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跨国公司不是“救世主”(1)

“光环”丢了

时光列车驶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500强”这个概念突然成了中国企业的一个梦。1995年底,海尔的张瑞敏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海尔要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名单—尽管那一年,海尔的销售额仅为“世界500强”入围标准的1/18。随后半年,至少又有30家公司提出了进入“世界500强”的时间表。

这股强大的信心首先源于挣脱制度束缚的中国民营企业在过去十余年间的爆发性发展。生产白酒的秦池集团连续两年拿下了中央电视台广告的“标王”,以“每天向央视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的气势激荡了商界;三株口服液无所不用其极的销售手法仍在发生着酵母般的作用,在仅用2年就创造了20亿元销售额的基础上,“规划”着到1999年可以实现900亿元的销售额;百货业也在爆发,一家名叫亚细亚的商场制订了这样的规划:2000年前,在全国开设1 000家连锁商场,年销售额达到500亿元。除此之外,跨国公司头上“光环”的消失,也是这股强大信心涌起的重要原因。

曾锡文回忆道,改革开放初期,本土民营资本虽然正在迅猛发展,但仍然受到严重的信用制约,无法获得金融上的扶持,并被限制进入很多行业;而国有企业却陷入了屡振不兴的困局,需要寻找有效率的合作资本。因此,吸引外资被普遍认为是振兴地方经济的捷径。

武汉第二印染厂的例子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这家老工厂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新公司裁员2/3,设备依然沿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设备,行政管理人员从35人减少到3人,香港方面带来70%的外销业务,工厂很快扭亏为盈。

这类“一合资就灵”的故事对当时急于扭转国资困局的决策者来说,无疑是个强刺激。因此,从政策设计伊始,外资便获得了“超国民待遇”—只要企业有25%以上的外资,便可以在税收上享受减免,员工的收入也可以适当脱出传统的管制。其时,一个普遍被采用的政策是“三免两减半”。

然而,1995年底,《经济日报》却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内地舆论对跨国公司的认识需要改变,因为跨国公司可能会是垄断和国有资产流失的罪魁祸首。随后,其他报纸杂志纷纷开始声讨跨国公司,揭露的问题包括血汗工厂制度、转移价格、倒买倒卖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等。

与舆论相比较,中央政府的一些实质性动作似乎更令跨国公司担心:取消外商投资用的设备关税减免优惠政策,取消对外商的加工贸易实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加强对外资企业税收管理、限制港粤之间的纸品加工贸易等。

虽然地方政府依然表现出欢迎跨国公司的态度,但一部分跨国公司仍然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它们把即将签约的合同都退了回去,而华尔街上摩根、高盛等投行甚至把中国列为高风险投资地区。

此时的联合利华却是一副波澜不惊的做派。单单在1996年,联合利华就连续完成了3笔大投资:与张家口合成洗涤剂厂共同投资组建张家口联合利华洗涤剂有限公司;与合肥日化总厂共同投资组建合肥利华,重新推出“芳草”牌洗衣粉;配合联合利华总部收购夏士莲的行动,开始将夏士莲的生产从新加坡转移到上海闵行地区。

对国内政治态势和联合利华都无比熟稔的曾锡文精辟地评价:变化其实仅仅在于人们对跨国公司有了更真实的认识—跨国公司并不是“救世主”,但失却了光环的跨国公司却需要适应神坛下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