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规则

尹锋樊婷栗新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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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7月5日，上海天气有点闷热，淮海中路300号香港新世界大厦51层，力拓（Rio Tinto）中国上海办事处内。与往常一样，这个世界第三大铁矿石公司大门紧闭，里面的工作人员正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时而有些人员出入，在前台接待小姐看来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下午，几名不速之客来到力拓，要求见办事处负责人胡士泰。按照正常的流程，胡士泰作为力拓中国区业务经理，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要预约。前台小姐以惯有的不冷不热的腔调问来人是否有预约，不速之客没有接话，只是摸索着口袋，掏出一个《侦查证》，前台小姐见到证件黑色封面上的警徽，眼里掠过一丝惊慌，她已知道这几个人的来头，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打给胡士泰。

见到胡士泰，几名侦查员出示证件亮明身份后，告之因其涉嫌侵犯中国国家机密，上海市有关部门正式拘捕他，胡士泰没有反抗。

侦查人员随即控制胡士泰，并将他的办公电脑和办公室里的其他资料装箱带走。同时，将正在办公的力拓工作人员刘才魁、王勇、葛民强等三人控制起来。

在其他力拓员工惊愕的表情中，4名嫌疑人被带离力拓办公室，乘电梯直奔停车场，侦查人员将疑犯塞入汽车后，绝尘而去。

就在胡士泰被抓捕的同时，山东省相关部门的侦查人员也在紧急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山东莱钢国际贸易公司航运负责人王洪九（科级干部）。

王洪九，三十多岁，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莱钢国际贸易公司海运部工作至今。王洪九平时的业务只是负责调度船队。他对铁矿石运输市场很了解，并且与各个港口关系很好，也从事过铁矿石进出口工作，他的工作任务主要就是与国际矿商打交道。

7月7日，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中首国际）总经理助理、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像往常一样去单位正常上班，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等待他的不是员工敬畏的问候，而是警车。为了抓捕谭以新，北京出动了五六辆警车。

谭以新，四十多岁，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总经理助理、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商务师职称。2004年，中国首钢国际曾举行过一次领导岗位公开竞聘，谭以新通过竞聘就任投资部部长。

到这时，抓捕胡士泰、王洪九、谭以新等人的消息开始在钢铁业内传开，但是没有确切的消息说明，为什么要抓他们，大家都在猜测，有可能是与铁矿石谈判有关。貌似零散的抓捕动作，实则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行动，国家有可能酝酿更大的计划。

7月9日，上海市有关部门通告：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4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

该部门所称的"机密数据"包括：钢铁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以及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炼钢配比、采购计划等企业内部资料。

根据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八条规定："国家秘密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等。"胡士泰等人获取的资料已经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禁令。有关部门诏告天下后，人们终于可以知道胡士泰、谭以新、王洪九等人被捕的原因了。

胡士泰出生于1963年，原籍天津。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的工作轨迹一直比较顺畅，20世纪80年代就曾在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工作。在1993年还很少有人进入外企的时候，胡士泰就进入了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在北京设立的代表处，做咨询和贸易。胡士泰后去澳大利亚留学，毕业后进入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哈默斯利铁矿工作，力拓收购哈默斯利铁矿后，胡士泰成为力拓雇员。1997年，胡士泰获澳大利亚国籍。

因为工作关系，胡士泰和谭以新等各大钢铁企业公司老总关系密切。2009年4月，胡士泰前往北京与谭以新把酒言欢，此时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侦查人员盯上了。

早在2008年，有关部门就开始部署对胡士泰等三大铁矿石企业在内地的员工进行调查，通过近一年时间的跟踪监视，侦查人员发现了胡士泰等人犯罪的铁证，安排上海有关部门局实施具体抓捕行动。

侦查人员抓捕胡士泰并非易事。胡士泰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他的言行举止非常低调，经常躲在会场的角落或更隐蔽的地方，貌似谦和的脸孔实则拒人于千里之外。

胡士泰很少用手机与人谈重要的事情，要么用座机，要么直接上门交流。从这点看，胡士泰最起码了解一些窃听与反窃听的技巧，手机通话可以通过GSM窃听设施被侦听，即便是手机关机之后，也可以被定位和侦听，除非将手机的电池取下来。如果要侦听固定电话，那么必须在电话机里或一定范围内安装窃听设备。

显而易见，如果有关部门要侦听胡士泰的固定电话，就必须要潜入力拓办公室，但这样会很容易暴露目标，因此胡士泰才放心大胆地使用固定电话。

胡士泰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惜脚力，为了获得情报资料，可以不顾身份，频繁地往来于天南海北各个钢铁厂，去当面交流。在侦查人员获取的胡士泰日程安排表中，胡士泰的见面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2008年年底，胡士泰不顾中国钢协的反对，强悍地代表力拓与江西萍钢订了为期近10年、约上千万吨的长协矿合约。此外，胡士泰还与河北唐山、山西等中小钢厂达成协议。包括萍钢在内的30多家中小钢企私自与矿业巨头签订长协合同的行为，遭到中钢协的强烈反对。

胡士泰们获取情报的另一个途径是举办各种行业聚会，很多钢铁行业的从业人员很愿意参加这些会议，铁矿石贸易商尤其愿意参加，因为可以借机多认识一些人，也可以多了解市场行情。"铁矿石贸易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下订单、订船、生产铁矿石都需要时间，也有必要提前了解。"

抓捕胡士泰使一向低调和神秘的国家安全部门第一次走向台前，这也凸显了国家痛下决心治愈铁矿石积年沉疴的决心。

上海有关部门发布通告后，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北京外交部大厦新闻厅，对参加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的境内外媒体确认，胡士泰因涉嫌为境外刺探和窃取中国国家秘密，已于7月5日晚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依法刑事拘留。

此次行动并没有终止，而是在逐步收紧撒出去的网。代表中国钢铁企业参与铁矿石谈判的宝钢首席谈判代表丁守虎旋即被带走接受调查。

46岁的丁守虎是宝钢集团原料采购中心原料一部总经理、宝钢国际煤炭贸易部总经理，2007年下半年起出任与铁矿石供应商谈判的首席代表，与三大矿企洽谈2008年铁矿石采购价格。

不过，相关部门并没有收押丁守虎，在一番调查之后，就将他放回。

随后，共16家钢企有关负责人相继被调查。

面对相关部门的强势调查，7月15日，力拓撤离了在中国的铁矿石及钢铁等部门的员工；而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两大矿山中国区管理层中多位中国籍高管近期也纷纷"出国公干"，其中不乏有"内鬼"嫌疑的人士。另外，两大矿企的中国籍高管手机设置为"呼入限制"，有的直接显示"无法接通"或关机。

钢铁矿业的内鬼岂止胡士泰一个？目前三大矿商的很多中高层市场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等，都具有国内钢厂5年以上的从业经历，其中还充斥着大量原冶金工业部的官员。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等十个部委被取消。

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高薪聘请这些冶金工业部的官员们加盟中国区，而这些冶金工业部官员相对于钢铁企业的高层来说，更具有危害性，因为他们熟悉中国钢铁产业历史、现状和政策方向，同时又有广泛的人脉资源，政商两条线都吃得开，成为三大矿企在中国最得力的"干将"。

在外资矿企"以华治华"的策略下，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2003年，宝钢代表中国钢铁业首次参与亚洲铁矿石价格谈判，接受了日本新日铁公司涨价18.6%的结果，开始了"六连败"征途；2005年度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71.5%的首发涨幅，这是此前铁矿石谈判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涨幅；2008年度，日本新日铁公司再次与淡水河谷抢先达成了65%的涨幅，宝钢与力拓达成了79.88%的更高涨幅。

6年来，国际铁矿石价格暴涨，累计涨幅高达400%，据称中国钢企因此多支付约7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钢企利润总和的两倍多。

胡士泰们被抓后，这些境外势力变得风声鹤唳，稍有风吹草动，他们的耳朵就伸得老长。一些铁矿石贸易商最近很奇怪三大矿在中国的办事人员的态度转变，"以前给三大（铁矿石生产企业）打电话问点事，有不知道的还帮你打听，像是兄弟一样热情。现在他们说话哼哼哈哈的，不爽快，打听点事也不说，被逼得没办法了，就说一点无关紧要的，还不忘加上'这是我猜的'。"

铁矿石贸易商是三大矿在国内的联络人，他们与钢铁制造企业不同，他们的衣食父母就是三大矿，为了能够从三大矿手中多拿铁矿石，有的时候，这些铁矿石贸易商会披挂上阵，为三大矿效力。

2008年下半年三大矿企的铁矿石难以消化，力拓财务出现问题，他们希望贸易商多进货。但由于铁矿石价格急速下跌，贸易商不敢贸然进货，只有几家公司积极配合吃货，目的是为了在将来能得到长协矿。

2009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企稳回升，铁矿石企业需要知道中国各地钢企的运行情况，这些铁矿石贸易商领着三大矿企的工作人员到河北调研，和企业交换信息，因此三大矿企对中国企业的情况非常了解。

（2）

钢铁行业澳大利亚籍"胡士泰间谍案"与之前电力行业美国籍"方复明间谍案"极其相似。

2002年3月2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行贿罪，一审判决美籍华人方复明有期徒刑5年，并驱逐出境。在方复明间谍案中，包括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7个厅局级和数个处级干部都涉及其中。

方复明，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专业，1960年调到浙江省电力局一直到1989年，其间历任工程师、浙江省电力研究所总工程师、所长、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89年移居美国，1994年加入美国国籍。

凭借着专业知识和显要的领导职务，方复明当年在行业内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正是看中他这一点，1993年，香港飞雅电力开发顾问公司聘请他为公司经理。

侦查人员盯上方复明的过程与盯上胡士泰很像。

1999年，方复明再次来到中国。其间，他设宴款待几位当时身居要职的老部下时，将一台从不离手的笔记本电脑落在了宾馆。早就盯上方复明的侦查人员见机不可失，悄悄地潜入方复明的房间，打开那部由方复明自己改装，号称具备当时最先进笔记本电脑3倍容量的手提电脑。里面的内容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电脑中有500余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密文件，有的甚至还带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侦查人员在电脑里还发现了一张表格，上面分别列出了年月日、我国主要的项目工程名称、负责人员以及他们收取的好处费金额等。其中涉及35名个人或单位，包括在京的国家工作人员7名、外省市国家工作人员15名。表中赫然记录着方复明计划行贿数百万美元，已支付50多万美元以及受贿人的签字收据等情况。

这实际上就是一张佣金分配表。从资料看，侦查人员断定方复明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一些外国公司做项目代理，通过巨额资金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为这些公司刺探、收买有关工程项目的秘密情报，从而从这些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顾问费。侦查人员获取资料后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迅速离开了宾馆。

无独有偶，侦查人员从胡士泰的电脑里也调阅出钢铁行业的许多机密数据。

由于此事牵扯面广，案情较复杂，司法部门决定对方复明实施边控，一场面对面的战斗开始了。2000年2月28日，尚且蒙在鼓里的方复明再次到中国，刚下飞机，就被等候多时的侦查人员扣押。经上级批准，此案涉嫌经济犯罪部分由检察机关侦查。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侦查行动在绝密的情况下开始了。侦查员从方复明电脑中提取的签字收据，经过笔迹鉴定后，锁定原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进口处处长吴守仁（正处级）。

后经查实，在1985年国家对浙江宁波北仑港电厂项目向国内外招标中，日本丸红株式会社为了获得订单，通过时任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的方复明，拉拢原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副总经理刘连城（副局级）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进口处处长吴守仁，二人一起在招标过程中给丸红商社行方便。在这三个关键人物的帮助下，丸红公司的竞标一路绿灯。最终，丸红公司成功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

此后，丸红公司按照约定向方复明支付了16万美元。方复明自己留下8万美元，剩下的8万美元刘连城和吴守仁每人4万美元。

对方复明的审讯并不顺利，仗着自己是美籍华人的身份，方复明的态度异常强硬。后在侦查人员的强攻下，方复明又交代了日本人永濑国男。

永濑国男，1986年被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聘请为部长、特别顾问等职务，主要负责在中国的大型投标项目，重点行业是电力行业。在永濑国男的努力运作下，包括原电力部副部长查克明、原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局局长谭艾幸（正局级）、方复明等电力行业内的中高层领导纷纷被拉下水。

除了这些领导外，一些分管实权的低层官员也被买通。包括国家电力公司国际合作部和计划与投资部高级工程师刘加宇（副处级）、原国家机械工业局国际招标审查处处长王建国（正处级）、浙江省电力局外事秘书席胜建、原浙江北仑港电厂厂长赵湖宾。

参与方复明案侦查的侦探员后来回忆，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受贿的官员，但却因苦无证据而无法定罪，有的甚至连某些单位的司机也被牵扯其中。

方复明案与胡士泰案，性质类似，刺探情报的途径和方式也极其类似，因此，从方复明案的侦查过程中，可以借鉴很多有关的经验。关键的问题在于，相关部门对于侦办胡士泰案有多大的决心。

（3）

日本虽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能源危机之前，原材料价格便宜，日本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选择进口优质而价廉的矿石、煤炭、石油等原材料，并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海底仓库。

在整个澳大利亚矿区和巴西矿区，到处可看到新日铁、三井、住友、浦项这些熟悉的名字，到处都有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开采铁矿。

在澳大利亚、巴西等矿区密集的地方，到处可以看见三井旗下新日铁的标志；商船三井为各国的钢铁企业提供铁矿石的运输服务；而运输所用的大型矿砂船又由三井船舶制造。

三井物产协调、贯通了上下游整个产业链，作为一个中介，它"既知道供应方的条件，又知道需求方的需要"。

三井的产业链庞大，旗下企业包括汽车生产商丰田、电器产品生产商东芝、造船厂三井船舶、造纸厂王子制纸、三井矿山、三井生命保险、三井信托银行等。

甚至连日本主流报纸之一的《日本经济新闻》也属于三井财团。在创立之初，《日本经济新闻》是三井物产的"企业内刊"，时称《中外物价新闻》，主要为三井旗下的各个公司提供商业情报。

"二战"后，日本"四大财阀"（另外三家是三菱、住友、安田）均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行解散，三井集团被分割成170家小公司，一度发展缓慢。直到1952年，在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商社培植措施下，原三井系统的众多小企业又开始不断合并。到20世纪60年代，三井再次成为日本规模最大的财团。

"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这类机构正是日本政府重要的智囊团。

三井物产很少做大股东，它一般只在所投资的企业中占5％～10％的股份，甚至更少，但它通常会联合旗下相关企业共同投资，而后者的投资往往是前者的好几倍。

2001年三井物产帮助淡水河谷成功并购巴西资源公司CMM。三井物产本来就拥有CMM公司40%的股份，后又从CMM创始人的孙子Frering兄弟手中买进60%具有表决权的股份，彻底并购了CMM之后，三井物产将一半的CMM股份卖给淡水河谷，帮助后者成功控制了CMM公司。

2002年4月，三井物产为了强化与淡水河谷的战略联盟，动员了其全球各地在矿山机械、交通、物流等各方面的资源。其中包括：

三井物产机械本部建机产业体系事业部从中斡旋，介绍淡水河谷从日本小松制作所订购了推土机、大型自卸车、液压挖掘机等总计30台共约 5000万美元的大型设备。矿山机械交易中，设备维修、维护、零部件供应等问题十分关键。三井物产正是凭借与小松制作所多年来的合作关系，促成了此笔交易。

三井物产的生活方式事业本部物资部，则在三井物产的巴西、美国分公司协助下，于2003年开始向淡水河谷提供日本普利斯通和美国费尔斯通公司生产的装载能力为240吨的超大型卡车用轮胎。物资部为此派遣专职人员前往淡水河谷的矿山常驻，对轮胎寿命数据与库存信息进行管理，物资部轮胎工程师还数次前往当地，培训管理人员，强化管理体制。在2004年，淡水河谷60%的大型轮胎都由三井物产提供。

三井物产的物流本部物流事业部参与了淡水河谷的巴西内航集装箱运输业务。巴西国内物流距离长，对于国内航运的需求极其旺盛。为此，淡水河谷让其海运子公司的内航集装箱运输部门独立出来，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三井物产的物流本部获取了新公司21%的股份，利用在日本集装箱内航上长年积累的经验，协助该公司进行管理，还向其介绍了集装箱外航海运的客户。

为了应对中国经济崛起后突然高涨的铁矿石需求，淡水河谷急需加强铁矿石及其他一般货物的运输能力。于是，三井物产的项目本部交通工程第一部协助淡水河谷于2000年和2003年总共筹集到3.5亿美元资金，推动巴西国内铁路网络的建设。

除了铁矿石领域，三井物产还积极推动与淡水河谷其他矿种的合作。比如，三井物产钢铁原料、有色金属本部事业开发部从淡水河谷下辖的CADAM公司获取了印刷原料高岭土的进口权。该事业部的轻金属部门则参与了淡水河谷的氧化铝开发项目。

在合作中，三井物产还对淡水河谷给予金融援助，在日常工作中，双方还有着非常密切的人员交流，例如三井物产派人出任淡水河谷的客户经理，双方还建立了情报互换机制。

2003年9月，三井物产出资8.3亿美元收购了Valepar公司1960.7万股的普通股，Valepar公司是巴西淡水河谷的控股公司。此次收购的股份相当于淡水河谷总股份的5.05%和淡水河谷公司7.84%的普通股。由此，Valepar的股份构成是：Littel（四家巴西养老基金）持股58.0%、Bradespar（巴西发展银行的投资公司）持股17.4%、三井物产持股15.0%。

前两位股东是巴西当地金融机构，没有铁矿石行业经验，并非实际经营者，而三井物产则派遣业务主管进入了淡水河谷的行政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公司经营决策者。

2008年6月13日，三井物产再次表示，Valepar准备行使优先认购权维持在淡水河谷的控股权，而三井物产会按比例向Valepar投入资金750亿日元左右，约合6.9亿美元。

三井物产在澳大利亚投资经营铁矿山已经有很多年，与力拓公司关系密切。三井物产已经部分拥有力拓的一项核心资产，即位于澳大利亚罗布河铁矿联合公司（Robe River）的铁矿石业务。1965年，三井物产投资罗布河铁矿联合公司铁矿山。1967年，三井物产继续投资澳大利亚的纽曼（Newman）铁矿山。目前，位于西澳大利亚的西安吉拉斯（West Angelas）铁矿山和潘纳旺尼（Pannawonica）铁矿山由力拓公司、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共同拥有和开采。

三井物产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三井物产在西澳大利亚经营三座铁矿合资企业Mt.Newman、Yandi和Mt.Goldsworthy，必和必拓、伊藤忠商事和三井物产在这些合资企业的股权分别为85%、8%和7%。三井物产还连续出台增资计划，以提高共同经营的西澳大利亚铁矿合资企业的年产能。

2006年11月，必和必拓向三井物产出售了其在南非洲纳米比亚油气田15%的利益，此宗交易标志着日本公司首次获得纳米比亚的勘测许可。

日本另外两家财团住友财团和三菱财团，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力拓拥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北部放置场（Northparkes）铜金银矿80%的股权，其合资方住友商事拥有6.7%的股权，住友金属矿山公司拥有13.3%的股权。力拓加铝与住友商事合资拥有新西兰博伊恩岛（Boyne）铝冶炼厂，其中力拓加铝拥有该厂79%的股份，其余21%股份由日本住友商事持有。

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三菱商事则与必和必拓共同在澳大利亚经营全球最大的炼焦煤供应商必和必拓三菱联合公司（BMA），双方各持有50%的股份。三菱商事与必和必拓在铝和铜项目上也展开密切合作，三菱商事持有莫桑比克Mozal铝冶炼厂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47%的股份。三菱商事持有智利Escondida铜矿少量股份，必和必拓持有57.5%的股份。三菱商事持有秘鲁Antamina铜锌矿1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有33.75%的股份。

除了铁矿石领域的合作，三井物产的日本企业与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在全球范围抢占铜矿资源，这是双方合作关系深入的表现，也是值得中国企业关注的一个现象。

2001年2月23日，蒙古国宣布，必和必拓在位于蒙古南戈壁省汗包格德县的敖尤陶勒盖地区发现3处巨大铜矿区。初步探测结果表明，该地区的铜储量在7.5亿吨以上，处于地表、储量在5000万吨的铜矿两处，是蒙古现存最大的额尔敦特铜矿的两倍。随后必和必拓将许可证转让给加拿大的艾芬豪矿业公司（Ivanhoe Mines）。

2004年年底，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又在敖尤陶勒盖地区发现预计储量超过60亿吨的煤矿，其中适合钢铁生产的优质煤炭占40%，距中蒙边境约80公里。紧接着，2005年4月，三井物产与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公司在乌兰巴托签订《谅解备忘录》建立战略联盟，共同开发敖尤陶勒盖铜金、煤炭工程，并提供铁路运输、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2006年8月10日，在三井物产的敦促下，小泉纯一郎首相访问蒙古，稳固关系。早在同年3月，恩赫包勒德总理访问了日本。双方互访充分营造出日蒙友好氛围，蒙古国民对日本的亲近感也与日俱增。

2006年10月，澳大利亚力拓收购加拿大艾芬豪10%的股份，其有权将持股比例提高到40%，并宣称敖尤陶勒盖铜金、煤炭工程为世界最大规模，该工程预计可使蒙古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上升34.3%和11.5%。

除了日本的商社与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保持紧密联系外，日本的钢铁制造企业也与这些铁矿石企业关系紧密。

2004年6月，新日铁与力拓公司合作，使用新日铁旗下日铁海运株式会社的船舶，开展组合运输。根据该协议，日铁海运的空船开往澳大利亚，装载力拓公司在澳大利亚西部矿山开采的铁矿石运往欧洲，然后这些船只空驶前往巴西，装载铁矿石运往新日铁在日本的钢厂。这一协议可大幅度降低船舶的空船率，确保长期、稳定、高效的铁矿石运输。

2004年9月，住友金属株式会社公布了与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签署的组合运输协议。根据该协议，住友金属下辖的第一中央汽船株式会社的船舶首先空船驶往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将蒂森克虏伯集团所需的煤炭运往该集团在欧洲的两家下属企业TKS和HKM公司，然后再空船驶往巴西，返航时将住友金属需要的铁矿石运回日本。

2006年12月，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考虑合作开发煤炭和铁矿石项目，并希望加强与合资企业Asco和MBR的合作。Nibrasco在巴西生产球团矿，新日铁和淡水河谷分别持有其25%和51%的股权，而MBR是新日铁的铁矿石供应商。

2007年12月18日，力拓公司动用7.93亿美元的费用参与投资澳大利亚红隼（Kestrel）煤矿项目，以通过公司内部增长来应对来自对手必和必拓方面意想不到的竞争。

日本的商社、钢铁公司与三大铁矿石企业结盟的同时，在日本国内，钢铁业者之间也相互结盟，到海外开拓铁矿石资源。

2008年8月24日，以新日本制铁、JFE钢铁、住友金属工业、神户制钢所4家大型钢铁企业为主的日本公司联合出资约1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10日元），参与竞购巴西大型钢铁企业CSN招标出售的铁矿石子公司，非洲国家的矿山也将作为其候补竞购对象。

日本钢铁企业计划联合竞购的其他选择还包括非洲几内亚、利比里亚等国的矿山，其意在将非洲培育成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的第三大铁矿石进口基地。

新日铁和三井物产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三井物产拥有新日铁商事（新日铁的商社）20.132%的股权，而且拥有新日铁5%以上的股权。与此同时，新日铁又是三井物产的独立董事。在钢铁贸易方面，三井物产是新日铁最大的钢材代理贸易商，平均每年代理比例达到新日铁产量的35%以上。

1999年，三井不动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支柱企业之一取得了日本能源公司总部大楼"新日铁大厦"的经营权；2007年，新日铁住金与住友商事、新日铁商事组建新的合资公司；2008年年初，新日铁与住友商事分别出资约6300万美元，向三井住友银行收购三井矿山2000万股优先股，使各自的持股均提升至21.7%。

除澳大利亚和巴西之外，日本很早就关注到了印度的铁矿石资源。1996年开始，三井物产出资，获得了印度最大的私营铁矿石供应商Sesa Goa公司51%的股权。2007年，印度韦丹塔公司（Vedanta Resources）收购三井物产所持印度铁矿石公司Sesa Goa 51%的股份。收购Sesa Goa 51%的股份后，韦丹塔迅速壮大。三井物产通过韦丹塔，顺利在印度复制日本早已在其他国家建立的模式。

2007年6月，韦丹塔与澳大利亚最大的铜生产公司WMC洽谈收购其铜资产。韦丹塔其时年铜产量为31.3万吨，旗下杜蒂戈林炼铜厂投产后产量将增加至40万吨。WMC的年铜产量为27.5万吨。

同年12月，韦丹塔购入赞比亚铜业投资公司所持孔科拉铜矿28.4%的股份，以将其所持股份由51%提高至79.4%。2008年5月，韦丹塔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铜业公司Asarco。6月，又提出计划未来4年在印度投资200亿美元，拓展金属和电力业务，俨然一头咄咄逼人的怪兽。

（4）

中国钢企原本与日韩达成了一项"共同进退的君子之约"，即如果没有达到要求的降幅，中、日、韩三方不能单独与三巨头签约。但是日本突然接受33%的降幅打破了这一"统一战线"，让中国钢企和中钢协措手不及。

日韩钢铁企业在骨子里敌视中国钢铁企业。自2006年以来，日韩钢铁企业已经结成共进退的同盟关系，无论是亚洲地区的扩张，还是在铁矿石的谈判中，他们要维系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中国的企业与他们只是形式上的同盟，没有实际的利益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每到关键时候，日韩企业总是玩弄中国企业的原因。

日韩企业玩弄宝钢等中国钢铁企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通过铁矿石等谈判机会，拉高中国钢铁企业的成本，从而在亚洲市场上，抢占中国的市场份额。

特别是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制铁等企业，技术先进、管理流程更科学，因此他们的吨钢成本就比中国宝钢等企业低。在浦项制铁的吨钢成本中，铁矿石占15.2%、煤炭占12.8%，而宝钢则分别为26.5%和16.1%。宝钢的吨钢赢利为78美元，浦项为128美元。

因此，如果将铁矿石的价格拉高，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比对日韩企业的影响大，这也是为什么对于三大铁矿石企业的涨价要求，日韩企业感觉无所谓的原因所在。更何况，在这些矿企眼中，日韩钢铁企业本来就有利益存在，而且在国际市场上，已经与三大铁矿石企业形成了同盟关系。

另外，日韩企业的铁矿石和煤炭进口渠道更加多元化，而中国企业的进口渠道局限在澳大利亚和巴西，这也是为什么日韩企业不怕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以浦项制铁的铁矿石进口渠道为例，其中澳大利亚66%、巴西24%、印度5.0%、智利0.6%、加拿大0.4%、其他4.0%。而中国宝钢铁矿石进口渠道的比例为：澳大利亚58%、巴西39%、国内3.0%。

在煤炭采购方面，浦项制铁在澳大利亚的煤炭采购比例为53%、中国15%、加拿大20%、英国8.0%、其他4.0%；宝钢的比例为：国内96%、进口4.0%。

日韩钢铁企业的联盟可以追溯到2000年。日本新日铁和韩国浦项制铁是全球第二及第三大的钢铁生产商，在2000年就已经有相互持股的协作关系，浦项制铁持有新日铁2.2%的股权，而新日铁在浦项制铁的持股比例为3.32%。双方在技术、原材料采购等方面都有合作，在亚洲市场也一直遵守避免过度竞争的"君子协定"。

双方在2000年8月结成战略联盟后，成立了由两家公司的副总共同担任委员长的推进委员会。推进委员会下设各个业务部门的专门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协调两家公司合作的具体措施。

2004年2月，新日铁与浦项钢铁将两家公司分别在澳大利亚持有股份的两家煤矿合并，以便降低制造钢铁所需原料煤炭的成本。

2006年3月10日，正当米塔尔与阿赛洛的收购论战激烈进行时，韩国钢铁巨头浦项制铁已经开始未雨绸缪。面对钢铁行业的并购潮流，浦项制铁希望日本新日铁能购入其更多股份，以防止潜在的敌意收购企图。合并后的阿赛洛·米塔尔公司钢铁年产量达1.1亿吨，几乎是新日铁的3倍，这使新日铁顿时感到有差距。

为防止被购并，新日铁从2006年开始就进行了周密的布置。首先大幅度提高了对山阳制钢等几家中型企业的持股比例，然后和另两家大型钢铁企业住友金属和神户制钢建立了"抗收购联盟"。一旦海外企业意欲收购，三家将采取相互通气和共同防范的措施。新日铁还加强了与有关铁矿石企业的注资和持股行动，防止其他企业通过垄断铁矿石交易要挟自己。

新日铁向同感危机的韩国浦项制铁公司伸出了橄榄枝，建议互相提高持股比例，同时加强业务合作，在高炉大修时互相提供半成品，以防各自产量下降。

2007年10月22日，新日铁与浦项达成协议，投资1.4亿美元在韩国组建一家合资公司——浦项新日铁钢RHF合资公司。

2008年10月17日，浦项制铁表示，该公司计划与日本的新日铁公司、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联合，以3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巴西铁矿石企业纳米萨（Namisa）公司共计40%的股份，其中浦项制铁将投资5.5亿美元，收购纳米萨公司6.48%的股份。

2008年10月28日，韩国最大钢铁生产商浦项制铁表示，新日铁已经同意收购其在越南冷轧钢板项目10%～20%的股权。

除了新日铁与浦项制铁的合作外，日本国内的其他钢铁企业与韩国国内的钢铁企业也在形成普遍的同盟关系。

日本第二大钢铁公司JFE 和韩国第二大钢铁公司现代钢铁（Hyundai Steel）为了防止被敌意收购，双方达成合作。JFE向韩国现代钢铁和其姊妹公司现代海斯克钢公司提供产品，并持有后者12.98%的股权，以防止潜在的恶意收购企图。

JFE将参与现代制铁的高炉炼钢业务，并向其提供生产汽车用高级钢材的技术。JFE还将帮助后者建立高炉和运营工厂。2006年10月，现代制铁投资1万亿日元开工建设一家以铁矿石为原料，以高炉方式生产高级钢材的新钢铁厂，计划在2015年使生产规模达到目前浦项公司年产量的约七成。为完成该目标，现代制铁向JFE提出合作建议。

同时，JFE和韩国第三大钢铁制造商Dongkuk Steel Mill也决定相互投资对方的股份，以防范敌意收购。JFE计划斥资约170亿日元（合1.46亿美元），将其在Dongkuk的股份增至15%；Dongkuk将投资100亿日元购得不到1%的JFE股份。

日韩企业的结盟，一方面是为了对抗米尔塔等国际钢铁巨头的恶意收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瓜分亚洲市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钢铁企业，对中国企业形成国际包围圈。

2005年，新日铁第一个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玩弄中国钢铁企业，通过游说越南政府，越南禁止向中国出口铁矿石，使云南的昆明钢铁的铁矿石进口遭到打击。为什么新日铁要游说越南政府呢？因为越南已经成为新日铁的势力范围，这其中就包括铁矿石进口和联手韩国浦项制铁，在越南设立新厂开拓钢铁市场等。

后来，虽然越南同意再度向中国出口铁矿石，但是中国之前曾与越方达成的每吨铁矿石200元的价格，被越南政府改为对含量在60%以上的铁矿石每吨要价350元，60%以下的要价300～330元。转眼间，中国钢铁企业的成品价格上涨，成本优势丧失殆尽。

新日铁公司首先宣布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2005年铁矿石价格协议。该价格比2004年上涨了71.5%。该公司从巴西进口的铁矿石只有700万吨，而中国2004年从巴西进口铁矿石5100万吨，约占中国进口总量的1/4。

2006年，世界排名第三的韩国浦项制铁与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新日铁公司结盟意图非常明显，阻击以宝钢为代表的中国钢铁企业，获得2007年铁矿石价格谈判主动权。

浦项制铁的钢产量虽位居亚洲第二，但韩国铁矿石进口量赶不上日本，更赶不上中国，从目前来看，它不具备代表亚洲钢铁企业谈判的资格。而与新日铁结盟无疑是聪明的做法，毕竟在宝钢成为主要谈判代表之前，新日铁一直代表亚洲与三大铁矿石生产商谈判。

2009年6月11日，以新日铁为首的日本钢铁企业与巴西资源巨头淡水河谷公司就2009财年铁矿石价格比上年度下调28.2%达成协议。

住友金属工业公司，神户制钢和日新制钢也将履行该协议。

淡水河谷宣布与新日铁及浦项制铁达成铁矿石降价28.2%的协议后，2009财年粉矿合同价格将下调28.2%，块矿价格下调44.47%，球团矿价格下调48.3%。

调整后，南部系统伊塔比拉粉矿价格执行0.8543美元/干吨度，北方系统卡拉加斯粉矿价格执行0.8987美元/干吨度，东南系统块矿价格执行0.9942美元/干吨度，南部系统块矿价格执行1.0094美元/干吨度，球团矿价格执行1.1043美元/干吨度。

宝钢曾经想以三方持股的方式来共同对抗三大矿企的强势，但这只是宝钢的一厢情愿。谢企华曾经说过，酒量好是练出来为了对付日本人和韩国人的，"他们喜欢喝酒，你不能输给他们。"但是，酒量好的宝钢并不明白，其实日本人和韩国人跟你喝酒，是为了要你的命，而不是来和你称兄道弟，显然谢企华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她的带领下，宝钢接二连三地败下阵来。

（5）

在铁矿石谈判过程中的情报泄露，如果要全部推到胡士泰和境外势力的头上，未免过于武断。中国钢铁行业发展这么多年来，历史性数据和现在的行业数据，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是相当清楚的。外资企业通过技术转让、设备引进、参股、控股中国内地钢铁企业等方式，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中国钢铁行业的竞争现状、行业数据和终端销售数据，这些成熟的钢铁大企业，完全有经验和办法推算出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量，即便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不说，他们也可以从自己的参股、控股企业那里获得数据。

中国仅仅处理胡士泰等人，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重要的是从源头上重塑整个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格局，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在中国市场上人为地设立"国有"、"民营"两个市场，既然中国政府可以对外资开放市场，为什么不能够对民营企业开放市场？既然可以让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连最起码的国民待遇都享受不到？请给这些民营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市场只有公平了，才没有可以藏污纳垢的空间，也才没有国有企业凭借自己的特权倒卖铁矿石的情况出现，而国有企业中也就不会有什么内鬼出现，因为市场是完全透明的。

企业也是有生命的，就像父母生下小孩，小孩在逐步长大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方向。父母对于孩子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不一定100%了解，但最起码70%～80%还是基本了解的，包括禀性、思考方式和作息方式等。

中国的钢铁企业在整个世界钢铁行业的发展历史中，就相当于小孩的角色。作为中国钢铁行业龙头企业的宝钢集团，主要是靠日本的新日铁的技术力量发展起来的，日本人当时参与了宝钢的规划、建设和设备调试安装整个流程，宝钢乃至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在日本人眼里基本上是没有秘密的。

1977年1月下旬，冶金工业部明确在上海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宝钢集团的前身），主要从日本新日铁引进技术装备。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考察和谈判，1978年3月19日，中技公司和新日铁在京签订《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协议书》。

宝钢建设之时，正逢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经济全面繁荣的时期。当时的中国，也正处在千方百计重振经济的时期。中日双方虽然有过历史矛盾，但是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日本紧跟着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要日本战争赔偿款，因此，日本通过各种低息贷款和贸易融资方式来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特别是日本人本来就对中国的市场很感兴趣，双方的需求已对接，在中国政府提出向日本借鉴经验和技术建设钢铁厂的时候，日本人非常乐意。

日本那个时候已经取代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技术生产国，所以中国政府对于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向往。1950～1960年日本制造业平均增长率为21%，而依靠外国技术生产的产品增长率则高达72%。日本战后从国外所引进的钢铁技术达2000多项，然后取他人之所长，将各国技术结合成一个系统，一举建成世界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日本钢铁企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家"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的精神。这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以及永远不懈地吸取他人长处的开阔胸怀。

这是日本钢铁企业家与中国钢铁企业高管之间的不同，中国钢铁企业因为都是旧体制的经营管理模式，是以"讲政治"的方式来发展和经营企业。因此，往往会产生急躁情绪，好大喜功，希望短期内能够取得政绩，不是以夯实企业的根基为出发点，而是以"做大"为出发点。造成的结果是"大而不强"，直到现在，政府主导的各个产业发展计划中，都是以做大为目的。

日本人的谦逊表现在，他们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因为日本的这些企业家都是非官员出身，他们的出发点很纯粹，就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通过吸收国外先进的2000多项技术，日本人迅速在此技术上研发自己的技术，凭借他们对于事物的完美追求的品质，很快，日本制造业的规模和技术成为世界第一。日本人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各个行业里都有体现，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

"浅尝辄止、短期利益、多赚快钱、什么好赚就做什么，乃至于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这是日本企业家的座右铭。

即便到今天，这种精神也只在中国少数的民营企业身上可以看到，比如民营钢铁企业中的沙钢集团，在企业家精神推动下，对管理、质量、技术和财务都有极为细致的研究，这才能够造就世界500强企业。

在中国官员型企业管理层主导下，1978年6月28日，中技公司和日本的新日铁、朝阳贸易株式会社、三一企业株式会社签订《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第二号技术协作合同设备订购规格书、报价、评价、设计审查与审核》，上海宝钢的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东芝和石川岛播磨重工则与新日铁合作成为宝钢的设备供应商。

从建设宝钢开始，日本人提供的设备都是按照它在国内的技术标准援助的，日本国内没有铁矿石，它是纯进口的国家，它的设备只能消化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家的铁矿石。从1967年开始，日本的财团就在全世界范围内找铁矿石。

与澳大利亚和巴西等过高品位的铁矿石相比，当时中国虽然国内也有较为丰富的铁矿石资源，但是由于品位较低，日本先进的钢铁生产设备无法"消化"，因此建成后的宝钢只能选择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高品位的铁矿石，从这一刻开始，就决定了宝钢的命运系在日本企业身上。

为了满足大规模进口铁矿石的需要，上海宝钢建设的计划中也包括了可停泊10万吨以上矿砂船的港口和配套设施，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同样成为了这些项目的受益者。

宝钢股份从创建伊始，就像个小孩跟随日本企业进口铁矿石用于生产，它的基础设施建设、产品技术标准和铁矿石进口的量，这些历史数据都在日本人的资料库里。

随着国家对于宝钢的支持，政策和资金催肥了宝钢，但是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宝钢当时的人力无法驾驭，这个时候，日本人及时站出来，要求对宝钢的人员进行培训和交流，组织宝钢的领导干部们去日本交流学习。

1992年，宝钢与三井物产签署了综合合作协议，建立定期干部交流机制。从那时起，双方定期举行干部交流和各项业务交流，尤其是在剪切加工中心领域拥有多项合作。同时，双方还互派骨干员工赴对方公司进行培训，每年双方互相培训已达300多人次。为了巩固和深化三井财团与宝钢的合作关系，三井物产一直在进行着十分细致的协调工作，在总经理会议、干部互派、情报共享等方面与宝钢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这不能怪当时宝钢的领导们，那个时候谁知道在10年后，中国会和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铁矿石争夺战呢？

随着宝钢在基建、铁矿石进口和人才培训上与三井物产的紧密合作，双方在终端市场上的合作也开始频繁起来。

1993年，宝钢以9000万日元建立了自己的日本子公司宝和通商，主营宝钢所需的钢铁生产设备、零部件，以及钢铁产品的出口。除此之外，宝和通商还涉足集装箱贸易、港口投资等多个领域。在日本，宝和通商是中国主要集装箱生产商的代理商，经营规模达到了15000 TEU标准箱。

从这一刻开始，日本人的野心已经昭著了，它是希望通过逐步培植宝钢集团，使它成为中国的龙头企业。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宝钢来涉足中国钢铁市场。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日本国内钢铁市场的饱和，日本钢铁业领军企业新日铁开始与宝钢在中国内地频繁建立合资工厂，借此来涉足中国的终端市场。

到1996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有些人开始"弹冠相庆"，中国终于有一项产业是世界第一了。中国钢铁行业虽然产量第一，但是我们没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管理，只是徒有其表。

中国钢铁行业在"虚胖"中，对于铁矿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到2003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10多年以来，中国的粗钢产量和铁矿石进口量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07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4.89亿吨，占到了世界粗钢总产量的36.4％；2007年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已经接近了国际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50％，且每年消化其净增量的80％以上。

当然，这些都是后续的数据，但是从1996年开始，世界钢铁行业就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应对中国的挑战。而日本的钢铁企业迅速制定了遏制中国钢铁企业的政策，首先他们确保与韩国钢铁企业的同盟关系，通过参股和技术转让，使韩国钢铁企业成为自己的附庸，然后凭借和韩国企业达成的在亚洲市场有序竞争的协议，各自腾出精力对抗中国企业。

在政府推动下，宝钢开始成为中国钢铁行业的巨无霸，1998年11月，政府指令宝钢兼并上钢集团及梅山集团，宝钢为此吸收了18万名职工。通过兼并整合，宝钢成为中国钢铁行业第一。

为了与国内其他钢铁企业竞争，宝钢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借助于日本的技术和财力。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汽车工业迅速发展，为了抢占高端的汽车钢板市场，宝钢专门在长春建立由自己控股、一汽和日本三井商社参股的钢材加工配送公司，专门满足一汽集团需求。

2003年7月，宝钢股份与日本新日铁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宝钢集团同卢森堡阿赛洛钢铁公司签订合资协议以及不锈钢技术转让意向书，三者共同进军汽车钢板市场。

新日铁是全球第二大钢铁公司，能够生产世界上所有的汽车面板，它与宝钢的合资企业将生产高级汽车用钢板；阿赛洛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钢铁公司，它与宝钢合资成立的激光拼焊厂代表了当今汽车面板制造的新趋势。

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五的新日铁集团和宝钢集团在上海拥有一家合资公司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宝钢集团与新日铁分别在这家上海合资公司中持股50%和38%，剩余股份为阿赛洛·米塔尔所有。

在宝钢与日本和欧洲的企业加速合作的时候，中国的其他钢铁企业也纷纷与境外企业进行合作，拉开中国钢铁企业无序竞争的序幕，谁都想抢占高利润的市场。请看一下中国钢铁企业和外资合作的情况：武钢王牌产品硅钢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来自新日铁；山东莱钢的中型轧钢机工业设备和电气设备分别来自新日铁和东芝；太钢的1549毫米热轧技术由新日铁提供。

除了技术和设备转让外，大量的外资企业还在中国境内广泛参股、控股和收购一些企业。世界第一钢铁巨头米塔尔除在华菱管线持股15%以外，还曾经注意过包钢和昆钢，后来米塔尔收购山东荣成成山钢帘线上市股票的90%；阿赛洛除和莱钢等达成并购意向外，还密切关注包钢和邯钢；俄罗斯北方钢铁则有意投资通钢；韩国浦项钢铁和本钢合资建有冷轧板和镀层板厂；德国蒂森克虏伯拟和鞍钢合资建第二条热镀层生产线；太钢和浦项钢铁已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新日铁和宝钢、阿赛洛合资建成汽车板厂，JFE钢铁和广钢合资建成汽车板厂等等。

（6）

在抓捕胡士泰的过程中，始终有些问题在困扰着我们，为什么本次行动仅仅是针对力拓呢？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在中国的运作模式难道与力拓有别吗？如果大家的操作路径类似，有关部门为什么只对力拓动手呢？

可能有人会说，动力拓是因为胡士泰这些人在中国的动作太过了，那么请问：第一，胡士泰是一个很低调的人，而且接触过他的人都称他是一个和善的人，用老外的话说是很Nice的一个人，不至于得罪了什么人而下狱，是谁非动他不可？第二，胡士泰等人在中国活动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在今年这个时候才去动他呢，难道胡士泰在之前都是很老实地经商吗？还是说我们过于放松警惕，到现在才注意到胡士泰呢？

并不是力拓或胡士泰今年没有去庙里烧香而遭霉运，而是因为他们过分伤了中国人的心。

胡士泰被抓后，有铁矿石贸易商私底下嘀咕，力拓一直以来就是三大矿里比较强势的，在铁矿石谈判上一点余地都不留，没有任何回旋空间，而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反倒是更加灵活，懂得给一点小甜头。这里的区别是什么呢？因为必和必拓中国区负责人是澳大利亚人，一个半懂中国的老外，对中国的国情有一定了解。因此，他认为跟中国人打交道要注意中国的规则。一个半懂中国的老外却恰恰给必和必拓带来极好的缓和余地，而力拓中国区的高层大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一旦屁股坐到外资板凳上，连他们的底气也不一样了。对此，中国的国企颇为生气。

2007年，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对力拓提议，以3.4股换力拓1股股票，价值1474亿美元，当年11月，必和必拓聘请高盛、花旗和瑞士银行担任该交易的财务顾问。高盛集团、花旗集团等七家银行承诺发放全球最大的贷款550亿美元，用于必和必拓正式对力拓矿业集团提出收购要约。

2008年2月1日，为了阻止两拓合并，中铝通过新加坡全资子公司SPPL，联合美国铝业公司，获得了力拓在英国的上市公司12%的现有股份，交易总对价约140.5亿美元，当时买入的股价约为59英镑，其中中铝出资128.5亿美元。

中铝成功入股力拓的消息传回国内，赢得舆论一致好评，毕竟在铁矿石这一块，中国受了这么多气，总算是扳回一局。

中国人高兴了，但是澳大利亚人的不满情绪逐步从产业界向政界蔓延。

就在中铝获得力拓在英国的上市公司12%现有股份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世界第一大矿业公司必和必拓的董事长、澳大利亚最有势力的商界领袖——69岁的奥吉斯，即刻奔赴澳大利亚的政治中心堪培拉，并和几位重要的联邦部长举行了一个聚会，商讨"如何抵制外国资本入侵"问题。

奥吉斯曾在一次银行家大会上慷慨陈词，要大家警惕来自中国的威胁；同时，他在墨尔本有450名投资者出席的投资大会上再次发出呼吁，希望大家不要眼看着澳大利亚矿业资产流失到外国投资者的手中。

在奥吉斯的游说下，澳大利亚陆克文总理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台采访时特地解释，刚刚颁布的外国投资指南是"应澳大利亚商界人士的要求"而制定的，旨在增加外国投资资金来源的透明度。陆克文讲话的意图在于要中铝讲清楚它的资金来源，毕竟这么多的钱，远远超过中国铝业的正常赢利水平所积累的资金。

2008年8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受到打击，随着各国需求放缓，钢铁制造业陷入困境，导致对于铁矿石需求的减少。力拓的日子不好过，背负了387亿美元的沉重债务，现金流面临枯竭，而原本准备收购它的必和必拓狡猾地撤回了自己的收购要求，因为它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而且经济危机何时结束尚无定论，要必和必拓花1000多亿美元给力拓，还是要冒很大风险。

在全球一片观望中，谁能救命呢？力拓总裁山姆·威尔士想到了中铝的肖亚庆，每次肖亚庆来澳大利亚，大家都是言谈甚欢，在关键时候，中国兄弟会很仗义地帮助自己的，山姆·威尔士对此很有信心。果不其然，在山姆·威尔士发出SOS的国际求救信号之后，肖亚庆携带美元跨海驰援，当然，中国人也不傻，给他钱，是为了要获得力拓的控制权。为此，中铝聘请日本野村证券作为第一财务顾问。

根据中铝与力拓的交易协议，中国铝业将出资72亿美元收购力拓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另外，中国铝业还将出资123亿美元收购力拓部分核心业务的股权。

中铝还向力拓承诺，中铝将与力拓集团一起就几内亚西芒杜（Simandou）铁矿、中国矿业勘探开发及其他潜在机会进行合作，为力拓开拓中国市场敞开大门。中国人很够朋友的，不但给钱，还给未来指明了道路。

"中国铝业195亿美元增持力拓股份至18%"的消息在全球经济一片萧条的时候，成为唯一的亮点，"中国人真有钱啊"，老外们的心里不由得佩服中国国有企业的豪气。

中铝的增资计划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国内并没有受到阻力，但是，随着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中国将大量的信贷资金放给国有企业，让他们进行大型基建项目的投资，这带动了上游钢铁行业的产能复苏，对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的铁矿石的需求又开始旺盛起来，力拓的心里开始有了底，这轮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会让自己难过，因为中国还一枝独秀。

到2009年5月21日，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增长，在4月份更是达到了5700万吨，同比大幅增长了33％，创下了历史新高。

包括力拓集团、必和必拓公司在内的全球矿业巨头纷纷压赌中国市场，认为中国的钢材需求一旦复苏将同时拉动铁矿石价格的上涨。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将会为2009年8%的经济增长率提供强力支撑。

他们赌对了，中国统计局逐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GDP、PMI等数据在上升，CPI、PPI等在下降，而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不失时机地推出数据表明，2009年大学毕业生签约率达64%以上。这些进一步加强了力拓集团、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这些矿企的信心，他们相信中国的钢铁行业一定会复苏的。

到2009年2月，随着澳大利亚监管部门为中铝收购力拓股份放行，力拓自己的一些机构股东却开始反悔了，为什么呢？在中国经济恢复、铁矿石价格上涨的时候，如果中铝入股力拓，可能会对铁矿石价格造成影响。

力拓股东不干了，要求力拓将有关的股东特别大会决议案，由普通决议案（超过50％投票赞成通过），改为特别决议案（超过75％投票赞成通过）。

这些澳大利亚人真狡猾，在需要钱的时候就过来好言好语地商谈，在不需要钱的时候，就翻脸不认人，简直太不讲道义了。

前任中钢协会长吴溪淳（谢企华之前的中钢协会长）就曾指责矿山公司不顾情谊，"那个时候，矿山公司都是求着我们买，那个时候我们帮了他们多少忙？现在呢，情况发生变化了，翻脸不认人了。"

2月11日，必和必拓准备联手三井物产同中国铝业竞购力拓集团拟出售的资产股份，必和必拓及三井物产都对力拓集团计划出售的铁矿石及炼焦煤资产极感兴趣。

3月16日，澳大利亚政府将中铝注资力拓项目审查期限延长90天，无疑又给双方交易笼上一层迷雾。

满怀期待，认为可以入股力拓的中国铝业这个时候开始慌了，这意味着力拓股东的反对声音开始引起澳大利亚内部政治势力响应，中铝增资计划面临变数的可能性更大了。

力拓公司的部分机构投资者这个时候放出话，如果必和必拓能够对力拓公司发起新一轮的收购，那么他们将为必和必拓完成收购提供融资。

这是什么话？如果力拓这些股东自己有钱，为什么当时还要中铝投钱，原来是拿中铝做冤大头了。

力拓股东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立场，只要是来自必和必拓的收购要约，无论是整体收购还是部分收购，都将要优于来自中国铝业的注资。而考虑到力拓的巨额债务将成为其资产出售的最大阻碍，我们将通过新发股权方式来为潜在买家提供资金帮助。"

必和必拓为什么搅和进来呢？因为它觊觎力拓很久了，一直在等待机会，加上日本的三井物产助阵和力拓股东、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而且必和必拓和力拓的部分股东相同，必和必拓底气十足。另外，必和必拓公司的并购咨询顾问高盛集团帮助它从债券市场募集了超过60亿美元的资金。

面对力拓的反对，以及必和必拓和三井的造势，中铝未有任何说明，副总经理吕友清僵硬地以一贯的国有企业的标准模式回答，"按照程序走，也在等审批结果"。中铝公司的公告显示，如果全部相关交易条件均得到满足或者豁免，本次交易的绝大多数要素将在2009年7月31日前生效。

但是，最终中铝没有等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力拓董事会6月5日放弃中铝195亿美元注资方案后，转而推出了总价152亿美元的配股融资计划。按照计划，力拓将按每40股配发21股的比例配售，其中，力拓英国上市公司的配股价为每股14英镑，筹集资金约合118亿美元；力拓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配股价为每股28.29澳元，筹集资金约合34亿美元。

7月2日，在力拓配股方案的最后期限里，中铝全额行权，投入约15亿美元以保证其9.3%力拓股份不被稀释。力拓仅支付中铝1.95亿违约金就将公司带出困境的手法的确高明。而对于背负着中国铁矿石海外储备重任的中铝来说，再次投入14亿美元行使力拓配股权多少有些无奈。

在2008年2月，中铝累计花费了142亿美元才购得力拓英国上市公司股份的12%（力拓总股份的9.3%）。可惜，这除了换来力拓最大单一股东的名号，因力拓少数股东反对，中铝竟没有任何董事会席位来参与公司经营决策，还给中铝带来了巨额的账面浮亏。而这一次配股，中铝按照所持有力拓英国公司的12%股份，以14英镑的价格全额认购，投入资金约为15亿美元。至此，中铝投资力拓的平均成本降为每股44英镑，而7月1日力拓的股价为21.58英镑，浮亏超过50%。

有人认为，在2月，力拓宣布与中铝达成协议时，就已经留下潜台词，因为没有办法在股票市场筹集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所以接受中铝，也就是说中铝并不是力拓一开始就属意的对象。

力拓把中铝交易看做是一纸价值1.95亿美元的期权，如果市场持续低迷，起码中铝已承诺195亿美元，解决资金问题，市场一旦好转，也就是损失一笔费用而已。中铝团队不清楚，在国内，是他们说了算，在国外，是股东说了算。

中铝轻视了必和必拓的能力，必和必拓去年就发动过敌意收购战，想吞并力拓，不少必和必拓的股东同时也是力拓的股东，必和必拓在中铝宣布要增持力拓股权之际，积极游说力拓股东反对中铝入董事局，力陈利害，中铝却跟这些股东们少有交流，根本无法影响股东们的意向。

在中国4万亿的刺激计划下，导致国内钢铁企业复产，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加上国际股市连续14周直线上扬，力拓的股价反弹了50%，中铝的作价已经没有意义了。

（7）

在中国"拉郎配"造成行业混乱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学习日本，要学本质，而不是学形式。本质是如何追求企业做强，形式是如何使企业做大。日本人会告诉你，大不等于强。

那么，日本钢业作为世界上最有秩序、最稳定的产业，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维持这一秩序和稳定的关键是：

1. 制造业和流通业恰当的分工；

2. 制造、流通，再加上用户参与紧密的供求活动的把握、统计；

3. 根据这一供求计划自主地进行生产调整和销售协调，维持合适的供求平衡，即生产与需求相适应的数量。

这些关键要素，正是目前在中国国内尚需完善的部分。

毫无疑问，在日本国内的这种双赢关系也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日本钢铁企业是克服了种种问题才逐步完善的，比如在日本也曾有供求不平衡的问题。钢筋和圆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供大于求，圆钢生产厂经历了长期经营不善的漫长时期。在日本有一个公平贸易委员会，主要是严格控制生产厂之间的非竞争活动，当时，圆钢生产厂联手与公平委员会反复交涉，最后得到了"不景气联合"的认可，在一定时期内各生产厂挂起免战牌自主地停止不正当竞争。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援，先稳定公司的经营，在此期间各生产厂还加大了报废拆除剩余设备的措施。最终以消除剩余生产的问题，渡过了危机。

从制造方来看，日本的第二大和第三大钢厂日本钢管和川崎制铁合并成为JFE，以此日本的高炉钢厂实际上重组成了新日铁和JFE两大阵营。从流通方来看，在日本的主要商社中，伊藤忠商事和丸红的钢铁部合并，诞生了丸红伊藤忠之后三菱商事和日商岩井组建了美达王，综合商社的钢铁部实际上形成了包括三井物产、住友商事在内的四大商社体制。

企业的重组合并所获得的规模效应是毋庸置疑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重组合并可以把合并前各自的强势和弱势变为整个行业的强势，把以前重复的部分整合后以提高效率，使合并后的企业具有真正的竞争力。

由于众多的中小企业的存在，造成被淘汰的"小鱼"日益增多的风险，也可以把重组合并看做是一个促进稳定的手段之一。

在出口贸易方面，日本商社对贸易摩擦问题也非常敏感。为解决贸易摩擦问题，需要庞大的人力、精力去应对，同时因贸易摩擦引起对象国的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最终还是影响到了长期以来日本钢铁业维持良好贸易关系的最终用户，他们的需求受到了直接影响。

日本钢铁企业和商社回避贸易摩擦的关键是自主管理，不急于求成，不一味地追求过快地扩大规模，对客户的真正需求、品种、数量等进行有选择的评估，考虑该对象国的钢铁产业的具体情况，谋求稳定、持续的贸易关系是其制胜的关键。日本的过去和现在，生产量的20%～30%用于出口，这一比率一直保持稳定。

保持秩序和稳定还有另一个关键，即对供求的预测和统计。日本钢铁厂拥有钢铁行业的过去实绩和将来的预测数据。

钢铁厂根据将来预测的统计资料制订中长期生产计划，有时根据供求预测有目的地制订出低于生产能力的生产计划，同时随时跟踪日常变化，对生产计划进行修正。

为使生产量不大于需求量的生产方式就是实行订货生产。商社对钢厂下订单，钢厂接到订单后才会着手生产。其中有70%是实际收到用户的确认订单后才下单给钢厂的，这就基本保证了钢厂的生产量不会偏离实际的需求量。以前那种认为只要钢厂生产出来就会有人买的想法，在市场上已经行不通了。

基于严密的未来预测所制订的生产计划以及订货生产的这一基本模式，减少了对整个钢铁市场的压力，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供求关系。合理的生产、合理的销售最终形成了钢厂、流通，直至包括最终用户在内的整个供应链的多赢关系。为了使这些预测统计数据更正确，同时瞬时地进行修改，反应迅速，钢厂和商社还联手开发了互通的电子数据交换（EDI）系统。

日本的主要钢厂和商社都已拥有了EDI系统处理日常的订单等业务，订货EDI系统的数据可以直接和生产、统计相联系。

（8）

在钢铁业发展中，或是其他行业发展中，到底是以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去兼并竞争能力弱的企业，还是以竞争能力弱的大企业去兼并竞争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到底是以国资兼并民资为唯一标准，还是可以打破所有制局限，民资也可以兼并国资？

1992年，中国最大10家钢铁企业市场占有率为48%左右，这一比例一直维持了10年。从2002年开始占有率开始明显下滑，2005年这个数字已变为32%。而日本前5家钢铁企业的钢产量占全日本钢产量的75%，欧盟6家钢铁企业钢产量占欧盟整个钢产量的74%，韩国仅浦项一个企业就占据了韩国65%的份额，而法国阿赛洛钢铁公司几乎囊括了法国的钢铁生产。

比如民营企业中的沙钢、日照钢铁和复星集团，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资产质量，或是公司高管的敬业精神，都领先于国有钢铁企业，为什么这样的企业要被效率更差的国有钢铁企业兼并？

1975年，沙钢沈文荣等人自筹资金45万元人民币创办钢铁企业，经过34年的发展，目前沙钢的总资产为1100亿元人民币，相较于创始阶段的资金规模，沙钢实现了244444%的增长，2008年销售额为1452亿元人民币（约合213亿美元），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500强企业，是进入排行榜的第一家中国民营企业，排名444位，比2008年入选的中国联想集团的499位更加靠前。

目前，沙钢总资产超过437亿元，占地10平方公里，职工9800余名。沙钢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完全是靠沈文荣这样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一手操持起来的。在竞争过程中，他们没有国有钢铁企业的资金优势、政策优势，但是即便如此，在顽强的作风下，沙钢依然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

沈文荣带领下的沙钢为什么能够成长为今天这样的规模？一个高效率、30多年维持不变的管理团队，使沙钢的公司价值观和使命能够始终如一；沈文荣对于成本的严格控制，不像国有钢铁企业粗放式的管理，成本很高，沈文荣在钢铁业内以"成本控制魔鬼"著称；沙钢的体制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它可以完全以市场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可以根据市场情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沈文荣推行高效的奖励制度，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但这并不是以国有企业的什么工会、福利等来体现，而是有一套完善的奖惩体系，同时，该体系对于企业内部员工弄虚作假的行为，又有很强的甄别能力。

沈文荣对于政府政策倾斜深有感触。在借壳ST张铜之前，沙钢原本是要A股上市的，当时沙钢已经做完了全部的上市准备工作，可是后来政府找到沈文荣，劝说他把上市机会让给一家国有企业，当时这家国有企业面临资金困境，政府决定将它运作上市渡过难关。

"哦，原来上市的机会是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国有企业的，那沙钢不困难，也不需要帮助。"从那之后，沈文荣再也没有动过上市的念头。可见作为企业，国资和民营待遇相差之大，以及竞争实力之悬殊。

另一家民营的钢铁企业日照钢铁在企业发展上比沙钢更有传奇性。日照钢铁的创始人杜双华，于2000年至2002年组建立了北京四方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京华达商贸有限公司、衡水京华贸易有限公司三家商贸型公司，并成立了衡水京华化工厂、衡水京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衡水京华联运有限公司。2001年6月，在唐山组建了华岐制管有限公司；于2001年11月，在内蒙古组建包头英华制管有限公司；于2002年，在莱芜组建了京华焊管有限公司；2003年3月，筹建日照钢铁，当年9月28日就正式出钢，日钢181天的纪录成为中国钢铁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日照钢铁速度"曾一度被津津乐道。

虽然杜双华与沈文荣作为个体，各自的工作作风和习惯不同，但是都无愧于优秀企业家之称。

杜双华这样的企业家领导的日照钢铁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在山东省政府的钢铁业整合计划中，却让济南钢铁整合日照钢铁，无疑是以效率低的整合效率高的，这样的整合让人无法看懂。

另外一家著名的民营钢铁企业集团复星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广昌，走了一条与沈文荣和杜双华不一样的路，通过资本市场不断地参股和控股一些国有钢铁企业和民营钢铁企业，并通过引入市场化的机制激活国有资本。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复星集团已经成为中国钢铁行业第二的企业集团。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企业集团，也面临国资的收编。

2009年2月，宝钢股份收购宁波钢铁，而宁波钢铁是复星集团通过建龙集团参股的一家钢铁企业。按照宁波钢铁的股份构成计算，杭钢持43.85%为主控股方，建龙集团持29.17%，南京钢联持20%，福建联华国际信托占4.5%，三家民营方持有的股份总量超过50%。宝钢收购了宁波钢铁之后，激活了宁波北仑港的港口优势，以及宁波钢铁400万吨热轧的产能。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也让国人对于民营资本的处境感到不安。复星旗下的建龙集团重组通化钢铁，所派遣的总经理被通钢的员工打死，有关方面承诺永不让建龙重组通钢，对于建龙之前的投资也没有任何退还的承诺。

（9）

"铁矿石价格暴涨71.5%！"

2005年2月的最后一天，金鸡新春的气氛还未完全散去，一条悲哀的消息开始在中国钢铁业内不胫而走，给整个行业蒙上了一层肃杀之色。

很快，人们在宝钢集团的公司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条公告：

"经过双方上周的谈判，中国最大钢铁厂宝钢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Hamersley）铁矿公司就2005年铁矿石价格达成一致：同2004年相比，哈默斯利粉矿、块矿以及哈默斯利扬迪矿FOB价格分别上涨71.5%。"

"经过双方上周的谈判，中国最大钢铁厂宝钢与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商淡水河谷（CVRD）就2005年铁矿石价格达成一致：同2004年相比，卡拉加斯粉矿（SFCJ）FOB价格和南部系统粉矿（SSF）FOB价格分别上涨71.5%。"

短短一天时间里，"铁矿石飞涨71.5%"、"中国钢厂含恨接受天价涨幅"等新闻已经遍布国内大大小小的媒体，"铁矿石"这个原本很陌生的名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眼前。

散户杨先生是在3月2日下午才开始注意到这则新闻，因为当天收盘时，他留意到自己持有的一只股票下跌了5.33%，这只股票是武钢股份。杨先生一直倾向于买一些自己知道的股票，因为家住武汉，在他印象中，武钢是当地鼎鼎有名的支柱企业，枝繁叶茂，发展得很不错。过去一年中，武钢股份在股市的表现很不错，这让涉足股市并不深的杨先生尝到了甜头。

收市时，细心的杨先生留意到不止武钢股份下跌了，其他的如宝钢股份、马钢股份、首钢股份都跌了。平常并未密切跟踪新闻的杨先生开始注意到铁矿石这则消息，他意识到，这对钢铁企业来说是条坏消息。其实一个多星期以前，杨先生就看到铁矿石价格暴涨的消息，但他同时也看到中国方面态度很坚决地拒绝接受涨价结果，所以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政府总会摆平这种事的，要相信政府。"杨先生这样安慰自己。

然而，对于当事方武钢来说，心态就无法像它的小股东杨先生一样淡然。事实上，在国内大多数钢铁企业看来，这条消息就不仅仅是一条稀松平常的新闻了，或者说只是一条影响了股价的"坏消息"，大家感觉到它更像是一颗巨石迎面砸过来，无数的中小钢厂甚至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铁矿石涨价为何对钢厂冲击如此之大呢？

熟悉钢厂高炉冶炼原理的人都有个大概的成本概念，即生产出1吨生铁，需要用1.5～2吨的铁矿石和0.4～0.6吨的焦炭。一般来说，取1.6吨铁矿石和0.45吨焦炭，再打个9折来计算生铁的生产成本，生产出来的生铁再配比少量的废钢来生产粗钢。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平均到岸价格为61美元左右，扣除掉海运费，按照71.5%的涨幅，就意味着2005年每进口1吨铁矿石，就得多付出16～20美元。钢厂的人自己算了一笔账，规模大一些的企业，每吨钢至少要涨价300块才能抵消掉这部分压力。

但是，杨先生还有一点不解，涨价的是进口铁矿石，但武钢用的铁矿石并不都是进口的。湖北当地人都知道省内有铁矿，大冶铁矿就是武钢集团下属的矿山，每年给武钢提供铁精矿。

以杨先生为代表的大多数人有所不知的是，中国早在2002年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由于国内矿山的品位低，只有进口矿的一半，但开采洗选的难度却很大，开采下来的成本大概是进口矿离岸价的数倍，国内钢厂自然更愿意买进口矿。武钢还有一些自采的国内矿，而依海而建的宝钢依仗运输便利，基本上90%的铁矿石都是靠进口。

"就像是每天吃的大米涨价了，虽然很不情愿，但又不能饿着，连熬成稀饭来省着喝都不行，只能想办法多挣点儿买米的钱了。"当时一家国有钢企的采购部门负责人打了个极端但形象的例子来描述企业的处境，满腹牢骚却又无可奈何。

2005年，"71.5%"这个不亚于重磅炸弹的数字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一年一度的铁矿石谈判开始变成每年的经济大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10）

在计划经济时代，钢铁行业以"铁老大"的形象示人，在转轨后，这种形象也未完全从人们的印象中抹去。国内钢铁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前，进口铁矿石一直没有受到广泛关注，铁矿石价格谈判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其实早先的许多年，国外矿山卖给中国铁矿石，还要给我们回扣呢！"谈及铁矿石价格的一涨再涨，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李新创感慨道。

李新创感慨这段美好时光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2年的10多年间。当时的中国钢铁企业，铁矿石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这一切都要从宝钢追溯起。

1981年，宝钢开始筹建。当时宝钢从国外进口了许多先进的设备，对入炉冶炼的原材料要求比较高，国内铁矿石的品位太低，没办法满足生产要求。

那个时候，大家传统意识里都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矿藏丰富。其实当时国内探明的铁矿石储量有500亿吨，但绝大部分都是贫矿，品位只有30%左右，而宝钢的现代高炉设备需要品位在60%以上的铁矿石。

宝钢一期竣工投产的前一年，当时的冶金部部长李东治赴德国和日本考察，感触颇深。在德国，李东治看到钢厂放着鲁尔区周围的大矿山不开采，都千里迢迢地从国外进口矿石，十分好奇。德国人告诉李东治，国外的矿石价格比本国的便宜，根本没必要自己开采；而且这样也是做好战略储备，等到世界上矿石紧张了再来用自己的矿石。

当时一算账，中国去国外进口铁矿石，价格要比从国内买划算得多。因为国内交通不便利、开采难度大，铁矿石的开采成本远远高出国外。

李东治后来又到了日本，发现日本没有资源可储备，干脆全部从国外进口，甚至连最基本的石灰石都从中国进口，就靠进口，日本也坐上了世界钢铁第一大国的交椅。

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公司就是宝钢当时主要的援建企业，了解到中国国内矿石品位低，所以在设计时就提出了铁矿石全部靠进口。结果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这件事情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当年共有4个代表团分4次对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进行了质询，言辞犀利："如何能保证宝钢的铁矿石获得长期供应？崇洋媚外用进口矿，外国人卡我们脖子怎么办？"

一时间风波四起，无数的指责和争议都朝着宝钢飞来。无奈之下，宝钢只好修改计划，减少用进口矿，增加用国内矿，并一再对外声明进口矿只是暂时的，长期还是立足用国内矿。

后来回想，当时的这种质疑和争论其实超前了很多年。但在当时，铁矿石的实际供需情况的确让这些可能性看起来像是杞人忧天。

徐向春现在就职于国内一家有名的钢铁资讯公司，曾经在冶金工业部工作过，徐向春回忆起当年说："那个时候国内外铁矿石供不应求，产钢大国日本、美国和欧洲的钢铁总产量，在达到1.3亿吨时就开始回落，持续10多年产量徘徊不前。大家都认为中国也最多达到那个水平，而以当时的铁矿石供应量供应1.3亿吨的产量绰绰有余，绝对是供不应求。"

为了说服那些仍对进口铁矿石存偏见的保守者，冶金工业部后来又先后赴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考察矿山，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大量品位高、廉价易取的铁矿石。

考察完毕后，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黎明透彻地分析了世界铁矿石市场："国外矿石开采大多是实行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按照市场化运作，以赚钱赢利为唯一目的，在市场竞争中为取得主动权，都把客户当做上帝。国外搞经济的根本不管敌我友，不管你信仰什么，国家的体制如何，一律平等对待。这就是市场规律，公平竞争，老少无欺，谁也没有办法去限制别人，只有靠自己把商品推销出去，中国人时时担心外国人卡脖子，太不了解世界，太不了解市场规律了。"

经过诸多波折，还是由宝钢开了进口矿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大规模进口铁矿石的帷幕。

1985年1月2日，第一艘4万吨级的"江达海"号货轮满载印度矿泊靠宝山码头；1月19日，第一艘13万吨级的"巨拉"号满载巴西粉矿经宁波减载驶抵宝山。此后，全国各大钢厂都开始大批量地使用进口矿，中国的铁矿石开始成为配角。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仅3734万吨，到2001年增长到9231万吨；而就在1994～2000年间，国产铁矿石却由2.5亿吨下降到了0.4亿吨，整整下降了2.1亿吨！

山东的金岭铁矿当年生产的铁矿石品位在60%之上，是国内平均铁矿石品位的两倍。但金岭铁矿经营部的一位负责人回忆起当时的处境却备感辛酸："在2002年之前的许多年内，卖铁矿石给钢厂都是先发货后付钱，导致很多货款不能如期收回，职工的工资都没有保证，期间有接近1/3的职工都下岗了。"

足见进口矿来势有多么凶猛，而国内矿的不堪一击也为后来铁矿石谈判受制于人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11）

当时间到2001年的时候，观察当时国内外钢铁行业的形势，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去想多年前曾在人大会议上热议的问题：外国人利用进口矿来卡我们的脖子。

国外，国际铁矿石市场已经持续了10年的低迷期，出国采购矿石像买菜一样容易，主动权都掌握在买方手中；国内，开采铁矿石的企业艰难度日，背着沉重的负担逐年减产，当时他们还在担忧另一件事：加入WTO后，国外廉价的铁矿石涌进来将逼得他们更加难以生存。

但是，变化却在悄然发生。

一组组数据是最好的证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铁矿石贸易的环境宽松、货源稳定，到1997年，世界铁矿石的海运量创造了4.3亿吨的历史纪录；1998年，这个数字为4.15亿～4.19亿吨；1999年，为4.1亿吨；到了2000年，再创历史纪录，达到了4.52亿吨。其中，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约占据了世界铁矿石海运量的半壁江山。

当时国外矿业界的风起云涌也没有引起国内太多的关注。短短两年间，世界矿业巨头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重组。

2000年，巴西淡水河谷成功兼并了巴西Samitri、Socoimax以及巴林的海湾工业投资公司（GIIC）；2001年又一举收购了费特科矿业公司（Ferteco）。力拓则收购了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紧随淡水河谷之后，坐上了世界矿石海运市场的第二把交椅。

另一家矿业巨头也在崛起中，1999年，BHP公司与哈默斯利尝试合并未遂；2001年6月，BHP终于和总部位于伦敦的跨国矿业集团比利顿公司（Billiton）完成合并，成为后来鼎鼎有名的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BHP和Billiton公司在2000年的销售额总计186亿美元，营业利润49亿美元。

经过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全球矿业资源集中度越来越高，时至今日仍牢牢掌控全球矿业市场的三巨头三分天下的格局初步确立。三大矿的产量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1/3，铁矿石海运量的70%以上。

当时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交易是通过矿业公司和钢铁企业一年一度的谈判来决定量和价的。与卖方的力量愈发集中相对比，买方市场的全球钢铁行业的集中度明显偏低。如此一来，买方卖方在谈判桌上的角力开始扭转，钢铁企业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日本钢企和欧洲钢企率先尝到了被人"卡脖子"的滋味。

2001年年初，欧洲钢企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漫长、最艰难的一次铁矿石谈判。当时，淡水河谷刚上谈判桌就提出了要涨价7.68%的要求，震慑全场。谈判自此陷入僵局，双方开始拉锯战。一路鏖战到第四轮谈判，最后才由意大利里瓦钢铁公司（Riva）与淡水河谷以粉矿价格上涨4.3%的幅度确定下来。

2000年，日本年进口铁矿石量达到1.32亿吨。多年依靠进口矿的日本人先知先觉地开始主动出击寻找解决方法了。

日本钢铁企业开始在海外大量投资办矿，参股开发铁矿、锰矿和铬矿等，建立可靠的海外原料基地。新日铁、三井物产、住友金属三家公司共同持有澳大利亚罗布河铁矿公司47%的股份，该铁矿公司于2002年开始在澳洲西部开采铁矿石，初期投资规模10亿澳元。此外，三井物产还在2001年年初凭借其对Caemi股份的优先购买权，联合淡水河谷对Caemi实施了联合收购。Caemi公司拥有巴西MBR公司85%的股份，而MBR的铁矿石产量在巴西国内排名第二。

日本国内钢铁企业也展开了各种沟通协作。日本国内70%的粗钢产量都集中在五家钢铁企业（新日铁、NKK、川崎、神户和住友钢厂）手中，总产量达7000万吨。这种高集中度给日本企业相互间的沟通合作构建了良好的基础，与其他国家地区的钢铁企业相比，日本企业几乎每年都能获得物美价廉的优质进口铁矿石。这五大钢企还主动与海外矿企合作，曾经与智利太平洋矿业公司（CMP）签下5年的铁矿石优惠供货合同。此外，这五大钢企和物流配送等环节也紧密合作，摊薄了运输等成本。

一水之隔的韩国钢企也有样学样，很快就认识到确保海外原材料供给的重要性。2001年，韩国浦项钢铁与还未完成重组的BHP签署了合资开发矿山的意向书。

彼时，国际矿业市场和钢铁业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还没有在国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警觉。

2001年11月6日～7日，第二届中国钢铁原料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国内钢铁业众多专业人士都在会上做了发言，围绕铁矿石采购、发展战略等热点问题做了讨论。当时力拓公司铁矿部主管新业务的总经理伊恩·博尔特（Ian Bauert）也应邀到会上做了主题发言，谈了些对中国钢铁工业的想法。

但在那次大会上，唯一对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变表现出危机感的似乎只有刘永顺。刘永顺当时是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也在会上做了演讲。他密切注意到国际市场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国内钢铁企业应该联合采购和开发海外铁矿石的急迫想法。

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了。站在演讲台上的刘永顺，可能还没预料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

（12）

200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的铁矿石谈判耗时再创纪录，谈判过程异常激烈，长达半年的拉锯战直到5月29日才结束。当天，淡水河谷公司和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达成了欧洲市场2002年度的铁矿石价格协议，其中精矿价格下降2.4%，球团价格下降5.47%。随后，日本新日铁、川崎钢铁和必和必拓也达成了价格协议。

这一次，中国的名字出现在了谈判桌上，但并不是作为谈判的参与者。在谈判中，矿企和钢企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日本和欧洲钢企受累经营业绩大幅下滑，要求铁矿石价格下调。但矿企却振振有词地抛出了他们的立场：铁矿石价格应该合理上涨，因为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创出了历史新高。

给矿企底气的正是中国前一年海量进口铁矿石。

当年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就以每年20%的幅度在增长，2002年的进口量为1.15亿吨，接近当时最大的进口国日本。当年，建厂时设计产能仅600万吨的宝钢的年产量已经增加到了2000多万吨。

中国虽然并未经历2001年和2002年两次比以往都艰难的谈判，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日本和欧洲企业少。2001年和2002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离岸价格已经分别增加了8%和9%，价格超过日本和欧洲钢企的采购价格。

这一年，争取谈判价格的权利和话语权终于在国内钢铁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2003年年初，由前冶金工业部改制成立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钢协"）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成立中国钢铁工业铁矿石战略研究联合工作组。中钢协的会员共有89家钢铁生产企业，联合工作组是由其中的14家大型钢厂组成，这些企业占到全国进口铁矿石总量的55%。

2003年11月，新一轮的铁矿石谈判拉开帷幕。矿业巨头们很快就抛出了强硬的要求：无论买家说什么，今年的铁矿石价格必涨无疑，给出的理由同样是中国需求强劲。当年的统计数据见证了"全球最大的吸铁石"诞生：中国2003年进口铁矿石1.48亿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占全球铁矿石海运量的27%。

2003年12月15日，铁矿石谈判全面展开，中国首次走进了谈判场。代表中国的正是来自宝钢的刘永顺。宝钢是由国内14家大钢厂一致推举出来的，一则宝钢是国内进口铁矿石最大的利益相关方，二则宝钢拥有多年进口铁矿石的国际贸易经验，比其他企业更熟悉国际情况。

日本钢铁企业对中国的参与表示欢迎，他们认为，中方的参与不仅增强了买方的阵势，能够平衡谈判双方的力量之差；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同属亚洲板块，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盟友，对增强地区钢铁企业的谈判势力大有帮助。

在入场前，有必要先来熟悉一下谈判桌上的游戏规则。

根据当时的谈判机制，卖方以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三大铁矿石巨头为代表，买方则是日本钢铁企业以新日铁为代表，欧盟钢铁企业以阿赛洛为代表，中国钢铁企业以宝钢为代表，形成卖方三家、买方三家的三对三谈判，形成的每年一次长期供货合同价格谈判机制。在谈判过程中，当一家钢铁企业与一家供矿企业达成价格协议并对外公布后，一般情况下其他企业均跟随定价。

"宝钢说是参与了谈判，其实只是列席的意思。"河北建龙钢铁控股公司的老总张志祥曾这样描述过中国钢企与铁矿石谈判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谈判过程中，宝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日本人仍然是谈判的主角。

新日铁最终谈下了新一年矿石价格较前一年上涨18.6%，宝钢及其代表的中国钢铁企业也只能接受这一谈判结果。

（13）

2004年年底，刘永顺的团队再赴铁矿石谈判桌，结果却赢得了一次最悲情的谈判。如本章开头所述，71.5%的涨幅前所未有，这次失利像一枚尖利的楔子扎进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心中。

"其实我们都意识到肯定会涨，但没想到一下子涨了这么多！"得知最终谈判结果后，许多没有参与谈判的钢铁企业都发出这样的感慨。显然，这个结果让他们叫苦连天，感慨之余不乏愤懑的声音。

回顾谈判初始阶段，虽然已经耳闻涨价传言，但比起前一年，中国方面其实还是有些底气了。

刘永顺曾在2001年倡议国内钢厂赴海外寻矿，这一倡议最先在宝钢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实施。2001年，宝钢就和巴西MBR公司签署了长期采购铁矿石的协议；2003年，宝钢又和淡水河谷签署了新的铁矿石长期供应协议。国内的其他企业也纷纷试探性地出海，首都钢铁、武汉钢铁、唐山钢铁、马鞍山钢铁、江苏沙钢都与国外矿企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合作。

但这些都只是大家刚开始"一相情愿"的想法。因为对手明显更加强势。

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惊人的需求让三大矿业巨头兴奋不已。2004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再创新高，全年总计2.08亿吨，比前一年增加了6000万吨，同比增长了40%，贸易金额同比上涨了161%。更关键的是，按现货市场的到岸价来计算，这一年中国进口的铁矿石的平均到岸价是61.1美元/吨，前一年是32.79美元/吨，同比上涨了86.34%。而当年的长协矿涨幅只有18.6%，因此，三巨头理直气壮地摆出了要求涨价的理由：正是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致使全球铁矿石价格不断攀升；中国市场的现货价格又大大高出长协矿，现货矿都涨了那么多，长协矿没有理由不要求涨价。

淡水河谷很早就放出话来，要求至少涨价90%。一时间，市场哗然，不少业内人士甚至以为淡水河谷是在开玩笑。事实上，这个涨价要求是1月21日由淡水河谷董事会提出来的，并非笑谈。

无论如何，这个涨价幅度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要知道，就在谈判开始前，澳大利亚铁矿石业内人士曾放出来风，说这次的铁矿石价格将上调30%。这是长协矿市场存在25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2005年1月，必和必拓、力拓所代表的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商与日本五大钢铁企业正在东京进行第三轮谈判。两拓给出的报价是上涨50%，而日本方面却只愿意接受最多20%的涨幅。双方要价悬殊，谈判一直僵持不下。淡水河谷提出上涨90%的要求后，铁矿石谈判瞬间降到冰点。

正在外界揣测事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时，新日铁却于2月22日宣布，与淡水河谷达成协议，以比前一年涨价71.5%的幅度作为新一年的长协矿供货价格。2月23日，新日铁宣布与力拓达成了同样价格涨幅的供货协议，同一天，韩国浦项制铁也接受了淡水河谷的涨价要求。

在国际铁矿石谈判机制的框架下，按照惯例，供需双方只要有一家需求方谈定了价格，其他的谈判就此中止，并以谈定的价格作为当年铁矿石的基准价。也就是说，宝钢所代表的中国方面和欧洲钢企也必须接受71.5%的涨幅。

但是这一次，宝钢和欧洲钢企都不打算遵守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拒绝接受由新日铁主导的协议价格。在新日铁宣布谈判结果的当天，宝钢在公司网站上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声明："这个涨幅超出了钢铁业能承受的范围，必将对全球钢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不利于整个钢铁上下游产业链的长期健康发展。"

宝钢说"不"的态度得到了国内媒体的一致赞扬。

2月24日，刘永顺在日本与三大矿单独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

然而，宝钢的抵制持续了不到一个星期，2月28日，还是黯然接受了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谈下来的基准价。

中方在谈判桌上再度失语，暴涨的结果一时间让国内钢铁业哀鸿遍野。

这次铁矿石价格暴涨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3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了当前钢铁供求形势和价格走势，强调要进一步搞好对钢铁工业发展的宏观调控，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的问题。会议提出，要加强铁矿石进口协调和管理，整顿和规范铁矿石经营秩序。

3月31日，中钢协召集惶惶不安的钢铁企业齐聚北京商量铁矿石涨价对策。与会的16家大型国有钢企一直赞同成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进口铁矿石工作委员会，并希望召集其他具有进口铁矿石资格的企业共同加入委员会，进一步加强进口铁矿石的统一协调。

同一天，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也召开了铁矿石分会工作会议，研究解决进口印度铁矿石的问题，并成立了铁矿石印度进口协调小组。

这一年，趁淡水河谷、力拓要求大幅涨价，占中国铁矿石进口1/4强的印度矿也开始躁动起来。印度方面急于希望中国能向印度出口焦炭，"用焦炭换铁矿石"，不惜抑制向中国出口铁矿石。当时印度铁道部部长拉鲁·亚达夫希望对印度出口的铁矿石，课以两倍于运往本国钢厂的运输税；同时印度钢铁部还建议国家矿业发展公司采用双重定价系统。

4月1日，铁矿石长期进口合同开始按照新一年的谈判价格执行。

然而，当人们以为一切都重新归于平静时，却蓦然发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只是暂时停火，2004年的铁矿石故事还未完结。

（14）

当淡水河谷和力拓与各国钢铁企业签下新一年协议价价格合同时，另一个巨头必和必拓却没有任何行动。

敏感的行业内人士已经有所警觉：必和必拓将有大动作。

钢铁企业间盛行着一个传言：必和必拓对71.5%的涨幅不满意，要求更高涨幅。

2005年2月28日，夏末时节的澳大利亚城市珀斯，一场全球铁矿石和钢铁论坛正在举行。这个一年一度召开的论坛由《澳大利亚矿业杂志》举办，云集了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铁矿石厂商和钢铁厂商。

中国中钢集团总裁黄文天、邯郸钢铁董事长刘如军和首钢集团总经理王青海都出现在了论坛现场。宝钢接受协议价后，在市场和媒体的一片忙乱声中，时任宝钢国际矿业事业部总裁的刘永顺也匆忙从上海飞往了珀斯。

论坛开始的第一天，最引人关注的自然是必和必拓的声音。代表必和必拓发表演讲的是市场部副总裁彼得·托斯（Peter Toth），他抛出的言论语惊四座："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钢铁企业应该和铁矿石企业互相理解，明白各自的需要和局限。世界铁矿石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彼得·托斯在讲话中还谈到了一个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太过关注的问题：铁矿石的运输成本。彼得·托斯当时强调，运费在铁矿石的消费中正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运输能力的有限性和不断膨胀的运输需求，使得运输成本在铁矿石到岸价中所占的比例正在戏剧性地增长，而与巴西铁矿石相比，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的运输成本显然低很多。

彼得·托斯的这番讲话后来被认为是在为必和必拓不久后提出"以到岸价倒推离岸价"的新开价做理论准备。

结束铁矿石谈判后，刘永顺在国内拒绝了一切采访，但在第二天的论坛上却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刘永顺义正词严地表示："铁矿石供应商和中国的钢铁生产商应该携手维持长期共同繁荣。但一些供应商和商行不顾常规，把中国市场的铁矿石价格推到了一个不合理的水平。短期内，这会对钢铁制造商造成伤害。但从长期来看，这还会对目光短浅的铁矿石生产商造成伤害！"

论坛结束后，世界钢铁界都在等着必和必拓亮牌。

4月4日，澳大利亚媒体率先报告了必和必拓的声明，公司宣布，不满意力拓和淡水河谷定下的今年铁矿砂涨价71.5%的幅度，2005～2006年度的铁矿石供应价格需要上涨103%～104%。按照上涨后的价格，力拓销售的离岸价为40美元/吨，而必和必拓则要求每吨再上涨7.5～10美元，即由去年的23.4美元/吨上涨到47.5～50美元/吨。

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钢铁企业的极大不满。澳大利亚—日本商业合作委员会名誉主席Takashiimai表示："铁矿石出口商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在谈判时并不是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接受或放弃'的强硬态度，而且愈演愈烈。必和必拓尝试新的提价方式，即使取得了成功，也未必能持续下去，反而可能丧失长期客户。"

中钢协在4月7日正式宣布，中国钢厂绝不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接受不合理的铁矿石提价要求。中钢协强调，必和必拓这种加价行为是"不合理和违反了国际惯例"的，是一种短视行为，这种行为将严重损害中国钢铁业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必和必拓却还是在澳大利亚媒体呼吁：目前是获得与巴西竞争对手相似的到岸价格的最佳时机！

在必和必拓看来，随着运费的增加，巴西铁矿石的到岸价比澳大利亚铁矿石高出50%。而澳大利亚铁矿石质量高于印度铁矿石，印度矿的到岸价格却是澳矿的两倍。澳矿到亚洲的运费显然比巴西矿便宜，这种海运优势将一直存在，因此澳矿需要得到跟巴西矿同等的到岸价格，而不是以离岸价来衡量。

4月11日，"中国铁矿石会议暨第三届远东钢铁会议"在北京召开，前所未有地聚集了1100多位来自全球铁矿石和钢铁行业的人士。59岁的中钢协副秘书长、冶金价格工业协会会长戚向东被记者团团围住，他表示："中国有能力解决铁矿石涨价的问题，即使必和必拓放弃长期供货合同。"

必和必拓也出现在了会场，他们在现场向媒体广泛散布了其要求涨价的根据：世界钢铁工业正在处于自"二战"以来的第二个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从194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由日本钢铁业主导。第二个黄金期从1995年开始，正在由中国主导，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钢铁业快速增长的状况还会持续。

"全球钢铁价格的上涨让钢铁企业享受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高额利润率，然而相对于钢铁价格的上涨，铁矿石的价格却没有得到本应该得到的上涨。铁矿石要求涨价，只不过是钢铁产业链的上下游行业一个合理分配利润的行为。"必和必拓要求"利益均沾"。

由于未能与中国钢铁企业就涨价问题达成谅解，必和必拓在会议当天就决定退出，原定于在当天下午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也被临时取消了。

然而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宝钢集团的网站上开始滚动播放一条最新消息："经双方充分沟通和友好协商，中国最大钢铁厂宝钢与世界主要铁矿石供应商之一的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就2005年铁矿石价格达成一致：同2004年比，纽曼山粉矿和纽曼山离岸价格分别上涨71.5%。"

这个涨价幅度与宝钢之前公布的与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的涨价幅度是一致的。

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对此发表了看法，认为必和必拓放弃了运费加价的要求，使铁矿石价格谈判回归到现有的国际定价机制，这将有利于铁矿石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

当天下午，宝钢集团新闻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必和必拓和宝钢共同认识到世界铁矿业和钢铁业是密不可分的关联产业，两大产业协同发展和相互支撑会给双方带来长远的利益。双方经过充分的交流和谈判来协商确定世界铁矿石年度公开价的方法是有效的，同时双方也认为，随着世界钢铁生产格局的改变，随着相关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国际铁矿石公开价的定价机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以进一步体现公平交易的准则。

这番充满外交辞令的发言给宝钢这次初展拳脚的谈判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

2005年，中国钢铁企业在进口铁矿石上要比往年多付出200亿～300亿元人民币，这占到2004年钢铁行业全部利润的40%。

（15）

谈判虽然以打破必和必拓涨价阴谋的结果告终，但并未能缓解国内钢铁企业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对这次铁矿石谈判的各种反思、分析和猜测也开始纷纷出炉，许多人都认为对铁矿石价格涨价的原罪追问不应该停止。

当时，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秘设了铁矿石涨价的陷阱。

日本阴谋论的代表作是一篇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铁矿石涨价，受益的是日本人》，这篇分节连载的文章详细地罗列了大量日本钢铁企业和三大矿业巨头之间复杂的股权关系，文章指出，日本钢铁企业在全球主要的铁矿资源国都拥有可观的权益，并推测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遏制中国发展所需战略资源的获得。

时任中钢协市场部主任的董志宏也表示，日本钢铁企业与几大铁矿石供应商谈判背后可能存在猫腻，因为此前宝钢在与几大巨头的谈判过程中，对方提出来的上涨幅度也不过50%。对此，中钢协抽调了相关人员对日本与几大铁矿石巨头的谈判情况进行调查。

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日本企业在给中国企业设套。

按照国际惯例，在日本和中国作为需求方与三大矿所进行的谈判中，只要任何双方达成谈判结果，这一结果就会被其他各方接受。人们的疑问是：操纵绝对话语权的日本企业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将价格打压到最低位置，为什么日本企业连续两年都爽快地接受了矿企的涨价要求呢？是日本企业太慷慨，还是企业强大到足以不计进口成本？

日本钢铁企业也要因为铁矿石涨价付出很高的代价。日本钢铁企业每年大约需要1.3亿吨铁矿石和6500万吨煤炭，按照2005年的涨价幅度，日本企业要增加2000多亿日元的开支，煤炭涨价要增加4500亿日元支出，各种原料涨价算下来，日本钢铁行业将增加1万多亿日元的成本，相当于上一年的整个行业的利润总和。

钢铁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光靠钢铁企业自身消化是不现实的，因此钢铁企业势必要将成本压力传导到钢材价格上去，也会波及钢铁下游行业。

那么，日本为何损人不利己呢？当时有一个说法很流行：这是日本在能源领域里向中国发起的又一起挑战，和前几次纯粹争夺不一样，这一次是价格陷阱，企图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挤压中国钢铁企业的生存空间。

另外，中国迅速成长为钢铁出口大国也是对日本的威胁。2005年中钢协预计全年钢材出口量将超过1000万吨，势必对日本这个传统的钢铁出口大国地位形成冲击。因此，日本完全有动机打击竞争对手，通过大幅提升钢铁业制造成本，扰乱中国钢铁企业的正常发展。

汇率风险也为日本人挖陷阱提供了回旋空间。当年由于美元有贬值预期，使得日本钢企与中国钢企对铁矿石涨价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具体来说，日元对美元升值，这样日本进口铁矿石的成本并不像实际定价的涨幅那么大，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相对比较稳定，美元的进一步走跌会拉大中国的实际进口成本，中国企业的成本上升速度将超过日本企业。

这套逻辑让许多人都相信2005年的谈判其实只是日本人上演的一出"苦肉计"。

在日本阴谋论满天飞的舆论中，也有少数的声音将质疑的矛头指向了宝钢。由于宝钢在海外有相当数量的铁矿石资源，同时通过大幅上调钢价，铁矿石的大幅涨价其实对宝钢不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相反，成本大幅增加却有可能挤垮一批实力不济的中小钢厂，这样就会腾出更多的市场空间给宝钢这类大型钢铁企业。如此一来，宝钢坚决反对大幅涨价的动力能有多强呢？另外，宝钢与新日铁、几大铁矿石巨头都有十分密切的合作和往来，宝钢是否能完全代表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去争取利益也值得怀疑。

但是主流的声音还是倾向于指责日本企业的阴谋和三大矿企的逐利贪婪，并没有人追问中国的谈判团队中是否有"内鬼"。

（16）

两个月前还是咄咄逼人，不惜谈崩也要坚持涨价，一团和气收场后还暗指不放弃对海运费的诉求；两个月后，突然开始打起公关战，主动向中国钢铁企业示好。除了贪婪逐利外，必和必拓似乎"能屈能伸"，短短两个月间态度大转身。

2005年6月8日，必和必拓第一次将全球董事会放到了中国召开，董事长安德亲自率领董事会成员飞赴北京。当晚，必和必拓在北京大摆宴席，邀请了中国政府各相关部委、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各大钢铁企业领导。在宴会上，主宾双方谈笑风生、一团和气。完全无法想象两个月前同样的人马曾将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打得惊心动魄。

安德很高调地宣称："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必和必拓产品重要和快速增长的巨大市场，集团董事会成员必须好好了解与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相关的问题，了解我们在中国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在这次中国行中，必和必拓高层还专门赴上海拜访了宝钢集团。在宝山宾馆迎宾厅，宝钢集团总经理徐乐江与必和必拓高层举行了会面，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合作等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会晤。

双方会晤交谈的细节并不为外界所知，但必和必拓一系列主动亲近的姿态已经足以让人侧目。

必和必拓CEO顾之博透露了中国行的最大动机：中国有望在2005财年度取代日本成为必和必拓最大的客户。截止到2005年6月30日的本财年度，必和必拓对中国的销售额预计增加到32亿～33亿美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了4倍多。

按照必和必拓的规划，将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投资100亿澳元扩充产能以满足中国需求。他们预计，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居民对空调、汽车和住房等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将导致必和必拓对中国出口的销售额快速增长。

中国填不饱的胃口是吸引必和必拓态度180度大转弯的主要原因。在这次中国行中，安德和顾之博多次给出信号：期待必和必拓能够成为基础原材料的可靠大供应商，以在中国市场增长和发展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此时的钢铁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令不少业内人士对必和必拓前倨后恭的行为有了另一种解读。

当时的情况是国内外钢铁行业都开始呈现下滑态势。从5月份开始，全球主要钢铁消费市场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疲软状况，欧洲一些国家的钢价下跌幅度超过了10%。受到下游需求减弱和上游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双重挤压，许多大型钢厂都选择了减产。

中国的情况更加糟糕。除了受全球钢铁市场的拖累之外，中国国内新一轮宏观调控组合拳陆续出台，包括取消电价、税收、供地等优惠政策，正式取消钢坯、钢锭等粗钢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尤其是对下游需求大户房地产的一系列调控政策，都使得钢铁需求骤然下降，中国钢厂雪上加霜。

因此，在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会长邹健看来，必和必拓的主动示好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必和必拓已经在矿山上进行了上百亿的投资，从建成到成本回收至少需要4～5年，大幅的扩大产能却有可能面临需求萎缩的市场，必和必拓不得不想办法去保住大客户。

当时，不堪重负的欧洲钢企已经开始向上游矿企主张权利。欧洲阿赛洛就提出要与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和力拓重启2005年的铁矿石长期合同价格谈判，推翻原来的谈判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看到了有利的一面，即中国有可能在铁矿石市场主张更大的话语权。邹建一再强调，2005年是铁矿石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作为世界铁矿石进口第一大国，将在以后的铁矿石谈判中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明年我们再回到新一年度铁矿石长期供货价格的谈判桌上，要谈判的将是矿价到底降低5美元、10美元还是15美元的问题，我们对此充满信心。"邹建当时曾有过这样一番表态。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大家第一次开始对新一年的铁矿石谈判充满期待，似乎定价权已经掌握到了中国手上。

（17）

2006年铁矿石谈判到来之前，中国的气势来得比以往都强烈。

按照往年惯例，铁矿石谈判一般从当年12月开始，最晚到第二年3、4月间结束。谈判还未开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就高调宣布，中国将在11月中旬与铁矿石主要供应商展开谈判。罗冰生还亮出了中国的态度，预期2006年全球铁矿石总体供需基本平衡，全球海运贸易的铁矿石价格应在2005年大幅上涨71.5%的基础上向合理价位回归，即价格向下调整。

利益天平另一头的三大矿业巨头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一致认为，2006年的铁矿石市场仍将保持供不应求局面，要求将新一年的合同价格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提高10%到20%。

事实上，供需双方的暗自博弈从9月份就开始了。

9月底，三大矿业巨头突然陆续造访宝钢，先是力拓铁矿总裁鲍宜安，接着是必和必拓市场和技术专家，最后淡水河谷首席执行官罗杰·艾格奈利和铁矿部执行董事马丁斯也按捺不住飞赴上海。

三大矿的登门公关过程都洋溢着友好和谐的气氛，供需双方避而不谈铁矿石价格。必和必拓CEO顾之博的一番外交辞令巧妙地化解了这个敏感问题："全球商品市场归根结底是市场，而市场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家公司或几家公司都很难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段内影响或左右市场价格。"

不过，在三大矿谨慎的言辞中，外界还是看出了他们涨价的意图。淡水河谷CEO罗杰·艾格奈利不断向媒体放风，由于兴建锌矿和投产需要一定时间，铁矿石的供需状况仍不平衡，供给依然紧张，而中国的铁矿石需求还在迅速增长，希望明年的铁矿石价格能够提高3%～5%或5%～10%。

顾之博甚至巧妙地将往年铁矿石大幅涨价的原因推到了中国身上，他说，过去许多年世界能源市场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甚至供大于求，但中国突然加速的需求打破了这种平衡。必和必拓为平衡供需，在过去几年已经为中国市场专门新开发了数个项目，但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扩产还需要时间来完成。

中国方面自然也不甘示弱，咬住一个目标：降价。

中钢协率先放出减产的消息，召集国内45家大中型钢铁企业的代表召开"稳定国内钢材市场座谈会"，提出减产5%的要求，以稳定国内钢价。早在7月份，国家发改委就出台了《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加速了钢铁企业的整合，近1亿吨的落后装备产能面临淘汰。

商务部的支持紧随其后。12月5日，商务部外贸司对外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预测2006年铁矿石将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报告的潜台词很明显：三巨头的供求不平衡论站不住脚。与此同时，商务部和发改委的官员们在不同场合都一致表示，2006年的铁矿石价格应该下降。

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刘铁男甚至公开指责三大矿，言辞激烈："进口铁矿石是中国的一项长远战略，但目前中国钢铁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超过需求，导致9月份以来钢材价格全面回落，95%的品种跌破成本价，当然这与今年铁矿石价格上涨也不无关系。铁矿石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趋势，不排除再出现1999年给回扣、买方市场的可能。从感情上讲，当我们钢铁行业全面亏损、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不要再捅一刀子，否则记你一辈子！"

为了扩大谈判力量，中方也在积极寻找其他的铁矿石进口渠道。10月份，中钢协同印度方面达成协议，印度同意整合本国铁矿石资源，统一对中国出口铁矿石的价格；11月份，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在韩国釜山和智利外长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而智利的铁矿石储量在世界排名第三位。

除了号召减产来控制需求外，中国相关部门还针对铁矿石进口的无序状态进行了整顿，最厉害的撒手锏当数从5月1日起实施的新的铁矿石进口许可证制度。按照新规定，只有上一年铁矿石进口量超过30万吨或今年前两个月进口量超过10万吨的企业，才有资格获得铁矿石进口资格。经过整顿后，中国具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从上一年的500家锐减至118家，谈判的主导权也从企业收归至中钢协手中。

11月底，铁矿石谈判在日本、中国、欧洲三地同时展开。中国争取到谈判地点让国内钢铁业界喜笑颜开，中钢协有关人士相当坚定地向外界宣称"将会在进口铁矿石的价格标签上打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尽管前两轮谈判都只是预谈判，还未进入真正的价格战阶段，但争取到谈判属地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是初战告捷。

2006年元宵节过后，宝钢谈判队伍立刻展开了第三轮谈判。由于双方对2006年度全球铁矿石市场走势的判断方向相反，矿商坚持要涨价，而钢铁企业坚持必须降价，第三轮谈判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到2月20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并未取得任何突破。

谈判桌上无进展，谈判桌外的市场却变化不断。首先是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在此期间开始迅速增长，1月和2月进口量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31.9%，铁矿石在各港口积压严重，企业库存大幅上升。商务部对此大为光火，采取一系列措施严管铁矿石进口。

其实是宝钢大幅上调钢材出厂价，主要产品的涨价幅度都超过了10%。宝钢的调价一向被视为钢价走势的风向标，这就给处于关键时期的铁矿石谈判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宝钢在谈判中要求降价的重要砝码之一就是国内钢铁市场前景不佳。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宝钢提价的前一天，中钢协曾公开声明，由于市场价格大幅下滑、企业成本上升、赢利下滑，目前中国钢铁全行业都处于微利状态，因此，中国不会接受铁矿石价格上涨。

谈判僵局仍然未破。

与此同时，谈判的介入方却开始迅速升级。在第四轮谈判开始前，中国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高度关注2006年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格谈判，如果出现不能接受的价格，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商务部明确指出，中国钢铁行业无法承受铁矿石价格再涨。中方政府的强硬态度立即引起了澳大利亚和巴西政府的关注和回应，澳大利亚联邦资源部部长就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实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进口限价的话，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将会非常警觉不安，不排除澳大利亚政府干预的可能。巴西方面也回应已经敦促中国政府澄清是否考虑干预铁矿石谈判。

这段政治紧张时期并未持续太久，很快，各方政府纷纷表态"不介入谈判"。中国商务部悄然在其网站上修改了此前发布的"对铁矿石价格谈判高度关注"的声明，删除了部分态度强硬的措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发改委主任马凯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都表示，中国政府不会介入谈判。随后，驻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

政府方面的博弈偃旗息鼓，伴随着谈判进一步推进的是层出不穷的口水战、舆论战。矿企方面不时放出风声，譬如透露谈判过程中要价的幅度，而外媒也频频报道宝钢妥协接受涨价等传言。中国方面也不落人后，"鞍钢在澳大利亚合资开矿"、"首钢、武钢海外买矿"等新闻也频频见诸报端。

僵局一直持续到5月16日，由欧洲钢企打破。淡水河谷率先宣布，与全球三大钢铁巨头之一的德国蒂森克虏伯签下合约，2006年的价格在2005年的基础上上涨19%。在声明中，淡水河谷还意味深长地加上了一句："该协议的达成，为正在进行中的其他谈判增加了砝码。"

很快，淡水河谷宣布与意大利里瓦钢铁公司、韩国浦项钢铁、法国阿赛洛·米塔尔结束了谈判，涨价幅度与此前一致。紧跟着日本除新日铁以外的钢厂也和力拓达成了协议，涨价幅度跟随淡水河谷谈定的结果。

中钢协对此一律坚决回应：中国拒绝接受19%的涨幅。

5月29日，新日铁宣布结束谈判，接受了必和必拓涨价19%的要求。

只剩下宝钢在孤独地战斗，寻求打破国际惯例，设定"中国价格"。

6月20日，必和必拓宣布与宝钢达成价格协议，涨价19%；6月21日，力拓宣布与宝钢达成价格协议，涨价19%；6月22日，淡水河谷宣布与宝钢达成协议，涨价19%。

中方鏖战半年多的铁矿石谈判黯然收场，"中国价格"并未出现。

事后，中钢协还是对宝钢在这次谈判中的表现给予了正面的评价。罗冰生在披露谈判详细过程时下结论说："纵观整个谈判过程，是由中国主导。中国握有话语权，中方的态度、观点、依据被对手广泛重视，使得供方大幅度涨价的计划并未实现，现在达成的协议是一个折中方案。这次价格谈判，中国得大于失。"

罗冰生也指出了影响此次谈判的不利因素，一方面，前期国内铁矿石进口激增，大幅超过实际需求，造成虚假繁荣，这样只是对供方有利，对我方不利；另一方面，国内有些钢厂和贸易企业通过长期合同进口铁矿石后在国内高价倒卖，同样也给了外方以谈判口实。

中国钢铁业继续翘首期盼着"中国定价权"、"中国价格"的出现。

（18）

时光如梭，中国钢铁企业很快等来2007年度的国际铁矿石谈判。

谈判的结束同样也来得很快。

2006年12月11日，新一轮铁矿石谈判在上海展开。供应方强烈要求价格上涨，但被需求方日本新日铁公司、韩国浦项钢铁公司拒绝。双方确定于2007年1月8日开始举行第二轮谈判。

12月21日，谈判开始仅10天，中方就率先谈定了2007年度铁矿石的基准价格。宝钢集团在公司网站上发布了这一消息：宝钢与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淡水河谷就2007年度国际铁矿石基准价格达成了一致。作为结果，淡水河谷北部和南部生产的粉矿价格将在2006年基础上分别上涨9.5%。新的2007矿石年度的卡拉加斯粉矿和标准粉矿的基准价格分别为0.7320美元/干吨度和0.7211美元/干吨度。

淡水河谷也同时发表了声明，并称2007年的铁矿石价格反映了全球铁矿石市场的供求状况，而且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的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12月24日，处于舆论漩涡的中方主要谈判代表——宝钢的刘永顺谢绝了一切采访，开始休假。一位接近宝钢的人士悄悄透露，刘永顺担任谈判代表的两年来一直备感疲惫和压力，谈判完成后，私下表示不希望2007年继续出任代表。

在后来公开中方谈判策略时，刘永顺总结道，前几年的例子证明，拖得越久涨得越多。事实上，在铁矿石谈判中，钢铁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竞争，谁先达成一个价格并被全球接受，是这家企业能力的体现。刘永顺与中钢协商量的谈判策略是：先与淡水河谷谈下来，再谈澳大利亚两大矿山巨头。就这样，中国拿到了首发定价权。

9.5%的涨幅并没有让国内钢铁企业感到十分满意，不少人都认为5%的涨幅更合理。但既然谈下来了，也只能接受。更重要的是，拿下首发定价权，没有再现往年谈判过程中的"屈辱"挣扎，已经让宝钢在本次谈判中的表现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扬。

妥协的胜利也值得欢呼。

宝钢的速战速决让本轮谈判结束得比以往都早。12月底，淡水河谷与欧洲钢企签下了合约；1月11日、12日，日本新日铁等五大钢厂与必和必拓、力拓达成协议，涨价幅度追随宝钢。

2007年铁矿石谈判就此结束，平静得出人意料。

（19）

早在2007年年中，中钢协就开始着手为2008年度国际铁矿石谈判做准备。当时国际投行纷纷预测来年铁矿石将涨价，高盛预测涨价5%，德意志银行预测涨价10%，而瑞银的研究部门发布报告预测2008年铁矿石谈判价格至少上涨25%。钢铁企业和矿商都没有对该预测做出反应。但中钢协已经意识到可能会对2008年谈判造成不利影响的诸多因素，并开始着手处理，试图为谈判清路。

首先，屡创新高的海运费问题。

当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巴西图巴朗港到中国航线的平均铁矿石运费为29.35美元/吨，2006年略降到27.63美元/吨，而到2007年年中，这段海运费涨到了45.46美元/吨，同比上涨了64.54%。澳大利亚到中国航线的平均铁矿石运费2005年为12.28美元/吨，2006年为11.87美元/吨，到2007年年中飙涨58.29%，达到18.79美元/吨。

按照2007年签订的铁矿石协议价格，淡水河谷到中国的粉矿价格为72～73美元/吨，海运费涨到45.46美元，矿石运到中国的到岸价就达到了127～128美元/吨；必和必拓、力拓到中国的粉矿价格为80美元/吨左右，加上18.79美元的运费，到岸价也接近100美元/吨。

中国钢铁企业曾经寄希望于通过海运费下降来熨平铁矿石的上涨，但海运费的上涨速度明显强于铁矿石价格，反倒让钢企的生产成本骤升。

中钢协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办法是以协调为主。一方面是按地理位置划分5个海运区域，成立区域协调海运工作小组；另一方面，协调主要钢厂和国内远洋运输企业进行对话交流，希望能发挥国内运输队的力量进行国矿国运。但是这种协调性的方式显然难以发挥实质作用，首先是进口方很分散，很难在统一层面协调，其次是国内海运企业拥有的大型远洋干散货运力十分有限，只占到世界同等运力的2%，即使是全部用来运进口矿，对海运市场产生的影响也很小。

其次，三大矿对自身供应量的灵活控制可能会对市场造成较大影响。年中海运费高涨的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三大矿的操控，逻辑是三大矿先向中国企业提出三季度供给将减少500万吨，紧接着钢企为了保证三季度的用量便开始抢购铁矿石建立库存。

在三大矿利益链条之外还有"添油加醋"的角色印度。印度矿到中国主要是走现货矿，这也就意味着价格随时会发生变化。每当海运费上涨，三大矿出口的铁矿石的到岸价上涨，印度矿立马跟风上涨。而往往现货矿的价格会在下一年的谈判中拿来作为敲定价格的重要参照。

以上这些对中方不利的因素显然非中钢协一己之力能够有效解决，操控权并不在中方手中，这已经为后来谈判中的不顺埋下了伏笔。

在中钢协一系列准备工作中，可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前往矿山"探口风"。

2008年8月15日，罗冰生带领国内16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和3家民营钢铁企业飞赴巴西，开始了沟通铁矿石贸易事宜的旅程。名为考察，目的也很明显：了解对方情况，争取主动，及早准备。随后，这一行人马还分别走访了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与此同时，双方的舆论战也已经展开。

矿企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力拓的表态。8月16日，力拓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财报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07年上半年的财报。力拓亚洲区及中国区总裁路久成就铁矿石谈判谈了一小段看法，主要集中在对比现货价和长协价的差距上。在路久成看来，铁矿石谈判要看供需以及现货价和长协价的差距，目前现货价高出长协价20%～30%，由此可以判断市场是供不应求的，潜台词是有理由涨价。

在2007年9月份召开的"2007铁矿石国际市场研讨会"上，中国商务部和铁矿石相关的三大协会也不断放风，继续打供需牌。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梁树和委婉地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铁矿石市场总体供需基本平衡，国际矿业和中国钢铁业的关系应是合作而不是博弈，中国目前正在淘汰落后产能和控制钢铁产品出口，都有利于铁矿石市场的供需平衡。

中国五矿化工商会会长陈浩然讲的是大宗商品供需的大道理，即从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来看，价格有涨必有落，天下没有只涨不跌的商品；中钢协提醒市场注意国内矿大量开采，将有力地支撑本国钢铁企业的需求；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理事长、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邹建就此下结论，认为随着国内铁矿石需求增长的逐步降低和国内矿供应的增加，进口矿的涨价空间已经不大，所以预计2008年铁矿石价格将会出现小幅下滑，而到2009年将会大幅下滑。

对比部委协会的一致吹风，来自学者的意见显得更加中肯而具警示性。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教授许中波一语中的："在明显的需求紧张以及高昂的现货价格面前，一切谈判的技巧、策略和艺术可能都是徒劳，2008年谈判的难度将是空前的。"

其实大多数行业人士都默默认同了许中波的判断，认为2008年铁矿石涨价已无悬念，关键是涨多少。

（20）

2007年谈判结束后，刘永顺对外宣布开始休假。不久，他离开宝钢，出任香港亚太资源有限公司CEO，不再担任铁矿石谈判首席代表。外界纷纷猜测下一届的谈判代表很可能是中钢协会长、鞍钢董事长张晓刚。但是，当2008年谈判开局时，出现在谈判桌上的中国面孔是宝钢的丁守虎。46岁的丁守虎是宝钢集团原料采购中心原料一部总经理、宝钢国际煤炭贸易部总经理。

刘永顺离开时可以说是稍微扬眉吐气，毕竟拿到首发定价权得到了广泛的肯定。2007年那次"妥协的胜利"让人不禁乐观地期待中国在2008年能取得更大的话语权。然而，初次担任首代的丁守虎迎来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惨败。

一切看起来都很像2005年，几乎所有的钢铁企业都赚钱，企业疯狂地争抢购买铁矿石生产。中国需求看上去仍是势不可当，矿企又开始坐地要价了。

必和必拓不仅放风将涨价50%，而且还公开表示，将考虑引入铁矿石指数系统，改变当前的铁矿石长期协议基准定价体系。引入指数定价，即意味着将以往一年一定的长协价格与现货价格挂钩，必和必拓显然对当前现货矿价格大幅高出长协矿的状况很不满。

11月底，铁矿石谈判的预谈判阶段开始，但很快就陷入僵局。澳大利亚矿企仍然对自己提供的距离更近的优质铁矿石没有得到更多的利润不满意，在谈判初就坚持2008年铁矿石将由以往的"离岸价"改为"到岸价"，即加入海运费和保险等费用的价格。由于澳大利亚矿企与许多船运公司都签有长期协议，在掌控运费上有很大的支配空间，如果按到岸价来计算就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利润。中国方面自然不会答应这一要求，谈判随即中止。

在正式谈判开始后，进展依然缓慢，双方对供需的判断完全相反，谈判异常艰难。

谈判桌上无法破局，场外的斗争却风生水起。

三大矿方面，必和必拓和力拓不时放出消息，称由于天然气爆炸、矿山或码头发生事故，影响了正常的铁矿石生产和运输，宣布减少合同供应量，投入更多的铁矿石到现货市场销售，并坚持要改变铁矿石的定价机制。与此同时，必和必拓开始推进合并力拓。非谈判方却是利益相关方的印度也插了一脚进来，宣布将铁矿石出口关税的征收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实质上是变相地提高铁矿石的出口关税。这些显然都是对中方不利的消息。

当然中国方面也不甘示弱。中钢协举例说明力拓对中国21家钢企的合同执行率只有86.24%，未达到90%的供应兑现率，并呼吁抵制力拓对中国市场推销现货铁矿石的活动，还联合其他部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疏散快速增长的压港铁矿石库存，以打压现货矿价格和海运价格。在应对两拓合并方面，中国铝业助了一臂之力，暗度陈仓入股力拓，成为其最大单一股东，在两拓合并问题上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

双方的较量在2008年2月18日决出了胜负：中方败。当天，日本新日铁宣布，该公司与韩国浦项制铁已经与淡水河谷就2008年两种铁矿石基准价格达成协议，其中南部铁精粉涨价65%，卡拉加斯粉矿涨价71%。

随后，日本其余4家钢铁企业都接受了新日铁的首发定价。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也与淡水河谷签下了协议，同意南部铁精粉价格上涨65%，卡拉加斯粉矿上涨66%。3月19日，淡水河谷又宣布与意大利里瓦钢铁就高炉球团矿基准价达成了协议，价格较前一年上涨86.67%。

中方并没有立即接受新日铁谈下的基准价。因此，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中方暂时败了第一局：失去了首发定价权。

2月22日，宝钢宣布与淡水河谷达成协议，价格涨幅与新日铁谈定的基准价一致。但必和必拓与力拓并没有敲定价格，谈判仍在继续。

（21）

细心的人会留意到淡水河谷2008年达成的协议有些异于平常。

淡水河谷向外销售的主要有三大类矿，即SSF南部粉矿、卡拉加斯粉矿和BF球团矿，其中卡拉加斯粉矿的品位比南部粉矿的品位高一些。球团矿是粉矿进一步加工的产物，主要区别在于需求方不一样。一般来说，中国钢铁企业习惯自行加工球团矿，主要购买的是粉矿，而欧洲企业则更多地使用球团矿。

多年的铁矿石谈判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铁矿石定价惯例，其中有一点是"同品种同涨幅"。意思是只对各品种的矿石确定价格，不考虑该品种矿石中不同品质矿石的差异。在2003～2007年连续5年的谈判结果中，每个品种都只有一个涨幅，除了淡水河谷的BF球团矿以外，三大矿其他品种矿石的价格涨幅都是相同的。

但是，在淡水河谷这次谈定的协议中却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矿价涨幅，即南部粉矿涨价65%，卡拉加斯粉矿涨价71%，BF球团矿涨价86.67%。这显然改变了以往"同品种同涨幅"的惯例，并给还未定价的必和必拓和力拓留下了周旋空间：既然不同品种有不同涨价幅度，那不同地区的铁矿石也可以有不同的涨价幅度。

按照这种逻辑继续下去，传统的铁矿石定价机制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从2月到5月，谈判桌上只有一个主题定价方式。必和必拓与力拓不接受淡水河谷谈下来的价格，坚持提出要求海运补偿、改变定价规则，目的只有两个：既要获得更高的到岸价格，又要让长协矿价格更加贴近现货价格。这意味着完全打破传统的定价方式。

最后阶段的谈判在海南三亚进行，双方的斗争气焰完全不输三亚盛夏的高温。6月初，海运费突然雪崩，跌幅创出历史之最。外界舆论通通将此事解读为"中国钢企联手狙击，中止澳大利亚和巴西到中国的铁矿石货盘租船业务，导致海运费暴跌。"舆论将中方推到了风口浪尖。

两拓随即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在6月底没有完成谈判，接受85%～95%的涨幅，将放弃谈判，铁矿石全部转为现货销售。对此，中钢协仍然态度强硬："反对打破现有铁矿石谈判规则，绝不会接受任何专门针对中国有歧视性的中国价格，对坚持这么做的矿山企业将会受到中国钢企的抵制。"

必和必拓与力拓对中钢协的这番声明完全置若罔闻。

6月23日，宝钢无奈之下答应了力拓的涨价要求：力拓的PB粉矿、杨迪粉矿和PB块矿将在2007年基础上分别上涨79.88%、79.88%和96.5%。但宝钢在声明中仍充斥着体面的外交辞令，称这次谈判结果体现了双方维护传统定价机制的诚意，并没有出乎意料，而且是经过了双方都可接受的友好协商。

要知道，宝钢在谈判之初设立的底线是30%的涨幅。这番声明无异于给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然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就在数日之后，必和必拓、力拓却与欧洲钢企达成了涨价71%的协议，涨幅低于亚洲的涨幅。这一次是两拓给了中钢协一记响亮的耳光。"专门针对中国有歧视性的中国价格"出现了。

2008年的铁矿石谈判终局显得十分悲凉，中国再度签下城下之盟。更为重要的是，三大矿业巨头已经给传统的定价机制打开了一个大大的豁口，给未来的谈判桌上放上了一颗极不稳定的炸弹。

（22）

"就差捅破最后那一层纸了。"这是宝钢谈判团队事后的一句感慨。

先例已开，整个铁矿石利益链条上的各方开始积极为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奔走。纵观2008年的市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十分混乱的局面，无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些什么。

三大矿一系列张扬的举动显然占尽风头。

首先是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扩产计划，意图吓阻打算进入铁矿石行业的竞争者。

淡水河谷宣布计划增加52%的产量，由2007年的2.96亿吨增加到2008年的3.3亿吨，并计划到2013年增加至5亿吨。具体是将位于巴西帕拉州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的产量提高一倍，预计铁矿石和氧化铝的年生产量分别增加到3.3亿吨和530万吨。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淡水河谷亦没有放缓扩产计划，对外公布2009年资本开支预算为1420亿美元，其中铁矿石方面的预算为29亿美元左右，用于扩大和支持现有的矿山生产以及产能扩建计划，并计划在未来5～7年内实现镍年产量45万吨、铜年产量100万吨、氧化铝年产量820万吨、铁矿石超过5亿吨。

必和必拓2008年的产能也得到了较大扩张，增速在逐步提升。2007年的产量增速为8%，到2008年上半年增长到13%，到2008年年底增长到15%，在市场陷入低迷后，必和必拓也没有放弃资本投入，在2008年年底对西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增加投资，计划每年增加5000万吨的产量。

力拓在2007年年底的全球战略规划中，也大幅提升了铁矿石扩产计划，意图将产量由2007年的1.79亿吨增加到6亿吨以上。力拓2008年的增速也很快，到第二季度达到13%，创出历史增速新高。力拓在资本投资上也不遗余力，按计划将在巴西库伦巴铁矿石产区投资21.5亿美元进行扩建，使其新产能在2010年年底实现6倍以上的增长，由200万吨的年产量扩张到1280万吨。

一面是可能萎缩的市场需求，一面是矿山充满信心的扩产计划，供需天平似乎开始向对中方有利的一方倾斜。然而，三大矿在定价问题上的继续强硬并没有对这个结论形成佐证。

9月初，淡水河谷开始发力。通知其亚洲客户，要求将铁矿石参考价格提高至欧洲市场水平，如果不接受提价就停止供货。此举显然完全无视铁矿石定价机制的存在，年初的谈判定价名存实亡。在2008年铁矿石谈判中，淡水河谷先发定价，必和必拓与力拓坚持战斗到最后，赢得了比淡水河谷更高的涨价幅度，淡水河谷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9月19日，必和必拓与澳大利亚钢铁企业博斯格公司达成新的铁矿石长期供货协议，期限从2009年7月到2019年6月。根据协议内容，博斯格每年从必和必拓购入430万吨块矿和粉矿，此外还将接受额外73万吨粉矿；在定价方式上，现有采购的铁矿石价格按季度确定，基于获得的亚洲合同矿的铁矿石均价和同期现货矿市场均价，而额外增加的粉矿价格按照价格指数确定。

这是必和必拓签署的首个不按传统定价机制定价的长期供货协议，必和必拓也明确表示将不再签订更多新的基价合同，将力推指数定价、混合定价或现货合同。言下之意是2009年不打算继续维持一直延续的长协合同定价。如果必和必拓能够如愿，则意味着多年的国际铁矿石谈判机制将被彻底颠覆。

2008年的铁矿石谈判中，矿企中还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即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似乎站到了中方钢企的阵营里。全称是Fortescue Metals Group，是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业公司，在2008年铁矿石谈判临近尾声时突然跃入人们视野。这股新生力量对中国市场表现积极，计划中95%的产量输往中国，5月开始给宝钢供货之后，希望2008年向中国出口总额为2000万～3000万吨。

在混乱的局势中，国内钢铁企业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国有钢铁企业与民营钢铁企业之间。在目前实行的铁矿石进口资质管理框架下，进口长协矿更多地集中在国有钢铁企业手中，民营钢企中只有江苏沙钢、复星旗下的南钢等规模较大的企业能够采购到长协矿，而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则只能购买价格更高的现货矿或是购买加价倒卖的长协矿，在成本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压力。

眼看着每年铁矿石谈判越来越艰难，民营企业也开始运筹帷幄，另辟蹊径寻找出路。2008年年中，由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推动，江苏沙钢、永刚、复星、河北国丰钢铁、德龙钢铁等十几家民营钢铁企业开始筹划组建联合矿产公司，共同寻求开发海外矿产的机会。近5年来，民营钢企的产量占到了国内钢铁产能增长的三分之二，产能已经达到全国总产能的十分之一强，其联合起来后也将形成一定的议价能力。

希望在这些试探性的步伐中孕育着。然而，一场更大的危机却在更广阔的范围中悄悄潜伏，蓄势待发。在2008年那个炎热的夏天，铁矿石谈判局中或喜或悲的各种面孔，也许谁都没预料到当北半球的夏天结束时，巨大的变化将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23）

金秋十月，原本是丰收的季节，但2008年中国钢铁行业面对的却是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全行业月度亏损。就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国内钢铁价格一路暴跌，钢厂接二连三地宣布减产，在冬天尚未来临之前，整个行业早已经嗅到了天寒地冻的冰雪味道。

北京往北行驶200公里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县城不大，和所有的钢城有类似之处，一个钢铁厂占去了城区很大的面积。宣化钢铁是宣化县的支柱产业和利税大户，这个历史悠久的钢铁企业在这个秋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

10月6日到10月10日，国内钢价创下八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和所有河北钢铁企业一样，宣钢也没有盼来曾经看起来散发着诱人光芒的奥运后行情。北京奥运期间，周边的河北钢铁厂都必须关火停产，距离北京近三个小时车程的宣钢自然也不能例外。宣钢运进铁矿石和往外运出钢材都必须经过北京，为保证奥运后正常生产，宣钢在奥运前囤积了大量的铁矿石和钢材。10月份，宣钢仅在港口就积压下了近30万吨总价近10亿元的钢材。

"没想到奥运后行情没来，金融海啸却来了。这么多的库存，一下子就把我们逼到了绝境，资金链断掉了，工资都发不出来。"宣钢的内部人士讲起这一段艰难时期还心有余悸，如果不是唐钢及时拿出钱来纾困，宣钢怕是早就关门大吉了。

钢价下跌，贸易商手上囤积的钢材迅速贬值，不少贸易商一周就能亏损上百万。更可怕的是铁矿石的跌价，几个月以前的金蛋蛋一下子就变成了噬人的黑窟窿，成了不少钢企烫手的山芋。跟宣钢同属河北钢铁集团旗下的另一家企业，奥运前囤积了70万吨铁矿石，到10月份因为跌价已经损失了5亿～8亿元。

当时因为铁矿石价格和钢材价格下跌的公司比比皆是，上市公司三季报一出来，各家钢企的财报上都赫然列着大额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并没有太多长协矿的鞍钢资产减值计提了8.79亿元，规模较小的南钢也计提了1.4亿元的减值准备。

10月底，中钢协统计国内港口库存和企业库存的铁矿石总量大概有8900万吨，这部分铁矿石跌价造成的浮亏可能高达300亿～400亿元。从7月份开始，港口的库存一直都在7000万吨以上，期间铁矿石现货价格却一路暴跌超过50%，从最高的1800元/吨一直跌到700元/吨。宝钢等企业拿到的长协矿价格在1000元/吨，现货矿和长协矿价格出现了倒挂，原本以长协矿为成本优势的企业开始被长协矿吞噬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小钢企开始撑不住了。10月份，河北德龙钢铁和奥盛钢铁开始反攻矿企，拒绝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供货，要挟福特斯克金属集团重新谈判合同价格，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为保住客户被迫修改海运合同，承担了原本由钢企承担的海运差价。但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了中小钢企身上。

与其他小钢企相比，宝钢显然无法灵活地要求矿企修改海运合同。也正是基于此，必和必拓和力拓都有充分的把握保证公司不会出现类似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被迫修改海运合同的问题，它们的长期客户是中国最赚钱的钢企。合同无法修改，这些大钢企能选择的只是协商延迟发货，减缓存货继续累积的压力。

订单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需求无法逆转，钢企的选择只有减产保本。尽管成本也在随着钢价下跌，但在悲观的市场气氛下，短期内供给减少还无力提振需求。因此，打破成本僵局，向上游扩大利润空间成为钢企一个重要的积极出击的方向，新一轮铁矿石谈判对钢企生死存亡尤为关键。

（24）

国内钢企减产降薪，国外钢企矿企减产裁员，全球经济前景不明。

2009年的铁矿石谈判就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开局了。

本轮谈判身系矿产和钢铁两大产业在未来一年的生死，双方博弈必将异常激烈。无论是国内大小钢铁企业，还是身处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研究机构，均呈一边倒态势：降价已经是大势所趋，谈判焦点将是降价幅度有多大。

2008年11月6日，第六届中国钢铁产业链发展与投资峰会在北京召开。当天会议上，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也公开表了态："明年铁矿石价格谈判已经开始，必和必拓已经和中钢协进行了接触。目前压港的铁矿石超过9000万吨，足够企业用到明年一季度末，铁矿石涨价已经失去了意义。"

2008年11月11日～13日，全球矿业大会正在北京召开，来自全球各地的矿石企业齐聚一堂。和10月底在青岛举行的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上出现的情况类似，许多来自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新兴矿业公司频频向中国钢企示好，寻找包括合资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合作。

此外，铁矿石市场另一个重要的参与方印度也扭转了态度。近日，印度矿产巨头MMTC公司透露，印度政府已经批准了与中国企业建立长期供货协议。作为全球第六大铁矿石资源国，印度一直以现货形式向中国供货。由于供不应求，中国钢铁企业无法与印度签订长期供货协议，而现货矿价格大大高于协议矿价，曾一度给三大矿企在谈判中力争涨价留下口实。

对此，中钢协呼吁中国企业加强与新兴矿企合作，促进铁矿石供应多元化，增强中国钢企在谈判中的博弈资本。

供应量占70%的矿业三巨头还未表现出明显的妥协。不过，在中方钢企联合抵制下，淡水河谷提价一战以失败告终。自要求涨价以来，中国钢厂几乎已经停止从巴西进口铁矿石，同期海运费暴跌。

10月31日，淡水河谷宣布，年度铁矿石生产计划将减少3000万吨。计划关闭其在南部和东南部的铁矿，其中巴西米纳斯（Minas Gerais）地区的铁矿由于运营成本最高、铁矿石质量相对较低，将自2008年11月1日起关闭。此外，必拓也承认将面临需求下降的困难，将重新审视扩张计划。

11月12日，淡水河谷强硬的态度开始软化下来，不仅取消了此前主张对2009年铁矿石价补涨20%的要求，还允许钢厂对长期合同的进口量进行灵活调整。这一举动被认为是铁矿石市场由卖方主导走向买方主导的又一个明确信号。

与之博弈的中国钢企方面，伴随着降价呼声高涨的还有谈判筹码的增加。因为需求下降及贸易量的快速萎缩，连行业龙头宝钢也加入了减产大军。目前钢铁行业面临的是大量的铁矿石和钢材库存要消化，由于铁矿石价格下跌慢于钢价下跌，继续生产即是亏损。不进口、不生产成为许多钢企过冬的选择。

但在降价幅度上，钢企也有些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倾向于大幅降价，鉴于长协矿和现货矿价格倒挂，如果不大幅降价，钢企可以选择买现货矿。大家一致认为铁矿石的供需格局已经提前反转，并预计到2010年会彻底反转，更有可能出现30%的供给过剩。

另一种声音则有更具体的考虑，他们并不倾向于大幅降价，如果与现货矿价格严重脱离，将会出现类似年初抢运囤积铁矿石的非理性行为，市场价格波动太大不是钢厂愿意看到的。

此时，还没有钢企对降价幅度做出预测，部分贸易商预计降幅在10%～20%。麦格理、瑞银和高盛先后对降价幅度做出预测，估计高盛很可能降价15%，瑞银则大胆预测降价幅度为40%。

所有迹象都表明：连年坐地要价的矿业巨头手中的砝码轻了很多。

（25）

11月铁矿石谈判开始时，宝钢仍然是中国钢企的代表。但过完新年后，谈判的代表换成了中钢协。

每年的铁矿石谈判都是由商务部进行整体规划，由宝钢牵头谈判，然后再把谈判情况报告给中钢协，中钢协再向商务部汇报，商务部再报给中央。今年是商务部第一次放权给中钢协，对于中国谈判代表小组为何中途换帅的问题，官方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解释。

但是历年来，有不少钢企都在私下质疑宝钢的代表资质：宝钢是否能够为所有钢企争取利益最大化。经过2008年的暴涨之后，其他钢企积怨更深，这些抱怨逐渐向上反映。到2009年谈判时，不少钢企都跑到了商务部去告状，无奈之下，商务部中途转向中钢协，放权中钢协全程参与。中钢协不需要在谈判过程中向商务部汇报相关细节，相关部门为中钢协设置了底线幅度，在此幅度内，中钢协有权敲定。

中钢协的首次上场显得比以往任何一次谈判都更高调，态度异常强硬。与宝钢不同，中钢协对媒体不是缄默不语慎之又慎，往往会通过媒体第一时间传递谈判信息。

早在谈判之初，中钢协就明确表示要求降价，单尚华更是公开表示钢材价格已经降到了1994年的水平，铁矿石价格也应该相应大幅下降。这一说法迅速被解读为中钢协认为铁矿石价格应该降到1994年的水平。2008年铁矿石基准合约价格约为每吨92.58美元，而1994年约为每吨16.685美元，降到1994年的水平则意味着要开出降价82%的筹码。

经过谈判小组的研究，中钢协最后正式对外界给出的谈判目标是：铁矿石价格回到2007年的水平，即巴西淡水河谷的铁矿石至少要降价40%，而澳大利亚铁矿石则要降价45%。但这一要求并没有得到矿企的认可。

在应对谈判的同时，中钢协也开始大刀阔斧地整肃不利于谈判的市场因素，这些历年谈判都存在的顽疾主要有：进口铁矿石无序化、个别钢企擅自行动。此外，还有一个不算是顽疾的问题也一直让中钢协十分不满，就是钢企随意上调钢价。

最后一个问题很明显是针对宝钢，宝钢涨价一向是国内钢价走势的风向标。在连续几年谈判中，宝钢都在关键谈判时期上调钢材出厂价格；而在谈判中，矿商的底牌正是中国需求旺盛而且钢企赢利丰厚。中国显然不能一面"哭穷"又一面涨价，宝钢这种涨价行为早已经引起了不少业内人士的质疑。

2009年5月底，单尚华曾亲自前往宝钢协调涨价事宜，希望宝钢不要在谈判的关键时刻涨价，压缩谈判空间。此时宝钢涨价则意味着市场进一步好转，矿商更有理由来拒绝大幅降价。然而，6月10日，宝钢还是上调了7月份的出厂价。这让中钢协很是气愤，宝钢董事长徐乐江却认为涨价是市场化的行为，是根据市场需求做出的决策。

事实上，中钢协想要约束的并不只是龙头钢企调价，自主导谈判以来，中钢协希望调控整个国内钢厂的生产进度，为谈判创造一切有利的环境。早在年初，中钢协就要求各大钢企严格控制产量，要求全国产能下降20%。

中钢协还在2月18日召开理事会，审议《规范国内钢材销售行为的公约》，要求下属所有会员企业签订行业公约，要求钢铁企业不能以低于成本价销售钢材，以稳定钢材销售价格。

然而，从后续市场的演变情况来看，中钢协的一系列铁腕强势政策并未发挥太大的作用。

铁矿石进口一如既往，各大钢厂和贸易商在年初就开始抢运铁矿石，上半年总共进口了铁矿石2.9亿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3%，仅6月份单月就进口了5529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46.3%。中国港口的铁矿石库存也迅速攀升到了近7000万吨，算上场外的库存，全国总库存已经逼近1亿吨。

钢材生产同样是不减反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仅前五个月全国粗钢产量就达到了2.1719亿吨，同比增长了0.4%。如果考虑到年初不少钢厂还处于减产阶段，那么可以推断全年的产量至少可以达到5.4亿吨。

讽刺的是，年初国家出台的《钢铁产业振兴与调整规划》中，明确要求2009年全年粗钢产量控制在4.6亿吨水平，表观消费量（即进口量减出口量加产量）控制在4.3亿吨。很显然，这个目标只是中钢协的镜中花，水中月。

（26）

2009年的谈判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混乱。存续多年的谈判机制分崩离析，各个利益集团纷纷跳上谈判桌，抛出自己的谈判条件和要求，既无底线，也无秩序。

先说三大矿业巨头。

谈判开始时，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各自打着小算盘。淡水河谷坚持长期协议定价模式，而必和必拓始终主张推行指数化定价，力拓则一直倡导在现货市场上销售。由于2008年必和必拓与力拓在淡水河谷之后加价，淡水河谷很是不满。2009年淡水河谷选择了静观其变，放弃了首发定价权。

谈判之外，淡水河谷开始积极主动向中国靠拢，不仅多次强调"坚持长协定价机制"这一与中方共同的利益点，还说服中小钢厂继续执行长协合同，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打八折销售，并主动要求锁定海运费以到岸价的方式交割。由于中方钢企很少与海运公司签署长期租约，在海运费上一直都面临很大的风险，淡水河谷则利用自己与船运公司长期的合作关系，主动帮助中方客户联系船东，以稳定海运费。

必和必拓似乎一直游离在谈判桌之外，对长协价格的谈判缺乏兴趣。必和必拓极力推崇指数定价，即钢厂与供应商仍签署长期供应协议，规定每年采购铁矿石的量，同时采用目前主要钢铁咨询商提供的三种指数普氏指数、MB指数、SBB指数中的任意一个，作为成交当日的铁矿石成交价，以此回避每年一次的价格谈判。事实上，传统的定价机制已经被谈判各方分崩瓦解，如果长协机制谈不拢，必和必拓正好可以拿出自己的定价标准。为此，必和必拓在2009年的谈判中并不急于谈出结果。

力拓并没有对必和必拓的指数定价发表过多的看法，但却表现出最强硬的态度。对于中钢协提出的降价40%以上的谈判目标，力拓铁矿石业务负责人山姆·威尔士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一降幅。最初力拓也是抱着不着急的态度，一直拖延，指望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给钢铁和矿石市场带来复苏，有利于矿商多要价。直到5月份，距离6月30日的谈判大限越来越近，力拓开始按捺不住，出言要挟中国钢企：如果到6月30日之前仍然无法达成协议，将根据部分合约的条款，终止条款。

中方除了要求大幅降价外，也指望能对定价机制作出调整。

当时的谈判代表宝钢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改变每年以4月1日作为新一年合同价格开始的规定，而改为从1月1日起提前进入下一个合同年。中国钢企提出这一要求的背后是希望尽快解决钢铁企业面临的赢利压力。此后宝钢还提出过季度定价的机制。

制定的谈判策略则是首次采用"总量谈价"，即宝钢代表的是全国主要钢企今年铁矿石的总需求量，拿这个总量去和三巨头谈判。在此之前，宝钢和日本、欧洲钢企一样，在谈判桌上只是提自己的需求量，谈定价格后，其他钢厂跟随。

另外，澳大利亚矿业新贵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也首次加入了谈判队伍，代表的是矿企，但由于与中国来往密切，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身份引起业界不少质疑。中钢协将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加入视为对中方有利的因素，并希望与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先达成较低的价格，然后由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施压给三大矿企。

这一构想显然过于幼稚，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固然是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企，但2008年才开始对外销售铁矿石，而三大矿业巨头已经有数十年的销售经验了。2008年淡水河谷先谈下首发价格，必和必拓和力拓随后也并未因此而放弃加价，这也说明必和必拓和力拓的强硬难以撼动。

中钢协则咬住40%的降幅不松口，三大矿企谁都不急于达成协议，谈判始终陷入僵局。随着时间的推移，钢价继续上升，钢市逐渐回暖，经过需求和套利的双重拉动，铁矿石现货价逐渐逼近长协价，谈判形势对三大矿企越来越有利。

最终，谈判僵局还是由日本率先打破了。5月26日，力拓公司发布公告称，已经与日本新日铁公司达成了2009新财年度铁矿石合同价，粉矿和块矿分别比去年长期合同价下降32.95%和44.46%。5月28日，韩国浦项制铁也宣布与力拓达成了2009年度国际铁矿石合同价格，粉矿降价33%，块矿降价44%，降价幅度与日本新日铁基本相同。韩国浦项此前一直要求降价幅度达到50%，甚至超过了中国40%的要求。

5月31日，沉默四天的中钢协正式宣布："力拓与新日铁达成的降价幅度没有客观真实地反映今年国际市场铁矿石供需市场的变化形势，将造成中国钢铁生产企业全面亏损。且这个价格从总体上没有体现钢铁生产企业与矿石生产企业之间利益共享、互利互赢的关系。因此，中国钢铁企业不能接受这个价格，不予跟进。"

6月10日，矿商再下一城。淡水河谷宣布已经与日本新日铁和韩国浦项制铁达成了2009年的铁矿石长期价格协议，2009财年粉矿合同价格下降28.2%，块矿价格下调44.47%，球团矿价格下调48.3%。6月11日，新日铁正式对外宣布，已经与必和必拓达成了新一年的铁矿石价格协议，降价幅度与力拓的首发价一致。

6月19日，淡水河谷宣布与阿赛洛·米塔尔达成2009年铁矿石价格协议，在2008年长期协议价格的基础上，粉矿价格下降28.2%，块矿价格下降44.47%，球团价格下降48.3%。与之前和日韩企业签订的降幅相同。

对待中钢协的声明，三大矿商态度依旧强硬。淡水河谷虽然看起来与中国关系更为亲密，且公开表示"非常愿意与中方达成协议"，甚至有许多人对中钢协单独找到淡水河谷谈判突破口抱有希望。但谈到矿石价格问题，淡水河谷却丝毫不退让，严词拒绝为中国提供更大折扣，中国要么接受首发价格，要么退出长协机制。

力拓的表态也极具威胁意味。山姆·威尔士提醒中国钢企："如果长期协议价格谈不成，转为现货供应，可能招来期货衍生品等复杂的金融投机行为。到时候决定价格的不是北京、上海，而是华尔街和伦敦，对中国钢铁业而言，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候了。"

必和必拓CEO艾博年则宣称，中国钢企可以自由决定选择哪种定价体系，但一旦选择，则必须做好长期接受这一体系的准备。必和必拓不能接受客户自由地从一种体系跳到另一种体系。如果中国倾向于现货交易，必和必拓可以接受；如果继续维持长协定价机制，必和必拓也很高兴继续；如果希望选择现货定价或混合定价体系，必和必拓也愿意提供。

谈判仍在继续，只剩下中方一个人在战斗。从7月份开始，中国钢企开始按照与矿山约定的降价33%的折扣计算采购价格开具信用证，实际上已经在形式上接受了今年的首发价格。但是按照中钢协的解释，这只是暂时性的价格，最终结算还是要按照中钢协谈定的价格进行调整。而此时，源源不断运到中国港口的现货铁矿石价格已经高出了长协价30～40美元/吨，并在持续上涨中。

（27）

如今的中国钢铁行业，俨然分成两大阵营：国有钢铁企业和民营钢铁企业。这从相关行政机构的设置就可见一斑。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其前身是国务院下属的冶金部，现在是指导整个钢铁行业发展的最权威的半官方组织。尽管中钢协订立的入会标准并未限定企业所有制，并明确表示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股份等多种经济成分企业一视同仁，但中钢协的现有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红色出身"。

民营钢企投奔的是另一个组织：全国工商联冶金业商会。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分界，但只要打开两个协会的网站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中钢协的主页上赫然列着武钢、宝钢、鞍钢、攀钢、包钢、华菱、太钢、马钢等企业的链接图标，全都是国有大型钢铁企业；而冶金业商会的会员风采里展示的则是沙钢、复星、德龙、邯郸纵横钢铁、奥盛、江苏永钢等企业的链接图标，一水儿的民营企业，差别立现。

追溯民营企业进军钢铁企业的历史，应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开始，最早的一批民营钢企以江苏沙钢和山西海鑫钢铁为代表，发展非常迅速。当时，中国钢铁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企业改革释放强大的内在发展动力。

民营钢铁企业第一次大发展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强劲的上升周期，基础工业和建筑业极大地拉动了钢材消费，民营钢铁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仅唐山一个地方，大大小小的民营钢铁企业就多达700多家。

到20世纪末，在经济大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国有钢企还是民营钢企都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危机。民营企业纷纷关门大吉，迅速消弭，国有企业则拖着沉重的负担，大型钢厂如鞍钢一度都发不出工资。

到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并加快了重工业发展步伐，钢铁行业又迎来了一个春天。民营资本也在此时看准了投资重工业的机遇，开始大举进军钢铁行业。2003年，全国再次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民营钢铁企业，无论是在资源丰富的河北、辽宁、山东等地区，还是在市场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在内地具备一定条件的地区，也出现了民营钢厂的身影。

2004年，全国钢铁行业总共实现了利润11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就贡献了超过400亿元的利润，足见民营企业在行业中的力量之强大。当年民营钢铁企业的利润高出国有企业，炼铁成本比国企低60～90元/吨，炼钢成本低60～150元/吨，钢铁成品则要低到100～300元/吨。

但是，蜂拥而上的新增产能却造成行业产能极度分散。2004年全国共有870多家钢铁企业，其中重点大型企业仅有74家，其余的都是小型企业；年产量超过500万吨的企业只有15家，产钢量仅占到全国的45%。当年正值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国内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7167亿元，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发展明显过热的钢铁行业首当其冲受到调控，鼎鼎有名的江苏"铁本事件"成为开端。

2004年2月，国务院对钢铁行业进行了清理整顿，全国共清理违规钢铁项目345个，淘汰在建落后炼钢能力1286万吨、落后炼铁能力1310万吨。2005年4月，国家取消了钢坯、钢锭、生铁的出口退税；同年5月，国家下调钢材出口退税率2个百分点，停止对铁矿石、钢坯、钢锭、生铁、废钢等产品的加工贸易；7月，发改委出台《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从项目审批、土地审批、工商登记、环保等多个环节对钢铁投资进行控制。2006年，国家发改委再度发出《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要求"十一五"期间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和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

民营钢铁企业的高速发展自此受到了遏制。与此同时，国有钢铁企业却开始了大干、快干，规模迅速扩张。当年，宝钢与世界上最大的钢厂阿赛洛·米塔尔、日本新日铁三方合资，开建了1800毫米冷轧板线项目。2005年宝钢首次迈入国际铁矿石谈判场，开始大举采购进口铁矿石。当时的宝钢由"铁娘子"谢企华率领，提出了到2010年将产能扩张到3000万吨的宏伟目标。

鞍钢集团2004年与欧洲第二大钢铁企业德国蒂森克虏伯共同投资1.8亿美元，建了年产40万吨的热镀锌板项目；辽宁的兄弟企业本溪钢铁集团开始与韩国浦项制铁合作，启动冷轧板项目。中部的武钢也有数个大型项目获批，总投资超过200亿元。

2005年，全国一共冒出了8家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其中只有沙钢一家是民营企业。从钢材产量上看，宏观调控似乎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2004年，全国累计钢材产量为2.74亿吨，同比增长24.12%；2005年，全国累计生产钢材3.71亿吨，同比增长24.1%。连续两年都维持平稳增速。

2006年、2007年，中国钢铁行业继续高速发展，钢材年产量逐年创出新高。2001～2007年，全行业连续7年高增长，平均增速20%，这种高增长直到2008年9月才戛然而止。从2007年起，国有钢铁企业开始逐步由内地转向沿海发展，宝钢、武钢、鞍钢都在沿海选定了目标地规划投建项目。企业兼并重组也加快了步伐，大型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前四大龙头企业宝钢、鞍钢、本钢、唐钢合并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20%以上。

民营钢铁企业的发展开始趋于稳定，由单纯横向发展逐渐转向精耕细作，提升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最为出色的是沙钢和复星钢铁。2009年，成立34年的沙钢集团成功晋级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为民营企业树立了榜样。复星集团的钢铁板块也越做越大，通过一系列的兼并重组，在国内钢铁行业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仍有大量的中小钢企遍布河北、江苏、山东等地区，这些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不少都是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重点对象。政令悬在头顶，这些中小企业却始终灵活地生存在市场之内，并随着市场起落自如进退。一旦钢价跌到成本线以下，这些企业立刻关火停炉，一旦钢价回升，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点火复产。不容忽视的是，这部分企业虽然单个规模小，但在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并不轻。无论是钢价涨跌，还是铁矿石谈判问题上，这些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地释放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28）

2009年6月10日，一条题为"铁矿石谈判中小钢企集体倒戈"的新闻突然出现在各大媒体，迅速引发巨大的冲击。

此时正是年度铁矿石谈判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时候，因为前有日韩企业签下的首发价格，后有力拓威胁6月底停止供货的最后期限。

这则新闻称，目前已经有35家中小钢企和巴西淡水河谷达成长协矿协议，这35家钢企和淡水河谷达成的进货量大约为5000万吨。该报道还称，另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则给出了一个更新的数据："35家？那是1月份的旧数据了。现在至少有38家中小企业和淡水河谷签了长协合同。"他所在的公司也属于这38家企业之一。"我们刚刚从淡水河谷买了一船矿石。"

这则消息很快招致中钢协的强烈指责，指责的对象既包括炒作这则新闻的始作俑者，还警示了"不听话"的中小钢企。

在接受采访时，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回应的语气非常强硬："铁矿石谈判已经上升到国家行为，不是哪个钢企也不是中钢协说了算的，中小钢企集体倒戈的说法是在混淆视听。中方与铁矿石企业的谈判还没出结果，怎么会有长协矿协议一说？合同签订，必须有具体的价格和具体的数量。根据相关规定，中小钢企根本就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与淡水河谷签订长协矿协议。即使签订了所谓的合同，也报不了关，形同废纸一张！"

单尚华的一番话道出了中小钢企"没有权力"的窘迫地位，是钢铁行业里受歧视的一个群体。

河北一家中小钢企的老板对中钢协的诸多命令十分恼火："中钢协说不论你买的是长协矿还是现货矿，只要参与了铁矿石买卖，都是违反规定。你现在长协价格没谈下来，现货又不让买，我们拿什么生产？"

类似的愤怒几乎在每家中小钢企都可以感受到，尤其是那些没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在这些企业眼中，铁矿石谈判是大企业和钢协的事情，跟他们并无关系。在大企业和钢协的眼中，这些中小企业根本就不配使用长协矿，铁矿石谈判自然也与它们无关。

"小钢厂不能买长期协议矿，国家要限制小钢厂的发展，它们能耗太高，产业政策中它们是要被淘汰的。长协矿的分配问题是和国家产业政策及钢铁行业发展与布局联系到一起的。"

这个限制中小钢企购买长协矿的门槛就是"铁矿石进口资质"。

2005年，商务部通过了铁矿石进口资质限制，中钢协依托国家发改委、中国五矿商会依托商务部，各自制定了进口资质要求。在2005年2月底，五矿商会和中钢协共同举办会议，通过了《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和申报程序》，钢协负责登记生产企业，五矿商会负责登记贸易企业，由此确立了112家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和贸易商，其中钢铁企业有70多家，贸易商有40多家。此前，铁矿石的进口商总共有500多家。

在对进口资质进行严格限制后，中国国内实际上形成了两套铁矿石价格：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直接按长协价格购买，而没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则按照二手价格购买。这个二手价格没有统一标准，全凭一手买家说了算。

其实国家在这个价格上是有明确规定的。根据我国铁矿石进口代理制实施方案的规定，没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可以由其他企业代理进口，代理企业只能收取3%～5%的代理费。拥有进口资质的生产企业，除满足自用外，也可以按照代理机制给其他企业代理进口。这种模式主要借鉴了日本企业的做法，在日本，大钢厂负责确定长期谈判合同价格后，都是由几家大的贸易商作代理负责进口，代理费是进口价格的1%～3%。

但是，受利益驱动的影响，所谓的代理制度只是空话一句。从进口资质确立的第一天开始，倒卖铁矿石的交易就开始萌生了。

中钢协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2006年，罗冰生在总结2005年铁矿石谈判得失时明确表示，个别有长期协议的钢铁企业和贸易商在低价进口铁矿石后，转手高价倒卖给了那些没有长期协议资格的小企业，造成了"一种产品，两种价格"，中国铁矿石市场价格被抬高，给了铁矿石供方"中国市场价格高"的口实。

代理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钢协开始力推铁矿石进口代理制之初，号召大家到交易中心来交易，长协矿变现货矿只能加价5%，不能漫天要价。这个用心良苦的计划后来不了了之，根本没有企业愿意响应。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那些拥有特权的企业永远不会主动放弃这一绝佳套利机会。即使是后来中钢协三令五申，铁矿石倒卖交易也从未断绝过。

倒卖的铁矿石基本上都是按照现货价格走。2008年长协矿价格约为每吨700～800元，但唐山的钢厂从代理企业手中买进的价格每吨高达1400元，几乎翻了一番。这样算下来，倒卖一吨铁矿石至少能赚到600元左右，利润非常可观。我们对比钢铁企业的生产利润就知道倒卖铁矿石对钢企的吸引力有多大了。按照中钢协的统计，当时国内吨钢平均利润在200～300元/吨。

铁矿石倒卖问题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表面上看，具备进口资质的企业共有112家，但实际上下面已经发展出来几百家中间商，每个进口资质下面都挂着数家贸易商，继续倒买倒卖。即使是挂着代理的名义，也收取了超额的代理费，这已经是业内人所共知的行业潜规则。

无论铁矿石谈判谈出什么结果，中小企业都只能购买倒卖的高价矿石，完全无法享受到长协矿的实惠。正因为这样，中小钢企自然不会去关注长协谈判的过程和结果，对于中钢协的若干指令也置若罔闻。

"中小钢企集体倒戈"的新闻之所以能引起业界极大的震动，恐怕还是因为这条新闻的逻辑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多年被排除在长协矿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小钢企，已经成为最脆弱的突破口。

"三大矿一直瞧不上中小钢企，嫌我们规模太小，又受进口资质的限制，我们梦寐以求能够拿到长协矿。这个时候三大矿送上门来，我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签合同。谈下来的价格再高，也比我们去买二手矿划算得多。"唐山一位民营钢铁企业老总由衷地感慨道。

（29）

力拓间谍案爆发，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被牵出，因商业犯罪被逮捕。

在大型国企从事铁矿石贸易的业内人士看来，前者也许是新鲜事，但后者绝对不是。谭以新案暴露出了这个行业的"灰色地带"。

就像计划经济时代商品分平价和议价的双轨制容易滋生"官倒"腐败一样，中国在进口铁矿中也形成了一批"国企倒爷"。在这些"国企倒爷"中又有不少人来运作具体倒卖事宜，由此产生的灰色收入和利益交换等违规违法小动作自然也不在少数。

谭以新正是其中之一。

在铁矿石需求旺盛的时候，倒卖业务十分繁荣，几乎每家大型钢厂都倒卖铁矿石，利润至少在亿元以上。据国内一家资深钢铁研究机构估算，2008年中国长期协议进口的铁矿石中有超过10%被拿到市场上倒卖，各个进口企业倒卖长协矿的收入至少超过200亿元。

更重要的是，这不只是中国钢铁行业内部公开的秘密，三大矿山巨头对此也烂熟于心。必和必拓的高层讲述过一件往事：曾经有一家国内大型知名钢铁企业与必和必拓洽谈合资开发澳大利亚一个铁矿石项目，要求多出来的部分自己倒卖赚取差价，必和必拓拒绝了这个要求，后来力拓答应了这家钢厂的要求。

铁矿石进口资质简直就是赚钱的金钥匙。最典型的是中钢集团，中钢是国内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商之一，在澳大利亚恰那铁矿拥有1100万吨权益铁矿石。以2007年的交易为例，中钢按照长协价格每吨80美元购进铁矿石，转卖给国内钢厂却是按照市场定价卖到160美元/吨。这一买一卖之间的利润足足有100%！

正是利用这一绝佳资质，中钢集团这个不生产一吨钢的企业却成为了钢铁业的巨头。

从2003年到2007年，铁矿石市场逐年火暴，中钢集团在此期间也完成了华丽转身，销售收入从130亿元增加到1200亿元，增加了近9倍；净利润则从2亿元跃升到30亿元，增长了整整15倍！正因为赚取了铁矿石进口环节的丰厚利润，所以即使在钢铁企业最赚钱的时候，中钢集团却始终没有动过投建钢厂的念头。

不过不是每一家企业都能像中钢这样先知先觉。

事实上，在中国开始进入铁矿石谈判之前，国内没有一家钢厂意识到铁矿石的重要性，甚至有些企业为了上市，还会把矿山的资产剥离掉。

一切都由宝钢开了先河。2003年初次参与谈判，宝钢虽然只是列席，并跟了新日铁的首发价格，但宝钢却从长协矿获得了收益。当时宝钢的规模还不够大，签订的长协合同量除了满足自用外，还剩下许多，这些剩余部分后来都以现货矿的价格卖给了国内其他钢铁企业，宝钢因此大赚了一笔。

首钢则是华北地区倒卖铁矿石的大头，连续几年都将用不了的铁矿石加价卖到现货市场。2004年，首钢进口铁矿石1333.6万吨，其中自用只有981.58万吨，其他全部按照现货价格卖给其他企业，仅此一项便为首钢增收超过1.4亿元。

首钢对此事毫无异议，认为国企倒卖铁矿石理所当然合法合理。其中一位高层就明确表示，进口铁矿石资质并不是特殊的权利，各个钢厂都有单独的国际贸易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做进出口贸易赚钱，既做钢材也做铁矿石，有得赚自然会去倒卖。

刚开始是小赚，长协矿和现货矿的价差并不大。但近几年随着国内铁矿石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又有越来越多的贸易投机，现货矿与长协矿的价差也越拉越大。套利空间越大，倒卖投机的参与者也就越多。每年铁矿石谈判中"边谈边涨价、越涨价越高"的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逻辑不言而喻，每每中方要求低价以争取成本空间，争取得越多，两者差值越大，套利空间越大，参与者也就越发踊跃。

当然，中钢协将进口资质压缩到112家的初衷是好的，它的逻辑是：进口商越多，竞争就越激烈，如果大家都去抢购铁矿石，市场会更加混乱，价格会波动得更加剧烈。因此，减少铁矿石进口资质的目的是为了平抑铁矿石市场价格波动。

中国每年进口的铁矿石总量中，长协矿所占的比例不到一半，邻国日本的长协矿比例却高达95%。在2008年，全球只有15%的铁矿石是在现货市场销售的。中国每年的铁矿石进口量又占到全球铁矿石贸易总量的一半，很显然，每年都有大量的铁矿石是以长协矿方式销售到中国，到了国内却变身为现货矿。

不能不说铁矿石进口资质这一体制已经被严重扭曲，由此造成的价格双轨制为拥有特权的企业和贸易商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铁矿石进口的相关制度已经沦为了赤裸裸的寻租工具。这一机制不仅违背了中钢协的初衷，没有起到淘汰落后产能平抑市场价格的作用，反而成就了利益盘剥的金字塔，底层是广大没有进口资质的中小钢企，中间是倒卖铁矿石的大型企业和贸易商，最上层是三大矿业巨头。实际上，这个金字塔还应该在最底层再加一层，那就是国内广大的消费者，因为我们是生产环节最后的埋单者。

（30）

不仅铁矿石进口机制沦为寻租工具，现行的生产企业联合谈判机制也越来越像是一场寻租游戏，成为大企业打击对手谋取小集团利益的手段。

在长协矿倒卖的利益链条暴露出来后，宝钢作为中国钢铁行业的代表，其立场受到质疑。

早在第二次参与谈判后，就有业内人士对宝钢的代表资质提出了疑问：宝钢在钢材市场拥有一定的定价权，具有很强的成本转嫁能力，铁矿石价格涨多少其实对宝钢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其他钢铁企业却不一定能够承受高价铁矿石，这样，宝钢可以利用机会铲除竞争对手，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即使是在铁矿石涨价最凶的2008年，宝钢仅用一次提价就完全转移了铁矿石成本79.88%的涨幅。这是因为，高价铁矿石对钢价能形成很强的支撑，成本推动钢价上涨，宝钢提价的空间也随之拓宽。宝钢每年都会在谈判关键时刻提价，每次都会引来业界的质疑。

经过几年谈判，业界对宝钢的质疑已经累积到了顶点，尤其是同行业的其他钢企，对宝钢怨声载道。2009年年初，大量钢企纷纷到商务部去告状，无奈之下，宝钢的谈判首席代表位置被架空，取而代之的是中钢协全权主导。

但是，即便是中钢协出任谈判代表，也没有对这种联合谈判的机制做出太大的修改。以往宝钢谈判时，代表的仅仅是宝钢一家的生产需求，甚至算不上是联合谈判；中钢协登场后，提出了总量谈价的策略，即不再是单以宝钢一家的需求去谈判，而是以国内主要钢铁企业的需求去谈判。但是这个"总量"显然只代表了行业的一部分，未及全部，所囊括的范围不言而喻。

无论是中钢协本身，还是作为谈判代表，中钢协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都很明确，而由其倡导并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机制显然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可叹的是市场自有其运行规律，并不由人，中钢协建立的铁矿石进口相关制度非但没有将市场调控到让人满意的地步，却被利益驱动下的企业或个人用作了寻租工具。

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既站在民企的阵营里，又是大型钢铁企业的代表，他对铁矿石谈判简短却精辟的评论也许更容易让我们接近真相。

沈文荣认为："铁矿石谈判的问题出在我们自己内部，而不是外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发展钢铁企业都是空话。"

对于2009年的谈判，沈文荣在谈判开始前就抱着冷静的心态："要看谈判代表能不能代表中国钢铁行业去谈。如果没有中国钢铁行业强势谈判代表，谈判可能还是失败的，说不定还要加价。"

（31）

在钢铁行业，国有企业是天生的宠儿，政策对其百般呵护，既包括进口铁矿石方面，还照顾到了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改制多年后，行政调控的影子仍然挥之不去，甚至越来越形象化、具体化。最典型的就是政府积极调控钢铁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做大做强。

扩大规模不仅仅是政策倡导的方向，实际上也是各个国有大型企业的夙愿。

笔者曾经不止一次从鞍钢内部听到鞍钢领导层长久以来的雄心：赶超宝钢。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鞍钢一直不遗余力地扩产，投建新项目。2008年投产的鲅鱼圈项目是鞍钢的骄傲，尽管该项目刚投产就遇上经济危机，成为了2008年鞍钢股份巨亏的包袱。

鞍钢曾经有一次赶超宝钢的良机，那就是鞍钢和本溪钢铁合并，两家企业的产量加起来足以抗衡宝钢。结果是两家公司合而不并，合并最终流于形式，成为业内行政重组失败的典型例子。2005年8月，在国家钢铁产业新政出台的背景下，鞍本集团挂牌成立。但时至今日，所谓的鞍本集团只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企业，距离100公里的鞍钢和本钢各自为政，各谋发展。

因此，对于鞍钢来说，投建新项目比兼并重组更容易实现其做大做强的目标。

但对于宝钢来说，则希望用两条腿走路。

（32）

2006年，宝钢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到2010年实现产能8000万吨。当时宝钢的产能还不到3000万吨，要实现这么大的跨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走兼并重组的路子。为了实现8000万吨的目标，宝钢这一路跑得很辛苦，但第一步还算成功。

2007年1月，宝钢集团正式完成对新疆八一钢铁的收购。具体的协议是，宝钢集团将对八一钢铁集团以现金方式增资30亿元，新疆自治区政府以估值3.3亿元的土地使用权对八一钢铁增资。增资后，新疆自治区政府国资委将持有八一钢铁集团15%的股权，宝钢集团将持有八一钢铁69.61%的股权，成为八一钢铁的控股股东。

宝钢重组八一钢铁后，利用其自身的技术、管理、资金和人才优势，帮助八一改造生产线、提高管理水平、调整产品市场定位；八一钢铁则发挥其区位优势，为宝钢在西部和中亚的战略布局充当跳板，双方各取所需，实现双赢。

八一钢铁占据了新疆市场75%的份额，产量却只有300万吨。拿下八一后，距离宝钢的目标仍然相当遥远。收购八一是明智之举还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或许可以从"铁娘子"谢企华的话里听出些端倪来。

谢企华曾被问及为什么没有考虑收购铁本，她的解释是，国家《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鼓励钢铁企业到沿海投资，宝钢今后的钢铁企业一定要建在沿海，具备港口等条件，收购铁本不符合这个方向。

但八一远在新疆内陆，地理位置也不符合。业内一直在猜测宝钢最有可能并购的是马钢和包钢，但时至今日并未有任何进展。

宝钢倒是曾经在河北钢铁的势力范围里插过一脚，在2007年与邯郸钢铁集团合资组建了邯宝钢铁，总投资193.68亿元建设460万吨钢的精品板材基地，其中宝钢以全现金方式出资。此举曾被认为是邯钢和宝钢走向联合的标志。

邯宝钢铁一期工程早已投产，二期工程也已经开建。这时，成熟的果实却被河北钢铁集团给摘走了。由于河北钢铁集团成立，邯钢、唐钢、承钢、武钢、宣钢合并，宝钢只能从邯宝钢铁黯然退出。

在以上这些兼并重组过程中，宝钢既享受了政府行政调控的好处，也吞下了地方行政调控的苦果。但作为全行业的龙头老大，是国资的掌上明珠，宝钢得到的支持总不会少到哪里去。迄今为止，宝钢最大的成就是拿下了湛江港项目。

按照《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的定调，从矿石、能源、资源、水资源、运输条件和国内外市场考虑，大型钢铁企业应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钢铁企业则以矿定产。由此，奠定了未来国内钢铁业的产业版图。随着河北曹妃甸京唐钢项目、鞍钢营口鲅鱼圈项目的建成及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钢铁项目获批，钢铁业向沿海布局的趋向更加明显。

在此产业格局变奏下，拥有深水良港、远洋运输条件良好、市场需求巨大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国内钢铁企业必争之地，距澳大利亚铁矿石进口最近的湛江钢铁项目则是产业棋盘上关键的一子。湛江钢铁项目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和需求最大的地区，宝钢最终胜利拿下，靠的正是国家发改委和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宝钢早在2004年就介入了湛江港钢铁项目，由于缺乏足够的水资源，项目能否实施成为疑问。当时，距离湛江港不远的广西防城港项目是湛江港的最大竞争对手，普遍认为只能两者选其一。

两个钢铁项目选址各有利弊：相对于湛江项目而言，防城港项目拥有丰富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千万吨钢铁项目的用水问题；但防城港的港深不足，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矿石进口和钢铁出口，物流效益无法体现，而水深26～44米的湛江港，则拥有可建设国际一流深水大港的条件，航道距岸仅二三百米，可同时通航两对30万吨级以上的货轮和50万吨级的油轮。

不过，对于弊端，湛江港项目找到了解决方案：湛江项目从三个方面解决用水问题，其一减少用水需求量，按照设计方案，该项目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将高达98%；其二，从吴川鉴江引水，通过70公里长的海底管道，直接向东海岛供水；其三，计划学习新加坡，采取低成本的海水淡化技术。

在发改委的大力推动下，湛江港项目最终顺利获批。2008年6月28日，广东钢铁集团正式挂牌。宝钢集团以现金出资286.88亿元持股80%；广东省国资委和广州市国资委分别以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钢铁企业集团的国有净资产折合71.72亿元出资，合计持股20%。

项目获批的背后，是广钢和韶钢的牺牲。

韶钢曾经是湛江港项目的主导者，希望借港口优势解决进口原材料的劣势，并实现产能扩张。然而，广东省政府和发改委对湛江港项目各有筹划。广东省政府认为湛江港项目规模庞大，希望寻找一个有运作港口钢铁基地经验的大型钢铁企业进行合并；国家发改委面对国内狂热的钢铁投资潮也有些犹豫，则希望能够调控钢铁行业的发展，新建钢铁项目的同时需要当地淘汰已有的落后产能。

在两股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下，广钢和韶钢最终被宝钢纳入囊中，宝钢同时实现了兼并和新建项目。按照规划，湛江港项目的规模很可能达到3000万吨，宝钢此时的产能也还不到3000万吨，拿下湛江港项目将宝钢朝8000万吨的目标推进了很大一步。

2009年3月1日，宝钢兼并之战再下一城。当天，宝钢与杭州钢铁集团签署协议，宝钢出资20亿元持有宁波钢铁56.15%的股权，杭州钢铁集团持有43.85%的股权。宁波钢铁紧靠全球十大深水港之一的北仑港，是铁矿石运输线上重要的终点站，宝钢对这个地理位置十分中意，很早就有并购的想法。

在行业低谷时抄底并购，宝钢选择了并购贷款完成对宁波钢铁的重组。其实早在宝钢与宁波钢铁洽谈之初，风闻的各家银行就瞄上了宝钢，主动上门接洽并购贷款事宜，最后由交通银行签下了并购贷款协议，为宝钢并购宁波钢铁提供7.5亿元的并购贷款。

目前，工信部正在根据《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研究制定《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条例》。这一条例的出台将要加强对兼并收购的引导和规范，同时加大对重组企业在争取资金和优惠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在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宝钢的目标并不遥远。

（33）

与鞍本合并相比，河北钢铁集团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例子，但在这个庞大的地方钢铁巨头建立的过程中，无处不见行政的手，政府意志强行逆转了市场选择。这艘舢板焊成的钢铁大船能否乘风破浪尚待时间来证明，至少现在它还没下水。

事实上，河北钢铁的重组早在2002年就已经开始。

2005年5月，河北省正式公布了全省钢铁整合方案。当时的设想是，组建南北两大钢铁集团。在河北省南部，以邯钢为主，整合石钢、邢钢以及部分其他钢铁企业，建成南部大型钢铁集团；北部以唐钢为主，整合宣钢、承钢以及部分其他钢铁企业，建成北部大型钢铁集团。

2006年2月，唐钢以省内国有资产划拨方式将宣钢、承钢收入麾下。

同处于唐山的另外一家民营钢铁企业东方集团，相对唐钢而言更心仪国外钢铁巨头。2007年11月，全球最大钢铁公司阿赛洛·米塔尔宣布，斥资6.47亿美元，收购了东方集团28%的股权，持股量仅次于津西钢铁公司主席韩敬远。

东方集团之所以愿意与米塔尔合作，看中的是米塔尔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而米塔尔原本希望继续增持东方集团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成为东方集团第一大股东之后，将承诺向公司转让目前钢铁行业最尖端的钢板桩生产技术。因此，公司将每年新增100亿元的产值，同时东方集团可以得到米塔尔旗下铁矿每年200万吨的长协矿。这些是唐钢不能给予的。

而对于唐钢，在一面按政府规划的步调整合重组的同时，也有自己的选择，即和首钢的合作。

2005年10月，首钢与唐钢成立了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首钢占51%、唐钢占49%，共同投资曹妃甸生产基地。该项目规划为高档板材生产基地，在620亿元的总投资中，40％为两者的自有资金。

2006年3月，唐钢集团和首钢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在铁矿石、焦炭、炼焦用煤及其他大宗原料采购方面实现信息共享，组建硅钢研发、汽车板研发、宽厚板研发等三大产品攻关体系。

在业内一直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原任首钢董事长的罗冰生一直希望首钢和唐钢重组，随后罗冰生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甚至已经把首钢和唐钢看做一个整体，各种会议上，把首钢和唐钢简称为"首唐"。按罗冰生的规划，首钢、唐钢联合后应将集团总部和技术开发中心设在北京，利用北京的人才优势和区位优势实行产、学、研结合。将部分设备逐步搬到唐山，唐山地区则集中发展钢铁产业。

首钢和唐钢的产品几乎全是普通建筑钢材，双方联合可解决"两钢"之间的重复建设问题，促成合理的产业分工。联合后首钢可以将部分钢铁生产设备逐步迁至唐山，使唐山逐步发展为千万吨级钢铁基地，同时满足首都对首钢环境治理的特殊要求。

在南部，邯钢按政府规划的步骤对南部钢铁进行整合，但石钢和邢钢早已有了自己的选择。

2004年6月，中国香港BNI公司以现金1.5亿多元注入邢钢，从而使邢钢由国有独资退至国有参股（国有股占26%）。2005年11月，中信泰富斥资12.8亿元"入主"石钢。此时，邯宝钢铁公司早已经成立。

在整合南北两个大钢铁计划受挫的情况下，河北省并不甘心放弃"大钢铁"计划，之后经过1年时间的酝酿，更大胆地整合重组方案在2007年出炉。当年发布的《河北省2007年加快推进钢铁工业整合基本思路》中，由唐钢来整合邯钢，在省内完成"河北省钢铁集团"的构想，被首次提出。

在河北钢铁的整合计划中，人事安排、整合是第一位的。目前河北钢铁集团新班子成员中王义芳为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如军任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王天义为副董事长，李连平为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其中，王义芳和王天义分别是原唐钢集团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刘如军和李连平则是原邯钢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

人事先行是吸取了鞍钢合而不并的教训，也是河北钢铁集团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有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承钢。承钢现任老总田志平原本是唐钢整合时派到承钢任副总，但在承钢领导层受到排斥，指挥不了；后来唐钢只好把承钢的老总抽调到唐钢集团，提拔田志平任第一把手，情况才有所好转。

就这样，河北大大小小的国有钢企终于被强行拉到了一起。宝钢从邯宝中被踢了出来，首钢则尴尬地偏居曹妃甸一隅。

重组后的河北钢铁2008年钢材产量实现3328万吨，已超越宝钢2858万吨（2007年）产能，成为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河北钢铁2008年销售收入1652亿元，利税111.8亿元，利润40亿元。利润不及宝钢股份2008年上半年的净利润96.4亿元的一半。2007年，宝钢用不到河北省总产能1/4的钢产量，创造了相当于全省钢铁工业全部的利润。

对于唐钢和邯钢而言，本来希望联合宝钢和首钢来提升自身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不仅未如其所愿，结果政府却塞给宣钢和承钢两个原本并不愿意整合的对象。

重组最主要的成功标志是能够产生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不同于宝钢的"择优"重组整合，河北钢铁是政府主导下的"焊大船"行为，承钢、宣钢只会是两个巨大"包袱"。而情况稍为好些的邯钢，对于唐钢而言，也非强强联合。一方面二者地域相距较远，另外，产品有较大部分的重合，二者很难相互促进与帮助。

但在积极推动重组的力量方面，河北钢铁集团重组的例子被当成了业内的典范。毕竟，在目前盛行的"拉郎配"钢铁企业重组中，还没有哪家企业能够做到河北钢铁集团整合的程度，大多数都还是"貌合神离"。

（34）

现在将德龙钢铁定义为悲剧似乎不太妥当，毕竟丁立国又回来了，正在重振德龙，应对经济低迷期。

丁立国说德龙2009年的重点是紧盯市场，他本人也会到一线去贴近客户、员工，深入市场。说这番话时，丁立国正在2009年的"两会"会场，他是河北省的人大代表。此时的丁立国已经与几个月前的丁立国有了很大的区别，几个月前正是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际，丁立国经历了一次人生洗礼，希望瞬时纷飞，苦不堪言。

回到2008年3月，同样是两会期间，丁立国在河北代表团喜笑颜开，接受着身边同行的祝贺。

2月19日，新加坡上市公司中国德龙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俄罗斯耶弗拉兹已经同其控股股东Best Decade Holdings Limited达成协议，将分阶段收购德龙。耶弗拉兹将以每股3.9459新加坡元购买德龙控股10%的股权，并有权在6个月内以同样价格购买德龙控股32.08%的股份。如果耶弗拉兹完成该交易，将最终以51%控股德龙。而Best Decade持有的德龙股份将从77.08%降至26.03%。

中国德龙控股有限公司正是丁立国一手创办的。德龙控股主要从事矿产资源开发、钢铁生产、钢铁贸易及钢铁领域投资，旗下的河北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是其主要成员企业。

在两会小组审议期间，丁立国解释了卖掉公司的原因："之所以选择俄罗斯这家钢铁企业进行整合，主要原因在于德龙钢铁发展到这个阶段，单靠我们自身条件已很难有所突破了。我们遇到了天花板，一个无法靠自己打破的天花板。俄方控股，占有51%的股份，我们可以拿到近16亿美元的现钱，相当于100多亿元人民币。"

此时正值河北省开始大力推行本省钢铁业深度调整，既要加大淘汰落后产能，还将加大重组力度。

丁立国看得很明白，与其被动地听从命运安排，不如主动做出选择。

"我们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诸多要素都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不及早谋划，对于我们这些规模实力较小的钢铁企业来说，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与其到寸步难行的时候再被革命，还不如自己先革自己的命。"

卖掉德龙，丁立国可以套现数百亿元，如果顺利的话，他也能完成自己40岁之前退休的计划。

在普通人看来，40岁就退休有些不可思议。但丁立国不同，他生来就是一个企业家，他用很短时间就取得了别人可能需要几倍的时间才能取得的成就。

丁立国于1970年出生在河北唐山，很小就对经商产生了兴趣，甚至想高中一毕业就跑到深圳去打工。迫于父母的要求，丁立国还是念完了大学，但毕业证还没来得及领，人就已经到了深圳。21岁的丁立国在深圳福田区物资局干起了业务员，短短一年时间成绩就超过了单位最资深的老业务员。1993年，邓小平南巡。敏锐的丁立国立刻察觉到了变化即将带来的机遇，23岁的他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家乡唐山创业。

丁立国的聪明之处在于能够觉察到钢铁行业的每一次变化，并从中把握机遇。从最早创办轧辊厂，到做钢材贸易，最后收购濒临破产的邢台新牟钢厂，并一举扭亏，从而打造了德龙钢铁帝国的前身。

丁立国也很有远见。2003年，德龙钢铁在第三期改造时，管理层曾经有很大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近期钢材价格仍在上升，扩大生产就能带来更多利润。但丁立国认为，钢铁行业已经过热，总会有冷的时候，国家扶持的是技术含量高的钢铁企业。最终公司决定拿出5亿元资金全部投入到高技术附加值的中宽带钢生产线。这种中宽带钢生产线一般大企业已经淘汰，但小企业又生产不了。这样，德龙钢铁成为国内少数能够生产技术难度较高的板带生产厂商之一。

2006年，36岁的丁立国被评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这个本命年丁立国过得很顺，此时的德龙钢铁已经在新加坡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在海外上市的民营钢铁企业。

一切似乎顺风顺水，但丁立国还是察觉到了危机，他觉得行业已经到达高位了，接下来应该是往下走。最终他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卖掉德龙钢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2007年，正是国内钢铁行业的大好时期，当年国外矿企正是看中国内钢铁需求源源不断，才狮子大开口向中国钢企要求铁矿石超大幅度涨价。

寻找买家的过程也很顺利。接盘的是俄罗斯第二大钢铁企业耶弗拉兹，这家俄罗斯第二大钢铁集团除了拥有包括下塔吉尔、西西伯利亚和新库兹涅茨克钢铁联合企业三家俄罗斯主要铸钢厂之外，还涉足和控股矿石开采、煤炭等领域，其产业已布局意大利、美国、南非等地的钢铁行业，另有超过20%以上的初级矾原料生产市场为该公司所占有。

耶弗拉兹的实际控制人是俄罗斯首富阿布拉莫维奇，他同时也是英超联赛切尔西队的老板，在俄罗斯国内非常有影响力。这笔收购计划一公布就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这是耶弗拉兹首次在亚太地区进行收购，也是该公司向全球扩张的重要举措。

买卖双方一拍即合，2008年年初，德龙在新加坡出售了10%的股权给耶弗拉兹，回笼了1.5亿美元。2008年，丁立国过了一个很高兴的春节，这10%的股权正好卖在了高点。事后很多人问丁立国是不是预见到了2008年下半年的危机，丁立国说只是觉得到了顶该走下坡路的时候，但没想到经济危机这么严重。"如果当时知道会发生经济危机，没准儿便宜点儿都卖了。"

丁立国另一个想法其实是想从钢铁行业里退出，打算将企业转型到香港去做投资。

一切都谈妥了，只等中国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批通过就能顺利完成。当时行业内也有人注意到外资进入中国钢铁行业一向比较困难，此前也只有阿赛洛·米塔尔入主湖南华菱钢铁。但丁立国认为德龙规模不大，又是民营企业，审批应该不成问题。

在等待审批时，丁立国已经开始疏于管理公司的运转，不怎么过问，很少去唐山的工厂视察。钢铁厂的一些中高层负责人也心知肚明，丁立国要撒手了。既然老板要换人了，生产经营上的决策也很少向丁立国请示。于是，这帮人决定做一件大事情：造船。丁立国对此毫不知情。

当时有这样一个背景，海运市场和造船市场都非常火爆。钢厂要往国内运铁矿石，常常租不到船，就算租到也要排期排到很晚。造船厂也有承接不完的订单，大一些的船厂手上的订单早就排到了2010年以后，小一些的船厂也至少拿了1～2年的订单。市场上可以运输的船显得太少，以至于二手船的价格远远高于新船订单价格。

德龙的这帮人很快就把这个逻辑串联起来了：造船需要钢材，钢厂生产钢材需要铁矿石，运送铁矿石需要船，船不够就需要造船。既然都是相关的，自己生产钢材干吗不直接就自己造船，这样以后可以自己给自己运送铁矿石，而且就算不自用，卖掉一条船也能赚不少钱。

于是，他们很快行动起来，在曹妃甸搞到了地皮，开挖起船坞来。

时间很快进入5月，丁立国接到了商务部的通知，让他去一趟。谈话过程很短，商务部的答复是"威胁到产业安全，不予批复"，说罢便拍拍肩膀让丁立国走了。同样是在5月份，米塔尔入主东方集团的方案也被商务部给否决了，理由同样是威胁产业安全。

两家外资入股的方案都被否了，业界对此有很多传言。有人说是河北钢铁集团在背后运作，河北省钢铁要整合，不能接受两家外国钢铁巨头同时在里头插一脚。也有人说是排名前几位的国有钢铁老大哥往商务部吹了风。

公司没卖掉，金融危机却来了。紧接着，行业形势急转直下，德龙的账面资产也在危机中迅速缩水。丁立国一下子从顶峰跌到了谷底。不仅仅是几十亿资产的损失，还有被彻底打乱的企业战略，一种命运不再由自己掌控的无力感吞噬了他。

丁立国几近崩溃，开始彻夜难眠，仿佛得了忧郁症。妻子赵静也过得很辛苦，夜不能寐，每天晚上只要听到一点儿异样的动静就立刻爬起来，窗子有一点儿响声就吓得半死，生怕丁立国一时想不开。丁立国还不到40岁，身体健硕，那段时间却在夜里吃过两次速效救心丸。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慢》陪伴丁立国走过了灰色的日子。丁立国在书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明日不会来，听众不再有。朋友，请你做一个幸福的人。而且我隐约觉得，我们唯一的希望取决于你有没有能力做一个幸福的人。我猜想，如果我们能够慢一点，也许就能够记得自己关于幸福的最初想象，大概就会变得幸福一点。"

丁立国平和了很多，重新开始抓德龙钢铁的生产和经营，收拾决策无序期间留下的烂摊子。现在他仍然有退出钢铁业的想法，但眼下条件还不具备，他还得在德龙继续坚持下去。以前他总是研究经济形势，研究如何最快最准地抓住机会，现在他开始调整做人做事的风范，力求规范，宁可慢一点，对所谓机会的认识也看得淡泊了很多。

丁立国今年39岁，40岁的退休计划恐怕要往后推延了。

（35）

丁立国的德龙钢铁是想卖卖不掉，杜双华的日照钢铁是不想卖却可能被强买。

2008年11月5日，在山东省政府的主导下，山东钢铁与日照钢铁分别签订了重组意向书和尽职调查方案，由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这既是两家山东本土钢铁巨头首次牵手，也是这一家国企和一家民企角力的开始。

2007年年底，山东省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山东省内钢铁重组整合的步伐正式加速。2008年3月，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对济南钢铁、莱芜钢铁和山东省冶金总公司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进行了重组。整合后的山东钢铁集团钢材产量2382万吨，一举跃居国内钢铁企业第三位。

除了进行内部整合工作，山东钢铁集团还开始为在沿海新建钢铁产能做准备，其中建立临海钢铁精品基地是山东钢铁集团的一个重要战略，为此制定的目标是力争用5年时间，实现钢铁生产由内陆向沿海转移，沿海钢铁产能在集团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

山东省的计划是在"十一五"期间使全省钢材产能达到5000万吨，除了组建山东钢铁集团，最重要的计划是在日照市建立一座相当于目前济钢和莱钢合并后规模的新钢厂，也就是年产2000万吨的精品钢生产基地。

国家划拨给建造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的预留规划用地在日照市奎山区，靠近日照港的石臼港区。日照港的另一个港区是南面的岚山港区。2003年，杜双华前来日照建立钢铁厂，选址时，日照市政府给杜双华首推的地块靠近奎山。杜双华虽然很中意，但考虑到可能会与国家规划地形成冲突，另择了岚山区的一块地皮。

尽管如此，选址一事还是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杜双华以速度著称，在建造日照钢铁时更是创下奇迹，从开工到正式投产仅仅用了181天。建厂之初正赶上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对钢铁产品需求很大，日照钢铁不断地上设备、扩规模，短短几年时间就形成了1300万吨生铁、1250万吨粗钢、1000万吨钢材的年产能。杜双华也因此以350亿元的身价登上2008年胡润百富榜，位列第二，仅次于黄光裕。

杜双华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在酝酿更大的目标。日照钢铁首先瞄准的是码头项目，30万吨的铁矿石专用码头正在考察建设中。另外，日照钢铁还与北京钢铁总院合作研发金属化球团技术，总体规划年产500万吨金属化球团，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100亿元，利税20亿元。另外，杜双华还开始进行装备大型化准备，与德国公司进行了大型H型钢技术交流并签订了技术引进合同，原计划两条H型钢生产线将于2010年建成投产。

然而，这一系列的宏图伟业在2008年下半年被迫打住。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杜双华在规划新建产能时早就感觉到了现有土地的局限性，但一旦扩张就要占用到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的规划用地。而从山东钢铁集团的考虑来看，在岚山港区已有1000万吨钢铁产能的基础上再建2000万吨的产能也不太现实。正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双方的矛盾就此产生，演变的结果是山东钢铁整合日照钢铁势在必行。

2008年11月5日的重组签字仪式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5天后，日照钢铁和京华创新集团管理层都接到了杜双华《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直言日照钢铁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进一步就会加速走向死亡，退一步或许还能求得生存。在信中，杜双华对裁员计划做了详细指示，先裁掉过量的储备人员，再通过合并岗位、提高效率、加班加点进一步精简人员，总共裁员一半。

就在同一天，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发布公告称："2008年11月10日，日照钢铁集团持股人杜双华通过他控股之Happy 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购入4.4亿股开源控股的股份，相当于公司已发行股本的6.18％，成为开源控股的第二大股东。"

12月1日，杜双华控股85% Happy 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再次以场外增持的方式购入2.6亿股开源控股股份，总计达到7亿股，占开源控股已发行股本的9.83%，成为开源控股当时最大的股东。同时，日照钢铁董事兼副总经理薛健也进入了开源控股董事会。

开源控股是一家专注于做产业投资的香港公司，杜双华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大举投资这家公司的股权呢？

对入股开源控股的原因，杜双华是这样解释的："开源控股乃本人投资境外的窗口之一。开源控股主席胡翼时在国内广博的人脉关系以及公司的雄厚实力是为此次投资的要点。此外，天津（开源控股拥有天津供热49%的权益）将会成为中国重点经济发展区域，通过入股开源控股，我们将能分享政策优势及经济发展的成果。"

此时，业界开始出现传闻：杜双华并不愿意被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是因为"某些方面"施压银行给日照钢铁"断贷"，杜双华在资金链可能断裂的情况下被迫签下重组协议。

对于这一传闻，日照钢铁很快做出回应，称严重失实。事实上，日照钢铁并未到资金链断裂的程度，"断贷"的实情是公司开始主动偿还部分高息贷款和短期贷款，这主要是为了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保存现金。

日照钢铁与当地银行的亲密关系也给"断贷"传言增加了不少疑点。早年日照钢铁之初，原本合资建厂的莱芜钢铁突然撤资，正赶上国家宏观调控，靠着日照市政府和当地银行的大力支持，日照钢铁才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来。

无论如何，杜双华的一系列后续举动，给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其目的不言而喻。同时山东钢铁也毫不示弱，铁了心要拿下日照钢铁。一"国"一"民"的对抗就此升级。

杜双华从两个方面着手"反击"。在日照钢铁裁员的同时，杜双华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最短时间内消耗高价库存。在当时的危机情况下，其他的钢厂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减产甚至停产。杜双华的决定让日照钢铁仅一个月就亏掉了8个亿。

但率先甩掉包袱，也为日照钢铁在市场复苏时蓄积了最大的反弹动力。到2009年一季度，日照钢铁率先赢利8亿元，而山东钢铁集团的莱钢亏损5.83亿元，济钢亏损7.95亿元。事实证明杜双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果断决策取得了成功。

在资本运作上，杜双华有更大胆的举动，这也是让山东钢铁集团感觉最头疼的。

2009年1月16日，开源控股再以公告方式宣布，将以52亿港元收购香港誉进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已发行股本。香港誉进发展是2002年成立的一家从事钢铁贸易的公司，日照钢铁高层张和义持股70%，独立第三方齐世安持股30%，誉进发展分别间接持有日照型钢、日照钢铁、日照钢铁轧钢的30%、30%和25%的权益。完成收购后，杜双华成为开源控股最大股东，与张和义等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上升到29.7%。

6月11日，开源控股宣布收购交易获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批准。

但就在同一天，国家环保局新闻发言人陶德田通报表示，针对个别地区和企业严重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准入条件进行项目建设的行为，决定从即日起在完成科学论证和各项整改措施前暂停审批。

日照钢铁投资78亿元的热轧板带配套技改项目赫然在列。

6月12日，山东省环保厅下达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日照钢铁立即停止项目建设。日照市环保局也同时下发通知，确保项目停止建设和生产。在叫停项目整改措施获得通过之前，国家环保部暂停山东其他钢铁项目的环评审批。

7月27日，山东钢铁集团进行了人事上的调整，将莱钢、济钢的现任领导班子和成员纳入到山东钢铁集团党委管理，并将两家公司部分现任领导调任集团职务。在人事调整的同时，山东省政府传递出将支持山东钢铁集团加速推进重组日照钢铁的讯息。

值得注意的是，成立一年多的山东钢铁集团内部实际上是"整而不合"，莱钢、济钢等旗下企业无论是人事还是财务、生产采购，都分得一清二楚，和整合前并无差别。

然而，杜双华以及日照钢铁的命运因环评事件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前途未卜，多多少少会让人联想起2003年的"铁本事件"。

（36）

从河北德龙钢铁到山东日照钢铁，丁立国和杜双华两个同样出身河北的企业家，从小在这个钢铁大省浸润，一点一滴建立起各自的钢铁帝国，同时达到辉煌巅峰，又同时在危机冲击下几乎难以喘息。未来会怎样，没有人可以预知，也许会殊途同归，也许会各自创出不同的天地。但在眼下这股民消国长的产业变化大浪潮中，德龙钢铁和日照钢铁都不是个例。

宁钢故事

2009年3月1日，宝钢出资20.214亿元收购了宁波钢铁56.15%的股权，杭州钢铁集团以43.85%的股权比例退居第二大股东。宝钢接受的正是建龙集团、南京钢联和福建联华国际信托的股份。建龙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是河北民营钢铁大王张志祥，南京钢联的实际控制人则是复星集团郭广昌，福建联华国际信托是新希望集团，实际控制人是刘永好。

也就是说，这次交易实际上是民企将股份悉数转让给了宝钢集团，彻底退出宁波钢铁。民企出身的宁波钢铁终于彻底变成了国有企业。

宁波钢铁的身份可谓是一波三折。宁波钢铁的前身是宁波建龙钢铁，由张志祥一手创办。与张志祥颇有渊源的郭广昌也于2003年参股宁波建龙。但不幸的是，地理位置极佳的宁波钢铁却生不逢时，正赶上国家宏观调控，险些步"铁本"后尘，被称为"铁本第二"。

2004年2月，宁波建龙被指出"三宗罪"：违规审批、未获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开工、短贷长投，与铁本的违规性质非常相似，就此被叫停。所幸当初杭州钢铁正在宁波大榭岛筹建占地5400亩的钢铁项目，计划投资5.448亿美元建立600万吨产能的钢厂，但项目尚未开工。应浙江省政府的要求，杭钢作为省内唯一一家国有钢铁企业前去建龙"救场"，于是放弃大榭项目，转投宁波建龙。

最终杭钢与建龙达成协议，杭钢集团持股51%，绝对控股。2006年7月7日，发改委放行了"染红"后的宁波建龙，从此更名为宁波钢铁。停产两年多的宁波钢铁得以继续投建，但好景不长，宁波钢铁很快遭遇到了2008年下半年的经济危机，出现严重亏损。

在应对危机时，民营股东和国有股东在经营理念和决策方式上出现了很大偏差。为了改变宁波钢铁的颓势，2008年下半年，三大民营股东曾经向杭钢集团提出过三种选择，一是由杭钢收购全部民企股份；二是由民企来收购杭钢集团的全部股份，杭钢退出；三是更换由杭钢派出的管理层。最终浙江省国资委选择了第四种方案，引入宝钢为战略投资者，收购三家民企的股份。

很难讲杭钢集团和三家民企谁在这笔交易里吃了亏。如果没有两年的暂停期，宁波钢铁有可能发展得比现在更好，更有实力抵抗危机；而杭钢集团如果没有接收宁波建龙，继续建设大榭项目，有可能也不会到今天既失去了项目又失去了控股权。但是无论如何，宝钢都是赢家。

复星故事

曾经想要打造中国版米塔尔的复星集团也开始收缩版图，而仅在一年前，郭广昌还在规划复星向钢铁上下游扩展。

郭广昌也是众多出色的民营钢铁企业家中的一分子，但又与其他一砖一瓦亲手建厂的钢铁老板有所不同，复星主要是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进入钢铁企业。

复星从2001年开始打造钢铁板块，当年郭广昌出资3.5亿元收购了唐山建龙钢铁30%的股份；2003年，复星又与南京钢铁集团联合组建了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控制了上市公司南钢股份；此后便是宁波钢铁。2007年，复星又出资9亿元与海南钢铁成立了合资公司，控股60%，从事铁矿石开采和加工业务。2008年6月21日，复星宣布参股天津钢铁，后者是国有企业，复星入主引起业界关注。

此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复星的钢铁产业链，从南面的海南钢铁、东面的宁波钢铁、南京钢铁，再到北面的天津钢铁、建龙钢铁，占据了中国东部沿海一线港口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复星的钢铁产品线也逐渐丰富，宁波钢铁主产薄板、南钢主产中厚板、建龙侧重偏窄带和北方中厚板、天钢主产船板和管坯，海南拥有铁矿石。此时，复星还在计划向下游的造船业发展。

参股天钢本来被认为是复星自入股南钢后的又一力作，但从签署重组协议后，进展并不顺利。按照重组方案，重组后的新天钢的持股结构是天钢集团持股48.5%，复星持股47.5%，还有4%的机动股为天津奥新持有。然而时隔半年，天津奥新却将4%的股权转让给了天钢集团，天钢集团从相对控股变成了绝对控股。这意味着复星失去了购买机动股的机会，拿到控股权的希望就此消失。

更重要的是，在年初公布《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后，天津市内部开始了整合，这进一步将复星排除在了天津之外。2009年6月10日，复星正式对外宣布暂停重组天钢。

新出台的产业振兴计划鼓励大型国有企业积极并购重组，也鼓励了地方政府整合当地钢铁企业，这两者都对复星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复星黯然宣布将暂停在钢铁板块的扩张，并将目光转向海外寻矿上。

海鑫故事

国进民退的故事也在山西上演着。

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西省冶金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决定以太钢集团为主导，对山西省内钢铁企业进行重组，使太钢生产规模由目前的1000万吨扩大至3000万吨。通过整合重组，形成太原、长治、运城、临汾、吕梁五大钢铁生产基地。到2011年，全省钢铁企业将由200多家减少到50家左右；到2015年，只保留到10家以内。

第一个被收编的是山西第二大富豪姚俊良家族旗下的美锦钢铁有限公司。美锦钢铁隶属美锦能源，年产200万吨特种钢材，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山西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中，美锦的情况算好的，让太钢接手也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在山西省的规划中，希望太钢收编的企业越多越好。这对太钢来说并不公平，毕竟现在的太钢集团拥有的都是优质资产，是全国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地，普钢项目赢利情况也很好。如果被迫重组更多资质一般的企业，对太钢来说只是负担，而不是做大做强的正确选择。

太钢更有兴趣的是省内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钢铁。海鑫钢铁现有产能600万吨，由李海仓一手创办。2003年，李海仓不幸被枪杀身亡，由当时年仅22岁的长子李兆会接手海鑫，李海仓的弟弟李文杰出任海鑫董事长。形势突变的海鑫不仅没有因此而发生危机，反而在此后逐年壮大。

守业的富二代如今面临的是执掌海鑫七年来最大的危机。

又是一场国进民退的战争，但太钢和海鑫之争比杜双华的战斗温和许多。如今的海鑫还未感受到被收购的危机感，仍然自信满满地规划着三年实现收入300亿元的发展目标。面对太钢的来势汹汹，首先表示反对的却是海鑫钢铁所在地的闻喜县政府，闻喜县政府甚至公开表示支持海鑫效仿太钢去省内做兼并重组。

海鑫钢铁与日照钢铁还有其他共通之处，那就是两家公司的掌门人都对资本运作颇有经验。

杜双华是腾挪资产，年轻一代的李兆会则是在资本市场掘金。近两年来，李兆会一直活跃在A股市场，先后买卖过民生银行、银华基金、山西证券的股权，获利丰厚，仅在民生银行上就赚到了10亿元。在李兆会的操作下，海鑫连续两年的资本收益达到30亿元，即使是在2008年市场动荡的情况下，海鑫仍然赚到了10亿元。这些收益也为海鑫在面对危机时创造了一些喘息的空间。

然而，在眼下这场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的大浪潮中，李兆会这位年仅28岁的山西首富能否保住海鑫，一切都只是未知数。

故事仍在继续

无论是丁立国、杜双华，还是沈文荣，几乎都指出过民营钢铁企业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掣肘就是融资困难。这场发端于经济危机之中的国进民退浪潮，民企几乎没有反击能力的重要原因就是资金链紧张。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有钢铁企业的亏损更加严重，资金面并不宽裕。因为有政府在背后鼎力支撑，并购资金对国企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以2008年年底出台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为例，最初国企鲜少问津，许多民企去争取却没有结果。当得知宝钢有意收购宁波钢铁时，各家银行都找上宝钢，希望提供并购贷款。

沈文荣曾经对此发表过感慨："要是能有米塔尔1/2宽松的国际融资条件，我仅在中国收购就能达到1亿吨。再雄心勃勃的计划，没有外部资本，靠自己的钞票收购，你能收购阿赛洛吗？"很显然，沙钢对融资是渴求的。但时至今日都未正式上市，背后也有其苦楚。

据说曾经有一次沙钢已经完成了上市的所有准备工作，但此时省政府却找上沙钢，让沙钢把上市机会让给另一家更需要帮助的国有企业。2007年，高盛开始为沙钢筹划赴中国香港上市，尽管方案一再修改，但仍未获得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直到2009年年初，沙钢才借重组巨亏的高新张铜股份之际，将一只脚踏进了上市大门。

2008年，沙钢产量超过3000万吨，足以与宝钢比肩；2009年，沙钢入选世界500强。由于产品结构相对合理，沙钢在危机过后迅速借国家大兴基建之机实现赢利。然而，沙钢为自保还是未能实现低成本扩张。

其实在沈文荣眼里，最可怕的莫过于民营企业面前的政策"玻璃天花板"。被问及沙钢未来可能遇到的最大风险，沈文荣说："最大的风险应该是政策上不太明确，这是最大的制约，不等于有政策就有平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沙钢的副董事长龚盛更不讳言："我们一些大型项目的审批要报到国家发改委，获批的难度比较大。国有企业之间的联合重组有国资委批准，民营企业谁来批？钢铁行业要重组，现在讲的都是宝钢、鞍钢、武钢怎么重组，没有讲民营企业怎么重组。民营企业能不能重组国有企业？"

在龚盛这番话见诸报端后不久，力拓宣布退出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方与三巨头谈判陷入僵局。

（37）

铁矿石谈判经年累月的失败，使国内民众对中钢协和大型国有钢企怨声载道。这些部委官员和国资企业也很委屈，早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些钢铁企业就开始到海外去投资铁矿石资源，只是成功率不高，没有对整个国际铁矿石谈判的格局造成影响。

2002年至200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由几千亿美元飙升至2.1万亿美元，在中国仍然实行外汇账户管制的情况下，只有这些大的国有企业可以凭借政府的权力动用这些钱去海外并购。单纯从资金上看，宝钢、鞍钢、中钢、马钢和武钢等企业是不愁没有美元的，这些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的确没有感到资金有压力。

但是，为什么在资金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并购上往往无功而返呢？

中国的国企高官们并没有真正地感受过"市场经济"，他们感受到的是带有政府强烈干预式的"市场经济"。就是上级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比如钢铁企业或央企之间的整合，不需要询问企业各个股东的意见，而是直接干了再说。

2007年12月，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贸易商中钢集团发起对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Midwest）的敌意收购，这个过程之快令人咋舌。

中钢集团总裁黄天文成立了一个项目团队，委任中钢集团澳大利亚公司管理人士程思俊等负责日常事务，并且给予项目团队充分的自主决定权。两个人一个在悉尼，一个在两地之间往返，在飞来飞去中就做出一系列重大决定。

当竞购对手穆其申（Murchison）突然提出被动收购方案的时候，项目小组紧急讨论，该采取什么样的公关策略、法律和财务策略。从商讨到决定，这个过程最多一天的时间。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黄天文有没有和中钢集团的股东们商量呢？国有企业一直宣称自己是市场化的经济主体，但是做起事来往往又不按市场化的模式运作。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个公司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管理层，而是股东。

对于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国内"一切资源为我所用"，一旦走出国门，就无法适应与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冷战结束后，基于自由贸易和资本随意流动，政府放开监管的经济模式）打交道的行为准则。

当这些习惯了依靠政府行政权力经商的国企高管走向海外的时候，他们第一步是去找对方的政府，找政府公关成功之后，他们会去找企业的高官们谈，当双方敲定了合作意向之后，国企高管就基本上认为收购成功了。

中国铝业收购力拓的时候，肖亚庆认为他和力拓总裁山姆·威尔士之间达成协议之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但必和必拓却很懂得国外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通过游说力拓的股东，鼓动股东反对管理层出售股票给中铝，而且积极地利用传媒舆论的势力来给中铝制造麻烦。反过来看中铝，只是以一贯的方式回答，"一切按流程在走。"对于力拓持反对意见的股东，中铝也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沟通之态，最终，力拓股东称中铝不够尊重力拓股东，而这也加剧了力拓股东对中铝入股的担心——假如中铝控股力拓，会不会不顾股东感受而做出有损股东利益的事？

显而易见，这只不过是力拓股东在必和必拓游说之下的托词，但是对方说得如此义正词严，中铝就是拿对方没有办法。

国资钢企在海外收购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注重拟收购资产国的法律条文和监管规定。

像首钢收购澳大利亚吉布森山铁矿公司，是通过旗下两家香港上市公司亚太资源有限公司和首钢首长国际企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去收购对方2.7亿股股票。

首长国际和亚太资源均为首钢间接持股的香港上市公司。首钢通过旗下首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拥有亚太资源18.95%的权益，为第一大股东。首钢香港同时是持有首长国际41.14%权益的大股东。

如果收购完成，亚太资源和首长国际总共持有的吉布森山铁矿股份，将介于28.56%～40.46%之间。这意味着，首钢将有可能获得吉布森山铁矿的绝对控股地位。

亚太资源和首长国际涉嫌为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超过20%，吉布森山铁矿的股东们认为，首钢集团与亚太资源之间存在关联，违反了澳大利亚《公司法》，没有给予其他股东公平机会。要求收购委员会下令阻止上述交易完成和收购选择权行使。最终该项收购被澳大利亚政府叫停。

反观日本企业，无论是三井物产、三菱商事或住友商事等流通企业，还是新日铁、JEF等钢铁制造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了大量的矿山，并且同是亚洲企业，但是澳大利亚社会对于日本企业就很认可，这是为什么呢？

日本人深受中国儒家文明影响，近代在"脱亚入欧"思想的影响下，虽然生活行为模式越来越西方化，但是中式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已经深深根植于日本人的思想深处，加上"二战"战败，日本人由此形成了"懂礼貌，讲民主"的工作方式，日本人短短几十年创造的经济奇迹和遍及全球的高档精美的日式电器产品、汽车等，使全球各个国家对日本人尊重有加。

在具体事情的操作过程中，日本商人注重沟通和协调，"在商言商"，他们的位置摆得很正。

澳大利亚铁矿石储量400亿吨，其中主要在西澳洲的皮尔巴拉地区和西澳洲中西部地区，皮尔巴拉地区是铁矿石储量品位最高，储量最丰富，大型铁矿石矿最多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主要由日本的三井、住友、新日铁、三菱，还有韩国的浦项制铁等企业占据了，日本商人没有引起澳大利亚人的反感。中国企业只是在铁矿石并不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占主导，却引起澳大利亚人的强烈反感。

一位中国民营企业家引用了一句电影台词形容日企的投资策略："悄悄地进村，开枪的不要。"日本商人总是低调、有序地进入对方市场，不给对方造成一种强势的感觉。

同时，日本商人并不追求控股对方企业，持股一般在10%以下。所选取的目标，也并非最引人注目的庞然大物，而是领先者的竞争对手。此举可谓四两拨千斤，如三井物产、新日铁公司和住友金属工业公司三家共同拥有澳大利亚罗布河铁矿公司（2000年被力拓收购）的股份，然后支持罗布河扩产，这就间接给其他铁矿商造成扩产压力。

中国国有企业并不是这样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只求做大事，不求赚大钱"，要么不收购，收购必定是对方的龙头企业，或排行前几的企业。像原来传闻宝钢要收购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后来中铝联合美铝突袭力拓英国上市公司，其后又以192亿美元收购力拓，加上中化集团收购澳大利亚最大的农业化工企业，五矿收购澳大利亚最大的锌矿企业OZ等。

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国企管理层做决策的出发点不是基于商业利益考虑，这样的一些大收购如果成功，将会为他们赢得极大的政治声誉和舆论好评。而日本商人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谋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他们所做的商业决策都是基于成本和效益考量的。

（38）

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兼并收购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和方法，作为企业，应该结合自己的财务状况制定一套最合理、完善的收购方案，其中最为有利的是不花现金，通过换股等方式收购。

但是，中国国有企业不这么干，要收购就拿现金收购。这种非正常企业经营的收购方式难免引发对方的猜疑，对方也会分析你的财务报表和你的业务状况，他发现你没有这么强的实力的时候，你怎么让对方相信你没有国家资金在撑腰呢？

老外股东要么就是以"威胁论"拒绝国有企业的收购要求，要么就是变相提高收购价格。而境外的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了惯性，只要中国国有企业收购，就立刻拉抬股价，使你的收购价格没有吸引力，逼迫国有企业拿出更高的收购价格，如果不拿，就别谈了。

无论是武钢与澳大利亚CXM公司、鞍钢收购澳大利亚金达必公司（Gindalbie）、中铝收购力拓，还是中钢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Midwest）都支付了比市场价格更高的溢价。

与日本企业国内有序竞争，国外抱团竞争不同，中国企业习惯于在国内内斗，在国外散兵作战。

作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和中国参与全球铁矿石谈判核心企业的宝钢集团，在海外自顾自地发展矿产资源，与巴西淡水河谷在巴西当地合资建设钢铁厂；与澳大利亚的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合作开发西澳皮尔巴拉地区一块潜在开发目标为10亿吨的磁铁矿资源矿山；与新日铁、浦项钢铁谈合作，但是作为国内钢铁业的龙头企业，却并没有组织国内的企业组团奔赴海外参与并购、合资。

第二大钢铁企业鞍钢股份，在海外也是单打独斗。2009年5月8日，澳大利亚政府通过鞍钢集团收购澳大利亚金达必公司（Gindalbie）不超过36.28%股份的提案。

金达必公司位于澳大利亚佩思市，是澳大利亚著名的矿业采掘公司，1994年在澳大利亚交易所挂牌上市，主营业务为矿产勘探和开采。

2006年4月，鞍钢与金达必公司签署协议，对该公司所属的卡拉拉铁矿项目开展风险勘探、选矿试验研究等可行性研究。2007年6月，鞍钢收购该公司12.79%股份。2008年9月，双方组建"卡拉拉矿业公司"，各持50%的股份，合资开发位于澳洲西部的卡拉拉铁矿。2008年8月，金达必公司提出通过向鞍钢定向增发股份方式筹措资金以满足对卡拉拉铁矿项目资本金注资的需要。

鞍钢集团和它的上市公司鞍钢股份的自有铁矿石供应超过65%，如果加上它收购的本钢集团的铁矿石资源，它根本不愁铁矿石供应问题，即便如此，它也不愿意将利益与国内企业分享。

第三大钢铁企业武钢集团以2.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加拿大CLM公司19.9％的股份；后又与澳大利亚矿商Western Plains正式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武钢通过参与定向增发成为WPG公司第二大股东，并将投资4500万澳元与WPG合作开发澳洲中部铁矿资源；同时，武钢还与巴西铁矿石生产商MMX发布一份不具约束力的收购要约：武钢将通过购买其新发普通股、收购MMX 9.09％的股份，总计1.2亿美元。此外，武钢还将收购其子公司MMX Sudeste 23％的股份，总计2.8亿美元。2008年，武钢又收购澳大利亚CXM公司，共同开发南澳埃尔半岛中部和南部铁矿项目。

武钢收购CXM公司，获得南澳最大的铁矿开发项目合作矿区由5个租约地组成，矿区总面积约600平方公里，预计资源总量达20亿吨以上，但是，该矿区"矿石铁品位仅约30％，要通过磁选，才可获得品位为65％以上的铁精矿"。这与力拓和必和必拓垄断的西澳矿区铁矿石资源相比，质量相差甚远，西澳地区铁矿石则品位多在60％以上，当地品位50％的铁矿石甚至被用来铺路。

宝钢、鞍钢、武钢这些国有企业，他们本身对于铁矿石的需求是不同的，鞍钢在铁矿石需求方面量比较少，它能够提供65%的自有铁矿石；武钢在大冶铁矿变成国家地质公园之后，它的铁矿石供应断链，变成纯粹需要依靠进口铁矿石度日的企业；宝钢从依靠新日铁技术创建以来，它的高炉就一直以消化进口铁矿石为主。因此，对于铁矿石不同的需求，成为各企业负责人形成不同战略考虑的原点。

这些国企因为多种历史原因形成的遗留问题，使他们难以步调一致。后来，随着中国对进口铁矿石需求的增加，国家又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让宝钢和鞍钢这些企业来参与和主导铁矿石进口，通过行政权力不均等的划分，再次加剧了各自企业战略资源的不均衡，企业的不协调性进一步加剧了。

与日本国内第二次企业兼并浪潮期间形成的钢铁企业集团如新日铁、JEF等不同，这些企业在兼并过程中，充分考虑竞争因素，合理地兼并收购对自己有有益补充的企业，并且在日本产业政策指导下，各个钢铁集团又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它们的产品结构不尽相同，再加上日本钢铁企业所有的铁矿石来源于进口，而日本采取非常公平的铁矿石进口机制，因此，日本的钢铁业竞争形成了井然有序的格局。

从铁矿石进口的源头上，以三井物产、住友商事和三菱商事为主的商社集中采购保证了价格的统一对外；同时，因为钢铁企业之间形成的"防火墙"，钢铁企业的内部资料不会被竞争对手获得；此外，各商社又广泛参股铁矿石企业，反倒对铁矿石企业情况相当熟悉。因此，在铁矿石谈判过程中，日本人往往占据主动。在制造业环节，几个钢铁集团生产不同的产品，相当有秩序地在国内竞争，当国内市场饱和后，又抱团去拓展海外市场。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钢铁企业竞争格局最大的弊端是政府的"拉郎配"，完全以做大为目的，不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

同时，各企业产品线也雷同，存在同质化竞争。当汽车钢板效益好的时候，所有的钢铁企业都一窝蜂地做汽车钢板线；当船板效益好的时候，又都做船板；当国家制订经济刺激计划，重型铁轨需求趋旺的时候，又一窝蜂开工钢轨生产线，每个企业都想进军全产业链，而不是以一个主要产品线为主，做大做强。

国资钢企在海外单枪匹马地收购矿山资源，造成的影响是，貌似中国势力遍及拟收购国内，让对方感到喧嚣和害怕，这与日本企业完全不同。

多年来，到西澳谈判的日本企业就这么几家，这就代表了整个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等熟悉的日本企业名字在澳大利亚随处可见、可闻，他们自己是友商，而非竞争关系，他们甚至还可以联合起来，买下资产后再悄悄分配。而中国的企业则是浩浩荡荡、来势汹汹。西澳州发展部每年要接待数百个渴望投资矿业的中国人，其中甚至有粮食贸易商，有时彼此还会就同一个项目较劲。

中国驻珀斯商经处领事孟玉红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深有感触，"哪怕三菱投了十家企业，给人的感觉就是三菱一家公司做了一件事，当地媒体不会当成十件事在那儿炒。但中国可能是十家公司关注一家澳大利亚公司，给人家感觉是十家公司在做十件事。"

既然国有钢铁企业依靠国家的资源成为行业的中坚，理应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因为存在多元化的利益竞争，他们成了一盘散沙。

（39）

中钢协没有接纳民营钢企，民营公司就另行组织了一个全国工商联冶金业商会（以下简称冶金商会），加盟者包括江苏沙钢集团、山西海鑫集团、山西安泰集团、上海复星等18家在中国规模较大的民营钢铁公司。民营企业的抱团是迫于无奈，一是资金受限，二是政策受限，三是资源受限，要想生存必须抱团。

冶金商会是中国民营的冶金企业自行组织的第一个行业协会，它与纯国资背景的运作模式截然不同，中钢协的成员是首都钢铁公司、宝山钢铁公司等国有钢铁企业。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是冶金商会会长。

沙钢集团在民营钢铁企业排行第一，在整个中国钢铁市场里，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宝钢和鞍钢。2009年，沙钢成为全球《财富》500强企业，排名第444位，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大陆民营企业。

从2004年开始，铁矿石资源短缺的沙钢就一直积极和国内其他钢铁企业结成同盟向海外铁矿石资源进军。沙钢联合武钢、马钢和唐钢等几家公司在澳大利亚分别设立子公司，分别通过这些境外设立的子公司与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伊藤忠澳大利亚矿产与能源公司以及三井铁矿公司在澳大利亚投资组建澳大利亚威拉拉铁矿合营企业，开采西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津巴布铁矿。

当时的合营企业中，必和必拓公司占股51%，中方4家公司则各为10%。武钢和唐钢每年承购铁矿石350万吨，马钢和沙钢则为250万吨。

冶金商会成立后，民营钢企在沈文荣带领下，相互之间组织化格局逐渐形成。2006年7月25日，沙钢集团与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第二位的复星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家公司将通过联盟和重组，共同应对全球钢铁市场的竞争。

沈文荣和郭广昌决定双方将加强在大宗原燃料采购信息方面的沟通与交流，积极寻求铁矿石、焦煤、焦炭、废钢等采购及运输方面的合作，逐步向大宗原燃料、进口铁矿石的统一采购过渡。双方还将加强市场信息与营销经验的交流，寻求价格策略、销售渠道及网络、品种资源等方面的合作。

2008年9月24日，包括江苏沙钢、复星集团、永钢、河北国丰钢铁等在内的十几家民营钢厂，积极研究组建联合矿产公司，并达成初步合作框架。新公司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海外矿产投资。

江苏沙钢集团联合国内第二大铁矿石贸易商瑞钢联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泛亚矿产有限公司三家共同出资1.08亿美元成功收购澳大利亚的Australian Bulk Minerals项目（下称ABM项目）。目前ABM项目的澳大利亚运营方是Beviron Pty Ltd.及其子公司Goldamere Pty Ltd.。三家公司将共同持有Beviron Pty Ltd.90％的股份，其中61.2％由沙钢集团持有，沙钢将成为实际控股方。Beviron Pty Ltd.的原股东之一英国Stemcor Pel let Ltd.将持有其余10%的股份。

位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Savage River和Latta Port铁矿区的ABM项目主要生产全球闻名的高品质球团矿。预计该矿区可持续经营至2021年，可开采的铁矿石总储量约为2.83亿吨。与国有企业高溢价收购不同，沙钢的这次收购代价并不高。

除了组团参与海外矿山的收购，沙钢也积极利用自身的财务资金独自收购。2008年7月25日，在巴西大型钢铁和铁矿石生产商国家黑色冶金公司宣布出售旗下铁矿石子公司纳米萨的股份后，沙钢准备100亿美元参与竞购，在与日本三菱和浦项制铁的竞争中，由于得不到资金支持，当年10月，沙钢黯然出局。

假如沙钢能够成功收购国家黑色冶金公司的话，那将是中国企业最为成功的一次海外收购。国家黑色冶金公司是巴西乃至拉丁美洲最大的钢铁公司和铁矿石生产商之一，也是巴西最早的全流程钢材生产商，钢铁年产能580万吨。公司还是世界上最大的3家镀锡板生产商之一，镀锡板的产量占拉丁美洲镀锡钢板总产量的22％。

从沈文荣、郭广昌这些优秀的民营钢铁企业家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所作的决策都是基于市场的，而且在同行之间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性。

中国在海外矿山资源的兼并收购中，应该积极改变政策，允许支持民营钢铁企业走出去。同时，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应该为这些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银团贷款，就像这些金融机构支持国有钢铁企业一样。因为，只要能够将矿山拿下来，最终受益的是中国所有的钢铁企业，不管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就拿铁矿石谈判来说，即便是民营企业在海外拿到了铁矿山，对于国有企业在谈判桌前的话语权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我们的铁矿石的进口渠道多元化了，就不怕三大矿企要价。要知道，三大矿在中国不会分什么民营或国有的，它是从整个中国钢铁业的整体需求来考量的。

从另一个方面说，正是因为民营企业家的风险意识比国有企业高管高，他要时刻考虑自己的钱是借来的，如果亏了，是要自己赔的。从这点上说，民营企业家在做兼并收购决定的时候肯定是非常谨慎的，风险也是尽可能最小化的。

（40）

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是指致命的弱点和要害。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是海神之子。传说他的母亲把他浸在冥河使其刀枪不入，但因冥河水流湍急，母亲捏着他的脚后跟不松手，因此脚踵是他的要害。

在海外矿山并购案例中，为什么日韩企业成功的概率高，而中国成功的概率低呢？除了这些国家的企业是市场经济熏陶出来的，熟悉西方商业环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美国为轴心，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形成了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各自的主流政治互相认可。几个国家之间，政体模式、经济模式和军事模式大致相同。

当然，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队让澳大利亚人和韩国人都损失惨重，但是"二战"后，基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居中调解，四方各自形成了美日、美澳、美韩、日澳等单边同盟关系，而这些单边同盟关系之间又相互交叉。在澳大利亚前任总理霍华德主政期间，曾经提议要推行美、日、澳三边价值同盟关系，虽然没有形成，但事实上，基于各自的需要，实际上已经结盟。

基于最核心的政治利益的一体化，在经济方面，虽然各自有利益诉求，但相对而言，基于市场化的商业行为，还是不会被赋予过多的政治因素，而中国的企业并购则会被赋予政治色彩。

主要原因是各自政体的不同，加上对于市场经济理解的差异。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而这些国家是纯市场经济，有一定的调控，但政府介入行为不深，而中国参与并购的企业都是国有背景的企业，并购资金完全超出企业正常经营所积累的资金，会让对方感觉到中国政府意志在推动收购，自然会被放大到政治的高度。

像日本自战后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产业等软实力迅速提升，形成了电影、音乐、游戏、漫画、图书、摄影和美食等产业。通过这些载体，让日本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传播到亚洲乃至欧洲地区，像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就是基于日本的漫画《变形金刚》改编而来。慢慢地，通过这些作品，改善了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看法。

在工业方面，日本人精细化的生产和管理方式，使他们制造出独步于世界的各类精美工业产品如汽车、电子和家用电器等，不但价格低廉，而且性能优良。

在金融方面，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并且广泛地参股到世界上各类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中去，比如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投行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虽然后来经过日本的经济震荡，日本金融业优势衰退，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另外，日本的政坛虽然更替频繁，但是日本的政府运作体系稳如磐石，不会因为政党更替或是领导人更换而瘫痪，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效率较高的政府，日本国内的基础建设和公共环境让人无可挑剔。

多年来，韩国人就像行星的伴星一样，围绕着日本旋转，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原因讨厌日本人；另一方面又被日本强大的经济所吸引，在矛盾中，韩国人亦步亦趋地学习日本发展的模式。他们抓住了日本产品当年行销全球的关键，通过软实力推动。在韩国政府推动下，韩国的电影、电视、游戏、音乐、图书和服装等产业迅速兴旺起来，开始在亚洲强势发力，一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韩流"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刮了10多年。

在韩国政府推动下的这场"软实力"运动，使韩国的电器、汽车和其他工业产业在亚洲各国长驱直入，造就了韩国的三星、LG、现代等企业。一如当年在"日流"趋势下，日本的索尼、丰田、本田等企业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一样。

这些年来，欧洲主流的舆论对中国存在普遍的焦虑，其中"中国威胁论"年复一年地出现，虽然都是WTO体系内的国家，但是西方各国对中国产品年复一年地实行各种名目的反倾销调查和处罚，"贸易战"成为频繁出现的一个关键词，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平衡与各国的贸易摩擦，但是仍难以消弭西方社会的偏见。

无论是中国钢铁企业还是其他行业的企业走出国门，到别的国家实施兼并收购，最起码要让对方觉得你是没有危险的，是友善的，是高尚和文明的人，而这些对中国来说还是任重道远。

（41）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时候，我们见到的财务顾问要么是美国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要么就是日本的野村证券等金融投资银行，中国企业并购的核心数据主要掌握在外资投行的手中。因此，中国的意图和底牌，这些外资投资银行都清清楚楚，难以保证这次它和你合作，下一次它不会和你的竞争对手合作，或者这一次是为你服务，在下次的时候，不凑巧，它为别人服务了，那中国国有企业的这些数据就被轻松地从这些投行的数据库里调了出来。

如果你过高地估计国际投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那么又如何解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的麦道夫的"庞氏骗局"，以及在亚洲市场上，国际投行涉及的金融衍生品洗劫投资者？投行只是部赚钱机器，你不可能指望机器跟你谈感情，当然它要和你合作的时候，它会跟你讲感情，一旦生意做成，你入了套，它会有一流的法律顾问为它推脱责任。

你如果不相信，请看看中航油陈久霖的案子吧，陈久霖的倒台就与日本三井财团的三井住友银行有关。

2004年10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所持石油衍生品盘位已远远超过预期价格。根据其合同，需向交易对方（银行和金融机构）支付保证金。每桶油价每上涨1美元，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要向银行支付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导致新加坡公司现金流量枯竭。当年10月26日以后，中航油被迫关闭的仓位累计损失已达3.94亿美元，剩余仓位损失达1.6亿美元，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中航油事件"的追债者中有高盛商品部（J.Aron公司）、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巴克莱资本、伦敦标准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富通银行和麦格理银行等。其中前三家就是中间商或做市商。

日本三井住友银行、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

三井住友银行与高盛公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井曾经参股高盛，后来在三井发生危机的时候，高盛又反过来参股三井，双方之间已经结成了稳定的利益同盟关系。

因此，高盛在前台和中航油对赌，而三井住友放贷给中航油，中航油的底牌高盛和三井看得清清楚楚，陈久霖能不输吗？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走向海外的时候需要和中国的金融机构结伴前行，特别是一些具备国际投行经验的金融机构。中国由于资本监管比较严密，银行系统企业竞争能力不强，而且，金融系统内大部分企业也是国资背景，在目前国际投行业务领域没有竞争力，一时间难以担当重任，但是可以通过香港或是尽量选择可靠的投资银行参与并购业务。

像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的时候，聘请野村证券做顾问风险较大。因为日本的企业对于力拓觊觎已久，他们是不会让中国企业收购力拓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是必和必拓联合日本的三井物产拟联合收购力拓。三井物产作为一个庞大的财团，它的股权投资关系十分隐蔽，很难分清它与野村证券之间有没有股权关系存在。

（42）

三分天下

在国内众多钢企每年焦灼于铁矿石谈判，而又不得不一年又一年被迫接受高额的铁矿石价格涨幅的同时，在谈判桌的另一面国际三大铁矿石巨头却从中开启财富大门，一年多似一年的财源滚滚而来。

在这场胜负悬殊的博弈背后，除了阴暗、龌龊的勾当之外，也是双方实力、谋略差距的真实写照，而胜负早在7年前注定。

事实上，时光倒回7年前，当时的铁矿石企业并非像近几年这么强势、风光。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至2002年的10多年间，是全世界的钢铁业最为暗淡的岁月。

在整个世界钢铁业跌到谷底的2001年，当时世界最大的钢铁产地——日本，六大钢铁联合企业除川崎钢铁公司以外其余5家全部亏损。欧洲的五大钢铁企业中，只有阿贝德集团、里瓦集团和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三家小有盈余，于齐诺尔钢铁公司和克鲁斯公司财政结算亏损。

在此期间，由于欧洲及日本、韩国的钢铁厂产量止步不前，铁矿石严重过剩，大多铁矿石企业处于亏损边缘。为改变不利局面，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先后来到日、欧以外的另一钢铁大国中国开拓市场。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内外铁矿石供不应求，另外，产钢大国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的钢铁产量，在达到1.3亿吨时就开始回落，持续10多年产量徘徊不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也最多达到那个水平，而以当时铁矿石的供应量肯定仍然是供不应求。

据钢协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时，中国进口铁矿石仅3734万吨，直到2001年也仅为9231万吨，而在1994～2000年间，国产铁矿石从2.5亿吨下降到2.1亿吨。

在此背景下，国外铁矿石巨头在中国开发市场自然备感艰难。

行业的极度低迷，为全球的铁矿石供应商提供了并购整合的难得机遇。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三家公司。

成立于1942年6月1日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于1997年率先开始推行私有化并大举兼并铁矿砂企业。2000年年初，淡水河谷不仅收购了SOCOIMEX公司，还收购了萨米特里矿业的全部股份。 至此，淡水河谷铁矿石产量占巴西全国总产量的80%。其铁矿资源集中在"铁四角"地区和巴西北部的巴拉州，拥有挺博佩贝铁矿、卡潘尼马铁矿、卡拉加斯铁矿等，保有铁矿储量约40亿吨，其主要矿产可维持开采近400年。淡水河谷成为美洲大陆最大的采矿业公司，被誉为巴西"皇冠上的宝石"和"亚马逊地区的引擎"。

在巴西以外，世界另一铁矿石产地澳大利亚同样不甘寂寞。其中的佼佼者是力拓矿业公司。力拓矿业公司1873年成立于西班牙，1954年，公司出售了大部分西班牙业务。1962～1997年，该公司兼并了数家全球有影响力的矿业公司，并在2000年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

目前该公司总部在英国，澳大利亚总部设于墨尔本，名列2003～2004年澳大利亚十大企业第9位。2004年，力拓矿业将部分非核心资产剥离出公司主体，最终实现纯利润增长86%，实现销售额28亿美元。在当时，力拓公司业务中，澳大利亚业务占45%，北美业务占40%，南美占5%，该公司的销售收入来源情况为：北美占28%，欧洲占23%，日本占22%，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4%，中国占5%，其他亚洲国家为14%。

2001年，铁矿商企业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并案。

BHP和比利登（Billiton）两家矿业公司合并组成了必和必拓（BHP Billtion）公司，其中，BHP持股58%，比利登持股42%，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源公司。

至此，国际铁矿业通过大规模兼并和收购，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2002年排名前3位的三大铁矿石供应商掌控了世界铁矿石70%以上的海运量。

完成高度垄断之后的铁矿石"三巨头"此时已是万事俱备，而迫切需要的"东风"也不期而至。

中国因素

"东风"是中国市场对铁矿石"井喷"式的需求，2002年是博弈胜负的转折点。

2002年5月29日，淡水河谷公司和德国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达成欧洲市场2002年新的铁矿石价格协议，其中精矿价格下降2.4%，球团价格下降5.47%。在此之后，5月31日，日本新日铁和川崎钢铁公司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就粉矿和块矿新价格达成协议。

此次价格谈判长达近半年的时间。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日本和欧洲钢铁企业表示，由于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因此要求铁矿石价格下调；而铁矿石供应商声称，铁矿石价格应合理上涨，因为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创历史新高。

这归功于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的大幅上扬。

2002年，宝钢的年产量已从建厂设计时的600万吨增加到2000多万吨。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铁矿石进口每年以20%以上的幅度增长。据统计，2002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15亿吨，接近当时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日本。2003年达到1.48亿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占到全球铁矿石海运量的27%左右，至此被称为"全球最大吸铁石"。

事实上，相对于日本和欧洲，2001年和2002年中国铁矿石FOB进口价格已分别增加8%和9%。

2003年11月，新一轮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再次举行，彼时，国际铁矿石供应巨头已经公开宣称：不论买家说什么，2003年的铁矿石价格必涨无疑，其理由是中国铁矿石需求强劲。最终供需双方以矿价上涨8.9%达成新一年的价格协议。

在此之后，铁矿石的价格涨幅一发不可收拾。2004年涨了89%，2005年上涨71.5%，2006年上涨19%，2007年上涨9.5%，2008年暴涨96.5%！而这几年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钢产量，从2002年的2.22亿吨增加至5.02亿吨，增长1倍多。在此期间中国生铁产量的增量约占世界生铁产量增量的97.0％，2008年中国钢产量占世界粗钢总产量的38％。相当于日本的4倍，美国的5倍，德国的11倍。中国钢企是世界铁矿石最重要的买家。

对于这场"东风"，三巨头其实蓄谋已久。

三对多的"战争"

高度的垄断，加上"井喷"式的需求，三大铁矿石巨头自然在谈判桌上掌握先机。

中国的焦炭出口量占世界的比例约50%，而中国焦炭的出口价格在2004年4月即已达到432美元/吨，而到2006年却下跌到130美元 /吨，即使到2009年，1～5月的平均出口价格也不过355美元/吨。如果参照铁矿石上涨7倍来计算，中国的出口焦炭价格现在最少也应该在2900美元 /吨。

除了客观的优势外，其中的谋略和机制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

现行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始于1981年，在近30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较为严格的规则。其一，"三对三"格局：巴西淡水河谷和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两拓）代表供方，中国宝钢集团、日本新日铁、欧盟钢厂代表各地需方，三大供方与三大需方以"交叉捉对"的形式展开谈判；其二，"首发—跟风"模式：供需任一对率先达成矿价协议，其他各方均无条件跟风接受此结果；其三，"长协、离岸价、同涨幅"原则：定价对象为长期协议铁矿石；计价基准为离岸价；定价方式为同涨幅，即同一品质的铁矿石各地涨幅一致，同一类型各品质铁矿石涨幅一致。

虽然形式上是三对三，但实际双方实力和规模并不对等。

其中，淡水河谷公司保有铁矿储量40亿吨；力拓保有储量是21亿吨；必和必拓公司保有储量约29亿吨，并另有未开发的C采区保有储量45亿吨。2005年，世界铁矿石海上贸易量达到6.36亿吨，三巨头分别占了38%、 25%和18%，其他22%的份额被较小的公司瓜分。

据统计，在2010年以前，预计全世界（不含中国）的铁矿石投资136亿美元，形成铁矿石生产能力2.7亿吨。其中三巨头投资108亿美元，形成生产能力1.92亿吨。2010年铁矿石供应量将达到9.38亿吨，比2005年增加2.67亿吨，其中三巨头占供应增量的78%，占铁矿石海运贸易量比重达到74%。

显然，因为高度集中，更容易在谈判中达成默契，往往三巨头都以一个声音出现。2006年在铁矿石谈判中，必和必拓和力拓曾经围绕10%～15%的涨幅与中方进行了多次研究和讨论。但自从淡水河谷公司公开报出了24.6%的涨幅后，两家澳大利亚公司就不再继续此前的讨价还价了。

目前全球前10大钢厂只占世界产量的25%。上述主要的钢铁谈判企业产能份额低，不具代表性，很难真正结盟。虽名义上仍是三对三的谈判，而实际上则是三（供方）对多（需方）的谈判。

2006年的谈判开始双方分歧较大，需方统一的口径是价格上涨约10%。而当5月15日， 淡水河谷公司和蒂森克虏伯公司达成涨价19%的协议后，需方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部接受了。

我国钢铁集中度更低，2004年前15家钢铁企业钢产量仅为全国钢产量的45%，目前，我国钢铁企业数量多达870家以上。2001年，中国从事铁矿石进口贸易的公司有173家，2003年增加到268家，到2004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变成了523家。

目前国内做铁矿石贸易的主要分三类：一是纯粹的进口商，自己没有钢铁企业，只是做铁矿石贸易，比如中钢集团，每年的进口量就大约有1000万吨；二是国内的一些大型钢铁企业，他们往往利用和国际铁矿石巨头的谈判地位，在满足自用的情况下，还会额外多进口一些铁矿石，获取贸易利润，如有一家大型钢铁企业2008年的铁矿石贸易量达到了700万吨左右，纯利润至少10亿元；三就是一些小的贸易商，进口后寻找国内买家。

国际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因为价格统一，所以它们并不愿意面对中国众多的中小钢企。只有宝钢等大型钢厂有能力与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企业签订长期协议，其余只能按高出其他两家长期合同定价近一倍的现货价从三大矿石供应商以外的印度市场购买。这就形成目前国内市场协议矿价和贸易矿价两种体系。

据中钢协统计，2004年从事印度铁矿石进口的企业达到了263家，共进口印度铁矿石5017万吨，占其出口总量的70%，平均每家企业进口量不足20万吨。海关资料显示，2004年澳大利亚矿石的到岸价格为42.8美元，巴西矿石为62.3美元，而同期印度矿石平均到岸价格为78美元，分别比前两处产地高出了46.9%和22.8%。

与中国相比，国际上主要产钢国的产业集中度远高于中国：在日本，新日铁等4家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的73.3%；韩国则由浦项集团等2家企业包办了该国钢产量的82%。这些钢企相对集中的国家，钢铁企业基本都可以拿到协议矿。

因为大量的高价现货交易存在，使得三大铁矿石商有足够的理由提高价格。

认识到中国铁矿石市场混乱带来的巨大损失，从2005年开始，中钢协开始规范铁矿石进口资质。

2006年12月28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在京联合颁发了《2007年铁矿石进口企业资质标准》（下称《标准》）、《关于推进铁矿石进口代理制的意见》两个文件规定："2005年度按海关统计进口铁矿石总量在70万吨以上的企业，可以独立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自营进口量在30万～70万吨之间的企业通过自行组合达到合并进口数量70万吨及以上的，可以合并申请一个进口资质。"

此前的2005年5月，有进口资质企业已经由500家缩减至118家，《标准》于2007年2月1日开始实行，只有90家钢铁企业和贸易公司有进口资质。

但实际情况是，"蛇有蛇道"，缺乏进口资质的铁矿石进口商还是能用一些手法规避这一规定。

金岭铁矿控股的铁鹰钢铁公司年产钢铁70万吨，因整顿失去进口资质。但其实并不影响其跟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它仍然自己和国外铁矿石供应商谈，谈定后，委托国内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倒一下手，办一下进口手续，花一点手续费罢了。

由于以前在国内累积了一定数量的"忠诚客户"，同时也拥有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的稳定的渠道，因此许多中小铁矿石贸易商开始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海外离岸公司。他们会在从国外拿货后，委托国内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倒一下手"，然后再卖给钢厂。

作为规范的一部分，2005年，上海宝钢集团被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指定为矿石谈判中国方面的唯一代表，以期实现中国钢铁企业用一个声音讲话。

但最终的谈判结果表明，这只解决表面问题，其他钢企和贸易商并不认同和配合这种模式。因为，对大多数大型钢企而言不像宝钢有较多国外矿山的资源，进口铁矿石占原料成本比重不同，且与宝钢存在竞争关系，众多小的钢企根本拿不到协议矿，谈定的协议矿价格事实上和它们没有直接关系，而贸易商关心的不是价格涨幅，而是他们从中可赚取的差价。

除了本身高度垄断的优势外，三大铁矿巨头常会一致采取协同策略，逼中国钢企就范。

第一招，以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为代表的三大矿山放弃限产保价，全面向中国市场低价倾销。一方面，打压印度矿、中国本土矿，抢占中国市场份额，消化库存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摸清中国市场的"底儿"。

第二招，抬高现货价格。毕竟，低价倾销不是三大矿山的最大利益，量价齐升才是得胜之道。2009年5月底，力拓与日韩钢厂达成协议，尽管这个价格与中国要求40%～45%的降幅相比还有距离，但外矿并不急于求成，他们要看中方的态度。另外，力拓、必和必拓开始收缩对中国市场的现货供应，同时全力爆炒海运费，两大措施一起用力，抬高中国现货价，缩小长协矿与现货矿的价差，瓦解中国钢厂的攻势。

在谈判时机上，在2006年之后，三大巨头都选择在5月、6月中国传统的钢材市场旺季开始谈判。此时，钢价上行，铁矿石需求较旺，这将使得三大矿山推高现货矿价格的企图短期内得到市场支撑。如果中方妥协，这意味着长协矿全年将以旺季价格销售。2008年，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个月，中国被迫接受了65％的涨幅。

同为澳大利亚的企业必和必拓和力拓虽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但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巴西的淡水河谷又会经常结盟。主要措施就是拉高海运费，放大淡水河谷海运距离长的劣势。如在2009年6月2日前的15个交易日内，巴西至中国的海运费涨幅高达一倍多，而巴西、澳大利亚至中国的海运费价差从10美元/吨被拉大至25美元/吨。从到岸价来讲，这意味着澳矿将比巴西矿增加25美元的战略优势。对中方来说，澳矿毫无疑问会成为首选的矿石原料。

滚滚财富

矿价谈判实质是，铁矿石供应商与钢铁企业如何平等分摊钢铁产业链的利润。钢铁业萧条时，矿价下跌；钢铁业兴旺时，矿价上涨。谈判地位的悬殊，自然造就谈判双方不能公平分摊钢铁产业链的利润。

2002年至2008年期间，铁矿价格突破之前十多年徘徊在16～20美元/吨的价位区间，价格6年一路暴涨， 2008年达到170美元/吨，仅仅6年的时间就上涨7倍。

相比铁矿石价格，钢材涨幅小得多。当前的价格与1999年1月份相比较，铁矿石涨价已达256%，而钢材价格只上涨了156%。

据海外研究机构对世界主要铁矿公司生产成本分析，2002年，国外主要矿业公司铁矿平均离岸成本8.5美元/吨，其中，澳大利亚、巴西铁矿石成本最低，平均离岸成本为6～8美元/吨。

低廉的成本，居高不下的铁矿石价格，成就了国际铁矿业滚滚而来的利润。据力拓公司公布的数据，2002年铁矿石产量9095万吨，铁矿石净利润4.58亿美元，2008年毛销售额为580.65亿美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长73.2%。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创223.17亿美元，同比增长60.3%，净利润为36.76亿美元，是2002年的8倍。其中，从中国市场铁矿石销售中获得超过600亿元的收益。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自2004年以来，由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连续暴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已经从中国攫取了正常利润以外的7000亿元财富，这个数字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

（43）

澳大利亚首富中国造

在此期间，造富运动最为神速的并非三大铁矿石巨头，而是另有其人——澳大利亚人安德鲁·弗利斯特。

47年前的1962年，西澳大利亚州首任总理的曾孙安德鲁·弗利斯特出生在与世隔绝的西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的农场中。20世纪80年代，这个从小放牧牛羊长大的男孩，成为悉尼的一名收费高、开豪华摩托的股票经纪人。

安德鲁·弗利斯特最早涉足采矿业，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安德鲁·弗利斯特成立了一家名为阿纳康达镍业的公司，并向股东们给出了极高的预期。不过这个有显赫背景的股票经纪人，由于没有兑现其向股东承诺的"支票"，不久就被大股东一脚踢开。

在矿业与股票经纪之间游走10多年之后，2003年11月，铁矿石供需双方以矿价上涨8.9%达成新一年的价格协议，结束了长达10多年的跌势，其理由是中国铁矿石需求强劲。在此时，安德鲁·弗利斯特发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商机——把铁矿石卖到中国。

问题是，他手头还没有铁矿山。2003年，安德鲁·弗利斯特以840万澳元收购了澳大利亚联合矿业加工公司47%的股份，并更名为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然后提出了总投资18.5亿澳元、预定年产量4500万吨铁矿石的皮尔巴拉（Pilbara）铁矿和基础设施项目。

当时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全部市价不足2000万澳元，要撬动18.5亿澳元的投资项目，安德鲁·弗利斯特首先要做的是找到投资人。精明的安德鲁·弗利斯特敏锐地发现，此时由于中国钢铁产量的飞速增长催生了铁矿石巨大的需求缺口，很多中国钢铁企业为获得铁矿石资源不惜预付货款，而这正是安德鲁·弗利斯特所需的铁矿石买家和投资人。

自此，安德鲁·弗利斯特来到中国，开始向中国各大钢企描绘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美好未来。由于铁矿石的紧俏，游说很快就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2004年10月，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与河北文丰钢铁有限公司签署长期购货合同，约定在20年内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每年向文丰钢铁出售200万吨铁矿石，为此文丰钢铁向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支付了1000万澳元的预付款。同月，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又与江苏丰立集团、江西萍乡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长期供货合同，同样规定中方企业需要提前预付大笔款项。

2005年10月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和中国4家钢企签订了750万吨铁矿石销售合同，11月和6家中国钢企签订800万吨铁矿石销售协议，12月，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公司又向5家钢企出售了500万吨铁矿石。在2006年3月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再次与6家中国钢企签订了640万吨的销售协议，随后又向中国企业出售了300万吨。2007年3月，宝钢股份与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签署长期供货协议。根据此协议，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最多向宝钢每年提供2000万吨铁矿石，其中首期生产的4500万吨铁矿石中，宝钢股份将购买500万吨。

至2006年7月，福特斯克金属集团4500万吨的年产量，已经被卖掉了88%。但直到两年后的2008年5月，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才挖出第一块铁矿石。截至2009年7月，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已经和35家中国钢铁企业签订了10年的供货合同。

来自中国的长期订单帮助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在2006年7月宣布，美国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同意出资3亿美元，购买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约10%股份，并向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提供一笔为期13年的1亿美元贷款。之后，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进一步通过发债融资19亿美元，解决了其前期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

就是这样一家还没有挖出铁矿石的公司，由于"中国需求"概念使得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长期订单异常值钱，股价一路走高，从2004年年初的0.1澳元，到2006年7月的股价已经上涨到9澳元左右，2007年12月21日达到历史高点62.86澳元。

2008年3月，安德鲁·弗利斯特，凭借还没有挖出铁矿石的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公司以94.1亿澳元的个人身家坐上2007年澳大利亚富豪头把交椅，这也是澳大利亚25年评比历史上最高的财富。

自2008年5月向中国运出第一船铁矿后，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股价继续上升，2008年6月份总市值358.32亿澳元，安德鲁的个人财富也飙升到128.95亿澳元（持股36%），达到其人生的顶峰。

信任危机

可以说从一开始，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就是建立在"中国需求"的基础之上，他的财富神话也建立在中国需求之上。

如今这个神话的基础已发生动摇。

巨大成功使得安德鲁·弗利斯特对未来市场做出超乐观判断，2008年6月，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发表的增长计划显示，皮尔巴拉的铁矿项目首次将铁矿石年产量翻三番至1.6亿吨，而非一年前宣布的翻一番。

在扩大产能的同时，安德鲁·弗利斯特也开始着手建设160英里铁路项目，以便将矿石从云溪矿区运抵黑德兰港，该项目造价约20亿美元。同时，他每年必须为其发行的垃圾债券付出2亿美元的利息，如果该工程延误，现金流转就会吃紧。

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创始之初，其资产仅有开矿权，安德鲁用储备量和勘探结果向中国卖出矿石订单，签到长期协议，并拿到资金后，才开始进行采矿。因此长期协议和订金便成为公司的命脉，而在2008年年中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原先利用中国钢铁企业对铁矿石的强烈需求"卖期货"，再用手中的中国订单向欧美市场融资进行矿山开发的策略已失效。

2008年12月19日，由于公司现金缺乏，安德鲁·弗利斯特用370万澳元股票支付给承包商。

对于股权，安德鲁·弗利斯特原本十分珍惜。早在2004年中资钢企便有意入股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但由于中方要求控股，但安德鲁·弗利斯特意在中资参股，双方不欢而散。

直到现在，安德鲁·弗利斯特依旧不断地向媒体放风，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仍欢迎中国企业入股。但自认聪明的安德鲁·弗利斯特与中国钢企的谈判策略是，他让你觉得，只与唯一的钢企谈判，但实际上却同时与多家机构在洽谈，而这终究会被发现。

2008年12月22日，一位中国的投资银行家公开表示，中国的投资者已开始怀疑安德鲁·弗利斯特和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诚信问题。消息出来后，当天，福特斯克金属集团遭到了3年内的最大跌幅，一天之内蒸发了近21%的市场价值，以1.715澳元收盘，安德鲁·弗利斯特的个人财富一天之内也缩水了4.5亿澳元。

2009年1月30日开始，在遭受质疑后似乎沉寂数日之后，安德鲁·弗利斯特以中报公布为契机，在墨尔本的一个矿业俱乐部集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经济复苏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经济增长随时可能加速。他预测全球铁矿石市场有可能在2009年触底反弹。他说，2008年11月份中国政府公布了一个总金额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9156.4亿澳大利亚元）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有可能使中国对铁矿石需求出现恢复性增长。

然而，数据统计显示的结果并不乐观。据万德资讯的最新统计，截至2009年2月4日，中国32家钢铁上市公司中，有19家发出业绩下滑50%的预警，5家确认亏损。中钢协一位负责人也透露，2008年12月，全国71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额达到291亿元，部分大钢企亏损额达百亿元。

报告期内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虽然实现赢利10.97亿美元，但并不被专业机构认可。

2009年1月21日，摩根士丹利发布了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最新的推荐评级：减持，并且预测目标价格1.03澳元/股，净现值1.60澳元，预计股价将下跌49%。

摩根士丹利最为看空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理由是，预计钢铁需求萎缩会导致铁矿石市场需求疲软和福特斯克金属集团高昂的固定成本。摩根士丹利认为，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在2009年将面临众多严峻考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升产能到满负荷生产和售完所有可用的铁矿石产品。由于市场需求不旺，估计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在2008年第四季度约有400万吨库存。

除此之外，摩根士丹利还认为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业绩报告存在如下四方面的硬伤。

硬伤一：利润源自会计处理，而非运营结果。中报显示，福特斯克金属集团2009年中期实现销售收入14.6亿澳元，销售毛利6亿澳元，若扣除财务支出（主要是利息支出）和行政支出3.8亿澳元，实际经营利润仅2.2亿澳元，而不是10.97亿澳元。奥秘在于在会计处理上，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对该等债券的面值由2008年6月30的40亿美元重估为2008年12月31日的21.8亿美元，该调整导致公司在报告期内增加利润收入20.4亿美元，这成为其中报利润的主要来源。若剔除此因素影响，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中报报告期间实际亏损9.43亿美元。

硬伤二：严重资不抵债，现金流面临断裂风险。中报显示，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总债务为66.3亿澳元，总资产为60.9亿澳元，资产负债率达109%。中报显示，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现金储备的结构已经由2008年9月30日的6.24亿澳元下降至2008年12月31日的4.4亿澳元，且现金储备的结构不甚合理，且并非经营所得，未来现金流风险非常大。对于这一点，在2008年12月22日，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支付给一家承包商360万澳元的股份（计150万股份）以偿付商品款可以得到佐证。

硬伤三：现金流紧张，可能已经导致其产能扩张计划推迟。中报在说明次级长期债券的面值重估的理由中有"反映公司Christmas Creek及Cloud break项目年产能增至1.6亿吨的扩建项目预计延迟的修正产量"，反映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可能由于对铁矿石需求预期的下降以及现金流的压力，重新审视其产能扩张计划。根据惯例，福特斯克金属集团面向投资者发行的高级债券一般是在每年的3月1日和9月1日支付利息，中报显示，其截止2008年12月31日的6个月内将支付高级债券的利息高达1.39亿澳元。因此，其在2009年3月1日可能将面临巨额的利息偿付压力。

硬伤四：海运合同可能引发巨额法律风险。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在2008年大量采用CIF价格方式与中国公司签署铁矿石销售合同，但由于中国公司对铁矿石需求量的下降导致其交货的数量下降，所以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与船运公司签署的租船合约面临极大风险。

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于2008年12月5日宣布，鉴于市场环境的不可预见性，决定暂停或终止所有COA（长期租船合同）和CVC（连续租船合同）合同。一些船东就目标公司是否有权这样做提出质疑，并向英国仲裁机构提起了一系列索赔请求，类似请求亦在美国被提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已有共计204万美元被冻结。虽然福特斯克金属集团预计以这种方式被冻结资金的总价值并不大，但据有关人士分析，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绝大部分已经签署的船运合约是在船运价格处于高位时签署的，而且大多是10年期的长期合约。因此，该部分船运合同的风险较大，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未来将可能遭遇诉讼索赔3亿澳元巨额的索赔。

2009年2月4日，福特斯克金属集团与Bocimar国际公司签订合同，约定2009年12月31日按加权市场平均价发行2200万美元的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股票，其条件是Bocimar立即停止了对福特斯克金属集团采取的仲裁，双方同意不再向对方进一步索赔。

2009年2月，安德鲁·弗利斯特这位"澳大利亚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停留在17亿澳元，距其最高峰时的128.95亿澳元，财富缩水达90%。

同一时期，澳元兑人民币也从1∶ 6下降到1∶ 4.648，这让西澳大利亚的资源企业短期涌现出较多合并与收购的机会。

雪上加霜的是，2009年一季度国内市场上的巴西现货矿价格同比跌幅超过40%，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期货"对中国企业吸引力日益降低，而欧美市场上资金紧张的局面限制了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再次融资的可能。

2009年2月23日，视股权为生命的安德鲁·弗利斯特破天荒地接受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入股。华菱出资5.58亿澳元认购福特斯克金属集团2.25亿股新股，并同时向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股东、美国对冲基金Harbinger Capital Partners购买2.75亿股福特斯克金属集团股份。此后，华菱又追加认购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新股3500万股，对福特斯克金属集团的投资总额达到12.718亿澳元，持股比例也达到17.40%。其中，入股价2.37澳元比当时市场价折价16%。

从2009年5月开始，安德鲁又开始他繁忙的中国游说之旅，不过这一次是并不是销售铁矿石，而是兜售股权。一个月的时间内， 他已分别接触了多家中资企业，包括宝钢股份、首钢股份、武钢股份及中国冶金建设集团。

（44）

中国的铁矿石主要来自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三大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的主要矿山在巴西，必和必拓和力拓的矿山在澳大利亚，都来自地球的另一边，而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只能是海运。海运费是构成铁矿石成本的重要一环，而目前海运费价格涨跌的命门仍掌握在别人手里。

中国驱动力

铁矿石海运属于干散货运输，铁矿石的运价取决于国际干散海运市场。

20世纪90年代，国际干散海运市场运价取决于谷物、饲料和煤炭市场，运价通常在谷物和煤炭市场的淡季（夏季）下滑，而在谷物集中付运的秋季上扬。进入21世纪以后，铁矿石替代了谷物成为市场主要驱动力。铁矿石海运量在三大主要干散货物（矿石、煤炭、谷物）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36%上升到2008年的43%，过去7年中，随着钢铁产量的飞速增长，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累计增长了70%，超过了所有其他干散货：动力煤50%，炼焦煤11%，谷物8.7%。

2001年至2007年的7年间，中国进口铁矿石增长了366%，亚洲其他国家仅增长了10.6%，欧洲增长了0.07%，美国进口量甚至大幅下降了32.4%，20世纪90年代，欧洲、亚洲进口量平分秋色的局面已经彻底改变。由于中国因素，2007年亚洲进口量已是欧洲的3倍多。中国进口铁矿石达到了全球海运贸易量的49%，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15%。

从2004年开始，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海运增量，始终占全球铁矿石海运增量的80%左右。

通常情况下，干散货海运市场会在5月后回落，但2008年并没有出现，铁矿石运输需求将海运市场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位，BCI指数在5月突破万点大关，三大船型运价指数均创历史新高，巴西至中国运费达到110美元/吨左右，为矿石成本价格的140%～145%。

虽然2008年年初干散货海运市场经历了雪崩式暴跌，但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预期，促使中国买家倾巢而出，推动市场气势如虹地反弹飙升。2008年世界铁矿石海运贸易量增加7000万吨左右，增长率9%，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国。

因为铁矿石需求量大增，也造了从2004年开始到2007年年底海运市场的一轮超级大牛市。

干散装货物运输的最重要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altic Exchange DryIndex，BDI）从2004年以来连创新高。2003年，BDI指数还只有不到3000点，而到了2004年，该指数翻了一番，达到6000点以上。从2004年到2008年，BDI指数继续一路攀升， 2008年5月20日，在经历大幅震荡后BDI指数连续多日扶摇直上，续写历史新高，创下了11793点的历史最高点。

海运博弈

进口铁矿石与供应商签订的价格是离岸价，而不是到岸价，其计算公式是：到岸价＝离岸价＋运费（包括运输途中的保险费等）。如果海运费高涨，即使离岸价微涨，到岸价也会很高。如同铁矿石一样，虽然中国钢企是铁矿石海运最大的需求者，但海运费的定价权仍掌握在三大铁矿石巨头手中。

其中，必和必拓和力拓同是铁矿石的大型卖家，他们不仅有自己的船队，同时也参与海运期货和现货的交易。力拓、必和必拓以及淡水河谷三大公司占据了全球铁矿石海运量超过72％。

铁矿石海运船不同于一般的货运船，在运量上有特殊的要求，一般都不少于15万吨或20万吨。截至2007年11月，全世界724条海运船中，中国只有30条。中国进口铁矿石量占到世界的46％，但中国的海运能力只占世界的4％。

2007年铁矿石谈判最终将长协矿的铁矿石确定涨幅为19%，是2003年以来比较低的一年。国内钢铁企业原本寄希望于海运费下跌，以缓解2007财年铁矿石上涨的压力，结果却事与愿违，海运费如"火上浇油"般愈蹿愈高。

从巴西和澳大利亚到中国的铁矿石海运价格更是屡屡刷新历史记录。

2007年的1月至4月，由于全球排名第1的海运企业马士基航运和排名第9的韩进海运，先后宣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提价，涨幅超过15%，海运费稳步上扬，运费进入上行通道；在5月至6月，海运费出现短期回跌，并创下年内新低；而在7月之后忽然大幅飙升。2007年年底，巴西图巴朗港至中国北仑、宝山港海运费甚至创下每吨96.163美元的历史高价，一年中就上涨了一倍多。如果再追溯到几年前，国际铁矿石海运费已经涨了好几倍，而2007年，中国铁矿石进口价格也才上涨9.5%。2007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为3.83亿吨，按平均运费比2006年上涨25美元/吨计算（实际要远高于这一金额），海运费成本就增加1000亿美元。

在2007年9月，铁矿石国际海运费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巴西图巴朗至中国北仑的铁矿石海运费为71.62美元/吨，比年初上涨37.979美元/吨；西澳至中国北仑的海运费为27.58美元/吨，比年初上涨11.81美元/吨，涨幅分别为112.9%和74.89%。2005年5月，巴西至中国的铁矿石海运费曾跌落至17美元/吨。

海运费价格飙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2007年7月必和必拓以19万美元的日租金租下了一条17万吨级的运输船，当时市场该级别船的普遍价格还停留在18.5万美元。

"三巨头"在每年的铁矿谈判前惯用的伎俩是：铁矿石谈判前，矿企一般都会期租干散货船，不断拉抬海运费，造成运力紧张局面，同时也造成铁矿石需求旺盛的景象。

2009年6月2日左右，同样在铁矿石谈判期间，同样是传出力拓公司高价大量租船的消息。当天，巴西至中国的海运费为45美元/吨，而5月1日的运费为18.728美元/吨，一个月涨幅达到140%以上。同样，6月2日，西澳至中国的海运费为20.414美元/吨，较5月1日7.172美元/吨的海运费，一个月上涨幅度高达184%。

高运费已成为中国钢铁业的沉重负担，中国每年钢铁原料和成品钢材的海运物流就达4.4亿吨。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07年一季度，国内78家大中型钢铁企业由于海运费的上涨，相关成本比2006年同期上升32.68%。目前，从巴西运到中国的铁矿石每吨只有20多美元，但海运费却要70美元，占到进口铁矿石到岸价的77%。运输成本的高企，垫高了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并直接导致了钢铁产品出厂价格的上升。

但是，同是铁矿石需求大国日本却并不因海运费的上涨而苦恼。因为，日本的钢铁企业多数与船运公司签订了长期协议，能拿到更便宜的海运价格。通常，日本的长期租船协议比例占据了70％，这也给投机者留下的炒作空间很小，价格自然难起泡沫。

反观中国，大部分企业仍然大量采用现货招标租船方式。只有宝钢、武钢、沙钢等少数大企业，签有一些长期合同，运量仅占全国进口铁矿石的15％左右，其他大部分钢铁企业小而分散，既没有与大船东对话的实力，也错过了签订长期合同的最佳时机。

实际上，日本钢铁行业和海运行业的重要企业，甚至造船企业，都是互相交叉持股的利益共同体，同属共同的财团成员，即使涨价也是钱从左手移到右手，对整体利益没多大影响。

世界航运市场目前仍基本掌控在少数几个航运大国手中。前10名依次为希腊、日本、德国、中国、挪威、美国、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英国。2008年，船队新增运力最大的依次是日本、希腊、德国、中国。

主要运送铁矿石的散货船领域，日本占有绝对优势。截至2007年，日本占该型船世界新增运力总量的比例达48.7％。

其中商船三井和日本邮船在业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按照其发展规划，2010年，商船三井航运船只数将增加24％，扩充至1000艘，包括从其他船主租借的船只在内。另外，日本还打算在2012年度之前再追加200艘，建立1200艘的规模。日本邮船与川崎汽船也不断增加船舶投资， 2009年度将增加3成，达到约2500艘。

虽然中国也是航运大国，但铁矿石专业运输船型偏小。目前承运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最大船型在16万吨左右，有的还用7万吨的巴拿马船型承运，这对于从巴西和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的航线来说，绝对不是经济型船型。

显然，如果不能解决铁矿石海运费过高的问题，中国钢铁企业原本就不高的利润将被铁矿石巨头与国际海运巨头共同瓜分。目前，海运费已经处于过高的水平，进口铁矿石的到岸价几乎已经超过了国内市场的现货价。铁矿石海运费成为牵涉到中国钢铁企业生存的大问题。

瓜分海运费差价

从2007年开始，由于海运价格的大幅提升拉大巴西至中国和澳大利亚至中国的运费差距，而这使得三大铁矿巨头一致的利益从2008年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

2008年2月22日，代表中国谈判的宝钢集团率先接受淡水河谷与日本新日铁等钢铁公司达成的2008年度铁矿石矿价协议：品位65%的南部粉矿，基准价格上涨65%，品位67%的北部卡加拉斯粉矿，基准价格上涨71%。

但不同于以往的是，淡水河谷公布的谈判结果并没有得到必和必拓和力拓的认可。力拓和必和必拓这两家澳大利亚矿企与位于巴西的淡水河谷有着迥异的诉求。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巴西和澳大利亚运往亚洲的铁矿石运距相差1倍多。

2007年年初，从澳大利亚和巴西图巴朗至北仑港的海运价格在年初分别为15.8美元/吨与33.6美元/吨，到了年末，这两个价格分别涨至34.9美元/吨和81.1美元/吨；两条航线年内涨幅分别为106.5%与115.2%，均远超2007年度长期矿价9.5%的涨幅。

若以平均到岸价格计算，2007年全年，巴西矿石均价约为108.74美元/吨，澳大利亚矿石均价约为76.46美元/吨。

因为如此大的差价，澳大利亚矿石供货商力拓和必和必拓都认为，由于海运费的问题，使得澳大利亚矿石供应商供货的实际价格过于便宜。它们希望中方能给予补偿，或者将铁矿石进口计价方式改为到岸价格，然后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寻求便宜运力，从而间接提高铁矿石的出口价格。

由于海运费的因素，淡水河谷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为此，淡水河谷有动力率先与钢企签订协议，以谋得主动。

最终在2008年6月23日晚，力拓与中国钢企达成PB粉矿、杨迪粉矿、PB块矿的价格涨幅分别是79.88%、79.88%和96.5%。2008年7月4日，必和必拓的纽曼粉矿、杨迪粉矿和纽曼块矿将在2007年基础上分别上涨79.88%、79.88%和96.5%。新的2008矿石年度价格必和必拓纽曼粉矿、杨迪粉矿和纽曼块矿的基准价格分别为1.4466美元/干吨度、1.4466美元/干吨度和2.0169美元/干吨度。

在2008年7月17日，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已与欧洲钢企达成2008年度铁矿石合同价格，所接受的价格涨幅低于他们先前与亚洲达成的涨幅，而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与安赛乐米塔尔早前确定的卡拉加斯粉矿涨71%是一致的。

这事实上打破了之前长达28年的"一方谈定，其他各方必须接受"的谈判规则。

2008年亚洲钢企同意澳矿更大涨幅实际上已承认了"海运费差价分享"的理念，但亚洲钢企和澳大利亚矿山各自分享的比例仍有分歧。

按海运费差价分享理念，巴西供欧洲的合同矿也应比澳大利亚供欧洲矿有更高涨幅，但去年两者涨幅相同。因此2009年度谈判，巴西矿山可能不急于达成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标杆价格"。

为解决海运费差价问题，减少这些年谈判的"对抗性"，有的澳大利亚矿山正力推铁矿石价格指数，更牵涉到定价机制的彻底改变。因此，解决定价机制和海运费差价分享比例问题将是新年度铁矿石谈判双方必须解决的课题。

为了更大限度地分享海运费差价，2008年铁矿石在谈判初期，三大铁矿石甚至提出以到岸价格对2008年的铁矿石进行交易，由铁矿石卖家来承担海运业务，该项提议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意味着宝钢、首钢等钢企的海运权将落入铁矿石卖方的手中。

中方自然不会在海运费上对铁矿石卖家作出让步。但问题的关键，谁具有海运费的定价权，那么谁自然才会有话语权。

（45）

十分之一铁矿石进口份额

2003年，当澳大利亚福特斯克金属集团公司因为铁矿石需求量和价格狂飚开始其造富传奇的同时，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嘉鑫控股集团也开始财富神话之旅。

嘉鑫控股集团的缔造者，是后来被称为"钢铁公主"的陈宁宁。

1971年，陈宁宁出生于北京西城区大茶叶胡同33号的四合院。之所以后来被称为钢铁公主，除了她后来从事中国钢铁命脉的铁矿石进口业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不逊于澳洲首富安德鲁·弗利斯特的显赫出身。

陈宁宁的外祖父吕东从1964年5月起出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1977年复出后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为航空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1982年又调任经委主持工作。

陈宁宁与其父亲陈晓谷和母亲吕慧居住在其外祖父所在的四合院的小厢房里，陈宁宁的床只能支在客厅，一台雪花牌落地扇就是这家人"最大的财产"。

其父亲陈晓谷在1988年前曾担任机械工业部部长秘书，1988年，18岁的陈宁宁跟随父母举家迁往美国旧金山。

1990年，陈宁宁在纽约理工学院攻读MBA，读书期间即进入基金公司Prudential Securities Ltd实习。1994年，陈宁宁毕业后即进入这家公司工作。在求学期间，陈宁宁已展现出过人的商业头脑和天赋。在刚开始工作时，曾经有一个男孩追求她，当后者表达爱意时，她要求对方不要送钻戒，而是送给她一只股票，因为这支股票的成长性非常好。

1995年，24岁的陈宁宁毅然放弃基金公司的优厚待遇，与其母吕慧二人在中国香港成立嘉鑫控股集团，注册资本为2250万美元，各持股50%，主要从事矿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当时正值世界范围内钢铁业低谷，原来铁矿石的最大的几个需求地美国、欧洲、日本纷纷减产。此时，澳大利亚以及巴西的铁矿石供应商都将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钢铁大国中国。

当时国内钢企，除了宝钢有少量铁矿石进口，基本都是自给自足。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国外铁矿石供应商经常求助于钢企的一些上级部门或与之接近的人士为其引荐。

由于工作关系，许多冶金部和物资部的工作人员都为海外铁矿石供应商和国内钢企牵线搭桥，后来很多人由此"下海"专门从事铁矿石贸易。

1998年陈宁宁大举进入内地市场。最初的业务开展并不顺利，钢企都是大国企，不仅建立稳定业务关系难，而且往往发货容易要账难，人脉关系非常重要。为了笼络中国钢企购买铁矿，国外铁矿石供应商除了给回扣，还有按购买量给一定比例的返利，甚至会主动送给中国钢企一些矿山的股份，但因担心承担亏损，往往被许多钢企拒绝。

但独特的学识和家庭背景，让陈宁宁在这一行里如鱼得水。

除了经营铁矿石贸易，陈宁宁还利用在美国资本运作的工作经验，经常向处于困境中的国内钢铁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国内钢铁企业资金周转不畅的时候，她就帮忙垫付资金或者进行上市辅导。

1997年，嘉鑫与稀土高科发行上市，作为3家发起人之一，嘉鑫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至今仍拥有12.14%股权。

2002年12月，嘉鑫控股子公司北京嘉鑫新世纪科贸发展公司与韶钢集团及其他3家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深圳市粤钢松山物流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韶钢集团与嘉鑫分别持股30%，其主要业务就是为韶钢集团提供生产资料服务。

此时，韶钢集团进行技术改造，产能已由之前的60万吨激增至300万吨，需要进口大量铁矿石，而韶钢集团本身并没有进口渠道，300万吨进口铁矿石均由嘉鑫提供。

2002年7月，嘉鑫与唐钢集团共同投资组建钢鑫公司，钢鑫公司投资总额为9417万美元，注册资本3614万美元，唐钢集团与嘉鑫分别出资2710.5万美元、903.51万美元，分别持股75%、25%，主营生产、销售镀锌及铝合金板、涂层板。

到2003年的8年间，嘉鑫控股在铁矿石贸易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2003年，除了宝钢以及鞍钢和本钢等拥有自己矿山的排名前一二位的钢企外，国内主要的钢企都成为其重要的客户。2003年，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量达创纪录的1.48亿吨，嘉鑫占据1/10即1400万吨左右。

虽然嘉鑫可以拿到价格较为便宜的"协议矿"，而韶钢集团通过嘉鑫进口的铁矿石并没因此享受到优惠价格。据国金证券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年底，韶钢进口铁矿石的价格是全国44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到厂价加权平均值的1.4～1.6倍。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3年进口铁矿石平均到岸价约为32.78美元/吨，当年嘉鑫铁矿石销售额为5.6亿美元。2006年，进口铁矿石平均到岸价已升至63.67美元/吨，照此计算，1400万吨的铁矿石贸易额将为嘉鑫带来10.8亿美元的年销售额。 至2003年9月，嘉鑫控股净资产已增至5.43亿美元。

为了降低进口成本，2005年韶钢集团成立韶关钢铁（香港）有限公司，力图自己进口铁矿石，但2006年在全部293万吨的进口铁矿石中，仍有约100万吨的铁矿石通过嘉鑫进口。

上下游通吃

"随着国内铁矿石的大量开采，贸易商的日子越来越难过。2005年的时候每吨铁矿石能赚10美元左右，扣除手续费，每吨还能赚8美元左右。从2006年7月份以来，每吨铁矿石平均只能赚2～3美元，再扣除手续费，基本上不赚钱。"对于目前铁矿石贸易商的境遇，有位铁矿石贸易商如是表示。

但这对嘉鑫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嘉鑫已经转型，由之前单纯依靠铁矿石贸易，向上下游延伸，涉足钢铁产业链。

2002年12月25日，嘉鑫投资7060万元，获得津西钢铁发行的6490万股新股，占比28.4%。借此，津西钢铁变身为外资企业。2003年7月，嘉鑫又以3216万元再次认购2190万股，持股比例上升至38%。后经换股，嘉鑫持有了津西钢铁控股的中国东方集团29.2%的股份，其付出的总成本约为1.03亿元。

2004年3月2日，中国东方集团在香港挂牌上市，首日最高价曾摸高至3.65港元，总值达到102亿港元。按其持股比例计算，上市当日，嘉鑫的持股市值已近30亿港元，当初投入的1亿多元增长了29倍。

2005年3月，陈宁宁曾计划以1.6亿美元受让石家庄钢铁公司28%的股份，后因中信泰富加入，因而决定转投邢台钢铁公司。最终以香港BNI公司的名义以1.5亿元现金获得邢钢26%股权。

陈宁宁深知铁矿石贸易并非长久之计。

2005年当嘉鑫铁矿石销售达到1500万吨时，已经碰到了自己无法超越的极限，钢铁企业与铁矿石商的直接贸易在不断削弱中间商的作用，而中钢集团、五矿集团、瑞钢联等中国国有企业的贸易量亦超过嘉鑫。

早在2002年，陈宁宁就开始向实业领域转型。嘉鑫与中国台湾太阳保险代理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嘉信保险代理公司；在河南周口成立华嘉镁业有限公司；在安徽古井集团改制时，嘉鑫还参与收购古井集团。

一度控制着中国铁矿石进口10%以上的份额（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型钢铁企业都有过从其手中购买铁矿石的经历），并且因为上述一系列在中国钢铁业发起的收购和整合行动，陈宁宁被称为中国的"钢铁公主"。

神秘"公主"

"2006胡润女富豪榜" 上陈宁宁排名第二，时年35岁的陈宁宁与其母亲吕慧掌控的嘉鑫控股财富高达65亿元。

虽然此后的陈宁宁一直是各类富豪榜的常客，但由于其行事低调，一直保持神秘的色彩。

陈宁宁几乎从不接受采访。在仅有的几次面对媒体时，她都会让律师在现场，或者通过远程视频让香港律师监控整个采访过程。当记者问了她认为不合适的问题时，采访就会被打断。

即使在陈宁宁拥有的嘉鑫集团内部，她也表现出这种神秘感。公司大部分员工都难以知晓她的行踪，很多事务沟通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她也极少与员工共同娱乐。

位于北京东长安街北侧的中纺大厦5层是嘉鑫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所在地。狭小的门厅，因陈旧而略显发白的公司标识，办公区廉价的桌椅，甚至没有隔断，很难让人想象这是一个超级女富豪的大陆办公所在地，与嘉鑫控股的创业神话形成鲜明反差。

只有为数不多能够接触到其本人的人模糊地勾勒出大致印象：面容清秀、文静。由于陈宁宁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和工作在中国香港和海外，以至于尽管她生长于北京，但普通话并不标准，常常带有港音，十分有主见，非常聪明，反应非常快。与其谈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她马上就会知道对方要说什么，并且会提出非常到位的问题，很快会互动起来。典型的工作狂，她经常在国外跑，没听说她有什么爱好。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陈宁宁有聪明、柔和的一面，但在其合作者眼中，其特殊家庭出身所表现出的清高同样明显。

在2002年至2007年，5年的时间里，嘉鑫控股一直是东方集团钢铁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作为公司董事的陈宁宁与董事长韩敬远并不熟悉。5年间的19次董事会议，她只参加过两次，与董事会的沟通主要通过律师函。

东方集团的领导层普遍认为，陈宁宁过于清高，资本思维和特殊出身都让其经营风格显得过于凌厉和刻板，而这种生硬而缺乏亲和力的沟通方式导致双方的合资行动的最终破产。

争夺东方集团

陈宁宁与韩敬远交恶的直接导火索是双方对津西钢铁委托嘉鑫控股进口铁矿石代理协议的履行争端。

津西钢铁位于河北唐山，成立于1970年年末。2002年12月，津西钢铁向嘉鑫控股旗下公司定向增发6490万股新股，成为中外合资企业，总股本增加到2.29亿股，其中嘉鑫控股旗下公司投资7060万元获取了28.4%的股份。2003年7月，嘉鑫控股旗下公司再以3216万元收购2190万股，持有股份增加到38%，成为第二大股东，付出的总成本为1.03亿元。

2002年12月，津西钢铁由国企改制恰满3年。在嘉鑫控股增持股份同时，津西钢铁管理层也紧锣密鼓地实施了MBO。2004年3月，中国东方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19.25亿港元，而中国东方集团的全部经营实体就是津西钢铁。上市当日，中国东方集团总市值达102亿港元，嘉鑫控股持股市值达29.84亿港元，比起最初1个多亿元成本，增加了28倍；此外，通过两次分红，嘉鑫控股获得3.34亿元股息。

对于韩敬远而言，引入嘉鑫控股看中的正是陈宁宁与铁矿石巨头交好，可以保障海外铁矿石的供应稳定。2003年12月16日，津西钢铁与嘉鑫控股签订铁矿石合作协议。自2004年开始，津西钢铁每年从嘉鑫控股手中购买200万吨铁矿石，价格按国际公开价加上运费计算，合作期限为3年。

同时，2004年3月，陈宁宁再向中国东方集团及津西钢铁介绍LONG KING公司作为其巴西铁矿石的潜在供应商，随后，津西钢铁与LONG KING签订三份铁矿石供应合约。

2004年11月，中国东方集团要求陈宁宁确认LONG KING与其或其联营公司无任何关联，但随后陈宁宁回应称：自LONG KING注册成立之日起，与陈及其关联公司无任何关联；倘日后LONG KING成为其关联公司，会及时通知中国东方集团董事局。但实际上，后来由陈宁宁控股的MART TRIUMPH公司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的要约收购中国东方集团全部股份的收购建议文件却披露：2004年4月1日，LONG KING已被PIONEER公司收购，而PIONEER公司为陈宁宁全资拥有。

直到2004年11月23日前，嘉鑫控股只向津西钢铁提供了9船共计125万吨铁矿石，此后再未继续提供。韩敬远只得与陈宁宁就协议再次协商。2004年10月26日，双方曾一度接近达成协议：嘉鑫控股将获得津西钢铁铁矿石进口业务的独家代理权，嘉鑫控股代表津西钢铁对外洽谈资源并签订合同，然后再由嘉鑫控股按国际公开价销售铁矿石给津西钢铁。但因协议细节未能达成一致，协议当日被终止。

终于在2004年11月30日，韩敬远和陈宁宁等4人在北京国际俱乐部达成新协议。协议约定：2004年11月到12月底，嘉鑫控股负责供给津西钢铁不少于3船，并且2005年供给津西钢铁不少于80万～100万吨铁矿石。

但是，嘉鑫控股并没有如约向津西钢铁提供铁矿石。津西钢铁调查发现，本应平价供给自己的铁矿石被嘉鑫控股以市价转卖给了其他两家钢企。多次交涉未果之后，2005年5月15日，中国东方集团取消了委托嘉鑫控股进口铁矿石的协议，并要求嘉鑫控股对其之前凭借上述委托协议取得铁矿石的责任和义务向津西钢铁赔偿。

陈宁宁向津西钢铁提供的所有铁矿石包括，嘉鑫控股提供的125万吨铁矿石和从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LONG KING提供了3船25.2万吨铁矿石。按照协议应全部平价供给津西钢铁，但被嘉鑫控股以市价转卖其他钢厂的铁矿石，前后总计300万吨，以当时超过20美元/吨市场均价计算，嘉鑫控股获利6000万美元。LONG KING向津西钢铁提供3船共计25.2万吨铁矿石，头船均价72.92美元/吨，后两船均价73.91美元/吨，当时LONG KING实际成本是50美元/吨，LONG KING从中获利500万美元。

在此期间，韩敬远认为陈宁宁或嘉鑫控股涉嫌伪造签名，制作虚假合同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淡水河谷明确指出嘉鑫控股方面提供假合同；二是陈宁宁及其嘉鑫控股方面是假合同的唯一受益方，并以此向《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提供相关素材。

为此，2007年年初，陈宁宁状告韩敬远向某媒体提供不实证据，无端指责其涉嫌伪造委托铁矿石进口合同，骗取巨额利润。

2007年9月18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就嘉鑫控股董事长陈宁宁状告某媒体及中国东方集团董事长韩敬远名誉侵权案正式宣判，法庭驳回了陈宁宁的诉讼请求。就在20天前，2007年8月23日，中国东方集团及其主要附属公司津西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也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状告陈宁宁及其控股的嘉鑫控股违反其与中国东方集团及津西钢铁签订的铁矿石进口合约。

除了铁矿石进口方面，陈宁宁与韩敬远两者最根本的分歧在于运营理念不同。这在双方对2004年中国东方集团上市募集的20亿港元资金使用的争执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韩敬远主张将其中的18亿港元用于上马H型钢项目，其余2亿港元用于设备升级；而陈宁宁则认为，应该采用资本运作的方式，这样只用一半资金就可以收购一条同等规模的H型钢生产线，而其余资金可用以兼并收购其他优质钢铁企业，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增加抗风险能力。在韩敬远看来，陈宁宁所提的建议都是资本运作方面的建议，不符合实际，津西钢铁是中国东方集团的根本，只有把津西自己做大做强后，才有资格谈别的。

最终韩敬远的观点占了上风，中国东方集团的100万吨H型钢项目已于2005年投建。2006年中国东方集团年报显示，H型钢占据其利润的60%。中国东方集团还将斥资新增一条年产120万吨的H型钢生产线。

双方交恶后，在股权上也针锋相对。陈宁宁和嘉鑫控股希望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陈宁宁先与中国东方集团第一大股东WELLBEING公司股份持有人交涉，WELLBEING公司持有人是以韩敬远为代表的中国东方集团管理层，其中韩敬远持股60.7%，为其实际控制人。

交涉未果，2月15日，嘉鑫控股通过香港联交所发出公告，通过其控股的中国东方集团MART TRIUMPH要约收购中国东方集团股份。收购要约方案将矛头直指中国东方集团现任经营层，认为其管理存在重大问题：一、上市3年股性不活，未能进行再融资；二、津西钢铁不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将失去竞争力；三、股东没有良好退出机制；四、公司改制遗留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新老员工利益不平衡矛盾增加；五、目前国内外钢铁产业进入提高集中度、专业化、规模化时期，快速发展成为主流，而中国东方集团在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毫无进展。

为增加要约收购吸引力，陈宁宁做出承诺，在要约收购完成后将会把间接持股66%的珠海粤裕丰钢铁公司注入至中国东方集团。

2007年6月20日，陈宁宁正式提出收购方案，以每股3元总价42亿港元的价格，向持有香港东方股份27.37%的小股东提出全面收购，此价格较2006年年底中国东方集团的每股净资产溢价56%。公告同时称，陈宁宁及中国东方集团MART TRIUMPH从荷兰合作银行香港分行等三家银行获得总计32.17亿元的过渡性贷款。此时，韩敬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中国东方集团44.52%股权，陈宁宁持有28.11%股权，而其他股东共计持有27.37%股权。

陈宁宁的全面要约收购计划披露后，韩敬远反应强烈。8月6日，韩敬远通过津西钢铁工会向中国东方集团MART TRIUMPH公司发函，表示完全信任现有管理层，而不信任陈宁宁及中国东方集团MART TRIUMPH公司。

9月18日，中国东方集团除陈宁宁外的全体董事，委托香港联昌证券和益华证券作为财务顾问书写报告，对其中小股东发表建议。报告列举了陈宁宁的"种种不是"，如陈宁宁忽视其作为中国东方集团董事的职责，在召开19次董事会中只出席了两次，从未有经营管理津西钢铁这类生产型企业的经验。

为抵制陈宁宁的收购，津西钢铁管理层和中层以上团队已做好两手准备。津西钢铁全部中层以上干部都签了辞职书，一旦陈宁宁获得成功便集体辞职，而且股份套现的资金再建一个钢厂绰绰有余。

9月14日，陈宁宁宣布提高收购价格，由之前每股3港元增至每股2港元现金加2港元债券，相当于每股4港元。与此同时，双方均透过公开市场增持中国东方集团股权。至9月18日，韩敬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已由42.82%上升至44.81%；此时，陈宁宁也控制了中国东方集团30.03%股权。

最终，2007年7月，陈宁宁与阿赛洛·米塔尔（Arcelor Mittal）等达成协议，陈宁宁及Smart Triumph Corp以6.47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所持东方集团全部的28%股权。

多元化的失利让陈宁宁再次回归自己的最初梦想：打造一个"钢铁帝国"。为实现这个目的，嘉鑫曾确定了一系列潜在收购对象，包括石家庄钢铁、邢台钢铁等。

但是，陈宁宁清高的性格与这些国企管理者格格不入，结果不仅与石家庄钢铁失之交臂，而且与包钢、唐钢、韶钢的合作也并不顺畅。

目前，陈宁宁在国内钢铁业硕果仅存的只有珠海裕嘉矿产品公司。陈宁宁一度希望把在裕嘉矿产品公司的股权注入中国东方，以中国东方为平台整合国内钢铁企业。这一努力失败后，珠海裕嘉也许将成为陈宁宁钢铁实业的新载体，但仍然身居第二大股东位置的嘉鑫，如果要获得控制权，则需力避在东方集团的不愉快经历。

不过，珠海裕嘉矿产品公司董事长为前韶山钢铁集团总经理周力，周力与陈宁宁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在其力邀下加盟裕嘉，从而使陈宁宁在公司管理方面具有了一定话语权。

目前，嘉鑫集团已经确定了新的收购对象，这位不服输的中国"钢铁公主"希望能东山再起。

后 记

文/尹锋

写作本书，从表面上看，是就铁矿石写铁矿石，但从根本上说，是探讨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2003年以来，我们的铁矿石谈判屡屡失败似乎是市场的原因，但事实却是：现行的某些体制限制了我们以灵活的市场手段来应对国际竞争。国有体制的内核是以行政手段运作市场，而这恰恰背离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同时，国有钢铁企业与民营钢铁企业的不平等竞争，使得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因此说体制问题是造成中国目前铁矿石市场混乱的根本因素。现在需要探讨的，不是限制民营钢企发展，或是减少铁矿石进口资质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打破笼罩在中国钢铁行业头上的"二元经济体制"，让所有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让市场去决定淘汰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计划经济体制正向市场经济转型，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主体的国有企业也在寻求着改变和新的出路。

1956年，全国企业公私合营，中国进入了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重新活跃于市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在许多地区和许多行业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

因此，与其在这里责备如力拓公司一样的外资企业，不如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推动国有体制的改革，以使其更加适应中国的市场经济运作规律。

必须让国有企业在阳光下运行，将一些垄断行业开放给民间资本，逐步取消国有企业的垄断特权。此外，还可以打破对于国有企业的股权限制，允许民营资本在股权上超过国有资本，但同时要限制外资的入股比例。

当然，这些都是笔者粗陋的想法，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国企改革迫在眉睫，应该以更大的决心推动国企改革，并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逐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