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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厚信封和薄信封（1）

“当众神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应允我们的祈愿。”

——奥斯卡·王尔德

那年的12月初，我最终收到的信封非常薄，比我预料的薄太多了！我生病了，我营养不良，确切地说我得厌食症了。第一眼看到这封信，我就知道意味着什么了，来自法学院招生办的录用信函不可能这样“饥不果腹”。好消息通常装在醒目的厚包裹里，包裹充实得好像刚吃过一顿法式汉堡巧克力大餐，冲我直喊：“嗨，我们想要你！”而薄信封呢？它好像在对我轻声耳语：“你这个笨蛋。”这样的信最好赶紧扔到垃圾桶里，越快越好。打开这样的信只会让我的心灵再受一次煎熬。通常这样的信会过分客气地这样开头：“我们非常仔细地审读了您的申请，但是我们还是要万分抱歉地通知您……”结尾更是完美模式“我们决定不录取您，但是仍然感谢您的尝试，同样感激您交纳的60美元申请费”。现在你明白了吧，所有这些内容只需一页纸全部搞定。

可我就是不吸取教训，偏要打开看看，我心惊胆战地打开了这封“饥不果腹”的信。让我极度、万分震惊的是，在这张象牙白的纸上竟然写着：“祝贺您，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997级。”录取了，没有拒绝。录取了？我被常春藤盟校录取了？哦，我的上帝。什么样的法学院会发这种“骨瘦如柴”的通知书呢？难道他们来自外星球，不明白“薄信封”的普世意义吗？或许，这只是一个残忍的笑话？

不管怎样，先告诉丈夫乔这个喜讯吧，我几乎是哆嗦着手拨通了乔的电话。

“我被录取了。”我粗声粗气地说。

“什么？”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了，不是拒绝，他们接受我了，真的。常春藤，哦。天啊，真是难以想象的事……”

“什么？”他问道，“亲爱的，你说慢一点——我不太明白。”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哥伦比亚——法学院——哥伦比亚法学院？录取了？——提前录取?纽约？我简直无法呼吸了。”

“喘口气，马莎。慢慢来，先呼，再吸，呼、吸……”

“为什么？这就是那些常春藤盟校的惯常做法吗——我难道不知道怎么呼吸吗？我比其他学生差吗？你认为我不够优秀吗？——我不像那些拥有哈佛教育背景的律师精英们，但是，我的上帝，你又拥有什么呢?我们还只是新婚夫妇——我们的关系仅仅依据一张结婚证。你不该这么残忍，你应该支持我！——祝贺我！而不是挖苦我？你敢？……”

噢，看样子不像个好兆头。

毫无疑问，我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我还不至于与智慧完全绝缘。举个例子说吧，如果你哪天逃课了，想找人借份有价值的笔记，那么我不是最佳人选；如果你极想得个“A”，想从别人那里抄试卷，那么你最好找别人碰碰运气。但是，如果是标准化测试，那么你尽管放心地来找我（倒不是说我有机会让你抄试卷）。你要知道，大家都在议论标准化测试不公平，因为“它并不考查你的智力或知识，只考查你做标准化测试的能力？”哦，我倒是这种测试体系的强烈支持者，什么智力、知识统统见鬼去吧！因为我发现我恰好在做标准化测试上有惊人的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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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法学院入学考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我参加这个考试之前，我仅仅是一个普通学校毕业的、成绩平平的美国中西部女孩。虽然我父母很重视教育，但总是受到种种客观条件限制。父母期望我好好学习，我也确实一直坚持学习，虽然没有那么努力。我父母只能供我上公立学校——当你父母开的是二手福特车，他们必然没有多余的钱供你交私立学校的学费（哪怕我们所住的小镇上就有一所私立学校）。当我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不像其他家庭那样，对近处、远处的大学都仔细研究，寻找最适合的大学，以利于子女健康、全面、充分地发展，这些在我们家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的信箱不会堆满那些文科学院乱七八糟的宣传单。这不是我们家的风格。我们家人顶多会问：“你到底想上什么样的学校呢？你可不要告诉我们什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罗拉多，真是疯了！我们的意思是在我们住的威斯康星州有没有本地人上学会便宜点的学校？”

我父母的收入和我们镇上绝大多数父母一样，只能供我读公立大学。所以我们镇上除了极少数幸运儿外，其他孩子注定要在公立学校再待四年。我读高中时就梦想有一天能从这里挣脱出去，不要再吃过季的鱼肉、喝杂牌的可乐。我的梦想是能到真正的伊甸园，那里有威斯康星大学的主校区——麦迪逊，离这儿99英里。我要敢于冒险、敢于尝试，99英里路程兴许会让我收获不菲。尤其当你的父母正处于离婚的边缘，这时候正是摆脱这些琐事纠缠的好机会。

读高中时，我课余时间在一家必胜客做服务生，每周工作三到四个晚上，给那些大腹便便的人供应碳酸食品，小心翼翼地攒足我的大学学费。每多卖出一篮面包棒，我就可以多挣几美分的小费，所以我总是竭尽所能地向顾客推销面包。每天晚上筋疲力尽地回到家后，我会兴奋地跳到床上，把围裙口袋里的钱统统倒在床上，开始满足地数这些漂亮的美钞和成堆的零钱。

我和好友丽雅同时申请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并且都被录取了，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恰好是室友呢。几个月后，她和我的前任男友同居了。我早在一年前已经对前男友毫无好感了，我们甚至无法愉快地相处。可以想象，这样的室友关系真是一场灾难。我和丽雅的情谊也随风而去了。大学意味着长时期脱离父母的自由和充分体验生活的机会（例如，喝大杯大杯的啤酒，逃一节又一节的课）。我不再参加乡间别墅宴会，不再参加足球赛，不再装模作样地在学生会大抽雪茄了，我开始好好上课、用心学习，赢得尊重，但我从不写信告诉家人分数。我的时间分为学习、聚会和工作三大块。

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大学毕业后做什么。威斯康星大学是一所规模庞大的州立大学，有40，000名在校生。在这933英亩的校园里，你可不能指望哪天职业咨询师会撞上你，然后对你悉心指导。当然你要想找职业咨询师，还是能把他们挖出来的，否则他们会一直安静地生活在校园里，直到你毕业。

电影里的画面通常是这样的，当你拿到大学文凭之后，马上就会进入一个专业领域，诸如市场营销、银行业、人力资源或者医药代表之类的。你在独立办公室里处理公务，办公室里有布告栏、文件柜等，总之让你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想为什么在我读大学的四年期间，没有一个人（职业咨询师、教授或者是父母也好）告诉过我：“听着，小姐，毕业后你就得自己去找工作了，自己去挣房租钱，还学生贷款，两美元的畅饮派对不会永无止境。”也许，他们认为这种事情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他们错了。

厚信封和薄信封（2）

大学毕业典礼上，我没有兴奋得晕了头。因为我知道毕业证书拿到手后，意味着真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拥有心理学和哲学的双学士学位，但这两种专业都不是实践性、市场化的专业。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知道未来之路该怎么走。可是账单还要继续付。不久我就会陷入饥饿，吃碗拉面也是要钱的呀。这儿还有一封信，学校希望我六个月后开始偿还学生贷款，难道他们不知道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吗？

我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来到大学就业服务中心，接待我的是一位叫多勒斯的咨询员，她身穿紫色纱质外衣，佩戴沉甸甸的绿松石项链。多勒斯问了我诸如“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降落伞”之类的问题，以测试我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期待和我的个人交往类型。她还让我做一个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测试，宣布我是“INTJ类型”。这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我适合在模式化的环境下生存，充分发挥我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我会把工作做得很好。世界是向我敞开的，她希望我认真考虑所有可能。我在哪儿工作最快乐？我喜欢旧金山的气候吗？我考虑过境外工作或者旅游吗?我是喜欢熙熙攘攘的大城市生活，还是喜欢宁静的小城镇生活？我是喜欢大公司的按部就班，还是喜欢小企业的不拘一格?我想过自己创业吗?

这些都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虽然不太贴近实际。我住在麦迪逊，我的男朋友乔也住在麦迪逊。我们谁也没有多余的钱搬出这里，虽然我们都很想这样做。我需要马上找份工作，我不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探究我的性格属性，以决定哪种类型的工作适合我。所有这些信息看起来都很令多勒斯失望。有时真理伤人，可是事实伤我更深，麦迪逊是个大学城，没有工作的高知分子泛滥成灾——拥有硕士学历或博士学历在酒吧做服务生的人比比皆是。

作为权宜之计，我在当地一家非营利机构找到了一份填信封的工作，每小时8美元（这份工作既没有给我个人办公空间，也没有给我专用文件柜），我只是觉得我适合这份工作。折纸、折纸、塞信、封口。成为口腔外科大夫如何？不，我真不喜欢嘴巴。折纸、折纸、塞信、封口。宇航员？嗯，起码得懂得一些自然科学吧，我的化学101才勉强通过。折纸、折纸、塞信、封口。保险调节器？噢，拜托。折纸、折纸、塞信、封口。哲学家？我倒是能胜任，但我实在看不出有多少哲学体现在纸中……折纸、折纸、塞信、封口。法学院？也许我应该去法学院。这是个不坏的主意，拥有法律学位，兴许我还能做点事情。

我喜欢辩论，做律师的念头不止一次在我脑海中闪过——实践法律的梦想深深吸引着我。不过我承认，我决心去法学院与其说是我热切地想实践法律，不如说我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了。我希望自己尽快独立、成年，我要专业、受人尊敬，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实现。我对未来职业没有任何预见。法学院看起来受人尊敬、实践性强，兴许能给我一份真正的工作——不用折信封，操作电话交换机，或者站在一堆人中间说：“嗨，我叫马莎，我是您今晚的服务生。”一份不仅有个人文件柜、布告栏，还应该有个人办公室（带窗户的）的工作，最好还有私人秘书。

“法学院会为你打开多扇门。”叔叔马克说。

“千万别去。”婶婶伊莱恩告诫我。

“如果你将来当了律师，你可以实践社会正义。”我所供职的那家非营利机构的主任这样说。

“有了法律学历，你将拥有无限机会。”坐在多勒斯后面，那位新来的职业咨询师这样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回应他们，“但是相信我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男友乔说，“我们结婚吧，我会支持你攻读法律学位，当你成为一名高收入的律师时，我们可以乘火车四处旅行。”

“好啊！”我赞成这最浪漫的提议。结婚、进法学院这两件伟大的事无疑会把我们锻造成真正理性、成熟、受人尊敬的成年人。

问题是我和乔得自己负担婚礼上的花销。虽然我们的父母都很高兴听到我们的打算（他们一直觉得我们之前的未婚同居罪孽深重），而且很愿意从经济上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都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早就明白了，如果你的父母没有能力为你支付大学学费，那么他们也不可能为你筹办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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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和乔得自己负担婚礼上的花销。虽然我们的父母都很高兴听到我们的打算（他们一直觉得我们之前的未婚同居罪孽深重），而且很愿意从经济上帮助我们，但是我们都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早就明白了，如果你的父母没有能力为你支付大学学费，那么他们也不可能为你筹办婚礼。

我梦想中的婚礼是这样的：烛光摇曳的婚礼上，我身穿丝滑的白色结婚礼服，美丽典雅。我认为婚礼后还应该有个招待酒会，最好在湖滨宾馆举行（开放式的酒吧和香槟喷泉），镶有新鲜草莓和玫瑰花的多层蛋糕顶端伫立着一对新人娃娃。但事实上，我们只能负担这样的婚礼：简单的教堂仪式后，在当地饭店举行庆祝酒会，仅有冒泡的啤酒、油腻的鱼干、冰镇蛋糕而已。可以说，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确实令人有些沮丧。

我并不奢求多么华丽的婚礼——我不是那种从14岁开始就收集《摩登新娘》的女孩——我只想以值得纪念的方式度过这一天。婚礼对于我和乔而言，是一场奇特的冒险。我们最终选择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色婚纱，也没有完全反传统。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什么叫“标新立异”，拉斯维加斯？墨西哥海湾？我只希望在我们生华发之前付清我们的婚礼账单。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工作，接电话、塞信封，没想到一份匿名传真帮我解决了大问题。这是一封广告传单，上面有去往不同地方的打折机票。不可思议的打折机票，连我和乔都能负担得起！我抓紧这些纸片，马上回去告诉乔（我为这个新提议兴奋不已），用我最棒的律师口才向他展开攻势。

“乔，你知道我是多么渴望去纽约看看吗？我看到今天的广告说我们每人只需120美元就可以飞到纽约，而且这是往返程的票价。我认为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到了纽约住在你姐姐、姐夫家，我们就不用花一分钱的住宿费。真是太棒了！你知道我们一直在为婚礼的花费犯愁，嗯，我想……为什么我们不到纽约旅行结婚呢？那里多有情调啊，纽约很有情调，不是吗？也许我们可以在中央公园请一位法官为我们主持婚礼，对，中央公园！”

乔一言不发。

我紧张地望着他。

“我想这有点儿像私奔，事后再告诉大家我们去哪了。这样我们就不必像演戏一样将两个家庭的成员统统聚在一起开会，可以省去多少麻烦啊。重要的是，我去中央公园私奔听起来多酷！我们的婚礼和蜜月同时进行，总共不超过300美元！肯定少于500美元。这可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支付不起，但是我们可以刷信用卡呀。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比其他任何选择都便宜。”

我紧张地等待他的反应。

“我给姐姐打个电话确定一下，我没问题。”乔终于开口了。

厚信封和薄信封（3）

我们在九月初，一个美好的星期三下午出发了。我们从麦迪逊出发飞往拉瓜地亚机场，我整个脸紧紧地贴在飞机窄小的玻璃窗上，快了，就要到纽约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俯瞰纽约城，我惊讶于大城市的恢弘、气派。下了飞机，我们从皇后区打车到布鲁克林，一路上观察这个超级大都市的每一细微之处。第二天早上九点，我们在市民政局排队等候领结婚证。接下来的一天半时间我们在曼哈顿尽情游玩，曼哈顿的缤纷多彩让我兴奋不已。我们在中央公园的一块草莓地旁举行了婚礼，乔的姐姐、姐夫，还有他们9岁的小女儿作为我们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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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穿着一件短款的大红色吊带裙，在The Limited店只花了39美元买的，乔穿格子夹克，系黑色领带。后来回想起来，那天的穿戴真叫人后悔。

婚礼后，我们在公园里散步，享受和煦的午后阳光，吃着从路边小摊买来的三明治冰激凌，别提多惬意了。晚上我们住在一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St.Moritz宾馆，我们要了最便宜的房间，但是从窗口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公园。两天后我们就要回威斯康星州了，乔对我连拖带拽，好不容易才把我弄上车。我已经爱上了纽约，我真的很想留下来。

回家后，我把全部注意力转向法学院，这是我“成人计划”的重要部分。我本科阶段的GPA(grade point average)是3.35分，刚好在法学院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我要是能在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中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准备好申请信，去法学院应该不成问题。我的期望没有太高，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研究可能遇到的种种麻烦事，比如学费，我如果选择私立大学可能得负债100，000美元。这是我刻意回避的问题，以后再操那份心吧！这项新的人生计划至少会结束我那份没完没了折纸、折纸、塞信、封口的工作。

第一步是参加法学院入学考试，也就是LSAT。LSAT是一种测试学生评判和分析思维能力的标准化考试。其他大学或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会测试学生掌握具体学科如数学、科学或历史知识的情况，但LSAT不涉及任何具体学科。它不是考你知道什么，而是考你怎么知道的。LSAT对于那些一无所知的人，是测试智力的最佳方式，就像对我这样的人。这个世界真是太有包容性了，它让我走上了法律之路。

经过花样繁多的逻辑推理能力测试，LSAT将我的思维彻底复杂化，其中有一道题是这样的：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酒吧，酒吧服务生告诉他，如果他回答对了一个问题他将得到五杯免费酒，这个男人欣然同意了。服务生在吧台上摆了八杯啤酒，分别是Amstel Light、Budweiser、Corona、 Dixie、 ElToro、Fosters、Guinness、Heineken。服务生给出了规则：如果你喝了Amstel和Guinness，就必须喝Heineken。如果你喝了Dixie，就不能喝Fosters或Guinness。如果你喝了ElToro，就不能喝Budweiser。你必须喝Budweiser、Corona、Fosters这三种酒中的两种。现在，给你三分钟的时间，按照上述规则选出你要喝的五种酒。开始！

我对图形、表格之类的问题很敏感，如果要求马上排序、找逻辑或多项选择，我会反应非常迅速，越是复杂的推理、拼图，我越觉得好玩。无疑，LSAT和我一见如故。

我在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逻辑，摸清了出题者的思路。每个周六的下午，我在漂亮的蓝色书桌上开始三个小时的模拟测试，然后自己打分，分析答案。虽然我平时的测试都还做得不错，但真到了考试那一天，我早早醒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迈进考场的。我别无选择了，我还指望这次考试助我一臂之力呢。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交叉双腿，深呼吸。考试终于过去了，咦，也没有那么可怕。考完下来，我认为自己做得不坏，尽管我没有奢望太高，但我已经尽力了。一切交给上天裁判吧，我只用等待分数好了。

等待分数的一个月过得漫长而煎熬，结果出来的时候我简直说不出话来，180分的试卷我竟然得了172分。这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到2%呢——这是惊人的分数了。我很快意识到，这个分数也许可以弥补我GPA不太高的劣势，使我有机会进入更好的法学院。我脑子里快速盘算着这种可能性的概率。我开始想入非非了，兴许我将来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再过现在的平庸生活，或许将来我也能开捷豹XJS而不是现在的二手福特。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仍然沉浸在兴奋之中，我和乔坐在破旧的沙发上，在堆积如山的法学院宣传册中埋头研究。每个法学院都号称自己学生多元、课程广泛、师资一流，可以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类似于“没有哪个法学院像我们这样拥有一流的师资、多元的视角，你绝对能获得非凡的体验，所以不要在乎昂贵的学费”，“我们的宗旨是，严格训练你成为真正的法律人，丰厚的奖学金是对你学习最好的回报，所以不要担心你的学费要靠贷款”这样的话让我睡不安枕。

法学院宣传册上的照片令人眼花缭乱，人人都表现得那么迷人、卓越、充满智慧，我想即使是一位后现代雕塑艺术家看了这些，也会对法律产生浓厚兴趣。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这一大堆宣传册看了一个小时后，我恨不得马上拿起笔开始填表格。宣传册上，某个法学院演讲大厅里挂着一幅短发女性的肖像，她表情严肃，嘴大张着、右手高抬，似乎正在演讲，她一定在宣扬正义的真正含义。一位戴眼镜的男生，看起来比一般法律学生的年纪稍大，照片里他正在和一位教授讨论问题，可能是对最高法院的最新判决有什么看法。?位漂亮的卷发女孩正在法律图书馆埋头看书，她可能正在细细咀嚼几百年前先哲们的法律思想，以期对今天的美国刑事制度改革有所借鉴，让每个社会人感觉生活会更美好、更快乐、更幸福。我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虽然现在还没有一所法学院向我敞开大门，但我已经开始兴致勃勃地和乔讨论手头一百多所法学院的利弊。这些法学院看起来都很相似，良好的师资、一流的教学、国际化的课程，弄得我晕头转向。首先我将每个法学院的主要信息提炼出来，然后分析它们的排名，记住这些信息。最后我把有意向的学校分为三类：“保险的”、“合理的”和“梦想的”。最后我发现只要能离开威斯康星州，我对上任何法学院都没意见。我看上的学校遍布整个美国，分别是：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罗耀拉大学、华盛顿大学、东北大学、佐治亚州立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我的首选。

选好学校后，我开始找教授写推荐信，就我的学识、性格、学习法律的适合程度提供证明，虽然教授对我完全陌生，但至少我在他课程上的分数还不错。此外，我还要写一封三页纸左右的个人陈述信，我必须写得有思想、有内涵，让法学院的精英们看看，我是多么适合学习法律！我费尽心力想写好这封陈述信，但还是觉得看了令人沮丧。

接下来，我要提交贷款申请，申请表格上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你父母在高中工作时的收入如何？当你三十岁的时候，能否为你的小孩预留一笔抚养费？诸如此类的问题让我再次陷入对经济的担忧之中，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摆脱金钱困扰。我虽然勉强申请到了学生贷款，但这笔钱远远不像我口袋里的12美元那么真实，只是理论上的钱。当然，银行贷给我的钱不可能超过我的偿还能力。

我递出了一份又一份申请，其实我最爱纽约，我最想去哥伦比亚大学！短短的纽约结婚之旅给我留下了美好回忆，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在纽约生活，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是纽约最好的法学院，也是我心中最向往的法学院。虽然我的LSAT分数很高，但对去哥伦比亚法学院没有任何把握，试试看吧。哥伦比亚大学的招录计划最早出来，所以也最早给结果（12月份就能出来）。如果它要我了，我申请的其他学校就可以统统放弃了（如果还有其他学校录取我的话）。如果它不要我，我也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有充足的时间申请其他学校嘛。哥伦比亚大学会给我offer吗？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要是能拿到哥大的offer会激动成什么样。

我焦急地等待结果，每天查信箱，希望哪天能突然从信箱里发现一封厚厚的信，那肯定是招生办的offer，没错了！这封信终于到来的时候，非常不起眼，薄薄的，看起来和一份广告单没什么区别。当然最重大的区别在于里面第一个神奇的单词：祝贺你！我的梦想成真了？我要进常春藤了？

我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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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欢迎来到玩偶之家（1）

“小心行事，必然成事。”

——伊索

我恐惧不安地来到法学院。我一直把法律学生归为红衣主教之类的神秘人物，可能与我看的电影追缉令有关。在我等待录取通知书的九个月里，这部电影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主要是想对“法学院的生活有个大概了解”，并不是想多么彻底地、理性地了解法学院——哦，我不知道——也许我应该和法学院的学生交流一下，问问他们法学院到底是怎样的。我不能把对法学院的认识完全寄托在这部过时的、感性的电影上，电影里的男生都留着可笑的头发，还有不可原谅的鬓须，他们行为可笑、语无伦次，在法学院里过着浪子般的生活。

当然，电影里的法学院也充满了恐惧、竞争和疯狂。开学伊始，我就已经坚定不移地认为梦魇般的日子就要开始了：三年的法学院生活没有玩乐、没有笑声、没有友情——只有残酷的集中营式的训练。我们被无情的教授驱赶着，同学之间你追我赶。他们都比我聪明，不是吗?他们都上过常春藤盟校啊！

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法学院大楼报到处。从理论上说，我是个羽翼丰满的成年人了，我已经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了好几年。我喜欢酒精的味道，我还有可恶的购鞋癖。我结婚了，我干了整整一年塞信封的工作，我当然也干了别的，比如发传真、接电话、打字、编辑等。我想把我一头深棕色的头发弄成蓬松形的精灵发式，我现在的香肠式爆炸头在威斯康星州还比较流行，到了纽约就落伍了。哎，我信用卡上的负债越来越多了！除了这些无法控制的债务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外，还能有别的吗?既然种种迹象表明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成年人，为什么我现在孤独无助地站在法学院大厅里，完全像一个高中新生？

法学院报到处三三两两地聚着一些人，他们像早已认识的老朋友一样开心地聊天，笑声不断，分享属于他们自己的笑话，而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一分子。报到处是我们来法学院的第一个地方，他们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熟识了呢？难道他们早已认识？有可能——他们以前一起上过哈佛、耶鲁？不是吗?我恐怕是唯一没上过私立学校的人了。

我观察着眼前的这群家伙，他们似乎永远被打上了以前学校的烙印。各式的外套下露出哈佛的T恤衫——大部分人是蓝白相间的，也有一些人是红白相间的。他们谈笑风生，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姣好的面容加上有型的发式，让人怀疑他们是法学院临时雇来的男模。

他们聊的私立学校那些事儿，我永远都不可能明白。我实际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他们在说什么。

“嘿，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演莎士比亚的一出戏，我忘了拉丁台词吗？”一个“蓝白衫”说。

“哈哈，当然记得。”他们一阵狂笑。

“还有一次你在游艇俱乐部帆船赛上喝醉了，吐到桑顿崭新的燕尾服上。”一位“红白衫”说。

“呵呵，没错，亏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那个叫爱默生的家伙吗？大二的时候曾向史密斯校长告密，说你熄灯后留宿女生，我听说他现在做了高盛的分析师。”

“哦，哈哈，真有他的。”

当然，这里不是每个人都在热情洋溢地回忆他们的本科学校，但这几个家伙聚在一起有说有笑，你想不注意他们都不行——完全不同于我的学校生活。像我这种不在“群体”中的另类，没有自信、没有荣誉感。尽管我们现在被同一所法学院录取，但不同的教育背景将我完全排除在精英群体之外。这些充满自信和优越感的青年男女，是生长在中西部城镇的我从未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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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们都已经找好了队伍：几个很明显是犹太人，都戴着圆顶小帽；一大群亚洲学生聚在一起；另外还有几个非洲裔美国人，穿着哥伦比亚大学黑人法律协会的T恤衫。即使还有几个另类，他们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团队，哪怕是很小的群体。哪里是我的归属？难道我注定要做一个古怪的、特立独行的人?还是加入早餐俱乐部？哦，上帝！我总不能一个人在餐厅吃三明治，听任别人的欢声笑语，自己却孤独到天明吧?

几个极瘦的女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们打扮时髦，好像是来参加时尚秀或者艺术馆的开业典礼，完全不像是到法学院报到的人。脚蹬四英寸高跟鞋、身着紧身铅色小短裙、手提普拉达袋，难道这样的装扮适合来法学院吗？我穿着宽大的休闲裙、开襟短袖毛衣和滑板凉鞋，局促不安地站在这群时髦女人之间。她们接踵而至地穿过大堂，微笑，偶尔轻声细语，但是显然她们没有和任何人交谈，甚至没有拿正眼瞧别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她们诡异的扫视已经把这其中的竞争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了。她们外表时髦，自恃甚高，还好没有人朝我这个方向看。

普通人在哪儿？难道充满迷人微笑的脸庞只存在于法学院的宣传册中？“我们的学生拥有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而且经历广泛，你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相互了解和学习。”当学校以它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为荣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更搞不明白的是：“我们有很多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学生，但是他们没人愿意独立于集体之外生活。”不幸的是，我恐怕和这些人不太相融。难道我的注册单上比他们少了什么吗？

面对这种情况，我采取了一种歇斯底里、非常不理智的做法：正式注册程序开始前，我冲进洗手间，把自己关进小隔间里足足十分钟，咬着衣襟，我害怕外面的世界。哥伦比亚，这所大都市的学校，有着广阔的草坪和高大的大理石建筑，远离威斯康星州。站在校园中心位置，都能感受到外面的车鸣声以及地下铁的隆隆声。一周前，我第一次漫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走在人字花纹地砖上，久经风霜的巴特勒图书馆石墙上雕刻着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尔吉尔这些先贤们的头像，我凝视着图书馆门前哥伦比亚的标志性雕塑“母校”——她的手臂高举向前，我的确到纽约了。

当时，参观完校园，我步出学校大门（116号大街），迈向著名的百老汇。到了百老汇，我一下子被那里的丰富多彩冲昏了头，奥勒面馆香飘四溢，紧邻它的是法拉费商店，角落里有韩国人开的小型商铺。一家小型五金商店的商品上积满了厚厚灰尘，显然摆放了很多年都没有挪动过。一家二手书店没有一个顾客，与西部尽头酒吧传出的嘈杂声形成鲜明对比。双层巴士停靠在百老汇112号大街拐角，正好在汤姆餐厅门口，这家餐厅因为在神风电视节目中作为外景拍摄地而名气大增。

我怎么可能融入其中？在威斯康星州，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法拉费这个名字，更不可能见过；在威斯康星州，大家都穿松垮的牛仔裤；在威斯康星州，丰盛的宴席包括黄油、奶酪、啤酒和一听帕布斯特；在威斯康星州，没有私立学校，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在威斯康星州，我不知道还有人会穿四英寸的高跟鞋；在威斯康星州，我感觉就在家里。而这里，我不知道在哪里——也许——我永远没有归宿。

最终，我振作起来，强颜欢笑，勇敢面对挑战。大家陆陆续续进到大堂，聆听法学院院长的欢迎致辞，我也加入其中。一进入法学教室，我立刻被里面的景象震住了，桃花形天顶，深红色座椅，四周墙壁是手绘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肖像，还有其他一些“常春藤”装饰。

我走进一间显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装饰风格的房间，前面是三层马蹄形台阶——已经破损不堪了——中间是一个大讲台，黑板上还有潦草涂抹的痕迹。慢着，当我再次打量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们一年要交3万美元学习的地方？座椅缝隙处都“露馅”了，写字板已经剥皮了。我突然闪过一丝优越感，威斯康星州大多数大学的讲堂都比这儿豪华。法学院真的需要大修一次。

我在这些破旧的座椅中找了个位置，桌面的垫板都已经翘起。我独自坐了好几分钟，才有个戴细丝边眼镜的男生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我立刻认出了他，他就是几分钟前在大厅唧唧喳喳个没完的“寄宿生”之一（他是“红白衫”）。我冲他友好一笑，算是打了声招呼后，他立刻跟我聊起来。

“查理斯·维特莫，你叫我查理好了，我来自耶鲁。就是我之前上的学校，位于新罕布什尔。我想你应该听说过吧？你呢？你以前在哪读书？”他问道。

“威斯康星大学，在麦迪逊。”

“再之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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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前？嗯，格拉夫顿高中，格拉夫顿也在麦迪逊。”

他费尽思量地消化这些信息，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他终于开口了，“这么说，你上的是公立学校？”他无法掩饰不可思议。

我无言以对。我们干吗要大声讨论这个问题？我真想收回刚才说的话，真是倒霉，坐在我旁边就是个讨厌的寄宿生。我的脸颊因为羞愧一阵阵发红，谢天谢地，正好这时院长进来了，开始致辞，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讲台。

欢迎来到玩偶之家（2）

院长中等个子，衣冠不整，鼻梁上架着一副宽大眼镜，猫头鹰似的表情让人一开始很不习惯。他讲到，我们是多么有幸能到这样的高等学府求学，这里有成就卓著的教授，多元化的学生，学校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位于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地带，纽约是世界上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地方。他还讲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中，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有财富500强的CEO，有参议员，有宪法起草者，有法律程序创立者，有自由国度的领袖。短短的三年之后，我们也将成为这些精英校友群中的一员。

接着，院长又极力赞扬我们多元化的教育背景、超群的智力以及我们在入学考试中取得的优异成绩，称我们是“法学院两百年以来接收的最有潜力和才能的学生”。瞧，好像我们没有任何压力。他提到，我们在座的有奥林匹克运动员、专业芭蕾舞者、作家、百老汇演员、哈佛的优等生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噢，他说了句谎话，至少很牵强，他讲的那些光辉业绩没一个符合我，我只是一个成天装该死的信封、每分钟打字60个以及知道怎么发海外传真的普通女人）。他说我们这级340人是从6000名申请者中精选出来的，本科平均积分点都在3.7以上，LSAT成绩达到97%以上。还好我的LSAT成绩98%拉了我一把，我是怎么加入这些精英者行列的？我有点迷糊。当院长致完欢迎辞，我没有感到我受到了特别欢迎，相反，我感觉被这里的精英们以一种不作为的方式羞辱了。

走出演讲大厅，回想刚才的话我感到一阵眩晕，我试图理清思绪。你很聪明的，我告诉自己。他们录取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即使你还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在学校里一直表现不错呀，你在这里同样会做得很好的。如果我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是不是就会真的相信了呢？

接下来，我们按字母顺序在大厅里排队领课程表。法学院第一年，所有人的课程都一样，我们没有选择课程或教授的权利——所有一切都是随机安排给我们的。每个人第一学期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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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础课程包括，未分级的法律写作和分级的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宪法、财产法。

任何人只要看过追缉令，都会认为合同法足以让人胆战心惊。但我并没有感到多害怕，虽然我不知道合同怎么运行，但我至少知道合同是什么。侵权呢？什么是侵权（我后来知道了是“因为民事侵犯或刑事伤害造成他人损害，法院通过要求侵害人赔偿的方式补偿受害方”）？还有民事诉讼法呢？好像这门四学分的课程是教人如何起诉的，告诉你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起诉别人的规则。

我们班被分为三大组，每个组一百多人，每个组的组员一起上课，组员关系会延续到下个学期。这有点像法律上的关系，你可以爱他们或恨他们，但不能离弃他们。

轮到我时，我把名字报给注册处的接待员，她递给我课程表，我发现我被分到了第二组。我突然有些多疑，等等，这些组员是随机分配的还是依据某种标准……莫非依据我的能力判断？我被分到了第二组说明我仅仅是差强人意？太过分了！但是还好我没有被分到第三组，不是吗？

这时我遇到了克莉丝汀，她个子高挑，冲我微笑。她看起来很友好，我们手上都拿着刚领到的课程表。她一开口讲话，我发现她居然是个山村姑娘——豪放，还带有几分霸气。她说的每句话都像是疑问句而非陈述句。

“我很紧张，你知道吗？在这儿？看到这些人？特别是拿到课程表之后？这都是真的吗？”

瞧，别人也会紧张呢！“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本来一直都很兴奋，但真到这儿却觉得很奇怪。”我说道。

“当然啦，第一年其实就是打基础的必经阶段？我真正盼望的是第二和第三学年，我可以选一些法律诊所课程，做一些义务工作？我在斯坦福拿的是社会学位？毕业后，我可以做一些公益事业？”

斯坦福？不是常春藤盟校，但坦白地说它比一些常春藤盟校名声更大。还好她没有继续提到私立学校。“是吗？我来法学院之前也做过一些公益工作，我希望能够继续这样的工作。”我说道，心想我是否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她继续说，“但是这里的很多人都会去律师事务所？出卖他们的良心换取金钱？证明他们是多么的贪婪！”当她说后半句时显然没有任何疑问的语气，她之前柔和的眼神突然变得有些吓人。

“当然啦，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我说，虽然我也很想利用我的法律学位好好做点事情，但现实是，我不确定毕业后会去做什么，我也不确定我将来是否会把自己的良心卖给大律所。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而已。“另外。”我补充说，“一旦你在法学院欠有巨额贷款，接受大律所的诱人薪水也许是个不坏的选择，你总得支付账单，对吧？”

她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对助学贷款这个概念很不熟悉。她皱着眉头说：“没错，我想有些人可能需要偿还贷款？但这不是借口，这个借口不成立。”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来问她，“你在哪个组呢？”

“第三组。”

哈哈！

当我们沿着校园散步时，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念头:招生简章真是骗人！那些微笑、友好的脸庞校园里哪有啊？对教学楼的摄影更是欺世盗名，法学院根本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常春藤盟校那样，有高大雄伟的法学楼。哥伦比亚大学的主校区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是个非常老旧的校园，虽然宣传册上拍的校园有令人羡慕的草坪广场和大理石建筑。法学院位于杰罗姆·格林会堂，这个建筑是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位建筑师设计的，但没什么古典品位。

我后来才知道大家都称法学楼为“面包箱”，它确实像个金属器皿，好像能把人催熟。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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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外形我早已通过图片了然于心。

然而对于法学院内在的东西，我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宣传册上的图片有学生和教授在探讨问题，有学生在图书馆自习，有教授在声情并茂地讲课，这些形象个个生动、清晰，尽管背景都模糊不清。类似院长致欢迎辞的简陋大厅在这里随处可见，符合这里的校风。我经过大厅时，尽量忽略阴暗、破旧的环境，尽量想着从这所名校毕业的伟人们：富兰克林、罗斯福、卡多佐、斯伯格。他们来哥伦比亚上学时，还没有法学楼呢。他们的精神仍然长存于法学院，不是吗？说实在的，不管我对这里的环境有多失望，我已经加入了精英者的行列，我不应该为此感到无比幸福吗？

接下来是令人乏味的各种演讲、介绍。各个机构的负责人轮番上阵，一天下来，我的背因为一直保持直立姿势而酸痛不已。法学院图书馆的馆长说：“我们这儿收集了一百多万种图书，1517年以来出版的书我们这儿都有，你们可以尽情阅读。”接着信息技术部部长说：“别听馆长的，我们有三千多种用电脑系统做法学研究的方法——根本不需要任何书！”保卫处处长许诺：“哥伦比亚虽然地处哈莱姆边境纽约的黑人住宅区。，但是你们放心，这里绝对安全，真的！”学生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诫我们：“你们必须为你们十年后的身体状况做储存。”就业服务中心处长说：“希望你们毕业以后都能有份工作，否则你们在这里就是自毁前程。”助学金办公室负责人说：“你们要知道，我们不是白给你们钱，你们将来是要还的！”

哦，助学金委员会是唯一一个不必所有学生都去报到的机构，只有需要申请政府或私人学生贷款的人才有必要关注。显然不必参加这个机构的，是那些拥有显赫教育背景或雄厚财力的天之骄子们。我对看上去无钱无势、自给自足的人很有亲切感，因为我们是一类人。

在助学金申请办公室，负责人足足讲了四十五分钟贷款人的责任问题后，我在承诺书上签字，发誓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将助学贷款用于去牙买加度假，否则用我第一个孩子的权利做交换。这时我遇到了雷切尔，一个穿着随意、一头红褐色头发、脸上有些雀斑的瘦高个女孩。她冲我走来：“今天过得真紧张，是吧？”

“是啊。”我答道。

“我有些不太明白，今天早上院长说的那些话。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可没想到自己今天像个傻瓜一样，我毕竟不是罗比学者Rhodes Scholar，领取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

“别开玩笑啦！”我说，“我敢肯定今天院长的演讲确实是对我们表示欢迎。”我扫了一眼手上的一沓日程单，“哦，我是说我们的迎新日程上写着：院长的正式欢迎辞。”

“欢迎你，小傻瓜。我现在很想知道的是，他们是不是在进行一种奇怪的心理测试？这样我就不会如此吃惊了——这里有一半的人看起来很怪异。十分钟前几个笨蛋傲气十足地告诉我，他们来自耶鲁、埃克塞特，好像我应该听任他们摆布。滚到一边去吧，我告诉他们，我都不知道埃克塞特在哪。”

这个女人真有性格，我喜欢。

“哦，顺便说一下。”她说道，“我叫雷切尔，雷切尔·沃尔夫。这里的人好像说话不超过两句，就开始背诵自己的简历，我也随俗吧。不过我只告诉你，我来自明尼阿波利斯，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我的专业是英语。一年前我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助理，也就是说我靠打印联邦快递标签维持生活。我不懂拉丁语，我也没有信托基金。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借贷高额的本票。”

“嗨，我叫马莎。非常高兴认识你，真的很高兴。”

欢迎来到玩偶之家（3）

这就是我在法学院开始的第一段友谊，不管怎么样，我不再一个人唱独角戏。一旦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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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倾倒，更多的友情就会接踵而来。那天晚上，法学院组织所有注册的新生乘游轮旅行，从纽约港口的曼哈顿出发，穿过布鲁克林大桥，经过华尔街，最后到达自由女神像。当我们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自由女神像时，几乎每个人都发出由衷的感叹。游轮上免费供应啤酒，对我们这些靠贷款供给的学生而言，这可是不容错过的绝好机会。

我带上乔参加了晚上的旅行，雷切尔带上了她的同居男友戴维。戴维刚刚进入福德姆法学院，他脾气不太好，旅行刚开始半小时，我就听到他在不停地抱怨“该死的北方佬”、“该死的法学院”（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学呢）、“糟糕透顶的劣质酒”。我期待着他能有更爆炸性的言论，像“该死的生活”或“该死的人类”，还好他没有滑得那么远。除了表面上的暴躁外，说实在的，戴维是个很不错的人。那天晚上活动结束后，我确信雷切尔、戴维、乔和我将成为好朋友。

那天晚上游轮上热闹极了，大家兴致很高。突然一个人不小心撞到我，我杯中的啤酒正好洒到乔的裤子上，我只好再去拿杯饮料。我小心翼翼地穿过甲板上拥挤的人群来到酒吧，酒吧设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舞池空空如也，只有反光迪斯科球在旋转，一曲“玫瑰之吻”不合节拍地回响着。我站在吧台前排队，这时，一个深棕色眼睛、金黄色头发的年轻女子冲我微笑，略带醉意地说：“嗨，我叫凯蒂，我想再来杯啤酒。哦，上帝，我昨天早上真的看到了一个死人。”

“我是马莎，哦，你看到什么了？”她不会是认真的吧？

“一个死人！”凯蒂重复道，“我和妈妈刚从加州搬过来，好不容易收拾妥当后，我们已经饥肠辘辘了，所以我们决定早餐和午餐一块吃。我们去百老汇对过的巴西餐厅，我室友强烈推荐的呢！结果呢，我们刚到餐厅门口，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死人！我们必须跨过他才能进去！不可思议的是，救护车就在旁边，救护人员却站在周围无所事事。真是太可怕了，难道纽约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吗？”她一脸严肃地望着我，好像我是个“纽约通”。

我迟疑了一会儿，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没有那么糟糕吧，我没有看到什么死人，我在学校住了一周多呢。”听起来，好像我是个专家。

“哦，这我就放心了，事情会有好转的，是吗？”

“也许吧，但是，凯蒂？你看到了死人，为什么不去别的餐厅呢？”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以为这种事情在纽约很常见，因为露天餐桌上的食客们离门口就几步之遥，但是他们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仍然怡然自得地喝咖啡、吃点心、抽烟。我不想让他们一眼看出我显然刚从外地来、从加州来。所以我推着妈妈硬着头皮进去了，好像没什么，虽然的确有什么。”

“有道理。”我很理解她想融入纽约的迫切心情，我很高兴也有人承认在这里没有归属感。

虽然我一开始就对凯蒂很有好感，但是聊了几分钟后，我就意识到了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她一直待在学校，一路读到法学院；而我早早地参加了工作。我相信只要是自己独立生活过的人（哪怕是工作才一两年），对事物的认识和学生就不一样。我虽然才23岁，不敢说是同龄人中最成熟的，但至少和凯蒂站在一起时，我显然成熟得多。她一直住在学生公寓（漂亮的公寓楼是专给法学院学生用的）；而我从大一时起就没有住过学生公寓楼。她妈妈陪她一起来法学院报到；陪我来的是我丈夫和一只猫。她大学的最后一年忙着为她的妇女会筹款，好像她是联合国代表；而我最后一年忙着筹钱交房租。

我们一人捧着一杯香槟往甲板上走，我准备把凯蒂介绍给雷切尔、戴维和乔。这时，我发现后面一直跟着两个人，鬼鬼祟祟的。

“那两个人是谁？”我悄声说。

“哦，矮个子是阿伦，高个子是韦德。他们好像整个晚上都在我身后转悠，怎么回事？”

“哈，我猜是因为你太漂亮了，一头金发真吸引人。”其实我想她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她的超短裙。

“啊哈，不会吧，你没注意到我是平胸吗？我妹妹刚刚做了隆胸，现在和‘丹佛野马’睡上了。他们都是不错的小伙子，是吧？”

“丹佛野马？”

“确切地说，是阿伦和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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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是他们啊，韦德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美国男大联谊会会员，他从一开始就表达出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以最少付出换取最大回报的愿望。“我相信我只要一拿到毕业证，我的钱财就会滚滚而来。”他拿着啤酒，已经开始畅想未来。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伦显然把学业当成了事业，他三十出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还在伦敦大学学过经济学，之前在他家乡英国的一所大学教书。他没有明确打算，只是希望多读点书。

晚上的气氛渐渐进入高潮，凯蒂、韦德、阿伦和我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甲板上，外面的气温明显下降了。雷切尔正和一位叫伊丽莎白的女孩聊天，这个女孩穿得非常职业，黑色西裤、白色衬衣，与这里大多数学生的随意穿着形成强烈反差。她讲话时喜欢打手势，我立刻被她右手无名指上闪闪发光的硕大钻戒吸引住了。伊丽莎白每动一下手，光芒就从不同的钻面反射出来，让我想起了旁边酒吧空空舞台上空不停转动的迪斯科球。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手上的结婚钻戒转了个方向，让那枚不起眼的石头朝向手心。

我和伊丽莎白聊了一会儿，她来自波士顿，父亲是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近两年她在美邦公司做分析师，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了她的黑眼圈。伊丽莎白想朝商业方向发展。

“我本来想读MBA，之所以上法学院完全是我爸爸的意愿，我总有一天还是会去投行工作的——我想致力于结构性融资——但是爸爸坚持让我走这条路。”接着伊丽莎白详细分析了选择法学院所增加的机会成本，法学院需要三年，商学院只需两年。多学一年意味着多交一年的学费，而且放弃了一年在外挣大钱的机会。她真是个精明的商人，她应该走商学院的路线，选择积极的投资组合，赚取高额利润。

确信她的演说结束后，我简单地“哦”了一声算是回应，其实我并不真正明白她的意思，我想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如果你说你想挣钱，这里的人就会觉得你有什么毛病，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我们将来的事业积聚能量吗？就业不就是挣钱吗？今天下午，我去参加了亚洲法律学生联合会，听到一个女的高声说我们的职责是用法律改变社会，那些去公司工作的人简直就是没有良心、令人厌恶的魔鬼。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为了生活自食其力错了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女孩我可能认识。”

我们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曼哈顿闪耀的灯光，我们看起来就不像一类人。不过这就是在法学院生活刚开始时的友谊：你被动地被扔到这个集体里，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急切地想掌握这里的游戏规则，找准自己的位子。你想知道谁是可以亲近的，谁是应该避开的，你应该仰慕谁，你又应该嘲笑谁。所以呢，法学院学生在这种强迫的需求下，能很快找到友谊。无须精挑细选，扫视一下房间里其他人的表情，眼睛里流露出害怕神情的人就是我这一路的。我们伸出友谊之手，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不管怎么样，偶遇的朋友有好有坏，有点像安排好的婚姻。欢迎来到玩偶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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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为荣誉而战（1）

“好的教育是1/4的准备加3/4的演练。”

——盖尔·戈德温

第一堂法律课就要开始了，我提前几分钟走到教室，教授还没来，教室里窃窃私语。哦，应该说是流言飞语，我知道这是高等学府！我确信我没有在公众场合做什么丢人的事，所以这些流言肯定不是针对我的。受强烈好奇心的驱使，我快步来到雷切尔和凯蒂的座位边，问她们：“发生什么事了？”

凯蒂兴奋地说：“你听说了朱莉娅·斯宾塞了吗？”

“朱莉娅·斯宾塞？她是谁？”

“就是那个前额卷发的女孩，上次在迎新游轮上喝醉了，记得吗？”雷切尔说，“不过也没关系啦，她已经走了。”

“走了？她退学了吗？我们还没有开始上一节课呢！”

“不不，不是退学，比这要好，她进了耶鲁！”凯蒂尖叫道。

“什么？”

“耶鲁法学院。”凯蒂回答，“她一直在候选名单上，等了几个月，他们终于昨天打电话告诉她有个空缺。她接到电话后四十分钟就收拾好行李离开了。”

“但是……但是……我们一周前才来纽约安顿下来，她马上就去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我问道。

“当然啰，马莎。”雷切尔说，“小傻瓜，我也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大家都在谈论耶鲁，说实在的，一般大家不会放弃去耶鲁的机会。”

雷切尔说得对，耶鲁是精英中的精英。哥伦比亚大学虽说是常春藤盟校，忝列名牌大学，但是名校也是分等级的。根据美国最新世界报道的排名（公认最权威的排名），哥伦比亚法学院位列第四（虽然排名每年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从来都不会有大幅度的变化，特别是那些顶尖的学校，波动从来不会超过两个名次）。耶鲁第一，斯坦福第二，哈佛第三。前十名的其他学校还有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此外，前三十名的法学院在排在一百名内的大学开设，其他七十余所法学院都是“三流”或“四流”大学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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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我能够来这里已经非常开心了。显然有些人不满足于此，在屈指可数的几所顶尖法学院中还乐此不疲地往上争。我呢？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她难道真的愿意当后备生，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最后一个候补上去的？我倒希望朱莉娅·斯宾塞能够悄无声息地进入耶鲁，不要因为她是从候选名单上递补上去的，而在未来三年的学习生活中被迫打上特别的标志。

关于朱莉娅的闲言碎语在教授踏进教室的一瞬间停止了。这是我们正式开始的第一堂课——合同。我认真坐在位子上，准备好纸和笔，期待教授给我们上这门法学基础课。教授中等个子，身体敦实，为数不多的头发梳理整齐，面颊好像因为过多的日晒而黝黑。他西装革履，但他偶尔敞开外衣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衬衣的胸前口袋里有包烟。教授走上讲台后，首先介绍自己叫西德尼·布绕夫，接着打开座位表，上面有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座位登记的名字，方便教授点名。他告诉我们，他的课堂上将讲授法律上的经济交换、普通法精要和美国统一商法典，使我们以此了解合同法怎样使经济稳定有效地发展，并产生最大效益。

布绕夫教授侃侃而谈，告诉我们这门课的讲解思路，当他讲到发生合同纠纷，用违约规则填补空白的重要性时，突然抬起头，看到我们都在拼命地记笔记——要么在笔记本上飞速地写，要么在电脑上疯狂地敲，生怕漏掉了他说的每一个字。

“别记了，诸位！”他大声说，“为什么你们必须不停地记？停止记录，开始吸收。”

接着他抛出一个问题，“现在，有个小提琴商要卖一把小提琴，已经答应500元卖给一位顾客。但在正式的交易完成前，他突然发现这把小提琴是罕见的Stradivarius弦乐器，特指Anto nio Stradiuari或其家族所制的小提琴。，价值超过百万，他不想进行这场交易了，尽管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当潜在的交易前提改变时，合同还能要求履行吗？”

不知道这是个假设还是教授就想听听大家的回答，教室里一阵尴尬的沉默。最后，我的朋友，阿伦，就是那个“终身学生”，举了手。

“好的，伯……伯杰……先生。”看了座位表，找到阿伦的名字后，教授说道。

“哦，我认为小提琴商作为专业人士，出卖前应该知道小提琴的价值，所以他理应承担误判的风险，交易仍要履行。”

“很有趣的观点，伯杰先生，如果不是专业商人，换成我——一个没有多少音乐知识的人在祖母的阁楼上发现了这把小提琴，不知道它的真实价值，就卖了500元。后来知道了价值，我还要信守承诺吗？”

“在那种情况下，也许就不需要了。因为你没有理由知道乐器的真实价值。”

“哈，如果我是个精明的孩子，我应该在卖出前进行估价。”

“哦，对。”阿伦回答。

“如果价格和实际价值之间差别不太大，如果我后来发现祖母的小提琴值5000元而不是一百万，我还应该按500元的价格卖吗？”

“也许在那种情况下……不会这么糟糕吧。”

“你们看，合同中的这些情形在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简单许诺，没有书面记载，当事人没有预想合同会发生的种种情况，没有对合同条款进行进一步地探讨，所以出现了问题没有解决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套规则来填补空白，使合同完整。如果我们没有违约规则，我们就需要请律师，从头开始逐条争论，结果交易成本的增加阻止了交易的发生，我们整个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布绕夫教授。”阿伦说道。

“哦，伯杰先生？”

“我明白规则的重要性，那么这条规则是什么？小提琴商还是应该按他许诺的价格卖小提琴吗？”

“哦，我也不知道！”他笑着说，“这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想有些法院可能会判他履行合同，有些法院可能恰恰相反。我想我应该做些研究，如果我懂得如何使用Westlaw或Lexis这样的电子研究系统就好了，可惜我不会——尽管他们都向我解释过很多次。你们明天的任务是阅读案例书的1到18页、38到82页、89到126页，我相信其中必定阐释了一些规则。”接着，他卷起座位表，夹在手臂下，意味着这堂课结束了。他大步流星地穿过“禁止吸烟”的门牌，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燃，嘘出满意的烟圈，走出了教室。

我原本幼稚地认为，在我的第一堂法律课上，教授应该站在讲台上面，教授我们合同法。结果，不是通常那样。

名牌法学院引以为傲的是教学生“怎样像律师那样思考”，而不是作为律师应该知道哪些法律条文。他们看中的是法学理论教育而不是“条文教育”。不像通常的教育方式：教授站在讲台上告诉大家：“有效合同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款：（1）要约；（2）承诺；（3）标的。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解释，使大家能够理解。”现在的教育方式是我们自?总结这些规则。通过案例教学法，让学生阅读上百条法官意见（“案例”），破译每个案例的精髓，然后试图理解从每个案例中抽象出来的规则怎样拼接在一起，从而构建整个法律体系。就像玩拼图游戏，简单的白板最后搭成复杂、系统的图案。

3

每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指定的案例，试图理解法官的逻辑，分析判决的含义。由于法官的语言远远没有大众化，我们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很困难，特别是一些最重要的判决，尤其费解。当然教授知道案例的意思，我想法官授权教授使用他们的案例时，给教授的是“教师版本”，至少是五英寸厚的案例说明书。他们会把这些说明告诉学生吗？不，决不会。

取而代之的是中世纪的“酷刑”，他们称之为苏格拉底式诘问法。教授不是教你或向你解释，而是直接问学生指定案例的含义，或者说引申意思。苏格拉底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向学生提一系列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使得学生能够逐渐建立推理的逻辑链。我不认为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案例教学法就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所倡导的方法，我可能弄错了，但我无法想象苏格拉底为了达到教学目的可以把学生逼哭。随着时间的流逝，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在今天被扭曲成这样：尊敬的教授向无辜的学生不断发问，在大课堂上当着同龄人的面，不依不饶地追问直到学生发抖，那些幸免于难的同学心里忍不住狂喜（还好今天有替罪羊了）。学校方面认为，苏格拉底式训练法的精髓在于，通过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引发学生更深入地思考。实际上，相煎何太急！

通常模式是教授提问，你来回答。教授问：“这是什么意思？你的回答怎样与这种情况保持一致？”然后你绞尽脑汁，总算找到了答案。他接着问：“好，假设我们把案例的事实反过来，你怎么回答？”这种追问无穷尽，直到把你逼到死角，你无言以对，证明你是个白痴为止。所以一旦点到你的名，你最好早点表现出白痴，因为99.9%的概率会最终把你逼问成白痴。经验表明，最好让这种过程简短而愉快。

为荣誉而战（2）

谢天谢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在许多大学法学院，还不能说是绝大部分，开始走下坡路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常春藤盟校渐渐弃置不用了。这些天，大部分教授看起来都和蔼了许多，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方式：每周“点”一组人（提前告诉你，你好去准备该死的阅读）。点人按字母顺序（这样大家又有了预期），或者全凭自愿。

但每个法学院都至少有一位坚持用苏格拉底教学法折磨学生的施虐狂，我们法学院也不乏这样的顽固分子。为什么他坚持这么做？难道他内心深处认为把学生折磨得汗流浃背是他的职责，以此来重塑人格吗？难道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学生经受苏格拉底的训练，留下美好回忆，不想让它失传吗？他到底怎么想？没人知道，也没人问。每个人都忙于避免和他眼光对视，以免下一个被他点到。

折磨我的施虐狂是民事诉讼法教授维克·施德，他身材高大，是完美的运动员体型，每天骑着老式的自行车上法学院，只是头发已经荡然无存。他高亢的嗓音和唐突的行为让学生坐着都发抖。他在学校是出了名的让人恐惧，不是他课堂的学生都敬他三分。我想大家（可能还包括其他教授）都很怕他突然在大厅里停下来，逮住某人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嗨，你，棕色头发，戴眼镜的，双下巴！复述第12条第2款第6项，给出简洁、完整的解释！现在！”谁也没法逃出他的魔掌。

课程开始两周后，我遇到了施德教授的点名。当时是星期三早上八点半，我正坐在位子上，对着前面的布赖恩·彼得斯发呆，他实在是个神秘人物。布赖恩每天至少提前十分钟来到教室，这样他有充足的时间让大家传阅他一尺厚的分页、交叉索引笔记，他自己则打开案例书，翻到指定阅读的位置（上面有六种颜色的荧光笔极有条理地标明了重点），他的课堂大纲也写得极为认真，还在写附加的《法律评论》上的文章。布赖恩很安静，甚至有些腼腆——从不多说一句话，只是骄傲地展示他的多彩笔记，让大家知道他是多么超前。

“今天。”施德教授开始了，“我们要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联邦法院管辖权的宪法限制，我相信你们都已经读完了指定的材料。现在，我想跟金小姐交流一下。”

他遇到一阵沉默，因为我的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不敢相信他点到我了。

“金小姐？金小姐能站起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吗？”他有些不耐烦了，扫视座位表。

“哦，可以，可以，我在这。”我结结巴巴地说，吃惊地意识到我就是他要找的人呢。赶紧站起来，马莎，呆瓜。

4

“金小姐，你能告诉我们国际鞋厂诉华盛顿一案的事实吗？”

保持冷静，你读过这个案例，你可能不太懂它的意思，但你至少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开口吧，说些有智慧的东西吧。“好的。”我答道，我能感觉到脑后同学们射过来的目光。

“哦……？是什么呢？”他要求，光亮的额头在日光灯下闪闪发光。

教室里发出几声轻微的嬉笑声。

该死，该死，该死，该死。“哦，国际鞋厂制造和销售鞋？这家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在密苏里州运营？但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易？”你为什么把每句话都变成疑问句？你又没有受到威胁！

我重新开始。“这家公司在华盛顿有十二个雇员，他们主要从事展示商品——鞋和接受订单的工作。公司在华盛顿没有办公室，不牵扯到任何实际合同。华盛顿州试图起诉公司因为它没有缴纳失业税，这个官司在华盛顿州法院起诉。”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在不违反美国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的情况下，国际鞋厂能否在州法院被起诉。”

“法院规则是什么？”

“最高法院认为可以被起诉。”

“你能解释法院的推理吗？”

胡扯。不，我真的不会解释，因为我真的不懂嘛。怎么办，怎么办？我必须说些什么。哦，我知道啦！我在案例书上标了重点呀，虽然是些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精明的计划！“哦，法院认为：‘正当程序只适用于被告是个人的情况下，即使它不在管辖范围内，只要它所经营的合同标的物和当地有最低限度的联系，那么在州法院被起诉就不违反传统意义上的公平和实质正义。’”

“嗯，但是那是什么意思呢？金小姐？”他嚎叫着。

天！完美计划泡汤。“我认为如果一个公司在一个州有足够的经营业务，那么它就可以在那儿被起诉。问题的关键是判断公司的合同是否和州有最低限度的联系，以此来判断在这个州被起诉是否公平。”

“很好，你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意见有什么看法？”

我对案件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这个案件被冠以国际鞋厂的称号非常不公平。这有点歧视的味道，这又不是什么法国手工凉鞋或意大利真皮凉鞋，仅仅是低廉的便鞋，它的销售人员通常展示一双中的一只。我认为这个案例的标题太误导人了，这家公司在鞋的国际市场营销方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

但是我很清楚，我如果这样回答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苏格拉底教学法不是要你说出真实想法，否则就惨了，还是明哲保身吧。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耸耸肩膀，“最低限度合同联系规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律先例，我认为判决分析正确，逻辑严密。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有交易，你就应该在那个地方对你的行为负责，这是合情合理的。”我舒了一口气。

他戏剧般地停下了，其实好戏还在后头呢。“你确定吗？金小姐。”

“是吧？”我勉强地说，语气很不确定，准备迎接当头一棒。

“像你说的那样，假设我住在纽约，偶然去波卡瑞顿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度假，又偶然在那儿买了一双凉鞋。一年之后我在佛罗里达就可能因为一些完全无关的事被起诉，仅仅是因为我度假时想在佛罗里达新鲜温暖的空气中晾晾脚指头？

他是在有意作弄我？“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因为一时冲动在波卡瑞顿一家鞋店买了双凉鞋，我住在阿尔伯克基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市。的表哥塞缪尔——从未到过密西西比东部，因为我过去八年都没有给过他电话引起他的痛苦，就有资格在佛罗里达法院起诉我吗？这就是你所认为的吗？这就是从你刚才说的话中逻辑推理的结果。”

教室远处传来几声嗤嗤的笑声。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嘲弄我了。我强忍住眼泪，结结巴巴地说，“不，我没有那样认为！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完全的沉默，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上帝啊，请赶紧结束吧，好吗？

我不知道当时他是同情我，还是自己想放弃，这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他终于不再关注我了。“有没有其他人想回答这个问题，请举手？”施德教授向教室问道。

他刚说完这句话不到三微秒，一个男生的手已经高高举起。他的手指又长又肥，像是香肠硬接到胳膊上，深色的头发倔犟地竖立着，笔挺的衬衣显然是第一次穿，他就是托德·塞瓦斯蒂安，旗手。

为荣誉而战（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法学院、每个教室都会有这样的人。不管是在大名鼎鼎的耶鲁还是在不起眼的小镇法学院，你只要走进任何一间教室，等待五分钟，保准能看到标兵们——正慷慨激昂地回答教授的每一个问题，他们不可能不举手，哪怕是一句反问。课程开始后十分钟，每个人都对旗手恶心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挑战。”托德说，“回答刚才金小姐没能答上的问题。”

我真不敢相信这个马屁精竟然说出这种蠢话！

“虽然我同意最高法院的最后决定。”他说，“但是我认为它的推理过程有些学究气。我不认为法院允许你表哥在佛罗里达起诉你是明智的行为。你要知道，国际鞋厂的案例已经证实这种案件不可能在佛罗里达发生，因为你和这个州没有持续的、系统的联系以引发州法院的普遍管辖，否则就是违背了传统的公平、正义观念。”

为什么我刚才没有想到这些？我能感觉到周围同学的暗自窃笑。我知道怀特默正坐在我后面两排的位置上自鸣得意地笑呢，他肯定认为我今天的失败是因为我低劣的学术背景所致。

5

不是每个人都为旗手的成功欢呼——他们都和我一样鄙视他。亲眼见证其他同学在苏格拉底教育法下惨遭失败就像是观看火车残骸——虽然有些痛心，但是很快就能释怀。能看到其他人受鄙视，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这样的机会同时伴随着恐惧，多少还有些尴尬。每当接替者有出色表现时，教室里的情绪总是既兴奋又气愤，兴奋的是居然有人可以打败教授，真是解恨；气愤的是出风头的这个人为什么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当我羞愧难当地坐在位子上时，托德还在继续。“如果说仅仅因为你在当地买了一双心爱的凉鞋这样细枝末节的小事就把你归入它管辖的范围，那么这就是特殊管辖。法院推理的关键点就是区分一般管辖和特殊管辖。”

铃声和这位旗手的最后一个字完美契合，施虐狂教授“啪”的一声合上了他的案例书，意味着今天的课程结束了。

我收拾好东西刚走到教室外大厅，雷切尔就跑过来找我，“马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你今天真的很棒，很棒！好得很呢！”

“我似乎连话都不会说了。”

“不，不是那样的！你知道案情，你知道法院的判决，而且你还解释得很好呢。”

“哦，得了吧，到最后我甚至连两个完整的单词都串不起来。”

“事情就是这样子的，马莎。我的意思是虽然才过几周，很明显不管你知道多少，读案例多少遍，自认为掌握得多好，教授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他成功地让你像个白痴。尤其是施德教授——他像个精力旺盛的兔子，其实是个小气鬼。”

“哦，托德竟然说：‘我能够解释一切金小姐所不能的！金小姐不懂啥啥和啥啥之间的关键区别。’我真不敢相信他！”

“马莎，我们都讨厌他，我敢打赌他妈妈都讨厌他，你注意到没有，甚至施德教授都开始讨厌他了？我是说，我们开课还不到两周，施德教授都不点他的名了，托德是自己举手发言的。”

她说得对，但这还是不能治愈我的伤痛。回家后，我洗了一个长长的热水澡，洗去他对我的玷污，然后开始密谋我的复仇计划。

乔回家后，我对他坦白交代了。

“亲爱的，我必须跟你说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会如何反应，我还是想一吐为快。我正在想象成为一个女杀人犯。”

“真的？你要谋杀谁？是你经常说的可恶的教授吗？”

“不，托德·塞瓦斯蒂安——旗手，他让我在今天的民事诉讼课上好像只有两英尺高，我简直无地自容了。而且他还……还……很会献媚。我敢打赌他吃小孩的面糊，因为他身上有一股面糊味道。”

“杀人未免有些极端，你认为呢？”

“极端？你应该看看他今天在课堂上的表现！我都已经跌到施德教授的脚底了，托德像只秃鹰一样朝我俯冲下来，他等着吃我的肉呢。”

“如果你杀了他，你可能会坐牢的，这样你的法学院生活就终止了。”

“我应该能找到一些理由为我开脱，你认为呢？正当防卫？精神失常？自我防御？”

“我不可能知道，马莎——你是这儿的法律学生呢。”乔说，他突然冲我转着眼珠说，“请答应我，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把激愤杀人的念头搁一搁，好吗？”

“好吧，不过我想，我可以放桶面糊在托德的桌子上，留张匿名纸条，写着‘吃了去死’?”

“最好不要这样，亲爱的。”

“该死，真是该死。”

我并没于杀死旗手，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他的邪恶本质。因为我发现旗手并不仅仅是喜欢他自己的声音，也不仅仅是想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旗手一开始就抢占有利位置，让其他人望而生畏。他试图让自己看起来聪明、自信，更为重要的是，他想要其他每个人都感觉是傻瓜。后者远比前者重要。旗手就是为施虐狂教授而生，他举手回答问题不仅仅是填补空白，而是充分显示了另一个学生的无能。这就是法学院的“圣杯”：在显示一个人超群学识的同时，伴随的是他人的自我怀疑和漠视。

这就是法学院的竞争实质：特别是在第一学期，大家为了得到好的分数或班级排名，在没有客观标准可以衡量学业的情况下，课堂表现就非常重要。每个法律学生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为了防止其他同学完成作业，把图书馆里有用的资料藏起来自己偷偷用，或者把关键部分撕下来。当大家讨论法学院“残酷无情的竞争”时，这些经典故事就会被重新拾起。

我所见证的竞争，特别是第一学期，更接近于核心。我不仅仅对我完成作业的能力感到困惑，我的头脑困惑，我的灵魂也困惑。我怀疑我的智力、我的能力和我的价值。我潜意识里好像被托德、布赖恩、怀特默施了催眠术。还有其他很多人也是这样，只有让别人觉得低劣时才能感受到自己的才能。

这真是一群神经病，的确。但是你知道吗？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完全灵验。

1

第三章 像律师一样思考（1）

“意识到自己无知是一大进步。”

——本杰明·迪斯雷利

施虐狂教授把我折磨得伤痕累累，我的伤口还没愈合，还在疼痛，可能已经感染了！我自怨自艾，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是个十足的笨蛋。我应付眼前的事情已经力不从心了。为了上法学院，我背井离乡；为了交高昂的学费，我四处举债，我所能做的就是看起来像个法律学生。因为我并不觉得我是个法律学生，我并不觉得我在学法律。虽然我很勤奋地学习，但我还是不能驾轻就熟。虽然我能机械地理解什么是管辖权、疏忽大意犯罪、询价，但我知道其他同学轻而易举就能掌握这些内容，而且他们理解得远远比我深刻、灵活，我每天只是这样浑浑噩噩地能过且过。

我艰难地摸索着，终于有一天找到了症结所在。九月下旬的一天，我和雷切尔正在一起吃午饭，我突然发现她鼓胀的帆布袋里露出的书都是我不熟悉的面孔，这些书比教科书大得多，我看到一本平装书脊上写着：吉尔伯特法律概要。出于好奇，我凑近看看，旁边一本是合同之旅，还有民事诉讼法——法律精要，民事诉讼法——案例和释义。

“雷切尔，难怪你的书包总是爆满！这都是什么书啊？”我问她，“没有一本是我们书目上的啊。”

“概要？案例书？”她不敢相信地回答，仿佛三岁小孩都知道。

我充满疑惑地望着她。

“你不要告诉我你一点学习辅导资料都没有吧？”她问道。

“是啊，没有，我只买了指定书。”

“马莎，你应该赶紧去书店看看，小傻瓜！去找你的答案钥匙吧，它至少能帮助你理解案例书上那些难懂的东西，像是在法学院攀岩！”

我的眼睛立刻睁大了，“这些书能帮我弄懂那些该死的知识？会让我明白？”

我还没来得及等她回答，就已经带上信用卡飞一般的冲出去了。我花了一个小时、三百多美元，买了下列辅导书：概要书（也就是脉络——完整的课程回顾，详细介绍每个案例如何适用），进阶书（基本规则、原则、法律适用的学理解释），总括书（对每个法律问题进行总括，并对案件中的琐碎细节进行详尽分析），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法律重述、法律时评，这些书至少为我打开了法律之窗。我把这些书统统放进购物篮中，感觉获得新生了。

有了这些新发掘的学习助手后，我决定制订学习计划。为了不再受教授的刁难和侮辱，我一头扎进书海里，严格实行疯狂的学习计划。

刚开始上课的几周，我仅仅做了指定阅读，就以为可以理解和消化案例了，我满心欢喜地期待奇迹发生，但是显然没有见效。在和雷切尔交流之后，我明白了不仅要阅读指定案例——显然我需要读指定案例，我还需要读进阶书上对重要案例的讨论，阅读概要书上指定案例怎样和先前案例保持一致，以此构成一个完整法律体系的说明。还要阅读总括书上对指定案例的大体解释，以及它们与当前话题的关联性，阅读一些对指定案例的评论和前瞻性解释。我的阅读量比以前增加了五倍，我觉醒的时刻即将到来！

这种现象不光是我，也不光是哥伦比亚法律学生所独有的。一天下午，我在离公寓不远的苹果树超市购物。在货架走道上，我与戴维不期而遇。他买了一堆杂货，有饮料、猫砂、洗手皂等。

“嗨，戴维，买东西呢？”我明知故问。

“是啊，雷切尔喝完了最后一袋咖啡。”

“你在福德姆学习怎么样？适应了吗？”

“我对学习已经恶心了。”戴维说道，“瞧瞧我的背包——我才走了三个街区，背包已经胀得不行了。这些该死的书得有一吨重。”

“你干嘛去啦？”

“我刚从校园书店出来，买了吉尔伯特的合同论、侵权概要，还有一些民事诉讼法的图解——你知道的。我本来用雷切尔的书，但她现在不愿意和我共用了。真是好笑，我要是一直用她的书，我可以节省几百美元呢，这些辅导资料真是死贵。”

“这些资料你也一直在用啊？”我想确认一下。

“当然啦，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本来想轻松地生活，但是读这些狗屁使我的学习时间比以前延长了十倍。”

“哦，我很高兴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我说，随手拿起货架上的一袋猫砂和一盒纸巾。“我们该回到案例书中去了。”

问题是，虽然我读了案例以及对案例的种种解释，虽然我感觉自己至少对它们有了基本了解，然而，这种了解仅能保证一旦施德教授点到我名时，我能马上有所反应。为了保证足够的安全，我每节课都准备大量的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的精要摘录下来、记忆下来。当教授点到我，当着同学们的面，要求我阐述案件事实、推理过程时，我就可以有条不紊地一一道来。

以往经验告诉我们，法学院第一年的学习就是学会怎么精要概括每个案例。一个典?案例的精要能全部写在一页纸上，包括如下内容：案件事实、背景历程、法院判决、法官推理。

从理论上看简单得不得了——一页纸就能全部搞定！实际上远非如此。特别是当你一节课要读三或四个案例，而你每天有几节课时，你根本就力不从心。从十五页纸长的判决书中去粗取精，以决定哪些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你对辅导资料了如指掌也是一样。别忘了，很多时候，仅仅是把案例中的核心问题挑出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法院认为被告违约还是怀疑合同是否存在过？这个案件不是个真案件是因为争议不存在，还是因为原告缺席？法院认为被告没有疏忽还是原告应该承担损害风险？

一开始，我阅读一个案例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虽然它只有四页纸长。每三分钟，我就会被观点中的一个生词拦住，我不得不求教于布朗法律词典；每四分钟，我就必须停下来，回过头去读我刚才读过的段落，因为，虽然我的眼睛在向前扫视，但我的脑子什么都没有吸收，集中注意力是一项很难掌握的自控能力。

我坐在桌前，打开案例书，戴上眼镜，拧开台灯，准备开始集中精力有意义、有成效地学习。“我们考虑的是，债权人是否获得了足够的利益，或者说对债权人的剥夺是否合理……”我还没有读完第一句话，潜意识就好像被人劫持了，我的大脑不知道该怎样集中精力，我的思绪开始漫无边际。老天，我的咽喉怎么这么痛？喉咙右边的腺体好像肿起来了，是不是得了德国麻疹？等等，我还没有打麻疹疫苗？哦，我的上帝，我敢打赌肯定是阿米巴痢疾。不——甲状腺肿！就是它！慢慢地、一天天，我的腺体越肿越大，直到凸起得像个熟透的菠萝。也许到时我应该戴条丝巾把它挡住？我都不知道怎么系丝巾，为什么我没有出生在法国？法国女人天生会系丝巾，但我敢打赌她们从来没有得过甲状腺肿。

“学得怎么样了，亲爱的？”乔走到桌边问了一句。

“学习？我想我生病了。我还怎么学习？”

“什么？”

“甲状腺肿要命吗？”

“马莎，我确信，你百分之百甲状腺肿免疫，赶紧学习吧。”

对，是要学习。“我们考虑的是，债权人是否获得了足够的利益，或者说对债权人的剥夺是否合理……”现在距上次拔眉毛有多长时间了？我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会，拔下眉毛？我想我大脚趾上也可能长了毛发需要拔一下。也许我应该预约一下，什么时候去用蜡拔毛？我是说我的眉毛，不是我的脚趾。他们会给脚趾上蜡拔毛吗？就算有，肯定会非常疼。

“马莎！我就知道你没在学习。”乔在卧室里大喊，“学习！”

学习，对对。“我们考虑的是，债权人是否获得了足够的利益，或者说对债权人的剥夺是否合理……”什么东西卡到我牙齿上了？不是爆米花——我刚才没吃爆米花。我晚上吃的是凯泽沙拉。难道是油炸面包丁卡在那儿了？一小块鳀鱼肉？啊，我多爱鳀鱼，把鳀鱼放在任何食物里我都爱吃。但是乔可能会绝食，他讨厌鳀鱼，他肯定是受到了严格的训练，能对鳀鱼点滴不碰！他从小在威斯康星镇长大，他妈妈只会做清淡的炖锅菜，像什么“玉米面条”、“鲑鱼面条”，她用过的最刺激调料是番茄酱。所以乔体会不到盐水中吃浮游生物鱼的美味。

“马莎，你到底在干嘛？”乔再一次喊叫。

“我实在是不能专心。”我抱怨道，“我们橱柜里还有鳀鱼吗？”

像律师一样思考（2）

当我开始艰难地执行学习计划后，我发现它终于奏效了！在民事诉讼法课上令人沮丧的表现过后不久，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能在侵权法课上试探性地举手回答问题了。不像施德教授，我的侵权法教授和蔼可亲，课堂上有一种轻松活跃的气氛，而且他总是让学生们自愿举手回答问题。当我发现我能自愿举手时，仿佛我的手已经脱离了我的身体。当我意识到我的手慢慢举向空中时，我很惊奇是什么力量让我着魔，我竟然能干出这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蠢事？当我想到时，已经太晚了。教授已经看到我举手了，毫不客气地点了我名。

我们当时正在讨论有关产品责任的话题——在哪些情形下，制造者要对危险产品承担责任？

2

“如果说手枪不小心就会走火，那么制造者要承担责任吗？”教授假设道。

“当然。”前排的一位热心男生说。

“哦，如果说牛奶农场生产的黄油导致高胆固醇和心脏病，那么牛奶场主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呢？”

这时，我举手了。教授注意到了，他看了看座位表，确认了我的名字后，叫我了。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回答。

“为什么不呢，金小姐？黄油很危险，不是吗？”

“我想是的。”

“那么和枪有什么区别呢？”

“哦，人们买黄油是明知它对身体有害，但是还会去买，所以他们是自找的。我想人们买枪的话，知道枪在什么情形下是危险的，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枪会偶尔走火——这是他们当初购买时没有料到的。”

我答完后，等待我的不是猛烈抨击，而是我迄今收到的最轻松、愉快的回应。“啊哈！”他说，“这么说黄油购买者虽然购买的是有潜在危险的商品，但这种危险他们是事先知道的，他们愿意接受这种危险，所以呢，他们应当承担吃黄油的风险！非常好，金小姐。对于一个自愿的人，伤害不存在。”

我紧紧抓住非常好，金小姐这几个词，像只瘦弱的松鼠拿着它唯一的橡子准备度过漫长、压抑的冬天。虽然，他没有说“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金小姐”，“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金小姐”，“我的课上肯定给你A，金小姐”，但我没有任何抱怨，一位教授对我说了赞扬的话，“非常好”这三个字足以让我飘飘欲仙了。

侵权课除了极大地提升了我的自信心以外，还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随着课程的继续，我的思想盘旋上升，我简直成了偏执狂。侵权法主要研究人们之间的“民事过错”——主要是一些疏忽、愚蠢但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你需要分析遭受损失的一方是否应该获得金钱赔偿。民事侵害的案例有阑尾切除手术时手术器械不小心遗留在病人体内的，也有因为可口可乐瓶意外爆炸导致肢体严重伤残的，总之五花八门。

研习这些伤害案件让我懂得了很多东西，它使我意识到，危险潜伏在每个角落。一旦学习了侵权法，你看待生活的眼光绝对与以前不同了。我最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我们学习20世纪20年代一个著名案例——帕斯卡夫诉长岛铁路公司案时。在这个案件中，一位叫海伦·帕斯卡夫的妇人（我想象的是一个善良的老妇人，浅蓝色头发，戴着有繁复设计图案的丝巾，穿着翻领大衣）买了一张去若克尔维海滩的火车票（我可以想象到了那里，她马上换上旧式的海滩装，包括有褶皱饰边的灯笼裤、保护发型的泳帽，和她的孙子们在海滩上尽情嬉戏）可怜的、毫无戒心的、无辜的帕斯卡夫太太正在站台上等她的火车，期待着她的海滨之旅，这时，灾难突然降临。

突然，一个男人跑出来，慌慌张张地赶火车，他的火车已经在轨道上开动了。事实证明，他真是个极其愚蠢的男人。他不仅仅蠢在试图跳上已经开动的火车，更要命的是，他还拿着一大箱烟花。他跳了一下就滑下来了，这时两个列车员帮着把他拉了进去。在拉他的过程中过程中，一盒烟花掉到了铁轨上，火车驶过的时候发生了爆炸。爆炸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数英尺远的另一条站台”也发生了坍塌，这场灾难袭击了可怜的帕斯卡夫太太的头部，她受到了严重损伤。

帕斯卡夫太太是不幸的，但她不是个笨蛋，她选择对铁路方而不是烟花持有人提起伤害诉讼。法院所面临的争议是帕斯卡夫太太的伤害是否属于“合理预见”的范围？铁路方是否因为其雇员的过失——帮助烟花持有人上火车——而承担责任？

最终，法院决定铁路方不承担责任。因为谁能够料想到，在站台的一头帮某个人上车会导致帕斯卡夫太太头部受伤（顺便说一下，多大范围的受伤应当承担责任，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经过连续几周这样的案例学习，我脑子中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虽然这些倒霉事情的发生令人捉摸不定，但我还是总结出来了规律——“反常现象大约每18.9年发生一次，多半发生在那些行为古怪的人身上”。我现在变得有点神经质了，每当我在地铁站台上等车时，会紧张兮兮地观察站台另一端的等待人群——有没有人拿着形状可疑的包包，会万一脱落、爆炸、袭击我的头？

从学校公寓出来，走了几个街区，我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要是鸽子飞到窗外的挂式空调上，拍打空调，空调承受不住，正好朝我这个方向跌下来怎么办？要是万一空调真朝我砸了下来，我慌不择路，不小心撞伤老妇人出来散步带的约克夏狗身上怎么办呀？要是我跑得太快，从小狗身上踩踏过去怎么办呀？会发生什么后果呢？我应当承担踩踏小狗的责任吗？或者责任应当归到纽约市政，如果早把这些鸽子毒死了，不是从一开始就杜绝悲剧了吗？

是的，这就是侵权法的思维，显然不是多好的视野。

尽管我精神上失衡，但我一直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遵守如下法学院规则的重要性：绝不要跟任何人讲你学习多么努力。目标是表面上最小程度地学习，实际上最大限度地付出。要让学习看起来非常轻松、惬意，就像一切自然属于你一样。

然而，我还是准备打破这条戒律，向雷切尔、凯蒂和伊丽莎白吐露我的心声：我自从上法学院起就神经衰弱。每周四晚上是我们四个的玛格丽塔

由墨西哥龙舌兰酒、酸橙或柠檬汁以及橙味酒混合调制而成的玛格丽塔酒。

会议。我们通常选在百老汇上一家灯光幽暗的墨西哥餐厅，酒吧的吊顶装饰得十分考究，这里的酒别具风味，还不贵呢。我们四个整个学期的周四晚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酒和法学院的闲琐之事。我从雷切尔口中得知，据说旗手以前是个童星呢，他小时候在阿尔夫屋以及一些类似的节目中出现过；从凯蒂口中得知，据传怀特默和A组的一个女生睡过；从伊丽莎白口中得知（她和那个女生在宾州是同学），怀特默的情人已经承认她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候选人中递选的。我们一致认为早上八点半的民事诉讼课，对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女孩子都是一种折磨。

“你们过得怎么样？我想我正在迷失。”我坦言，透过玛格丽塔玻璃，我望着外面的霜冻，心不在焉地说，“我觉得自己要被击垮了，我承受太多了，你们明白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在这些新朋友而不是乔面前大声说出这种话，承认自己的失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冻僵了，什么都干不了，因为我甚至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为什么别人看起来都那么轻松呢？”

“没有人轻松。”伊丽莎白答道，擦了擦眼镜上的雾气。

当我们都点了冰冻玛格丽塔时，伊丽莎白坚持要把它带走。为什么呀？在这儿饮酒是多么畅快的一件事啊，没有人会赶我们走，我经常弄不懂伊丽莎白。

“你们自便吧。”她继续说道，“我必须严格执行我的时间表，每天晚上一个半小时学习准备第二天的课程，然后是四个小时准备下一周的课程。就这样，没有一分钟多余的时间。”

“我明白你的意思，马莎。”凯蒂说，“不仅仅是学习，你知道吗？是一种……是……无处不在的竞争气氛！他使我成了十足的偏执狂，我没有办法不和周围的每一个人比较。”

“是的！”我大喊，我很高兴不是我一个人在和自己的缺点较量。

“我告诉你吧——住法学院宿舍一点帮助都没有。”凯蒂补充道，“我敢说，和室友之间就是一场巨大的、古怪的竞争——谁是最努力的？我们都默默地注意对方，看别人学习如何。如果你晚上第一个关灯睡觉的话，似乎你已经承认被打败了。”

我耸耸肩膀。大部分法律学生都住得很近，以至于他们完全失去了理智，这样没有任何好处，我至少还有乔冲抵我的神经质。

3

“我这里也一样糟糕，”雷切尔说，“我的意思是，戴维和我每天晚上在床上详细研究美国统一商法的每个细节，这太发狂了，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我不确信我们是在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还是在相互超越。不管怎么说，法学院对我的爱情生活没有任何好处。”

我想起了昨天晚上，乔和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同时睡觉。我每天晚上习惯性地学得很晚，乔通常十点半或十一点睡觉，因为他干的临时工作要求每天早上八点半必须到办公室。但是昨天晚上我提早结束了学习，所以我们的睡觉时间趋于一致。当乔在我身上微妙地摩挲时，我努力使自己想点别的，不要再纠缠于双方合同和单方合同的区别。注意力集中，马莎，别再想法律了！性感起来！听到没！但是我做不到，我的脑袋全被学校里那些无聊的东西塞满了。当我不情愿地拒绝乔时，我肯定不小心咕哝出了什么法律单词，因为当我意识到时，乔已经在卷被子睡觉了，他愤慨地说：“也许你应该和你的合同法教授睡觉——你们肯定有很多兴奋的枕边谈话。”这就是一对新婚夫妇的性生活。

突然，服务生端来一大盘薯片和沙拉，放在我们的小桌子上，差点撞翻我的酒。

“乔什上周末从L.A过来看我了，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凯蒂说，她脸颊明显一阵红，看来她真的很难过，“他想出去参加派对，我想待在家里学习。他想谈论运动，我想谈论法学院。我们谈论O.J.审判时，他偷偷地看运动中心。周一我把他拉到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课堂上，让他体会一下施德教授。他走之前我们大吵了一架——太糟糕了。他说我变了，他说这句话的方式真可怕。他走之前我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做爱。也许这样还好些，我是有些发疯。他不明白我的处境。”

犹豫了一会儿，伊丽莎白说：“你们怎么样？别再犯傻了，行吗？你们都需要放松一点，我也是学习负担过重，我们可以换一种视角。”

“哦，是吗？你能幸免吗？”雷切尔出击。

伊丽莎白无语。

“老天，我们真可怜。”我抱怨，“我们再来一瓶龙舌兰，怎么样？扮成性感小猫，不要再做法律学生。”

像律师一样思考（3）

第二天，我回想凯蒂的男朋友乔什对她说的话。他是对的：有时候法学院对我们的改变很微妙，有时候对我们的改变很深刻。开始时从小处入手，像写案例摘要成为我的自然反应。事实上，我对法学院图书馆的熟悉程度就像对自己的手背。当我在合同法课堂上被教授点名时，我似乎有些卖弄。当我在侵权法课堂上偶尔自愿回答问题时，我认识到举手并没有引起大灾难。我好像已经陷入了法言法语中，我没法不使用它。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和以前是不一样了。虽然我不情愿承认，但事实证明，我学到的东西着实令我兴奋。法律其实有点意思，有时甚至令人着迷呢——虽然很难理解。

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已经完全进入了法律术语的新天地——我连续几个月以来每天读、听、说的东西。我已经习惯用这些古怪的新词汇，我一点都不觉得惊奇了。偶尔，周二的下午我会去法学院隔壁的汉密尔顿·德利的柜台找点吃的，我不会说“我想来点肉丸和一杯可乐”。我发现我在反刍法言法语“出于善良和价值考虑，菜单提供了充分的选择，我愿意购买，德利愿意卖给我三明治、五个全熟肉丸、六盎司的番茄酱、意大利干酪（德利刚获得许可证），这些食品被做成了新鲜的三明治卷，在最低230华氏度下加热，然后用不粘的锡纸包装，加上24盎司的碳酸可口可乐，统统放在密封箱中，可以供外卖消费。”

从更基本的层面上说，法学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说话的方式——虽然我不时会冒出几个拉丁单词，也不仅仅是教会我准物权的司法性、合同的法律约束力，而是教我彻底改变了思维方式。

在前几天的合同法课上，作为表扬学生的一种方式，布绕夫教授这样评论：“是的！你没看到吗？你正变得堕落、乖戾，因为你掌握了我的精髓！”虽说这是句玩笑话，但也确实有几分真实。我们正变得愤世嫉俗、惯于怀疑，对一切都再三猜忌，对每句话都要剥离表层，看看有没有漏洞或隐藏陷阱。对每个词分析到底，不相信别人，变成别人都讨厌的人。的确，我们正学习像律师一样思考。

4

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早早地从图书馆回来了，我在立体音响旁找鲍勃·马利的一张击打唱片，发现桌子上有瓶鲜花，然后看到乔笑逐颜开的脸。

“我找到工作了！”他大声宣布。

“我知道你会找到的——恭喜你！”之前乔干了几个月的临时工，那份工作不仅让他身心俱疲，也让我们的经济颇为吃紧，“真正的雇员了！我真为你骄傲！”我高呼，跳起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噢，哪里，贝蒂。”他说，我跳得太用力了，差点把我们俩撞翻。“虽然比大部分临时工作多不了多少钱，但这是一次伟大的职业变迁。会有好处的，嘿，不用再乘公交上下班了。”

“你的具体头衔是什么？”我问。

“发展伙伴。”

“发展伙伴，听起来真专业！乔，真是太棒了。赶紧换衣服——我们应该出去庆祝一下。”

乔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找到了一份融资的工作，离我们的公寓只有两个街区。虽然收入不算太高，但是个好工作，一个正走向职业发展道路的工作。庆祝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正准备出门。

一个小时后，我们还在A大街上闲逛，我想去别致东村餐厅，这样的餐厅对于我们两个从中西部过来的穷鬼来说，平时是想都不敢想的。十五分钟后，我终于找到了——外面没有显著招牌，只有一个大写字母A挂在前门。女老板从头到脚都是黑色，领着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到达后面的一条沙发桌前。座位用帷幔与其他位子隔开了，虽然只隔了大约三英寸。

既然是为乔庆祝，理所当然先看菜单，点些平时难得享受的美味，像山羊奶酪、香槟、沙拉、酸酱之类的。可是我在干什么呢？我从钱包里找出刚才保存大衣时服务员给的小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不由自主地审视小票背后的铅字。字体如此之小，以至于裸眼几乎看不见。它这样写：“餐厅对客人超过两百美元个人财物的损失不承担责任，除非有书面收据能证明它的价值；餐厅对客人超过三百美元的损失不承担责任，除非有过失或疏忽。”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很有兴趣知道。“我不喜欢这种腔调。”我断然地对乔说，他正忙着看酒水单。

“什么？”他说，还沉浸在有皮诺、赤霞珠的长长酒水单中。

“他们把丢失我们大衣的责任限制在二百美元和三百美元以内，我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也没关系——大衣是无价的！”我声音提高了很多。

这时旁边座位的人朝我们方向窥视。

这件大衣在我看来就是无价之宝：它是家族祖传物，是用深棕色的皮制成，缝制得恰到好处，穿起来嘻哈帅气又有点怀旧的味道。我是读大学时从乔的衣橱里偷来的，然后向他宣布这是属于我的了。我记得乔当时告诉我，他哥哥很久以前打猎时打到一只鹿，家里人把鹿肉吃了以后，把鹿皮制成了这件大衣。他哥哥打猎得来的鹿皮做成大衣跟我没关系——我不关心打猎——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件大衣。我心安理得地穿着这件大衣，觉得自己酷极了，这可是我当时男朋友哥哥打死的鹿皮做成的。乔的家族和大部分土著美国人一样，绝不浪费猎物，这不是很引以为豪吗？

上法学院之前，我一直幻想哪天穿着这件大衣能遇到乔的哥哥。“哦，我记得这件大衣！”他开始如数家珍，把故事又讲一遍。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知道乔不仅有一位坚韧、爱他的妈妈，会做很多炖菜，用很多番茄酱；还有一位在威斯康星小镇上担任狩猎监察助理的爸爸，他工作的一部分是记录汽车撞死鹿的数目，然后让人把动物尸体拖到镇上集中处理。我信奉的犹太教教规规定，不能吃汽车撞死的鹿肉，在乔家也不行，但是可以使用合法得来的鹿皮，因为鹿皮有很多用处，其中之一就是制作大衣。这些鹿皮说不定哪天会穿在毫无戒心的姑娘身上。

我跟乔说这件大衣是不可替代的，我并没有说谎话。对这样一件家族祖传物的丢失竟然不承担责任，我的法律思维该怎么发挥作用呢？显然这张小票背后的告示是胡说八道，我不能放任不管。我喝了皮诺（酒单上最便宜的酒），变得有恃无恐了，我向乔狂言，我要求服务员马上把大衣还给我。

乔望着我，提议我们开始用餐，并且把鸡块放在中间。“吃你的烤虾吧，还有芒果-罗望子酱，快尝尝，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下个月，我们也许就可以经常吃得起这样的大餐了。”乔把一叉食物硬塞到我嘴里，让我闭嘴。

“嗯，但是……很不公平啊，真好吃，虾的味道好极了。”我笑眯眯地看着他，“再次祝贺你找到新工作，亲爱的。我真为你骄傲。”

晚餐愉快地进行，吃完饭乔坚持他去取大衣，还留了一笔不少的小费呢。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已经把我推挤出了大门。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地穿上这件漂亮、温暖的大衣，和乔挤入地铁的人流中。到了学校后，我敢说我是哥伦比亚大学唯一一个穿马路轧死动物做成的大衣。

1

第四章 恐惧厌恶综合症（1）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中国谚语

感恩节就要到了，我似乎能感受到远处爆竹的隆隆声。我远远没有料到暴风雪真正来临时的残酷。期末将至，所有人关注的期末考试——考试结果将记入我们整个学期的成绩——很快就要降临了。我想没有哪个法学院一年级的新生会不害怕即将到来的考试，这将是一场残酷的考验。

没有钱（或者坦白说，没有这个意向）回威斯康星州度假，乔和我计划跟雷切尔、戴维一起举办感恩节盛筵。我和自己默默约定不要想令人恐慌的考试，一切等盛筵结束之后再说好了。我们四个达成了两条简单的协议：所有的酒必须喝光；谁都不许说一个有关法律的字眼。我们的公寓——感恩节盛筵举办地，被宣称是法学院豁免地带。我是这样计划的，当雷切尔和我做饭时，戴维和乔看球赛，我们会准备好火鸡等材料。筵席后，男人们收拾厨房，女人们休息，看Grease——一部我和雷切尔都喜欢的电影。

我把学习暂时推倒一边，花了好几个小时专心阅读菜谱，虽然是临时抱佛脚，但至少对烹饪有了粗略了解。虽然我的实战经验有限，但我有很多奇思妙想，我要举办一场真正盛大的马莎·斯图尔特宴会。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去商店买了好几种烹饪杂志：《美食》、《食品和酒》、《口味》、《烹饪说明》，它们给我提供了很多种不同的感恩节盛宴方案（经典的、南方的、新英格兰风格的、西南的、泛亚洲的、质朴意大利的）。我翻着彩页，陷入沉思，咸味火鸡肉卷加蘑菇、攸面烤火鸡加菠菜、熏肉、腰果馅，或者火鸡三明治加黑橄榄、酸酱，酸酱可以用第二天的剩菜做，我还会做豆瓣汤。

列出购物清单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助学贷款恐怕负担不起一个需要187种配料的感恩节晚宴，其中包括烤栗子、面包圈、山羊奶酪、新鲜柠檬香草。事实上，我们公寓的宜家熨衣板都没有《缤纷家居》杂志上的好看。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得承认我只是马莎，成不了马莎·斯图尔特。

最后我还是屈服于我的草根地位，准备了这样一份菜单：有烤黄油圈加火鸡、蒸绿豆、奶油蘑菇汤、罐头油炸洋葱、山核桃派，还有加红糖的烤通心粉、奶油酱以及大量的便宜酒。我所想象的丰盛感恩节晚宴应该在罗利大厦举行，女仆身着利落的统一制服，手托银盘来回穿梭，怀特默家就是这样的，想到这我有些嫉妒和遗憾。但我又想，我们这儿也可以开怀畅饮啊（虽然都是便宜酒），还可以看Grease呢，证明我们没有喝醉。

虽然我幻想感恩节盛筵应该是华丽丰盛、极有情调的，但我还不至于太脱离现实。乔和我能抽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福利房就已经很幸运了。我们的公寓算不上华丽，但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当其他同学必须住在法学院的学生公寓时，我们真的很幸运能住119号大街的一居室公寓，我们有三个壁橱呢，地上铺的是拼花地板。这就是早结婚的好处，至少在哥伦比亚大学是这样，可以不用住宿舍，安排住房时还排在毕业生的前面。当然房子没那么完善，厨房壁橱是改装的，热水从来都不热。冬天还必须把窗子打开，因为散热器超负荷工作了。最大的好处是离法学院只有三个街区。总之，我觉得住在这里非常好。不像雷切尔和戴维住在昏暗、肮脏的铁路第六公寓，周围全被住宅包围了。他们公寓的电梯很不稳定，每次去他们家我都情愿爬五层楼梯，也不想坐电梯。

我们公寓挺大，但没怎么装修。当我计划感恩节晚餐时，突然想到厨房只有两把椅子，加上我书桌前的转椅也才三把。我们有四个人参加，我只好向隔壁邻居借——他家总是散发着水煮白菜和烤马铃薯的奇怪味道——最好是折叠椅。接下来的问题是炊具，乔和我几乎没有什么炊具，我们只有一个长柄的煮锅，雷切尔和戴维跟我们情况类似，只能贡献一个平底锅了。最后我们东凑西凑，炊具差不多够用了。还有一个障碍是，我们厨房太小，一次只能容纳一个成年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不管怎么样，雷切尔和我开始动手了。先把火鸡的内脏掏干净，我们俩捏着鼻子把这些恶心的东西扔到一边，然后把准备好的点心拿出来，看看往火鸡哪个地方塞，有蘑菇黄油、蒸过的冰冻绿豆，做成每年感恩节我们妈妈折磨我们的那些吃食。我们打开真空包装的火鸡和啤酒，然后打开意大利面条。这时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俩压根不会做呀——我俩对视片刻，再看看压缩面条，忍不住哈哈大笑。看来我们举办一次豪华盛筵的计划要泡汤了。

好啦，我们去街上饭店也可以过感恩节啊（没准比我们现在吃得好，还便宜呢），我们也不用这么劳神费时了。不过雷切尔和我都很为我们亲手做晚宴而自豪。我们做的火鸡恰到好处，配的馅丰富又美味。我们还准备了好多酒。避而不谈法学院就像在感恩节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

恐惧厌恶综合症（2）

晚餐结束后，雷切尔和我退守二线，躲在起居室看碟。先进行练歌前的热身运动（每个Grease粉丝都知道约翰和奥利唱“夏夜”时是全剧的高潮）。我俩拿着酒瓶当麦克风，雷切尔唱丹尼部分，我唱桑迪部分。“迷人夏季，疾风吹过”，雷切尔用假冒的男中音开始唱了。“迷人夏季，突然降临”，我用令人难堪的颤音回应，我们步调一致，鬼哭狼嚎，直到男人们忍无可忍，强烈要求我们闭嘴。

考虑到邻居透过薄墙可能听清每个曲调，乔和戴维及时制止了我们的演唱。我们四个围坐在沙发上，吃着黏乎乎的山核桃派，喝着啤酒。感恩节就要过去了，为了给节日增加气氛，大家不住地插科打诨，笑声不断。

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谈话绝对不涉及法律，但戴维还是忍不住想出击了。

“马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避开我的目光，看着我的书房，我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法学院一年级注册簿。

2

“戴维，我们说好了，今天不谈法律。”

“不谈法律。噢，这真是一出有趣的益智戏剧！”他承认错了，醉眼矇眬地看着我。

“哦，继续吧，亲爱的。我从没见过戴维今天这副德性。”乔说。

“好啊，该死的书都滚到一边去吧。”我舒了一口气，雷切尔和乔哈哈大笑。

戴维不可救药地被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注册簿萦绕着。我们报到时，340名法学院新生都要在大厅的白墙前拍照、登记。这些照片被制成小册子，每张照片下详细记载了每个人的姓名、家乡和本科学校。戴维是福德姆法学院的学生，福德姆是曼哈顿很不错的法学院，不过跟哥伦比亚的排名第4相比，它排名第32。我猜戴维和他女朋友学校28名的差距使他有一种自卑情结。这也难怪，哥伦比亚学生对他具有一种奇怪的蛊惑力。他对我们注册簿上的每个人烂熟于心。他对自己超强的记忆力颇为自豪，我们经常拿此做测验。

我拿起注册簿，随手翻到一页，选了我同学的一幅照片，“米兰达·哈钦森。”我大声念出。

“哦，这个我知道！”他欢呼，“她来自纽约的富兰克林广场，本科是布朗大学。我要补充一句，她不是特别上镜。”

“安东尼·皮日娄。”我继续出题。

“他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上过耶鲁。他这张照片上系着领带，谁会在报到时戴这玩意儿？”

雷切尔从我手上夺过注册簿，“戴维，你真是个怪胎，你怎么能记住这么多人？”

“我都是上厕所时研究的。”他回答，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怪胎，这个你肯定不知道，丽莎·曹。”

“哈，你别以为那么容易愚弄我，宝贝。她来自中国北京，但是她在梭尔邦大学学习过。”

“一点没错。”

我们三个轮流出题考戴维，这样玩了好一会儿。戴维基本都能答出，只在极少数时需要提示（“你只要告诉我他从哪来，其他的我就会记起来了”仅此而已）。后来，我的胃疼了起来，我们只好终止这个游戏。我起初以为是吃多了山核桃派的缘故，但是过了一会儿，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响了。游戏结束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软弱无力地说。

“你摸火鸡前用热肥皂水洗过手了吗？”乔问。

“当然啦，我摸火鸡之前非常仔细地洗过手了。之后我就不确定了。”

“但是，马莎，你难道不知道生火鸡有上千种细菌吗？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利斯特菌等这些狗屎。”雷切尔说。

显然我不知道。显然我不够吹毛求疵，我在往火鸡体内塞东西时，火鸡的传染病毒都到我身上了。我全速冲进了洗手间，为了准备美食，我差点遇险。戴维冲我背影大喊，“马莎，你确定你不需要带上注册簿吗？”

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胃还被沙门氏菌搅得难受，我的头因为酒精残余物直犯晕。我必须面对现实啊，现实是我在法学院的第一场考试即将来临。还有三周的课，接着是假期后两周的“复习时间”，考试就来了。仅仅想想这件事，我的灵魂就和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一样糟糕。

法学院的考试是一次性的，没有期中考试，没有平时测试，课堂表现也不打分（这对旗手来说真是太不幸了）。只有通过四小时的考试测试你一学期学的所有东西，结果呢……事关重大。第一学年的考试成绩对于将来能否到法律评论工作，毕业后能否在有声望的司法机关实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获得这些殊荣的人才有机会进大律所，拿高薪水。但是参加这样极其重要的考试是很盲目的——因为参加这样的大考前，你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就是说你对自己完全没底。你只能交叉手指、屏住呼吸、祈祷最好的结果。要么祈祷，要么蜷缩起来大哭一场。当你像胎儿一样脆弱时是很难答题的。

我想得越多，心情就越糟糕，不仅仅是因为食物中毒和残余酒精在起作用。我认识到，虽然学了一个学期，我大部分是熬过一天算一天。我每节课都要准备大量的案例，但是很多时候上完课或者点名过后，我马上就把这些东西忘掉了。我的学习没有形成体系，我对侵权法、合同法或民事诉讼法没有进一步的理解，更不知道这些内容是如何组织到一起的，而这些正是考试要考的。考试不是要我简单重复案例的既有事实，而是要考查我怎么理解潜在规则，并把这些规则运用到新情况中。这种有深度的考试是要让我自己去发现问题，从而把一学期的知识串起来，自己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可能会问我怎样综合理解一些概念（假设都是学过的），然后怎样把这些概念运用到全新的情形中，以测验我对法律和政策的掌握情况。

举个例子，合同法考试中，我知道不可能要求我叙述露西诉齐默案的事实，或者让我判断“在统一商法下，承诺中增加了要约没有的条款是有效的”这句?的正误。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堆复杂的事实，然后是冗长的问题等着我回答：合同有效吗？要约的内容明确、具体，有约束力吗？承诺是否以适当的方式作出？这些条款都有约束力吗？抛开实际因素，允许禁反言或不利依赖吗？有哪些防御措施？如果合同有效，条款是什么？这些条款都应该被履行吗？先履行、同时履行、后履行的满足条件是什么，违反了怎么办？合同解除、履行、更新、情势变更、违法或违反合同目的吗？如果违约了，有哪些正当的救济措施（期望损失赔偿、相应损失赔偿、违约赔偿金或实际履行）？

这些问题大多数我都不太懂，更别提把它们记下来，并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运用到奇奇怪怪的事实中。我只要一想到接下来的五周时间，我必须全面学习并深刻理解合同法、侵权法、民事诉讼法，就不可控制地陷入恐慌。

3

显然不只我一个人这么难受。焦虑似乎有传染性，大家一过完感恩节就立刻返校，不管准备得怎么样了，每个人都立即进入紧急状态。作为一个团体，我们班真的好恐怖——没有人睡觉，我们都是黑眼圈。我们每天从乱糟糟的床上爬起来——床上扔有棒球帽、肮脏的衣裤，不修边幅、蓬乱着头发冲向九点钟的课堂——即使时尚人士这段时间也放弃了打理。咖啡柜前的队伍比平时长了三倍，教学楼前蜷缩的一小撮吸烟者膨化成一群名副其实的尼古丁学生（包括我——我又开始吸烟了，尽管我两年前已经戒掉了）。考试失败引起内讧或遭驱逐威胁的谣言四起，有时候你甚至能听到图书馆个人阅读座位上传来的低声抽泣声。

学期课程全部结束之前，教授会开个正式的复习会，回顾一下一学期课程里的重要概念以及向学生提问。涉及的话题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教学大纲上也没有。不变的是，总会有人举手回答这些挑剔、偏远、离奇的问题，显然其他人远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如果你对既判力还只是模糊认识时，听到前面的同学这样质问教授，你不可能不受刺激，“我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互保抵押品不容反悔，在既判力下相当于私人之间的要求，这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规则。您能回顾一下这项方针变迁背后的理论基础吗？”

这些复习会并没有减轻我们的恐慌。我坐在图书馆看书时，不时听到周围同学讨论我还没有开始复习的知识点（“那么，在UCC损害规则下，如果卖方违约并且还持有商品，那么对买方的救济，是发现违约时的市场价格减去原先的合同价格，还是替代物的价格减去合同价格）？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回家一个人复习，远离人群，唯一的竞争者就是我自己。

我收拾好东西，拖着疲惫的身体步行回家。我书桌上立刻堆满了一大沓复习资料，有商业纲要、入门书、课堂笔记、案例简介、案例书、重述以及各种颜色的荧光笔。我警告乔，如果他知道什么对他有好处就不要打扰我。为了给我留下宽敞的复习空间，他开始加班，业余时间就和我同学韦德在校园踢足球，韦德不知什么原因还没有陷入期末考试的疯狂中。乔回家后也是蹑手蹑脚地进卧室，经过我时，我冲他用力点点头，示意他保持安静，因为我还要继续学习。我极少离开公寓，除了上剩下的几节课外我都隐居在家，一上完课我就赶紧回家学习。这让我想起了追缉令，里面的赫德和福特逃到一家酒店完全隐藏起来，疯狂地准备他们的第一次考试。

我基本上是从头开始，集中精力先学习侵权法，直到我把里面的知识点吃透，再也读不进去一个字时，我就开始学习合同法，然后是民事诉讼法。一门接一门，我重读每个案例简介，重读入门书和商业纲要，重读我的课堂笔记，然后再重读，直到我觉得全都理解了。我写下自己的提纲，把不同的知识点从逻辑上串起来，把案例背后的理念、规则列出来。然后把我的提纲压缩成小型提纲，只包括最核心的知识点。我还把复杂的知识点画成流程图，用箭头标记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便展示它们的相互作用。我还制作了巨大的符号列表，把分析考题的每一个步骤都列出来。最后，推开所有的资料，我拿以前的考题作模拟测试，当我做完后和教授提供的参考答案比较时，我吓得灵魂出窍。我知道还有好多东西要学，我又重新开始了。

恐惧厌恶综合症（3）

与此同时，我几乎废寝忘食。我每天喝五大杯咖啡，像恶魔一样狂抽烟。我基本上没有食欲——咖啡因、尼古丁和压倒性的忧虑使我极度紧张、兴奋——仅仅想想食物就让我恶心。但是稍稍考虑到身体健康，我决定每天吃一两块巧克力，早上喝咖啡时加些维生素片。我的体重急速下降。当我每天凌晨两点左右，学到极限时，我就从书中抽出身来，但我发现自己无法入睡——很明显，咖啡因的后半夜作用强于前半夜——我只好喝杯酒，看看VH1台的无眠音乐剧场，放松一下。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床，还是很清醒，于是我躺在床上回忆我自己发明的记忆策略，以帮助我记住重要的法律要素。

什么样的案件是可裁判的？CRAMPS.（单词首字母缩写）诉由必须是具体的、成熟的、对抗性的，不是不相干的，不是政治问题，必须有立场。

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是什么？CARAT.（单词首字母缩写）起诉、答辩、回答反诉、回答交叉起诉，第三方起诉/答辩。

合同的抗辩有哪些？MUDIFIS.（单词首字母缩写）误解、不合情理、胁迫、非法、诈骗、丧失能力（是的，我知道“mudifis”不是一个单词，但是我不在乎啊）。

当我最终把这该死的记忆术清出脑海的时候，我开始后悔刚才看无眠音乐剧场了，因为贝克唱的“输家”歌词不停地在我脑中回旋（这是VH1台每晚必放的歌曲），最后我只好起床，开始学习。“我是一个失败的小孩……”

在我们疯狂的复习中，寒假悄然来临了。我相信即使再残酷的教授也会认为寒假后给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几周的复习时间是应该的（高年级学生的课程一结束就开始考试，假期还没开始呢），可是我的个人经验证明，我整晚被纯粹的、十足的恐惧困扰，根本没有融入节日气氛中去。但是，我很早就计划，至少在新年前夜抛开书本，到韦德的公寓参加派对。我实在搞不懂他哪来的时间准备盛大派对——因为他和我在同一条船上。更糟糕的是，韦德平时就没有花多少时间学习，当我们夜以继日地学习，拼命想弄明白实际因素和近因的区别时，他和我丈夫每天一起踢足球，还吹嘘自己每天学习多少。

已经12月31号了，离我的民事诉讼法考试还有四天时间，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几乎办不到了。我算了一下，剩下还不到80小时完整的学习时间，我不敢想象我要牺牲这么宝贵的时间去参加派对，而不是用来记忆强制合并各方的相关规则。热闹的庆祝会开始前，我跟韦德打电话表示我的遗憾。这样的对话不可能愉快。

“很抱歉，我今晚不能来参加聚会了。”我说。

“什么？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你的借口是什么？”他几乎叫喊起来。

“我很抱歉，韦德，我的借口是我现在已经濒临精神崩溃了，赖特和凯恩入门书上我还有350多页没有读呢，即使是在加农民事诉讼指南的帮助下，我还是不能理解附带司法管辖权的相关规则。”

4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他终于开口了，我很吃惊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很同情我，而是纯粹的绝望，“但是，马莎，已经有很多人毁约了，这时我需要你来凑数。”

我至少还知道友情的珍贵。再说我也不是唯一背信弃义的人，我感到一些欣慰。我确实压力很大啊，我想没有多少法学院一年级学生会欢乐地迎接1995年的新年钟声。

“我想看会儿足球。”第二天下午乔说，他在电视机前重重地坐下，准备看大学生足球比赛。虽然不管怎么说他不能算胖人，但是我们老化的沙发在他坐下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哦，这件事……”

“不要告诉我你要学习。”

“是啊，你知道再过三天就要考第一门了。”

“我当然知道，我会忘记吗？”

“你不能去卧室看吗？”我辩解道，我的书桌、我的电脑、我的一大堆书、我的小小写字桌都在一个角落里，离起居室只有几步之遥，电视打开时我不可能集中注意力。

“马莎，卧室离你书桌只有四英尺，就算我看电视时把门关上，你也会叫我把声音调小。”

“对不起。”我说，我紧张不安地点燃一根烟，“我只是没法全神贯注。”我知道因为我在家学习使他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减，但我并不是不讲理，我只想奋起直追。说实话，想到我每天都要学习18个小时，而乔坐着啥也不干，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公平。

“我明白，我懂。但我只是想看会儿足球，一个小时而已，也许还不到。有那么多问题吗？你就不能在图书馆学习吗？”他质问我，他的声音暴露了他压抑多时的挫折感。

“但是我在那里没有电脑啊，我的纲要都在电脑上。”我向他解释，“而且我讨厌拖着这么多书到处跑。”我朝着起居室的窗外吐出一口烟。如果我每个醒着的时刻都要学习，为什么不选择舒服一点的环境呢？

乔叹了一口气说，“不要用这种错误的方式，我发誓我最近感觉被这个家放逐出去了。我没在家里单独过——你认识到了吗？你从不离开。我一大早去工作的时候，你坐在你的书桌上。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你还在那儿，好像你没有动过一样，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原地。周末我都是蹑手蹑脚地经过你身边，因为你不能被打扰。我很抱歉你不能集中注意力，看到你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也很难过。我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不是不体谅你，但是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家，不是统统都归你。”

废话。虽然他说得很过分，但是有一点是对的，不管是从严格意义上，还是表面意义上，我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我把在法学院的抱负作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把我的书桌放在小小公寓的中心。乔随我几乎穿越了整个美国搬到这里，我却不让他看一个小时的足球。法学院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几乎没有关注我丈夫了。上帝，我感觉我只有两英寸高。

“乔，你说得对。”我说，我的眼泪要夺眶而出了，“对不起，我其实不是一个疯狂的人——我只是在法学院玩玩。我这就去图书馆，晚上回来。好好享受吧，看看足球、睡个午觉，哪怕在公寓跳裸体舞，我爱你。”我收拾好背包就出去了，我发誓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等到考试一结束。

我提前20分钟到达民事诉讼法的考场，整个教室阴森中混合着平静和混乱。我前面一个女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正在狂乱地翻书，好像这最后几分钟的强化记忆能对她的成绩有重要影响。我左边大概和我隔五排的一个家伙像个死人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双手叠在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好像是个紧张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有几个人挤在一起，正在抓紧最后一分钟讨论对人的管辖和法院浮动管辖。最后排的一个男生好像把他的自助早餐都搬进来了，整个教室弥漫着油腻香肠的味道。还有一个女生，我想不起来是否在课堂上见过，她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排钢笔、铅笔、卷笔刀（对，好几个卷笔刀）、橡皮擦、纸巾、纸夹、卷尺，坐在这些文具中间，似乎冥冥之中能给她带来好运气。

我的朋友们和我分散到教室的各个方向:我离那个黑眼眶女孩很近，伊丽莎白在我的右前方，凯蒂好像冥冥之中相信自己一定会坐在左边的角落里，雷切尔正好在右边，阿伦在我右边隔两个位置，韦德在中间的一个位置。除了韦德外（他拒绝和我们交换眼神，因为我们最后都没有去他的新年派对），我们互相对视，紧张地微笑，然后开始我们各式各样的考前例行工作。

我靠在椅子上，心神不宁，直到我找到了能给我安慰的东西：我信赖的幸运铅笔。那个铅笔——就是普通的2B，顶端有一小块粉红色的橡皮——伴随我度过了这么多年的考试，这支铅笔的神奇慢慢增长，直到它占据了我生命中的重要位置。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一次统计课期中考试上，开始使用这支铅笔，我不可思议地考了满分。这支铅笔给我带来的运气越持久，我就越相信它的神奇力量。随着这支铅笔越来越短，我开始保留它的力量，只在非常重要的考试上才用它。我在LAST中用了它，果然考得很好。所以呢，一个迷信的人会得出这样合理的结论：我能上哥伦比亚法学院要感谢这支幸运铅笔！我坐在位置上等着民事诉讼法考试的开始，手中握着这支熟悉的铅笔残根却感觉不到一点安慰，因为我知道我在实际考试中不可能用到它（这种考试是需要用钢笔和墨水的），但我在整个考试过程中一直摩擦它，为了吸收一些铅笔的幸运精髓。

我尽力保持冷静，深呼吸，清除脑中的杂念。我一拿到答题纸就努力集中注意力，把最大的能量都发挥到考试上。我早上吃的镇静片开始发挥作用了，我感觉总体状态良好。

可是过了一会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胸口发闷，耳朵开始灼烧。给我当头一棒的是，民事诉讼法知识好像已经从我脑袋中溜走了。我不能动，也不能呼吸。看看钟，离考试正式开始已经不到三分钟了，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我被冻住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看着地面，在我背后，复习资料散落着，有案例书、纲要、笔记，在施虐狂教授的闭卷考试中我们不能使用任何资料。绝望中，我抓起纲要，随便打开一页，映入我眼帘的是国际鞋厂、最低接触这样几个字眼，突然我脑中的开关好像被打开了，几个月前我当着众人的面在施德教授面前受辱的经历激活了我潜在的记忆，所有一切立刻回落原位。

监考员终于说：“你们现在可以打开试卷了。”四个小时之后他说：“你们必须停下笔，关上答题纸。”考试是残酷的，我在这四个小时中疯狂地圈圈点点句子、段落，然后组织语言、落笔，在这过程中我试图忘掉贝克的歌，因为它一直在我脑中盘旋。我看了一下钟，意识到只剩下四分钟了，可我还有18个重要观点要写上去。我本来计划好了考试时间，能余下时间重读、校正答案，可是这些计划都见鬼去了。我最后抢着答了两道问题，其中一道只答了一半，我疯狂地写缩写字和支离破碎的句子，试图在最后宝贵的几分钟内多写些东西。我一句话刚写到一半时，监考员发出了最后的通告，他只要一开口，我们就必须服从。我关上答题纸，放在一边，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教室。

我站在走道边，心力交瘁，完全被刚才的巨大失败包围了。旗手肯定嗅到了我的害怕，他像只秃鹫似的悬停在教室门口。我在想是在这等雷切尔呢，或者索性跑回家吃一盒冰淇淋安慰自己，还是当着同学的面大哭一场，这时旗手朝我径直走来。

“噢，马莎，你在想什么呢？”托尼一脸得意的笑。

5

“呃，嗯，有点难哦，啊，糟糕了。”除了恐惧外我实在装不出其他表情。

“是啊，很有挑战性。不过有些题还是很明显的——在诉讼中原告可以提出抵押品不容反悔，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对吧？”

“嗯，啊，对对，”我说，眉头开始渗出细小的汗珠。啊，我记得我写过抵押品不容反悔之类的话。虽然我不是个数学奇才，但我知道至少有50%的概率被告可以提出这个要求，不是吗？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

“我特别喜欢施德教授表述附带司法管辖权的方式——证明确实很重要哦，答第二道题用上这个真是再完整不过了，你难道不这样认为吗？”他的笑意更加明显了。

“嗯，哦，对，对。”附带司法管辖权？我没有意识到附带司法管辖权，我根本就没有写任何有关附带司法管辖权的内容。

“马莎？马莎？你怎么啦，我没有讲什么让你不舒服的话吧？”他假惺惺地问道，我匆匆离开了，在我还没拐弯之前，我看见他走向了下一个受害者。

接下来还有两场考试，都比民事诉讼法容易多了。我吸取了前面的教训，加快了步伐，答完了所有的题。嘿，我甚至是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合同法的考场，因为我觉得我答得很不错呢。

最后，我总结出了一个与旗手不期而遇时对付他的方法：考完试后千万不要，不要告诉任何人有关你考试的细节。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阵营：说话者和不说话者。考完第一场的那天，我显然应该归入不说话者的阵营。哦，如果是和我的好朋友说这些当然没问题：“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哇，真的好难！”“谁会想到整个考试会以威廉·莎士比亚的最后遗嘱内容为基础——就算我头脑发热产生幻觉，我也绝想不出这种离奇的考题。”据我的经验认为，如果比这些还要具体，最好就不要讨论了。

另外，考试完后，谁还有时间讨论这些呢？这时正是停下交谈、开始担心分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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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喜忧参半（1）

“To the uneducated ，an A is just three sticks.”

——Ａ．Ａ．MILNE

我从来没有学过错综复杂的婚姻法，所以在这门课上我不是专家。但我内心知道闪电离婚肯定是有一定条件的，毫无疑问，下面就是一例。

“马莎，它们只是分数而已。”就在期末考试结束后，我被一连串的恐慌袭击时，乔对我说。

“你说什么？”我不可思议地问他，“仅仅是分数？”

“是的，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它们很重要，但我希望你能冷静一点，我讨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快把自己逼疯了。别这样，你都快失去自我了。”

“失去自我？你知道这些分数的意义吗？一切都取决于我一年级的分数——不管是加入法律评论，还是我将来要找的工作——一切。”他真那么不懂事吗？

“马莎，如果你一直这么大压力，那么你还没有毕业，你就会死掉的。信不信由你吧，好像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极端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真走了我还是会想你的。”他迟疑了一会儿，接着说，“这只是一种假设，在你死掉之前，我们必须谈谈这450美元的电话费。”

“乔，我已经说过了我很抱歉，你现在真要把这事拿出来再说一遍吗？我正在想其他事呢。”

“严肃点，马莎，我们现在经济紧张。我们支付不了这样的费用了，这可是我们半个月的房租呢。”

好吧，也许乔说的有道理。我本来应该在考试之后长舒一口气，好好放松一下，但是，我却无时无刻不牵挂我的成绩，我一遍又一遍回想考题。也许乔对我不停波动的情绪有些厌烦了，我一分钟前问他：“如果他们把我踢出学校，我们还能住在纽约吗？”过了两分钟我又问：“你知道，我第一篇侵权文章时间好紧张，非常紧张，我可能真的没答好。”

我已经用了４５０美元的电话费，这是在１９９５年年初，有线网络还远没有出现。我们都是拨号连接，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幸运了。分数是在法学院的网站上公布，我们可以去法学院的电脑上看，或者像我这样在自家起居室里通过叫互联网的新鲜玩意查看。当然啦，我每次在家拨号进入网络时都会收我７美分，只有７美分而已！７美分没什么，一点都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数每天乘以７０次左右，加上打给外地朋友数不清的长途电话费，再加上８．５％的税，这样，在我的第一个成绩还没有出来之前，我的电话费就达到了４５０美元。

但是我怎么控制得住呢？第一学期考试后的一周我们就返校了，我们想知道结果还得等几周呢。然而，学校里每天流言飞语不断。

“听说芬伯格打分非常快——有一年考完才一周半他就把分数张贴出来了。”噢！虽然我没有芬伯格教授的课，但是离我第一门考试已经整整一周了，我最好去查查分数！

“珍妮佛的室友卡桑德拉的男朋友挪亚的二表哥说他昨天看到一个家伙跟施德教授的秘书讲过话，他说他的分数下周就能出来。”下周吗？再过一天就是下周了——我最好去查查分数！

“Ｃ组的人三门课已经有两门成绩出来了！”他们怎么就该知道呢？讨厌！我最好还是去查查分数。

终于，好像过了无穷尽的时间，我有两门课的分数——合同法和侵权法——在同一天出来了。成绩不是很好，经历了所有的期待、担忧后，我得了两个B。这两门课还是我自认为考得比较好的，上帝保佑我的民事诉讼法分数安然出来。

虽然前几周我一直狂躁地担忧不及格的后果，但我其实并不真的认为会发生——哥伦比亚法学院还没有人不及格过呢（偶尔会有人离校，但没有人真正不及格）。我内心深处其实还抱有一线希望：我也许考得好极了，所有人都对我第一学期能有这么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大吃一惊。也许我的侵权法教授对我的答卷印象深刻，将来把我的答案作为标准答案分发给下一级的学弟学妹们。这是我小小的、可笑的梦想，也许会成为现实的。大部分时候我还是料到可能得两个B。

如果有人说，“没必要为两个B哭哭啼啼——得个该死的B没什么关系。”我就会回应，“你肯定从未上过哥伦比亚法学院。”很难夸大法学院第一学期分数的重要性，就像很难解释一开始就得两个B的屈辱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某种意图和目的上看，没有比B更差的分数了，除非你不及格。没有B-，没有C，也没有D。唯一的选择就是A，B+，B以及无法形容的。那一年，哥伦比亚正处于从旧的分数体系转向新体系的过程中。以前的打分等级是E（excellent），VG(Very good)，G(good)和P（pass）——分别表示“非常好”，“很好”，“好”和“通过”。没人得过“P”，除非他交白卷或者有类似的可耻行径，我从没见过或听说谁得“P”。新的评判体系趋向于以前的习惯，从A到F，配合加减号。但是第一学期，学校行政部门决?允许教授们继续使用他们老的E，VG，G体系，向学生公布成绩时再简单地分别转化为A，B+，B（显然，教授们不习惯突然改变）。

我生活在分数急剧膨胀的时代，B真是已经很差了。而且分数这么重要，它们代表一切啊。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关系到我将来找工作或者申请法律期刊，还因为它们是我这五个月艰苦、紧张学习的结晶啊。成绩不仅仅是几个字母，它们还代表了学校对我价值的正式认可、评估。

我陷入了完全的失望、愤怒和毁灭性的绝望。我觉得自己完全瘫痪了，屈辱和惭愧向我袭来。不管乔怎么劝我，我都不能振作起来。我连着几天逃课，顾影自怜，躺在床上和我的猫讲话，告诉它什么能力、学识、才智统统与我无关。乔午休时间回家，会给我做一碗利普顿汤，央求我重新生活。

2

我这样闷闷不乐地在家待了四天后，终于决定给雷切尔回个电话。她在我的留言机上留了无数条信息（“马莎，成绩出来了——给我回电话！”“马莎，你在吗？给我电话？”“马莎，你到底在哪？”“马莎，今天的侵权法课上点你名了，你没来啊。回电话，现在！”）。最后，我屈服了，拿起了话筒。

“喂？”我发出嘶哑的声音。

“马莎！你到底去哪了？”雷切尔大叫。

“在这样令人尊敬的学府里，得两个B就退学是不明智的。萨利的准函授学校也许都要求立即退学了，感谢上帝让我能交到你这么好的朋友。”我轻声嘀咕着，然后迅速挂断了电话。

五秒钟后，电话又响了。

“什……么？”我把一个单词至少拉成了六个音节。

“你刚才说什么？你得了两个B？你不需要退学啊。”

“雷切尔，实话说，我已经被彻底击垮了，我拼了命地学习就为得到这个？我感觉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希望能找到同情，我问她，“你的成绩呢？”

“哦……”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我目前都是A。”

雷切尔得的都是A，对我而言意义远非如此。天啊，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能恨她。是的，重复一遍。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能恨她……我能让自己不恨她吗……“噢，太棒了！祝贺你！”希望我的声音不要为了表示兴奋而过假。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你真的认为考试成绩和智力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吗？一个下午的时间你往试题本上匆匆草就后，就表明你实际了解或懂得整个法律体系吗？我的意思是，如果考试那天你正好肚子疼，你还能集中四个小时的精力认真答题吗？或者说如果你心爱的狗前一天死了，你整个考试过程中不就只能坐在那儿，在心里默默哭泣吗？总有坏事发生，这怎么能衡量真知呢？”

雷切尔说得很有道理。“这么说，如果无眠音乐剧场的可怕歌声整个考试过程中都在你脑中盘旋，迫使你之前拼命记下的东西都跑掉了？”我问她，“你的意思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说明你那天或那两天很倒霉，不能说明你很愚蠢或者毫无价值，是吗？”

“当然啦，马莎。听着，我们这周末想聚一聚，你和戴维可以组成可怜的同盟党——他对自己的分数也不高兴。噢，还有？施德教授的分数今天上午就出来了，我得走了。待会儿打给我！”

“什么？！？！”我还没等雷切尔挂上电话就尖叫起来，“民事诉讼法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我完全忘了需要继续打听剩下一门课的分数，“我应该查吗？我必须查，我应该查。我不能查！”这都不是我的心声，我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了自己是个B等学生，100%的，纯粹的。我已经骑虎难下，我还在想……也许我真应该查查，“应该吗？查吗？”

“噢，马莎。关上地狱之门吧，查查吧，回我电话。”

我知道她说得对。虽然我不希望，但我还是必须照办。我另外两个教授已经让我饱受打击，我正等着施德教授俯冲下来，给我最后猛烈的一击。三个B真的就是世界末日，我很清楚，如果说有门课会向我轰炸而来，那么这门课肯定是民事诉讼法。如果侵权法和合同法得B，这门课会更糟糕。难道我有可能得C吗？或者甚至是不及格？

希望我的神经足够坚强，在我花费最后的7美分拨号查分之前还能挺住。我不是个白日嗜酒者，我的酒柜里只剩下感恩节的酒了，显然已经坏了。我无声地祈祷着，启动了电脑，等待可怕的拨号连接声音停止，声音停止就表明成功连接上了。我登录到法学院网络，不情愿地点击“查看公布分数”按钮，等待着。等待，等待（在非常重要时刻，拨号会非常慢）。接着我的血液凝固，尖叫声在布鲁克林都能听到。我在想先打给谁呢，乔还是雷切尔，还是打给雷切尔吧，有些事情法律学生会比丈夫更能理解。

当她接电话时，我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了。我说不出话来，简直无法呼吸了。我只能高声喊，“雷切尔！雷切尔！！！！！雷切尔尔尔尔尔！”

“怎么啦？”她问。

“A，A呢！真的A。是施虐狂教授给的，一点不假！上帝！施德教授给的A的价值是其他教授给的B的十八倍都不止呢，是吗？”

“绝对的，马莎。绝对，我就知道你的民事诉讼法一直学得不错，对吧？”

“对啊！当然！我一直学得很好啊！”

喜忧参半（2）

焦虑症稍好后，我感觉自己像肥皂歌剧中的意外受害人，刚刚从失忆中恢复过来。我扯下穿了多天已经变味的睡衣，喝了罐三重加强效果的咖啡，然后洗了个热水澡。我从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的公寓出来，穿过三个街区就到了法学院，一路上眉开眼笑。侵权法和合同法都是B？那又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民事诉讼法是第一学年中最难的课。大家都知道受了施虐狂教授一学期的恐吓，能够得到他的赞赏多不容?啊，至少价值其他科目的25倍！这有点像虐待关系——如果你踢小狗足够多次，有一天突然对它温存起来，用手轻抚它的耳后根，它就会高兴得忘乎所以，发出最疯狂的叫声。没错，我就是那条小狗。

我大摇大摆地走进教授们的办公室（我得爬上五层楼梯才能到行政办公室，说真的，我为什么要浪费精力爬楼梯呢？），去取我的试卷本，顺便拿标准答案。如果我们能花十七天的时间准备而不是考试时的四个小时，也能答出这么完美的标准试卷；如果我们是公认的法律专家，而不是一年级的法学院学生，我们甚至能做得比标准答案还好呢。

我把试卷带到图书馆，准备找张舒服的椅子坐下看看。花了六分钟的时间粗略地浏览了

3

试卷，我开始意识到整件事非常荒诞。在我的每份答题纸上，开始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整洁书法，写的都是经过周密思考有意义的句子，可是却没有得到什么分数。在每门考试快结束时，我非常潦草地乱写一气，有的甚至写到了边缘地带，句子支离破碎，有的把问题列出来了都来不及写答案，居然还得了几分。

上帝可以作证，我在侵权法考试中有道题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的（这还是我开头比较“连贯”的部分）：

原告承担风险，这是对他一方不合理的假设。虽然他从事的是与他相关的“极端危险活动”——他应该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但这个假设风险是一种严格法律责任。

这不需要一个教授、一个律师来判断，一个有轻微智商的人都知道这些话没有任何意义。我知道当你读到这些话时，一定目光呆滞，你在想“真该死，我一点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并不是因为里面复杂的技术性法律语言只有高级智慧的人才能读懂。不，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与他相关的极端危险活动”？我吸毒了吗？我的试卷上充满了这样的句子。难怪我得Ｂ，我能够通过就已经是奇迹了。

我民事诉讼法上的第一题是这样写的，我写得非常工整，文法正确：

事实是，在这样的案子中，法官往往不愿意提议对被告简易判决，这是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56条允许的。这个判决直指案件的特点，意味着没有陪审团可以合理地找到反对一方。这是相当极端的措施，绝大多数法官情愿把案子交给陪审团，却保留裁判的权力，按照第50条的规定。

这段话我也不认可。接下来的一题我只答了一半，我潦草地写了下面这些话，我很惊讶我还能辨认出来：

最佳索赔是个人对RI，他们承包给杰克逊，运往贝克，他应该得到补偿。他们在NY上做广告了吗？——有什么效果呢？

这些胡言乱语居然给了我“2”分。

我还写了一些瞎话（如果能这么说的话）：“NY把手伸得太长，给予302al的权限，订约供应品，一国的司法管辖权限也许允许。”给了我“5”分。

在最后疯狂的几分钟里，我匆匆写下了这些奇怪的问题，虽然没有来得及回答，也给我分数了：“规则4：这遵守了海牙吗？如果没有服务不当。”得了５分。“律师能在伦理上代表所有的副秘书长吗？”又是５分。“不需要个人超过所有的PS，因为有能力选择退出最低接触。”又是５分。

这些草就的胡言乱语得到的分数几乎占了我民事诉讼法整个４７分的一半，使我得到了第一学期唯一的Ａ。伙计们，这些其实都是神经错乱的呓语。

如果有人抱有保密分数的幻想，那真是可悲的误会了。分数出来后的几个小时内，到处谣言谁得了A，谁得了B，谁介于中间。我敢打赌，肯定有人在宿舍里使用复杂的Excel计算表，因为我们一年级的学生有三百多人呢，似乎每个人都很清楚其他人的表现。我虽然只把分数泄露给了雷切尔，但我想她肯定告诉了凯蒂，凯蒂那么爱说闲话的人，能告诉全世界。事情就是这样的，在法学院保密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对分数而言。如果你认为闭嘴就不会让别人知道，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大家会猜测啊，相信我吧，他们可没有那么慷慨。如果你不说的话，每个人都会盘算，你肯定隐藏了什么。最好还是让他们知道你得了一个光辉的A和两个可怕的B。如果你不说话，他们就会猜测你肯定没有一个A。

我在想，到底有多少得了B的人把自己陷入神奇的猜测之中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敢打赌就是那些不说的人，不管他们出于怨恨或犬儒主义或介于这两者之间，总之他们把自己归于这样一类人——“因为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分数，所以就让别人认为他们得了Ｂ吧”。不久，这就是大家接受的事实了。站在对面的立场上，是一些全得Ａ的人。虽然全Ａ学生确实存在（比如雷切尔），我敢说那些在大厅里大摇大摆自称是全Ａ学生的人，肯定比正式登记在成绩单上的人多得多。

在所有的嗡嗡声和谣言中，发生了一个微妙但明显的变化。出乎意料的是，一些平时在课堂上、研究小组中表现出杰出才华的人，成绩却辜负了他们的耀眼明星地位，他们像是被法学院图腾柱上的钉子刺到了一样。一些平时在课堂上默默无闻的人却获得了杰出的分数，大家对这些人刮目相看——这表明他们安静但有智慧，并不是愚蠢、没有才能的人。还有一些学生漫步于礼堂，昂首挺胸，尽量笑不露齿，尽量约束自己不大声说出这样的话，“是的，虽然我比你做得好，但是我还是很荣幸见到你。”我没有参加任何研究小组，所以我不能确定。还有很多重组、解散的谣传，一些紧密的群体被搞得四分五裂，一些先前有价值的成员被抛至一边或被强行驱逐出场，因为他们得了太多的B。

二月份，施虐狂教授为我们班举办了一个派对。公众利益法律基金会?—法学院公益社团——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的筹款活动，说服教授、律师事务所、公司等捐赠物品，然后举行拍卖会。施德教授举行派对招待一百来个学生是一年一度的传统。每年他教的学生会把钱集中起来出价，赢得了拍卖品后，就可以参加这样的聚会。今年也不例外。

当雷切尔、凯蒂、伊丽莎白和我来到施虐狂教授的家门口时，我们吃惊地站在那儿，张大嘴巴。不，我们不是在公园大道，我们站在最华丽房屋的台阶前，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等富丽堂皇。我们按了门铃，令我们惊讶的是庄园主开了门，而不是穿着制服的管家或法国女仆。施德教授把我们迎到屋内，为我们提供饮品。他表现得出奇的热情、友好，但有一点点令人不安。他把我们整个班的人都叫到他家来了，告诉我们他收集的那些外国家具迷人而特别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他把房子租给伍迪·艾伦拍美国电影导演、戏剧和电影剧作家。电影。

他的妻子和他大不相同。我们经历了他七个月的粗暴外表，这才看到一丝内在温暖，而他的妻子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有爱心。基于他光亮的秃顶和咄咄逼人的特点，我想没有人会赐予他“年度最性感男人”奖，而她看起来好像曾一度成为选美皇后。这个聚会和这对夫妇一样不协调。一个豪华、富有的家里装满衣着凌乱的法律学生，这些人却竭力表现出最好的修养。流动香槟旁是多米诺芝士比萨，一个昔日的可怕教授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这个人活生生的，有房子、有家庭。任何性格的人可能都有令人愉快的一面。

可能是因为他给了我A吧，我还喝了这么多香槟。对呀，没错——肯定是因为他给了我A（我还喝了这么多香槟）。离开他的课堂两个月后，现在站在他豪华的起居室里享受香槟，我觉得施虐狂教授是个好人呢。他多么殷勤和迷人！还有他可爱的妻子！当然，他曾经很强硬，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最好。真的，有时候他课堂上那种强烈的恐惧是压倒性的。不过他也很会娱乐（那就是，他娱乐全班是以牺牲某个人为代价的，不是我啊）。你知道吗？没有人逃他的民事诉讼阅读课，没有人给他低于100分。我们曾质疑过他的教学方法，但最后，施德教授还是照用不误。可能疯狂的教授都是用特别的方法吧，他居然会为我们举行聚会！在我心目中，他已经由施虐狂变成小甜心了。

4

你知道还有谁是小甜心吗？香槟。虽然我的味觉已经适应了高档香槟，但是我的学生预算只能供我享受低劣酒，所以能够有机会喝一点高档香槟已经非常不错了。

“哦，我的上帝，你们瞧这些手工雕刻的楼梯栏杆！还有这些正宗的中世纪盔甲套装！我好像到了博物馆。”我说。

“你们看到了楼上的家庭画像吗？”伊丽莎白问，“施德有小孩呢！我的意思是，虽然已经成年，但毕竟是他的孩子啊，你们相信吗？”

“我听说他曾经是奥运跳水队的。”凯蒂宣布。

“什么？”我几乎叫了起来，“不要告诉我楼上有他的比赛照片吧。”

“那倒没有，不过我确实也听说了。”雷切尔说，“他有运动员的外形呢，特别是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

“是啊，想到施德曾经是运动员，真是不可思议。”

我很快感觉到我很像香槟上的泡沫。在我知道这一点之前，我已经兴奋得冒泡了。我与班上不喜欢的同学大声说笑，祝贺旁边的陌生人取得好成绩，对每个人耳语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民事诉讼法课。

“扎克，我听说你在合同法上投入了不少时间呢，好极了！”我发出颤音。

“哦，埃米莉，我一直都对民事诉讼法有一种特别的兴趣。真的，这是个有趣的主题，你不这样认为吗？”我以一种莫名其妙的热情问她。

“丽贝卡，你认为施德教授会教我们高级民事诉讼课吗？我想下一年还选他的课呢！”好像我一时真的决定了。

这时，我手拿香槟，把目光投向了施德教授。我孤注一掷，准备等他和其他学生谈话的间隙插进去。我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磕磕绊绊地说出了我的心声。

“非常感谢您今晚邀请我们来参加聚会。”我含糊地吐出了一句。

“荣幸之至。”他真诚地回答，“你们班上有这么多聪明、积极、有前途的学生。”

“我不是很确定，但我想有些人可能不像您感激他们一样感激您。哦，不是我，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爱您，你是我最喜爱的教授。”

“请原谅我的失忆，你叫什么名字？”他疑惑地问道。

感谢上帝，这个时候雷切尔过来了，抓住我的手臂，“再次感谢您邀请我们，施德教授，您对我们真是太慷慨了。”她柔声说的时候给我递了个眼色。

“您给了我Ａ，您知道的！”雷切尔把我拽到门口时，我还在大声对他说，“我尤其喜欢您归纳附带司法管辖权的独特方法，考试就有呢！哦！”

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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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1）

成功并不代表一切，失败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Dianne Feinstein）美国加州参议员

除了450美元的电话费，紧张得让我崩溃的分数、逃掉的课、在施虐狂教授家聚会后的两天香槟宿醉，第二学期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把我弄得晕头转向。B组不复存在了！我们显然还沉浸在先前的荣耀中。我们组一半以上的人还在，剩下的都是不熟悉的面孔。谢天谢地，雷切尔还在，虽然伊丽莎白和凯蒂不在我们组了——我们一起出行的机会也减少了。不幸的是，旗手还在这儿。

出于娱乐价值，我很欣赏新加入我们组的一帮朋友。我个人最欣赏的一个女生是塔利亚，她在课堂上频繁发言，总是问教授最奇特的问题（“假设我是封建英格兰土地上一个转租承租人，指派给我的土地上有附庸——不是分租，那么——我仍然与实际地主之间有私人上的合同联系吗？”）。当她站出来调动气氛时，课堂下面人头攒动，窃笑不止。她比过街老鼠还疯狂，或者她只是想站在教授面前娱乐一下大家。

克莉丝汀，我报到时碰到的那个正直女生，她加入我们组了。她给人的整体感觉像个左翼女权主义者，总是试图阐述邪恶的美国公司和白人贵族社会。这些女生是敢言的保守者，也是学生联邦协会的会员。她们很高兴在公开课堂上煽动大家。

第二学期的课程十分古怪。绝大多数法学院第二学期是上宪法、刑法和财产法。可是在哥伦比亚，我们除了上刑法、财产法，还有两门晦涩、神秘的所谓国家监管基础和法律思考视角，宪法推到了第二学年。

国家监管基础的课程简介上写着“市场失灵和外部条件”、“指挥和控制调节”、“经销后果”这些词句——没有一个对我有意义。从理想化的层面上看，我以为教授会讲法律与经济的问题，但是教授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讲工会的重要性上。传闻想让他给A就像等铁树开花，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法律思考视角以法律哲学为基础，这正是我大显身手的地方，我大学的专业就是哲学呀。不知什么原因，虽然我曾经那么靠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但我还是很难领悟形式主义、法律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宪政。上课纯粹是一种痛苦，还好教授从来不点名，但是比以前增加十倍的阅读量让我们很不爽快。他每节课都会根据指定的阅读提问，期望有人自告奋勇地回答，等到的却是150个学生呆滞的目光。嘿，连旗手都很少发言了。

每个法律学生都很讨厌财产法，还好这门课的教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矮小老头儿，他总是蹑手蹑脚地走路，手从来不拿出裤子口袋。他给我们讲了无数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比如执行性利益“转移”和执行性利益“萌发”的区别，既得利益下部分撤资和既得利益下完全撤资的微妙区别，地役权和劳役的极端重要性等。据传几年前他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了，我猜他以前上课还是很有意思的，让他献身于财产法是对他不检行为的惩罚吧。

虽然我第一学期过得提心吊胆，为了考试压力重重，但至少还是有些乐趣的。第二学期我可不敢这么说了。还好刑法给了我一丝亮光，这门课很有意思。罗宾逊教授年轻、热情、有趣。她每天开课前都会例行公事地说，“今天是星期二”（或者别的什么日期），“这是刑法课”，好像确保没有人不小心登错飞机。罗宾逊教授在投身于学术界之前是一名卓有成就的检察官。她经常跟我们讲一些离奇的故事，有指控前独裁者的洗钱行为、对黑手党敲诈的定罪、为换取证词而豁免罪犯的罪行，并把他们列入证人保护计划。这些故事非常迷人，以后别人问起我的法学院，我也有活生生的素材了。我希望将来能像她那样，但是当法学教授除外。

第二学期最让我吃惊的是节奏突然加快。教授们风驰电掣——看来他们第一学期还把我们当孩子小试身手，现在已经把我们当成拳击袋，要大打出手了。我们被来自各个方向的额外要求狂轰滥炸，剩下自主学习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

2

首先不能轻视的是模拟法庭——对所有一年级的学生而言都是一种新鲜仪式。模拟法庭需要大量时间练习，虽然不算学分或成绩，但是一年级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本质上，就是假装律师。学生被分成两队，在一个假设的上诉法院案件中，两队人作为对立双方进行辩论。案件是二年级学生选的，他们被特别选为“模拟法庭编辑”，他们的职责是掌握模拟法庭的进程，吸收一年级的学生进来（我是从个人经验说的，因为第二年我成为了一名“模拟法庭编辑”）。编辑要帮助我们理解案件涉及的问题，辅助我们做必要的法律研究，并编辑各种草稿、纲要，为维护己方立场做准备。

雷切尔和我即刻联手组成团队，在和我们编辑瑞安的见面会上，她交给我们半英寸厚的案件“记录”，向我们解释了模拟法庭的运作过程。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在“记录”中——所有的事实、辅助证据、程序背景以及审判和上诉法院的司法意见（我们假设要上诉到最高法院）。接下来的六周时间，我们要研究这个案子，准备书面法律意见和模拟法庭上的口头辩词。我们还要定期和瑞安会面，他会给我们一些指导，并对我们的进展进行评价。

雷切尔和我都觉得模拟法庭听起来挺好玩的，能有机会尝试做律师的滋味多棒啊！我俩兴冲冲地带着资料，走过六个街区来到她的公寓楼，我们勇敢地上了摇摇晃晃的电梯，一进门就在沙发上坐下，开始制订我们的行动计划。

“哦，我想我们首先得读一遍这些材料，看看这个案子是关于什么的，对吧？”我问。

“说得没错，开始吧。”

两分钟后，我说，“雷切尔，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

“是我弄错了，还是瑞安编造一个叫詹姆斯的家伙上吊自杀？”

“是的，我想是他编的。”雷切尔说，“瑞安是个精细的家伙。”

“是啊，够细致的。”

这个假设的案件牵扯到一个叫“詹姆斯·达根”人的妻子，达根在军事基地上吊自杀了，假设是在肯特州，情况非常可疑。我们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是，达根的妻子被司法机关禁止适用联邦民事侵权索赔法是否合理，美国政府是否对达根的去世免责？如果不是的话，在他死亡之前，军事人员接到他妻子紧急呼叫却疏于援救是否应承担责任？

几分钟后，雷切尔也提了个问题，“你看到了吗？这半英寸厚的材料中有好多关于这个家伙自杀的详细图表，还有这些难懂的医学名词。什么‘唾液挂在他嘴边，一脸平静’，什么‘审查皮肤表面和骨骼结构显示，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信息’，‘实验室数据显示他的尿素氮和肌氨酸酐低，虽然CK高，而且发现了痰生葡萄球菌’？这都是什么呀，我一点都不懂。我选择上法学院而不是医学院真是有原因的。”

“今天是星期四，已经五点了。”我说，“我们该去和凯蒂和伊丽莎白碰面喝几杯了，快走，明天再去想唾液和肌氨酸酐吧。”

雷切尔和我死心塌地要赢这场比赛，模拟法庭是我们法律经历中第一次一对一的竞争，我们一定要赢。我们还没见过对手，但是我们已经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想把他们当成成熟的葡萄榨成汁。把案情搞清楚后，雷切尔和我开始分头行动，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深入细致的法律研究。我们寻找能支撑我们立场的相关案件，我们看学术论文、教授著作，一切能增强我们理由的材料都要看。我们分别写了长达３０页的巧妙纲要，定期和瑞安会面讨论达根夫人案件的进程（我们通常在周五上午见面，瑞安明显是个宿醉鬼。当他从酒精残留物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就会兴致高昂地赞扬我们的创造性劳动）。

模拟法庭开始前的一周，我们收到对方的答辩意见复印件。如果说我对他们的意见没什么印象就太轻描淡写了。

“雷切尔？你有时间读这个吗？”我问。

“这真是令人为难呢！”她说。

3

“难道这些家伙精神上有缺陷吗？他们是谁？我们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是吗？入学在某种程度上可是经过激烈竞争的呀？”

“哦，仅仅读这些垃圾说明不了什么。”雷切尔回答。

“不，是不会。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些装进书包里。哦，等等——”我狐疑地说，“也许他们准备了秘密计划准备口头辩论时出击？”

“有可能，我们必须准备。”

我们整个晚上都没有安静下来。反复修改法律意见后，我们开始集中精力准备口头辩论。我在公众场合演讲时容易犹豫不决、紧张、怯场。一想到站在对手面前辩论，当着法官的面（三个哥伦比亚法律校友），还有观众会在我演讲时随时走进来旁听（据说他们是故意进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出丑），我就会感到不寒而栗。雷切尔比我自信多了，她曾经是大学辩论队的辩手呢。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2）

那天晚上到来时，我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我们的对手，埃迪和迪伦。他们都是Ａ组的，雷切尔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像双胞胎：又矮又黑，看起来有些吓人，锐利的蓝眼睛和过于胶凝的头发。如果说比身高的话，雷切尔和我明显是赢家；如果比护发品的数量，我们肯定输；如果说比才能，那就等着瞧好了。

雷切尔前半场辩论，她泰然自若，很有说服力，令人印象深刻。她的法律意见是经过反复研究写成的，回答法官的即席提问时也是振振有词，非常自然。总之，雷切尔不仅知道怎么写，还知道怎么卖。

我坐在马蹄形演讲厅里，忧心忡忡，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啊。我紧张地等待出场。忘掉胜利吧——我怎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雷切尔的对手埃迪，简直是个灾难。她能够立即回忆起案件的细枝末节，以增强她的论点，其实差别非常细微，有时甚至扯到了哲学立场上去了。我记得埃迪经常说“噢，嗯，我猜。这种情况下应该无罪的，但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什么的。”

当轮到我走上讲台时，我的膝盖因为恐惧而颤抖。我慌了神，不知道怎样开口。我当时身穿黑色西装（因为得看起来像律师那么回事），汗水透过我干净的白色衬衫。我紧张地低下头看我的便条，深呼吸，开始读我准备好的演讲。我还没有读完第二句话，一位法官就打断了我的话。

“金小姐，我们进入真正的问题吧。达根夫人的案子是怎样进展的？军事警察没有普通法上的职责营救达根先生，那么他们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失职。如果他们没有职责，那么怎么可能违反职责呢？”

看来在这二十分钟的演讲中，我不可能轻松过关了，我深吸一口气，“哦，尊敬的法官大人，很抱歉我不能同意您的基本前提。虽然没有任何学说认为应该创造职责，为死去的达根先生负责，但是军事警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有特别职责应该介入其中。有几个州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警务人员有普通法上的职责给予他人援救，这是由他们在社会中的独特作用决定的。我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我的法律意见书中，援引的李诉州政府、穆娄诉市议会案件中有相关规定。”

法官点点头，我继续。

“禁止具有一般职责的警务人员给予救援，这种断言不利于警务人员事后控制犯罪现场，也没有给达根夫人任何安慰。”为了加强效果，我的手指轻敲讲台。

另外一名法官插进来了，“即使如此，作为一项替代方法，如果自杀未遂是不是就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呢？”

“不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回答，“这个问题在最近发生的麦克劳林诉苏利文一案中有谈到——和本案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法院坚决认为因为自杀未遂就减轻政府责任，对受害人是非常不利的。”

继续。

我的时间很快到了，我回到座位上。这一切怎么发生的？我怎么表现得这么好？我——一个害怕公开演讲的女孩。我——一个在陌生人面前很难开口说一句话的女孩。我发誓，我抓住了每一个提问。我居然能够振振有词地说服法官，坚决维护我方立场。面对法官的即席提问，我从容不迫，神采奕奕。我自己都感到非常震惊，我发掘出了自己的潜质！

当然，我能有机会表现自己也是对手反衬的结果。轮到我的对手迪伦上台时，他比他的队友埃迪还要逊色。法官向他提问时，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好像法官给了他个措手不及似的，弄得他完全没有头绪了。他不止一次对法官说，“嗯，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看他这样，我完全没有胜利的愉快感，相反，我都替他感到困窘。在他口头答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坐立不安，祈求整个事情赶快结束，因为我觉得很不舒服。

煎熬终于过去了，雷切尔和我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我们赢了。她被认为是我们四个人中法律意见写得最棒的，而我呢，获得了最佳辩手的荣誉称号。我似乎开始迈向优秀人才了。

当法官们离开教室后，雷切尔和我兴高采烈，互相祝贺成功。

“你的法律意见书写得真棒。”我说。

“谢谢，我真不敢相信你口头辩论能力那么强。”雷切尔补充道。

“我们真是幸福的傻瓜！”我充满喜悦。

“毫无疑问！”她说。

突然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教室后面，埃迪大声笑着说，“笨蛋，我们都是笨蛋！”

迪伦窃笑不止，“我们本该赢的！”

“是我该赢，你这个失败者！”埃迪大声说。

看来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败惨了，尽管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的难过和后悔。雷切尔和我为了准备这个案子饱受折磨，我们绞尽脑汁写法律意见书，查阅各种资料，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上台辩论前神经高度紧张。埃迪和迪伦连最起码的准备工作都没做好呢。最后，我们这次的法律实践这样反映到我们的档案中：“L6679模拟法庭结果不计入学分”。我突然觉得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成功只是一个空壳。

我像个上足发条的马达，模拟法庭一结束，一封封电子邮件提醒我该找暑期工作了——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呢，因为我没有时间。我不可能期待不费吹灰之力工作就会神秘降临，就像老天爷恩赐甘露一样，但是我确实没有花很多时间考虑这件事。我要操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送达：所有一年级CLS学生

来自：阿曼达·威德怀特，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4

主题：Brown Bag午餐

还没有确定暑期工作的同学注意了，请于2月19日12点到杰罗姆格林大厅B室参加我们的Brown Bag午餐会，我们将讨论你们第一个暑假的工作问题。具体包括选择策略、制作简历、准备封面信以及面试培训。我谨代表就业服务办公室全体同仁，热切期望你们的到来。

衷心地

阿曼达·威德怀特

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显然，是开始操心的时候了。

送达：雷切尔·沃尔夫；凯蒂·麦肯纳；伊丽莎白·李

来自：马莎·金

主题：回复：Brown Bag午餐

你们都知道了吗？我简直是个大傻瓜，我还没有开始找暑期工作呢。才二月！也许我是那种还期望在第五大街散步的人，在大街中心大声宣布“我是哥伦比亚法学院学生，我需要一份暑期工作。”然后工作机会就会砸到我的脚下？

送达：马莎·金

来自：雷切尔·沃尔夫

抄送：凯蒂·麦肯纳；伊丽莎白·李

主题：回复：回复：Brown Bag午餐

刚刚得知我获得了人权研究基金会的奖学金，他们将提供我暑期的费用！

送达：马莎·金

来自：伊丽莎白·李

抄送：雷切尔·沃尔夫；凯蒂·麦肯纳

主题：回复：回复：Brown Bag午餐

这个暑假我将去波士顿，在我爸爸的律所里工作。

送达：马莎·金

来自：凯蒂·麦肯纳

抄送：雷切尔·沃尔夫；伊丽莎白·李

主题：回复：回复：Brown Bag午餐

噢，我的上帝！Brown Bag午餐会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真的需要加入吗？

我刚进入常春藤盟校时的幻想正在一点点消逝，我未来的工作在哪？不止这些。虽然我不是很担心我将来的长远工作前景（根据就业服务中心的统计，９７％的哥伦比亚法学生有很好的就业保障），但我很快意识到我第一个暑假的工作可能不是那么好找。

在Brown Bag午餐会上，我对就业形势有了个基本的了解：（１）纽约的大型律所一般不会雇用一年级学生，除非你是当今美国副总统的后代（或者更高级别的美国官员），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试；（2）纽约的小型律所也很少雇用一年级学生，如果我们想浪费时间和邮费的话，也可以自由投递简历；（３）外州雇用哥伦比亚一年级学生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如果我们倾向于向家乡律所投简历，还是很有机会的；（４）有各种各样的公共机构和人权组织可能雇用我们，但是他们是不会付费的；（５）我们还可以考虑给联邦法官做免费实习生，虽然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但会让我们的简历看起来很漂亮；还有（６）如果我们有家人是律所的合伙人、参议员或者大型慈善机构的捐赠人，那么对我们会非常有帮助，否则只能靠自己了。我不安地想到，也许这个暑假我还得干装信封的工作。只不过装的都是法律资料，希望有用，虽然都是废物。

我希望暑假在非营利性的公共机构中从事公益活动，如果那样的话，从长远来看对我是有好处的。在ACLU（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r，美国公民自由协会）或者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工作——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意义的。不过一想到这样的工作既不容易找，又不会给我最基本的薪水，就很沮丧。

我决定去试试了，不放过每个小型律所、中型律所、联邦法官和非营利性机构（哦，至少非营利性机构不会带给我政治上的麻烦），我的简历虽然乏善可陈，但是我很期望能找到暑期工作。我等啊，等啊。我已经收到不少拒绝信了。我要把简历寄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再也不想听到它们的回音。

我开始着急了。看起来没有人对我感兴趣。没有人！哪怕是低薪水的工作——上帝快帮帮我——哪怕是零薪水的工作也行！噢，上帝，难道我真的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找不到暑期工作，而只得去当服务生的人吗？或者在商店柜台折叠毛衣？我真的，真的不想和大家有这么大的差距。求求您了，求求了，让我找到工作吧。不管什么工作。经过无休止的等待之后，我终于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立刻向乔报告好消息，“我得到了一个面试机会！”我自鸣得意地打断了他正在进行的一个重要工作会议，“一个面试！”

“太棒了！在哪？”

“妇女研究中心，靠近市中心的联合广场。”

“我从没听过，他们干什么的？”他问。

“哦，我也不确定。我是在就业服务中心的活页上找到他们名字的。我想他们是做研究的吧？研究影响妇女的法律问题？”

“给钱吗？”

“我想不会吧。”我说，“我不在乎这个了。现在，钱是第二位考虑的因素。我仅仅要求凭着简历能找着暑期工作。”

5

当我来到一间看起来像办公室的房间时，我惊讶地发现了我的三个同学。她们穿着整洁的西装，手拿皮革公事包，在接待区等待。

“嗨，莎拉。”我冲我们组的一个女生打招呼，“你是来这里面试暑期实习生的吗？”

“是啊。”莎拉沮丧地说，“她也是。”她补充道，朝一个坐在对面叫格温的女生点点头，“还有她。”莎拉指向房间另一端的一个同学，我还不认识。

“叫了这么多人啊？”我困惑地说。

“我想是的。我们组的格拉塞刚离开十分钟。他们好像面试每个投过简历的人。”

“没错。”我的兴奋感马上消褪了。

轮到我面试了。我尽最大努力对付面试官——一个体形超重、戴着鲜红色眼镜的女人，她恩赐我六分钟的时间面试。我把我之前从事非营利性工作的经历向她娓娓道来，我发誓将在这个机构中奉献我的全部，不管是什么工作。一周后，我收到一封格式信件，告诉我没有被录用。

我不情愿地想着，也许我该试试回威斯康星州找找律所。虽然回家工作成功概率很大，可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带薪水工作，但是这个念头让我有些窒息。相当于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再说，乔在纽约好不容易有工作了，我不可能暑假抛开他去外地工作，他也不可能再一次拔根而起，跟着我满世界跑。不，不管做什么，我一定要留在纽约。

一个月后，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面试通知。经历种种恐慌后，最后我得到了在美国纽约南区法院为联邦法官做实习生的工作。虽然这份暑期工作是零薪水，但是一份有声望的工作，是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这份工作简直好得难以形容。

妇女研究中心的工作呢？雷切尔去了。凯蒂回加州了，她找到了一份在法律援助协会的零薪水工作。伊丽莎白暑期去她爸爸的律所工作了。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3）

三月初，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

雷切尔、伊丽莎白和我懒散地坐在咖啡厅，享受我们快乐的畅饮时光，凯蒂突然推开大门，一股强劲的寒风呼啸而至。她急促地向我们奔来，身穿折叠式迷你裙，搭配膝袜，上身穿着黑色的紧身羊毛衫。外面四十度（华氏温度）的气温不适合凯蒂这样的时髦打扮。细小的黑色背包，一直很流行的那种，她当作手袋。她看起来像22岁的天主教女学生，只不过衣服都是缩小版。

凯蒂坐下后，把裙子下方掖了一下，叫了杯酒，然后情绪高涨地向我们爆料，“哦，我的上帝，你们都知道了吧——我希望你们还在我这组。这出戏真是不可思议！”

“你有什么戏？”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望着雷切尔，她点点头。

雷切尔迅速补充说，“是啊，自从在观点课上提摩把克莉丝汀弄哭后，已经过去差不多两个月了。不过，他真是令人敬畏。”

确实令人敬畏。提摩设了个大陷阱引诱她，但是克莉丝汀反应过度了。整个班都在抑制笑声，我也不是完全不同情她——我，自己，在课堂上不止一次想哭呢，但我还是保持了镇定，我本能地知道哭声只会让大家明白我是个女人，生活在男性社会中。尽管一半的法律学生是女的。

“我们组还是相当沉闷，”伊丽莎白补充说。

“对啊，像周一？在我的观点课上？就上演了一出史诗般的戏剧。”凯蒂抛出这个悬念后，慢慢地抿了一口酒，然后继续，“你们知道阿诺德吗？就是那个鼻子穿孔了，还刺青的女生？”

“我知道她。”伊丽莎白一脸畏惧的表情，“我不知道她那个样子怎么找工作。”阿诺德的文身一直到手臂上，她要是从事职业，注定要生活在长袖衫里。

“对了。”凯蒂说，“你们知道吗？她在课堂上讲了好多废话，都毫无意义。她因为不同意卢搜教授的观点，举出了一大堆刑事司法体系中有关性别偏见的数据，卢搜教授当她的面大笑。不是那种友好的方式，而是一种可怕的、恶劣的嘲笑，简直就是当着全班的面责骂她。说她是‘破坏性的影响’”。

“哇！”雷切尔说，“即使施德教授也不会这样做。”

“我明白啦！”凯蒂回应，“我是说卢搜教授总是玩魔鬼游戏，他不管走到哪都制造争议。他上个月谈到O.J.审判时，对奥普拉和热拉尔多的非议足见他的锋芒。不过这次他是做得太过分了，他自己也知道了。因为前天晚上他给我们班每个人发了封电子邮件，对他的‘不当行为’表示道歉。但是这并没有平息纷争，我跟你们说吧，大家都是嗤之以鼻。”

“如果阿诺德在我们组。”伊丽莎白说，“她肯定会喜欢福克斯教授，她想谈论的无非是种族、性别和法律，但是福克斯教授忙于为联邦杂志写文章，所以能来上一半的课就很不错了。”

“我告诉你们吧，事情不会这样完美结束的，不会有好结果的。”凯蒂提醒我们。

她说得对。虽然卢搜教授给全班同学发电子邮件，对他的行为表示道歉，但是一周后他和阿诺德又发生了另一起冲突。一天，下课后我走向大厅时，无意中听到每个人都在谈论他——即使不是卢搜课堂上的学生。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学习啊？”一个胖胖的女生哀怨地说，“我的意思是，卢搜教授简直就是自贬，我知道他自己想挑拨大家，但是他制造了一个敌对的学习环境。”

她右边的一个男生，手拿Zippo打火机，刚走进吸烟区点上一支烟，“噢，谁要是不能接受这种对抗就不属于法学院，这可是至理名言。他在挑战我们。这是他的工作，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好教授的原因。”

“哦，我是另外一组的。”一个穿着大号匹兹堡运动衫的男生插进来说，“如果校方决定让学生转出他的课堂，我倒是想换个课堂，我对福克斯教授的自由言论已经很厌烦了。该死。”

最终，学术事务处的做法令学生哗然，他们决定新增加一个法律视角的课堂，由一名新教授讲授，这时学期已经过去了一半。这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真是史无前例的。卢搜教授课堂上的学生可以选择留下或叛逃。转到新课堂的学生重新开始，期末考试只考后半学期的内容——无疑是个诱人的出价。留下来的学生不要天真地认为表示对卢搜教授的忠诚就能得到好分数。总之，对于外人而言，这是个不坏的两难局面。

我呢，就算多交点学费，也愿意从现在教授无聊的课堂上转到卢搜教授的课堂上，仅仅是为了娱乐。

啊，争议和论战层出不穷！激烈的竞争和妄想症混合在一起。当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被邀请参加《哥伦比亚法律评论》晚春信息发布会时，所有元素迅速地搅合在一起了。

法律评论是学生经营的众多学术期刊之一，但是在很多方面它都是最好的。除了法律评论外，哥伦比亚还有11种其他法律期刊，都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参与经营，大部分都是发表学术论文的专题期刊，涉及的专题有国际法、环境法、人权法和商法。但是它们不是同一类——分为法律评论和其他。哦，当然，这种划分是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法律评论外的其他期刊都属于第二梯队（其中四种期刊自称“仅次于法律评论”），还有第三梯队的期刊，如果你想让你的简历写上期刊这个词汇，那么你可以心血来潮地加入其中。

每个人都知道法律评论的神秘魅力——它是区分你“有”和“没有”的确定标准。法律评论成员是法学院成就的顶点，如果三年结束后，你想有个简单的评价概括你整个学生生涯的价值，那么最好的概括是：参加法律评论或者没有参加法律评论。毕业二十年后，没有人会夸耀自己民事诉讼法得了A（当然除了我之外），但是如果参加过法律评论就是死后也会有人谈论。

每个人都知道法律评论的成员是二年级和三年级在法学院被敬为“神人”的学生，当这些“神人”在走道上经过时，一年级的学生就会秘密耳语。我们坐在演讲大厅里等待信息发布会的开始，崇拜地凝视着讲台上的法律评论成员，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第一学期的成绩出来后，并在坊间广为流传时，就有人开始猜测谁有可能加入法律评论。会议上，“当权者”向我们保证分数不高的人也有机会。

暑期我们班将选出45名成员为法律评论的全体职员服务。大多数人——大概60%——以第一学期的分数和写作作为评价标准。写作要求会在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发给我们，我们每个人用一周的时间写10页的论文（本来以为期末考试就是一学期的结束）。法律评论的一小部分职位——大概25%——单独奖励给那些写作表现好的学生，完全不考虑分数。更少一部分职位会考虑个人陈述，法律评论要寻找“种族和性别的多样性，包括性取向、等级、教育、职业背景以及学术兴趣的多样性”。

被选中的学生要在8月1日向法律评论报到，直到学校开学之前都必须在期刊全职工作。开学后，除了正常的法学院课程要上以外，每周至少还要花40小时在法律评论工作。一年工作结束后，从法律评论成员中选出第三年可以做编辑的学生，他们再帮助选下一批二年级的学生。

演讲结束后，有个非正式的问答环节。

“哦，在法律评论能帮助我们找到工作吗？”坐在后排的一个女生怯声问道，从声音中判断，她肯定和我找第一学年的暑期工作一样经历了很多曲折和磨难。

“哦！”一位“神人”回应道，“对于像哥伦比亚这样的法学院，你们找一份律所的工作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最高法院的书记员，或者有朝一日成为联邦法官，或者成为法学教授，不是东南大学，那么你真的很有必要加入法律评论，因为它为你们打开了多扇门。”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时间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却没有任何报酬？”听起来像智能语音的一个声音问道。

“简单说吧，因为可以在你的简历上写上哥伦比亚法律评论，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词汇了。”

“我认为如果把这两个都写上会更好。”我右后方的一个人悄声说，“耶鲁法律期刊和哈佛法律评论。”我努力压住笑声。

“嗯，你们在法律评论到底做什么呢？”提问者比我勇敢多了。虽然每个人都明白法律评论的极端重要性，但我不认为每个人都知道里面的人实际干什么。

“哦，你们第二年会把大部分时间放在编辑和校对文章上，还有研究和写一些学术文章。如果幸运的话，你们的文章会在第三学年发表。作为三年级的编辑，你们更多的是选择要发表的文章，指导二年级的学生，帮助形成期刊整体编辑思路。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对你们智力绝对是个挑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最优秀的。”

会议接近尾声时，我等着旗手站起来，向讲台上的法律评论成员宣布“我希望秋天能和你们一起工作”。我很吃惊他竟然克制住了自己，但我知道他想说，都写在他脸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