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这本书是改革开放后联合利华在中国的企业史,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此书主要人物—曾锡文在联合利华的从业史。不妨把这位主角当做在华外资企业白领、特别是高级白领的代表来看。根据联合利华(中国)公司网站上的数据,目前联合利华在中国直接雇用的中国员工已有5 000人;早在2006年,我国三资企业全年平均就业人数已达2 118.1万人,2007年底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数已超过4 200万人,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0%,其中“真正的”外资企业中高级白领绝对数字也不会太少。对这样一个群体,该如何看待?
与书中曾锡文的主张一样,我也希望外资跨国公司涌现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管,希望通过一定法规支持中国高管脱颖而出。不仅如此,经过实践的磨炼,中高级外企白领、特别是出身一流跨国公司的外企白领还是可供内资企业利用的人力资源宝库,毕竟我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还需要向先进企业学习。当年出身太古洋行的郑观应先后筹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营了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局,挽救了当时已难以为继的轮船招商局,要不是他的功劳,今天我们恐怕就没有招商局和招商银行的牌子了。在今天如此开放的时代里,同样可以涌现出更多新的郑观应。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高管的贡献,正在大举“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想做好海外业务,同样需要用好东道国当地员工。早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荣毅仁就向陈云提出要在国外搞一些中国的“康白度”(英语“买办”的音译);今天,海外中资企业面临严峻的公共关系问题,以至于几年前笔者就接受过有关部门委托做经济领域“中国威胁论”的课题,此书主角的故事能否让我们的对外投资企业受到一些启发呢?我期望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