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制度能救国企?

最近有人在文章中谈到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制度问题,以青岛啤酒为例说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越性,并也行得通。

分析青岛啤酒这一个案能告诉你什么呢?2001年以后其业绩改进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从中得出另一个“要想成为好作曲家需先把眼睛弄瞎”的结论。

在有关论述中,有的人士以2001年青岛啤酒掌门人从彭作义换成金志国为例,说从那以后青岛啤酒业绩和H股股价都有了大幅提升,说那证明青啤采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多么优越,认为这是青啤比海尔越做越好的根源所在—这个结论非常牵强。其实,这位人士并没界定清楚金志国与张瑞敏作为职业经理人有什么差别,那些我们暂且不管。但是,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并没有证明:2001~2003年青啤的业绩改善是由“金志国作为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这个“因”造成的,特别是由“信托责任”造成的。当然,他们更没有证明是“信托责任”在金志国这里管用,而在海尔的张瑞敏那里不管用。

严格来讲,青岛啤酒的业绩和股价改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彭作义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举债收购,收购了各地很多的啤酒厂。到了2001年,青啤在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基地,啤酒差不多可以就地生产,不再需要远途运输,成本就节省了很多。可以说,这为2001年以后青啤业绩提升做了很好的准备。如果没有彭作义的大规模举债收购,或许青啤2001年后的业绩提升也不会这么快。

过去几年青啤在香港H股的股价确实上涨不少,但我们不能忽视同期间所有H股股价都在上涨。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有那么多新的中国概念基金公司于过去两年建立,大家都想买中国股票,而且2003年是全球新兴股票市场过去几十年里上涨最多的一年。当海外基金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时,分到投资中国的比例也会很多,它们投资中国股票的主要途径又是香港H股、红筹股和B股。这样一来,水涨船高,青啤的H股不上涨才怪呢!

因此,青岛啤酒的业绩和股价上涨不一定是由“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造成的。更何况,正如前面讲的“阿炳的故事”一样,单个或几个案例不能说明一般性的问题。

再者,一些人讲到的“信托责任”,就像我们讲了几十年的“要讲道德”、“要有责任感”,等等,讲了50多年,结果呢?并不是我们不向往“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问题是,“信托责任”不是靠道德式训话建立的,而是要靠相配套的市场竞争与制度逼出来的。中国50多年的实践证明,如果只靠道德要求而没有制度支持,甚至刚进去时的“职业经理人”到后来也会被国企改变成“非职业”的经理人。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也开始培养职业经理人、意大利的国有企业从二战以后也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但最后这些国有企业都被迫民营化,为什么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越来越差,当时也试通过奖金激励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培养其管理者的成本意识,但是国有企业效益仍然每况愈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试过奖金制度,实行过“承包制”,但结果却是经理人只顾实现短期利益而采取了很多短期行为,导致这种激励方式最终失败。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制度可能与“信托责任”的说法最接近,它们的国有公司并非行政部门,行政干预较少,但是国有企业在意大利最终还是失败了,从1985年开启了私有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