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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黑桃皇后

作者：【俄】普希金

ISBN：9787532757145

译者：冯春

责任编辑：吴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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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按照上天的意愿，

我将不再做一个诗人，

新的魔鬼已潜入我的心坎，

我降低身份写朴素的散文。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普希金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一八一三年，普希金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时就开始写诗，他的抒情诗、叙事诗和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开始写小说却在一八二七年，那时他已经是一个饱经人生沧桑、获得巨大声誉的近三十岁的中年诗人。正因为这样，他的小说几乎一开始就达到很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普希金的第一篇小说《彼得大帝的黑人》是写他的外曾祖父非洲黑人汉尼拔的故事的，然而小说的主要意义却在于塑造了一个雄才大略、勤劳睿智、以身作则、爱护下属的彼得大帝的形象。普希金选取彼得大帝改造俄国这一题材不是偶然的，在同一个时期，他还写了著名的长诗《波尔塔瓦》，诗中表现了彼得大帝战胜瑞典军队的功绩。普希金写彼得大帝主要是出于对当时俄国沙皇统治的不满。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的统治更加黑暗。普希金一方面写了像《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这样战斗性很强的诗歌，表达他对十二月党人政治理想的坚贞不移；另一方面想重温彼得大帝时期的一些开明措施，借以和当时沙皇的黑暗政治作对比，希望沙皇尼古拉一世能够改革政治。因此我们从《彼得大帝的黑人》中所看到的彼得大帝乃是一个亲自参加劳动、勤于政务、平易近人、对下属关怀备至的俄国皇帝的形象。

一八三〇年秋天，普希金由于办理财产过户手续来到他父亲的领地波尔金诺。他在波尔金诺住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普希金勤奋写作，创作出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作品。这一时期被文学史家们誉为“波尔金诺的秋天”。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丰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别尔金小说集》。在《别尔金小说集》所包括的五篇小说中，普希金广泛地描写了二十年代俄国的社会图景和各色各样的人物，其中有贵族、外省地主、军官、小官吏和城市小手工业者等等。普希金对现实生活作了广泛的典型概括，真实地表现了各种人物的精神面貌，故事读来亲切动人，使人如亲临其境，既开阔了眼界，又得到一次很好的艺术享受。

《暴风雪》和《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都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农村风俗画。尽管两者色调有所不同，但是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十九世纪初叶俄国农村的风貌和地主庄园的生活。《射击》描绘的是军官生活，《棺材店老板》表现的是城市小手工业者的内心世界。而《驿站长》在《别尔金小说集》中却是独树一帜，它破天荒地在俄国文学中深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小人物的形象。他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第一个“穷人”，第一个“被伤害与侮辱”的小人物。驿站长虽然是驿站的“主宰者”，但他的官衔（十四级文官）却是俄国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这一“官衔”只能使驿站长免遭那些“持有驿马使用证”的旅客的殴打（还不是绝对的）。他成天忙忙碌碌，应付来往客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得到的只有无穷无尽的呵斥、辱骂和最粗暴的对待；驿站长的女儿被旅客拐骗，这更不是绝无仅有的遭遇。普希金指出了社会上对驿站长这种人物的看法的不公正，对这种小人物寄于满腔同情，这是普希金作品的民主性和人道主义的突出表现。

一八三一年创作的《罗斯拉甫列夫》是一篇爱国主义的小说。它是针对俄国作家扎戈斯金所写的《罗斯拉甫列夫，亦名一八一二年的俄国人》而创作的。扎戈斯金的小说所体现的假爱国主义、对一八一二年俄国历史状况的歪曲，以及在进步知识分子脸上抹黑的企图大大激怒了普希金。普希金以这篇同名小说对扎戈斯金进行了反击。他在小说中揭露了那些嘴上高喊爱国主义、实际上却准备逃往后方的上层贵族；他塑造了一个有思想、有抱负，为反击侵略者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波利娜的形象。《罗斯拉甫列夫》是俄国文学史中反映一八一二年战争的优秀作品之一，这一类作品除了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外，是不多见的。

《基尔查里》在普希金的小说中是值得一提的。它记录了普希金对当时欧洲革命运动的关注。一八一二年战争之后，许多远征法国的军官回国，给俄国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普希金有重大影响。普希金作为一个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他的进步思想正是和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联系的。二十年代初，南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的革命运动对普希金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普希金流放在基什尼奥夫的时候，和希腊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还有私人交往，因此普希金对希腊革命运动充满了同情。《基尔查里》的素材正是普希金在那个时候开始收集的，这篇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希腊的革命运动。

一八三三年秋天，普希金又一次来到波尔金诺，他在那里完成了长诗《铜骑士》，童话诗《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及小说《黑桃皇后》。

《黑桃皇后》是普希金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小说描绘的已不是乡村的庄园生活和京城的社交活动，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俄国封建资本主义社会惊心动魄的画面，其中的主人公既不是京城里的花花公子，也不是乡下的地主老爷，而是一个头脑里浸透资本主义毒汁的冒险家。这个冒险家赫尔曼具有“拿破仑的面貌”和“靡非斯特的心灵”，他一心追求的是发财，而为了发财他就不择手段。他准备做那行将就木的八十岁老伯爵夫人的情夫，他骗取伯爵夫人的养女丽莎维塔的爱情，最后竟至拔出手枪，逼死毫无反抗力量的老伯爵夫人。他到赌场里去，凭着三张必胜的纸牌，头一笔赌注就下了四万七千卢布，然后一再加倍，完全是一个不顾死活的赌徒。应该说，普希金选取赌徒这样一个角色，对于表现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资产阶级的冒险性和疯狂性是非常有力的，也是很典型的。此外，这篇小说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它结构严谨、情节生动、描写准确、技巧娴熟，这就使它成为一篇非常优秀的杰作。

普希金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是农民起义，这和他进步的贵族革命思想是分不开的。早在皇村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就接触了进步思想，拉季舍夫的革命著作《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对他发生了很大影响。青年时代，他和十二月党人有密切来往，思想是一致的。十二月党人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其成员的思想不尽相同，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互有差别，但在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主张解放农奴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普希金一直很关心农民问题。他还在流放米海洛夫村的初期就已注意到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两个历史人物。一八二六年他写过《斯坚卡·拉辛之歌》。一八三〇年他到波尔金诺的时候，正值霍乱蔓延，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虎烈拉起义”在酝酿中，他目睹农民处境的困苦，这促使他写了《戈留欣诺村的历史》。这篇作品没有写完，但从他的创作提纲中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是准备写农民暴动的，他在提纲中多次提到农民“暴动”。普希金很清楚，这样的作品不可能通过沙皇书刊检查机关的检查，因而没有把小说写完。后来普希金听到他的朋友纳肖金告诉他一个白俄罗斯小贵族由于诉讼失败被夺了田产，走上抢劫的道路，他便于一八三二年开始写作《杜勃罗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普希金写了由破产小贵族领导的农民起义。农民由于不堪忍受大地主的压迫而放火烧死了沙皇的官吏。但是普希金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早就考虑写一部表现普加乔夫起义的小说。他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看了许多有关普加乔夫起义的档案材料，亲自到奥伦堡、喀山、别尔达等普加乔夫起义活动过的地方去考察，访问了参加或目睹普加乔夫起义的老人，收集有关的民谣，终于写出了《上尉的女儿》这样直接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在普希金笔下，普加乔夫并不像沙皇政府所宣传的那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是到处烧杀劫掠的强盗，而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知恩报恩、赏罚分明、作战勇敢、善于指挥、性格豪放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和民间传说中的普加乔夫是接近的，是符合人民心目中所理解的普加乔夫的。从这部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普希金对这次农民起义的理解。普希金敏锐地看到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原因和反农奴制本质。他正确地把这次起义看成是全社会的运动。他在《普加乔夫史》中指出，“所有的平民都拥护普加乔夫”，“只有贵族公开地站在政府一边”。在《戈留欣诺村的历史》中，他还直接指出地主的残酷剥削压榨是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农民暴动是地主逼出来的。他清楚地看到贵族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对立。这些都表现了普希金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表现了他对农民起义的同情。处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贵族诗人普希金这样公正地描写农民起义领袖，他用几部小说从各方面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斗争，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样的小说在世界古典文学中并不多见。

普希金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诗歌、戏剧、童话、小说等各方面都开辟了新的天地。特别是小说领域，在普希金之前，俄国可以说还没有一个小说家，没有一部有深刻影响的、足以传世的杰作，是普希金第一个写出了像《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这样成功的小说作品，是普希金开了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河，奠定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开辟了道路，因此普希金的小说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

我们从普希金全部小说中选出这些名篇奉献给广大读者。这些小说除了《杜勃罗夫斯基》，都是普希金已完成的作品，而《杜勃罗夫斯基》虽未完成，但故事已很完整，而且是普希金小说中很重要的一部，因而选入。从这部精选的普希金小说集中，读者已可领略普希金小说的魅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普希金的小说，并从中得到教益和艺术享受。

冯春

普罗斯塔科娃夫人：亲爱的先生，他从小就爱听故事。斯科季宁：米特罗方很像我。

——《纨袴少年》[1]

出版者的话

我们在筹备出版这本准备献给读者的伊·彼·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很想附上一篇介绍已故作者生平的短文，以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的正当要求。为此，我们曾去向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特拉菲林娜讨教，她是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至亲，也是他的遗产继承人。可惜，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别尔金的任何情况，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死者。她建议我们向伊凡·彼得罗维奇的老朋友，一位可敬的先生求教。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我们去了信，并且收到下列这封令人满意的回信。我们未作任何修改，也不加任何注释，把它发表在这里。这封信既是一种高贵见解和感人友谊的珍贵文献，同时也是一份十分翔实的传记材料。

某某先生台鉴：

本月十五日之华翰已于二十三日奉悉。您于信中嘱我详告已故敝挚友与邻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生卒年月、职务、家庭情况及职业与性格，我十分乐意为您效劳。亲爱的先生，现将我从他的言谈中以及本人的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奉告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一七九八年生于戈留欣诺村，其父母都是高尚的正派人。其已故父亲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准校娶了特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加甫里洛夫娜小姐为妻。他不算富裕，但也可算小康，并善于管理产业。他们的儿子在一个乡村教堂管事那里受到初等教育。想必由于这位可敬先生的尽心教诲，他养成了阅读习惯，培养了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一八一五年他进了步兵猎骑兵团（番号我已无从记起），在那里服务到一八二三年。他的父母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相继去世，他因而不得不退伍回到故乡戈留欣诺村。

伊凡·彼得罗维奇开始管理家业。由于他缺乏经验，心肠又软，很快就放松了管理，松弛了亡父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农奴们对办事认真而机灵的村长不满（这是他们的习惯），他把村长撤掉，叫一个年老的女管家去管理村子，她因为善于讲故事而博得他的信任。这个糊涂的老婆子连二十五卢布和五十卢布的钞票都分不清，她是所有农奴的干亲家，大家都不怕她。他们选出的村长竭力纵容放任他们，和他们狼狈为奸，迫使伊凡·彼得罗维奇用一种很轻的租赋来代替劳役；即使是这样，农奴们还欺负他软弱，头一年就故意要他优待，此后几年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租缴的是胡桃、越橘之类的东西，而且还要赖账。

我是伊凡·彼得罗维奇亡父的朋友，我认为有责任对他儿子提出忠告，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帮助他恢复被他废弃了的旧规矩。为此，我到他那里去了一次，向他要了账册，把那无赖村长叫来，当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账。少主人起初全神贯注地瞧着我查账，但是当查账的结果表明，近两年来农奴的人数增加，而家禽和家畜数却大为减少时，伊凡·彼得罗维奇对这一最初的报告感到满意，就不再听我说下去了。而正当我查出问题，严厉追究这无赖村长，使他狼狈不堪、无言以对时，我却听见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座位上鼾声大作，这使我大为恼怒。从此我再也不过问他的经济事务，就像他自己一样，让他家的事听天由命去。

可是这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友好关系；因为我深深同情他的这种弱点以及我们贵族青年的通病——危害极大的懒散习性，并从心底里喜欢伊凡·彼得罗维奇；我不能不爱这位如此温柔而又诚实的青年人。伊凡·彼得罗维奇也十分敬重我这个长者，衷心信赖我。在他去世之前，他几乎每天和我见面，尊重我那些普通的言辞，虽然不管在习性上，在思想方法上或是在脾性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别。

伊凡·彼得罗维奇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各方面都很节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喝醉（这在我们那一带可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他对女性很有好感，可又腼腆得像个少女。[2]

除了您信中提到的小说外，伊凡·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其中一部分在我处，另一部分被他的女管家用到家庭的各种用途上去了。比如说，去年冬天，她的厢房窗户上贴的纸，就是他那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想必是他的习作。正如伊凡·彼得罗维奇所说的，这些小说大多是真人真事，是他听人家说的。[3]可是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而村名则出自我们附近的村庄，因此我的村子也曾被提到过。这不是出于恶意，只是由于他的想象力不够丰富。

一八二八年秋，伊凡·彼得罗维奇因患感冒，转成高热致死。尽管本县那位医术高明、对治疗鸡眼之类的顽疾造诣特深的医生尽了最大努力，终未能挽回。他死在我怀里，终年三十岁，安葬在戈留欣诺村教堂里他父母亲的近旁。

伊凡·彼得罗维奇身材中等，眼睛是灰色的，头发是淡褐色的，鼻梁笔直，脸白皙而瘦削。

尊敬的先生，关于我已故的邻居和朋友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和外貌，凡记忆所及，都写在上面了，如果您认为我信中有些什么可用的材料，我十分恳切地请求您千万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因为我虽然非常敬爱作者，但跻身其中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我这样的年纪也不体面。谨致衷心的敬意。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于涅纳拉多沃村

我们有责任尊重作者可敬的朋友的愿望，对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且希望读者珍视这些材料中所包含的真诚和善意。

亚·普

射击

我们射击了。

——巴拉丁斯基[4]

我发誓利用决斗的权利打死他

（在他射击之后我还可以开一枪）。

——《野营之夜》[5]

一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那里除了穿制服的，什么人也看不见。

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近三十五岁，因此我们把他看成老头儿。他饱经世故，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他总是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尖刻，这对我们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他似乎是个俄国人，却起了个外国名字。从前他当过骠骑兵，日子过得很快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不管到哪里总是步行，可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不错，他的饭只有两三道菜，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但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着。谁也不了解他有什么财产，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有许多书，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主人。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了许多手枪，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他的射击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谁的制帽上，用枪子儿打掉，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伸过去。我们常常谈起决斗的事，西尔维奥（我这样称呼他）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我们有时问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但从不谈细节。看得出，他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我们猜想，他的良心上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怕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有一种人，单凭外貌就不用这样去怀疑他。可是，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喝了很多酒。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来，牌局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个习惯，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他从来不争论，也不解释。要是赌客算错了账，他就马上把没有付足的钱付清，或者把多付的钱记下。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总让他按自己的一套处理。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新调来的，他也来这里打牌，由于心不在焉，他多折了一只牌角[6]。西尔维奥照老习惯，拿起粉笔，把数目加上了。那军官以为他搞错了，就向他说明。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军官忍不住，拿起刷子把他认为记错的数字擦掉。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军官因为喝了酒，输了钱，又受到伙伴的耻笑，急躁起来，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在暴怒中竟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幸好西尔维奥躲得快才没有打中。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他气得脸色煞白，两眼闪闪发光，站起来对军官说：“先生，请您出去，您得感谢上帝，幸好这事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深知此事的后果，都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军官说，不管庄家先生准备干什么，他为了受到这样的侮辱，什么事都愿意奉陪，说完便走了。赌博又继续了几分钟，可是大家发觉主人无心打下去，便一个个放下纸牌，回到各人的住所去，边走边谈论着眼看就要出现的空缺问题。

第二天，我们正在练马场打听那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他却来了；我们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感到很奇怪。我们去找西尔维奥，他正在院子里朝一张贴在门上的爱司牌打枪，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在牌心上。他和往常一样接待我们，对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三天过去了，中尉仍然活着。我们惊奇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想决斗了？”西尔维奥没有决斗。他居然满足于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和中尉言归于好了。

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件事使他的威信大受损害。缺少勇气最不能使青年人谅解，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成人类最高的品德，一个人只要勇敢，别的缺点便都可以原谅。然而大家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

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再和他接近。我生来富于浪漫的幻想，以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喜爱这个人，他的一生是个谜，我觉得他简直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喜欢我，至少对我一个人从来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他跟我无话不谈，态度又是那么诚恳，神情是那么愉快。但是在那个倒霉的夜晚以后，我总认为他的名誉已经被玷污，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无法洗刷。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待他；瞧着他，我都感到害臊。西尔维奥是个非常聪明老练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不可能猜不出原因。看样子，这使他很伤心；至少我发觉他有两三次想向我解释，但我避开了，于是西尔维奥便和我疏远了。从此，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和他见面，我们从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就此中止了。

乡村或小城镇的居民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体会，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居民是无从了解的。就说等待邮期吧，每到礼拜二和礼拜五，我们团的办公室就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有的等报纸。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互相交流消息，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番极为热闹的景象。西尔维奥的信都寄到我们团里，一般他都在场。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迫不及待地拆了封口。他把信匆匆看了一遍，两眼闪耀着光芒。军官们都忙于看自己的信，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各位，”西尔维奥对大家说，“由于某些情况，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今天夜里我就要动身，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到我家吃最后一顿饭。我也等着您。”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您一定要来。”说完，他匆匆走出去了。我们都答应到西尔维奥那里去聚一聚，于是各自散开了。

00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西尔维奥家里去，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那儿。他的行李都已打点好，只剩下几堵光秃的、弹痕累累的墙壁。我们围坐在桌旁，主人的情绪非常好，一会儿，他那种乐呵呵的情绪便感染了大家；不时响起开瓶塞的声音，酒杯翻着泡沫，不断咝咝作响；我们都非常热诚地一再祝愿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大家站起来辞别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大家都去拿制帽，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就在我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留下。“我要和您谈谈，”他轻声对我说。我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们面对面坐着，默默地抽着烟。西尔维奥心事重重，那种过分激动的快活劲儿已经无影无踪了。他脸色阴郁惨白，两眼熠熠发光，口里不断吐出浓浓的烟雾，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他对我说，“分手前我想向您说明一下。您一定知道，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我喜欢您，我觉得，我要是在您心里留下了不公正的印象，我是很难过的。”

他停下话头，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丝；我垂着眼皮，默不作声。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我没有要求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P决斗。您一定会同意：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生命操在我的手里，而我却几乎没有危险。我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想撒谎。要是我能够惩罚P，而完全不会危及自己，那我决不会放过他。”

我吃惊地望着西尔维奥。他说得这样坦率，使我不知说什么好。西尔维奥接下去说：

“事情正是这样：我没有权利去死。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而我的仇人现在还活着。”

他的话强烈地激起我的好奇心。

“您没有和他决斗？”我问道。“也许是什么情况把你们分开了？”

“我和他决斗过，”西尔维奥回答，“这就是那次决斗留下来的痕迹。”

西尔维奥站起来，从一个厚纸盒里拿出一顶镶着金边、饰着金流苏的红帽子（这种帽子法国人称为警察帽[7]）；他戴上帽子，帽子在离额头四五厘米处给子弹打穿了。

“您知道，”西尔维奥接下去说，“我在某骠骑兵团服务过。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我喜欢逞强，而且从小就热衷于这样做。在我们那个时候，打架闹事是一种时髦：我是军队里首屈一指的狂徒。我们都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喝酒：我的酒量赛过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夫——杰尼斯·达维多夫[8]曾写诗称赞过他。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家常便饭：决斗的时候我总是在场，不是当证人就是当事人。同事们都崇拜我，而不时调换的团长们却把这视为无法摆脱的祸害。

“我心安理得（也许并不心安理得）地陶醉于我的声誉，这时，有一个出身名门而又有钱的青年（我不愿说出他的名字）调到我们团里来。我从来没见过衣着这样华丽的幸运儿！试想一下，那么年轻、聪明、英俊，快乐得发狂，大胆得肆无忌惮，名声那么响，有多得不知其数和永远花不完的钱，试想一下，这在我们当中将产生什么影响！我的优越地位动摇了。他被我的名声迷住，便想和我交朋友，但是我对他很冷淡，他也就毫不可惜地和我疏远了。我恨透了他。他在团里和在女人中间取得的成功使我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我便寻机和他吵架。他用挖苦回敬我的挖苦，他的话往往出我意料，比我辛辣，当然也比我的好笑得多：因为他是在开玩笑，而我却是含着恶意。后来，有一次在一位波兰地主家举行的舞会上，我看见他成为所有太太小姐们注意的目标，特别是那位和我有过私情的女主人，现在居然也对他表示倾心，我便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一句很平常的粗话。他勃然大怒，打了我一记耳光。我们都奔去拿马刀，太太小姐们都吓昏了，众人把我们拉开，当夜我们便出去决斗了。

“决斗是在拂晓时进行的。我和我的三个证人站在预定的地方。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的对手。春天的太阳升起来了，气温也逐渐上升。我远远地看见了他。他由一个证人陪伴着徒步走来，马刀上挑着军服。我们迎着他走过去。他手里捧着一顶装满樱桃的军帽走过来。证人给我们量了十二步距离。该我先开枪，可是由于愤怒，我激动得很厉害，无法指望自己能够击中对手，为了使自己能够冷静下来，我让他先开枪。我的对手不同意。我们决定抓阄。他永远是个幸运儿，抓了个第一。他瞄准了一下，开枪打穿了我的军帽。轮到我开枪了。他的生命终于落在我的手里；我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竭力捕捉他脸上哪怕一点点惊慌的神情……他站在我的枪口下，从军帽里拣出一只只熟透的樱桃，一边吃一边把核吐出来，一直吐到我跟前。他那无所谓的态度使我气得发疯。我想，他根本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我打死他又有什么意思？我头脑里闪过一个恶毒的念头，于是我把手枪放下了。‘您现在似乎还顾不上生死的事，’我对他说，‘您请去吃早饭吧，我不来打扰您……’‘您一点也没有打扰我，’他不以为然地说，‘请您开枪吧，不过悉听尊便，这一枪您可以留着，我随时可以奉陪。’我转身对证人们说，今天我不想打枪了，决斗就这样结束。

“我退伍并且住到这个小地方来。从那个时候起我便没有一天不想到报仇。现在这个时刻到了……”

西尔维奥从口袋里掏出早晨收到的信，拿给我看。有人（大概是他的代理人）从莫斯科写信来，告诉他，那个人不久就要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正式结婚。

“您猜得到那个人是谁，”西尔维奥说，“我现在要到莫斯科去。让我们看看，他在结婚前夕是不是还能像从前那样，若无其事地边吃樱桃，边迎接死亡！”

说着，西尔维奥站起来，把帽子往地上一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我凝然不动地听着他的话，一种异样的、自相矛盾的感情激动着我。

一个仆人走进来，报告马车已经准备好。西尔维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互相吻别。他坐上马车，车上装着两只箱子，一只装着手枪，另一只装着日常用品。我们再次告别，马车急驰而去。

二

过了几年，家境迫使我住到H县一个贫穷的村子里。我操持着家务，经常想到我从前那种热闹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不时暗自叹息。我最难以习惯的是孤零零一个人度过秋天和冬天的夜晚。午饭前，我可以和村长聊聊天，到各处去办事，看看那些新的机构，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打发时光；可是天一黑下来，我就完全不知道上哪里去好了。我从橱底下和储藏室里找出来的那几本书早就读得滚瓜烂熟。凡是女管家基里洛夫娜能够记得起来的故事也都讲过了。农妇们那些歌只能引起我的愁思。我本想喝那并不甜的甜酒，可是一喝就头痛。我承认我害怕成为一个借酒浇愁的酒鬼，也就是那种不可救药的醉鬼，这种人在我们县里我见得多了。除了两三个这种不可救药的醉鬼外，我没有别的近邻，这种人谈起话来不是打嗝就是叹气。我宁可孤零零地一个人待在家里。[9]

离我家四里路的地方有一处Б伯爵夫人的富庶的领地，但那里只住着一个管家，伯爵夫人只在出嫁的那一年来过一次，而且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可是在我到此处隐居的第二个春天，我就听说伯爵夫人要和她丈夫到乡下来消夏。果然，他们六月初就来了。

对于乡下人来说，来一个有钱的邻居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他们来到之前两个月，邻近的地主和婢仆们就在谈论这件事，事后还要谈两三年。至于我，我得承认，听到要来一个年轻美貌的女邻居的消息，我心里非常兴奋；我急不可耐地想看到她，因此她来到以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下午，我就动身到某某村去，以近邻和最温顺的仆人的身份去拜访伯爵夫妇。

仆人把我带进伯爵的书房，他自己去向主人通报。宽敞的书房布置得极其豪华。墙边放着几个书橱，每个书橱上都有一座青铜胸像；大理石的壁炉上挂着一面大镜子；地板上覆着绿呢子，还铺着地毯。我住在寒碜的角落里，对豪华的陈设已不习惯，我好久没见过别人的富有，有点胆怯、忐忑不安地恭候着伯爵，就像外省来告状的人等候大臣一样。门开了，走进一个约莫三十二岁的英俊男人。伯爵坦然而友好地向我走来。我竭力鼓起勇气，正要向他作自我介绍，他却抢先了。我们坐下来。他的言谈随便而亲切，一会儿我就不再感到拘束。我刚刚恢复常态，这时伯爵夫人突然走了进来，这使我比刚才更加坐立不安。她确实长得很美。伯爵把我介绍给她；我想显得潇洒一点，但是我愈想做出毫不拘束的样子，就愈觉得自己笨手笨脚。他们为了让我有时间恢复常态并习惯于新交，就自己交谈起来，把我看作亲密的邻居，不拘礼节。于是我在书房里踱起步来，看看他们家收藏的书画。我对绘画是门外汉，但有一幅画却引起我的注意。这幅画画的是瑞士风景，但是使我吃惊的并不是它的绘画技巧，而是因为这幅画被两颗子弹打穿了，一颗子弹正好打在另一颗上面。

“真是好枪法，”我回过头来对伯爵说。

“是啊，”他回答，“枪法高明极了。您的枪法好吗？”他继续说。

“对付得过去，”我回答，很高兴终于谈到我熟悉的话题。“三十步内打纸牌弹不虚发，当然得用我熟悉的手枪。”

“真的？”伯爵夫人十分认真地说，“你呢，亲爱的，你能在三十步内打中纸牌吗？”

“我们什么时候试试看吧，”伯爵回答。“想当年，我的枪法还不坏，可是我已经有四年没有摸过手枪了。”

“噢，”我当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敢跟您打赌，我认为阁下就是在二十步内也打不中纸牌：手枪要天天练习。这我是有经验的。在我们团里我也算一个优秀射手了。有一次，我整整一个月没有摸过手枪，我的枪拿去修理了；阁下，您猜怎么着？后来我再拿起手枪的时候，头一次距离二十五步打一只瓶子，连续四次都脱了靶。我们那儿有个骑兵上尉，喜欢说俏皮话，爱说笑，他当时恰好在场，便对我说：老弟，看来你的手不肯抬起来打瓶子。是的，阁下，不能小看这种训练，要不然，马上就荒疏了。我遇到过一个非常优秀的射手，他每天都打枪，至少每天午饭前都要打三次。这是他自己规定的，就像每天都要喝杯伏特加一样。”

伯爵夫妇看见我渐渐健谈起来，都很高兴。

“那么他的枪法怎么样？”伯爵问我。

“阁下，这样说吧，有过这样的事，他看见墙上有一只苍蝇，您觉得好笑吗，伯爵夫人？上帝可以作证，这是千真万确的。有过这样的事，他看见一只苍蝇就喊：‘库兹卡，给我手枪！’库兹卡把实弹的手枪拿给他。他砰的一声就把苍蝇打进墙壁里去！”

“这枪法太好了！”伯爵说，“他叫什么名字？”

“西尔维奥，阁下。”

“西尔维奥！”伯爵跳起来嚷道：“您认识西尔维奥？”

“怎么不认识，阁下；我们是朋友，我们团里把他当作亲兄弟。可是我已经有五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这么说，阁下也认识他啰？”

“认识，而且很熟悉。他没有对您说过……不，我想不会。他没有对您说过一件很离奇的故事吗？”

“阁下，您是不是指他在一次舞会上被一个浪荡汉打耳光的事？”

“他对您说过那个浪荡汉的名字没有？”

“没有，阁下，没说过……噢！阁下，”我猜到是怎么回事，接着说，“请原谅……我不知道……难道是您吗？……”

“正是我本人，”伯爵回答着，样子十分伤心，“这幅被子弹打穿的画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纪念品……”

“噢，亲爱的，”伯爵夫人说，“看在上帝面上，你别说下去了；我怕听这些。”

“不，”伯爵不以为然地说，“我要把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他知道我怎样侮辱了他的朋友，也应该让他知道，西尔维奥怎样向我报了仇。”

伯爵把圈椅挪近我一点，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听了下面这个故事。

“五年前我结了婚。第一个月，也就是蜜月[10]，我是在这里，在这座村子里度过的。这座房子让我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也留给我一次最痛苦的记忆。

“一天傍晚，我们俩一起骑马出去兜风，妻子的马不知怎的发起性子来。她很害怕，把缰绳交给我，一个人徒步走回去，我骑马先回家。在院子里我看见一辆旅行马车。仆人告诉我，有个客人在书房里等我，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只说有事情要找我。我走进书房，看见暗处有一个人风尘仆仆，满脸胡子，站在壁炉旁边。我走到他跟前，竭力辨认他的面貌。‘你不认得我了，伯爵？’他用发颤的声音说。‘西尔维奥！’我失声叫了起来。坦白说，当时我十分惊慌，连头发都竖了起来，‘正是我，’他接着说，‘现在轮到我开枪了。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开这一枪的，你准备好了吗？’他的侧面衣袋里露出一支手枪。我量了十二步，站在那边角落里，要求他趁我妻子还没有回来赶快开枪。他拖延着，要我点灯。仆人点了蜡烛。我关上门，吩咐谁也不准进来，又请他开枪。他拿出手枪，瞄准着……我一秒一秒地数着……我想到她……可怕的一分钟过去了！西尔维奥把手放下来。‘很可惜，’他说，‘我的手枪里装的不是樱桃核……子弹沉得很。我总觉得，我们不是在决斗，而是在杀人：我不习惯向不拿枪的人瞄准。我们重来吧，我们还来抓阄，看该谁先打枪。’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我似乎没有同意……后来我们还是给另一支手枪装了子弹，卷了两个纸卷儿。他把纸卷儿放在以前被我打穿的那顶军帽里，我又抓了第一号。‘伯爵，你的运气真是好得出奇，’他冷笑着对我说，那冷笑的样子我是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当时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么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可是我开枪了，子弹就打在这幅画上面（伯爵用手指着那幅被子弹打穿的画，他的脸红得像一团火，伯爵夫人的脸比手帕还要白：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我开了枪，”伯爵接下去说，“荣耀归于上帝，这一枪没有打中，于是西尔维奥……（说实在，那时他真是可怕）西尔维奥开始向我瞄准。突然，门开了，玛莎跑了进来，尖叫着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她的在场使我恢复了勇气。‘亲爱的，’我对她说，‘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我们是闹着玩的？瞧你吓的！去喝杯水再到我们这儿来，我要向你介绍我的老朋友和同事。’玛莎还是不相信。‘请问，我丈夫说的是真话吗？’她回过头问那严厉得可怕的西尔维奥，‘你们真是闹着玩的吗？’‘他总爱闹着玩，伯爵夫人，’西尔维奥回答她，‘有一次他闹着玩，打了我一记耳光，闹着玩把我这顶军帽打穿，这会儿又闹着玩对我开了一枪，可惜打偏了。现在该我来闹着玩了……’说着他又拿起枪瞄准我……当着她的面！玛莎扑到他脚下。‘起来，玛莎，这是耻辱！’我狂叫着，‘先生，您能不能停止侮弄一个可怜的女人？您还开不开枪？’‘我不开枪了，’西尔维奥回答，‘我已经满足：我看到你的惊慌，你的胆怯；我迫使你向我开枪，我这就满足了。你会永远记住我的，我把你交给你的良心去审判。’他走了，可是走到门口又站住，回头看看被我打了一枪的画，几乎没有瞄准就朝那幅画开了一枪，然后走出去。妻子昏倒在地上。仆人不敢拦住他，只是惊恐地望着他。还没有等我清醒过来，他已经走到台阶上，叫来车夫，乘车走了。”

伯爵说完了。我就这样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它的开头曾使我那么惊奇。我没有再见到过故事的主人公。听说，在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11]暴动的时候，西尔维奥曾率领过一队希腊民族独立运动战士作战，结果在斯库列尼一役中阵亡。

暴风雪

马儿踩着深深的积雪，

在山地里飞快地奔驰……

看吧，一座上帝的教堂

孤零零地在路旁矗立。

…………………………

突然周围风雪大作，

鹅毛大雪漫天飞卷；

一只乌鸦拍打着翅膀，

在雪橇的上空缓缓盘旋；

它的叫声预兆着悲伤！

马儿朝着前方飞跑，

它敏感地望着黑暗的远方，

高高地竖起了鬓毛……

——茹科夫斯基[12]

一八一一年底，在这值得我们纪念的年代里，有一个善良的人叫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P住在自己的涅纳拉多沃庄园里。他由于热情好客而遐迩闻名。邻居时常上他家吃饭喝酒，和他妻子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打五戈比一局的波士顿牌；有的人上他家里来则是为了瞧瞧他们的爱女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她是个身材苗条、脸色苍白的十七岁少女。人家都认为她是个有钱的待字姑娘，许多人想娶她为妻，或是讨她做儿媳妇。

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是在法国小说的熏陶下长大的，因而自然而然地坠入了情网。她选中的对象是个贫穷的陆军准尉，当时他正在乡下度假。说来也不奇怪，那年轻人的情意也和她一样热烈，而他那意中人的父母发现他们俩情投意合，便不许女儿再想念他，并且对他十分粗暴，比对待一个退职的陪审官还坏。

我们这对恋人儿经常通信，每天都在松树林里或旧教堂旁边幽会。他们在那里山盟海誓，悲叹命苦，并且作出种种设想。他们这样信件往来，谈论自己的终身大事，很自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然我们彼此都少不了对方，而那铁石心肠的爹娘又不许我们获得幸福，那我们难道就不能自己做主吗？不用说，这种迷人的主意首先是年轻人想出来的，它和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的浪漫幻想也不谋而合。

冬天一到，他们的幽会只好中断，可书信往来却更加频繁。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每封信都恳求她委身于他，和他秘密结婚，躲开一段时间，然后跪倒在双亲面前，那时双亲自然会被这对恋人的勇敢忠贞和不幸所感动，一定会对他们说：孩子们！回到我们的怀抱里来吧！

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犹豫了好久，许多私奔的设想都推翻了。最后她终于同意了这么一个办法：在预定的那一天，她得借口头痛不吃晚饭，躲在房间里。要预先串通使女；她们必须从后门跑到花园里，在花园外面找到预先准备好的雪橇，坐上去，赶五里路，从涅纳拉多沃跑到查德里诺，直接上教堂去，弗拉基米尔会在那里等候她们。

在关键的一天前夜，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一宿未眠，她在收拾行装。她把衣服包包好，给她的小姐妹，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写了一封长信，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爹娘。她用最动人的话向他们告别，请求他们原谅自己由于不可遏制的爱情造成的过错。最后她写道：有朝一日如果能得到允许，跪倒在最亲爱的爹娘脚下，那将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用图拉出产的印章封好两封信，那印章上刻着两颗火热的心和一句得体的题词。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她才倒在床上蒙眬睡去，但是一些可怕的梦境不时把她惊醒。一会儿她梦见，就在她坐上雪橇准备去结婚的时候，父亲拦住了她，以惊人的速度拖着她在雪地上跑，把她抛进一个黑洞洞的无底深渊……她飞快地掉下去，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一会儿她梦见弗拉基米尔躺在草地上，脸色煞白，浑身是血。临死的时候还尖叫着催她同他结婚……还有些荒唐可怕的梦幻一幕接一幕从她眼前掠过。她终于起了床，脸色比平时更苍白，头也真的痛起来。父亲和母亲发现她心神不宁，他们亲切地关怀她，不断问她：“你怎么啦，玛莎[13]？你不舒服吗，玛莎？”这使玛丽亚心如刀绞。她竭力安慰他们，想装出高兴的样子，却装不出来。天黑下来了。想到这是她最后一天和家人在一起，她心里觉得很难受。她几乎像要死去一样，她暗暗和家中所有的人告别，和她周围的一切告别。晚饭端上来了，她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她声音颤抖着说她不想吃晚饭，辞别父母亲。他们吻了她，像平常一样给她祝福，她差一点哭出来。一回到自己闺房里，她就往圈椅上一坐，泪如泉涌。使女劝她安静些，要她提起精神来。一切都准备就绪。再过半小时，玛莎就得永远告别父母亲的家、自己的闺房和平静的处女生活……外面刮着暴风雪；风在呼啸，护窗板抖动着，砰砰直响。这一切对她似乎是一种威胁，一种凶兆。不一会儿，家中全静了下来，进入了梦乡。玛莎裹上披巾，穿上暖和的外衣，拿了首饰箱，走到后门。使女拿着两个包裹跟在她后面。她们走进花园里。暴风雪仍旧刮个不停，风迎面扑来，仿佛竭力要把这年轻的女罪人拦住。她们费了好大力气才走到花园的尽头。雪橇已在路上等着她们。马匹快要冻僵了，不肯在原地好好站着。弗拉基米尔的车夫在车辕前走来走去，想拉住那些不肯安静的马匹。他扶小姐和使女上了车，放好包裹和首饰箱，拉起缰绳，马匹便飞也似的奔跑起来。现在我们把小姐托付给命运的保护和车夫杰廖什卡的驾车本领，且回过头来讲讲我们那位正在热恋的年轻人。

弗拉基米尔驾着雪橇奔跑了一天。早上他到查德里诺村神父那儿，费了好大的劲才好歹跟他谈妥，然后又到邻村的地主那儿找证婚人。他找的第一个人叫德拉文，是个四十岁的退伍骑兵少尉，德拉文一口答应了。他说这种冒险的事情使他想起当年的情景和骠骑兵的恶作剧。他留弗拉基米尔吃午饭，向他保证找另外两个证婚人完全不成问题。果然，他们刚吃好午饭就来了一位留胡子、穿马靴的土地丈量员施米特和县警察局长的儿子，一个刚进枪骑兵团的十六岁青年。他们不但接受弗拉基米尔的邀请，而且向他发誓，为了他，连命都可以豁出去。弗拉基米尔喜出望外地拥抱了他们，便回家准备去了。

天早就黑了。他派心腹杰廖什卡赶着三套马车到涅纳拉多沃村去，对他详细周密地交代了一番，同时吩咐给他自己套一副一匹马拉的小雪橇，连车夫也不带，就独自一个到查德里诺村去了。再过两个小时，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就该到达那里。路是熟的，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

但是弗拉基米尔刚走出村子来到田野里，就刮起了大风，接着就是一场暴风雪，风狂雪大，使他什么也看不见。路一下子就封住了，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在一片昏黄的黑暗之中，鹅毛大雪在黑暗中飞舞着，天地连成了一片。弗拉基米尔不知不觉来到田野里，他想回到路上去，但只是徒劳而已；马儿盲目地跑着，一会儿爬上雪堆，一会儿落进坑洼里，雪橇不时翻倒在雪地上。弗拉基米尔能够做的，只是尽可能不要迷失方向。可是他觉得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而他还没有到达查德里诺村的树林。又过了将近十分钟，树林还是没看见。弗拉基米尔在被很深的沟时时切断的旷野里前进着。暴风雪不停地刮，天上没有一点光亮。马跑累了，尽管弗拉基米尔经常半身陷在积雪里，他还是挥汗如雨。

他终于发现走错了方向。弗拉基米尔停下雪橇，思索起来，他不断回忆、推测，断定应该朝右边走。他朝右边走了。马儿勉强一步步走着。他在路上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查德里诺村应该不远了。他走啊走啊，可田野却没有个尽头。到处是雪堆和沟壑，雪橇不时翻倒，他时时都得把它翻过来。时间在飞逝，弗拉基米尔焦急起来了。

旁边终于出现了一堆黑糊糊的东西。弗拉基米尔掉转雪橇往那里赶去。他愈走愈近，发现那是一片树林。荣耀归于上帝，他想，这会儿快到了。他挨着树林边上走，指望能马上走到熟悉的路上去，或者绕过树林。查德里诺村就在树林后面。他很快就找到了路，走进了黑暗的光秃的树林中。风无法在这儿逞凶了，道路十分平坦；马儿也来了劲，弗拉基米尔放心了。

可是他走了好久，还是没有见到查德里诺村，树林没有尽头。弗拉基米尔不由得大惊失色，原来他走进了一座陌生的树林。他感到绝望了。他抽打着马匹，这可怜的牲口跑了一阵子，但一会儿就跑不动，过了一刻钟，它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着，不幸的弗拉基米尔尽了一切努力都不能使它跑快些。

树林渐渐稀疏，弗拉基米尔终于走出了树林。查德里诺村还是没有看到。大概已近半夜了。他泪如泉涌。他只好盲目地走着。这时风雪停止了，乌云散开了，他面前是一马平川，那上面覆盖着一层起伏不平的白雪。夜显得格外明亮。他看见不远处有一座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子。弗拉基米尔向村子走去。他在头一座房子旁边跳下雪橇，跑到窗前敲了起来。几分钟后，护窗板掀起来了，一个蓄着白胡子的老人探出头来。“你有什么事？”“查德里诺村离这儿远吗？”“你问查德里诺村离这儿多远？”“对，对，离这儿多远？”“不远，大约十来里路。”听到这句话，弗拉基米尔一把抓住头发，像个判了死刑的人那样呆住了。

“你是从哪儿来的？”老人继续问道，弗拉基米尔无心回答问题。“老人家，”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借到几匹马，送我到查德里诺村去？”“我们哪里有马？”那庄稼汉回答。“那么能给我找个向导吗？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你等一等，”老人说着，放下护窗板，“叫我儿子去，他能给你带路。”弗拉基米尔便等待着。不一会，他又去敲窗子。护窗板掀起来了，白胡子老人的头又探出来。“你有什么事？”“你儿子怎么啦？”“就来，他在穿鞋。你冻坏了吧？进来暖和暖和。”“多谢了，快叫你儿子出来吧。”

门吱地响了起来，一个小伙子拿了根木棒走出来。他在前面带路，一会儿指点指点，一会儿用木棒探着被雪堆封住的道路。“几点钟了？”弗拉基米尔问他。“快天亮了，”年轻的庄稼汉回答。弗拉基米尔再没有说一句话。

他们到查德里诺村时，公鸡已经报晓，天色也已发亮了。教堂的门紧闭着。弗拉基米尔给向导付了钱，随即到神父那里去。他的三套马车不在院子里。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消息呢！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讲那善良的涅纳拉多沃村地主的事，让我们看看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家什么事也没有。

老两口醒来，走到客厅里。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戴着睡帽，穿着绒布短外衣，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穿着棉长袍。茶炊已送上来，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叫使女去看看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问问她身体怎么样，睡得好不好。使女回来说，小姐睡得不好，可是这会儿她觉得好多了，马上就到客厅里来。果然，门开了，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来向爸爸妈妈请安了。

“你头痛好些了吗，玛莎？”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问道。“好些了，爸爸，”玛莎回答。“玛莎，你昨天大概有点煤气中毒了，”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说。“也许是的，妈妈，”玛莎回答。

白天平平安安地过去，但到夜里玛莎却病了。家里派人到城里去请医生。医生到傍晚才来，发现病人在说胡话。诊察的结果断定生的是严重的热病，整整两个礼拜，这可怜的病人一直处于濒临死亡的险境。

家里谁也不知道他们私下里商议好的私奔的事。她前一天写的信烧掉了，她的使女怕主人生气便守口如瓶。神父、退伍骑兵少尉、蓄胡子的丈量员和小枪骑兵都是谨慎的，这不该怪他们。车夫杰廖什卡从不多说一句话，即使喝醉了也这样。这么一来，秘密竟然被半打以上的阴谋家保守住了。但是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自己却不断地说胡话，把秘密泄漏出来。然而她的胡话是非常难懂的，即使是寸步不离床前的母亲也只能明白女儿正没命地爱着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这大概就是她生病的原因。她和丈夫商量，和几位邻居商量，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看来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的命就是这样，命中注定的女婿要避也避不开，贫穷不是罪过，女儿不是和财富过日子，而是和人过日子，等等。人们在无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劝世的箴言往往可以起到非常奇妙的作用。

这时小姐的身体渐渐复原了。弗拉基米尔已很久没在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家露面。他很怕受到平时那样的对待。这对涅纳拉多沃地主夫妇决定派人去找他，告诉他意外的喜讯——他们同意这门亲事了。可是回答他们的邀请的却是一封疯疯癫癫的信，这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对他们宣布，他的脚永远不跨进他们的家。他请求忘掉他这个不幸的人，现在他唯有一死而已。几天后，他们听说弗拉基米尔回军队去了。这是一八一二年的事。

家里很久都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尚在复原的玛莎。她从不提起弗拉基米尔。几个月以后，她在鲍罗金诺战役立功的重伤员名单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她昏倒了。大家担心她的热病会复发。可是，荣耀归于上帝，这次昏厥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真是祸不单行，加甫里拉·加甫里洛维奇故世了，玛莎成了全部产业的继承人。但是遗产并不能安慰她，她真诚地分担着可怜的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的悲伤，发誓和她永不分离。她们离开了这个留给她们这么多悲痛往事的涅纳拉多沃，迁到某领地定居去了。

这里也有好多求婚的人成天围着这个又可爱又有钱的待字姑娘转，可她不给任何人丝毫的希望。母亲有时劝她选择一个可心的人，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便摇摇头沉思起来。弗拉基米尔已不在人世，他在法国人侵占莫斯科的前夕在这个城市死去了。对于玛莎来说，对他的怀念是神圣的，至少她珍藏着一切和他有关的纪念品：他看过的书，他的图画，他为她抄来的乐谱和诗歌。邻居们听说这些事情后，对她的忠贞不渝都感到惊奇，他们满怀好奇心，想看看有哪个英雄能征服这位贞节的阿耳忒弥斯[14]的悲惨的忠诚。

此时战争已告胜利结束。我们的军队陆续回国了。老百姓都跑去迎接他们。乐队高奏被他们征服的歌曲：《亨利四世万岁》[15]，蒂罗尔州[16]的华尔兹和《若康德》[17]中的咏叹调。军官们出征时几乎还是半大孩子，他们在战火中已长大成人，回来时胸前挂满了十字勋章。士兵们快活地交谈着，谈话中不时夹杂着几句德国话和法国话。这真是难忘的时刻！光荣和狂欢的时刻！一提到祖国这个词，俄国人的心就多么猛烈地跳动起来啊！重逢的泪水是多么甜蜜啊！我们把民族自豪感和对皇上的爱戴结合得多么紧密！对于皇上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时刻！

当时的妇女，俄罗斯妇女是无与伦比的。她们往常的冷漠这时已经无影无踪。她们那欢乐劲儿着实令人心醉，在迎接凯旋的士兵时，她们不断高呼着乌拉！

把包发帽抛往空中。[18]

当时的军官有哪一个不懂得俄罗斯妇女给了他们最好最珍贵的奖赏？……

在这个辉煌的时刻，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和母亲住在某某省，没能目睹两个京城欢庆军队凯旋的情景。可是县城和乡村也是一片欢腾，那热烈的程度也许更甚于两个京城。在这些地方，军官一出场就受到热烈欢迎，穿礼服的恋人相形之下自然要黯然失色。

我们已经说过，尽管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非常冷淡，她身边还是围满了追求的人。但是自从她家来了个受伤的骠骑兵上校布尔明以后，大家都退避三舍了。布尔明纽扣眼上别着乔治十字勋章，一如当地的小姐们所说的，脸上带着诱人的苍白。他约莫二十六岁，是来自己的庄园度假的。他的庄园和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的村子相邻。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对他另眼相看。他在场时她就不再那么沉思默想，而显得格外伶俐活泼。不能说她在向他卖弄风情，但要是有一位诗人看见她的举动，一定会说：

要说这不是爱情，那又是什么？……[19]

布尔明确实是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恰恰具有讨女人喜欢的那种聪明样儿：彬彬有礼，善于观察，没有任何奢望，带着一种无忧无虑的讥讽味儿。和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在一起他的举止朴实而又洒脱，但不管她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他的心灵和目光总是追随着她。他的性格显得沉静而谦逊，可是有人说他从前是个荒唐透顶的浪荡汉，这并不影响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对他的看法。她像别的年轻女子一样，心甘情愿地原谅他的胡闹，认为这种胡闹说明他很勇敢，性格热情奔放。

但年轻骠骑兵军官的沉默比他的任何表现（比他的温柔体贴、比那愉快的言谈、比那诱人的苍白、比那缠着绷带的手臂）都更能激起她的好奇心和幻想。她不能不承认，他非常喜欢她；凭他的聪明和经验，他想必也注意到她对他是另眼相看的，可为什么她至今还没有看到他跪倒在她的脚下，没有听到他向她吐露衷曲？是什么使他犹豫不决？是由于心怀真挚的爱情而感到胆怯，是自尊心，还是一个狡猾的追求者在故意挑逗引诱？这真是一个谜。她仔细思考了一番，认定胆怯是他唯一的原因，便决定对他更加殷勤关注，必要时，对他更加温柔体贴，以鼓起他的勇气。她设想了一个最令人想象不到的结局，急切地等待着那富有浪漫色彩的倾诉衷肠的时刻。秘密，不管是哪一种秘密，总会使女人的心觉得难受。她的军事行动获得了理想的效果：至少，布尔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炽烈燃烧的黑眼睛总是停留在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身上，似乎决定性的时刻近在咫尺了。左邻右舍都在议论他们的婚事，好像这件事已成定局，而善良的普拉斯科维娅·彼得罗夫娜也很高兴，以为女儿终于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未婚夫。

一天，老太太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玩纸牌占卜游戏，布尔明走进来，立即问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在哪里。“她在花园里，”老太太回答。“您上她那儿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们。”布尔明去了，老太太画了个十字，暗自思忖：“也许今天可以把事情定下来了！”

布尔明找到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她在水池边的柳树下，手里拿着一本书，身上穿着白衣裙，俨然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寒暄几句后，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故意把话头停下来，竭力促使对方更加局促不安，这种窘局也许只有突然果断地表白爱情才能打破。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布尔明感到自己处境的困难，便说，他早就在寻找机会向她表明心迹，请求给他几分钟，听听他的心里话。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合上书本，垂下眼睑表示同意。

“我爱您，”布尔明说，“我热烈地爱着您……”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满脸通红，把头埋得更低。“我的行为不谨慎，养成了一个诱人的习惯，每天都要看见您，听您说话……”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想起了圣·普乐[20]的第一封信。“现在我要违抗自己的命运为时已晚，对您的思念，您那可爱的、无与伦比的形象从此将成为我一生的苦恼和慰藉。可是我还得履行一项艰难的义务，向您揭开一个可怕的秘密，在我们俩中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这道障碍始终存在，”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迅速打断他的话，“我永远不能做您的妻子……”“我知道，”他轻声回答她，“我知道您爱过一个人，但死亡和三年悲叹……善良的，亲爱的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您不要让我失去最后的安慰：我曾经想到过，您本来可以成全我的幸福，如果……请您别打断我，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别打断我。您使我非常痛苦。是的，我知道，我感觉到，您本来可以做我的妻子，可是——我是个最不幸的人……我结过婚！”

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吃惊地望了他一眼。

“我结过婚了，”布尔明接着说，“我结婚已经三年多了，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谁，她在哪儿，我是不是能和她再见面！”

“您在说什么呀？”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叫了起来，“这事情太奇怪了！您再说下去，然后我来说……您快说下去吧，行行好吧。”

“那是一八一二年初的事，”布尔明说，“我急着到我们团的驻地维尔纳去。一天我到驿站时已经很晚了，我本想吩咐快点给我套马，突然刮起了可怕的暴风雪，站长和车夫都劝我等一等。我听了他们的话，但是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好像有人在催促我。这时暴风雪还是刮个不停，我忍耐不住，又吩咐套马，冒着暴风雪出门去。车夫决定沿着河流走，这样大致可以缩短三里路。河岸被雪盖住了，车夫错过了拐向大路的路口，于是我们走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暴风雪还是没有停息，我看见远处有灯光，便吩咐车夫把雪橇赶到那里去。我们来到一个村子，一座木头教堂亮着灯。教堂的大门敞开着，围墙外停着几辆雪橇，教堂门口有人在走动。‘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几个人大声喊着。我吩咐车夫把雪橇赶过去。‘谢天谢地，你在哪儿耽搁了？’有人对我说，‘新娘昏过去了，神父不知道怎么好，我们都打算回去了。快下来吧。’我默默地跳出雪橇，走进微弱地亮着两三支蜡烛的教堂。一个姑娘坐在教堂暗角里的凳子上，另一个姑娘在给她揉太阳穴。‘荣耀归于上帝，’这姑娘说，‘您终于来了，您差点送了小姐的命。’老神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开始吧，开始吧，神父，’我心不在焉地回答。姑娘被扶了起来。我觉得她长得很不错……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可饶恕的轻率……我和她并肩站在读经台前，神父连忙宣布仪式开始，三个男人和一个使女扶着新娘，只忙着照料她。我们行了婚礼。‘接吻，’神父对我们说。我的妻子把苍白的脸转过来。我正想吻她……她却叫了起来：‘哎呀，不是他！不是他！’接着便昏倒在地。在场的人瞪着眼睛惊惶地望着我。我转过身走出教堂，没有受到任何阻拦。我奔向雪橇，喊了声：‘走！’”

“我的天哪！”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喊道，“您也不知道，您那可怜的妻子怎么样了？”

“不知道，”布尔明回答，“我不知道我举行婚礼的村子叫什么村，我也记不清是从哪个驿站出来的。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种有罪的恶作剧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我一离开教堂便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来，那时我已经到达第三个驿站。当时服侍我的仆人在远征中死了，因此我也无法指望找到那位被我如此残酷地开了玩笑、现在又如此残酷地遭到报复的姑娘。”

“我的天，我的天！”玛丽亚·加甫里洛夫娜抓住他的手说，“这么说就是您了！您认不出我吗？”

布尔明脸色发白……扑倒在她的脚下……

棺材店老板

我们不是每天都看到棺材，这

正在衰老的世界的白发吗？

——杰尔查文[21]

棺材店老板阿德里安·普罗霍罗夫把最后一批家什装上殡葬车，两匹瘦骨嶙峋的劣马第四次拉着车从巴斯曼街蹒跚向尼基塔街走去，棺材店老板正往那儿搬家。他关上店门，往大门上贴了一张该房屋即将出卖和出租的启事，便步行到新居去了。年老的棺材店老板走近那座早已想得着魔、终于花了一笔可观的款子买下来的黄色小屋时，心里并不感到很高兴，他自己对这一点都感到惊奇。他跨进那陌生的门槛，发现新居里乱七八糟，不禁想念起那座破房子来，他在那里住了十八年，一切都收拾得有条不紊，绝无杂乱之感。于是他骂起两个女儿和女仆来，嫌她们做事拖拉，同时亲自动手给她们帮忙。不一会儿，家里便整理得井井有条。装着神像的神龛、摆满餐具的食具橱、桌子、长沙发和床都摆在后房里应摆的位置上；厨房和客厅里放的是主人的产品：各种颜色和不同尺寸的棺材，以及装着丧帽、丧衣和火炬的柜子。大门上方挂着一块招牌，上面画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爱神，手里倒拿着一把火炬，招牌上写着：“此处出售和包钉白坯或油漆棺木，并出租和修理旧棺木。”姑娘们到上房去了。阿德里安把家里巡视了一遍，在窗边坐下，吩咐烧茶。

知识渊博的读者都知道，莎士比亚和瓦尔特·司各特两位作家都在作品中把掘墓人写成快乐而有趣的人物，用这种和读者的想象迥然不同的形象让我们感到大为惊奇。为了尊重事实，我们不能效法他们，而且还得说一句实话，我们这位棺材店老板的秉性和他那令人悲伤的行当是完全一致的。阿德里安·普罗霍罗夫总是郁郁寡欢、若有所思。只有在他看到女儿不干活却站在窗口望着过往行人而斥责她们的时候，或者为了向那些遭到不幸（有的是感到幸运）而需要他的产品的人抬高价格时，才会打破沉默。阿德里安就这样坐在窗口，喝着第七杯茶，照例忧郁地沉思默想着。他想着一个礼拜前安葬退伍旅长时在城门口遇到的那场倾盆大雨。这场雨使许多丧服缩了水，许多丧帽变了形。他看出一笔开销是逃不了的了，因为他储存已久的丧服已剩下不多。他打算从一个年迈的女商人特留欣娜身上捞回损失，那个女商人已经卧病一年，气息奄奄。可是特留欣娜会死在拉兹古里亚伊村，普罗霍罗夫很担心她的继承人会不遵守诺言，嫌路远，懒得派人来找他，而与就近的承包人做成这笔交易。

这思绪被三声共济会[22]会员式的敲门声意外地打断了。“谁？”棺材店老板问道。门开了，一个德国工匠模样的男人走进来，很快活地走到棺材店老板跟前。“对不起，亲爱的邻居，”他用那种至今我们听了还不能不发笑的俄国话说，“对不起，我打扰您了……我想尽快和您认识。我是鞋匠。我叫戈特利布·舒尔茨，住在街对面对着您窗户的那座屋子里。明天我要庆祝银婚，特来邀请您和您的女儿赏光到我家吃饭。”棺材店老板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请鞋匠坐下喝杯茶，戈特利布·舒尔茨是个痛快人，不一会儿，他们就谈得很投机了。“您的生意怎么样？”阿德里安问道。“嘿嘿，”舒尔茨回答，“马马虎虎，我可不能抱怨。不过我的货当然不如您的：活人可以不穿鞋子，死人可不能没有棺材。”“千真万确，”阿德里安表示同意。“但是，如果活人没钱买鞋穿，那么，请您别在意，他可以光着脚走路；可穷人死了，还可以白得一口棺材。”他们就这样继续谈了一阵子。鞋匠终于起身向棺材店老板告辞，并重申他的邀请。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整，棺材店老板带着两个女儿从新居的便门出来，到邻居那儿去。这一次我不想仿效当前一些小说家的做法，我既不想描写阿德里安的俄罗斯式长袍，也不想描述阿库利娜和达莉亚的欧洲式打扮。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提一提，两位姑娘戴着黄帽子，穿着红皮鞋，以前她们只在很隆重的场合才这样穿戴。

鞋匠狭小的住宅里挤满了客人，大多数是德国工匠，还带着妻子和徒弟。俄国小公务员中有一个岗警——芬兰人尤尔科，尽管他职位卑微，却得到主人的特别青睐。他像波戈烈尔斯基[23]笔下那个邮差一样，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忠诚而正直地服务了二十五年。一八一二年的大火烧毁了古都，也使他的黄色岗亭毁于一旦。但敌人刚被赶走，在原来的地方立即出现了一个新的、竖着多利斯式白色圆柱的浅灰色岗亭，尤尔科又“手提斧钺，穿着粗呢制服”[24]在它的周围走来走去了。住在尼基塔城门附近的德国人大多认识尤尔科，他们当中有的人还常在他那儿过夜，从礼拜天住到礼拜一。阿德里安马上和他结识了——这个人迟早总是用得着的，在客人入席的时候，他们又坐在一块儿。舒尔茨夫妇和女儿——十七岁的洛蒂安陪着客人吃饭，一边招待客人，一边帮着女厨子传递菜肴。啤酒像水一样流着。尤尔科的食量抵得上四个人。阿德里安也不逊色。他的两个女儿却假装客气。德国人之间的谈话愈来愈热闹。突然，主人和大家打了个招呼，他边打开用树脂封着的瓶塞，边大声用俄国话说：“为我好心的路易莎的健康干杯！”冒牌的香槟酒冒着泡沫。主人深情地吻吻年已四十的太太那鲜艳的脸颊，客人们跟着闹哄哄地为好心的路易莎的健康干了杯。“为我们亲爱的客人们的健康干杯！”主人开了第二瓶酒，向大家举杯祝愿，客人们向他道了谢，又干了一杯。接着就一次接一次地祝酒：为每一个客人的健康干杯，为莫斯科和整整一打德国小城镇干杯，为所有的行会和各别的行会干杯，为师傅们和学徒们的健康干杯。阿德里安劲头十足地喝着，他快活得竟然祝起酒来，开了个玩笑，为某件事情干杯。突然，客人中一个肥胖的面包师举起酒杯，高声说道：“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的顾客[25]的健康干杯！”这一提议和所有的提议一样被大家高兴地一致接受了。客人们互相鞠躬致意，裁缝对鞋匠鞠躬，鞋匠对裁缝鞠躬，面包师对他们两人鞠躬，大家又对面包师鞠躬等等。正当大家在互相鞠躬的时候，尤尔科也对他的邻座大声说：“怎么样？喝吧，老兄，为你的死人的健康干杯。”大家哈哈大笑，但棺材店老板觉得自己受了欺侮，皱起了眉头。这事谁也没有留意，客人们继续喝酒。大家离席的时候，教堂已经敲晚祷钟了。

客人们很晚才散去，多数人都带有醉意。肥胖的面包师和脸红得像上等红羊皮书面的订书匠搀扶着尤尔科回岗亭去，他们这样做是遵循一条俄罗斯谚语的教诲：以德报德。棺材店老板醉醺醺、气呼呼地回到家里。“这算什么意思，”他高声地自言自语着，“我的行业果真比别人不光彩吗？难道棺材店老板是刽子手的兄弟不成？那些异教徒在笑些什么？难道棺材店老板是圣诞节的小丑吗？我还想请他们到我的新房子来，盛宴招待一番呢。现在我才不干哪！我要请我的顾客——那些信正教的死人。”“你在说什么呀？老爷？”正在给他脱鞋的女仆说，“你在瞎说些什么呀？快点画十字吧！请死人到新房子里来！这多可怕呀！”“上帝作证，我一定要请，”阿德里安接着说，“明天就请。我的恩人们，请你们一定赏光，明天晚上请到我这儿来喝几杯，我要尽我的能力款待你们。”棺材店老板说完这几句话，往床上一倒，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了。

阿德里安被人唤醒时天还没亮。女商人特留欣娜在当天夜里去世了。她的管家派人骑马来给阿德里安报信。棺材店老板为此赏给来人十戈比银币的酒钱。他立即穿好衣服，雇了一辆马车到拉兹古里亚伊村去。死者门口已经站着几名警察，商人们就像闻到死尸味的乌鸦一样在那儿走来走去。死人被安置在桌上，脸黄得像蜡一样，但尸体尚未腐烂变形。尸体旁挤满了亲戚、邻居和仆人。所有的窗户都开着，点着蜡烛，几个神父在念祷文。阿德里安走到特留欣娜的侄儿，一个穿着新式礼服的年轻商人跟前，告诉他，棺木、蜡烛、棺罩和一应丧葬用品将完备无缺地马上送到。继承人心不在焉地感谢他，对他说，他不计较价钱，一切都凭他的良心办就是。棺材店老板照例发誓决不多拿一文钱，同时意味深长地和那管家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回去张罗了。这一天，他在拉兹古里亚伊和尼基塔城门之间来回奔忙，直到傍晚才把一切办妥，退了马车，步行回家。这是一个月光溶溶的夜晚。棺材店老板平平安安地走到尼基塔城门。我们熟悉的尤尔科在耶稣升天教堂附近叫住了他，认出是棺材店老板后，向他道了晚安。夜已经深了。棺材店老板快到家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个人走到他家的大门口，打开便门走进去了。“这是怎么回事？”阿德里安想道。“又是谁用得着我了？该不是小偷钻进我家里吧？是不是我家那两个傻丫头的情人？绝不是什么好事！”棺材店老板已经想叫自己的朋友尤尔科来帮忙了。这时又有一个人走到便门前，他正要走进去，看到正在跑过来的主人，便站住脚，摘下三角帽。阿德里安觉得他很面熟，但匆忙间来不及仔细辨认。“您是光临我家的，”阿德里安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请进去吧。”“请不必客气，老兄，”那个人闷声闷气地答道，“请您先走，给客人们带路！”阿德里安没有时间谦让。便门是开着的，他登上楼梯，来人跟在他后面。阿德里安觉得几个房间里都有人在走动。“真是见鬼了！”他想着，急忙走进去……他的两条腿立即发软。房间里挤满了死人。月光从窗口照进来，照亮了他们蜡黄和发青的面孔、凹陷的嘴巴、半睁半闭的浑浊的眼睛和隆起的鼻子……阿德里安恐怖地认出这都是他卖力地埋葬了的人，他认出那个和他一起进来的客人就是下大雨那会儿下葬的旅长。这些太太和先生围着棺材店老板，向他鞠躬问候，只有一个不久前免费埋葬的穷汉因衣衫褴褛感到羞愧没有走过来，自卑地站在角落里。其他的人都穿得很体面。女的戴着帽子，饰着缎带；男的，凡是当官的都穿制服，只是没有剃胡子，商人们则穿着过节的长袍。“你看，普罗霍罗夫，”旅长代表全体诚意来访的伙伴说，“我们大家都应邀前来赴宴了。只有那些完全腐烂，只剩下一副骨架的人，实在力不从心，待在家里，但还是有一个待不住，他实在太想到你这儿来了……”这时一副很小的骷髅挤过人群，走到阿德里安跟前。他的头骨向棺材店老板甜蜜地微笑着。一块块翠绿的、鲜红的呢子和破麻布稀稀拉拉地挂在他身上，就像挂在木杆上一样；他的两根腿骨在宽大的长靴中磕碰着，像两根捣着石臼的石杵。“你认不出我了，普罗霍罗夫，”骷髅说，“你还记得退伍的近卫军中士彼得·彼得罗维奇·库里尔金吗？一七九九年你曾把第一口棺材卖给我，而且用松木的冒充橡木的。”死人说着，张开两支臂骨，想拥抱他，阿德里安使尽力气，惊叫着推开他。彼得·彼得罗维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完全散了架。死人中掀起了一阵愤怒的低语，大家都站出来维护同伴的尊严，他们纷纷责骂和恐吓阿德里安。可怜的主人几乎被他们的叫喊声震聋，差一点被他们挤死。他魂飞魄散，跌倒在退伍近卫军中士的骨堆上，失去了知觉。

太阳早已照耀着棺材店老板躺着的床铺。他终于睁开眼睛，看见面前正在烧茶炊的女仆。阿德里安心有余悸地想起昨夜发生的事情。他的脑海里朦胧地浮现出特留欣娜、旅长和库里尔金中士的身影。他默默地等待着女仆和他谈话，告诉他昨夜历险的后果。

“你睡得多香啊，阿德里安·普罗霍罗维奇老爷。”阿克西妮亚把晨衣递给他，对他说，“隔壁那个裁缝来找过你，本地的岗警也跑来说，今天是他的命名日，可你还在睡觉，我们就没有把你叫醒。”

“故世的特留欣娜家里有人来找过我吗？”

“故世的特留欣娜？这么说，她已经死了吗？”

“你真傻！昨天你不是还帮我料理过她的后事吗？”

“你在说什么呀，老爷？你是不是疯了，要不就是昨天的酒还没有醒？昨天哪里办过丧事？你昨天在德国人那里喝了一天酒，回来的时候醉醺醺的，往床上一倒，直睡到这会儿，午祷钟都响过了。”

“真是这样吗？”棺材店老板高兴起来，说。

“千真万确，”女仆回答。

“好，要是这样，就快把茶端给我，叫我的女儿来。”

驿站长

十四级文官，

驿站的主宰。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26]

谁不诅咒驿站长，谁没有和他们吵过架？谁不在盛怒的时刻向他们讨取那本要命的簿子，把自己因受冒犯、粗暴对待和怠慢而产生的徒然的怨恨统统记上去？谁不把他们当作从前那些刀笔吏，或者至少是牟罗马[27]森林里的强盗那样的万恶之徒？可是只要我们公正一点，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那么，在我们责备他们的时候，也许就会宽容得多。驿站长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折不扣的第十四等受苦人，凭着自己的官职只能免遭殴打，而且未必都能幸免（希望读者能扪心自问）。维亚泽姆斯基戏称他们为主宰者，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真正的服苦役吗？他们日夜不得安宁。旅客们往往把旅途寂寞而产生的怒气发泄在他们头上。天气恶劣，道路坎坷，车夫固执，马匹乏力——这全是驿站长的过错。旅客一走进他那简陋的屋子，就像对仇人一样盯着他；如果他能把不速之客尽快打发掉，那总算他幸运，但是，如果碰巧没有马呢？……天哪！那就会有什么样的谩骂，什么样的威胁劈头盖脸落在他头上！他得冒雨踏着泥泞挨家挨户去跑；在暴风雨中，在三九严寒里，他只好躲到门廊里，避开盛怒的借宿旅客的吼叫和推撞，稍稍歇一口气。要是来了一位将军，战战兢兢的驿站长就把仅有的两辆三套马车调给他，其中一辆是信差专用的。将军走了，连谢谢也不说一声。过了五分钟，又响起来车的铃声！……信差把驿马使用证往桌上一扔！……我们把这一切都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真挚的同情，而不是愤怒。我想再说几句：二十年来我连续不断地跑遍了俄罗斯的东西南北，几乎所有的驿道我都熟悉，几代车夫我都认识，难得有一个驿站长我觉得面生，我不曾与之打交道的驿站长也很少。我很想于短时间内把我在旅行中观察到的趣事整理出版，而现在我只想说一点：公众对驿站长这种人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这些受尽诽谤的驿站长一般说来都是些很和气的人，天生殷勤周到，容易相处，对荣誉极少要求，对钱财也不过分贪婪。从他们的谈话中（过往的老爷们偏偏忽视这些话），可以汲取许多有趣和有益的东西。至于我呢，老实说，我宁可听他们的谈话，也不愿听任何一个因公出差的六级文官的言论。

大家不难猜到，在驿站长这一类可敬的人当中有我的朋友。事实上，有一位驿站长留给我的回忆，我是很珍惜的。从前我们有机会接近过，现在我想把他的事讲给亲爱的读者们听听。

一八一六年五月，我曾经顺着一条现在已经废弃的驿道经过某省。我官职卑微，只能搭每站都得换乘的驿车，付两匹马的租费。因此驿站长们对我都很不客气，我往往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争取到在我看来我有权得到的待遇。我年轻、暴躁，每当站长把为我准备的三匹马套到某个官老爷的四轮马车上时，我对站长的卑劣行径和怯懦都深为愤慨。同样，在省长举行的宴会上，势利的仆人常常绕过我先给别人送菜，对此我也很久不能习惯。现在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事实上，如果不按照做官的尊敬做官的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而代之以聪明人尊敬聪明人这种原则行事，那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争吵？仆人送菜时该先送给谁呢？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那是一个大热天，在离某驿站三里路时稀稀落落地下起雨来了，过了一会儿，便降下了瓢泼大雨，把我淋得浑身透湿。一到驿站，我头一件事就是赶快换衣服，其次是要一杯茶。“喂，杜妮亚！”站长叫道，“生好茶炊，再去拿些鲜奶油。”话音刚落，一个十四岁模样的小姑娘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跑进门廊里去。她的美貌使我深为吃惊。“这是你的女儿？”我问驿站长。“是小女，”他非常得意地回答。“她是那么聪明，那么伶俐，完全像她故世的妈妈。”这时他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便欣赏他那些用来布置简朴而整洁的房间的图画。这些图画画的是一个浪子的故事：第一幅画的是一个可敬的老人，他头戴睡帽，身穿晨衣，正在送走一个不安分的青年，那青年匆匆接受老人的祝福和钱袋。第二幅用鲜明的笔触画着年轻人的放荡行为：他坐在桌旁，身边围着一群虚伪的朋友和无耻的女人。接着一幅是，挥霍殆尽的年轻人穿着破衣烂衫，戴着三角帽，正在放猪，与猪争食，脸上露出深深悲痛和悔恨的神色。最后一幅画的是儿子回到父亲身边，善良的老人仍戴着睡帽，穿着晨衣，正跑出去迎接儿子。那浪子跪在地上；后面，一个厨师正在宰肥牛犊，哥哥在询问仆人为什么这样高兴。在每一幅画下面我都读到一首相应的德语诗。所有这一切也像那一盆盆的凤仙花、挂着花布帐子的床以及我周围的其他物品一样，至今仍铭记在我的头脑中。就像在眼前一样，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位五十来岁、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主人，记得他那件绿色的常礼服，上面别着三枚缀在褪色缎带上的奖章。

我还在给那老车夫付钱的时候，杜妮亚已经端着茶炊回来。这机灵姑娘从第二眼起就看出她给了我什么印象。她垂下那对浅蓝色的大眼睛，我便和她聊起天来，她像一个见过世面的姑娘那样，一点都不害羞地回答我的问题。我请她父亲喝一杯潘趣酒，递给杜妮亚一杯茶，我们三个人就像老朋友一样闲聊起来。

马早就准备好了，可我一直不愿同站长及他的女儿分手。我终于和他们告别；父亲祝我一路平安，女儿送我到马车旁。走到门廊时，我停了步，请求她允许我吻她一下；杜妮亚同意了……

自从我那样做了以后，

我可以数得出许多次接吻，但没有一次能给我留下如此长久、如此愉快的回忆。

几年以后，我又有机会经过那条驿道，来到那些地方。我想起老站长的女儿，一想到又能见到她，感到很高兴。但我想，老站长也许已经卸任，杜妮亚大概出嫁了。我头脑中也闪过其中一个人已经不在人世的想法，于是我带着悲伤的预感向某驿站走去。

马匹在驿站的小屋旁停住。一走进房间，我立即认出那几幅画着浪子故事的图画；桌子和床铺仍摆在老地方，但窗台上已经没有花；一切都凋敝而凌乱。站长在睡觉，身上盖着皮袄，我的到来把他吵醒了。他欠起身……这正是萨姆松·维林，可他衰老得多厉害！他在动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时，我瞧着他的白发，瞧着他那好久未刮的脸上出现的深深的皱纹，瞧着他那驼了的背——仅仅三四年时间，他竟从一个精力充沛的男子汉变成一个干瘪的老头，这不能不使我感到震惊。“你还认得我吗？”我问他，“我们可是老相识了。”“也许是吧，”他忧郁地答道，“这是一条大路，我这儿来来往往的旅客多着哪。”“你的杜妮亚好吗？”我接着问。老人皱起眉头。“谁知道，”他回答。“这么说，她出嫁了？”我说。老人装作没听见我的问话，继续轻轻念着我的驿马使用证。我不再问他，叫他给我送茶来。我真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心里好不焦急，于是指望潘趣酒能打开我这位老相识的话匣子。

我没有想错：老人没有拒绝喝酒。我发觉朗姆酒驱散了他脸上的乌云。喝到第二杯，他的话就多起来了。他记起或者装作记起了我的样子，于是我从他那儿听到一个当时使我极感兴趣、又使我深深感动的故事。

“这么说，您认识我的杜妮亚啰？”他开始说。“其实还有谁不认识她呀？唉，杜妮亚，杜妮亚！她原是个多好的姑娘啊！过去，不管谁到这儿来，都要夸奖她，没有一个人会责备她。太太们常常送东西给她，有的送一块手帕，有的送一对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留下来，似乎是为了吃一顿午饭或晚饭，其实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往往有这种情况：来了个老爷，不管他脾气多大，只要她在场，他就会安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和我谈话。先生，信不信由您，那些信差、信使和她一谈就是半个小时。这个家全靠她撑着：收拾屋子，准备个什么，她都弄得舒舒齐齐。可我这个老傻瓜，对她总是看不够，疼不够。我还能不爱我的杜妮亚吗？我能不疼自己的孩子吗？难道她的日子还过得不快活吗？可是不，灾难是躲也躲不了的，在劫难逃啊！”于是他就详详细细地向我诉起苦来。——三年前，一个冬天的傍晚，站长正在一本新簿册上面画线，女儿在隔板后面缝衣服，这时来了一辆三套马车，那旅客戴着切尔克斯帽，穿着军大衣，裹着围巾，走进来要马。那时所有的马都派出去了。那旅客一听到这消息就提高嗓门，扬起了鞭子。可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的杜妮亚从隔板后面跑出来，亲切地问来人：他要不要吃点什么？杜妮亚的出现产生了与往常一样的效果。旅客的气消了，他答应等候马匹，还定了一客晚饭。旅客摘下湿漉漉的长毛帽子，解下围巾，脱下军大衣，原来是个身姿挺拔、蓄着两撇黑胡子的年轻骠骑兵。他在站长身边坐下，和站长父女俩快快活活地谈起话来。晚饭端上来了，同时，马匹也回来了，站长便吩咐不必喂马，立即把马匹套到来客的马车上。可是站长回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却看见那年轻人躺在长凳上，几乎失去了知觉。那年轻人感到身体不舒服，头痛得厉害，无法动身……怎么办！站长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并决定，病人的病情如不见好转，明天一早便派人到C城去请医生。

第二天骠骑兵病得更重了。他的仆人骑上马，进城去请医生。杜妮亚用一块浸醋的手帕扎在他的头上，坐在他的床边缝衣服。病人在站长面前呻吟着，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可是喝了两杯咖啡，还哼哼着要了一份午饭。杜妮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他不时要水喝，杜妮亚总是给他端来一大杯亲手做的柠檬水。病人只用嘴唇沾了一下，每次把杯子还给杜妮亚时都要用那只虚弱的手握握杜妮亚的手，表示感谢。午饭前，医生来了。他按按病人的脉搏，用德语和他谈了一会儿话，然后用俄语说，病人只需静养，过两天就可以上路了。骠骑兵付给他二十五卢布诊金，并邀请他吃午饭；医生同意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还喝了一瓶葡萄酒，最后高高兴兴地分手了。

又过了一天，骠骑兵的病完全好了。他格外高兴，不停地和杜妮亚或站长开玩笑，用口哨吹着曲子，和旅客聊天，把他们的驿马使用证登记在驿站记事本上，就这样讨得了善良的驿站长的欢心，到第三天早晨，站长和这位可爱的房客分别时便感到依依不舍了。那天是礼拜天，杜妮亚打算去做礼拜。骠骠兵的马车套好了。他和站长道别，慷慨地酬谢了他的留宿和招待；他也和杜妮亚道别，主动表示要送她到村头的教堂去。杜妮亚不知如何是好……“你怕什么呀？”父亲对她说，“他老爷又不是狼，不会把你吃掉的，你就乘车上教堂去吧。”杜妮亚坐到骠骑兵身边，仆人登上驭座，车夫打了一声呼哨，马匹就飞跑起来了。

可怜的站长弄不懂，他怎么能亲自允许杜妮亚和骠骑兵一起乘车去，他怎么会这样糊涂，当时他的理智上哪儿去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心里便愈来愈烦闷，焦急得坐立不安。他终于忍耐不住，亲自到教堂去了。他走近教堂时，发现做礼拜的人都走了，但是杜妮亚既不在院子里，也不在教堂门口。他慌忙走进教堂，神父正从祭坛后面走出来，教堂管事在吹灭蜡烛，两个老太婆还在角落里祈祷，可是杜妮亚却不在教堂里。可怜的父亲好容易下定决心去问那个管事，杜妮亚来做过礼拜没有。管事说她没有来过。站长半死不活地回到家里。他剩下一个希望：杜妮亚年轻好动，也许想起要到下一站她教母那里去。他心急如焚地等待她乘坐的那辆三套马车回来。车夫没有回来。傍晚前他终于独自醉醺醺地回来，带来一个叫人悲痛欲绝的消息：“杜妮亚和骠骑兵又从那一站往前走了。”

老人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他立即倒在年轻的骗子手头天睡过的那张床上。这时站长回想起这两天的情况，明白骠骑兵的病是假装的。可怜的老人发起高烧来，他被送到C城去看病，他的工作暂时由别人代替。给他看病的就是那个给骠骑兵看过病的医生。他肯定地对站长说，年轻人完全没有病，还说，他当时就猜到那骠骑兵的险恶用心，但他慑于他的鞭子，不敢作声。不管德国人说的是真话，还是想炫耀他有先见之明，都丝毫不能安慰可怜的病人。驿站长身体刚刚康复，就向C城的邮政局长请了两个月假，没跟任何人吐露自己的打算，步行去找女儿。他从驿马使用证上知道，骑兵上尉明斯基是从斯摩棱斯克到彼得堡去的。给他赶过车的车夫说，杜妮亚一路上都在哭，虽然看样子她是自愿跟他走的。站长想：“也许我能把我那迷途的羔羊带回家吧。”他就带着这个想法来到彼得堡，住在伊兹梅洛夫团的驻地他的老同事，一个退伍军士的家里，并开始寻找他的女儿。不久他就打听到，骑兵上尉明斯基在彼得堡，住在杰姆特旅馆。站长决定去找他。

驿站长一大清早就来到明斯基的前厅，请求禀报老爷，说有个老兵要见他。勤务兵刷着一只上着楦头的皮靴，对他说，主人在睡觉，不到十一点钟不接见任何人。站长走了，到规定的时间又来求见。明斯基穿着晨衣，戴着红色小圆帽亲自出来见他。“老兄，你有什么事？”他问道。老人的心激动起来，泪水在眼眶里滚动，声音颤抖着，只说了句：“老爷……您行行好吧！……”明斯基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脸刷地红起来，他抓住老人的手，把他带进书房，随手关上门。“老爷！”老人继续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您至少得把我苦命的杜妮亚还给我。您已经把她玩够了，您别白白糟蹋了她。”“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年轻人狼狈不堪地说，“我对不起你，愿意请求你的宽恕。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会扔掉杜妮亚，她会过上好日子的，我向你保证。你要她干什么？她爱我，她已经不习惯过原来那种生活了。你也好，她也好，都不要忘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接着他把一卷东西往站长袖子里一塞，打开房门，站长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待在街上了。

他呆呆地站了好久，后来发现翻袖口上有一卷纸。他拿出来展开一看，是几张揉皱的五卢布和十卢布钞票。泪水又一次在他的眼眶里滚动，这是愤怒的泪水。他把钞票捏成一团，扔在地上，用鞋跟狠狠地跺了几下，走了……他走了几步，停下，想了想……转回去……但钞票已经不见了。一个穿着体面的年轻人看见他，立刻向一辆马车跑去，慌忙上了车，喊了声：“走！……”站长没去追他。他决定回驿站去，但走以前想见见可怜的杜妮亚，哪怕只见一面也好。为此，过了两天，他又到明斯基那里去，但勤务兵板着脸对他说，主人谁也不见，便挺起胸脯，把他从前厅里挤出去，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门。站长站着站着，最后只好走了。

就在这天晚上，他刚在“一切穷苦人的福音”教堂做完祷告，走上铸造厂大街。突然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从他面前疾驰而过。站长认出乘车的是明斯基。马车在一座三层楼房的大门口停下来，那骠骑兵跑上了台阶。站长头脑里闪过一个想碰碰运气的念头。他折了回来，走到马车夫身旁，问道：“老哥，这是谁的马车？是明斯基的吧？”“正是，”车夫回答，“你有什么事？”“是这么回事：你家老爷叫我送封信给他的杜妮亚，可我忘记他的杜妮亚住在哪儿了。”“就住在这里，在二楼。可你的信已经送得太晚，这会儿他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没关系，”站长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说，“谢谢你的指点，不过我还是得去交差。”说着便登上了楼梯。

门紧锁着，他拉了拉铃，焦急不安地等了几秒钟。响起开锁声，门开了。“阿芙多季娅·萨姆松诺夫娜[28]住在这儿吗？”他问道。“住在这儿，”一个年轻的女仆回答，“你找她有什么事？”站长没答话就走进大厅。“不行，不行！”女仆在他后面叫起来，“阿芙多季娅·萨姆松诺夫娜有客人。”但站长毫不理会，径自往前走。头两个房间黑咕隆咚的，第三个房间有灯光，他走到一扇开着的门前面站住。在这个布置得十分豪华的房间里，明斯基坐在那儿沉思默想，杜妮亚穿着华丽时髦的服装坐在他那把圈椅的扶手上，就像一个坐在英国式马鞍上的女骑士。她含情脉脉地望着明斯基，把他乌黑的鬈发绕在自己凝脂般的手指上。苦命的驿站长！他从来没有觉得女儿长得这么漂亮，便不由自主地欣赏起她来。“谁在那儿？”她没有抬起头，问道。他仍旧默不作声。杜妮亚没有听到回答便抬起头……接着大叫一声倒在地毯上。明斯基吃了一惊，跑过去扶她，突然他看见老站长站在房门口，便放下杜妮亚，走到他跟前，愤怒得浑身颤抖。“你要干什么？”他咬牙切齿地对老站长说，“你干吗像强盗似的处处跟着我？你是不是想杀了我？滚出去？”他用一只有力的手抓住老人的衣领，把他推下楼梯。

老人回到住所。朋友劝他去上告，但站长想了想，把手一挥，决定就此罢手。过了两天，他从彼得堡回到驿站，重新干他的差使。“杜妮亚走后，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这已经是第三年了，”最后他说，“她一点消息也没有。是活是死，只有上帝知道了。什么事都会发生的。被过路的浪荡鬼拐骗的，杜妮亚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些姑娘给玩弄了一阵就被扔掉了。这样的人在彼得堡很多，都是些年轻的傻姑娘，今天她们穿的是绸缎丝绒，明天呢，你瞧，她们就得和小酒馆里的穷光蛋一起去扫马路了。有时，我一想到杜妮亚可能也会沦落在那里，就不由得起了罪恶的念头，觉得她还是死了好……”

这就是我的朋友老驿站长讲的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他总是泣不成声，常常把故事打断，令人感动地用衣襟擦去眼泪，就像德米特里耶夫那首优美的叙事诗中真诚的捷连季奇一样。这些眼泪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喝了五杯潘趣酒引起的，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使我十分感动。和他分手后，我久久不能忘记老站长，久久地怀念着可怜的杜妮亚……

不久前，我路过某地的时候，又想起我的朋友；我听说，他管理的那个驿站已经撤销了。我问过许多人：“老站长还健在吗？”可是谁也不能给我满意的回答。我决定去看看我熟悉的那个地方，我在当地租了几匹马，到H村去。

这是秋天的事。灰蒙蒙的云层遮满了天空，寒风从收割过的田野上吹来，卷走树上的红叶和黄叶。夕阳西斜时我来到了村里，在驿站那所旧房子前面停下来。一个胖女人走到门廊里（苦命的杜妮亚曾在那里吻过我），她回答我的问话说，老站长去世快一年了，他的房子里现在住着一个酿酒师傅，她就是那人的妻子。我有些后悔，因为白白跑了一趟，还花掉七个卢布。“他是怎么死的？”我问酿酒师傅的妻子。“喝酒喝死的，老爷，”她回答。“他葬在哪儿？”“在村外，埋在他老伴旁边。”“能带我到他的坟地上看看吗？”“怎么不能？喂，凡卡！别再跟猫玩了。带这位老爷到坟地上去，把站长的坟指给他看。”

话声刚落，一个衣衫褴褛、栗色头发的独眼男孩跑了过来，立即把我带出村子。

“你认识那个死去的站长吗？”路上我问他。

“怎么不认识？他还教我做过笛子呢。从前（但愿他早日进入天国）他从酒店里出来，我们就跟在他后面叫：‘老爷爷，老爷爷，给我们胡桃！’他就把胡桃分给我们。他总是跟我们在一块儿玩。”

“旅客中有人问起他吗？”

“这会儿旅客很少了，只有陪审官顺便来过，可他顾不上死人的事。夏天来过一个太太，她倒是问起过老站长，还到他坟上去过。”

“什么样的太太？”我好奇地问。

“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男孩回答，“她坐着六匹马拉的轿式马车，带着三个小少爷和一个奶妈，还有一条黑色的哈巴狗。她一听说老站长死了，马上哭起来，对孩子们说：‘你们乖乖地待在这里，我到坟上去一下。’我本想带她去，可太太说：‘我自己认得路。’她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真是个好心的太太……”

我们来到坟地，这是个荒凉的地方，没有围墙，竖着一个个木头的十字架，连一棵能给这些十字架遮阴的小树也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般凄凉的坟地。

“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孩对我说，他跳上一个坟堆，那上面竖着一个镶着铜神像的黑色十字架。

“太太到这儿来过吗？”我问道。

“来过，”凡卡回答。“我远远地看着她。她扑倒在这儿，在上面趴了好久。后来太太到村里去，叫来神父，给他一些钱就坐车走了，她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真是个好太太！”

我也给小孩五戈比，不再懊悔走了一趟，花费了七个卢布。

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

杜申卡，不管怎么打扮，

你都那么美妙动人。

——波格丹诺维奇[29]

在我国一个边远的省份里，有一座属于伊凡·彼得罗维奇·别烈斯托夫的庄园。庄园的主人年轻时在近卫军里服务过，一七九七年退伍，来到自己的乡村，从此就没有再出过远门。他娶了个穷贵族小姐为妻，在他一次出门去打猎时，妻子因难产死去了。管理家业使他很快得到安慰。他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房子，开了一家呢绒厂，使收入增加两倍，于是他便自命为附近一带最聪明的人，这一点，那些带着家眷、牵着狗来他家做客的邻人并不和他争辩。他平时穿着绒布上衣，一到节日里便穿上家织呢子常礼服。他亲自记开支账，除了《枢密院公报》，他什么也不看。虽然大家觉得他很高傲，但一般说还是喜欢他的。只有他的近邻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和他作对。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贵族。他在莫斯科挥霍掉大部分财产，恰好又死了妻子，便回到自己最后一处村庄，在那里继续做出一些古怪的事情来，只是变了另一种花样。他置办了一座英国式花园，在这件事情上几乎花光了全部剩余的收入。他的马夫都打扮成英国骑师的模样。他女儿有一个英国女教师。他家的田地都用英国方法耕种：

可是用外国的方法，

俄国的庄稼不生长，[30]

尽管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大大紧缩开支，他的收入仍不见增加。他在乡下发现了借新债的办法，被公认为一个并不愚蠢的人，因为他是全省地主中第一个想到把田产抵押给孤寡监护院的人。这种办法在当时是非常复杂、非常大胆的。在批评他的人中，别烈斯托夫是最厉害的一个。憎恶变革是他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谈起这位邻人的英国热，他的心就无法平静，因而时时找机会批评他。在他把产业指给客人看的时候，客人要是赞扬他经营得好，他就回答：“是啊，先生，”他总是冷嘲热讽地说，“我可不像我的芳邻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我们干吗要搞英国式，落得个倾家荡产的下场！我们只要搞俄国式，能吃饱就行了。”多亏邻居们的热心，这一类笑话终于添枝加叶、有声有色地传到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那里。这位英国迷像我们的新闻记者一样，无法忍受这种批评。他暴跳如雷，把这个胡乱批评指责的邻人骂作狗熊和乡下佬。

别烈斯托夫的儿子回到父亲的村子时，两家地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他曾在某大学受教育，打算到军界去服务，但他父亲不同意。年轻人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担任文职工作。父子俩各不相让，年轻的阿列克赛也就暂时过起少爷的生活，并且蓄起小胡子以等待机会。

阿列克赛真是个好小伙子。说实在，如果他那挺拔的身材永远不能穿上军装，如果他不能骑在马上显显威风，而埋头在公文上虚度青春，那真是太可惜了。瞧他在打猎的时候，总是不择道路、跑在最前头那副样子，邻居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决不会出息成一个能干的科长。小姐们总是瞧着他，有的还看得入了迷，但阿列克赛对她们并不留意。她们都认为，他一定有了情人，这才对她们这样冷淡。事情也的确是如此，他的信件中有一个通讯地址正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这通讯地址是：莫斯科，阿列克谢耶夫修道院对面，铜匠萨维里耶夫家，阿库利娜·彼得罗夫娜·库罗奇金娜惠转。А. Н. Р. 。

我那些从未在乡村里住过的读者无法想象这些乡下小姐有多迷人！她们是在清新的空气中，在花园的苹果树荫底下陶冶出来的，她们从书本上汲取有关世界和人生的知识。幽静的住所、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博览群书早就培育着她们的情感和爱好，这都是我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美人儿所不熟悉的。对于乡下小姐们来说，听到马车铃铛的响声已经是不寻常的事情，到附近的城里去是一生中划时代的大事，客人的来访会留给她们长久的，甚至是永远难忘的回忆。诚然，人人都可以任意取笑她们的某些怪癖，但是肤浅的观察家的笑谈不可能抹煞她们的优良品格，其中主要是有特性，有个性（individua1ité）。照让·保尔[31]的说法，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了人类的伟大。在京城里女性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上流社会的习惯很快就会磨平她们的性格，把她们的心灵变得像头饰一样千篇一律。这些话并非妄断，也不是指责，不过，正如古代一个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看法是对的[32]。

不难想象，阿列克赛会在我们这些小姐心中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在她们面前，他是第一个显得如此忧郁和失望的人，他第一个向她们诉说自己失去的欢乐和凋萎的青春。而且他还戴着一枚雕有骷髅的黑色戒指。这一切在那个省份里算得上是一件奇特的新闻。小姐们想他都快想疯了。

但是我那位英国迷的女儿丽莎，或者像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通常叫她的那样：蓓西，比谁都更迷恋他。他们的父亲不相往来，她还没有见过阿列克赛，可是邻居的少女们都一个劲儿谈论他。她十七岁。黑色的眼睛使得她那黝黑的、很讨人喜欢的脸蛋显得十分动人。她是独生女儿，因而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她的活泼和一刻不停的淘气使父亲高兴，却使家庭教师贾克森小姐哭笑不得。贾克森小姐四十岁，是个古板的老姑娘，她喜欢涂脂抹粉，还画眉毛，每年把《帕美拉》[33]读两遍，就可以赚到两千卢布，但是，在这个野蛮的俄国她是那么寂寞，几乎要给憋死。

娜斯佳是服侍丽莎的使女，她的年龄比小姐大一点，但像她的小姐一样好动。丽莎非常喜欢她，把秘密全向她公开，还和她一起想出种种怪主意。总之，娜斯佳是普里鲁契诺村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比起法国悲剧中任何一个心腹婢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请允许我今天去做客，”一天，娜斯佳在给小姐更衣时说。

“好吧，可你要上哪儿去？”

“到杜基洛沃去，上别烈斯托夫家。他家厨师的妻子过命名日，昨天她来请我们去吃饭。”

“好哇！”丽莎说，“两家的老爷在吵架，奴仆们却在互相请客。”

“老爷吵架关我们什么事！”娜斯佳不以为然地说，“再说，我是您的使女，又不是您爸爸的使女。您可还没有和别烈斯托夫少爷吵过嘴呀，只要老人家们高兴，就让他们吵去吧。”

“娜斯佳，你要想办法看到阿列克赛·别烈斯托夫，回来的时候好好跟我说一说，他是个什么样子，为人怎么样。”

娜斯佳一口答应，丽莎一整天都在焦急地等着她回来。傍晚，娜斯佳回来了。

“哎，丽莎维塔·格里戈利耶夫娜[34]，”她一走进房间就说，“我看见别烈斯托夫少爷了，看了个够。我们一整天都在一块儿。”

“怎么回事？快说说，从头说起。”

“请听我说，小姐：我们去了，我，阿尼西娅·叶戈罗夫娜，涅尼拉，杜尼卡……”

“好，我知道了，后来呢？”

“请听我说，小姐，我从头说起。我们在快吃午饭的时候到了那里。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科尔宾诺村的，有扎哈里耶沃村的，女管家带着几个女儿来了，有赫鲁宾诺村的……”

“好，那么别烈斯托夫呢？”

“等一等，小姐。我们都围着桌子坐下，女管家坐首席，我坐在她旁边……她的几个女儿气死了，我才不管她们呢……”

“唉，娜斯佳，你那些没完没了的细节真是烦死人！”

“瞧您多性急！那么我们从桌旁站起来……我们坐了三个钟头光景，这顿饭真是丰盛极了，夹心奶油冻，有蓝色的、红色的和条纹的……我们从桌旁站起来，到花园里玩捉人的游戏，少爷也到那里去了。”

“怎么样？听说他长得很漂亮，是真的吗？”

“漂亮极了，称得上美男子。又端正，又高大，脸上红扑扑的……”

“真的，我还以为他的脸是苍白的。怎么样？你觉得他怎么样？很忧郁，不爱说话？”

“瞧您说的，像他这样疯的人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呢。他竟想跟我们一起玩捉人的游戏。”

“和你们一起玩捉人的游戏！不可能！”

“完全可能！瞧他还想出了什么花样！捉到了就要吻一下！”

“随便你说好了，娜斯佳，你骗人。”

“信不信由您，我没骗人。我好容易才躲开了他。他就这样和我们玩了一整天。”

“那怎么有人说他在闹恋爱，对谁都不看一眼？”

“那我不知道，小姐，他对我可是看了又看，对管家的女儿达尼亚也是这样，还有对科尔宾诺村的巴莎，说起来真是罪过，他一个都不放过，真是个坏家伙！”

“这太奇怪了！可在家里人家是怎么说他的？”

“都说少爷真好：那么和气，那么快乐。只有一点不好：太爱追逐女孩子。不过，依我看，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慢慢会变得稳重的。”

“我多么想看看他呀！”丽莎叹了口气说。

“这有什么难？杜基洛沃离我们这儿不远，只有三里路。您可以散步或骑马到那里去，您一定会遇到他的。他每天一大清早就提着猎枪出去打猎。”

“不行，这样不好。他会以为我在追求他。而且我们两家的父亲吵过架，我还是不能和他交朋友……哎，娜斯佳！有办法了，我来打扮成农家姑娘！”

“真的，您穿上粗布衣服，套上萨拉方，就大大方方地到杜基洛沃村去，我敢保证，别烈斯托夫绝不会把您放过的。”

“我本地话说得很好。唉，娜斯佳，亲爱的娜斯佳！多么出色的主意！”丽莎下决心一定要实现她那快乐的设想，就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她着手实行计划，派人到集市上买了粗麻布、蓝色的中国棉布和铜纽扣，由娜斯佳帮忙，裁了衬衣和萨拉方，把所有的女仆都找来缝衣服，傍晚前，所有的衣服就都做好了。丽莎试了试新装，对着镜子照了照，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她重演了一遍自己的角色，一边走一边深深地鞠躬，然后又摇几下头，像一只陶土做的猫；她说着农家话，笑的时候用袖子遮住嘴，扮演的结果博得了娜斯佳的满口称赞。只有一件事使她感到为难：她光着脚在院子里走了走，可是草皮扎着她细嫩的脚，沙子和碎石头使她受不了。娜斯佳马上就来给她帮忙：她量了量丽莎的脚，跑到田野里去找牧人特罗菲姆，叫他照量好的尺寸打一双树皮鞋。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丽莎就醒了。全家人还在睡觉。娜斯佳在大门外等着牧人。响起了一阵号角声，村里的牲口群从老爷的屋前走过。特罗菲姆经过娜斯佳面前时递给她一双小巧的彩色树皮鞋，从她那儿得到半卢布赏钱。丽莎悄悄打扮成一个农家姑娘，小声关照娜斯佳对付贾克森小姐的办法，便来到后门口，穿过菜园跑到田野里去了。

朝霞在东方放射着光芒，金色的云彩仿佛在恭候太阳，犹如满朝文武在恭候国王一样。明朗的天空、清晨新鲜的空气、露水、微风和小鸟的歌唱使丽莎心中洋溢着孩子般的欢乐。她怕遇到熟人，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飞。快走近父亲领地边界的树林时，丽莎放慢了脚步。她应当在这里等候阿列克赛。她的心不知为什么，猛烈地跳动着。但年轻人在淘气时所产生的这种害怕心情正是淘气行为最诱人的地方。丽莎走进幽暗的树林。树林发出阵阵低沉的簌簌声欢迎姑娘的到来。她的快活劲儿慢慢平息下来，她渐渐耽入甜蜜的幻想。她想着……但是谁能断定，一位十七岁的小姐，独自一人待在树林里，在这春日清晨六点钟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她就这样边沉思，边在两边高大树木遮盖的小路上走着。突然，一条长着波状长毛的漂亮猎狗对她狂吠起来。丽莎吓得高声喊叫。这时响起了一阵吆喝声：“别动，斯波格，过来……”[35]接着，一个年轻猎人从灌木丛里走出来。“别怕，亲爱的，”他对丽莎说，“我的狗不咬人。”丽莎刚刚定下神来，她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少爷，”她装作又害怕又害羞的样子，说，“我害怕，你看，它这么凶，又要扑过来了。”阿列克赛（读者已经认出他来了）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农家姑娘。“你要是害怕，我就送送你，”他对她说，“你允许我跟你一起走吗？”“谁能干涉你呢？”丽莎回答，“随你便吧，路是大家的。”“你是从哪儿来的？”“从普里鲁契诺村来的。我是铁匠瓦西里的女儿，去采蘑菇（丽莎提着一只系着细绳子的篮子）。你呢，少爷？你是杜基诺沃村的吧？”“不错，”阿列克赛回答，“我是少爷的侍仆。”阿列克赛想和她处于平等地位。但是丽莎瞧瞧他，笑了起来。“你骗人，”她说，“你别把我当傻瓜。我知道，你就是少爷。”“你凭什么这样想？”“从各方面看。”“到底凭什么？”“怎么会连主人和仆人都分不清呢？你穿的衣服不像个仆人，说话也不一样，连唤狗也不是用我们的话。”阿列克赛愈来愈喜欢丽莎了。他对漂亮的农家姑娘一向不拘礼节，就想伸手拥抱她；可是丽莎闪开了，她突然摆出一副严厉而冷淡的样子，阿列克赛虽然觉得好笑，却不再对她动手动脚。“如果你想和我做朋友，”她神情庄重地说，“那就请你自重点。”“是谁把你教得这么聪明的？”阿列克赛哈哈大笑，问道。“是不是我的熟人，你们小姐的使女娜斯金卡[36]？原来文明就是这样传播的！”丽莎觉得快要露出马脚，便立即改变态度。“你以为我从来就没有到过老爷家里吗？”她说，“我可是什么都听到过，什么都看见过。可是，”她接着说，“只顾和你说话，我就采不到多少蘑菇了。少爷，你走你的路吧，我要到别的地方去。请你原谅……”丽莎想走开，阿列克赛却抓住她的手。“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宝贝？”“阿库利娜，”丽莎回答，竭力从阿列克赛的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指。“少爷，你放开我，我该回家了。”“好吧，我的朋友阿库利娜，我一定要到你父亲瓦西里铁匠那儿去做客。”“你在说什么？”丽莎急忙阻止他，“看在基督的面上，你可不要来。要是家里知道我在树林里单独和一位少爷谈话，那我会遭殃的，我父亲瓦西里铁匠准会把我打死。”“可我一定要和你再见面。”“那我以后再到这里来采蘑菇好了。”“什么时候呢？”“那就明天吧。”“亲爱的阿库利娜，我真想把你亲个够，可是我不敢。这么说，就是明天，还在这个时辰，对吗？”“对，对。”“你可别骗我呀！”“不骗你。”“你起誓。”“我凭神圣的礼拜五起誓，我一定来。”

两个年轻人分手了。丽莎走出树林，穿过田野，偷偷溜进花园，慌慌忙忙跑进养畜场，娜斯佳在那里等她。丽莎在那里换了装，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急不可耐的心腹使女提出的问题，然后跑到客厅里去。餐桌已经铺好，早餐端上来了，贾克森小姐脸搽得雪白，腰身裹得像只高脚酒杯，正把面包切成薄片。父亲对女儿清晨的散步十分称赞。“没有比早起床更有益于身体的了，”他说。他还举了几个从英国杂志上看到的长寿例子，指出凡是活了一百多岁的人都不喝酒，不管严冬酷暑都一清早就起床。丽莎没有听他说话。她的头脑中反复浮现出早晨会面的全部情景，阿库利娜和年轻猎人的全部谈话，良心开始折磨着她。她徒劳地为自己辩护，说什么他们的谈话没有越礼的地方，认为这种淘气不会产生任何恶果，可是良心的责备却比理智更有力。她答应过明天去见面，这使她更加坐立不安。她几乎下了决心不遵守自己庄严的誓言，可是阿列克赛如果等不到她，就会跑到村里去找瓦西里铁匠的女儿，那个真的阿库利娜，那个胖墩墩的麻脸姑娘，这么一来，他就会识破她那轻佻的把戏。想到这里，丽莎简直吓坏了，她决定第二天清晨再扮成阿库利娜到树林里去。

阿列克赛那边怎么样呢？他可是快活极了，他整天都想着这个新结识的姑娘，夜里，那黑美人儿的模样也使他魂牵梦萦。天刚蒙蒙亮，他已经穿戴齐全。他等不及装好枪弹就带着忠实的斯波格来到田野里，跑到约会的地点。他心急火燎地等了半个时辰，终于看见灌木丛中闪过一个穿蓝色萨拉方的身影，于是急忙向亲爱的阿库利娜奔去。她对他微微一笑，回答他那表示感激的高兴劲儿，但阿列克赛立刻发现她脸上沮丧和不安的神情。他想知道为什么。丽莎老实对他说，她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轻浮，对此深深感到后悔，这一次她不想违反诺言，但是这次见面是最后一次，她请求中止他们的交往，认为这种交往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这番话当然都是用农家话说的，但一个普通的姑娘竟会有这种不寻常的思想感情，阿列克赛深深感到惊奇。他费尽口舌，想让阿库利娜打消这种念头，他竭力说明他这种愿望是纯洁无邪的，答应永远不会使她后悔，一切都可以听从她的意思，恳求她不要使他失去唯一的慰藉——和她单独见面，哪怕隔天一次，哪怕每礼拜两次也行。他说得又诚恳又热情，这会儿他真的爱上她了。丽莎默默地听着。“你要保证，”她终于说了话，“你永远不到村里去找我，也不打听我的情况。你要保证，除了我跟你约定的时间，决不再找别的时间和我见面。”阿列克赛正要凭神圣的礼拜五起誓，但她微笑着制止他。“用不着你起誓，”丽莎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接着他们就在树林里散步，友好地谈话，直到丽莎说要回去了才分手。阿列克赛单独留下来，他弄不明白，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姑娘怎么能会了两次面就牢牢地吸引住他。他和阿库利娜的关系使他感到新奇而富有诱惑力，虽然这古怪的农家姑娘的规定使他感到难堪，但他从没有想到要破坏自己的诺言。这是因为，阿列克赛虽然戴着命运的戒指，有过神秘的通信和伤心的失恋，但他毕竟是个善良而热情的小伙子，他有一颗纯洁的心，能够感受天真的乐趣。

如果我听凭自己意愿的摆布，那我一定会淋漓尽致地描述这对彼此愈来愈倾心、愈来愈信任的年轻人的约会，描述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谈话，但我知道，我的多数读者不愿意和我分享这种快乐。这种详情细节总的说来甜蜜得有点过分，因此我就把它一笔带过，简单点说，不到两个月，我的阿列克赛已经爱得如痴如醉，而丽莎虽然比他沉默，也并不比他冷静。他俩完全沉醉在眼前的幸福之中，将来会怎么样，却很少考虑。

他们常常想到要结成永不分离的伴侣，但彼此都没有提起。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阿列克赛尽管对可爱的阿库利娜情意绵绵，却始终没有忘记存在于他和贫穷的农家姑娘之间的鸿沟；而丽莎也明白他们的父亲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仇恨，不敢指望他们会言归于好。而且她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希望，很想看到有朝一日这位杜基洛沃村的地主少爷会跪在她这个普里鲁契诺村铁匠的女儿面前求婚。这使她悄悄地滋长了一种自尊心。突然，一个大事故差一点改变了他们的关系。

一个晴朗、寒冷的早晨（这样的早晨在我们俄罗斯的秋天是常见的），伊凡·彼得罗维奇·别烈斯托夫骑马出去散步，他想到也许会碰到什么野物，便带了三对猎狗、一个马夫和几个带响器的家童一起出门。在同一时间里，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受到好天气的引诱，也吩咐备上他那匹短尾巴的牝马，他骑着马在自己英国式的庄园边上奔跑起来。来到树林边上时，他看见邻人穿着一件狐皮里子、腰间有褶裥的高加索男式上衣，神气地骑在马上，正等着家童们用叫声和响器从灌木丛中赶出来的兔子。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要是知道会碰上这位邻人，他当然会避到别的地方去，但他这次碰上别烈斯托夫完全是意外，这位邻人突然出现在离他只有手枪射程那么远的地方。毫无办法。穆罗姆斯基像个有教养的欧洲人那样，策马走到他的对头面前，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候。别烈斯托夫也殷勤地还礼，像一头用铁链拴着的狗熊听从驯兽人的命令向老爷们殷勤鞠躬一样。这时候，一只野兔从树林里窜出来，跑到田野上去了。别烈斯托夫和马夫高声喊叫着，放出猎狗，全速追了上去。穆罗姆斯基的马从未打过猎，受了惊，狂奔起来。穆罗姆斯基自以为是个高明的骑手，便任凭惊马随意奔跑，还暗自庆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避开不愉快的谈伴。那匹马跑到一个原先没有注意到的山沟边上，突然转身朝旁边跑去；穆罗姆斯基没有坐稳，跌在冻结的地上，跌得很重。他躺着，嘴里咒骂着那匹短尾牝马。那匹马发现背上没有骑马人，仿佛清醒过来，立即停下了。伊凡·彼得罗维奇骑着马赶来，问他摔伤了没有。这时马夫也把闯了祸的马牵回来。他把穆罗姆斯基扶上马鞍，别烈斯托夫则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穆罗姆斯基无法拒绝，因为他觉得受了人家的恩惠。于是别烈斯托夫捕获了野兔、带着受了伤几乎像战俘一样的对头，胜利回家了。

两位邻人边吃早饭，边亲切地谈话。穆罗姆斯基向别烈斯托夫商借一辆马车，他坦白地说，因为摔伤无法骑马回家。别烈斯托夫一直把他送到门口，而穆罗姆斯基在动身之前无论如何要别烈斯托夫答应第二天带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像老朋友那样到普里鲁契诺村去吃饭。这样一来，由于短尾牝马受了惊，这两个人家根深蒂固的宿仇似乎涣然冰释了。

丽莎跑出来迎接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您这是怎么啦，爸爸？”她吃惊地问道，“您怎么拐着脚？您的马呢？这是谁家的马车？”“这你是猜不到的，我亲爱的[37]，”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回答她，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一对她说了。丽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没等她明白过来就对她说，明天别烈斯托夫父子要来家里吃饭！“您在说什么！”她脸色煞白，说，“别烈斯托夫父子！明天来我们家吃饭！不，爸爸，随你怎么样，我说什么也不出来。”“你怎么？疯了？”父亲不同意她的话，“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羞？要不然你就是像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那样，连上一辈的仇恨也接受下来了？行了，别傻了……”“不，爸爸，说什么我也不出来，您就是给我再贵重的宝贝我也不出来见别烈斯托夫父子俩。”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耸耸肩膀，不再和她争论，他知道和她顶牛没有意思，便回房间里休息去，在这次难忘的散步以后，他得消除消除疲劳。

丽莎维塔·格里戈利耶夫娜回到房间里，把娜斯佳叫来。两人就明天客人来访的事情商量了好久。要是阿列克赛认出这位有教养的小姐就是他的阿库利娜，他会怎么想呢？他对她的行为、家教和理智会有什么看法？另一方面，丽莎也很想知道，他对这种如此意外的见面会有什么感想……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她马上把这个主意告诉娜斯佳，两人像发现了什么珍宝似的欢天喜地，决心付诸实现。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问女儿是不是仍旧打算避开别烈斯托夫父子。“爸爸，”丽莎回答，“如果您要我接待的话，我就接待他们，不过有一个条件：不管我怎样在他们面前出现，不管我做什么，您都不能骂我，也不要显出任何惊讶或不满的样子。”“你又要搞什么恶作剧了！”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笑着说，“好吧，好吧，我同意，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的黑眼睛的淘气鬼。”说着，他吻了吻她的脑门，丽莎就跑去准备了。

下午两点正，一辆六匹马拉的自制四轮马车驶进院子，一直驶到深绿色的圆草坪边上才停下来。老别烈斯托夫在穆罗姆斯基家两个穿制服的仆人搀扶下走到台阶上。他儿子骑马一起来到，和他一起走进饭厅，那里面午餐已准备就绪。穆罗姆斯基极其亲切地接待了邻人，建议吃饭之前先去看看他的花园和动物园，他陪客人顺着打扫得干干净净、铺了砂子的小径走去。老别烈斯托夫看到在这种无益的爱好上白白花掉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心中暗自感到惋惜，然而出于礼貌，没有作声。他儿子既不赞同这位精打细算的地主的不满，也不欣赏自尊心很强的英国迷的得意，他急切地等着主人的女儿快点露面，他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她的传说，尽管我们都知道他的心已经另有所属，但是妙龄的美人儿总是使他感兴趣的。

他们三人回到客厅里坐下来：老头子们回想起以往的岁月和自己职务上的趣事，阿列克赛考虑着丽莎出场时他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断定，持冷漠而漫不经心的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合适的，他准备就这么做。门开了，他又冷淡又傲慢地随意回过头去，那样子就连惯于打情骂俏的女人看见了也要不寒而栗。可惜进来的不是丽莎，而是老姑娘贾克森。她把脸搽得雪白，腰裹得很细，低垂着眼睛，微微行了个屈膝礼，阿列克赛漂亮的军人动作完全白费了。没等他再次打起精神，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丽莎。大家都站起来，父亲正要介绍客人，但突然呆住，连忙咬住嘴唇……丽莎，他那皮肤黝黑的丽莎，脸上直到耳根搽满了白粉；眉毛画得比贾克森小姐还浓；拳曲的假发比她自己的头发淡得多，像路易十四的假发那么蓬松；泡泡[38]袖高耸着，恰如蓬帕杜夫人[39]的箍骨裙，腰部裹得紧紧的，像英语字母X；她母亲那些还没有送进当铺的钻石首饰全在她的手指上、脖子上和耳朵上闪闪发光。阿列克赛认不出这位可笑的珠光宝气的小姐就是他的阿库利娜。老别烈斯托夫走过去吻她的小手，阿列克赛也不高兴地跟着走过去，当他触及她那白皙纤细的手指时，他觉得她的手在颤抖。这时他注意到她故意伸出来的一只穿得非常花哨的纤足。这稍微减少了他对她的其余打扮的反感。至于她搽粉画眉毛，由于他心地纯朴，老实说，他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后来也没有想到这一层。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想起自己的允诺，竭力不露出惊奇的神色，但是女儿的淘气使他感到十分可笑，他好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古板的英国小姐却不感到好笑。她明白香粉和眉黛是从她的柜子里偷用的，气得那搽粉的脸颊泛出发紫的红晕。她向那年轻的淘气鬼投去愤怒的目光，而丽莎因为准备另找机会向她好好解释，便装作没有看见。

大家入了席。阿列克赛继续扮演漫不经心和沉思默想的角色。丽莎扭扭捏捏，咬着牙齿说话，拿腔拿调，而且只说法语。父亲不明白她的用意，不时出神地望着她，但觉得十分滑稽可笑。英国小姐还在生气，一言不发。只有伊凡·彼得罗维奇像在家里一样：吃东西抵得上两个人，开怀畅饮，自说自笑，说话和笑声显得愈来愈亲热。

大家终于起身离座，客人走了，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放声大笑，接二连三提了好多问题。“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捉弄他们了？”他问丽莎。“可是你知道吗？你搽了粉倒是很好看的。我不懂女人化妆的秘密，可我要是你，我就搽粉，当然，不能浓妆艳抹，淡淡地搽一点就行。”丽莎由于自己的主意获得成功，十分高兴。她拥抱了父亲，答应考虑他的建议，就跑进去安慰气得发抖的贾克森小姐。贾克森小姐好不容易才答应把门打开，听听她的解释。丽莎说，她觉得在陌生人面前露出那么黑的皮肤很难为情，她又不敢向她要……她相信，善良的、亲爱的贾克森小姐一定会原谅她，等等，等等。贾克森小姐相信丽莎不是存心嘲弄她，她就不再生气。她吻了吻丽莎，还送给她一小盒英国香粉，以表示和解；丽莎表示衷心感谢，收下香粉。

读者一定猜得到，第二天早晨丽莎一定会急忙到树林里去赴约。“少爷，你昨天到我们老爷家去过啦？”她立即问阿列克赛，“你觉得小姐怎么样？”阿列克赛回答说，他没有留意她。“真可惜，”丽莎表示惋惜。“为什么呢？”阿列克赛问道。“因为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别人说什么？”“人家都说我很像小姐，是不是这样？”“真是胡说八道！她比起你来简直是个丑八怪。”“啊，少爷，你这么说可真是罪过，我们小姐长得那么白，穿得那么漂亮，我怎么能和她比！”阿列克赛对她起誓，说她比无论长得多白的小姐都好看，为了让她完全放心，他便把她们小姐的面貌说得十分可笑，使丽莎打心里发出哈哈大笑。“可是，”她叹口气说，“虽然我们小姐也许很可笑，可我和她比起来总归是个不识字的傻瓜。”“咳！”阿列克赛说，“这有什么可难过的！要是你愿意，我马上就可以教你识字。”“真的！”丽莎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试试看？”“行，亲爱的，哪怕现在开始也可以。”他们坐下来。阿列克赛从口袋里掏出铅笔和记事本，阿库利娜认起字母来真是快得出奇。阿列克赛不能不惊叹她的理解能力。第二天早晨她想学写字。起初铅笔不听她使唤，可是过了几分钟，她描画起字母来已经很像样了。“真是奇迹！”阿列克赛说。“我们的教学方法比‘兰开斯特教学法’[40]还有效。”果然，第三次上课时，阿库利娜已经能按音节读出《贵族小姐娜塔丽雅》[41]了；她还常常停下来发表几句议论，这使阿列克赛着实感到惊讶。此外，她还从这部小说中摘了一些警句，涂满了整整一张纸。

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就通起信来了。邮局就设在一棵老橡树的树洞里。娜斯佳暗中充当邮差。阿列克赛把字写得很大的信送到那里，又在那里取到他的恋人歪歪斜斜写在普通蓝色纸张上的信。阿库利娜显然已经养成了良好的拼写习惯，她的智力明显有了发展，渐渐开窍了。

这时候，伊凡·彼得罗维奇·别烈斯托夫和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不久前的结交愈来愈牢固，而且很快成了莫逆之交。事情是这样的：穆罗姆斯基常常想，伊凡·彼得罗维奇死后，他的全部产业将传给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这一来，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将成为本省首屈一指的富豪，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娶丽莎为妻。老别烈斯托夫这方面虽然觉得这位邻人行为有点乖僻（或者照他的说法，像个英国傻子），但也无法否认他有许多优点，例如：非常善于钻营；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是普隆斯基伯爵的近亲，普隆斯基伯爵是个既有名望又有势力的人物，他对阿列克赛可能很有好处，而穆罗姆斯基（伊凡·彼得罗维奇认为）一定会高兴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把女儿嫁出去。两个老头至今只是各自在心里盘算着这件事，后来终于交换了意见，互相拥抱，答应认真办好这件事，各人分头去张罗。穆罗姆斯基感到棘手的是：他必须说服蓓西去接近阿列克赛，自从那次难忘的午宴之后，他们还没有见过面。看样子他们彼此都不太喜欢；至少阿列克赛再没有到普里鲁契诺村来过，而伊凡·彼得罗维奇每次光临，丽莎都躲到房间里去。但是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认为，只要阿列克赛每天到他家来，蓓西就会爱上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时间会做好这件工作。

伊凡·彼得罗维奇倒不大担心，他认为自己这个主意一定能实现。当天晚上，他就把儿子叫到书房里，他吸着烟斗，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口说：“阿辽沙[42]，你怎么很久都不提到军队里去的事啦？是不是骠骑兵的制服已经不再吸引你了？……”“不，爸爸，”阿列克赛恭恭敬敬地回答，“我知道您不想让我去当骠骑兵，我的本分是听从您的吩咐。”“好，”伊凡·彼得罗维奇回答，“我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这使我感到宽慰，我也不想强迫你，我也不勉强你……马上……去担任文职，我想先给你娶亲。”

“娶谁呀，爸爸？”阿列克赛吃惊地问道。

“娶丽莎维塔·格里戈利耶夫娜·穆罗姆斯卡娅，”伊凡·彼得罗维奇回答，“这样的姑娘可是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哇，是不是？”

“爸爸，我还不想娶亲。”

“你不想，我可替你想了，而且反复想过了。”

“这是您的事，可我根本不喜欢丽莎·穆罗姆斯卡娅。”

“你以后会喜欢的。习惯忍耐，就会相爱。”

“我觉得我不会使她幸福。”

“你不必为她的幸福担心。怎么？你就是这样听父亲的话的？好哇！”

“不管您怎么说，我不想娶亲，也不会娶亲。”

“你得娶亲，不然我就要诅咒你，至于产业，圣父在上！我要把它卖光用光，分文都不留给你。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暂时你可别到我跟前来。”

阿列克赛知道，父亲一旦想到什么主意，那就像塔拉斯·斯科季宁[43]所说的那样，用钉子顶都顶不掉；可是阿列克赛也和他父亲一样，谁也拗不过他。他回到房间里，想到父亲的权力，想到丽莎维塔·格里戈利耶夫娜，想到父亲要让他去讨饭的庄严宣告，最后想到了阿库利娜。他第一次发现他是如此热烈地爱着她，他的头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要娶农家姑娘为妻、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浪漫念头。他愈考虑到这个断然的行动，就愈觉得这样做有道理。最近由于阴雨连绵，他们在树林里的约会已中断了一段时间。他用极其清晰的笔迹，用最热烈的语言给阿库利娜写了一封信，向她叙说他们所面临的绝境，并且向她求婚。他立即把信送到树洞里的邮局，然后得意洋洋地躺下睡觉。

第二天，阿列克赛打定主意，一早就到穆罗姆斯基家里去，打算开诚布公地和他谈一谈，争取他的谅解和支持。“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在家吗？”他在普里鲁契诺村地主家门前勒住马问道。“他不在家，”仆人客气地回答，“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一大早就骑马出去了。”“真可惜！”阿列克赛想。“那么，丽莎维塔·格里戈利耶夫娜大概在家吧？”“在家，少爷。”于是阿列克赛跳下马，把缰绳交给仆人，不经通报就走进门去。

“一切都会了结的，”他走近客厅，心里盘算着，“我要和她当面说清楚。”他走进去……不觉呆住了！丽莎……不，是阿库利娜，可爱的黑皮肤的阿库利娜，不是穿着萨拉方，而是穿着白色晨衣，坐在窗前看他的信。她是那么专注，竟没有听到他进来的声音。阿列克赛喜出望外，忍不住叫了起来。丽莎吃了一惊，抬起头来，她惊叫一声，打算逃掉。他奔过去拦住她。“阿库利娜，阿库利娜！……”丽莎拼命想挣脱……“放开我，少爷，你疯了？”[44]她把脸扭开，一再说。“阿库利娜！我的朋友，阿库利娜！”他边说边吻她的手。贾克森小姐亲眼看到这个场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门开了，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走了进来。

“好哇！”穆罗姆斯基说，“看来，你们的事情已经成功了……”

读者一定不需要我再浪费笔墨来描写故事的结局了。

伊·彼·别尔金小说集到此结束。

[1] 俄国作家冯维辛（1744/45—1792）的喜剧。

[2] 下面有一段轶事，我们认为纯属多余，故未刊载；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保证，这段轶事决不会损害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身后的声誉。——原注

[3] 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里，每篇小说前面果真都由作者亲笔写着：从某人处听到（职衔或职业和姓名的头一个字母）。兹为好奇的读者摘录如下：《驿站长》的故事是听九级文官А.Г.Н.说的，《射击》的故事是听И.Л.П.中校说的，《棺材店老板》的叙说者是Б.В.，《暴风雪》和《小姐》是听К.И.Т.姑娘说的。——原注

[4]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

[5] 俄国作家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小说。

[6] 在纸牌上折角表示加倍下注。

[7] 原文为法语。

[8] 达维多夫（1784—1839），俄国诗人。

[9] 初版时下面还有：最后我决定睡得尽可能早些，午饭尽可能吃得晚些；就这样缩短晚上，延长白天，并觉得这个办法很好。

[10] 原文为英语。

[11] 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1792—1828），19世纪20年代希腊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12]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题词引自《斯薇特兰娜》。

[13] 玛莎是玛丽亚的爱称。

[14] 古代小亚细亚卡利亚民族的女统治者，曾在其夫陵墓上建立雄伟的纪念碑，表示她对丈夫的忠贞不渝。

[15] 原文为法语。

[16] 奥地利的一个州。

[17] 《若康德》是1814年在法国巴黎流行的一出喜剧。

[18] 引自俄国作家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聪明误》。

[19] 原文为意大利语。引自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的十四行诗。

[20] 法国作家卢梭（1712—1778）的小说《新爱洛绮丝》中的男主人公。

[21] 题词引自杰尔查文的诗《瀑布》。

[22] 共济会是一种秘密宗教组织。

[23] 波戈烈尔斯基（1787—1836），俄国作家。

[24] 引自俄国诗人伊兹梅洛夫（1779—1831）的诗《傻瓜帕霍莫夫娜》。

[25] 原文为德语。

[26] 题词引自俄国诗人维亚泽姆斯基的诗《驿站》。

[27] 牟罗马人，公元9—12世纪居住于奥卡河下游的一个部族。牟罗马森林是强盗出没的地方。

[28] 阿芙多季娅是杜妮亚的本名，萨姆松诺夫娜是父称。

[29] 波格丹诺维奇（1743—1803），俄国诗人。题词引自《杜申卡》。

[30] 引自俄国剧作家沙霍夫斯基（1777—1846）的讽刺诗。

[31] 让·保尔（1763—1825），德国作家。

[32] 原文为拉丁语。

[33] 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的长篇小说。

[34] 丽莎维塔是丽莎的本名，格里戈利耶夫娜是她的父称。

[35] 原文为法语。

[36] 娜斯佳的爱称。

[37] 原文为英语。

[38] 原文为法语。

[39] 蓬帕杜夫人，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情妇。原文为法语。

[40] 兰开斯特（1778—1838），英国教育家，他采用能者为师的办法，进行互教互学，当时曾流行过这种教学方法。

[41] 俄国作家卡拉姆辛（1766—1828）的小说。

[42] 阿列克赛的爱称。

[43] 喜剧《纨袴少年》中的人物。

[44] 原文为法语。

第一卷

第一章

几年前，有个俄国世袭贵族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住在他的一个庄园里。他的财富、显赫的门第和广阔的交游使他在其庄园所在的几个省份里享有很高的声望。邻村的人都乐于迎合他每一个最小的怪念头；省里的官员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把别人对他的卑躬屈节都视为理所当然；他家里总是宾客盈门，个个都想和他一起投入热闹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娱乐，好让他快快活活地度过贵族的悠闲时光。谁也不敢拒绝他的邀请，或者在一定的日子里不到波克罗夫村去向他表示应有的敬意。在家庭生活中，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表现出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常有的一切恶习。他在周围的环境中养成了一种专横跋扈的性格，他那火暴脾气一发作就不可收拾，那智力极其有限的脑子一想到什么事，就非办成不可。尽管他具有非凡的体力，但一个礼拜中总有那么两三次因为暴食而闹病，而且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他家的一间厢房里住着十六个使女，都在做她们所专长的女红。厢房的窗子钉着木栅，房门锁着，钥匙就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手里。这些被关在里面的年轻女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由两个老太婆监视着，到花园里散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陆续把其中几个嫁出去，接着便陆续有新的补充进来。他对农奴和仆人都非常严厉和任性；他们却因主人的富足和名声而自以为了不起，并且仗着主人的有力庇护而对邻人干了不少坏事。

特罗耶库罗夫每天干的事情就是骑马到他广阔的领地上去走走，无休无止地吃喝和作恶，这种作恶每天都可以变换新花样，受害者往往是他新结识的人，老朋友也难免遭殃，只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例外。这个杜勃罗夫斯基是退伍的近卫军中尉，他的紧邻，拥有七十个农奴。特罗耶库罗夫对显贵们一向很傲慢，但对杜勃罗夫斯基却很尊敬，虽然他的地位很卑微。从前他们在军队里共事过，因此特罗耶库罗夫根据平时的接触，知道杜勃罗夫斯基是个急躁和果断的人。各人不同的境遇使他们分别了很久。杜勃罗夫斯基因为破产被迫退了职，在他仅剩的村子里定居下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获悉这一切以后，表示愿意庇护他，但杜勃罗夫斯基婉言谢绝，宁可受穷，但保持着独立。过了几年，特罗耶库罗夫以陆军上将衔解甲归田，他们见了面，彼此都很高兴。从此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从来不肯赏脸到谁家去一次，现在竟也经常随随便便到这位老朋友的小屋子里去做客。他们两人同年，出生在同一个阶层里，受过同样的教育，在性格和嗜好方面也多少有点相似。他们的遭遇也有共同之处：两个人都是经过恋爱再结婚，都是早年丧妻，都有一个孩子。杜勃罗夫斯基的儿子在彼得堡受教育，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女儿在父亲身边长大，因此特罗耶库罗夫常常对杜勃罗夫斯基说：“我跟你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老兄：你家伏洛季卡将来要是有出息，我就把玛莎嫁给他；尽管他穷得叮当响。”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总是摇摇头，回答：“不，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我家伏洛季卡配不上玛丽亚·基里洛夫娜[1]。他是个穷贵族，最好还是讨个穷贵族家的姑娘，自己当家做主，这样比做一个娇生惯养的娘儿手下的管家自在些。”

很多人都羡慕高傲的特罗耶库罗夫和他那贫穷的邻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对他那邻人的大胆无不惊奇，这位邻人竟敢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饭桌上直言不讳，全不考虑是否和主人的意见抵触。有些人想学他的样子，越出应当服从的界限，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他们一顿，叫他们永远也别想再动这种念头，只有杜勃罗夫斯基一个人是不受这种规矩约束的。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把这一切破坏和改变了。

有一年初秋时节，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打算到远离庄园的野地里去打猎。前一天就吩咐犬夫和马夫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必须做好准备。帐篷和炊具预先送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应当用饭的地方去。主人和客人们一起去看犬舍。那里有五百多条猎狗和灵[2]过着温暖富足的生活，用它们的狗语颂扬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慷慨。那里还设有一所小小的狗医院，由军医提莫什卡照管，另有一处产房，让高贵的母狗在那里产崽和喂奶。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为这座精美的犬舍而洋洋得意，从来不放过一次机会向他的客人夸耀一番，虽然这些客人中每一个都至少参观过二十次了。他在客人们的簇拥下，由提莫什卡和几个主要的犬夫陪同，巡视了犬舍；他时而在一些狗窝前停留，时而问问病狗的健康情况，时而提出一些多少有点严厉和公正的批评，时而把几只熟悉的狗唤到跟前，和它们亲切地谈话。客人们都认为自己有义务赞赏一番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犬舍。只有杜勃罗夫斯基一个人默默无言，还皱紧了眉头。他是个非常喜欢打猎的人。但是他的境况只允许他养两只猎狗和一群灵；看到这么一座富丽堂皇的犬舍，他不禁有些嫉妒。“你干吗皱紧眉头啊，老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他，“你不喜欢我的犬舍吗？”“是的，”他很严肃地回答，“犬舍精美极了，可您家里的仆人未必能过上您家的狗这样的生活。”一个犬夫生了气。“感谢上帝和主人，”他说，“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好抱怨的，不过，说句实话，要是有哪个贵族愿意拿他的庄园来换这里的任何一个狗窝，那是不会吃亏的。他在这里会吃得饱些，穿得暖些。”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听到仆人说了这番无礼的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客人们也跟着哈哈大笑，虽然他们感到犬夫开这个玩笑也有可能是针对他们的。杜勃罗夫斯基脸色变得煞白，一句话也没有说。这当儿，有人把一箩筐刚生下的小狗端来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看；他一只只细细看过，挑选了两只，吩咐把其余的淹死。然而这时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不见了，谁也没有注意到。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和客人们回到家里，坐下来吃晚饭，只是到这个时候，他没有见到杜勃罗夫斯基，才想起来找他。仆人们回答，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回家了。特罗耶库罗夫吩咐马上去追他，务必把他请回来。他出去打猎，从来少不了杜勃罗夫斯基，杜勃罗夫斯基对于鉴别狗的优劣很有经验，而且非常精细，对于猎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争论也能够作出万无一失的判断。追赶他的仆人回来时，大家还在吃饭。他向主人禀告，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不听他的话，不肯回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照常因为多喝了几杯，变得暴躁起来，他很生气，再次派原来那个仆人骑马去找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关照好对他说，要是他不马上回来，在波克罗夫村过夜，那么他特罗耶库罗夫就要和他绝交。仆人又骑上马跑去，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打发掉客人，便睡觉去了。

第二天，他一醒来就问，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来了没有。仆人没有回答他，只交给他一封折成三角形的信；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命令文书大声读给他听，于是他听到：

我最仁慈的阁下：

您如果不打发犬夫帕拉莫什卡来向我道歉，我就不到波克罗夫村去。是惩罚他或饶恕他得由我决定，我不能忍受您家奴才的嘲笑，也不能忍受您的嘲笑，因为我不是小丑，而是个世袭贵族。

恭顺地为您效劳的

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

按照当今的礼节，这封信是很不客气的，但使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勃然大怒的并不是信中奇怪的措辞和写法，而仅仅是它的内容。“什么，”特罗耶库罗夫光着脚从床上跳起来，大发雷霆，“打发我的仆人去向他道歉，听任他饶恕或惩罚！他究竟想干什么！他知道不知道是在跟谁打交道？瞧我得给他点……我要叫他吃吃苦头，让他知道和特罗耶库罗夫作对会有什么结果！”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穿好衣服，像往日那样阔气地去打猎，但这次出猎没有什么收获。一整天只看见一只野兔，而且没有打到。在野外的帐篷里吃午饭也不顺心，至少食物很不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胃口，他把厨师揍了一顿，破口大骂客人，回家时故意带领全部出猎的人马从杜勃罗夫斯基的田地上走过。

已经过了几天，可是两个邻人之间的敌意并没有消除。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没有到波克罗夫村去。他不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就感到无聊，于是他的恼怒就以最难听的话大声发泄出来。由于当地贵族的热心搬弄，这些话都传到杜勃罗夫斯基耳中，而且不是面目全非就是添油加醋。一个新的情况使他们和解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有一次，杜勃罗夫斯基骑着马去巡视他那小小的领地；他走近一片桦树林时，听见有人在砍树，一会儿树倒下来了。他急忙策马跑进树林，当场发现几个波克罗夫村的农奴正在不慌不忙地偷他的树木。他们看见他，拔脚就跑。杜勃罗夫斯基和车夫抓住其中两个，把他们捆起来，带回自家的院子里。对方的三匹马也作为战利品带回。杜勃罗夫斯基非常生气：从前特罗耶库罗夫家的仆人，这帮子出了名的强盗知道他和他们的主人交好，都不敢在他的地界里胡作非为。杜勃罗夫斯基看到，现在他们正是利用了他和特罗耶库罗夫之间产生的裂痕，于是不顾交战法的一切规定，决定用这些俘虏在他树林里砍伐来的树枝教训他们一顿，并把缴获的马匹没收，用作役畜。

这件事当天就传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那里。他气疯了，在气头上他本想带领全部家仆去袭击基斯捷涅夫卡（这是他邻人的村子），把它夷为平地，并把地主本人困在他的庄园里。如此大动干戈对他来说本来算不了什么事。但他很快转了另一种念头。

他步子沉重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无意中往窗外看了一眼，看见门外停着一辆三套马车：一个戴皮便帽、穿粗呢大衣、个子矮小的人从马车里走出来，到厢房去找管家；特罗耶库罗夫认出这是陪审官沙巴什金，便吩咐把他叫来。过了一会儿，沙巴什金已经站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面前，对他连连鞠躬，毕恭毕敬地听候他的吩咐。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特罗耶库罗夫对他说。“你光临敝村有什么事？”

“大人，我要到城里去，”沙巴什金回答，“顺便到伊凡·杰米扬诺夫这儿来问问，看您大人是不是有什么吩咐。”

“你来得正好，你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正用得着你。你来喝杯伏特加，慢慢听我说。”

陪审官碰到这么亲切的接待，真是受宠若惊。他谢绝了伏特加，一字不漏地注意听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话。

“我有一个邻居，”特罗耶库罗夫说，“是个不知好歹的小地主；我想把他的产业弄到手，你看有什么办法？”

“大人，您要是有什么文书或者……”

“废话，老弟，要什么文书，只要下命令。要剥夺他的产业，用不着任何法律根据。不过你等一等。这份产业从前是我们的，是向一个叫斯皮岑的人买来的，后来卖给了杜勃罗夫斯基的父亲。从这里是不是可以找出点什么理由来？”

“很难。尊敬的大人，这项交易一定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办理的。”

“想想看，老弟，好好地找点岔子。”

“大人，要是，譬如说，您能够随便用什么办法拿到您的邻居拥有产业的有效地契或买契，那当然……”

“我懂得你的意思，不过倒霉的是，他所有的文契都在大火中烧掉了！”

“怎么，大人，他的文契都烧掉了！那再好没有了！这么一来您就可以按法律行事了，毫无疑问，您一定可以称心如意。”

“你是这样想的吗？好，那你就瞧着办吧。我全都拜托你了，你可以相信，我一定会重重地谢你的。”

沙巴什金深深鞠了一躬，走了出去。从这天起他就为这件预谋的事情奔忙起来，由于他办事灵活麻利，正好过两个礼拜，杜勃罗夫斯基就接到城里的通知，要他立即把拥有基斯捷涅夫卡村产权的有关证明送去。

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对这次意外的查询感到吃惊，当天他就写了一封极不客气的复函，声明基斯捷涅夫卡村是他父亲亡故后遗留给他的，他是根据继承权拥有这块土地的，此事与特罗耶库罗夫毫不相干，任何外人想染指他这份财产均属诬赖和敲诈。

陪审官沙巴什金看到这封信，心里头不由得感到喜滋滋的。他发现，第一，杜勃罗夫斯基对于诉讼不大内行；第二，要让这种又急躁又不谨慎的人吃个大亏是不难的。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冷静研究了陪审官的查询后，认为有必要答复得更详细些。他写了一份极有条理的说明，但后来这份诉状还是显得根据不足。

案子拖了下来。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深信自己有理，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不想，也不可能花钱去打通关节，他平常最爱笑话那些舞文弄墨的师爷，说他们出卖良心，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别人诬告的牺牲品。特罗耶库罗夫也不太关心他所预谋的官司会不会打赢，一切都有沙巴什金在张罗，以他特罗耶库罗夫的名义行事，威吓和收买法官，恣意歪曲一切有关的法令。

不管怎么样，一八××年二月九日，杜勃罗夫斯基收到城里警察局转来的一份通知，要他到县城某法官那里听取对他——杜勃罗夫斯基中尉和特罗耶库罗夫陆军上将之间有关田产纠纷的判决，并且签字表示服从或不服。当天，杜勃罗夫斯基就动身到城里去；特罗耶库罗夫在路上越过他。他们彼此轻蔑地看了一眼，杜勃罗夫斯基注意到了这个仇人脸上露出的奸笑。

第二章

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来到城里，歇在一个熟悉的商人家里，在他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到县级法院听候宣判。谁也没有理睬他。接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也来了。文书们都站起来，把笔夹在耳朵上。法官们露出卑躬屈节的神情迎接他，为了表示对他的官衔、年龄和魁梧身材的尊敬，特地给他搬来圈椅；他在敞开的门旁坐下，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则靠墙站着，法庭上鸦雀无声，书记便高声宣读法庭的判决书。我们现在把它全文发表出来，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乐于看到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我们在俄国失去自己的产业，而拥有这份产业本是我们不容置辩的权利。

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县级法院审理了近卫军中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非法占有属于陆军上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之产业一案。该产业坐落于××省基斯捷涅夫卡村，计有男性农奴××人，草地及可经营土地××亩。此案详情如下：该特罗耶库罗夫陆军上将曾于一八××年六月九日递交本院诉状一纸，内称：其亡父八级文官、勋章获得者彼得·叶菲莫维奇·特罗耶库罗夫于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总督衙门任省府秘书时从贵族出身之公务员法杰依·叶戈罗维奇·斯皮岑手中购得地产一处。该地产坐落于××区上述基斯捷涅夫卡村（该村于当时第×次户口调查时称基斯捷涅夫新村），据第四次户口调查记载，该地产包括连同本身财产及田庄在内的男性农奴××人、耕地、荒地、树林、草场、基斯捷涅夫卡河渔区，以及该处地产所属之可经营土地、地主之木屋等，总之，卖主将彼从其亡父贵族出身之中士叶戈尔·捷连季耶维奇·斯皮岑手中继承并拥有之一切财产，未保留一名农奴或一小块土地，全部作价二千五百卢布出卖，于当日在××法院签订契约，原告之父遂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通过××县级法院办妥一切过户手续。嗣后，原告之父于一七××年九月六日去世，当时原告特罗耶库罗夫陆军上将从一七××年起，几乎于少年时代就在军队供职，且大多数时间远征国外，因而未能获悉其父逝世及遗留地产之详情。现原告退职返回亡父遗留之田庄，其产业计有××、××省、××、××、××县等多处乡村，共有农奴三千人。根据上述第×次户口调查，原告发现其父遗产中有若干名农奴（据最近第×次户口调查，该村有农奴××名）连同田地及全部可经营土地均为上述近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在毫无凭据之情况下非法占有，因此，原告将卖主斯皮岑付与其父之地契正本一纸附于诉状递交本院，请求追回杜勃罗夫斯基氏上述非法占有之田产归原告特罗耶库罗夫全权掌管。被告非法占有田产期间所得之收益于查清之后亦应依法偿还特罗耶库罗夫。

兹经××县级法院对该案进行调查，获悉：该争议地产之现占有人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已当场向贵族陪审官申述理由，谓目前彼所掌管之基斯涅夫卡村田产并××名农奴、田地及可经营土地均系继承自其亡父炮兵少尉加甫里拉·叶甫格拉福维奇·杜勃罗夫斯基之手。此项田产系其父从原告之父，前省府秘书后授八级文官特罗耶库罗夫手中购得，该特罗耶库罗夫氏有委托书一件经××县法院证明无误，于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交九级文官格里戈利·瓦西里耶维奇·索波列夫办理此事。根据此项委托书，受委托人应将该地产之文契交被告之父，因该委托书载明，特罗耶库罗夫氏从公务员斯皮岑手中购得之田产并××名农奴及土地售与杜勃罗夫斯基之父，双方协议之价款三千二百卢布已收讫无误，请受委托人索波列夫将该地契交其父保存。同时委托书还载明其父由于已付清全部价款，即有权拥有已购得之田产，在签署地契之前即可作为实际业主管辖该处地产，而卖主特罗耶库罗夫及任何人今后均不得干预该田产事务。然此项地契究于何时，于何处政府机关由被委托人索波列夫交与其父，当时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因年纪尚幼而不知详情，其父死后亦未能找到该地契，只能推测系于一七××年家中失火时连同其他文契及财产被焚毁，而家中失火之事该村村民尽人皆知。此外，该地产自特罗耶库罗夫卖出之日或将委托书交付索波列夫之日，即自一七××年起至其父于一七××年去世，迄今均归杜勃罗夫斯基一家掌管，并无任何人提出异议，对此，邻近居民皆可作证。作证居民共五十二人，对法庭之讯问均愿起誓证明，就其记忆所及，上述争议中之地产七十年前即由杜勃罗夫斯基一家掌管，在此期间并未发生任何争议，至于杜勃罗夫斯基氏系根据何种文据或契约据有此项田产，则彼等不得而知。上述此项地产之买主，前省府秘书彼得·特罗耶库罗夫是否掌管过此项地产，彼等已无从忆起。杜勃罗夫斯基家之房屋确于三十年前某夜间发生之火灾中焚毁，局外人认为，该争议中之地产，自其时起，每年进益一般不少于二千卢布。

对此，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陆军上将于今年一月三日向本院提出反驳，指出近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在法庭审理此案过程中虽提出其亡父加甫里拉·杜勃罗夫斯基曾交付八级文官索波列夫有关购买地产之委托书一纸，但不仅提不出地契正本，甚至提不出任何符合民法总则第十九章及一七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令之有力证据以证明此事究于何时办妥。现在鉴于其父，委托人业已亡故，根据一八一八年五月×日法令，该委托书自然随之完全失效，此外——

争议中之地产应依法判定归属——持有地契者凭地契拥有地产，无地契者再作调查。

彼已提出地契证明该地产实属其父所有，根据上述法令理应取消杜勃罗夫斯基氏之非法所有权，依照继承权规定将上述地产判归原告。鉴于地主杜勃罗夫斯基在毫无凭据之情况下非法占有他人地产，并非法占有该地产之收益，故应在查明数目之后由地主杜勃罗夫斯基如数偿还特罗耶库罗夫。××县级法院于审理此案后，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兹判决如下：

此案经调查足以判明：陆军上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对现被近卫军中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占有之争议中地产——基斯捷涅夫卡，据最近一次户口调查共有男性农奴××名，并田地及可经营土地——已呈交由贵族出身之公务员法杰依·斯皮岑于一七××年签押交付其亡父省府秘书、八级文官地契正本一纸，同时，据该地契所载，买主特罗耶库罗夫已于同年于××县级法院办理过户手续，该地产业已划归买主名下。虽然近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勃罗夫斯基对此提出异议，并呈交已故买主特罗耶库罗夫交付九级文官索波列夫之委托书一件证明该田产已立契归其父杜勃罗夫斯基所有，但根据此项文书非但不足以肯定该不动产之产权，甚至临时占有亦属违反……法令；同时，由于委托人业已亡故，该委托书已告完全失效。此外，从本案开始审理之日，即一八××年起，杜勃罗夫斯基迄今未能提出任何有力证据，证明该争议中地产之买契确已于何时何地根据该委托书签押。据此确认：该田产连同农奴××名并田地及其余可经营土地根据已交验之地契应按现状悉归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所有；有关剥夺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之占有权、为特罗耶库罗夫先生办理过户手续并确认其继承权等事宜均由××县级法院予以办理。至于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要求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赔偿非法占有该田产期间所得之收益一节，据当地居民证实，杜勃罗夫斯基氏占有该地产若干年，并未发生过争议，同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确未发现特罗耶库罗夫在本案发生前对杜勃罗夫斯基非法占有该地产提出异议。

对此，法律规定：凡在他人土地上播种或围地造屋，一经业主提出要求并查明属实，则应将该土地及播种之作物、一应建筑归还原主。

据此，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要求近卫军中尉杜勃罗夫斯基赔偿收入一节应予驳回，因该地产已毫无保留判归原主。至于在移交过程中所有财物是否全部归还，如陆军上将特罗耶库罗夫对此提出要求，并确有真凭实据，则应准其所请，别行审处。根据法律规定，本判决书应通过诉讼程序向原告及被告双方预先宣读，特经由警察局传有关双方来庭听取宣判，并签字表示是否服从判决。

出席本庭有关方面签字：

书记读完判决书，陪审官站起来，向特罗耶库罗夫深深鞠躬，送上判决书请他签字，胜诉的特罗耶库罗夫从他手中接过鹅毛笔，在法院的判决书上签字表示完全服从。

接着轮到杜勃罗夫斯基。书记把判决书递给他，但杜勃罗夫斯基站着不动，低下头。

书记再次请他签字表示完全服从，或者，万一确实认为自己有理，准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上诉，签字明确表示不服本判。杜勃罗夫斯基一声不响……突然，他抬起头，眼睛放射着光芒，跺了跺脚，用力把书记推倒，抓起墨水瓶向陪审官掷去。大家都吃了一惊。“怎么！竟敢不敬畏上帝的教堂！滚出去，你这个无赖！”接着，他转过身子，朝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吼道：“从来没有听见过，大人，”他继续说，“犬夫竟把狗带进上帝的教堂！让狗在教堂里乱跑，我要狠狠地教训您一顿……”卫兵听见喧哗都跑进来，花了好大力气才把他制服，人们把他带出去，让他坐在雪橇上。特罗耶库罗夫在全体法官的陪伴下跟着走了出去。杜勃罗夫斯基突然发疯使他受到强烈的震动，他虽然胜诉，却因此怏怏不乐。

法官们本来满心希望得到他的感谢，结果却连一句好话也没有听到。他当天就回波克罗夫村去了。这时杜勃罗夫斯基已躺在床上；县里的医生幸亏还不全是饭桶，给他放了血，还贴水蛭和斑蝥硬膏。到晚上，他略有好转，恢复了知觉。第二天，他就被送回基斯捷涅夫卡，这个村子实际上已经不是他的了。

第三章

过了些时候，可怜的杜勃罗夫斯基的健康仍不见好转；疯癫固然不再发作，但身体却明显地日渐衰弱。他常常忘记从前的事务，难得走出自己的房间，日夜闷闷不乐。一个好心的老太太，从前照管过他儿子的叶戈罗夫娜，现在做了他的保姆。她像照看孩子一般照看着他，提醒他按时吃饭和睡觉，喂他吃饭，服侍他睡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默默地听从她的安排，除了她，跟谁都不来往。他已经不能考虑自己的事务，安排家中的事情，因此叶戈罗夫娜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切报告小杜勃罗夫斯基，那时少爷正在一个驻扎在彼得堡的近卫军步兵团服务。于是，她从账簿上撕下一张纸，口授基斯捷涅夫卡村唯一识字的厨师哈里东写了一封信，当天就送到城里寄出了。

现在该让读者们认识一下本书真正的主人公了。

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在武备中学受教育，毕业后派往近卫军任骑兵少尉；父亲为了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什么也不吝啬，因此这个青年人从家中得到了比他所期待的还要多的供给。他是个随意挥霍而又虚荣心十足的人，不管开销多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经常赌博，债台高筑，却不操心未来的日子怎么过，以为迟早会娶一个有钱的新娘，这是一般贫穷的年轻人所向往的。

一天晚上，几个军官在他那里聊天，一个个斜躺在沙发上，用他的琥珀烟斗抽烟，他的侍从格里沙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和邮戳立刻使这个年轻人大吃一惊，他连忙拆开信封，看到如下一封信：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少爷：

我是你的老保姆，特写信向你报告你父亲的健康情况。他病得很重，有时说胡话，整天呆坐着，是生是死，只有听从上帝的意旨了。你快回来吧，我的小宝贝，我们把马匹送到彼索奇诺耶去接你。听说，县级法院派人到我们这里来，要把我们交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管辖，据说我们是属于他们的，可我们从来就是你们的——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你住在彼得堡，可以把这事奏明皇帝爷，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受委屈的。

你忠实的奴仆、保姆

奥莉娜·叶戈罗夫娜·布兹廖娃

我给格里沙送去母亲的祝福，他是不是好好地服侍你？我们这里已下了一个多礼拜雨，牧人罗吉亚在圣尼古拉节[3]前去世了。

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异常焦急地把这封条理不清的信一连看了几遍。他自小失去母亲，八岁时就给带到彼得堡，因此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然而他却怀着一种浪漫的情调依恋着父亲，他所享受的家庭和睦的欢乐愈少，就愈热爱家庭生活。

一想到可能会失去父亲，他就心如刀割，他从保姆的信中推测到的那可怜病人的状况使他感到害怕。他想象着父亲被丢在偏僻的乡下，听凭那愚昧的老太婆和仆人们摆弄，正受到某种灾难的威胁，由于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正在束手待毙的情景。弗拉基米尔深深地自责，认为自己太疏忽，实在是罪孽深重。他很久没有接到父亲的来信，也没有想到写信去问问情况，以为他出门去旅行或忙于家务事。

他打定主意回去看望父亲，假使父亲的病情需要他留下来照顾，他甚至可以退伍。伙伴们看到他心事重重，便走掉了。弗拉基米尔独自一人留下来，他写了一张请假申请书，吸着烟斗，沉思起来。

当天他就张罗起请假回家的事，过了三天，他就起程了。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的马车已经驶近岔路上的驿站，他就要从这里拐进基斯捷涅夫卡。他心里充满了不幸的预感，怕见不到父亲的面，想象着面临的乡下那种令人发愁的生活方式、荒凉的田野、冷静的环境、贫困和繁忙的事务，这种事务他是一窍不通的。到了驿站，他进去找驿站长，向他要几匹私人拉脚的马。驿站长了解到他要到哪里去后，告诉他，基斯捷涅夫卡送来接他的马匹已经等候四天了。不一会儿，从前曾带他到马厩去玩，并照料他的小马驹的老车夫安东来了。安东一看到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向少爷深深地鞠躬，告诉他老爷还活着，接着就跑去套马。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不肯吃早饭，急急忙忙地上路。安东带他走乡间小道，路上两人就谈起话来。

“请你告诉我，安东，我父亲跟特罗耶库罗夫发生什么事了？”

“天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少爷……看来老爷有什么事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闹别扭，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就告到法院去了，其实，他自己就是法官。老爷的事我们当奴仆的本来不该说三道四，可说实在，我们老爷何苦去得罪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那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

“可见这个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你们这儿总是为所欲为啰？”

“那还用说，少爷：陪审官在他眼里根本不值一文钱，县警察局长要听他的调遣。各处的老爷都来给他磕头问安，正如俗话所说的，有了猪槽，就有猪来吃食。”

“他真要来抢我们的地产吗？”

“唉，少爷，我们也听说啦。前几天，一个波克罗夫村的圣堂工友在我们村长这儿吃洗礼饭，他说：你们舒服够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马上要来收拾你们了。铁匠米基塔对他说：行啦，萨维里奇，别叫亲家伤心，别让客人难过。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有他的脾气，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也有他的脾气，而我们都是上帝和皇上的臣民；你可管不了人家这么多。”

“这么说，你们不愿意让特罗耶库罗夫来管你们啰？”

“让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来管我们！上帝救救我们吧，这可使不得：他手下的人日子都不好过，要是别人落到他手里，他不但会剥他们的皮，连肉都会撕光呢。不，但愿上帝赐给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长寿，假如上帝想把他接去，那么我们除了你，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谁也不要。你别丢下我们，我们永远跟着你。”说到这里，安东扬了扬鞭子，抖了抖缰绳，他的马便大步向前跑去。

老车夫的忠心使杜勃罗夫斯基深为感动，他一言不发，又沉思起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格里沙突然喊了一声：“瞧，波克罗夫村到了，”把杜勃罗夫斯基惊醒过来。杜勃罗夫斯基抬起头。他的马车沿着一个大湖的岸边行驶着，从湖边引出一条小河。小河在丘陵中蜿蜒流向远方。在一座草木葱茏的山冈上耸立着一幢绿色屋顶的房屋和一幢巨大的石头房屋的瞭望塔，在另一座山冈上，耸立着一座有五个圆屋顶的教堂和一座古老的钟楼。许多木屋连同菜园和水井疏疏落落地散布在教堂的周围。杜勃罗夫斯基认出了这个地方。他记起就在这座山冈上，他曾同小玛莎·特罗耶库罗娃一起游玩，她比他小两岁，当时就看得出她一定会长成一个美人儿。他想向安东打听打听她的情况，但他感到不好意思，也就没有开口。

马车驶近地主的宅院，他看见花园的树丛里有一条白色衣裙时隐时现。这时，安东出于乡下和城里的车夫所共有的虚荣心，狠狠地朝马匹抽了一鞭，马车便全速驶过小桥和村子。马车驶出村子，爬上一座山，弗拉基米尔看见一座桦树林，树林左边的空地上有一座红屋顶的灰色屋子；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眼前就是基斯捷涅夫卡和他父亲那座寒碜的屋子。

过了十分钟，他的马车驶进了地主的院子。他环视着周围，心情的激动是笔墨难以形容的。他有十二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家乡了。他在家里的时候刚刚在篱笆旁边种下的白桦树苗，现在已经长成又高又大、枝叶纷披的大树。院子里从前有三个方方正正的花坛，花坛之间有一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宽阔的通道，现在这个院子已经变成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面还有一匹拴住的马在吃草。几条狗正要吠叫起来，但认出安东，便安静下来，并摇起毛茸茸的尾巴。仆人们纷纷从他们居住的屋子里跑出来，七嘴八舌，高高兴兴地围着小主人。他花了好大力气挤过热情亲切的人群，登上残破的台阶；叶戈罗夫娜在门廊里迎接他，边哭边拥抱这个她从小带大的孩子。“你好哇，你好哇，妈妈，”他抱住这善良的老婆婆，一再说，“父亲怎么啦？他在哪儿？他身体怎么样？”

这时，一个高个子老头，又苍白又憔悴，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吃力地挪动着双脚，走进堂屋。

“你好，沃洛季卡[4]！”他有气无力地说，弗拉基米尔立即迎上去热烈地抱住父亲。见到儿子，病人心里非常高兴，他激动得浑身没有了力气，两腿发软，要不是儿子扶住他，他早就倒下了。

“你干吗从床上爬起来？”叶戈罗夫娜对他说，“站都站不住，人家走到哪里你也要跟到哪里。”

老头子被扶进卧室里。他很想和儿子谈谈，但脑子里千头万绪，说的话语无伦次。他停下话头，接着便打起盹来。弗拉基米尔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暗暗吃惊。他在父亲的卧室里安顿下来，叫大家出去，让他和父亲单独待在一起。仆人们听从他的吩咐，于是大家都去找格里沙，把他带到下房里，在那里用乡下的饭菜款待他，和他百般亲热，又是问话，又是问好，搞得他疲惫不堪。

第四章

从前摆满佳肴的餐桌，

现在停放着灵柩。[5]

小杜勃罗夫斯基回来几天后，想研究一下案情，但父亲无法对他作出必要的说明。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没有请律师。小杜勃罗夫斯基在清理文书时，只找到陪审官的第一封信和父亲回信的草稿；从这两封信中他还弄不清楚这次争讼的始末，他指望他家在这个案件中是有理的，因此决定静观事情的后果。

这时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的健康情况愈来愈恶化了。弗拉基米尔看出父亲已不久于人世，便寸步不离地守着这个变得十分孩子气的老人。

这时候，规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了，杜勃罗夫斯基家却没有上诉。基斯捷涅夫卡属于特罗耶库罗夫了。沙巴什金来到特罗耶库罗夫家，向他表示敬意和祝贺，并请他大人决定什么时候去掌管这块新取得的产业，是亲自去呢还是委托什么人。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一下子难住了。他本来不是个贪财的人，由于想报复，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过分，这时他良心上正感到过意不去。他知道，他年轻时的老伙伴，他的仇人现在的处境怎么样，打赢官司并没有使他高兴。他严厉地瞪了沙巴什金一眼，想找个理由把他臭骂一顿，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便气呼呼地对他说：“你滚吧，没工夫跟你磨牙。”

沙巴什金看到他情绪不好，对他鞠了一躬，便连忙走掉。剩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一个人。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用口哨吹着“轰鸣吧，胜利的炮声”[6]。每当他吹起这首歌，就说明他心中正非常烦躁。

最后他吩咐给他套好轻便马车，穿得暖和些（这时已是九月底），便亲自驾着马车出了院子。

一转眼他便看见了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那座小房子。两种互相对立的感情在他心里翻腾着。他想结结实实报复一顿，摆摆威风，这种感情多少压制了另一种比较高尚的感情，但比较高尚的感情终于胜利了。他决定和自己的老邻居言归于好，消除争吵的痕迹，把财产还给他。这种善意的念头使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心头轻松了些，他策马奔跑起来，马车向邻居的庄园驰去，直接驶进了院子。

这当儿病人正坐在卧室的窗边。他认出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脸上立即现出极其慌乱的神情。他那苍白的脸涨得通红，眼睛喷射出光芒，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他儿子这时正坐在那里看账目，抬起头来，看见父亲这副模样，不禁大惊失色。病人现出惊慌愤怒的神色，用手指着院子。他急急忙忙撩起睡衣的下摆，准备从圈椅上站起来，他刚刚抬起身子……便突然倒下了。儿子向他奔过去，老头儿已经失去知觉，停止呼吸，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中风了。“快，快到城里去请医生！”弗拉基米尔叫喊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外面求见，”一个仆人走进来说。弗拉基米尔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叫他快滚，别让我叫人把他赶出去……走！”仆人高高兴兴地跑出去执行主人的命令；叶戈罗夫娜两手一拍。“我的少爷，”她尖着嗓子说，“你会惹祸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会把我们吃掉的。”“别说了，妈妈，”弗拉基米尔生气地说，“马上叫安东到城里去请医生。”叶戈罗夫娜出去了。

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人都跑到院子里去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保姆走到台阶上，正好听见仆人在传小主人的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坐在马车上听完他的话。他的脸顿时变得比黑夜还阴沉，他冷笑一声，恶狠狠地瞪了仆人们一眼，驾着马车从院子旁边慢慢走开。他看了看窗口，刚才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就坐在那里，这会儿他已经不在了。保姆站在台阶上，忘记了主人的吩咐。仆人们高声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突然，弗拉基米尔来到人群里，泣不成声地说：“不必去请医生了，老爷已过世了。”

大家乱成一团。仆人们都奔进老主人的房间。他躺在圈椅上，是弗拉基米尔把他抱到那里去的。他的右手垂到地上，头耷拉在胸前，身体已经失去生命的征象，虽然还没有冷，但由于已经死去，变得很难看了。叶戈罗夫娜恸哭起来，仆人们围着交给他们照料的遗体，给他洗了身，穿上早在一七九七年就做好的制服，把尸体安放在餐桌上，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这张餐桌旁服侍自己的主人。

第五章

葬礼在第三天举行。可怜的老头的遗体安放在餐桌上，遗体上盖着白布，周围点着蜡烛。饭厅里挤满仆人。大家正在准备出殡。弗拉基米尔和三个仆人抬起灵柩。一个神父走在前面，诵经士跟在他后面念着殡葬的祷文。这位基斯捷涅夫卡的主人最后一次出了家门。灵柩抬进小树林。教堂就在树林后面。天气晴朗而寒冷。秋天的树叶一张张从树上飘落下来。

一走出树林大家就看见了基斯捷涅夫卡的木头教堂和老菩提树成荫的墓地。那里安葬着弗拉基米尔母亲的遗体；在她的坟墓旁边，前天已经挖了一个新坑。

教堂里挤满了基斯捷涅夫卡村前来给主人送葬的农奴。小杜勃罗夫斯基站在唱诗班旁边；他既没有哭也没有祈祷，但他的脸色很难看。悲伤的葬仪结束了。弗拉基米尔第一个走过去和遗体告别，接着，所有的仆人也都去告了别。人们抬着棺盖，把它钉在棺木上。婆娘们呼天抢地地哭着；庄稼汉们偶尔用拳头擦擦眼泪。弗拉基米尔和原来的三个仆人把灵柩抬往墓地，全村的人都在后面送行。棺材落了葬，所有在场的人都撒上一把泥土，填满了墓穴，大家向它鞠个躬便散去了。弗拉基米尔匆匆离开墓地，赶到所有的人前面去，接着便消失在基斯捷涅夫卡树林里。

叶戈罗夫娜以小主人的名义邀请神父和全体教堂神职人员去参加丧宴，她告诉他们，小主人不打算出席，于是安东神父，费多托夫娜神父太太和教堂管事便徒步向地主庄院走去，一路上和叶戈罗夫娜谈论死者的德行和死者继承人可能遭到的境遇。左邻右舍都知道了特罗耶库罗夫的来访和他所受到的对待，当地的政治家们都预言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只能听天由命了，”神父太太说，“要是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不能做我们的主人，那就太可惜了。他是个男子汉，没话说的。”

“不是他，还有谁来做我们的主人呢？”叶戈罗夫娜打断她的话说，“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光火也没有用。他的对手可不是好惹的：我这小宝贝能够保护好自己，再说，上帝会保佑他，他的恩人们也不会丢下他不管。别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家格里沙向他吆喝了一声，‘滚，你这条老狗！从院子里滚出去！’他还不是夹着尾巴逃走了！”

“唉，叶戈罗夫娜，”教堂管事说，“格里戈利[7]怎么说得出这种话；我宁愿去骂大主教，也不敢斜着眼瞟一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一看见他，就心惊肉跳，浑身发抖，光想叩头，背脊就自动往下弯，往下弯……”

“万事皆空，”神父说，“有朝一日人们也要送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上西天的，就像今天送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一样，只不过是葬礼的排场大一点，客人请得多一点，可是对上帝来说，还不是一回事！”

“唉，神父老爷！我们也想把左邻右舍都请来呀，可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不愿意。我们家样样都有，还是拿得出点东西请客的，可有什么办法。这回人不多，至少可以让你们诸位饱餐一顿，我们亲爱的客人。”

这一番亲切的允诺和能吃到可口馅饼的希望使谈话的人加快了脚步，他们顺利地来到地主的家里，那里已布置好餐桌，送上了伏特加。

这时弗拉基米尔向树林的深处走去，竭力想用奔走和疲劳压下心中的痛苦。他不择路径，随意走去，树枝时时在他身上划过，他的脚时时踩进泥潭，但他一点也没注意到。最后他来到一个四周长满树林的小山谷，一条小溪默默从树丛旁边蜿蜒流过，树上的叶子已被秋风扫去了大半。弗拉基米尔停住脚步，坐在冰冷的草地上，各种念头一个比一个阴沉，一起涌上他心头……他感到自己非常孤独。对他来说，未来正蒙上一层可怕的乌云。和特罗耶库罗夫作对将给他带来新的灾难。他那一点可怜的财产很可能落到别人的手里；这一来，等待着他的就只有穷困。他在那里呆呆地坐了好久，眼睛出神地望着那带走几片枯叶的静静的流水，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酷似现实生活的生动图景，这种酷似，实在是屡见不鲜啊！他终于发现天黑下来了。他站起来，寻找着回家的路径，但是在这片陌生的树林中他又迷失了方向，找了好久才找到那条通往他家大门的小路。

杜勃罗夫斯基看见神父和教堂里的人迎面向他走来。他感到这是个不祥之兆[8]。他不由自主地走到一边去，躲在一棵树的背后。神父一行没有发现他，走过他身旁的时候还在热烈地谈着话。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神父对神父太太说，“我们没必要留在这里。不管案子结果怎么样，都没有我们的事。”神父太太回答了句什么，弗拉基米尔听不清楚。

快到家的时候，他看见许多人：农民和仆人都聚集在东家的院子里。弗拉基米尔还在远处就听见一片不寻常的喧闹声。草棚旁边停着两辆三驾马车。几个穿制服的陌生人站在台阶上，似乎在说明什么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他生气地问向他跑来的安东。“这是些什么人？他们想干什么？”

“唉，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少爷，”老头儿气喘吁吁地回答。“法院来人了。要把我们从你少爷手里交给特罗耶库罗夫！”

弗拉基米尔低下头，仆人们围住这不幸的主人。“你是我们的主人，”他们吻着他的手，齐声喊叫着，“除了你，我们不要别的主人。少爷，你下命令吧，我们来对付法院。我们宁死也要保护你。”弗拉基米尔瞧着他们，他心里激荡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你们不要胡来，”他对他们说，“我去跟这帮当官的理论。”“去交涉吧，少爷，”人群里有人对他大声说，“叫那帮该死的恶棍懂得害臊。”

弗拉基米尔走到官吏们跟前。沙巴什金头上戴着便帽，双手叉腰，显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环视着周围。县警察局长是个又高又胖的汉子，五十岁光景，长着个红脸膛，留着两撇小胡子，他一看见走过来的杜勃罗夫斯基，便得意地清清嗓子，用沙哑的声音说：“那么，我把说过的话再对您说一次：根据县级法院的判决，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属于基里拉·特罗耶库罗夫的了，他的代表人沙巴什金先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事，你们都要听他的吩咐。你们这些女人，要爱他，尊敬他，他是非常欢喜你们的。”县警察局长开了这么个俏皮的玩笑，自以为得意，哈哈大笑起来，沙巴什金和别的官吏也跟着大笑，弗拉基米尔胸中燃烧着怒火。“请问这是什么意思？”他故意装得很冷静，问那得意忘形的县警察局长。“我的意思就是，”那难以捉摸的县警察局长回答说，“我们是来替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接收产业并且要求其他不相干的人趁早滚蛋的。”“但您在找我的农奴之前，似乎可以先来找我，向地主宣布剥夺他的产权……”“你是什么人？”沙巴什金眼睛里带着蛮横的神情问道。“原先的地主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勃罗夫斯基已经按照上帝的旨意死掉了，我们不认识您，也不想认识您。”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是我们的少主人。”人群中有人说。

“谁敢在那里插嘴？”县警察局长厉声说，“什么主人？什么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你们的主人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罗夫，听见了吗，笨蛋？”

“没那么便宜，”同一个声音说。

“要造反啦！”县警察局长吼起来。“喂，村长，到这儿来！”

村长走上前去。

“马上给我找出来，是谁敢跟我顶嘴，我要教训教训他！”

村长转过身去，问人群中是谁在说话。但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后排发出了一阵轻轻的议论，并且渐渐响起来，过了一会儿变成了一片极其可怕的喊叫。县警察局长压低声音，本想叫大家不要吵闹，但几个仆人喊叫起来：“干吗瞧着他，弟兄们，叫他们滚！”人群立即向前移动。沙巴什金和其他官吏连忙奔进门廊，关起门来。

“弟兄们，把他们捆起来，”同一个声音喊道，于是人群直逼过去……“站住！”这时杜勃罗夫斯基喊了一声。“笨蛋！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是在害自己，也害我。你们都回自己家里去，别打扰我。你们不要怕，皇上是仁慈的，我要去求他，他不会让我们受委屈。我们都是他的子民。你们要是造反，像强盗一样，那他还怎么为你们申冤？”

小杜勃罗夫斯基的话，他那响亮的声音和那威武不屈的神情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人群安静下来，散开了，院子空了下来。官吏们仍坐在门廊里。最后沙巴什金悄悄打开门，走到台阶上，低首下心地向杜勃罗夫斯基鞠躬，感谢他宽宏大量地保护了他们。弗拉基米尔神情轻蔑地听着他的话，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们决定请求您允许我们在这儿过夜，”陪审官继续说，“因为天已经黑了，而且您那些庄稼汉半路上会来袭击我们。请您行个方便，吩咐仆人哪怕在客厅里给我们铺点草也好，天一亮我们就回去。”

“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杜勃罗夫斯基冷冷地说。“我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了。”说着他举步往父亲的房间走去，随手把房门关上。

第六章

“这么一来，一切就都完了，”杜勃罗夫斯基自言自语着，“早晨我还有个栖身的地方和一块面包充饥，明天我就得离开这座我出生和父亲去世的房子，把它留给害死父亲、逼得我家破人亡的仇人。”他举目凝视着母亲的肖像。在画家笔下，母亲穿着白晨衣，头上戴着红玫瑰，凭栏伫立。“连这张肖像也要落到我家的仇人手里，”弗拉基米尔想着。“它将和那些破椅子一起给丢进储藏室，或者给挂在前厅里，任凭那些犬夫取笑和评头品足，而在她的卧室里，在父亲死去的房间里将住进他的管家或者情妇。不行！不行！我是从这座房子里被赶出去的，这座叫人伤心的房子决不能落在他手里。”弗拉基米尔咬咬牙，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官吏们的声音不时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在那里作威作福，要这要那，老是打乱他那悲愤的思绪，使他感到非常厌烦。最后，声音终于静息下来了。

弗拉基米尔打开柜子和箱子，开始清理父亲的文件。其中大都是账目和有关各种事务的往来信件。弗拉基米尔看也不看就把它们撕掉了。他看到一包东西，上面写着：“妻子的信”。弗拉基米尔心情激动地读起信来：这些信写于远征土耳其[9]时期，是从基斯捷涅夫卡村寄往军队里的。她向父亲倾诉自己孤寂的生活、繁忙的家务，情意绵绵地诉说离别之苦，要父亲快点回家，投入善良的伴侣的怀抱。在一封信里，她诉说自己对小弗拉基米尔健康的担忧；在另一封信里，她为儿子很早就显得聪明懂事而高兴，并且预见到他一定有个幸福而光明的前程。弗拉基米尔读得入了迷，把世界上的一切都丢到九霄云外，全部心灵都沉醉在家庭的幸福之中，完全没有注意到时间是怎样流逝的。挂钟敲了十一下。弗拉基米尔把信放在口袋里，端着蜡烛走出书房。官吏们睡在大厅的地板上。桌上放着喝光的酒杯，整个房间弥漫着强烈的甜酒味。弗拉基米尔嫌恶地走过他们身边到前厅里去。门锁着。弗拉基米尔没有找到钥匙，便回到大厅里——钥匙放在桌子上。弗拉基米尔打开门，和一个躲在角落里的人撞了个满怀。那人的手里提着一把闪亮的斧头，弗拉基米尔拿蜡烛朝他照了照，听出是铁匠阿尔希普。“你躲在这里干什么？”他问道。“哦，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是您哪，”阿尔希普悄声回答，“上帝保佑！幸好您带着蜡烛！”弗拉基米尔惊奇地望着他。“你躲在这里干什么？”他问铁匠。

“我想……我来这儿……想看看家里怎么样，”阿尔希普支吾着，轻声回答。

“干吗带斧头？”

“干吗带斧头？眼下怎么能不带斧头？这些当官的可不是好东西，弄得不好……”

“你喝醉了，丢下斧头睡觉去吧。”

“我喝醉了？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少爷，上帝可以作证，我一滴酒也没有沾过……再说，会想到喝酒吗？这种事听到过吗？这帮当官的想来管我们，要把我们的主人从家里赶走……瞧他们还睡得直打呼噜呢，这帮该死的家伙，最好给他们来这么一下子，再来个毁尸灭迹。”

杜勃罗夫斯基皱起眉头。“我跟你说，阿尔希普，”他沉吟了一下，说，“你这不是办法。不是官吏们的错。你打上灯笼，跟我来。”

阿尔希普从主人手里接过蜡烛，在炉子后面找到灯笼，点亮以后，两个人便悄悄走下台阶，从院子旁边走出去。更夫敲响铁板，狗吠叫起来。“今天是谁守夜？”杜勃罗夫斯基问道。“是我们，少爷，”一个尖细嗓子回答，“瓦西丽莎和鲁凯莉亚。”“你们回家吧，”杜勃罗夫斯基对她们说。“这里用不着你们。”“没事了，”阿尔希普也说了一句。“谢谢啦，主人，”两个农妇回答着，即刻回家去了。

杜勃罗夫斯基继续往前走。有两个人朝他走来，他们喊住他。杜勃罗夫斯基听出是安东和格里沙的声音。“你们干吗不睡觉？”杜勃罗夫斯基问他们。“顾得上睡觉吗？”安东回答。“怎么会碰上这种糟心事，谁想得到……”

“别作声！”杜勃罗夫斯基打断他的话，“叶戈罗夫娜在哪儿？”

“在少爷屋里，她自己的房间里，”格里沙回答。

“把她带到这儿来，再有，把我们家的人，除了那些当官的，一个不剩地带出来，你，安东，去套一辆大车。”

格里沙走了，一会儿，带着他母亲来了。这一夜老太婆没有脱衣服，除了那些官吏，谁都没有合过眼。

“大家都来了吗？”杜勃罗夫斯基问道，“还有人留在屋里吗？”

“除了那些当官的，没有人了，”格里沙回答。

“把干草或者麦秸搬到这里来，”杜勃罗夫斯基说。

人们跑到马厩去，抱着一捆捆干草回来。

“堆在台阶下面。就这样。好吧，伙计们，点火！”

阿尔希普打开灯笼，杜勃罗夫斯基点燃了松明。

“等一等，”他对阿尔希普说，“我刚才匆忙中好像把前厅的门锁上了，你快去把它打开。”

阿尔希普急忙跑进门廊，门没有锁。阿尔希普把门锁上，轻轻地说：“打开！没那么便宜。”接着回到杜勃罗夫斯基身旁。

杜勃罗夫斯基用松明点燃干草，火焰一下子蹿起来，照亮了整个院子。

“哎呀，”叶戈罗夫娜痛苦地叫喊起来，“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你这是干什么呀！”

“别叫了，”杜勃罗夫斯基说。“好吧，伙计们，别了，我要走了，走到哪里算哪里；祝你们在新主人手下过得快乐。”

“少爷，我们的主人，”人们齐声回答，“我们死也不能丢下你，我们跟你一起走。”

大车赶来了，杜勃罗夫斯基和格里沙登上大车，他和仆人们约定以基斯捷涅夫卡树林作为碰头的地方。安东朝马匹抽了一鞭，他们便驶出了院子。

起风了。火焰一下子吞没了整座屋子。火红的浓烟在屋顶上升腾着。玻璃噼啪作响，爆裂散落下来，燃烧的屋梁倾倒了，响起了哀号和呼救声：“我们要烧死了，救命，救命！”“没那么便宜，”阿尔希普望着大火，露出幸灾乐祸的微笑说。“阿尔希普什卡[10]，”叶戈罗夫娜对他说，“救救他们这帮该死的吧，上帝会奖赏你的。”

“没那么便宜，”铁匠回答。

这时，官吏们跑到窗口，想尽办法拆开双层窗框。但这时候屋顶哗啦一声塌了下来，哭叫声也随着静息了。

一会儿工夫，所有的仆人都拥到院子里来了。婆娘们叫嚷着跑去抢救自己的破衣烂衫，孩子们蹦跳着，兴高采烈地观看着大火，火星满天飞扬，周围一些小屋子也烧着了。

“这会儿一切都称心了，”阿尔希普说，“烧得怎么样，啊？大概从波克罗夫村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吧。”

这时有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猫在烧着的板棚顶上跑来跑去，不知道往哪儿逃好。火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这只可怜的小动物喵呜喵呜地叫着，呼求着人们去救它。孩子们看着它那绝望的样子，个个都纵情大笑。“有什么好笑的？鬼东西，”铁匠气呼呼地对他们说。“你们就不怕上帝，上帝创造的生灵快烧死了，你们还那么快活，糊涂蛋。”说着他找了一把扶梯，把它靠在烧着的屋顶上，爬上去救小猫。猫儿懂得阿尔希普的意思，匆匆对他表示感激，马上抓住他的袖子。身上着了火的铁匠带着猫儿爬下了扶梯。“好吧，弟兄们，再见了，”他对那些惊慌失措的仆人说，“我在这儿没事可干。祝你们幸福，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请大伙别在意。”

铁匠走了。大火又猛烈地烧了一阵子，终于熄灭了。一堆堆没有火苗的木炭在黑夜中明亮地燃烧着，一群被大火烧掉了房屋的基斯捷涅夫卡居民在火场周围踱来踱去。

第七章

第二天，火烧的消息传遍了邻近各个村子。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作出各种推测。有人认定，是杜勃罗夫斯基的仆人在丧宴上喝醉酒，不小心烧着屋子；另一些人责怪官吏们不该在新居中饮酒作乐；许多人则认为是杜勃罗夫斯基自己放火，和县级法院的官吏们以及所有的仆人同归于尽。有些人猜到了真相，断言这场可怕的大火是杜勃罗夫斯基本人造成的，仇恨和绝望促使他出此下策。特罗耶库罗夫第二天也来到失火的地点，亲自查问情况。结果查明，县警察局长、县级法院的陪审官、司法稽查官和文书也像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保姆叶戈罗夫娜、仆人格里戈利、车夫安东和铁匠阿尔希普一样不知去向。所有的仆人都说，屋顶塌下来的时候，官吏们都烧死了。烧焦的尸骨都挖出来了。瓦西丽莎和鲁凯莉亚两个婆娘都说，起火前她们看见过杜勃罗夫斯基和铁匠阿尔希普。从大家所说的情况看，铁匠阿尔希普还活着，即使他不是火灾的唯一的肇事者，至少也是个主犯。杜勃罗夫斯基有重大嫌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把事件的经过情形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寄到省长那里去，一场新的官司又打起来了。

没多久，又有一些消息引起人们的好奇和议论。某地出现了一帮强盗，使周围各地的人闻风丧胆。政府采取的剿灭这帮强盗的措施显得软弱无力。抢劫一次接着一次发生，干得一次比一次漂亮。无论是路上还是乡村都不安全。几辆满载强盗的三驾马车光天化日之下在全省各地横冲直撞，拦劫旅客和驿车，驶进乡村，抢劫地主的宅院，放火焚烧地主的房屋。到处都传说强盗帮子的首领聪明、勇敢，而且宽宏大量。到处都在叙说他的传奇故事。人人都谈到杜勃罗夫斯基的名字，相信就是他，而不是别人，在带领这帮勇敢的强盗。只有一点使大家感到奇怪——特罗耶库罗夫庄园竟然太平无事。强盗们没有抢劫过他的一间板棚，没有拦劫过他的一辆大车。特罗耶库罗夫像平常那样傲慢地把这种例外说成是全省对他敬畏（这是他在全省有意造成的）的结果，同时也因为他在村子里建立了一支出色的保安队。起初邻人们都笑话特罗耶库罗夫的高傲，每天都在等着不速之客光临这个有利可图的波克罗夫村，但最后不得不同意特罗耶库罗夫的看法，承认强盗们对他怀有不可理解的敬意……特罗耶库罗夫胜利了，于是每听到杜勃罗夫斯基进行一次新的抢劫，就竭力嘲笑省长、县警察局长和连长们，说他们总是让杜勃罗夫斯基从他们手边安然无恙地跑掉。

这时，十月一日到了，这是特罗耶库罗夫村子里的教堂节日。不过在描写这次隆重的庆典和下面的情节以前，我们应该向读者介绍几个新的人物，也可以说，这几个人物在本书开头时曾略为提到。

第八章

读者想必已经猜到，我们只是稍微提到过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女儿是本书的女主人公。在我们所描写的这个时间里，她才十七岁，正是出落得最漂亮的时候。父亲爱她爱得发疯，但对待她却像平时那样专横，有时竭力满足她的极其细微的要求，有时却对她非常严厉，甚至很残酷，以此来恐吓她。他相信女儿对他的深情，却从来得不到她的信任。她总是对父亲隐瞒自己的思想感情，因为她从来无法确切地知道父亲会怎样对待她。她没有什么小姐妹，生来就很孤独。邻人的妻女很少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家里来，平常的谈话和娱乐，他只要男人来做伴，而不要女人参与。我们的美人儿很少参加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招待客人的饮宴。一间很大的图书室，里面大部分藏书都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的作品，都交给她使用。她父亲除了一本《能干的女厨师》[11]，什么书也不看，也就无法指导她选择书籍，因此玛莎翻遍各种图书之后，很自然就选中了小说。她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法国小姐咪咪的指导下开始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咪咪小姐极其信任和宠爱，只是在他们暧昧关系的后果过于明显之后，他才不得不把她悄悄送到别的田庄去。咪咪小姐给人留下相当愉快的印象。她是个善良的姑娘，从来不滥用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她显然言听计从这种有利条件去干什么坏事，这一点她和特罗耶库罗夫那些经常调换的情妇不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似乎最爱她，因此那个黑眼睛的孩子，和咪咪小姐南方人容貌十分相似的九岁小家伙是在他亲自关怀下受教育的，他还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儿子。还有好多赤着脚的小孩，尽管他们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长得一模一样，常常在他的窗前跑来跑去，然而他们却被当作奴仆对待。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还为小萨沙从莫斯科请来一位法国老师，这位教师就是在我们所描写的这段故事所发生的时间里到波克罗夫村来的。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很喜欢这位教师，因为他的外表讨人喜欢，待人接物也很实在。教师把文凭和特罗耶库罗夫一位亲戚的推荐信交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他在特罗耶库罗夫那位亲戚家里做过四年家庭教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一一看过这些证件，他不满意的只是这位法国人太年轻，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种可爱的缺点和教师这种不幸的职业所需要的耐心和经验不相容，而是因为他有顾虑，他决定把这种顾虑立即当面对教师说清楚。为此他吩咐人去叫玛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不会说法语，她给他当翻译）。

“你过来，玛莎：告诉这位法国先生，我决定聘请他；只有一点，不许他追求我的使女，要不然，我就叫这狗崽子……把这话翻给他听，玛莎。”

玛莎脸红起来，她转过身去用法语对教师说，父亲希望他待人谦恭，行为检点。

法国人对她鞠了个躬，回答说，如果他不能得到他们的喜欢，至少也想取得他们的尊重。

玛莎把他的回答逐字逐句翻译出来。

“好，好，”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用不着他来讨取喜欢和尊重。他的事情是照顾萨沙，教他语法和地理。翻给他听。”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把父亲粗暴的话翻译得婉转些，接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便叫法国人到厢房去，指定那个厢房作他的住所。

玛莎完全不留意这个年轻的法国人。她是在贵族的偏见中教养长大的，在她看来，教师是属于仆人或工匠之类的佣人，对她来说，仆人或工匠并不是男人。她不曾留意她给这位德福热先生留下什么印象，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腼腆、他的战栗和他那变得不自然的声音。后来有好几天她常常看到他，也没有怎么注意他。突然有一件事使她对这位教师刮目相看。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院子里通常驯养着几头小熊，这是这位波克罗夫村地主的一项主要娱乐。小熊还在很小的时候每天都给送到客厅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就在客厅里逗弄着它们，让它们和小猫小狗斗，这样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小熊长大后就用锁链拴住，准备让它们去打斗。有时仆人把这些狗熊带到主人的窗前，把一只钉满钉子的空酒桶滚给它们；狗熊嗅嗅酒桶，然后用爪子轻轻地碰碰，结果刺痛了熊掌，它发起脾气，便更使劲地推它，这下子就扎得更痛。狗熊完全发狂了，它吼叫着，一次又一次地向酒桶扑去，一直到把这只使可怜的狗熊白白发怒的空酒桶撤去为止。也有这样的情况，把一对狗熊套在大车上，然后强令几个客人坐上去，让狗熊拉着大车跑，跑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最得意的还是下面这种恶作剧。

通常把一只饿熊关在空房子里，用绳子把它拴在一只固定在墙上的铁环上。绳子几乎有整个房间那么长，只有对面一个角落才能躲避这头残暴野兽的攻击。他们通常把初来乍到的人带到这个房间的门口，出其不意把他推到狗熊那里去，锁上门，就让这不幸的牺牲者单独和那头毛烘烘的隐士待在一起。可怜的客人衣服给撕得稀巴烂，满身给抓得血迹斑斑，很快找到了那个安全的角落，但他还得把身子紧贴在墙边整整站上三个小时，看着这头疯狂的野兽在他面前吼叫、蹦跳、用两只脚直立起来，竭力向他猛扑，千方百计要抓住他。这就是一个俄国地主的高尚娱乐！我们那位教师来到这里几天之后，特罗耶库罗夫就想起他来，动他的脑筋，想叫他尝尝关在熊房里的滋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天早晨，特罗耶库罗夫把教师找来，带着他走到一条昏暗的走廊上；突然，旁边一扇门打开了，两个仆人把这法国人推进房间，把门锁上。教师醒悟过来后，看见那头拴住的狗熊；那野兽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从远处嗅着客人，蓦地用后脚直立起来，向他走过去……法国人并不惊慌，他没有逃，却等着狗熊的攻击。狗熊走近了，德福热从衣袋里掏出一支小手枪，把枪筒伸进饿熊的耳朵，开了枪。狗熊倒下去了。大家都跑拢来，门打开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走进来，对自己这种恶作剧的结局感到大为惊奇。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决心要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是谁把这次预谋的把戏通给德福热的，为什么他口袋里要藏着实弹的手枪。他派人去叫玛莎，玛莎跑来，把父亲的问话翻译给法国人。

“我没有听说过狗熊的事，”德福热回答，“但我身上总是带着手枪。因为我的身份不允许我和别人决斗，而我又不愿意忍受别人的侮辱。”

玛莎惊奇地望着他，把他的话翻给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听。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吩咐把狗熊拖出去，把熊皮剥下来，然后对仆人们说：“这是个多么勇敢的小伙子！他一点都不害怕，真的，一点都不害怕。”从此，他就开始喜欢德福热，再不想试探他了。

但这件事给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的印象却深刻得多。她深深受到震动。她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那头死熊和从容不迫地站在死熊旁边，从容不迫地和她谈话的德福热。她看到，勇敢和高贵的自尊心并不是仅仅属于一个阶层的，从此她对这年轻教师产生了敬意。这种敬意一天比一天深厚。他们两人便日益接近起来。玛莎有一副金嗓子，并且很有音乐才能；德福热自告奋勇去给她授课。此后读者已经不难猜到，玛莎爱上了德福热，虽然她自己还不承认。

第二卷

第九章

节日前夕，客人纷纷来到，有些住在地主的府邸和厢房里，有些住在管家家里，有些住在神父家里，还有一些住在富裕的农民家里。马厩里拴满了马匹，院子和板棚里挤满了各种马车。上午九点钟，教堂鸣起钟来，召唤人们去做礼拜，于是人们成群结队向新造的砖砌教堂走去。这座教堂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建造的，他每年还捐款为它修缮。这一天来了好多可敬的信徒，因此一些普通的农奴无法挤进教堂，只能站在台阶上和院墙里边。礼拜还没有开始，在等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他乘着六套马车来到教堂，在玛丽亚·基里洛夫娜陪同下威风凛凛走到他的位子上。男女信徒们都注视着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男人们看到她长得那么俊秀，都暗暗称奇，妇女们则细细打量着她的服饰。礼拜开始了，家庭唱诗班在台上唱着赞美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也跟着唱，他专心地祈祷着，并不东张西望，当助祭大声提到这座教堂的创建者时，他带着傲慢的神色谦恭地深深鞠了一躬。

礼拜结束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首先走上前去吻十字架，接着大家都跟着走上去，然后邻居们都恭恭敬敬地走到他跟前。女士们围住玛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走出教堂的时候，邀请大家到他家去吃饭，便乘上马车回府。大家都跟着去了。房间里挤满了客人。新的客人不时来到，他们要花好大力气才能挤到主人跟前。女宾们规规矩矩地坐成半圆形，她们穿着过时的、穿旧了的贵重服装，打扮得珠光宝气，男人们则围住鱼子酱和伏特加，高声谈论着。大厅里摆好八十个人吃饭的餐桌。仆人们送上瓶酒，铺着桌布，忙得不亦乐乎。最后管家宣布：“请入席。”于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第一个走过去就座，接着，太太们也走过去，按照年龄大小依次庄重地坐下，小姐们像一群胆小的羊羔，扭扭捏捏，互相推让着，选好位置，一个挨一个坐定。她们的对面坐着男宾。末席上，教师坐在小萨沙的身边。

仆人们按照官阶大小依次送上菜碟子，碰到疑难，他们就按照拉法特[12]的相面术决定次序，几乎从来没有错过。杯盘和匙子的碰击声和客人热闹的谈话声汇成一片，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高兴地环视着饮宴的客人，完全沉浸在大宴宾客的快乐之中。这时一辆套着六匹马的四轮马车驶进了院子。“这是谁？”主人问道。“安东·巴甫努季奇，”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回答。门打开了，安东·巴甫努季奇·斯皮岑走进了饭厅，他是个大胖子，约莫五十岁，滚圆的脸上布满了麻斑，有三重下巴，他满面春风，一进来就鞠躬，准备道歉……“把餐具放在这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大声说，“安东·巴甫努季奇，请坐。告诉我们，你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没有来和我们一起做礼拜，吃饭也迟到了。这可不像你的为人，你是那么虔诚，又喜欢参加宴会。”“很抱歉，”安东·巴甫努季奇把餐巾系在豆绿色长袍的纽扣上，回答说，“很抱歉，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爷，我早就出门了，想不到还没走上十里路，前轮的轮箍突然断成两半，你说有什么办法？幸好离村子不远，我们勉强赶到那里，找了个铁匠，马马虎虎修了一下，三个钟点就这样过去了，毫无办法。抄近路走基斯捷涅夫卡树林我又不敢，只好兜圈子……”

“唉！”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打断他的话说，“你啊，虽然算不得什么英雄豪杰，但又怕什么呢？”

“我怕什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爷，怕杜勃罗夫斯基啊，一不留神，说不定就掉进他的爪子里去。他是个精明的小伙子，谁也不放过，要落在他手里，会剥掉我两层皮的。”

“老弟，他为什么要对你另眼相看？”

“为什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爷？为了已故的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那场官司呀。难道不是我为了使您高兴，也就是凭着良心和公理证明杜勃罗夫斯基一家没有任何权利占有基斯捷涅夫卡村，只是因为您的宽宏大量，他们才领有这份产业的。那死人（愿他早日进入天国）说过要和我算账，他儿子一定会实践他父亲的诺言的。到现在，总算上帝大发慈悲，总共才抢劫了我的一座谷仓，可随时会来抢我的庄园的。”

“到了你的庄园，他们一定会抢个痛快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你那个红色的小首饰箱想必装得满满的……”

“哪儿的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爷。以前是满满的，可眼下已经空了！”

“完全是瞎说，安东·巴甫努季奇。我们了解你；你有什么地方好花钱？家里过着猪一样的生活，谁也不款待，那些庄稼汉都给你榨干了，你只知道一门心思积攒金钱。”

“您老是开玩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爷，”安东·巴甫努季奇笑着咕哝说，“老天在上，我们真的破产了。”安东·巴甫努季奇暗暗把主人的玩笑当作一块油腻的大烤饼往肚里咽。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丢下他，回过头去和新任县警察局长谈话。这位新任警察局长是第一次来他家做客，他坐在餐桌的另一头，教师的旁边。

“怎么，警察局长先生，您能逮住杜勃罗夫斯基吗？”

警察局长心里直打鼓，他鞠了一躬，脸上堆着笑，支吾了半天，最后才说了一句：“我们尽力而为，大人。”

“哼，尽力而为。老早老早就在尽力而为了，可是到现在还是毫无结果。说实在的，干吗要逮住他呢？杜勃罗夫斯基的抢劫对于警察局长们来说倒是一桩美事：出差、侦查、车马，都能支钱，结果都落进了你们的腰包。这样的恩人怎么能消灭？我说得对不对，警察局长先生？”

“一针见血，大人，”县警察局长狼狈不堪地回答。

客人们哄堂大笑。

“我就喜欢痛快的男子汉，”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我们那警察局长塔拉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死了真可惜；要是他不烧死，我们这一带会平静些。杜勃罗夫斯基有什么消息没有？最后一次是在哪里看见他的？”

“在我家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一个女人用低沉的声音哭诉道，“上礼拜二在我家吃过饭……”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安娜·萨维什娜·格洛鲍娃身上，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寡妇，大家都喜欢她温和而快乐的脾气。这会儿在座的宾客都带着好奇心想听听她的故事。

“是这么回事，三个礼拜前我派管家到邮局寄钱给我那瓦纽沙。孩子我不溺爱，就是想溺爱也没有那个能力；可是你们自己也知道：一个近卫军军官生活总该过得体面些吧，所以我尽可能把那一点点收入分些给他。这一次就给他寄去两千卢布。虽然我也好几次想到杜勃罗夫斯基，可是我想：县城很近，一共只有七里路，上帝也许会保佑我平安无事的。到了晚上，我看到管家回来了，他脸色煞白，衣服破碎，是走回来的。我不由得惊叫了一声。‘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啦？’他对我说：‘安娜·萨维什娜太太，碰上强盗啦；我自己差一点给打死，杜勃罗夫斯基本人就在那里，他想吊死我，后来可怜我，把我放了。可是东西全给抢光，连车带马都抢去了。’我呆住了，我的老天爷，我的瓦纽沙可怎么办哪？毫无办法，我便写了一封信给儿子，把这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远远地为他祝福，可是一个子儿也没给他寄去。

“过了一个礼拜，又过了一个礼拜，突然有一辆马车驶进我的院子。一个将军要见我：我当然欢迎；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男人走进来，他脸色黝黑，长着黑头发，蓄着唇髭和大胡子，活脱是个库利涅夫[13]，他自称是先夫伊凡·安德烈耶维奇的朋友和同事；他说有事路过，知道我住在这里，不能不顺便来看看朋友的寡妻。我拿出家里现成的东西款待他，和他东拉西扯，最后谈到杜勃罗夫斯基的事儿上来了。我把这次祸事详详细细对他说了一遍。那将军皱起眉头。‘这件事倒是蹊跷，’他说，‘我听说杜勃罗夫斯基并不随便抢劫人；只抢有名的大富翁，而且只抢一部分，绝不洗劫一空，至于杀人则从来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其中有诈，请把管家叫来问问。’于是派人去叫管家，管家来了；他一看见将军，立刻吓得呆若木鸡。‘请你说说，老兄，杜勃罗夫斯基是怎样抢劫你，还要把你吊死的。’我那管家吓得瑟瑟发抖，立刻扑倒在将军脚下。‘老爷，我该死，是我鬼迷心窍，撒了谎。’‘既然是这样，’将军回答，‘那么你就把事情的经过跟太太说说，让我也听听。’管家一下子无法镇定下来。‘怎么样，’将军继续说，‘说吧，你在哪儿遇见杜勃罗夫斯基？’‘在两棵松树旁，老爷，在两棵松树旁。’‘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他问我，你是谁的管家，到哪里去，去干啥。’‘后来呢？’‘后来他要了我的信和钱。’‘说下去。’‘我给了他信和钱。’‘那么他呢？……呃，他怎么样？’‘老爷，我该死。’‘说下去，他怎么样？’‘他把钱和信还给我，对我说：走吧，上帝保佑你，把它寄出去。’‘那么你呢？’‘老爷，我该死。’‘亲爱的，让我来治治你，’将军威严地说，‘太太，请您吩咐手下的人搜搜这个骗子手的箱子，而且把他交给我，让我教训教训他。您知道，杜勃罗夫斯基本身也是一位近卫军军官，他是不会欺侮同事的。’我心里明白这位大人是谁，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几个车夫把管家绑在马车的驭座上。钱搜出来了；将军在我家里吃了饭，然后立刻带着管家走了。第二天才发现我的管家在树林里，他给绑在一棵树上，衣服给剥得精光。”

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听着安娜·萨维什娜的故事，尤其是小姐们更加听得津津有味。她们当中有许多人对杜勃罗夫斯基暗暗发生了好感，认为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尤其是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她是一个迷恋于拉德克利夫夫人[14]惊险小说的热烈的幻想家。

“安娜·萨维什娜，你认为到你家里去的是杜勃罗夫斯基本人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道。“你大错特错了。我不知道，到你家作客的是什么人，但绝对不是杜勃罗夫斯基。”

“怎么不是杜勃罗夫斯基，老爷？要不是他，还有谁会在半路上拦住行人，检查他们的东西？”

“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杜勃罗夫斯基。他小时候的样子我还记得；我不知道他的头发是不是变黑了，可当时他长着满头又鬈又黄的头发。但是我知道，杜勃罗夫斯基大约比我家玛莎大五岁，因此他应该是二十三岁左右，而不是三十五岁。”

“正是这样，大人，”县警察局长说，“我口袋里还有一张有关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特征的说明。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二十三岁。”

“噢！”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这太凑巧了：你读给我们听听，能知道他的特征倒是不错；要是碰巧给我们碰上，那他就逃不了了。”

县警察局长从衣袋里掏出一张肮脏不堪的纸来，一本正经地把它展开，拉长声调读了起来。

“据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原来的仆人供称，他的特征是：

“二十三岁，身材中等，面孔白皙，不留胡子，眼睛棕色，头发淡黄，鼻子笔直。没有突出的特征。”

“就是这一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道。

“就是这一点，”县警察局长折起文书，回答。

“我祝贺你，警察局长先生。这张文书真不错！根据这些特征，你们要捉到杜勃罗夫斯基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你倒说说，哪一个不是中等身材，哪一个不是淡黄头发，不是笔直鼻子和棕色眼睛！我敢跟你打赌，你就是跟杜勃罗夫斯基本人谈上三个钟点，还不知道在跟谁谈话。没说的，你们这些当官的头脑实在太聪明了！”

县警察局长谦恭地把文书藏进衣袋里，默默地吃起鹅肉炖白菜来。这个时候，仆人已经给客人们斟过几回酒。几瓶高加索葡萄酒和齐姆良红酒被冠以香槟酒的美名，它们的塞子被砰然拔掉。来宾的脸开始发红，谈话变得更响亮、更杂乱、更快活。

“是啊，”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继续说，“我们再也看不到已故塔拉斯·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的警察局长啦！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可惜这样一条好汉给烧死了，要不然，强盗帮里休想有一个能从他手心里逃掉。他会一个不剩地把他们统统捉拿归案，连杜勃罗夫斯基也逃不了，他要贿赂也不可能。塔拉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拿钱归拿钱，可是不会放掉他：已故的警察局长的脾气就是这样。毫无办法，看样子，我得亲自出马，带领我的家丁去捉强盗。首先我派二十个人把贼窝那片树林砍个精光；我的人可不是胆小鬼，每一个人都能单独打一头熊，他们看到强盗是不会退缩的。”

“您那头熊还在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老爷？”安东·巴甫努季奇问道，听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提起熊的事，他想起了那头他曾与之打交道的毛烘烘的野兽和那些恶作剧，当时他在这些恶作剧里差点丧了命。

“米沙[15]已经长眠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回答。“它光荣地死在敌人的手里。喏，这就是它的战胜者，”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指着德福热说。“崇拜我这位法国人吧。恕我直说……是他替你报了仇……你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安东·巴甫努季奇搔着头皮说，“记得可清楚啦。这么说，米沙已经死了。真可惜了米沙，真可惜！它多好玩啊！它那么机灵！这样的狗熊哪里去找哇！可这位法国先生干吗要打死它？”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得意洋洋地把法国教师的壮举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他天生有一种令人羡慕的才能，善于炫耀他周围的一切。宾客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打死米沙的故事，惊奇地瞧瞧德福热，而德福热并没有想到人家正在谈论他的勇气，正神态自若地坐在那里教导他那淘气的学生。

延续了三个小时的宴会散席了。主人把餐巾放在桌上，客人们都站起来，走到客厅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喝咖啡、打牌，继续开怀畅饮，尽管他们在饭厅里已经喝得很痛快了。

第十章

快到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有些客人想走了，但是喝多了潘趣酒而兴奋起来的主人吩咐仆人锁上大门，并且宣布，不到明天早晨，谁也不准走。一会儿，音乐轰鸣起来，大厅的门打开了，舞会开始了。主人和他的亲信们坐在角落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欣赏着青年们的纵情玩乐。老太太们都在打牌。就像一切没有驻枪骑兵部队的地方一样，男舞伴总是比女士们少，因此，凡能跳舞的男人都被拉去参加舞会。在男舞伴当中，教师显得十分出众，跳得比谁都多，所有的小姐都请他跳舞。她们发现，和他一起跳华尔兹真是如鱼得水，十分轻快。他和玛丽亚·基里洛夫娜跳了几圈，小姐们都脸带讥笑注视着他们。到了半夜时分，疲乏的主人宣布舞会结束，吩咐开晚饭，他自己则回去睡觉。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不在，客人们感到更自由，因而也更加活跃。男舞伴们大着胆子，坐到女士们旁边去。姑娘们吃吃地笑着和坐在旁边的男宾喁喁细语。太太们隔着桌子高声地谈话。男人们喝酒、争论、放声大笑。总之，晚餐吃得特别快活，给大家留下许多愉快的回忆。

只有一个人独自闷闷不乐。安东·巴甫努季奇默默无言地坐着，心不在焉地吃着，显得忧心忡忡。宴会上大家谈到强盗的事，使他心惊肉跳。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害怕这些强盗是有充分理由的。

安东·巴甫努季奇请大家证明，他那红色的小首饰箱已经空了，这不是撒谎，也没有违背教规：红色小首饰箱果真空了，从前藏在里面的钱，现在转移到皮夹子里面去了，这个皮夹子就挂在他的胸口贴身衬衣里面。采取这种预防措施以后，他才放心了一些，不再对每个人都怀着猜疑，那没有止境的恐惧总算减轻了些。这一天要在别人家里过夜，他害怕让他住到单独的房间里，小偷会轻而易举地钻进去。他用眼睛寻找一个可靠的同伴，终于选中了德福热。德福热的外表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尤其是他在遇到狗熊时表现出来的胆量使安东·巴甫努季奇最终选中了他。这可怜的安东·巴甫努季奇到现在一想起那头狗熊都不能不浑身发抖。晚饭散席以后，安东·巴甫努季奇就在年轻的法国人身旁转来转去，他清清喉咙，干咳几声，终于对法国人说明了他的意思。

“嘿，嘿，先生，今晚我能不能在您屋里住一夜，因为您知道……”

“您有什么吩咐，先生？”[16]德福热恭恭敬敬地对他鞠了一躬，问道。

“唉，真糟糕，您这位先生还没有学会俄国话。我想在您那里睡觉[17]，您懂吗？”

“先生，我很荣幸，”德福热回答，“该办什么事，请您吩咐吧。”[18]

安东·巴甫努季奇为能听懂几句法语而得意洋洋，立刻就去安排。

宾客们互相道别，各自到安排好的房间去安寝。安东·巴甫努季奇和教师到厢房去。天很黑。德福热举着灯笼照着路，安东·巴甫努季奇挺神气地跟在他后面，不时摸摸胸口上的皮夹子，看看钱是不是还在。

来到厢房，教师点亮蜡烛，两人便开始宽衣就寝；这时候，安东·巴甫努季奇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瞧瞧门锁和窗户，检查的结果使他很不满意，因此直摇头。门上只有一根门闩，窗户也只有一层。他本想对德福热埋怨一番，可是他的法语知识实在太有限，这么复杂的话他可是说不清楚，法国人肯定听不懂，因此安东·巴甫努季奇只好把话咽下去。他们的床铺并排放在房间里，两人躺下后，教师便吹灭了蜡烛。

“你为什么吹灭蜡烛？“你为什么吹灭蜡烛？”[19]安东·巴甫努季奇叫嚷着，他勉勉强强用法语的变位法来变俄语“吹灭”这个词。“熄了灯我睡[20]不着。”德福热听不懂他在叫什么，只对他说了句晚安。

“可恶的异教徒，”斯皮岑嘀咕着，钻进被窝里。“他要把蜡烛吹灭，这样对他更糟。可我没有灯睡不着。先生，先生，”他继续唠叨着。“我要跟您说句话。”[21]但是法国人没有回答他，一会儿便打起呼噜来。

“这法国无赖在打呼噜，”安东·巴甫努季奇想。“可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小偷随时都会走进开着的房门或者从窗户里钻进来的，可他这个无赖用大炮都轰不醒。”

“先生！喂，先生！让鬼把你抓去。”

安东·巴甫努季奇不再作声，疲劳和酒力渐渐压倒他的恐惧，他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一会儿便睡得很沉很沉。

他迷迷糊糊，将醒未醒。睡梦中感到有人在轻轻地扯他衬衣的领口。安东·巴甫努季奇睁开眼睛，在秋天早晨熹微的曙光下，他看到面前站着德福热：法国人一只手持着手枪，另一只手正在解他那秘藏的皮夹子。安东·巴甫努季奇一下子惊呆了。

“这是干什么？先生，这是干什么？”[22]他战战兢兢地说。

“安静点，别出声，”教师用道地的俄语回答，“您要么不作声，要么回老家。我是杜勃罗夫斯基。”

第十一章

现在请读者允许我解释一下我们的小说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情，在这以前发生的某些情况，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叙说呢。

在我们提到过的某某驿站的站长室里，角落里坐着一个旅客，他神色沉静，表现得很有耐心，看来是个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或者外国人，也就是说，他是没有资格使用驿马的。他的马车停在院子里等待加油。马车上有一口小箱子，这多少可以证明他的境况是相当拮据的。这旅客不要茶，也不要咖啡，他只是望着窗口，不断地吹口哨，这使坐在隔壁的站长老婆老大不高兴。

“来了这么一个浪荡子，”她轻轻地说，“口哨吹个不停，让他死掉才好呢，这该死的异教徒。”

“那又怎么样呢，”站长说，“那算得了什么，让他吹好了。”

“那算得了什么？”怒气冲冲的站长老婆却不以为然。“莫非你不知道吹口哨会有什么结果？”

“会有什么结果？吹口哨会吹掉钱。咳！巴霍莫夫娜，对于我们吹不吹都一样：没有钱还是没有钱。”

“你打发他走吧，西多雷奇，你何必把他留在这里。给他马，让他滚吧。”

“让他等等吧，巴霍莫夫娜；马厩里一共只有三组三套马，第四组在休息。说不定会来几个有身份的旅客，我可不愿意为一个法国人掉脑袋。你听，一点不错，可不是来啦！嗬，跑得可快哩；说不定是个将军！”

马车在台阶前停下。一个仆人从驭座上跳下来，打开车门，接着，一个穿军大衣、戴白制帽的青年人下了马车，走进驿站来找站长；仆人手捧着一个小首饰箱跟着走进来，把小首饰箱放在窗台上。

“给我马匹，”军官用命令的口气说。

“就来，”站长回答，“请您出示一下驿马使用证。”

“我没有驿马使用证。我是到……难道你不认识我吗？”

驿站长着了忙，立即跑去催车夫。青年人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随随便便地走进隔壁房间，轻声问站长老婆：那个旅客是谁。

“天知道，”站长老婆回答，“一个法国人。他等马已经等了五个钟头，一个劲儿吹口哨。真讨厌，该死的家伙。”

青年人用法语同那旅客攀谈起来。

“请问您上哪儿去？”青年人问法国人。

“到附近一个城市，”法国人回答，“从那里再到一个地主家里去，他托人请我去当教师。我以为今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可站长先生似乎另有打算。在这个国家里要雇到马匹真是一件难事啊，军官先生。”

“您是到本地的哪一个地主家去任职的？”军官问道。

“到特罗耶库罗夫先生家，”法国人回答。

“到特罗耶库罗夫家？这位特罗耶库罗夫是谁呀？”

“是的，军官先生……[23]说他好话的不多。人家都说，他是个专横跋扈的地主老爷，对待用人很残酷，谁也没法跟他和睦相处，大家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发抖，说他不尊重教师（avec les outchitels），已经把两个教师打得死去活来了。”

“有这样的事！可您还要到这样的怪物家里去做事。”

“有什么办法，军官先生。他答应给我优厚的待遇，年薪三千卢布，一切都由他供给。也许我会比别人走运一些。我家里有个老母亲，我要把一半薪水寄给她维持生活，剩下的我积累五年就可以成为一笔小小的资本，够我将来独立生活使用，到那时我们就再见[24]吧，我将到巴黎去，把这笔钱用来做生意。”

“特罗耶库罗夫家里有人认识您吗？”军官问道。

“一个也没有，”教师回答，“他是通过一个朋友从莫斯科把我雇来的，他那个朋友的厨师是我的同胞，他把我推荐给他。不瞒您说，我本来不想当教师，想去做糖果点心买卖，可是人家对我说，在贵国当教师要有利得多……”

军官沉思起来。

“您听我说，”军官打断他的话，“如果有人愿意给您一万现款，让您马上回巴黎，而不去当教师，您愿意不愿意？”

法国人目瞪口呆地望着军官，笑了笑，摇摇头。

“马匹准备好了，”驿站长走进来说。仆人又重说了一遍。

“就来，”军官回答，“你们先出去一会儿。”驿站长和仆人出去了。“我不是说着玩的，”他继续用法语说，“我可以给您一万现款，我只要您马上离开，留下您的证件。”说着，他打开小首饰箱，拿出几叠纸币。

法国人瞪大眼睛。他完全手足无措了。

“马上离开……留下证件，”他吃惊地重复说着。“这就是我的证件……不过您是在开玩笑吧：您干吗要我的证件？”

“这不关您的事。我只问您，您同意不同意？”

法国人仍旧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把证件递给年轻的军官，军官迅速地把证件检查了一遍。

“您的护照……好。推荐信，让我看看。出生证，好极了。好，这是给您的钱，您回去吧。再见。”

法国人呆若木鸡地站着。

军官又走回来。

“我差点忘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了。您要用名誉担保，这件事绝不说出去，请您用名誉担保。”

“我用名誉担保，”法国人回答。“可是我的证件呢，没有证件我可怎么办？”

“您到了头一个城市就说，您遭到杜勃罗夫斯基拦劫了。他们会相信您，给您必要的证明。再见吧，愿上帝保佑您快点到达巴黎，见到您健康的母亲。”

杜勃罗夫斯基走出房间，乘上马车走了。

驿站长望着窗外，等到马车离开了，他回过头来惊叹着对老婆说：“巴霍莫夫娜，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是杜勃罗夫斯基呀。”

站长老婆急忙奔到窗口，但已为时太晚：杜勃罗夫斯基已经走远了。她便骂起丈夫来：

“你怎么不敬畏上帝，西多雷奇，你干吗不早点告诉我，哪怕让我看一眼杜勃罗夫斯基也好哇，这会儿你就等着他回来吧。你这个没良心的，真是的，没良心！”

法国人呆若木鸡地站着。和军官达成协议，钞票，他感到这一切好像在做梦。但是几叠纸币还在他口袋里，无可辩驳地向他证明这个奇遇是确确实实的。

他决定雇几匹马拉车到城里去。车夫慢吞吞地赶着车，一直到深夜才来到城外。

快到城门口的时候——那里没有卫兵，只有一座倒塌的岗亭，——法国人吩咐停车，他跳下马车，用手势告诉车夫，马车和箱子都赏给他作酒钱，便徒步往前走去。车夫对他的慷慨惊奇得目瞪口呆，那程度跟法国人听到杜勃罗夫斯基的建议时不相上下。但是车夫认为这是德国人[25]发疯了，便对他诚心诚意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然后直接到一个他所熟悉的、老板和他很熟的娱乐场所去，因为他认为进城并没有什么好处。他在那里消磨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带着三匹马回家去，这时马车和箱子都没有了，而他的脸却浮肿着，眼睛也红了。

杜勃罗夫斯基带着法国人的证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胆地到特罗耶库罗夫那里去，并且在他家里住下。尽管杜勃罗夫斯基心中怀着秘密的打算（这我们以后会知道），但他的行为却是无可指摘的。不错，他很少关心小萨沙的教育，让小萨沙自由自在地玩，并不严格查问仅仅是形式上布置给小萨沙的功课，却全心全意注视着他的女学生音乐上的进步，常常一连几小时和她一起坐在钢琴前练琴。大家都喜欢这个年轻教师——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喜欢他打猎时的勇敢和机灵，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喜欢他无限的热诚和谨慎的关心，萨沙喜欢他对待自己的淘气总是宽容原谅，仆人们喜欢他的善良和那与自己的经济状况不相称的慷慨。他自己似乎也很眷恋这个家庭，把自己看成这个家庭的一员。

从他开始执教到那个值得纪念的节日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温良谦恭的年轻法国人竟是使邻近地主闻风丧胆的可怕强盗。在这段时间里，杜勃罗夫斯基并没有离开过波克罗夫村，但由于村民们生动想象，有关他在进行抢劫的传闻却没有停息过，当然，也可能是他那一帮人在首领离开的时候，仍然在活动。

跟这么一个人——自己的仇人和致使自己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的一分子——在一个房间里过夜，杜勃罗夫斯基无法抵抗报复的诱惑。他知道这个人有一个钱包，决心要把它拿到手。我们都看到，他从一个教师突然变成一个强盗，这使那可怜虫安东·巴甫努季奇有多么吃惊。

早晨九点钟，留宿在波克罗夫村的客人们都先后来到客厅里，那里茶炊已经烧开，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穿着晨衣坐在茶炊跟前，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穿着呢绒常礼服和便鞋，用一个漱口杯那样大的杯子在喝茶。安东·巴甫努季奇最后一个进来，他脸色苍白，失魂落魄，那样子使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连忙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斯皮岑不知所云地回答了几句，恐惧地看了看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的教师。过了几分钟，一个仆人进来向他报告马车已经备好，安东·巴甫努季奇匆匆施了礼，不顾主人的劝告，慌慌张张走出客厅，立即乘车走了。大家都弄不明白他出了什么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断定他吃坏了肚子。喝过茶，吃过告别早宴以后，其他客人也陆续登程，没多久，波克罗夫村的客人便都走光，一切又恢复了常态。

第十二章

几天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波克罗夫村居民的生活天天都一个样。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每天出去打猎；玛丽亚·基里洛夫娜每天的生活内容不外乎读书、散步、上音乐课，特别是上音乐课。她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心事，不由得苦恼地承认，对于那年轻法国人的美好品格，她是不能无动于衷的。而他那一方面则从来没有越过尊重和严守礼节的常规，这使她那高傲的自尊心和忧虑稍稍得到宽慰。她愈来愈信赖他，完全沉浸在这种使人心醉的情意里。德福热不在，她就感到寂寞，只要德福热在她身边，她就时时刻刻和他在一起谈这谈那，不管什么事，她都想听听德福热的意见，并且总是同意他的看法。也许她还没有爱上他，可是一遇上什么偶然的障碍或者命运的意外打击，她那恋情的火焰就一定会在她心中猛然迸发出来。

有一天，玛丽亚·基里洛夫娜走进大厅，教师正在那里等她，她惊奇地发现教师苍白的脸上神情慌张。她打开钢琴，唱了几段曲子，可是杜勃罗夫斯基借口头痛，对她表示歉意，停止了授课，在合上乐谱的时候，悄悄递给她一张纸条。玛丽亚·基里洛夫娜不知是怎么回事，她接过纸条，立刻就感到后悔，可是杜勃罗夫斯基已经不在大厅里了。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打开纸条，上面写着：

“今晚七点，请您到小溪旁的凉亭里去，我有事要和您面谈。”

这纸条在她心里唤起了强烈的好奇心。她早就在等着他的表白，但是既充满希望，又有点害怕。如果能够听到他证实她的猜测，那她会感到很愉快的，但是她又感到，听这样一个就其身份来说不可能得到她允婚的人向她表白爱情，这是不应当的。她决定去赴约，但是有一点她拿不定主意，她该如何对待教师的表白：是对他表示贵族式的愤慨呢，还是给以友爱的规劝，是跟他嘻嘻哈哈地开个玩笑呢，还是对他默默表示同情。在这段时间里，她不时抬头看看钟。天黑下来了，屋里点燃了蜡烛，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坐下来和邻村的来客打波士顿。台钟敲了六点三刻，于是玛丽亚·基里洛夫娜悄悄走到台阶上，往四下里看了看，便往花园跑去。

夜色很黑，天空乌云密布，两步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玛丽亚·基里洛夫娜仍然摸黑顺着熟悉的小径走去，一会儿便来到凉亭旁；她在那里站住，以便喘喘气，装出漠然和自若的样子和德福热见面。但是德福热早已站在她面前了。

“谢谢您，”他轻轻地、用一种悲哀的声调对她说，“您没有拒绝我的请求。您要是不同意，我会感到很失望的。”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早就准备好了回答，她说：

“我希望您不至于使我对自己的宽容感到后悔。”

他没有说什么，看样子在为自己打气。

“出于情势所迫……我必须离开您，”他终于说，“也许您很快就会听说的……但是在分手之前，我必须亲口对您说清楚……”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什么也没有回答。听到这几句话，她知道这是意料中的表白的开场白。

“我并不是您所认为的那种人，”他低下头，接着说，“我不是法国人德福热，我是杜勃罗夫斯基。”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惊叫了一声。

“别害怕，看在上帝的面上，听到我的名字您不应该害怕。是的，我就是那个不幸的人，您父亲夺去了我的生计，把我从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家赶出来，迫使我去拦路行劫。但是您不必害怕我，不必为自己害怕，也不必为您父亲害怕。一切都已结束。我饶恕他了。我告诉您，是您救了他。本来，我要在他身上实现我的第一个流血的壮举。我在他那座房子周围侦察过，确定在哪里放火，从哪里进入他的卧室，怎么切断他所有的逃路，就在那个时候，您像仙女一样走过我的身旁，于是我的心平静下来了。我明白，您所居住的房子是神圣的，任何一个和您有亲缘关系的人都不应该受到我的诅咒。我放弃了复仇，就像不再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一样。我整天整天在波克罗夫村的花园周围徘徊，希望能在远处看见您那白色的衣裙。在您漫不经心地散步的时候，我曾从一棵灌木后面钻到另一棵灌木后面跟踪您，我一想到，我正在保护您，您在那里不会遭到危险，因为我暗中守在那里，这时我就感到很幸福。机会终于来了。我住进了你们家。这三个礼拜是我最幸福的日子。回忆这些日子将是我悲惨一生中的欢乐……今天我得到情报，我不可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今天我就要和您分手……马上……但在走以前，我必须向您说明真情，以免您咒骂我，轻视我。希望您有时想想杜勃罗夫斯基。您应该知道，我生来是负有另一种使命的，我的心懂得怎么爱您……，永远也不会……”

这时响起一声轻轻的口哨声，于是杜勃罗夫斯基停住话头。他抓住她的手，紧贴在自己火热的嘴唇上。又响起了口哨声。

“再见吧，”杜勃罗夫斯基说，“他们在叫我，拖延一分钟我就会毁灭。”他走开了，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呆呆地站着，杜勃罗夫斯基走回来，又拉起她的手。

“随便什么时候，”他用温柔而又动人的声音对她说，“随便什么时候，您要是遭到什么灾难，又找不到任何人帮助和庇护，在这种情况下，您答应不答应来找我，让我来解救您？您接受不接受我的忠诚效劳？”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啜泣起来。响起了第三次口哨。

“您会毁掉我的！”杜勃罗夫斯基大声说。“您不回答我，我就不离开您，您答应不答应？”

“答应，”那可怜的美人儿轻轻地回答。

和杜勃罗夫斯基的会见激荡着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的心，她从花园回家去。她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往四面八方奔跑，房子也好像在转动，院子里有许多人，台阶旁边停着一辆三套马车，她远远地就听见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声音，便赶紧往屋里走去，生怕她不在会引起注意。在大厅里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看见了她，客人们围着我们熟悉的那个县警察局长，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县警察局长穿着旅行服装，从头武装到脚，神秘而慌乱地回答着他们。

“你到哪里去了，玛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问道，“你看见德福热先生吗？”玛莎费了好大力气才作出否定的回答。

“你想想看，”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接着说，“警察局长来抓他，硬说德福热先生就是杜勃罗夫斯基。”

“所有的特征都符合，大人，”县警察局长毕恭毕敬地说。

“算了吧，老弟，”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打断他的话，“滚你的特征吧！在我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我决不把我们的法国教师交给你。怎么能相信胆小鬼和骗子手安东·巴甫努季奇的一句话：他简直是大白天见了鬼，说什么教师要抢他的钱。那天早上他干吗一句话也不对我说？”

“法国人恐吓他，大人，”县警察局长回答，“要他起誓不说出去……”

“胡说八道，”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斩钉截铁地说，“我马上就给你搞个水落石出。——教师在哪儿？”他问一个走进来的仆人。

“老爷，哪儿也找不到。”仆人回答。

“把他找来，”特罗耶库罗夫有点怀疑，吆喝了一声。“把你那吹得天花乱坠的特征给我看看，”他对县警察局长说，县警察局长立即把文书递给他。“哼，哼，二十三岁……这不错，可这什么也证明不了。教师到底怎么啦？”

“老爷，哪儿也找不到，”回答还是一样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有点坐立不安，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几乎要昏过去。

“你的脸色好苍白，玛莎，”父亲对她说，“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了。”

“不，爸爸，”玛莎回答，“我头痛。”

“玛莎，你回自己房间去吧，不要害怕。”玛莎吻吻他的手，急忙回房间里去，一进门，她就扑到床上，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起来。女仆们闻声赶来，帮她脱下衣服，用冷水和各种酒精制品给她擦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她镇静下来，然后安置她躺下，她这才昏昏睡去。

然而，法国人还是没有找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怒气冲冲地用口哨吹着“轰鸣吧，胜利的炮声”。客人们窃窃私议着，县警察局长受到了愚弄，法国人没有找到。他大概得到消息，藏起来了。然而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怎样预先通知他，这一点谁也不知道。

时钟敲了十一下，可谁也不想睡。最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愤愤地对县警察局长说：

“怎么样？你总不能在这里等到天亮吧，我家可不是小酒馆。他要真是杜勃罗夫斯基，你这么笨手笨脚可逮不到他，老弟。回家去吧，以后可得机灵点。你们也该回家去了，”他回头对客人们说，“吩咐仆人套马，我要睡觉了。”

特罗耶库罗夫就这样不客气地和客人们分了手！

第十三章

有一个时期没有发生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但是在次年初夏时节，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家庭生活中却发生了许多变化。

离他家三十里的地方有一座富裕的庄园，那是维烈伊斯基公爵的领地。公爵长期旅居国外，一个退职少校全权管理着他的庄园，波克罗夫村和这个阿尔巴托沃村一向不相往来。但是公爵五月底从国外回来，并且来到这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村庄。他过惯吃喝玩乐的生活，无法忍受这种孤寂的日子，还乡的第三天便来到老相识特罗耶库罗夫家吃饭。

公爵年近五十，但看起来要老得多。花天酒地的生活夺去他的健康，在他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尽管如此，他的外表还是令人感到愉快，显得颇为出色，出入交际场所的习惯使他懂得待人要客气殷勤，特别是和女性相处的时候。他需要不断寻欢作乐，因此经常感到无聊。对于他的来访，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特别高兴，认为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对他的尊敬。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按照自己的习惯请客人去参观庄园里的各种设施，带他到犬舍去。但是公爵差点被猎狗的臭味熏死，他赶快用洒过香水的手帕捂住鼻子，跑了出来。老式花园以及其中修剪过的菩提树、方形水池、笔直的林荫道，他都不喜欢；他喜爱英国式的花园和所谓大自然，但他对这里的花园仍然赞不绝口，连连感叹。仆人来禀告筵席已准备就绪，两人随即回去吃饭。公爵已经走得很累，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对这次访问颇感后悔。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在大厅里迎候他们，这个老色鬼被她的美貌惊倒了。特罗耶库罗夫让客人坐在女儿旁边。由于她的在场，公爵显得很活跃，他谈笑风生，说了好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好几次引起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的注意。饭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提议骑马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公爵谢绝了，他指着天鹅绒的靴子，对自己的痛风病开了一番玩笑；他宁可乘敞篷马车出去兜风，这样就可以寸步不离他邻座这位可爱的姑娘。敞篷马车套好了。两个老头和美人儿三个人一起登上马车出发。谈话一刻也没有中断。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听到这位上流社会的人物对她恭维备至，表示愉快的祝愿，心里喜滋滋的。突然维烈伊斯基转过身来问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这片瓦砾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的产业？……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皱起眉头；想起这座烧毁的庄园，感到很不愉快，他回答说，这片土地现在是他的，从前是杜勃罗夫斯基的。

“是杜勃罗夫斯基的？”维烈伊斯基重复了一句，“怎么，是这个有名的强盗的？……”

“是他父亲的，”特罗耶库罗夫回答，“他父亲也是个赫赫有名的强盗。”

“我们这位里纳尔多[26]藏到哪儿去了？他还在吗？抓到没有？”

“他还在，并且逍遥法外。只要警察局长和小偷穿连裆裤，就抓不到他；顺便请问，公爵，杜勃罗夫斯基是否光临过你们阿尔巴托沃村？”

“是啊，去年他好像放火烧过些什么，或者抢去一些财物……玛丽亚·基里洛夫娜，要是能和这位传奇式英雄好好认识一下，那一定很有趣，您说是不是？”

“那有什么趣！”特罗耶库罗夫说，“她和杜勃罗夫斯基熟悉得很呐：他教她音乐教了整整三个礼拜，真要谢天谢地，他一个子儿的学费也没有拿到。”于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便说起了他家法国教师的故事。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如坐针毡。维烈伊斯基聚精会神地听着，认为这一切都很荒诞，便谈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兜风回来，他就吩咐给他的马车套马，尽管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一再留他过夜，但他喝过茶以后还是立即动身了。上路之前他邀请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带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到他家去做客，傲慢的特罗耶库罗夫一口答应，因为他敬重公爵的地位、两枚勋章和那拥有三千农奴的世袭领地，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维烈伊斯基公爵和自己地位相当。

两天之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带着女儿到维烈伊斯基公爵家里去做客。来到阿尔巴托沃村的时候，他对那些干净好看的农舍、英国城堡式的砖砌地主邸宅不由得大为欣赏。在地主邸宅前面有一片墨绿的草地，上面放牧着瑞士奶牛，奶牛身上挂着的铃铛叮当作响。邸宅建筑在一座广阔的花园当中。主人在台阶上迎候客人，让那妙龄的美人儿挽住自己的臂肘。他们走进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面的餐桌上已摆好三副餐具。公爵把客人带到窗前，客人们面前立即展现出一幅迷人的景色。伏尔加河从窗前滚滚流过，河上行驶着鼓满风帆的载货木船，那些被生动地称为独木舟的渔船在风波中出没。河对岸丘陵连绵，良田成片，几处村庄把周围装点得更加生机盎然。接着他们又参观了绘画陈列室，里面陈列的画都是公爵从国外买回来的。公爵向玛丽亚·基里洛夫娜讲解每幅画的内容、画家的生平，指出每幅画的长处和不足。他讲解的时候并不用学究式的行家那套术语，而是带着感情和丰富的想象。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听得津津有味。接着他们一起入席。特罗耶库罗夫对那位安菲特律翁[27]的美酒及其厨师的烹调技术给予充分的肯定，而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在和那位平生第二次见面的主人谈话时一点都不感到心慌和拘束。饭后主人提议到花园里去散散步。他们在凉亭里喝咖啡，那凉亭就建造在一个岛屿星罗棋布的大湖边上。蓦地响起了管乐的乐曲，一条六桨小舟划到凉亭跟前。他们在湖里和小岛旁荡舟，登上几个小岛游玩，在一个岛上他们看到一尊大理石雕像，在另一个岛上他们发现了清幽的山洞，在第三个岛上有一座刻着神秘碑文的石碑，这引起玛丽亚·基里洛夫娜那少女特有的好奇心，公爵彬彬有礼、吞吞吐吐地对她解释了一番，她感到很不满足。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暮色渐浓。公爵借口天凉下来，有了露水，催着回去；家里正等着他们喝茶。公爵请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在他这个老单身汉家里代行女主人的职责。她给大家倒茶，听着这位亲切而又喜欢讲话的主人讲那没完没了的故事；蓦地轰然一声炮响，一支烟火把天空照得通明。公爵递给玛丽亚·基里洛夫娜一条披肩，请她和特罗耶库罗夫到阳台上去。宅前的夜空中五彩缤纷的烟火喷射着，旋转着，像谷穗、棕榈和喷泉一样升腾着，又像雨点和星星一样散落下来。一些烟火熄灭了，另一些烟火又喷射起来。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像小孩一样欢天喜地。维烈伊斯基公爵看到她不断发出惊叹，心里也乐开了花。特罗耶库罗夫对公爵也十分满意，他把公爵的所有花费[28]都看成是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和热情款待。

晚餐的丰盛丝毫不亚于午餐。饭后客人们便到特地为他们安排的房间去就寝，第二天早上，客人们和亲切的主人告别，彼此约定不久以后再相见。

第十四章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坐在绣房敞开的窗前绣花。她不像康拉德[29]的情人那样搞错了绣线——那位康拉德的情人由于沉醉在爱情中竟然心不在焉地用绿线绣玫瑰花。她一针一针地绣着，绣布上毫无差错地重现出原图的花样，尽管她的心思并不在手工上，她的心早就飞到了远方。

突然，有一只手悄悄伸进窗子里，把一封信放在她的绣架上，没等她明白过来，那人已经不见了。就在这当儿，一个仆人来叫她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那里去。她战战兢兢地把信藏在头巾里，急忙到父亲的书房去。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维烈伊斯基公爵在他那里做客。见到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公爵站起来，神色慌张地向她鞠了一躬，这在他来说是很反常的。

“到这儿来，玛莎，”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希望能使你高兴。公爵来向你求婚了。”

玛莎惊呆了，她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她默不作声。公爵走到她跟前，拉起她的手，装出一副很感动的样子问她：她是不是同意他的求婚。玛莎默不作声。

“同意，当然同意，”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你知道，公爵，这种话姑娘家是很难说出口的。好吧，孩子们，你们接吻吧，我祝你们幸福。”

玛莎站着没动，老公爵吻吻她的手，泪水突然从她那苍白的脸上扑簌簌地滚下来。公爵微微皱起眉头。

“去吧，去吧，去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把眼泪擦干再快快活活地回来。订婚的时候她们都哭的，”他转过身，对维烈伊斯基说，“这已经成为规矩了……现在，公爵，我们言归正传吧，我们来谈谈嫁妆。”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听到允许她离开，恨不得快点跑掉。她跑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想象着自己成了那老公爵的妻子的情景，不禁痛哭起来。她顿时觉得他又讨厌又可憎……这门婚事就像断头台和坟墓那样使她感到恐怖……“不行，不行，”她绝望地一再对自己说，“还不如死掉，还不如进修道院，还不如嫁给杜勃罗夫斯基。”这时她猛地想起那封信，预感到这是他送来的，便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信果然是他写的，只有短短的几个字：

“晚上十点钟。老地方。”

第十五章

明月当空，七月的夜是恬静的，时而吹来一阵微风，一阵轻轻的飒飒声掠过整个花园。

那妙龄的美人儿像个轻飘飘的影子来到约定的地方。那里不见一个人影，蓦地杜勃罗夫斯基从凉亭后面来到她面前。

“我全知道了，”他用忧伤的声音轻轻地对她说。“想想您答应过我的话吧。”

“您说过要保护我，”玛莎回答，“可是您别生气，您这种保护使我害怕。您准备怎么帮助我呢？”

“我能够把您从这个可恶的人那儿解救出来。”

“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别碰他，您要是爱我，您就别碰他；我不想成为某种可怕事件的罪魁祸首……”

“我不碰他，您的意志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他能活下去全是您的恩德。为了您，我决不会去干这种暴行。不管我犯了什么罪，您都是清白的。可是我怎么把您从那冷酷无情的父亲手里救出来呢？”

“还有希望。我还想用我的眼泪和绝望的样子去打动他。他虽然固执，可他很爱我。”

“您别再幻想了：他只会把您的眼泪看成一般的害怕和难过，年轻姑娘出嫁，如果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某种合理的考虑，都会有这种表现。要是他决意违反您的意愿给您完婚，要是他硬要您去举行婚礼，把您的命运永远交给这个老丈夫，那您怎么办？”

“那么，那么毫无办法，您就来救我。我做您的妻子。”

杜勃罗夫斯基浑身颤栗起来，他那苍白的脸涨得通红，立刻又变得比原来更白。他低下头，久久沉默着。

“鼓起您全身的勇气，恳求您父亲，扑到他的脚下：让他明白您的未来有多么可怕，您的青春将在这个干瘪而淫荡的老头子身边凋萎，您要下定决心毫不妥协地说清楚：您对他说，要是他这样无情无义，那么……那么您将寻求一种可怕的保护……您对他说，财富不会给您一分钟幸福，奢侈只能安慰穷人，而且由于没有这种习惯，也只能安慰一时；您要缠住他不放，不管他怎么生气，不管他威胁您什么，您都不要害怕，只要有一线希望，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就不要退让。要是没有别的办法……”

这时杜勃罗夫斯基用双手掩住面孔，仿佛透不过气来。玛莎哭着……

“多苦啊，我的命多苦啊，”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说。“为了您，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远远地看到您，摸摸您的手，就是我的最大快乐。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可以抱住您，把您贴近自己激动的心窝，对您说：‘我的安琪儿，让我们一起去死吧！’可我是这么苦命，我得躲开幸福，我得竭力远远离开它……我不敢扑倒在您的脚下，感谢苍天赐给我这种无法想象的不配得到的幸福。啊，我该多么恨啊，可是我感觉到，我的心中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下这种恨了。”

他轻轻地揽住她那苗条的腰身，轻轻地让她贴近自己的胸口。她信任地把头依偎在这年轻强盗的肩上。两个人都默默无言。

时间飞一般逝去。“该走了，”玛莎终于说。杜勃罗夫斯基好像从梦中清醒过来。他拉起她的手，把一只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

“您要是决定来找我，”他说，“就把这只戒指带到这里来，放到这棵橡树的树洞里，我就会知道该怎么办。”

杜勃罗夫斯基吻吻她的手，隐没在树丛里。

第十六章

维烈伊斯基公爵的求婚对于左邻右舍来说已不是秘密。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不断接到别人的祝贺，婚礼正在筹备中。玛莎不肯明确表态，把这事一天天拖下去。而且她对那个老未婚夫的态度也很冷淡，只是勉强应付应付他。公爵对此倒不计较。他并不想求得她的爱情，只要她默许他就很满意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玛莎终于打定主意要付诸行动，她写了一封信给维烈伊斯基公爵。她竭力唤醒他心中宽厚的感情，坦白地对公爵说，她对他毫无感情，求他放弃求婚，并且请他亲自保护她，免得父亲再强迫她。她悄悄把信交给维烈伊斯基公爵，公爵独自读了信，对于未婚妻这种披肝沥胆的恳求丝毫也没有感动。相反，他觉得必须提前举行婚礼，因此认为有必要把这封信交给未来的岳父。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勃然大怒。公爵费了好大力气才劝住他别让玛莎看出他知道她写了这封信。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同意不向她提起这件事，但是决心不再拖延时间，选定第二天就举行婚礼。公爵认为这个决定非常英明。他到未婚妻那里去，对她说，她的信使他很伤心，但是他希望能够逐渐赢得她的好感，他一想到要失去她，心里就非常难过，他不能同意对他宣判死刑。然后他恭恭敬敬地吻了吻她的手，动身回家去，一个字也没有对她提起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决定。

他的马车刚驶出院子，父亲就走进来，开门见山地吩咐她为明天的喜事做好准备。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听到维烈伊斯基公爵一番话，本来就很焦急，这会儿听父亲这么一说，眼泪便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她一头扑倒在父亲脚下。

“好爸爸，”她可怜巴巴地喊道，“好爸爸，您别毁了我，我不爱公爵，我不嫁给他……”

“这算什么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严厉地说，“你到现在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已经同意了，这会儿，什么都已经决定，你倒忽发奇想，又是胡闹，又是悔婚。你别开玩笑了，你跟我来这一套是没有好处的。”

“您别毁了我，”可怜的玛莎又说了一遍，“您干吗要赶我走，把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难道您已经不喜欢我了？我要照旧和您待在一起。好爸爸，我不在家，您会伤心的，您要是想到我的不幸，您会更伤心的。好爸爸：别勉强我，我不要出嫁……”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受到了感动，但是他掩饰着自己的窘态，推开她，严厉地说：

“告诉你，这全是废话。我比你更清楚怎样才能使你幸福。哭是没有用的，后天给你举行婚礼。”

“后天！”玛莎惊叫了一声，“我的天！不，不，不可能，不能这么办。好爸爸，您听我说，您要是决心这样毁掉我，那我就要去找保护人，这个人您想都不会想到，您一旦看到他，您会大吃一惊，明白您把我逼到什么地步了。”

“什么？什么？”特罗耶库罗夫说，“你威胁我！你竟敢威胁我，你这个大胆的死丫头！你可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你，你想都想不到。你竟敢拿保护人来吓唬我。让我们瞧瞧，做这个保护人的是谁。”

“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玛莎不顾死活地回答。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以为她疯了，吃惊地瞧着她。

“好哇，”他沉吟了一会儿，对她说，“你就等着救命恩人吧，可是你得暂时蹲在这个房间里，在举行婚礼以前休想出去。”说完这句话，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便走出房间，随手锁上门。

这可怜的姑娘想象着她所面临的境遇，哭了好久，但是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摊牌倒使她心里轻松了许多，现在她能够更加平心静气地考虑自己的命运和眼前的办法了。她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摆脱这门可恨的亲事；比起现在为她安排的命运来，做强盗的妻子简直是进了天堂。她看了看杜勃罗夫斯基留给她的戒指。她渴望和他单独见面，在决定性的时刻再一次和他好好商量商量。她预感到晚上在花园的凉亭旁可以找到杜勃罗夫斯基，她决定天一黑下来就到那边去等他。天黑下来了，玛莎准备到花园去，但她的房门被反锁着。一个使女在门外对她说，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吩咐不许放她出去。她被关起来了。她感到非常屈辱，在窗口坐下，没有脱衣服，一直坐到深夜，一动不动地望着暗沉沉的天空。天蒙蒙亮时，她才打起瞌睡，但是蒙眬的睡意被恶梦惊扰着，这时，旭日的光芒把她唤醒了。

第十七章

她一觉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可怕处境。她打了打铃，一个使女走进来，回答她的问题，告诉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昨晚到阿尔巴托沃去了，他回来得很晚，严厉命令不准放她出房门，而且要看住她，不准任何人和她说话。使女说，不过没有看到对婚礼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只是吩咐神父不准以任何借口离开村子。使女报告了这些消息以后便离开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又把房门锁上。

使女的话使这个被禁闭的年轻姑娘横下一条心，她脑子里翻腾着各种思想，血在沸腾，她决心要把这一切告诉杜勃罗夫斯基，想办法把戒指送到那棵秘密橡树的树洞里。这时有一块小石头掷到她的窗上，玻璃当地响了一声，玛丽亚·基里洛夫娜抬头看看院子，看见小萨沙在向她打手势。她知道小萨沙对她感情很深，看到他很高兴。她把窗子打开。

“你好，萨沙，”她说，“你叫我有什么事？”

“姐姐，我来问问您，看您有什么事用得着我。爸爸在生气，他禁止全家的人替您做事。但您有什么事就吩咐我吧，我全给您办到。”

“谢谢，我的好萨申卡[30]，你听好：你知道凉亭旁边那棵有个小洞的橡树吗？”

“知道，姐姐。”

“你要是爱我，你就快点跑到那里去，把这只戒指放进树洞里，小心别让人家看到。”

说着，她把戒指丢给他，随即关上窗门。

孩子捡起戒指，使劲地跑去，三分钟就跑到那棵秘密橡树跟前。他在那里站住，喘了喘气，往四下里看了看，便把戒指放进树洞里。他顺利做完这件事，正要立刻跑去告诉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突然一个长着栗色头发、斜眼睛、穿着破衣服的小孩子从凉亭后面闪出来，向橡树奔去，把手伸进树洞里。萨沙比松鼠还快地向他扑去，双手抓住他。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气势汹汹地说。

“关你什么事？”小孩子竭力挣脱出来，回答说。

“把戒指给我，你这栗色的兔崽子，”萨沙吆喝着，“不然我就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那小孩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就给他脸上一拳头，但是萨沙仍旧揪住他不放，同时放开喉咙大叫起来：“捉贼，捉贼——来人哪，快来人哪……”

小孩竭力想挣脱出来。看样子他比萨沙大两岁光景，比萨沙有劲，但萨沙比他灵活。他们搏斗了几分钟，栗色头发的小孩终于得胜。他把萨沙摔倒，掐住他的喉咙。

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他那栗色的硬头发，园丁斯捷潘把他高高地提了起来……

“好哇，你这栗毛鬼，”园丁说，“你竟敢打少爷……”

萨沙这才站起来，理好衣服。

“你抱住了我的胳肢窝下面，”他说，“不然，你永远别想把我摔倒。马上把戒指给我，你就滚吧。”

“没这么便宜，”栗色头发的小孩子回答，他突然转过身，从斯捷潘的手中挣脱他的硬头发。他刚拔腿要跑，但萨沙赶上一步，用力往他背后一推，小孩被推倒了。园丁又把他抓住，用皮带把他捆起来。

“把戒指给我！”萨沙喝道。

“等一等，少爷，”斯捷潘说，“我们把他带到管家那里好好教训教训。”

园丁带着俘虏到主人的院子里去，萨沙一路跟着，他不时忐忑不安地瞧着撕破的、被青草弄脏的裤子。蓦地三个人迎面碰上了正要去巡查马厩的基里拉·彼得罗维奇。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斯捷潘。

斯捷潘简短地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听得很仔细。

“你这不肖的东西，”他转过脸来对萨沙说，“干吗跟他在一起？”

“爸爸，他偷树洞里的戒指，你叫他把戒指交出来。”

“什么戒指？从哪个树洞？”

“是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给我的……那只戒指……”

萨沙慌了神，语无伦次起来。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皱起眉头，摇着头说：

“这件事和玛丽亚·基里洛夫娜有关系。全给我说出来，不然我可要用树条子好好收拾你。”

“真的，爸爸，我，爸爸……玛丽亚·基里洛夫娜什么也没有叫我做，爸爸。”

“斯捷潘，你去给我砍一根结结实实的新鲜桦树条来……”

“等一等，爸爸，我全告诉您。今天我在院子里玩，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姐姐打开窗门，我跑过去，姐姐不小心掉了一只戒指，我把它藏在树洞里，可——可……这个栗色头发的小孩想把戒指偷去……”

“不小心掉下，你想把它藏起来……斯捷潘，去给我砍树条子。”

“爸爸，等一等，我全告诉您。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姐姐叫我到橡树那里去，把戒指放进树洞里，我跑去放了戒指，可这个坏小子……”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转过脸来，严厉地问那坏小子：“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杜勃罗夫斯基老爷家的仆人，”栗色头发的小孩回答道。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脸沉了下来。

“你好像不承认我是你的主人，好吧，”他回答，“可你在我的花园里干什么？”

“偷草莓，”小孩子若无其事地回答。

“哼，仆人和主人一个样，真叫有其主必有其仆，可草莓难道长在我家的橡树上？”

小孩什么也没有回答。

“爸爸，叫他把戒指交出来，”萨沙说。

“住嘴，亚历山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回答，“别忘了我还要和你算账呢。回你的房间去。你这个斜眼的小鬼，我看，你很不简单。把戒指给我，回家去吧。”

小孩放开拳头，让他看，他手里什么也没有。

“你要是老老实实都说出来，我就不打你，还给你五戈比买核桃吃。要不然我就要好好收拾你，我的办法你想都想不到。说吧！”

小孩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低着头站在那里，装出一副傻里傻气的样子。

“好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把他关起来，看好别让他跑了，要不然我就把全家的仆人都剥了皮。”

斯捷潘把小孩带到鸽子棚，关在里面，派一个养鸟的老妇人阿加菲亚看住他。

“马上到城里去报告警察局长，”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看着小孩子关进去，说道，“愈快愈好。”

“现在已经毫无疑问了。她跟那个可恶的杜勃罗夫斯基还保持着联系。可是她当真要叫他来救她吗？”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房间里踱着步，愤愤地用口哨吹着“胜利的炮声”，心里暗暗想道。“也许我终于发现了他的最新踪迹，他再也逃不了啦。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听！铃铛声，荣耀归于上帝，警察局长来了。”

“喂，把抓到的小孩带到这儿来。”

这时一辆马车驶进院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个警察局长风尘仆仆地走进屋子。

“好消息，”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他说，“我逮住杜勃罗夫斯基了。”

“荣耀归于上帝，大人，”警察局长喜出望外地说，“他在哪儿？”

“还不是杜勃罗夫斯基，而是他的一个同伙。马上就把他带来。他会帮助我们捉到他们的头目。瞧，把他带来了。”

县警察局长以为是一个可怕的强盗，这时他看到一个那么瘦弱的十三岁孩子，感到很惊奇。他莫名其妙地瞧着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等着他说明情况。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便把早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一遍，只是只字不提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的名字。

县警察局长仔细地听着，不时望望那小强盗，小强盗装出一副傻里傻气的样子，似乎一点也不关心他周围发生的事情。

“大人，请允许我和您单独谈谈，”后来县警察局长说。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随手关上门。

过了半小时，他们又走进大厅，那囚徒正在等待他们发落。

“老爷想把你送到城里的监狱去，”县警察局长对他说，“用鞭子把你抽一顿，然后把你流放出去，但是我替你说了情，求他饶恕你。——放了他吧。”

小孩给松了绑。

“谢谢老爷呀，”县警察局长说。小孩走到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跟前，吻了吻他的手。

“回家去吧，”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对他说，“以后可别再到树洞里来偷草莓了。”

小孩走出大厅，高高兴兴地跳下台阶，放开脚步，头也不回地穿过田野，往基斯捷涅夫卡跑去。跑到村子边上，他在村头第一座塌了半边的小屋前站住，敲了敲窗子；窗子掀起来了，一个老太婆探出头来。

“奶奶，给我点面包，”小孩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过东西，快要饿死了。”

“啊，是你，米佳，你到哪儿去了，淘气鬼，”老太婆回答。

“慢慢再跟你说，奶奶，看在上帝的面上，快给我点面包。”

“可你进来呀。”

“没工夫了，奶奶，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给我点面包，看在基督的面上，给我点面包。”

“这个坐不住的淘气鬼，”老太婆喃喃地说，“喏，给你一块面包，”说着把一块黑面包从窗口递出来。孩子贪馋地咬了一口，咀嚼着，立即往远处跑去。

天开始黑下来了。米佳从一些谷物干燥室和菜园之间穿出去，直奔基斯捷涅夫卡树林。他走到两棵仿佛给整座树林站岗的松树跟前，停住脚步，朝四下里看了看，断断续续地吹了几声尖厉的口哨，然后谛听着；他听到一声轻轻的持续很久的口哨，这是给他的回答，接着，一个人走出树林，向他走来。

第十八章

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比平时更响地用口哨吹着那首歌；家里乱哄哄的，仆人奔跑着，丫头忙活着，车夫在马棚里套马车，院子里聚集着许多人。在小姐梳妆室里的镜子前面，一个太太在许多女仆帮助下，正在给脸色苍白、呆坐不动的玛丽亚·基里洛夫娜梳妆打扮；玛丽亚·基里洛夫娜头上插满钻石首饰，无精打采地低着头，有时那只给她梳妆打扮的手不小心刺痛了她，她就微微颤抖一下，但一声也不吭，只是呆呆地望着镜子。

“快好了吗？”门口响起基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声音。

“马上就好，”那太太答道，“玛丽亚·基里洛夫娜，请您站起来，照照镜子，这样打扮可好？”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站起来，可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门打开了。

“新娘打扮好了，”太太对基里拉·彼得罗维奇说，“请吩咐上车吧。”

“上帝保佑，”基里拉·彼得罗维奇从桌上拿起圣像，回答说，“到我这儿来，玛莎，”他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她说，“我给你祝福……”可怜的姑娘噗地一声跪倒在他脚下，放声大哭起来。

“爸爸……爸爸……”她说着，泪如泉涌，声音也慢慢微弱下去。基里拉·彼得罗维奇急忙为她祝福，人们把她扶起来，几乎是把她抱上马车的。女主婚人和一个女仆跟她坐在一起。他们乘着马车到教堂去。新郎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他出来迎接新娘，看到她脸色那么苍白，模样那么古怪，不由得大吃一惊。他们一起走进阴森森空荡荡的教堂；大门随着关上。神父从祭坛上走下来，立即给他们举行仪式。玛丽亚·基里洛夫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今天一早，她就等着杜勃罗夫斯基，一分钟都没有放弃希望，可是在神父对她提出通常要问的几个问题时，她浑身哆嗦了一下，呆住了，然而她还是拖延着，等待着；神父没有等她回答，就说出了那几句不可挽回的话。

仪式结束了。她感觉到她那不讨人喜欢的丈夫冷冰冰地吻了她一下，听到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发出喜气洋洋的祝贺，可是她仍然不能相信，她的生活就这样永远失去了自由，杜勃罗夫斯基竟然没有赶来解救她。公爵对她说了几句亲切的话，她一点也没有听进去。他们走出教堂，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聚集着波克罗夫村的农民。她瞧了他们一眼，又显出原先那种呆滞的神情。新婚夫妇一起坐上马车前往阿尔巴托沃；基里拉·彼得罗维奇已经先到那里去，以便在那里迎接新婚夫妇。公爵单独和年轻的妻子坐在马车上，他对于妻子的冷漠一点都不感到难堪。他也没有用甜言蜜语和可笑的高兴劲儿使她讨厌，他的话都很平常，而且也不要她回答。他们就这样乘车走了十里路，马匹飞快地在坎坷的村道上奔驰着，由于装着英国弹簧，马车一点都不颠簸。突然响起了一群追赶者的喊叫声，马车停了下来，一群武装人员把它团团围住，一个戴着半截面具的人打开年轻公爵夫人那边的车门，对她说：“您自由了，请出来吧。”“这是怎么回事？”公爵喝道，“你是谁？……”“这是杜勃罗夫斯基，”公爵夫人说。公爵面不改色，他从侧面衣袋里拔出手枪，朝戴面具的强盗开了一枪。公爵夫人惊叫了一声，惊恐地用双手掩住面孔。杜勃罗夫斯基肩上受伤，血流了出来。公爵一分钟都没有放松，他拔出另一支手枪，可是他还没有开枪，他那边的车门就打开了，几只有力的手把他拖出马车，夺下了他的手枪。他头上晃着几把匕首。

“别碰他！”杜勃罗夫斯基喝道，那几个脸色阴沉的伙伴退到一边去了。

“您自由了，”杜勃罗夫斯基又对那脸色煞白的公爵夫人说了一遍。

“不，”她回答。“晚了。我行过婚礼了，我是维烈伊斯基公爵的妻子。”

“您在说什么？”杜勃罗夫斯基绝望地叫起来，“不，您不是他的妻子，您是被迫的，您永远不会答应……”

“我答应了，我宣了誓，”她断然表示反对，“公爵是我的丈夫，请您命令放掉他，让我和他在一起。我并没有对您变心。我等您一直到最后一分钟……可是现在，告诉您，现在已经晚了。放掉我们吧。”

可是杜勃罗夫斯基已经听不见她的话了，伤痛和心里的强烈震荡使他失去了力气。他在车轮旁边倒下，强盗们把他围住。他向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把他扶上马，其中两个人扶住他，另一个人牵着马，往一边走去；他们把马车、捆起来的人和卸下来的马匹丢在路上，但什么也没有抢走，也没有流一滴血为自己的首领报仇。

第十九章

密林中一块狭窄的草地上高高地筑着一座由土墙和壕沟构成的小小的土围子，土墙和壕沟里面有几座窝棚和土屋。

院子里聚集着许多人，从那五花八门的衣着和大家身上的武器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一伙强盗，他们没有戴帽子，围着一口大锅坐着吃饭。一个哨兵盘腿坐在土墙上的小炮旁边；他在缝补衣服——从缝补技术上可以看出他是个熟练的裁缝，——并且不时抬起眼睛朝四下里看看。

虽然酒勺子已经在大家手里传了几遍，但人群里还是奇怪地沉默着；强盗们吃好饭，一个个站起来，做了祷告，有些人到窝棚里去了，有些人则到树林里去闲逛，或者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躺下小睡一会儿。

哨兵缝补好，把破衣服抖了抖，满意地瞧了瞧刚打上的补丁，把针别在袖管上，然后骑在小炮上，放开喉咙唱起一首古老的忧郁的歌曲：

别喧闹啊，我的母亲，葱茏的橡树林，

别来打扰我这好汉想自己的心事。

这时一座窝棚的门打开了，一个戴着白帽子，穿得又干净又古板的老太婆走到门口。“别唱啦，斯焦普卡，”她生气地说，“少爷在睡觉，你却管自哇啦哇啦地唱歌；你们这些人哪，又没有良心，又不懂得顾惜人。”“对不起，叶戈罗夫娜，”斯焦普卡回答，“你说得对，我再不唱了，让我们的少爷好好休息，养好身体。”老太婆进去了，斯焦普卡便在土墙上走来走去。

在老太婆走出来的那座窝棚里，受伤的杜勃罗夫斯基正躺在隔板后面的行军床上。他的手枪放在面前的小桌上，马刀挂在床头上。土屋里墙上挂满豪华的挂毯，地上也铺满豪华的地毯，墙角里有一张妇女用的银梳妆台和一面壁镜。杜勃罗夫斯基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但他的眼睛是闭着的。老太婆不时从隔板后面瞧瞧他，不知道他究竟是睡着了还是在想心事。

杜勃罗夫斯基突然哆嗦了一下：土围子里响起警报，斯焦普卡从窗口探进头来。“少爷，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他喊叫着，“我们的人发来了信号，官兵正在搜捕我们。”杜勃罗夫斯基从床上一跃而起，随手抓起武器，走出窝棚。强盗们嚷嚷着聚集在院子里；杜勃罗夫斯基一出来，大家便完全安静下来。“大家都来了吗？”杜勃罗夫斯基问道。“除了巡逻的，都来了。”大家齐声回答。“各就各位！”杜勃罗夫斯基发出命令。于是强盗们各自进入原定的岗位。这时三个出去巡逻的人跑到土围子的大门口。杜勃罗夫斯基迎着他们走去。“情况怎么样？”他问他们。“树林里都是兵，”他们回答，“我们被包围了。”杜勃罗夫斯基吩咐紧闭大门，他亲自去检查小炮。树林里响起说话声，官兵逼近了。强盗们默默等待着。突然有三四个士兵在树林里露了露面，随即又退回去，开了几枪向他们的同伴们报信。“准备战斗，”杜勃罗夫斯基说。强盗们中间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接着又安静下来。这时可以听见逐渐接近的队伍的响声，武器在树木之间闪烁着，约有一百五十名士兵纷纷窜出树林，呐喊着向土墙冲去。杜勃罗夫斯基给小炮接上导火线，这一炮打中了，一个人被轰掉了脑袋，两个人负了伤。士兵乱成了一团，但一名军官仍往前冲去，士兵们就跟在他后面冲进壕沟；强盗们用长枪和手枪向他们射击，拿起斧头保卫土围子，一些狂暴的士兵在壕沟里丢下二十来个受伤的伙伴，陆续爬上土墙。打起了白刃战，士兵们已经冲上土墙，强盗们开始撤退，但这时杜勃罗夫斯基走到那名军官跟前，对准他的胸膛开了一枪，军官仰面朝天往后倒了下去，几个士兵急忙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扶进树林，其余的士兵失去指挥，便停止了进攻。强盗们精神抖擞，利用敌人一时的犹豫，向他们发起反击，把他们挤进壕沟，围剿的士兵纷纷逃走，强盗们呐喊着在后面追击。战斗取得了胜利。杜勃罗夫斯基认定敌人已经完全溃败，便命令抬回伤员，收兵固守土围子，他派了双岗，不准任何人擅自离开。

最后发生的这些事件引起了政府的严重注意，杜勃罗夫斯基大胆的抢劫活动已非同儿戏。政府收集有关他的驻地的情报，派了一连士兵去追捕，不管死活，抓到就行。他们捉到他的几个同伙，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杜勃罗夫斯基已经不在他们那里。在那次战斗后几天，他召集全体同伙，向他们宣布他将永远离开他们，并劝他们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你们在我的手下已经发了财，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可以安全地到任何一个省份去，在那里安居乐业，度过余生。不过，你们都是些打家劫舍的家伙，看来不会放下你们的手艺的。”说了这些话，他只带了××一个人离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当局起初不相信这些口供，强盗们对首领的忠诚是众所周知的。人们认为他们是在竭力为他打掩护，但结果证明这些口供是真实的；可怕的袭击、放火抢劫都不再发生了，道路开始畅通。从另一些消息中获悉，杜勃罗夫斯基已经隐匿到国外去了。

[1] 玛丽亚是玛莎的本名，基里洛夫娜是父称。

[2] 一种行动敏捷的俄国猎犬。

[3] 东正教节日，在3月9日。

[4] 弗拉基米尔的爱称。

[5] 题词引自杰尔查文的诗《悼梅谢尔斯基公爵》。

[6] 俄国国歌。

[7] 格里沙的本名。

[8] 俄国人的迷信，认为路上遇见神父是不祥之兆。

[9] 指1787至1791年俄土战争。

[10] 阿尔希普的爱称。

[11] 一本烹调书。

[12] 拉法特，18世纪瑞士著名作家，著有《相面术》。

[13] 库利涅夫（1773—1812），俄国中将，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曾释放过农奴。他是弗拉基米尔·杜勃罗夫斯基的原型。

[14] 拉德克利夫夫人（1764—1823），英国女作家。

[15] 熊的名字。

[16] 原文为法语。

[17] 此句是不准确的法语。

[18] 原文为法语。

[19] 这是一句不准确的法语。安东·巴甫努季奇不会说法语“吹灭”这个词，便用俄语代替。

[20] 不准确的法语。

[21] 不准确的法语。

[22] 这是一句不准确的法语。

[23] 原文为法语。

[24] 原文为法语。

[25] 车夫误以为法国教师是德国人。

[26] 里纳尔多·里纳尔迪尼，德国作家符尔皮乌斯长篇小说《强盗首领里纳尔多·里纳尔迪尼》中的主人公。此处指杜勃罗夫斯基。

[27] 希腊神话中一位非常好客的国王。此处指维烈伊斯基公爵。

[28] 原文为法语。

[29] 康拉德是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1798—1855）的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中的主人公。

[30] 萨沙的爱称，萨沙和萨申卡的本名是亚历山大。

黑桃皇后大祸临头。

——最新详梦书

一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

他们常常聚集

在一起；

押上宝——上帝饶恕！

他们的赌注

从五十到一百卢布，

有人赌赢了，

有人用粉笔

勾去输掉的数字。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

他们聚集在一起，

干的就是这件事。

一天，有些人聚集在近卫军骑兵纳鲁莫夫家里打牌。漫长的冬夜不知不觉过尽了，大家坐下来吃夜宵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四点多钟。那些赌赢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另一些人却失魂落魄地坐在空餐具跟前。但香槟酒送来了，谈话又活跃起来，于是大家又在一起聊天。

“你打得怎么样，舒林？”主人问道。

“输了，跟以前一样。只能承认我运气不好：我没有加过赌注，从来不急躁，谁也不能把我搞糊涂，可我总是输！”

“你一次也没有着魔过吗？你一次也没有押过那张总能赢钱的牌吗？……你的倔强真叫我吃惊。”

“可你瞧瞧赫尔曼！”一个客人指着年轻的工兵军官说，“他从来没有摸过牌，从来没有叫过一次加倍，可总是陪我们坐到五点钟，一直瞧着我们打牌！”

“我对打牌很感兴趣，”赫尔曼说，“可是我不能为了非分之财，把少不了要用的钱拿去作赌注。”

“赫尔曼是德国人：他很节俭，就是这么回事！”托木斯基说。“如果说还有什么人使我摸不透，那就是我的祖母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了。”

“怎么？你说什么？”客人们都提高声音问道。

“我搞不懂，”托木斯基继续说，“为什么我祖母不再赌钱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不再赌钱，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纳鲁莫夫说。

“这么说，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不了解！是的，一点也不了解！”

“噢，那么您听我说：

“您知道，我祖母六十年前去过巴黎，在那里她可是个风流人物。好多人都跟在她后面跑，想看看这个莫斯科的维纳斯[1]；黎塞留[2]热烈追求过她，祖母肯定地说，由于她心肠太硬，几乎弄得他开枪自杀。

“那时太太们都流行打法拉翁[3]。有一次，她在宫廷里和奥尔良公爵打赌，输了很多钱。祖母回到家里，从脸上揭下美人斑[4]，脱下箍骨裙，对祖父说了她输钱的事，要他把钱付掉。

“我记得，先祖父本来是祖母的管家。他怕她，就像怕火一样；可是一听到她输掉这么一笔惊人的数目，不禁大怒，他拿来账册，向她证明，半年来他们已经花掉五十万，还说在巴黎他们没有像莫斯科乡下或萨拉托夫乡下那样的财产，因此干脆拒绝替她还钱。祖母打了他一记耳光，单独躺下睡觉，表示不喜欢他。

“第二天，祖母吩咐仆人把祖父叫来，指望这种家庭的处罚能对他起作用，结果发现祖父仍毫不动摇。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得不和他讲道理；她想让他感到于心有愧，就好言好语地对他说，债务也有各种各样，欠公爵的债和欠马车匠的债是不一样的。——有什么用！祖父造反了。不行，没什么可说的！祖母简直走投无路。

“她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你们都听说过圣热尔曼伯爵[5]，他的奇事是那么多，大家都在纷纷传说。你们都知道，他自称是终身漂泊的犹太人[6]、长命水和点金石的发明者等等。大家都笑他，说他到处招摇撞骗，卡桑诺瓦[7]则在回忆录中说他是奸细；不过，尽管圣热尔曼是个很神秘的人，却仪表堂堂，在社交界中很讨人喜欢。祖母至今还迷恋着他，要是有人说他坏话，她就会生气。祖母知道圣热尔曼有办法搞到大量金钱。她决定去找他帮忙。她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请他立即到她这儿来。

“这个老怪人立刻就来了，正看到祖母愁眉不展、十分痛苦。她用最恶毒的语言描绘了一通丈夫的野蛮，最后对他说，她只能在他的友谊和盛情厚意上面寄托她的全部希望了。

“圣热尔曼沉吟了一会儿。

“‘我可以为您筹措这笔钱，’他说，‘不过，我知道，在您没有还清这笔钱之前，您一定不会安心，而我则不想让您愁上加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您去翻本。’‘可是，亲爱的伯爵，’祖母回答，‘我跟您说，我根本没有钱。’‘这事不需要用钱，’圣热尔曼说：‘请您听我说完。’这时他向她公开了一个秘密，要是能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肯付出极昂贵的代价……”

年轻的赌徒们更注意听了。托木斯基吸起烟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又说下去。

“当天晚上祖母到凡尔赛去，在皇后那里打牌[8]。奥尔良公爵做庄；祖母稍稍对他表示了一下歉意，说没有把欠款带来。为了替自己辩解，她还编造了一个小小的故事，接着便坐在他对面下注。她挑出三张牌，一张接一张下注；三张牌都替她赢了钱，这一来祖母便完全翻了本。”

“这是偶然的！”一个客人说。

“神话！”赫尔曼说。

“这牌大概玩弄了什么手法？”第三个接着说。

“我不以为这样，”托木斯基一本正经地说。

“真是怪事！”纳鲁莫夫说，“你有一个祖母，她能连续猜中三张牌，可你至今还没有向她学到这个秘诀。”

“是啊，有什么办法！”托木斯基回答，“她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是其中一个：四个人都是不顾死活的赌徒，可是她没有向任何一个公开过这个秘密；虽然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坏处，对我也是这样。我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曾向我说过一件事，他用人格担保这是真的。已故的恰普利茨基，就是挥霍了万贯家财，死于穷困潦倒的那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记得是输给佐里奇近三十万。他完全绝望了。祖母对年轻人的胡闹一向是很严厉的，可这一次她倒有点可怜恰普利茨基。她给他三张牌，让他一张一张押，并要他保证以后永远不再赌博。恰普利茨基到赢他钱的人那里去了。他们坐下来赌钱。恰普利茨基在第一张牌上押了五万，一下子就赢了；他押了两次加倍，翻了本，还赢了钱……”

然而该睡觉了，已经六点差一刻。

其实，天已经大亮。这些年轻人喝完了杯里的酒，便各自回去了。

二

“您好像更喜欢那些使女。”

“有什么办法，太太？她们更鲜艳。”

——社交界的闲谈[9]

某某老伯爵夫人坐在梳妆室的镜子前面。她身边有三个使女。一个拿着胭脂盒，一个端着发针匣，还有一个捧着一顶饰有红带子的高包发帽。伯爵夫人早已人老色衰，她丝毫不想再打扮自己的姿容，但她还保留着年轻时的习惯，严格模仿七十年代的流行式样，像六十年前一样，煞费苦心地打扮，花那么多时间。靠窗口的地方有一位小姐坐在那儿刺绣，那是她的养女。

“您好，祖母[10]，”一个青年军官走进来，对她说，“您好，丽莎小姐。祖母[11]，我有一件事要求您。”

“什么事，保罗[12]？”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个朋友，礼拜五我想把他带到舞会上来见您。”

“你把他直接带到舞会上来见我，那时候你就可以向我介绍了。你昨天去过某某人那里吗？”

“那还用说！快活极了；跳舞一直跳到早晨五点钟。叶烈茨卡娅多漂亮啊！”

“咳，我亲爱的！她有什么漂亮啊？她的祖母达丽亚·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也像她那样吗？……顺便说一句：我想，达丽亚·彼得罗夫娜公爵夫人，她也很老了吧？”

“什么很老了？”托木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死了七年了。”

小姐抬起头，对年轻人暗示了一下。他这才想起来，他们是对老伯爵夫人隐瞒了她这位同年女友的死讯的，于是他咬了咬嘴唇。可是伯爵夫人听到这个新闻却一点也不在乎。

“死啦！”她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一起被封为宫中女官，我们一起晋见时，女皇……”

伯爵夫人又对她的孙子讲起自己的趣事，这件事她说过有一百遍了。

“好吧，保罗，”后来她说，“现在你扶我起来。丽桑卡[13]，我的鼻烟壶在哪儿？”

接着，伯爵夫人带着几个使女到屏风后面去更衣。托木斯基和小姐留在房间里。

“您要介绍的人是谁？”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轻声问道。

“纳鲁莫夫。您认识他吗？”

“不！他是不是军人？”

“是军人。”

“是工兵军官吗？”

“不！是骑兵。您为什么以为他是个工兵军官？”

小姐吃吃地笑起来，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保罗！”伯爵夫人在屏风后面叫道，“给我送一本新的小说来，不过不要现代的。”

“那要什么样的，祖母[14]？”

“要这样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并不掐死父亲或母亲，里面没有淹死的死尸。我最怕溺死的人了！”

“如今可没有这样的小说。您不想要俄国小说吗？”

“有俄国小说吗？……送来吧，亲爱的，请送来吧！”

“再见，祖母[15]，我有事……再见，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您为什么以为纳鲁莫夫是工兵军官？”

托木斯基走出梳妆室。

房间里只剩下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一个人，她放下手工，望着窗外。不一会儿从街对面一个屋角里转出一个年轻军官来。她脸上泛起一片红晕。她又拿起手工，低头伏在绣布上。这时伯爵夫人换好衣服进来了。

“丽桑卡，”她说，“吩咐套马车，我们出去玩玩。”

丽桑卡从绣架后面站起来，收拾着手工。

“你怎么了，我的妈！是聋了还是怎么的！”伯爵夫人提高嗓门说。“吩咐快点套马车。”

“马上就去！”小姐轻声回答，立即跑到前厅去。

一个仆人走进来，把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公爵送来的几本书交给伯爵夫人。

“很好！很感谢，”伯爵夫人说。“丽桑卡，丽桑卡！你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换衣服。”

“你还来得及的，我的妈。坐在这儿。翻开第一卷，念给我听……”

小姐拿起一本书，读了几行。

“大声点！”伯爵夫人说。“你怎么啦，我的妈？嗓子哑了还是怎么的？……等一等，把脚凳挪给我，再近点……好！”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又读了两页。伯爵夫人打了个哈欠。

“别读了，”她说，“真是一派胡言！把它送还巴维尔公爵，要谢谢他……可马车怎么啦？”

“马车准备好了，”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探头看看街上，说。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伯爵夫人说，“老是叫人等你！我的妈，这可叫人受不了。”

丽莎赶紧跑到她的房间去。还不到两分钟，伯爵夫人便死命地打起铃来。三个使女一起从一扇门里冲进来，侍仆则从另一扇门跑进来。

“你们怎么都叫不应呀？”伯爵夫人对他们说。“告诉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说我在等她。”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穿着晨衣、戴着帽子走进来。

“终于来了，我的妈！”伯爵夫人说。“怎么穿这身衣服？这是干吗？……向谁卖俏？……今天天气怎么样？看样子有风吧。”

“一点风也没有，夫人！天很好！”侍仆回答。

“你们总是瞎说一气！把通风窗打开。一点也不错，有风！还很冷呢！卸掉马车吧！丽桑卡，我们不去了：用不着打扮了。”

“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想。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确实是个极其不幸的人。但丁[16]说过，别人的面包是苦的，别人的台阶是难登的，除了这个显贵老太婆的苦命养女，还有谁了解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呢？某某伯爵夫人的心肠并不坏，这是不消多说的，但她是个养尊处优的女人，因而非常任性，她和那些在自己有生之年既不再谈恋爱又和现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老年人一样悭吝，一样养成了冷酷的利己主义的习惯。她参加上流社会的一切娱乐活动，出席舞会。在舞会上，她搽了胭脂，穿着老式服装，坐在角落里，就像舞厅里的一件丑陋而不可缺少的装饰品；来客都走到她跟前，向她深深鞠躬，好像在履行一种明文规定的仪式，此后就没人理她了。她遵守严格的礼节，在家里接待全城的名人，可是认不出任何人的面孔。无数的婢仆在她的前厅和下房里养得肥肥胖胖的，连头发也白了，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争相盗窃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婆的财产。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是家里最倒霉的人。她给伯爵夫人倒茶，常常因此而受一顿训斥，说她糖放多了；她为伯爵夫人朗读小说，凡是作者的错误，都要怪她读错；她陪伯爵夫人出去散步，遇到天气不好或道路不平，她也要负责。她有规定的薪资，却从来没有拿到那么多；然而对她的装束却很挑剔，要求她穿得和极少数有钱人一样好。在交际场所里，她是个极可怜的角色。大家都认识她，可谁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在舞会上，只有舞伴[17]不够的时候才轮得到她跳；每当太太小姐们需要到梳妆室去理理衣装的时候，都要把她拉去帮忙。她懂得自爱，深深明白自己的处境，总是注意着自己周围的人，迫切希望有人来解救她；但是那些青年人，为了维持浅薄的虚荣心，从不轻举妄动，并不对她表示垂怜，虽然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比他们死死缠住不放的那些厚颜无耻而又冷若冰霜的姑娘可爱一百倍。多少次她悄悄离开无聊而豪华的客厅，跑到她那简陋的房间里痛哭一场。她的房间里只有一副裱着花纸的屏风，一个五斗橱，一面小镜子和一张油漆过的床，一支脂油蜡烛在铜烛台上幽暗地燃烧着。

有一次——那是在这部小说开头所描写的那个晚上的两天以后，我们刚才谈到的那幕情景之前一个礼拜，——有一次，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坐在窗下刺绣，无意中朝街上看了一眼，看见一个青年工兵军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注视着她的窗口。她低下头，重新做起手中的针线活；过了五分钟，她又朝街上看了看，青年军官仍旧站在那儿。她一向不和过路的军官调情，便不再朝街上看，埋头绣了近两个钟头。吃中饭了，她站起来收拾绣架，无意中瞧了瞧街上，又看见那个军官。她觉得这事很蹊跷。饭后她怀着有些不安的心情走到窗边，但那个军官已经不在，于是她把他忘记了……

大约过了两天，她和伯爵夫人一起出门，刚登上马车，她又看到他了。他就站在大门口，竖起海龙皮领子，遮着脸：一双黑眼睛在帽檐底下闪闪发亮。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不知为什么感到害怕，坐上马车，心里还在莫名其妙地怦怦跳着。

回到家里，她走近窗口——那军官站在原来的地方，一双眼睛直盯着她。她从窗口走开，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心里老想着这个问题，同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也使她激动不已。

从这个时候起，那青年人每天都在一定时间出现在她的窗下，从不间断。他们之间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默契。她一坐下来做针线，就感到他在近旁，就抬起头看看他，停留在他身上的目光也一天比一天长久。为此青年人似乎很感激她：她那少女的敏锐目光看到，当他们的目光每一次相遇时，他那苍白的脸颊立即红起来。过了一个礼拜，她对他微笑了一下……

当托木斯基请求伯爵夫人允许他把朋友带来拜访她的时候，这可怜姑娘的心便怦怦跳起来了。可是当她得知纳鲁莫夫不是工兵军官，而是近卫军骑兵的时候，她很后悔，因为她不慎提了这么个问题，把自己心头的秘密泄露给轻浮的托木斯基了。

赫尔曼是个俄国化的德国人的儿子，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小小的资产。赫尔曼坚信一个人必须保持独立，他连父亲遗产的利息也不敢动用，只靠薪俸过活，丝毫不敢放纵自己。不过他是个性格内向而且自尊心很强的人，伙伴们难得有机会嘲笑他的过分节俭。他怀着强烈的欲望和狂热的幻想，但是坚强的意志使他避免了一般青年人常常陷入的迷误。譬如说，他嗜赌如命，却从来不打牌，因为他考虑到他的财产不允许他（正如他所说的）“为了非分之财，把少不了要用的钱拿去作赌注”，——然而，他却整夜整夜地坐在牌桌旁边，狂热地注视着变化无常的牌局。

三张牌的奇闻使他强烈地幻想起来，他整夜都在想着这件事。第二天傍晚，他在彼得堡边散步边想：“要是老伯爵夫人肯向我公开这个秘密，或者告诉我这三张必胜的牌，那有多好啊！为什么不去碰碰运气呢？……到她那里去，作自我介绍，博得她的宠爱，或者做她的情人，但这需要一段时间，而她已经八十七岁了，也许再过一个礼拜，也许再过两天，她就会死去！……可这个奇闻本身呢？……是不是可信？……不！俭省、节制和勤劳，这才是三张可靠的牌，只有这三张牌才能使我的资产增加两倍，增加六倍，才能给我安宁和独立！”

他这样思忖着，不觉来到彼得堡一条主要大街的一座老式房屋前面。街上车水马龙，马车一辆接一辆向这个灯火辉煌的大门口驶去。从这些马车里时时露出妙龄美女的秀足、铿锵作响的长靴、带条纹的袜子和外交官的软底鞋。皮大衣和斗篷不时从傲慢的司阍身边闪过。赫尔曼停住脚步。

“这是谁家的公馆？”他问一个站在拐角上的岗警。

“是某某伯爵夫人的公馆，”岗警回答。

赫尔曼浑身颤栗起来。他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令人惊异的奇闻。他在公馆旁边踱来踱去，心里想着这座公馆的女主人和她那奇妙的本事。他很晚才回到自己那简陋的房间，久久不能入眠，等到一睡着，便梦见纸牌、绿色桌子、一沓沓钞票和一堆堆金币。他押下一张张纸牌，一次次毫不犹豫地折着牌角，不断地赢钱，不断地把金币搂到自己面前，把钞票装入衣袋。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很迟，为了失去这虚幻的财富，他长叹了一声，接着又上街去闲逛，又一次来到某某伯爵夫人的公馆门前。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把他吸引到这个地方。他停住脚步，举目望着这座公馆的窗口。在一个窗口里，他看见一个黑头发的头，低垂着，大概在看书或工作。头稍稍抬起来了。赫尔曼看见了一个艳丽的脸蛋和一对黑眼睛。这一刻决定了他的命运。

三

我的安琪儿，您每次给我写四页信，

比我读起来还快。[18]

——通信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刚刚脱下大衣和帽子，伯爵夫人就派人来找她，又吩咐准备马车。她们走出去乘车。就在两个仆人把老太太扶上马车送进车门里边的那一刻，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发现那个工兵军官在车轮旁边；他抓住她的手，她惊呆了，还没有回过神来，年轻人已经走掉了，她手里留下一封信。她把信藏在手套里，一路上昏昏沉沉，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伯爵夫人有个习惯，坐在马车里不时要问点什么：她们碰到的是什么人？这座桥叫什么桥？那边招牌上写的是什么？这一回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总是随口回答，每一次都是牛头不对马嘴，伯爵夫人因此大为生气。

“你怎么啦，我的妈！你是昏了头还是怎么的？你是没有听见我的话还是没有听懂？……荣耀归于上帝，我话还说得清楚，也没有老糊涂！”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没听进她的话。一回到家里，她就奔进自己的房间，从手套里取出信来：信没有封口。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是一封向她表白爱情的信，写得情意绵绵、彬彬有礼，都是一字不差地从德国小说里抄来的。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因为不懂德语，所以非常高兴。

然而，这封信却使她坐立不安。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年轻男子建立秘密而亲近的关系。他这种大胆的行为使她害怕。她责备自己行为太不谨慎，不知道怎么办好：是不是别再坐在窗口，是不是应该不理睬他，冷淡他，让他以后别再追求下去？要不要给他写封信？要不要冷淡而斩钉截铁地回绝他？她没有人好商量，她既没有小姐妹，也没有人好指导。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决定给他写一封回信。

她在写字台前面坐下，拿起笔和纸，沉思起来。她开了几次头，又把信撕了：一会儿觉得语气太宽容，一会儿又觉得太生硬。她终于写出几句话，自己觉得还满意。她写道：“我相信您的心意是真诚的，并不想用轻率的举动来侮辱我；但我们的结识不应当采取这种方式。现将来信退回，并希望今后不至于让我怪您对我不尊重。”

第二天，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看见赫尔曼走过来，便从绣架旁边站起来，走到大厅里，打开气窗，把信扔到街上，希望青年军官能迅速捡去。赫尔曼跑过来，捡起信，走进一家食品店。拆开信封，他看见自己的信和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的答复。这是他预料中的事，回家之后，他便一心一意地策划求爱的事来了。

三天后，一个年纪轻轻、眼睛灵活的女裁缝从时装店里给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送来一张纸条。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以为是来讨债的，忐忑不安地把纸条打开，但立即就认出赫尔曼的笔迹。

“亲爱的，您搞错了，”她说，“这张条子不是给我的。”

“不，确实是给您的！”那大胆的姑娘并不掩饰神秘的微笑，回答说。“请您看一看！”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把纸条迅速地看了一遍。赫尔曼要求和她约会。

“不可能！”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说，赫尔曼竟迫不及待地提出这种要求，并且采用这种办法，这使她大为吃惊。“这张纸条真的不是写给我的！”说着她把信撕成了碎片。

“既然信不是写给您的，那您干吗把它撕掉？”女裁缝说，“我可以把它送还发信的人啊！”

“您请便，亲爱的！”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说，由于女裁缝点穿她的秘密，她的脸刷地红了起来。“以后再别给我送纸条来。请您对那个叫您送纸条的人说，他应该感到羞耻……”

可是赫尔曼并不罢休。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每天都收到他通过各种办法送来的信。信的内容已经不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了。赫尔曼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了这些信，使用的语言都是他自己所特有的：他在信中表达了他的坚定不移的愿望，倾吐了自己理不清的无法遏制的幻想。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已经不想把信退回去了：这些信使她陶醉；她开始给他写回信，她的信也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情意缠绵。有一天，她终于从窗口扔给他如下的一封信：

“今天某国公使将举行舞会。伯爵夫人将到那里去。我们在那里要待到两点钟。现在您有机会和我单独见面了。伯爵夫人一走，她的仆人就会走开，门廊里只剩下一个看门人，但他通常也回自己的房间去。您可以在十一点半来。直接上楼梯。您要是在前厅里遇到人，就问伯爵夫人在不在家。他们会告诉您不在——那就没有办法，您只好回去。但是您大概不会遇到任何人。使女们都一起待在她们的房间里。您穿过前厅往左拐，一直走到伯爵夫人的卧室。在卧室的屏风后面，您会看见两扇小门：右边通书房，伯爵夫人从来不到那里去；左边通走廊，那里有一座狭小的螺旋梯，上面就是我的房间。”

赫尔曼浑身哆嗦得像一只老虎，焦急地等待着约定的时间。晚上十点钟，他已经来到伯爵夫人的公馆门前。天气坏极了：风呼呼地吼着，潮湿的雪一大片一大片飘落下来；街灯发出昏黄的光线；街上空荡荡的。驾着由一匹瘦马拉的马车的车夫偶尔伸长脖子看看有没有晚归的乘客。赫尔曼只穿着常礼服站在那儿，既没有感觉到狂风，也没有感觉到暴雪。伯爵夫人的马车终于备好了。赫尔曼看见几个仆人扶出一个裹着貂皮大衣的驼背老太婆，接着，她的养女披着一件单薄的斗篷，头戴鲜花闪现了一下。车门啪的一声关上了。马车吃力地从松软的雪地上驶出去。看门人关上门。窗子里的灯光熄灭了。赫尔曼便在这座空公馆周围走来走去：他走近街灯，看看表——表上指着十一点二十分。他就站在街灯下，注视着表上的指针，等待过完这几分钟。到了十一点半，赫尔曼走上伯爵夫人公馆门前的台阶，走进灯火通明的门廊。看门人不在。赫尔曼登上楼梯，打开通前厅的门，看见一个仆人坐在灯下一把肮脏的老式圈椅上睡觉。赫尔曼轻轻地然而毫不犹豫地从他身旁走过去。大厅和客厅都很昏暗。只有前厅里的灯光微弱地照到这两个厅堂。赫尔曼走进卧室。摆满古老神像的神龛前面点着一盏金色的神灯。几只褪色的缎面圈椅和镀金剥落的带羽绒靠垫沙发对称地靠在裱着中国糊墙纸的墙边，显得凄清冷落。墙上挂着勒布朗夫人[19]在巴黎画的两幅肖像。其中一幅画着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他脸色红润、身体肥胖，穿着浅绿色制服，佩戴着勋章；另一幅画着一个年轻美女，她生着高鼻子，两鬓的头发往后梳，扑粉的头发上戴着一朵玫瑰花。所有的角落里都摆满牧女瓷像、著名的勒鲁瓦[20]制造的台钟、小盒子、赌博用的轮盘、扇子和上世纪末与蒙哥利菲哀尔[21]气球及梅斯梅尔[22]催眠术同时发明的妇女的玩具。赫尔曼走到屏风后面。屏风后面有一张小铁床；右边是一扇通往书房的门；左边另一扇门通往走廊。赫尔曼把左边的门打开，看见一座狭小的螺旋梯，从这里可以通向那苦命的养女的房间……但他转过身来走进漆黑的书房。

时间过得真慢。屋子里静悄悄的。客厅里的钟敲了十二下；所有房间里的钟都先后敲了十二点——过后屋子里又沉寂下来。赫尔曼站着，靠在没生火的炉子边。他一点都不焦急；心脏平静地跳动着，像所有为了某种需要而决心去冒险的人一样。时钟相继敲过一点和两点，这时他听到远处马车的辚辚声。他不由得激动起来。马车驶到门口，停下来。他听见放下踏板的声音。公馆里奔忙起来。仆人们奔跑着，响起喊叫声，屋子里点亮了灯；三个老使女跑进卧室，接着伯爵夫人有气无力地走进来，落坐在高背躺椅上。赫尔曼从隙缝里看到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从他身边走过。他听见她登上楼梯的急促脚步声。他似乎感到于心有愧，但一会儿便完全平静了。他的心肠变得像石头一样硬。

伯爵夫人开始对着镜子卸妆。使女们从她头上摘下插玫瑰花的帽子；从她那银白头发剪得极短的头上拿下扑粉的假发。别针一根根像下雨似的落在她的身旁。绣着银线的黄色衣裙落到她浮肿的脚上。赫尔曼亲眼看到了她那副打扮所掩盖的令人恶心的秘密；最后伯爵夫人身上只剩下一件睡衣，头上戴着压发帽：这种打扮还比较适合她那耄耋的年龄，因此看起来就不那么可怕和丑陋了。

就像一般老年人那样，伯爵夫人也患有失眠症。她卸好妆，就坐在靠窗口的高背躺椅上，打发掉使女。蜡烛拿走了，房间里又只剩下一盏灯。伯爵夫人坐在那里，脸色蜡黄，耷拉下来的嘴唇微微抖动着，全身不停地左右摆动。她那浑浊的眼睛显得十分呆滞，望着她，真可以认为，这个可怕的老太婆的摆动并不是出于她的意志，而是她身上一种潜在的电流在起作用。

突然，这张死气沉沉的面孔大大变了样。嘴唇停止抖动，眼睛紧张地活动起来：伯爵夫人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男人。

“请您不要害怕，看在上帝面上，请不要害怕！”他很清楚地轻声说。“我并不想谋害您；我只是来请求您的恩典。”

老太婆默默地瞧着他，好像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赫尔曼以为她耳背，因此弯下腰在她耳边把刚才说的话重说了一遍。老太婆还是不吭声。

“您可以使我获得一生的幸福，”赫尔曼继续说，“这在您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我知道您能一连猜中三张牌……”

赫尔曼没再说下去。伯爵夫人似乎明白了他的要求，她仿佛在考虑用什么恰当的话来回答他。

“这是个玩笑，”她终于说，“我可以向您发誓！这是个玩笑！”

“这没有什么好开玩笑的，”赫尔曼愤愤地回答道，“您该记得恰普利茨基吧，是您帮助他翻本的。”

伯爵夫人显然很紧张。她的神色反映出内心强烈的激荡，但她很快又陷入先前那种麻木状态。

“您能告诉我这三张必胜的牌吗？”赫尔曼又问。

伯爵夫人沉默不语，赫尔曼又继续说：

“您在替谁保守这项秘密呢？替您的孙子吗？他们就是不掌握这项秘密也够有钱的了。他们根本不知道金钱的价值。您这三张牌帮助不了那些挥金如土的人。那些不会爱惜父辈遗产的人，他们即使像魔鬼那样使尽力气，也不能不死于贫困。我不是一个爱挥霍金钱的人，我懂得金钱的价值。我不会把这三张牌白白糟蹋掉的。告诉我吧！……”

他停住话头，浑身颤抖着等待她的回答。伯爵夫人还是默不作声；赫尔曼跪了下来。

“要是您的心曾经感受过爱的感情，”他说，“要是您还记得爱的欢乐，要是您哪怕只有一次在刚生下的儿子哇哇哭闹的时候微笑了一下，要是您的胸中曾经激荡过人类的感情，那么我就用妻子、情人、母亲，总之，一个人的生命中可能有的一切神圣的感情恳求您，不要拒绝我的请求！——向我公开您的秘密吧！您还要它干什么？……也许，它会造成骇人听闻的罪恶，会使人失去一生的幸福，要和魔鬼订下什么协议……您想想看吧：您已经老了，活不了多久，我愿用我的灵魂承受您的罪孽。您只要向我公开您的秘密。您想想看，一个人的幸福就掌握在您的手心里，不仅是我，还有我的儿子、孙子、曾孙都要感戴您的大恩大德，把您的恩德看成圣物一样……”

老太婆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赫尔曼站起来。

“老妖婆！”他咬咬牙说，“我只好强迫你回答了……”

说着，他从口袋里拔出手枪。

伯爵夫人一看到手枪，情绪又强烈激动起来。她摇摇头，举起一只手，好像要挡住他的射击……接着她便往后倒下去……一动不动了。

“别胡闹，”赫尔曼抓住她的手，说，“我最后问您一次，您想不想把三张牌告诉我？”

伯爵夫人没有回答。赫尔曼发现，她已经死了。

四

一八××年五月七日。

一个没有道德准则和毫无信念的人。[23]

——通信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坐在房间里，还穿着参加舞会的衣服，深深地沉思着。她一回到家里，便急忙把那个不情愿服侍她的睡意蒙眬的使女打发走。她对使女说，她可以自己脱衣服，便战战兢兢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心里既想在那里遇到赫尔曼，又希望见不到他。她一眼就断定他没有来，因此感谢命运为他们的幽会设置了障碍。她坐下来，衣服也不脱，便想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使她如此迷恋的一切情形。自从她第一次在窗口看见这个年轻人以来，还不到三个礼拜，可她已经和他通了信，而他也已经得到她的同意，准备在夜间和他幽会！她只是从几封他签过名的信里了解到他的名字；在这个晚上以前，她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的事……真是怪事！就在这个夜晚的舞会上，托木斯基很生年轻的波利娜公爵小姐的气。因为她一反常态，不和他撒娇调情，他便邀请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跳那没完没了的玛祖卡舞，对波利娜表示冷淡，想借此对她进行报复。整个晚上，托木斯基老是和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开玩笑，取笑她对那个工兵军官的痴情，对她说，他知道的事比她所能设想的要多得多。他开的玩笑中有几次都击中她的要害，因此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有好几次都想到，他一定知道她的秘密。

“这些事情您是听谁说的？”她笑着问他。

“听您的一个熟人的朋友说的，”托木斯基回答，“那是一个很出色的人。”

“这个出色的人到底是谁呀？”

“他叫赫尔曼。”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什么也没有回答，但她的手脚却冷得像冰一样……

“这个赫尔曼，”托木斯基继续说，“有一张典型的小说中人物的面孔：他的侧面像拿破仑，灵魂像靡非斯特[24]。我认为，至少有三样罪恶他应该于心有愧。您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

“我头痛……赫尔曼对您说了些什么？您说他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呢？”

“赫尔曼对他那位朋友很不满意。他说，换了他，他一定采取另一种办法……我甚至认为，赫尔曼正在打您的主意，至少他听到朋友充满爱情的赞叹时，心里很不平静。”

“他究竟在哪儿看见过我？”

“也许是在教堂里，或者是散步的时候！……天知道！也许是在您的房间里，那时您正在睡觉：他……”

走过来三个淑女，问他“遗忘还是惋惜”[25]，打断了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极想继续下去的谈话。

托木斯基选中的小姐就是那位波利娜公爵小姐。她和他多跳了一圈，又在自己坐椅前面多转了一转，在这段时间里，她和他又言归于好了。托木斯基回到座位上的时候，已经不再想到赫尔曼和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很想恢复刚才那场中断的谈话，但玛祖卡舞已经结束，接着老伯爵夫人也走了。

托木斯基的话不过是跳玛祖卡舞时随便说说的，却深深印入这个好幻想的年轻姑娘心里。托木斯基随便描绘的肖像正和她心中想象的不谋而合；由于听了一段最新的故事，这张已显得很俗气的面孔不由得使她感到惴惴不安，也使她耽于幻想。她坐着，交叉着两条赤裸的手臂，还插着鲜花的头低垂在袒露的胸前……突然，门打开了，赫尔曼走进房间。她浑身颤栗起来……

“您刚才到底在哪里？”她惊惧地轻声问道。

“在老伯爵夫人的卧室里，”赫尔曼回答，“我刚刚从她那里来。伯爵夫人死了。”

“我的天！……您在说什么？……”

“看样子，是我把她吓死的，”赫尔曼继续说。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瞥了他一眼，心里不由得响起托木斯基说过的话：“至少有三样罪恶他应该于心有愧！”赫尔曼坐在她身边的窗台上，把经过情形一一告诉她。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惊恐地听完他的话。原来，这些热情洋溢的信件，这些火焰般炽烈的要求，这种无礼而又纠缠不清的追求，统统都不是出于爱情！金钱——这才是他心中渴望得到的东西！能够满足他的欲望，使他得到幸福的并不是她！这可怜的养女不过是一个杀害她老恩人的凶手和强盗的盲目帮凶！……她后悔莫及，难过得痛哭起来。赫尔曼默默地瞧着她：他也心痛如绞，但无论是这可怜姑娘的眼泪，无论是她那痛苦的样子所表现出来的惊人魅力都不能触动他的铁石心肠。想到老太婆的死，他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只有一点使他感到恼恨：那个秘密他再也搞不到手了，本来他是指望靠它发财的。

“您是个魔鬼！”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终于对他说。

“我并不想害死她，”赫尔曼回答，“我的手枪没有装子弹。”

他们都默不作声。

早晨来临了。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吹灭快燃尽的蜡烛：淡淡的曙光已照临她的房间。她擦干满是泪痕的眼睛，举目望着赫尔曼：他坐在窗台上，抄着手，凶狠地皱着眉头。那样子竟和拿破仑的肖像一模一样。这两个人这样相像，连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都感到吃惊。

“您怎么走出这座公馆？”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终于说。“我本来想带您从秘密楼梯走出去，但要从伯爵夫人的卧室旁边走过，我害怕。”

“请您告诉我怎么找到这座秘密楼梯，我自己走出去。”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钥匙，交给赫尔曼，并且详细告诉他出门的路径。赫尔曼握了握她那冰冷的、毫无反应的手，吻了吻她低垂着的头，走出去。

他从螺旋梯走下去，又一次走进伯爵夫人的卧室。死去的老太婆仍旧坐着，已经僵硬了；她的脸显得很安详。赫尔曼站在她面前，久久地望着她，似乎想再看看这件可怕的事情是不是属实；最后，他走进书房，摸到糊墙纸后面的暗门，走下漆黑的楼梯。一种奇怪的感觉使他兴奋起来。他想，也许在六十年前，有那么一个年轻的幸运儿，穿着绣花长袍，梳着仙鹤式[26]头发，把三角帽拿在手里，紧贴在胸口上，也在这个时刻，同样从这座楼梯偷偷溜进这间卧室，这个年轻人早已在坟墓里腐烂，而这个年过古稀的情妇的心今天才停止跳动……

赫尔曼在楼梯下面找到一扇门，他用那把钥匙开了锁，走进过道，从这里走到大街上。

五

这天晚上，已故的冯·V男爵夫人向我显灵，

她全身穿着白色衣服，对我说：“您好，顾问先生！”

——斯维登堡[27]

在那命中注定的夜晚之后的第三天，上午九点钟，赫尔曼动身到某某修道院去，已故伯爵夫人的遗体将在那里举行葬礼。他虽然一点不后悔，但也不能完全压下良心的呼声，这声音一再对他说：你是杀害老太太的凶手！他没有多少虔诚的信仰，却有很多迷信。他相信死去的伯爵夫人会给他的一生带来很多危害，因此决定亲自去参加葬礼，以便祈求她的宽恕。

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赫尔曼费了好大力气才从人群中挤过去。灵柩停放在富丽堂皇的灵台上，上面张着天鹅绒的帐幔。死者两手放在胸前，安卧在灵柩里，头上戴着镶花边的帽子，身上穿着白缎衣裙。家属侍立在她的四周：仆人穿着黑袍，肩上佩戴着标有纹章的绶带，手里捧着蜡烛；儿子、孙子、曾孙等亲属都穿着重孝服。谁也没有哭；流泪也许是一种虚情假意[28]的表现。伯爵夫人已到耄耋之年，她的死决不会使任何人感到震惊，而且她的亲属早就认为她活得太长久了。一个年轻的主教致了悼词。他朴素而又动人地讲到这位年高德劭的女信徒的平静辞世，说她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地进行了感人至深的修行，如今才能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告别人世。“司死亡的天使接纳了她这位通宵怀着美好意愿，等待新郎半夜来临的信徒。”[29]演讲者说。仪式在充满悲伤气氛的礼节中完成了。亲属们首先向遗体告别。然后是无数的客人向前移步，他们都是专程前来哀悼这位长期参加他们的浮华玩乐的老太太的。接下去是全体婢仆，最后上前行礼的是一个和死者同年的老太太。她由两个年轻的使女搀扶着。她已经无法深深地鞠躬，只是独自掉下几滴老泪，吻了吻夫人冰冷的手。老太太离去之后，赫尔曼决定到灵柩跟前去。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在撒满松枝的冰冷的地板上俯伏了几分钟。最后他稍稍抬起身子，脸色白得像那个死者，登上灵台的台阶，俯下身子……这时，他似乎感到死去的伯爵夫人眯起一只眼睛，带着嘲笑看了他一眼。赫尔曼急忙往后退，他踩空了一脚，咕咚一声仰面朝天跌倒在地上。人们把他扶起来。就在这同一时刻，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也昏倒了，被人抬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这件事把肃穆的丧礼扰乱了几分钟。来客中掀起了一阵低沉的窃窃私议，死者的近亲，一个瘦削的宫中侍从官对站在身旁的英国人咬了咬耳朵，告诉他这个年轻的军官是她的私生子，对此那个英国人只冷冷地回答了一声：噢！[30]

一整天，赫尔曼的心情都非常懊丧。他在一家僻静的饭馆吃饭，一反平常的习惯，喝了许多酒，想要借此压下内心的烦恼。但是喝了酒，他更加心烦意乱。他回到家里，衣服也不脱，一头扑倒在床上，立即沉沉睡去。

他醒来的时候已是深夜：月光照亮了他的房间。他看了看表：两点三刻。他睡意尽失，坐在床上，想着老伯爵夫人的葬礼。

这时有个人在街上朝他的窗户看了看，立即走开了。赫尔曼一点都没注意他。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前房的开门声。赫尔曼以为是他的勤务兵照常在外面喝醉了酒，夜游回来了。但是他听见一阵陌生的脚步声：有个人在走路，鞋子发出轻轻的沙沙声。门打开了，走进一个穿白衣服的妇人。赫尔曼以为是他的老奶妈，对她在这个时刻到他这里来感到奇怪。但穿白衣服的妇人突然飘然来到他面前——赫尔曼定睛一看，竟是伯爵夫人！

“我是违反本意到你这儿来的，”她用坚定的声音说，“我是奉命来满足你的要求的。3、7、A，这三张牌会使你连续赢钱，但是有一个条件：一昼夜之内只能押一张牌，从此一辈子再也不赌博。你吓死我，我可以宽恕你，但是你要和我的养女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结婚……”

说完她便轻轻转过身子，向房门走去，随着鞋子的沙沙声隐没了。赫尔曼听到门廊的门砰的一声关上，接着又看见有人朝他的窗口瞧了一眼。

赫尔曼好久都不能回过神来。他走进另一个房间。勤务兵睡在地上，赫尔曼费了好大工夫才把他叫醒。勤务兵像平日那样烂醉如泥，从他那里是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门廊的门锁得好好的。赫尔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点起蜡烛，把刚才看到的幻象记了下来。

六

“等一等再分牌！”

“您竟敢对我说等一等？”

“大人，我说了，等一等再分牌！”

两种固执的念头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脑子里，正像物理学上两个物体不可能同时占据同一个空间一样。3、7、A——三张牌立即把赫尔曼脑子里那个死老太太的影子全挤走了。3、7、A——三张牌一直萦绕在他的脑子里，并且一直在他的嘴里默念着。看见年轻姑娘，他就说：“她多么秀丽呀！……像红心3一样。”有人问他“现在几点钟”，他就回答：“缺5分7点。”看见大腹便便的男人，他都觉得像个A。3、7、A——三张牌一起跟着他进入了梦境，它们都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3点在他面前像一朵艳丽的石榴花，7点像一座哥特式建筑的大门，A则是一只硕大无朋的蜘蛛。他的思想全部集中到一点——怎样利用他这个极其宝贵的秘密。他想到退职和旅行。他想到巴黎公开的赌场里去，从诱人的命运女神那里索取一笔财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避免了这次远途奔波。

莫斯科组织了一个由有钱的赌徒组成的团体，为首的是名声很大的切卡林斯基，此人一生都在牌桌旁边度过，早就积攒了百万财富，他赢钱时收人家的期票，输钱时给人家现钞。长期的赌博生涯使他取信于众多的牌友，而宽敞的住宅、出色的厨师、亲切和愉快的态度则使他博得公众的尊敬。他来到了彼得堡。青年们蜂拥而来，为了赌牌忘记了舞会，宁可放弃追逐女人的乐趣，也不辜负法拉翁的诱惑。纳鲁莫夫把赫尔曼带到他那里去。

他们走过一长串富丽堂皇的房间，房间里有许多彬彬有礼的仆役。几个将军和三级文官在那里打惠斯特[31]，青年人斜靠在花缎沙发上，吃着冰淇淋，抽着烟斗。客厅里，主人坐在一张周围挤着二十来个赌徒的长桌后面分牌。他是个约莫六十岁的老人，外表极其体面，一头银发，饱满而容光焕发的脸显得十分善良，眼睛灵活有神，常带笑意。纳鲁莫夫向他介绍了赫尔曼。切卡林斯基友好地握了握他的手，请他不必拘礼，说完便继续分牌。

牌局持续了好久。牌桌上摊着三十几张牌。切卡林斯基每分完一次牌都要停一停，让赌家安排一下赌注，他自己也好记下输掉的钱，礼貌周到地听听赌家的要求，更加殷勤地打开赌家心不在焉多折的牌角。一圈牌终于打完了。切卡林斯基洗了牌，准备再次分牌。

“让我押一张牌，”赫尔曼从一个也在那里赌钱的胖绅士背后伸出手来，说。切卡林斯基微微一笑，默默地点点头表示遵命。纳鲁莫夫笑着祝贺赫尔曼开了长期的赌戒，并祝愿他旗开得胜。

“就这样！”赫尔曼用粉笔在牌上写下赌注的数目，说。

“请问多少？”庄家眯起眼睛问道，“对不起，先生，我看不清楚。”

“四万七，”赫尔曼回答。

听到这个数目，所有的头一下子都转过来，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赫尔曼。“他疯了！”纳鲁莫夫心里想。

“请允许我告诉您，”切卡林斯基仍旧笑容满面地说，“您下的注太大了：我们这儿还没有人下过超出二百七十五的注呢。”

“怎么？”赫尔曼不以为然地说，“您不想赢我的牌？”

切卡林斯基仍旧彬彬有礼地点头表示遵命。

“不过我有一事奉告，”他说，“我虽然有幸得到诸位的信任，但没有现钱我不能分牌。我当然相信您的话，但还是请您把钱放在纸牌上，这是赌钱的规矩，同时也是为了计算的方便。”

赫尔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来交给切卡林斯基，切卡林斯基瞟了瞟手中的支票，把它放在赫尔曼的牌上。

他开始分牌。右边出了9点，左边出了3点。

“赢了！”赫尔曼翻出自己的牌。

赌徒们掀起一阵轻声的议论。切卡林斯基皱了皱眉头，脸上随即恢复了笑容。

“您要现钱吗？”他问赫尔曼。

“费神了。”

切卡林斯基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支票，立即把账结清了。赫尔曼收下钱，离开牌桌。纳鲁莫夫看傻了。赫尔曼喝下一杯柠檬汁，回家去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到切卡林斯基那里去。主人在发牌。赫尔曼走到牌桌旁，赌徒们立即给他让出一个座位。切卡林斯基亲切地对他点点头。

赫尔曼等到新的一圈开始，押下牌，把四万七千卢布和昨天赢的钱一起放在纸牌上。

切卡林斯基开始分牌。右边出了杰克，左边出了7点。

赫尔曼翻开自己押的7点。

大家惊叫了一声。切卡林斯基显然慌了神。他数了九万四千交给赫尔曼。赫尔曼冷静自若地接过钱，立即走开了。

次日晚上，赫尔曼又来到牌桌旁。大家都在等他。那几个将军和三级文官都放下惠斯特不打，来看这场不同寻常的赌博。年轻的军官们都从沙发上霍地站起来，所有的仆役都集中在客厅里。大家把赫尔曼团团围住。其他赌徒都不押牌，焦急地等着看赫尔曼这场赌博的结果。赫尔曼站在牌桌旁，准备独自和这位脸色煞白但仍微露笑容的切卡林斯基决一胜负。两个人各自拆开一副牌。切卡林斯基洗洗牌。赫尔曼拿出一张牌，押在桌上，把一叠支票放在纸牌上。这简直像一场决斗。赌场上鸦雀无声。

切卡林斯基开始分牌，他的手在颤抖。右边出了皇后。左边出了爱司。

“A赢了！”赫尔曼说着，翻开自己的牌。

“您的皇后输了，”切卡林斯基亲切地说。

赫尔曼浑身一震：果然，他押的牌不是A，而是黑桃皇后。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拿错牌。

这时他觉得那个黑桃皇后正眯缝着眼睛对他冷笑了一下。这个不同寻常的相似场面使他感到恐怖……。

“老太婆！”他惊叫起来。

切卡林斯基把赢得的支票拿过去。赫尔曼呆若木鸡地站着，他从牌桌旁走开的时候，大厅里掀起了一阵闹哄哄的说话声。“赌得真痛快！”赌徒们说。切卡林斯基又洗好了牌，赌博照常进行下去。

结局

赫尔曼疯了。他住进奥布霍夫医院十七号病房，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只会非常快地念叨着：“3、7、A！3、7、皇后！……”

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嫁给一个很可爱的青年；他在某处供职，有一笔可观的财产：他是老伯爵夫人前任管家的儿子。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还收养了一个穷亲戚的女儿。

托木斯基升为骑兵上尉，娶了波利娜公爵小姐为妻。

[1] 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此句原文为法语。

[2] 黎塞留（1696—1788），法国元帅。

[3] 一种牌戏。

[4] 或称美人膏，用药膏或小黑布片贴在脸上，妇女以此作装饰品。

[5] 18世纪50年代出现在巴黎上流社会的冒险家。

[6] 指阿加斯菲尔，传说中古代一个终身漂泊的犹太人。

[7] 卡桑诺瓦（1725—1798），意大利作家，曾用法文写《回忆录》12卷，描写同时代人的风习和作家本人经历的许多惊险事件。

[8] 原文为法语。

[9] 对话原文为法语。

[10] 原文为法语。

[11] 原文为法语。

[12] 保罗是巴维尔的法语名字，巴维尔是托木斯基的名字。原文为法语。以下凡称保罗，均同此。

[13] 丽桑卡是丽莎，即丽莎维塔的爱称。

[14] 原文为法语。

[15] 原文为法语。

[16]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作品有《神曲》等。

[17] 原文为法语。

[18] 原文为法语。

[19] 勒布朗夫人（1755—1842），法国画家。原文为法语。

[20] 勒鲁瓦（1686—1759），法国著名钟表匠。原文为法语。

[21] 18世纪末发明气球的法国人。

[22] 梅斯梅尔（1733—1815），奥地利医生，发明催眠术。

[23] 原文为法语。

[24] 歌德长诗《浮士德》中的魔鬼。

[25] 让对方选择舞伴的代号。原文为法语。

[26] 原文为法语。

[27]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哲学家。神秘主义神智学家。

[28] 原文为法语。

[29] 典出圣经故事，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至13节。

[30] 原文为英语。

[31] 一种牌戏。

从小爱惜名誉。

——民谚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要是到近卫军去，他明天就是上尉了。”

“不必了，让他暂且到军队里服役。”

“说得不错！让他伤心一阵子……”

……………………………………

“可他的父亲是谁？”

——克尼亚日宁[1]

我父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年轻时在米尼赫伯爵手下服务，一七××年以中校衔退伍。从那时起他就住在辛比尔斯克乡下，在那里他娶了当地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季亚·瓦西里耶夫娜·尤某为妻，一共生了九个孩子。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幼年死去了。

承蒙我们的近亲近卫军少校Б公爵的关照，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我就以中士的身份在谢苗诺夫团登记在册。万一母亲生下的是个女儿，那么只要父亲宣布这个没有出现过的中士已经死去，事情也就完了。我名义上是请假，一直要到学业期满为止。当时，我们的教育和现在不同。从五岁起，父母就把我交给马夫萨维里奇；由于他做事稳当，家里把我交给他照料，让他做我的管教人。在他的督促下，我十一岁就学会俄语，并且能非常正确地判断猎狗的特性。这时父亲给我从莫斯科雇来一个法国人博普雷先生，他是跟着我们订购的供一年食用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起来的。他的到来使萨维里奇很不高兴。“真要感谢上帝了，”他嘀咕着，“这孩子梳洗吃饭都有人服侍，干吗还要花钱雇一个法国先生，好像自己人都没有了似的！”

博普雷在他们国内是个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过兵，接着来俄国当教师[2]，可是他不大懂得这个词的含义。他是个好人，但是轻浮放荡到了极点。他的主要缺点是迷恋女色。由于他自作多情，常常被人轰走，因此整日价唉声叹气。此外，（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并不是酒瓶的仇敌，也就是说（按俄国人的说法），喜欢多喝几杯。但是由于在我们家里只是吃午饭时才喝葡萄酒，而且只喝一小杯，斟酒时还常常把老师漏掉，这一来，我那位博普雷便很快习惯了饮用俄国果子酒，甚至认为这种酒比法国葡萄酒好，对于胃更有好处。我们立即就相处得很好，虽然按照合同，他必须教我法语、德语和所有的功课，但他却更急于向我学会随便说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各干各的事。我们成了知心朋友。我甚至不想要别的老师。可是不久命运就把我们拆开了，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麻脸的胖洗衣女帕拉什卡和独眼的养牛女阿库利卡像约好了似的同时跪倒在我母亲脚下，承认自己行为不轨，哭哭啼啼地告法国先生的状，说他利用她们年轻无知，勾引了她们。母亲很看重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干脆利落地处置了这件事。他立刻吩咐把那个法国流氓找来。仆人报告，说法国先生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到我房间来了。这时，博普雷正安安稳稳地在床上睡大觉。我在忙自己的事情。要知道，家里给我从莫斯科买来了一张地图。它就挂在墙上，完全没有用。地图是那么大，纸张是那么好，我早就在打它的主意。我决心用它做个风筝，于是趁博普雷正在睡觉干了起来。我正把一根椴树皮做的尾巴贴到好望角上去的时候，父亲进来了。看见我在做这种地理作业，父亲揪了一下我的耳朵，然后奔到博普雷跟前，粗暴地把他叫醒，对他狠狠地责骂起来。博普雷心慌意乱，本想欠起身来，可是办不到：可怜的法国人喝得烂醉如泥。新账老账一起算。父亲抓住他的衣领，一把将他从床上拉起来，推出门外，当天就把他赶走了，这一下萨维里奇可高兴得无法形容，我受的教育也就到此结束。

我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放放鸽子，和仆人家的孩子们跳跳山羊。这时，我已经满十六岁。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秋天里，有一次母亲在客厅里煮蜂蜜果酱，我舔着嘴唇，望着沸腾的泡沫。父亲在窗边读着每年订阅的《皇家年鉴》[3]。这本书总是使他十分激动；他始终怀着非常关切的心情反复阅读它；每读一次都使他极其愤恨。母亲对他的习惯了如指掌，总是想方设法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尽可能远些，这样一来，父亲有时就会一连几个月见不到这本《皇家年鉴》。可是，要是让他偶然找到，他就会一连几个小时捧住不放。父亲读着《皇家年鉴》，偶尔耸耸肩膀，低声唠叨着：“好一个陆军中将！……他在我那个连里不过是个中士呢！……获得两枚俄国勋章！……可不久以前我们……”父亲终于把年鉴扔在沙发上，不祥地沉思起来。

蓦地，他转过身来问母亲：“阿芙多季亚·瓦西里耶夫娜，我们的小彼得几岁了？”

“刚满十六岁，”母亲回答。“小彼得正是娜斯塔西亚·盖拉西莫夫娜婶婶瞎了一只眼那年生的，那时还……”

“行啦，”父亲打断她的话，“该让他去服役了，别让他在使女的房间里钻进钻出，在鸽子窝旁爬上爬下，这一切都够了。”

母亲想到很快就要和我分别，吓呆了。她手里的勺子掉到锅子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和她相反，我那高兴劲儿可是没法形容啦。在我头脑里，服役的念头是和自由自在、快快活活地过彼得堡生活的念头融合在一起的。我想象着当上近卫军军官的模样，依我看，人类的幸福莫过于此了。

父亲不喜欢改变主意，也不喜欢拖拖拉拉。我出门的日期定下来了。起程前一天，父亲说要写封信让我带给未来的长官，吩咐给他拿笔和纸来。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别忘了替我问候Б公爵，就说我希望他别丢下小彼得不管。”

“别胡言乱语啦！”父亲皱起眉头说，“我干吗要写信给Б公爵？”

“你不是说要写信给小彼得的长官吗？”

“是啊，那又怎么样？”

“小彼得的长官就是Б公爵。小彼得可是在谢苗诺夫团登记过的啊。”

“登记过！他登记过关我什么事？小彼得不到彼得堡去。在彼得堡服务，他能学到什么？学会花钱和放荡？不，先让他到普通军队里去服务，让他吃点苦，闻点火药味，让他当兵，而不是做二流子。在近卫军里登记过！他的证件在哪儿？给我拿来。”

我的证件和我洗礼时穿的小汗衫一起放在母亲的首饰箱里，母亲把证件找来，用颤抖的手递给父亲。父亲仔细看了一遍，把它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写起信来。

好奇心使我好不苦恼：要是不送我到彼得堡，那么到底送我到哪儿去呢？我紧紧盯着父亲那支写得很慢的笔。他终于写好，把信和证件一起封进封袋里，摘下眼镜，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你把这封信带给安德烈·卡尔洛维奇·P，他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你到奥伦堡去，在他手下服务。”

这一来，我那些光辉灿烂的憧憬一下子全成了泡影！我等到的不是快活的彼得堡生活，而是在一个荒凉的远方过寂寞无聊的日子。刚刚我还那么兴高采烈地想象着的军役，现在竟成了极大的不幸。可争辩是没有用的！第二天早晨，大门前赶来一辆旅行马车，大家把我的箱子、备有茶具的食品盒、一包包小白面包和馅饼——娇生惯养的家庭生活的最后标志——一一放到马车上去。父母亲给我祝了福。父亲对我说：“再见，彼得。你对谁宣过誓，就要忠诚地为他服务；要服从长官，不要逢迎拍马；公务上不要逞能抢先，也不要偷懒推托；要记住一句老话：从头爱惜新衣，从小爱惜名誉。”母亲含泪嘱咐我注意身体，要萨维里奇好好照顾孩子。他们给我穿上一件兔皮袄，上面再加上一件狐皮大衣。我流着泪和萨维里奇坐上马车出发了。

当天夜里我来到辛比尔斯克，我必须在那里待一天，买些必要的东西，这些事早就吩咐过萨维里奇了。我留宿在一家小旅店。萨维里奇一早就到店铺里去了。老是从窗口望着那条泥泞的小巷使我感到无聊，我就到各个房间去走走。走进弹子房，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绅士，他约莫三十五岁，蓄着长长的黑胡子，穿着晨衣，手里拿着球杆，嘴里衔着烟斗。他正跟一个记分员在打台球，那记分员赢了球可以喝一小杯伏特加，输了球就得在球台下爬一圈。我瞧着他们打弹子。愈是往下打，记分员在台下爬行的次数愈多，最后记分员趴在球台下不能动弹了。那绅士对他说了几句尖酸刻薄的话作为悼词，接着就邀我和他打一局。我说我不会，拒绝了。显然，他觉得很奇怪。他似乎很惋惜地瞧瞧我，可是我们攀谈起来了。我这才知道他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某骠骑兵团的上尉，在辛比尔斯克招募新兵，住在这家旅店里。祖林邀请我和他一起像士兵那样随便吃顿饭。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祖林喝了很多酒，并且殷勤地劝我喝一点，说是应该习惯军队的生活。他给我说了许多军队里的笑话，使我笑得前仰后合。到喝完酒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朋友了。这时他提出要教我打台球。“这对我们当兵的弟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譬如说，你行军到了一个地方，那时你干什么好呢？并不是经常可以打犹太人的。你只好到旅店里去打台球，而要打台球，你就得学会它！”我完全被他说服，便用心地学起来。祖林大声称赞我，对我进步得这么快表示惊奇，我练习了几次，他就提议和我赌钱，每次输赢一戈比，不是为了赢钱，而是为了不白打，据他说，白打是最坏的习惯。这一点我也同意了。接着祖林又吩咐拿潘趣酒来，他劝我尝一尝，一再说，应该养成当兵的习惯；如果不会喝潘趣酒，那还算什么当兵的！我听了他的话。这时我们还继续打台球。喝潘趣酒的次数愈来愈多，我的胆子也愈来愈大。我常常把台球打出界外；我直冒火，骂那记分员，天知道他是怎么记分的，我下的赌注愈来愈大，总之，我像一个摆脱了管教的孩子那样胡作非为起来。然而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祖林看看表，放下球杆，宣布我输掉一百卢布。这一下我可有点着急了。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我向他道歉。祖林打断我的话，说：“你得了吧！不过你不用着急，我可以等一会儿，现在我们到阿林努什卡那儿去吧。”

有什么可说的？这一天我从早到晚都过得那样放荡。我们在阿林努什卡那里吃了晚饭。祖林频频替我斟酒，老是说，应该养成当兵的习惯。吃完这顿饭，我简直站也站不住；到了半夜，祖林才把我送回旅店。

萨维里奇在大门口接我们。看到我这副对军务显然非常尽心竭力的样子，他不禁惊叫了一声。“少爷，你这是怎么搞的？”他痛心地说，“你是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的？哎哟，我的天哪！这样的罪孽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住嘴，老家伙！”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大概是你自己喝醉了，去睡觉……扶我到床上去。”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觉得头好疼。我模模糊糊地想起昨天的事情。萨维里奇端茶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彼得·安德烈伊奇，”他摇摇头对我说，“你放荡得太早了。你像谁呢？你父亲、你爷爷都不是酒徒，母亲就更不必说了：她一辈子除了克瓦斯[4]，什么也没有喝过。是谁叫你干这种事情的？只有那个该死的法国先生。他总是跑去找安季皮耶夫娜，对她说：‘太太，热—夫—普里伏特加。’[5]现在你也来热—夫—普里了！不用说，这是那个狗崽子干的好事。还要请那个异教徒来照料孩子，好像老爷家就没有人似的！”

我觉得很惭愧。我回过头对他说：“你走吧，萨维里奇；我不喝茶。”但是萨维里奇一数落起来就很难阻止他。“你看，彼得·安德烈伊奇，喝醉酒有什么好处，又是头疼，又是不想吃饭。人一喝上了瘾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你喝一点掺蜂蜜的黄瓜露吧，最好是喝小半杯果子酒解解酒。好吗？”

这时有个孩子走进来，递给我一张祖林写的便条。我打开纸条，上面写着：

“亲爱的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请将昨天输给我的一百卢布交敝小厮带回，我亟需用钱。

随时准备为您效劳的

伊凡·祖林”

毫无办法。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命令那位“照管我的钱财、衣服和事务”[6]的萨维里奇付给这小厮一百卢布。“怎么！为什么？”萨维里奇大吃一惊，问道。“是我欠他的。”我尽可能冷漠地回答。“欠他的！”萨维里奇愈来愈吃惊，反问道，“少爷，你是什么时候欠他这笔债的？这事情可不对头。少爷，尽管你愿意，钱我可是不给。”

我想，要是在这关键时刻我拗不过这固执的老头，那以后就别想摆脱他的管束了，于是我就很威严地瞪了他一眼，对他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输了钱，因为我情愿。我劝你别自作聪明，我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萨维里奇听了我的话，十分吃惊，他拍了一下手，就站在那里呆住了。“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我愤怒地叫喊着。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他声音颤抖着说，“别让我愁死吧。我的宝贝！听我老头子的话：写信告诉那强盗，就说你是闹着玩的，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一百卢布！仁慈的上帝！你对他说，你的父母亲严厉禁止你赌博，除了用核桃……”“别胡说了，”我严厉地打断他的话，“把钱拿来，不然我就掐着你的脖子把你赶出去。”

萨维里奇哭丧着脸瞧了我一眼，去拿钱还债了。我很可怜这老头，但我想摆脱他的束缚，证明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钱付给了祖林。萨维里奇急着要把我带出这家该死的旅店。他进来告诉我马已备好。我深感羞愧，默默地悔恨，就这样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跟我那位老师告别，也不打算再和他见面。

第二章 向导

这儿是个可爱的地方，是

我从未见过的异乡！不是

我自己来到这里，不是骏

马带我来这里：是青春活

力、机灵禀性和那酒店醉

人的气息，引来我这年轻

的小伙子。

——古代歌谣[7]

我一路上沉思默想，很不愉快。我输掉的那笔款子，按当时的价值是很可观的。我心里不能不承认，我在辛比尔斯克旅店里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而且，我还感到很对不起萨维里奇。这一切都使我心里很难过。老头子愁眉苦脸地坐在驭座上，背对着我，一声不响，只是偶尔干咳一两声。我很想与他和解，但不知从何谈起。我终于对他说：“好了，好了，萨维里奇！行了，让我们和解吧，是我不好；我自己知道，是我不对。我昨天太任性，无缘无故惹你生气。我以后一定要机灵点，听你的话。好了，别生气了；让我们和解吧。”

“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他长叹一声回答说。“我是生我自个儿的气，全是我不好。我怎么可以把你一个人扔在旅店里！有什么办法？真是鬼迷了心窍，我突然想到教堂管事的老伴那里去，看看我的教亲。结果就像常言所说的那样：去看望教亲，却受到监禁。真是倒了大霉！……我可怎么去见主人哪？要是让他们知道孩子在外面喝酒赌博，他们会怎么说呢。”

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我向他保证今后没有他的同意决不乱花一文钱。他渐渐心平气和下来，虽然还是偶尔摇摇头，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百卢布！可不是玩的！”

我离目的地愈来愈近了。我周围是一片交错着山峦与峡谷的荒原。到处覆盖着冰雪。太阳快下山了。我的马车顺着一条狭窄的小路，更正确地说，是农民的雪橇滑过的痕迹缓缓前进。突然，车夫频频抬头望望一边的天空，接着，摘下帽子回过头来对我说：“少爷，我们还是回去吧。”

“为什么？”

“天气靠不住：起风了，你看，风都把雪刮起来了。”

“那有什么关系！”

“你看那边是什么？”车夫用鞭子指着东方。

“我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片白茫茫的草原和清亮的天空。”

“你看，你看那儿有一朵云。”

我看见天边真的有一朵白云，起初我还以为是远处的山峦呢。车夫对我说，那朵小云是暴风雪的预兆。

我听说过这里刮暴风雪的情况，知道一刮起暴风雪，整个车队都会给淹没。萨维里奇赞同车夫的意见，劝我回去。但我觉得风还不大；我很想在暴风雪来到之前赶到下一站，所以只吩咐他们快点赶车。

车夫把车赶得飞快，但还是一个劲儿望着东方。马儿很有节奏地跑着。这时风愈刮愈大。那朵小白云变成了一片灰白色的阴云，沉甸甸地升腾着，扩展着，渐渐布满整个天空。下起了小雪，接着突然飘起鹅毛大雪。狂风怒吼，暴风雪终于来临了。刹那间，黑沉沉的天空便和这雪的海洋混成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糟了，少爷，”车夫叫喊起来，“倒霉，真的遇上暴风雪了！”

我朝车篷外面瞧了一眼：周围一片黑暗，刮着狂风。狂风呼号着，是那么凶猛和残暴，就像一头张牙舞爪的野兽；雪片不断扑到我和萨维里奇身上；马儿一步一步地走着，不久就停了下来。“你怎么不赶了？”我焦急地问车夫。“怎么赶呢？”他从驭座上爬下来，回答说，“不知道往哪里走好，没有路，天又这么黑。”我骂他，萨维里奇却替他打抱不平：“你干吗不听我们的话，”他很生气地说，“蛮好回旅店去，那时你就可以喝喝茶，可以安安稳稳一觉睡到大天亮，那时暴风雪也停了，也好继续赶路了。可我们急着到哪里去？又不是赶着去吃喜酒！”萨维里奇的话是对的。可是毫无办法，雪还纷纷扬扬地下着。马车旁边已积起雪堆。马儿站着，耷拉着脑袋，偶尔抖动一下。车夫在周围走来走去，闲得无聊，就理理挽具。萨维里奇嘀咕着。我环视着四周，希望能找到房屋或道路的征象，但是除了浑然一片的飞卷的暴风雪，什么也看不见……突然我看见一个黑点子。“喂，车夫！”我叫起来，“瞧，那个黑糊糊的东西是什么？”车夫聚精会神地看着。“天知道是什么东西，少爷，”他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说，“车不像车，树不像树，好像还会动。也许是一头狼或者一个人。”

我吩咐把车赶到那里去，那个黑点子也立即朝我们这里移动。过了两分钟，我们便跟一个人并排靠在一起了。“喂，好心人！”车夫向他喊道，“你知道路在哪儿吗？”

“这儿就是路，我就站在坚实的地方，”过路人回答说，“可这有什么用？”

“你听我说，乡下人，”我对他说，“你熟悉这地方吗？能不能带我到宿夜的地方去？”

“这地方我熟悉，”过路人回答，“荣耀归于上帝，这儿我全走遍了。可这是什么天气，很容易迷路的。最好还是在这儿等一等，也许暴风雪会停下来，天空也会亮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按照天上星星的位置找到路了。”

他的冷静使我打起了精神。我已经打算听天由命，在这草原上过一夜了，突然过路人灵巧地爬上驭座，对车夫说：“荣耀归于上帝，不远的地方有人家，向右拐，走吧。”

“为什么朝右边走？”车夫不高兴地问道。“你看到哪儿有路？还不是：马儿是别人的，马轭也不是自己的，那你就拼命赶吧。”我觉得车夫的话说得有理。“真的，”我说，“你凭什么认为不远的地方有人家呢？”“因为风是从那儿吹来的，”过路人回答说，“我闻到烟味儿，可见村子离这儿不远。”他的机灵和敏感使我吃惊。我吩咐车夫上路。马儿艰难地踩着深深的积雪。马车无声地前进着，一会儿爬过雪堆，一会儿落进低地，一会儿颠到这一边，一会儿颠到那一边，就像一条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萨维里奇哼哼着，不时碰到我的腰部。我放下车篷，裹紧大衣，打起盹来。暴风雪的歌唱和马车的摇晃催着我入眠。

我做了个梦，这个梦我是永远忘不了的，而且直到现在，当我联想到我这一生的奇遇时，我仍认为这个梦是个预兆。读者一定会原谅我：因为凭经验可以知道，一个人不管多么蔑视偏见，他还是会向迷信低头的。

我的感觉和心情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现实已经让位给梦幻，并且和梦幻结合在一起，进入刚刚入梦时的那种迷迷糊糊的幻境中。我觉得暴风雪仍在逞凶，我们仍在雪原上迷失路途……蓦地，我看见一扇大门，便驶入我家的庄园。我最初想到的就是担心父亲对我不由自主回到家里这种举动发脾气，怕他会以为我是故意违抗他的命令。我忐忑不安地跳下马车，看到母亲悲痛欲绝地在门口台阶上迎接我。“轻一点，”她对我说，“父亲病得奄奄一息，他想再见你一面。”我吓坏了，就跟着她走进卧室。我看见房间里灯光微弱，床前站着许多人，一个个哭丧着脸。我轻轻走到床前，母亲稍稍掀起帐子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小彼得来了；他听到你生病的消息回来了，你给他祝福吧。”我跪下，注视着病人。可是怎么啦？……我看见床上躺着的并不是父亲，而是一个长着黑胡子的庄稼汉，他正快活地瞧着我。我莫名其妙地回头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父亲。我干吗要请一个庄稼汉给我祝福呢？”“反正是一样的，彼得，”母亲回答我说，“这是代替父亲给你主持婚礼的人，吻他的手，让他给你祝福吧……”我不肯。这时庄稼汉从床上跳起来，从背后抽出一把斧头，往四下里乱砍。我想跑……可是办不到。房间里堆满了死尸，我在尸体上绊了几下，便滑倒在血泊中……那个可怕的庄稼汉亲切地喊着我，对我说：“别怕，到我这儿来，我给你祝福……”我心里非常害怕，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个时候，我惊醒了。马儿站在那里，萨维里奇拉着我的手说：“下车吧，少爷，到了。”

“到什么地方啦？”我揉着眼睛问道。

“到客栈了。上帝保佑，差点儿让我们碰上围墙。下车吧，少爷，快一点，快去暖和暖和吧。”

我走下马车，暴风雪还在刮着，但已不那么狂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店主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把灯笼放得低低的，把我带到一间客房里，那客房虽然狭小，却很干净，还点着松明，墙上挂着一支长枪和一顶高高的哥萨克帽。

店主是雅依克河[8]一带的哥萨克，看起来像个六十岁左右的庄稼汉，精力还很充沛。萨维里奇拿着食品盒跟着我进来，他向店家要火烧茶，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想喝茶。店主张罗去了。

“那向导在哪儿？”我问萨维里奇。

“在这里，老爷，”一个声音在上面回答我。我抬头瞧瞧高板床，看见了一把黑胡子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怎么，老哥，冻坏了？”“只穿一件破大衣，怎么不冻坏！我本来有一件皮袄，说来不怕你见笑，昨天押给酒保了：我以为天不太冷呢。”这时店主捧着沸腾的茶炊走进来。我请向导喝杯茶，那庄稼汉便从床上爬下来。他仪表堂堂：看样子有四十岁，中等身材，略嫌瘦削，肩膀却很宽。他的黑胡子已经有些灰白，两只机警的大眼睛非常灵活，脸上的表情很讨人喜欢，却有点狡黠。他的头发剪成圆形；身上穿着破旧的厚呢上衣和鞑靼人的灯笼裤。我递给他一杯茶，他尝了一尝，皱起了眉头。“老爷，您行行好吧，吩咐他们给我一杯酒，茶我们哥萨克喝不来。”我很高兴地满足了他的愿望。店主从酒柜里拿出酒瓶和酒杯，走到他跟前，瞧瞧他的脸说：“嘿，你又到我们这儿来了！是打哪儿来的？”我的向导意味深长地向他眨眨眼，用一首儿歌回答他：“鸟儿飞来吃大麻，奶奶便把石子拿，一块石子扔过去，没打中——飞啦。噢，你们过得好吗？”

“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店主继续用隐语回答他。“有人要敲晚祷的钟，神父太太不答应：神父做客去，魔鬼在坟地。”“别响了，大叔，”流浪汉制止他，“只要天下雨，就会长蘑菇；只要有蘑菇，就有菜篮子。而眼下（他又眨了眨眼睛）把斧头藏在背后：管林人来了。老爷，祝您健康！”说着，他拿起酒杯，画了个十字，一饮而尽。然后，他向我鞠了个躬，又回到高板床上去。

那时我一点也不懂得他们的黑话，但后来我猜到他们是在谈雅依克哥萨克军队的事，在一七七二年叛乱之后，这支军队刚刚被平定。萨维里奇满脸不高兴地听着。他狐疑地一会儿看看店主，一会儿看看向导。这家客栈，或者按当地的说法，叫车店，孤零零地设在草原上，离随便哪个村子都很远，太像强盗窝了。但是毫无办法。继续赶路是不可想象的。萨维里奇的焦急却使我很开心。然而，我已经着手安排宿夜，并且在一条大板凳上睡下。萨维里奇决定睡在炕上，店主睡在地板上。一会儿整座屋子的人都打起鼾来，我也睡得像个死人。

第二天早晨我醒得很迟，我发现暴风雪已经停了。太阳照耀着。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雪，白得耀眼。马已经套好。我和店主结了账，房金收得很公道，连惯于讨价还价的萨维里奇也没和店主争执，昨天的狐疑也完全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了。我喊来向导，感谢他的帮忙，吩咐萨维里奇给他半卢布酒钱。萨维里奇皱起眉头。“半卢布酒钱！”他说，“为什么？是为了你把他带到客栈里？随你的便吧，少爷，我们可没有那么多半卢布的钱。见人就给钱，那你自己马上就得饿肚子了。”我无法跟萨维里奇争论。我已经答应过，钱由他全权处理。可是我却很难过，因为无法对这个人表示一点谢意，且不说他把我从一场灾难中搭救出来，至少也是帮我摆脱了那令人苦恼的困境。“好吧，”我冷冷地说，“你要是不肯给半个卢布，就把我的衣服随便拿一件给他。他穿得太单薄了。把我那件兔皮袄给他。”

“行行好吧，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萨维里奇说。“干吗给他兔皮袄？这条狗，到头一家酒店就会把它喝掉的。”

“老头，我喝不喝掉，用不着你操心，”流浪汉说，“他老爷赏给我皮袄，那是他老爷的事，你是个奴才，该做的不是争吵，而是遵命。”

“强盗，你不怕上帝了！”萨维里奇气冲冲地回答他。“你看这孩子还不懂事，就想利用他的天真把他的东西抢光。你要少爷的皮袄干什么？这件皮袄套不上你那可恶的宽肩膀。”

“请你不要自作聪明，”我对老家人说，“快把皮袄拿来。”

“上帝啊！”萨维里奇痛苦地呼喊着。“兔皮袄差不多还是新的！给谁不可以，偏要给这个穷酒鬼！”

然而兔皮袄到底拿来了。庄稼汉立刻就在身上比了比。其实这件兔皮袄连我穿了都嫌紧，穿在他身上就显得更窄小了。可是他居然想出办法，把缝合的地方拆开，把皮袄套在身上。萨维里奇听到线的断裂声，差点儿没叫出声来。流浪汉拿到我的礼物非常高兴。他把我送到马车旁，向我深深鞠了一躬，对我说：“谢谢老爷！愿上帝报答你的好心。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的恩情。”他走了，我也继续赶路，完全不把萨维里奇的恼怒放在心上，并且很快就把昨天的暴风雪、向导和兔皮袄忘掉。

到了奥伦堡，我直接去见将军。我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由于年老，背已经有点驼。他的长头发完全白了。他那褪色的旧军服使人想起安娜·伊凡诺夫娜[9]时代的军人，他的话里带着很重的德国口音。我把父亲的信交给他。他听到父亲的名字便迅速地瞧了我一眼，说：“我的上帝！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像你这么大好像还是不久前的事，现在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了！哦，时间哪，时间！”他拆开信，低声念着，还不时评论几句。“‘安德烈·卡尔洛维奇阁下，我想，大人……’干吗这么客气？哼，真不怕难为情！当然，纪律是最重要的，可是给老朋友写信也要这么写吗？……‘大人不会忘记……’嗯……‘当……已故的元帅米……行军……也……卡罗林卡……’嗨，兄弟！这么说他还记得我们当时胡闹的事啰？‘现在言归正传……把我的孩子送到麾下……’嗯……‘让他戴上刺猬皮手套[10]……’什么叫做刺猬皮手套？这大概是俄国人的成语……什么叫做‘让他戴上刺猬皮手套’？”他回过头来，对着我重说了一遍。

“这意思是说，”我尽量装出天真烂漫的神气回答说，“待他要亲切，不要太严厉，给予更多的自由，让他戴上刺猬皮手套。”

“嗯，我明白……‘不要放任……’不，看样子戴刺猬皮手套不是这个意思……‘送上……他的证件……’证件在哪儿？噢，在这儿……‘请通知谢苗诺夫团注销……’好，好：一切照办……‘请允许我不拘礼节地以老同事和老朋友的身份……拥抱你，’噢，终于明白了……等等，等等……好，老兄，”他读完信，把我的证件放在一边，说，“一切都会照办：现在我派你到某某团[11]去当军官，为了让你节省时间，你明天就到白山要塞去，在米罗诺夫上尉手下供职，他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你可以在那里切切实实地服务，学会遵守纪律。在奥伦堡你没事可干，生活散漫对青年人有害。可今天我请你赏光在我家吃饭。”

“我愈来愈倒霉了！”我自个儿思忖着，“我还在娘胎里就是一个近卫军中士，可这有什么用！这又能把我带到什么好地方去？把我派到某某团，派到吉尔吉斯卡依萨克草原边上一个荒凉的要塞去！……”我在安德烈·卡尔洛维奇那里，和他的一个老副官三个人共进午餐。德国人那种严格的节俭精神充分体现在他的餐桌上，因此我猜想，担心多余的人出现在他那单身汉的餐桌旁也是他急于把我送到驻防军那里去的一部分原因。第二天，我辞别将军，到我的任所去了。

第三章 要塞

我们住在要塞里，

吃的面包喝的水；

假如凶恶的敌人，

来找我们吃包子，

我们就准备好酒宴，

请他们饱尝炮弹的滋味。

——士兵的歌

他们是古代人，我亲爱的。

——《纨绔子弟》

白山要塞离奥伦堡四十里路。道路沿着雅依克河陡峭的河岸向前伸展。河面还没有结冰，它那铅灰色的波浪在覆盖着白雪的单调的两岸中显得凄凉而幽暗。河那边是广阔的吉尔吉斯草原。我一路沉思着，想的尽是些伤心事。驻军的生活对我并没有多大吸引力。我竭力想象着我未来的上司米罗诺夫上尉的样子。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个严厉而暴躁的老头子，除了军务什么也不知道，为了一点小事情就会把我关禁闭，叫我只吃面包和喝水。这时，天已开始黑下来。我们的马跑得很快。“离要塞还很远吗？”我问车夫。“不远，”他回答。“您瞧，已经看得见了。”我往四下里张望着，以为可以看见一些森严的棱堡、塔楼和围墙，但是除了一个围着木栅的小村子什么也没看见。它的一边是三四垛覆盖着半边积雪的干草，另一边是一座歪斜的磨坊，树皮做的叶片懒洋洋地挂下来。“要塞在哪儿？”我诧异地问道。“这就是，”车夫指着村子回答，说着，我们的马车已经驶进了村子。在大门旁，我看见一尊旧铁炮；街道狭窄而弯曲；房子都很矮，屋顶上大都盖着干草。我吩咐车夫把马车赶到要塞司令那里去，不一会儿马车就在一座小木屋前面停住。这座木屋建在高地上，旁边有一座也是用木头盖的教堂。

没有人来接我。我走进门廊，打开前厅的门。一个残疾老兵坐在桌上，正在用一块蓝布补绿军装的袖子。我叫他去通报。“进去吧，老爷，”残疾老兵回答说，“我们的人都在家。”我走进一个颇为干净的老式房间。墙角里有一个餐具橱，墙上玻璃镜框里镶着军官委任状，镜框旁边贴着几张民间木板画，画的是攻克基斯特林和奥恰科夫，还有几张画的是选择未婚妻和小猫下葬。窗边坐着一个老太太，她身上穿着棉背心，头上包着头巾。老太太正在绕线团，一个穿军官服装的独眼老头用两只手给她绷着线。“您有什么事，老爷？”老太太一边绕线一边问。我回答，我是来此处服务并来向上尉先生报到的。我正要把这些话再向独眼老头说一遍，以为他是要塞司令，但是女主人打断了我背熟的话。“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她说，“他到盖拉辛神父家做客去了；不过反正一样，老爷，我是他的太太。请多关照。请坐，老爷。”她喊来使女，要她把一名军士找来。老头用他的独眼好奇地望着我。“请问，”他说，“您是在哪个团服务的？”我回答了他的问题。“请问，”他又继续问道，“您为什么要从近卫军调到驻防军来？”我回答，这是上峰的意思。“大概是因为行为不合近卫军军官的规矩吧？”这不知疲倦的盘问者又问道。“别再胡扯了，”上尉太太对他说。“你看，年轻人路途劳累了，他没工夫跟你扯这些……手伸直点……你老爷，”她转身对我继续说，“他们把你送到我们这偏僻的地方来，你别伤心。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习惯就好了。施瓦勃林·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因为杀人调到我们这儿已经有四年多了。天知道，他怎么会造出这种孽来。你看，他跟一个中尉骑马到城外去，他们身上带着剑，就这么斗起来。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刺死了中尉，在场的还有两个证人！你说有什么办法呢？人孰能无过。”

这时，一个年轻、身材匀称的哥萨克军士走了进来。“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对他说，“你给这位军官先生找个住所，要干净些的。”“是，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军士回答道。“是不是可以请他老爷住到伊凡·波列扎耶夫那儿去？”“瞎说，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说，“波列扎耶夫那里那么挤；他可是我的教亲，他不会忘记我们是他的上司。你带这位军官先生……老爷，请教您的大名和父称。叫彼得·安德烈伊奇吗？……把彼得·安德烈伊奇带到谢苗·库佐夫那里去。他这个骗子手竟把马放到我的菜园里来了。唔，马克西梅奇，全都太平无事吗？”

“荣耀归于上帝，全都太平无事，”哥萨克回答。“只有普罗霍罗夫伍长在澡堂里为了一盆热水和乌斯季尼雅·涅古利娜干了一架。”

“伊凡·伊格纳季奇！”上尉太太对独眼老头说，“你去了解一下普罗霍罗夫和乌斯季尼雅的事，看谁对谁错。把他们两个人都处罚一下。那么，马克西梅奇，你去吧。彼得·安德烈伊奇，马克西梅奇带您到您的住所去。”

我向她行礼告别。军士把我带到一座房子里，这房子坐落在高高的河岸上，就在要塞的边上。谢苗·库佐夫一家住着半座房子，另一半划给我住。这里一共只有一个房间，十分干净，用隔板隔成两间。萨维里奇就在里面安排起来。我从狭小的窗子向外望去。我面前展现出一片荒凉的草原。斜对面有几座小屋子；街上有几只母鸡在走来走去。一个老太婆手里拿着木盆，站在台阶上唤猪吃食，那些猪也亲热地呜呜叫着回答她。瞧吧，我命中就注定要在这种地方度过我的青春！一阵忧伤涌上我的心头，我从窗边走开，尽管萨维里奇一再劝我，我还是没有吃晚饭就躺下睡觉了。萨维里奇一直伤心地念叨着：“上帝啊！这孩子什么也不吃，万一弄坏了身子，主母可要怎么说哇？”

第二天早晨，我刚刚在穿衣服，门打开了，一个身材不高、脸色黝黑、面孔并不好看，却很有朝气的青年军官向我走来。“请原谅，”他用法语对我说。“我冒昧前来拜访您。昨天我听说您来了。我终于又可以看见人了，这种愿望实在太强烈，我怎么也忍耐不住。您只要在这里再住上一些时候，就会理解这种心情的。”我猜想这个人就是那个由于跟人家决斗而被开除出近卫军的军官。我们随即互相认识了。施瓦勃林远不是个蠢人。他的谈吐尖酸刻薄而富有吸引力。他很快活地对我描绘了司令一家、司令的熟人以及我命中注定来服务的这个地方的情况。我天真地笑着，这时那个在司令的前厅里缝补军装的残疾老兵来找我，说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请我去吃饭。施瓦勃林提出要和我一起去。

到了司令家门前，我们看见场地上有二十来个打着长辫子、戴着三角帽的残疾老兵。他们排成队列，前面站着司令，他是个身材高大、精神饱满的老人，头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土布长袍。他看见我们，便向我们走来，对我说了几句很亲切的话，又去指挥操练了。我们本想站在那里看操练，但他叫我们到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那里去，说他随后就来。“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他补充说。

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很随便而又亲切地接待了我们，跟我简直是一见如故。残疾老兵和帕拉什卡在餐桌旁张罗着。“今天我那伊凡·库兹米奇怎么操练了这么久！”司令太太说。“帕拉什卡，去叫老爷吃饭。玛莎在哪儿呀？”这时一个年约十八岁的少女走了进来，她的脸滚圆而红润，淡黄色头发梳得很光滑，撩到羞红的耳朵后面去。刚见面，她并不很使我喜欢。我对她是抱着成见的：施瓦勃林对我谈起过上尉的女儿玛莎，说她完全是个傻姑娘。玛丽亚·伊凡诺夫娜[12]在角落里坐下，做她的针线活。这时菜汤端上来了。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没看见丈夫回来，又差帕拉什卡去请他。“跟老爷说：客人在等着，汤要凉了，荣耀归于上帝，操练是跑不了的，往后有的是时间，够他吆喝的了。”上尉很快就来了，身边还跟着那个独眼老头。“你怎么啦，我的老爷？”太太对他说。“菜端上来好久好久了，可你总不回来。”“你没看见，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伊凡·库兹米奇回答，“我在忙着军务，在训练士兵呢。”“算了吧！”上尉太太不以为然地说。“训练士兵，说得好听而已：他们学不会，你自己也不懂。倒不如坐在家里祷告祷告上帝好些。亲爱的客人们，请入席。”

我们坐下来吃饭。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不停地说着，对我提出一连串问题：我的双亲是谁，他们是不是还健在，住在哪里，财产多不多？听说我父亲有三百个农奴，她说：“真不简单！世界上还真有这么些富翁！可我们，我的老爷，一共只有一个使女帕拉什卡。不过感谢上帝，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太太平平，只有一件事叫我们发愁：玛莎这姑娘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了，可她哪来的嫁妆？一把篦子，一把桦条帚，一枚三戈比的小钱（上帝饶恕！）只够到澡堂里去洗洗澡。她要能找到个好人，那是她的命好，要不然只好坐在家里当一辈子老姑娘了。”我瞧了瞧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她满面通红，眼泪滴在盘子上。我很可怜她，便赶快改变话题。“听说，”我很不合时宜地说，“巴什基尔人想来攻打我们的要塞。”“亲爱的，您这是听谁说的？”伊凡·库兹米奇问道。“我在奥伦堡听说的，”我回答。“没有的事！”司令说。“我们好久没听说过了。巴什基尔人是惊弓之鸟，吉尔吉斯人也受够了教训。他们恐怕不会来攻打我们的；他们敢闯进来，我就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叫他们十年不敢动一动。”“您待在这么危险的要塞里不害怕吗？”我问上尉太太。“习惯了，我的老爷，”她回答。“二十年前，我们刚刚从团里调到这里来，那真不得了，这些该死的无赖可把我吓死了！那时，我一看见那山猫皮帽子，一听见他们的尖叫声，说来你也许不相信，我的爷，我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可现在，我全习惯了，要是有人来报告，说坏人在要塞周围跑来跑去，我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是位极其勇敢的太太，”施瓦勃林一本正经地说，“这一点伊凡·库兹米奇可以证明。”

“是的，不错，”伊凡·库兹米奇说，“她不是个胆小的女人。”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呢？”我问，“也像您这么大胆吗？”

“您问玛莎胆子大不大吗？”她母亲回答，“不大，玛莎胆子小得很。到现在还听不得枪声，一打枪，她就吓得浑身发抖。两年前我过命名日，伊凡·库兹米奇忽然想起要放炮，差一点没把我这宝贝的命送掉。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再没有放过那门该死的大炮了。”

我们从餐桌旁边站起来。上尉夫妇俩睡觉去了。我到施瓦勃林那里去，和他一起度过整个晚上。

第四章 决斗

“请吧，快摆好你的架势，

看我如何刺穿你的身子！”

——克尼亚日宁[13]

过了几个礼拜，我对白山要塞的生活不仅感到可以忍受，甚至感到愉快。司令家里把我当亲人看待。他们夫妻俩都是非常可敬的人。伊凡·库兹米奇是从士兵的孩子成长为军官的，[14]他没有多少教养，是个普通军人，然而非常正直和善良。妻子管着他，这适合他那无忧无虑的性格。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看待军务就像看待家务一样，她把要塞管理得像自己的家一样好。没多久，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看到我就不再害羞了。我们彼此已经很熟悉。我看出她是个懂事而多情的姑娘。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善良的家庭，也很喜欢那个独眼的驻防军中尉伊凡·伊格纳季奇；施瓦勃林胡说什么他和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有不正当关系，这是没影儿的事，然而施瓦勃林对于造谣是满不在乎的。

我提升为军官了。公务并不难。在这个太太平平的要塞里，既没有人来视察，又没有训练，也不必放哨。司令有时高兴起来便训练一下士兵；但至今还不能使他们分清哪边是右，哪边是左，好些士兵为了不搞错，每次转身之前都在自己身上画十字。施瓦勃林有几本法语书。我便读起书来，并且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每天早上我都看书，练习翻译，有时还写写诗。我几乎每天在司令家里吃饭，一般都在那里度过一天的剩余时间。盖拉辛神父和他的太太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有时晚上也到那里去，神父太太是附近一带最喜欢传播消息的女人。我每天都免不了要遇到施瓦勃林；但是他的谈话使我愈来愈不愉快。他老是取笑司令一家，我很不喜欢听这些话，特别是他对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挖苦讽刺。在要塞里没有别的聚会了，而且我也不想参加别的聚会。

巴什基尔人并没有叛乱，虽然有人预言过。我们要塞附近一直平静无事。然而内部突然发生的冲突却把和平气氛打破了。

我已经说过，我在学习文学。我的习作在当时说来是很不错的。几年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苏马罗科夫[15]对这些习作曾大加称赞。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自己也很满意的短诗。大家都知道，一个作者有时候总要借口征求意见，找个感情能够相通的人听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因此，我抄好短诗，就拿到施瓦勃林那里去，他是要塞里唯一懂得品评诗歌作品的人。我简单地作了一点说明，便从口袋里拿出小本子，给他朗读了下面一首小诗：

驱除我心中的情思，

我要把美人儿丢在脑后，

噢，我回避着玛莎，

要让心灵获得自由！

但是在我的眼前，

时刻闪动着那使我迷醉的明瞳；

它们扰乱了我的心绪，

全然使我失去了平静。

当你知道我的不幸时，

玛莎，你要同情我的痴迷；

你看见我遭到这种厄运，

也知道我一心迷恋着你。

“你看这首诗写得怎么样？”我问施瓦勃林，期待着他的称赞，好像这是我应得的礼物。但结果却使我大为恼火，平时颇为宽容的施瓦勃林，这一次却断然宣布我的诗写得不好。

“为什么？”我掩饰着自己的恼怒，问他。

“因为这种诗只有我的老师瓦西里·基里雷奇·特烈季雅科夫斯基[16]才会说好，我看这很像他的爱情诗。”

他把小本子拿过去，无情地挑剔每一行、每一个字，对我极尽挖苦讥笑之能事。我再也忍受不住，便从他手里夺回小本子，并说，从今以后再也不让他看我的作品了。施瓦勃林对我的威吓同样加以嘲笑。“让我们走着瞧吧，”他说，“看你的话算不算数，因为诗人需要听众，就像伊凡·库兹米奇饭前需要一瓶伏特加一样。而那个你向她表白爱情、倾诉思念之苦的玛莎又是谁？是不是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呀？”

“这不关你的事，”我蹙着眉头回答他，“不管这个玛莎是谁。我不想听你的意见，也不要听你的猜测。”

“好哇！好一个富有自尊心的诗人和谦恭的情人！”施瓦勃林继续说。他的话愈来愈激起我的愤怒，“不过请你听听我的忠告：要是你想得到她的垂青，我劝你不要拿这些小诗去献殷勤。”

“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解释。”

“我很高兴。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想让玛莎·米罗诺娃晚上来和你相会，那么你应该送她一对耳环，而不是一首情诗。”

我的血沸腾起来。“你为什么这样说她？”我好不容易压住怒气，问他。

“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她的性格和习惯，”他阴险地冷笑着，回答我的问话。

“你胡说，你这个无耻的东西！”我疯狂地嚷叫着，“你胡说，你太无耻了。”

施瓦勃林霎时变了脸色。“这件事我可饶不了你，”他说着，捏紧我的手，“您得跟我决斗。”

“请便，我随时奉陪，”我高兴地回答。这时我恨不得撕烂他。

我立刻跑去找伊凡·伊格纳季奇。我看到他手里拿着针，遵照司令太太的委托，正在用线把蘑菇串起来，以便晒干，留到冬天吃。“啊，彼得·安德烈伊奇！”他看见我，说，“欢迎您光临！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请问有什么事？”我简短地对他说，我和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吵架了，我请他伊凡·伊格纳季奇当我的决斗证人。伊凡·伊格纳季奇瞪着独眼望着我，仔细听着我的话。“您说，您要刺死阿列克赛·伊凡内奇，让我当证人，是吗？请问。”

“是的。”

“行行好吧，彼得·安德烈伊奇！您这打的是什么主意啊！您和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吵架了？那算得了什么！骂人的话粘不到身上。他要骂了您，您就骂还他；他打您的脸，您就打他耳光，两下，三下——打完就各走各的路；然后我们来给你们调解。要不然，我请问：刺死自己的熟人，这可是好事？要是您刺死他倒也罢了，上帝保佑他阿列克赛·伊凡内奇；我自己也不喜欢他。可是假如他在您身上刺个窟窿呢？这可像个什么呀？到底是谁当了傻瓜，我请问？”

中尉冷静的分析并没有使我动摇。我主意已定。“请便吧，”伊凡·伊格纳季奇说，“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我干吗要去当证人？这是何苦呢？请问，两个人打架，这算什么稀奇事？荣耀归于上帝，我和瑞典人、土耳其人都打过仗：这种场面看够了。”

我简单地对他解释了一下证人的职责，可伊凡·伊格纳季奇怎么也不懂。“随您的便吧，”他说，“假如一定要我参与这件事，按照我的职责，我也许得去报告伊凡·库兹米奇，告诉他，要塞里有人图谋搞违反国家利益的暴行：司令先生是不是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我吓了一跳，要求伊凡·伊格纳季奇不要去报告司令；我好容易说服了他，他答应了，于是我下决心不再去找他。

这个晚上我照常在司令家里度过。我竭力装出快乐和若无其事的样子，免得引起人家怀疑，也为了避免那些令人讨厌的盘问。几乎所有处在我这种境况的人都会夸口自己的沉着，可是老实说，我并没有那么冷静。这个晚上我显得特别多情和容易动感情。我比平时更喜欢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我想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看到她了，这使她在我眼里显得更加动人。施瓦勃林也在那里。我把他叫到一边，把我跟伊凡·伊格纳季奇谈话的情况告诉他。“我们干吗要证人，”他冷冷地对我说，“没有证人也可以。”我们约定在要塞旁边的干草垛后面决斗，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之前到那里去。从表面上看来，我们谈得十分友好，因此伊凡·伊格纳季奇竟高兴得说漏了嘴。“早就该这样了，”他很高兴地对我说，“勉强的和睦总比友好的吵架好，虽然失了面子，却平安无事。”

“什么，你说什么，伊凡·伊格纳季奇？”在角落里用纸牌占卜的司令太太问道，“我没有听清楚。”

伊凡·伊格纳季奇发现我对他表示不满，想起了自己的诺言，一时竟慌了神，不知道怎么回答好。施瓦勃林连忙给他解围。

“伊凡·伊格纳季奇赞成我们和解，”他说。

“我的爷，你跟谁吵架了？”

“我和彼得·安德烈伊奇大吵过一场。”

“为了什么事情？”

“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为了一首短歌，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

“你们就为这种事吵架！为了一首短歌！……你们是怎么吵起来的？”

“是这样：彼得·安德烈伊奇不久前作了一首短歌，今天当着我的面唱了起来，我也唱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上尉的女儿，

夜里别出去玩儿。[17]

“我们各唱各的调，彼得·安德烈伊奇就生气了；后来他想了想，认为各人要唱什么，有他的自由。这样事情也就了结了。”

施瓦勃林的无耻几乎使我气得发疯。但除了我，没有人懂得他那粗暴的语义双关的话，至少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谈话从短歌转到诗人问题。司令认为诗人都是些不务正业的人，是些不可救药的酒鬼，并且友好地劝我不要再写诗，他认为写诗和军务是不相容的，不会有好结果。

施瓦勃林在场使我无法忍受。过了一会儿我就向司令和他一家告别。回到家里，我把剑检查了一下，试了试剑锋，吩咐萨维里奇明天早上七点钟以前叫醒我，便躺下睡觉了。

到了第二天约定的时间，我已经站在干草垛后面等待我的仇人。一会儿他也来了。“我们会给发现的，得快一点，”他对我说。我们脱下军服，只穿一件背心，亮出剑来。这时从一堆干草垛后面突然出现了伊凡·伊格纳季奇和五六个残疾士兵。他要我们去见司令。我们气冲冲地服从了。我们在士兵的包围下跟着伊凡·伊格纳季奇到要塞去，伊凡·伊格纳季奇得意洋洋地带着我们，神气活现地迈着步子。

我们走进司令的家。伊凡·伊格纳季奇打开门，得意洋洋地宣布：“带来了！”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朝我们走过来。“好哇，我的爷！这可像什么呀？这是怎么搞的？像什么？要在我们要塞里杀人！伊凡·库兹米奇，马上把他们关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阿列克赛·伊凡内奇！把你们的剑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帕拉什卡，把这两把剑拿到储藏室里去。彼得·安德烈伊奇！我可没想到你也会干出这种事来。你怎么不害臊？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倒也罢了，他是因为杀人才给开除出近卫军的，他连上帝也不信；可你呢？你也要学他的样吗？”

伊凡·库兹米奇完全同意太太的话，还补充了几句：“你好好听着，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说得对。决斗是军法上明文禁止的。”这时，帕拉莎把我们的剑收去，送到储藏室。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施瓦勃林仍旧傲慢地站着。“尽管我十分敬重您，”他冷冰冰地对司令太太说，“但我不能不提醒您，您这样为我们操心，处罚我们，是白费心机。把这件事情交给伊凡·库兹米奇，这是他的事。”“哦！我的爷！”司令太太反驳道，“难道夫妻不是共一个灵魂，共一个肉体？伊凡·库兹米奇！你还站着干什么？马上把他们分别关起来，只给面包和水，让他们消消傻气；再让盖拉辛神父给他们进行宗教惩罚，叫他们求上帝饶恕，在大家面前认错。”

伊凡·库兹米奇不知道怎么办好。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脸色煞白。暴风雨慢慢平静下来了。司令太太气平了，逼着我们亲吻和好。帕拉莎也把剑拿来还给我们。我们表面上言归于好，离开司令家里。伊凡·伊格纳季奇送我们出来。“您怎么不害臊？”我生气地对他说，“您答应过不向司令报告，结果却把我们告发了。”“苍天在上，我可没有告诉过伊凡·库兹米奇，”他回答道，“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逼着我把这件事全说出来，她没有告诉司令就作了安排。不过得感谢上帝，事情总算了结了。”说完这些话他就回家去了。剩下施瓦勃林和我两个人。“我们的事可不能就这么罢休，”我对他说。“当然啰，”施瓦勃林回答，“为了您的无礼，您必须付出血的代价。但是他们一定会监视我们。我们还得装几天假。再见！”于是我们若无其事地分手了。

回到司令那里，我照常坐在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旁边。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正忙于家务。我跟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轻声交谈着。她深情地嗔怪我，说我和施瓦勃林吵架，闹得大家都不安宁。“我听说你们要决斗，简直吓呆了，”她说，“男人都那么怪！为了一句过一个礼拜准会忘记的话，就要厮杀，不仅准备牺牲生命，而且准备牺牲良心，还有别人的幸福，这些人……不过我相信，吵架不是您挑起来的。准是阿列克赛·伊凡内奇不对。”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玛丽亚·伊凡诺夫娜？”

“是这么回事……他那么喜欢嘲笑别人！我不喜欢阿列克赛·伊凡内奇。我很讨厌他。可是很奇怪，不知为什么我却不希望他也那么不喜欢我。这很使我苦恼。”

“可是，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您以为他喜欢不喜欢您呢？”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一时说不出来，羞红了脸。

“我觉得，”她说，“我想，他是喜欢我的。”

“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他向我求过婚。”

“求婚！他向您求过婚？什么时候？”

“去年。您来以前两个月。”

“您没有答应他吗？”

“您看见的。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当然是个聪明人，出身好，又有钱，可是我一想到举行婚礼的时候要当众和他接吻……我怎么也不干！不管给我多少好处！”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话使我茅塞顿开，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明白施瓦勃林为什么要盯住她不放，老是对她恶语中伤。他大概注意到我们彼此都有好感，竭力想要离间我们。引起我们吵架的那些话，现在我觉得更加卑鄙了，因为我看出，这并不是一些粗暴下流的嘲笑，而是蓄谋已久的诽谤。我要惩罚这个无耻的诽谤者的愿望更强烈了，于是我急切地等待着适当的时机。

我并没有等待多久。第二天，当我坐在那儿写一首哀诗，正咬着笔杆思考韵脚的时候，施瓦勃林来敲我的窗门。我放下笔，拿起剑向他走去。“干吗要拖延下去呢？”施瓦勃林对我说，“现在没有人监视我们。我们到河边去，在那里不会有人来妨碍我们的。”我们默默地走了。我们顺着陡直的小路走下去，在河边站住，拔出剑来。施瓦勃林的剑法比我娴熟，可是我比他强壮、勇敢，而且当过兵的博普雷先生[18]曾教过我几次剑术，现在我正好用得上。施瓦勃林没想到我是这么个危险的对手。我们斗了很久，一直不分胜负；后来我看出施瓦勃林气力渐渐不支，便抖擞精神，加紧向他进攻，几乎要把他逼进河里去。突然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只见萨维里奇正从高高的小路上奔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右肩下面的胸部被狠狠地刺了一剑；我倒下去，不省人事了。

第五章 爱情

啊，姑娘，你美丽的姑娘！

姑娘，你年纪还轻，别出嫁；

你要问问父亲和母亲，

问问父亲、母亲和亲人；

姑娘，你要积聚聪明和理智，

积聚聪明、理智和嫁妆。

——民歌

你要找到比我好的，就把我忘记。

你要找到比我差的，就把我想起。

——民歌

清醒过来以后，我有好一会儿还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躺在一个陌生房间的床上，觉得身体很虚弱。萨维里奇手持蜡烛站在我面前。有个人在小心翼翼地解开扎在我胸口和肩膀上的绷带。我的头脑渐渐清楚了。我想起决斗的事，明白我是受伤了。这时门吱地响了一声。“怎么啦？他怎么样？”一个声音轻轻地问道，我听见这个声音，浑身哆嗦了一下。“还是老样子，”萨维里奇叹了一口气，回答。“一直昏迷不醒，已经第五天了。”我想翻个身，但动弹不了。“我在哪儿？谁在这儿？”我吃力地说。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走到我床前，向我俯下身子。“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她说。“荣耀归于上帝，”我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是您吗，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告诉我……”我没有力气说下去，便停了下来。萨维里奇叫了一声，脸上显出高兴的神色。“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他一再说。“荣耀归于你，主啊！哦，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你真把我吓坏了！第五天了，这日子好过吗？……”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打断他的话。“不要和他多说话，萨维里奇，”她说，“他还很虚弱呢。”她走出去，轻轻关上门。我心里很激动。这么说，我是在司令家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常来看望我。我想问萨维里奇几个问题，可是老头子摇摇头，把耳朵掩起来。我失望地闭起眼睛，一会儿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我醒来，叫萨维里奇过来，可是我却看见面前站着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她用天使般的声音向我问候。我说不出这时我心里有多么甜蜜。我抓住她的手，把脸贴在她手上，流下感动的眼泪。玛莎没有把手抽回去……突然，她的嘴唇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我感到了她那热烈而柔情的亲吻。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亲爱的善良的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我对她说，“做我的妻子，答应我的求婚吧。”她醒悟了过来。“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安静一点吧，”她抽回手，说。“您还没有脱离危险：伤口会裂开的。哪怕为了我，您也要好好保重。”她说完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沉浸在令人陶醉的欢乐中。这种幸福感给了我力量。她是我的！她爱我！我头脑里想到的只有这一点。

从那时起，我的身体愈来愈好了。团里的一个理发师来为我治伤，因为要塞里没有别的医生，而且要感谢上帝，他并没有自作聪明乱治病。青春和天性加速了我的复原。司令全家都来照顾我。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寸步不离地守着我，不用说，一有机会我就继续向她表白，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也比以前更耐心地听我说。她一点都没有扭捏作态，老老实实地向我承认由衷的好感，并且说她的双亲对她的婚事当然会很高兴。“不过你得好好想一想，”她补充说，“你父母那方面会不会同意。”

我沉思起来。我不怀疑母亲的爱，但父亲的脾气和思想方法我是了解的，我觉得我的爱情不会怎么感动他，他会把我的爱情看作青年人的胡思乱想。我很诚恳地向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承认这一点，可是我决定写信给父亲，要写得尽可能有说服力，请求双亲的祝福。我把信拿给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看，她认为这封信写得既有说服力又很动人，因此毫不怀疑它会取得成功，于是她满怀着对青春和爱情的信心，沉醉在甜蜜的情意之中。

在我复原后的最初几天里，我就和施瓦勃林言归于好了。伊凡·库兹米奇责备我不该和施瓦勃林决斗，他对我说：“唉，彼得·安德烈伊奇！我本来应该把你关禁闭，可是你已经受到惩罚了。而阿列克赛还是给我关在谷仓里，他的剑也锁在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那里。让他好好想一想，悔过悔过。”我感到非常幸福，心里便不再怀有敌意了。我为施瓦勃林求情，而善良的司令在取得太太同意之后，便决定把他放出来。施瓦勃林来找我，对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深表歉意，承认全是他的错，请求我忘掉过去的事。我天生不喜欢记仇，对他挑起这场吵架和把我刺伤这件事也就从心底里原谅了。我也看到，他之所以要诽谤玛丽亚，是由于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爱情受到拒绝，心里苦恼，因此我宽宏大量地原谅了这个不幸的情敌。

不久我就完全复原，可以搬回我的住所去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回信，我不敢抱什么希望，并且竭力抑制着悲哀的预感。我还没有同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和她的丈夫谈过这件事，但是我的求婚想必不会使他们感到意外。无论是我还是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都没有在他们面前过分掩饰自己的感情，我们早就坚信他们会同意。

一天早晨，萨维里奇终于拿着一封信进来找我。我颤抖着把信夺过来。信封是父亲亲手写的，这就预示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信一般都是母亲写给我的，父亲只是在信末附带写几句。我久久不敢拆开信封，并且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信封上那几行郑重其事写上去的字：“我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格里尼奥夫收，寄奥伦堡省白山要塞。”我竭力根据笔迹猜度父亲写这封信时的心情。我终于下定决心拆开信，从头几行上我就看出这件事完蛋了。信是这样写的：

彼得我儿：你要求我们祝福并同意你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米罗诺娃结婚的来信，我们于本月十五日收到。我非但不会祝福和同意你的婚事，而且还得好好收拾你，同时为了你的胡闹，还必须把你作为一个坏孩子好好教训一顿，尽管你已当上了军官。因为你证明你还不配佩戴这把剑，它是赐给你保卫祖国的，而不是让你用来同这种和你一样胡闹的人决斗。我将立刻写信给安德烈·卡尔洛维奇，请求他把你从白山要塞调往更远的地方，在那里你该不至如此胡闹。你母亲得知你与人决斗和负伤，忧伤成疾，至今还卧病在床。你能有何出息？我求上帝使你得以改正，虽然我不敢企望他赐予我如此巨大的恩典。

你的父亲安·格

读着这封信，我心里百感交集。父亲毫不留情地使用了那些残酷的措辞，这使我感到极为委屈。他提到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时的那种轻蔑的口气，我觉得既不礼貌又不公正。一想到要把我从白山要塞调出去，我就感到害怕；但最使我伤心的还是母亲生病的消息。我很生萨维里奇的气，毫无疑问，我决斗的消息一定是他通给我的双亲的。我在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终于在他面前站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对他说：“看来，你害我受了伤，让我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了整整一个月，还不满意，你还想害死我母亲。”这话就像当空的霹雳一样，使萨维里奇吃惊得目瞪口呆。“你饶了我吧，少爷，”他几乎要哭出来，说，“你这是说的什么呀？是我害你受伤！上帝看得见的，我是跑来用自己的胸膛挡住阿列克赛·伊凡内奇的剑，免得你受伤的！该死的是我年纪大，不中用。可我对你母亲又怎么啦？”“你怎么啦？”我回答。“是谁叫你告我的状的？难道是派你到我这儿来当奸细的吗？”“我？是我告了你的状？”萨维里奇含泪回答。“主啊，天上的君王！请你看看这封信吧，看看老爷给我写了些什么：你会看到我是怎么告你的状的。”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老狗，你应该害臊，你竟无视我的严厉命令，不把孩子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的情况向我报告，致使旁人不得不把他的胡闹转告于我。你是这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执行主人的命令的吗？由于你隐瞒真情和放纵年轻人，我要送你这条老狗去养猪。收到此信后，我命令你立即回信，向我报告他目前的健康状况（已有人写信给我，说他身体已复原）；他伤在何处，是否已得到良好医治。

显然，萨维里奇是无辜的；而我却责备他、怀疑他，使他平白无故遭受委屈。我请求他原谅，而老头却无法抑制他内心的悲伤。“瞧我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啦，”他反复说，“瞧我得到主人的什么恩惠了！我又是老狗，又是猪倌，又是我害你受了伤！不，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罪魁祸首不是我，而是那个该死的法国先生：他教你用铁叉子刺人和冲杀，好像这样刺人和冲杀就可以防备坏人似的！犯得着花钱去雇这么个法国先生吗？”

然而，究竟是谁这样费心把我的行为告知父亲呢？是将军吗？可是他似乎不太关心我；而伊凡·库兹米奇也不会认为有必要向父亲报告我决斗的事。我猜不出。于是我怀疑这是施瓦勃林干的。告状只有对他一个人有利，这样做就可以把我从要塞调开，断绝我和司令一家的关系。我到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那里去，想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在门口遇到我。“您这是怎么啦？”她看见我，说，“您的脸色这么苍白！”“全完了！”我边回答边把父亲的信递给她。现在轮到她脸色发白了。她读完信，用颤抖的手把信还给我，声音发颤地说：“看来是我命苦……您的亲人不愿接受我到你们家里去。一切都听从上帝安排吧！上帝比我们更清楚应该怎么办。没有办法，彼得·安德烈伊奇；也许您会得到幸福……”“这不可能！”我抓住她的手大声说，“你爱我，为了你我不惜赴汤蹈火。我们走，跪到你的双亲面前；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目空一切的人……他们会给我们祝福的；我们马上就结婚……以后，过一些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恳求我父亲；妈妈会赞成我们的，父亲也会宽恕我……”“不，彼得·安德烈伊奇，”玛莎回答，“没有你的双亲给我们祝福，我可不嫁给你。没有他们的祝福，你是不会得到幸福的。我们还是听从上帝的意旨吧。你要是找到未婚妻，你要是爱上另一个，那就让上帝保佑你，彼得·安德烈伊奇；那时我会为你们……”说着，她哭了起来，走了。我本想跟她一起到房间里去，但又觉得我无法约束住自己，便回家了。

我坐在家里沉思默想，突然萨维里奇打断了我的思路。“少爷，你看，”他递给我一张写满字的纸，说，“你看看，是不是我告了少爷的状，是不是我挑起你们父子俩不和？”我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纸，这是萨维里奇的回信。信是这样写的：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老爷，

我们的慈父：

我收到您仁慈的来信，在信中您对我，您的奴仆极为生气，说我没有好好执行主人的命令，应该害臊。我不是一条老狗，而是您忠实的奴仆，我听从主人的命令，并一直尽心竭力服侍您，直到白了头发。关于彼得·安德烈伊奇受伤一事，我未曾写信禀告，是因为怕白白惊动您；听说主母阿芙多季亚·瓦西里耶夫娜夫人受惊病倒，我要为她的健康祷告上帝。彼得·安德烈伊奇伤在右肩，在胸口骨头下面，深一寸半；他住在司令家里，是我们把他从河岸上送到那里去的，给他治伤的是这里的理发师斯捷潘·帕拉莫诺夫；荣耀归于上帝，眼下彼得·安德烈伊奇已经痊愈，他的情况再好也没有了。听说长官们都很喜欢他，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待他像亲儿子一般。至于他发生这种意外，就既往不咎吧，俗话说：马有四只脚，难免要跌跤。至于您说要送我去养猪，我完全听从主人的吩咐。为此仆人谨向您磕头。

你的忠心奴仆

阿尔希普·萨维里耶夫

读着这个善良老人的信，我好几次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没有心思给父亲回信，要安慰母亲，萨维里奇的信已经足够了。

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几乎不和我说话，并且千方百计避开我。司令家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我渐渐习惯于独自待在自己屋里。起初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为这件事责备我，但看到我这么固执，也就不再多说。和伊凡·库兹米奇见面，只是由于军务的需要。和施瓦勃林也难得见面，即使见面也很不愉快。我还发现他对我很仇视，这证实了我对他的怀疑。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我变得沉默寡言、愁眉不展，而孤独和无所事事更加剧了我这种情绪。在孤独中我心中的爱情变得更强烈，使我愈来愈痛苦。我失去了对阅读和文学的兴趣。我意气尽失。我害怕会发疯或者堕落。但是一个对我一生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意外事件突然强烈地震荡了我的心灵，这种震荡对我是有益的。

第六章 普加乔夫叛乱

年轻的小伙子们请注意，

听我们这些老人讲故事。

——歌谣[19]

在我开始描绘这个我亲身经历的奇遇以前，我要先谈谈一七七三年底奥伦堡省的情形。

这个辽阔富饶的省份居住着许多半开化的民族，他们是不久前才接受俄国皇帝的统治的。由于他们经常作乱，不习惯于法律的约束和文明生活，总是轻举妄动，残酷杀戮，政府不得不时刻监视着他们，让他们服从政府的法度。在一些适当的地方设立了要塞，那里居住的大多是早就在雅依克河两岸定居的哥萨克。但是负责维持这个地方治安的雅依克河哥萨克从某些时候起，自己也成了经常骚乱的危险臣民。一七七二年在他们的首府发生过一次叛乱。之所以发生叛乱，是由于特劳本贝格少将为了约束军队，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结果特劳本贝格被野蛮杀害，指挥部被任意撤换，最后动用了大炮和施加了严厉的惩罚才把这次暴动平定下去。

这件事是在我到达白山要塞前不久发生的。一切都已平静了，至少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政府太轻信那些狡猾的乱民所作的假忏悔，这些人仍在暗中作恶，等待适当的时机，以便重新作乱。

现在言归正传。

一天晚上（那是一七七三年十月初），我正独自坐在屋里听着秋风的呼啸，从窗口上看着从月亮旁边飞卷而过的乌云，司令派人来叫我。我立刻去见他。我看见在座的有施瓦勃林、伊凡·伊格纳季奇和哥萨克军士。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都不在。司令忧心忡忡地和我打了招呼。他关上门，除了站在门旁的哥萨克下士，他让我们都坐下，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对我们说：“军官先生们，有重要消息！你们听听将军信里写了些什么。”这时他戴上眼镜，读起信来：

机密。白山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先生：

兹有要事通知如下：查顿河哥萨克、分裂派教徒叶美里扬·普加乔夫自越狱后竟大胆僭称先帝彼得三世名号，纠集匪帮，于雅依克各村作乱，现已攻占并捣毁要塞数座，所到之处劫掠杀戮，无恶不作。为此，着您上尉先生于接信后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以备击退上述恶徒及僭称为帝者窜犯，如该犯进犯您处，即予彻底消灭。

“采取必要措施！”司令摘下眼镜，折好信纸说。“你看说得多轻巧。看来那个强盗相当厉害。可我们一共只有一百三十个人，不算哥萨克，因为他们靠不住，不是指你，马克西梅奇（军士笑了笑）。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军官先生们！请大家各司其职，安排好放哨和夜间巡逻；他们如果来进犯，你们就关紧大门，把士兵带出去。你，马克西梅奇，好好看住你那些哥萨克。大炮要检查一下，好好擦一擦。最重要的是要严守秘密，不要让要塞里的任何人事先知道这件事。”

伊凡·库兹米奇下了这些命令之后，便让我们离开。我和施瓦勃林一起走出来，议论着刚才听到的事情。“你认为这件事会有个什么结局呢？”我问他。“天知道，”他回答，“走着瞧吧。我看暂时还不太严重。要是……”这时他思索起来，心不在焉地用口哨吹着一首法国歌剧的咏叹调。

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普加乔夫作乱的消息还是传遍了整个要塞。伊凡·库兹米奇尽管很尊重他的太太，却无论如何不肯向她公开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交给他的秘密。收到将军的信以后，他很巧妙地把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支开，对她说，盖拉辛神父好像从奥伦堡听到了什么惊人的消息，却又对此严守秘密。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立刻就想到神父太太那里去做客，遵照伊凡·库兹米奇的建议，她还带上了玛莎，免得她一个人在家里寂寞。

这一下伊凡·库兹米奇完全可以当家做主了，他马上派人去找我们。他还把帕拉莎关在储藏室里，免得她偷听我们的话。

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从神父太太那里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她回来以后听说在她外出时伊凡·库兹米奇召集了会议，帕拉莎还给关了起来。她明白上了丈夫的当，便去质问他。但是伊凡·库兹米奇早有准备。他一点也不感到为难，立即很爽快地回答他那好奇的太太：“我跟你说，孩子他妈，我们这儿的娘儿们想要用干草生火炉，这可要闯大祸，因此我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以后不许娘儿们用干草生炉子，只能用枯树枝。”“那你干吗要把帕拉莎关起来？”司令太太问道。“我们不在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可怜的姑娘关在储藏室里？”对这个问题伊凡·库兹米奇却毫无准备，他答不上来，只是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看出丈夫在捣鬼，可也知道从他那里什么也问不出，便不再问他，而说起了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法腌黄瓜的事情。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整夜都睡不着，她怎么也想不出丈夫的头脑里究竟有些什么她不应知道的事情。

第二天，她做完礼拜回来，看见伊凡·伊格纳季奇正从大炮里清除出许多破布、石子、木片、骨头和各种垃圾，这都是孩子们塞进去的。“这些军事上的准备究竟为了什么？”司令太太想道。“该不是为了迎击吉尔吉斯人的进攻吧？可是这种小事情伊凡·库兹米奇也要瞒着我吗？”她喊来伊凡·伊格纳季奇，决心要他说出这个秘密，因为这个秘密折磨着她那妇道人家的好奇心，使她好不难受。

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和他谈了一些家务事，像一个法官那样，从一些无关的问题开始她的审讯，让被告首先解除戒心。然后，她沉默了几分钟，长叹一声，摇摇头说：“我的上帝啊！瞧这种消息！结果不知道会怎么样？”

“唉，太太，”伊凡·伊格纳季奇回答。“上帝是仁慈的：我们有足够的兵，有很多火药，大炮我也擦干净了。我们也许会打退普加乔夫的。上帝不会骗人，猪不会吃人！”

“这个普加乔夫是个什么人？”司令太太问道。

这时伊凡·伊格纳季奇才发现他说溜了嘴，便赶快刹住话头，但已经来不及了。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逼着他把一切都说出来，向他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遵守自己的诺言，对谁也没有说过一个字，只有神父太太是例外，因为神父太太的牛还放牧在草原上，可能会被强盗抢去。

一会儿工夫，大家都谈起普加乔夫的事来了。传说是各种各样的。司令派哥萨克军士到邻近各村各要塞去仔细打听情况。两天后军士回来了，他报告在离要塞六十里外的草原上看到许多火光，并且听到巴什基尔人说，有一支不知什么军队朝这里开来了。不过，他说不出什么可靠的消息，因为他不敢再往前走。

要塞里的哥萨克情绪激动，显然不同往常。在所有的街道上，他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议着，一看到龙骑兵或驻军的士兵便马上散开。派了一些便衣到他们当中去。归了正教的卡尔梅克人尤莱给司令送来了重要情报。据尤莱说，下士报告的情况是假的。这个狡猾的哥萨克回来以后就对他的同伙说，他到暴徒那里去过，见过他们的首领，那首领还让他吻了手，跟他谈了很久。司令立即把下士抓起来，委任尤莱接替他的位置。哥萨克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明显地表示不满。他们大声发牢骚，伊凡·伊格纳季奇去执行司令的命令，亲耳听见他们说：“等着瞧吧，你这个驻军的小丘八！”司令本想当天审讯犯人，可是下士却逃跑了，八成是他的同伙把他救出去的。

新的形势使司令更加不安。捉住了一个散发传单的巴什基尔人。为此司令想要再次召集军官开会，他想找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支开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可是伊凡·库兹米奇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除了用过的方法，再也找不到别的办法了。

“我跟你说，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他干咳着对她说，“听说盖拉辛神父从城里……”“别再胡说了，伊凡·库兹米奇，”司令太太打断他的话说，“你大概又想开会，趁我不在，讨论叶美里扬·普加乔夫的事啦。这一次你可骗不了我！”伊凡·库兹米奇瞪大眼睛。“那好吧，孩子他妈，”他说，“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就留下吧。我们就当着你的面讨论。”“这就对了，我的老爷，”她回答，“你耍不了花招，派人去请军官们吧。”

我们又一次集合在一起。伊凡·库兹米奇当着妻子的面向我们宣读了一份由一个识字不多的哥萨克所写的普加乔夫的檄文。这个强盗宣布要立即进攻我们的要塞；号召哥萨克和士兵参加他们那一伙；告诫军官们不要反抗，否则将处以死刑。檄文的措辞粗暴而强硬，对一般平民百姓可能会产生很危险的影响。

“好一个强盗！”司令太太嚷嚷起来。“竟敢给我们出主意！要我们出去迎接，把军旗放到他的脚下！这个狗崽子！他难道不知道，我们已经服务了四十年，荣耀归于上帝，什么世面都见过了？难道有这种顺从强盗的军官吗？”

“看来还不至于吧，”伊凡·库兹米奇回答。“不过，据说那个强盗已经攻占好多要塞了。”

“看得出他是很厉害的，”施瓦勃林说。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有多厉害，”司令说。“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把谷仓的钥匙给我。伊凡·伊格纳季奇，把那个巴什基尔人带来，叫尤莱把鞭子拿来。”

“等一等，伊凡·库兹米奇，”司令太太站起来，说。“让我把玛莎带走，要不，她听见叫声会吓坏的。而且，老实说，我也不喜欢看这种审讯的场面。祝你们顺利。”

古代在审讯中肉刑已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因而那道取消肉刑的仁慈命令还是久久未能执行。人们以为罪犯的亲口供词对于充分揭露他的罪行是必要的——这种想法不仅没有根据，甚而是完全违反正常的法律概念的：因为，如果说被告的否认不能作为他无罪的证据，那么被告的供词更不能成为他有罪的证据。甚至到了现在，我还经常听到一些老法官对取消这种野蛮的习惯表示遗憾。在我们那个时代，不管是法官还是被告都不怀疑肉刑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当中任何人对司令的命令都不感到奇怪，也不感到不安。伊凡·伊格纳季奇去提那个被司令太太锁在谷仓里的巴什基尔人，过了几分钟，囚犯被带到前厅。司令吩咐把他带进来。

巴什基尔人费力地跨过门槛（他戴着脚镣），摘下高高的帽子，站在门旁。我朝他看了一眼，不禁哆嗦了一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他看起来已有七十开外，没有鼻子也没有耳朵。他的头发被剃光，没有大胡子，只长着几根白胡须。他身材矮小瘦削，拱着背，细细的眼睛却还炯炯有神。“嘿嘿！”司令从他那可怕的样子认出他是一七四一年受刑的暴徒，对他说，“看得出你是一头老狼了，在我们的兽笼里待过。看样子你已经不是第一次造反，因为你的脑袋已经剃得那么光。走过来一点，说，是谁派你来的？”

老巴什基尔人一言不发，做出一点也听不懂的样子瞧着司令。“你干吗不说话？”伊凡·库兹米奇继续问，“你一点也不懂俄罗斯话吗？尤莱，用你们的话问他，是谁派他到我们要塞来的。”

尤莱用鞑靼话把伊凡·库兹米奇的问题对他重说了一遍。但巴什基尔人仍旧用那副表情望着他，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好吧，”司令说，“我要叫你说话。孩子们！剥掉他那件古怪的条纹长袍，抽他的背。尤莱，好好收拾他！”

两个残疾士兵跑过来剥巴什基尔人的衣服。那个可怜的老人脸上显出惊慌的神色。他像一头被孩子们逮住的小兽那样往四下里瞧着。一个残疾士兵抓住他的双手，把这双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两旁，用肩膀把他抬起来，尤莱拿起鞭子抽了一下，巴什基尔人发出一种微弱、恳求的声音，叫了一声，点着头，张开嘴巴，那里面没有舌头，只有一截短短的舌根在微微活动着。

我一想起这件事是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而现在我已经活到亚历山大皇帝仁慈的统治时代，文明这么快就取得了胜利，博爱的原则传播得那么广泛，我就不能不感到惊奇。年轻人！假如我的回忆录落到你的手里，那你就要记住，那种从移风易俗出发、不通过暴力行动产生的变革才是最好最牢固的变革。

大家都吃了一惊。“算了吧，”司令说，“看来从他身上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尤莱，把这个巴什基尔人送回谷仓去。先生们，我们再议论议论。”

我们议论起当前的局势。突然，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上气不接下气、惊慌失措地跑进来。

“你怎么啦？”司令吃惊地问道。

“先生们，糟了！”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回答。“下湖要塞今天早上失守了。盖拉辛神父家的长工刚刚从那里回来。他亲眼看见要塞是怎么失陷的。司令和军官都被绞死，所有的士兵都被俘虏。眼看强盗们就要到这里来了。”

这个意外消息使我大为吃惊。下湖要塞的司令是个文雅懦弱的年轻人，我认识他：两个月前他带着年轻的妻子从奥伦堡出来，在伊凡·库兹米奇这里逗留过。下湖要塞距我们这里约莫二十五里路。普加乔夫随时都会向我们进攻。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命运非常清楚地显现在我面前，我的心简直要停止跳动了。

“伊凡·库兹米奇，您听我说！”我对司令说。“我们的职责是保卫要塞，直到最后一口气。这一点是不用多说的。但是应该考虑妇女们的安全。要是路上还太平，就把她们送到奥伦堡或者强盗一时打不到的更远更安全的要塞去。”

伊凡·库兹米奇转身对妻子说：“孩子他妈，你听见吗？真的，在我们还没有打败这些暴徒之前，要不要把你们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

“真是废话！”司令太太说。“哪里有子弹打不到的要塞？我们的白山要塞怎么靠不住？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这里住了二十二年了。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我们都见过，也许我们也能避过普加乔夫的！”

“唉，孩子他妈，”伊凡·库兹米奇不同意她的说法，“你要是相信我们的要塞，那你就留下。可玛莎怎么办？要是我们守住要塞或者等到援兵，那倒好；可是万一强盗们攻下要塞，那可怎么办？”

“那时，那时……”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一时答不上来，焦急万分，哑口无言。

“不，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司令看到他的话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起了作用，就继续说，“玛莎不能留在这里。送她到奥伦堡她的教母那里去：那里有足够的军队和大炮，城墙是石头造的。而且我还是劝你跟她一起到那里去。尽管你是个老太婆，要是要塞给打下，你想想那时会怎么样。”

“好吧，”司令太太说，“就这样吧，把玛莎送走。可做梦也不要来求我，我不走。我这么大年纪了，用不着再和你分别，一个人去死在外乡。我们活在一块儿，也死在一块儿。”

“这样也好，”司令说。“就这样，去准备准备，让玛莎上路。明天天亮前就送她走，还得派人送她去，虽然我们这里并没有多余的人。可玛莎在哪儿？”

“在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家里，”司令太太回答。“她听说下湖要塞失守，感到不舒服；我怕她会生病。主啊，我们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哇！”

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去张罗送走女儿的事。司令继续说下去，我没再打断他，也没听着他。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来吃晚饭的时候脸色苍白，哭成个泪人儿。我们在司令家默默地吃晚饭，比平时更快地离开餐桌，和他们全家告别，各自回屋里去。但我故意忘了拿剑，又回去拿：我预感到一定会遇到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单独一个人。果然，她在门口迎接我，把剑递过来。“再见吧，彼得·安德烈伊奇！”她含泪对我说。“他们要送我到奥伦堡去。祝您平安、幸福。也许上帝会让我们再见面，要是不……”说着她哭出声来。我抱住她。“再见吧，我的宝贝，”我说，“再见吧，我亲爱的，我亲爱的人！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请你相信，在最后一息我想到的一定是你，最后的祷告也是为你做的！”玛莎偎依在我胸前，放声大哭。我热烈地吻了她一下，便急忙从房间里走出去。

第七章 进攻

我的首领，可敬的首领，

我这士兵的首领！

我这首领服务了

正好三十又三年。

哦，我可敬的首领，

没有得到好处和安闲，

没有听到好话和赞扬，

也没有得到显赫的官衔。

我的首领得到的只有

两根高高的柱子，

一根槭木的横梁，

还有一个光滑的绳圈。

——民歌[20]

这一夜我没有睡觉，也没有宽衣。我打算天亮时到要塞大门那里去，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必须从那里起程，我可以在那里和她最后告别。我觉得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心里的紧张远不如不久前的愁闷那样使我痛苦。一种模模糊糊却又甜丝丝的希望、对危险的急切等待以及高尚的荣誉感在我心中同离愁交织在一起。夜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正准备出门，房门却突然打开了。伍长来向我报告，说我们这儿的哥萨克夜里劫走尤莱，冲出要塞，要塞附近还有一些陌生人骑着马跑来跑去。我一想到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没来得及跑掉，就不寒而栗；我匆匆对伍长吩咐几句，便立刻往司令家奔去。

天已经亮了。我在街上飞奔着，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我站住。“您上哪儿去？”伊凡·伊格纳季奇追上我，说，“伊凡·库兹米奇在要塞围墙上，派我来找您。普加奇[21]来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走了吗？”我提心吊胆地问道。“没来得及跑，”伊凡·伊格纳季奇回答，“通往奥伦堡的路被切断了；要塞被包围。情况很危急，彼得·安德烈伊奇！”

我们往要塞围墙走去，那是一个天然高地，并且用木栅加固。要塞里的人全聚集在那里。驻军持枪站着。大炮昨天就拖到那里。司令在人数不多的队列前走来走去。迫在眉睫的危险使得这位老军人更加精神抖擞。离要塞不远的草原上有二十来个人骑着马往来奔驰着。他们看样子是哥萨克，但其中也有些巴什基尔人，从他们的山猫皮帽子和箭袋上很容易认出他们。司令在队伍跟前走了一遭，对士兵们说：“孩子们，今天我们要保卫女皇陛下，并且向全世界证明，我们都是英勇而忠诚的战士！”士兵们齐声高呼，表示效忠。施瓦勃林站在我旁边，注视着敌人。在草原上奔驰的那些人看到要塞上的活动，便聚拢在一起商量。司令命令伊凡·伊格纳季奇把大炮对准那群人，亲自点燃导火线。炮弹咝咝地响着，从那群人头上飞过，没有造成任何伤亡。那些骑马的人立刻分散跑掉，一会儿草原上便空无一人了。

这时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到围墙上来了，玛莎不肯离开她，也跟着一起来。“怎么样？”司令太太说，“仗打得怎么样？敌人在哪儿？”“敌人在不远的地方，”伊凡·库兹米奇回答。“上帝保佑，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怎么，玛莎，你害怕吗？”“不，爸爸，”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回答，“一个人待在家里更可怕。”这时她瞧了我一眼，竭力装出笑容。想起昨天刚从她手里接过的这把剑，我不由得握紧剑柄，好像要拿这把剑来保护我心爱的人。我的心燃烧着。我把自己想象成她的骑士。我渴望证明我是值得她信任的，并且迫切等待着决定的时刻。

这时离要塞半里路的高地上出现了一群新的骑兵，一会儿草原上便布满了许多持矛和弓箭的人。他们当中有个人穿着红袍骑着白马，手里拿着马刀，这便是普加乔夫。他勒马站住，许多人围着他，看样子是根据他的命令，有四个人离开他全速飞驰到要塞跟前。我们认出他们是我们这儿叛变过去的士兵。其中一个拿着一张纸，把它举到帽子下面。另一个人枪尖上挑着尤莱的头，把它从围墙上掷过来。这个可怜的卡尔梅克人的头掉到司令脚边。叛徒们喊道：“别开枪，出来迎接皇帝。皇帝在这里！”

“让我来教训教训你们！”伊凡·库兹米奇喊道。“孩子们，打！”我们的士兵一起开了枪。拿信的哥萨克晃了晃，滚下了马背，其余几个立即掉头往回跑。我瞧了瞧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看见尤莱血淋淋的头，听见枪声，她早已吓昏了。司令叫伍长把打死的哥萨克手上那封信拿来。伍长走到野地里，回来的时候把那死者的马也牵了回来。他把信交给司令。伊凡·库兹米奇低声把信念了一遍，然后把它撕成碎片。这时叛军显然准备采取行动了。一会儿子弹便咝咝响着从我们耳边飞过，还有几支箭扎进我们身旁的地上和围墙上。“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司令说，“这不是娘儿们的事，把玛莎带走，你看这姑娘已经半死不活了。”

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也被子弹吓呆了，她望了一眼草原，那里显然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调动。她回过头去对丈夫说：“伊凡·库兹米奇，生死在天，给玛莎祝福吧。玛莎，到父亲这儿来。”

玛莎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走到伊凡·库兹米奇跟前，向他跪下，俯伏在地。老司令给她画了三次十字，然后把她扶起来，吻了吻，用变了样的声音对她说：“玛莎，祝你幸福。向上帝祷告，他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要是找到个好人，就让上帝赐给你们爱情与和睦。要像我和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那样过日子。好吧，别了，玛莎。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快点把她带走吧。”玛莎扑到他身上，搂住他的脖子号啕大哭起来。“我们也接个吻吧，”司令太太边哭边说。“别了，我的伊凡·库兹米奇。我要是有惹你生气的地方，就原谅我吧！”“别了，别了，孩子她妈！”司令抱住他的老太婆说。“好吧，行了！走吧，回家去吧。要是来得及，就给玛莎换上一件普通的衣服。”司令太太带着女儿走了。我目送着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她回过头看看我，向我点点头。这时伊凡·库兹米奇向我们转过身来，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敌人身上。叛军都聚拢在他们的首领周围，突然都下了马。“现在都站好，”司令说，“敌人要进攻了……”这时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呼哨声和呼喊声，叛军向要塞冲了过来。我们的大炮装上了霰弹。司令让敌人跑到最近的距离时才突然开炮。霰弹落到人群正当中。叛军往两边跑开，稍稍后退了一点。他们的首领独自留在前面……他挥动着马刀，看样子，在热烈地鼓动他们……尖厉的呼哨声和呐喊声停了一会儿又响起来。“好，孩子们，”司令说，“现在打开大门，擂鼓。孩子们！前进，跟我冲出去！”

司令、伊凡·伊格纳季奇和我刹那间就冲到要塞围墙外，但是那些胆怯的驻军却呆呆地站着，动也不动。“孩子们，你们怎么还站着？”伊凡·库兹米奇向他们喊道。“死就死，这是我们的天职！”这时叛军向我们冲来，拥进了要塞。鼓声停了。驻军都丢了枪；我被撞倒，但我又爬起来跟着叛军走进要塞。司令头部受伤，站在一群暴徒当中。他们向他要钥匙。我想跑去救他，但几个强壮的哥萨克捉住我，用腰带把我捆起来，说：“你们这些反对皇帝的人，马上叫你们知道厉害！”我们被拖到街上，居民们都拿出面包和盐。响起钟声。突然人群里嚷嚷起来，说皇帝在广场上等候俘虏，准备接受宣誓。人们都拥到广场上，我们也被赶到那里。

普加乔夫坐在司令家门口台阶上的圈椅上。他身上穿着绣有金银花饰的哥萨克大红袍。带金色璎珞的貂皮高帽子拉到他那闪烁着光芒的眼睛上。我觉得他很面熟。他身旁站着几个哥萨克首领。盖拉辛神父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着站在台阶旁边，手里拿着十字架，似乎在为那些即将牺牲的人默默地向他求情。广场上正在匆忙竖起绞刑架。当我们走近的时候，一些巴什基尔人把老百姓驱散，把我们带到普加乔夫跟前。钟声静息了。场上没有一点声响。“哪一个是司令？”自封的皇帝问道。我们那个军士从人群中走出来，指了指伊凡·库兹米奇。普加乔夫威严地瞧瞧老头子，对他说：“你怎么敢反抗我，反抗你的皇上？”司令受了伤已很虚弱，他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坚定地回答：“你不是我的皇上，你是强盗，是假皇帝，你听见没有！”普加乔夫阴郁地蹙起眉头，挥了挥白手帕。几个哥萨克揪住老上尉把他拖到绞架那里去。我们昨天审讯过的那个残疾的巴什基尔人骑在绞架的横梁上。他手里拉着绳子，一会儿我就看见可怜的伊凡·库兹米奇给吊在空中了。接着把伊凡·伊格纳季奇带到普加乔夫跟前。“向彼得·费多罗维奇[22]陛下宣誓吧！”普加乔夫对他说。“你不是我们的皇帝，”伊凡·伊格纳季奇重复着上尉的话回答说。“你这个老东西，是强盗，是假皇帝！”普加乔夫又挥挥手帕，这好心的中尉就给吊在老上司旁边了。

这一回轮到我了。我无所畏惧地瞧着普加乔夫，准备重复我那些正气凛然的同事的回答。这时我突然看见施瓦勃林剃着哥萨克式头发，穿着哥萨克长袍，也站在叛军的首领当中，我的吃惊是难以形容的。他走到普加乔夫身旁，在他耳旁说了几句话。“绞死他！”普加乔夫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说。我的脖子给套上了绞索。于是我默默地祈祷起来，向上帝真诚地忏悔我所有的罪孽，恳求他拯救我所有的亲朋。我被拖到绞架底下。“别害怕，别害怕，”暴徒们一再对我说，也许他们真的想要鼓励我。突然我听到一阵叫喊声：“等一等，该死的！等一等！……”刽子手们住了手。我一看：萨维里奇俯伏在普加乔夫脚边。“我的亲爹！”我那可怜的老家人说。“杀了我们少爷对你有什么好处？放掉他，会送赎金给你的。要是为了儆戒别人，你就叫他们绞死我这老头子好了！”普加乔夫示意了一下，他们立时就把我头上的绳子解开。“老爷子给你开恩了，”暴徒们对我说。这时我对于自己的得救说不出有多高兴，可是也说不出有多遗憾。我心乱如麻。他们又把我带到僭皇跟前，逼着我向他跪下。普加乔夫向我伸出一只青筋嶙嶙的手。“吻他的手，吻他的手！”旁边的人对我说。可是我宁可接受最残酷的死刑也不愿受到这种卑鄙的侮辱。“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萨维里奇站在我背后，推推我，轻声对我说。“别固执啦！那又算得了什么？吐一口唾沫，吻那个强……（呸！）吻他的手吧。”我动也不动。普加乔夫放下手，冷笑着说：“他老爷大概是高兴得昏了头了。扶他起来吧！”他们把我扶起来，放掉了。我就站在那里看着这出丑剧怎么演下去。

居民们都来宣誓效忠。他们一个个走过来吻十字架，然后向僭皇鞠躬敬礼。驻军的士兵也站在那里。连里的裁缝拿着一把钝剪刀给他们剪辫子。他们抖掉身上的头发，走过来吻普加乔夫的手，普加乔夫则宣布饶恕他们并接受他们入伙。这种仪式延续了近三个小时。最后，普加乔夫从圈椅上站起来，在其他首领陪同下走下台阶。叛军们给他牵来一匹备有豪华挽具的白马。两个哥萨克扶着他的手，帮他跨上马鞍。他对盖拉辛神父说要在他家里吃饭。这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喊叫声。几个强盗把头发蓬乱、一丝不挂的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拖到台阶上来。其中有一个已经穿上她的背心。另一些人把羽毛褥子、箱子、茶具、衣服和所有的坛坛罐罐从她家里拖出来。“爷们！”可怜的老太婆喊道，“别再折磨我了。我的亲爹，把我送到伊凡·库兹米奇那里去吧。”突然她抬头看了看绞架，认出了丈夫。“强盗！”她疯狂地叫嚷起来。“你们就这样对待他？我的亲人伊凡·库兹米奇，士兵的勇敢的首领！普鲁士刺刀、土耳其子弹都没有伤害过你，在光荣的战斗里你也没有牺牲，现在却死在一个逃犯手里！”“叫这老妖婆闭嘴！”普加乔夫说。这时一个年轻的哥萨克举起马刀朝她头上砍下去，她便倒下，死在台阶上。普加乔夫骑马走了，人群拥上去，跟在他后面。

第八章 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比鞑靼人还可恶。

——民谚

广场上人都走光了。我仍旧站在那里。看到这么多可怕的场面，我心里乱糟糟的，一时理不出个头绪。

最使我心焦的是不知道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情况。她在哪里？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藏起来了？她躲避的地方是不是可靠？……我心里充满各种可怕的想法，走进司令的家……屋子里空荡荡的，桌椅柜子全给砸坏，碗碟给打碎，财物都给抢光了。我登上通往正房的梯子，平生第一次走进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房间。我看见她那张被强盗们翻乱了的床，衣橱被砸坏，衣物被抢光，空神龛前面的长明灯还亮着。挂在两扇窗子当中墙壁上的小镜子还好好的……这间朴素闺房的主人究竟在哪里啊？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想象着她落入强盗手里的情况……我的心揪紧了……我非常伤心地哭起来，大声呼唤着我那心上人的名字……这时我听到一阵轻微的响声，帕拉莎从衣橱后面走出来，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着。

“啊，彼得·安德烈伊奇！”她两手一拍，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多么疯狂啊！……”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呢？”我急不可待地问道，“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怎么啦？”

“小姐没出事，”帕拉莎回答。“她藏在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家里。”

“在神父太太家里！”我惊呼起来。“我的天哪！普加乔夫在那儿呢！……”

我奔出房间，刹那间就到了街上，我什么也没注意，什么也没感觉，心急慌忙地跑进神父的家。那里不断响起叫喊声、狂笑声和歌声……普加乔夫正在和他的同伙欢宴。帕拉莎也跟着我跑到那里。我叫她偷偷地把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请出来。过了一会儿，神父太太手里拿着一个空酒瓶走进门廊里来见我。

“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在哪儿？”我怀着无法表达的焦急心情问道。

“我那宝贝，她躺在我床上，在隔板后面，”神父太太回答，“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差一点出了乱子，还好，荣耀归于上帝，一切都顺顺利利地过去了：那强盗刚坐下来吃饭，我那可怜的姑娘就醒过来，呻吟了一声！……我真给吓呆了。他听见了，问我：‘谁在这儿呻吟，老太婆？’我对那强盗深深鞠了一躬，回答说，‘皇上，是我的外甥女生病了，躺下来两个礼拜了。’‘你的外甥女年轻吗？’‘还年轻，皇上。’‘老太婆，把你的外甥女领出来给我看看。’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但是没有办法。‘皇上容禀，这姑娘起不来，不能到这里来见你老人家。’‘不要紧，老太婆，我自己去看看。’这该死的家伙真的朝隔板走去，你想得到吗！他真的掀起帐子，用那对老鹰般的眼睛瞧了一眼！结果倒没什么……上帝拯救了她！不知你相信不相信，那时候我和我那老头子已经准备去殉难了。幸好我那宝贝没有认出他来。主啊，我们真是盼到好日子啦！有什么好说的！可怜的伊凡·库兹米奇！谁想得到！……还有瓦西丽莎·叶戈罗夫娜呢？伊凡·伊格纳季奇呢？他犯了什么罪？他们怎么会饶了你呢？可是施瓦勃林·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又怎么样？他照哥萨克样子剃了头，这会儿正在我们这儿和他们一起大吃大喝呢！这人滑头，没什么可说的！而当我说到生病的外甥女时，信不信由你，他就这么瞧了我一眼，那目光像把刀子要把我刺穿似的。可是他没有说出来，这可得谢谢他。”这时响起了客人们醉醺醺的叫喊声和盖拉辛神父的声音。客人们要酒喝，主人在喊妻子。神父太太着了忙。“你快回去吧，彼得·安德烈伊奇，”她说，“这会儿我可顾不上您了，强盗们在喝酒。要是落到酒鬼手里，那才倒霉呢。再见，彼得·安德烈伊奇。听天由命吧，也许上帝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

神父太太走了。我稍微放心了一点，就回自己屋里去。走过广场的时候，我看见几个巴什基尔人挤在绞架旁边，正从被吊死的人脚上拉下皮靴。我好容易压下满腔的愤怒，觉得去打抱不平是没有用的。强盗们在要塞里跑来跑去，抢劫军官的家。到处响着喝醉的叛军的喊叫声。我回到家里。萨维里奇在门口迎接我。“荣耀归于上帝！”他看见我，喊了起来。“我以为那些强盗又把你抓去了呢。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你能相信吗？这些强盗把我们的东西全抢光了：衣服、被单、碗碟，一样也不剩。不过，可没想到，荣耀归于上帝，他们把你放回来了！少爷，你可认出那个首领？”

“没有，没有认出，那是谁呢？”

“怎么，少爷？你忘了那个在客栈里骗去你的皮袄的酒鬼吗？那件兔皮袄还是全新的，可这强盗就这样把它拆开绷在身上！”

我很惊讶。普加乔夫和我那个向导真是像得出奇。我这才相信普加乔夫和他是同一个人，才明白他为什么会放掉我。我不能不惊奇，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一件送给流浪汉的小皮袄竟然把我从绞索下拯救了出来，一个在客栈里游荡的酒鬼竟然攻陷了好多个要塞，震撼了整个国家！

“你想吃点东西吗？”萨维里奇没有改变他的习惯，问道。“屋里什么都没有了，我去找找看，给你随便做点什么。”

剩下我一个人，我便沉思起来。我怎么办？留在被强盗占领的要塞或者追随这个匪帮，对于一个军官来说，都是不成体统的。我的天职要求我必须到我的职务在目前困难的形势下还能对祖国有益的地方去……但是爱情强烈地要求我留在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身边，保护她。虽然我预见到形势无疑会很快发生变化，但是一想到她的危险处境，我还是不寒而栗。

一个哥萨克跑来找我，打断了我的思绪。他通知我，“皇上要召见你。”“他在哪儿？”我问道，准备服从他的命令。

“在司令的住宅里，”哥萨克回答。“饭后老爷子去洗澡，这会儿在休息。老爷，从各方面看来，他是个贵人，他一顿饭吃了两只烤小猪；洗蒸汽澡的时候，烧得那么热，连塔拉斯·库罗奇金都吃不消，他把桦条帚交给福姆卡·比克巴耶夫，往身上浇了一桶冷水才好歹活了过来。没什么好说的，他的一举一动都那么威严……听说他在澡堂里让人家看了胸膛上的皇帝印记：一边是双头鹰，有一枚五戈比的硬币那么大，另一边是他自己的像。”

我认为没有必要和这个哥萨克争论，便和他一起到司令的住宅里去，预先想象着和普加乔夫见面的情景，竭力猜测这次见面将会怎样结束。读者很容易想象得出，当时我并不是很冷静的。

我走到司令的住宅时，天已开始黑了。吊着死人的绞架黑糊糊地矗立着，令人毛骨悚然。可怜的司令太太的尸体还瘫在台阶下，那里有两个哥萨克在守卫。带我来的那个哥萨克进去通报，一会儿就回来，把我带进我昨天还那么依依不舍地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告别的那个房间。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不同寻常的景象：在铺着台布、放满酒瓶和酒杯的餐桌后面坐着普加乔夫和十来个哥萨克首领，他们都戴着帽子，穿着花衬衫，由于喝了酒，个个都很兴奋，脸上红彤彤的，眼睛闪耀着光芒。施瓦勃林和我们那个下士等新入伙的叛徒都不在里面。“哦，尉官先生！”普加乔夫看见我，说道。“欢迎光临，敬请就座，请赏脸。”在座的人挤紧了一点，腾出座位。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桌子边上。我的邻座，一个体格匀称、容貌英俊的年轻哥萨克给我斟了一杯酒，可是我碰都没有碰一下。我好奇地观察着这伙人。普加乔夫坐在首席，胳膊肘撑在桌子上，用那宽大的拳头支着长满大胡子的腮帮。他的容貌端正，很讨人喜欢，一点也不显得残暴。他不时和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谈话，有时称他伯爵，有时称他季莫菲伊奇，有时还尊称他大叔。他们彼此都以同伴相待，对自己的首领并不显得特别恭敬。他们谈到早晨的进攻，暴乱以来的胜利和今后的行动。每个人都自吹自擂，发表意见，毫无拘束地和普加乔夫争论。在这个古怪的军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要向奥伦堡进军：这个行动是大胆的，而且差一点取得成功——那简直是个灾难；这次进军宣布将在明天付诸行动。“来吧，弟兄们，”普加乔夫说，“在睡觉之前，唱唱我那首心爱的歌吧。丘马科夫，唱吧！”我的邻座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起悲哀的纤夫之歌，接着大家一起唱起来：

别喧闹啊，亲爱的翠绿的橡树林，

不要打扰我这年轻的勇士的思绪。

明天在威严的法官——沙皇面前，

我这个年轻的勇士将要受到审判。

他这位沙皇老爷将要把我来审问：

你说，你说，你这个农民的孩子，

你和谁一起去偷窃，一起去抢劫，

和你一起去偷的还有多少个伙伴？

我对你说啊，亲爱的正教徒沙皇，

我把一切真情都对你老实来说明。

我那些亲密的伙伴一共只有四个：

第一个亲密的伙伴是漆黑的夜晚，

第二个亲密的伙伴是上等的宝刀，

第三个亲密的伙伴是我那匹好马，

第四个亲密的伙伴是我那张硬弓，

我派出的探子是那有钢尖的利箭。

那位亲爱的正教徒沙皇对我说道：

好哇，好哇，你这个农民的孩子，

你既然会偷盗抢劫，还善于回答，

孩子啊，我要好好地开恩奖励你：

在空地上给你盖一座高大的宫殿，

在那里竖起两根柱子和一根横梁。

这些注定要受绞刑的人所唱的关于绞架的民歌在我心中激起的波澜是难以形容的。他们那严峻的神色、整齐的歌声，以及给那本来就很动人的歌词增添上去的悲哀表情——这一切都以那诗歌的可怕力量震撼着我的心灵。

客人们又干了一杯，然后站起来和普加乔夫告别。我也想跟着走，可是普加乔夫对我说：“坐下，我想和你谈一谈。”我们就面对面坐下了。

我们双方都沉默了几分钟。普加乔夫注视着我，偶尔眯起左眼，现出一种又是调皮又是嘲笑的怪异神情。他终于快乐地笑起来，连我也不知为什么，瞧着他，跟着笑了。

“怎么，尉官先生？”他对我说，“你老实说，我那些小伙子把绳子套在你脖子上的时候，你害怕了吗？我看，你大概吓得魂不附体了吧……要不是你那个仆人来说情，你早就在横梁上晃荡了。我一下子就认出那个老家伙。唔，你想到过没有，尉官先生，那个把你带到车店的人竟是皇上我本人（这时他摆出一副威严神秘的样子）？你对我犯了很大的罪，”他继续说，“不过由于你的恩德，由于你在我不得不躲避敌人的时候给了我帮助，我宽恕了你。你将来还会看到的，难道只有这一点吗！要是我打下了天下，我还会好好地奖赏你的！你肯为我忠心服务吗？”

这个强盗的问题和他的无礼使我感到很滑稽，我忍不住笑了一笑。

“你笑什么？”他蹙起眉头问道。“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是皇上？你老实回答我。”

我给难住了：承认这个流浪汉是皇帝，这我办不到，对我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胆怯。要是当面说他是强盗，那我肯定要遭殃。而且当初我怒火中烧，当着全体民众的面在绞架下准备做出的一切，现在看来也不过是徒然逞英雄罢了。我犹豫不决。普加乔夫阴沉着脸等待我的回答。最后（至今我还很自豪地记得这个时刻）我心中的责任感战胜了人类的弱点。我回答普加乔夫：“好吧，我把真话都告诉你吧。你想想看，我能承认你是皇帝吗？你是个聪明人，你自己也会看出我是在耍滑头的。”

“依你看，我是什么人呢？”

“上帝知道。不过不管你是什么人，你是在做一种危险的游戏。”

普加乔夫迅速地瞥了我一眼。“这么说，你不相信我是彼得·费多罗维奇皇帝啰？”他说。“好吧，但是难道说勇敢的人就不会成功吗？难道说当年格里什卡·奥特烈皮耶夫[23]就没有统治过国家吗？不管你把我看作什么人，你都不要离开我。其余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谁当上神父，谁就是父亲。[24]你忠诚地为我效劳，我就封你做元帅和公爵。你看怎么样？”

“不，”我坚定地回答。“我是个世袭贵族，我向女皇陛下宣过誓，我不能为你效劳。你要是真正为我好，你就放我到奥伦堡去。”

普加乔夫沉吟了一下。“要是我放你走，”他说，“那你能不能至少答应我，以后不再反抗我？”

“这一点我怎么能答应你呢？”我回答。“你自己知道，这由不得我。他们要是叫我来反抗你，我只好来，毫无办法。现在你自己也是个首领，你也要求部下服从你。当需要我去尽职的时候，我却拒绝，这像什么话呢？我的头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是放了我，我谢谢你；你要是杀了我，上帝会审判你。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

我的真诚感动了普加乔夫。“就这样吧，”他拍拍我的肩膀说，“罚归罚，赏归赏。随便你到哪里去，随便你干什么吧。明天来和我告别，现在去睡觉吧，我也要睡了。”

我离开普加乔夫，走到街上。这是个无风而寒冷的夜。月亮和星星明亮地照耀着广场和绞架。要塞里安静而幽暗。只有小酒店里还亮着灯光，不时传来夜游浪子的叫喊声。我望了望神父的家。百叶窗和大门都关上了。里面似乎平安无事。

我回到住所，看见萨维里奇由于我不在正在发愁。我得到自由的消息使他高兴得无法形容。“荣耀归于上帝！”他画着十字说，“明天天亮前我们就离开要塞，哪里有路就往哪里去；我已经给你随便做了点吃的。少爷，你吃一点，就安安稳稳一觉睡到早上，像睡在基督怀里一样。”

我听从他的劝告，津津有味地吃了晚饭，由于精神和身体都很疲倦，在地板上一下子就睡着了。

第九章 离别

可爱的姑娘，和你亲近

我心中有说不出的甜蜜；

可分手就像告别灵魂，

我心中是那么伤悲，伤悲。

——赫拉斯科夫[25]

清早，鼓声把我吵醒。我往集合的地点走去。在仍旧吊着昨天的牺牲者的绞架旁边，普加乔夫的军队已经排成队列。哥萨克骑着马，卫兵们持着枪。旌旗飘扬着。几尊大炮，其中我还认出我们那一尊，已经搁在行军的炮架上。所有的居民也在那里等待自封皇帝。司令住宅的台阶旁，一个哥萨克牵着一匹优良的吉尔吉斯种白马。我用眼睛寻找司令太太的尸体。尸体已经被挪到一边，盖着蒲席。普加乔夫终于从门廊里走出来。民众都脱下帽子。普加乔夫在台阶上站住，向大家问好。一个首领递给他一袋铜币，他便把铜币一把一把撒在地上。民众大叫大嚷着奔过来抢钱，要不挤伤几个人是不可能的。几个主要的同伙簇拥着普加乔夫，其中也有施瓦勃林。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在我的目光里他可以看到轻蔑的意味，于是立即转过身去，那表情既有刻骨的仇恨，又有做作的嘲笑。普加乔夫看见我在人群里，便向我点点头，招呼我过去。“告诉你，”他对我说，“你现在就到奥伦堡去，以我的名义向省长和所有的将军宣布，就说，过一个礼拜我要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等着我。劝他们要以孩子般的爱心和温顺迎接我，否则他们就逃不脱严酷的死刑。一路平安，尉官先生！”接着他转身朝着民众，指着施瓦勃林对他们说：“孩子们，这是你们的新指挥官，你们要听从他的指挥，他要替我负责保护你们和保卫要塞。”我听着这些话，不由得心惊肉跳：施瓦勃林当了要塞司令，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落在他手里啦！天哪！她的命运可想而知！普加乔夫从台阶上走下来。马给他牵来了。没等哥萨克扶他，他自己就利索地跨上了马鞍。

这时，我看见萨维里奇从人群里跑出来，走到普加乔夫跟前，递给他一张纸。我想象不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是什么？”普加乔夫威严地问道。“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萨维里奇回答。普加乔夫接过纸，认真地看了好久。“你怎么写得这么深奥？”他终于说。“我这双明亮的眼睛什么也看不明白。我的书记长在哪里？”

一个穿伍长制服的年轻人灵巧地跑到普加乔夫面前。“大声读出来，”僭皇把纸递给他，说。我非常想知道我的老家人给普加乔夫写了些什么。书记长大声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读起来：

“两件长袍，一件细布的，一件条纹绸子的，合六卢布。”

“这是什么意思？”普加乔夫皱着眉头说。

“请吩咐读下去，”泰然自若的萨维里奇回答。

书记长继续读：

“细呢绿军装一件，七卢布。

“白色呢裤子一条，五卢布。

“带套袖的荷兰夏布衬衫十二件，合十卢布。

“带茶具的食品盒一个，两个半卢布……”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普加乔夫打断他，“这些食品盒、带套袖的裤子关我什么事？”

萨维里奇干咳了一声，解释说：“老爷子，请看，这是少爷的失物清单，被强盗抢去……”

“什么强盗？”普加乔夫厉声问道。

“对不起，我说错了，”萨维里奇回答，“不管强盗不强盗，反正你的伙伴偷偷摸摸地搬走的。你不要生气，马有四只脚，难免要跌跤。请命令他读完吧。”

“读下去，”普加乔夫说。书记长又读下去。

“印花布和塔夫绸被单各一条，四卢布。

“红色拉锦卷毛绒狐皮大衣一件，四十卢布。

“还有在客栈里赏给你的兔皮袄一件，十五卢布。”

“这又是什么鬼花样！”普加乔夫大喝一声，眼睛里闪出火焰般的光芒。

说实在的，当时我真替我那可怜的老家人捏一把汗。他还想再次解释，可是普加乔夫把他的话打断了：“你怎么敢拿这种小事情来跟我啰唆？”他从书记长手里抓过那张纸，掷在萨维里奇脸上，嚷道：“老混蛋！东西全拿光了，这算得了什么？老家伙，你应该一辈子为我和我的孩子们祷告上帝，因为我们没有把你和你的主人同那些顽固家伙一起绞死……兔皮袄！我会给你兔皮袄的！你当心点，我要从你身上活活剥下一层皮来做皮袄！”

“请便，”萨维里奇回答，“我是个做不了主的仆人，我得管好主人的东西。”

普加乔夫显然情绪很好，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

他再没有说一句话，掉转马头走开。施瓦勃林和其他首领跟在他后面。这伙人秩序井然地开出要塞。民众都走过去送别普加乔夫。我一个人和萨维里奇留在广场上。我的老家人手里拿着清单，不胜惋惜地看着。

他看到我和普加乔夫的关系很好，便想利用一下，可是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我本想责备他，说他这种忠心是不适当的，结果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笑吧，少爷，”萨维里奇回答我，“你笑吧，到了我们需要重新置办家当的时候，你再看看是不是可笑。”

我赶到神父家里去见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神父太太一看到我就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夜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发起高烧来了。她躺在那里人事不省，还说胡话。神父太太把我带到她的房间里。我轻轻地走到她床前。她脸上大大变了样，这使我很吃惊。病人认不出我。我久久地站在她床前，盖拉辛神父和他那好心的太太好像在安慰我，可是他们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想到这种令人伤悲的局面，我不禁心烦意乱。这个可怜的举目无亲的孤女落入凶恶的叛军当中的处境，我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些都使我感到害怕。施瓦勃林，施瓦勃林最使我苦恼。他从自封皇帝那里得到权力，统治着这个要塞，而这个不幸的姑娘——他所仇恨的无辜的少女又流落在这里，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我可怎么办？怎么帮助她？怎么帮她摆脱这个强盗？只有一个办法：我决定立即到奥伦堡去，催促他们收复白山要塞，我要尽一切可能促成这件事。我辞别神父和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激动地把这个我已经认作妻子的姑娘交托给他们。我泪如泉涌，拉起这可怜姑娘的手吻了吻。“别了，”神父太太一边送我，一边对我说，“别了，彼得·安德烈伊奇，也许我们会在太平日子里见面。不要忘记我们，常常给我们写信。除了您，可怜的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眼下已经没有别的安慰，没有别的保护人了。”

我走到广场上，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瞧了瞧绞架，对它鞠了一躬，然后走出要塞，朝奥伦堡大道走去。萨维里奇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一路上沉思默想，突然听到背后有马蹄声。我回头一看，看见从要塞里驰出一个哥萨克，他手里牵着一匹巴什基尔马，远远地对我招手。我站住，立即认出是我们那个军士。他驰到我跟前，跳下马，把另一匹马交给我，说：“老爷！我们的父亲赐给您一匹马和他自己的皮袄（马鞍上扎着一件羊皮袄）。还有，”下士结结巴巴地说，“他赐给您……半个卢布……可我在路上给丢了，请您宽宏大量，饶恕我。”萨维里奇斜睨着他，愤恨地说：“在路上给丢了！可你怀里是什么东西在叮当响？不要脸的东西！”“我怀里什么东西在叮当响？”军士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马上反驳。“上帝保佑你，老人家！这里响的是皮笼头，不是半卢布的钱。”“好吧，”我打断他们的争吵，说，“替我谢谢那个派你来的人，丢了的半卢布，你回去的时候仔细找一找，找到了就给你当酒钱。”“真是谢谢您了，老爷，”他掉过马头，回答说，“我要一辈子为您祈祷。”说着，他用一只手按住胸口，骑马顺着原路跑回去，一会儿就不见了。

我穿上羊皮袄，跨上马背，让萨维里奇骑在我背后。“少爷，你看，”老头子说，“我可没有白白向那个强盗告状：这强盗也感到难为情了，虽然这匹又瘦又高的巴什基尔驽马和那件羊皮袄不值他们这些强盗抢去的和你赏给他们的东西的一半，可这会儿还是有用处，从恶狗身上拔下一撮毛也是好的。”

第十章 围城

占领了高山和草地，

像老鹰般从高处俯视着城池。

命令在营地后面筑起炮垒，

藏起大炮，到夜里轰击城市。

——赫拉斯科夫[26]

快到奥伦堡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群被剃了头、脸上带着钳痕[27]的囚徒。他们在驻军的残废士兵监督下，正在修工事。有的用小车把壕沟里的污秽拉走，有的用铲子掘土；围墙上泥水匠搬来砖头，修筑城墙。城门口有几个哨兵拦住我们，检查我们的证件。一个中士听说我是从白山要塞来的，便直接把我带到将军家里去。

我在花园里遇到将军。他正在查看被秋风扫去叶子的苹果树，在一个老园丁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用干草把树包扎起来。他的神情安详、健康、和善。看到我，他很高兴，便详细询问起我所看到的种种可怕的事变。我全对他说了。他一边认真听我说，一边剪着枯枝。“米罗诺夫死得真惨！”我说完了这悲惨的故事后，他说，“很可惜，他是个好军官，米罗诺夫太太也是个好太太，她的蘑菇腌得多好啊！可上尉的女儿玛莎怎么样了？”我回答他，说她住在要塞神父太太家里。“唉！唉！唉！”将军说，“这可是糟糕，很糟糕。强盗们的纪律是无论如何靠不住的。这可怜的姑娘可是很危险哪！”我回答，白山要塞离这里不远，将军大人一定会立即派兵去解救这个要塞里的不幸居民的。将军疑虑重重地摇摇头。“再说，再说，”他说，“这件事我们还有工夫谈。请你来舍下喝杯茶：今天我们要开军事会议。你可以给我们报告一下真实的消息，谈谈普加乔夫那强盗和他的军队的情况。现在你暂时去休息一下。”

我往指定给我的住所走去，萨维里奇已经在那里安排了。我焦急地等待着预定的时间。读者很容易想象得到，这个会议对我的命运至关重要，我是绝不会忽略的。到了预定的时间，我早就在将军那里了。

我在他那里遇见一个本城的官员，我记得他是税务局长，一个身体肥胖、脸色红润、穿着缎子长袍的老头子。他详细询问伊凡·库兹米奇的遭遇，称他为教亲，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或感慨几句打断我的话，从这些话里即使看不出他精通战术，至少也说明他思路敏捷，具有天赋的才智。这时另一些应邀参加会议的人也陆续来到。他们当中，除了将军本人，没有一个军人。当大家一一就座，仆役给他们送上茶来以后，将军便极其明确、详尽地说明了此次会议的宗旨：“诸位先生，现在，”他继续说，“必须决定，对叛军取何种行动，是攻还是守？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进攻可望迅速击溃敌军，防守则比较可靠稳妥……那么，现在就开始按法定程序征求意见，也就是请官阶低的先发言。准尉先生！”他对我说。“请发表您的高见。”

我站起来，首先简要介绍了普加乔夫及其一伙的情况，然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个自封皇帝决计挡不住正规军的进攻。

官员们显然都不赞成我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青年人的轻率和无礼。会议上掀起了一阵不满的议论，我清楚地听见有个人轻声说：“乳臭未干。”将军转过身来，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准尉先生！在军事会议上，开头的发言一般都是主张进攻的，这已经成了规律。现在我们继续征求意见。六级文官先生！说说您的高见！”

穿着缎子长袍的老头连忙喝下第三杯掺了不少朗姆酒的茶，回答将军：“大人，在下以为既不可攻也不可守。”

“如何理解呢，六级文官先生？”将军感到惊讶，问道，“战术上可没有别的办法：不是攻就是守……”

“大人，可以采用收买的办法。”

“对对对！您的见解真是高明。收买的办法战术上是允许的，我们要采用您的建议。可以悬赏收买那个强盗的头……给七十卢布，甚或一百卢布……从秘密经费中支出……”

“到那个时候，”税务局长打断他的话，“这些强盗要不把他们的首领五花大绑送到这里来，我就不是个六级文官，而是一头吉尔吉斯绵羊。”

“这件事我们还可以从长计议，”将军回答。“可是毕竟还是要采取一些军事措施。诸位，还是按照法定程序发表你们的意见吧。”

所有的意见都是和我相反的。所有的官员都说军队靠不住，成功没有把握，必须小心从事等等。大家都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以大炮为掩护，躲在坚固的石头城墙后面坚守，这样比到战场上碰运气好。最后，将军听完所有的意见，磕掉烟斗里的烟灰，说：

“诸位先生！我必须说明，按照我的本意，我完全赞同准尉先生的高见：因为他的意见是以全部正常的战术规则为依据的，战术上总是认为进攻比防守有利。”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给烟斗装上烟丝。我由于满足了自尊心而洋洋得意。我骄傲地看了看那些官员，他们不满而又不安地窃窃私议着。

“然而，诸位先生，”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吐出一股浓烟，继续说。“这件事关系到仁慈的女皇陛下交托给我的有关各省的安全问题，我不敢担当这样重大的责任。因此，我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即最明智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在城里坚守，而用炮兵的力量，可能的话还伺机出击，用这样的办法击退敌人的进攻。”

这时轮到官员们用嘲笑的眼光来瞧我了。军事会议宣告结束。我不能不为这位可敬的军人的软弱感到遗憾，他竟违背自己的信念，接受这些外行、没有经验的人的意见。

这次重要会议之后，过了几天，我们获悉说话算数的普加乔夫已经逼近奥伦堡了。我从城墙上看见了叛军。我觉得，从我看到的那次进攻以来，他们的人数已经增加十倍。他们已经有了炮队，大炮是从被普加乔夫打下的一些小要塞取来的。想起军事会议的决定，我就预见到我们将长期困守在奥伦堡城内，我气恼得几乎要哭出来。

我不来描写奥伦堡之围，这是历史的事，不属于家庭纪事的范围。简单说，这次包围由于地方当局的玩忽职守，使居民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他们忍受了饥馑和一切可能的不幸。不难想象，奥伦堡的生活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大家都垂头丧气地等待着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都为可怕的飞涨的物价叹气。居民们对飞到他们院子里的炮弹已习以为常，连普加乔夫的进攻，大家都觉得无所谓。我十分愁闷。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没有收到白山要塞来的信。所有的道路都被切断了。我再也无法忍受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离别。她生死不明，这使我极其痛苦。我唯一的消遣是出城去袭击敌人。由于普加乔夫的好意，我有了一匹好马，我得和它分食少得可怜的食品，每天骑着它出城去和普加乔夫的骑兵进行枪战。在这种枪战中，那些吃饱喝足，又骑着好马的强盗总是居于优势。城里那些瘦弱的骑兵无法战胜他们。我们那些饥饿的步兵有时也打出去，但深深的积雪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打击分散的骑兵。大炮在城墙上徒然轰鸣着，拉到战场上则深陷在雪地里，并且由于马匹虚弱不堪而不能动弹。我们的军事行动就是这副样子！这就是奥伦堡的官员们所谓的谨慎和明智！

有一次，我们偶尔驱散并追逐着一大群敌人，我碰上了一个掉队的哥萨克，正要举起我那土耳其马刀朝他砍去，他突然脱下帽子大声喊道：“您好，彼得·安德烈伊奇！日子过得顺当吗？”

我抬头一看，认出是我们那个军士。看见他，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你好，马克西梅奇，”我对他说。“从白山要塞出来很久了吗？”

“不久，彼得·安德烈伊奇老爷，昨天我才从那里回来。我给您带来一封信。”

“信在哪儿？”我激动得脸红起来，赶紧说。

“在我这儿，”马克西梅奇把手伸进怀里，回答说。“我答应帕拉莎，一定要把信给您带到。”这时他递给我一张折好的纸，便回头跑掉了。我把信纸打开，浑身颤抖着读了起来：

按照上帝的意旨，我突然失去了父母，在世界上我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保护者。我特地来恳求您，因为我知道您一直希望我好，您愿意帮助任何一个人。我祷告上帝，但愿这封信无论如何能够送到您手里！马克西梅奇答应把它送到您处。帕拉莎也从马克西梅奇那里听说，在你们出击的时候，他常常从远处看到您，说您完全不顾惜自己，也没有想到那些常常含泪为您向上帝祷告的人。我病了很久，复原以后，那个现在正处在先父地位管辖要塞的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便逼着盖拉辛神父把我交给他，否则他要向普加乔夫告发我。我现在住在我们家里，受到了监视。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逼我嫁给他。他说他救过我的命，因为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对那些强盗说我是她的外甥女时，他帮我隐瞒了真相。我与其嫁给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这样的人，还不如死掉的好。他对我很凶，还威胁我，说要是不回心转意，不同意嫁给他，他就要把我带到那强盗的营寨里去，并说要像处置丽莎维塔·哈尔洛娃[28]那样处置我。我要求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让我再想一想。他答应再等三天。要是过了三天还不嫁给他，他就毫不留情了。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只有您才是我的保护人，请您救救我这苦命的人吧。请您恳求将军和各位指挥官赶快派援军到我们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您自己也来一趟。

您的恭顺而不幸的孤女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

我看完这封信，几乎要发疯了。我无情地赶着我那匹可怜的马，驰回城里。我一路上想着解救那不幸姑娘的办法，可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跑进城里，我便直接去找将军，匆匆忙忙地闯进他家里。

将军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吸着他的海泡石烟斗。一看见我，他便站住。想必是我的样子使他感到吃惊，他关心备至地询问我匆忙来到的原因。

“大人，”我对他说，“我就像找亲爹一样跑来找您。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拒绝我的请求：事情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

“什么事，亲爱的？”老头子惊奇地问道。“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事？你说吧。”

“大人，请您下令让我带一连士兵和五十个哥萨克去扫平白山要塞。”

将军凝视着我，大概以为我疯了（这一点他几乎没有想错）。

“这怎么可能？扫平白山要塞？”他终于说。

“我向您保证，一定会成功，”我热烈地回答。“只要您放我去。”

“不行，年轻人，”他摇着头说，“这么远的距离，敌人很容易切断你们和主要战略据点的联系，从而完全打败你们。联系中断……”

我怕他又要大谈军事问题，便连忙打断他的话。

“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写信给我，”我对他说，“她向我求救，施瓦勃林逼她嫁给他。”

“真的吗？噢，这个施瓦勃林真是个大坏蛋[29]，要是落到我手里，我一定要下令在二十四小时内审判他，我们要把他送到要塞的胸墙上枪毙！但是暂时还得忍耐……”

“忍耐！”我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可他就要娶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了！……”

“噢，”将军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不了什么：她最好还是暂时做施瓦勃林的妻子，他可以保护她。等到我们枪毙了施瓦勃林，那时，上帝保佑，她会再找到丈夫的。可爱的小寡妇是不会长期守寡的。我意思是说，小寡妇会比姑娘更容易找到丈夫。”

“我宁可去死，”我发狂似的说，“也不愿意把她让给施瓦勃林！”

“哎呀呀呀！”老头子说，“现在我明白了，你大概是爱上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了。噢，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不幸的小伙子！不过我还是不能给你一连士兵和五十个哥萨克。这种出击太不明智了，我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我低下头，感到极其失望。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就像古代小说家所说的那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章 叛军的村子

这时狮子已经吃饱，虽然它生性凶暴。

“你为什么光临我的巢穴？”它亲切地问道。

——苏马罗科夫[30]

我离开将军家赶回自己的住所。萨维里奇把我接进去，仍像往常那样规劝我：“少爷，你何苦去和那些喝醉酒的强盗算账！这哪是当老爷的干的事？万一有个好歹，那才不值得呢。要是去打土耳其人或者瑞典人，那还说得过去，可现在你是去打什么人，说出来都罪过。”

我打断他的话，问他我一共还有多少钱。“够你用的啦，”他得意洋洋地说。“不管那些强盗怎么翻箱倒柜，我还是藏起来了。”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编结的长袋子，里面装满了银币。“好，萨维里奇，”我对他说，“现在你给我一半，剩下的你拿着。我要到白山要塞去。”

“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我那善良的老家人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得敬畏上帝，眼下你怎么能出去呢，所有的道路都给强盗切断了！你要是不顾惜自己，至少也得可怜可怜你的父母。你想上哪儿去？去干吗？你再稍微等一等。等大军一到，把那些强盗都抓起来，那时候你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好了。”

但是我主意已定。“现在谈论这些已经太晚了，”我回答老头子。“我必须去，我不能不去。别伤心，萨维里奇：上帝是仁慈的，也许我们还会见面！你自己要当心点，别良心上过不去，别舍不得钱。你需要什么就买什么，哪怕价钱贵三倍。这些钱我都送给你了。要是过了三天我还没有回来……”

“少爷，你在说什么呀？”萨维里奇打断我的话。“要我放你一个人走！这你做梦也别想。你要是一定要走，我哪怕用两条腿走也要跟着你，决不离开你。你要我离开你，一个人蹲在石头城里吗？难道我疯了？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少爷，可我不能离开你。”

我知道跟萨维里奇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便让他去准备行装。过了半小时，我骑上我那匹好马，而萨维里奇骑上一匹又瘦又瘸的老马，那是城里一个居民由于养不起它，白白送给他的。我们来到城门口，哨兵放我们出去，我们便离开了奥伦堡。

暮色渐浓。我的路要经过别尔达村，那是普加乔夫的驻地。笔直的道路上积满了雪，可是整个草原上却看得见每天踏上去的马蹄印。我放马大步跑去。萨维里奇勉强远远跟着我，不时大声喊叫着：“慢点，少爷，看在上帝的面上，慢点。我这匹该死的老马跟不上你那匹长脚的魔鬼。你急着到哪儿去？要是去吃酒倒也罢了，可你这是去挨刀背，搞得不好就……彼得·安德烈伊奇……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别毁了我！……主啊，小主人要完蛋了！”

一会儿我们就看见了别尔达村的灯光。我们走到一道峡谷，这是村子的天然工事。萨维里奇仍然跟在我后面，嘴里不断地叫苦。我原希望能顺利绕过村子，却突然看见前面暮色中有五六个拿着棍子的庄稼汉，这是普加乔夫驻地的前哨。他们向我们喊叫着。我不知道他们的口令，只想默默地从他们旁边溜过去；但他们马上就把我包围起来，其中一个抓住我的缰绳。我拔出马刀朝这庄稼汉头上砍去，帽子救了他的命，可他还是踉跄了一下，放掉了缰绳。其他几个慌了神，跑掉了。我利用这个机会，踢踢马，又往前面奔驰了。

渐浓的夜色本来可以使我摆脱一切危险，可是我回头看了一看，突然发现萨维里奇不见了。可怜的萨维里奇骑着那匹瘸马，竟逃不出强盗的掌心。这可怎么办？我等了他几分钟，料定他是被拦住了，便拨转马头去救他。

我跑近峡谷，便听见远处的喧哗声、叫声和萨维里奇的说话声。我催着马更快地往那边跑去，一会儿就来到刚刚拦截我的那几个哨兵面前。萨维里奇在那里。他们把老头子拖下马背，正要把他捆起来。看到我跑回来，他们都很高兴。他们叫嚷着向我扑过来，立刻把我拖下马。其中的一个，看来是个头目，向我们宣布要马上把我们带去见皇帝。他还说：“至于马上就绞死你们呢，还是等到天亮，这要听皇上的旨意。”我没有反抗，萨维里奇也学我的样。哨兵们便得意洋洋地把我们带走了。

我们穿过峡谷，走进村子。所有的房子里都点着灯。到处响着喧闹声和喊叫声。在街上我遇到许多人，但在黑暗中谁也没注意我们，也没有认出我是奥伦堡的军官。他们把我们带到十字路口的一座小屋前。那门口放着几个酒桶和两尊大炮。“这就是皇宫，”一个庄稼汉说，“现在我们就去通报。”他走进小屋。我瞧了瞧萨维里奇，老头子边画十字，边念着祷文。我等了好久，那庄稼汉终于出来，对我说：“走吧，老爷子吩咐把军官带进去。”

我走进屋子，或者像庄稼汉所说的，走进皇宫。屋子里点着两支脂油蜡烛，墙上裱着金纸，不过，长凳、桌子、吊在绳子上的洗脸盆、挂在钉子上的手巾、墙角里的炉叉、放满瓶瓶罐罐的宽阔的炉台，这一切都跟普通的屋子里一样。普加乔夫坐在神像底下，穿着大红袍，戴着高帽子，威风凛凛地叉着腰。他身旁站着几个主要伙伴，个个都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显然，来了一个奥伦堡军官的消息在这些暴徒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准备“隆重地款待”我一番。普加乔夫一眼就认出了我。那种故作威严的样子一下子不见了。“啊，尉官先生！”他很快活地对我说。“日子过得好吗？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我说我有事经过这里，被他手下的人拦住了。“你有什么事呢？”他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普加乔夫以为我不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便屏退了左右。除了两个人仍站着不动，其余的人都服从了。“当着他们的面说吧，”普加乔夫对我说，“我什么事都不瞒他们。”我斜眼看看僭皇的亲信。其中一个是个孱弱而驼背的老人，长着一把灰白胡子，他的灰色呢子长袍上从肩上斜佩着一条浅蓝色绶带，此外，他身上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注目的东西。可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那个伙伴。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我看他有四十五岁光景。他蓄着一把浓密的火红色大胡子，灰色的眼睛闪闪发光，鼻子没有鼻孔，额上和双颊上面的红斑给他那宽阔的麻脸增添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表情。他穿着红色衬衫、吉尔吉斯长袍和哥萨克灯笼裤。我后来才知道，第一个是从军队里逃出来的伍长别洛鲍罗朵夫；第二个叫阿法纳西·索科洛夫（绰号苍蝇拍），他是个流放犯，曾三次从西伯利亚矿坑里逃出来。尽管我心里非常激动，但是我无意中遇到的这些人还是使我完全无法集中思想。然而普加乔夫又问了一遍，把我提醒了：“说吧，你从奥伦堡出来有什么事？”

我头脑里出现了一个怪念头：我觉得天意又一次把我带到普加乔夫面前，使我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计划。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我甚至还没有把我决定要做的事情好好考虑一下，就回答普加乔夫的问题：

“我要到白山要塞去救一个受人欺侮的孤女。”

普加乔夫眼睛闪着光。“我手下的人哪个敢欺侮孤女？”他大声说。“不管他多狡猾，都逃不脱我的审判。告诉我，那肇事的是谁？”

“肇事的是施瓦勃林，”我回答。“他把一个姑娘扣起来，要强行娶她为妻。那姑娘你见过，就是在神父太太家养病的那一个。”

“我要教训教训施瓦勃林，”普加乔夫怒气冲冲地说。“叫他知道，我是怎么处置那些胡作非为、欺侮老百姓的人的。我要绞死他。”

“请允许我说一句话，”苍蝇拍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急急忙忙地委任施瓦勃林当要塞司令，现在又要急急忙忙地绞死他。你派一个贵族去做哥萨克的长官，已经使他们很不高兴，现在一听到谗言，又要绞死贵族，你可不要把贵族都吓跑了。”

“用不着可怜贵族，也用不着赏识贵族！”佩戴浅蓝色绶带的老头说。“绞死施瓦勃林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好好审问一下这个军官先生，看他来这里干什么，这倒是一件好事。要是他不承认你是皇帝，那么他就用不着来找你申诉；要是他承认，那他为什么至今还跟你的敌人一块儿蹲在奥伦堡城里？你还是把他送到审讯室，在那里点起火来：我怀疑他老爷是奥伦堡的指挥官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

我觉得这个老强盗的逻辑是很能说服人的。我一想到我落到了什么人的手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普加乔夫注意到我不安的神情。“怎么，尉官先生？”他对我眨眨眼，说，“我的元帅好像说到点子上了。你以为如何？”

普加乔夫的玩笑又鼓起了我的勇气。我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我眼下落在他手里，他要怎么处置我就可以怎么处置我。

“好，”普加乔夫说。“现在你告诉我，城里的情况怎么样？”

“荣耀归于上帝，”我回答，“一切都很好。”

“很好？”普加乔夫反问了一句。“老百姓都快饿死啦！”

僭皇说的是真话，可是我为了忠于誓言，便对他说，这些都是谣言，奥伦堡的各种储备都是充足的。

“你看，”老头子接着我的话茬说，“他在当面欺骗你。所有从奥伦堡逃出来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奥伦堡正在闹饥荒和瘟疫，那边都在吃死人肉，并且觉得这是他们的光荣，而他老爷却说一切都很充足。你要是想绞死施瓦勃林，那就把这个年轻人吊在同一个绞架上，叫他们谁也别嫉妒谁。”

这个死老头的话似乎使普加乔夫犹豫起来。幸好苍蝇拍不同意他的意见。

“算了，纳乌梅奇，”他对老头说，“你最好是把所有的人都斩尽杀绝。你这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呢？看上去你气都快没有了。自己大半截子都入了土，还想杀人。难道你良心上沾的血还少吗？”

“瞧你多会讨好人！”别洛鲍罗朵夫立即反唇相讥，“你哪儿来的这副慈悲心肠？”

“当然啰，”苍蝇拍回答，“我也有罪，这只手（这时他握紧那骨节粗大的拳头，卷起袖子，露出毛茸茸的手臂），这只手也犯了罪，使不少基督徒流了血。但我杀的是敌人，而不是客人。我杀人是在大路口，在黑暗的树林里，而不是在家里，坐在炉子旁；是用短锤和斧头背，而不是用妇人的毒舌头。”

老头子别转身子，嘟囔着说：“没鼻子的东西！”……

“你在嘀咕什么，老家伙？”苍蝇拍高声说，“我要让你尝尝没鼻子的厉害，等着瞧吧，你的末日会到来的，上帝会让你闻闻火钳的味道……眼下你可得当心点，别让我来拔掉你的胡子！”

“各位将军！”普加乔夫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别吵了。要是所有奥伦堡的狗都在同一个绞架下蹬腿，那倒没什么；要是我们的狗都自己咬起架来，那就糟了。我看，你们就讲和了吧。”

苍蝇拍和别洛鲍罗朵夫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恶狠狠地瞪着对方。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个结果可能对我很不利的话题，便高高兴兴地对普加乔夫说：“哟！我差点忘记了感谢你送给我马匹和皮袄。没有你，我恐怕进不了城，在半路上就会冻死的。”

我的办法奏效了。普加乔夫高兴起来。“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嘛，”他又是眨眼，又是眯起眼睛，对我说。“现在你就跟我说说，你跟施瓦勃林欺侮的那个姑娘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小伙子有了心上人了？啊？”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看到谈话已变得对我有利，用不着隐瞒真相，便回答普加乔夫。

“是你的未婚妻！”普加乔夫提高嗓门说。“你怎么不早说？让我们来给你成亲，还要在你的婚礼上好好地吃一顿！”接着，他转身对别洛鲍罗朵夫说，“我跟你说，元帅！我和这位尉官先生是老朋友啦，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吧，早晨总比晚上聪明。明天我们再看看他的事该怎么办。”

我很高兴地谢绝了他们的盛情，但是毫无办法。两个年轻的哥萨克姑娘，房东的女儿用白桌布铺了桌子，端来了面包、鱼汤，几瓶葡萄酒和啤酒，我便再次同普加乔夫和他那些可怕的伙伴一起吃饭了。

我被迫参加的这次无拘无束的饮宴一直继续到深夜。同席的人终于喝得烂醉。普加乔夫坐在那儿打盹，他的伙伴站起来，示意叫我走开。我和他们一起走出去。根据苍蝇拍的命令，一个哨兵把我带到审讯室，我看到萨维里奇也在那里，哨兵把我们关在里面。我的老家人看到刚刚发生的一切，感到十分惊奇，甚至没有问过我一句话。他在黑暗中躺下，久久地长吁短叹，后来呼呼地睡着了；而我则左思右想，彻夜未眠。

第二天早上，普加乔夫派人来叫我。我去找他。他门口停着一辆套着三匹鞑靼马的带篷马车。街上聚集着好多人。我在门廊里遇见普加乔夫：他一副出门打扮——穿着皮大衣，戴着吉尔吉斯帽。那两个昨天同桌吃饭的人站在他身旁，他们又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和昨天晚上我看见的情景截然不同。普加乔夫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叫我和他一起坐到马车上去。

我们坐上马车。“上白山要塞！”普加乔夫对站着赶车的宽肩膀鞑靼人说。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马儿跑动了，铃铛响了起来，马车飞驰着……

“停车！停车！”我听到一阵很熟悉的声音，看见萨维里奇迎面跑来。普加乔夫吩咐停车。“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我的老家人喊道。“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别把我丢在这些强……”“哦，是这个老家伙！”普加乔夫对他说。“上帝又让我们碰在一起了。坐在驭座上吧。”

“谢谢皇上，谢谢，亲爹！”萨维里奇边坐下来边说。“因为你照顾了我这老头，使我安下心来，上帝会让你活到一百岁。我要一辈子为你祷告，那件兔皮袄的事情我再也不提了。”

提起兔皮袄的事很可能惹得普加乔夫大发雷霆。幸而这个僭皇不知是没有听到还是对这种不适当的暗示不屑一顾。马匹奔驰起来，人群在街上站住，深深地鞠躬。普加乔夫朝两边点头致意。一会儿我们便出了村子，在平滑的大道上飞驰了。

这时我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和我原以为失去了的姑娘见面了。我想象着我们见面的情景……我还想起这个掌握着我的命运的人，由于某种奇怪的机缘，他和我竟建立了这种神秘的关系。我想起这个自告奋勇要去拯救我的心上人的人是多么残酷无情、嗜血成性！普加乔夫还不知道她是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凶狠的施瓦勃林很可能向他揭发。普加乔夫还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真情……那时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会怎么样？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全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

突然，普加乔夫对我提了个问题，打断我的沉思：

“尉官先生，你在想什么？”

“我怎么能不想呢？”我回答他。“我是个军官和贵族，昨天我还在和你交战，今天我却和你同坐在一辆马车里，我一生的幸福都在你的手里啦。”

“怎么啦？”普加乔夫问道。“你害怕吗？”

我回答，我已经被他赦免过一次，我希望不仅能得到他的饶恕，而且还能得到他的帮助。

“你说得对，说得很对！”僭皇说。“你已经看见了，我那些伙伴都用白眼看着你，那个老头子今天还硬说你是个奸细，要对你用刑，绞死你，可我没有同意，”他还压低嗓子，不让萨维里奇和鞑靼人听见，说，“因为我记得你的一杯酒和那件兔皮袄。你看，我并不像你的弟兄们所说的那样：嗜血成性。”

我想起白山要塞失守的情景，但认为没有必要和他争论，便一言不发。

“奥伦堡城里的人是怎么谈论我的？”普加乔夫沉默了一会儿，问我。

“他们说，你很难对付。没什么可说的，你已经显过身手了。”

僭皇的脸上显出得意洋洋的神情。“是啊！”他很快活地说。“我很会打仗。你们奥伦堡的人知道尤泽耶瓦之战吗？杀死四十个将军，俘虏四个军。你认为普鲁士国王能和我较量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强盗的夸口很好笑。

“你自己以为能够打败腓特烈大帝吗？”我对他说。

“打败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吗？怎么不能？我都能打败你们的将军，而你们的将军打败过他。至今我的军队还是很走运的。等着瞧吧，我还要进攻莫斯科的。”

“你想打莫斯科吗？”

僭皇沉吟了一会儿，低声说：“天知道。我的路很窄。我的话不一定算数。弟兄们都自作聪明，他们都是强盗。我得时刻留心，一打败仗，他们就会拿我的头去换他们的脖子的。”

“说得对！”我对普加乔夫说。“你还不如趁早丢下他们，跑去求女皇恕罪？”

普加乔夫苦笑了一下。“不行，”他回答。“现在悔过已经太晚了。不会赦免我的。我是一不做二不休。谁知道呢？也许会成功！格里什卡·奥特烈皮耶夫也统治过莫斯科的。”

“可你知道他的结局吗？他给抛出窗外，杀了头，烧成灰，连骨灰都给装进大炮里轰出去了！”

“你听我说，”普加乔夫带着一种粗野的兴奋表情说。“我给你说一个故事，这是我小时候听一个卡尔梅克老太婆说的。有一次老鹰问乌鸦：‘告诉我，乌鸦，为什么你能在世界上活三百年，而我最多只能活三十三年？’‘亲爱的，’乌鸦回答它，‘因为你喝的是鲜血，而我吃的是死尸。’老鹰想，我也去吃死尸试试看。好。老鹰和乌鸦便一起飞走了。它们看见一匹死马，便飞下来，停在它身上。乌鸦一边吃一边叫好，老鹰啄了一口，又啄一口，便鼓起翅膀对乌鸦说：‘不，乌鸦兄弟，与其吃三百年死尸，还不如喝一口鲜血来得痛快，以后的事就听天由命了！’这个卡尔梅克老太婆的故事说得怎么样？”

“很有趣，”我回答他。“不过，依我看，过这种杀人抢劫的生活就等于在吃死尸。”

普加乔夫吃惊地瞧了我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我们两人便不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鞑靼人唱起一支悲怆的歌；萨维里奇打着瞌睡，在驭座上摇晃着。马车在冬天光滑的道路上飞驰……突然，我看见陡峭的雅依克河岸上有一个小村落，围着栅栏，当中有一座钟楼——于是过了一刻钟，我们驶进了白山要塞。

第十二章 孤女

好像我们的小苹果树，

没有树梢也不发芽；

好像我们的公爵小姐，

既没有爹也没有妈。

没有人给她梳妆打扮，

也没有人祷告祝福她。

——婚礼歌

马车到了司令住宅门口。民众听得出普加乔夫的铃铛声，成群跟在我们后面跑着。施瓦勃林在门口台阶上迎接僭皇。他穿着哥萨克服装，蓄着大胡子。这个叛徒把普加乔夫扶下马车，用极其无耻的措词向他表示高兴和效忠。他一看见我，便发了慌，但马上镇静下来，向我伸出手，说：“你也是我们的人了？早就该这样了！”我转过身去，什么也没有回答他。

我们一走进这早已熟悉的房间，我就感到心痛如绞。那里墙上还挂着已故司令的委任状，仿佛是往昔岁月的悲伤的墓志铭。普加乔夫坐在沙发上（从前伊凡·库兹米奇常常坐在那里打盹，听着他妻子的唠叨渐渐入睡）。施瓦勃林亲自给他送来伏特加。普加乔夫喝了一杯，指着我对他说：“你也款待款待这位尉官先生吧。”施瓦勃林端着盘子走到我面前，但我又一次转过身去。他慌乱得手足无措。此人素来机灵，自然看出普加乔夫正在生他的气。他战战兢兢地站在普加乔夫面前，又满腹狐疑地看看我。普加乔夫问了问要塞里的情况、敌军的消息和其他一些事情，接着突然问他：“告诉我，老弟，你这儿关着一个什么样的姑娘？让我看看。”

施瓦勃林脸上一下子苍白得像个死人。“皇上，”他用发颤的声音说，“皇上，我并没有把她关起来……她病了……她躺在房间里。”

“带我到她那儿去，”僭皇站起来，说。推托是不可能的。施瓦勃林便带着普加乔夫到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房间去。我也跟在他们后面。

施瓦勃林在楼梯上站住。“皇上！”他说，“您有权随便命令我，但是请您不要让旁人走进内人的房间。”

我浑身颤抖起来。“你已经结婚啦？”我对施瓦勃林说，准备把他撕烂。

“安静点！”普加乔夫拦住我。“这是我的事。可是你，”他转身对施瓦勃林继续说，“不要自作聪明，也不要那么固执，不管她是不是你的妻子，我想带谁到她那里去就带谁去。尉官先生，你跟我来。”

到了房门口，施瓦勃林又站住，他结结巴巴地说：“皇上容禀，她由于发高烧，神经错乱，已经说了三天胡话了。”

“把门打开！”普加乔夫说。

施瓦勃林在口袋里摸了一阵，说他没有带钥匙。普加乔夫朝门上踢了一脚，锁脱落了。门开了，我们走进房里。

我一看就呆住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脸色惨白、浑身消瘦、披头散发，穿着乡下女人的破衣烂衫坐在地上。她面前放着一瓦罐水，瓦罐上放着一块面包。她一看见我便哆嗦了一下，叫了起来。当时我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普加乔夫瞧了施瓦勃林一眼，苦笑着说：“你这个小病房可真不错啊！”接着，他走到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面前，对她说：“跟我说，亲爱的姑娘，你的丈夫为什么要处罚你？你犯了什么过失？”

“我的丈夫！”她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他不是我的丈夫。我永远也不会做他的妻子！我还是死了好，要是没有人来救我，我就死。”

普加乔夫恶狠狠地瞪了施瓦勃林一眼。“你竟敢欺骗我！”又对他说，“你这个无赖，你知道对你该怎么办？”

施瓦勃林噗的一声跪下……这时我对他的轻蔑超过了对他的仇恨和愤怒。我极其厌恶地看着这个匍匐在一个叛逃的哥萨克脚下的贵族。普加乔夫气平了一些。“我饶了你这一次，”他对施瓦勃林说，“可你要记住，你要再犯一次，我就连这一次的账一起算。”接着他转过身来，亲切地对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说：“你走吧，好姑娘，我让你自由，我是皇帝。”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迅速地瞥了他一眼，猜到站在她面前的就是杀害她父母的凶手。她用双手掩住面孔，昏倒在地上。我向她奔过去，但这时我那个早就熟悉的帕拉莎很大胆地挤进房间，立即着手照料她的小姐。普加乔夫走出房间，我们三个人便一起往客厅走去。

“怎么样，尉官先生？”普加乔夫笑着说。“我们救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你看要不要去请神父来，让他给他的外甥女完婚？我可以代替你的父亲给你主婚，施瓦勃林当男傧相。我们关起门来，痛痛快快地喝一顿！”

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施瓦勃林一听见普加乔夫的建议，便按捺不住他的怒气。“皇上！”他狂叫着，“我对你撒了谎，我有罪，但是格里尼奥夫也在欺骗你。这个姑娘不是本地神父的外甥女，她是你打下这座要塞时被绞死的那个伊凡·米罗诺夫的女儿。”

普加乔夫向我投来炯炯有神的目光。“这是怎么回事？”他莫名其妙地问我。

“施瓦勃林对你说的是实话，”我坚定地回答。

“这一点你没有对我说过，”普加乔夫沉下脸说。

“你自己想想吧，”我对他说，“我能不能当着你手下那些人的面对你说，米罗诺夫的女儿还活着。他们会把她活活吞下去的，那就没有办法救她了！”

“你说的也是实话，”普加乔夫说。“我那些醉鬼是不会饶过这可怜的姑娘的。幸亏神父太太把他们瞒过去了。”

“我跟你说，”我看到他情绪很好，便继续说。“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也不想知道……但是上帝看得见，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报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只请你不要叫我做有损于我的荣誉和违反基督徒良心的事情。你是我的恩人。请你善始善终：让我和这个苦命的孤女走吧，哪儿有路我们就往哪里去。将来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的遭遇怎么样，我们每天都要为你祈祷，求上帝拯救你这有罪的灵魂……”

看来，普加乔夫那铁石心肠被感动了。“也好，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他说。“罚归罚，赏归赏，这是我的习惯。带上你这个美人儿，你愿意往哪里去就带她往哪里去吧，愿上帝保佑你们恩爱和睦！”

当下他就吩咐施瓦勃林给我开一张通过他属下的一切关卡和要塞的通行证。施瓦勃林十分懊丧，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普加乔夫动身去巡视要塞。施瓦勃林陪着他，我借口要做起程的准备，一个人留了下来。

我往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房间跑去。门关着，我敲了敲门。“是谁？”帕拉莎问道。我答应了一声。我听到门里面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那亲切的声音。“等一等，彼得·安德烈伊奇。我在换衣服。你到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那儿去，我一会儿就来。”

我听她的话，到盖拉辛神父家里去。神父夫妇俩迎着我跑出来。萨维里奇已经去报过信。“您好，彼得·安德烈伊奇，”神父太太说。“上帝又让我们见面了。您日子过得好吗？我们每天都想到您。您不在这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可吃足苦头了，我的心肝！……您倒说说，亲爱的，您和普加乔夫是怎么谈拢来的？他怎么没有杀死您？是啊，为了这件事还得谢谢那强盗呢。”“行啦，老太婆，”盖拉辛神父打断她的话。“就别再瞎扯那些事了。多说没有好处。彼得·安德烈伊奇老爷！请进来吧。我们好久好久没见面了。”

神父太太把家里现成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嘴里还不断说着话。她告诉我，施瓦勃林怎样强迫他们交出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怎样号啕大哭，不肯离开他们；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怎样通过帕拉莎和他们保持联系（这姑娘多么机灵，她能叫军士服服帖帖地听她的话）；她自己怎样出主意叫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给我写信等等。我也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对她说了一下。神父和神父太太听说普加乔夫知道他们骗了他，吓得直画十字。“上帝保佑我们！”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说。“让上帝驱散这块乌云吧。让阿列克赛·伊凡内奇快滚开吧，没什么可说的，这家伙是个大坏蛋！”这时门打开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走进来，苍白的脸上带着微笑。她脱去了乡下女人的衣服，穿着像往常一样朴素和可爱。

我拉住她的手，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心中百感交集，因而一直沉默着。主人看到我们顾不上他们，便走开了。我们俩单独留下来，把一切都丢到九霄云外。我们谈呀谈呀，怎么也谈不够。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对我叙说了要塞失陷后她所遭遇的一切，对我描绘了她那极其可怕的处境，卑鄙的施瓦勃林使她遭到的一切痛苦。我们回忆起从前的幸福时光……我们俩都哭了……最后我把我的打算告诉她。把她留在普加乔夫属下由施瓦勃林管辖的要塞里是不行的。到敌军围困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奥伦堡去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世界上她没有一个亲人。我建议她到乡下去找我的双亲。起初她颇为犹豫：因为她知道我父亲不赞成我们这门亲事，这使她害怕。我把她说服了。我知道我父亲一定会把收留为国捐躯的有功军人的女儿看作一种荣幸和责任。“亲爱的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最后，我对她说，“我把你看作我的妻子。种种奇遇把我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世界上不管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分开。”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神态自若地听着我的话，既不扭捏作态，也不故作推托。她觉得她的命运已经和我连在一起了。但是她重申只有得到我双亲的同意才能做我的妻子。我也没有表示异议。我们热烈而真诚地亲吻了一下，这样我们的事也就定下来了。

过了一小时下士给我拿来一张由普加乔夫胡乱签署的通行证，并要我去见他。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做好准备就要上路。当我跟这个除我以外被大家看作歹徒、恶魔和强盗的人分手的时候，我的感情是无法表达的。为什么不说实话？这时我对他充满了强烈的同情。我热烈地希望把他从他所率领的这群强盗中拉出来，趁现在还来得及，挽救他，免得他掉脑袋。施瓦勃林和我身旁的人群使我无法对他说出我的心里话。

我们友好地分手了。普加乔夫看见阿库利娜·潘菲洛夫娜也站在人群里，便伸出指头对她指指，还意味深长地对她眨眨眼睛。接着，他坐上马车，吩咐驶往别尔达村。马匹走动的时候，他又一次从马车里探出头来，对我大声说：“别了，尉官先生！后会有期。”我们真的又见面了，可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啊！……

普加乔夫走了。我久久地望着白茫茫的草原，他的三驾马车在那上面飞驰着。人群散掉了。施瓦勃林也不见了。我回到神父家里。出门的准备工作都已做好，我不想再耽搁。我们的衣物都放在司令那辆旧马车上。车夫很快就套好了车。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到教堂后面双亲坟墓那里去告别。我想陪陪她，但她要我让她一个人去。过了几分钟，她满面泪痕，默默地回来了。马车已经拉到门口。盖拉辛神父和他的妻子走到台阶上。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帕拉莎和我三个人坐上马车。萨维里奇爬上驭座。“别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我的宝贝！别了，彼得·安德烈伊奇，可爱的小伙子！”好心的神父太太说。“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俩幸福！”我们走了。我看见施瓦勃林站在司令住宅的窗口，他脸色阴沉，充满了仇恨。我不愿意在失败的仇人面前显出得意的样子，便把眼睛转向另一边。我们终于驶出要塞大门，永远离开了白山要塞。

第十三章 被捕

“请别见怪，老爷，按我的职责，

必须把您立即送进牢房。”

“请便，我随时听候处理，不过，

请让我事先说明事实真相。”

——克尼亚日宁[31]

今天早晨我还为这可爱的姑娘忧心如焚，可是现在我居然意外地和她结合了。我连自己都不相信，还以为这是在做梦呢。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若有所思地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道路，似乎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们都默默无言。我们内心都太疲乏了。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我们来到最近的一个也是普加乔夫管辖下的要塞。我们在这里换了马。从套马的速度，从那个被普加乔夫委任为司令的大胡子哥萨克的卖力劲儿，我看出，由于帮我们赶车的车夫的饶舌，他们都把我当作普加乔夫的宫廷宠臣。

我们继续赶路。临暮，我们来到一座小城，据大胡子司令说，这里驻扎着一支就要去和自封皇帝会合的精锐部队。哨兵叫我们停下来。他们问我是谁，车夫响亮地回答：“皇帝的教亲和他的太太。”突然一群骠骑兵怒骂着把我们包围起来。“出来，鬼教亲！”一个留小胡子的骑兵中士对我说。“马上叫你和你的太太知道厉害！”

我跳下马车，要求把我带去见他们的长官。士兵们看见我是一个军官，便不再骂了。骑兵中士带我去见一个少校。萨维里奇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嘴里嘀咕着：“去你的皇帝教亲吧！才离虎口，又入狼窝……主啊！这一切可怎么了结啊？”马车跟在我后面走着。

过了五分钟，我们来到一座灯火辉煌的小房子前面。骑兵中士把我交给哨兵，自己走进去通报。他立刻就回来，对我说，总爷没有空接见我，吩咐把我送到监狱里，把太太带到他那里去。

“这是什么意思？”我狂叫起来。“难道他发疯了？”

“我不知道，老爷，”骑兵中士回答。“总爷只命令把老爷送到监狱里，把尉官太太带到总爷那里去，老爷！”

我奔上台阶。哨兵没有拦住我，我一直闯进房间里，那里有五六个骠骑兵军官在赌博。一个少校在分牌。我定睛一看，认出了以前在辛比尔斯克旅店里赢了我的钱的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这使我大吃一惊。

“这是真的吗？”我叫起来。“伊凡·伊凡诺维奇！是你吗？”

“对对对，彼得·安德烈伊奇！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好，老弟。一起来打牌吧？”

“谢谢。你最好还是吩咐拨给我一套住所吧。”

“你要什么住所？就住在我这里吧。”

“不行，我不是一个人。”

“让你的伙伴也住过来呀。”

“我不是跟一个伙伴，我是……跟一位小姐一起来的。”

“跟一位小姐！你是在哪儿弄到的？好哇，老弟！”祖林说着，挤眉弄眼地吹了一声口哨，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弄得我非常狼狈。

“好吧，”祖林继续说，“就这样。给你一套住所。可惜……不然我们可以像古代那样好好地吃它一顿……喂，小伙子！怎么还不把那个普加乔夫的女教亲带来？是她不肯来吗？告诉她，叫她别害怕，就说这儿的老爷可好啦，不会委屈她的，好好地把她带进来。”

“你这是在说什么呀？”我对祖林说。“什么普加乔夫的女教亲？这是已故的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我把她救出来，现在要送到我父亲的乡下去，让她住在那儿。”

“原来如此！刚刚骑兵中士向我报告的就是你吗？恕罪恕罪！可这是怎么回事啊？”

“待会儿我都告诉你。可这会儿，看在上帝面上，请让这可怜的姑娘安安心吧，你的骠骑兵可把她吓坏了。”

祖林立刻作了安排。他亲自走到街上向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道歉，说这是出于误会，并且命令骑兵中士把城里最好的房子腾给她住。我就在祖林那里过夜。

我们吃了晚饭，最后剩下我和他两个人，我便把这段奇遇说给他听。祖林很仔细地听着我的故事。我说完以后，他摇摇头对我说：“老弟，这一切都很好，只有一样不好。你干吗要结婚呢？我是个正派军官，不想欺骗你：请你相信我的话，结婚是件傻事。又要忙着服侍老婆，又要带孩子，这你犯得着吗？唉，算了吧。听我的话：丢开那个上尉的女儿。通辛比尔斯克的路我已经扫清了，路上没有危险。明天打发她自己到你的双亲那里去，你就留在我的部队里。你用不着回奥伦堡去。你要是再落到那些暴徒手里，未必还能够脱身。这样你那种恋爱的傻事也就自然而然地了结，一切就都归于正常了。”

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话，但是觉得我的光荣职责要求我留在女皇的军队里。我决定听从祖林的劝告，让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到乡下去，我自己留在他的部队里。

萨维里奇来给我脱衣服。我要他明天就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一起回家。他执意不肯。“少爷，你在说什么？我怎么能离开你？谁来服侍你？你的父母会怎么说？”

我深知我那老家人的固执，便打算用好言好语恳切地说服他。“你是我的好朋友，阿尔希普·萨维里奇！”我对他说。“你听我的话，做做好事吧。我这里不需要人服侍。你要是不陪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回去，我不放心。你服侍她就是服侍我，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只要环境允许，就马上和她结婚。”

这时萨维里奇把两手一拍，那惊奇的样子是笔墨难以形容的。“结婚！”他重说了一遍。“小孩子想结婚！老爷会怎么说，老夫人会怎么想！”

“等他们了解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为人，他们就会同意的，一定会同意的，”我回答。“我还指望你呢。父亲和母亲都很相信你：你还要帮我们说话，对不对？”

老头儿感动了。“噢，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他回答。“你想结婚虽然早了点，可是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实在是个好小姐，要是错过了机会，倒真是罪过。那就听你的吧！我送她这上帝的天使回去，我还要尽力禀告你的父母，说讨这样的媳妇是用不着陪嫁的。”

我谢了萨维里奇，便在祖林的房间里躺下睡觉了。我非常兴奋，话也就多了起来。起初，祖林还高高兴兴地和我闲聊，可是后来他的话渐渐少了，前后也不大连贯，终于不再回答我的问题，打起呼噜来。我不再说话，一会儿也学他的样——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去找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把我的打算告诉她。她认为这样做合情合理，马上就同意了我的意见。祖林的队伍当天就要开拔。没什么可拖延的了。我当时就把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交托给萨维里奇，把一封给我父母亲的信交给她，和她告别。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哭了。“再见，彼得·安德烈伊奇！”她轻声说。“我们能不能见面，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就是死了我心里也只有您一个人。”我什么也不能回答她。我们周围都是人。我不想当着他们的面流露出激荡在我心间的感情。她终于乘着马车走了。我心里很难过，默默地回到祖林那里。他想让我高兴高兴，我也想散散心，因此我们热热闹闹地度过了这一天，傍晚我们就开拔了。

这是二月底的事。造成军队调动困难的冬天已经逐渐过去，我们的将军都在准备密切配合行动。普加乔夫的军队还驻扎在奥伦堡城下。然而政府军都已集结在他的周围，并从四面八方逼近匪巢。暴乱的村子一看见我们的军队就马上归顺，匪帮到处逃窜，眼看一切就要顺利结束。

不久，戈里岑公爵在塔吉谢瓦要塞击溃普加乔夫，驱散了他那一伙人，解了奥伦堡之围，看样子给了这次暴动以最后一次有力的打击。当时祖林被派去攻打叛乱的巴什基尔匪帮，但是在我们发现他们以前，他们都已作鸟兽散了。春天把我们困在一个鞑靼人的村子里。河流泛滥，道路不能通行。我们无所事事，只是想到不久就可以结束这场对强盗和野蛮人进行的枯燥无味的战争才聊以自慰。

但普加乔夫还没有抓到。他跑到西伯利亚的一些工厂里，在那里纠集新的匪帮重新作乱。一些关于他取得胜利的传说又纷纷传开。我们听说西伯利亚一些要塞都遭到破坏。不久，又有消息说喀山失守，这个僭皇正在向莫斯科进犯，这使军队的长官们大为惊慌。他们原来都高枕无忧，指望这个可鄙的暴徒无力抵抗。祖林接到横渡伏尔加河的命令。[32]

我不准备描写我们的进军和战争的结局。我只简单地说一说，我们的灾难已经达到了顶点。我们走过一些被暴徒毁坏殆尽的村子，又不得不把贫苦的居民们抢救下来的东西夺走。所有的行政机关都瘫痪了：地主们都躲到树林里去。匪帮到处横行作恶；各部队的长官都随意赏罚，这遍地烽火的广阔地带的景象是极其悲惨的……但愿上帝别让你看到这毫无意义的残酷无情的俄国叛乱！

普加乔夫被伊凡·伊凡诺维奇·米赫尔逊追得到处逃窜。不久我们就听到消息，说他的军队已完全被击溃。祖林终于得到这个僭皇已被捕获的消息和停止追击的命令。战争结束了。我终于可以到我的双亲那里去了！我一想到可以拥抱他们，可以看见杳无音信的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不禁高兴得要发狂。我像小孩子那样蹦啊跳啊。祖林耸耸肩膀，笑着说：“嘿，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一结婚，你就会完蛋的！”

然而，一种奇怪的感觉却使我的欢乐带上几分愁闷。我想到这个双手沾满这么多无辜牺牲者的鲜血的强盗，想起等待着他的死刑，心里不禁惶惶不安起来：“叶美里亚[33]，叶美里亚！”我悲伤地想到，“你为什么没有死在刺刀上，也没有死在炮弹下呢？你不会有更好的结局的。”叫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一想到他，也就想到在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里，他饶恕了我，想到他从卑鄙的施瓦勃林手中搭救了我的未婚妻。

祖林给了我假期。再过几天，我就可以回到亲人当中，可以再一次看到我的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蓦地一声晴天霹雳把我轰得目瞪口呆。

我预定起程的那一天，在我已经准备好就要上路的那一刻，祖林手里拿着一张纸，忧心忡忡地走进我的屋子。我心里一震。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害怕起来了。他叫我的勤务兵出去，告诉我，说他有事找我。“什么事？”我忐忑不安地问道。“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把纸递给我，回答道。“你看一看，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我一看，是一张机密的通缉令，命令各部队长官不管我在什么地方，务必将我逮捕并立即押送喀山，交给普加乔夫案件审查委员会。

这张纸几乎从我手里掉下去。“我爱莫能助哇！”祖林说。“我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大概政府听到你和普加乔夫一起友好旅行的流言了。我希望这件事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希望你能向委员会证明自己无罪。别伤心。你去吧。”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不怕审查，但一想到我那甜蜜的会面也许还要推迟好几个月，我就感到害怕。马车已经准备好了。祖林友好地和我道别。我被押进马车，两个骠骑兵手执明晃晃的马刀跟我坐在一起，我们沿着大路出发了。

第十四章 审判

世上的流言，

海上的波澜。

——谚语

我深信，这一切都是由于我擅自离开奥伦堡造成的。我能轻而易举地证明自己无罪：单骑出击不仅从来不禁止，而且是全力鼓励的。我可能被指控过分急躁，而不是违抗军令。但是我和普加乔夫的交情可能会有很多人出来作证，至少是很可疑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着面临的审讯，反复斟酌自己的回答，我决定对法官说出真情，我认为这种辩护方法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可靠的。

我到了被洗劫一空和焚毁的喀山。街上没有房屋，只有一堆堆焦炭和一堵堵没有屋顶和窗户的熏黑的颓垣断壁。这就是普加乔夫留下的残迹！我被送到这座被焚毁的城市里一座幸存的要塞里面。两个骠骑兵把我交给值班军官。他吩咐叫来铁匠。他们给我上了脚镣，并且把脚镣钉死；然后把我带到监牢里，单独关进一间又小又黑的牢房，那里只有几堵光秃的墙和一个装着铁栅的小窗。

这样的开端可不是好兆头。可是我既没有失去勇气，也没有失去希望。我采取了所有悲伤的人所采取的自我安慰的办法，我从纯洁然而破碎的心灵中向上帝发出祷告，我第一次尝到这种祈祷的甜味，我已不担心将来会对我怎么样，安详地睡着了。

第二天看守把我叫醒，说委员会要传讯我。两个士兵带着我穿过一个庭院，走进司令部，他们在前厅里站住，把我一个人放进里面的房间。

我走进一个相当宽敞的大厅。在一张堆满文件的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神情严厉而冷峻；一个年轻的近卫军上尉，约莫二十八岁，外表相当讨人喜欢，举止灵活潇洒。窗子旁边一张单独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书记，他耳朵上夹着一支笔，俯身在纸张上，准备记录我的口供。审讯开始了。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和军衔。将军问我是不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的儿子。听了我的回答，他不以为然地严厉说：“可惜，这样一位可敬的人竟养了这么个不肖儿子！”我从容不迫地回答说，不管控告我什么罪名，我都希望真心诚意地说明真情，以便澄清事实。我的自信使他很不高兴。“老弟，你真机灵，”他皱着眉头对我说，“可是比你机灵的人我们也见过！”

这时年轻人问我：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时候，我到普加乔夫那里去任职，他叫我办过哪些事。

我气愤地回答，我是一个军官和贵族，我根本不会到普加乔夫那里去任职，也不会接受他交办的事情。

“一个贵族和军官，”我的审讯者反驳我说，“在他的同事全被残酷杀害的时候，怎么会单独被僭皇赦免呢？这个军官和贵族又怎么会和暴徒一起像朋友一样饮宴，还接受那个强盗头子的礼物、皮大衣、马匹和半个卢布呢？怎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交情，而这种交情如果不是出于背叛，或者至少是出于卑劣和有罪的怯懦，那又是出于什么呢？”

我被这个近卫军军官的话深深激怒，便激动地辩白起来。我对他叙述了在那次暴风雪中我怎样在草原上和普加乔夫认识，在白山要塞陷落时他怎样认出我来，而且没有杀害我。我说，我确实接受了僭皇送的皮袄和马匹，但是在保卫白山要塞时，我是尽了一切力量去抵抗这些强盗的。最后我还说到我的将军，我说，他可以证明，我在奥伦堡被围的最艰苦的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忠诚。

那个严厉的老人从桌上拿起一封拆了封的信，读出声来：

“承大人询及格里尼奥夫准尉之事，云该准尉似已卷入此次叛乱，并与匪徒勾结，实为军法所不容，并违背昔日之誓言，兹将有关事实奉告如下：该格里尼奥夫准尉在奥伦堡供职时间为一七七三年十月初至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是日彼擅自离城，后未返回我部。据降匪供述，彼曾进入普加乔夫驻扎之村庄，并偕同该匪前往昔日供职之白山要塞。至于彼之行为，鄙人则可……”读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严厉地对我说：“你现在还有什么好为自己辩护的？”

我本想一如开头说明其他情况那样诚心诚意地继续说明我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关系，但突然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心情。我想到，如果我提起她的名字，那么委员会一定会传她到庭讯问。一想到她的名字将会和那些恶徒的卑鄙诬告搅在一起，还要把她传来和他们对质，这种可怕的想法使我大吃一惊，我犹豫起来，心绪也乱了。

我的法官起初似乎还想好好地听我回答，这时看到我的慌乱，又对我抱起成见来了。近卫军军官要求我和主要的告发人对质。将军马上命令传昨天那个恶徒。我急忙朝门口转过身去，想看看告发我的人是谁。过了几分钟，响起一阵铁链声，门开了，进来的是——施瓦勃林。他的变化使我大吃一惊。他瘦得很厉害，脸色极其苍白。他的头发不久前还是漆黑的，现在竟完全白了；长长的大胡子也蓬乱不堪。他的声音微弱然而一点都不害臊地重复了他的控告。照他的说法，我是普加乔夫派到奥伦堡的奸细，每天出击是为了送交有关城里活动的情报，最后竟公开投降僭皇，和他一起去视察各个要塞，千方百计谋害叛变的旧日同事，以便篡夺他们的职位，博得僭皇的奖赏。我默默地听完他的胡言乱语，有一点我很满意：这个卑鄙的家伙没有提到过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名字。这不知是不是因为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曾经轻蔑地拒绝过他，想到这一点，自尊心就使他感到痛苦；或者是因为他心里也藏着促使我保持沉默的那种感情的火花。总之，在审讯中一直没有提到白山要塞司令女儿的名字。我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因此，当法官问我如何反驳施瓦勃林的控告时，我回答，我坚持我最初的说明，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话好辩护。将军命令把我们带走。我们一起走出去。我镇定自若地瞧了施瓦勃林一眼，但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说。他恶狠狠地冷笑了一声，提起锁链，走到我前面去，加快了步子。我又被带回监狱，从此就没有再提审过我。

下面要告诉读者的故事都不是我亲自经历的，但是我听到的次数太多了，因此连一些细枝末节都记得非常清楚，仿佛我也无形中在场一样。

我的双亲真挚热情地接待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这是旧时代人们的特点。他们认为有机会收留并且亲切款待一个不幸的孤女是上帝赐给的恩惠。不久他们就由衷地喜欢她了，因为在深切地了解她以后就不能不爱她。父亲已经不把我的恋爱看作胡闹，而母亲则一心希望她的小彼得能娶这个可爱的上尉的女儿。

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全家都大为震惊。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老老实实地把我跟普加乔夫的奇遇告诉了我的双亲，他们听了不但不感到担心，而且还常常坦然地笑起来。父亲不相信我会参与这种旨在推翻皇上和消灭贵族的可鄙的叛乱。他严厉地讯问了萨维里奇。我的老家人并不隐瞒小主人曾经到过叶美尔卡·普加乔夫那里，而且这个强盗待他很好等事实，但是他赌咒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叛变的事。两位老人家放心了，他们都急切地等待着好消息。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整天都提心吊胆，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因为她天生非常谦和谨慎。

又过了几个礼拜……父亲突然收到我们的亲戚Б公爵从彼得堡寄来的信。公爵写的是我的事情。在例行的寒暄之后，他告诉父亲，关于我参与暴徒阴谋造反的嫌疑不幸已经得到充分证实，本应将我处死以儆效尤，但女皇陛下考虑到父亲的功绩和高龄，决定减轻罪儿的刑罚，免于可耻的死刑，只命令发配遥远的西伯利亚边疆，终身流放。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乎送掉我父亲的命。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坚强，他那往往是无言的痛苦，现在表现出来了，因而常常发出痛苦的怨诉。“怎么！”他失去自制力时，老是说，“我儿子参加了普加乔夫的阴谋！公正的上帝啊，瞧我落到什么境地了！女皇免了他的死刑！难道这样我就好过些了吗？死刑倒不可怕：我的祖先为了维护他良心上认为神圣的东西，死在刑场上；父亲同沃伦斯基[34]、赫鲁晓夫一起遇难。可是一个贵族竟背叛自己的誓言，勾结强盗、杀人犯、逃走的奴隶！……这是我们家的奇耻大辱！……”他的绝望使母亲十分惊慌，她不敢当着他的面哭，还竭力加以劝解，对他说，这些流言并不可靠，人们的谈论常常是靠不住的。可是怎么也安慰不了父亲。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比谁都痛苦。她深信，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证明自己无罪，她也猜到了事情的真相，认为她自己是造成我不幸的缘由。她藏起眼泪和痛苦，同时还不断思索营救我的办法。

一天晚上，父亲坐在沙发上翻阅《皇家年鉴》，但他的思想早已飞到很远的地方，因此书并没有读进去。他用口哨吹着一支古老的进行曲。母亲默默地打着毛线衣，眼泪不时滴在毛衣上。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也坐在那里做手工，突然她说要到彼得堡去，要求给她必要的盘川。母亲很伤心。“你到彼得堡去干什么？”她说。“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你是不是也想离开我们呢？”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回答说，她未来的命运全决定于这次远行，她要以一个殉国者女儿的身份去请求一些有权势的人保护和帮助。

我父亲低下头：凡是能使他想起儿子的莫须有罪名的话都使他感到心如刀割，这些话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带刺的谴责。“你走吧，亲爱的！”他叹了一口气对她说，“我们不想妨碍你的幸福。愿上帝赐给你一个好人做丈夫，而不是一个卑劣的叛徒。”他站起来，走出房间。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单独和母亲留在房间里，她把自己的打算和母亲说了一下。母亲含泪抱住她，祈求上帝保佑她的计划能够完满实现。家里给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打点了行装，过了几天她便带着忠心的帕拉莎和忠心的萨维里奇上路了。萨维里奇自从被迫离开我之后，想到他是在服侍我的未婚妻，他心头至少也得到了一点安慰。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顺利地来到了索菲亚[35]，她在驿站打听到御驾当时正在皇村逗留，便决定在那里住下。驿站上给她腾出一个用隔板隔开的小角落。驿站长的妻子马上和她攀谈起来，告诉她，说她自己是宫廷里一个烧炉工的侄女，并把宫廷生活中所有的秘密告诉她。她告诉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女皇一般几点钟醒来，几点钟喝咖啡、散步，那时在场的有哪些大臣，她昨天进膳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晚上接见了什么人，总之，安娜·弗拉西耶夫娜的话可以写好几页历史，对于后代将是非常珍贵的史料。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很仔细地听着她的话。她们一起来到花园。安娜·弗拉西耶夫娜给她说了每一条小径和每一座小桥的历史，她们玩够之后，便回到驿站，彼此都很投契。

第二天一早，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醒来，穿好衣服，便悄悄到花园去了。早晨的景色无比瑰丽。太阳照耀着被秋天的寒风吹得发黄的菩提树树梢。宽广的湖面平静地闪耀着。刚刚睡醒的天鹅庄重地从覆盖着湖岸的灌木丛中浮游出来。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来到一片葱茏的草地边上，那里刚刚建立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鲁缅采夫伯爵[36]的纪念像，以纪念他不久前取得的胜利。突然一条英国种的小白狗吠叫着向她跑来。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很害怕，连忙站住。就在这时候响起了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别怕，它不会咬人。”这时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看见一个贵夫人坐在纪念像对面的长椅上。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也在长椅的另一头坐下。那贵夫人注视着她；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也用眼梢瞟了她几眼，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那贵夫人身穿白色晨衣和背心，头上戴着寝帽。她看上去有四十岁光景。她的脸丰满而红润，显得尊贵而又安详，她那对浅蓝色的眼睛和她的微笑具有一种笔墨难以形容的美。贵夫人首先打破沉默：

“您大概不是本地人吧？”她说。

“您说的是，我昨天刚从外省来到这里。”

“您是和您的亲属一起来的吗？”

“不是的。我是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可是您还这么年轻。”

“我没有父母了。”

“您到这儿来总有什么事情吧？”

“您说的是，我到这儿来，是来向女皇上书的。”

“您是个孤女：您想必是来上诉什么不公正和欺侮您的事吧？”

“不是的。我是来请求女皇的恩典，而不是来申冤的。”

“请问您是谁？”

“我是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

“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就是在奥伦堡一个要塞里当司令的那个米罗诺夫吧？”

“您说的是。”

这贵夫人看来颇受感动。“请原谅，”她用更亲切的语气说，“我干预了您的事。可我是宫廷里的人，请您告诉我您有什么请求，也许我能帮助您。”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她道了谢。这位不相识的贵夫人的言行不由得打动了她的心，博得了她的信任。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好的纸，交给这位不相识的庇护者，而她立即就默默地读了起来。

起初她又认真又同情地读着，突然她的脸色变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正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看见这张一分钟之前还那么愉快安详的脸突然变得这么严厉，她大吃一惊。

“您是来为格里尼奥夫求情的吗？”贵夫人冷冷地问道。“女皇不会赦免他的。他投靠那个僭皇不是由于无知和轻率，他是一个行为不轨的歹徒。”

“哦，事实不是这样！”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大声说。

“怎么不是这样！”贵夫人涨红了脸，反驳道。

“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一切我全知道，我全告诉您。他是为了我一个人才落到今天这种境地的。他不愿意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是因为不想把我牵连进去。”于是她急切地把读者已经知道的一切都对贵夫人说了。

贵夫人很仔细地听完她的叙述。“您现在住在哪里？”后来她问道。听说住在安娜·弗拉西耶夫娜那里，她脸带微笑说：“哦！我知道了。再见吧。我们见面的事对谁也别说。我想，不要很久您就会得到对这封信的答复的。”

说着，她站起来，走进树荫蔽日的小径，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也满怀着快乐的希望回到安娜·弗拉西耶夫娜那里去。

女主人责备她不该在秋天的早晨出去散步，据她说，这对年轻姑娘的健康有害。她拿来茶炊，在喝茶的时候，她刚要没完没了地谈那些宫廷里的故事，突然有一辆宫廷马车在台阶前停下，宫廷总管进来说，女皇请米罗诺娃姑娘进宫去。

安娜·弗拉西耶夫娜感到很惊奇，接着就手忙脚乱起来。“哎哟，天哪！”她嚷嚷着。“女皇宣您进宫了。她是怎么知道您的？亲爱的，可您怎么进宫去见女皇呀？我想，您在宫里连怎么走路也不懂……要不要我送您去？遇到什么事我多少还能提醒提醒您。您穿着这身路上的衣服怎么好去呢？要不要差人到接生婆那里向她借那件黄礼服？”宫廷总管说，女皇要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一个人去，就穿着这身衣服。毫无办法，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便乘上马车进宫去了。临行，安娜·弗拉西耶夫娜还提醒她好多事，并且频频祝福她。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就要决定了。她的心猛烈地跳动着，几乎透不过气来。过了几分钟，马车在皇宫前停住。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战战兢兢地走上台阶，宫门在她面前完全打开。她走过一长串空无一人的金碧辉煌的房间，宫廷总管给她引路。最后走到两扇紧闭着的门前，他说他马上进去通报，把她单独留在门口。

一想到马上就要面对面看到女皇，她心里非常害怕，好容易才勉强支持住。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她走进女皇的梳妆室。

女皇坐在梳妆台前面。几个宫廷侍从侍立在她左右，恭敬地给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让路。女皇很亲切地向她转过身来，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立即认出，这就是几分钟之前她与之坦率地说明事实真相的那位贵夫人。女皇叫她过去，笑容可掬地对她说：“我很高兴能够履行我的诺言，并且答应您的请求。您的事了结了。我确信您的未婚夫是无罪的。这封信请费心亲自交给您未来的公公。”

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伸出颤抖的手接过信，哭着俯伏在女皇脚下，女皇把她扶起来，并且吻了她一下。女皇又跟她谈了一阵话。“我知道您并不富裕，”她说，“而我也应该照拂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别为将来担心。我负责给您创建家业。”

女皇对这不幸的孤女抚慰了一番，便让她走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乘上刚才那辆宫廷马车离开了皇宫。安娜·弗拉西耶夫娜迫不及待地等着她回去，向她接二连三地提出一大堆问题，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只是简单回答了她几句。安娜·弗拉西耶夫娜虽然对她的健忘很不满意，但认为这是外省人的腼腆，便宽宏大量地原谅了她。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也不想看彼得堡一眼，当天就回乡下去了……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格里尼奥夫的回忆录到此结束了。从家庭传说里我们知道，奉女皇的圣谕他在一七七四年底被释放；我们还知道，处死普加乔夫的时候他也在场，普加乔夫在人群中认出他，并向他点点头。过了几分钟普加乔夫那颗血淋淋的头就被挂起来示众了。没过多久，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娶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他们的后代在辛比尔斯克省安居乐业。离×××三十里的地方有一座属于十个地主的村庄，在一间地主的厢房里挂着一封用镜框镶起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御笔亲书的信件。这封信是写给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的父亲的，信中宣布他的儿子无罪，赞扬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的贤德。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格里尼奥夫的手稿我们是从他的一个孙子那里得到的，他知道我们正在研究他的祖父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著作。我们取得家属的同意，决定单独出版这份手稿，并且给每一章配上合适的题词，还冒昧改掉一些人的真实姓名。

出版者

一八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1] 克尼亚日宁（1742—1791），俄国戏剧家。上文引自他的喜剧《牛皮大王》，有改动。

[2] 原文为法语。

[3] 从1745年起出版的一本年刊，刊载勋章获得者和宫廷官员的名字。

[4] 俄国的清凉饮料。

[5] 这是一句夹杂着法语的话，意为：太太，给我一点伏特加。

[6] 此句引自冯维辛的诗《给我的仆人舒米洛夫、凡尔和彼特鲁沙的信》。

[7] 引自楚科夫编《歌谣集》。

[8] 乌拉尔河的旧称。

[9] 安娜·伊凡诺夫娜（1693—1740），1730年起为俄国女皇。

[10] 这是俄国成语，意为严加管教。

[11] 手稿中作舍什明团，该团曾驻扎在乌拉尔河一带。

[12] 玛丽亚是玛莎的本名，伊凡诺夫娜是她的父称。

[13] 引自克尼亚日宁的诗《怪人》。

[14] 18世纪，俄国有些士兵的孩子在团的军事学校里受教育，可和贵族一样在军队里任职。

[15] 苏马罗科夫（1717—1777），俄国诗人，古典主义主要代表之一。

[16] 特烈季雅科夫斯基（1703—1769），俄国诗人。

[17] 这首歌是从伊凡·普拉奇所编《俄国民歌集》中借用的，手稿中还有两句：“朝霞升了起来，玛申卡向我走来。”

[18] 原文为法语。

[19] 题词引自一首描写伊凡雷帝攻克喀山的歌谣。

[20] 题词引自《一个公爵》在莫斯科处死刑之歌的开头部分（摘自楚尔科夫所编民歌集）。此处的“首领”也有“脑袋”的意思。

[21] 普加乔夫的诨名。

[22] 俄国沙皇彼得三世的名字，普加乔夫假冒彼得三世的名号，以此为号召。

[23] 俄国16世纪初农民起义领袖，自称是伊凡雷帝的皇子德米特里，曾率农民起义军攻入莫斯科，夺取政权。普希金曾以这个题材写成历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

[24] 俄国人称神父为父亲。

[25] 赫拉斯科夫（1733—1807），俄国诗人，戏剧家。题词引自他的诗《离别》。

[26] 引自赫拉斯科夫的诗《俄罗斯颂》。

[27] 俄国古代刑罚，用钳子烙犯人面孔，使人一眼即可认出。

[28] 下湖要塞司令的妻子，被处死。

[29] 原文为德语。

[30] 这段题词实际上是普希金自己撰写的。

[31] 题词是普希金撰写的，用了克尼亚日宁的名字。

[32] 普希金抽去的“删去的一章”应接在此处，这一章只留下草稿。

[33] 普加乔夫的名字。

[34] 18世纪初俄国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统治时期，政权落到“德国帮”贵族比龙等人手里，彼得大帝时代的大臣沃伦斯基出来公开反对比龙专政的政策，1740年和他的同僚赫鲁晓夫一起被杀。

[35] 彼得堡郊外皇村附近的一个小镇。

[36] 鲁缅采夫扎杜奈斯基（1725—1796），伯爵，俄国统帅，1770年在和土耳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附录 删去的一章[1]

我们来到离伏尔加河不远的地方，我们团开进了××村，就在那里宿夜。村长告诉我，对岸所有的村庄都暴动了，到处是普加乔夫匪帮的人马。这个消息使我大为不安。我们原定第二天早晨才渡河。我心里非常焦急。我父亲的村子在河对岸三十里的地方。我问能不能找到渡河的船夫。所有的农民都会捕鱼，小船很多。我到格里尼奥夫那里去，对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当心点，”他对我说，“一个人过去很危险。等到明天早晨吧。到那时我们先过去，为了防备不测，我们带五十个骠骑兵到你父母亲那里去。”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小船准备好了。我和两个船夫坐上船。他们解了缆，便划起桨来。

天空是明朗的。月亮照耀着。没有风。伏尔加河平静地流着。小船缓缓地晃动着，在黑沉沉的波浪上走得很快。我沉浸在遐想里。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已经到了河心……两个船夫突然悄悄说起话来。“什么事？”我清醒过来，问道。“不知道，天晓得，”船夫们望着一个地方，回答着。我顺着他们观望的方向看去，看见朦胧的夜色中有个东西顺着伏尔加河往下漂来。这个黑糊糊的东西渐渐靠近我们了。我吩咐船夫停下来等它。月亮隐入了云层。漂浮的黑影更加模糊了。它已经离我很近，可我还是看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船夫们说。“帆不像帆，桅不像桅……”蓦地月亮钻出了云层，照亮了这个可怕的场面。朝我们漂来的是一个竖在木筏上的绞架，横梁上吊着三具尸体。我心里充满一种痛苦的好奇心。我很想看看这三具尸体的面孔。

船夫们按照我的吩咐，用钩竿钩住木筏，我的小船便靠上漂浮的绞架。我跳上木筏，站在两根吓人的柱子当中。明亮的月光照亮了死者可怕的面孔。其中一个是年老的楚瓦什人，另一个是俄罗斯农民，是个年约二十岁的强壮小伙子。当我抬起眼睛看第三个的时候，我不禁大吃一惊，竟忍不住惨叫起来：这是凡卡，我可怜的凡卡，他竟那么懵懂，去投奔普加乔夫。他们头顶上方钉着一块黑色木板，用很大的白字写着：“强盗和暴徒。”船夫们用钩竿钩住木筏，无动于衷地看着，等着我。我又坐到小船上。木筏顺流往下漂去。在昏暗的夜色中绞架有好久还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它终于消失了，这时我的小船也靠上了又高又陡的河岸……

我慷慨地付了船资。一个船夫带我去找渡口附近一个村庄的村长。我和他一起走进一座小屋。村长听说我需要马，对我十分无礼，但我的向导轻轻地对他说了几句话，他马上改变了那冷漠的态度，对我殷勤招呼起来。一会儿三驾马车就套好了，我登上马车，吩咐把我送到我家的村子去。

我的马车顺着大路疾驰着，一路驶过许多沉睡的村庄。我只怕半路上被拦住。夜里我在伏尔加河上遇到的事情既证实这里有暴徒，同时也证明了政府正在有力地抗击。为了防备万一，我口袋里既放着普加乔夫开给我的通行证，也放着格里尼奥夫上校的命令。但是我谁也没有碰到，到早晨我已经看见了一条小河和一片云杉林，那后面就是我家的村子了。车夫给马抽了一鞭，过了一刻钟，我的马车便驶进了××村。

我家的宅院在村子的另一头。马匹疾驰着，到了街道当中，车夫突然拉紧缰绳，放慢了速度。“怎么回事？”我心急火燎地问道。“有岗哨，老爷，”车夫一边吃力地勒住狂奔的马匹，一边回答。真的，我看见路上安着鹿砦，还有一个持着木棍的哨兵。那个庄稼汉走到我跟前，脱下帽子，问我要证件。“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干吗要安鹿砦？你在给谁站岗？”“噢，是这样，老爷，我们造反了，”他抓抓头皮，回答道。

“你们的老爷和太太在哪儿？”我的心一阵阵抽紧，问道……

“我们的老爷和太太在哪儿？”庄稼汉重说了一遍。“我们的老爷和太太在谷仓里。”

“怎么在谷仓里？”

“安德留哈，我们的录事，给他们上了脚镣，准备送到皇爷那里去。”

“我的天哪！笨蛋，把鹿砦搬掉。你还站着干什么？”

哨兵迟疑着。我跳下马车，啪的一下打了他一记耳光（罪过），自己动手搬掉鹿砦。庄稼汉呆呆地看着我。我又坐上马车，吩咐驶往地主的庄院。谷仓造在院子里。紧闭的仓门旁边也站着两个持木棍的庄稼汉。马车就停在他们面前。我跳下马车，向他们奔去。“把门打开！”我对他们说。我的样子准是很可怕。至少他们丢下木棍跑了。我想砸掉锁，撞开门，但门是橡木做的，锁也很大，砸不开。这时一个身材匀称的年轻庄稼汉从仆人居住的小屋里走出来，傲慢地问我怎么敢在这里胡闹。“录事安德留什卡在哪儿？”我对他嚷道。“叫他来见我。”

“我就是安德烈·阿法纳西耶维奇，而不是什么安德留什卡[2]，”他两手叉腰，神气活现地回答我，“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一把抓住他的衣服，把他揪到谷仓门口，叫他开门。录事本来还想犟一下，但严父的惩罚[3]对他起了作用。他拿出钥匙，开了仓门。我奔进谷仓，屋顶上一条狭小的隙缝透进一点微弱的光线，就在这点光线微微照亮的黑暗角落里，我看见了母亲和父亲。他们的手都被捆着，双脚戴着足枷。我扑过去，抱住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惊奇地瞧着我，三年的军伍生活使我大大变了样，他们竟认不出我来了。后来母亲吃惊地叫了一声，簌簌地掉下了眼泪。

突然我听见一个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彼得·安德烈伊奇！是您吗？”我呆住了……我往四下里看了看，才发现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蹲在另一个角落里，也被捆绑着。

父亲瞧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他脸上现出高兴的神色。我急忙用马刀割断捆住他们的绳结。

“你好，你好，我的好彼得，”父亲紧紧抱住我，对我说，“荣耀归于上帝，终于盼到你回来了……”

“我的好彼得，我的好孩子，”母亲说。“上帝是怎么把你带到这里来的！你身体好吗？”

我想赶快带他们离开这囚禁的地方，但走到门口，发现门又锁上了。“安德留什卡，”我喊叫着，“开门！”“没这么便宜！”录事在门外回答。“在这里坐着吧。让我们教会你怎么胡闹和揪皇帝官员的领口吧！”

我扫视着谷仓，看看有没有办法跑出去。

“别白费心思啦，”父亲对我说，“我可不是这样一个糊涂主人，会在仓库里留个窟窿，让小偷爬进爬出。”

母亲看见我回来，乐了一会儿，现在看到我也得和全家一起送命，便完全绝望了。可是我自从和他们，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在一起的时候起，便安心得多。我随身带着一把马刀和两支手枪，我还能对付他们的围攻。格里尼奥夫晚上可以赶到这里来解救我们。我把这些情况告诉父母亲，母亲也就放心了。他们又完全沉浸在团聚的欢乐中。

“唉，彼得，”父亲对我说，“你也淘气得够了，我为你着实生了好大的气。不过，过去的事不用再提。我想你现在已经改正，不再胡闹了。我知道你正在像一个正派的军官那样服务。谢谢你，你使我这老头子得到了安慰。你这次要是救了我的命，那我就活得更舒心了。”

我含泪吻着他的手，同时望着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她看到我在这里，是那么高兴，显得非常快乐和放心。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听见一阵不同寻常的喧哗和叫嚷声。“是怎么回事，”父亲说，“是不是你的上校来了？”“不可能，”我回答。“他在傍晚以前是不会来的。”喧闹声更响了。敲起了警钟。一些骑马的人在院子里奔跑着。这时萨维里奇那白发苍苍的头从狭小的壁缝中探了进来，我那可怜的老家人忧伤地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阿芙多季亚·瓦西里耶夫娜，我的少爷彼得·安德烈伊奇，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小姐，糟了！强盗进村了。你可知道，彼得·安德烈伊奇，那领头的是谁？施瓦勃林·阿列克赛·伊凡内奇，让鬼把他抓去！”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听到这可恨的名字，吓得把两手一拍，呆住了。

“我跟你说，”我对萨维里奇说，“马上派人骑马到渡口去找骠骑兵团，把我们的危险报告上校。”

“少爷，可派谁去好呢！那些坏家伙都造反了，马全让他们抢走了！唉！他们已经到院子里，快到谷仓了。”

这时，门外响起几个人的说话声。我示意母亲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避到墙角去，我立即拔出马刀，躲在门背后的墙边，父亲拿着两支手枪，扣住扳机，站在我身旁。响起开锁的声音，门打开了，录事的头探了进来。我挥起马刀朝他砍下去，他倒下来，把进口堵住了。就在这时候，父亲往门外开了一枪。包围我们的人群咒骂着跑掉了。我把受伤的录事拖到门外，从里面把门闩住。院子里挤满了武装的人。我看到施瓦勃林也在那里。

“别怕，”我对女眷们说，“还有希望。爸爸，您别再开枪了，要爱惜剩下的这点火药。”

母亲默默地祷告着，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站在她旁边，像天使那样安详地等着决定我们的命运。门外响起一阵恐吓声和谩骂声。我站在原来的地方，准备把敢于闯进来的人剁个稀巴烂。强盗们突然停止了叫骂。我听见施瓦勃林的声音，他叫着我的名字。

“我在这里，你要干什么？”

“投降吧，布拉宁，抵抗是没有用的。可怜可怜你家里的老人吧。顽抗救不了你的命。我能打进去的！”

“你试试看吧，叛徒！”

“我既不需要亲自闯进去，也不必让我的人去冒险。我只要下令烧掉谷仓，那时看你这个白山要塞的堂吉诃德有什么办法。现在要吃中饭了，暂时让你坐在那儿想一想。再见，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我没有对不起您，您和您的骑士一起呆在黑暗里，大概不会寂寞吧。”

施瓦勃林在谷仓旁布置好岗哨便走开了。我们都默不作声，各想各的心事，谁也不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我想象着凶狠的施瓦勃林所能干得出来的各种事情。我几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这还用我说吗？双亲的命运也没有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命运那样使我担心。我知道，母亲深得农民和仆人的爱戴，父亲尽管很严厉，但也是受到敬爱的，因为他为人公正，并且了解手下人的真正困难。他们的造反是由于懵懂，由于一时的糊涂，而不是为了发泄仇恨。我的父母亲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宽大。可是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呢？那个好色和无耻的家伙会怎么对待她呢？这太可怕了，我不敢再想象下去，我宁可杀死她（上帝饶恕），也不能看到她再次落到这个残酷的仇人手里。

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村子里响起那些喝醉的人的歌声。那些看守我们的哨兵很嫉妒他们，却拿我们来出气，他们破口大骂我们，威吓着要拷打和杀死我们。我们等待着施瓦勃林实行他的威胁。院子里终于来了大批人马，于是我们又听见施瓦勃林的声音。

“怎么，你们想好了吗？情愿向我投降吗？”

谁也没有回答他。等了一会儿，施瓦勃林便命令搬干草来。过了几分钟，火烧起来了，火光照亮了昏暗的谷仓，烟从门槛下面的隙缝里灌进来。这时，玛丽亚·伊凡诺夫娜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手，轻声说：

“算了！彼得·安德烈伊奇！别为我毁了您，毁了您的父母。您放我出去。施瓦勃林会听我的话的。”

“说什么也不行，”我生气地叫嚷着。“您知道，他会把您怎么样吗？”

“我决不受侮辱，”她平心静气地回答。“可是我也许会救出我的恩人和你们全家。你们那么宽宏大量地收留了我这不幸的孤女。别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了，阿芙多季亚·瓦西里耶夫娜。你们不仅仅是我的恩人，祝福我吧。也要请您原谅我，彼得·安德烈伊奇，请您相信，我……我……”这时她哭了起来……用双手掩住面孔。我简直要发疯了。母亲也哭个不停。

“别再瞎说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我父亲说。“谁能放你一个人到强盗那里去呢！你坐下，别哭。要死我们就死在一块儿。听好，他们还在那儿说什么？”

“你们投降不投降？”施瓦勃林叫嚷着。“你们看见了吗？再过五分钟就要把你们烤熟了。”

“决不投降，强盗！”父亲坚定地回答他。

他那布满皱纹的脸神采奕奕，精神极其饱满，灰白的眉毛下，一双眼睛闪耀着威严的光芒。他转过脸来，对我说：

“是时候了！”

他把门打开。火焰一下子窜进谷仓，呼地一声卷上布满干苔藓的圆木搭成的墙壁。父亲打了一枪，跨过着火的门槛，喊道：“都跟我来。”我拉着母亲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手，急忙把她们带到外面。施瓦勃林被我父亲那衰老的手开枪击伤，瘫倒在门槛旁边。那群强盗没料到我们会突然冲出来，都四散跑开，但他们又鼓起勇气，把我们包围起来。我又挥起马刀砍了几下，但是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胸膛。我倒下去，立即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看见施瓦勃林坐在染满鲜血的草地上，我们全家都在他面前。我被暴徒们架起来。一群农民、哥萨克、巴什基尔人围住我们。施瓦勃林脸色惨白。他用一只手按住受伤的腰部。脸上充满痛苦和仇恨。他慢慢抬起头，瞧了我一眼，用微弱的声音说：

“把他……和他们全绞死……除了她……”

强盗们立刻围住我们，叫喊着把我们朝大门口拖去，可是突然丢下我们四散逃走；格里尼奥夫骑着马冲进大门，他后面是一连挥着雪亮马刀的骑兵。

暴徒落荒而逃，骠骑兵追逐着他们，朝他们身上砍着，把他们俘虏。格里尼奥夫跳下马背向我的父母亲鞠躬，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恰好赶到，”他对我们说。“啊！这是你的未婚妻嘛。”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脸羞红到了耳根。父亲走到他跟前，虽然很激动，却很镇静地向他表示感谢。母亲拥抱了他，称他是救命天使。“请赏光到舍下一叙。”父亲对他说，把他带到我们家里。

走过施瓦勃林身边时，格里尼奥夫停住脚步。“这是谁？”他望着受伤的人问道。“这是领头的，匪帮的头目。”我父亲显示出一个老军人的骄傲神气，回答说。“上帝保佑我用这只衰老的手惩罚了这个年轻的强盗，为我儿子所流的血报了仇。”

“这是施瓦勃林，”我对格里尼奥夫说。

“施瓦勃林！太好了。来人！把他带走！让军医给他包扎一下，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他。必须把施瓦勃林送到喀山秘密委员会去。他是一个主要案犯，他的供词很重要。”

施瓦勃林睁开虚弱的眼睛。他的脸上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没有别的表情。骠骑兵们用斗篷把他抬走。

我们走进屋里。我激动地环视着四周，回忆着儿时的生活。家里一点都没有变化，一切都原封未动。施瓦勃林没让暴徒们抢劫，尽管他很卑鄙，却也不由自主地厌恶那种无耻的贪婪。仆人都到前厅里来。他们没有参与造反，并且由衷地为我们的得救高兴。萨维里奇更是洋洋自得。应该说明一下，当强盗发动进攻，大家正乱成一团的时候，他跑到拴着施瓦勃林坐骑的马厩里，配上马鞍，乘乱悄悄把马牵出去，神不知鬼不觉地驰往渡口。他遇到已经在伏尔加河这边河岸上休息的骠骑兵团。格里尼奥夫从他那里得知我们正处在危险中，立刻命令上马，全速前进。荣耀归于上帝，他们及时赶到了。

骠骑兵们回来了，他们抓了几个俘虏。当下就把俘虏关进我们刚刚经受过值得纪念的围困的那个谷仓。

格里尼奥夫坚持要把录事的头挂在酒店的竹竿上示众几个小时。

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两位老人家要休息一下。一夜没睡了，我倒在床上，一下子就睡得很熟。格里尼奥夫也去处理自己的事务。

晚上，我们都聚集在客厅里，围着茶炊坐下来，快乐地谈论刚刚经历过的危险。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给大家倒茶，我坐在她身边，一心欣赏她的一举一动。我的双亲显然乐滋滋地看着我们俩情投意合的样子。当晚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感到很幸福，感到非常幸福。在苦难的人生中，又有多少这样的时刻啊？

第二天，仆人来报告父亲，说农民们都聚集在老爷的院子里请罪。父亲走到台阶上，他一出来，庄稼汉们便都跪下了。

“怎么样，你们这些糊涂蛋，”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造反？”

“我们有罪，老爷，”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不错，不错，是有罪。你们捣蛋了半天，自己也不快活。上帝让我和儿子彼得·安德烈伊奇又见了面，我心里高兴，因此决定饶恕你们。”

“我们有罪！确实有罪。”

“那好吧，宝剑不杀认罪人。上帝赐给我们好天气，是割草的时候了，可是你们这些蠢货，整整三天都干了些什么？村长，命令大家都去割草。当心，你这红头发的骗子，伊里亚节[4]以前，所有的草都要堆成垛。都走吧！”

庄稼汉们鞠了一躬，都干活去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施瓦勃林的伤不是致命的。他被解到喀山去。我从窗口里看到他被押上马车。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他低下头，我也急忙从窗口走开。对于仇人的灾祸和屈辱，我不想表现出得意的样子。

格里尼奥夫还要继续前进。尽管我很想和家人一起再待几天，可我还是决定跟他走。出发前一天，我到双亲那里去，按照当时的习惯，向他们磕头跪拜，请他们为我和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婚姻祝福。两位老人把我扶起来，含着高兴的眼泪表示同意。我把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带到他们跟前。他们为我们祝了福……我不来描绘当时的心情了。谁要是曾经处在我的地位，不用我说，他也会知道；谁要是没有经历过，我只能替他惋惜，并且劝他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恋爱，去取得双亲的祝福。

第二天全团集合了。格里尼奥夫和我们全家辞别。我们都相信，战事很快就要结束；我希望一个月以后可以做新郎。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和我道别的时候，当众吻了我。我骑上马。萨维里奇还是跟着我——于是全团开拔了。

我从远处久久地望着我又一次离别的家乡。一种不幸的预感使我忐忑不安。有个声音在悄悄地对我说，我的灾难并没有完全过去。我心里感觉到，新的暴风雨就要来临。

我不打算描写我们进军的情况和普加乔夫战争是怎么结束的。我们经过了一些被普加乔夫毁坏殆尽的村子，又不得不把强盗们没有抢劫去的东西从贫苦的居民手中夺走。

他们不知道服从谁好。所有的行政机关都瘫痪了。地主们都躲到树林里去。匪帮到处横行作恶，不管有罪无罪，派出去追击当时已向阿斯特拉罕逃窜的普加乔夫的各部队长官都随意加以惩罚……这块遍地烽火的地带的景象是极其悲惨的。但愿上帝别让你看到这毫无意义的残酷无情的俄国叛乱。那些妄想在我们的国家里实现改朝换代的人不是太幼稚而且不了解我国人民，就是生性残酷，不把别人的脑袋和自己的脖子当一回事。

普加乔夫被伊·伊·米赫尔逊追得到处逃窜。不久我们就听到消息，说他的军队已完全被击溃。最后格里尼奥夫从他的将军那里得到了僭皇已经被捕获的通知和停止追击的命令。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高兴极了，可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却使我的快乐蒙上一层阴影。

[1] 这一章没有收入《上尉的女儿》定稿中，只作为草稿保留下来。其中人物姓名也未作修改。格里尼奥夫作布拉宁，祖林作格里尼奥夫。

[2] 安德留什卡是安德烈的小称，“安德烈·阿法纳西耶维奇”是本名带父称，带有“大名”的意思，表示一个人的尊严。

[3] 即打耳光。

[4] 俄历7月20日，是夏秋相交的时节，这天开始刈取第一批干草。

题解

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别尔金小说集》作于一八三〇年。《棺材店老板》完成于九月九日，《驿站长》完成于九月十四日，《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完成于九月二十日，《射击》完成于十月十四日，《暴风雪》完成于十月二十日。普希金把五篇小说的次序作了调整，作为一组作品以别尔金的名义发表。小说通过果戈理转给出版者普列特涅夫，于一八三一年出版。一八三四年再版时即署名普希金。

杜勃罗夫斯基

本篇开始写于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十一日已写就八章，后来工作中断，于十二月十四日继续写作，最后一章于一八三三年二月六日完成。

作品未完成。初次发表于一八四一年的《普希金文集》，其中多次被沙皇书刊检查机关删节和篡改，许多年以后才恢复原来面貌。

小说的情节是以普希金的朋友纳肖金提供的一个故事为基础的。故事说，有一个不富裕的白俄罗斯贵族奥斯特罗夫斯基（小说最初的题目即作《奥斯特罗夫斯基》）和邻村的地主为一处田产争讼，败诉后被逐出庄园，后来即和仆人一起进行抢劫。普希金在写这部小说时还利用了一八三二年科兹洛夫县的一个真实案件的材料，这个案件控告一个叫穆拉托夫的中尉非法占有近卫军中校彼得罗夫的田产。小说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安排在一八一二年后。

小说的最初提纲如下：

一

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彼得堡受教育，由于父亲病故回家奔丧，他家村子的产权问题正进行争讼。奥斯特罗夫斯基找到一处只有仆人而没有农奴和土地的庄院。他的仆人勉强维持大家的生活。后来来了一个陪审官，仆人们杀陪审官报仇。开始侦查。法官找奥斯特罗夫斯基。奥斯特罗夫斯基袒护仆人，捆了法官，做了强盗。

奥斯特罗夫斯基由于财产被剥夺，怀恨在心，决意杀死造成他家破人亡的地主。他在地主庄园附近遇到地主的女儿，对她一见钟情。他找机会和地主的女儿结识。遇到前去地主家做教师的法国人，取了他的证件后冒名去地主家供职。

地主家的节日。邻村被抢劫。首饰箱。教师和小姐私奔。

奥斯特罗夫斯基解散强盗组织——妻子分娩。妻子害病，他从强盗中挑选几个可靠的人，解散其余强盗，带妻子上莫斯科就医。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莫斯科深居简出。他的车夫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另一强盗打架闹事，向奥斯特罗夫斯基报告。警察总监。

二

杜勃罗夫斯基——第一章，第二章，病，保姆的信。试图和解，去世，殡葬；小主人来到——在举行丧宴时整理信件。渴望报仇，遇特罗耶库罗夫的女儿……杜勃罗夫斯基——在墓地徘徊。法官来到——夜里的大火（仆人放火，杜勃罗夫斯基未参与）。阿尔希普杀法官——杜勃罗夫斯基和犯罪的仆人逃匿。

三

官吏们饮酒的时候，仆人在下房里商量，厨师阿尔希普决定杀死官吏。

四

园丁捉住小孩。萨沙夺回戒指，重新放回树洞——管家把小孩关在鸽棚里。小孩于拂晓前逃走。

五

甲

吵架——审判——死——大火——教师——过节——表白。

乙

维烈伊斯基公爵来访——第二次来访——求婚——见面——截信——婚礼，起程——队伍，战斗——匪帮解散。

玛丽亚·基里洛夫娜的生活——维烈伊斯基公爵之死——寡妇——英国人——见面——赌徒——警察局长——结局。

丙

分别，表白，订婚——上尉警察局长——求婚者，Ж公爵——婚礼，遇劫——林中小屋，队伍，战斗——疯癫——解散匪帮——莫斯科——医生——幽居——酒店，告密——怀疑，警察局长。

黑桃皇后

小说写于一八三三年十月至十一月，初次发表于《读书文库》一八三四年第二卷。

伯爵夫人的原型是莫斯科总督德·戈里岑的母亲娜塔丽亚·彼得罗夫娜·戈里岑娜。据说，有一次她的孙子戈里岑因赌输向戈里岑娜要钱，戈里岑娜就告诉他三张牌，孙子果然翻了本。小说的其余情节则是虚构的。

据普希金日记记载，《黑桃皇后》发表后非常风行，赌徒们纷纷拿3、7、A等三张牌下注。

上尉的女儿

小说构思于一八三三年，初稿写于一八三三年八月，一八三四年继续写作，直至一八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方告完成。

小说初次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一八三六年第四卷，未署名，并由书刊检查机关作了删节。

普希金还在写作《杜勃罗夫斯基》的时候就考虑要写一部反映普加乔夫起义的小说。他研究了普加乔夫起义的档案材料，访问了许多参加过起义的老人，但是普希金不得不非常谨慎地选用这些材料。普希金在写作过程中还多次改变构思，结果写了两个人物——格里尼奥夫和施瓦勃林（后者是背叛贵族立场，参与普加乔夫暴动的人物），才通过书刊检查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