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站:熟悉而陌生的上海(1)

回到杨树浦路2310号

“这好比是一支双人舞,中国是其中那个领舞者,我们的节奏必须合拍,快不得也慢不得。这可不是一支容易跳的舞蹈,因为联合利华从回到中国的那一年—1986年开始,便知道这位领舞者的动作变化多端而快速。”直到今天,曾锡文仍然能清楚地描摹出逝去的那段时光。

1986年的中国是一炉烧得沸腾的水,翻滚浮沉的气泡,有的虽上下颠簸却始终颤巍巍、圆润润地立在那里,有的倏然裂开,但闹腾腾地弥漫了后来者的双眼,还留下了浅浅的暖意。此刻,倘认真地揉一揉眼睛,透过薄薄的雾气往回看上一眼—很有一些人和事值得后来者用心记一记、想一想。

那一年,国有工厂里很多闲置的机器设备被搬进了乡野中粗粗建成,甚至还没来得及粉刷的厂房里;越来越多城里的工程师们一到周末就卷着图纸坐着小车一头扎进了“农民们”的大本营,关于“星期日工程师”的故事慢慢地从人们的口中传到了报纸上;很多原本高高在上的国有企业突然开始热衷于把自己的一些业务以承包或联营的方式转包给乡镇企业,曾经被绝对禁止的行为骤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在一些地方,“联营厂”的数量甚至被视为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有进展的政治性指标—乡野中的“草根”,仅仅是有了一些松动的泥土,便生机勃勃地长开了。

也是那一年,城里国有工厂中最让人羡慕的“铁饭碗”哐啷落地。9月9日,国务院公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4项规定,涉及国有企业招工、待业保险、劳动合同制以及辞退等—“合同工”从厂里的另类变成了主流。和“打破铁饭碗”一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国有工厂的破产:同年8月,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收缴营业执照,成为“国企破产第一家”,但破产厂长石永阶自己却雇了几十个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建起了新厂。

还是那一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再向往“安全而令人窒息的国有企业”。在北京中关村,穿一身上百元的西装、别一个BP机的年轻人中,不乏后来叱咤商界的骄子精英: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杨元庆不等学校分配单位,就加入了柳传志的队伍;北京大学的王志东更加“离谱”,还没毕业就跑到中关村开始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而在遥远的乌鲁木齐,后来德隆的创始人唐万新,在大学肄业后用400元创办了“朋友”彩印店……下海,仿佛就是在一夜间疯魔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的欲望在压抑了30多年之后,如火山般喷发。一株君子兰可以卖出10万元,一个普通的温州农村妇女可以凭借“抬会”月入上百万①—这些在今天想来依然不可思议的一夜暴富的神话频频爆发,而后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