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成名作，这是一部形式独特的随笔集。作品以一个猎人的行猎为线索，描述了俄罗斯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刻画了地主、管家、磨房主妇、城镇医生、贵族知识分子、农奴、农家孩子等众多人物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作品以抒情的笔调，展示了作家力求阐发的农民天性的淳朴善良、人格的尊严以及人道主义的神圣和高贵的主题思想。对人民的热爱，对劳苦大众蕴藏的精神伟力、智慧和天才的赞美，对农奴制度的无言控诉，使作品具有睿智的思想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俄）屠格涅夫著；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

（译文名著精选）

书名原文：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ISBN 978-7-5327-5352-9

Ⅰ．①猎…　Ⅱ．①屠… ②冯…　Ⅲ．①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Ⅳ．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6041号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著　冯　春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3　字数 324,000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352-9/I·3100

定价：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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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猎人笔记》是一部借猎人出猎的见闻写下的随笔集。作者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是我国读者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俄罗斯作家，他无愧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一位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欧洲和我国都发生过巨大影响。

屠格涅夫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生于俄罗斯中部城市奥廖尔，父亲谢尔盖是一个濒临破产的骠骑兵上校，母亲从叔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是个拥有五千农奴的大农奴主。她对农奴仆役十分专横残忍，常对他们施以酷刑。屠格涅夫幼小的心灵早已对农奴制产生了无限的憎恶，这对他一生的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八二七年屠格涅夫随家迁居莫斯科，一八三三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莫斯科大学中进步学生的活动十分活跃，莱蒙托夫、赫尔岑、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都曾在这里学习和活动过，这对屠格涅夫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一八三四年屠格涅夫又随家迁居彼得堡，并进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学习。这时他开始了初期的文学活动，创作了《黄昏》、《致美第奇的维纳斯》、《秋天》、《小花》和诗剧《斯杰诺》等诗歌作品。一八三七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毕业。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一年他在德国柏林大学听课，并研究黑格尔哲学。他结识了当时旅居德国的俄国社会活动家巴枯宁和斯坦凯维奇，经常在朋友家和斯坦凯维奇，以及当时一些名流谈论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政治新闻、文学新闻、报刊文章和戏剧演出。在柏林，屠格涅夫曾和巴枯宁同住一套住所，两人形影不离。屠格涅夫努力向巴枯宁学习哲学、历史和语言，两人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友谊。

一八四一年五月屠格涅夫返回俄国。一八四三年初巴枯宁夫人带年轻的屠格涅夫去见别林斯基，由于同别林斯基的接近，屠格涅夫逐渐跻身于彼得堡文学界，并先后成为当时先进刊物《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的撰稿人。

一八四六年夏秋时节，屠格涅夫热衷于打猎，这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他到过荒僻的田野、草原上的地主庄园，访问过森林看守人的窝棚。广阔的农村生活场面、俄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和善良心地在屠格涅夫心中发生了巨大影响，加上他自幼形成的对农奴制的憎恨，使他创作出了流传至今的作品随笔集《猎人笔记》。一八四七年，他的《猎人笔记》中最初几篇《鼠狼和卡利内奇》、《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利戈夫》等在《现代人》上发表，立刻引起文学界的注意。

一八四七年屠格涅夫陪伴别林斯基去普鲁士的萨尔斯堡治病，在那里继续写作《猎人笔记》的其他篇章。一八五二年，《猎人笔记》的单行本出版，标志着屠格涅夫完全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屠格涅夫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进行的，尤其集中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前后。六十年代，他主要侨居国外，一方面继续进行写作活动，一方面也向欧洲介绍俄国文学。屠格涅夫虽然有许多时间侨居国外，但他时刻都在关注俄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解放运动已经发展到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时沙皇统治极其黑暗，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暴动事件此起彼伏，一八五六年俄土战争的失败更暴露出沙皇统治和农奴制的腐朽，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时代要求改革，农民要求解放，社会处在激烈动荡之中。一八六一年沙皇被迫进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实际上是更加重了对农民的掠夺。屠格涅夫对俄国社会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他对这一时期俄国社会的思考集中反映在他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中。从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六二年，他先后发表了《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四部长篇小说。

屠格涅夫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从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出发，他反对农奴制，同情农奴的苦难，他虽然拥护沙皇自上而下改革农奴制，却并未投靠反动势力，并且一直对农奴制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仍不失为一位进步的人道主义作家。

《猎人笔记》是一部借猎人出猎的见闻揭露沙皇专制制度下广大农奴遭受农奴主残酷奴役、处于水深火热生活中的纪实作品，它用活生生的事例向读者展示了俄国农奴制下广大农奴的悲惨生活。这样的作品在屠格涅夫之前的俄国文学中还不多见。像《猎人笔记》这样广泛而具体地描绘地主对农奴的奴役，真实地再现广大农奴惨遭欺凌的真相，揭露农奴主的残暴、伪善、奢侈、冷酷，在俄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猎人笔记》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暴露农奴制的黑暗与残酷，而且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作者没有以地主老爷的态度居高临下地看待农民，像以往许多作家那样把农民描写成愚昧无知、缺乏崇高品德、处于畜生一般状态、只是一些应当受到怜悯的对象。作者在本书中往往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和农民一起打猎，平等地谈论农民的生活，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描写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许多优秀品质，表现出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背着猎枪，在猎户陪同下，走遍附近的农村田野，荒山野岭，江河湖泊，接触了无数劳动人民。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普通的农民、工人、大学生、县城医生、独院小地主、磨坊主、破落小贵族，以至家仆和使女，而农民的孩子在他的笔下则成了一群容貌俊美、聪明爽直、充满幻想、勇敢勤劳、活泼可爱的小伙子。作者把他的感情倾注在这些普通劳动人民身上，他没有任何贵族的架子，而和这些普通的农村劳动者打成一片，这在贵族出身的作家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屠格涅夫是一位抒情诗人，他写随笔、写小说也如同在写诗。他的小说都是一篇篇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猎人笔记》作为散文中一种的随笔，写得更是诗意盎然。虽然《猎人笔记》中充满了对农奴制的批判，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歌颂，它却不是一部充满说教的小说或报告文学。屠格涅夫用他擅长的抒情笔调在《猎人笔记》中描绘了一幅幅奇特秀丽的俄罗斯大自然风光。他用这秀丽的大自然风光衬托了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表现了作家对俄罗斯大自然和劳动人民的热爱，表现方法上独树一帜，极显作家的才能。在作家的笔下，晴朗的夏天，“太阳不像炎热的大旱天那样火烧火燎，不像暴风雨前那样昏暗火红，而是那样清澈明亮、温煦辉煌，它从一抹狭长的云彩底下冉冉升起，焕发出鲜明的光彩，沉浸在一片淡紫色的雾霭之中”。在天气不稳定的秋天，“天空时而布满疏松的白云，时而有几处突然晴朗了一会儿；于是从散开的乌云中间露出一小块蓝天，它明朗可爱，宛如美丽的明眸”。俄罗斯的乡村，“缓坡小丘的长长坡面上，葱茏的黑麦正轻轻地泛着涟漪；几片云朵投下的淡淡阴影在它上面缓缓地移动着。远处森林郁郁苍苍，池塘波光潋滟，村庄橙黄闪亮；成百的云雀腾地飞起，歌唱着，又急速落下来，伸长脖子，停在土堆上……”几个农家小孩在夜牧的牧场上，围着篝火，讲着鬼故事：夜里在造纸厂走来走去的家神，坐在树枝上向人招手的女落水鬼，变成小绵羊在坟墓上诱人的鬼魂，在树林里让人迷路的林妖……这一切都在他们的嘴里生动地讲述着。他们讲得那么绘声绘影，加上深夜里突然响起的一声凄厉的夜鸟的鸣叫，青蛙在河中的扑腾，突然响起的犬吠声，使人不能不毛骨悚然，但这并不说明农家小孩的愚昧迷信，而是作家为我们描绘的一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大自然的景色，俄罗斯农村的风习，地主的丑恶嘴脸，劳动人民的朴实善良……这一切都在作家娓娓讲述的故事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给读者以无限的美感和艺术享受。这就是《猎人笔记》作为一部极具特色的世界名著的魅力。

冯　春

二〇〇六年春

黄鼠狼和卡利内奇

凡是偶尔从博尔霍夫县到日兹德拉县来的人，大概都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显著差别感到惊奇。奥廖尔省的农民个子不高，背有点驼，神情郁悒，总皱着眉头看人，住在破旧的白杨木小屋里，给地主服劳役，不做买卖，吃得很差，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省的代役租农民住在宽敞的松木屋子里，个子又高又大，目光大胆而开朗，面孔白嫩而干净，做着黄油和焦油买卖，一到过节就穿起皮靴来。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指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一般都坐落在耕地的中央，靠近一个天长日久成了污泥塘的峡谷。除了几棵随时准备效劳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瘦弱的白桦树，周围一俄里⁽¹⁾之内，你再也看不到一棵小树。屋子紧挨着屋子，屋顶上盖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就大不一样，它们大都处于树林环抱之中，屋子造得端端正正，周围开阔宽广，屋顶上盖的是薄木板；大门牢牢关闭着，后院的篱笆整整齐齐，绝不向外倾斜，不会让路过的猪进来做客……对于猎人来说，在卡卢加省打猎也更有吸引力。在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几处树林和草场⁽²⁾必将消失殆尽，而泥沼地也将不复存在。在卡卢加省，情形就完全相反，禁伐林绵延数百俄里，泥沼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并未绝迹，温和的鹬鸟也在此栖息，忙碌的鹧鸪时而突然飞起，使猎人和猎犬惊喜不置。

有一次我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田野里遇到并结识了一位卡卢加省小地主波鲁迪金，他酷爱打猎，因而也是一位出色的人物。诚然，他身上也有一些怪癖。譬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均遭到拒绝，人家还不准他上门，他便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诉苦，同时还继续不断地把酸桃子和自己果园里的新鲜水果当礼物送到小姐们的爹娘那里去；他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别人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迪金先生认为这个笑话很有意思，可从来也没有引人发笑过；他竭力称赞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中篇小说《宾娜》；他说话结结巴巴；管他的猎犬叫天文学家；总把однако说成одначе⁽³⁾；他在家里做法国菜，按照他家厨子的理解，其中的诀窍便是使每种食物完全改变应有的天然味，在这位烹调大师的手下，猪肉变成鱼味，鱼变成蘑菇味，通心粉变成火药味；因此不把胡萝卜切成菱形或梯形是决不放到汤里去的。但是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且无伤大雅的缺点，正如上面所说的，波鲁迪金先生仍不失为一位出色的人物。

就在我同波鲁迪金先生结识的第一天，他就邀请我到他家去宿夜。

“到我家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要走好远的路，让我们先到黄鼠狼家弯一下吧。”（读者想必会原谅我没有把他的口吃表达出来。）

“这黄鼠狼是谁啊？”

“我的佃农……他家就在这儿附近。”

我们便动身到他家里去。在树林中间一片平整过的空地上矗立着黄鼠狼的独家庭院。它由几座松木房子组成，周围用栅栏连接起来；正屋门前搭有一块凉棚，用几根细细的柱子支撑着。我们走进去，一个个子高高、长得很漂亮的二十来岁年轻小伙子出来迎接我们。

“啊，费佳！黄鼠狼在家吗？”波鲁迪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黄鼠狼到城里去了，”小伙子笑吟吟地回答，露出一口整齐的皓齿。“要给您套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一辆马车。再给我们来一点克瓦斯⁽⁴⁾。”

我们走进屋子。在洁净的原木墙壁上没有一张苏兹达利画片⁽⁵⁾；墙角里装饰着银质衣装的粗笨圣像前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木桌子不久前刚刮洗干净；原木墙缝里和窗框上没有好动的黄蟑螂窜来窜去，也没有藏着呆滞的黑蟑螂。年轻小伙子很快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盛满上好克瓦斯的白色大碗、一大块小麦粉面包和一只装着上打腌黄瓜的木盆。他把这些食物放在桌上，靠在门上笑眯眯地望着我们。没等我们吃完点心，马车已在门前辘辘作响了。我们走出门去。一个满头鬈发、面颊红润、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坐在那里当马车夫，他吃力地勒住那匹肥壮的花斑公马。马车周围站着五六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容貌个个酷似费佳。“都是黄鼠狼的孩子！”波鲁迪金说。“都是些小黄鼠狼，”跟着我们走到台阶上的费佳插了一句，“而且还没有到齐：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黄鼠狼到城里去了……留点神，瓦夏，”他回头对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快点：你拉的是老爷。颠簸的时候要留神，驾得稳一点：要不然会颠坏马车，还会把老爷的肚子颠得翻江倒海！”几个小黄鼠狼听到费佳别出心裁的话都笑了笑。“把天文学家也带上！”波鲁迪金先生煞有介事地吆喝一声。费佳高高兴兴地把似笑非笑的猎犬举起来，放到马车上。瓦夏松开缰绳。我们的马车启动了。“瞧，这是我的办事处，”波鲁迪金先生突然指指一座不大的矮房子对我说，“想进去看看吗？”“听便。”“这办事处现在已经撤销了，”他边下车边说，“不过还是值得看看。”办事处一共有两个空房间。看守房子的独眼老头从后院跑来。“你好啊，米尼亚伊奇，”波鲁迪金先生说，“有水吗？”独眼老头跑进去，一会儿拿了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请尝一尝吧，”波鲁迪金对我说，“我这是很好的泉水。”我们各喝了一杯，这时老头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那么，现在我们好像可以走了，”我的新朋友对我说。“在这个办事处里我曾以好价钱卖给商人阿利鲁耶夫四俄亩树林。”我们又坐上马车，过了半小时，我们已经来到主人家的院子里。

“请问，”晚餐的时候我问波鲁迪金，“黄鼠狼为什么没和您的其他佃农住在一起而单独住在外面呢？”

“是这么回事：他是个聪明的佃农。二十五年前他的茅屋被一场大火烧掉了。他跑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您允许我住到您泥沼地上的树林里去吧。我会多付一点代役租给您。’‘你为什么要住到泥沼地上去呢？’‘我是这么想的。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请您什么活都别派我去干，要多少代役租就由您定吧。’‘一年五十卢布！’‘就听您的便。’‘你得留点神，我可是不准欠租的！’‘明白了，不能欠租……’就这样，他搬到泥沼地上去住了。从此大家都叫他黄鼠狼。”

“那么，他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现在他每年付给我一百卢布代役租，我也许还要他加租呢。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你赎身吧，黄鼠狼，喂，赎身吧！……’可他这个狡猾的家伙总对我说，没办法，没有钱啊……真的，可别叫我这么做！……”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便立即去打猎。马车经过村子的时候，波鲁迪金先生吩咐车夫在一座低矮的农舍前停下，并大声叫唤：“卡利内奇！”“来啦，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有人回答，“我在穿鞋呢。”我们的马车又慢慢往前走了。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在村子后面赶上我们，他是个瘦高个儿，小小的脑袋向后仰着。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淳朴黝黑的脸上有几点麻斑，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后来我才知道，卡利内奇每天跟着东家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替他背枪，告诉他哪里有野禽，帮他打水，采草莓，搭窝棚，替他去要马车，波鲁迪金先生离了他就寸步难行。卡利内奇是个极其快乐、极其温顺的人，总是低声哼着小调，无忧无虑地东看看西瞧瞧，说话带点鼻音，微笑时总眯起他那对天蓝色眼睛，还不时用手去捋捋他那稀疏的楔形胡子。他走路不很快，但脚步很大，稍稍拄着一根细长的棍子。这一天里他和我谈过几次话，服侍我的时候没有一点媚态，但照料东家就像照料小孩一样。当正午难以忍受的酷暑逼着我们去找阴凉的地方休息时，他便带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场去。卡利内奇为我们打开一间挂着一束束芳香干草的小茅屋，把我们安置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在头上戴上一个网罩，拿了一把刀，一只瓦罐和一块燃烧的木头，到养蜂场上去为我们割蜜。我们喝了透明温和的蜂蜜加泉水，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的簌簌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他坐在半开着房门的门槛上，用小刀雕着一把木勺。我久久地欣赏着他的脸，那神情是那么柔和而开朗，就像薄暮中的天空。波鲁迪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爬起来。在长时间的跋涉和酣睡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是多么惬意：浑身懒洋洋的，脸上散发着微微的热气，甜蜜的倦意又使我们合上眼睛。我们终于起身，又去游逛，直到傍晚。吃晚饭的时候，我又谈起黄鼠狼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汉，”波鲁迪金先生对我说，“一个热心勤劳的庄稼汉；可是他不能好好地经营，我老是把他拖住。每天陪我去打猎……哪里谈得上千活呢，您想想看。”我同意他的话，我们便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波鲁迪金先生由于和邻人皮丘科夫有一场官司，必须到城里去。皮丘科夫耕了他的地，又在耕过的地上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便一个人去打猎，在快入暮时分顺路到黄鼠狼那里去。一个老头在门口接待我，他秃顶，体格结实矮壮，这就是黄鼠狼。我好奇地端详了一下这个黄鼠狼，他的脸形很像苏格拉底⁽⁶⁾，同样是高高的长着疙瘩的前额，同样是小小的眼睛，同样是翘翘的鼻子。我们一起走进屋里。仍然是费佳给我端来牛奶和黑面包。黄鼠狼在凳子上坐下，不动声色地抚摩着他拳曲的大胡子，跟我攀谈起来。他仿佛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言谈举止都慢条斯理，偶尔从长长的唇髭下露出点笑容。

我跟他谈播种，谈收割，谈农民的生活……他对我的话似乎一直表示同感；可是后来我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我的话不在行……我们的谈话似乎有点古怪。黄鼠狼的话有时很婉转，大概是出于谨慎……下面就是我们谈话中的一个例子：

“请问，黄鼠狼，”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现在我很了解我的主人，也能按期缴租……我们的主人很好。”

“可是有了人身自由总归好些，”我说。

黄鼠狼斜睨了我一眼。

“那还用说，”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黄鼠狼摇摇头。

“老爷，你让我拿什么去赎身啊？”

“嘿，算了吧，老头儿……”

“黄鼠狼要成了自由人，”他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轻声说，“那么，凡是没有胡子的，便都可以来管黄鼠狼了。”

“那你自己也把胡子剃掉啊。”

“胡子算什么？胡子不过是一把草，可以割掉的。”

“那是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黄鼠狼就要去做商人了。商人的日子过得好，再说，他们也都留着胡子。”

“怎么，你不也在经商吗？”我问他。

“我不过是做点黄油和焦油的买卖……怎么样，老爷，要套车吗？”

“你这个人嘴巴真紧，是个有头脑的人，”我心里想。

“不，”我大声说，“我不要马车。我打算明天在你的宅院周围走走，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就在你家的草棚里过一夜。”

“非常欢迎。不过在草棚里你能睡得安生吗？我吩咐娘儿们给你铺条床单，摆个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来，叫道，“过来，娘儿们！……费佳，你跟她们去。娘儿们都是些蠢货。”

一刻钟以后，费佳提着灯送我到草棚去。我扑到芳香的干草上，狗就蜷缩在我的脚边。费佳向我道了晚安，门吱呀一声关上了。我久久不能入梦。一头母牛走到门前大声喷了两口气，狗凛然不可侵犯似的向它狂吠起来，一头猪从门前走过，若有所思地哼哼着；一匹马在附近嚼着干草，打着响鼻……我终于打起瞌睡来。

天刚亮费佳就把我叫醒了。这个快乐麻利的小伙子很讨我喜欢，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他也是老黄鼠狼的爱子。他们两个人有时还很亲热地开点玩笑。老头儿出来迎接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宿过夜，还是别的什么缘故，黄鼠狼对待我比昨天亲切多了。

“茶炊已经给你烧好了，”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我们喝茶吧。”

我们在桌旁坐下。一个健壮的农妇，他的儿媳中的一个，拿来一瓦罐牛奶。他的几个儿子也一一走进屋里来。

“你家真是人丁兴旺啊！”我对老头儿说。

“是啊，”他咬下一小块糖，说，“他们待我和我的老太婆真是没话可说的。”

“他们都跟你住在一起吗？”

“是啊。他们想住，就这么住下了。”

“都娶媳妇了吗？”

“就这个淘气鬼还没有，”他指指仍旧倚在门上的费佳回答，“瓦西卡⁽⁷⁾年纪还小，可以再等等。”

“我干吗要娶媳妇？”费佳表示反对，“我就这样好。我要老婆干什么？跟她吵架还是怎么的？”

“嘿，你啊……我可明白你的心思！戴上银戒指……好一天到晚围着老爷家的那些丫头转……‘得了吧，不要脸的东西！’”老头儿学着使女们的口气说，“我可明白你的心思，你这个公子哥儿！”

“讨个老婆有什么好处？”

“娘儿们是劳力，”黄鼠狼一本正经地说，“娘儿们是庄稼汉的用人。”

“我要劳力干什么？”

“说得对，说得对，你就是想借别人的手给自己捞好处，我明白你们这帮兄弟的心思。”

“要是这样，那你就给我娶媳妇好啦，呃？怎么？为什么不吭声啦？”

“嘿，得了，得了，调皮鬼。看我们把老爷闹的。别担心，我会给你娶的……老爷，你可别生气：你瞧，孩子还小，不懂事。”

费佳摇摇头……

“黄鼠狼在家吗？”门外响起熟悉的声音，卡利内奇两手捧着一把野草莓走了进来，这是他特地采来送给他的朋友黄鼠狼的。老头儿亲热地迎接他。我望着卡利内奇，心里好不惊奇：说实话，我没想到一个庄稼汉对人竟还这么“亲热”。

这一天我出去打猎比平时晚了四个钟头，以后的三天则是在黄鼠狼家过的。这两个新相识颇使我感兴趣。我不知道凭什么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都无拘无束地跟我聊天。我兴致勃勃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观察着他们。这两个朋友彼此毫无相同之处。黄鼠狼是个积极进取、精明能干的人，有经营头脑，一个纯理性主义者；卡利内奇则相反，他属于那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者之列，热情而喜欢幻想。黄鼠狼处事很现实，因而造房子、积攒钱财，同老爷和其他有权势的人搞好关系；卡利内奇则穿树皮鞋，日子过得马马虎虎。黄鼠狼儿女满堂，有一个听话和睦的大家庭；卡利内奇娶过妻，他惧内，根本没生过孩子。黄鼠狼深知波鲁迪金先生的为人；卡利内奇尊敬他的东家。黄鼠狼喜欢卡利内奇，因而处处庇护他；卡利内奇喜欢并敬重黄鼠狼。黄鼠狼言语不多，嘴上挂着笑容，遇事决不糊涂；卡利内奇言语之间充满着热情，虽然并不像工厂里那些伶牙俐齿的工人那样善于甜言蜜语……但是卡利内奇天生有许多长处，连黄鼠狼自己都承认。例如：他能念咒止血、镇惊、制怒、能驱虫；他善于养蜂；他的手气很好。黄鼠狼曾当着我的面请他把刚买的马牵进马厩里，而卡利内奇也煞有介事、郑重其事地去完成这个老怀疑主义者的请求。卡利内奇与大自然较贴近，黄鼠狼则与世人和社会较结缘；卡利内奇不喜欢发议论，对一切都盲目相信；黄鼠狼则颇为自负，甚至对生活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见多识广，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例如：我从他的话中了解到，每年夏天割草前总有一辆式样特别的小马车到乡下来。车上坐着一个穿长袍的人，向农民兜售钐镰。如果是付现金，每把卖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纸币；如果是赊账，则卖三卢布纸币和一个银卢布。所有的农民当然都向他赊账。过两三个礼拜他来收账。这时农民刚刚收割燕麦，便有钱还账；他便和商人到小酒店去，在那里把账结清。有些地主想用现钱买下钐镰，然后按同样的价格赊给农民；但农民们不愿意，甚至提不起精神；本来他们可以用手弹弹钐镰，听听声音，把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察看，对狡猾的贩子问上二十来遍：“喂，小伙子，这钐镰不怎么好吧？”从地主手里买就没有这番乐趣。买镰刀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所不同的是，进行交易时娘儿们也搅和在里面，有时为了她们的好处，弄得贩子不得不动手把她们揍一顿。不过娘儿们苦头吃得最多的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负责供应造纸厂原料的商人常常委托人去收购特殊的破布，这种人在有些县里被称为“老鹰”。“老鹰”从商人那里领取二百来卢布纸币，便出发去寻找猎物了。然而，他和人们崇尚的那些猛禽不同，并不公开大胆地袭击猎物，相反，“老鹰”却采取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他把马车停在村子附近的灌木丛里，乔装成过路人或到处游逛的人，径直跑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去。娘儿们凭嗅觉猜到他来了，便悄悄跑出去和他碰头。买卖迅速成交了。为了几个铜钱，娘儿们不仅把家里各种没有用处的破布卖给“老鹰”，甚至还常常把丈夫的布衫和自己的毛呢裙子也卖给他。最近娘儿们发现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把麻，尤其是麻布偷出去卖很合算，这样一来，“老鹰们”的业务就得到可观的扩展和改进了！可是以后庄稼汉们同样也学得机灵了，稍有一点可疑，远远听到“老鹰”来到的消息，便立即毫不迟疑地采取补救和预防措施。说实在的，这不是太丢脸了吗？卖麻是他们男人的事，他们也确实在卖，不是卖到城里去，卖到城里要自己运去，而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由于没有带秤，便以四十把作一普特⁽⁸⁾计算——可你们也知道，什么叫做一把，俄罗斯人的手掌有多大，尤其是在他“使劲”的时候！我这个涉世不深，在乡村里没多少“见识”（正如我们奥廖尔人所说的）的人，确实听到不少这种故事。不过黄鼠狼并不一个劲儿地自己说，他也问了我好些问题。当他知道我到国外去过时，好奇心便变得非常强烈……卡利内奇也不比他落后。但最使卡利内奇感动的是关于大自然、山脉、瀑布、非同寻常的建筑物、大城市这类描绘；而吸引黄鼠狼注意的则是行政和国家问题。他有条不紊地提出各种问题：“他们那儿也跟我们这儿一样，还是有什么不同？……老爷，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哦，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卡利内奇常常不由自主地大声感叹；黄鼠狼则默默地听着，皱起浓密的双眉，只是偶尔插一句：“这在我们这儿是行不通的，这倒不错——这很正常。”我无法把他提出的问题一一告诉你们，再说也没这个必要；不过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读者想必是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我的结论就是：彼得大帝基本上是个俄罗斯人，正是从他的改革中看出他是个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到了百折不回的地步：他很少怀念过去，却能勇敢地面对未来。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来源，他并不关心。他那健全的思想常常喜欢嘲弄德国人枯燥乏味的理性；可是用黄鼠狼的话说，德国人是个好奇的小民族，他愿意向他们学习。黄鼠狼由于自己地位的特殊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说了许多话，这些话你从别人的嘴里是连撬都撬不出来的，就像庄稼汉们所说的，用磨盘也别想磨出来。他确实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同黄鼠狼谈话，我才第一次听到一个俄罗斯庄稼汉纯朴而充满智慧的话语。就他的情况而言，他的知识可以说是很广博的，但他不识字；卡利内奇却识字。“这个二流子识几个字呢，”黄鼠狼说，“他养的蜜蜂从来不会大批死掉。”“你让孩子们识字了吗？”黄鼠狼沉默了一会儿。“费佳在识字。”“别的孩子呢？”“别的孩子不在识字。”“为什么？”老头儿没有回答，换了一个话题。不过，不管他多聪明，他还是有许多偏见和固定观念。譬如，他从心底里轻视娘儿们，可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便会拿她们开心，嘲弄她们。他的妻子是个爱吵闹的老太婆，整天待在炕上，不停地唠叨、骂人；儿子们都不理睬她，可是她使媳妇们像敬畏上帝一样怕她。难怪俄罗斯民歌里做婆婆的都唱着：“你算什么儿子，你算什么当家人！你不打老婆，不打新娘……”有一次我想为做媳妇的说几句，试图唤起黄鼠狼的同情心；但是他无动于衷地劝阻我，说：“你何苦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让娘儿们去吵闹吧……劝解她们——更糟，惹得一身臊不值得。”有时这凶恶的老太婆爬下炕来，叫唤穿堂里的看家狗，嘴里叫着“过来，过来，狗儿！”接着便用火钩朝看家狗瘦骨嶙峋的背脊打去，要不然就是站在屋檐下对着所有的过路人，就像黄鼠狼说的，“狂吠”。可是她怕丈夫，只要他吆喝一声，她只好灰溜溜地爬到炕上去。然而，听卡利内奇和黄鼠狼谈起波鲁迪金先生时发生的争论却是特别有趣的。“你啊，黄鼠狼，在我面前你可别碰他，”卡利内奇说。“那他为什么不给你做靴子呢？”黄鼠狼反驳。“嘿，靴子！……我要靴子干什么？我是个庄稼汉……”“我也是个庄稼汉啊，可是你瞧……”说着，黄鼠狼便抬起脚来，让卡利内奇看那双仿佛是用猛犸象⁽⁹⁾皮做的皮靴。“唉，我能和你比吗！”卡利内奇回答。“那么，至少他得给你一点钱买树皮鞋啊，你可是一直在陪他打猎的；大概一天得穿坏一双树皮鞋呢。”“他是给我买树皮鞋的钱的。”“不错，去年他给过你十戈比银币。”卡利内奇沮丧地转过脸去，黄鼠狼则哈哈大笑起来，这时他的一双小眼睛就根本看不见了。

卡利内奇高高兴兴地唱着歌，还弹起巴拉莱卡⁽¹⁰⁾。黄鼠狼听着听着，突然歪着头也唱起歌来，歌声哀婉凄切。他特别喜欢唱那首《我的命运啊，命运！》费佳不肯放过和父亲开玩笑的机会。“老头儿，你伤哪门子心哪？”但黄鼠狼一手托着腮帮，闭起眼睛，继续如怨如诉地诉说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另一些时候，没有人比他更勤劳：他总是不停地忙活着——修修马车，补补篱笆，瞧瞧挽具。可是他并不注意保持家中的清洁，有一次我向他指出这一点，他回答我“家中应该有点住人的气味”。

“你看看吧，”我反驳他，“卡利内奇的养蜂场有多干净。”

“要不然，蜜蜂就不肯住了，老爷，”他叹一口气说。

“请问，”有一次他问我，“你有世袭领地吗？”“有的。”“这儿远吗？”“一百俄里光景。”“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的世袭领地吗？”“是的。”“你大概摆弄猎枪的时候多些吧？”“不错，是这样。”“老爷，你这样做很好；你就打打松鸡，过过舒心日子，不过要经常换换村长。”

第四天傍晚，波鲁迪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同老头儿分手，不免感到若有所失。我和卡利内奇一起坐上马车。“那么，再见啦，黄鼠狼，祝你健康，”我说……“再见，费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我们乘马车走了；天边刚刚燃起一片晚霞。“明天天气一定很好，”我望望晴朗的天空，说。“不，会下雨，”卡利内奇不同意我的话，“您看，鸭子在拍水，草地的气息也特别重。”我们的马车驶进一片灌木丛。卡利内奇在驭座上一上一下地颠簸着，轻轻地哼起小调来，不时望望那片晚霞……

翌日，我离开了波鲁迪金先生好客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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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俄里合1.067公里。

(2) 奥廖尔省把大片茂密的灌木丛称为“草场”；奥廖尔方言的特点是拥有许多独特的，有时很恰当、有时毫无道理的词语和短语。——原注

(3) 俄语“但是”，“然而”之意，波鲁迪金说的是方言。

(4) 俄国人自制的一种清凉饮料。

(5) 苏兹达利县以印制木版画闻名，一般农民家庭都要贴这种画片。

(6)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7) 瓦西卡、瓦夏都是瓦西里的小称。

(8) 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合16.38公斤。

(9) 已灭绝的哺乳动物。

(10) 俄罗斯民间乐器，一种三根弦的三角琴。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傍晚，我和猎人叶尔莫莱出去“伏击”……不过，也许不是所有的读者都知道“伏击”是怎么回事。那么诸位，请听我细细说来。

春天，在日落前一刻钟，您背着枪，不带狗，到树林里去。您在树林边上找个地方，往四下里瞧瞧，检查一下猎枪的火帽，和同伴交换一下眼色。一刻钟过去；太阳下山了，但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洁净而透明。鸟雀唧唧啾啾地鸣啭着；幼嫩的青草闪耀着绿宝石一样的怡人光彩……您就等待着。树林里渐渐昏暗下来；晚霞的红光慢慢从树根、树干向上移去，越升越高，从几乎还是光秃的低处的枝干升到纹丝不动、还在沉睡的梢头……不久，就连最高处的树梢也失去了光彩；嫣红的天空逐渐变成蓝色。树林的气息越来越浓，微微流动着一股暖暖的潮气；吹进来的微风在您身边静息了。鸟儿渐渐睡去——它们不是一下子一起睡着，而是由于种类的不同而有先有后：最初安静下来的是燕雀，过一会儿是知更鸟，然后是黄鹀。树林里越来越暗。树木渐渐融合在一起，变成一团越来越黑的庞然大物；湛蓝的天空上害羞似的闪烁着最初的星星。鸟儿都睡着了。只有红尾鸲和啄木鸟还偶尔睡眼惺忪地鸣叫几声……现在连它们也沉寂下来了。一只柳莺又在您头顶上响亮地叫了一声，一只黄鹂不知在哪里悲啼，夜莺第一次唱起歌来。您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突然——只有猎人才懂得您此刻的心情——突然在万籁俱寂的静谧中响起一种不同寻常的呱呱声和咝咝声，听得见一只鸟儿在急促而有节奏地鼓翼飞翔——山鹬漂亮地低垂着它的长喙，从一棵黑魆魆的白桦树上缓缓地飞出来迎接您的射击。

这就是“伏击”的意思。

就这样，我和叶尔莫莱出发去伏击；可是诸位，对不起，我得先把叶尔莫莱向你们介绍一下。

请想象一下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人，他瘦瘦高高的个儿、长着细长的鼻子、狭小的前额、灰色的眼睛、一头乱蓬蓬的硬发和两片带着嘲笑的宽阔嘴唇。这个人无论冬夏都穿着一件德国式的黄色土布长衣，可是在腰间系着一根宽腰带；下身穿一条蓝色灯笼裤；头上戴一顶羔皮帽，这顶帽子是一个破落地主在高兴时送给他的。他的腰带上常常挂着两只口袋：一只挂在身前，巧妙地结成两半，分别装着火药和霰弹，一只挂在身后，用来装猎物；至于棉花，叶尔莫莱是从自己那顶仿佛取之不尽的羔皮帽里扯出来的。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卖野味的钱去买子弹盒和一只背囊，但他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仍旧用他的老办法装弹药，他能防止霰弹和火药撒出或混在一起的危险，那手法之巧妙足以使旁观者惊叹不置。他的猎枪是单筒的，装着燧石枪机，并且有很强的“后坐力”，因此叶尔莫莱的右脸总是肿得比左脸大。他怎么能用这把枪打中猎物，这是任何一个机灵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可是他竟然打中了。他有一条猎犬，叫瓦列特卡，那是一只妙不可言的畜生。叶尔莫莱从来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呢，”他议论着，“再说，狗是一种聪明的畜生，它自己会去觅食的。”确实如此，虽然连神情冷漠的过路人也为瓦列特卡的精瘦感到吃惊，但它毕竟活着，并且活了很久；不管它的境遇有多么艰难，它从来没有走失过，也没有表现出要离开主人的意思。只有一次，那是在它年纪还小的时候，它走失过两天，那是因为它迷恋于爱情；不过它很快就清醒过来了。瓦列特卡最突出的优点是它对世上的一切都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冷漠……如果我们说的不是一条狗，我会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它。它总是把尾巴压在身下坐着，皱着眉头，不时颤抖着，从来不笑（众所周知，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很可爱）。它长得丑陋无比，没有一个空闲的仆役不抓住机会恶毒地嘲笑它的外貌。然而对于这些嘲笑甚至手打脚踢，瓦列特卡都以惊人的冷静予以忍受。当它由于不光是狗所特有的弱点把饥饿难忍的嘴脸探进以温暖和食物的香气诱人的厨房半开着的门里时，厨子们就会马上放下手里的活，大声斥骂着跑出来驱赶它，从而得到极大的快乐。在出猎的时候，它的特点是不知疲劳，并且具有相当灵敏的嗅觉。但是如果偶尔追赶到一只受伤的兔子，它就会躲在葱绿的灌木丛浓荫下，远远地避开用别人听得懂或听不懂的一切方言土语破口大骂的叶尔莫莱，津津有味地把兔子吃得连一根骨头都不剩。

叶尔莫莱是我众多芳邻中一位老式地主家的农奴。老式地主不喜欢“鹬”，他们习惯于食用家禽。除非是遇到特殊情况，例如过生日、命名日和选举日，老式地主家的厨子才会准备长嘴鸟。一个俄罗斯人，当他不知道一件事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往往会头脑发热，胡来一通，于是厨子便想办法在长嘴鸟这道佳肴上面加上许多稀奇古怪的佐料，使得大部分客人都好奇而又聚精会神地琢磨这道端上来的美味，却怎么也不敢尝尝味道。叶尔莫莱按规定每月要送两三只松鸡和鹌鹑到主人的厨房来，不过允许他想住哪儿就住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们都把他看成一个没有用的人，就像我们奥廖尔人所说的“孱头”，而把他拒之门外，火药和霰弹当然也不会供应他，他们所遵循的恰恰就是他的不喂狗的原则。叶尔莫莱是个极古怪的人：他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总是喋喋不休，看起来漫不经心又笨手笨脚；他嗜酒如命，居无定所，走起路来脚总是蹭着地，摇来摆去。就这样蹭着地走，摇来摆去，一昼夜可走五十俄里路。他有过种种不同的离奇曲折的遭遇：在泥沼泽地里、树上、屋顶上、桥下过过夜，不止一次被关在阁楼上、地窖和畜棚里，失去过猎枪、猎狗和最必需的衣服，长时间地遭到痛打——可是过了些时候，他又穿着衣服、带着猎枪和猎狗回来了。不能说他是个快活人，虽然他几乎一直处在情绪极佳的状态；总的说来，他看上去像个怪人。叶尔莫莱喜欢跟好人聊天，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会聊得很久，他往往会突然站起来拔脚就走。“你这鬼东西到哪儿去啊？已经入夜了。”“到恰普利诺去。”“干吗一定要到恰普利诺去啊？有十俄里路呢。”“我在庄稼汉索弗隆那儿过夜。”“你就在这儿过一夜吧。”“不，不行。”于是叶尔莫莱带着他的瓦列特卡在这漆黑的夜里，穿过无数灌木丛和坑坑洼洼走了，而他那庄稼汉索弗隆说不定不放他进屋，甚至会结结实实地揍他一顿，理由是：别来打扰正派人。可是有些技巧谁也比不上叶尔莫莱，他能在春汛中捕鱼，用手捉虾，凭嗅觉寻找猎物，诱捕鹌鹑，训练猎鹰，捉到那些会唱《魔笛》和《杜鹃迁飞》⁽¹⁾的夜莺……只有一件事他不会：训练猎犬；他没有足够的耐心。他也有老婆。他一个礼拜到她那里去一次。她住在一所歪歪倒倒的破屋里，有一顿没一顿地艰难度日，从来不知道明天拿什么填肚子，总之，她的命真是苦。叶尔莫莱这个无忧无虑而又老实巴交的人对老婆却很蛮横粗暴，在家里摆出一副威风凛凛、不可冒犯的样子，他那可怜的妻子不知道怎样才能讨他的欢心，一碰到他的目光便浑身发抖，常常拿出仅剩的一个戈比给他买酒喝，当丈夫神气活现、摊手摊脚地躺在炕上睡大觉时，她便低首下心地用自己那件羊皮袄给他盖上。我本人就不止一次亲眼目睹他无意之中露出的那种冷酷凶恶的样子：我不喜欢他在咬死受伤的禽类时表现出来的那副表情。不过，叶尔莫莱从来没在家里待过一天以上，到了别的地方他又变成“叶尔莫尔卡”⁽²⁾了——方圆一百俄里以内，人们都是这样称呼他的，有时他也这样称呼自己。最下等的奴仆都感到自己比这个流浪汉神气，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对他相当友好。那些庄稼汉起初都像在田野上追捕野兔一样追逐他、捕捉他，以此取乐，但后来又都放了他，一旦知道他是个怪人，便不再欺负他，甚至给他面包吃，跟他随便聊天……我就是带这么一个人去打猎，和他一起到伊斯塔河畔一座很大的白桦林里去伏击。

俄罗斯有许多河流像伏尔加河一样，一边河岸是崇山峻岭，另一边是广阔的草地；伊斯塔河也一样。这条不大的河流形状极为奇特怪谲，它像蛇一样蜿蜒曲折，没有半俄里是笔直的。在有些地方，从陡峭的山冈上望去，可以看到十俄里内爆竹柳和草木茂盛的花园环绕的堤坝、池塘、磨坊和菜园。伊斯塔河里的鱼多得不可胜数，特别是大头（庄稼汉们大热天在灌木丛下空手就能捉到）。小小的滨鹬常常尖声鸣叫着在布满清凉泉水、巉岩林立的河岸边飞来飞去；野鸭游到池塘当中，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鹭鸶在背阴处、河湾里的悬崖下鹄立……我们守候了近一个小时，打到了两对山鹬，想在日出之前再来碰碰运气（早晨也可以伏击），便决定到附近磨坊里过一夜。我们从树林里出来，走下山冈。河里滔滔滚动着湛蓝的波浪；夜雾弥漫，空气变得浓重起来。我们敲响一座磨坊的门。院子里的狗吠叫起来。“谁啊？”响起一个睡意蒙眬的沙哑声音。“是打猎的，让我们借宿一夜吧。”没有回答。“我们会付钱的。”“我去跟主人说……去，该死的狗！……死不掉的！”我们听见雇工走进屋子的脚步声，一会儿他又回到门口。“不行，”他说，“主人不让你们进来。”“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你们是打猎的，他怕弄得不好，你们会把磨坊烧掉；瞧，你们带着弹药呢。”“真是胡说八道！”“前年我们的磨坊烧过一回啦：有几个牲口贩子来借宿，不知怎么的就烧起来了。”“可是怎么办，老兄，我们总不能在露天里过夜啊！”“你们自己瞧着办吧……”皮靴橐橐响了几声，他走了。

叶尔莫莱把他咒骂了一顿。“我们到村子里去吧，”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可是到村子约有两俄里路……“我们在这儿过夜吧，”我说，“就在露天里，今天夜里很暖和，我们付一点钱，磨坊主会给我们送干草来的。”叶尔莫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们又去敲门。“你们又来干什么？”又响起那个雇工的声音，“已经说过不行了。”我们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回去和主人商量了一下，便跟主人一起回来。边门吱呀响了一声。磨坊主出来了。他身材高大，长着个胖脸，后脑勺像公牛，大腹便便。他答应了我的要求。离磨坊一百来步的地方有一个四面没有墙的小棚子。随后给我们送来了干草；雇工在河边的草地上安放了一个茶炊，他蹲下来，使劲往吹火筒里吹气……烧着的炭火被吹旺，把他那年轻人的脸照得通亮。磨坊主跑去叫醒他的妻子，终于自己提出，要我到他家去宿夜；可是我倒喜欢在野外露宿。磨坊主妇给我们拿来了牛奶、鸡蛋、土豆和面包。茶炊一会儿就烧开了，我们便喝起茶来。河上升起薄雾，没有风；周围不时有秧鸡啼叫着，水车轮子附近发出一种轻微的声音，那是水车叶片上的水滴下来，水从堤坝的闸门渗出的声音。我们点燃一个小小的篝火。我趁叶尔莫莱在炭火堆里烤土豆的时候打了个盹……一阵压低声音的谈话声使我醒了过来。我抬头一看，篝火前面倒放着的木桶上坐着磨坊主妇，她在和我的猎人谈话。我先前已从她的服装、举止和言谈中看出她是地主家的女仆出身，她既不是农妇，也不是市民；可是一直到现在，我才仔细看清了她的容貌。她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瘦削苍白的脸上还保留着昔日美貌出众的痕迹，尤其是她那对忧郁的大眼睛很使我喜欢。她把臂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着脸。叶尔莫莱背对我坐着，正往火堆里添木柴。

“热尔图希纳又在流行兽疫，”磨坊主妇说，“伊凡神父的两头母牛都病倒了……主啊，可怜可怜他吧！”

“那么你们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莱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还活着。”

“哪怕有人送给我一头小猪也好哇。”

磨坊主妇没再说话，后来叹了一口气。

“跟您来的这位是谁？”她问。

“是位老爷，科斯托马罗沃的。”

叶尔莫莱把几根枞树枝扔进火堆里；树枝马上一起哔剥作响，一股白色浓烟冒出来，直冲到他脸上。

“你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屋里去？”

“害怕呗。”

“瞧，这胖子，大肚皮……宝贝，阿琳娜·季莫菲耶夫娜，给我来一小杯酒吧！”

磨坊主妇站起身来，消失在黑暗中。叶尔莫莱轻声唱起歌来：

我和情妹去约会，

鞋子穿破好几回……

阿琳娜拿着一小瓶酒和一只杯子回来。叶尔莫莱稍稍抬了抬身子，画了个十字，一口气把一杯酒干了。“好酒！”他说了一句。

磨坊主妇又在木桶上坐下。

“怎么样，阿琳娜·季莫菲耶夫娜，你还常常生病吗？”

“常常生病啊。”

“怎么搞的？”

“每天夜里都咳嗽，好难受。”

“老爷大概睡着了，”叶尔莫莱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可别去看医生：那样会更糟的。”

“我是没去看医生啊。”

“你到我家来玩玩吧。”

阿琳娜低下头。

“到时候，我会把我老婆赶走的，”叶尔莫莱继续说……“真的。”

“您还是把老爷叫醒吧，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您瞧，土豆已经烤熟了。”

“让他睡个够吧，”我那忠实的仆人无动于衷地说，“他跑了好多路，让他睡吧。”

我在干草堆上翻了个身。叶尔莫莱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土豆烤好了。老爷，请去吃吧。”

我走出棚子，磨坊主妇从木桶上站起来，想走开。我和她攀谈起来。

“你们租用这座磨坊有好久了吧？”

“从三一主日⁽³⁾算起，已经是第二年了。”

“你丈夫是从哪儿来的？”

阿琳娜没听懂我的问话。

“你丈夫是哪里人？”叶尔莫莱提高声音，把我的问话重复了一遍。

“从别廖夫来的。他是别廖夫城里人。”

“你也是别廖夫人吗？”

“不，我是地主家的……以前是地主家的丫头。”

“谁家的？”

“兹维尔科夫老爷家的。现在我是自由身的人。”

“哪一个兹维尔科夫？”

“亚历山大·西雷奇。”

“你是不是他太太的使女？”

“您怎么会知道？以前是的。”

我怀着双倍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望望阿琳娜。

“我认识你家老爷，”我继续说。

“您认识？”她轻声说，低下头。

必须告诉读者，我为什么怀着这样的同情心望着阿琳娜。从前我在彼得堡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兹维尔科夫先生。他相当有地位，是一位公认的见多识广、精明能干的人。他太太胖乎乎的，容易动感情，又爱哭，又凶狠——是个俗不可耐、难以相处的人。他有一个儿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公子哥儿，娇生惯养，又毫无知识。兹维尔科夫先生本人的尊容很难讨人喜欢：一张几乎四方形的宽脸膛上瞪着一双狡黠的老鼠般小眼睛，一个尖尖的大鼻子高高突起，露出两个朝天鼻孔，剪短的灰白头发鬃毛一般直立在布满皱纹的前额上方，薄薄的嘴唇不断地抖动，挂着甜得腻人的笑容。兹维尔科夫先生站着的时候通常都是叉开两腿，把两只肥胖的手插在口袋里。有一次我和他两人乘车到城外去。我们一路上闲谈着。兹维尔科夫先生是个老于世故、精明强干的人，便开始给我指引“真理的道路”。

“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最后他尖声说，“你们所有的年轻人对事物的判断和解释都是盲目的；你们对自己的祖国所知甚少；先生们，你们不了解俄罗斯，问题就在这儿！……你们所有的人都只读德国书。譬如说吧，您现在跟我说这个说那个，是啊，还说到我的家仆……很好，我不和您争论，这一切都很好；可是您不了解他们，您不了解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兹维尔科夫先生大声擤了一下鼻涕，吸吸鼻烟。“请允许我给您说，譬如，一件小事吧，对此您也许会感兴趣的。”兹维尔科夫先生清清嗓子。“您也知道我太太的为人，比她更善良的妇女恐怕很难找得到，这一点您自己也承认。她的使女过的不是人间的生活，简直是天国实现了……可是我太太定下一条规矩：不使用嫁了人的使女。嫁了人的使女确实不能用：孩子一出生，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使女还能好好服侍太太吗？还能好好遵从她的习惯吗？她已经顾不上这些，她心里想的已经不是这些事了。人心都是这样的。就这样，有一次，我们乘车经过我们的村子，这是——怎么跟您说呢，可不能撒谎——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们看见村长家有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长得很标致，而且，您知道，一举一动都那么乖巧伶俐。我太太对我说：‘科科——您知道的，她是这样叫我的——我们把这个小姑娘带到彼得堡去吧，我喜欢她，科科……’我说：‘带走吧，我完全同意。’不用说，村长马上给我们跪下了；您也知道，这种福分是想也想不到的……那小姑娘当然傻里傻气地哭了起来。起初她真的很害怕：要离开老家……总之……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她在我们家很快就习惯了。起初我们让她住在下房里，不用说，得调教她。可您想到没有？这小姑娘什么活都一教就会，简直让人吃惊；我太太一点都离不开她，处处护着她，最后，不管别人怎么说，便把她升作贴身丫头了……说实在的……得给她说句公道话：我太太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好的使女，绝对不曾有过；勤快、温顺、听话——一切都使你满意。因此，说实话，我太太甚至过分宠爱她了；给她穿得体体面面，让她和主人吃一样的菜，让她喝茶……是啊，真是无微不至！就这样，她在我太太身边服侍了十年光景。突然，有一天早晨，请您想象一下，阿琳娜——她名叫阿琳娜——不经禀报便走进我的书房，扑通一声跪在我的脚下……我坦白跟您说，这件事我无法容忍。一个人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人格，是不是？‘你有什么事？’‘老爷，亚历山大·西雷奇，请您开恩。’‘什么事？’‘请您允许我嫁人。’老实对您说，我真是惊呆了。‘傻丫头，你不是知道太太身边没有别的使女吗？’‘以后我会照样服侍太太的。’‘废话！废话！太太可是不用嫁了人的使女的。’‘玛拉妮亚可以接替我的位子。’‘请你别犟嘴了！’‘遵命……’说实话，我简直气昏了。告诉您，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敢说，没有什么比忘恩负义更使我生气，更使我火冒三丈的了……不用再对您说什么——您也知道，我太太是怎样一个人：她是天使的化身，善良得不能再善良了……即使是坏人，也不忍心加害于她。我把阿琳娜赶了出去。我想，也许她会回心转意的；您知道，我不愿意相信一个人会做坏事，会昧着良心，忘恩负义。可是您猜怎么着？过了半年她又来对我提那个要求，这时，说实话，我真的很生气，把她赶走，威胁她，对她说，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太太。我气坏了……可是，请您想象一下我有多么吃惊，过了一些时候，我太太跑来找我，她含着泪，怒气冲天，都把我吓坏了。‘出什么事了？’‘阿琳娜……’您明白……我都说不出口。‘不可能！……和谁？’‘听差彼得鲁什卡。’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是这样一个人……不喜欢马马虎虎！……彼得鲁什卡……没有错。要惩罚他也可以，但依我看，他没有错。阿琳娜……唉，怎么说呢，唉，唉，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理所当然，立刻吩咐把她的头发剪掉，给她换上粗布衣服，把她遣送到乡下去。我太太失去了一个称心的使女，但也没有办法：家里可不能容忍这种乱七八糟的事。痈疽还是一下子挖掉的好……哦，现在您就说句公道话吧，您是了解我太太的，要知道，这，这，这……她真是个天使！……她一点也离不开阿琳娜，阿琳娜是知道这一点的，可是她竟不知羞耻……是吗？不，您说……是这样吗？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不管怎么说，没有别的办法。至于我呢，这姑娘的忘恩负义尤其使我伤心、气愤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管怎么说……在这种人身上，您是找不到良心和感情的！一条狼，不管你怎么喂它，它总是要往树林里跑的……前车之鉴哪！不过我只是想向您证明……”

兹维尔科夫先生没有把话说完，便转过头去，果断地压下不由自主的激动，用斗篷紧紧裹住身子。

读者现在大概明白，我为什么满怀着同情心望着阿琳娜了。

“您嫁到磨坊主家已经很久了吗？”我终于问她。

“两年。”

“怎么，难道老爷同意了吗？”

“我是赎身出来的。”

“谁赎的？”

“萨维利·阿列克谢耶维奇。”

“那是谁啊？”

“我丈夫。”叶尔莫莱偷偷地笑了笑。“是不是老爷对您说起过我的事？”阿琳娜沉默了一会儿，问了我一句。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阿琳娜！”磨坊主在远处叫她。她站起来，走了。

“她的丈夫好吗？”我问叶尔莫莱。

“还可以。”

“他们有孩子吗？”

“有过一个，可是死了。”

“怎么，是磨坊主看中她的吗？……为了赎她，花了很多钱吧？”

“不知道。她识字，对他们的生意……很有用。大概就因为这个才看中她的。”

“你早就认识她了吗？”

“早就认识了。以前我常去找她家主人。他们的宅院离这儿不远。”

“你也认识听差彼得鲁什卡吗？”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吗？当然认识。”

“他现在在哪儿？”

“当兵去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她的身体好像不太好吧？”后来我问叶尔莫莱。

“怎么会好！……明天的伏击一定会很有收获的。您现在还是睡一会儿好。”

一群野鸭嘎嘎叫着从我们头上飞过，我们听见它们就在离我们不远的河上飞下来。天已完全黑了，变得凉飕飕的；夜莺在树林里放声啁啾着。我们钻进干草堆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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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喜欢夜莺的人都熟悉这些名称：这是夜莺歌声中最动听的“唱段”。——原注

(2) 叶尔莫莱的卑称。

(3) 亦称圣三主日，宗教节日，圣灵降临节后的礼拜天，在6月份。

草　莓　泉

八月初往往出现一种酷暑难当的天气。在这种季节，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就是最果断、最着迷的人也不敢出门去打猎，而最忠实的狗也“舔起猎人的马刺”来了，就是说，它紧跟在主人的后边，痛苦地眯着眼睛，把舌头伸得老长，对于主人的斥骂，只是低三下四地摇着尾巴，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可是一步也不肯往前跑。有一次，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出去打猎。我真想找个阴凉的地方，哪怕躺一会儿也好，然而我一直抑制着这种念头。我那不知疲倦的狗一直在灌木丛里寻搜着，虽然它自己也明白，这种狂热的行动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令人窒息的燠热终于使我不得不考虑保存最后一点体力。我勉强一步一步拖到我们宽厚的读者已经熟悉的那条伊斯塔河边，走下陡坡，踏着潮湿的黄沙，走向遐迩闻名的“草莓泉”。这股泉水从河岸上的一道裂罅中涌出，那裂罅逐渐变成了虽然狭小却很幽深的峡谷，在二十步之外的地方喁喁絮语着，欢快地注入河道。峡谷的两边陡坡上长着丛丛橡树，泉水周围是一片苍翠欲滴的天鹅绒般的芳草地，阳光几乎从未照临它那清凉的银白色泉水。我走到泉水旁，草地上放着一把桦树皮做的勺子，这是一个过路的庄稼汉留在这里让众人使用的。我喝足了泉水，躺在阴影里，往四下里扫了一眼。泉水注入河中，在那里形成一个河湾，水面终年荡漾着一圈圈细细的波纹，河湾上背对着我坐着两个老头儿。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穿着一件干净的墨绿色长衣，戴着绒毛便帽，在那里钓鱼；另一个，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棉毛混纺短外衣，没戴帽子，膝头上捧着一罐鱼饵，不时用手捋捋白发苍苍的脑袋，仿佛这样可以躲开太阳的照射。我凝神仔细端详了他一会儿，认出他就是舒米希诺村的斯捷普什卡。请允许我把这个人物介绍给读者。

离我的村子几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大村落叫舒米希诺，村里有一座石砌的教堂，是为纪念圣科兹玛和圣达米安而建造的。从前，教堂对面有一座雄伟的地主庄院，极为气派，它的周围有各种附属建筑物、杂用房屋、作坊、马厩、防霜棚、马车库、澡堂、临时厨房、招待客人和管理人员居住的厢房、温室、公用的秋千和其他多少有点用处的房屋。这座庄院里住着一家富裕的地主，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突然，有一天早晨，整个这些财富被一场大火烧成了废墟。老爷们搬到别处去住。庄院就此荒废了。广阔的瓦砾场变成了菜园，到处堆积着砖头，那是从前宅基的遗迹。他们利用没有烧掉的原木草草搭成一间小茅屋，十年前为了建造一座哥特式楼阁而买来的船板做屋顶，让园丁米特罗凡带着他的妻子和七个孩子住在里面。他们命令米特罗凡必须供应住在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新鲜蔬菜，阿克西妮亚则负责照管一头蒂罗尔种母牛，这头母牛是花大价钱从莫斯科买来的，可惜已经彻底丧失了生殖能力，因此，买来以后就没有产过牛奶。一只灰色有冠公鸭，是“老爷家”唯一一只家禽，也交给她喂养；孩子们由于年幼，没有规定任何职责，可是这么一来，就难保他们不变成十足的懒汉。我曾在这个园丁家里住过一两夜。我还顺便向他要过几次黄瓜，不知为什么，这些黄瓜即使在夏天也长得很大，味淡而苦，皮黄而厚。我在他家里第一次见到斯捷普什卡。除了米特罗凡一家和寄住在一个士兵的独眼老婆小屋里的又老又聋的教会长老格拉西姆外，地主家已没有一个家仆留在舒米希诺村了，因为我要介绍给读者的这个斯捷普什卡并不是听差，更不是家仆。

任何人，无论如何在社会上总有一定的身份，多少有些社会关系；任何一个家仆不是拿工钱，至少也有一份所谓的“口粮”，而斯捷普什卡根本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跟谁也不沾亲，谁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个人甚至没有来历，没有人谈论他，连人口调查也未必把他统计进去。有人在暗地里传说，他从前是某某人的侍仆，但他是谁，从哪里来，是谁的儿子，怎么成了舒米希诺村的居民，那件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穿在他身上的棉毛混纺短外衣是哪里来的，他住在哪儿，靠什么生活，这一切决没有人有丝毫的了解，而且，说实话，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只有了解所有家仆四代家谱的特罗菲梅奇老爷爷有一次说过，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列克谢·罗曼内奇旅长远征回来时，曾用载行李的大车带回来一个土耳其女人，她是斯捷潘的亲戚。在节日里，在按照俄国旧俗向民众布施，并用荞麦馅饼和伏特加款待穷人的节日里——甚至在这样的日子，斯捷普什卡也不到摆好的桌子和酒桶前面去，不向人鞠躬，不吻老爷的手，不在老爷的注视下为老爷的健康干上一杯由管家的胖手斟满的酒；除非有一个好心人从他身旁走过，把一块没有吃完的馅饼送给这个可怜人。在复活节，人们也同他接吻祝贺基督复活，但他从不卷起油污斑斑的袖子，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蛋，喘着气，眨巴着眼睛，把它献给少主人甚或太太本人。夏天他住在鸡棚后面的储藏室，冬天住在澡堂的更衣室，严寒时便在干草棚里过夜。人们都见惯了他，有时甚至踹他一脚，但是谁也不和他搭讪，而他自己似乎有生以来就没有开过口。火灾之后，这个被社会抛弃的人栖身于，或者像奥廖尔人所说的，“落脚”在园丁米特罗凡家里。园丁没有理睬他，没有对他说“在我这儿住下吧”，可也没有赶他走。其实，斯捷普什卡也没有住在园丁家里，而在菜园里栖身。他一举一动都悄无声息，打喷嚏和咳嗽都战战兢兢地用手捂住嘴巴；他一直像蚂蚁似的悄悄忙碌着；这一切都是为了填饱肚子，仅仅为了填饱肚子。这也难怪，他要不是从早到晚为自己的食物操心，我这斯捷普什卡早就饿死了。早上还不知道晚上用什么果腹，这实在是够悲惨的！斯捷普什卡有时坐在篱笆下面啃萝卜或者嚼胡萝卜，要么就是悄悄地剥下沾满泥土的大白菜叶子；一会儿呼哧呼哧地不知把一桶水提到哪里去；一会儿在瓦罐底下升起火来，从怀里掏出几块黑糊糊的东西放到瓦罐里；一会儿在储藏室里用一块木头敲打着，钉上钉子，做一个放面包的小架子。他做这一切时都是不声不响的，仿佛是暗地里偷偷做的：你朝他看一眼，他马上躲起来。有时他突然两三天不见人影，他的消失自然没有人注意……可是你一看，他又在那儿了，又在篱笆旁悄悄地把劈柴放进三脚架下的火堆里。他的脸小小的，一对小眼睛黄黄的，头发垂到眉毛上，鼻子尖尖的，耳朵却很大，有点透明，像蝙蝠一样，胡子似乎是两个礼拜前剃的，总是那么长，从未见过留得长些或剪得短些。我在伊斯塔河边遇到的就是这个斯捷普什卡，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老头儿。

我走到他们跟前，打了招呼，便在他们旁边坐下。我认出了斯捷普什卡的同伴，他也是我的熟人：他是彼得·伊里奇伯爵家已获得自由的农奴米哈伊洛·萨维里耶夫，人家叫他杜曼⁽¹⁾。他住在一个患肺病的博尔霍夫市民、客栈老板家里，我常在那家客栈借宿。从奥廖尔大道经过的年轻官吏和某些闲人（埋进条纹羽绒褥子里的商人顾不上这些）至今还可以看到离三一村不远的大路旁耸立着一座巨大的木头两层楼房，它已经完全荒废，屋顶坍塌，朝大路的窗户也都钉死。在阳光灿烂的正午，你无法想象比这座废墟更凄凉的景象了。从前这里住着彼得·伊里奇伯爵，他是旧时一位家财万贯的达官贵人，以好客闻名。全省的人常常聚集到他家里，在乡村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尽情地跳舞取乐；到现在，经过这座荒废的贵族宫殿，还想起那逝去的岁月和逝去的青春并为之叹息的老妇人恐怕不止一个。伯爵长时间饮宴作乐，长时间在众多逢迎拍马的宾客中周旋应酬，笑脸相迎；不幸的是，他的财产不够他挥霍一辈子。他彻底破产之后便到彼得堡去，想在那里谋个一官半职，结果一事无成，却客死在旅馆中。杜曼在他那里当过管家，他在伯爵在世的时候就已得到自由。此人约莫七十岁，相貌端正，很有人缘。他脸上总挂着笑容，现在只有叶卡捷琳娜⁽²⁾时代的人微笑时才这样和蔼可亲而又不失庄重，与人谈话的时候，他的嘴唇总是慢慢翕合着，亲切地眯起眼睛，说话带点鼻音。他擤鼻涕、嗅鼻烟也是那么不慌不忙，好像在做一件大事。

“喂，怎么样，米哈伊洛·萨维里奇，”我先打招呼，“钓到很多鱼吧？”

“您往鱼篓里看看吧：钓到两条鲈鱼和四五条大头……斯捷普什卡，让他看看。”

斯捷普什卡把鱼篓递到我面前。

“你日子过得怎么样，斯捷潘⁽³⁾？”我问他。

“没……没……没……没……没什么，老爷，还凑合，”斯捷潘讷讷地回答，仿佛嘴里含着什么东西似的。

“米特罗凡身体好吗？”

“好的，那……还用说，老爷。”

这可怜人把脸转过去。

“不知怎么都不肯上钩，”杜曼说起话来，“天太热了；鱼都躲进灌木丛底下睡觉了……帮我装一个鱼饵吧，斯焦帕。”斯捷普什卡提了一条虫子，放在手掌上拍了两下，装上鱼钩，又吐了几口唾沫，然后递给杜曼。“谢谢，斯焦帕……老爷，”他又回过头来继续对我说，“您是来打猎的吧？”

“正如你看见的。”

“对，对……您这条猎狗是英国种的还是库尔兰⁽⁴⁾种的？”

老头儿喜欢一有机会就表现一下自己，仿佛在说，我也是见过世面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种，不过它是条好狗。”

“对，对……您出门都带狗吗？”

“我有两群狗。”

杜曼笑笑，摇摇头。

“的确是这样。有的人喜欢养狗，有的人白送给他也不要。照我简单的想法，我看养狗主要是为了显示气派……这么说吧，一切都得符合身份：养马是为了符合身份，家里有养狗人也是为了符合身份，一切都要符合身份。已故的伯爵——愿他早日升天！——说实话，并不是个猎人，但他也养狗，每年还要出去打一两次猎。养狗人穿着金银线镶边的红色外衣在院子里集合，吹起号角；伯爵大人走出来，马上就有人给他牵来坐骑；伯爵大人骑上马，打头的猎人把他的脚塞进马镫里，从头上摘下帽子，把缰绳放在帽子里呈上去。伯爵大人啪的抽了一鞭，养狗人吆喝一声便一起出动，走出院子。一个马夫骑马跟在伯爵后面，用一根绸带子牵着老爷的两只爱犬，就这么照料着……这马夫高高地骑在哥萨克马鞍上，满面红光，一双大眼睛就这么高傲地东瞧瞧西瞧瞧……在这种场合里当然还有许多客人。大家一起快活，老爷又受到尊敬……哎呀，让它逃掉了，这条鬼东西！”他一拉钓鱼竿，突然叫起来。

“听说伯爵一生都过得很快活，是这样吗？”我问。

老头儿在钓饵上吐了几口唾沫，把鱼竿甩出去。

“您也知道，他是个达官贵人。彼得堡常有可说是最高等的人物来拜访他。他们常常系着浅蓝色绶带，围着餐桌就餐。在宴请宾客方面伯爵可是个好手。他常常把我叫去，‘杜曼，’他说，‘明天我要几条活鲟鱼，叫人给我送来，听见了吗？’‘听见了，大人。’绣花外衣、假发、手杖、香水、上等花露水、鼻烟壶、大幅油画，都是从巴黎定购的。举行起大型宴会来——主啊，我的上帝，真不得了！大放烟火，马车停了一大片！甚至放礼炮。光是乐队就有四十个人。他有一个德国指挥，那德国人高傲得不得了，要和老爷们同桌吃饭，伯爵大人便吩咐把他赶出去，他说：‘我的乐队自己懂得怎么干。’这也不足为奇，老爷的权力大着呢。一跳舞就跳到天亮，跳的大都是拉科塞兹舞和玛特拉杜尔舞……哎……哎……哎……上钩了，老兄！”老头儿从河里钓起一条小鲈鱼。“抓住，斯焦帕。——老爷就是老爷，”老头儿又把鱼竿甩出去，继续说，“他也是个好心人。有时候他把你打一顿，你看，过后他就忘记了。只有一点不好：他养着好几个女人。唉，这些女人，上帝饶恕她们！就是她们把他搞得倾家荡产的。她们大都是从下等人里面挑选来的。按理说，她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可是不，你最好是把全欧洲所有最贵重的东西都送给她们！有人会说：既然日子那么好过，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过——这是老爷他自己的事……弄得倾家荡产总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其中一个女人：她叫阿库琳娜，现在她已经死了，愿她升入天堂！她是普通人家的女孩，西多夫村甲长的女儿，那可是个泼妇！有时还打伯爵耳光。她完全把他迷住了。她把我的侄儿送去当兵，因为他把可可茶溅到她的新衣上了……她还不止把一个人送去当兵。是啊……毕竟那是一个好时光！”老头儿长长叹了一口气，又说了一句，然后低下头，不再吭声。

“我看，你家老爷很厉害吧？”停了一会儿，我又说起来。

“老爷，那时候都兴这样的，”老头儿摇摇头，没同意我的话。

“现在可不兴这样做了，”我注视着他，说。

他瞟了我一眼。

“现在当然好些了，”他喃喃说着，把钓鱼竿远远地甩出去。

我们坐在树荫底下；但即使在树荫下也很闷热。难以忍受的暑气仿佛凝滞不动了。火辣辣的面孔苦苦地等待着吹来一阵微风，可是一丝风也没有。太阳在湛蓝的天空上烤炙着；我们面前的河对岸，燕麦田已是一片金黄，有些地方长出了苦艾，哪怕有一串麦穗摇一下也好啊。下游不远的地方有一匹农家的马齐膝站在河水里，懒洋洋地摇动沾了水的尾巴；偶尔有一条大鱼在倒垂的灌木丛底下游出水面，吐出一串水泡，又缓缓地沉到河底，在水面上留下一圈圈细细的波纹。蝈蝈儿在焦黄的草地上鸣叫，鹌鹑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一只鹞鹰在田野上空缓缓地盘旋着，频频在空中停住，急速地扇动翅膀，把尾巴像扇子一样展开。我们被炎热的天气熏蒸得透不过气来，一动不动地坐着。蓦地我们身后的峡谷里响起一阵脚步声，有人从上面向泉水走来。我回头一看，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庄稼汉，他满身尘土，穿着布衫，脚上蹬着树皮鞋，肩上挎着一只背囊，搭着一件外衣。他走到泉水旁，干渴难忍地把水喝了个够，然后稍稍站起身。

“喂，是弗拉斯吗？”杜曼仔细一看，叫了一声，“你好啊，老兄，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你好，米哈伊洛·萨维里奇，”那庄稼汉边说边向我们走来，“我从远方来。”

“到哪儿去啦？”杜曼问他。

“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去找老爷。”

“找他干什么？”

“有事求他。”

“什么事求他？”

“求他把我的代役租减轻些，或者让我服劳役，让我住到别的地方去也行……我儿子死了，现在我一个人付不起。”

“你儿子死了？”

“死了。我那死去的儿子，”庄稼汉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在莫斯科当马车夫，说实话，是他在替我缴代役租。”

“难道你现在是缴代役租的？”

“是缴代役租的。”

“那你家老爷怎么说？”

“老爷怎么说？他把我赶了出来！他说，你竟敢直接来找我，这种事有管家管着；他说，你应该先去找管家……再说，我能让你住到哪儿去呢？他说，你先把欠的租还了再说。他发了好大的火。”

“那么，你就回来了吗？”

“我就回来了。我本想打听一下，我那死去的儿子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可是毫无结果。我对他的东家说：‘我是菲利浦的父亲，’可是他对我说：‘我凭什么知道你是他的父亲？再说，你儿子什么也没留下；他还欠着我的债呢。’我只好走了。”

庄稼汉带着苦笑对我们说了这段经历，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可是他那双眯细的小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嘴唇哆嗦着。

“那么你现在回家去吗？”

“我还能到哪儿去呢？自然是回家喽。我老婆的肚子现在怕要饿得咕咕叫了。”

“你可以……那个……”斯捷普什卡突然说起话来，可又慌了神，没再说下去，只伸手到瓦罐里去抓鱼饵。

“你去找管家吗？”杜曼把话说下去，有点惊奇地看了看斯焦帕。

“我去找他干吗？……我还欠着租呢。我儿子死去以前生了一年病，连他自己的代役租都没有缴呢……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好发愁的，我两手空空……嘿，老兄，不管你多么狡猾——没有用：我的脑子不管用！”庄稼汉大笑起来，“不管他动什么脑筋，金提里扬·谢苗内奇，我可……”

弗拉斯又笑起来。

“你怎么啦？这可不好，弗拉斯老兄，”杜曼一字一顿地说。

“有什么不好？不……”弗拉斯的声音中断了，“天好热啊，”他用袖子擦着脸，继续说。

“你家老爷是谁？”我问。

“瓦列里安·彼得罗维奇伯爵。”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吗？”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杜曼回答，“已故的彼得·伊里奇生前就把弗拉斯那个村子分给他了。”

“怎么样，他身体好吗？”

“好着呢，荣耀归于上帝，”弗拉斯回答，“他满脸红光，就像涂了一层红颜色。”

“你瞧，老爷，”杜曼继续对我说，“在莫斯科城外好，在这儿就要缴代役租。”

“一份代役租是多少钱？”

“一份代役租要缴九十五卢布，”弗拉斯喃喃地说。

“您看：这儿土地那么少，都是老爷家的树林。”

“听说，那树林也卖掉了，”庄稼汉说。

“您瞧……斯焦帕，给我一个鱼饵……怎么啦，斯焦帕？睡着了吗？”

斯捷普什卡浑身一震。庄稼汉在我们身旁坐下。我们又沉默着。对岸有人唱起歌来，歌声是那么凄凉……我那可怜的弗拉斯发起愁来……

过了半个钟头，我们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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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为“雾”。

(2) 俄国女皇，1762—1796年在位。

(3) 斯捷潘是斯捷普什卡的本名，后者是卑称，斯焦帕是他的小名。

(4) 今拉脱维亚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历史上曾是俄罗斯的一个省。

县里的医生

秋天里。有一次，我从远处田野打猎回来，路上受了风寒，生病了。所幸发烧的时候我已住在县城的旅馆里，我派人去请医生。过了半小时，来了一位县里的医生，他个子不高，瘦瘦的，长一头黑发。他给我开了一帖普通的发汗剂，叫我贴上芥末膏，然后极其麻利地把一张五卢布的钞票塞进翻袖口，只是干咳了一声，往旁边看了一眼，完全是一副准备打道回府的样子，但不知怎么又同我说起话来，而且留下了。我因发烧，人很不舒服，知道今夜一定睡不好，正乐于找个好心人聊聊天。茶送来了。我的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这个人颇为聪明，他口齿伶俐，还很幽默。世界上就有那么多奇怪的事：有时和一个人相处很久，彼此关系很融洽，可就是从不推心置腹地谈谈心里话；有的人则不一样，你刚刚认识他，彼此就无话不谈，好像在忏悔一样，把所有的底都翻出来。不知道我凭什么博得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他竟无缘无故，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不假思索”就把一次相当动人的经历告诉了我。现在我就把他所说的故事转告厚意的读者。我尽量用这位医生的原话来表达。

“您大概不认识，”他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说（这是吸用纯正的别廖夫烟草的结果），“您大概不认识本地的法官梅洛夫，帕维尔·鲁基奇吧？……不认识……好，没有关系。”他清清喉咙，揉揉眼睛。“请允许我告诉您，事情是这样的，怎么跟您说好呢——我决不吹牛，事情发生在大斋期⁽¹⁾，那正是解冻天气。我在他家里，在我们的法官家里，打朴烈费兰斯⁽²⁾。我们的法官是个好人，喜欢打朴烈费兰斯。突然，”我的医生用“突然”这个词，“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他们说：‘带来一张纸条——大概是病家送来的。’我说，‘把纸条给我看看。’果然是病家送来的……那好吧，您知道，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事情是这样的：纸条是一个守寡的女地主写来的，她说：‘小女病危，请看在上帝分上劳驾出诊，已派马车去接您。’是啊，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可她住在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夜已经很深了，路又是这个样子，唉！再说，她家也很清苦，诊金别指望超过两个银卢布，能否拿到这个数目都很难说，说不定只能拿到一块粗麻布和一点谷物而已。可是，您知道，职责高于一切：人命关天。我突然把纸牌交给牌桌上的常客卡利奥平，匆匆赶回家去。我一看：我家门口停着一辆小马车；马是农家的——大肚子，很大的肚子，身上的毛简直就像一条毡子，马车夫为了表示恭敬，摘了帽子，坐在那里。我心里想，老兄，看得出，你的主人可不是乘金马车的人家……您可以笑话我，可我得对您说：我们这些穷弟兄，遇事都得好好想一想……要是马车夫神气活现地坐着，不脱帽向你鞠躬，胡子底下露出一丝冷笑，手里还抖着马鞭——那你就大胆地向他要两张钞票吧！可是今天，我看得出，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我想，没有办法：职责高于一切。我抓起一些最必需的药品便出发了。您可相信，我差一点到不了病人家。道路糟透了：处处是小河、积雪、泥泞、水沟，突然有一处堤坝决了口——真倒霉！可我还是赶到了。房子很小，屋顶上盖着干草。窗户里透出灯光：说明在等我。一位戴睡帽的可敬老太太迎着我走来。‘您救救她吧，’她说，‘她快死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请到这儿来吧。’我一看，房间很干净，墙角里点着一盏灯，床上躺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神志不清。她在发烧，热度很高，呼吸急促——患的是热病。屋里还有两个姑娘，是她的姐妹，已吓成泪人儿了。她们说：‘昨天还好好的，胃口也不错，今儿早上说头疼，到傍晚突然就变成这副模样了……’我仍然说：‘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的责任，接着我便着手给她治疗。我给她放了血，吩咐给她贴芥末膏，给她开了一剂药水。这时我细细瞧着她，瞧着她，您知道，上帝作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脸蛋……一句话，是个美人儿！我心里非常可怜她。她的脸真讨人喜欢，眼睛……哦，荣耀归于上帝，她的病好些了；出了汗，好像清醒了过来，她向四周看看，笑了笑，手在脸上抹了一下……两姐妹俯身问她：‘怎么样？’‘没什么，’她说着，转过头去，我一看——她睡着了。我说，现在应该让病人好好休息。于是我们都蹑手蹑脚走出去，只留下一个使女随时侍候。客厅桌上已烧好茶炊，摆着牙买加甜酒：干我们这一行，这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给我倒了茶，请我留下过夜……我答应了：现在还能到哪儿去呢！老太太老是唉声叹气。‘您怎么啦？’我说，‘她会好的，您别着急，您自己最好也去休息一下，已经一点多钟了。’‘好吧，不过要是有什么事，请您叫醒我。’‘好的，好的。’老太太走了，姑娘们也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们在客厅里给我搭了个铺。我躺下，只是睡不着——真是奇怪！其实我已经累得够戗了。我的病人总在我的脑子里萦绕不去。我终于忍耐不住，突然爬起来。我想，我得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站起来，悄悄打开房门，心怦怦直跳。我一看：使女睡着了，嘴张得大大的，还打着呼噜，真该死！病人脸朝我躺着，摊开双手，可怜的姑娘！我走近去……她突然睁开眼睛，直盯住我！……‘是谁？是谁啊？’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别怕，’我说，‘小姐，我是医生，我来看看，您感觉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是医生，是医生……是令堂派人到城里请我来的；我们给您放了血，小姐；现在请您好好休息，再过两三天，上帝保佑，我们会把您治好的。’‘哦，是的，是的，医生，别让我死……求您了，求您了。’‘瞧您说的，上帝会保佑您！’她又发烧了，我暗自忖度着。我按按她的脉，果然在发烧。她看看我，突然一把抓住我的一只手。‘我告诉您，为什么我不想死，我告诉您，我告诉您……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不过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您听我说……’我朝她弯下身子，她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她的头发碰到了我的脸——说实话，那时候我的头都晕眩起来了——她轻轻地说着……我一点也没有听懂……哦，她这是在说胡话……她轻轻地说着，轻轻地说着，说得很快，说的好像不是俄语，说完了，她打了个寒颤，把头倒在枕头上，伸出一个指头警告我。‘当心点，医生，别告诉任何人……’我好歹让她安静了下来，给她喝了点水，唤醒使女，便走出去了。”

这时医生又狠狠地吸了一阵鼻烟，愣了一会儿。

“可是，”他继续说，“出乎我的预料，第二天，病人并没有好转。我反复思量，突然决定留下来，虽然还有一些别的病人在等着我……您也知道，这些病人是怠慢不得的，要不然我的营业会因此受到影响。但是，第一，病人确实在病危中；第二，我得说实话，我本人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再说，我也喜欢她们全家。她们虽然过着清苦的生活，但很有教养，可以说，这样的人是很难碰到的……姑娘们的父亲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是个作家；已经过世了，当然是贫病交迫，可是他已经让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留下了很多书。不知是因为我悉心照料病人，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总之，我敢说，她们一家都喜欢我，把我看作亲人……然而，这时候正值雨季，道路泥泞不堪，可以说，一切交通都完全中断了，连到城里去买药都非常困难……病人不见好转……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但是……这时候……”医生沉默了一会儿，“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对您说好……”他又嗅嗅鼻烟，喉咙里咯咯响了一下，呷了一口茶。“我坦率地对您说吧，我的病人……怎么说好呢……是这么回事，可以说爱上了我，也许，不是爱上了我……而是，不过……真的，是这样……”医生低下头，满脸通红。

“不，”他兴奋地继续说，“哪儿谈得上爱上我！到底一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她是个有教养、聪明，读过许多书的姑娘，可我，可以说连自己的拉丁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至于外貌，”医生微笑着朝自己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不过上帝也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傻瓜：我不会把白的说成黑的，我多少还是懂得点事理。譬如说，我心里很明白，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叫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并非对我产生了爱情，而不过是产生了一种友情，可以说是有好感，尊敬。虽然她自己在这方面也许是弄错了，可她当时的处境是怎样的，您自己判断吧……不过，”医生一口气说出了这些断断续续的话，显然有些语无伦次，之后，又补充说：“我大概有点信口开河吧……这样您是听不明白的……请让我从头说起吧。”

他把一杯茶喝完，然后以稍微平静些的声音说了起来。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病情越来越重。好心的先生，您不是医生，您不能体会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的心情，尤其是在他预料到病魔将会战胜他的最初那一刻的心情。自信心不知道哪儿去了！你突然心虚到难以言传的地步。你会觉得你把所有的知识全都忘记了，病人不信任你，别人已开始看出你的慌乱，不大情愿把病情告诉你，皱着眉头看着你，在一旁窃窃私语……唉，真是糟透了！你心里明白，这种病是有药可治的，只要找到它就行。哎，该不是这种药吧？你试了试——不，不是这种药！你没等到药力发生作用……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用那种药。你往往会拿出药典来……你心里想，药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说实话，有时是随便翻翻，想碰碰运气……可病人已经危在旦夕，碰上别的医生也许还能救他。你会说，要会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起来就像个十足的傻瓜！不过天长日久你也就习惯了，感到无所谓。一个人死了，不是你的过错：你是照章办事。可是还有一种情况会使你很难堪，你眼看着别人盲目地信任你，可你自己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现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一家就是这样信任我的，因此，她们竟忘了她们家的女儿正处于危险中。我同样也安慰她们，说这病没有关系，可自己几乎已吓得魂飞魄散。尤其不幸的是，道路泥泞不堪，马车夫出去买药，一去就是好几天。而我寸步不离地守在病人的房间里，我不能离开她，还要给她讲各种好笑的奇闻轶事，跟她打牌，给她解闷。我整夜整夜地守在她身旁。老太太含着泪感谢我；可我心里想：‘我是不值得你感谢的。’我坦白承认，现在已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我爱上了这个病人。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眷恋着我：除了我，她常常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开始和我闲聊，问我以前在哪儿上学，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我有些什么亲人，和哪些人交往。我觉得她不应该多说话，想禁止她，可您也知道，要绝对禁止她，我也办不到。我常常抓住自己的脑袋问自己：‘你在干什么，你这个强盗？……’可是她拉住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望着我，久久地望着，然后扭过头去，叹一口气说：‘您真好！’她的手是那么烫，眼睛睁得大大的，却没有精神。她说：‘是的，您真好，您是个好人，您跟我们这里的邻居不同……是的，您不是那样的人……以前我怎么不认识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安静些，’我说，‘请您相信，我觉得，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您这样……不过，请您安静些，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安静些……您的病会好的，您会恢复健康的。’说到这里，我还得告诉您，”医生把身子往前探了探，扬起眉毛，又说下去：“她们和邻居很少来往，因为那些普通老百姓和她们谈不来，跟那些富人来往，她们的自尊心又不允许。我跟您说：这个家庭是极有教养的——您知道，我觉得很荣幸。她只吃我递给她的药……这可怜的姑娘，在我的搀扶下，她稍稍坐起来，服了药，眼睛盯着我……我的心怦怦直跳。可是她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我想，她会死的，一定会死的。您可相信，我真恨不得自己躺到棺材里去；而她母亲，她的姐妹们一直在观察我，盯住我的眼睛……已经不大相信我了。‘什么？怎么样？’‘不要紧，不要紧！’怎么不要紧，我自己也搞糊涂了。一天夜里，我又独自坐在病人旁边。使女也坐在那儿，呼噜打得山响……是啊，也难怪这可怜的使女：她实在太累了。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整个晚上都感到很不舒服；她因为发烧感到很难过，一直折腾到半夜；最后她似乎睡着了，至少躺在那儿再没动过。墙角圣像前的神灯一直点着。不瞒您说，我坐着，垂下头，也打起瞌睡来。突然，仿佛有人在我腰眼上推了一下，我转过身来……主啊，我的上帝！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正睁大眼睛望着我……她的嘴巴张开着，双颊烧得通红。‘您怎么了？’‘医生，我会死吗？’‘怎么会！’‘别，医生，别，请您别对我说我会活下去……别说……要是您知道……您听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对我隐瞒病情！’她急促地喘着气，‘我要是确切知道我要死了……我就要把所有的话都告诉您，所有的话！’‘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这么说！’‘您听我说，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睡着，我看了您很久……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相信您，您是个好人，您是个正直的人，我以世界上一切神圣的名义恳求您，请您对我说实话！您要是知道这样做对我有多么重要就好了……医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我的病是不是很危险？’‘叫我对您说什么好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那么想！’‘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求求您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瞒不了您，您的病确实很危险，但上帝是仁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仿佛很高兴，神情变得很快乐；我好不害怕。‘您别害怕呀，别害怕，我一点也不怕死。’她突然稍稍抬起身子，用臂肘撑着，‘现在……哦，现在我可以对您说，我衷心地感谢您，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呆呆地望着她，您知道，我受宠若惊……‘您听见吗，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有哪一点值得您爱啊！’‘不，不，您不明白我的心……你不明白我的心……’突然她伸出双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您相信吗，我差一点没叫起来……我扑通一声跪下，把头埋在枕头里。她没做声，她的手指在我的头发里哆嗦着，我听见她哭了。我开始安慰她，用各种话劝说她……说实话，我已经不知道我对她说了些什么。我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会把使女吵醒的……我谢谢您……请您相信……您安静些吧。’‘好了，好了，’她一再说。‘让她们去吧；哦，让她们都醒来吧，哦，让她们都进来吧——我无所谓：不管怎么样，我反正快死了……你有什么好顾虑的呢，你怕什么？抬起头来……也许您不爱我吧，也许是我想错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请您原谅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瞧您在说些什么呀？……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正视着我的眼睛，张开双臂。‘那你就抱住我……’我坦白告诉您：我自己也不明白，那天夜里我怎么没有发疯。我觉得，我的病人是在毁灭自己，看得出，她的神志不太清楚；我也很理解，她如果不是认为自己快要死了，她是不会想到跟我说这些话的；您想想看，一个人活到二十五岁，还从来没有恋爱过，就这样死去，岂不遗恨终生吗？正是这件事使她痛苦不堪，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使她绝望地抓住我不放，现在您明白了吗？您瞧她是那样紧紧地抱住我，不肯放开我。‘您顾惜顾惜我吧，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也顾惜顾惜自己吧，’我说。‘有什么必要？’她说，‘有什么可惜的？反正我要死了……’她不停地反复这样说。‘如果我知道，我还会活下去，仍旧做一个体体面面的小姐，那我就会感到害羞，真的会害羞……可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可谁对您说过，您会死呢？’‘唉，你别说了，够了，你别骗我，你不会撒谎，瞧瞧你自己吧。’‘您会活下去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会把您治好的；我们要请求令堂为我们祝福……我们要结为夫妇，我们会幸福的。’‘不，不，我已经得到你的许诺了，我会死的……你已经答应过我了……你已经对我说过了……’我感到很痛苦，有很多原因使我感到痛苦。您也知道，有时发生一些小事，看起来琐事一桩，却叫人心痛。她忽然问起我的名字来，不是姓，而是名字。不幸，我的名字叫特利丰⁽³⁾。是啊，是啊，特利丰，特利丰·伊凡内奇。在她家里，大家都叫我医生。我没办法，只好说：‘我叫特利丰，小姐。’她眯起眼睛，摇摇头，嘴里用法语轻轻说着什么。哦，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后来她又笑起来，这也不是好兆头。就这样，我几乎通宵达旦陪着她。早晨，我从她房间里出来，简直六神无主，我再次走进她的房间时已是下午吃过茶点以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已经叫人认不出来了：那样子比死人还难看。我敢向您发誓，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完全不明白，我是怎样挺过来的。我的病人又拖了三天三夜……这是些多么难熬的夜晚啊！她跟我说了些多么令人难过的话啊！……到最后一夜，请您想象一下——我坐在她身旁，只向上帝祈求一件事：快点把她带走吧，连我也一起带走……突然她那老母亲跑了进来……昨天我已经对她，也就是对她母亲说过，我说，她希望不大了，情况很不好，可以去请神父了。病人一看见她母亲就说：‘哦，很好，你来了……你看看我们，我们相爱了，互相起了誓。’‘她这是怎么了？医生，她这是怎么了？’我惊呆了。我说，‘她在说胡话，因为发高烧……’可她说：‘别说了，别说了，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你干吗要装出这副样子？我母亲是好人，她会原谅我们的，她会理解的，我要死了——我没必要撒谎；把手给我吧……’我霍地站起来，跑了出去。老太太当然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可是，我不想再多打扰您了，而且，说实话，我想起这件事来自己也很难过。我的病人第二天便去世了。愿她升入天堂！”医生边叹气边快速地说着这些话，“临终时她要家里的人都出去，单把我留下来陪她。她说：‘原谅我，也许，我对不起您……病哪……但是请您相信，我从来没有像爱您这样爱过别人……别忘记我……把我的戒指保存好……’”

医生把脸转了过去；我拉起他的手。

“唉！”他说，“我们还是谈点别的事吧，想不想打打小输赢的朴烈费兰斯？您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该沉醉在这样崇高的感情里。我们只想着一件事：希望孩子们别吵吵闹闹，老婆别骂骂咧咧。因为后来我也，怎么说呢，正式结婚了……可不是吗……我娶了个商人的女儿：有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叫阿库利娜，和特利丰倒是门当户对⁽⁴⁾。我得对您说：这婆娘很凶，幸而整天睡懒觉……怎么，打不打朴烈费兰斯？”

我们坐下来打输赢一戈比的朴烈费兰斯。特利丰·伊凡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他很晚才离去，因为赢了钱，显得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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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礼拜天，通常在俄历4月后半月至5月初之间，为复活节；复活节前的40天为大斋期，教徒不行婚配，停止娱乐，吃素。

(2) 一种牌戏。

(3) 特利丰是一个较俗气的名字，多用于社会下层男子。

(4) 阿库利娜也是很俗气的名字，多用于社会下层女子。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秋天，山鹬常常栖息在一些古老的菩提树花园里。这样的花园在我们奥廖尔省相当多。我们的祖先在选择居住地点时必定要辟出两俄亩好地来做果园，并在其中筑起几条菩提树林荫道。经过五十年左右，多者七十年，这些庄院，也就是“贵族之家”，便渐渐从地面上消失，房屋倒塌或拆卖，石砌的附属建筑物变成了废墟，苹果树枯死，被砍下来当劈柴，栅栏和篱笆也都拆光了。只有菩提树依然根深叶茂，欣欣向荣，四面被耕地围绕着，向我们浮躁的子孙诉说着“早已长眠的父兄”的往事。这种老菩提树是极好的树木……连俄罗斯农民无情的斧头都合不得砍伐它。它的叶子很小，而粗壮的树枝则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在树下留下一片永不消失的清荫。

有一次，我和叶尔莫莱在田野上打鹌鹑，看见旁边有一座废弃的花园，便往那里走去。我刚走到树林边上，一只山鹬便噗的一声从灌木丛中飞起；我打了一枪，就在这一瞬间，在离我几步的地方响起了一声尖叫：一个年轻姑娘惊慌的脸从树木后面闪了一下，立刻就隐没了。叶尔莫莱跑到我跟前。“您怎么在这儿开枪：这儿住着一家地主呢。”

没等我回答，没等我的狗威风凛凛地把中弹的鸟衔来，我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便从树林里走出来，满脸不高兴地站在我面前。我连声向他道歉，作了自我介绍，并表示愿意把在他领地里打下的鸟交给他。

“好吧，”他微笑着对我说，“我接受您的猎物，不过有一个条件：您得在舍下吃一顿便饭。”

说实话，我不大想接受他的邀请，可是又无法拒绝。

“我是这儿的地主，您的邻居拉季洛夫，也许您听说过，”我的新交继续说，“今天是礼拜天，我家里的饭菜也许还可以，不然我是不敢邀请您的。”

我对他说了几句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作为回答，便跟着他走了。不久前才打扫干净的小径引导着我们迅速走出菩提树林；我们走进一个菜园。在一片老苹果树和茂盛的醋栗丛之间长着一棵棵圆滚滚的淡绿色白菜；啤酒花缠绕在高高的杆子上；在一块豌豆地里，密密麻麻地插着许多褐色的树条，上面攀附着干枯的豌豆蔓；一些很大的扁平南瓜安坐在地上；黄瓜在积满尘土的多角形叶子下发黄；高高的荨麻顺着栅栏随风摇摆；有两三处地方成堆地长着鞑靼金银花、接骨木和野蔷薇——这是昔日“花坛”的残余。在贮满发红的脏污池水的小鱼池旁边有一口井，周围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洼。一群鸭子在水洼里忙碌地拍打着翅膀，翻寻着什么。一条狗浑身颤抖着，眯起眼睛，在草地上啃骨头；一头花斑母牛也在那里懒洋洋地嚼着青草，偶尔甩起尾巴拍打那瘦骨嶙峋的脊背。小径转了个弯，从粗壮的爆竹柳和白桦树后面露出一幢盖着木板屋顶的灰色老式小房子，门前有几级弯曲的小台阶。拉季洛夫站住了。

“不过，”他和蔼可亲地望着我说，“我现在有另一种想法；也许您并不乐意到我家来；要是这样的话……”

我没让他说完，便对他说，恰恰相反，我很高兴到他家做客吃一顿饭。

“好，那就请吧。”

我们走进屋里。一个穿蓝色厚呢长外衣的小伙子在台阶上迎接我们。拉季洛夫章即吩咐他拿伏特加给叶尔莫莱喝。我的猎人便在这位慷慨的施主背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我们从贴着各种色彩斑斓的图画、挂着许多鸟笼的前厅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这是拉季洛夫的书房。我卸下猎装，把枪倚在角落里，那穿长外衣的小伙子便忙着为我掸去身上的灰尘。

“好，现在我们就到客厅去吧，”拉季洛夫亲切地说，“我给您介绍一下家母。”

我跟着他走。在客厅当中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不很高大的老太太，她穿着褐色连衣裙，戴着白色睡帽，清瘦的脸显得很慈祥，神情畏葸而忧郁。

“妈妈，我来给您介绍：这位是我们的芳邻某某某。”

老太太欠身向我点点头，枯瘦的手没有放下那只像口袋一样的粗毛线手提包。

“您光临敝村已经很久了吗？”她眨着眼睛，轻声细语地问我。

“不，老太太，不很久。”

“您打算在这儿长住吗？”

“我想，住到冬天到来以前。”

老太太没再问下去。

“这位是，”拉季洛夫指着一个我走进客厅时未曾注意到的瘦高个子，接着说，“这位是费奥多尔·米海伊奇……喂，费佳⁽¹⁾，给客人表演一下吧。你干吗躲在角落里？”

费奥多尔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起一把破旧小提琴，拿起弓，不像正规的方法那样抓住弓的末端，而是抓住弓的中央，把小提琴搁在胸前，闭上眼睛，唱着歌，在琴弦上叽叽嘎嘎地拉着，并且跳起舞来。他看上去有七十岁模样；长长的土布外衣在他骨瘦如柴的干瘪肢体上悲惨地晃荡着。他跳着舞，有时使劲地抖动一下他那小小的秃头，有时仿佛凝住不动，慢慢地把头向上抬起，伸直他那青筋突暴的脖子，原地跺着双脚，有时则显然很吃力地弯弯双膝。他那掉了牙的嘴发出一种衰弱无力的声音。拉季洛夫大概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费佳的“表演”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

“好啦，老头儿，停下吧，”他说，“你可以去享受一下了。”

费奥多尔·米海伊奇立刻把小提琴放在窗台上，先向我这客人，然后向老太太，再向拉季洛夫鞠了躬，便走出去了。

“他原来也是个地主，”我的新朋友继续说，“很有钱，可后来破产了——现在就住在我这儿……当时他是全省最风流的人物，拐走了两个有夫之妇，家里养着歌手，自己也能歌善舞……您要不要来点伏特加？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这时，我在花园里见过一眼的那个姑娘走进客厅。

“这是奥丽娅！”拉季洛夫稍稍转过头去，说，“请多多关照……那么我们去吃饭吧。”

我们走进餐厅，坐下。我们从客厅里出来到落座的时候，费奥多尔·米海伊奇由于能够“享受”一下，眼睛便闪耀着光芒，鼻子微微发红，正唱着：“胜利的炮声响起来！”⁽²⁾屋角里一张没铺桌布的小桌上为他安放了一套专用的餐具。这可怜的老头不能保持整洁，因此常常让他呆在离大家远一点的地方。他画了十字，叹一口气，便狼吞虎咽起来。饭菜确实不错，因为是礼拜天，便少不了会颤动的肉冻和西班牙风（馅饼）。席间，这位在步兵团服务了十来年、远征过土耳其的拉季洛夫便说起故事来。我仔细地听着，同时悄悄地打量着奥丽加⁽³⁾。她并不很漂亮，但她脸上果断而恬静的神情，她那宽阔、白皙的前额，一头浓密的头发，尤其是那对虽然不很大，然而显得灵秀、明亮、富有生气的眼睛，任何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看了，无疑都会为之怦然心动。她仿佛在仔细地谛听拉季洛夫的每一句话；她脸上的神情所表现的并非兴趣，而是热烈的关注。从年龄上说，拉季洛夫可以做她的父亲；他用“你”称呼她，但我立刻猜出，她不是他的女儿。在谈话中，他提到他已过世的太太——“她的姐姐”——他指着奥丽加作了进一步说明。她立刻满面飞红，垂下眼睑。拉季洛夫停了一下，换了个话题。吃饭的时候，老太太始终一言不发，几乎什么也没有吃，也不劝我进食。她脸上满是某种胆怯和无望的期待，一种老年人的忧伤，任何人看了都会为之感到心痛的忧伤。快吃完的时候，费奥多尔·米海伊奇想用他的歌声为主人和客人“助兴”，但拉季洛夫看了我一眼，便叫他别开口；老头儿用手抹了一下嘴唇，眨眨眼睛，鞠了个躬，又坐下了，但只坐在椅子的边缘上。散席后我和拉季洛夫一起到他的书房去。

大凡经常专注于一种思想或一种追求的人，不管他们的品性、能力、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如何，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总有些明显的共同之处和外表上的相似。我对拉季洛夫观察得越久，就越觉得他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他谈田产的经营、收割、刈草，谈战争、县里的流言蜚语和近期的选举，丝毫没有勉强的样子，甚至很投入，却突然叹着气，像个被繁重的工作压垮的人一样跌坐在圈椅上，用手抹一下脸，他的整个善良而和蔼可亲的灵魂仿佛只渗透着、贯注着一种感情。我看不出他对食物，对酒类，对打猎，对库尔斯克夜莺，对患癫痫病的鸽子，对俄罗斯文学，对溜蹄马，对匈牙利骠骑兵外衣，对打纸牌和台球，对舞会，对去省城和京城旅行，对造纸厂和甜菜糖厂，对装饰得金碧辉煌的亭子，对茶，对训练得能歪着头拉车的边套马，甚至对把腰带系在腋下的胖车夫，对那些上帝才知道为什么脖子一动眼睛就往旁边一睃、几乎要瞪出来的出色车夫……有任何兴趣，这使我大为惊奇。“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主！”我心里想。然而他绝对不装成一个愁眉苦脸、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人；相反，他身上洋溢着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亲切和热情，几乎准备降低身份同每一个随便遇到的人亲近。诚然，您同时也会感觉到，他不能同任何人结成知交和真正亲近，这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朋友，而是因为他城府太深。仔细观察拉季洛夫，我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他是幸福的，不管是现在还是随便什么时候。他也不是一个美男子。但是在他的神态中，微笑中，在他的全身，都隐藏着一种非凡的魅力，确实是隐藏着。因此我似乎很想能更好地了解他，喜欢他。固然，他也常常暴露出一个地主和草原居民的本性，但他毕竟是个很出色的人。

我们刚谈起新任县长，突然门口响起奥丽加的声音：“茶准备好了。”我们走进客厅。费奥多尔·米海伊奇仍旧坐在窗户和大门之间他那个角落，小心翼翼地缩起双腿。拉季洛夫的母亲在织袜子。通过敞开的窗子，从花园里飘来一阵阵秋天凉爽的气息和苹果的香味。奥丽加忙着倒茶。现在我比在饭桌上更加注意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像一般县城里的姑娘一样很少说话，但至少我没有发现她想说点什么好听的话而苦于自己缺少知识，无力表达。她不作无谓的叹息，仿佛心中有无尽的难以表达的感触，她不会把眼珠往上直翻，不作充满幻想而又用意暧昧的微笑。她的目光坦然而安闲，像一个经历大喜大悲之后平静下来休息的人。她的步态，她的举止果断而自然。我很喜欢她。

我又和拉季洛夫闲聊起来。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怎么会谈到一种大家都很熟悉的情况：一些极其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往往会比一些重大的事件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是啊，”拉季洛夫说，“这一点我有亲身体会。您知道，我结过婚。没有多久……三年；我妻子难产死了。我想，她死了，我也活不长；我非常伤心，痛不欲生，但我哭不出来，整天发呆。我们按规矩给她穿衣服，把她安放在桌上——就在这个房间里。神父来了，诵经士也来了，开始念经、祈祷、焚香；我磕头鞠躬，可眼泪一滴也流不出来。我的心好像变成了石头，脑袋也是这样，全身都麻木了。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您相信不相信，夜里我竟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走到妻子那儿——事情发生在夏天，太阳从头到脚照遍了她全身，阳光亮得耀眼。突然我看见……”说到这里，拉季洛夫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您想我看见什么啦？她的一只眼睛没有完全闭上，一只苍蝇在上面爬着……我顿时像一束禾捆似的瘫倒在地上，苏醒过来以后，我便哭啊哭啊——怎么也抑制不住……”

拉季洛夫停了下来。我望望他，又望望奥丽加……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脸上的神情。老太太把袜子放在膝盖上，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块手帕，悄悄地擦着眼泪。费奥多尔·米海伊奇突然站起来，一把抓起小提琴，用嘶哑而粗野的声音唱起歌来。他大概想让我们高兴些，可是我们一听见他的声音都打了个寒噤。拉季洛夫便叫他停下来。

“不过，”他继续说，“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已经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再说……这儿的一切毕竟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这好像是伏尔泰说的吧，”他连忙补充了一句。

“是啊，”我说，“当然。而且任何不幸都是可以忍受的，天下没有走不出的逆境。”

“您是这样想的吗？”拉季洛夫说。“是啊，也许您说得对。记得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一次躺在医院里，病得奄奄一息：我因伤口溃烂而发烧。唉，我们住的地方实在太糟，不用说，在打仗嘛——就这样还得感谢上帝呢！突然又来了许多病人，把他们安置在哪儿好呢？医生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地方。他走到我跟前，问医士：‘还活着吗？’医士回答：‘早上还活着。’医生弯下腰听了听：我还在呼吸。这位朋友等不及了，他说：‘这个人不行了，他快死了，他必死无疑，还在那儿喘粗气，拖延着，白白占着地方，妨碍别人罢了。’‘唉，’我心里想，‘这下你可完蛋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可是我康复了并且活到现在，就像您看到的那样。可见您的话是对的。”

“我这句话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的，”我回答。“即使您死了，您也是走出了当时的逆境。”

“当然，当然，”他说着，用手使劲拍拍桌子……“只要下决心……人活在逆境里还有什么意思？……干吗还要犹豫不决，拖拖拉拉……”

奥丽加霍地站起来，走到花园里去。

“喂，费佳，跳个舞吧！”拉季洛夫高声说。

费佳立刻站起来，用他那优雅而特别的步态在房间里走着，就像大家所知道的“山羊”在驯熟的熊旁边表演一样，接着，他唱起来：“有一次在我们的大门旁……”

大门口传来轻便马车的辘辘声，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体格强壮的老头走进了房间，他是独院小地主⁽⁴⁾奥夫夏尼科夫……这位奥夫夏尼科夫是一位出色而又独特的人物，因此我们要请读者允许在另一篇笔记里再介绍他。现在我只作一点补充：第二天我和叶尔莫莱天未亮就出去打猎，打完猎就直接回家了。过了一个礼拜，我又顺路到拉季洛夫家里去，但是在他家里没有遇到他，也没有看见奥丽加，又过了两个礼拜，我才知道，他突然抛下母亲，带着妻妹到某个地方去了，从此杳无踪影。全省大哗，纷纷议论这件事，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拉季洛夫在谈话时奥丽加脸上表现出来的神情。当时她脸上流露出来的不只是同情，而且燃烧着妒火。

我在离开乡下之前去看望了拉季洛夫的老母亲。我在客厅里遇到她，她正和费奥多尔·米海伊奇打牌，玩“捉傻瓜”游戏。

“令郎有消息吗？”最后我问她。

老太太哭了起来。我就没有再问她拉季洛夫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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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奥多尔的小名。

(2) 沙皇时代的国歌。

(3) 奥丽加是奥丽娅的本名，后者是小名。

(4) 俄国农奴时代低级官吏后裔出身的小地主，土地不多，可蓄农奴，但与农民一样缴纳赋税。

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亲爱的读者，请想象一个年约七十岁、长得又高又胖的人，他的相貌有点像克雷洛夫⁽¹⁾，在低垂的眉毛下长着一对明亮而聪明的眼睛，他神态威严庄重，说话富有节奏，步伐从容不迫，这就是我要给您介绍的奥夫夏尼科夫。他穿着一件宽大的蓝色长袖常礼服，钮扣一直扣到上面，脖子上系一条浅紫色丝围巾，脚上蹬一双擦得锃亮的带穗皮靴，看上去大致像个殷实的商人。他的手很漂亮，又白净又柔软，谈话时常常用手摆弄常礼服上的钮扣。奥夫夏尼科夫的庄重和严肃、机灵和慵懒、直爽和固执很像彼得大帝时代以前的俄罗斯大贵族……他要是穿上一件俄罗斯无领长袍，一定很神气。这是一个旧时代的遗民。所有的邻居都格外尊敬他，以和他交往为荣。一些同辈的独院小地主对他无不顶礼膜拜，老远看见他就脱帽致敬，把他引为骄傲。一般说，在我们那里，独院小地主至今还很难同普通庄稼汉区别开来：他们的经济状况几乎不如一般农民，牛犊小得离不开荞麦，马匹半死不活，挽具都是用绳索做的。奥夫夏尼科夫是个例外，虽然还不是个富翁。他和妻子两人住在一座舒适整洁的小屋子里，用的仆人不多，给他们穿的是俄罗斯服装，称他们为雇工。他们也替他种地。他不冒充贵族，不摆出地主的架势，从来不如俗话所说的那样“得意忘形”，不是人家一说请坐就立刻落座，有新的客人来到，他必定起来表示敬意，然而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品格，因为他举止庄重、彬彬有礼，客人便不由得更加恭敬地向他鞠躬行礼。奥夫夏尼科夫遵循古代风习，并不是由于迷信（他的思想相当开明），而是由于习惯。譬如，他不喜欢带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并不感到舒适，他总是乘竞赛用的轻便马车，或者乘有皮垫的漂亮小马车，自己赶那匹良种枣红大走马（他只养枣红马）。马车夫是一个面颊红润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剪成一个圆圈，穿着蓝色粗呢外衣，戴着劣质的羊皮帽，腰间束根皮带，毕恭毕敬地坐在他旁边。奥夫夏尼科夫总要睡午觉，每个礼拜六洗一次澡，只读宗教书籍（读书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地戴上一副银边的圆形眼镜），早起早睡。不过，他不留胡子，把头发剪成德国式。他招待客人极其殷勤亲切，但不向他们弯腰鞠躬，不忙着张罗，不招待他们吃任何干果和腌渍食品。“内当家的！”他慢慢地说着，并不站起来，只向她稍稍转过头去。“拿点好吃的来招待客人吧！”他认为出售粮食是犯罪，因为粮食是上帝的恩赐，一八四〇年在发生大饥荒和物价飞涨的时候，他把所有库存的粮食都分送给周围的地主和农民，第二年他们都感激涕零地用实物来还债。邻人常常跑来请奥夫夏尼科夫评理和调解，他们几乎都服从他的判决，听从他的劝告。许多人由于他的帮忙才彻底划清了地界……但在同一些女地主争吵两三次之后，他就声明从此再不为女人调解纠纷。他不能容忍仓猝从事、惊慌失措、婆娘们的闲话和“手忙脚乱”。有一次他家不知怎么失火了。一个雇工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大叫大嚷：“失火了！失火了！”“喂，你嚷什么啊！”奥夫夏尼科夫平心静气地说。“把我的帽子和手杖拿来……”他本人很喜欢驯马。有一次一匹烈性的比秋格马⁽²⁾载着他奔下山往峡谷驰去。“喂，好了，好了，小马驹，你会摔死的，”奥夫夏尼科夫不愠不火地对它说，接着一转眼工夫，他就连同那辆竞赛用轻便马车、坐在后面的男孩和马一起冲进峡谷里。幸好谷底有个沙堆，谁也没有受伤，只有那匹比秋格马的一条腿脱了臼。“嘿，你看，”奥夫夏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还是不愠不火地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他找的妻子同他很相配。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奥夫夏尼科娃是个身材高大、端庄持重而沉默寡言的女人，总是系着一条咖啡色的绸围巾。她总让人觉得冷若冰霜，虽然不仅没有人说她为人严厉，反而有许多穷人称她老大娘和恩人。端正的容貌、大大的黑眼睛、薄薄的嘴唇至今仍可证明当年她是个出色的美人。奥夫夏尼科夫没有子女。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里认识他的，过了两三天，我到他家去，他恰好在家。他正坐在一只很大的皮圈椅上读《圣徒言行录》。一只灰猫在他肩膀上打呼噜。他照例亲切礼貌地接待我，我们就攀谈起来。

“鲁卡·彼得罗维奇，请您跟我说实话，”我顺便对他说，“从前，在您那个时代，情况是否好些？”

“有些情况确实要好些，我对您说，”奥夫夏尼科夫回答，“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较太平，物产比较丰富，确实……不过现在毕竟更好些，到您的孩子长大后，他们的日子还会更好，愿上帝保佑。”

“我还以为，鲁卡·彼得罗维奇，您会对我赞扬旧时代呢。”

“不，我没有必要特别赞扬旧时代。举个例子说吧，虽然您现在仍旧是个地主，像您已故的太爷那样，可是您已经没有那样的权势了！当然，您本人也不是那样的人。现在别的地主还在欺压我们，不过，看来不这样也不行。熬一熬，总有出头之日。是啊，我在年轻时看惯的那些事，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您能举个例子吗？”

“譬如这种事吧，我仍旧以令太爷为例。他是个很有势力的人！总欺负我们这辈人。也许您也知道——自己土地的事怎么会不知道呢——从切普雷金到马利宁的那块耕地吧？……现在你们在这块地上种燕麦……其实这块地是我们的——整块都是我们的。可是令太爷把它从我们手里夺走了。有一次他骑马出来，用手一指，说：‘这是我的领地，’就这样霸占去了。先父（愿他升入天堂！）是条直汉子，年轻气盛，他忍受不了——谁愿意失去自己的产业呢？便一纸状子告到法院。可是他一个人去告状，别人都不肯跟上——他们都害怕了。于是有人去向令太爷报告，说彼得·奥夫夏尼科夫告了您的状：说您霸占了他的土地。……令太爷立刻派他的司猎巴乌什带领一大帮人到我家来……就这样把我父亲抓去，带到您家的世袭领地上。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赤着脚跟着他们跑去。您说怎么着？……他们把他带到您府上的窗子底下，就用鞭子抽他。令太爷就站在阳台上看着；令太婆也坐在窗口观看。我父亲大声叫喊着：‘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老太太，替我求个情，你们就饶了我吧！’可她只是时而挺挺身子，依然无动于衷地看着。最后，他们还要我父亲答应让出这块土地，并且感谢他们放他活着回去。就这样，这块地便属于你们了。您去问问您家那些庄稼汉：这块地叫什么？它叫棍棒地，因为是用棍棒夺来的。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些小人物是不会留恋旧制度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奥夫夏尼科夫，也不敢朝他脸上看一眼。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邻居叫斯捷潘·尼克托波利昂内奇·科莫夫。他也百般折磨我父亲。他是个酒鬼，喜欢请客，等到喝醉了便用法国话说一声：‘这很好。’⁽³⁾接着把嘴唇一舔就无法无天起来！他派人去邀请所有的邻居。马车就停在门外等你；你要是不肯去，他马上亲自找上门来……他真是个怪人！他‘清醒’的时候，从不胡言乱语，可一喝醉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说他在彼得堡的方坦卡街上有三幢房子：一幢红色的，有一个烟囱；第二幢是黄色的，有两个烟囱；第三幢是蓝色的，没有烟囱。他说他有三个儿子（可他没结过婚）：一个在步兵里，另一个在骑兵里，第三个在家里……他还说，每一幢房子住着他的一个儿子，老大家里常有海军将官来访，老二家里常有陆军将官来做客，来看小儿子的都是些英国人！说到这里，他站起来说：‘为我大儿子的健康干杯，他在我家是最孝敬父母的！’接着哭了起来。如果有人不肯和他一起干杯，那他可要倒霉了。‘我毙了你！’他说，‘还不许埋葬！……’有时候，他霍地站起来，大声叫嚷：‘跳舞吧，上帝的子民，大家消遣消遣，对我也是个安慰！’这么一来，你只得跳舞，哪怕累死，你也得跳下去。他把自己家里农奴的女孩子折磨得够戗。常常叫她们通宵达旦唱歌，谁调门唱得最高，谁就可以得到奖赏。她们要是唱累了，他就把头埋在手里，悲叹起来：‘唉，我这孤苦伶仃的孤老头！大家把我抛弃了！亲爱的。’马夫们立刻去给女孩子打气。他也看中了我父亲：有什么办法呢？他几乎把我父亲送进了棺材，差一点就送进去了，谢天谢地，后来他自己死了：他喝醉了酒从鸽子棚上摔了下来……您看，我竟遇上这样的邻居！”

“时世变化太大了！”我说。

“是啊，是啊，”奥夫夏尼科夫表示同意。“所以说：在旧时代贵族都很阔气，更不用说那些达官贵人了：在莫斯科，我看得多了。据说，眼下这种人已经绝迹了。”

“您在莫斯科待过？”

“待过，很久很久以前了。我现在七十二岁出头了，到莫斯科去是十五岁的时候。”

奥夫夏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儿见过什么人？”

“我见过许多达官贵人，各式各样的人全见过。他们经常宴请宾客，那气派真是非同寻常。不过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已故的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奥尔洛夫–切什缅斯基⁽⁴⁾伯爵。我常常见到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叔父在他府上当管家。伯爵住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博洛夫卡。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达官贵人！那样的气派，那样的和蔼可亲真是难以想象，无法形容。光是身材，就没话说的，还有那威力，那眼神！你没有认识他、没有接近过他的时候，你会怕他，不敢接近他，可是一旦接近他，他就像太阳般使你觉得温暖，你会感到非常愉快。他亲自接见每个人，对一切都感兴趣。他亲自参加赛马，跟所有的人比赛；他从来不一下子赶上别人，不盛气凌人，不阻拦别人，直到最后一刻才超过人家；他是那么和蔼可亲——总是安慰他的对手，夸对手的马好。他养着最好的筋斗鸽。他常常走到院子里，坐到圈椅上，吩咐放鸽子；许多仆人站在四周的屋顶上持枪防止鹞鹰来袭击。伯爵脚边放着一只很大的银盆，里面装满了水，他就往水里看鸽子飞翔。成百上千个穷人和乞丐靠他过活……他送掉了多少钱！可他发起怒来，那可真叫雷霆万钧。这当然很可怕，但你不必抱怨：过一会儿，你一看，他已经笑嘻嘻的了。他一举行宴会，就能让整个莫斯科喝得烂醉！……他还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是他把土耳其打败了。他也喜欢摔跤；人们纷纷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全国各地把大力士请到他这里来。谁被他摔倒，他就奖励谁；要是有人把他摔倒了，他就给予重赏，并且吻他的嘴唇……还有，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组织了一次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猎犬竞赛：他把全国所有的猎人都请来，规定了日期，给了三个月的期限。猎户们都纷纷跑来。带来了许多猎手和猎犬，嘿，简直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起初，他大摆筵席，接着便开到城外去。人们都跑来看热闹，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么着？……令太爷的猎犬竟跑在最前面。”

“是不是那条米洛维特卡？”我问。

“是米洛维特卡，是米洛维特卡……于是伯爵就来求他，他说：‘把你的狗卖给我吧，你要什么都可以。’‘不，伯爵，’令太爷说，‘我不是商人，连没用的破布我都不卖，为了表示敬意我连太太都可以让出去，可米洛维特卡就是不卖……我宁可自己当俘虏。’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听了便夸奖他，对他说：‘我喜欢你的脾气。’令太爷便乘马车把狗带了回去。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他还奏乐把它葬在花园里——狗下葬以后还给它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铭文。”

“可见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从来不盛气凌人的，”我说。

“常言道：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惹是生非。”

“那么那个巴乌什是个什么样的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

“您连米洛维特卡的事都听说了，怎么巴乌什的事却不知道？……这是令太爷的总司猎和管猎犬训练的人。令太爷喜欢他不亚于喜欢米洛维特卡。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不管令太爷叫他做什么，他一眨眼就办好了，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他吆喝猎狗追野兽的时候，树林里就响起一片回声。但他那倔脾气一发作，就会从马上跳下来，躺倒不干……狗听不见他的声音——一切就都完了！它们放着新鲜的足迹不去跟踪，再好的猎物也不去追赶了。好哇，令太爷于是大发雷霆！‘我要是不把你这个无赖吊死，我就不活了！我要把你这个不信基督的家伙开膛破肚！把脚跟塞到你这个凶手的喉咙里去！’结果却常常是派人去问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不吆喝狗追赶野兽。在这种情况下，巴乌什通常是要求喝点酒，他一喝完酒，便爬起来，又去使劲吆喝他的猎狗。”

“看样子您也喜欢打猎，是这样吧，鲁卡·彼得罗维奇？”

“不错，我也喜欢打猎……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是年轻的时候……您也知道，不好意思，身份的关系。我们这帮人不想跟在贵族的后面跑。确实：我们这个阶层也有个别喜欢喝两杯却又没有能力的人，他们便去投靠那些老爷……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给他一匹走路磕磕绊绊的劣马，不时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扔在地上，像抽打马匹一样不时用鞭子在他身上轻轻抽一下，可他还是笑嘻嘻的，并且逗别人发笑。不，我告诉您：越是没有身份的人，就越要洁身自好，不然只会自取其辱。”

“是啊，”奥夫夏尼科夫叹了一口气继续说，“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光已经像流水一样流逝了不少：现在已是另一种时世。我看到贵族的变化特别大：领地少的人或者去供职了，或者不再住在原来的地方；领地多一点的人——那就叫人认不出了。这些大地主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见得多了。不瞒您说，我看着他们，心里很高兴：他们都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只有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都精通各门学问，说话头头是道，叫你心悦诚服，可实际事务却一窍不通，连本身的利益都稀里糊涂：他们的农奴、管家都可以任意糊弄他们，就像把木杆弯成马轭一样。您也许认识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吧——他哪一点不像个贵族？他长得一表人才，家里那么有钱，上过大学，好像还出过国，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和颜悦色，还跟我们所有的人握手。您认识他吗？……那么您听我说。上个礼拜我们应经纪人尼基福尔·伊里奇的邀请到别廖佐夫卡去聚会。经纪人尼基福尔·伊里奇对我们说：‘诸位，现在要划地界了，我们这个地段比人家落后，这是个耻辱：现在我们干起来吧。’我们就干起来了。照例进行了商议，发生了争论。我们的代理人执意不肯相让。但第一个在那儿吵闹的是奥夫钦尼科夫·波尔菲里……这个人为什么要吵闹呢？……他自己一寸土地也没有，是受他兄弟委托来办这件事的。他大叫大嚷：‘不行！你们骗不了我！不行！不是这样划分的！把地图拿来！把土地测量员给我叫来，把这个出卖基督的家伙给我叫来！’‘您到底要怎么办？’‘你们以为我是傻瓜吗？嘿！你们以为我会把要求当场宣布吗？……不，你们把地图拿来，就是这样！’他用手拍着地图。他大大侮辱了玛尔法·德米特里耶夫娜。那位太太立即大叫起来：‘您竟敢败坏我的名誉！’他回答：‘我吗？把您的名誉送给我那匹栗色母马我都不要。’好容易让他喝了些马德拉葡萄酒，才让他安静下来——接着，别人又造起反来了。我那亲爱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坐在角落里，咬着手杖上的镶头，只是一个劲儿摇头。我觉得难为情，忍不住，直想跑出去。人家会怎么看待我们呢？我一看，我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站了起来，露出要讲话的样子。经纪人着了慌，就说：‘诸位，诸位，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要讲话。’对贵族实在不能不佩服：大家马上安静下来。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便开始讲话，他说：我们好像忘记了是为什么而来的；他又说：虽然划分地界无疑对领主有利，可实际上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农民减轻负担，让农民耕作更方便些，对付得了赋役；要不然像现在这样，他连自己的地都不知道，常常跑到五俄里以外去耕作——这也不能怪他。接着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说，地主不应该不关心农民的福利，如果仔细想一想，归根结底，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了，我们也跟着好，他们倒霉，我们也会倒霉……他又说，可见，为了一点小事而争吵不休是不应该的，不明智的……等等，等等……瞧他说得多好！每句话都说到人心里去了……那些贵族一个个低下头，我自己，上帝作证，差一点没掉下眼泪。说实话，古书里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结果怎么样呢？他自己的四俄亩青苔沼地既没有让出，也不肯卖掉。他说：‘我要叫人把这块泥沼地弄干，在上面建造一个设备完善的毛纺厂。’他说，‘我已选定了这个地方，这件事我早已有了打算……’这件事如果是真的倒也罢了，结果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的邻居卡拉西科夫·安东合不得付一百纸卢布给科罗廖夫的管家。我们没办完事就这样各自回家了。而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至今还认为自己做得对，并且常常提到毛纺厂的事，只是弄干沼地的计划始终没见行动。”

“那么他又是怎样经营自己的领地的呢？”

“全部采用新办法，那些庄稼汉都不赞成——可是用不着听他们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干得很好。”

“这是怎么回事，鲁卡·彼得罗维奇？我以为您是守旧的呢。”

“我嘛，是另一回事。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营生算得了什么？……再说，换一种办法，我又不会。我只是努力做得正当，依法办事，这样就谢天谢地了！年轻的先生们不喜欢旧制度，我赞赏他们……是该动动脑筋的时候了。不幸的只是，年轻的先生们太会自作聪明。他们对待农民就像在玩布娃娃：摆弄过来，摆弄过去，坏了，就撒手不管。于是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出生的管理人员又把农民攥在手心里了。哪怕年轻的先生里面有一个做出榜样，让大家看看，事情该怎么办，那也好啊！……这一切该有个什么样的结局呢？难道说，我就这样一命归天，看不到新的制度了？……真是咄咄怪事！旧的死了，新的还没有生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奥夫夏尼科夫。他往四下里看了看，朝我身旁挪近些，悄悄问我：

“您听说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柳博兹沃诺夫的事了吗？”

“没有，没听说过。”

“您倒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件什么样的怪事。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家的农民都给我说了，可我弄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您知道，他是个年轻人，不久前从他母亲那儿得到一笔遗产。于是来到自己的世袭领地。农民们聚拢来看自己的主人。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接见他们。农民们一看，真是难以想象！主人穿着波里斯绒裤子，活像个马车夫，靴子上有滚边，衬衫是红色的，上衣也是马车夫穿的那种式样；他蓄着胡须，头上的帽子怪怪的，连他的脸也是那么怪怪的——说他喝醉了，又没有喝醉，但总有点疯疯癫癫的样子。他说：‘你们好啊，伙计们！愿上帝帮助你们。’农民们向他鞠躬——但是一言不发：您知道，他们心里害怕。而他自己也好像怯生生的。他开口对他们说：‘我是俄罗斯人，你们也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一切我都喜欢……我有一颗俄罗斯的灵魂，我身上流的血也是俄罗斯的……’突然他好像下命令似地说：‘这样吧，伙计们，大家唱一支俄罗斯民歌吧！’农民们两腿直打哆嗦，大家整个儿都傻了。一个胆子大的先唱了起来，可立刻就蹲下来，躲到别人背后去……叫人奇怪的是：我们那儿也有这样的地主，都是些不要命的老爷，喜欢到处游荡，真的；他们穿得像个马车夫，自己跳舞、弹吉他、唱歌、和家仆一起喝酒、跟农民一起饮酒作乐，可这个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却像一位千金小姐，总是读书啊，写字啊，要不然就大声唱赞美歌。他跟谁都不说话，怕见生人，常常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好像在思念什么人或者为什么事伤心。原来的那个管家起初一直战战兢兢，在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到来之前，跑遍了所有的农家，向所有的人鞠躬行礼——显然，这只馋猫心里明白自己偷吃了谁家的肉。农民们也有了盼头，他们想：‘办不到，老弟！这会儿可要唯你是问了，宝贝；有你的好戏看了，你这个吝啬鬼！……’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叫我们怎么对您说呢？连上帝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来，要跟他说话，自己却先脸红了，您知道，他的呼吸是那么急促，对他说：‘你在我这儿办事要公正，不要欺负任何人，听见了吗？’从此以后他就没再找过他！他住在自己的世袭领地里像个局外人。这么一来，那管家就松了一口气，而农民们也不敢来找瓦西里·尼古拉伊奇，他们心里害怕。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叫人想不通的事：主人竟向他们鞠躬，彬彬有礼地看着他们，他们简直吓坏了。老爷，您倒说说看，这事情有多奇怪？……是不是我变得不懂世事，老了，还是怎么的——我不明白。”

我回答奥夫夏尼科夫说，这位柳博兹沃诺夫先生大概有病。

“有什么病！他长得腰圆体壮、肥头大耳，年纪又那么轻……真是天晓得！”于是奥夫夏尼科夫深深叹了一口气。

“好吧，我们暂且不谈贵族吧，”我说，“您能给我谈谈独院小地主们的情况吗，鲁卡·彼得罗维奇？”

“算了，别谈这个吧，”他连忙说，“说实在的……给您谈一点也可以……可有什么好谈的！”奥夫夏尼科夫把手一挥。“我们最好还是喝喝茶……农民就是农民；不过，说实话，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他停住话头。茶送上来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站起来，坐得靠我们近些。整个晚上她有几次悄悄走出去，又悄悄地回来。房间里一片寂静。奥夫夏尼科夫一杯接一杯慢慢地、一本正经地喝着茶。

“米佳今天来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轻声说。

奥夫夏尼科夫皱起眉头。

“他来干什么？”

“来赔罪的。”

奥夫夏尼科夫摇摇头。

“唉，您倒说说，”他转过头来，接着对我说，“您拿这些亲戚怎么办？拒绝他们是不可能的……您看，上帝赐给我一个侄子。他是个有头脑的小伙子，一个机灵的小伙子，没话说的；书读得很好，可是不能指望他有什么出息。他本来在官家当差——却把差事丢了：您看，因为没有得到提升……难道他是个贵族？就是贵族，也不会一步登天，马上升作将军。现在他失业了……这还算不了什么，可他竟当上了讼棍！他给农民写状子，写申诉书，给乡村警察出主意，揭发土地测量员，进出酒家，结交一帮长病假士兵、小市民和客栈老板。要不了多久他就得倒大霉了。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已不止一次警告过他。幸而他善于插科打诨，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可是后来又给他们惹出了麻烦……算了，不谈他了。他还在你房间里吧？”他回头对妻子说。“我对你可是太了解了：你生就一副好心肠，总惯着他。”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垂下眼睛，笑了笑，脸红起来。

“是的，一点不错，”奥夫夏尼科夫继续说……“唉，你啊，太宠他了！好吧，叫他来吧——就这样吧，看在贵客的面上，我就原谅这傻小子吧……那么，叫他来吧，叫他来吧……”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米佳！”

米佳，一个个子高高、身材挺拔、一头鬈发、约摸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走进了房间，看见我，便在门口站住。他的服装是德国式的，但光是他肩膀上过分大的褶子便足以证明，裁剪这套服装的不仅是个一般的俄国裁缝，而且是个老派的俄国裁缝。

“唉，过来吧，过来吧，”老头说，“怕什么难为情？你得谢谢你伯母，不怪你了……老爷，我来给您介绍一下，”他指着米佳，继续说，“这是我的亲侄子，可我怎么也管不住他。末日降临了！（我们彼此鞠躬致意。）那么，你说说，你在那边闯了什么祸？他们为什么要告你的状，你说吧！”

显然，米佳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解释和辩白。

“待会儿再说吧，伯父，”他喃喃地说。

“不，不要待会儿，现在就说，”老头继续说……“你啊，我知道，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怕难为情：这样更好，你就好好改正嘛。你说啊，你说啊……我们听着呢。”

“我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米佳扬扬头，理直气壮地说。“伯父，你自己评判吧。列舍季洛夫的几个独院小地主跑来找我，对我说：‘老弟，帮帮忙吧。’‘什么事？’‘是这么回事：我们的粮仓管理得好好的，再完善不过了；突然来了一个官员，说是上面派来检查粮仓的。他检查了一下，说：‘你们的粮仓乱糟糟的，有严重的漏洞，我要报告上司。’‘请问有什么漏洞？’‘我心里有数，’他说……我们就聚在一起，决定照例给这个官员一点好处，但是普罗霍雷奇老头出来反对，他说，这样只会使他们更贪心。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就没有农民特别法院啦？……我们就听了老头的话，那官员火了，就提出控告，写了诉状。瞧，现在我们就得去应诉。’‘你们的粮仓真的管得很好吗？’我问。‘上帝看得见的，管得很好，里面有法定数量的粮食……’我说，‘那你们用不着害怕。’我便给他们写了一张状子……现在还不知道是谁胜诉呢……至于他们为了这件事在您面前数落我——那是很明白的：随便什么人总是自己的衬衫更贴身。”

“随便什么人，是啊，显然不是你，”老头轻轻地说……“那么你跟舒托洛莫沃的农民又在搞什么鬼？”

“您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这件事我同样做得对，还是请您来评判吧。舒托洛莫沃农民的邻居别斯潘金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这块地是我的。’舒托洛莫沃的农民们在付代役租，他们的地主到国外去了——有谁来替他们说话呢？您自己想想吧。而他们那块地毫无疑问历来是农奴种的。于是他们来找我，说：‘给我们写张状子吧。’我就写了。别斯潘金知道了，就来恐吓我，扬言：‘我要把米佳的骨头一根根抽出来，要不然就把他的脑袋拧下来……’让我们瞧瞧吧，看他怎么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到现在，我的脑袋还长在肩膀上呢。”

“行了，你别夸口：你的脑袋不会有好处的，”老头说，“你这个人完全疯了！”

“我怎么疯了，伯父，您不是亲口教导我……”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奥夫夏尼科夫打断他的话，“不错：为人要公正，应该帮助亲友。有时候要做到义无反顾……可你难道都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常常有人请你到酒店去吗？他们不是请你喝酒，对你鞠躬，说：‘德米特里·阿列克谢伊奇⁽⁵⁾先生，帮个忙，我们会酬谢你的，’然后把一个银卢布或一张五卢布钞票塞给你吗？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回事？你说啊，有没有这回事？”

“这的确是我不对，”米佳低下头回答，“但我不拿穷人的钱，我扪心无愧。”

“现在你不拿，到日子不好过了，你就要拿了。扪心无愧……唉，你啊！这么说，你一直在为圣人鸣不平？……可是你忘记鲍里卡·彼烈霍多夫了吧？……是谁为他奔走的？是谁包庇他的？啊？”

“彼烈霍多夫是自作自受，不错……”

“把公款拿去挥霍……开玩笑！”

“可是，伯父，您想想，他家那么穷，一大家子……”

“穷，穷……他嗜酒如命，不顾一切——就这么回事！”

“他是因为苦闷才喝酒的，”米佳压低声音说。

“因为苦闷！既然你这样热心，那就去帮助他，而不是自己跟这醉汉坐在酒店里喝酒。至于他能说会道，那有什么稀罕！”

“他这个人心地倒是极好的……”

“在你看来，天下都是好人……怎么样，”奥夫夏尼科夫回过头去对妻子说，“给他送去了吗……哦，在那边，你知道的……”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点点头。

“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老头又说起来。

“在城里。”

“大概是在那儿打台球，饮茶消遣，叮叮咚咚地弹吉他，在衙门里跑进跑出，在后房里写状子，和商人的儿子鬼混，是不是这样？……你说！”

“大致是这样吧，”米佳微笑着说……“啊呀！差一点忘记了：安东帕尔费内奇·本季科夫请您礼拜天去吃饭呢。”

“我不到这个大腹便便的家伙那儿去。他给你吃上百卢布的鱼，上面却涂着发臭的奶油。不去理他！”

“我还碰到了费多西娅·米海洛夫娜呢。”

“哪一个费多西娅？”

“就是买下米库里诺的加尔卞钦科地主家的那个。费多西娅是米库里诺人。她缴了代役租，在莫斯科做裁缝。她的代役租都按时缴纳，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的手艺很好：在莫斯科接到很多订货。可现在加尔卞钦科写信去把她叫回来，留住她，却不让她干活。她想赎身，也对主人说过了，主人却迟迟不作决定，伯父，您认识加尔卞钦科，能不能对他美言几句？……费多西娅愿意出大价钱赎身。”

“该不是用你的钱吧？怎么样？好吧，好吧，我去跟他说，我去说。我只是不知道，”老头满脸不高兴地继续说，“这个加尔卞钦科是个吝啬鬼，上帝饶恕：他收购期票，放高利贷，拍卖田地……是谁把他弄到我们这儿来的？唉，这些外乡人真讨厌！他不会很快给你回音的，不过，等等看吧。”

“您就去说说吧，伯父。”

“好吧，我去说说。可你得当心点，给我当心点！好了，好了，别为自己辩解了……行了，行了！……不过以后要当心点，要不然，上帝作证，米佳，你不会有好结果的，上帝作证，你会完蛋的。我可不能老是替你担当责任……我自己并不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好吧，你可以走了。”

米佳走出去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也跟着走了出去。

“给他喝茶吧，好伯母，”奥夫夏尼科夫在她后面大声说……“小伙子不蠢，”他继续说，“心地善良，我只是替他担心……不过，请原谅，我拿这些小事把您耽搁了那么久。”

前厅的门开了。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花白、身穿天鹅绒常礼服的人走了进来。

“啊，弗朗茨·伊凡内奇！”奥夫夏尼科夫叫了起来，“您好！近来诸事顺遂吗？”

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位先生。

弗朗茨·伊凡内奇·勒热纳（Lejeune）是我的邻居，也是奥廖尔的一个地主，他通过不很一般的途径取得了俄罗斯贵族的封号。他生在奥尔良，父母是法国人，他充当鼓手，跟着拿破仑进犯俄罗斯。起初一帆风顺，我们这位法国人昂首阔步挺进莫斯科。但是在撤退的时候这位可怜的勒热纳先生⁽⁶⁾几乎冻僵，鼓也丢了，落到斯摩棱斯克农民的手里。斯摩棱斯克农民把他在一座搬空了的缩呢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把他带到堤坝旁的冰窟窿那里，要求这位大……军⁽⁷⁾的鼓手赏个脸，也就是钻进冰窟窿去。勒热纳先生不能同意他们的建议，便用法语再三请求斯摩棱斯克农民放他回奥尔良。他说：“先生们⁽⁸⁾，那里住着我母亲，慈祥的母亲。⁽⁹⁾”但是农民们大概不知道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便继续建议他顺着蜿蜒的格尼洛捷尔卡河作一次水下旅行，并且开始轻轻地推他的脖子和背脊，鼓励他往前走，蓦地，传来了一阵铃铛声，使勒热纳乐不可支，堤坝上驶来了一辆大雪橇，特别高耸的后座上铺着一条色彩斑斓的花毯子，前面套着三匹黑鬃的黄褐色维亚特卡种马。雪橇上坐着一个穿狼皮大衣、满面红光的胖地主。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他问那些农民。

“老爷，我们要把一个法国人淹死。”

“哦！”那地主平平淡淡地答应了一声，便回过头去。

“先生！先生！”那可怜虫叫了起来。

“啊，啊！”那狼皮大衣用谴责的口气说，“带着十二个民族的军队到俄国来，烧了莫斯科，该死的东西，还盗走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现在却来叫‘麦歇⁽¹⁰⁾、麦歇’了！现在夹起尾巴了！这是自作自受……走吧，菲尔卡！”

马匹走动了。

“不过，停一下！”地主又说……“喂，你这个麦歇，你懂音乐吗？”

“救救我，救救我，好心的先生！”⁽¹¹⁾勒热纳央求着。

“瞧这些孬种！没有一个人懂得俄语！缪齐克，缪齐克，萨维·缪齐克·武？萨维？喂，你说呀！康普勒内？萨维·缪齐克·武？钢琴茹埃·萨维？”⁽¹²⁾

勒热纳终于明白了地主想要干什么，便肯定地拼命点头。

“是的，先生，是的，是的，我是个音乐家，所有的乐器我都会！是的，是的，先生……救救我，先生！”⁽¹³⁾

“好，算你运气，”地主说……“小伙子们，放掉他吧；这是二十戈比，你们拿去买酒喝吧。”

“谢谢，老爷，谢谢。请您把他带走吧。”

勒热纳被带去坐在雪橇上。他高兴得喘不过气来，他泪流满面，浑身哆嗦，不停地鞠躬，向地主、马车夫和农民们道谢。他身上只穿着一件饰有粉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天气却冷得厉害。地主默默地看着他那冻僵发青的肢体，便把这个落难的人裹在狼皮大衣里，带回家里。仆人纷纷跑过来，急忙让这个法国人烤暖身子，让他吃饱、穿好。接着，地主便带他去见自己的女儿。

“你们看，孩子们，”他对她们说，“我给你们找来一名教师了。你们老是缠着我：‘教我们音乐和法国话吧，’现在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法国人，他还会弹钢琴……喂，麦歇，”他指着五年前向一个卖香水的犹太人买来的破钢琴继续说，“给我们表演一下你的艺术吧：如埃⁽¹⁴⁾！”

勒热纳掉了魂似的坐到琴凳上：他有生以来就从来没有摸过钢琴。

“如埃啊，如埃啊！”地主反复说。

这可怜人绝望地像敲鼓一样敲打着琴键，敲到哪里是哪里……“当时我心里想，”后来他讲述当时的心情说，“我的救命恩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扔到门外去。”但大大出乎这位身不由己的即兴演奏家的意料，地主竟赞赏地拍拍他的肩膀。“弹得好，弹得好，”他说，“看得出你是懂音乐的；现在去休息吧。”

过了两个礼拜，勒热纳从这个地主家转到一家富裕而有教养的人家去，由于他生性快乐温顺，很得到这家主人的欢心，便娶了他家的养女，得到一份差使，并且成了贵族。后来他把女儿嫁给奥廖尔地主洛贝扎尼耶夫——一个退伍的龙骑兵兼诗人，自己到奥廖尔来定居了。

就是这个勒热纳，或者像现在人们所称呼的弗朗茨·伊凡内奇，在我在场的时候走进奥夫夏尼科夫的房间，他和奥夫夏尼科夫甚有交情……

不过，读者和我久坐在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家里也许已经感到乏味，因此我就不再啰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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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

(2) 比秋格马是一种特种马，产于沃罗涅日省著名的“赫列诺夫”（前奥尔洛娃伯爵夫人养马场）附近。——原注
按：比秋格马由俄罗斯比秋格河得名，马身高大，善拉重载，是一种名马。

(3) 原文为法文。

(4) 阿·格·奥尔洛夫（1737—1807/08），俄国海军上将，在1768—1774的俄土战争中曾指挥俄国舰队在切什梅战役（1770）中取得胜利，得到切什缅斯基（切什梅公）的封号。

(5) 米佳的本名和父名，米佳是德米特里的小名。

(6) 原文为法文。

(7) (8) (9) (11) 原文为法文。

(10) 法语“先生”的译音。

(12) 夹着俄语的法语译音：音乐，音乐，你懂音乐吗？懂吗？喂，你说呀！听得懂吗？你懂音乐吗？钢琴你会弹吗？

(13) 原文为法文。

(14) 法语“请弹”的译音。

利　戈　夫

“到利戈夫去吧，”有一次读者已经熟悉的叶尔莫莱对我说，“我们可以在那儿打到许多鸭子。”

虽然野鸭对真正的猎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但是在暂时没有别的野禽的时候（这是九月初，山鹬还没有飞来，而在田野里追猎鹌鹑我又没有兴趣），我便听从了我的猎人的建议，出发到利戈夫去了。

利戈夫是一个草原上的大村落，村里有一座很古老的单圆顶石砌教堂和两座筑在泥沼地罗索塔河上的磨坊。这条小河在离利戈夫五俄里的地方变成一片宽阔的湖荡，四周和中央的一些地方长着茂密的芦苇，奥廖尔人把这种湖荡叫做“迈耶尔”。在这片湖荡里芦苇丛中间的小水湾或僻静的地方，生长和栖息着无数不同种类的野鸭：绿头鸭、变种绿头鸭、针尾鸭、小水鸭、潜鸭等等。小群的野鸭不时在水面上飞来飞去，一听到枪声，野鸭便像乌云般铺天盖地飞向天空，使得猎人不由得抓住帽子，长叫一声：哟！我和叶尔莫莱本想顺着湖荡边沿往前走，但是，第一，野鸭是一种很胆小的野禽，不在岸边栖息；第二，即使有掉队和没有经验的小水鸭中了我们的枪，丧了命，我们的狗也无法到这一大片迈耶尔里去把它叼回来：尽管它们具有极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它们既不会游水，又不能涉水，只有白白让芦苇锋利的叶边割破它们宝贵的鼻子。

“不行，”叶尔莫莱终于说，“这样打不行：得弄一条小船……我们还是回利戈夫去吧。”

我们往回走，没等我们走出几步，就有一条很难看的猎狗从浓密的爆竹柳丛后面迎面向我们跑来，它后面跟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他穿着一件相当破旧的蓝色上衣和淡黄色背心，肥大的灰白色裤子随随便便地塞在满是破洞的靴筒里，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围巾，肩上挎着一支单筒猎枪。我们的狗以平常它们的族类所特有的中国礼仪同它们的新朋友互相嗅嗅，那新朋友显然感到害怕，夹着尾巴，倒挂耳朵，挺直四腿，龇牙咧嘴，迅速原地团团转起来。这时那陌生人走到我们跟前，毕恭毕敬地向我们鞠了一躬。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岁光景。他那长长的淡褐色头发涂足了克瓦斯，⁽¹⁾头发一绺绺纹丝不动地直竖着，一双不很大的褐色眼睛亲切地眨动，整个脸部仿佛牙痛似的扎着一条黑手帕，露出甜甜的微笑。

“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他用一种逢迎的柔和声调说，“我是本地的猎人弗拉基米尔……获悉您莅临，并且知道您将到我们的湖荡来，要是您不嫌弃的话，我愿意为您效劳。”

猎人弗拉基米尔说起话来和扮演初恋情人角色的外省年轻演员一模一样。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还没有走到利戈夫，我就知道了他的身世。他是个获得自由的家仆，少年时代学过音乐，后来做了主人的侍仆，有了些文化，据我观察，他胡乱读过一些闲书，眼下，他像许多生活在俄罗斯的人一样，一贫如洗，没有固定职业，常常挨饿。他用词非常优雅，显然有意炫耀自己的风度；想必他也是一个极喜欢追逐女性的人，而且多半获得成功，因为俄罗斯姑娘喜欢听花言巧语。此外，我从他的言谈中还发现，他有时到邻近的地主家去，进城去做客，会打朴烈费兰斯牌，和京城的一些人也有交往。他的微笑很巧妙，笑容变化多端，尤其是在他谛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嘴唇上浮现的那种谦恭、适度的笑容最符合他的身份。他会全神贯注地倾听您的讲话，他会对您的话表示完全赞同，但他决不会失去自尊，似乎想让您知道，一有机会，他也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叶尔莫莱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更是不善言辞，对他已经用“你”来称呼了。弗拉基米尔却客气地用“您”称呼他，他那嘲讽的意味是很值得玩味的。

“您为什么要扎一块手帕呢？”我问他。“是牙疼吗？”

“不是，老爷，”他回答，“这是粗心大意造成的严重后果。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好人，老爷，但他压根儿不是个猎人，这也是很平常的事，老爷。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带我去打猎吧：我很想知道，这种玩意儿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想拒绝这位伙伴，就给他弄来一条枪，带他去打猎了，老爷。我们打了一会儿猎，便想休息一下，老爷。我在一棵树旁坐下，他坐在对面，摆弄起枪来，老爷，而且把枪口对着我。我叫他赶快把枪放下，可是他没有经验，不听我的话，老爷。结果，枪砰的一声响了，我的下巴和右手的食指就这样给打掉了。”

我们走到利戈夫。弗拉基米尔和叶尔莫莱两人都断定，没有小船是无法打猎的。

“苏乔克有一条平底小木船⁽²⁾，”弗拉基米尔说，“只是我不知道他把小船藏在哪儿。得去找他问问。”

“去找谁？”我问。

“这儿有个人，人家都叫他苏乔克⁽³⁾。”

弗拉基米尔带着叶尔莫莱找苏乔克去了。我对他们说，我在教堂那边等他们。我在墓地上随便看看那些坟墓，看到一块发黑的长方形墓饰，上面刻着铭文，一面用法文刻着：“这里安葬着泰奥菲尔·亨利·布朗吉伯爵。”⁽⁴⁾第二面刻的是：“此墓碑下安葬着法国臣民布朗吉伯爵之遗骸；生于一七三七年，卒于一七九九年，终年六十二岁”；第三面刻着：“愿他的遗骨得到安息”；第四面刻着一首诗：

在此墓碑下安葬着一个法侨，

他出身名门望族，风华正茂。

他为夫人与全家的蒙难而悲痛，

抛下被暴君蹂躏的祖国而远行；

他来到这平安的彼岸俄罗斯国土，

在垂暮之年得到热情的庇护；

在这里他教育子女，侍奉双亲，

愿至尊的上帝保佑他在此安寝。

叶尔莫莱、弗拉基米尔和一个绰号很古怪的人苏乔克的来到，打断了我的沉思。

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赤着双足的苏乔克看样子是个旧时的家仆，年约六十岁。

“你有小船吗？”我问。

“有一条小船，”他用沙哑、颤抖的声音回答，“不过破得很厉害。”

“破得怎样？”

“接缝裂开了，木橛子都从洞里掉出来了。”

“没关系！”叶尔莫莱接着说。“用麻屑塞住就行。”

“自然，可以，”苏乔克肯定地说。

“你是做什么的？”

“给地主家打鱼的。”

“你既然是打鱼的，船怎么坏成这样？”

“我们这条河里没有鱼啊。”

“鱼不喜欢沼泽上的水皮，”我的猎人一本正经地说。

“那么，”我对叶尔莫莱说，“你去弄些麻屑来，把船修好，不过要快点。”

叶尔莫莱走了。

“我们也许会沉到水底去吧？”我对弗拉基米尔说。

“上帝会保佑的，”他回答，“不管怎么说，可以想象，这湖荡是不深的。”

“是的，这湖荡是不深的，”苏乔克说，他说话的时候模样很古怪，好像没睡醒似的，“水底尽是水藻和水草，整个湖荡都长着水草，不过也有深坑⁽⁵⁾。”

“可是，如果水草长得太密，”弗拉基米尔说，“船就没法子划了。”

“乘平底船有谁是用桨划的？应该用篙子撑。我跟你们一起走吧，我那儿有篙子，要不然用铲子也行。”

“铲子不好使，有些地方够不到底，”弗拉基米尔说。

“说得对，不好使。”

我坐在墓地上等着叶尔莫莱。弗拉基米尔出于礼貌稍稍走到一旁去，也坐了下来。苏乔克仍旧站在老地方，垂着头，照他的老习惯背着手。

“请问，”我开口说，“你在这儿当渔夫很久了吗？”

“有六年多了，”他浑身一震，回答说。

“以前是做什么的？”

“以前赶车。”

“后来是谁不让你赶车的？”

“新的太太。”

“哪一个太太？”

“就是买我们的那个。您不认识的：阿莲娜·季莫菲夫娜……胖胖的，年纪不轻了。”

“她为什么要叫你去打鱼呢？”

“上帝才知道。她从坦波夫自己的领地来到我们这儿，吩咐把所有的仆人都召集起来，她出来见我们。起初我们吻她的手，她无所谓，并不生气……后来她轮流盘问我们：干什么的？什么职务？轮到问我的时候，她就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马车夫。’‘马车夫，嘿，你算什么马车夫，瞧瞧你自己：你哪像个马车夫？你不配当马车夫，你就给我去打鱼吧，把胡子剃掉。每一次我来这儿的时候，就给主人送鱼来，听见了吗？……’打那个时候起，我就算是打鱼的了。‘还有，那个湖荡给我管管好……’我怎么管得好？”

“以前你们是谁家的农民？”

“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彼赫捷列夫家的。他是继承来的。他拥有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一共只有六年。我就是给他当马车夫的……不过不是在城里——城里他另有马车夫，而是在乡下。”

“你从年轻时候起就一直当马车夫吗？”

“怎么会一直当马车夫！当马车夫是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手下的时候，以前我是个厨子，不过也不是城里的厨子，也是乡下的。”

“你在谁家当厨子？”

“在以前的主人家，在阿法纳西·涅费迪奇家，就是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的伯父家。是他买下了利戈夫，就是阿法纳西·涅费迪奇买下了，而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继承了这份产业。”

“向谁买的？”

“向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买的。”

“哪一个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

“就是前年死去的那个，在博尔霍夫乡下……哦，不，是在卡拉切夫乡下，还是个老姑娘呢……没有嫁过人。您不认识她吗？我们是从她父亲瓦西里·谢苗内奇手里传给她的。我们在她手下时间可长啦……有二十来年了。”

“这么说，你在她手下就是当厨子啰？”

“最初确实是当厨子，后来当了司茗⁽⁶⁾。”

“当什么？”

“当司茗。”

“这是一种什么职务？”

“我也不知道，老爷。我在餐厅里干活，还管我叫安东，而不叫库兹玛，这是小姐吩咐的。”

“你本来的名字叫库兹玛吗？”

“是叫库兹玛。”

“那么你一直当司茗吗？”

“不，不是一直当司茗，也当过戏子。”

“真的？”

“可不是，当过……还在戏台上演过戏呢。我们小姐在家里搭了个戏台子。”

“你演过什么角色？”

“您说什么，老爷？”

“你在戏台上演什么？”

“您不知道？他们把我带去，把我打扮一番，我就这样打扮着上了台，按规定要么站着，要么坐着。人家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有一次我扮演一个瞎子……他们在我的两个眼皮底下都放上一粒豌豆……可不是！”

“后来又当过什么？”

“后来我又当厨子。”

“为什么又把你降为厨子呢？”

“因为我的兄弟逃跑了。”

“哦，那么你在第一位小姐的父亲那儿当过什么呢？”

“当过各种差使：起初当小厮，后来又当马车夫、园丁，又管过猎狗。”

“管过猎狗？……骑马带猎狗？”

“骑马带猎狗，跌得半死：跟马一起摔倒，马差一点把我压死。我们的老主人非常严厉，叫人把我打了一顿，把我送到莫斯科一个鞋匠那儿去当学徒。”

“怎么当学徒？难道你在管猎狗的时候还只是个孩子？”

“那时我已经二十出头了。”

“二十岁怎么还当学徒？”

“既然老爷这样吩咐，想必是可以的。幸亏不久他就死了。他们又叫我回乡下来。”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厨子的手艺的？”

苏乔克稍稍抬起他那又黄又瘦的脸，苦笑了一下。

“这还用得着学吗？……娘儿们都会烧的！”

“说得对，”我说，“库兹玛，你这一辈子真是见多识广了！可是既然你们这儿已经没有鱼，那你这个打鱼的眼下还干些什么呢？”

“老爷，这件事我不抱怨。派我去打鱼，真要谢天谢地啦。另一个跟我差不多的老头安德烈·普贝尔，小姐派他到造纸厂去当打水工。她说，不干活白吃饭是罪过的……而普贝尔还指望小姐开恩呢：他有一个表侄在地主的管理处里当办事员，答应替他向小姐求情。瞧，这就是求情的结果！……我还亲眼看见普贝尔向他的表侄下跪呢。”

“你有家室吗？娶过亲吗？”

“没有，老爷，没有娶过亲。已故的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愿她升入天堂！——不允许任何人结婚。上帝保佑！她常说：‘我还不是独身吗？真是胡闹！他们还想要什么？’”

“现在你靠什么过日子？有工钱吗？”

“老爷，哪有什么工钱啊……他们还给一口饭吃——就这样已经要感谢主了！我已经很满足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女主人长寿！”

叶尔莫莱回来了。

“小船修好了，”他一本正经地说。“你去拿篙子吧！……”

苏乔克跑去拿篙子。我和那可怜的老头谈话的时候，猎人弗拉基米尔一直带着鄙夷的冷笑看着他。

“他是个蠢货，老爷，”苏乔克跑掉以后，弗拉基米尔对我说，“他完全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个粗人罢了，老爷！他连家仆都算不上，老爷……他一直在吹牛，老爷……他怎么能当戏子？老爷，您自己想想看吧，老爷！您跟他谈了那么多话，真是白费精神，老爷！”

过了一刻钟，我们已经坐在苏乔克的平底小船上了（我们把狗留在小屋里让马车夫伊耶古季尔看管）。我们坐得不很舒服，但做猎人的总是容易凑合的。苏乔克站在较宽的船尾撑船，我和弗拉基米尔坐在小船当中的横木上，叶尔莫莱坐在前面船头上。尽管塞过麻屑，水还是很快漫到我们脚下。幸而没有风，湖荡仿佛睡着了似的。

我们的船走得很慢。老头吃力地从粘满污泥的水藻中拔出长篙，长篙上缠满水草的青丝，稠密的睡莲圆叶子也妨碍我们的小船前进。我们终于撑到芦苇滩，这下可热闹起来了。野鸭看见我们突然出现在它们的领地里，惊恐万状，纷纷从湖荡上腾飞起来，枪声紧接着在它们后面一起鸣响，看见这些短尾巴的禽鸟一只只在空中翻着筋斗，噗噗地重重跌落在水面上，真叫人心花怒放。我们自然不可能把所有打中的野鸭一一捡回来：受了轻伤的钻进水里去了，有些被打死的掉进了到处是芦苇丛的“迈耶尔”，连叶尔莫莱那双锐利的眼睛也找不到它们；尽管如此，快到吃午饭时我们还是满满地装了一船野鸭。

使叶尔莫莱大感宽慰的是，弗拉基米尔的枪法并不高明，每一次打空之后，他都感到奇怪，把枪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吹一吹，表示大惑不解，最后向我们解释没有打中的原因。叶尔莫莱却总是弹无虚发，我一如往常总是糟得不能再糟。苏乔克总是用从小服侍惯了主人那样的人的目光看着我们，有时叫一声：“瞧，那边，那边还有一只野鸭！”他还不时在背上挠痒，不是用手，而是用肩膀的活动去蹭背上的痒痒。天气极好：白色的云团在我们头上的高空里徐徐飘动，清晰地映照在湖面上；芦苇在我们四周簌簌作响，湖上波光潋滟，就像钢铁在阳光下反射出的亮光。我们正准备回村里去，却发生了一件极为扫兴的事。

我们早就发现，水一直在慢慢渗进我们的平底船。我们让弗拉基米尔负责用一只勺子把水舀出去，这只勺子还是我那个有先见之明的猎人从一个没留神的农妇那里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在弗拉基米尔没忘记自己的职责时，事情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到打猎快结束的时候，野鸭仿佛要和我们告别似的，成群成群地飞起来，使得我们几乎来不及装弹。我们因为忙于射击，没有注意小船的状况，突然由于叶尔莫莱的一个剧烈动作（他全身扑在船沿上，使劲去捞一只被我们打下的野鸭），我们这只破船便倾向一边，顿时灌满了水，优哉游哉地沉到水底下去，幸而这个地方水不很深。我们大叫起来，但为时已晚，一刹那工夫我们便齐脖子站在水里，周围全是漂起来的死鸭。现在我想起我那些伙伴惊慌煞白的脸（当时我的脸大概也不会是红润的），便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可是那个时候，说实话，我怎么也笑不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把枪高高地举在头顶上，连苏乔克大概也是由于习惯于模仿老爷们的样子，也把篙子高高地举起来。叶尔莫莱首先打破沉默。

“呸，真倒霉！”他往水里唾了一口，喃喃地说，“真没想到！都是你这个老鬼！”他气呼呼地对苏乔克说。“你这算是条什么船啊！”

“对不起，”老头轻轻地嗫嚅着。

“瞧你干的好事，”我的猎人回头对弗拉基米尔继续说，“你在看什么？为什么不舀水？你，你，你……”

但是弗拉基米尔已经顾不上回答什么：他浑身像树叶子一样哆嗦，上下牙齿碰得格格响，脸上没来由地傻笑着。他那花言巧语的本事、那温文尔雅的自我感觉和自尊心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那条可恶的平底船在我们脚下微微地晃动……在沉船的一瞬间，我们感到水非常冷，但一会儿就习惯了。最初的惊吓过去之后，我便往四下里看了看；周围十步之外是一片芦苇，远处，从芦苇的顶端可以看见湖岸。“事情不好办！”我想。

“我们怎么办？”我问叶尔莫莱。

“想想办法吧，总不能在这儿过夜啊，”他回答。“喏，你把枪拿着，”他对弗拉基米尔说。

弗拉基米尔无话可说，只好服从。

“我去找找浅滩，”叶尔莫莱充满自信地说，仿佛任何湖荡里都有浅滩似的。他从苏乔克手里拿了篙子，小心探着湖底，往湖岸那边走去。

“你会游泳吗？”我问他。

“不，不会，”从芦苇丛里传出他的声音。

“哦，他会淹死的，”苏乔克若无其事地说。开头他不是怕危险，而是怕我们生气，现在他已完全放下心来，只是偶尔大声喘口气，似乎不感到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处境。

“而且死得毫无价值，老爷，”弗拉基米尔痛心地说。

过了一个多小时，叶尔莫莱还没有回来。这一小时在我们真是比一辈子还长。起初，我们不断地跟他互相呼叫，后来他越来越少回应我们的呼唤，最后竟完全没有回音了。村子里已响起晚祷的钟声。我们彼此都没有交谈，甚至尽量避免彼此对视。野鸭群从我们头顶上呼啸飞过，有的想飞落在我们身旁，但又突然直冲云霄，嘎嘎叫着飞走了。我们全身都麻木了。苏乔克直眨眼睛，仿佛准备睡觉了。

叶尔莫莱终于回来了，我们那份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

“喂，怎么样？”

“我上过岸，浅滩找到了……走吧。”

我们本想马上动身，但他从水底下的口袋里拿出一根绳子，把打死的野鸭的脚扎在一起，用牙齿咬住绳子的两端，然后慢慢向前走去；弗拉基米尔跟在他后面，我跟着弗拉基米尔。苏乔克殿后。到岸边约有两百步远，叶尔莫莱大胆地往前走着，一路上从不停下来（他把路径记得很熟），只是有时叫一声：“靠左边一点，右边有个坑！”或者：“靠右边一点，左边会陷下去……”有时水没到我们喉咙口，可怜的苏乔克因为个子比我们矮，有两三次呛了水，吐出泡泡来。“快点，快点，快点！”叶尔莫莱恶狠狠地向他吆喝，苏乔克费力地往前走着，摆动双脚，不断往上跳，终于挣扎着走到较浅的地方，但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候，他也不敢抓住我的衣裾。我们终于走到岸边，个个精疲力竭、满身污泥、浑身透湿。

过了约莫两个钟头，我们已经尽可能把衣服烘干，坐在一个大草棚里准备吃晚饭了。马车夫伊耶古季尔是个行动极迟缓、遇事优柔寡断、仿佛永远睡不醒的人，他站在大门口，殷勤地请苏乔克嗅鼻烟（我发现，俄罗斯的马车夫彼此很容易成为好朋友）。苏乔克拼命嗅着，直到感到恶心：他不断吐痰、咳嗽，看样子感到很舒服。弗拉基米尔装出一副疲劳不堪的样子，歪着头，很少说话。叶尔莫莱在擦我们的枪。狗拼命摇着尾巴，在等着吃燕麦粥；马在敞棚下不断跺脚嘶鸣……太阳快要下山了；夕阳的余晖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形成无数宽阔的嫣红色光束。天空中，金色的云彩越来越淡，仿佛被洗净、梳理过的羊毛……村子里响起了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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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国农民常用克瓦斯涂头发。

(2) 用旧驳船船板造的平底小木船。

(3) 俄语“小树枝”的译音。

(4) 原文为法文。

(5) 湖荡或河中深的地方，坑洼。——原注

(6) 大地主家职掌煮咖啡、茶或其他饮料的人。

百 俊 牧 场

这是七月里极为晴朗的一天，只有天气长期晴好才会有这样的日子。清晨天色就很清朗，朝霞不像大火一样燃烧，只是漫开一片淡淡的红晕。太阳不像炎热的大旱天那样火烧火燎，不像暴风雨前那样昏暗火红，而是那样清澈明亮、温煦辉煌，它从一抹狭长的云彩底下冉冉升起，焕发出鲜明的光彩，沉浸在一片淡紫色的雾霭之中。一团舒展的白云细细的上缘犹如几条游动的小蛇，正发出耀眼的光辉，那光辉就像锻造过的白银……但是一片闪烁的阳光又突然迸发出来，于是那雄伟的星球便欢乐地、庄严地，像飞跃一般升了上来。将近中午的时候，天空往往出现许多高高的带点金灰色、镶着柔和白边的云团。它们宛如无数的岛屿，几乎一动不动，散布在一条泛滥得无边无际的大河之中，周围环绕着晶莹剔透的蔚蓝色水流；远处的地平线上，云团积聚着，挤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蓝天已经看不见；但这些云团本身也像天空一样碧蓝，因为它们都浸透了光和热。地平线上的颜色是浅淡的，略显淡紫色，整整一天都没有变化，周围也都一样。没有什么地方是昏暗的，没有什么地方在酝酿着雷雨；只有某些地方从上面挂下一道道淡淡的蓝色雾气，那是天空在洒着蒙蒙细雨。临近傍晚的时候，这些云团逐渐消失了；最后一些云团黯淡下来，像烟雾一般没有固定的形状，映着落日，变成了玫瑰色的云雾；在太阳像恬静地升上来一样恬静地落下的地方，鲜红的余晖还暂时照临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大地，接着，一颗傍晚的星星像被人小心擎着的蜡烛一样，悄悄闪烁着，在空中燃起。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切色彩都变得异常柔和；明亮却不耀眼；一切都使人感到亲切温柔。在这样的日子里，天气有时还热得厉害，在田野的斜坡上有时还使人感到像在蒸笼里一样燠闷；但是风却能把积聚的暑气驱散，旋风形成高高的白色风柱在道路上、田野上漫步，这是天气持续晴好的确实征象。干燥而洁净的空气中弥漫着苦艾、已经收割的黑麦和荞麦的气味；即使在入夜前的一小时，您也感觉不到一点潮气。这种天气正是收割庄稼的农夫所盼望的……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到图拉省的切伦县去打松鸡。我找到并打到相当多的野味；塞得满满的猎袋无情地勒住我的肩膀，但是一直等到晚霞黯淡下来，落日的余晖已经消失，天空却还明亮，而寒冷的阴影已渐渐变得浓重，并且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的时候，我才决心回家去。我快步穿过一块长长的灌木丛生的平地，登上一座山冈，眼前却不是我意料中右边有一座橡树林、远处有一座低矮白色教堂的熟悉平原，而是另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我脚下延伸着一道狭小的谷地，正对面峭壁似的矗立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树林。我困惑地站住，举目四望……“啊！”我想，“我完全走错了路：我太偏右了。”我对自己走错路感到疑惑不解，迅速走下山冈。一种使人很不舒服的凝重的潮气立即包围了我，我仿佛走进一个地窖；谷底又密又高的野草全是湿漉漉的，看上去是白茫茫的一片，在那上面行走着实使人害怕。我急忙走到另一边，向左拐弯，顺着白杨树林的边沿走去。蝙蝠成群地在白杨树沉睡的树梢上飞来飞去，在薄暮的天空中神秘地盘旋、打颤；一只迟归的小鹞鹰从高空中急速地飞过，赶回自己的巢里去。“现在我只要走到那一头，马上就会有路了，”我心里想，“可是我已经走了一俄里冤枉路！”

我终于走到树林的那一头，但那里根本就没有路：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一片宽广的未曾砍伐过的矮树丛，而矮树丛后面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一片荒凉的野地。我又一次站住了。“竟有这样的怪事！……我到底在哪儿啊？”我仔细地回忆这一天我是怎样走的，到过些什么地方……“哦！这是帕拉欣丛林呀！”我终于兴奋地叫了起来，“不错！这边应该是辛杰耶夫小树林……可我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方？走得这么远？……真奇怪！现在又该往右边走了。”

我向右边走去，穿过矮树丛。这时夜色像暴风雨前的乌云一样渐渐逼近，越来越黑；黑夜仿佛随着夜雾从四面八方一起升起，甚至是从天上往下倾泻。我偶然发现了一条长满野草、还没有踏出来的小径；我就顺着这条小径走去，同时仔细观察着前面的景象。四周很快黑了下来，越来越静，只有鹌鹑偶尔啼叫几声。一只小小的夜鸟扑扇着柔软的翅膀悄无声息地低飞着，几乎撞到我身上，连忙惊慌地往旁边窜去。我走出矮树丛，沿着田塍走去。远处的景物已很难分辨，四周是灰蒙蒙的田野；稍远的地方，阴森森的夜色像大片的阴霾每分钟都在逼近。我的脚步声在凝滞的空气中发出沉闷的响声。浅淡的天空又变成了蓝色，但那是夜空的湛蓝，星星已在那上面闪烁。

我先前以为是小树林的那片景物，原来却是一座黑糊糊的圆形小丘。“我究竟在哪儿啊？”我出声地重复着同一个问题，第三次停下来，疑惑地看着我那条在四足动物中绝对是最聪明的英国种花斑黄毛猎狗季安卡。但是这条最聪明的四足动物只是摇摇尾巴，无精打采地眨眨那疲倦的眼睛，没有向我提出任何有用的忠告。我在它面前感到十分负疚，便不顾一切地向前走去，仿佛突然明白了该往哪里走似的。我绕过山丘，来到一块不深的、周围开垦过的谷地。我立即感到非常惊诧。这块谷地的形状几乎像一只周边倾斜的正圆形锅子，谷底矗立着几块白色巨石，仿佛是特地聚集到这里来开秘密会议的，那里面是如此冷寂，如此荒凉，上面的天空是如此扁平、如此阴沉，我的心不禁揪紧起来。一只小野兽在石头间的缝隙里微弱而凄凉地尖叫了一声。我急忙退到山丘上面。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归路的希望，但是这时候我终于确信我已完全迷了路，再也不想去辨认已完全浸没在黑暗中的周围地形，只是凭着星辰的位置，信步往前走去……我举步维艰地走了约莫半个小时。我觉得有生以来从没有到过这样荒凉的地方：无论什么地方都不曾闪现过一点火光，没有听到一点声音。平缓的山丘一座接着一座，无边的田野一片连着一片，灌木丛仿佛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矗立在我面前。我仍然向前走着，已经打算找个地方躺下来等待天亮，却突然发现自己就站在一座可怕的悬崖边上。

我连忙缩回已经跨出去的脚，透过朦胧的夜色，我看到在我脚下很深的地方有一片很大的平原。一条宽阔的河流从我脚下呈半圆形围绕着它，河水钢铁般的寒光时而隐约闪烁，标示着它的河道。我所在的山坡突然急转直下，形成一个陡直的悬崖；它那庞大的轮廓黑漆漆地突现在苍茫的青灰色夜空中，就在我脚下由悬崖和平原构成的直角里，在这一段纹丝不动、像一面黑色镜子的河道旁，在山丘的陡坡下面，有两堆相邻的篝火发出红色的火焰，冒着青烟。篝火周围活动着几个人，人影不时晃动着，时而有一个小小的、长着鬈发的头的前半部被火光照亮……

我终于弄清楚了我无意中来到的地方。这片草地就是我们这一带遐迩闻名的百俊牧场……但是现在要回家已绝无可能，尤其是在夜间；两腿已经累得发软。我决意走到篝火那里去，和我认为是牲口贩子的那伙人在一起等待天亮。我顺利地走下山坡，但是我的手还没有放掉被我抓住的最后一根树枝，就有两条白色长毛大狗狂吠着向我扑来。篝火旁响起孩子们响亮的吆喝声，有两三个孩子霍地站起来。我回答了他们的高声问话。他们向我跑来，立刻把由于我的季安卡的到来而被大大惊动的狗叫回去，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

我以为坐在篝火旁的人是牲口贩子，却是错了。他们只是邻近乡村里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在我们那里，每逢炎热的夏天，人们总是在夜间把马匹赶到田野里吃草：白天，苍蝇和牛忙常常扰得它们不得安生。傍晚前把马群赶到田野里，第二天早晨把马群赶回家，这对农家孩子们来说无异于盛大的节日。他们不戴帽子，穿着旧皮袄，骑在跑得最快的驽马上快乐地吆喝喊叫，摆动手脚，飞快地奔驰，高高地跳跃，放声哈哈大笑。尘土飞扬，卷起一股黄色的尘柱，顺着大路滚滚向前涌去；整齐的马蹄声传向远方，马儿竖起耳朵奔驰着；一匹红棕色长鬃马跑在最前面，它扬起尾巴，不断交换步法，飞扬的鬃毛上还粘着牛蒡花。

我告诉孩子们，说我迷了路，便在他们身旁坐下。他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接着便不再说什么，给我让出一个地方。我们交谈了几句。我躺在一棵被牲畜啃光了叶子的灌木底下，举目四望。这真是一片非常奇妙的景象：篝火的周围有一个红红的光圈在抖动，它仿佛被黑暗围堵而停滞在一个地方；火焰哔剥爆燃的时候，有时会向光圈外的黑暗投去一束急速的火光；这一小束火光像舌头一样舔了舔旁边柳丛光秃秃的枝条，立即就消失了；而一些细长的黑影也常常闯入篝火周围，只一眨眼工夫也不见了：这是黑暗在和光明搏斗。当火焰较弱，光圈缩小的时候，从逼近的黑暗中有时会突然出现一个带白鼻梁的枣红马马头或全白的马头，它迅速地嚼着长长的野草，神情专注而凝滞地望着我们，接着又低垂下去，立刻隐没了。只听见它在继续咀嚼，打着响鼻。从亮处很难看清黑暗中的情景，因此周围的一切仿佛被一袭几乎是漆黑的帷幕遮住；但放眼看去，却依稀看得见远处地平线上的一长串朦朦胧胧的丘陵和树林。洁净如洗的昏黑夜空庄严而无限高远地笼罩在我们头上，显示出它的全部神秘的恢弘壮丽。呼吸着这种非同一般的醉人而清新的气息——俄罗斯夏夜的气息，真叫人心旷神怡。周围几乎听不见任何声息……只有偶尔在近处的河水中有一条大鱼突然发出很响的泼剌声或者芦苇被涌来的波浪轻轻摇动发出的轻微的簌簌声……除此之外，只有篝火在发出哔剥的轻微声响。

孩子们围着篝火坐着，蹲坐在这里的还有那两条刚才简直要把我一口吞下去的狗。对于我的在场它们仍久久不能甘心，它们睡眼蒙眬地眯起眼睛，斜睨着篝火，有时带着非同寻常的自尊心狂吠一阵：开头是吠叫，后来略带哀鸣，好像在惋惜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孩子一共有五个：费佳、帕夫鲁沙⁽¹⁾、伊柳沙、科斯佳和凡尼亚（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们的名字，打算现在就把他们介绍给读者）。

第一个，孩子们当中最大的是费佳，看上去有十四岁光景。这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孩子，容貌俊美清秀，脸盘稍小，长着一头淡黄鬈发，眼睛明亮，嘴边常露出半是愉快半是随意的笑容。从各种特征看，他属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到田野上来并非为了生计而是为了玩耍。他穿着一件镶黄色花边的印花布衬衫，披在身上的那件不大的厚呢短外衣勉强挂在他那狭小的肩膀上，淡蓝色的腰带上挂着一把小梳子。那双短筒皮靴是他自己的，而不是父亲穿下来的。第二个孩子是帕夫鲁沙，他长着一头蓬乱的黑发，眼睛是灰色的，颧骨很宽，脸色苍白，有麻斑，嘴巴很大，但很端正，头也很大，正如俗话所说的像个啤酒锅，身体矮壮，有些笨拙。这孩子长得不好看——这毋庸讳言！但仍使我喜欢：他看起来很聪明，很爽直，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他的服装不值得炫耀：不过是一件普通的麻布衫和一条打补丁的裤子。第三个孩子伊柳沙，他的模样很不起眼：他那长脸上长着个鹰钩鼻子，视力很弱，几近瞎眼，脸上表情呆滞，现出一种病态的忧愁；他那紧闭的嘴唇一动不动，蹙紧的眉头从不舒展开来——看上去仿佛因为怕光而眯着眼睛。他那几乎像白色的淡黄头发成楔形一绺绺从扁扁的毡帽下露出来，他不时用双手把毡帽往耳朵上拉。他的脚包着包脚布，穿着一双新的树皮鞋；一根粗绳子在腰间绕了三匝，细心地束住他那件整洁的黑长袍。他和帕夫鲁什卡看上去都不满十二岁。第四个，科斯佳，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他那沉思、忧郁的目光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的脸小小的、瘦瘦的，布满雀斑，下巴尖尖的，像松鼠一样；嘴唇薄得几乎看不出；但他那双乌黑的水灵灵的大眼睛却给人以一种奇特的印象；这双眼睛好像想说点什么，但他嘴里——至少是嘴里——却说不出话。他个子矮小，身体单薄，穿得也相当寒碜。最后一个是凡尼亚，起初我没有注意到他：他躺在地上，安静地蜷缩在一条粗糙的席子下面，只是偶尔从席子底下伸出他那长着淡黄色鬈发的头。这个孩子最多不过七岁。

我就这样躺在旁边的一棵灌木底下，看着这些孩子。一堆篝火上方挂着一只小锅，锅里在煮“土豆”。帕夫鲁沙在照看它，他跪在那里用一块木片往烧开的水里戳着。费佳躺着，头支在一条胳膊肘上，敞开上衣的衣襟。伊柳沙坐在科斯佳旁边，一直那么神情专注地眯着眼睛。科斯佳稍稍低下头，注视着远处的某一个地方。凡尼亚躺在席子底下一动不动。我假装睡着了。孩子们又渐渐说起话来。

起初他们东拉西扯，聊着闲天，谈着明天要干的活，谈马；可是，突然间费佳转向伊柳沙，仿佛重新捡起中断的谈话，问他：

“喂，那么你真的看见过家神吗？”

“没有，我没有看见过，他是看不见的，”伊柳沙用微弱的嘶哑声音回答，这声音和他脸上的表情再契合不过了，“我是听见的……听见的还不止我一个人。”

“他住在你们那儿的什么地方？”帕夫鲁沙问。

“在旧的打浆场⁽²⁾。”

“难道你们到造纸厂去过？”

“那还用说，常常去的。我和哥哥阿夫久什卡是砑光工⁽³⁾。”

“瞧你，还是个工人呢！……”

“那么，你是怎么听见的？”费佳问道。

“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我和哥哥阿夫久什卡，还有费奥多尔·米海耶夫斯基，还有斜眼伊瓦什卡，还有从红霍尔姆来的另一个伊瓦什卡，还有一个伊瓦什卡·苏霍鲁科夫，还有别的一些伙伴；我们一共十来个孩子——就是整整一个班的人；我们必须在打浆场过夜，本来是不必在那儿过夜的，可是监工纳扎罗夫不许我们回家，他说：‘孩子们，你们干吗回家去啊，明天活儿多，你们这些孩子，就不用回去了。’这样，我们就留下来，大家睡在一起，阿夫久什卡就说起话来，他说：‘孩子们，要是家神来了怎么办？……’他，阿夫杰伊⁽⁴⁾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就听见有人在我们头顶上走动；我们躺在下面，他在上面，在水车轮子那里走来走去。我们听见：他在上面走，他脚下的木板都踩弯了，吱嘎吱嘎作响；后来他从我们头上走过；水忽然在水车轮子上哗哗地流着，哗哗地流着；水车轮子嘎嘎地响着，嘎嘎地响着，转动起来了；可是水宫⁽⁵⁾的闸门是关着的。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是谁开了闸，让水流出来的；可是轮子转啊转啊，一会儿就停下来了。那个人又向上面的门走去，从楼梯上走下来，走下来的时候好像不慌不忙；楼梯在他脚下也吱嘎吱嘎地响着……好，那个人走到我们的门口，停了一会儿，停了一会儿一门突然完全敞开了。我们好不害怕，一看——什么也没有……突然，我们看到一只木桶上的木框⁽⁶⁾动了动，翘起来，浸到水里去，又在空中筛动，好像有人在给它涮洗，接着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后来另一只桶上的钩子从钉子上掉下来，又挂上了；后来好像有人向门口走去，突然咳嗽起来，清清嗓子，像一只绵羊，声音好响……我们都挤成一堆，互相往别人身子底下钻……那时候，我们真是给吓坏了！”

“竟有这种事！”帕维尔说，“他干吗要咳嗽呢？”

“不知道，也许是潮气给呛的。”

大家都默默无言。

“喂，怎么样了，”费佳问道，“土豆烧好了没有？”

帕夫鲁什卡用手捏了捏。

“没有，还是生的……听，有鱼的泼剌声，”他把脸转向河那边，说，“一定是条狗鱼……瞧，那边有一颗小星星掉下去了。”

“不，小兄弟们，我告诉你们，”科斯佳尖声尖气地说了起来，“你们听我说，前几天我爸爸给我讲了一件事。”

“好，我们都听着，”费佳露出赞成的样子说。

“你们大概都认识镇上那个木匠加甫里拉吧？”

“是啊，认识。”

“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总是那么不快活，不说话，知道吗？他这么不快活就是因为：有一次，爸爸说，有一次，我的小兄弟们，他到树林里去采榛子。他到树林里去采榛子，结果迷路了。他走啊走，上帝才知道他走到哪儿去了。他还是走啊，走啊，我的小兄弟们，不对了！他找不到路；可这时已经入夜。他就在一棵树下坐下来；他想，就这样等待天亮吧，他坐着，打起瞌睡来。他正打着瞌睡，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他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他又打起瞌睡来，又有人叫他。他又睁开眼睛，他一看，前面的树枝上坐着一个女落水鬼，正在那里摇啊摇，还叫他到她跟前去，她自己笑得要死，一直在笑……那时候月光很亮，很亮，照得什么都能看见，我的小兄弟们，照得什么都能看见。她就在那儿叫他。她坐在树枝上，全身那么亮，那么白，像一条鲤鱼或者鱼，要不然就是一条鲫鱼，才这么白花花的，银光闪闪的……木匠加甫里拉都看呆了，我的小兄弟们，而她呢，还在那儿哈哈大笑，一直用手招呼他过去。加甫里拉几次想站起来，听从落水鬼的话，可是，我的小兄弟们，准是上帝提醒了他：他就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可是要画十字却很费力，我的小兄弟们，他说他的手简直像石雕的，动弹不得……哎，你怎么会这样啊，啊！……可是等到他画了十字，我的小兄弟们，那个女落水鬼就不笑了，而且忽然哭了起来……她哭着，我的小兄弟们，用头发去擦眼睛，她的头发是绿色的，就像麻丝一样。加甫里拉就这样看着，看着，并且问她：‘树林里的女妖，你为什么哭呀？’女落水鬼就这样对他说：‘你不该画十字，’她说，‘人哪，你本来可以快快活活地跟我过到末日来临；可是现在我哭泣，我悲伤，因为你画了十字；而且不光是我一个人悲伤，你也会悲伤到末日来临的。’这时，我的小兄弟们，她一下子不见了，而加甫里拉也一下子清醒了，知道他该怎样走出树林……不过，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闷闷不乐。”

“唉！”费佳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树林里的精灵怎么会伤害一个基督徒的灵魂呢，他不是没有听她的话吗？”

“你得了吧！”科斯佳说。“加甫里拉说过，他说，她的声音那么细，那么哀怨，就像癞蛤蟆一样。”

“这是你爸爸亲口说的？”费佳继续说。

“他亲口说的。我躺在高架床上，全听见了。”

“真是件怪事！他为什么不快活呢？……大概是她喜欢上他了，所以叫他过去。”

“对，是喜欢上他了！”伊柳沙接着说，“这不用说！她想呵他痒痒。她们就想干这种事，这些女落水鬼。”

“那么这儿也一定有落水鬼，”费佳说。

“不会，”科斯佳回答，“这地方干净、开阔。只是有一点，河就在旁边。”

大家都不再作声。突然远处响起一个尖细、拖长的，几乎像呻吟一样的声音，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夜声，这种声音有时是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响起的，它升上来，停在空中，最后，越来越轻，渐渐消散了。你仔细听着，好像没有声音了，实际上却还在响。似乎有人在天边久久、久久地叫喊，而另一个人则在树林里用尖细的声音回答他，接着，一种微弱的咝咝声从河上掠过。孩子们都面面相觑，浑身打了个寒颤……

“愿上帝和我们同在！”伊里亚⁽⁷⁾轻声说。

“嘿，你们这些乌鸦⁽⁸⁾！”帕维尔大声喊着，“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们瞧，土豆烧熟了。”大家挪到锅子前面，开始吃热气腾腾的土豆；只有凡尼亚一动不动。“你怎么啦？”帕维尔说。

但他还是没有从席子底下爬出来。锅里的土豆一会儿就被吃光了。

“你们听没听说过，伙伴们，”伊柳沙开口说，“前几天在我们瓦尔纳维策发生的一桩怪事？”

“是在堤坝上发生的那件事吗？”费佳问。

“对，对，在堤坝上，在被大水冲垮的堤坝上。那是个闹鬼的地方，因为闹鬼，所以那么荒凉。周围都是小沟、峡谷，峡谷里都是卡丘利⁽⁹⁾。”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你说说……”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费佳，你也许知道，我们那儿埋着一个淹死的人；他是很久很久以前淹死的，当时池塘还很深；他的墓现在还可以看见，不过差不多看不清楚了：是这样的，像个小土堆……前几天管家把狗倌叶尔米尔叫来，对他说：‘叶尔米尔，你到邮局去一下。’我们那儿的叶尔米尔是常常到邮局去的；他把自己养的狗都折腾死了：不知道为什么，狗在他那儿都养不活，简直从来就没有养活过，不过他是个好狗倌，干什么都行。于是叶尔米尔骑着马到邮局去了，可是他在城里耽搁了一下，回来的时候已经醉醺醺了。那一天夜里很明亮，月亮当头照着……叶尔米尔经过堤坝：他一定得经过这儿。狗倌叶尔米尔就这么骑马走着，他忽然看见那淹死的人的坟墓上有一只小绵羊，白白的，毛儿鬈鬈的，那样子真好玩。叶尔米尔想：‘我把它带走，免得它走失，’他便下了马，把它抱在手上……那只羊乖乖地听他摆布。叶尔米尔向马匹走去，那匹马一看到他便瞪大眼睛，打着响鼻，直摆脑袋；可是他把马喝住，抱着小绵羊骑上去，继续赶路，他把小绵羊抱在胸前。他望着小绵羊，那小绵羊也盯住他的眼睛。狗倌叶尔米尔害怕起来：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羊会这样看着人；不过也没有关系；他便用手在它身上抚摩着，说：‘咩咩！咩咩！’那只羊也忽然露出牙齿对他叫起来：‘咩咩，咩咩……’”

还没等讲故事的人说完最后一句话，两只狗突然跳起来，狂吠着，从篝火旁窜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中。孩子们都吓坏了。凡尼亚从席子下面跃起身来。帕夫鲁沙叫喊着跟在狗后面跑去。狗吠声很快就传到远远的地方……传来了受惊的马群慌乱的奔跑声。帕夫鲁沙大声喊叫着：‘阿灰！茹奇卡！……’过了一会儿，狗吠声静息了；帕维尔的声音已经远去……又过了一些时候；孩子们都困惑地互相对视着，好像在等候发生什么不测……突然响起一匹奔马的马蹄声；它就在篝火旁边陡然停住，帕夫鲁沙抓住鬃毛，麻利地跳下马背。两条狗也跑进光圈里，立刻就蹲下，吐出红红的舌头。

“那边出什么事了？怎么了？”孩子们问道。

“没什么，”帕维尔对马挥挥手，回答，“是这样，两条狗闻到什么了。我想，是条狼吧，”他气喘吁吁，声音平静地补了一句。

我不由得欣赏起帕夫鲁沙来了。在这个时刻，他显得非常可爱。他那不漂亮的脸由于骑马疾驰而变得虎虎有生气，焕发着剽悍的豪情和当机立断的神气。深夜里，他手无寸铁，竟能毫不犹豫，单身匹马飞驰去对付野狼……“多么出色的孩子啊！”我看着他，心里想。

“你们看见过狼吗？”胆小的科斯佳问。

“这儿常常有很多狼，”帕维尔回答，“不过只有冬天它们才不安分。”

他又蜷缩着身子在篝火前坐下。他坐在地上，把一只手放在一条狗的毛茸茸的头上，得意的畜生又感激又骄傲地斜视着帕夫鲁沙，久久没有回过头去。

凡尼亚又钻进席子底下去。

“伊柳什卡，你给我们说了那么可怕的故事，”费佳又提起话头，他是个富裕农民的儿子，因此总是首先提出话题（他很少说话，仿佛怕降低了身份）。“连狗也像中了邪似的汪汪叫起来……真的，我听说过，你们那个地方常闹鬼。”

“瓦尔纳维策吗？……那还用说！闹鬼闹得厉害！据说有人不止一次看见过老爷一过世的老爷。有人说，他穿着长袍，老是叹气，在地上寻找着什么。有一次特罗菲梅奇老爷遇到他，就问他：‘伊凡·伊凡内奇老爷，你在地上找什么呀？’”

“他问他了吗？”吃惊的费佳打断他的话。

“是的，问了。”

“哦，特罗菲梅奇到底是好样的……那么过世的老爷说了些什么？”

“他说：‘我在找开锁草⁽¹⁰⁾。’他说话时声音很闷，很闷：‘开锁草。’‘伊凡·伊凡内奇老爷，你找开锁草干什么呀？’他说：‘坟墓压着我，压着我，特罗菲梅奇，我想跑出来，想跑出来……’”

“有这种事！”费佳说，“这么说，他没有活够。”

“真奇怪！”科斯佳说，“我以为只有在追荐亡人的礼拜六才能见到死人呢？”

“死人随时都可以看见，”伊柳什卡蛮有把握地附和说，据我观察，他对乡下的迷信比别人懂得多……“但是在追荐亡人的礼拜六，你还可以看见该轮到在这一年死的活人。只要夜里坐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一直看着大路。那些从你面前走过的人就是当年要死的人。去年我们那儿的乌里雅娜老婆婆就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去过。”

“那么她看见什么人了吗？”科斯佳好奇地问道。

“怎么没看见。起初她坐了很久很久，没看见什么人，也没听见什么人的脚步声……只有好像一只狗在什么地方叫着，叫着……突然，她一看：一个只穿着一件布衫的小孩子在路上走着。她仔细一看——是伊瓦什卡·费多谢耶夫……”

“就是春天死去的那一个吗？”费佳打断他的话。

“就是他。他头也不抬地走着……乌里雅娜认出他来了……但是后来她再看看：一个老婆婆在那儿走。她仔细看着，仔细看着——哦，主啊！——是她自己在大路上走，是乌里雅娜自己。”

“真的是她自己吗？”费佳问。

“上帝作证，是她自己。”

“可是，她不是还没有死吗？”

“一年还没有过完啊。可你看看她：那副身子骨快撑不住了。”

大家又默不作声。帕维尔将一把枯树枝扔进火里。树枝在突然爆燃起来的火焰里立刻变成黑色，哔剥作响，冒出烟气，变得弯曲，烧着的两端稍稍翘起来。火光一阵阵颤抖着，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尤其是往上蹿去。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白鸽，它径直扑向火光里，又惊慌地在原地盘旋了几圈，周身沐浴着炽热的火光，然后鼓着翅膀飞走了。

“肯定是在外面乱飞，”帕维尔说，“现在它只好飞到哪儿就在哪儿停下，等待天亮。”

“可是，帕夫鲁沙，”科斯佳说，“这会不会是一个虔诚的灵魂正要飞到天上去呢？”

帕维尔又把一把树枝扔进火里去。

“也许是吧，”他终于说。

“帕夫鲁沙，请你告诉我，”费佳又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沙拉莫沃那个地方能看到上天的预兆⁽¹¹⁾吗？”

“就是太阳看不见了吗？那还用说。”

“也许你们都吓坏了吧？”

“也不光是我们。还有我们的老爷，虽然他预先对我们说过，他说，你们要看见预兆了，可是天一暗下来，听说，他也怕得要命。在仆人住的屋子里，天一暗下来，听说，厨娘就用炉叉把炉灶上所有的坛坛罐罐敲个粉碎，她说：‘世界末日到了，现在谁还吃东西呀？’汤汤水水就这样到处流。在我们村子里，大哥，还到处传说，白狼要到处乱跑，它们要吃人，有一种凶鸟要飞来，人们会看见特里什卡⁽¹²⁾本人。”

“特里什卡是什么人？”科斯佳问。

“你不知道？”伊柳沙热切地接着说，“小弟，你是从哪儿来的，连特里什卡都不知道？你们村里都是些待在家里不出门的人，就是不出门的人！特里什卡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就要来了；他这个人很奇怪，谁也抓不住他，对他毫无办法：他就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人。譬如说，农民们想去抓他：他们拿着棍子去追他，把他包围起来，他却能把他们的目光转移开，就这样把他们的目光引开去，让他们自己彼此厮打起来。譬如说，把他关到监牢里，他会讨一罐水喝：水给他端来了，他就钻进水罐里再也找不到了。要是用锁链把他锁起来，他就把锁链抓在手里一抖，锁链就从他身上掉下来。嘿，这个特里什卡还要走遍乡村和城市；特里什卡，这个狡猾的家伙还要来引诱基督徒……可是拿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这么一个又奇怪又狡猾的人。”

“是啊，”帕维尔仍旧用他那不慌不忙的语调继续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那儿的人都在等着他。老年人都说，上天的预兆一出现，特里什卡就要来了。后来预兆果然出现了。所有的人都拥到街上、田野上来，要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很引人注目，很开阔。大家都看着，突然从村镇那边的山上走来一个人，样子很古怪，头那么怪模怪样……大家都叫起来：‘哟，特里什卡来了！哟，特里什卡来了！’大家都往四下里逃窜！我们那村长爬进水沟里；村长太太给卡在大门下，她拼命喊叫，把家里的看家狗都给吓坏，它挣脱链条，跳出栅栏，逃到树林里去了。而库兹卡的父亲多罗费伊奇则跳进燕麦地，蹲下身子学鹌鹑叫，他说：‘也许，杀人凶手看到鸟也会怜惜的。’大家都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原来，在那儿走的人是我们的箍桶匠瓦维拉，他买了一只新的小木桶，把空桶扣在头上。”

孩子们都笑了起来，接着又沉默了一会儿，人们在野外闲谈常有这种情况。我往四下里瞧了瞧：夜色浓重而肃穆。入夜时的潮湿清新变成了午夜的干燥温暖，这干燥温暖还要像柔和的帐幕一样久久笼罩在沉睡的田野上；到天亮时响起最初的说话声、树叶最初的簌簌声、早晨的喧嚷声和出现最初的晨露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天上没有月亮：在这些日子里，它很晚才升起。无数金光灿烂的星星竞相闪烁着，仿佛在静静地向银河流去，真的，眺望着它们，您会隐约感觉到地球正在不断地急速运行着……突然，河上连续响起两次病痛般的尖厉的怪叫，过了一会儿，它又响起来，但是已经在稍远的地方……

科斯佳打了个寒颤。“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鹭鸶在啼叫，”帕维尔平静地回答。

“鹭鸶，”科斯佳重说了一遍……“帕夫鲁沙，那么，我昨天晚上听见的是什么声音，”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也许知道……”

“你听见什么啦？”

“我听见了一种声音。我从石岗到沙什基诺去。起初我一直在榛树林里走着，后来走到草地上去——你知道，就是往峡谷转一个大弯的地方，那边有个水洼⁽¹³⁾，你知道，水洼里还长了许多芦苇；我从这个水洼旁走过，我的小兄弟们，水洼里忽然好像有人在呻吟，声音是那么凄凉，那么凄凉：呜……呜……呜！我吓坏了，我的小兄弟们：时候已经很晚了，声音又这么悲惨。我自己都要哭出来了……这是什么声音啊？啊？”

“前年夏天，有几个强盗把守林人阿基姆淹死在这个水洼里了，”帕夫鲁沙说，“可能是他的灵魂在喊冤。”

“原来是这样，我的小兄弟们，”科斯佳睁大那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说……“我不知道阿基姆被淹死在水洼里：要不然我还要害怕呢。”

“不过有人说，那儿有一种小青蛙，”帕维尔继续说，“叫起来也是这么凄凉。”

“青蛙？哦，不，这不是青蛙……怎么是……（这时河上又响起鹭鸶的叫声）嘿，就是它！”科斯佳脱口而出，“好像林妖在叫。”

“林妖不会叫，他是哑巴，”伊柳沙接着说，“他只会拍手，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怎么，你看见过林妖吗？”费佳带着嘲笑打断他的话。

“没有，没有看见过，上帝保佑别让我看见；但是别人看见过。前几天他把我们那儿一个庄稼汉迷住了：带着他在树林里转来转去，一直在一块空地上兜圈子……快天亮的时候，他才好容易回到家里。”

“这么说，他看到林妖了？”

“看到了。他说，他长得那么大，那么大，黑黑的，全身裹得紧紧的，好像躲在树后，看不太清楚，好像在躲着月亮，一双大眼睛瞧着瞧着，眨呀眨的……”

“唉，你啊！”费佳稍稍哆嗦了一下，耸耸肩膀，叫了一声，“呸！……”

“这个坏东西为什么要到世界上来？”帕维尔说，“真是的！”

“你不要骂，当心他听见，”伊里亚说。

大家又默不作声。

“你们看，你们看，伙伴们，”忽然响起凡尼亚的童声，“你们看天上的星星，好像一大群蜜蜂在飞！”

他从席子底下露出幼嫩的小脸来，支在拳头上，慢慢抬起那双恬静的大眼睛。所有孩子的眼睛都仰望着天空，久久没有垂下。

“喂，凡尼亚，”费佳亲切地说，“你姐姐安纽特卡身体好吗？”

“好的，”凡尼亚回答，声音有点含混不清。

“你问问她，为什么不上我们这儿来啦……”

“我不知道。”

“你告诉她，让她来玩。”

“我会告诉的。”

“你告诉她，我要送些小礼物给她。”

“你送给我吗？”

“我也送给你。”

凡尼亚叹了一口气。

“不用了，我不要。你还是送给她吧：她的良心那么好。”

凡尼亚又把头靠在地上。帕维尔站起来，端起那只空锅子。

“你上哪儿去？”费佳问他。

“到河边去打一点水：我想喝点水。”

两条狗站起来，跟着他。

“当心别掉到河里去！”伊柳什卡在他后面喊了一声。

“他怎么会掉下去？”费佳说，“他是很当心的。”

“是啊，他是很当心的。但往往有意外的事发生：他弯下腰去打水，而落水鬼就会抓住他的手，把他拖下去。以后人家就说，这个人掉到水里去了……怎么是掉下去的？……听，他钻进芦苇里去了，”他仔细听了听，又说。

芦苇真的分开了，像我们所说的，沙沙响着。

“这事是真的吗？”科斯佳说，“听说傻子阿库莲娜掉到河里去以后就发疯了。”

“是从那以后……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人家都说，以前她是个美人儿。落水鬼把她毁了。他大概没有想到，人家会这么快把她救上来。他就是在河底把她毁了的。”

（我自己曾不止一次遇见过这个阿库莲娜。她衣衫褴褛，瘦得可怕，脸黑得像煤炭，神情恍惚，总是龇着牙，常常整个小时地在路上原地踏步，把两只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掩住胸部，像笼中的野兽那样慢慢地倒换着两只脚。不管对她说什么话，她都听不懂，只是偶尔神经质地哈哈大笑。）

“听说，”科斯佳继续说，“阿库莲娜是因为情人欺骗了她才投河的。”

“真的是这样。”

“你还记得瓦夏吗？”科斯佳忧伤地说。

“哪一个瓦夏？”费佳问。

“就是淹死的那个，”科斯佳回答，“就在这条河里。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啊！唉，多好的孩子！他妈妈费克利斯塔是多么爱他，爱瓦夏啊！她，费克利斯塔好像预感到他会在河里淹死。夏天，瓦夏有时和我们这些小伙伴到河里游泳，她就提心吊胆。别的女人都无所谓，端着洗衣盆大摇大摆地从旁边走过去，而费克利斯塔却把洗衣盆放在地上，大声叫他：‘回来，回来，我的宝贝！啊，回来，我的心肝！’他是怎么淹死的，只有上帝知道。他在岸边玩，他妈妈也在那儿耙干草；忽然听见，好像有人在水里吐气泡，她一看，只看见水上漂着瓦夏的帽子。从这时起费克利斯塔就疯了：她常常到儿子淹死的地方来，躺在那儿；我的小兄弟们，她躺着，唱起歌儿来——你们记得吗，瓦夏常常唱这首歌，她唱的也是这首歌，她哭啊，哭啊，那么悲痛地向上帝诉说……”

“看，帕夫鲁沙来了，”费佳说。

帕维尔端着满满一锅水走到篝火旁边来。

“喂，伙伴们，”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起来，“事情不妙了。”

“什么事？”科斯佳迫不及待地问。

“我听见瓦夏的声音了。”

大家都打了个寒颤。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科斯佳喃喃地说。

“上帝作证。我刚刚向河水弯下身去，忽然听见瓦夏的声音在叫我，好像是从水底下发出来的：‘帕夫鲁沙，帕夫鲁沙，到这儿来。’我走开了。不过，我还是把水打上来了。”

“哦，主啊！哦，主啊！”孩子们都画着十字，嘴里说着。

“这是落水鬼在叫你，帕维尔，”费佳又说……“我们刚才还在说瓦夏的事呢。”

“哦，这是个不吉利的兆头，”伊柳沙一字一顿地说。

“让它去吧，没关系的！”帕维尔果断地说，又坐了下去，“命中注定的事是逃不掉的。”

孩子们都安静下来。显然，帕维尔的话大大地触动了他们。他们都在篝火前安顿下来，好像准备睡觉了。

“这是什么？”科斯佳突然抬起头来，问道。

帕维尔仔细听了听。

“这是小山鹬在飞，这是它们的叫声。”

“它们要飞到哪儿去？”

“听说是飞到没有冬天的地方去。”

“真有这种地方吗？”

“有的。”

“很远吗？”

“很远，很远，在暖海的那一边。”

科斯佳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

我来到孩子们这里已经三个多钟头。月亮终于升起来了，我不是立刻就发现它的：因为它是那么小，那么细。这个没有月光的夜晚使人觉得它仍旧像以前那样壮丽……但是不久前还在当空高高地闪烁的许多星星已经斜移到黑沉沉的天边；周围的一切都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就像天亮前常有的那么宁静一样：一切都沉浸在黎明前的酣睡之中。空气中已经没有强烈的气味，仿佛又重新弥漫着潮气……夏夜是多么短促啊！……孩子们的谈话和篝火一起静息了……连狗也打起盹来；在微弱暗淡的星光下，我隐约看到马匹也已低头入睡……我感到了一丝倦意，接着便打起盹来。

一股清新的气流从我脸上拂过。我睁开眼睛：天已破晓。天上还没有一丝红霞，但东方已经发白。周围的一切都显现出来了，虽然还有些朦胧。灰白色的天空渐渐明亮，渐渐变成蓝色，也变得寒冷起来；星星时而发出一点微光，时而隐没；土地潮湿了，树叶上挂满了露珠，有些地方传来富有生气的声音和说话声，微弱的晨风已经在大地上漫游。于是我的身体发出微微的愉快的颤抖。我迅速站起来，走到孩子们那里去。他们都在隐隐燃烧的篝火旁睡得像死人一样；只有帕维尔抬起半个身体，注视着我。

我对他点点头，顺着烟雾迷茫的河边走去。我还没有走上两俄里，在我周围，在广阔湿润的草原上，在前面开始发绿的山丘上，从一座树林到另一座树林，在后面漫漫的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在闪闪发亮、变得温暖的灌木丛上，在薄雾渐渐散去、稍稍显出蓝色的河水上，已经注满了最初是鲜红，后来渐渐变成大红、金黄的熹微、温煦的晨光……万物都在蠕动，苏醒了，歌唱了，喧闹了，说起话来了。我的目光所及之处，大颗的露珠都像光芒四射的金刚石一样变得红艳艳的；一阵清纯、洪亮，仿佛也被早晨的凉气洗净的钟声迎面向我传来，突然，一群休息过的骏马被我所熟悉的孩子们驱赶着，从我身边疾驰而过……

遗憾的是，我必须补充一点，就在这一年帕维尔死了。他不是淹死的：他是坠马而死。可惜啊，一个多么好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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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夫鲁沙和下面的帕夫鲁什卡均为帕维尔的小名。

(2) “打浆场”和“储浆房”是造纸厂的建筑物，工人从这里的大桶里汲出纸浆来。它建在堤坝旁的水车轮子下面。——原注

(3) “砑光工”是把纸张磨光、刮光的工人。——原注

(4) 阿夫杰伊是阿夫久什卡的本名，后者是小名。

(5) 我们那里把水流进水车轮子的地方称为“冰宫”。——原注

(6) 舀纸浆用的筛子。——原注

(7) 伊里亚是伊柳沙的本名，后者是小名。

(8) 俄罗斯谚语：受了惊的乌鸦连灌木丛也害怕。此处有惊弓之鸟、草木皆兵的意思。

(9) 奥廖尔方言：蛇。——原注

(10) 俄罗斯童话里能开启魔洞和聚宝箱的仙草。

(11) 我们那里的农民把日食称为上天的预兆。——原注

(12) 迷信传说中的“特里什卡”大概与反基督的故事有关。——原注

(13) 水洼——是一个很深的坑，积蓄着春汛留下来的水，夏天不会干。——原注

梅奇美人河的卡西扬

我坐着一辆摇摇晃晃的小马车从猎场回家，被夏天那多云日子的燠热折磨得有气无力（众所周知，这种日子有时比晴天热得更难受，尤其是在没有风的时候），打着瞌睡，随着马车摇摆，愁眉苦脸地忍耐着，即使坎坷的道路在干裂和吱嘎作响的车轮底下不断扬起灰尘，撒遍我全身，我也由着它去——突然，我的马车夫不同寻常地坐立不安和惊慌的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一刹那之前，他的睡意比我还浓。他一连几次拉了拉缰绳，在驭座上忙乱起来，不断向马匹吆喝，还不时往一旁的什么地方看看。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我们的马车走在一片开垦过的广阔平畴上；一些同样开垦过的不高的山丘以非常平缓的稍稍起伏的斜坡连接着这片平原；极目望去，可以看见周围五俄里内荒凉的旷野；远处，只有一些小小的白桦林的圆齿形树梢打破几乎是平直的地平线。几条羊肠小道在田野上伸展着，隐没在洼地里，在一些小山丘上蜿蜒盘绕，其中有一条在前面五百步的地方和我们所走的大路相交叉，在那上面，我看出有一队人马在行进。我的马车夫不时抬头眺望的正是这列队伍。

这是支出殡队伍。前面，一个教士坐在套着一匹马的马车里缓缓地行进；一个教堂职员坐在他旁边赶车；马车后面，四个光着脑袋的庄稼汉抬着一口盖着白布的棺材；棺材后面跟着两个农妇。其中一个的尖细悲痛的声音突然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仔细一听，是在边哭边数落。这忽高忽低、单调干巴、痛苦绝望的哭叫声在空旷的田野上悲凉地回响着。我的马车夫匆匆赶着马：他想跑在这支队伍的前头。在路上遇到死人是不祥之兆。他果然在死人还没有拉到大路之前赶到他们前面去了；但我们还没有跑出一百步，我们的马车突然剧烈地颠动了一下，它倾向一侧，差点翻倒。马车夫急忙勒住正在奔跑的马匹，挥了一下手，啐了一口。

“出什么事了？”我问。

马车夫一声不吭，不慌不忙地爬下车。

“到底出了什么事？”

“车轴断了……磨损了，”他满脸不高兴地回答，接着还是那么气呼呼地突然拉了一下拉套马的皮轭，让那匹拉套马跑一边去，可是它站住了，打了个响鼻，抖擞了一下，若无其事地用牙齿搔搔前腿的膝盖。

我下了车，在路上站了一会儿，心中隐隐约约感到一阵不快，不知怎么会遇上这种倒霉事。右边的车轮几乎完全被压在马车底下，把车毂毫无希望地顶到上面来。

“现在怎么办？”我终于开口问道。

“都怪它！”马车夫用鞭子指着那支送殡队伍说，这时它已经拐到大路上来，快走近我们了，“我一直在注意它，”他继续说，“这种兆头是很灵验的——碰上死人了……是啊。”

他又去找那匹拉套马的麻烦，那匹拉套马看到他心绪不佳、神色严峻，便决心站住不动，只是偶尔驯服地摇摇尾巴。我来回踱了一会儿步，又站到车轮前面去。

这时死人已赶上我们。这悲哀的行列默默地绕过我们的马车，从大路拐到草地上。我和马车夫脱下帽子，向教士鞠躬致意，和抬棺材的人对视了一下。他们费力地向前走去，宽阔的胸部高高地起伏着。棺材后面的两个农妇，一个年纪已经很大，脸色苍白；她那呆板的脸由于悲痛太大已被扭曲，但仍保持着严肃和庄重的神色。她默默地走着，有时抬起瘦削的手按住薄薄的干瘪的嘴唇。另一个农妇是个二十五岁光景的年轻女子，眼睛哭红了，噙满泪水，整个脸都哭肿了。走到我们旁边时，她不再号哭，而用袖子掩住脸……但是当死人从我们身旁经过，重新回到大路上的时候，她那悲痛的使人撕心裂肺的号哭声又响了起来。我的马车夫默默地目送那有节奏地摆动的棺材过去以后，便向我回过头来。

“这是在给木匠马丁送葬，”他说，“就是里亚巴亚村的那个。”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那两个婆娘就知道了。老的是他母亲，年轻的是他老婆。”

“他是生病了还是怎么的？”

“是啊……生的是热病……前天管家派人去请医生，可是医生不在家……这木匠是个好人，喜欢喝点酒，可木匠是个好人。你看，他老婆哭得多伤心……不过，大家也知道：女人的眼泪是不值钱的。女人的眼泪跟水一样……是啊。”

他弯腰从拉套马的缰绳底下爬进去，双手抓住马轭。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我说。

我的马车夫先把膝盖顶住辕马的肩部，摇撼了两下马轭，把辕枕摆摆正，然后又从拉套马缰绳底下爬出来，顺手推了一下马脸，走到车轮旁边。他走到那里，眼睛仍盯住车轮，接着慢慢从衣裾底下掏出一只扁扁的烟盒来，慢慢地拉住皮带，揭开盖子，慢慢地把两个肥手指伸进烟盒里去（两个手指是勉强伸进去的），揉揉烟丝，先把鼻子挤到一边，一次一次地吸着，每吸一次，就发出一次长长的呼哧声，然后病态地眯起满是泪水的眼睛，眨了眨，接着便深深地沉思起来。

“喂，怎么样？”我终于问他。

我的马车夫小心地把烟盒放进衣袋里，把帽子抖到眉毛上，不是用手，而是把头往下抖了抖，接着，默默爬到驭座上。

“你上哪儿去啊？”我有点惊奇地问他。

“请您坐上来吧，”他若无其事地回答，拿起了缰绳。

“我们现在怎么走呀？”

“能走的，老爷。”

“可是车轴……”

“请您坐上来吧。”

“可是车轴断了……”

“断是断了；不过勉强可以走到新村……慢慢走，就是说。这儿树林后面，右边有一个新村：叫做尤季内。”

“你认为我们能走到吗？”

我的马车夫没有赐复。

“我最好还是步行吧，”我说。

“悉听尊便，老爷……”

于是他挥了一下鞭子。马车走动了。

我们果然勉强走到新村，虽然右边的前轮勉强维持住，怪模怪样地转动着。在一座小丘上它差一点脱落；我的马车夫恶狠狠地吆喝了一声，我们才顺利地走下小丘。

尤季内新村一共有六座低矮的小农合，房子都已歪斜，虽然看样子是不久前建造的：有的院子还没有围上栅栏。马车驶进新村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街道上甚至没有看到一只鸡，连狗也没有。只有一条截了尾巴的黑狗当着我们的面急急忙忙地从一只干木盆里跳出来（它大概是因为口渴想跳进木盆里喝水），立刻一声不叫地慌慌张张钻到大门底下去。我走进第一座农舍，打开通穿堂的门，叫唤主人，但没有人回答。我又叫了一次：另一扇门后面响起一只饿猫的叫声。我用脚踢开门：一只瘦猫在黑暗中闪着绿眼睛，从我身旁溜了出去。我把头探进房间里，看了看：里面黑洞洞的，烟雾弥漫，不见一人。我往院子里走去，那里也没有一个人……围墙里有一头小牛哞哞叫着；一只瘸腿的灰鹅一拐一拐地走到一旁。我走进第二座农舍——第二座农合里也空无一人。我走到院子里……

在被灿烂的阳光照亮的院子正当中，在一般认为太阳晒得最热的地方，有一个人脸朝着地面，头上盖着一件上衣，躺在那里，依我看来，那是一个男孩。在离他几步远的草棚底下，一辆破马车旁边，站着一匹套着破旧挽具的瘦马。阳光从破旧窝棚上狭小的隙缝倾泻下来，在它那乱蓬蓬的枣红色毛皮上留下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光斑。那里还有一只高高的椋鸟笼，几只椋鸟吱吱叫着，以平静的好奇心从它们的空中栖息处注视着下面的景物。我走到睡觉的人的身边，唤醒他……

他抬起头，看到我，立即跳起来……“什么？有什么事？怎么回事？”他睡意蒙眬地喃喃说着。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他的外貌使我大吃一惊。请想象一个五十来岁的小矮人，黝黑的小脸上尽是皱纹，鼻子尖尖的，褐色的眼睛小得几乎看不出，一头乌黑拳曲的浓发像菌盖一样宽宽地覆盖在他那小小的头上。他的身体非常孱弱瘦小，他的目光的异常和古怪是语言难以形容的。

“有什么事？”他又问我。

我对他说明了来意；他听着我说话，那双缓慢地眨动的眼睛一直盯着我。

“你能给我们弄一根新的车轴吗？”我终于对他说，“我可以付钱。”

“你们是干什么的？是打猎的吗？”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下，问道。

“是打猎的。”

“你们一定是打天上飞的小鸟吧？……打树林里的野兽吧？……你们打死上帝的鸟儿，流无辜的血，不罪过吗？”

这古怪的小老头说起话来把声音拖得长长的。他的声音也使我吃惊。他的声音不但一点不显得苍老，而且还很甜润、年轻，几乎柔和得像女人。

“我没有车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一根不合用，”他指指自己的小马车，“你们的马车一定是大型的。”

“那么村子里能弄到吗？”

“这算什么村子啊！……这里谁家也没有……再说也没有人在家：全干活去了。你们走吧，”他突然这样说，又躺到地上去了。

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

“你听我说，老人家，”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劳驾，帮个忙吧。”

“你们走吧！我累了：到城里跑了一趟，”他对我说，接着把上衣拉到头上。

“劳驾啦，”我继续说，“我……我可以付钱。”

“我不需要你的钱。”

“请帮个忙吧，老人家……”

他爬起来，盘起两条细腿坐着。

“也许我可以带你们到林垦地⁽¹⁾去。一些商人在那儿买了我们的树林，上帝会审判他们的，他们在那儿砍伐树木，造了一座事务所，上帝会审判他们的。你们可以在那儿向他们定一根车轴，或者买一根现成的。”

“好极了！”我高兴得叫起来，“好极了！……我们走吧。”

“橡木车轴，很好的，”他继续说，可是没有站起来。

“到那个林垦地很远吗？”

“三俄里。”

“那好吧！我们可以乘你的小马车去。”

“哦，不……”

“唉，走吧，”我说，“走吧，老人家！马车夫在街上等我们呢。”

老头不情愿地站起来，跟着我走到街上。我的马车夫正在气头上：他想去饮马，但没想到井里的水很少，再说水的味道也不好，而这一点就像马车夫们所说的，是最重要的事……可是他一看见老头便咧开嘴笑起来，向他点点头，喊了一声：

“啊，卡西扬奴什卡⁽²⁾！你好啊！”

“你好，叶罗菲，正直的人！”卡西扬不乐意地回答。

我立刻把他的建议告诉马车夫；叶罗菲表示赞同，便把马车赶进院子里。当他熟练地忙着卸马的时候，老头站在大门旁边，肩膀靠在大门上，不快活地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我。他好像还在那儿犹豫不决，据我看，他对我们突然来到不很高兴。

“你也给搬迁到这儿了吗？”叶罗菲在卸下马轭的时候突然问他。

“我也给搬迁来了。”

“唉！”我的马车夫含糊不清地说。“你知道吗，马丁，就是那个木匠……你不是认识里亚巴亚村的马丁吗？”

“认识的。”

“唉，他死了。我们刚才看见他的棺材了。”

卡西扬浑身颤栗了一下。

“他死了？”他反问了一句，低下头去。

“是的，死了。你为什么不治好他的病呢，啊？人家说，你会看病，你是个郎中。”

我的马车夫显然是在拿老头开心，嘲弄他。

“怎么，这是你的马车吗？”他对着马车耸耸肩膀，又说。

“是我的。”

“唉，马车啊……马车！”他反复说着，抓住车辕，差点没把马车掀翻……“马车啊！……用什么送你们到林垦地去好呢？……我们的马没法子套到这副车辕里去：我们的马都很高大，可这算什么车辕呀？”

“我不知道，”卡西扬回答，“用什么送你们去；要不就用这头牲口吧，”他叹了一口气说。

“用这头？”叶罗菲接着说，他走到卡西扬那匹劣马跟前，鄙夷地用右手的中指戳戳它的脖子。“瞧，”他用责备的口吻说，“睡着了，这蠢东西！”

我要叶罗菲快点把马车套好。我想亲自和卡西扬到林垦地去：因为那里往往有松鸡。小马车套好以后，我便带着狗凑合着坐到那用树皮做成的高低不平的车斗里去，卡西扬缩成一团，还是那么愁眉苦脸，坐在马车前面的栏杆上——叶罗菲走到我身旁，神秘地小声对我说：

“老爷，您跟他一起去，做得好。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疯子，外号叫跳蚤。我不知道，您怎么会懂得他的心思……”

我想对叶罗菲说，到现在为止，我仍觉得卡西扬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可是我的马车夫又马上用同样的声调对我说：

“您可要留神，看他是不是把您带到那儿去。车轴您自己挑选好了：要选一根结实的车轴……喂，跳蚤，”他大声对卡西扬说，“你们这儿能弄到点面包吗？”

“你去找找吧，也许能找到的，”卡西扬回答，他扯扯缰绳，我们就动身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的马跑得很不坏。一路上卡西扬固执地保持着沉默，对我提出的问题只不情愿地断断续续回答几句。我们很快就到达林垦地，在那里找到事务所。这是一座高高的木头房子，孤零零地建造在一道狭小的山沟上面，山沟已被一道堤坝草草地拦腰截断，成了一个池塘。我在事务所里找到两个年轻伙计，他们都明眸皓齿，伶牙俐齿，脸上挂着甜蜜而狡黠的微笑，我向他们买了一根车轴，便动身到林垦地去。我以为卡西扬会留下来看管马匹，在那里等我，没想到他突然走到我跟前。

“怎么，你要去打鸟吗？”他说，“是不是？”

“是的，要是能找到的话。”

“我跟你一起去……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们动身了。此去伐木区约有一俄里路程。说实话，我关注卡西扬比关注自己的狗还要多。难怪人家要叫他跳蚤。他那乌黑的没戴帽子的头（不过，他的头发可以代替任何帽子）在灌木丛中忽隐忽现。他走起路来手脚特别麻利，好像一直在跳跃，还不断弯下身子，采些野草揣在怀里，嘴里轻声嘟囔着，一路上不断用一种古怪的想追根究底的目光看看我，看看我的狗。在矮树丛里和林垦地上往往栖息着一些灰色的小鸟，它们不时从一棵小树飞到另一棵小树上，啾啾叫着，突然忽高忽低地飞出去。卡西扬模仿着它们的叫声，和它们互相呼应；一只小鹌鹑吱吱叫着从他脚下飞起来，他也跟着吱吱叫了几声；一只云雀飞到他头顶上，拍打着翅膀，像唱歌一样大声鸣叫起来——卡西扬也跟着他一起唱。但他一直没跟我说话……

天气非常好，比刚才更好了，但炎热并没有减退。晴朗的天空上徐徐移动着一些高远的薄云，它们像暮春的雪一样呈乳白色，像降下的风帆一样扁平而细长。它们那像棉花一般松软的轻薄的花边每一瞬间都在变化，虽然很慢，却觉察得出。这些云正在消散，没有落下阴影。我和卡西扬在林垦地上久久地转悠。新长出来的还没有一俄尺⁽³⁾高的蘖枝，用它们光滑纤细的茎盘绕着发黑的矮树桩；一些灰色的圆形海绵状木瘤，就是可以用来煮出火绒的木瘤，就长在这些树桩上。草莓在那上面吐出粉红色的卷须；一簇簇蘑菇紧挨着在那里生长。我的腿不断被那些饱受烈日煎熬的高高的杂草绊住；到处长着一些小树，那上面发红的嫩叶上放射着强烈的金属般反光，使人眼花缭乱；到处有一串串浅蓝色的野豌豆，到处有毛茛的金黄色花萼、半截紫色半截黄色的蝴蝶花，彩色缤纷，斑斓夺目；在布满一道道车辙的、生长着红色小草的荒径旁边，有几个地方堆放着以一立方俄丈⁽⁴⁾为单位的、因风吹雨打而发黑的木材，这些木材垛投下了斜方形的淡淡的阴影，别的地方则一点阴影也没有。微风有时吹拂一下，有时纹丝不动：它忽然迎面吹来，仿佛要刮起一阵狂风——一切都快乐地喧闹起来，点着头，摇摆着，蕨类植物柔软的尖端优美地婆娑起舞——你正要为吹来一阵凉爽的风而欣喜……但它又停住了，一切又归于平静。只有蝈蝈齐声唧唧叫着，仿佛在那里表示愤恨。这种声音无休无止，单调刺耳，叫得人心烦意乱。它和正午毫不示弱的炎热恰似天造地设的一对，它好像是炎热所产生的，好像是炎热从晒得滚烫的土地里呼唤出来的。

我们连一窝小鸟都没有碰到，最后来到一块新的林垦地。那里几棵不久前刚砍伐下来的白杨可怜兮兮地横卧在地上，把野草和小灌木丛压在身下；它们身上的叶子还是绿的，但已经没有生命，从一动不动的树枝上萎蔫着耷拉下来；在另一些枝头上，它们已经干枯拳曲了。一些呈淡黄色的新鲜木片堆积在湿润的树桩旁，发出一种令人十分舒服的特别的苦味。远处，靠近树林的地方，响着斧头重浊的砍伐声，于是过不了多久就有一棵枝叶葱茏的树仿佛鞠躬似的伸开双手庄重而悄无声息地倒下……

我久久没有找到一只野禽；最后从一片广阔的、长满苦艾的橡树丛中飞出一只秧鸡来。我打了一枪，它在空中翻滚了一下，掉了下来。卡西扬急忙用手遮住眼睛，一动不动站着，直到我装好弹药，拾起秧鸡。我走开之后，他走到被打死的鸟掉下来的地方，俯身看着溅了几滴血的草地，摇摇头，惊慌地看了我一眼……后来我听到他小声念叨着：“罪过！……这真是罪过！”

暑热终于逼着我们走进树林。我奔到一棵高高的榛树下，在它上面有一棵挺拔的小槭树优雅地伸展着柔弱的枝条。卡西扬在一棵砍倒的白桦粗大的一端坐下。我看着他。树叶在高处微微晃动着，它们那淡绿色的阴影在他那胡乱裹着深色外衣的孱弱身躯上，在他那小小的脸上微微浮动。他一直没有抬起头来。他的沉默使我感到憋闷，我便仰卧着欣赏起纷披的枝叶在高邈明朗天空中的和平嬉戏。仰卧在树林里向高空眺望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您会觉得，您看到的是一片无底的海洋，它广阔无垠地展现在您的“下面”，树木不是从地上往上长，而仿佛是植物巨大的根从上面挂下来，垂直落在明亮如镜的波浪里；树上的叶子有时像绿宝石一样晶莹剔透，有时厚重得像金黄色的，几近黑色的墨绿。在很远的地方，在一块澄澈的蓝天映衬下，有一片单独的叶子，一动不动地挂在细树枝的末端，旁边却有另一片叶子在晃动，那样子就像一条鱼的尾巴在摆动，它的晃动仿佛是自动的而不是被风吹动的。一团团白云像中了魔法的水下岛屿静静地飘浮过来，又静静地飘浮过去。突然所有这片海洋，这明净的空气，这些沐浴着阳光的枝叶全部流动起来，颤抖着发出星星点点的闪光，掀起一片更加清晰的颤动的簌簌声，犹如突然漾起的涟漪发出悠长细微的拍击声。您一动不动地躺着，您远望着：您心中的欣喜、宁静和甜蜜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您远望着：那深邃、纯净的蓝天会使您的嘴唇漾起一丝微笑，这微笑就像蓝天本身，像天上的浮云那样纯洁，于是一长串幸福的回忆便仿佛和一长串慢慢飘动的浮云一起，慢慢地从您的心头飘过。您会觉得，您的目光越看越远，带着您本人进入那安谧光明的、无限深邃的远处，已经离不开这高邈的天空、这深邃的远方……

“老爷，老爷！”卡西扬突然用他那响亮的声音说。

我惊奇地抬起身子；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勉强回答我的问题，现在却突然自己说起话来。

“你有什么事？”我问。

“喂，你为什么打死这只鸟？”他直盯住我的脸说。

“什么为什么？……秧鸡，这是野味，可以吃的。”

“你不是为了吃才打死它的，老爷：你是不会吃它的！你是为了好玩才打死它的。”

“你自己大概也吃譬如鹅或鸡的吧？”

“这种家禽是上帝规定给人吃的，可秧鸡，这是树林里的飞鸟。而且不单是秧鸡：还有很多，所有树林里的动物，野地里和河里的动物，沼地里和草地上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打死它们是罪过的，让它们在地上活到自己死去吧……人有另外一种食物，他有别的食物和喝的东西：粮食，这是上帝的赏赐，还有天上的雨水，祖先传下的家禽家畜。”

我惊奇地看了看卡西扬。他的话脱口而出，他无须搜索枯肠，他的话既平心静气，又理直气壮，既和颜悦色又义正词严，说话时还偶尔闭起眼睛。

“那么，照你这么说，捕鱼也是罪过的啰？”我问。

“鱼的血是冷的，”他充满自信地反驳我，“鱼是哑巴动物。它不会害怕，也不会取乐。鱼是不会说话的动物。鱼没有感觉，它的血不是活的……血，”他停了停又说，“血是神圣的东西！血不能见上帝的太阳，血不能见光……让血见光是极大的罪过，是极大的罪过，非常可怕……，啊，是极大的罪过！”

他叹了一口气，低下头。我望望这个奇怪的老头，说实话，我实在觉得非常惊奇。他说的不是一个普通庄稼汉的话，一个凡夫俗子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一个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种话是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其事地说出来的，是不同一般的……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样的话。

“请告诉我，卡西扬，”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有些发红的脸，对他说，“你是干什么营生的？”

他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他的目光不安地闪烁了一下。

“我按照上帝吩咐过日子，”最后他说，“至于干什么营生，没有，我什么也不干。我从小就很不懂事；趁还有力气，我就干活，我干得不好……干什么事我都不顶用！身体不好，手脚又笨。喏，春天的时候，我就捉捉夜莺。”

“你捉夜莺？……你不是说过，凡是树林里的，野地里的，以及别的生灵，都不应该去碰吗？”

“杀死它是不应该的，这没错；该死的时候它自然会死。就拿木匠马丁来说吧，木匠马丁活了一阵子，他活了不久就死去了；他的妻子现在为丈夫，为年幼的孩子痛苦得死去活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只动物能耍点滑头，逃避死亡。死亡是逃不掉的，谁也逃不出它的手心。而帮助死亡是不应该的……我并不杀死夜莺——上帝保佑！我不会让它们受苦，不会把它们弄死，而只是让人高兴，使人得到安慰和快乐。”

“你到库尔斯克去捉夜莺吗？”

“我到库尔斯克去，有时走得更远。我在沼地和周围有树林的地方过夜，我独自在田野上，在荒僻的地方过夜：那儿有鹬鸟在唧唧叫，有兔子在吱吱叫，有鸭子在嘎嘎叫……每天晚上我留神观察，每天早晨我仔细听着，每天早晨我往灌木丛上撒网……有的夜莺唱得那么凄惨，那么好听……真的很凄惨。”

“你把它们卖了？”

“我送给好心的人。”

“你还做些什么？”

“怎么还做些什么？”

“你干什么活？”

老头沉默了一下。

“我什么活也不干……我干得不好。但我能读书识字。”

“你能读书识字？”

“我能读书识字。是上帝和一些好心人帮助我的。”

“那么，你有家室吗？”

“没有，我没有家室。”

“怎么会这样？……都死了，还是怎么的？”

“不，是这样的：日子过得不顺利。这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都得听从上帝的安排；可做人必须正直——就是这么回事！也就是要听从上帝的旨意。”

“你有亲戚吗？”

“有的……是的……是这样……”

老头嗫嚅着。

“请你告诉我，”我说，“刚才我听见，我的马车夫问你，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治好马丁的病？难道你会治病吗？”

“你的马车夫是个正直的人，”卡西扬沉思着回答我，“可也不是没有罪过。有人管我叫郎中……我算什么郎中！……谁能够治病呢？这都是上帝决定的。有些……有些草啊，花啊：确实有用。譬如说，鬼针草吧，对人是有好处的；车前草也是；说说这种草并没有什么不体面：这些都是干净的草——是上帝的草。不过，别的草就不是这样了：这些草对人也有功效，可这是罪过；说说都是罪过。除非做祷告……哦，当然，也有些咒语……谁相信谁就能得救，”他压低声音，补了一句。

“你什么药也没给马丁吗？”我问。

“我知道得太晚了，”老头回答。“可有什么办法呢！谁的命运怎么样是注定的。木匠马丁是活不长的，他在世上活不长：这是肯定的。谁在世上活不长，太阳就不会给他温暖，粮食对他也没有用处，好像在叫他回去了……是啊；上帝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吧！”

“把你们迁到这儿来已经很久了吗？”我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问。

卡西扬浑身哆嗦了一下。

“不，不久：三四年。老主人在世的时候，我们一直住在原来的地方，后来监护人才把我们迁到这儿来。我们的老主人心地善良，是个大好人，愿他升入天堂！是啊，监护人的决定当然是正确的。看来，不这样做也不行。”

“那么你们原来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梅奇美人河边的人。”

“离这儿很远吗？”

“大约一百俄里。”

“怎么样，那个地方好些吗？”

“好些……好些。那边地域广阔，是河流经过的地方，我们的老家；这儿地方狭小，是个干旱的地方……在这儿，我们都孤零零的，没几个人。在我们那边，在梅奇美人河上，你一登上小山冈，你一登上去——嘿，我的上帝，那是什么景色呀？啊？……又是河流，又是牧场，又是树林；那边是一座教堂，再过去又是一片牧场。可以看见很远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多么远的地方啊……你看哪看哪，啊，真是太美啦！不过，这儿的土地的确要好些：是沙质黏土，很好的沙质黏土，农民都这么说；我的庄稼处处都长得很好。”

“那么，老人家，你说句实话，你大概很想到故乡去看看吧？”

“是啊，要能去看看就好了。不过，到哪儿都好。我是个无家无室的人，喜欢到处走走。再说，老待在家里干什么？你出去走走，出去走走，”他提高声音接着说，“心里会舒服些，真的，太阳会照着你，上帝会更清楚地看见你，唱起歌来也好听些。你看，这儿草长得多好；你一看见，就采下一棵。这儿还有水在流，譬如说，是泉水，圣水；你一看见，就喝个够。天上的鸟儿在唱歌……在库尔斯克那边有一片大草原，那么大的草原，谁见了都会大吃一惊，都会感到心里乐滋滋的。这就是富足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上帝的恩赐！有人说，这片草原一直通到温暖的大海，那儿有一只声音很好听的神鸟，不管冬天还是秋天，树叶都不会从树上凋落，银树枝上长着金苹果，人们都过着富足而公正的生活……我要是能到那儿去就好啦……我走过的地方可不算少啦！我去过罗苗，去过辛比尔斯克，那是个出色的城市，我也到过莫斯科，那儿有金色的教堂圆顶；我去过奥卡奶娘河，去过茨纳鸽子河，也去过伏尔加母亲河，看到过许多人，许多善良的基督徒，到过许多体面的城市……是啊，我真想到那儿去……而且……真的……不光是我这个罪人……别的许多基督徒穿着树皮鞋，都到那儿去，他们沿路乞讨，去寻求真理……是啊！……待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啊？这世道是不公平的，就是这么回事……”

最后这几句话卡西扬说得很快，几乎听不清楚；接着他又说了几句话，我简直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他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古怪，使我不由得想起“疯子”这个名称。后来他低下头，咳嗽了一声，好像回过神来了。

“多么好的太阳啊！”他轻声嘟囔着，“多么慈爱的恩惠，主啊！树林里是多么温暖！”

他耸耸肩膀，不再说什么，漫不经心地瞧着，轻轻地唱起歌来。我无法分辨他那声调悠扬的歌曲的全部歌词，只听出下面两句：

人家叫我卡西扬，

我的绰号是跳蚤……

“哦！”我想，“是他自己编的……”突然，他全身哆嗦了一下，不再作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密林深处。我转过头去，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农家小姑娘，身上穿着一件小小的蓝色萨拉方⁽⁵⁾，头上包着格子头巾，晒黑的赤裸手臂上挎着一只篮子。看来她完全没有想到会遇见或者如常言所说的“撞见”我们，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青翠的榛树丛中浓荫蔽日的草地上，用她那双黑眼睛惊慌地看着我。我才勉强看清她的脸，她便马上躲到一棵树后面去了。

“安奴什卡！安奴什卡！到这儿来，别害怕，”老头亲切地叫她。

“我怕，”响起一个尖细的声音。

“别害怕，别害怕，到我这儿来。”

安奴什卡默默地离开她躲藏的地方，悄悄绕了个圈子——她那双小小的脚踩在浓密的草地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从密林中走到老头身边。她并不是像我起初从她矮小的身材所判断的那样只有七八岁，而是个十三四岁的姑娘。她身材瘦小，却很匀称和灵活，她那标致的脸蛋儿酷似卡西扬的脸，虽然卡西扬并不是个美男子。同样下巴尖尖的脸型，同样奇异的目光，调皮而轻信，沉思而敏锐，一举一动也如出一辙……卡西扬用目光打量了她一下，她站到他的身旁。

“怎么，来采蘑菇吗？”他问。

“是的，采蘑菇，”她怯生生地微笑着回答。

“找到很多吗？”

“很多。”她急速地看了他一眼，又笑了笑。

“有白蘑菇吗？”

“有白蘑菇。”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她放下篮子，把一张盖着蘑菇的宽大牛蒡叶掀起一半。卡西扬弯下身子看看篮子里的蘑菇，“啊，多好的蘑菇！安奴什卡真能干！”

“这是你的女儿吗，卡西扬？”我问。安奴什卡的脸稍稍红起来。

“不是，是亲戚，”卡西扬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好吧，安奴什卡，你走吧，”他立即接着说，“去吧，上帝保佑你，当心点……”

“干吗让她走回去！”我打断他的话，“我们可以把她带回去……”

安奴什卡的脸红得像罂粟花，她用双手抓住篮子上的绳子，惊慌地看着老头。

“不，她走得到的，”他用同样平平淡淡的、懒洋洋的声音回答。“她没问题……走得到的……走吧。”

安奴什卡匆匆走进树林里。卡西扬目送着她走去，然后低下头，自个儿笑着。在这长长的笑意中，在他对安奴什卡所说的不多几句话里，在他和她说话时的声调里都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炽热的慈爱和深情。他又往她走去的方向看了看，又微笑了一下，抹了一下脸，一连几次摇摇头。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打发她走了？”我问他，“我想向她买些蘑菇呢……”

“您想买的话，到我家里也可以买的，”他回答我，第一次用“您”称呼我。

“你这小姑娘长得好俊啊。”

“不……哪里是……这样……”他好像不大高兴似的回答我，从这一刻起他又变得像原先那样默默无言。

发现想让他重新和我交谈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我便动身到林垦地去。这时炎热已减退了一些；然而我这次打猎收获甚少的局面，或者像我们这儿所说的“不走运”，仍然没有改变，我只好带着一只秧鸡和一根新车轴回新村去。马车快到院子的时候，卡西扬突然回过头来。

“老爷，老爷，”他说，“我真是对不起你，是我念咒把所有的野禽引开了。”

“怎么回事？”

“我有办法。虽然你的狗经过训练，是条好狗，可是它毫无办法。你想想看，人算得了什么，人，啊？就是这头畜生，人把它训练成什么啦？”

我要说服卡西扬，让他相信不可能用“念咒”的办法把野禽引开，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再说，这时我们的马车已拐进了大门。

安奴什卡不在屋里，她已经回来过，把一篮子蘑菇放在家里。叶罗菲把新车轴装好，可是一开始就对它进行了一番严厉而不公正的评论。过了一个钟头，我乘马车走了，留给卡西扬一点钱。起初他不肯接受，后来他想了想，在手心里放了一会儿，揣到怀里。在这一个钟头里，他几乎一句话也没说。他仍旧靠在大门上站着，并不回答我的车夫的责难，和我告别时态度也极其冷淡。

我刚刚从林垦地回来的时候，就注意到叶罗菲又心绪不佳……的确，他在林子里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找到，马饮水的地方也不好。我们动身了。他坐在驭座上，似乎连后脑勺也在那里表示不满；他极想和我说话，但要等我先提出问题，而在这等待期间，他只是轻声嘀咕着，数落数落他的马，有时还挖苦几句。“村子，”他嘟囔着，“还算是个村子！要一点克瓦斯，没有克瓦斯……嘿，我的上帝！水呢，简直没法喝！”他出声啐了一口。“黄瓜也好，克瓦斯也好——什么都没有。嘿，你啊，”他大声对右边拉套的马说，“我认得你，你这懒鬼！你大概想偷懒……”他给了它一鞭子。“这匹马现在可会耍滑头了，从前它是一头听话的畜生……好哇，我看你还敢回过头来看我！……”

“叶罗菲，请告诉我，”我说，“这个卡西扬是个什么样的人？”

叶罗菲没有立刻回答我：总的来说，他是个有心计而又沉着的人；但我当时看出来，我的问题使他感到快慰。

“您是说跳蚤吗？”他拉拉缰绳，终于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是个怪人：像个疯子一样，像这样的怪人，您一下子很难找到第二个。他，譬如说，就跟我们这匹黑鬃黄马一个样，也是不那么听话的……也就是说，不好好干活。不过，当然啰，他算什么雇工，瞧他那副半条命的样子，不过，反正……他从小就是这副模样。起初他跟他那些叔叔拉脚，他们都是驾三套马车的，可是后来，这么说吧，觉得厌烦，就不干了。他便在家里待着，可是在家里他也坐不住，他是那么一个不安分的人，就像一只跳蚤。幸亏他遇到一个好东家，没逼他干什么。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东逛逛西逛逛，活像一头无拘无束的绵羊。这个人就是那么喜怒无常，只有上帝才了解他：他有时一句话不说，像一截木头，有时突然说起话来，至于他在说什么，那只有上帝知道。这还像个样子吗？真不像样。总之，他是个行为古怪的人。可是他唱歌唱得很好。唱得很像个样子——真不错，真不错。”

“据说他会治病，是真的吗？”

“治什么病啊！……嘿，他哪会治病！他这样的人哪会？不过，他倒是把我的瘰疬病治好了……他哪会治病！他是个十足的蠢货，”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

“你早就认识他啦？”

“早就认识了。我和他是梅奇美人河边瑟乔夫卡村的邻居。”

“那么我们在树林里碰到的那个安奴什卡姑娘是他的什么亲戚？”

叶罗菲转过头来看看我，咧开嘴大笑起来。

“嘿！……是啊，是亲属。她是个孤儿：她没有母亲，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母亲是谁。嗯，应该是亲戚吧：长得很像他……是啊，她就住在他那儿。是个很机灵的姑娘，没说的；是个好姑娘，而他，这个老头非常宠爱她：这姑娘确实很好。他啊，说来您也许不信，他大概还想教安奴什卡读书写字呢。上帝作证，他真的是这样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甚至是个和他的行为不相称的人……唉，唉，唉！”我的马车夫突然停住话头，勒住马，向一旁弯下身子，嗅了起来。“是不是有点焦味儿？一点不错！这些新车轴真够戗……我好像涂过油的啊……得去打点水：这儿正好有个池塘。”

叶罗菲慢慢从驭座上爬下来，解下水桶，到池塘里去打水；回来以后，听到轮毂浇了水发出一阵嗤嗤声，感到颇为得意……在约莫十俄里的路程中，他往灼热的车轴上浇了六次水；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暮色已经很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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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树林中砍伐过的地方。——原注

(2) 卡西扬的爱称。

(3) 1俄尺合0.71米。

(4) 1俄丈合2.134米。

(5) 俄罗斯妇女穿的无袖长衣。

总　　管

离我的领地约莫十五俄里的地方住着我的一个熟人——年轻的地主，退伍近卫军军官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彼诺奇金。他的领地里有许多野禽，房屋是按照法国建筑师的设计建造的，仆役穿着英国式服装，饮食是上等的，接待客人十分殷勤，然而你还是不愿意到他家去做客。他为人审慎精明，积极有为，他照例受过良好教育，在军队里服务过，在上流社会混过一阵。现在他经营产业，成绩斐然。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用他自己的话说，处事严格而公正，关心自己下属的福利，即使惩罚他们也是为了使他们能走上正道。“对待他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说，“无知，我亲爱的，必须注意这个问题。⁽¹⁾”在所谓可悲的必要情况下，他总避免激烈粗暴的行为，他不喜欢提高嗓门，多半是伸出手来直指有关的人，平静地说：“我可是要求过你的，我亲爱的，”或者：“你怎么啦，我的朋友，头脑清醒清醒吧，”这时他只是轻轻地咬着牙齿，撇撇嘴。他个子不高，英姿勃勃，人长得很不错，手和手指非常整洁；他那红润的嘴唇和脸颊焕发着一种健康的光彩。他笑声爽朗，一双明亮的褐色眼睛总是和蔼可亲地眯缝着。他衣着讲究、高雅；他订了许多法文书籍、图画和报纸，但不太喜欢阅读，他读《流浪的犹太人》⁽²⁾要费好大的劲。他是个打牌能手。总之，在人们的心目中，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是个极有教养的贵族，我们省里最令人羡慕的未婚男子。淑女们为他神魂颠倒，对他的风度赞不绝口。他的举止极其优雅得体，处事谨慎，小心得像一只猫，有生以来从未卷进任何纠纷的旋涡，虽然一有机会他也喜欢表现自己，刁难和愚弄怯懦的人。他极厌恶和坏人交往，生怕败坏自己的名声；因此在高兴时，他便宣布自己是伊壁鸠鲁⁽³⁾的崇拜者，虽然他对哲学一向没有好感，认为它是德国学者虚无缥缈的食粮，有时干脆就说它是胡言乱语。他也喜欢音乐；打牌时常常哼哼歌曲，而且还挺有感情；他也能唱一些《露契亚》和《梦游女》⁽⁴⁾中的曲子，但不知为什么，起音都很高。他每年都到圣彼得堡去过冬。他家里收拾得非常整齐；连马车夫都受他的影响，不仅每天擦洗马轭，刷净上衣，而且还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诚然，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的家仆神情都有些郁悒，但是在我们俄罗斯郁郁寡欢和睡眼惺忪原是很难区别的。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说话的声音柔和悦耳，富有节奏感，好像每个字都是从他那洒过香水的优美胡须底下舒舒服服地流泻出来的；他的话语中还夹杂着许多法语词句，例如：“很有趣”⁽⁵⁾，“可不是！”⁽⁶⁾等等。就因为这个缘故我至少不太喜欢到他那儿去造访，要不是为了打松鸡和鹌鹑，我恐怕已经和他完全断绝了往来。说也奇怪，在他家里您会感到极不自在；即使他家里环境很舒服，也不会使您高兴，每一次，到了夜晚，当一个穿着浅蓝色制服，钮扣上轧着家族纹章的鬈发侍仆来到您面前，奴颜婢膝地替您脱下长筒靴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如果来帮您脱靴子的人不是这个苍白而干瘦的仆人，而突然换了个刚被主人从木犁旁叫回来、不久前赏给他的土布衣服已有十来处绽裂、颧骨极其宽阔、鼻翼极其宽大的年轻强壮小伙子，您会感到说不出的高兴，而乐于冒这个连同小腿和靴子一起被拉掉的危险……

尽管我对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没有好感，有一次我还是不得不在他家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就吩咐套好我的四轮马车，但是我不吃他的英式早餐他就不放我回去，他把我领到他的书房里。和茶一起给我们送上来的是肉饼、溏心蛋、奶油、蜜汁、乳酪等。两个侍仆戴着干净的白手套敏捷地默默侍候我们，连我们最小的愿望他们都赶在前面为我们做好。我们坐在一只波斯式的长沙发上。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穿着肥大的绸子灯笼裤，黑色的丝绒短上衣，头上戴一顶有蓝色帽缨的非斯卡帽，脚上穿一双中国式黄色拖鞋。他喝着茶，笑着，欣赏自己的指甲，吸着烟，把一只靠垫垫在腰部，觉得自己心情极其舒畅。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结结实实地吃饱了早餐，感到心满意足，便给自己斟了一杯红葡萄酒，把酒杯举到嘴边，却突然皱起眉头。

“为什么没有把酒温热？”他声色俱厉地问一个侍仆。

那侍仆慌了神，呆若木鸡地站着，脸色变得煞白。

“我在问你呀，我亲爱的，”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

那倒霉的侍仆坐立不安，手里揉着餐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低下头，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瞪着他。

“对不起，我亲爱的，”⁽⁷⁾他愉快地微笑着说，友好地用手拍拍我的膝盖，眼睛又瞪着那侍仆。“好吧，你走吧，”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补了一句，然后扬起眉毛，摇了摇铃。

一个人走进来，他身体肥胖，肤色黝黑，长着一头黑发，额角很低，眼睛肿得大大的。

“费多尔的事……要处理一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冷峻地低声说。

“遵命，老爷，”胖子回答了一句，走出去了。

“我亲爱的，这就是乡村生活的烦恼，”⁽⁸⁾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愉快地说，“您要到哪儿去啊？别走，再坐一会儿吧。”

“不坐啦，”我回答，“我该走了。”

“老是打猎！唉，你们这些猎人啊！可您现在要上哪儿去啊？”

“到离这儿四十俄里外的地方去，到里亚博沃去。”

“到里亚博沃去？啊，我的上帝，那么我跟您一起去吧。里亚博沃离开我们的领地希皮洛夫卡不过五俄里路，我好久没有到希皮洛夫卡去了：我总是抽不出时间。这回可真是巧极了：您今天到里亚博沃去打猎，傍晚就到我那儿去。好极了⁽⁹⁾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带一个厨师去——您就在我那儿过夜。好极了！好极了！他没等我回答，一个劲儿地说。“说定了⁽¹⁰⁾……喂，谁在那儿？吩咐给我们套马车，要快点。您没有到过希皮洛夫卡吧？我本来不好意思请您在我的总管家里过夜，可是我知道您一向随遇而安，在里亚博沃您说不定打算在草棚里过夜呢……走吧，走吧！”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唱起一首法国抒情歌曲。

“您也许不知道，”他摆动两条腿，继续说，“我那儿的农夫都是缴代役租的。现在有了宪法，你有什么办法？不过他们向我缴代役租倒是分毫不差的。说实话，我早就想让他们改成劳役租制，可是我的地太少！我一直纳罕，他们是怎样应付过来的。不过，这是他们的事。⁽¹¹⁾我那里的总管很能干，一个聪明人⁽¹²⁾，是个干国家大事的人！您会看到的……真的，这正是个好机会！”

毫无办法。本来我早上九点钟就要出门，结果拖到下午两点钟。打猎的人都会理解我的焦急心情的。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用他的话来说，有机会时喜欢享受一下，便带上大量内衣、食物、衣服、香水、靠垫和各种各样的化妆品，这些衣物对一个克勤克俭的德国人来说，足够用上一年了。每逢从山上往下走的时候，阿尔卡季·帕夫雷奇都要简短有力地关照马车夫几句，由此我可以得出结论，我这个熟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胆小鬼。不过这次旅行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是在一座不久前刚修好的小桥上，载厨师的马车翻了，后轮把他的肚子给压住了。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看见他那家里专用的卡雷姆⁽¹³⁾翻了车，着实吃了一惊，连忙派人去问他的手是不是受了伤。得到不碍事的答复后，他立刻就放心了。出了这件事，我们在路上便耽搁了很久。我和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同坐一辆马车，旅行快结束的时候，我心里感到特别厌烦，尤其是经过这几个小时的旅行，我的熟人已经精疲力竭，变得极其懒散和无所顾忌了。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但不是到里亚博沃，而是直接到达希皮洛夫卡；不知怎么会出这种事。这一天即使不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也不能去打猎了，因此只好听任命运的摆布。

厨师比我们早到几分钟，显然已经作了一些安排，预先通知做好准备，因此我们一进村子，村长（总管的儿子）就出来迎接我们，他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长着棕黄色头发的汉子，骑着马，没戴帽子，新上衣敞开着。“索弗隆在哪儿？”阿尔卡季·帕夫雷奇问他。村长先利索地跳下马来，向主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您好，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爷，”然后稍稍抬起头，抖擞一下精神，报告说，索弗隆到彼罗夫去了，不过已派人去叫他。“好，你跟我们来吧，”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说。出于礼貌，村长把马牵到一旁，爬上马背，把帽子拿在手里，小跑着跟在马车后面。我们乘车在村子里走着，迎面碰到几个坐在空四轮大车上的庄稼汉；他们是从打谷场来的，一路唱着歌，全身颠动着，晃动着悬空的腿。看见我们的马车和村长，他们突然停止唱歌，摘下冬天戴的帽子（事情发生在夏天），稍稍直起身子，仿佛在等候吩咐。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客气地向他们点点头。整个村子显然都慌作一团。穿格子裙的农妇们向那些迟钝的或过于热心的狗投去劈柴，一个满脸胡须的跛足老头把还没有饮足水的马从井边拉开，莫名其妙地往它肚子上打了一下，就在那里鞠躬行礼。穿长衫的男孩子们哇哇叫着往家里奔去，肚子搁在高高的门槛上，挂下头，两脚往上面一跷，就这样麻利地滚进屋里去，躲到昏暗的穿堂里，不再露面。连母鸡也急急忙忙快步钻进大门底下的隙缝里；只有一只黑胸脯像缎子背心、红尾巴几乎要碰到鸡冠的大胆公鸡还站在大路上，正准备引颈高歌，却又突然惊慌起来，连忙跑掉。总管的房子远离村民的房子，单独建在浓密碧绿的大麻地里。我们在大门口停下。彼诺奇金先生站起身，潇洒地脱下斗篷，走出四轮马车，亲切地环顾着四周。总管的妻子深深鞠躬，迎接我们，并走过去要吻老爷的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伸出手由她吻个够，然后登上台阶。村长的妻子站在穿堂的暗角落里，也在那里鞠躬，但她不敢走过来吻老爷的手。在所谓不生火的房子里——在穿堂右边——已有两个婆娘在忙活；她们把各种废物、空木桶、僵硬的皮袄、油罐、一只装着一堆破布并睡着一个穿杂色衣服的婴孩的摇篮搬出去，用洗澡用的笤帚扫着垃圾。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把她们赶了出去，在圣像下的长凳上坐下。马车夫们把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其他日常用品搬进来，并尽量让穿大靴子的脚步放轻些。

这时候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便向村长详细询问收获、播种和其他农活进行的情况。村长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但不知怎么神情总有点沮丧、有些不自然，就像在用冻僵的手指扣外衣的钮扣。他站在门口，不时警觉地东张西望，给动作麻利的侍仆让路。我从他强壮的肩膀上方看到总管的老婆正在穿堂里悄悄地殴打另一个农妇。突然响起一辆马车的辘辘声，并在台阶前戛然停下：总管来了。

按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的说法，这个所谓干国家大事的人个子不高、肩膀宽阔、头发灰白、身体结实，长着一个酒糟鼻子，一双小小的浅蓝色眼睛，一把扇形的大胡子。我要顺便指出，自从俄罗斯立国以来，还未有过一个发财发福的人不长着一把又宽又密的大胡子的先例；有的人一辈子只长着一小撮稀疏的山羊胡子，却突然满脸长出了像光轮一般的大胡子，真不知道这些胡须是从哪儿来的！总管想必是在彼罗夫喝了不少酒：他的脸肿得很厉害，满嘴酒气熏人。

“啊，您哪，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大恩人，”他拖长声调说着，脸上显出十分感动的样子，仿佛眼泪马上要夺眶而出，“好不容易等到您的光临！……请您的手，老爷，请您的手，”他一边说，一边已噘起嘴唇。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满足了他的愿望。

“好吧，索弗隆老兄，那么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他亲切地问道。

“啊，您哪，我们的衣食父母！”索弗隆大声说，“这工作嘛，怎么能不干好呢！您哪，我们的衣食父母，您哪，我们的大恩人，您的驾临，使我们的村子蓬荜生辉，是我们一辈子的福气。荣耀归于您，主啊，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荣耀归于您，主啊！托您的福，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当当。”

这时索弗隆停了一下，望望老爷，仿佛又感情冲动起来（酒性也发作了），再次要求吻老爷的手，调门也拉得更高了：

“啊，您哪，我们的衣食父母，大恩人……真的！上帝作证，我都高兴得变成傻瓜了……上帝作证，我看着，简直不敢相信……啊，您哪，我们的衣食父母！……”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看看我，笑了一下，问我：“这不是很令人感动吗？”⁽¹⁴⁾

“哦，老爷，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喋喋不休的总管继续说，“您这是怎么啦？您简直把我急坏了，老爷；您要驾临怎么都不通知我一下。如今您到哪儿去过夜呢？这儿太脏了，到处是垃圾……”

“没关系，索弗隆，没关系，”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微笑着回答，“这儿很好。”

“可是，您哪，我们的衣食父母——这对谁来说很好呢？对我们这些庄稼汉兄弟来说很好，可是您……唉，您哪，我的衣食父母，大恩人，您哪，我的衣食父母！……请您饶恕我这个蠢货，我全疯了，真的，我全搞糊涂了。”

这时，晚餐摆上来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开始进餐。老头把儿子赶了出去，说人多气闷。

“那么，老人家，地界分好了吗？”彼诺奇金先生问道，他显然想学乡下人讲话，还向我使了个眼色。

“地界分好了，老爷，全是托您的福。前天清单已经签了字。赫雷诺夫村的人起初不肯签字……老爷，真的。他们要求这样……要求那样……上帝才知道，他们要求些什么；这都是些傻瓜，老爷，一些没有知识的人。可是我们，老爷，托您的福，表示了谢意，满足了经纪人米科莱·米科莱伊奇的要求；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去做，老爷；您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一切都请示过叶戈尔·德米特里奇才做的。”

“叶戈尔向我禀告过，”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一本正经地说。

“可不是，老爷，叶戈尔·德米特里奇向您禀告过了，可不是。”

“这么说，你们现在都满意啦？”

索弗隆等的正是这句话。

“啊，您哪，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大恩人！”他又唱起来……“那还用说吗！……我们日日夜夜都在为您向上帝祈祷，我们的衣食父母……土地当然是少了点……”

彼诺奇金打断他的话：

“嗯，好了，好了，索弗隆，我知道，你是个对我忠心耿耿的仆人……那么，粮食打得怎么样？”

索弗隆叹了一口气。

“唉，您哪，我们的衣食父母，粮食打得不太好。是这么回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爷，请允许我向您禀报，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时他摊开双手，走到彼诺奇金先生跟前，弯下身子，眯起一只眼睛。“在我们的地里发现了一具死尸。”

“怎么回事？”

“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老爷，您哪，我们的衣食父母：看样子是仇人在那儿捣鬼。幸亏是发生在靠近别人地界的地方；不过，说实话，是在我们的地里。我立刻叫人把它拖到别人的耕地里，趁当时还来得及，我派人在那儿看守，还关照自己的人，叫他们别多嘴多舌。为了保险起见，我对县警察局长说明了是怎么一回事；还请他喝茶，对他表示感谢……老爷，您猜怎么着？这件事就算在别人账上了；要不然，一具死尸，花两百卢布还算少呢。”

彼诺奇金先生对总管的巧妙手段笑了好一阵，几次向他抬抬下巴对我说：“多能干的人啊，对吗？”⁽¹⁵⁾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吩咐收拾餐桌，拿干草来。侍仆替我们铺好床单，摆好枕头；我们便躺下了。索弗隆得到有关第二天安排的吩咐，回他自己的屋里去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临睡时还对我说了俄罗斯农民的许多优秀品质，同时还告诉我，自从索弗隆管理这个领地以来，希皮洛夫卡农民的代役租一个钱都没有少缴过……更夫敲起梆子了；一个婴儿显然还没有培养起自我牺牲的感情，仍在某间屋子里啼哭……我们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得很早。我本想动身到里亚博沃去，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想让我看看他的领地，要我留下来。我自己也愿意证实一下这个干国家大事的人——索弗隆的优秀品质。总管来了。他穿一件蓝上衣，腰里系一条红腰带。他说话比昨天少得多，锐利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主人的眼睛，回答问题干脆而精到。我们和他一起到打谷场去。索弗隆的儿子，身材两米多高的村长，从各种征象看来都是个十足的蠢货，也跟着我们去，同行的还有乡村警察费多谢伊奇，他是个退伍的士兵，蓄着一把大胡髭，脸上的表情极其古怪：仿佛很久以前受了非同小可的惊吓，从此就再也没有恢复原样。我们参观了打谷场、干燥棚、麦麻烘干房、干草棚、风磨、畜栏、秧苗、大麻地；一切真的都处于极好状态：只是农民都哭丧着脸，这一点使我百思不得其解。除了实际效用，索弗隆还考虑到环境的优美：所有的沟渠两边都种上爆竹柳；打谷场上的麦垛之间筑了几条小径，还铺上沙子；风磨上面装了一个形状像熊的风向标，熊的嘴巴张开着，露出红红的舌头；砖木结构的畜栏装着一块类似希腊式的三角楣饰，上面用白色颜料写着满是错误的题记：“该畜栏一八四〇年建于希皮洛夫卡村。”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十分得意，便用法语对我详细讲述代役租的好处，然而他也指出劳役租制对地主更有利——但也管不了这许多了！……接着他给总管出了些主意，怎样种马铃薯，怎样给牲畜储备饲料等等。索弗隆仔细倾听老爷的话，有时表示一点不同看法，但已不再尊称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为衣食父母和大恩人，只是一味强调土地太少，不妨再买些。“那好啊，买吧，”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说，“用我的名义，我不反对。”听了这句话，索弗隆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捋捋胡子。“不过现在我们不妨到树林里去看看，”彼诺奇金先生说。说着就有人给我们牵来了坐骑。我们便动身到树林里去，或者像我们那儿所说的，到“禁伐区”去。我们发现这个“禁伐区”罕有人迹，十分荒凉，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为此称赞了索弗隆一番，还拍拍他的肩膀。彼诺奇金先生保留着俄罗斯人对林业的观念，对我说起一桩他认为极为有趣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喜欢开玩笑的地主开导他的守林人，拔掉了他近一半的胡须，以证明砍伐不能使树林长得更加茂盛……不过，在其他方面索弗隆和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两个人都不回避采用新办法。回到村子里，总管便领我们去看他从莫斯科订购来的簸谷机。簸谷机确实很好，但索弗隆要是知道最后这段散步有一件多么不愉快的事情等着他和主人，他也许宁可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

出了这么一件事。我们从草棚出来，看到了下面一幕情景。在离开门口几步路的地方有一个臭水潭子，三只鸭子正在里面无忧无虑地戏水，臭水潭旁边站着两个农民：一个是六十来岁的老头，一个是大约二十岁的小伙子，两个人都穿着打补丁的麻布衫，赤着脚，腰间系着一根绳子。乡村警察费多谢伊奇正在起劲地劝解他们，如果我们在草棚里多耽搁一会儿，他大概可以劝走他们，但是，他一看见我们，便挺直身子，站住不动。村长张着嘴巴，犹豫不决地握着拳头，也站在那里。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皱起眉头，咬咬嘴唇，向两个告状的人走去。那两个人默默地向他一躬到地。

“你们要干什么？有什么要求？”他含着鼻音厉声问道。两个农民对视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像见了阳光一样眯起眼睛，呼吸也急促起来。

“喂，怎么回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继续说，当即问索弗隆。“是哪一家的？”

“是托博烈耶夫家的，”总管慢条斯理地回答。

“喂，你们这是怎么啦？”彼诺奇金先生又说，“你们没有舌头还是怎么啦？你说，你想要什么？”他对老头抬抬下巴，说，“你别怕呀，傻瓜。”

老头伸长他那暗褐色、满是皱纹的脖子，张开他那歪斜发青的嘴唇，用嘶哑的声音说：“老爷，替我们说个情吧！”说着又在地上磕了个响头。年轻的农民也鞠着躬。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威严地望望他们的后脑勺，昂起头，把两条腿叉开些。

“怎么回事？你要告谁的状？”

“行行好吧，老爷！让我们喘一口气……我们吃够苦头了，”老头费力地说。

“是谁让你们吃苦头的？”

“是索弗隆·雅科夫里奇，老爷。”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沉默了一会儿。

“你叫什么名字？”

“安季普，老爷。”

“这是谁？”

“我儿子，老爷。”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又不作声，只是撇撇小胡子。

“他让你吃什么苦头啦？”他昂着头，从胡髭上望下去，看着老头，说。

“老爷，他把我们全家毁了。老爷，两个儿子还没有轮到就给送去当兵了，现在他又来夺我的小儿子。昨天，老爷，他把我最后一头母牛牵走了，还把我老婆打得半死——就是这位先生，”他指了指村长。

“哼！”阿尔卡季·帕夫雷奇鼻子里哼了一声。

“别让他彻底毁了我们全家吧，恩人。”

彼诺奇金先生皱起眉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轻声问总管，露出不满的神情。

“他是个醉汉，老爷听禀，”总管回答，第一次用了恭敬的语气，“他不干活，已经欠了五年租了，老爷听禀。”

“索弗隆·雅科夫里奇替我缴了租，老爷，”老头继续说，“他替我缴租已经是第五年了，他缴了租，缴了租，就把我变成奴隶了，⁽¹⁶⁾老爷，还有……”

“那你为什么欠租呢？”彼诺奇金先生厉声问道。老头低下头。“大概是爱喝酒，成天在酒店里厮混吧？”老头张开嘴巴要说什么。“我了解你们这些人，”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怒气冲冲地继续说，“你们的事情就是喝酒，成天躺在炕上，让老实的农民替你们负担。”

“他还是个流氓，”总管在主人的话里插了一句。

“这还用说。事情往往是这样的；这种事我已经碰到不止一次了。一年到头放荡，耍流氓，现在却来下跪求饶了。”

“老爷，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头绝望地说，“行行好吧，替我们求个情吧，我怎么会是个流氓呢？我向上帝发誓，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弗隆·雅科夫里奇不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我——让上帝审判他吧！他把我们家全毁了，老爷……这是我最后一个儿子……连他……”在老头满是皱纹、发黄的眼睛里滚动着泪水。“行行好吧，老爷，替我们求个情吧……”

“再说，也不光是我们一家，”年轻农民正要开口说……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勃然大怒：

“谁问你来着，啊？没有问你，你就给我闭嘴……你这是怎么啦？闭嘴，跟你说！闭嘴！……哦，我的上帝！这简直是反啦。不行，老弟，在我这儿可不许造反……在我这儿……”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向前走了一步，大概想起有我在场，便把头扭向一边，把手插进口袋里。“请原谅我，我亲爱的，⁽¹⁷⁾”他勉强装出笑容，大大压低声音说。“这是奖章的反面……⁽¹⁸⁾那好吧，好吧，”他继续说，眼睛并不看两个农民，“我会吩咐下去的……好，你们走吧。”两个农民仍不肯站起来。“咦，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好啦。你们走吧，我会吩咐下去的，跟你们说啦。”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把背转向他们。“总是不满足，”他喃喃说着，迈开大步走了回去。索弗隆紧跟在他后面。乡村警察瞪大眼睛，仿佛想跳到很远的地方去。村长把鸭子赶出了臭水潭。两个来告状的人还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对视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步履蹒跚地走了。

两个钟头以后，我已经在里亚博沃和我熟悉的农民安帕季斯特一起准备出门去打猎了。在我离开之前，彼诺奇金一直在生索弗隆的气。我和安帕季斯特谈起希皮洛夫卡的农民，谈起彼诺奇金先生，问他是不是认识那里的总管。

“是索弗隆·雅科夫里奇吗？……您是说他！”

“他是怎样一个人？”

“一条狗，不是人；这样的狗你走遍库尔斯克都找不到。”

“怎么回事？”

“希皮洛夫卡只是名义上属于那个，他姓什么，哦，就是属于那个彼什么金的；但实际掌管这个村子的并不是他，而是索弗隆。”

“真的吗？”

“他管这个村子就像管自己的财产。那边的农民都欠他的债；他们就像雇工一样替他干活：派这个去赶车，派那个到哪儿去……把那儿的农民折腾得好苦。”

“他们的土地好像不多？”

“不多？光是在赫雷诺沃他就租了八十俄亩土地，在我们这儿租了一百二十俄亩；光是这些就有整整一百五十俄亩。他不仅经营土地，还贩卖马匹，贩卖牲口、焦油、奶油、大麻等等，等等……他是个机灵人，鬼得很，是个暴发户，骗子手！他最坏的是好打架。他是头畜生，不是人；大家都说，他是条狗，恶狗，是条恶狗。”

“那他们为什么不告他呢？”

“嘿！老爷才不管这种事呢！既然没有人欠租，他有什么必要去管？是啊，你倒去试试看，”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去告他吧。不行，他会把你……是啊，你去试试看……不行的．他会把你……这样……”

我想起安季普的事，把我的所见所闻对他说了。

“嗯，”安帕季斯特说，“这会儿他会把他吞下去的；他会把这个人整个儿吞下肚子里去。村长现在就会打他。这个不幸的人，您想想看，多么可怜！他凭什么要遭这份罪……他在村社集会上和他，就是和总管吵过嘴，他是忍无可忍了，一定是这样的……事情闹大了！现在他可要狠狠地报复他了，报复安季普了。现在他会把他吞下去的。要知道，他是条狗，一条恶狗，主啊，饶恕我的罪孽，他知道，谁可以欺压。有些老人，家里比较有钱，人又多，他就不敢碰，这个秃鬼，这回他可要大干一场了！安季普的儿子还没有轮到就被他送去当兵了，这个无法无天的骗子手，恶狗，主啊，饶恕我的罪孽！”

我们出门打猎去了。

1847年7月

于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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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6) 原文为法文。

(2) 法国作家欧仁·苏（1804—1857）的长篇小说。

(3)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伦理观上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避免苦痛，使心身安宁，怡然自得，认为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幸福。在俄罗斯贵族中，他的思想被理解为享乐主义。

(4) 《拉美尔的露契亚》是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所作的歌剧。《梦游女》是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1801—1835）所作的歌剧。

(7) (8) 原文为法文。

(9) (10) (11) (12) 原文为法文。

(13) 一个法国著名厨师。此处作手艺出众的厨师解。

(14) 原文为法文。

(15) 原文为法文。

(16) 旧俄规定债务人在还清债务前，人身隶属于债权人，如果到期无力偿还，便成为债权人的终身奴仆。

(17) (18) 原文为法文。

管　理　处

这是秋天里的事。我背着枪在田野里已经转悠了好几个钟头，要不是那冷飕飕的霏霏细雨从一早起就像个老处女似的无休无止、毫不留情地缠住我，使我最终不得不在附近找个临时避雨的地方，在傍晚以前，我大概是不会回到库尔斯克大道上的客栈去的——那里有我的三驾马车在等着我。我正在考虑往哪边走好的时候，突然豌豆地旁边一座低矮的草棚映入我的眼帘。我走到草棚跟前，往草棚底下看了一眼，见到一个衰弱不堪的老头，我不由得立即想起鲁滨孙在孤岛上一个洞穴里发现的那头垂死的山羊。老头儿蹲在地上，眯着那双暗淡无光的小眼睛，像兔子一样急促而又小心地（这可怜人连一颗牙齿也没有）咀嚼着一颗又干又硬的豌豆，不停地把嘴里的豌豆从这一边挪到那一边。他专心致志地咀嚼着，竟没有发现我的到来。

“老人家！喂，老人家！”我对他说。

他停住咀嚼，高高扬起眉毛，竭力睁开眼睛。

“什么事？”他用嘶哑的声音含糊不清地问。

“这儿附近什么地方有村子？”我问。

老人又嚼了起来。他没有听清我的问话。我更大声地问了一遍。

“村子吗？……你有什么事？”

“我要躲雨。”

“什么？”

“要躲雨。”

“哦！（他挠挠那晒黑的后脑勺。）你啊，喏，这么走，”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双手乱挥，“这样……这样，你从小树林旁边走过去，你一走过去，那边就有一条大路；你不要管它，别管那条大路，一直往右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阿纳尼耶沃村就在那边。从那儿还可以走到西托夫卡村。”

我好不容易听懂了老头的话。他的胡髭妨碍他说话，而且舌头也不大听使唤。

“你住在哪儿？”我问他。

“什么？”

“你住在哪儿？”

“我住在阿纳尼耶沃村。”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什么？”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看守。”

“你看守什么呀？”

“豌豆。”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得了吧，你多大年纪了？”

“上帝才知道。”

“你大概看不清楚吧？”

“什么？”

“你看不清楚吧？”

“不清楚。有时候什么也听不见。”

“那你怎么能当看守呢？算了吧。”

“这件事上头知道的。”

“上头！”我思忖着，不免怀着同情心看看这个可怜的老头儿。他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一块又干又硬的面包，像婴儿一样吮吸起来，使本来就凹陷的双颊吸得更瘪了。

我往小树林那边走去，向右拐弯，再往前走，按照老头的指点，一直往前走，终于来到一座大村落，那里有一座新式的石砌教堂，就是说，有许多柱子，还有一座宽敞的地主庄园，同样有许多柱子。透过细密的雨帘，我发现稍远些有一座竖着两个烟囱的木板屋顶的房子，它比别的房子高些，从各方面判断，可能是村长的住宅，于是我迈开大步向那里走去，希望在那里找到茶炊、茶水、糖和不太酸的鲜奶油。我带着我那条瑟瑟发抖的猎犬登上小小的台阶，走进穿堂，推开门，我发现里面并没有一般住户的家什，只有几张堆满文件的桌子、两个红色立柜、几只溅满墨水的墨水瓶，一只约一普特重的锡制沙箱和几支极长的鹅毛笔等物。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小伙子坐在其中一张桌子上，他面孔浮肿，带着病容，眼睛极小，前额发亮，鬓发很长。他衣着普通，穿着一件灰色土布长袍，领口和腹部沾满油污。

“您有什么事？”他仿佛一匹被人突然拉起头来的马，抬起头问我。

“这儿住的是管家……还是……”

“这儿是地主的总管理处，”他打断我的话。“我在这儿值班……难道您没有看到牌子？外面钉着牌子呢。”

“这儿什么地方可以烤干衣服？村子里谁家有茶炊？”

“怎么会没有茶炊，”穿灰色长袍的小伙子一本正经地回答，“您可以去找季莫菲神父，要不然就到仆人的家里去，也可以去找纳扎尔·塔拉西奇，或者去找家禽饲养员阿格拉菲娜。”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你这蠢货？不让人睡觉，蠢货！”隔壁房间里响起一个声音。

“来了一位老爷，他问哪儿可以烤干衣服。”

“哪一位老爷？”

“我不认识。他带着狗和枪。”

隔壁房间的床咯咯地响了起来。门开了，走进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他个子矮矮胖胖的，脖子粗得像公牛，眼睛突出，腮帮圆鼓鼓的胖得出奇，满面红光。

“您有何贵干？”他问我。

“我想把衣服烤烤干。”

“这儿不是烤衣服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儿是管理处，不过我可以付钱……”

“那么，或许这儿也可以吧，”胖子说，“这样吧，您能到这儿来吗？（他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不过不是他出来的那一间。）您看这儿行吗？”

“行……能不能给我一杯加奶油的茶？”

“请等一等，马上就来。您先宽宽衣，休息一下，茶马上就送来。”

“这儿是谁家的庄园？”

“是叶列娜·尼古拉耶夫娜·洛斯尼科娃太太的。”

他出去了。我往四下里看了看：紧靠把我所在的房间同办公室隔开的板壁摆着一只巨大的皮沙发，在唯一临街的一扇窗子两旁兀立着两只靠背极高的椅子，也是皮制的。贴着绿底红花墙纸的墙面上挂着三幅巨大的油画。其中一幅画着一条戴浅蓝色颈圈的猎狗，画上写着：“这是我的快乐。”狗的脚下画着一条河，河对岸的松树下蹲着一只竖着一只耳朵、大得不合比例的兔子。另一幅画上画着两个在吃西瓜的老人，西瓜后面远远的地方是一座希腊式柱廊，上书“如意殿”。第三幅画着一个（按透视法）缩小的⁽¹⁾卧姿半裸女人，膝盖画得很红，脚后跟画得很肥。我的狗迫不及待地竭尽全力钻进长沙发底下去，那里显然积满了灰尘，因为它拼命打起喷嚏来。我走到窗口。从地主庄园斜穿街道到管理处的这段路上铺着一排木板：这是一种很好的预防措施，因为这一带都是黑土地，由于阴雨连绵，地上泥泞不堪。这座背靠街道建造的地主庄园周围的情景也和其他地主庄园周围的一般情景一样：穿着褪色花布衣裙的农家姑娘们在附近窜来窜去，男仆们在泥泞地里艰难地迈步，不时停下来，无可奈何地搔搔脊背。甲长的一匹拴着的马懒洋洋地摇着尾巴，高高地抬着头啃着栅栏。母鸡咕达咕达叫着，害肺病似的火鸡不断地互相呼叫。在一间昏暗破旧房子（大概是澡房）的小小台阶上坐着一个强壮的小伙子，他手里弹着吉他，正兴致勃勃地唱着一首有名的浪漫曲：

哎，我要离开这迷人的田园，

去那荒凉的地方……

胖子走进我的房间。

“给您送茶来了，”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

那个穿灰色长袍的小伙子，管理处的值班员在一张旧的铺绿呢面的牌桌上放下茶炊、茶壶、垫着破茶碟的茶杯、一罐鲜奶油和一串硬得像石头的博尔霍夫面包圈。胖子出去了。

“这是什么人，”我问值班员，“是管家吗？”

“不是，先生。他以前是总出纳员，先生，现在升做管理处主任了。”

“难道你们这儿没有管家吗？”

“没有，先生。有一位庄园管理人，叫米哈伊拉·维库洛夫，可是没有管家。”

“那么有经理吗？”

“当然有：是个德国人，卡尔洛·卡尔雷奇·林德曼多尔；不过他不当家。”

“那么你们这儿谁当家？”

“女主人自己。”

“原来如此！……那么，你们管理处有很多人员吗？”

小伙子想了想。

“六个。”

“是些什么人呢？”我问。

“是这么些人：首先是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他是总出纳员；还有管理员彼得，彼得的兄弟管理员伊凡，还有一个管理员伊凡；科斯根金·纳尔基佐夫，也是管理员，还有我——这么多人，数都数不过来。”

“你家女主人大概有很多仆人吧？”

“不，不很多……”

“那么有多少呢？”

“大概有一百五十个。”

我们两个都不再作声。

“喂，怎么样，你的字写得很好吧？”我又说起话来。

小伙子咧开嘴巴笑了笑，点点头，走到办公室去，拿来一张写满字的纸。

“喏，这是我写的字，”他不停地笑着，说。

我看了看，在一张四开的浅灰色纸上用漂亮而粗大的笔迹写着：

命　　令

阿纳尼耶沃村地主家总管理处命令庄园管理人米哈伊拉·维库洛夫，第209号。

兹命令你接到此令迅即查明：昨夜何人醉后张狂，唱着淫秽小调经过英国式花园，致惊扰法国女家庭教师昂热尼夫人安眠？守夜人究竟在干何勾当，何人在花园守夜，竟容许此等狂乱之事发生？上述诸节着你仔细查明，并迅即呈报本管理处。

管理处主任尼古拉·赫沃斯托夫

命令上盖着一个很大的纹章印鉴，上面写着：“阿纳尼耶沃地主总管理处印。”下面的批文是：“切实执行。叶列娜·洛斯尼亚科娃。”

“这是女主人亲自批的吗？”我问。

“当然啰，先生，是她亲自批的：她总是亲自批文件，不然命令就不能生效。”

“哦，那么，你们准备把这道命令送到庄园管理人那里去啰？”

“不，先生。他自己会来看的。就是说，要读给他听，因为他不识字。（值班员又停下话头。）先生，怎么样？”他得意地微笑着，又说，“写得好吗？”

“写得好。”

“说实话，稿子不是我拟的。干这种事科斯根金是把好手。”

“怎么？……难道你们的命令还要先拟草稿吗？”

“可不是？一笔是写不出来的。”

“你拿多少工钱？”我问他。

“三十五卢布，还有五卢布鞋钱。”

“你满意吗？”

“当然满意。我们这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管理处的。说实话，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叔叔在地主家当差。”

“你的日子过得好吗？”

“好的，先生。我说的是实话，”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我们这种人，譬如说，要是给商人干活，日子会过得好些。我们这种人给商人干活，日子能过得很好。有这么件事情，昨天晚上有个商人从温纽夫到我们这儿来，他的一个雇工对我说……日子过得很好，没什么可说的，很好。”

“怎么，难道商人给的工钱多些？”

“上帝保佑！你要是向他要工钱，他会抓住你的脖子把你赶出去。不，你在商人那儿干活要忠实，还得小心。他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穿，全有了。你要是让他觉得称心如意，他还会多给些……你要工钱干什么！根本不需要……商人的生活也过得很简单，俄罗斯式的，跟我们一样：你跟他一起出门，他喝茶，你也喝茶，他吃什么，你也吃什么。商人……怎么能比：商人和地主不同。商人不胡来；这么说吧，他一生气，把你打一顿，事情就完了。他不唠唠叨叨，不嘲笑……可是跟地主在一起，你可就倒霉了！他什么都不称心：这也不好，那也不满意。你送上一杯水或食物什么的——‘哎哟，水有臭味！哎哟，食物是臭的！’你把它端出去，在门外站一会儿，又端进去——‘嗯，这回好了，嗯，这回不臭了。’至于那些太太，我跟您说，那真叫太太了！……再说，还有那些小姐！……”

“费久什卡！”办公室响起胖子的声音。

值班员连忙跑出去。我喝了一杯茶，躺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睡了约两个小时。

醒来以后，我本想起身，但困倦使我懒得起来；我闭上眼睛，不过没有再睡。隔壁办公室有人在轻轻地谈话。我不由自主地细听起来。

“您说得是，您说得是，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一个声音说，“您说得是。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不能不考虑，不错……咳！（说话的人咳嗽了一声。）”

“请您相信我，加夫里拉·安东内奇，”胖子的声音说，“难道我不得这儿的规矩吗，您自个儿想想吧。”

“要是您不懂，那还有谁懂呢？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您在这儿可以说是头号人物了。那么，您说该怎么办？”我不熟悉的那个声音继续说，“我们该怎么决定，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怎么决定，加夫里拉·安东内奇？这件事怎么做，可以说，全听您的了：您好像不太乐意吧？”

“没有的事，尼古拉·叶烈梅伊奇，瞧您说的。我们是做生意，做买卖；我们的事情是做买卖。我们是靠做这种事过日子的，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可以这么说。”

“八卢布，”胖子一字一顿地说。

只听到一声叹息。

“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您要价实在太高了。”

“加夫里拉·安东内奇，不能再让了，我对天发誓，不能再让了。”

接下去是一阵沉默。

我稍稍抬起身子，从板壁的隙缝里看过去。胖子背对我坐着。一个商人坐在他对面，他四十岁光景，干瘦而苍白，像涂了一层植物油。他不停地摸摸自己的大胡子，频繁地眨着眼睛，抽动着嘴唇。

“今年的秧苗可以说长得格外好，”他又说了起来，“我跑了好多地方，一路欣赏。从沃罗涅什开始，一路都长得很好，可以说是一等品。”

“秧苗确实长得不错，”管理处主任说，“可您也知道，加夫里拉·安东内奇，秋天长的苗，春天难保好啊。”

“确实是这样，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一切都得听天由命，您说的全是实话……您的客人也许醒了吧。”

胖子转过身来……仔细听了一下……

“没有，睡着呢。不过，也许……”

他走到门口。

“没有醒，睡着，”他又说了一遍，回到原来的坐位。

“那么，怎么样，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商人又说起话来，“这点小事总得办掉吧……就这样吧，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就这样吧，”他继续说，眼睛不断眨巴着，“两张灰票和一张白票⁽²⁾孝敬您老人家，那边（他朝地主庄园那边扬扬头）出六个半卢布。击掌吧，怎么样？”

“四张灰票，”管理处主任回答。

“这样，三张！”

“四张灰票，不要白票。”

“三张，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三张半，一个戈比也不能少了。”

“三张吧，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别再说了，加夫里拉·安东内奇。”

“真是个不好商量的人，”商人嘟囔着，“我还不如自己去找女主人解决。”

“悉听尊便，”胖子回答，“早就该这样了。其实，您何必多费心？……这样要好得多！”

“唉，好了，好了，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你真的生起气来了！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不，究竟怎么样……”

“行啦，我跟你说了……跟你说了，我是开开玩笑。那么你就拿三张半吧，拿你有什么办法。”

“我应该拿四张，可我这个傻瓜太性急了，”胖子喃喃地说。

“那么那边，就是女主人那儿，是六个半，尼古拉·叶烈梅伊奇——粮食就卖六个半卢布啰？”

“六个半，已经说定了。”

“好，那么我们击掌吧，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商人张开五指在管理处主任手上击了一下。）上帝保佑！（商人起身。）那么，尼古拉·叶烈梅伊奇老爷，我现在就去求见女主人，对她说：尼古拉·叶烈梅伊奇说，价钱是六个半，已经说定了。”

“您就这么对她说好了，加夫里拉·安东内奇。”

“现在就请您收下。”

商人把一小叠钞票递给管理处主任，鞠了个躬，摇摇头，用两只手指夹起帽子，耸耸肩膀，扭扭腰，走了出去，颇有教养地让皮靴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尼古拉·叶烈梅伊奇走到墙边，根据我的观察，在那里点起商人给他的钞票来。门口探进一个长着浓密络腮胡子的红头发脑袋。

“喂，怎么样？”脑袋问，“全办好了吗？”

“全办好了。”

“多少？”

胖子恼火地挥挥手，指指我的房间。

“噢，好吧！”脑袋回答一声，缩了回去。

胖子走到桌子旁，坐下来，打开账簿，拿起算盘，把算盘珠子拨来拨去。他打算盘时不是用右手的食指，而是用中指：这样打算盘更有派头。

值班员走进来。

“你有什么事？”

“西多尔从戈洛普廖基来了。”

“哦！那么叫他来吧。等一等，等一等……你先去看看，那位陌生的老爷怎么样了，还在睡觉还是醒了。”

值班员小心翼翼地走进我的房间。我把头搁在作枕头用的猎袋上，闭上眼睛。

“在睡觉，”值班员回到办公室，轻声说。

胖子轻声发了几句牢骚。

“那么，叫西多尔来吧，”他终于说。

我又抬起身子。走进一个身材魁梧的农民，他三十岁左右，体格强壮，双颊红润，长着淡褐色头发，蓄着短短的拳曲胡子。他对着圣像祈祷了几句，向管理处主任鞠了个躬，双手拿着帽子，身子挺得笔直。

“你好，西多尔，”胖子边打算盘边说。

“您好，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嗯，路上怎么样？”

“还好，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有点泥泞，”那农民说话不快，也不很响。

“老婆好吗？”

“还那样！”

农民叹了一口气，伸出一只脚。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把笔搁在耳朵上，擤了一下鼻涕。

“怎么，你来有什么事？”他把一块方格手帕放进衣袋里，继续问道。

“是这么回事，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东家向我们要木匠。”

“怎么，你们没有木匠吗？”

“我们怎么会没有木匠，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我们那儿是林场——大家都知道的。可现在正是忙的时候啊，尼古拉·叶烈梅伊奇。”

“忙的时候！说得对，你们都喜欢给别人干活，不喜欢给自己的主人干活……还不是一样干活！”

“干活都是一样的，不错，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不过……”

“什么？”

“工钱太……那个……”

“那又怎么样！瞧，都把你们惯坏了。得了吧！”

“再说，尼古拉·叶烈梅伊奇，一个礼拜的活总要拖上一个月。一会儿材料不够啦，一会儿派你到花园里去扫路啦。”

“那又怎么样！是太太亲自吩咐下来的，我跟你就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了。”

西多尔不再说什么，只是倒换着两只脚。

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把头侧向一边，一心一意地打起算盘来。

“我们那儿的……庄稼汉……尼古拉·叶烈梅伊奇……”西多尔终于又说起话来，每说一个字都结结巴巴，“叫我给您老人家……喏……这是……”他把一只大手伸进外衣的衣襟里，掏出一个用红色花纹毛巾裹着的包。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傻瓜，你疯了吗？”胖子连忙打断他的话，“走，走，到我家去，”他说着，几乎把感到莫名其妙的农民推出去，“你到那儿去找我老婆……她会请你喝茶的。我这就来，你走吧。我说，你走吧。”

西多尔走了出去。

“这个……笨蛋！”管理处主任在他后面嘟囔着，摇摇头，又打起算盘来。

突然响起一片叫喊声：“库普里亚！库普里亚！别撞倒库普里亚！”街上、台阶上都在叫喊，过了一会儿便有一个人走进管理处，他身材矮小，样子像害着痨病，鼻子很长，两眼呆滞，神态傲慢。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常礼服，领子是波里斯绒的，钮扣很小。他肩上扛着一捆劈柴，周围簇拥着五六个仆人，大家都在叫喊：“库普里亚！别撞倒库普里亚！库普里亚当上烧炉工了，当上烧炉工了！”但是那个穿波里斯绒领常礼服的人丝毫不理睬同伴们的喧嚷，脸上的表情也毫无变化。他迈着均匀的步子走到炉子前，放下劈柴，稍稍直起身子，从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只鼻烟壶，瞪大眼睛，把一撮掺灰的草木犀末塞进鼻子里。

看见这伙吵吵闹闹的人走进来，胖子皱起眉头，从座位上站起来；可是等到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便笑了笑，叫大家不要吵闹：说隔壁有一位猎人在睡觉。

“什么猎人？”有两三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一位地主。”

“啊！”

“让他们闹去吧，”穿波里斯绒领常礼服的人摊开双手说，“关我什么事！只是别来碰我。现在派我当烧炉工了……”

“当烧炉工了！当烧炉工了！”人群一起高兴地喊叫起来。

“是太太下的命令，”他耸耸肩膀继续说，“可你们，就等着瞧吧……会叫你们去当猪倌的。我本来是个裁缝，一个好裁缝，在莫斯科一些一流的师傅那儿学手艺，替将军们做过衣服……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可你们有什么可夸口的？……有什么？难道你们已经不受地主老爷的管辖了？你们都是些懒汉、寄生虫，不过如此。一旦让我得到自由，我不会饿死，不会完蛋；给我一张身份证，我会缴很多代役租，让地主老爷满意。可是你们呢？一定会完蛋，像苍蝇一样完蛋，就是这样！”

“你在胡说八道，”一个系红领带、袖子肘部已磨破、长着淡色毛发的麻脸小伙子打断他的话，“你拿了身份证出去，可老爷没见过你一戈比的代役租，你一个子儿也没有赚到，勉强拖着两条腿回来，从那以后，你就只穿着一件破衣裳过日子。”

“可有什么办法呢，康斯坦丁·纳尔基济奇！”库普里扬⁽³⁾回答，“一个人有了相好，就完了，就走到末路上去了。你先活到我这把年纪，康斯坦丁·纳尔基济奇，那时你再来批评我吧。”

“你看上谁了！看上一个丑八怪！”

“不，你别这样说，康斯坦丁·纳尔基济奇。”

“你骗得了谁呢？我可是见过她的；去年在莫斯科，我亲眼看见的。”

“去年她确实不太好看，”库普里扬说。

“别说了，诸位，”一个满脸粉刺、一头鬈发涂得油光闪亮的瘦高个子，大概是个侍仆，用轻蔑而随便的声音说，“让库普里扬·阿法纳西奇把他那支歌唱给我们听听吧。喂，唱吧，库普里扬·阿法纳西奇！”

“对！对！”众人附和着。“好一个亚历山德拉！可将了库普里亚一军了，没话说的……唱吧，库普里亚！……好一个亚历山德拉！（仆人为了表示亲热，往往用女性的名字称呼男性。）唱吧！”

“这儿不是唱歌的地方，”库普里扬斩钉截铁地回答，“这儿是地主的管理处。”

“这关你什么事？你自己大概也想当管理员吧！”康斯坦丁粗野地笑着回答。“肯定是这样！”

“大家都是属地主管的，”那可怜人说。

“瞧，瞧，他想钻到哪儿去啦？瞧他这副样子，哇！哇！”

大家哈哈大笑，还有人跳了起来。一个约莫十五岁的男孩笑得最响，他大概是处在仆人中间的某个贵族的儿子：他穿着钉有铜钮扣的背心，系着淡紫色领带，肚皮鼓得大大的。

“喂，库普里亚，说实话吧，”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显然被逗乐了，他得意洋洋地说，“当烧炉工不是个好差使吧？这恐怕真是个不起眼的活儿吧？”

“那又怎么样，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库普里扬说，“您这会儿是我们管理处主任了，这不错；这一点确实没什么可说的，可您也有不如意的时候，也在农民的屋子里住过。”

“你得给我留点神，别昏了头，”胖子怒气冲冲地打断他的话，“大家是在跟你这个傻瓜开玩笑，你这傻瓜心里应该明白，人家关心你，你这个傻瓜，应该表示感谢才是。”

“我这是随口说说的，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对不起……”

“是啊，问题就出在这个随口说说上。”

门打开了，跑进一个小厮。

“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太太叫您去。”

“谁在太太那儿？”他问小厮。

“阿克西尼娅·尼基季什娜和一个从温纽夫来的商人。”

“我马上就去。伙计们，你们，”他用劝告的口吻说，“最好跟这个新任的烧炉工一起离开这儿：免得那德国人来了，又去告状。”

胖子理了理头发，用他那几乎被常礼服的袖子裹住的手捂住嘴巴，咳嗽了一声，扣上钮扣，迈开大步，到女主人那里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伙人和库普里亚也懒洋洋地跟着他出去了。只剩下我那个老相识——值班员。他刚动手削羽毛笔，就坐在那里睡着了。几只苍蝇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停在他的嘴巴周围。一只蚊子停在他的额头上，端端正正地摆开几只脚，慢慢地把它的吻整个儿刺进他柔软的皮肉里。刚才那个长着连鬓胡子和红头发的脑袋又从门口探了进来，它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便连同它那丑陋的身躯一起走进了办公室。

“费久什卡！喂，费久什卡！老是睡觉！”那个脑袋嘀咕了一下。

值班员睁开眼睛，从椅子上站起来。

“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到太太那儿去啦？”

“到太太那儿去了，瓦西里·尼古拉伊奇。”

“噢！噢！”我思忖着，“这就是那个总出纳员了。”

总出纳员开始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过，与其说他在走来走去，不如说他在蹑手蹑脚地转悠，活像一只猫。他肩上晃荡着一件后襟十分狭小的黑色旧燕尾服，他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不断地抓他那条马毛织的又长又窄的领带，紧张地转动着他的头。他脚蹬一双羊皮靴子，质地非常柔软，走路时不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今天亚古什金地主来找过您，”值班员又说了一句。

“嗨，找过我？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晚上要到丘丘烈夫那儿去，在那儿等你。他说：‘我有件事要跟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商量。’至于什么事，他没有说，他说：‘这事瓦西里·尼古拉伊奇知道。’”

“噢！”总出纳员回答了一声，走到窗口。

“我说，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在办公室里吗？”穿堂里传来一个很响的声音，一个高个子跨进门槛。他显然非常生气，脸都变了形，但表情很丰富，显得很果敢，服装也很整洁。

“他不在这儿？”他迅速朝四下里扫了一眼，问道。

“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在太太那儿，”出纳员回答。“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巴维尔·安德烈伊奇：您可以跟我说……您有什么事？”

“我有什么事？您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出纳员病态地点点头。）我要教训教训他，这个卑鄙的大肚子，下流的搬弄是非的人……我要让他尝尝搬弄是非的味道！”

巴维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巴维尔·安德烈伊奇？您冷静些吧……您怎么不害臊？请您别忘记，您在说谁，巴维尔·安德烈伊奇！”出纳员喃喃地说。

“说谁？他升了管理处主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嘿，没什么可说的，提升了一个什么东西！这真可以说，把山羊放进了菜园子！”

“好了，好了，巴维尔·安德烈伊奇，好了！别提这个了……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哼，这位丽莎·帕特里凯夫娜⁽⁴⁾摇尾巴去了！……我要等他回来，”巴维尔气呼呼地说，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啊，瞧他驾到了，”他望了一下窗外，又说，“说到他，他就来了。我们恭候已久了！”他站起来。

尼古拉·叶烈梅伊奇走进办公室。他满面春风，可是一看见巴维尔便有点尴尬。

“您好哇，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巴维尔慢慢地迎着他走过去，意味深长地说。“您好哇。”

管理处主任什么也没有回答。门口出现商人的面孔。

“您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候呀？”巴维尔继续说。“还是，不……不……”他又说下去，“这可不是办法；叫嚷和骂街是没有用的。您最好还是老实说说，尼古拉·叶烈梅伊奇，您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死地？您说呀，喂，说呀。”

“这儿不是跟您说理的地方，”管理处主任回答，显然有点心慌意乱。“而且也不是时候。不过，说实在的，有一点我不明白，您凭什么认为我要把您置于死地或者跟您过不去？再说，我怎么能跟您过不去？您又不是我管理处的人。”

“这还用说吗？”巴维尔回答，“只差这一点了。可是您何必装腔作势，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其实您很明白我的意思。”

“不，不明白。”

“不，您明白得很。”

“不，上帝作证，我不明白。”

“您竟然还要上帝作证！既然是这样，那您敢不敢说，您不怕上帝惩罚！好吧，您为什么不让那可怜的姑娘活下去？您要她怎么样？”

“您说的是谁啊，巴维尔·安德烈伊奇？”胖子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问道。

“嘿！难道您真的不知道？我说的是塔吉雅娜。您应该敬畏上帝——您为什么要报复她？您应该懂得害臊：您是个有家室的人，您的孩子都有我这么高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我要娶她，我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

“在这件事上我有什么过错呢，巴维尔·安德烈伊奇？太太不许您娶她：这是主人的意思！关我什么事？”

“关您什么事？您难道不是和那老妖婆，那个女管家串通一气吗？难道不是您在那儿搬弄是非吗，呃？您说呀，您是不是拿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告那无依无靠的姑娘？难道不是因为您的大恩大德才把她从洗衣妇调去做洗碗工吗？……难道不是因为您的大恩大德，她才挨打，穿粗布衣服……您真不要脸，真不要脸，您都这么大年纪了！眼看就要中风了……您该到上帝面前去交代了。”

“您骂吧，巴维尔·安德烈伊奇，您骂吧……看您能骂多久！”

巴维尔气得满脸通红。

“什么？您想威胁我？”他气呼呼地说。“你以为我怕你吗？不，老兄，你看错人了！我怕什么？……我到哪儿都有一口饭吃。可你呢——就是另一回事啰！你只能待在这儿，搬弄是非，贪污盗窃……”

“瞧他有多神气，”管理处主任也开始失去耐心，打断他的话，“一个小小的医生，不过是个小小的医生，一个没有用的医生；可你听听他的口气！呸，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错，是个小小的医生，可要不是有这个小小的医生，您老人家的骨头早就在坟墓里烂光了……我真不该治好你的病，”他又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

“是你治好了我的病？……不，你想毒死我；你让我吃芦荟，”管理处主任接着说。

“可是，如果除了芦荟，别的药都治不好你的病，那怎么办？”

“芦荟卫生局是禁用的，”尼古拉继续说，“我还要去告你呢。你想要我的命——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上帝不让你得逞。”

“你们别吵了，别吵了，二位……”出纳员出来打圆场。

“不关你的事！”管理处主任叫嚷着。“他想毒死我！你明白吗？”

“我真是不得已……你听我说，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巴维尔绝望地说，“我最后一次求你……是你逼得我忍无可忍。你别来干涉我，明白吗？要不然，上帝作证，我们两个谁也没有好结果，我告诉你。”

胖子发起火来。

“我不怕你，”他嚷嚷着，“你听见吗，你这黄口小儿！是我收拾了你父亲，是我杀了他的威风，这就是给你的教训，你可得当心点！”

“别提我父亲，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别提这件事！”

“你滚开！我的事不用你管！”

“跟你说，别提这件事！”

“可我要跟你说，你别昏了头……别以为太太多么需要你，如果要从我们两个人中挑选一个一那你肯定保不住，宝贝！谁也不许造反！当心点！（巴维尔气得发抖。）至于塔吉雅娜那丫头，她是活该……等着瞧吧，她还有得苦头吃呢！”

巴维尔举起双手向前扑去，管理处主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把他铐起来，铐起来，”尼古拉·叶烈梅伊奇呻吟着说……

这场闹剧的结局我不想加以描写了；我非常担心是不是已经亵渎了读者的感情。

当天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个礼拜，我听说洛斯尼亚科娃太太把巴维尔和尼古拉继续留下来当差，而把塔吉雅娜姑娘送走了：显然，已经用不着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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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法文。

(2) 指俄罗斯纸币，灰色钞票为50卢布，白色钞票为25卢布。

(3) 库普里扬是库普里亚的本名，后者是卑称。

(4)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狐狸大嫂。

孤　　狼

傍晚，我打完猎，独自乘着竞跑马车回家。到家还有八俄里路光景。我那匹善跑的母马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精力充沛地奔跑着，有时打打响鼻，抖抖耳朵；那条疲乏的猎狗仿佛拴着似的，寸步不离地跟在车轮后面跑着。暴风雨临近了。前方有一大片淡紫色的乌云正慢慢地从树林后面升上来；一片长长的灰色云团在我头顶上飞卷，急速地向我飘来；爆竹柳不安地骚动着，发出飒飒的响声。叫人透不过气来的燠热突然变成嘲乎乎的寒气。阴影很快变得浓重起来。我用缰绳抽了一下马，向下往峡谷走去，穿过一道长满柳丝的干涸小溪，登上山头，让马车驶进树林。道路在我面前那片已经变得昏暗的浓密榛树丛中蜿蜒伸展着；我艰难地前进着。百年橡树和菩提树的坚硬树根不断横穿过大车轮子碾成的纵向深辙，我的马车在树根上颠簸着；我的马也在树根上不断磕绊着。狂风突然在空中呼啸起来，树木猛烈地摇摆着；大颗大颗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树叶，一道闪电划过长空，暴风雨骤然从天而降。大雨滂沱。我的马车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着，不久便不得不停下来：我的马陷在泥泞里，四周一片漆黑。我好不容易躲到一丛宽阔的灌木下面。我躬着身子，护住脸，耐心地等待暴雨过去，借着一道闪电，我突然发现大路上有一个高大的人影。我便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个方向，那个人影似乎是从我马车旁边的地底下钻出来的。

“谁？”一个响亮的声音问道。

“你是谁？”

“是这儿的守林人。”

我报了自己的姓名。

“噢，我知道！您这是回家吧？”

“回家。可你看，这么大的暴雨……”

“是啊，暴雨，”那声音回答。

一道闪电的白光从头到脚照亮了守林人，紧接着响起一声短促的炸雷。暴雨以加倍的势头倾泻下来。

“不会很快过去的，”守林人继续说。

“怎么办呢？”

“要不我带您到我的小屋去，”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就让你费心了。”

“您请上车吧。”

他走到马头前，抓住笼头，把它从泥地里拉出来。我们动身了。马车颠簸着，“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我紧紧抓住坐垫，呼唤着猎狗。我那匹可怜的母马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着，脚下不断打滑、磕绊；守林人像个幽灵，在车辕前忽左忽右晃动着。我们走了很久很久，我的向导终于站住。“我们到家了，老爷，”他声音平静地说。柴门嘎嘎响着，几只小狗一起吠叫起来。我抬起头，在闪电的照耀下，看见围着篱笆的宽敞院子里有一座小木屋。一个小窗里透出昏暗的火光。守林人把马牵到台阶前，敲敲门。“来了，来了！”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听见一阵赤脚的脚步声，门闩嚓的响了一下，一个身穿布衫、腰里扎着一根布条、约莫十二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盏灯出现在门口。

“给老爷照路，”他对她说，“我把您的马车拉到屋檐下去。”

小姑娘看了我一眼，走进屋里。我跟着她进了屋。

守林人的小屋只有一个熏黑、低矮、空荡荡的房间，既没有高板床，也没有隔板。墙上挂着一件破皮袄。板凳上放着一支单筒猎枪，屋角里堆着一堆破烂衣服；炉子旁边有两只大瓦罐。一支松明在桌上燃烧着，不时爆燃一下又趋于熄灭。屋子正当中，一根长竹竿的末端系着一个摇篮。小姑娘吹灭灯，坐在小凳上，右手推着摇篮，左手拨亮松明。我往四下里看了看，心里一阵难受：夜间走进一个农民的小屋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婴儿在摇篮里急促而沉重地呼吸着。

“你就一个人住在这儿吗？”我问小姑娘。

“一个人，”她的声音勉强听得见。

“你是守林人的女儿吗？”

“是守林人的女儿，”她轻声说。

门咿呀响了一声，守林人低下头，跨进门槛，走了进来。他从地上提起灯，走到桌子旁边，点亮灯芯。

“您大概不习惯点松明吧？”他说着，把鬈发甩到脑后。

我看看他。我难得见到这样的汉子。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形体极好。他那强壮的肌肉从淋湿的麻布衬衫底下清楚地显现出来。拳曲的黑胡子布满了他半个严峻而刚毅的脸，两条相连的粗眉毛下露出一对刚强的褐色小眼睛。他双手轻轻地叉在腰里，站在我面前。

我向他表示感谢，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叫福玛，”他回答我，“外号叫孤狼⁽¹⁾。”

“噢，你就是孤狼？”

我倍加好奇地看看他。我常常从叶尔莫莱和别人的嘴里听到守林人孤狼的故事，这一带的农民都像怕山火一样惧怕他。照他们的说法，世界上还不曾有过一个像他那样精通本行业务的人：“他连一把枯树枝都不会让人拿走；不管在什么时候，即使在午夜，他也会像雪花一样落到你头上，你别想抵抗。据说，他力大无比，又很机灵，像个魔鬼……而且什么办法都无法收买他：请他喝酒也好，送钱也好，什么手段都不管用。有些人曾不止一次想把他从这个世界上除掉，可是不行——毫无办法。”

附近的农民就是这样评论孤狼的。

“这么说，你就是孤狼啰，”我又说了一遍，“老弟，我听人家说起过你。据说，不管是谁，你一个也不放过。”

“我是尽我的职责，”他阴沉着脸回答，“不能白吃主人家的饭嘛。”

他从腰带上取下斧头，蹲在地上劈松明。

“难道你没有女当家的吗？”我问他。

“没有，”他回答，使劲挥了一下斧头。

“这么说，是死了吗？”

“不……是的……死了，”他添了一句，扭过脸去。

我不再问他什么；他抬起眼睛看看我。

“跟一个过路的贩子跑了，”他苦笑着说。小姑娘垂下眼睛；婴儿醒了，啼哭起来；小姑娘走到摇篮旁。“喏，喂他吃吧，”孤狼把一个很脏的奶瓶塞到她手里，说，“把他也扔下了，”他指着婴儿轻声地继续说。他走到门口，站住，又回过头来。

“老爷，您大概，”他说，“不吃我们这种面包吧，可我们除了面包……”

“我不饿。”

“好吧，随您的便。我本来可以给您烧个茶炊，可是我家没有茶叶……我去看看您的马。”

他走出去，把门碰上。我又朝四下里看了看。我觉得这房子比原先的印象更凄凉。冷却下来的烟气的苦涩味呛得我好难受。小姑娘坐在那儿不动，也没有抬抬眼睛；她时而推一下摇篮，怯生生地把滑下肩膀的布衫拉上去；她那双光着的腿悬空挂着，一动都不动。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乌莉塔，”她把那悲伤的小脸蛋垂得更低，说。

守林人走进来，坐在长凳上。

“暴雨快要过去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您想回去，我就送您出树林。”

我站起来。孤狼拿起枪，检查一下火药池。

“带这个干什么？”我问。

“树林里有人偷盗树木……在母马谷那儿砍树，”他又说了一句，回答我疑问的目光。

“这儿听得见？”

“院子里听得见。”

我们一起走出去。雨已经停了。远处还积聚着大片浓重的乌云，长长的闪电还偶尔迸发一下，但我们头顶上有些地方已经可以看见湛蓝的天空，星星透过飞卷的薄云闪烁着。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树木的轮廓已开始从黑暗中显现出来。我们侧耳细听着。守林人摘下帽子，低下头。“听，”他突然伸出一只手，说，“你瞧，挑选了这么一个夜晚。”除了树叶的簌簌声，我什么也没听见。孤狼从屋檐下牵出马匹。“我这样说不定会误事，让他跑掉的，”他出声说，“我跟你一起去……行吗？”“行，”他回答，把马牵了回去，“我们现在就去把他抓起来，然后我再送您出去。走吧。”

我们动身了：孤狼在前，我在后面跟着。天知道他是怎么认出道路的，可是他只偶尔停一下，而且只是为了听听斧砍声。“听，”他轻声嘟囔着，“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在哪儿呀？”孤狼耸耸肩膀。我们走下峡谷，风停了一会儿——有节奏的砍伐声清楚地传进我的耳朵。孤狼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我们继续在湿漉漉的蕨类植物和荨麻地里往前走。响起一阵长长的重浊的响声……

“砍倒了……”孤狼喃喃地说。

这时天空越来越明朗，树林里稍稍有了点亮光。我们终于艰难地走出了峡谷。“您在这儿等一等，”守林人轻声对我说了一句，便猫着腰，举起枪，消失在灌木丛中。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在潇潇的风声中我隐约感觉到不远的地方有轻微的响声：一把斧头在小心翼翼地砍着枝桠，车轮在吱吱嘎嘎地响，马儿在打着响鼻……“往哪儿走？站住！”突然响起孤狼金属般的声音。另一个人像兔子一样怯生生地发出一声声哀叫……一场搏斗开始了。“胡说，胡说，”孤狼喘着气，一再说，“你跑不了……”我往发出响声的地方奔去，跌跌撞撞地跑到搏斗的地方。孤狼在那棵砍倒的树旁边的地上忙活着，他按住那个贼，用宽腰带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我走到他们跟前。孤狼直起身来，提起那个人，让他站住。我看到一个农民，衣衫褴褛，浑身透湿，长着一把又长又乱的大胡子。一匹驽马半身盖着一张粗糙的草席，套在一辆板车上站在那里。守林人一句话也没说，那农民也沉默着，只是不断地摇着头。

“放了他吧，”我对孤狼耳语了一声，“这棵树的钱我来付。”

孤狼默默地伸出左手抓住马头上的鬃毛，右手抓着小偷的腰带。“喂，转过身来，笨蛋！”他威严地说。“那边的斧头，请您拿好，”农民喃喃地说。“怎么会把它扔下呢？”守林人说着拣起斧头。我们动身了。我走在后面……小雨又稀稀拉拉地下了起来，不一会儿便变成瓢泼大雨。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小木屋。孤狼把逮住的那匹驽马扔在院子里，把农民带进屋子，松开腰带上的结，让他坐在屋角里。小姑娘本来已经在炉子旁边睡着了，这时跳将起来，恐惧地默默看着我们。我在板凳上坐下。

“哟，好大的雨啊，”守林人说，“只好等一等了。您不想躺一会儿吗？”

“谢谢。”

“您在这儿不方便，我本想把他关到储藏室里去的，”他指着那农民继续说，“可是，您瞧，那门闩……”

“让他待在这儿吧，别动他，”我打断孤狼的话。

农民皱着眉头看看我。我暗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让孤狼放掉这个可怜人。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板凳上。借着灯光我能够看清他那布满皱纹、疲惫不堪的脸，下垂的黄眉毛，惊慌不安的眼神，枯瘦的四肢……小姑娘就在他脚边的地上躺下，重新睡着了。孤狼坐在桌旁，两手托着头。蝈蝈在屋角鸣叫着……雨敲打着屋顶，从窗上流下来；我们大家都默不作声。

“福玛·库兹米奇，”那农民突然用虚弱低沉的声音说起话来，“啊，福玛·库兹米奇。”

“你有什么事？”

“放了我吧。”

孤狼没有回答。

“放了我吧……我是饿得没办法才……放了我吧。”

“我认得你们，”守林人板着脸说，“你们整个村子都是这样的——全是些偷鸡摸狗的货色。”

“放了我吧，”农民又说，“管家……我们都是因为活不下去，这才……放了我吧！”

“活不下去！……谁也不该去偷。”

“放了我吧，福玛·库兹米奇……别要了我的命。你自己也知道，你家老爷是不会放过我的。”

孤狼转过脸去。农民浑身哆嗦着，仿佛生了热病似的。他的头抖动着，呼吸也急促起来。

“放了我吧，”他苦苦地一再哀求着，“放了我吧！我赔钱，就这样，真的。真的，我是因为饿得没法子……孩子们哭着要饭吃，你自己也知道。我只好豁出命来，就是这么回事。”

“你反正不应该偷。”

“那就把那匹马，”农民继续哀求，“就把那匹马，哪怕用它……我只有这头牲口了……放了我吧！”

“跟你说，不行。我也做不了主：要追究我的责任的，再说，也不能惯了你们。”

“放了我吧！穷啊，福玛·库兹米奇，穷啊，就是因为这个……放了我吧！”

“我认得你们！”

“就放了我吧！”

“嘿，跟你有什么好多说的，老老实实坐着，要不然，我这儿，你知道吗？难道你没有看见这儿有一位老爷？”

可怜人低下头……孤狼打了个哈欠，把头伏在桌子上。雨还下个不停。我等待着，看事情如何了结。

农民突然挺直身子。他眼睛里冒着火光，脸涨得通红。“好吧，你吃了我吧，喏，让你噎死，喏，”他眯起眼睛，撇着嘴，说，“喏，你这个可恶的凶手，你喝基督的血吧，喝吧……”

守林人转过身去。

“我跟你说，我在跟你说呢，你这蛮子，吸血鬼，我在跟你说呢！”

“你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怎么骂起人来了？”守林人惊奇地说。“你疯了吗？”

“喝醉了！……又不是用你的钱，可恶的凶手，畜生，畜生，畜生！”

“好哇，你……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怕什么？反正一样——死路一条；没有了马叫我怎么过日子？你把我打死吧——一样是死，饿死，打死，反正是死。大家都死光吧：老婆，孩子——大家都完蛋吧……至于你，你就等着瞧吧，我们会收拾你的！”

孤狼稍稍抬起身子。

“打吧，打吧，”农民狂叫着，“打吧，来呀，来呀，打吧……（小姑娘霍地从地板上跳起来，注视着他。）打吧！打吧！”

“闭嘴！”守林人大喝一声，向前跨了两步。

“好了，好了，福玛，”我大声说。“别跟他计较……让他走吧。”

“我才不闭嘴呢，”那不幸的人继续说。“反正是死。你这凶手，畜生，你怎么不死啊……你等着瞧吧，你神气不了多久的！会有人来绞死你的，等着瞧吧！”

孤狼一把揪住他的肩膀……我奔过去替那农民解围……

“您别管，老爷！”守林人对我嚷道。

我并不害怕他的威胁，正想伸出手去，但这会儿使我感到极为惊奇的是，他一下子就把农民手臂上的腰带拽掉，揪住他的衣领，把他的帽子拉到眼睛上，打开门，把他推了出去。

“牵着你的马滚吧！”他在背后嚷道，“当心点，下回再落到我手里……”

他回到屋里，在屋角里翻寻着。

“哦，孤狼，”最后我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处理：我看得出，你是个难得的好人。”

“唉，别提了，老爷，”他烦恼地打断我的话，“您别这样说。最好还是让我送您回去吧，”他又补充了一句，“要等到雨停是等不到了……”

院子里响起农民板车的辘辘声。

“瞧，他走了！”他喃喃地说，“瞧我把他放了！……”

半小时以后，他在树林边上和我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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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奥尔良省，人们称独身且阴郁的人为孤狼。——原注

两　地　主

盛情的读者们，我已经有幸向你们介绍了我的几位芳邻，现在请允许我再顺便（对于我们的作家兄弟来说，一切都是顺便的）向你们介绍两位地主。我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打猎，他们都是些非常可敬、心地善良、受到几个县普遍尊敬的人。

首先我要向你们描述一下退伍陆军少将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昂诺维奇·赫瓦伦斯基。请想象一位身材魁梧的人，从前曾经身姿挺拔，现在则有些皮肤松弛，但绝不衰老，甚至并无老态，而是处于壮年时期，正像俗话所说的，正当盛年。诚然，从前端正而现在依然令人愉快的面容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面颊松弛了，眼梢上布满了鱼尾纹，有几颗牙齿正如普希金所引用的萨迪的话，已经不在了。⁽¹⁾那些现在还剩下的浅褐色头发已染成淡紫色，这全得归功于在罗缅马市场向一个冒充亚美尼亚人的犹太人买来的染发剂。但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昂诺维奇步履轻快、笑声洪亮，马刺叮当作响，不时捻着唇髭，还自称老骑兵。然而众所周知，一个真正的老人是从不自称为老人的。他总穿着一套常礼服，钮扣一直扣到上面，系着红领带，衣领浆得笔挺，穿一条军装式灰色带小花点的西装裤。他的帽子一直扣到额头上，露出整个后脑勺。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但有些观念和习惯却极为古怪。譬如说，他从不认为那些不富裕或没有官职的贵族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总是把脸颊支在浆硬的白色衣领上，斜睨着他们，或者突然用明亮的眼睛盯住他们，一言不发，活动起头发下面的全部头皮；甚至说话时连发音也不一样，譬如说，他不说：“感谢您，巴维尔·瓦西里奇”，或：“请到这儿来，米哈伊洛·伊凡内奇”，而说：“谢了，巴尔·阿西里奇”，或：“请过来，米哈尔·凡内奇”。对待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他的态度就更加古怪：他根本不望着他们，在对他们说出自己要办的事或发出命令之前，他总是一再显出忧心忡忡、竭力加以想象的样子，反复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他特别强调“什么”两字，其余的字则说得很快，使得他的话听起来就像雄鹌鹑的叫声。他整天忙忙碌碌，又吝啬得出奇，却不是一个精明的当家人：他用了一个小俄罗斯人当管家，此人是个极其愚蠢的退伍骑兵司务长。不过，在经营管理方面，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一个彼得堡的显要，这位显要看到管家的一份报告里说，他庄园里的谷物干燥房经常失火，因此损失许多粮食，于是他下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在残留的火种没有完全熄灭以前，不准把禾捆搬进谷物干燥房。他本来还想在他所有的土地上全播种罂粟，这显然是因为他做过一次粗略的计算：就是说，罂粟比黑麦值钱，种罂粟自然更有利可图。他还下令要他的女农奴戴上仿照彼得堡寄来的式样做的盾形头饰；这件事千真万确，至今他庄园里的农妇们都还戴着这种头饰……只不过是戴在帽子上罢了……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昂诺维奇。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昂诺维奇非常贪恋女色，他在自己县城里的林荫道上一看见标致的女人，就会立刻跟上去，可是他马上就会一瘸一拐起来，这情景真是精彩极了。他喜欢打牌，但只跟身份比他低的人打，他们称他“大人阁下”，而他则随心所欲地斥骂他们。当他偶尔同省长或者其他官员打牌的时候，他身上便会起一种惊人的变化：他又是微笑，又是点头，又是望着他们的眼睛——浑身像粘上了蜜似的……即使输了牌，他也不觉得懊恼。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昂诺维奇很少看书，看书的时候他总是不停地将小胡子和眉毛往上抬，仿佛把一道道波浪从脸的下部往上推似的。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昂诺维奇脸上这种波浪在他偶尔浏览（自然是有客人在场的时候）《评论报》⁽²⁾时更为明显。选举时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怕多花钱，他谢绝了首席贵族的可敬职务。“诸位先生，”通常他总是对要求他担任这一要职的贵族们说，声音里充分表现出以保护者自居和不容他人置喙的意味，“十分感谢各位的厚爱，但我决心在幽居中打发我的余暇。”说罢，他的头向左右两边转了几次，然后庄重地把下巴和脸颊搁在领带上。年轻时他当过某要人的副官，他对此公只称呼名字和父称。⁽³⁾据说，他履行的不光是一个副官分内的职责，譬如说，他似乎曾穿着全套礼服，甚至扣着风纪扣，在澡堂里帮自己的长官洗蒸汽浴——自然，并非任何传闻都是可信的。不过，赫瓦伦斯基将军本人也不喜欢谈自己的戎马生涯，这一点确实是很奇怪的。他似乎并未打过仗。赫瓦伦斯基将军独居在一幢小房子里，他一生没有享受过夫妇生活的快乐，因此至今还称得上是个未婚男子，甚至是个令人倾慕的未婚男子。然而他有一个女管家，是个三十五岁光景的女人，黑眼睛，黑眉毛，丰满，娇嫩，嘴唇上还长着一些黑茸毛，平时穿着一条浆过的连衣裙，到了礼拜天，则套上薄纱衣袖。在地主们招待省长和其他政要的宴会上，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昂诺维奇总是得意洋洋：他在这里真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在这种场合，他即使不是坐在省长的右手，至少也是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宴会开始时，他比较注意保持自己的尊严，他高高地昂着头，也不左顾右盼，只是斜睨着客人们那些圆圆的脑袋和竖起的衣领，可是到宴会将近结束时，他便快活起来，开始向四面八方微笑（对着省长，宴会一开始，他就笑容可掬了），有时甚至还向女宾祝酒，用他的话来说，她们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景致。在所有庄严的和公开的典礼上、考场上、教会仪式上、集会上和展览会上，赫瓦伦斯基将军都表现得很出色，在祝福的时候，他也是个好手。在散场的时候，在渡口上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昂内奇的仆役们并不大声喧嚷吆喝，相反，他们在人群里替他开路或叫马车的时候，总是用悦耳的男中音说：“劳驾，劳驾，请让赫瓦伦斯基将军过去，”或者：“赫瓦伦斯基将军的马车来了……”确实，赫瓦伦斯基马车的式样是相当陈旧的，仆役的号衣也相当破旧（他们穿的都是镶红边的灰色号衣，这一点自不必说），几匹马也上了岁数，已经服役了一辈子，但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昂内奇并不追求奢华，甚至认为，对他这种身份的人来说，装门面骗人是不体面的。赫瓦伦斯基并不特别善于言辞，或者，也许是没有机会表现他的口才，因为不仅是对于争论，就是对于一般的辩驳，他都没有耐心，他竭力避免与人长谈，尤其是和年轻人。他这样做确实比较保险，要不然和现在这些人打交道准得倒霉：万一有人不听你的话，那他可连面子都要丢尽了。在地位高的人面前，赫瓦伦斯基一般都默默无言，而对于显然是他所蔑视、仅有一般交往、地位比他低的人，他说起话来就又粗暴又生硬，而且不断使用这样一些句子：“可是，您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或者：“最后，先生，我不得不警告您”，或者：“可是您毕竟应该知道，您是在跟谁讲话”等等。邮政局长、常任陪审员和驿站长都特别怕他。他不在家里接待任何人，据说，他是个守财奴。然而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出色的地主。“一位老军人，一位大公无私、按规矩办事的人，一个爱抱怨的老人⁽⁴⁾”，邻居们谈论他时都这样说。只有省检察官，当人家在他面前提起这位赫瓦伦斯基将军的卓越、稳重的品质时，却在一边冷笑——嫉妒使人什么事做不出啊！……

不过，现在让我们来谈另一个地主吧。

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斯杰古诺夫和赫瓦伦斯基截然不同。他未必在什么地方任过职，也从来不曾被看做美男子。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是个矮矮胖胖的小老头，他秃顶，双下巴，有一双柔软的小手，肚皮相当大。他非常好客，喜欢说笑打诨；过着所谓自得其乐的日子；不管严冬酷暑，他都穿着一件条纹棉睡衣。只有一点，他和赫瓦伦斯基将军一样：他也是个单身汉。他有五百个农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管理自己的庄园相当马虎；为了不落后于时代，十年前他在莫斯科向布杰诺普工厂买了一台脱粒机，回来后把它锁在板棚里，从此便万事大吉。只有在晴朗的夏日里，他才吩咐套上竞跑马车，到田野里去看看庄稼，采采矢车菊。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完全过着老派的生活。他的房子是老式建筑：前厅像一般老式房子一样，散发着克瓦斯、脂油蜡烛和兽皮的味道，前厅右边有一个餐具橱，里面放着烟斗和毛巾；餐厅里挂着家人的肖像，有苍蝇，有一大盆天竺葵，还有一架破旧的钢琴；客厅里有三只长沙发、三张桌子、两面镜子和一只声音沉闷的挂钟，钟面的珐琅已经发黑，青铜指针上雕有花纹；书房里有一张堆着文件的桌子，一架贴着从上世纪各种书籍上剪下来的图画的蓝色屏风，几个布满蛛网和黑色灰尘的书橱，里面装着散发着霉味的书籍，一张松软的圈椅，一扇意大利式的窗子，还有一扇钉死的通向花园的门……一句话，一切应有尽有。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家有一大群仆人，都穿着旧式服装：高领蓝色长袍、暗色裤子和短短的米黄色背心。他们对客人称“大爷”。经营他家田产的是个农民出身、蓄着一把能遮住整件皮袄的大胡子的总管；料理家务的是一个包着栗色头巾、满脸皱纹的吝啬老太婆。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家的马厩里养着三十匹各种各样的马，出门时乘坐自制的重达一百五十普特的四轮马车。他待客非常热情，酒菜十分丰盛，也就是说，由于俄罗斯菜肴令人心醉的特色，客人们除了打朴烈费兰斯牌，直到晚上他们绝不可能再做别的事情。可他自己从来什么事都不做，连那本《圆梦书》也不看。然而这样的地主在我们俄罗斯还有很多。也许有人要问：我有什么必要谈他的事，我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么请让我给你们谈谈我有一次拜访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情形，以此作为我的回答。

有一年夏天傍晚七点钟左右，我乘马车到他家里去，他刚做完晚祷；一名教士，样子甚是腼腆，看来是不久前才从神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坐在客厅大门旁一把椅子的边沿上。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像往常一样非常亲切地接待我：对来访的每一位客人他都真诚地感到高兴，总的来说，他是个极其善良的人。教士站起身，拿起帽子。

“等一等，等一等，神父，”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没有放掉我的手，说，“别走……我已经吩咐给你送伏特加来了。”

“我不会喝酒，先生，”教士局促不安地嗫嚅着，脸红到耳根。

“瞎说！你们这样的人怎么不会喝酒！”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尤什卡！尤什卡！给神父拿伏特加来！”

尤什卡，一个年约八十岁的瘦高个老头用缀满肉色斑点的黑漆盘子端着一杯伏特加，走了进来。

教士推托着。

“喝吧，神父，别固执了，这样不好，”地主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可怜的年轻人从命了。

“那么，神父，现在你可以走了。”

教士便鞠躬告辞。

“哦，好了，好了，你走吧……一个很出色的人，”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目送着他出去，继续说，“我很喜欢他，他只是还年轻。他一个劲儿传道，酒却一点不沾。可是您怎么样？我的大爷？……您怎么样？您好吗？我们上阳台去吧——瞧，这黄昏多么美丽。”

我们来到阳台上，坐下来聊天。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朝下面看了一眼，突然火冒十丈。

“这是谁家的鸡？这是谁家的鸡？”他嚷嚷起来，“这是谁家的鸡跑到花园里来了？……尤什卡！尤什卡！马上去了解一下，看是谁家的鸡跑到花园里来了？……这是谁家的鸡？我明令禁止过几次了，我说过多少次了！”

尤什卡跑去了。

“乱七八糟的！”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一再说，“真要命！”

几只倒霉的鸡，我现在还记得，两只花斑母鸡和一只凤头白母鸡，还悠然自得地在苹果树下散步，时而咯咯叫着表达自己的感情。突然，头上没戴帽子、手里拿着棍子的尤什卡和另外三个成年仆人一起向它们扑去。这下可热闹了。母鸡叫着，扑腾着翅膀跳着，震耳欲聋地大声咯咯叫着；仆人们跌跌撞撞地奔跑着，一个个一再往地上扑；主人在阳台上狂呼乱叫：“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这是谁家的鸡？这是谁家的鸡？”终于有一个仆人抓住了那只凤头母鸡，把它胸部朝下按倒在地上，就在这时候，一个年约十一岁、蓬头垢面的女孩，手里拿着一根树枝从街上跳过篱笆跑进了花园。

“啊，瞧是谁家的鸡！”地主得意地叫起来。“原来是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鸡！瞧，他打发他的娜塔尔卡来赶鸡了……倒是没有叫帕拉莎来，”地主又小声嘀咕了一句，还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喂，尤什卡！别管那些鸡了，把娜塔尔卡给我抓来。”

但是不等上气不接下气的尤什卡跑到吓坏了的女孩身边，女管家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把抓住她的手，在她背上啪啪啪打了几下……

“打得好，打得好，”地主接着说，“啧，啧，啧！啧，啧，啧！……把母鸡扣下来，阿夫多季亚，”他大声叫道，又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大爷，这次追捕精彩吗？呃？我全身都出汗了，您瞧。”

接着，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继续留在阳台上。黄昏的景色真的非常绮丽。

给我们送来了茶。

“请问，”我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迁到那边峡谷后面大路上的那些人家是您家的吗？”

“是我家的……怎么啦？”

“您怎么能这样做，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这是罪过。分给这些农民的房子又脏又小，周围看不见一棵小树，连养鱼池都没有，只有一口井，而且这口井根本派不了用场。难道您就不能另找一个地方吗？……还有，听说，您连他们那几块原有的大麻地也给夺走了？”

“地界是这样划分的，你有什么办法？”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我。“划分地界这种事老在我这儿萦绕着（他指指自己的脑袋）。从划分地界这件事上我看不到任何好处，至于我夺走了他们的大麻地，没给他们挖养鱼池，这些事，大爷，我自己心里有数。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照老办法行事。依我看：老爷终究是老爷，农民终究是农民……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样明确而又有力的论证，自然是无话可说了。

“再说，”他继续说，“这些农民也很坏，都受过惩罚。尤其是那边的两家，先父—愿上帝让他升入天堂——在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们，很不喜欢他们。不瞒您说，我有这样的看法：贼父生贼子，随便您怎么说吧……噢，血统，血统——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坦白告诉您吧，那两个人家虽然还没有轮到抽壮丁，可我已经把他们家里的人送去当兵，就这样把他们打发到各个地方去；可是这些人还是断不了根，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是会生孩子，真可恨。”

这时四周已完全寂静下来，只是偶尔有一阵阵清风迎面吹来，当风儿最后一次在屋子旁边静息下来的时候，从马厩那边传来了一声声均匀而又连续不断的击打声。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刚刚把斟满茶的茶碟送到嘴边，已经鼓起鼻翼准备喝茶——众所周知，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不是这样喝茶的——但是他突然停了下来，仔细听了一下，点点头，呷了一口茶，把茶碟放在桌子上，带着极其慈祥的微笑，仿佛不由自主地合着那击打声，念着：“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是怎么回事？”我吃惊地问道。

“那边，按照我的命令，正在惩罚一个不听话的家伙……您认得那个餐厅仆役瓦夏吗？”

“哪一个瓦夏？”

“就是不久前伺候我们吃饭的那个。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那个。”

再强烈的愤慨也抵挡不住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那明净而柔和的目光。

“您怎么啦，年轻人，您怎么啦？”他摇摇头说，“难道我是个恶棍吗，您这样盯着我？我是为他好才惩罚他：您自己也知道的。”

过一刻钟，我告别了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乘马车经过村子的时候，我看见了餐厅仆役瓦夏。他在街上走着，嘴里嗑着胡桃。我吩咐马车夫停下马车，把瓦夏叫到跟前。

“怎么，老兄，今天挨打啦？”我问他。

“您怎么知道？”瓦夏回答。

“你家老爷告诉我的。”

“老爷亲口告诉您的吗？”

“为什么要打你？”

“我该打，大爷，我该打。我们这儿为一点小事是不会受惩罚的；我们这儿没有这种规矩——从来没有。我们的老爷不是那种人；我们的老爷……这样的老爷在全省是找不到的。”

“走吧！”我对马车夫说，“这就是旧俄罗斯！”在回家的路上，我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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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希金曾在《巴赫奇萨拉伊泪泉》的题辞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第8童第51节引用过波斯诗人萨迪的这句诗。

(2) 原文为法文。

(3) 俄国人以名字和父称称呼对方，表示尊敬。

(4) 原文为法文。

列　别　江⁽¹⁾

我亲爱的读者们，打猎的主要好处之一是使您乘上马车，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这对于一个赋闲的人来说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不错，有时候（特别是在雨季里）在乡间道路上奔波，进入“未开垦的处女地”就不太愉快，那时你得不时停下来，拦住碰到的随便哪个庄稼汉，问他：“喂，朋友，到莫尔多夫卡怎么走？”到了莫尔多夫卡，你又得向一个懵懵懂懂的农妇打听（所有的雇工都下地去了）：到大路上的客栈远不远？怎么走？接着，当你赶了十来俄里路，出现在你面前的却不是客栈，而是地主家的破烂村子胡多布勃诺沃，还把一大群猪吓得够戗——它们都齐耳朵藏在街道当中的深褐色泥浆里，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来惊扰它们。走过摇摇晃晃的小桥，往峡谷底下驶去，涉过沼泽地里的小溪，也很不愉快。整整一昼夜行驶在一片浅绿色汪洋般的大路上，或者，愿上帝保佑你，一连几小时陷在泥泞里，这时大路边的彩色里程标上一边标着22，另一边标着23，这种情况也很不愉快。一连几个礼拜尽吃鸡蛋、牛奶和人们啧啧称赞的黑麦面包，也很不愉快……但是所有这些不便和艰难都因为另一种好处和满足而得到补偿。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在说了上面这些情况以后，已经没有必要再向读者细说五年前在集市最红火的时候我是怎样来到列别江的了。我们这些猎人常常在某一天早晨从自己或多或少是祖传的领地动身，本打算第二天傍晚回到家里，但是由于不断地射猎田鹬，便越走越远，最终来到了富饶的伯朝拉河岸边；况且，任何一个喜欢枪和狗的人都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动物——马的热烈崇拜者。就这样，我来到了列别江，在旅馆住下，换了一身衣服，便往集市走去。（旅馆的伙计，一个又高又瘦的二十来岁小伙子已经用他那带着鼻音的甜腻男高音告诉我，说某团的马匹采购员、某公爵大人就在他们这个旅馆下榻，说来了许多绅士，每天晚上都有茨冈人在这里唱歌，剧场里正上演《特瓦尔朵夫斯基老爷》⁽²⁾，还说马的价钱都很高，不过上市的马都很好。）

集市广场上停着一排排看不到尽头的大车，大车后面则是各种各样的马匹：有大走马、养马场的马、比秋格马、拉大车的马、驿马和普通的农家马。有些养得膘肥体壮、光滑闪亮的马，按照毛色归类，盖着各种颜色的马衣，缰绳留得短短地拴在高高的大车上，它们怯生生地斜眼望着后面它们的主人马贩子手中那非常熟悉的鞭子。一些由草原贵族从一二百俄里外赶来的地主家的马匹，在一个衰老的马车夫和两三个脑子不灵活的马夫监视下，晃着长长的脖子，跺着脚，百无聊赖地啃着木桩子。一些黄褐色的维亚特卡种马紧紧地挤在一起。臀部宽大、尾巴成波浪形、脚上毛茸茸的大走马，有灰色带黑圆斑点的、乌黑的、枣红的，都像狮子一样，神色庄重、纹丝不动地站着。一些行家怀着敬意站在它们面前。在大车形成的街道上聚集着各种身份、各种年龄、各种外貌的人：穿蓝色长袍、戴高筒帽子的马贩子们狡黠地细心观察着，等待着顾客；鼓眼睛、鬈头发的茨冈人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看看马齿，抬抬马腿和马尾巴，喊叫着，骂骂咧咧着给人做中介，抓阄，或者死乞白赖地缠住某个戴制帽、穿海狸皮军大衣的马匹采购员。一个健壮的哥萨克高高地骑在一匹脖子像鹿一样细的瘦马上，要“全套”，也就是说连同马鞍和笼头一起卖掉那匹马。一些穿着腋下已经破烂的皮袄的庄稼汉拼命钻进人堆里，几十个人一起挤向一辆套着“试用”马的大车，或者在路边，靠着某个机灵的茨冈人的帮助，与人讨价还价弄得精疲力竭，他们彼此击了上百次掌，各人坚持自己的价钱，而这时候，作为他们讨价还价的对象，一匹身上盖着破草席的劣马却在那里眨巴着眼睛，就像事情与它无关似的……确实，将来由谁来鞭打它，对它来说还不是一样！几个染着唇髭、神情庄重的宽额头地主戴着波兰四角帽，穿着厚呢长外衣，只套着一只袖子，正降低身份，和几个戴绒毛帽子和绿色手套的大肚子商人交谈。一些不同部队的军官也在那里挤来挤去，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胸甲骑兵，是个德国人，正冷静地问一个瘸腿的马贩子：“这匹栗色马要卖多少钱？”一个十九岁模样的淡黄头发骠骑兵正在为他那匹干瘦有劲的溜蹄马物色一匹拉套马；一个车老板，头戴插孔雀毛的平顶帽，身穿褐色呢上衣，窄窄的绿腰带里揣着一副皮手套，正在物色一匹辕马。一些马车夫在为自家的马匹编尾巴，把马鬃打湿，向绅士们提出有礼貌的忠告。买卖已经成交的人按照各自不同的境况，正分别赶往大酒馆或小酒店……而所有这些奔忙、叫喊、折腾、争吵、和解、骂街和欢笑都是在齐膝深的泥泞里进行的。我想为我那辆四轮轻便马车买三匹耐用的马，因为我那几匹马快不中用了。我找到了两匹，而第三匹还没有挑选好。吃过了那顿我不想加以描写的午饭（埃涅阿斯⁽³⁾深知，回忆已经过去了的痛苦是多么不愉快），我便到一家所谓的咖啡馆去，那里每天晚上都聚集着马匹采购员、养马场主和其他来客。在弥漫着烟草灰色烟雾的台球房里有二十来个人。这里有穿着匈牙利骑兵式上衣和灰色西裤的年轻地主，他们留着长长的鬓发，唇髭上抹着油，无拘无束，正傲慢而肆无忌惮地四处张望；一些穿哥萨克式上衣、脖子奇短、眼睛浮肿的贵族也在这里烦人地哼哼着；商人们坐在一旁，正如俗话所说的，靠边站站；几个军官在那里随意交谈。某公爵是个二十二岁光景的年轻人，正在那里打台球。他神情愉快，有点目空一切，穿着敞怀的常礼服、红色绸衬衫和肥大的丝绒灯笼裤，正在和一个退伍的陆军中尉维克多·赫洛帕科夫打台球。

退伍陆军中尉维克多·赫洛帕科夫是个三十岁模样、肤色黝黑、个子瘦小的人，长着黑头发、褐色眼睛和一只往上翘的蒜头鼻子，他是选举和集市的热心观众。他走路的时候总是边走边跳，神气活现地挥动着他那双弯成圆形的手臂，歪戴着帽子，卷起军装的袖子，露出灰蓝色细棉布里子。赫洛帕科夫先生善于巴结彼得堡富家子弟，和他们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跟他们称兄道弟。他们凭什么喜欢他，这事颇为令人费解。他既不聪明，也不滑稽，当个丑角都不合格。不错，他们随随便便和他友好地交往，把他看成一个善良而不务正业的人，和他来往了两三个礼拜，然后便突然不理睬他，而他也不理睬他们。赫洛帕科夫中尉的特点是在一年，有时是两年期间里，不管恰当不恰当，总说同一个口头语，这句口头语并无可笑之处，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听了都要发笑。八年前，不管到哪里，他都要说：“向您表示敬意，衷心感谢您。”他当时的那些保护人每一次都会捧腹大笑，并要他一再说“向您表示敬意”；后来他又用了一句相当复杂的话：“不，您可是太那个了，盖斯格赛⁽⁴⁾——结果当然是这样，”这句话同样得到辉煌的成功；过了两年，他又想出了一句新的俏皮话：“涅武性急巴⁽⁵⁾，上帝的仆人，用羊皮缝上，”等等。您瞧怎么着！这句并不出彩的话竟给他带来吃的、喝的和穿的。（他的财产早就挥霍净尽，现在全靠朋友接济。）请注意，除此之外，他是绝对不会有别的任何用处的。不错，他每天能抽一百袋“茹可夫”烟，打起台球来，能把右腿抬得比头还高，瞄准的时候，总是拼命移动手里的台球杆，当然，对于这种优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他也很会喝酒……不过在俄罗斯凭这一点并不能显得出类拔萃……总之，对于我来说，他之所以能得逞，完全是个谜……只是有一点：他很谨慎，他从不泄露别人的家丑，不说别人一句坏话……

“唉，”看见赫洛帕科夫的时候，我心里想，“现在他的口头语是什么啊？”

公爵打中了白球。

“三十比零，”一个脸色黝黑、眼睛下面呈铅灰色、害肺病的记分员叫道。

橐的一声，公爵把一个黄球打入边袋。

“好！”坐在屋角一张摇摇晃晃的独脚茶几旁的一个胖商人从丹田里发出一声喝彩，他刚叫过就觉得难为情。幸而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松了一口气，捋捋大胡子。

“三十六比零，”记分员用鼻音喊了一声。

“怎么样，老弟？”公爵问赫洛帕科夫。

“怎么样？那还用说，流……氓，简直是个流……氓。”

公爵噗哧笑了起来。

“什么，什么？再说一遍。”

“流……氓！”退伍陆军中尉得意地重说了一遍。

“瞧，又是一句口头语！”我想。

公爵把一个红球打进袋里。

“唉！不是这样打，公爵，不是这样打，”一个眼睛发红、鼻子很小、脸像熟睡中的婴儿的淡黄头发小军官突然喃喃地说，“不是这样打……应该……不是这样打！”

“怎么打呢？”公爵回过头去问他。

“应该……这样……用碰两面台框的打法。”

“是吗？”公爵喃喃地说。

“怎么样，公爵，今晚到茨冈人那儿去吗？”感到难为情的年轻人连忙接着说。“斯捷什卡要唱歌呢……伊柳什卡……”

公没有回答他。

“流……氓，老弟，”赫洛帕科夫狡黠地眯起左眼嘀咕了一句。

公爵哈哈大笑起来。

“三十九比零，”记分员高喊。

“零……等着瞧吧，看我把这个黄球……”

赫洛帕科夫移动着台球杆，瞄准了一下，可是打滑了。

“唉，流……氓，”他气恼地叫了一声。

公爵又大笑起来。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赫洛帕科夫不想再重复这句话：他想卖一下关子。

“您滑了一杆，”记分员说。让我给您的球杆涂一些白粉……四十比零！”

“对啦，诸位先生，”公爵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但是并不专门看着哪一个，“你们等着瞧吧，今天在剧场里一定要叫韦尔任比茨卡娅出场。”

“当然，当然，一定要叫韦尔任比茨卡娅出场……”几个以能回答公爵的话为莫大荣幸的绅士争先恐后地叫起来。

“韦尔任比茨卡娅是个极出色的女演员，比索普尼亚科娃好多啦，”屋角里一个蓄小胡子、戴眼镜、一副寒酸相的人尖声说。一个可怜虫！其实他心里魂牵梦萦的是索普尼亚科娃，可是公爵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来人哪，拿烟斗来！”一个身材高大、相貌端正、气宇轩昂的绅士，从各种迹象看是个赌棍，把下巴压在领带上说。

跟班跑着去拿烟斗，他回来时报告大人，说马车夫巴克拉加有事求见。

“噢！这样吧，让他等一等，给他送点伏特加去。”

“遵命。”

后来有人告诉我，巴克拉加是个年轻、漂亮、极受宠爱的马车夫，公爵喜欢他，送马匹给他，和他赛马，整夜整夜和他在一起玩乐……这位公爵从前是个浪荡子，挥金如土，现在您可认不出他了……现在他浑身洒满香水，衣冠楚楚，好神气！他政务繁忙，主要是处事谨慎！

可是烟草的烟雾熏得我眼睛发痛。我最后一次听完赫洛帕科夫的喊叫和公爵的哈哈大笑以后，便起身回房间去了。房间里有一张有弯曲高靠背、铺着鬃垫、窄小而且已经压瘪了的长沙发，我的跟班已替我铺好了被褥。

第二天，我到各家马店里去看马，先从有名的马贩子西特尼科夫家看起。我跨过便门，走进一个撒着沙土的院子。马厩敞开的门前站着老板本人，他年纪已经不轻，高大而肥胖，穿着高翻领的兔皮袄。他看见我，便慢慢地向我走来，双手把帽子举过头顶，拖长声音说：

“啊，欢迎光临。您大概是来看马的吧？”

“是啊，来看看马。”

“请问要什么马？”

“让我看看您有些什么马吧。”

“遵命。”

我们走进马厩。几只白色小狗从干草堆上站起，摇着尾巴，向我们跑来；一只长胡子的老山羊不高兴地走到一旁去；三个穿着很结实却满是油污的皮袄的马夫默默地向我们鞠躬。左右两边，在做得高出地面的马栏里站着近三十匹马，这些马都照料得很好，洗刷得很干净。横木上一群鸽子在飞来飞去，咕咕叫着。

“您需要什么样的马：是拉车用还是作种马用？”西特尼科夫问我。

“既要拉车又要作种马。”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马贩子一字一顿地说，“彼嘉，把银鼠拉出来让这位先生看看。”

我们走到院子里。

“要不要从屋里端条板凳出来？……不要？……那就请便。”

马蹄在地板上橐橐地敲着，鞭子啪地响了一声，彼嘉，一个麻脸、肤色黝黑、四十岁模样的汉子牵着一匹体态相当匀称的灰色公马从马厩里跑出来，他让马直立起来，牵着它在院子里跑了两圈，灵巧地让它站在展示的地方。银鼠伸展着身子，呼地打了一声响鼻，甩起尾巴，把头转动了一下，瞟着我们。

“一匹训练有素的马！”我想。

“放开它，放开它，”西特尼科夫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您看怎么样，行吗？”最后他问我。

“这匹马不错，但前腿不很有劲。”

“腿非常好！”西特尼科夫很自信地驳回我的话，“您再看看……臀部……像一座炕，简直可以睡觉。”

“蹄腕骨太长。”

“一点也不长——您说话可得凭良心！让它跑，彼嘉，跑快步，快步，快步……别让它大跑。”

彼嘉又牵着银鼠在院子里跑了一阵。我们都不吭声。

“好吧，把它牵回去，”西特尼科夫说，“把雄鹰牵出来给我们看看。”

雄鹰是一匹毛色像甲虫一样的荷兰种黑色公马，臀部下垂，精瘦强壮，看来比银鼠要强些。它是属于爱马的人所说的那种“能砍，能劈，能俘虏”的马，也就是说，跑的时候，前腿总是向左右两边撇，而很少向前跑。中年商人更喜欢这种马，因为它们的步态很像手脚麻利的伙计那种矫健的步伐；饭后出去兜风，让这种马单独拉车是不错的。它们拉车的时候显出一种得意洋洋的样子，弯着脖子，尽心竭力地拉着粗糙的轻便马车，车上载着吃得饱得不想说话的车夫、因患胃灼热而郁郁寡欢的商人和穿浅蓝色绸外衣、戴紫色头巾的虚胖的老板娘。雄鹰我也拒绝了。西特尼科夫又让我看了几匹……我终于看中了一匹沃耶伊科夫种的灰斑公马。我忍不住满意地拍拍它的鬐甲。西特尼科夫立刻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怎么样，它拉车拉得好吗？”我问。（谈论大走马的时候一般不说“跑”得好不好。）

“拉得好，”马贩子平静地回答。

“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啰。喂，库齐亚，把追风套上车。”

驯马师库齐亚是个行家，他驾着马车在街上从我们面前来回跑了两三次。马跑得很好，步伐不乱，臀部不耸动，举步自如，尾巴扬起，是一匹阔步马。

“这匹马您要多少钱？”

西特尼科夫开出非常高的价钱，我们就在街上讨价还价。突然一辆由选配得非常内行的三匹马拉的驿车从街角上轰然飞驰而来，干净利落地在西特尼科夫家的大门口停下。在这辆打猎用的豪华马车上坐着那位公爵，他旁边站着赫洛帕科夫。巴克拉加驾着马车……他驾得多么出色！简直可以穿过笼头上的环，这强盗！两匹枣红色拉套马小巧而灵活，乌黑的眼睛，乌黑的腿，神情是那么兴奋，就那么收紧着四条腿，你只要发出一声唿哨，它们就会跑得不见踪影！那匹深栗色的辕马神态自若地站着，像天鹅般高高地昂起头，挺着胸，四条腿像箭一样直，满不在乎地摇着头，骄傲地眯着眼睛……太出色了！这样的马完全可以在复活节给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沙皇⁽⁶⁾驾车！

“公爵大人！欢迎光临！”西特尼科夫高声喊着。

公爵跳下马车。赫洛帕科夫慢慢地从另一边爬下车。

“你好，老弟……有马吗？”

“公爵大人要马，怎么会没有！请进……彼嘉，把孔雀牵出来！叫他们把嘉骏也准备好。您这笔生意，老爷，”他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们另找时间洽谈吧……福姆卡，给公爵大人端椅子。”

从我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一间特别的马厩里牵出了孔雀。这匹强壮的深红色骏马简直是腾云驾雾似的跑了出来。西特尼科夫回过头去，眯起了眼睛。

“哟，流……氓！”赫洛帕科夫喝起彩来。“杰姆萨⁽⁷⁾。”

公爵笑了起来。

要勒住孔雀可不容易，它简直是拖着马夫在院子里跑，最后才把它逼到墙根前。它打着响鼻，颤动着，把腿脚收紧，可西特尼科夫却还在逗弄它，对它挥着鞭子。

“往哪儿瞧？看我把你……！吁！”马贩子亲切地威吓着，不由得欣赏起他的马来。

“多少钱？”公爵问。

“公爵大人要，就五千吧。”

“三千。”

“不行啊，公爵大人，您行行好……”

“跟你说，三千，流氓，”赫洛帕科夫附和着。

我没等他们成交就走了。在街道尽头的一个拐角上，我看见一座灰色小房子的大门上贴着一张很大的纸。上方用羽毛笔画着一匹马，尾巴像烟囱，脖子长得不见底，马蹄下面用古体字写着下列启事：

“此处备有各种毛色马匹，均由坦波夫地主阿纳斯塔西·伊凡内奇·切尔诺巴伊之著名草原养马场专送列别江集市销售。该批马匹体态极佳，训练出色，性情温和。顾客诸君惠顾，请与阿纳斯塔西·伊凡内奇本人接洽；如遇阿纳斯塔西·伊凡内奇外出，可向马车夫纳扎尔·库贝什金垂询。顾客诸君，请多惠顾老人！”

我停下脚步。我想，不妨去看看切尔诺巴伊先生著名草原养马场的马匹。

我本想从便门进去，但发现便门与一般的习惯不同，竟是锁着的。我便敲敲门。

“谁呀？……是顾客吗？”一个女人尖声问道。

“是顾客。”

“就来，老爷，就来。”

便门打开了。我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农妇，没包头巾，穿着靴子和敞怀皮袄。

“恩人，请进，我这就去向阿纳斯塔西·伊凡内奇通报……纳扎尔，喂，纳扎尔！”

“什么事？”从马厩里传出一个七十岁老人的沙哑声音。

“把马准备好，顾客来了。”

老妇人跑进屋里。

“顾客，顾客，”纳扎尔不满地对她嘟囔着。“我还没有洗好它们的尾巴呢。”

“啊，真是一派田园风光！”我想。

“你好，先生。欢迎光临，”我背后慢慢地响起一个圆润悦耳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我面前站着一个中等身材的老人，穿着蓝色长大衣，白发苍苍，生着一对漂亮的天蓝色眼睛，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你要买马吗？请，先生，请……要不要先到里面喝杯茶？”

我谢绝了。

“好，那就请便。先生，请原谅我：我这儿都是按老规矩办事（切尔诺巴伊先生说话从容不迫，o音很重）。我这儿一切都很简朴，你知道……纳扎尔，喂，纳扎尔，”他又拖长声音叫着，但并不提高嗓门。

纳扎尔出现在马厩门口，他是个满脸皱纹、长着鹰钩鼻子、蓄着山羊胡子的小老头。

“先生，你要什么样的马？”切尔诺巴伊先生继续说。

“不要太贵的，拉车用的，拉篷车。”

“好……有这样的……好……纳扎尔，把那匹灰色骟马拉出来给老爷看看，知道吗，就是那匹拴在边上的，还有那匹头上有白斑的枣红马，要不然，还有另一匹枣红马，就是美人儿生的那一匹，知道吗？”

纳扎尔回到马厩里。

“你就拉住马笼头把它们牵出来吧！”切尔诺巴伊先生在他后面喊着。“我这儿，先生，”他继续说，同时用明亮、和蔼的目光看着我的脸，“和那些马贩子不一样，不像他们那么无聊！他们都是用姜、盐、酒糟喂马⁽⁸⁾，愿上帝饶恕他们！……可我这儿，你看得见的，一切都一目了然，不会弄虚作假。”

马牵出来了。这些马我都看不中。

“行，那就把它们牵回去吧，”阿纳斯塔西·伊凡内奇说，“另外牵几匹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又牵来几匹。最后我选中了一匹价钱便宜点的。我们开始讨价还价。切尔诺巴伊先生并不着急，说话通情达理，一本正经地赌咒发誓，以致我不能不“惠顾老人”，付了定金。

“好，现在，”阿纳斯塔西·伊凡内奇说，“请让我按老规矩，亲手把马交到你手里……为了它，你会感谢我的……你看这是匹多么强壮的马！像个核桃……从来没有人使用过……是匹草原马！套什么马具都行。”

他画了个十字，一只手拉起大衣的衣襟，隔着衣襟拉住笼头，把马交给我。

“现在这匹马是你的了……你还是不想喝杯茶吗？”

“不喝了，衷心感谢您：我该回家了。”

“那就请便……现在就让我的马车夫跟着你把马送去吗？”

“是的，现在就送，如果方便的话。”

“行，亲爱的，行……瓦西里，喂，瓦西里，跟这位老爷去，把马送去，把钱收回来。好，再见，先生，上帝保佑你。”

“再见，阿纳斯塔西·伊凡内奇。”

马送到我家里。第二天才发现这是一匹已经赶坏了的瘸腿马。我本想把它套上车，但我的马却往后退，用鞭子打它，它变得很不听话，尥起蹶子，后来干脆躺下了。我随即动身去找切尔诺巴伊先生。我问：

“在家吗？”

“在家。”

“您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您卖给我的是一匹用坏了的马。”

“用坏了的？……上帝保佑！”

“这匹马还是瘸腿的，而且脾气很倔。”

“瘸腿的？我不知道，一定是你的车夫把它使坏了……我可以对上帝发誓……”

“说实话，阿纳斯塔西·伊凡内奇，您应该收回这匹马。”

“不行，先生，请别见怪，货一出门，概不退换。事先您应该看清楚呀。”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只得听天由命，我大笑一声就走了。幸而我付的学费并不太昂贵。

过了两三天，我离开了。一个礼拜以后，归途中，我又弯到列别江。在咖啡馆里，我看到的几乎还是那些人，我又碰到那位公爵在打台球。但是赫洛帕科夫先生的命运已经发生了过去常有的那种变化。淡黄头发的小军官取代了他的位置，受到公爵的宠爱。这个可怜的退伍陆军中尉还想再次当着我的面说出他的口头语，以为还能照样得到青睐，可是公爵不仅没有笑一笑，而且还皱紧眉头，耸耸肩膀。赫洛帕科夫先生这才垂下头，蜷缩成一团，钻到屋角里，悄悄地装着他的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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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罗斯利佩茨克州城市，在顿河畔，以马市场闻名。

(2) 俄国作曲家韦尔斯托夫斯基（1799—1862）的歌剧。

(3)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英雄。特洛伊城被攻陷时，他背着父亲冒大火逃出，但失去了妻子。

(4) 法语“这是什么”的译音。

(5) 这是用法语和俄语混在一起说的一句话，意为你不要性急。

(6) 即伊凡雷帝，俄国16世纪沙皇。

(7) 法语“我喜欢”的译音。

(8) 马吃了盐和酒糟容易长膘。——原注

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亲爱的读者，请把手伸过来吧，和我一起携手乘车出发。天气真是好极了。五月的天空一片蔚蓝，是那么柔和；爆竹柳光滑的嫩叶闪闪发亮，像冲洗过的一样；宽阔平坦的大路上长满绵羊最喜欢吃的红茎小草；左右两边，在几座缓坡小丘的长长坡面上，葱茏的黑麦正轻轻地泛着涟漪；几片云朵投下的淡淡阴影在它上面缓缓地移动着。远处森林郁郁苍苍，池塘波光潋滟，村庄橙黄闪亮；成百的云雀腾地飞起，歌唱着，又急速降落下来，伸长脖子，停在土堆上；几只白嘴鸦停在大路上，望着您，低头伏在地上，让您的马车驶过，接着跳了两下，笨拙地飞到一边；峡谷那边的山上，一个农夫在耕地；一匹短尾巴、鬃毛蓬乱的花斑小马驹跌跌撞撞地跟在母马后面跑着，可以听见它那尖细的叫声。我们的马车驶进一片白桦林；一股浓烈而新鲜的气味扑鼻而来。这是村口的栅门。车夫下了车，马匹打着响鼻，两匹拉套马回头望着，辕马甩动着尾巴，把头靠在马轭上……村口的栅门吱吱嘎嘎打开了。马车夫坐上车……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村庄。经过五六个院子，我们拐进右边，驶下一片洼地，又上了堤坝。在一个小池塘后边，在苹果树和丁香树的圆形树冠掩映下闪现着一座房子从前涂过红色、有两个烟囱的木板屋顶；马车夫沿着栅栏向左边驶去，在三只很老的杂种狗的尖利、嘶哑的吠声中驶进两扇敞开的大门，在宽敞的院子里急速地驶了一圈，经过马厩和板棚，向正侧着身子跨过敞着门的储藏室高门槛的管家老太婆神气地鞠了一躬，最后在一座窗户明亮的深色小屋的台阶前停了下来……我们来到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家了。瞧，她正打开通风窗，向我们点头致意呢……您好啊，老太太！

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长着一对鼓出的灰色大眼睛，一只蒜头鼻子，两颊红润，双下巴。脸上总洋溢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她结过婚，但不久就守寡了。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是一位很出色的女性。她住在自己的小领地上，深居简出，和邻居很少往来，只接待并喜欢年轻人。她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地主家庭，没有受到任何教育，也就是说，她不会说法语，她也从未到过莫斯科——但是尽管有这些缺憾，她却洁身自好，保持质朴的本色，思想开放，性格豪爽，很少沾染小地主太太们常有的那些坏习气，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确实，一个女人终年住在乡下，生活在穷乡僻壤，不搬弄是非，不怨天尤人，不卑躬屈节，不张皇失措，不郁郁寡欢，不因好奇而战栗……这真是奇迹！她通常穿一条灰色塔夫绸连衣裙，头上戴一顶带紫色缎带的白色便帽；她胃口很好，但并不多吃；果酱、干果、咸菜都让女管家去做。那么她一天到晚做些什么事呢？——您会问……看书吗？不，她不看书，说句实在话，书并不是为她而出版的……如果家中没有来客，我的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冬天就坐在窗前织织袜子，夏天就到花园里去，种种花，浇浇水，逗小猫玩上几个钟头，喂喂鸽子……她很少过问田产的经营。但是如果来了客人，某一个她所喜欢的年轻邻居，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便整个儿活跃起来。她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听他讲故事，对他笑，有时拍拍他的脸颊，自己却说得很少；要是来客遇到什么灾难，有什么不愉快，她就安慰他，劝解他。有很多人向她倾诉家中的私事，心中的秘密，在她怀里痛哭流涕！常有这样的事：她坐在客人的对面，轻轻地支着臂肘，那么关切地直视着客人的眼睛，那么友爱地微笑着，使得客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你是个多么好的女人，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让我把心里话全向你倾吐吧。”处身在她家舒适的小房间里，总使人感到亲切、温暖，在她家里总是阳光灿烂，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是个好得出奇的女性，可是没有人对她感到惊奇：她那健全的思想、坚定的性格、豁达宽容的态度，对他人的悲欢离合总是感同身受，一句话，她的一切优点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无需她费什么力气，无需她去刻意追求……对于她，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因而也不必对她表示感谢。她特别喜欢看年轻人游戏和淘气；她两手抱在胸前，仰起头，眯着眼睛，坐在那里，满面笑容，突然叹一口气说：“唉，你们哪，我的孩子们，孩子们！……”因此，在她那里玩的年轻人往往很愿意走到她跟前去，拉起她的手，对她说：“您听我说，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您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尽管您很朴实，也没有什么学问，可您却是个不平凡的人物！”光是她的名字就让人感到亲切温馨，人们喜欢说这个名字，它能引发人们友爱的微笑。譬如，我曾经几次向路上遇到的农民询问：“老兄，到格拉乔夫卡怎么走？”“老爷，您先到维亚佐沃耶去，再从那儿到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家，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那儿的人会告诉您的。”提到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的名字，那农民便有点特别地晃了一下脑袋。由于家境关系，她用的仆人不多。女管家阿加菲娅管理着她家的住宅、洗衣房、储藏室和厨房。阿加菲娅从前做过她的保姆，是个心地极其善良、动不动就要流泪、牙齿已掉光的老妇人。两个脸颊像安东诺夫卡苹果一样结实、红得发紫的健壮使女归她指挥。七十岁的仆人波利卡尔普担任着侍仆、管事和餐厅仆役的职务，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怪人，他博览群书，是个退职的小提琴手，是维奥蒂⁽¹⁾的崇拜者，拿破仑，或者如他所说的，波拿巴季什卡⁽²⁾的私人仇敌，他还是个狂热的夜莺迷。他房间里总是养着五六只夜莺；早春时节，他整天整天地坐在鸟笼旁边，等候第一声“莺啼”，等到以后，他便双手掩面，痛苦地感叹：“噢，可怜啊，可怜！”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给波利卡尔普当帮手的是他的孙子瓦夏，他是个十一二岁的男孩，长着一头鬈发，眼睛敏锐灵活。波利卡尔普疼他疼得要命，一天到晚跟他唠个不停。他还管孙子的教育。“瓦夏，”他说，“你说，波拿巴季什卡是个强盗。”“那你给我什么，爷爷？”“给你什么？……我什么也不会给你……你想你是谁？你是不是俄国人？”“我是阿姆钦斯克人，爷爷，我是在阿姆钦斯克⁽³⁾出生的。”“啊，傻瓜蛋！那么阿姆钦斯克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阿姆钦斯克在俄国，傻孩子。”“在俄国又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已故的斯摩棱斯克公爵米海伊洛·伊拉里昂诺维奇·戈列尼谢夫一库图佐夫大人得到上帝的帮助把波拿巴季什卡赶出了俄国。就这件事还有人编了一首歌谣：‘波拿巴顾不上跳舞，他的袜带不见了……’你懂吗，公爵解放了你的祖国？”“这关我什么事？”“唉，你啊，这个傻孩子，傻孩子！要是米海伊洛·伊拉里昂诺维奇公爵大人不把波拿巴季什卡赶出去，眼下就会有某个麦歇拿着棍子敲你的脑袋。他会走到你跟前，说：‘科芒·武·波尔特·武？’⁽⁴⁾就啪啪啪地敲你。”“那我就给他肚子一拳头。”“那他就会对你说：‘蓬茹尔，蓬茹尔，维涅·伊西。’⁽⁵⁾接着就抓住你的头发，抓住你的头发。”“那我就踢他的腿，踢他的腿，踢他那两条长腿。”“不错，他们的腿都很长……可是如果他把你的手捆起来，你怎么办？”“我不让他捆，我会叫马夫米海伊来帮忙。”“可是，瓦夏，难道法国人对付不了米海伊吗？”“怎么对付得了？米海伊那么棒！”“好吧，那你们会把他怎么样？”“我们就揍他的背，揍他的背。”“那他就要大叫巴尔东⁽⁶⁾了：巴尔东，巴尔东，谢武普莱！⁽⁷⁾”“我们就要对他说：对你不能谢武普莱，你这个法国佬！……”“好样的，瓦夏！……那你就喊‘波拿巴季什卡是个强盗吧！’”“那你给我一块糖！”“这小子……”

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和女地主们很少交往。她们不喜欢到她家里来，她也不善于和她们周旋，她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时候，她会打瞌睡，她不时抖擞一下精神，竭力睁开眼睛，可一会儿又睡着了。一般说，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不喜欢女人。她的朋友中有一个忠厚老实、温文尔雅的青年，那青年有个姐姐，是个三十八岁半的老处女，心地极其善良，可是精神上受过严重损伤，性情孤僻且容易激动。弟弟常常对她谈起这位女邻居。有一天早晨，我这位老处女什么话也没说，就吩咐给她套马，径直到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那里去。她穿着一条长连衣裙，戴着帽子，放下绿色的面纱，披散着鬈发，走进前厅，经过把她当作落水鬼而惊慌失措的瓦夏身边，跑进客厅。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吓了一跳，她本想欠起身来，可两腿直发软。“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客人用恳求的声音说，“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是您的朋友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克××的姐姐，我从他那儿听到许多关于您的情况，因此决定来和您认识一下。”“非常荣幸，”惊魂未定的女主人喃喃地说。客人扔下帽子，抖抖鬈发，在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身边坐下，拉起她的手……“这就是她，”她若有所思、深受感动地说，“这就是那位善良、开朗、高尚、圣洁的女人！这就是她，一位纯朴同时却很深沉的女性！我多么高兴，我多么高兴！我们会互相喜欢的！我终于放心了……在我的想象中她就是这样的，”她又轻声地补了一句，两眼直视着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的眼睛。“您不会生我的气，对吗？我善良的可爱的朋友。”“说哪儿话，我很高兴……您要不要喝点茶？”客人谦逊地笑了笑：“多么真诚，多么坦率，”⁽⁸⁾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亲爱的，请允许我拥抱您！”

老处女在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家坐了三个钟头，一刻也没停止过说话。她竭力向这位新相识细说自己的优点。这位不速之客一走，可怜的女地主立刻去澡堂洗了个澡，喝足干椴树花茶，躺到床上。但是第二天这位老处女又来了，她一坐就是四个钟头，临走时还说以后每天都要来拜访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看样子，她是想让这位她所谓的天分如此丰富的女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弥补她教养上的不足，这样下去准会把她这位女邻居折磨得死去活来。幸而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过了两个多礼拜，她对于弟弟的这位女朋友已感到“完全”失望；其次，她爱上了一个过路的青年大学生，立即与他频繁而热烈地通起信来。在书信里，她照例祝福他过上圣洁而美好的生活，表示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只要求他称她为姐姐，她还醉心于描写大自然，谈论歌德、席勒、贝蒂纳和德国哲学，最后把这个可怜的青年弄得愁肠百结，万念俱灰。但是青春终于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一天早晨，他一觉醒来，怀着对“姐姐和最好的朋友”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愤怒得几乎把自己的侍仆痛打一顿，后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他只要听到一点点关于崇高、无私爱情的暗示，便会恨得咬牙切齿……而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从此以后也比以前更加竭力避免同女邻居们接近。

唉，世上决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情。我向您叙说的这位善良的女地主的生活遭遇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曾经主宰着她家的宁静已经荡然无存。她的侄儿，一个从彼得堡来的画家，已经在她家住了一年多。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八年前，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家住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安德留沙⁽⁹⁾，这是她已故哥哥的儿子，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安德留沙有一对水汪汪的明亮大眼睛，嘴巴小小的，鼻子端正，高高的前额很漂亮。他说话声音又轻又甜，身上干净整洁，待人彬彬有礼，对客人亲切而殷勤，常常怀着孤儿的深情吻吻姑母的手。常常是您还没有露面，他已经给您端来了圈椅。他从来不淘气，不弄出一点声响，管自坐在屋角看书，那么谦恭，那么温顺，甚至坐着都不靠在椅背上。有客人来了，我的安德留沙便欠身向客人致意，礼貌地露出微笑，接着便脸红了。客人一走，他又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带镜子的刷子，梳梳头发。他从小就喜欢画画。他只要拿到一小张纸，就立刻向女管家阿加菲娅借来剪刀，仔细地把纸剪成正方形，在上面画上一圈花边，然后动手画起画来：他会画一只瞳仁很大的眼睛，或者希腊式鼻子，或者一座有烟囱的房子，烟囱里冒出袅袅的炊烟，一只“面对面”⁽¹⁰⁾像长凳一样的狗，一棵停着两只鸽子的树，然后题款：“安德烈·别洛夫佐罗夫作，某月某日，于小布雷基村。”在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命名日前，他特别卖力地忙了两个礼拜：那一天，他第一个跑出来祝贺，送上一个扎着粉红色彩带的画卷。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吻了吻侄儿的前额，解开彩带的结：画卷打开了，呈现在观看者好奇的目光下的是一座大胆涂上阴影的圆形殿堂，殿堂前有一排廊柱，中间是一座祭坛；祭坛上有一颗燃烧着的心和一个花冠，在上方弯弯曲曲的飘带上用清晰的字迹写着：“姑母和恩人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鲍格丹诺娃笑纳。恭敬和爱戴的侄儿敬献，以表最深切的挚爱。”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又吻了吻侄儿，并给了他一个银卢布。然而她对侄儿并不特别喜爱，她不大喜欢安德留沙那种处处曲意逢迎的作风。后来安德留沙渐渐长大，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开始为他的前程操心。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她摆脱了困境……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大约在八年前，一个六等文官、勋章获得者彼得·米哈伊雷奇·别涅沃伦斯基先生顺路来拜访她。别涅沃伦斯基先生从前曾在附近的一个县城里供职，常常来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家做客。后来他迁居彼得堡，进了部里，得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常常因公出差，有一次，他想起了这位老相识，便顺路到她那里，想摆脱一下繁忙的公务，“在乡村的寂静怀抱里”⁽¹¹⁾休息两天。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像往常那样热情地接待他，于是别涅沃伦斯基先生……但是在我们继续讲这个故事之前，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先向您介绍一下这个新的人物。

别涅沃伦斯基先生中等身材，胖胖的，两条腿很短，一双手圆鼓鼓的，看上去温文尔雅；他穿一件非常干净的宽大燕尾服，系一条又高又宽的领带，里面是一件雪白的衬衫，缎子坎肩上缀着金链条，食指上戴着一枚宝石戒指，头上戴着淡黄色假发；他说话恳切而温和，走路不发出声音，总是愉快地微笑着，愉快地转动眼睛，愉快地把下巴搁在领带上：总之，他是个快活的人。他的心地天生极其善良：动不动就伤心落泪或欢天喜地，此外，他对艺术总燃烧着一种无私的热情，确确实实是无私的，因为，如果说一句实话的话，别涅沃伦斯基先生对艺术根本就一窍不通。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这种热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一条神秘莫测的法则造成的？他似乎是一个老实人，甚至是个平庸的人……不过在我们俄罗斯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为了表示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热爱，这些人便表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令人肉麻的做作；和他们往来，和他们交谈是令人苦恼的：他们都是些涂了蜜的木头人。譬如说，他们从来不叫拉斐尔⁽¹²⁾为拉斐尔，不叫柯勒乔⁽¹³⁾为柯勒乔，而是说“神圣的桑齐奥，举世无双的德·阿雷格里”，还必定把重音放在o音上。他们把所有平庸粗俗、自命不凡、弄虚作假、平平常常的人都捧为天才，还故意把“天才”说成“尖才”；“意大利的碧空”、“南国的柠檬”、“布伦塔河畔的芬芳”这些词一直挂在他们嘴边。“哎，瓦尼亚，瓦尼亚”，或者“哎，萨沙，萨沙”，他们互相情意绵绵地说，“我们应该到南方去，到南方去……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希腊人的心，古希腊人的心！”在一些展览会上，当他们站在某些俄罗斯画家的某些作品前欣赏的时候，可以观察到他们的这种肉麻相。（必须指出，这些绅士大都是热烈的爱国者。）他们一会儿后退两步，昂起头看看，一会儿又走到绘画跟前细细欣赏，他们的眼睛好像噙着一层闪亮的泪花……“啊，我的上帝，”最后他们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充满热情，充满热情！啊，心灵，心灵！啊，灌注了全部热情！热情洋溢！……是怎么构思的！这是大师的构思！”可是他们家客厅里挂的是些什么样的画啊！又是哪些画家每天晚上到他们家做客，在他们家喝茶，听他们说话！他们向这些画家展示的自己房间的全景又是怎样的呢？右边有一把刷子，擦得锃亮的地板上有一堆垃圾，靠窗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青铜茶炊，主人本人穿着晨衣，戴着小圆帽，脸颊上有一块闪亮的光斑！那些来他们家拜访、脸上带着狂热而轻蔑的微笑的长发诗人又是些什么样的人！那些坐在钢琴前尖叫、脸色发青的小姐又是些什么样的小姐！由于我们俄罗斯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一个人不能只醉心于一种艺术，他必须什么都懂得一点。因此这些爱好艺术的绅士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对戏剧文学也给予慷慨的关照，这是不足为奇的……《雅科布·萨纳扎尔》⁽¹⁴⁾就是为他们而作的：被描写过数千次的不被承认的天才同世人、同整个世界的斗争也会照样强烈地震撼他们的心灵……

别涅沃伦斯基先生到来的第二天，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在喝茶的时候吩咐侄儿把他的画拿来给客人看。“他会画画吗？”别涅沃伦斯基先生不无惊讶地说，又关切地转过身来看看安德留沙。“当然，会画画，”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说。“他很有兴趣！而且是自己画，没有老师教。”“噢，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别涅沃伦斯基先生接着说。安德留沙红着脸，微笑着，把他的画册拿给客人看。别涅沃伦斯基先生摆出一副行家的样子开始翻阅画册。“画得好，年轻人，”最后他说，“画得好，很好。”他还伸出手摸摸安德留沙的头。安德留沙顺便吻了吻他的手。“您看，多么有天分！……祝贺您，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祝贺您。”“可是，彼得·米哈伊雷奇，在这儿我无法给他请到老师。到城里去请吧——又很贵。我的邻居阿尔塔莫诺夫家倒有一位画家，据说很出色，可是女主人不许他给别人上课，说是会败坏他的鉴赏力。”“呣，”别涅沃伦斯基先生哼了一声，沉思起来，皱着眉头看了看安德留沙。“好，这件事我们再商量，”他突然补充了一句，搓搓手。就在这一天，他请示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和他单独谈谈。他们关起门来。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叫安德留沙进来。安德留沙进来了。别涅沃伦斯基先生站在窗口，脸上微微泛红，眼睛焕发着光彩。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坐在屋角擦眼泪。“是这么回事，安德留沙，”她终于开口说，“你得感谢彼得·米哈伊雷奇，他要照管你，带你到彼得堡去。”安得留沙一下子惊呆了。“您坦白告诉我，”别涅沃伦斯基先生说，声音里充满了威严和宽容，“您想不想做一名画家，年轻人，您是否感到对艺术负有神圣的使命？”“我希望做一名画家，彼得·米哈伊雷奇，”安德留沙战战兢兢地说。“这样我就很高兴。”别涅沃伦斯基先生继续说，“您要离开您敬爱的姑母，当然很难受，您想必非常感激她。”“我非常爱我的姑母，”安德留沙打断他的话，眨着眼睛。“当然，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很值得称赞；但是，想想看，将来您有了成就……会多么高兴……”“拥抱我吧，安德留沙，”善良的女地主喃喃地说。安德留沙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那么现在去感谢你的恩人吧……”安德留沙抱住别涅沃伦斯基先生的肚子，踮起脚尖，勉强吻到了他的手，恩人虽然接受了他的吻，但并不急于去接受……应该让孩子得到安慰和满足，也让自己得到一点享受。过了两三天，别涅沃伦斯基先生带着这个新收养的孩子离开了。

在别后的头三年里，安德留沙频频写信来，有时还在信里夹几张图画。别涅沃伦斯基先生偶尔还在信里附言几句，大都是称赞的话；后来信越来越少，最后竟完全断了音信。整整一年侄儿音信全无，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着急起来，突然她收到这样一封短简：

亲爱的姑母！

三天前我的保护人彼得·米哈伊雷奇去世了。残酷的中风夺去了我最后的依靠。当然，我现在已经十九岁，七年来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坚信自己的才能，并且能够靠它谋生；我并不气馁，但是，如果您同意的话，还是请您立即汇寄给我二百五十卢布。吻您的手，余言后叙，等等。

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给侄儿汇了二百五十卢布。过了两个月他又来要钱，她倾其所有，又把钱寄给他。第二次汇款以后，还没过六个礼拜，他又第三次来要钱，说是要为捷尔捷列舍涅娃公爵夫人向他预订的肖像画买颜料。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拒绝了。“既然如此，”他写信对她说，“我打算回乡下到您那里去治病。”果然，当年五月份，安德留沙回到了小布雷基村。

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最初没有认出他来。根据他的来信，她以为他一定是一副脸黄肌瘦的病态，而她见到的却是一个肩膀宽阔、身体肥胖、脸庞又宽又红润、长着一头油光光鬈发的小伙子。当年瘦弱苍白的小安德留沙如今已长成了强壮的成年人安德烈·伊凡诺夫·别洛夫佐罗夫。他不光是外表起了变化。当年的拘谨腼腆、细心整洁变成了肆意妄为、令人难以容忍的邋遢。他走起路来左摇右摆，常常是一屁股坐到圈椅里，一下子趴倒在桌子上，摊开手脚懒洋洋地坐着，大张着嘴巴打哈欠；对待姑母和仆人十分粗暴。他说，我是个画家，自由的哥萨克！叫你们认得我！他往往一连几天不动笔，一旦有了所谓的灵感，他就装腔作势，好像喝醉了酒，变得忧郁、笨拙，并且大吵大闹；他两颊烧得通红，目光无神；大谈自己的才能、成就，说他眼下在怎么发展，在如何进步……其实，他的才能也就是勉强能画几幅差强人意的小肖像画。他根本就不学无术，什么书也不读，再说画家读书有什么用呢？大自然、自由、诗歌——这就是他的爱好。他总是满不在乎地甩动头发，高谈阔论，吸吸茹科夫烟！俄罗斯人的豪放值得称道，可对许多人并不适合；那些没有才能的二等波列扎耶夫⁽¹⁵⁾们都俗不可耐。我们的安德烈，伊凡内奇就在姑母家长住了下来：免费的面包显然很合他的胃口。他总是让客人们感到非常无聊。他常常坐在钢琴前（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家有一架钢琴），用一个指头找着琴键弹《剽悍的三套马车》；他在钢琴上弹着和音，敲着琴键，一连几小时痛苦地哀号着瓦尔拉莫夫⁽¹⁶⁾的浪漫曲《孤松》或《不，医生，不，不要来》。他的眼睛胖得鼓起来，他的脸颊焕发着红光，像一面鼓……有时候，他会突然吼叫起来：“平静些吧，狂热的激情……”使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吓一跳。

“真奇怪，”有一次她对我说，“现在作的歌曲都是那么要死要活的，我们那时候就不是这样：悲伤的歌曲也有，但是听起来还是很让人喜欢……譬如：

来吧，快到牧场上来找我，

我在那里白白地等候；

来吧，快到牧场上来找我，

在那里，我的眼泪像水流……

啊，当你来到牧场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我亲爱的朋友！”

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调皮地笑了笑。

“我好痛苦，我好痛苦，”侄儿在隔壁房间哀号起来。

“你唱够了，安德留沙。”

“离别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不肯安静的歌手继续唱着。

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直摇头。

“唉，这些画家真够戗！……”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一年。别洛夫佐罗夫至今还住在姑母家，一直准备到彼得堡去。在乡下他胖得腰围超过身高。姑母——谁想得到呢——非常宠爱他，而这一带的姑娘们都爱上他……

许多老相识都不再到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家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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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奥蒂（1755—1824），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

(2) 俄国人对拿破仑名字波拿巴的卑称。

(3) 民间称姆岑斯克城为阿姆钦斯克，称姆岑斯克人为阿姆钦斯克人。阿姆钦斯克小伙子都很勇敢，难怪我们那里的人常常对仇人说：“阿姆钦斯克人要来光顾你家了。”——原注

(4) 法语“你好吗”的译音。

(5) 法语“你好，你好，你过来”的译音。

(6) 法语“饶命”的译音。

(7) 法语“饶命，请饶命”的译音。

(8) 原文为德文。

(9) 安德留沙是安德烈的小名。

(10) 原文为法文。

(11) 引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第2节。

(12) 拉斐尔·桑齐奥（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师，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代表，创作了许多圣母像。

(13) 柯勒乔·德·阿雷格里（约1489—1534），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鼎盛时期代表。

(14) 俄国作家库科利尼克（1809—1868）的剧作。

(15) 波列扎耶夫（1804—1838），俄国诗人。

(16) 瓦尔拉莫夫（1801—1848），俄国作曲家、歌唱家，浪漫曲作曲大师。

死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青年地主，也是个青年猎人。在七月的一个早晨，我骑马到他那里去，建议和他一起去打松鸡。他同意了。“不过，”他说，“我们一起穿过我那片小树林，到祖沙去；我要顺便去看看恰普雷吉诺；您知道我那片橡树林吗？那儿正在伐木。”“走吧。”他吩咐备马，穿上铜钮扣做得像野猪头的绿色常礼服，带上用粗毛线绣花的猎袋、银水壶，背上一支还有八成新的法国枪，不无得意地在镜子前转来转去，唤上他的猎狗埃斯佩南斯，那是他的表姐，一个心地善良然而掉光了头发的老处女送给他的。我们出发了。我的邻居带了甲长阿尔希普同行，他是一个四方脸、颧骨非常突出的矮胖农民，陪同的还有一个不久前从波罗的海沿岸省份雇来的管家戈特利布·冯·德尔·科克先生，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瘦削，黄头发，高度近视，肩膀下垂，脖子很长。我的邻居本人也是不久前才掌管这份领地的。把领地作为遗产留给他的是他的姑母，五等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耶娃，她是个特别肥胖的妇女，即使躺在床上也要不断苦恼地喘气。我们骑马走进了“小树林”。“你们在这块林中空地上等我一下，”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我的邻居）对我们这些同行的人说。德国人戈特利布鞠了一躬，下了马，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好像是约翰娜·叔本华的小说，在灌木丛下坐下。阿尔希普仍在太阳下晒着，在一个钟头内竟动也没动一下。我们在灌木丛里转悠了一阵，连一窝小鸟也没有找到。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说他想到树林里去。我自己对这一天打猎是否会获得成功也缺乏信心，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跟了他去。我们回到林中空地上。德国人在书页上做了个记号，站起来，把书放进口袋里，费了不少力气才骑到他那匹已经退役的短尾母马上，那匹马只要一碰它就会嘶叫，尥蹶子踢人。阿尔希普抖擞一下精神，同时勒紧两根缰绳，两腿一夹，终于策动了他那匹受惊的载了人的劣马。我们动身了。

我从小就熟悉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家的树林。我和法国家庭教师德西雷·弗勒里先生⁽¹⁾常常到恰普雷吉诺去，德西雷·弗勒里先生⁽²⁾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不过他每天晚上都要我服一种叫勒鲁瓦的药水，几乎损害了我一生的健康。这座树林共有两三百棵大橡树和梣树。它们那挺拔、粗大的树干在榛树和花楸树的金黄晶莹的绿叶衬托下黑黝黝地矗立着，显得无比雄伟。长到更高的地方，它们在明净的碧空中显现出清晰的轮廓，并在那里伸展出宽阔多结的树枝，像一顶顶帐篷。苍鹰、红脚隼、红隼在静止不动的树梢下鸣叫、飞翔，杂色的啄木鸟使劲啄着厚厚的树皮；一只乌鸫响亮的啼鸣突然紧跟着黄莺悠扬的鸣啭从浓密的叶丛中响起；在下面的灌木丛中，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啁啾、歌唱着；燕雀灵巧地在小径上跑着；一只雪兔小心翼翼地“跛行”着，顺着林边溜了过去。一只红褐色的松鼠活泼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突然停住，把尾巴翘到头顶上。草丛中，在一些高高隆起的蚁冢附近，蕨类植物仿佛雕刻出来的美丽的叶子的淡淡阴影下开放着紫罗兰和铃兰花，生长着红菇、毛头乳菌、卷边乳菇、牛肝菌和红蛤蟆菌；在一片片小草地上，茂盛的灌木丛下面，成熟的草莓红成了一片……树林里的浓荫又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在最炎热的时候，在正午……竟如同深夜一样：静谧、芬芳、凉爽……在恰普雷吉诺树林里，我曾经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因此，说实话，现在我走进这片极其熟稔的树林，不禁产生了一种淡淡的哀愁。一八四〇年那毁灭性的无雪的冬天竟不放过我那些老朋友——橡树和梣树，它们枯萎、凋零，有些地方覆盖着干枯的树叶，凄凉地高耸在“换了班，前来替换”你们的幼小树林上面……⁽³⁾有些下面还长着叶子的树木仿佛怀着责备和绝望的神情把它们没有生命的已被折断的枝条伸向高处；一些粗大、干枯、已经死去的树枝从虽然不像从前那样茂盛，却还相当浓密的叶丛中伸了出来；有些树的树皮已经脱落；有些树终于彻底倒下，像尸体一样在地上腐烂。谁会想到——浓荫，恰普雷吉诺树林的浓荫竟然荡然无存！望着这些垂死的树木，我想，你们大概会感到惭愧和痛苦吧？……我想起了柯尔佐夫⁽⁴⁾的一首诗：

高雅的言谈，

自豪的力量，

王者的不凡，

为何都消亡？

绿色的奇观，

如今在何方？……

“怎么，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我开口说，“这些树木为什么不在那年的第二年砍伐？现在可卖不到从前价钱的十分之一了。”

他只是耸耸肩膀。

“那要问我的姑母了；商人们来过，钱也带来了，缠住不放。”

“我的天！我的天！”⁽⁵⁾冯·德尔·科克走一步叫一声。“多么可气！多么可气。”

“怎么可气？”我的邻居微笑着问。

“就是可惜，我是想说。”（大家知道，所有的德国人在花了好大力气终于学会字母л的发音后，总是把这个音咬得特别重。）

那些倒在地上的橡树使他特别感到可惜——确实：有的磨坊主会出大价钱购买这些树的。可是甲长阿尔希普却无动于衷，保持着平静，一点也不感到伤心；相反，他甚至很开心地从这些树干上一棵棵跳过去，还往每一棵树上抽一鞭。

我们艰难地走到伐木的地方，突然，在一棵树轰然一声倒下之后，传来了一阵叫喊声和说话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青年农民脸色苍白、披头散发从树林里向我们跑来。

“什么事？你跑哪儿去？”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问他。

他立刻站住了。

“唉，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老爷，不好了！”

“什么事？”

“老爷，马克西姆被树压伤了。”

“这是怎么搞的？……是包工的马克西姆吗？”

“是包工的，老爷。我们在砍一棵梣树，他站在那儿看……站着，站着，便走到水井那儿去打水：大概是想喝水。突然，那棵梣树格格地响起来，直朝他身上倒下去。我们直对他喊：快跑，快跑，快跑……他要是跑到旁边去就好了，可是他一直朝前跑……他一定是慌了神了。梣树的树梢压在他身上。那棵树为什么倒得这么快，只有天知道……大概树心烂空了。”

“那么，马克西姆给压着了吗？”

“压着了，老爷。”

“压死了吗？”

“没有，老爷，还活着。可是两条腿和两只手都给压断了。我这是去请谢利维尔斯迪奇，去请医生。”

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吩咐甲长快马加鞭到村里去请谢利维尔斯迪奇，自己则快马跑往林垦地……我也跟了去。

我们看到可怜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来个农民站在他身旁。我们下了马。他几乎没有呻吟，偶尔睁开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在惊奇地看着周围的景象，咬咬发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在颤动，头发粘在前额上，胸部不均匀地起伏着：他已是奄奄一息。一棵小菩提树的淡淡的阴影在他脸上轻轻地浮动。

我们向他弯下身去。他认出了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

“老爷，”他口齿不清地说，“把神父请来……派人去……请您吩咐……上帝……在惩罚我……腿、手都压断了……今天……礼拜天……可我……你看……没让伙计们休息。”

他透不过气来，停了一下。

“我的钱……请交给我老婆……我老婆……扣去……这件事奥尼西姆知道……我欠谁……就还给谁……”

“我们派人去请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邻居说，“也许你还不会死。”

他想睁开眼睛，结果只是吃力地抬了抬眉毛和眼睑。

“不，我快死了。瞧，她来了，死神，喏……饶恕我，伙计们，要是我有什么地方……”

“上帝会饶恕你的，马克西姆·安德烈伊奇，”农民们用低沉的声音一起说，并且摘下帽子，“你也饶恕我们。”

他突然使劲摇了一下头，痛苦地挺起胸膛，接着，胸膛又平伏下来。

“可是不能让他死在这儿，”阿尔达里昂·米哈伊雷奇大声说，“伙计们，把那边大车上的席子拿来，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

有两个人往大车奔去。

“我向叶菲姆……西乔村的……”垂死的人含糊不清地说，“昨天买了一匹马……付了定金……这马是我的……也……交给我老婆……”

大家把他抬到席子上……他全身颤抖起来，像一只中了弹的鸟，接着便挺直了……

“他死了，”农民们嘟囔着。

我们默默地骑上马，走了。

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不禁使我陷入沉思。俄国农民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令人惊异的！弥留时的状态既不能说是淡漠，也不能说是迟钝；他们的死就像在举行一种仪式：冷漠而简单。

几年前我另一个邻居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在谷物干燥房里被严重烧伤了。（他很可能就这样待在谷物干燥房里，幸好一个过路的小商贩把他这个半死的人拖出来：他先在一桶水里浸湿一下，然后跑去拆掉正在燃烧的屋檐底下的那扇门。）我顺路到他的小屋里去看他。屋子里非常昏暗，烟雾弥漫，很闷。我问病人在哪里。“在那边呢，老爷，在炕上，”一个闷闷不乐的农妇拖长声音回答我。我走近去——一个庄稼汉躺在那里，身上盖着一件皮袄，困难地呼吸着。“你觉得怎么样？”病人在炕上动了动，想坐起来，可是全身都是伤，已濒临死亡。“躺着，躺着，躺着……你，怎么样？”“当然，不好，”他说。“你痛吗？”他不作声。“你要点什么吗？”他还是不作声。“要不要给你倒杯茶来，怎么样？”“不用。”我从他身边走开，坐在长凳上。我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屋子里像坟墓里一样静。屋角圣像下的桌子旁躲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正在吃面包。母亲有时用手指警告她别乱动。过道屋里有人在走动、敲击、说话；弟媳妇在切白菜。“喂，阿克西尼娅！”病人终于说话了。“要什么？”“给我一点克瓦斯。”阿克西尼娅给他克瓦斯。又是一片寂静。我悄悄问她：“给他领过圣餐了吗？”“领过了。”这么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等死。我受不了，便走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顺路到红山村医院去看一个熟人卡皮通医士，他是个着迷的猎人。

这家医院设在从前地主庄院的厢房里；女地主亲自创办了这所医院，也就是叫人在门上钉了一块浅蓝色牌子，上面用白字写上“红山医院”，又亲手把一本很漂亮的登记册交给卡皮通，让他登记病人的名字。在登记册的第一页上由这位乐善好施的女地主家一个善于逢迎拍马的听差写的下面一首小诗：

在这充满快乐的美好地方，

一位美人亲自创办了这殿堂；

都来赞美你们主人的慷慨吧，

红山村的居民们，你们都那么善良！⁽⁶⁾

而另一位绅士又在下面添了一句：

我也爱大自然！

伊凡·科贝里亚特尼科夫⁽⁷⁾

医士自己出钱买了六张病床，得到许可以后，便开始为上帝的子民治病。除了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精神失常的雕刻工帕维尔和担任过厨娘工作、患手麻痹症的农妇梅利基特里萨。他们两人负责配制药剂，烘干或浸泡草药；他们还要负责安定热病患者的情绪。精神失常的雕刻工外表忧郁，少言寡语，每天夜里都要引吭高歌一曲《美丽的维也纳》，还要走到每个过路人跟前，要求允许他娶一个早已死去的名叫玛拉尼娅的姑娘。患手麻痹症的农妇经常打他，叫他去管火鸡。有一次我在医士卡皮通那里聊天。我们刚刚谈起最近的一次打猎，突然一辆大车驶进了院子，车上套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有的非常肥壮的瓦灰马。大车上坐着一个穿新外衣、胡子斑驳、身体结实的庄稼汉。“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皮通隔着窗子叫道，“欢迎您……是雷鲍夫希诺的磨坊主，”他轻声对我说。那庄稼汉喘着气爬下大车，走进医士的房间，找到圣像，画了个十字。“怎么样，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有什么新闻？……您大概不大舒服吧？您脸色不大好。”“是啊，卡皮通·季莫菲伊奇，有点不对头。”“您怎么啦？”“是这么回事，卡皮通·季莫菲伊奇。不久前我在城里买了几块做磨盘用的石头，就把它们运回家，我从大车上搬下来的时候使了一把劲，您说怎么着，我肚子咕噜响了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断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不舒服。今天感到特别难受。”“呣，”卡皮通呣了一声，嗅了嗅鼻烟，“这是疝气病。这件事发生多久了？”“已经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医士倒抽了一口冷气，摇摇头。）让我检查一下。嗯，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最后他说，“我很同情你，从心里同情你，你的情况不好，你的病可不是闹着玩的，留在我这儿吧；我一定尽一切努力，不过我也不敢担保。”“我的病有这么重吗？”吃惊的磨坊主咕哝着。“是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重；要是你早两天来就没事了，真可以说是手到病除，可现在已经发炎，眼看就要变成坏疽了。”“不可能，卡皮通·季莫菲伊奇。”“我已经对您说了。”“怎么会这样！（医士耸耸肩膀。）难道我会因为这点该死的小病死掉吗？”“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请您留在我这儿。”庄稼汉想了又想，看看地上，然后望了我们一眼，搔搔后脑勺，便伸手去拿帽子。“您上哪儿去，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哪儿去，当然是回家去啰，既然病得这么重。要是这样，就得回去安排后事啰。”“您这样会害了自己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别这样；我就感到奇怪，您是怎么把车赶到这儿的。留下来吧。”“不，卡皮通·季莫菲伊奇老兄，既然要死，就死在家里；我要是死在这儿，上帝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还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呢……当然危险，很危险，毫无疑问……所以您应该留下来。”庄稼汉摇摇头。“不，卡皮通·季莫菲伊奇，我不能留下……您是不是给我开点药啊。”“光吃药是没有用的。”“我不能留下，我说过了。”“那就请便吧……以后可别怪我！”

医士从登记册上撕下一张纸，开了药方，嘱咐了还应该做些什么事。庄稼汉拿了药方，给了卡皮通半个卢布，走出房间，坐上大车。“那就再见了，卡皮通·季莫菲伊奇，过去要是有什么事得罪了，请多原谅，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请不要忘记我那几个孤儿……”“嗳，留下来吧，瓦西里！”庄稼汉只是摇了一下头，用缰绳抽了一下马，便驾车驶出了院子。我走到街上，目送他离去。道路泥泞不堪，坑坑洼洼；磨坊主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驾着车，灵巧地赶着马，不时和迎面碰到的人打打招呼……第四天他就死了。

俄罗斯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令人惊异的。许多死者的音容笑貌至今犹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没有读完大学课程的学生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一个非常出色而高尚的人！我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发青的面孔，你那稀疏的淡褐色头发，你那温和的微笑，你那热情的目光，你那修长的肢体；我听见你那微弱而亲切的声音。你受聘在一个大俄罗斯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教他的孩子福法和焦佳学俄语、地理和历史，耐心地忍受着古尔本人那令人难堪的戏言、管家粗暴的客气、怀恨的男孩们庸俗的胡闹；带着苦笑，然而又毫无怨尤地执行无聊的女主人各种异想天开的要求；然而，在晚饭之后的傍晚，你得以休息，又是多么怡然自得啊，那时你终于摆脱了所有的责任和工作，坐在窗前，若有所思地吸着烟斗或者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那本残破而油污的厚杂志——那是那个像你一样无家可归的苦命人土地丈量员从城里带来给你的。那时你多么喜爱诗歌和各种小说，你的眼睛多么容易噙满泪水，你笑得多么开心，你那纯洁得像婴儿一般的心灵充满了对人们多么真挚的爱，对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怀有多么崇高的共同感情！应该说句实话：你并不特别机智，你天生没有好的记性，你也不很勤奋；在大学里人家都认为你是个劣等生，上课时打瞌睡，考试时高傲地一声不吭；然而是谁为了同学的一帆风顺和优异成绩高兴得眼睛放出快乐的光芒，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是阿维尼尔……是谁盲目地相信朋友的崇高志向？是谁自豪地赞扬他们？是谁倔强地保护他们？是谁既不嫉妒也不怀有虚荣心？是谁无私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是谁乐于服从那些连替自己解鞋带都不配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心地善良的阿维尼尔！我记得：当你为了履行“合同”离开的时候，是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和同学们告别的；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你……果然，在乡村里你备受艰辛，在乡村里没有谁能让你虔诚地洗耳恭听，没有谁能让你感到惊奇，没有谁值得你去爱……那些草原居民，那些受过教育的地主对待你就像对待一般教师一样；有的态度粗暴，有的漫不经心。况且你貌不惊人，你腼腆，容易脸红、出汗，说话结结巴巴……连乡村的空气也不能使你恢复健康：你像一支蜡烛那样消融了，可怜的人！不错：你的房间朝向花园；稠李树、苹果树、菩提树都把它们的落英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和书本上；墙上挂着一块浅蓝色绸钟垫，那是一位善良、多情的德国女子，长着一头金黄鬈发和一双深蓝色眼睛的家庭女教师在离别时送给你的；有时会有一个老朋友从莫斯科来看望你，拿出别人写的甚至是自己写的诗歌，使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的生活、教师的身份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奴隶地位，无法摆脱的境遇、漫长的秋天和冬天，加上病魔缠身……可怜的，可怜的阿维尼尔！

在索罗科乌莫夫去世前不久我去看望过他。那时他已经几乎不能下地走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赶出去，但已停发他的薪金，并且为焦佳另请了一个老师……把福法送进武备中学。阿维尼尔坐在窗前一张旧的高靠背圈椅上。天气极好。一排光秃秃的深褐色菩提树上方，晴朗的秋日天空呈现出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蔚蓝色；树上最后几片零零落落的金黄色叶子在微微抖动，发出簌簌的声响。冰冻的土地在阳光下冒着水气，缓缓地解冻；太阳嫣红的夕照淡淡地投落在泛白的草地上；空中仿佛可以听到一种轻微的噼啪声；花园里雇工们的说话声清晰可闻。阿维尼尔披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式晨衣，绿色的围巾使他那枯瘦的脸上映出一片淡淡的灰绿色。他看到我非常高兴，伸出手来，开始跟我说话，同时咳嗽着。我让他平静下来，坐到他身边……阿维尼尔膝盖上放着一本认真抄写的柯尔佐夫诗集；他微笑着用手轻轻敲敲它。“这才叫诗人，”他竭力抑制着咳嗽，喃喃地说，接着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朗诵起来：

雄鹰的翅膀

是不是被缚住？

它高飞的前方

是不是被围堵？

我拦住他：医生禁止他说话。我知道，怎么才能使他高兴。索罗科乌莫夫如常人所说从来不“注视”科学的发展，但他对于现在伟大的学者们的最新成就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常常在某个角落里拦住一个同学，详细询问各种情况：他听着，感到惊奇，相信对方的话，然后再把他的话讲给别人听。他特别关心德国哲学。我就跟他谈黑格尔（你知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阿维尼尔深信不疑地频频点头，扬起眉毛，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明白，我明白！……啊！好极了，好极了！……”这个命在旦夕、无处栖身、孤苦伶仃的可怜人的孩子式的好学精神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必须指出，和所有患肺病的人相反，阿维尼尔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病情……从哪里看出来呢？他不唉声叹气，不悲观失望，甚至从未暗示过自己的处境……

他振作起精神，谈论莫斯科，谈论同学的情况，谈论普希金，谈论戏剧，谈论俄罗斯文学；他回忆起我们的聚餐，我们小组里热烈的辩论，惋惜地提到两三个已故的友人的名字……

“你还记得达莎吗？”最后他又说，“那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多好的心肠！她曾经那么爱我！……现在她怎么样了？大概又憔悴又虚弱，这可怜人。”

我不忍让病人失望，的确，又何必让他知道呢，他的达莎现在发胖了，和商人康达奇科夫兄弟频繁来往，涂脂抹粉，尖声尖气地说话，出口伤人。

“可是，”望着他那疲惫不堪的脸，我暗自思忖，“能不能把他从这儿弄出去？也许还能治好他的病……”但阿维尼尔不让我把话说完。

“不，老兄，谢谢你，”他说，“死在哪儿都一样。我反正活不到冬天了……何必徒然去惊动别人呢？我在这儿住惯了。不错，这儿的主人……”

“很凶，是吗？”我接着说。

“不，不凶！不过，都是些木头人。再说，我也不能怨他们。这儿有几位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个女儿，是个很有教养、很亲切、心肠非常好的姑娘……不骄傲……”

索罗科乌莫夫又咳嗽起来。

“一切都无所谓，”他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只要让我吸烟就行……我不会就这样死去的，我要吸烟！”他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又说，“荣耀归于上帝，我活得很满足了，我结识了许多好人……”

“可你应该给亲戚写封信，”我打断他的话。

“何必给亲戚写信呢？要帮忙吗——他们又帮不了我的忙；我死了，他们会知道的。何必谈这件事呢……你最好还是跟我说说你在国外的见闻吧。”

我说了起来。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说。临近傍晚的时候我走了。过了十来天我收到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以下一封信：

先生：我荣幸地奉告，贵友，在舍下寄居之大学生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于三日前午后二时逝世，今日由鄙人出资已于敝教区教堂内落葬。遵照贵友嘱托，特随函送上书籍簿册若干。彼尚有款项二十二个半卢布，已连同其他遗物送交其亲戚。贵友临终时神志清楚，可谓十分安详，即使与敝人全家诀别时，亦毫无遗恨之意。内子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特嘱笔向您问候。对于贵友之死，内子颇为伤痛，贱体则感谢上帝得以粗安。

您恭顺的仆人克·克鲁皮亚尼科夫

我还记起其他许多例子，但是不能一一尽述，只再说一个。

一个年老的女地主临终时我恰好在场。一个教士站在她身旁为她作临终祈祷，他突然发现，病人真的快断气了，连忙把十字架递上去。女地主不高兴地挪开身子。“你忙什么，神父，”她转动僵硬的舌头说，“来得及的……”她毕恭毕敬地吻了吻十字架，刚要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去便断了气。枕头底下放着一枚银卢布：她准备把它付给教士，作为临终祈祷的报酬……

是啊，俄罗斯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令人惊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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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原文为法文。

(3) 1840年遇到严酷的冬天，到12月底还未下雪，秋播作物的秧苗全部冻死，许多郁郁葱葱的橡树林也被这个无情的冬天毁灭。很难用新的树林代替它们：土地的生产力显然衰退了；在“禁区”（捧着圣像绕行过的）空地上，代替从前贵重树木的是自生自长的白桦和白杨；而用另一种办法造林，我们还不会。——原注

(4) 柯尔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下面一节诗引自他的《森林》。

(5) 原文为德文。

(6) (7) 原文为法文。

歌　　手

科洛托夫卡是个小小的村庄，从前曾属于一个女地主，她因为生性大胆泼辣，附近的人都称她为泼妇（她的真名倒没有人知道了），如今它归一个彼得堡来的德国人所有。这个村庄建在一座光秃山丘的斜坡上，一道可怕的冲沟把这座山丘从上到下切成两半，冲沟不断崩塌、被雨水冲刷，裂开深不见底的大口，沿街道的正中蜿蜒伸展，比河流更加彻底地把这个贫穷的小村庄分成两半（如果是一条河，至少可以架桥）。几棵瘦弱的爆竹柳岌岌可危地倒悬在冲沟沙质的两壁；在干涸的黄铜色沟底上堆积着许多巨大的黏土质石块。这情景之凄凉自不必说了，可是周围的居民却熟知通往科洛托夫卡村的路径：他们常常喜欢到那里去。

在冲沟的上端，离狭小的裂缝顶部几步路的地方有一座四方形的小木屋，它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远离其他的房屋。小木屋上盖着干草，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仿佛锐利的眼睛朝冲沟开着，冬天的晚上，屋里的灯光透出窗外，在朦胧的寒雾中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它，它仿佛一颗指路的星星给不止一个过路的农民指明方向。屋子的门楣上钉着一块浅蓝色牌子；这座小木屋是一家酒店，人称“安乐窝”。这家酒店的酒价大概并不比规定的价钱便宜，但比起周围同类的店家来，它的客人却多得多。其原因就在掌柜尼古拉·伊凡内奇身上。

尼古拉·伊凡内奇从前是个身材匀称、头发拳曲、脸色红润的小伙子，现在却长得非常肥胖，成了个头发斑白、面孔虚胖、前额肥厚并且布满线条般皱纹、长着一双调皮、善良小眼睛的汉子，他在科洛托夫卡已居住了二十多年。尼古拉·伊凡内奇和大多数酒店掌柜一样是个机灵麻利的人。他对人并不特别亲热，话语也不多，却天生具有吸引和留住顾客的本领，他们在这位平静的老板虽然锐利却很和蔼可亲的目光下坐在他的柜台前似乎感到很愉快。他有许多清醒的见解，不管是地主的生活习惯，还是农民和小市民的生活习惯他都很熟悉；在人们遇到窘迫的事情时，他往往能提出很不错的忠告，但他是个小心谨慎、明哲保身的人，他宁愿远离是非之地，最多只是用一些隐隐约约、似乎无意中说出的暗示来引导他的顾客——而且只限于他所喜欢的顾客——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处理。他对于俄罗斯人重视和感兴趣的事都很内行，例如马匹、牲口、树林、砖头、器皿、布匹和皮革、歌曲和舞蹈等。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他总是像只麻袋似的坐在门前的地上，盘起两条细长的腿，和所有的过路人亲切地说上几句话。他一生见多识广，他比几十个到他这儿来买“烧酒”的小贵族都活得长，他知道方圆百里内发生的一切事情，但从来不与人谈起，也不露出连明察秋毫的警察局长都不曾怀疑过的事他都知道的样子。他一直很少说话，逢人只是笑笑，动动酒杯。邻近的人都尊敬他：县里官阶最高的地主，特任文官谢列彼坚科每次经过他的小屋时都放下架子和他打招呼。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有名的盗马贼偷了他一个熟人的马，他让盗马贼把马还给人家；邻村的农民反对地主家新委任的管家，他去加以说服，这类事情举不胜举。不过，不要以为他这么做是出于好打抱不平，是出于对亲近的人的热心——不！他只不过是竭力预防可能破坏他的宁静的事故发生。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个有家室的人，他已经有了几个孩子。他的妻子是个伶俐的小市民，鼻子尖尖的，眼睛很灵活，近来也和她的丈夫一样有点发福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她办理，连钱财都归她管。那些爱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这些人：他们好处不多，麻烦不少；那些沉默寡言、郁郁寡欢的人比较称她的心。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孩子还小。最初生的几个都夭折了，留下的几个都长得像双亲一样：看着这些健康孩子的聪明小脸蛋是多么开心！

在七月里热得令人难受的一天，我带着狗顺着科洛托夫卡冲沟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到“安乐窝”酒店去。烈日当空，在那里大显威风；燠热丝毫不减；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灰土。羽毛发亮的白嘴鸦和乌鸦大张着嘴，可怜巴巴地望着行人，仿佛在祈求他们的同情；只有麻雀并不感到难受，它们竖起羽毛，比以前更起劲地叽叽喳喳叫着，在栅栏上打架，一起从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飞起，像一片乌云从绿油油的大麻地上空飞过。我渴得难受。附近没有水：科洛托夫卡村就像许多别的草原上的村庄一样，农民由于没有泉水和水井，都喝池塘里的浑水……但谁又能把这种令人作呕的泥浆称为水呢？我想到尼古拉·伊凡内奇那里去要一杯啤酒或克瓦斯。

说实话，不管在哪个季节科洛托夫卡村都没有宜人的景色。但是特别使人郁悒的是这样的季节：七月耀眼的太阳用它那无情的光芒炙烤着房屋半塌的褐色屋顶，炙烤着这道深深的冲沟，炙烤着这片烧焦的、尘土飞扬的牧场——一些骨瘦如柴的长脚母鸡在那里绝望地走来走去，炙烤着灰色的杨木屋架——那是昔日一座地主邸宅的遗迹，屋子已不见窗户，只留下几个窟窿，周围长满了荨麻、杂草和艾蒿，炙烤着漂满鹅毛、仿佛烧焦了的发黑的池塘、它周围晒得半干的泥泞和向一旁坍塌的堤坝，在堤坎旁边踩成尘土的地上，一群绵羊正热得勉强喘着气，打着喷嚏，可怜地挤成一堆，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尽量低着头，仿佛在等待这难以忍受的酷热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我拖着疲乏的步子走近尼古拉·伊凡内奇的住处，照例引起孩子们的惊奇，他们紧张地、毫无意义地注视着我，我的到来也引起那些看家狗的愤怒，它们吠叫得极其凶猛，声嘶力竭，仿佛整个内脏都要炸裂似的，后来它们自己也不断咳嗽，喘不过气来——这时酒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没戴帽子，穿一件粗毛呢大衣，腰部低低地束着一条浅蓝色腰带。看样子他是个家仆，浓密的灰白头发乱糟糟地竖在他那干瘦、满是皱纹的脸部上方。他在叫唤一个人，急剧地挥动着双手，显然，挥动得比自己所希望的急剧得多。可见他已经喝醉了。

“来呀，来呀！”他嘟嘟嚷嚷地叫着，竭力抬起那双浓眉，“来呀，眨巴眼，来呀！你啊，这个老兄，怎么慢慢吞吞的，真是。这可不好，老兄。这儿在等你，可你却这样慢慢吞吞的……快来呀。”

“噢，来了，来了，”响起一个颤抖的声音，接着从小木屋右边走出一个矮胖的瘸子。他穿着一件相当干净的厚呢长外衣，只套着一只袖子；高高的尖顶帽一直扣到眉毛上，这使他那滚圆虚胖的脸显出一种狡黠、嘲讽的意味。他那双黄色的小眼睛滴滴溜溜地转动着，薄薄的嘴唇上总挂着拘谨、紧张的微笑，鼻子尖而长，像船舵一样不知难为情地向前伸着。“来了，亲爱的，”他继续说着，一瘸一拐地朝酒店走去，“你叫我干吗？……谁在等我？”

“我叫你干吗？”穿粗毛呢大衣的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这个人真怪，眨巴眼，老兄，叫你到酒店来，你还问‘干吗’，所有的人都在等你：‘土耳其人’雅什卡，‘野老爷’，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小包工。雅什卡和小包工打了赌：赌一瓶啤酒，看谁赢谁输，就是说，看谁唱歌唱得好……懂吗？”

“雅什卡要唱歌？”外号叫“眨巴眼”的人快活地说，“你没骗我吧，笨蛋？”

“我不骗你，”笨蛋一本正经地回答，“倒是你在瞎嚷嚷。既然打了赌，当然要喝，你这天生的傻瓜，你这个骗子手，眨巴眼！”

“那我们走吧，你这个缺心眼的，”眨巴眼回答。

“那你至少要吻我一下，我的宝贝，”笨蛋张开双臂，喃喃地说。

“瞧你这娘娘腔十足的伊索⁽¹⁾，”眨巴眼轻蔑地说，用臂肘把他推开，他们两人便弯腰走进低低的门洞。

我听到的这番话强烈地激起我的好奇心。我已不止一次听说土耳其人雅什卡是附近一带最好的歌手，突然有机会听他和别的好手比赛唱歌，我加快步子走进了酒店。

我的读者中有机会看到乡村酒店的人大概不多，但是我们猎人哪儿没有去过啊。这些酒店的设备很简单。它们一般由昏暗的过道屋和一间有烟囱的正房组成，一堵板壁将正房一分为二，板壁后面那一间任何顾客都不能进去。板壁上，一张宽阔的橡木桌子上方开着一个长方形窟窿。酒就在这张桌子或曰柜台上出售。窟窿正对面的架子上并排摆着大小不等的各种原封瓶酒。屋子供顾客使用的前半部有几张长凳，两三个空酒桶，一只放在角落里的桌子。乡村酒店大多很昏暗，因此您几乎永远看不见贴在原木墙上那种色彩鲜艳的民间木版画，而这种版画在农村小木屋中一般是少不了的。

我走进“安乐窝”酒店的时候，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柜台后面照例站着尼古拉·伊凡内奇，他的身体几乎堵住了整个窟窿。他身穿一件彩色印花布衬衫，虚胖的脸上挂着懒洋洋的微笑，正用他那白白胖胖的手为刚进来的两个朋友眨巴眼和笨蛋斟两杯酒；而在他后面屋角靠窗的地方则可以看见他那眼睛灵活的妻子。房间中间站着土耳其人雅什卡，他约莫二十三岁，瘦削而挺拔，穿着一件浅蓝色土布长衫。他看样子像个豪爽的工厂小伙子，身体似乎不能说很好。他双颊凹陷，灰色的大眼睛显得心神不定，鼻梁笔直，细小的鼻孔不断翕动着，前额白皙倾斜，淡黄色鬈发往后梳着，嘴唇虽然很厚却又漂亮又富有表情——他的整个脸庞都说明他是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心情非常激动：眼睛不断眨巴，呼吸急促，双手发抖，像在发热病——他也确实在发热病，就是面对听众即将说话或唱歌的人都很熟悉的那种心慌意乱、突然发作的热病。他身旁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肩膀宽阔，颧骨很高，额头很低，长着一双鞑靼人的细眼睛，鼻子短而扁平，下巴成方形，一头乌黑闪亮的头发硬得像鬃毛。他那黝黑中带点铅灰色的面孔，尤其是那苍白的嘴唇所显现出来的表情，要不是它显得那么平静忧郁，那几乎可以说是凶恶的。他几乎一动不动，只是像轭下的公牛一样慢慢转动着眼睛看着周围的景物。他穿着一件钉有光滑的铜纽扣的破旧常礼服，一条旧的黑绸围巾裹住他那粗大的脖子。大家叫他“野老爷”。他对面圣像下的长凳上坐着雅什卡的对手——日兹德拉来的小包工：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矮壮汉子，脸上有麻点，头发拳曲，长着一个蒜头鼻子，褐色的小眼睛很灵活，胡子稀疏。他不时机灵地看看周围的情景，把双手垫在身子下面，穿着镶边漂亮靴子的双腿悠然自得地摇晃着，拍打着地面。他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波里斯绒领灰呢新上装，在波里斯绒领子的衬托下，显眼地露出那件紧紧扣住喉咙的红衬衫的领口。在对面的屋角里，门的右边，桌子旁坐着一个庄稼汉，他穿着一件破长袍，肩上破了一个大洞。一束略呈黄色的淡淡的阳光透过两扇小窗积满灰尘的玻璃照射进来，似乎还不能驱散房间里长年的黑暗：房间里的物品都泛出一点光亮，看起来像一块块斑点。因此房间里便很凉快，我一跨过门槛，燠热就像一副重担从我肩上落下了。

尼古拉·伊凡内奇的顾客们对于我的到来——这一点我看得出来——起初感到有点惶惑，但是看到他对我像对熟人一样打招呼便安下心来，不再注意我了。我要了一杯啤酒，便在屋角那穿破长袍的庄稼汉旁边坐下。

“喂，怎么样！”笨蛋一口气喝干了一杯酒，突然高声喊叫起来，两手同时怪模怪样地挥动着，看来，他如果不这样挥动双手，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还等什么呀？该开始就开始吧。怎么？雅沙⁽²⁾？……”

“开始吧，开始吧，”尼古拉·伊凡内奇赞同地接口说。

“那我们就开始吧，”小包工带着自信的微笑冷静地说，“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雅科夫激动地说。

“那么，就开始吧，伙伴们，开始吧，”眨巴眼尖声叫道。

但是，尽管大家都一致表示了愿望，还是没有人开始，小包工甚至没有从长凳上站起来，大家好像还在等待什么。

“开始！”野老爷阴沉着脸果断地说。

雅科夫浑身一震。小包工站起来，把宽腰带往下拉了拉，清了清喉咙。

“谁先唱啊？”他用稍微有点变调的声音问野老爷。野老爷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大大地叉开两条粗腿，两只粗壮的手几乎齐肘部插在灯笼裤的口袋里。

“你，你，小包工，”笨蛋口齿不清地说，“你先唱，老兄。”

野老爷皱着眉头瞪了他一眼。笨蛋轻声嘀咕了一句，不再说下去，抬眼望望天花板，耸耸肩膀，不再作声了。

“抓阄吧，”野老爷一字一顿地说，“把酒放在柜台上。”

尼古拉·伊凡内奇弯下腰，喘着气，从地上拿起一瓶酒，放在桌上。

野老爷看了雅科夫一眼，说了声：“来吧！”

雅科夫在自己口袋里摸了一会儿，掏出一枚铜币，用牙齿咬了一个印子。小包工从长袍的衣裾下掏出一个新的钱包，不慌不忙地解开带子，往手上倒出许多零钱，拣出一枚新铜币。笨蛋摆好他那顶帽舌已经折断脱落的破帽子，雅科夫把铜币扔进去，小包工也把铜币扔进去。

“你来抓吧，”野老爷对眨巴眼说。

眨巴眼得意地笑了笑，用两只手抓住帽子，摇了起来。

刹那间屋里变得鸦雀无声：铜币互相碰击着，发出轻轻的叮当声。我仔细往四下里看了一下：所有人的脸上都现出紧张等待的神情；野老爷自己也眯缝着眼睛；我的邻座，穿破长袍的庄稼汉甚至好奇地伸着脖子。眨巴眼把手伸进帽子里，抓出了小包工扔的那枚铜币：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雅科夫的脸涨得通红，小包工用手抹了一下头发。

“我刚才就说过，你先唱，”笨蛋高声说，“我刚才就说过。”

“好了，好了，别大呼小叫了！”野老爷轻蔑地说，“开始吧，”他朝小包工抬抬下巴，继续说。

“我唱哪一支歌呢？”小包工好不激动，问道。

“随便你唱哪一支，”眨巴眼回答，“你想起哪一支歌就唱哪一支。”

“当然随便你唱哪一支，”尼古拉·伊凡内奇慢慢地把双手抄在胸前，补充说，“这一点不指定你。随便你唱什么，不过要好好唱；我们随后会凭良心评判的。”

“当然，要凭良心，”笨蛋附和着，用舌头舔了舔空酒杯的杯口。

“弟兄们，让我稍微清清喉咙，”小包工用手指摸摸长袍的衣领，说。

“好了，好了，别拖拖拉拉的，开始吧！”野老爷断然说，然后低下头。

小包工想了一会儿，摇一下头，向前跨了一步。雅科夫紧紧盯着他……

但是在我开始描述这场比赛之前，我认为稍微介绍一下我的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并不是多余的。我在“安乐窝”酒店里邂逅他们的时候，他们中几个人的生活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另外几个人的情况我是后来才打听到的。

我们就从笨蛋说起吧。此人的真名叫叶夫格拉弗·伊凡诺夫，但是附近一带的人都叫他“笨蛋”，他自己也用这个绰号戏称自己，因为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真是恰到好处。的确，对于他那副毫不起眼又总是惊慌失措的尊容来说，这个绰号是再适合不过了。他是一个放荡的单身家仆，他的主人早就不管他了，他没有任何职务，没有一个子儿工钱，可是他有办法每天用别人的钱大吃大喝。他有许多熟人，他们花钱让他喝酒饮茶，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因为他不仅不能给人们增加乐趣，相反，还以他那无聊的饶舌、不可忍受的纠缠、剧烈的动作和不断的假笑使大家感到讨厌。他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他生来就不会说一句聪明的话，连一句有用的话也没有说过。他总是前言不搭后语，信口扯谎——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然而在方圆四十俄里之内却没有一次酒宴看不见他那细高个儿的身影在客人中间转来转去——人们对他的出现都习以为常，并且把他当做一种逃不脱的灾难予以容忍。不错，人们都很看不起他，但是能够制止他那不时发作的胡闹的只有野老爷一人。

眨巴眼一点也不像个笨蛋。“眨巴眼”这个称呼对他也非常合适，虽然他的眼睛并不比别人眨得多。事情很清楚：俄罗斯人是起绰号的能手。尽管我曾努力打听这个人比较详细的身世，但是对我来说一大概对其他的人也一样——他一生中还是存在许多疑点，就像读书人所说的，深藏于未知的黑暗之中。我只打听到，他曾在一个年老又没有子女的女主人家当过马车夫，他带着交给他照管的三匹马逃跑，失踪了整整一年，后来大概感受到流浪生活的无益和多难，便自动回来，可是已经成了跛子，他跪倒在女主人脚下求饶，好几年工夫以他的模范行为赎了罪，渐渐得到女主人的宽恕，并终于赢得她的完全信任，当上了管家，女主人死后，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办法获得了自由，成了小市民，然后向邻人租了一块菜地，发了财，现在日子过得挺舒坦。他是个老于世故、城府很深的人，既不阴险也不善良，比较精明老练；他是个老江湖，能够识别人，也善于利用人。他处处谨慎小心，同时又像狐狸一样老谋深算；他像老太婆一样喜欢唠叨，却从来不会说漏嘴，还能迫使别人把心里话说出来；不过他从来不会像别的奸刁之徒那样装糊涂，要他装假是困难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双比他那双狡黠的小眼睛更锐利更聪明的眼睛。他的眼睛从来不老老实实地看，它总在用心地观察或者窥探着什么。眨巴眼有时一连几个礼拜都在考虑一件显然很简单的事，要么突然决心不顾一切去冒险，眼看这一下他要碰个头破血流了……可是你看，他竟大获成功，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当当。他是个幸运的人，并且相信自己会走运，他相信预兆。一般说他很迷信。大家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的事跟别人都不相干，可大家还是敬重他。他的全部家属就是一个儿子，他非常宠爱儿子，在这样的父亲培养下这孩子将来想必前程远大。“这个小眨巴眼活像他父亲”，现在，夏天的晚上，老头儿们坐在墙根土台上聊天的时候，就这样轻声谈论他。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用不着再多说一句了。

关于土耳其人雅科夫和小包工没有什么好多说的。雅科夫的绰号叫土耳其人，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被俘的土耳其女人生的，他在心灵上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但他的身份却是一个商人创办的造纸厂的汲水工。至于小包工，说实话，我还不了解他的身世，我只觉得他是个大胆机灵的城市小市民。可是关于野老爷，就有必要说得详细一点了。

这个人的外表给您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粗暴的、不容商量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长得很笨拙，用我们这儿的话说是很“粗壮”，他身上强烈地显示出的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强壮体魄，而且说也奇怪，他那熊一般的身影并不缺乏某种独特的优雅，这种优雅也许出自他对自己的威力怀有一种非常平静的自信心。初次见到他很难判断这个赫拉克勒斯⁽³⁾属于什么阶层；他不像是家仆，不像小商人，不像退职的穷书吏，不像领地很小的破落贵族——更不像犬夫和打手：他是个非常独特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突然来到我们这个县的；据说，他出身独院小地主，从前在某地当差，但对此谁也不能肯定，而且从他自己嘴里了解不到，还能向谁打听到呢：没有人比他更少言寡语、更郁郁不乐了。他究竟靠什么维持生活，同样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不干任何手艺活，也不到别人家里去，几乎不同别人交往，可是他有钱，不错，钱不多，可是有。他为人并不谦和，也根本谈不上谦和，不过并不惹是生非；他管自过日子，旁若无人，也无求于人。野老爷（这是他的绰号，他的真名实姓是彼烈夫列索夫）在这一带享有很高威望；虽然他没有任何权利命令任何人，也丝毫无意要求任何偶然遇到的人听从他，但人们还是立刻乐意听他的话。他说话，大家都听他的；他的力量总是起作用。他几乎不喝酒，不和女人交往，但酷爱唱歌。这个人身上有许多谜；他身上仿佛积聚着一种巨大的能量，它似乎知道，一旦强烈起来，一旦爆发出来，它就会毁灭自己，也毁灭周围的一切；如果这个人的一生中没有过类似的爆发，如果他不是因为接受了教训才好歹免于杀身之祸，因而现在才牢牢地管束住自己，那我的判断就大错特错了。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他身上混合着一种天生的残暴和同样是天生的高贵品格，这种混合我在别人身上不曾看到过。

且说，小包工向前跨了一步，眯起眼睛，用极高亢的假嗓子唱了起来。他的嗓音虽然有点沙哑，却相当甜润悦耳；他的歌声像百灵鸟一样抑扬婉转，华丽动听，不断地流泻出来，从高音转到低音，又不断地回到高音上，然后保持着高音，竭力延长着。他停了一下，忽然又热情奔放地接着唱起原先的曲调。那曲调的起承转合有时十分豪放，有时十分有趣，内行人听来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德国人听了这种唱法会感到愤怒。这是俄罗斯抒情男高音⁽⁴⁾。他唱的是一首欢快的舞曲，这舞曲的歌词，就我从它那无穷无尽的装饰音、外加的辅音和感叹声中所能捕捉到的，是下面几句：

年轻的姑娘，我要为你

耕种这块小小的土地，

年轻的姑娘，我要为你

播种鲜红鲜红的花卉。

他唱着，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显然觉得他是在唱给一些内行的人听，因此真是所谓使出了浑身解数。的确，在我们这个地方人们对唱歌都很内行，难怪奥廖尔大道上的谢尔吉耶夫村那特别和谐悦耳的歌声在全俄罗斯都很有名。小包工唱了很久，没有在听众中引起特别强烈的共鸣，因为它没有得到合唱的加强；最后，在一个转折处，他唱得特别成功，连野老爷也微笑了一下，笨蛋忍不住，高兴得叫了起来。大家都为之精神一振。笨蛋和眨巴眼开始轻轻地和着他的歌声唱起来，并不断叫喊：“棒极了……加把劲，机灵鬼！……加把劲，拖长点，坏家伙！再拖长点！再强烈一点，你这条狗！这条公狗！……让希律⁽⁵⁾要了你的命！”尼古拉·伊凡内奇也在柜台后面摇头晃脑。笨蛋终于跺起脚，踏着碎步快走起来，还扭动起肩膀。雅科夫的双眼像烧红的炭一样闪闪发亮，他全身像树叶一样抖动着，随心所欲地笑着。只有野老爷的脸上仍然毫无变化，照样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着，但他注视小包工的目光变得比较柔和了，虽然嘴唇上的表情还是那么轻蔑。小包工为听众普遍感到满意所鼓舞，便完全放开嗓子唱起来，他把歌曲加上许多花腔，像打鼓一样嘚嘚地弹着舌头，发狂般运用着喉咙，终于精疲力竭、脸色发白、大汗淋漓，于是全身向后一仰，发出最后一个渐弱的强音——听众异口同声地爆发出一片疯狂的欢呼声答谢他的歌唱。笨蛋奔上去搂住他的脖子，用他那双瘦骨嶙峋的长手臂搂得他透不过气来；尼古拉·伊凡内奇的胖脸放出一片红光，他仿佛一下子变得年轻了；雅科夫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好样的，好样的！”连我的邻座，那个穿破长袍的庄稼汉也忍不住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喝起彩来：“好啊！真见鬼，好啊！”接着使劲往旁边吐了一口唾沫。

“喂，老兄，真过瘾！”笨蛋高喊着，仍旧抱住精疲力竭的小包工不放，“真过瘾，没说的！你赢了，老兄，你赢了！祝贺你，酒是你的了！雅什卡比你差远了……我跟你说：差远了……你相信我！”接着他又把小包工搂到怀里。

“你放开他吧，放开他，真是纠缠不清……”眨巴眼生气地说，“让他在凳子上坐一会儿；你看他累了……你这个傻瓜，老兄，你真是个傻瓜！干吗缠住他不放？”

“那好吧，让他坐下，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笨蛋说着走到柜台前。“算你请客，老兄，”他转过身来对小包工说了一句。

小包工点点头，在长凳上坐下，从帽子里拿出一块毛巾，擦擦脸；笨蛋露出一副猴急相迫不及待地干了一杯，并按照酒鬼的习惯，喉咙里发出一阵咯咯的声音，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你唱得好，老兄，唱得好，”尼古拉·伊凡内奇亲切地说，“现在轮到你了，雅沙：当心点，别害怕。让我们看看，谁赢谁输，让我们看……小包工唱得很好，真的，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妻子也说，她笑容可掬地看了雅科夫一眼。

“唱得好！”我的邻座也轻声说。

“啊，野蛮人波列哈⁽⁶⁾！”笨蛋突然大叫起来，他走到外衣肩膀上破了一个洞的庄稼汉跟前，用手指着他，边跳边发出一阵哈哈大笑。“波列哈！波列哈！哈，巴杰⁽⁷⁾，滚吧，野蛮人！你来干吗，野蛮人？”他边笑边叫。

穿灰长袍的庄稼汉慌了神，正打算站起来赶快出去，突然响起野老爷青铜般的声音：

“你这可恶的畜生，你想干什么？”他咬着牙说。

“我没想干什么，”笨蛋喃喃地说，“我没想干什么……我是……”

“那好，那你就闭嘴吧！”野老爷说，“雅科夫，开始吧！”

雅科夫抬手摸摸喉咙。

“这个，老兄，是这样……这个……嗯……我不知道，真的，有点……”

“好了，好了，别害怕。真不害臊！……还扭扭捏捏干什么？……唱吧，该怎么唱就怎么唱。”

于是野老爷低下头，等待着。

雅科夫沉默了一会儿，往四下里看了看，用一只手掩住脸。所有的眼睛都紧紧盯住他，尤其是小包工，他脸上除了常有的自信和成功的得意，还露出一种不由自主的轻微的不安。他把身子靠到墙上，又把双手垫在身子底下，但两条腿已不再摆动。雅科夫终于放下掩住脸的手，他的脸苍白得像死人，两眼在下垂的睫毛里微微闪着光。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唱了起来……他唱出的第一个音微弱而不平稳，似乎不是从胸中发出，而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仿佛是偶然飘进房间里来的。这颤抖的金属般的声音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奇怪的影响，我们互相交换着眼色，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妻子则挺直了身子。在第一个音唱出之后便接着唱出第二个音，这个音比较坚定而悠长，但仍明显地颤动着，就像一根琴弦在有力的手指突然拨动下发出响声之后迅速转弱的余音，在第二个音之后便是第三个音，于是一首凄凉的歌便渐渐强烈起来，渐渐舒展开来，不绝如缕地流将出来。“田野里有许多小路，”他唱道，我们大家都感到亲切而又惊心动魄。说实话，我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它有点沙哑，又有些发颤，开头甚至有些病态；但其中蕴含着一种并非做作的深沉的激情，有青春，有力量，有甜蜜的感觉，还有一种令人沉醉的业已麻木的哀愁。歌声里鸣响着、表现着一颗俄罗斯人真实而炽热的心灵，它紧紧地抓住您的心，直接扣动那属于俄罗斯人的心弦。歌声渐渐强烈起来，扩展开来。雅科夫显然已经沉醉在歌声里了：他已不再胆怯，而是整个儿沉浸在快乐的歌唱中；他的声音不再发抖，它颤动着，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所产生的微微的颤动，它像一支箭刺进听众的心窝，不断地加强、坚定和扩展。记得有一次傍晚退潮的时候，大海在远处发出威严而重浊的涛声，我看见沙滩上有一只白色的海鸥：它一动不动地栖息在那里，让它那丝绸般的胸部沐浴着落日的霞光，只是偶尔对着熟悉的大海，对着深红的落日，慢慢地展开它那长长的双翼。听着雅科夫唱歌，我便想起了这只海鸥。他唱着，完全忘记了他的对手，忘记了我们所有的人，但是显然像一个精力充沛的游泳者为波浪所鼓舞一样，他也为我们默默而热烈的投入所鼓舞。他唱着，他歌声的每一个音都给人一种亲切而无限宽广的感觉，仿佛一片熟稔的大草原展现在我们面前，并向无边无际的远方伸展开去。我觉得泪水在我心中沸腾，并且涌向眼眶；一阵强忍的低声抽泣突然把我震动了……我回头一看，酒店掌柜的妻子把胸口伏在窗上，正在那里哭泣。雅科夫迅速向她瞥了一眼，唱得比原先更响亮更亲切，尼古拉·伊凡内奇垂着头，眨巴眼转过身来；笨蛋也动了感情，站在那里，呆呆地张大着嘴巴；穿灰长袍的庄稼汉躲在屋角里偷偷地啜泣，悲伤地低语着，摇着头；在野老爷那铁板似的脸上，从紧蹙的眉头下正慢慢地滚下大滴大滴的泪珠；小包工举起紧握的拳头放在额头上，一动不动……要不是雅科夫在一个非常尖细的高音上仿佛突然中断似地结束了歌曲，我真不知道众人的沉醉将如何化解。没有人喊一声，甚至没有人动弹一下；大家仿佛在等待，他是不是还要唱下去；但是他睁开眼睛，似乎为我们的沉默感到惊奇，接着用探询的目光把所有的人扫视了一遍，于是他明白，胜利是属于他的……

“雅沙，”野老爷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了一声，便不再说什么了。

我们大家都呆若木鸡地站着。小包工轻轻地站起来，走到雅科夫跟前。“你……是你的……你赢了，”最后他费力地说出这句话，从房间里奔了出去……

他那迅速果断的行动仿佛把我们从沉醉中惊醒：大家忽然快乐地、乱哄哄地说起话来。笨蛋一下子蹦得老高，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两只手挥得像磨坊的风翼。眨巴眼一拐一拐地走到雅科夫跟前和他接吻；尼古拉·伊凡内奇欠起身来，郑重宣布他再加送一瓶啤酒；野老爷和蔼可亲地笑着，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脸上会出现这种笑容；穿灰长袍的庄稼汉在屋角里用两只衣袖擦着眼睛、脸颊、鼻子和胡须，一再说着：“唱得好，真的唱得好，就算我是狗崽子吧，确实唱得好！”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妻子满脸通红，霍地站起来跑掉了。雅科夫像小孩一样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他整张脸都起了变化，尤其是他的眼睛，简直就闪耀着幸福的光芒。大家把他拉到柜台前，他把刚痛哭流涕过的穿灰长袍的庄稼汉叫到柜台旁，又打发掌柜的儿子去找小包工，但是没有找到，于是大家开怀畅饮起来。“你还会给我们唱歌的，傍晚以前你还会给我们唱的。”笨蛋高高地举起双手，反复说。

我又看了雅科夫一眼，便走出去了。我不想留下来——我怕破坏自己的印象。但暑热仍然难以忍受。它仿佛是高悬在大地上的一层浓重的热气。在湛蓝的天空中，透过一层很稀薄的，几乎是黑色的灰尘似乎盘旋着许多细小明亮的火星。万籁俱寂，在这懒洋洋的大自然的寂静中，有一种感觉使人感到绝望和压抑。我好容易走到一个干草棚里，在一堆刚刚割下但几乎已经干枯的青草上躺下。我久久不能入睡，雅科夫那扣人心弦的歌声还在我耳边久久萦绕不去……然而，暑热和倦意终于占了上风，于是我沉沉入睡了。我醒来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周围散乱的青草强烈地散发着一股香味，还有点潮湿。从半坍塌的屋顶下的椽子中间可以看到淡淡的星星微微闪着光。我走出草棚。晚霞早已消失，只有它的余晖还在天边微微发亮。虽然已有些夜晚的凉意，但不久前的灼热空气仍使人感到燥热，胸口仍渴望凉风的吹拂。没有风，也没有乌云；整个天空都非常明净，黑暗中透着光亮，无数若隐若现的星星默默地闪烁着。村子里处处闪现着灯光；从不远处灯火通明的酒店里传来一阵阵隐约可闻的喧闹声，其中我似乎可以分辨出雅科夫的声音。从那里不时发出一阵阵狂笑。我走到窗口，把脸贴近玻璃。我看到一派并不令人愉快的虽然是五光十色的生动景象：所有的人都酩酊大醉——所有的人，首先是雅科夫。他敞怀坐在长凳上，用嘶哑的声音轻轻唱着一支下流舞曲，懒洋洋地拨动着吉他的琴弦。汗湿的头发一绺绺挂在他那煞白的脸上。酒店中央，笨蛋完全是一副神经散乱的样子，他脱下长袍，在穿灰长袍的庄稼汉面前跳来跳去；那庄稼汉也吃力地跺着脚，发出沙沙的脚步声，隔着蓬乱的胡须傻笑着，偶尔挥动一只手，好像想说：“全豁出去啦！”再没有比他的脸更可笑的了。不管他怎样努力扬起眉毛，那沉重的眼睑总抬不起来，一直盖在那双几乎看不出来的浑浊却又很甜美的小眼睛上。他正处在那种醉醺醺的人的可爱状态中，任何一个过路人看见他的脸都会说：“好看，兄弟，真好看！”眨巴眼浑身像虾一样通红，他大张着鼻孔，在屋角里刻薄地笑着；只有尼古拉·伊凡内奇像一个真正的掌柜，保持着他那不变的冷静。屋子里又来了许多人，但我没有看到野老爷。

我转过身，快步走下科洛托夫卡村所在的山丘。山丘底下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它沉浸在一片苍茫的暮霭之中，显得更加无边无际，仿佛同正在暗下来的天空连成一片。我顺着冲沟旁的大路大步向下走去，忽然听到远处平原上响起一个男孩响亮的声音。“安特罗普卡！安特罗普卡——阿——阿！……”他带着哭声执着地拼命喊叫着，把最后一个音节拖得很长很长。

他停了一会儿又叫起来。他的声音在凝固的昏昏欲睡的空气中响亮地传播着。他叫安特罗普卡这个名字至少有三十次，突然从林中空地的那一端，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了隐约可闻的回答：

“什么事——事——事？”

男孩立刻又高兴又愤恨地喊道：

“到这儿来，该——死——的！”

“干——吗？”过了好久对方才回答。

“爸爸要打——你，”第一个声音紧接着喊道。

第二个声音不再回答，于是男孩又呼喊起安特罗普卡的名字来。他的声音越来越稀疏，越来越微弱，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还传到我的耳朵里。这时我正沿着环绕我的村子的那片树林边缘回家去，它离科洛托夫卡村有四俄里……

“安特罗普卡——阿——阿！”这声音仿佛还在夜色已浓的空中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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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索是古希腊寓言作家，俄罗斯人用以表示行为不可理解的人。

(2) 雅沙和雅什卡都是雅科夫的昵称。

(3)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神勇无敌，一生完成十二件功绩。

(4) 原文为意大利文。

(5) 《圣经》中的犹太王，暴君，为了寻找刚出世的耶稣，不惜把伯利恒城的男孩都杀掉。

(6) 波列哈指波列西耶的居民。南波列西耶是从博尔霍夫县和日兹德拉县边境开始的一片狭长的森林地带。这里的居民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上有许多特点。由于他们的多疑和倔强，人们称他们为野蛮人。——原注

(7) 波列哈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加上感叹词“哈”和“巴杰”。——原注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大约五年前的一个秋天，在从莫斯科到图拉的途中，由于没有马匹，我不得不在驿站里等候几乎一整天。我打猎回来，因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三匹马先打发回去了。站长年纪已大，脸色阴沉，头发直挂到鼻子上，一对小眼睛睡眼惺忪，对于我的抱怨和要求一味用断断续续的唠叨来回答，进进出出都愤恨地把门碰得砰砰响，好像自己也在咒骂自己的职务。他走到台阶上，斥骂马车夫，那些马车夫有的抱着沉重的马轭在泥泞地里慢吞吞地走着，有的坐在长凳上打哈欠和搔痒痒，对于上司的叫骂并不特别在意。我已经喝过三遍茶，有几次徒然试图睡一会儿，把窗上和墙上的留言都读了个遍：我实在是无聊至极。我怀着冷漠而绝望的心情望着我那四轮马车翘起的车辕，突然响起一阵铃铛声，一辆套着三匹疲乏不堪的役马的小马车在台阶前停下。来客从马车上跳下，一边大叫：“快给我换马！”一边走进房间里来。当他带着常见的惊讶神色听完驿站长说“没有马”的时候，我已经怀着一个百无聊赖的人的全部热切好奇心把这个新来的伙伴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看样子他不到三十岁。天花在他脸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瘢痕，他脸色枯黄，发出一种难看的黄铜般的光；蓝黑色的长发在后面卷成圈儿挂在衣领上，在前面卷成神气的鬓发；他那双浮肿的小眼睛只看着人，没有任何表情；上嘴唇上方长着几根唇髭。他的穿着像个逛马市的放荡地主，上身穿着一件油污不堪的杂色短上衣，系着一条褪色的浅紫色绸领带，背心上钉着铜纽扣，下身是一条灰色的大喇叭裤，裤管下稍稍露出一双没刷过的皮靴尖。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烟酒味，他那些几乎被短上衣袖子遮住的又红又胖的手指上戴着银制的和图拉制的戒指。这样的人物在俄罗斯处处可以遇到，不是数以十计，而是数以百计，说实话，和他们交往没有任何愉快可言。但是，尽管我抱着成见观察着这位来客，我还是不能不注意到他脸上那种无忧无虑的善良而热烈的表情。

“瞧，这位先生也在这儿等了一个多钟头了，”站长指指我说。

“一个多钟头！”这无赖在取笑我。

“他也也许不太着急，”来客回答。

“这我可不知道，”站长板着脸说。

“真的毫无办法吗？根本没有马吗？”

“没有，先生。一匹马也没有。”

“那么，请您吩咐给我送个茶炊来吧。只好等一等，毫无办法。”

来客在长凳上坐下，把帽子扔在桌上，用手捋捋头发。

“您喝过茶了吗？”他问我。

“喝过了。”

“您能陪我再喝一杯吗？”

我表示同意。红铜色大茶炊第四次出现在桌子上。我拿出一瓶朗姆酒⁽¹⁾。我推测我这位谈伴是个小地产贵族，结果没有错。他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我们交谈起来。到驿站还不到半小时，他已经随便而坦率地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了。

“现在我要到莫斯科去，”他喝完第四杯茶，对我说，“在乡下我现在已经无事可干了。”

“为什么无事可干呢？”

“就是无事可干。产业破败了，我把农民弄得一个个都破了产，这是实话；此外还遇上了荒年：收成不好，您知道，灾祸接踵而来……不过，”他愁眉苦脸地往旁边看了一眼，又说，“我算个什么当家人哪！”

“为什么这么说？”

“唉，”他打断我的话，“哪有我这样的当家人！您以为我，”他把头侧向一边，一门心思吸着烟斗，继续说，“您这样看着我，也许以为我是……可是我，我得老实向您承认，我只受过中等教育，没有收入。请您原谅，我是个坦率的人，最终……”

他没有把话说完，只挥了挥手。我便诚恳地对他说，他想错了，我对我们的相逢很高兴，等等，然后又说，管理田产似乎不需要接受太高深的教育。

“我同意，”他回答，“我同意您的看法。不过还是需要一种特殊的秉性！有的人把农民刮得精光，结果并不怎么样！可我……请问，您是从彼得堡来的还是从莫斯科来的？”

“我是从彼得堡来的。”

他从鼻孔里喷出一缕长长的烟。

“而我要到莫斯科去谋一个差事。”

“您打算到哪儿高就呢？”

“我不知道，到那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得跟您说实话，我怕当差：一当上差身上就落下责任了。我一直住在乡下，习惯了，您知道的……可是没有办法……穷啊！啊，我可是穷得要命！”

“这么说您要在京城定居喽。”

“在京城定居……嗨，我可不知道住在京城里有什么好。看看再说吧，也许很好……不过我觉得不会比乡下好。”

“您难道不可能在乡下再住下去了吗？”

他叹了一口气。

“不可能了。它现在大概已经不是我的了。”

“为什么？”

“那边有一个好人——一个邻居买去了……他开了一张期票……”

可怜的彼得·彼得罗维奇用手抹了一把脸，想了想，摇摇头。

“唉，有什么办法呢！……说实话，”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怨不了谁，是我自己不好。是我喜欢胡来！……真见鬼，喜欢胡来！”

“您在乡下过得很愉快是吗？”我问他。

“先生，”他直视着我的眼睛，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有十二对猎犬，这样的猎犬，我跟您说，是不可多得的。”他强调最后几个字。“它们逮起兔子来真是把好手，至于捕捉珍贵的野兽，那就是一条条的蛇，简直是眼镜蛇。那些灵⁽²⁾也是值得我夸一夸的。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胡吹。我常拿着枪去打猎。我有一条狗叫康杰斯卡，它发现猎物时的姿势真是非同一般，嗅觉也非常灵敏。有时我到泥沼地去，喊一声：找！如果它不愿意去找，你就是带一打狗去也没有用，你什么都找不到！如果它愿意去，那它就是死在那儿也心甘情愿！……在房间里它也经过很好的训练。你用左手给它面包，对它说：‘这是犹太人吃过的，’它就不肯吃；你用右手给它，对它说：‘这是小姐吃过的’，它马上就抓过去吃掉了。我还有一只它生的小狗，是一只很好的小狗，我本想把它带到莫斯科去，但是被一个朋友连同一杆枪一起要去了；他说：‘老兄，你在莫斯科顾不上它的，那边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老兄。’我便把小狗给了他，把枪也给了他；您看，全留在那儿了。”

“其实您在莫斯科也可以打猎的。”

“不，有什么必要？以前我不懂得克制，现在只好忍受了。还是让我向您请教，莫斯科的生活水准高吗？”

“不，不太高。”

“不太高？……请问，莫斯科有茨冈人吗？”

“什么样的茨冈人？”

“就是跑集市的。”

“是的，莫斯科……”

“好，这很好。我喜欢茨冈人，真见鬼，我喜欢……”

彼得·彼得罗维奇眼睛里现出一种无所顾忌的快乐神情。但他突然在长凳上坐立不安起来，后来又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低下头，手拿一只空酒杯向我伸过来。

“请给我一点朗姆酒，”他说。

“可是茶已经喝光了。”

“没关系，就这样，不要茶……唉！”

卡拉塔耶夫把头搁在手上，把臂肘支在桌子上。我默默地看着他，等待着一个喝醉酒的人如此轻易就发出的感伤的大声感叹，甚至是眼泪，可是等他抬起头来，我承认，他脸上那种深沉的忧伤竟使我大吃一惊。

“您怎么了？”

“没什么……我想起了一段往事。一段不寻常的往事……我原可以说给您听，但是不好意思打扰您……”

“没有的事！”

“是啊，”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往往有这样的事……虽然，譬如说，我也碰到过。如果您想听，我就跟您说说。不过，我不知道……”

“您说吧，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

“这件事虽然……您也知道，”他说了起来，“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嗯，行了，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

“哦，是这样。我，就是说，碰到这样一件事。那时我住在乡下……忽然看中了一个姑娘，啊，多好的一个姑娘……一个美人，一个聪明的姑娘，而且那么善良！她叫马特廖娜。她是个普通的姑娘，也就是说，您懂吗，是个农奴，干脆就是个女奴。而且不是我家的姑娘，而是别人家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哦，我爱上了她，这确实是一段不寻常的故事，而她也爱上我了。于是马特廖娜就请求我，要我把她从她的女主人那儿赎出来；这件事我自己也考虑过的……可是她的女主人是个很有钱很厉害的老太婆，住在离我家大约十五俄里的地方。于是有一天，我吩咐给我套一辆三驾马车，驾辕的是我的一匹溜蹄马，一匹亚洲特种马，因此名叫兰普尔多斯。我换上一套比较体面的衣服，便乘车到马特廖娜的女主人那儿去。我到了那儿，那是一座大庄院，有厢房，有花园……马特廖娜在路口拐弯的地方等我。她本想跟我说说话，但只是吻吻我的手，便走到一边去。我走进前厅，问‘主人在家吗？……’一个高大的听差对我说：‘请问您贵姓？’我说：‘伙计，就说地主卡拉塔耶夫登门拜访，有事商谈。’听差走了。我等着，心里想：结果会怎样呢？也许那老鬼婆会要高价，尽管她很有钱。她也许会要五百卢布。听差终于回来了，对我说：‘请进。’我跟他走进客厅。一个黄脸小老太婆坐在圈椅里，眨着眼睛。‘您有何贵干？’起初，您知道，我认为有必要说几句‘很高兴认识您’之类的话。‘您搞错了，我不是这儿的女主人，是她的亲戚……您有何贵干？’我便对她说，我有事要和女主人商谈。‘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今天不见客：她身体不适……您有何贵干？’我心里想，毫无办法，只得向她说明来意。老太婆听完我的话。‘马特廖娜？哪一个马特廖娜？’‘马特廖娜·费多罗娃，库利克的女儿。’‘费多尔·库利克的女儿……您是怎么认识她的？’‘偶然碰到的。’‘她知道您的打算吗？’‘知道。’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我要给她点颜色看看，这个贱货！……’说实话，我很惊奇。‘为什么？怎么能这样！……我准备为她出一笔钱，只是请您说个数目。’那老东西恶狠狠地嘀咕起来。‘您以为这点钱就能让我们受宠若惊吗？您以为我们很想要您的钱吗？我得给她点厉害看看，我得给她……我要叫她不敢再痴心妄想。’老太婆气得连声咳嗽起来。‘她在我们这儿还嫌不好吗？……好哇，她这魔鬼，主啊，饶恕我的罪孽！’说实话，我真的冒火了。‘您凭什么要这样威胁这可怜的姑娘？她有什么错？’老太婆画了个十字。‘哦，我主耶稣基督！难道我就不能处置自己家里的奴仆吗？’‘她可不是您的奴仆！’‘哦，这一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清楚，先生，这不关您的事。这会儿我要让马特廖娜看看，她到底是谁家的奴仆。’说实话，我差点向这可恶的老太婆扑过去，可是我想起了马特廖娜，手就放下了。我心里真害怕，那种心情实在无法形容。我开始央求那老太婆：‘您要什么我都给您，’‘您要她干什么？’‘我喜欢她，大妈，请您替我想想吧……请允许我吻您的手。’我真的吻了那鬼婆娘的手！‘嗯，’这老妖婆喃喃地说，‘我去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看她怎么吩咐，您过两三天再来吧。’我万分不安地回了家。我心里渐渐明白，这种事做得不妥当，白白让人家发现了我对她的好感，可想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过了两三天，我到女主人那儿去。仆人把我领到书房里。房间里到处是花，陈设非常讲究，女主人坐在一张妙不可言的圈椅里，头向后靠在枕头上；先前那个亲戚也坐在那儿，在座的还有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穿着绿色连衣裙、歪嘴巴的小姐，想必是个陪伴。老太婆带着鼻音说：‘请坐。’我坐下了。她向我提了许多问题，问我几岁，在哪儿当差，准备做点什么事，那姿态完全是居高临下，一本正经。我详细作了回答。老太婆从桌子上拿起一块手帕，对着自己挥着……她说：‘卡捷琳娜·卡尔波夫娜已经把您的意思向我报告了，报告了；’她说，‘可是我定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家的仆人去服侍别人。这样做不体面，正派人家是不兴这样做的：这不合规矩。’她说，‘这件事我已经安排好，您不必再费心了。’‘哪儿谈得上费心啊，请别这么说……也许您用得着马特廖娜·费多罗娃吧？’她说，‘不，我用不着。’‘那您为什么不肯把她让给我呢？’‘因为我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就是这么回事。’她说，‘我已经安排好了：把她送到草原上的村子里去。’这对我不啻是晴天霹雳。老太婆用法语对那个穿绿色连衣裙的姑娘说了几句话：那姑娘走出去了。她又说：‘我是个严守规矩的女人，而且身体也不好：经受不起烦扰。您还是个年轻人，可我已经是个老妇人，所以我有权利给您几句忠告。您还不如找个工作，娶一门亲，找个门当户对的配偶；有钱的待字姑娘很少，但是清贫人家品行好的姑娘是可以找到的。’您知道，我望着那老太婆，一点也不懂她在那儿胡说些什么；我只听见她在谈论婚娶的事，可我耳边萦绕不去的却是‘草原上的村子’。娶一门亲！……见她的鬼去吧……”

说话的人突然停了下来，看看我。

“您还没有娶亲吧？”

“没有。”

“是啊，事情当然很清楚。我忍不住了，就说：‘您别再说了，大妈，您在胡扯些什么呀？这跟娶亲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想问您，您肯不肯把马特廖娜姑娘让给我。’老太婆哇哇叫起来。‘哎哟，他把我烦死了！哎哟，叫他走！哎哟！……’她那个亲戚跑到她身边，对我嚷嚷起来。那老太婆还在那儿唠叨：‘我遭到什么报应了？……难道我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主人了吗？唉，唉！’我抓起帽子，发疯似的跑了出去。

“也许，”说话的人继续说，“您会责备我，说我不该那样迷恋一个下层姑娘：可我不想为自己辩白……反正已经是这么回事了！……你相信吗，我日夜坐卧不安……我很痛苦！我总在想，我是为了什么才害苦了这不幸的姑娘！我一想到她穿着土布衣服在赶鹅，按照主人的命令在受苦受难，村长，那个穿涂柏油长靴的农民在对她破口大骂，我就直冒冷汗。哦，我再也忍不住了，打听到她被送到哪个村子，便骑上马到她那儿去了。直到第二天傍晚我才到达。显然，没有人料到我会做出这种怪事，也没有发出任何和我有关的命令。我装作邻村的人直接去找村长；我走进院子，看见马特廖娜坐在台阶上，用一只手支着身子。她刚要叫出声来，我连忙对她做了个手势，叫她别声张，并用手指指院子后面的田野。我走进屋子，和村长闲扯了一阵子，对他胡言乱语了一通，找了个机会跑出来去见马特廖娜。这可怜的姑娘立刻就搂住我的脖子。她脸色苍白，面容憔悴，我的心肝宝贝。您知道，我对她说：‘不要紧，马特廖娜；不要紧，别哭，’可我自己却泪如泉涌……然而，我终于感到不好意思，便对她说：‘马特廖娜，眼泪不能消除痛苦，应该采取行动，像人们所说的，下定决心；你必须跟我逃跑，应该这样行动。’马特廖娜呆住了……‘那怎么行！我会完蛋的，他们会把我生吞了的！’‘你真傻，谁能找到你？’‘会找到的，一定会找到的。谢谢您，彼得·彼得罗维奇，我一辈子忘不了您的爱心，现在您还是扔下我别管吧，看来，这就是我的命。’‘唉，马特廖娜，马特廖娜，我还以为你是个坚强的姑娘呢。’确实，她是个很坚强的姑娘……她心地善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你留在这儿干什么！反正一样，不会更糟的。你说说，你还没有尝够村长拳头的滋味吗，啊？’马特廖娜顿时愤恨得满脸通红，嘴唇也哆嗦起来，‘可是因为我，我一家就都活不成了。’‘你一家……会把他们流放出去吗？’‘会流放出去的；我哥哥大概会给流放出去的。’‘你父亲呢？’‘父亲不会给流放，他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好裁缝。’‘喏，你看；你哥哥也不会为这件事完蛋的。’您相信吗，我硬是说服了她；她还想说，‘您将来要为这件事负责任的……’我说，‘这件事你就不必操心了……’我还是把她带走了……不是这一次，而是另一次：在一天夜里，我乘马车来，把她带走了。”

“带走了？”

“带走了……就这样，她在我那儿住下。我家的房子不很大，仆人也很少。我的仆人，坦率地说，都很尊敬我；不会为了任何好处出卖我。我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马特廖努什卡⁽³⁾休息了一阵，身体康复了；我跟她真是如胶似漆……这是个多么好的姑娘啊！她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还会弹吉他……我不让她在左邻右舍中露面，以免走漏风声！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戈尔诺斯塔耶夫·潘捷列伊——您认识他吗？他非常喜欢她，像对一位太太那样吻她的手，真的。告诉您，戈尔诺斯塔耶夫和我不一样；他是个有教养的人，普希金的作品他都读过，他跟马特廖娜和我谈话，我们总是洗耳恭听。他还教会她写字，真是个怪人！至于我给她穿的衣服，那简直比省长夫人还讲究。我给她做了一件镶毛皮边的深红色丝绒大衣……这件大衣穿在她身上多么合适啊！这件大衣是莫斯科一个外国时装店女裁缝按照新款式缝制的，是束腰的。可是这个马特廖娜却多么古怪啊！她总是闷闷不乐，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眼睛望着地板，眉毛一动不动。我也是坐着，看着她，总是看不够，就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似的……她笑一笑，我心里就怦然一动，好像有人在呵我痒痒。有时候她突然笑起来，开玩笑，跳舞，那么热烈地紧紧拥抱我，弄得我晕头转向。我常常从早到晚一直在动脑筋：怎样才能博得她的欢心？您信不信，我送礼物给她只是为了看一看，她，我那宝贝，有多高兴，她怎样高兴得满面通红，怎样试用我的礼物，怎样穿着新衣服走到我跟前吻我。她父亲库利克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她的消息，老头儿跑来看我们，哭得好厉害……这是因为高兴才哭的，您说是这样吗？我们送给库利克好多礼物。我那宝贝最后亲自拿出五卢布钞票送给他，他竟扑通一声跪在她脚下——他就这么怪！我们就这样过了五六个月，我真愿意就这样和她过一辈子，可是我的命运真该诅咒！”

彼得·彼得罗维奇停了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我同情地问他。

他挥了一下手。

“一切都完蛋了。又是我害了她。我的马特廖娜非常喜欢乘雪橇，她还常常亲自赶马；她穿上毛皮大衣，戴上托尔若克绣花手套，一路上只管吆喝。我们总是在傍晚驾雪橇出去兜风，您知道这是为了免得让人家碰到。有一次我们就选了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寒冷、晴朗，没有风……我们就这样出门了。马特廖娜拿起缰绳，我就看她要上哪儿去。难道要到库库耶夫卡，她女主人的村子去吗？真的，是驶往库库耶夫卡。我对她说：‘疯姑娘，你要到哪儿去？’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她说，‘让我去逗她玩玩吧。’‘唉！’我想，‘豁出去啦！……’试想，从主人庄院跟前驶过能有好结果吗？您自己说说，能有好结果吗？我们还是往前赶。我的溜蹄马就像在飘一样，一对拉套马，我跟您说，跑得简直像一阵旋风。瞧，库库耶夫卡的教堂都看得见了；忽然，一辆旧的绿色轿车式雪橇顺着大路慢慢滑过来，一个听差高高站在后脚镫上……女主人，是女主人来了！我心里好害怕，可马特廖娜抓起缰绳往马身上猛抽了几下，我们的雪橇朝那轿车式雪橇直冲过去！那马车夫，您知道吗，一看见对面冲过来一辆雪橇，便想让开，可是他转弯太急，那轿车式雪橇便翻倒在雪堆上了。车窗上的玻璃碎了，女主人叫起来：‘哎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哟，哎哟！’那陪伴也尖声直叫：‘勒住马，勒住马！’可是我们一溜烟从旁边飞快地溜掉了。我们一路飞驰，我心里想：‘这回糟了，我不该允许她到库库耶夫卡来。’您说怎么着？女主人认出了马特廖娜，也认出了我，那老太婆便告了我一状，说：‘我那逃跑的女奴住在贵族卡拉塔耶夫家里，’并且照例贿赂了有关的官员。您瞧，警察局长来找我了，那警察局长我是认识的，叫斯捷潘·谢尔盖伊奇·库佐夫金，是个好人，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个坏蛋。他来了，对我如此这般，说明了缘由：‘彼得·彼得罗维奇，您怎么干出这种事来？……这件事关系重大，法律上规定得清清楚楚。’我对他说：‘是的，这件事我当然要和您谈一谈，不过，您远道而来，要不要先吃点东西？’他同意吃点东西，但又说：‘我这是公事公办，彼得·彼得罗维奇，您自己想想吧。’‘那是当然，公事公办，’我说，‘那是当然，不过我听说，您有一匹小黑马，您想不想换我那匹兰普尔多斯？……至于马特廖娜·费多罗娃那姑娘，她不在我这儿啊。’‘不，’他说，‘彼得·彼得罗维奇，姑娘在您这儿，我们可不是住在瑞士……至于用兰普尔多斯换我那匹小马，那是可以的；可以的，那我就把它带走啰。’这一次我好歹把他打发走了。但是老太太闹得更凶了，她说：‘就是花上一万卢布我也不在乎。’您知道吗，她当初看见我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起了个念头，要我娶她那个穿绿连衣裙的陪伴——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为了这件事，她才那么狠心。这些太太什么主意想不出来啊！……大概是闲得无聊了。我的处境变得很糟：钱我不吝惜，还把马特廖娜藏了起来，可是不行！他们把我折腾得好苦，弄得我晕头转向。我债台高筑，身体也弄坏了……有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我的上帝，我为什么要吃这么大的苦头？我怎么办哪，既然我离不开她？……是啊，我离不开她，就是离不开！’突然马特廖娜跑进我的房间里来。这段时间里我已经把她藏在离我家两俄里的一座自己的庄子里。我吃了一惊。‘怎么？你在那边是不是让他们发现了？’‘没有，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说，‘在布勃诺沃谁也没有打扰我，但能长期这样躲下去吗？’她说，‘我的心快要碎了，彼得·彼得罗维奇；我舍不得您，我亲爱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爱，彼得·彼得罗维奇，现在我是来和您告别的。’‘你这是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啦，你疯了？……怎么是告别？怎么是告别？’‘是这样……我去投案自首。’‘疯姑娘，我要把你关到阁楼上……你是不是想毁了我？是不是想送掉我的命？’姑娘一声不吭，只看着地板。‘喂，你说话啊，你说话啊！’‘我不想再给您造成更多的麻烦，彼得·彼得罗维奇。’唉，你去跟她说说看……‘可你知道吗，傻瓜，你知道，疯……疯姑娘……’”

彼得·彼得罗维奇竟号啕大哭起来。

“您猜结果怎么样了？”他捏紧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继续说。他竭力蹙紧眉头，可是眼泪还是一个劲儿顺着火热的脸颊流下来，“姑娘真的去自首了，她去自首了……”

“马准备好了！”驿站长走进来，得意洋洋地喊道。

我们两人都站了起来。

“后来马特廖娜怎么啦？”我问。

卡拉塔耶夫挥了挥手。

邂逅卡拉塔耶夫一年后，我有机会到莫斯科去。有一次午饭前我走进猎人市场后面的一家咖啡馆，这是莫斯科一家有特色的咖啡馆。在弹子房里弥漫的烟雾中隐约闪现着一些通红的面孔、胡髭、额发、旧式匈牙利骑兵式上衣和最新式斯拉夫式上衣。几个穿朴素常礼服的瘦老头在那里看俄文报纸。侍者端着盘子轻轻地踩着绿色地毯，敏捷地走来走去。商人们神情极其紧张地在那里喝茶。忽然从弹子房走出一个人来。他头发有点散乱，脚步不稳，双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目光无神地往四下里看了看。

“哎呀呀，哎呀呀！彼得·彼得罗维奇！……近来好吗？”

彼得·彼得罗维奇差点没奔过来搂住我的脖子，他稍稍摇摆着身子，把我拉进一间小小的雅座。

“就在这儿，”他殷勤地让我坐在圈椅里，说，“这儿您可以舒服些。来人，拿啤酒来！不，要香槟！真的，说实话，真没想到，没想到……来很久了吗？要住很久吗？这真像俗话所说的，天赐良机呀……”

“是啊，您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怎么不记得，”他连忙打断我的话，“事情已经过去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那么，您在这儿做些什么呢，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

“我过的日子就像您看到的。在这儿生活得很好，这儿的人都很亲切。我在这儿可以安心了。”

他叹了一口气，抬起眼睛望望上面。

“您在哪儿高就？”

“不，我还没有当上差，我想不久就可以定下来了。不过当差有什么意思？……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在这儿认识了一些多么好的人啊！……”

一个小厮用黑色盘子端来一瓶香槟酒。

“瞧，这也是个好人……瓦夏，你是个好人，对吗？祝你健康！”

小厮站了一会儿，有礼貌地摇摇头，笑了笑，走出去了。

“是的，这儿的人都很好，”彼得·彼得罗维奇继续说，“富有感情，心地善良……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一下？一些非常好的小伙子……他们一定会很高兴认识您。我告诉您……博勃罗夫死了，太不幸了。”

“哪个博勃罗夫？”

“谢尔盖·博勃罗夫。是个很出色的人；他接济过我这个粗野的乡下人。戈尔诺斯塔耶夫·潘捷列伊也死了。都死了，都死了！”

“您一直住在莫斯科吗？没有回乡下去过？”

“到乡下去……我的村子卖掉了。”

“卖掉了？”

“是拍卖的……可惜您没有买下！”

“那您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彼得·彼得罗维奇？”

“我不会饿死的，上帝会保佑！没有钱，但有朋友。钱算得了什么？——粪土！黄金也是一堆粪土！”

他眯起眼睛，手在口袋里掏了半天，拿出两枚十五戈比和一个十戈比的钱币，放在手掌上给我看。

“这是什么？不过是粪土！（钱飞落到地上。）您最好还是告诉我，您读过波列扎耶夫⁽⁴⁾的诗没有？”

“读过。”

“您看过莫恰洛夫⁽⁵⁾扮演的哈姆雷特吗？”

“没有，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卡拉塔耶夫脸色发白，眼睛不安地转动着，他扭过脸去，嘴唇颤动了一下。）啊，莫恰洛夫，莫恰洛夫！‘死，就是睡眠’。”他声音低沉地说。

　　死，就是睡眠——

就这样；而如果睡眠就等于了结了

心痛以及千百种身体要担受的

皮痛肉痛，那该是天大的好事，

正求之不得啊！死，就是睡眠……⁽⁶⁾

“睡着了，睡着了！”他喃喃地说了几遍。

“请您告诉我，”我刚开始说，他又热烈地念下去：

谁甘心忍受人世的鞭挞和嘲弄，

忍受压迫者虐待、傲慢者凌辱，

忍受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

衙门的横暴，做埋头苦干的大才、

受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脚踢出去，

如果他只消自己来使一下尖刀

就可以得到解脱啊？……你做祷告

别忘掉也替我忏悔罪恶。⁽⁷⁾

他低下头，伏在桌子上。他结结巴巴地说起胡话来。

“过了一个月，”他又振作起精神念起来：

短短一个月，她像泪人儿一样

给我父亲送葬去穿的鞋子

还一点都没有穿旧呢，哎呀，你看她，

（无知的畜生也还会哀痛得久一点呢！）⁽⁸⁾

他端起一杯香槟，送到嘴边，但没有喝，又念下去：

为了赫古芭？

赫古芭对他或者他对赫古芭

什么值得他哭她呢？……

可是我，

一个糊涂蛋，可怜虫，萎靡憔悴……

我是个懦夫吗？

谁叫我坏蛋……把手直戳我的脸

骂我说谎？谁对我这样的，嗨？

活该，我活该忍受！因为我怎样说

也总是胆小如鼠，缺少胆汁，

不以饱受欺压为苦……⁽⁹⁾

卡拉塔耶夫松开手，让酒杯落到地上，抓住自己的头。我觉得我已经理解了他的心情。

“好吧，有什么好说的，”最后他说，“旧事不能重提……对吗？（他笑起来。）祝您健康！”

“您还打算留在莫斯科吗？”我问他。

“我要死在莫斯科！”

“卡拉塔耶夫！”隔壁房间里响起喊叫声。“卡拉塔耶夫，你在哪儿？到这儿来，亲爱的人儿！”

“在叫我了，”他费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再见，有机会到我那儿去坐坐，我住在××。”

但是第二天由于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我必须离开莫斯科，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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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甘蔗做的一种烈性酒。

(2) 一种起源于古代、腿细而善跑的猎犬，产于俄罗斯的灵最为有名。

(3) 马特廖娜的爱称。

(4) 波列扎耶夫（1804—1838），俄国诗人。因写抨击君主制的诗《萨什卡》被流放。

(5) 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演员，以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等悲剧而著名。

(6) 见《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引用卞之琳的译文。下同。

(7) 《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

(8) 《哈姆雷特》第1幕第2场。

(9) 《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

约　　会

秋天，将近九月半，我坐在白桦林里。一清早起就一会儿下起霏霏细雨，一会儿又出现温暖的阳光；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天气。天空时而布满疏松的白云，时而有几处突然晴朗了一会儿；于是从散开的乌云中间露出一小块蓝天，它明朗可爱，宛如美丽的明眸。我坐着，环顾四周，侧耳倾听着。树叶在我头顶上轻轻响动着，光从它们的簌簌声中就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那不是春天充满欢乐的颤抖，不是夏天柔和的细语和娓娓的长谈，不是晚秋羞怯而冷漠的絮叨，而是一种隐约可闻、令人昏昏欲睡的絮语声。微风轻轻吹拂着树梢。被雨水打湿的树林里面，或由于阳光照耀，或由于云遮雾障而不断起着变化；它一会儿阳光灿烂，仿佛其中的万物都绽开了笑脸：不太茂密的白桦的细细树干一瞬间发出白色丝绸般的柔和光泽，飘落在地上的小树枝突然变得色彩斑斓，像足赤的金子一样熠熠生辉，高大葱茏的蕨类植物的美丽茎秆已经染上熟葡萄一样的秋色，在你眼前无休无止地盘结缠绕，互相交错；一会儿四下里又突然变成一片淡淡的蓝色：鲜艳的色彩顷刻间变得黯淡无光，白桦仍然是白色的，但没有了光泽，白得像冬天太阳闪烁的寒光尚未触及的新雪，于是一阵牛毛细雨诡谲地悄悄洒了下来，在树林里发出潇潇的声音。白桦树上的叶子几乎还全是绿色的，虽然已经明显地发白；只有某几个地方还孤零零地长着一棵小白桦，它全身泛出红色或金黄色，值得一看的是，当阳光突然闪烁变幻，穿过刚刚被晶莹的雨水冲洗过的稠密细枝织成的网照射到它身上的时候，它是多么鲜艳夺目。听不见一只鸟儿的啁啾。所有的鸟儿都栖息着，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是偶尔有一只山雀发出含着嘲笑意味的铜铃般的叫声。在我歇息于这片小白桦林之前，我已经带着狗穿越那高高的白杨林。说实话，我不很喜欢白杨这种树，不喜欢它那淡紫色的树干和它那尽量往高处长并且像颤动的扇子一样展开在空中的金属般灰绿色的叶子；我不喜欢它那脏兮兮的圆叶子，它总是笨拙地挂在长长的叶柄上晃个不停。只有在某些夏天的傍晚，它孤零零地高耸在低矮的灌木丛当中，迎着落日的霞光，闪耀着，抖动着，从梢头到根部沐浴着同样的橘红色，或者在晴朗有风的日子，它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整个儿哗啦啦地摇摆着，喁喁絮语着，它的每一张叶子都充满了渴望，似乎想脱离枝干，飞向远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白杨才是美丽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不喜欢这种树；因此我不在白杨树林里歇息，而来到白桦林里，在一棵树枝低低地覆盖在地面上因而可以在那里躲雨的树下栖身，在欣赏了一下周围的景色之后，便进入了只有猎人才熟悉的那种宁静而温柔的梦境。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但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整个树林里已充满了阳光，四面八方，透过欢乐地喧闹的树叶可以看见点点仿佛在闪亮的灿烂的蓝天；云彩被大风吹散，已经消失了；阴霾扫尽，天空晴朗，空气特别干爽清新，使人感到神清气爽，这样的空气几乎总是预示着在阴雨天之后将会出现一个宁静清朗的黄昏。我已经准备站起来，再去试试运气，我的目光忽然在一个纹丝不动的人身上停住。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年轻的农家姑娘。她坐在离我二十步的地方，心事重重地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她的一只手半张着，手里有一大束野花，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这束花便慢慢滑到她的格子裙上。洁白的衬衫，扣紧的上衣领和袖口，形成短短的柔和的波纹落在她身上；大粒的黄色珠串成双行从脖子上挂到胸前。她的相貌长得很不错。漂亮浓密的浅灰色头发仔细地梳成两个半圆形从一根狭小的红色发带下向两边分开垂落，那发带几乎就束在她那象牙般白皙的额头上。她脸庞的其余部分由于有时晒太阳而现出细嫩皮肤特有的那种金黄的黝黑。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因为她的眼睛没抬起来，但我清楚地看见她那细细、高高的眉毛和她那长长的睫毛：那睫毛是湿润的，她的一边脸颊上在阳光照射下闪现着干了的泪痕，这泪痕一直挂到有点苍白的嘴唇上。她的整个头部都很好看；即使她那稍稍肥厚的圆鼻子也无损于它的韵致。我特别喜欢她脸上的表情：它是那么纯真而温柔，那么忧郁，对自己的忧郁充满了稚气的困惑。她显然在等某个人；树林里只要有一点响声，她立刻会抬起头来，往四下里看看；在明亮的阴影里她的眼睛在我面前很快地闪了一下，那双眼睛又大又亮，像扁角鹿一样怯生生的。要是什么地方发出一点声音，她便睁大眼睛注视着那个地方，谛听一会儿，叹一口气，无声无息地回过头来，更低地垂下头，慢慢摆弄着花朵。她的眼圈发红，嘴唇痛苦地瘪了一下，泪珠又扑簌簌从浓密的睫毛里滚出来，停在脸上，闪着光。这样过了好久；可怜的姑娘一动也不动，只是偶尔痛苦地移动一下双手，倾听着，一直倾听着……树林里又有了响声，她浑身一震。这声音没有停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终于可以听见果断而急速的脚步声。她挺直身子，仿佛有些胆怯了；她那专注的目光颤抖着，燃烧着期待的光芒。密林中很快就闪现出一个男人的身影。她仔细看了看，脸刷地绯红起来，欣喜而幸福地微笑了一下，刚想站起来，又俯下身子，脸色发白，不知所措，直到来人在她身旁站定，她才抬起那颤动的、几乎是哀求的目光看着他。

我从隐蔽的地方好奇地看着他。说实话，他给我的印象并不愉快。从各种迹象上看，这是某个富有的年轻地主的宠仆。他的装束暴露出他对时髦和流行的玩世不恭习气的追求：他穿着一件可能是主人穿过的古铜色短上衣，钮扣一直扣到顶，系一条两头都是浅紫色的粉红领带，缀金线的黑丝绒帽子一直扣到眉毛上。白衬衫的圆领无情地顶住他的耳朵，划着他的脸颊，浆硬的套袖直盖到他那弯曲发红的手指，手指上戴着嵌有勿忘草形绿松石的金银戒指。他的脸红润而细嫩，带着一种厚颜无耻的神色，据我观察，这种类型的脸几乎总是为男人所厌恶，却不幸常常博得女人的垂青。他那粗野的面孔显然竭力想装出一种轻蔑和厌倦的表情；他不断眯起他那本来就很小的灰白色小眼睛，皱紧眉头，挂下嘴角，故意打哈欠，带着一种漫不经心却又不大自然的放肆神气时而伸手理理卷得很得意的火红色鬓发，时而捻捻翘在厚嘴唇上方的黄胡子——总之，那样装腔作势着实叫人无法忍受。他一看见这个正在等他的农家姑娘，便装腔作势起来；他慢慢地大摇大摆着走到她跟前，站了一会儿，耸耸肩膀，把两只手插进大衣口袋里，勉强冷漠而随便地看了一眼那可怜的姑娘，便在地上坐下。

“怎么，”他说，仍旧望着旁边某个地方，晃着一条腿，打着哈欠，“你在这儿等了好久了吗？”

姑娘没有立即回答他。

“好久了，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她终于用勉强听得出的声音说。

“噢，”他摘下帽子，煞有介事地捋了一下几乎从眉毛上生起的卷得很紧的头发，神气活现地向四下里望望，又爱惜地把帽子戴到他那宝贝脑袋上。“我差点忘记了。再说，你看，又在下雨！”他又打了个哈欠。“事情多得不得了：没法子样样照顾到，那一位还要骂人呢。我们明天要走了……”

“明天？”姑娘说，惊慌地看着他。

“明天……好了，好了，好了，别这样，”他看见她全身哆嗦起来，并慢慢低下头，连忙没好气地接着说，“别这样，阿库琳娜，不要哭了。你知道，你这样我受不了。”他皱起那蒜头鼻子。“不然我马上就走……你真傻——哭什么呀！”

“呣，我不哭，我不哭，”阿库琳娜竭力咽下眼泪，急忙说。“这么说，您明天就要走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上帝什么时候再让我们见面呢？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

“会见面的，会见面的。不是明年，就是以后。老爷大概想到彼得堡去谋个差事，”他漫不经心地继续小声说，“我们也许还要到国外去。”

“您会忘记我的，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阿库琳娜伤心地说。

“不会的，怎么会？我不会忘记你：不过，你脑子要放灵活点，别傻里傻气，要听你父亲的话……我不会忘记你的，不——会。”他若无其事地伸了个懒腰，又打了个哈欠。

“不要忘记我，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她用哀求的声调继续说。“我是那么爱您，一切都是为了您……您说我要听父亲的话，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可我怎么能听父亲的话呢……”

“为什么？”他脸朝天躺在草地上，两只手垫在头下，说这句话时声音好像是从肚皮里发出来的。

“我怎么能听他的话呢，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您自己也知道……”

她不再作声。维克多摆弄着怀表的链条。

“阿库琳娜，你不是个傻姑娘，”他终于说，“所以你不要说傻话。我是要你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当然，你不傻，不完全像个人家所说的农家姑娘；你母亲以前也并不一直是农家姑娘。但你毕竟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人家对你说的话，你应该听。”

“这太可怕了，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

“咦，真是胡说八道，我亲爱的：有什么可怕的！你手里是什么，”他挪近她，说，“是花吗？”

“是花，”阿库琳娜垂头丧气地回答。“这是我采的艾菊，”她稍微活跃了些，继续说。“给小牛吃是很好的。这是金盏花，可以治瘰疬病。您看，多好看的花；这么好看的花我生来还没有看见过。你看，这是勿忘草，这是香堇……这是送给您的，”她从黄色矢车菊底下拿出一小束用细草扎起来的浅蓝色矢车菊，“您要吗？”

维克多懒洋洋地伸手接过花，很随便地闻了闻，在手里转动着，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庄重神气抬头望望上面。阿库琳娜望着他……在她忧郁的目光里饱含着温柔的忠诚、恭敬的顺从和情爱。她又怕他，又不敢哭，又要和他告别，又要最后一次把他看个够；而他则像土耳其皇帝一样摊手摊脚地躺着，带着宽宏大量的耐心和降贵纡尊的神气接受她的崇拜。说实话，我怀着愤怒的心情看着他那张通红的脸，这张脸在装腔作势的轻蔑的冷漠中透露出一种得意和令人生厌的唯我独尊的神气。在这一瞬间，阿库琳娜显得非常美丽：她的整个心灵都对他信任而热烈地敞开，想去亲近他，向他表示亲热，可他……他把矢车菊扔在草地上，从大衣的侧袋里拿出一块镶铜边的圆玻璃片，把它嵌到眼睛上；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皱起眉头，抬起面颊甚至鼻子想夹住它，玻璃片还是落下来，掉在他手上。

“这是什么？”惊奇的阿库琳娜终于问道。

“单眼镜，”他一本正经地回答。

“干什么用的？”

“为了看得更清楚。”

“让我看看吧。”

维克多皱起眉头，但还是把玻璃片递给了她。

“别打破，当心点。”

“别担心，我不会打破的。”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眼睛上。“我一点儿也看不见，”她天真地说。

“你得把一只眼睛眯起来呀，”他用不满意的指导老师的口气说。（她眯起戴着玻璃片的那只眼睛。）“不是这一只，你真笨！是另一只！”维克多大声叫嚷着，不等她改正过来，就把玻璃片拿走了。

阿库琳娜脸红起来，微微笑着，扭过脸去。

“可见这不是我们用的东西，”她说。

“这还用说吗！”

可怜的姑娘不再说什么，只是深深叹了一口气。

“唉，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您不在，我可怎么过日子啊！”她突然说。

维克多用衣裾擦擦单眼镜，把它放回口袋里。

“是啊，是啊，”他终于说起来。“开头你会觉得难过的，这不错。”他体谅地拍拍她的肩膀，她轻轻地从肩膀上拉起他的手，怯生生地吻了吻。“呣，是的，是的，你确实是个好姑娘，”他得意地笑了笑，继续说，“可有什么办法呢？你自己想想看！我和老爷不能留在这儿啊，冬天很快就到了，乡下的冬天，你自己也知道，真是糟糕透了。在彼得堡就好得多！那边简直美妙极了，傻姑娘，你就是做梦也想象不到。多好的房子、街道，而社交界，教养，简直叫人惊叹不已！……”阿库琳娜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像小孩一样微微张着嘴。“不过，”他在地上翻了个身，又说，“我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根本就听不懂。”

“为什么，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我懂的，我全听得懂的。”

“瞧你这样子！”

阿库琳娜垂下头。

“以前您不是这样跟我说话的，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她没抬起眼睛说。

“以前？……以前！瞧你说的！……以前！”他说着，好像生气了。

他们两人都不再说话。

“可是我得走了，”维克多说，他已经用胳膊肘撑起身子……

“再等一会儿吧，”阿库琳娜用哀求的声音说。

“等什么？……我已经跟你告别过了。”

“等一会儿吧，”阿库琳娜又说了一遍。

维克多又躺下来，并且吹起口哨。阿库琳娜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看得出，她的情绪渐渐激动起来：她的嘴唇抖动着，苍白的面颊微微泛出红晕……

“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她终于断断续续地说，“您不该这样……您不该这样，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真的！”

“什么不该这样？”他皱起眉头，稍稍抬起头来并向她转过去，问道。

“您不该这样，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在分手的时候，您哪怕对我说句好话也好啊，您哪怕对我这苦命的孤儿说句好话也好啊……”

“我跟您说些什么好呢？”

“我不知道，这个您比我懂，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您就要走了，您哪怕说一句话……瞧我得到什么报应啦？”

“你真怪！我能说什么呢？”

“哪怕说一句话……”

“唉，你老是这一套，”他恼怒地说，站了起来。

“您别生气，维克多·亚历山德雷奇，”她勉强忍住泪，急忙说。

“我不生气，只是你太傻……你想要些什么呢？你知道我是不能娶你的吗？知道我不能娶你吗？既然这样，你还想要什么呢？要什么呢？”他把脸向前冲了冲，好像在等待回答，又把手指张开。

“我什么……什么也不想要，”她结结巴巴地回答，竭力大着胆子向他伸出一双颤栗的手，“在分手的时候，您哪怕对我说一句话……”

她的眼泪像小河一样流下来。

“嘿，真的是这样，又哭起来了，”维克多把帽子扣到眼睛上，冷冷地说。

“我什么也不想要，”她哽咽着，双手掩住脸，继续说，“可是我在家里怎么办呢，我在家里怎么办呢？我将来的日子怎么过，我这苦命人以后怎么办？他们会把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嫁给我不喜欢的人……我这苦命人！”

“唱下去吧，唱下去吧，”维克多在原地转来转去，喃喃地说。

“哪怕说一句话，哪怕一句……就说，‘阿库琳娜，’就说，‘我……’”

突然迸发出来的撕心裂肺的号啕大哭使她不能把话说完——她倒下来把脸伏在草地上痛哭起来……她的整个身子痉挛地起伏着，后脑勺也不断地上下起伏着……压抑了很久的痛苦终于像决了堤的洪流一样奔涌而出。维克多高高地站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耸耸肩膀，转过身，迈开大步走了。

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下来，抬起头，站起来，回头看看，沮丧地拍了一下手；她想跑去追他，可是两条腿发软——她跪了下来……我忍不住向她奔去；但她一看见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她轻轻地叫了一声，站起来，立刻消失在树林里，只在地上留下一堆撒落的花。

我站了一会儿，拣起那束矢车菊，走出树林，来到田野上。太阳低低地挂在淡淡的明亮的天空中，阳光也仿佛变得暗淡而寒冷：它没有了光芒，只是融化成一片均匀的淡淡的光。到黄昏还剩下不到半个小时，天空只有一抹淡淡的晚霞。风一阵阵掠过发黄的收割过的麦田，迅速向我吹来；拳曲的小树叶在麦田前急速地飞起，从田野旁掠过，穿过道路，沿着树林边缘飞去；壁立在田野上的树林整个儿颤抖着，闪耀着万点金光，轮廓分明，却不耀眼；在有点发红的草地上，草茎上，麦秸上，到处都有无数秋天的蛛丝在闪闪发亮，随风飘动。我停住脚步……我心中油然产生惆怅之感；正在凋零的大自然虽然还在发出并不很愉快却还清新的微笑，对已经不远的严冬的恐惧却已悄悄爬上心头。一只小心的乌鸦用它的翅膀沉重而猛烈地划破长空，高高地从我头顶上飞过，又从旁边看我一眼，呱呱叫着，向上飞去，消失在树林后面；一大群鸽子从打谷场上急速腾飞起来，突然盘旋成柱状，又纷纷飞落到田野上——这正是秋天的征候！有人驾着一辆空车从光秃的山丘后面走过，发出震耳的辘辘声……

我回到家里，但可怜的阿库琳娜的形象仍久久在我脑海里萦回，她那束早已枯萎的矢车菊至今还保存在我家里……

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

在一次旅行中我应邀去一位富裕的地主和猎人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格××家赴宴。他的村子坐落在离我当时所住的小村子约莫五俄里的地方。我穿上燕尾服——我劝任何人出门的时候，即使是去打猎，也要穿上这种服装——就到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去了。宴会定于六点钟开始；我五点钟到达时，在那里碰到了许许多多穿制服、便服和其他很难说出名称的衣服的贵族。主人亲切地接待了我，又立刻跑到餐厅仆役的房间里去了。他在等候一个重要的官员，心情有些激动，这和他在社会上和财富上所处的独立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亚历山大·米海雷奇从未结过婚，也不喜欢女人；来他家聚会的都是单身汉。他生活阔绰，他把祖传的府邸加以扩建，并装修得富丽堂皇，每年从莫斯科订购一万五千卢布的酒，向来受到极大的尊敬。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早就退休，没有获得任何头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硬要请一位当官的客人光临，并且从举行盛宴的这天一大清早起就激动不已呢？这正如我熟悉的一位法院检察官在有人问及他是否接受人家自愿奉送的贿赂时所说的：只有天知道。

同主人分开后，我便到各个房间去走走。客人我几乎全不认识；已有二十来个人围着牌桌在打牌。在这些朴烈费兰斯的爱好者当中有两个军人，气度不凡，只是有些衰老，还有几个文官，领带打得又高又紧，染了色的八字胡垂挂下来，只有性格果断、心地善良的人才这般打扮（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一本正经地理着牌，对于走到身边来的人，头也不转动一下，只是斜着眼看看他们）；有五六个县里的官吏，一个个大腹便便，胖乎乎的手汗津津的，两条腿规规矩矩的，动也不动一下（这些绅士说话时轻声细语，和蔼可亲地向各方面扮着笑脸，把手里的牌紧靠着胸衣拿着，出王牌的时候也不敲响桌子，而是把牌作弧形轻轻地抛到绿呢桌面上，收拢赢来的牌时发出一种轻轻的、极有礼貌的嚓嚓声）。其余的贵族或坐在长沙发上，或成群挤在门口和窗户旁边；有一个已经不年轻、容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红着脸，忸怩不安地在肚子前面把玩着他的表坠，虽然没有人注意他。有几个绅士穿着莫斯科裁缝——终身行会师傅菲尔斯·克留欣做的圆摆燕尾服和格子西装裤正毫无顾忌、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并随意转动着他们那油光闪亮的秃头；一个高度近视、浅色头发、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头到脚一身黑色装束，看样子有些腼腆，但在那里不以为然地冷笑着……

然而我已经感到有些寂寞，突然有个名叫沃伊尼岑的人来到我跟前，他是个学业没有完成的年轻人，寄住在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里，是他家的……说不准是他家的什么人。他打枪打得非常好，又善于训练猎犬。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属于这样一种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在每一次考试时往往“装木头人”，也就是对教授的问题一言不发。为了追求音节的美妙，人们称这些先生为“蓄络腮胡子的人”（可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譬如，让沃伊尼岑去应试。在叫到他的名字之前，沃伊尼岑端端正正、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这时他却浑身上下热汗淋漓，慢慢地、毫无目标地向四周环视一下，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地把纽扣一直扣到制服上面，侧着身挤到考试桌前。“请拿一张试题，”教授很愉快地对他说。沃伊尼岑伸出手去，手指战战兢兢地碰到那一叠试题。“请不要挑选，”一个外来的但很容易激动的小老头，其他系的教授，突然愤恨起这个不幸的蓄络腮胡子的人，声音颤抖着对他说。沃伊尼岑乖乖地顺从自己的命运，取了一张试题，出示了号码，便走到窗口坐下，等待前面的考生回答完问题。沃伊尼岑坐在窗口，眼睛盯着试题，只是偶尔像刚才一样慢慢地向四周环视一下，但肢体却一动不动。可是这时前面的考生回答完了问题，教授们按照他的才能，对他说了一句：“很好，您可以出去了，”或者甚至是：“很好，好极了。”这回叫到沃伊尼岑了；沃伊尼岑站起来，步履坚定地走到考试桌前。“请把试题念一下，”教授对他说。沃伊尼岑双手把试题拿到鼻子底下，慢慢地念着，又慢慢地放下双手。“好吧，请回答，”还是那位教授懒洋洋地说，他把身子往后一靠，把双手抱在胸前。考场里像坟墓一样寂静。“您怎么了？”沃伊尼岑一声不吭。外系来的小老头焦躁起来。“您说话呀！”我那位沃伊尼岑还是一声不吭，仿佛吓呆了。他那剃得光光的后脑勺一动不动地徒然对着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那外系来的小老头的眼珠子几乎要弹出来：他恨透了沃伊尼岑。“这太奇怪了，”另一个会考人说，“您怎么像哑巴似的站着，您回答不出，是不是？不然，您就说呀。”“请允许我另拿一张试题，”不幸的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教授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好，请吧，”主考人挥了一下手，回答。沃伊尼岑又拿了一张试题，又坐到窗口，又回到考试桌前，又像死人一样一声不吭。外系来的小老头恨不得把他整个儿生吞下去。最后教授们把他赶出去，给他打了个零分。您以为现在他至少会跑出去离开了吧？没有这回事！他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临走的时候还大声感叹：“唉，挨了一顿骂！这叫什么考试！”这一天他就整天在莫斯科闲逛，有时抓抓自己的头皮，痛苦地咒骂自己这种无能的命运。自然，书本他连碰也不碰，到了第二天早晨，又演出了同样的一幕。

现在就是这个沃伊尼岑来到我跟前。我和他聊聊莫斯科，聊聊打猎的事。

“您愿意不愿意，”他突然轻声对我说，“我介绍您认识本地一个最俏皮的人？”

“那就劳驾了。”

沃伊尼岑把我领到一个小个子、留着高高的额发和胡髭、穿着咖啡色燕尾服、系着花领带的人跟前。他那肝火旺盛、机灵善变的面相的确显示出他的聪明和刻薄。那瞬息万变、辛辣讽刺的冷笑不断扭歪他的嘴唇；一双眯细的黑眼睛从不整齐的睫毛底下露出粗鲁的神色。他身边站着一个地主，那地主身材胖大，态度随和，一副甜蜜相——十足是个甜得发腻的人——还是个独眼。他在小个子说出俏皮话之前已先笑了，仿佛快活得全身都酥软了似的。沃伊尼岑把我介绍给这位爱说俏皮话的人，他叫彼得·彼得罗维奇·鲁皮欣。我们认识以后互致了最初的敬意。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我一位最好的朋友，”鲁皮欣抓住那甜滋滋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声音对我说。“别固执了，基里拉·谢利法内奇，”他说，“不会把你吃掉的。来吧，”他继续说，而这时手足无措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已经在笨拙地鞠躬了，那样子就像是肚子掉了下来似的。“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贵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极好，忽然想起要治眼疾，结果把一只眼睛给弄瞎了。后来他给自己的农民治病，也得到了同样的成绩……不过，当然啰，他们对他还是忠心耿耿……”

“您这个人真是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喃喃地说，并且笑了起来。

“您说下去啊，我的朋友，喂，说下去啊，”鲁皮欣接着说，“您这个人哪，恐怕要当选法官了，要选上了，您等着瞧吧。到那时，当然会有陪审员来帮您出主意的；不过，您还是要出面的，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哪怕说说别人的见解也好。弄得不巧省长来了，他会问：法官为什么说话结结巴巴的？那么，譬如说，就会有人告诉他：他得了麻痹症；省长就会说：给他放放血吧。您处于这样的地位，一定会同意，碰到这种事，会感到很不体面的。”

甜滋滋的地主笑得前仰后合。

“您看他笑的，”鲁皮欣继续说，幸灾乐祸地看着基里拉·谢利法内奇颤动的肚子，“他怎么能不笑呢？”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他吃得饱饱的，身体又好，没有孩子，不需要拿农奴去抵押，还为他们治病，老婆傻头傻脑。（基里拉·谢利法内奇稍稍扭过身子，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仍在哈哈笑着。）我也要哭，我老婆跟一个土地测量员跑了。（他咧开嘴笑着。）您不知道这件事？怎么会！她就这么打定主意，私奔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亲爱的，她说，彼得·彼得罗维奇，原谅我；我被爱情陶醉了，和我的心上人走了……而土地测量员之所以吸引她，只是因为他不剪指甲，穿着紧身裤。您感到奇怪吗？您会说，这个人真坦率。我的上帝！我们草原上的兄弟说话就是这么直截了当。不过我们还是走到旁边点好……干吗跟未来的法官站在一起……”

他挽住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到窗前。

“这儿的人都认为我是个俏皮的人，”谈话中他对我说，“您别相信这些话。我只不过是个不满现实的人，要大声骂人；因此我无拘无束。实际上，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客客气气呢？对别人的意见我看得一钱不值，我也不想得到什么好处；我是个恶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恶人至少不必动脑筋。这有多么快活，您真不会相信……您看，譬如说，您看看我们的主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奔忙，干吗呀，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扮笑脸，一会儿浑身冒汗，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却让我们饿肚子？这有什么稀罕——不过是个当官的罢了！瞧，瞧，他又在奔忙了，还瘸着腿呢，您看。”

于是鲁皮欣尖声笑了起来。

“只有一点不足，没有太太们，”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是个单身汉的宴会，要不然我们这些弟兄就快活了。您看，您看，”他突然大声喊叫起来，“科泽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子男人，蓄着大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眼就看得出是到过外国的……他总是姗姗来迟。我告诉您，他是个傻瓜，就像商人的一对马，您要是看见过就好了，他跟我们这帮人说起话来是多么客气，对我们那些如饥似渴的母亲和女儿们的恭维话又表现得气度不凡！……他有时也说几句俏皮话，尽管只是顺路来这里歇歇脚；可他是怎么说俏皮话的！就像钝刀子割绳索一模一样。他看我不顺眼……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于是鲁皮欣向公爵跑去。

“您看，我的仇人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身边对我说，“您看见了吗？那个面孔棕黄色、头上长着硬毛的胖子，喏，就是那个手里抓着帽子、沿着墙壁走过来、像狼一样东张西望的人。我曾经把一匹价值一千卢布的马以四百卢布的价钱卖给他，这个不声不响的家伙现在却有权利来轻视我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前或吃午饭以后，你对他说：您好，可他却回答：什么事？您看，一位高级官员来了，”鲁皮欣继续说，“一位退休的高级文官，破产的高级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女儿，一座患瘰疬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错了……不过，您是懂得的。啊！建筑师也到这儿来了！一个德国人，蓄着唇髭，可是业务一窍不通，真是咄咄怪事！……不过，他又何必精通业务呢？他只要收受贿赂，替我们这些柱子贵族⁽¹⁾多竖几根柱子就行了！”

鲁皮欣又哈哈大笑起来……但突然一种兴奋的激动情绪传遍了整座屋子。一位显贵驾临了。主人急忙向前厅奔去。几个忠实的家人和殷勤的客人也跟着奔去……热烈的谈话声变成柔和愉快的絮语声，宛如春天的蜜蜂在蜂房里发出的嗡嗡声。只有一只不肯安静的黄蜂——鲁皮欣，和一只耀武扬威的雄蜂——科泽尔斯基没有压低自己的声音……瞧，蜂王——那位显贵终于进来了。人心都向着他飞去，坐着的身子也欠起身来；甚至那个廉价向鲁皮欣买了一匹马的地主，甚至那个地主也低下下巴，抵住胸膛。那位显贵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威严：他频频仰起头，似乎在向别人点头致意，说了几句赞许的话，每说一句话，首先总要用长长的鼻音“啊”一声；他极其愤怒地看看科泽尔斯基公爵的胡子，向拥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产高级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这位显贵已经两次表示他很高兴，他赴宴没有迟到——所有的人便向餐厅走去，大人物走在前面。

无须向读者详细描述，怎样把那位显贵安排在首席，高级文官和省首席贵族之间——这位首席贵族神情轻松而庄重，和他那浆硬的胸衣、宽大的背心和装着法国烟草的圆形鼻烟壶十分相称；主人怎样张罗、奔走、忙活，敬客，顺路对着那位显贵的脊背微笑，像个小学生似的站在屋角，急匆匆喝下一小盆汤或吃下一块牛肉，管家怎样端上一条口里衔着一束花、长一俄尺半的大鱼，一些穿制服的仆役怎样板着面孔、阴沉着脸缠着每一个贵族，一会儿要给他们斟马拉加葡萄酒，一会儿要给他们斟干马德拉葡萄酒，几乎所有的贵族，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怎样像尽义务似地勉强干了一杯又一杯，最后，人们怎样嘭嘭响地打开香槟酒，举杯互祝健康：所有这一切，读者想必都了如指掌了。但我觉得特别精彩的是那位显贵在众人高高兴兴地洗耳恭听的时候亲口讲述的一段趣事。有一个人，大概是那位破产的高级文官，他很熟悉最新的文学动态，提到了女性的一般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对，对，”那位显贵接着说，“这话说得对。对年轻人就应该严加管教，要不然他们一看见女人的裙子就会神魂颠倒。”（所有的客人脸上都掠过一阵孩子般快乐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目光里甚至闪烁着感激之情。）“因为年轻人都很懵懂。”（这位显贵强调了“为”字，想必是为了表示他的权威，有时要改变单词通行的重音。）“就譬如说我的儿子伊凡吧，”他继续说，“这个傻瓜只有二十岁，可他却突然对我说：‘爸爸，让我结婚吧。’我对他说：‘傻瓜，你先得谋个差事……’嘿，他又是失望，又是流泪……可是我……不理他……”（这位显贵说出“不理他”这句话似乎不是从嘴里，而是从肚子里说出来的；他沉默了一下，对身旁的高级文官威严地看了一眼，而且把眉毛高高扬起，高得让人无法想象。高级文官愉快地向一侧点点头，极快地眨巴着瞧着显贵的那只眼睛。）“结果怎样呢，”那位显贵又说了起来，“现在他自己写信给我，说，爸爸，谢谢您教导了我这个傻瓜……可见，事情就应该这样处理。”所有的客人当然完全同意那位显贵的见解，而且似乎因为得到满足和教导而活跃起来……宴会结束后，来客都站起来，走到客厅去，发出较响然而还是不失体面，似乎在这种场合下能够容许的喧闹声……坐下来打牌。

我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关照我的马车夫明天早上五点钟给我套好马车，就去睡觉了。但是就在这一天里，还有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等着我去认识。

由于来客很多，谁也不可能单独睡一个房间。亚历山大·米海雷奇的管家把我带进一个绿莹莹的潮湿的小房间，那里已住着一个脱光了衣服的客人。看见我进来，他立即钻进被子里，把被子一直盖到鼻子上，在松软的绒毛褥子上翻腾了一会儿才安静下来，接着便从他那棉布睡帽的圆帽圈底下满怀戒心地注视着我。我走到另一张床（房间里共有两张床）跟前，脱了衣服，便躺到潮湿的被褥里。邻床的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向他道了晚安。

过了半个钟头。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睡着：一连串不必要的朦胧念头就像扬水机上上下下的吊桶似的一个接一个无休无止、顽固而单调地来到我的脑子里。

“您好像睡不着吧？”我的邻床说。

“是啊，”我回答，“您也睡不着吧？”

“我始终没睡着。”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地就迷糊过去了；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既然您不想睡觉，那您干吗躺到床上去？”

“那您叫我干什么呢？”

我没有回答邻床的问话。

“我觉得奇怪，”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说起来，“为什么这儿没有跳蚤。那么什么地方才有呢？”

“您好像在可怜它们，”我说。

“不，不是可怜。但我喜欢一切都合乎逻辑。”

“原来如此，”我想，“他用的是什么词儿啊。”

邻床又沉默了下来。

“您愿意跟我打赌吗？”他突然高声说。

“赌什么事？”

邻床开始让我感兴趣了。

“唔……赌什么事？就赌这件事：我相信，您把我当做傻瓜了。”

“没有的事，”我吃惊地嘟囔着。

“把我当乡下人，当大老粗了……您承认吧……”

“我还没有认识您的荣幸，”我不以为然地说。“您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怎么能！就凭您说话的声音：您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可我完全不是您想象中的那种人……”

“请听我说……”

“不，您听我说。首先，说法语我不比您差，说德语甚至比您好；其次，我在国外待了三年，光在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先生，我能背诵歌德的作品；此外，我曾长期恋着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后我娶了一位患肺病的小姐，她虽然掉了头发，人品却极好。可见我可以跟您平起平坐；我不像您认为的那样，是个乡下人……我也经常痛苦地反省，我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

我抬起头，以双倍的注意力看看这个怪人。在夜灯幽暗的光线下，我勉强看清了他的面貌。

“喏，您现在就在看我，”他理理睡帽，继续说，“您大概在问自己：今天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他？我告诉您，您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说话没有提高声音；因为我躲在别人后面，站在门背后，跟谁都没有讲话；因为管家端着盘子从我旁边经过时预先把臂肘抬得和我的胸口一样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我穷，其次，我与世无争……您说句实话吧，您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我？”

“我确实没有这种荣幸……”

“不错，不错，”他打断我的话，“这我知道。”

他抬起身子，把手抱在胸前；他的睡帽的长长影子折射到天花板上。

“请您坦率地说，”他突然侧目看了我一眼，又说，“您一定觉得我是个很古怪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怪物，或者也许更坏；也许您以为我是假装的怪人吧？”

“我还是要再次表示，我对您不了解……”

有一瞬间，他低下了头。

“为什么我要跟您这位素不相识的人突然间谈这些话呢？——上帝，只有上帝知道！（他叹了一口气。）并非因为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您和我，我们都是正派人，也就是说，都只管自己的事：您和我，我和您，都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这样？但我们两人都睡不着……那为什么不聊聊天呢？我很有兴致，这在我是很难得的。您也看得出，我很怕难为情，我怕难为情，并非因为我是个外乡人，没有一官半职，是个穷人，而是因为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可是有时候，我心境很好，这种偶然发生的情况我自己既不能决定，也不能预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怕难为情了，譬如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哪怕让我面对面和达赖喇嘛坐在一起——我还会向他要一点鼻烟嗅嗅呢。可是，也许您想睡觉了吧？”

“相反，”我连忙回答，“跟您聊天我很愉快。”

“您的意思是说，我让您感到愉快……那就更好了……既然这样，我就告诉您，这儿的人都称我为怪物，也就是说，那些在闲聊中偶然提到我名字的人都这样称呼我。‘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命运。’⁽²⁾他们想侮辱我……啊，我的上帝！要是他们知道……我之所以被人家议论，就因为我一点也不怪，我无非是有点出格，譬如说，现在我在和您谈话，就是有点出格。可是这种出格无伤大雅，这是最平常的、根本不值一提的怪癖。”

他向我转过脸来，两手挥了一下。

“先生！”他喊了一声，“我认为，总的说来，只有怪人才能活在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有生存的权利。我的杯子虽不大，但我喝的是自己杯里的水，⁽³⁾有人这么说。您看，”他低声插了一句，“我的法语说得多纯正。我认为：即使你的脑袋很大，能装下很多东西，你什么都能理解，见多识广，紧跟时代的步伐，可是你还是没有一点自己的、特别的、本身独有的东西！这不过是在世界上增加了一个装着老生常谈的仓库，又能给谁带来满足呢？不，即使你很愚蠢，但你也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应该有自己的风貌，自己特有的风貌，就是这么回事！您不要以为我对这种风貌的要求很高……才不呢！这样的怪人很多：不管你往哪儿看，到处都是怪人；每一个活人都是怪人，可我不在其中！”

“其实，”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多大的抱负啊！在出国以前和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又多么自命不凡！是啊，在国外的时候，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就像我们这种人应该做的那样，总是独来独往。我们一直在那里探索，探索，可是到头来，你看，连最简单的问题也没搞懂！”

“怪人，怪人！”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摇摇头，接着说……“人人都叫我怪人……可实际上，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在下我更正常的了。我大概生来就是一个模仿别人的人……真的！我的生活也仿佛是在模仿我研究过的各种各样的作家，我活得很累；我读过书，谈过恋爱，最后还结了婚，这一切都好像不是自愿的，而仿佛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或者在上一门课——谁搞得清！”

他从头上摘下睡帽，把它扔在床上。

“要不要我把我的生活说给您听听，”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我，“或者，最好是把我生活中的几个特点告诉您？”

“那就请吧。”

“不，还是让我告诉您我是怎么结婚的吧。结婚原是一件大事，是每个人的试金石；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不，这种比喻太陈旧了……对不起，我要嗅嗅鼻烟。”

他从枕头底下取出鼻烟壶，打开盖子，摇着打开的鼻烟壶，又说起话来。

“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请您自己判断一下，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请问，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请问，在这种百科全书和俄罗斯生活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您怎么叫我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光是这种百科全书，而且一般说，还有德国哲学……甚至——科学？”

他在床上跳起来，咬牙切齿地小声嘟囔着：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么说，你又何必到国外去呢？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不就地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就可以了解生活的要求和未来，也可以明了你的所谓使命了……唉，算了，”他又换成另一种声调，仿佛在为自己辩护，并感到胆怯，继续说，“那种还没有任何圣贤在书里写过的东西，叫我们到哪儿去研究啊！我很愿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可是它，我那宝贝，不作声。它说，您就这样理解我吧；可我没有这种能力：您就给我下个论断，给我一个结论吧……结论？——喏，有人说，这就是结论：听听我们莫斯科人是怎么说的吧：不都像夜莺一样吗？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们像库尔斯克夜莺那样啼啭着，而不像人在那里说话……于是我想啊想啊——我想：科学到哪儿都是一样的，真理只有一条——我就打定了主意，上帝保佑，到国外去，到异教徒那儿去……有什么办法呢！年轻人血气方刚，心比天高。您知道，我不愿意过早地发胖，虽然人们都说，发胖是健康的标志。再说，造物要是不给谁长肉，谁身上也不会发胖！”

“可是，”他想了想，又说，“我好像答应过给您谈谈我是怎么结婚的。那您就听我说吧。首先，我要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其次……其次，我看，我应该跟您说说我的青年时代，否则，您什么也不会明白……您还不想睡吧？”

“是的，不想睡。”

“那就太好了。您听听……隔壁房间里康塔格留欣先生那样打鼾，实在叫人无法恭维！我是不很富裕的父母所生——我说父母，是因为，根据传说，除了母亲，我还有父亲，我已经不记得他了；据说，他智力有限，鼻子很大，满脸雀斑，头发火红，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我母亲的房间里挂着他的肖像，他穿着红色制服，黑领子直竖到耳朵上，相貌非常难看。我常常被带到他的肖像前去挨鞭子，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像对我说：要是他还在世，才不会对你这么客气呢。您可以想象，这对我是多大的鞭策。我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不，应该说，有过一个不中用的兄弟，后脑上生了英国病⁽⁴⁾，不久便可怜地夭折了……真奇怪，英国病怎么会传到库尔斯克省的希格雷县来呢？但这无关紧要。母亲怀着一个草原上女地主的全部热望来教育我，她从我出生的那个光辉日子起就对我进行教育，一直到我满十六岁……您在听我说吗？”

“当然，您说下去吧。”

“噢，很好。我一满十六岁，母亲就立刻赶走了我那个教法语的家庭教师——从涅任希腊区来的德国人菲利波维奇；她把我带到莫斯科，给我在大学里报了名，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万能的上帝了。事前，她把我托付给了我的亲叔叔，法院监察官科尔通-巴布尔照管，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名声不限于希格雷县。我的亲叔叔法院监察官科尔通-巴布尔照例把我的财产侵吞得一干二净……但这也无关紧要。我进了大学——应该为我的母亲说句公道话——那时我已具备了相当良好的素质；可是我身上缺乏独特性，这在当时已初露端倪。我的童年和别的青年的童年没有任何差别：我又愚蠢，又呆板，仿佛是在羽毛褥子下面生长的，我很早就借口有一种幻想的倾向，开始背诗，装出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我幻想什么呀？对啦，幻想美呀……在大学里我没有走别的路：我立刻就参加了一个小组。那时是另一个时代……但您也许不知道小组是怎么回事吧？记得席勒曾经说过：

惊醒狮子将十分危险，

老虎牙齿是莫大的祸害，

但最可怕的事情却是

一个人处于疯狂状态！⁽⁵⁾

“请您相信，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他要说的是：Das ist ein‘小组’……是莫斯科城里的“小组”！⁽⁶⁾”

“那么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呢？”我问。

我的邻床抓住睡帽，把它扣到鼻子上。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他高声说，“是这样：小组，它使一切独特的发展归于毁灭；小组，这是社交、女性和生活的丑陋的替代物；小组……啊，等一等，我告诉您，什么叫小组！小组，这是懒散，同时还是萎靡不振的生活，可人们却赋予它以理性事业的意义和外表；小组用高谈阔论代替谈话，让你习惯于徒劳无益的空谈，诱使你离开独自进行的美好工作，让你染上文学的疥疮，最后将把你的灵魂的清新和纯洁剥夺殆尽。小组，这是打着博爱和友谊旗号的庸俗和无聊，是以坦率和同情为借口，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论，以实现个人的野心；在小组里，凭借每个朋友的权利，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肮脏的手指探进同伴的内心深处，因而无论是谁，心灵上都不可能有一个纯洁的未经触动的地方。在小组里，人们崇拜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自尊心很强并自作聪明的人、少年老成的人，把那些怀着‘隐秘’思想的平庸诗人视为珍宝；在小组里，一些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狡黠而故作深奥地侈谈女人和爱情，可是在女人面前，他们却噤若寒蝉，或者跟她们谈话，就像在跟书本谈话一样——而他们谈的又是些什么啊！在小组里，巧言令色、强词夺理大行其道；在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探……啊，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个魔圈，在里面毁灭的何止一个正派人！”

“啊，我看您有点夸大其词了，”我打断他的话。

我的邻床默默地看看我。

“也许是，上帝了解我的，也许是。可是我们这种人只剩下一件可以自得其乐的事，这就是夸大其词了。就这样，我在莫斯科度过了四个年头。先生，我无法给您形容这段时间过得多么快，快得多么惊人，回想起来简直让人伤心和懊恼。往往是，早晨一起床就像乘雪橇从山上往下滑一样……你睁开眼睛一看，已经滑到底了；瞧，时间已到了晚上；那睡眼惺忪的仆人把一件常礼服套在你身上，你穿戴好，步履蹒跚地到朋友家里去，抽一袋烟，喝几杯淡茶，谈谈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恒源泉和其他漫无边际的话题。不过在那儿我也见到一些有独到见解、卓尔不群的人：有的人无论怎样折磨自己，无论怎样压制自己，他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把自己像块柔软的蜡那样捏来捏去，我那可怜的本性却一点也不表示反抗！这时候我已经满二十一岁了。我开始管理继承下来的遗产，或者更正确地说，管理我的监护人认为应该给我留下的那部分遗产，我把全部领地交给一个获得自由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管理，到国外，到柏林去了。在国外，正如我荣幸地告诉过您的那样，我待了三年。结果怎么样？在那儿，在国外，我仍然是个毫无作为的人。首先，没什么可说的，对于欧洲本身，对于欧洲生活，我丝毫不了解；我不过是在当地听德国教授的课，读德国人写的书罢了……全部区别就在这儿。我像个修道士，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我和几个退伍的俄国陆军中尉混在一起，他们也像我一样为渴求知识而苦闷，不过他们的理解力很迟钝，又不善言辞；我还和一些从奔萨和其他农业省份来的蠢笨人家来往；我常上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杂志，每天晚上去看戏。我和当地的人很少来往；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不知怎么有点紧张，他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来看我，只有两三个纠缠不清的犹太血统的花花公子常常到我这儿来借钱，以为俄国人⁽⁷⁾容易上当。后来，也真是鬼使神差，我偶然来到一个教授家中；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他那儿去报名听课，他突然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参加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女儿，年龄都在二十七八岁，身材都那么矮矮胖胖的——上帝保佑一鼻子长得那么出色，鬈发卷成螺旋形，眼睛是浅蓝色的，红扑扑的手上长着白白的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我开始到教授家里去走走。我应该告诉您：这位教授并不笨，但是精神上似乎受过打击：在讲台上讲得有条有理，在家里说话却说不清楚，而且总是把眼镜架在额头上；不过，他是个极有学问的人……后来怎么样呢？我忽然觉得，我爱上了林亨，整整六个月里我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很少和她说话，却总是看着她；不过我常常给她读各种各样动人的作品，偷偷握住她的手，晚上和她在一起幻想，久久地凝望着月亮，不然就望着天空。而且她咖啡煮得极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只有一点使我心里发慌：在所谓无法形容的幸福瞬间，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心窝里隐隐作痛，一阵苦闷的冷颤掠过我的胸口。我终于受用不了这种幸福，逃跑了。此后我又在国外度过整整两年时间：我到过意大利，在罗马欣赏过《基督变容》⁽⁸⁾，在佛罗伦萨欣赏过维纳斯；我忽然极度兴奋起来，仿佛着了魔似的；每天晚上写起诗来，开始记日记；一句话，过着和别人一样的生活。可是，只要您看一看，做个怪人是多么容易。我，譬如说，对绘画和雕塑一窍不通……我本来可以公开表明这一点……可是不，这怎么行！还是找个向导，跑去看看壁画吧……”

他又低下头，再次摘下睡帽。

“最后我回到了祖国，”他用疲惫的声音继续说，“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国外我大多沉默寡言，可是在这儿我忽然变得夸夸其谈起来，并且天知道为什么那么自命不凡。我遇到一些豁达大度的人，他们几乎把我看成天才；女士们津津有味地听着我的高谈阔论；但我不善于保持自己的声望。一天早晨，发生了针对我的谣言（我不知道是谁散播出来的：想必是某个具有男性性格的老处女——这样的老处女在莫斯科多得不可胜数），谣言发生之后便像草莓一样分蘖生须。我被缠住，很想跳出来，扯断这些纠缠不清的线，可是做不到……我便一走了之。这一次我又表现出自己是个荒谬的人；我本可以沉着冷静地等待这次攻击烟消云散，就像等待荨麻疹自己消失一样，那时那些豁达大度的人又会向我伸出双手，那些女士又会对我的言谈报以微笑……但糟就糟在我不是一个怪人。您看，我的良心突然苏醒了：我已经羞于再夸夸其谈下去，呶呶不休地谈啊谈的——昨天在阿尔巴特谈，今天在特鲁巴谈，明天在西弗采夫-弗拉日克谈，总是老一套……要是有人想听又怎么样呢？您看看这方面的一些真正的斗士吧：他们对此满不在乎，相反，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有的人二十年来就是不断地饶舌，而且谈的就是这一套……这就叫做自信和自尊！我也有过自尊心，而且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但是糟就糟在这儿，因为，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怪人，而是个中间人物：造物应该赋予我多得多的自尊心，要么干脆不给我。最初我的境况确实很困难，况且，在国外游历也最终耗尽了我的钱财，而我又不愿意娶一个虽然还年轻、而身体已经孱弱得像果子冻一样的商家姑娘，因此我便千里迢迢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我的邻床又侧目看了我一眼，补充了一句，“有关我乡村生活的最初印象、大自然的美景、孤寂生活的宁静美妙等等，我可以略去不谈吧……”

“可以，可以，”我回答。

“再说，”说话的人又说下去，“这一切全是胡言乱语，至少我接触到的都是这样。我在乡下很寂寞，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虽然，我承认，春天里第一次在归途中走过熟悉的白桦林时，由于心中存着一种朦胧的甜蜜的憧憬，我确实感到头晕目眩，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但是您也知道，这种朦胧的憧憬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相反，却出现了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譬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等等。我在庄园管理人雅科夫的协助下勉勉强强度过一天又一天，这个庄园管理人是代替从前的管家的，后来我才发现他如果不是更凶狠，至少也是个和从前的管家一样的掠夺者，此外，他那双涂焦油的长靴发出的气味也毒害了我的生活。有一次，我想起了邻近一个熟悉的人家，家中有一位退伍上校的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便吩咐套车到我的邻居那里去。这一天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过了六个月，我娶了这位上校太太的二女儿！……”

说话的人低下头，高高举起双手。

“然而，”他继续热烈地说，“我不想让您对我过世的妻子产生不好的看法。上帝保佑！她是个极高尚、极善良的人，是个懂得爱人、甘愿作出任何牺牲的人，虽然我应该向您坦白承认，如果我不曾经历丧妻之痛，今天我大概不会在这儿和您聊天，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家防霜棚里的梁木还完好无损，我曾不止一次想在那儿悬梁自尽！”

“有些梨子，”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起来，“必须在地窖里的泥土底下埋上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所谓真正的味道；我那去世的妻子看来也属于这一类生物。只有到现在我才能为她说句真正的公道话。只有到现在，譬如说，在回忆婚前我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些夜晚时，我不但没有产生任何痛苦的心情，相反，我还感动得几乎要掉下眼泪。他们家并不富裕，房子是老式的木屋，但很舒适，它造在山上一座荒芜的花园和一个杂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透过浓密的树叶可以隐隐看得见。一座很大的凉台从屋子通往花园，凉台前有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开满玫瑰花的长方形花坛。花坛的两端各种着两棵金合欢，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细嫩的时候就把它们绞成螺旋形。稍远一点，在荒芜的自生自灭的悬钩子丛中有一座凉亭，里面装饰得十分精巧，但外面却十分衰败，看着它，真能叫人心惊肉跳。凉台的玻璃门通向客厅，客厅里呈现在参观者好奇的目光前的是：每个角落里都有一个用瓷砖砌成的火炉，右边有一架破旧的钢琴，上面堆着一些手抄的乐谱，一张蒙着褪色浅蓝底白色花纹缎子的长沙发，一张圆桌，两个放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瓷器玩具和玻璃球玩具的玻璃橱，墙上挂着一幅著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着一个胸前抱着鸽子、眼睛往上看的淡黄头发少女，桌上放着一个插着新鲜玫瑰花的花瓶……您看，我描绘得多么详细。就在这个客厅里，在这座凉台上演出了我的爱情的全部悲喜剧。这位邻居太太是个凶恶的婆娘，嗓音嘶哑而凶狠，是个蛮横而好斗的泼妇；两个女儿一个叫维拉，跟一般县城里的小姐毫无差别，另一个女儿叫索菲娅，我爱上的是索菲娅。姐妹俩另外还有一个房间，是她们的共同卧室，里面有两张简朴的木床、发黄的纪念册、木犀草香水，有用铅笔画得很糟的男女朋友们的肖像画（其中一幅某绅士的画像特别引人注意，他的脸部表情非常刚毅，上面的签名更加苍劲有力，年轻的时候曾使人对他怀有过高的期望，结果却同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许多德文书籍、干枯的花环和其他纪念品。但这个房间我难得进去，也不愿意进去：在那儿我不知为什么感到很压抑。而且——很奇怪！索菲娅使我感到最可爱的时候，是在我背对她坐着，或者在思念她或更多地想象她的时候，尤其是傍晚在凉台上。那时候，我欣赏着晚霞，欣赏着树木，欣赏着已经暗淡、但在晚霞中仍轮廓分明的细碎的绿叶；在客厅里，索菲娅正坐在钢琴前不断地弹奏着贝多芬乐曲中一个她喜欢的非常深沉的乐句；恶老太婆正坐在长沙发上安安静静地打鼾；在被晚霞照亮的餐室里维拉正准备着晚茶；茶炊奇妙地咝咝响着，仿佛为什么事感到快乐；面包撕开时发出悦耳的扯裂声，茶匙碰到茶杯时发出的叮当声；金丝雀扰人地啁啾了一整天，突然静息下来，只偶尔叽叽地叫几声，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问；从透明、稀薄的浮云中偶尔滴落稀疏的雨点……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欣赏着，感到心旷神怡，于是我又感觉到我在恋爱了。就在这种傍晚的情绪影响下，我有一次要求老太婆同意我向她女儿求婚，过了两个月，我便结婚了。我觉得，我是爱她的……到现在该知道了，而我，说实话，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爱索菲娅。她很善良、聪明、文静，有一颗热诚的心；但是不知为什么，是久居乡村的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在心底里（如果有心底的话）隐藏着一个创伤，或者更正确地说，有一个创伤在流血，这个创伤无法医治，而且无论是她还是我，都无法说清楚是个什么创伤。她心中的这个创伤，我当然是在婚后才逐渐捉摸到的。无论我如何为她费尽心机，一点都无济于事！我小时候养过一只黄雀，这只黄雀有一次被一只猫抓住，它给救出来了，又治好了伤，可是我这只可怜的黄雀始终不能复元；它一直闷闷不乐，慢慢变得虚弱，不再鸣啭了……结果，有一天夜里，一只老鼠钻进开着的鸟笼，把鸟喙给咬掉，它终于一命归天了。我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只猫抓住了我的妻子，她也同样闷闷不乐，慢慢变得虚弱，像我那只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候她自己显然也想振作一下，到新鲜空气里，到阳光下，到自由天地里去纵情驰骋一番，她试了试，又缩成一团了。她说她是爱我的：好几次向我保证，她再没有别的愿望——呸，见她的鬼去吧！——说着，她的眼睛就失去光芒了。我暗自思忖，是不是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到处打听，结果一无所得。好吧，现在您就自己去判断吧：如果是个怪人，他就会耸耸肩膀，叹一两口气，照旧生活下去；可我不是个怪人，便想要悬梁自尽。老处女的那一套习惯已深深扎根在我妻子心中——她离不开贝多芬、夜晚的娱乐、木犀草香水、和朋友们通信、纪念册等等，对于任何别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主妇的生活，她无论如何不能习惯；至于沉浸在无名的烦恼中，每天晚上唱《别在黎明时唤醒她》，这对于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来说实在是太可笑了。

“就这样，我们过了三年幸福生活；第四年索菲娅第一次分娩时死了，说来也真奇怪，我好像早就预感到，她不会给我生一男半女，给世界增添一个新的居民。我还记得她落葬时的情形。那时是春天。我们教区的教堂又小又旧，圣像已经发黑，墙上光秃秃的，地上的砖头好几处已经破裂；每一个唱诗班席位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圣像。棺材抬进来，安放在圣幛中门前正中的位置上，罩上褪色的盖棺布，周围摆着三个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老态龙钟、脑后留着一根小辫、腰间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腰带的教堂职员在诵经台前悲痛地喃喃诵读着经文；一个教士，也是个老人，面相和善、老眼昏花，穿着绣黄色花纹的紫色教袍，兼任着助祭的角色主持着仪式。窗子敞开着，窗外满是垂桦的新鲜嫩叶在摇曳，发出簌簌的响声；青草的芳香一阵阵从院子里飘进来；蜡烛的红色火焰在明媚的春光里变得黯淡了；麻雀在整个教堂上空叽叽喳喳地叫着，偶尔有一只燕子飞进来，在教堂圆顶下发出响亮的叫声。为数不多的几个农民正在为死者虔诚祈祷，他们那长着栗色头发的脑袋在飞扬着金黄色尘埃的阳光里迅速地起伏着，一缕淡蓝色的烟正从香炉的洞眼里袅袅上升。我望着妻子的遗容……我的上帝！即使是死亡也不能使她得到解脱，不能治愈她的创伤：她的神情还是那么病恹恹的，显得胆怯、隐忍——即使进了棺材似乎还是那么郁郁寡欢……我的心在痛苦地流血。她是个很善良很善良的人，但是对她来说，死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说话的人双颊涨得通红，眼睛却黯淡无光。

“我终于，”说话的人又说了起来，“摆脱了妻子亡故后的沉痛，想去干一番所谓的事业。我在省城里谋得一个差事，但是在公家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感到头痛得厉害，眼力不济，当时正好另有一些原因……我便离了职。我本想到莫斯科去，可是，首先，手头拮据，其次……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与世无争。这种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是突然产生的，可又不是偶然的。我在精神上早就与世无争了，但头颅还是不肯低下来。我认为我思想感情上的谦让是受了乡村生活和不幸遭遇的影响……另一方面，我早就发现，几乎所有的邻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起初还因为我有学问、去过外国以及受过教育等其他因素而敬重我，现在不但对我已经完全看惯，甚至开始用粗暴或轻慢的态度对待我，不肯听完我说的道理，对我说话也毫不客气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新婚的第一年里，我由于无聊而尝试过文学创作，甚至寄过一部作品到杂志社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我收到编辑一封很有礼貌的信，信中说我的智慧不应该遭到拒绝，但缺的是才华，可是文学所需要的只是才华。此外，我听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不过是个很善良的年轻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对我发了几句议论，说我是个毫无出息、胸无点墨的人。但是我那一厢情愿的盲目性还继续存在着：您知道，我不愿意自己打自己‘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事情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到我这儿来，目的是提醒我注意，在我的领地上有一座桥塌了，但这座桥我是绝对没有能力修造的。这位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咸鱼下了一杯伏特加，用长辈的口吻责备我的疏忽，不过，他为我设身处地想了想，劝我吩咐农民在那儿堆上一些粪肥了事，接着，他抽起烟斗来，把话题转到即将进行的选举上。当时有一个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谋取省首席贵族这一荣誉职务，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空谈家，外加是个受贿者。况且，他既没有多少财富，又没有什么地位。我说出了对他的看法，语气也非常随便：说实话，我很看不起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看看我，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唉，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这样的人不是你我应该议论的，我们哪儿配？……还是安分守己些吧。’‘得了吧，’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之间有多少差别啊？’县警察局长从嘴里取下烟斗，瞪大眼睛，忍不住扑哧一笑。‘嘿，你真会说笑话，’最后，他噙着眼泪说，‘你怎么说出这种笑话来……啊！你算老几啊？’一直到他临走时，他还在不断地嘲笑我，有时还用胳膊肘碰碰我的身体，对我说话也称‘你’了。他终于走了。我已经忍无可忍，肺都差一点要气炸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次，在镜子前站住，久久地看着自己狼狈的脸，慢慢吐出舌头，苦笑着摇摇头。我恍然大悟：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个多么空虚、渺小、无用、平庸的人！”

说话的人停了一下。

“伏尔泰的一部悲剧里，”他又沮丧地说下去，“有个绅士因为不幸到极点反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一生里没有发生过什么悲剧，但说实话，我也尝过这种滋味。我体验过冷酷的绝望后那种带着酸楚的狂喜；我体会过整个上午不慌不忙地躺在床上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与时刻的那种甜蜜——我还不能一下子做到与世无争。您就实实在在地替我想一想吧：贫困把我困在可恨的乡村里；没有产业，没有职务，没有文学——一切都与我无缘；我不和别的地主往来，书也使我感到厌烦；至于那些不断甩着鬈发、狂热地侈谈‘人生’、患着水肿病、多愁善感得几成病态的小姐，自从我不再对她们高谈阔论，也不迷恋她们之后，她们已对我不感兴趣了；我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我就开始……您说怎么着？我就开始到邻居家去串门。我仿佛一心一意要自暴自弃，故意招惹各种琐细的屈辱。吃饭时人们故意不给我斟酒送菜，冷漠而傲慢地对待我，最后竟完全不理睬我。人们不让我参与谈话，而我故意在屋角里附和最愚蠢的饶舌者的意见，这种人若当年在莫斯科是会非常高兴吻我脚上的灰尘和大衣的衣角的……我甚至不愿想到自己常常在别人的冷嘲热讽中苦中作乐……算了吧，我孑然一身，冷嘲热讽又算得了什么！一连好几年我一直这样立身处世，到现在我还是采取这种态度……”

“这也太不像话了，”隔壁房间康塔格留欣先生像说梦话似的声音在嘀咕，“是哪个傻瓜半夜三更还在聊天？”

说话的人连忙钻进被窝里，怯生生地露出头来看看我，伸出一个指头对我发出警告。

“嘘……嘘……”他嘴里发出嘘声，仿佛向康塔格留欣发出声音的方向表示歉意和赔礼，恭恭敬敬地说：“是，是，对不起，先生……他要睡觉了，他必须睡觉了，”他又低声继续说，“他必须养精蓄锐，哪怕为了明天吃东西时胃口同样好。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况且，我想对您说的话好像都说了；您大概也想睡觉了。祝您晚安。”

说话的人极快地翻过身去，把头埋在枕头里。

“至少我想请教，”我问，“您贵姓……”

他立即抬起头来。

“不，看在上帝的分上，”他打断我的话，“您别问我，也别向别人打听我的姓氏。让我在您的心目中永远成为一个不知姓氏的人，一个受命运压制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况且，我是个平庸的人，也不配拥有一个独特的姓氏……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就叫我……叫我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吧。这样的哈姆雷特，任何一个县都有很多，只是您没有碰到罢了……再见。”

他又钻进羽毛被里，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唤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间里。他在拂晓前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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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为世袭贵族。因为俄文“柱子”一语另有“世代相传”一义，此处是文字游戏。

(2) 引自莱蒙托夫诗《遗言》。

(3) 原文为法文。

(4) 指软骨病，佝偻病。

(5) (6) 原文为德文。

(7) 原文为德文。

(8)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的作品。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乌斯金

有一次，在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打完猎乘马车回家；叶尔莫莱坐在我身旁像鸡啄食似的打瞌睡。沉睡的猎狗像死了一样在我们脚边随着马车的颠簸而跳动。马车夫不时用鞭子驱赶马匹身上的牛虻。马车后面扬起一片浮云般的白色尘埃。我们的马车驶进一片灌木丛。道路变得崎岖不平，车轮开始碰到树枝。叶尔莫莱猛然醒来，往四下里看了一眼……“喂！”他说，“这儿一定有松鸡。我们下车吧。”我们停下来，走进“猎场”。我的狗碰到一窝野物。我开了一枪，正要再装上弹药，突然我后面发出一阵很响的窸窣声，一个骑马的人双手拨开树枝，走到我跟前。“请问，”他用傲慢的口气说，“您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打猎，先生？”陌生人说话速度极快，不大连贯，还带着鼻音。我看看他的脸：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相貌。亲爱的读者，请想象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长着淡黄色头发、红红的翘鼻子，蓄着极长的火红色唇髭。一顶饰有深红色呢子帽顶的尖顶波斯帽齐眉毛扣在额头上。他穿着一件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挂着黑色波里斯绒子弹袋，所有的接缝处都镶着退了色的银线；他肩上斜挎着一只号角，腰带上插着一把匕首。一匹病弱的高鼻梁栗色马在他身下不停地活动着；两条精瘦、歪爪的灵在马脚下打转。这个陌生人的面孔、眼神、声音、一举一动、整个人都表现出一种近乎癫狂的粗野和不同寻常的过分傲慢。他那双玻璃般的浅蓝色眼睛像醉汉一样不断转动着、斜睨着；他高高地昂着头，鼓起双颊，鼻子里哼哼着，浑身都在抖动，简直是威风凛凛，像只火鸡。他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儿禁止打猎，”我回答。

“先生，”他继续说，“您这是在我的土地上。”

“好吧，我这就走。”

“可是请问，”他说，“我是不是有幸在和一位贵族说话？”

我报了自己的姓名。

“那么您就在这儿打猎吧。我自己也是个贵族，很高兴为贵族效劳……我叫切尔托普哈诺夫，潘捷列伊。”

他弯下身子，吆喝一声，在马脖子上抽了一鞭；马晃了晃脑袋，直立起来，往一旁窜去，踩到了一只狗的脚。狗尖叫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大为恼火，恶狠狠地咒骂着，往马头两只耳朵之间打了一拳，比闪电还快地跳到地上，察看了一下狗爪，往伤口上吐了一口唾沫，使劲往它肚子上踢了一脚，让它别再乱叫，然后抓住马鬃，把一只脚伸进马镫。马仰起头，竖起尾巴，侧身往灌木丛跑去；他用单脚跳着跟着马跑去，终于跨上了马鞍；他发狂似的挥动着马鞭，吹着号角，纵马飞驰而去。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突然出现使我大吃一惊，我惊魂未定，突然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子骑着一匹小黑马几乎是静悄悄地从灌木丛里跑了出来。他勒住马，脱下绿色的皮帽子，用柔和的声音细声细气地问我，有没有看见一个骑栗色马的人。我回答，看见的。

“他往哪个方向去了？”他还是用那种声音问我，仍没有戴上帽子。

“往那边。”

“万分感谢。”

他吧嗒着嘴唇，两腿往马肚子上夹了夹，放马踢踏踢踏地慢步朝我指出的方向走去。我目送着他，直到他那绿色帽子隐没在树丛里面。这个新来的陌生人外表上一点也不像前面那个人。他饱满的脸像球一样滚圆，神情腼腆、敦厚而温顺；鼻子也是滚圆的，上面布满青筋，说明他是个好色之徒。他头上前半部没有一根发丝，后半部却翘起几绺稀疏的淡褐色头发；他的小眼睛像是用蒲草割破的一条缝，亲切地眨巴着；红润的嘴唇上挂着亲切的微笑。他穿着一件钉铜纽扣的竖领常礼服，衣服已经很旧，但很干净；他的呢西装裤吊得很高；皮靴的黄色滚边上露出他那胖胖的小腿肚。

“这是谁？”我问叶尔莫莱。

“这个人？涅多皮乌斯金，吉洪·伊凡内奇。住在切尔托普哈诺夫那儿。”

“他怎么啦？是个穷人吗？”

“没有什么钱；可切尔托普哈诺夫也是一个铜钱都没有的呀。”

“那他干吗住在他家里？”

“是这样，他们很要好。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这真是：哪儿有长蹄的马，哪儿就有长钳的虾……”

我们走出灌木丛，忽然有两只猎犬在我们身边吠叫起来，一只肥大的雪兔窜进了已经长得很高的燕麦地里。几只猎狗和灵跟着从灌木丛边上跳出来，接着切尔托普哈诺夫本人也飞奔而来。他没有叫喊，也没有驱狗去追捕；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只是偶尔从张开的嘴巴里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毫无意义的声音；他驱马奔驰着，鼓着眼睛，拼命用鞭子抽打不幸的马匹。几只灵追上了……雪兔蹲了一下，倏地回过头来，从叶尔莫莱身边跑过，钻进灌木丛里……几只灵飞也似的追去。“追上去，追上去！”发愣的猎人口齿不清地拼命喊着，“宝贝，当心！”叶尔莫莱开了一枪……受伤的雪兔在光滑的干草上滚下来，又往上一跳，在咬住它的猎狗牙齿下惨叫起来。所有的猎狗立即跑拢来。

切尔托普哈诺夫翻跟斗似的翻身跳下马，拔出匕首，跑近猎狗，叉开两腿，怒气冲冲地咒骂着，从狗嘴里扯出遍体鳞伤的兔子，扭歪着脸，把匕首整个儿插进兔子的喉咙，只留下刀把……他把匕首插进以后便哈哈大笑起来。吉洪·伊凡内奇出现在灌木丛边。“哈——哈——哈——哈——哈！”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他的伙伴也平静地跟着他笑。

“其实夏天是不应该出来打猎的，”我指着被踩倒的燕麦对切尔托普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地，”切尔托普哈诺夫气喘吁吁地回答。

他把兔子脚割下来，把兔子挂在马鞍后，把兔爪子扔给那几条狗。

“亲爱的，帮我装装子弹吧，”他按照打猎的规矩对叶尔莫莱说。“而对您，先生，”他还是用那种断断续续的刺耳声音说，“我要表示感谢。”

他骑上马。

“请教……我忘记了……您尊姓大名？”

我再次报了自己的姓名。

“很高兴认识您。如果有机会，欢迎您光临舍下……这福姆卡哪儿去了，吉洪·伊凡内奇？”他气冲冲地继续说，“追捕雪兔的时候他不在。”

“他的马倒下了，”吉洪·伊凡内奇微笑着回答。

“怎么倒下了？奥尔巴桑倒下了？呸，唉！……他在哪儿？在哪儿？”

“在那边，树林后面。”

切尔托普哈诺夫朝马脸上抽了一鞭，急驰而去。吉洪·伊凡内奇向我鞠了两个躬——一个为他自己，一个为他的同伴，又慢吞吞地朝灌木丛走去。

这两位先生引起我的强烈好奇心……是什么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使他们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呢？我作了一些了解。我打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切尔托普哈诺夫，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在附近一带是个有名的危险而乖张的人物，骄横而喜欢闹事的头等角色。他在军队里服役的时间非常短，后来因为发生“不愉快事件”而以当时人们常说的“母鸡不是鸟”⁽¹⁾的军衔退伍。他出身于一个曾经很富裕的古老家庭，祖先按照草原上的习惯，日子过得很阔绰：也就是，对应邀而来和非应邀而来的客人一律加以接待，让他们吃个酒足饭饱，并给别人的三套马车的车夫各发一俄石⁽²⁾燕麦；家里养着乐师、歌手、小丑和猎狗；在节庆日请众人喝葡萄酒和家酿啤酒，到了冬天便驾着自己的载重马车到莫斯科去，可是，有时候却一连几个月一文不名，只靠吃家禽和家畜过日子。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的父亲继承下来的只是一处破产的领地；他照样毫无节制地吃喝玩乐，到他去世的时候，留给唯一的继承人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的只是一处典押出去的小村子别索诺沃连同三十五个男农奴和七十六个女农奴，以及科洛勃罗德的十四又四分之一俄亩没有用处的荒地，而且在先人留下的文件中并没有看到有关的地契。应该承认，这位先人是以非常奇怪的方式破产的：是“经济核算”毁了他。照他的见解，贵族不应该受制于商人、市民以及他所说的诸如此类的“强盗”；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开办各种可能的手工作坊。“又体面，又低廉，”他说，“这就是经济核算！”他一生都没有放弃过这种致命的想法，就是这种想法招致他的破产，然而他着实为此痛快了一阵子！不管如何异想天开，他都一一付诸实施。在他的奇思异想中，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想象造了一辆无比巨大的家庭马车，尽管他把全村的农家马匹连同它们的主人都赶来齐心合力地赶车，马车还是在第一个斜坡上就翻倒，并落得个四分五裂的结局。叶烈梅伊·鲁基奇（潘捷列伊的父亲叫叶烈梅伊·鲁基奇）吩咐在斜坡上立了一座纪念碑，可心里却并不难过。他还想造一座教堂，当然是他自力更生，不要建筑师帮忙。他把整座树林砍下来烧砖，打下一块足以建造一座省级大教堂的大地基，砌好墙，开始建造圆顶：圆顶塌了下来。他重新建造——圆顶又塌了下来；他第三次造上去，圆顶又第三次塌了下来。我的叶烈梅伊·鲁基奇心里想：事情进行得不顺利……一定有可恶的巫术在作怪……他忽然下命令，把全村的老太婆都鞭打一顿。老太婆们打也挨过了，可圆顶始终没有造起来。他开始按新的计划改建农民的木屋，一切都进行经济核算；他把农户三个一组编在一起，排成三角形，中间竖一根旗杆，上面挂一只油漆过的椋鸟笼和一面旗子。他每天大都能想出一个新花样：有时用牛蒡叶烧汤，有时把马尾巴剪下来给仆人做帽子，有时准备用荨麻代替亚麻，用蘑菇喂猪……不过他不光在经济方面搞些花样，他也操心农民的福利。有一次他在《莫斯科导报》上读到哈尔科夫地主赫里亚克·赫鲁皮奥尔斯基写的一篇关于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提倡道德的好处的小文章，第二天他就发出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农民都要立刻把哈尔科夫地主的文章背熟。农民们熟读了这篇文章，主人就问他们：上面所写的东西是否都读懂了？管家回答说：怎么没读懂啊！就在那个时候，他吩咐，为了维持秩序和进行经济核算，所有属下的农民必须逐个编号，每个人都在衣领上缝上自己的号码。在遇到主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高喊一声：我是某某号！主人就亲切地回答：你走吧！

然而，虽然整顿了秩序，进行了经济核算，叶烈梅伊·鲁基奇还是渐渐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起初他把几个小村子抵押出去，后来又把它们卖掉；那片仅剩的祖传庄园，就是有一座未完工的教堂的村子是由公家来拍卖的，拍卖时幸亏叶烈梅伊·鲁基奇已不在人世，否则他绝对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拍卖是在他去世后两个礼拜进行的。他总算能死在自己家里，死在自己床上，身旁围着一群自己人，由自己的医生料理，但可怜的潘捷列伊得到的只有一个别索诺沃村。

潘捷列伊获悉父亲生病的消息时已经在军队里服役，正当上述“不愉快事件”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刚满十八岁。他从小没有离开过家庭，一直由他母亲照管着；他母亲瓦西里萨·瓦西里耶夫娜是个很善良然而很愚钝的女人，把他养成了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少爷。她一个人负责他的教育；叶烈梅伊·鲁基奇忙于自己的经济计划，无暇顾及他的教育。不错，有一次他曾亲自惩罚过儿子，因为他读错了一个字，但这是因为那天他心里暗暗怀着深深的痛苦：他最好的一条狗在树上撞死了。不过瓦西里萨·瓦西里耶夫娜对小潘捷列伊教育的操劳也仅限于一次痛苦的努力：她经过多方奔走，才请到一个叫比科费的退伍阿尔萨斯士兵来当家庭教师，一直到死她一见到他就浑身抖得像一张风中的树叶。她想：他要是不干，我岂不完蛋了！那时我可怎么办？我到哪儿去另找一个教师？就这一个我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邻居家里挖来的！比科费是个机灵人，立刻就利用了自己地位的特殊性：他经常喝得烂醉，一天到晚睡觉。潘捷列伊完成了“学业”，便到军队里服役去了。这时瓦西里萨·瓦西里耶夫娜已不在人世。她在这个重要事件发生之前半年由于受惊吓而死：她梦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骑着一头熊，胸前写着：“反基督者。”不久，叶烈梅伊·鲁基奇也跟着他的老伴去了。

潘捷列伊一听说父亲身体欠安，便骑马拼命往家里赶，可是已经来不及见父亲一面。这个可敬的儿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从一个富有的继承人突然变成一个穷光蛋，这时他是多么吃惊啊！很少有人能承受这样的剧变。潘捷列伊变得粗野、冷酷了。他原来虽然喜怒无常，性情暴躁，但不失为一个正直、慷慨和善良的人，现在却变得骄横而喜欢闹事，不再同邻居往来——见了富人自惭形秽，见到穷人感到厌恶——他对所有的人都极其粗暴无礼，甚至对政府官员也是如此：他说，我是世袭贵族。有一次，他差点没把走进他房间、头上还戴着帽子的警察局长开枪打死。当局那方面自然也不肯放过他，一有机会就要让他尝尝厉害；但人们还是有点怕他，因为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没说上两句话便要刀剑相向。别人只要稍有异议，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眼睛马上就骨碌碌地乱转，说话也结巴起来……“哎——呀——呀——呀，”他口吃起来，“我哪怕掉了脑袋！”……他简直气得要发疯！不过，他倒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参与任何活动。当然也没有人去拜访他……虽然如此，他的心地倒很善良，凭他的行为，甚至称得上伟大：他看到不公正和欺压弱小的事便不能容忍；他是自家农民的保护神。“怎么？”他发狂似的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想欺侮我的人，我的人？那我就不是切尔托普哈诺夫……”

吉洪·伊凡内奇·涅多皮乌斯金的出身不像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那样值得骄傲。他父亲是独院小地主出身，服役四十年才取得贵族地位。世上有一种人，灾难总像对仇人一样残酷无情地对他紧追不舍，父亲老涅多皮乌斯金就属于这种人。在整整六十年岁月里，从出生到辞世，这可怜人一直在和小人物特有的贫困、病痛和灾难作斗争。他像鱼儿想冲破冰层那样挣扎着，吃不饱，睡不好，低头哈腰，到处奔走，愁肠百结，精疲力竭，为每一个戈比而颤抖，在军中服役时不折不扣地“无辜”受罪，最后不是死在阁楼上，就是死在地窖里，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孩子们赚下一块够吃的面包。他像一只被猎狗追捕的兔子，命运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是个善良而诚实的人，但按“军衔”收受一点贿赂——从十戈比到两卢布。涅多皮乌斯金有过一个患肺病的瘦弱妻子，还有过几个孩子；幸而不久便先后死去，只剩下吉洪和一个女儿米特罗多拉，人家都称他的女儿为“生意人的漂亮小妞”，经历了许多悲惨而可笑的遭遇之后，嫁给了一个退职的司法监察官。老涅多皮乌斯金生前总算为吉洪在机关里谋得一个编外小吏的职务，但父亲一死吉洪就退了职。没日没夜的提心吊胆、在饥寒交迫中艰难挣扎、母亲的愁肠百结、父亲的走投无路、主人和老板的粗暴欺凌，所有这些每天发生的接踵而来的苦难给吉洪造成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懦弱：一看见长官他就浑身发抖、眼睛发直，好像一只被逮住的小鸟。他退了职。无动于衷的、也许是喜欢开玩笑的大自然常常把各种能力和嗜好赋予人们，而不考虑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它以自己特有的关注和爱心把吉洪这个穷官吏的儿子塑造成一个多愁善感、慵懒成性、温文随和而善解人意的人，——一个特别懂得享乐、嗅觉和味觉特别灵敏的人……塑造完毕，仔细加工之后，便让自己的这个作品靠酸白菜和臭咸鱼去养大。这个作品一经长大，便像常言所说的，开始了它的“生活”。这下可热闹了。顽固地折磨老涅多皮乌斯金的命运之神又来折磨儿子：它的胃口显然增大了。但是它对付吉洪的是另一套办法：它不折磨他，而是拿他开心。它从来不把他驱使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不让他备尝不体面的饥饿的痛苦，只是迫使他在全俄罗斯流浪，从大乌斯秋格到察列沃-科克沙伊斯克，从一个低微可笑的职务到另一个职务：一会儿让他在一个喜欢吵架、脾气暴躁的贵族女善人家当领班，一会儿安排他在一个虽然富裕却很吝啬的商人家里当食客，一会儿派他到一个眼珠鼓出、理英国式头发的地主家当私人办事处主任，一会儿让他到一个养犬的猎人家里去充当半是家仆半是小丑的角色……总之，命运之神迫使可怜的吉洪一滴滴地喝干寄人篱下生活的苦涩毒汁。他终生都在为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老爷效劳，去执行他们难以做到的刁钻古怪的要求，去为他们排解昏昏欲睡的难以伺候的忧闷……有多少次，一群客人拿他开心，玩个心满意足之后，终于放他回家，他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羞愧得无地自容，眼睛里噙满绝望的冷泪，发誓第二天要悄悄出走，到城里去试试运气，哪怕找个小文书的差事也好，要不然，干脆饿死在街头算数。可是，第一，上帝没有给他力量；第二，他生性怯懦；第三，也是最后，怎样去为差事奔走，去求谁？“他们不会给我差事的！”这苦命人常常愁肠百结地在床上辗转反侧，默默地对自己说，“不会给的！”于是第二天他还是去干他的苦差事。他的境遇使他越来越痛苦，因为那关怀备至的大自然偏偏不肯赋予他一点能力和天分，而没有这种条件要吃小丑这行饭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他不善于反穿熊皮大衣跳舞，一直跳到累倒为止，不善于在鞭子挥得啪啪响的环境下说笑打诨和献殷勤；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裸体演出他有时会感冒；他的胃既不能消化掺着墨水和其他污物的酒，也不能消化切碎的醋渍毒蝇蕈和红菇。要不是他的最后一个恩人——一个发了财的包税人在兴头上想起在遗嘱上附带写上几个字，上帝才知道吉洪将会落得个什么结局。那遗嘱上附带写着：“将我自置的别谢连杰耶夫卡及所属全部土地交予焦沙（即吉洪）·涅多皮乌斯金，作为彼永久世袭之财产。”几天之后，这位恩人在喝鲟鱼汤的时候猝然中风而死。在场的人大哗，法院突然来了人，照例封了财产。亲属都聚集在一起；打开了遗嘱；宣读以后把涅多皮乌斯金给叫来了。涅多皮乌斯金来了。大部分在场的人都知道吉洪，伊凡内奇在恩人家里是干什么差使的，迎接他的是他们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叫嚷和嘲笑的祝贺。“看哪，他是个地主，一个新的地主！”其余的继承人都大叫起来。“这就是那个，”一个有名的喜欢说笑打诨的人接着说，“真的可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个……所谓的……继承人。”大家哄然大笑。涅多皮乌斯金好一阵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人家给他看遗嘱，他满面通红，眯起眼睛，挥舞着双手，号啕大哭起来。在场者的笑声变成了一片乱哄哄的吼叫。别谢连杰耶夫卡村总共只有二十二个农奴，谁也不会太合不得，因此碰到这种机会，何不拿它来开开心？只有一个从彼得堡来的继承人，是个长着希腊式鼻子、面部神态高贵、气宇轩昂，名叫罗斯季斯拉夫-亚当梅奇·什托彼尔的男人，终于忍不住，侧着身子走到涅多皮乌斯金跟前，傲慢地斜睨了他一眼。“先生，据我所知，”他轻蔑而随便地说，“您在这位可敬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家里不是充当一个逗乐的仆人的角色吗？”这位来自彼得堡的先生用极其纯正、流利、正确的语言说。六神无主、心慌意乱的涅多皮乌斯金没有听清楚这位陌生先生的话，但其余的人立刻就安静了下来；一个爱说俏皮话的人宽容地笑了笑。什托彼尔先生搓搓手，又重复了一下自己的问题。涅多皮乌斯金惊讶得目瞪口呆。罗斯季斯拉夫·亚当梅奇恶毒地眯起眼睛。

“祝贺您，先生，祝贺您，”他继续说，“不错，不是任何人，可以说，都愿意用这种方式来挣——得一块面包的；但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各有所爱……对不对？”

后面有个人紧接着发出一声不失体面的惊喜的叫声。

“请问，”什托彼尔在众人微笑的强有力鼓励下接着说，“您有什么特别的才能配得到这种幸运？不，您不用害臊，说吧，我们这儿可以说都是自己人，一家人⁽³⁾。我说得对吗，诸位，我们这儿一家人⁽⁴⁾？”

被罗斯季斯拉夫·亚当梅奇偶然问到的那个继承人可惜不懂法语，因而只发出一些表示赞同的支吾声。可是另一个继承人，一个额头上有几块黄斑的年轻人却急忙接着说：“乌伊，乌伊⁽⁵⁾，那还用说。”

“也许，”什托彼尔先生又说下去，“您会两脚朝天，倒过来用手走路吧？”

涅多皮乌斯金苦恼地向四下里看看——所有的脸都在刻薄地冷笑，所有的眼睛都含着快乐的眼泪。

“也许您会学公鸡啼叫吧？”

四周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但又马上静下来，等着看下面的好戏。

“也许您会在鼻子上……”

“住口！”突然一个严厉、响亮的声音打断了罗斯季斯拉夫·亚当梅奇的话。“您这样侮弄一个可怜的人，难道不害臊！”

大家都朝发出声音的地方转过头去。门口站着切尔托普哈诺夫。他是已故包税人的远房侄儿，也受到邀请来参加家属会议。在宣读遗嘱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高傲地站在远离大家的一边。

“住口，”他又说了一遍，骄傲地昂着头。

什托彼尔先生迅速转过身去，看到这个衣着寒酸、其貌不扬的人，便轻声向旁边的人打听（小心总没错）：

“这是谁？”

“切尔托普哈诺夫，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那人附着他的耳朵回答。

罗斯季斯拉夫·亚当梅奇装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您是谁，敢在这儿发号施令？”他用鼻子哼哼地说着，还眯起眼睛。“请问：您是什么东西？”

切尔托普哈诺夫勃然大怒，像火药被火星点燃了一般。他怒不可遏，简直喘不过气来。

“这——这——这——这——”他仿佛喉咙被卡住似的，发不出声音来。突然雷鸣般大叫：“我是谁？我是谁？我是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世袭贵族，我的祖先曾为沙皇效过劳，可你是谁？”

罗斯季斯拉夫·亚当梅奇脸色发白，向后倒退了一步。他没料到会遭到这样的反击。

“我不是个东西，我，我不是个东西……”

切尔托普哈诺夫冲向前来；什托彼尔仓皇后退，客人们都朝这位被激怒的地主跑过来。

“决斗，决斗，现在就决斗，只蒙一块手帕！”狂怒的潘捷列伊叫嚷着，“要么向我道歉，也向他……”

“道歉吧，向他道歉吧，”一些心惊胆战的继承人在什托彼尔周围喃喃地说。“他是个疯子，会动刀的。”

“请原谅，请原谅，我有眼无珠，”什托彼尔嘟嘟嚷嚷地说，“我有眼无珠……”

“也要向他道歉！”不肯罢休的潘捷列伊大叫着。

“也请您原谅，”罗斯季斯拉夫·亚当梅奇转过身来对颤抖得像发热病的涅多皮乌斯金说。

切尔托普哈诺夫平静下来，走到吉洪·伊凡内奇跟前，拉起他的手，傲慢地向四下里看了一眼，没有遇到任何人的目光，便在全场鸦雀无声中同这位领有死者自置的别谢连杰耶夫卡村的新主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出房间。

从这一天起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别谢连杰耶夫卡村离别索诺沃只有八俄里）。涅多皮乌斯金的无限感激很快就变成卑躬屈节的敬仰。懦弱、温和、不很单纯的吉洪对无所畏惧、公正无私的潘捷列伊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件事可不容易！”他有时暗自思忖着，“跟省长谈话，眼睛就对着他看……基督作证，就这么对着他看！”

他对他赞叹不止，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竭尽全力的地步，他尊敬他，认为他是个非凡、睿智、博学的人。事实也是如此，不管切尔托普哈诺夫所受的教育怎么差，比起吉洪所受的教育来，真可以说是非常出色了。确实，切尔托普哈诺夫俄文书读得很少，法语也不行，法语差到这种地步：有一次一个瑞士家庭教师问他：“先生，您会说法语吗？”⁽⁶⁾他回答：“热不会，”接着，想了想，又补说了一个“巴”字。⁽⁷⁾不过他毕竟还记得世界上有过一个很幽默的作家伏尔泰，还记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在军事上也是个很杰出的人物。俄国作家中他崇拜杰尔查文⁽⁸⁾，喜欢马尔林斯基⁽⁹⁾，曾把一只最好的狗取名阿马拉特·贝克⁽¹⁰⁾……

我和这两位朋友初次见面之后，过了几天我便动身到别索诺沃去拜访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他家的小屋子；它矗立在离村子半俄里的荒地上，即所谓矗立“在开阔的高地上”，像一只鹞鹰兀立在耕地上。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整座庄院由四座大小不同的破旧木屋构成，即住房、马厩、草棚和澡堂。每一座木屋都独立建造，自成一体：周围没有篱墙，也不见大门。我的车夫犹豫不决地把马车停在一口井栏已半腐烂、堆满垃圾的水井旁边。草棚旁边有几只枯瘦的乱毛小灵在撕咬一匹死马，这大概就是奥尔巴桑了；其中一只小狗抬起沾满血迹的嘴脸，匆匆吠了几声，又啃起那赤裸的肋骨。死马的旁边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面孔浮肿发黄，穿着侍童的衣服，赤着脚；他正一本正经地照看着交给他看管的狗，偶尔用鞭子抽打一下那些最贪吃的狗。

“老爷在家吗？”我问。

“天知道！”小伙子回答。“您敲敲门吧。”

我跳下马车，走到那所住房的台阶前。

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的住房样子十分凄凉：原木已经发黑，当中像“大肚子”一样鼓了出来，烟囱倒塌，屋角霉烂歪斜，灰蒙蒙的灰蓝色小窗在低垂的乱草屋檐下毫无生气，就像那些放荡的老妇人的眼睛。我敲敲门，没有人答应，但是我听见门里面有人在厉声说话：

“а，б，в；嘿，笨蛋，”一个嘶哑的声音说，“а，б，в，г……不对！г，д，е！е！……唉，真笨！”

我又一次敲敲门。

那个嘶哑的声音喊了一声：

“进来，是谁呀？”

我走进空荡荡的小小的前厅，通过开着的门看见了切尔托普哈诺夫本人。他穿着油污的布哈拉长袍和宽大的灯笼裤，戴着红色圆便帽，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抓住一只小卷毛狗的嘴，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悬在狗鼻子上方。

“啊！”他用庄重的口吻说，仍坐着不动，“很高兴您光临舍下，请坐。我正在和文佐尔打交道……吉洪·伊凡内奇，”他提高嗓门，叫了一声，“请到这儿来，有客人来了。”

“就来，就来，”吉洪·伊凡内奇在隔壁房间回答。“玛莎，给我领带。”

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去调教他的文佐尔，把一块面包放在它的鼻子上。我往四下里看了看。房间里除了一张能拉开的、桌面翘曲、有十三只长短不齐的腿的桌子和四把已经坐塌的麦秆椅子外，没有任何家具；很久很久以前粉刷过的墙壁上出现了许多星形的蓝色斑点，许多地方已经剥落；两扇窗户之间挂着一面用很大的红木框镶着的已看不清楚的破镜子。每个屋角里都竖着几根长烟袋和火枪；从天花板上挂下许多又粗又黑的蜘蛛丝。

“а，б，в，г，д，”切尔托普哈诺夫慢慢念着，突然厉声叫嚷起来：“е！е！е！……这么笨的畜生！……е！……”

但那倒霉的卷毛狗只是不断抖动着身子，就是不张开嘴巴；它仍旧坐着，痛苦地夹住尾巴，扭曲着嘴脸，苦恼地眨着眼睛，眯缝着，似乎在自言自语：当然啰，随您怎么发落吧！

“吃吧，喏，抓住！”喋喋不休的地主不断重复着。

“您把它吓坏了，”我说。

“好吧，就让它滚吧！”

他踢了它一脚。那可怜的东西悄悄站立起来，掉下鼻子上的面包，仿佛踮着脚尖，垂头丧气，走到前厅去了。这也难怪：陌生人第一次来访，主人就这样对待它。

另一个房间的门小心地吱吱响着打开了，涅多皮乌斯金先生笑吟吟地鞠着躬，愉快地走了进来。

我站起来，对他鞠了一躬。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他喃喃地说。

我们各自就座。切尔托普哈诺夫到隔壁房间去了。

“您光临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吧？”涅多皮乌斯金用手掩住嘴巴小心地清清喉咙，轻声细语地说，为了表示礼貌，说话还把几个手指按住嘴唇。

“一个月了。”

“噢，是这样。”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眼下天气真好，”涅多皮乌斯金继续说，他带着感激的神情看看我，仿佛天气好坏和我有关，“庄稼可以说长得好极了。”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又沉默了下来。

“昨天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放狗猎到了两只灰兔，”涅多皮乌斯金花了不少力气又说起话来，显然是为了活跃我们的谈话气氛，“唔，是两只很大的灰兔。”

“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的猎狗都是很好的吧？”

“非常出色！”涅多皮乌斯金得意洋洋地回答，“可以说，在省里是首屈一指的（他把身子挪近我）。没什么可说的！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就是这么个人！他只要想干什么，只要想到要干什么事，你瞧，马上就成功了，他一直是那么劲头十足。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不瞒您说……”

切尔托普哈诺夫进来了。涅多皮乌斯金笑了笑，停下话头，用眼色向我示意，让我看看他，仿佛想说：您自己看了就会相信的。我们就开始聊打猎的事。

“您要不要看看我的狗？”切尔托普哈诺夫问我，没等我回答，就叫唤卡尔普。

一个强壮的小伙子走了进来，他身穿一件浅蓝色衣领、钉有仆役制服纽扣的绿色土布长袍。

“吩咐福姆卡，”切尔托普哈诺夫断断续续地说，“把阿马拉特和萨伊加牵来，要收拾得干干净净，懂吗？”

卡尔普咧开嘴笑了笑，含糊地说了句什么，走出去了。福姆卡来了，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绷得紧紧的，穿着靴子，牵着两条狗。出于礼貌，我对那些愚蠢的畜生称赞了一番（灵都特别愚蠢）。切尔托普哈诺夫对准阿马拉特的鼻子啐了一口唾沫，不过看来并没有使这条狗感到丝毫的高兴。涅多皮乌斯金也从后面抚摩了一下阿马拉特。我们又闲聊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渐渐变得温和起来，不再那么气呼呼，一本正经；他脸上的表情改变了。他朝我看看，又朝涅多皮乌斯金看看。

“喂！”他突然喊叫起来，“干吗让她一个人坐在那儿？玛莎！喂，玛莎！到这儿来。”

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走动，但是没有回答。

“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又亲切地喊了一声，“到这儿来，没关系，别害怕。”

门轻轻地打开了，于是我看见一个约莫二十岁的女子，她身材颀长匀称，生着一张茨冈人的黝黑面孔，一双黄褐色的眼睛，留着一条漆黑的长辫子；一排又大又白的牙齿在饱满红润的嘴唇里白得发亮。她穿着一袭白色衣裙，肩上披着浅蓝色披巾，在靠近喉咙口的地方用一枚金别针扣住，这条披巾把她那双纤细而结实的手臂遮住了一半。她带着村野女子特有的羞涩和惊慌向前走了两步，便停了下来，低下头。

“来，让我来介绍一下，”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说，“说她是妻子又不是妻子，就权作我的妻子吧。”

玛莎脸上微微泛起一片红晕，局促不安地笑了笑。我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很喜欢她。纤细的鹰钩鼻子、张开的半透明鼻孔、高高的眉毛的刚毅线条、苍白的稍稍凹陷的脸颊——她的整个面貌表现出一种任性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豪勇。两绺发亮的头发从她盘起的发辫底下往敞开的脖子上垂下，这是血统和力量的标志。

她走到窗口坐下。我不想增加她的窘迫，便和切尔托普哈诺夫说起话来。玛莎稍稍扭过头来，从眉毛底下悄悄地、快速而腼腆地打量了我几下。她的目光闪烁着，就像蟒蛇吐信一般。涅多皮乌斯金坐到她身旁，在她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她又笑了笑。在她微笑的时候，她的鼻子稍稍皱了起来，上嘴唇微微翘起，这些动作赋予她的脸一种又像猫又像狮子一样的表情……

“噢，你真像一棵含羞草，”我边想边悄悄地看看她那纤细柔软的腰身、凹陷的胸部和笨拙而敏捷的动作。

“喂，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问，“得拿点东西来招待招待客人吧，啊？”

“我们有蜜饯，”她回答。

“好，那就把蜜饯拿来，顺便再拿一瓶伏特加。喂，听我说，玛莎，”他在她后面喊道，“也把吉他拿来。”

“拿吉他干什么呀？我又不想唱歌。”

“为什么？”

“我不想。”

“唉，没有的事，你会唱，要是……”

“什么？”玛莎一下子皱起眉头，问道。

“要是有人请求你，”切尔托普哈诺夫有点尴尬，把话说完。

“啊！”

她走出去，一会儿就拿着蜜饯和伏特加回来，又坐到窗口去。她的额头上还看得出一条皱纹，两道眉毛不时扬起又放下，就像黄蜂的触须……读者，您注意到没有，黄蜂的脸有多么可怕？我想，暴风雨要来了。谈话不很投机。涅多皮乌斯金一声不响，只是满脸堆笑；切尔托普哈诺夫喘着气，面红耳赤，干瞪着两只眼睛；我已经准备告辞了……玛莎忽然站起身，一下子把窗门推开，探出头去，对一个路过的农妇气呼呼地叫了一声：“阿克西尼娅！”那农妇浑身一震，想转过身来，脚下一滑，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玛莎仰着身子，哈哈大笑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也笑起来，涅多皮乌斯金开心得尖叫着。我们大家都为之精神一振。只闪了个电，暴风雨就过去了……空气清新了。

过了半小时，谁也无法认出我们了：我们像小孩一样谈笑玩乐。玛莎最会打闹嬉戏——切尔托普哈诺夫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脸色发白，鼻孔张开，目光闪烁。这个野姑娘玩得入迷了。涅多皮乌斯金迈动那又胖又短的双腿跟在她后面一跛一跛地跑着，就像一只公鸭在追赶母鸭。连文佐尔也从前厅的条凳下钻出来，站在门槛上看着我们，蓦地跳起来，吠叫着。玛莎轻盈地跑进另一个房间，取来了吉他，她甩掉肩上的披巾，迅速坐下来，抬起头，唱起茨冈人的歌曲。她的歌声嘹亮，还带着颤音，仿佛发自有裂痕的玻璃铃铛，一会儿热烈，一会儿趋于静止……使人感到又亲切又痛苦。“嗨，燃烧吧，说吧！……”切尔托普哈诺夫跳起舞来。涅多皮乌斯金跺着脚，踏着小碎步。玛莎全身扭动，就像在火中燃烧的桦树皮。纤细的手指在吉他上敏捷地弹拨着，黝黑的脖子在两串琥珀项链下慢慢地起伏着。有时她突然停止歌唱，疲惫不堪地蹲下来，好像不情愿似的弹拨着琴弦，于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停下来，只是扭动着肩膀，在原地倒换着两脚，而涅多皮乌斯金则摇晃着脑袋，像个中国瓷娃娃；有时她又发狂般唱起歌来，伸直腰身，挺起胸膛，于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又一会儿蹲下来，贴近地面，一会儿高高跃起，跳到天花板底下，陀螺似的旋转着，嘴里叫着：“快！”……

“快，快，快，快！”涅多皮乌斯金像说绕口令似的跟着叫。

入夜，我乘马车离开了别索诺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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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谚：母鸡不是鸟，准尉不是官。意即他的军衔是准尉。

(2) 1俄石约合210升。

(3) (4) 原文为法文。

(5) 法语“是的，是的”的译音。

(6) 原文为法文。

(7) 切尔托普哈诺夫把法语和俄语混合起来说。“热”是法语“我”的意思。法语在否定词ne（不行，没有）后必须加一个助词pas（发音如“巴”，切尔托普哈诺夫在说这句话时先是忘记了说“巴”，后又把它补上）。

(8)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

(9) 马尔林斯基（1797—1837），别斯图热夫的笔名，俄国作家。

(10) 马尔林斯基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

一

打从我去拜访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之后，过了两年，他开始遭到灾难了——确确实实是灾难。在这以前，他就遇到了许多不快、挫折，甚至不幸的事，但他并不放在心上，照旧“主宰”着一切。第一个使他感到震动的灾难是一件令他最伤心的事：玛莎和他分手了。

她在他家里似乎已经过得很习惯，是什么原因使她离开他的家呢？这很难说。切尔托普哈诺夫直到自己一生的最后日子都确信，诱使玛莎变心的是他的一个年轻的邻人，此人是个退伍的枪骑兵大尉，绰号叫亚弗。照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的说法，他之所以得逞，只是因为他不断地捻着小胡子，拼命抹香油，鼻子里常常意味深长地哼哼着；但是应该说，在这里起作用的主要是玛莎血管里流动着的流浪民族茨冈人的血液。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夏天的傍晚，玛莎还是把一些破旧衣服打成一个小小的包裹，从切尔托普哈诺夫家出走了。

出走之前，她有那么两三天一直坐在屋角里，蜷缩成一团，紧靠着墙壁，像一只受伤的狐狸，对谁都不说一句话，只是转动着眼珠，沉思默想，颤动着眉毛，稍稍咧开嘴露出牙齿，伸出两手，仿佛要把自己裹住。她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绪，但从来不持续很久。切尔托普哈诺夫知道这一点，因此并不放在心上，也没有去惊动她。有一天，猎犬管理人告诉他，最后两条猎犬死了，他去犬舍看了看，回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女仆，她用发抖的声音向他报告，说玛丽亚·阿金菲耶夫娜⁽¹⁾吩咐向他致意，吩咐转告他，祝他万事如意，而她自己再也不回到他这儿来了——切尔托普哈诺夫在原地转了两圈，发出一阵嘶哑的吼叫，拔脚就去追那女逃亡者，还顺手带上了手枪。

他在离家两俄里一座白桦林旁边通县城的大道上追上她。太阳已低低地悬挂在地平线上，周围的一切：树木、青草和土地一下子都被染红了。

“你是去找亚弗的！是去找亚弗的！”切尔托普哈诺夫一看见玛莎就痛苦地叫起来，“是去找亚弗的！”他反复说着，跌跌撞撞地向她跑去。

玛莎停住脚步，向他转过脸来。她背着阳光站着，全身黑魃魃的，仿佛用乌木雕成。只有她的眼白像银杏那样特别耀眼，而眼睛本身——瞳仁——就显得更黑了。

她把包裹扔到一边，把双手交叠在胸前。

“你是去找亚弗的，你这个坏女人！”切尔托普哈诺夫又说了一遍，想去抓她的肩膀，但一遇到她的目光便慌了手脚，犹豫起来。

“我不是去找亚弗先生的，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玛莎平静地轻声回答，“不过，我再也不能和您一起过日子了。”

“怎么不能一起过日子？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

玛莎摇摇头。

“您没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我，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只是在您家里我很苦闷……为了过去的日子我感谢您，可是我不能再待下去了——不能再待下去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大吃一惊，他甚至用双手拍了一下大腿，跳了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日子一天天过下去，除了美满和安闲，什么事也没有碰到，突然苦闷起来了！竟然说，我要抛弃这一切！接着把头巾往头上一包，就走了。你受到的尊敬并不比一个太太差呀……”

“你不这样对待我，我也过得下去，”玛莎打断他的话。

“不需要这样对待？从一个骗人的茨冈女人变成一个太太——不需要这样对待？怎么不需要，你生来就是个贱货吗？这怎能叫人相信？你是偷偷地变心了，变心了！”

他又口吃起来。

“我根本没有想到要变心，也没有想过变心，”玛莎用她那悦耳而清晰的声音说，“我已经告诉您了：我感到苦闷。”

“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大叫着，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口，“行了，别说了，够了，你一直在折磨我……够了！真的！你只要想想吉洪会说些什么；你哪怕可怜可怜他也好！”

“请替我向吉洪·伊凡诺维奇致意，对他说……”

切尔托普哈诺夫两只手挥了一下。

“不行，别胡说——你走不了的！你的亚弗等不到你的。”

“亚弗先生，”玛莎正要说……

“亚弗算什么先——生——”切尔托普哈诺夫学着她的口气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手、阴谋家，他那副嘴脸就像一只猴子！”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玛莎足足斗了半个小时嘴。他有时走到她跟前，有时跳开，有时对她挥动拳头，有时对她深深鞠躬，哭泣、咒骂……

“我不能再待下去，”玛莎再次表示，“我很苦闷……我苦恼得要命。”她的脸渐渐变得冷漠起来，几乎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以致切尔托普哈诺夫问她，是不是有人让她服了麻醉剂。

“苦闷啊，”她说了十来次。

“那么让我打死你吧，怎么样？”他大叫着，突然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玛莎笑了笑，她的脸活跃起来。

“那又怎么样？你打死我吧，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随您的便，但回去我是不回去的。”

“你不回去？”切尔托普哈诺夫扳下手枪的扳机。

“不回去，亲爱的。决不回去。我说话是算数的。”

切尔托普哈诺夫突然把手枪塞到她手里，一屁股坐在地上。

“那么，你打死我吧！没有你，我也不想活了。既然你厌烦我，那么我对一切也感到厌烦了。”

玛莎弯下身子，拿起包裹，把手枪放在草地上，把枪口从切尔托普哈诺夫那边掉开，走到他跟前。

“喂，亲爱的，你何必这样伤心呢？你难道不了解我们茨冈女人吗？我们的脾气生来就是这样的，这是常有的事。只要苦闷这个拆伙的一出现，就把灵魂勾到别的远远的地方去，哪肯再待下去啊？请你记住你的玛莎——这样的女朋友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我也不会把你，我的雄鹰，忘记的；可是我们的共同生活算是到头了！”

“我爱过你，玛莎，”切尔托普哈诺夫用手掩住脸，透过指缝喃喃地说。

“我也爱过您，好朋友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

“从前我爱过你，现在我仍旧发狂般地爱你，爱你爱得神魂颠倒。现在我左思右想，你这样无缘无故、好端端地生活着，却要抛弃我，到处去流浪，我想，如果我不是个倒霉的穷光蛋，你大概不会扔下我吧！”

玛莎听了这几句话，只是笑了笑。

“你以前还叫我不贪图钱财的女人呢！”她说着，抡起手臂在切尔托普哈诺夫肩上打了一拳。

他跳了起来。

“不过，你最好是拿些钱去，不然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怎么行？但是你最好还是打死我！我明白告诉你：你现在就打死我！”

玛莎又摇摇头。

“打死你？亲爱的，就为了这件事让人家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切尔托普哈诺夫浑身一抖。

“这么说，你只是因为怕服苦役……”

他又在草地上躺下。

玛莎默默地站在他身旁。“我可怜你，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是个好人……但是没有办法：再见吧！”

她转过身去，走了两步。夜晚降临了，到处是一片朦胧的夜色。切尔托普哈诺夫一骨碌从地上站起来，从后面抓住玛莎的两只胳膊肘。

“你就这样走了，你这条毒蛇？到亚弗那儿去！”

“再见吧！”玛莎深情地断然说，挣脱他的手走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目送着她，然后跑到放手枪的地方，抓起手枪，瞄准了，开了一枪……不过在扣动扳机之前，先把手往上一抬：子弹嗖的一声从玛莎的头顶上飞过。她边走边回过头来看他一下，接着便继续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仿佛故意刺激他。

他双手掩住脸，拔脚跑了……

但他还没有跑上五十步，突然一动不动地站住了。一个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声音传到他耳中。玛莎在唱歌。“美妙的青春年华，”她唱着；每一个字都在夜空中飘荡着——哀婉而炽热。切尔托普哈诺夫侧耳倾听着。歌声渐渐远去；有时消失了，有时又微弱地飘来，但仍然那么炽热……

“她这是故意刺激我，”切尔托普哈诺夫想，但突然哼哼起来：“啊，不，她这是向我表示永远分手了，”于是泪如泉涌。

第二天他来到亚弗先生家里。亚弗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上流社会人物，不喜欢在乡村里离群索居，而住在县城里，用他的话说，就是“离小姐们近些”。切尔托普哈诺夫没有遇见亚弗：据他的侍仆说，他前天到莫斯科去了。

“这就对了！”切尔托普哈诺夫愤怒地叫了一声，“他们有约在先；她跟他跑了……但是且慢！”

他不顾侍仆的拦阻，闯进年轻大尉的书房。书房里的长沙发上方挂着主人穿着枪骑兵制服的油画像。“啊，原来你在这儿，这没有尾巴的猴子！”切尔托普哈诺夫大声叫嚷着，跳到长沙发上，一拳打在绷紧的画布上，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窟窿。

“告诉你那无赖主人，”他对侍仆说，“因为他那可恶的嘴脸不在这儿，贵族切尔托普哈诺夫就揍了他的画像。如果他想和我决斗，他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贵族切尔托普哈诺夫！要不然，我就自己来找他！就是到了海底，我也能找到这只下贱的猴子！”

说完这句话，切尔托普哈诺夫便跳下沙发，扬长而去。

但是亚弗大尉压根儿没有要求和他决斗，他甚至没有遇到过他——而切尔托普哈诺夫也不想去寻找他的仇人，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麻烦。玛莎从此也没有任何音信。切尔托普哈诺夫本想借酒浇愁，可是很快就“清醒”过来。不过这时他又遭到了第二个灾难。

二

这就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吉洪·伊凡诺维奇·涅多皮乌斯金的逝世。在他去世前两年，他的健康状况就开始了变化：他患了气喘病，老是昏睡，醒来以后，仍不能很快清醒：县里的医生说，他是“小中风”。在玛莎出走前的三天里，也就是她感到“苦闷”的三天里，涅多皮乌斯金躺在他的别谢连杰耶夫卡村，他患了重感冒。玛莎的行为使他大为震惊，这是他绝没有想到的：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几乎超过了对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打击。他生性温顺懦弱，除了对朋友温柔地表示同情，自己存着病态的疑虑外，他什么也没说……但是他从此心灰意懒，身体也垮了下来。“她伤了我的心，”他坐在他所喜爱的漆布面长沙发上转动着手指，自言自语地说。甚至在切尔托普哈诺夫情绪正常以后，他涅多皮乌斯金仍无法恢复常态，他总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他指着腹部上面的胸口说：“就是这儿。”就这样，他拖到了冬天。最初的几阵寒潮袭来时，他的气喘病倒是减轻了些，然而这时来袭击他的却不是“小中风”，而是真正的中风。他没有立即失去知觉，他还认得出切尔托普哈诺夫，甚至在他的好朋友绝望地大叫“你怎么搞的，吉洪，不经我同意，你就要扔下我了，你做得不比玛莎差啊”之后，他还能用僵硬的舌头回答：“我……潘……捷……列……伊……奇，永远……听……你的……话。”然而他还是没有等到县里的医生赶到，就在当天死去了。医生看到他刚刚冷下去的遗体，只能悲叹浮生易逝，要了一点“伏特加和咸鱼干”了事。不出所料，吉洪·伊凡诺维奇把自己的产业遗赠给自己最尊敬的恩人和宽宏大量的保护人“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切尔托普哈诺夫”。但是这份产业并没有带给最尊敬的恩人多大好处，因为它不久便被拍卖了，这一部分是为了支付墓地的纪念碑——一座雕像——的费用，这座雕像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在他身上显然反映出父亲的秉性）想在朋友的墓地上竖立的。他从莫斯科订购了一座正在祈祷的天使像。但是人家介绍给他的那个经纪人知道外省熟悉雕塑的行家不多，便没有给他天使，而给他送来了一座多年装饰在莫斯科郊外一座被废弃的叶卡捷琳娜时代花园里的女神福罗拉⁽²⁾像。这座雕像是经纪人没费什么代价搞到手的，不过它倒是十分雅致，具有洛可可式⁽³⁾风格，有一双胖胖的手，留着蓬松的鬈发，袒露的胸脯上饰着一串玫瑰花，风姿柔美。这位神话中的女神至今仍姿态优美地抬起一只脚，站在吉洪·伊凡诺维奇的坟墓上，分毫不差地像蓬巴杜夫人⁽⁴⁾那样矫揉造作地注视着在她周围漫步的牛羊、这些乡村墓地始终不渝的光顾者。

三

切尔托普哈诺夫失去忠诚的朋友之后，又开始酗酒了，这一次酗酒的程度比以前要严重得多。他的处境每况愈下。他已经没有钱打猎，仅剩的钱花光了，最后几个仆人也各奔前程了。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已完全陷入孤独状态：没有人能和他促膝谈心，更不用说互诉衷曲了。只有他的傲气一点没有减少。相反：他的境况越糟，他就越傲慢，越妄自尊大，越令人难以接近。最后他完全变得蛮横无理。他只剩下一种慰藉，一种乐趣：那就是一匹极其出色的乘用马，灰色的鬃毛，顿河种，他给它起名叫马列克-阿杰尔，这确确实实是一头出众的牲口。

他是这样得到这匹马的：

有一次，切尔托普哈诺夫骑马经过邻村，听见酒店附近有一群农民在那里吵闹叫嚷。在这群农民当中，有许多手臂在同一个地方挥舞着。

“那边出了什么事？”他用惯有的官腔问一个站在自家门口的老农妇。

那农妇靠着门框，好像在打瞌睡，不时往酒店那边看上一眼。一个长着浅色头发的男孩穿着印花布衫，在袒露的胸口上挂着一个柏木十字架，叉开两只小脚，攥紧拳头，坐在她的两只树皮鞋中间；一只小鸡在那儿啄食一块硬得像木头的黑麦面包皮。

“上帝才知道，老爷，”老太婆回答，她向前探着身子，把一只布满皱纹的黝黑的手按在小孩的头上，“听说，是我们的小伙子在打一个犹太人。”

“怎么打犹太人？哪一个犹太人？”

“上帝才知道，老爷。我们这儿来了一个犹太人，谁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瓦夏，去吧，小少爷，到妈妈那儿去。去，去，讨厌的东西！”

农妇赶走了小鸡，瓦夏抓住她的裙子。

“他们就是在打他呀，我的老爷。”

“怎么打他？为什么？”

“我不知道，老爷。总是有什么事。再说，怎么能不打呢？是他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

切尔托普哈诺夫大喝一声，在马颈上抽了一鞭，径直向人群驰去。他冲入人群，仍用那根鞭子向左右两边不分青红皂白地抽打那些农民，嘴里断断续续地喊叫着：“横行……霸道！横行……霸道！应该……由法律……来惩罚，而不是……私设……公堂！法律！法律！！法……律！！！”

不到两分钟，整个人群便往四下里后退了——于是酒店门前的地上出现了一个皮肤黝黑、穿着土布长袍、个子瘦小的人，他蓬头垢面，遍体鳞伤……脸色煞白，眼珠往上翻，大张着嘴巴……这是怎么回事？是吓坏了还是死了？

“你们为什么打死这个犹太人？”切尔托普哈诺夫威严地挥动鞭子，大声叫喊着。

人群中响起一阵轻轻的嗡嗡声算是回答。有的农民用手抓住肩膀，有的叉着腰，有的摸摸鼻子。

“打得好厉害！”后排有人说。

“用鞭子打的！谁都会这么干！”另一个声音说。

“为什么把这个犹太人打死？我在问你们哪，你们这些没头脑的野蛮人！”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喊叫了一遍。

但这时那躺在地上的人一下子跳了起来，跑到切尔托普哈诺夫的背后，抖抖瑟瑟地抓住他的马鞍。

人群里齐声爆发出一阵哄笑。

“还活着呢！”又是后排发出的声音。“活像一只猫！”

“大人，保护我，救救我！”那不幸的犹太人喃喃地说，他把整个胸部贴紧在切尔托普哈诺夫的一条腿上，“不然他们会打死我的，会打死我的，大人！”

“他们为什么打你？”切尔托普哈诺夫问道。

“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有些牲口死了……他们就怀疑我……可是我……”

“好，这件事我们以后会弄清楚的！”切尔托普哈诺夫打断他的话，“现在你抓住我的马鞍跟我走。而你们！”他向人群转过身去，说，“你们认识我吗？我是地主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住在别索诺沃村，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想控告我，那就去控告吧，你们还可以顺便控告这个犹太人！”

“干吗要控告啊，”一个老成持重的白胡子农民深深地躬着身说，他那样子就像个族长（不过，他打犹太人的时候并不比别人差些）。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老爷，我们很熟悉您老人家，您教训了我们，我们深深感谢您的恩典！”

“干吗要控告啊！”另外一些人也随声附和。“至于那个反基督的人，我们自然有办法对付！他可逃不出我们的手心！我们要抓他就像抓一只野兔……”

切尔托普哈诺夫捻了捻小胡子，哼了一声，就带着犹太人骑马回自己村里去了。他就这样从那些迫害者手里救出了这个犹太人，就像从前解救吉洪·涅多皮乌斯金一样。

四

过了几天，切尔托普哈诺夫家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小厮向他报告，说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要和他谈点事。切尔托普哈诺夫跑到台阶上，看见他所熟悉的那个犹太人，他骑着一匹出色的顿河马，那马纹丝不动、骄傲地站在院子当中。那犹太人头上没戴帽子：他把帽子挟在腋下，他的脚也没有踏在马镫上，而踏在马镫的皮带里；他那破长袍的两片衣裾从马鞍的两边挂下来。他一看见切尔托普哈诺夫，便吧嗒着嘴唇，动动胳膊肘，晃动两条腿。然而切尔托普哈诺夫不但没有回礼，甚至勃然大怒起来，他突然火冒三丈：这个可恶的犹太人竟敢骑一匹这样的好马……实在不像话！

“喂，你这个黑皮鬼！”他大声嚷嚷，“马上给我滚下来，要是你不想让人拖到泥塘里的话！”

犹太人立刻听从他的话，像一只麻袋似的从马鞍上滚下来，用一只手轻轻抓住缰绳，边装出笑容边鞠躬，走近切尔托普哈诺夫。

“你有什么事？”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神情庄重地问。

“大人，请您看看这是一匹什么马？”犹太人一边不断地鞠躬，一边说。

“唔……不错……是匹好马。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大概是偷来的吧？”

“怎么是偷的，大人！我是个老实的犹太人，我不是偷的，而是为您大人觅来的，真的！我费了不少力气，费了不少力气，就为了这匹马！这样的马就是找遍整个顿河地区也找不到第二匹。您看看，大人，这匹马有多好！请到这儿来！吁……吁……转过身去，侧过身来！我们把鞍子拿掉。怎么样，大人？”

“是匹好马，”切尔托普哈诺夫又说了一遍，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可他的心却在怦怦乱跳。他是个热衷于养马的人，是个识马的行家。

“大人，您摸摸它吧！摸摸它的脖子，嘻嘻嘻！不错，就这样。”

切尔托普哈诺夫不情愿似的把手放在马的脖子上，在那上面拍了两下，接着用几根指头从马颈上隆起的地方顺着脊背捋下去，一直捋到肾脏的上方，像内行人一样轻轻地按一按。马立刻拱起背，用它那骄傲的黑眼睛向切尔托普哈诺夫斜视了一下，喷了一下鼻子，前脚在原地踏了两步。

犹太人笑起来，轻轻拍拍手。

“它在认主人了，大人，认主人了！”

“咳，别胡说，”切尔托普哈诺夫愤愤地打断他的话。“向你买这匹马吧……我没有钱，作为礼物吧，我不但从来没有接受过犹太人的礼物，就连上帝的礼物也没有接受过！”

“我怎么敢送您礼物呢，您别那么想！”犹太人大声说。“大人，您买下吧……钱我可以等。”

切尔托普哈诺夫想了想。

“你要多少钱？”最后，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犹太人耸耸肩膀。

“就照我付的价钱。两百卢布。”

这匹马值这个价钱的两倍，也许，值这个价钱的三倍。

切尔托普哈诺夫把脸转到一边，大大地打了个哈欠。

“那么钱……什么时候付呢？”他问，故意皱起眉头，眼睛不看犹太人。

“看您大人什么时候方便。”

切尔托普哈诺夫昂起头，但没有抬起眼睛。

“这不是回答。你说清楚，希律的子孙！——难道叫我欠你的情？”

“那么这样吧，”犹太人连忙说，“过六个月……行吗？”

切尔托普哈诺夫什么也没有回答。

犹太人凝视着他的眼睛。“行吗？让我把马牵进马厩吗？”

“鞍子我不要，”切尔托普哈诺夫断断续续地说。“把鞍子拿走，听见吗？”

“当然，当然，我拿走，我拿走，”犹太人很高兴，喃喃地说着，把鞍子扛到肩上。

“至于钱，”切尔托普哈诺夫继续说……“过六个月。不过不是两百卢布，而是两百五十卢布。别说了，两百五十卢布，我对你说！我先欠你。”

切尔托普哈诺夫一直没有勇气抬起眼睛。他从来没有因为失去自尊而如此强烈地感到痛苦。“显然，这礼物，”他想，“是他为了报恩送来的，这鬼东西！”他真想拥抱这个犹太人，再揍他一顿……

“大人，”犹太人鼓起勇气，咧开嘴笑着说，“应该照俄罗斯人的习惯，用衣裾裹着缰绳交给您……”

“瞧你想出了什么主意？犹太人……什么俄罗斯人的习惯！喂，有人吗？把马牵到马厩里去。给它喂些燕麦。我马上就来看看。这样吧：它的名字就叫马列克-阿杰尔吧！”

切尔托普哈诺夫本想走上台阶，却突然转过身，跑到犹太人身边，紧紧握住他的手。犹太人向他鞠了一躬，正想吻他，但切尔托普哈诺夫倒退了一步，轻声告诉他：“别对任何人说！”随即走进门里去了。

五

从这一天起马列克-阿杰尔便成了切尔托普哈诺夫生活中最重要、最关心、最使他高兴的事情。他爱它胜过爱玛莎，他亲近它胜过亲近涅多皮乌斯金。这匹马也和他一样！它像一团火，就是一团火，简直是火药——可它的庄重就像个贵族！它不知疲劳，坚韧不拔，不管要它上哪儿，它都唯命是从；喂养它也花费不多：要是没有东西吃，它会啃脚下的泥巴。它慢走时，就像抱着你那么稳当；它小跑时，就像把你放在摇篮里摇着；它奔驰起来，就是风也追不上！它从来不气喘：因为气孔多。它的腿像钢铁铸成的，至于马失前蹄，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跳过壕沟、越过栅栏，它都不当回事；而且它很有灵性！你一叫它，它扬扬头就跑过来了；你叫它站着，自己走开，它就一动不动地站着；你一回来，它就轻轻地嘶鸣，似乎在说：“我在这儿呢。”它什么也不怕：在最黑暗的地方，在暴风雪中，它都能找到路；它绝不让陌生人靠近它：它会咬人！狗也不敢走近它：一走近它，它的前蹄马上就会往它脑门上噗地踢上一记！叫它活不成。这是一匹有自尊心的马：在它头上挥挥鞭子不过是一种派头罢了，你可别碰它！不过有什么必要喋喋不休地多说呢：总之，它是一件宝贝，不是一匹马！

切尔托普哈诺夫夸起马列克-阿杰尔来都找不到适当的词儿！他那么精心照料它，对它关怀备至！它的毛像银子一样闪光，不是旧的银子，而是新的银子，隐隐闪着亮光的；用手掌抚摩它——它就像一块天鹅绒！马鞍、鞍韂、笼头——所有的马具都配得那么合身、舒齐、干净，简直可以拿铅笔在那上面画画！切尔托普哈诺夫对它的照料真是无微不至，他亲手替它的爱马编额鬃，用啤酒洗鬃毛和尾巴，甚至在蹄子上抹油膏……

他常常骑着马列克-阿杰尔出门去，他不是去访问他的邻居，他和他们仍然没有往来，他只是走过他们的田野和庄园……他说，你们这些傻瓜，在远处欣赏欣赏吧！有时他听说某地方有人出猎——某个富裕的地主准备到远离庄园的野外去打猎，他立刻就到那地方去，在远处，在地平线上表演他的骑姿，让所有的观众惊叹他那匹马的雄姿和速度，但又不让任何人接近它。有一次，一个猎人竟带上全体随从追赶他。他看见切尔托普哈诺夫跑开了，就全速追上去，竭力对他叫喊：“喂，你听我说！把马卖给我，你要什么都可以！我可以出一千卢布！我可以把老婆孩子都给你！可以把什么都给你！”

切尔托普哈诺夫突然勒住马列克-阿杰尔。猎人飞驰到他跟前。

“先生！”那人大声说，“你说，你要什么？我的亲爹！”

“即使你是国王，”切尔托普哈诺夫一字一顿地说（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莎士比亚的名字⁽⁵⁾），“你就是拿整个王国来换我的马——我也不给！”说罢，他哈哈大笑，拉起马列克-阿杰尔，让它直立起来，像陀螺一样转过身——接着疾驰而去！就在已经收割过的田野上一闪一闪地奔驰。那猎人（据说是个极富有的公爵）把帽子扔在地上，咕咚一声把脸埋在帽子里！就这样在地上躺了半个钟头。

切尔托普哈诺夫怎能不珍爱这匹马呢？他之所以能重新在众多邻居之中显示出无可置疑的优越性，最后的优越性，不是全靠这匹马吗？

六

光阴荏苒，付款的日期渐渐逼近了，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不但没有二百五十卢布，就连五十卢布也没有。怎么办，拿什么来支付？“那有什么办法？”他最后打定主意，“要是那犹太人不好商量，不肯延期，我就把房子和土地给他，自己骑着马到处去流浪！就是饿死，我也不把马列克-阿杰尔交出去！”他心烦意乱，左思右想，无计可施；但是这时命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怜悯了他，对他发出微笑：他有个远房姑母——切尔托普哈诺夫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在遗嘱中留给他一笔钱，这数目在他看来极大，有整整两千卢布！用他的话说，这钱来得正是时候：正好在犹太人到来前一天收到。切尔托普哈诺夫几乎高兴得发狂，但并没有想到喝一杯伏特加庆贺庆贺：自从马列克-阿杰尔来到他家那一天起，他就滴酒不沾。他跑到马厩里，吻吻他朋友鼻子上面皮肤最柔软的两侧。“现在我们再也不分离了！”他拍拍马列克-阿杰尔梳得很整齐的鬃毛下面的脖子，大声说。回到家里，他数出两百五十卢布，把它封在一个纸包里。然后他仰卧在床上，抽着烟斗，想象着他怎样安排剩下的钱——也就是说，他将去物色一些怎样的狗：要买正宗科斯特罗马种的，而且一定要红斑的！他甚至同彼尔菲什卡谈话，答应给他买一件所有接缝都嵌黄丝带的新上衣，然后心满意足地躺下睡觉。

他做了个恶梦：他骑马出去打猎，不过骑的不是马列克-阿杰尔，而是一匹像骆驼一样的怪兽；一只雪白雪白的狐狸向他跑来……他想挥挥鞭子，想叫狗去追它，可他手里拿的不是鞭子，而是树皮擦子，于是狐狸跑到他跟前，伸出舌头来逗他。他跳下骆驼，绊了一跤，跌到了……他一跤跌到一个宪兵手里，那宪兵要他去见总督，结果他认出那总督竟是亚弗……

切尔托普哈诺夫醒过来。房间里很暗，公鸡刚啼过两遍……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匹马在嘶鸣。

切尔托普哈诺夫抬起头……他又听见一声微弱的马嘶。

“这是马列克-阿杰尔在嘶叫！”他想……“这是它在嘶叫！但为什么这么远？我的天……这不可能……”

切尔托普哈诺夫突然浑身冰凉，急忙跳下床铺，摸到皮靴和衣服，穿戴好，从枕头底下抓起马厩的钥匙，奔到院子里。

七

马厩在院子的尽头，和田野只隔着一堵墙。切尔托普哈诺夫的钥匙没有一下子插进锁孔里，他的手在发抖，他也没有立刻转动钥匙……他屏住气，一动不动地站着：门里面哪怕有一点动静也好啊！“马列克！马列克！”他轻轻叫唤它：里面一片死寂！切尔托普哈诺夫不由自主地用钥匙推了一下：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原来门没有锁。他一步跨过门槛，又一次叫唤他的马，这一次叫的是它的全名：“马列克-阿杰尔！”但那忠实的伙伴没有回答，只有一只老鼠在干草堆里窸窸窣窣地响了一阵。于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奔进马厩里三间马栏中养马列克-阿杰尔的那一间。虽然马厩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还是直接闯进了那一间马栏……什么也没有！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天旋地转起来，脑壳里像有一口钟在嗡嗡响着。他想要说句什么，但嘴巴里只是丝丝响着，他用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摸索着，喘着粗气，他弯着腿从一间马栏走进另一间马栏……走进干草几乎堆到屋顶的第三间，撞在一堵墙上，又撞到另一堵墙上，跌倒了，翻了个跟头，他站起来，突然慌慌张张地穿过半开着的门奔到院子里……

“有人盗马了！彼尔菲什卡！彼尔菲什卡！有人盗马了！”他拼命大叫着。

小厮彼尔菲什卡只穿着一件布衫飞速地从他睡觉的下房里跑出来……

主人和唯一的仆人像两个醉汉在院子里撞在一起。他们发疯似的互相围着对方团团转。主人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仆人也不知道主人要他干什么。“坏事了！坏事了！”切尔托普哈诺夫喃喃地说着。“坏事了！坏事了！”小厮也跟着他叫着。“拿灯来！给我灯，把灯点上！点灯！点灯！”切尔托普哈诺夫终于从麻木的胸中说出话来。彼尔菲什卡急忙奔进屋里去。

但要点上灯、弄到火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当时的俄罗斯硫磺火柴还是一种稀奇的东西，厨房里最后一点炭火早就熄灭了，火镰和火石没有立刻找到，找到了也一下子打不出火来。切尔托普哈诺夫咬牙切齿地从手足无措的彼尔菲什卡的手中夺过火镰和火石，亲自打火：迸发出许多火星，但迸发得更多的是咒骂，甚至呻吟——但火绒不是点不着就是立刻熄灭，尽管四个鼓起的面颊和四片嘴唇齐心协力地想吹燃它也无济于事！终于在五分钟之后，决不会更早些，点燃了一盏破灯笼底上的蜡烛头，切尔托普哈诺夫这才在彼尔菲什卡的陪伴下闯进马厩，把灯笼高高地举过头顶，向四周察看着……

马厩里空空如也！

他奔到院子里，跑遍了所有的地方——不见马的踪影！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庄园四周的篱笆早已破败，许多地方倾斜，倒在地上……马厩旁边的一段，整整有一俄尺宽已完全倒塌了。彼尔菲什卡把它指给切尔托普哈诺夫看。

“老爷！您看看这儿：今天还没有这个洞。木桩都露出地面了：说明是有人把它拔出来的。”

切尔托普哈诺夫提着灯笼跳过去，在地上照着……

“蹄印，蹄印，马蹄铁的印子，蹄印，新的蹄印！”他急急地嘟囔着。“是从这儿牵出去的，这儿，这儿！”

他迅速跳过篱笆，高声喊叫：“马列克-阿杰尔！马列克-阿杰尔！”接着径直往野外跑去。

彼尔菲什卡不知所措地站在篱笆旁。灯光被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浓重夜色吞没，很快就从他眼前消失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绝望叫声越来越微弱……

八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朝霞已经升起。他已经不像个人样，衣服上全是污泥，神情粗野可怕，目光阴郁凝滞。他用嘶哑的声音轻轻地叫彼尔菲什卡走开，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他累得几乎站立不住，但并不躺到床上去，却坐在门旁的椅子上，抓住自己的头。

“给盗走了！……给盗走了！”

但是盗马贼是怎样在半夜里从锁好的马厩里把马列克-阿杰尔盗走的？马列克-阿杰尔连白天都不让任何陌生人接近它，怎么能无声无息，没有一点声响就把它盗走呢？连一只看家狗都不吠叫一声，这又怎么解释？不错，看家狗一共只有两只，是两只小狗，由于饥寒交迫，都钻进沙土里了——但毕竟应该有所觉察！

“现在没有了马列克-阿杰尔，我可怎么办？”切尔托普哈诺夫想。“仅有的一种乐趣现在被剥夺了——我应该去死了。再买一匹马吧——钱是有的，可是上哪儿去买一匹这样的好马啊？”

“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他听到门外有胆怯的叫声。

切尔托普哈诺夫霍地站起来。

“谁啊？”他大声问，声音好像不是他自己的。

“是我，您的侍童，彼尔菲什卡。”

“你有什么事？是不是找到了，自己跑回来了？”

“不是，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是那个犹太人，那个卖马的……”

“怎么啦？”

“他来了。”

“好——好——好——好！”切尔托普哈诺夫吼叫着，一下子把门打开。“把他揪过来！揪过来！揪过来！”

犹太人站在彼尔菲什卡背后，看到自己的“恩人”一副蓬头垢面、一脸凶相的样子突然出现在眼前，本想赶快逃走，不料切尔托普哈诺夫三步两步跑过来，像老虎似的掐住他的喉咙。

“好哇！来收钱了！来收钱了！”他声音嘶哑地叫道，仿佛不是他掐住人家的喉咙，而是他的喉咙被人家掐住。“半夜里把马盗走，白天倒来要钱了？是不是？是不是？”

“您饶了我吧，大……人……”犹太人哼哼着。

“说，我的马在哪儿？你把它藏在哪儿？卖给谁了？说，说，说啊！”

犹太人已发不出声音；他发青的脸上已没有了惊吓的表情。双手垂了下来，被切尔托普哈诺夫愤怒地摇撼的身体像一根芦苇似的东倒西歪。

“钱我会付给你的，我会全付给你的，一文都不会少，”切尔托普哈诺夫嚷嚷着，“可是你要不马上跟我说出来，我就掐死你，像掐死一只小鸡一样……”

“您已经把他掐死了，老爷，”小厮彼尔菲什卡好声好气地说。

这时切尔托普哈诺夫才醒悟过来。

他放开犹太人的脖子，犹太人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切尔托普哈诺夫把他拉起来，把他按在凳子上，往他喉咙里灌了一杯伏特加，让他苏醒过来。等他一恢复知觉，便跟他谈话。

原来，犹太人对马列克-阿杰尔被盗的事一无所知。再说，他亲自为“最尊敬的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弄来这匹马，又怎么会把它盗走呢？

于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带他到马厩去。

他们两人一起察看了马栏、马槽和门上的锁，翻了翻干草和麦秸，然后走到院子里。切尔托普哈诺夫把篱笆旁的马蹄印指给犹太人看，突然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下。

“等一等！”他大喊一声。“这匹马你是从哪儿买来的？”

“在小阿尔汉格尔斯克县的维尔霍先诺马市上买的，”犹太人答道。

“向谁买的？”

“一个哥萨克。”

“等一等！这个哥萨克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是个中年人，样子挺老实。”

“是怎么一个人？什么样子？恐怕是个狡猾的骗子吧？”

“也许是骗子，大人。”

“他，这个骗子，是怎么跟你说的？说了些什么？这匹马他养很久了吗？”

“记得他说，养很久了。”

“这么说，除了他，不会是别人偷的了！你想想看，你听我说，你到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

犹太人浑身一抖，抬起他的黑眼睛向切尔托普哈诺夫瞥了一眼。

“您问我叫什么名字？”

“是啊：你怎么称呼？”

“莫舍尔·列伊巴。”

“好，你想想看，列伊巴，我的朋友，你是个聪明人：除了老主人，谁能让马列克-阿杰尔服服帖帖落到他手里！他还要给它套上马鞍，戴上马嚼子，脱下马衣——你看，马衣就在干草上！……就像在家里干的一样！要是遇上另一个生人，而不是主人，马列克-阿杰尔肯定会把他踩在脚下的！它会大叫起来，惊动整个村子！你同意我说的话吗？”

“同意，同意，大人……”

“这么说，我们应该首先去找那个哥萨克！”

“可是怎么找得到他呢，大人？我一共才见过他一面，这会儿他在哪儿？他叫什么名字？唉！唉！”犹太人说，悲伤地摇动两鬓的长发。

“列伊巴！”切尔托普哈诺夫突然高声叫嚷起来，“列伊巴，你看看我！我要发疯了，我管不住自己了！……要是你不帮我的忙，我就自杀！”

“我怎么帮你啊……”

“跟我出去找那个盗马贼！”

“可我们到哪儿去找啊？”

“到各个市场，到各条大道，到各条小路，到所有的盗马贼那儿，到各个城市，到各个村子，到各个农庄——到处去，找遍天涯海角！至于费用，你不必担心：老弟，我得到了一笔遗产！我就是花完最后一个子儿，也要找到我的朋友！那个盗马贼是逃不出我们的手心的！他逃到哪儿——我们就追到哪儿！他钻到地底下，我们就追到地底下！他逃到魔鬼那儿——我们就追到撒旦那儿！”

“干吗要到撒旦那儿，”犹太人说，“不到他那儿也可以追到的。”

“列伊巴！”切尔托普哈诺夫接着说。“列伊巴，你虽然是个犹太人，你信的不是基督教，可是你的心地比有的基督徒还善良！你可怜可怜我吧！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我一个人办不了这件事。我是个性急的人，而你有头脑，有个金子般的头脑！你们的民族是这样的：没有学问，却什么都懂！你也许在怀疑：他哪儿来的钱！你到我房间里去，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你看。你把钱拿去，连我脖子上的十字架也拿去，只要把马列克-阿杰尔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切尔托普哈诺夫像发热病一样颤抖着；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和泪水混在一起，流到唇髭里。他紧握着列伊巴的双手，苦苦哀求着，几乎想吻他……他已经要发狂了。犹太人本想拒绝他，对他反复说，他无论如何走不开，他有事……可是有什么用！切尔托普哈诺夫根本不想听。毫无办法：可怜的列伊巴只好答应。

第二天，切尔托普哈诺夫便同列伊巴乘上一辆农家的马车从别索诺沃出发了。犹太人有些局促不安，他一手扶着车栏，整个虚弱的身体随着颠簸的座位跳动着；他的另一只手揣在怀里，那里有一包用报纸包好的钞票；切尔托普哈诺夫像个木头人似的坐着，只转动着眼睛，喘着大气；他的腰带上插着一把匕首。

“嘿，把我们拆散的坏蛋，这会儿你可得当心点！”走上大路的时候，他嘴里嘟囔着。

他把家里的事托给小厮彼尔菲什卡和一个厨娘照看。这厨娘是个耳聋的老妇人，是他出于同情把她收留在家里的。

“我会骑着马列克-阿杰尔回来的，”告别时他对他们大声说，“要不然我就不回来！”

“你还是嫁给我吧！”彼尔菲什卡用胳膊肘碰碰厨娘的身子和她开玩笑。“反正老爷不会回来，你会太冷清的！”

九

转眼一年过去了……整整一年：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杳无音信。厨娘死了；彼尔菲什卡已经准备弃家到城里去，他的堂兄弟在那里一个理发师手下当帮手，要他去。突然传来消息，说老爷要回来了。教区助祭收到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亲笔写来的信，在信中告诉他，他打算回到别索诺沃村，请他预先通知家里的仆人，做好准备迎接他回来。按照彼尔菲什卡的理解，这是要他把家里打扫打扫，他不大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然而他不得不确信助祭的话是确实的，因为过了几天，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本人骑着马列克-阿杰尔出现在庄园的院子里了。

彼尔菲什卡向主人奔过去，扶住马镫，想扶他下马；但主人自己跳了下来，得意洋洋地向四周扫了一眼，高声喊叫着：“我说过，我要找回马列克-阿杰尔，我果然找到了，我就是要和仇人与命运作对！”彼尔菲什卡走过来吻他的手，但切尔托普哈诺夫并不理睬仆人的殷勤。他拉着缰绳，迈开大步，把马列克-阿杰尔带到马厩里去。彼尔菲什卡更仔细地看看自己的主人，不禁感到有些胆怯：“啊，这一年来他瘦多了，也见老了，他的神情变得多么严厉可怕！”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似乎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他也确实很高兴……不过彼尔菲什卡还是觉得胆怯，甚至感到恐怖。切尔托普哈诺夫把马拴在原来的马栏里，轻轻地拍着它的臀部，说：“唔，你又回到家里了！当心点！……”当天他就从免除赋役的贫苦农民中雇了一个可靠的看守人看守马匹，自己重新住到原来的屋子里，过起原来的那种生活……

然而，生活并不完全像原来那样……不过这一点留待以后再说吧。

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在回家后的第二天，因为没有人好交谈，就把彼尔菲什卡叫到身边，详细告诉他是怎么找到马列克-阿杰尔的，当然，说话时仍不失尊严，并且用低沉的声音对他说话。在谈话的过程中，切尔托普哈诺夫一直面对窗口坐着，吸着他的长烟袋；彼尔菲什卡则站在门槛上，反剪着双手，恭恭敬敬地望着主人的后脑勺，听着他讲述找马的经过：在无数次徒劳奔波之后，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终于来到罗姆内的马市场，那时候他已剩下自己一个人，犹太人列伊巴由于胆小怕事，忍受不了，离他而去；第五天，他已经准备离去，最后一次来到一排马车前面，突然看见在另外三匹马当中拴在燕麦口袋上的一匹马——马列克-阿杰尔！他立刻认出了它，马列克-阿杰尔也认出了他，立即嘶叫起来，挣扎着，用马蹄刨着地面。

“它不在哥萨克那儿，”切尔托普哈诺夫继续说，他仍旧没有回过头来，声音还是那么低沉，“而是在一个贩马的茨冈人那儿；我当然立刻铆住了自己的马，想硬把它夺回来；但那个狡猾的茨冈人就像被烫伤了似的叫得整个广场都听见，他指天发誓，说这匹马是向另一个茨冈人买来的，还想找来几个证人……我不屑和他计较，付给他一笔钱：让他见鬼去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心里平静了。我在卡拉切夫县还出了一件事，我听信了犹太人列伊巴的话，盯上了一个哥萨克，把他认作偷我的马的盗马贼，朝他脸上狠狠揍了一顿；可这个哥萨克原来却是一个神父的儿子，他硬要我拿出一百二十卢布赔偿他的名誉损失。算了，钱是赚得回来的，主要的是马列克-阿杰尔又回到我手里了！我现在觉得很满足——我可以安安稳稳地过太平日子了。而对你，彼尔菲什卡，有一点我要关照你：上帝保佑，你在附近这一带一发现那个哥萨克，你就什么话也不要说，立刻跑回来，把枪拿给我，我知道我该干些什么！”

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对彼尔菲什卡这样说。他嘴里这么说，其实他心里并不像嘴里说的那么踏实。

唉！在他内心深处，他并不完全相信，他带回来的马确实就是马列克-阿杰尔！

十

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的苦恼日子开始了。其实他过的并不是什么安安稳稳的太平日子。不错，心情舒畅的日子也有：他觉得心里的疑惑只是一种胡思乱想；他驱走这种荒唐的念头，就像挥去一只纠缠不休的苍蝇，他甚至自己嘲笑自己。但是苦恼的日子也不断出现：那种无法摆脱的念头又像一只地底下的老鼠一样，悄悄地咬噬着他的心，使他心烦意乱，暗自苦恼不堪。在他找到马列克-阿杰尔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切尔托普哈诺夫心里感觉到的只是幸福和欢乐……他在找到的马匹旁边过了一夜，但是第二天早晨，当他在小客栈低低的屋檐下给马备鞍时，他第一次觉得心里给什么东西刺痛了一下……他只是摇摇头，但是种子已经播下了。在回家的旅途中（大致延续了一个礼拜），他很少产生怀疑：但是他一回到别索诺沃村，一来到从前饲养那匹无可置疑的马列克-阿杰尔的地方时，这种怀疑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显……在路上他大多是骑着马，摇摇晃晃，慢慢地走着，眺望着道路两旁的景色，吸着他的短烟袋，什么事也不想；只有偶尔自个儿想着：“切尔托普哈诺夫家的人想得到就做得到！要难倒他，办不到！”接着得意地冷笑一下；可是一到家，事情就不一样了。不用说，这一切他都深藏在自己心里；光是他的自尊心就不允许他说出内心的担忧。要是有人胆敢向他哪怕转弯抹角地暗示一下，新来的马列克-阿杰尔似乎不是原来的那匹，他会把他“撕成两半”；他碰到几个人，他们向他祝贺“顺利找回了马匹”，他接受了祝贺，但他并不去寻求这种祝贺，他比从前更加避免和别人接触——这是不祥之兆！他几乎经常试探（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马列克-阿杰尔；他骑上它跑到更远的田野上去检验它，或者悄悄走进马厩，在身后关上门，面对马头站着，看着它的眼睛，轻轻地问它：“这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吗？”要不然就是一连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默默盯住它，有时高兴起来，喃喃地说：“对！是它！当然是它！”有时则感到困惑，甚至惶惶不安。

但是这匹马列克-阿杰尔同那匹马列克-阿杰尔身体上的差异并不太使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惶惶不安……虽然这种差异还是有一些：那匹的尾巴和鬃毛似乎稀疏些，耳朵尖些，蹄腕骨短些，眼睛明亮些——但这些不过是感觉而已；而使切尔托普哈诺夫惶惶不安的是所谓精神上的差异。那匹的习惯是另一种样子，所有的癖性都不相同。譬如说：切尔托普哈诺夫一走进马厩，那匹马列克-阿杰尔每一次都要回过头来对他看看，轻轻地嘶鸣；而这匹则只管嚼它的干草，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或者低着头打它的瞌睡。主人从马鞍上跳下来的时候，两匹马都是站着不动；但是那匹一叫它，它就应声过来，而这匹则像树桩一样站着不动。那匹也跑得这么快，但是跳得更高更远；这匹一步一步走时很自在，但是小跑时摇摆得更厉害，马掌有时会“晃荡”，也就是说后蹄碰到了前蹄：那匹从来不会出这种丑事，上帝保佑！切尔托普哈诺夫觉得这匹老是竖起耳朵，现出一副蠢相，而那匹正好相反，它总是让一个耳朵倒向后面，就用这个姿势望着主人！那匹一看到周围不干净，马上会用后脚踢马栏的墙壁；可这匹，哪怕马粪堆到肚子下它也安之若素。那匹，譬如说，让它迎风站着，它立刻用整个肺呼吸，全身抖动起来，而这匹只会打响鼻；那匹淋了雨就很不安定，而这匹却蛮不在乎……这匹脾气粗暴得多，脾气粗暴得多！它不像那匹那样潇洒，驾驭它也不灵活——有什么好说的！那匹马多么可爱——而这匹……

切尔托普哈诺夫有时这样想，这些念头会使他很痛苦。但是在另一些时候，他让自己的马在刚刚耕过的田野上疾驰，或者让它跳下被雨水冲垮的山沟里，在最陡峭的地方再跳上来，那时他真会高兴得好像心儿都停止了跳动，嘴里发出大声的呼喊，他知道，确实知道，他胯下骑的毫无疑问，确确实实是马列克-阿杰尔，因为别的马哪一匹有这匹马这样的能耐呢？

可是灾难和不幸还是避免不了。长时间寻找马列克-阿杰尔花去了切尔托普哈诺夫许多钱；科斯特罗马种猎狗他已经想也不想了，他只是像从前那样骑着马独自在附近一带转悠。有一天早晨切尔托普哈诺夫在离别索诺沃村大约五俄里的地方又遇到从前那个公爵的猎队，在一年半以前，他曾经在他们面前那么威风凛凛纵马驰骋。想不到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这时候又像那天一样，一只灰兔从山坡上的田界那边跳到猎狗跟前！“逮住它，追上去！”整个猎队追了上去，切尔托普哈诺夫也奔驰过去，只是没和他们在一起，而在离他们两百来步的一边，这情景和以前那一次如出一辙。一道巨大的水沟弯弯曲曲地切断山坡，逐渐向山坡上伸展过去，越来越狭窄，拦住了切尔托普哈诺夫的去路。他必须骑马跳过去的那地方——一年半以前他确实曾经跳过去——仍有八步宽，两俄丈深。切尔托普哈诺夫预感到他会胜利跳过这道水沟，如此奇妙地重现上次的胜利，他不禁得意洋洋地挥动鞭子，哈哈大笑起来。那些猎人一边疾驰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剽悍的骑士。他的马像箭一样飞奔着，水沟就在它眼前——嘿，嘿，一跃而过，像上次一样！……

但是马列克-阿杰尔陡然停住，向左一闪，顺着断崖驰去，不管切尔托普哈诺夫如何把它的头调向水沟这边……

可见它害怕了，对自己没有信心！

这时切尔托普哈诺夫又羞又恼，满面通红，几乎要哭出来，他放松缰绳，把马笔直往前赶进山里，远远地离开那些猎人，免得听见他们的嘲笑声，只求尽快避开他们那可恶的目光！

马列克-阿杰尔遍体鳞伤，浑身冒着白沫，跑回家去；切尔托普哈诺夫立刻躲进房间里，闭门不出。

“不是，这不是它，这不是我那个好朋友！它即使扭断脖子，也不会让我丢脸！”

十一

下面一件事最终弄得切尔托普哈诺夫像常言所说的走上了“绝路”。有一次他骑着马列克-阿杰尔走到别索诺沃村所在的教区教堂边上的僧侣村后面。他把高筒羊皮帽拉到眼睛上，弯着腰，把双手放在鞍鞒上，慢慢地往前走；他心里不快活，总是惶惶不安。突然有人喊了他一声。

他勒住马，抬起头，看见和他通过信的助祭。他编成辫子的栗色头发上戴着一顶有护耳的栗色棉帽，穿着黄色的土布长袍，在腰部下面低得多的地方系着一条浅蓝色带子。这位圣坛的服侍者是出来察看他的谷垛的。他一看见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认为有责任向他表示敬意，顺便也可以向他要点东西。众所周知，没有这种打算，神职人员是不会和俗人搭讪的。

但是切尔托普哈诺夫无心和助祭说话，他马马虎虎回了他的礼，嘴里随便应付了一声，便挥起马鞭……

“您的马漂亮极了！”助祭连忙说，“确实值得夸耀一番。说实话：您真是个绝顶聪明的男子汉，简直就是一头狮子！”这位助祭一向以能言善辩闻名，神父对此十分恼火，因为他本来就不善言辞，就是喝了伏特加也无济于事。“坏人的作恶使您丢了一头牲口，”助祭继续说，“可是您一点也不灰心，反而更加坚信上帝的意旨，弄到了另一匹，它一点也不差，你看，它甚至更好……因为……”

“你在胡扯些什么？”切尔托普哈诺夫阴沉着脸打断他的话，“怎么是另一匹马？就是原来的那一匹，这就是马列克-阿杰尔……我把它给找回来了。尽胡说八道……”

“哎！哎！哎！哎！”助祭一字一顿拖长声音说，还用手指捻捻胡子，用他那明亮而贪婪的眼睛看着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记得，您的马是去年圣母节⁽⁶⁾后两个礼拜被偷去的，可现在是十一月底了。”

“是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助祭仍然用手捻着胡子。

“这就是说，从那时起到现在，时间过去一年多了，可您的马那时候是灰色带圆斑的，现在还是这样，颜色甚至还深了些。这是怎么回事？灰色马过一年颜色会变淡很多的。”

切尔托普哈诺夫浑身一震……仿佛有人用长矛朝他的心窝戳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灰色毛是会起变化的！这样简单的道理他怎么至今都没有想到过？

“可恶的一撮毛！别来纠缠我！”他突然大喝一声，眼睛发疯般闪了一闪，立刻从吃惊的助祭眼前消失了。

“唉！全完了！”

现在真的一切全完了，一切都破灭了，最后一张牌给压了！一切都因为“变淡”两个字而崩溃了！

灰色马的颜色是会变淡的！

甩掉它，甩掉它，真可恶！可你怎么也甩不掉这个字。

切尔托普哈诺夫驰回家中，再次闭门不出。

十二

这匹不中用的驽马不是马列克-阿杰尔，它和马列克-阿杰尔毫无相似之处，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点，他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却被人以最卑鄙的方式欺骗了——不！是他故意存心欺骗自己，故意施放烟幕——这一切，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切尔托普哈诺夫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像笼子里的野兽，用同样的姿势在每一堵墙壁跟前用脚后跟转身。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但不仅是自尊心受伤害的痛苦深深地折磨着他，他感到绝望，怒火填膺，心中燃烧着复仇的渴望。然而对谁呢？向谁复仇呢？向犹太人、亚弗、玛莎、助祭、哥萨克盗马贼、向所有的邻人，向整个世界，最终还向自己复仇？他六神无主。最后一张牌给压了！（他喜欢这个比喻。）他又成了一个最渺小最可鄙的人，众人的笑柄，说笑打诨的小丑，任人宰割的傻瓜，助祭取笑的对象！！……他想象着，他清楚地想象着，这个讨厌的一撮毛会怎样向人家谈论他的灰色马，谈论这个愚蠢的主人……啊！真可恶！！切尔托普哈诺夫徒然想压下猛烈爆发的怒气，他徒然试图安慰自己，说这匹马……虽然不是马列克-阿杰尔，但毕竟……是匹好马，他还可以使用多年；但他立刻就愤怒地驱走这种念头，似乎其中含有对那匹马列克-阿杰尔的新侮辱，即使不这样想，他也已对不起它了……可不是！他真是瞎了眼，他是条糊涂虫，才会把这匹又老又瘦的驽马拿来和马列克-阿杰尔相提并论！至于这匹驽马还可以供他使用……难道说他还会去骑它？决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把它送给鞑靼人，让它给狗吃了——除此以外，它不配再做别的什么……对啦！这是最好的办法！

切尔托普哈诺夫在房间里踱步了两个多小时。

“彼尔菲什卡！”他突然发出命令。“立刻到酒店去，买半桶⁽⁷⁾伏特加回来！听见吗？半桶，快点！把伏特加马上放到我的桌子上。”

伏特加很快就出现在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的桌子上，他便喝了起来。

十三

当时如果有人看到切尔托普哈诺夫，看到他那凶神恶煞般的脸色，看到他那样一杯接一杯地喝干伏特加，他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毛骨悚然。夜色降临了，桌上的蜡烛发出昏暗的光。切尔托普哈诺夫不再在房间里从这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他坐在那里，满面通红，目光黯淡，一会儿看着地上，一会儿呆呆地凝望着黑暗的窗口；他不断站起来，斟一杯伏特加，喝干了，又坐下来，又把目光盯住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只有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脸色越来越红。看来一个决定在他心中酝酿成熟了，这个决定连他自己也感到惶悚，但他渐渐习惯了；同一个念头顽强地、不停地逼近过来，同一个形象在他眼前显得越来越清晰，他的心在沉醉的强烈作用下，仇恨的激愤已变成了残暴的兽性，他的嘴唇上现出了一丝不祥的狞笑……

“好，时候到了！”他用一种事务性的几乎是百无聊赖的口气说，“当机立断！”

他干了最后一杯伏特加，从床头上取出手枪，就是向玛莎射击过的那一把，装上弹药，又把几个弹筒帽放进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便向马厩走去。

他正要开门的时候，看守人便向他跑来，但他把他喝住：“是我！难道你没看见吗？走开！”看守人退到一边。“回去睡觉吧！”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对他嚷了一声，“你用不着在这儿看守了！这是什么宝贝，有什么稀罕！”他走进马厩。马列克-阿杰儿……假马列克-阿杰尔躺在垫圈的干草上。切尔托普哈诺夫踢了它一脚，说：“起来，你这懒东西！”接着他从马槽上解下头络，脱下马衣扔在地上——粗暴地把这匹驯服的马在马栏里调了个头，把它牵到院子里，再从院子里牵到田野上，以致看守人大惑不解，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主人半夜三更牵着这匹不带嚼子的马到哪里去。他自然不敢问主人，只是目送着他，直到他在通向邻近一座树林的道路拐弯处消失不见。

十四

切尔托普哈诺夫迈着大步往前走着，既不停留，也不回头；马列克-阿杰尔——我们将用这个名字称呼它到底——顺从地跟在他后面。夜色相当明亮，切尔托普哈诺夫能够分辨出前面一片黑压压的树林的齿形轮廓。夜晚的寒风阵阵向他袭来，要不是……要不是另一种更强烈的醉意使他完全失去理智，他一定会因为饮多了伏特加而烂醉如泥。他觉得头重脚轻，血在喉头和耳朵里怦怦地搏动着，但他坚定地走着，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

他决定打死马列克-阿杰尔，一整天他想的就是这件事……现在他下了决心！

他去做这件事，不仅心安理得，而且充满自信，义无反顾，就像一个出于责任感行事的人。他觉得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杀死了这匹冒名的马，他便一下子和“所有的事”清了账，他既惩罚了自己的愚蠢，又可以向自己的知友谢罪，还可以向全世界（切尔托普哈诺夫很在乎“全世界”）证明，跟他是不能开玩笑的……而主要的是，他要和这匹冒名的马同归于尽，否则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是怎么想到这样做的，为什么他觉得做这件事顺理成章——要解释清楚颇不容易，虽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他受了委屈，孑然一身，身边没有一个亲近的人，没有一个铜子儿，又因为喝酒而热血沸腾，他处在一种近乎精神错乱的状态，而在精神错乱的人看来，即使最荒唐的行径也是符合逻辑，而且有充分理由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切尔托普哈诺夫完全相信自己的理由，他毫不犹豫，他急于去对罪犯执行判决，不过他并不清楚，他所认为的罪犯究竟是谁……说实话，他对自己准备干的事考虑得很少。“应该，应该结束了，”他只是麻木而严厉地反复对自己说，“应该结束了！”

那无辜的罪犯怯生生地跟在他背后顺从地小跑着……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心中并没有一点怜悯。

十五

他把马牵到一个离树林边缘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一道不大的冲沟，冲沟的一半丛生着许多小橡树。切尔托普哈诺夫走下冲沟……马列克-阿杰尔绊了一下，几乎跌在他身上。

“该死的东西，你想压死我呀！”切尔托普哈诺夫嚷了一声，仿佛为了自卫，从口袋里掏出手枪。这时主宰他的内心的并不是残酷，而是一种特别的麻木感，据说，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就是处于这种状态的。但他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在这黑沉沉的枝叶底下，在这树木丛生的冲沟的潮湿浑浊空气中他的声音显得多么粗野！而且应着他的叫声，有一只大鸟突然在他头顶的树梢上扑腾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浑身一震。他仿佛惊醒了自己行为的一个目击者——而且是在什么地方啊？在这荒野里，他不该遇到任何活的东西……

“去吧，鬼东西，随便你到哪儿去！”他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放掉马列克-阿杰尔的缰绳，抡起胳膊，用枪把在它肩上敲了一下。马列克-阿杰尔立刻转过身，从冲沟中爬了出去……跑掉了。但是很快就听不见马蹄声。刮起一阵风，把所有的声音盖没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也慢慢爬出冲沟，走到树林边，步履艰难地顺着大路往回走。他对自己很不满意，他感觉到的头脑和内心的沉重已逐渐扩展到四肢；他怒气冲冲，郁郁寡欢，心怀不满，饥肠辘辘，仿佛有人得罪他，夺去了他的虏获物和食品……

由于别人的干扰而自杀未遂的人是很熟悉这种感觉的。

突然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他的脊背。他回头看看……马列克-阿杰尔站在路当中。它跟在主人的后面走来，用鼻子碰碰他……报告自己的回来……

“啊！”切尔托普哈诺夫叫了起来，“你自己，自己来找死！那就满足你吧！”

眨眼间，他拔出手枪，扣住扳机，把枪口对准马列克-阿杰尔的额头，开了枪……

可怜的马猛地往旁边一蹿，用后脚直立起来，跳开十来步，突然沉重地倒了下去，嘶哑地鸣叫着，在地上痉挛地打滚……

切尔托普哈诺夫用双手掩住耳朵，拔脚便跑。他两腿发软。醉意、愤恨、麻木的自信，一下子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羞愧和丑恶的感觉，此外还有一种意识，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这一次他自己也完结了。

十六

过了六个礼拜，小厮彼尔菲什卡认为有责任拦住路过别索诺沃庄园的一个警官。

“你有什么事？”那秩序的维护者问道。

“大人，请到我们家里去，”小厮向他深深地鞠躬着回答，“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好像快要死了，我很害怕。”

“什么？要死了？”警官问他。

“是的。起初他每天喝酒，现在他躺在床上，人已经很瘦了。我想，他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一句话也不说了。”

警官下了马车。

“可你怎么样，至少已经去请神父了吧？你家主人忏悔过没有？领过圣餐吗？”

“没有。”

警官皱起眉头。

“老弟，你这是怎么搞的？难道可以这样吗，啊？你是不是知道，这件事……你负有很大责任，啊？”

“我前天和昨天都问过他，”慌了神的小厮接着说，“我说‘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要不要去请神父？’他说，‘闭嘴，你这傻瓜。不是你的事你就别瞎忙。’可是今天我去问他，他只看看我，动动胡子。”

“他喝了许多酒吗？”警官问。

“喝了好多！您行行好吧，大人，请您到房间里去看看他。”

“好吧，带路！”警官喃喃地说，跟着彼尔菲什卡走去。

等待他的是一幕令人惊异的景象。

在潮湿而阴暗的后房间里一张盖着马衣的破床上，切尔托普哈诺夫用一件毛茸茸的毡斗篷当枕头躺着，他的脸色已不是苍白，而是像死人常有的那样显出黄绿色，一双眼睛深陷在闪着亮光的眼皮底下，一只尖尖的、但还微微发红的鼻子突出在蓬乱的唇髭上。他躺着，身穿一件永不替换的胸前有子弹带的短上衣和蓝色切尔克斯式灯笼裤，一顶帽顶深红色的毛皮高帽齐眉扣在他的额头上。切尔托普哈诺夫一只手执着打猎用的马鞭，另一只手拿着一只绣花荷包，那是玛莎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床边的桌上有一只空酒瓶，床头的墙上用图钉钉着两张水彩画：一张就所能看得出的，画的是一个手里拿着吉他的胖子——想必是涅多皮乌斯金；另一张画的是一个驰骋的骑手……那匹马画得像孩子们画在墙壁上的童话中的动物；但是马毛上精心画出的圆斑、骑手胸前的子弹带、他的尖头皮靴和浓密的唇髭都没有留下让人怀疑的余地：这幅画画的当是骑在马列克-阿杰尔身上的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

吃惊的警官显得手足无措。房间里死一般沉寂。“他好像已经过世了，”他想，接着便提高嗓门叫了两声：“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喂，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

这时发生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景象：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眼睛慢慢睁开，黯淡的瞳仁起初从右边转到左边，接着又从左边转到右边，最终停留在来人身上，看见了他……他那浑浊的眼白闪了闪，从中露出一点视力；发青的嘴唇渐渐张开，发出一个嘶哑的、仿佛从坟墓里传出的声音：

“世袭贵族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快要死了；谁能阻止他？他没欠任何人的债，没有任何要求……让他去吧，你们这些人！走吧！”

他想举起执着马鞭的那只手……没有成功！嘴唇又合上，眼睛又闭起了——切尔托普哈诺夫挺直身子，并拢两只脚掌，仍然躺在硬硬的床上。

“他死了，就通知我一下，”警官走出房间低声对彼尔菲什卡说，“至于请神父，我想，现在就可以去了。要照规矩办事，给他涂圣油。”

彼尔菲什卡当天就去请神父；第二天早晨他便去通知警官：潘捷列伊·叶烈梅伊奇昨天夜里去世了。

出丧的时候，来护送棺材的有两个人：小厮彼尔菲什卡和莫合尔·列伊巴。切尔托普哈诺夫去世的消息传到了犹太人那里，他立刻赶来为自己的恩人尽最后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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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莎的本名和父称。

(2) 希腊神话中的花神。

(3) 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建筑与室内装饰上。

(4)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最宠爱的情妇。

(5) 莎士比亚历史剧《理查三世》中有一段台词说：“来一匹马，来一匹马！拿我的王国换一匹马。”

(6) 在俄历10月1日。

(7) 桶是固定液量单位，合12.3升。

活　　尸

灾难深重的故国，

俄罗斯人民的家园！

——费·丘特切夫

法国谚语说：“干渔夫，湿猎人，境况最惨。”我从未有过打鱼的爱好，我不能断定渔夫在晴朗的天气里有什么感受，以及在阴雨天气打鱼丰收的快乐能在什么程度上胜过被雨淋湿的不快。可是对于一个猎人来说，下雨确实是真正的灾难。有一次我同叶尔莫莱到别廖夫县去打松鸡遇到的正是这种灾难。雨一早起就下个不停。为了躲雨，我们什么办法没想过啊！我们几乎把橡胶雨披顶到头上，还躲到树下去，以便少淋到些雨……这种防水雨披妨碍打枪自不必说了，它竟混账到漏起水来；而躲在树下最初似乎淋不到雨，但后来树叶上积满的雨水便突然灌了下来，每一根树枝都像排水管一样向我们头上浇来，冰凉的水流透过领带，顺着脊背流了下来……就像叶尔莫莱所说的，这是最糟糕的事了。

“不行，彼得·彼得罗维奇，”他终于大叫起来，“这样不行！……今天不能打猎。狗的嗅觉会让雨给淋掉的，枪也发不了火……呸！真倒霉！”

“那怎么办？”我问。

“这样吧。我们到阿列克谢耶夫卡去。您也许不知道，那里有座庄子，是您老太太的；离这儿大约八俄里，我们到那儿去过一夜，明天再……”

“明天再回这儿来？”

“不，不回到这儿……阿列克谢耶夫卡那一带我熟悉……打松鸡比这儿好得多！”

我并没有详细质问我那忠实的旅伴，为什么当初他不直接带我到那里去，就在当天我们来到了母亲的庄子，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那里有这么一个庄子。这庄子里有一间厢房，已经很破旧了，但因为没有人住，很干净；我在那里过了一个非常安宁的夜晚。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太阳刚刚升起来，天空万里无云；周围闪耀着两种强烈的光彩：熹微的晨曦和昨天雨后的光泽。趁仆人给我套车的时候，我到小花园里去散散步，那里从前是个果园，现在已经荒芜，芬芳而茂盛的草木环绕着厢房的四周。啊，在开阔的野外，在明媚的天空底下，云雀在啼啭，那嘹亮的鸣叫声就像一串串银珠从空中撒落，此时此刻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它们的翅膀上想必还带着露珠，它们的歌声仿佛得到露水的滋润。我甚至脱下帽子，欣喜若狂地尽情呼吸起来。在一道不深的峡谷斜坡上，紧靠着篱笆，可以看到一个养蜂场；一条羊肠小道曲曲弯弯通向那里，两旁密密麻麻地长满高高的杂草和荨麻，在它们上面高耸着不知从哪里来的墨绿色大麻的梢头尖细的茎秆。

我顺着这条小路走去，走到养蜂场。养蜂场旁边有一座篱栅筑成的棚屋，即所谓冬季蜂房，让蜜蜂在那里过冬。我探头往半开着的门里看了看：里面幽暗、静谧而干燥，散发着薄荷和蜂花的香味。屋角搭着一个床铺，铺上有一个盖着被子的小小身躯……我正要走开……

“老爷，啊，老爷！彼得·彼得罗维奇！”我听见一个微弱、缓慢而沙哑的声音，像沼泽地里苔草的簌簌声。

我站住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请过来！”那声音说。这声音是从屋角里，从我注意到的那个床铺传来的。

我走过去一看，一下子惊呆了。我前面躺着一个活人，可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的头完全干瘪了，只有一种颜色——青铜色，和古代绘画中的圣像一模一样；细细的鼻子像刀锋；嘴唇几乎看不见，只有牙齿是白的，眼睛也是，还有就是从头巾底下露出的几绺稀疏的黄头发。下巴旁边，被子的皱折上，移动着两只也是青铜色的小手，那手指像小木棍一样慢慢地活动着。我定睛看看：那张脸不仅不难看，而且还很漂亮——但是很可怕，和常人不一样。我看见在这张脸的金属般的脸颊上正在使劲……正在使劲想笑一下，却没有笑出来，这使我感到更加可怕。

“您不认识我啦，老爷？”那声音又轻轻地说，它仿佛是从微微翕动的嘴唇里飘出来的。“怎么认得出来呢！我是鲁凯丽娅……您还记得吗，在斯帕斯拜耶您老太太那儿领头跳轮舞的……您还记得吗，我还是领唱的呐！”

“鲁凯丽娅！”我惊叫了一声，“这是你吗？真的吗？”

“是我，是的，老爷，是我。我是鲁凯丽娅。”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惊愕地看着这张黝黑呆滞的脸，她那双明亮的、却毫无生气的眼睛正注视着我。这是真的吗？这个木乃伊一样的人竟是鲁凯丽娅，是我家所有女婢中的第一号美人，那个颀长、丰满、白嫩、红润、爱笑、能歌善舞的女孩！鲁凯丽娅，聪明伶俐的鲁凯丽娅，我们所有的那些年轻小伙子都曾追求过她，当时我这个十六岁的男孩也曾暗暗地爱慕过她。

“怎么搞的，鲁凯丽娅，”我终于开口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遭了大难了！不过请您别嫌弃我，老爷，不要因为我遭到不幸而厌恶我，请您在那只小桶上坐下，坐近一些，不然您听不见我的话……您看，我已经讲得这么响了！……哦，看见您，我真高兴！您怎么会到阿列克谢耶夫卡来的？”

鲁凯丽娅说话很轻，声音很微弱，但是中间没有停顿。

“是猎人叶尔莫莱带我到这儿来的。不过，还是你给我说说……”

“说说我的灾难吗？好的，老爷。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有六七年了。那时候，我刚刚许配给瓦西里·波利亚科夫——您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有一副好身材、头发拳曲，给您老太太当过餐厅仆役的那个人。那时候您已经不在乡下，到莫斯科上学去了。我和瓦西里十分相爱，我一刻也忘不了他；那时是春天。有一天夜里……天已经快亮了……可我睡不着：夜莺在花园里唱得甜美极了！……我忍不住，爬起来，走到台阶上去听。它唱啊唱啊……我突然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是瓦西里的声音在轻轻叫我：‘鲁莎⁽¹⁾！……’我朝旁边看看，大概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一脚踩空，便从平台上跌了下去，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我觉得我并没有伤得很厉害，因为我很快就爬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只是好像我身体里面——内脏里——有什么东西断裂了……让我喘口气……等一等……老爷。”

鲁凯丽娅停下来，我吃惊地看着她。特别让我吃惊的是，她讲这些往事的时候几乎还很愉快，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声叹息，一点也不是在诉苦，也不是在祈求同情。

“从那时候起，”鲁凯丽娅继续说，“我就开始消瘦，渐渐虚弱下来；皮肤开始发黑，走路困难，后来两条腿便完全不听使唤；我不能站，也不能坐，只好一直躺着。我不想喝，也不想吃：情况越来越糟。您老太太是个善心人，请医生来给我看病，还把我送到医院去。可是我一点也不见好。甚至没有一个医生说得出我得的是什么病。他们用尽各种办法给我治病：用烧红的铁烙我的背，把我放在敲碎的冰里冻——全没有用。最后我的身体完全僵硬了……于是那些先生便断定我的病没法治了，我这个残废人不便在主人家里待下去……这样，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因为这儿我有亲戚。我就这样过日子。”

鲁凯丽娅又停了下来，又竭力想笑一笑。

“可是，你的情况太糟了！”我感叹了一声……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便问她：“后来瓦西里·波利亚科夫怎么样了？”这个问题问得实在太愚蠢了。

鲁凯丽娅把眼睛稍稍转到一边。

“波利亚科夫怎么样？他伤心了一阵子，伤心了一阵子，后来就娶了另一个姑娘，一个格林诺耶村的姑娘。您知道格林诺耶吗？离我们这儿不远。那姑娘叫阿格拉芬娜。他本来很爱我，可到底是个年轻人，总不能一直单身过下去啊。再说我又能做他的什么女朋友啊？他找到一个好老婆，她很善良，现在已经有几个孩子了。现在他在一个邻近的人家当管家：您老太太给了他身份证，荣耀归于上帝，他现在日子过得很舒坦。”

“你就一直这样躺着吗？”我又问。

“老爷，我已经这样躺了第七个年头了。夏天我就躺在这个棚子里，天冷了，他们就把我搬到澡堂的更衣室去。我就躺在那儿。”

“那么谁来服侍你呢？谁来照料你呢？”

“这儿也有一些好心人，他们没有扔下我不管。再说，我需要照料的地方也不多。说到吃的，我几乎不吃什么，水呢——就在杯子里：那儿总有一些储存的干净泉水。我自己拿得到杯子：我有一只手还能活动。喏，这儿有一个小姑娘，是个孤儿；她有时来看看我，真要谢谢她。刚才她还来过……您没有遇见她吗？小姑娘长得漂漂亮亮的，白白嫩嫩的。她常给我送花来；我很喜欢这些花。我们这儿没有花园里种的花，曾经有过，后来就没有了。不过，野花也很漂亮，比花园里种的花还香。就譬如说铃兰花吧……比什么花都可爱！”

“你不感到寂寞，也不觉得害怕吗，我可怜的鲁凯丽娅？”

“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想骗您——起初我很难过，后来习惯了，忍受下来了，也就没有什么了；有的人还要惨呢。”

“怎么个惨法？”

“有的人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有的是瞎子或聋子！而我，荣耀归于上帝，眼睛很好，耳朵什么都听得见。田鼠在地底下挖洞，我都听得见。什么气味我都闻得出来，就是很淡很淡的气味我也闻得出。荞麦在地里开花，或者菩提树在花园里开花，不要别人对我说，我第一个先闻到。只要一阵微风从那儿吹来我就闻到了。不，为什么要埋怨上帝呢？有好多人比我还苦呐。譬如说：有的健康人很容易犯下罪孽，可是罪孽自己就离我远远的。前几天阿列克谢神父来给我授圣餐，他对我说：‘你没有什么好忏悔的，难道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犯罪吗？’但是我回答他：‘那么心里的罪孽呢，神父？’‘哦，’他说，自己也笑了，‘这罪孽不要紧。’”

“可是我也许连这种心里的罪孽也不大有，”鲁凯丽娅继续说，“因为我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什么事也不想，尤其是不回忆以前的事。这样时间会过得快些。”

说实话，我感到很惊奇。

“你一直是一个人单独待着，鲁凯丽娅，你怎么能禁止自己的头脑产生种种想法呢？难道你一直在睡觉吗？”

“哦，不，老爷！我不可能一直在睡觉。虽然我没有多大痛苦，但我的内脏一直在痛，骨头里也是；我没法子好好地睡着。不……我只是这样躺着，躺着躺着——什么也不想；我觉得我活着，在呼吸——我整个儿都在这儿了。我看看听听。蜜蜂在养蜂场里嗡嗡地飞，鸽子在屋顶上咕咕地叫，母鸡带着小鸡在啄食；要不然飞来一只麻雀，或者一只蝴蝶——看到它们我很高兴。前年还有几只燕子在那边屋角筑了窝，孵出了小燕子。这情景真有趣！一只燕子飞进来，停在窝上喂小燕子——一会儿飞走了。你再看看，另一只又飞来了。有时它不飞进来，只是从敞开的门边飞过，那些小燕子就吱吱地叫起来，张大嘴巴……第二年我又等它们飞来，可听说，一个本地的猎人用枪把它们打死了。这些人怎么那么贪小，不就是一只燕子嘛，比甲虫大不了多少……你们这些打猎的老爷多狠心哪！”

“我可不打燕子，”我连忙声明。

“有一回，”鲁凯丽娅又说起来，“说来也真好笑！一只兔子跑了进来，真的！大概是有几只狗在追它吧，它一头钻进门里！……就蹲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蹲了好久，一直在那里掀着鼻子，动着胡子——活脱是个军官！它看着我，知道它用不着怕我。后来它站起来，一跳一跳的跳到门边，在门槛上回头看看，就跑掉了！真好笑！”

鲁凯丽娅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是不是很好玩？出于礼貌，我对她笑了笑。她咬咬干燥的嘴唇。

“是啊，到了冬天，我就会难过些。因为天黑；舍不得点蜡烛，再说点蜡烛干吗呀？我虽说识几个字，也很喜欢看书，可是看什么呢？这儿什么书也没有，就是有，我又怎么拿呢？阿列克谢神父有一回拿了一本历书来，让我解闷，但是他看到毫无用处，便又拿回去了。不过，虽然天黑，但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声音：蛐蛐在曜曜叫，或者老鼠在什么地方配对了。这就很好，可以什么也不想了！”

“有时候我就念念祷文，”鲁凯丽娅歇了一会儿继续说，“不过，我知道的祷文不多，再说我为什么要去麻烦上帝呢？我能向他祈求什么呢？我需要什么，他比我更清楚。他让我背起十字架，就说明他爱我。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我念过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圣母颂’、‘受难者颂’，就又毫无思虑地躺着。觉得一切都很好！”

过了两三分钟。我没有打破沉默，坐在当椅子用的小桶上一动不动。躺在我面前的不幸活人残酷的石头般僵硬状态也传染给了我，我似乎也变得僵硬了。

“你听我说，鲁凯丽娅，”我终于开口说，“你听我说，我给你提个建议。我吩咐他们把你送到医院去，送到城里一个好的医院去，你愿意吗？也许你还可以治好，谁知道呢？无论如何你不能再一个人……”

鲁凯丽娅的眉尖稍稍动了一下。

“哦，不，老爷，”她担心地轻声说，“请不要把我送到医院去，不要动我。在那儿我只会更痛苦，我的病怎么治得好哇！……有一次来了一个医生，他想给我检查一下。我求他：‘看在基督的分上，请您不要打扰我。’他哪儿肯听！他把我翻来翻去，把我的手脚折腾了半天，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研究，我是个研究科学的人，是个学者！而你呢，’他说，‘不能反对我，因为由于我作出的功绩，我得到了挂在脖子上的勋章，我是在为你们这帮傻瓜尽力。’他把我拉过来拉过去，说出我的毛病，名称是那么深奥，然后就乘马车走了。可我后来全身骨头整整痛了一个礼拜。您说，我经常是一个人，总是一个人。不，并不总是这样。常常有人来看我。我很安静，不会打扰他们的。有时几个农家姑娘到我这儿来，在这儿聊聊天；有时来一个女香客，给我讲耶路撒冷、基辅和一些圣城的故事。我一个人待着并不害怕，也许更好些，真的！……老爷，别动我，别把我送到医院去……谢谢您，您那么好，只是不要动我，亲爱的。”

“好吧，那就听你的，鲁凯丽娅。我这是为你好……”

“我知道，老爷，这是为我好。是啊。老爷，亲爱的，谁能帮助别人呢？谁能明白别人的心呢？人还是自己帮助自己吧！您真不会相信，我有时候一个人这样躺着……仿佛世界上除了我再没有别的人了。只有我一个人活着！我觉得好像有什么在庇佑我……我便耽入了一种思绪里——真叫人奇怪！”

“那时你在想些什么呢，鲁凯丽娅？”

“老爷，这个无论如何说不出来——说不清楚。而且后来就忘记了。它一来，就像一片云彩飘来，这么清新，这么美好，但究竟是什么——你无法明白！我只是这样想：假如我身边有别的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除了我自己的不幸，我也不会有别的感觉。”

鲁凯丽娅艰难地叹了一口气。她的胸部和别的肢体一样不听她使唤。

“老爷，我看您那样子，”她又说了起来，“是很可怜我的。可是您别太可怜我了，真的！我跟您说，譬如：我现在有时候……您还记得吗，那时候我多么快活？是个活泼的姑娘！……您知道吗？我现在还常常唱歌呢。”

“唱歌？……你？”

“是啊，唱歌，唱老的歌，轮舞歌，圣诞占卜歌，圣歌和别的歌！我会唱很多歌，而且没有忘记。不过我不唱舞曲。在我目前的情况下唱舞曲不合适。”

“你怎么唱呢？……默默地唱吗？”

“默默地唱，也出声唱。我不能大声唱，但还是可以听懂。我跟您说过：有个小姑娘常常到我这儿来。她是个很懂事的孤儿。我就教她唱歌；她已经跟我学会了四支歌。您不相信吗？您等一等，我现在就给您……”

鲁凯丽娅鼓足了气……这个半条命的人要唱歌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惶悚。但是我还没有开口说话，耳朵里已经听到一个悠长、轻微，然而清晰准确的颤音……接着又是第二个音，第三个音。鲁凯丽娅唱的是《地草地上》。她唱着，丝毫没有改变脸上呆板的表情，眼睛也凝然不动。但是她那可怜的、吃力的、像一缕轻烟般荡漾的微弱嗓子竟然唱得那么动人，看得出她是那么想把自己的全部心声倾吐出来……我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一种说不出的怜悯使我的心紧缩起来。

“啊，我唱不下去了！”她突然说，“我没有力气了……我见到您非常高兴。”

她闭起眼睛。

我把一只手放在她冰冷的手指上……她看了我一眼，她那长着有如古代雕像上的金黄色眼睫毛的黝黑眼皮又闭上了。过了一会儿，这眼皮又在幽暗的棚屋里闪出亮光……泪水把它们浸润了。

我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

“瞧我这个人！”鲁凯丽娅突然以意料不到的力气大声说，她睁大眼睛，竭力挤出眼泪。“难道不害臊吗？我这是怎么啦？我很久没有这样了……从去年春天瓦夏⁽²⁾·波利亚科夫来看我那天以后就不曾有过。他坐在这儿跟我谈话的时候倒没有什么，可是他一走，我就一个人哭了起来！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眼泪！……就因为我们女人家的眼泪不值钱。老爷，”鲁凯丽娅又说了一句，“您大概带着手帕吧……请不要嫌我，帮我擦擦眼睛。”

我连忙去实现她的愿望，并且把手帕留给她。起初她谢绝了……说：“您把礼物送给我干什么？”这方手帕是很普通的，但很白很干净。后来她用虚弱的手指抓住，再也不肯放开了。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两人所处的棚屋的幽暗，我能够看清楚她的面貌，甚至能看出她那青铜色面孔上透出的淡淡红晕，还能发现这张脸上昔日姣好的痕迹，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老爷，您刚才问我，”鲁凯丽娅又说起来，“是不是一直睡得着觉。我睡得很少，但每一次都做梦，做很好的梦！我从来没有梦见自己在生病：在梦里我总是这么健康，这么年轻……只有一种痛苦：我一醒过来，就想好好地伸伸懒腰，但是我整个人好像给钉住了一样不能动弹。有一次我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梦！我说给您听听好吗？是这样的，您听好。我梦见我站在田野里，四周都是黑麦，那么高，都成熟了，金灿灿的！……我身边好像有一只棕红色的狗，好凶好凶，一直想咬我。我手里好像拿着一把镰刀，不是一把普普通通的镰刀，它简直像一弯月亮，就是像镰刀样子时的月亮。我必须用这个月亮把这片黑麦割干净。不过我觉得热得很疲倦，月亮又照得我头晕眼花，我全身懒洋洋的；而我的周围长着许多矢车菊，一棵棵都那么大！它们都把头转向我。我就想：让我把这些矢车菊采了吧；瓦夏说过要来的，我先给自己编个花冠吧；割麦我还来得及的。我便开始采矢车菊，可是它们不断从我手指缝里漏掉，我真拿它们没有办法！我无法给自己编花冠了。这时我听见有人向我走来，已经很近了，嘴里还唤着：鲁莎！鲁莎！……唉，我想，糟了，来不及了！算了，我就把这月亮戴在头上代替矢车菊吧。我把月亮像戴盾形头饰一样戴在头上，我全身立刻发出亮光，把周围的田野都照亮了。我一看，有人在麦穗上面很快向我走来，不过不是瓦夏，而是基督本人！我怎么认出这是基督的呢，我说不出——画像上画的并不是这样的，但确实是他！他没有留胡子，身材魁梧，年纪很轻，全身穿着白衣服，只有腰带是金的。他向我伸出手来。‘别害怕，’他说，‘我的打扮好了的新娘，跟我来，你要在天国里带头跳轮舞，弹奏天堂的歌。’我便走上去吻他的手！我的狗立刻咬住我的脚……但这时我们飞腾起来了！他在前面……他的翅膀很长，像海鸥一样，遮满了整个天空，我跟在他后面！狗只好离开我。这时我才明白，这条狗就是我的病，在天国里没有它的位置。”

鲁凯丽娅停了一会儿。

“我还做过一个梦，”她又说起来，“也许是一次显灵，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仿佛觉得我就躺在这座棚屋里，我死去的父母亲向我走来，频频向我深深鞠躬，可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就问他们：‘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向我鞠躬？’他们说：‘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吃了很多苦，你不但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而且也卸去了我们身上的重负。这样我们在那个世界上就过得轻松多了。你已经赎完了你的罪孽，现在你是在为我们赎罪。’说完这些话，双亲又向我鞠了一躬，他们就不见了：我只看见几堵墙壁。后来我一直在琢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忏悔的时候，我还对神父讲过这件事。不过他认为这不是显灵，因为显灵只神职人员才会看到。”

“我还做过一个梦，”鲁凯丽娅继续说，“我梦见，我坐在大路上一棵爆竹柳下面，我拄着一根刨光的拐杖，肩上挎着背包，头上包着头巾，就像一个香客！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朝圣。许多香客纷纷从我身边走过；他们慢吞吞地走着，仿佛不情愿似的，全朝着一个方向；所有的人都愁眉苦脸，彼此的面貌都很相似。我看见一个女人在他们中间绕来绕去，到处乱跑，她高出所有的人一个头，身上的衣服也很特别，和我们不一样，不是俄罗斯式的。她的脸也很特别，显得闷闷不乐，很严肃。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回避她；她忽然转过身，径直向我走来。她停住脚步，看着我；她的眼睛像老鹰一样，黄黄的，非常明亮。我问她：‘你是什么人？’她对我说：‘我是你的死神。’我照理应该害怕，可是相反，我却非常高兴，马上画了个十字！那女人，我的死神，对我说：‘我可怜你，鲁凯丽娅，可是我不能带你走。再见！’天哪！当时我多么伤心！……我说：带我走吧，大娘，亲爱的，带我走吧！’我的死神便向我转过身来，跟我说话……我记得，她告诉我什么时候是我的大限，但我听不懂，听不清楚……说是在彼得节⁽³⁾以后……这时我醒过来了。我常常做这种奇怪的梦！”

鲁凯丽娅抬起眼睛……沉思起来……

“有一件事使我很痛苦：我常常整整一个礼拜一次觉也睡不着。去年有一位太太从这儿经过，看见我，给了我一小瓶安眠药水，叫我一次吃十滴。这种药很有用，我睡着了；可是现在这瓶药早就吃完了……您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药水，怎么弄到它。”

这路过的太太给鲁凯丽娅的显然是鸦片。我答应照样给她弄一小瓶，对她的忍耐力不能不再次表示惊讶。

“哦，老爷！”她回答，“照您说的，这点忍耐力算得了什么？柱塔僧⁽⁴⁾西缅的忍耐力才算大呐：他在柱塔里待了三十年！还有一个圣徒叫人把他齐胸埋在地里，让蚂蚁咬他的脸……一个读过许多书的人告诉我，从前有一个国家，被阿加尔人⁽⁵⁾征服了，他们对所有的居民烧杀抢掠；这些居民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不能得到解放。这时居民里出了一个圣贞女，她举着一把很大的剑，穿上一件两普特重的甲胄，向阿加尔人冲过去，把他们通通赶到大海那边去。她赶走了他们，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把我烧死吧，因为我许过愿，要为自己的人民死于火刑。’阿加尔人抓住她，把她烧死了，人民从此永远得到了解放！这才叫功勋呢！可我算什么！”

这时我暗自称奇，贞德⁽⁶⁾的传说竟以这样的形式传到了这里。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鲁凯丽娅：她几岁？

“二十八……也许是二十九岁……三十岁不到。可是算年龄干什么！我还有事情要告诉您呢……”

鲁凯丽娅突然沙哑地咳嗽了一下，叹了一口气。

“你说了许多话，”我对她说，“这对你也许有害。”

“是的，”她用轻轻的勉强听得出的声音说，“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也只好这样！等会儿您一走，我就尽量不说话。至少我已经把心里话都说了……”

我便和她告别，再一次对她许诺我要把药水给她送来，再次请她好好想一想，并且告诉我，是不是还需要些什么。

“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全满足了，荣耀归于上帝，”她费了好大力气令人感动地说，“上帝保佑大家健康！这么说吧，老爷，您最好能跟您老太太说说，这儿的农民都很穷，她哪怕向他们少收一点代役租也好！他们的地不够种，能用的地不多……他们会祈祷上帝保佑您的……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全满足了。”

我答应鲁凯丽娅转达她的要求，已经走到了门口……她又把我叫到她跟前。

“您还记得吗，老爷，”她说着，眼睛里和嘴唇上闪过一种动人的表情，“我以前的辫子是怎样的？您还记得吗——一直拖到膝盖这儿！我好久都下不了决心……这么长的头发！……可是我怎么梳理呢？在我这种情况下！……所以我把它剪掉了……是的……好吧，再见，老爷！我再也说不动了……”

就在那一天我出去打猎之前，我和庄子的甲长谈起鲁凯丽娅。我从他那儿知道，村里人都叫她“活尸”，不过没有看到过她有任何烦恼；没有听见她埋怨和诉苦。“她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相反，对一切都表示感谢；她是个文静的姑娘，应该说，是个文静的姑娘。大概是因为她的罪孽，上帝才这样惩罚她的，”甲长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可是我们没法子过问。要说指摘她吧——不，我们也不指摘她。让她去吧！”

过了几个礼拜，我听说鲁凯丽娅死了。死神还是来找她了……就在“彼得节以后”。大家都在说，临终那天她一直在听钟声，虽然阿列克谢耶夫卡离教堂据说有五俄里多路，而且这一天也不是礼拜天。不过，鲁凯丽娅说，钟声不是从教堂那边传来的，而是从“上面”来的。大概她不敢说是从天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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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凯丽娅的爱称。

(2) 瓦西里的爱称。

(3) 东正教节日，在俄历6月29日。

(4) 幽居在柱形塔式教堂内苦修的僧侣。

(5) 古代历史学家对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称呼。

(6) 贞德（约1412—1431），法国女民族英雄，在1337至1453年百年战争中领导法国人民反抗英军侵略，后被勃艮第人出卖给英国人，被处以火刑。

车轮的响声

“我来向您报告，”叶尔莫莱走进农合对我说。我刚吃过晚饭，躺在行军床上想休息一下——这天出去打松鸡，收获相当可观，可也十分疲劳。这时正值七月中旬，酷暑难当……“我来向您报告：我们的霰弹全部用光了。”

我从床上跳起来。

“霰弹用光了！怎么会！我们从村里差不多带来三十磅！满满一袋呐！”

“确实是这样，而且袋子很大：够用两个礼拜。可谁知道呢！也许是袋子破了，可霰弹确实没有了……只剩下十来发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最好的地方还在前面——明天我们还准备打六窝松鸡呐……”

“您派我去一趟图拉吧。那地方不远，总共不过四十五俄里路。只要您吩咐一声，我一口气就飞快跑到那里，带—普特霰弹回来。”

“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哪怕现在也行。何必耽搁呢？不过要雇几匹马。”

“为什么要雇马！自己的马养着干什么？”

“自己的马不能用了。辕马的脚瘸了……瘸得很厉害！”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前几天车夫带它去钉马掌。马掌钉好了。他大概碰到一个不中用的铁匠。现在马的一只脚简直踩不下去。是前脚。它一直把脚提起来……像狗一样。”

“怎么回事？那至少应该把马蹄铁拿掉啊！”

“没有，没有拿掉。一定得把它拿掉。大概钉子一直钉到肉里去了。”

我吩咐把车夫叫来。原来叶尔莫莱并没有撒谎：辕马真的有一只脚踩不下去。我连忙吩咐把马蹄铁拿掉，让马站在潮湿的泥地上。

“怎么样？您允许雇几匹马到图拉去吗？”叶尔莫莱又来缠我。

“难道在这偏僻的地方能雇到马吗？”我不禁恼火地大声叫嚷起来……

我们所在的村子偏僻荒凉，所有的居民都穷得叮当响。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这座虽然没有烟囱，却还稍微宽敞一点的农舍。

“能找到，”叶尔莫莱以他惯有的温和态度回答我，“关于这座村子的情况，您说得很对。但是这儿有过一个农民。很灵巧！又很有钱！他有九匹马。他本人已经死了，现在一切都由他大儿子掌管着。这人是个大笨蛋，可是父亲的财产倒没有荡光。我们可以到他那儿去弄几匹马。只要您吩咐一声，我就去把他叫来。听说他的几个兄弟很机灵……不管怎么说，他是他们的头。”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是老大！就是说，做弟弟的必须听他的！”这时叶尔莫莱毫不留情地以极难听的语言把一般做弟弟的大骂了一顿，“我把他找来。他是个老实人，跟他怎么会谈不好呢？”

叶尔莫莱去找那“老实人”，我心里想：我亲自到图拉走一趟岂不更好？第一，我从过去的经验中已经得到了教训，我对叶尔莫莱很不信任；有一次我派他到城里去买东西，他答应一天之内就办好我交办的事，可是却有整整一个礼拜不见他的踪影，他把所有的钱都喝光了，步行回来——可他去的时候是乘竞跑马车去的。第二，我在图拉有一个熟悉的马贩子，我可以到他那儿买一匹马，以替换我那匹瘸了腿的辕马。

“就这么决定了！”我想，“我自己走一趟；可以在路上睡觉——这辆四轮马车很平稳的。”

“我带来了！”过了一刻钟，叶尔莫莱大声喊着闯进农合。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个身材高大的庄稼汉，他穿着白布衫、蓝裤子和树皮鞋，长着浅色头发，近视眼，蓄着楔形棕色胡子，鼻子长长大大的，嘴巴张开着。看样子确实是个“老实人”。

“您跟他谈吧，”叶尔莫莱说，“他有马，他也愿意。”

“是这样，我……”那庄稼汉一边用沙哑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一边甩甩他那稀疏的头发，还用指头抚弄着拿在手上的帽子的帽圈。“哦，是这样……”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庄稼汉低下头，好像在想什么。

“我的名字吗？”

“是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菲洛费。”

“那好，菲洛费老弟，我听说你家有几匹马。你去拉三匹马来，我们要把它们套在我的四轮马车上，这辆马车很轻，你拉我到图拉去一趟吧。这两天夜里有月光，很亮的，赶车也凉快。你们这儿的路好走吗？”

“路吗？路没什么。到大道上只不过二十俄里。有一个小地方……不太好走，别的没什么。”

“那地方怎么个不好走法？”

“是个浅滩，马车要蹚水过去。”

“难道您要亲自到图拉去吗？”叶尔莫莱问我。

“是的，我要亲自去。”

“哦！”我那忠实的仆人说着，摇摇头。“哦——哦！”他又说了一声，啐了一口，走出去了。

到图拉去对他来说显然已没有什么吸引力；已经成为一件毫无意义、毫无兴趣的事了。

“这条路你很熟悉吗？”我问菲洛费。

“路我们怎么会不熟悉！不过我，就是说，听您的便，不过总不能……因为这么突然……”

原来叶尔莫莱去雇菲洛费的时候曾对他说，要他不必担心，总会付钱给他这个傻瓜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菲洛费，照叶尔莫莱的说法，虽然是个傻瓜，却不能满足于这么一句空话。他向我要五十卢布——这是一个很高的价钱；我还他十卢布——是一个低价。我们便开始讨价还价；菲洛费起初坚持着，后来开始让步，但很不痛快。这时叶尔莫莱走进来，对我说，“这个傻瓜（菲洛费听见，悄悄说：‘他老是喜欢这么说！’）完全不懂得算账。”接着顺便对我提起一件事，说大约二十年前，我母亲在两条大路交叉的一个热闹地方开了一家客栈，后来很快就倒闭了，因为派到那里去负责经营的老仆人完全不会算账，只懂得数目大小，也就是说，譬如把一个二十五戈比的银币当作六个五戈比的铜币付给人家，还要把人家骂一顿。⁽¹⁾

“唉，你啊，菲洛费，你真是个不懂得转弯的菲洛费！”最后叶尔莫莱大声叫着，气呼呼地把门碰上，走了出去。

菲洛费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仿佛明白叫菲洛费这个名字确实不太好，一个人应该为这个名字挨骂，虽然这件事原是神父的错，在洗礼的时候，没有好好向他表示一下谢意。

可是我们终于谈定二十卢布的价钱。他回去牵马，过了一小时，他牵来整整五匹马供我挑选。这些马都不错，虽然它们的鬃毛和尾巴都很乱，肚子大大的，绷得像鼓一样紧。菲洛费的两个弟弟也跟着他来了，他们的相貌和他一点也不像。他们都个子小小的，长着黑眼睛、尖鼻子，确实给人以“很机灵”的印象。他们说话又多又快，就像叶尔莫莱所说的喜欢“啰里啰唆”，但都听老大的。

他们把四轮马车从棚子里拉出来，摆弄着马车，套上马匹，忙活了一个半钟头；一会儿把套索松开，一会儿把套索拉紧。两个弟弟一定要把“灰斑马”套到车辕上，因为“它下坡时拉得稳当”，但是菲洛费决定用“长毛马”驾辕！于是把长毛马套到车辕上。

他们给四轮马车铺上干草，把瘸腿辕马上的套具塞到座位底下，以便在图拉把它套到新买的马匹上……菲洛费跑回家去，回来的时候穿着父亲的白色长外衣，戴着高高的毡帽，蹬着擦了油的皮靴，得意洋洋地登上马车的驭座。我坐上车，看看表：十点一刻。叶尔莫莱甚至不和我告别，而去打他的狗瓦列特卡。菲洛费拉拉缰绳，用极细的声音吆喝了一声：“哎，你们这些小东西！”他的两个弟弟从两边跑过来，用鞭子抽了一下拉套马的肚子，马车便启动，从大门口转到街上；长毛马想回到自己家里去，但是菲洛费抽了它几鞭子，让它清醒清醒，于是我们出了村子，走上两边长着浓密榛树丛的平坦大道。

夜晚宁静晴朗，最适于赶路。风有时在树丛中低声絮语，摇曳着树枝，有时完全静息；天空中有几朵凝然不动的银色云彩；一轮明月高挂在空中，把周围的景物照得清晰可辨。我躺在干草上，伸直身子，几乎要睡着了……可是想起了那“不太好走的地方”，精神便陡然一振。

“怎么样，菲洛费？离浅滩还很远吗？”

“离浅滩吗？还有七八俄里。”

“八俄里，”我想，“一小时内走不到，可以睡一会儿。”

“菲洛费，这条路你很熟悉吗？”我又问了一次。

“路我怎么不熟悉？我又不是头一趟……”

他又说了些什么，但我已经不去听他了……我睡了。

使我醒来的不是常有的那种想要过一小时醒来的打算，而是耳朵底下一种奇怪的轻微的扑哧扑哧声和水流的汩汩声。我抬起头来……

多么奇妙！我仍旧躺在四轮马车里，而马车的周围，离它的边沿不超过半俄丈的地方是一片映着月光、泛着涟漪的水面。我向前面看看，菲洛费低着头，躬着背，像个木头人似的坐在驭座上；再前面一点，在潺潺的流水上面看得见弯弯的马轭、几个马头和马背。一切都纹丝不动，悄无声息，仿佛在魔法的王国之中，在梦中，在童话里的梦中……真是咄咄怪事，我回头往车篷底下看了一眼……原来我们正在河中央……河岸离我们约有三十步！

“菲洛费！”我叫了一声。

“什么事？”他回答。

“还说什么‘什么事’？得了吧！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在河里。”

“我知道在河里。这样下去我们马上会给淹死的。你就想这样蹚过浅滩吗？啊？你睡着了，菲洛费！你回答我呀！”

“我有点搞错了，”我的车夫说，“方向偏了一点，这是我的错，现在要等一等。”

“为什么要等一等！我们还要等什么？”

“让长毛马仔细看看：它转向哪儿，我们就该往哪儿走。”

我稍稍从干草上抬起身子。辕马的头在水面上动也不动。在明亮的月光下，只看见它的一只耳朵忽前忽后稍稍摆动着。

“它也睡着了，你这匹长毛马！”

“不，”菲洛费回答，“它这会儿在嗅水的气味。”

一切又归于静息，只有河水仍在轻轻地潺潺流动着。我也呆呆地等着。

月光，还有这夜色，这河水，我们在河里……

“这是什么东西在咝咝响？”菲洛费问我。

“这个吗？是芦苇里的小鸭子……要不然就是蛇。”

突然辕马的头摇动起来，竖起耳朵，打着响鼻，全身抖动着。

“驾——驾——驾——驾！”菲洛费突然声嘶力竭地吆喝起来，他稍稍抬起身子，挥动马鞭。四轮马车立即动了一下，它横对着波浪向前冲了冲——抖动着，摇摆着，往前走去……起初我觉得，我们在往深处沉下去，但是经过两三次冲动和下沉，水面仿佛突然降低了……它越来越低，马车便从水面上升了起来——瞧，车轮和马尾巴已经露出来；瞧，马儿激起一大片一大片金刚钻般的浪花，不，不是金刚钻般的，而是在朦胧的月光下像蓝宝石放射出来的光束一般的浪花，它们共同欢乐地把我们拉上沙岸，竞相迈动光亮而潮湿的马腿，顺着大路往山里走去。

我心里想：“现在菲洛费该会说：‘你瞧，我没说错吧！’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我也认为没有必要责备他的疏忽大意，便躺到干草上，再度试图入睡。

但是我睡不着，不是因为打猎后不感到疲倦，也不是因为我所经历的惊慌驱散了我的睡意，而是因为我们走过的地方景色极其美丽。那是一片辽阔、广大、低洼、茂盛的草原，其中有许多小块的草地、小湖、小溪，尽头丛生着柳树和各种藤蔓的小河湾，完全是俄罗斯人所喜爱的具有典型俄罗斯景色的地方，我们古代壮士歌中勇士常来打白天鹅和灰鸭子的地方。被车轮压成的道路像一条黄丝带蜿蜒伸展着，马儿跑得很欢快——我无法闭上眼睛，一切都是那么赏心悦目！所有这些景色都在祥和的月光下从容而和谐地从我身边飘过。就连菲洛费也被打动了。

“我们管这个地方叫圣叶戈尔草原，”他对我说，“再过去就是亲王草原，在全俄罗斯再找不到这样的草原了……多么美啊！”这时辕马打了个响鼻，浑身抖动了一下……“主和你同在！……”菲洛费一本正经地低声说了一句，“多么美啊！”他又说了一遍，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拖长声音啧啧称赞一番。“快开始割草了，从这片草地上可以耙到多少干草啊——真不得了！小河湾里也有很多鱼。这么大的鳊鱼！”他拖长声音又说了一句。“一句话：人不应该死。”

他突然举起一只手。

“啊！您看！湖上……是不是一只白鹭？莫非它在夜里也来捕鱼？嗨！那是一根树枝——不是白鹭。看错了！月亮老是叫人上当。”

我们的马车就这样走着走着……但是一会儿就走到草原的尽头，出现了一些小树林和耕过的土地；旁边一座小村庄闪现着两三点灯光——到大路只剩下五俄里多路。我睡着了。

我又一次不是自己醒过来。这回是菲洛费把我叫醒的。

“老爷……喂，老爷！”

我稍稍抬起身子。四轮马车停在大路当中一块平坦的地方；菲洛费在驭座上向我转过脸来，眼睛睁得很大（我甚至感到很惊奇，我没想到他的眼睛有这么大），他意味深长而神秘兮兮小声对我说：

“车轮的响声！……车轮的响声！”

“你在说什么？”

“我说：有车轮的响声！您弯下身子听听。听见了吗？”

我把头探出车外，屏住呼吸，真的听见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有轻微的断断续续的响声，很像车轮的辘辘声。

“您听见了吗？”菲洛费又问了一遍。

“嗯，是的，”我回答，“有一辆轻便马车正驶过来。”

“您有没有听见……听！喏……铃铛声……还有口哨声……您听见了吗？您把帽子脱下来……听得清楚些。”

我没有脱下帽子，只是侧耳倾听。

“嗯，是的……也许是。可这有什么关系？”

菲洛费把脸转向马匹那边。

“一辆大车驶来了……空车，轮子是包铁皮的，”他说着，拿起缰绳。“老爷，有坏人来了，这儿是图拉城外……拦路抢劫的事……是常常发生的。”

“胡说八道！你凭什么以为这一定是坏人？”

“我说的是真话。带着铃铛……而且是一辆空车……还能是谁呢？”

“那么——到图拉还有多远？”

“还有十五俄里路，可这儿一户人家也没有。”

“那么就快点赶路吧，别耽搁了。”

菲洛费挥了一下鞭子，四轮马车又走动了。

我虽然不相信菲洛费的话，但已经睡不着了。如果是真的，那可怎么办呢？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在我心中蠢动着。我坐在马车里——在这以前我一直躺着——开始往四下里张望着。在我睡着的时候，升起了一片薄雾，不是在地上，而是在空中；它高高地浮悬在那儿，月亮就挂在雾中，变成一个白白的斑点，就像在烟幕里一样。一切都变得黯淡、混沌，虽然下面的景物比较清楚。周围都是平坦荒凉的地方：田野，尽是田野，偶尔可以看到几堆树丛、几道冲沟——接着又是田野，大多是休闲地，上面长着稀疏的杂草。空旷……死气沉沉！哪怕鹌鹑在哪儿叫几声也好啊。

我们走了半个小时光景。菲洛费时而挥挥鞭子，吧嗒着嘴唇，但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一言不发。接着，我们登上一片山坡……菲洛费勒住马，立刻对我说：

“车轮的响声……车轮的响声，老爷！”

我又从马车里探出头去看看，其实，我待在车篷下也一样听得见，虽然距离还很远，但现在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听见大车的车轮声、口哨声、铃铛声，甚至是马蹄声；我甚至好像听见了歌声和笑声。不错，风是从那边吹来的，但毫无疑问，这些陌生的旅客和我们的距离已经缩短了整整一俄里，也许两俄里。

我和菲洛费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只是把帽子从后脑勺推到前额上，俯身在缰绳上，策马前进。马儿放开大步急驰起来，但不能持久，一会儿又变成小跑了。菲洛费继续鞭打它们。必须摆脱这种险境！

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起初我不相信菲洛费的怀疑，而这一次却突然相信跟在我们后面的确实是一些坏人……我没有听见什么新的声音：还是那铃铛声，还是那空车的车轮声，还是那口哨声，还是那隐约的嘈杂声……可是我已经不再怀疑。菲洛费是不会弄错的！

又过了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的最后几分钟里，除了我们自己马车的车轮声和隆隆声之外，已经可以听见另一辆马车的车轮声和隆隆声了……

“停车，菲洛费，”我说，“反正一样——只有一个结局！”

菲洛费胆怯地喝住马。马儿立刻停住，似乎很高兴能休息一下。

天哪！铃铛声简直就在我们背后放肆地叮当响着，大车发出铁皮轮子的辘辘声，车上的人在吹口哨、喊叫、唱歌，马匹在打响鼻，马蹄嘚嘚地敲着地面……

追上来了！

“倒——霉了，”菲洛费一字一顿地轻声说，犹豫不决地吧嗒一下嘴唇，催着马儿往前走。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仿佛突然天崩地裂，有一样东西轰鸣着，发出隆隆的响声，一辆极大的摇摇摆摆的大车，由三匹精瘦壮实的马拉着，像旋风一样骤然赶过我们，往前驰去，接着立刻改成缓步，拦住我们的去路。

“正是强盗路数，”菲洛费低声说。

说实话，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我在雾气弥漫的朦胧月光下紧张地观察着。在我们前面的大车上，有六个穿布衫、敞开着上衣的人也不知是坐着还是躺着；其中两个人头上没戴帽子，穿着皮靴的粗大的腿挂在车栏外晃荡着，手臂无缘无故地举起来又放下去……身体摇晃着……事情明摆着：是一群醉汉。有几个人在那儿乱喊乱叫；有一个在那儿吹口哨，声音尖利而清脆，另一个在骂街；驭座上坐着一个穿短皮袄的大汉，在驾车。他们的车慢慢地走着，仿佛没有注意到我们。

怎么办？我们也跟在他们后面慢慢地走着……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就这样大约走了四分之一俄里。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摆脱、自卫……哪儿谈得上！他们有六个人，我手无寸铁！掉转车头往回走吗？他们马上就会赶上来。我不由得想起了茹科夫斯基⁽²⁾的诗（他描写卡敏斯基元帅被杀的章节）：

强盗无耻的斧头……

要不然，就是用一根肮脏的绳子勒住喉咙……再扔到水沟里……让你像一只掉进圈套里的兔子一样在那里惨叫，挣扎……

唉，太惨了！

可他们仍旧慢慢地往前走着，并没有注意我们。

“菲洛费，”我轻声说，“你试试看，从右边走过去。”

菲洛费试了试，把车赶到右边……但他们也立刻把车赶到右边……过不去。

菲洛费又试了试，把车赶到左边……但他们也不肯让路，甚至笑了起来。这说明，他们不肯放我们过去。

“确实是一伙强盗，”菲洛费回过头来对我轻声说。

“可他们在等什么？”我也轻声问他。

“喏，在前面的洼地里，河上有一座小桥……他们会在那儿动手！他们常常这样……在桥旁边。老爷，我们的情况明摆着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未必会放我们活着回去；因为他们要毁尸灭迹。我只有一点可惜，老爷：我的三匹马完蛋了，我两个弟弟得不到了。”

我感到很惊奇，在这种时刻，菲洛费竟然还操心自己的马，老实说，我自己已经顾不上这些了……“难道他们真的要杀人？”我心里反复想着。“为了什么？我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呀。”

小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了。

突然响起一阵尖锐的吆喝声，我们前面的三驾马车好像飞了起来似的，往前冲去，它一驰到小桥前面便骤然煞住，稍稍靠边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上。我的心直往下沉。

“啊，菲洛费兄弟，”我说，“我们走上死路了。如果我害了你，请原谅我。”

“您有什么错，老爷！自己的劫数是躲不过的！哦，长毛马，我忠实的马儿，”菲洛费转而对辕马说，“走吧，老弟，往前走！干你的最后一次活吧！反正一样……主啊，你快抓住他们吧！”

于是他让三匹马小跑起来。

我们渐渐走近小桥，走近那辆停着的可怕的大车……车上像有意似的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就像梭鱼、鹞鹰、一切猛兽，当它们等着猎物渐渐靠近时保持着沉默一样。这时我们和大车并齐了……突然那穿短皮袄的大汉跳下驭座，径直向我们走来！

他一句话也没对菲洛费说，但菲洛费立刻就勒住马……马车停了下来。

大汉把两手放在车门上，向前探过他那毛发蓬松的头，咧开嘴笑笑，用轻轻的平缓的声音和工人的语气说了下面的话：

“可敬的先生，我们是去参加一个隆重的宴会，从婚礼上回来的。我们给一个朋友成了亲，把他完全摆平了；我们这些伙伴都是年轻人，个个都很豪放——喝了很多酒，可是没有什么东西好醒酒；您能不能行个好，赏给我们一点钱，让我们每个兄弟都能喝上半瓶酒？我们要为您的健康干杯，记住您这位先生；要是您不方便的话，那我们也请您不要生气！”

“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想……“开玩笑？……愚弄人？”

大汉仍站在那里，低着头。就在这一瞬间，月亮从云雾中露出脸来，照亮了他的脸。这张脸露出得意洋洋的微笑——连眼睛和嘴唇都在笑。从中却看不出什么威胁的意味……只是整个脸上似乎充满了戒备……他的牙齿那么白，那么大……

“我很高兴……您拿着吧……”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从中拿出两个银卢布，连忙说；那个时候在俄罗斯还通用银卢布。“如果够用的话。”

“非常感谢！”那大汉像士兵一样高喊一声，立刻伸出粗大的手指从我手中取走——不是整个钱包，而是两个卢布。“非常感谢！”他甩了一下头发，向大车跑去。

“弟兄们！”他大叫着，“过路的先生赏给我们两个银卢布！”车上的那些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大汉登上了驭座……

“祝您幸福！”

我们只匆匆看见了这一幕！马儿立时起步飞奔，大车隆隆驶上山坡，在幽暗的天地分界线上又闪现了一次，就驶下山坡，不见了踪影。

这会儿再听不见车轮的响声、人的喊叫声和铃铛声了……

周围死一般寂静。

我和菲洛费并没有立刻清醒过来。

“啊，开了这么个玩笑！”菲洛费终于开口说话，他摘下帽子，画起十字来。“真的，开了个玩笑，”他很高兴地向我转过身来，又说了一句。“这可是一个好人，真的。喔——喔——喔，小东西！快点跑！你们没事了，我们也没事了！就是他不让我们过去的；是他驾的马。这小伙子真会开玩笑。喔——喔——喔！快跑！”

我没有吭声，但心情已经开始好转。“我们没事了！”我一再自言自语着，躺到干草上。“只损失了一点钱！”

我甚至感到有点惭愧，竟想起了茹科夫斯基的诗句。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菲洛费！”

“什么事？”

“你娶亲了吗？”

“娶亲了。”

“有孩子吗？”

“有孩子。”

“刚才你怎么没有想到他们啊？你顾惜那几匹马，可妻子呢？孩子呢？”

“他们有什么可顾惜的？他们又没有落到强盗手里。可是我一直惦记着他们，就是现在也惦记着……就是这么一回事。”菲洛费沉默了一会儿。“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缘故，上帝才饶恕我们的。”

“他们大概是强盗吧？”

“谁知道呢？谁能知道别人的心思？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心里有上帝总是好的。不……我心里总想着家里……喔——喔——喔，小东西，快跑！”

我们快到图拉的时候，天几乎已经亮了。我迷迷糊糊地躺着……

“老爷，”菲洛费突然对我说，“您看，他们就在酒店里……那是他们的大车。”

我抬起头……真的是他们：是他们的车和马。酒店门口突然出现了那个熟悉的穿短皮袄的大汉。

“先生！”他挥着帽子叫道，“我们在用您的钱喝酒呐！怎么样，马车夫，”他又对菲洛费摇摇头说，“你刚才大概吓坏了吧？”

“是个快活人，”菲洛费把马车赶离酒店约莫二十俄丈后说。

我们终于到达了图拉，我买了霰弹，顺便买了些茶叶和酒，甚至向马贩子买了一匹马。中午我们动身回去。经过我们第一次听到后面有车轮声的地方时，在图拉喝了点酒的菲洛费变得话多起来，他甚至给我讲了些故事，这时，他突然笑起来。

“老爷，你还记得我是怎么对你说的吗：车轮的响声……车轮的响声，我说，有车轮的响声！”

他把手挥了几下……他觉得这句话很有趣。

当天傍晚我们回到了他的村子。

我把我们碰到的事说给叶尔莫莱听。当时他脑子很清醒，并没有说一句同情的话，只是哼了一声，是称赞还是责备，这一点，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过了两天，他很高兴地告诉我，就在我和菲洛费到图拉去的那个夜晚，也在那条路上，一个商人遭到了抢劫，并被杀死。起初我不相信这个消息，但后来不得不相信了；一个警官骑马经过这里去调查这件事，这就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们这些好汉莫非就是参加了这场“婚礼”回来的，那个喜欢开玩笑的大汉所说的“朋友”，莫非就是被他们摆平的？我在菲洛费的村子里又待了五六天。每一次遇见他，都要对他说：“喂，有车轮的响声吗？”

“真是个快活人，”他每次都这样回答我，自己也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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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当时的兑换率，3戈比银币值10戈比铜币，25戈比银币值80余戈比铜币，这老仆人却把它当30戈比铜币付给人家，大大吃亏了。

(2)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

树林和草原

……于是渐渐把他吸引到后面：

吸引到乡村，吸引到蓊郁的花园，

那里有高大的菩提树，给人以阴凉，

铃兰花发出如此清纯的芬芳，

那里柳树成行，排列在堤岸，

一团团依依低垂在小河的水面，

茂盛的橡树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

处处发出大麻和荨麻的芳香……

到那边，到那边，到那辽阔的田园，

那里黑油油的土地像丝绒一般，

无论你把炯炯的目光投向何方，

那里的黑麦都翻起柔和的波浪，

从那透明的一团团白云下面，

炙人的金黄色阳光正洒向人寰；

那里是多么美妙啊……

——摘自待焚的诗稿

我的笔记也许已经让读者感到厌倦，我赶快许诺，只限于收入已经发表的几篇以使读者放心；但是在和读者告别的时候，我不能不再说几句有关打猎的话。

带着枪和狗去打猎就本身而言，就像从前所说的就本身而言⁽¹⁾，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即使您并非天生的猎人，您还是会喜欢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您也就不能不羡慕我们猎人……请听我说。

您是否知道，譬如说，春天黎明前乘车出门的快乐？您走到门口的台阶上……深灰色的天空上有些地方还有星星在闪烁；湿润的晨风时而像阵阵微波迎面拂来；您还能听见夜的压低而隐约的絮语；夜色朦胧中的树木发出轻轻的簌簌声。这时有人在马车上铺上毛毯，在脚边安放装着茶炊的箱子。两匹拉套马蜷缩着，打着响鼻，优美地替换着脚站着，一对刚刚醒来的白鹅默默地摇摇摆摆慢慢穿过大路。篱笆后面的花园里看守人还在平静地打鼾；每一个鼾声仿佛都停留在凝然不动的空气里，停留着，并不消失。这时您在马车上坐下，马儿一起走动，马车发出隆隆的巨响……您乘着马车——走过教堂，下山向右转，走过堤坝……池塘上微微腾起雾气。您感到一些凉意，便竖起大衣的衣领裹住面孔；一丝倦意悄悄袭来。马儿的脚踩在水洼里，发出很响的声音，马车夫吹起了口哨。但是您已经走了四俄里光景……天边泛红了；寒鸦在白桦林里醒了过来，笨拙地飞来飞去；麻雀在黑糊糊的麦垛旁叽叽喳喳地叫着。空气变得更清朗，道路看得更清楚，天空更加明亮，云朵变得更白，田野变得更绿。农舍里点着松明，发出红色的火光，听得见大门里面睡意蒙眬的说话声。这时朝霞燃烧起来；空中出现一抹金黄色的云彩；峡谷里雾气缭绕；云雀在嘹亮地歌唱，吹来一阵黎明前的风——于是鲜红的太阳冉冉升起。阳光像洪流一样涌出；心像鸟儿一样在您的胸中扑腾。清新，欣喜，可爱！四周的景色尽收眼底。瞧！树林的后面是一座村庄；瞧，再过去一些是另一座有白色教堂的村子；瞧！山上有一片白桦林；在它后面是您正要去的沼地……快点跑啊，马儿，快点跑！甩开大步往前跑！……只剩下三俄里路了，不会更多的。太阳升得很快，天空明净……天气会很好的。一群牲口从村子向我们迤逦走来。您登上山顶……多美的景致啊！河流蜿蜒伸展达十俄里，在雾霭中隐隐泛着蓝色的光彩；河那边是一片水汪汪的碧绿大草地；草地后面是一些缓坡的山丘；远处有几只凤头麦鸡在沼地上空翱翔鸣叫；远方的景色透过流注在空气中的湿润阳光清晰地显现出来……一切都不像在夏天里。呼吸多么畅快，四肢的活动多么敏捷，人在春天般的清新气息中显得多么健壮！……

啊，夏天七月的早晨！除了猎人，谁能领略早晨在灌木丛中漫步的欢乐？您的脚在沾满露珠而发白的草地上留下绿色的痕迹。您拨开潮湿的灌木丛，夜里蕴蓄着的一股温暖的香气立刻扑鼻而来；空气中洋溢着苦艾的清新苦味、荞麦和三叶草的甘甜；远处一座橡树林壁立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染成一片嫣红；天气还凉爽，但已经可以感到热气的临近。浓烈的香味熏得您头晕目眩，浑身酥软。漫山遍野的灌木丛望不到边……只是远处有些地方成熟的黑麦显现出一片黄澄澄的金黄色，还有一道道狭长的荞麦也现出鲜艳的红色。这时响起一辆大车的辘辘声，一个农夫走过来，预先把马拴在树荫下……您和他打了个招呼，即刻离开了，您背后响起镰刀铿锵的碰击声。太阳越升越高。草地很快晒干了。天已变得很热。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天边暗下来，凝滞的空气散发出火辣辣的暑热。

“兄弟，这儿什么地方可以弄点水喝？”您问一个割草人。

“那边，峡谷里有个水潭。”

您穿过缠绕着藤蔓的茂密的榛树丛，往下走到谷底。果然：就在山崖底下藏着一眼泉水；橡树丛把它们手掌般的树枝密密麻麻地伸向水面，许多银白色大水泡从长满细密的天鹅绒般青苔的水底摇摇晃晃升了上来。您扑倒在地上，痛痛快快地喝了个够，但是您已懒得动弹一下了。您躲在阴凉的地方，呼吸着芬芳湿润的空气；您觉得很舒服，可是您对面的灌木丛正在太阳底下暴晒着，仿佛晒黄了。可这是怎么回事？一阵风突然吹来，又疾驰而过，周围的空气都给震动了：难道是雷声吗？您走出峡谷……天边怎么变成一片铅灰色了？是不是暑热加剧了？是不是乌云涌过来了？……但这时一道电光微微闪了一下……哦，这是暴风雨！太阳还在周围明亮地照耀着：还可以打猎。但是乌云在扩展：它的前沿像衣袖一样伸过来，像穹隆一样覆盖着大地。草地，灌木丛，一切突然暗了下来……快跑！那边似乎有个干草棚……快跑……您跑到了，走了进去……多猛的雨啊！多亮的闪电啊！有几个地方雨水透过干草铺就的屋顶滴落在芬芳的干草上……可是，你瞧，太阳又在闪耀了。暴风雨过去了；您走出干草棚。我的上帝，四周的一切都那么欢乐地闪耀着光芒，空气多么凉爽清新，草莓和蘑菇又多么清香！……

可是黄昏降临了。晚霞燃烧得像一片野火，拥抱着半个天空。夕阳西斜。近处的空气仿佛特别清澈，像玻璃一样透明；远处有一片看上去是和煦的柔和雾气，一片红色的光辉和露水一起落在不久前还注满淡淡金色光芒的林中空地；树木、灌木丛和高高的干草垛都投下长长的阴影……太阳落下去了；一颗星星在被落日映红的火海里燃烧起来，颤抖着……瞧，这片火海渐渐暗淡下去；天空变得更蓝；影子一个个消失，空气中渐渐注满雾霭。该回去了，回到村子里，回到您宿夜的农合去。您把枪扛到肩上，不顾疲劳，快步走着……这时候夜色降临了，二十步之外的景物已看不见；猎狗在昏暗中只模模糊糊现出一点白色。在黑沉沉的丛林上，天际露出一片朦胧的亮光……这是什么？是火灾吗？……不，是月亮升上来了。你瞧，下面，右边，已经闪耀着村落的灯光……喏，最后，那是您的屋子。从窗口里您可以看见铺着白桌布的餐桌、点亮的蜡烛、晚餐……

要不然你就吩咐套一辆竞跑马车，到树林里去打榛鸡。从两边壁立的高高黑麦中的狭小道路通过是一件很愉快的事。麦穗轻轻地抽打着您的脸，矢车菊不时绊住您的腿，鹌鹑在周围啼叫，马儿懒洋洋地小跑着。瞧，那就是树林。树荫和宁静。高大挺拔的白杨在您头顶上低语，白桦下垂的枝叶微微晃动着，雄伟的橡树像个战士肃立在美丽的菩提树旁边。您的马车在树影婆娑的碧绿小路上行进；一群黄色大苍蝇纹丝不动地停在金黄色的空气中，一会儿突然飞走了；蚊蚋成群在空中盘绕着，在阴影里发亮，在阳光中变成黑色；鸟儿无忧无虑地歌唱着。知更鸟的金嗓子无休无止地鸣啭，抒发它那天真无邪的欢乐：那歌声和铃兰花的芳香十分和谐。再走过去，再走过去，到树林的深处……树林变得稀疏了……心中感到有说不出的宁静，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但突然吹来一阵风，树梢潇潇地响着，像层层波浪翻卷而来。有些地方从去年褐色的落叶底下冒出高高的青草；蘑菇一个个戴着宽檐帽亭亭玉立着。一只雪兔蓦地跳了出来，猎狗立即狂吠着追了上去……

同样是这座树林，当晚秋时节山鹬飞来的时候，那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山鹬不会藏在树林深处：必须到树林边上去寻找它们。既没有风，也没有太阳，没有光，没有影，没有动静，没有声响；柔和的空气中弥漫着美酒般的秋天气息；远处金黄色的田野上笼罩着一片薄雾。通过光秃的褐色树枝可以看见白晃晃的纹丝不动的宁静天空；菩提树上疏疏落落地挂着最后几片金黄色树叶。脚下的湿润土地变得富有弹性；高高的干草茎一动不动；长长的蛛丝在发白的野草上闪闪发亮。呼吸是那么平静，可心中却感到一种异样的骚动。你在林边走着，眼睛盯着猎狗，这时各种心爱的形象、所有心爱的人儿，已故的和健在的，一起浮上了脑海，沉睡了好久的印象又突然苏醒了；想象力像一只飞鸟展翅翱翔，疾飞，一切都那么清晰地活动起来，浮现在你眼前。心儿有时会突然颤抖起来，怦怦跳动，热烈地向前冲去，有时又永不回返地沉浸在回忆之中。全部生活就像一幅画卷轻轻而又迅速地展开；人在这种时候便拥有了他的全部往事，全部感情，拥有了力量和整个心灵。四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扰乱他——无论是太阳，无论是风，无论是声音……

在秋天早晨寒气逼人、白天微寒的晴朗日子里，白桦犹如童话里的神树，全身金黄金黄的，在蔚蓝色天空映衬下显现出它美丽的身姿，低低的太阳已经没有了热力，但比夏天更加辉煌，幼小的白杨林通体透亮，仿佛觉得这样光秃秃更快乐和轻松，雾凇还在谷底闪耀着白光，凉风轻轻地吹动，驱赶着拳曲的落叶，河上欢乐地奔腾着蓝色的波浪，在上面随波浮游着悠闲的鹅鸭；远处一座磨坊在柳丛的掩映下轧轧地响着，一群鸽子在磨坊上空飞快地盘旋，在明亮的天空中呈现出缤纷的色彩……

夏天有雾的日子也很美好，虽然猎人并不喜欢这样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无法打枪：鸟儿从您脚下腾起，立即就消失在白茫茫的凝滞的雾中。但四周是那么寂静，寂静得无法形容！万物都苏醒了，但全都默不作声。您从一棵树旁边走过，它一动也不动，它正自得其乐。透过均匀地弥漫在空中的薄雾，您看到面前有一片长长的黑糊糊的景物。您以为那是近处的树林；您走过去一看，那树林却变成了田界上一排高高的艾蒿。您的头顶上，您的四周到处弥漫着雾气……但是这时风轻轻地吹动了一下，稀薄如烟的雾气当中便隐隐约约地露出了一小块浅蓝色的天空，一道长长的金黄色光束突然迸射出来，投落在田野上，潜入树林中，一会儿，一切又被云雾遮蔽了。这场搏斗持续了很久；但是，光明终于取得了胜利，被晒暖的最后一股云雾的波浪一会儿滑落下来，扩散开来，一会儿又缭绕盘旋并消失在洋溢着柔和光波的高远的天空中，于是这一天便变得无法言传的壮丽和清朗……

现在您已准备好到远离地主庄园的猎场去，到草原上去。您在乡间道路上艰难地走了十俄里光景，终于看到了大路。您的马车走过看不到头的无数货车和几家客栈，那些客栈的屋檐下茶炊正吱吱地沸腾着，大门敞开着，里面还有一口井；您的马车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穿过一望无际的田野，顺着碧绿的大麻地，久久、久久地行驶着。喜鹊从一棵爆竹柳飞到另一棵爆竹柳上；农妇们手拿着长长的草耙在田野里走着；一个过路人穿着破旧的土布长袍，背着行囊，拖着疲乏的脚步蹒跚而行。一辆笨重的地主家轿式马车由六匹高大却疲惫的马拉着，迎着您慢慢走来。窗口上露出靠垫的一只角，一个穿大衣的跟班侧身坐在马车后脚镫的草包上，手扶着绳子，泥浆直溅到眉毛上。前面是一座小县城，那里有许多歪歪斜斜的小木屋、看不到头的篱笆、商家没有人居住的砖房，横跨深谷的古代桥梁……再走过去，再走过去！……眼前是一片草原。您登山远眺——景色多么秀丽！一座座耕种到顶上的低矮的圆形山丘像巨浪一样滚滚向前扩展开去；灌木丛生的峡谷蜿蜒穿插其间；一片片小树林像椭圆形的岛屿随处散布着；一条条狭窄的小径从一个村子通往另一个村子；教堂白得耀眼；柳丛之间有一条小河在闪光，有四个地方筑着堤坝；远处的田野上大鸨成行兀立着；一座古老的地主庄园连同它的杂用房屋、果园和打谷场就修筑在一个小小的池塘旁边。但是您的马车仍在不断向前行进。山丘越来越小，几乎看不到树木。喏，终于看到了——那无边无际，一望无涯的大草原！……

冬天就意味着在高高的雪堆上追逐兔子，呼吸寒冷刺骨的空气，对着柔软积雪的耀眼闪光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欣赏红彤彤的树林上方的碧蓝天空！……在早春的日子里，四周的景物仍在闪光，冰雪在崩塌，透过融雪散发出的浓雾已经可以闻到晒暖的土地的气息，在积雪融化的地方，在斜阳的光辉下，云雀正在轻信地歌唱，一道道急流欢乐地喧闹着，咆哮着，从一个峡谷奔向另一个峡谷……

可是该搁笔了。我正好说到春天：春天里的离别更轻松愉快，春天里幸福的人常常被吸引到远方去……再见吧，读者，祝您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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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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