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沸腾的、对财富极度渴望的时代环境中,阔别了中国大陆小半个世纪的力士香皂,从欧洲回到了上海的旧址。延续着和过去一样独特的枕垫形,浮凸在香皂表面上的“力士”两字,带着与50年前一样的自信,意欲和中国一起积累财富。但此刻,原本熟稔于这片土地的它,对于新中国来说,却是一股十分陌生而新鲜的力量的代表。因此,它迈着小碎步小心翼翼地回到了上海。
早在20世纪20年代,老上海的影星们就拿着枕垫形的力士香皂巧笑倩兮地上了月历牌,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随后的世界政局变化,联合利华不得不在之后20余年里逐步放弃了在中国的庞大业务。对于这个一贯善于先行一步从而在新兴市场赚取可观利润的巨人而言,此举无疑是盘桓在心头的一大遗憾。
1978年,中国政府放出了改革开放的信号,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随之展开,迅速激发了联合利华的投资兴趣。但是,考虑到前苏联市场的前车之鉴以及担心合资项目泄露技术以致将来养虎为患,与中国远隔万里的联合利华不得不在迈步前进行最审慎的观察与思考。
曾锡文在改革开放的头一年便到了国家建委引进办,随后进入轻工业部进出口局参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成为第一批与外资打交道的政府官员。因此,在他的记忆中,记录着当时中国对外资开放的脚步。
1979年以后的数年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实质性政策法规,用白纸黑字明确了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对外资所持的欢迎态度,其中包括《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先生访华后,曾高度评价这几部涉外经济法规。他说,这几部法律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它们的及时颁布使外国企业家增强了在华投资利益的可预见性,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5年的最后一天,中国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场的原型—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开张,联合利华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希望与世界更加接近的中国,而民间种种原始的突破性力量也搅动着中国经济的这一池春水。1986年的《时代周刊》第一期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题,用几乎半本杂志的庞大篇幅对发展中的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时代周刊》资深撰稿人乔治•丘奇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依然相当神秘且落后的中国:“仅隔几年重访中国的外国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丰富多彩的食品自由市场,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的整洁小屋和充满生机的乡村工业,这些都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东道主所没有见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