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上,罗罗·苏托洛混得不错,他在美国石油公司中的工作很顺利。他也开始慢慢地西方化了,他的社交圈子大部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为了社交的需要,罗罗·苏托洛希望邓哈姆能抽时间陪他去参加一些社交派对,而这种派对通常是带夫人一起参加的。
邓哈姆曾经也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她也理解丈夫的需要。开始时她参加过几次,虽然是“上层贵族”派对,好吃,好喝,好玩,但几次下来,邓哈姆就不愿再参加了。一则,邓哈姆想多留点儿时间陪陪子女,教儿子一点英文方面的东西,而派对在晚上,让她第二天没法在4点起床。再则,她也有自己的事业,她希望自己事业上有所建树,不想当个印尼式的家庭主妇。更重要的是,她与那些夫人们没有共同语言。她们在一起除了谈论化妆、衣服之类的女性话题外,更多的是抱怨她们的印尼女佣的这不是那不是,还有就是抱怨印尼的尘土、脏乱等等,全部都是关于这个国家的负面的东西。这种对印尼负面的抱怨和指责,在邓哈姆工作的使馆也很常见,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她与那些美国人不同,她是印尼人的妻子,她已将自己融入了印尼,作为印尼的一分子,印尼在她心目中已经是自己的国家,她对这些指责受不了。她没有能力,更没有兴趣和那些贵妇们比物质方面的东西,她也浪费不起这个时间。罗罗·苏托洛是个脾气相当好的男人,也受过西方教育,但回到印尼的环境,他希望自己的妻子以家为主,以丈夫的事业为主。罗罗·苏托洛的工作是公关印尼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多是印尼各个部门的实权人物。出于社交的需要,经常喝酒甚至时不时喝醉酒,在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非常正常,多数时候也可能实在是无奈之举。邓哈姆联想到前夫巴拉克在肯尼亚的悲惨处境也是因为酗酒所害,因此对罗罗·苏托洛酗酒行为很是不满,这也为他们的分手埋下了祸根。岁月将罗罗·苏托洛的棱角磨掉了,他后来成为外企的员工,为洋人做事,丢掉了自己的理想和志向。邓哈姆感到极度的失望,她和罗罗·苏托洛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便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印尼文化和社会的研究。1970年,在玛雅出生的时候,邓哈姆与罗罗·苏托洛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即便是罗罗·苏托洛后来与邓哈姆离婚,他对奥巴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至少,在奥巴马的童年时光,这个印尼男人无私地给了他真正的父爱。这一点远远超过了奥巴马的生父巴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