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哈姆跟儿女、父母挤在小公寓里,靠助学金生活了三年后,为了完成博士学位,她毅然决定回到印尼做调查。14岁的奥巴马告诉母亲自己不想跟去。他厌倦了再去适应一个新环境,他也喜欢上了外祖父母给他的自由,邓哈姆没有勉强儿子。当时邓哈姆对奥巴马要求留在夏威夷完成中学学业,不愿跟随她返回印尼是有着万分不舍的,但为了尊重奥巴马的意愿,邓哈姆还是答应了。这是母亲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邓哈姆总是觉得,在向未知领域进发时,冥冥之中人会无意间碰上决定一生命运的东西。邓哈姆一生秉持的信念是决不要被恐惧吓倒,也不要局限于狭隘的身份界定,不要自我隔绝,要竭尽全力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到亲情和美。
邓哈姆一边做调研,一边在福特基金会印尼办事处找了一份工作。与很多外国人不一样,邓哈姆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喜欢印尼文化。她总是花大量的时间深入乡村,和村民待在一起,还经常到当地集市与穷人交谈,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并特别关注贫穷妇女生活。由于热情好客,她的住所经常办聚会,各种身份的人汇聚在这里:有政治家、音乐人,也有劳工组织的负责人。在20世纪80年代,印尼社交圈里单身母亲并不多见,而邓哈姆却在那里站稳了脚。印尼人接受了这个卷发的白人女子,而邓哈姆也在那里如鱼得水。在家中,邓哈姆穿着印尼妇女传统的蜡染家居服,出门吃饭时,她也偏爱路边小店里的面条和肉丸等当地食品。
邓哈姆职业生涯的最大成就是1988年到1992年间参与协助印尼当局制定财政计划,给需要帮助的穷人小额信用贷款,为了小额贷款,她甚至还在巴基斯坦住了一段时间,曾带着女儿借宿在朋友家,甚至还住过车库。这一计划如今已成为成功范例。她还当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顾问,到过加纳、印度、泰国、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从事乡村开发,捍卫妇女事业。奥巴马曾形容她是“一个集工作、求学和养育儿女于一身的母亲”。
邓哈姆是个理想主义的严母,她对孩子期望很高,从小教导奥巴马做人要诚恳、坦率、有主见。邓哈姆的朋友说,奥巴马的自信、魄力和拉近不同社群的能力,以及面对强势女性能处之泰然,处处都反映出邓哈姆对他的影响力。邓哈姆和奥巴马两人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远隔重洋,但始终关系密切,母子情深。即使身在印尼,邓哈姆仍时刻关注奥巴马的成长,有一段时间奥巴马在学业上、生活中都没有取得什么成绩,邓哈姆就无奈地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她的儿子似乎只对篮球感兴趣。她的同事回忆说,当时她曾为儿子缺乏社会责任感而深深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