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蓝图

10~15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在都会发生一些巨变。不论你从5岁幼童长成20岁青年，从25岁新婚燕尔到40岁步入中年，还是从50岁处于事业之巅到65岁为人祖父母，你的智力与体态、需求与愿望、环境与前景都会发生很大变化。15年内，一个社会发生的变化通常要比个人小得多，因为社会发展往往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尽管偶尔发生的战争或经济泡沫等重大事件会迅速改变一个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但是只有那些极少出现的、超越任何国家或其领导人控制能力的更加深远、更为强大的力量，才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无论是新兴力量颠覆人们的生活方式，新兴技术取代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还是一个超级大国骤然衰落，此类重大变革往往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然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以上三种结构性变革正在同步发生。

三种巨大的全球性力量正在重塑目前社会的发展形态。第一种力量是全球性人口变迁。过去半个世纪，所有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变迁。13世纪一场瘟疫夺走了四分之一欧洲人口的性命，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又使得多个国家不计其数的年轻男子死于非命。然而，今天在大部分国家，伴随着老龄人口空前增多的，却是相对就业人数的空前减少，这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这将对不同国家的发展速度、各国政府满足亿万新增老龄人口生活需要的基本能力两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种力量就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极其复杂的资金、资源、产品及消费需求的全球网络飞速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世界范围内贸易与交通突飞猛进的几个时期，其中尤以17世纪的航海探险和19世纪晚期电报及电力技术的传播最具代表性。如今，新兴信息技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产生影响，我们正经历着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变革。目前，WTO组织的148个成员国都已同意开放外国投资，允许外资企业公平竞争，这将使得我们所经历的变革更为广泛、更加深入。面对来自同时拥有先进技术和大量廉价熟练劳动力这一空前综合优势的中国及印度的激烈竞争，欧洲、日本及美国的大多数国民是生活幸福，还是勉强度日，这将取决于本国政府能否在WTO协定下找到繁荣经济的成功途径。

第三种力量来自苏联解体及其欧洲帝国和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强大帝国及其意识形态的骤然瓦解，但是，只有当时世界上无可匹敌的罗马帝国这样一个军事、经济超级大国的衰落才能与苏联解体相提并论。当然，罗马帝国的兴衰历程与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并不合拍。而且，以往帝国解体也没有导致今天发生的这种地缘政治变化——苏联由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摇身一变，成为动力超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从大西洋国家的世界性政治中心沦为太平洋地区的边缘国家。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冷战及冷战思维已经随着苏联解体而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今后15年的地缘政治生态将由这些非凡变化共同主导。

这些发展变化及其综合与交互作用，必将对所有主要国家的发展进程和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没有哪个国家或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当然，严格说来，这些发展变化并不能准确地决定某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今后15年，战争与结盟、繁荣与衰退、社会进步与暴力冲突还是都会发生，它们无一不是起因于今天谁都无法预料的不计其数的国际决议和重大事件。但是，无论世界未来的准确情形究竟如何，其发端与结局都将受到上述三种伟大力量的深刻影响，这个过程已经悄然展开。

这些力量作用强大，根源在于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过去几十年，数十亿人实行计划生育，大部分国家人口结构因而逐渐改变，由此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老龄化。当代全球化发生发展的根源及其并未半途而废的原因，都是基于类似的基本要素。今天我们知道，全球化源自以下因素：千千万万工商企业对海外出现的大量低薪熟练劳动力做出响应；发展中国家对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吸引力不断加大；生产工艺取得突破，各大厂商得以在遍布全球的不同工厂生产零部件；信息技术广泛传播，管理、协调全球网络成为可能。美国取得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原因，不仅在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苏联解体，而且在于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比别国更加强大的决心持之以恒，以及日本和欧洲列强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这些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就像能源一样，为其提供强大动力。

今后，面对这些历史性力量带来的巨大压力，任何国家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加以应对，舍此几乎别无选择。世界各国可以制定政策，改变大多数国民和企业的行为方式，以此影响这些力量的作用方式。不过，需要假以时日，这些改变才能实现，至于对未来发展产生深层影响，那还?要更长时间——据我们的判断，至少需要10~15年。这些变化存在多种潜在可能，因而限制了我们对从现在到2020年这个历史阶段的准确预见。

比如，今后这个阶段，由于人口变迁的强大冲击，世界主要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各国的居民储蓄比例和经济增长速度大受影响，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难以为继，这是无法改变的变化趋势。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需要放松移民限制，以此弥补生育低谷造成的劳工短缺，也要缩减国家养老及医疗义务，以保持其可持续性。如果这些改变很快实现——今天一点也看不到发生此类变化的迹象——未来10年，我们就能感受到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前期效果。类似地，法国、德国及日本现在就应该进行艰难的经济改革，这是保障他们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更加成功地扮演各自角色的必要措施——法国起码已经在讨论这个话题——但是，至少需要10年，才能见到改革措施对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国民收入水平及生产力发展程度产生实际效果。今后，假如中国出现严重社会动荡，延缓现代化进程，或者美国转向经济闭锁，那么，中美两国在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形成的强大合力也会瓦解。不过，10年之内，在全球化进程中，中美两国扮演的关键角色不大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地缘政治方面，很多人相信，从现在开始，中国和欧盟都会永久性地把军费预算提高到现在的两倍甚至三倍。这不大可能，因为这样做会延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让欧洲各国面临的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压力更是雪上加霜。即使他们真的会这么做，依靠这种规模的军费预算，哪怕是在地区事务方面，要想具备成功挑战美国强权的军事实力，那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展望未来一代以至两代人的发展前景，可以预见许多国家必定发生深远变化。我们无法确切知道，2035或者2050年，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人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未来10~1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唯一超级大国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果逐步显现，这些力量足够强大，影响深远，无法改变，为今后世界发展进程描绘出了独一无二的全球蓝图。

人口变迁带来的剧烈震荡

事实上，每个国家今天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都在增长。历史上，同一时期内，类似的人口结构变化只会偶尔发生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因为战争或瘟疫常常会夺走一部分年轻人的生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法国的青年男子分别减少了大约10%，高达300多万。爆发于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波及10多个国家，据称导致3 000万人死亡，而死者主要集中在15~35岁年龄段。而这一次，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一样，先是经历了超常的生育高峰，紧接着又迎来超常的生育低谷，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回。然而，这种人口变迁的成因及其导致的经济后果，在各国却又不尽相同。

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美国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亿万夫妇选择了晚婚晚育，而一旦世界重归和平，经济日趋繁荣，他们反而比上一代人更愿意多要孩子，由此形成了最初的生育高峰。几乎与此同时，很多欠发达国家也迎来了生育高峰，不过其成因与发达国家并不一样。在这些国家，由于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改善，新生儿成活率空前提高，因而出现人口膨胀。在欧洲、亚洲和北美地区，人口膨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医学进步正在不断提高人均寿命。1960~2000年，美国、日本及欧洲的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7~13年，65岁以上老人平均活到83~85岁，而同一时期，中国人均寿命差不多翻了一番，从36提高到70岁。

然而，到了下一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妇女工作机会，不断增多，而婴儿养育开销却越来越高，再加上避孕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全世界妇女宁愿少生孩子，这一系列本不相干的因素最终导致生育高峰戛然而止，其交相作用造成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自19世纪早期开始形成的一代又一代稳定而有序的人口结构急剧变化。

一个家庭，几十年来，如果夫妻双方的收入持续增长，然而，一方却在一夜之间丢了工作，而另一方也无计可施，结果会怎样呢？首先，这肯定是一场家庭危机。日常饮食更加简单，度假次数越来越少，所开汽车越来越旧，抛锚频率越来越高，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教堂或学校助人为乐。最终，甚至婚姻也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宣告破裂，而这个家庭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其表现几乎必然受到影响。

如果这种危机发生在一个国家，结果也是一样——此时，那些能为国家提供从食品、药品到教育以至尖端武器的有工作能力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那些失去工作能力、期待政府帮助的人却在持续增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的生活状况也会在各个方面不断恶化。从事生产者越来越少，而接受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结果就是税收增加、投资减缓。投资减缓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变慢，甚至停滞不前，更糟的是税收还要不断提高。由于国民收入增速减缓，加上人们对提高税收的天然抵制，政府在国防、教育、医疗、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投资就会越来越少。

人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可是我们并没能彻底预见由此导致的终极后果。自从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那篇著名的人口论文开始，人们就一直担忧不已的就是，许多国家今天经历的这种人口膨胀，远在生育高峰出生的那批孩子成年之前，就已经造成国家资源匮乏、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文现在已经少有人读，但是他的人口假说还是与很多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近至上世纪70年代，美国科学院与联合国共同发出警告：由于世界人口激增，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将会因此恶化。由约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feller 3rd）牵头的总统学术与公务员委员会也宣称：“我们的结论是，人口持续增加对国家并无益处，只有放缓增长步伐，实现人口零增长，才能争取时间解决由此累积的各种问题”。这些人与马尔萨斯一样，忽视了新技术创造新资源的巨大能量，低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增人口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也不明白社会、经济本身具有应对形势变化的良好自我调节能力。

面临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的困境，一家人其实可以有所作为。比如，父母可以重回学校，学习新技能，找到好工作；也可以联络兄弟姐妹，集中财力，同舟共济；或动员长辈削减医疗开支。尽管一个国家在这种处境下必须兼顾其他因素，不过也跟一个家庭一样，可以积极应变。在美国，整个社会已经掌握了新的应对本领：政府加大投入，企业家雄心勃勃，科学家兢兢业业，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因此，生产者虽然减少，生产力反而持续提高。中国同样选择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并且走得更远。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冲破革命思维与极左意识形态的藩篱，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模式，毅然开?保守落后的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当今世界，美国、中国、大多数东亚国家及一些欧洲国家都在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投入，并且也都取消了对外国制造业的限制，实现了完全开放。

由于上述变化，美国制造业最终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欧洲与日本也是一样。有所不同的是，欧洲与日本继续实行产业保护，而美国由于取消保护，导致制造业竞争更加激烈，工作压力不断提高，从而使得大批制造业工人转向其他行业。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为应对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人年老退休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美国政府扩大边境开放，吸纳大量移民以补充劳动力，而其他发达国家则依然国门紧闭。在中国及东南亚，数以亿计的国民由于这些急剧变革失去了传统的谋生手段，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个地区新生儿的低死亡率导致了平均生育数量的减少，因而千千万万亚洲妇女也选择外出工作。

一些国家因为政策得当，已经成功地把人口膨胀转化为经济奇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国家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国民身体素质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到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就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爱尔兰的生育高峰比东亚及欧洲其他地区来得晚一些，自90年代早期开始，以“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闻名的爱尔兰成为全欧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很多人把爱尔兰的这一经济成就归功于政府对外国IT企业降低税负、放松管制，但也有经济学家指出，80~90年代进入市场的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增劳动力为爱尔兰经济发展做出了40%的贡献。

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周期变化对国家政策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韩国、爱尔兰等小国，由于经济持续繁荣，即使生育高峰出生的那一代人年老退休也足以保障他们衣食无忧，然而，那些对人口增长没能因势利导的国家却是麻烦缠身。德国、法国、日本及多数拉美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十分稳定，不太容易利用新技术创造新岗位，因而忽视了新增人口的就业需要，或者把他们当成负担，再加上这些单一民族国家也不欢迎外来劳动力，所以过去15年，日本与大多欧洲国家都没能分享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未来15年，这些国家的高峰人口一旦大量退休，国民经济必将遭受重创，而少有回旋余地。拉美国家生育高峰出现较晚，今天正赶上大量劳动力涌入市场，这些国家应对后续问题虽然尚有时日，但其前景更加悲观。在拉美地区，由于两代军事独裁政权都不重视国民教育，拒不实行现代化政策，留给继任者的必然是经济增长迟缓、政局动荡不稳。

各国发生的这些变化，以及为此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正在对世界各地的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产生强烈冲击。在日本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劳动力已经因为生育低谷而开始持续萎缩。除非通过发展机器人技术造出大量机器工人，否则，今后15年，单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就会降低储蓄，减少投资，全面影响经济发展。而在其他主要国家，劳动力会持续增加，但增速也会逐渐减缓，因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日本和欧洲所面临的问题，不过程度要温和得多。以美国为例，从现在到2020年，通过大量引进两代高素质移民可以大大减缓人口减少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东亚、东南亚或者还有印度，这些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大幅改善医疗条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从而延长国民工作年限，提高生产力水平，以此化解生育低谷带来的种种问题。今后几年，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不管增多还是减少，高峰人口年老退休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显著的。未来15年内，上述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会达到35%~60%，政府不得不因此提高税收以扩大公共支出，甚至为支付老年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而不得不面对巨额财政赤字。在这些国家，由于纳税人数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国民财富缩水，政治观点分歧日益加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最终难保不会导致激烈的政治冲突。

全球经济新气象（1）

世界主流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这成为改变未来社会生活形态的第二个重要历史性因素。过去30年，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持续增长，增长速度达到各国国内贸易与投资总额增速的两倍，全球经济因而呈现全新气象。到2020年，欧洲人、美国人和亚洲人衣食度用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将主要来自那些发展速度快、工资水平低的国家，这些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波兰、罗马尼亚、突尼斯以及加纳等。在罗马尼亚，目前已经有雷诺、大宇以及戴姆勒—克莱斯勒投资生产汽车，有惠普和IBM生产计算机零部件，而宝洁、高露洁和可口可乐也在这里大展宏图。欧美人喜欢的可口可乐、固特异轮胎、宝洁化妆品也很可能产自墨西哥的生产工厂，先锋食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及可口可乐公司也都已经在加纳投资生产。

20世纪90年代学者与政治家们开始谈论全球化，然而，追本溯源，全球化其实从7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发达国家内部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开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几百年的新特点。导致国际贸易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终止二战之后形成的固定汇率机制。西方跨国公司因而第一次实现了海外利润的自由兑换，而货币汇率此后也随着市场需求而灵活浮动。改变国际贸易特点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就在同一时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把原油价格提高了三倍。各大公司在削减成本的同时，纷纷睁大眼睛，在那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因为在这些国家，除了石油，什么东西都比西方便宜得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海外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欧美公司大大拓展了海外事业。由于人口增多，医疗条件改善，教育程度提高，这些国家从而拥有了技能熟练而工资低廉的大量劳动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西方跨国公司已经在整个东亚地区广设工厂，输入技术。由于投资转移，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始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岗位，而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奇迹却应运而生。

但是，那个年代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因为当时国际经济联系主要发生在两大阵营内部，而两个阵营之间少有往来。一个阵营称为“自由世界”，主要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要向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石油、矿石、食品等产品，而发达国家之间交易的则主要是深加工的精细产品。另一个阵营包括苏联、东欧、中国、印度和古巴，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模式与“自由世界”内部大体相当。在长达50年的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彼此对立，经济上几无联系。

20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彼此隔绝的两大阵营突然瓦解，因而改变了国际经济的基本形态。首先，1989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经济阵营由此瓦解。欧美及日本的各大公司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当时正忙于解决大量新增人口的教育问题。对西方公司来说，不到十年时间，就获得了亿万劳动力资源，而其工资成本比雇佣本土工人，甚至也比雇佣亚洲新兴国家和拉美国家工人低得出奇，这在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到199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举步维艰，国有垄断企业的低薪熟练工人生产不出西方人肯买的产品。随着共产主义在其诞生地轰轰烈烈地失败，市场经济成了这些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唯一选择。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主导全球谈判，建立了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技术上说，WTO只是取代了原来的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各国在GATT框架下为削减关税和配额已经谈判了50年。成立之初，WTO就雄心勃勃，目标远大，这是因为美国及克林顿总统坚信全球化潮流不可避免，全球性投资、全球性市场、全球性技术转移必将造福全球。

1995年1月1日，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巴西、韩国、孟加拉、肯尼亚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74国正式成为WTO首批成员。有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参与，WTO成立伊始即开展谈判，签署协定，协定涵盖各国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要求各成员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履行各自义务。各国必须同意逐步取消限制外贸进口和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实现从家具制造到政府采购、从半导体生产到电信运营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开放。各成员国甚至还得同意修改法规，清除壁垒，给予外商国民待遇，确保外资、内资企业公平竞争。WTO要求的底线就是，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必须取消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政府对于国内产业的补贴和保护。

WTO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必须抛弃国有企业的垄断体制，在各个领域全面开放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与本国企?的公平竞争。相形之下，中国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印度，结果是中国经济动力强劲，而印度恐怕在二三十年内难以赶上。另外，随着中印两个大国和其他数十个小国国内市场基本放开，新兴IT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大大强化了这些市场的开放程度，欧美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如今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实现资本及经营的洲际转移，从而使得这些公司的供应商、分包商和消费者遍布所有发展中国家。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既极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建设现代化工厂和商务机构的能力，又极大提高了西方公司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的移植能力。但是，诸如IBM及全球著名阀门制造商瓦特水利科技公司（Watts Water Technologies）等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投资商，并没有从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早期合资企业获得多少利润，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运输手段原始粗放，政府官员任人唯亲，劳动力虽然便宜但很不可靠，本土传统商业习惯与西方现代经营模式冲突不断。不过，渐渐地双方都学会了彼此理解，相互适应。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所独有，在亚洲其他地区和欧洲中东部地区也是一样。到2000年，在那些拥有无限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掌握尖端科技和经营方式的西方公司早已合法而高效地运作了，因为他们雇佣的大量劳工已经掌握了基本生产技能，而其期望工资又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鉴于WTO在引发全球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并且考虑到这些已经和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剧烈程度，WTO每次召开年会时，遭到抗议实在不足为奇，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抗议并没有愈演愈烈。

有了世界所有主要国家的参与，全球经济新态势必将影响到WTO成员国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命运。到2020年，发达国家的重工制造业将会大量消失，不管哪个牌子的汽车、钢铁、电器，其生产都会从西方国家永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运输成本高的重工产品会在那些临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生产，比如中国之于日本、土耳其之于欧洲、墨西哥之于美国，其他大部分制造业产品会在中国及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这样的国家生产。当然，全球制造商仍然会在西方国家保留立足之地。因此，欧美与日本的汽车及计算机工厂并不会从本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彻底消失。然而，到2020年，欧美和日本将会失去那些与中国等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直接竞争的制造业岗位。

全球经济新气象（2）

如果你对全球化导致岗位减少的杀伤力有所怀疑，不妨注意这样一个数据：2001~2004三年间，美国丧失的制造业岗位达到2 300 000个，比20世纪7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美国传统重工业地区“产业衰退”（“ rust-belt deindustrialization”）期间减少的岗位数量还要多。2003~2005年，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而电子电气设备制造商、汽车及运输设备制造商和计算机设备制造商却关闭了600多家美国工厂。而今，谁也不会再把汽车轮胎制造厂搬回托莱多，也不会再把重工机械制造厂搬回利物浦。面对资本外流，欧美国家的政客及其政党不管如何夸口，其实都无力回天，他们能做的最多不过就是对这股强大力量妥善应对而已。

从现在到2020年，全球化也将在服务业领域展现神奇魔力。今天，庞大的全球商业金融网络已经从芝加哥、纽约、法兰克福和伦敦拓展到上海、台北、班加罗尔及布达佩斯，这为服务业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计算机软件技术不断进步，各大服务业企业得以像制造业那样将其业务分解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成本低、效率高的外包商。在服务中心、技术研发以及软件开发本身等服务业领域，这种业务分包模式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在商务、金融及医疗保健等特定行业，借助计算机软件，技术水平较低的从业者一样能够胜任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软件已经承担了税务申报、财会记账和医学检查等行业的绝大部分技术性工作。到2009年，计算机软件的应用将会覆盖库存管理、医学诊断、工程设计及法律分析等更广泛的领域。服务业跨国外包的唯一障碍就是语言问题，因此，美国服务业外包商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印度，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各大公司则首选中欧地区。

展望未来15年，可以预见，服务业的全球化会比此前发生的制造业的全球化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不论对商家还是对消费者，全球化都会导致许多个人服务和商务服务价格全面下降，正如全球化已经导致汽车、DVD、电视机、计算机等工业产品价格大幅降低一样。这种变化所蕴含的经济意义是异常深远的。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占到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强，对比鲜明的是，制造业的平均份额只有五分之一。世界各地市场已经为服务业的腾飞做好了充分准备：今后15年内，中国、印度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将会急剧增长，而经济学家通过长期观察发现，随着收入增加，人们的服务业消费比重会不断提高。

软件开发业暂时还没有卷入这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浪潮，这会极大增强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力。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终究应该归功于IT产业的推动。IT技术迅猛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计算机及相关存储设备和传输设备等硬件产品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亚洲国家生产，从而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但在软件开发和信息服务领域，由于人力成本节省而导致的降价现象还没出现，因为这些业务目前仍然依靠发达国家的高薪雇员完成，这些雇员主要集中在美国东西海岸及爱尔兰、芬兰和德国，近来也可以加上几个印度城市。

但是，且慢。今后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这些工作岗位一样也会转移。由此带给美国人的好消息是，新开发的软件产品价格将会降低，欧洲人与日本人多少也能分享这一利好。但是，这也同时会对西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计算机造价降低，导致西方国家信息技术普及，相形之下，有些行业却是远远落后了，医疗和教育两个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软件价格降低，这些落后行业就可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例如，在所有发达国家举足轻重的医疗和教育行业，如果能够像金融业和制造业一样利用IT技术提高效率，对于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是极其有利的。利用IT技术实现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也可以提高国民享受的医疗服务质量。正如美国著名医药销售商Medco公司资深执行官约翰·迪瑞斯科尔（John Driscoll）所说：“对于那些耗费大量医疗资源的真正患者来说，往往是初诊医生对病情了解最多但能施与的治疗甚少，而那些专家虽然知之甚少却不得不倾力救治。”

借由计算机普及的早期经验，可以预见，医院、大学、培训结构以及千千万万小型服务公司将来一定会因为计算机应用的深入而加强竞争、提高效率，这将迫使从业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起码，在那些竞争不够充分的领域，竞争激烈程度必然会大大加强。这样一来，从门诊部到干洗店，从快餐馆到观光团，所有这些服务行业的既有业务将会继续降价，新型业务也会不断推出。结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从业人员势必因此丢掉饭碗。

制造业的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随之而来的服务业全球化必将在此基础上产生更加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就像这个半球的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另一个半球就会刮起飓风一样。我们今天正经历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庞大的中国完成了出口工业的现代化，给世界各国的就业和薪酬带来了新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放松了服装生产和家具制造等许多领域的行业管制，外资随之大量涌入这些行业，中国服装和家具制造业生产力由此大幅提高，韩国和泰国的竞争对手随即遭遇惨烈竞争。面对竞争压力，韩国与泰国的相关公司有的能够奋发图强，立于不败，有的则一筹莫展，束手缴械。那些无利可图的资本和技术随之转移到电子和医疗设备等其他行业。有了更加雄厚的资本和更为先进的技术支持，韩国和泰国一流电子及医疗设备厂商运营效率持续提升，新产品不断推出，与德国和美国同行展开了更加激烈的竞争。过去10年来，在许多国家、许多行业，这种情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不管在地球上哪个角落，几乎人人都能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市场竞争。

未来10年，同样的进程必将扩展到许多服务行业。

全球经济新气象（3）

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也会遇到阻力，那就是竞争日趋白热化带来的就业和薪酬变化。今后，很多企业将会发现，即使医疗费用和能源成本不断上升，他们也很难提高产品和服务价格，为了压缩成本，只能想方设法减少工作岗位，降低工资待遇。这恰恰就是过去5年来欧美许多企业的实际经历。应该说，这些国家近几年经济增长相当不错。然而，即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过去5年，欧美国家无论是工人工资收入，还是新增就业机会，不是原地踏步，就是每况愈下。随着服务业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未来10年左右时间内，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工作岗位增长缓慢的趋势会越发明显。在欧美发达国家，数千万缺乏专门技能的从业人员再也不能依靠经济增长来保证自己的高薪岗位了。

面对如此压力，一个国家依然可以像个人那样有所选择，对于全球新环境完全可以准确把握，努力适应。在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和英国做出了不同于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选择。许多欧洲国家往往对全球化抱有很强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的强度从去年（2006）法国爆发的骚乱中可见一斑，法国政府只是发布了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法案，允许企业解雇工作不满两年的新员工，结果法国青年就发动了暴力骚乱。很多欧洲国家对于全球化视而不见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的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欧盟内部或者是和美国、日本之间。而美英两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则要大得多。说是殖民时代文化偏见的历史遗留也好，说是习惯使然也好，反正许多欧洲人依然认为世界其他地方都是穷乡僻壤，根本不屑一顾，发达国家海外投资结构恰好印证了这一点。2004年，整个欧洲只持有7%的发展中国家公司股票，其中3%在德国人手里，而美国和英国持有的发展中国家股票比例分别达到23%和20%。这些国家对华投资规模对比尤其鲜明，日本和美国一直都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而德国在华投资额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五分之一，至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更是远远落后。欧洲大陆的这个尴尬纪录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他们经济观点的不和谐，因为新兴市场的表现常常优于欧洲本土市场。

对一个国家而言，选择哪些地区作为贸易和投资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企业甚至这个国家学会融入另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到2020年，美国和日本通过大量对华投资和经贸往来，对中国将会进一步加深了解，增强联系，进而建立起一个遍布中国的由供应商、分销商和管理层构成的庞大网络。在中国这个飞速增长而又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美国和日本企业为保持强劲竞争力，必须小心翼翼地积极应对，他们只有不断推出新产品、提供新服务甚至采用经营新模式才能生存下去。美日公司融入中国这类新兴市场的程度如此之深，不仅提高了在华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这些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也一样随之提高，这将最终改变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经济形态。如果欧洲大国依然不能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保守姿态和贸易、投资格局，那么到2020年，他们将不得不疲于应付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

届时，发达国家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简单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必须集中精力实现以下目标：激励国外工人努力工作，制造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品网络，搞好财务、营销和配送管理；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个性化。对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如何促进创新是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增长放缓，税务负担加重，再加上老龄人口增多，劳动力萎缩，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自由竞争的不信任，而自由竞争恰恰是推动创新的强大动力。爱尔兰、瑞典和芬兰等少数欧洲国家的局部前景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已经展现出发展世界一流新技术的非凡能力。

人们往往认为英国比法国和德国更倾向于放松管制、支持创新，两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托尼·布莱尔也都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很好，但是，很多东西也只是说说而已。我在1999年对此有过切身经历：那一次，布莱尔政府的办公厅主任邀请我（时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就美国如何利用新技术大幅提高生产力这一问题，向首相经济顾问们介绍经验。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译者注）一个阳光明媚的会议室里，我向他们阐述了竞争，尤其是来自新兴公司的竞争，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强调正是竞争导致了IT尖端技术的飞速发展，并继续推动其他行业不断改变自身经营方式，以便更好地利用IT新技术。布莱尔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提出了很多追根究底的问题，不过，讨论结束时，他们承认，大多数英国人非常不欢迎这样的竞争。两年后，布莱尔的幕僚又向我寻求跳出英国生产力缓慢增长怪圈的妙方，我告诉他们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消除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和市场管制形成的创业障碍。结果，我再次听到英国高官们抱怨政府和国民对全球化所需要的赤裸裸竞争抱有根深蒂固的讨厌情绪。

相形之下，美国的发展前景总体说来依然看好。利用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科技研发网络，美国企业应该能够继续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创造、开发出更先进的技术和服务。事实上，美国企业脑力方面的投资已经接近工厂、设备和土地等硬件设施的投资。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已经学会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够承受市场环境不对等造成的工作岗位不稳定，而大多欧洲人和日本人做得还很不够。这种差异必将推动美国企业持续提高生产力，继续领先其他发达国家。反过来，这一优势也会使美国继续保持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到2020年，美国依然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并将继续对世界各国发挥最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对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千千万万公司雇员来说，全球化将会继续危及他们的工作岗位，这是谁都无法阻挡的。以美国为例，1997~2003六年间，就有500多万人加入失业大军。2003年，美国这类结构性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芝加哥以及加州的弗雷斯诺（Fresno）和萨利纳斯（Salinas）等城市，波及从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到计算机生产和管理服务等多个行业。在美国，由于国内市场相对自由，新技术持续发展，新企业不断涌现，因而可以为千千万万失业工人提供更多择业机会。但是，下岗工人即使找到新工作，薪酬往往也会大幅降低，对本人及其家庭而言，工作变动终究是一个残酷现实。那些上了年纪的失业工人尤其痛苦，退休金大幅缩水，晚景堪忧，尊严尽失。个人前途已经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面对失业大军，政府不可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计划措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找到跟原来差不多的工作，更不能指望通过“重新培训”找到比原来更好的工作。如果哪个政治人物宣称，政府通过某项新法案或什么新计划，就能莫名其妙地保证面临失业的工人正常生活，免受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颠覆之苦，那么，广大失业者完全有理由报以愤怒。

中国是另一个抓住全球化机遇而能善加利用的主要经济体，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熟练劳动力将会继续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向中国转移。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程度而言，中国是唯一能与美国媲美的大国。到2020年，中国完全能够利用引进的资金、技术和本国廉价劳动力，发展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两大经济体之一。不过，在中国我们一样会看到亿万家庭因为全球化进程而付出巨大代价、背上沉重负担，广大农民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大批工人无奈放弃养家糊口的国企铁饭碗。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并没有失业补偿金帮助失业人员度过难关，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也是十分有限。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如果印度也打算以中国这样的速度和广度实现现代化，那也不得不把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当今世界上效率最低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中印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农民除了卷起铺盖进城打工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在城市一般都能找到工作，至少是青壮年都有活干），而印度农民因为拥有基本的政治自由，不仅可以宣泄愤怒和痛苦，还能减缓甚至阻止整个现代化进程。

尽管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现代化成就光彩夺目，尽管中国20年来全面增长的经济纪录令人称奇，尽管许多西方评论人士对中国经济走势热情赞扬，但是，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优势绝不能说安然无忧。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比亚洲其他地区、拉美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部分非洲地区人民更加贫穷，因为缺乏基本的制度安排，中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经济体系所必需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中国的财政金融制度粗放落后，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抵押贷款和法人证券市场；物权法、合同法、破产法等法律条文随意性很强；除了沿海城市，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不是破败不堪就是行将崩溃；能源生产技术及运输方式也良莠不齐；大批劳工无法享受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即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最强的制造能力，这种能力大多也是国外直接转移过来的。到2020年，中国是要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世界经济强国，抑或仍然只是一个专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生产场地的穷国，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严肃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10年或15年内完成其他现代化国家良性发展所经历的经济、社会变革，同时以不牺牲经济快速增长为前提，因为中国领导人确信，经济增长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所在。

共产主义之后的地缘政治新格局

苏联解体引起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调整，这是影响今后15年全球发展的第三种历史性力量。这一事件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其影响的广泛程度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苏联解体启动了中国彻底抛弃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经济腾飞和军力提升创造了条件。苏联解体，中国崛起，这也使得世界事务的焦点转向亚洲，而欧洲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地位则日益边缘化。

冷战时代，军备竞赛紧锣密鼓，整个世界一直笼罩在由冷战变热战的危险之中。然而，当代地缘政治的短期走势将会受到两个新条件的约束。罗马帝国之后，1 500多年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无与匹敌的唯一军事、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以世界最大的经济、市场规模为依托，以相当于其他各国总和的军费支出为后盾，即使亲密盟友出面反对，美国依然可以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丝毫无损于其军事、经济优势。即使伊战以失败告终，今后面临同样情况，美国仍然有能力再次出兵，而其军事、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一样不会被撼动。

由于没有对手，唯一超级大国就形成了自己的垄断优势，因而改变了世界政治冲突的传统模式，至少在那些至关重要的国际事务上，这种改变已经有所显现。由于全球性贸易、资金、信息网络的紧密联系，千百年来人们第一次发现，国际冲突不再发生在世界强国之间，而是主要发生在休戚相关的主流国家与少数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国家之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15年来发生的历次海外战争就是这种变化的最好说明，几乎所有的海外军事行动都是美国发动的，而卷入冲突的当事国差不多都是尚未步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它们分布在加勒比海岸（海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索马里和塞拉利昂）、巴尔干半岛（科索沃和南斯拉夫）、中东地区（伊拉克和科威特）、中亚地区（阿富汗）以及西南亚地区。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例外，那就是同样自外于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国家之间因为领土纠纷而爆发的战争，主要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邻国之间的边境战争。不过，在这些战争冲突中，美国都不是直接卷入的。

地缘政治新格局的另一显著标志是，旨在帮助已经进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管理经济事务的国际机构渐次兴起，这些机构主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欧洲联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已转变职能，致力于帮助各国应对商品、服务、资金及创意思想的全球性流动带来的冲击。不过，日益壮大的反全球化声浪却也正是由这些组织本身引发的，或许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名称、宣言和年会为反对者提供了很好的抗议靶子吧。就像最近对于传统知识产权的攻击一样，这些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打算让最先进的盗版和仿造行为合法化，从而可以任意抄袭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大量生产（甚至出口）仿造产品。在世界各地，WTO也是饱受质疑，但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两类人群。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保守分子，他们把随全球化而来的西方产品和企业组织视为对其固有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极大破坏，甚至时常担心危及本国政权。在欧洲和美国，WTO也招致猛烈抨击，1999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召开的世贸组织年会就差点因为反对者抗议而流产。这些抗议者多数是社会主义福利化运动突然失败的弃儿，面对新环境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机会，因而极力抱怨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平。

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另一显著标志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抬头。以美国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军事大国为主要目标，国际恐怖主义已经从局限于各国境内活动，发展到跨越国界活动阶段，跨国恐怖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全面排斥全球化，他们把以暴力手段反对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正当使命。这些恐怖分子在发展中大国很难找到长期反对WTO和WIPO的同盟军，但是他们在伊斯兰国家极力宣称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宗教原因以博得同情，而一些国家通常默许这些活动，有时甚至提供必要支持。

一个大的疑问依然存在：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是否已经因为全球化网络的形成和国际机构的建立而宣告终止了呢？答案是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在一个时期内仍然不会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时刻准备主导国际秩序，这种情形就将持续下去。但是，以朝鲜和伊朗为代表的自外于全球化的少数国家一定会发现他们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冲突将会日益公开化。不过，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不大可能发生。虽然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迅速提升，但是中国要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与美国匹敌的军事、经济对手，至少还需要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当然，到2020年中国很有可能在本地区确立强国地位，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以至整个西半球都不会成为中国的军事范围。不过，在包括日本和韩国的北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10年之内，中国的影响力将足以与美国抗衡，也许中国还会把触角伸到中东地区。

中美之间数千亿美元的商品、服务、投资及创意思想的交流应该会降低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中国与其他国家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也是一样。但是这种经贸往来却无法避免中美盟国之间发生意外事变的危险性——最大的危险可能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味相信全球化必然会保证全球和平是十分危险的。在18世纪中后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历史时期，国际贸易、投资和通信都像当今时代一样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在前一时期，蒸汽技术广泛传播，国际商船远涉重洋，世界贸易遍及全球，法国和西班牙的全球殖民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即使在年轻的美国，约翰·杰伊（John Jay）也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记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与遥远国度之间的贸易情况：“我们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往来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因为过去一直由他们垄断东方贸易，我们通过参与得以分享贸易好处，并且因而实现了日用品的自给自足，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必须从这些国家购买。”在后一个伟大的全球化时代，电力技术、电报电话技术日渐普及，跨国投资企业开始涌现，英、德两个全球性帝国达到全盛。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全球化都没能阻止列强发动可怕的战争——尽管不止一个国家有能力、有希望成功做到。未来15年或者更长时间内，美中两国的军事决策者必须深刻反思历史教训：两个国家军事实力一旦接近，再密切的经贸联系也不会必然阻止战争爆发。

正如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到苏联解体这段长达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里，美国和前苏联之间并没有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一样，在未来10年左右，美国和中国也不会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但是，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成为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强大力量。早在2020年到来之前，美中两国就必须妥善处理日趋激烈的能源争夺。尽管美中在包括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中东问题上还不能达成共识，但是他们必须一道努力，寻求解决地区紧张局势的妥协办法，共同打击全球范围内核不扩散失败可能带来的恐怖主义，就像最近在朝鲜核问题上那样积极合作。此外，美中两国很可能也得与其他国家一道设法保护互联网免遭威胁。

只要有心努力，美中两国携手合作，同样可以建立全球经济秩序。例如，两国如果能就未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达成协议，世界其他国家应该会跟进支持。这种协议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制造产品的价值大多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发创意，而这些思想创意正是西方国家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同样重要的是，美中之间的经贸联系是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潜在危机的关键所在。自从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飞速发展以来，美国进口额不断增大，如今已经达到每年2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为世界很多国家提供了经济增长机会——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就是由于中国及其他几个国家大量输出过剩储蓄形成的。如果迅速减少这种规模空前的贸易不平衡，那么这些国家将会大量抛售美元，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此，美中两国必须通过政治合作，实现平稳过渡，双方都得同意调整国内流通结构，美国应该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中国则应该提高国民消费率。

到2020年，在全球所有重要事务上，几乎可以肯定欧洲将被边缘化。过去欧洲一直在稳步削减防卫力量，随着经济增长脚步放缓，欧洲防卫能力及其承担的防卫义务还将进一步降低。如果一方面面临经济增长减缓的压力，一方面又要提高税收以保证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正常支出，国内注定会爆发激烈冲突。这个时候，欧洲和日本的当务之急就是全力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今天难以想象的是，尽管大多欧洲人对美国强权鄙夷不屑，对美国总统深感厌恶，但是形势发展却只会加强大西洋两岸的联盟关系。尽管很多欧洲知识分子颇有微词，但是，加强大西洋联盟仍然是保证欧洲在国际政治中发出自己声音的唯一途径。不管怎么说，如果一定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二选其一，毫无疑问，欧洲当然不会与正在崛起的专制中国结盟，而与领导全球民主的美国为敌。

随着中国军事、经济实力日益强大，日本一样也会面临很不舒服但又无可避免的选择，而对于与中国有着漫长边界并且同样缺少民主传统的俄罗斯，情形会有所不同。俄罗斯将会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正像冷战顶峰时期的中国，脚踏两只船，希望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从中渔利。但是凭着疲软的经济、衰退的军力，再加上出生不足导致的人口危机，俄罗斯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在大多数国际冲突中也只能扮演配角。俄罗斯人口数量每年减少100万，对一个发达国家来说，这个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到2020年，俄罗斯人口将会比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还要少5 000万，而仅仅与墨西哥持平。此外，由于过去10年来俄罗斯年轻人的死亡率高达美国的3倍多，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专家相信，到2015年甚至更早，俄罗斯军队与警察将会严重缺编，难以履行戍国守边、保境安民的基本职责。

纵览全局，不难发现，全球化浪潮在沙滩上划?一条分界线，把世界划分为进入全球化轨道之内的国家和游离于全球化轨道之外的国家两个部分。到2020年，美中之间各种形式的竞争将是将是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常态。因此，为保护全球化进程不受外部势力和国内质疑的破坏，美国和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

财富平均前景黯淡

到2020年，上述三种历史性力量将会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方面是被这些力量直接改变，有些方面是因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而间接改变。人口变迁和全球化必将加剧世界各地的贫富差距。作为全球化的两大主要推动者，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状况最不均衡的两个大国，而这绝非偶然。全球化所到之处，如果能够掌握先进技术，投资回报率就会大幅提高，富人因而越来越富，而随着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尽管工人的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其工资收益却越来越低。在新技术加剧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发达国家亿万工人不仅要经历失业带来的经济和精神阵痛，更糟的是他们最终不得不安于接受薪酬更低的工作岗位。

强力推动全球化进展的信息技术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部分原因：思想创意已经取代实物资产成为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观念经济（idea-based economy）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已经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如今，至少是在美国，企业用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投资已经与厂房、设备、办公楼等不动产的投资不相上下。20年前，美国前150家大公司实物资产的账面价值占其股票总市值的75%，那时，一个企业的价值几乎全部体现在那些可以变卖的工厂、设备、办公楼等不动产上。而到2004年，前150家大公司的账面资产价值只占其总市值的36%。今天，各大公司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价值来自无形资产，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掌握的知识、理念、客户关系等方面，其中包括专利和版权、数据与品牌以及用以践行其理念的组织安排和人力资源。

人的思想创意本身可以在市场经济的苍穹当中自由漂移，但其经济价值时常被严格的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牢牢束缚。其实，人人都可以针对生产技术和商业模式提出自己的创新思想，形成生产力，创造利润，从而体现自身价值，最终推动观念经济（idea-based economy）的发展。一个利好消息是，当代新的思想创意会比以往产生更大效益。因此，短期之内，新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新的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及新的商业经营模式一定会层出不穷，影响深远。一个新思想的价值一旦获得市场证明，世界各地的任何人都可以对此加以利用，当然，有时是要付费使用。随着财富和收入越来越直接地受控于新（或旧）的思想、观念，那些在传统经济环境中打拼大半生、全家生活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将会发现，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变得十分困难，他们往往不得不承受家境衰落的痛苦。事实上，在美国和一些经济运行良好的欧洲国家，普通工人已经发现，尽管过去5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自己的实际收入却在逐年下降。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只有那些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投资者。

就像人固有一死一样无可避免，未来几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所有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势必因此加剧。全球范围内，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释放出了强大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正在抬高前20%左右能够熟练运用思想、观念赚钱的那些人的身价，而压低绝大多数人所做工作的价值。事实已经摆在眼前：过去6年，经济快速发展给大多数人带来的收入增幅是50年来最小的，而受益最多的就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员和坐收资本回报的富人。

老龄化国家受这种发展变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贫富差距加大现象更加突出，因为已经退休的老人群体比在职人员的收入更低。在未来10~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老龄人口将会持续增长，各国依靠低收入维持生活的居民比例自然就会相应提高。不幸的是，对其他人来说，这就像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zero-zero game），原因不仅在于全球化进程和观念经济的发展会压低非老龄人口的收入，也在于为了支付日益庞大的退休人群的养老金和医疗费，大家的税务负担将会不断加重。

医疗领域即将上演《完美风暴》

短期内，医疗方面也是前景黯淡，人口变迁和全球化也把所有发达国家引向逐步降低国民医疗标准的道路。有三个因素正在合力上演卫生医疗版的《完美风暴》。首先，从现在到2020年，各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将会增加35~50%。其次，医学进步正在把许多致命疾病变成慢性病，病人的弥留时间往往也会因为医学进步而延长几个月甚至数年时间。最要命的是，发达国家一直坚持执行老年人都能享用最新治疗技术的医疗政策，因而老龄人口的医疗支出压力将会无限扩大。比如，这些年来癌症发病率及其治疗费用就都在不断上升。美国著名医生继续教育机构M|C Communications公司的总经理艾伦·洛特韦恩(Alan Lotvin)博士指出，5年前一般采用两种典型药物治疗盲肠癌，花费是500美元，患者平均存活8个月，而今天盲肠癌患者接受化疗，可以平均存活13~20个月，而其治疗费用则高达300 000~500 000美元。

在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共同推动下，成本昂贵的新兴医疗产品和医疗服务种类年复一年地持续增加。新的生物科技和医药产品层出不穷，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全球潜在医疗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每个疗程的花费动辄就要成百上千美元，而新型医疗设备的售价也动不动就高达几万、几十万美元。医疗市场急剧膨胀，正在改变医疗技术研发的成本收益模式，那些常常为开发新产品投入十几亿美元的大公司将要面临巨大风险。通过知识产权法保证生产企业形成垄断价格，收回高额研发投入，这是促进医疗科技发明创新的关键因素，所以，成功开发的医药新产品价格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居高不下。

如果不是纳税支持医疗支出的在职人口也在不断下降，欧洲、日本和美国应对医疗领域的完美风暴还会容易一些。而现实结果却是，到2020年甚至更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会因为飞涨的医疗开支而爆发政治危机，随之而来的将是无休无止的关于老龄人口医疗政策的政治争议，因为所有人的医疗成本同时都在持续上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是未来10年的中心政治议题。

与解决预算赤字和教育问题不同，通常的政治妥协模式在医疗危机面前难以奏效。人口变迁本身正在一年一年地积聚着老年人的选票能量，任何政党要想削减他们的医疗费用，尤其是那些依赖治疗维持生命的老人的医疗费用，都会受到选举惩罚。求医问药毕竟是仅次于生死的人生大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这些老人很容易形成统一战线。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在职选民就会容忍政治人物因此提高他们的税负，用以满足别人的医疗需要，尤其是在自己已经被日益强化的贫富不均抛到底层，而其自身医疗待遇又日渐降低的时候，更是如此。

人口变迁与经济全球化明白无误地带来了这个问题，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无法肯定。如果医疗行业能够因应市场压力而实行变革，大量低成本医疗技术将会获得发展。当然，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深表怀疑。更有可能的结果将是：国库将被掏空；通过税收改革，医疗开支变相增加，其他预算被迫削减；医疗待遇形同配给，非致命患者排长队等候治疗；病人权利受限，医学进步放缓；医疗技术水平悄然降低。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对各国的政治冲突而言，这个问题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能源争夺战

与医疗危机十分相似，能源市场也将进入长期紧张状态。20多年来，世界石油市场需求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石油生产能力增长。未来10~15年，供需缺口还会继续扩大。在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大国，工业化进程急速推进，汽车保有量急剧增长，这两个因素成为拉动石油需求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到2020年，这些自身石油储量不足的国家将会成为全世界石油消耗最多的经济体。

近期就会明确显现的后果将是，能源价格日益走高，混合动力汽车彻底取代传统燃油汽车。由于对石油和天然气消耗一直实行高税收政策，欧洲和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很高，因此受油价上涨的影响比美国及亚洲其他地区要小。但是，由于全球一半以上的原油产自中东、中亚及非洲等世界上政局最不稳定的地区，今后15年，不管什么政策都无法确保我们不受石油短缺的打击，而这种打击一旦到来，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经济不景气。

未来15年，新技术的正确应用加上合理的资金投入，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石油短缺带来的挑战。全世界将会面临廉价轻质原油的短缺，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源贫乏，因为加拿大、俄罗斯和委内瑞拉拥有相当于全球常规轻质原油储量总和的重油储量，俄罗斯和中东地区还有巨大的天然气储量，中国、印度、美国、南非和俄罗斯也拥有同样规模庞大煤炭储量。不过，要想利用这些能源还得解决几个问题：降低重油的粘滞性和污染物含量；实现天然气的批量液化及全球运输；大规模开采深海石油；安全处置核废料；采用超临界锅炉技术去除煤炭碳素并实现气化。如果各国政府和企业能够筹集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投入，攻克技术难关，并建设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今后15年以至更长时间内，应该可以满足全球能源需求。否则，到2020年，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产出必须提高80%，才能满足全球需求。理所当然，那时的石油价格会比现在高得多。

油价不断攀升，替代产品就会应运而生。虽然在真正实用化之前，我们无法知道哪种技术革新最终可以替代石油，但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相信：如果能取得技术突破，两种新能源将会成为石油的替代品。目前，化石燃料的首选替代品就是氢燃料电池，它可以应用于汽车、笔记本电脑及家庭制冷、制热等场合。对于生产工厂和办公大楼等能耗大户，把宝押在太阳能技术进步上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利用太阳能可以产生蒸汽，推动涡轮为工厂提供动力，或者带动发电机为大楼供电。

全球环境的严重恶化，应该能够推动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在寻找新能源方面加大投入。从现在到2020年，科学家关于全球变暖现象的发端及其影响这一问题的共识，肯定会继续加强，并不断深化，由此也会引发世界各地的政治争论。但是，由于对全球变暖的科学机理仍然知之甚少， 15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气候变化是否能够最终迫使人类不惜任何代价找到石油的通用替代能源，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情。

石油市场的供需不平衡，全球化背景下风光独好的那个异数就会更加耀眼夺目，这是更为肯定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中东这个世界上最不稳定的经济孤岛，对于全球经济的增长与稳定，尤其是对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平稳发展，重要性越来越强。目前，亚洲地区依赖波斯湾供给的石油数量已经达到美国或欧洲的两倍，而到2020年，亚洲国家将有75%的石油依靠进口，其中80%要来自中东地区。尽管面临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叛乱挑战，波斯湾地区石油输出国的专制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抵制外国投资，也不开放国内竞争。这个对世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地区仍然把自己孤立于正在改变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化力量之外。

未来15年，中东这个异数会让整个世界更加充满危险。在中东地区，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变局就是，沙特王室大厦倾覆，或者是其几个邻国发生宗教叛乱。即使国际社会不管采用什么办法，最终能够平息这些零星叛乱，而且那些王室专制政权也能保持稳定，石油也会越来越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痛处。由于美国的撒旦形象在中东地区深入人心，很自然地，北京、伯恩、德里等都会尽可能地撇开美国，单独发展与这些石油输出国的外交关系。中国同伊朗、俄罗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及其他石油出口大国，积极建立长期合作的庞大关系网，这就是最早发出的信号。几年之内，通过此类协议与合作，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不仅可以深入南亚，也会到达中东、俄罗斯及部分中亚地区。

尽管眼下美军在伊拉克处境不妙，但是，不管是打全球化的算盘，还是打石油的算盘，对中东地区，美国都会更深入地插足其中。为了切身利益，美国一定会全力保证亚洲地区石油自给，并有能力向其他国家出口石油。如果说建立并管理国际石油合作机制已经超出美国的能力，那么，不管采用什么办法?美国一定都会不遗余力地维护整个中东地区的政局稳定。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再到大西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美国海军这支全球唯一的“蓝水舰队”（Blue-water fleet”）不停游弋，保护着海上石油运输的安全。作为全球最先进的科技研发平台，美国也得动员庞大资源，用以开发石油能源的替代产品。

两个变数

未来15年，还有两个难以预测的发展变化，可能影响各国的发展进程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当然，这两个变数并非决定未来的结构性力量，也无法确切预测其最终结果，而且现在看来其可能的影响力也还很小。第一个变数就是，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日益增大的政治能量。人们通常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是十分危险和极其错误的。虽然说当代很多恐怖分子都是伊斯兰教徒，并且多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也和恐怖组织一样排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及其首要推动者美国而来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价值观，但是，绝大多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是恐怖分子，而像哈马斯和真主党那样组织严密的极端恐怖暴力集团的成员，反而不是原教旨主义分子。而且，过去10年来，很多大的恐怖活动根本就不是宗教原因引起的，不管是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发动的汽车爆炸袭击，日本奥姆真理教对东京地铁乘客实施的沙林毒气攻击，希腊“11月17日”暴力组织制造的恐怖袭击，还是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惯用的恐怖行径，其实都和宗教无关。

未来15年，中东及亚洲地区大多数恐怖集团的攻击目标主要集中在国内，对欧洲、日本、美国的日常生活不会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他们会图谋动摇甚至摧毁以色列，尽管得逞的可能性极小。这些组织应该会步北爱尔兰共和军和哥伦比亚游击队的后尘，最终走向和平与发展，不会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生活和地缘政治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拥有数千追随者的基地组织与此迥然不同，因为他们有明确的全球攻击目标，那就是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另外还要加上石油输出国。不过，以往纪录表明，除非恐怖组织旷日持久地渗入一个国家内部，否则难以真正改变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像911事件这种单一的局部攻击，并不能对美国的宏观经济和国际地位造成影响。基地组织或类似集团，要想给美、日、德、英等西方大国造成广泛深入而又旷日持久的损失和打击，进而改变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核攻击或剧毒生物攻击是其唯一可能的攻击方式。当然，这种可能性甚低，恐怖组织离这个目标还相当遥远，但是鉴于美国在严格控制全世界，尤其是前苏联地区的核材料扩散方面甚少作为，这种攻击并非毫无可能。领导调查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唐·克拉克（Don Clark）指出：如果基地组织再次得到某个国家的支持，比如通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接管巴基斯坦政权，那么，他们具备核攻击能力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增大。

同样都是未来10~15年影响整个世界的变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表现又有不同。尽管它既无野心、也没能力，致使全球化进程和地缘政治演变的滚滚车轮脱离轨道，但是，可能发生的足以警醒地缘政治战略家们的戏剧性一幕是，原教旨主义分子接管巴基斯坦政权。如果发生这一事变，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至少可以利用原教旨主义力量得到临时性的国家保护，从而获得核武器。核武恐怖可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势力的一张王牌，完全可能演变为改变人类文明的历史事件，所有发达国家的生活状态和自由权利都可能因此生变。

不难想象，会对全球造成实质影响的另一幕场景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接管沙特阿拉伯。原教旨主义分子在伊朗掌权，世界各国虽然幸免于难，但是由此导致油价飙升，肯定人人都已受到影响。虽然说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上世纪70年代有了极大提高，但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地位比伊朗更为重要，况且，全球化又带来了石油消耗的急剧增加。未来10年，不管什么时候，沙特石油出口一旦停顿或锐减，都将给全球经济的繁荣增长带来浩劫。受影响最大的，也许还是中国政权的稳定，因为中国领导人一直坚信，可以通过经济不断增长来保持稳定。然而，即使利雅得（沙特首都——译者注）真的出现原教旨主义政权，全球化进程也不会因此改道，这个政权一样会在短期内设法恢复石油输出，伊朗就是最好的例子。

科技进步是影响未来发展的另一个变数，与恐怖主义形成一阴一阳之势。毫无疑问，到2015或2020年，信息技术将会胜任很多今天难以想象的任务，积极推广、普及信息技术的国家，一定会因此变得更加富强；许许多多的病痛会因医学进步而终告消除；不计其数的生产工艺会被纳米技术改变，千千万万新产品也会由此产生。

科技发展进程也会受到这里所讨论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影响。为应对人口变迁，改进老龄人口医疗技术，提高工作人口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越来越成为科学研究的重点。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新技术将会跨越国界，在不同文化之间迅速传播，其迅猛程度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算机的快速普及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唯一超级大国的独特地位，美国无需担心匹敌对手的挑战，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空竞?时期不同，在军事研发方面的投入将会减少。

科学技术有时也会成为一个令人沮丧的变数，因为要准确预测其发展轨道无异于猜谜。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罗·阿利维萨托斯（Paul Alivisatos）和日本先进科技研究所的饭岛澄男（Sumio Iijima）这些一流纳米科学家，的确成功预见了纳米技术将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阿利维萨托斯开创了纳米半导体晶体研究领域，饭岛首次发现了碳纳米管），由此可以开发、生产丰富的清洁能源。但是，在其他科技领域，10年前预期取得的重大突破却没有实现。目前，许多卓越的科学家正致力于生物技术研究，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首席执行官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Haseltine）博士、牛津大学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教授等人都预期，通过基因筛查、干细胞6技术进步及广泛应用“神经芯片”（植入人体内部的集成电路，含有经过筛选或改变基因的细胞组织）等技术手段，在10年之内最终治愈囊肿性纤维化、亨廷顿舞蹈病、帕金森综合症等疑难疾病。但是，20年前，这个领域的先驱就希望在10年内找到癌症的治疗办法，不过迄今尚未成功。没有人可以自信满满地描绘出哪怕是5年后的科技发展图景，准确展望科技进步将会对世界各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怎样影响，实在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见和想象能力。尽管我们对未来科技发展的详细特征和潜在影响几乎全然无知，但是，科学技术一定会取得重大进步，并对经济发展产生根本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1）

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这些变化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它们的综合效应，这也导致政府对各种变化因素很难分头应对。先说人口变迁，从现在到2020年，享受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欧洲老龄人口数量每年都会增长近3%，而工作人口的数量却在逐年下降，日本也一样面临此消彼长的夹击压力。这些国家的人口变迁风暴来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到2020年，日本和欧洲的老龄人口数量将达到工作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带来的问题远未结束，在欧洲和日本，将于2025~2035年期间长大成人的少年儿童规模萎缩速度甚至比工作人口还要快，他们可是日后从事生产、纳税养老的依靠力量。

在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将会陷入恶性循环，国民生活水平必然会逐步降低。除非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路线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变化，否则难免出现连年经济增长缓慢、生产收益匮乏的局面，这就使得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来减轻负担的做法成为不可能。更可能的结果是，养老支出与医疗花销在全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自然就会造成税收提高、投资减缓，这又会反过来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20年法国的经济增长仅能达到1.5%，这还是假定未来10年法国在竞争力和劳动力方面的成本不会因为全球化推进而继续升高的结果。无独有偶，德国最优秀的预测专家也告诫说，2020年德国的经济增长也就刚刚能够达到1%多点，届时德国的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将占到GDP的18%，这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目前财政收入的80%。

越来越快的全球化进程会给千千万万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向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稳步转移，留给发达国家两个选择：一是提高国内那些不能转移、无法交易的服务业的生产力；二是力争成为技术创新基地，进而发展新产业。二者都需要大量社会资源和政治变革作为支持，这看起来已经超出了当今日本和大多欧洲国家正常的经济、政治承受能力。为了更好地利用新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必须具备改变传统工商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自发动力，还要有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倒是不成问题：尽管总是要比美国晚一两年，但在上世纪90年代，欧洲和日本在IT技术领域的投资跟美国不相上下。然而，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生产力回报，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和强势工会不能接受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工人大规模解聘下岗、职位重组。对欧洲和日本而言，实现高储蓄、高投资也是个棘手问题，经济增长日趋缓慢，再加上税收负担不断提高，因而导致多数居民的收入与储蓄不断萎缩，而35~55岁年龄段上储蓄能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口数量又在慢慢减少。

欧洲和日本看起来也不具备推动创新的政治、经济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不仅依靠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一切要素，还要依靠能够为创业者提供直接支持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态度。在今天的日本及大多欧洲国家，一如几十年来的情形，既有企业受到地位不断下降的传统上层社会以及规章制度和非正式关系网的继续保护，而创建新企业几乎仍然会被看作离经叛道之举。在英国，不允许新的临街店面开张，因为会破坏方圆半英里的绿色环境空间。在法国，新雇员即使技术娴熟，工资收入也不及平均水平的一半，并且18个月内不能被解雇。长期以来，欧洲各国一直把资本市场当作解决财政赤字的融资平台，而不是为创立新企业服务。在日本与欧洲的文化观念之中，充斥着对既有企业的偏爱。在美国，崇尚的是比尔·盖茨、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在日本和欧洲，人们似乎更敬重那些祖辈创建工商业帝国的世家望族，诸如法国的斯伦贝谢（Schlumberger）家族、意大利的阿涅利（Agnelli）家族以及日本的丰田家族。

现在依然看不到变化的迹象。就在距今不足五年之前，法国应对失业问题的办法不是放松管制，鼓励创业以增加就业机会，而是把法定退休年龄降低5岁。想想看，这会给养老金的长期成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而且由于推行35小时工作周制度，法国人的工作时间又比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缩短了14%。1997年，法国通过了允许私人揽储法案，但其遭到的抵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直无法实施，不得不于2002年宣告废止。类似地，技术不熟练的年轻德国人如果参加工作就会丧失很多好处，他们失业时的税后收入反而比上班要高。德国最近也通过了一项新法案，禁止企业非因“个人原因”解雇工人，而这些个人原因自然不包括企业技术升级之后的工人重组计划。

在全球化进程中，法、德等国将会发现自己步步失利，因为人口变迁已经给他们的财政预算造成巨大冲击。为满足老龄人口期望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财政需要，欧洲各国和日本政府不得不削减其他福利。如果削减其他福利不具有政治可行性——事实已经如此——他们只好提高税收。但是，由于工作人口不断减少，再加上全欧洲高达45%的平均税率已经令人痛苦不堪，税收如果再提高，还有谁会乖乖缴纳？这些国家的最终选择只能是年复一年越筑越高的财政债台，而高额财政赤字必将挤压投资、减少流通，最终导致提供财源的生产增长和经济发展更加延后。

未来10年，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福利国家将会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兑现对于亿万人民的基本社会承诺，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共产主义国家，对其臣民的经济承诺难以为继一样。这是严肃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分化的必然法则，也是欧洲和日本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最糟糕的社会、政治环境。很多欧洲国家对于穆斯林移民充满敌意，激烈排斥，法、德两国因为反对放松管制、改革福利，爆发了暴力示威，这些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环境的恶劣。

大概只有依靠温斯顿·丘吉尔的政治天才，加上罗纳德·里根的游说技巧，才能说服欧洲和日本选民，让他们相信减少政府福利、牺牲经济安全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不二途径。随着欧盟东扩，数千万中东欧地区的低薪工人得以在欧盟内部自由迁徙，这一危机只会因此加深。在这种社会发展的危急时刻，伟大的领导人有时就会应运而生，但是，伟大的领导人顶多会在一两个国家出现，而不能指望每个国家都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政治稳定，在这种压力下，欧洲和日本很可能会进入左右摇摆的极端政治时代。

如果只是面临人口变迁的挑战，欧洲和日本完全可以尽力保护国内产业，人为刺激经济增长，而不必担心外国投资者和制造业者的反应。如果挑战只是来自全球化压力，他们可以降低税收，发展教育，加大投资，而无需顾虑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成本上升。现实情况恰恰是，这两种无法改变的强大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作用，结果让民主政府简直无法应付。如果日本和大多欧洲国家政府不能说服人民接受他们必定会认为激进的改革措施，那么到2020年，这些国家必将陷入长期衰退。

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2）

在日本和欧洲，仍然会出现局部的经济成功。如果有好的领导，能够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及时把生产经营转移到税负轻、成本低的地区，个体企业就可以避开整个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对于放松管制、实施改革，日本的抵制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厉害，特别是当改革措施会对国内乱七八糟、毫无章法的服务业造成影响时，抵制尤其严重。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服务业的生产力水平恰恰是最低的。但是，索尼、尼桑等日本一流出口制造商早已接受了全球竞争的事实。日本很多大公司甫一成立，就开始年复一年地制定新的产品和经营战略，同时也将大部分生产工厂转移至中国及其他亚洲低工资国家。

爱尔兰、瑞典和芬兰已经成功找到更大规模地实现局部经济繁荣的有效途径：开发几项全球大量需求的世界一流技术，或培育几家产品行销全球的世界一流企业，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保持一个小国的兴旺繁荣。瑞典通过大力削减法人税，举国支持工程制造，催生了爱立信（Erikson）、利乐拉伐(Tetra Laval)及宜家(IKEA)等世界一流企业，向全世界提供移动通信、廉价包装及家具定制等产品和服务。芬兰的诺基亚（Nokia）原本生产橡胶靴，当发现橡胶靴需求激增但利润微薄时，迅速转型，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手机生产商。“凯尔特之虎”爱尔兰仅用15年时间，就从发展最慢、最为贫穷的欧盟成员一跃而起，成为欧洲第一富国，诀窍就是尽其所能，实行一切能够吸引外资、外企的政策，包括降低税负、削减政府总支出（包括公共养老金和工资税）、增加教育和培训支出、废除劳工招聘解聘和外商投资的种种限制。爱尔兰也是幸运地赶上了特别好的发展时机：当时，随着全球化进程步伐加快，美、英及欧盟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在积极寻求海外拓展。

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甚至还有西班牙、波兰等国，都派出政策专家和商界领袖，到都柏林（爱尔兰首都——译者注）而不是欧盟大国取经，学习如何在自己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可以在某个领域借鉴小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成功经验，但是没有办法把这种经验推广到正在与人口变迁和全球化压力苦苦作战、内部环境又极不相同的经济大国。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这些国家就得设法达成启动改革的政治意愿，主要就是改革税收、管制和养老等方面政策。如此以来，这些国家的传统社会契约看起来就很难继续保持不变。

就大多数方面而言，面对全球化、人口变迁及其综合影响，中国和美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今后15年，中美两国老龄人口会比欧洲和日本增长得更快，但是，其工作人口同时也在增长，各国发展前景将会因此而大相径庭。到2020年，美国不事生产的老年人仍然会比工作人口少28%，而在中国，老年人数量不会超过工作人口的20%。看看欧洲和日本，老龄人口将超过工作人口的50%。而且，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的福利待遇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英国明显例外），而大部分中国人干脆就没有退休和医疗保险待遇。由于存在这种差异，欧洲各国自然更加公平，政府也必定显得更为慷慨大方。但是，中美两国的现行制度在下一代人身上依然会行之有效，而日本和欧洲就无法做到。

当今时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积极信奉实用主义的两个主要国家。两国大致都能接受世界现状，尽管美国的国际野心和中国的国内战略有时会超出各自的能力范围。对于全球化与人口变迁双重压力之下难以实现的传统义务与美好愿望，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依然紧抱不放，这严重制约了其应变能力。未来10年，如果不能想方设法实施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影响以及他们所珍视的社会价值观，将会因为世界发展变化而遭受严重损害。

对日本和欧洲而言，至关重要而又异常紧急的是，至少在未来10年内，是中国和美国，而不是日本与欧洲，占领全球化的两极。长期以来，由于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中国数以亿计的低薪熟练工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全世界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美国将会拥有远多于日本和欧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劳动者和经理人，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庞大的全球化网络。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学、教育机构为依托，在不断涌现的新兴企业推动下，美国千千万万熟练工人、管理人员和科学家们将会生产出世界同样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此外，美国远为松散的管理制度使得企业更加灵活开放，更容易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模式，不管是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纳米技术，还是今天只有科学家和工程师才熟悉的全新科技，他们都会及时引进。

中国的经济优势，不仅来自能够使用西方先进技术的亿万廉价劳动力，而且更来自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推动的有史以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僵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死抱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终宣告失败的、腐败透顶的国营计划经济体制不放。尽管中国在此之前10年就已经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是如果没有苏联解体，很难想象中国的现代化会取得如此成就。大多数西方人因为冷战迷雾的笼罩，没能注意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需要，就开始放弃（教条主义者标榜的）（为弱化政治敏感性，译者酌加）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首选农业作为试点，在这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落后国家，这是相当敏感的。农业改革积累的经验让下一代中国领导人获益匪浅，学会了如何实现等在他们面前的更大范围的平稳过渡。邓小平在北京发布一系列指示，放松了几十年来国家对粮食定价和流通的严格控制，迫使几千里之外的数亿农民从土地密集型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几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现粮食剩余，粮价随之下跌，广大农民依然难以摆脱贫穷。与此同时，邓小平打破了限制乡镇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和当地领导一起创建了千千万万小型乡镇企业，开始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补充。10年不到，中国就把不计其数的农民转移到其他行业，而欧美国家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完成这个进程。到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GDP贡献最大、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经济成分。

苏联解体，中国实现了更大飞跃。20世纪90年代，中国彻底抛弃了阻碍苏联几代人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中国领导人重拾列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质量与国家本身的经济能力成正比，国家比企业更重要，因此开始把给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要求企业上缴利润，以支持公共财政。这项改革雷厉风行，影响深远，结果就是，今天中国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规模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小，而仅比美国和日本大一些。中国共产党甚至悄然放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通过修改党章，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代表广大人民而不只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当一些欧洲知识分子依然坚持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时，江泽民已经发出信号：党已张开怀抱，迎接作为资本主义人力要素的新一代企业家，一道推进现代化进程。在俄罗斯，政府把国有企业卖给管理层，换取毫无价值的股份，把自然资源卖给少数寡头资本家，作为短期政府贷款。而中国政府对大多数国有企业依然紧抓不放，但是鼓励千千万万年轻人自己创业，一展身手。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早已今非昔比：明确宣示鼓励私营业主加入。

中国领导人推动一波又一波的快速改革，目标就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国内，他们放弃了限制农民自由迁徙到城市的户籍制度。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向外贸、外资完全开放，中国新兴企业家因此得以与急切向中国转移资本和技术的外国公司创立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大量涌现，削弱了10年前在中国市场上冲锋陷阵的乡镇企业的地位。到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市场处境急剧恶化，先是被外资企业压倒，后来又被内资企业超过。截至2005年，将近50 000家中国企业有了外资合作伙伴，合资企业的外商投资规模超过1 250亿美元，其中900亿集中在制造业。

人口变迁、全球化及地缘政治变化的汇聚效应（3）

西方国家经常批评中国，在其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没有真正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自由，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得以快速推进的奥秘所在。在多数欧洲国家，工会、农民及传统行业组织都极力坚持原有的管制政策，拼命维护已经极不适应全球化要求的现行体制。与此不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不会遭到任何形式的公开抵制。未来10~15年，中国模式将会接受真正考验。到目前为止，推动中国经济力量日益增强的改革还是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与19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十分相似，由于幅员辽阔，革命性的改革进程在远离沿海的广大中国内陆地区依然有待推进。

未来10年左右，这些改革会离亿万中国家庭将会越来越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中国必须建立完善西方发达国家花了半个多世纪才完成的精密复杂的社会、金融制度。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私营化的银行、保险及抵押贷款机构。在中国现行金融制度下，几个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吸收亿万居民的小额储蓄，然后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些企业一旦倒闭，数以千万亿计的银行呆账就不得不一笔勾销。就像制造业一样，中国的金融业也得实现现代化。除非爆发经济危机——比如石油价格涨到每桶150美元——否则，外资一定乐见这些大型国有银行破产倒闭。根据当前时间安排，到2010年，中国将会向支撑发达国家金融制度的西方及亚洲银行巨头开放市场。实际上，这一进程已经通过合资企业悄然启动，中国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本土银行及保险企业与外资银行及保险企业同台竞争的局面。金融业放开之后，中国真正面临的将是政治挑战：商业银行再也不愿向依然雇用大量工人的没落国企发放贷款。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情形与此类似。未来10年，中国将要兴建大量的公路、桥梁、光缆、机场、地铁、高速铁路及水处理设施，建设规模超过欧美各国的总和。正如中国领导人满心希望的那样，西方公司一定会争取拿到大多数电信与交通运输领域的项目订单。截至2005年，在电信及交通运输领域，中国已经有将近600个工程项目吸引外商参与，外资投入达到60亿美元。以快速增长的财税收入为依托，中国也会投入上千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兴建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

中国大兴土木，建设现代化公路、铁路、机场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不仅出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考虑，尽管这在发达国家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中国，还要考虑全国各地共同发展这个因素。沿海与内地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已经显现无遗，不平衡现象有目共睹。如果这种差距持续扩大，就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而中国迄今未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在中西部地区成百上千的小城镇，兴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展望繁荣发展的经济前景，成为中国政府平息当地民怨的主要途径。

未来10年，中国政府还要建立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养老、医疗保险及社会保险等保障。在急剧的社会变革浪潮中，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些随波漂流、茫然无助的平民百姓才会拥护、支持国家主导的改革进程。根据以往经验，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就会寻求西方咨询服务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帮助，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2005年，就有4 500多个社会服务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项目在中国开展，外资投入超过80亿美元。此外，近10年来，中国还邀请了社会保障领域的大批西方官员到中国参观访问、传授经验。

对此，我有切身经历。1991年，我担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获邀随同克林顿总统经济事务顾问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女士和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Roger Ferguson）先生访问北京。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在灰暗的政府大楼之间来回穿梭，讨论政府向退休及失业人员提供帮助的不同途径。在中国官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冠冕堂皇的说法背后，一个接一个的政府官员，向我们提出了许许多多西方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公共财政方面的基本问题。不能工作或不想工作人员的退休金如何管理？经济不景气时，如何保证这些开支？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后来，朱镕基总理在中南海金碧辉煌的会客厅接见我们一行，这次访问随之达到高潮。会见时，首席贵宾耶伦博士与朱镕基总理坐在高处，我们依次就座，穿着丝绸制服的年轻姑娘不时添茶倒水，朱总理大谈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的艰巨任务。

完成这些艰巨任务，中国具有两个不可估量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一直在讨论的全球化优势，正在不断推进的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英、德、法、美等国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化挑战时，因为国内没有成例可循，国外也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几乎个个都是束手无措，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谓生逢其时，因为影响深远的全球商务网络和精致有效的国际关系网络已经建立。今后15年，中国可以选择西方最好的跨国公司，参与国内现代化建设，并能从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本土企业可以为作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而发展壮大，最终发展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

中国还有一个不可估量的优势。与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同，不仅中国领导人矢志改革，而且改革也是几乎所有成败攸关的全体中国人的共识。这比其他国家经常因为反对党和利益集团横加阻挠而难以推行大的改革要好得多。到目前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风驰电掣般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艰巨任务，在共产党的强力领导下，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到2020年，美国依然会是全球唯一军事超级大国，不会出现实力相近的对手。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土崩瓦解，各成员国积极争取加入北约和欧盟；中国致力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暇他顾；欧洲各国面临经济困难，发展军事会遇到强大阻力；美国则一如既往，继续打算以相当于甚至高于其他国家总和的军费预算，支持武器开发和军力建设，并随时准备以强大武力主导国际政治。综合以上因素可见，到2020年，国际政治格局中，除了美国保持唯一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别无其他可能。不过，全球化进程也会帮助中国取得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原因不仅在于全球化可以带来中国发展现代化军事力量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而且在于全球化使得中国的影响力波及所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当然会对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国家给予足够尊重。

未来15年，在地缘政治的游戏场上，中国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无可匹敌的唯一超级大国总是会让其他国家紧张不安。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世界上一旦出现可能影响自身利益的冲突和麻烦，从巴黎到德里，从莫斯科到东京，都会问一问华盛顿作何反应，自己如何应对才能发挥本国影响力。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很难对美国产生实质影响。但是，由于美中两国对于彼此经济发展影响甚深，欧洲与中国、俄国与中国或日本与中国如果能够统一立场，共同施加压力，至少美国不能不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因此，未来15年地缘政治发展的核心就是美中关系的演变。今后世界上，石油产区动荡不安，核武恐怖阴云不散，资本市场危机四伏，诸如此类全球性问题似乎在所难免。为解决这些问题，欧洲、日本和俄国定会竞相展现自己的影响力，美国依然会扮演监视人的角色，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既会团结合作，也会围堵牵制。某些情况下，美国肯定还会把中国视作威胁力量，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部署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美国的这种态度。不管作为竞争对手，还是作为合作伙伴，随着中国经济及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将会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必须承认中国的影响与诉求，至少在亚洲地区会是这样。

我们无法绕开未来。人口变迁、全球化与地缘政治新格局，绝不会仅仅因为哪个国家不喜欢，就不会发生。今日世界无法回避这些变化，正如当年这个世界无法回避大规模工业化与德国军国主义崛起一样。面对这些强大力量，每个国家也会像当年一样，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最终找到顺应发展潮流的正确途径。未来任何一种发展变化，都不可能为了欧洲、日本甚至美国的亿万民众，而随时准备放缓脚步，以改变或者抵消这些根本性力量。未来15年，在各大发展中国家，受过良好教育、被来自欧美及日本跨国公司的资本与技术武装起来的劳动力规模将会迅速扩大，不管什么决议，无论什么事件，都无法逆转这一发展趋势。同一时期，除非发生极端历史性事件，否则，美国继续拥有军事、经济超级大国地位，中国将会在财富与影响力方面获得支配优势，这都是无可遏止的。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当今时代，一提到全球化，讨论的主题不管是工作就业、通货膨胀、流行文化，还是当前出现的其他新生事物，人们都会使用这个概念笼统表达。也就是说，在更加广阔的上下文语境中，“全球化”这个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种用法，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也绝非毫无根据。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在日常工作、收入所得、投资消费以及产品与服务的使用等方面，前景与环境都会发生更大变化，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

如今，国际贸易总量已经接近达到全世界所有产品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参与全球性制造与消费活动的劳工规模，从5亿急剧增长到7.5亿，只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规模空前的资金、技术及商业诀窍，从发达国家流向数十个发展中国家，释放出巨大能量，促成了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现代化进程，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民因此受益，逐步摆脱贫困，实现温饱。无论在本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数以百万计的广大劳工正迎头而上，抓住新的机遇，并能善加利用。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资本，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显著降低了全球利率水平。尽管快速现代化的推动力强劲增长，全球资本利率不断下降，但是，由于行业竞争更趋激烈，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因此降低。

全球化的每一个特征，往往都需要我们付出新的代价，有些代价始料不及。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国（以及逊色不少的印度）出场较晚，但是迅速崛起，一跃成为全世界多种产品的主要制造商，把泰国、墨西哥等小国效率较低的制造商排挤出局。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除了一些高度精密及用户定制的产品，其他工业制造活动已经越来越不成气候。数百万劳工跨国流动，不断造成政治紧张和社会冲突，尤其是在欧洲，由于北非及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大批涌入，法、德两国爆发了严重社会动荡，丹麦与荷兰也随之出现排外浪潮。

全球化涉及的生产与消费规模如此之大，世界各大企业的活动特征因而悄然改变。由于全球性资本容易获得，大批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各种形式的智力资本就成为全球各大公司追逐的最为重要的稀缺资源，由此加大了掌握高超技能的从业人员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据测算，全球前50强大企业，经济规模已经超过大部分国家。由于要在数十个国家开展经营活动，组织管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对这些公司而言，政治资本和政治技巧同样重要，其作用与智力资本不相上下。拥有这种政治资本，他们就会获得回报：全球各大公司的需求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

在资本与劳动力的传统范畴，全球化也一样催生了面向发展中国家规模更大的海外采购活动。截至目前，对美国人、欧洲人及日本人而言，因为这种海外采购而真正流失的工作机会还不算多，然而，这种发展将要进入新阶段，在此阶段，大量服务业工作将被分解外包，发达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服务业工人必将因此丢掉当前赖以为生的饭碗。在欧美和日本，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也会间接蚕食这些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创造能力和工资收入增长潜力。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在抑制各国通货膨胀、拉低利率水平的同时，也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寻找到了新的投资出口，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先繁荣后衰退的经济泡沫。如果把中国的全球化商品生产能力比作一只800磅重的熊猫，那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有利条件，美国始终保持的消费能力就是一头重达2 000磅的棕熊。美国强大的消费力有助于世界许多国家保持经济增长，为支持这种强力消费，美国现在每年借用别国储蓄的债务规模都要高达数千亿美元，全球资本市场与货币流通市场或许因此扭曲变形，出现拐点。

当代全球化影响如此广泛深入，动力如此强大无比，以至于任何国家都已经无法趋利避害、有所选择。全球化是我们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最大经济变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未来10年，以至更长时间，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与国民生活状态，都将受到错综复杂的全球化的深刻影响。

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新发展（1）

发展变化的规模与维度显而易见。过去15年，中国、印度、东欧与前苏联国家以及大部分拉美国家，稳步有序地向外资开放，实现了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这些变化导致此前半个多世纪老死不相往来的几个经济阵营纷纷瓦解，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格局。

统计数据自能说明问题：过去15年，全世界所有产品，实现跨国交易的份额稳步提升，由1990年的18%提高到现在的30%。2005年，全球180多个经济体的GDP总和为42万亿美元，而全世界产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国际贸易的最大增幅，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单是美国，2006年的进口额就高达2.2万亿美元，这比全世界除了前五个国家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GDP总和还要高。

几千年来，人们之所以购买外国产品，或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生产，或是因为别国生产成本更低。今天，国际贸易涉及服装、食品、家具之类商品，也包括过去几百年国与国之间一直交易的石油、金属等基本矿产品。在古代，希腊人从埃及购买衣服和工具；中世纪时，东非人把宝石卖到中国和印度；18世纪，巴黎和伦敦建造画室使用的椅子和柜子由每周殖民者生产。今天，美国从印度购买棉花和杏仁，德国与意大利从中国购买机器设备，这些贸易活动与以往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当今时代的国家贸易水平，也并非完全史无前例。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欧洲国家内部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总额已经达到各国GDP总和的20~25%，不过，此后30年，由于世界大战与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国际贸易水平急剧下降。

即使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今天的全球性经贸交流还是与过去2 500年的国际贸易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并不在于产品在何处制造，而是在于如何制造。如今的全球性经贸交流，不再只是一国向另一国购买或出售制成品和原材料，甚至也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生产企业向别的国家出口商品。今天，在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核心的各大企业，直接或间接地雇用了大部分劳动者，它们主要借由超越任何国家疆域边界与法律范围的全球化网络进行经营运作。依靠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先进科技，这些网络得以建立。有了网络，各大企业就可以把从家具、服装到医药、电脑等几乎所有产品，分解为成百上千个零部件，先在数十个国家分头生产，然后统一组装，最终配送、销售到几十个不同市场。借助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可以跟踪、传送、采集、分析这些范围广阔的经营活动信息，这就使得各大公司管理、协调全球性经营活动成为可能。但是，最具颠覆性的因素还是生产过程自身的发展变化，而不是各大企业对由此派生出来的相关信息处理方式的改变。

所有这些经济变化，也是建立在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整个90年代剧烈政治变化的基础上，其时，共产主义垮台，中国领导人选择了基于市场经济的渐进式现代化战略，而美国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创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由于苏联出人意料地突然解体，欧美模式几乎成为世界各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唯一榜样。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政府产业政策饱受质疑，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各国学习欧美模式的信念。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从中东欧到东亚、拉美地区，公众争论的焦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如何拓展自由市场及不加管制的政策所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深受美国影响的WTO给出了答案。事实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WTO的基本规则，向国内市场和大量外资开放传统国有经济领域。长期占据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欧美及日本企业，第一次有机会把精密复杂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转移到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几百年来，在国际经贸领域，这些国家主要扮演着输出简单原始商品的角色。

这些变化创造了一系列改变世界的新进展。这种进展的最大、最早影响发生在这个星球上最穷、最大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从世界经济的局外人一举成为全球市场的参与者。在中国，现代化工厂及办公室的从业人员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10年时间，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就超过两倍。由于增长之后的工资水平依然远远低于大多数国家——2004年，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平均收入是70美分，印度是40美分，而墨西哥是2.3美元，美国更是达到21美元——中印两国数以亿计的新增劳工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一样要对远在上海与德里这两个制造业中心万里之外的那些国家国民的工作和收入产生新的压力。像墨西哥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而不是欧美国家——的产业工人感受到的压力最大，因为他们现在面临中国和印度工人的直接竞争。过去10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平均工资增长幅度高出2~3倍，印度高出1.5~2倍，这正是原因之一。

在经济发展方面，经常是好事一桩接一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涌现出大量无远弗届的生产系统，这些生产系统一般由遍布各国的成千上万个生产环节共同组成，这种变化加快了相关国家运输与通信系统的发展速度，实现了人员、零件、货物及相关信息在各国内部以及几十个国家之间的便捷流通，而在10年之前，这些国家的运输与通信，还是只能依赖尘土飞扬的公路、破败不堪的车辆以及毫无保障的邮政服务。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私家车的雪崩式增长，中国每年新修公路达到50 000公里，其中包括5 000公里高速公路。类似地，2006年早些时候，中国的手机用户即已超过4亿，印度也已达到9 000万，如今，中国手机用户每月增加60万，印度每月增长规模也达到50万。

精密复杂的生产工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快速推广，也产生了一些足以改变世界的其他效应。大大小小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地位，引进有利可图的外资生产，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这就促使从中国、印度到墨西哥、孟加拉的各国领导人相信，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本国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要实现国民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以此提供满足西方企业需要、能让外企经理满意的产业工人。比如，20世纪90年代，在匈牙利、墨西哥、圭亚那，公共教育支出翻了一番，泰国和孟加拉的教育投入也增加了至少50%。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这种重视供给的经济体系当中，上述进展加快了外国资本、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引进步伐，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可以继续促进上述进展。当前，世界各大企业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推动许许多多贫穷国家的现代化进展不断深入。

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新发展（2）

在中国大陆、台湾、捷克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变化效应最为明显，这些地方都实现了外商投资和国内竞争的完全开放，并且改进了通信、运输、教育及公共卫生等系统，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在埃及、委内瑞拉、马来西亚等国家，政治人物反复引用一个说法：正是由于全球100来家欧美及日本特大企业对财富的持续追求，以及依靠它们生存发展的另外数千家大中型企业的经营需要，才最终导致了这些变化。如果说各个企业通过提高竞争力获取利润回报的需要，与它们对财富的渴望一样强烈，那么这个描述就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在这些国家，大批工人由于受过较好教育，掌握了基本技能，受雇于担负经济转型使命的现代化内外资企业，他们（及其家庭）才是受惠最多的群体。过去10~15年，全世界从贫困进入温饱以及从温饱达到小康的人口数量，比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可比时期都要多。

龚洁（音）是一个35岁的中国女士，5年前，她两手空空，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东北锦州。虽然费了几年时间，但她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全球化人力转移的背景下，为引进人才提供适应性服务——给派驻锦州的美国人辅导汉语。如今，以她的工资收入，足以保证女儿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也有余力赡养远在老家的年迈母亲。地处长江上游的中国西部城市重庆，虽然与北京、上海相距遥远，但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于乐波（音）曾经是穷困不堪的农民，如今成了一个“棒棒”，挑着货物行走在山城重庆陡峭的马路上，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足以养活一家老小。李志官（音）则登上了更高的社会阶梯，他出身贫困农家，后来离开家乡，来到重庆附近的工厂，先从普通工人干起，如今，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目前，在68岁的尹明善创立的力帆汽车厂，就有9 000多名年轻工人，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农村。尹明善在劳改农场度过了20年，1992年他开了一个很小的摩托车修理铺，开始了最早的创业历程。现在，尹明善通过购买外国工厂的方式，正在把力帆集团建设成为中国主要的国产汽车制造商。例如，为在重庆创造汽车生产的各项条件，尹明善收购了宝马公司在巴西的生产工厂，拆解之后，运回中国，然后在重庆经济开发区重新组装。目前看来，亿万中国人经历的切身变化正是全球化带来的最重要、最有力的影响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的跨越式进步并不具有普遍性。大部分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依然落后，远未取得上述经济进步。大部分拉美国家一直徘徊在全球化之外，很多美国人对此更有体会。20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8~10%，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在5~7%之间，而拉美国家GDP年增长率却不到2%。这绝不是因为全球化会莫名其妙地特别垂青亚洲。事实上，从历史因素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来看，欧美企业拓展海外事业，拉美是比亚洲更为自然的首选地。问题主要在于政治因素，而不在经济方面。外国投资人和外资公司很容易发现：拉美国家领导人长期偏好的国内政策，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债务拖欠以及外商财产的故意侵占等现象时有发生，外商所有权处处受到严格限制，外资公司专利及知识产权被肆意侵犯，这些国家的未来劳动者几乎不具备市场经济需要的任何技能。亚洲国家也会受到经济不稳定的冲击，最著名的就是爆发于1997~198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韩国、泰国、台湾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随后进行改革，加强了制度安排的市场化程度，惠及海外投资人和外资公司。2000年，中国与印度紧随其后，如法炮制，改革力度甚至超过他们的榜样。

当代全球化所到之处，往往呈现勃勃生机，在上一次国际贸易急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现象并不明显。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全球化进程中，欧美跨国公司引进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本国组织生产，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市场及其他发达国家市场。这一次，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达到5%、7%，甚至10%。这并不单单因为欧美及日本的跨国公司建立了更多的海外子公司。这次全球化，产品被分解为细小部件，在遍布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个工厂实地生产。至关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本土企业家建立了自己的生产企业，既可以向为西方公司加工零部件的厂商提供产品和服务，又能满足国民收入提高推动的新兴国内市场的需要。

在泰国、台湾以及随后的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涌现出大批新兴小企业，它们既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诸如花旗集团、西门子公司之类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一部分。小企业的出现与壮大，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政治同盟，他们的未来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休戚与共。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小企业主一样，他们反对重走政府垄断的老路，反对敌视外商的政策行为。相反，他们积极争取更为自由的市场环境，要求增加国民教育、基础设施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政府投入。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企业主获得了比在美国更多的经济、政治影响力，这将使得全球化成为绝大多数人未来生活的长期特征。

这些发展变化出现在一些国家，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没有出现，拉美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拉美大国中，与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相比，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墨西哥和巴西热情地接受了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规则。2000年，执行中间路线的维森特·福克斯（Vincente Fox）击败执政70多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当选总统。2006年墨西哥大选，代表企业利益的右翼候选人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on）当选总统，他所在的保守的国家行动党也赢得了议会选举。在巴西，严格执行财政纪律的卢拉政府再次当选。这代表了中间派，甚至右翼保守派第一次在拉美大国上台掌权，并能成功连任的发展趋势。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接受的全球化要求更少，小企业主阶层力量弱小，政治方面，一贯是左派执政，长期反美。这种情形最终也在欧洲重演，在法、意等国，全球化带来的放松管制的市场要求遭到普遍抵制。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人口变迁的影响，欧洲国家出现了严重经济问题，形成了欧洲版反对全球化的政治态势。

全球化与以创意理念为支撑的特大企业的兴起（1）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飞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球性大企业的经营特征因之改变。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无论生产还是消费，都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的全球化市场，这个市场涵盖了从移动电话到装备制造、从医药产品到信息服务的所有商品与服务领域。全球化的这一新特点极大地拓展了各大企业的经营活动，提高了经营复杂度，催生了一批新型全球性特大公司。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各大企业的规模之大。全球潜在市场急剧扩展，各大公司为这个庞大市场提供服务的经营能力不断提高，一批新型特大企业应运而生。2006年，全世界国民收入或GDP产值，达到或超过500亿美元的国家有60个，而营业收入超过这个数字的全球性大公司就有121家，其中31家公司的营业额超过1 000亿。全球十强企业——沃尔玛（WalMart）、埃克森石油（ExxonMobil）、皇家荷兰壳牌石油（Royal Dutch Shell）、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丰田汽车（Toyota）、雪弗龙公司（Chevron）、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Daimler Chrysler）、康菲石油(ConocoPhilips)以及道达尔（Total）公司——2006年度销售收入总额达到24 360亿美元，超过全世界四个经济大国（美国、日本、德国及中国）之外所有国家国民收入的总和。单是美国，2006年十强企业销售收入之和就达到19 840亿美元，高于全球6个经济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GDP总和。虽然说无论销售收入有多高，这些企业都不拥有国家权力，但是这些巨额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缴纳政府税收，购买其他企业不计其数的产品与服务。因此，如果企业销售额足够大，而国家规模又相当小，那么，以上各方构成的利益同盟就会无可避免地产生相当大的政治、社会影响力。

绝大部分特大企业来自最发达的国家，这不足为奇。世界100强企业，来自美、日、德、法、英五国的就有76个。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国内经济规模来说，英、法两国在世界100强中所占比例尤为突出，美国企业突出程度略低。然而，在全球市场上，即使美、英、法等国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只是一部分领域。例如，美国企业在医药产品和软件开发两个领域力量最强，其中，全球最大医药公司，美国占了一半，而全球软件企业前四强都在美国。美国与日本企业共同主导了全世界计算机制造市场。欧洲与日本汽车制造企业瓜分了全球主要汽车市场，欧洲公司的电信产品则在各大国家占有主导优势。

全球化改变了企业是属于美国、法国、瑞士还是中国这样的国别属性，但改变方式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10年前，博学的政治人物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一度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他宣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海外事业急剧增长，影响到他们的经营决策，背离了总部所在国及其员工的利益，养肥了一小撮海外股东。这种说法很容易理解，也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但却是无稽之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全球性特大企业雇用的员工，70%以上就在美国国内，而不在欧洲的偏远村落，也不在那些发展中国家，而欧洲与日本跨国企业的本土员工比例还要高。在股东问题上，赖克也错了。一部分海外企业的利润肯定是要分给股东，但是，就美国跨国企业而言，国内外股东分得的企业利润当中，有40%进入了美国的退休养老基金，这些账户所有者可都是美国普通百姓。

当前，我们也看到，全球化转移了各大企业的战略焦点，总部设在欧美国家的各大公司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欧美特色。埃克森美孚公司总部之所以没有迁到巴林或列支敦士登，英国制药业巨头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公司总部之所以没有迁到印度或波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这些公司的战略关键点，已经从确保获得低廉资本与劳动力转移到更加重要的中心任务，这就是开发并实现更具经济价值的新观念、新思想。有数据显示，各大公司如今投入最多、关注最多的就是其“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不仅包括体现在新开发的产品与工艺中的知识产权，而且包括企业品牌、数据资料、企业自身组织运行模式以及从事无形资产相关工作的高级员工的培训与任用。正是这些无形资产，而不是那些不足30%的海外员工的所在国度，决定了一个公司是美国企业、欧洲企业。而且，几乎所有与无形资产相关的行为活动都是发生在这些企业的母国。

说得更具体点，在欧美及日本各大公司，股东、执行官、经理人以及开发使用无形资产的关键人士当中，依然是欧美人与日本人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职位对全球性企业的发展方向、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会计核算及法定职责，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的大公司创立于一些小国，即使大部分产品销往国外，这些?司依然保持原创国特色。利乐拉伐（Tetra-Laval）是瑞典的包装业巨头，该公司大部分经营活动都在国外，公司所有者为罗辛（Rausing）家族，由于英国不对富豪家族内部财产的转赠与继承征税，该家族现居英国。然而，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利乐拉伐一直都保持着瑞典特色，虽然经营不在瑞典，但是，在决定企业成功的工程制造、市场营销及配送经营等核心业务方面，利乐拉伐公司的瑞典特征十分鲜明。此外，当不同国家的全球性企业合并时，实力强的一方通常占有主导优势——之所以叫戴姆勒-克莱斯勒，而不叫克莱斯勒-戴姆勒，就是这个原因。

全球化导致特大跨国企业的国别色彩越来越淡，一个更加微妙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越来越需要统筹兼顾世界各地的消费品味、商业模式及行业标准。诸如宜家、沃尔玛这些全球大企业，就不得不同时考虑几十个截然不同国家的市场环境和消费偏好。他们不仅给这些国家带去了源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美洲大陆的产品、服务、管理方法及专业技术，也从这些国家带回了经验教训，甚至还有在这些国家成功开发的新型产品。美国公司就是通过观察来自日本的竞争对手在日本及美国的经营方式，而学会即时库存（JIT just-in-time inventory）管理的。

全球快餐业领军品牌麦当劳（尽管麦当劳的房地产经营获利颇丰），有一半以上的餐馆在美国之外经营，其中，在中国各个城市，麦当劳餐馆数量就超过700家。美国人在国外经营的快餐馆里的许多菜单，都极具当地特色——巴西的麦当劳甘蓝、德国的麦当劳啤酒、瑞典的野草莓和香草派、香港的将军汉堡、巴基斯坦的卡福塔肉丸三明治以及韩国的冰冻红豆果子露，不一而足。不过，新英格兰州很多麦当劳菜单上的龙虾包最早是在加拿大开发出来的，德里三明治是从英国带回来的。也许，过不了多久，洛杉矶的麦当劳餐馆也会像埃及、土耳其及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分店一样，为消费者提供家庭外卖服务。咖啡加甜点模式的“麦咖啡”最早出现在澳大利亚麦当劳分店，如今早已遍布拉美国家，或许很快也会风靡美国西南与西北地区。

全球化与以创意理念为支撑的特大企业的兴起（2）

同样的国际化趋势也常常影响到各大公司生产经营的其他方面。美国、欧洲及日本制造商在印度、墨西哥等国设立的工厂，生产安全与环境污染的责任意识要弱于本国工厂，但却高于当地企业，因为按照规模经济要求，他们自然会在世界各地都采用一样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如果发展中国家采用比跨国企业母国更加严厉的国家标准，国际化要求又会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中国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要比美国严格，因此，在马上就将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中国，通用和福特两大公司要想赢得竞争，他们就得开发更好的节能技术，生产更加环保的汽车，而这也将回馈美国国内市场。

瑞典是一个小国，尽管国内市场规模很小，但却造就了一批全球性特大企业。不过，瑞典并非孤例。欧洲的另一个杰出代表就是荷兰，全球500强企业，荷兰占了14家，涉及银行、油气、保险、航空航天及电子制造等领域；瑞士紧随其后，入围全球500强的企业有11家，包括5家世界一流金融企业和两家制药企业。加拿大也有16家全球500强企业，分布在金融、保险、金属、航空航天及汽车零部件等行业。或许最让人震惊的是，全球500强企业有14家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韩国，在韩国政府明智的政策指引下，现代集团成长为世界性的汽车生产商，三星与LG领导的韩国电子行业也是生机勃勃。未来20年，韩国必定会重复20世纪日本非凡发展的历史轨迹，虽然今天人均国民收入依然较低，但是会逐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在全球企业500强榜单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依然表现平平，总共只有56家入围，仅占11%。这些国家企业成功上榜的障碍不在于缺乏资本和技术，这两个要素他们都很充裕，问题在于缺乏足够合格的企业家和经验丰富的经理人，他们是创立并经营极其复杂、不断创新的全球性大公司的关键因素。丰田、宜家、埃克森美孚等全球特大企业，经营范围遍布全球，不仅必须创建、经营并管理好庞大的全球性工厂及办公网络，合理使用几十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且必须管理好全球性分销网络，满足几十个国家不计其数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与各自偏好。况且，这些市场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变动不居，有时循序渐进，有时瞬息万变。因此，即使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财富积累不断增加，全球500强也只有24家中国企业上榜，比加拿大多不了几个，甚至跟小小的荷兰相比，也是相去不远。而且，这些中国企业的经营范围基本还是局限于庞大的国内市场。与此类似，入围全球500强的印度企业只有6家，少于西班牙和澳大利亚，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仅有4家企业上榜，比小小的比利时和瑞典都少。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的缺乏往往就是这些国家不良政策的反映，这些政策给那些有志于开创新企业或者扩展既有事业的企业家设置了数不清的重重障碍，阻止他们挑战那些往往由豪门世家控制的老旧企业。其实只要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执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取得韩国那样的经济成就。

如果一国政府坚持执行冥顽不化的恶劣政策，把外国投资与专业技术拒之门外，那么全球化进程一定会让该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付出沉重代价，在这方面，俄罗斯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早期，俄罗斯采取大量措施，引进市场经济，绝大部分行业实行私有化，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但是，在其他各个方面，俄罗斯搭建了一个全世界最糟糕透顶的市场竞争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刚刚实现私有化的老旧国企享受体制性优惠，效率极低，死气沉沉，而那些新兴企业，无论内资还是外资，都被置于不利地位。老企业可以获得大量政府特殊补贴，享受减税优惠，甚至可以免除债务。因此，新企业根本无法与他们竞争。外资公司只好撤退：近年来，俄罗斯的外商投资规模仅占6%，而波兰高达42%。外资撤退导致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核心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国民生产总值一蹶不振。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但从石油行业获利甚少，因为俄罗斯石油行业的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石油企业的30%。一度在美国市场上冲锋陷阵的俄罗斯大型钢铁企业，生产力水平下降到美国同行的28%，仅相当于巴西的40%。与此类似，俄罗斯房地产建筑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仅能达到美国企业的10%，低于巴西三分之二，主要原因就是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不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抵押贷款。因此，90%的俄罗斯居民住房是用我们能想象出来的效率最低的方式建成的——在拿到上百个政府部门的盖章许可之后，由房主自己一砖一瓦搭建起来。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已经无足轻重：2006年，俄罗斯的GDP是9 870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7.5%，英国的42%，低于西班牙和巴西，仅比韩国高出10%。

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企业的经营特征和基本需求，这些企业的雇员对此将会深有体会。几个世纪以来，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大公司，无不利用规模优势，追逐自己所需的最基本资源——资本与劳力。但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大型跨国企业而言，劳力与资本很容易获得，成本相对低廉。因此，这些企业的基本经营战略就不再集中于获取这两种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稀缺的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对当今大多数全球性企业而言，这是更为关键的基本资源。其中，智力资本包括：专利、品牌、独特经营模式以及专业人员与经理人的经验知识及其互动关系；政治资本包括：有利于自己的法规条例、税收政策、政府补贴，以及保证上述有利条件得以实现的企业母国与主要市场所在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与相互影响。

“观念经济”（“idea-based” economy）作为一个模糊概念，提出来已经有些年头了，全球化使之变为具体现实。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企业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已经与实物资产不相上下，无形资产不仅包括传统的专利与商标，而且包括品牌、数据库资源、企业组织改革方法以及落实这些思想观念的人力资源，而实物资产主要就是设备、土地、厂房等。企业资本重心逐步转向无形资产，这与计算机技术、软件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和迅速普及进程相吻合，这种转移也将在新产品及新工艺的开发与应用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企业申请专利、注册商标、树立品牌形象、建立企业数据库，甚至改变组织结构、进行高端业务培训，拥有自己的新产品、新工艺，都是十分关键的决胜因素。投资者对企业进行资产评估的方式，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这种转移趋势。20年前，美国150强公司实物资产的市值总额，也就是所谓的“账面价值”，占其全部股票价值的75%。一个公司的价值基本上只是体现在那些可以变卖的工厂、设备、房产等实物上。到2004年，美国150强企业的账面价值仅占其股票总额的36%。如今，各大公司将近三分之二的价值，来自各自掌握的知识及其拥有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

全球化与以创意理念为支撑的特大企业的兴起（3）

创立并运用极具价值的新思想，尤其是能够在最好的既有思想基础上加以发展，一直都是一个国家及其国民能够取得多大经济进步的最关键的决定因素。自20世纪50年代晚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完成开创性工作以来，所有流派的经济学家都已承认：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而言，经济创新方面的进步及其应用所发挥的影响力，要大于资本投入的影响力，甚至也要大于国民教育水平及工人生产技能不断提高的影响力。以美国为例，整个20世纪，美国企业用于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的经费投入占其所得利润的30~40%，这些创新不仅包括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而且包括新材料、新工艺、新的融资方式、新的营销策略、新的配送手段以及企业自身组织管理的新模式。对于美国总体经济发展，资本市场的贡献率为10~15%，而美国工人教育培训的贡献率为20~25%。

看看企业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投资规模，以及投资人对思想观念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就会发现，创新活动的经济重要性还在不断增大。由于诸多原因，当今时代，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信息技术这项最为核心的经济创新，对大多数人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不寻常的重要影响。首先，与之前出现的同样也是快速普及的电气技术相比，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同样很快，而其价格则以同样异乎寻常的速度降低。计算机运算、存储及传输设备价格急剧降低，大部分软件产品最近也纷纷降价，这也成了全球化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有了廉价的计算机技术，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在发达国家之间快速传播，同样也可以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快速传播。在世界最富的发达国家，精巧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遍布金融业与制造业，这固然不足为奇。同样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仅迅速成为欧美小镇上小饭馆和维修铺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印度、尼泊尔、秘鲁等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大中型企业也都用上了这种系统，这是一道独特风景。2006年，拉美地区网民人数估计有1.03亿，就是在最不发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也有将近9 000万手机用户，网民人数也超过2 200万。

在全球化背景下，利用信息技术，世界各大企业不仅可以获得方圆几里之内产生的创新思想，就是远隔重洋，一样也没有问题，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出现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因而轻易掌握了引进、购买、租赁、转借甚至剽窃发达国家最好的生产技术及商业模式的能力，这为发展中国家轻装上阵、快速发展，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如果仅仅依靠土地和劳动力的廉价优势，而不能把这些资源与欧美及日本企业的智力资产相结合，那么，中国的情形与今日俄罗斯农村地区不会有多大差别。

未来10~15年，中国及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要想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势头，就不得不继续吸引、吸收现在及将来由西方公司研发的新思想、新观念。若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接受现代企业的战略底线。首先，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必须逐步采用欧美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然而，现在可不是这样：中国许多政府及军队部门，长期使用盗版Windows系统，而奇瑞公司也在仿制通用汽车公司产品；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国企业则另辟蹊径，生产、销售不计其数的西方公司仿冒药品，盗版DVD及CD在这些国家也是随处可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矢志继续保持经济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清除现在依然存在的对西方公司的投资限制，还有那些传统规章，尤其是员工雇用、选址落户等方面的限制。到2020年，至少在这些方面，中国、印度及大部分东欧国家应该基本向美国看齐，至少在伦敦、东京及纽约的那些公司总部领导看来，应该是这样。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印度、捷克、巴西等国其实别无选择。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明白，或者很快就会明白，经济快速发展是其合法性的关键所在，而经济发展又有赖于西方公司技术、投资及专业技能的持续输入。支持这种输入的跨国公司同样明白，企业自身发展也一样有赖于创新思想，努力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在全世界成功发展的低成本国家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事业经营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与急剧变化的发展中国家交往之初，西方公司不得不设法学习、尊重并适应当地的传统及法律。事实证明，在伊斯兰国家，西方公司适应困难，有时干脆就是不可能适应。在这些国家，按照伊斯兰法律，西方公司的经营管理时常无法施行，这也正是大多数严格执行伊斯兰教义的国家至今一直没有跨进全球化门槛的原因之一。不过，大多数非伊斯兰国家对西方公司的经营风格和管理方式都能很快适应，从作息制度、团队协作、知识产权，到牛仔裤、摇摆舞，统统都能接受。但是，当跨国?业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的问题足够严重，尤其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之时，这些企业的战略底线也会为之让路。也许就在很短时间之内，由于致命禽流感全球传播，各大制药企业就会因此放弃自己药品的知识产权。同样地，全球气候变化也可能迫使各大石油、钢铁、汽车公司放弃在发展中国家精心安排的投资计划。

在如此之多的国家，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跨国企业需要具备相当的政治资本与政治技巧，就跟他们需要拥有自己的智力资本一样。特大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所能发挥的政治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其经济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力，并非简单表现为某个政客或某个政党屈从于沃尔玛或道达尔的某种要求，尽管这种事情肯定会有。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或一个政府的政局稳定而言，任何单一的外资企业都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除了那些最专制的独裁国家，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府，可以承担怠慢那些全球最大公司的代价。跨国经营的各大公司作为一个群体，会有一些特定的共同需求，包括员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及劳动培训、方便高效的资本市场、标准化的全球电信服务以及企业利润的较低税率。结果就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不管自视为保守主义、改革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寻求政府角色定位时，都会不约而同地着眼于全球化。全世界政治、文化方面的正常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放松管制、加强培训，积聚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些国家，医疗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受教育机会越来越多，电信服务及其他技术标准与全球一致，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法人税也在不断降低。

在时常被引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尽管在狂热的花言巧语掩盖之下，他们的大部分论述错误百出——不是指他们没能预见全球化进程会帮助亿万人民摆脱贫困这个微不足道的最小失误——但是，早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很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倒是正确看到了这一点。

全球化与以创意理念为支撑的特大企业的兴起（4）

辉瑞、诺基亚等全球性特大企业，利用自己的庞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制造、销售其产品，他们的经营能力取决于在数十个国家，掌握遵守各国不计其数的法律规定、医疗与保险要求、税收及劳工政策等方面的本领。在中国、印度、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如果不与上上下下的官僚合作，根本无法开展经营活动，也不能指望法律制度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裁判，因此，在这些地方，政治关系网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特大企业，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海外市场，成功战胜竞争对手的能力往往在于争取到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特殊补贴。

各大企业资产重心不断移向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这种变化正在改变主导全球市场的各大企业的力量对比。2005年，全球150强企业，金融与医疗领域企业所占比例是39%，这些行业雇用了大量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相互激发，创造价值，因此也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管制与特别监管。1984年这类企业在全球150强所占比例是12%，仅仅21年时间，这一比例就增加到原来的3倍多。即使在制造业领域，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数量也是急剧上升。1984~2005年，通用电气公司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岗位数量翻了一番还多，比例由25%提升到50%以上，而其员工总数却不断减少。通用电气之类公司，雇员结构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全球观念经济开始发挥效力——同一时期，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通用电气人均纯收入由13 000美元飙升到54 000美元。

到2010、2015或2020年，哪家公司会执全球市场之牛耳，我们无法预知。但是，未来10~15年，各个行业盈利水平的相对高下，重要程度的行业差异，我们却可以合理推测。在当今全球经济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所有各大企业当中，石油巨头的前景最为悲观。过去半个多世纪，大型石油、天然气公司一直都是各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者。现在，全球10强企业中，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占了6家，全球50强中，他们占了11家。但是，未来10~15年，由于气候变化，这个行业将会面对不断强化的政府管制；由于气候变化及油价高企，他们还要面对替代能源的激烈竞争；随着能源争夺逐步成为大多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各国之间将会出现持续紧张，石油企业也就会面临新的政治约束。

未来10~15年，可能的赢家包括医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及新兴基因技术企业。遍布全球的老龄人口不断增长，医药需求自然大幅增加；随着许多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出现财政危机，低成本医疗替代产品需求就会上升；在生物技术领域，随着许多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将会产生大量转基因食品需求。芝加哥生殖遗传研究所主任瑜瑞·沃林斯基（Yuri Velinky）预测，10年之内，利用父母晶胚干细胞就可以治愈儿童白血病。诺曼·博罗格（Norman Borlaug）是拉美地区农作物基因改良的领军人物，他预期改良基因的小麦会大幅增产，从而很快缓解印度的粮食紧张。未来10年，能够很好地应对能源及环境限制的全球汽车生产厂商也会实现繁荣发展。中国、印度、孟加拉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国民收入快速增长，道路建设进展迅速，汽车需求不断增加。单是一个中国，到2020年，汽车保有量预计就会从现在的2 500万辆飙升到1.4亿辆。未来10年，全球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公司也是前景看好。由于计算机及互联网接入价格的不断降低，而其应用又持续扩展，在所有发达国家，这些技术的覆盖范围，已经从最早采用此类服务的大型公司、富裕群体，普及到小型企业与寻常百姓。未来10年，同样的过程肯定也会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重复。廉价手机不断涌现，MIT媒体实验室最近推出了源码开放、仅售1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这些产品都为发展中国家信息及电信服务的普及吹响了号角。

由于信息技术与电信业务已经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在所有行业领域，各国国内市场与全球网络的一体化进程必然进一步加快。至少，在那些能够抓住机会很好地利用这些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产出回报会持续、强劲增长，这就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利润率会不断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在国内产业与全球产业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除了那些规模最大的行业巨头，所有其他企业也都必须具有更高的专业化水平，这也增加了产业工人必须掌握专门技能的工作压力。像思科（Cisco）公司一样，许多特大跨国企业正在慢慢退出产品的直接生产，而把重心转向设计、管理、调整、运行其他公司组成的全球网络，由这些公司负责产品与服务的开发、生产、营销、配送，从汽车、服装生产到信息、金融服务无不如此，正是通过使用这些产品与服务，普通大众才知道这些公司的存在。

一个特大企业要保持盈利，自然有其规模极限。全球市场规模之大、复杂程度之高超乎想象。单是丰田、沃尔玛这样的一个公司，企业全球网络就涉及诸多开发商、制造商、供货商、分销商，产品与服务的消费群体遍布全球几十个不同国家。在这些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层层组织架构，中上层管理者必须努力保持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下属之间的沟通协调。根据最近一项调查，各大企业一半以上的执行官指出，他们每周要花两天时间应付那些毫无收益的电子邮件、语音邮件及各类会议。即使借助高度达发达的信息与电信服务，无穷无尽的繁杂琐事也会让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的战略规划陷入泥潭。

事实上，一些特大企业已经致力于精简自身经营活动，以提高盈利水平，办法就是剥离各种副业，以及无关紧要的分支机构。例如，花旗集团就把人寿保险业务卖给了Met Life公司，而把运输融资业务卖给了通用电气公司，如此以来，花旗就可以更好地集中经营盈利能力更强的银行业务。短期之内，戴尔模式可能成为很多公司尤其是制造企业的学习榜样。戴尔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利润率最高的计算机制造商（按雇员人均盈利计算），诀窍就是努力干好一件事——要求承包商实施严苛的标准化工艺流程，提供客户定制的专门产品，自觉抵制向高端产品扩展的巨大诱惑，也无意发展企业咨询等业务。

企业外包幽灵萦绕（1）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大企业的战略重点，逐步由劳力与资本转向观念与政治，这对那些靠劳动谋生的产业工人造成的影响极其巨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及日本，失业率很低，大部分产业工人的收入相当可观，这种现象准确无误地表明，在那个年代，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在同一时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收入停滞不前，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根本就不缺劳动力。两种情形，道理一样。由于国与国之间工人迁移需要耗费资源、作出牺牲，因而那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力过剩并不能缓解发达国家的劳力紧张。当代全球化则跨越了这些地理障碍。中国、捷克、墨西哥等国工人，只要来到本国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就可以轻松加入欧美及日本雇主的劳动力储备大军，因为这些地方就有欧美及日本公司设立的海外企业。由于工资快速增长的强大吸引力，再加上快捷高效的现代交通网络，国内人口得以大举迁移，在墨西哥、巴西、印度、中国、印尼、孟加拉、埃及、阿根廷、韩国、俄罗斯等国，已经形成了许许多多人口规模达到1 000万、1 500万甚至2 000万的特大城市。大洋彼岸，其他大陆上，发达国家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正对他们倍加关注，时刻担心未来10年本国企业的外包浪潮会让他们丢掉饭碗。西方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雇用工人，尽管这不太可能触动发达国家大多数产业工人的直接利益，但是他们的担心还是很有道理。

毫无疑问，全球化劳动力储备突然变得十分庞大。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计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全世界互通有无的劳动力规模翻了一番：2000年，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及东欧国家工人数量合计约为15亿，这个数字与所有发达国家、拉美国家、北非国家及东南亚国家的工人数量之和大体相当。尽管结论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弗里曼教授的计算结果还是准确的。中国、印度等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初，这些国家的亿万农民依然与世界贸易、外商投资、业务外包彼此隔绝。然而，仅仅用了10年时间，全球化就有效扩展了全球劳动力的储备规模，直接或间接参与生产、对外提供出口商品及服务、与他国同行激烈竞争的工人数量增加了5~7亿，增幅至少达到1/3，甚至可能高达50%。

根据某些政治人物和万事通专家的说法，未来10~20年，欧美及日本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将会因为企业外迁而丧失工作机会，这些岗位将要转移到中国、印度、中欧国家及孟加拉等国。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民主党竞选人约翰·克里把美国外迁企业称为“卖国公司”。2005年中期，一位平和理性的作者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如果你只是能够准确描述某项工作，或者可以写出操作规则，那么不大可能在美国生存下去。因为编个计算机程序，或者培训一个外国人，都能轻松胜任这样的工作。”理论上说，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外迁或业务外包，也会对不与客户直接接触的工作岗位及国内员工产生影响。但是，实际结果与潜在影响远比理论复杂，其影响结果也十分有限。

经济高度发展，市场不断细分，外包自然就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业务方式。而且，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庞大，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外包模式一定会大规模发展。不过，刚开始时，花旗集团、三菱公司以及千千万万家小型企业，先是把薪资管理、法律事务、呼叫中心、IT服务等过去一直由本企业自己组织的工作转交给其他公司负责，此时，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外包业务还是发生在国内。一项针对美国东北地区4 000家中小企业的调查表明，把很多类型业务外包给别的美国公司的企业比例达到83%。一半以上的企业委托别的公司管理员工的养老及医疗保险事务，员工培训业务外包出去的企业约有30%，呼叫中心和IT服务实现外包的企业接近20%。在IT服务方面，像CIBER这种外包公司，在成本较低的地区建立服务中心，为美国东西海岸许多公司提供远程IT服务。外包业务并不限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东部软件系统公司（Eastern Software Systems）不仅为国内企业提供IT服务，也为印度中型公司提供例行维护服务。据估计，面向国内企业的外包占到全部外包业务总量的87%，与全球化的关系很小。

另外三种外包形式涉及外国工人，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种外包形式由来已久，跨国企业直接开设海外分支机构，作为全球网络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负责生产零部件，或者负责生产制成品，或者负责提供某项服务。到目前为止，与欧洲及日本企业相比，美国企业更多地采用这种外包形式，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劳工法律更加严格，企业很难解雇本土员工。此外，美国公司外包业务当中，服务外包占了相当比重：美国进口的所有服务业务中，40%的服务贸易发生在本土母公司与海外?公司之间。在信息密集型行业领域，由于涉及更多先进技术，这一比例更高——金融业大约是60%，企业经营及专业技术领域的这个比例更是达到看70%。

然而，这种外包涉及的工作岗位数量很少。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3年美国因为业务外包流失的工作岗位是13 000个，2005年是52 000个。这种外包形式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到2004年，美国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在册员工总数为3 000万，其中，海外员工有830万，所占比例为28%。不过，外国跨国公司也在美国雇用了510万本地工人，因此，美国公司输出到海外的工作岗位比其他国家输入到美国的岗位数量多了320万。比如，近几年来，许多欧洲一流医药公司都把研发部门迁到美国，以便更好地适应这个全球最大，并且基本没有价格管制的唯一主要医药市场。320万的差额相当于美国全部工作岗位总和的2%。并且，这个数字还是最近几年才增长起来的。2004年，美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雇员数量增幅是100 000。在此之前，2003年海外雇员数量减少了60 000。如果说2004年美国企业增加的100 000个海外工作岗位当中，每一个都以一个国内岗位流失为代价，那么当年因此流失的岗位总数还不到美国本年度所有岗位总和的千分之一。

如今，美国因为业务外包流失的岗位数量比过去要多。1979~1993年，在所谓的去工业化时期，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工作岗位数量为230万，相当一部分转移到墨西哥、台湾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全球化飞速推进，美国制造业丧失的岗位数量越来越多，单是2001~2003年，就达到270万个。不过，在那几年，美国海外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量根本就没有增加。数以百万计的欧美及日本制造业工人丢了饭碗，要么因为自己的岗位被先进技术取代，要么就是转向本国其他行业。

企业外包幽灵萦绕（2）

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因为全球化催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型外包模式。欧美公司（日本企业在这方面实践很少）首次开始外包呼叫中心、软件开发、分片研发等特定业务，外包商并不是自己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而是素无瓜葛的各种企业，外包商来自印度、爱尔兰、以色列等国，自然也不会落下中国。未来10~15年，这种外包形式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高，势必会对发达国家千千万万产业工人形成真正威胁。

今天，一些受雇于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级员工的工作岗位正在丢失，流向别的国家的其他公司，这是确定无疑的发展趋势。不过，这种业务转移并不是由于目的国工资低廉造成的，因为这些高技能岗位大多是从一个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另一个发达国家。相对于劳动力规模而言，现在这类业务外包的首选国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而是爱尔兰。为了吸引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的软件公司到此安家落户，爱尔兰特意重新制定了税收及管理制度。同时，很多具有军方背景的以色列公司，也正在为大批欧美企业提供研发服务。

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外包并不仅仅因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自身现代化，至少目前还不是这样。在印度的各大城市，由于集中关键资源，对年轻学子重点培养，十年过后，印度已经成为西方企业软件开发与IT服务的外包中心。即便如此，1983~2003年间，美国公司软件开发与IT服务方面所有岗位当中，被外国企业抢走的也只有100 000个。在发展中国家承接的高技能服务外包领域，英美公司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工程技术外包方面，美国公司提供的岗位数量就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英国公司提供的岗位比例也达到16%。在日本及欧洲大陆，依然很难把工作岗位转移到其他国家。除英国之外，所有欧洲国家输出的工程技术外包岗位只占全球总数的16%，而日本跨国企业的份额更是只有2%。

近些年来，中国与印度大力推进年轻人的教育事业，以期把千千万万高峰人口培养成医生、会计、分析师及经理人，结果如何呢？教育投入造就了大批掌握特定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渴望工作，而工资期望只有欧美同行的零头。不过，他们大部分人都不会直接抢走欧美员工的饭碗，而是被国内企业大量吸纳，或者向那些在中国、印度等快速发展的国家开辟市场的西方公司提供自己的专业服务。此外，中、印两国都在大力推动年轻人的教育培训，但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很难在几年之内突飞猛进，尤其是很难高质量地大批培养高度复杂的西方公司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工人已经出现短缺现象。此外，据麦肯锡咨询公司专家测算，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在中国、印度及菲律宾，4年之内，英美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IT及工程技术方面的高技能人员就会出现不足。从理论上说，移民可以缓解人才短缺，但是，长期看来，这些发展中国家届时很可能会比法、德两国更加排斥移民。

还是从理论上说，这种外包今后也可以扩展到现在还没有接受此类业务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及印度的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之后，这种可能性更大。比如，1998~2003这5年时间，印度IT企业经理的薪资翻了一番还多。到2015年，中、印两国由于工程师及软件、金融方面专业人士短缺，将会推动工资上涨，逐步达到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的水平，而捷克、波兰两国的工资水平很可能赶上葡萄牙甚至西班牙。如果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秘鲁、摩洛哥等国政府现在也开始加大教育及培训投入，其中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语言培训，那么，在高技能业务外包方面，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新兴的小规模外包中心。

还是根据麦肯锡公司测算，今后30年，美国服务业将会有接近5%的工作岗位通过外包转移到别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当今从业人员超过1.08亿的美国服务行业，今后每年都会流失225 000个工作岗位。

有些时候，美国人，还有欧洲人、日本人，把自己的医疗服务外包到其他国家，利用外国资源节省医疗成本。这种做法，已经不再只是到瑞士去做最好的整容手术的那些美国富豪的专利。如今，更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老人跨越国境，到墨西哥、加拿大去看昂贵的牙科，美国医疗保险是不管这些疾病的。也有一些美国人到中东、亚洲地区接受器官移植，有些日本中产阶层也会到美国实施试管受孕。目前还没有这些情形的准确统计，不过，为给那些医疗游客提供服务，已经出现针对外国医院的私人“认证”机构，这也足以说明此类需求十分旺盛。国际联合认证有限公司（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Inc.）就是这样一家私营企业，亚洲、欧洲及中东地区的80家医疗机构已经获得该公司认证（他们也向国外医疗机构提供有偿咨询服务，指导这些医疗机构如何获得认证）。安·洛姆巴蒂（Ann Lombardi）是亚特兰大的一名旅游代理商，她在德国接受白内障手术，结果发现省了4 000美元。回国之后，她就在北卡罗来纳州成立了欧洲医疗旅行有限公司（European Medical Tourist， Inc.），安排那些为了省钱的患者，到德国、比利时及法国接受治疗。类似业务在英国由来已久，一些英国公司早就帮助本国居民到法国、匈牙利、马耳他、印度、拉脱维亚及其他国家接受外科手术，从而避免了接受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安排而必须忍受的漫长等待，也不需要支付英国私人医疗服务的高昂费用。

一些美国企业正在努力削减医疗成本，他们也瞄准了这个方向。比如，北卡罗来纳州的蓝岭纸业公司（Blue Ridge Paper Products），就是自己负责提供员工医疗保险待遇，他们把员工送到印度新德里接受手术，节省了很多成本。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医疗保险业务经理，负责一项联合团体计划，其中就把一家泰国医院作为该项计划首选医疗机构。此外，好几家《财富》500强企业最近也在研究与海外医院签署批量医疗合同的可行性。

而且，全球化进程绝不会停滞不前。未来10~15年，西方国家服务业工人还将受到另一种全新外包形式的冲击。未来服务业外包将以分片模式出现，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印度、墨西哥（也许还有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秘鲁、摩洛哥）等国工人，可以分头处理那些大型复杂业务的一小部分，比如审看X光片、运行税务程序、分析企业数据等，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全球信息网络轻松实现。用不了几年，在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及企业管理等领域，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就会出现人才短缺。届时，这些国家就可以培养年轻人，负责完成这些工作的某个细小环节。此外，向其他国家提供分片外包业务的美国公司，将远不止现在占据这项业务主导地位的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未来10年，数以千计的欧美医院、会计公司、金融机构将会发现，通过信息系统，经过面向各个分散业务环节专门培训的全球各地员工，连成网络，协同工作，这是切实可行的。

分片外包伴随着数据处理与呼叫中心技术出现，发展时间还很短，不过，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制造业外包发展相比，服务业分片外包发展速度要慢一些。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语言障碍，因为转移到低工资国家的大部分服务业工作，都涉及各种形式标准信息的沟通交流，这通常需要外包商与委托商（及其客户）使用同一种语言。通用电气、美国快递、英国航空及微软公司，数据处理及呼叫中心外包商不在中国、巴西，而在印度，原因就在于此。英美企业在欧洲、日本的分支公司也是一样。在美国，由于讲西班牙语的客户市场发展很快，因此墨西哥已经成为美国公司及其欧洲、日本分支机构呼叫中心外包业务的另一个首选地。出于同样原因，德国西门子公司、汉莎航空公司与法国电子巨头汤姆森公司，及其在美国的几十个子公司，纷纷选择在捷克建立呼叫中心。

企业外包幽灵萦绕（3）

但是，相对于软件技术的近期进步而言，服务外包的强大推动力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其发展目标应该远远超过呼叫中心与数据处理。上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计算机的运算性能、传输速度及存储容量一直都在稳步发展，然而，软件技术却远远落后。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现象开始改变，由于软件技术进步，各个企业得以把软件编程分解完成。用术语来说，就是软件编程实现了“模块化”。如果没有这项软件技术进步，不管美国公司多么欢迎印度程序员的工资水平，班加罗尔至今都不大可能成为软件开发中心。而且，大约从2000年开始，由于金融、会计、医疗及工程设计等领域的软件开发取得重大突破，企业得以分解那些极其复杂的工作任务。比如，在一些重要关头，跨国企业准备接手一家公司，如何估计公司价值，如何计算税务负担，这类工作都是无比复杂的。借助新的软件技术，这些企业可以把大型任务分解成碎片，交给许许多多专业团队分头实施，通过互联网沟通协调，最终在某个地方完成组装。

未来10年，软件技术进步推动的分片外包业务模式，估计会让发达国家丧失800~1 000万个服务业工作岗位。当然，在第一阶段，还不至于对欧美及日本的就业机会造成大的破坏。随着软件技术不断进步，成千上万家西方企业将可以把服务业务外包出去，他们首先会选择当地或本国的外包商。不过，与其他外包模式一样，只要这种外包可以降低企业的医疗与养老保险成本，美国公司就会率先把目光转向国外。

到2010年，或者更早一点，英美跨国企业很可能就会开始把庞大的工作任务分解成片，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公司，此类公司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有了相应发展。几年之内，这种外包模式就会进入第三阶段，这也是其主要发展阶段。在印度、墨西哥、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千千万万本土企业家跃跃欲试，筹划成立公司，争取西方特大企业的外包订单。发展中国家此类公司一旦纷纷成立，成千上万家英美公司驾轻就熟的分片外包业务，原来由本国企业接受订单，届时一样可以由这些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中间商完成，并且更能帮助他们节省成本。到2015年，日本以及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将会面对出生低谷造成的劳动力短缺，这些国家的许多企业就很可能也要采用这种外包模式。

二三十年之前，精密复杂的制造业同样经历了类似发展过程。但是，这次造成的经济错位及其他变化更加巨大，因为服务业分片外包涉及的市场需求与就业机会都要比之前的制造业大得多。在所有发达国家，制造业所占经济比重大约是20%，而服务业的份额高达制造业的3倍。并且，不管是制造业企业，还是服务业企业，都有大量服务需求。美国人卫生医疗与个人服务支出普遍高于住房与饮食消费，而这两个领域都有大量服务业需求。而且，未来10~15年，国际服务业需求也会不可避免地大幅增长，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同样的消费结构。随着国家发展，收入增加，发展中国家居民支出当中，服务业消费份额必然会不断提高，超过其他消费额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15年，国际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达到商品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随着服务业分片外包模式的继续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必定会持续扩展。中国、印度及中欧国家快速发展，这些国家高端商品及专业服务需求也会迅速增加，这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一线希望。当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这些国家，美国及欧洲仍然会有自己的王牌。

软件技术取得突破性进步，服务业分片外包成为可能，这会让千千万万美国人丢掉饭碗。软件技术进步其实还会产生其他效应，这种效应强度也许更大，不过与全球化倒是没什么关系。起码就美国而言，制造、金融、零售及其他行业领域的生产回报增长十分明显，完全是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利用了最新信息技术。IT技术在美国经济活动中，能够一如既往地快速发展、不断普及，这是因为，在技术进步、国外生产成本降低及竞争不断加强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计算机硬件设备的实际价格显著降低。现在，同样的推动力也开始在软件领域显露端倪。

今后5~10年，计算机软件性能将会更加强大，适用领域更加广泛，国外软件产品努力扩大市场份额，行业竞争或许会日趋激烈，软件产品的实际价格也会大幅降低。无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各类企业的IT技术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医疗、教育及私人服务领域，与制造业、金融业及零售业相比，过去他们一直对IT技术不太热心，信息化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如果IT技术硬件发展历程可以作为可靠借鉴，未来10年，软件价格降低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将会远远大于过去10年。这就意味着利润增加，收入提高，最终产生更多工作机会——至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娴熟技能、可以自如运用IT技术的人会是这样。

软件技术进步一定会在发达国家迅速普及。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日本及大部分欧洲国家从中获得的收益根本没法与美国及少数几个欧洲国家相比。10多年来，欧洲与日本企业在IT技术方面的投入热情一点也不比美国公司差，但是，他们的资金投入换来的收益却少得多。如果采用同样方式，发挥IT技术的最大作用，那么，技术本身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经济结果的差异。在日本及大部分欧洲国家，不计其数的法律法规制造了成千上万的政策障碍，为企业增加了额外负担，恰好造成了他们与美国企业IT技术利用方式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工厂迁址、解聘不称职员工、调整上班时间等方面，而这些措施都是从IT技术投入中，榨取生产收益与经营利润所必须的。

全球化如何切实影响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1）

全球化还会给欧美及日本工人带来另一个突然袭击，让他们憎恶不已。一上来，当代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就掀起了巨大浪潮，欧美及日本公司的技术、投资与特有技能就迅速涌入中国，印度虽然力度略小，也是紧随其后。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们使用的形形色色的各种产品上的产地标签，就是这个浪潮所产生结果的无声证词。现在，中印两个企业已经可以生产许多精细复杂的高档产品，从半导体设备、笔记本电脑，到视频游戏，都有涉及。同时，他们也还继续制造成千上万种精细程度较低的产品，这是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产品内容，钢铁、混凝土、家具、玩具等等，无不如此。而且，由于引进经济发达地区资金、技术，这些国家传统产品的产量与质量都有了极大提高。

很长时间以来，发达国家产业工人已经不再大量生产玩具、钢铁、混凝土。几十年前，全球化尚未飞速发展，中国没有改革开放，绝大部分此类产品的生产已经转移到墨西哥、巴西、台湾及韩国。欧美及日本企业继续生产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复杂产品，不过，这些产品许许多多零部件的生产加工，也逐渐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然后，随着这些地区员工工资与其他成本的稳步上升，又继续向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转移。这给今天各国发展情况带来了至关重要的不同影响，因为中国、印度现在每年新增的千千万万工作岗位主要不是来自欧美及日本，而是来自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一类发展中国家。

结果不可能不如此。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报告，美国、法国、日本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分别是24.63美元、21.76美元、23.65美元，而台湾、韩国、墨西哥的这个数字分别是6.38、13.56、2.63美元。在中国和印度，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平均收入分别只有70美分和40美分。受雇于外资企业的中国、印度工人收入要高一些——与韩国、墨西哥、泰国的外企工人情况一样。不过，在中印两国设厂经营，与在台湾和墨西哥相比，成本差异十分巨大，这也正是中国每年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吸纳数十万工作岗位的主要原因。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过去15年，中国商品出口飙升了1 300%，出口额从1990年的680亿美元蹿升到2005年的8 370亿美元。并且现在仍然以每年20~25%的速度继续增长。凭着这样的出口强度，中国已经让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竞争对手陷入泥潭——中国自己的出口额就比东亚其他国家总和还要高出近2/3，分别达到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4倍、5倍、8倍。中国出口额是墨西哥的2倍多，是巴西的5倍多，并且比拉美国家与加勒比国家出口总和高了30%多。

单是出口规模，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在中国，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已经被现代技术和商业模式武装起来，与其他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相比，技术水平与经营方式已经不相上下，甚至还会更好。现在，中国已经可以生产泰国、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竞争对手出口的绝大部分产品，并且产量更大，成本更低。全球化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程度继续提高，掀起了新一轮竞争热潮，在几十个发展中国家，数十个相关行业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对这些国家、这些行业来说，一个利好消息是，熟练劳工需求量增长迅速，推动了中国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1997~2003年，中国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水平翻了一番，而亚洲大部分国家同期工资增长率为30%（大部分发达国家工资增长率不超过10%）。不利的一面是，中国的工资水平要赶上泰国和墨西哥，还需要几年时间。不过，届时仍然要比韩国和台湾低出很多。这几年，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市场上还是会被中国企业继续排挤出局。

这些企业及其员工对来自中国企业强力排挤的感受最为直接，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强大的竞争压力，经由全球资本市场，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行业传递到另一个行业，最终到达欧美及日本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员工。

以下就是上述过程的生动实例。浙江临海国海锻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金属锻压件制造商，产品范围逐步扩展到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由于价格低廉，已经对墨西哥与泰国制造商造成毁灭性打击；广东东莞声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酒店家具设备制造商，也是派瑞·艾力斯国际公司（Perry Ellis International）在中国的分公司，其产品档次不断提高，凭借低价优势，击败了马来西亚和埃及的竞争对手。当慕尼黑、西雅图及首尔的客户获得这些信息之后，来自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及埃及等国的制造商，由于相对生产效率较低，在金属配件、酒店设备与衣饰服装等行业领域，就会被中国企业排挤出去。在边际效应作用下，上述国家这些行业的?本与技术就会转移到其他产业，要么向下进入农业领域，要么向上进入电子或更高产业领域。不管哪种情况，由于转移带来的资本与技术膨胀，该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都会有所提高。如果资源流入价值链的低端，结果就是穷国相关产业受到排挤；如果流向高端产品领域，比如墨西哥、泰国的电子制造业，或者马来西亚与埃及的设备制造业，由于额外资本与技术力量涌入，就会跟韩国、巴西同行带来新的竞争压力。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由于边际效应影响，这些国家的资本与技术资源也在不断转移，经常进入产业链的高端，比如，韩国的LCD生产商与巴西的汽车制造厂，都是如此。这一次，受到排挤的可就是德国的LCD生产商与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了。

中国制造业规模如此巨大，品类如此广泛，以至于商品出口飞速发展，导致数十个国家、几十个行业面临的压力显著加大，在这个通过全球化资本与市场网络相互关联的世界上，最终处处都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当然，另一方面，这股强大力量加快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速度。但是，这种压力一旦传递到欧美及日本企业，所产生的结果将会截然不同。

全球化如何切实影响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2）

源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经过一国又一国不断传递，最终到达欧美及日本，对这些不同国家的先进经济而言，竞争压力加大造成的影响毫无二致：因为竞争激烈，企业提价越来越难。过去几年，成千上万家欧美及日本企业发现，按照经济学家的术语说法，他们可以利用的“价格杠杆”越来越少。失去了价格杠杆，面对不断攀升的经营成本，企业将会怎样？以美国为例，2001年以来，企业医疗保险成本增加了大约90%，能源成本翻了一番还多，很多企业的养老成本也是急剧增加。企业成本大幅上升，而面对竞争压力，又不能提价，以抵消额外成本，那么企业只好另谋生路。近几年，为降低经营成本，大部分企业都转而考虑工作岗位与工资水平这两方面因素。

还有一项全球性因素，也在加大对企业及其员工的压榨力度，尽管企业最终会对此表示欢迎：过去10年，全球资本供应增长低于劳动力供应增长，结果就是投资者的回报预期不断提高。所有这些因素，其实还是由当今时代的全球化造成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期望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美国企业盈利水平打破了所有历史纪录——因此，在股票不贬值、投资水平与未来盈利预期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企业没有办法利用高额利润，保护员工的工作岗位与收入水平。

经营成本不断上升，企业提价能力受到压制，迅速改变了先进经济体的两个基本发展动力。首先，改变了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机会增加数量之间的关系。美国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最好例子。美国自诩为就业创造发动机，但在全球化的挤压之下，就业创造动力明显减弱。最早的证据就是2001年的经济衰退，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实际衰退情况来说，那时减少的岗位数量超过战后衰退期的6倍。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之后，用了4年时间，才恢复到衰退之前的就业水平，而上一次衰退之后的恢复时间为18个月。进入这一轮经济复苏的5年来，就业机会的创造速度只有上一次的一半。尽管现在美国就业机会创造速度之慢史无前例，但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唯一的原因就是，虽然经济不断增长，但是寻求工作的人口数量却在下降。

同样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人生产力提高与工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也因为全球化的到来而不断弱化。自2001年开始，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3%以上。这是美国几十年来的最好表现。但是，5年来，在生产力强劲增长的情况下，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反而下降了，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次。即使把雇主支付的医疗与养老保险成本大幅上涨这一因素计算进去，美国工人过去5年综合所得也是增长寥寥。对于这个问题，国际工人服务联合会（Service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颇具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安蒂·斯特恩（Andy Stern）最近指出：

美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去阻挡全球化进程。长远看来，真正问题在于，如何让那些依然留在美国的工作岗位变得收入可观……如果我们找不到答案，那将证明格林斯潘是正确的——美国富人阶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贫富差距范围太广、扩大太快，势必会危及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

这种影响当然不只出现在美国。在日本及大部分欧洲国家，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就业创造能力也是在不断削弱，工资水平不是持续下滑，就是停滞不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Horst Kohler）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可能发生变异，成为一头怪兽。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采用深思熟虑的政策法规，对其加以约束。”今后，各国面临的就业压力与薪酬压力还会继续加大。源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不会消失。中国出口应该还会继续跨越式增长，这种趋势至少会持续到下一次全球经济衰退——这同样也会让欧美及日本丧失工作岗位，降低工资水平。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继续飞速发展，会推动工人工资与其他成本不断攀升，应该可以缓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的原始压力。不过，由于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印度制造业，当前工资水平只是中国企业的零头，因此，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将会取中国而代之。

欧美及日本都无法回避全球化的隐性成本，而是必须设法跨越。这些国家不得不想法缓解本国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之前我们已经看到，降低养老成本是如何艰难，尤其今后5~10年，西方国家高峰人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在实际操作还是在政治议题层面，企业消解医疗与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是同样困难。对于世界各国大约20%的高收入群体而言，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全球化市场中，凭借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拥有某些讨价还价的资本。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大约20%的底层工人来说，这个问题?样无关紧要，体力劳动原本就与全球化压力没有多少关系，至少在美国，体力劳动者经常根本就不享受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和养老待遇。但是，如果欧美及日本政府与企业不能筹划解决这个问题，今后二三十年，这些国家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就将面临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的困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资本市场的全球化（1）

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将会成为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需要的关键性稀缺资源，不过，在全球化的当前阶段，重点关注的仍然还是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的其他时期，同样也会讨论资金与金融问题，但是方式并不一样。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真正到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之大、种类之多，让之前任何历史时期都相形见绌。巨额资本在全球自由流通，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加剧造成的价格挤压效应，共同压低了全球资本利率，在发达国家，为房地产与股票市场从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波动创造了条件。最终，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彻底颠覆了全球资本的传统流向，数千亿美元由发展中国家涌入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因为具备这些特点，当今全球资本的市场运作就成为当代全球化的开路先锋。

对大多数人民、大多数国家，以及对当今世界这个整体而言，资金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价值大小。货币存量快速增长，世界各地资金充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全球资本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世界GDP增长，也比世界贸易与全球储蓄增长更快。据估计，今天全球资本规模超过150万亿美元，是全世界GDP总和的三倍多，也比15年前全球资本的三倍还多。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万亿，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到2020年会再翻一番，超过400万亿的规模。而且，美元、日元、欧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通速度增长比资本数量增长还要快，仅仅在过去10年间，流通速度就提高到之前的三倍，2006年一年流通量超过5万亿。

全球金融资产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这一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金融资产的权利主张体现在未来，资本快速增长就是一个信号，表明世界上掌握大部分资本的富裕企业与富人群体对未来经济发展总体看好——肯定比上世纪80年代要好，那时全球金融资产增长速度要慢得多，资本总和仅比世界GDP总额高出10%。不过，这种乐观预期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拉美地区GDP之和占全球总额的4%，而且金融资产只占全球总和的2%，因为在这个地区，拉美国民与海外投资人基本都没有很强的投资意愿。大部分拉美国家依然游离于全球化轨道之外。

全球资本规模及国际资本流量达到历史性高点，最终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空前繁荣，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经历了长期的停滞不前，过去15年来，西方公司的投资、技术与专业技能大举进入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企业与国民因而积累了大量了储蓄与财富。而且，在现代化金融市场上，大部分国民财富都转换成公司债券、银行存款、企业股票及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证券化”，如此一来，大部分新增财产最后都进入了当地或本国的资本储备池。

世界各国本地金融资产最终进入全球资本体系，信息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因为当今大部分金融资产都是以二进制字节形式存在，通过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创建、存储、传输。目前，没有哪个行业比银行与金融业的全球化程度更高——比如，花旗集团在90个国家开展业务，伦敦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已覆盖76个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他们不仅可以连接、管理全球各地的经营活动，而且可以把实物资产变成无形证券，而不再是黄金、纸质凭证等有形载体，这些无形电子证券可以在几个纳秒之内，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根本不用花费运输成本。因此，尽管这些金融机构在智利、印尼，甚至中国的营业网点并不多，但是圣地亚哥、雅加达的企业、居民为了获取利润回报，可以轻易地把自己创造、积攒的财富投向中国上海或美国圣何塞的企业，也可以借给美国政府使用。最后，这个复杂的全过程以全球化带来的新增财富进入几十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基础体系而告终，这又导致信贷与资金的新增长。

中国、印度及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过，全世界绝大部分金融资产依然掌握在西方金融机构手上。在这个领域，欧美及日本的主导优势比他们在GDP方面的优势还要明显，这些国家金融机构掌控的金融资产达到全球总和的80%以上。金融资产的所在地与其所有者并不相同。美国GDP占世界总和的29%，拥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达到37%，约为44万亿美元。不过，有12%的美国公司股票、25%的美国企业债券、44%的美国政府国债并不在美国人手上。到2007年7月，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额为4 080亿美元，日本是6 110亿美元。两国合计，中国与日本政府持有美国联邦与各州及地方政府的外部债权总和的20%以上。这是一扇窗户，全球投资人普遍看好美国经济繁荣前景，从中可见一斑。

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货币流通的主导地位，可以强化这种乐观判断，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美国经济普遍性的卓越表现。2004年，全球范围内，有45%的公司股票交易、43%的企业债券交易，都是通过美元结算——由于美元是买卖美国股票与债券的流通货币，上述比例数值就可以告诉我们，哪个国家的债券与股票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大量买卖。这类数据也能说明，全球投资人如何不看好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前景：2004年，只有15%的普通股票交易通过欧元结算，而日元结算的比例更是只有9%，尽管欧洲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差无几，一个日本的经济规模也接近美国的一半。在全球投资人看来，英国的经济前景稍好一些，2004年约有8%的全球股票交易通过英镑结算。

通过各国金融资产增长来源这个窗口，可以观察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动力。美国是全球企业经营活动的中心，金融资产增长主要通过增持普通企业股票实现，主要推动力就是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时买进，等待股价大涨，在股市上赚取高额回报。在日本，股市经过多年下跌与停滞之后，刚刚恢复元气，金融资产增长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公债推动。在欧洲，各国政府还在苦苦寻求刺激私营经济发展的良方，努力保持难以为继的福利制度继续运行，金融资产增长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的特许经营以及政府公债。在中国，股票与债券市场很不发达，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银行账户的私人储蓄上，在一个缺乏广泛覆盖的医疗保险与公共养老制度的社会，私人储蓄就成为人们就医看病、退休养老的主要保障。

到2020年，美国依然可以保持金融行业的主导地位，尽管优势没有现在这么明显。最近，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参议员的一个委员会表示，今天以至在他所能预见的未来，“购买美国财政公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美国政府公债今后很可能继续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金融资产，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公司股票及债券也会继续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人。财经作者有时会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美国的“政治稳定”，这基本上是美国保守的经济文化的一个委婉说法。无论美国政治左倾还是右倾，美国企业几乎总是要比其他发达国家企业更加自由。过去75年来，欧洲国家许多行业实行国有化（很多企业最近又实行私有化），而在美国就没有出现类似情形，与中国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就我们的记忆所及而言，与欧洲人和亚洲人相比，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更加尊重企业，即使企业提供的医疗与养老保险之类公共产品不尽人意，他们依然信任企业。而且，长期以来，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制度安排，倾向于以财富保持为中心，而美国则更加强调财富创造。企业文化倾向不同，必定导致现实差异，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往往更高，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美国企业家面对的法律法规约束要少得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新兴企业通过不断创新（包括就业机会），创造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迅速成为投资人所需的金融资产。未来10年，对全球投资人来说，最重要的很可能就是，美国依然会继续保持低于日本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企业税率，因为美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除外）公共负担的成本增长比日本和欧洲都要慢。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资本市场的全球化（2）

短期之内，全球资本市场的最大变化，将是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资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日本则会相对下降。目前，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为5万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3，也不及欧洲的1/7，美国的1/9。但是，除了美国，中国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增长最快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居民储蓄。如今，中国国有银行基本上仍然只是一个中转机构，负责把储户存款发放给地方政府和那些时常破产的国有企业。简单说来，中国银行与欧美银行没有多少相同之处，欧美银行以合理的客观标准为基础，为私营企业与消费者创建贷款信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仍然缺乏构建现代金融市场所需的绝大多数独立的公营及私营机构与规章制度，而这正是把一个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转变为纸质（数字）凭证，实现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易的基础。年轻的中国股市上，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所谓的“红筹股”）能够上市，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资本市场标准，能够提供透明的财务报表，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政治优势。经营股票交易的中国证券公司，也不能像西方证券公司那样受到规则约束，自然也就无法建立市场信心。对全球资本市场而言，也许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依然缺乏自由兑换的货币流通。

几乎可以肯定，未来10年，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发生变化，尽管那会是一个渐进而痛苦的过程。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家西方银行开设分行，当然主要是为外资企业服务。不过，最近中国已经允许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及美洲银行持股中国国有银行，这些西方银行将为中国带来现代银行实务模式。允许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中国也会面临挑战：没有了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持，大部分现存国有企业很快就会破产，由此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类似地，在人民币升值方面，中国也已经迈出了一小步。这个方面的挑战在于，货币流通真正实现自由兑换与通过廉价出口保持经济增长这一基本战略之间如何协调一致。外国投资人一旦获悉可以把在中国赚钱的利润拿回本国，一定会蜂拥而至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外资涌入就会拉动人民币升值，进而抬高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结果就是成千上万家中国企业破产倒闭，这又会导致大批工人失业。面对出口疲软，中国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像其他主要国家那样，发展消费推动型经济。这就要求中国恢复覆盖广泛的医疗保险与退休养老制度，因为只有有了这些保障，大部分中国人才不会宁愿存钱而不消费。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小心翼翼而又冷酷无情的死刑执行过程。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中国政府才能建立一个现代金融体系——10年也只是欧美完成这一过程所用时间的零头。如果中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到2020年，中国金融资产规模将达到世界第二，也将成为全球第二重要的金融市场。

未来10~15年，不管中国能否实现这个跨越，全球资本规模及其流量都会继续增加，达到现有水平的两倍，甚至三倍。或直接，或间接，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会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工商业就业机会，改变数以亿计的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前景。不过，给发达国家人民生活与就业造成的影响，要微妙、复杂得多。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全球资本规模大幅增长，对各个国家、各个企业而言，资本不再稀缺。全球化飞速发展以来，第一重要的后果就是，利率水平达到历史最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结果，与过去45年来的任何历史阶段相比，2000年以来，全球八大先进经济体的长期利率水平都是最低，不管是绝对利率，还是考虑到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利率，都是如此。即使在那些国民储蓄率很低、外债负债率很高的国家，也一样保持了极低的利率水平，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美国与英国。这种现象的唯一先例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是上一次全球化的飞速发展阶段，其时，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利率水平之低不同寻常。

第二重要的后果就是，全球资本市场力量日益加强，影响力已经超过中央银行。近年来，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都发现，他们作出调高短期率的决定，对长期利率影响甚微。而长期利率会影响绝大多数借贷行为，最终作用于经济活动。比如，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美联储17次上调短期利率，利率水平从1.25%提高到5.25%。然而，2004年6月与2006年6月，AAA级公司债券的利率都是6%，2006年6月常规抵押贷款利率也仅比2004年6月高了0.4%。在联邦政府采取“从紧”政策周期的头一年，上述两种情形中，长期利率实际是降低了，当联邦政策开始改变时，长期利率才又逐步恢复到原来水平。

至少在这个案例当中，就应对全球化而言，金融市场比中央银行更加灵活机智。按照中央银行的传统规则，像最近这样，资本、信贷与消费同时快速增长，快速通货膨胀通常就会接踵而至。但是，全球化改变了这套规则。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化飞速发展以来，几乎世界各地的通货膨胀率都在急剧降低。1995~2005年，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不断走低，每年只有2~3%。与此类似，亚洲国家（日本除外，那个时期日本一直通货紧缩）的物价上涨幅度为每年3~6%，只有前一个10年涨幅的一半。拉美地区的物价上涨速度也下降了一半，这些国家也享受到相对（于他们自己）比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每年物价上涨幅度为10~20%。英格兰银行资深成员德安·朱利叶斯（Deanne Julius）博士，以广阔的视野观察这个问题，得出结论：“国际竞争不断强化，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还有就是新技术广泛传播，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就是当前的推动力，推动全球通货膨胀率走向低水平。”关于全球化能对降低通货膨胀率产生多大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持怀疑态度，毕竟，监测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是该组织的一项业务目标，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使命重要程度正在降低。然而，即使IMF现在也说：“毫无疑问，全球化造成了通货膨胀率某种程度的降低。”

市场竞争加剧，即使成本上升，企业也很难提高价格，这并不是通货膨胀脚步放慢的唯一原因。几乎同样重要的是，由于西方资本、技术与专业技能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大型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急剧提高，压低了本地通货膨胀，而且，廉价商品潮水般出口到发达国家，欧美与日本的通胀压力也随之缓解。最后，爆发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本身就是全球化带来的现象——已经让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吸取教训：冒险选择可能导致高通胀的经济政策，将会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全球化不会终结通货膨胀。最明显的事实就是，石油与其他重要商品价格一路飞涨，导致全世界物价上涨。但是，假定目前这种低利率、低通胀的趋势保持不变，未来10~15年，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及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借贷与消费规模一定会高于现在的想象。2005年，《经济学人》杂志面向1656名顶级企业执行官做了一项调查，他们估计今后全球消费支出增长速度要超过GDP增长速度60%，从现在的每年大约27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2万亿美元。在欧美国家，富人今天消费的高档服装、电子产品及个人服务，届时人人都能享受得到，而且也会走进世界其他地区亿万寻常百姓家。尤其在那些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消费需求将会飞速增长。到2020年，中国将会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私人乘用车保有量超过美国，预计达到1.3亿辆。同时，印度的消费规模将和法国相当。在世界各地，企业很容易获得低息贷款，不过，企业投资一定会集中在盈利希望最大的地区。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要求，充分利用全球化发展机遇的那些国家，将会吸引绝大部分企业投资，这也正是接受《经济学人》调查的执行官们，预计2005~2020年间，美国、中国及印度企业发展势头要远远超过欧洲与拉美地区的原因所在。

在经济生活中，任何行为都有成本。国际游资制造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经历新一轮痛苦的下跌过程，最终将会破裂。过去10年，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房产价格大幅上升，增长速度超过二战以来任何可比时期。1997~2005年，意大利房价上涨69%，美国是73%，法国是84%，瑞典是87%，澳大利亚是114%，西班牙是145%，英国是154%，爱尔兰是192%。（仅有的例外发生在经济增长最差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与德国。）到2006年，大部分过热市场上的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至少也是不断缩水，澳大利亚与英国就是如此。2007年，美国的房产牛市也是蹒跚不前。短期之内，一些国家的房地产业主也许就会重蹈日本的可怕覆辙：20世纪80年代，日本房产价格狂涨，到90年代泡沫破裂，均价下降40%。

资产泡沫并不限于房地产市场。1997~2004年，各国股市涨跌剧烈，波动幅度超过二战以来任何可比时期——英国股市平均每年波动幅度超过16%，澳大利亚是18%，美国是20%，法国、意大利与德国的年均震荡幅度更是达到了24~27%。股市的反复无常，在新兴市场表现得更加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俄罗斯与土耳其的股市年均震荡幅度分别达到81%与92%。股市本身也会因全球化而改变，变化结果就是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5年之内，跨国资本流动很可能达到每年10万亿美元的规模，证券交易对传统“专家”的需求就会逐渐消失。以往，当纽约股市或其他主要市场上没有买家之时，这些精挑细选的经纪“专家”就会横空干预。世界各国仍然会保留自己的证券市场，但是，实力强大的纽约股市与伦敦股市很难与纳斯达克或欧洲大陆及亚洲股市有所区别。上市标准日益国际化，世界各地的证券买卖几乎都要通过光纤连接的计算机网络完成。

几乎可以肯定，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进程还会不断加速，通货膨胀（石油价格除外）很可能继续保持较低水平，市场的繁荣与衰退将会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精明、幸运的投资人可以致富，对于大部分持股人与房产主的最好忠告就是：尽最大努力挺过市场衰退的艰难时光。

全球资本市场的失衡机理（1）

全球资本市场必定有其固有规则，但是，谁都不喜欢总是按照这些规则行事。中国欢迎外商投资，但是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转移回自己国家。不过，违反规则最严重的恰恰就是美国这个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最大经济体。世纪交替以来，美国每年消费数万亿美元的外国进口商品，带动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繁荣增长。为了满足巨额进口与国内投资的支付需要，美国充分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年复一年，借用了全世界大部分过剩储蓄。如果资本市场的固有规则最终在美国身上发挥作用，那么，当前的全球经济繁荣就会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

当然，即使美国，也无法单独破坏规则。过去5年多，尽管美国国内储蓄很少，但是经济实现持续强劲增长，消费水平远高于生产水平，每年消费额达到6 000~8 000亿美元，这种情形的实现办法就是大量进口。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人，要想让他们超额消费，其实并不困难——预算赤字不断增大，利率水平依然很低，银行贷款轻松获得，制度安排允许数千万业主在市值3万亿美元的房地产泡沫中随意变现，这些都是个中诀窍。2001年以来，美国人每年的消费支出要比收入高出4~5%，美国政府支出也要高于财政收入2~4%。美国经济规模是中国的5倍，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总和还高，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中，美国下定决心通过刺激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因此，欧洲、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当前出口需求大部分来自美国。有了美国人的参与，尽管消费能力远低于生产能力，亚洲国家、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那些石油输出国就能够保持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的持续增长，剩余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问题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率如此之低，拿什么支付消费支出、预算赤字及本国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要？钱在世界市场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与各石油输出国，一直以来消费能力远低于生产能力，因而其储蓄水平远远超过本国经济发展投资需要。目前看来，问题的答案就是，美国一年又一年地利用全球资本市场，向人们出售政府债券及不动产，以此支付进口，并为预算赤字及国内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经营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独一无二而又弱不禁风的互利共生局面。

这种制度安排改写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系。几十年来，都是资本从富国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在那里获得快速发展与高额回报的机会最多。如今，新兴国家与石油输出国解决了全球最富国家2/3的资金短缺，其余部分由另一些发达国家提供。这种制度安排也在本质上改变了美国的所有权结构。到2006年底，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达到15.1万亿，占到美国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总值的20~25%。而且，外国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在美国的资产每年产生的利息、分红、资本盈利与房租收入汇回本国。由于美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额为12.5万亿美元，2.6万亿差额每年产生的回报——约为1 400亿美元——就是美国保持庞大的外国债权人规模的年度成本。

没有哪个家庭或团体可以无限期地变卖自身财产，来维持消费、填补资金缺口，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正因如此，主导全球资本市场的许多外国金融巨头与中央银行，因为持有大量美国债券与美元资产，正在承担巨大风险。正如所有优秀投资人一样，他们知道，投资多样化是一个基本常识。他们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资产已经随着美国经济低迷而被质押进去。他们也知道，一些国家面临外债急剧增长困境之时，为减轻债务负担，大肆增加货币供应，任由货币急速贬值，历史先例，比比皆是。如果美国也开始加印钞票，美元就会贬值，进而降低外国所有权人所持美国资产之于本国货币的相对价值。

如果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与债务国，不是美国，而是其他任何国家，那么，外国央行与全球投资人早就停止其巨额借款与投资行为了。但是，一般而言，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还是更愿意投资美国资产，因为作为唯一的政治、经济超级大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几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好。美元仍然还是全世界储备货币，因此外国央行还是愿意大量持有美国财政公债，以防将来发生信心危机，危及本国流通稳定。

即便如此，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由于自愿为美国巨额流通赤字提供资金支持，每年都会付出巨大代价。相对而言，美国财政公债带来的收益回报已经开始变得微不足道。2006年3月，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告诉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如果印度央行把过剩储备投资到相对安全的私营金融机构，产生的收益回报将会高于投资医疗保险——而且，中国、台湾、泰国、俄罗斯，甚至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的当前过剩美元储备都要高于印度。说到底，向美国提供财政支持的?个国家，如果能把过剩储蓄更多地投入到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哪怕只是投资到全球各大证券市场，其年度收益将会增加数千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外援的总和。

资金流动的不平衡不会无限期继续下去，因为发展到最后，对卷入其中的每个人而言，都将失去经济意义。危机可能会以多种方式出现：在某个点位，外国私人投资者抛售美元资产（2004年，外国私人持有美元规模已经停止增长），即使主要国家央行高价购买也无济于事；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减缓，过剩储蓄不断减少；日本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投资最终恢复，减少过剩储蓄；油价大跌，中东各国储蓄减少；抑或因为贸易赤字日趋巨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己触发危机。

即使上述关口都不会出现，全球化已经给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埋好陷阱。下个月，下一年，或者再晚点，一国甚至多国央行就会开始为不断缩水的美元资产担忧。一旦有人改变追猎路线，马上就会群起效法，以减少损失，全球金融市场马上就会为美国多年来的储蓄不足、消费过度付出巨大代价。如果失去每月500~700亿美元的外资输入，仅靠美国自身的有限储蓄，根本无法满足财政赤字与企业投资的资金需要。对此，美国财政部及美国企业为了寻求投资，唯一选择就是提供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以此安抚外国投资人的焦虑不安。如果你是要借钱，高回报就变成了高利率。缓解资本危机需要大幅提高利率，而利率急剧提高又会减缓美国经济增长，也会让美国股票及债券价格一蹶不振。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危机不会到此为止。资本市场衰退，美国股票与债券市场行情随之大跌，外国投资者加入抛售队伍，恶性循环由此开始。在最坏情况下——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投资人一旦对美国证券市场丧失信心，就会不约而同地陷入集体恐慌。美国股市与美元行情一落千丈，美国利率一路飙升，以此吸引人们继续购买美国公债，美国经济由此陷入泥潭。由于欧洲与亚洲对美国出口锐减，全球经济增长急剧减缓。

全球资本市场的失衡机理（2）

这绝不是凭空杜撰的荒诞情节。2004年，类似情形已经有所显现，那时，外国私人投资者基本停止增购美国股票及债券。美元需求降低，全球资本市场按照他们的意愿运作：美元对欧元汇率降低，欧洲对美国出口减缓，大部分欧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业创造能力减弱，美国利率水平开始走高。中国、日本与沙特政府决定救市之后，此次危机才逐步缓解。中国和日本决定保持本国货币的较低汇率，以便依靠出口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沙特阿拉伯参与其中，是因为绝大部分石油贸易都以美元标价。三国政府进入资本市场，利用本国储备，买入数千亿美元，很快又将它们变成美国政府公债。如果危机真正爆发，中、日、沙三国不会有足够的人民币、日元、里亚尔储备，自然无法力挽狂澜。

事实上，由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不仅中国、日本及多数欧洲国家把自身经济发展质押给美国的消费需求，而且在政治上，美国也把自己质押给外国政府的投资决策。人人都知道，只要外国政府抛售美元资产，给美国带来的伤害会有多大。对美国而言，这个常识已经赋予主要外国金主新的政治力量。如果美国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减持美国资产的巨大风险，那么，针对中国普遍存在的侵犯美国软件版权与医药专利现象，或许美国政府还会向北京施压。不过，至少是在最近美日之间发生的贸易纠纷当中，这一利害关系已经清楚地影响了美国政策。事情发生在2005年，布什总统给小泉首相打电话，就日本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向他施压。那天下午，日本财政大臣告诉新闻媒体，日本银行将会考虑外汇持有量的“重新平衡”。结果，第二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就悄悄收起了对牛肉进口问题的满腹牢骚。这跟半个世纪前苏伊士危机期间的情形如出一辙，英法两国那时都要依靠美国购买英镑与法郎资产支持经济发展，艾森豪威尔总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成功迫使英法两国支持以色列。今天，美国主要财政输入国熟练使用这个法宝，形成巨大政治影响力，特别可能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遭遇麻烦，因为原油价格上涨，沙特阿拉伯及其他石油输出大国持有的美元规模急剧膨胀。由于沙特美元持有量增多，美国借贷规模扩大，不可避免地，这个地区对美国政策的潜在影响力将会加大。

然而，不管美元危机是否发生，当前出现的规模如此巨大的全球资本失衡很可能将会成为最后一次。由于全球资本流通增长速度超过美国财政赤字与全球储蓄增速，到2015年甚至更早，即使还想继续违反全球资本市场的规则约束，美国及其资本输入国也都已经资源枯竭。10年之内，甚至更短时间，美元涨跌就会与其他流通货币十分相似，因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巨额财政赤字，美国人民继续过度消费，美国必将承受货币贬值之痛。由于美元贬值，美国进口商品就会涨价，通货膨胀与利率水平都会呈现上升趋势，尽管其他力量都在压低这两项指标。由于美国高峰人口大批退休，政府支出肯定会继续加大，全球资本市场可能将会迫使美国提高国民储蓄水平，办法也许就是增加税收，虽然其政治可行性今天无法想象。至少在美国，增税不无可能，因为美国与欧洲多数国家形成强烈对比，税率仍然很低，税负轻微增加不会危害经济发展，也不会招致普遍反抗。

全球资本市场的强大威力，一样也使其他国家面临艰难选择。如果美国最终减少对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消费依赖，那么中国、欧洲及日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身消费，保持就业机会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在哪个国家，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中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那就是收入快速增长。但是，要想说服亿万中国人民多消费而不要多储蓄，又得实现医疗保险与退休养老覆盖范围的极大扩展。在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人口结构恶化，国际竞争加强，已经导致国民收入停滞不前，说服人民扩大消费也是同样困难。由于退休养老与医疗保险体系面临的巨额财政负担，减税不可能成为政策选项。事实上，面对如此压力，有些国家很可能会被迫削减福利，而真正危机一旦爆发，甚至还要增加税收。无论上述哪种情况，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与日本人民可以支配的所剩收入甚至比现在还要少。

由于全球资本市场迫使美国减少欧洲与日本出口商品的消费额度，他们的现实选择只能是，要么甘心忍受经济发展的连年停滞，要么后退几十年，废除横加在宝贵的劳力市场之上的种种限制，彻底放松行业管制。在这些国家，上述问题终归要演变成为政治议题，尤其取决于各国有无跨越大力进行政治改革这个悬崖的强烈意愿。近期所有相关迹象表明，日本经济发展最为可能的结果就是，还要经历一个举步维艰的漫长时期，因为十几年来来，日本都是依赖出口度过经济停滞的难关，而不是废除旨在保护千千万万夫妻店和中小企业的管制政策，自然也就没能重整发达国家当中效率最低的日本服务行业。最近大部分迹象表明，许多欧洲小国——瑞典、芬兰、瑞士、西班牙，也许还有其他几个国家——比那些主要国家，能够更好地执行大力改革路线。芬兰只需继续推进现行政策即可。不过，鉴于意大利面临问题的规模之大，加上国内一盘散沙的政治形势，意大利经济发展看起来势必走向经济衰退。德法两国定期进行小打小闹的改革，一旦遭遇企业、工会及公众舆论的强力反对，往往就会丧失改革勇气。需要一位才能卓越的新领导人——或许就是尼古拉·萨科齐——再加上各个政党的重新整合，德法两国才会发生真正变化——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数千万德法国民很可能还将沿着经济增长缓慢衰退的道路继续前行。在欧洲大国当中，只有英国最近已经表现出对于大力改革的宽容，尝试推行改革措施。英国政党与美国政党一样，已经展现出自我改造的现代化趋势，撒切尔的保守党与布莱尔的工党，很像里根的共和党与克林顿的民主党，面对许多国内现实问题，在一度珍视的管制政策与不合时宜的社会保障等方面，党内已经出现分歧。英国政府已经采取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对过去的国营行业与公共养老制度实行的改革，应该足以保证英国比欧洲大陆各国更好地应付经济不振。不过，英国要想真正回归经济繁荣，就要有另一个撒切尔或者布莱尔，带领英国人更大程度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全球化前景展望

全球化蕴含着巨大力量，但是在世界各国，其发展进程绝不是整齐划一，哪个地方能够有力把握这个进程，哪个地方的发展进步就会卓尔不群。当前，市场已经或接近实现全球化，但是，世界仍然围绕主权国家组织运行，各国政府拥有设立市场条款的权力，不管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要受其影响。我们将会看到，有些时候，不管大国还是小国，都能相当成功地抵制全球化核心所在的市场力量，尽管他们自己往往要为此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全球化遭遇某些普遍阻力，看起来非常合理，因为全球化强化了市场力量，在全球化市场上，技能有限、能力较低大部分工人难以获得什么好处，甚至就连一般水平的普通工人也是一样。由于人口变迁浪潮席卷全球，大部分工人同时承受着人口变迁造成的经济新压力，很多地方出现针对全球化后果的广泛抵制也是自然而然。在美国、欧洲与日本——还有韩国、泰国、巴西及墨西哥一类国家——至少一个时期内，在汽车、电子、农业等领域，政府可能会重新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同样地，至少一个时期之内，很可能是由美元危机引起的金融灾难将会降临，由此导致各国政府对于海外投资与资本流通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措施。服务业分片外包，导致大量工作机会流向海外，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很可能因此将对外包服务的本国公司开征新税、实施管制，哪怕他们只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贸易。

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也还包括给如此之多的国家、如此之多人民，带来了如此之多的新增财富，以至于可以预期，至少近期之内，全球化进程还是会平稳可靠地向前推进。上个世纪，曾经出现的情形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经济大萧条期间，强大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交汇合流，打断了上一次全球化进程的制度建设。上一次全球化进程在当今时代的历史重演，至少在今后几十年内，表现完全不同。那些最热情的捍卫者对全球化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即便如此，短期之内，全球化也无法消弭冲突与战争。不过，随着美国这个无与匹敌的唯一军事超级强权地位继续上升，再加上大多数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政治努力，应该可以阻止发生遍及某个大洲或者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冲突，而把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卷入其中。尽管局部经济衰退时有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出现，但是过去60多年来，世界上一直没有出现全球性经济萧条。全球化既可以缓和也可以强化正常的经济衰退，结果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实际条件。而且，在全球化某种机理的作用下，导致经济衰退的力量常常会在国家之间传递。不过，当债券市场一落千丈之时，当今各国政府一般都有充分认识，积极采取有效步骤，促使行情回转，或者至少帮助实体经济逐步走强。如果一个国家做好了履行这些任务的准备——令人欣慰的是，当今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全球化最终就会促使该国实体经济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健全。因此可以说，全球化让另一个全球性大萧条离我们越来越远。

全球化及其带来社会、经济巨大进步的核心承诺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潜伏在当今世界的一些变数，就是那些今后可能出现的超出全球化范畴的可怕情形，它们具有引起极度混乱的世界性效应。核武恐怖，尤其是发生在中美两国的核武恐怖，如果出现，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减少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并且在更长时间内，剥夺人们享有的政治、经济自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对2020年的世界前景做过展望，他们警告说，“欧美城市遭受恐怖袭击，成千上万人民失去生命”，势必导致政府严厉控制“资本、商品、人员及技术流动，因而造成经济停滞”。类似地，沙特阿拉伯政权瓦解，特别是政权落入伊斯兰激进分子手中，世界经济必将因此陷入长期下跌。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爆发，世界贸易与国际旅行一度中断几年时间，如果全球范围内再次爆发致命瘟疫，结果也是一样。谢天谢地，这些可怕情形离我们依然遥远。而且，同样不可预知的其他变数——比如，新兴廉价清洁能源技术——可以加速、深化全球化进程。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假定未来不是绝对不可预知，那么至少在今后二三十年之内，市场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技术全球化还会继续保持各自的发展趋势，结果就是全球化的基本进程还会一路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