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土企业在微观层次的优势,论者已经不少。在宏观层次,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更加公平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购买力集中于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而且,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也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呈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在中国市场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家电消费热潮中,正是凭借这一点和当时的贸易壁垒,中国家电行业几乎白手起家,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我们对国人、对内资企业在公平竞争条件下的能力应有信心。除了至关重要的骨干企业外,我们要的是整个产业的兴旺发达,而不是某一家某几家企业的只生不死。
与此同时,中国希望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一个经济强国的影响力绝不仅仅表现在生产、收入等硬指标,更表现在能够为国际经济运行提出并实施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可行的规则,这是一个大国世界治理能力(借用我敬重的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兄的词汇)的体现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增长,中国投资者在海外固然受到了不少欢迎,但受到的掣肘也并不少,中国要为本国投资者向海外东道国争取合理的权益和待遇,就不能对国内的外资实施非常歧视性的政策,否则我们的国际投资政策主张就自相矛盾,对我们的软实力是一种损伤。我们固然不应将外资奉若神明,但同样也没有必要将大多数外资视为候补敌人,视为有长处、有缺点但能够遵守法规的合作伙伴可也。
对政府的招商引资热也需客观认识。招商引资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高度重视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工作中心、政府管理体制高度重视结果导向两大特点决定了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及其成员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不断改进对企业的服务,中国政府机构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张家港市委书记秦振华提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后,全力以赴招揽投资和创造良好商业环境在全国政界蔚然成风。现任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期间(1998年6月~2000年12月),曾带领6人招商团队用12天走访了美国、加拿大两国9座城市的20家跨国公司,草签了10多份协议,引进投资8 000多万美元,而这种作风在各地、各部门并不少见。合肥近年在吸引产业转移方面收获甚丰,此书中也用不少篇幅描述了合肥招揽联合利华投资的案例。毋庸讳言,今天某些地方过度强调“招商引资”和“亲商”而不惜一切,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副作用,不可避免地遭到几乎全社会的尖锐抨击,纠偏势在必行;但招商引资热至少表明中国各地、各级政府在努力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改进公共服务、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法规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只要运用者能够防范和消除对内资的逆向歧视、为讨好投资商而践踏法律和居民人权等缺陷,这种工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正面作用。我们应该抨击和改正的是使某些人得以“名正言顺”打着“发展”和“招商引资”旗号践踏一切法律、道义的思维定式,我们需要遏制和消除的应该是借口“招商引资”牟取非法私利的腐败行为,但我们不能否定发展经济;我们要泼掉脏水,但千万别把孩子也一起倒掉,那样做对于我们矫正以前的错误只有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