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扉页

版权页

自序

历史与财富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制度与财富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农业发展的极限

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产权与财富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开放与财富

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致谢

封底

自序

财富是个永恒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大部分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出外打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只能获得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而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比尔·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要坚持“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就会令人着迷，而且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谈财富这个话题。

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上升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增加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世界人均GDP却增加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 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增加了近5倍。

财富创造力今非昔比

当然，这些GDP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三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了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足。既然这样，乾隆时期朝廷应该非常富有，国家也应该很强盛吧？我们不妨算算当时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能让人晕倒！不过，这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字虽然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家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10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2007年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比较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家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整个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家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家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人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作过仔细研究。总之，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今天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生活内容和品质也发生了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只将30.5%的开支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没有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有一天突然间她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不仅促进了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为什么财富创造能力变迁这么大？

看到过去200多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了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想回答的。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为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大约为56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可以生产更多的衬衣，卖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者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销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篮球比赛的例子，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多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同样也是一个多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5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了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者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85%以上的GDP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得比较多，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而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年纪轻轻就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上的发挥，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眼目睹中国和世界财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在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次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

历史与财富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2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4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7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15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31

资本全球化的奇迹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连在一起，比如在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以2006年为例，继6月初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在香港联交所创下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112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行)刷新这一纪录，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证交所)合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资本市场IPO融资的世界新纪录。

中行、工行等内地大型企业到香港上市，使得香港联交所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证交所的49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当时，香港人口才700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赋予了香港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饮水思源，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奇迹这么多？是什么、是谁创造了这些奇迹？当然，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远不够，“奇迹”还源自西方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内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西方提供的这种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机会。首先，在1750年左右，中国有无可能创造今天这样的奇迹呢？那时是乾隆盛世中期，中国还很强盛，正沉浸在闭关自守中。即使抛开那时候的闭关自守政策不管，即使乾隆也想改革开放，那他有可能创造“奇迹”吗？答案很简单：不可能。一方面，工业革命还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机械化生产技术没问世，也更没有今天全球化所依赖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全球化无从谈起，实际上，在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反泡沫法案》之后，股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停止发展，西欧不再有活跃的股票市场，美国还没有独立，香港只是个人烟稀少的渔村。所以，不管乾隆或者其他皇帝的本事有多大，也不管中国的劳动力有多少、多廉价，不管有多少中国企业要到海外上市，经济总量5年翻番、企业大规模融资等“奇迹”都没门儿。

往后推100年，到1850年时，中国的国门名义上在鸦片战争后已经开放了近10年，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已对外商开放，香港已经租给英国但基本上还是渔村，象征着金融洋务在中国开始的汇丰银行是15年后才成立的。世界上，虽然以机械纺织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已进行了近70年，但工业技术还远未成熟，电气、电话以及相关工业技术也没有问世，铁路和蒸汽轮船技术虽已经发明并正在成熟，但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速度和规模极为有限，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1854年坐了5个多月船才从纽约回到中国香港。那时，跨国贸易和交往也在进行，只是规模与速度极慢，各国经济间的依赖度很低，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靠出口创造经济“奇迹”。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伦敦金融市场已很发达，但以银行、保险以及政府公债为主，伦敦证交所交易的证券90%以上为非股票类证券；纽约的证券交易中债券占80%以上，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银行股、保险股为主，工业公司股票只有几只，到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股热潮时美国股市才真正起飞。因此，在经济腾飞速度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上，任何国家都还不可能制造出像中国今天这样的“奇迹”。

再往后推100年，到1950年时，工业技术、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都已很成熟，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西方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轮船、铁路、公路与航空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不仅在西方，许多后进国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已基本连在一起。这些要素加起来，为当时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会，当时的日本以及之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抓住了这一良机。然而这一发展机遇中国没能及时抓住，直到1978年，才由邓小平拨乱反正，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以前不仅没有为工业革命作出过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全球化秩序作出过建设性贡献，今天则搭了便车。另一方面，之所以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也能为工行创造IPO融资的世界纪录，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巴西、中东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变得不那么重要，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创造了“奇迹”。

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二十几年的中国都进行过“改革开放”，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很成功？近二十几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西方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好处的具体体现？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贯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着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2001年才成立，但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国泰民安。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家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如果把施正荣跟1838年或者1848年时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荣的处境就更好了，因为1838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是4127万两银子，到1848年下降到3794万两银子，都比乾隆时期低，更低于尚德2007年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水平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也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在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世界秩序已经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建立了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这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以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今天中国经济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尚德才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其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上，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出，165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预计收入已达12亿美元，跟1766年整个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万倍。

① 此文作者写作于2005年。——编者注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的预计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生存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人(Robert C.Allen、Jean－Pascal Bassino、Maison Franco－Japonaise、Christine Moll－Murata、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个题为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 and Europe：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运用了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和棉布价格等，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45～1754年间对北京和广州进行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教授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2007年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很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2007年，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比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朝廷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朝廷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等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能买多少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000个鸡蛋，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亿个鸡蛋，这么大数量，我母亲听了一定会晕倒！相比之下，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0.4元一个，12亿美元相当于240亿个鸡蛋，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000斤要10.5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就相当于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1斤2.5元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会显得多一些。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对食物的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价值是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按这种价值本位计算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没有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也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所以，用一篮子消费品来评判同一时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水平，其意义很大；但依此评估不同时代间的收入，问题就很严重，因为今天的一篮子消费品跟昔日的一篮子不是同一回事。今天一篮子消费品的不同，本身就是进步，当然也证明“改革开放”165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们以这种因进步而动态变化的东西作为价值基准，那么再大的变化也会被内生成为无变化了。

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

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挣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者说收入水平。

据马德斌以及其同人的研究，北京、广州等地普通工人一天收入的实物购买力，从乾隆中期一直上升，到1790年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衰退。到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降到最低，大约是乾隆中期实物购买力的一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才真正开放，洋务运动或者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对西方的工业技术、金融、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引进，中国卷入资本全球化浪潮。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一天劳动所得的实物购买力重新回升，到清末、民国时期慢慢地向乾隆中期的水平靠近。

1978年，邓小平重开改革开放，资本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挖掘出中国的财富潜力。今天的收入水平如何呢？我们还是按北京普通工人多工作一天的边际收入算，打一天工的边际收入大约为55元。根据前面讲到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大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14.3倍)，113个鸡蛋(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了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而依鸡蛋价值基准算，两个世纪里收入增长了40%。总体而言，新的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仅相对“文革”时期翻了许多倍(依鸡蛋价值基准，翻了10倍)，而且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也平均翻了几番！

“文革”时期，买一辆自行车、一只手表要花120元左右，需花掉整整4个月的工资。到今天，同样这些制造品的价格可能没变，但一个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可以买8辆功能更多、设计更好的自行车，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提高了31倍。按照肉本位算，真实收入也提高了5倍。

农村的情况如何？关于1949年前农村的收入和物价，我们这里暂且不谈，但可以把今天我湖南老家的收入和物价跟“文革”时期相比。由于农民的自留地以及其他非货币收入历来占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收入一般难以估算精确。所以，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多劳动一天的边际收入”来判断农民的收入能力，也就是，过去多劳动一天跟今天多劳动一天，收入差别如何。这让我们不必估算农民的全部收入。以我的湖南老家为例，“文革”时期，村里农民多下地劳动一天能赚0.15元，相当于一天劳动能买3个鸡蛋，劳动4天才够买1斤肉，3天才能买1斤鱼。那时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太平天国时期北京普通工人，更低于乾隆中期北京平民的收入水平。

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更直接地对农民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如果以教育成本、医疗成本为收入价值基准，由于这些费用近年来增加了许多倍，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力反而下降了。不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增加后，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否则就不叫人们的收入在增长了)，而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劳动力大多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应该快于从事简单体力工作的劳动者。换言之，由于医疗和教育行业属于高级劳动力密集的服务行业，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的时候，这些服务业的成本增长速度必然高于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增长速度。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今后的趋势只会继续如此，以人工为主体的服务行业，其真实价格会越来越高，而制造品会越来越便宜。

我们应该承认，农村教育和医疗在“文革”时虽然便宜，可学校条件差，不教知识，学生还整天下农场劳动，学校应该给学生发工资才对(亦即学费为负数)。赤脚医生听起来浪漫，但医疗水平就是另一回事了，跟今天农民自己去药店买药自己治疗几乎没什么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农民不仅可以在当地就医，也可以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到城市就医，费用是增长很多，但另一方面，就医的选择空间也多了，这说明福利提高了。我不是说现在的医疗服务结构、教育设施结构已经合理，或者说对农民公平了，远非如此。过去50多年里，在教育和医疗投入方面，从来就是歧视农村，甚至以农村养城市。所以，每次让农村获得资源和收入的机会向着本该有的国民待遇靠拢一点，农民的福利就能增长很多。

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诸如战乱等的影响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认识资本全球化、制度同质化的好处

从表面看，好像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只是让少数人受益。但实际上，在中国创造出像施正荣这样的亿万富翁的同时，他们的财富创造过程也是给更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收入机会的过程，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上的一环一环，将财富和收入传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过去二十几年里社会底层的真实收入也增长了许多倍的原因。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使施正荣，而且还使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我要去看世界！”幸运的是，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高楼大厦。可是，在那花花世界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既可以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以完全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一下子崛起，可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伟大。可是，改革开放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晚清洋务运动、国民政府都曾经持续尝试过改革开放，但那两次除了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打下基础之外，每次都不成功。为什么？或许，我们会很快下结论说，是因为那时候制度腐败、政府腐败无能等。这类一般性的指责可能都对，对这些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二十几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这就奇怪了，同样是要走出当时的旧制度框框，但晚清的改革开放没成功，国民政府的改革开放也没成功，而最近二十几年的却恰恰成功了，况且这种成功是发生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诚信与社会结构都遭受重大变迁之后。那么，到底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难道今天的中国人就真的比历史上的中国人更聪明吗？

① 本文是作者根据以同名发表于《新财富》2004年1月号的文章改写而成，感谢石明磊为本文提供的帮助。——编者注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在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无果之后，仰融以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身份及其妻子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于2003年8月，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按美国许多州的法律，夫妻任何一方的财产即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婚前签约排除的财产另当别论)，因此，侵占仰融的财产即是侵犯其妻(美国公民)的财产权。再加上所涉及的产权又是以在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的股份为核心，因此，美国联邦法院认定其有管辖权，受理了该案。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都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是以国家主权抗辩。这里，我们不对本案中的诉讼事实问题作任何评论。我们只是关心，像这种跨国产权纠纷如果发生在200年前、100年前或者是50年前，当时的处理方式会是如何呢？跟以前比，今天的这种以诉讼方式解决海外产权纠纷是更“合理”了，还是更让人无法接受了？辽宁政府到底该不该应诉？带着这些问题去回顾一下近代世界的历史变迁，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也可使我们的国际行为更符合“国际惯例”。

晚清时期的世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停止了明清断断续续几百年的海禁。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了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国情把中国转变成“世界工厂”，那也不可能，更何况那时的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很远。

首先是运输技术和通信技术上的困难。正如以前讲到的，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火车主要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在英国、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如此，在中国则更是如此。尽管晚清兴建了部分铁路，建设了有限的内陆运输能力，但低下的海运能力无法支持“世界工厂”所必需的跨国运输容量，大容量、低成本海运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还是“二战”期间才有的事。空运在当时更是无从谈起，第一个试飞成功的飞行器到1903年才出现。虽然电报发明于1844年左右，但其信息传输能力毕竟有限，成本也太高。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情。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再有远见，也不能超越当时技术上的局限，更何况当时国人的技术教育还无从谈起。

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政府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洲于16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宋朝和明朝早期的中国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当时的中国虽已有海运业，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虽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跨国界的交往和贸易还是很有限。

比如，1500～1600年间从欧洲大陆发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数量总共约为770船次，平均每年7.7船次。1601～1700年间，共有3 161船次，年均31.61船次。1701～1800年间，共有6 661船次，年均66.61船次。这些包括了发自欧洲各国、驶向亚洲任何国家的船次。那时候的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500吨左右。截至1800年，从欧洲海运到亚洲的年物流量约为4万吨。1500～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农作物、香料、茶叶，还有就是金银等贵重自然物。

那些年代，技术条件限制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经有了股市，但股票投资还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国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就都有重兵压阵，当时没有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

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账行为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家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会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就无法进行。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账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缺乏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就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的约8000万美元的债务，结果1862年1月英国派遣700名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 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几个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于是，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

从1820年到1914年，英国在拉丁美洲共动武40多次，其中有26次是以其公民产权受到侵犯或者是以债务国赖债为由。比如，因其海外财产受到侵占(包括工厂、银行、铁路等)，英国1868年派军队攻打乌拉圭，1891年进攻智利等。

当国际游戏规则是由武力的强弱而定的时候，世界只能是强国的世界，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己或国家军队的强弱。在那种环境下，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可想而知。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这样靠制造业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即使抛开技术的局限性，晚清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难以发展经济，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过去200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每个都与外贸息息相关。

历史性的转变

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其中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在1902年12月。当时英国和德国为了讨债，向委内瑞拉联合发动军事进攻，英德海军封锁了委内瑞拉的5个主要港口，打沉了3艘战舰并轰炸其港口设施。之后，委内瑞拉被迫同意由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债务纠纷作仲裁。结果，海牙法院的裁定是：不仅英德有权以武力讨债，而且在所有债权国家中，谁愿意动武讨债，谁就能享受优先债权。也就是说，谁动武，谁就可以先得到偿还。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

那次仲裁结果在拉美引起了轰动。当时阿根廷的外交部长路易斯·德拉戈(Luis Drago)随即从法律的角度写了一篇长长的反驳文章，并将其送到阿根廷驻美国大使馆，要求其大使将文章送交美国国务院。德拉戈指出，以往的惯例是：当一主权国拖欠另一主权国的债务不还时，债权国有“权利”向对方动武。他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一国动不动武完全是一种政策选择，而不是法定权利；更何况因讨债而对另一主权国动武侵犯了后者的国家主权。他认为，除了自卫之外，任何国家无权对另一主权国动武。当债权投资者的权利与另一国家的主权相冲突时，他主张后者显然应该优先。

律师出身的外交部长德拉戈用法律逻辑分析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受，而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也是如此)，因此，德拉戈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同。

有意思的是，尽管国际惯例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增加在逐步形成，但国际法在那之前从来没有正式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世界上第一个以研究国际法为宗旨的学会直到1873年才在比利时成立。美国的第一个国际法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Law)成立于1906年，在此之前美国大学的法学院里没开设过任何专门的国际法课程。可以说，在以武力当道的世界里，国与国之间的法律框架不太容易形成，也不太会被当回事。

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

于是，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中律师出身的占了多数。美国代表团共有9人，只有两人不是律师出身，其他成员(包括团长)要么以前是法官，要么是律师出身。英国代表团团长做过10年法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的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法国代表团也类似，它的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其他参会国，比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

参加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的各国代表多半是具有法律背景的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在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最后得以通过。根据该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向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必须寻求并最终接受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这就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的国际惯例。从那以后，靠武力攻打他国讨债已不再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行为。

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们共同的职业训练使他们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让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的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不是付诸武力。相比之下，在1864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19世纪召开的其他国际和平会议上，具有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因此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以武力解决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

那次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社会秩序靠“法治”而不是“武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许多启示，中国的法律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到今天虽然已有20万左右的律师从业者，但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甚至司法部在内的政府部门成员还是以理工科或者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为主，前几年参加跟各国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居然鲜有法律背景的人。当面对另一国家的律师出身的政府官员时，在谈判桌上，代表我们中国的工程师官员们怎么可能与对方有共同的语言？怎么能在共同的语境下说话？这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我国的国际行为靠近“国际惯例”之前还有许多课要补？在中国变成经济大国的同时，国际公关形象也必须与之相配。

国民政府时期的世界

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正好是在1907年的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处境比晚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中国那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局面；另一方面，不久之后，也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停止，但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

当然，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当时也顾不上世界贸易格局的问题，它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稳定国内局势，因此，无暇顾及发展经济。1927年国民政府重新立都南京。在平息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左右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

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在1930年，美国和西欧各国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西欧国家也类似。在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非市场经济理论影响下，各国大大提高贸易关税壁垒，连历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抢先把自己的经济国门关起来。1913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关税基本是零，德国的关税平均为13%，法国的约为20%。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进口关税上升到50%，德国、希腊、瑞士、奥地利等国的关税都升到75%～80%，法国的关税升到97%，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限制或干脆禁止许多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从1914年“一战”开始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32年间，是过去200年中世界贸易格局最黑暗的时期。

即使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设置贸易壁垒，国民政府的开放政策也不会有充分的时间去产生效果，因为到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连续8年的抗战和随后的内战，使经济发展又重新回到第二位。

由此可见，虽然晚清和国民政府都做过一些努力，但由于那时的国际大环境使然，中国仍然没能强大起来，具体见图1–1。

国际贸易秩序进一步完善

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以保护债务方，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比如，1914年“一战”一开始，当时的北洋政府即停止支付晚清、民国发行的外债(包括铁路债券)。“一战”期间，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并中止支付拖欠德国的所有债务。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国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1936～1938年间，国民政府要求调整早年在西方发行的铁路债券，要求降低利率。按照债券发行时的利率计算，图1–2给出的中国历年发行的铁路外债利率，基本都在5%，这种利率在今天看应该也不算高，因为这些债券毕竟有着很高的国家政治风险、被拖欠的风险。但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债券外)，不再支付所承诺的利息与债务。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承销发行的中国北方铁路债券，总金额为230万英镑，年利率为5%，但这只债券最后于1942年2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从此，所有晚清、北洋和国民政府发行的外债都在1914～1942年间被一笔勾销。

海牙会议后，危地马拉于1912年拒付欠英国的债务，洪都拉斯于1914年拒付欠法国的债务。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也取消了一些外债。还有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拖欠过债务。但所有这些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为不还债而遭到武力打击。债务违约的国家因受主权保护而不遭武力进攻，这当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投资者的产权也不能不保护，否则就不会有资本跨国流动，没有国家、公司和个人愿意购买外债，跨国直接投资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此外，尽管海牙协议约束了债务双方的行为，但这毕竟是协议，在没有强制性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对于违约的国家，国际社会能采取的举措还是十分有限，最终还得依赖各国政府的自愿行为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

因此，成立更有约束性的国际组织十分必要，以便更好地平衡国家主权和投资者产权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努力是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但该国际组织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其可信度一落千丈，在“二战”期间停止运作。1944年，美国、英国、前苏联和中国正式着手准备“联合国”的成立工作，那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建设性的姿态参加国际秩序的组建，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合国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理论上成为“世界政府”。

1944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主要是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渡过难关，同时保护外债投资者的权益。这填补了1907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1997年上半年，韩国一系列财团相继破产，随即众多国际银行从韩国撤资，使韩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外债。假如那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韩国遭到武力进攻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或者其被变成殖民地)。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存在救了韩国，不仅在1997年韩国没被武力进攻，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债权方国际银行达成协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韩国提供过渡性贷款，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服这些国际银行将600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是有条件的，它要求韩国必须作出一系列制度与政策方面的改革，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侵犯了韩国的主权，但这些要求跟被武力进攻相比，应该是更能被接受的。也就是说，在16世纪几乎每个国家都关着国门的时候，每个国家几乎都有绝对的主权。可是，当各国的经济都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绝对主权就意味另一个国家的权利要受到绝对的牺牲。

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进入的那些国家和行业进行援助，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同时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者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表现，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营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被投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本身也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风险降低。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成本降低。

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后，其主要作用是谴责、约束(非强制性地)不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出声音的场所，因为在“二战”之前，总是有强国发表意见、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与场所，但弱国却不然。联合国里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一票保证了这一点(联合国安理会则另当别论)。

这种声音平台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一方面在20世纪40～60年代中几乎所有剩下的殖民地国家都相继独立(斯里兰卡、缅甸、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另一方面鼓励了许多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没收外国公司的产权(尤其是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产权)，将其变为国有。比如，在1945～1961年间，有12个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产权被外国政府没收或侵占；在1961～1973年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产权共被没收过160次。根据联合国的资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跨国公司和个人投资者的海外产权被发展中国家广泛没收、侵占的时期，这是放弃武力保护海外产权之后，对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秩序最大的一次挑战。如何保护一国公民或公司在海外的财产？

在20世纪30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1937～1941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世纪60年代没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以美国为例，除了少数引发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条原则来处理其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于公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是能接受的；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20世纪中叶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有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价格上。

这两条原则或许也会是仰融案的焦点。

改革开放时期的世界

关于世界经济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协调跨国贸易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等，这些国际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背景，当然不是几千字就能讲清楚的。但有一点是显然的，到1978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时，过去200年里发达国家逐步建立的这些国际游戏规则不仅使中国面对的外贸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使世界出口市场的容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中国工厂制造多少，世界市场就能吸收多少。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成功当然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功劳，但是回想起来，中国在这些年里唯一要做的似乎就是把国门打开，打开得越多，中国经济增长得越多。

如果把现在的改革开放放到19世纪晚清所处的世界秩序背景中，那么我们是否也能看到这么巨大的经济成功呢？答案肯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那时有些必要条件不能满足：首先，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为外贸服务，为海运护航。其次，那时还没有飞机运输，也没有足够的海运容量，没有极低的货运成本，电脑、电子技术也都是“二战”期间的事情。

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的增长。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基本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建设的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日、反德、反意的盟国，被美国、英国和苏联邀请于1944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才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秩序。

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

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以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为什么不能应诉？应诉又不一定会败诉，应诉会大大改进中国在海外的公关形象，让世界更把中国看成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不应诉肯定是输，后果只能是更负面的。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是21世纪，而不是18世纪、19世纪的世界。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生产力，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也让中国满足自己的吃住行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再为温饱而担忧。中国正在从生产制造型国家向财富型国家转变。

那么，什么是财富型国家？难道还会有非生产型的“财富型国家”？当然，我们这里不谈靠抢劫、掠夺“发财”的国家，那是非正义、不道德的情况，那些自然不是我们要谈的范例。

人类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价值。不管价值的创造方式是靠苦力，靠资本，还是靠无形的管理技能，靠“投机倒把”跨地区运输，靠独到的“投机取巧”理念……这些都是道德的、受正面欢迎的致富方式。只不过，在农耕社会甚至工业社会里，人们对价值只有狭义的定义，把价值只跟温饱、衣食住行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即在此。也就是说，只跟有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任何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不能行的自然就没价值。所以，只有创造出“东西”的生产活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正是出于这种农耕价值观，“投机倒把”的商人成了“剥削者”，因为他们只是把“东西”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没有再生新的“东西”；知识分子也没有创造价值，因为他们也没有制造任何有形的“东西”，所以才有“臭老九”之称。

这种狭义的价值观不只是存在于中国传统中，而且在世界历史上，至近代之前，也一直占据主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在温饱的边缘挣扎了几千年，由于生产能力所限，一直没有产生足够的剩余，主流社会中的大众当然就没有太多物质消费之外的奢望。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50美元，平均一天1.2美元左右，在那种收入条件下，当然只有“生产”才是价值创造。到1500年后的明朝中期，仍然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生产能力稍有增长，人均收入相当于今天的600美元。然后，从公元15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变，仍为600美元。经过近100年的折腾，到1913年时，人均收入降到552美元。

只要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2美元，人的诉求就很难超出物质或者说“东西”，社会对价值的典型定义当然离不开“东西”。在连温饱都很难保证的情况下，没有剩余，自然就没有太多财富可言。

从财富载体的变迁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历史进程。生产收入有了剩余，亦即有了“财富”积累之后，财富以什么形式保值并升值呢？以前的几千年、几万年间，人类生产能力有限，财富积累微不足道，即使有一些剩余，财富的载体也只是最为原始的土地、房屋和贵重金属，还有就是少量的信贷。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里，连财富的载体也是以耐久性强的“东西”为主，一种“东西”越耐久，它作为财富载体的吸引力就越强，而像金融契约、证券、基金等这些“非东西”的财富载体只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换言之，从需求的角度讲，过去人们总在为温饱生存而挣扎、没有收入剩余，人们自然没兴趣在耐久“东西”之外寻找更方便、流动性更好的财富载体了。所以，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之前都还没有股票、债券等金融证券，就不奇怪了。

在西方，简单的金融证券最早出现在13世纪中期的意大利，但开始发展得很慢。到15世纪末时，佛罗伦萨的富裕家庭的财富组合中，大约1/3的财富投资在土地，1/3在企业所有权，剩下的1/3在金融票据和证券中，那可能是人类最早以“非东西”形式承载这么多财富的地方了。16世纪后期，股票、债券在荷兰、英国出现了新的发展，人类财富载体品种从“东西”进一步向契约产权迈进，越来越金融契约化、票据化。

但真正从本质上改变财富载体，使财富载体金融化的程度大规模上升，还是1780年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事情，机械化生产大大提升了人的生产能力，不仅使穿、住、行所用到的东西供应量大增，而且使食物类东西的生产供应很快不成问题，农业也逐渐机械化了。工业革命使人类的温饱问题不再是一种挑战。按照麦迪逊的估算，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在1700年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24美元，1820年工业革命初期时为1232美元，但到1913年时增加了约两倍，上升到3473美元。这些说明，在西方社会，财富快速跳跃的时期开始于19世纪，人类的生产剩余一下子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财富积累猛增。随着财富规模的膨胀，人们越来越感到土地、资源、耐用品作为财富载体的局限性太大，既没有流通性，增值空间又有限。对流通性更好的金融投资品种的需求自然就产生并快速增长了。特别是到20世纪，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从1913年的3473美元上升到20世纪末的2.5万美元左右；另一方面，一场金融革命发生在美国，通过经济全球化，这场金融革命被推广到了许多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

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在2006年为2 042美元，首次超过2000美元。每天的人均收入超过5美元，解决吃穿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中国人的剩余收入已经越来越多。现代工业技术加全球化了的贸易市场体系，使我们的温饱已不再有问题。具备这种生产、制造“东西”的能力之后，以“制造东西”、“种植粮食”为核心的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活动已不再是价值创造的主旋律了，但这绝不是说传统的“生产”活动不需要了，这些“生产”当然是基础性的，是经济存量。今后中国经济的价值增量不会再主要来自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来自金融交易、财富投资管理、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休闲养心等“服务”业。也就是说，在“生产型国家”里，物质生存还是一种挑战，“东西”的“生产”是主要的价值创造途径；在“财富型国家”里，物质生存不再是一种挑战，机械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超出人生活需要的“东西”，如果再扩大生产，就会创造“负价值”。在这种社会里，新的价值创造活动主要来自提供更好的金融安排、把人们各种未来风险规避好、让财富由更好的保值增值载体来承载、提供更多扩展人生体验的途径等。

在实现从“生产型国家”到“财富型国家”的转变之前，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转变“价值”观念，改变只认“生产”才是创造“价值”的农耕时代观念，改变过时的劳动价值论，否则中国社会很难在价值链上有实质性的升华。

如何理解这些话呢？就以金融服务为例。本来，在完全解决了今天的物质消费需要之后，人们自然会把经济决策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对退休养老、天灾人祸、病残等未来需求以及意外风险的规避上，今天的生活需要解决了，人自然会立即想到把明天的需要也安排好，解决好自己一生一世的经济需要，这是人之常情。那么，金融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理财产品、消费信贷等各类金融契约与证券，它们的作用恰恰是帮助人们解决养老、保险和理财需求，在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提供这些金融交易服务的时候，它们当然在创造价值，因为它们让社会大众的生活过得更安全、更潇洒、更自由，人们也愿意为这些金融服务付费。可是，按照“生产东西才创造价值”的观念，你很难这么说，因为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东西”。正因为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难以接受金融从业者赚取的高收入。但如果没有金融行业的根本性发展，中国难以过渡到“财富型国家”行列。

还有就是以敌意收购公司为主业的私人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美国，人们也很难承认这些基金经理在创造价值。美国的KKR私人股权基金公司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该基金专门寻找那些坐拥许多优良资产但不怎么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上市公司，找到之后出高价把公司收购过来，一方面把与该公司主业无关的资产卖掉，另一方面对公司管理层作重组，这种重组过程一般会持续两年左右。重组好之后，再让公司重新上市。整个过程走下来，KKR私人基金往往能获得几倍的投资回报。

那么，这些基金经理创造了价值没有呢？是不是他们在剥削呢？按照“生产东西才创造价值”的观念，这些基金经理的确没有产生出新“东西”，甚至可能还毁掉一些“东西”。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私人基金的运作，不仅使基金的投资者赚到高回报，从而获得更高的价值，而且给美国各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造成相当大的压力，逼着他们去把自己管理的上市公司做好，否则，如果他们坐在许多资产上但不创造价值，他们可能会被私人股权基金赶走。换句话说，私人股权基金给社会创造的价值，在于逼着各资产的掌权者去最大化回报，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

所以，在“生产型国家”里，价值主要靠“生产”东西而创造；在“财富型国家”里，新的价值主要通过提高资产的配置效率、提高个人和家庭一生一世的经济安全、拓展个人的人生体验来创造，这些活动都不生产“东西”，但在后工业社会里，这些“非东西”却比“东西”更有价值。说到底，一天只有24小时，谁需要无穷无尽的“东西”呢？

制度与财富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38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56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66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76

农业发展的极限　83

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90

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101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109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上学，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到了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当然，相比之下，日本和新加坡的自然资源有限。可是，到200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63万美元，日本为2.8万美元，新加坡为2.47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4 600美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些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国的财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一个国家可以“地大物博”，但并不一定就很富。这种现实显然对我们从小就学到的财富观念构成冲击。那么，一国的财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呢？既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呢？财富观

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1979年我在中南工业大学(即现在的中南大学)读书时选择的是计算机工程专业，1983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选读的是网络系统工程。那时，大家要么学数理，要么学工程，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此话怎讲呢？就从亚洲多国和地区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看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与新加坡，然后到近十几年的中国大陆，都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靠内需来发展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在近几年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在国内扩大内需，为下一波增长寻找原动力。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自然要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因本国内需不够而靠出口、靠“外需”来为其经济提供原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必须有些国家“内需过剩”，迫使它们靠进口来满足本国过剩的内需。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在动力使其内需过剩？是什么东西让它们产生这么多内需？这些东西中国是不是可以借鉴？

一个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富。美国之所以内需过剩，我们可能说是因为它有像位于纽约曼哈顿这样的栋栋高楼、有微软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让美国财富过剩，因此消费需求自然也过剩。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因为如果一夜间拿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落千丈，那些过剩的内需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纽约著名的帝国大厦为例，该大厦分为零售层、写字楼层和宾馆层。按照“地大物博”的财富观，由于其建设费用很高、存在的历史长等，因此这栋楼作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该很高。但是，客观地讲，不管这栋楼的建设投资是多少或者历史有多久，其财富价值(或者任何有兴趣买下这栋楼的一方愿意出的价格)都会由帝国大厦在未来多年里能产生的现金流的折现总值来决定。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越高，这栋楼所代表的财富就越高。有了这种评价资产的财富价值的观念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财富的脆弱性：几乎所有的美国财富都以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这些资产的价值又都取决于它们未来所能带来的现金流，但这些现金流的多少最终受制于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因此，当你拿掉这些制度与经济体系时，那些资产就不值几个钱了。

为看清为什么一国的财富不只是由其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不妨把国民经济看成只由两组群体组成：厂商(公司)和居民(消费者)。如果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当厂商利润增长时，居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当居民得到更高收入后，他们就会增加消费；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比如，假如居民在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加消费，而是把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

我们要说明的命题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之所以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是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关于股市、债券等市场对企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大家谈论得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制度资本

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论述，中国过去150多年的风风雨雨也足以说明这一道理。就这一点，中国的财富大师王永庆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

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就没有动力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扩大业务。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增加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当然，如果因为产权得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

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既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了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用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很满足了，不知道自己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也被毁了。关店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用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又例如，2002年5月中旬，《经济日报》报道称，整顿加油站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国原有加油站10万多座，经过清理整顿，取缔了近3万座加油站的经营资格。这一故事的背景大约是这样：2001年6月之前，正式的政府文件从来没有禁止民间投资进入加油站行业。因此，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税收的考虑，对于民间加油站的兴建多持鼓励态度，于是，几万个价值数百万的民间加油站在各地出现。可是，好景不长，2001年6月5日，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控制新建加油站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负责建设。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后又于2002年2月发布整治通知，要求各省经贸、建设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征求两大石油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意见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于2002年6月30日前明确本地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加油站的设置间距和城区加油站的设置半径，全面完成规划的审定工作，保证新建加油站布局合理；并责令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加油站在2003年12月31日前予以搬迁或关闭。 1998年，由社会资本兴建的独立加油站市场份额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约80%。然而在两大石油集团公司的收购战打响之后，政策导向却急转直下，从默认式的放开变为行政性的彻底关闭。曾经在市场中占绝对多数的独立加油站份额在2001年迅速回落到了48%。在一系列文件发布之前的全国十几万个加油站中，一夜间只有一半左右成为合法的，而其他的则必须搬迁或关闭，让这些未来现金流折现值很高的加油站一夜间价值降到几乎为零。

像张大姐和加油站这样的故事很多，类似的行政性关闭命令往往以“保证质量”、防止“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为由。但是，谁来保证具体行政命令真的与这些原则相符呢？谁来掌握这些主观、模糊原则的分寸呢？这些故事说明，当对行政权力缺乏实质性司法审查和可靠立法监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在《什么妨碍我们创业？》一文中有更多讨论)。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和那些投资兴建成千上万个加油站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

金融创新、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

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的作用是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稳定的预期。但是，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期的收入。为什么金融创新对社会财富增长、扩大本国经济的内在动力这么重要呢？

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明金融创新的威力。我们注意到了两个现象：第一，在2003年4月号《新财富》中国400富翁排行榜中，如果按所创造的财富计算，房地产业创造了最多财富(占23.8%)；第二，在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中国一枝独秀地保持了高增长。这两个现象都不能与住房按揭贷款这一金融创新无关。从图2–1可以看到，1997年底全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90亿元，1998年底为426亿元，1999年底为1358亿元，到2002年年底上升到8253亿元，约占当年GDP的8%。汽车贷款较住房贷款起步晚，2002年是汽车贷款真正运作的第一年，2001年底全国个人汽车贷款余额约为435亿元，但是到2002年年底总余额上升到1150亿元。从表面上看，按揭贷款显然创造了房地产业的财富，使房地产开发成为近年任何想快速发财的创业者的首选，也让更多居民尽早购到自己心爱的住房；按揭贷款对房地产业的财富效应也预示着汽车业正在成为新的快速致富行业。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效果之外，金融创新在房地产和汽车行业中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更一般性启示是什么呢？这种经验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抉择有何更一般性的意义呢？

当然，我们会认为，只要银行愿意随意多贷款，自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自然让一些人成为富翁。但实际上，个人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等这类金融创新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效果，其内涵远非这么简单，因为一方面银行的这些个人贷款风险非常低、收益好(至少比给国有企业贷款更可靠)，另一方面从经济效益上讲，这种按揭贷款的对象——居民，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动力所在。如果能按照由住房贷款所启动的金融创新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益与社会福利会快速提升，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才能使中国经济更多地靠内需而增长。

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图2–2给出了北京市1978～2002年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储蓄率一直是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2002年以前的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

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政府代替居民作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作，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而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消费，只愿储蓄存钱，那么如果政府也不通过发债来代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从哪里来呢？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就无法增长，财富就无法增长。

或许，我们可以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

为看清金融创新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不妨把一个居民的财富分成两部分：流动财富(比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地产)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其中流动财富是随时可以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很高，而老年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

问题也恰恰在于人力资本不可随时变现这一点，因此当金融证券不够发达时，人们只能花费流动财富，而不能花费人力资本。年轻的李四刚刚博士毕业，他的人力资本可能非常高，但流动财富有限，他即使想要大大增加消费也无能为力。他可以在总体上感到很富，但却没钱花。

住房按揭贷款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帮李四把部分人力资本“变现”、变活，让他可以提前消费。我们意识到，对多数居民而言，住房可能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的消费和投资。比如，若干年前，在北京一套普通的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可能是48万元，对于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而言，这可能意味着要节省存钱10年，每月约存款4000元。如果这样，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的其他消费。如果各大中城市的居民都如此，全国的内需水平可想而知。

但是，如果李四能得到30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假如年利息是4%，那么他每月只需付2300元就能立即买到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不是等10年。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需支付2300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700元收入，这显然有利于内需的增长。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

美国2002年的人均储蓄率在3%左右(见图2–3)，跟北京2002年17.5%的储蓄率相比(见图2–2)，美国人真能“大胆”消费。但实际上，并非历来如此，“二战”之前美国的人均储蓄率也曾停留在20%左右，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在10%以上。这些消费能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1934年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创新、社保创新与退休金项目的产物。还是以住房贷款为例，自从有银行以来，住房质押贷款一直都是美国银行的正常业务。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住房贷款的期限都很短，不超过5年，因此能给居民带来的好处有限。另外，那时候的按揭贷款在结构安排上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在住房贷款到期之前，借款方每月只需要支付利息，等贷款到期时再把所借的本金一次性还清。这种支付安排一方面使银行承担过多风险(因此银行不愿意作太多住房贷款)，另一方面给借款方带来太多的支付压力：一次要还清全部本钱，从哪里找这么多现金？因此，一般大众享受不到住房贷款的好处。但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股市泡沫越涨越大，使很多人买下大房子，房地产价格也越涨越高。1929年10月到1931年期间，股市泡沫持续破裂，使许多股民血本无归、众多公司相继破产，失业率达到空前高度(最高时为25%，即每4人中就有1人失业)。这样一来使许多人无法在其住房贷款到期时归还那笔一次性的本金，这些居民只好选择个人破产、搬出住房，让贷款方银行接过被质押的房屋。毕竟，这些房产的价格也随股市泡沫的破裂而大跌，迫使大批中小银行和信贷机构倒闭。因此，当时的住房贷款在证券结构上的弊端加重了那次经济危机、银行危机的深度。

反过来看，也恰恰是那次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迫使美国国会在1933～193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经济立法，包括重造股市的《证券法》(1933年)和《证券交易法》(1934年)、重组银行业的《银行法案》(1933年，也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安全法》(1935年)，以及重整居民房地产业的《全国住房法》(1934年)。其中，《全国住房法》的立意在于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简称“联邦房管局”或者FHA)，由联邦房管局专门为低、中等收入的家庭提供住房贷款保险，这种担保产生了两个主要效果：第一，贷款期限从原来的5年增加到30年；第二，低、中等收入的家庭都可以通过按揭贷款在成家时买下住房。一般而言，住房贷款期限越长，居民的短期支付压力越小，越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

根据《全国住房法》的授权，联邦房管局于1938年成立“联邦全国住房贷款协会”，即房利美(Fannie Mae)，其作用是从银行手中买走住房贷款，搞活二级住房贷款市场。这样一来，在银行为居民作按揭贷款后就不用担心手中持有的住房贷款的流动性问题，这反过来又促使银行更愿意向居民作房贷。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二战”结束，许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开始成家立业。为照顾这些军人成家，国会于1944年通过法案授权退伍军人服务部为退伍军人免费提供住房贷款担保，而且要求即使借款的退伍军人无法支付任何首期款，也应为他们担保。1970年，由房利美分离出来的“政府住房贷款协会”，即房地美(Ginnie Mae)，开始推出住房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其运作方式是把不同种类、不同地区的按揭贷款打成包，然后将该贷款包分成数份，以质押证券的形式向公众和机构投资者发行。这一金融创新成为首例成功的资产证券化，它大大扩张了住房贷款的资金来源，不仅让更多居民得到利息更低的住房贷款，而且也为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提供了更好的分散风险的手段，增加其投资资产的流动性。

从图2–4可以看到，1950年全美国的住房贷款余额为730亿美元，到1960年为2090亿美元，1970年为2890亿美元，到了1981年则猛升为10037亿美元。由此可见，由于“二战”退伍军人效应，20世纪50年代的房贷余额增加了1.86倍，20世纪60年代则仅增加了0.38倍。但是，1970年开始的房贷资产证券化使20世纪70年代的房贷余额增加了2.47倍。由此可见金融创新对住房消费的促进作用。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把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这一变化也给信贷银行带来了利率风险问题，因为到1981年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之前，居民房贷都是固定利率贷款(证券)。当贷款期限为30年时，这种固定利率特点就成为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银行的钱是存户的，它必须付给存户们利息，这种利息对银行是成本；银行拿存户的钱贷给居民，居民付给银行的房贷利率则是银行的收入。换句话说，由于客户存款往往是短期存款，那么实际上银行是拿客户的短期存款以30年固定利率的形式贷给居民，使客户存款与贷出去的房贷在期限上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使银行承担过多的破产风险。比如，如果张三在1971年贷下20万美元的住房贷款，如果那时30年期限的固定利率为6%，也就是从1971～2001年间的年利率被固定在6%。可是，在银行贷出这笔钱之后，1981年时，美国的银行短期存款利息高达16%。这样一来，银行付出的利息是16%，而从早期贷出去的30年固定利率房贷上得到的利息收入却只有6%，因此银行要亏损10%。

正是由于上述利率风险，当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利率高涨时，众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因早些年放出的长期固定利率贷款而出现重大亏损，迫使一系列银行与信贷公司破产倒闭，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那次危机又为下一轮金融创新创造了条件。1981年初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居民可选择逐年浮动、每3年浮动一次、每5年浮动一次等。这一创新增强了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使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各类信贷机构在内的公司更愿意为各种收入阶层的老百姓提供住房贷款。

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率波动也为另一类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198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首次推出长、中期利率期货，随后又推出利率期货期权。这些衍生证券再一次为各类信贷机构规避利率风险提供了方便。换句话说，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越强，它们提供各类贷款的能力就越高。

一系列金融创新看起来很不相关，很偶然，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水平。这当然为金融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商机，但更重要的是其对美国整体经济的贡献，使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年的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的6万多亿美元(见图2–4)，约占美国GDP的60%(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的房贷余额占GDP的8%，因此潜在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在这些住房贷款和金融创新成功故事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1940年时美国44%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见图2–5)，到1970年时63%的家庭有自家房，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70%左右，不仅如此，许多家庭还有多于一栋的住房。

有了这么发达的住房贷款市场，美国居民当然用不着为买房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2002年美国人均储蓄率不到4%，见图2–3)，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6%来支付房贷利息。在没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自然高，难怪美国的内需过剩，可以吸收那么多国家的出口。

同样的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亿美元，到1960年为168亿美元，但截至1999年底，达到了4 679亿美元(见

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与退休养老

尽管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这两项金融创新对释放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已经取得较明显的效果，但从图2–2中我们也可以看到，1998～2000年间，北京居民储蓄率停留在18%左右，到2001年上升至22.9%，2002年下降到17.5%。这跟美国不到4%的储蓄率相比还是远远太高，使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多地依赖出口，内在的经济增长链在这里被卡住了。

国家统计局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

从1999年至2002年9月，金融机构在全国累计发放助学贷款66亿元，帮助了112万名困难学生。这些举措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实际需求远非如此。据有关专家估计，一个子女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全部费用约为2002年平均家庭收入的3倍。即使按每年20%的储蓄率计算，这等于要一个家庭持续节省、储蓄15年(假如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约等于教育费用增长速度)。由此可见，解决教育贷款问题几乎可达到住房贷款对经济增长同样的刺激效果：让子女拿他们未来的收入(人力资本)为自己的教育投资，让年轻的父母更多地享受他们今天的收入。当然，教育贷款与住房贷款在操作上确实有别，因为房屋本身是住房贷款的直接质押物，而教育贷款则并无质押物，而是以学生的人力资本为质押(无形资本)。因此，教育贷款更需要法制的支持。

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这里，我们把所有保证在未来某个时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称为“证券”，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其作用都是帮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迟到未来消费)，以期让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尽量平均。这些靠未来收入支付的贷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人力资本的证券化。当没有住房贷款、教育贷款时，居民们就无法合理地配置其一生中的消费安排，可能在40岁之前无法消费、必须存钱，而到快要退休时可消费的钱又相对过多。因此，如果没有这些针对居民的金融证券，不仅不利于释放整个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也无益于居民一生中的总体福利。

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愿望，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也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他们未来的花费从哪里来？尽管这或许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概率小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

在四世同堂的传统中国社会里，人口流动少，众多家庭组成的“大家族”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单位，而且还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互助共同体。大家族中只要一家有天灾人祸，其他成员都会筹钱相助；当一家要盖房屋时，其他成员也会尽力提供贷款；养老自然由子女负责，而当子女无能力支持父辈养老时，大家族中其他成员也会出力帮助。因此，“大家族”作为一种互助共同体，基本提供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各类信贷等。当然，不管一个家族有多大，有钱的家族毕竟是少数，能够提供的保险和信贷金额会非常有限，特别是当多个成员家庭同时发生天灾人祸时，这种互助共同体会随时破产。所以，这种传统安排的效率非常有限，风险承受能力很小。

20世纪之前的美国跟传统中国有许多类似之处：多数人以农业为生，“大家族”也起着经济互助共同体的作用，政府基本不提供任何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救济，只有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提供有限的补助。但19世纪的工业革命、铁路交通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美国原来的社会结构，人口流动大增，为了就业，人一生中可能搬家数次。于是，到20世纪初，以家族为基础的经济互助共同体开始瓦解。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更是把这种瓦解所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在新的社会结构下，老百姓的收入安全怎么保障？193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法》则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第一次回应，该法案授权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其目的是：(1)为老年人提供退休养老金，(2)为残疾人提供生活费与医疗费，(3)要求各州政府为公民提供起码的失业保险。1965年通过的《社会安全修正法案》又补充了一项：为贫困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Medicare 和 Medicaid)。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的家庭和老年人。社保基金于1937年开始，第一年共支付128万美元给老百姓，到1999年则共付出3 858亿美元各类社会福利。除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外，个人自己也可从保险公司购买各类保险与退休金产品。美国的这些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靠的安全网，让他们不用为未来担忧。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的消费倾向性这么高，只有不到4%的储蓄率。

在中国，四世同堂也成为历史，家族已不再是一般家庭的经济互助共同体，人口在广泛流动，靠子女养老已慢慢变得不现实。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退休与医疗福利现在已基本不在了。在新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下，如果政府不尽快在社会保险与退休金上弥补，在证券与金融品种上进一步创新，那么居民们只会选择过分保守的金融资产结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的资料，到2001年底，中国个人金融资产的11.2%在现金、71.7%在银行存款(两项共占83%)、13.5%在有价证券、1.7%在保险。这种结构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

时下关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退休金计划等的讨论都集中在如何由政府来承担、支付。其实，除了由全国社保基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地方政府与企业提供最基本的退休养老金之外，也应当鼓励民间金融机构进入这些行业。目前一些保险公司已开始推出兼顾“保险与投资”的证券项目——投资连接险，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但即使像失业保险和养老金这样的业务，也应该鼓励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介入，这不仅能在增量上减轻政府的负担，还显然可以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性。

金融创新的启示

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富翁，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上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在多年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 Ranis发现，有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太丰富时，那个国家的经济反而可能理不顺，因为那里的人们反而不会有动力去进行制度和金融上的创新。没有制度与金融创新，其经济的内在动力就无法被调动起来。因此，财富不是由天赋的“地大物博”所决定(“地大物博”当然好)，更多的财富源自于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住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值得深思。

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消费者是同等重要的。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方面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很类似：已经建立了有规模的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各类经济立法，已经开启了针对消费者的金融创新等。如果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经历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的话，那就是只要制度与金融创新能上升到另一高度，就不用担心缺乏内在增长的动力。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不仅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内容的改善，而且也似乎在一些方面挑战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制度经济学。由于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瞬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当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中国的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还真的能使在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中国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本文的主题属于制度经济学范畴，探讨的角度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什么”这些制度机制是必要的，第二个是“如何”构建这些必要的制度机制。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实际要支付的成本，而且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做的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但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勉强发展的市场。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包括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制、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不能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① 3

对中国经历的一种解释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去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变革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可是，这些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则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出奇的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剧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声称要用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的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同纠纷的公正性和可靠性都不放心，没人相信正式司法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现在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绝不付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经济会无法发展)，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① 参见 Dougls North：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199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方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完成。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内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剧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里人们在单位时间能创造的价值整体上就会很低，也就是生产力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完成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难以执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力)不可能很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很低，这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也不可能很高，迫使劳动力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能得到营业执照、开业这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Djankov、La Porta、Lopez－de－Silanes 和Shleifer 4位教授在2001年对85个国家完成这一审批过程所需时间作了估算① ，结果发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工作电话，这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苦力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靠什么？

在制度资本欠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能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增长所依赖的行业，也就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吸收外资、发展经济，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让众多廉价劳动力能够如上所说的那样弥补制度成本，而且在目前和当年的市场制度架构下也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发展政策选择。

① 参见Simeon Djankov、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The Regulation of Entry，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支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权益或买方权益的保护机制。如果买方事后发现所买东西并非如卖方所说或者是次品，那么买方可以诉诸正式司法。虽然在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据外并无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种隐性合约(在你决定买那样“东西”时，你和卖方对所买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起码的共识)，因此由产品质量或产品规格引起的纠纷也属于合约纠纷的一种。第二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信的信息披露是帮助买方准确评估交易产品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对这两类制度机制的要求程度会因各行业自身的特征而有所差异，有的行业对这两类制度的依赖性弱，而另一些行业则会很强。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在汽车买方(消费者)和卖方(制造商)之间交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它有式样、颜色，买方可打开汽车查看各部件的设计、做工、组装，也可自己试开一次或多次。

按照前面谈到的两类制度要求看，正因为汽车是有形物，也可以让买方多次试开等，这种商品交易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对较低。就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汽车交易对正式司法的依赖性也较低，因为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即使产品责任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可靠保障，张三、李四他们或许可以在交钱买车之前多试开几次、多找几个懂车的朋友帮助检查几次，这些举措可以大大降低买方被骗的可能性，是规避交易风险的手段(于是，“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也还行”)。这里的关键是交易的客体是有形、有色的物品。

服务业(第三产业)则不同。以证券市场为例，深发展卖给股民们的东西是一种金融合同，是一份写在纸上的许诺。交易的东西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也没有声音，这种合同所保证的权益可以值很多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在于上面讲到的两类制度保证是否可靠。第一，投资者能否得到关于深发展的公正可靠的信息？这不仅要求上市公司经常披露相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的新闻媒体去独立地验证信息、挖掘有损股东权益的内幕，因此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至关重要。第二，是否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及相匹配的司法体系与诉讼程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问题。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合约权益的制度机制，那么股票所代表的金融合同就没有意义，当然就一文不值。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制造业远比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容易发展，前者所依赖的交易市场相对于后者不容易被骗(尽管在绝对意义上任何产品交易中都会存在欺骗的空间)，因此制造业市场的发展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较低。而第三产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阿克洛夫(Akerlof)所讲的“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制度资本欠缺的社会里，这种市场、行业更容易停滞甚至关闭。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其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在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理论》一文① 。他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旧车交易市场的信息混浊，让买方无法分辨“好车”和“坏车”的话，那么在旧车市场上不管是好车还是坏车，买方愿意出的价格就只能基本一样。如果长此以往，那些有“好车”的人自然就不再愿意参加这种混浊市场上的交易，会选择退出市场，使市场上剩下的旧车越来越差。看到这一局面后，买方愿出的价格当然只能越来越低，迫使那些有“较好车”出售的卖方也选择退出市场。如此下去，到最后旧车市场就会无人光顾。这种“逆向选择”过程最后只会促使市场关闭，而不是促使其发展。

汽车市场与证券市场相比，虽然都面对着信息混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但前者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远较后者的要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这就是为什么制造业在中国也可以发展(更何况制造业能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证券市场在中国则发展艰难。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否真的对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对法治有这么强的依赖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在图2–7中把107个国家按其1990年的新闻自由程度分成三等份组① 。之所以根据新闻自由程度将这107个国家分组，是因为媒体报道的自由度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客观度和完全度。一般来讲，媒体言论权受到的限制越多，它们就越会只报喜不报忧，愿意收集信息的程度和范围也都将大打折扣。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参与者能得到的信息的失真度与片面性就越大，客观性就越低；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那种社会里市场信息的混浊程度只能越高，到头来，以无形产品(服务)为交易对象的第三产业在那种国度里就越难发展。

① 参见Georst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The Quarted，Journal of Economies，August1970。

图2–7给出在2002年时三组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其GDP的平均比重 ②。一般讲，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国的第三产业越发达。由图2–7可见，新闻媒体最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平均占GDP的62.39%)，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48.49%)。

为了进一步依靠107个国家的数据验证我们的命题，我们再以1990年的新闻自由评分、1990年的人均GDP以及那时候的法治水平作为起点解释变量，然后用这些变量来解释从1990～2002年间不同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工业)年均增长率之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在这13年间的增长速度有差别，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两个产业的增长速度差到底跟起初的制度因素和人均GDP有无关系。这种回归分析比图2–7中所作的相关性分析更能帮助我们得到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回归分析的结果是：1990年新闻媒体越自由的国家(或者是越富的国家)，在随后的年度中其服务产业相对于工业增长得越快。因此，一个基本的实证结论是：如果一国的新闻媒体不开放，那么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发展制造业工业，而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这一实证结果跟我们的理论命题完全一致。

① 关于新闻自由的评分以及相关数据库，见www.FreedomHouse.org。

② 本文中所用的图表均来自作者发表的论文。——编者注

除了新闻媒体这一制度机制外，我们也可以分析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产权保护的关系。根据一国对产权保护的程度我们先把各国分成三等份组，然后将每组国家在200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放在图2–8中。图2–8表明，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占GDP的64.90%)；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52.47%)。前面谈到，制造业与第三产业对产权和合约权益保护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制度资本欠缺的国家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图2–8从产权保护的角度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图2–9比较了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1980年，印度第三产业占GDP的36.6%，中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23.8%。但到了2002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0.7%和27.5%。同一期间，印度的第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分量增加了14.1%，而中国的只增加了3.7%。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并没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长，没能发挥出更大的内生增长潜能；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条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的制度资本优势发展服务业。为什么强调第三产业？

说到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第三产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这么强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制度改革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信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那时“地大物博”才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是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

通过以上的讨论以及所看到的多国综合经验，我们不仅认识到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没有挑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反倒更加显示出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意义所在。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在《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一文中我们谈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已经不再是其天赋的自然资源，而是其良性的制度机制，是其有利于金融创新与市场交易的制度环境。这里我们不妨再问：为什么“地大物博”已不再是一国财富的决定因素？难道一国天生得来的金矿、银矿、油田、土地资源不再是“福”而是“祸”吗？这话怎么说呢？历史的演变

其实，“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是决定一国财富的根本因素”这种财富观不仅是我们的普遍观念，实际上这种财富观一直主导着人类历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是如此。比如，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的300多年里，西班牙征服、统治了南美洲多个殖民地国家，西班牙帝国的目的很明确：为了那里的黄金、银矿与各类资源，因为黄金就是财富。当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由其所控制的自然资源来决定时，那些强大的国家就必然想靠战争征服更多的国家(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来增长其财富，西班牙帝国如此，葡萄牙帝国如此，后来的大英帝国也如此。

针对“地大物博”的财富观以及由此引申出的“靠战争发财”的行为模式，一种经济学解释是：这是由运输成本与交易成本决定的。就如我们所知道的，铁路运输主要是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空运主要发展于“二战”之后，此前海运技术虽然已经成熟，但海运能力受到实质上的限制，因为主要的矿藏与能源资源并非都靠近海岸，真正有规模的运输至少需要海、陆运输配合。当海、陆运输容量有限时，大规模运输的成本自然很高。于是，经济上最理想的安排必然是：自然资源被开采后，最好是就地加工、制造成终极产品，然后以成品形式运出去销售。因此，哪个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多，该国就有了开采、加工、制造的优势，工业就更容易发展。相比之下，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不仅没有天赋财富，而且也不具备发展工业的自然条件。因此，在历史上，“地大物博”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财富。

我们可以从各国的实际国民收入与其自然资源的相关性证实上述结论。由于许多国家早年并没有系统地收集经济数据，我们只能以过去27年(1975～2001年)的数据为参考。为了说明我们的论点，不妨以各国的人均石油与天然气储藏价值之和来表达一国自然资源的高低。(计算方法是：石油总储藏量乘以石油价格，加上天然气总储量乘以天然气价格，再将总和除以该国的人口)尽管这种近似并没包括诸如黄金与贵重金属储藏这些天赋资源，但这种近似估算并不影响我们的整体结论。

按照上述的人均石油与天然气储藏值，我们把自1975～2001年数据齐全的45个国家分成三等份组——人均储藏最高组、中等组与最低组，然后计算每组国家在197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图2–10中看到，石油与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其人均GDP平均为4027美元，中等组国家平均为3419美元，而石油与天然气储量最少的国家为2562美元。从总体上看，如果把没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39个国家也包括进来(共85个国家)，那么到1975年，人均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仍高达42%。因此，直到1975年，一国的自然天赋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财富水平。

可是，到了2001年，一国的人均自然资源与人均GDP间的相关性则下降到6%。从统计意义上看，这两者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相关性：一国的国民收入与其自然资源已经没有明显的关系。从图2–10中看到，在2001年，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的人均GDP为11546美元，储量中等的国家为12739美元，而储量最少的国家为10901美元。

之所以到今天“地大物博”已不再决定一个国家财富水平的高低，是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反而经历了高增长。按理说，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应当具有先天的财富创造优势，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常会感叹说：“我有这么好的新技术、新创意，又有这么强的能力，要是我也有创业资本该多好呀！”因此，当任何国家从一开始就拥有众多的金矿、银矿、石油储备等时，它就用不着为原始资本操心，用不着那么“委屈地”吸引外资，这些国家的日子本应该越过越富，而那些资源贫乏的国家会越过越穷。

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却正好与理论上的“应该”相反：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则越慢。以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例，其人均GDP在1965～1997年间平均每年下降3%。同一期间，伊朗人均GDP每年下降2%，委内瑞拉每年下降1%，而尼日利亚自从1960年独立以来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化。这些都是石油大国，其先天的资源优势是许多国家无法攀比的。相比之下，过去三十几年中，自然资源储量一般的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缺乏自然资源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它们的真实GDP增长率都在4%以上(扣除通货膨胀率后)。

在图2–11中，我们给出每组国家在1975～2001年间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从图中看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4.18%，资源中等的国家平均年增长率为5.10%，而石油与天然气最少的国家的增长率最高，平均每年6.14%。由此可知，新加坡与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增长差别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代表了一般规律。

为什么自然天赋是“祸”而不是“福”？

上面列举的经验事实在这几年对经济学界一直是一个挑战，难道自然天赋反倒是一种“祸”而不是“福”？这些发展说明自然资源的多寡已经不再决定一国的财富水平。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过去几十年中财富观的转变。

第一种解释是：当一个人的天赋资源过剩时，他就会缺乏创新、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意外财富容易使人变懒。16世纪、17世纪的西班牙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在征服了中、南美洲并使这些盛产黄金、石油资源的国家成为其殖民地之后，西班牙一下子获得了巨大的意外之财。那时的西班牙帝国只知道尽情挥霍，而不是在殖民地及其本国利用“富”来造富。在消耗完来自殖民地的金银财宝之后，到17世纪末西班牙王室已是债台高筑，濒临破产。

另一个经典案例是20世纪50年代的荷兰，当时人们突然发现荷兰海岸线一带拥有巨大储量的天然气。紧接下来的天然气开采，使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在荷兰则逐步萎缩。有了这笔意外财富，创新的动力逐渐消失，使荷兰最终在多方面失去了国际竞争力。由于这一经历，人们随后把“因富得祸”这类现象称为“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

西班牙、荷兰、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经验或许正如16世纪法国哲学家Jean Bodin所说：“那些土地肥沃的国家的人们往往过于娇气、懒惰和懦弱；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荒芜国土上的人们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表现得更为稳健、勤奋和执著。”

但是，用“荷兰病”来解释图2–10和图2–11中所显示的、发生在过去几十年的财富观的转变，可能难以成立，原因是：既然“荷兰病”现象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都曾有发生，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偏偏过去四五十年里在世界范围内“系统性”地发生呢？当然，“荷兰病”肯定是“国家财富越来越与自然资源无关”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但在这种系统性变化的背后必然有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第二种解释是：运输技术与能力的进步使自然资源的运输费用大大降低，其结果是虽然一个国家缺乏自然资源，但只要它有好的加工与制造技术、好的制度机制，那么它可从资源丰富的国家运来所需的原料，加工制造后再把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以钢铁制造为例，“二战”之前由于运费昂贵，铁矿石储藏量丰富的德国、英国和美国在钢铁、机械等工业方面占有自然优势，因而发展很快。但“二战”期间由于美军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参战，到1940年所有海运轮船全部都投入了军事运输，但是那还远远不够。于是，罗斯福总统1941年1月宣布拨款3.5亿美元，要求在3年内设计、制造3000艘既经济又有可靠海运性能的万吨货轮(3000艘高吨位货轮相当于“二战”前世界所有货轮数的一半)。对于当时只习惯于少量生产的造船业来说，这种大批量的生产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那次压力确实促使美国的造船业设计出了以低成本批量制造万吨货轮的生产线。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共完成制造了2742艘以“Liberty Ships”命名的万吨货轮。“二战”之后，这些货轮都投入民用，更重要的是，那种批量造船技术不仅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万吨货轮，而且使货轮价格大大降低，海运费用随之下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缺乏铁矿石等资源的日本和韩国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钢铁出口国，还主要得益于由批量造船技术而带来的运输费用的下降，因为日本和韩国大量进口铁矿石，炼成钢铁后再出口。它们的故事成为“进口——加工制造——再出口”这一模式的典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一事实也进一步证实了该模式的活力。因此，技术发展促成的运费降低已大大减少了资源丰富国家的增长优势，使资源贫乏国家也能快速增长。

第三种解释是：技术革新总能创造自然资源与材料的替代物，使任何贵重值钱的自然物最终被便宜的人造物替代而贬值。现在的各类合成板使原始木料无法升值，各类塑料可从强度上完全取代金属。还有就是技术上能力更强的替代物，比如铜，电线、电话线都用铜，这使铜的价值越来越高。可是，光纤通信技术、无线手机通信改变了一切，铜的价值就很难再那么高了。只要什么原材料很值钱，那就给科学家、工程师们以激励去研究更便宜的替代物。因此，原材料的价值从长远看只能越来越低，守住自然资源不容易增加其财富价值，反而使其财富价值越来越低。这种趋势在“二战”后尤其突出。

可是，基于运输费用、技术革新的解释还只能说明资源丰富国家的优势被降低了，但那种自然优势毕竟仍然应是一种优势，因为这些国家毕竟不必像日本、韩国与新加坡那样去花费运输费用、从别国把资源运过来，它们显然具有先天优势。另外，即使这些国家将自然资源出口，它们得到的仍是资源缺乏的国家所无法得到的钱财收入。那么，到底为什么资源越多的国家反而相对于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穷？

答案还是在于能促进交易的制度机制

因此，这又迫使我们从制度机制寻找解释。既然降低了的运输成本只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国家财富不再由天赋资源所决定，那么一国财富的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必然依存于其制度机制以及相应的金融创新环境。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石等各类资源储藏也丰富，但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许多矿山、油田已相继关闭，大多数钢铁厂等重工业企业也停产了，到2002年，美国GDP的71%来自服务行业(包括金融、保险、证券业等)，比毫无自然资源的新加坡还依赖服务业(服务业占新加坡GDP的64%，而中国服务业占GDP的28%)。因此，从实际效果上看，美国自“二战”后的财富增长主要来自其制度机制所提供的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能量，而不是来自其自然资源。

有意思的是，跟16世纪、17世纪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及19世纪的英国相比，美国在20世纪既不是靠发动征服他国的战争、建立殖民地，也不是靠通过控制多个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来使其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是靠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来以最充分的形式调动所有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资和金融资源)。美国在“二战”后的经历本身也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最好的财富已不再是其天赋资源，而是其可以让自由市场正常运作的制度支持体系。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谈到金融创新是如何促使美国的消费需求增长的。这里，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再看看金融创新对财富增长的作用。以挪威为例，其石油储藏量为100亿桶左右，约为中国的1/3。按每桶石油25美元计算，如果不考虑开采、输送成本，那么挪威石油储藏的总价值(财富)为2 500亿美元。当然，我们看到，这种石油财富藏在地下和海底，是“死”财富，没有任何流动性。它的价值完全受制于国际石油市场，随油价而波动。当油价上涨10%，这些油藏的价值也上涨10%，反之亦然。那么，石油储藏作为一种投资的回报特性如何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假设现在是1985年底。那么，从1985年底到2001年底，石油价格累计上涨约50%，也就是说，如果挪威当初的石油财富为2500亿美元，到2001年底则是350亿美元，在此期间平均每年增值2.4%(见图2–12)，年波动率风险(volatility)为41%。但这是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的“投资”回报率。如果去掉这段时间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实际上这笔石油储藏的价值到2001年底则只有1985年底的80%(这里假设在此期间没有开采)，平均每年下跌1.3%。因此，除非油价猛涨，否则一大片油田的真实财富价值只会是越来越低。石油储藏所代表的财富是“死”钱，“死”钱的特征是：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失。

相比之下，如果挪威在1985年底把其未来的石油现金流证券化，也就是把未来石油现金流的产权在1985年底出售，提前兑现这些现金流，然后将兑现后的现金财富投资到一个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证券投资组合中，这与由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增长效果有天壤之别，等于通过证券化把“死”的石油财富变成流动性好的“活”钱，只有“活”钱才能生钱。

假如挪威1985年底真的将其未来石油收入全部通过证券化变现(实际上它们每年只变现一部分)，并得到2 500亿美元的现金财富，然后把其中的60%投入政府公债、40%投入世界发达股市的投资组合中。从图2–12中看到，这种“先证券化、后投资管理”的运作方式到2001年底会给挪威带来4.80×2500亿美元－1.2万亿美元的财富，而不是守住油藏不动所能带来的3 750亿美元。按照这种证券化运作方式，挪威每年的财富增长率为10.1%(而不是2.4%)，波动率风险只有9%(而不是原来的41%)。由此可见，通过证券化把自然资源财富变“活”后，“用钱来生钱”成为现实，只有这样才会使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福”而不是“祸”。

对未来的启示

世界的变迁总是耐人寻味，在那些缓慢的变化中时常隐含着一些有意义的新规律。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史充满了强国瓜分资源丰富的弱国的战争，在那种“地大物博”的财富观的引导下，谁侵占的殖民地多，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那些“死守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相对财富地位逐步下降，看着那些资源贫乏国家的财富地位日益上升。美国的自然资源也不薄，但它在这些年则选择要么放弃对一些自然资源的开采、要么通过证券化(包括股份化)把这些天赋资源变“活”。这里关键是让社会、让民间享有契约自由和交易自由权，国家建立的制度机制是为了保护这种契约和交易自由、促进这种权利的发挥。一旦民间可以自由地交易物品和产权、可以自由地证券化，那么“死”资源就可变“活”了。按经济学的话说，这样才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按老百姓的话说，这样才可“用钱来生钱”。

可是，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又恰恰没有建立促进交易和创新的制度机制，在那里要么是契约和交易权得不到保护，要么就是没有保证交易契约实施的法律机制和自由媒体。这些国家的证券与金融市场都不发达，过度的政府管制反而把那些“死”资源变得更“死”。因此，在那里还不具备把不流动的东西变“活”的条件。那么，如果这种“自然资源优势、制度机制劣势”的局面再继续下去，这些国家的未来会怎样呢？在未来十几年中，如果这些国家还继续按自己过去十几年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到未来若干年后，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排名会完全颠倒过来：自然资源最丰富国家的人均GDP为32 102美元，中等国家是44 175美元，而资源最少的国家则是48 370美元。到那时，我们可能更不能说“因为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所以我们很富”了。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个人创业在哪里都艰难，在中国做民营企业创业则更难。一方面，各种融资途径对民营企业基本关闭，银行贷款优先给国企，上市融资机会首先给国企，时下升温的企业债券融资方式也是只允许国企进行。在民营企业以高价受让国有股、法人股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后，它们又被指责占了“便宜”。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面对着众多难以逾越的行政审批壁垒。据最近的报道，国务院清理出现有各类行政审批项目共4159项，第一批将被取消的有800余项，但还会剩下3300余项。按照茅于轼教授的话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怕苦、最不怕脏、最勤奋的民族之一，可我们还是这么穷。为什么？茅于轼说：“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

那么，在中国创业为什么这么难？中国的创业生态环境到底如何？这里我们不妨以公司注册、开业手续为例，来证实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说明中国的创业环境。从这种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使中国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家们和公司首先不应该受到比“国际标准”更多的束缚。如果中国企业被行政管制捆得紧紧的，而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又不受那么多的管制，它们怎么能有更好的竞争力呢？公司注册与审批程序

创业的第一步是注册一家公司以及走过所需要的行业准入和审批程序，得到各种执照和审批后，才可正式开业。在不同国家，开业后受到的行政管制差别非常大。在法治好的国家，除非政府行政部门能证明你有违规行为，否则无权在到期前吊销你的营业执照；在法治差的国家，即使你拿到了营业执照，公司也会始终面临被不清不白地吊销营业执照的可能，在那里，应对行政审批和被随意的管制是一场“持久战”。

由于不易收集各国对已经开业经营后的公司的行政管制数据，我们还是主要以公司注册、审批程序的过程为比较对象，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注册审批程序很长、费用很高，那么它对一家公司开业后的行政管制通常也会很多。正是由于这种正相关性，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公司注册审批的难易看出在一个国家创业的难易。

在200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哈佛大学的La Porta与Shleifer、耶鲁大学的Lopez－de－Silanes和世界银行的Djankov 4位教授对85个国家的情况作了系统统计，算出在每一国家从开始注册公司到可正式营业之间平均必须走过的审批步骤数、完成全过程需要的天数以及注册申请费用。为方便比较，我们只挑选出其中步骤最少和最多两个极端的国家(地区)，再加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图2–13给出了11个国家和地区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以加拿大最少(2步)、意大利最多(11步)，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道关。当然，对于一家正处于申办中的公司，这些步骤具体多少跟所开业的行业和地区有关，有的会多于平均数，有的会少些。此外，这些步骤数是根据官方正式文件确定的，不包括那些随意增加的行政审批要求。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程序看，中国的开业步骤似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图2–14给出在这些国家(地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需经历的工作日天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意大利最长(121天)，在中国内地需111天。按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内地和意大利的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家公司并开业。当然，这些时间也是根据一般情况估算的，在具体个案中因各种原因拖延、重复提供资料等可能使审批时间更长。

判断在一国创业难易的另一指标是得到各种审批、执照所需支付的费用。这个数字很难精确计算，因为执照审批正是许多腐败、“寻租”活跃的地方，创业者为此支付的成本通常以多种形式出现，难以找到公开数据。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腐败越严重，隐性创业成本就越高。由于这些隐性成本无法估算，这4位教授只好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等作粗略判断。图2–15给出11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些显性的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中国台湾、英国、加拿大均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这些显性费用占人均年薪的11%，在意大利占25%。

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费用和需要等待的天数看，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小数目，更何况公司注册开业只是一次性的行为，并非重复性的活动。但这种跨国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视角，从中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所面临的创业环境差别之大。

上面的数据表明，意大利在3项指标中都最差，说明它所提供的创业环境是这些国家中最差的。或许，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往美国移民最多，使纽约等美国大城市出现一个个的“小意大利”城。为什么意大利人宁可放弃自己的家乡到美国去谋职业？到了美国后因不能适应美国文化而相聚在“小意大利”城中，甚至组成举世闻名的黑手帮派“Mafa”以维系本族的利益呢？没有利民的创业环境，意大利人只好选择移民他国。

新公司的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的要求可能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业壁垒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国家要求的公司注册资金越高，那些有好的创业理念但无资金的人就越不能进入创业者行列，穷人的子弟越是世世代代都成不了富人，这是造成贫民与贵族之间鸿沟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为100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八条)，日本大约为82万元，在美国的注册资金底线为零，英国约为64万元，其他欧盟国家约为20万元，见图2–16。

这种创业壁垒看起来简单，但它意味着在中国可能永远也出不了像迈克尔·戴尔、比尔·盖茨这样年轻的世界首富，也出不了像惠普、英特尔这样的传奇公司。众所周知，戴尔电脑公司是戴尔上中学时在自己家车库做起来的公司，微软是盖茨上大学时创办起来的公司，两人均是普通家庭出身，并非富家子弟。到今天，虽然两位创业者都不过40岁左右，但已多年保持世界前五名富翁地位。试想一下，如果这两位创业者当年是在中国，要成立自己的股份制公司，那么这1000万元注册资金底线的要求就立即迫使他们止步。在美国他们成功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无公司注册资金底线要求，欢迎任何家庭背景的人进入创业者行列，无准入门槛。

相比之下，在日本、英国和德国这些传统社会中注册资金门槛要远低于中国，但远高于美国。虽然在德国和英国这一门槛并非高不可越，但这至少可从一个方面看到这些传统社会与美国的差别，前者可能更趋向于保留各种可维系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制度机制，平民永远是平民、贵族尽可能永远是贵族；而美国更愿意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排除障碍，使每个人均有机会创业致富。

中国的公司注册资金底线为什么这么出奇的高呢？从公司运作层面讲，尽管初始注册资金可以很高，甚至可以把底线上升到10亿元，但在公司开始运作后这10亿元资金也可在一夜间蒸发掉。换句话说，一方面《公司法》要求新成立的公司至少有1000万元注册资金，但另一方面又允许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继续运作、继续从银行得到贷款。这种矛盾和壁垒使个人创业异常艰难。

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壁垒？

关于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经济学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庇古(Pigou)于1938年提出的“帮手”(helping hand)理论。也就是，无管制的市场时常会出现失败，比如会形成垄断、产生过多污染、在股市中，上市公司会欺诈中小股东等。因此，行政部门通过行业准入许可审查，可代表公众把“不合格”、“不可靠”的人排除在外，以免他们给大众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一旦某创业者、某企业得到行政部门的审批许可，它们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就可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社会也应当给它们以信任。因此，政府行政是给社会提供帮助，是一只“帮手”。按照“帮手”理论，行政管制越多，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就越大。

以公司注册资金为例，之所以新成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至少要有1000万元注册资金，可能是考虑到，如果一个人没钱也可以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不是会有人专门通过设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来借债，等把钱用完后再利用“有限责任”申请破产保护来逃债吗？因此，通过设立高额的初始注册资金，行政部门就帮助银行和其他未来的债权人把那些“不合格”的借债(法)人早早排除在外了，使他们无法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身份借债。这等于是提前帮银行，代替银行做了“一刀切”。当然，前面讲到过，这种安排的实际效果可能是零，其负面作用反而是阻止了许多人创业。

第二种是“抓手”(grabbing hand)理论，也就是这些年常讲的“寻租”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1971年的论述，行政管制是为行业的垄断企业而存在的，已经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愿意新手挤入，降低它们的既得利益。有了行政管制带来的壁垒，这些行业垄断可继续保留其管制“租金”。另一方面，按照施莱佛(Shleifer)和维希尼(Vishny)两位教授1993年的论述，行政部门之所以很热心地设立各种准入许可和其他管制，是因为这些许可申请和审批过程以及对可能的违规行为的调查过程给掌权人提供了“寻租”的机会。这两位学者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做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每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也就是，从社会角度看，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有一两个收费站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公路经过的每个村和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伸手抓一把”，从而对社会产生最糟糕的结局。

这两种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呢？从图2–13至图2–16表明的情况以及前面谈到的4位教授的大样本研究结果看，恰恰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银行呆账越多。既然行政管制后也还是如此，那么何必要这些壁垒呢？多国的经历表明，这些壁垒不仅没有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反而创造了更多“寻租”机会，妨碍了人们创业。

在中国，民营创业的行政壁垒与政策歧视众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可能认为今天之所以要保留它们，是因为在中国“诚信缺乏”，所以不能随便让“不合格”的人进入这样那样的行业，行政部门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把好“质量”关。虽然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反而助长了诚信的进一步缺乏，因为当这种行政“质量”关变成了更多的“寻租”场时，谁还能把其他人和机构的承诺当真呢？

农业发展的极限

“三农”问题讨论得沸沸扬扬。这些争论的起源大致来自以下这些数据：第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在1978年时为2.57，到1995年为2.8，但到2002年时则为3.1，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在扩大。第二，在过去几年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9%左右，而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增长率平均不到5%。特别是，这些年里农民收入的增长全部来自非农产业，而来自农业收入的部分不增反降，比如，1998～2001年间农业收入部分平均下降102元。

这种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谁都不愿看到的，而且如果不扭转这个日益恶化的趋势，最终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那么，如何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呢？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家都看到这些同样的数字，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有的人认为，这说明必须发展农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说明农业不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只有靠发展非农产业才能增加农民收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要找到客观的答案，我们首先必须搞清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因，还有就是这些差距中有多少是合理的，有多少是不公平的。大致上，城乡收入差距是由三类因素造成的：制度障碍(包括税赋、定价歧视、农民就业歧视、户籍制度等)、产业差别(工业产值的乘数效应和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别(城镇居民教育水平普遍高，农民教育水平普遍低)。虽然难以将这三类因素对城乡收入差的贡献加以量化(这显然是值得研究的)，但它们的贡献都应该很大。

人为的制度障碍是大家已经讨论很多的因素，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不全面开放城乡人口流动、不取消不公平的农产品行政定价、不取消对农民的不合理征税、不取消对农民的就业歧视，城乡收入差距显然不可能不进一步恶化。这些都是应该、也是可以改变的人为因素。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谈制度障碍问题了。

但即使能消除这些伤害农民基本权利的制度障碍，使农民享受每个公民本应该享有的平等的生活、迁居、就业与经济权利，我们同时还不得不看到农业和非农业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前景这一事实。再退一步讲，即使能消除制度障碍，同时也假设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前景都一样，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教育差别也足以造成合理的收入差。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博士与一个文盲的收入相等，也不能要求他们的收入同步增长。像美国没有城乡迁居限制和户籍制，2002年的农民平均收入为20220美元，而同年的所有就业者(包括农业与非农业)的平均收入是35560美元，为农民收入的1.76倍。在20世纪80年代时，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的收入比没上过大学的高出50%以上；到90年代，前者比后者的收入高出80%以上。这说明，收入差并非完全由制度因素造成，也有客观的一面。农业发展前景有限

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每当朝廷(不管新成立的，还是续延的)把注意力放到农民问题身上，他们就把重心调回到农业发展上。但每次这样做时，其实际效果都是把中国农民更死地捆系在土地上，恶化对土地的依附，使中国离工商化社会越偏越远。比如，在宋朝时期工商业已非常发达，不仅在科技上领先世界，而且在金融创新方面为世界发明了纸币。据经济史学家赵冈的估计，在公元1200年左右，晚宋的城镇化水平达到22%(见图2–17)。但是，元朝的重农主义，特别是明朝海禁之后的进一步“以农为本”，使中国的工商业不进反退，城市化程度反而下降。于是，到清朝182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降到6.9%，到1893年时也不过7.7%，到1949年时的城市化水平为10.6%。按理说，在经历过晚清的“强国”洋务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之后，到1949年，国人应该已经认识到“以农为本”国策的缺陷。但一直到1978年时，农业就业人口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使中国脱离不开传统农业社会。

前面讲到，1998～2001年间，来自农业部分的农民收入不仅没增，反而减少了102元。对于这一事实，现在较为流行的政策解释是：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如果是要通过取消各种侵权性的不合理收费和征税来提高农业收入部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要推出“新重农主义”来增加农民收入，则大可不必。

除非是对农业全面免税，甚至大规模补贴，否则农业收入从总体上讲不可能有可观的增长前景，更何况农业规模生产并非中国的比较优势。农产品价格总体上只能是呈现不变或下跌的趋势。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每天只能消耗有限的热量(一般不超过3000卡路里)，需要的食物量总是有限的。一日三餐正好，你不会因为收入多了而一天吃4顿、8顿，那样你会长胖，反而不利于健康，然后你要减肥、节食等。

换句话说，农业技术的改进，产量的增加并不能改变人们对食物的总体需求，或许食物种类、营养品种类多了，但这并不能增加人体生理上每天所需的热量。相比之下，工业技术革新则不同，新的技术往往创造全新的需求。比如汽车，没有汽车之前，人类用脚走路，有了汽车之后，一个全新的工业、全新的市场由此产生了，汽车以及相关产业的产出对国家GDP是净的新产出。电脑也是如此，由电脑带动的高科技产业是净需求创新，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以前某些工业的替代。像美国微软公司2003年的销售额为3034亿元人民币，这是靠科技创造产生的对美国GDP的纯贡献。而迪士尼公司则是另一种净需求创造，它2003年的销售总值约为1 394亿元人民币。这两家公司共雇用16.7万人，但总产值为4428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2年农业总产值的30%(尽管中国农业就业人数为3.25亿)。

因此，汽车、飞机、电脑等这些技术的发明创造带来的是全新的需求和价值创造，而农业技术发展不容易带来全新的食物需求，只不过是在人体总的热量需求这个均等式中重新搭配组合而已，农业不会出现“微软”、“迪士尼”效应。你有了一部家庭用车，还可以再买1辆跑车、1辆越野车；你看了10部迪士尼电影，还可再看100部；你买了一栋200平方米的房子，还可再买两栋、五栋1000平方米的房子……这些是没有上限的需求，而你身体需要从食物中吸取的热量一天最好不超过3000卡路里。这就是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差别。因此，农业的价值创造极限不会被越推越高，只会原地踏步，或稍有增加。

各国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1820年时，农业占美国GDP的70%，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到1890年该比率下降到38%，到2003年，农业仅占美国GDP的不到2%。中国近来的经历也是如此，1978年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2年则只占14.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200年中，美国农业技术创新也层出不穷，为农业现代化开道。但那些农业现代化的结果虽然使美国农业的产出能力大大增加，但并没有从总体上增加对农产品的人均总体需求。相反，在其国内需求无法总体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只能持续下降，农业占美国GDP的比率越来越低，农业就业人口也跟着下降到美国总就业人口的2%以下。

在中国，不仅农产品总需求存在上限，耕地面积也不可能再增，每亩的产量也不是没有止境，“大跃进”时的亩产万斤“卫星”只能是狂妄者的胡话，不会是现实。按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帕金斯(Dwight Perkins)的估算，“鱼米之乡”江苏每亩大米产量在宋朝时约为326斤，到19世纪的清朝时约为501斤，到1957年时平均为433斤，也就是在这1000年间每亩产量只增长33%。其他省的农产量经历也大致如此。或许现代农业产量比过去1000年增长得要快(比如杂交水稻技术确实使产量增长不少)，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重新“以农为本”的举措都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更何况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农业富起来的。

时下流行的一种论点是：“中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如果靠工业、制造业来帮他们就业增收，即使把世界所有的制造业都放到中国，也解决不了5亿农民的就业。而世界劳动力市场又不允许跨国自由流动，中国的这些劳动力无法输出。因此，靠发展工业等非农产业来解决农民问题是行不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还是要靠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问题。这种观点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第一，如上所述，农业发展的前景受到人的生理需求上限的制约，那是客观上被堵住的路，是硬事实。第二，从来就没人说“以工商为本”就意味着所有5亿农民都进入制造业。计算一些简单的数字即可让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比如，在3.25亿纯务农的农民中，如果有1亿能进入非农产业，那就可使剩下的2.25亿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近50%。那么，这1亿离开农业的劳动力是否都必须进入制造业呢？非也。

以美国为例，在1820～1890年间(工业革命的前半期)，美国共净增约522万份新的工业工作机会，同期净增约862万份新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工作机会，两者比率为1∶1.65。1890～1998年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净增1900万和7080万份新工作机会，新增比例为1∶3.72。或许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类似美国在1890年时的状态，那时美国的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38%，低于中国今天的49%，但美国那时的工业化程度和交通运输状况远不如今日的中国(比如那时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没有航空运输)。基于这些考虑，在中国，也许未来每增加1000万份第二产业工作机会，可同时创造2000万份以上的服务业工作机会(实际上这两类产业的工作机会增加比例可以更多，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环境)。加上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几乎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中最低的，因此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最大。

还有一种观点是：“如果重点发展工商业，吃饭问题怎么办？粮食安全问题怎么办？”这种观点不是今天才有，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有，也正是这种观点阻碍了中国过去1000多年的发展。第一，“以工商为本”并不是说放弃农业；第二，尽管没有太多人这么说，但1998年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那年的非农就业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就业人口，加上农业产值也只占全国GDP的约16%，那标志着中国已不再是以农为主的社会，低于一半的就业人口从事农业，这是一个分水岭。有意思的是，尽管现在农业就业的比重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但农产品的供应却比任何时候都丰富，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食物种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丰富，营养结构也更健康，反倒有更多人要减肥了。这些事实恰恰说明，我们传统的一谈“以工商为本”就顿时感觉肚子“咕咕叫”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经济制度安排合理，促进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互通有无，“非农不可”是不必要的担心。

基础教育是永久改变城乡差距之路

要废除不公平的农村征税，废除阻碍农民自由进城就业的户籍制等制度障碍，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与工商业的客观本质差别也是显然的。正因为如此，真正改变城乡收入差别的长久办法没有别的，只有由国家补贴、资助农村基础教育，保证九年义务教育，那才能真正缩小城乡差距。目前，由农村自己征税办教育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因无法交学费而不能念完小学、中学，农村学校设施差，没有起码的图书馆等。国家把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农村教育对中国未来的贡献，要远比其他政绩工程更为重要，也需要增加针对农村学生的大学奖学金、助学金以及教育贷款等。否则，即使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居住工作，他们又如何能找到与城里人相当的工作呢？不能再走老路

过去几年农业收入越来越无增长，而非农收入却按每年近9%的速度在增长。看到这一事实，一些同行居然认为这说明必须重新重视发展农业，否则农民收入无法增长。这种解读违背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按经济学常识，资源应该向收益高的行业配置。在明显看到农业的极限、农业收入必然越来越无法增长的大趋势下，怎么还要往死胡同里钻？我们知道，继续靠发展非农产业来解决农民收入与就业问题是会很艰难，但各国的经验表明这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也就是说，差别在于：重新靠发展农业为农民增收是一条死胡同，而另一条路也很难，但至少还是通的。

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以工商为重，已经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这说明政策大方向是对的。以城镇化水平这一指标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为16.0%，到1990年变为30.1%，到2002年则有39.1%的人口为城镇人口，这证明中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终于在逐步实现自晚清开始的一代代“现代化”追求者的梦想，也终于在纠正宋朝之后走了几百年的错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要调方向呢？征税公平不公平、就业机会是否均等、创业机会是否平等、社会福利是否平等、受教育机会是否平等、是否有自由迁居权等问题是制度机制问题，不是产业资源配置问题。“三农”中的“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不能混在一起谈。

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过去几十年中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题材很多。这些经历给我们上了许多经济课，其中最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一课可能是：外贸加开放是财富增长的最有力的催化剂。比如说，如果我们按1973～1998年间的出口增长率把亚太地区最大的16个国家和地区分成两等份组，那么外贸增长多的国家与地区，其人均GDP平均年增长5%，而外贸增长较少的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仅为2.3%。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当然在第一组，巴基斯坦、印度则在第二组。由此可见，跨国贸易通常会促进一国经济繁荣，至少短期内是如此。按同样道理，在一国之内的跨地区贸易也会促使各地区共同繁荣。这些简单道理在今天看来是那么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可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最近的1978年，中国错失了500余年的发展机会。

然而，太平洋贸易带来的亚太经济繁荣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持续长久。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有惊无险，但从长远看是否会出现更多的危机呢？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与地区如何才能保证长久持续的繁荣呢？可选择哪些预防性的制度变革呢？当然，即使不再发生危机，也很难让亚太每个国家和地区经济都长久繁荣，问题是什么会决定太平洋贸易的最终结局？靠自然资源天赋，靠人多力量大，还是靠制度资本？是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长久繁荣能力？

200年前的大西洋贸易

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升华。这种“分工——专业水平上升——市场扩大——进一步分工”的良性循环，正是世界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恰恰是判断一国制度机制优劣的重要标准。一国制度资本的多少取决于其诸如产权、创业机会、信息环境等的制度机制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是否有利于上述良性循环的形成。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能否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持久的好处，并不在于它今天的GDP已经增长了多少，而关键在于它能否利用外贸来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与金融创新，以在本国形成一种良性的经济增长链。制度资本将决定亚太国家在太平洋贸易中的最终结局——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抽象，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段非常值得亚太国家深思的历史。1500～1800年间发生的跨大西洋贸易，在相当程度上使西欧真正超越了北欧、南欧和亚洲。比如，意大利没有参与200年前的大西洋贸易。从图2–19看到，与参与大西洋贸易的英国相比，意大利的人均GDP在1500年时约是英国的1.5倍，但到了1870年，意大利的人均GDP从原来的1100美元增加到1499美元，而同期的英国人均GDP由714美元上升到1870年的3 191美元(按1990年的美元计)。

或许我们会说，1500～1870年间从事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后从事殖民地掠夺，靠掠夺、剥削殖民地发财，那种靠炮舰维持的掠夺不仅与今天的太平洋贸易无以类比，而且也谈不上是什么起码的公平贸易。虽然从表面上看如此，但实际上却并非这么简单。

西班牙与葡萄牙在英国之前开发大西洋贸易，西班牙抢先占领了墨西哥等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和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部分土地，使这些国家沦为殖民地，而葡萄牙则抢先占领了巴西。等到英国于16世纪后半叶赶到美洲大陆时，只能拿到气候相对恶劣、资源缺乏的北美地带(即今天美国东北部13个州，加拿大的一些省)。

虽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都是当年大西洋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在当初都直接从大西洋贸易中得益(就像今天的亚太国家和地区从太平洋贸易中得益一样)，可是在1800年左右开始的工业革命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此外，从图2–20中看到，在1500年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均GDP基本相同，到1870年英国的人均GDP是葡萄牙的3.2倍、西班牙的2.3倍。

那么，同是参加大西洋贸易的强国，为什么英国通过大西洋与印度洋贸易一跃成为19世纪的世界超级帝国呢？为什么西班牙帝国在17世纪之后逐渐衰落，而不是在大西洋贸易的基础上进入工业革命呢？麻省理工学院的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达龙·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3位教授对大西洋贸易国家在当年的经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尤其以他们的论文《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最为突出。他们认为，当时的西班牙不仅比英国更早进入大西洋贸易，并且在众多客观条件上都较英国占优势。

第一，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在航海技术上落后于明朝时期的中国，但却超前英国许多，比英国更早在欧洲从事大西洋、印度洋、非洲等长距离海上运输，因此拥有更为丰富的航海经验与技术，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还基本上垄断着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班牙早先占领了墨西哥、秘鲁等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这些中、南美洲国家从一开始就居住着众多印第安人，他们可生产大量蔗糖和农作物向欧洲出口；相比之下，英国后来占领的北美殖民地既不盛产贵重金属，又没多少土著人口居住，再加上当时的北美气候也不适合生产农作物，因此英国得到的殖民地与西班牙的相比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毛之地”。

最后，约翰逊等人指出，按照我们以往熟悉的殖民地贸易理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该主要以对殖民地的剥削为手段，一个国家对殖民地剥削得越多，该帝国的国力就应该增长得越快。但是，众多的历史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英国与西班牙在管制和对待殖民地的方式上显然有区别。英国的殖民地以当地人自治为主，殖民地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本地议会对税收政策有相当的决定权，司法与行政基本独立。而且，到19世纪时，英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一半以上投到各殖民地(以购买殖民地政府的公债为主)，实际是英国在向殖民地作资本净出口。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均由西班牙王室派遣的官员直接统治，殖民地税收权也掌握在西班牙王室手中，殖民地的大部分税收被送往西班牙。因此西班牙与葡萄牙执行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剥削，而英国在相当程度上培养殖民地自治，把相当一部分征税权留给殖民地，推行的是一种自由贸易秩序。换句话说，按照传统的殖民地理论，西班牙与葡萄牙应该比英国更能从殖民地剥削到财富，使它们的国力比英国增长得更快，加上它们在开始时的技术优势，它们应该比英国更有发生工业革命的实力，使其经济更上一层楼。

但图2–20给出的实际经历却正好相反：不仅英国的财富增长得更快，而且工业革命反倒发源于英国。这些事实说明，仅仅有了由贸易或者殖民地带来的钱财还不够。占领盛产自然资源的中、南美洲殖民地显然让西班牙拥有了更多的天然财富，但仅靠自然资源财富远远不能保证一国的长久繁荣。那么大西洋贸易是如何让英国强大的呢？

制度资本决定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差别

西班牙、葡萄牙运作大西洋贸易的方式与英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王室主导的运作，经费来自王室，产权归王室，目的也是为了王室，王权是绝对的。按我们今天的术语，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海洋贸易是国营的。而英国的大西洋、印度洋贸易则是民间自发的商业行为。另外，英国的议会起初就对王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这种对王权的制衡为英国通过大西洋贸易引发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正是由于英国的王权并非绝对的，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的新商人阶层能通过议会进行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平等自由贸易权的立法，这些立法给予人们契约自由、经商自由，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制度创新。于是，到了18世纪，在西班牙帝国日趋衰败的同时，英国却已基本为工业革命作好了准备。

欧洲最早从事海洋贸易的应该是意大利和葡萄牙，但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人并没有做出规模。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一辈子致力于发展海洋贸易，从1418年开始，他每年带领船队出海，但驶向印度洋的多次努力都不成功。到1480年后，葡萄牙才成功地与印度、中国进行了数次海运贸易，其中最成功的应该算达·伽马。1497年这位叫达·伽马的葡萄牙人带领由4只船组成的运输队，绕过非洲到印度洋，从印度装满各种香料、茶叶等货物后开始返回。等他的船队于1499年回到葡萄牙时，只剩两只船，约有2/3的船员已沿途死去。尽管如此，从亚洲带回的货物却使他获利丰厚。

看到葡萄牙的成功贸易，西班牙国王也决心加入。1484年，凑巧有一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有一个设想，他认为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由印度洋去印度、中国做贸易的海路太遥远，那种从欧洲先南下、然后再向东的航线太长。他设想，如果从大西洋往西航行，一定能更快到达目的地——中国。到15世纪末，欧洲基本认定向东走往印度洋的航线为葡萄牙的专权。于是，如果哥伦布能开辟西行到中国的航线，那么西班牙则可垄断这条西行的贸易线。经过哥伦布几年的努力，西班牙国王终于同意出资筹备这一探险航行。当然有一个前提：所有这些都必须冠上王室的名义，由王室出资，所获得的任何利益也为王室所有。换言之，这种海洋贸易只能是“国营”。于是，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着由3只船组成的舰队从西班牙由大西洋向西航行，一个多月后，他们陆续到达了中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些岛屿。这让哥伦布大喜，以为真的只需要短短的一个多月就能到达亚洲。因为在他之前，人们还不知道有美洲大陆的存在，哥伦布认定那就是“亚洲”，把当地的土著人称为“印度人”(或直接音译为“印第安人”)。

后来，人们确认了那是一个新大陆，而不是亚洲。但哥伦布回到西班牙后，王室还是惊喜万分。这是西班牙迈开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接下来的数年里，西班牙占领了众多的中、南美洲土地，并很快从殖民地运回大量金银财宝，供王室挥霍。同时，大西洋贸易的权利由王室和权贵阶层垄断，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没有机会参与发外贸财，限制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这反过来也抑制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变迁。

英国的经历则不同，它是由民间自发地参与大西洋贸易，而不是靠王室出资“国营”。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冒险家、创业者看到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洋贸易成功，也开始蠢蠢欲动。但在当时，民间冒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所需要的资本从哪里来？既然从民间融资，而每次航行又需要大量资金，那么有什么办法可吸引众多投资者参股呢？一种办法是把贸易公司的股份分细，让大众可以认购。第二个问题是：这种航海贸易的风险太大。根据当时的技术和西葡两国的经验，航行一趟中国、印度需两年以上的时间，等回到欧洲时不仅一些船只沉没，而且有时会有一半以上的船员沿途死去(因为病毒、海浪等)。那么，如果由众多个人共同参股集资，股东们的责任必须是有限的，也就是，每位股东的责任最多是损失掉所投入的股金，不承担任何更多的风险(亦即即使有船员在途中死去，股东的责任也是有限的)。这种高风险贸易为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创造了环境，这种融资模式是英国海洋贸易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当时没想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制度创新居然还为随后几百年的世界发展埋下了种子。

第一家在英国批准注册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1555年的“莫斯科公司”(The Muscovy Company)，其目的是组建船队，探索从大西洋往北穿过俄罗斯、然后走向中国与印度的航线。但就像今天我们知道的那样，那是死路一条。1630年莫斯科公司就慢慢消失了。

1584年成立的“弗吉尼亚公司”(The Virginia Company)从700多名股东手中融到大量资金，其招股书(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份招股书)声称，公司的目的是开发北美洲，展开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与北美洲间的贸易，并扩大英国在美洲的势力，与西班牙抗衡。该公司后来确实成功地占领了今天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等殖民地，在美国的建设中唱主角。

其他诸如“麻省公司”(The Massachusetts Company)、“非洲公司”等以海洋贸易为业的公司也在那期间先后成立，但这些早期公司在商业上都不成功。这也说明，作为大西洋、印度洋贸易“学徒工”的英国在整个16世纪只是处在尝试阶段。

真正成功的是1599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的创始股东有80人，他们选举产生了15人的董事会。但关于公司总裁(那时叫“Governor”)的人选问题，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坚持要由一位她信得过的公爵担任，但组建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坚持说：“我们不要一位绅士，而要一位跟我们同类的人担任公司的总裁。”结果，这些商人股东们赢了，女王作出了让步。到1600年12月，公司股东增加到218人，并正式得到了与印度和沿途各国进行贸易的垄断权。1601年2月，东印度公司由5只船组成的贸易船队第一次驶向印度。等两年半后他们回到伦敦时，给投资者带来的是丰厚的回报。那次的成功为东印度公司随后的多次增资扩股奠定了基础，使其成为英国跨国贸易、经济扩张的主力军，该公司一直运营到1873年。

东印度公司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它具体表现了英国王室的权力是有限的。其二，至少自1599年开始，英国商人社会与王权、贵族相对独立，有自己存在的充分空间。这种商人与王权间的相对分离很重要，一方面使国家本身不直接经商、不与民争利，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制度变迁打下了基础。其三，它的成功及其长达274年的繁荣显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活力，通过细化后的股份交易，不仅帮助探险创业者融到大量资本，而且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把海洋贸易风险分摊到众多投资者身上，达到“人均风险小，总体风险大”的经济效果。其四，开了以董事会为中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先河，成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起源案例。

这种“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从民间融资，然后由民间经营外贸”的模式不仅为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作好了公司组织形式上的准备(工业规模化创新与生产风险也大，需要的资本也多)，而且带来了另一种意外的效果：大西洋贸易给这些股份公司带来利润，而这些公司的利益又由众多股东共享，于是，海洋贸易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服务与制造业创造了一批非贵族出身的有产阶层。这些新的富有商人自然对他们靠冒险挣来的财富很看重，而不希望王室通过随意征税或其他方式来变相或直接剥夺、侵占他们的私有财产。

由于英国自始就有一个相对有效的代议制度，虽然这些新的富有商人们多数并无贵族背景，但他们可依赖代议制下的议会对国家立法与管制产生影响。新商人阶层对议会的影响逐渐转变为他们与王室间的利益和权力上的冲突。1629年，当时的国王查理一世一气之下解散议会，由他在无议会的约束下统治英国。随即，他开始增加征税。他的专制好景不长，1640年发生英国大革命。接下来的国王查理二世又开始复辟，试图恢复王室的各种专制特权，包括授予各类贸易垄断权等。但他的复辟随后引发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第二次革命之后再恢复议会制，并由新的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这实际上在英国建成了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

两次革命的结果是英国王权大大削弱，但议会的权力大大增加，为一系列保护私有产权、保证公民平等贸易机会以及经商机会等的立法创造了条件。两次革命之后，王室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开始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也不与民争利)，创业者不需经政府或议会批准即可注册成立公司，人人都有权从事跨国贸易，确保致富机会人人均等，而不需王室特许。

既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可从海洋贸易中致富，好处不被国家独享，那么我们看到大西洋、印度洋贸易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当时的政治势力格局，新起来的富有商人成为17世纪制度变革的主力。有了那些制度变革，英国在18世纪慢慢成为世界最强的帝国才有可能。

太平洋贸易的结果将是什么？

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大西洋贸易的不同结局，我们看到虽然英国到17世纪初才真正涉足海洋贸易，但它通过17世纪的外贸促进了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革，还有其金融与公司制度上的创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自一开始就没有绝对的君主制，这种受议会制约的君主制给了民间从事海洋贸易、金融与公司制度创新的空间。这种空间一方面使国家不与民争利，另一方面让众多公民有成为富商的机会。一旦这种富商群体达到一定规模，他们既渴望产权保护，使自己的财富不受王权的随意侵犯，也渴望得到更多平等的贸易与创业机会。这些愿望反过来又促进了英国17世纪后半叶的制度变革。结果是，到1700年，英国基本完善了亚当·斯密所描述的良性经济增长链所需要的制度环境，让英国能在18世纪、19世纪进一步深化社会分工、促进国内与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不仅让整个英国社会富裕起来，也让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前英国殖民地跟着富裕起来。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它们的殖民地国家呢？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1555年或者1584年英国王室同意全资支持海洋贸易(像西班牙王室一样)，由国家来经营，那么历史会如何呢？那样当然会为从事航海贸易者省掉很多融资的苦恼，使英国的海洋贸易力量从一开始就很强大。但如果真的那样，就不会有民间的创新动力，“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可能永远也出不来，产权保护制度不会有所发展，议会的权力只会越来越小，而王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专制。那么，英国的结局就会跟西班牙一样。

亚太国家与地区的外贸普遍受政府管制，受政府政策的垄断。虽然在1997年后各国均进行过改革调整，但政府的垄断管制还是太多。这些管制不仅限制了民间的商业创新，而且使众多普通人得不到平等的致富机会，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经济增长链。哪个亚太国家会步西班牙、葡萄牙的后尘？哪个会紧跟英国的脚步呢？

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并没有参与16～19世纪的大西洋贸易。从图2–21中看到，那次错失的机会使亚洲占世界GDP的份额从1000年前的约70.3%下降到1870年的38.3%，然后降到谷底(1950年)时的18.5%。但是，随着“二战”结束后的太平洋贸易的开始，亚洲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从1950年后持续上升(见图2–22)，亚洲占世界GDP的份额也不断回升。从这些数据趋势中我们看到，亚洲或许现在有一次真正的机会重新夺回几百年前的光辉。但在政府的过度管制下，良性的经济增长链难以形成。太平洋贸易的结果会怎样呢？哪些国家更具备制度资本优势呢？

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是1984年，那时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还没学过什么中国历史，所以对上海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差别，除了惊叹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别的感受。只是这几年到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去得越多，反而越对上海的故事着迷：为什么上海这么发达？是什么使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成为1949年前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如果这5个城市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地处沿海，再有就是它们是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5个自由贸易通商口岸。那么，是自由贸易给它们带来了繁荣吗？假如我的湖南老家，还有中国其他地方也一直能参与自由贸易，那情况会怎样呢？为什么这些其他省市不能参与自由贸易？这些问题当然不只是学术问题，同时还涉及中国开放政策的未来问题，是一些永久的话题。

自由贸易优在何处？

我们先看看“沿海”这一特点所带来的差别。在世界各国，沿海地区普遍比内陆发达，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沿海省市，比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还有像湖南洞庭湖周围的县市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富裕之乡，它们的文化也比不靠海不靠河的地方更发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直到19世纪末铁路进入中国之前，水运和马车是仅有的两种运输手段，从规模上讲，由于马车需要先修马路才能通行，在没有足够广泛的马路网之前，水运是最主要的规模运输手段。

实际上，即使今天虽然有铁路、公路还有空运，但在成本上还是河运和海运最低。这就是为什么至少从唐宋开始，沿海、湖滨和主要河流旁的乡镇之商业不断发展，它们的运输成本以及运输规模优势使其走在国人之前首先发展贸易，使其商业文化也得以进一步深化。比如说，去苏南乡镇时，你会看到家家都有一条小河连到其屋边，那当然不是为了审美需要，而是当年各家赖以做贸易的运输“公路”。

相比之下，我的湖南茶陵老家就没有那么幸运，那里没有足够深的水路，那些丘陵山地使陆运也很难，这些交通障碍等于使当地人的跨地区交易成本变得无穷大，所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公路、铁路之前，我的老家人民基本上无法从事有足够规模的跨地区贸易，也就没有新的动力发展当地的生产力，人们的生活状况在过去几千年中基本不变，不能从基本的生存挑战中解放出来。

山西位于内陆地区，但为什么晋商在明清时期发展得这么快呢？骆驼和马的运输规模虽然有限，但正因为山西以及西北其他地区地处中国跟中亚、俄罗斯的贸易要道上，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它们以独特的商机。可是，到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海洋贸易成为中国外贸的主旋律，低成本、大规模的海运使山西晋商失去其优势，晋商开始走下坡路。

中国各地的经济史是一部部交易成本和贸易机会的历史，贸易机会既可以是天然的(如沿海)或者意外出现的(如中国香港)，也可以是人为创造的(如选择开放)；交易成本也如此，既可能是天然的(如靠海)，也可能是人造的(如贸易保护)。交易成本和贸易机会两者当然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沿海省份跟内陆的经济差别，不是由于沿海人从本质上跟内陆人不一样，而是过去多个世纪里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更自由的贸易机会造就的。

为什么贸易，特别是自由贸易能如此改变社会、促进发展呢？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提高，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产生新的升华。这种“分工——专业化水平上升——市场扩大——进一步分工”的良性循环，正是世界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是推动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改良、激发技术革新的基本动力。能否为这种斯密式经济增长链提供足够的润滑剂，是判断一国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那么，自由贸易制度在促进社会分工、扩大市场范围中的作用在哪里呢？我们可从交易成本和市场竞争两个角度来理解。

在今天，轮船、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已把湖南茶陵以及湖南其他边缘县跟广东甚至国际市场都便利地连接上了，从运输成本的角度看，这些交通已使跨地区的交易成本降低，斯密式的经济增长链已具备了技术基础。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湖南的一些地方政府还在与广东交界的公路上到处设路障，阻止湖南的大米、猪肉等农产品运往或者说“出口”到广东，理由是这些“出口”使湖南的米价、肉价涨得太高，使当地老百姓买不起大米和肉。这种反贸易的政策从根本上增加了交易成本，实质上是对冲了现代交通工具所能带来的好处，以软环境抑制硬环境的潜力。

在进口方面，比如香烟等制造品，要么只允许湖南的香烟在本地销售，要么重点照顾本地产品并给外地“进口”的产品征税、设置障碍，理由是保护本地同类产业。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让本地老百姓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而且从根本上压制竞争，从而抑制了创新。这类贸易保护不只在湖南有，在全国各地都有，于是，北京的出租车就主要是北京的“现代”汽车了。

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等于增加交易成本，抑制竞争和创新，往经济增长链中加沙子，而不是加润滑剂。结果是，过去二十几年广东经济飞速增长，广东人的收入快速上升，本来湖南作为直接的邻省应该能享受广东最多的“外溢效应”，但这些“外溢效应”被贸易保护主义排斥在外。

曲折的自由贸易之路

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当然荒唐，因为一个省、一个地区往往在经济上难以自给自足。那么，在国家层面呢？难道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也荒唐吗？加上民族主义情结后，其讨论可能更加难以理性。让我们先看看其他国家的经历。

历史上的古罗马以自由贸易而兴盛。但在罗马帝国衰败之后，欧洲进入封镇为王的中世纪，各城邦限制彼此间的贸易，重点保护自己的经济。首先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城邦应该是尼德兰(今日荷兰的前身之一)，尼德兰国家很小，12世纪时人口不到100万，资源非常有限，它必须靠跨国贸易而生存。但这并没有阻挡当地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使用武力把外来的竞争排斥在外，起初，他们甚至只要一发现别人要模仿荷兰人的毛纺技术，就将其摧毁。

而到12世纪末，尼德兰基本上已把它的市场全面开放，欢迎竞争。到14世纪，尼德兰已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其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活跃的商品交易与金融中心，也是谷物贸易的重要港口，相当于欧洲当年的“香港”。荷兰因为自由贸易很快变成欧洲的经济强国，到17世纪中叶已是世界人均最富的国家。

只是到17世纪末，荷兰开始增加关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使贸易额下降、国内物价上涨，这也促使工资上升，以对冲上涨的物价。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迫使荷兰最终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到18世纪中叶，其经济强国地位已让步给英国。荷兰靠自由贸易起家，最后因贸易保护主义结束了它的帝国地位。

由于受到荷兰自由贸易的影响，16世纪上半叶，英国取消了多种关税，解禁了一些产品的进出口限制。但是，这些自由贸易举措寿命很短，在16世纪下半叶，许多贸易保护政策重新出台。

到1604年，随着之前的经济危机的结束，英国再次推出自由贸易，取消关税。但是，到17世纪末，英国又重新启动关税，特别是从1690年到1704年，其进口关税上涨4倍，那次提高关税的原因部分是英国政府需要增收，部分是出于报复同期法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为什么自由贸易政策总那么脆弱呢？从朴素的逻辑看，不管是那时的英国还是今天的美国和中国，自由贸易总是一个在社会政治层面难以维持的政策状态，因为一般人很难看到自由贸易的好处，但却很容易看到贸易保护的表面好处。比如，眼睁睁看着外国进口货挤满、冲击国内市场，或者看着外资吞并国内企业，外国人似乎正在夺走那么多就业机会、夺走或挤掉那么多“自主”品牌，你说，不去给外国人、外资设限，那能行吗？即使学者觉得贸易保护主义会毁灭本国的创新竞争力、迫使老百姓花更高的价格买更次的产品和服务，社会大众也不一定能理解这种逻辑，因为“创新竞争力”等理论太抽象。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对自由贸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那时碰巧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到1800年，英国的机械制造、特别是机器纺织能力已经特别强，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使英国棉纺生产力很快过剩。这随即带来两方面的挑战：第一，当时的英国人口不到2000万，生产这么多的衣服、布料卖给谁？第二，机器纺织业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尽管英国有足够的煤炭储藏量，但棉花从哪里来？本来，英国可以依靠它在北美的13块殖民地生产棉花，然后运到英国，但是，1776年美国独立了，之后进行了好几年的独立战争使英国无法再对美国这一货源放心。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于1820年再次推动自由贸易，1846年废弃《谷物法》，结束对谷物进口的限制和关税，1849年废弃《航海法》，不再要求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外贸运输必须由英国船队运送，结束英国海运公司的垄断，使英国进入全面零关税时期，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是非常成功的，1760年时，英国占世界制造业1.9%的份额，到1830年上升至9.5%，1860年则高达19.9%，其贸易额占全欧洲的20%，其制造品出口量占世界制造品贸易的2/3，让只占世界人口2.5%的英国成为主宰世界的帝国。

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一直维系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次政策转变同时也标志着大英帝国衰败的开始。

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是几经波折。自1776年美国独立之后，它自然地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要求排除外国势力影响的情绪很高。1789年，国会通过第一项关税法案，单项关税在5%～15%之间，平均为8.5%。1816年，关税普遍上调到25%～30%，特别是对各类制造品征收重税。到1828年，贸易保护主义达到顶峰，平均关税升至49%。自1846年开始，国会通过一系列立法降低关税，到1857年下降到20%左右。

但是，1890年、1913年、1922年、1930年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一系列法案，提高关税，后3次是对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的报复行为，但其效果是把美国关税推到历史新高。许多学者认为，那些关税大大加重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二战”之后，美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带头建立关贸总协定以及此后的世界贸易组织，构建世界自由贸易架构。随后的60多年，美国基本遵照自由贸易原则建立相应的国际秩序。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的强盛，特别是等到90年代末期中国制造强盛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在美国抬头。这次的结局如何还难以断定。

中国要学贸易保护吗？

现在轮到中国作选择了，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主义？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理解清楚荷兰、英国、美国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所在的时期。尼德兰或者说荷兰在13世纪、14世纪的人口不到100万，又没有资源，所以如果没有贸易，它难以靠自身单独发展，就像中国的地区、市、县难以自身独立发展一样。

英国在1700年后人口超过1000万，比当年的荷兰大许多倍，作为岛国的资源也比荷兰丰富。但是，它跟当年荷兰的不同在于新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生产，使英国不得不从国外找资源进口，并同时在国外寻找出口市场，因为英国的人口太少，无法消费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棉织品。只有放开市场，才能保持其持续增长。

美国的情况跟荷兰、英国都不同，它的国土和方方面面的资源都极其丰富，幅员辽阔，尽管今天的人口接近3亿，其人均土地还是位于世界前列。它历来开放的移民政策使其人口不断增长，这直接保证了19世纪、20世纪美国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张，为其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需求。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

第一，在国内经济制度上，美国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英国的自由市场传统，美国独立之时恰巧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之年，自由竞争是美国经济的基石，加上美国的法治、个人自由和私有制所提供的创业创新激励，这种自由竞争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推动着美国一波接一波的科技革命，这些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在有无外来竞争压力下都能有充分的增长原动力。

第二，美国自19世纪初开始领先世界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银行借贷、保险、证券、股票市场等的发展，为美国家庭规避未来各类风险提供了相应的金融工具，让美国人在不用担忧未来的状况下能够大胆消费，不用储蓄太多。美国人的消费行为给美国经济提供了接近无限的需求，这种内需水平是其他国家直到今天还无法跟上的。因此，美国国内一直具备最有利于斯密式经济增长链的制度架构，充分的市场竞争，不断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支持内需增长的金融保险体系。这些特点使美国在早期发展中即使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其经济也能强劲增长。

中国的工业经过了几十年的保护发展，特别是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外来竞争，被完全保护起来，按理说，那已经给了中国工商业最高的保护。1979年后开始逐步面对国内、国外的竞争，在这些竞争下中国的多数行业已具备了相当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崛起本身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不再需要保护。

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更像上面讲到的哪个国家的哪个时期呢？显然不像荷兰，因为中国太大。本来，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其国内市场巨大，至少可以像美国一样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内需，这样即使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经济或许照样能增长。可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架构与19世纪的美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国采用的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私有经济，它有着内在的激励创业创新、产生旺盛内需的经济体制，这些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政府管制为特色的中国经济所不具有的，内需不足与市场竞争不充分依然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因此，无论贸易保护主义在19世纪是帮了美国还是害了美国，中国今天的局面跟美国都截然不同。

从以下几方面看，今天中国面对的挑战跟1800年英国面对的一样：一方面需要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出口市场。再就是，中国跟当年的英国一样，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能够面对新的国际竞争。不同的是，当年英国的出口压力是由于新的机械化大生产所致，而中国是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廉价劳动力。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也必须保证有极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必须通过外资继续引入外来竞争压力，改变国有垄断的局面。

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已经是世界经济老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做的是守住其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在某些行业或企业中采用贸易保护政策，这也不一定对其经济有太多伤害。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有了目前的实力之后，更应该希望其他国家都开放，自己当然要坚持开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进一步增长，也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磨炼出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有利于市场持续发展的制度变革。最坏的政策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主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80%。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开始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等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得很快。

最近几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是从金融发展对社会和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得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科技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加工生产，利润率也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作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作一些制度性变革，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超过印度，将非常难。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如果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提高其价值，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2005年的财务状况，2005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元，其中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大约200亿港元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亿港元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的收入达3000多港元。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非常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他银行和金融公司还不包括在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强的能力去配置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香港每个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3000多港元收入的原因，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大陆作一个比较。印度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部分是私营的。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的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银行呆坏账的比率也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程度远远比中国高，所以它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产生呆坏账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得多的发展资金，印度年轻人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000个非银行的金融与融资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99个只有打工的份儿，很难变成创业者。

中印两国的财富效应很不一样。金融化、证券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金融证券行业比中国更发达得多呢？这就涉及我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从根本上来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独立的第三方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的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大家都在讲诚信，我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为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逃脱责任。如果媒体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减少，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难产生。

全球资本在流向印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之下，竞争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竞争。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60亿双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简单劳动力的供给量几近于无限，简单的一双手的边际价值非常低，几乎等于零，因此，简单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没有那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上的竞争也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轮船运输把资源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因此，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看哪个国家能够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更好，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

过去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等不同地方了解了美国一些投资者的取向。近年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内基基金会。据我了解，卡内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的项目，100%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担心。然而，卡内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递交的到中国投资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不仅卡内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基金会也都是如此。这几年，印度股市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几甚至更多。很多基金会的钱已经转向印度的股票市场、私人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它们无法把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还有点迟钝，但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它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我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印度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以往，将迫使中国在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朝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转变，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之下，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进行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治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要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在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的情况下，恢复这些传统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即使恢复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我认为人们仍然需要看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难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国内各家电视台的节目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进去一看却发现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资金，在国家垄断银行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好的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或者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就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这个现象为中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如果中国的投资不对民营企业开放，那整个中国经济就要继续依靠外资、外贸去拉动；想让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却不让股市和制度变革这两个根本性的杠杆发挥作用，而是仅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一定没有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之一，当时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产权与财富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118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123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

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138

为什么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161

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166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170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175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杨小凯的去世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极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具有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良知的学者。杨小凯的社会经济思想很多，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关于产权保护所必需的宪政制度的观点。

2004年7月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杨小凯追悼会上，周其仁教授说：“我认识杨小凯超过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个人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因为他的框架很简单，几十年来就是如此，就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不单是分工，重要的是分工水平不断地往上推，而导致这个分工层次会往上提升，最重要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协调问题，其中产权很核心。经过很多年的工作，大家对此已达成共识，但是小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更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产权并不是说经济学家认为哪一种好，呼吁把它变成现实就行，产权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政府)。而国家是唯一掌握合法暴力的组织，掌握着强制力的组织。国家如果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就很难发挥作用，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弄也弄不起来。”

换句话说，虽然产权保护有好处是我们的共识，但要达到那种状态却远比我们能想到的要难得多。就像我们以前的经验所证明的，仅仅有书面法律还不能算完成任务，拥有对产权保护的书面宪法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到底如何达到“产权保护”状态呢？那种状态又需要什么相配的制度呢？接下来，我们试着按杨小凯的思路来回答这些问题。

产权保护来自司法独立

首先，我们要理解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针对谁、相对谁来保护：是因为怕谁而要给拥有产权的人以保护吗？强势的个人或黑帮当然会对产权所有者构成威胁，但在更大程度上，产权所有者害怕的是各级行政部门，因为这些政府部门拥有随时书写法律、法规、条例和各类文件的权力，这是对私有产权的最大威胁。为了保证老百姓和公司的财产不受侵犯，所以要有一部法律给他们提供保护，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政府不同部门使原来合法的东西一夜之间变得不合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政府来给老百姓和公司提供产权保护，这应该是最核心的产权保护概念。认清这一点是所有讨论产权保护问题的前提。

“铁本”事件使本来价值几十亿元的民营公司一夜之间被定为非法，使其价值暴跌。当然，或许是地方政府部门当初违规批准了“铁本”的几个项目，但那种问题是政府内部的行政管理问题，是行政法的范畴。对“铁本”而言，只要它拿到的审批是合法权力部门出示的，那么“铁本”的项目就是合法的，其公司经营就是合法经营，其产权就是合法的、应该得到保护，“铁本”没有义务为地方政府部门背“十字架”。

当然，产权侵犯自然也包括李四把张三的钱或财产拿走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发生的频率也可能很高。但是，民间成员之间的产权侵犯相对于政府对民间成员产权的侵犯来说，其损害程度就小多了。民间之所以有发生产权被他人、公司或社团侵犯的可能性，往往是因为在它们背后有一群有势力的人或者黑帮在为它们撑腰，有势力撑腰的人对产权所有者进行侵犯是会发生的。但是，他们要侵犯他人的产权，我们可以通过社会舆论、警察等方面的压力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因为，强势的一方毕竟多少会感觉到他们是非法的，也会怕警察的最终介入。这类产权纠纷、产权侵犯相对容易解决。

相比之下，如果是行政部门没收某个社会成员的财产，或者是通过行政指令把其合法产权变成非法产权，情况就大为不同，社会压力不一定管用，警察也不一定会出面，因为政府是唯一可以在合法名义下重写游戏规则、把本来合法的产权变成非法产权的机构，因此行政部门对产权的侵犯可以名正言顺。这是最可怕的。所以，老百姓的产权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行政部门。

一旦我们认清了这个要点，老百姓财产得到真正保护所需要的制度框架就很好理解了。其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法院必须独立于行政。在老百姓的产权受到威胁、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而且对法院的公正必须有信心，否则他们就没有别的途径，只好求救于暴力。如果法院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制于行政，那么当行政部门侵害老百姓产权时，老百姓就无路可走了。

在一个社会里，对老百姓产权最主要的威胁是来自行政部门，甚至是立法部门，所以一定要有独立的司法，要有相互制约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如果没有，产权的保护只能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由于在集权制度的国家里不可能有独立的司法，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

中产阶层与产权保护

或许许多人会提出，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有司法独立，但也很难有成功的产权保护，比如，拉美、印度等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印度和拉美很多国家有民选的代议制政府，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足够强大的中产阶层。真正的产权保护是一个极其微妙的社会状态。

让我们想象一下，中国最近修改了宪法，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写进去了。现在可以把它写进去，明天也就可能通过别的法律把它反过来。改来改去不是不可能的，法律毕竟是人为的东西，所以什么样的人去写、又是谁把它反过来，决定了法律最终的面貌。

也就是说，在代议制国家，不是说它们的民选投票本身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要看多数的选民是要求对产权进行保护还是不要求对产权进行保护。如果大多数人是穷人，中产阶层人士很少，小部分人是富人，如果是由老百姓来选举议员，那么想推动保护私人财产立法的候选人是不会被选上的，因为无产者是没有保护私人产权的愿望的。所以，在那些中产阶层人数很少的社会里，反而是主张在当选之后要推动剥夺或者是侵犯有钱人财产的人往往会被选上。

在一个社会里，只有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层，这个社会中的多数人才有保护私有财产的要求。中产阶层有一定的财产，如果他们的财产被践踏，他们就会不干。他们就有产权保护的愿望，就会去投票给那些想推动产权保护立法的候选人。

而印度等国就没有足够的中产阶层，它们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放弃计划经济的，这就是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产权保护似乎是一个很微妙的国家状态。第一，它需要民选的代议制政府；第二，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中产阶层，否则无法保证这个国家的立法者会偏重保护产权、进行保护产权的立法；第三，还必须有司法独立，这是书面法律能够得以实现的保证。产权保护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社会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因为中产阶层占了美国社会的多数，再就是它拥有独立的司法和代议制政府。

为什么拉美国家没能实现可靠的产权保护？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只有当社会的多数人都多少有点财产、想让自己的产权不受侵犯时，代议制国家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产权保护。那么，为什么美国和加拿大能达到有效产权保护而拉美国家却没能实现呢？如果我们把美国和加拿大与拉美国家相比较，就会发现今天的北美很富有，而拉美非常穷。可是500年前并不是这样的。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考虑到今天的拉美国家所在地的气候温和、矿藏丰富，而北美冬天寒冷、为不毛之地，所以西班牙当时就只选择了今天的墨西哥、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所在的地方作为其殖民地，而不要北美。等到16世纪末英国人来到美洲大陆时，就没有什么地方可挑了，只能得到“没人要”的北美。这就形成了北美是当年英国的殖民地、拉美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的格局。

正因为拉美国家气候很温和，最适合发展农业，但经营农业又需要很多劳动力，在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又没有机器，所以西班牙和英国就从非洲运来很多黑奴，帮助这些殖民地发展农业。到1820年左右拉美国家相继独立时，它们基本都选择了民选代议制政府。但是，当年从非洲运来的黑奴以及他们的后代给拉美国家留下了很大的穷人群体，这为随后的拉美国家埋下了不利的因子，使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几乎永远不可能合理，少数人非常富有，但绝大多数人贫穷，这使中产阶级占少数。就这样，虽然拉美国家独立时基本上都选择了民选的代议制政府，但这并没有给它们带来产权保护和经济繁荣，而是不断的革命与动荡。拉美的穷人阶层太庞大，虽然有民主，但是总不能运作起来进入良性循环，产权的保护总是不可能太好，从而经济不可能太发达。印度也是这样。在恶性循环里，大多数选民总是处在一个很贫穷的状态，他们的一个愿望就是：不能给富人以产权保护，如果给了他们保护，我们怎么办？

而美国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北美气候不如拉美，在早期开发北美的时候并没想把美国做成农业大国(尽管开始时美国也以农业为主，但那更多是自给自足，不是像拉美那样为出口而发展农业)，因此从非洲运来的黑奴只有少数被运到今天美国南部的一些州(当时这些适合农业生产的州还属于墨西哥，比如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等)。来到美国的移民主要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他们也主要是来自欧洲。那些历史背景没有给美国留下庞大的穷人群体，这为美国的收入分配中培植出足够大的中产阶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于是，从美国1776年建国开始，这个社会就能达到一个少有的均衡状态：代议制政府，法院是独立的，国会由选民选举，选民群体里中产阶级和富人占了多数，他们都要求保护产权。所有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在这种均衡状态里，产权保护是社会大众都主张的，而且选举又保证了这个共识在立法和执法中得到反映，通过三权分立和选举制度，可以保证社会中的主要群体都支持这种保护产权的制度和环境。在这种社会中，穷人也支持这种模式，因为它为每个人提供了良性的创业环境，让穷人也感觉到有希望，社会各阶层间的距离并不那么遥远。

所以，产权保护不是简单地写不写进宪法、通不通过这部或那部法律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共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国家中要达到支持产权保护的良性循环很难，这需要太多的东西、太多的巧合，而且每个方面都要正好达到那个状态。

虽然我跟杨小凯的个人交往不多，但我很能理解为什么他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的关系上。中国今天正致力于寻找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杨先生留下的思想遗产将成为多代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他的独立治学品格也是我们所有学人的榜样。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本来以为“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早已达成共识，没想到这个问题又成热点。因此，对这场辩论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关于“国退民进”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我想，在目前缺乏监督、缺乏实质性制约的体系下，不发生问题反而怪了，要不然我们所熟悉的腐败现象怎么会这么多，连大学和中小学、医院、福利机构、银行、法院等都时常发生腐败，你说“国退民进”中有这样那样的事奇怪吗？“国退民进”是腐败的“因”，还是更系统性腐败的“果”？按照常理，腐败越严重的社会里，最可靠的解决腐败的办法就越应该是“物归原主”，也就是“还产于民”，让每个人管自己的财产最安全，使腐败没有物质基础。但“国退民进”过程不是会出现腐败吗？当然，如果因为这一点而保留国营企业，那只会继续为腐败提供最大且长久的财产基础，所以国家不退的道德风险会更大。我一直认为，像捷克那样人均一份国资是最公平的民营化程序(其实俄罗斯不是这样做的，许多人对此有误解)，而且这也跟国营企业产权的最初定义最为一致，但许多人误认为这种方式是导致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俄罗斯并没完全按“人均一份”去做。实际上，从民营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角度讲，“人均一份”既简单又远比“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小得多。

我们这里主要想谈的不是民营化方式的选择问题，而是要不要“国退民进”的问题，还有就是产权和经济发展到底有无关系。

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

在这场争论中，有些人依赖的部分结论是基于案例分析的。那么，由案例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只是研究者的猜想？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随着过去十几年MBA、EMBA教育越来越普及，商学院与经济学教授们可能有点纳闷：案例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更易懂、更具体、更清晰；那么，案例研究是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当对单家公司进行研究时，这到底是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如何界定？

仅仅通过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时可能很荒唐。举个例子，中国著名的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是一位盲人。如果以阿炳创作《二泉映月》为案例去研究，那么，什么人才能够成为杰出的作曲家？因为阿炳是一个瞎子，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阿炳之所以可以创作出《二泉映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如果这样的话，要想成为杰出的作曲家，你就要先把眼睛弄瞎？

还有，在美国经常有人去赌场赌钱，当某一天碰巧赢了一笔巨款之后，就开始写书，讲授他那天赌博的经历。比如说，他可能平时早晨7点起床，但去赌场那天他是早晨6点起床；平时穿一件白衬衣，但那天他穿一件黑衬衣。他会下结论说，正是由于他那天早晨6点起床，穿了一件黑衬衣，去赌场，因此就赌中了，因此赌钱赢了的秘诀就是早晨6点起床，穿黑衬衣。这也是根据个案介绍经验并得出“大结论”的。这类书很多，的确也有不少人买，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有。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单纯的案例分析很难是学术研究，顶多是为学术研究作素材准备，帮助你得到猜想，但不能给你结论。通常说，对经济的学术研究可以是纯理论的，可以是纯实证的，也可以是两者兼顾。即使是纯实证的，你有了猜想或者理念后，首先你应该收集一个尽可能大的样本，然后再看这中间的普遍规律是否能证明你的猜想。

职业经理人制度能救国企？

最近有人在文章中谈到信托责任和职业经理人制度问题，以青岛啤酒为例说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越性，并也行得通。

分析青岛啤酒(以下简称青啤)这一个案能告诉你什么呢？2001年以后，其业绩改进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从中得出另一个“要想成为好作曲家需先把眼睛弄瞎”的结论。

在有关论述中，有人以2001年青啤掌门人从彭作义换成金志国为例，说从那以后青啤业绩和H股股价都有了大幅提升，说那证明青啤采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多么优越，认为这是青啤比海尔做得好的根源所在——这个结论非常牵强。其实，这位人士并没界定清楚金志国与张瑞敏作为职业经理人有什么差别，那些我们暂且不管。但是，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并没有证明：2001～2003年青啤的业绩改善是由“金志国作为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这个“因”造成的，特别是由“信托责任”造成的。当然，他们更没有证明是“信托责任”在金志国这里管用，而在海尔的张瑞敏那里不管用。

严格来讲，青啤的业绩和股价改变的原因有很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彭作义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举债收购，收购了各地很多的啤酒厂。到了2001年，青啤在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基地，啤酒差不多可以就地生产，不再需要远途运输，成本就节省了很多。可以说，这为2001年以后青啤业绩提升作了很好的准备。如果没有彭作义的大规模举债收购，或许青啤2001年后的业绩提升也不会这么快。

过去几年里，青啤在香港H股的股价确实上涨不少，但我们不能忽视同期间所有H股股价都在上涨。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有那么多新的中国概念基金公司于过去两年建立，大家都想买中国股票，而且2003年是全球新兴股票市场在过去几十年里上涨最多的一年。当海外基金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时，分到投资中国的比例也会很多，它们投资中国股票的主要途径又是香港H股、红筹股和B股。这样一来，水涨船高，青啤的H股不上涨才怪呢！

因此，青啤的业绩和股价上涨不一定是由“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造成的。更何况，正如前面讲的“阿炳的故事”一样，单个或几个案例不能说明一般性的问题。

再者，一些人讲到的“信托责任”，就像我们讲了几十年的“要讲道德”、“要有责任感”等，讲了50多年，结果呢？并不是我们不向往“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问题是，“信托责任”不是靠道德式训话建立的，而是要靠相配套的市场竞争与制度逼出来的。中国5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如果只靠道德要求而没有制度支持，甚至刚进去时的“职业经理人”到后来也会被国企改变成“非职业”的经理人。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也开始培养职业经理人、意大利的国有企业从“二战”以后也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但最后这些国有企业都被迫民营化，为什么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越来越差，当时他们也试图通过奖金激励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培养其管理者的成本意识，但是国有企业效益仍然每况愈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试过奖金制度，实行过“承包制”，但结果却是经理人只顾实现短期利益而采取了很多短期行为，导致这种激励方式最终失败。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制度可能与“信托责任”的说法最接近，它们的国有公司并非行政部门，行政干预较少，但是国有企业在意大利最终还是失败了。从1985年起，他们也开始了私有化道路。

国家持股是世界现象？

在这场辩论中，有人指出，国家持股现象在欧洲也非常普遍，并举例说，奥地利国家持股高达14.81%，在芬兰、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有类似数量的国家持股。因此得出结论：企业国家持股并不只有中国才有；既然其他国家也有，为什么中国要“国退民进”？

因为国家持股在欧洲和其他国家也很普遍(虽然比例不高)，从而下结论说产权安排不重要。这个基于某一时间点的状况而下的结论，只讲到了横切面的现象，显然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结论似是而非。

第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忽视了在过去20多年里，世界上遍布于亚、非、欧、美各洲的120多个不同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比如说他谈到的奥地利，现在国家持股14.81%，但这并没讲出过去二十几年奥地利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奥地利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吞并，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都被奥地利没收，德国留下来的这些资产就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成分，1951年时其国企产出占比约22%。到了1985年，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一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1984年间国有企业所有的红利总和。从而引出争论，是否还要国有？1987年奥地利尝试民营化，1993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通过上市、MBO等方式套现。过去二十几年，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始，世界范围出现全面的私有化运动。首先是英国1982年的私有化，随后1985年有意大利和马来西亚，1986年有包括日本在内的4个国家，1987年有2个国家，1988年和1989年分别有9个和10个国家开始私有化，到1994年最多时有13个国家开始私有化，等等。如果产权不相关，为什么过去这些年里有120多个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难道它们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说明产权无关发展的结论并没有历史根据，更没考虑到过去20多年全球私有化的大趋势。

第二，尽管今天还有不少国家对企业持股，但是历史上有哪个大国的长久兴盛是靠国有经济发展起来的？今天最强大的国家都是靠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宋明时期也不是靠国有经济。前苏联当年靠国有经济发展军工，辉煌了短短二十几年之后走向衰落。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不是靠“越来越国有”，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一系列的产权改革使中国经济“越来越民营”，让越来越多的潜能释放出来，才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兴旺。这些经历不正是证明了“产权不但有关，而且非常有关”吗？

讨论“国营”“民营”问题当然不是什么新问题。那么，“国营”是怎么来的？“国营”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状态，还是一种非自然的状态？看清楚这些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关于产权的讨论，也可以帮助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国有化是一场财产强行再分配的过程，而今天的“国退民进”也必然是一个艰难的财产再分配过程，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看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民营”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的谋生方式，“花自己的钱才心疼”是再自然不过的黄金定律。而“国营”才是后来物，说得不好听一点，那才是过去100多年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等于是拿中国还有世界许多国家作了一场大试验，让那么多家庭和个人以自己的遭遇去为试验埋单，先是从民营到国营，然后又要遭遇从国营到民营的折腾。

“国营”在中国至少可追溯到11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安石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活动，使政府成为直接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次试验只持续了十几年。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国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重新出台。比如，1865年由政府出资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但即使在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人们对纯粹的“国营”或“官办”也是多有警惕、提防。盛宣怀在19世纪70年代论及煤铁矿务、航运企业的创建时称，此等企业“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可是，洋务派一方面要面对西方炮舰、洋行经营势力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又缺乏规模融资途径，同时又无任何经营新兴工业事业的经验，觉得完全由民间经营洋务又会显得力量太薄。按李鸿章的说法，“此等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① 8。因此，虽然由于工业化任务的挑战使洋务派感觉到国家应扮演主要角色，但至少晚清并没把国家推到“创业者”和直接“经营者”的位置上，而仅是“官督商办”。

到民国时期，两大因素把中国推上“国营”之路。其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计划经济，使其经济在30年代按照12%～13%的年速度增长，那期间又恰逢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市场经济发生大危机。看到苏联“国营”世界与西方“民营”世界这种巨大的反差，南京政府的“国营”决心可想而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学者大声呼吁中国也要“国营”。其二是德国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也对德宣战并停止支付一切德国债务，并没收了德国在山东等地的资产，这变成晚清之后的第一批新国有资产。当然，抗日战争期间以及“二战”之后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矿产和其他财产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大笔“国有”产权，东北的重工业一夜间使中国经济的“国有”成分大增。当然，出于当时的需要，南京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初先是以官股强行进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随后以各种手段达到以“国营”控制主要银行的目的。尽管如此，到1949年之前，“国营”并没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

① 参见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是针对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等没收私人财产。到1952年底，全国已经有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国营经济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地把中小型以及个体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收归国有。4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规模由20世纪50年代初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的不足3%。运输业的总额中，国有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企业仅占1.6%。再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个人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人们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使个人几乎除了两只手和起码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了，还有就是一份名义上的国有资产。

在我们今天讨论“国退民进”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时，我们对不公正的民营化程序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当然愤愤不平。可是，如果你再看看当年国有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你又会有何感受呢？往事确实并不如烟。关于中国的国有化经历已有不少书籍进行了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

在前苏联的国有化过程中，情况也是很糟。比如，1930年1月，前苏联只有21%的农民家庭被集体化，同年3月则达到58%，到1938年时94%的农民被集体化。那次集体化过程中，农民不断抵抗，政府则使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强制其集体化。几十万“不服”的农民被遣送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最大的一次抵抗运动发生在1932～1933年的乌克兰以及北考卡斯，为抵抗集体化，当地农民烧毁自己的农作物，屠杀自己的牲畜。为报复农民的抵抗，政府干脆把农民留给自己吃的食物也全部收缴归公，让那些农民去吃荒草，由此导致的大饥荒使上万农民活活饿死。

当然，“国营”不只是发生在前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等地，而且也吹遍了世界各地。我们常说，这个也是中国特色，那个也是中国特色，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看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各国的进程和遭遇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也表现出出奇的同步，在同样的时期做同样的事情。英美的工业革命到了1850年不仅对晚清中国，而且对其他所有国家都形成史无前例的挑战，比如，就在中国洋务运动者思考中国如何追赶英美工业革命的命题的同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在琢磨着同样的问题：如何通过“国营”追赶英美的工业革命？

德国(当时的普鲁士)在1850年的时候，工业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英国。1870年后，为了尽快赶上英国，德国做了一系列的国有化运作，开启了它的国有企业历程。意大利也是在19世纪末慢慢地做一些国有化运作。

但是，就像中国一样，世界各国真正的国有化浪潮是发生在“二战”以后，因为那时人们已看到前苏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就，都以为终于找到了经济增长的妙方，尽管现在看来前苏联一个国家在短期内的那次经历只不过是另一个“阿炳的故事”而已。西欧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都在加快推动国有化。到1985年，德国国企占总产出约12%，法国占24%，意大利占20%，西班牙占12%，英国占13%。可是，到1990年时，英国国企只占总产出的4%，法国还剩18%。20世纪90年代，所有西欧国家继续做了更大规模的私有化。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是在“二战”以后进行国有化的。这些国家中有相当多的是在1945～1960年间从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然后把外国人投资本国的资产收归国有，如伊朗的油田，委内瑞拉的油田、矿产与银行等。拉美那些早就独立的国家则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也大量没收外国人的财产。这些发展中国家没收的外国人资产都自然成为当地的国有企业基础。到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国企产出平均占本国总产出的25%以上。

从这些介绍可以看出，第一，国有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一个更近代的现象，其主要起因有两个：英美工业革命对世界各国的挑战和前苏联计划经济初期短暂而令人炫目的成功。在那之前，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基本都是民营。第二，世界不同的国家，其国有化都是在“二战”之后、1980年之前达到最高峰的。既然那次试验从整体上都失败了，而且那次尝试是由于从前苏联的短暂经历中得出“要想作好曲，需先把眼弄瞎”这样荒诞的结论，我们为什么还非得抱着国营、国有不放呢？

全球民营化后的业绩如何？

自英国1982年的私有化开始到今天，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民营化运作，从本质上180度地逆转了在那之前的国有化运动。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1980～1987年间全世界共有696个国有企业民营化运作，在1988～1993年有2655个。其中，发展中国家1980～1987年间有456个，1988～1993年有2279个，金额达960亿美元。那么，那些民营化举措到底带来了什么效果呢？企业业绩变好还是变坏了？

为回答这些问题，威廉斯·梅吉森(William Megginson)教授及其同事等过去几年发表了多项研究论文。以他和朱丽叶·杜泽(Juliet D’Souza)于1999年刊登在《金融学刊》(Journal of Finance)上的一篇论文为例，他们研究了28个国家在1990～1996年间的85次国有企业民营化运作，以不同指标来研究民营化之前和之后的业绩表现。

总资产收益率：民营化之前3年平均6%，之后3年平均7%。

净资产收益率：民营化之前3年平均18%，之后3年平均19%。

以民营化的那一年为基数，民营化之前3年平均员工的销售收益要高2%，之后3年平均则要高出23%，显示民营化提高了生产力。

以民营化的那一年为基数，民营化之后3年里单位员工创造的净利润是民营化之前3年平均值的2倍。

这篇论文还按照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来区分。

单位员工创收：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后是之前的2.4倍，非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后为之前的2.9倍。

负债率：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分别为28%、25%，非竞争性行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分别为30%、19%。

如果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区分，那么按平均毛利率算：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前为8%，之后为11%；发展中国家民营化之前为32%，之后为37%。按单位员工创收算：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是之前的1.96倍；发展中国家民营化之后是之前的2.24倍。按就业人数算：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前和之后的平均员工人数分别是16914和16158；发展中国家民营化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3911和25985。当然，在很多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前提是不能减少就业。

其他针对捷克、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私有化运作所作的研究结果也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的效率、生产力、负债率，甚至就业率等都得到改善。

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好？

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只有前苏联计划经济经历这样一个“阿炳的故事”的局面相比，关于国有经济的经历，到今天至少已有120多个国家这样的大样本。它们从整体上放弃国有经济，代之以更全面的私有经济，而且转变后业绩也明显改善。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制度也千差万别，没有哪种制度被证明可让国有企业运作得好，这当然以最有力的实证否定了当年的“国营”、“国有”理念。

关于为什么“国营”、“国有”行不通，这些年已有无数的论述。这里我们简单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对其作一种解释，可以看清楚国有企业的某些弊病。国有企业运作得不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最高，对公民权益保护制度的要求也最高。

为便于比较和理解，我们来看看不同类型的企业。最原始的企业形式可能是夫妻店，既是经营者又是所有者。这里当然没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因为“花自己的钱最心疼”，你不必为武大郎担心他会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任。

如果换成是由十个、几十个熟人朋友参股的合伙企业，这时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有所分离，主管企业的经理有可能会“花别人的钱不心疼”了，这就有道德风险了。但效率损失可能还不太严重，因为毕竟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距离比较近，可以有时间就去盯一盯。即使发生纠纷，通过合同法等简单的法律安排即可解决。

再上升到类似“深发展”那样的公众公司，它可能有上百万个分散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股东，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得非常远，这时公司的管理层真的可能完全“花别人的钱不心疼”了，甚至还可能让某些“特殊”股东或经理直接、间接地掏空公司资产。为了避免这种道德风险，我们就需要一系列制度措施，比如董事会、股东大会、证监会、法院、立法机构，还有审计、律师、券商、媒体等各种各样的管理、监督、执法、司法、中介机构，目的是为了迫使公司管理层“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在美国，也会出现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之类的丑闻。这里面的道德风险很难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大众股市的发展对制度的依赖性极高，所以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发展好股市的。对于“深发展”这样规模的上市公司，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还很难促成其达到“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的境界。

那么，国有企业呢？我们不妨把国有经济看成一家“超级公司”，是全国人均一份的公司，各家国有企业都是其下的分公司，议会(全国人大)相当于它的董事会，总统(国家主席)相当于它的总经理。这家“超级公司”采取股权最分散而且最均匀分散的方式，股东数量最多(在中国有13亿)，“委托–代理”关系当然也最极端。所有权(老百姓)和经营权(国企老总)间的距离最远，其道德风险和效益损失与“深发展”上市公司的情况相比，是完全不同量级的概念。这时，我们如何保证国企老总“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呢？至少得需要民选的董事会(议会)和总经理(总统)，否则一层扣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就断了，会使花钱的人跟出钱的人毫无关系、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心疼”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搞好国企这家“超级公司”比一般的上市公司还要难得多，因为老百姓无法把这家“超级公司”的股份卖掉、无法用脚投票(虽然人们可以选择移民国外，等于自动放弃股权)，通常的市场压力(如敌意收购、并购重组)对这家公司也不能起作用。另外，这家“超级公司”的管理层还掌握着执法机构和法院。

从夫妻店到合伙制企业、到上市公司、再到国企“超级公司”，每上升一层道德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其对制度的要求就又增加一个或几个数量级，对权力制衡的要求就越高，否则腐败会多得不可收拾。正因为连股市发展都这么难，道德风险如此高的国有经济在哪个国家都搞不好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制度机制越不发达的国家(比如没有民选的政府)，就越不能搞国有企业，如果搞，腐败和贪污就会无处不有，代理成本和利益扭曲就会出奇的高。在制度机制不发达的国家，最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传统的夫妻店和合伙企业。但是，实际的历史经验却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在1980年之前反而越去做国有经济，由此而增加的腐败和贪污机会使它们反倒更落后于那些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人口越多的国家越不适合搞国有企业，因为那样的国有经济里“所有权”和“经营权”会离得越远。

民企不如国企？

过去几年，有人对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业绩比较得出结论说，民企不如国企。这似乎与上面讲的以及与其他国家民营化后的结果不同，是不是又是中国特色呢？

其实，这里存在严重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第一，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都已经过产权改制，像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虽然是国家控股，但它们上市后有民间和海外持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因此，如果想回答“产权改革是否改进国企业绩”这样的问题，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企业在产权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业绩变化，另一种方法是比较这些经产权改革过的与那些没改过的“同类”国企在同期的业绩差别。这样作研究才能真正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应该”的问题。

第二，在香港上市的国企和民企不仅属于不同的行业，而且即使属于同一行业，那些国企享有各种融资特权、行业垄断权以及方方面面的政府照顾，相比之下，那些民企就没有这些特权。因此，香港上市的国企样本和民企样本没有可比性，不能由此得出任何可信的关于“产权是否有关系”的结论，更不能帮助回答“产权改革是否值得”的问题。即使拿国内上市的国企与民企作这种横向比较，其结果的可信度同样也很低。

为什么不能拿没有垄断权(包括银行贷款权)的民企与具有垄断权的国企直接作业绩比较呢？道理很简单：有了垄断权，即使产品差、效率低也没关系，反正可以多收费。民企做得再好，也很难赶上。因此，这两类企业的业绩差异并不能说明国企更有效率。奇怪的是，香港上市的垄断国企的业绩比民企只高出一丁点，而没有高出很多。

既然国企的垄断权可以给国家带来高收入，那又何尝不可呢？表面看似乎如此，但实际上是老百姓在为国企的低效埋单。比如，在国内我用中国移动的神州行打国内电话每分钟要0.6元，我从美国的家里往国内打电话每分钟才0.3元多一点。为什么国内的电话费下不去呢？你愿意继续为垄断埋单吗？

可以很容易证明的是：国有控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垄断权与其他特权就越多，其业绩当然就越好。其实，不管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行业，只要哪个行业既有国企或国家持股的企业又有民企，那些国家持股的企业就会是“特权”企业，那些民企的日子就没法过。这就是为什么哪怕是在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期间，政府一介入哪个行业，哪个行业的民间商人很快就得关门大吉。按政治学的定义，国家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是唯一可改变法律的机构，是唯一可增加各类审批权、准入权的机构，再加上国家也垄断金融，所以国家一旦持股某企业，那家企业的特权就有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海外基金经理知道民企管理得像“花自己的钱最心疼”，但还是愿意买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这些国企背景的股票。这也说明只要有“国有”股份，就不可能没有“国营”。甚至是在有了“大政府”之后，即使没有“国有”股份，也照样可以有“国营”，原因是在那时候“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这就是说，只有“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当事人外，谁都会支持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保证国资转让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广泛的竞标权以及媒体的自由报道，以国家得到最好的价钱和尽量保证就业为目标。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
学？①9

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吗？很多人说是。他们认为：要想缩小贫富差距，中国就应该停止国企民营化和其他一些市场化改革。而本文将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的政府管制经济，而是加速市场化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

传统上，我们总把资源配置应该由政府还是由市场主导的问题跟选择公平还是效率的问题等同起来，好像政府就等于公平，选择由政府配置就等于实现了公平——却没有想到，公平只有在与之相匹配的权力制约机制下才可能得到保证。

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收入差距增大的根源，它只不过是把本来一直隐蔽的、更深层的制度机制问题以更夸张的形式表露出来。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是问题的表，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才是收入差距增大的本。如果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衡发展，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推进民主建设，深化(而不是中止)市场化改革。通过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至少能把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带来的收入机会扭曲缩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为什么地区间、城乡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时下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这是由市场化改革所致，认为民营化改革、私有经济是其根源。于是，政府开始反思经济改革方向，减缓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同时以宏观调控名义重新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一些学者甚至呼吁停止民营化、市场化改革，觉得保住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的体制才能制止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① 感谢耶鲁大学的李向阳、清华大学的闻鸣、北京色诺芬公司的熊鹏和陈世光为本文搜集整理了许多资料，也特别感谢岑科、赵晓、龙登高、韦森、李利明、徐林、文贯中、许小年、周年洋、汪姜维、周程、杨培鸿为本文提供的建议和帮助。2005年11月留美中国法律协会在哈佛大学召开的会议参加者也为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若有遗留疏漏或其他方面的问题，由作者单独承担责任。

当然，这种看法并不新鲜。事实上，几百年来，很多思想家和普通老百姓都认为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交易是万恶之源，是导致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动乱的根源。按照这个逻辑，为了实现“公平”，国家当然最好是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保证对金融的绝对垄断，严密管制经济，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割掉，不让市场有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才有前苏联、东欧、1978年以前的中国、1991年以前的印度以及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思路，众多西欧国家虽然在“二战”结束之后没有大规模进行财产国有化，但也都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限制市场的空间并让政府经营新兴产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国的国有企业都负债累累、效率低下，迫使它们竞相开展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以增强其企业在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虽然过去二十几年各国逆转了当年的国有化举措并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可是，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们还是认为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或许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却会使收入不平等恶化。事实上，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许多人也把他们国家日益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归咎于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所以，这种看法不只是在中国有，而是相当普遍。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研究国有制和政府经济管制是否真的更有利于社会的收入公正，有必要弄清楚人类的实际经历到底如何。

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由技术变革、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引起的，有的是由国民迁居的不自由、就业机会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所致。在本文中，我想集中回答的问题是：国有制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真的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吗？换句话说，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否反而会增加更多的不平等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奇怪，因为它与传统的“政府能纠正市场缺点、公有制能纠正私有制弊病”的观念相悖。但如果事实证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反而产生更多的不平等，那么为了实现平衡发展，政府应该做的恰恰是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而不是中止。

分析框架：四种国家体制

以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为例，其突出特点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府掌控所有资源配置、所有生产计划与销售、所有金融储蓄的时候，从理论上讲，通过国家的控制可以避免很多浪费，也可以克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配置。这听起来确实不错，如果做得好那当然最好。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也使道德风险、腐败空间达到最大，如果做得不好，这种人为的管制会导致极端的不平等，使地区间的不平衡最大化。比如说，政府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几乎控制了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全部资金，这种对老百姓储蓄的绝对垄断使政府可以任意选择扶持某些区域、忽视其他区域，引起显著的地区间差异和收入机会的不平等。看看北京跟山西、江西、湖南、云南等省的差别，我们既能看到这种资源调配的威力，又能看到它的极端不公平。我们稍后再回到中国的经历，还是让我们理清一种分析问题的框架。

一般而言，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这两方面已经给了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本身已蕴涵巨大的道德风险或者说腐败空间。如果再让它取代民间、个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那么这种安排所蕴涵的道德风险就更加巨大了。

既然如此，保证地区间、群体间经济机会平等的问题就成了根本性的制度设计问题。为便于讨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降低不平等性，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对国家形态作一分类：第一是看它有无民主政治制度，第二看它是属于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于监督制约国家立法权、执法权以及资源配置权的使用，目的是降低由国家权力带来的道德风险，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

由此我们得出四种组合，或说四类国家形态：(1)代议制政府加市场经济(以下简称为“第一类国家”)；(2)代议制政府加非市场经济(以下简称为“第二类国家”)；(3)非代议制政府加市场经济(以下简称为“第三类国家”)；(4)非代议制政府加非市场经济(以下简称为“第四类国家”)。当然，现实的情况不可能如此纯粹，因为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但为了简化讨论，我们还是以这四类国家形态为基本分析框架。

在实际中，第一类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在现今世界上很难找到纯粹的第二类国家，但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印度可能是最接近这一类型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行业准入管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在某些产业中也占有相当的分量。比如，1979～1991年间，意大利的国有企业产值占其GDP的14.8%，法国的国有企业产值占其GDP的10.5%，而美国的国有企业只占其GDP的1.2%。1955年，日本国有企业占其GDP的24%，之后就逐渐下降至近几年的12%。但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是通过工业计划和严格的行业管制，而不是直接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的。

第三类国家在今天更加少见，但是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这一类型，没有设立代议制政府但其经济还是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例如，20世纪初之前的中国就属于这种类型，专制的皇帝及其朝廷不是民选的，但他们并未控制全国的生产资料，民间经济基本由市场供求决定。按理说，这种国家形态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因为如果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那么即使社会财富不是他的，他也可随意将民脂民膏夺为国有，使国家形态转变为第四类。

之所以中国在各个朝代都能停留在第三类国家状态中，关键是在晚清之前中国不具备两样东西：既没有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运输系统，又没有全国性的现代银行体系。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户部银行成立于1898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皇帝想要调配全国各地的资源来重点发展一个地区(例如首都)，他这样做的能力也微乎其微。一方面，没有遍及全国的银行帮他收集民间资本；另一方面，要把华南、华东的资源调到京城谈何容易。换句话说，除了征税和制定某些商业规则外，在当时缺乏规模交通运输网以及银行体系的情况下，尽管皇帝及其朝廷文武并非民选的代议制政府，但“天高皇帝远”，他们对社会能造成的破坏相对有限，其道德风险远远不如在现代交通运输与现代银行体系支持下的非代议制政府所可能带来的那么大。实际上，在有些朝代，各地方州府、县府享有较高的管制权，包括可以发行本地的纸币、银钱和铜钱，这些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腐败皇权所能摄取的民脂民膏。

在1990年左右进行私有化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属于第四类国家。这种“非代议制政府”与“非市场经济”的组合不仅把社会资源通过现代运输技术和银行体系集中由官员调配，而且可以让官员们在不受老百姓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调配全社会资源。

那么，这四类国家形态中，哪一类更有利于降低地区间、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呢？

两类代议制国家的共性与差异

我们先讨论各国家形态对地区间收入分布的影响。过去二十几年里，许多经济学家对不同国家的跨地区收入水平的趋同和分离规律作了仔细研究。一般而言，测度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有两个：各地区人均收入的方差系数以及地区间人均收入的逼近速度。前者等于各地人均收入的标准方差除以全国人均收入，后者反映的是穷困地区以多快的速度向全国平均收入靠近。

在详细讨论中国的经历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这里需要说明，由于第三类国家今天已很难找到，而当年的第四类国家又没有留下可用的数据，所以本文只能根据第一类和第二类国家以及中国的经验数据来回答我们的核心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巴罗(Robert Barro)和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收集了美国50个州在1880～1990年间、日本47个行政区在1930～1990年间和西欧国家不同地区在1950～1990年间各地区人均收入的方差系数以及逼近速度。卡欣(Cashin)和萨海(Sahay)研究估算了印度在1961～1991年的情况。

美国、西欧、日本、印度这些国家都以代议制政体为基础，但对经济的控制以及国家以所有者、经营者参与经济的程度却各有千秋。这里，我们用各国在1978～1991年间国有企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来测度各国对经济控制的程度，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国有企业占GDP的百分比当然只反映政府参与或控制经济的一方面，并不能概括政府的各种审批、发照管制程度，也不能反映出政府能随意改变市场规则的程度，这里我们仅依该指标作为对一国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的一种近似。

图3–1显示出在1990年时同一国家中不同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程度(方差系数)跟该国国有企业占GDP百分比的关系。我们看到，国有经济比重越大、政府管制越强的国家，其跨地区的收入差距就越大，越不平等。美国和英国的跨地区收入差距最小(都为0.14)，印度和意大利的最高(分别为0.33和0.26)。因此，虽然美国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其国有企业只占GDP的1.2%，而印度和意大利的国有企业分别占GDP的12.5%和14.5%，但这并没使得印度和意大利的各地区能更平衡地发展，反而是在最市场化的美国的50个州能最平衡地发展。相比之下，1990年，中国国有企业约占GDP的40%，我们掌握数据的29个省市人均GDP的方差系数为0.67，中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间的这种差距是图3–1中的各个国家都无法比较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不把中国放在图3–1中，否则会盖住整个图示。

图3–1反映的只是1990年这一年的情况，是静态图景。从动态变迁角度看，美国各州间人均收入的方差系数在1880年为0.55，1950年降到0.23，1990年再降至0.14。1950～1990年，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的跨地区收入差距都在逐年下降，都变得更平衡。可是，在西欧国家中，意大利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最深，其跨地区收入差距的降幅相对最小，到1990年其方差系数还停留在0.26。而在执行“准计划经济”的印度，它的跨地区收入差距在1961年时为0.29，到1990年则上升到0.33，地区间的不平等性反而有些加剧。不过，跟中国比，印度就好多了，因为在1952年时中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间的方差系数为0.58，1978年升到0.79，1990年时为0.67，地区间不平等性的恶化程度比印度更高，至于其中的原因，本书相关部分会详细介绍。

为了进一步理解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影响，图3–2把各地区间人均收入的趋同速度(beta convergence)与国有企业在该国家中的比重联系起来。这里我们看到，美国的贫困州在1880～1990年期间以每年缩短1.7%的速度减少它们跟全美平均水平的差距。英国的跨地区收入差距的趋同速度最快，每年减少3%，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使贫困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差距缩小一半。意大利、印度和德国的趋同速度最慢，每年分别以1%、1.4%和1.4%的速度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这意味着意大利需要68年才可使贫困地区与全国的收入差距缩小一半。需要注意的是，图3–2中的趋同速度系数反映出美国在1880～1990年、日本在1955～1987年和其他国家在1950～1990年的经验。如果没有制度障碍的话，随着科技的进步，最近几十年里各国家的地区间应该更快地趋同。这意味着美国的趋同速度可能被低估，因为其样本期间包括了19世纪末以及“二战”之前的年份。尽管如此，这些国家的现实经验确实表明：国有化程度越低，一国之内地区间收入差距就会更快地逼近。

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越高，地区间越不容易平衡发展，这个结论当然跟以往固有的看法相反。为什么呢？其实，这可以用经典的索罗–斯旺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按照该理论，地区间人均收入增长之所以不同，是源于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不同。如果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自然环境、法律或者政府的限制，劳动力将从资本缺乏、收入低的地区迁至资本密集的地区，而资本密集地区的资本将转移至资本稀缺的地区。市场力量促使这两类要素流动，最终将使地区间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达到平衡，地区间的人均收入也会趋同。但是，市场的这种效果需要一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不能在其中插手，不能通过户籍制度等阻止人口流动，也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在各地区间分配资源。图3–1和图3–2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生产要素与人口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是把地区发展水平连接在一起的两种决定性力量。

当然，这里我们所讨论的8个国家都设有代议制政府，虽然它们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的运行效率差别较大，但它们至少有这些机制监督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行为，约束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使官方的资源配置尽可能对各地区都公平，而不是偏向个别地区或某些群体。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印度、法国和意大利等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很多，干预资源配置，但其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每年还在缩小，只是在趋同速度上慢于英美。换言之，在第一类、第二类国家中，即使政府有资源配置权力，也会因为权力能通过基于选举的民主制度得到纠错，所以政府对经济的扭曲会受到制约，配置资源的权力会更多地用于增进机会平等而不是扩大差距，政府干预对地区间发展机会的损害会被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

以上两类国家的共同点是具有代议制政府。如果没有代议制政府而同时又不采用市场经济，那结果会怎样？也就是说，第四类国家会更有利于平衡发展吗？

首都为什么增长快？

我们先把北京与全国其他省进行直接比较，先看看北京跟其他各省市的发展差别，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核心命题。这个研究角度跟以往的地区研究视角当然有所不同，因为以往的地区发展研究基本都喜欢把沿海省份与内陆省份进行比较。但是，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基本来自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是运输成本最低这个事实给了它们几百年的外贸优势，因此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作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般经济学的问题，但并不能回答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因此，为了回答有关国家形态对地区间、群体间发展机会的影响问题，把北京跟其他省市、然后把省会跟非省会城市进行比较，我们更能看出行政权力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对各地发展机会的影响度。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是所有权力的中心，中央政府的所有办公机构都坐落于此；到了省这一级，省会城市又掌握了那个省的所有行政权力、掌握了那个省的资源配置权；依此类推，到了地区市那一级，市又是本地区的权力中心。这种行政权力结构对不同地方居民的收入机会有何意义呢？答案当然取决于政府形态和经济形态。

2003年，北京的人均GDP为3260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9073元的3.6倍多，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名列第二，排在人均GDP为46718元的上海之后。图3–3显示出历年北京和全国人均GDP水平，以1995年的不变价格(元)为单位表示。从图中清楚地看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在稳定地增长，没有放慢速度的迹象。

图3–3描绘的人均GDP增长图景令人印象深刻。值得注意的是，在1952年，北京人均GDP在我们掌握数据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中排第九位，位于上海、黑龙江、吉林、天津、辽宁、河北、浙江和广东之后。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并不在最富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行列中。但是，它的人均GDP排位在1958年时已经上升为第五位，1965年为第四位，到1978年就名列第二位(只在上海之后)。从那以后，北京一直位于全国31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的第二位。

1952～1978年间，在起初10个人均GDP最高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北京和天津是唯一的两个人均GDP相对排名在上升的城市。而在这些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北京的人均GDP排名的上升幅度最大：从第九位跃居第二位。那么，在其他富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要么发展停滞、要么越来越落后的情况下，是什么使北京经济实现如此大的飞跃呢？

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和国有制，特别是通过国家对金融资源的绝对控制，使北京和少数其他城市得到了更多的资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人均GDP在全国排列第九位，这至少说明了两点：首先，与其他沿海省和直辖市相比，北京在自然禀赋上不一定有明显优势。其次，在缺乏大规模运输技术、也没有集中全国民间资源的金融系统的时候，政府的实际能力很有限，资源并不能从全国各地往首都调动，不可能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因此，每个地区的发展机会仍然主要由它的自然禀赋确定，加上原来的人口流动相对受限较少，依靠自然禀赋的发展意味着各地的增长机会不至于太离谱地千差万别。一个县、一个乡的民间储蓄通过本地钱庄、当铺聚集，然后又基本投放于本地，造福于本地经济。那种依靠自然禀赋的发展当然慢，但市场的力量至少能促进各地区经济缓慢但相对同步地发展。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对权力进行制约，那么最好是不要采用非市场经济、不搞国有经济，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如果资源配置由市场支配，而不由政府控制，那么这至少可以大大减少行政部门配置资源所能带来的不平等，缩小腐败空间。但遗憾的是，在20世纪，恰恰是缺乏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国家更容易采用国有制加计划经济。

1950年左右，中国开始国有化，继银行之后，到1958年，企业、土地和其他生产性资产的国有化已基本完成，政府拥有了对财政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全面控制权，完全由政府取代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了现代运输与通信技术，政府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也的确可行。当今中国拥有由广泛的铁路、公路、河流、海运以及空运组成的巨大运输网络，通过禁止地下钱庄以及其他民间金融组织，国家也垄断了全国范围内的金融储蓄。在这种条件下，掌控这些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权的机构又都集中在北京，特别是在缺乏监督问责机制下，这种资源配置权的高度集中为少数几个城市提供了空前的发展特权。

作为全国权力中心，北京当然永远不可能缺乏投资，只要需要，任何工程都将被首先供资支持。结果，以北京和河南为例，1952年时北京的人均GDP大约是河南的1.8倍。这一比率到1977年变为3.6倍，到2001年升为4.2倍。相反，湖南和山西，由于两省都未享有特殊位置，所以这两个省的人均GDP之比值一直没变。1952年，山西的人均GDP是湖南的1.07倍，到1978年为湖南的0.97倍，2003年时为湖南的1.01倍。

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最大窗口，上海也不缺乏投资。因此，在高度管制的经济里，北京、上海和其他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权力大小决定收入高低

前面讲过，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是所有权力的中心；到了省一级，省会城市又成了那个省的权力中心；到了地区市一级，市又是本区的权力中心。这种权力结构对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机会又起着决定性作用，出生地决定了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机会或说人力资本。

为了说明这一点，表3–1给出首都北京、省会城市、非省会城市(地区级市)以及县的统计数字。除北京之外，其他行政级别的地方均按全国同类地方的平均值计算。由于县一级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计算了2002年的情况。在表3–1中，当我们从金字塔式行政权力结构的最上端逐步下降到县一级时，人均GDP从北京的28449元，到省会城市的22565元，到地区级市的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的5674元。也就是说，北京的人均GDP是县一级的5.01倍，省会市是县一级的3.98倍，地区市是县一级的2.41倍。一地的人均GDP跟该地在金字塔式行政权力结构中的位置高度相关！

是什么在支持这种金字塔式人均GDP结构呢？最直接的因素是投资分配结构。在表3–1中看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也服从同样的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式结构，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

各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呈现相同的顺序，从北京的55.9%到省会城市的40.0%，再到县级的12.9%。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沿海地区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占本地GDP的4.5%之外，其他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政府控制的资金(包括银行的资产)。因此，一个城市或地区到底能得到多少固定投资，主要由政府部门来决定。在没有民主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便成了主要的资金配置原则。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主要靠投资驱动，而不是靠提高生产率。在中国各地，GDP增长跟固定资产投资间的相关度超过90%。因此，投资分配是每个地区收入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而一个地方能得到多少投资又与本地掌握的行政权力高度相关，所以最终是权力结构决定投资分配结构。

表3–2显示跨地区的收入和投资分布情况，地区分为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天津)、沿海、东北、西北、西南和中部省份。表中给出各地区的平均值。首先，1978～2003年，三大城市的人均GDP净增长34751元，沿海省15443元，东北11534元，中部省7356元，西南省5347元。从各区每年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看，三大城市得到人均最高的固定资产投资(5459元)，沿海省次之(1693元)，中部省倒数第二(750元)，而西南省份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682元)。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看，还是三大城市最高(40.53%)，西北省份次之(37.10%)，沿海省份第三(29.67%)，中部最低(25.43%)。因此，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各地区的收入增长机会确实不均。

什么原则决定投资配置：效率、公平还是权力？

以往，我们认为，在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以“公平优先”原则配置全国资源，而改革开放期间则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配置原则。于是，在看到贫富悬殊日益恶化时，有人说，现在不应当强调效率优先了，应当以公平为主。

我们不得不问：难道这些年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显然，从表3–1和表3–2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看，不管是北京、省会、非省会城市和县之间的投资，还是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投资，这些配置都是不公平的。在缺乏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民主问责机制的情况下，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当然很难保证。那么，这些配置是否基于效率呢？

的确，因为城市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交易量的深化，造成规模经济，所以更大的城市应该得到更多的投资，并且，因为大城市产生更高的生产率，所以大城市的居民应该有更高的收入。因此，从北京到省会，到地区市，再到县，随着城市规模的降低，人均投资和人均GDP也应该越来越低。根据同样的道理，大城市、沿海省份、西北、西南、中部省份也应该有差别。出于效率、出于对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考虑，我们可能说是市场力量导致了地区间、城市间的投资差异。

但事实上，中国的资源配置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可能只符合权力原则。为说明这一点，表3–2给出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回报率，这里我们用2003年的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在次年能带来的GDP增值额来比较。这当然是比较粗放的投资回报计算办法，但基本能回答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从1978～2002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能为来年增加约0.59元的GDP，也就是59.16%的回报。投资效率最低的是三大城市，平均回报率才40.54%，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如前面所说，北京、上海和天津又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投资比率最高的地方。相比之下，投资回报最高(66.32%)的中部省份，它们得到的投资比率最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次低。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次高(65.60%)，最穷的西南省份的投资回报为第三高(64.59%)。显然，如果出于效率原则，北京等三大城市应该得到更少的投资，中部、沿海和西南省份应该得到更多。但是，在市场力量受到管制的情况下，这很难做到。

图3–4表示出各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跟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湖南等省的投资回报率最高，但它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我们掌握数据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里最低的；而北京、上海、天津、青海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回报最低但投资比却最高。连云南、贵州的投资回报都高出北京50%以上，但这些省所能得到的人均投资却远低于北京。实际上，增加对广西、江西、安徽、湖南、云南、贵州的投资，减少对北京、上海、天津的投资，这不仅

注：横坐标代表的是平均每1元固定资产投资能为下一年增加多少元的GDP，这是投资效率的近似估计。纵坐标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图中的数据均为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1978～2003年间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能增加效率，而且也是改善公平的事。我们必须看到，保证效率的力量是市场，而促进公平则需要反映民意，在权力不受监督而市场作用发挥又不充分的条件下，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既违背效率原则，又违背公平原则，结果是权力原则胜出：哪个地方在经济规划过程中的权力越高，哪个地方或群体得到的资源就越多。

以往，在关于资源配置到底应该由政府还是由市场主导的讨论中，我们总把该问题跟选择公平还是效率的问题等同起来，好像政府就等于公平、市场就等于效率，选择由政府配置就等于实现了公平原则。而没想到，政府权力是否受到监督制约，才是公平原则能否得到保证的制度基础。否则，把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权交给行政部门，将导致最不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我们不能再想当然地把由政府配置资源跟公平原则等同了。

最近我们较多听到的声音是要求把发展重心由沿海转向内地省份，目的是为了平衡发展。这种声音背后的隐性逻辑自然是认为沿海得到了太多的资源。的确，如果把资源理解成“减税”、“出口优惠”、“贸易自由度高”，这种要求当然是合理的，不只是沿海，中国所有的地方都应该享有这些权利，都应该是特区。过去的特区政策确实让沿海省份受益很大，它们吸收的FDI投资平均占当地GDP的5%左右，这部分投资不直接来自政府分配。尽管如此，沿海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是GDP的29.67%，略低于30.25%的全国平均水平，大大低于三大城市的40.53%。如果去除FDI部分，沿海省份的内资固定资产投资部分仅为GDP的25%左右，比最低的中部省份还低。因此，沿海地区的高收入不一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但对少数大城市的高投资确实是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的。实际上，从表3–2和图3–4我们已看到，沿海的高收入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高效率，来自它们的高生产率。过去几百年中，沿海地区较早参与国内、国际贸易，为它们逐渐建立很好的商业文化和敬业传统，这些使它们能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政府取代市场越多 地区间的发展就越不平衡

我们把北京与其他城市或地区作了横向的比较，发现资源配置既不讲效率，又不讲公平，而是遵循权力法则。现在让我们来回答另一个问题：中国地区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在过去不同时期是如何变化的？什么时候变好，什么时候恶化了？

为此，正如前面谈到其他国家的地区收入趋同经历时所介绍的，我们也用中国大陆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含四川、重庆、海南和西藏)的人均GDP的方差系数来反映各省市人均收入的离散程度，该方差系数越高说明越不平等。图3–5给出从1952～2003年每年的人均GDP方差系数。

我们可以将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简单分为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第一期改革开放，1978～1989年；第二期改革开放，1992～2003年。图3–5清楚地表明，计划经济时期地区收入差距严重恶化，人均GDP方差系数从最初的0.58上升到1978年的0.79；接下来，第一期改革开放使收入差距直线下降，到1989年时方差系数为0.67。但是，自1992年第二期改革开放以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间的收入差距又反向直线回升，到2003年上升到0.81。总之，从1952～2003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恶化，而不是像前面谈到的第一类、第二类国家之内的收入逐年趋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或许说，是由于在此期间中国正进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是转型造成了不平衡发展。但这不能解释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间收入差距在1952年后的恶化，因为美国1880～1920年间也是快速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期，但其50个州之间的收入方差系数从0.55缩小到0.33。这说明，美国的制度形态使各州能充分利用现代交通运输技术强化经济收入的趋同，而中国的制度安排则不然，以计划经济主导的资源配置使各地区间的差距恶化。

从图3–5中清楚看到，在1955～1960年的产权国有化和大饥荒期间，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收入差距有一次较大的上跳。那次恶化主要发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前三年，“大跃进”期间，发展投资重点当然放在北京和其他少数大城市。地区间、特别是北京跟其他各地间的差别也体现在食品供应、医疗卫生保障方面。按地方、身份、级别而区别待遇，我们曾经感觉如此的熟悉而自然，以致到今天按照市场原则谁都能不被问身份、级别或居住地就可以买到物品和服务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反倒觉得不自在了。

注：这里给出中国大陆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均GDP的方差系数，反映每年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间人均收入的差距，由于数据不全，四川、西藏、海南、重庆不包括在计算中。方差系数等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均GDP的均方差除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均GDP的平均值。所有GDP都按1995年人民币计算。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

第二个五年计划继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工业发展集中于内部省份。从1963年开始，当美国开始在越南和中国南海增加军力时，中苏政治关系同时也变得日益紧张。这样的形势使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认为，中国的每个地区都必须自给自足，同时必须把工业基地向内地转移，要“深挖洞，广积粮”。这种思想和政策也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中心。在那时候，沿海的工厂被拆迁到“三线”省份(例如湖北、贵州和四川)。这个政策明显违反经济原则，导致了空前规模的资源浪费。“三线”计划中“只有一半的工厂按设计计划改造完成，其余的只有部分完成(30%)或者根本没有完成(20%)。足有1/3的投资被浪费。”这就是国家对经济人为控制的结果。

经济计划和国有制不仅引起了严重浪费，而且由于对每个地区发展机会的人为扭曲，导致地区收入差异的加剧。1962～1978年的确是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最广泛和最有力的一个时期，但是它也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间收入差距最急剧的升高。正如图3–5表明的那样，那次收入差距增加的幅度远高于最近十几年的加剧幅度。但那些年的经历被最近有关地区不平等的讨论者所忽略。

从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非国有制的乡镇企业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启动。在这次改革过程中，基于公社的集体“大锅饭”被家庭承包责任制替换，每个家庭得到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只要保证交足给国家的粮食，每家可将剩余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出售。虽然距离纯粹的农村市场经济还很远，但那些基于市场的激励使农民收入迅速上升。这轮初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使每个省的收入都增长，结果降低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间的收入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图3–5中的省际人均GDP方差系数在1978～1989年间直线下降。这一时期政府的改革重点在农村，而不在城市企业。

但是，从图3–5中可以看到，省际人均GDP的差距在1992年之后开始再次上升，到2002年又回到计划经济结束时的水平。这次省际差距的回升起因很多：首先，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政策凸显了它对省际收入分配的影响。1979年创建的3个经济特区全在广东。特区模式在1980年被引申到福建。1984年时，又有14座沿海开放城市被批准，10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每个特区建立的同时，就意味着其他地区和省份并未享受到特区的权利。在1992年前，特区政策一直被限制在沿海省市，此后，一些内陆省份也开始得到这些特权。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特权推进沿海省市的发展时，它们的GDP增长与依靠农村改革的内陆省份的GDP增长旗鼓相当。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特区政策并没加大各省市的收入差距，反而缩小了差距的原因。但是，到1990年，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增长所起的作用已消耗殆尽，于是，内陆省份的GDP在1990年之后难以增长，而早期的经济特区政策和其他沿海优惠政策使沿海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强，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显著进展，政府对银行和金融的绝对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懈。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国有制性质，政府先后尝试过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用于国有企业，采用奖金制度，紧接着将国有企业股份化，但每种尝试都没能显著改善国有企业。因此，不能依赖国有企业来保持GDP增长。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政府面临着如何重新加速经济增长的压力。鉴于农业和国有企业潜能都有限的事实，政府开始在投资和经济控制方面再次充当积极的角色。通过向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公债，政府将公民的储蓄从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转移到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这些储蓄主要被用来在大城市建造摩天大厦、商业大厦和政府办公楼，在城市及其周围兴建高速公路和各类其他工程。1979～1992年，政府财政赤字平均每年为98亿元，平均为GDP的0.8%；但在1993年后，年均财政赤字1 482亿，平均为GDP的1.7%；2003年的赤字是2 916亿元，占GDP的2.5%。

我们可从政府总开支来看1992年后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身份的强化。图3–6显示出1952～2003年每年国家开支占GDP的百分比。这些开支当然不包括各类政府开支之外、但由国有单位经营的投资项目。图3–6反映的趋势基本能代表政府在经济中取代企业和国民的程度。在1952～1978年计划经济期间，政府开支平均为GDP的28.7%。1979年之后，政府开支从当年GDP的31.7%，逐步下降到1992年的14%。图3–5告诉我们，随着政府把经济事务还给企业和个人，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间的收入差距也逐年下降。可是，在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于1993～1995年继续降到11.6%后，从1996年开始持续回升，在2001年又超过20%。这种上升的原因在于，政府又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直接介入了经济活动。1979年，政府开支为1282亿元，1992年是3472亿元，到2003年升至24607亿元，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强化。

除了通过国债、项目债增加政府控制的资金外，另外两项变化也使政府控制的资金越来越多。第一项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结果是中央政府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力越来越大；第二项是国有银行的贷款权限上调，让更多的地方存款由位处北京的总部控制。1995年《商业银行法》生效之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属于二级法人体制，省级分行的贷款权限较大，虽然这种安排有腐败和不良贷款的弊病，但也确能对各省的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1995年之后，国有银行强化了一级法人体制，权力逐渐上收，国有银行对一些落后地区的金融支持减少。特别是近几年来，金融资源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十分明显，国有银行纷纷裁撤县一级网点，并上收各级分行的贷款权限。

1993年开始，政府不仅重新强化对经济的参与，开启众多大项目，而且还加强对行业准入和市场的管制。如果20世纪80年代以“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为特征，那么90年代则以标志性政绩工程、政府大楼和其他大项目而著名。当然，一旦政府手中有许多资金要投资、要配置，那么，哪些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得多、哪些分得少，这就又把我们带回到前面谈到的权力原则问题。也正是因为政府掌握大量的资金配置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省、市、县和各大企事业单位都不得不在北京开设或扩大办事处，专门负责跟各权力部门的攻关——“跑部钱进”。在缺乏对政府进行监督纠错机制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很难会做到公平、公正。所以，不出乎意料，随着政府在1992年后重新主导投资和消费，各省份间的收入不平等再次恶化。

总结图3–5和图3–6所表现的趋势，我们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的年月里，中国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恶化。随着1978年后市场力量在农村和城乡集体企业与个体企业中恢复，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在逐渐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直线下降。可是，1993年政府重新恢复大“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此后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则又扩大了。

小结

最近关于贫富悬殊、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问题的争论，部分人似乎得出了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已经走得太远太快的结论，这是不幸的。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对管制权力的监督制衡和问责的问题。我们对发达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地区间收入趋同速度所作的分析表明：最有利于地区间收入趋同的国家形态是宪政体制下的代议制政府加市场经济。当然，对中国来说，建立这样的国家形态并非一两天之事。那么，怎么办呢？大致的选择如下：

如果实在要保留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保留部分国有企业，那么中国必须建立依宪治国的民主政治。第二类国家并非最理想，但在非市场经济国家里，它至少有制约权力部门的机制，使政府的资源配置尽量向公平原则靠近。依宪治国的民主政治是公平原则的一种制度保证，也是缩小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的道德风险的制度保证。印度、意大利和日本等国都对经济有一定的控制，但在上述国家，各地区间的人均收入至少在过去是基本越来越靠近、在趋同，尽管趋同速度较第一类国家为低。相比之下，中国的各省市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关键的差别是，依宪治国的民主政治能使国家资源的配置不至于太离谱地偏向少数地区。这正是目前的问题所在。

而且中国还必须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剩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同时减少政府管制。为什么第三类国家形态比第四类国家形态相对更好呢？因为在缺乏对权力制约的情况下，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政府负责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资源，其道德风险或腐败空间太大。如果能把资源配置留给市场去做，推行市场经济，那至少能让市场的效率原则主导资源配置，给各地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1952年时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收入差距比1978年时要低，该事实基本支持这一论点。

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在这种起始条件下，最好是市场化改革结合民主政治的建设。如果这两者不能同时做到，继续其一也比现状更优。现在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

为什么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最近讲，从飞机航拍的北京、杭州等很多中国城市的照片来看，近50多年对景物的破坏远甚于过去5000年的破坏。他的结论非常引人深思，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种史无前例的破坏之所以发生，当然有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财产与土地产权都不明晰。相比之下，过去5000年里，土地和其他财产在大部分时间是私人的，由个人或宗族直接所有。

这实际上把我们又带回到最近的产权改革讨论中，产权“应该尽量地国有”还是“应该尽量地个人所有”？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其答案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效益以及人们自尊自信的程度，会决定社会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而且还会决定环境污染与破坏程度的高低。环境保护当然是“以民为本”的社会非常重要的方面。产权是国有还是个人所有，其差别和意义远远不只在企业效益上。

如果能让个人或者说民间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空间达到最大，那么环境污染与破坏的程度会被控制到尽可能的低。我这里先要强调，我不是说“在土地和财产产权明晰之下，污染和环境破坏就没有了”，只要继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应该继续这两个方向)，环境破坏就不可避免，谁也没有灵丹妙药，但破坏程度会因产权明晰程度不同而有较大差别。

产权不清晰下环境破坏无约束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每次回国，我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私人家里的装修都非常精致漂亮，保持得很干净，爱惜得非常好；但是一走出私家进入过道、进入公共空间，那么不管那个小区有多高档、多豪华，其过道和其他公共空间往往都没有灯光、没有装饰，过道墙上与地上通常都是脏兮兮的。你难以相信这些公共场所与干净漂亮的私家屋的反差会如此之大，更难以相信它们属于同一栋楼。正因为这一点，我的一个美国学生要去北京工作，本来打算买房子住，但他觉得无法忍受那些走廊的脏乱，结果选择在东方广场租房。

我说这个现象，并不是想评价其背后的道德水平如何，而是从产权的角度看，当这个空间、这个产权属于你自己的时候，你会非常爱惜和保护它，把这份财产尽量保养得最好、装饰得最美，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相反，越是公共的空间或财产，就越是没人去“自愿”爱惜，去管理和保养。

既然人的本性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更一般的结论：每个社会应该让财产、土地的个人所有程度达到最高，尽量让每块土地、每份财产都有明确的个人所有者，亦即有明确的爱惜它的人。相反，如果让几乎所有的财产与土地都不归个人所有，那等于是让所有财产都像那些公共过道一样，任人践踏但却没人心疼，环境再怎么被破坏也不关任何个人的事。

过去50多年，中国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的装饰设计也越来越乱。虽然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发挥的作用空间还很大，并且是不可少的，但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和城区公共环境问题的一个非常自然而且直接的办法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个人所有程度尽量最大化。这样可以调动个人爱惜自己财产的自然本能，以此来发挥民间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只靠政府。其实，只要土地、财产都不归个人所有，一方面，个人爱惜财产的本能被闲置，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忙得很辛苦，也可能只能达到有限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很容易理解俞孔坚教授的结论，当财产与土地公有，这些财产就如同住宅小区里的公共空间，不会有人去爱惜它们。在过去5000年里，我们祖祖辈辈之所以能留给我们相对优美的环境，让人与自然达到某种和谐，正是由于土地和其他财产原来是个人的，不是大集体的，所以每块土地过去总有个人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爱惜它。

比如，我的老家湖南农村，在搞集体化之前，村庄周围本来都有山有水，山上的森林是过去很多年留下来的，非常茂密，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破坏得还不是很严重。我小时候基本能看到家乡过去的本来面目，那时全村由几个青砖青瓦几进式的大院所组成，加上周围绿油油的草木，确实是一个人与自然非常和谐的典型江南村庄。但是，集体化后，那些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土地没有人去爱惜，即使有人破坏，也没有人公开表示心疼。

“文革”初期，我开始上小学，一直到高二，我们响应号召每天去“改山造林”，先把好好的自然森林砍掉，然后挖上许多长、宽、高各一米的大坑，植上新树。几年后，原来的自然森林没有了，新种的树也死光，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山头。我们可以说那是10年浩劫造成的，但如果那些土地、森林的产权明晰，至少会有人心疼到去阻止这种破坏，而不是没有人在乎，也没人敢。

有意思的是，现在再去看看我的老家，在1978年改革开始，土地使用权分配到户以后，人本能的“自己的东西会最珍惜”的态度又重新发挥作用，人们又开始越来越注意保护森林与其他财产。这使森林等环境又慢慢在恢复，但是房屋建筑的破坏是没有办法挽回了。当然，土地现在还不是个人所有，所以人们对土地的爱惜程度还是有所保留。未来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让人难以把目前有“使用权”的土地100%看成自己所有，因此短期行为还是理性的。

从世界其他国家看，国有成分所占比例越高的国家，对环境破坏的程度似乎就越高，像当年的苏联、东欧，还有拉美一些国家就是如此。为了减缓对环境的破坏，降低污染程度，最直接的办法之一就是把更多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产权尽量明晰到个人，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多地利用人“最爱惜自己的东西”的本能。如果这种本能被在更大范围内利用起来，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活工作环境就会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产权明晰带来相互制约

当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环境污染和破坏也曾经非常严重。因此，产权明晰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很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单一的东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是现实。我要强调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破坏的程度和范围却可以高，也可以低。通过土地与财产的产权明晰，人们会获得激励而不去随意践踏环境，产权明晰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把破坏尽量降到最低的制约机制。这是市场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作用的方式。

比如，现在很多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肆意征收作为开发区，或是建房子，这些可能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本身是件好事。但是，因为土地是国有的(或集体所有)，如果投资方和开发商能买通一些关系的话，它们往往可以以较低的价格把土地的使用权买下来。原因很简单，这些土地是国有的，不属于签字出售土地的官员，他们得到的好处仅仅是创造了政绩。这些官员为什么要珍惜这些土地？他们为什么要争取最高的价格？这跟私人卖自己的地是两码事。

正因为这些开发商们用很低的价格就可以得到这些土地，买过来后，这些土地是不是以最有效益的方式被使用、长久价值与生态影响怎样等，这些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根据市场规则，卖方很珍惜这块土地(因为卖的是自己的地)，可能要的价钱非常高；而买方因为付出了很高成本，就会更珍惜这块土地的使用，以产生最高的长期收益，而不仅仅是短期利益。这就间接约束了买卖双方，使他们都更珍惜土地。

也就是说，如果产权明晰的话，人们会因为成本、环境等一系列因素而有所顾忌。在产权不明晰的条件下，因为没有人会珍惜，而官员又只看重短期政绩，这样，连产权明晰所特有的成本约束因素都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如果每块地方、每个空间的产权都非常具体化到个人，所属非常明晰清楚，那么如果张三在这块土地上污染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旁边其他人拥有的土地或者资源，破坏他们产权的价值，那他们就可以起诉张三，正因为相邻的土地和资源的价值是互相影响的，他们有自然的激励去阻止张三或者李四随意糟蹋的行为。

一个人对土地和资源的破坏会给其他人带来损失而最终给自己带来官司和损失，这种间接约束在产权不明晰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邻家土地也是公有的，他们也没有太多激励去保护，所以大家都不会太认真。况且，土地都是国家的，你连诉讼的资格都不具备。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苏州的小河一个个被污染得臭气熏天，也没有谁去起诉谁、去追究责任。

当然，有人可能认为，这样的逻辑虽然说得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营企业去钻政府的空子，尽量让地方政府给它们最大的环境污染空间。可是，这恰恰说明，有些企业可以通过贿赂获得非常大的“污染权”，这证明让太多的资源由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无关痛痒的官员来控制，其后果只会很糟糕。如果由那些不在乎这些财产的行政官员控制，你只要对他贿赂一点，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因为那不是他的。如果土地产权明晰的话，即使你对他贿赂更多，也不会轻易得手。

我们回顾国有经济的过去，并不是要去追究选择公有制的历史责任，而是要承认并总结这些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

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现在讨论农村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大家都喜欢以“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来判断方案可不可取，所以，总拿不存在的“十全十美”的方案作为参照系。

土地所有权明晰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经验证明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而在此过程中获益最多的不是承包土地的农民，而是行政权力和资本，保留土地集体所有等于保留特权阶层的利益。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所有权明晰，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有些“禁区”应该碰

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划了几个不可碰的“禁区”：土地必须集体所有，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土地不可兼并转让。

如果这几个禁区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国际、国内农村发展专家，即使让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无能为力。这就好像去找最好的救命医生，同时又事先给这些医生规定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药方与药品。结果，医生救不了命，这当然不奇怪。

国内有的农村问题专家甚至说，“那些国际农业问题专家大多数不是专家，而是十足的白痴！”这不奇怪，因为这些人被请来时就被划了这几个禁区，他们来了当然无计可施。我们反倒应该问问自己：是真的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只为了自己以及权贵的政治前途，借农民的话题为既得利益遮掩而已？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极其成功恰恰说明一点：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给他们更多的自由选择。土地所有权明晰就是给农民最根本的激励。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这样的基本原则：农民自己比官员更会对自己负责，他们比官员更知道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才能对自己、对后代更好。把土地权还给他们以后，他们比任何别人更清楚应该怎样支配使用自己的地——卖还是不卖，卖多少，以什么价格卖。

照这一理念想下去，下一步只能是把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及个人，这样才可彻底发挥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有激励保护好土地，为土地创造最高价值，也可以让农民自愿、自发地形成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经济自助体，也可让他们自发地“计划生育”等。如果土地产权不清晰，这些自发的行为就很难。相反，以生育为例，现在的制度反倒变相鼓励多生。我所了解的农民，谁都比官僚们更负责任、更为自己的后代着想。

如果不通过土地所有权明晰等改革尽最大可能地发挥农民自然的责任感，让个人的空间尽可能达到最大，那么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事事靠国家，也只能事事怪国家。

在目前土地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的安排下，农民只是官方指令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只能听命于官方的安排，任由官员的摆布。一方面我们说官员的权力太大、太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又把对农民最要命的东西——土地——控制在官员的手中，这让农民的腰板怎么能挺得直？解决官员权力过大的最起码的办法，就是减少他们手中能控制的资源，把土地还给农民。

十全十美、让每个农民都叫好的方案是等不到的，但不能因为有几个不负责任的农民，就要求所有负责任的农民都为之付出代价。

制度问题严重

有人说，上面的“几个禁区都不存在‘不可碰’的假设，实际上这几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碰了”。这可能是我与他们理解的重要差别之一，我讲的核心是对行政权力、官员权力的实质性制约。而他们讲的“土地制度问题在学界有争论，但全国农村的实践没有什么争论”，“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县市就开始了”，以及“土地的兼并和转让在贵州进行了20年了”，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

这些实验都没有形成气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那么，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在那几个“禁区”上做文章呢？只要行政权力(官权)、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到实质性制约，那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起初对改善农民收入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举例说，前些年在农村试验过的农村信用社，当时说允许它们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去运作，政府放手不干预，这听起来不错。可是，在政治权力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当掌握大权的村长、乡长、村支部书记、乡支部书记开始写条子，要这些乡村信用社为其关系户提供贷款时，这些乡村信用社就不好办了。如果遵命就意味着不良贷款、信用社将来要倒闭；如果不遵命，不光信用社负责人要走人，信用社今后的存在资格可能都要泡汤。

这些权力当然还掌控着许多其他资源。只要这种权力结构存在，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农民的致富空间都会非常有限，什么做起来都是“四不像”。

阻碍农民致富、阻碍农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碍之一是现存的权力结构，而土地公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官权，使官权掌握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如果是这样，削弱官权的答案之一，不就是把土地权还给农民自己吗？

如果有些农民选择把地卖掉然后进城生活，这又有什么错呢？在城市生活的人不也是没有土地吗？既然他们能有土地之外的方式保障生活，那么，农民进城后不也可以走这样的路？如果我们真的在为农民权益与福利而努力，那么看到他们境况的改进理所当然会高兴。有人可能会说这对留在农村的人不公，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一方面留在农村的人可以有更高的人均耕地面积，他们的生产力可以提高，有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改进；另一方面这些农民也有权选择把地卖掉进城。

改变中国农民收入的必然出路只能是让相当多的农民进城，改为非农。道理很简单，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不会因农业的增长而增长，但对非农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却永无止境，新技术创造新需求。因此，如果农民选择把地卖掉进城生活，我们应该恭喜他们，那是一件好事。

因此，不能再保留维护行政权力、维护城乡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维护城乡和地区间发展机会不平等的产权基础了，应该“还产于民”。

在我看来，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导致这种局面又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公有。

有一点是显然的：在腐败盛行的社会里，规避腐败的首要方法是把腐败所能碰到的资源减到最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腐败盛行，同时你又把所有的资源(包括土地)交给他们控制，那么没办法在世界上找到比这更糟糕的组合了。

在中国农村，现在掌握在官权手里的资源有两大块：第一，公有的土地；第二，不受约束的行政摊派、各类名目的税费权力以及行政审批权。只要这两块不变，农民的鼻子只能被官权牵着走，“还权于民”和“以民为本”都不可能。

上面讲的第一块资源——公有土地——如果土地所有权能够明晰，那么那些官权就少了牵着农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了。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但如果像在一些地方试验的那样，只有名义上的“个人产权”而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话，那么真正的“个人产权”会很难，因为行政权力随时可以侵犯你的产权。

因此，官权是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实际上，只要官员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任何意在制约官权的努力都难以见效，这也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尝试最终都难以成功的原因。因此，我个人认为，行政领导权首先要退回到县一级(就像中国历代皇权都到县一级为止一样)，让乡村权力真正由农民选举的人担任，真正实现“乡镇自治”，这是真正制约官权的第一步。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在有关“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讨论中，各方的注意力几乎全放在效益上：哪种产权形式对企业“更好”，就选择哪种。评判我们到底应选择哪种所有制形式的时候，效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但它不是判断产权要私有还是公有的唯一标准。产权的国有还是私人所有，其差别和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人人“有所有”与“以人为本”

比如，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方针和目标，是与“以官为本”或“以行政权力为本”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就这个理念的具体实现方式，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包括减轻老百姓纳税的负担，为不幸的家庭提供最起码的社会保障等。但是，“以人为本”的最根本基础是让私人拥有更多的产权，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所有”。个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本”，如果没有这个“本”，其他都无从谈起。国有经济是“以官为本”的经济，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

具体来讲，如果要“以人为本”，那就要尽最大可能促进和保护每个人的“有所有”。张三也好，李四也罢，每个人应该拥有的最基本产权包括：自己的人力资本和居住条件，要有自己的房子和工作。工作的“有所有”体现在每个人自己的人力资本产权要归自己所有，也归自己支配，而不是由“领导”和行政权力支配。比如说，我的技能、我的双手、我的大脑是“我的”还是“他人的”呢？其关键取决于我是否可以自由地换工作，如果没有“领导”批准就不能换工作，那么“我”就不是我的，“我”就是他人的。

除了这些最基本的“有所有”之外，还要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这就需要有利于民营经济、能够保护私有产权的《物权法》，需要抑制行政权力扩张的《行政许可法》，需要公正、独立的司法，也同样需要对民营企业、对私人完全开放的资本融资市场。如果银行贷款、资本市场只对国有企业开放，那只能是维护了“以官为本”，阻碍“以人为本”。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是达到以人为本的“本”。这些才能促进每个人、每个家庭除了自己的房子和人力资本之外，在生产性资产方面也能尽最大可能实现“有所有”，也就是英文中所讲的“Ownership”。实现“以人为本”目标的一个最重要起点就是让每个人拥有私有产权。

个人“一无所有”促成“以官为本”

上面的讲法有些抽象。我们也可从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发展来谈，中国人在“有所有”方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与二十几年前相比，中国人有一些不为人所注意但非常重要的变化。在过去十几年里，我每年回国，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街上见到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和自我感觉都在慢慢地发生变化。很遗憾的是，我没有每年都拍一些典型普通人的表情照片。如果有这些照片，从人们的表情和身体语言中，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理直气壮，说话的底气也越来越足。那么，是什么使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呢？答案是：我们越来越“有所有”，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产权越来越物归原主。

二十几年前的中国人虽然名义上拥有一份国有资产，但实际上几乎是一无所有。具体讲，第一，人们可能觉得只要张三有一双手、受过很好的教育、读过很多书、有很高的技能，那么，他的人力资本不就可以很高、不就是他的了吗？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在经济学里，我们讲产权包括两个非常核心的内容。一个核心内容是对现金流的收益权，上过学以后，张三的工作所带来的收入流是属于张三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张三的人力资本(他的双手以及技能)所代表的产权的控制权到底在哪里？也就是，张三如果不高兴或找到更好的工作后，他是否能自由地辞职、换工作。

以前的就业控制权不是掌握在个人手里，因为一旦你毕业“被分配”在一家单位工作，你就是“属于”单位的人了，你所代表的人力资本也不是你的。除非领导批准，除非单位愿意放“档案”，否则你不可能从A单位到B公司去工作，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受的教育和拥有的技能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是控制在单位领导手里的，被国有化了，这种产权并不是你自己的，你没有控制权。

在住房方面也一样，城市居民住的都是单位的房子，你只有使用权，但是没有出让权或者控制权。如果不是领导批准，你也没有换房子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你也不拥有住房的产权，不拥有你自己的“家”，连结婚也要领导批。那时候个人不可能有车，也不可能买得起车。民营企业、个人创业环境很恶劣，那是“资本主义尾巴”，个人几乎不拥有经营性产权，这就不用说了。所以，在那些年代里，中国人的吃住行、自己的人力资本以及创业空间全都控制在行政权力手中，国有经济促成、加强了“以官为本”。

在张三一无所有、事事都得求别人批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有自信、自尊并理直气壮？这样下来，别人叫你住嘴，你就得住嘴；叫你顺从，你就得顺从。因为你自己不拥有任何产权，所以个人就没有争取自己应有权益的“本”，对生活的态度就一点底气也没有了，没有挺直腰杆的物质基础，更谈不上自己当家做主了。

民营化使中国越来越“以人为本”

经过过去二十几年的产权改革及相关的民营化举措，今天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中国人越来越扬眉吐气，越来越有属于自己的人力资本，使中国社会从“以官为本”逐步转变成“以人为本”。现在，每个人几乎拥有对自己人力资本100%的控制权，你换工作不再需要哪个领导点头，可以自由流动(不过，还有户籍制度)。不论你在哪种所有制的公司，还是在哪家单位，如果有一家公司给你更好的待遇和条件，你跟你现在公司的经理打声招呼，辞职就行了。你的人力资本还给了你自己。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民营化后，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自由流动空间在不断扩大，给人们的自信多多了。

再有就是住房，不用再靠单位和求领导的施舍来解决住房，不用由他们决定你能不能有房子或者能够有什么样的房子。现在，只要你有足够的工资收入或者能获得住房按揭贷款，你喜欢哪种风格就可买那种风格的房子。以前是看领导的面子，现在是倒过来了，开发商们为迎合你的喜好会去建造你喜欢的房子。近年来，中国居民住房自有率已达到80%左右，个人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比例达到94%。

因为房子是属于自己的，你在单位即使得罪了领导或其他人，也不用担心自己会没地方住。“房子的产权是你的”，其意思是“别人高兴了这个房子是你的，别人不高兴了这个房子还是你的”。这样，你没有理由不更加理直气壮，你心里的感觉只能是更踏实。即使换工作，也不用担心没有房子住，更不用为了房子而决定你结婚的时间。

私家车是另一个二十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有所有”现象，2003年全国汽车销售量超过300万辆。以成都为例，到2003年全市汽车拥有量为120万辆，其中85%以上为私家车。一旦“有所有”，你脸上不再会只有麻木的表情。

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创业想法，现在就有越来越多的途径让你找到所需要的钱来实现你的创业理想。我国目前平均每天增加1500多家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注册资本每天增加30亿元。到2003年民营企业已超过300万家，投资者约772万人，仅2003年一年民营企业增加资本金约1万亿元。专家估计到2010年，全国民营企业的投资人数将达到3000万～4000万人。拥有产权的家庭、个人真是与日俱增！

股票和基金投资者也在快速增长，1990年股市投资者数量为30万，到今天已超过6000万。人们“有所有”的感觉和内涵都在上升，私人的所有权范围和程度都在大大扩展。

推广私人产权以实现“以人为本”

当然，现在还不到每个或多数中国人都是中产阶级的时候，并不是每家都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也不是每人都有自己的家业。特别是，私人产权还得不到可靠的保护，行政权力几乎无限，像野蛮拆迁，2003年陕西地方政府强行剥夺民营油田70亿资产这样的例子说明，个人产权还在随时受到行政权力的威胁。只要这种威胁存在，人们“有所有”的感觉就相当有限。但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希望新加进《宪法》的私人产权保护条款以及即将出台的《物权法》都将有相配套的执行机制，让人们不用为自己的产权安全担心；也应该进一步减少行政管制、制约行政权力、改善民营创业环境，让法院真正独立地确保合约的执行。这些是“以人为本”的必要制度环境。

人人“有所有”是可以努力的目标。比如，如果通过金融创新让更多人能获得住房按揭贷款，那么中国更多的家庭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就能立即享受有自己的“家”的感觉，而不是要等上十几二十年。自1998年底国内银行开始推出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以来，很多家庭已享受到“住自己房子”的感觉，但这种业务仍然只限于50个大中城市，这当然应扩展到全国各地。私家车也如此，银行应该进一步降低汽车按揭贷款的门槛，让更多人能提前拥有自己的车。

通过股市的发展，工薪阶层的人们也可拥有生产性资产的产权；通过基金业与退休养老金业的发展，更多的人可以拥有养老金；如果学生教育贷款有更好的发展，那么更多农村和贫困的孩子就可以上大学，他们由此能大大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这些都是提升私人“有所有”的具体政策措施。

今天中国人的自信与扬眉吐气是二十几年前无法比的。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私有产权基础，很高的GDP或许能加强一个国家的“以官为本”，但不能实现一个社会的“以人为本”。让个人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产权，让私人产权的空间达到最大，为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提供最起码的产权保障，这些正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说到房地产市场调控，可能没有几个人不慷慨激昂的。热烈的讨论中似乎有两点共识：其一是要限制房产交易，甚至不惜代价地制止交易；其二是要制约房地产商，最好是给他们设置障碍，让他们的生意无法做下去。于是，从各相关部委到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组合拳”。一方面，明确禁止某些房产交易(如期房交易)，或者为房产交易设置障碍，比如，要求卖方先还清按揭贷款，否则房产证不可转让，由于买方在得到房产证之前不能付款，这个规定就使交易过程变得很困难。另一方面，不同部门和地方政府借机强加各类税收，如七部委2005年5月规定：不足两年转手交易的房产全额征收营业税。接下来，南京市乘机加税，房产交易契税从2%上升到4%，对房产增值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由于南京的房产营业税为5.5%，这些新政使南京居民的房产赋税一夜之间增加了27.5%。上海等地政府也对房产市场大举出击。

首先声明，本人跟房产公司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是，针对这些政策以及许多同人的铁腕管制建议，比如一些专家提出要对房产征收90%的个人所得税等，我只想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今后的宏观调控能更多地遵循市场原则，以不损害公民的产权与经济权利为基础。

2004年3月修改后的新《宪法》第十三条有两点核心内容：第一，“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也就是说，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私有财产，但关键是要有“补偿”。这两点应当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是各种宏观调控政策不能违背的原则。

那么，上面讲到的各类新增房产税是否对私人财产构成“侵犯”？其次，禁止或者限制公民的房产交易权是否构成对私人产权的“侵犯”？我们可能认为，哪怕房产增值与交易税涨到30%，甚至40%，也不算高。可是，我们必须清楚，那些房产是老百姓的合法私人财产，任何征税都是一种摄取，即使只征收1%的税，我们也至少要回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行政部门是否有法律赋予的课税权力？第二，即使有，又有谁来平衡、监督行政部门的加税权？第三，即使行政部门有权加税，它们是否应该证明是为了“公共利益”？最后，即使加税是为了“公共利益”(因此，这种对私人财产的摄取或者说“侵犯”也可以说是为了“公共利益”)，财产受到牺牲的一方是否应该得到合理的“补偿”？这种“补偿”可以是间接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问题是交税之后人们得到的公共产品是否与所交税额相配？当我们随便就要调控这个、调控那个的时候，当我们处处要利用加税来实现宏观经济或者其他目的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理解：老百姓的交易权也是他们的产权的一部分，征税和限制交易权都等于摄取公民的财产。

当然，我不是说不能征税或者不能推出市场规则，因为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是说每增加一点税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立法程序，要证明有“公共利益”的存在，并且在老百姓牺牲自己的产权之后能得到相应的直接或间接的公共产品“补偿”，不能由行政部门随意加税。《福布斯》最近称中国税赋名列全球第二高，虽然一些同人对其方法有争议，但不管怎么说，这至少说明中国老百姓的税赋已经不低。在目前征税权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义务把加税权从行政部门收回到立法机构，让政府可以加税，但要加得很“辛苦”。

从个人权利角度考虑宏观调控政策

个人经济权利和个人空间通常是宏观政策讨论中缺席的因素，但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来讲，这些因素不能再缺席，否则难以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公民的交易权是其产权的一部分呢？我们还是以房地产来说明。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和住房按揭贷款的推出可能是上届政府意义最深远的举措之一。这两项大手笔从根本意义上恢复了老百姓的经济权利，扩充了个人自主的空间。

住房的市场化和产权的私人化使每个中国人不再为了居住的地方而去“求领导批”，或者为了分到房子而随便提前结婚。住房私有而且跟工作单位不再挂钩，让中国人收回了属于自己的尊严，不必为了房子而对领导唯命是从，增加了中国人的自由空间。住房按揭贷款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推出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消费者贷款金融品种，使普通老百姓能把未来的劳动收入提前到今天花，让他们不必节省储蓄十几年，等年老之后才买到自己的房子，而是年轻成家时就能购到属于自己的住房。实际上，住房按揭贷款让老百姓能把不具流动性的人力资本提前变现，把“死的”人力资本变“活”，让他们能更好地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对老百姓而言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经济选择权和生活空间。

“住房”作为一种财产，既具备“消费品”的特征，又具备“投资品”的特征。1998年之前，靠单位分房住的年代里，由于住房不能买卖、产权也不归自己，那时的住房只能是“消费品”，不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也没有升值与否的问题。但是，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后，其“投资品”特征得以恢复，人们花自己的钱买下的房产包含了对房子的使用权、出让权以及收益权(包括增值、租金等经济权益)。对“产权”所包含的任何一种权利进行限制等于是对财产权的一种侵犯。

以往我们可能觉得“房子”的财产权只是说，其所有者拥有该房子作为实物的“物权”，意思是说“即使政府限制你卖房或出租的权利，只要你拥有这个实物，你的产权就没有被侵犯”。其实，对“房子”而言，其收入权(或说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包括出售权)比实物权更重要。这里，“收入权”包括自己天天住在其中得到的消费享受，也可以是通过房子出租或者出售得到的收入。如果收入权和控制权被限制或被禁止，物权就没有经济意义。显然，针对房产交易征收营业税、契税、增值税等是对其收入流(亦即财产)的直接摄取，如果征税方不能直接或者间接给房产所有者提供“补偿”，这就有悖于《宪法》第十三条的精神。

对房产出售权的限制也就是对其控制权的限制，这直接影响房产所有人的财产价值，降低房产未来的收入流和流动性，减少其“投资品”特征。因此，这也是对财产的一种损害，是对财产的间接摄取。人生来就有谋生的权利，而拿自己的东西与别人交易则是谋生权利的核心，这里“自己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双手(劳动力)、房子、现金，等等。不管是作投资还是自己住，买卖房产都是一种谋生的权利。

本来，这些年随着收入的增长，中产阶层规模在日益扩大，这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可喜成就。当然，收入增加之后，储蓄的投资去向就成为问题。银行存款年利息不过2%，还低于通货膨胀率，存款显然是亏本生意。而股市和基金又是不可靠的投资，过去几年的总体回报率为负，这也是一种亏本生意。那么，在老百姓不能投资国外、也不能轻易创业的情况下，存下的钱到底往哪里投呢？房产显然是一种更可靠的投资品种，因为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投资，不存在公司治理问题，相对不易受骗，即使房价不涨，租出去还能得到高于通货膨胀率的租金。因此，1998年住房市场化给老百姓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投资途径，增加了人们的选择空间，使老百姓能更合理地安排一辈子的经济生活。有了商品房，人们可以通过买卖房产得到跟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在收益和风险上都不同的投资渠道。而且通过出租，为那些自己暂时买不起或者还不想买房的老百姓提供住房。何乐而不为？

房产的投资价值取决于其流动性，交易障碍越多，交易费用越高，房产的投资性就越低。我们可能觉得对于那些买房只给自己住的家庭而言，这种流动性和投资性并不相关，其实不然。实际上，过去十多年里许多家庭都换过房子，甚至换过几次，如果二手房交易障碍重重、成本很高，对大众房屋买卖的限制可想而知。即使张三的房子许多年之内不会卖，拥有出售房产的灵活性总不是坏事，万一哪天他也要换房呢？再者，在房产的投资性降低之后，买房投资的人就少了，可供出租的住房供给就减少，租房住的年轻人和家庭就要支付更高的租金，他们的选择空间也就更窄，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就越低。

行政管制导致房产泡沫

一些同人会说，这次针对房产的管制与征税是特殊时期的特定问题逼出来的，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我不怀疑这点，而且相信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加强行政管制或加税找到特殊理由，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房产泡沫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些调控会把中国带向什么经济状态？如果是过去的行政管制导致了房产泡沫，那就更不应靠牺牲老百姓的产权来减缓行政措施产生的扭曲。

1998年房改之后，房地产业发展很快，跟建材、家具、家电、钢铁、中介、金融、室内装修等一系列相关行业一起，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也让老百姓通过购房使自己的财富跟着经济一起涨。特别是，除了因为政府对土地、信贷、房产开发的审批控制而引出的腐败外，房地产是竞争性较高、相当市场化的行业，竞争使住房设计和质量日益接近人们的需求，种类选择也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幸福感”也跟着上升。

或许因为房产业这些年“太成功”，住房设计与舒适度改进得“太快”，使前两年才买到房子的人马上渴望换更新的房子，也跟着抱怨房价涨得太快，等等，于是，对房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从2002年就开始了，市场的“太成功”反而给自身引来不受约束的管制。

虽然2002年5月《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对房产业有较大的影响，但真正打开房产调控序幕的是央行2003年著名的“121文件”，用意是提高地产商自有资金的比例。当时的背景之一是上海地产商周正毅事件，事件发生后，很多人群情激奋，觉得非整治、约束一下房产开发商不可。“121文件”正迎合了当时的情绪。可是，客观上，这类举措的实际效果只不过是提高了房产开发的创业门槛，把那些没门路、平民百姓出身的开发商们拒之门外，让他们得不到贷款，逼着他们另找他业，从而减少了普通百姓的房地产创业机会。一旦普通开发商少了，中低档住房的供给也会减少，供给少了，自然促使房价上涨。另一方面，那些周正毅们之所以是周正毅，就是因为他们历来就靠门路，也有门路，那么有无“121文件”或类似规定对他们没什么影响，这种规定反而是减少了来自平民百姓地产商的竞争，使周正毅们更能涨价，更有发财空间。换句话说，基于朴素情绪的行政管制虽然用意是整治那些违规者，但实际上往往是帮了他们，害的是那些本意想帮的普通人，使后者的财富增值机会受到限制。

第二波调控是2004年的一系列文件和通知，它们限制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包括房产开发)，比如规定半年内暂停农用地转非农用，控制建设用地的审批，等等。这些措施的直接效果也是减少住房的供给，并使土地价格上涨(这本身是好事)；同时，央行进一步控制对房地产开发的信贷资金，要求商业银行将开发商项目资本金比例从20%提高到35%以上。当然，这一系列旨在调控、限制房地产开发或者说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措施受到老百姓的广泛欢迎，大家以为这下可以抑制房价，挤走一部分房产商了。因为资金短缺，一些房产商确实被淘汰掉。可是，这些措施减少了房产业的竞争，整治开发商也等于降低住房供给，在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房价只会加快涨速，而不是像人们希望看到的那样下跌。

实际上，2004年的一系列铁腕措施确实效果很好，抑制了房产商的投资并使住房供给的增速减慢(相对于住房需求而言)，结果是房价开始疯涨。2004年全国房价涨幅14.4%，比2003年高10.6%，创历史新高。等2004年的各项行政措施实施之后，到2005年第一季度其效果更明显：房价同比再上涨12.5%。从市场规律角度看，这些结果说明那些管制的确有效，只不过与希望看到的结果正好相反。

除房价之外，住房供给结构是受大家指责最多的：普通经济房太少，高档豪华房太多。这种结局并不奇怪。在2004年初的支持“三农”政策出台后，管理层试图缩减农用地转房产开发土地的规模，银根也进一步紧缩，那么能活下来的开发商在得到供给稀有的土地之后必然是重点建高档房，因为高档房的利润高。这是在土地和资金都紧缺情况下的最优安排，这是最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结果。

其实，如果决策者限制土地供给的初衷是减少土地的浪费，让每一寸土地由农用转非农用之后所能创造的价值达到最高，那么，开发商选择建高档房以及市场房价快涨都跟当初的政策目的是一致的，因为高房价的效果之一是增加土地占用的成本，这反过来可以抑制住房需求，使土地不被随便用于非农建设。

宏观调控不能以牺牲公民的经济权利为基础

到2005年第一季度，房价加速上涨。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管理层的目的是既要控制土地供给、限制房产商的开发规模，又要让房价“便宜”，这等于是“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是相互矛盾的两个目标。2005年春节之后，管理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2004年一系列压制住房供给的措施，要么想法降低需求。显然，他们选择了后一种。

问题是如何降低房产需求？第一种办法是调高住房贷款利率，通过增加住房投资成本来抑制需求，央行也确实上调过贷款利率。但是，一方面调高利率过多会使国有企业负担太重，拖垮已经亏损多年的企业；另一方面调高利率之后会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吸引更多热钱，那又会捅开另一个马蜂窝。于是，在利率、银行、外汇、国有企业、股市等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有问题的时候，哪一方都动不得，触一发而动千钧。这说明，在过度行政管制的经济里，各行各业的行政部门都很忙，先是越忙则越扭曲，后是越扭曲则越要忙；股市要政府帮忙“炒”上去，房市又要政府帮忙“压”下来。在其他行业都受到高度行政管制的时候，政府无法通过上调利率来抑制房产需求，那会捅开太多的“马蜂窝”。

第二种办法是增加老百姓储蓄的投资去向，使他们不至于非投资房产不可。这些措施包括搞好股市和上市公司治理、增加股市的可信度与透明度；为老百姓开放境外投资，让他们更好地组合各类投资、降低风险；放开对许多行业的准入门槛、改善民间创业空间，使更多个人存款投向民营创业。

前两种手段可能都需要时间才能发挥效果，但会把中国市场改革引向该走的路，有利于建立长久必要的市场架构，使市场发展比较平稳，不会大起大落。

第三种办法是用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把需求压下去，包括设置交易障碍、增加各种税率，等等。自2005年春节以来，管理层选择的正是这一手段。因为这些手段有悖于市场原则，为了保证其执行，还必须要求各级政府把压低房价当成当年的头等政绩任务，强化问责。这种铁腕措施也必然给地方部门创造了新的寻租机会，比如，为了享受“普通经济适用房”的优惠，人们不得不找关系、走后门，一种新的寻租机会从2005年6月1日开始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办法有着本质的差别。第二种办法是为老百姓增加更多的投资选择，扩大他们的经济空间。就像当年的住房市场化一样，其效果是扩充人们的经济权利。这也类似于北宋王安石的“开源”策略，为老百姓广开财路。相比之下，虽然强制性的行政措施、高房产税可把需求压下去，但这是通过限制个人的经济权利、靠稀释私人产权而取得的。一种手段是扩充老百姓的经济权利，另一种是限制个人的交易权和产权，我们看到针对同样的经济问题，其解决办法可以如此的不同。限制交易的举措客观上正在逆转1998年房产市场化所产生的好处，把相对已市场化的房产业也变成十足的“政策市”。

为什么非压房价不可？

我们不妨冷静想想：难道买房投资真的这么“坏”？难道今天强行把房价压下让你买房之后，你将来出手时行政部门就会给你提供方便、不去限制你的交易权和财产权？房价上涨是不是必然那么“糟糕”？

之所以房价上涨是那么“糟糕”，第一个理由往往是“房价太高让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如果“老百姓”指的是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少数困难户，那么政府应当给他们提供廉价出租房或提供住房救济，但不能因为扶贫而一刀切地压抑整个房产市场。毕竟，按照有些统计数字，中国80%的城市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如果说这个数字太高，即使只有70%的家庭有自有房，这个比例也不低，应该靠近均衡水平。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买房，比如，刚开始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和未成家的年轻人可能希望租房住，社会流动性增加后，许多人也不一定每到一地就买自己的住房，毕竟房产流动性不像股票那样能随买随卖，这种低流动性资产不便于年轻人持有。到今天，美国只有近70%的家庭、香港有60%左右的家庭拥有自有房。因此，更确切地说，房价太高让老百姓“换”不起房，而不是买不起，因为多数家庭已买了。如果是这样，管理层更不应使用刚性措施压房价。

既然70%的家庭已有房产，那么最近的压价举措可能从总体上造成不小的财富损失。现在的城镇人口5亿，人均居住面积约25平方米，总居住面积为125亿平方米，如果按每平方米3000元价值计算，房产总价值为37.5万亿元。那么，如果非要把房价压下10%，这等于要损失3.75万亿元，差不多是2005年5月初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因此，当大家都为住房新政叫好的时候，真实的境况或许不像表面上感觉的那样好。

当然，我不是说房价泡沫越大越好，而是说如果有泡沫，那么这些泡沫或许是各种管制逼出来的，是人们没有其他既可靠又合算的投资渠道所致。当这些泡沫被越逼越大的时候，药方不应该是推出更多、更强制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因为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扭曲；更好的药方是理清泡沫形成的真正原因，然后停止那些导致扭曲的行政管制，为老百姓开放更多的经济权利。

如果说2004年的政策初衷是要约束土地浪费，那么房价上涨反而是与那种初衷一致的。相反，如果压制房价上涨，其后果是鼓励更多人要不断地换新房，每隔两三年又要换新房，这必然造成太多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就我走过的许多国家中，没有哪国的人像中国家庭那样“年年有新房”。实际上，当人们可以很“便宜”地每隔两三年就换一次新房时，就不会有太多人去珍惜、保养好现有住房。中国有太多的住房可以通过粉刷、装修大大改观其可住性，但在大家都追捧新房的潮流下，没有太多人会去这样做。政府不应该通过压制房价迎合这种潮流。

二手房应该是要重点搞活的市场。增加人们对二手房的需求才是对中国城市景象和长久生态环境更有益的事情。否则，像这些年“盖了又翻、翻了又盖”的做法不仅使城市无法安宁，而且使每个城市缺乏历史感。有意思的是，如果要激活二手房市场，那么政府要做的不是去阻碍房产交易，反而是要简化房产交易手续、降低交易费用，以此来提高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

如果房产调控的初衷是降低银行房贷的风险，那么那是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的问题，银行应该想法规避这些风险，但不能通过牺牲老百姓的产权与经济权来由老百姓埋单。

制约课税权力

不管是“炒房团”还是个人买房者，只要他们没有违背现有法律，房产自由买卖是他们应有的交易权利，他们买房赚钱之后，增值部分也是他们的合法财产，受到《宪法》的保护。当一些同人呼吁要对房产征收90%或更高的增值税，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在要求把属于私人的财产变为政府的，这在本质上有悖于《宪法》第十三条的精神。我们不能为了宏观调控的方便，特别是不能为了纠正过去行政措施带来的市场扭曲，而不顾公民的财产权，由他们来埋单。在我们讨论宏观调控措施的时候，应该以尊重个人财产权和公民的交易权为前提，这些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政府政策应侧重“开源”而不是“限源”。

开放与财富

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188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

“多极”秩序？　206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219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226

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根据2004年11月中国与阿根廷签署的协议，中国在未来10年内要向阿根廷投资200亿美元。另外，中国也曾表示，计划于未来10年向拉美国家投资1000亿美元。这些海外投资计划如果成功实施，那将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变迁，将标志中国企业完全加入了世界跨国公司行列。

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当把中国资本投到一个个受主权保护的国家之后，这些海外财产由什么来保护呢？以前我们可能认为一个民族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是那个民族理所当然的权利，可是等中国企业跨国之后，在当地人看来我们就是“外国人”了，是不是他们也会认为没收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的财产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利？

中国企业正在跨国

商务部的有关报告披露，2003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为2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截至2003年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34亿美元。从行业分布看，2003年的海外直接投资48%是投向石油、矿山与其他资源性行业，21%是制造业，13%是批发零售业。从地区分布看，到2003年年底，13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中国的直接投资，其中亚洲81%、非洲73%、拉丁美洲49%。苏丹、赞比亚、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伊朗、巴基斯坦等都有或将有大量的中国投资，中国另外的投资目标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等。

中国公司跨国了，而且跨出去的程度只会越来越高。从中国过去1000年的历史看，这一事实本身是不可思议的！例如，据袁伟时先生的考证，早在元朝初期的1292年，元世祖就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元成宗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1320年，元英宗也“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到大明帝国，朱元璋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皇帝干脆下令：“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到了清朝，海禁仍然时紧时松，即使外贸开放时期，也规定交易只限于广州等少数地方，海船只能在指定的几个港口停泊。

20世纪下半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一方面鼓励外贸，以制造业产品出口为主体，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不够而鼓励吸引外资。过去二十几年基本没有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这里应当指出，“外贸”和“海外投资”有着本质的区别。特别在“以货易货”的交易中，“外贸”是相对容易进行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后即完事，不存在太多的财产或产权安全问题。可是，“海外投资”则是另外一回事，亿万资本投向他国之后，其收益完全取决于这些海外产权是否安全、是否会被所在国政府或民间所剥夺、是否会被它们以“主权”的名义立法侵犯。产权投资是永久的交易，因此，海外财产如何保护就成为如何进行海外投资这一问题的实质。那么，中国的海外产权如何保护？对于刚从千年封闭中开放出来的中国来说，这必然是全新的课题，是过去闭关锁国时期所不必思考的问题。

2004年9月在西班牙埃尔切市发生“烧鞋事件”；11月1日在委内瑞拉的巴伦西亚市四间华人商店连续被哄抢，其中一家被严重烧毁(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总额近15亿美元)。这两起事件还称不上“正式”的或者“大规模”的财产剥夺，这些事件和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被扣、被杀等看起来似乎是独立的个案，可是，它们预示着一种系统性大趋势：在中国企业与专业人员“走出去”之后，所面对的是一个个享有主权的国家，它们有自己的立法权和执法权，其人民也享有发动民族主义反对外国人的权利，在那些充满主权的众多国家里，中国公司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如何保护是新的挑战。

帝国时期的海外产权保护架构

虽然中国企业今天才开始跨国，但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已跨国扩张了近500年，过去几百年里，它们逐步建立了跨国产权规则，这些规则也为今天的中国企业所直接利用。对于刚起步跨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如果能了解、研究这些跨国产权规则的变迁历史并从中领悟到有益的投资结构设计技巧，必将让中国企业避免许多弯路，少交一些“学费”—尽管交一些跨国投资的“学费”是难免的。

在没有规模性国际贸易之前，跨国产权秩序自然无法形成。在东亚，从唐朝开始就有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但是东亚的朝贡贸易体系一方面只是地区性的，以东亚和周边国家为参与者，另一方面那只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贸易关系。朝贡贸易不是随时可来、随时可往，除了朝鲜、越南等关系特别的国家可一年一贡外，多数国家只能三五年才能朝贡一次。那种跨国经济关系只有货物交易，而没有资本投资交易，因此朝贡贸易体系下不能发展出一套跨国产权保护的秩序。当然，中国各朝执行的海禁也使跨国秩序不可能形成。

跨国产权秩序最初是在中世纪欧洲城邦国家间形成的。由于众多城邦的地理面积和资源都有限，这自然会促成彼此间的贸易往来，也必然促使各小国在某些领域的专业分工细化，于是就有了跨城邦的投资创业(或许，在中国统一之前的各小国间也曾发展了某种跨国产权秩序？这当然也取决于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因此，跟当时的中国等大国不同，这些城邦小国反而有压力去相互贸易、相互投资，这就为跨国贸易、跨国产权秩序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正如明朝皇帝所说，“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结果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古老大国反而没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立，等到西欧城邦国家通过跨国秩序的建立把自己做强之后，中国、印度等只能被动、被迫加入这种秩序。

在中世纪的欧洲，城邦国家出于经济需要，彼此间签订贸易与产权条约。到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产权保护体系基本成熟。由于各国间的经济依赖度非常高，因此在意识到“如果一国随意剥夺外国人财产，其他国家会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之后，这种威慑足以迫使各国尊重外国人在本国的投资财产，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借助武力保护跨国产权。

但是，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让西欧人知道“天外有天”，大大刺激了他们拓展海外贸易的梦想，最后导致哥伦布1492年发现了美洲大陆，翻开了世界历史全新的一页，标志着西欧在全球扩张的开始。可是，当他们想把欧洲城邦间的这些跨国产权规则延伸、推广到其他洲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亚、非、拉各洲的文化和治理传统跟西欧的大大不同。

从1492年到1800年左右的300年间，西欧人在亚洲、非洲与美洲大陆各地基本都靠殖民体系来维护他们在海外的贸易和投资权益。这种殖民体系当然牺牲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对后者不公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往总是从殖民主义受害者的角度谈论世界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特别是在今天中国面对海外投资安全的挑战之后，我们就应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1492年之后，当西欧人来到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做生意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敌意”是可想而知的。跟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法治秩序相比，他们会认为在那里看到的是“野蛮人”和“野蛮社会”。我们姑且不说西欧人的看法是对还是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会感到人身安全以及所带货物的安全随时受到威胁。这是洲际之间的人们交往之初所必然经历的。

比如，正如前面讲到的，即便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人的商店与企业和中国人自身安全还在委内瑞拉、西班牙、巴基斯坦受到威胁，甚至遭受“付之一炬”的损失。那么，几百年前，当欧洲人来到亚洲、非洲、美洲国家时所面对的人身与财产威胁，更是可想而知。又例如，16世纪末当利玛窦从澳门到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市)时，就看到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露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绝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这些语言虽然出自400年前的总督之口，但是在现代中国这听起来也还是那么熟悉。

因此，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往来还处于最原始阶段之时，一种野蛮但可能在贸易上较有效的产权保护方式是强制把所到之处变为殖民地，把西欧本国的法律和政府制度强套在殖民地社会上。这样一来，当欧洲人在亚、非、美洲做生意时，在合约执行与产权保护机制上他们就不用太担心，而是会感到“就像在自己国家一样”。海外贸易与跨国投资由此而变得相对安全。

当然，那种不平等的殖民体系无法长久维持下去。1776年美国从英国殖民地中独立出来。随后，1812年墨西哥从西班牙的殖民控制中独立出来。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国家都先后独立。于是，美洲大陆拥有越来越多享有一定主权的独立国家，开始挑战殖民体系下的跨国产权秩序。

实际上，在美洲国家走向独立的同时，另一个新趋势也在形成。按一般的共识，工业革命于1780年左右开始于英国的纺织业，使英国的机织棉布等纺织品产量大增，大大超出当时约有1000万人口的英国所能消费的容量。加上其制造业机械化程度的上升，英国从19世纪初开始成为“世界工厂”，可以用机器为世界制造大批的纺织品等商品。因此，只有1000万人口的英国，当时面对着两大挑战：第一，它必须保证其制造业所需要的原材料(比如棉花)，而这些需求仅靠英国本土是无法满足的；第二，它必须保证有巨大的出口市场，机械化生产的大规模制造品是英国本土所无法全部消费的。因此，那时的英国所面对的外贸挑战就像中国今天面对的一样：到外面寻找最多的资源，同时到海外寻找最大的出口市场。看到美国等美洲国家一一独立，英国自18世纪末开始重新把注意力放在难以打入的亚洲市场。

18世纪末开启的工业革命同时带来另一种挑战。在那之前，西欧公司在亚洲、非洲、美洲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单纯的货物贸易，除了在美洲的种植业和矿业之外，并无太多的投资性财产。比如，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从欧洲把纺织品运到印度，卖掉后在印度换成鸦片运到广东，再在广东把鸦片或银子换成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之后再把茶叶与丝绸运回欧洲。在这中间英国商人并不需要在中国投资建厂，只需维护一些库存仓库即可。

可是，工业革命中产生的机器制造业、蒸汽轮船、铁路以及19世纪的电力、电报、电话等新技术，让英国等西欧人开始在美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做大规模的建设投资。比如，19世纪，英国在美国、阿根廷、印度等地大举投资修铁路、开矿山、建银行。这使得英、法、德等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再只是简单的贸易关系，而是大规模的财产利益。到19世纪末，英国每年在海外的投资有时超过其在本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把资本投向现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因此，其海外产权的保护是关系到整个英国社会的首要问题，保护海外产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那么，英国当年是如何保护其海外产权的呢？在亚洲和非洲，英国继续延伸其殖民地体系，比如新加坡(1824年)、中国香港(1841年)、马来西亚(1867年)、埃及(1882年)等相继被英国殖民化，由此维护其在这些地方的利益。但是，1823年之后英国在北美和拉美面对的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特别是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宣布“美国将视任何欧洲强权对新独立的拉美国家的侵略为对美国本土的侵略”，也就是所谓的“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从那以后拉美国家不再有被重新殖民化的压力，而拥有了较多的主权。因此，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不能再依靠殖民化来重建原来在美洲的产权保护秩序。

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在拉美的财产安全主要依靠三种保护机制：第一是靠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比如，到1815年，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14艘高吨位军舰，法国有80艘，俄国有40艘，而西班牙有25艘。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英国的陆军只有25万人，远比法国(60万人)、俄罗斯(50万人)和普鲁士(德国的前身，27万人)的陆军要少。这也说明英国至高无上的绝对海军优势是它能于18世纪、19世纪主宰海外贸易的重要原因。对于一家跨国公司大国来说，制海权是何等的重要！相比之下，陆军更多是为内向型社会服务的。正如我曾谈到的，直到20世纪初，国际社会还认为动用军队去另一国家追债、追回被剥夺的财产是资本输出国应有的权利，因此，英国海军是其保护海外投资安全的重要手段，从1820年至1914年，英国在拉美为了维护其财产权至少动武40余次。

英国海外产权的第二种保障是“软”性的：各国(特别是美洲国家)对伦敦金融市场的依赖度。人们称欧洲是20世纪之前“世界的银行家”(the world’s banker)，而伦敦又是欧洲的金融中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特别是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摧毁巴黎、法兰克福等欧洲大陆金融中心之后，伦敦更成为拉美国家不可或缺的融资中心。到1890年之前，拉美国家的主要融资手段是借债，而19世纪拉美国家近3/4的债务融资都来源于伦敦。因此，美洲各国都不敢随意侵占英国人在当地的财产，不敢随便没收或伤害英国的产权，否则它们会失去伦敦这一最重要的融资途径。

英国的第三种保护海外产权的手段是其工业技术优势。正如前面所说，19世纪西欧在拉美等地的直接投资主要以铁路、蒸汽轮船、制造、通信、电力、矿山，还有后来的石油开采等领域为主，而这些在当时又都是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新技术，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技术。因此，这些技术上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可威慑当地政府或社会，使他们意识到即使没收、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这些财产，他们自己也无法运作。技术上的独特优势为英国海外投资提供了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

了解了当年英国和其他西欧强国的海外财产保护体系，我们就能看到中国海外投资不安全的众多方面：第一，中国并无强大的海军，这是自明朝永乐年间之后形成的现实。正如下面讲到的，好就好在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下即使没有海军也可以进行外贸以及海外投资。第二，中国并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相反，中国自己还得依赖国际金融市场，而不是国际社会依赖中国的金融市场。第三，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是廉价、众多的劳动力，而不是独一无二的技术优势。因此，中国似乎不具备这三种威慑力中的任何一种。那么，中国已投资和将要投资的数百亿、上千亿美元是否存在太多的潜在安全危机呢？

“二战”后的“没收外国人财产”运动

1914年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英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结束，代之以多极世界秩序。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原来的跨国产权秩序瓦解了，战争中产权保护本身当然已变得次要，乱世之中无法确定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但即使如此，人们对产权保护的观念还没动摇，比如剥夺产权是“强盗行为”，应该受到制裁等。

到那时，美国已是拉美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并开始取代英国成为跨国产权秩序的主要捍卫者。对传统产权规则的第一次真正挑战发生在1918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新政权成立，随即于1918年大规模剥夺外国公司在其境内的财产。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包括俄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在跟德国作战。因此，尽管美国想召集西方联盟，对前苏联系统性没收外国人财产的行为进行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没有成功。尽管当时前苏联剥夺外国人产权的行为已违反那时已较成熟的国际法，但却没有受到任何相应的惩罚，这一事件本身也充分暴露出国际法的无效性：只有书面条文，但没有相配套的位于单个国家之上的国际执法机制。这使人们对国际法在保护跨国产权中能起的作用大失所望。

接下来的挑战是玻利维亚于1937年没收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当地的财产，墨西哥于1938年大规模没收美国人在该国拥有的土地，并剥夺英国与荷兰公司的石油财产。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土耳其也大肆剥夺外国投资者产权。看到即将发生的大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无暇顾及以武力回应或者组织经济制裁，来惩罚这些国家。更何况，美国与墨西哥的经贸关系实在太紧，对其执行经济制裁反而会加大美国从刚结束的经济大萧条中复苏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当时的经济困难也捆住了其报复墨西哥的手脚。但是，前苏联、玻利维亚、墨西哥与土耳其在大举剥夺外国人产权后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这些事件变相鼓励了“二战”之后遍及世界的没收外国人产权的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美国就开始努力，目的是要结束“一战”之前以殖民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着手建立以国际法和规则主导的新秩序，最终目标是使世界各国互相贸易、促进跨国专业分工的深化。美国努力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二战”之后还没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其中大多数非洲和亚洲国家都在1945～1965年间独立。另一方面，1945年联合国成立，同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成立，其大致分工是：联合国侧重“立法”和“行政”(虽然联合国决议并没有“国际法”效果)，世界银行侧重引导发达国家去发展中国家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侧重协调各国货币政策、外汇政策以及帮助解决跨国债务危机。1947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协调外贸关系和解决贸易纠纷。

当然，战后成立的国际架构几乎像“世界政府”，只是有了“立法”和“行政”职能，却没有强制性的“司法”和“执法”机构。虽然有联合国下的“国际法庭”，但其判决无实质约束力，原因是没有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去“执法”的国际警察或“合法暴力机构”，这也是实施跨国产权保护的实质性困难所在。于是，联合国决议更多是一种道德约束，是“希望”各国能遵守，而不是真正的法律规范。

实际上，在各国享有充分主权的状态下，不仅联合国的国际法庭无法为跨国产权提供实质性保护，而且在有了联合国之后跨国产权反而遭到比19世纪更大的挑战，原因在于联合国决议的投票机制以及各国的贫富悬殊状况。首先，所有成员国都一国一票，不分经济大小，也不管人口多少。比如，今天联合国的191个成员国中，中国有13亿人，而巴巴多斯只有不到28万人，但在联合国大会中投票权重一样。这对小国公平，却对大国不公。其次，在这191个国家中，发达国家是少数，有跨国投资并且也很在乎海外财产保护的国家更是少数，因此，我们容易想象联合国到底会更趋向通过保护跨国产权的决议，还是反之。这就像拉美国家和印度虽然都有民选代议制政府，但是在拉美国家180年的民主历史中，老百姓选出的几乎都是会剥夺私人产权的“左派”政客，使拉美国家总也走不到“好的”市场经济，私人产权总得不到有效保护。道理很简单，拉美国家里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选民是没有财产的穷人，他们当然不会投票给主张保护私人财产的人。

联合国成立后不久，1952年通过了第一项“国家自然资源的永久性主权”决议，该决议承认各国有权没收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自然资源，但是那次决议要求当地政府在没收时提供“公正的”补偿。后来，1962年和1966年再次通过决议，把原来的“公正的”补偿修改成“适当的”补偿。197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称：“将外国人掌握的财产国有化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方式……并且所在国政府有权根据其偏好确定剥夺产权的程序与补偿金额。”该决议并没有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没收外国人产权合理、什么情况下不合理，只是说如果因没收引发争议，那么只有产权所在国的法院对其有管辖权。最后，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以120国支持、10国弃权、6国反对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该宪章进一步限制跨国公司的权利，同时为各国政府没收外国公司产权再开绿灯。

这样，跨国公司可以去别国投资，但是投资建成的财产在相当程度上要被当地政府控制，因为当地政府有权直接或间接通过立法侵蚀外国公司产权，比如提高收入税、增加财产税、限制财产的使用权。这些联合国决议直到今天仍然对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影响深远，使中国在非洲、拉美、亚洲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投资变得非常不安全。我们昔日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今天可能反过来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基本趋向于限制跨国产权。与此同时，18世纪、19世纪盛行的“武力保护海外产权”这一手段在“二战”之后也不再是一种被接受的选择。在新的世界秩序下，除了市场本身的力量外，唯一还能起到保护外国人产权作用的国际组织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机构的投票权重由成员国的出资高低成比例地确定，出资越多的国家投票权越高。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那些尊重外国产权的国家投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握许多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东西——资本，以此来约束一些政府针对产权的侵犯行为，其有效性当然很有限，但总比没有要好。

什么企业被没收、被谁没收了？

正如前述，“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联合国等国际秩序架构确实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这种平等的平台不仅鼓励那些还没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一一独立，而且给国家主权概念增加了许多新的具体内容，让各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主权和自主。

这种增加的主权意识也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多年遭受殖民压迫，新获得的自主使它们一时间释放出大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民族主义”情绪具体表现在排斥外国人，剥夺外国公司财产，通过立法限制外国公司的经营范围或对它们实行税率歧视，让它们处处“穿小鞋”。

前面讲到，前苏联于1918年大规模没收外国人财产以及“二战”之前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土耳其大举剥夺外国财产，这些行为都没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接下来在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也大举没收外国公司财产并将其国有化。这些举措再加上前述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决议大大鼓舞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结果是不管要不要搞“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都要先没收外国人的财产再说。

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例，它们的海外投资在1946～1960年间被没收过12回，在1961～1971年间被没收过101回，1972～1973年间被没收过57回。

图4–1给出自1960～1987年间每年在全世界发生的“没收外国人财产”行动的次数，被没收的外国企业包括美国、西欧等所有发达国家的。由于得不到详细数据，这些数字中不包括发生在东欧、中国、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本图以及图4–2至图4–4的资料均来自美国沃顿商学院的斯蒂芬·科布林(Stephen Kobrin)和得克萨斯州大学的迈克尔·迈纳(Michael Minor)两位教授的研究论文。按照这两位教授的定义，如果任何国家在同一时期没收某个行业中的所有外国公司财产，那么不管在该国的本行中那次被没收的外国公司有多少，那都只算一次“没收”行动。比如说，斯里兰卡于1975年没收了233个外国人拥有的茶庄企业，那总共只计为一次“没收”行动；而1968年秘鲁只剥夺了美国“国际石油公司”一家的财产，那也算一次“没收”行动。

从图4–1中我们看到，1960年共有6次“没收”行动，1961年和1962年各8次，但是1974年有68次，1975年有83次，那年恰恰是在联合国通过《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之后，是整个战后历史中没收外国财产行为达到顶峰的一年。实际上，图4–1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联合国一项项关于自然资源主权的决议的通过，各国的民族主义跟着升温，没收行动也跟着增加。

图4–2给出每年进行“没收外国人财产”行动的国家数，其中1960～1962年每年有5个国家剥夺外国财产，但在1972年有30个，1974年有29个，1975年有28个。从那以后，能没收的外国财产在许多国家已基本被剥夺完毕。到1987年，世界各地的没收行动基本停止。

就没收的外国财产的行业分布而言，基本以矿山资源业(含石油)和制造业为主。比如，在1970～1975年这一没收高峰期间，28.6%被没收的外国财产是制造企业，19.6%是石油企业，11.9%是采矿企业，因此石油加矿山企业占了所有被没收的外国企业的31.5%，银行、金融企业占11.9%，剩下的行业见图4–3。在其他阶段，被没收的外国企业在行业间的分布基本如此。

中国目前的海外投资以石油和资源性行业为首(占总额的48%)，其次是制造业(占21%)，而这两个行业在“二战”后又是被所在国剥夺的重灾区，中国的海外投资安全显然不能忽视。实际上，如果我们拿当年在中国的类似排外情绪作为参照，那么我们很容易理解：当本国的矿山、石油或其他资源“被外国人拥有”时，对于那些想找把柄唤起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客来说，这些外国人掌握的产权是再好不过的题材了，自然成为当地民族主义的最有效的靶子，百分之百奏效。如果是这样，我们出去收购的产权还真的是潜在的最烫手的山芋，不能忘记：跨国之后，在当地人看来我们就是“外国人”了。

不同地区之间在“没收”外国产权行为上有何差别呢？图4–4给出1960～1987年间的所有“没收”行动在拉美、非洲、北非和中东、亚洲国家之间的分布。我们看到，非洲国家占了34.3%，拉美国家占29.6%，中东和北非占18.2%，而这些国家又是中国目前在海外能源和其他资源投资的主要去向

在中国目前或将要投资较多的国家中，智利、秘鲁和坦桑尼亚分别“没收”过外国人财产26～35次，印尼、赞比亚和苏丹分别“没收”过外国人财产15～25次，阿根廷、缅甸、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分别“没收”过外国人财产5～10次。这些历史应该值得注意。

“没收”完之后再吸引外资

“二战”后发起的大规模“没收”外国财产运动，其规模和广度使传统的跨国产权规则不得不让步。美国与其他资本输出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再想法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没收”权力，而是改成要求“公正、合理”的补偿。那时期确立的跨国产权架构基本保留到现在，也是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架构，唯一的结构性改进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进一步完善，其他基本与70年代留下的一样。

当然，与7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实际对外资的需要，是市场力量的表现。20世纪40～70年代时，各发展中国家都在赶走外国跨国公司、赶走外资，而今天的局面则正好相反：谁都想通过立法改善本国投资环境，争取吸收最多的外资，在进行“吸收外资”的竞赛。那么，过去二十几多年的“大逆转”到底从哪里来？

原因实际上很简单，“二战”之后被没收的外国企业基本上都成为本国的国有企业，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国有企业不可能追求效率，被行政化、官僚化了的国有企业往往成为“亏损中心”，而不是我们在MBA教育中所追求的“利润中心”。因此各国的经历都差不多：没收后国有化了的企业亏损越来越多。为了支付这些国有企业的亏损，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只好大借外债。等到1980年“没收外国财产”运动进入尾声时，许多国家的债务也日益高涨。比如，1986年时，拉美国家的外债与出口值之比平均为3.77∶1，也就是，外债是全年商品与服务出口总值的3.77倍；而在非洲国家，其外债平均为出口总值的3.6倍。到了80年代中期，首先是1982年以墨西哥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波及拉美的外债危机，使拉美国家的经济于80年代中期进入严重萧条期。此外，非洲国家境况也没好多少。没收外国财产之后，除了为腐败官僚提供更多可供腐败的资源之外，并没给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带来太多好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反而是当年没怎么没收外国公司的东南亚、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泰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经济在飞速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与非洲国家的债务危机，计划经济国家的困难和危机，再加上自西欧开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这些都告诉拉美、非洲、东欧、中东和其他亚洲国家：必须重新私有化并努力吸收外资，放弃基于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就这样，自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外资的立法和政策修正，放弃了对外资持股数量和比例的限制，这些改革发生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摩洛哥、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南非、印尼、俄罗斯、捷克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全球。根据迈克尔·迈纳教授的研究，实际上，过去十几年，在许多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卖给本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公司之中，有许多是当年没收过来的外国企业，这等于走了一个轮回。

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短短二十几年前发展中国家还在大举赶走外资、没收它们的财产，还在让“左倾”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而今天则180度地好像换了一个世界，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背景下，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

跨国产权保护仍然是一种挑战

跟当年的英国相比，今天美国主导并维护的国际产权秩序有以下特点：其一，美国也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包括海军)，这能作为威慑，但从“二战”到现在，还没有因为海外产权纠纷而对他国发动战争。但对于保证国际贸易海路畅通，美国军队起的作用当然举足轻重。其二，在英帝国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有限，而在今天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特别是有了联合国之后，各国享有的主权达到高峰，这变相削弱了跨国产权的保护。其三，跟当年的英国一样，美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与金融市场，而且由于美国经济本身的规模，它比英国当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高。因此，相对而言，在今天各国间“吸收外资”的竞赛中，美国的市场力量比当年的英国更具威慑力。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各国主权的增加，在没有具有真正强制力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今天的跨国产权保护比100年前还要弱。这就是为什么与100年前相比，今天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还相对更低。比如，1913年全球外资总额50%流向当时的发展中国家，46%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外资只有15%流向发展中国家，80%流向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讲，跨国产权保护仍然是一种挑战。

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回顾近代世界跨国产权秩序的变迁，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没有任何跨国投资经验的中国来说，这一历史课还必须得补。以往，我们总是从西方跨国扩张受害者的角度来介绍、理解世界近代史，但是那种视角并没让我们学到如何跨国经营。在今天兴起跨国投资收购热潮之时，这些经验知识又恰恰是最需要的。把资本投出去容易，但是怎么保证投出去之后那些财产还是你的，10年、20年之后仍然是你的，这些当然很重要。问题在于你的资本投入另一个主权国家之后，中国的权力机构和权威对那个国家的民众和权力机关来说是无效的，因为那个国家也受到主权的保护，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它都无法行使权力。在它们侵犯你的财产利益、合约利益时，你当然可去该国的法院起诉。但是，就如我们所熟悉的，发展中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往往都不独立，如果是当地政府侵犯你的利益，那里的法院绝对不会站在你这边；即使是当地企业侵犯你的利益，那里的法院也不一定站在你这边。更何况它们还可以“合法地”通过立法侵犯你的利益。

其次，就目前的趋势看，中国会进一步加大在拉美、中东、非洲的资源性投资。以阿根廷为例，其政府在2002年才通过国家破产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外债和内债的拒绝偿付，从前也剥夺过外国公司的财产，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投资者还在与其谈判解决拖欠的债务问题，这些有经验的外国机构和投资者还在威胁它：如果阿根廷不尊重产权、不还债，那么它就得不到一分钱的外资。就在此时，中国说“我们愿意投200亿美元”，阿根廷当然喜出望外。可是，对中国来说，在投去这些资本之后，阿根廷对中国还会有什么依赖呢？以前拉美国家基本与中国没什么关系，以后也不会是非中国不可(当然目前它们喜欢中国的资本)，尤其是它们现在还尽量把国门对中国商品封闭着。中国手中实际上不掌握什么可以制约拉美国家的“撒手锏”或抵押品(collaterals)，未来在那里的中国财产就只好靠它们的良心去保障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没有太多实质性约束的环境下，中国还必须增加这些国家对中国方方面面的依赖性，以此来增加中国在那里的财产的安全。

再次，虽然世界各地今天都欢迎外资，今天的国际秩序对中国也最有利，但是从过去的历史中也可看到，这些都随时可能改变。过去几百年里，单极世界秩序时期跨国产权往往被保护得最好，外贸、经济也最发达；相反，一旦世界进入多极秩序，跨国产权容易受到挑战，国际贸易也会退缩。

最后，中国企业跨国之后对人才的需要也立即发生变化。以前，整个社会和经济都是内向型的，那时在人才与知识结构上当然也不必太强调熟悉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人文与地理，但是对“走出去”的中国来说，以往的教育内容该调整了。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虽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们都说那标志着中国正式重归世界舞台，但实际上，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离开过世界。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当然没有“全球化”这个说法或这个理念，但不管怎样，从那以后甚至在海禁期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没断开过，只是在诸如海禁这样的年代里，与海外的联系是偷偷地非法地进行的。那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它跟以前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有什么区别？当我们受惠于国际贸易之时，是否能真正理解这一切的背后所依赖的世界秩序呢？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究竟选择何种国际战略，去追求“单极”还是“多极”国际秩序？哪种秩序对中国经济最有利？

回顾500年的全球化进程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现在越炒越热，或许还存在不少误解。要想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清楚它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欧洲和东南亚基本上没有来往，陆地来往是有，但其规模无足轻重，而美洲还没被人们知晓。也就是说，1492年以前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那时候还没人有“全球化”的眼光、也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汇，中国是600年以前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已经为世人熟知，他们曾经远到西非，这样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无人能及，但是由于明朝政府迁都至北京以及宫廷的内部斗争，使得当时的海军远洋船队失去了经费与政策支持，进而扼杀了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可能性。当时的政府不仅不再允许大规模出海，而且限制造船的吨位，并且将已有的大型帆船与郑和出洋的资料销毁，这使后人无法考察当年的历史。由于这样的变故，中国失去了成为当时全球贸易大国的可能。

那么，欧洲当时的状态呢？由于全球一体化是人类本性驱使所致的，虽然中国错失了推动海洋贸易的机会，但欧洲却在慢慢摸索。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就积极从事航海技术的研究并致力于发展海上贸易。它们之所以加快这一进程，就是因为马可·波罗给它们带去了对东方的极大憧憬，这一憧憬激励它们想从海上寻找到离东方最近的航线。于是，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于1492年起程了，他们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拉开了大西洋贸易的序幕。随着16世纪中叶英国、荷兰也加入大西洋贸易，世界各大洲之间逐渐被联系起来，在世界历史上那还是第一次。

全球化对于当时的国家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在全球化进程以前，世界各国的发展基本上只能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以及依附土地的农业。海洋贸易的到来使它们有可能利用全球资源来共同发展，通过跨国贸易重新整合财富与自然资源，达到更合理的配置。而且，人们的政治意识、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也在这一过程中趋同。当然，起初的跨国贸易是很少的，比如，1500～1599年这100年中，通过海运完成的欧洲与东南亚间的国际贸易仅有770次，也就是说，那时候每年只有不到8艘货船从欧洲的港口驶向东方的中国、印度或日本，而且那时帆船的载重量很小，再加上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国际海洋贸易在那10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600～1699年这一阶段，欧亚之间的海运次数增长到3161次，但也仅仅意味着每个月有不到3次欧亚海上贸易，交往还是甚少，谈不上全球化和人们的政治意识与生活方式的国际趋同。进入18世纪后，国际海洋贸易显著增长，那100年间海运达到了6661次。随着工业革命在18世纪后期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19世纪初铁路逐渐出现，铁路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仅靠海运发展贸易，恐怕只有沿海和沿江地区才能受益，比如，中国的沿海省市与长江沿岸城市历来相对其他地区要富裕，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但铁路的产生就加强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物资与人员的交流，构成了内部流通的架构，进而可实现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我想这是全球化第一阶段最显著的成就。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为国家内部地区参与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到19世纪末汽车的发明更是为之提供了动力，因此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全球化，更多的是让每个国家内部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更加紧密、更加一体化，铁路、汽车、电报、电话等交通和通信工具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没有一国内部的一体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在国际上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本国不同地区的特点。

生活在当今社会，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各国人民在生活方式上的趋同以及观念意识上的同一化。可是在几百年前，不同地区的人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语言，甚至方言的差别也极大，这样的状态很不利于沟通、交流与贸易往来。正因为没有往来，几千年来世界各国的确能保留自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野蛮也好、独裁也好，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反正各国间没有往来，谁也不知道别国怎样，即使知道也无法怎样。而且人们在单一的社会环境下，往往限制了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以及经济的发展。比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中国和欧洲各国都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全球海洋贸易间接激发了欧洲民主意识的产生，但中国由于闭关锁国，丧失了这样的机会。也许我们一直要埋怨明朝皇帝终止郑和的远洋活动以及乾隆皇帝锁国的政策，但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不发达与通信技术的落后，使得中国皇帝无法了解到全球贸易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而采取了错误决策，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当西方在17世纪产生代议制政府的时候，中国仍然深受专制的压迫而且不会受到外部的谴责，这如果发生在当今世界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往来，那时一个国家的主权确实很绝对，你压迫也好、民主也好，反正谁也看不见、谁也无法管得了谁。这就是野蛮与专制在世界各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持续了几千年的缘故。

但今天不一样了，一个国家的行为已经不能我行我素，飞机、汽车、轮船、铁路，还有互联网、电视、电话把世界每分每秒都连在一起，任何社会群体受压迫时，其他国家的人看到以后，即使不想管，良心上也很难过得去。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我们的很多变化实际上也是全球化影响所致的。今天跨国交往的速度与成本，通信容量与速度都是几百年前无法相比的。有了这种层面的国际交往，经济一体化、生活方式的趋同、观点意识的趋同，这些趋势无人可挡。虽然许多人拒绝承认这些趋同，但事实上这些趋同都在发生，看看你每天用的、行的、住的，甚至吃的，有多少保留了200年以前的原样？有什么没有受到外来东西的影响？这些是“用”的、是硬件，那么软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其他不说，我们的辫子没了，洋务运动后出现的种种意识形态差不多每一种都是外来的。这些都是有利的，关键看我们怎么面对这些观念的引进。过去100多年，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思想的指导下，以为全球化带来的东西真的像超市买菜一样，你只挑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怎么也没弄对。这些血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你要么就不要碰全球化，要么就得一篮子收，是套餐。

我们也要反思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人为地用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转移加以限制，对投资流向的限制，对某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垄断等，这些都妨碍了我们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倘若国内经济没有做到全面的一体化，又怎么可以合理配置资源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呢？这些年建设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系统使我们在硬件上已达到了国内一体化的要求，但在软件和制度设置上还需要改进。美国在19世纪初农业人口占95%，但到1900年降到了20%左右，我们可以想象这对于经济的推动力有多大，这都是其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后果。这对我们今后经济政策的制定应有所借鉴。

晚清中国为什么没能成为“世界工厂”？

今天的世界跟过去不同，也可以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中国今天能吸引大量的外资成为世界工厂，但晚清、民国时期却不能。为什么呢？晚清时期中国人口也多，人力成本也很低，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可能吸引大量的外资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原因之一是在100年以前，整个世界的技术环境与工业布局跟现在大不一样。首先，100年前，制造业正在兴起，也是欧美的优势，它们主要的比较优势就是机械化大生产，中国想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取代这样的优势是不可能的，在当时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愿意将大工业搬到中国或其他国家，因为它们自己还没有挣够钱，并且那时的工业技术还没有全球统一的标准。所以，当时的洋务派虽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换取工业化的进程，但那时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中国劳动力的技术训练也有限。再有，当时工业品的全球运输成本很高，这也造成了中国那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工业地位。另外，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当时的英国要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正如《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一文所谈到的，因为那时的世界秩序基本由武力维持，国际化的法治还没有得到根本的发展，英国在海外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保护。而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大工业、走英国的道路，也就需要同样强大的军队为可能分布全球的贸易利益保驾护航，这在当时怎么可能呢？虽然洋务运动使中国军队开始向近代化迈进，但这离保护海外贸易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没有像今日中国这样成为世界工厂。我认为，虽然清政府的腐败是重要原因，但也因为他们没有今日中国所遇到的机会。

我们以往总善于纵向地比较不同时期政府的好坏，于是常常得出结论：1949年以前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很腐朽。这一结论本身肯定是对的，但这种单纯纵向的比较很片面，倘若我们横向地比较不同时期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就能明显地发现：不同时代的政府所拥有的发展机遇是很不一样的，当今我们拥有的机会在100年前绝对没有。100年前，西方国家自己还没有完成其工业基础的巩固建设，还没成熟到可以把制造业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地步。因此，今天中国的成功模式是晚清无法效仿的。

随着工业技术的成熟，西方国家通过制造业能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少，于是它们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移植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我们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晚清和民国时期都没有的。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今天集中精力于产业链前端和最后端的发展，最前端包括理念的创新、最新技术的发明、知识产权的维护、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等，最后端也就是营销，这两部分是经济增加值最多的阶段。再有，它们更加强调各种制度的完善，并不断追求经济增加值和利润率最高的领域。

中国应追求哪种国际秩序？

既然今天的发展机会是来自于过去几百年西方与国际社会共同建立的秩序，也来自于西方技术创造的工业化基础，那么在我们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上就应该以保护和改善这种秩序为基本立足点，至少不应该去主动摧毁让我们赖以崛起的秩序。那么，如何理解今天讨论最多的“多极”与“单极”世界秩序呢？从中国自己的经济角度讲，究竟应该追求哪种秩序？

我们可以从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找到答案。一般认为，1492～1800年左右是全球化的“预备期”，19世纪是全球化的第一期。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期全球化就告一段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称这一段为全球化最黑暗的年代。第二期全球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特别是在前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全球化算是进入新的全面高潮。

自1700年左右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时的世界基本是由英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在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100年里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也不应该原谅它们的罪行。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或许也可以看看那时的跨国经济关系，比如，在那时的单极秩序下，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机遇如何？国际贸易状况如何？数据表明，当时贫困国家的发展机会要比今天好。比如，1913年全球FDI总额的50%流向当时的发展中国家，46%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FDI只有15%流向发展中国家，80%流向发达国家。这说明在大英帝国当道时期，发展中国家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我们就产生疑问：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消灭殖民地之后各国是平等了，但这是更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各国的发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大英帝国时期的贫困国家反而得到相对更多的外资呢？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19世纪殖民地国家的公司不仅能像英国本土公司一样在英国融资，而且它们需支付的融资成本也与英国公司没多大差别，这就使资本流向在贫困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相对均衡。因为殖民地一般都采用其宗主国的法律体系与经济制度，再加上英国军队、法国军队对它们的投资者在海外产权的保护，使投资者对海外投资感到安全。换言之，正因为炮舰、暴力是19世纪欧洲国家解决海外产权、合约纠纷的最惯用手段，使欧洲投资者更能对贫困国家投资形成稳定的预期，使他们对投资海外反而很放心。这也就造成了19世纪末英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是流向海外殖民地。过度的海外投资甚至成为英国19世纪后半叶发展放慢的原因，也是其帝国破灭的主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施压英国、法国等放弃殖民地。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独立，都享有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平等权利，可是这又造成了产权方面的问题。由于联大开会一国一票，而大多数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这使发达国家在海外产权处理上被迫作出让步，这等于要求国际投资者放弃部分权益。如今，海外产权、合约纠纷都要按各主权国的法律由其司法系统解决。结果是，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不愿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因为将大量资金投到法治不完善、合同履行不正规、产权保护不放心的国家去，风险极大。

在结束了当年以暴力维持的英国单极国际秩序后，世界各国确实更平等了，这是进步。但这样一来，今天的国际投资者在判断投资地点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当地的法治如何、产权保护如何、信用体系是否可靠、媒体是否自由等，而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又有很大优势，发展中国家又偏偏在这些方面不足。这就导致80%的FDI都流向发达国家，使得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得不到外资。当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基础不牢、投资环境一般时，它们怎么能有优势与美国竞争获得投资呢？对此我们必须有深刻的理解，难道国家权利越平等，发展中国家反而会越来越穷？我这里不是为英国、法国的殖民政策作辩护，也不是要重回殖民时代，但是国际投资者的担心、发展中国家得不到资金，这都是今天联合国时代的现实问题。

当然，对于中国，人力成本的优势对外资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可暂时抵消由于司法不独立、产权保护不完善所带给国际投资者的成本，但这种弥补只适合中国和印度，因为我们的人口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多得多，外国投资者感觉还有利可图，但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就被边缘化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人力成本最终会上升，因此靠低的人力成本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只能是暂时的。

总而言之，在英国的单极秩序下，19世纪不仅有更多的跨国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且全球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把那100年称为人类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可是，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全球化进程宣告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后，法西斯势力在全球扩张，德意日三国轴心、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前苏联，这三方之间形成了今天一些人所希望看到的“多极世界”的一个样本。那么，那次“多极”究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什么？“三极”之间相互独立、相互作战，这当然极不利于国际贸易，使跨国交易成本大大增加。当时，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开始在全球出现，各国高筑贸易壁垒，连英国也禁止进口某些商品或把进口关税提高到70%～80%，这在19世纪时是很难想象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那次的“三极”秩序也结束了。但接下来又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与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对立的两大阵营，这就是冷战期间的“两极”世界。当然，同一阵营中的国家间的经贸交易不成问题，但两大阵营之间的经贸交往困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极”和20多年前才结束的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秩序已经向我们证明：我们不应该去渴望、追求一个“多极”世界。那时候的多极秩序究竟是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大发展还是阻碍了全球的进步，结果不言自明。从长远看，“多极”会大大增加国际贸易成本，大大增多国际不稳定因素，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再出现那样的外部环境，我们的经济怎么能健康发展呢？我们生产的商品怎么可能十分顺利地打进国际市场？中国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把其市场开放到最大，我们恰恰得益于当今世界单极化的趋势，就像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国内的跨地区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市场也立即扩大一样。很多朋友说，如果让美国为一极，俄罗斯为一极，或者还有其他极，再让中国也成为世界一极，那不是很好吗？从表面上看，这是件感觉很荣幸的事情。可是，倘若我们为了一时的“感觉”而去打破当今的国际格局，我们一定会承担巨大的代价：就业问题、三农问题、发展问题怎么办？难道要再次中止中国走出农业社会的进程？

如果我们想好好地把握历史所赋予的发展机遇的话，就应该在国际问题上选择以美国或某种“世界政府”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这听起来难以接受，但这是对中国经济最有利的秩序。

如何理解当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既然我们都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他为中华民族作出的最大贡献，那么以某种人们能接受的“世界政府”权力中心来“统一世界”，有朝一日也应是可行的，并且能最直接地形成一体化的世界市场。随着通信技术与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世界政府”应该是越来越可行，那是最理想的单极世界。

但今天的现实是，那种“世界政府”还不可能。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趋势仍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我也反对美国的霸权，但这里我不是要为这种新政策辩护，根据美国过去的历史，我还是有信心认为美国的纠错机制最终会扭转这种霸权政策。当然，如果美国的纠错机制运转不灵了，未来的世界就难说会怎样了，但这对中国也不会是件好事。

未来的不确定性这里不多谈。但是，如何理解今天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几百年大国特征的变迁。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西班牙占领了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几乎所有今天拉美国家的所在地，这些新殖民地构成了后来人们所称的“西班牙帝国”。16世纪、17世纪是西班牙帝国的世界，但西班牙帝国执行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性殖民主义，它对发展殖民地社会毫无兴趣，更感兴趣的是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运走大量金银矿藏与农作物，等到把这些殖民地资源消耗完之后，西班牙帝国时代到17世纪末也就跟着结束了。

到18世纪、19世纪的大英帝国时，英国也以武力维持其单极世界秩序，依靠殖民地巩固其势力范围。但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国际扩张的目的是为其新工业制造品在海外扩大市场，而不是赤裸裸地从殖民地掠夺。因此，相对于西班牙帝国，英国更侧重殖民地自身市场和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普遍比前西班牙殖民地国家要富有的原因。但毕竟大英帝国靠的是武力，在政治上和经济耗费上难以持续长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首先在世界上推行的是废除殖民地政策，同时致力于建立以法律规范的国际秩序。例如，在国际贸易上不再允许以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而是由律师协商解决纠纷。比如说，当年的英国跨国公司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军队，而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以律师当道。虽然之前的伊拉克战争使人感觉当年大英帝国的武力行为似乎大有再现的势头，但至少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势力与其说是来自其武器的“硬实力”，倒不如说是来自其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软实力”。如果说美国帝国今天已经存在的话，那么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那些无形的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上。因此，美国主导的秩序至少比当年英国、西班牙主导的秩序更“讲理”。

在不存在有足够权力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单极”世界秩序在过去数百年中已经发生过几次变化，总的趋势是朝日益文明的方向发展。或许，下一次该轮到中国主导，但中国首先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世界普遍接受的“治世”理念。然而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优于冷战期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极秩序，也优于大英帝国的单极秩序，更优于西班牙帝国时代的世界秩序。

当今中国面临着选择，我们是否应考虑选择某种单极国际秩序？我讲的单极不一定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也可以是以某种“世界政府”为中心的单极。但在真正的“世界政府”到来前，我们不妨更现实地重新思考以美国主导的秩序。这种思考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可怕，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这么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不都是这样做的吗？它们的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吗？它们的选择使其国家发展的成本大大降低，不用支付无法承受的军费开支。现在重新思考邓小平所倡导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思路十分必要。谁要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我们这么多的人口就需要大的出口市场，只有单极才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出口市场。

呼唤法治思维

讲到以法律规范的国际秩序，又把我们带回到全球化对中国企业与政府部门的意义的问题上。很多朋友把全球化单纯地理解为招商引资、海外投资和外贸，这些都对，但更重要的还有理念的更新问题。比如说，有一个老话题，那就是中国最需要法治的思维和意识。现在无论是企业，还是某些行政部门，对法律的执行以及合同的遵守都不太习惯，这也许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我们很少将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思考清楚并作好准备写进书面合约。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讲，有两个与国际惯例脱节之处。首先，中国和外国签协议的时候往往不会有律师参与。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就不太职业化，让人感觉中国参与协议谈判的一些成员缺少合同或契约经验。美国提出的条款囊括了未来20年或更久以后可能出现的贸易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体现了他们受过良好的律师职业训练。中国提出的条款非常笼统，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究竟怎么理解呢？什么叫“更多”？什么叫“应该”？什么叫“管理人才”？什么叫“培养”？如何判断这些条款是否得到执行？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这类条款都是愿望性的，无法从法律的角度加以确认，让双方将来难以执行。将来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不认账了。这反映了我们在商务谈判上的经验是非常有限的，方式应该改变。但这可能很难，因为这似乎与我们的文化理念相悖，我们喜欢等遇到问题时再想解决办法。但这样的思维运用到国际贸易中会很有害，一旦发生问题时常常权责不清、相互推诿，这会妨碍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许多通晓各种法律的谈判人才，这样至少在未来的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中，双方的职业身份与法律素质是对等的，否则企业界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不懂法律的技术官员来保护它们的利益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和国际接轨。如果能提高自身的法律与合同素质，这既能保护我们自己，又能为双方提供最大的合作和信任空间。

有意思的是，按照以往的思维，虽然当初进行协议谈判时我们自己没有相称的法律素质，但现在我们一旦发现协议中有很多对我们不利的条款，我们就先责怪美国人欺负我们不懂国际规则。其实，我在美国也参与过很多合同的签署，并且在美国已生活了20年，至少以我个人的经历，我发现多数美国人是讲究诚信与平等的，他们实际上会希望我们能清楚地提出有利于我们的条款，然后与之讨价还价，并最终得到一个经过双方妥协且都能接受的协议。他们不希望在协议中出现任何含混不清的语句，这会给未来带来麻烦、带来不确定性。他们也不希望签订对对方过分苛刻的条款，以至于在未来迫使对方翻脸违约。

以往的经历是，我们在国际上一旦遇到协议执行问题，就常常在国内指责对方当初签约时以强凌弱，但事实并不一定总是如此。我们的行政部门与企业应切实意识到法律和合同签署过程的重要性，而不是在事后出现问题时怨天尤人，比如，我们的商务部、外交部应该储备大量的法律谈判人员。虽然各部委内现在都有法律人员，但他们基本上只管起草国内的法规而不参与真正意义上的商务谈判。即使出现国际法律纠纷，也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律师在国际商务、外交谈判中应该具有更重要的地位。由于他们受过良好的法律思维训练，可以将未来多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周到，为解决未来纠纷提供很好的帮助。不要在事后骂人家逼我们签署不平等协议，甚至事后设定规章制度使原来的协议无效，我们也应该先从自身找原因。

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曾经和他的研究生对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有关的合同纠纷进行过专题研究。他们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合同纠纷中，被告方最常用的辩护词是“签约的时候双方都知道这个合同只是个形式，做个样子，没人把它当一回事。可今天对方居然借此控告我们，这显然违背了当时双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当然现在情况好多了，采取这种辩护方式的人越来越少，但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现象。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更强调律师的作用。这是今天全球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在观念上要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正在享受全球化所赋予的机会，只要我们能把握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改革开放短短二十几年，我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第三大进口国、第四大出口国，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强盛，而晚清、民国的中国也进行了改革开放却不成功？面对成绩，我们当然应该珍惜当今的国际秩序，要理解正是在这样的秩序下，中国目前的以外贸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才得以进行下去。我们不要因为民族情结而去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大秩序，去盲目追求“多极世界”，那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社会就业问题遭到重创，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跨国”？

中国公司“走出去”一直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之后，石油与能源公司如何调整其运作策略并进一步走出国门，这是涉及国家安全与根本利益的重大课题和挑战。那么，中国应如何开展海外石油战略？我们的跨国公司到底如何“跨”出去？中国的石油公司在战术上又有哪些选择？

从历史上看，中国企业以往都是“内向型”的，习惯于在国内统一的政府和统一的规则下运作，即使发生纠纷、出现问题，差不多总可通过一层一层地向上“找领导”，最终能找到某个管辖纠纷双方的“领导”权威把问题解决。另一方面，我们以往也习惯性地认为，一国政府没收外国公司的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是国家主权；按照我们过去的逻辑，当外国公司在一国赚取利润或收购资源时，那种利润或者所获取的资源肯定是“掠夺性”的，怎么样也不会有什么“公平交易”。于是，我们总要笼统地得出结论：世界史是一部跨国资源掠夺的历史。

这些传统思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我们从海外贸易的经营角度去理解、学习如何“走出去”做生意，使我们失去了领会海外经营技巧以及海外拓展所需要的国际制度环境的机会。换句话说，有关西方跨国公司的历史，我们以往都是从跨国公司的受授方的角度来数落它们的不是，来批判它们的侵略与掠夺，而没有从跨国公司方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在海外经营的艰难以及它们为什么采用这样那样的运作安排。

当地“民族主义”威胁海外产权的安全

今天好了，因资源短缺和对外开放，先是石油公司在海外拓展，然后又有海尔、联想等公司在外投资设厂、收购企业，把中国也逼到跨国公司经营者的位置。例如，自1997年开始，中石油进入苏丹的石油开采与炼油项目，并与苏丹合资设立了炼油公司。1997年，中石油购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气公司60.2%的股权，并成立了“中油－阿克纠宾”油气控股公司，随后继续购入该公司股权，持股总份额现在达到74.88%。2003年6月，中石油又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共建输油管道的协议。除这些成功项目外，其他也有几次受挫的经历。一次是在2002年底，中石油从俄罗斯第八大石油公司斯拉夫股权转让投标中“主动”退出竞标；另一次是2003年3月，中海油和中石化联合收购里海北部油田16.67%股份失败。随着中国能源和其他资源危机的上升，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需求只会与日俱增。

走出国门后，中国企业面对的是什么呢？暂且不管它们面对的国际竞争如何，我们首先看到，在它们的海外利益受到侵犯时，它们不能再一层一层地向上“找领导”了，因为在国际上不存在有真正“管辖权”的世界政府，每到一个国家就要面对一个不同的受主权保护的政府、一个不同的民族社会。这是“内向型”企业所不用面对的“无序世界”。那么，出问题时该找谁呢？

上述海外拓展与石油投资项目，从表面上看可能加强了中国的能源与资源安全，但是这种安全是否真实呢？答案既取决于签约方国家是否真能遵守合约、是否真能保护外国企业的财产，也取决于“国际秩序”对这些国家有无约束力。比如，中石油在苏丹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股份对于所在国的公民来说，就是让“外国人”或“外国公司”控制的股份，相对应的石油资产是被“外国人”占有的资产。既然如此，假如某日在这些国家发生“民族主义”运动，中国在那里的产权随时就会受到威胁。这种来自“民族主义”的威胁可能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极端的形式是当地政府或人民赤裸裸地“没收”外国公司或外国公民在当地的产权。比如，伊朗于1951年没收“英国－伊朗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在伊朗的全部石油资产和其他财产，扎伊尔于20世纪70年代没收了一家比利时公司价值5亿多美元的铜矿资产。联合国的数据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非洲的赞比亚、乌干达和苏丹三国分别没收过30多家外国公司的资产。世界近代史上充满了这类故事，这里不用一一列举了。大规模没收外国公司财产的“运动”往往发生在一场政变、革命或“民族主义”运动之后。

当地“民族主义”对中国企业海外产权和合约利益的可能威胁当然也不一定总像“没收”那么赤裸裸，更经常的是通过税收歧视、政策歧视、立法歧视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地政府有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要求外资企业多交税或者不让其进入某些项目的主权。比如，俄罗斯当初邀请中石油于2002年12月参加斯拉夫石油公司股权的拍卖，但在拍卖前的一个月里，俄罗斯民意变得越来越反对由中国控股俄罗斯石油公司，一时间民族主义意识大涨，迫使俄议会通过紧急立法，禁止任何国有股份超出25%的企业(包括外国企业)参与俄罗斯国有股份的拍卖。这种立法当然属于俄罗斯的国家主权范围内，被排斥在外的中石油只好是哑巴吃黄连。但是对于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讲，这些都应当是意料之中的事，它们应该有许多知识上与战略战术上的准备。“内向型”的企业自然不用太在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但对于“走出去”的企业就另当别论。而由于这些年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轻视，中国对他国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又恰恰是目前极为不够的。

还是以中国目前在海外的最大石油投资所在国苏丹为例。苏丹的领土居非洲之首，3000多万人口中有600多个民族，70%以上人口信伊斯兰教，其中北方阿拉伯人约占40%。黑人除少部分信仰基督教(约200万)外，多数信伊斯兰教和地方原始宗教。苏丹与中国在过去多年是友好合作国家，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从中石油方面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1956年苏丹从英国殖民主义中独立以来，除了1972～1982年这10年之外，苏丹的内战到今天还没停止过，包括1989年的军事政变。2002年7月，伊斯兰教政府已与“苏南反抗组织”达成均分石油利益协议，并允许南方于2008年之前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此后，既不归南又不属北的西方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感到待遇不公，先后组织“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提出自决或独立要求，于是，又与当地阿拉伯民兵大打出手。如今，阿拉伯民兵占优势，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各方死亡人数约为1万人，流亡人口超过100万。我们当然祝愿苏丹能早日稳定、国家繁荣，可是，从中国的石油战略安全以及在苏丹的投资安全角度讲，我们不得不考虑、研究并想法规避这些政治不确定性因素。

通过结构性安排规避海外产权风险

如何保证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与海外经营安全？如何规避这类风险呢？答案之一在于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上：全资(项目股权由中方100%持有)、合资(参股他国资源公司)、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通过参与开采从项目产出中提成)，还是采用某种“曲线”投资(中方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资源国直接投资)？对于走出国门的企业，这些不同的结构性安排会带来极为不同的海外投资风险。就这一点，或许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首先，从最近几年关于公司治理与股东权益保护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越是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家里，其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就越不可靠，于是投资者就越不放心把钱委托给上市公司或任何陌生人去经营管理。既然在同一个国家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都还这么困难，那么当我们把资本从中国投到另一个受到同样“主权”保护的国家时，我们的权益保护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19世纪中期之前，国际法还没有形成，更谈不上有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了。1500～1850年，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在海外的投资基本是以母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形式实现，由母公司派自己人去经营，极少以与当地人参股合资的形式到海外投资(因为没办法对当地合资方放心)。当时，西欧各国公司的海外产权与经济利益靠母国的炮舰来直接保护，或者由母国政府将那些国家变为其殖民地并推行母国的法律制度，以此强行保护其海外利益。比如，英国在南非与西非的金矿、在非洲与拉美的铁矿铜矿、在马来西亚与玻利维亚的锡矿、在印度与非洲以及拉美的茶场咖啡场、在南亚的橡胶厂、在中东和土耳其以及俄罗斯的油田等都是由英国公司全资控制经营。总之，在19世纪中叶之前，跨国公司一般都采用全资子公司的形式进行海外经营。这实际上为许多年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埋下了种子。

19世纪中叶之后，国际法开始有所发展，英国的一些前殖民地和现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法治与产权保护上已达到与英国相当的水平，因此，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跨国公司开始以参股合资的形式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进行投资拓展，FDI差不多是在此期间开始以较大规模出现的。当然，除了这些已经发达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之外，西方跨国公司在那些法治仍不可靠的发展中国家还继续沿用全资经营的海外拓展模式。

到“二战”之前，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项目有60%是全资所有，40%采取参股合资的形式(与当地人合股)；西欧跨国公司则有60%的海外投资采用参股合资形式(剩下的40%为全资)，而日本只有16%的海外投资为合资经营。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建立，在1945～1960年这15年里几乎所有还没独立的殖民地国家都相继独立(比如印度、埃及、苏丹、巴基斯坦等)，都在联合国享有同样的发言权。在新的国际秩序下，不管是新独立的还是此前早已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各国的“左倾”民族主义运动潮流势不可当，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大举没收外国公司在本地的投资与资产，其中尤以油田、矿物资源、铁路、银行、房产、电厂、工厂资产为主。这一潮流于20世纪40年代从东欧开启，50年代扩展到伊朗、玻利维亚、埃及、阿根廷、巴西和古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差不多都相继加入到没收外资企业财产的运动之中。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例，它们的海外投资在1946～1960年间被没收过12回，1961～1971年间被没收过101回，1972～1973年间被没收过57回。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经历基本类似。

经过那些年对外资企业的“清洗”之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台了限制外资的法律和法规，要么设置外资持股比例上限，要么全面禁止外资进入某些战略性行业。各国“民族主义”热潮加上对外资的歧视性立法，迫使跨国公司全面改变海外投资形式。结果，它们要么接受参股合资(成为非控股股东)，要么选择不持股但签署长期服务合同(从项目产出中分成)。在“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里，外国人全资拥有企业或控股本地企业只会给外资方带来太高的产权风险。外国人的持股比例越高，其财产被没收的风险也越高，可能随时被侵占。与本地企业合资以及无股权的服务合同显然风险更低，是上策。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80%以上的海外投资项目采用非控股股东的合资形式，只有不到6%的海外投资项目是其公司全资拥有。其他发达国家在海外的情况也类似。这种新趋势是“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下从政治上更安全、当地社会更能接受的外资介入形式。

有意思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冷战结束之后，各发展中国家竞相逆转当年排斥外资的政策举措、解除对外资的限制，代之以“吸引外资”竞赛，看谁能推出最受外资欢迎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各国一方面通过新的立法消除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全面或部分开放原来对外资不开放的行业，另一方面竞相推出保护外资产权的法律。这种外资竞赛不只是在亚洲和拉美国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世界各国间进行，全资、合资与服务合同的介入形式都能被接受。

世界丰富多彩，但也变幻莫测。中国企业今天“走出去”时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是与16～19世纪的西欧跨国公司所面对的“炮舰”维系的世界相比，还是与“二战”后美国和日本跨国公司所面对的由“民族主义”左右的世界相比，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的“中国企业真幸运”，在中国企业起步“走出去”时，世界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状态。

遗憾的是，历史也告诉我们，世界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当世界正处于19世纪末的第一轮全球化高峰期时，有谁会想到全球化最黑暗的时代会在1914～1945年间到来？后来又有谁能想到“民族主义”运动会在1950年之后在那么多国家达到高潮？让今天中国企业幸运的是，已有这么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法治秩序，主流世界秩序也处于国际法律规范之下，使中国企业能相对轻松地“走出去”。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能源企业今天能找到的海外资源所在地往往是高风险的国家，那些法治秩序可靠的国家的资源早已“名花有主”。因此，通过结构性安排来规避产权风险与海外资源风险乃是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热点话题之一。比如，中石油现在持有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气公司74.88%的股权，这是否多到不太安全的水平了？

了解历史会让我们懂得今天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秩序来之不易，让我们更能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维护并改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世界秩序，保证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安全。解决中国资源危机最安全的方式恰恰不是去挑战现今的世界秩序(那样只能使中国的资源供给更不安全)，而是去维护并改善它。围绕资源安全这个话题，最近有不少与此有关的热点话题，除了“中哈”管线、“安大”管线，还有建议参与修建泰国克拉地峡地区的石油管线或者开凿横贯泰南的克拉运河。这些工程或许能增加中国的资源安全，但换个角度讲，如果把资源安全集中在几个容易受攻击、容易被占领的工程上，那是不是反而降低了安全度？所以说，最高的安全还是来自“各国都合作、都遵守规范”的世界秩序。如果每个国家都只想到对抗，那就只能让谁都没有安全感。

在微观管理层面上，我们也要研究了解国际跨国公司方方面面的发展战略与经验，让中国企业能更稳健地“走出去”。中国公司走出去是当代中国的新鲜事，由此带来的挑战也是新鲜的。当然，这从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个反思传统的世界历史教育的机会。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有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记得几年前，媒体一提到海外利益这个词，几乎所有人就会想到美国今天的所作所为，或者100多年前英国的全球扩张。但今天为了经济和资源利益，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使中国从历来的跨国公司授受者换个角度变成了跨国公司经营者。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如何在海外拓展？海外利益究竟如何保护？中国的国际定位又应该是什么？

经济利益：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

我们需要从中国的对外政策说起。

无可否认，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些年来慢慢变得更加务实，这是对国计民生非常好的事情，但还是过于以意识形态为主线。在今天，经济利益应成为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进一步转变为以对外经贸为主线，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而服务。

我们不妨把国家看成一家大公司，从大公司管理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治理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间的贸易交往越来越多，其他国家就像是中国这家“大公司”的“客户”，因此外交部的工作首先是做好“客户服务”，保证各国市场能最大限度地对中国产品开放、为中国产品找到最广泛的世界市场，同时也为保证中国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服务。从这个角度理解外交政策的定位，其意义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谁。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统计数据，在出口方面，美国以432.3亿美元成为中国内地头号出口市场，欧盟、中国香港、日本分别列第二位到第四位，由于香港主要是做转口贸易，因此内地出口到香港的商品最终还是流向美国、日本和欧盟；从出口额的比重来看，四大出口市场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70%；在进口方面，日本、欧盟、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别为中国内地进口来源地的前四位，美国排第六位，这5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内地进口额的60%以上。总体来看，美国、日本、欧盟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它们对华直接、间接贸易总额已超过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从通常意义或者我们刚才说的“客户服务”角度讲，这些国家是中国的最大“客户”，都应当是中国最应该搞好关系的对象。

但是，这些国家又似乎被定位为中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中更以美日两国为甚。目前公众有很强的反日、反美情绪，这一情绪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外交策略以及发展战略的导向。这些情绪助长了中国与日美对抗而不是与其合作，这就像公司员工总要想方设法去与自己公司的最大客户对抗一样。当然，如果真的把自己公司的最大客户打倒了，那么员工与管理层的工作和收入也就没有了。我们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总要与我们在经济上最依赖的国家对抗呢？为什么总是受到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左右，进而产生过分的反西方情绪？我们的收入增长以及工作就业的稳定，在相当程度上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关联。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中国事事要听美国或日本的，而是指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对抗而对抗，那样做对我们并没有经济上的好处。

“客户服务”与国家外交

商学院教给MBA学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强调“做好客户服务”。企业在扩大市场的时候，首要任务是想方设法留住现有客户，要尽可能满足现有客户的要求，至少要尽可能得到它们的理解与支持，其次是去赢得更多客户。现有客户是中心，潜在的新客户是外围。倘若我们把教授给MBA的管理理念延伸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层面上，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现有的某些社会心态是过于情绪化、毫无建设性的，中国应该尽可能与主要贸易伙伴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增加更多的“客户”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忘掉和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可以和西方讨价还价，但是主旋律是合作与谈判，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利益所在。

显然，与美日欧盟保持良好关系能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

中国目前正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工厂”，中国首先必须考虑产品的销路问题。如果没有大的出口市场，那生产那些东西干什么？如果各国的政体与价值观又太不一样的话，那么跨国市场会很小，跨国贸易的成本会高得使其无法发展。而如果世界是一个多极世界呢？那照样会使中国的出口市场越来越小，因为不同秩序里或处于不同极的国家之间是难以进行贸易往来的。因此单极世界秩序会最有利于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单一的国际政治法律秩序下进行贸易往来，这会非常有利于中国产品在海外的市场拓展，也就直接有利于中国国内8000万制造业从业者的工作稳定，并间接有利于中国2.2亿非农就业人口，也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我认为，对外政策的导向首先要考虑到中国未来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解决就业。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目前是4.7%，实际可能比这个高得多，而且这还不包括农民。即使按4.7%的失业率计算，这也是四五千万人没有工作，几乎是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4个欧洲国家中任何一个的全部就业人口都多，超过西班牙的全部人口。假如未来中国有上亿人因为不明智的对外政策而没有工作，那么政府承诺的更高级小康的生活目标就很可能难以实现，社会治安、政治稳定等方面都会因为社会就业问题而受到威胁。既然中国将解决就业和实现更高级小康生活作为政府未来施政的目标，那么中国的国际定位以及外交选择方向也应该为此目标服务。实现更多的就业以及提高公众收入水平应该是评判政府相关政策(包括外交政策)是否有效的标准。

再有，作为世界工厂，需要足够的原材料和充足的能源供给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2003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占全世界铁矿石交易量的40%。因此中国为了更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就必须直面资源供应、能源供给所带来的挑战。让石油公司、资源公司走出去到海外拓展，还有就是建设“中哈”石油管线、“安大”管线以及讨论之中的泰国南部管线，这些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当然重要，但所有这些“安全”措施是否真的“安全”，又取决于世界秩序是否“可靠”。这听起来像悖论，之所以要这些“安全”措施是因为现今世界秩序不可靠。但是，如果世界真又像过去那么多极，那么这些“安全”措施也就无法保证“安全”了。

所以，政府未来的对外政策选择首先要立足于稳定就业，然后尽可能通过拓展海外销售市场扩大就业，再有就是保证中国的资源供应，保证资源供应的最安全方式是以建设性(而不是对抗性)的状态参与维护和改善现今的世界秩序。

很多人有这么一种认识：制造业只占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而且其就业也就8000万左右，约为总就业的10%。因此，有无庞大的出口市场对中国并不十分重要。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知道，整个经济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出口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比表面看上去高得多。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萧条或因为某种冲突使中国产品向美国这个市场的出口中断，首先直接受影响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人群，但几乎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人群都会间接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他们要么失业、要么收入减少。比如，我们可能觉得律师行业不是制造业，因此不会受影响，但实际上它们的法律服务业务会很快减少。看到这种收入减少的前景，律师们可能会减少方方面面的消费，比如，本来一周在高级餐馆吃10次，现在可能只吃5次或者少点一些菜，因此餐饮业受影响；本来可能已有20件衬衣，如果收入前景好，可能再买5件、10件都无所谓，但是如果前景不好，可能一件也不多买了，因此服装业也受到负面影响。其他各行各业都是如此，连教育研究经费都会受影响，失业率自然会上升。所以，对美日的关系说到底是涉及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就业与饭碗的问题。

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改变以意识形态定位的国际战略。中国和古巴、朝鲜能维持很好的关系，但它们既不是中国主要的进出口对象，又不是石油或其他资源的供应地，仅仅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相似而维持了关系的继续。我并不是说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不重要，这也重要，但在明确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经济和国际贸易之后，政府就必须对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的原则进行调整。中国首先应尽可能地维持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是核心，绝对不要凭一时情绪冲动，主动地恶化同贸易伙伴的关系，否则这将给中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冲击。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导向已经有所调整，这非常好，但是还不够。

由于日本有过侵略中国的历史，因此很多国人在看待中日关系时不免掺杂了民族情感。其实，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解经验值得中日两国借鉴，甚至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解决矛盾的办法也值得考虑。如果中日两国在处理历史、能源分享等问题上能更理性、更着眼未来，那将最大限度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双方都不要头脑过热。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关系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现在很多年轻人鲁莽地提出抵制日货，他们应该仔细想想，自己未来的工作和外贸的关系有多大。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直接影响就业机会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们既不要忘记历史，又不能在政策选择上过分冲动。

与200年前的英国类似

倘若回顾全球化不同时期领袖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前和未来面对的经济挑战和200年前英国面临的挑战十分类似。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在美洲占领了相当的市场，那些殖民地不仅为英国提供了香料和各类农产品，而且也是英国手工业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各个行业生产能量及效率大增。到18世纪末，英国的人口还不到2000万，因此因工业机械化而增加的产能使英国本国能消费的与其工业产出之间出现严重不平衡，这就迫使英国在海外寻找更大的市场来销售产品。同时，这些工业又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因此英国当时的另一个挑战是要争取稳定的原材料来源。这两方面——出口市场和资源供给——也正是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挑战。

由于英国纺织业当时需要大量的棉花，这促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南部、西班牙在墨西哥等拉美殖民地开辟了大片的土地种植棉花。因为种植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英国、西班牙及法国的贸易公司就从非洲大量贩卖黑奴到美洲的种植园。随着人手的增加，英国在北美及中美国家的棉花种植产量大大增加。这为英国纺织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原料来源。为了维护原料来源的稳定及更大范围的扩展，英国不惜与西班牙、法国就争夺殖民地展开了多次战争。

18世纪中期，英国生产的大量工业品主要是返销到殖民地，尤其是北美。但是1776年美国独立并用3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当时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后，北美市场对于英国商品的需求开始下降。以纺织品为例，美国独立之前以及独立初期，英国公司极少出口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和机械到殖民地，以求遏止当地的纺织业发展。但1800年以后，美国自身的纺织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首先是在马萨诸塞州，随后是在康涅狄格州和新英格兰等其他州，出现美国人自己生产的纺织机和纺织企业。到1830年左右，美国就有了和英国一样完善的纺织业，这对于英国是个极大的威胁，其海外销售受到了较大的制约。这就逼着英国公司考虑在全球其他地方更大规模地拓展海外市场，但当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水平也已经和英国旗鼓相当，这就逼着英国重点在远东地区拓展。于是英国人首先占领印度，接着就在1840年和1856年两次对中国开战以求最大限度地打开远东市场。通过在中国设立通商口岸，英国将大量本国生产的纺织品输送到中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本土纺织手工业的发展。

应该说当时英国在远东拓展市场的行动是比较有成效的。在进口方面，1710年英国从亚洲的进口只占其总进口额的6.9%，1774年升高到11.4%，1820年是24.6%，到1913年则达到近40%。由此对比同时期英国从美洲的进口额比重变化，1710年是30%，1774年超过40%，1820年接近50%，1913年下降到22.6%。在出口方面，1710年英国对亚洲出口仅占其出口额的2.1%，1774年仅增长到3.9%，到1820年增长到7.1%，1913年更是占据了22.7%的份额。与此同时，北美市场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1774年英国对北美出口占其出口额21.5%，1820年下降到11.7%，1913年也只是维持在13%左右。由此可以看出，19世纪到20世纪初，亚洲对英国工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类似于北美在18世纪以及之前的作用。

我们以往关于英国海外扩张的历史几乎全是从其受害者的角度来讲的，根据我们过去200多年的遭遇，这些当然能理解英国海外扩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者带来的危害。但是，今天中国也面临如何到海外拓展、到海外开发市场以及到海外找资源的问题，面对当年英国和后来美国、日本所面临的同样的挑战，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海外利益”。因此我们有必要换个角度来看那些世界历史，要从海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营的角度来研究理解它们当时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那样做，这样才可更有建设性地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1907年以前，国际秩序基本上是靠强大的军队来维持，原因在于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以及此后的200年左右时间内，国家之间，特别是跨洲之间交往很少，国际上也就不存在公认的秩序和法律，那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的起源时期。到了18世纪、19世纪情况有改善，但还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秩序架构。一旦国与国之间出现外贸利益或产权纠纷，必然诉诸武力解决。英国为了给自己的工业品寻找海外市场，常常不得不面对陌生甚至野蛮的世界，每到一国又遇到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西欧之外的多数国家都没有可靠的法治秩序，当地人及当地文化往往会对英国人带来的产品和文化产生极大的排斥，因此海外扩展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扩展市场又必须进行，所以在当时那种没有国际法律规范的环境下，只能凭借武力迫使当地社会对英国开放并接受英国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行建立殖民地可能是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扩展海外贸易的最方便的方式，这就等于将陌生“野蛮”之地变成了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制度及法律体系的永久贸易开放地，这使英国的海外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并使其市场大大扩大。可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样做却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

再有，英国当时要尽可能地保证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顺利。我们设想200年前，从英国起航的货轮肯定需要在沿途补给燃料和淡水，并为船员提供必要的休息场所。如果航线沿岸都是未知的陌生之地或者不友好的国家，连一个安全可靠的休息场所都没有，那么海运的后勤供给就很难保证，贸易安全就很难维护，那会使贸易无法发展。因此，历史上很多英国公司都在海外修建港口并拥有自己的军队，英国政府也在贸易航道沿岸设立很多海军基地或殖民地，以此保证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倘若我们仔细分析到19世纪末英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就可以理解英国正是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其远洋贸易保驾护航的，在全球各地每隔一段距离就必有一个海军基地或者殖民地，这正是英国在那个时期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也要建立可以全球作战的海军布局，了解过去的历史更能让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架构，也看到今天保护海外产权的架构和过去的差别。中国目前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及联合国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政治与法律秩序，这使中国为海外贸易而必须建立庞大海军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其实，中国也得益于美国海军在全球所维护的海上贸易网，美国海军现在的作用类似于200年前英国海军的作用，差别在于美国不依靠侵犯国家主权的殖民体系，推举的是一套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国际组织为核心的秩序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在承担一定的中国海外贸易成本。在没有“世界政府”、“世界军队”的今天，世界可能必须要有某个或某些国家军队来维护秩序，否则就又回到“丛林规则”时代了。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今天以互联网、电视等为中心的信息世界里，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它们的军队可以强大，硬实力可以登峰造极，但它们也不能够总是为所欲为，因为即使像美国，其经济也依赖于国际市场，美国也必须依靠其软实力(soft power)，如果其海外形象不好，那么在海外的贸易和服务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在当年世界各国彼此隔离的时代里，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不用太在乎它们在海外的霸道形象，可是今天任何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即刻展示在世人眼前，使任何霸权都得有所收敛。

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前几年中国10名劳工在阿富汗被枪杀，7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被劫持，再加上其他国家发生的针对中国人或中国公司的暴力事件，这些事实提醒我们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而且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这种事情只会增多。假设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突然被美国当地政府查封，中方管理人员遭到拘禁，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办呢？假如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公司被没收，中国怎么办呢？还有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我们必须提前考虑、研究应对机制和对策，重新从建设性角度认识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已有或将有投资，而且特别是中国的能源与资源企业的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律环境落后的亚非拉国家，隐含的产权和贸易风险很高。再有，中资企业不仅在那些国家有投资，而且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命财产如何保障，这个日益关键的问题是原来任何时期的中国政府都没有遇到过的。今天的中国政府要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四大问题：第一是尽可能地维护并扩大海外投资利益，第二是保护中国在海外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第三是利用好现有国际贸易秩序来保证中国企业的资源供应，第四是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拓展。

政府在思考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的时候，应该先明确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中国的海外利益包括四大方面，分别是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资源供应、海外市场拓展。

很幸运的是，中国正处于一个以法律规范为主线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像英国那样拓展殖民地。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之一是培养更多的律师，不只是懂中国法律、在国内执业的律师，而且要有许多懂各个不同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律师。这是海外利益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当今国际秩序在主流国家能发生效果的防线。

最基础性的海外利益保护架构自然是国际秩序本身。中国正不断地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受益，但中国究竟为这种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贡献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并且在充分利用的国际秩序是过去几百年里逐步建立起来的，除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过联合国、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筹建之外，其他时期中国都以拒绝参与的姿态游离于世界主流之外。那些时期，中国不仅错过了发展的机会，而且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中国并没有对国际秩序的建立作出成比例的贡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许多方面讲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把中国从历来的不参与或被动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政策中扭转过来，变为主动参与世界主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到今天是中国为世界秩序的维护与改善作贡献的时候了，用实际行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发展也等于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海外利益。

具体可以做什么呢？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地参与联合国倡导的维和行动，派出适量的武装力量维护特定地区的稳定。我们许多人都非常反对美国和英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我也反对，但我认为中国应该像美国的盟国那样在战争之后向伊拉克派遣小数目的军队，以帮助维护社会秩序。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联合国要出台相关的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出兵伊拉克，并接管当地的部分政府功能。为什么中国也要出兵呢？因为中国不能再单纯地享受现有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而不为它的维护与改善付出努力。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却极少参与联合国倡导的维和行动，这与中国享受到的利益及影响力是不相称的。近几年虽然有改进，比如派兵到刚果、派军事观察员到科索沃以及派民事警察到东帝汶，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为了将来能有更多的发言权并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必须在维和方面作更大的努力。这种参与的意义倒不一定在于它的实际效果，而是在于其象征着中国也是世界大家庭里负责任的成员，不再游离于世界外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抛弃旧的思维方式，深刻理解美日欧盟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长远意义，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过程，在参与的过程中增进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及信任，缩小分歧和思维差距。中国应该更主动地向贸易伙伴表态，未来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活动。如果任何不良集团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也会加入到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行列中。世界上没有人喜欢战争，但是在国际秩序中少几个像萨达姆那样的暴君，对于中国海外市场的扩展以及资源的稳定供应而言应该是件好事。

伊拉克多国人质被杀事件层出不穷，因此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出现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劫持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总指望别的国家为我们冲锋陷阵。中国是个大国，就应该承担与其身份相符的责任，总寄希望于像原来一样免费地享受国际秩序的好处而不愿作出牺牲，已经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事情了。世上没有也不应该有免费的午餐，未来如果中国不为维护国际秩序进行相应付出的话，我们可能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搭便车”，但不应该总希望这样。

海外利益、和平崛起与软实力

很多人也许会问，除了派军队参与更多的维和行动，中国还可以凭借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呢？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思考软实力的培育问题。这就包括文化价值观上的趋同以及制度上的优势，重视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必须让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这种接受和理解是建立在朋友式的了解基础上的。

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范例。假设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那必定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虽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你我看待问题的方式相近，对于世界的理解相似，两人非常谈得来，价值观及文化偏好趋同。好朋友之间如果发生问题、纠纷，比如你开车不小心把我的车撞坏了一点，肯定不用多费工夫就能处理，解决成本会很低。如果我和你不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意识形态、价值观差异巨大，相互之间总怀疑，那么即使你只是碰我一下，我们很有可能也会打起来，会滋生出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可能运用软实力和世界进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趋同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秩序，并受益于此。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石油与资源安全问题，其实最好、最安全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中国的软实力。

我这里讲的文化价值观的趋同，并不是说我们要太多地改变自己，而实际上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之相同程度比我们能感觉到的要多得多。我在美国已生活了20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过交往，深切地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对于道德、友善、价值观等人性问题的理解是非常相近的，人们之间共性的成分很多，这也是中国和外国沟通的基础。政府可以做的包括适当调整在国外的公关方针，突出共同的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更应该思考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贸易发展对于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这应该是评判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合适的标准。

我们以这个评判标准来看待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就更有意义。

和平崛起这个理念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这是一种承诺，正因为任何国家都可以作各种承诺，最后世人信不信还得取决于该国的软实力及其此后的行动。中国必须更好地在软实力上下工夫，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承诺是可信的。为了让更多的国家相信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和相关国家有更进一步的认同和沟通，最大限度地增进双方的了解。了解越深，麻烦就会越少。这对于中国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很重要。假如外国人判断中国是个异类国家，那么他们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会很有顾忌，也不会被和平崛起这种承诺所打动；倘若外国人被中国的软实力所吸引，觉得中国也是跟他们同类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那样即使不提和平崛起，他们也不用担心中国的崛起。

就软实力的意义，我们还可以参考现代公司的公关战略的一些做法。现在很多公司都非常注重自身形象，都非常在意公关活动，有些广告也是纯粹为了树立企业形象，其效果良好，对产品的销售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并使社会对企业的形象有好的评价。那么，政府也可从企业的广告战略中学一些增强软实力的技巧。

具体而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应该在几个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比如，中国军队的发展方向应该有所调整。并不是说中国要做更多的军事扩张，也不是要通过建立殖民地的老路来扩大海外利益。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不是因为有了和平崛起的口号我们就要限制军队的发展。如果围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来谈中国军队的建设问题，现在中国军队的定位以及内部结构也应有所调整。中国军队一直以陆军为主，而陆军的作用主要是进行地面防卫，这样的军队结构只适合于闭关自守时期的中国。但现在中国的国家定位发生了改变，我们渴望更深入地融入国际秩序中去，可是军队结构却没有因时调整，从长远讲这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假设现在亚非拉某个遥远国家里，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被无端关押，财产被无理地剥夺，中国的海外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那个国家又没有可靠、可依赖的司法诉求机制，那么单单靠现有状态下的中国军队怎么可能去保护呢？

透过美国国防部2004年度预算的分配情况，我们发现其55%的预算投入海军建设，45%投入空军和陆军，要不是对伊拉克作战，美国陆军所占预算比例还会更低，这与美国军队的结构也相辅相成。但是有人担心，我们如果积极地加强军队建设很有可能引起周边国家的过分恐慌，周边国家甚至会要求美国派遣更多的武装力量到远东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又涉及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问题。假设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确确实实地相信中国的价值趋向、意识形态以及思维方式在总体上与它们不存在巨大差别，那么它们会相信中国发展军事力量不会威胁到它们的利益。认同感是消除误会的基础，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理解。“中国威胁论者”最怕的是中国还像以前那么意识形态化或者让民族主义走过头。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两个邻国中的一个为了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非理智的事，而另一个则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改进人民的生活上，那么后者当然会感到威胁。为了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军事所产生的怀疑，就应该更多地与它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沟通，这是公关问题，是软实力的提升问题。

提升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那么，我们应该在哪些可操作的层面上与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沟通呢？

我想有几个方面。比如，我们应该让外国看到中国的政策制定是个理性、透明的过程。政策制定过程的理性化和透明化程度越高，出现随意性的极端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小，那样即使中国或其他国家有了强大军队，别国也不一定会怕。这里，过程透明最重要，因为一旦过程透明了，一方面决策者会更慎重、会想到如何向社会解释，另一方面社会团体和专业人士都可参与到讨论中，毕竟多数人在多数时候是冷静和理性的。西方人通常认为，集权政府和专制政府是最不安全的政府形态，掌控集权的人或独裁者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类似萨达姆下令侵略伊朗和科威特，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不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

中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在政府决策机制上已有很大改进，透明度增加了很多，这些本身都为政府在海外的进一步公关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倘若中国在推进海外利益的过程中确实和西方国家产生矛盾，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双方如何在利益上进行平衡？具体而言，企业怎样做？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企业和政府怎样互动？

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派遣律师来解决，至少要是具有律师思维的官员。企业有企业的律师，政府也要有政府的律师。律师的职业原则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冲突。冲突双方都冷静地阐述各自的诉求，进而寻找利益的切合点。对于企业家而言，一旦在海外出现问题，应该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律师，中国企业家要懂得聘请和使用本地的律师。

政府应该在大的外部环境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保护框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外国政府、公众、媒体、企业等不同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同，另一方面运用外交手段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创造良好的经营空间，政府不要干涉企业在海外的事务。外交部也应该在一些方面有所转变，原来的中国外交完全服务于意识形态，但现在中国外交应该更多地服务于经济，或者说外贸。外交部在官员培训方面，应该增加经贸知识以及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历史的训练，外交人员的配置也应该强化商务法律方面的知识。如果驻外使领馆中与经济贸易有关的人员不多，那么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拓展就不会容易。

致谢

本书收集了我在2007年中期之前写的相关文章，其中一些从表面看与“财富创造”不相关，但细看它们都很相关，这也是现代财富观的特征。各篇文章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因此，即使挑着读，也不影响其可读性。由于这些文章起初是为不同媒体而写，因此除了注释所用数据资料的来源之外，没有能够一一列出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这是本书最大的遗憾，希望各位同人能够谅解。

在本书各章的写作中分别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人的帮助，比如李利明、文冠中、龙登高、张磊、朱武祥、王永华、张维迎、林毅夫、卢峰、陈平、熊鹏、石明磊、韦森、陈雨露、梁晶、吴冲锋、李玉、谢平、王巍、徐林、周年洋、汪姜维、张信东、李云龙、周程、刘凌云、冯玉、赵灵敏、谷重庆、曹惠宁、范文仲、李健、石宏、岳峥、曾人雄、袁为鹏、彭凯翔、孙涛、周克成、岑科、宋澄宇、张福山、高平阳、杜凯等。还有许多其他朋友，这些朋友时常是我文章的第一读者，他们因为是我的朋友而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茅于轼、吴敬琏、袁伟时、朱学勤等老前辈也时常给后学以指导，这是我一辈子的荣幸，不甚感谢。另外，特别感谢李利明，他是本书内容的总编辑，纠正了本书初稿中的众多错字，提高了可读性。当然，我也要感谢《经济观察报》、《新财富》、《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日报》等杂志与报纸读者的支持。

最后感谢我的夫人王蓓、女儿陈晓(Tiffany)和陈笛(D. J)多年的支持。为了收集书中用到的和没有用到的素材与数据，我时常不能花时间跟她们在一起，让她们多次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