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联合利华的样本意义(3)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重新起步,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中央领导人认为,吸收外商投资创办股权式中外合资企业,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权益,共担风险,不会造成债务负担,比使用外国贷款对我们更为有利,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当时胡乔木所作的发言《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7月28日,刊发于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中还提出要制定一系列经济法规,包括《外国人投资法》。1978年10月25日,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在宴会上肯定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士光敏夫、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建议,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进入决策层日程。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层次上,当时国有企业利润上缴高而利润留存、折旧少,加上“拨改贷” 等改革措施虽属必要,但不无偏颇,导致企业备觉财力紧张,上海上缴中央财政一度占中央财政总收入40%,甚至更多,这种感觉尤甚。本书中提到联合利华返回中国市场之初遇到“工业博物馆”,其来有自,当时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也激励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用外资的内在动力。

1979~1991年,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累计198亿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4》数据计算)。其中,1979~1982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近11.7亿美元,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1986~1990年)上升到142.6亿美元,1991年上升25.2%,达到43.7亿美元,增长态势明显。但就总体而言,改革初期延续了此前利用外资以外债为主的历史惯性,加之受限于管理经验和能力,在1991年之前,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式以外债为主,包括外国政府和进出口银行信贷、国际多边经济组织信贷等官方、半官方信贷,也包括商业性贷款和债券融资。在此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796.28亿美元中,借款为527.43亿美元,占66.2%;外商直接投资为233.48亿美元,占29.3%;外商其他投资为35.37亿美元,占4.4%。

对东道国而言,债务融资的好处是不必永久让渡收益索取权和日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正因为如此,在微观层次上,企业融资顺序中首先是留存利润等内源融资,其后是债务融资,股权融资被列为成本最高的融资方式;在宏观层次上,一国的外源融资也遵循同样的顺序。然而,由于存在偿债义务,且偿债在清偿顺序中名列第一,债务融资又对借款人的财务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这样,由于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始终面临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压力,外汇储备不多,国际清偿能力有限,中国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1982年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而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促使中国更为关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文提及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中央领导人开始倡导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正是因为那一年我国因无法偿付进口技术、设备而被迫到国际金融市场借用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1981年1月,我国更不得不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信誉遭受重创。 可以说,当时中国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

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众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中度过了“失去的十年”,波兰团结工会也正是问世于该国外债危机的动荡之中,从此开始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目前社会上对出口导向政策、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多有抨击,但从当时的现实来看,提出“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重视外商直接投资自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扮演以目前情况去否定当初举措的事后诸葛亮,我们该做的应当是因应形势变化及时调整。

不仅如此,私人资本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所占比重上升;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带来债务融资往往无法带来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培训和示范效应等渠道扩散开来;新进入者可能激活和增进市场竞争……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外资政策重心向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倾斜。在这本书中,我们不难看到联合利华等外资日用消费品公司给当时的中国市场带来的积极作用;而在宏观层次上,从1992年至今,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流方式。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猛增152%,超过对外借款,成为年度利用外资第一大来源。从此,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中确立了主导地位,至今都没有动摇。正由于中国在利用外资中坚持以实质经济部门直接投资为主,与大量依赖组合投资流入的国家相比,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较大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受冲击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