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追求哪种国际秩序?

既然今天的发展机会是来自于过去几百年西方与国际社会共同建立的秩序,也来自于西方技术创造的工业化基础,那么在我们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上就应该以保护和改善这种秩序为基本立足点,至少不应该去主动摧毁让我们赖以崛起的秩序。那么,如何理解今天讨论最多的“多极”与“单极”世界秩序呢?从中国自己的经济角度讲,究竟应该追求哪种秩序?

我们可以从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找到答案。一般认为,1492年到1800年左右是全球化的“预备期”,19世纪是全球化的第一期。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期全球化就告一段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称这一段为全球化最黑暗的年代。第二期全球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特别是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全球化算是进入新的全面高潮。

自1700年左右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时的世界基本是由英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在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100年里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也不应该原谅它们的罪行。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或许也可以看看那时的跨国经济关系,比如,在那时的单极秩序下,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机遇如何?国际贸易状况如何?数据表明,当时贫困国家的发展机会要比今天好。比如,1913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的50%流向当时的发展中国家,46%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FDI只有15%流向发展中国家,80%流向发达国家。这说明在大英帝国当道时期,发展中国家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我们就产生疑问: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消灭殖民地之后各国是平等了,但这是更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各国的发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大英帝国时期的贫困国家反而得到相对更多的外资呢?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19世纪殖民地国家的公司不仅能像英国本土公司一样在英国融资,而且它们需支付的融资成本也与英国公司没多大差别,这就使资本流向在贫困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相对均衡。因为殖民地一般都采用其宗主国的法律体系与经济制度,再加上英国海军、法国军队对它们的投资者在海外产权的保护,使投资者对海外投资感到安全。换言之,正因为炮舰、暴力是19世纪欧洲国家解决海外产权、合约纠纷的最惯用手段,使欧洲投资者更能对贫困国家投资形成稳定的预期,使他们对投资海外反而很放心。这也就造成了19世纪末英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是流向海外殖民地。过度的海外投资甚至成为英国19世纪后半叶发展放慢的原因,也是其帝国破灭的主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施压英国、法国等放弃殖民地。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独立,都享有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平等权利,可是这又造成了产权方面的问题。由于联大开会一国一票,而大多数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这使发达国家在海外产权处理上被迫做出让步,这等于是要求国际投资者放弃部分权益。如今,海外产权、合约纠纷都要按各主权国的法律由其司法系统解决。结果是,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不愿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因为将大量资金投到法治不完善、合同履行不正规、产权保护不放心的国家去,风险极大。

在结束了当年以暴力维持的英国单极秩序后,世界各国确实更平等了,这是进步。但这样一来,今天的国际投资者在判断投资地点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当地的法治如何、产权保护如何、信用体系是否可靠、媒体是否自由等,而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又有很大优势,发展中国家又偏偏在这些方面不足。这就导致80%的FDI都流向发达国家,使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得不到外资。当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基础不牢、投资环境一般时,它们怎么能有优势与美国竞争获得投资呢?对此我们必须有深刻的理解,难道国家权利越平等,发展中国家反而会越来越穷?我这里不是为英国、法国的殖民政策作辩护,也不是要重回殖民时代,但是国际投资者的担心、发展中国家得不到资金,这都是今天联合国时代的现实问题。

当然,对于中国,人力成本的优势对外资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可暂时抵消由于司法不独立、产权保护不完善所带给国际投资者的成本,但这种弥补只适合中国和印度,因为我们的人口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多得多,外国投资者还是感觉有利可,但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就被边缘化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人力成本最终会上升,因此靠低的人力成本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只能是暂时的。

总而言之,在英国的单极秩序下,19世纪不仅有更多的跨国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且全球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把那100年称为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可是,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全球化进程宣告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后,法西斯势力在全球扩张,德意日三国轴心、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苏联,这三方之间形成了今天一些人所希望看?的“多极世界”的一个样本。那么,那次“多极”究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什么?“三极”之间相互独立、相互作战,这当然极不利于国际贸易,使跨国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当时,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开始在全球出现,各国高筑贸易壁垒,连英国也禁止进口某些商品或把进口关税提高到70%~80%,这在19世纪时是很难想象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那次的“三极”秩序也结束了。但接下来又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与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对立的两大阵营,这就是冷战期间的“两极”世界。当然,同一阵营中的国家间的经贸交易不成问题,但两大阵营之间的经贸交往困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极”和二十多年前才结束的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秩序已经向我们证明:我们不应该去渴望、追求一个“多极”世界。那时候的多极究竟是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大发展还是阻碍了全球的进步,结果不言自明。从长远看,“多极”会大大增加国际贸易成本,大大增多国际不稳定因素,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再出现那样的外部环境,我们的经济怎么能健康发展呢?我们生产的商品怎么可能十分顺利地打进国际市场?中国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把其市场开放到最大,我们恰恰得益于当今世界单极化的趋势,就像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国内的跨地区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市场也立即扩大一样。很多朋友说,如果让美国为一极、俄罗斯为一极或者还有其他极,再让中国也成为世界一极,那不是很好吗?—从表面上看,这是件感觉很荣幸的事情。可是,倘若我们为了一时的“感觉”而去打破当今的国际格局,我们一定会承担巨大的代价:就业问题、三农问题、发展问题怎么办?难道要再次中止中国走出农业社会的进程?

如果我们想好好地把握历史所赋予的发展机遇的话,就应该在国际问题上选择以美国或某种“世界政府”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这听起来难以接受,但这是对中国经济最有利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