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纷争的时代
20世纪90年代往后的中国商界,颇有三国纷争初起的态势。
传统的国有企业仍然保有历史上的优势地位,从政府官员到各地学者,穷其智慧为国有企业重振雄风开药方。但在竞争日渐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深受体制机制困扰的它们总带着些日薄西山的凄凉,甚而连进取心都开始消弭。
《中华工商时报》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新闻:北京的袜子、手套等日用小商品严重积压,东城区工商局为了让区内的国有企业多一些销售机会,主动安排它们进入集贸市场,并动用行政手段为它们安排了最好的摊位。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数以百计的积压厂家只有17家前来登记申请,最后走进市场的只有六七家。在北京最大的集贸市场和平里综合集贸市场,国有企业的售货员缩着脖子,躲在柜台后面,一副守株待兔的样子,而且严格遵守8小时上下班时间;而个体练摊的经营者们又是叫卖,又是拿着样品比划,热闹得让人不禁驻足,即使再寒冷的天气里,他们也仍然天亮出摊、天黑才收。最后,由于国有摊位的销量不及个体的1/4,国有摊位很快就被淘汰出局。撰写此文的记者在文中写道:“虽然使国有企业在场地、产品、流通环节等硬件上与个体形似,但在利益机制、市场机制上的神合却难以达到。”万般无奈之下,一种令人心头一震的声音开始响起:“吃任何药都不如不吃药,不管就活”,“让抢救无望的企业‘安乐死’”,“红白喜事一起办”。
在民间“野蛮”生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此时却已经悄悄挣扎出了一片天地。就在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还在搅乱政府、学者的思路时,民间向往幸福生活的念头已经在推动着人们改革。1990年农业部所做的统计显示,乡镇集体企业当年实现利润265.3亿元,首次超过国有企业的246亿元,前者的销售利润率为5.6%,相当于后者2.6%的两倍多。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甚至放出豪言:到2000年,乡镇企业无论产值还是利润都将超越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老大哥”的角色。这一次,举国学界无人与之相争。
跨国公司的力量也渐渐发挥了出来,尤其是在开放较早的东部沿海地区,庞大的资金、前沿的技术和国人未曾见识过的经营手段迅速征服了政府和本土消费者,并且正式开始影响中国企业的生死存亡。
自1963年开始批量生产的、一向只有县团级以上干部才能乘坐的上海牌轿车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了危机:售价为每辆2.5万元的上海牌轿车受到国家专控的限制,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厂里也只敢偷偷地向社会出售轿车。不过,如果没有上海大众的出现,上海牌轿车也许还能多撑几年,当然中国人普及轿车的速度也可能要延后多年。1985年组建的上海大众汽车厂毫无顾虑地扩展产能、扩大市场,尽管大众桑塔纳售价高达17.8万元—几乎是该产品的世界平均价格的6倍,但在当时的年产量还是达到了6万辆,接近上海牌轿车过去28年的总产量。1991年11月25日,无力回天的上海牌轿车宣告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