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进》 编辑推荐

平民影帝王宝强沉寂三月撰写自传自述奋斗史

独家解密少林寺出家过程，第一次恋爱苦痛，成为四部影视剧主角的奇异经历

首印二十万，中国红十字会购万册图书捐赠地震灾区

李扬、柳云龙、康洪雷作序。刘若英、冯小刚联合推荐

师永刚工作室联手华谊兄弟时代经纪独家巨献

王宝强为八零后一代撰写出版青春劢志图书

《向前进》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理想、奋斗和成长的故事。

“傻根”“阿炳”“许三多”，谁才是真正的王宝强？

一个农村孩子八岁时的梦想，在十六年后变成了现实。这不是传奇，为了这个梦想，他在少林寺学艺六年。为了这个梦想，他的北影厂的门口蹲候三年，只为有一个说台词的角色。为了这个梦想，他在工地上搬砖、运沙，挥汗如雨。为了这个梦想，他和所有一样有梦想的年青人一样，离开家乡，走在奋斗、成长的路上。

他用十六年，完成了这个青春时代的奋斗史。他用不抛充不放弃的精神制造了一个喧器时代的梦。每个梦想皆能成真。

王宝强独家陈述关于命运，关于机缘，关于成长，关于情感，关于亲情的全方位思考。

一个八岁的农村孩子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

一部电影怎么样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群众演员凭什么成为了中国最当红的演艺明星之一？

王宝强，一个本色演员。一个凭借“傻根”“阿柄”“许三多”红遍中国的明星，在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后，王宝强首度出书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告诉每一个心存理想的人们，每一个梦想皆能成真。

本书由华谊兄弟联手师永刚工作室、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刘德华、刘若英、葛优、冯小刚联合推荐，李杨、康洪雷、柳云龙亲笔作序，再现王宝强奋斗成长的故事，这是一部青春时代的奋斗史。

这是一本集回忆、日记与语录为一体的口述自传，2008年春天，王宝强开始回想自己走过的路，觉得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他开始断断续续的对着录音机开始口述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奋斗与痛苦，一路上的艰辛与不易。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胡乱写下的一些日记成了回忆时最好的帮助，那些连续的岁月在日记里凝固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年轮。春天结束的时候，王宝强完成了5万字的初稿，后来在两位朋友的润色下，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王宝强不断的在回忆里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些旧日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出来。少林寺学武、北漂时代的地下室、群众演员的苦力生涯、累死累活的民工生活、从天而降的《盲井》都逐渐清晰起来，那个翻着跟头的小孩子一路翻滚着前行。

少年时的王宝强是什么样的？在这本书里，首度讲述了王宝强的童年生活，他的不为人知的家庭，他的电影梦想。一个又倔，又机灵的小孩，怎么学会了家传的梅花拳，八岁那年看到的电影〈少林寺〉又如何深深的影响了王宝强。

在少林寺王宝强遇到了什么？书里告诉了我们一个少林俗家弟子的学武历程，曾经和师弟打架差点掉下山去，为了过一个生日被师傅狠狠打了一顿而发誓报复师傅，回家探亲的时候腰上却上添了一个大疤痕，翻着跟头以为自己在拍电影，师弟们拿着烧火棍准备“出国”。有欢笑，有泪水，五更灯火五更鸣，少林寺学艺带给王宝强一生受用的功夫。

在火车上蹲了四个小时马步，准备到北京拍电影的王宝强遇到的却是地下室，蹲活，在北漂时代和许多人一样碰到过骗子，也结识了朋友。最后在生活的压力下，不得不成为一个每天只挣25元钱的民工，在一次又一次被摔到地上时，王宝强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和陈小春合影，被葛优摸了下头，都成为他最兴奋的事情。北漂时代的日记里，有着王宝强的诸多秘密，也记录了下他所有的酸甜苦辣。

命运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当一个河南小孩没有时间拍电影的时候，〈盲井〉最终落在了一脸雀斑的王宝强身上。说话有气无力，灰头土脸的王宝强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选上，还会成为主演。他倍加珍惜这个机会，即使拍摄的煤矿砸死了两个人，女主演也跑了，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他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巨款1500元，那是2001年。之后，他用一碗刀削面庆祝了自己获得金马奖。

“你有档期吗？”他接到了新的电话，打电话来的人是冯小刚。〈天下无贼〉中的“傻根”让人记住了王宝强，冯小刚说，这部戏只能火一个人，那就是“傻根”。跟王宝强搭档的刘德华为什么要大喊“傻根，我要杀了你”，当红女星刘若英则要把“傻根”当成自己的弟弟。王宝强凭什么成为了“傻根”，戏里戏外的他有着什么样的人生感悟？

但是，导演柳云龙却认为，如果“暗算”先播，大家肯定要把王宝强叫成“阿柄”。戏里的阿柄听力超常，耳朵会动，这个绝技王宝强是怎么炼成的，书中首度透露了这一秘诀。王宝强在戏里给柳云龙吃“糖”却引起了柳云龙的“报复”，戏里戏外的“暗算”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王宝强差一点错过了“许三多”。

书中王宝强自述徐帆当初极力劝说他接受“许三多”的情景，而他看完剧本后怒吼：谁是编剧，我是杀了他？冯小刚面授机宜，送给王宝强演许三多的五个字。王宝强入戏后引来编剧和导演的困惑，编剧兰小龙说，我很愤怒，搞不清楚他是许三多还是王宝强。人戏合一的王宝强是怎么样蜕变成“许三多”的，还是听听王宝强自己的讲述吧，他首度阐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情感挫折，讲述了自己成为许三多的奋斗历程。

在一部大片《集结号》里，王宝强扛起自己最喜爱的枪，却遇到了自己最艰巨的挑战，这是把冯小刚拍得最“伤”的一部片子，却是王宝强青春集结的开始，他吹响了自己的青春号角，登上报纸、杂志、电视的封面。在成功的时候，王宝强却回到了农村，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梦想。

春节联欢晚会，这个演艺明星们趋之若骛的舞台，突然间对王宝强打开了。15分钟，没有一个演员的时间长度会这样耀眼，在春晚的舞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绯闻、负面新闻，捐款不实新闻，在遇到从艺以来最受争议的时刻，王宝强告诉我们，他都做了什么。

一个积极、健康、现代、成功的更真实的王宝强，直率而坦诚的讲述了个人历史、心路历程，为了一个梦想，一直寻找意义的他如何找到了自己的荣光。他的“贵人”们、李杨、冯小刚、康红雷、柳云龙都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王宝强，不同的人告诉了我们同一个王宝强，一个在青春时代实现自己梦想的人。

李杨序：老实做人认真演戏

王宝强来电话说：“李杨叔叔，我要出书了，请你给我的书写个序。”我马上就答应了。可是过后一想我写什么呢？说实话，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给别人的书写序。想想2001年的冬天，我正在为我的第一部故事片《盲井》选演员，王宝强和其他几个孩子被副导演鲍振江带到宾馆房间，他那有些雀斑的脸颊被冻得有两块山里红。我并没有让这些孩子们做小品或者来一个“啊，长城……”之类的朗诵，只是问了问他们家里的情况。王宝强一直溜边儿站着回答我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没有敢正眼看我一下。虽然他是个农村的孩子，没学过表演，没演过戏，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关系。谁敢说农民不能当演员，农民的表演就一定比电影学院或者戏剧学院教出来的学生差呢？王宝强那坎坷的经历打动了我，他那真实的表情，朴素的气质和憨憨的笑容让我当时就做出用他的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王宝强的命运。

时间过得真快，王宝强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当红的电影明星之一了。王宝强曾经对我说过：“李杨叔叔，我的好多第一次经历都是你带给我的。第一次演电影，每一次挣那么多的钱，第一次住高级宾馆，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得奖……”很多的“第一次”成了我和王宝强的机缘。不错，是我为他提供了机会，带领他走入电影艺术的殿堂。但是没有我的朋友台湾导演陈国富的穿针引线，没有冯小刚和康洪雷导演的大力扶持和培养，王宝强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不过，最最关键的还是王宝强自己。他的成功跟他自己的努力奋斗和做人是分不开的。

王宝强不是俊男，家里没有任何势力或者实力，也没有进过这大学或那学院学习过表演，为什么他就红了呢？仅仅是他运气好吗？娱乐圈是个名利场，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多少演员为了出名，不是用心地去认真工作，好好塑造角色，而是不惜用各种手段，甚至不顾礼仪廉耻用下三滥的手段制造八卦新闻，制造矛盾来吸引眼球，来搏出位，但是王宝强不是靠这些获得成功和出名的。在拍摄《盲井》的时候，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我们被迫停止拍摄，不少演员和工作人员在一些人的挑唆下离开了剧组，甚至女主角都不辞而别，但是王宝强没有走，他坚持拍完了。为了真实，我们冒着塌方和瓦斯爆炸的危险，在三百多米深的井下拍摄三十多个小时，王宝强没有退缩，他坚持下来了。在冰天雪地里王宝强发着高烧继续拍摄，他坚持下来了。他的努力，他的汗水，他的这些在当时许多人眼里很傻的那份“坚持”带给了他成功。他的“傻”，他的“憨”，他质朴的笑，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的努力奋斗获得了应有的回报。王宝强获奖后没有过河拆桥，没有恩将仇报，仍然保持着他质朴的一面。这恐怕也是他能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2003年当王宝强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最佳新人奖时，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的路还很长。我十八岁到国家话剧院（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演员时，我母亲和我的老师送给我一句话，我现在送给你，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

时间一晃，五年过去了。王宝强要出他的第一本书了，里边记录了这二十几年来他的奋斗经历和成长过程。我祝福他。我送给他的还是那句话：宝强，你今后的路还很长，诱惑颇多，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好自为之。

康洪雷序：伏首谦卑迎高局

“唇红齿白”，就是王宝强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灿烂的笑容与淳朴的眼神是这个社会的稀缺物。

王宝强经历过苦难，像所有人一样在困厄中挣扎过。可贵的是，在经历了一切之后，他的心没有被扭曲和改变，没有灰色，没有仇恨。他有的是一如既往的拙朴，有的是乐观地迎接所有事情的勇气。也许这是他的无意识，但愿他能把这种无意识保持到底。

当然，最终造就王宝强的正是他身上这种保持到底的本色。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其实本色对我们来说，都太珍贵了。本色是我们的出发，也是我们的终点.我认真地跟宝强说过，我不希望他成为演技派的演员。在这个娱乐成疯的年代，我们看够了所谓的“演技派”。我希望他能将这份本色保持到底，就做一个本色演员吧。

《士兵突击》播出后，我被人问的最多的就是：王宝强和许三多有什么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在我看来，那就是“谦卑”。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东西。谦卑能让人低下头来，把不可能的事情做成。许三多承受了那么多天然的、人为的压力，经历了那么多一层一层蜕皮的历程，最后还能坚持到底的原因正是这种天然的“谦卑”观。做导演最应该做的，是发现演员的特点，刺激、引导他达到人戏合一。我一直追求这样一种非常贴近灵魂的状态。王宝强在创作许三多之时，激发出的正是他生命中那种无意识的“谦卑”感，正因为如此，这种谦卑才会激发出观众巨大的认同和怜悯。让我说，许三多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部分。

人的未来不能设计。没有人知道明天是晴天还是雨天，是刮风还是下雪。但人总要成长，谁又敢说，本色的王宝强成不了世界巨星。

保持拙朴过闹市，伏首谦卑迎高局。

祝他一路走好！

柳云龙序：没有演员能“演”得这样真实

第一次见宝强，是看电影《盲井》，他演的那个少年，让我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一定不是演员——因为，没有演员能将角色“演”得这样真实。

所以《暗算》挑演员时，我第一个见的就是王宝强。他胖一些，白一些，但质朴是一样的，热情是一样的，同时一样的还有他对做演员的执著。为演阿炳，我要求他减肥，去盲人世界里感受生活，念报纸练普通话。后来实拍时还给他拔了眉毛，他都做到了——这不是每个演员都能做到的。

作为导演，我很高兴，宝强的阿炳，在我看来，在本色的基础上，他有了创造力。

所以我要说，看傻根，看阿炳，看许三多，看王宝强……

《向前进》 图书目录

李杨序老实做人 认真演戏

康洪雷序伏首谦卑迎高局

柳云龙序没有演员能“演”得这样真实

自序我就是许三多

第一卷画传

第二卷语录

第三卷向前进

第一章我有一个梦想

69&#9654; 我的倔是遗传。

妈妈说，爸爸骗了她。爸爸打我，就像打小猪一样。

74&#9654; 香橡皮、新衣裳、糖纸，一个都没有。

78&#9654; 我梦见自己成了觉远。

妈说：“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在镜子里了。”

第二章“出家”少林寺

84&#9654; 在哭泣中“出家”。

师父摸着我的头说：骨脉不错。

日记之一：我哇哇大哭，一辈子种地没意思

89&#9654; 我心里想的，全是怎么才能拿刀子捅了他。

师父突然给了我一鞭腿。

日记之二：一口气翻五十个跟头，我以为是在拍电影

101&#9654;接受命运安排，做个农民？

那次探亲，我的腰上添了一个大疤痕。

日记之三：拿着烧火棍“出国”

第三章“北漂”：青春残酷

105&#9654;火车上蹲了四个小时马步。

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吊车、脚手架，一切都在向上，向上！向 上！

日记之四：想起了“铁道游击队”

110&#9654;六个人挤在一间地下室里。

这座楼里所有被遗弃的东西：废水、垃圾，就在我头上经过。

115&#9654;上趟厕所回来还能看到你，就叫成功。

“你，姓名，电话。” 我又学会了一个新词儿：AA。

日记之五：一个月二十块钱的房子

旁边是臭水沟、煤场，厕所在两百米外的大街上。

128&#9654;“你傻啊，怎么是真摔？”

我又被踹了一次。我听见自己的喉咙里发出了“啊——”的惨叫声。

日记之六：一次搬着十二块砖，看不见自己的背影

139&#9654;葛优摸了一下我的头。

一个每天只挣二十五元的建筑工、清洁工，花大笔钱去洗照片，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日记之七：大年初三的深夜，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

第四章生死《盲井》

146&#9654;一个河南人没有档期，拣来的主角。

日记之八 ：“我叫王宝强”说得有气无力

148&#9654;李杨是我的福星。

日记之九：丢了四个剧本，李杨导演狠训了我一通。

153&#9654;煤矿砸死了两个人，女主角跑了。

日记之十：我无路可跑

155&#9654;一笔巨款，我的第一部电影的工资是一千五百元。

日记之十一 ：把十块二十块的债都还了

160&#9654;用一碗刀削面庆祝，一个民工的“金马奖”之旅。

日记之十二：一会儿睡，一会儿醒，脸都笑僵了

日记之十三： 一个电话，是拍《大腕》的那个冯小刚吗

附录：你有一部作品

第五章为什么是“傻根”

167&#9654;“ 傻根儿，我要杀了你。”刘德华喊着说。

175&#9654;刘若英说：“你想想咱们马上就要分开了。”顷刻间我泪如雨下。

日记之十四：“你吹吧，和刘德华演电影”

178&#9654;《天下无贼》放映第二天，有人问：“你，是那个傻根儿吧？”

日记之十五：对着马说，还是对着狼说

182&#9654;“你有档期吗？”冯小刚导演问。

日记之十六：第一次见面，冯导给我喝红酒

第六章阿炳是怎样炼成的

188&#9654;看《盲井》，柳云龙拍板：“阿炳非他莫属”。

190&#9654;苦练两个月，阿炳的“耳朵”动了。

192&#9654;给安在天吃“糖”引起的故事。

柳云龙“公报私仇”。

附录：《暗算》如果先播出，大家肯定先叫他阿炳

日记之十七：你是怎么演的

195&#9654;单相思，我笨拙的初恋。

198&#9654;“什么衣服值一千五百块？”我妈惊讶极了。

一个儿子的愿望。

日记之十八：博客日志&#8226;成长的烦恼

第七章谁是许三多

201&#9654;徐帆老师问我：“那武打片，你是男主角吗？”

203&#9654;冯导给我五个字：“憨、傻、孬、木讷。”

205&#9654;编剧兰小龙说：“我很愤怒，搞不清楚他是许三多还是王宝强。”

日记之十九：那些“傻事”怎就变成了好事

208&#9654;第一次“杀人”，我想明白了，这就是成长。

日记之二十： 还记得八岁时的那个梦吗

附录：许三多就是他

212&#9654;白岩松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许三多“触发”的条件反射。

附录： 在中国，人人都爱许三多

第八章我的青春集结号

218&#9654;中国兄弟连，不许撤退。

221&#9654;不折不扣的“和尚戏”。

冯小刚说这部电影把他“拍伤了”。

225&#9654;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

第九章我上春晚的幕后故事

229&#9654; “春晚？真的假的？”我连夜飞回北京。

台前幕后，在春晚舞台上的十五分钟。

236&#9654;捐款五万变成一千元。

地震灾区捐款真相。

240&#9654;我们都会好好活下去。

“你来演这个毒枭。”他告诉我的时候，我不是没有犹豫。

《向前进》 我就是许三多(1)

自序

2008年的春节，我没能和父母一起度过。自从见过大海，我曾无数次梦想过，在这个春节，我应该拉着父母的手，在三亚的海滩、阳光和微风中快乐地散步，听他们一遍一遍重复我小时候的故事：“你生下来的时候，个子特别小，又黑又瘦，哭声也不大，像只小猫。那是五月，天气已经转暖，但我们那座房子漏风，我们怕你着凉，用被子把你包成一个厚厚的蜡烛包。你妈妈看着你的样子，竟然哭了，说害怕这个孩子养不大。”

在每一次这样的回忆里，我都能感觉到隐藏在他们心底的惊奇与骄傲。

像中国任何一对在内陆广袤大地生存的农民一样，他们二老还从来没有见过大海；而我第一次见到大海，还是在2004年，因为电影《盲井》到台北去领取“金马奖”的时候。飞机飞过海峡时，海水与天色掩映，令人一时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我望着那无边的碧蓝，竟然眩晕。2006年9月，回家帮他们收秋的时候，我坐在地头，看着像浪涛一样的田地，对自己说，我要带我的父母去看大海，我要让他们住最豪华的酒店，我要给我的母亲买漂亮的手镯、丝绸的棉袄，给父亲买上好的雪茄烟。所有他们年轻时因为贫困无法享受和拥有的东西，我都要补偿给他们。我以前想告诉村里人，现在我想告诉所有的人，人生最美的事，就在于向父母证明了，这个儿子没有白养。

但是我的愿望暂时没有实现。最终，他们还是只能从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外，和电视里的我一起过春节。我内疚这个春节以这样的方式和他们一起度过，但电话里，妈妈竟然激动得话都说不连贯：“宝强，你也上春节晚会了！”

整个村，整个镇，整个县，甚至整个邢台市，这么多年来，我可能都是唯一一个登上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舞台的人。在我的父老乡亲的眼中，王家的小子闯出名堂来了。

“咱村里的人说，你比其他的演员有出息，他们只有一个节目，你有两个。”妈妈在电话里喜滋滋地说。淳朴的乡亲们，对于“有出息”的衡量标准，依然是靠上节目的数量来衡量的，在他们看来上了中央电视台才是真正的明星。从《士兵突击》播出之后，我到处接受采访，尤其是春节之后。我身边的朋友不无忧虑地认为，我快要“曝光过度”了。可是我知道，我的淳朴的乡亲们，不知道什么叫“曝光过度”，他们只是天真地觉得，我在电视上出现得越多，说明我在外面混得越成功。而妈妈会觉得，我出现得越多，他们见到我的次数就越多。

我依然住在农村的父母，他们现在见到我的唯一的渠道，几乎就是电视了。身为演员有数不清的活动，见不完的人，而我的父母，一年里能亲眼见到我的时间，十只手指都数得过来。2008年，我被选为邢台市的政协委员，回家乡开会。妈妈满心欢欣地盼着我回家，可是我回乡却只能在家里住一晚。

现在，家里的墙上，挂着的全是我的照片：我的剧照，我和各种人物的合影等等。那一晚，住在我亲手为父母建起的房子里，看着墙上照片里那个露出憨厚笑容和雪白牙齿的人，心里竟然生出些许惶恐：那个人真的是我王宝强吗？

在过去的2005年和2006年，我曾是“傻根”“阿炳”；2007年，我的名字从“傻根”变成了“许三多”“许木木”。感谢导演、编剧及和我一同摸爬滚打的演员们，他们成功地让观众们相信了，我就是许三多、许木木。2007年，许三多这个角色让我真正地体验到了走红的滋味。在我拍戏下榻的酒店、作讲座的大学校园、新闻发布会现场，到处可以看到热情的观众，他们用热切的眼光追随着我，希望在我身上发现那个他们熟悉和喜爱的许三多，那个简简单单用笨孩子的逻辑在成人世界里杀出一条血路，告诉他们世界上不是只有唯一的生存法则的许三多。而我，也早已习惯于微微眯起眼睛，露出一个“许三多”式的淳朴的微笑。

《向前进》 我就是许三多(2)

“我就是许三多，许三多就是我。”很多次，我无比坚定地对各路采访我的媒体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真诚的。第一次看到《士兵突击》的剧本时，我几乎哭了。我咬牙切齿地问给我剧本的人：“编剧是谁？我要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他的每一句台词，似乎都是摸着我的心写的。许三多的父亲，许三多的哥哥，分明就是我的父亲，我的哥哥。许三多说：“不抛弃，不放弃。”“要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那些漂在北京，饭都吃不上的日子，有多少次，我就是这么对自己说，才一步步扛了过来。

必须说，许三多这个角色，是我最投入的角色。我根本没有去演，因为从进剧组的第一天起，我已经一遍一遍告诉自己，许三多就是我，我就是许三多。

然而，我真的就是许三多吗？

许三多不会一天十小时接受采访，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飞机、汽车、轮船以及一切交通工具上。最重要的是，许三多他没有绯闻呀！而《士兵突击》播出之后，我忽然发现，少林寺出来的我，原来也可以和绯闻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

出名之后，和我有“关系”的姑娘一下子层出不穷。

有人说，这是一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怎样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是一门生意。的确，王宝强这个名字已经和许三多太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任何与许三多形象有些微出入的举动，都会引起大众的关注。人言可畏，所有的流言蜚语都令我心寒。我着急上火嘴上冒泡，我感到一肚子的委屈说不出来。我只想做一个演员。我想不通的是：一个喜欢电影的傻小子才刚刚起步，为什么就会有那么多的风雨袭来。幸好有朋友们的支持，他们说你只有经历这些，才能长大。

我是许三多，但我不完全是许三多。

演员赵丹说，好演员是第一滴水，折射出来的都是角色的影子。换句话说，就是好演员没有自我，只有角色。

《霸王别姬》里说，不疯魔，不成活。

然而，做演员最大的挑战性也在于此：演戏要求全身心投入，但如果真正将自己和角色混为一谈，结局或许是悲剧性的。因为，戏毕竟是戏。如果一个人只记得他在戏中的角色，而忘记了他在社会中的社会角色，那他最终将无法找回自己。也许有一天，将不得不问自己：“我，是谁？”

我，目前是一个演员。

在公众想象中，娱乐圈，难道不应该是现世版的伊甸园吗？俊男靓女混迹其中，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引人注目，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公众的好奇心；而人们一面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他们横加指责，一面又像溺爱孩子一样放纵他们，让他们代替自己完成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满足的隐晦欲望。

但我并非生来属于娱乐圈，正像我并非命中注定会成为“许三多”。

我，曾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是偶然的机缘，才让我进入了演艺圈。

我告诉过所有人，我八岁那年，就想拍电影；为了拍电影，我才去了少林寺。

如果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如果我的父母是城里人，是工人，或者不用那么奢侈，如果他们每年的收入稍微多一点点，我还会希望去少林寺吗？

我去少林寺，是为拍电影，但我拍电影，是真的热爱这一我完全一无所知的事物，还是仅仅是为了离开？

我又为什么要离开？离开我的父亲、祖父，世代耕耘的土地？离开我善良的母亲？离开我的家？

如果当初我不离开，今天的王宝强，和城市里街头上任何一个衣着平凡的人，又会有什么不一样？

或许没有什么为什么。在我当初离开家乡登上开往他乡的火车时，我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而我今天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选择的结果。

人最终都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是吗？如果我，一个十三亿人里最不起眼的农民的儿子，一个走过你身边你都不会注意到的民工，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个“明星”，那么你，任何一个“其他人”，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我敢把我前二十年走过的道路写出来，给你们看，更重要的是给自己看，不一定是因为我比任何人更有勇气，而在于长大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坚持，我一直都相信年轻人的志气。相信一个人的成长故事与青春故事的代名词就是奋斗，就是前进，就是努力，就是坚忍不拔，艰苦卓绝……以后，到四十岁，到六十岁，把每个二十年都写出来，看一看一个人能在二十年里经历多少事，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我遇见了一个大时代。我坚信。

《向前进》 我有一个梦(1)

第一章

我是河北人，出生在河北省南部邢台市南和县大会塔村。南和县的名称里有一个“和”字，老人们说，县志里有这样一句话：“此地人和而知礼”。是的，我们这里确实是“人和而知礼”。在河北省，南和算不上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但却是有悠久人文传统的地方。历史上，我们这里出过一个宰相——唐朝宰相宋景；一个户部御史——元朝户部御史朱正色。县里有很多古迹：汉代吴村古墓、北齐造像碑、大隋名州南和县澧水石桥碑、北周时修建的白雀庵、元代修建的白佛寺水陆殿。

少年时代，我从来没有体会到这些古迹、这块土地的美，也从来没有感到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善良、淳朴、知礼有什么特殊之处。我觉得，这里闭塞、落后、穷。我出生的村庄，离邢台市区只有四十里地，骑自行车的话，快了一个多小时，慢了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我都从来没去过。我熟悉的就是村里一排排的简陋的房子，一大片一大片绿油油的麦地。能到十里之外的县城去赶集，对我来说，都是节日。

在河北南部平原上，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房子：长方体，猛一眼看上去是砖砌的，但实际上，如果你曾经参与过盖房的过程就会发现，房子的墙主要是由土坯砌的，只在外面砌一层砖，为了好看。还有些更穷的人家，连外面那层砖也砌不起，就只砌土坯。

我出生的屋子，也是这些简陋长方体中的一间，那是爷爷、奶奶家的房子。

屋子不大，朝北，冬天的时候，风冷飕飕地刮着。夏天，风吹不进来，屋子里闷得要死。屋子里有一半都是炕，炕头盘着自己制的火炉，炉子里烧的是煤块。

北方的土炕，要是烧得好，整个炕都是暖的，但是家里要省煤，只有炕中间是热的。我妈说，小时候我怕冷，一个人在炕上翻啊翻啊，就朝炕中间暖和地方爬过去了。人小，不知利害，有时候，竟然会径直往炕前头的火炉子爬，大人一没看住，小手或者小脚就伸进了炉火，烫伤了。

后来，我一直很怕冬天。冬天冷啊，鼻子里总是拖着鼻涕，鼻头总是红红的。我觉得不好看，偷偷地用袖子去抹，袖口总是脏的。妈看见了，骂我“脏”，用零碎的毛线织了两个袖头，缝在棉袄的袖口。

灶里有火，有柴，但总是要到做饭的时候才烧。我喜欢帮大人拉风箱，往里添柴，火苗腾地起来，里面有金色的火星子，飞舞着，闪着光。柴劈劈啪啪地响，好听。有时候火苗子蹿出来，离我的脸很近，很热。我真喜欢，又多添了一把柴，被大人一巴掌打在头上：“添那么多柴，闹啥！”

我出生的那年，爸爸、妈妈搬出了奶奶家，盖了自己的房子。新房子里面是土坯，外面是砖，屋顶是平的，好晾晒粮食。可炕还是只有中间暖。能盖起这间房子，非常不容易。妈妈说，为了盖这房子，积下了四五年的饥荒，一直到我快六岁，才把钱还清，可当初妈妈还是坚持一定要盖这房子。

我出生的那间房子，就是爸爸、妈妈结婚的房子。妈妈后来一直说，如果不是姥姥劝，她才不会嫁给爸爸。

那就从我姥姥开始说吧。

我的倔是遗传。

妈妈说，爸爸骗了她。爸爸打我，就像打小猪一样。

我姥姥，就是我妈妈的妈。据说，我妈刚生了我，我姥姥就去世了，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并不深。我没见过姥爷。我妈说，她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和我姥爷的故事，都是我妈妈讲的。

我姥姥和我姥爷都是农民，我妈妈出生的地方，离我家并不远，都是那个县的。在我们那里，这很常见，说亲的对象都不远，多绕几个弯，可能还是远亲。

我姥姥生了六个女儿，我妈妈最大。五个姨都是我妈一手带大的。我妈妈小学只上到了二年级，然后就给家里干活，带小孩，一直到嫁给我爸爸。

我妈妈和我爸爸的认识过程，一点都不浪漫，他们是经过介绍人介绍认识的。别小看介绍人，在农村，介绍人这个角色很厉害，谁家有个小伙子要找对象，谁家有个姑娘马上就要到寻婆家的年纪，介绍人脑子里心里全记得。

介绍我爸跟我妈相识的这个介绍人，那时候年纪可不小了，已经五六十岁了。爸爸当年在天津当兵，探亲回了一趟家，爷爷就开始给他操心找媳妇的事。介绍人想起了我妈。我妈说，她年轻的时候，来给她说亲的人并不少。妈妈不是大美人儿，但在我眼中，她很美，她有一双善良的眼睛，笑起来，眼尾上扬，特别好看。妈妈只上了两年学，可一手带大了下面五个妹妹，在农村人看来，这种善良和能干，比上过学重要。

《向前进》 我有一个梦(2)

就这样，妈妈来到了爷爷家相亲。

现在提起相亲的过程，妈妈还会有点生气，说爸爸骗了她。

先看人，人没什么可说，爸爸年轻时长得很帅，一米八的大个子，穿一身军装，很英俊。

再问家境：“家里有几间房啊？”回答说：“前面两间，后面三间。”

妈妈很满意。回去后才知道，爸爸家里有四个兄弟，房子的确是后面三间，前面两间，可惜除了爷爷、奶奶要住，其他兄弟们也要住。而这些情况，相亲时都被刻意隐瞒了。

妈妈生气了，不想再考虑嫁给爸爸。

这时候，姥姥说了一句话：不管怎样，人是老实人，人好。

就这样，爸爸娶了妈妈。

房子，就是五间中的一小间北房。妈妈说，当时那房子，还不如现在我们住的房子客厅的一半儿大。屋子冷，墙是土坯墙，泛着一股潮味儿。没玻璃，窗户上糊着麻纸。屋子里有个大柜子，是妈妈最喜欢的家具，从姥姥家里带来的新被子、新衣服，都锁在柜子里。

不管怎样，总算有自己的家了。

结婚时摆的东西都是借的，最后邻居们都去要东西，这个去拿，那个去拿，最后就没有什么家具了。

两个月以后，妈妈从地里干活回来，进门一瞧，衣服、被子都被堆在炕上，柜子没有了。

妈妈质问爸爸，爸爸吭哧了半天，才说：“那柜子本来就是家里人共用的。咱们结婚，所以就先借给咱们两个月。过了两个月，还是要拿回去的。”

新娘子哭了。新郎蹲在地上抽烟，不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等地上都是烟灰的时候，新郎站了起来：“我会好好劳动，挣钱，盖新房。”

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的问题是，衣服和被子放在哪里啊？

农村乡下，对妇女的要求依然是封建的“温良恭俭让”。电视台曾经播出过一个叫做《辘轳&#8226;女人和井》的电视剧，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喜欢里面的枣花，在他们看来那才是做媳妇的样子：低眉顺眼，逆来顺受，被人欺负了只会小声啜泣；没有自己想要的，脑子和心里全是丈夫和孩子，丈夫就是她的天，她的地。

公平地说，妈妈不完全是枣花。妈妈爱家，爱我们，为这个家尽心尽力。我妈妈描述我小时候知道体谅家里艰难，说给我五毛钱，我能揣在兜里一个月。但在我看来，我妈妈为了这个家，十年都没买过一件新衣，有好吃的，全都留给了丈夫和孩子。要知道，家里的钱，是由妈妈掌管的。那时候去城里，我妈从来不坐车，就是一步一步走着去。

妈妈爱这个家的方式，不是低眉顺眼，从小带五个妹妹长大的妈，性格里有坚强和泼辣的一面。我的姨姨说，小时候，妈妈带她们出去，遇见欺负她们的人，都是妈妈抢在头里保护她们，直到把坏人骂跑为止。

从小，我就赖着妈。在我妈眼里，我小时候喜欢拽她的衣裳。她去哪儿，我也去哪儿，不让去，就拽着衣裳哭。

从小，每次我一哭，心软的，都是妈。不记得是我几岁的时候了，有一次，奶奶抱我出去。我想吃冰棍，奶奶舍不得买。我在大街上爬着，跟奶奶要，可是那个冰棍我奶奶就是不给买。我妈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我在街上爬着哭没人管，眼睛红了，一把抱起我，抱回家去。

我妈说，我小时候真倔：“从小气性儿就大。”

我妈说，大概是我六岁那年，农历九月，妈带我去邻村赶集。看到一件小褂子，我就走不动了。我央求妈妈给我买下那件绣着小狗的褂子，妈妈说，没钱。我就拽着她的衣裳大哭大闹。

我不敢当着我爸的面儿哭，我一哭，他就打我。打起我来，就像打小猪一样，拎着一条腿就把我从路上拖回来，一把摔在院子里。我立刻吓得连哭都忘了。我挨过他的鞭子，就是赶车的那种马鞭子，有两个手指粗，抽在身上，印子一星期都下不去。

“不要把宝强惯坏了。”爸对流着眼泪的妈说。

“你就知道偏向他，他长大了怎么办？”哥哥凑上一句。

《向前进》 我有一个梦(3)

我哥哥嫉妒我，我从小就知道。他已经上小学了，但学习不好，我爸一看到他的成绩单就会发脾气。那时候家里还没通电灯，只有蜡烛，有一次，我爸爸气得一下就把蜡烛摔了。我哥立刻吓傻在那里。

说实话，我妈是偏向我。我年纪小，可我勤快，家里的活儿，端饭啊，扫地，零活儿我都做。往往是妈妈在洗碗，我拿起抹布来给她抹桌子。妈妈在炒菜，我给她拿盐拿醋。我年纪小，拿不动锄头和铁锹，下不了地，但我拔草。喂猪，总是赶在前面。妈妈心疼我，把我抱在怀里，摸着我的头说：“累坏了吧，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其实，我的倔遗传自我爸。用我妈的话说，我爸更倔。不过，她也常说，我爸是个老实人。

“人老实，比什么都重要。”当年，我姥姥也是这样对妈妈说。

“老实人吃亏啊。”妈轻轻地叹口气。

我爸是个党员，他是在军队里入党的。我见过我爸爸当兵的照片，红领章，绿军装。那时候他又黑又瘦，眼纹很长，笑起来眼尾也向上挑。这点，我像他们。我爸爸当兵是在天津警备区，那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管后勤，在炊事班，他在那里学会了做饭。在部队，他做饭做得好，是很有名的。但或许是那个年代人共有的特性，我爸默默地奉献完后，并没有能够留在城市里，他复员以后，依然是个农民。

在村里，我爸的老实是出名的，他从来不跟人争。其实在农村，像我爸这样复员回来的就算有手艺、有文化的的人，一个村里，往往也不多。在很多村子里，有这样优势的人都会成为村里的干部。村支书跟我爸很合得来，他很关心我爸，有什么事常来听我爸的建议，可我爸从来没说过自己的事情，也从来没向村支书特别要求过什么。他就是安安分分，老老实实地做他的农民。

“你爸特别不出芒。”村支书说。

我爸就不爱多事。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外面商品经济大潮闹得厉害。一直老老实实靠天吃饭的村里人也动了心思：跑运输的，去城里摆小摊的，组建筑队……闹着向外跑。可是我爸，却踏踏实实地守着这一亩二分地：种棉花，种玉米，种豆子。家里有辆拖拉机，别人借他的拖拉机去跑运输，借出去就开，他也不管那么多。他从来不去动别人的东西，钱财上面，跟人分得特别清。他也避免跟人合伙做生意。他说，合伙做生意，是非太多。

我爸有做饭的手艺，可我爸没去城里的饭馆打过工，只是偶尔村里有婚丧嫁娶，就被人请去掌勺。他蒸的馍馍真大，中间还点一个大红点，馋死人了。我想吃一个，可不敢，怕挨他的打。

那是人家的，人家的东西不能动。我爸说。

我们家乡的土质好，附近有砖窑。我家里养匹马，砖窑出砖坯子什么，我爸爸就赶上马去拉砖坯子。拉一趟下来，能挣几块钱，这就是我们除了种地之外的全部收入。其实我爸体质也不好，瘦弱。我妈带我去送饭，拿两个馒头去，带一瓶开水，带个生鸡蛋，带个大碗。到了地方，把鸡蛋磕进碗里，拿水一冲，鸡蛋清和鸡蛋黄慢慢沉进去，变白，就是一碗蛋花汤，再吃两个馒头，这就是我爸的午饭。我爸喜欢吃烤馒头，烤得黄黄的，一咬咯吱咯吱的。我爸喜欢把馒头放进砖窑里烧。我想，放在里面，是不是会烤得更好吃些？

也许会烤出烙饼的味道？

对我来说，家里烙饼的时候，就是我的节日。白生生的面饼，在锅里来回翻，慢慢变成金黄色，泛着香油的香气。每次烙饼，我都要吃到实在撑不下才行。

有一次，我自告奋勇替我爸烤馒头，但是别的炉火开窑瞬间的光亮吸引了我。通红的火焰，让我看得心花怒放。这时，我闻见了焦煳味儿。爸也闻到了，拿钩子钩出来一看，砖窑里温度太高，馒头已经烧黑了，像黑炭一样。爸气成了石像，我也傻了。

“败家子儿！”过了很久，爸从牙齿缝里迸出了这一句。

在我印象中，我家的马偶尔被利用做过两次生意：卖碗。爸用马车装着瓷碗去山里卖，一去几天。说是卖，其实是半卖半换。农民没钱，就拿山货来换。回来的时候，马车上的碗都没了，却多了许多口袋。我跟哥哥、姐姐忙不迭地把口袋从车上抬下来，打开一看，全是山货：黑枣、核桃。我们最爱吃的是柿牛儿，柿子晒干了以后，就叫柿牛儿，甜甜的，软软的。

那些山货，能留给我们吃的也是少数，大部分都要再卖掉，给家里添油钱、盐钱。

《向前进》 我有一个梦(4)

爸爸走的那些天，我真想他。他一回来，我就往他身上扑。爸也不打我了，抱我，亲我。可是，隔不了几天以后，一切就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一说话，就不高兴了，我又开始挨训了，我又离他远远的。那时候，我心里盼望着，爸啥时候再去卖趟碗呢？

不过，卖碗也有危险的时候。有一次我哥和我姐跟着去山里，下山的时候马突然被惊着了，飞快地开始跑。我哥和我姐都吓坏了，但是我爸绷着脸，紧握着手里的缰绳，在下一个拐弯的地方，他拼命地勒住了狂奔的老马。回到家里，他们讲起这个惊险的遭遇，我像听故事一样，但是我妈吓坏了，从此不让孩子们跟爸出去，我爸也很少去山里了。

我还是跟妈亲。妈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她喜欢跟我说话。直到现在，每次想起我妈，我心里都特别疼——她真的是辛苦了一辈子。她的委屈和坚韧都让我记忆犹新，那时候，我妈经常带我去给姥姥上坟。一上坟，她就对着姥姥的坟说话，半晌午半晌午地说，说到中间，就哭。她哭什么，我也不知道，有时候隐隐约约地听到，她说，她不该嫁给我爸。

香橡皮、新衣裳、糖纸，一个都没有。

在我爷爷这边，我爸是家里的老二。爷爷也是老农民，纯农民。

爷爷有四个儿子。在农村人看来，儿子多，是件喜庆的事儿。

“多子多福啊！”张三大爷说。

“人丁兴旺啊！”李四婶子念叨。

“没有儿子，连门户都撑不起来，您老有福气啊，四个儿子，没人敢欺负。”王五叔叔羡慕着。

“福气？哼！”爷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其实，爷爷有五个儿子。我三叔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家用一头牛换走了。

“养活不起啊。”爷爷说。

四叔被拉扯大了，可一直都没娶上媳妇。三十多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个女人，年纪比四叔大，带着个孩子。四叔说，叫四婶儿。 四婶儿不好看，口音是外地口音，四叔说，四婶儿的老家在外省，那里全是山，比我们这里更穷。

爸爸十六岁当兵，爷爷和爸的兄弟们，全松了一口气。当兵好啊，当兵吃粮。古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何况复员的时候，或许还能到城里工作，做城里人。谁知道呢？

谁知道爸爸复员回来了，没成为城里人，反而还要分间房子。

我六岁那年，爷爷去世了。

啪！一个瓦盆在我眼前摔破了。

“爹呀！爹呀！”大伯哭了起来，爸爸哭了起来，叔叔哭了起来。

“爹呀！爹呀！”大娘和婶子们哭了起来。

他们都穿着麻布做的袍子，头上也裹着麻布。腰上系着白布腰带，白衣白裤白鞋，胳膊上戴着黑纱。

家里没什么钱，葬礼不算盛大，但儿子媳妇哭得都诚心诚意，哭声传出一里地。我愣头愣脑地跟在棺木后面，跟着大人哭：“爷爷呀，爷爷啊。”

可是我对这个躺在棺木里的人，却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只记得，爷爷喜欢给我吃糖。那时候村里供销社有一种叫做轱辘糖的糖卖，一分钱好几个轱辘糖。每次去供销社，我都会眼巴巴地趴在柜台前看着那些糖。家里这些孩子们里，爷爷喜欢我。他常说我长得可爱，比较懂事。我叫“爷爷”叫得甜，爷爷一高兴，就会鼓励我，给我一个轱辘糖吃。

爷爷过世没几年，奶奶也去世了。

“奶奶呀，奶奶啊。”送奶奶走的时候，也许是长大了，我哭得很伤心。

奶奶生前，我一直觉得她很小气。

其实奶奶是个勤劳的人，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见到她手里空过。她总是拿着水桶、拿着簸箕，拿着扫把或着别的什么。她的脚小，但总是在路上颠颠着，在去干什么的路上。

《向前进》 我有一个梦(5)

一直在去世的前几年，奶奶还坚持到地里去摘棉花。我小时候，喜欢和大爷家的几个孩子一起去帮奶奶摘棉花。摘完棉花，奶奶就会奖励我们吃苹果，一个苹果分十几牙，哪个孩子干得多，就多吃一牙。我很生气。

我觉得奶奶小气，就是从这苹果上来的。

像每个小孩子一样，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按照习俗，过年奶奶要给我们压岁钱。

每个大年初一，妈妈刚把新衣服给我穿上，我就等不及地向奶奶那屋跑去。一进去，我就乖乖地磕头，抬起头来的时候，就眼巴巴地看着奶奶放在衣袋里的手。可惜，那双手每次拿出来的时候，手心里攥着的，都不超过两毛钱。

每到那个时刻，我都很失望。

“奶奶，你给我的钱太少了。”

“那让你爸多给我点钱。”

两毛钱其实买不了什么东西，只能买一挂小炮，放不了一分钟就没有了。我喜欢把那挂小鞭上的鞭炮拆下来，一颗一颗放，这样，能整整放一上午或者一下午。被别的小孩看到了，还要被嘲笑。每当这时，我都会怨恨奶奶给我的钱太少。

其实，奶奶每次给我的，都是崭新的新钱。

“给给给，给你个新票。”

每次她都这么喊我。对于农村人来说，拿到新票的机会，并不太多。那些崭新的两毛钱，应该是奶奶特意去村里的信用社兑换的。可那时年纪小，注意不到。

奶奶，如果你的在天之灵能听得到，我要说声，我不该说你小气。

最多的压岁钱，永远是从姨家拿到的。姥姥生了六个女儿，所以我有五个姨。

姨姨们不多说话，每次都直接把钱塞到我口袋里，我拿出来一看，是一块钱。五个姨，每人都给我一块钱，那就是五块钱。五块钱可以买一千响的挂炮，可以买一个漂亮的铁皮文具盒，里面有漂亮的塑料尺子。五块钱，甚至可以买件新的小上衣了。

在我的眼中，五块钱，是一笔巨款了。

比起奶奶那边，我还是跟姨姨们亲。我和那几个叔叔伯伯，在感情上远远没有和姨这么亲近。

我大伯——按家乡的叫法，我应该叫他大爷。在爸爸、妈妈和叔叔们看来，大爷是幸运儿，他幸运地成为工厂的工人，在邢台市长征汽车厂工作。对于农村人来说，在工厂里上班，就意味着他已经半只脚踏进了城市，算得上是“城里人”。更重要的是，一个在城里上班的工人，一个月能有几百块钱固定收入，所以相对我们家来说，我大爷家是富裕家庭了。

大爷家孩子也不少，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男孩。

小时候我经常和我大爷家的孩子一起玩，一起打架。在大人眼中，小孩子是最快乐最幸福的，要不怎么有“天真无邪”这句成语呢。然而，孩子的世界其实是最残酷的。从血缘的关系上，我们是兄弟姐妹，然而一起玩的时候，我却能隐隐约约地觉得，我和他们有些不一样。哪些不一样呢？ 我也说不上来。大爷家的孩子总是有好吃的糖果，吃完糖，他们把糖纸留下来，花花绿绿的透明糖纸，对着太阳光看过去，比年画儿还好看。几个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有一大摞糖纸。我只有几张，而且全是透明的“酸三色”。

有时，我能觉出他们在嘲笑我：“宝强，今天大年初一，你怎么不穿新衣裳？”

“宝强，我有香橡皮，你有没有？”

我都没有，我没有香橡皮，没有新衣裳，也没有漂亮的糖纸。后来，在拍《天下无贼》的时候，我放开喉咙唱：“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好衣裳没有好烟。”童年的记忆总会浮上心头。那个时候的孩子们，向往的生活仅仅是糖纸一样的快乐。

那时候，一个村子才一台电视，我经常挤到别人家去看电视。当时我最喜欢看的是《海灯法师》，看着里边的人开始功夫表演的时候，我们也跟着比画起来。小孩子闹腾经常惹人烦，人多的时候，就被人家一脚给踹出来。后来，大爷家有了电视，我高兴极了。跑去看新电视，却跟大爷的孩子打起来了。因为大爷说：“费电。”

《向前进》 我有一个梦(6)

学校要开学了，我要交学费，学费十块钱，可是家里没有。要强的妈妈低下头去，到大爷家借。大娘说，手头紧啊，没有。过了几天，我看到大爷家的小姐姐，穿了新衣裳。小姐姐说，昨天去赶集，娘给买的。

春天来了，村里人下地干活了。大爷说，他们家人手不够，问我爸能不能帮他们几天？我爸去帮他们干活，早晨五点就出家门，太阳落山才回来。过了几天，爸爸、妈妈忙不过来，问大爷和叔叔能不能过来帮把手。

“你看，我家里也忙啊。”大爷却说。

可姨对我们就不是这样。我病了，姨来看我，偷偷把钱塞给妈妈。我去姨家，有什么好吃的，姨都留给我一份。爸爸、妈妈都是要强的人，姨知道这点，所以从来不明着给钱，但每次去看我，都给我带东西。

“这件衣服，我孩子穿不了，给宝强穿吧。”其实，那衣服是全新的。

“这些点心给宝强吃吧。”

“多出来的毛线，给宝强织了件毛衣。看看能不能穿。”

我哥结婚，姨姨家都给上千，大爷家才给了几百块钱。

“姐妹们的感情，和兄弟们是不一样的。”农村的规矩，大的带小的。我的五个姨，都是我妈带大的，为这，她几乎没上学，上到小学二年级，就回家带孩子了。

到今年，我妈应该五十六岁了，她是属大龙的。我们那里爱说，属龙的女子命硬。我总觉得，我妈妈晚年的福分，都是年轻时苦出来的，她付出得太多了。

我梦见自己成了觉远。

妈说：“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在镜子里了。”

爷爷去世那年，我爱上了看电影。

农民们一年忙到头，娱乐却少得可怜。冬天，大人们就聚在一起打牌，喝酒。我们孩子们喜欢的游戏，是蹲在地上玩一种叫做“狼吃羊”的游戏。

游戏很简单，用石子在地上画一个不闭合的“口”字，里面画一个“X”，边角放上不同的小石子，三只狼，一只羊。利用路线的巧妙，“羊”有可能逃脱“狼”的追逐，把“狼”逼下悬崖；也有可能被“狼”逼到走投无路，跳崖以免被吃掉。

一直到长大成人，我才明白，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游戏。但在那时，这却是我们最爱玩的游戏。

经常玩的游戏还有“攻城”和“插刀”。

“攻城”：在地上画出一个类似“日”字的边框，两半部分分别在相反的方向留出“城门”，形成一个类似“已”的图形。小伙伴们分为两伙人，能够守住自己城门的同时又攻占别人城门的一班人为赢家。

“插刀”，练的是腕力和眼力，将小刀投掷在画好的方框内，能立住为赢。但方框会不断缩小。最后可能只剩下指甲盖大小的地盘，坚持到最后就是赢家。

我玩这些都玩得很好，但我最盼望听到的一句吆喝是：“走啊，看电影去。”

“宝强，宝强，走啦，去看电影啦。”

每次听到这句，不管我在干什么，都会立刻放下，搬着小板凳往村口跑。

在农村，看电影是最大的娱乐盛事。

搬着小马扎，匆匆地跑到村口。两支竹竿已经撑起了雪白的银幕，带着黑边。

放映员正在调试机器，一束雪白的光打在幕布上。我们踩在马扎上，把手举得高高的，在光里打手影。一会儿，是正在扇动翅膀的鹰；一会儿，是汪汪叫着的大狼狗。

村里的人都搬着马扎出来了，闹闹嚷嚷地抢位置，占位置。银幕正面很快就坐满了人，来晚的人，就坐到反面去。反正，除了字是反的，也没什么分别。

银幕上打出字儿来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安静了。

《向前进》 我有一个梦(7)

村里一放电影，就说明出了什么事儿。有时候是老人去世，放电影是葬礼的一部分；有时候是谁家盖了新房，请村里的人帮了忙，就放场电影慰劳大家；有时候是孩子考上了大学，放场电影既是庆贺，也是让大家跟着一起乐呵乐呵的意思。本来嘛，这村子里的小孩子，谁不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有时候，碰巧了，很长时间村里都没什么大事发生，老是没有电影看，我们眼巴巴地盼着放映员叔叔来，可他老也不出现。

我们都有点生气。

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走上四五里山路去别的村子看电影。村里消息灵通的总是年轻人，哪个村子放电影，不一会儿可能就传到了邻近的所有村子里。我太小，需要哥哥领着去，有时候去得太迟了，都没地方看了，我们就会爬到别人家的墙上去。

有时也会遇到假消息，有人会说：“快去吧，现在正演武打电影《白跑路，磨鞋底》。”多半是有人恶作剧。走了四五里路，到了地方却没有电影看，大孩子们没事可做就会找茬打架。我们则不得不气哼哼地再走回去。

无论如何，看电影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村子里的老人们，喜欢蹲在墙根儿底下晒太阳。我们看到了，拿他们当电影看，挨个儿指过去：一场电影儿，两场电影儿……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武打片和警匪片。那里面的人怎么都那么厉害？一纵身，就能飞上几丈高的房檐，在墙头上走路，比我们在地里走路还要稳当。掌能劈树，指能穿石。

我从小就跟着我四叔练拳，四叔说那是祖传的“梅花拳”，每天比画着架势，他老夸我有天分，我的武术基本功应该说是从四叔那里获得的。

电影里的人比戏台上的大英雄们厉害多了。

每年过年的时候，村子里都会有庙会，一唱就连唱五天。戏台上的人装扮起来，真是好看，白的是粉，红的是胭脂。胭脂涂在面上，连眼皮都红通通的。女的耳边戴花，男的耳边是红色大绒球。我最喜欢看开场，一个人拿着一面旗子出来，一路翻上台，又一路翻下台。身段的利落劲儿，让人看着好羡慕。

我也想把跟头翻那么利落。每次看戏，我都挤到最前面；看完戏回来，在路上就学着人家翻跟头，每次都摔在地上。

那些电影里的人好像不会翻跟头，但他们一跳，就能跳上树。

八岁那年，我看到了那部叫做《少林寺》的电影。平时，我们都会跟着银幕上的人做动作，电影里的人挥拳我们也挥拳，电影里的人跳我们也跳。但那天晚上，我却一下也没挪窝。

看完电影的那天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那首曲子。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

那个放羊的阿姨，歌儿唱得比我听过的最好的河南坠子还要好听。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觉远。那天晚上睡觉，我梦见自己也成了觉远，在一个宽敞而明亮的地方，地上有绿绿的小草，我握拳，我踢腿，我就要飞起来了。然后听到哥哥的叫声，我还是睡在炕上，只不过一脚踢醒了他。

为什么我不是觉远呢？觉远多厉害呀。秃鹰那么霸道的人，都被他打得满地打滚。如果我是觉远，那些人，不管是叔叔家的孩子还是我爸，就都不敢打我了吧。

我要去少林寺，去了少林寺，我就能成为觉远。

我对妈妈说，我要去少林寺。妈妈笑了，说，你这么小，怎么去呀？

我对爸爸说，我要去少林寺。爸爸正在忙，很不耐烦地说：“瞎胡闹。”

“我不是瞎胡闹，我要去少林寺。”

爸爸举起了一只手：“皮儿又痒痒了不是？”

我没躲：“你打我我也要去。”

爸爸的手放下去了。他看了我好半天，我有点害怕。

《向前进》 我有一个梦(8)

一连好几个晚上，我都听见爸爸和妈妈在商量：“宝强想去少林寺了，让不让他去？”

我心里像被装进了一个什么东西，老痒痒。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每天都装模作样的在院子里哼哼哈哈地挥拳踢腿，爸妈有时候看着我的动作也笑得不行。

我不敢磨我爸，只敢磨我妈。

那几天我特别勤快，妈妈吃饭，我给她端碗，妈妈下地，我给她拿工具。反正为了能去少林寺，我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

在那块玉米地里，我决心跟妈妈再好好说一次。

“我要去少林寺习武，拍电影。”

“将来有一天，我拍的电影也可以在村里放。你看到你的孩子在帐布里(电影屏幕)那多有意思啊！”

“以后要是让我在农村待一辈子，种一辈子地，有什么意思？”我知道爸爸妈妈希望我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但是我上了学又怎样？考大学？我相信我也没这个智商。而且就算我考上大学了，我们这样的家庭能供得起吗？供不起。

那时候，家里只有六亩地，却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各自差两岁，大哥已经是十二岁的少年了。哥哥、姐姐都已经上学，对爸爸、妈妈来说，两个孩子的学费已经是非常大的负担。一到交学费时，爸爸和妈妈就开始生气，真的是交不起呀。

我想去少林寺，也是觉得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即使不能像李连杰一样拍电影，也没关系。至少可以强身健体，做武术教练对吧，好歹有门手艺。相对来说，也是条出路。

我说，你放心，你让我出去，我将来结婚娶媳妇盖房什么都不用管。

我说，我不结婚，我挣的钱都给你们，让你们过好日子。

现在和家里人聊起来，他们还会提起当年我对他们说的这些话，他们说，我说出来的这些话，像大人儿似的。

可那时，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在农村，孩子多的家庭，因为结婚分家，兄弟之间闹到大打出手的不是没有。拿爸爸来说，爷爷只有五间房，却有四个子女。分家时，我们家只分到了一间房子。财产少，子女多，这也是后来爸爸和几个叔伯兄弟之间不和的原因。

当时，我虽然小，却本能地觉得，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一定会这样，我宁可像我的那个小叔叔一样，一辈子单身。

有件事很有趣：似乎是遗传，在我们家，我大爷耳朵特别背，我爸爸也背，我叔更背，我那些叔伯兄弟们耳朵也背。但是我的耳朵却是好的，一点都不背。在我心里多少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会和那些兄弟姐妹们有点不一样。

在地里，我又一次偷偷地跟妈妈说，等我将来挣了钱，盖了房子，好好孝顺你。我真的想去少林寺，学武术拍电影。我妈听了这话就特别高兴。

但是她说：“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在镜子里了。”

“你在说梦话啊。”妈说。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那几天我依然很勤快，但每次提起少林寺的话头，妈都说不行。每次被拒绝，我都很想哭。饭也不好好吃了。中午，大人们在吃饭的时候，我悄悄跑出来，在田地里转悠。风很暖，我躺在自己家的玉米地里，望着天上的白云和鸟儿，忽然哭了起来。哭啊哭啊，就在地里睡着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自己家的炕上。

爸爸、妈妈在商量着什么。看见我醒过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我想，我肯定去不成少林寺了，爸爸、妈妈也不会在幕布上看到我了。

大概半个月后，忽然有一天，爸爸说，少林寺，你愿意去，那就去吧。

“少林寺？”我的心似乎忽然停止了跳动。

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父母忽然就答应了让我去少林寺。也许爸爸、妈妈最终想通了，有个孩子出去学学也好：“干出来最好，干不出来也无所谓。”

《向前进》 我有一个梦(9)

那时候，村里还有几个小孩子也都想去少林寺学武术，就由大人领着找到了邻村一个曾经去过少林寺的大孩子，由他带着我们去。

长大以后，我问我爸，怎么就想通了。我爸回答说：“我觉得你有这个想法很好，爸也算见过世面，不想耽误你。练武这个东西，一旦长大了就练不成了。退一步说，即使练不成，也总有个好身体，回来家里也是个壮小子。再说，有一个孩子在外头奋斗，我们也有盼头。”

我爸有时候也感慨，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想出来闯，但是出来闯总是很难，当时也没有什么机会，到我这儿，他也没多想。“没有想到混了两年混出个明星出来了。”我爸跟我开玩笑说。

人有时候，要坚持自己的选择并不容易。选择了，并坚持下去却是自己的命与运。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1)

第二章在哭泣中“出家”。

师父摸着的我的头说：骨脉不错。

去少林寺的路其实不远。

爸爸骑自行车带我到邢台，我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是春天了，麦田里的麦苗已经长了出来，绿茸茸的一片，不时有杨絮飘拂过我的脸。我的脸贴着父亲宽厚的背，觉得好幸福。

我们村骑车到邢台，要两个小时。从邢台站上火车，坐车五个小时，就到了河南郑州。出了郑州火车站，再坐三个小时汽车，就到了登封县。路费不便宜，几十块钱，我姨接济的。送我的人，是父亲。这是我第一次去邢台市，以前我最远只去过县城。

虽然村子离县城非常近，但我们一家很少进城。进城，就一定是去赶集。我对县城记忆最深的，是县城里有很多小人书卖。

一张塑料布铺在地上，布上摆着许多小人书，只要给两分钱，就能蹲在地上随便看。那些字我不怎么认识，但我喜欢看那些画。有一次，妈去赶集，我蹲在那里看书，一直看到收摊。

摆摊的人走了，我哪里都不敢去，蹲在那里等妈来。天渐渐黑了，刮起了风。我蹲在那里，没有等到妈妈来。一种恐惧忽然抓住了我：妈妈该不会不要我了吧。

以后，我就要过没有妈妈和爸爸的日子了。

邢台市真大，马路真宽，路边的商店真多。我看到一只金色的大牛雕像卧在路口。爸爸告诉我，这是邢台市的标志：卧牛城。

牛，是农民的朋友。

在村子里，我见过很多牛。它们懒懒地卧在地头，嘴里嚼着一把草，嚼啊嚼啊，像是永远也嚼不完，只有尾巴一甩一甩，驱赶着围在身边的蚊蝇。

可是犁起地来，牛就是最勤快，坚持得最久的。

进入娱乐圈以后，我发现这个圈子里流行一种叫做“星座”的东西。

“每个人的生日，都对应着一个星座。”一个女生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如果再加上副大眼镜，那副神态，就和县城街上摆摊的算命先生一样了。

原来城里人也搞封建迷信。

“我知道，每个人都是天上的一颗星，人死了以后，星星就掉下来了呀。”我傻乎乎地说，“我是什么星啊？肯定不是文曲星吧。”

小女生气得瞪大了眼睛，我猜，她很想说：“你这个土老帽儿。”

“ ，你是金牛星，金牛座。”

按照星座的说法，金牛座的人有黄牛的特质，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善于积累财富，以及认准的事情几头牛也拉不回来。

这个很对，倔嘛。我走的那天，表现得一点都不倔。

一直到上火车之前，我的手，都被一只粗糙的手紧紧地拉着。那是父亲的手。

进城之后，我在画报上看过一幅画，画家叫做罗中立。画的是一个农民，手里拿着一只破了边沿的大碗。那幅画的名字叫做《父亲》。

画上的那只手，颜色很深，几乎是紫色，手掌宽厚，皮肤很粗。看到那双手，我忽然想流泪：我爸的手，和画上一模一样。

我爸的手，张开以后，很像一只小簸箕，手掌上每一个纹路都很深，很粗。他的掌纹深，但是杂乱。老人们说，这是一辈子操心的标志。我爸的手，摸上去像砂纸一样，每个手指肚上都长满了深黄的硬茧，指甲缝里，有洗也洗不掉的泥垢。

我的小手被这样一双手紧紧攥着，攥得生疼。忽然，我很想听爸爸说些话，但他一路上除了“要听师父话，和师兄弟搞好关系。遇到事要忍让，不要怕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这样的叮嘱之外，就再也没什么话讲。

大部分时间，他都沉默。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2)

也是在我成人之后，我才理解，对于每一个成年人来说，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沉默，也许是最好的姿态。

父亲把我送上车，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我趴在火车车窗上，叫他：“爸，爸”他都不回应我。

后来我回家，我爸告诉我，每次送我上车以后，他心里都疼得像刀割一样，只能赶快离开，否则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不愿让我看到他掉眼泪。

我爸一直是那么倔。

火车很快就开动了。那种第一次出远门的激动很快就盖过了和爸爸妈妈分开的难过。我已经开始在幻想少林寺的模样，我师父的模样。他会是什么样子？是老方丈那样有长长白胡子呢？还是一个彪形大汉？我的师兄弟们，他们又为什么来到少林寺？他们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每个人身上都有血海深仇，时候到了就要回家去报仇雪恨？

车开动没多久，我忽然觉得胃里在翻腾。

车厢里有一种说不上的奇怪的味道，夏天天热，什么东西放坏了腐烂以后，就是这种味道。

而且人好多，过道上全是人。

邢台是个大站，有很多车都从邢台经过，但我们能没能买到坐票，只买到了站票。站在过道里，我的包裹就是我的座位，只要有人经过，我们就要站起来。车身在晃，晃啊晃。

在村子里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玩坐火车的游戏，但真的坐上了火车，才发现这和做游戏不一样。我的脚底下怎么会这么晃？晃得我的胃都跟着在打滚。火车还在晃，还在晃。旁边的人在吃香蕉，吃橘子，橘子汁滴在火车地板上，黄黄的。

“哇”的一声，我吐在过道上。

吐啊吐啊，胃里的东西似乎全被我吐出来了，最后只能吐出些液体来，黄黄的。

别人都向我投来了厌恶的眼光。列车员过来帮我收拾，我忙着向周围的人道歉。

“等我混出来了，坐火车只买坐票，不买站票。”在心里，我暗暗发着誓。

从郑州到登封的汽车，我已经不知道是怎么坐过来的了。

我在反光镜里看到自己的脸，蜡黄蜡黄的。我只顾恶心着，根本没注意郑州是什么样子，登封又是什么样子。

人很多，很乱，车也很多，口音和我村的相近，却又很不一样——别的任何地方，或许都是这样吧。

日记之一： 1992／3／15我哇哇大哭，一辈子种地没意思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我很兴奋，因为我什么也没见过，看到火车站我都很高兴。听别人说，这个火车站修起一百多年了。我爸给我买了一些水果就走了。

轰隆隆，轰隆隆，火车的声音真大，震得我耳朵发麻。

一开始，我还在自己心里想事情，想到了少林寺以后，就可以和李连杰一样，每天拿着棍子练武了，过上一段时间说不定就能演电影了。但是火车像个秋千一样，把我晃晕了，我在车厢里晕得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同来的伙伴带我去厕所，我吐得哇哇的。火车开了五个小时，除了一开始朝窗外看了会外，其他时候我都在吐。我觉得我都快吐死了。

但是还要倒车，少林寺怎么那么远啊。

在郑州我们下了火车，坐汽车去登封。同来的小伙伴们高兴得又吃橘子，又吃香蕉。我还在晕，后来吐的都是绿水了。

下车了，人们都给家里打电话。带队的大哥让我也打一个。给我爸打电话，说我到了，晕车，其他没事。挂了电话，回到住的地方，我钻到被子里哇哇大哭，我想我妈，我想我们家。

不过，我还是决定要学好武术，我不能在村里待一辈子，一辈子种地没意思，一定要出去闯闯。

学会武术，我会成为少林高手的。想想这，我就又高兴起来了。

傍晚的时候，我终于站到了少林寺的门口。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3)

晚霞已经降临了。我在电影里见过《少林寺》的早霞，红彤彤的太阳，从山头上升起。但是，我站着的这个地方，似乎和电影上不一样？

电影上，山门好大，好大，但现在似乎没那么大，也没那么高。我清楚地记得，在电影里，少林寺的旁边就是山。李连杰站在山头上，就看见了少林寺。实际上，我眼前的少林寺，一边是路，一边是游客，寺门口全是卖小商品的。有一种泥娃娃，是光头的小和尚，头上的戒疤被做成许多小洞洞，从小洞洞里倒进水去，小和尚就会像真的小孩一样撒尿。我觉得真是有趣。

晚上，我见到了我的师父。

我在少林寺的师父，是释延宏。我拜师那年，他还是少林寺的一名武僧。如今，他已经带着自己的弟子创立了少林寺护寺功夫院，他的名片上印着“少林寺护寺武僧总教头、少林寺第三十四代功夫传人”等头衔。

后来听师兄们说，师父也是八岁的时候开始练武，十八岁正式成为少林弟子。延宏师父收徒讲究“缘”，用他的话说，能成为师徒，说明“缘到了”。他从不公开招生，拜入门下的大多是通过介绍。事先还要摸骨，看这孩子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学武，然后才决定是否留下。

师父让我站好，摸摸头，摸摸手，又让我随便做了几个动作，满意地点点头说，我的骨脉好，适合学武。于是我就留下了。

晚上，我见到了和我一起学武的师兄弟们，二十几个师兄弟，都睡在一房，一个屋子里，十张架子床，上下铺。我原来以为我这个年纪到少林寺就算最小了，没想到还有比我小的。师父说，在少林寺，按照入门先后排顺序，所以，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子，我要叫他师兄。小师兄说，他三岁就被父母送到了少林寺。

“你为什么来少林寺。”我问小师兄。

“我爸爸妈妈把我送来了。”小师兄说。

“他爹娘不要他了。”别的孩子在起哄，小师兄不说话了。

“你为什么来少林寺？”我问另一个师兄。

“上学没意思，我想学武，像电影里那样。”一位师兄说。他说他拿了父母的钱，逃学来到少林寺。

一晚上闲聊下来，我知道，我们这些学武的孩子，吃住都是寺里负责，一年还发两套僧服。

第二天，我领到了自己的衣服，深黄色的，穿着有点空荡荡的。剃了光头，穿上僧服，我觉得我离觉远已经很近了。傍晚的时候，我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师父收下我了。

“在那儿好好练，自己要多吃苦。”爸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他说：“不愿意练了就回来继续上学。”我只是一个劲地答应着，想不起自己要说什么来。

电话挂了以后，我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一串一串地掉到了地上。晚上，我把头捂在被子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不知道突然间为什么那么想家。

没有人问我为什么哭，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师兄弟们很多人第一晚也是在哭泣中度过的。

我心里想的，全是怎么才能拿刀子捅了他。

师父突然给了我一鞭腿。

开始的第一年，我和师父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太多。他只是威严地背着手，在练功场的一端，远远地看着我们。刚入门的弟子，大多由大师兄徐鹏君带领，练习基本功夫。

在少林寺的前三年，生活是枯燥的：跑步，爬山；爬山，跑步。冬天的凌晨五点，夏天的四点，少室山上，总会见到一条黄色和灰色线在山路上迅速移动。那就是我们这帮少林弟子在进行素质训练。

素质训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跑步。

跑步，从少林寺跑到登封市区，再返回来，几乎相当于一个半程马拉松。

跑步，从少林寺跑到山上的达摩洞，再从达摩洞折返山下。山很陡，斜坡处大概四十五度角。弟子们要跑着上去，跑着下来。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又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跑下山的过程，往往是手脚并用爬下来的过程。有时候，力气用得过猛，一个俯冲，整个人从坡下滚下去，摔得头破血流。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4)

一趟跑下来，衣服被汗湿透，又被体温烘干，背上的衣服出现白花花的一片。师兄弟告诉我，那是身体里的盐分。我觉得嗓子里辣辣的，气管像针刺了一样。

而这，不过是拉开韧带的准备活动。一般来说，上午是训练，下午学习文化课，晚上还要将当天的训练内容复习一次。电影里说：“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这三样，都需要下盘功夫。

在少林武功里，下盘是功夫的基础。因此，腿功就是我们这些入门弟子开始训练的主要内容，每天都要踢腿、劈腿，马步、虎步、扑步。跑步慢了，也会被师父罚扎马步。马步看似简单，练的主要是大腿上的肌肉。一般人扎马步几分钟，大腿的肌肉就会打哆嗦，而我们一扎就是三个小时，时间不到不让下来，腿酸疼得打哆嗦也不行，哭也不行。有人专门站在身后监督，拿着棍子打。一棍子下去，屁股肿得老高，打完后继续扎马步。

第二天起床，我用力一翻身，居然从床上掉了下来。我这才发现，我的腿几乎失去了知觉。腿僵直得像两根木棍，膝盖一弯就疼，疼得身体失去了平衡。脚底也疼，晚上睡觉太累了，忘了脱袜子，早晨的时候才发现，袜子的一部分，已经被凝结的血块牢牢地粘在了皮肤上。

然而，依然要继续训练，依然要跟着跑下来。顺手顺脚也要坚持下来。训练量每天都会有一点增加，每增加一次，疼痛就加剧一分。我以为我要死了。

终于有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不再觉得疼了。这时候，我的韧带已经全部撑开，我下腰，能弯成整整一圈，头能钻到裤裆里。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学习套路。一般来说，三年过后，可以开始学习各种拳法套路。在我们师兄弟中有一句话，套路“好学难练”。学动作、招式都很容易，可是每个招式都有很多讲究，比如说出拳，右手出拳要有很快的速度和爆发力，同时左手还要化解对方进攻，抻拳，一抓一钩，把这个最简单的练好都不容易。

我学的第一个套路非常简单，五步拳。五步五个动作，这五步学会了，就六步、七步，慢慢地加上去。我学套路学得快，师父夸我“悟性不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跟着师伯释延闻练功，师父更多的时候在寺院里。

少林寺的饮食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妈妈烙的饼好吃，面条也没有妈妈做得软，汤汁调和得香，但比起家里，已经好太多了。第一个星期下来，我们的饭碗里，竟然出现了猪蹄，而每顿饭也都会有鸡蛋。

“大师兄，做和尚也能吃肉吗？”

大师兄乐了：“我们是练武，是俗家，不是真正的出家为僧，吃素的身体谁受得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

为什么武僧就能吃肉呢？我还是不太明白。不过，有肉吃就是好事情。

第一年，我的手上就长满了茧子，跟父亲的手有一拼了。我也长了个子，虽然不算长得最快。我的身体也慢慢强壮起来了。洗澡的时候，师兄弟们喜欢互相比较身上的肌肉。开始的时候，我很为自己的瘦弱自卑。但慢慢地，我弯起胳膊，上臂也有一团一团的小肌肉了。

“宝强快成大人了嘛。”听到这话，我还是很得意。

“快点长大，快点把功夫练好，这样下次导演来挑演员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了。”每天，我都对自己说。

进入少林寺才发现，少林寺的生活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进了少林寺，学了武艺，就可以拍电影，做大明星了。这些与我对于少林寺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觉远和尚，也就是李连杰，他并不是和尚。他的功夫也不是在少林寺学习的，而是在北京一个叫做什刹海体校的地方学的。他能演那个电影，不是因为他是少林弟子，而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全国武术比赛的冠军。

“那个坏蛋王仁则呢？”

扮演王仁则的于承慧，是山东体育学院的教授。

“觉远的师父呢？”

扮演师父的于海当时是山东体育技术学院的总教练，是国内螳螂拳名家。后来，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所拍摄的多部武打影片中都有他的身影。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5)

电影中的那些少林寺和尚都不是少林寺出来的。那些人都是武术运动员，这让我有点失望。但后来又得知，虽然主演很多都是武术运动员，不是少林弟子，但很多师兄师弟们都参加过电影的拍摄，作为替身，或者是群众演员。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拍电影除了演员以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做“群众演员”。

参加过拍摄的师兄和师父、师叔们，有时也津津乐道着电影里的花絮。每当此时，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原来，《少林寺》这部电影是1980年拍的。那时我还没出生啊。

据说，李连杰当年每天才拿一元钱。

“要练武，莫怕苦”；“要练功，莫放松。”这是影片中觉远和尚常说的口头禅。据说，在拍摄中李连杰特别能吃苦。在一次练习对打中，对方失手，一枪刺来擦破了他的额头，鲜血直流，别人吓慌了，他却没有害怕，叫随队医生缝了几针后，又参加拍摄练习。

在黄河中作战的画面是冬天拍的，但电影里却是夏天，李连杰与于承惠拍对打的场面，导演要求表现出夏天的感觉。夏天作战肯定汗水淋淋，为了达到这种感觉，剧务浇了一盆冷水到他们两人身上，弄得一身透湿，然后开拍。后来，热气把衣服都蒸干了，剧务见状，又浇完一盆水湿身，两人接着打，烘干后，又浇湿......如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地一共拍了四天。

有一个传说，《少林寺》在嵩山开机之后，一天早上，李连杰起来练武，寺中的方丈也走出寺门散步，他看了一眼李连杰，然后对他说：“小施主是有佛缘的。”李连杰当时不懂佛缘是什么意思，但后来，他果然信了佛。

看电影的时候，少林僧人打水的那场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那对水桶是尖底的。师兄说，少林寺还有一百对这样的尖水桶，用来练功。后来，我的基本功练到一定程度以后，每天早上四点半，我们就起床、刷牙、洗脸，和师兄提着两只尖水桶爬山练习腿力。此外，腿上还要绑上大小不一的沙袋，小的几公斤重，大的达到三十多公斤。

“绑沙袋”，是“轻功重练”的方法。沙袋绑在脚踝上部的小腿处，铁砂、石砂都可。开始每条腿上只能绑—斤重。绑上之后，就不能再轻易去掉，睡觉、担挑、蹿跳、翻筋斗、练武……都不能去掉，只有在洗澡时，可暂时去一会儿，洗完澡重新绑上去，才能去干别的。练得毫无负担感觉的时候，再半斤、二两地增加，可以一直增加到十斤、二十斤或更多一点。这就要看各个人的毅力和吃苦精神了。但是，在每条腿上绑到五斤重的时候，全身上下就要开始带“重身”了，以便上下重量配合适当，否则脚重头轻，也要影响练武的。“重身”就是铁袖圈、铁护胸、铁护背、铁护肩……也可因自己练武之需自行设计制造。假若全身能带上三十多斤重，仍能蹿、跳、翻筋斗，当把这些沙袋、重身去掉时，那不就身轻如燕了吗？

提水桶上山也好，绑沙袋也好，都是又累又枯燥的训练。新鲜感过去后，就要咬牙忍受单调重复带来的烦躁。我也开始像觉远一样对自己说：“要练武，莫怕苦”；“要练功，莫放松。”甚至想象自己就是觉远，日子才会好过一些。

后来我看大师兄在那里练醉拳和醉剑，立刻就喜欢上了，我缠着让他教我。可是他觉得我还不到学这个的时候，就不搭理我这茬。不搭腔茬我也有办法，他练的时候我就在旁观看，看得多了，我也会像模像样地打两下，大师兄这下也没办法了，看着我出拳的细节不对，就过来纠正我，于是我就正式开始学练习醉拳。

没事的时候，我们常喜欢猫在大师兄的屋里，听他讲一些武林故事。但是有一天，我没去，悄悄地溜出来，跑到后面的麦秸地里翻跟斗去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没想到一会儿大师兄来找我了，他说看着屋里不热闹，原来是少了一个闹腾人了。他看着我翻来翻去说：“你也不怕摔啊，在这么滑的地方玩跟斗。”我说：“就是滑起来我才能找到练醉拳的感觉。”他哈哈笑着说：“你练功练魔怔了吧。”

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单纯而快乐。

有时候，我也见到了来少林寺拍摄、取景的剧组。有时候，他们也会在这里挑选一些临时演员。每到这个时候，我心里都会默念：“挑我吧，挑我吧。”可惜，我太小了，轮不上。

日记之二：1992／6／16／一口气翻五十个跟斗，我以为是在拍电影

在少林寺，我有了一个法号“恒志”。李连杰在《少林寺》中的法号是“觉远”。我们的辈分差老远了，不过我想我要学到最好的武术。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6)

师父说，没有三九彻骨寒，哪有梅花扑鼻香。

于是我们每天五点就起床了，要从少室山上跑到达摩洞，再跑下来，一天大概要跑几十里。师兄说这是基本功，李连杰也是这么练出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觉得两条腿跟铁棍似的，硬邦邦的，走路都是直的，腿都不能打弯，一动不能动。每天睡觉的时候，连翻身都做不到。来少林寺学武的人真多，，每天这条路上都是练武的人，到了上午九点多时，到处都是喊声，热闹极了。

我现在翻筋斗最拿手，最多的时候一口气能翻五十多个。能顺着场地翻一圈，师兄弟们都说我可以去练“筋斗云”去了。

每天的练武，我就以为是在拍电影。直到后来有一天，我问师兄，咱练这么长时间，什么时候能看到自己拍的电影。他说什么拍电影啊，你想得还挺美。

这让我伤心了很长时间，不过听说好多师兄弟练好武术后，都能参加表演，那也是演电影的一个开始啊。

我相信自己会演电影的。

我最盼望的日子，就是周末。虽然做少林弟子不是上班，没有规定的五天工作制，但星期六、星期天，师兄弟们也会下山玩的。我们和附近村子里人都混得特别熟。由于穿着僧衣，剃着光头，我们经常会遇到希望与我们合影的游客。

“哎，师傅照一张合影好吗？”然后“喀嚓”一声，我就和那些不认识的游客们永远留在了一张照片里。那时候，找我们合影的人真是挺多的。我们也特乐意做这样的模特，仿佛我们真的成了少林寺的代表了。遗憾的是，我没有保存下一张我与别人的合影，也不知道那些与我们合影的人，会不会记得我们这些小孩子。

有时候，我们也会去登封。师叔带我们下山逛街，逛商店，看人，吃小吃。登封最好吃的就是烩羊肉和芝麻烧饼。每次去吃烩羊肉的时候，我都会再庆幸一遍，还好我们是武僧，不用吃素。巧的是，这两种小吃，据说都和少林寺有关。

“你知道么，我们少林的武僧不吃素，还要感谢这烩羊肉呢。”师叔说。

关于烩羊肉的由来，据说是唐朝初期，李世民率兵去洛阳平息郑王王世充叛乱，结果被王世充的得力干将王仁则围困，身负重伤。危急关头，少林十三棍僧出手相救，把受伤的李世民藏了起来。为了使李世民早日康复，少林和尚买了几只小山羊，用铁锅盛嵩山泉水和大葱、粉皮、花菜等特产来炖肉，炖出的烩羊肉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味道特别好。李世民吃后，伤愈极快，恢复元气后起兵平复了王世充。李世民继位后，还记着美味的烩羊肉，传旨让嵩山高厨星夜兼程，速到长安让他大快朵颐烩羊肉。为答谢少林高僧救命之恩，特降旨免除酒肉之戒，从此登封烩羊肉誉满中原，流传千年之久。

吃完烩羊肉，还要去吃芝麻烧饼。这芝麻烧饼的背后，也有一段故事。相传，宋代登封有一人，在岳飞攻打朱仙镇时，是岳飞的厨子。后来，岳飞被秦桧陷害。皇帝昏庸，忠良死于非命，这人非常气愤，在一天夜里悄悄开小差回到老家登封。老百姓恨难消咋办，这人想着不能白恨一回，得想法为岳飞出气，就用面粉做成老鳖的形状，上面写上秦桧的名字，用火炉烤着吃。后来慢慢就演变成烧饼，再后来民间有句顺口溜：“秦桧，秦桧，你是鳖，吃你肉，喝你血，吃时先把你的盖儿揭。”这就是说吃登封的芝麻烧饼要先揭盖儿，再吃心儿，最后吃底儿。

你瞧，跟师叔出去，花钱不多，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进肚里了。所以我喜欢跟着师叔，他就是我们的孩子王。

我们几个经常一起玩的师兄弟里，有一个是韩国人。刚开始知道他是韩国人的时候，我觉得很稀罕，经常偷偷地瞧他。但瞧来瞧去，他似乎跟我们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脸方些，眼睛细长些——但也不见得比我细长。他觉得我练功夫练得好，经常找我学习，我会什么就教他什么。他中文不好，但听得懂我们说话，只能说很简单的中文。有一次我们去五龙潭那边去玩，路上忽然找不到他，我们没当回事。下山的时候，发现他满脸都是包。我们非常吃惊，问他怎么回事，他却又说不出话，最后连比画带猜，才弄明白。原来，回来的时候，他见到路边有许多野果子，他玩心很重，便跑上去摘野果子，却不小心碰到了蜂窝，一窝蜂都飞出来蛰他，他却不会呼救。看着他的惨样子，我们又是心疼，又是笑。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7)

我们师兄弟之间，关系很是和睦。师兄弟之间的互相争斗，互相伤害，在少林寺是严格禁止的。其实，小孩子之间，难免打架，而且是芝麻大的小事。比如，去打饭。我们都是在食堂里吃饭，买饭时要排队。偏偏有师兄弟不讲顺序“加塞儿”。在我们这些孩子中间，加塞儿往往会演变成一场比试：吃完饭，把饭碗一放，就上后山打架去。打架往往以扭打结束，有一次，在扭打中，我差点掉到山下，那个师弟赶快把我拽上来。

我抹着鼻子上的血说：“不许告诉师父。”

“不告诉，告诉是小狗。”

“那么拉钩。”小手指和小手指钩在一起，我们手拉手又回去了。这就算是和好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不能让师父知道，否则两个人都得挨揍。

说起挨打，我们不怕挨大师兄打。大师兄带我们练功，他是极和善，极善良的一个人，从来不说重话，体罚也不下重手。有时候练功我走神儿，瞅瞅这儿，瞅瞅那儿。师兄就“啪”的一声拍我脑门：“你看啥，你看着啥啊，你不好好练武。”我们都知道，大师兄打人，手举得高，落得轻。所以我们在他面前还嘻嘻哈哈的。

我们都怕师父，师父严厉。

在少林寺，我学我爸“不出芒”。一般不带头起哄闹事，只是闷头练武功。只有有一年，我过生日，想跟师父请一天假，跟师弟一起去买个鸡蛋庆祝。师父认为这不是我可以不练功的理由，就拒绝了我。我心里不高兴，倔劲儿又犯了。我人没走，依然在练功，但心走了，

出拳、踢腿都有点迟钝，不比平日。师父来巡视，看我懒洋洋地站在那里，忽然抬起脚就给了一鞭腿。这一鞭腿抽得厉害，我立刻翻倒在了一边儿。

我爬起来，瞪着他。

后来，师父说，我当时的眼神儿特别狠，根本不像一个小孩子的眼神儿。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想的全是怎么才能拿刀子捅了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我长大了你再看。”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连我自己都被这种仇恨吓了一跳。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很犹豫。我知道，我的很多观众，看到这一段，或许会不习惯：相信“天下无贼”的“傻根儿”也会有仇恨？也会想报复？总是微笑的“许木木”、“许三多”也会有仇恨？

也许“傻根”还没有学会仇恨，也许“许木木”还没学会仇恨。但是我，那一刻，却确确实实感到一种叫“恨”的东西。

不知道有人注意过没有，去寺庙游玩，进山门的时候，门口会有四个横眉怒目的“四大金刚”，他们的手里拿着各色武器，脚下踩着小鬼。我不理解，菩萨不都应该是慈眉善目的吗？但是师父说，你不懂，有菩萨低眉，也有金刚怒目。

师父说，金刚怒目，是为了护法，让恶人知道佛法的威严，才能对佛法产生敬畏，让菩萨更好地行善。

我不是恶人，我只是个孩子，我只想买个鸡蛋过生日，师父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来少林寺是想拍电影，但另外一个很实际的想法是，我学会了武功，就不会有人敢欺负我。我爹也不能再拿鞭子抽我！我想不通，我来到少林寺学功夫，师父、师兄都告诉我，学武是为了惩恶扬善；学武是为了更好地自保，万万不可随便对旁人动武。那么，他们为什么就能够对我挥起鞭子？因为我只是个小徒弟？因为你们是父亲？是师父？因为你们手里有鞭子？

那天晚上，我用被子蒙着头，偷偷地哭了。师兄弟们都以为我是因为挨了师父的打才哭，但我哭什么，其实连我也不知道。

长大以后，看了一部叫做《霸王别姬》的电影，电影里最触动我的，是那些孩子学戏的场景。那些孩子不分严寒酷暑地吊嗓、下腰、练功夫，得到的却只有师父的喝骂和鞭子。唱得不好，会挨师父的打，唱得好了，还会挨师父的打。

“打你是为了让你记着，下次还这么唱。”电影里的师父说。一个学戏的孩子，因为不堪师父的打骂，上了吊。

看到那个情节的时候，我又哭了。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我在少林寺挨鞭子的时光。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8)

在我看来，少林武术博大精深，和京戏一样，都是中国值得永远流传的古老艺术，也都讲究从小练起的“童子功”。但是为什么，这种古老艺术的传承，都要建立在对人的肉体的无情折磨之上？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这种肉体的折磨，可能直接带来的是精神和思想上的影响。

然而，奇怪的是，如果没有这种近乎专制的高压式的地狱训练，还真的产生不了“好玩意儿”。成年以后再回少林寺，当年的师兄弟们，也都当起了师父，我升格成了师叔。师兄弟们叹息，现在的小孩子里，肯下工夫练功的不多了。而体罚，也用的越来越少。因为孩子的父母们都接受了现代思想，不允许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

从小就来学功夫的孩子们里，依然是农村子弟最多。肯吃苦、用心的弟子里，也依然是农村子弟为多。

“要想人前显贵，您必得人后受罪。”《霸王别姬》里说。

“梅花香自苦寒来啊。”师父说。

成人以后，当我这身学自少林寺的真功夫一次又一次帮我获得机会，帮助我找到饭碗，走出困境的时候，我都非常感谢师父的那一鞭腿。我已经非常理解，爹，师父，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么残酷的方式让我记住，让我学习到一身的本领。

然而，我依然不确定，如果有一天，我来带徒弟，我是不是也会采取这种残酷的训练方式？

一定要用鞭子吗？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家，想妈妈。想妈妈温暖的手抚摩着我的头，抱着我。我把棉被裹得更紧些，幻想这是妈妈的怀抱，幻想妈妈正在安慰我。梦里，我梦见了妈妈。

可妈妈一次也没有来过。

在少林寺的六年，我只在过年的时候回趟家。爸爸和妈妈一次都没来少林寺看过我。山上的小商店里有公用电话，但是长途电话非常贵。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事，比如我进入武僧团我就会打个电话给他们，让他们分享一下我的成功，同时也听听爸妈的声音。

我往家里写过两三封信，可是妈妈不认识几个字。大概是在少林寺的第三年，我寄回家一张相片，相片里，我剃了光头，穿着和尚练武的衣裳，露着一只胳膊。

我妈妈说，她一看到那张照片就哭了。

那张让我很得意的照片，在我妈看来全成了心酸的故事。孩子太瘦了，是吃不好还是练功太苦了，反正我妈摸着照片上的我，仿佛真的能摸见我瘦瘦的肋骨。因为这张照片，妈妈跟爸爸生气，她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埋怨父亲不去看我，不关心孩子，不知道这孩子现在到底在那里受什么样的罪。其实，她是想我了。

妈妈怎么能不想来看我呢？我的棉袄全是妈妈给我寄过来的。妈妈的手特别巧，会做衣服，会衲鞋，我穿的棉鞋，底子都是妈妈自己衲的，千层底儿，厚实又舒服。我盖的被子，也是妈妈亲手缝的。

但从家乡到少林寺，去一趟要花几十块钱路费。那几十块钱对家里人来说，是一大笔开销，关键时刻就管用啊。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零花钱。甚至到北京的前两年，我衣服全是旧衣服，从来没有买过新衣服，直到我拍了《盲井》，才有钱买了新衣裳。

那时候，我很喜欢赵雅芝。我觉得她和妈妈很像，尽管她们的面貌一点也不相似。

寺里也过中秋节。在南和老家，过中秋节的风俗是，到了晚上搬个桌子放到院子中间，上面放些大苹果，大梨，月饼……只要有好吃的都放到上面赏月，看着月亮里的嫦娥姐姐和可爱的小白兔慢慢地吃掉。

寺院里的中秋节，和家乡没什么不同，只是身边没有了父母。每年的这个晚上，我都很想不睡觉，我想看看，月亮是怎么吃好东西的。但每年，我都等不到夜深就困得回去睡觉了。在家里时，爸爸妈妈告诉我，月亮里有个好看的姑娘叫做嫦娥。嫦娥是什么样子呢？比《少林寺》电影里的牧羊姑娘还好看么？可惜，这里全是男孩子，别说牧羊的姑娘了，什么姑娘也没一个。

我觉得嫦娥应该长得像赵雅芝。在少林寺，我看了她主演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9)

我最喜欢她头披白纱，身穿白裙的样子，我觉得她那个样子不像蛇精，而像女神。嫦娥、观音就应该是她那个样子的：总是微笑着，眼睛里流露出善意和理解，对人温柔，要保护自己的家的时候，却很勇敢。

如果将来我娶媳妇，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吧？我幼小的心灵里，有时候会闪过这样的想法。我非常不喜欢许仙，我觉得他一点男人的样子都没有（当然了，在电视剧里，演他的演员也是个女人）。一个男人，怎么能让自己的媳妇这么受委屈呢？如果我有这么美，这么温柔的媳妇，我一定要保护她，让她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水漫金山这种事，我来做就好了。

一个男人，不是应该要负责任的吗？

十二岁那年，师父把我调到了武僧团。我很得意，这说明我的功夫已经练到了一定程度了。

少林武僧团的前身是少林寺僧兵。关于少林寺僧兵起源，一般都认为起源于唐初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由于支持唐王有功，唐王颁诏允许少林寺常备僧兵。到了宋代，传说宋太祖曾来少林寺，还调遣各路诸将轮驻少林，一来授艺于僧兵，二来取少林武术之长。元朝少林寺方丈福裕被皇帝任为国师，他倡导武术，支持僧兵练武。明代是少林寺僧兵规模最大的时期，少林寺僧兵应诏抗倭立功的就有五百多名，寺院常备僧兵达到千人以上。

到了清代少林寺有反清复明之嫌，朝廷多次降旨，禁止习武，少林僧兵作为一种制度，就逐渐衰落了。喜欢习武的武僧，只能自己偷偷练习。

为了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少林武术，满足社会上对少林武术的要求，1979年，少林寺成立了少林武术队。1989年少林武术队正式更名为少林寺武僧团，仿照历史上僧兵体制，变为通过表演少林武术，达到弘扬祖国传统武术文化，宣传少林禅宗正法的目的。

武僧团的强项，都是少林武术的精髓，八段锦、铁布衫、醉棍、醉剑等等。在武僧团，我专门练习醉剑。武僧团里，每个人都各有所长。有人专门练剑，也有人专门打螳螂拳、猴拳。我们练武的人常说，刀要速度，剑要身法。我的身体软，身法好看，师父就让我练习醉剑。

进武僧团之前，师兄弟里，我翻跟头翻得好，跟我翻小翻，后手翻，几个师兄弟都不过我。我一翻就能翻五十个，转着圈翻。普通人，翻十几个眼睛就会冒金星。一直到2006年，我还能翻二十多个小翻。那时，我已经小有名气，电视台的人看到我一口气翻了二十个小翻，都惊讶地看着我。而我那时候，脑子里却蹦出了这样一句话：“这得挨多少打呀！”

武僧团并不容易进，不仅要武术练得好，而且要考文化课，还要看形象长得怎么样。有时候还要考些佛学知识。但武僧团的一个最重要职责就是表演，宣传少林武术。每场表演都有补贴，那些补贴我都攒下来，几年下来，攒了好几百块钱。后来闯荡北京，身边的钱都是那时候积攒下来的。

加入武僧团，我开始有了观众。每次表演完，都会迎来台下观众盛大的欢呼声，每当此时，我的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比喝了蜜还舒服。我的电影梦又一次复活了。

那时候，我开始喜欢拍照，每次拍完照，我都跟师兄弟们开玩笑：你们一定要把照片保存好啊，没准将来哪天，我就变成大明星了呢。师兄们都乐，觉得我异想天开。

我开始长成一个小伙子了，但是真可惜，我不是一个帅小伙子。每次有剧组来少林寺拍戏，我都傻呵呵地往前挤，特别积极地应征，但每次我都得不到角色。师兄们想了半天，准备给我的幻想泼点冷水，非常直接地指出了我的缺点：

第一、我没文化。我连正规的小学教育都没接受过。

第二、我不高。这点一度让我非常沮丧。有句老话说，人到十八蹿一蹿。我十八岁以后真的又长了些，但即便如此，身高也仅170厘米。每当别人指出我这点的时候，我总是振振有词地辩驳说：李连杰看上去也不高啊，等等等等。但在心里，我也知道，哪个英雄不是相貌堂堂的呢？小个子，只能去演丑角了。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10)

第三、我长得不好看。从小到大，亲戚和身边的师兄弟，都只有夸我可爱。从来没有人夸过我“帅”。有时候，照着镜子，连我自己都忍不住泄气：满脸雀斑，皮肤粗糙；粗眉毛，小眼睛，笑起来眼角还向下耷拉着。

我记得后来有娱记形容过我长得像“远房亲戚家中的老二，甚至买早餐时把你豆浆撞翻的那个人”。记者真是笔下留情，我哪像我家亲戚家的老二啊，我们亲戚家的孩子们，都长得眉清目秀的。

大师兄那时候也想去演电影，但他后来跟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说，拍电影的人都是从电影学校里选出来的，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做的事情。

表演间隙，坐在山上，我问身边的师兄：“你说做明星是啥滋味？”师兄没有嘲笑我依然还惦记着做明星这档子事，而是看着山下来来往往的人说：“做名人可能就不像普通人那么自由了。”

师兄真是有大智慧的人。

接受命运安排，做个农民？

那次探亲，我的腰上添了一个大疤痕。

时间过得真快，1998年转眼就到了，算起来，我在少林寺已经待了六年。进山门的时候，我八岁，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六年以后，我十四岁，是个会打拳、练醉剑，身子骨结实的少年了。少林寺不成文的规矩，三年期满，就可以离开了。我已经过了两个三年了，又一次，我面临着选择：留下，还是离开。

留下，继续做一名少林武僧，和熟悉的师父、师兄在一起给游客表演，出国表演，参加比赛，做一名彻彻底底的“武林中人”；虽然钱挣得不多，但生活有保障。我从八岁就来到了少林寺，少林寺几乎就是我的家，离开后，我去哪儿呢？

在此之前，我已经从来少林寺拍戏的剧组口中知道，出明星最多的地方在北京。北京有个地方，叫做北京电影制片厂，那里每天都有电影拍。我的师兄里已经有人去过那里，他说，在那个地方只要蹲在门口，就会有导演来找你拍戏。那个八岁时做过的电影梦又在我心里重新出现。

去北京？做明星？可是，师兄似乎也说过，在北京混，并不容易。但是，少年的时候人是无所畏惧的。

也许我应该回家看看？然后，再去闯荡江湖。后来看到《卧虎藏龙》里李慕白说道：其实，人心里就有一个江湖。我不着边际地想到了我的十四岁，我那么渴望着江湖，却不知道江湖原来就在人心里。

日记之三：1998／12／拿着烧火棍“出国”

在少林寺呆了六年了，我还是没有等到拍电影。

我进了寺里的武僧表演团，经常会上台表演，我最拿手的是醉剑。但是我已经不是八岁的小孩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在拍电影。但是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高兴。

有的师兄弟表演得好，可以跟上团出国表演。我的师弟小六可逗了，他那天回来跟我们说，我也要“出国”了。我们都以为是真的，结果他跑到厨房里拿着烧火棍子戳了几下做饭的大锅，他说，这就是“戳锅”（出国）了。我们都哈哈大笑。

我没想出国，但我想演电影。

前两天，我问师兄。他说，演电影要去北京。在少林寺是没有电影可演的。师兄弟们有好多都走了，但是没有人去北京。除了留在少林寺的，大部分人都准备回去当武术教练了。我要去北京，来少林寺就为了演电影。现在我学会了好多武艺，在表演队也挣了几百块钱，应该够路费了。用师兄的话来说，应该出去“闯江湖”了。

过去老有人讲，少林寺的弟子，下山的时候要闯十八铜人之类的关。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关可闯。不过，师兄说我们要闯的关很多，第一关就是要养活自己。

《向前进》 “出家”少林寺(11)

我决定年底就离开少林寺，先回一趟家，然后再去北京。

想到家，就想到了妈妈，想到了她做的好吃的，想到家里的马，院子，我真想马上就回去。

再见了，我的少林寺。

1998年春节，我回了趟家。走的时候，是个傻乎乎的八岁小孩，回来的时候，头皮泛着青，是个十五岁的小和尚了。

妈正在做饭，一见到我，居然不认识了：“你找谁啊？”

“是我啊，我是宝强啊。”

“你是宝强!强儿呀，我想死你了。”妈妈把手里的东西都扔了，一把把我抱在怀里，似乎一撒手，我就会变成空气，没影儿了。妈妈的怀抱真暖和呀，再厚的被子都赶不上。

“多吃啊，多吃啊，瞧你瘦的。”妈妈一边给我夹菜一边掉眼泪。我低头吃着碗里的饭菜，感觉真是特别特别幸福。那时真的想过，再也不回少林寺了，就这样在妈妈的怀抱里，再也不离开。

那次探亲，让我的腰上添了一个大疤痕。在少林寺，我养成了习武的习惯。每天早晨，我都习惯地早起，到村子前面的打谷场上去翻跟头、打拳。有天早晨，我正在翻跟头，忽然有只大狼狗冲了过来，忽地就咬。我腾挪躲闪，但腰上已经结结实实地被咬了一口。直到现在，还有伤疤在。

我赶快回家包扎，妈妈看着我的伤口心疼坏了。姐姐跟我开玩笑：你太久没回来，连村里的狗都不认识你了。

那一刻，我的心里忽然就疼了一下。整个童年和少年，我都是在路上奔波过来的。换了别人家的孩子，可能还在父母怀中撒娇吧。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应该在父母身边的。连我自己都想不出来，当年八岁的我劲头怎么那么大。

或许，我应该回家，接受上天安排我的命运，安安分分做一个农民？和父母永远守在一起，和哥哥、姐姐永远守在一起？

但是看看家里的情况，我觉得，我留在家乡务农，不是个好主意。

家里的情况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爸爸给别人打零工，一天挣几块钱。妈妈在塑料厂找到一份临时工，在厂里捡塑料垃圾，一个月最多才挣五十块钱。

家里的地似乎多了，原来的六亩地，现在变成了七八亩地，但可惜要吃饭的人也多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农业，种棉花，种玉米。留下自己够吃的以后卖钱，一年能有三四千元就已经不容易了。

哥哥已经是二十二岁的成人了。上完初中之后，他在一个饭馆干过几天活，几天以后，又被遣回来了。他进过一段时间建筑队，给别人盖房子，房子盖完，他也失业了。有一段时间他在木板场工作，又有一段时间他在砖窑工作，给别人烧砖。他已经在考虑结婚的事情了。

姐姐在一家缝衣厂学过一段时间做衣服，但也没干长，后来去了一家工厂，给自行车座装弹簧丝什么的，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

见我回来，姐姐对我很亲。有一天，我去县城，看见一双鞋。我穿的鞋还是少林寺里的僧鞋，回家再穿显然不合适了。那双鞋十几块钱，我跟姐商量：“姐，能不能给我买双鞋”。

出乎意料，我姐拒绝了。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少年时不愉快的经历一下涌上心头。看着我的那双僧鞋，我觉得好别扭：出去混了这么多年，我居然买双鞋还要跟姐要钱。

后来，一路上，我都没再说话。我鄙视自己。

姐姐似乎觉出了我的异样，委婉地跟我解释：“姐姐这个月也没钱了，还没发工资……”

我的眼圈红了：“没事，姐姐，今后，我再也不会跟你要钱了。”

姐姐慌了，她以为我生气了：“真的不是小气，姐一个月就一百多块钱，这个月还没发工资……”

我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我怎么跟姐姐讲？我真的不是为了那双鞋。

那天晚上，我下了决心：我不能留在家里，我要回少林寺，我要去北京。

这一次，家里人没怎么拦我，只是简单地问了我几句。

“去北京，做什么？”

“当演员。”

“你怎么当？在北京有没有认识的人？”

“我有师兄在那里当群众演员。”

“钱怎么解决？”

“我自己攒了一点钱，还有你们可以借给我。今后，我一定会还你们的。”

爸爸点点头，再不问什么：“去吧，也许出去，还能混出点事儿来。”

妈妈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说，我倔。

“你从小就特别有主意，要干什么，就非要干成。那时候，小孩子们来找你玩，你正在扫院子，就偏不去，偏要把院子扫干净了才去。你那会儿，个子还没有扫把高哩。”

那天晚上，我听见妈妈一直在低声地哭，而爸爸一直在劝她。

第二天早上，爸爸郑重地把八十块钱放在我手里——家里，只有这点余钱了。

我回了少林寺。

两个月后，我到了北京。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

第三章火车上蹲了四个小时马步。

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吊车、脚手架，一切都在向上，向上！向上！

1999年的三月，我来到了北京。

出发的地方，还是邢台。刚过了元宵节，火车票紧张，我只能买站票。

这一次，爸爸没有送我。也许他认为，我长大了，不需要他再送了。

走之前，爸爸、妈妈特意把哥哥、姐姐、几个姨姨都叫到家里来，做了一桌好菜，为我送别。

几个姨反对我一个人去北京。我大姨说：“孩子说胡话，你们也就由着他。”我二姨插嘴说：“外面有很多骗子，专门拐卖小孩的，骗上了去要饭什么的。”还有人觉得我性子太野：“还要往外跑。”有人劝我留下来：“你爸你妈眼看年纪都大了，你走的这几年，他们最想你。”也有人和爸爸一个想法：“出去闯闯也好，没准会闯出个天地来。”

爸爸却什么话都不再说，只是给我倒了杯酒。我的心里酸酸的。小时候，逢年过节，我偷偷地喝大人桌上的酒，被爸爸发现了，一耳刮子就扇了过来。现在，他却给我倒酒了——他这是把我当成一个成年男人看待了。

一仰头，我把酒喝了。爸爸看我喝完了酒，对我说：“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条，注意安全。在外面不要出事，不要被人骗了。”

我的嘴上依然很犟：“嗨，我一个男的，怕啥呀。我也没啥可让人骗的。”心里却酸酸的。

从村子里到邢台，搭的是小巴。我走的那天，天色阴阴的。身边都是结伴去县城和市里的家人和情侣。他们兴奋地商量着，要去买这个，买那个。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孤独。

然而，上了车，这种孤独的感觉就没有了，火车朝北走得越远，我的心里越被一种即将见到北京的兴奋所笼罩：北京，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北京也没什么好的，马路宽点，楼高点。哪有你们少林寺这里好呀，山又青水又绿，菜有菜味，人也好。”

在少林寺，我接待过从北京来的剧组。剧组里的人操着一口好听的带卷舌音的普通话给我描述北京，他们说，那叫“京片子”。京片子好听，又利落，我觉得，比河南话和河北话都好听。我觉得，流行这么好听的话的地方，应该是个很美的地方。他们说北京不如少林寺好，我不信。如果少林寺真的比北京好，那为什么首都不定在少林寺，定在北京呢？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着去北京，而不是来少林寺呢？

“你是谦虚吧。”我这么对人家说。

我也见过特别傲慢的北京人，他们对这里的一切好像都抱着一种讥讽和取笑的态度。在登封县吃烩羊肉的时候，我见过一对北京夫妇大声地跟餐馆老板找茬儿：“哎，你这碗里，怎么还衬一个塑料袋啊！塑料有毒你知道不知道啊。”

“哎，你这个筷子，多长时间才消一次毒啊。”他们操的也是清脆明亮的京片子，可我怎么就听着那么别扭。

我问去过北京的师兄：“北京好吗？是不是在北京一个礼拜都不用擦鞋？”师兄们的回答也不一样，有人说，北京就是好，马路也宽，楼也气派。也有人说，好什么呀，还不如我们少林寺呢。

北京到底好不好，只有亲自去了才知道。我想。更何况，我想拍电影啊。

由于票是无座的，我只能和许多人一起，站在过道上。有少林功夫的训练，站着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邢台到北京，快车只要四个小时，慢车，也不过五个多小时。小时候，我蹲马步的时间，有时都比这个长。站着虽然辛苦，但总也比不过蹲马步辛苦啊。

在石家庄，一下子下去好多人。我觉得我的衣裳被拽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个年纪跟我差不多大的少年：“我旁边的人下车了，你先坐下吧。”

出名之后，我坐过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但是，在所有的交通工具里，我最喜欢坐的还是火车。在火车上，虽然大家都是陌生人，但是陌生人之间，反而更容易打开心扉。时间长一些的火车，往往会认识到很好的朋友。

我看看这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少年，很瘦弱，但眼睛亮亮的。

我坐在他身边，道了谢，问他到哪儿。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2)

“到北京。”

我真高兴，找到了到北京的同伴。

少年说，他刚刚初中毕业，家里供不起了，就和一个在北京做包工头的远房亲戚商量，让他到北京的工地上去。“一个月能有五百块钱呢，还包吃包住。在家里，我算是工资最高的啦。”少年兴奋地说。

“我堂叔说，干得好，还能出国，叫做劳务输出。”他说。

我听着，有些嫉妒，不自觉地也吹嘘起自己来了：“我会武术。”

“你会武术？真了不起啊。”少年的眼睛里满是羡慕的神色。

“是啊，我这次去北京，就是去拍电影去了。”

“拍电影？你要当明星了呀。”他的口气更崇拜了。

“是啊，你知道吧，会演戏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像我这样又会演戏又会武术的人可没几个。”我兴奋地说。

说着说着，连我自己都相信，我去北京，前途一定非常光明。成龙、李连杰之后，下一个功夫之王，就是我。

然后，我们谈起了北京。那个少年也是第一次去北京。我们幻想，北京就像我们在电视上见到的那样，马路又长又宽，天安门前，永远盛开的鲜花，连冬天都不凋零。我们沉浸在对自己的未来和对北京的幻想中，不知不觉，车已经开到了保定。

到了保定，这个座位上又来了人，我只好离开，和我刚认识的朋友依依惜别。他甚至把他那个远房亲戚的电话给了我，要我到了北京和他联系。我们商量好，挣来了在北京的第一笔钱，要请对方吃饭。

“那么再见啊。”我学着那些大城市人的样子对他挥手。在少林寺，在家里，我都从来不会对身边的人说“再见”。我会说：“我走啦。”

“再见啊。”他也开心地向我挥着手。

日记之四：1999／3／想起了“铁道游击队”

过了正月十五，家里一切都正常了。县城里也不再有什么好玩的了，我就收拾了几件衣服，准备去北京。

邢台火车站还是老样，我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气味。人那个多啊，大家都想去北京吗？不知道他们去北京干什么？挤啊挤，我还是仗着身体灵活，顺利地上车了。站桩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但是火车上的站桩却很难受，因为不断地有人过来过去，每一次都得侧着身子。我的腿都站麻了。还好我不再晕车了。

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人们都可以爬到车顶上去，身手真好。现在的火车太快了，他们还能不能爬上去？我一路胡思乱想，一会儿想到拍电影就自己笑了起来，别人看着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思。

我在北京西站下了车，下了火车之后一看，啊，这就是北京的火车站——北京西站。高楼大厦真高，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楼，北京那么大，自己真是一片茫然。打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在哪里，去了之后发现门口有很多群众演员，谁都不认识，反正见了就问。我说这是拍电影的地方吗，他们说是啊是啊，我很兴奋。

真是开心的一天。大街上有一个打拳卖艺的，在那儿练刀，一个定势一个动作，好，好，好，我就这样给人家鼓掌。

北京，我来了。我要拍电影了。

火车到站，已经是下午。那一年，北京的春天，来得不算早。北京西站旁边的绿树，依然还没发芽，风刮在脸上，还是有点疼。

北京的风，和家乡的暖暖的风不同；和少室山上清爽的山风也不同。

鼻腔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有许多微细的粉尘钻了进去。“阿嚏”，我大声地打了个喷嚏，前面的人扭头看了我一眼，我赶快对他说：“对不起。”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3)

“对不起”，好像也是大城市里的人用的吧。在老家，在少林寺，在我熟悉的亲戚朋友中间，从来不需要用这个词。大家看一眼，就明白对方的意思。

但是，这里是北京啊，从今天起，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了。我一定要努力，在这里站下脚来，不让人家把我看低。

这么默默地在心中想着，我走出了北京西站。

“要住宿吗？干净，卫生，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大婶拽了我一下。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皮儿的册子，册子上贴着照片，都是标准的宾馆模样。我好奇地瞅了一下，大婶儿就像看见了希望，跟上了我，不停地介绍这个宾馆如何如何好。最后，我只好撒开腿，跑了……我跑出了老远，还听见她在后面叫我：“别走呀，你找不到更便宜的宾馆了……”

她说的“最便宜的宾馆”，也要一百二十块，我身上，一共只有不到六百块钱，五百块，是自己吃苦受累积攒下来的，八十块，是爸爸、妈妈给的。我忽然有些惶惑，在北京，真的最便宜的住宿也要那么贵吗？那我这点钱，够花几天呢？

出了站，我忽然觉得自己被什么震动了一下。我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切：在我面前，是一条无比宽阔的大马路，宽阔程度，是登封县城的主街道的十倍。大马路上，公共汽车、小汽车穿梭往来，速度飞快，而路边所有人的脚步，都像飞一样……

我回头望望，在我身后，就是北京西客站。出站时，不觉得这建筑的大，此时回头打量，却觉得这个屹立在我身后的庞然大物，几乎比少室山还要高。而前面所有的建筑，都和这个庞然大物近似。

从懂事开始，我就知道，我个子矮，不是彪形大汉；然而却也从来没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在这些气派的建筑前，我第一次觉得，我好渺小……

眼前有那么多辆车来来往往，哪辆是通往北京电影制片厂我要去的地方呢？

“劳驾，请问北京电影制片厂怎么去呀？”人常说，出门在外，靠的就是一张嘴。我这个被认为“倔”的孩子，也不得不开始依靠这张嘴了。

“大爷……”

“大姐……”

“大哥……”我小心地，尽量让自己显得招人喜欢地问着那些我不认识的人。

他们告诉我，这里离北京电影制片厂不远。

“不远，那我是不是可以走着去……”

“不行……”那人显然被我的想法逗乐了。

那个好心人指给我汽车站牌在哪里，详详细细地告诉我要坐几站地。“听到报蓟门桥站，就下车。”他告诉我。

我上了车，特意选了在车窗边的座位，北京，至少是北京的一部分，在窗外掠过。我看到了一直都很宽阔的大街、高楼、人流。一切都在快速移动，快！快！快！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吊车、脚手架，一切都在向上，向上！向上！向上！我忽然想起了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兄弟，他今后，会不会就在一处我路过的脚手架上工作呢？

我的心忽然咚咚地跳起来，像一面鼓。

六个人挤在一间地下室里。

这座楼里所有被遗弃的东西：废水、垃圾，就在我头上经过。

下了车，隔着一条马路，我看到了对面的牌子：北京电影制片厂。

我的腿似乎软了。过天桥的那段路，我似乎一直在云里雾里。

我想起来了，我这一整天，还没有吃饭。

电影制片厂门口很繁忙，不时有车进进出出，还有许多人进进出出。我努力张望了一会儿，想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明星，但可惜一个像明星模样的人都没有见到。门口倒是聚集了好多人，一小堆一小堆，有些人都蹲在门口。我站着看了好一会儿，这些人，就那么聚着，蹲着，不进去，也不走。

我决定问问。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4)

我找了一个看上去面善的人，蹲下，怯生生地问他：“大哥，你们在做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等活儿。”

“什么叫等活儿啊？”

“等活儿你都不知道？你干什么的呀？”

我被他质问得心底有点虚，嗑嗑巴巴地告诉他，我刚从少林寺出来，想拍电影。

“哦，这样啊。”他口气有点缓和了，看了看我：“认识人吗？”

“什么人都不认识。”

“什么人都不认识你就敢来北京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首都。知道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多大吗？全中国拍电影的，就数这里了。”

不歇气儿地数落了我一顿之后，他自己不耐烦了：“瞧你那呆样子，一边蹲着去吧。有时候，有些剧组会需要群众演员，就会来门口找。你就撞大运吧。”

我高兴地应了一声，找块空地儿蹲着去了。

一小时过去了，没有他说的挑群众演员的导演出来；两小时过去了，也没有。天很快要黑了，那个叫我一边蹲着去的大哥站起身来，跟几个人走了。

我有点慌：“大哥。”我叫住了他。

“还有啥问题？”

“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哦，今天不会有了，走吧。”

我看了看，有好多人还在门口晃来晃去。我有点摸不准，我是应该听这个大哥的呢，还是应该接着等下去？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我被一个中年阿姨盯上了。

阿姨穿着件大红的羽绒服，说话很和蔼：“小伙子，你在这儿等人哪？我看你都等了一下午了。”

“我，我不等人。我等着拍电影。”

“这么小就能来北京拍电影啊？真了不起呀。你怎么还带着行李呀？是不是还没地方住啊？”

说着说着，她变魔术般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册子，塑料皮儿的，里面有许多照片，上面是整洁的房间的照片……我瞅了一眼上面的数字，一百二十元，条件反射般地想逃，可是我的一只胳膊已经牢牢地被她抓住了。

“阿姨，我没那么多钱。”

“哦？那你有多少钱啊？阿姨这里还有便宜的，一晚上二十块。”

二十？也不少，不是笔小钱，但是比起一百二十块来，的确便宜不少。

阿姨看出了我的犹豫：“唉，没关系的，可以先看一眼嘛。看一眼又不收钱，而且你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别家嘛……”

就这么着，我已经离开了北影厂门口，被她拉到了一个居民楼旁边。我看到一楼有块牌子，上面写着“旅馆”。

阿姨领着我绕到一边，走过长长的地下台阶，我看到了一个简陋的接待台。一个年纪比我大些，但明显很年轻的男人坐在后面，在他旁边还有一个小姑娘，梳着马尾巴，嗑着瓜子儿，面前已经摆了一堆瓜子皮儿。那个男人的头发梳成一个奇怪的样式，前面几乎齐了眉毛。我想了想，我小时候，县城里那些青少年里，似乎曾经流行过这种样式。看着这种样式，我竟然觉得有些亲切。

红羽绒服阿姨朝他眨眨眼：“一个床铺。”

我觉得有些不对：“啊？我还没……”

红羽绒服阿姨说：“哎呀，你瞧，天也黑了，我也领你来了。你今天总是需要睡觉的是吧，我这么一把年纪，你还叫我阿姨，我陪你走了这么远，跟你说了半天话，就算你体谅我吧，我们也不容易是不是。你出去问问，在北京，三十块钱一晚上，哪有这么低的价钱啊。相信阿姨吧，床铺绝对干净。大不了我先领你去看看呗……”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5)

她说话像炒豆子一样，又快又麻利。我被这些劈劈啪啪的豆子弄得昏了头，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在说：“行吧行吧。我就住这儿了。”

“炒豆子”立刻停止了，手伸了出来：“二十块钱。”

我乖乖地把二十元钱放在她手心上。她点点钱，说，不少。从里面拿了一张给柜台，剩下一张放在自己羽绒服的口袋里，走了。

我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一时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那个年轻男子把一份简单的表格推在了我面前：“姓名，身份证，都填上。”

“一百块。”

“什么？什么一百块？”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被子的押金啊。”

“我不用被子，我带了衣服……”

“你住我们这里就得用我们的被子，这是规矩……”

那个人不容置疑地说。

交了押金，我被那个小姑娘领着，到隔壁的一个小房间去领被褥。房间里一股发霉的味道，被子上也是。

后来，我还住过几个地下室，每个地下室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很多年后，还会停留在脑海里最深的地方，一遇到相似的味道，就会活生生地跳出来，站在你眼前。

无论你在哪里，上车就要花五角钱，如果远就是一块钱坐车。在一个车站下车，朝一个方向一直走，走上大约五分钟，走过陈旧的六层和四层的板楼，或者是浑身漆满了红色的塔楼。记住末班车的时间，否则你可能要走到天亮。

在一幢同样陈旧的楼前停住，一个铁门，穿过小区的绿化带，找到一个四四方方小小平房样的房子，穿过它，穿过长长的走廊，就进入了地下室。

这里永远亮着灯，日光灯，惨白的灯棒闪烁着荧光。它的存在，是对阳光的一种嘲讽。很多时候，在这种光线下待久了，走出地面，看到真正的阳光时，会眩晕。

入口处，永远会站着几个人在打电话。他们紧盯着手机一侧表示信号强弱程度的小方格，乐此不疲。“又多了一格！”大家迅速围上，发出一阵赞叹，然后，低头看自己的手机。

晚上睡觉前，手机会被一字排开地放在窗口。那里信号好，可以接收趁人不备而来的短信。

但在很长时间内，这种乐趣和我无关，因为我没有富有到可以享受到这种乐趣的时候。

地下室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

我住的这间的屋子有六个人。三张床，床是上下铺。

六个人里，两个人是大学生，他们来到北京实习。一个剃着平头，屋子里的人都叫他“平头”。平头是在河北读大学的大四学生，他说他来北京，是为了考北京的大学的研究生。

“你都读了大学，为什么还要来北京读研究生啊？”

“我喜欢北京的大学，想来试一试。”

长发，也是大学生，他在等着北师大研究生复试。

两个年纪大些的男人，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他们竟然都已经结婚了，他俩说，他们的妻子都在读研究生。为了省钱，他们才住在这里。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6)

还有一个，住在上铺，整晚保持一个姿势，双手抱头，眼睛望着天花板。

长发说，那人说他是画家，可是从来没见过他画过一张画。有时大家开玩笑，让他帮忙画一张画像，他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求你们让我清净一会儿吧。”

据说，画家是这里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位。最开始，住在这里的目标，是考美术学院。一家家美术学院考过来：中央美院、清华美院、天津美院，但他依然还没有离开这里。

放好行李，我去洗脸。

在通道里，我忽然迷了路。到处都是通道，哪一条是通往洗手间和厕所的，哪一间是我刚才出来的那间房间？我茫然地仰望头顶，头顶是各种各样的管道，不时听得见流水流过的轰轰声。这座楼里所有被遗弃的东西：废水、垃圾，就在我头上经过。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也是被遗弃的一部分。

就在我迷失地下室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手里同样拿着洗漱用的东西。我灵机一动，开口叫了声“姐姐”。

“姐姐”大方地叫我跟她一起走。我跟着她走到了洗手间，又被她带着走回来。

“姐姐”说，她来北京，也是为了当演员。只不过，她是想考艺术院校。“电影学院、中戏，我都报了名。快要面试了。”

“你长得那么漂亮，肯定能考上。”我真心地说。

“姐姐”很开心地笑了。但她又说，谁知道呢，这行的“黑幕”太多了。

“黑幕？”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就是好多人明明不如你，但是比你有钱，有关系，他们就能把你挤下去。”

“关系？”今天，我怎么老是遇到新词儿？

“关系你都不懂。”她又花了一分钟来教导我什么是关系。

从她那里，我得到的信息是，想当演员，不光要有强烈的愿望，还要有许多基本条件：比如相貌，外貌，还得有关系！

这些，我都没有。

把我带到我住宿的门口，她走了，消失在迷宫一样的通道中，就像黑夜中一线瞬间划破天幕的星光。那一瞬间，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恍惚回到了少年时家里的灶火边，火星劈啪闪耀，照亮了黑黑的灶膛，然后，又暗淡下去。

累了一天，很快就睡着了。睡前，长发对我产生了兴趣，拉着我问我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北京。他说，很多明星都是从北京的地下室出来的。“你看看我，没准下次你见到我，我就是大老板了呢。”

停了下，他又说：“没准下次见到你，我要找你签名了呢。”

我听了，觉得很开心。

这一天晚上，我梦见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妈妈在麦场上叫我小名，宝强，宝强……大黑狗冲过来了，快跑呀……不怕，师兄们都来了，我们到后山上去摘果子吃……果子怎么有烩羊肉的味道。

忽然，我醒了，肚子里咕噜噜响成一片，我才想起一整天没吃东西。我这一天，根本还没开始呢。房间里黑黑的，他们还在睡觉，发出香甜的鼾声。我看了看桌子上不知道是谁的闹钟，绿色的荧光指针指向四点半。我想起昨天在电影厂门口那些等活儿的人说，等活儿要早。

清晨五点钟的时候，我已经带着自己的铺盖卷儿，走在了北京的街道上。

天色还黑，这时候的北京，好安静啊。空旷的街道上，偶尔有洒水车开过，留下湿漉漉的地面。水汽冲进鼻子里，有种舒服的清凉。

打扫地面的卫生工人的大扫把划拉着地面，发出“哧……哧”的声音。

我回头深深地望了一眼昨夜的地下室，地下室张着黑洞洞的大口无声地蹲在那里，像一头安静的猛兽。无论如何，它是我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入口，或者，是出口？

我深吸一口气，把铺盖卷往肩膀上又提了一提。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北京，我来了。

上趟厕所回来还能看到你，就叫成功。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7)

“你，姓名，电话。”我又学会了一个新词儿：AA。

这一天，我还是没有找到活儿。

我到的时候，天才蒙蒙亮，门口却已经聚了一群人。

有个女人出来了：“有个活儿，在北京站，要十个人，谁去？”

“我！”“我！”“我！”

人群忽然像蜜蜂一样冲了上去，伸长了脖子。

“选我吧！我拍过三十多部片子了。”

“我！我经验丰富。”

我也赶忙向前挤。谁知道我个子小，总是被前面的人挡得严严实实的。

我急死了，左冲右突，好不容易找到个缝儿，挤到最前面，冲着那个女人说：“我！我！”

那女人正往本子上记着什么，头也不抬地说：“人够了。”然后一扬脖子对我旁边的一个大汉说：“你，姓名，电话。”

人群四散而去。

我重新找了个地方蹲着。

太阳出来了。我饿得眼前发花，在旁边的早点摊子上买了碗豆腐脑吃。结账时，一问，竟然要两块五毛钱。

北京的东西真贵！

这一天，我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住处。

要活儿的人出来过几回，可是我都没得到机会。只有一次挤到了前面，挑选的人看了我一眼：“个子太矮。”于是我又和这次机会擦肩而过。

我想起了家乡骡马市场上的骡马，它们茫然地站立在空地上，手里的缰绳，紧紧抓在马贩子的手里。买马的人挨个摸过它们的头，扒开嘴巴看它们的牙口。然而，大多数人也就是看看而已。

或者，是菜市场上的萝卜和白菜？一堆堆堆在那里，却乏人问津，运气不好的，就烂在那里，只有成群的苍蝇光顾。

中午，我吃了一个面包，五块钱。

什么机会都还没有得到，我只有五百八十块钱，已经花去了近一百块钱，当然，包括火车票。

也许我应该预留出回去的火车票钱？我自嘲地想。

日记之五：1999／7／一个月二十块钱的房子

旁边是臭水沟，煤场，厕所在两百米外的大街上。

每天吃饭，坐车的钱是不能少的。

昨天和几个都在等活的人问他们住在哪儿，他们说在北沙滩。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我想找一个房子，他们说可以过来一起合租，房租平摊。我算了一下，六个人，一个人就二十块钱。我昨天住的那店一晚上就二十块钱，太贵了。

我决定搬过去。下午跟他们一块回去看房子，北沙滩一个煤厂旁边的一个瓦房。房子很旧了，墙皮都掉下来了。旁边是臭水沟，煤场。就是厕所太远，要走到二百米外的胡同口。就这么着，我认识了老大、老二、四儿、老五和六子。中间那个小三，就是我。他们是我来北京认识的第一批朋友。

我很高兴，能找着住的地方。

今天一天，没找到什么活。我听他们讲，每天都得在那儿等着，说不定哪天活就来了。如果不在那儿等，来了活就轮不上你了。

第一次当演员，真高兴。虽然他们说我们是群众演员，群众演员不也是演员吗？来北京三天后我就跟着他们找着一个演戏的活，就是穿着清朝的衣服，在镜头前走来走去，我很高兴，没事还甩着辫子玩。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8)

拍戏真是一件很过瘾的事。

房子在北沙滩，一个月一百二十元，我们六个人平摊，水电什么的，也平摊。这么着，我又学会了一个新词儿：AA。

这么算起来，我来北京第一天晚上花的那二十元，够我住一个月了。我一算账，心疼得直骂那个“红羽绒服”。从她那里，我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欺生”。

我对北京人最初的印象，确实是“欺生”。那时候，公交车五角钱，一次上车，我买了票以后，累得站着就睡着了，醒来后，车上已经开始查票。我把身上所有的兜儿都掏了一遍，没有找到那张票。我结结巴巴地对售货员说：我找不到票了。

售票员是个大嫂，像很多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她纹着青黑色的眉毛和眼线。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你买票了吗？”

“我确实买了，但现在找不着了。”

“怎么会找不着呢？”

“我打瞌睡，所以……”

我的话被她打断了：“我不管你打瞌睡还是没打瞌睡，你手里有票就是买了票，没有票就是没买票。你要是没买，就补票，否则我拉你到总站去！”

我的“倔”一下子又蹦出来了：“我就是买了，到总站就到总站！”

售票员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这么“横”。

几乎所有的人都往我这边看了过来，我听到许多人在窃窃私语。

“坐车不买票还这么横。”

“北京就是被这些流动人口弄乱的。”

“不好好在农村待着，都往北京跑。”

最终，我还是重新买了票。但那一幕，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许多年后，我能够作为民工代表登上春节晚会的舞台，出演专门反映民工生活的节目时；我能够以一个曾经的民工而成为家乡邢台市的政协委员时，我都会感动，短短几年，社会有了多大的进步啊。

回头看当年，我也理解了那些窃窃私语的人。

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从我出生到现在，中国，赶上了一个怎样的大时代。2008年，我二十四岁。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这二十年，中国走过的，是西方国家一百年才走过的路程。这二十年，是中国走过城市化进程的二十年。

二十年间，大量农村劳力涌向城市，在城市务工收入与农村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下，他们出于“多挣点钱”的最朴素的愿望，从事着城市人不屑于从事的底层的工作：清洁、建筑、修理、洗碗、制衣……没有这些农民工的努力，中国的制造业不可能进展得如此迅速，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创造这样大的奇迹。

我为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感到自豪。

其实，后来我发现，大部分北京人还是很好的。比如我租房子的那个大杂院，街坊四邻看我们不容易，都没少接济我们，谁家煮饺子了，都会给我们留一碗；有一次冬天烧炉子没注意，差点起火，还是邻居发现的。

房子当然不是什么好房子，大杂院里一间北房，有年头了，墙壁乌黑一片，粘着好多不知什么东西，墙皮零碎得好像鱼鳞一样。这个大杂院位置不好，在一个煤场旁边，地上都是煤灰，没有厕所，上厕所要走很远。冬天太冷，我们每个人床底下都放了一个夜壶，大清早，和所有睡眼惺忪的邻居一起，到公共厕所去倒夜壶，也是一道风景。

虽然房子破旧，但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从此以后，我可以说，我在北京有家了。

邻居们给了很多旧报纸，借给了我们糨糊和刷子。我们动手用报纸把整个屋子都糊了起来。擦干净玻璃，屋子一下子亮堂起来；点起炉子，屋子里也暖和了。还有一本旧挂历，上面都是大美人，我们把大美人儿剪下来，贴在报纸上，这下，满屋子都是冲我们甜笑的大美人儿。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9)

“嘿！这屋子，皇宫也不换哪。”老大说。

“可不是嘛。皇帝也没有这么多漂亮妞儿呀。”六子随声附和。

“得了吧，皇帝身边的漂亮姑娘可比这多了去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你懂不懂啊。”老五不屑地说。他读过技术中专，算是我们这里的文化人儿吧。

“上次那个戏，你演什么来着？也就是个太监吧。”六子不屑地顶了一句。

“太监，你连太监都当不上呢，还演了个娘们。”老五揭了六子的老底。六子身材长得苗条，有时候女演员不够了，六子就戴顶假发背对着镜头站着，远远看去，还真像姑娘。

六子气得脸都红了：“那是替身，你懂不懂。下次，没准我替的就是林青霞呢！”

“林青霞，哈哈哈哈。还巩俐呢，你。”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是啊，那个时候，那些大明星都离我们好远哪。

和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群众演员见到大明星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尽管都在一个剧组里，但是有时候，很多大场面的戏，明星和群众演员并不会在同一时间拍。比如说有关于戏曲艺人的戏，有时候明星饰演当年的名角儿，群众演员自然是台下起哄的众人。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看戏和演戏的过程，但事实上，看戏和演戏，很可能是分开拍摄的。明星台上演戏的情景会单独拍摄，而群众演员在演戏时，其实看着的是一个空空的舞台，还要做出激动、鼓掌等等表情，仿佛台上正在演出一出精彩的戏剧。

在蹲活儿的人里，迟早会认识一些“穴头”，有些人做得年头长了，就认识许多群众演员，也认识很多剧组，一些剧组就让他帮忙组织群众演员。所以呢，如果你认识了这样的穴头，你根本就不用天天来门口蹲着，有戏人家就会打你电话的。

这些我都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的。

我们六个，为了及时接到戏，合买了一只二手寻呼机。那是2000年，呼机已经显示出衰败的迹象，但即使如此，对于我们来说，那价钱依然很贵。

其实，寻呼机响起的机会也不太多。到北京半个月后，我才接到了第一个角色。

那时候，我真的有点绝望了。到北京十五六天了，每天只出不进。为了省钱，我的每一顿饭都是一个馒头加一壶水。有时实在难以下咽，我就跟大杂院里的街坊借点酱油，馒头沾着酱油吃，真好吃。

我们六个人，凑钱买了一麻袋土豆。每天晚上回去，我们就围在一起吃土豆：烤土豆、煮土豆，切片，切块，各种方式，我们都想遍了。除了盐，什么佐料都舍不得买。吃到后来，彼此都觉得对方身上一股土豆味儿。

不争气的鼻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对肉味儿特别敏感。每次大杂院里的街坊一做肉，我的鼻子准能在第一时间闻到飘出的第一缕气息。我能分出是哪种肉，鸡肉还是猪肉，煮了大概有多久。是谁家在煮，放了什么佐料。每当此时，我的肚子就在咕噜咕噜响，我要好言好语地哄着它，不让它闹意见。

晚上睡觉，梦见自己回到了少林，和一帮师兄弟一起下山吃烩羊肉。热气腾腾的一锅肉啊，刚要端上来，忽然有人“啊”地大叫。惊醒一看，一张怒气冲冲的脸，睡在我旁边的六儿愤怒地说：“你属狗的？做梦还咬人啊！”

其实，那阵子大家的眼睛到了晚上都冒绿光。

六个人住在一起，但运气却各个不同。大哥来自山东，个子大，毛发浓密，两撇小胡须颇具威严，又有表演经验，经常接到演古装片群众演员的活儿。据说，他出演过山东本地一部颇有影响力的古装武侠剧，饰演其中一集的男二号手下八大家丁中的一名，镜头多达十几个，且有一句台词：“谁敢踏进山庄一步，小的就把他劈了！”

可惜，那部电视剧成了大哥演艺事业的最高峰。后来，大哥在山东就再也接不到什么角色了。大哥坚持认为，山东太闭塞，没有伯乐赏识到他的演艺才华，一气之下，挥别了老婆孩子，来到北京。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0)

在北沙滩住着的时候，大哥经常为我们免费表演那句台词，同时跨出一大步，挺胸四顾，手按腰间并不存在的刀柄，中气十足，威风凛凛。不知有多少正在觅食的老鼠被他惊得再不敢出洞一步。说来奇怪，我们从来没买过耗子药，但那屋确实不闹老鼠。大哥一直坚持说是因为我们这屋太穷，连老鼠都不屑来。然而我们坚持认为，是大哥的表演气场太强了。

老二，老四，老五，都是场工。帮人家铺轨、推摄影机，给剧组的人打下手儿。我们六个之中，倒是他们最常接到活儿，时不时能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所谓的改善生活，就是买了茄子、白菜、豆角，一锅熬了，再买半袋白米，或者下锅面条。每当此时，就是我们的节日。

六子，他很怪。据说他之前曾是山西某文工团的台柱子，帅哥，白马王子，在各乡镇巡演时，不少纯朴少女都想跟着他走天涯。有一次，六子遇见一个北京来的导演，那导演跟六子谈了一夜，天明时分，六子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文工团，立志来北京拍电影。

六子说，他的梦想是当导演。做群众演员，跑龙套，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去上学。电影学院、中戏，哪个都行。我一定会成为大导演，比张艺谋还牛。”六子经常描述他的雄心壮志。后来，我们只要一听到他开始说：“等我攒够了钱……”就会全体帮他接下去：“就去上学。电影学院、中戏，哪个都行……”

六子很受伤，后来就变成一个人的喃喃自语。

我们之中六子的装扮，是最出“色儿”的，他总是戴一顶黑色圆顶有沿儿的，像军帽又不太是军帽的帽子。他说，他觉得戴上了这顶帽子，就很有导演的感觉。

六个人谁都知道，拿六子别的东西，没事儿。拿了他这顶帽子，他准跟你拼命。六子知道好多外国导演的名字，什么什么司机啊，什么什么夫啊，什么什么格啊……一有时间，六子就趴在床头写啊写啊，他说他在写剧本，这剧本，要送给斯皮尔伯格看的。

六子也曾经把他辛苦写就的故事给过负责群众演员的人，甚至有一回亲手交给了某位导演，但可惜，全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可是，六子不灰心。六子坚信，那些人都有眼无珠，迟早有一天，他会让他们后悔。

这六个人里，就我最弱了……

接到角色的那天，我照例去得很早，照例在有人出来叫“有活儿”时一跃而出，照例做好了“不是我”的心理准备。然而没想到，我入选了。

我愣愣地看着那个选角色的人的嘴巴，别人都跟着他走了，我还愣在原地。有人推了我一把：“发什么呆啊，还不快走！”

我跟在那个人身后，终于，走进了北影厂的大门。

熟悉北影厂的人都知道，北影厂内有一条“明清一条街”。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骆驼祥子》时，为了重现已经被拆掉的西四风貌，在厂里搭了一条街景。后来，电影拍完了，街景却留了下来，变成了“明清一条街”，有五条明清风格的街道。

据说，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明清一条街”是国内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每天拍戏的、观光的，络绎不绝。然而，从九十年代开始，北影厂周边高楼林立，摄影机角度稍微不对，古建筑后面就带出一片现代高楼，基本只能拍室内戏。再加上“影视城”风气的兴起，有的是比这里更大、更豪华的拍摄基地，明清一条街逐渐衰落了。

然而，对我来说，当时的明清一条街，已经足够把我震住了。

我要演的这部戏，是一部清朝戏。我穿上领来的衣服，是一套清代的裤褂，戴上长辫子头套，朝镜子里一看，还挺像回事儿。我高兴地把辫子甩过来甩过去，不当心甩到了旁边人的脸上，别人朝我怒目而视，我赶快堆出满脸笑容，又鞠躬，又道歉。

我小心地问那个把我招来的人：“演什么，怎么演啊？”

那人瞪了我一眼：“别人做什么，你跟着做就是了。”

有个戴着和六子一样的帽子的人站在一个高点儿的台阶上，举起大喇叭向我们布置任务：“这是一条街，街上什么都有，你们就是来逛街的人。”

然后我拿到了我的任务：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好，结束。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1)

就这样，我完成了我的第一次演出，全过程大概有个十五秒钟。后来，我还眼巴巴地等着这部电视剧上演，渴望能从中找到我的身影。我的这个幼稚的想法遭到了大家的嘲笑。大家说，有你才怪呢。

闲聊中有好多人会谈到他们第一次上镜的激动。黄毛曾经参演过一部四十多集的戏，后来戏开播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准时收看，后来总算看到了自己的三次背影，五次侧面，只有一次正面飞闪而过。后来他说，什么叫成功，在电视上看到你露脸了，赶紧去上厕所，上趟厕所回来还能看到你，那你就成功了。

在北京，我看了一部叫做《喜剧之王》的电影，当然，看的是电视。其中有一段，周星驰苦苦哀求剧组的人给他找个角色：“有台词的有没有？”

“没有。”

“没有台词，露一张脸也行啊。”

“没有。”

“完全看不到的有没有啊？”

“我现在就看不到你啊。”

“砰”的一声，霞姨摔了电话。

呵呵呵呵，每次看到这段，我们大家都会把眼泪也笑出来。

后来，我们大家之间一听到“有活儿”，都会彼此开玩笑：

“完全看不到的有没有啊？”

“我现在就看不到你啊。”加上“砰”的一声，重重地打向后脑的一巴掌。

我们喜欢那部电影，还有一个原因是，张柏芝太漂亮了。

张柏芝在里面的角色，是个小姐。说的不好听些，就是“鸡”。

我知道一般的人怎么看待“小姐”，在很多人眼中，小姐们爱慕虚荣，因此不顾廉耻。她们为金钱出卖肉体，是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代名词。在很多电影里，只要一表现底层，就离不开小姐和民工，并喜欢把小姐和民工放在一起。

还有一些人，把小姐这份职业浪漫化，他们喜欢把自己泛滥的同情心放在这个群体上，喜欢幻想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杜十娘”式的故事：被男友出卖，被人拐骗，怎样怎样。

怎么说呢，我不觉得她们是社会的毒瘤，即使是，也是这个社会有病在先；同样，她们也不是杜十娘。她们想要的，和大多数人没有两样，她们对钱有强烈的渴望，为此不惜用青春和社会地位交换。但一旦挣到了钱，她们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感情、家庭和安定。

还有，不是每个民工都有一个小姐。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我们更像在河的两岸，彼此相望。

我对于她们的感觉只有一句话：出门在外，大家都不容易。

张柏芝演的这个姑娘，只能用“可爱”形容，但是我依然最喜欢赵雅芝。

我体谅那些出门在外的姑娘们，她们真的不容易。

出门前，我父亲叮嘱我，不要被人骗了。我回答，我一个男的，有什么可骗的。不论怎么说，这个社会，依然是男人主导的，女人出门闯荡，注定要面临更多的风险和陷阱。

群众演员这个群体里，也有许多女演员。她们的故事，比男演员更辛酸。

“燕子”在群众演员里，算得上是漂亮姑娘，东北妹子，个子高，皮肤白，大眼睛。我们不知道她的真名，叫她“燕子”，是因为她在《还珠格格》里演出过一个小宫娥。燕子对“小燕子”颇不服气：“有什么呀，身材还没我好，就是眼睛大些，我眼睛小吗？”

燕子和其他三个姐妹一起住在小月河的地下室里，她们跟了同一个剧组，白天和剧组拍戏，扮演路人甲乙丙丁，晚上回去睡觉。后来，戏拍完了，她们也没了收入。

燕子想过很多办法，可是三年过去，能接到的戏依然是丫鬟、路人这样的龙套角色。有人告诉燕子，这个行业有潜规则，要想上戏，就要和导演睡觉。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2)

燕子是个刚烈的女孩，她偏不。为此得罪了几个“穴头”。这下，连丫鬟的角色也没有了。眼看房租也交不上了，燕子去卖血，经过北太平庄的天桥时，钱被几个新疆孩子抢走了。燕子拔腿就追，根本没追上。

那时正是下午下班时间，天桥上人很多，燕子一路喊着“抓小偷”，可是路上的人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有的人还发出笑声，觉得这一幕甚是有趣。

可对燕子来说，这一点都没有趣。

最后，在一个姐妹的带领下，燕子走了许多女孩子都会走的一条路：去夜总会坐台。

我问燕子：“你为什么不回家？”

燕子说：“我出来的时候，跟家里人说，你们等着瞧，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大明星的。现在，我怎么跟家里人说呢？我说，我没当成明星，当成了一个小姐？”

其实，燕子的家境并不坏。在她生活的县城，父母开了一家小卖部，卖烟酒和日用品，也算是小康之家了。坏就坏在，燕子上面，还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个弟弟。

燕子说，从小她就觉得，她总是那个被忽略的人。

姐姐乖巧，学习好，一路重点，最后考进了哈尔滨的大学。弟弟是家中老小，唯一的男孩儿。父母的宠爱，都放在这两个儿女身上。

一母所生，燕子却从小就看不了书，一背书就头疼。燕子从小喜欢唱歌跳舞，小学、初中，都是学校文艺晚会的台柱子。燕子想读艺校，父母不准，在保守的县城居民看来，读艺校的女孩子都不正经。燕子被父母逼着上了高中，根本读不下去，经常逃课。对父母来说，这个女儿是家里的问题少女。

高三那年，燕子不辞而别，留给父母一封道别信，直奔北京而来，成为“北漂”中一员。

燕子开玩笑地要给我签名：好好留着啊，没准哪天我比赵薇还红。我笑了，想起我在少林寺和师兄弟们合影的情形。

2000年五一节的时候，有一个穴头招呼我们去北京游乐园参加表演。

每一年过节的时候，在这些地方都会组织卡通明星巡游方阵。我们的任务就是扮演卡通人，在游乐园里走来走去。一百多人的卡通队伍，吸引得许多小孩子都跟着我们跑来跑去，还有好多人拉住我们合影。

那天去了两帮人，是两个穴头带去的。好多人都是在北影厂门前的老相识。开场戏可不能只是走来走去，必须有一些表演。有一个舞狮子的引起了我的注意，狮子昂起头，突然蹿起来，在空中一停顿，血红大口猛地张开了。围观的人们惊叫着跑开了。狮子在空中落下来的时候，忽然又是一个前滚翻，两个前蹄侧伸着，急促地挥动着，好像真的在草丛里翻了个身一样。

“好！”人群里发出一阵鼓掌声。

旁边的穴头捅了捅我：“上啊。”我这才明白过来。该我上场了。

我把帽子往上一拉，伸起双臂，一个筋斗翻了出去，一个又一个，我像回到了少林寺，在我的眼里，天地重新翻滚着，连同天上的云，闪过来闪过去。翻了十几个筋斗后，我突然来了几个空手翻，当我稳稳地站住，气定神闲地看着周围的人时，叫好声和口哨声响成了一片。

“我要和孙悟空照个相。”有个小朋友拉着我的手说，我蹲下来搂着他，心里颇有些得意洋洋，看来我这个猴子演得不错。

“什么时候咱们摘下这头上这个帽子，人家也给咱拍照，那才叫个牛。”有个声音说，我抬头一看，正是刚才演狮子的那位，以前也在北影厂门口见过他，但是似乎从来没有说过话。

“是啊，你的狮子耍得真好。”我直觉他练过武术。“我叫颜通，颜色的颜，通顺的通。”他笑着说，“你的猴子也翻得很牛啊。”

我就这样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此后七天我们就黏在了一块，颜通成为我北漂时最好的朋友，也是最重要的朋友。

七天过去了，我们的演出结束了。他给我留了一个传呼号，我没有传呼，只是说我会找他的。分开时，我正在担忧自己的下一步。七天活又白干了，原来说好的每天二十块钱，但是穴头却全扣走了，我得再找一个工作，以免自己没有活干。

人海茫茫，也许我们都只是擦肩而过，永远不会再相逢。但是又过了几个月，到十一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居然又在游乐园碰上了。这一次见面，我们就像老熟人一样聊了起来，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武术。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说。

在闲聊中，我知道了这个大我五岁的武术迷的经历竟然那样坎坷。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3)

颜通说他最初来北京，绝不是为了武术，也不是为了拍电影。他只是一个念头，想出来，必须出来。祖籍江苏的他也是少年时候就开始练武，最初是跟着村里的一个拳师练习少林拳。

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颜通十六岁，他是被招来做保安的。在朝阳区做保安的日子里，颜通在团结湖公园里结识了一个姓宋的老师，那位八十一岁的老先生教会了颜通形意拳。

颜通后来跟我说起他家里的事，我们都感觉自己的家庭有几分相像之处。不过，他是家里的独子，他说，我只不过在生活中吃了些苦头，还没有经历过更多的事情，没有感觉到心苦的滋味。他说这些的时候，有些成熟得令人生畏。

没有意思的日子，颜通想摆脱这种生活，他决定换一份工作，换一种活法。

后来，他跟人卖了三个月馒头。在早上四点就起床，去把馒头拉回来。然后骑着三轮车在早市上挤在人堆里，直到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才会回到老板那里。在那三个月里，颜通这个南方人居然没洗过一次澡，没理过一次发。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他在一个澡堂子里泡了整整一天，决定不干了，回家过年，那时候他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

我也两年没回家了，颜通后来跟我讲他回家的情况时，我的泪水陪着他一块掉了下来。

颜通回到家里，大吃一惊，他妈妈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后来，母子俩一块闲唠的时候，母亲说村里人传着关于他的各种消息，有的说他练法轮功了，有的说他坐牢了，有的说他变成残疾了。反正各种谣传让母亲的心里惶惶不安，后来母亲干脆到村头上去等，每次一见有骑三轮车的经过，母亲就跟上去追，一直要看清楚不是自己的儿子才会罢休。

过了年，颜通决定再次到北京来。走的时候，他爸和一个堂哥送他，一直送了有二三里路。颜通说，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北京，在北京要干什么，有一种很茫然的情绪。但是他要走的念头却是定死了，他后来说可能一个农村孩子，觉得自己能闯一点就闯一点，哪怕闯不出来，也比在家里窝着强。

一出门，鞋带松了，颜通蹲下来系鞋带，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他在讲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老是回想起初次去少林寺的那个晚上，当我挂掉家里的电话时，我的眼泪是怎么样汹涌成河。

颜通的父亲早年患了肺结核，在病床上躺了二十年，平时连一锹土都铲不动。颜通有几次目睹了父亲病危的情况，他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家庭状况。最苦的自然是他母亲，一个家全部压在了一个女人的肩头。颜通很为母亲自豪，也经常觉得母亲太苦了。在对母亲的孝顺上，我们俩人近乎一致觉得，母亲太伟大了。

这一天，送颜通的时候，颜通的父亲跟他说：“孩子，要不是我没本事，能让你受这么多苦吗？”颜通从来没有怨过父母，作为家里的独子，他觉得自己受到的宠爱太多了。但是他觉得那一刹那他父亲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颜通说：“我出来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家庭，好让家里人不再受苦。”

我静静地坐着听他讲他的过去，他的家庭，他的想法。有时候，我觉得他讲的就是我自己。

我问他：“那你后来怎么开始做群众演员的？”

颜通笑了一下，他说这完全是碰上的。最初，为了糊口，颜通和一个同学都跑到一个做厨师培训班的地方，他同学的叔叔是那里的小头目。但他们没有开始学厨艺，他们的工作是在街上散发招生小广告。后来，颜通还跟着表弟断断续续送桶装水。送一桶水挣三毛钱，十桶才三块钱，他们一天最多能送三十桶水，而且累得半死。挣不了钱，颜通就一边送水，一边发小广告，算是兼职了。

那天散发小广告的时候，正好到了北影厂门口。颜通看着门口有很多人，自行车排成了一长溜，他很兴奋地把广告散发给这群人。但大部人拿去却当成扇子来扇。颜通发累了传单，停在树阴底下歇着。

“你们都是演戏的吧？”门口出来一个人，走走问问。前面的人大声应允着，问到颜通那儿，或许是好奇，或许是阴差阳错，反正他就傻愣愣地回答说：“是，是，是。”

《向?进》 “北漂”：青春残酷(14)

这一天，在棚里拍戏的是葛优和小陶红。颜通认出了葛优，他像所有第一次接触演戏的人一样，感到兴奋和惊喜。当时给他安排的活是拉黄包车，车上拉两人，来回不停地跑，累出一身臭汗的颜通这一天领到了二十块钱。

从此，他知道了北京有“群众演员”这样一个事。后来，没事的时候，颜通就常去这地方转转，有时候也蹲一会，听别人讲上戏的故事。后来真有几次又被找去演戏了，他练的武术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戏里演武行的人不够的时候，就会把他叫去，因为他也算是一个会家子。

空旷浩大的北京城，你装进了多少人的梦想。然而，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不希望梦想，仅仅是梦想。

“你傻啊，怎么是真摔？”

我又被踹了一次。我听见自己的喉咙里发出了“啊——”的惨叫声。

演完那个“看不见的角色”以后，我的运气，似乎一下子好了起来，接连接到了几个这样的角色，甚至还用上了我在少林寺学到的功夫。

那天，挑演员的人说得非常明确：“有会武术的吗？”

“我！我在少林寺学了六年。”我挤到前面。

当着他的面，我立即展示了一套在少林寺学来的“螳螂拳”。

一套拳打完，周围立刻响起了掌声。挑演员的人满意地点点头。

这次，我有所进步，扮演街上一名卖艺的艺人。当然，依然是一晃而过。但不管怎样，总算能被镜头“晃过”了。我希望自己能有机会接一些有台词的电影，哪怕是只说两三句，也比不开口晃来晃去的强。

然而，机会就像公共汽车，有时一下来好几辆，有时怎么等也等不来。

顺利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能拿到二十元左右的报酬，外加盒饭。算下来，也不少钱呢。挣到第一个二百块钱的时候，我请同住的兄弟们去吃河南烩面。大海碗端上来，冒着热气，我们像饿狼一样扑了上去，根本顾不得烫嘴还是不烫嘴。

那天还点了凉菜，糖拌西红柿、拍黄瓜，菜一上桌，几秒内就见了底。都是些最普通的菜，但我们似乎从没觉得这么好吃过。

可是过了那个礼拜，就再也没接到活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

天气在转暖，虽然树木的枝桠还是光秃秃的，但风已经暖了很多。有时候，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明清一条街上的小树林里，摄影棚前的草地上，过夜的人越来越多了。树枝上横七竖八地挂满了衣服、背包，草地上挤满了人，一块草地上往往睡几十个人。有戏拍的时候，每次看到他们，我都会自我安慰：不管怎样，我总比他们强。但是没戏拍的时候，看到他们，我的心里就会紧张，或许哪一天，我连现在的一个月二十元的房租都付不起，最终也要和他们睡在一起。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一个寻呼，是一个叫“李哥”的穴头，有一个急活。

我这次演的，是一个逃荒的难民，被军官一脚踹倒在地，连人带筐翻到了沟里去。原本以为这一脚会是“做做样子”，没想到那人是真踹，大头皮鞋一下踹在腰眼上，人疼得一下倒在地上，蜷成了虾米的样子，后面的翻滚动作自然做不出来了。

导演不满意了，要求重来。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5)

于是，我又被踹了一次。我忍着疼，往旁边沟里一滚。

“反应太慢了，怎么那么慢呢？”导演大声骂了起来。副导演冲了过来，指着我质问：“这人谁找来的？你们找个傻子做什么？”

还好，第三条通过了。

我的腰上，过了一礼拜，还有青紫的鞋印子。那天，我拿到了一百块钱，我真是非常吃惊。

在影视城周边的村庄，都会散落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院子。这些院子原本是农舍，但现在居住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演戏。当地人把这里叫做“演员大院”。

“演员大院”的条件并不比我在北沙滩的居住环境强多少，甚至更差，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屋子打通铺，要住二十多人。

演员大院里的人，都被“李哥”这样的人控制着。他们通常是被“招聘”来的。

在北京，翻开各种报纸的“招聘”版，你会看到无数的小方格上写着XX影视公司招聘。

“李哥”手下的这些演员，就是这样被招聘来的。

过程，通常会是下面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无业”人员，看到这样的小广告，按照地址来到一个某某建筑物里的小房间内，见到一位被称呼为“某导”的人。

某导通常会让人念一段报纸摘要，或者连报纸摘要都不用念，只要走两步。随即，某导会称赞你“还不错，有潜力”，要你交纳一些培训费，或者“押金”什么的，这笔费用从二百元到一千元不等。这时，一般人都会犹豫。“某导”会立刻告诉你，在这个公司做演员，待遇很高，一个月会有三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眼下这些钱不过是“押金”，最后会被退还的。

交了钱之后，你就会被告知，已经通过了面试。你会领到一张“演员卡”，上面有路线图，你要按照这个路线，自己去找剧组。

然后，你坐上一辆开往北京郊区的公共汽车：清河、昌平、怀柔、甚至河北涿州。路线图上一个小指甲盖的距离，落实在大地上，要经过四五个小时的颠簸。再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跋涉一段，你最终会进入一个满是水泥平顶房子的村庄，你看到其中一间上面写着XX影视公司报到处。是的，就是这里。

在被安排到演员大院住宿之前，你通常还要交一笔钱，这些钱是你使用服装道具的“押金”。当然，在实际的剧组开支里，并没有这一项，但是，此时你已经到了这里，离你的梦想——演员，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追逐梦想的人来说，在梦想面前，金钱还有什么说话的份儿吗？

然后，你就看到了我前面所说的那样的小院，荣幸地和二十多个大老爷们儿躺在一间通铺上，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当然，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行业，成为一名“演员”。

成为了“演员”之后，就会领悟到这样的道理：人生处处皆舞台。

三个月，或者一个月过后，就会发现，梦想之所以被称为梦想，就在于它是要不断追逐的。公司承诺给你的美好前景，一时之间，依然还要被称呼为“前景”。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6)

“勤劳”，是一名“演员”的基本素质。具体地说，它要求你：早起。

进了这样的大院儿，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睡梦持续过早上五点。确切地说，大概四点半左右，“叫床”声就会准时响起：

“一群猪！起床！上戏！”随后，是猛烈的敲门、踢床声。

大家用军人的速度最快时间穿衣、洗脸。

六时许，吃早餐，手里的粥可以照得出人影儿，勺子里的米能超过十粒，就是了不得的恩赐。

七点集合，跑步前往拍摄现场。顺便说一句，一天之中，这是公司提供的唯一一顿食品，剩下的晚餐和午餐，请自行解决。

当然，这样的情况，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因为有时候，你会没有戏拍。

这时，你需要进入人生的另外的角色：劳工。

你可能会被带到附近的河道挖河泥，你和你的伙伴们被分成两组，昼夜不停赶进度；你也可能会被带到昌平区翻砂子，吃的草，流的是汗水和血水；也许你还会为我国的光缆通信以及电力行业做贡献，铺光缆，架电线杆。这样每次你打电话的时候，一种自豪感就会充斥胸膛：你瞧，没有我们的劳动，通讯能这样通畅吗？

此时此刻，你最要谨记的一条，就是千万要记住，收入是个人隐私，不要彼此打听。否则，你的自豪感就会被严酷的现实感粉碎：同样在挖沙子，为什么他们，那些正式的“建筑工人”，所谓的“民工”都可以拿到五十元一天，而我们，只能拿到三十元。

有没有搞错，我们是“演员”啊！从事伟大的表演艺术能拿到的报酬，竟然还不如一个“民工”？

于是，你愤怒了，你要离开。你去跟“李哥”要求离开，跟他索取你的工资、来时交付的押金等等。

于是，你将有幸领衔主演一部黑帮片。虽然情节和布景都稍嫌老套。

李哥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你，身后是几个“兄弟”。这时，你说话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小了下来：“李哥，我想走，那钱能还给我吗？”这时，李哥就会开始给你算账，住宿、饭钱、罚款、道具服装折旧等等。通常，算下来你还会欠他的钱。如果此时你表现出任何愤怒，反抗，或者不服，身后的“兄弟”们就会出手。

忘了告诉你，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出演“黑帮”角色。

通常情况下，我们出现最多的场合，是建筑工地，尤其是那些有“钉子户”存在的工地。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就会手持棍棒，出现在工地现场。当然，这也是有报酬的。

其实，到北京这一段时间，做群众演员是怎么回事，拍戏是怎么一回事，我已经大致明白了。这个位置，离我梦想的“李连杰”的位置，中间的距离，比家乡到北京的距离还要长。

做群众演员，和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

原本我以为，剧组里的每一个演员，都是平等的。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拍戏，一起聊天，我教别人学习武术，别人教我怎样演戏。但现实摆在我眼前的，是一座山，一座塔。大明星，大导演们，在塔尖尖上，他们一部戏拿到的酬劳，是我做一辈子群众演员也挣不到的。我们这样的群众演员，在他们眼里，无异于是土地上的小蚂蚁，黑压压一群，谁和谁都没有区别。不要说和他们互相学习，就是见他们一眼，说一句话，也不能够。

我记得，有一次在前面拍戏，我走位走错了，剧组的人冲上来就骂，有多难听就骂多难听。还有一次，拍摄中，我不当心踢翻了一把古董椅子，竟然被扇了一耳光。我愤怒地攥紧了拳头，却又松开了：人在屋檐下啊。这里不是少林寺，也不是家。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7)

几天后，通过一个少林寺师兄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做武行的“穴头”。

我得到的第一份武行的工作，是在一部叫做《巴士警探》的电影里，做男主角的替身。

作为替身，我的任务是不断地爬上一架高高的防火梯，然后从梯子上摔下来。不断地摔，一直摔到导演说“OK”为止。

那架梯子大概有两米多高，下面就是水泥地，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我穿上男主角的衣服，爬上梯子，看着下面灰白色的水泥地，腿直打晃。

那一头，导演已经叫了“开始”。

我一闭眼，直直地摔了下去。掉下去的过程中，我听见自己的喉咙里发出了“啊——”的惨叫声。

“砰”的一声，我听见自己摔在了地下，像一只破掉的洋娃娃一样，四肢散落在身体旁边，似乎完全没有联系。我的脑袋嗡嗡地响，什么也看不到。

“重来！”

几个人跑过来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

又一次，这次，我没敢叫出声。默默地听着自己的身体像沙包一样，“砰”的掉在地上。

接着，又一次。

像是几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我听见导演叫“OK”。我起来的时候，已经根本觉不出疼。虽然手肘上的血已经把袖子都洇湿了。

一个老武行过来把我拉到一边：“你傻啊，怎么是真摔？人家有经验的人，哪有你这么直戳戳把身体往地上扔的？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我朝他笑笑，脑子里已经嗡声一片。

这一天，我拿到了五十块钱。

第二天，还是往地上摔，不过不是从梯子上了。我要被人扣住手腕，然后被扔到地上。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假摔”。这次摔完，眼眶乌青，一边脸颊上高高地肿了起来。

收工时，副导演朝我走来，拍拍我的肩膀：“演的不错，很真实。”

第三天没有戏，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动弹不得。麻木恢复过来后，每一个骨节都疼得像碎了一样，似乎有成千上万只小蚂蚁在噬咬着每寸肌肉，每条韧带。我觉得自己的胳膊、腿都粗大了一大圈。

歇了一个礼拜，我又上戏了。

从那部电影开始，许多穴头都知道了，有个替身叫王宝强，不怕死，别人假摔，他真摔。所以，我的活儿也就多了起来。我捡到了一个铁皮的饼干筒，把每次挣到的钱，除了必要的花销以外，都存在那饼干筒里。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看饼干筒的钱，一天一天多起来。钱到我手里时，都皱皱巴巴的，我就一张一张地展平，再虔诚地把它们在饼干筒里安置好，像给它们安置一个家。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8)

我记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人在陕北问一个放羊的小孩：放羊为了什么？小孩子说，赚钱；那么，赚了钱又要做什么呢？娶媳妇。娶媳妇为了什么？生娃。生了娃呢？放羊。

这个故事似乎是讽刺性的，讽刺农民没有更高的追求。但事实上，当一个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他确实想不到更高的追求。

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没追求的人。我每天想的，是怎样才能再挣到五十元。我幻想，手里有一千块时，我就给自己买件好点的衣服，买双舒服的球鞋。在这个社会里，外表真是太重要了。

我没办法忘记，我穿着露出棉絮的棉袄，头发又长又油腻时，路人看我的样子。他们嫌恶地与我保持距离，小心地不让自己的衣角沾到我棉袄里露出来的已经是灰色的棉絮。他们看我的样子，仿佛我是长在这美丽城市脸上的一块丑恶的癣。或者，是好奇，他们好奇地看着我的长发，我的脸上的污垢，我的指甲缝里的黑泥，眼睛里的神色似乎在说：“瞧啊，这些人有多么懒，他们为什么不知道把自己洗干净些。”

我很想把自己洗干净些。在少林寺的时候，我们经常洗澡。

训练了一天，身上都是汗水和尘土。莲蓬头喷出热水，简陋的浴室笼罩在氤氲的热气之中，每个毛孔都翕张开来，水流过身体，带走汗水、尘土、疲累。你相信么，男人，也会欣赏同性的身体。年长我几岁的师兄，个子已经长成，水流过他们的肌肤，手臂上肌肉隆起，皮肤像缎子一样闪亮。人，原来是那么美。

那种美，让还没有发育完好的我自卑。

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山上的水潭里洗澡。山里的水，有一种自然的清凉，再热的天气，都被这清凉的水洗去了。

北京，那么美，那么大的城市，什么都有，却没有这样一块清凉的、可以让我尽情投入它怀抱的潭水。

住在北沙滩的时候，要洗澡，要走很远，到公共澡堂去。澡票不贵，两元。可对我来说，两块钱，是十个馒头，十个馒头，可以吃两天。

实在太脏了，我就接一盆凉水，用凉水擦洗一下。

慢慢地，我麻木了，习惯了。我甚至故意会走近那些拿那种眼光看我们的城里人，看着他们傲慢的眼神逐渐变成了厌恶，然后变成惶恐，我的心里会升起一种复仇的快感。大部分时候，我还是在那种眼光下瑟缩起来，瑟缩着，变成一只小蚂蚁。

我开始放弃。真的呢，再干净又有什么用，再干净，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贫穷和歧视，真的是会毁掉一个人。

小屋里的气氛，开始微妙起来。

六个人的运气，并不一致。我的运气好起来那几天，大哥的运气却似乎到了谷底，整整两个月，没有接到一个活儿。

他似乎染上了烟瘾。他开始抽烟，劣质的纸烟，一根接着一根，整个屋子就像着了火，烟雾腾腾。白天，他不再出去，就是抽烟；晚上，他还不出去，还是抽烟。那只寻呼机一响，他就跳起来，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抓起来，如果呼叫的不是他，他就把寻呼机一把摔在床上，骂骂咧咧。

六子看不过，说了几句。他冲过来，要打六子。我们好歹拉开了。

他变得特别敏感。有天早上，老五找不到袜子，说了一声“倒霉”。

“你他妈说什么呢！”大哥忽然爆发了。

“我没啊，我没说你！”老五被惊着了。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19)

“我说你说我了吗？”大哥像个疯子一样吼了起来。

在他面前，我们变得小心翼翼。任何负面的词都不敢用，生怕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大哥也不是傻子，他觉察到了这种态度。有时，他非常暴躁，什么东西都不入他的眼，什么事情都会招来他的大吼；有时，他一语不发，像最精确的机器一样把宿舍打扫得一尘不染。

忽然有一天，大哥消失了。第一天，我们全部松了一口气，像报复一样，大声说了一宿的话。第二天，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劲。第三天，我们开始商量，要不要报警。第四天晚上，大哥回来了。

他推开门的那一刻，我们全部沉默了。

大哥假装没有看到我们的沉默，他大声地招呼着我们：“我回来了，给你们带好吃的了。”

“好吃的！”所有的人都围了上去。

大哥带回来的，有啤酒、有花生米，还有肉。我们欢欣鼓舞地拆开一个个塑料袋，不经意间，碰到了他的手，他立刻把手撤到了背后，脸上闪过疼痛的表情。我们仔细一看，他的鼻子滑稽地肿着。

在我们的追问下，大哥不得不说出了这两天的去向。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打黑拳。

打黑拳，是在娱乐场所供人们观看和下赌注的地下拳击。大哥当天就被安排和一个高个子打，老板要求他装作被打的样子，而且很惨。果然，后来大哥被打得很惨，而且，他只能躲闪，不能还手。

最后，他领到了五百元，代价是鼻子肿了一个礼拜。

“好吃的”吃在嘴里，都变了味道。

那天晚上，大哥喝醉了，吐了一地。他呜呜地大声哭着，咒骂着，咒骂命运，也咒骂自己。我们谁也没有去劝他，只是把狼藉的地板收拾干净。

今天，哭的是大哥，明天，或许是我们中任何一个。

第二天起床，日子还是要过。六个人，谁也不是上帝选中的那个人。我们慢慢地习惯了，每天，屋子里也许会有一个人处在幸福的顶峰，而另一个人，可能正在命运的谷地。我们之间的对话开始变得直率、尖锐，毫不遮掩。一方的苦难再也不能引起我们任何其他人心底的柔情，相反，我们开始厌恶和憎恨彼此，毫不留情地嘲笑对方的软弱和笨拙。

只有一个时刻，会引起我们的兴奋：拿到钱。

每一个白天，我都在笑。

我对着穴头笑：“你好，我叫王宝强，今年十五岁，在少林寺学了六年武术。”

我对着挑演员的副导演笑：“你好，我叫王宝强，今年十五岁，在少林寺学了六年武术。”

我对着那些我给他们当替身的大明星们笑：“你好，我是王宝强，今年十五岁，在少林寺学过六年武术。”

晚上回到小屋，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笑脸不一定能换回笑脸，有时，连冷脸都不一定能换回来。这是个势利的圈子，对于在金字塔尖的人来说，我这样的小角色，就是空气。

我遇到过一位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明星。我见到他，很激动，对他说：“我在少林寺待过六年呢。我师傅是释延宏啊。”“哦。知道。”他点点头，就去准备戏了。我站在那里，觉得很尴尬。旁边人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宝强也学会拉关系了啊。”

我觉得自己的脸上有火在烧。我暗暗对自己说，我不会做一辈子龙套的。

在这个行业里，能做到“不笑”，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出了手。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20)

北京的夏天，总是很燥热。晚上下了工，我们会找一个大排档，坐下来吃麻辣烫。有时候，两拨吃麻辣烫的人之间，莫名其妙地就起了冲突。这种冲突也许不需要理由，只是一个眼神，或者一句话。

冲到我面前的，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少年，他抓起一只啤酒瓶朝我头上砸下去。我一闪，酒瓶砸空了，砸到了桌子上，玻璃碴迸了出来，划过我的手背。我看见自己的拳头砸在对方的鼻梁上，对方一下子满脸是血。

我的血流忽然加速，一种莫名的兴奋笼罩了头脑。这许多日子以来的委屈，失望，似乎全部被他的血冲刷掉了。我又补上了一拳。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警察来了。我们迅速地跑掉了。

那天晚上，我没能睡着。那少年血污的脸在我眼前摇晃。我打过架，和师兄弟，和小伙伴，但是这样恶意的出手，还是第一次。我是学武术的人，但我知道，武术不等于滥用暴力。中国人是喜欢习武的民族，衡量一个人是否杰出的标准，要看他是不是“文武双全”。在我所接受的一切的武术教育里，学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使用武力的目的，是为了锄强扶弱。

但是这次，我第一次体会到，暴力可以给人带来快感。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但同时，暴力也给人带来了罪恶感。我内疚于我竟然会出手打一个没学过武功、明显打不过我的少年，却又无法忘记那一刻血流加速的感觉。我在罪恶感和快感之间来回摇摆，第一次，觉得自己迷路了。

我安慰自己，男人之间，有时候是需要用拳头来说话的。但是，这无法排遣我对自己的失望。

其实，我一直刻意地在将自己和许多身边人习以为常的恶习拉开距离。比如喝酒，除非是出于交际，我并不喝酒，每次喝酒，喝的也不多，不会喝到醉。再比如抽烟，我不抽烟，因为我舍不得那点钱。这是我来北京后第一次打架。

我开始怀疑，我所坚持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价值？别人会因为我所坚持的这些，就认同我的不同吗？更何况，我和别人，真的不同吗？我来到北京，是因为想做李连杰那样的大明星，但是看看这些每天同我一起来拍戏的同行，看看和我住在一起，一起奋斗的室友们，难道他们不是也有梦想吗？

我有什么比他们强的地方吗？目前，连我自己都好像还没看出来。我个子矮，长相一般，皮肤不好。除了会耍套把式，一无是处。

黑暗里，我伸出自己的双手，反复打量。我感觉到恐惧，照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吃，喝，混日子，打人？永远住在糊满报纸，充满人的汗臭和尿臊气的小屋子里？

如果是这样，我又为什么来到北京？为什么要抛下爸爸和妈妈。

爸爸，妈妈。那天晚上，我轻声地呼唤地他们的名字，眼泪打湿了枕头。

第二天一早起床，我开始练习签名。

我在墙上报纸的空白处歪歪扭扭地签下“王宝强”三个字。左右端详了一下，还不错嘛。虽然字与字之间间隙有点大，笔画之间，经常闹分家。

我写了第二遍，这下，看上去比第一次顺眼些了。

“宝强你在干什么呀？”同屋的人看着我的举动，觉得我有点“神神道道”。

“啊，没什么。”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21)

他们凑上来看了看，一个个都乐喷了。

“看啊，宝强在练签名呢。”

“没有，不是——”我用身体把签名挡住。

“别挡啊，别挡啊。”他们用力要把我推开，我拼命地去挡。

那个早晨就在这样的打打闹闹中过去了。从此我成了大家的笑料。他们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来逗我：宝强，来，给我们签个名吧。

我却并没有改变，依然在任何空闲的时间练习写自己的名字。

我想，我需要记住，我是谁。我也需要提醒自己，来北京的目标，是什么。

日记之六：1999／11／一次搬着十二块砖，躺下再也不想起来。

天越来越冷了，我写了封信，让家里人捎点衣服过来。

这两天在北影厂门口等活的人越来越少了，有的人因为天气冷不再出来了，在家里等着群众演员的穴头们通知他们，但这样一般是不会等上活的，因为门口还有好多排队等活的。有一些人受不了这份罪，另想别的办法干活去了。

已经连续几天没等上活来，我的生活费也越来越紧张了。

前两天，有两个朋友劝我去一个保安公司干活，说凭我这身手肯定能找到一个好岗位。我也动了动心，但最后也没决定去。我想，还是在这里再坚持一段时间吧，准能找到一两个剧组要人的，只要能演戏就成。

今年就要过去了，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很失望。来到北京快一年了，每天跟着大家在这里找活干，但是也没有几个戏要武打演员的，什么时候才会有机会轮到我拍一个武打片呢。我不会在这里混一辈子的，在少林寺学的武术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

现在可能机会不到吧，我还是要继续努力。

我在工地上找了个搬砖头的活，这个活儿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们是以天计算工钱的，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你都必须干活。我就这样一次抱着十二块砖头从这头搬到那头，一天里搬的砖头、走的趟数数也数不清。太累了，中午太阳那个毒，都没力气动，躺到树阴下，倒头就睡，再也不想起来。

我经常在晚上边揉着胳膊边想，我这是在干什么啊，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拍电影吗，成为像李连杰那样的演员吗？

感觉自己在混日子，痛恨自己为什么要混日子。现在我明白群众演员是什么角色了，配角，在屏幕上找不着自己的配角，我注意看过自己拍的两个戏，最多的时候能找见自己的一个背影。

这样混下去，和在老家种地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真的想拍电影，但又很迷茫，不知道这个理想什么时候能实现，还要坚持下去吗？现在放弃的话，回去会被人笑死的。

葛优摸了一下我的头。

一个每天只挣二十五元的建筑工、清洁工，花大笔钱去洗照片，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我没想到的是，终于有一天，我成了彻彻底底的民工。

那一年的夏天，我比较幸运，接到的活儿并不少，可是，后来很大一部分活儿都要在怀柔的腾飞影视基地做。从我居住的北沙滩到怀柔，实在要走太长的时间，有时连续拍戏，我晚上要住到那里。有一次，为了见一个导演，我步行了十公里。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22)

于是，我考虑搬家。

在北京的大半年过去，我的室友们，各自的境况也发生了变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大居然在一部古装武侠电视剧里得到了一个有不少戏份的角色，他要跟着剧组走了。据说，这部戏要到全国好多地方去拍：北京、浙江、陕西。于是，老大成了第一个搬出小房子的人。我们都很羡慕，他终于获得了跟剧组住招待所的资格。

六子，被一个副导演看中，做他的副手。虽然离他梦想的电影大师还有不近的距离，但毕竟是离梦想近了好几步。

做场工的几个哥们儿，有一个扛不住家里人的压力，回了老家。剩下的，也都有了稳定的关系。他们准备搬到北影厂附近去住。

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北沙滩。

腾飞影视基地附近同样有许多演员大院。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出租房子给我们这样的人，已经是一项副业。其实，很多时候当地的农民，也会不定时地客串群众演员。

我和八个人住一间房，上下铺。我的行李，还是来北京时的那床旧被子。搬家一点都不麻烦，找个包袱皮一包就算完。比起北沙滩，虽然人多了些，但屋子大了不少，窗户也大，早上阳光射进来时，我竟然感到了幸福。

我的房租涨了，八十元，一方面，我觉得心疼；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骄傲，这说明我多少挣了些钱。忘了说，我也添了些衣服，由于要接很多戏，我的头发剃光了。正好，连洗发水都省了，平时，我就戴顶棒球帽。那些衣服，都是在天桥上买的，样式时髦，但每件都没超过十五块钱。穿着新衣服，戴上棒球帽，看上去，我也还挺不错的嘛。

在这间房子里，我迎来了2000年。

2000年，我的运气似乎变差了，不知道为什么，接到的活儿少了许多。更糟的是，这里虽然离影视基地近了，但人也多了，报酬不但没提升，反而有降低的趋势。最少的时候，我拿到手的只有七块钱。

饼干筒里的钱，一天天在少下去。

为了挣钱，我跟着同住的人也去工地干活儿了。

建筑工地上，帆布大帐篷一搭，几个工友就是一个家。

一直到2003年拍《天下无贼》之前，我几乎习惯了这种日子。活儿多，经济条件好些的时候，可以住好些的有阳光的房子；没有活儿的时候，就住工地。

在北京八年，我搬过六次家：北沙滩、怀柔、潘家园、六里桥、昌平、望京、东四环。看上去，正好是个圆圈。

我在工地上，挣的钱不多。我个子小，不到十六岁，不能算一个工，只能算半个工，二十五块，包吃不包住。我没有技术，做的也只能是只需要力气的最低级的粗活，搬砖、抬木头，偶尔能给人打下手刷墙。

只有一次，我找到一份清洁工作，在一个大厦里，包吃包住。有一天，清洗洗手间的时候，我一用力，洗手台被我打碎了。打碎了就要赔，一个月的活儿全白干了。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23)

我的工友们都觉得我是个怪物。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去洗照片，一洗就是几十张，有时候甚至是上百张。一个每天只挣二十五元的建筑工、清洁工，花大笔钱去洗照片，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我诚实地交代，我那些照片，是送给大大小小的穴头、副导演看的。

“你送那么多，他们看得到吗？没准路上就给你扔了。”他们逗我。

“那也没准，第一百张看不到，第一百零一张就看得到呢。”我说。

他们哄的一声笑起来：“瞧不出来啊，要做大明星呢。”

后来，我一去做工，他们就开玩笑地要我的照片：“大明星，给张照片吧，签个名吧。”

在工友们的眼中，我大概属于那种有妄想症的人。理解我的，顶多这样开个玩笑，不理解我的，多少有点烦我。有时，话就说得比较难听了：“你不是大明星吗？怎么到我们这小地方当民工来了？”

好心的人会劝我：“算了吧，安安生生地找个活儿吧。”

“我，我还是想演电影。”

劝我的人都快气死了：“演电影，你凭什么演电影啊？凭你长得好看，跟刘德华似的？凭你拿过武术冠军？还是你家里有人当导演？”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武行的活儿，那天我特别卖力气，往墙上撞，整个人都贴在墙上，往地下摔，摔得自己就像一个水泥口袋。

晚上回家，我满身是伤，我绝望地躺在房间里，望着天花板，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你是否还记得，《士兵突击》里有一场戏，许三多一个人躲在坦克车里不愿意出来：“那天我发现了战车的另一个用处，你可以把自己关在里面，假装世界上除了你没有别人，假装你已经死了。我后来经常想起那个失败的晚上，我想如果不出来，我的人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演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那完全是摸着我的心写的。当年躺在工地房间里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得到演出《盲井》的机会之前，我最大的一次露脸机会，就是拍摄《大腕》。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即使你看过这部电影你可能也忘记了，电影里有这样一场戏中戏：葛优喊：“这是拍戏呢，不是拍马屁。”这时候，镜头扫过一堆“群众”。如果你看到我这本书里这段话，请定格，这个镜头里，从前数的第二个就是我。

这场戏对我来说意义深远。因为第一，我亲眼见到了关之琳。如果说人世间确实有所谓的“瓷娃娃”的话，那就是她了。她年纪不小了，但是身材娇小，皮肤完美得像用特技镜头做出来的。那场戏拍完，“穴头”组织所有群众演员排队请她签名，那个签名，我至今还保留着。

第二，拍摄间隙时，葛优摸了一下我的头，看了我一眼。我想，当时他可能也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好玩而已，或者仅仅是因为觉得我比较小，那一眼也就是随便瞅瞅。可是，当时我觉得他那一眼意味深长。我的脸当时就红了，我在心里想：这么多群众演员，他怎么就摸我啊？

或许，你会笑我自恋。当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你，不相信你的时候，能够给你最大信任的，就是你自己，能够永远对你说，我支持你的也只有你自己。

《向前进》 “北漂”：青春残酷(24)

在另一部戏里，我和“山鸡哥”陈小春有一场“对手戏”。

陈小春演的公子哥问跑堂的小伙计：你们大掌柜的叫什么名字？瘦骨嶙峋的我站在一边回答：“你们连我们大掌柜叫什么都不知道？”另一位女演员说：“我们是从外地来到京城的。”

“难怪啊！”我边抹桌子边说。

“告诉你们，我们家大掌柜的就是京城大名鼎鼎的刘二爷。”我停了一停，大声地说：“大名叫刘金宝。”说完还用手指往外一指。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有台词的演出，就是在这样的戏里，出来的也只是我的侧影，我的正脸只晃了一晃。出现在戏里的配音也不是我的声音，听起来怪里怪气的一个声音。但是我已经十分满意自己的镜头。

我相信，在群众演员中间，在我在工地的工友们中间，我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自我陶醉和自我催眠。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做“内心强大”。我不是内心强大，他们对我的每一次批评，每一次否定，对我起的作用，比他们看出来的要大得多。每一次被否定后，在我的内心，都会有两种力量在撕扯，一种是：“他们说的对。”另一种是：“要相信你自己，你会和他们不同。”

我想我应该感激年纪。十六岁的年纪，内心里永远燃烧着一种不明白从何而来，但的确像山火一样旺盛的火焰。在这种火焰的作用下，你看不清周围的环境，但永远会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能量。所以，每一次两种力量无论如何撕扯，第二天，阳光再次射进小屋的时候，我还是要按自己初衷去行事。

我可能没有看清很多东西，但我始终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来北京，我在这个城市里要得到什么。

最痛苦的时候，我跑出去，用冷水浇自己，在冷水带来的清醒中，提醒自己，不要做偏离目标的事情。我的签名，练得也越来越好了。

有好几次，我来到公用电话亭前，拿起电话，想听听家里人的声音。但总是在拿起听筒之后，迅速地把听筒放了回去。我害怕，我害怕我听到家里人的声音会哭，会对他们说：“我要回家。”

我不能回家，虽然我想家。

回了家，我做什么呢？种地，再过两年，娶媳妇，和哥哥争房子？我当初出来的时候，态度那么坚决，说得那么豪情万丈，现在就这样回去？村里人会怎么笑我呢？他们会不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出去，出去有什么用？你看王宝强，出去了两年，不还是回来了。钱也没挣到。”

我无法容忍自己在他们眼中，是这样的失败者的形象。

但是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我依然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一条黑漆漆的巷子，眼前全是黑暗，全是黑的，看不到光明，一点儿指引都没有，想后退也没有地方后退。巨大的焦躁吞噬着我的心。晚上，我开始失眠。偶尔能入睡时，就似乎回到了小时候，在县城里，夜幕降临，街上空无一人，我找不到母亲，站在街上大声哭泣。

有时醒来，我发现自己在叫“妈妈”。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传呼。

日记之七：2000／2／大年初三的深夜，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

没有戏演，也得找活干啊。跟我住一块的伙伴们和我一起到了一个建筑队。干了一个多月，说好了一个月一百块钱，管吃管住。我什么活都干，大部分时间给人打下手。

可那天在洗手间擦玻璃的时候，是踩着洗脸池子上去的。那个洗脸池子是瓷做的，没安结实，哗的一下就掉下来了。工头过来一看，当时脸就黑了。

月底一结账，把我的钱全扣了，我一分钱也没有了。

大年初一那天，从早起没吃饭，到晚上十二点都没吃饭，饿得实在不行了，快饿死了，去邻居家敲门，他是卖馒头的，我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先赊着账，那时候身上没钱，五个馒头一块钱呢。

我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但我自己想，这是关键时刻，看你能不能顶住。有的人一开始走得很快，再后来，就越来越慢，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退出去了。但是只要你坚持，顶住一股劲，也就过去了。

打电话到家，爸给寄了三百块钱，还有一件冬天的衣服。还有一封信。

打我记事起，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软话，但是在那封信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软弱。父亲在信里说，“都怪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照顾好你。三百块钱不多，你要省着点花。我们也知道你在外边，没有钱是寸步难行。也知道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花钱一定要省着点。”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那么得伤心。

我哭了，开始想家，不停地想。除了想家，我还在?自己的不争气而伤心。

这一天，我没有出门，自己把自己捂在被子里，整整哭了一天，两只眼睛都哭肿了。

这一天，我想了很多，我暗自发誓，从今天开始，我混不出个样子来，绝不再和家里人联系。

《少林寺》中有一段台词我至今印象深刻，主持为李连杰剃度，连问几个“汝今能持否？”

“尽形寿，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尽形寿，不淫欲，汝今能持否？”

“尽形寿，不偷盗，汝今能持否？”

“尽形寿，不饮酒，汝今能持否？”

英雄如觉远，在这样的追问里不时地停下来。“能持否？”问别人，问自己。当他颤巍巍地说“能持”时，不知为什么我会觉得伤心。能持否？其实是多么艰难的问题呀？

在没有退路的时候，我也问自己：“能持否？”

《向前进》 生死《盲井》(1)

第四章

一个河南人没有档期，捡来的主角。

传呼是一个室友接到的，他和我在一个工地上干活。还是老规矩，几个关系不错的人每人出二十块钱合起来买一个数字显示的寻呼机，找一个人，就找到了好几个人。

我匆匆跑向公用电话亭。电话那边说：“王宝强吗？我们这里是《盲井》剧组。明天来化装试镜。”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记得那次面试，像往常一样几十个人待在一个屋子里，等着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后，对着一台小DV机，说说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有什么特长等等。

面试前几天，我没吃饱饭，工作也不顺心，正在心情低落的时期。我觉得，我的面试完全是一种“蔫蔫”的状态。而且，由于长期的日晒风吹，我脸上长了许多雀斑。

去试镜的那天，我怯生生地对导演说，我……我长得不好看，脸上有许多雀斑。

导演却满意地笑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需要的这个角色，正是这种“蔫蔫”的样子。

导演说，我要演出的，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里打工的十六岁少年的状态，如果这个少年相貌不平凡，神采飞扬，伶牙俐齿，那才是不对呢。

就这样，前一天还在工地上搬水泥的我，突然，就成了《盲井》的男二号。

那一年，我十六岁。

日记之八：2000／5／“我叫王宝强”说得有气无力

还是没有戏演，我只好继续跟着一起北漂的伙伴们在工地上找活干。

无论如何，先得把肚子填饱。这两天腿上起了很多疙瘩，在工地上干的又是搅灰的活，沾了一腿的灰。又痒又痛，难受死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工友们一样，随便找个地方躺倒就睡，累死了。

正睡的时候，BP机响了。“有活了”，他们的叫唤声让我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又有一个剧组来选演员，干完活一帮人相跟着就去了那地方。可能是一个副导演吧，让我们每人都录一段相，“我叫王宝强，今年十六，在少林寺学过六年武术。”就这两句话，我听着自己说得有气无力的。

一个哥们儿最后问副导演，能不能看看录像。副导演就给看了看，他们特有精神。我难看极了，一脸雀斑，无精打采。回去的时候他们都兴高采烈，只有我一个人闷闷不乐。

晚上，竟然接到传呼让我回电话。电话那头副导演问我：“会不会说河南话？”“我河南话说得不标准。”我用地道的河南话跟他说。

“那行了，定了。无论如何，明天要见到你。”副导演说。

挂了电话，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不过，又有戏演了，我很高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后来我才知道，最初这个戏里“元风鸣”选中的演员是河南戏校的一个学生，李杨导演已经看过了那个孩子的表演，也特别想用他。但那个学生正好要准备考试，老师说什么也不让去。所有的演员都齐了，就缺“元风鸣”，直到导演他们看到我。这个电影的主角就是这样偶然捡来的，李杨导演后来说，我也是最合适的演员。

《盲井》是我的表演生涯中，可以称得上“作品”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一堂珍贵的表演入门课。

我喜欢《盲井》的故事。故事的前半部分甚至有些喜剧色彩：两个民工把从民工市场上寻觅来的某个民工带到小煤矿里干活，伺机杀害，然后冒充亲属从矿主手中领取一笔抚恤金。在这样的食物链中，比《盲井》中两个主角更卑微的人，是他们害死的矿工。

电影开始时，两个骗子问那个老实巴交的民工是否想家，民工说，就是有点想俺娃；他们说你是想娃他娘了吧？民工笑了。他们又问娃他娘长的啥样，民工说不好看，嘴大；他们说，听说嘴大的女人在床上特别能干，你不在家不怕她跟别的男人睡觉？民工笑着说俺村的男人都出去打工去了。他们说那我们送你回家吧，民工说不行啊，这月工钱还没领咋回家。

就在你以为这不过是穷人之间一次亲热的拉家常时，两个骗子冰冷的榔头就砸到民工的脑袋上。

《向前进》 生死《盲井》(2)

电影的前半部分一直延续着这种黑色喜剧的色彩。他们欺骗的对象——小矿主，比他们还要心狠手辣。在那些小矿主眼中，同情心一文不值，为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两个骗子和比他们还黑的小矿主上演了黑吃黑的好戏。骗子们一个冒充亲属，埋头痛哭；一个冒充朋友要去报案。小矿主们对这种把戏心知肚明，谈好价钱后一手交钱一手签字，然后冷冰冰地说出：赶紧给我滚。

因为一个叫“风鸣”的男孩的出现，两个骗子的人生有了改变。那个男孩没有了父亲，因为家境贫寒放弃了学业，进城打工。在两个骗子看来，这个天真傻气的男孩子简直是最完美的下手对象。

计划就这样开始进行。他们接近风鸣，说要给他介绍工作，带他进了小煤窑。然而，一路上，风鸣的天真，善良，对他们无条件的信任，却改变了其中的一个骗子。在他身上，骗子找到了自己儿子的影子：“我的孩子和他一样，学习好。”最后，骗子和被骗的人之间，居然产生了真情，并为了救他，死在了井下。

故事有个善良的结尾，苦孩子风鸣拿到了三万块钱，可以继续去上学了。善良得到了回报，罪恶也得到了惩罚。

我被这个故事震惊了。我没有想到，导演李杨能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我眼里，导演李杨和我，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生活永远没有交集。

李杨是我的福星。

李杨导演的外表，总是一副儒雅的书生模样。他1959年生人。十九岁就考进了国家话剧院，1985年进入广播学院学导演。后来去了德国，在德国科隆完成了导演硕士学业。学习期间，他已经为德国电视台拍摄过三部纪录片。

对于我来说，无论出身、学历、经历，李杨导演拥有的一切，都是我想也不敢想的。然而，他却选择了这样的故事题材。后来熟悉了才发现，他在生活中同样是个热情洋溢的人，拍戏的时候高兴起来，他总是领着我们一大帮子人去下馆子，最后买单的人也一定是他。

煤矿工人的故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很多人都知道，山西煤老板有钱。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段子：北京的高档汽车店内，一天来了个衣着破旧背着麻袋的农民工，销售员见了礼貌地对他说：“要捡垃圾请到外面去捡，这里不能捡。”“农民工”把麻布袋放下：“我要一辆悍马，现金现付。”

有时候，几个伙伴一同走过一幢大厦时，会羡慕地说：这幢大厦被山西的老板买下了。

煤老板的钱，自然是从煤窑里挣来的。我的同乡里，就有不少人为了生计，去山西做矿工。据说，那里非常危险，常有瓦斯爆炸，造成人间惨剧。我的同乡说，事实上，在下井的矿工看来，瓦斯报警器的响声，往往会打断他们的操作，为了抢时间多赚些钱，他们往往会用水泼到瓦斯报警器上，以打断它的报警声。他们的微薄愿望，却往往直接酿就了大灾难的发生。

令我最为感动的是李杨导演对这些和我一样处在底层的人的态度。对于这些被生计所迫而犯下罪恶的人，他没有高高在上地去批判、嘲笑他们，而是以一种悲悯的态度平视着他们。我感激他会在剧本里保留这样的细节：两个骗子每次作案成功，第一件事就是往家里汇款；很多地方，我觉得感同身受：虽然是杀人犯，但两个骗子依然保留了农民的天然的自卑感，他们对城里人一直怀有莫名的羡慕和敬畏之心，被轿车司机破口大骂也只是默默地闪到路的一边，把头缩得更低。

很长时间里，我对“城里人”的态度，就是这样。

这部电影的主演李易祥，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好演员。在剧中，他扮演那个最终救了我的骗子，我的“叔叔”。戏里戏外，我都一口一个“叔叔”，把他真正地当成了我的叔叔。

“叔叔”李易祥在演出《盲井》之前，已经演过《千秋家国梦》中的鲁迅、《都市名片》中的出租司机马小弟和电视剧《征服》中的金宝。为了拍这部戏，演好成天和煤矿工人混在一起的骗子，他坚持不洗头不洗澡，不单单是外表，就连神态动作都变了。他回到北京时，他的女朋友看着他都害怕，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原来的你了。”

《向前进》 生死《盲井》(3)

李杨导演的工作态度，也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电影人。《盲井》改编自获得过老舍文学奖的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对于那些不用功的导演来说，有了这样成功的原作，自己就不用下什么苦功了，然而李杨却不是这样。为拍摄这部影片，李杨亲自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地的煤窑考察，当地人以为是新闻暗访，见了摄影机就跑，一个煤窑甚至因此停产两天。

李杨导演告诉我们，当时去考察时，那些矿长都是带枪的，见了摄影机就跑。可想而知，能够说服那些矿主支持这部电影的拍摄，要有多么强的说服能力和勇气。

试镜的时候，导演就让我换了衣服，在楼道里走过来走过去，来来回回地走。那时候，我没看过自己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天花乱坠地瞎想。但是李杨导演却一下子确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我能够拿下“风鸣”这个角色，靠的完全是本色。说实话，我不会演戏，我在这部电影里所做的，就是“我就是风鸣”。我把李易祥当自己的亲叔叔，平日里，我怎么对待叔叔，我就怎么样去对待他。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忘记摄影机的存在，记住这就是我的生活。

第一天下来，李杨导演夸我演得好，我好高兴。从小到大，听惯了别人的挖苦和讽刺，被人这样夸奖，还是第一次呢。一整天，我的头都晕晕乎乎的，走路就像踩在云彩里。第一次这么正规的演戏，许多规矩都不懂，拿到谁的剧本就看谁的，看完随手就丢，化装的、场记的、服装的剧本，都被我弄丢了。一天丢了四个剧本。

从来没有得到过“看剧本”待遇的我从不知道，在剧组里，不同的工作人员，手里剧本上做的笔记都不同。我把别人的剧本弄丢了，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导演非常生气，把我训斥了一顿。刚刚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我，情绪一下子变得非常沉重。

我一边为被我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感到内疚，一边不停地骂自己“骨头轻”。导演才夸了自己，自己就这样不懂规矩。结果，第二天我的情绪变得非常的沉重，演起戏来缩手缩脚，怎么也进入不了情境。导演急坏了，只好反过来安慰我。

我这才意识到，我是多么需要别人的认可。

日记之九：2000／6／丢了四个剧本，李杨导演把我给训了一通

我是主演，不是群众演员。

第一天，就给了我五百块钱，说是预付工资。这是我来北京以后挣的第一笔“大钱”，对家里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从来没有领过这么多钱，这够我一年花的了。

这个戏，无论如何要演好。导演他们这么相信我，我可不能丢脸。其实我心里很没底，原来以为导演让我演武戏，现在看来又是演一个农村戏。

这样的农村戏会有人看吗？我有点疑问，但我相信导演肯定会拍得很好的。我抱着剧本，导演说的每一个字都钻到耳朵里去了，心里那个痒痒。我也不问演什么，反正导演让演什么就演什么。

回去赶紧翻剧本，看完后我捂着肚子，在床上笑得翻来覆去。因为那个孩子特别像我叔家的一个孩子。太像他了，这让我想起来就乐。

第一天演戏，就是换了学生服，在楼道里走过来走过去。我也不知道自己演得好不好，真想偷偷看一下。晚上收工的时候，李杨导演说我演得不错，说：“农民的小孩演这个农村的小孩，怎么看怎么像。城市的小孩怎么演也不像。”

我这才明白，这是演农村戏啊。不过，副导演他们也都说我演得好。我真高兴，从来没演过，这下高兴得找不着北了。

晚上开会的时候就出事了。

我的剧本丢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剧组，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真正演戏。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晚上开会要拿剧本。

李杨导演问我的剧本，我没拿，回去房间找，哪里也找不到。又问场记，说剧本给宝强了。问服装说剧本给我了，化装也说剧本给我了。我头马上就大了，怎么都给我了。后来他们一说，我想起来了。导演夸完我，我兴奋得不行，拿着他们的剧本都看了一遍，想看有什么不一样。结果，完了，全被我给弄得找不着了。

李杨导演也火了，说这会没法开了。把我给训了一通。

《向前进》 生死《盲井》(4)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怎么能这么不小心。一晚上，我都没睡踏实，翻来覆去地想，到底怎么才能把剧本找回来。

《盲井》对我的意义还在于，它第一次帮我认识到，我自己的价值。

像每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孩子一样。我有着深深的自卑感，自卑让我意识到我和别人的差距，并对这种差距分外敏感。出身贫穷，没有钱，长得不英俊，没受过正式教育。一个人只要具备其中的一点，就足以有“不如人”的感觉了。何况，我都占全了。

因为这种自卑感，有时候，我反而非常自傲，只要感受到任何一丝来自他人的轻视，我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缩起来，像一只小刺猬那样。

然而，李杨导演和这部戏，却让我意识到，这些所有的种种所谓“短处”或者“缺点”，反而是我之所以是我的原因。拍完这部戏后，我不再害怕面对自己的底层出身，相反，我开始为我出身底层而感到骄傲。

从小，我就没吃过零食。我妈妈说，小时候，一毛钱我都能揣在口袋里装两三个星期都不花出去。对我来说，节约不是美德，而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一毛钱什么时候会到来。只有把它放在口袋里，才会让我感觉到安全。

我也知道，很多明星都没见过庄稼地，芝麻、高粱、大豆，怎么长的，完全不知道。就像薛宝钗永远不可能体会到林黛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一样，这样的演员，在演出底层农民的时候，也永远不可能懂得他们的思维。而塑造一个让人相信“就是他”的角色，不仅仅是化了妆或者穿上衣服就可以做到的。

而这，恰恰是我的优势。对我来说，基层不是我要去扮演，要去模仿的，而是我的真实生活。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不用去刻意地“演”风鸣，因为我就是风鸣。甚至连我一直为之自卑的地方口音，在这时也变成了我的优势：有时候，地方话对角色塑造的帮助，甚至会远远超过千人一面的普通话。

这些话，都是李杨导演在开导我时所说的。我感谢他，我一直以为，只有出身城市，上过学，相貌英俊，口音标准的人才能做演员，是他告诉了我，表演的天地，如此广阔。

李杨的标准是“生动”，从生活中来，新鲜利落，像刚从地里摘下来的黄瓜，顶花带刺，带着泥土，但是咬一口，清甜！豪华酒店里做出来的黄瓜，卫生，干净，花样繁多，炫人眼目，但是佐料的味道盖过了黄瓜本身的味道。为了说明他的“生动”的标准，他甚至自己亲自上阵，在戏里面演出了一个人贩子。

“不要表演，也不用去刻意表演一切，我就要生活里最真实的反应。”他说。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王宝强。

煤矿砸死两个人，女主角跑了。

在《盲井》之前，我对电影的理解，并不比普通观众深刻多少。我一直以为，电影、电视剧就是讲故事，故事越传奇越好，演员越漂亮越好，服装越豪华越好，场面越大越好。

《盲井》不具备我了解的“好”的一切元素。没有一个演员是靠漂亮取胜的，没有豪华的服装，每件服装都是生活里看得到的，没有大场面，没有我幻想的住豪华宾馆，惊人的片酬，一切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群人对电影的热爱。

这部电影没有钱，我们的拍摄地点是在山西一个偏远的小煤窑，我们就住在当地，和矿工们吃住在一起。拍下井，就真的下井，没有保险，没有防护措施。许多演员开始抱怨，说这是跟过的最差的剧组。

第一次到达煤矿的时候，我们碰到当地一个年近五十岁的矿工，当时他正在洗手，矿工是很节约水的，他们只洗手心，手背还是黑色的。听说我们是来拍戏的，那个矿工淡淡地说：“我不希望你们下井，太危险。我们的命没你们金贵。”当时我和李易祥都愣住了。

“二叔”李易祥回忆起第一次下井的经历时，说我吓得要死，紧抓着他的手不放，手心里都是汗。我当时倒没感觉怕，就是太紧张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下井的戏很多，拍摄起来也很长。我们的拍摄，一拍就是十几个小时，洞里不分日月，有一次，竟然不知不觉拍摄了三十小时。我们带着安全帽下井，听得见洞顶的煤块掉在安全帽上的声音，大家的心情不沉重也变得沉重起来。第一次听见瓦斯报警器响起，大家条件反射般地争相冲了出去。

《向前进》 生死《盲井》(5)

很多矿工都抽烟，他们甚至在井下也抽烟。我不抽烟，但每次看见他们抽烟，我心里都暗暗叫苦：如果真的因为他们抽烟引起爆炸，我岂不是冤枉？

有一天，摄影组拍完片出井，两小时后，井下居然真的塌方了，造成两死四伤。我亲眼见到了剧情的现实版：矿工家属同意与矿主私了，他们拿了三万块钱，迅速消失。那一刻，我想起了剧本中的台词：“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有时候，一条人命的价值，只不过是三万块。我悲哀地想，如果当时我正好在井里，此时，无非也就是几坛骨灰中的一坛。我的父母，拿到这三万块钱，是应该哭泣，还是应该开心。

这次塌方过后，一部分演员跑掉了。连女主角都拍了一半中途退出。最后，女二号变成了女主角。出了这件事后，剧组换了个大点的国营煤矿，转到河南去拍了。

在《盲井》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激情戏。拍摄之前，我非常紧张。少林寺里没有女人，来到北京后，连正式的恋爱都没谈过，一下子要拍激情戏，实在是不知道从何拍起。

我努力想让导演帮我把这场戏去掉。但是导演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给我演下去。”

正式实拍的时候，剧组进行了清场。女演员开始脱衣服。我觉得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上——我没想到，她真的会脱。我拼命地往墙根躲，觉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那种心情，一个“紧张”已经不足以概括。同时，我又有一种本能的好奇，想看看她。

这时，我听见导演喊：“好，停。”

我羞愧得不敢抬头，心想，我肯定演砸了，要害人家姑娘再脱一次衣服。谁知道导演拍拍我的肩膀，非常满意地说：“不错，不错。”

后来我才知道，导演要的，就是那种青涩的真实的感觉。

这段戏，后来很多人都看过。大部分一边看一边笑。这时，我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觉得非常羞涩，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表演能够被大家认同感到欣慰。

日记之十：2000／6／我无路可跑

我没有感觉到拍戏累，就是觉得特别好玩。

今天把我饿坏了。在煤矿底下拍一场戏，呆了十四个小时，又黑又冷。那些当地的矿工们还在下面抽烟，嘴里还说没事没事。“二叔”说这会搞得瓦斯爆炸的，但是那些人还抽，他们是真顶不住了。我心里想：顶不住也不能连命也不要了。再说，你不要了，我们还要呢。

井下面阴森森，黑乎乎的，头上的泥块大块大块往下掉，真是挺吓人的。下面没法计算时间，就是饿得心慌。后来下来一个场务，弄了好多饼干。副导演拿过来给我，我看也没看，拿起来就往嘴里塞，不停地塞。

我们是凌晨上来的。不到两个小时，那煤矿底下就冒顶了，砸死了两个人。

剧组好多人都害怕了，有人和导演说不干了，太危险了。后来就走了几个人。我觉得导演挺好的，他老请我们去饭馆吃饭，还给我们说戏。

我没动过走的心思，我要拍下去。这是导演的第一部戏，也是我的第一部戏。我觉得我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我什么也不要，就想把戏演下去，每一次机会对我来说都是最后一次。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但我知道我心里想要什么，想干什么。

我要坚持下去！！！

一笔巨款，我的第一部电影的工资是一千五百元。

《盲井》拍完，我回到了北京，剧组又给我发了一千五百块钱。在2001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了两千块钱的收入，对我，甚至对我家来说，这都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部戏对我的意义，早已超过了两千元。

在坚持了无数次后，我终于等到了一个结果。直到现在，仍有人说我过于幸运，只不过是天上掉了一个馅饼，被我捡着了。但对我来说，那绝不仅仅是馅饼，那是所有苦难日子中坚守的结果，是我递上第一百零一次照片的开始，是一个相信理想的年轻人找到自己人生道路的入口。

《向前进》 生死《盲井》(6)

回到北京，我用五百元钱中的三百元，买了一部二手手机。我忽然想给家里打电话。

两年了，我没有给他们写过一封信，打过一个电话。我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什么，说我在北京过得很苦？说我还没混出来？说我还没挣到钱，没有多余的钱寄给他们？

但是今天，我觉得，我可以打给他们了。至少，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在北京，用上手机了。

北京已经是冬天了。我一直不喜欢北京的冬天，风大，空气寒冷，树枝光秃秃的，衬得北京分外空旷。

但是我记得我打电话那天，天气很好，阳光很灿烂，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让我相信，以后的每一天，都会充满希望。

当时家里还没有装电话，整个村子里也没有几部电话，一般我们都是打到村委会，让村里的干部喊人接电话。那天似乎等了很久，电话那头一直不出声，我一直在猜会是谁来接电话。

“你是谁呀？”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哥哥！是我哥哥！

我深吸一口气，抑制着要跳出来的心。本想说，是我，宝强。但话到嘴边，脱口而出的却是：“家里的庄稼怎么样了？你们都还好吗？”

“谁？你是宝强？”电话里的声音明显颤抖了。

“爸叫什么名字，妈叫什么名字？”电话那头问话的声音听起来很怪。“这还能是假的，真是我，爸叫……”

电话那头几个声音同时开始说话，“说对了”，“真是宝强”，“问他在那儿呢”，听着是妈的声音、姐的声音、爸的声音。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我哥一阵破口大骂：“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一个电话都没打回来过。以为你死了。”

“没有，我没死，我挺好的，我演了男主角了。”我在听筒这边哭了起来。

“演什么也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啊。妈妈都想死你了，提起你就哭……”哥哥在那边也哭了起来。

“我想回家。”终于，我说出了这句话，霎时间，我的心头一阵轻松。

是的，我想回家。

在我作为替身，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下时，我想回家。

找不到龙套的工作，躺在出租屋里夜不成寐的时候，我想回家。

在工地上做明星梦被工友们嘲笑的时候，我想回家。

暗恋一个女孩却被拒绝的时候，我想回家。

尤其是，在《盲井》的拍摄过程中，听到煤块砸到自己安全帽上发出砰然的声响时；看到前一天还和自己在一起吃饭的矿工，转瞬之间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变成一坛骨灰的时候，我想回家。

你知道吗？矿工也有妻子。有一个矿工对我说，他的妻子在家里供了一个佛龛，每天他出门时，妻子就在佛龛前点起三炷香。每天，如果香总也点不着，或者香中途灭了，妻子就会神经质地阻拦他，不让他上工，怕他这一天会出事。

那时，我所想的就是我一定要平安地拍完戏，平安地回去见妈妈、爸爸、哥哥和姐姐。

日记之十一：2000／12／把十块二十块的债都还了

我回家了。

两年没回来了，看见什么都亲得不行。我们家的那老马看着跟从前一样，不显老。

家里变化太大了，我哥都结婚了，孩子都出生了。爸妈头发有了白的，人也一下子显得老了。

妈拉着我说了一晚上话。一会哭，一会笑的。爸也很高兴。

我哥结婚，家里欠了很多钱。好多小东西都是赊村里小卖部的。我拿了一千五百块钱给家里，剩下的准备再去北京用。这个钱对我们家来说，太重要了。过年买了好多东西，把家里欠的一些零碎钱，十块，二十块的债都还了。

我去县城买一些画和鞭炮，今年过年要热闹一点。

《向前进》 生死《盲井》(7)

过了年，再去北京。我相信自己一定会闯出一片天地的，将来会给家里更多的钱，让爸、妈过得更幸福一点。

2000年冬天，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从家乡到北京，我只用了不到五个小时；然而，从北京回到家乡，我用了两年。

回家的路，那么短，又那么长。

我看到了熟悉的麦田，林阴道上的白杨树。树叶已经落光，却还闻得到杨树特有的味道。

从市里往县里，再从县里往家里。我的心一点一点紧张起来。

冬天，是农闲的季节，我又坐到了自己家的炕头，吃上了妈妈烙的饼。

当妈妈熟悉的脸出现在门口时，我几乎下意识地就抱住了她，抱了很长时间，又想哭，又想笑。一连好几天，妈妈一看到我，就眼泪汪汪的。对她来说，能再次看到我，而且是这么好好地看到我，显然超出了她的期望。

家里还是有些变化。我升级了，成长辈了，因为就在我出去的这几年里，哥哥成家了，有小孩子了。

哥哥结婚那一年，是我在北京的第一年。他联系不到我，我也就错过了他的婚礼。结果，一回家，就看到床上躺着一个小小的婴儿。

最爱那个婴儿的人，竟然是我爸爸。每次他一哭，最先冲到床前的，总是爸爸。他把粗糙的脸贴在婴儿细腻的皮肤上，口里发出呢喃的声音。那婴儿只要张开眼睛看看他，他就心满意足。

“嘿！瞧啊！”他挥舞着婴儿的小手，兴奋地对我说：“瞧，他长得多像你哥。”

我看着他，不敢相信，那是我记忆里的爸爸，一只手就能把我拎起来，用鞭子抽我的爸爸。

孩子长得像哥哥，遗传了我们家族的脸庞和眼睛。小小的婴儿，张开眼睛，直直地望着你，不知这世界上还有谎言和欺骗，只是好奇地望着，一派纯净。我看着婴儿的笑容，觉得心里充满了温情。

孩子，永远能给人带来希望。

我回家时，李杨导演给我发了全部片酬。片酬总共两千元，除了买手机和路费，剩下的钱，全都给了家里。哥哥结婚欠了债，这钱正好给他还上。

来说说我和哥哥吧。我说过，我觉得哥哥懒，而哥哥觉得妈妈对我偏心。其实从小我就羡慕哥哥。哥哥是家里的老大，比我大四岁，他很会读书，做起农活体力也比我强。

我不能想象，如果我是家里唯一一根独苗，当年父母还会不会那么痛快地答应让我去少林寺。

中国农民有着难以破除的“多子多福”的观念，这个观念如今已经被许多人唾弃。但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子女，是他们唯一的财产和希望。多一个子女，意味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个子女，意味多一条出路。

在少林寺学武六年，父母未来过少林寺看我，但哥哥曾来陪我，用的是他辛苦攒下的零用钱。

总算能给家里解决点问题，我觉得我的辛苦终于没白费。

这一次回家，心境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上一次，不知道路要往哪里走，只知道要出去，出去。急躁，充满希望，也迷茫。然而这一次，我的心里，却觉得很宁静。家乡的冬天，亲切又温暖，睡在妈妈身边，睡得好香，一觉就到了天亮。

我见到了儿时的伙伴们，他们中有的人结了婚，当了爸爸、妈妈。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有的人，和我一样，进入城市，成为打工者的一员。

我和他们的见面通常没多少话好说。问完现在的情况，说完小时候的事情，就会长久地陷入沉默。我看着他们笑笑，他们看着我，也笑笑。

我们都和小时候不一样了。

《向前进》 生死《盲井》(8)

那一年，我的离开，没有引起家人任何的惊讶。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离去。

“又要走？”

“回”北京？什么时候，我到北京去，要用到“回”这个字眼了？

2003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北京，和无数北京人一起，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那个春天，我仍然没有看到希望。有“穴头”组织人去十里河那边演一个武行，我就去了。早上还麻麻亮的时候，我赶到了集合地点，一辆中巴面包车在那儿停着等人。我上了车，把包一甩，准备再睡一会，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颜通”，我捶了一下他。颜通迷迷糊糊地抬起头，看见是我，就兴奋起来。我悄悄对他说：“我刚拍了一部戏，是主演。”他在那里说我吹牛，我就给他讲这半年中的经历。他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候看起来信心十足。颜通那会还在地下室住，两个人一商量，我后来就搬过去跟他一块住。

但在戏里，我们俩差点真“打”起来。那是拍《孝庄秘史》，他拿着刀一下子打到我身上了。我当时很生气，就吼起来了：“你会不会打？往哪里打！”两个人拿着刀噼噼啪啪一顿乱打。后来，我们都觉得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非典”过后，生活依旧进行，我照样演我的武行和替身。这期间，李杨导演也带我见过一些行内的“大腕”，暂时还没有“大腕”看上我。大家都想不出来，这么一个土气、傻乎乎，普通话都讲不好，长相扔民工堆儿里拣不出来的人，有什么发展前途。

一时间，我有点灰心，但是哥哥劝慰我说，有第一个角色，就会有第二个角色。机会总是会来。

“是啊，等它来的时候，我就要长白胡子了。”我沮丧地说。

我暗暗给自己定了一个期限：如果三十岁还没混出来，我就回家种地去。

然而，哥哥又说对了。

用一碗刀削面庆祝，一个民工的“金马奖”之旅。

颜通后来说，那天我突然没头没脑地发了一短信给他，说：我马上就到。他那时候正在学电脑，心里想，“你马上就到，搞什么袭击啊。”后来，我把李杨导演的短信给他看，那是李杨导演从法国发来的，说我得了影帝奖，他恭喜我。完全是个意外的惊喜。

我都记不起后来是怎么庆祝的了，但是最近颜通把当时的故事一讲，我们都笑翻了。他说，那天我很兴奋地说：“咱们出去吃，吃点好的。”他心里想，这下肯定有大餐吃了。

那时候我们住在郊区，饭店不多，我们逛了大半天，最后我把他带到一个又黑又小的饭馆里，问：刀削面有吗？

伙计回答说：“有。”

“好，今天就吃刀削面，改善一下生活。多来几瓣大蒜。”

颜通后来说，这就是吃大餐啊。不过，那时候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大餐。在那段居无定所、食无定量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买一大包华龙面，那时候七毛钱一包。买大包的可以便宜，五包三块钱。一天两餐可能顿顿都是方便面，吃刀削面确实是改善生活。

2003年的12月，我拿到了一生中的第一个奖项：台湾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

李杨导演通知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又一次蒙了。

我没想到，这部电影会得到这么大的成功。说实话，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认识到这部电影的前景，我知道这是部优秀的电影，但是我从来没奢望过这会是一部有前景的电影。《盲井》开拍第一天，我穿着一身校服，背着书包在片场走来走去的时候，心里还在嘀咕：这样一部演矿工的电影，会有人看吗？

后来，认识了冯小刚导演以后，他曾对我说过非常了解下岗工人的他，为什么不拍下岗工人的原因——他知道，下岗工人都没钱看电影。

同样，矿工们也没钱看电影。我根本就没敢奢望，我的父母会买票进电影院看这样的电影。

然而，是块金子，就会发光。《盲井》的艺术成就，使它得到了很多奖项：美国“翠贝卡”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对我来说，最难以忘记的，则是台湾的“金马奖”。

很多内地的观众可能并不太了解“金马奖”。

《向前进》 生死《盲井》(9)

算起来，创立于1962年的金马奖算得上是中文地区之中，创立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奖。它与香港的金像奖和大陆的金鸡奖并称为华语电影界的三大电影奖项。在内地和香港都还没设置重要的电影奖项时，金马奖是华语电影界最受注目的电影盛会。

金马奖分为华语影片竞赛单元与金马国际影片观摩展两个单元。竞赛单元包括剧情片、短片、纪录片及动画片等影片奖项；个人奖项则有导演、男女主角、男女配角、新人奖、原著剧本、改编剧本、摄影、视觉特效、美术设计、造型设计、动作指导、原创电影音乐、原创电影歌曲、剪辑、音效等；特别奖项为评审团大奖、评审团特别奖；非正式竞赛有观众票选最佳影片。

各个电影节都有自己的倾向和口味，金马奖的口味偏重人文，着重鼓励艺术性色彩浓厚的电影。近年来，在台湾本土电影日益衰落的状况下，许多人批评金马奖对台湾电影市场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有时金马奖的口味会往商业上倾斜一些。《盲井》参赛的那一年，金马奖参赛片中，商业片的阵容很强，有那一年的大热门《无间道》、《PTU》、《金鸡》。最终《无间道》横扫全局，囊括包括最佳剧情、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多项重要大奖。

《盲井》最终获得了两项大奖：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新人奖。

那一次，我第一次见到刘德华。

那一届评奖，刘德华夺得影帝的呼声非常大。毕竟，他在《无间道》中所作出的突破演技的努力有目共睹，而他在香港演艺界的地位、身份也非常受人尊重。然而，他总是得不到表演类的奖项，有人开玩笑说，他的英俊影响了别人对他演技的认同。

那一年，很多人都觉得应该给刘德华一个奖了。然而，这个奖项最终还是落在了梁朝伟手里。

真是“既生瑜，何生亮”啊。

我没想到，我和刘德华的第一次相遇，竟然是在洗手间里。

2003年的第40届金马奖，我完全是在晕晕乎乎中度过的。

到台湾的路费，是借的。领奖穿的那套黑色立领中山装，是剧组给我做的；我的发型，是造型师给做的——打从生下来，我从来没这么体面过。我看着镜子里那个体面干净的小伙子，完全不认得，这个人是谁。

我晕晕乎乎地走了红毯，晕晕乎乎地上了台，晕晕乎乎地拿起了奖杯，晕晕乎乎地讲了得奖感言。

在感言中，我感谢了李杨导演，感谢了剧组里所有的同事。

连上洗手间，我都是晕晕的。

从来没用过这么高级的洗手间啊，瓷砖亮得可以照出人影子，洗手间里不但没有异味，反而飘着淡淡的香气。一切都是自动化的，包括冲水龙头。

我去洗手，却不知道那种自动出水的洗手器怎么用。我用手“啪！啪”地拍着洗手器，它却比我还倔强，就是不出水。我额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这时，有个人过来，轻轻地帮我按了一下，水流出来了。我感激地向他道谢，一回头却惊呆了：刘德华。

我竟然亲眼见到了刘德华！我更加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了。

日记之十二：2003／12／一会儿睡，一会儿醒，脸都笑僵了

李杨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去香港和台湾参加电影节。

听说还要坐飞机，我高兴坏了。以前师兄弟在少林寺的时候，“出国”的玩笑又想起来了。但不是出国，而是香港。能去香港，已经让我很满意了。我想老了后，能告诉村里的人，我这辈子没白活，我坐过飞机了。

北京飞香港差不多飞三个小时。我从窗口往外看，看那云层翻来卷去，好玩极了。

台湾去了七天，到了台湾之后，记者采访《盲井》，第二天看报纸发现，台湾的报纸还都是繁体的，上面有文章介绍这个戏和我的情况。颁奖那天晚上走红地毯，照相机咔嚓响个不停。我东摆一个Pose，西摆一个Pose，觉得可好玩了，后来脸都笑僵了。

看到屏幕上放我们的电影，我又想起了拍戏时的快乐日子。

《向前进》 生死《盲井》(10)

可这会儿我心跳得特别厉害。快要开奖了，我都不敢看台上的人，也不敢左右乱动。宣布我获得金马奖最佳新人奖的时候，我一下子从座位上就跳起来了。李杨导演也很高兴，他搂着我的背，使劲地拍了拍我，让我上台去领奖。

“能拿这个奖我非常非常的开心，我非常感谢金马奖所有的评委，感谢导演李杨能给我这样的机会，拍这部电影；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感谢我一个老师，李晓峰。感谢我的父母，以后我会更有信心，拍更好的电影给大家看，谢谢！”我把一长串的感谢说出来，好像还有好多话要说，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我想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我永远会记住这一天的。

下台的时候，我听到台上的主持人蔡康永在和另一个主持人开玩笑。

大银幕上又放出来了我没穿上衣，被带去一个洗脚屋的画面。“他几岁了？”另一个主持人问。“十六岁。”“十六岁还没看过。”蔡康永笑着说。台上台下的人们哄堂大笑，我看见李杨导演也高兴得哈哈大笑。

刘德华、吴彦祖、梁家辉，以前如雷贯耳的明星们都见到了，他们都很平易近人。但我没来得及和他们说话。真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日子，那次我就真正感觉到，特别神圣、荣耀。那是第一次感觉到电影这个行业给人所带来的眩晕感。

在香港转机的时候，在酒店待了几小时，我一会儿睡，一会儿醒。醒了我就拿着那个金马奖的奖杯看。可能样子太傻，但我老是看一会儿，笑一会儿。

回到北京，颜通他们几个北漂的兄弟来接我，他们说要请我吃“大餐”。我以为开玩笑，就说好啊好啊。但是没想到，真的是吃大餐，我们在六里桥那儿一共吃了三百多块钱的饭，他们能喝酒的都喝高了，我知道他们在为我高兴，打从心底里高兴。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们几个凑了钱给请的客，我知道每个月辛苦攒俩钱的不易，我真的不能轻易的说我被感动了，我不能说。我能记住的是，那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的“大餐”，尽管我都忘了我吃的是些什么。

那天回到住处，我们放开了闹腾了半天。颜通说，我骑在他身上扯着嗓子唱歌，把邻居家的猫吓得到处乱跑。我却记得他骑在我身上，也唱着同样的歌。看来我们谁也没有吃亏，反正是狂欢了一通。

让人晕的事情还在后头。金马奖结束后的两个月，我接到了冯小刚导演的电话：决定选我来演《天下无贼》中的“傻根”。

“你有没有三个月的档期？”冯小刚导演问我。

“有！有！”我忙不迭地答应，“一年都有。”

这么说，是有我的私心在的，我巴不得他用我演一年的戏，这样我一年的生计就都解决了。

我兴奋地给家里打电话：“我要和刘德华一起演戏了。”

“别吹牛了。演群众是吧。”家里人根本就不信。

一直到年底，在北京打工的同乡，回家告诉村里人：看见我的照片和刘德华的照片放在一起了。家里人才认识到，我说的是实话。

到这个时候，我想，我终于可以在家里人面前说：我，是一个演员。

日记之十三：2003／一个电话，是拍《大腕》的那个冯小刚吗

拍完《盲井》，我觉得自己能演戏了。

回到北京，有一个电视剧《谁主沉浮》的副导演，就找我演戏。他们听说我在少林寺学过武术，就给安排了一个角色，是演山寨上的一个小头目，玩流星锤。我听了特高兴，一直喜欢拍武戏，总算是可以一显身手了。

剧组已经到了云南，我也买了票去了云南曲靖。但是去了之后，见了导演，却是一盆冷水迎面而来。他们没想到我的年龄太小，这个角色有一段谈恋爱的戏。这个角色肯定演不成了。副导演劝我别着急，说会给我考虑换一个别的角色。

我很郁闷，在云南呆着。也没有心情去玩，就在那儿看他们试镜。

晚上突然接了个电话，说是冯小刚导演看了《盲井》，想让我演一个戏。我都不太相信这事是真的，我问：“是拍《大腕》的那个冯小刚吗？”

“真的，谁还骗你呢，这孩子。”电话那头说，我听出来是制片人陈国富。在金马奖领奖的时候，他请我们吃过饭。他说让我尽快回来，订上飞机票，让导演见一面。

我最喜欢的导演就是冯小刚，不知道他还记得不记得我。

我马上决定返回北京。反正在云南也没什么戏好演了，尽管副导演他们都说会给我重新考虑一个角色，但我还是决定不在云南待下去了。居然有机会在冯小刚导演的戏里拍片子，我一路上翻来覆去地想，兴奋得睡不着觉。

不管给我什么角色，我都会尽力去演，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做一个演员了。

附录：你有一部作品

这是李杨做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他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会开始拍《盲井》这样的系列电影，但是他拍了。他从来也没想过要捧红谁，但是他却捧出了一个王宝强。

李杨后来讲述了他发现王宝强的过程：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流浪在北京的小孩子，大约十五六岁，农村来的。我当时电影里正好需要一个非专业演员来演来自农村的角色。我就跟副导演说，你千万不要去什么少年宫、北京电影学院找人，去北影厂的门口待着看就是了，结果果然省了很大的事。他给我一下子带来了二十多个孩子的录像。

其实表演都是很虚假的，我要的就是他们平常坐在那里聊天的样子，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放松和真实的状态。我从这些录像里面挑中了王宝强，他比较接近我们电影中要的状态，而且他做过替身演员，对于镜头也不会完全陌生。

他当时的片酬当然没有那些所谓的男主角拿得多，的确是很低很低……但是相比做群众演员，还是高很多。这种表演的机遇不是钱能买得到的，后来他也拿了奖。当时有人找我，愿意出几百万来让其他人演这个角色，还是被我拒绝了。

他拍电影的时候很努力。当时我们有一半的演员和制片部门的确跑掉了，影片里演小红的那个女主角也跑掉了，因为他们害怕下井。制片人也跑了，我只能自己当制片人，但是王宝强坚持住了。

我当时就告诉他，可能你坚持下去也得不到什么结果，但是至少你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了。

王宝强能火，他漂亮吗？帅吗？演技很好吗？都不是，他身上质朴的东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质朴，还有感恩的心。演艺圈有很多人过河拆桥，很多人背信弃义，有的演员拍一半戏就跑了，有的还要跟剧组打官司，有的还要制造绯闻。王宝强身上的这些东西恰恰是现在圈里最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