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1)

第一部分当今的旧观念

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

第1章·Chapter 1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

我们将意识到，这场关乎千家万户的衰退将迫使美国人创新发展模式以实现新的繁荣。

在市政厅会议上，选民们是如此的安静，以至于可以听到他们竖起耳朵倾听时所发出的声音。还从来没有哪个政府官员跟他们说过下面这番话，更何况是一个刚刚宣誓就职的总统呢！

“大家注意！”总统手里拿着一个麦克风边走上讲台边说道，“接下来我要说的正是没人愿意告诉你们的。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中国、印度等竞争对手的崛起都意味着世界已不同往昔。如今我们不能再坚持旧的发展模式，虽然它曾经带来过全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你们当中的许多人现在赚得要比父辈们少，更糟糕的是，你们的后代将赚得更少。”说到这里总统顿了顿，等待余音散去。“现在，我们可以骗自己说‘这不是事实’。事实上，多数政府官员也都是这么做的。但我认为，拒绝承认对我们毫无益处，也不利于我们团结一致去做一些事情促使国家在新的世界关系中实现繁荣昌盛。”

你不用担心以前错过了类似的新闻，因为此前从未发生过这种场景。即便有的政治家心里这么想也不会把它说出来，因为这些话质疑了美国梦的核心观念，即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长期以来该观念已成为美国精神的核心，以至于人们几乎将其视为事情的规律，并视之为进步的标签。毕竟，一浪接一浪的移民发现“从长远来看”美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国家。他们的后代发现在美国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中能够飞黄腾达。毫无疑问，这种寄希望于后代的期待早已根植于美国人的思维中。后代能否超越自己已经成为界定某个家庭成功与否的特征，成为衡量人们对经济是否满意的首要标准。显然，政治领袖认为我们珍惜这一前景，因为他们将此作为讨论我们生活的核心。他们就像一面可靠的镜子，真实地映射着追随者的信仰。甚至当有人提出经济发展正在受损时，他们也坚决拒绝承认“下一代将赚得更少”的可能，而且态度之强硬足以说明他们已如此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多么需要这种观念。对于我们来说，放弃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 的观念就等于放弃了美国精神的核心。“我们不能成为美国历史上让后代状况恶化的第一代人。”这一熟悉的呼声在荡漾着。我们得到了可以实现美国梦的承诺，我们能坚持下去。

但问题是，新的研究表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扣除物价因素后，目前大概1亿美国人所生活的家庭中，后代的收入要少于父辈们在相同年龄时的收入。而且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前景只会变得更加惨淡。为了有效利用工资限额进行大规模雇佣，在不久的将来即便工作机会不转移到境外，美国国内也会有1/3的工作机会对国外工人开放。新的研究结果还显示，与许多欧洲国家相比，目前美国向上的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对于某个人或团体来说，指的是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但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向上流动只是社会流动的几种形式之一，人们也可能向一个较低地位移动（向下流动）。——译者注 ?（超越出生时状态的能力）要小得多，这恰恰与流行的美国神话相反。诚然，占人口12%的移民初到美国时除了勇气和动力外一无所有，对于他们来说美国仍然是充满机遇的乐土。但剩余88%的美国人则需要面对沉重现实：美国能够世代发展的根深蒂固的假设将不复存在，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有近一半美国人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

第2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2)

“美国存在巨大的社会流动性，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做得更好，比上一代人在相同年龄时赚得多，并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自己的购买力还会不断增长。“这种观点已构成美国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础。”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这些变化趋势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大部分生产收益都流向了社会分配的最上层，而大多数人都无法获得社会流动空间，到那时我们就销蚀了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必须指出的是，只要整体经济在增长，个人的收入也会增长，这就意味着平均起来每代美国人都会比上一代赚得多。但是如果平均值是被那些几乎获取了所有经济增长收益的高收入者拉升的，那么对于多数中产阶层及工薪阶层来说，则意味着他们的下一代将赚得更少。）

尽管讨论这些话题仍然是政治禁忌，但是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日益清晰的事实。佩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 ?佩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是美国佩尤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该项目通过一系列全球性的民意调查了解世界各国处理各种问题的态度。——译者注 ? 2007年7月份的调查数据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状况将会更糟，相比之下只有31%的人认为下一代的前景会更好。在公共场合中，当国家形象与个人担忧不一致时，对国家形象的坚持几乎抑制了所有应对这种情况的讨论。

其实这种发展趋势并不可怕，也并非像我们想象的如同大难临头一般。确实，这种趋势颠覆了我们的期望，并且预示着我们将与历史决裂。但是如果以全新的眼光审视未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考验也是修复经济中一系列缺陷的契机，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总是上升的趋势”深信不疑而忽略了这些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大问题不是经济的变化，而是落后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无法在新形势下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新技术的普及，国家会采取适应性措施。没人愿意看到众多美国人的生活因此遭受不幸。但是为了前进，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只有从“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重新审视一个从未明确探讨的根本问题：在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确保机遇及社会保障的过程中，个人的角色是什么？社区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形势迫使我们寻找这些问题的新答案时，结果也许会变得好起来，即便对于面临减薪压力的美国人也是如此。而且尘埃落定后，美国将一如既往地保持乐观。面对令人不悦的现实，迎面而上比祈祷它消失更能赢得信心。

大爆炸

第3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3)

为什么美国人会把提高后代的生活水平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呢？因为自建国之初，这一著名的模式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经历的一部分。从一开始，这一惊人的记录就预示着人们与以往经济历史以及先前卑微期望的断然决裂。快速（并且有选择地）浏览一下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将有助于理解“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这一假设在美国人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原因。

在遥远的过去，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那时根本就谈不上经济发展。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写道：“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自那时起至18世纪初期，生活在地球文明中心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人们的生活时好时坏。但就整体而言，在近400年的时间里人们的平均收入并没有大的改观。凯恩斯将这种停滞归因于“技术进步的明显缺失”以及为投资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失败”，而投资恰恰是发展的动力。这是一种大胆的设想。经历了150多代的繁衍生息，人类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实质提升，这听起来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它的确是事实。毕竟飞机、自来水、电视、脑灰质炎疫苗、长途电话等改善生活的发明走进美国人的生活也只有一代人的时间。

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两股巨大的力量创造了美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快速发展，并实现了美国人生活的世代改善。我们可以称其为社会学的“大爆炸”，在这一过程中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美国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到来。

首先看一下美国独立所带来的影响。新共和国实行人人平等的政策，秉持机会平等的道德观，这一切共同成就了独特的美国。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将很多阶层（包括非洲裔美国人等）都排除在新共和国的美好愿景之外是十分可耻的。但是“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美国的践行却有着不可低估的突破性意义。尽管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为《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他在这两本书里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译者注 ? 知道在新诞生的美国也存在财富和地位的差异，但他在19世纪30年代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撰写的著作中写道：“美国不要求出身低贱的人承认自己的低贱，他们也不需向上层人卑躬屈膝。”托克维尔还捕捉到了美国的经济形势，并在书中写道：“普通美国人似乎都因为‘可预见的成功’而神采奕奕。”

第4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4)

总而言之，过去在美国充满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可以使人全力以赴、尽情发挥，以出生时的状态为起点达到力所能及的最高极限。这也有助于解释实行大众化教育制度的美国在建国后不久就独领世界风骚的原因。美国人的道德观念也能反映出他们对上进的狂热。与欧洲贵族及神职人员不同，美国人把努力工作和经济野心视为正当追求，而不是庸俗和邪恶。这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代表作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译者注 ? 对“新教伦理”促进美国资本主义崛起的精辟解释不谋而合。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这种向上精神的杰出代表，他是白手起家的出版商、政治家、科学家、外交家，他在《穷查理年鉴》中关于工作、勤俭、节约的箴言风靡美国。第16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则是这种民族精神最崇高、最持久的象征。

林肯时代的经济

林肯把经济进步的理念永远烙在了美国的国家精神中。林肯深知，一个出生于小木屋的砍柴人能够靠自学入主白宫的事实说明美国必有惊人之处。1864年在返回俄亥俄州的路上，林肯对战士们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像美国这样热衷于自由和平等。我们当中最卑微、最贫穷的人都能被推举到享有最高荣光的地位。今天我能入主白宫，你们也有机会像我的父亲那样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白宫。”

“25年前我是一个雇工。”林肯在另一场合对人们这样说道，“昔日的雇工今朝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将来还可能成为雇主。在平等社会中，进步（条件改善）是事物的发展规律。”

我们常常忽略了正是这种对个人进步的热情促成了林肯处理奴隶问题的方式。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筹备总统竞选的过程中，林肯所关注的并不是奴隶制度的道德性（尽管他认为不应该实行奴隶制），而是解放奴隶后北方白人工人的命运。因为林肯曾一再论证，如果必须与一无所有的奴隶竞争，北方的白人工人怎么才能在这个曾经改善过他们生活的地方继续安身立命呢？论证的最终结论是：为了北方白人工人的命运，必须给奴隶解放设定一个界限。林肯在处理奴隶解放这件事中，既考虑了普通人的经济利益又兼顾了废奴主义者的道德热情，这一远远超出公众舆论期待的精心设计最终帮助他成功入主白宫。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醒我们说，林肯通过设定界限的方式使得美国内战的意义超越了解放奴隶本身，还为捍卫民众政府成为“向普通人提供机会的社会生活系统”做出了突出贡献。林肯是那些生来即为雇工（包括农民、职员、教师、技工、船工以及劈柴工人等）但成功跨入农场主、富裕杂货店老板、律师、技师、物理学家及政治家阶层的数百万美国人的代言人。他们具备了新教伦理所倡导的勤劳、节约、克制等传统品质，再加上一些足够长久、坚强的品质足以使一个人跨入有产阶层或成长为专业人士，这些品质即使不能为他带来财富和特权，也能为他带来独立和尊严。

第5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5)

霍夫施塔特总结道：“对林肯来说，经济能否为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提供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是检测民主的重要标准。”

历史学家吉姆·库仑补充说：“林肯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废奴，也不是国家的统一，而是实现‘美国梦’。林肯把美国内战视为一场保卫战，捍卫一方净土，在那里向上层社会的流动繁荣而不虚假，也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挑战而受到阻碍。如果说富兰克林是旧约中传播梦想的传教士，那么林肯就是造就梦想的耶稣。”

向前，向上

然而，如果没有早期的工业革命，即便整个美国社会进步了，社会为个人所提供的机会也并不见得会很多。工业革命使得经济进步的理想传遍了全美国，而不仅仅是那些具有勇气和动力的特殊人士的专利。在文化、机械发明以及法律保护的神秘魔力下，改变整个工业的社会进步以井喷之势出现在当时的社会。蒸汽机的发明实现了纺织、采矿、化学、机械工具、机床、钢铁等众多行业生产率的惊人飞跃。

伴随着日益推进的工业进步，出现了思考历史发展轨迹的新思潮。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历史是一种轮回，即一系列场景的循环往复。例如圣经中谈到了战争与和平、丰收与歉收的交替，却没有谈到“进步”。波斯、希腊以及罗马的兴衰更是让人联想到帝国与文明的沉浮轮回。然而，科学的出现以及科学让工业开花结果的能力改变了这种观念。于是启蒙运动直接催生了经济发展的理念，那时“有用的知识”即如今我们所谓的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源泉。

凯恩斯所谓的“漫长的停滞黑夜”终于结束了。从1820年开始，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起飞，并以每25年增长50%的平均速度增长。

经历得越多，普通美国人的期待也就变得越多。马克思指出，经济增长及社会的开放创造了美国高效的社会流动性，这是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欧洲所不具备的。但是，马克思担心这会阻碍社会主义革命的脚步。对于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他不无焦虑地写道：“尽管阶级已经存在，但是并没有固定下来。它们的特征也在持续流动的状态中不断变化。”他的同事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也观察到，美国似乎不存在 “永久的无产阶级”。

如果有工人的餐桌足够丰盛到导致资本主义繁荣的时候，有移民寻找到机会为家人创造更好生活的时候，那么也必定会有挫折及痛苦的时候。1837年席卷整个国家的大恐慌发生之后，霍勒斯·格里利?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11—1872），美国著名报人、政治领袖。其激烈的新闻散文式社论帮助推进了废奴事业，改善了工薪阶层的生活状况，使自耕农免费获得了耕地，推动了禁酒、高关税以及查尔斯·傅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让“到西部去，年轻人！”这句口号广为流传。——译者注 ? “到西部去，年轻人！”的口号成为最初的职业建议。在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至少出现了5次重要的经济恐慌或萧条，分别发生在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和1907年。发生在1893年的大萧条尤为严重，失业率曾一度高达18%，截至1895年，大部分人的收入首次跌至1880年年初时的水平。

第6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6)

这些运势的逆转为今天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因为受它们影响，很多人开始反对经济进步的主流信仰，并提出了至今仍受推崇的替代理论。19世纪后半叶，在经历了长期令人痛苦的价格跌落后，广大的农民最先觉醒。同独立的工匠和手工业者一样，农民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正在被一些无法控制的力量（大企业、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等）侵蚀着。美国人自给自足的信条似乎不再可行。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及亚伯拉罕·林肯所倡导的、支撑向上流动的各种社会优势已无法保护这些人免受冲击。所以他们就自发行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重要的民主运动或许当属人民党运动，而该运动正是在反对创新及“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尽管人民党“停止世界”的态势没有得到蔓延，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其所追求的旨在保护弱势群体发言权、缓解工业化冲击的诸多改革措施——例如，实行累进所得税制、8小时工作制、加强企业监管、赋予公民投票权、实行参议院直选等，都被进步人士确立为法律制度。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继续，在未来几年内越来越多“勤劳且守法”的人将无法在传统的美国语境下获得成功。这种平民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及其关于改革议程的升级版将卷土重来。

大繁荣

尽管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阻碍了美国前进的步伐，但是其后的巨大繁荣却让先前衡量经济进步的标准黯然失色。从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决定人们收入及生活水平的生产率，即单位时间的产出量大幅飙升；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际收入翻了一番；各个阶层的美国人都分享了这一增长成果；贫困率大幅下降；大学入学率和毕业率都大幅提升。不难理解，每当讨论美国经济时，这一时期总被称为“黄金时期”。

然而事后看来，这一插曲无疑是历史的偶然，因为美国经济是这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后硕果仅存的一支。想想：截至1950年，尽管欧洲和日本绝大部分的重建都已完成，但美国的产出仍然占到了世界七大资本主义国家的60%，其外部的竞争近乎为零。在30年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大衰退的美国人都渴望享受生活，接下来迎接美国制造商的是人们对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除草机、飞机旅行等的大量需求。新的高速公路网催生了大量新的郊区和建筑的热潮。同时，联邦政府对充分就业的推动以及提高对美国企业提供医疗和养老保险的补贴成就了美国工人的大好时光，也许是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光。大繁荣所释放出的竞争性消费狂热，促使中产阶级开始热衷于“讲排场，比阔气”。为美好时光呐喊的声音遍布整个文化。当时通用电气的广告员罗纳德·里根在电视上手持一个真空吸尘器，脸上闪烁着他那充满魅力的笑容向观众大声宣称 “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

第7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7)

然而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市场的魔力所致，一系列其他制度的建立确保了繁荣能被广泛共享。工会、强有力的最低工资制度、累进所得税制、公司董事会限制管理层薪酬的意识共同促进了经济命运共享意识的形成。积极的政府干预也带有这种共享意识，继1962年成功敦促钢铁协会抑制工资增长需求后，约翰·肯尼迪又愤怒地要求钢铁制造商撤销对暴利价格的提高。另外，中央银行（其早期错误是导致并延长大衰退的主要原因）的改革使经济增长期变得更长，而衰退期变得更短。

战后日益显现的繁荣赋予了人们更大的安全感。潮水越涨越高，人们开始期望这种上升之势能够持续。在这样的极乐世界中，形成“后代将永远比自己赚得多”的核心理念便在情理之中了。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繁荣造就了什么

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和广泛共享以及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是如何塑造美国的国家心理和观念的呢？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深刻而积极的。早在19世纪初期，外国的观察家就开始评论美国人非同一般的乐观精神和创业活力。在“乐观进取”精神和“一切皆有可能”的决心支撑下，我们开疆拓土，帮助正义者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发明了无数项惠及全世界的技术，并且把人类送上了月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成功的定义逐渐演变成了自己对后代做得更好的期待，这种期待导致了3种阻碍我们进步的思维方式。

第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高估了个人塑造自己经济命运的能力。我们从崇拜本杰明·富兰克林、亚伯拉罕·林肯到崇拜比尔·盖茨、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等偶像，贯穿始终的都是对靠自身奋斗成功之人的称颂。这些英雄通过努力从卑微或不幸的人生起点到达了辉煌的顶峰，我们在崇拜他们的同时已经自信地认为普通人也能取得他们的成就。与霍瑞修·爱尔杰?霍瑞修 ·爱尔杰（Horatio Alger），19世纪末美国著名教育家和小说家。毕生创作了100多部以“奋斗与成功”为主题的小说，代表作有《乔伊凭什么闯世界：旅馆男孩的谋生勇气》、《商贩保罗淘金记》、《浪仔·迪克奇遇记》等。书中的主人公大都出身贫寒，经历一番挫折后终成大器。其作品始终洋溢着一种不断尝试、不向命运低头的品质和精神，也是对“美国梦”的生动阐释。其作品影响了好几代美国人，至今畅销不衰。——译者注 ? 笔下从衣衫褴褛到声名显赫的主人公，以及众多文学作品中诸如杰伊·盖茨比的奋斗者一样，每个移民的心中都有着同样的情愫，即美国是自力更生的乐土，在那里通过坚忍不拔的努力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对个人能力的崇拜必然会导致我们对失败者的苛刻评价：如果在机遇丛生的美国你都无法取得成功，那就是你自己的错了。历史学家史科特·山迪基发现： “在过去的19世纪，经济上的失败已经从个人生活中的一个事件演变成了界定一个人的标准。在1820年，‘失败者’的字面含义是指在生意中赔钱的人，也就是在交易中吃了亏的失败者。但是到了19世纪末，‘失败者’却成了一无是处者的代名词。”这种概念的演变，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进行福利改革讨论时，公众对“不值得救济的穷人”的憎恶。

第8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8)

显然，强调自力更生及个人责任对美国是有益的，但是将经济上的弱势等同于一无是处则阻碍了美国社会保障的发展，而早在100年前这种社会保障就在欧洲广泛存在了。在奉行个人主义的美国，对依靠集体力量应对较大经济力量的需求被降到了最低甚至受到鄙视。然而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认为凭借个人力量就可以提升经济地位的信念已无法准确反映美国人抑或众多勤奋美国人的未来，那么这种信念是否束缚了我们的天分呢？

第二种思维方式主要是由战后异常的繁荣滋生的。罗伯特·萨缪尔森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美国式的“优越感” 。这种观念认为美国是进步的宠儿，无穷尽的增长是我们应得的，包括贫穷、种族主义以及医疗保险不平等在内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获得解决。这是一种经济观念上的“美国例外主义”?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1831年由亚历西斯·托克维里提出。指美国因为具有独一无二之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以及特殊的政策与宗教体制，所以其他发达国家无法与之比拟。评论家指责这不过是民族优越感的一种形式。——译者注 ? ，认为美国总是可以免遭其他国家所遭受的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繁荣中，很多经济学家及商界领袖身上开始流露出傲慢，他们错误地认为经济周期被驯服了，衰退被彻底消除了。同时，伴随这种“永远增长权利”文化的是对相关责任的漠视。几十年之后，这种“生而富足”的顽固观念导致了过度膨胀的期望（战胜贫穷、犯罪、毒品、癌症等）与不可避免的失望之间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了公众对相关机构及领导者信心的丧失，因为他们无法消除所有的社会弊端以满足公众的不合理要求。这种“傲慢自大”留下了大量“不能信任政府”的证据，这些证据沉重地压在那些希望通过政府实现新目标的人身上，因而也使得今天的改革困难重重。

“后代将比我们赚的得多”的信念又带来了第三个令人担忧的观念，即我们可以过着“超过收入水平的阔绰 ”，因为将来我们会赚足够的钱以解决所有问题。这种观念代表着美国早期观念的巨大转变。早在1976年，丹尼尔·贝尔就曾指出：“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惊人的社会转变，消费替代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的支点。”

贝尔还认为：

汽车、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烘干机等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增长不仅带来了零售业的变革，还特别带来了革除新教伦理的颠覆性工具——分期付款。现在人们担心的不再是负债，而是失去贷款信用；不再为生活中的奢侈品存钱而是开始提前消费。市场与享乐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推动力。

第9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9)

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在以经营巨大“庞氏骗局”?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即中国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始作俑者是意大利裔投机商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 1882—1949）。他于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策划了一个阴谋，骗人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50%的利润回报，然后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他在7个月内吸引了3万名投资者，这场阴谋持续了一年之久，才让被利益冲昏头脑的人们清醒过来，后人称之为“庞氏骗局”。——译者注 ? 的方式经营经济，以对美好明天的赌注来维系今天不可持续的负债经营。以下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政府的国债已迅速累积到9万亿美元，没有资金保证的医疗保险以及对老年人的养老金承诺已高达40万亿美元，空前的贸易赤字必须扭转。与此同时，按揭、房屋抵押贷款、发薪日贷款、信用卡结算等不仅使得美国人的家庭负债水平节节攀升，而且使其为退休所作的储蓄近乎为零。企业界也开始赶时髦，近年来不仅公司债大幅增加，就连曾经被视为耻辱的破产也成为解决财务问题的上选之策。

以下就是当前存在的旧观念：高估个人的掌控能力；总感觉有权获得“更多”并在无法获得时感到心灰意冷；日渐沉溺于负债刺激下的消费。这些思维习惯是信仰即将破灭的美国梦的产物，也导致我们无力应对眼前的经济现实。

新常态

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绝对主宰地位的日渐式微，加之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理解技术影响工作性质变化的方式，这一切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稳。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济不平等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生产率持续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几乎全被最上层1%的人所获取。30多年来，男性的工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家庭收入的微弱增长仅仅是众多女性涌入工厂的结果。尽管对这一趋势已经争论了多年，但乐观主义者们又开始老调重弹，认为不必为工资水平的停滞不前而担忧，因为美国社会有“向上流动”的优良传统。在这种逻辑下，即便目前30岁的工人赚得比20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少也不成问题，因为他们的一生会沿着收入的阶梯越爬越高。这些分析家还宣称，当前的工资水平之所以低是由最近涌入的大量低收入移民造成的。直到最近，这些善意的解释似乎还能成立，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乐观观点的正确性并未得到证实。

新研究对来自同一非移民家庭的两代人进行了分析，而且由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学院进行动态面板数据研究，这使得分析具有可行性。这项调查自1968年起对8 000个家庭中的成员自少年至成年间的收入情况进行跟踪，首次将20世纪60年代后期父辈的家庭收入与近年来其后代的家庭收入进行直接比较。2008年，作为佩尤慈善信托基金资助下的经济地位调查项目的一部分，布鲁金斯研究所挖掘出的数据表明，如今有1/3的美国人（包括所有种族、所有收入水平的美国人在内）赚得比他们的父辈少。不过现在两个人挣工资的家庭越来越多，因而家庭的总工作时间延长了。如果将这一点考虑在内，上述发现会更让人担忧。在美国家庭中，有大约7 500万到1亿美国人赚得比他们的父辈少。有1/3美国人的父辈在1968年能赚55 000～72 000美元，有1/2美国人的父辈在当时能赚到100 000美元。与其父辈相比，这些人的收入都有所下降。随着大量的制造业岗位转移到海外，美国国内工人的经济地位下滑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在家庭之内、代际之间新出现的“向下流动”现象非常广泛，已经开始严重威胁着美国经验和思维的核心。帮助指导跟踪调查项目工作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学者伊莎贝尔·索希说：“该调查结果意味着，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其观念中对后代将比自己赚得更多的根深蒂固的期待将难以为继。”

第10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10)

确切地说，导致上述事实发生的原因尚未完全明晰，但经济学家认为有一个影响因素是肯定的，即科技进步使工作性质不断发生变化。纵观经济史就会发现，技术革新不断取代体力劳动——电报取代驿马快递、语音邮件取代秘书。同样，最新出现的脑力劳动自动化也必然会带来工作性质的改变，例如，不久前以审查贷款申请为工作内容的贷款抵押员还是一份不错的谋生职业，如今，这些工作几乎全部实现了计算机化。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就业市场的极端化。好工作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思维和复杂的沟通技巧；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也日益依赖好的教育。只有涉及这些内容的工作才能获得高工资。

更糟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出现了就连亚伯拉罕·林肯、本杰明·富兰克林也会感到吃惊的巨大的向上流动性。与法国、丹麦、挪威、瑞典、加拿大、德国等国相比，美国为其公民所提供的超越出生时经济地位的提升空间要小得多。现状与“往昔的美好时光”之间已存在天壤之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近1/4的人处于社会收入分配的最底层，而他们的子女中有1/4的人经过毕生的奋斗进入到收入分配最上层的1/4。现如今，只有6%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蒂曾论证，有惊人的收入流进了最顶层一部分人的手中，并指出“将来小部分富有却平庸的后代子女将控制美国经济的绝大部分，而那些身无分文却很有天分的后代子女将无法与之竞争。”

更令人担忧的是，眼下社会向下流动的加剧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影响充分显现之前出现的。尽管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令人担忧，但据估计截至2015年只有330万个工作机会流向国外。这与政府吹嘘中的2015年要创造1?47亿个工作岗位（去年仅净增170万个工作岗位）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真正的挑战将出现在下一个10年，并且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工作岗位的消失，而在于社会上将出现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却处于饥饿状态的工人，其中很多人掌握了相当好的技术却只领到期望工资的零头，这些人的出现将给很多的美国工作设定工资上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从1980年到2005年全球劳动力的数量翻了两番，其中多数的增长是在近几年内完成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布林德指出，他已经发现离岸工作岗位工资将受到冲击的迹象，在未来二十几年内将有近4 0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受到影响。在30亿人加入全球劳动力行列的形势下，艾伦·布林德真是一语中的。

但是，很多美国人无法比自己的父辈赚得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美好生活的结束。人们仍有机会过上物质富足的舒适生活。毕竟，人的态度和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预期。人们在将现状与自己早年状况进行比较，以及同被视为参照的其他人的经历进行比较时，所采取的态度又塑造着人们的预期。当意识到“与100年前的人相比，或者与那些至今仍在极度贫困的第三世界挣扎的贫困人口相比，自己简直是生活在天上”时，人们心里还是有点安慰的。

第11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11)

当然，以全球的眼光来看，美国梦的破灭也并不是一场灾难。的确，经济变化正伤害着相对富裕的美国人，但同时也帮助了其他贫困国家的人。对整个人类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已有数千万人脱离了贫困，大约还有数10亿人紧随其后。尽管科技进步会侵蚀技术贫乏者的工资，但仍将继续给生活的每个角落带来令人惊奇的进步和机会。当然从全球角度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让因这些变化而遭受损失的美国人感到高兴。

现在怎么办

新的环境对于个人以及整个国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取决于这种向下流动的趋势如何影响美国人对政府的态度。民意调查早就显示，美国人将自己视为经济命运的主宰者，而欧洲人则倾向于认为超出个人控制的外部力量所产生的作用更大。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总是崇尚“小”政府。在别的国家，第一次福利改革都是由贵族及保守主义者提出的，例如德国的奥托·冯·俾斯麦?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德国19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在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战争统一了德国，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人称“铁血宰相”。——译者注 ? 、大英帝国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著名政治家，保守党领袖、首相(1868﹑1874～1880年)。——译者注 ? 等，他们喜欢强大的中央集权，建立福利制度一方面是出于责任感，另一方面则是想以此遏制公众在经济变化中的焦虑从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强调绩效、市场导向、反对国家主义的美国对建立福利制度并不热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通过第一部最温和的社会保障立法时也很不情愿的原因。

然而，目前破坏美国社会向上的流动性和代际“升级”的力量大大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能力。经济学家所谈及的由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技术偏好”让接受教育较少的工人难以养家糊口。如果你是一个没上过大学的50岁汽车工人，现在就很难说没接受更多教育是你的错，因为在当时上大学并不是成为中产阶级的先决条件。现如今，医疗、住房、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增长速度远高于收入——谁能阻止这种增长的趋势呢？同样的道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也是世界经济历史性调整的一部分，不是哪个人或哪件事所能阻止的。面对那么多决定我们经济命运的外部力量，美国人还能保持对个人力量的乐观吗？如果不能，是否意味着美国人应该接受一些更激进的政策（例如加强对医疗、退休金及教育等的保障）呢？虽然这些政策意味着高税收或者所谓的“大政府”，但却可以提高经济安全。民主党认为应该采取这些政策，但对公众情绪的转变并不十分自信因而不敢坦陈他们的选择。共和党则依然坚持以往的判断，即政府和税收就是问题所在。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公开争论与数百万家庭的经济轨迹相背离，很难想象随着后美国梦时代大幕的徐徐展开，这种背离还能维持多久。

第12节：第1章 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12)

不幸的是，更加开诚布公的争论并不能保证得出令人愉快的结果。收入停滞所延续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的人对发展的理念失去信心。当收入普遍增长（就像我们在绝大部分历史中所经历的那样），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就会受欢迎、被崇尚；而当平均收入停滞不前、部分人的收入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时，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反而会令人憎恶。我们的乐观态度也会消失。

政治实践表明，如果多数人长期向社会下层流动，人们就不会那么宽容。政策也会变得缺乏兼容和包容性，使得人们不大可能会团结在一个能够减少痛苦、创造机会的政府周围，而更可能只知道对替罪羊撒气。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的作者本杰明·弗里德曼认为这一趋势贯穿于美国历史之中。在19世纪90年代以及今天这样的经济停滞期内，都会掀起反移民的热潮；而只有在经济增长期内，比如进步时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大社会时代，我们才能进行旨在拓宽安全和机遇的制度改革。弗里德曼承认大萧条时期是一个例外，因为当时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精神。

如果你正在努力让自己乐观起来，那么弗里德曼的理论恐怕是一个障碍。列宁的著名论断是“越糟糕，越好”。也就是说，在沙皇统治下，普通群众的生存状况越恶化越能加速变革。然而现如今，即使有越来越多的子女赚得比父辈们少，经济也不会恶化到大萧条时的程度。这听起来确实令人沮丧，但却不是一码事。因此，如果收入的停滞确实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那么社会将会陷入糟糕的危机——面对巨大的经济力量，多数人会退却，只有少数人能够迎难而上改进我们的境况。

但是，还有一种更加乐观的情况：尽管如今的状况远不及大萧条时期悲惨，但仍可迫使美国采取措施应对新出现的问题。而且令人欣慰的消息是，至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只是暂时的。毕竟，大家都曾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就开始“没落”，但在接下来的100年里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仍有大幅提高。在英国丧失经济优势地位的头几十年里，很多英国人都遭受了损失。但一旦新的全球平衡再次形成，英国的收入水平又恢复了往日节节攀升的盛况。与此类似，在其他力量崛起以及新技术应用于所有经济领域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内数百万美国人会经历经济调整所带来的阵痛，但从长远来看，这些痛苦必将换来物质福利的普遍增长，二者之间是统一的。换言之，“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的陈旧观念将在21世纪的晚些时候获得重生。

但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定义，或者说如何重新定义自己对那些注定要在未来几十年的过渡期内遭受损失的美国人所承担的责任。正确的定义首先来自于思维的转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如此根深蒂固地将自我形象建立在“下一代将比我们赚得多”的理念上。这种用以衡量美国进步的理念的消亡迫使我们对美国的资本主义重新洗牌，使我们在增强对个人力量及自由资本主义的浪漫幻想的同时，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到二者的局限性。心理学家指出，沉溺于自命不凡的自我陶醉者只有在接受自身的平凡性时，其病症才能治愈。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类似问题已经摆在了美国面前。我们无法控制新时代经济轨迹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处理方式。

第13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1)

第2章·Chapter 2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

我们发现经济学家一直在秘密地玩弄政治，为了帮助世界各地的穷人而大肆宣传贸易，尽管贸易会给国内带来许多痛苦。

2008年1月，78岁的退休科学家拉尔夫·戈莫里?拉尔夫·戈莫里（Ralph Gomory），斯隆基金会总裁。曾担任IBM的研究部主管和负责科技的高级副总裁，获得过美国科学奖。——译者注 ? 开始了从家乡纽约州查巴克到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游说之旅，他试图劝说150名电子管生产企业的执行官改变其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戈莫里的游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他是IBM研发部门的主管。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8年，期间经常到日本与日立、富士通等公司谈判技术许可事宜。他对日本利用美国在计算机、半导体领域的技术赶超美国的迅猛势头感到十分震惊。戈莫里回忆道：“很显然，日本的竞争者并未从政府获得过大量的支持，这对IBM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他还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说这一过程对美国来说是件好事——我们在适应这些新崛起国家时会存在短期的疼痛，但从长期来看所有的人都会从中受益。”

戈莫里坚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长期以来，他一直存在着一种困惑，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运行方式似乎与自己所目睹的全球经济现实相脱节。他暗下决心等到60岁从IBM退休后，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戈莫里从“蓝色巨人”IBM退休以后担任了斯隆基金会?斯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美国慈善组织。1934年由时任通用汔车公司总裁兼董事长的艾尔弗雷德·斯隆创立。该基金会致立于资助各种科学、科技、提高生活水平及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发，并为科技人员提供教育机会。——译者注 ? 的总裁，其使命之一便是发展自由贸易理论。戈莫里坚信自己在日本所目睹的美国各行业竞争优势削弱的悲剧将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演（如在中国、印度等国）。令他感到异常困惑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正在遭受贸易利益的奴役，致使国家未能从战略上对这一趋势做出反应。戈莫里深知要从事这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职业，自己需要得到专业经济学家的协助。因此，他联系了自己的老朋友、该领域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现已86岁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鲍莫尔?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22—），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研究包括可竞争市场、交易性货币需求的鲍莫尔托宾模型、鲍莫尔成本病、庇古税等。——译者注 ? 。两人携手合作并于2000年出版了学术著作《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该书解释了为什么甚至连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都可以证明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极有可能伤害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这本书得到了友好的评价，但还是被人们忽视了。与此同时，戈莫里越来越担心经济学家关于贸易的承诺会与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相脱节。这也是公众所担心的问题，因为2008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经济是有害的。

第14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2)

这就是性情温和的戈莫里带着幻灯片到斯科茨代尔游说的原因。这也是他所发起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运动旨在向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宣传全球化对美国有害的思想。戈莫里认为这已经关乎到了美国经济的命运。戈莫里告诉我：“在对自由贸易潜在代价判断错误的前提下寻找国家的发展对策无异于飞蛾扑火，我不能对这一灾难无动于衷。”于是戈莫里利用一切办法唤起人们的注意，向公司董事会发表演讲、到国会作证、撰写专栏等。尽管如此，但他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激进分子。他彬彬有礼的行为举止，让人很难想象出比他更通情达理的鼓吹者了。贸易评论家威廉·格雷德?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美国著名的纪实作家，对经济趋势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著有畅销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谁来告诉人民殿堂之迷》。——译者注 ? 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中引用戈莫里的观点，写道：“自由贸易的信徒们……最终可能会去见它的马丁·路德。”戈莫里告诉我：“我们所谈论的这些事情在经济学界存在着巨大的阻力。他们认为‘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存在’，而其他观点最好消失。”

虽然戈莫里是少数几个致力于研究贸易秩序的人之一，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便是其中一位。2006年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离岸外包：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文章，获得了同事们的齐声喝彩。文中写道：“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变化如此巨大，已经危及到了美国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政策制定者必须反思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一直在反击布林德。戈莫里和布林德是最早对贸易概念发起挑战的人。在未来10年，废弃贸易概念的趋势将进一步明朗。

戈莫里和布林德还向我们展示了旧观念细微差别的核心。尽管他们同意保护主义会使我们的境况变得更遭，但同时也认为保护主义不是问题的答案。自由贸易的优点恰恰也暴露了其灭亡趋势的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毕竟，对于贸易一直不乏情绪激昂的反对者，那些因外国竞争而直接受到伤害的企业和工人对贸易一直颇有微词。尽管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当代的保护主义者并未成功地将自己的观点确立为现有思维方式的正式竞争对手。相反，他们被视为特别的申诉者。但是当反对者们发出公正、可信的声音时，认为贸易有益的传统观点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问题在于：自由贸易损害了我们的产业和公众利益，而且美国正是由于150年的保护主义才获得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那么我们为何还认为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呢？答案是：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美国的领导阶层，使之相信不论伤害多少人，对于国家来说自由贸易永远都是好的，并且当今的全球化正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贸易。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作为经济学的重要问题，这些断言都是错误的，是以客观分析作为掩饰灌输给公众的政治判断。自由贸易的教父们最了解这一点。经济学家就像杰克·尼科尔森在电影《义海雄风》（A Few Good Men）中所扮演的陆军上校内森·杰塞普，他们自以为我们无法掌握贸易弊端的真相，并且大肆宣传和推销一个主要使外国人受益的、隐蔽的政治计划。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庞大阴谋听起来非常奸诈，然而这种欺骗是善意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虽然经济学家误导了我们，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从排外冲动的黑暗中拯救出来。尽管这需要进一步解释，但结论是非常清楚的。摒弃贸易旧观念的正确做法并不是回到保护主义——而是让那些遭受经济变革浪潮洗礼的美国人认识到各种新保护主义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最终促使联邦政府采取其他国家的战略：大力争取企业和企业家们将那些具有高增加值、高报酬的工作设在国内。

第15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3)

亚当·斯密的伟大思想

早在人类文明诞生之日，关于贸易的想法就已经存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是一些精英：他们认为来自其他国家的人都是肮脏的野蛮人，因此最好少与这些人接触。中世纪的基督教研究者，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死后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著有《神学大全》。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33位教会圣师之一。——译者注 ? 就比较担心商业活动会滋生贪婪和邪恶的念头。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许多主张国家控制和管理国家贸易（但没有提到具体的企业）的小册子，其作者有许多是英国的商人。英国从18世纪20年代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英国政治家， 后人普遍认为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1721～1742年）。 ——译者注 ? 执政时期开始，就一直保护制造业出口商并为其提供补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重商主义”。时至今日，很少有人讨论贸易能给普通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

后来，亚当·斯密在1776年撰写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该书被视为经济学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突破。斯密在书中举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经典例子，这个例子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可以使人们发展专业技能。专业化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收入的最大化。更大范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和个人进一步实现专业化，提高技术熟练程度。例如，如果一个小村庄只能养活一个杂货店，一个大一点的村庄可以养活2～3个杂货店，那么一个大一点的城镇就能养活更多的杂货店，其中一些就可以专门经营肉类，其他的则专门经营蔬菜和水果。而一个更大的城市则拥有足够多的消费者来实现进一步的专业化——一些商店专门卖比萨，一些专门卖酒，另外一些专门卖奶酪。不久以后，你就可以从沃尔玛、全食超市（Whole Foods）和农贸市场买到所有的东西。在斯密看来，更大的市场提高了每个生产者的效率以及增加了消费者的可选性，没有贸易就无法从自给自足走向创造财富的专业化。斯密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只不过是国内贸易的扩展，因为它通过相同的机制增加了社会财富。

斯密第一次高度评价和清晰描述了这一强大的经济逻辑，他发现即便没有当权者的计划也可以通过竞争市场将这些利益传向社会。市场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精心安排着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事实上，从斯密开始，关于贸易的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充实。例如，40年后大卫·李嘉图?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他继承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并在3个阶级间分配：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译者注 ? 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在李嘉图之前，人们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能以比贸易伙伴国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时，才能从贸易中获利。而李嘉图证明了人们的直觉是错误的：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每种产品的效率都低于另一个国家，它仍然可以通过专门生产具有最低成本劣势的产品而获利（而效率较高的国家则可以专门生产具有最高成本优势的产品而获利）。通过贸易，可以使专门生产和从事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和服务的双方获利。简言之，关于贸易利益的经典论断都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之上。斯密、李嘉图以及后来的贸易理论家都从本质上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有限资源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每个人都应该专门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16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4)

《国富论》让斯密享誉世界。然而，其足以颠覆经济思想的真知灼见在英国却被忽视了几十年。他也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即便重商主义通过保护主义和补贴限制竞争的方式对某些企业有利，但是对英国经济是不利的。而既得利益集团却不这么认为，因此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才开始采用自由贸易政策。

照我们所说而不是所为去做

远在大西洋彼岸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财经专家，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也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译者注 ? 对斯密的理论也不感兴趣。的确，任何试图了解美国现代贸易思想的人都有一种困惑：美国是开放全球市场的主要拥护者，而其实际做法却恰恰与自己所鼓吹的思想相反。这正是哈密尔顿的做法，他认为制造业对于美国财富的增长和地位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对于构建制造业的优势也是必需的。他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明确表达了保护贸易的理论观点，提出要拒绝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劝说，并设计了保护幼稚工业直到其具备足够实力与国外成熟竞争者相抗衡为止的宏伟蓝图。最后，哈密尔顿的观点成为美国经济政策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美国工业品关税的平均水平从哈密尔顿撰写报告之前的5%提高到了12?5%，到1812年战争开始时又提高至25%，到1820年甚至高达40%。如果美国放弃汉密尔顿的观点，而接受其对手托马斯·杰弗逊?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政治家，第3位总统（1801～1809年）。独立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译者注 ? 建立以独立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的提议，就永远不可能成就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亚伯拉罕·林肯也是制造业的终身拥护者，他支持美国的高保护主义关税体系和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总统，林肯将关税提高到了最高水平（部分目的是为战争筹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的水平。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一直稳定在37%左右。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Act）?1930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致使约2万种进口商品的有效税率大幅提高。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加深1929年至1933年间“经济大萧条”的关键原因之一。——译者注 ? 则将平均关税水平提高到了48%。

现代经济学家往往会忘记，这段时间，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保护主义者，而且是发展最快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工业已经处于支配地位时，美国才开始倡导自由贸易，这与英国工业达到顶峰时的做法极为相似。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的重要措施之一。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曾因十多年的关税战争而被加重和延长，从而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方使人们如梦初醒。取得胜利的盟国领袖开始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敌对情绪，而扩大贸易成为其战略核心。此时，美国工业正打算从全球贸易的扩张中大赚一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和日本的工业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这种倾向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国家安全目标与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促使美国在1950年将平均关税水平降低到10%左右。

第17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5)

后来，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亚当·斯密最终在美国思想界取得了胜利。这一发展隐含着另外一种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学家第一次受到关注。1930年，1 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恳求赫伯特·胡佛总统不要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胡佛最终还是签署了这个法案。不过，此后经济学家被视为能够提出真知灼见的人，并且战后的繁荣更提高了他们的威望，繁荣昌盛似乎依赖于他们的神秘智慧。当无法与政界和商界领袖亲密接触时，经济学家就撰写畅销书和杂志文章，成为最神秘的新社会科学知识阶层。

当然，也许自由贸易唯一最珍贵的优点就是洞察经济规律。保护主义者一心一意地想关掉贸易系统，而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正防御着来自野蛮保护主义者的威胁。在为IBM进行环球旅行时，戈莫里意识到斯密、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尽管这些理论迎合了美国人的经济思想。

全球化不等于自由贸易

戈莫里的演讲简单明了，易于听众接受。比如，他在斯科茨代尔演讲说：

多数经济学家错误地将全球化等同于自由贸易。这是因为经典的“贸易利益说”建立在一个尚不清楚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假设每个国家的生产力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并且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可以将这些资源放在一起大量生产某些产品。利益随着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而发生转移。大家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提高了贸易双方的国民收入。公平而言，这是经济学的重要观点，因为势力强大的实业家们多年来错误地认为保护企业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而实际上这仅对他们自己有利。但是，如果固定生产力的假设不是现实的限制条件，欢迎大家重新对此进行经济推理。

当生产力不固定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提高生产力即提高生产有价值产品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从而使得先进技术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由发达国家传入发展中国家，这也恰恰是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条件。戈莫里和鲍莫尔认为，全球化不等同于自由贸易，而是自由贸易和生产力改变的总和。两人将其比喻成“一种全新的球类游戏”。戈莫里和鲍莫尔写道：“美国用半导体交换亚洲国家的T恤衫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得明显的贸易利益。但是，当美国公司在亚洲而不是美国建立半导体工厂和研发机构时，就会使生产力发生变更。没有哪种常识或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别国生产力的提高会对自己的国家有利。”

以印度为例，假设美国企业在印度建立使用前沿技术生产高端微型芯片的新工厂。因为印度追求这种高价值的经济活动，所以这种变化会促使其工资水平提高。对于美国来说，这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更富有的印度人将成为美国出口产品更好的客户。随着工资的提高，印度工人对美国劳动力工资的威胁也会减小。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美国从印度进口产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因为印度的工资水平在提高。最重要的是，这会使美国现在具有优势的、十分重要的微型芯片产业面临亏损的风险。结论是：从总体上来看，并不能保证这些变更对美国有利。贸易经济学家承认戈莫里和鲍莫尔的理论框架是正确的，实际上它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存在的一些理论的基础之上。但是经济学家有些怀疑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做点什么。戈莫里和鲍莫尔的研究表明：如果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当其平均工资水平提高到美国平均工资水平的1/4或1/3时，贸易的净影响将趋于负值。同时贸易伙伴国的大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伙伴国的人口众多，那么美国将先遭受损失。这听起来像你所知道的哪个国家呢？

第18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6)

眼见为实

戈莫里指出的另一点似乎很明显，但却被广泛地忽视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会非常显著。对美国企业来说，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作岗位和先进技术是明智并且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种做法却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此一来，对股东的责任与作为美国公民对国家的忠诚之间就存在了严重的对立，这令许多美国企业的执行官感到非常不舒服。

如果了解一下在戈莫里游说过程中人们对其所举例子的反应，你就会发现正是人类的本性助长了旧观念的气焰。他说：“只有当人们已经接受了某种观点后，该观点才能令其信服并充满吸引力。”

换言之：人们很容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很难相信自己不想相信的事。我们关于全球化影响的理论或关于国家和企业固有冲突的理论是多数经济学家不愿意相信的理论，当然从事这种活动的企业也不愿意相信。所以，问题的根源在这里，而与观点本身没有关系……喜欢它的人一定会相信它，而不喜欢它的人肯定不愿意相信它。这种作用的强大力量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戈莫里发现自己的听众也开始变得沮丧起来。“我听到过一些十分形象的问题，比如，‘假设你说的话是对的，你希望我们怎么做？难道因为他国的发展伤害了我们，我们就要把它轰炸回石器时代吗？’我的意思是说，人们说自己束手无策只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反应，并且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因为只要看看其他国家的行动，就会发现它们都在这么做，而且一直在这么做。”

戈莫里的意思是，中国、印度以及任何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吸引世界主要的公司向自己的国家传输新技术、设置高增加值的工作岗位。企业要获利，国家要提高GDP，政府就要寻找能够满足双方需求的协议。过去，对于美国公司来说，获利和提高GDP常常是一致的；而现在，企业要到别的地方寻求利润，这就牺牲了美国的部分GDP。戈莫里说：“很明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给予那些按我们的期望行事的企业一些奖励，这样才能重新调整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戈莫里认为，应该根据美国本土企业工人所增加的价值调整企业税率，如果企业单位工人所增加价值比较高，则支付较低的税收；反之，则支付较高的税收。这样可以鼓励企业将高增加值的工作岗位留在国内。

这一建议虽然不是灵丹妙药，但可以作为一种尝试。如果没有遭到大家的集体反对，我们就可以广泛开展关于各种可能矫正方案的辩论。首先，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如戈莫里提出的那样：“这是系统的问题，并不是‘恶人’的问题，因为我也是‘恶人’之一。”作为利盟公司（Lexmark，1995年从IBM分离出来的一个打印机公司，年销售额达50亿美元）的董事会成员，他也曾支持将生产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他解释道：“董事关心是股东的利润，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这个系统，但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仍然像对待那些代表国家利益的企业那样对待这些企业，而实际上这些企业并没有代表国家利益。”

第19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7)

我们赢了吗

当今世界的发展让我们开始怀疑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在未来能否实现双赢。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经济学家保守了两个世纪的、很难被发现的秘密。当经济学家声称就连传统的经济学模型都能证明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利的时候，他们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玩弄权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基本贸易理论指出，在贸易中存在受益者和受害者。例如，如果从中国进口便宜的纺织品，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工人将面临失业，而其他美国人会从较低的纺织品价格中获益。斯密、李嘉图等人证明：受益者获得的收益要比受害者遭受的损失多。到那时为止，贸易问题还比较简单。但是后来，贸易问题出现了惊险的飞跃。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某些美国人获得的收益要比另外一些美国人遭受的损失大，并以此证明贸易对国家有利。那么他们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主要的贸易反对者丹尼·罗德瑞克说：“当声称贸易对整个国家有利时，多数经济学家都无意识地为自己罩上了一层道德面纱。 除掉经济学家的面纱，他们就变成了政治达人。”

正如罗德瑞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告诉你是贸易问题，在其他任何背景下，我们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假设我对你说：“我要从你那里拿走5美元，然后给另外某个人6美元。请问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没有人能马上下结论说：“哦，应该是好事，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1美元。”大家想知道在这一过程中谁是受害者，谁是受益者？这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

事实上，经济学家理解导致“贸易利益”的不确定性原因，但他们很少愿意去解释：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有时候要比其效率利得大。换言之，如果一些人（消费者）从贸易中获得6美元的收益，而另外一些人（非熟练工人）损失5美元，经济学家将两者加起来得到1美元的“效率利得”。受害者遭受净收益5倍的损失，而总的来说我们“赢”了。有了这样的例子，来自于象牙塔的自由贸易利益与现实中的失业问题相对立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罗德瑞克的观点很难被理解，常常被忽视，但却是不可或缺的：贸易利益的产生完全是通过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实现的。换言之，在你看来，贸易的经济利益越大，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就越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贸易利益的创造是通过经济活动的重构来实现的。在前面的例子中，南卡罗来纳州纺织工人丢掉了工作，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报酬更低的工作。与此同时，那些到沃尔玛和塔吉特百货公司?塔吉特百货公司（Target），成立于1962年，市场定位为高级折扣零售店，是美国第一家提出打折概念的商店。——译者注 ? 购物的人可以从外国提供的低价产品中受益。但是通过对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和效率利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经济学家一直在打着科学的幌子兜售所谓的“贸易利益”思想体系。这实质上是文化力量的问题，而不是语义的问题。经济学家所标榜的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利的传统思想，导致了惯性思维的产生。这种惯性思维正是戈莫里、布林德和我们现在正尽力解决的问题。

第20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8)

事实上，多年来经济学家内部也有许多人一直对这种把戏感到不舒服。与李嘉图处于同一时代的纳索·西尼尔?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1790—1864），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代表作有《政治经济学大纲》和《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译者注 ? 说：“经济学家可能会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增加财富（通过其支持的自由贸易），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超出经济学家视野的方法值得推荐。” 西尼尔写道：“有一位作者曾经指出某给定行为是财富的产物，为此应该赞许拥有财富就等同于快乐的荒谬想法是有罪的。”一个世纪以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天才莱昂内尔·罗宾斯?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英国经济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他不仅研究抽象的经济理论，也研究应用经济问题和实际政策问题。曾批评新古典学派，为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将经济学定义为“系统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代表作有《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理论》和《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发展理论》。——译者注 ? 在20世纪30年代本着类似的精神撰写了引起广泛辩论的宣言，来敦促其同僚们弄清楚经济学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的能力在于，它能够表明采取某项政策会导致x或y的发生。但是判断某项政策的好坏则属于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范畴。罗宾斯为经济学家能够就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而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他始终坚持认为在确认经济学边界时应保持诚实。这种观点激怒了他的许多同僚，这些人极力希望经济学能够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科学。毕竟，如果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能明确告诉总统和首相该做什么，那么他们还有理由与经济学家进行交流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编造了所谓的“补偿原则”。他们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自由贸易为受益者带来的收益足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且能够使他们的境况变好，因此经济学家可以得出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利的结论。但这是个圈套：这种补偿实际上未必一定发生。它只不过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经济学家尽力得出的只能是类似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那么其可信性存在风险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罗德瑞克所言：“自由贸易的利益不可能变成现实，除非这种补偿发生。”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对贸易受害者的补偿基本没有发生过。贸易调整援助计划?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programs），美国政府通过现金补贴、技术支持和就业培训等多种途经，帮助因受产品进口冲击而陷入困境的企业提高竞争力，帮助因受产品进口冲击和生产能力向国外转移而失业的人员重新就业。——译者注 ? 向来资金不足，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诸如“工资保险”（主要目的是减轻低工资收入者的痛苦）等普通补偿方案也得不到重视，除了少数政策精英外很少有人谈及。

第21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9)

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如果自由贸易的利益能在美国得到广泛的共享，自由贸易的分配结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但是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那样，许多美国人的收入却增加缓慢或停滞不前，这一经济思想上的盲点代价高昂并且不可接受。随着印度、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世界劳动力已经翻了一番，而资本的增加却很有限。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这对于富裕国家的工人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再坚持认为“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就毫无意义了。

不要告诉孩子们

不要告诉孩子们“是什么把我们引入黑暗的深渊”之类的话。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关于贸易分配后果的一些观点都比较简单。多数经济学教授都认为自己讲授的首要内容是比较优势和贸易利益，然后才是贸易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受益者和受害者。那么，为什么经济学家在课堂之外也不能欣然地承认贸易的消极作用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家长式的统治，经济学家真的不希望“孩子们”（即普通人）了解这一切的真相。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了真相，那些不负责任的野蛮人可能会以这些事实为把柄，推出保护主义计划，从而引发如同20世纪30年代伤及整个世界的贸易战。经济学家把我们蒙在鼓里是为了我们好。

布林德说：“在所有与政策相关的经济学问题中，经济学家意见最一致的就是认为自由贸易是好的。因此，经济学界任何人哪怕是间接地发表对自由贸易反对者有利的言论，都会被认为是叛徒。” 布林德应该知道，他所发表的关于离岸外包威胁的文章和演讲的开场白基本都是在十分滑稽地历数自己对自由贸易的忠心。即便如此，他仍然因自己的变节而备受煎熬。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保罗·罗默（Paul Romer，1955—），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候选人。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译者注 ? 说：“如果更加诚实地对待这些问题，那么作为政治领域的倡导者我们将会更加成功。”由于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人们认为将来有一天他会获得诺贝尔奖。罗默还认为：

愿望可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立场却有些模糊。我想人们已经开始了解这种立场，并质疑我们的动机，它正在损坏我们的信誉。人们会问我们为什么不诚实？我想，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人，我们真应该坚持“晓得真理，获得自由”。不应该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费尽心机地编故事，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理解政治将如何发挥作用。

第22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10)

稍等片刻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能再说自由贸易对国家是有利的，除非受害者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但是请稍等片刻，整个论点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补偿就不能说贸易是好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说技术进步是好的呢？这就有些麻烦了，因为如果经济学家不那么说，该研究领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始于19世纪早期的技术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随着新技术的发明，也会出现一些受害者。爱迪生发明电灯，导致无数蜡烛制造者失去工作；史蒂夫·乔布斯发明iPod，给了传统的立体声播放器制造商当头一棒。从这个角度来看，贸易仅仅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变革的子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总会使一些人成为受害者（这也是称其具有“破坏性”的原因）。“在受害者得到补偿之前不能说技术创新是好的”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把“贸易是好的”的观点推广到经济变革这个更广泛的问题上，又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存在某种方式可以区分我们对贸易和技术的看法呢？

艾伦·布林德认为存在这样的区分方式。他认为贸易的扩张是一种将成本转嫁给受害者的政府行为。而相比之下，技术创新是私有经济中的个人行为。某个人发明了新的捕鼠器，自然就会淘汰那些生产旧式劣质捕鼠器的人。不是政府要让蜡烛制造者失业，而是托马斯·爱迪生。不是政府导致文职人员过剩，而是公司决定安装语音邮件系统。布林德说：“经济学有不同的职责或评判标准适用于政府政策的选择。当政府带来的伤害显而易见时，我们给予受害者一定的补偿，比如当以国家征用权的名义将私人财产挪为公用时。因此，区分伤害是政府、自然界还是匿名市场造成的是操作层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但在我看来还是缺乏说服力。从知识层面上看，我不相信能够以某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将贸易和技术变革区分开来。因为，这些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支持补偿，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不支持。其实，贸易和技术变革的真正区别存在于实践中：人们对这两种类型经济变革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贸易破坏性所引起的政治反应要比技术变革破坏性引起的政治反应大得多。区别对待这两种情况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毕竟我们不能说政治经济学一无是处。正如林肯的著名格言：“不管有没有根据，每种普遍的感觉都不容忽视。”对于政治家来说尤为如此。美国人指着美国与墨西哥达成的贸易协定说：“是它导致伊利诺伊州6个工厂倒闭。” 如果是硅谷的某项发明导致伊利诺伊州6个工厂关闭，人们的不满情绪是不同的。自从19世纪早期英国卢德派?卢德派（Luddites），是英国19世纪初以奈德·卢德（Ned Ludd）为首的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当时工人尚未认识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剥削，而认为是机器的使用造成失业，所以用捣毁机器的手段反对企业主。1811～1812年，运动得以广泛地发展，以汉诺丁为中心，遍布兰开郡、约克郡、曼彻斯特和苏格兰等地。——译者注 ? 捣毁纺织机器的运动失败之后，反技术运动一直影响不大。

第23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11)

害怕外国人还是害怕创新

为什么对这两种情形人们的直觉和反应会大相径庭呢？虽然原因很难确定，但是大概可以追溯为一种“我们-他们”的心态，这种心态似乎又重新回归了人的本质，它给人类世界带来了极其血腥的后果。人们似乎觉得机器人取代自己的工作是一回事，而一天只赚2美元的外国人取代自己的工作又是另外一回事。人们感觉技术变革是一种进步，而贸易则是一种偷盗。换言之，我们之所以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贸易和技术，是因为比起创新我们更害怕外国人。如果我们是理智的，当然会发现其实创新更可怕，因为经济的颠覆性变化主要源于技术创新而不是贸易。但人们是不理智的，因为人性中有邪恶、仇外的一面。那些希望看到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贸易中获益的人感觉支持贸易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这是经济学家真正的行动。他们掩盖事实真相、大肆宣传自由贸易，以保证市场足够开放，使资本主义能够玩弄把戏，把发展中国家数十亿拼死挣扎的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当然，自由贸易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有利的，闭关锁国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是，在这历史的交汇点，主要的贸易利益都流向了贫困国家，它们成为先进技术扩散的主要受益者。

有人问保罗·罗默：“贸易的潜在利益很大吗？”他说：“我想应该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它的分配却是不对称的。”他继续说道：

主要的贸易利益都流向了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发达国家的得益充其量也只能称得上是适中。但不幸的是，贸易利益的分配是不均匀的，少数最聪明的人能够从技术的国际转移中受益，但其他大量的美国人却会遭受损失。我们大多数人支持自由贸易的初衷是对世界上处于最劣势地位人的同情，但它却以如此矛盾的方式出现。自由贸易能从根本上降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目前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一股强大的主张平等化的力量。同情世界上处于劣势的人是件好事，但不幸的是，国内的不平等却在不断加剧。因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可以显著降低，但是每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加剧，因为他们的目光比较短浅。

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同愿望是看到贸易和资本主义能够拯救贫困国家，这种愿望证明了新的贸易怀疑主义者和旧的贸易纯粹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已经完全被舆论误解了。媒体认为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并没有摊牌。究竟哪种策略能够真正确保富裕国家的保护主义最终不会伤及贫困国家还存在很大的争议。纯粹主义者认为，如果不能让孩子们知道贸易会产生受害者，人们就会误用这些知识，从而走下坡路。怀疑主义者认为，孩子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基本不可能阻止受害者继续遭受损失。因此，民意测验表明：不同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的美国人现在都认为全球化对美国不利，这与1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怀疑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承认全球化的显著性，并认真对待经济安全的各种新形式，以防这种忧虑波及开放市场。

第24节：第2章 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12)

从保护主义到保护措施

最后，面对经济变革，自由贸易和技术创新推动我们欣然接受增强经济安全的观点。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新的“保护措施”，通过建立一个体面的社会来抵挡保护主义，而不是直接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贸易纯粹主义者总是说他们支持这项计划，但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将来，它必然成为他们口中说出的最重要的事，而不是事后的想法。目前流行的“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 的观点，应该被一种新的、更确切的表述所替代，即“如果在经济变革迅速的时代有适当的保护措施确保人们有足够的安全感，那么自由贸易就是好的”。这就要求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不能随着工作岗位的消失而突然消失。意味着要有更广泛的贸易调整救济、再培训和工资保险，以确保受离岸外包影响的家庭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同时也意味着，富有进取心和创造性的政治家们要将这些计划推向公共辩论的前台，说服公众在适当的保护措施出台之前不要进一步扩大贸易。“在每个人都享受与国会成员相同的医疗保险计划之前，不能进行更多的贸易”也许会成为新的口号。

本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结合更紧密的富裕国家在这一点上远远地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进出口贸易额占经济总量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其税收和支出占GDP的比重也都比较高，比如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社会保险是开放经济的另一面。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师从一位教授学习财产法。他概括了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扭曲美国人看法的方法。每当学生询问某项决策的公平性，或质疑某项似乎会导致数百万人失去资源和希望的政策时，他的答案都是相同的。他会耸一耸肩表现出无能为力和不屑一顾，然后操着浓厚的东欧口音说：“贫困？这是纯粹的分配问题。”他认为，具有男子气概的经济学家不会过问收入的分配问题，他们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只有那些女人腔的男人才会担心谁会得到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将会像恐龙那样走向灭绝。它不会让我们对贸易和经济变革在政治上达成共识，尽管这种变革现在会使许多人感到伤痛，但从长期来看的确会使所有的人受益。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时代，“真正的男人”需要重新区分。

企业尤其需要学习这一课。在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期间帮助民主党扫清了道路的伊利诺伊州众议员拉姆·伊曼纽尔?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1959—），美国政治家，被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曾代表伊利诺伊州4次当选众议员。2005年担任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主席，帮助民主党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取得出色成绩，重新获得对众议院的控制权。2007年成为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团主席，成为众议院民主党的第4号人物。 ? 接见了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的官员。商业圆桌会议是华盛顿最重要的首席执行官论坛，他们代表美国160家企业，这些企业共拥有4?5万亿美元收入和1 000万雇员。在该组织华盛顿办公室的午餐期间，一些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伊曼纽尔，威胁美国繁荣的最大问题是不断抬头的保护主义情绪，尤其是民主党人士的倾向。他们想知道以微弱优势通过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全称为《美国-多米尼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其目的是在中美洲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译者注 ? 如何保证贸易的进一步扩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毕竟是与少数几个小国签订的一个相对谨慎的协议，但是白宫仅有15个民主党人对此协定投了赞成票。伊曼纽尔放下手中的刀叉，环顾了在座的首席执行官们，说道：“你们遇到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我遇到的是一个政治问题，除非你们能让我的国民感到更安全，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不会通过另外一个贸易协定。”

我们会发现该问题存在进退两难的窘境：企业在提供这种安全感方面扮演了不恰当的核心角色。

第25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1)

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

第3章·Chapter 3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

冷战时期设计的以雇主为基础的保险体系在全球化竞争时代正束缚着企业、困扰着工人。

首先，我们看一下企业认知冲突的3类事件。

事件1：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里克·瓦格纳与克莱斯勒、福特的首席执行官一起去见乔治 W?布什，他们与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讨论行业所面临的竞争性挑战，其中医疗保险是最主要的话题。三巨头称目前分摊到每辆汽车的医疗保险支出已超过1 500美元，不断攀升的医疗保险支出导致了数十亿美元的亏损。因此，底特律已经削减了数万个工作岗位。首席执行官们向总统解释道：“外国汽车制造商具有巨大的优势，因为政府承担了雇员和退休工人的大部分医疗保险支出。”接下来，瓦格纳又把他对全国各个团体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说：“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希望政府来承担这些成本。”

事件2：美国某知名公司、代表数千名员工的工会领导要求公司关注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们想知道，如果国家进行改革，保证医疗保险计划覆盖到每个美国人，同时永久性地降低公司所承担的医疗保险成本，那么将会对公司利润和股东价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公司进行了分析，一名高管通过电话向工会传达了分析结果。

高管说：“我们研究了你们提出的问题，发现这种改革的影响的确非常大。”

工会领导说：“好极了，我很乐意与你重温此事。”

高管说：“恐怕我们不适合讨论这个问题。”

工会领导说：“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讨论？”

高管停顿了片刻，说：“因为数额非常庞大，你永远都不可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想将其归结为一个政策问题。”

事件3：Safeway?Safeway是北美最大的食品连锁超市和药品零售商之一。——译者注 ? 的首席执行官斯蒂夫·伯德也许是当今解决医疗保险危机问题最热情、最投入的企业领导。伯德将员工的健康状况和财务激励共同纳入Safeway的医疗保险计划，使之成为一个既可以改善健康状况又可以降低成本的成功典范。他得到了一个商业联盟的支持，该联盟致力于通过友好的市场方式改革医疗保险计划，使之覆盖到全体员工。然而，当问及为什么企业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企业承担如此多的医疗保险成本和管理负担时，他坚定地说：“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们或联盟中的任何人想把这些成本转嫁给其他人，我们从未如此打算。”

第26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2)

有一种旧观念正牢牢地控制着美国人的经营理念。这种旧观念诞生于一个世纪以前，那时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极度残忍和不安全感导致美国爆发了第一次政治动乱。这种观念深深地植入大家的灵魂深处，成为大家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墙纸，平时它一直存在却默不作声,一旦有风吹草动，它就开始震颤，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这种理念的表现如下：当人们遭受重大风险时（比如年老之后遭遇疾病或贫困），除了家庭之外，他们应该向自己的雇主而不是国家寻求帮助。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比较独特的，它以这种理念为基础建设社会，并建立了大量的机构来巩固其在文化中的权威。但是，大家却忘了这些导致企业承担了大部分医疗保险、养老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开支的安排是以特殊的历史背景为基础的。通常关于这种情况产生缘由的解释都是误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工资和价格被合法冻结后，通过传统账户提供保险金（保险金未被冻结）成为企业留住人才的一种方式。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颁布了新的税收补贴法，鼓励这种活动，使之得到了迅猛发展。到目前为止，这种解释还行得通，但是听起来让人感觉美国成为“公司福利国家”纯属偶然，仅仅是战时政策的一个副产品而已。

这种解释掩盖了一个更丰富、更重要的故事。事情可以追溯到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20世纪初。那时，企业及其保守的政治同盟极力寻找平息工人暴动的方法（避免“革命”），从而使企业而不是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福利成为一种战略。但是美国以雇主为基础的福利模式之所以能得以生存，完全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占据了空前重要的地位，纯属历史的侥幸。战后世界经济支离破碎，几乎没有来自国外的竞争，因此即便美国企业的社会保障成本很高也能生存下来。但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全球经济的运作方式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经营理念导致数千万美国人感到很脆弱、很焦虑。与此同时，成本的急剧上升束缚了很多企业，使之丧失了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关于企业在美国福利国家中所扮演角色的固有观点是冷战的产物——是长期努力维持资本主义的一个工具。但是冷战在2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全球经济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2008年政府拯救金融部门遭到了批判，但现在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概率近似为零。但是，工人们的忧虑导致美国成为保护主义者的风险却很大。即便现在医疗保险支出已经超出了利润，美国企业仍然没有反思其职责。很显然，许多知名企业的主管以及共和党人都认为这种以雇主为基础的模式不应该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民主党人则认为应该使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不再符合企业或者国家利益的模式，起源于我们原来做事的方式。我们将看到，今天商界领袖所描述的巨额“遗留成本”根本不是“贪婪的工会”所遗留下来的，而是一个成功的企业战略的遗产，该战略旨在避免企业在为普通美国人提供经济安全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27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3)

恐惧的代价

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经济仍然与杰弗逊式（Jeffersonian）的自耕农经济理想十分相似，根本不存在与工作相关的“福利”。那时候工作就是福利。但是内战结束后，美国这个精神饱受创伤的民族制定了为退伍军人、寡妇及其他无依无靠者提供补助金的相关法律。从此，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帮助的想法植入了美国文化。在私营部门中，当时的工业巨头铁路部门首先开始实施补助计划，为那些年事已高、工作效率低的人提供补助金而不是简单地将他们解雇，成为减轻其生活负担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如果简单地将他们解雇不但很残酷，而且会使留下来的人士气低落。同时，铁路部门和其他大企业也把补助金当成留住熟练工人的一种手段。

到大萧条时期，补助金是企业提供的最流行的财务福利。但是，1890～1930年期间，在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国家收银机公司、庄臣公司、丹尼逊制造公司以及法林百货公司等大公司也出现大量其他形式的福利。这些新计划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雇主提供住房、娱乐、教育培训到午餐室，再到带薪休假、抵押贷款援助和健康、安全的车间环境等。雇主们就像封建领主统治自己的臣民一样大搞家长式管理。尽管这些福利从未惠及大部分美国人，但是著名的“福利资本主义”（welfare capitalism）运动给大企业、学术界以及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些企业实施这些福利计划是为了吸引和留住工人；有些企业这么做是出于道德或爱国者的职责，认为自己应该帮助移民劳动力实现美国化，利用企业生活区塑造工人们的生活；还有一些企业是受到了保险公司的鼓励，保险公司发现向大公司兜售养老保险和事故保险（早期医疗保险的一种形式）一定能够大发横财。

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在一个大背景下产生，那就是出于恐惧。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普尔曼公司和荷姆斯泰德钢铁厂等企业里的罢工运动愈演愈烈。据传，由“大比尔”海伍德（“Big Bill”Haywood）领导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制造了大量的爆炸事件和行业罢工。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尤金 V?戴布斯在1900年获得的选票还不足10万张，而到1912年却获得了百万张选票。并且，社会党成员在1 000多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赢得了选举。与此同时，欧洲一些以劳工为基础的新政党鼓动政府解救那些生活在痛苦边缘的产业工人。

此时很少有人注意，企业招募新工人、避开政府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垄断利润。在1900～1920年之间，钢铁、汽车、铁路、铜、石油和机械等行业进行了全国性的整合。令人恐惧的“割喉式竞争”?割喉式竞争，当市场竞争激烈时，产品供应者为了刺激产品销量，不断以剧烈的价格竞争作为促销手段，甚至不惜成本，使价格降到低于成本的价位。——译者注 ? 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维持价格”并保证稳定可观的利润率，这使得一些积极进取的大雇主可以轻松地支付较高的工资和福利。他们的垄断地位加上极高的关税（后来成为美国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使福利资本主义的成本最终转嫁给了消费者。

第28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4)

与此同时，工会十分乐意让美国企业在竞争中独领风骚。尽管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是在20世纪初期工会很不信任政府。在他们眼里，国家就是镇压罢工的反动政权。一些亲企派法院否决了最低工资和安全方面的法律。此外，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主席塞缪尔·龚帕斯?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1850—1924），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一任主席（1886年），并担任此职直至逝世（1895 年除外）。实行同资本家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反对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译者注 ? 认为如果政府提供各种福利，就会削减工人对工会的忠诚度。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龚帕斯一直反对政府模仿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在德国建立的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

在工业资本主义第一次重大转折之后，历史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美国展开，这使得此时的欧洲人有些不知所措。1905年，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他一生思想多变，著述甚丰，共撰写了20多本著作，代表作有《资本主义的精华》、《无产阶级》、《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奢侈与资本主义》等。——译者注 ? 撰写了著作《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来质问欧洲大陆的左派分子。对于该问题尽管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社会原因，但桑巴特的基本观点是蒸蒸日上的繁荣导致了这一现实。他写道：“美国社会主义失败在‘烤肉和苹果派’（源自于具有同样目标的企业所提供的大力帮助）上。”

马里恩的方式

后来，大萧条接踵而至，一切都崩溃了。企业破产、数百万工人失业。企业为了生存被迫停止实施养老金和其他福利计划，美国企业名誉扫地。几乎在一夜之间，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动荡不安，企业应该提供安全保障的想法似乎有些不堪一击。弗朗西斯·汤森医生等?弗朗西斯·汤森医生（Dr?Francis Townsend），曾经是加州长滩的一个公共卫生官员。1933年他失业时已经66岁，当时几乎一贫如洗。为了改变境遇与自己相似的老人们的命运，他迅速成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1934年成立了老年人周转养老金组织，领导了向联邦政府为老年人争取养老金的声势浩大的汤森运动。 ——译者注 ?改革者领导了蓬勃发展的运动，向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施加压力，迫使政府提供统一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令许多企业高管惊恐的是美国即将发生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扩张。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出现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商界领袖，他的职业生涯既象征又影响了企业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敏锐性，同时，在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努力维护私营部门至高无上的作用。

第29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5)

1893年出生于佐治亚州的马里恩·福尔瑟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读于哈佛商学院。此时，整个社会都被两种认知所左右。第一种认知是技术专家治国论，即认为所有的工业和社会问题都可以由公正的专家来解决。第二种认知是富有天赋的年轻一代对国家负有社会责任。被媒体形容为具有精算师风范或“旧式城镇中学慈善首领”气质的福尔瑟姆是一个瘦高、性情温和的人。后来，他被杰出的胶卷企业家乔治·伊斯曼?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1854—1932），美国发明家，胶卷发明人，柯达公司创建者。——译者注 ? 看中。1914年福尔瑟姆从哈佛毕业之后加入了柯达，成为创始人的“统计助理”。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公司的高级管理者，期间也为政府做过几件事。

柯达坐落在罗彻斯特，在那里福尔瑟姆第一次开始对社会福利问题感兴趣。1920～1921年，战后的衰退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公民之一，伊斯曼感觉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福尔瑟姆听说英国的进步企业家、慈善家西伯姆·朗特里要举办一个关于失业保险问题的讲座。当时，失业保险在英国也是刚刚起步。朗特里认为它能够使英国避免发生“革命”。福尔瑟姆清楚前年发生在罗彻斯特的大范围罢工运动让伊斯曼感到胆战心惊。他认为“害怕失业是引发劳工暴动的主要原因”，于是建议伊斯曼制订柯达公司自己的失业计划，伊斯曼很赞成他的想法。经济复苏后他的想法被搁置起来，但是福尔瑟姆对此却仍然非常着迷。他到欧洲考察刚刚兴起的社会保险计划，并刻苦钻研养老金问题。1929年福尔瑟姆说服伊斯曼实施了柯达首创的养老金计划。这项计划是如此的引人瞩目，以至于最负盛名的杂志《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邀请福尔瑟姆撰写长篇文章论述该计划。当大萧条再度来临时，福尔瑟姆重新拾起其失业计划，并邀请另外12家企业加入。1931年他宣布启动民间发起的罗彻斯特失业保险基金，连续13周向失业工人发放工资额60%的补助。这种由企业尝试解决危机的新颖做法使福尔瑟姆一跃成为国家的杰出人物。国内各种商业团体都邀请他去做演讲，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邀请他做自己的顾问。尽管他一直在宣传柯达模式，但其自己的见解也在逐渐成熟。最初，他也曾希望其他企业效仿柯达的做法，但后来逐渐认识到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解决由大萧条等灾难所导致的问题。1933年，罗斯福再次邀请福尔瑟姆加入他的经济安全委员会，成为少数进步的商业顾问之一，主要负责起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计划的草案。

第30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6)

研究福尔瑟姆职业生涯的权威桑福德·雅各布说：“他已经预见到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沿着欧洲人的方向前进。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设法去打败他们，而应该加入到他们中间成为圈内人，并尝试着去影响立法的历史演进，从而维持雇主的职能。他一直在探寻今天所谓的‘双赢’解决方案——既能保持私营部门的职能，同时也承认私营部门无法独立承担所有的责任。”

福尔瑟姆设想了一个以雇主提供福利作为补充的低水平福利国家模式。社会保障意味着要保证一个最低的福利水平，使得雇主们具有提供养老金的理由和动机。福尔瑟姆是少数公开支持社会保障的商界领袖之一。他认为社会保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力量，它要优于某些正在讨论的激进方案。一旦跨越了意识形态的障碍，企业高管就会发现实际上自己能从新的社会保障计划中受益，因为它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提供保险金。当然政府所承担的支出来源于工资税?工资税（payroll tax），面向工作人群所征收的税，用于老年人养老金。——译者注 ? ，企业和个人缴纳养老金的部分可以避税，如此一来那些采取低价竞争策略不承担员工养老金的企业成本将会增加，而一些大企业的养老金支出会缩减，从而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夷平了道路。最后，保持私营部门的中心地位能够阻止各种保险支出（和税率）的不断上升。1931年，福尔瑟姆的支持者之一、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杰拉德·斯沃普在国会委员会作证时指出：

“各产业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福利与就业’问题。政府选择援助时机是不受经济条件限制的。你可以选择金钱，我也可以选择，任何人都可以选择；但是通用电气公司或任何一个产业组织一旦开始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提供支持就会体现在成本上，而销售价格反映成本，因此最终将由消费者为‘福利’买单。当然，如果选择政府援助，就得由公众通过更普遍的、无期限的税收埋单。”

福尔瑟姆、斯沃普以及其他商界领袖的声望为罗斯福新政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使企业相信自己能够适应政府适度提供社会保障网络的新环境。在那几十年里，福尔瑟姆一直处于辩论的中心，到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他担任了财政部副部长，后来又成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福尔瑟姆的持久贡献是将一种独特的、广泛的商业职能植入美国保障公民抵御人生重大风险的基因之中。《分裂的福利国家》的作者雅各比·海克说：“最后，对于新政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这是一次巨大的突破；第二，它的作用还很有限。”

殊死搏斗

如果说是大萧条的危机催生了美国适度的福利国家制度，那么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则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职能的首次平衡。政府在战争期间对经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战争结束后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政府对私有企业的严格监控下，欧洲经济稳定发展；英国正在大胆地实施福利国家改革；国外许多改革家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第31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7)

就在这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杰出而又专横的领袖约翰 L?刘易斯?约翰 L?刘易斯（John L. Lewis，1880—1969），共和党人，美国劳工领袖。1905年成为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1935年领导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的一个委员会，组织大批工人加入各产业工会。1936年这些产业工会被“劳联”开除出去，两年后刘易斯组成“产联”，担任主席。——译者注 ? 于1946年4月领导煤矿工人进行了一场罢工。刘易斯是来自爱荷华州的一个自学成才的贫困矿工，他在演讲中经常间接提到莎士比亚。但他又比较专横，有一次曾挥拳打在了一个工会竞争者的脸上。很多工会兄弟都认为他是怪异的机会主义者。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使矿工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刘易斯的大半生都是共和党的拥护者，但是他在1940年与罗斯福绝交之前一直支持新政。看到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组织非熟练生产工人方面表现出犹豫不决之后，刘易斯组织他的追随者离开美国劳工联合会，组织了一个与之竞争的劳工团体——产业工会联合会。刘易斯屡次违背自己在战时不组织罢工的承诺，其中1943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组织50多万矿工离开工作岗位，严重损害了战时生产，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在煤炭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时代，能够停止煤矿生产的能力使刘易斯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刘易斯继承了老对手塞缪尔·龚帕斯的观点，认为应该由工会而不是国家负责福利问题。因此，在战后第一个讨价还价的回合中，刘易斯要求煤矿公司资助由工会负责运转的新的医疗保险和福利计划。但是经营者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刘易斯把矿工们控制了起来。6周之后，狂怒的哈里·杜鲁门总统把煤矿控制了起来，并派自己的内政秘书去寻求解决方案。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具有根本性突破的协议，煤矿所有者将支付新的、独立的医疗计划和养老金基金。工会通过指定2/3的信托人来控制该基金。经营者通过评估工会工人所开采的煤炭数量为该计划筹资。这是一个涉及整个行业的协议，在保证工人安全方面开始赋予工会最重要的职责。如此一来，一方面拿了雇主的钱，但另一方面却又减少了雇主的支出。

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企业有些大惊失色。企业主管们认为如果矿工们的模式得到了推广，那么结果会像成熟的福利国家一样糟糕，但是这种威胁也迫使企业开始深思。1949年10月，《财富》杂志前编辑、1940年温德尔·威尔基竞选总统时的助理拉塞尔·达文波特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地球上最好的机会：美国企业可以提供“福利国家”的替代物》的文章，他在这几页引发了广泛辩论的宣言中引用了资本家的反省精神。此时，正值美国在进行产业革命，工人对经济保障的要求是合法的。达文波特认为，除非企业重新获得主动权，否则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选择，达文波特写道：“过去，企业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让政府扮演了雇员的唯一保护者的角色。”

第32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8)

例如，当1932年一切都已崩溃的时候，如果企业家能够坚持要求政府帮助他们实现雇员的经济权利，那么过去20年的美国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企业轻易地让罗斯福先生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罗斯福及其精明的继承者从那时起就利用这种角色牟利了。现在到了企业采取措施证明自己也能实现同样结果的时候了。

达文波特鼓吹，如果企业通过提供体面的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恢复有利地位，就能一举解决社会面临的威胁，使企业在所谓的“殊死搏斗”中赢得胜利。1949年12月，据《商业周刊》报道，由美国许多大企业的主管所组成的美国行业委员会的成员在纽约集会，他们一致认为与东欧相比，英国社会主义的特征似乎更明显。

企业开始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尽早实现“双降低”，建立适当形式的福利资本主义。战后美国政治的右倾化恰恰为此创造了条件。1946年，由于通货膨胀、厌战等因素的影响，共和党自1930年以来首次控制了国会。他们在竞选中打出的口号是“这一切还不够吗？”1947年春天，尽管杜鲁门坚决反对，但国会还是通过了大幅度削减劳工权利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塔夫脱-哈特莱法》，即《劳资关系法》。由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和共和党众议员弗雷德·哈特莱联合提案而得名。它是对1935年颁布的《全国劳工关系法》的大倒退，是一部反劳工的立法，在很多方面限制了劳资争端中的工会活动。杜鲁门为争取1948年的总统竞选连任而否决了它。但众议院以331对83票、参议院以68对25票通过该法，使之正式生效。杜鲁门连任总统后也多次用该法对付工人运动。 ——译者注 ? 。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对矿工们的暴动做出反应。1948年，杜鲁门试图在美国建立全面医疗保险，但是在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反对下最终以失败告终。企业正在考虑采用创造性的方式加快实现社会保障，杜鲁门也很乐意看到通过集体谈判等非政治化的方式推动社会保障的实现。

瓦尔特的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极具号召力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UAW）领袖瓦尔特·鲁瑟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的鲁瑟，已经搬到了新兴都市底特律，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模具工人，1932年因参与政治运动被开除。几年之后为了促使政府认可工会，他带领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进行了血腥的斗争，并因此而名声大噪。鲁瑟曾两度遭遇暗杀，在遭遇第二次暗杀后他的右胳膊残废了。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也是一个街头霸王。“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多挣5分钱，而是因为汽车工人联合会是美国的先锋”成为鲁瑟著名的口头禅。他将集体谈判看成是把整个美国政治经济推向社会民主化的一种方式。鲁瑟不但非常出名，而且因其极具创造性的领导能力而被许多自由党人士寄予厚望，而且他也不负众望。1945年他所领导的针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大罢工就是最好的例证。那次罢工不但使工人们的工资提高了30%，而且对汽车制造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要求其公开账簿向公众证明，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也可以为工人涨工资。

第33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9)

1946年当选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之后，鲁瑟设计了战后的宏伟蓝图。首先，他对刘易斯从煤矿所有者处所取得的突破表示怀疑。作为一个忠实于罗斯福的人，在战争期间鲁瑟就与刘易斯的观点相左；如果说刘易斯的目标是建立以雇主出资为基础的私人福利，鲁瑟则认为这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想法。但是，由于受共和党的控制，使国会进一步进行社会保障立法已不太现实。于是，鲁瑟又陷入了沉思。鲁瑟传记《底特律最危险的人》的作者尼尔森说：“那时鲁瑟说：‘好吧，为了让政府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和更好的社会保障，我们已经进行了努力的尝试，但是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就由企业来埋单吧。’”最终，在鲁瑟的领导下，汽车工人联合会开始了美国以雇主为中心的福利制度的谈判。

可以确信，1950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与通用汽车公司签署的《底特律条约》（the Treaty of Detroit）?《底特律条约》，1950年通用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签署的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根据合同公司向员工提供健康保险和其他福利，条件是工会停止一年一度的汽车工人大罢工。当时的工会首领沃尔特·鲁瑟本来希望通过罢工促使汽车制造商要求政府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但是汽车制造商并不想参与社会化保障计划，没想到最终工会通过谈判的方式促成了这一解决方案。该合同为后来通用的长期亏损埋下了导火索，并最终导致通用破产。——译者注 ? 是一个里程碑。这份为期5年的合同规定，将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20%，养老金要达到每月125美元（在当时该数字已经很高了），公司还要提供医疗保险金。《底特律条约》作为行业关系的转折点得到了国内媒体的喝彩，有些人还极力吹捧鲁瑟。但是鲁瑟自己明白，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角度来看，《底特律条约》实际上是一种退步；因为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目标是将真正的资源从企业转移到工会手中，就像刘易斯所做的那样。但是对于汽车制造商（以及其他美国企业）来说，刘易斯的模式是行不通的。鲁瑟发现自己基本上是在推开一扇已经打开的门，企业会提供一些新的保险金，但是在管理层的严格控制下提供。

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鲁瑟会为胜利而矛盾。作为一名忠实的民主党人，他希望美国能够效仿欧洲和英国建立起更强大的福利国家制度。他意识到自己所促成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只是暂时的步骤。他劝说企业如果难以应对日益增加的保险成本，就应该与工会并肩作战，要求联邦政府承担起责任，从而减轻自己的负担。鲁瑟在谈及美国企业时说：“如果对其钱包施加压力，他们就会言听计从了。”

第34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10)

鲁瑟也会使用政治手段。在他的有力领导下，形成了战后由雇主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社会保障模式，帮助数百万没有大学学位的产业工人实现了成为中产阶级的美国梦。但是鲁瑟认为企业最终能敦促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想法却落空了。当时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并不像现在那么高，鲁瑟认为的由此而给企业带来财务压力的情况根本没有发生。相反，二战之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及其赋予美国主要企业近乎垄断的地位，使企业所承担的社会福利成本很容易通过产品价格转嫁出去。面对国外日益蔓延的社会主义，企业对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指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的政府。——译者注 ? 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同时，鲁瑟和其他工会领袖在谈判桌上耗尽了本应用于更广泛改革运动的政治热情，而谈判的胜利只能使部分工人受益。当矿工得到了自己所期望的福利之后，刘易斯明确表示放弃支持全民医疗保险计划。不过鲁瑟从未放弃这一目标。尽管建立私人福利是为了帮助工人享有类似于全民医疗保险的福利，但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动员私人福利的受益者去争取真正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鲁瑟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既定事实。1957年，他对一位国会议员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政策问题，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呢？我们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公共部门，因为这是使全民受益的唯一手段。”鲁瑟忧郁地补充道：“但是，现在木已成舟，我们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们在想什么

解读该政策50年的历史并非一件趣事。回想起来，以雇主为基础的保障体系的缺点被一些偶然事件掩盖了。没错，该体系忽略了那些没有工作、没有嫁给工人的妇女以及在那些不提供保险或不像大企业那样慷慨提供补助的小企业里工作的人。并且即便是在那些提供体面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企业里，未成年人和妇女的利益也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一般家庭都是依靠供职于某个企业的男人来养活。美国经济位于世界前列，但是，1960年的医疗保险支出仅占GDP的5%，到1970年也只不过才占GDP的7%。当以雇主为基础的系统所暴露出的缺陷（比如那些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年人将从根本上失去保障）令人再也无法容忍时，政治系统最终做出了反应，制定了诸如医疗保险等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计划。

当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已经与马里恩·福尔瑟姆和瓦尔特·鲁瑟当初制定社会保障体系时的情况大相径庭了。不言而喻，当时阻止资本主义衰败是美国制定政策的目标。但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如今大家更倾向于市场经济。美国以雇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是通过企业自主定价来补偿的，然而市场竞争的全球化结束了美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自主定价的前提。现在，人们在其职业生涯中要换多次工作，并且还有上千万的永久“自由职业者”不再依附于提供保险金的传统工作。新词汇“岗位约束”（Job lock）已经载入词典，该词描述的就是人们受企业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的约束而不能随意选择合适工作岗位的现象，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劳动力的流动和企业家的积极性。

第35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11)

现在的医疗保险支出已经高得令人瞠目结舌。美国当前的医疗保险支出占GDP的比值已经高达16%，预计到2015年该数字将达到20%，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1%。并且那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惠及每个公民，而美国仍然有5 000万人尚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美国在公共医疗保险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总的来说，现在美国雇主每年大概支付6 000亿美元医疗保险金和2 000亿美元养老金，而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无须承担此项成本。听起来近乎疯狂，但这都是事实：星巴克的医疗保险支出比咖啡的支出还高；通用汽车公司的医疗保险支出比钢铁的支出还高。然而这些企业对于咖啡和钢铁的成本了如指掌，但是对其为员工所投入的数万亿医疗保险的回报却知之甚少。

退休问题的境况也不容乐观。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defined benefit pension）是鲁瑟所倾力打造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对劳动力的覆盖面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40%下滑到如今的15%。那些仍然提供养老金的企业纷纷转向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根据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退休工人每月可以领取由企业所支付的固定退休金；而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比如401（k）养老金计划，则是由雇主和雇员按一定比例每月向养老金账户缴纳一定的资金，若干年后，雇员可以根据该账户的投资业绩进行提取。7 500万全职工人除了社会保障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储蓄和退休保障计划。离开社会保险是令人生畏的事情。难怪，专家们总是说，如果停止工作，数千万人将无法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

这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每年都会有越来越多的雇员放弃传统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并且越来越多的选民告诉民意调查机构自己缺乏安全感。这种担忧已经变成了一股有力的政治力量。

尽管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支出在企业和公众眼中已经成为一种威胁，但是美国企业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对政府的态度仍然没有改观。医疗保险就是令人烦恼的例证。企业坚决维护自己的观点，认为如果政府保证最基本的保险项目（政府提供普遍的基本养老金）可能会取代自己目前的资助和管理角色。莫名其妙的是，企业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对山姆大叔说：“不管你怎么做，千万不要让我从混乱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如果你询问商界领袖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仍然向雇主而不是向国家寻求这种帮助？那么，你所面对的思维碰撞和推断将十分混乱。因为，有迹象表明，许多超越了因果关系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美国商会主席汤姆·唐纳休解释道：“如果我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医疗保险计划，那么你就可以回家告诉穆里尔说‘我比没有医疗保险计划的街上的流浪汉多了一个雇用你的好机会’。”如果政府能够保证基本的社会保险，那么企业也可以通过提供补充福利留住人才。但是，以雇主为基础的保障体系提供的是世界上成本最昂贵的医疗保险。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主席约翰·卡斯特莱纳说：“不论如何，这一次成本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我们将终止支付。”把这些作为问题的答案实在是太牵强了。如果强大的企业游说团将永久降低企业的医疗保险成本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不是盲目地把政府排除在外，那么企业今天的成本就不会如此之高。Safeway的首席执行官斯蒂夫·伯德认为，如果政府承担了这些费用，那么像Safeway这类企业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创新和效率。但是也不尽然，比如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疗系统被认为是利用技术和实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实证医学，又称为循证医学。指利用科学方法获取证据来确认医疗实践效果，并尝试对医疗手段（这也包括放弃治疗）的相关风险和疗效进行评估。——译者注 ? 改善健康、降低成本的典范。多数雄心勃勃的医疗改革提案要求政府考虑Safeway及其他企业所采取的预防性医疗保险方案。但是，根据伯德的逻辑，Safeway应该为雇员设立学校，并组建自己的军队来保护他们。很显然，这种逻辑是错误的。那么企业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第36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12)

历史和常识都表明答案只有一个：美国企业本能的反政府意识形态正在损害其自身利益。这种意识形态早就存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阻碍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适应，并且这种心态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威胁。企业最初所抵制的许多政府法案或机构现在已经成为支撑美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比如童工保护法、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社会保障、马歇尔计划、国家公园、 联邦对教育和医疗保险的援助，等等。这真是一份冗长而又令人尴尬的清单。1968年，哈佛商学院的西奥多·莱维特?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1925—2006），哈佛商学院资深教授，现代营销学的奠基人之一。当代营销大家菲利普·科特勒说：“莱维特就是营销的代名词。”——译者注 ? 写道：“他们常常以那些会给我们的私营企业体系造成严重后果为理由，真不知道这些宣扬厄运的预言家每天早上如何面对镜子中的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坚信自己有能力对企业中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

这并不是说企业需要拥戴政府，或者无视其愚蠢和低效（我曾经在两个高层政府部门工作过，其实企业家也清楚，政府所存在的某些问题企业未必就能克服），仅仅意味着我们的企业主管需要像其他发达国家的主管那样，认识到政府应该在确保某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扮演合法的、责无旁贷的角色。事实上，此类常识目前在美国企业界还属于禁忌。我认识一位知名的共和党亿万富翁，他对医疗保险的悲哀处境惊骇不已，虽然他可以直言不讳地谈论其他话题，但是却拒绝发表如下观点：政府应该通过某种单一支付计划提供基本保险并允许那些希望参与更多保险范围的人在此基础上添加私人计划。俱乐部里的这伙人就是不理解。凯利服务公司（Kelly Services）首席执行官卡尔·卡姆登提出“自由职业者”劳动力的想法，使其对美国医疗保险的愚蠢做法非常敏感，他说：“对于许多CEO来说，对于自由市场原则的盲目忠诚已经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的系统已经失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存在医疗保险的自由市场。”

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主席安迪·斯特恩说，20多年来，雇主们都在催促他“跨入21世纪”。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工会的那些旧观念已经行不通了。斯特恩承认这些CEO的说法是正确的，工会必须进行改革。他说：“现在我对他们说‘走进21世纪吧，以雇主为基础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气数已尽，你们这些家伙是上一个时代的残余势力了’，过去那些说我们是恐龙的人今天也变成了恐龙。”

第37节：第3章 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保险(13)

资本家思想的开放

一旦资本家的思想开放，就什么也不缺了。比如，在医疗保险问题上，美国企业一直担忧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意味着美国会采取加拿大式的单一支付体系，不过2007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是由250多名商界和教育界领导所组成的、独立的无党派机构，致力于当今主要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政策研究以及政策建议的实施。——译者注 ? 发布报告提出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全面保险体系”已经破除了这一担忧。1942年，由包括马里恩·福尔瑟姆在内的一群卓越领导者所创立的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是一个企业导向型的智库。其报告直奔主题：“美国需要一个取代雇主提供医疗保险的新体系。” 经济发展委员会可以通过地区保险公司向人们提供保险，还可以援助那些收入较低而需要帮助的人。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将会通过消费税或者增值税筹集资金，为每位公民支付基本的保险计划。该体系将包括激励医疗服务系统进行价值竞争的新机制。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主席查尔斯·科尔布说：“如果我们要在全球经济中竞争，要让普通美国人做正确的事，就需要企业觉醒并反思这个体系。”

我问商业圆桌会议主席约翰·卡斯特莱纳为什么主张雇主应该处于所有事物的中心，这与其他企业团体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考虑了一下说：“也许是因为经济发展委员会主要由退休的CEO组成，而商业圆桌会议则主要由在职的CEO组成。”我也不能确定此话的含义。为什么在职的CEO希望企业继续承受医疗保险的煎熬呢？这没有意义。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企业坚决留在美国福利体系的核心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商业圆桌会议与经济发展委员的真正区别在于在职的CEO受人力资源部门的影响，因为根本性的改革将威胁其利益。每项医疗保险改革计划都缺少对《财富》500强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的一揽子慷慨买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人在私下里告诉我这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现在到了宣布胜利并继续前进的时候了。美国经过史诗般的斗争，巩固了资本主义，其中以雇主为基础的福利体系功不可没。但是这一延续了几十年的体系如今在政治模式和思维习惯上已经老化，无法满足全球化竞争和社会正义的需要。现在，企业是唯一能够打破僵局的力量，企业只有着眼现实、转变思想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仍然需要支出社会保障成本。尽管政府将成为社会保障的主要投资者，但是只要愿意，企业仍然可以作为雇员保险计划的推动者（如果不是主要的筹资者）。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从此“置身事外”，与以往相比，企业甚至需要更加支持必要的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行的，但是必须迅速迈出第一步。

2008年夏天进行医疗保险立法的磋商，企业必须认识到它在美国福利国家中的普遍作用。很显然，让其通过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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