突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在大邱出生,童年是在父亲的万般宠爱下度过的,非常美好。我高三的时候,父亲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尽管身体非常不适、胃口非常差,但只要我用汤匙递过米糊,父亲总会吃下去。
病中的父亲从未失去过自信,“不用担心我,我会好起来的”,他总是这么说。
我考入大学后,父亲的身体突然变得极度虚弱,而且精神上的痛苦好像比身体上的要强烈得多。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当他说“我的生命好像要走到尽头了”的时候,我感到了悲伤,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悲伤。此后过了一个月,父亲就去世了。那个时候我隐约体会到一件事,那就是生与死非常牢固地与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
想着想着我又想到了妈妈,“我从这里上岸后一定会住院,妈妈也一定会来看我,到时候我怎么告诉她因为爆炸而跳进海里的事情呢,可不能吓着她啊”。
想这些的时候,我在海水中已被冻得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时我没想到生死,心中只为如何安慰到医院探病的妈妈而苦恼,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毕竟还是个孩子啊。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件事,乐观能给人带来生机,悲观伴随的却是死亡。当时,我下定决心要活下去,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做,不管是住院还是手术,我一定要活下去,就这样死去的话,妈妈在电话中所说的话就会成为我和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通话,“我看你还是不要回家了,下这么大的雪,你会把时间都消耗在路上的,你还是在那里休息一下就上船吧”。
“见习大副,现在还剩多少距离?”船长艰难地喘着气问我。
“还有5英里。”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现在就正处于这种状态。过了几分钟后,船长再次问我还有多远,我告诉他还剩3英里了。其实,我的回答都是编出来的,远方的船并没有向我们驶来,在动的只是我们的救生圈,被海浪缓慢地推向那个方向。
我本应回答船长,那些船根本没有向我们移动,可是只要我如实回答,船长、永恩和我的生存希望就会立刻破灭。即使是多活几分钟也不能悲观,当我们处于逆境,当我们迫切需要生命的希望之花时,就算是在坚硬的凝霜上,我也要把那花画出来。
“啊,啊,”船长呻吟似的说道,“我好像撑不住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随着话声,船长的额头上爬上一道道痛苦的皱纹。
我和永恩的脸上沾满了黑黑的烟尘,头发被飞来的烟气和海水里的盐渍浸染成了粗糙难看的海草。我们都已到了临界点,感觉只要一哭,所有的努力就会一下子坍塌下来。
“船长加把劲,我们快到了。”
突然,永恩喊道:“来了,来了,看那里,是救生艇!”
我们抬起头向远处望去,远处的轮船还是停在那里纹丝不动,但让我们惊喜的是,有艘救生艇正破浪向我们驶来。
救生艇是从中国籍轮船GasParagon号(音译)发出的。长期在海上作业的人们有一个默契的约定,“一切以生命为先”,所以无论是谁,这时候只要发现我们,都是会救的。中国恩人们发出的救生艇从离救生艇最近的人开始救起,我们是所有生存者中最后的一批,从我们跳进海水开始算时间,到现在已将近过了40分钟。
救生艇每救出一个人,都要先绕一大圈再慢慢靠近剩下的人,这是为了避免救生艇的浪花袭击剩下的人而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救生艇从最近的永恩开始救起,救起永恩后过了5分钟,他们才再次回来把我救了上去。上了救生艇后,我依然在瑟瑟发抖,永恩也是一副黑脸散发的模样。救生艇绕了一圈,又回到刚才我们被救起的地方。
一开始我们以为看错了,要不就是弄错了地方,因为本应有船长在的海面上现在只剩了一个救生圈。一瞬间,一股不祥的预感从心底深处袭了上来,身体的抖动突然停止了,寒冷的感觉被毛骨悚然的感觉替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使劲摇头,“这怎么可能呢?他刚刚还在我们眼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