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象，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引言

在荒芜辽阔的西伯利亚偏远地区，在重山、草原和难以通行的森林之间，偶然会发现一些一两千人居民规模的小城镇。镇上的小房屋完全是用木造的，其貌不扬。镇上有两间教堂，一间在城镇中心，一间在墓地里。这些地方与其说像城镇，倒不如说像莫斯科郊外的大村庄。通常在那些地方配备了足够的员警、侦探、陪审员，和其他一些低阶官员。

西伯利亚很寒冷，但在那里当官的待遇是非常不错的。那里住着的都是一些普通、简单、没有自由思想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老派且固定的，不随时间而改变。那些官员，想当然就是西伯利亚的贵族阶级了。他们要不是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就是从俄罗斯各地移民过来的。后者大多数来自各个省会的大城市，他们是被西伯利亚的高薪、额外的旅行补助，和对未来的希望吸引过来的。他们当中那些知道如何适应环境的人们几乎会永远留在那里，愉快地扎下根，获得了丰富、甜美的果实。而那些意志薄弱、适应不良的人们很快就会对西伯利亚厌闷烦恼。他们经常后悔地问自己：为什么那么傻，要到这里来。他们不耐烦地熬过三年的法定服务期，一到期满，立刻就要求把他们送回家，一面辱骂、嘲笑西伯利亚。他们错了。不仅从政府待遇还是许多其他方面来看，西伯利亚都是一个生活愉快的地方。那里的气候极好，商人有钱而且好客，有许多家道殷实的欧洲人住在那里。姑娘们像绽放的玫瑰花一样漂亮，品德高尚，无瑕，可爱。猎人们在大街上玩着游戏，比试枪法。人们惊人地喝着大量香槟酒，充足的美味鱼子酱令人惊叹。农作物的收成常常是春播一升谷，秋收万斗粮……这真是一片被祝福的大地，你只需要知道如何去享用它。事实上，西伯利亚的人们早已经在享用它了。

西伯利亚可爱的人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他们居住的——这样一个快乐、自给自足——小城镇里，我遇到了流放者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戈里昂奇科夫。他曾经是俄罗斯一位拥有很多土地的贵族地主，因为杀了妻子被判处二等徒刑。在经历十年苦役的惩罚以后，他作为一个移民，平静且不受人注意地住在这个小镇——К城里。实际上，他是被分配到周边郊区的一个教区里，但他住在城里，以教孩子读书谋生。在西伯利亚的城镇里，经常会遇到一些当教师的流放者，人们并没有嫌弃他们，因为他们教授法语，这在生活中是极其需要的一种语言。如果没有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偏远地区恐怕没人懂得这种语言。

我第一次遇见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是在一个令人尊重、热情好客、为官多年的老人——伊万·伊万诺维奇·格伏兹奇可夫——的家里。他有五个女儿，每一个都显得前景无限。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为她们上课，每周四次，每次三十个银戈比。他的外表很让我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苍白消瘦的人，三十五岁左右，仍然很年轻，个子瘦弱。他经常穿着很干净的欧式服装。如果你和他交谈，他会非常专注地看着你，极有礼貌地听着你每一句话，仿佛都在琢磨它们的意思，又仿佛你是在问他问题，或者你想探听他的一些秘密。最后，你会得到简短明了的回答，但每一个字都经过他仔细的推敲。忽然，你会不知何故感到尴尬，你会因为终于结束了谈话而感到高兴。

我向伊万·伊万诺维奇问过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的情况，得知他在生活和道德上是无可挑剔的，否则伊万·伊万诺维奇不会邀请他来教自己的女儿，但他是一个害怕与人交往的怪人，他躲避每个人。他很有学问，读了很多书，但非常寡言，一般人很难和他聊上几句。有些人说，他疯了。但其实他这种性格并没有被看成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城里许多颇受大家尊敬的人士准备用各种方式关心、照顾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甚至认为他可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可以帮助大家写些申请、呈文等文件。大家相信，他在俄罗斯应该有许多关系，有些甚至是很体面的亲戚，但大家也知道，自从他被流放以来，他就固执地断绝了所有的关系，事实上，这伤害了他自己。大家都知道他的历史，知道他在结婚第一年，因为出于嫉妒而杀死了妻子，然后他去自首，这大大地减轻了对他的惩罚。这种犯罪总是被看作是一种不幸和遗憾。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怪人还是远离着人们，只在教书的时候才肯出来露面。

我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后来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他逐渐地引起我的兴趣。他身上有一些神秘的东西。跟他谈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对于我的问题，他总是回答，而且甚至使你感觉到，他似乎相信这是他的第一职责。但一旦他答复以后，我却害怕再盘问下去。在这样的谈话后，总是可以在他脸上看到一种疼痛和疲劳的表情。我记得在一个美丽的夏夜，我和他一起从伊万·伊万诺维奇家里离开。我突然想邀请他到我家里去坐坐、抽支烟。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他脸上出现的那种恐惧，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开始说些语无伦次的话，突然，他愤怒地看着我，飞快地向相反方向跑去。在这之后，每当我遇到他，我总是很吃惊。而他一见到我也似乎很害怕的样子。但我没有失去自己的勇气，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吸引着我。一个月以后，我没有任何藉口就去见戈里昂奇科夫。显然，我做了件既愚蠢又不得体的事。他和一个老妇人住在城镇外围，老妇人有一个生了肺病的女儿。这个女儿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孩，非常活泼漂亮。

我进去时，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正坐在小女孩身旁，在教她阅读。我朝他走去。他一看见我，就似乎很迷茫，好像我发现他正在犯罪，被我逮住了。他完全失去理智，从他的椅子上跳了起来，张大眼睛看着我。然后，我们终于还是坐了下来，他密切关注我的每一道眼神，好像我已经怀疑他有某种神秘的企图。我猜他是多疑到了疯狂的地步了。他恨我，几乎要问，“你是不是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和他谈起我们这个城镇以及那天城里的一些新闻，他要嘛沉默不语，要嘛就是略显不悦地微笑着。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仅完全不知道这个城镇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甚至没兴趣知道。然后，我就开始谈论我们的国家和它的需要，就像一般人谈论国家大事那样，他仍然静静地听着，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睛，使我最终为我们的谈话感到很尴尬。最后，我像是要取笑他似的，把我刚从邮局收到的新书和杂志送给他看，他向这些书和杂志投以贪婪的眼光，但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意图，拒绝了我的建议，推说他没有时间。

最后，我离开了他。离开的时候，我觉得心头卸下了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我感到很尴尬，觉得自己很愚蠢，去骚扰一个坚持要把自己与世隔绝的人。但是错已铸成了。我注意到，我关注的书，他几乎都没有注意过。因此，说他读过很多书就不纯然是真的。然而，几次深夜经过他住的地方，我注意到他的窗户里还透着光亮。他在做什么呢？要做到天亮吗？不是在写什么东西吧？如果是的话，他究竟又是在写什么呢？

后来，我离开我们那个城镇有三个月之久。当我冬季返家时，我得知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已经在秋分时死了。他是在孤独中去世的，甚至不曾被送去给医生诊疗过。甚至现在镇上的人几乎都已遗忘他了。他的住处已经空无一人。我立即去结识死者的女房东，希望能从她那里知道她的房客究竟在做些什么，他有没有写过任何东西？我给了她二十个戈比，她给我一篮子死者遗留下来的文件纸本。老妇人承认，她已经用去了其中两本。这是一个严峻、沉默的女人，很难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关于她的房客，她不能告诉我什么新的讯息。据她介绍，他几乎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好几个月没有打开过书本，也没有提笔写过些什么；但是他整晚在房里踱步，老是像在思索着什么，有时自言自语。他非常喜爱，并常常爱抚着她的孙女，尤其是当他发现她的名字叫卡佳之后。每当在卡佳的命名日——圣凯瑟琳的节日[1]，他总是要上教堂为某人诵经追祷。他最恨有人来访，除了去教孩子读书，他从来不出门。老妇人每周一次到他房里清理他的房间，他甚至也是用很不友善的眼神斜眼盯着她。整整三年内，他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我问卡佳，她记得自己的老师吗？她默默地看着我，转身面向墙壁哭了起来。所以，这个人可能还是会让别人爱着他的。

我把他的文件纸本拿了回来，花一整天时间整理它们。四分之三的纸张是空白的，大多数是微不足道的废纸或者只是学生的练习。最后我翻到一本很厚的本子，上面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文字，但没有写完，突然中断了，也许是被作者自己摒弃和忘却了。这是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十年苦役囚犯生活中不连贯的片断手记。手记里到处被一些轶事或者奇怪、可怕的回忆所打断，好像被作者自己撕碎了一样，勾勒出作者的一种疯狂状态。简单地说，好像他在写这些手记时受到某种力量的压迫。我把这些片段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敢肯定，这些都是在疯狂中所写下的。但是，这些流放奴役中的记事——“死屋手记”的场景，他在自己的手稿中这样称呼它，对我来说，似乎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这是一个至今未知的全新世界，他提供的那些奇怪的事实，以及他对囚犯这个堕落群体的一些特殊批评让我着了迷，足以让我坚持读下去。当然，也许我可能是错的。但我会从中选择两三个章节发表，让公众自行判断……

[1]东正教将圣凯瑟琳视为伟大的殉道者，每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圣凯瑟琳狂欢节。

第一卷

第一章　死亡之屋

我们的监狱在一座城堡边缘的城墙后面。从围栏的缝隙中看出去，我们希望能看到些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小片天空和一堵杂草丛生，高高的土墙。卫兵在土墙上白天黑夜地来回巡逻着。那么，你立刻会想到，年复一年你将通过这同一道围栏的缝隙，在同一个时间，看到同一堵土墙，同样的守卫，和同一片小小的天空。但这个天空不只是监狱上方的天空，而是延伸得很远很远的，自由的天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二百步长、一百五十步宽的大院子，周围用高高的围栏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围栏是用高大的，顶端尖锐的柱子建造的。它们一根根紧挨着，深深地插在土里，然后用横木条钉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监狱的外墙。外墙的一侧是一扇坚固的大门，始终关着，日夜有卫兵站岗，除非在囚犯外出做工时，那道门才会打开。大门外是光明、自由，和自由世界里人们的生活。但从围栏的这一侧看过去，那却是一个遥远的童话世界。我们这一侧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和那里相像的，这里有很多特殊规定，有自己的服装，有自己的礼仪和习俗，这是一间活死人的屋子，这里的生活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这里的人是特别的人。然而，我要描述的就是这个特殊的角落。

你一走进围栏，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几栋房屋。在宽阔的院子两侧，蜿蜒着两条长长的、木头造的平房。那是囚犯住的牢房。他们被分类管制着。在围栏的尽头，可以看到一所房屋，那是厨房，被分隔成两间。厨房后面还有一栋建筑物，屋檐下是酒窖、谷仓和马厩。院子中央完全是空的，平平的，一个很大的空间。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囚犯在这里列队，点名搜身。每天要点数次，有时会多点几次——这要看值班警卫是不是心存疑虑，能不能熟练地点数而定。在建筑物和围栏之间，还有着相当大的空间。有些不喜欢与人交往、性格忧郁的囚犯，在做完苦工后的休息时间里，喜欢在那里散步，躲开大家的目光，思考自己的问题。我和他们在散步时相遇，喜欢观察他们那深深印在脸上的，悲郁深沉的表情，猜想他们在想些什么。其中有一个犯人在闲暇时间里最喜欢做的事是数围栏的柱子。整圈围栏一共有一千五百根柱子，每根他都看过，而且都认得出来。一根柱子等于一天的监禁，他每天数一根，从剩余没数过的柱子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还要在监狱里待多少天。他每数完六边形围栏的一条边，就会显得非常高兴。然而，他还得等待很漫长的岁月才能获得自由。但是在监狱里，人都学会了忍耐。一天，我目送一位狱友离开监狱，我对他道别。他在监狱里度过了整整二十年，终于获得自由。有人还记得他走进监狱的第一天，他是那么年轻，无忧无虑，不去反省自己的罪行，也不去思考因此得到的惩罚。出狱时他已成为一个满头灰白、阴郁悲伤的老头。他默默地走过我们这六间牢房。在每间牢房门口，他向圣像祈祷，向过去的同伴们低头鞠躬，请求他们忘记他任何不好之处。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以前是西伯利亚富裕农民的囚犯被叫到大门口。六个月前，他得到消息，说他的前妻改嫁了，他非常痛苦。现在，她自己乘马车来到监狱要见他，要送给他一些东西。他们谈了一两分钟，两个人都泪流满面，永远作别了。当他回到牢房里时，我看到他脸上的那种表情……是啊，在这个地方，你能够学会忍耐。

天色将暗时，我们会被关回牢房，在那里被锁上一整晚。我总是觉得从院子里走回牢房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是一间长长的，又低、又矮、又闷不透气的屋子，在蜡烛昏暗的光线下，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浓重气味。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怎么能有办法在那里生存了十年。我的床是下铺，我有三块铺板：这就是我所有的空间。在这样狭小的单间里一共挤了三十个人左右。冬季牢房关得很早，大约要过四个小时以后大家才睡得着，我不得不等待所有人都睡着了才能入睡。而在这之前——牢房里充满了吵闹、喧哗、哄笑声、咒骂声、铁链声、浓浓的烟味、被剃光了头的人的忏悔声，带着烙印的脸，肮脏、破烂、令人恶心的衣服——这里的一切都是该被诅咒的……

是啊，人是顽强的！人是能适应一切的动物。我认为这是关于“人”最好的定义。

我们的监狱里一共有二百五十名囚犯，这个数字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有些人进来，有些人期满离开，还有些人死了。他们之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我相信有来自俄罗斯每个省的代表。这里还有外国人，甚至有高加索的山民。所有人都以犯罪的程度加以区分，也就是说，按照刑期的长短来区分。各式各样的罪行，无一遗漏。在整座监狱里，大多数是因民事犯罪而被判劳役的囚犯——他们自称是被“迫害”的。这些被剥夺所有财产与权利的罪犯，是被社会抛弃的渣滓，他们的脸上都被烙上印记，是他们被永远贬黜的证据。他们会先被送去服八至十二年不等的劳役，然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定居在乡下某处充当垦荒者。

至于那些犯罪的军人，他们的公民权利没有被剥夺，就像一般在俄罗斯的军纪营里一样，他们被遣送到这里的期限相对来说很短，期满后立刻返回原地，被送到西伯利亚常备军营里服役。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累犯，而且是出狱后几乎立刻就被送了回来，关上“短短的”二十年。这一类人被称为“终身犯”。但“终身犯”并未被剥夺所有的财产、权利。最后，还有一种特殊类别，罪行最严重的罪犯，主要是军人，人数众多。这就是所谓的“特科犯”。这些罪犯从俄罗斯各地被送到这里来。他们认定自己是真正的终身犯，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服役的期限。根据法律规定，他们要服比一般囚犯两到三倍的劳役。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随时等着西伯利亚最艰苦的劳役让他们去做。他们对其他囚犯说：“你们有期限，我们是终身在监狱里的。”

后来我听说，这种特科已经被取消了。此外，在我们的监狱中把平民囚犯和军人囚犯分开来，军人囚犯另外组建一个“军纪营”。监狱管理层自然也有所变动。所以，我现在写的都是往事，早已过去的事。……

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我来说，似乎就像一场梦。我还记得我是如何被送进那座监狱里的。那是十二月的黄昏时分，囚犯们刚做完苦工回来，正准备点名搜身。一位长着大胡子的警官为我打开了这扇陌生屋子的门，我即将要在这间陌生的屋子里生活那么多年，忍受那么多的情感纠结。事实上，若不是亲身经历，我甚至无法对此有所了解。举例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十年的牢狱生活中，再也无法一个人独处，即便是一分钟也没有，这种遭遇有多么的痛苦和可怕。不是吗？服劳役时始终在卫兵的看守下，和两百个“同伴”在一起。从来没有一次是单独一人的！

然而，我不得不勉强自己习惯它！

罪犯之中有临时犯意的杀人犯、职业杀手、强盗主谋，也有小偷、骗子和流浪汉，专门偷窃路人钱包或在路上行抢的那些人。还有一些很难确定他们是为了什么才被送到这里来的犯人。然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内容就像花天酒地以后，在第二天早晨醒来时那样，令人感到困惑，沉重和痛苦。

通常，他们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去，显然他们努力不去回忆过去的一切。看得出来，有些杀人犯甚至表现得那么快活，从来不在乎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可以打赌，他们的良心从来没有受过最起码的谴责。但是犯人当中也有一些阴郁严峻的面孔，他们几乎总是沉默着。在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谈起自己的事情。好奇心在那里是不流行的，是不合传统、也不被接受的。尽管也许偶尔有些无所事事的人，会把自己的事情讲给其他人听，旁人也只会冷冷地听着。这里没有人能给其他人带来惊喜。“我们也是识字的”，他们经常带着一种奇怪的自负这么说。

我还记得，有一天一名因为偷窃被关的犯人喝醉了酒——在监狱里囚犯有时候可能会被准许喝酒，他开始讲述他是如何杀死一个五岁男孩，他先用玩具把那个小孩哄骗到一间空谷仓里，然后把他杀了。整间牢房里的人原本只是嘲弄着他的玩笑话，但听到这却突然一哄而起，那个小偷被迫沉默了。他们打断小偷说的话绝不是出自愤慨，而是因为谈论这种事是不允许的，是不能被接受的。

顺道一提的是，我注意到，这些人确实都具有相当的知识。他们不仅能理解图形的指涉意义，也知道文字字面上的意义。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能读写文字。而在俄罗斯的其他任何一处，不管是什么样的组成人口，如果你在大众中随机抽出二百五十个人来，其中能读书写字的人会超过一半吗？后来我听说，有人从这些相同的资料得出结论：识字会使人变坏。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人变坏有着非常不同的原因，教育与道德败坏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识字能使人自信。人变坏不全是因为教育的失败。

不同罪行的囚犯穿不同颜色的囚服。我的外套一半深褐色，一半灰色；裤子的裤管也是一条深褐色，一条灰色。一天在工作的时候，一名卖白面包的小女孩向我走过来，盯着我看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哎呀，多难看啊！”她叫了起来，“他们没有足够的灰布或黑布吗！”还有些囚犯的外套是灰的，但袖子却是深褐色的。他们所剃的光头也有所不同：有些人的头发是顺着头型剃光的，有些人的头发却是从一只耳朵到另一只耳朵被横向剃光。

乍看之下，在这个奇怪的“家庭”里有着一些显著的共同性。即使是与众最为不同的个性，那些不自觉习惯主宰别人的人，也不得不融入整座监狱的整体氛围中。一般来说，除了少数一些表现出孩子气的快乐性格，因此招来大家蔑视的人以外，所有的囚犯都阴沉着脸，他们善嫉且非常自负，自我吹嘘，极其敏感，十足的形式主义。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不露声色是他们公认的最大美德。每个人都沉迷于如何表现自己的尊严。但是，往往最沉着镇定的风度会像闪电一样快速地让位给最怯懦的行为。不过，有些极其谦卑的人是真正有内在力量的，他们自然是很诚恳的，毫不装腔作势。但奇怪的是，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却是最自负的，自负到几乎病态的地步。总而言之，自负是他们这些人所突出的特质。

大多数囚犯是堕落的、误入歧途的。监狱里谣言和流言无休无止，简直像个地狱，黑暗如夜。但是对于监狱内部的规定和公认的做法没有一个人敢于反抗，因此尽管自愿或不自愿，大家都只能服从。这对有些不甘屈服的人而言是很难做到的，但他们也只有逼自己服从，勉强继续服从着。还有些囚犯在来到监狱以前毫无自律，越出常轨，偏离得太远，因为过度兴奋的虚荣心，无意识地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仿佛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妄想和神志不清的状态中犯下了罪行。虽然他们在入狱前，给他们居住的整座村庄或城镇造成了恐怖，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环顾四周，很快就发现他们不再置身于以前的环境，他们已不再使任何人感到惊惧，于是不知不觉中也就顺从了环境，谦卑起来，融入到监狱固有的总体基调里。这种共同的总基调是由一种特殊的尊严组成的，几乎监狱里每个牢友都保持着这种自我尊严，好像罪犯的罪行名称成了一种荣誉的称号，没有任何羞愧和悔恨，有的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谦恭。这种谦恭似乎已成为他们追求的最佳行为守则。“我们是迷了路的人，”他们对自己说道：

“我们不会在自由环境里生活，所以现在只有到绿街上去。”[1]

“不听从父母之言，现在你只好去听从鼓声。”[2]

“不想用金线缝衣，现在只好用锤子碎石。”[3]

这些话通常被当作道德箴言，以常见的谚语和格言形式传颂，但从来没有人当真信守过。它们只不过是些空话。他们当中没有人会诚心承认自己的罪恶。虽然责备、羞辱罪犯不符合俄罗斯的精神，但是如果你让一个不是囚犯的陌生人尝试去责备一名囚犯，谴责他所犯下的罪行，那么，那个人势必反遭到无休止的咒骂。那些囚犯侮辱起人是没有限制的！他们会像艺术家那样，巧妙地咒骂你、侮辱你，他们把侮辱人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项最精细的科学。他们会试图把一句恶毒话的意义和精神表达得不大令你反感，但其实却是更微妙、更恶毒。他们彼此之间不断的争吵使得这门学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他们只有在棍棒威胁的压力下才会去工作，他们既懒惰又堕落。因此，如果他们还没有沉沦，那他们来到监狱后很快就会沉沦而变得腐败。他们不是自愿来到这里的，他们彼此完全素不相识。

“魔鬼穿坏了三双鞋，才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对自己这样说道。这样的八卦、阴谋、婆婆妈妈似的诽谤、嫉妒、争吵、仇恨，总是在这种黑暗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任何女人再灵巧的嘴都斗不过这些满嘴脏话的杀人犯。

我再补充一句，他们之中也是有些意志坚强的人物，思想开放，习惯于下令行事，勇猛急进，无所畏惧。其他囚犯不由自主地尊重他们。虽然他们往往非常爱惜自己的名誉，尽量不使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从来不无缘无故骂人，举止非常庄重。他们很理性，而且总是服从权威。他们的服从不是按照什么原则，也不是尊重什么官位，而好像是他们自己和当局之间的一种约定，一种互惠互利的约定。

再说，监狱里的官员们对待他们也很谨慎。我记得，在这类无畏果断的囚犯们中，有一个据说有着野兽本能的人，一天他被叫出去接受鞭笞。因为他整个夏季里一项工作都没有完成。直接管理我们监狱的典狱长在大门边的刑室里监督执行鞭笞。这位典狱长是决定囚犯命运的重要人物，那些囚犯一见到他就会吓得发抖，有时严重到能使他们精神错乱。用囚犯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会扑到他们的身上去。”但是他们最害怕的是他那对能穿透人心、像山猫一样的眼睛，在他的眼皮底下，什么东西都无所遁形。他甚至不需要亲眼看到，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走进监狱，他立刻就知道在监狱的另一头有什么状况。因此，囚犯都称他为“八只眼”。他的管教方法是很可怕的，他使性情已经够暴躁的人受到更大的刺激，变得更加疯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上司，一个有教养、理性的人，节制了这位典狱长的野蛮暴行，后者会在监狱里惹出许多麻烦来的。我不明白，他怎么可能顺利且平安地退休？他是在被法庭传讯以后离开监狱的。

那名囚犯被传唤时，脸色变得惨白。他以往总是无所畏惧地躺下来，默默忍受着棍打，完事后站起身来活络一下筋骨，整理一下蓬乱的头发。他像位哲学家那样，冷静地接受这一切不幸。他从来没有在毫无事前警告的情况下被草率地处罚过。但是，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在安静地向守卫走去时，顺手将一把英国鞋匠用的刀子藏在袖子里。囚犯是禁止携带任何锋利物品的。搜索是频繁的，突如其来，并且意想不到的。任何违规的行为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但是如果囚犯决心要把什么东西藏起来的话，那是很难被找到的。而且刀子之类的工具在监狱里是永远需要的，即使被搜走了，他们也会很快找到一把新的。

所有的囚犯都向围栏跑去，屏住呼吸，贴着围栏，透过围栏柱子间的缝隙向外看。每个人都知道，彼得罗夫这次不会让自己遭受棍打，典狱长的末日到了。但是，正在这决定性的一刻，典狱长登上他的马车走了。换上另一名警卫执行任务。“上帝救了他。”囚犯们后来这样说着。至于彼得罗夫，他平静地忍受了惩罚。他的愤怒随着典狱长的离开而消失。囚犯的听话和顺从有一道不能越过的极限。没有什么比这种莫名的不顺从和愤怒的爆发更令人好奇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卑微和最残酷的惩罚，却会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或者几乎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突然脾气大作。乍看之下，他好像疯了。但大家确实是认为他疯了。

我已经说过，许多年来我没有看过这些人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有丝毫的忏悔，甚至不见他们有任何痛苦的念头，他们大多数人内心感觉自己绝对是正确的。当然，虚荣心、坏榜样、虚张声势和虚假的耻辱是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谁又能说他能透彻地看到这些死亡心灵的深处？能读到他们内心不为全世界知道的秘密呢？尽管如此，在这么多年里，我应该还是能注意到一丝遗憾和良心道德上的痛苦。但是没有，完全没有。是的，犯罪似乎不能用一般人既有的观点来解释，它的哲学比一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监狱和强迫工作的制度并不能使罪犯洗心革面，这些惩罚仅仅只是惩罚，为社会提供一种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再犯罪而破坏社会的安宁。监禁和极度艰苦的劳动只能使这些人产生强烈的仇恨、对禁欲的渴望与可怕的反抗。另一方面，我相信，这个著名的蜂窝系统[4]给出的结果似是而非，是欺骗人的。它吸干了人的生命泉源，它削弱了人的灵魂，使灵魂受到惊吓，最后展现了一个悔过自新的典范——一具精神枯槁的木乃伊，成了半个疯子的人。当然，背叛社会的刑事犯罪分子仇恨这个系统，而且总是认为自己是有理的。错不在他，而是社会。再说，他已经受到了惩罚，并且通过这种惩罚，他甚至感觉已经洗净了自己的罪行。最后，从这种观点来看，他绝对是无罪的。尽管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大家应该会同意，有一些犯罪行为，时时处处，不管在什么法律下，从世界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犯罪，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将永远如此。只有在监狱里，我听过有人带着一种无法抑制、孩子气的笑声，讲述了最可怕、最不自然的行为，最令人发指的谋杀。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弑父凶手。他曾经是个贵族，当过官。在他六十岁父亲的眼里，他就像一个浪子。行为极其不轨，债务缠身。父亲试图限制他，劝他浪子回头。他怀疑父亲除了房子和农场以外还有现金。儿子渴望继承，就把父亲杀了。这一罪行在一个月后才被发现。凶手自己向警方提交了一份报告，说他的父亲失踪了。同时，他继续花天酒地。最后，在他不在家的情况下，警方在院子的污水排水沟里发现了尸体。整条排水沟用木板覆盖着。尸体躺在沟里，穿得很整齐，白发的头颅被割了下来，但放在原来应该接在躯干的位置上，头下放了个枕头。

年轻人一点也没有忏悔，他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和官爵，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在我与他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发现他总是心情非常好，非常愉快。我从来没遇过这样一个反复无常、轻浮、毫无思虑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傻瓜，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有任何特别残忍的倾向。其他囚犯看不起他，不是因为他犯的罪，而是因为他没有自尊，不懂得如何做人。在交谈中，他有时会想起他的父亲。有一次在谈到他们家族遗传的健康体质时，他说：“我的父亲，直到死亡，从来没有生过任何疾病。”这种残酷的麻木令人难以想象。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中，这个人身上一定有着科学上还未知的，某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这不是简单的犯罪。当然，我本来并不相信这种罪行。但是城里有些人知道其中细节，把他的故事都告诉了我。事实是如此的清晰，不相信也是不可能的。

一天晚上，囚犯们听到他在梦中尖叫：“抓住他，抓住他！把他的头砍掉，他的头，他的头！”

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会说梦话。脏话、偷东西、刀子、斧头，似乎经常在他们的梦魇里出现。“我们被毁了，”他们说，“我们的内脏都被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夜里尖叫。”

在监狱里服劳役不是一种工作，而是一种强迫义务：囚犯做完苦工，或者消磨完法定工作时间以后，就回到监狱里。他们痛恨自己的“自由”，他们渴望工作。如果不主动做一些自己的、特殊的工作，一个人在监狱里是无法待下去的。这些人的身体素质都很好，曾经过得很奢侈，并且希望能再那样生活下去，但是现在被强行集合在一起，被强制脱离社会和正常的生活，他们怎么能在这里正常地按自己的意志、以自然的方式生活下去呢？在这里虚耗着等待，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没有工作、没有合法的财产和权利，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他会变态，变成一头野兽。因此，每个在监狱里的人，基于顺应环境和自我保护意识，都掌握了某种技能和职业。

漫长的夏日里，几乎每天整日做着苦工。夜是那么的短，几乎还不够睡饱觉。冬天就大不相同，根据规定，天一黑囚犯就要被锁进牢房里。在那样冗长乏味的冬夜里做什么好呢？因此，每一个牢房不顾禁令，都成了一间偌大的工厂。狱方确实没有禁止囚犯做自己的事，但是禁止他们持有工具。没有工具，那就什么工作都做不成了。但是我们偷偷摸摸地工作，而管理当局在有些情况下显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许多囚犯刚来到监狱时什么都不会，但后来他们从别人那里学会了一些技能，成为很好的工匠。其中有修鞋匠、靴匠、裁缝、木匠、锁匠、石匠和金匠。甚至有个名叫伊索·伯姆斯坦的犹太人，是一名珠宝商，还在狱中放高利贷。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赚钱。许多订单都来自城里。金钱所带来的自由，对于一个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人来说，更是万分珍贵。只要钱币在他们口袋里碰上几响，即使不能花费，他们也能弥足安慰。但是钱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万能的，禁食的果子倍加甜蜜。在监狱里你可以买到酒。抽烟是严格禁止的，但是每个人都在抽。钱和烟草能够医治坏血病，正如工作能够把他们从犯罪中拯救出来一样。没有工作的囚犯就像被关在瓶里的蜘蛛，互相吞噬。尽管如此，工作和金钱还是被禁止的。监狱里经常在夜间进行突击检查，没收所有被禁止的东西。不管藏得多严密，偶尔还是会被搜查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囚犯们不会把钱存得太久，他们会尽快把钱换酒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监狱里总是会卖酒。每次搜索后，他们会感到内疚和痛苦，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财富，而且通常还要被处罚。但是，搜索完毕不久后，他们又会很快地补充不足的东西，购买新的东西，一切又回到以前那样，当局也知道。虽然这样的生活就像居住在维苏威火山[5]下的人们一样，但是囚犯们并没有抱怨因此所受到的惩罚。

那些没有手艺技巧的，就靠其他方法赚钱。买卖的方式是相当原始的。例如有些人收卖旧货。没有一个监狱外的人会相信囚犯们会想要去买卖那样的东西，甚至会认为那些东西是有些价值的。他们很辛勤，但非常穷。所以即使是一块抹布对他们来说也有一定的价值。由于贫穷，金钱在监狱里比在外面有着非常不同的价值。长时间付出劳力强大而复杂的工作，只得到微薄的几个戈比。有一些放高利贷的人生意做得不错，囚犯在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时，把属于他的最后一点东西交给高利贷者，乞求一些铜币，而且还要因此付出可怕的利息。如果他在规定的时间里没有典回，这些东西就会立即被无情地拍卖出售。

高利贷在监狱里兴旺发展着，甚至接受公家发的物品作抵押贷款，如衣服、鞋子等等，这些囚犯们每一刻都会用到的东西。但是如果贷款人收下了这些东西，有时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抵押人一收到钱，马上会跑到下士官员或典狱长那里去告发，说是官方发给他的东西被骗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放高利贷的人手中所有东西都会被典狱长没收，甚至不会向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呈报。奇怪的是，在放高利贷者和抵押人之间从来不会发生争吵：债权人只是默默地、闷闷不乐地把那些东西交出来，甚至好像这情况一如他所预期一样。有时他也会承认，自己要是处于抵押人的处境，他也不得不这样做的。因此，如果有时不免咒骂了一两句，那也不是出自恶意，而只是为了洗清自己的良心。

在一般情况下，囚犯们相互偷窃，毫无羞耻之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上锁的小箱子，里面保存着监狱里发的用品。虽然箱子是被准许保有的，但也挡不住被人盗窃。你可以想象，那是些什么样的小偷。有一名囚犯对我非常坦诚吐实。我这样说丝毫不夸张。他偷了我的《圣经》，这是唯一一本可以在监狱里读的书。他当天就向我自白，并不是出自后悔，而是看到我到处在找那本书感到可怜我。在我们之间有几个被称作“老板”的囚犯，他们卖酒，相对而言变得很有钱。我往后会专门讲讲这个情况，在监狱里走私酒是相当惊人的，值得特别研究一下。

有很多人是因为犯了走私罪入狱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酒还能被带进监狱里来。顺带一提，走私，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我们能不能假设：金钱对于走私分子只占了次等重要的地位？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走私者视走私为天职，凭藉激情而工作。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把自己暴露在可怕的危险中，密谋策划，使出各种狡猾的手段，从困境中脱身，有时甚至是凭着一些灵感。这是一种像在玩游戏时一样强烈的刺激。我认识一个身材魁梧的犯人，他性情温顺，说话轻声细语，非常谦逊，你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到监狱里来的。他是那样的温和，在监狱里从来没有和人发生过争吵。他出生并生活在西部边境，因为走私被关进了监狱。非常自然地，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本能，开始把酒偷运进监狱里。为此他多次受到了惩罚，上帝才知道他是如何害怕那些鞭笞！这些危险的酒只给他带来微不足道的收入，发财的却是一位靠他的酒做投机买卖的人。这个怪人喜欢为艺术而艺术。每次被惩罚，他会像一个老太婆一样哭泣，并誓言放弃，再也不偷运违禁品了。可是一个月之后他又有了勇气，终于忍受不了……我们要感谢这些人，正因为有了他们，监狱里才不会缺酒喝。

另外还有一些收入来源，虽然不会使囚犯致富，但却是源源不断的、有益的，那就是“施舍”。我们俄罗斯社会的上层阶级，弄不懂为什么那些商人、店主，和所有的老百姓会这么同情这些“不幸的人们”。施舍几乎是从不间断的，一般总是白面包和贝果，有时候是钱，但那是很少见的。在许多地方，囚犯，尤其是待审的被告，比已被判刑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对待，他们没有足够可吃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施舍，他们的生活会是非常困难的。这些施舍会在囚犯之间平分。如果不够，每块面包会切成两半，有时会分为六份，这样每个囚犯都能分到一份。我还记得第一次收到的现金施舍。就在我进了监狱后不久，一天早上，我在守卫的监视下做完工作回来。我遇见一名母亲和她的女儿，一个十岁的漂亮天使。我以前已经见过她们一次。

那母亲是一名士兵的遗孀。她的丈夫，一名年轻的士兵，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死在监狱的医院里。那时我也正病倒住在监狱病房里。他的妻子和女儿来到面前向他告别，她们哭得那么伤心。小女孩一看见我脸就红了，小声地对母亲说了些什么，母亲立刻停了动作，从篮子里拿出一枚四分之一的铜戈比，给了这个女孩。小女孩向我跑来……“嗯，不幸的人，”她说，“看在基督的分上，收下吧！”她边跑边喊，把这一枚硬币塞在我的手中。我收下了她的钱，小女孩开心地回到她妈妈身旁。这个铜币，我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

[1]俄罗斯典故中，传说犯了罪的人必须通过绿街接受体罚，绿街两旁站着手执绿棍的两排士兵。但是这种惩罚现在只用于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

[2]古时击鼓为号令，因此鼓声喻指狱中的守卫。

[3]意指坐牢时的劳役。

[4]喻指窄小而与外界孤独地隔离的牢房。

[5]欧洲大陆唯一的活火山，位于意大利西南部。

第二章　最初印象

头一个月，我像一般人一样，持着谨慎的态度开始我在狱中的生活。这是我最初的监狱生活，在我的想象中留下了深刻而生动的印象。往后的岁月里，一切都被混杂在一起，闪现在我记忆中的反而黯淡得多。有些记忆显然已被时光抹去，彼此融合，留下了一个典型的印象：沉重，单调，令人窒息。

但是，我在监狱中最初几天里经历的记忆却幸存了下来，就像是昨日才发生的一样。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这种生活中跨出第一步时，让我吃惊的是，我似乎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不寻常的，或者不如说，意外的情况。这一切仿佛似曾相识。当我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我就试图猜测过我的命运。但很快地，无数最奇怪的意外发生，最可怕的事实开始了，屡屡阻挡我的每一步路。直到后来，在监狱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完全理解了，在这样的生活中，存在着一切意外和不可预测之事，这使我感到更加惊讶。我得承认，这种惊讶在我整段牢狱生活中一直伴随着我，我从来无法接受它们的存在。

刚入狱时，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最恶心的。但奇怪得很，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监狱里的生活要比我在来的途中所想象的要更容易些。虽然戴着脚镣，但囚犯们可以在监狱里自由地行走，骂骂脏话，唱唱歌，为自己做些工作，抽烟斗，甚至喝酒（虽然喝酒的人很少），晚上有些人打牌聚赌。大部分的工作对我而言并不那么辛苦。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劳役的辛苦不在于真的有多么困难，也不在于它不间断的连续性，而在于它是强制性的，是在棍棒下被逼着做的。一个人在监狱外面也许做的工作更多、更辛苦，有时甚至要在夜间工作，尤其像在夏天，农民是很辛苦的，但他的工作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忠于自我的目标，比一名囚犯被迫做对其完全无用的工作，他会感到要轻松得多。有一次我在想，如果想要完全粉碎、摧毁一个人，对他处以最严厉的惩罚，使最冷血的凶手也会不寒而栗的惩罚，就是逼迫他去做全然无用、甚至荒谬的工作。现在监狱里的苦工对于囚犯来说也许是乏味无趣的，但这些工作是有用的、合理的。要求囚犯制砖、挖土、抹灰、建筑，所有的工作都有其意义和目的。囚犯有时甚至乐意去做，希望做得更熟练、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你强迫他把水从一个桶里倒进另一个桶里，然后再倒回去；或者强迫他用磅秤量沙土，在地上堆了一堆，然后把沙土推到另一处，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我相信这个犯人几天后就会把自己绞死，或者宁愿犯下千宗罪项，但求一死，以解脱这种屈辱、羞耻和痛苦。显然，这样的惩罚是一种折磨、一种恶毒的报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不会达到任何合理的目的。这样的折磨是不理性的，是不会有正常的后果的。在屈辱和羞耻下强迫劳动，这种劳役要比自由的工作痛苦得多。这正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不过，我进监狱的时候是冬季，十二月份，仍然不知道夏天“艰辛五倍”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境况。冬季狱方分配的工作不多，囚犯们到额尔齐斯河上去拆卸官方的旧船、到工厂里做工、给官家楼房铲除暴风雪带来的积雪、烧融搅和雪花石膏等等。冬季日短，工作很早就结束了，囚犯们回到监狱里，在房里他们几乎无事可做，除了少部分人仅有的一些私人事业。囚犯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自己的业余工作，而其余的人只是虚耗光阴，在监狱中到处游荡，彼此钩心斗角，互相打骂，那些有点钱的喝得酩酊大醉，或者就去赌博，输得精光，最后把自己的衬衣也输掉了。这一切都是因为生活无聊，无所事事，没有什么值得做的。后来，我意识到，在这个没有法律、没有自由的监狱里，除了监禁，除了强迫劳动，还有一项也许是最痛苦的，几乎是比其他一切都要折磨人的苦刑。那就是——被迫居住在一起。当然，到处都有同居。但在监狱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监狱中的某些人，我相信，每一个犯人都会感到这种难言的痛苦，当然，大多数是在不知不觉中感觉到的。

监狱中的食物我觉得还过得去。有些囚犯甚至声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囚犯营里的食物跟这里是没法比的。这我就无法判断了，我没有到过那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被准许采购自己喜欢的食物。夏季时，新鲜的牛肉一斤只要三个戈比。但只有那些有钱的囚犯才能享受奢侈，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大多数囚犯对监狱里的食物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当囚犯们想吹嘘他们的食物时，想到的只有面包，我们的份额是按每间房间分的，而不是按照人头或者重量来分的。最后那种按重量的分法会把他们吓坏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当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是会经常挨饿的。而按现在这种分法，每个人都能满意。我们的面包特别好吃，而且还是在城里小有名气的面包。这应归功于我们监狱里那个烤炉造得好。至于菜汤，看起来则真让人倒胃口，他们在一个大锅里把菜煮熟，然后加入一点点面粉和油，特别是在平日，汤又稀又清，喝起来淡而无味，汤里竟然还有很多蟑螂，这真使我作呕。但是那些囚犯却熟视无睹，毫不介意。

最初的三天，我没有去做工，新来的人都会给予几天休息时间，让他们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第二天，我必须到监狱外面，为了去钉上脚镣。因为我的铁镣不符合规定，是用铁环连在一起的，会发出清晰的响声，我是听其他囚犯们这么说的。我要把铁镣戴在衣服的外面，而其他囚犯戴的铁镣不是用铁环连在一起的。那是由四根像手指一样粗的铁条用三个环圈联结起来的。他们应该穿在裤子里面。中间的环圈又用皮条连接到腰带上，腰带再系在衬衫上。这种铁杆脚镣是为了方便工作用的。

我记得我在监狱里的第一天早上，大门口的警卫室里鼓声响起，十分钟以后，中士警卫开始打开牢房的大门。囚犯们一个个苏醒了。在昏暗的牛油蜡烛烛光下，囚犯们在寒冷中颤抖着，缓缓从铺板上起身。大多数人沉默忧郁，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皱着烙有印记的额头。有些人画着十字，其他人开始讲些废话。冬季新鲜的空气随着大门打开而灌了进来，团团雾气在牢房里升起。囚犯在水桶边相互推挤，争着舀起水来漱口，并顺便用漱口水洗脸。水桶是前一晚由特别指定打扫监狱的囚犯准备好的。每间牢房都有一个这样的囚犯，被称为“水桶管理员”，他们不必出去工作，他们的职责包括检查、保持牢房的清洁，洗涤和刮去床铺和地板上的污秽，装满两桶干净的水——早上用来洗脸洗手，其他时间用作饮用水。那天早上为了抢一个舀水罐，囚犯们争吵了起来。

“你要钻到哪里去，烂额头！”一个阴沉的高个子囚犯抱怨着。他又瘦又干瘪，脸色黯淡，胡子倒刮得很干净，整颗头上布满了奇怪的瘤。他推开一个矮矮胖胖，看来活力十足、脸色红润的囚犯，“等一等！”

“你喊什么？叫人家等一等是要付钱的！你自己滚开！简直就像一块纪念碑，我的兄弟们，他身上一点活力也没有。”

“活力”这个词引起一些效果。许多人笑了起来。这正是这个快乐的胖子所需要的。显然他在监狱里自愿充当一个小丑。那个高个子囚犯眼里充满了鄙视的目光看着他。

“丑母牛！”他似乎在自言自语，“看，监狱里的白面包把他喂成这样！小心点，奇斯佳科夫！开斋时要杀十二头小猪呢，看你高兴成那样。”

胖子被激怒了。

“你是什么东西？你究竟像只什么样的鸟？”他涨红着脸，猛地喊了一声。

“你说对了，我就是一只鸟！”

“什么鸟？”

“就是这样的鸟。”

“那是怎样的？”

“一句话，就是这样。”

“什么样？”

两人怒目相视。胖子等待着回答，捏紧了拳头，仿佛随时准备要开打。我真的以为他们会打起来。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新鲜，我好奇地观望着。后来我了解到，这些场景非常天真，像在演一出喜剧一样，但几乎从来没有人动手。这一切像恶作剧般的举动是很常见的，它让我知道了囚犯们的道德素质程度。

那个高个子囚犯静静地、严肃地站在那里。他知道大家都在看他，在等待他的回答，看他是否会反驳，看看他是否会丢了面子。他必须要证明他是一只真正的鸟，而且要显示出他是一只什么样的鸟。他带着不可言喻的蔑视，眯起眼睛盯着他的对手，为了对胖子造成最大的伤害，他从肩头自上到下看着对方，好像在看一只臭虫，同时慢慢地，清晰地说：

“卡根！”[6]

意思说他是卡根鸟！囚犯们爆发出一阵轰天大笑，对这位囚犯的机智表示赞赏。

“你这个无赖，不要听他的！”胖子大吼起来，感到他彻底失败了，极其愤怒。

但争吵变得严肃起来，大家立即对他们两个进行围剿。

“你们在吵什么！”他们在牢房里尖声叫着。

“是啊，你们见鬼去吧！比什么嗓子？用拳头打！”有人在角落里喊道。

“是啊，你走啦？他们打起来了！”另一位应答着。“我们这里都是勇于挑战的好汉，一对七也不怕……”

“是的，都是好样的！一个是为了一磅面包进了监狱，另一个是偷了一个牛奶壶。他从一个女人那里偷了一壶优酪乳挨了鞭子。”

“好，好，好！够了！安静！”一名维持秩序的伤残退伍军人在自己角落边的床上叫嚷着。

“拿水来，伙计们！涅瓦利特·彼得罗维奇醒了！给涅瓦利特·彼得罗维奇，亲爱的兄弟倒水！他刚醒。”

“你的兄弟？……我是你的兄弟吗？我们有没有花一个卢布在一起喝过酒？谁是你的兄弟！”老兵嘟囔着，把手臂伸进自己外套的袖子里……

时间已是黎明，准备点名了，厨房里挤满一大群人，挤得水泄不通。囚犯们穿着羊皮大衣、戴着帽子，挨在放面包的桌边。一名厨师正在切面包。每一间厨房有两名厨师，都是由囚犯自己选出来的。他们还负责保存切面包和牛肉的刀子，每间厨房只有一把。

囚犯们一组一组地围在桌子旁和角落里，他们已穿戴好帽子、羊皮大衣和束带，准备工作了。有些人前面放着盛了克瓦斯[7]的木杯，他们把面包撕碎浸泡在里面边吃边喝，发出的噪音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有些明智的囚犯悄悄地在角落交谈着。

“安东诺维奇神父，在吃面包和盐呐？早安！”一名年轻的囚犯坐在一个皱着眉的没牙老人旁边说道。

“嗯，你好，如果你不是在开玩笑的话。”老人视线抬也没抬地说，他一面试图用没牙的牙龈啃面包。

“但是安东诺维奇，我以为你死了，真的。”

“不，你先死，我随后……”

我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我右边的两名囚犯，显然都想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想我不会被人偷的，”其中一个说，“我的朋友，我更怕我偷我自己的。”

“嗯，是的，不要用你的脏手来摸我口袋，你会引火焚身的。”

“但是，你又会烧伤什么呢！我们都是一样的囚犯，我们没有其他的称呼……她会把你的东西都偷光的，甚至不会向你鞠个躬，说声谢谢。在这里，我的兄弟，我最后的一分钱都是这样花完的。想一想，几天前她还在这里。我们能去哪里？我去求刽子手费奇卡，让我们到希欧多尔的房子里去吗？他已经在郊区从一个叫所罗门的，那个下贱的犹太人那里买下了那间房子。那个犹太人后来上吊自杀了……”

“我知道他。三年前他在我们那里卖过酒，绰号叫格里士卡，一个黑暗的小酒馆。”

“我知道。”

“可是你不知道，这是另一家黑酒店。”

“怎么会是另一家呢！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会尽可能给你带来够多的证人……”

“噢，你会带他们来！你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我当然知道，我在这里还揍过你，我也没有夸过口！你不要在这里吹牛，否则……”

“你打过我？要打我的那个人还没有出生呢！打过我的人现在都躺在地底下！”

“你这个瘟神流氓！”

“西伯利亚的麻风病会把你吞食掉的，你烂去吧！”

“当心！土耳其军刀会把你的狗头砍掉的！”

他们互相对骂起来。咒骂声像雨点一样密集。

“好了，好了，好了！要打起来了！”四周的囚犯呼喊起来。“不知道在外面如何生活，倒高兴到这里来吃面包……”

他们很快就被大家隔离开来。让他们用舌头打架，越多越好，这是允许的。这对大家来说是一种乐趣和消遣。但是不能拳脚相向，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拳打脚踢。一旦发生斗殴，就得报告少校典狱长。少校就会派人调查，或者亲自跑来。总之，那样就一切都坏了。因此，动手打架是不允许的。即使是吵架双方的诅咒也是为了更多的乐趣，作为辞令练习。他们经常欺骗自己，一开始他们激动起来，凶狠得不可开交……你以为他们马上会揪打起来，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只要他们的争吵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立即收场。第一次确实使我感到很惊讶。我把这里囚犯之间最常见的谈话列举出来是有目的的。我无法想象人们能用互相侮辱的方式来寻求愉悦，寻找娱乐！

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满足虚荣心。一个辩论家知道如何艺术性地侮辱人还能被大家尊重。只差那么一点点，他就会像一个演员那样接受大家的掌声。

即使在昨天晚上，我就注意到，有人一直在斜着眼看我。

我捕捉到几双阴暗的眼神。有几个囚犯围在我身边，可能他们怀疑我带了钱来。其他犯人一走，他们立即开始摇头摆尾，拍马奉承，教我怎么穿那副新的铁杆脚镣，他们给我弄了个带锁的小箱，这当然是我花钱买的。我把监狱发的东西和自己带来的几件内衣锁在箱里。可是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箱里的东西全偷走了，拿去换了酒喝个烂醉。后来，他们其中一个成了我的好朋友，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不停地掠夺我的东西。他这么做几乎不感到尴尬，完全是无意识地，仿佛这是他的一种责任。因此你对他生气也是没用的。

顺带一提，这些囚犯告诉我可以买一把茶壶，自己煮茶喝。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他们租了一个茶壶给我。同时，他们推荐一个人帮我做饭，一个月三十戈比，如果我希望能吃到合自己口味的饭菜，他会根据我的需要帮我做饭……当然，他们也向我借了钱，我到达监狱的那天，他们就向我问过三次。

在监狱里，对于前贵族，囚犯们都抱着一种阴暗、无情的心理。

尽管事实上，贵族已经被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和权利，与其余的犯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其他囚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是朋友。这样做甚至不是因为有意识的偏见，但却是坦诚的，是不知不觉的潜意识。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永远是绅士，尽管他们客气地嘲笑着我们的堕落：

“啊，现在一切都已完了，等着吧！有时彼得可以一路冲到莫斯科去，现在彼得只能去搓麻绳了。”

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之上，我们尽量不让痛苦之情流露出来，特别是我们第一次动手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权力，而且，我们也不能帮助他们什么。要取得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这些人）的信任，想得到他们的爱是很困难的，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难了。

整座监狱里只有少数几位贵族。首先，是五个波兰贵族。我会进一步详细谈到他们。囚犯们不喜欢波兰贵族甚于流亡的俄罗斯贵族。波兰人（我说的只是政治犯）对待他们很拘谨，不知道出自什么原因，礼貌得令人感到不舒服，但几乎不和他们说话，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囚犯们也理解这一点，所以也用同样的态度回应他们。

我在监狱里不得不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获得一些囚犯的善意对待。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终于喜欢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

俄国贵族除了我以外，还有四个。甚至在到达监狱之前，我就听说其中的一个人是个卑鄙下流的家伙，极其腐败，还充当了密探和线人。因此从第一天起，我就拒绝与他有任何来往。第二个是个弑父者，我已经在这个记事中讲过了。第三个叫阿基姆·阿基米奇，我很少见过像阿基姆·阿基米奇这样的怪人。他的形象始终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他又高又瘦，缺乏主见，无知得可怕，喜欢争论，讲究细节，像一个德国人一样。囚犯们都笑他，但他们怕和他打交道，全因他那吹毛求疵、苛刻、胡闹的性格。他一进监狱，就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大骂起来，甚至打他们。非常惊人的是，只要哪里有不公正的事情存在，不管是否和他有关，他都会立即介入。他极其天真。比如说，他有时和囚犯吵架，骂他们是小偷，但又认真地劝说他们不要再犯。他曾在高加索任中尉。我初到的第一天就和他成了朋友，他很快地就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我。他最初是高加索步兵团里的一个军校学生，熬了一段时间后晋升为准陆军中尉，被派往山区的一个要塞担任指挥官。邻近部落的一个酋长放火烧了他的城堡，夜袭他的要塞，但没有成功。阿基姆·阿基米奇很狡猾，装作不知道是谁袭击了要塞，把责任全部推给那些在山区游荡的暴民身上。一个月后，阿基姆·阿基米奇邀请酋长作为朋友前来参观要塞。酋长骑马来到要塞，丝毫没有起疑。阿基姆·阿基米奇集合了队伍，当众宣布酋长谋反的罪行，他断定酋长引燃堡垒是可耻的，接着宣读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解释作为一个部落酋长的职责。最后，在长篇演说结束后枪毙了他，并立即将细节呈报上司。为了这件事他竟然遭到审判，并且被判处死刑，但之后又减轻了判决，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在监狱里服十二年的二等徒刑。他充分意识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并告诉我他自己承认这件事做得不合法。在行刑队枪毙酋长前他就知道了，酋长作为文职官员应该送交民事法庭审判，而不是在军事法庭里受审。但是，尽管如此，尽管他知道这一点，他似乎一点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愿上帝保佑！毕竟，他烧了我的要塞。我该怎么办？我要向他鞠躬表示感谢吗？”当我表示反对他当时的做法时，他这样对我说。

但是，尽管囚犯们嘲笑阿基姆·阿基米奇是个小疯子，他们仍然尊重他的聪明和技能。

没有一门手艺是阿基姆·阿基米奇不懂的。他是一名木匠、鞋匠、补鞋匠、油漆匠、金匠、钳工、电工。这一切技能都是他在监狱里学到的。他全是自学的，什么事他只要看一眼就能模仿。他做了各种盒子、篮子、灯具、玩具，送到城里出售。因此，他手头总是有点钱，用来买额外的内衣、柔软一点的枕头和一条可折叠的床垫。他和我住在同一间牢房。在我入狱初期，给了我不少帮助。

在走出监狱去工作前，囚犯们得在警卫室前排成两行，囚犯队伍的前后是荷枪实弹的士兵。然后来了工程人员、监工和几个工程队里职位较低的警卫人员。监工清点囚犯人数，把他们一队队送到相关的工作场地去。

我跟随一些囚犯去了工程工厂。那是一座低矮的石头建筑，位于一个放置着许多材料的大院子里。那里有铁匠作坊、木工坊、铜匠作坊还有油漆工坊等。阿基姆·阿基米奇被派到油漆工坊里，他的工作是把亚麻籽油煮沸，调配颜色，然后涂在仿胡桃木家具上。

当我在等待上另一种脚镣时，我和阿基姆·阿基米奇谈了我对监狱的最初印象。

“是的，他们不喜欢贵族，”他说，“特别是那些政治犯。他们以伤害那些人的情感为乐。这也难怪，先生。首先，我们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其次，他们以前是地主，或者是在军队里服役的。你自己判断一下，他们会喜欢你吗，先生？我告诉你，这里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但是在俄罗斯的囚犯营里，生活更加困难。那里是地狱。我们这里有从那里转来的人，他们把我们的监狱夸得仿佛他们是从地狱来到天堂一样。不是因为工作更艰苦，先生。他们说，当局不是完全由军方组成的，对付头等囚犯的方式与我们这里很不一样。在那里，他们说，可以有自己的小房间。我没有见过，只是听他们说的，先生。他们不用剃光头，不用穿制服，固然，我们这里剃光头穿制服，我觉得是挺好的，这样看起来更有秩序，看着也舒服些，先生。那里一切都更整洁，看上去更舒服，但是他们那些人不喜欢。哦，你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像什么样子，先生！我们这里有士兵，还有切尔克斯[8]人，第三种是持不同政见者，第四种是东正教农民，他们离开了家庭和可爱的孩子，第五种是犹太人，第六种是吉卜赛人，第七种，谁知道第七种是什么人，而他们全都必须住在一起，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和他人共用一个杯子，睡在一个铺位上。没有一刻自由，没有娱乐。额外的一块面包也只能偷偷地吃，每一个铜板也要藏在靴子里，每一刻看到的就只有监狱，永远是监狱……那些怪念头自然而然就会进入脑子里。”

但是，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我特别想问阿基姆·阿基米奇关于我们这个少校典狱长的事情。阿基姆·阿基米奇是不会保守秘密的，我记得，他告诉过我有关少校的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太愉快的。

但是，我是注定要在他的管辖之下在这里生活两年。阿基姆·阿基米奇告诉我的所有关于少校的故事都是完全真实的，不同的是，现实的印象总是要比一个简单故事的印象更强烈。他是一个恐怖的、失去控制的人。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人几乎具有无限的权力，统治着两百多个灵魂。就他本身来说，他只不过是个放纵、邪恶的人，仅此而已。他把囚犯看成是他的天敌，这是他的首要错误。他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但一切，甚至是好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扭曲的。他没有耐心，脾气很坏。他甚至有时会在晚上突袭，像一颗炸弹扔进了牢房里，如果他注意到，囚犯朝着左侧睡或者仰卧着睡，第二天早上他就会处罚那些囚犯，并且对他们说：“你们必须按照我的命令，向右侧睡。”监狱里大家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又恨又怕。他的脸是紫色的，透着恶意。每个人都知道他完全听信他的侍从费特卡的话。他最喜欢他的卷毛狗宝贝，当宝贝生病的时候，他几乎悲伤得疯了。有人说，他在宝贝面前哭了，真是超过了对待自己儿子的感情。为此他把兽医赶走，像往常一样，他们之间打了一架。后来他从费特卡那里听说，监狱里有一个囚犯自学成了兽医，而且医术比其他人好，于是他马上就去把他叫来。

“我把宝贝交在你手里了！把宝贝治好！我会奖励你的。”他对着囚犯大喊。

那是一个西伯利亚人，一个狡猾，聪明，非常聪明的兽医，但他完全是一个农民。

“我看了看宝贝，”他被少校叫去后过了很久，当一切都被大家淡忘了，他告诉囚犯说，“我看见那只狗躺在沙发的一个白色枕头上，我看得出来它有炎症，放一放血就会好的，这是真的！但是我对自己说，如果治愈不了，它死了，那我将会怎么样呢？于是我说，大人，不行了，你太晚来叫我了。如果你昨天或再前一天来叫我，我会治好这条狗的，可是现在我没办法治了……”

宝贝就这样死了。

一天，有人告诉我，有一名囚犯曾经想杀死我们的少校。这名囚犯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了，据说是个很温顺的人。大家注意到，他几乎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大家甚至把他当成是个疯子。他有些知识，晚上经常阅读《圣经》。半夜里他等大家都睡着了，爬起身来，点上教堂里用的蜡烛，爬到炉台上，打开书，一直读到天亮。有一天，他告诉士官，他不想再去上班了。士官报告了少校，少校勃然大怒，立即骑马赶过来。囚徒手里握着事先准备好的一块砖向他冲去，但是砖头没有击中少校。他被抓住了，加以审判和惩罚。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三天后，他在医院里死了。弥留之际，他说，他不恨任何人，只是想受苦难。但是，他并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监狱里的囚犯想起他的时候总是充满了尊重的情感。

我终于换好了脚镣。这时，工厂里陆续来了几个卖面包的女人，其中有些是非常年轻的小女孩。在成年前，她们通常会去卖面包，母亲出炉面包，她们去卖。她们年纪大了以后还会继续到监狱里来，但不带面包来，所以这几乎已经成为传统了。这里总是有女人，甚至还有结了婚的女人。一个面包只花一个戈比，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会买。

我注意到一个囚犯，是名木匠，已经满头白发，脸色红润，面带微笑，总是跟那些女人打情骂俏的。在她们到来之前，他就把一块红色的手绢系在脖子上。有一个脸上全是雀斑的胖女人，一来就把自己的篮子放在他的工作台上。他们俩就开始谈起话来。

“嗯，你昨天怎么不来呀？”囚犯说着，得意地笑了。

“听你说的！我来过了，你自己走了。人家还叫你米特卡呢。”女人热情地说。

“对，他们把我们叫走了，不然我们就会在一起了。前天，她们全来看我了。”

“谁来了？”

“玛利耶士卡来了，哈佛洛斯卡来过，柴孔达来过，德伏格洛苏娃来了……”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阿基姆·阿基米奇，“真有这样的事吗？”

“是的，有时候会有的，先生。”他答道，谦虚地低垂下眼睛，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当然，这样的事情有时会发生，但是很少，而且难度极高。一般情况下，囚犯们宁愿把钱拿来喝酒。爱喝酒的要比做这种事情的人多。别说强制生活让这种事很难实现，就算是会见那些女性，也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必须要选择时间、地点、安排会面、安排日期、寻找独处的地方，特别难的是说服警卫，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还要花上相对来说巨大的钱财。不过，有时候我仍然能见证那些爱情戏。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岸上的一间仓库里加热一个砖炉，看守我们的士兵人很好。很快地，有两个女人出现了。

“你们在哪里待得这么久？是在兹魏尔科夫那里吗？”一名囚犯问道，很显然他已经期待她们很久了。

“我待久了吗？刚才在那里并不太久呀。”其中一个女人答道。

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脏的女孩。她就是柴孔达。她是和德伏格洛苏娃一起来的。那张脸也是无法形容的。

“很久没有看到你了，”那个献殷勤的男人对德伏格洛苏娃说，“你好像瘦了？”

“也许吧。以前我是个胖子，现在，就好像吞下了一根针一样。”

“你还在追那些士兵吗？”

“不，不，那是你们这些邪恶的人对我们的诽谤。而事实上，那又有什么？哪怕是打死我，也不会喜欢上士兵的！”

“不要理那些士兵，还是爱我们好，我们有钱……”

为了完成这幅图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剃光了头的男人大献殷勤，脚踝上戴着镣铐，穿着条纹囚服，还在卫兵的监视下……

我和阿基姆·阿基米奇说了再见，在卫兵的押送下回到监狱。人们已经渐渐回到牢房。最先回来的是那些做定额苦工的囚犯。唯一可以使囚犯努力工作的手段，就是给他们一个定额。有时定额很大，但他们比平时要快两倍。平时他们经常被迫做到该吃饭的时候。若是完成了定额，他们可以自由地回牢房，没有人会阻止他们。

因为厨房无法一下子容纳整个牢房里的人，所以我们不是在一起吃饭的，先到先吃。我尝了尝菜汤，但吃不惯那味道，我给自己泡了一壶茶。我和另一名囚犯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他和我一样，以前也是个贵族。

囚犯们来了又走。空间还很宽敞，还没有很多人来吃饭。一帮有五个人坐在另一张大桌旁。厨子给他们每人盛了两大匙菜汤，再端来一盘炸鱼。他们似乎在庆祝什么，吃自己的自备菜。他们友好地侧目看看我们。一个波兰人走了进来，坐在我们旁边。

“我不是你们的同路人，但我什么都知道！”一个高个子的囚犯走进厨房大声吼着，虎视眈眈地瞪着在场所有人。

他有五十岁模样，瘦瘦的，但浑身是肌肉。他的脸上带着邪恶的神情，生气勃勃的。尤其显著的是他厚实而下垂的下嘴唇，使他的脸看起来很可笑。

“嗯，美美地睡了一觉吧！为什么不打招呼啊？我的库尔斯克朋友们！”他一边说着，一边在那些人旁边坐下，“你们不欢迎客人吗。”

“兄弟，我们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吕坦波夫人？”

“我们也不是吕坦波夫人。兄弟，不要向我们讨东西吃。你去问那些有钱的乡下人那里要吧。”

“今天玛丽亚·伊考迪希娜[9]在我的肚子里，否则我真的要饿死了。我的朋友们，我好饿。但是有钱的乡下人在哪里？”

“老天，那是格辛，他有钱，去他那里要。”

“听着，朋友，格辛今天要把他整个钱包都喝光。”

“他至少有二十个卢布，”另一个人说。“做卖酒的买卖是很赚钱的。”

“嗯，你们不招待客人吗？那我只好去吃官家饭了。”

“你要喝茶吗？去向那些贵族老爷要杯茶吧。”

“这里有什么贵族老爷，他们不再是老爷了，他们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坐在角落的一名囚犯冷冷地说了一句。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说过话。

“我很想喝杯茶，但我不好意思开口。我有自尊！”厚嘴唇的囚犯说着，善意地看着我。

“如果你愿意，我会给你的，”我边说边邀请那名囚犯，“你要喝吗？”

“你什么意思？谁不想要呢！”他朝我坐的桌子走来。

“啊，在家里时他只有菜汤和黑面包，现在到监狱里来他却像个绅士要喝茶了。”那个脸色阴沉的囚犯说道。

“这里没有人喝茶吗？”我问他，但他却不屑回答我。

“白面包，白面包。谁要买！”

一名年轻的囚犯用网兜背着一大堆卡拉奇[10]，卖给监狱里的囚犯。他每卖掉十个，面包房会送他一个，这正是他希望得到的晚餐。

“白面包，白面包！”他边喊边进了厨房，“莫斯科白面包，热的！我会全部吃掉的，但我需要钱，许多的钱。好了，伙计们，这是最后一个面包了，谁有母亲在这里就卖给谁。”这对母爱的呼吁逗得大家都笑了，几个白面包都卖掉了。

“我的朋友们，”他说，“格辛今天喝得很醉，这真是罪过呀！他还选了一个好时间，如果今天‘八只眼’来这里，我们就要把格辛藏起来。”

“把他藏起来？他喝得很醉了吗？”

“是啊，在那里！还在发酒疯呢，劝都劝不住。”

“嗯，那就要动拳头了……”

“他们在说谁？”我问坐在旁边的波兰人。

[6]与蒙语“可汗”同音，意指“皇帝”。

[7]俄国一种常见的酸性发酵饮料。

[8]切尔克斯亚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居民都是切尔克斯人。

[9]指饱嗝。

[10]烤小圆面包。

第三章　最初印象（续）

“在说格辛。他是一个卖酒的囚犯。当他赚了一些钱，他就会豪饮，直到把这些钱喝完。他喝酒时残酷凶狠，但是清醒的时候，又变回很谦卑的样子。一旦喝了酒，他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他会拿着刀子攻击其他人，直到被制住为止。”

“如何才制得住？”

“十几个囚犯冲上去，把他打到失去知觉为止。等他被打个半死，然后把他放在他的铺板上，用他的羊皮上衣盖上。”

“他们可能会把他打死的？”

“其他人可能会被这样打死，但他不会。他非常强壮，比监狱里任何人都还要强壮。第二天早上他起床时就完全恢复了。”

“请告诉我，”我继续问波兰人，“他们在吃自己的自备食物，我只是喝点茶而已。为什么他们还要嫉妒我喝茶？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答道。“他们是嫉妒你。你不是一个贵族吗？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想向你寻衅，藉此侮辱你、羞辱你。你会发现这里会有很多麻烦的。这里的生活对我们所有人都很困难。而我们在各方面又比其他人更痛苦。你需要保持极度的冷静才能习惯。为了你的食物，为了你的茶，你可能会再次陷入困境。但事实上，有很多人，往往吃自己的东西，有些人还一直喝茶。他们可以，但是你不能。”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离开了桌子。几分钟后，他的话都变成现实……

M-斯基（和我说话的那个波兰人）刚刚离开，格辛就摇摇晃晃地走进厨房，他完全喝醉了。

一个囚犯竟然在大白天的工作日喝醉酒，而其他每个人都不得不去工作，还有一个每分钟都可能到监狱里来检查的严厉少校，加上一个寸步不离的监管官员，还有守卫和哨兵。一句话，在这么严谨的管理下竟会发生这种事情，这完全把我对监狱和囚犯生活的概念搞乱了。在狱中过了很久以后，才使我理解所有这些最初对我来说确实是很神秘的事实。

我已经说过，囚犯一直有自己的工作，这工作是一个人在牢狱里生活的自然需要。除了这方面的需求，囚犯非常爱钱，把金钱看得很重，几乎看得跟自由一样重要，如果口袋里有钱叮叮当当地响，他们就会感到很安慰。反之，他们会感到伤心、难过、不安和气馁。如果没有钱，他们就会去盗窃，只要能得到金钱，他们可以做出任何可怕的事情来。可是，尽管金钱在监狱里被视作瑰宝，它从来不会在有钱的幸运者手中停留，它们在监狱里就被花掉了。首先，在监狱里要藏住钱，不让它被偷走或被没收是很难的。假如少校对他们来个突然袭击，发现了那些花了很多麻烦积攒起来的小钱，他会立即没收。也许他会用这些钱来改善囚犯的食物，至少这笔钱是必须要上缴给他的。但是多数情况下，钱被偷了。在这里没有人是可以信赖的。而后，我们发现了一个保管钱的安全方法。我们把钱交给从魏托可夫柴夫旧教村庄里发配来的一个老教徒保管。在此，我忍不住要说几句关于他的话，虽然有点离题。

这是一个六十多岁、身材瘦小、头发花白的老人。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他跟其他犯人不一样，他的眼睛看上去很平静、安详。我还记得，看着他那双周围有些细纹、清晰、明亮、有神的眼睛，我总是很愉快。我时常和他谈话，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很少能见到这么善良仁慈的人了。他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罪，被他们送到这里来。

当时旧教信徒之中开始出现了某种逆转，有些人改信正教。政府大力鼓励他们，作了种种努力，进一步诱导其他人也改信正教。这位老人决定和其他旧教的狂热分子一同“捍卫信念”。正教刚开始在他们的村庄里建立教堂，他们就把它烧了。作为一个唆使者，老人被流放服劳役。他原是一个富有的店铺老板，他把爱妻和孩子送回老家。面对流亡，他无所畏惧，因为他盲目地相信他是“为了信仰而受难的”。和他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么一个谦虚、温和，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怎么会做出叛逆的行为？好几次我试图和他谈起关于“信仰”的问题。他绝不放弃自己的信念，但从他表达的反对意见中我找不到丝毫恶意，也没有仇恨。可是他烧毁了教堂，从不加以否认。依照他的信念，他似乎把自己的行为和因此受到的“磨难”看作是一种荣耀。但是不管我如何检视他、研究他，我无法从他身上找出任何虚荣或骄傲的迹象。

我们监狱里还有些旧教信徒，大多数是西伯利亚人，智力极其发达，像农民一样狡猾，或是知识非常渊博的老学究。他们有自己的思辩方式，但他们傲慢、逞强、狡猾，还极其不耐烦。老人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读的书也许比那些人还多，他比那些人信仰更坚定，但他避开一切争辩和冲突。他非常善于交际。他很开朗、快乐，脸上经常挂着笑容，但不是囚犯的那种粗鲁、玩世不恭的笑，而是一种明朗安静的笑靥。笑中带有孩童般的纯真，与他那一头白发特别匹配。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我认为，从笑容里可以认识一个人。如果你和一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他的笑声使你感到愉快，你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个好人。老人在监狱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但他绝不图虚荣。囚犯们叫他祖父，从来没有得罪过他。我似乎有点明白了，他可能会影响他的教友。但是，尽管他在忍受苦刑煎熬时表现得很坚定，可是他的心里却深藏着无法治愈的忧郁，他努力把它隐藏在心里，不让大家知道。在牢房里，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有一次，大约半夜三点钟的时候，我转醒过来，听到有人发出轻轻地、抑制住的哭泣声。我看到老人坐在炉台上（就是那名想杀死少校的囚犯，夜里在此读圣经的同一个炉台）拿着一本手抄的圣经在祈祷，他哭了，我不时听到他说：“主啊，不要离开我！主啊，给我力量！我的孩子们，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无法告诉你当时我心里有多么难过。

就这样，几乎所有的犯人开始把他们的钱一点一滴地交给老人保管。监狱里的人几乎都是贼，但是出自某种原因，我们相信这位老人是不会偷窃的。大家知道他会把钱藏起来，但究竟藏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秘密，没有人能找得到。后来老人对我和一些波兰人透露了他的秘密。在一棵树上有一根树枝是可以从树干上拔出来的，那下面有一个洞。这就是我们的祖父藏钱的地方，他在上面做了一个记号，没有人能发现那个地方。

不过，我已经偏离主题了，现在我要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我刚才是在讲，为什么囚犯口袋里的钱老是留不住。那是因为，除了在监狱里保存金钱的困难以外，监狱的生活太苦闷了。囚犯的天性就和其他生物一样，是渴望自由的。加上他们从前轻浮放纵的社会地位，自然会导致他们突然“完全挥霍”所有的钱，在音乐和狂喊乱叫声中痛快一下，至少可以在当下这刻忘却自己的痛苦。他们之中有些人真的很奇怪，他们拼命工作，有时连续几个月不停地工作，仅仅为了有一天能把所有收入全部花光。然后再照那样工作几个月，直到再次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他们之中许多人喜欢新的、多少有些特殊造型的衣服，比如一些时尚的黑色裤子、马甲、西伯利亚衬衣。他们最喜欢的是花布衬衫和黄铜头腰带。一到假日，这些花花公子们就穿上最好的衣服，神气活现地在监狱里走来走去，像在全世界面前显耀自己穿得衣冠楚楚，愉快的心情就像回到了童年。实际上囚犯在许多方面都像小孩子一样。然而，这些漂亮时尚的衣服终究会以某种方式从囚犯手里突然消失，有时就在他们刚刚买下来的当晚就被典押或卖出，用以换回微薄的金钱。一般而言，狂饮暴食的行为会有固定的时间点，通常总是在节日或生日那天。生日当天早上，那个囚犯会很早起床，在神像前点燃一支蜡烛，并作祈祷。然后穿好衣服，向厨房订好他的饭菜。他事先买了牛肉、鱼和西伯利亚饺子。他吃东西的模样就像头公牛一样，总是孤身一人，很少邀请其他囚犯一同分享。接着是伏特加酒，生日喝得醉生梦死，大摇大摆、蹒跚地走过整个牢房，向众人显示他喝醉了，他“在继续下去”，应该得到他们特别的尊重。

俄罗斯人对于喝醉的人总是有种同情感。而在监狱里，他们对喝醉的人不仅同情，而且还表示尊重。在监狱里喝醉酒有着一种特别的贵族气质。囚犯一高兴，就会花钱雇人演奏音乐。监狱里有个令人讨厌的波兰逃兵，但他有一把小提琴，而且他会拉奏。这是他所有的财产。他没有其他手艺，只有跟着庆生的囚徒，从一间牢房走到另一间牢房，使尽全力演奏舞曲。他的脸上常常露出疲惫和对演奏相同乐曲的厌烦，但是当囚犯对他喊道：“继续拉呀，我是付了钱的！”这又迫使他更加疯狂地演奏起来。那些喝醉的囚犯相信，一定会有人照顾他们的。如果他们已经很醉了，会有人帮助他们去睡觉，要是碰上少校来巡查，他们总是会被其他人隐藏起来。囚犯这样做是完全没有私心的。对于监狱中的士官和留在监狱里维持秩序的伤残老兵们来说，他们对囚犯酗酒是完全放心的。他们知道酒醉的人不会造成混乱。整座监狱的人都会看着他，如果他真的要闹事，他马上就会被制止住，甚至被捆绑起来。因此，那些低阶军官们对于酗酒的行为不是没有看到，而总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知道，如果禁止喝酒，监狱中的情况将会更糟。可是，这酒是从哪里来的呢？

酒是从狱中那些所谓的酒贩那里买来的。有那么几个人一直在做这种生意，这是一宗非常赚钱的买卖，他们做得很成功。尽管事实上，狱中的酒鬼并不多。因为喝酒和“盛宴”都是需要钱的，而在监狱中要赚点钱是很不容易的。酒的贸易是以很原始的方式开始的。如果一名囚犯既没有手艺，也不愿意做些业余工作（这样的人是有的），但又希望有足够的资本能快速赚钱。当他手头有了一些钱的时候，就开始买卖伏特加。这是一项大胆的，且需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尝试，因为做这种投机买卖弄得不好，不仅会失去所有的资金和货物，而且背上的皮肉还要承受痛苦。但是酒贩们会不顾一切。一开始他自己把酒带进监狱里，以最好的价格卖掉。他重复地做着第二次、第三次。如果没有被发现，他现在已经积累了资金，使他能够迅速地扩展，他便成为一个企业家、资本家，拥有代理和助理，风险越来越少，获利越来越多。而且他的助理和代理为他挡住了风险。

监狱里总是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金钱挥霍一空，赌得精光，玩得精光。他们没有技能，生活悲惨，衣衫褴褛，但他们某种程度上有天赋的勇气和决心。这种人只有他们的背还完整地保存着，这是他们的资本，一个背只有一次机会，它甚至可以成为任何东西，这个新形式的资本挥霍狂欢者，决定把它投入流通领域。他走到酒贩那里，表示愿意受雇把伏特加带进监狱，有钱的酒贩有不少这样的雇工。在城内某处，总是有士兵、店主或者某个淫荡的女人，用酒贩的钱从小酒店里买了伏特加，藏在囚犯们工作场所附近一处僻静的地方。那个提供伏特加的人在把酒运到那个隐藏之地以前，总是要先尝尝伏特加酒的好坏，然后很不人道地掺水弥补被他喝掉的酒。不管你要不要，囚犯是无法太挑剔的。这还算是好的，没有完全失去他的钱，而且还带来伏特加酒。不管是什么样的，总还是伏特加。运酒的人从酒贩那里得知了藏酒的地点，于是带着牛肠去取酒。这些牛肠是预先清洗过的，然后装满水，保持它们原来的水分和弹性以适宜盛酒。囚犯把伏特加酒灌入肠内，把肠子尽可能绑在身上最隐秘的地方。当然，此时就要显示这个大胆囚犯的熟练程度和狡猾的本事了，这是成败的关键。这时他必须要骗过押送的卫兵和哨兵。他会事先对卫兵进行研究，同时也会巧妙地算好时间和地点，如果他非常狡猾，卫兵——有时是个新兵——就不会注意到事有蹊跷。比如，一个修炉的囚犯，爬到炉子上面，卫兵当然不会跟着他爬上去的，那么谁又能看见他在做什么呢？当他和押送的卫兵走近监狱时，他会准备好一枚十五或二十戈比的硬币，以防万一，在大门口等待守门的下士。每一个外出工作回来的囚犯，下士要对他们进行搜身检查，然后打开门让他们入狱。运酒的囚犯通常希望下士不会搜得太仔细，不好意思去触摸身上那些隐私的地方。但有时碰上一个狡猾的下士，他正是会搜查到这些地方的，这样他就会发现那些偷运的伏特加。此时囚犯就会使出他的最后一招，把手里握着的那个硬币偷偷塞进下士的手中。采用这样的伎俩，有时就能把伏特加安全运进监狱里去了。但有时这种伎俩不管用，那时他们就得真正付出他们唯一的资本了。卫兵报告了少校，肇事的囚犯被判鞭笞。他的唯一资本——他的背遭到狠狠的鞭打，酒也被没收了。一般来说，运酒的囚犯会把一切罪行都揽在自己身上，不会供出酒贩。但要注意的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受到其他囚犯的谴责，而只是因为无利可图。再说不管怎么样，他同样会被鞭打，唯一的安慰就是有另外两个人一起陪着挨打。但他以后还会需要那个酒贩，因此他不会出卖酒贩。像往常一样，按事先约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运酒的人是不能从酒贩那里要钱作为补偿的。

至于告密的行为则是非常盛行。在监狱里，告密者是不会受到侮辱的，对他的不满，根本连想都不敢想。大家不会回避他，反而会和他交朋友，所以，要是你在监狱里想证明告密者的卑鄙，没有人会理解你的。我已经提到的那名前贵族，是一个卑鄙堕落的小人，我一来就和他断绝往来。他是少校侍从费特卡的朋友，他是个告密者，他把在监狱里所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通过费特卡报告给少校知悉。我们都知道，但是没有人会责备或甚至惩罚这个小人。

我又偏题了。当然，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酒常常还是会被安全地运进来的。然后，酒贩付钱给运酒的，并且开始计算成本。根据计算，发现该批酒已产生了非常昂贵的成本，因此，为了获取较大的利润，他把酒从牛肠里倒出来，又加了水稀释一半，准备妥当后等待买主。交易往往是在到货后的第一个假日。有时甚至在工作日就会有人来买酒。买方像牛马一样工作了几个月，一戈比、一戈比的积攒了些钱，他要一下子就把这些钱喝完。很久以来，他一直盼望着这一天。可怜的囚犯在漫长的冬夜里，在艰苦的工作中，快乐地幻想着这一天。就是这种日盼夜想支撑着他那苦闷压抑的牢狱生活。终于曙光在东方出现，钱积攒起来了，躲过没收，也躲过小偷。他把钱给了酒贩。酒贩一开始给他已经稀释过了两次的伏特加，但是当那瓶里的酒被喝得越来越少，酒贩会在瓶中加入越来越多的水。这样，一杯酒要比外面酒店里贵上五到六倍以上。你可以想象你需要喝多少杯、付多少钱才能喝醉！但是，因为他已不常喝酒，因此，很少量的酒也足以很快把他灌醉，通常他们会继续喝下去，直到所有的钱都花完为止。然后他就会再把他所有的新东西抵押或卖给酒贩，酒贩同时也是放债人。一开始抵押的是些新的、特殊的东西，然后抵押旧的东西，最后，把监狱发的东西也拿去抵押。直到把最后一块破布也抵押掉了，酒鬼才肯上床睡觉。第二天醒来时，他的头痛得要胀裂开来，他向酒贩要一口酒来解酒，但这是徒劳的，遭到酒贩直接拒绝。可悲的是他必须忍受酒后不适和抑郁的感觉，不得不在同一天又开始一连几个月的艰难工作，梦想着那个虚无飘渺地快乐的一天，振作起精神等待着那一天。那一天还相距甚远，但总归在什么时候一定会来到的。

至于酒贩，当他赚了一笔大钱，比如几十个卢布以后，自己也应该庆祝一下了！他开始为自己备酒，这次当然不加水稀释。他饮酒作乐，又吃又喝，再加上音乐助兴。这也是他贿赂监狱里下级长官的手段。这样的狂欢有时会持续好几天。当然，酒很快就喝完了，他会到另一个酒贩那里接着喝，一直喝到最后一个戈比。不管囚犯们如何保护他们喝醉的同伴，有时候还是会被少校或其他值日军官注意到。他们会把喝醉的囚犯拖进刑室里。如果他身上有钱，会被全部没收，然后饱以一顿鞭打。酒贩像狗一样，东摇西晃地回到牢房里。几天后他又开始做起卖酒的生意来了。

有些囚犯喜欢花天酒地，当然他们是有钱的，他们梦想着漂亮的女人。他们可以花很多钱，成功地贿赂卫兵。这样他们就不必去工作，而是被卫兵偷偷地带到郊区某个地方。在那里一间僻静的房子里，他们可以花上很多钱，举行盛宴，尽欢作乐。为了钱，卫兵有时会事先作出这种临时的安排，当然囚犯给他们的补偿是相当可观的。通常这样的卫兵自己也是未来被送进监狱的候选人。有了钱，你可以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这样的安排绝对是需要保密的。我必须补充说一句，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因为这种事需要大量的金钱。喜欢女人的囚犯只得另外寻找其他安全的方法。

从进监狱的第一天起，有一名年轻的囚犯，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他引起我特别的好奇心。他的名字叫希洛特金。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首先，他那英俊的脸庞使我很是吃惊。他的年纪不到二十三岁。被判了无期徒刑，住在狱中的特科牢房里，被认为是最重大的军事囚犯。他还小，不多说话，笑容很少。他的眼睛是蓝色的，面容清晰，一头淡棕色的柔软头发。即使小脑袋被剃光了，也没能改变他的容貌。他真是一个漂亮的男孩。虽然他什么技能都没有，但他往往还是能搞到一点钱。他非常懒惰、邋遢、不修边幅。但是如果有人给他件好衣服，甚至给他一件红色的衬衫，希洛特金显然会非常高兴的。他会穿着那件衣服走遍整座监狱让大家看。他不喝酒，也不玩牌，几乎没有跟人吵过架，有时喜欢在牢房后面徘徊——手插在口袋里，静静地思索着什么。他在想些什么是很难以猜测的。有时出于好奇唤他一声，他马上就会回答，甚至似乎很敬重你，不像是囚犯。但他说话总是很简洁，沉默寡言，两眼盯着你的眼神像个孩子一样。他要是一有钱，既不去买必需的日常用品，也不去修补自己的外套，不去买双新的靴子，而去买姜饼、曲奇饼干，好像他真的是个七岁的小孩子。“唉，你这个希洛特金！”囚犯们有时对他这样说，“你真是个孤儿[11]！”

不工作的时候他通常在其他牢房里游荡。大家几乎都在做自己的事，就他一个人无所事事。如果其他人嘲笑他或者和他开玩笑，他会一个字也不说地，转往另一间牢房去了。有时，如果你笑得太厉害，他的脸会红起来。我常常在想，这座监狱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驯顺、诚挚的人呢？他犯了什么罪啊？有一次，我生病住在医院的囚犯病房里。希洛特金也得了同样的病，躺在我旁边的床上，我和他谈了一个下午，他很是兴奋，话匣子一开，就告诉我他是如何被征兵的，他的母亲送别时他是怎样痛哭的，他刚入伍又是如何的痛苦。他补充道，他永远不能忍受那种新兵生活。每个人都无缘无故地恨他，对他非常严厉，而且指挥官总是对他不满意！……

“那后来又是怎么结束的呢？”我问。“你犯了什么罪到这里来的呢？而且还住在特科牢房里……唉，希洛特金，希洛特金！”

“是的，先生，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我在陆军营里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我杀了营长格里戈利·彼得洛维奇，所以我被送到这里来了。”

“我听说了，希洛特金。但我不相信你会杀人。你怎么会杀了他的呢？”

“但是那终究还是发生了，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我无法忍受那里的生活。”

“那其他新兵怎么生活的呢？当然，一开始肯定是很难熬的，以后慢慢就习惯了，为了成为一名杰出的士兵。你母亲一定是太宠你了，老是喂你姜饼和牛奶。”

“我母亲？是的，她非常爱我。当我被征召而离开她后，我听说她就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新兵的生活有多么痛苦啊。指挥官不喜欢我，老是惩罚我。但究竟为了什么呢？看我不顺眼吗？我服从每一个人，我唯唯诺诺，谨言慎行。我不喝酒，不借钱，仅此而已。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借钱是件很坏的事情，当一个人开始借钱时，一切都取决于他了。而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残忍，心肠那么硬。连哭的地方也找不到。有时候，我会独自躲到角落里痛哭一场。一天，或者说是一个晚上，我在站岗。哦，那是秋季，晚上风很大，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我心里很难受，我病了！我从火枪上把刺刀卸下来放在身边。然后我脱下靴子，用枪口抵住我的胸膛，用大拇指扣动了扳机。枪没有击发！我检查枪枝，装入新的火药，把枪上的点火石分开，再次把枪口抵住自己的胸膛。火花一闪，但还是没有发射！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把靴子穿上，将刺刀插回枪上，背着枪沉默地来回踱步。当时我作出了决定，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只要能脱离士兵的生活！半小时后，营长来查哨。他直接朝我走来，对我喊道：‘是这样站岗的吗？’我拿起枪，向他胸膛一刺。后来，我跑了四千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来到这个特科的原因……”

他没有说谎。但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把他送进特科牢房里？对这种罪的惩罚一般来说要轻得多。希洛特金是囚犯中唯一长得这么帅的。至于特科牢房里的其他人，一共有十五个人，看起来都是那样的可怕。其中只有两、三个人还算可以容忍，剩下的全是呆头呆脑、丑陋不堪、猥琐卑劣，有些人甚至连头发都白了。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以后我会详细描述这一群人的。希洛特金和格辛是好朋友，就是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个人，他喝醉以后，摇摇晃晃地走进厨房，推翻了我最初对监狱的概念。

这个格辛可是个恐怖的人物。他给每个人的印象是可怕的、极为恶劣的。我始终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凶狠、更令人惧怕的人了。我在托博尔斯克见过凶恶出名的强盗加米涅夫，之后又看到过索科洛夫，那个被指控的逃兵，可怕的杀人犯。但他们都没有给我如格辛这般的坏印象。有时我想，在我面前的是一只巨大的，和人一样大的蜘蛛。他是个鞑靼人，力气过人，也是监狱里最强壮的囚犯。他身材魁梧，比普通人还要高。有一颗丑陋的、不成比例的大脑袋，走起路来弯腰驼背，老是斜着眼看人。监狱里流传着那些有关他的奇怪传闻。大家都知道，他过去是名军人，但这些都是囚犯们彼此谈论的，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据说他是从尼布楚逃出来的。他屡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屡次逃跑，屡次改变姓名，最后他落到了我们监狱的特科牢房里。传说他喜欢杀小孩子，这是他唯一的乐趣。他把小孩子引到方便下手的地方，一开始吓唬他、折磨他。等到充分欣赏了那个可怜、恐惧的小东西以后，再轻轻地、慢慢地，并且愉快地把他杀死。也许，这一切都是虚构出来的故事，但由于格辛给人普遍的坏印象，使得那些虚构形象与他的外貌和个性显得非常相配。不过，在没有喝酒的情况下，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非常谨慎，总是静静的，从来不和人吵架，避免和人争论，好像出自对别人的藐视，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他的话很少，在某种程度上故意表现出孤僻的性格。动作缓慢，平静且自信。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很聪明，非常聪明，但他的表情和微笑中总带着一些傲慢的嘲弄和残酷。他在贩酒，是监狱里最有钱的酒贩之一。但是每年之中有两次，他会自己喝得烂醉。那时他本性中的残忍都会表露无遗。当他渐渐喝醉时，他开始用早就想好的，最邪恶的嘲笑来欺负其他人，最后，当他完全醉了，他会变得非常愤怒，发疯似地抓起刀子攻击他人。囚犯们知道他那可怕的力量，便四下逃跑、躲避。他扑向每个角落，攻击他所见到的任何人。但是很快地，囚犯们就发现了对付他的方法。他牢房里的十来个人会一起冲到他面前，开始打他。这种残暴的毒打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打他的胸膛，打他的心窝、胃部、腹部，打得很重很久，一直打到他失去知觉，像死了一样，才停下来。他们是不敢这么打其他人的，那是会把人打死的。但是格辛是不会死的。把他打得完全失去意识后，他们把他裹在羊皮大衣里，抬到他自己的铺板上。“他会好好睡一觉的。”他们说。果然，第二天早上起床时，他几乎是若无其事的，默默地、闷闷不乐地工作去了。每当格辛喝醉，监狱里的人都知道，这一天他一定会以挨打而告终。是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他还是要喝得酩酊大醉。这样过了好几年。最后，我们注意到，格辛开始吃不消了。他开始抱怨身上的各种疼痛，显得明显衰弱，去医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他终于屈服了！”囚犯们自己这么说道。

格辛走进厨房，后面跟着那个挟着一把小提琴，通常被雇用来作乐的、令人恶心的波兰姑娘。他们在厨房中央停住了脚步，默默地注意看着周围的人们。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最后，当他看到我和我的同伴，他恶毒地、讽刺地看了看我们，再得意地笑了起来，仿佛对自己刚刚想到的一个玩笑非常满意似的，摇摇晃晃，迈着沉重的脚步向我们这桌走来。

“请问，”他说，（他说的是俄语）“你从哪里弄到钱来这里喝茶的？”

我和我的朋友默默地交换眼色，知道我们最好保持沉默不去搭理他。否则他会暴跳如雷的。

“那么，你还有钱吗？”他继续询问。“所以说，你有很多钱吧？你到西伯利亚是来喝茶的吗？你到这里来是来喝茶的吗？喂，回答我，我要知道！”

看到我们决定要保持沉默，并不想搭理他，他脸红了，全身愤怒地颤抖着。在他身边放着一个大托盘，托盘是用来放囚犯午餐或晚餐用的切片面包的。它非常大，放得下半座监狱囚犯要吃的面包，但现在却是空的。他双手抓起托盘向我们挥舞。不消一秒钟，他一定会把我们的头打得粉碎。虽然威胁或意图杀害会给整座监狱带来极大的麻烦，官方肯定要侦查，增加搜索的力度，因此囚犯们通常尽自己的努力，不让情况演变到那样极端的地步——尽管如此，此刻大家全都呆在那里，保持缄默，没有人帮我们答话！也没有一声喊叫来喝止格辛！——他们对我们的仇恨强烈到这样的程度！很显然地，我们处境危险反而使他们感到愉快……但是这一切却意外地结束了。正当他要把托盘向我们扔过来时，有人在外面走廊里喊道：

“格辛！酒被偷了！”

他把托盘砰的一声扔在地板上，疯狂地从厨房里冲出去。

“哦，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彼此这样说着。很久以后他们也这样说着。

我不知道酒是否真的被偷了，或者那只是有人编造出来营救我们的。

当天夜晚，在牢房关闭之前，我在黑暗中沿着围栏柱子走了一圈，一种沉重的悲伤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在那之后，我整段囚犯生活中不曾有如那天晚上感受过这样的悲伤。第一天的监禁是最难承受的，不管在哪，在牢房里，或者在单间监室中，无论是在监狱里或者是做苦工……但是请记住，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想法，往后一直在我的牢狱生活中持续地困扰着我。有些人认为这个想法是无解的。对我来说，这个想法现在仍然非常棘手、难以解决的。那就是：“对于同样的罪行，为什么处罚是不平等的？”诚然，罪行是不能作比较的，甚至是作近似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例如：两个人都杀了人，对他们犯罪的环境和情节都详细地进行分析和比较，而他们两人都得到相同的惩罚。但是，应该看看他们所犯的罪行后果有多大的差异。例如，一个人仅仅为了一点小事，为了一颗洋葱杀人，他走到路上，杀了一个路过的人，那人身上仅有一颗洋葱。

“唉呀，爸爸！你要我去找钱。我杀了一个男子，发现他身上只有一颗洋葱。”

“你这个笨蛋！一颗洋葱虽然只值一个戈比！如果你杀了一百个，你就有一百个戈比了，那就是一个卢布！”（这是监狱里的一则笑话）。

另一个人为了捍卫新娘、姐妹、女儿的名誉，杀了一个骄奢淫逸的暴君。

第三个是个快要饿死的流浪汉，被一群员警追赶着。他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屡屡到濒临饿死之际才犯下命案。他被看作与那个为了乐趣谋杀儿童的强盗一模一样。那个强盗杀小孩是为了在手上感觉到热血，为了欣赏孩童在刀下像鸟一般的恐惧。但是结果又是如何呢？他们都被判处同样的苦役，虽然刑期有所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相对来说是较小的差异。同一种罪行的内在性质是变化无穷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罪犯，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性质。但是，要平衡这种差异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无从解决的问题，好比水中捞月。但是，即使这种不平等不可避免，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想一想：惩罚的结果……一个在监狱里的人，生命在悄然离去，像蜡烛一样地融化，而有些人在进监狱前，甚至不知道世界上会有这样快乐的生活，这样舒适的俱乐部，这样大胆的同伴。

也有这样一种人到监狱里来。例如，一个受过教育、有良知、有头脑和心地真诚的人。他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早在任何刑罚之前就把他自己杀死了。他无情地为自己定罪判刑，比任何最严厉的法律还要无情。但是，和他同狱的囚犯在徒刑期间却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犯下的谋杀罪。他甚至认为自己杀人是有道理的。还有一些人故意犯罪，只是为了躲避监狱外头更艰苦的劳动，摆脱在社会上连囚犯都不如的生活。他在外面的生活沦落到了最屈辱的程度，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从早到晚为主人工作。而监狱里的工作比在家里轻松，有大量的面包，还有他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过节时有牛肉吃，有外面的施舍，还有赚到几个戈比的机会。而他周围的同伴呢？都是些狡猾灵敏的人，他们无所不知。现在他惊讶地看着他的同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认为他们是上流社会最高尚的人。这些人会对同样的惩罚有相同的感觉吗？但是，但是，为什么要去思考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呢！鼓声响了，回牢房的时间到了。

[11]俄语中希洛特金与孤儿发音相近。

第四章　最初印象（续）

一天中最后一次点名开始了。在这次查验以后，牢房的门都用不同的锁锁住了，囚犯会被锁在牢房里直至次日黎明。

点名查验是由下士士官长和两名士兵执行的。有时囚犯在院子里列队，由值班的警卫人员来查验。但大多时候整个查验过程是在牢房里进行的。查验的人往往被骗、或者点错人数。所以查完走了以后又回来，直到人数核准才把门锁上。每间牢房里有三十名囚犯，分上下铺睡，非常拥挤。睡觉时间还早，显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可做。

我前面提过，只有一个伤兵留在牢房里。他也是每间牢房里最年长的囚犯，是由少校亲自指定的囚犯头目。当然，他的行为必须是良好的。但通常头目也会搞些严重的恶作剧，那么他们就会遭到鞭打，并且立即降级，由别人来取代他们的位置。我们牢房的头目是阿基姆·阿基米奇。出乎我的意料，他经常粗鲁地叱咤囚犯。而囚犯们通常以嘲笑来回应他。另一个老兵比他聪明，什么也不干预，如果他开口说话，那只是一种形式，表示他只是尽职而已。大多数时间他静静地坐在床上，修理自己的靴子。囚犯们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几乎没有人关注他。

在我牢狱生活的第一天，我就已经观察到一个现象。往后，我相信我的观察是正确的。即监狱里那些非囚犯的人，不管他们是谁，从直接接触囚犯的那些人，如卫兵、守卫等，到一般和监狱有些关系，做些任何形式交易的人。不知何故，他们总是用夸张的眼光看着囚犯。好像他们每分钟都在焦虑，担心囚犯会拿刀朝他们冲去。最有趣的是，囚犯自己也知道人家怕他们，这似乎给了他们更多的勇气。所以，对于囚犯来说，最好的监狱长官，是不怕他们的那种。总而言之，囚犯尽管有再大的胆量，他们也愿意得到他人的信任。你对他们表示信任，甚至可以让他们敬佩你。我在监狱里时，虽然极为罕见，但有时候监狱长官会不带卫兵，自己一个人走进监狱。那时你可以看到，囚犯们是如何的吃惊，那可是一种好意的惊讶。这种勇敢的访客总是会赢得囚犯们的尊重，即使真有什么坏事要发生，也不会在他的面前发生。对于囚犯的担心，只要是有囚犯的地方，不管在哪里都可以见到。但是我真的不懂这种恐惧究竟为何而来？是因为囚犯的外貌，那种看似强盗的外貌所引起的恐惧吗？或者是，当你走进监狱时，监狱和囚犯直接给你的那种氛围吗？每一名囚犯都在这里做苦工，但给人的感觉是，这么多人并不是自愿在这里的。而且，无论采取各种措施，是不可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具尸体的，他仍然怀有情感，有着复仇的渴望、生命的激情和他的需求。尽管如此，我相信，囚犯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拿起刀子去攻击他人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迅速可以下定决心的。总之，即使有这种风险，即使它会发生，这类事情也非常稀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已经被判刑的罪犯，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对终于进入监狱而感到很高兴，（一种新的生活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因此，他们很希望有一种平静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的同伴作出什么太越轨的事情。大胆鲁莽的囚犯，他们害怕监狱里的长官。至于还在审判中的罪犯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人确实会攻击一个陌生人，原因很简单，例如，如果他应该明天要受到处罚，然后，假设发生了新的案情，那么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处罚会被推迟，他也就得到更多的时间。在这里，攻击是有原因和目的的，那就是“只要能尽快改变他的命运”。我甚至知道这样一件在心理学上实属奇怪的事。

在我们监狱里有一名士兵出身的囚犯，被法院判处两年徒刑，但没有被剥夺财产和权利。他平时在监狱里昂首阔步，到处吹牛，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伟大的”懦夫。吹牛和怯懦的个性在一般俄罗斯士兵中是极为罕见的。我们这位士兵看起来总是那么忙，因此我想，他应该是没有时间去招摇吹牛的。如果他吹牛的话，那他一定是个游手好闲的懦夫。杜托夫（这位囚犯的名字）终于服完很短的刑期，回到军营里去了。但是他像所有被送进监狱里的囚犯一样，本来是来改过自新的，却在监狱里被腐蚀了。他们有的人出狱不到两、三个星期就又重陷法网，回到这里来。但这时的刑期就不再只是两、三年而已了，他们被归入“普通”类，要服十五至二十年刑期。事实就是如此。杜托夫出狱三个星期就撬锁盗窃，另外还做出了粗暴野蛮的行为。他被送上法庭，被判处严厉的惩罚。他本来就是一个懦夫，对未来的处罚极其担心。但就在执行刑罚的前一天，他持刀推开警卫室的门，攻击了新来的长官。他自然很清楚，他的行动将加重他的判决，并延长劳役的刑期。但他就只是想把那可怕的刑罚时间推迟几天，哪怕几个小时也好！他是个胆小鬼，他甚至不敢伤害那位长官，最后他把刀扔了。他只是做做样子，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新的罪名，再次受到审判。

临刑的前一分钟肯定是很可怕的。几年来，我见过许多被告在行刑前一天的情况。我常常生病，躺在医院里。通常我是在医院里碰到这些被指控的罪犯的。所有的罪犯都知道，在俄罗斯，最同情他们的人是医生。医生从来不会差别对待不同的囚犯，而其他与囚犯有直接接触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们差别待遇。普通老百姓从来不会因为囚犯的罪行而责备他们，况且因为他们已经受到刑罚，普通人就原谅了他们。俄罗斯的老百姓称犯罪为“不幸”，称罪犯为“不幸的人”。这是一个含义深刻、意义深远的定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他们出于不自觉，本能的一种想法。至于医生，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囚犯真正的庇护人。特别是对那些即将被判刑的被告来说，他们比已被判决的囚犯难熬得多，毕竟他们要受到鞭打……而被告一直在计算着他快要面临的那个可怕的受刑日，他经常去医院，希望用任何方式来拖延这个艰难的时刻。当他出院时可以肯定地明白，明天就是决定性的日子，因此总是极度紧张。有些人因为自尊则试图隐藏自己的情绪，但是那种尴尬、虚伪的勇气无法欺骗他们的同伴。每个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出于同情心，大家都保持着沉默。我认识一名囚犯，一个年轻士兵，是个杀人犯，被判处很重的杖刑。他显得那么害怕，在受罚前喝了一大杯酒，还在酒里加进鼻烟。

在这里我补充说明，判处杖刑的囚犯总是要在那关键一刻前喝上一定分量的酒。在刑罚执行很久以前，他们就积攒了钱，并且弄到了酒。他们宁愿牺牲六个月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也要存钱，为了能在临刑前一刻钟喝上小半瓶的酒。囚犯们普遍相信，喝醉后挨打感觉比较不那么痛苦。

回到我刚才讲的故事。那个可怜的人，在喝完他那瓶酒后，没多久就真的生病了，他开始呕吐，吐了血。他被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几乎已经失去知觉。之前，他就一直感到胸闷、想吐。从那之后就出现罹患肺结核的迹象，六个月后，他死了。为他治疗肺结核的医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病的。

但是，在谈论囚犯临刑前的怯懦时，我应该补充一点，他们有些人反倒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令旁观者感到惊讶不已。我记得几个囚犯勇敢到以至于对杖刑已经麻木的例子。这些例子并不少见。我特别记得和一个可怕的罪犯相遇的情景。有一年夏季，一天在犯人病房里传出谣言，说晚上要惩罚著名的强盗和逃兵——奥尔洛夫，刑罚执行后会把他送到医院里。住在医院里的囚犯们一片骚动，他们等待着奥尔洛夫受了严刑后到来。我承认，我也极为好奇，期待一瞧这个著名的强盗。我早就听说过有关他的一些奇闻。他是个小人，一个非常罕见的，残酷杀害老人和孩子的冷血凶手，他有着可怕的力量和意志，并以此引为骄傲。他犯下许多谋杀罪，被判处列队鞭刑。晚间，他们把他带来了。院子里已经变得一片漆黑，只有蜡烛点燃的光。奥尔洛夫几乎失了神，脸色非常苍白，徒留一头乌黑浓厚的头发。他的背肿得很厉害，一片血紫色的瘀青。囚犯们整夜照顾他，替他换水，帮他翻身，喂他吃药，好像在侍奉他们的亲人，报答他们的恩人一样。第二天，他竟然完全清醒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两趟！这使我非常惊异。他来到医院的时候那么虚弱，被打得精疲力竭。他是多罪共罚，刑罚非常重。这次才执行了一半，再打下去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医生及时阻止继续执刑。奥尔洛夫身材小、体质弱，又加上被长期拘留待审而显得孱弱无力。谁碰巧遇到执刑后的囚犯，可能都会永远记住他们那张苍白无力的面容和发狂的目光。奥尔洛夫恢复得很好，明显是因为他内在精神的极大力量在支持着他。他的确不是一个普通人。出自好奇，我试图去了解他，并对他研究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强毅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在托博尔斯克，我也见过与他类似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前土匪头子。那人简直像野兽，你站在他身边，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号，就会本能地预感到你身边是一头可怕的野兽。但是那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精神麻木和愚蠢。肉体欲望战胜了他的精神性格，你第一眼看到他的脸，就看出他剩下的只有对肉体的兽欲、好色和欢悦。我相信，郭莱涅夫是他的名字，虽然他杀人不眨眼，但是他也害怕受到体罚，在行刑之前甚至也会吓得精神崩溃。

奥尔洛夫和他正好相反，他是精神完全战胜物质的一个辉煌范例。很明显，这个男人能无限制地控制自己，他蔑视任何痛苦和惩罚，不惧怕世上的任何东西。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无限的能量，迫切的复仇愿望，和坚定的目标和决心。

连带一提，他那奇怪的嚣张气焰使我惊愕不已。他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居高临下地睥睨世上一切事物，他不是装出来的，是非常自然外显的。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用自己的权威对他产生任何影响。不知何故，他总是镇静地看着一切，仿佛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到惊讶的。虽然他完全明白其他囚犯对他很敬畏，但他一点也不会在他们面前炫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敬畏他的囚犯们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那种虚荣和傲气。

他很聪明，出奇的坦诚，虽然不健谈，但他说的都是实话。对于我的问话，他只是简捷地回答说他在等待迅速康复，然后他可以接受余下的那一半处罚。刚开始执刑时，他担心自己会无法幸存。“但现在，”他一边说一边对我眨一下眼，“结束了。我挨完剩下的刑罚，就会立即随着大批囚犯被发配到尼布楚去，我可以在途中逃跑！我一定会跑的！只是希望背上的创口快点愈合！”

在日后的五天时间内，他急切地等待出院。他有时显得很好笑、很快乐。我试图利用这少有的机会让他谈谈他那些冒险事迹。他皱皱眉头，但总是坦率地回答我的问话。当他意识到我是在追究他的良心，希望他至少流露一丝忏悔时，他蔑视和傲慢地看着我，仿佛我突然间在他的眼里成为一个幼小的傻孩子。他不能和一个小孩讨论这么大的问题。他的表情甚至露出可怜我的样子。但一分钟后，他又对着我大笑起来，非常开怀的笑，没有一点讽刺的意思。我敢肯定，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想起我的话，也许会一再地嘲笑我。

他终于在背部还没有完全康复时出院了。我也正好出院。我们一起从医院离开。我回监狱，而他回到警卫室附近的拘押室里，他先前就关押在那里。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这是对我亲密的一种表示。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个他很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时刻。但是事实上，他一定看不起我，他总是看着我，好像我是个被征服了的，软弱、可怜的，在各方面都逊色于他的人。隔天，他就被带去接受第二次的刑罚……

我们牢房的门一锁上，立刻就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一种家庭、住家的感觉。只有在此刻，我才会看到囚犯们，我的同伴们，就像是在家里一样的情景。白天，看守官员、警卫和所有的长官随时都会走进牢房里，因此囚犯们一直非常紧张焦虑，总是不能平静下来，似乎在恐慌中等待着随时会发生的某些事情。而现在，只要牢门一被锁住，大家就霎时安静下来，各就各位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在他自己的铺位做一些手艺活。牢房里突然亮了起来。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己的蜡烛和烛台，烛台大多是木制的。有的人坐下来补靴子，有的人缝补自己的衣服。牢房里的空气渐渐污浊起来。极少数的囚犯蹲在角落里，在面前铺着的毯子上赌牌。几乎在每间牢房里，都有一个犯人自行准备了一尺长的窄毯、蜡烛，和肮脏油腻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纸牌。他们把这称做“练兵场”。场主以此为职业，向玩牌的收取租金，每晚十五戈比。玩家通常玩三张牌，或者“上山”等游戏。所有的游戏都是赌博。每个玩家蹲在那里，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倒在自己面前，只有输个精光，或者把同伴们的钱都赢了过来，他才会站起身。赌博直到深夜才结束，有时甚至持续赌到天亮，等到牢门打开的时候。我们的牢房和其他的牢房、监狱一样，总是有些乞丐，他们之所以成为乞丐不是因为赌输就是喝酒喝光了，或者简单地说，他们是天生的乞丐。我说是“天生”的，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个词。事实上，在我们的国家里，不管是什么环境，无论是什么情况，难免有些个性奇怪、脾气随和、命运注定的乞丐。他们永远是贫穷的，他们总是龌龊的，看起来老像是受到压迫或感到气馁的神情，受那些突然发了财或者突然地位升迁的其他人的役使，侍候那些狂欢作乐的人，听从他们的使唤。任何举措，任何倡议，对于他们都只是悲伤和负担。就好像他们生下来就带着这样的条件，他们天生不会为自己努力，不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依照别人的意志去行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机会、任何变动也不能使他们致富，他们永远是乞丐。我注意到，这样的人不仅在普通民众中存在，在所有的社会、阶级、政党、杂志和协会中都普遍存在。在每间牢房、每座监狱里也都有这样的人。赌局各方一就位，这样的人马上就会出现。无论如何，赌局少了这样的角色就行不通了。赌徒们通常会花五个银戈比雇用他一整晚，他主要的职责是站在外面黑暗的厅里把风。大多数情况下，他要站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里长达六七个小时，仔细听着每一下敲门声、每一种声音，和院子里可能的每一个脚步声。少校和监狱的守卫有时会在深夜悄悄地走进来，捉拿赌徒和在为自己工作的囚徒，从院子里就能看到牢房里透出的烛光。至少，当他们突然听见庭院入口的门锁响声时，把东西隐藏起来、吹熄蜡烛、躺回到铺板上去，都已经为时太晚。这样的事一旦发生，把风的人会遭到赌徒们的痛打。因此，把风者失误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五个戈比，当然微薄得可笑，甚至对于监狱里坐牢的人来说也是很少的。但使我惊愕的是监狱里那些严厉残酷的雇主，雇主不管是何种身份和何种情况下都是一样冷酷。“他拿了钱，就得做事！”这是不容反驳的。雇主花费很少的钱，得到他所要的一切。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想得到更多。他甚至认为他是施恩于雇工呢。一个胡乱花钱的花花公子喝醉了，一面又欺骗他的雇工，这种情景我在监狱中、在赌摊上看过不止一次。

我前面已经提过，在牢房里，除了赌徒，几乎每个人都会坐下来做些事情。完全没事做的不超过五个人，他们很快就会入睡。我的床铺一头靠近门边，另一头和我头顶头的是阿基姆·阿基米奇的床铺。他每晚要工作到十点至十一点钟，黏贴制作那些丰富多彩的中国灯笼，城里有人出了相当不错的价钱向他预订。那些灯笼他做得很精妙，他工作有条不紊，从来没有间断过，做完工作后，把工具收拾得十分干净，然后轻轻地来到床铺前，把被褥铺好，祈求上帝，缓缓睡下。良好的行为和秩序显然使他对琐碎的细节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他内心里一定认为自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和一般愚蠢和狭隘的人不一样。不过，我打第一天起就不喜欢他。我还记得第一天因为他使我想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非常惊异像这样的人在生活中竟然没有获得成功，而是来到了监狱里！以后，我还会再来谈谈阿基姆·阿基米奇的。

现在让我来简单地描述一下我们牢房里的人员组成。我会在这牢房内生活很多年，他们都是我未来的狱友和同伴。很显然地，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他们。我的床铺左边是一群来自高加索的山民，大多数犯的是抢劫罪，被判了长短不同的刑期而发配到这里。他们分别是：两个莱慈根人、一个车臣人和三个达格司坦的鞑靼人。那个车臣人性格阴暗，态度不和善，几乎不和人说话，还带着仇恨、忧郁、恶毒和嘲讽的笑容不断四处张望。莱慈根人之中有一位是老人，长长细细的鹰钩鼻，看起来像个万恶不赦的强盗。而另一个莱慈根人，努拉，从第一天起就给了我最鼓舞人心、最具有魅力的印象。他还很年轻，个子不高，体格像个大力士，完美的金发，淡蓝色的眼睛，弯弯的鼻子，由于以前经常骑马，腿有些弯曲。他的身体被砍伤过，也被刺刀和子弹打伤过。在高加索地区，他居住在和平区域内，但经常跑到非和平的山区里，和那里的人一起攻击俄罗斯人。在监狱里，大家都喜爱他。他总是很开朗，对大家都很有礼貌。毫无怨言地工作着，保持着冷静和清醒的神态。他对偷盗、欺诈、酗酒等行为非常激愤，对一般犯人生活中那种肮脏污垢的东西感到愤慨，但他并不会参与打架，只是厌恶地转过身去。他继续着自己的苦役，没有偷过东西，没有做出任何错误的行为。他是非常虔诚于真主的信徒，神圣地作着祈祷，在伊斯兰教节日前的斋戒日里空腹禁食，作为一个狂热的教徒，整晚都在祈祷等待。每个人都爱他，相信他是个诚实的人。“努拉是头狮子。”囚犯们这样说他，因此他有了个“狮子”的绰号。他相当肯定在年底刑满释放后会回到家乡高加索地区，他就依凭这个希望在监狱里生活下去。如果失去希望，我想他是会死的。我第一天就突然注意到他了。在这里面对着那些邪恶、忧郁和讥讽的囚犯，不可能不注意到他的善良和他的同情心。我进入监狱刚开始的半小时里，他从我身边走过，拍了拍我的肩膀，脾气很好地对着我笑。起初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他的俄语非常糟糕。不久以后，他一遍又一遍地来找我，面带着微笑，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这样持续了三天。我后来才猜到他一部分的意思，知道他是在为我难过，感到我不熟悉监狱的生活，想对我表示他的友谊、鼓励我，要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真是个善良天真的努拉啊！

达格司坦的鞑靼人有三个，他们是亲兄弟。其中两人年纪已大了，但是第三个，阿雷，还不到二十二岁，而且外表还更年轻些。他睡的地方就在我旁边。他漂亮、开放、充满智慧，同时也是非常纯真，第一眼看见他，我的心就被吸引住了。我很高兴，命运将他送到我身旁而不是其他人。他的心灵全表现在他那张漂亮——甚至有人可能会说——美丽的脸上。他的笑容是那么地充满自信，那么天真幼稚。他那双黑色大眼睛是那么地柔软温和。看着他，我一直觉得特别愉悦，甚至能够解除我的痛苦和悲伤。我并没有夸大其词。他在家乡时，有一天他的哥哥（他有五个哥哥，他和其中两个在同一间牢房里）告诉他，带上剑骑上马去作某种探险。在一个尊老的家庭里的男孩不仅不敢拒绝，而且也没有想到怀疑他们要去哪里。他的哥哥们同样也不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他们其实是去抢劫一位富裕的亚美尼亚商人。他们在路上埋伏，袭击了他。结果，他们杀死了那个亚美尼亚人，抢劫他的车和车上货物。但案件被侦破。他们六个兄弟全被判了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劳役。法院见阿雷年小又是从犯，减轻了他的刑罚，只判四年流放。哥哥们都很爱他，这不是一种兄弟之爱，而是父爱。对于流放中的他们，他是一种安慰，他们平常都很阴沉，不开心，但总是面带微笑看着他，和他说话时，脸上的严肃神情都被抹平了。他们很少和他说话，可能考虑到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没什么严肃的事情可以和他讨论的。我猜想，他们跟他说的都是些幽默的话，甚至是孩子气的言语，至少他们在倾听他的反应时，一直互相咧嘴笑着。他自己对他们的尊重也达到相同的程度，几乎不敢和他的哥哥说话。真的很难想象，这个男孩在监狱的日子里，怎么能够保持自己的柔软心肠，而同时又能表现出这样严肃的诚实和诚意，这样宽容大度，没有因为环境而变得粗暴，没有染上坏习惯。虽然他看起来很温和柔顺，但却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性格。我后来知道，他纯洁得像个女孩，但他是清醒的，监狱里任何人的讨厌、玩世不恭、龌龊或不公平的行为会使他美丽的眼睛燃起强烈的愤怒之火，使他的眼眸更加美丽。但是他避免争吵和辱骂，尽管他并不会让自己无缘无故地受辱挨骂，并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从不与人吵架，大家也都爱他。

起初，他对我只是礼貌而已。渐渐地，我开始和他说话。几个月后，他学会了俄语。他的兄弟们在监狱里并没有学会。他似乎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非常谦虚、敏感，甚至会作很多的判断。我在这里开诚布公的说，我认为，阿雷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现在回忆起我与他的相处，我觉得他是我一生中遇过最好的人之一。他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的、心地美丽的人，这些品质都是上帝赐予他的。完全难以想象他有一天会变坏。对于他，你永远可以放心。我从来没有担心过阿雷。可是，他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我来到监狱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正躺在铺板上想着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一直勤奋工作的阿雷那天正好不是很忙，但是睡觉还太早了点。当时他们因为过一个穆斯林节日，所以没有去工作。他躺在那里，双手枕在脑后，似乎也在思索着什么。突然，他问我：

“你怎么啦，很难过吗？”

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他，这样一个快速直接的问题，从他，一个总是温柔，头脑总是清晰，总是聪明的阿雷的嘴里说出来是很奇怪的。但仔细一看，我看到他的脸上带着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回忆。我立即明了，他自己心里也是很痛苦的。在这个非常时刻，我向他表达了我的猜测。他叹了口气，苦笑一番。我很喜欢他的笑容，总是那么温柔善良。他微笑时，露出两排珍珠般的牙齿，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也会羡慕的。

“你在想什么，阿雷？我猜你一定是在想，现在达吉斯坦是怎么庆祝节日的吧？你在那里过得好吗？”

“是的，”他的眼睛一亮，热情地回答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呀？”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你在那里比在这里好多了。”

“哦！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现在，你们那里有多么美的鲜花啊，简直像是天堂！”

“哦，哦，最好不要说这个。”他非常激动。

“听我说，阿雷，你有妹妹吗？”

“有，你问这干什么？”

“她一定很美丽，如果她像你的话。”

“我怎么了！她是很美，整个达吉斯坦没有比她更美的。哦，我妹妹真的很美！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女子！我母亲也很美丽。”

“你爱你母亲吗？”

“啊！你在说什么？她肯定因为我的事悲痛而去世了。我是她最喜欢的儿子。她爱我甚于爱我的妹妹，甚于爱其他人……我今天梦见她了，她对着我哭泣。”

他沉默了，那天晚上不再说一字一句。但从此，他寻找每一次和我说话的机会。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先开过口。但当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很高兴。我问了他有关高加索地区的事情和他以前的生活。他的兄长们并不阻止他跟我说话，他们甚至觉得很不错。他们看到，我越来越喜欢阿雷，因此对我非常亲切。

阿雷在工作中给了我很多帮助，在牢房里尽力照顾我。很明显地，他很高兴能够为我尽点力。在这种帮助中他没有感到丝毫的屈辱，或者想从我这里寻找一些好处，而只是表达一种温暖亲切的感情。他没有对我隐瞒这样的感情。他学会缝制像样的衣服、修补靴子和一些机械技能，他还学会了木工。他的兄长们称赞他，为他感到骄傲。

“听我说，阿雷，”我有一天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学习俄语呢？你知道，以后在这里，在西伯利亚，这可能对你有用？”

“我真的想学。但是谁能教我呢？”

“你不知道这里有很多人识字吗？是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你。”

“啊，你可以教我，那拜托你了！”他从铺上坐起身，合上双手，真诚地看着我。

我们第二天晚上就开始了。我有一本新约圣经的俄译本——这是监狱里唯一没有被禁止的一本书。从不识任何一个字母，单单靠着这本书，阿雷在几个星期里学会了阅读。三个月后，他已经非常了解书上的语言。他满怀激情地学习着。

一天，我和他一起读《登山宝训》[12]。我注意到，有一些段落处，他仿佛用一种特别的情感在读。我问他是不是喜欢那些段落。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脸上发出夺目的光彩。

“哦，是的！”他回答说，“是的，耶稣真是神圣的先知，他说着上帝的语言。太美了！”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是哪段。”

他说：“宽恕吧，去爱吧，不要去伤害人，要爱自己的敌人。”哦！他说得多好啊！

他转身对着在听我们谈话的兄长们，开始热烈地告诉他们。他们严肃地谈了很久，互相肯定地点着头。然后，带着郑重恳切的微笑，那种纯粹的穆斯林微笑（我爱这种微笑，爱这种郑重的微笑），他们向我证实，耶稣是伟大的先知，他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他用黏土做了鸟，朝它吹了一口气，鸟就活了，立刻飞走了……这在他们的书里写着。他们相信他们这样称颂耶稣肯定会使我非常高兴。而阿雷高兴的是，他的兄长们肯定并批准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们对我说了些感激的话。

教阿雷学习写字也进行得非常顺利。阿雷自己花钱买了纸张（他不让我用我的钱来买），也买了钢笔和墨水，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学会写字，并且写得很好。这甚至使他的兄长们感到惊讶。他们为他感到非常自豪和满意。他们不知该怎么感谢我。如果我们碰巧在一起工作，他们会争先恐后地帮助我，并认为这是他们的荣幸。阿雷爱我就像爱他的兄长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出狱时。他把我带到牢房里，抱住我的脖子哭了起来。他从来没有吻过我，从来没有哭过。“你为我做了这么多，这么多，”他说，“我的父母也没有为我这么做。你使我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上帝赐福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我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阿雷！……

在我们牢房里，除了切尔克斯人还有一小群波兰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团体，几乎不与其他囚犯打交道。我已经说过，他们排斥他，他们仇恨俄罗斯囚犯，他们因此也被其他人嫉恨。这自然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病态的性格。他们有六个人。其中有些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会留到后面详细说明。我在监狱里最后一段日子里，正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几本书。我读的第一本书，给我非常深刻奇特的印象。关于这些印象，以后我会特别一提的。这些印象对我来说太新鲜了，但我敢肯定，它们是很难被理解的。在没有亲身经历的情况下，你无法去判断一些事情。我要说的是：精神上的贫乏要比身体上的折磨痛苦得多。普通人到西伯利亚去，进入到他们的社会里，甚至也许进入到较之前更发达的社会里，他自然失去了很多——住宅、家庭和一切，但是他周围的环境还是保持不变。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依照法律受到同样的惩罚，往往他失去的远大于普通人。他得放弃所有的需求、所有的习惯，转入不能满足自己的环境中，他必须习惯呼吸不同的空气……

这等于像把鱼从水里捞到沙滩上一样……法律上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处罚，对他来说却是十倍的痛苦。这是……事实……即使有人认为那只是物质上的牺牲。

然而我现在说的，是波兰人自己组成一个小团体，一共六个人。他们生活在一起。在我们牢房的所有囚犯中，他们只喜欢一个犹太人，没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他会逗他们发笑。然而，我们大家都喜欢这个犹太人，无一例外，虽然大家都笑他。他是我们那里唯一的一个，甚至我现在想起他也无法克制不笑。每次我看着他，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果戈理在《塔拉斯·布尔巴》中描绘的那个犹太人杨凯尔，那天晚上，他脱去衣服和他的犹太女人在一个橱柜里过夜时，就像一只供人食用的鸡一样。伊萨·弗米奇，我们的小犹太人和那只鸡，完全如两滴水一样相像。他年纪已经不轻了，五十岁左右，矮小、羸弱的身材。他很狡猾，同时又确实非常愚蠢。他趾高气扬地傲慢，同时却又非常懦弱。脸庞和额头上布满了皱纹，脸颊上有一个在刑室里被烙上的印记。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忍受得住六十鞭的笞刑。他到这里来是因为被指控犯下谋杀罪。他身上藏匿着一张配方，是他的犹太女人在他被判刑后立即从医生那里要来的。按照这个配方，你可以配制一种油膏，擦了以后两个星期就可以去掉他脸上的烙印。他不敢在监狱里使用这一配方，等十二年刑期期满释放后一定要使用这个配方。“否则我没有办法结婚，”他对我说，“但有一天我一定要结婚的。”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他的精神状态一直非常好。监狱里的生活对他来说似乎很容易，他是一名金匠，从城里得到很多订单，因为城里没有任何一家珠宝商，从而他被免去监狱里繁重的工作。当然，同时他还向囚犯抵押放债，囚犯用自己所有辛勤劳动的钱只为支付他高额的利息。他比我先入狱，一个波兰人向我详细描述他到来时的情况。那是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我以后会讲的，我会一再讲到伊萨·弗米奇的。

说到其他囚犯，首先，我们营房里还有四个老教徒，他们全是老迈的博学者。其中一个是从斯达洛杜博夫斯基村来的老人。另外有两三个乌克兰人，整天郁郁寡欢。一个年轻的罪犯，有着一张消瘦的脸和一个精雕细凿似的鼻子，二十三岁模样，却已经杀过八个人了。还有一伙造伪币的囚犯，其中一个会逗得整间牢房的人哈哈大笑。最后，还有几个黑暗阴沉的人物，他们被剃光了头，毁了容貌，沉默，嫉妒、仇恨地看着周围。他们始终在这段时期里这样皱着眉、绷着脸。这一切都在我新生活第一个凄凉的夜晚，在我的面前闪现——在烟雾和污垢中，在虐待和难言的玩世不恭中，在叮叮当当响的脚镣声中，在诅咒和无耻的笑声中闪过。我躺在空无一物的铺板上，把衣服垫在头下，我还没有枕头，用羊皮大衣盖着身体，可是我睡不着。虽然第一天得到的印象都是可怕和意想不到的，但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期待往后还有许多更意想不到的事物，我始料未及的，无法预测的……

[12]基督教义中的精义。

第五章　第一个月

我来到监狱三天以后，才有人叫我去上工。上工的第一天令我非常难忘，虽然这一天内我并没有发现什么非比寻常的事情，但至少已经包括了我作为一名囚犯所会遇到的，与外头的生活相异的经验。而且，这也是我对监狱最初的印象之一。我依然贪婪地观察这里的一切。我的心情非常难受，煎熬地度过了最初的三天。每一分钟里我都重复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人生流浪旅程中的一个终点了——我在监狱里了！”

我又对自己说：“这是我多年来旅行的一个码头，这是我的一个角落，落到这里来是难以置信、非常痛苦的……但是谁知道呢？也许，很多年后，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甚至还会感到怀念呢！……”我这样说，就好似在刺激自己的伤口，想感受到它的疼痛。仿佛对一个充满着痛苦和不幸的头脑，有时重新检视伤口也是一种真正的乐趣。离开这个地方最终会遗憾！这个想法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令我感到很恐怖。我那时就已预感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安住下去，这是多么怪异的想法啊？但那个时刻尚未到来，现在我身边所有的人对我都是怀着敌意……虽然也许他们不全是如此，但我此刻的感觉似乎是如此的。我的新同伴们用那种野蛮的好奇目光凝视着我，他们对待突然出现在他们之间这个新来的贵族那种日益增强的严厉态度，有时几乎达到了仇恨的地步——这一切都在折磨着我，我自己都希望能尽快地去做工，只是为了快点弄清楚，我所有这些痛苦和不幸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便开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走上和大家一样的生活轨道。

当然，我那时并没有注意到，也没有从我鼻子底下的那种普遍的敌对情绪中，厘清来自他人向我表示的同情。然而在这三天里，我见到的一些和蔼可亲、性格温和的人，使我强烈地受到鼓舞。阿基姆·阿基米奇待我比对其他人都更亲切、友好。很快地，我也从那些忧郁和仇恨的人群中，注意到了几张善良温和的脸庞。“到处有坏人，但是即使在最坏的人当中，也会有些好的，”我急着这样安慰自己，“谁知道呢？这些人，也许并不比监狱外的那些自由人坏到哪里去。”我这样想着，但马上又对这样的想法摇头。可是，我的上帝！如果我当时就知道这种想法有多真实就好了！

例如，有一名囚犯叫苏士洛夫。虽然在我被监禁期间，他一直在我周遭艰苦地做着苦工，但是很久以后我才真正认识他。我现在一想到罪犯不比其他人更坏的时候，就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他。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仆人”。他和我的另一个“仆人”约瑟夫，都是阿基姆·阿基米奇从第一天起就推荐给我的。假如我吃不惯官方的伙食，又有钱支付自己的伙食的话，每个月付三十戈比，他就会每天为我做一道特殊的菜。约瑟夫是囚犯们自己提名选择的。是我们两间厨房里的四个厨师之一。然而，他们接受或不接受这样的选择，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即使你今天接受了，明天也可以马上辞去。厨师的工作非常好，不需要外出做苦工，他们的工作就是烤面包和煮菜汤。没有人称呼他们厨师，而是把他们叫作“女厨”。但是，这种称呼丝毫没有蔑视的意思，而是认为他们很可爱，特别是因为被选进厨房的人都很诚实聪明，因此，对这种可爱的玩笑，我们的厨师也并没有感受到是种侮辱。

约瑟夫一连几年几乎都被选上，但有时在他心情忧郁，或正好要想干私运酒勾当的时候，他也会拒绝。尽管他是犯了走私罪入狱的，他却是一个难得诚实和谦逊的人。这就是我先前已经提过的走私犯，一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但他生性怯懦，尤其害怕鞭笞。他性情安静温和，从来没有和人争吵过。尽管他怯懦，但却嗜好走私，抑制不住贩酒的热情。他和其他厨师一样贩酒，但肯定没有格辛那样的规模，他没有承担太大风险的勇气。约瑟夫和我始终相处得很好。另备伙食，自己买肉吃，并不需要很多的钱。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一个月只要花上一个卢布就够了，面包不算在内，那是监狱里供应的。菜汤也是监狱供应的。有时候我感到很饿，虽然我厌恶那菜汤的味道，但还是得喝，我还是得填饱我的肚子。慢慢地，那种厌恶感也就随着时间消失了。我平时总要买一块牛肉，一天半公斤。冬季，我们这里的牛肉非常便宜，半公斤只需两个戈比。

负责监督牢房秩序的残疾士兵总是自愿、好心地每天到市场上为囚犯购物。他们不收取任何费用，除了有时送给他们一些小小的礼物。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心态的平和。否则如果他们拒绝的话，他们在监狱里就没有安生的日子。因此，他们为囚犯走私烟草、茶砖、牛肉、面包等等除了酒以外的一切物品。没有人请他们买酒回来，虽然有时也会请他们喝上一口。

一连几年约瑟夫都替我做同一道烤牛肉。他烤得味道怎样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整整这几年内，约瑟夫若能和我勉强说上几句话就算不错了。很多时候，我试图和他攀谈，但不知为何，他无法延续我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只是笑笑，或者回答“是”或“否”就结束了。他是个海克力斯[13]，但他的智力只像个七岁小孩。看着他，有种奇怪的感觉。

除了约瑟夫，苏士洛夫也是那些给过我帮助的人之一。我没有要求他做些什么，也没有找过他。不知什么原因，他自己找到了我，和我搭上线，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记得是怎样开始的。他主要是为我洗衣服。牢房后面有个大坑，囚犯们就在大坑周围的木桶里洗自己的衣服。此外，苏士洛夫还找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来为我服务。他为我煮茶，到处跑腿为我办不同的事，为我找到各种东西，为我修补外套，每个月帮我擦四次靴子，所有的杂务都做得很勤快，无可挑剔，仿佛上帝知道他是负责任的——事实上，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我联系起来了，把我的事情都等同于自己的一样。例如，他从来没有说过：“你有这么多的衬衫、你的外套破了”，而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衬衫、我们的外套破了。”他从来不直视我的眼睛，似乎为我做这些事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他没有任何手艺，从我这里赚取一点钱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我尽我所能给他，即使很微薄，他始终很高兴。如果他不做我的仆人，他就会无所适从。他选择我，是因为我比其他人更友善，付钱的时候更诚实、公平。他是那种永远不会致富，从来不知道该如何改善自己地位的人。他们受雇在寒冷的厅里彻夜为赌徒把风，倾听着院子里的每一个声响，一个晚上只拿到五个银戈比，如果哪天晚上监狱里有夜巡，他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事实上，他们是用自己的背来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前面我已经形容过他们。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几乎在所有人面前，始终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在日常事务中，他们发挥的作用不是二等就是三等的。这一切全都出自于他们的天性。苏士洛夫是个很可怜的家伙，相当温顺、驯服，甚至看起来像一直受到压抑，虽然这里没有人会压迫他，但他生来就是这样的人。对我来说，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他很可怜。我甚至一看到他就禁不住会有这种怜悯的感觉。究竟是为了什么？遗憾的是我自己也答不上来。我也无法与他交谈，他根本不知道如何说话应对，对他来说，谈话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只有在谈话结束时，请他做什么事或者请他去哪里跑一趟，才会使他兴奋起来。他长得不高也不矮，他的人品既不好也不坏，不愚蠢也不聪明，不年轻也不老，脸上有一点雀斑，一头金发。反正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这个人。只有一件事我可以猜测，我感到他是属于希洛特金那伙人的，他完全被他们控制着，不求任何回报。囚犯们有时取笑他，主要是因为他在来西伯利亚的途中，为了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与别人交换位置。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代价，他出卖了自己，因此被囚犯们取笑。所谓的换位，就是和其他人换了姓名，因此，也等于与他人换了自己的命运。听起来好像是个奇怪的笑话，但这是个事实，我在被送往西伯利亚的途中，这种事情在囚犯之中形成某种秘密的传统，并且存在着某些已知的交换形式。一开始我不相信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是后来却不得不相信了。

这种交换是如下所叙完成的：例如，有一批囚犯将被押送到西伯利亚。他们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犯人，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工厂，有的只是被流放，这些人同行上路。途中，不管他们到了什么地方，比如到了彼尔姆地区，这些流亡者中有些人希望和其他人交换位置。例如，一个叫米哈伊洛夫的人，他犯了谋杀罪或者其他重罪，但不愿意去服多年的苦役。他很狡猾也很有经验，他知道怎么解决。他在同行的人之中寻找那些头脑简单、容易上当、只被判了较轻刑罚的人。那些人也许只是被送往工厂短期工作，或者只是被流放，亦或只是被判了短期的苦役。最后他找到了像苏士洛夫这样的人，一个前农奴，现在被发送流放。他已经走了一千五百多俄里[14]路，当然，他身无分文，因为一直以来苏士洛夫甚至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他已经走得筋疲力尽，非常累了，吃的是官方定量的配粮，吃不好也吃不饱。穿的是囚服，期待为他人服务以换取几个可怜的铜戈比。米哈伊洛夫开始和他攀谈，甚至成了很好的朋友，终于，在某个递押站，米哈伊洛夫把他灌醉了，然后趁机问他想不想“交换”。

“我，米哈伊洛夫，”他这样说道，“被判了所谓的苦刑，但是不用真的去服苦役，而是被送到一个‘特科’单位。虽然也是做苦工，但那是一种特殊的、比较好的待遇。”

在“特科”被取消前，即使在官厅里，甚至在圣彼得堡的官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单位，位在西伯利亚的偏远角落，而且关押的人也不多，我在那里的时候还不到七十个人，所以很难探听到它的情况。我以后遇到在西伯利亚服过役的人，他们还是第一次从我这里听到所谓“特科”的存在。在《法令全书》中，关于这个机构只有短短六行字说明：“在监狱中设置一个特别部门，关押那些最重大的罪犯，直至在西伯利亚设置专门的重刑苦役监狱时为止。”甚至囚犯们自己都不知道有“特科”存在。它是永远存在的还是有时效的？法令中没有规定截止日期，只是说直到设置重刑苦役监狱时终止。因此，毫不奇怪，即使“走遍所有的监狱”，不仅苏士洛夫和其他的囚犯不知道，就连米哈伊洛夫自己也不清楚“特科”这个特别单位的概念，米哈伊洛夫只是根据他罪行的严重程度，而且为此他已经跋涉了三四千俄里这一点，才猜到了“特科”这两个字的涵意。因此，它绝对不是一个好地方。而苏士洛夫只是被发配流放，这总是要好得多了吧？“你愿不愿意交换呢？”苏士洛夫喝醉了，头脑简单，对于抚摸着他手的米哈伊洛夫充满感激之情，因此不敢一口拒绝。而且，他在囚犯队伍中也听说过这种交换，这种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前所未闻。因此他同意了。无耻的米哈伊洛夫，利用了头脑异常简单的苏士洛夫，用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当即让他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互相改换姓名。第二天苏士洛夫酒醒了，但又被灌了酒。再说拒绝已经是不可能了，苏士洛夫已经把银卢布拿去换酒喝，没多久那件红衬衫也拿去转卖了。

不想交换，那就要还钱。苏士洛夫上哪儿去搞到一个银卢布啊？如果他不还钱，团伙（这里指的是这些囚犯）就会强迫他履行承诺。囚犯们对这种事非常敏感，他必须保持他的承诺。再说，答应的事必须兑现，这伙人就是这样坚持的。否则，那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也许干脆把你杀死，或者至少也要恐吓你。

事实上，假如团伙只要一次容忍这种破坏协议的事情，那么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交换姓名这种事情发生了。如果收了钱还可以讨价还价，以后还会有谁再履行约定呢？总之，这已成了大家的共识。因此，大家对这种事情看的是非常严重的。苏士洛夫终于明白这件事无法挽回，于是决定完全承担。这件事向全体被押送者公开，如果有谁想要指责或告发，那么必要时他们就要请他喝酒、把他灌醉。再说，苏士洛夫还是米哈伊洛夫，谁去见魔鬼，对其他人又有什么关连呢？他们酒也喝了，饭食也被喂饱了，他们不沉默又如何？在下一站点名时，当点到米哈伊洛夫时，苏士洛夫就会答应“到！”，而点到苏士洛夫时，米哈伊洛夫就会大喊“我是！”。事情就这样继续发展，谁也不会再提。囚犯在托博尔斯克被分类。于是，米哈伊洛夫被分去流放，而苏士洛夫就会在重兵押送下，分到“特科”里。往后任何的抗议都是无济于事的了，而且，能用什么来当证明呢？这种事情会被久拖不决。再说究竟有什么证据？证人又在哪里呢？结果，苏士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被送进了“特科”。

囚犯们取笑苏士洛夫，并不是因为他与其他人交换了姓名，（虽然大家会蔑视把轻工作换成重工作的傻瓜），他们笑他，是因为他仅仅得到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这太微薄了。这种交换一般需要一大笔金钱才算是公平的交易，有的人甚至拿了几十个卢布。但是苏士洛夫是那样的没个性，那样的不中用，那样的渺小。嘲笑他几乎是毫无效果的，因此似乎也没有必要了。

我和苏士洛夫相处了很久，好几年了。我不能不注意到，他渐渐地变得对我很亲近，我对此也习惯了。可是有一天我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他没有完成我要他办的事，而且还跑来向我要钱。我有点冷酷地对他说：“钱在这里，你没有忘记来要你的钱，但你并没有做我要你做的事。”苏士洛夫沉默不语，赶紧去做我要他做的事，但他突然变得低落。两天过去了，我不相信他是因为我的话才变得这么忧伤。我知道有一名囚犯，安东·瓦西里耶夫，正在迫切地向他讨还一笔为数不多的借款。但他身边没有钱，他也不敢向我开口。第三天，我对他说：“苏士洛夫，你想向我借钱去还给安东·瓦西里耶夫，是吗？喏，你拿去吧。”我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而苏士洛夫站在我面前。我主动借钱给他还债令他感到十分吃惊，尤其是最近他已好几次向我预支，在他看来，我已给他太多了，使他不敢再奢望我会借钱给他。他看看钱，然后又看看我，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让我也非常吃惊。我追了出去，我发现他背对牢房，站在围栏边，双手撑着围栏，头靠在手上。“苏士洛夫，你怎么啦？”我问他。他没有看我。我注意到他在哭，感到非常惊异。“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你……认为，”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试图把目光移开，“我是……为了钱……侍候你的吗？我……我……”他转过身去，用头撞击着围栏，又呜呜地啜泣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监狱里看见人哭。我竭力安慰他。虽然从那天起，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更加热情地为我做事，看着我的脸色。但是从一些几乎难以察觉的迹象上，我注意到他打从心里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即使同时有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嘲笑他，有时甚至狠狠地辱骂他，但是他和那些人却相处得很友好，从来都不会动怒。是啊，要认清一个人有时是非常难的，即使是在多年的交往以后！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监狱里苦役的第一眼印象，和我以后真正感受到的形式是那么大不相同。即使我尽可能加倍注意地去观察，我仍然无法看清眼皮底下的一切。首先冲撞到我心灵的，自然是最显著突出的事情，但我用错误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它们唯一给我留下的是完全绝望和悲伤的印象，就像道别一座坟墓时的感受一样。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遇到了阿—维姆。他也是一名罪犯，比我早进到监狱里。我在监狱的最初几天里，他给我极其痛苦、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未进监狱前，我就预料我会在这里遇到这种人的。阿—维姆一开始痛苦地毒害了我。他的卑劣行为加重我精神上的折磨。我不能不提到这个人。

这是一个极其恶心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当他丧失了内心的自尊和荣誉感后，会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而且毫无悔恨。阿—维姆是一个年轻贵族男子，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他把我们监狱里所有的一切都报告给少校，他和少校的侍从费特卡很要好。以下是他的故事摘要：

还是在莫斯科时，他的父母就被他堕落的行为吓坏了，他和家人发生争吵。他没有完成学业就来到了圣彼得堡。为了赚钱，他成为一个卑鄙的告密者。为了满足自己对那种最残酷和最堕落的享乐所难以抑制的欲望，他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十个人的鲜血。他沉溺在圣彼得堡那些肮脏低级的酒店和妓院里。他并不傻，但他做了一些明知疯狂和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他的告密将一些无辜的人牵扯进去，而且还欺骗其他人。他很快地就受到控告，被判处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监狱里服十年劳役。他还很年轻，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这样可怕的打击理应可以改变他的性格，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捩点。但他对新的命运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没有丝毫厌恶，更没有作道德上的反省，而且一点也不惧怕。除了必须做苦工，并和那些酒店妓院告别以外，他甚至认为，罪犯的身份使他更能放开手脚，去玩更卑鄙肮脏的把戏。

“罪犯就是罪犯，既然是罪犯，你就可以更加卑鄙，不以为耻。”

这就是他对自己崭新地位的看法。我把这个令人作呕的人看成是一种丑陋的象征。多年来，我生活在这些杀人犯、淫棍和臭名昭彰的流氓恶棍之间，我还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中，看过一个——道德完全堕落、明目张胆腐败、毫不感到羞耻卑鄙——像阿—维姆这样的人。我先前提过，我们这里有一个谋杀了父亲的贵族，但是我从许多事实和他的性格上看到，即使是他也比阿—维姆有更高尚的人性和道德。根据我在监狱里的观察，在我眼里，阿—维姆只是一块带了牙齿和胃的肉。他无止境地追求着最粗俗、最兽性的身体上的快感，为了满足这种快感，他可以冷血地杀死任何人，他可以做出任何事而把一切隐藏起来。我丝毫不夸张，我把这个人看得很透彻。这是一个人心堕落的例子，从中你可以看到，单单为了肉体上的快感，如果内心没有规范，没有法律的约束，会演变到什么样的地步。他那种永远嘲讽的笑容是多么恶心。这是一个怪物，一个道德卡西莫多[15]。加上他既狡猾又聪明，非常帅气，甚至受过一点教育，很有能力。不，宁肯发生火灾、瘟疫、饥荒，我们也绝不要这样的人存在社会上！我已经说过，监狱里的一切都被他弄得乌烟瘴气：刺探、告密、举报的行为非常盛行，囚犯们竟然不怎么在意。相反，他们和阿—维姆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他比对其他人更友善。我们的酒鬼少校对他的青垂，使他在囚犯眼里有着更高的价值和分量。

后来，他让少校相信他会画肖像（在囚犯之间，他甚至声称他是沙皇近卫军中尉），少校要求他在家里为他工作，当然是为他画肖像了。就在那里，他接近了少校的侍从费特卡，费特卡对主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对监狱里所有的人具有很大的势力。阿—维姆奉少校之命对我们进行侦查。有时少校喝醉后赏他耳光，甚至也咒骂他是个告密者。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打完后少校又坐在凳子上让他继续画肖像。我们的少校，似乎真正认为阿—维姆是一个奇妙的艺术家，简直是个布留洛夫[16]。他听说过这位画家的名字，但仍然认为自己有权揍他的脸。他的意思是，你虽然是位艺术家，但仍然是名罪犯，即使你是布留洛夫，我还是你的长官，我想要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顺便一提，他还让阿—维姆替他脱靴，到他卧室里帮他取出不同的器皿。他有很长时间依然这么认为：阿—维姆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肖像画得看不到尽头，画了快一年。少校终于猜到他上当了，肖像好像永远画不完，而且画得越来越不像他。少校非常生气，把艺术家狠狠揍了一顿，放逐回监狱里去做苦工。阿—维姆显然感到很遗憾，因为他再也不能享受那些闲散的日子，再也不能吃到少校桌上的那些剩菜残羹，再也不能和费特卡一起享受自己专管的厨房了。

把阿—维姆放逐回去以后，至少少校不再折磨另一名囚犯M-斯基了。阿—维姆一直在少校面前诽谤他，为什么呢？原来，阿—维姆入狱时，M-斯基是孤身一人，他非常想家，与其他囚犯合不来，整天带着恐怖和厌恶的神情看着他们，没有察觉可以透过他们得到一些反馈的安慰，这可能影响了他无法与他们相处。其他囚犯也用仇恨回应他。一般来说，像M-斯基这样在监狱里的情况是很严重的。M-斯基并不知道阿—维姆入狱的原因。相反地，当阿—维姆猜到他与囚犯们打交道的情况后，再次向他保证，他被放逐完全不是因为告密，而是为了和M-斯基被流放的相同原因。见到一个和自己一样命运的人，M-斯基大喜。他跟随着阿—维姆，在入狱初期的苦工中安慰他。他明显受到阿—维姆极大的影响。他把自己的钱全部都给阿—维姆，把自己吃的东西也给他，连日用必需品也给了他。但很快地，阿—维姆开始恨他，因为他为人非常高尚、正直。他恐惧地看着自己过去那一切卑鄙的行为，就因为他完全不像阿—维姆。阿—维姆把M-斯基以前告诉他的有关监狱和少校的一切，在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都报告给少校知悉。少校因此非常讨厌M-斯基，拼命地折磨他。如果不是因为他上司的影响，他会给M-斯基带来更多麻烦的。而阿—维姆，不仅没有感到惭愧，在M-斯基知道他的卑劣行为后，他甚至还胆敢想与M-斯基见面交谈，并期待着对M-斯基嘲讽一番。很显然这能带给他快乐。这些都是好几次他自己亲口告诉我的。这个邪恶的畜生最后伙同另一名囚犯和守卫一起逃走了，关于他们逃亡的情况，我以后再说。他一开始也来阿谀奉承我，以为我没有听说过他的历史。我再说一遍，他在我入狱的最初几天毒害了我，使我非常忧郁。使我对于我所陷入的那种可怕卑鄙的恶劣环境感到害怕。我以为，这里所有人都是这般卑鄙恶劣的。可是，我错了，我错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阿—维姆。

那三天里，我心烦意乱地在狱内踱步徘徊，或者就只是感觉痛苦地躺在自己的床铺上。我把狱方发的粗布交给阿基姆·阿基米奇指定的可靠囚犯，请他帮我缝制衬衫。当然这是要收费的（每件衬衫的工钱是一个铜戈比），在阿基姆·阿基米奇的建议下，我又买了一条折叠被褥，那是用毛毡制成的，四周用粗布包缝起来，像块极薄的煎饼。另外还置备了一个枕头，里面填塞着羊毛，因为躺不习惯而觉得很硬。阿基姆·阿基米奇有点过分热情地为我张罗了这一切，他亲自替我缝制被罩，这被罩是用穿破的狱方发的裤子和外套的旧呢布做的，是用钱向其他囚犯买来的。狱方发的东西在期满后就归囚犯所有，他们会立即在监狱里出售。不管穿得多破，总希望脱手换几个钱。这种情况令我一开始感到很惊讶。其实那是由于我第一次与他们接触，以后我将会逐渐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囚犯，因为我们都被判了同样的徒刑。他们的生活习惯、观念、意见，也都逐渐变成我的，至少在形式上与法律上都是这样，虽然我的内心并不一定赞同。我对此感到惊讶，非常困惑，好像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或怀疑过任何这样的现象，但是我知道我在期待着什么，或者至少能听到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经验，不单只是知识和传闻而已。例如，我以前会想，这些破布有什么价值吗？但是，我的布毯就是用这些碎布缝制成的！很难想象囚犯的服装会是用这样的布做的。看起来好像的确是像厚实的灰色军服，但是一旦穿得有点破旧之后，它就变成了千疮百孔的网布，破烂得离谱。制服每年发一次，光是这一年时间是很难应付过去的。囚犯要做苦工、背负重物，衣服会湿透，很快就会被磨烂，然后破碎。大衣每三年发一次，在这三年期间内，会被拿来充作衣服、被毯或是垫子。但大衣还是比较结实，虽然经常可以看见第三年的时候，有些囚犯的大衣已经用粗布打上补丁了。尽管如此，即使是最破旧的大衣，在规定的使用期限结束后也能卖上四十银戈比；一些保存得比较好的，还可以卖到六七十银戈比，这在监狱里是很大的一笔钱。

我已经谈过这点，金钱在监狱里具有一种可怕的意义和威力。可以肯定地说，囚犯在监狱里，哪怕只要有稍微一点钱，也比没有钱的囚犯所受的痛苦要轻上至少十倍。

“官方已经发给囚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钱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这是监狱里长官的看法。

但是，我还是要再重申一遍，如果囚犯被剥夺了拥有他们私自东西的权利，他们会发疯的，最后会像苍蝇一样死去（尽管事实上狱方为他们提供了一切），或者他们会干出数不清的、不可想象的恶作剧。有些人是因为痛苦，有的人只是希望被用某种方式干脆地处死，正如他们所说的，要“改变一下命运”。

如果一名囚犯流血流汗挣到了几个钱，或者为了得到这几个钱，他做了与盗窃、欺诈一样猖狂的事，但同时又像小孩一样幼稚，毫不在乎地把钱都花掉，看似他并不珍视这些钱，但事实并非如此。囚犯们对钱的贪婪到了如癫如狂的程度。如果酗酒时，他们像随便丢弃什么东西一般，浪掷这些金钱，那也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为了一个比金钱更高一级的东西。对囚犯来说，什么才是比金钱更高一级的东西呢？那就是自由，或者是某种对自由的梦想。囚犯是最大的梦想家，关于这点我以后还会说到的，我在这里只是顺带一提。你会相信的，我已经听过被流放了二十年的人很从容地对我说，像这样的话：“等等，上帝保佑，等我服完刑期，然后……”

“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是指一个被剥夺了个人意志的人，但是只要他能够花自己的钱，他也就拥有自己的意志了。尽管他的脸上有着耻辱的烙印，脚上戴着镣铐，身陷囹圄，可恨的监狱把他与神的世界隔离开来，把他像笼中的动物一样圈了起来，但是他可以得到酒——这可是被严格禁止的乐趣，他还可以享受买来的草莓，甚至有时（但不总是）还可以贿赂他们的顶头上司、残疾士兵甚至是士官，这样他们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容忍他违反法纪，他甚至还可以在其他囚犯面前炫耀一番，也就是说，在他的囚犯伙伴前装模作样，暂时自欺欺人，似乎他的意志和力量远远超过表面上他所拥有的——事实上，他可以酗酒、发脾气、侮辱他人，并让他的同伴知道，他什么都能做，一切都在“我们手里”，这个可怜人希望说服自己，他能实现那些不可能的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罪犯，即使在清醒的时刻，也会有一种普遍的态势：夸大招摇、可笑和幼稚的自我颂扬，甚至是完全虚幻的夸张。最后，这种酗酒行为还有一种狂欢作乐的风险——如鬼魅般，遥想自由的幽灵生活。为了自由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呢？如果一个百万富翁的脖子被绳索勒住，难道他不会将自己所有的钱都贡献出去，只为了换取一口空气吗？

难怪有时狱中的长官会惊愕，某个囚犯在这里住了好几年，就这样静静地生活着，有的甚至还有立功行为，却突然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好像魔鬼突然爬到他身上，闹事、酗酒、吵架，有时甚至要犯出刑事罪行，不是不尊重狱方，就是杀人、强奸等罪行。大家目睹这样的现象，却不知道哪里出了差错。然而，所有这样的突然爆发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可以推测的——这是个性不能自控的一种表现，是精神极其忧郁的一种本能反应，一种无法控制的自我表达。所有这些掩盖了他的突然爆发、一下子变得暴怒、产生错觉之真实理由。这是一种癫狂与痉挛。好比一个活埋在棺材里的人，如果突然惊醒过来，一定会用力敲击顶盖，试图从中摆脱，虽然，他势必知道他这样继续努力是徒劳的。

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与癫狂发作没有半点关系。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囚犯在未经许可情况下的任何自我表达行为，几乎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就不会在乎这种表达的重要与否。既然已经酗酒闹事了，那就闹下去；既然已经冒险了，那就继续承担风险。那就一路走到黑，甚至杀人也无妨。只要你开始第一步，喝醉了就什么也管不了了！因此，最好不要把他逼得太紧，这对大家都好，对大家都安全。

是啊，但是怎么做呢？

[13]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14]一俄里约等于1.07公里。

[15]卡西莫多是法国作家雨果《巴黎圣母院》笔下所描写面貌极其丑陋的敲钟人。

[16]布留洛夫（Б.Бpюллob，1799—1852），俄国画家。著名作品有《庞贝城的末日》等。

第六章　第一个月（续）

我刚进监狱的时候还有一些钱。但我身上带得不多，生怕被偷走。我把一些卢布藏在圣经的封皮里面以备不测。圣经是可以带进监狱里的，这本圣经和封皮里的卢布都是那个遭受了几十年流放痛苦的，习惯把其他“不幸的人”看作是自己兄弟的人，在托博尔斯克送给我的。

在西伯利亚，总是有些人会施与那些“不幸的人”兄弟般的关怀和同情，将那些人视同己出。这种同情完全是无私、圣洁的。他们把这当作是自己的生活目的。我不禁想在这里简单描述我和一个人相遇的情景。我们监狱所在的城市里住着一位寡妇，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和她有直接的关系。她把帮助我们这些流放者看成是她的生活目的，主要是照顾我们这些囚犯。她家庭里或是她周遭亲近的人们之中，是否有人犯了同样的罪而遭受过痛苦，对此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她感到能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就仿佛是她格外的幸福。她很贫穷，所以她当然不可能为我们做太多事。但是，我们在监狱里，能感觉到监狱外有一位忠实的朋友。除此之外，她会经常给我们捎来一些外界的新闻，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我出狱后，在前往另一个城市之前，到她家里拜访过，和她当面认识。她住在郊外的一个亲戚家里。她不老，但也不年轻了，长得不算好看，也不至于难看，甚至无从知道她是否聪明，有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在她的一举一动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极其善良的女人，她有着强烈的热忱，要为我们做些好事，使我们在监狱中的生活更舒服些。这一切都蕴含在她安静美丽的眼神里。我和另一个狱中同伴在她家里待了整整一晚。她注视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的时候她跟着笑，无论我们说什么，她总是很快附和。她用她的方式来招待我们。拿出自己的茶、点心和糖果。如果她有一千卢布，她似乎会特别高兴，因为她更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更加能帮助我们仍在监狱里的同伴们。临别时，她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烟盒作为纪念。这些烟盒是她自己用硬纸板粘起来的（天知道是如何粘在一起的），上面还糊上了色纸，就是小学数学课本的封面，（也许她真的把数学课本的封面拆下来糊的）。为了美观，烟盒两侧还粘上金边，也许是她特意跑到商店买的。“你们抽烟，也许用得上。”她这么说着，就好像不好意思地在我们面前道歉一样。她送给我这样的礼物……有人说（我听过也读到过），那是对邻居最高尚的爱，但同时，也表达了她最大的私心。那是什么私心呢？我无法理解。

我刚进监狱的时候，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是就在那第一个小时里，那些囚犯就骗了我一次，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五次时，还装着一派天真地来向我借钱。我当时也不知怎么莫名其妙地，对他们并不那么放在心上。但我承认，坦率地说，我很恼火。我看到那些人，故意伪装天真的狡猾，竟然把我当作一个大傻瓜、大笨蛋，藉此取笑我，只是因为我在第五次还是把钱借给他们。他们一定认为我屈服于他们的欺骗技巧，相反地，如果我拒绝他们、驱逐他们，我敢肯定他们会更加尊重我。虽然我很生气，但还是不能拒绝他们。

我很生气，因为最初这几天里我认真仔细地思索，我在狱中应抱什么样的态度，或者不如说，我该怎么对付他们这些人。我感觉得到，也理解整个环境之于我来说是崭新的，我处在完全的黑暗当中，而要在黑暗中生活这么多年是不可能的。应该做好准备。当然，首先我必须非常坦率地依照我内心的直觉和良知。但我意识到，这个决定在理论上或许是可行的，只不过未来将会有许多最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因此，这些微小的烦恼都是在狱中的监禁所造成的——我先前提过，和我交涉的人主要是阿基姆·阿基米奇，尽管他们的确对我有所照顾，但是一种可怕的痛苦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

“死屋”，我一边对自己说着，一边在黄昏时分的门廊里，观察着我们的牢房，看着放工回来的犯人，他们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到处游荡，从厨房到牢房、从牢房到厨房。我观察他们的面孔和动作，试图猜测他们是谁？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性格？

他们徘徊在我面前，有的紧锁眉头，有的非常快乐，这两类人是最常见的，是监狱囚犯的性格特征。有的出言诅咒，有的只是独自一人散步，仿佛陷入沉思，轻轻地、慢慢地走着，有的一脸疲倦、精神萎靡，另一些人则傲慢、优越地睥睨其他人，他们歪戴着帽子，肩上披着羊皮大衣，带着大胆狡猾的眼神和无礼的讪笑。这里竟然也有这样的人！

“这一切就是我的生活环境，我现在的世界，”我心想，“不管愿不愿意，我必须在这里生活下去……”我试着向阿基姆·阿基米奇提出各种问题，想从他那里了解那些囚犯不同的情况。为了不感到孤独，我喜欢和阿基姆·阿基米奇一起喝茶。在监狱最初的日子里，茶，几乎是我唯一能进食的。阿基姆·阿基米奇并不拒绝和我一起喝茶，他加热了那只M-斯基借给我的，监狱里自制的小锡茶壶。他通常只平静沉默地喝一杯，把杯子还给我（他曾经有自己的杯子），然后说声谢谢，立即又动手缝我的被子。但是，他没有透露我想知道的事情，甚至不了解为什么我会对周围囚犯的性格特别感兴趣，他在听我讲的时候，甚至露出一种狡猾的微笑，使我非常难忘。“不行，”我心想，“我必须自己去探究，询问别人是没用的。”

第四天清晨，囚犯在警卫室前的院子里，靠近大门列队排成了两行。队伍前后是押送的士兵，端着上了膛、插上刺刀的步枪。如果囚犯想逃跑，士兵有权向囚犯开枪。但同时，如果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对开枪的行为负责。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囚犯叛乱的情况。但是有谁敢公然逃跑呢？工程人员、警卫、工程技术士官以及监工都到了。点名后，去裁缝工厂的囚犯最先出发，他们是在监狱里工作的，给所有的犯人缝制衣服。接着出发的是去工厂做工的，最后则是去做普通粗活的囚犯。我被安排在一排二十多名罪犯的队伍里出发了。在城堡要塞后面的那条冰冻的河上，有两条官方的船废弃了，于是要把它们拆除，至少可以不浪费那些旧木头。其实，这些旧木头几乎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城里的木材很便宜，周围也都是森林。

派我们去只是为了不让我们袖手闲坐，大家都很明白这点，因此他们做起事来也一直萎靡不振、懒洋洋的。如果工作本身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或者交给你一个有固定目标的工作，那情况就会完全改观了，他们的拼劲会一下子被鼓动起来，虽然他们并没有拿到任何好处，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们会尽快地努力把它完成，甚至因此激励了他们的自尊心，为快速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至于目前这个基于形式，而不是必要去做的工作，又难以定出工作目标，只好做到鼓声响了（上午十一点打鼓回营房）。

这天温暖多雾，雪几乎融化了。我们一大群人走到要塞后面的岸边，脚链虽然藏在衣服底下，但每走一步仍然发出了清脆铿锵的响声。两、三个人被派到库房里去取必要的工具。我跟着其余的人走，精神渐渐有点振作，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究竟被判处做什么样的苦工？苦工是怎样的？我将如何去做我生命中第一次苦工呢？

我把一切都记得很详细。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长胡子商人，他停下来，把手伸进口袋里。一名囚犯立即从我们队伍里跳了出来，脱下帽子，接受他的施舍——五个戈比，然后又马上回到队伍里。商人划了个十字，走了。这五个戈比，当天上午用来买了面包，让我们全队的人平分吃了。

在队伍中，有些囚犯如往常一样，闷闷不乐、沉默寡言，另一些人非常冷漠、昏昏欲睡，还有些人懒散地一路讲话。其中有一个人不知为了什么，显得非常快乐，一路唱歌跳舞，每走一步把脚链弄得叮当作响。这个又大又胖的家伙就是我第一天早晨见到的那个，和另一个人在洗脸时为了水争吵，愚蠢地称自己是一只卡根鸟的囚犯。他们叫这个家伙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了首热情的歌曲，我记得其中的合唱词：

他们为我娶了亲，
没有我的同意，
我在磨房里。

只差一个三角琴来伴奏了。

他异常欢快的心情，自然立刻引起队伍中一些人的怨恨，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简直是嗥叫！”有人责备道，其实根本与他无关。

“狼只有一首歌，这个图拉人[17]把它偷来了！”另一个人带着小俄罗斯[18]的口音说道。

“我是图拉人，”斯库拉托夫立即反驳道，“但是我们绝不会像你们波尔塔瓦人[19]吃面团吃到噎死。”

“骗子！你们自己吃的什么！咕噜噜地喝菜汤，啃鞋帮？”

“呵，听起来好像魔鬼喂你吃了甜杏仁一样！”第三个人说。

“我承认，朋友，我是个柔弱的人，”斯库拉托夫叹了口气说道，仿佛他对自己的柔弱表示遗憾。他对着大家，并没有特别对着谁说。“我从小就是吃梅干和蛋糕，并且在甜水里泡大的（斯库拉托夫故意用了个‘泡’字），我的兄弟们现在还在莫斯科开着很大的批发商店，一帆风顺，非常富裕。”

“你卖的是什么？”

“我很成功，我的朋友，当我收到第一个二百……”

“卢布？”一个好奇的人抢着说，当他听到数字时，甚至打了哆嗦。

“不，我亲爱的，不是二百卢布，是二百鞭笞。卢卡，我说，卢卡！”

“有些人可以叫我卢卡，但是你，得称我卢卡·库兹米奇。”一个薄嘴唇尖鼻子的矮个不情愿地说。

“好，就依你，卢卡·库兹米奇，滚到地狱里去吧，真是白费唇舌。”

“卢卡·库兹米奇，我是你叔叔。”

“哼，我的叔叔，你下地狱去吧，我们不应该说话的！我本想对你说些好话的。好吧，继续我的故事，朋友们，我在莫斯科没有待太久，就挨了十五鞭，然后把我押解出来了。我在这里……”

“是的，押送出来了，为了什么？以后呢？”一个非常仔细聆听的囚犯说。

“少管闲事！我在解释给你们听，朋友，我为什么没有在莫斯科发财。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想成为一个有钱人的。你们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许多人笑了。斯库拉托夫，明显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乐天派，充满着活力，或者更贴切的说法，像个丑角，仿佛把他那些闷闷不乐的同伴们逗乐是他的责任。当然，除了侮辱以外，他绝对没有得到其他的回报。他属于那种令人兴奋的特殊类型，我也许还会再来谈谈这种人物。

“是的，现在不用去猎取黑貂，只要猎取你就行了，”卢卡·库兹米奇说。“啊，看，他的衣服就值一百卢布。”

斯库拉托夫穿着又旧又破损、到处打了补丁、极其油腻的大衣。他相当冷淡，但仔仔细细地从头到脚把卢卡·库兹米奇瞧了一遍。

“头，朋友，我的头很值钱！”他回答说。“当我告别莫斯科，我还是得到了一半的安慰，我的头还在我肩上，会和我一起走。再见，莫斯科，谢谢你的洗浴，也谢谢你的自由精神！你不必去照看我的大衣，亲爱的……”

“你要我看看你的头吗？”

“是的，假如这个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施舍来的，”卢卡又胡闹起来。“是他跟着大队经过秋明[20]时，基督给他的礼物。”

“斯库拉托夫，你在工厂学过一技之长吗？”

“他学过什么技能！他为载着鹅卵石的马车领路，”一个皱着眉头的囚犯说，“这就是他仅会的技能。”

“是的，我缝过靴子，”斯库拉托夫没有注意到说话者的讽刺语调。“但是我总共才缝过一双。”

“嗯，他们付钱给你了吗？”

“是的，我找到一个既不敬畏神又不孝顺父母的人。主惩罚他，要他买了我缝的靴子。”斯库拉托夫周围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

“是的，后来我又在这里做工，”斯库拉托夫继续冷静地说，“给中尉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鲍莫切夫缝过靴子。”

“嗯，他很满意吗？”

“不，朋友们，事实上他不满意。他骂得我狗血淋头，甚至用膝盖从背后顶撞我。他太生气了。哦，生活欺骗了我，监狱里的生活一点意思也没有！”

阿库丽娜的丈夫
在院子里，
他在等。

突然，他又唱了起来，并且开始跺着脚跳起舞。

“啊，这个丑鬼！”走在我旁边的乌克兰人抱怨道，眯着眼愤怒地蔑视他。

“不三不四！”另一个人用严肃和坚决的口吻说。

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恼恨斯库拉托夫，而且一般说来，所有有些乐趣的人，正如我在监狱里最初注意到的那些人，为什么都会受到这样的蔑视呢？起初我把这个乌克兰人和其他人的愤怒看作是一种个人的敌意，但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这是一种不同的愤怒。他们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斯库拉托夫身上没有那种弥漫在整个监狱里的，污染着所有囚犯的迂腐、虚伪的尊严。总之，用他们的话来说，他是个“无用”的人。

然而，有趣的是他们并不恼恨一切快乐的人，并不对待一切快乐的人像对待斯库拉托夫那样。一个脾气好的人，只要一容忍别人欺骗自己，就会立即遭受轻蔑和侮辱，这使我更为惊愕。但也有些快乐的人不会容忍那些胡说八道，不会对任何人让步，这就迫使其他人不得不尊重他们。就在那一小群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不肯退让的那种人，其实他是个脾气很好又充满趣味的人。一开始我没有看到他这真实的一面，是往后才认识的。他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令人愉悦，外观很不错，脸上还带着一种滑稽的表情。大家叫他“工兵”，因为他曾经做过工兵，但现在关在特科里。关于他，以后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然而，并非所有“严肃”的人都像那个乌克兰人那样易于冲动，不能容忍其他人的快乐。监狱里，总有几个人想显示自己的优势，炫耀自己的技能和聪明才智。他们当中的确有许多人很聪明，精力充沛，这么做确实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伙伴们有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和影响。但是这些人彼此往往是最大的敌人，他们每个人有很多的仇敌。在其他囚犯面前，他们看起来很有尊严，甚至很宽容，不会作不必要的争吵。在长官面前，他们表现很好，在工作中像个管理人员，没有一个人会为了别人唱歌而找人麻烦。他们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关注这种细节。他们和我相处都非常有礼貌，他们不太很健谈，似乎也是为了保持尊严。我也会详细谈谈这些人。

我们来到河岸边，河面上有一条冻结在水中的旧驳船，我们的工作是要把它拆掉。对岸是一片灰蓝色的草原，但很幽暗，而且冷冷清清。我想大家都会马上跑上前去工作，但似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坐在散落在岸边的原木上，几乎每个人都从靴子里掏出烟袋和自制的短小烟斗，烟袋里装的是市场上出售的，两、三个戈比一公斤的本地烟草。他们就这样点燃烟斗抽了起来。卫兵们围着我们，无聊地看守着。

“是哪个该死的要拆这条驳船的？”一个囚犯自言自语地大声说道，“他们急于要想得到一些木材吗？”

“那些人就是要给我们一些事情做做。”另一个人说。

“那些乡下人要到哪去啊？”第一个说话的人停顿了一下，指着远处在雪地里鱼贯行走的一群人问道，他没有听到他同伴对他前面问话的回答。大家懒洋洋地朝那个方向看去，事不关己，开始交换着笑容取笑那群乡下人。排在最后的农民走得非常有趣，他的手臂大幅度地摆着，头歪到一边，戴了一顶尖尖的高帽，身影像条线一样清晰地印在白色的雪地上。

“你看，我们的兄弟彼得罗维奇穿的是什么呀！”我的一个同伴模仿着本地乡下人的口音说了一句。有趣的是，虽然大多数囚犯是来自农村的，但他们却看不起农民。

“最后面那个家伙，走起来好像在种萝卜。”

“他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很有钱。”第三个人说道。

大家都笑了，但不知什么原因笑得都很勉强。这时，来了个卖糕点的俏皮姑娘。大家立即用刚才施舍来的五个戈比向她买了一些面包分来吃。

一个在监狱里贩卖面包的年轻人向那个女孩买了两打，还花了很长时间和她讨价还价，想白要一个。但是女孩不同意。

“嗯，那一个你也不肯给吗？”

“哪一个？”

“就是连老鼠都不吃的那个。”

“你这个死鬼！”那姑娘惊叫一声，笑了起来。

终于，被指派为监工的士官手里拿了根棍子走过来了。

“嘿，你们，为什么坐着！快开始工作！”

“是，伊万·玛德维依奇，您给我们订个工作量吧。”我们之中一个“工头”慢慢地站起身。

“刚才出发的时候为什么不问？把整条船拆光，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大家终于勉强地起身，几乎像是拖着自己的腿走到河上。队伍中立刻出现了“指挥”，至少是口头上的。原来，驳船根本不用完全拆散，只要把船上的横梁和竖梁拆下来就可以了，这可是一件难度较大的工作，特别是那根用木钉钉在船底的横弯木，拆下它非常费时费力，是件相当漫长而枯燥的工作。

“先把这根木头拆走。只需要一分钟，伙计们！”一名“管理员”说。不，他不是工头，也不是“指挥”，只是一名普通囚犯，一个谦逊、安静的家伙，一直保持沉默到现在，他弯下腰，一把抱住那根厚重的木头，等待帮忙的人上前。但是，没有人来帮助他。

“是的，我想你能抬起来的！你抬不起来的话，就算是你的爷爷，你那狗熊的爷爷来，也抬不起来！”有人咬着牙喃喃自语道。

“那么，我的朋友，我们要不要开始啊？怎么开始？我真的不知道……”那名困惑的新囚犯放下木头，抬起身来。

“除非你想自己一个人去做，急什么呀？”

“粮食是分给三只鸡吃的，你倒先跑上去了……瞧你这副急样！”

“是的，我，我的朋友，我无非只是说说而已，”那个困惑的新人承认说，“我只是太……”

“要我给你们发条毯子挡挡寒气，是吗？你们想在这个冬天加点盐把自己腌起来，是吗？”一个士官吼了起来，看着这群不知道如何开始工作的二十个人。“开始工作！快点！”

“快是没有用的，伊万·玛德维依奇。”

“是吗？所以你什么也不做，萨韦利耶夫！我对你说，彼得罗维奇，你站在那里干什么，眼睛在看哪！可以开始了！”

“我一个人怎么做啊？”

“请你说明一下工作任务，伊万·玛德维依奇。”

“我说过了，把驳船拆了，我们就回去。开始！”

最后，囚犯们终于慵懒笨拙地、不情愿地开始工作了。看着这群粗壮结实、似乎不知道如何着手工作的囚犯，士官的恼怒是足以理解的。在拔第一根铆钉时，突然就被拆断了。“它自己断掉的。”囚犯们说。因此，他们建议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必须讨论一下到底怎么进行。于是囚犯们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你一言我一句地，他们开始辱骂对方。看起来又要没完没了了。到底该怎么做？有的人甚至威胁说不做了……监工又挥舞着他的棍子吼叫起来，但是第二根铆钉又断了。最后，事实证明，原本的斧头太小起不了作用。应该去拿别种工具来拆。于是监工立即派了两个人在卫兵的护送下回去拿工具，所有人静静地坐在驳船上等待，又拿出自己的烟斗抽起烟来。

监工鄙视地朝地上啐了一口：

“反正工作会等着你们的！嗨，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这些人啊！”他低声愤怒地挥了挥手，挥舞着手中的棍子。

一个小时后，“指挥官”来了。他静静地听了囚犯们的讲述后，宣布工作范围，拆下四根弯木，但是，不能断掉，必须是完整的。而且要把驳船分离拆除，做完就可以回去。这个工作范围太大了，但是，上帝啊，他们竟然马上动手！哪有什么偷懒和困惑啊！斧头在舞动，一根根木铆钉被撬了出来。其余的用粗铁棍在底下撬起弯木，二十双手扶着弯木，用力把它们一根根拆下来，出乎我的意料，拆下的木料没有断裂，非常完整。囚犯们热情地工作着。突然又变得聪明，没有废话也不骂脏话，每个人都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还提出不少建议。在下班打鼓前半小时就完成了规定的工作，囚犯们走回牢房，很累，但十分高兴，而且还提前半个小时收工。至于我自己，我只有一件事要说：无论我钻到哪里去帮助他们工作，他们总嫌我不合适，总是赶我走，我几乎都在妨碍他们，甚至差点挨骂。

这群囚犯中的任何一个人，即便他自己是最糟糕的工人，甚至不敢对其他囚犯嘀咕，但是当我靠近他，他却觉得有权向我嚷嚷，并把我赶走，藉口说我妨碍他的工作。最后，他们当中的一个最繁忙的人毫不客气地直说：

“你在这里干什么，赶紧走开！没人叫你，你来干什么？”

“就是啊！”另一个人接着说。

“你最好去拿水壶，”第三个人对我说，“打点水到正在建造的房子里，或者到卷烟厂去，这里没你的事。”

我不得不站在一边，但当每个人都在工作时，你一个人明明站在旁边却插不上手，真有些不好受。但是，当我真的退开站在驳船旁时，立即有人喊道：

“看看这个人！这是什么人啊？不能做任何事情！简直一事无成！”

这一切自然是有目的的，当他们有机会来取笑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机会作弄一个前贵族，他们是非常开心的。

现在很明白我以前曾说的，入狱时，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做人，如何与这些人相处？我有一种直觉，就像现在这个工作一样，我经常会和他们发生冲突。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我决定不改变我的行动计划，有一部分计划我当时就已经决定了。我决意要生活得简单、理智。应该保持自己尽可能独立，不要特别努力去接近他们。但如果他们愿意和好，我也不会拒绝。我不怕他们的威胁和仇恨，如果可能的话，要装作不去理会他们，尤其是在他们活动的地方。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也绝不让步。一句话，“绝不强己所愿，和他们同流合污。”我一眼就猜到，他们从一开始就鄙视我。我以后才确切证实，在他们看来，我仍然会在他们面前保持着高贵的贵族血统地位，养尊处优、装腔作势，对他们不屑一顾，每走一步就要故意哼一声。他们心目中的绅士就是这样。当然，他们会责骂我，但暗中还是会尊重我。这样的角色不适合我，我从来没有要做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绅士。但我答应过自己，不作任何羞辱的让步，不在他们面前贬低自己受过的教育和思维方式。如果我要取悦他们、奉承他们、和他们熟稔，想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赢得他们的同情——他们立刻会猜到我这么做是出于恐惧和怯懦，他们就会更加蔑视我。阿—维姆就是一个例子，他去了少校那里，他们反而怕他。另一方面，我不想像波兰人一样，对他们表露冷淡、不可接近、礼貌的神情。我很清楚，他们现在鄙视我，是因为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地工作，但是我知道，他们以后将会被迫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而现在他们仍然认为，鄙视我是对的，因为我在工作中想讨好他们——这种想法使我非常难过。

晚上，在下午的工作结束后，我又回到监狱，劳累、疲惫以及极度的悲痛再次战胜了我。“在我的前面，还有数千个这样的日子啊！”我想，“都是一样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日子！”黄昏时分，我独自默默地沿着围栏，漫步在牢房前后。突然，我看到布林朝我跑来。布林是我们监狱里的一条狗。很久以前，它就住在监狱里，不属于任何人，把大家都看成是它的主人，吃着厨房里的剩汤残羹。这是一只相当大的狗，黑色毛皮上带白点的杂种狗，年岁不是很老，长着聪明的眼睛和毛茸茸的尾巴。从来没有人抚摸过它，也没有人注意过它。自第一天起，我就抚摸它，喂它面包。我抚摸它时，它站定在那里，亲切愉悦地看着我，轻轻摇动着尾巴。现在，它很长一段时间没看到我了——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个抚摸它的人，因此到处跑来跑去地找我，突然在牢房后看到我，吠叫着向我跑来。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竟然亲吻它、摸它的头，它跳起来，把前爪搭在我肩膀上，开始舔我的脸。“这是命运送给我的朋友，这是我的财富！”我心想。以后每次我心里不舒服、感到痛苦、每次做完苦工回来的时候，我不去其他地方，首先就是领着它跑到牢房后面，它在我面前活蹦乱跳、欢乐地吠叫着。我抱着它的头，吻它，不停地吻它。这时有种甜蜜又带有苦涩的情感，紧紧地拧着我的心。我那时在想，愉快地在想，周围的世界都离开了我，现在它是这世上唯一爱我、恋我的朋友。我唯一的，忠实的朋友布林。

[17]图拉，莫斯科南部的工业重镇。

[18]指称乌克兰地区。

[19]波尔塔瓦，乌克兰境内城市。

[20]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第一座移民城市。

第七章　新交——彼得罗夫

随着时间流逝，我逐渐安定下来。每天使我困惑的事情越来越少，在我的新生活中，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了。事件、环境、人物，一个个都在我眼前闪过。一辈子安于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无法避免的既成事实。我把仍然存在的一切疑惑深深埋藏在心里。我不再失魂落魄似地在监狱里到处彷徨，也不再让自己被烦恼征服。囚犯们那种狂热好奇的眼光已不再停留在我身上，他们也不再用那种蛮横的态度来纠缠我。显然，我已经成为他们之中熟悉的一分子了，这让我很高兴。

我在监狱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知道自己的床铺在哪。很显然地，我已经习惯以前所认为在思想上和生活中那些永远不会习惯的事情。每周定期要去剃头。每个周六的休息时间，我们被轮流叫唤出去，在监狱的刑室里，监狱里的理发师用冷水和肥皂帮我们洗头，然后用像钝锯那样的剃刀狠狠地把我们的头发刮光。不刮光还必须要自己负责。我现在一想起这种折磨，免不了要打起一阵寒颤。然而，我很快地就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阿基姆·阿基米奇向我介绍了一名军事监狱里的囚犯，只要花一个戈比，他就用自己的剃刀帮你剃。许多犯人都到他那里去剃，以避开那个官方的理发师，其实我们并不是什么娇贵的人。他们把我们自己的囚犯理发师称作“少校”，我不知道为何。他什么地方像少校，我也说不上来。现在，当我在写这篇手记的时候，似乎又浮现了这位少校的形象，高高瘦瘦的个子，沉默寡语，非常愚笨，总是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中，手里始终拿着一块皮带，不分白天黑夜地在皮带上磨他那把无可再磨的剃刀，好像将整个人的身心放在这个关键的环节中，是他唯一的生活目的。事实上，当剃刀还是很锋利的时候，有人来剃头，他很高兴，来人也总是很满意。他那里的肥皂水是温暖的，他下手很轻，手法像剃天鹅绒那样柔滑。他显然对自己的艺术感到自豪，蛮不在乎地接下一个戈比，好像他剃头不是为了钱，而是完全为了艺术。阿—维姆为此还吃了真正的少校的苦。当时他偷偷向少校报告监狱里的情况，提到我们这位囚犯理发师，一不小心把他称为少校。真正的少校感到被冒犯，极其愤怒。“混蛋，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少校！”他口喷唾沫，大喊大叫，用自己的方式结结实实打了阿—维姆一顿，“你懂什么是少校！你竟然胆敢在我面前把一个歹徒囚犯称作少校！”

从我生活在监狱里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梦想着自由。用许多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来计算我的刑期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已成为我最喜爱的消遣。我甚至都不去想别的事情。我深信，每一个被剥夺自由的人都会这么做。我不知道，那些囚犯是不是和我一样在计算和思考呢？但是他们的希望是那样的轻率，一开始就让我感到吃惊。一名囚犯，一名被剥夺了自由的囚犯，他的希望是与一个真正生活着的自由人的希望完全不同的。一个自由人，当然有自己的希望，例如，改善他的地位，或者实现他正在进行的事业，但是他生活着，他行动着，他着迷于现实生活，完全被生活的旋涡吸引进去。囚犯完全不是如此。在这里，我们也在生活——牢狱的生活。一个无期囚犯和一个有期囚犯，对自己的情况和看法又会有所不同。但是，不管是无期还是有期徒刑的囚犯，他们强烈的本能都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被判较短刑期的犯人感到他不是在家里，好像是在出外访客。他仿佛把二十年看成好像最多只有两年，相当肯定，在五十五岁出狱时，他会像三十五岁一样年轻。“我们还有时间。”他心想。他固执地把所有疑虑和其他恼人的思想从自己心里驱走。即使是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属于特科的犯人，也在盼望有一天突然从圣彼得堡下了一道命令：“把某人转送到尼布楚矿山，另定刑期。”好事来了：第一，走到尼布楚要近半年的时间，这比被关在监狱里更好！然后服满在尼布楚的刑期，最后……就算出狱时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总还是有希望的！

在托博尔斯克，我看过一名被用约两米长的铁链锁在床铺旁墙边的犯人。他们犯下了非常可怕的罪行，在被送到西伯利亚后，用铁链锁了起来，他们会被这样锁上五年或十年。大多数都是劫匪，我在他们当中只看见一个似乎出身于上流社会的人，以前他在某处曾经担任过官职，说话的语调轻轻的，口齿不太清楚，带着甜蜜得令人不舒服的微笑。他向我们展示铁链，并告诉我们怎样躺在铺上才会舒适些。就连这样的人大概也怀着一种特别的希望！这些可怜的家伙表现得都很安静，表面上看似很满足，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尽快地服满刑期。你认为他们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能从那个低砖拱顶、臭气窒息又潮湿的房间里走出去，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永远也不会被释放。他们知道，从锁链上解脱的人永远会在监狱里待下去，用脚镣铐住，直至死亡。他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极想尽快度过锁在墙边的刑期。如果没有这种愿望，他们被锁在墙边五六年，即使不死的话，也会发疯了。有人能这样活下去吗？

很快地，我就觉得工作能增强我的健康，拯救我。心灵上经常的焦虑、紧张刺激和牢房里的混浊空气会完全把我的健康毁掉。“要经常在新鲜的空气中工作，每天都要干得很累，要习惯背负重物，至少这样我能拯救自己，”我想，“必须使自己强壮，等到出狱的时候，我就会变成健康强壮，充满活力，而且也不会显老。”我这样想是没有错的，工作和运动对我非常有益。看着我的一个贵族朋友在监狱里像蜡烛熄灭一样倒下了，我感到非常恐怖。他和我同时入狱，年轻帅气，精神抖擞，但在他出狱时已经变得颤颤巍巍，满头灰白，难以靠自己的力量行走，呼吸也非常不顺畅。“不，”我看着他，心想，“我要活下去，我会活下去的。”

但是在初期，我为了能得到想要的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受了牢友不少气，他们蔑视我、嘲笑我。但我不在乎，还是高高兴兴、精神饱满地上工，甚至去烧炭或是捣碎雪花石膏——那是我学会的第一种工作，那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管工程的长官，只要有可能，他会为贵族减轻工作，提供便利。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放纵，仅仅只是因为合理安排。叫一个体力未及而且从来没有劳动过的人去干那些真正的工人所做的工作，那才是奇怪的。但是这种“放纵”并非总是能实行，即使能实现也是暗中偷偷安排的。在这方面，监狱里监督得很严格。很多时候不能不做点艰难的工作，但这样的话，贵族就要比其他工人承受双倍的辛劳。

捣碎雪花石膏的工作通常需要三四个人，一般会挑老人或者体弱的人，我们也在被挑选之列。当然，还要加上一个熟悉这项工作的人，几年来派去的都是那个阿尔马佐夫，他是一个严峻、脸色阴暗、又黑又瘦的人，沉默寡言却又脾气暴躁，他深深地鄙视我们。他不大愿意和我们说话，甚至懒得骂我们。空旷陡峭的河岸上有一间谷仓，我们就在那里捣烂雪花石膏，把它煅烧成建筑石膏。如果是在冬季，尤其是在阴暗的天气时，常常在工作之余无聊地望着遥远的彼岸。在这荒凉的野地里藏有一种令人伤心、心痛的东西。但是，当阳光照在这片茫茫无际的雪原上时，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这荒原像一块无边无缘的地毯，向南方铺延过去足足有一千六百俄里，真想飞去那里啊。阿尔马佐夫通常总是默默地、冷冷地工作着，我们因为不知该怎么帮助他而感到有点羞愧。他也刻意如此，故意不要求我们的任何帮助，只为了让我们觉得我们把自己的责任都推给了他，让我们对自己的无用感到忏悔。其实我们的工作就只是加热炉子，把雪花石膏放进炉中。第二天，当雪花石膏完全被煅烧了，再从炉中取出。我们每个人都把煅烧后的石膏堆在一个盒子里，用一把沉重的铁锤把它砸碎。这是一项非常不错的工作。松脆的石膏很快就变成一堆明亮的白色粉尘，这么轻松、容易地粉碎了。我们挥舞着沉重的铁锤，每一下都是一声石膏爆裂的清脆响声，非常有趣。当我们砸累了，心里却觉得异常轻松，满脸通红，全身血液流速加快。这时，阿尔马佐夫开始装出和蔼的神态看着我们，像看着一群小孩子一样，使劲地抽着他的烟斗，开始咕哝起来。他对每个人都一样。事实上，他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人。

我被分配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在工厂里旋转砂轮。轮子又大又重。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转动它。尤其是在工程队的工匠要磨圆楼梯栏杆或类似的东西，比如给官员做的大办公桌脚，几乎需要加工整根树干。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旋转不了的，一般需要两个人——我和另一个贵族，Б-斯基。这项工作我们做了好几年，只要有什么东西需要磨的，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Б-斯基的身体很虚弱，他还很年轻，但他的肺部有病。他比我早一年进监狱，他和两个伙伴一起进来的，他们从前也是贵族。其中一个是个谨慎的老头，日夜向上帝祈祷，因此，囚犯们都非常尊重他，他后来死在狱中；另一个相当年轻，精神饱满，面色红润，非常强壮，也很有胆量，他前来监狱的途中，当看到Б-斯基疲惫地倒在地上，他便背着Б-斯基连续走了几百俄里。你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Б-斯基受过良好的教育，品行高贵，性格大方，但是被身上的疾病拖垮了。我们一起推动磨轮，干得很有兴致。对我来说，这项工作还给了我一个锻炼身体的极佳机会。

我也特别喜欢铲雪。这常常发生在暴风雪以后，冬季这里经常有暴风雪。当暴风雪席卷了一整天后，有时几乎会把房屋的窗户都掩盖了。暴风雪过后，太阳出来了。监狱会用车把我们送到那些被大雪覆盖的房屋去铲雪。有时整座监狱的犯人都要出动，去铲除政府楼房外的雪堆。每个人都发一把铁锹，规定清雪范围。有时规定的范围很大，我不得不怀疑我们如何能应对得了。但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心情都非常好。松软的雪除了表面薄薄的一层冰，还没有完全冻成冰块。我们用铁锹巧妙地铲起巨大的雪块，向四周抛去，在空中变成晶莹透亮的雪尘，一铲抛出去，砰的一声满天皓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囚犯们对这项工作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冬季的空气非常干净新鲜，加上工作的运动，使得浑身都暖和起来。一切是那么的有趣，笑声、尖叫声、俏皮话充斥其间。于是我们又开始在雪地里掷雪球玩。当然，往往不到一分钟，有人对我们玩得开心所闹出的响声愤慨地大喊起来，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短暂的欢乐。

渐渐地，我开始扩大了交友的范围。不过，我自己并没有想过主动去结识他人，我心里仍然烦躁不安，相当忧郁，而且不相信任何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意间交了一些朋友。第一个来探望我的囚犯是彼得罗夫。我用“探望”这个词，是因为彼得罗夫住在离我牢房最远的特科牢房里。我们之间似乎不可能有任何的关连，也绝对没有过，我们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然而，在我初进监狱时，彼得罗夫几乎每天都到我的牢房里来看我，或者在工作结束后，当我在牢房后面散步时叫住我，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尽量避开一切目光。他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我一开始不喜欢这样的交往。尽管事实上，他不是一个特别能交际和健谈的人，但是他似乎能够使我逐渐感到，跟他在一起至少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愉快消遣。外表上，他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健硕、敏捷、灵活，有着一张令人愉快的脸，脸色略显苍白，宽宽的颧骨看起来很有勇气，一口细小的白牙，下唇总是沾着少许烟草碎渣——把烟草放在嘴里嚼是许多囚犯的习惯。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他大约四十岁，但看似只有三十。他和我说话时总是很放松，保持在和我平等相处的基础上，非常体面，也非常敏感。如果他注意到，例如，我想一个人独处时，他和我谈了两分钟后，就立即会离开，而且每次都会感谢我的关注。当然，他从来没有和狱中其他人这样说过话。奇怪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维持着，不仅在最初的几天里，而是数年来依然如此。虽然他对我很坦诚，但我们之间却没有因此变得更亲近。我至今还不懂他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为什么他每天都要到我这来？虽然他后来也从我这里偷过一些东西，但那是偶然的。他从来没有向我借过钱，因此，显然他不是为了钱或者其他利益而来找我的。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我始终觉得，好像他并不是和我一起生活在监狱里，而是住在城里很远的另一所房子里，只是来探狱，来探听些什么消息，来看看我，看看我们大家的生活。他总是匆匆忙忙地想去什么地方，好像他在某个地方留下了一个人，这个人在那里等他，又好像他在某个地方还有什么事未完成。然而，他又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忙过。他的眼神也是怪怪的：注意力非常集中，既带着一种淡然，又仿如带着一丝嘲笑。不知为何，他好像想透过视线里的阻隔，遥看着远处的某个目标，努力地想看清楚。这使他的表情增添了一种茫然的神色。有时我故意想看看彼得罗夫在访问我之后又会去哪里？是否有人在哪里等他？但从我这里离开以后，他就急忙地走到牢房或厨房里，坐在说话的人旁边，用心地听着，有时他也加入谈话，甚至说得很热烈，但突然间又会停住，重新保持沉默。不管他坐在哪里，是在说话还是沉默着，我很清楚他是心不在焉的，也许某处有什么事情正在等待他。奇怪的是，他从来都没有钱，除了规定的劳役，他在休息时间里始终无所事事。他没有什么技能，也不打算要赚钱，他手里几乎从来没有一点钱，但这似乎没有让他忧虑。每次见面时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谈话也和他自己一样的奇特。比如，他一看见我独自一人在监狱里散步，他会立即朝我的方向突然一个急转弯。他总是走得很快，他的转身动作很酷。然后像跑步一样朝我快步走来。

“你好。”

“你好。”

“我没有打扰你吗？”

“没有。”

“我想问问你有关拿破仑的事情。他和一八一二年的那个拿破仑是亲戚吗？”彼得罗夫是士兵的儿子，他能写会读。

“当然是的。”

“听说他是总统。什么总统？哪里的总统？”

他的问题总是又快又突然，好像他想尽快知道答案一样。我向他解释了哪个拿破仑是总统，并补充说也许以后他会成为皇帝。

“怎么会啊？”

我尽我知道的给他解释了一遍。彼得罗夫听得很仔细，完全理解我所说的，甚至弯腰把耳朵凑近我。

“嗯。不过，我想请问你，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他们说，有种猴子，跟人一样高大，而且手很长，能够到脚趾，是吗？”

“是的，是有的。”

“它们看起来长什么样？”

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了他。

“它们在哪里生活？”

“在气候温暖的地方。有些在苏门答腊岛上。”

“那在美国吗？我听说，那里的人，头朝下倒栽着走路的，是吗？”“不，不是头朝下倒栽着走路的。你说的是极地。”[21]

我向他解释了美国在哪、极地在哪。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仿佛是特意跑来了解极地的。

“啊，啊！去年我读到一本关于瓦赖尔伯爵夫人的书，是从副官阿雷夫那里取来的。那是真实的故事，还是大仲马想出来的？”

“当然是虚构的。”

“嗯，好。谢谢。”

彼得罗夫消失了，实际上，我们之间的谈话几乎都是这些。

我开始打听他的为人。M-斯基和我熟识之后，甚至给我警告。他告诉我，他刚进监狱的时候，尤其是头两天，很多囚犯都让他感到恐怖，但是即使他们再恐怖，就算像格辛那样的囚犯，也没有彼得罗夫给他的印象来的可怕。

“他是所有犯人中最有主见，最大胆的，”M-斯基说，“他什么都能做，假如他一时兴起，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的。如果他想杀你，他会杀掉你，不会皱眉，也不会忏悔。我常常认为他精神上有些不正常。”

这样的评介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但M-斯基不知为什么不能说得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想？说来也怪，而后我和彼得罗夫相识多年，几乎每天我们都会谈话，这些时间里我感觉到他是真诚的（虽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些年里，他非常平静地在监狱里生活，并没有做出什么可怕的行为。不过每当我看着他，和他说话的时候，我都会得出结论：M-斯基是对的，彼得罗夫也许是狱中最坚定无畏的人，是最难被强迫控制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想，我自己也讲不清楚。

这个彼得罗夫就是前面我提到过的，那个被叫出去接受惩罚时，想杀死少校的囚犯。少校在行刑前一分钟被叫走，这是个奇迹，救了少校的命。他在入狱前是名士兵，他的上校在列队操练时打了他一下，也许他以前被打过很多次，但是那天他忍无可忍了，于是光天化日之下，在队列前推倒上校，把他打死了。不过，我不知道这件事的细节，他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当然，那只是一霎那间，压抑着的人的天性会突然完全爆发出来。但这样的爆发仍然是非常罕见的。他确实是一个明智的、谦卑的人。他看似很安静，但他的激情在心里隐藏着，甚至很强烈，像一块烧红的炭，埋在灰堆里，静静地在燃烧。从他身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某些人那样吹牛或者虚荣的习气。他很少和人争吵，但他也几乎很少对任何人表示友好，或许除了希洛特金，但那也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然而，有一天我看到他真的动怒了。有人少给了他什么，或者是在分配时对他不公，他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和他发生争吵的是一个被关押的运动员，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喜欢欺负及嘲笑他人，而且还不是一个懦夫，这个人叫瓦西里·安东诺夫。他们吵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们最终了不起打几下就结束了。因为即使偶尔吵架，彼得罗夫也就是跟大家一样打打骂骂的。但是这次，他却是令人出乎意料：彼得罗夫煞时脸色苍白，嘴唇变成了紫色颤抖着，沉重的呼吸着。他站了起来，慢慢地，非常缓慢地，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赤脚走到安东诺夫面前（夏天他喜欢打赤脚）。顿时，整间充斥着嘈杂喊叫声的牢房变得像死亡一样寂静，连苍蝇飞过的声音都能听到。大家都在观望着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安东诺夫朝对手跳了过去，面无血色……我无法再看下去，于是走出牢房。我预料，我还没有走下台阶就会听到那个人被宰杀的呼叫声。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安东诺夫没有等彼得罗夫走到他跟前，就悄声无息地把一个有争议的东西向彼得罗夫扔去。非常悲哀的是，那只是一块抹布。当然，两分钟后，安东诺夫还是骂了几句，想保住自己的颜面，也向大家表明一下他并不害怕。但是，彼得罗夫一点也不在乎那些咒骂，甚至不屑答理，他一句也没骂就赢了，他很高兴拿到一块抹布。十五分钟后，他又徘徊在监狱里，无所事事，好像在寻找谈论有趣事情的人群，他可以在旁倾听。似乎一切都让他感到好奇，但不知何故，他对于这一切又都无动于衷，只是在监狱里闲逛着。他就像一个精力充沛的工人，可以胜任任何工作，但暂时又没有工作可做，因此他就只好在这里等待，和小孩子玩玩游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待在监狱里，为什么不逃跑？如果他想逃跑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逃跑的。

理性思维对于彼得罗夫这样的人是没有用的，只有他们的意志才会激励他们，届时，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住他们。我可以肯定，他一定能骗过所有人，巧妙地逃走，躲在树林里或者河边的芦苇丛中，忍受一段时间不吃东西。但是很显然地，他还没有这个想法，还不想这么做。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有很好的判断力或者有什么好的想法。这些人生来只有一个想法，他们一生不知不觉地围绕着这个想法奔走着，直到找到符合自己意愿的目标为止，然后他们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毫不在乎。

有时我很惊异，一个人因为挨打而杀了他的上司，而后在监狱里又毫不反抗地躺下接受鞭笞。他有时因为贩酒被抓而被鞭打。他像所有没有手艺的囚犯一样，沉迷于把酒走私进监狱的工作。然而，他躺在鞭子底下，好像已经得到自己的同意。也就是说，因为他知道是为了什么，否则即使把他杀死也绝不会躺下来的。另外让我惊叹的是，尽管他对我似乎很有感情，但竟会不时来偷我的东西。我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那次他偷走了我的圣经，我只是请他把它从一个地方携带到另一个地方。只有几步路的功夫，他竟在中途设法找到一个买主，把它转卖并立即换取伏特加。也许那天他真的非常想喝酒。当他想要什么，他就一定得得到它。像彼得罗夫这样的人，会为了二十五个戈比去杀任何人，因为他需要这笔钱买酒喝，但在另外的场合，他可能会对几十万不屑一顾。那天晚上，他自己向我承认他犯了窃盗罪，把我的圣经换了酒。但他丝毫没有任何尴尬和自责，相反地态度还很从容，好像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我曾尝试好好责骂他一顿，我很怜惜那本圣经。他受到我的责骂，却一点也不恼火，甚至很淡定地承认《圣经》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真诚地表示对不起，但没有对偷走它的行为表示遗憾。他非常自信地看着我，使我马上停止责骂。他忍受我的责骂，大概是因为他感到我不这样做也没有别的办法。他知道他应该为自己这种行为受到惩罚，因此他认为我为了安慰自己，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是应该骂他几句的。但在他内心，他认为这些都是废话，一个严肃的人会为了自己如此降低姿态而感到惭愧的。我甚至相信他认为我是个小孩，只是个连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都不明白的婴孩。例如，如果我和他谈论有关科学和书籍以外的事，他会回答我，但只是出自礼貌，仅限于最简短的回答。我常常问自己，是什么让他问了我这么多关于书里的问题，这对他有用吗？在这些谈话中，有时我会偶然侧目瞧他，他是在取笑我吗？但我发现他并没有，他通常听得很认真、很专心，虽然偶尔会分神。有种情况会使我不太高兴，他提的问题很清楚也很有逻辑，但不知何故，他对我的回答并不感惊讶，好像他已经知道了答案一样，很冷静地接受，甚至隐约……他似乎认为我除了书里的知识以外什么都不懂，和我说其他的事情也没用，因此也不必打扰我。

我敢肯定，他应该喜欢我，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他是不是把我看作是个孩子，看成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同情？这是不是每一种强壮的生物对待另一种软弱生物的那种同情和怜悯呢？……我不知道。虽然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他偷我的东西，但是，我敢肯定，他一边在偷，一边在同情我。

“唉，多么奇怪的人啊！”他在伸手拿我东西的时候，也许心里会这样想，“他甚至不知道怎样照看自己的东西！”但是，他似乎就是为了这一点喜欢我。有一天他似乎无意透露：

“你心地太善良了，你真的是很简单，简单得令人怜悯。你，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请不要生气。”停顿了一分钟，他又补充说：“因为这是我的心里话。”

这样的人有时会在非常事件中，或者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强烈地表现自己，因而突然变得活跃。他们不是说话的巨人，也不可能是事业的主谋者和领导者，但他们的表现最佳，他们带头行动，不作任何呼喊，冲过首个主要的障碍，毫不迟疑、毫不恐惧，直接用自己的头向最后的壁垒撞去，其他人也跟着撞进。我不相信彼得罗夫会有很好的结局，他会在任何瞬间终结自己的一切。如果他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是因为他的时刻未到。尽管如此，谁知道呢？也许他会活到头发花白，静静地老死，毫无目的地在某处游荡。但是，我认为M-斯基说的是对的，他是整座监狱里意志最坚强的人。

[21]极地的发音与美国的发音相似。因为两极位置相对，北极人把南极人说成是头朝下走路，反之亦然。所以彼得罗夫会产生这样的误解。

第八章　一个果敢的人——卢卡

很难形容那些果敢的人。这种人在监狱里或在其他地方都是少见的。外表上，他们也许看起来可怕，大家对待他们很小心，甚至会尽量避开他们。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恐惧感，使我一开始就避免和这些人来往。但是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对最恶劣的杀人犯，看法也有了改变。有些人并没有杀人，但却比犯下六起谋杀罪的那些人更可怕。某些罪行的性质非常奇怪，难于定论。

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些杀人罪源于令人非常惊讶的原因。例如，我们甚至会经常遇到这种类型的杀人凶手。这人平时过着非常平静的和平生活。他的命运十分悲苦，但他一直承受着这种痛苦。假设他是一个男人、农奴、商人或者士兵。突然有一天他爆发了，他不再能忍受了，他拔刀刺进他的敌人和压迫者的胸膛，这是他越轨的起步。首先，他杀死了他的压迫者、他的敌人，即使犯罪，但这是有原因的，是可以被理解的。但随后，他杀的不只是敌人，他杀的是他偶然遇到的第一个人，为了寻找乐趣，为了一句粗鲁的话，为了对方瞧了他一眼，为了凑数，或者只是因为挡了他的道：“闪开，我来了！”他好像喝醉酒一样，恍如精神错乱。一个人只要有一次跨过了这条禁戒线，他就会惊异地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已经越过所有的法律，蔑视一切权威，享受着最肆无忌惮和漫无限制的自由，享受着他不可能不感受到的那种恐怖和因此引起的强烈心跳。他同时也知道，可怕的惩罚在等待着他。就像一个人从高塔上往下望，看到底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摇晃，他会高兴地头朝地面跳下去，尽快结束这一切！这种情况甚至在平时心态最平静的普通人身上也会发生。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还会装腔作势。平时越是心态平静的人，这时就越想炫耀自己，越想制造恐怖。他喜欢这种恐怖，最喜欢激发起他人的厌恶，由绝望发展到疯狂，不在乎如何收场，或者很不耐烦地等待惩罚，希望尽快结束，因为这种绝望是很难自我解脱的。奇怪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激动、兴奋，一直会延续到被套上枷锁为止。然后，一切疯狂、绝望的念头霎时被割断，这是毁灭性的一刻，好像一切都是按照预定的规则。这些人突然又变得平静、谦卑，换个更妥当的说法，就像死了一样，变成失去知觉的一样东西。上了枷锁，他所有的力量都消失殆尽，只得向人们请求宽恕。一旦进入监狱，他就再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变得那样萎靡不振、流着鼻涕、淌着口水，往往让人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那个杀了五六个人的家伙吗？”

当然，有些人在监狱里并不会很快地屈服。他们还保有一种力量，一种自负和蛮横逞强的习气。“看哪，”他说，“我不是你现在所见的这个样子，我曾经把六个灵魂送出了这个世界。”但是最终他还是被驯服了，有时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开怀畅饮，回忆起他在“绝望”时那种虚张声势的举动。如果他能找到一个体面的笨蛋，就会在他的面前吹嘘自己，讲述自己的英雄事迹，一面又故意表现出自己并不是要自吹自擂，他们就用这种形式来告诉他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讲述他那些故事时，注视着他的听众，每一个语音、每一个字都带着精心策划、谨慎的自负。他是从哪里学来这种艺术的！

入狱的最初几天，一个漫长的夜晚里，我无所事事，孤独地躺在床铺上，我听到其中的一个故事。由于没有经验，我把那个叙述者看成是可怕的罪犯，一个有着钢铁般性格的人，一个彼得罗夫毫不感兴趣的人。故事的主题说的是他自己，卢卡·库兹米奇，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为了自己的乐趣，把一名少校打死了。这个卢卡·库兹米奇就是我前面提过的那个监狱里最瘦小、年轻的乌克兰人。他其实是一个俄罗斯人，只是出生在南方，可能是个农奴。他的言谈举止是有点锋利，狂妄自大，俗话说：“鸟儿虽小，爪喙很尖。”但是，犯人们本能地把他看透了，很少有人尊重他。他很脆弱，却非常自负。

那天晚上，他坐在床铺上缝衬衫。缝衣服是他的手艺。坐在他身旁的是个心地狭窄的沉闷家伙，但待人很好也很和气，是壮实的高个子。他叫科贝林，他是卢卡的邻居，卢卡经常和他吵架，对他非常专横傲慢，经常嘲笑他。但是科贝林多半因为头脑简单，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编织着羊毛袜，冷冷地听着卢卡讲话。卢卡说话很大声，而且口齿清楚。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虽然他装作只对科贝林一个人讲话。

“兄弟，我被作为一个强盗押送离开了家乡。”他说，一面把针戳进衬衣里。

“那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吗？”科贝林问道。

“豌豆成熟的时候，正好一年前。嗯，我们到了K城，被暂时关进监狱里，他们把我关在那里。我一看，与我同在一个牢房里的有十二个人，全是乌克兰人，个子高高的，健康、笨重，像公牛一样。他们都很服从管教。伙食很糟，狱中的少校经常虐待他们。我看他们都非常害怕那个少校。在那里坐了一两天，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是怎么啦？为什么对那个白痴那么害怕呀？’”

“‘你自己去和他说吧！’他们竟对我爆出一阵傻笑。我沉默了。”

“有一个乌克兰人非常滑稽，非常滑稽，兄弟们，”他突然把科贝林扔在一边，对着大家补充说。“他告诉他们，法庭是怎么审判他的，他是如何说的，是怎么流下热泪的，他说，他留下他的妻儿在家里。他是一个大高个，灰色头发，厚实的胸膛。他说，‘那法庭上有个狗文书，他什么也不做，就把我说的全部记录下来。我告诉他说，我没有罪！可是这个鬼东西就是写啊写啊。我对他说我希望他见魔鬼去，他竟然把这也写下来，他搞得我烦死了，我的脑子全乱了！’，华西里，你把线给我，监狱里的线很糟，都烂了。”

“这里有些裁缝铺的线。”华西里把线递给他。

“我们裁缝的线更好，涅瓦利特去买的，从一个可恶的女人那里买来的。”卢卡继续说着，一面就着亮光穿针。

“是从亲家母那里买来的。”

“是的。”

“那么，那个少校以后怎么样了？”被大家完全遗忘的科贝林问道。这就是卢卡所需要的，但他没有立刻继续他的故事，甚至装作没有注意到科贝林的问题一样。他静静地把针线穿好，慵懒地挪动着双腿，终于开始说道：

“最后，我终于把我的乌克兰人煽动起来。他们要求见少校，那天早上我从邻床借了把‘家伙’[22]藏着，以备万一。少校狂怒了。‘来吧，你们这些乌克兰人！’我悄声对他们说，‘不要怕！’但是，上帝呀，他们这时肯定是吓得灵魂出窍，勇气滑到鞋跟里去了，他们在发抖。少校跑了进来，他喝醉了。‘谁在这里闹！谁胆敢在这里闹！我是你们的沙皇，我是你们的上帝！’”

“当他说‘我是你们的沙皇，我是你们的上帝’时，我激动了，”卢卡继续说着，“我袖子里藏着那把刀向他走去。”

“‘不，’我说，‘先生，’，我边说边向他走近，‘不，这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呢？’我说，‘尊贵的先生，你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沙皇和上帝呢？’”

“‘啊，是你，原来你就是那个人？’少校吼道。‘这是叛乱！’”

“‘不，’我说，我越走越近了，我说，‘不，先生，也许你自己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唯一的，’我说。‘而我们的沙皇也是唯一的，是上帝派来统治我们的。先生，他是我们的君主。而你，你只是一个少校——我们的长官，你的荣誉是沙皇恩赐给你的，是你自己用功劳挣来的。’”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少校像鸡一样咯咯地叫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吓呆了。”

“‘是的，这就是我的回答。’我说着，突然向他扑了过去，将整把刀捅进他的肚子里。我动作利落。少校摇摇晃晃地，转过身，跌倒在地上。我把刀子扔了。”

“我说，‘乌克兰人，接下来是你们的事了！’”

讲到这里，我想说一些题外话。不幸的是，“我是沙皇，我是上帝”这样的说法以及类似的话以前有许多这样的人经常使用，尤其是昔日那些指挥官。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这样的指挥官现在几乎消失了，但是仍然有少数存在。我要大家注意的是，由下级军官升迁的指挥官们特别喜欢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标榜自己。军阶翻转了他们的脑袋。在长期背着士兵的背包以后，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成了长官，成了指挥官，成了高贵的军官，由于不习惯这样的身份和权力，加上升迁予人最初的自我陶醉，他们往往夸大了自己的力量和重要性，当然，这只是对于他们的下属而言。对于他们的上司，他们仍然拼命奉承，但无济于事，甚至起的作用正好相反，使许多长官感到厌恶。他们诉诸情感急于在他的高级指挥官面前宣称，因为他们是从低级职位晋升的，他们会“永远记住自己以前的地位。”可是对于下级官兵，他们几乎成了独裁者。当然，现在不见得有这样的人，也不太可能找到这样大声喊道：“我是沙皇，我是上帝”的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没有什么东西会像长官们这类辞语更能刺激囚犯和一般职位较低的人了。这种极度过分的自我拉抬，和罪不罚己的夸张做法，甚至会在最温顺的人心中产生仇恨，使他失去最后的耐心。所幸，这一切都将过去，即使在旧时代，这种事也是最高权力机构严令禁止的。我所知道的，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

一般来说，激怒囚犯的原因，是由于和他们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任何高傲、不屑理睬，甚至对他们露出嫌恶反感的神情。例如，有些人认为，如果让囚犯吃得好、住得好，根据法律规定管理就不会有事了。但这是一种误解。任何人，无论他是谁，不管他如何被羞辱，出于本能，至少在潜意识中，仍然要求你尊重他们，他们仍然有著作为人的尊严。囚犯自己知道，他是一名罪犯，是个被抛弃的人，他也知道自己在长官面前的位置，但是，脸上的烙印，脚上的枷锁，不会让他忘记他是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真正、实在的人，因此，我们理应像对待人一样来对待他。噢，我的上帝！人道地对待他们，人性化地对待他们，这样，长期以来在他们心里消失的上帝形象将会重新被树立。这些“不幸的人们”，我们更应该把他们看作是人。这才是对他们的拯救，这才是他们的喜悦。我见过那些优良、高贵的军官，他们给那些受羞辱的人多么大的正面影响。对他们说几句关心的话，可以使囚犯们在道德和精神上复活。他们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像小孩那样喜爱那些长官。我注意到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囚犯自己并不喜欢长官和他们太熟稔，对他们太温厚。他们希望受尊重，但是过分亲密会使他们无形中不再受到尊重。囚犯欣赏他们的长官有许多勋章，有好的品行举止，得到上级重视。囚犯们会为这样的长官感到骄傲。他们喜欢那些严肃、公正又有自尊的长官。囚犯们更爱这样的长官，既保持自己的尊严，又不伤害他们。然后，一切都会变得那样善良、美好。

“哦，我猜想为了那件事你一定被他们折磨得很惨，是吗？”科贝林平静地说。

“嗯。我是被折磨了，兄弟，这是事实，折磨。阿雷，把剪刀给我！再来要做什么，我的朋友们，今天怎么不赌啦？”

“牌都被我们拿去换酒喝掉了，”华西里说。“如果没有喝酒的话，也许，牌还会在这儿。”

“如果！在莫斯科，每个‘如果’值一百卢布。”卢卡说。

“嗨，卢卡，你给了他一刀，人家还了你多少下？”科贝林又问道。

“亲爱的朋友，我挨了一百零五鞭。我这么说，我的朋友，他们差点没把我打死。”卢卡再次抛下科贝林向大家说道。“这一百零五鞭是这样打的，他们为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挨过鞭笞。整个镇上的人都跑过来看我，看我这个盗贼、这个凶手是怎么得到惩罚的。哦，那些老百姓多蠢啊，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季姆希卡，那个行刑者，把我衣服脱光，大喊一声：‘小心，我要来了！’我等待着，会发生什么呢？他才打了我第一下，我就想叫出声来，张开嘴，但我喊不出来。我失声了。当他给了我第二下，随便你们信不信，当他们在数‘二’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听到。等我脑子醒悟过来时，我听见他们在喊‘十七’了。所以，我的兄弟，他们把我四次从木马上拉下来，让我休息半小时，用冷水把我冲醒。我的眼睛鼓了出来，瞪着他们，心想：我快要死了……”

“但你并没有死吗？”科贝林天真地问道。

卢卡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人群中爆出一阵笑声。

“真是一根木头，白痴！脑子有问题。”卢卡说，好像很后悔和这个白痴说话。

“他搞糊涂了。”华西里站在他这一边，说道。

卢卡虽然杀过六个人，但在监狱里，从来没有人怕过他。但他希望他能在其他人眼里看起来是个可怕的人……

[22]监狱里的黑话，指“刀子”。——作者注

第九章　伊萨·弗米奇，澡堂，巴克罗星的自述

圣诞节到了。囚犯们庄重地等待这一天。看着他们，我跟着也开始期待着什么非同寻常的事。四天前，我们被带到澡堂去洗澡。我在监狱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一年里，犯人们很少被带去洗澡。所有人都感到很兴奋，准备动身。预定在下午去，饭后就不工作了。我们的牢房里最为忙碌。伊萨·弗米奇·蒲姆斯泰，一名犹太囚犯，我在前面第四章里已提过他。他喜爱洗澡洗到浑身麻木、失去知觉的程度，现在每次当我追寻往事，回忆起我们犯人洗澡时（一个难忘的情景），伊萨·弗米奇，我在监狱里的牢友，他那令人难忘、使人感到幸福的脸会立即浮现在我眼前。上帝啊，这是个多么开心和有趣的人啊！他的外表我先前描述过：五十岁左右，身体虚弱，满脸皱纹，脸颊和额头上烙有可怕的耻辱印记，白白的皮肤，瘦得像一只小鸡。但是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从不动摇的自我满足，那甚至是一种幸福。看来他并不后悔到这里来做苦工。他原本是一名金匠和珠宝商，因为城里没有珠宝店，因此他有源源不断的工作，官方或多或少会付给他一点钱。他过得很不错，他并不需要生活得很丰富，他省下钱，然后借给其他囚犯以收取利息。他有自己的茶炊、很好的床垫和毯子，还有一个茶杯。城里的犹太人和他很熟，经常惠顾他。每逢周六，在卫兵的押送下，他去犹太教堂祈祷（这是法律允许的）。他生活得很愉快，他期待服完刑期后娶个新娘。最可笑的天真、愚蠢、狡猾、大胆、直率、胆怯、自吹自擂和傲慢混合于他一身。我感到很奇怪，犯人们不会嘲笑他，有时只是稍微戏弄他找点乐趣。显然伊萨·弗米奇永远是为他们提供乐趣、供他们消遣用的。“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伊萨·弗米奇，不要碰他。”囚犯们这么说。伊萨·弗米奇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很显然，他对于自己能给囚犯逗乐感到很骄傲。就我所知道，他是以一种最可笑的方式来到监狱里做苦工的（我抵达监狱前，有人告诉我的）。有一天傍晚休息的时候，突然监狱里传出消息，说是有一个犹太人要进来了，正在警卫室里剃头。很快就要被带进监狱。因为监狱里还没来过一个犹太人，囚犯们都在不耐烦地等着他，他一进大门就立即被囚犯们围住了。警长领他走进民事犯牢房，指指他的铺位。伊萨·弗米奇手里拎着一个包，里面是狱方发给的和他自己的东西。他把包放下，在自己铺位上坐下，两个脚交叉，不敢抬起头看任何人。他的周围传出了笑声，犯人们知道他是犹太人，开始说一些关于犹太人的笑话。突然有个年轻的囚犯穿过拥挤的人群挤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条很旧、很脏、很破烂的夏季灯笼裤，还有一些狱方发的旧东西。他坐在伊萨·弗米奇身旁，拍拍他的肩膀。

“哎，亲爱的朋友，我在这里等了你六年了。你看，你能给多少？”他在伊萨·弗米奇面前展开那条破裤子。

伊萨·弗米奇刚才在进入监狱时，甚至没敢看看那些紧紧围绕着他的、嘲笑他的、变了形的、可怕的脸，他已经胆怯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一看到那条裤子，却突然开始显露精神，用手指摸着那条褴褛的裤子，放在光亮处检视。每个人都在等他说话。

“嗯，一个银卢布怎么样？我敢打赌，它的成本就值一个银卢布！”那个年轻人对伊萨·弗米奇眨眨眼。

“一个银卢布不可能，七个戈比可以。”这是伊萨·弗米奇在监狱中说的第一句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七个戈比！好吧，就七个戈比，这是你的好运！哎，照顾好我的抵押品，你要用脑袋担保。”

“三个戈比利息，你一共欠我十个戈比。”犹太人用颤抖的声音说，一面把手伸进口袋里拿钱，怯生生地看着周围的囚犯。他胆子很小，一取自己的东西，他就会紧张得要命。

“一年三个戈比利息吗？”

“不，不是一年，是一个月。”

“真是个吝啬鬼，你这个犹太人。你叫什么名字？”

“伊萨·弗米奇。”

“嗯，伊萨·弗米奇，你在这里应该会过得很好的。再见。”

伊萨·弗米奇再次检查了抵押品，折叠好，在囚犯们连续的笑声中，把它放进包里。

大家是真的爱他，没有人伤害他，但几乎所有人都欠他钱。他本人像只温柔的母鸡，看到大家都同情他，甚至增添了自己的勇气，但这样一个朴实的滑稽角色，大家总是会立刻原谅他。卢卡，一生中认识许多犹太人，常来逗他，并不是出于恶意，只是为了好玩，就像逗狗、鹦鹉这样的小动物那样有趣。伊萨·弗米奇对此很清楚，一点也不介意，还和他开起玩笑。

“嘿，犹太人，我要揍你一顿！”

“你，你打我一下，我还你十下。”伊萨·弗米奇勇敢地答道。

“你这个该死的犹太人！”

“随你骂得怎么该死，反正我有钱。”

“你出卖了基督！”

“那又如何。”

“好极了，伊萨·弗米奇，做得好！别碰他，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他！”囚犯们爆出一阵尖叫和笑声。

“嘿，犹太人，你会挨鞭子的，他们会送你去西伯利亚。”

“我已经在西伯利亚了。”

“还会把你送得更远。”

“上帝不是在那里吗？”

“当然，上帝无处不在。”

“嗯，那好，有上帝有钱，在哪里都行。”

“说得好，伊萨·弗米奇是条好汉！”周围的人都尖叫起来。

伊萨·弗米奇虽然看到大家笑他，他的勇气依旧不减。大家的赞誉给他带来明显的乐趣，他开始用又高又尖的假声唱起了一段荒诞可笑的曲调，一首没有歌词的歌曲：“啦，啦，啦，啦，啦！”他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牢房。后来他在监狱里一直唱着这首曲子。随着和我越来越熟，他对我发誓说，当全体六十万犹太人，男女老少，在越过红海的时候，同声齐唱着这一首歌、同一个曲调。这是每一个犹太人在战胜敌人的那一刻，在庆祝盛典上必须要唱的。

在每个安息日前夕，周五晚上，其他牢房里的人都特别要到我们的牢房里来看伊萨·弗米奇庆祝安息日。伊萨·弗米奇是那样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一个人，因此大家这种好奇心使他感到很愉快。他故意装出特别重要、特别迂腐的形式，在角落设好一张小桌，打开一本书，点燃两支蜡烛，嘟囔一些神秘的话语，把他的长袍穿上。这是一件类似十字褡[23]的呢绒制袍子，他把这件长袍仔细地保存在他的箱底。他把双手用皮圈铐在一起，向上举到头部。最后，用一根带子把一个小盒绑在额头上，好像从他头上长出来的一根触角。然后他开始祈祷。他拖长腔调、慢吞吞地读着祷辞，一会儿大声呼喊，一会儿又朝地上吐口水，做着狂野可笑的姿势，转动身子。当然，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那个宗教的祈祷仪式做的，并没有什么好笑和奇怪之处。但可笑的是，伊萨·弗米奇仿佛故意在我们面前炫耀他的仪式。他突然用双手覆盖在自己头上，呜咽地读着祷辞，呜咽声越来越大，他变得筋疲力尽，几乎是一边嚎叫着一边把绑着小方舟的头靠在书上。此时，呜咽声响彻整间牢房，他突然放声大笑，激动地用凝重的鼻音高声呼喊，他似乎沉浸在过度的幸福当中。

“简直无法理解！”囚犯们有时会这么谈论。我有一次问过伊萨·弗米奇，这些呜咽声是什么意思，然后怎么会突然从庄重又转变到快乐和幸福？伊萨·弗米奇很高兴我问他。他马上告诉我，哭泣意味着失去了耶路撒冷，教律规定这时要尽可能地哭泣、捶胸。但是，在呜咽声达到最盛之时，仿佛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伊萨·弗米奇应该突然记起来（这个“突然”也是教律规定的），这是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的预言。然后，他应该立即转为欢乐、歌唱和笑声。因此，在朗读祷辞时，大部分的声音应该尽可能地表达幸福，而且要在脸上表现出严肃和尊严。这个突然的感情转变和不可缺少的过渡是伊萨·弗米奇非常喜欢的部分，他用这种最满意的方式，把自己的信仰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有一天晚上，正当他的祈祷达到高潮时，少校在警卫人员和守卫的陪同下进来巡查。所有犯人都立正站在自己的铺位旁。只有伊萨·弗米奇独自一人在自己的铺位上龇牙咧嘴地呼喊，甚至哭了起来。他知道，祈祷是允许的，而且是不能被打断的，因此在少校面前呼喊不会有任何风险。他很高兴能不错过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在我们面前炫耀一番。少校朝他走去，只有一步之距。伊萨·弗米奇背对他，开始挥舞双臂，呼喊出他们庄严的预言。按照教义，他脸上必须在这一刻表达出非常的幸福和高贵，他立即特别向少校眯起眼睛，笑着向少校点头。少校非常惊异，但最后哼了一声，喷出笑来，骂了他一声傻瓜，就走开了，而伊萨·弗米奇则越发加强了哭声和呼喊声。一个小时后，他已经吃过晚饭，我问他：如果少校不能理解，对他动怒了怎么办？

“什么少校？”

“怎么？你没看见吗？”

“没有啊。”

“但他就在你面前两尺远的地方，就在你面前。”

伊萨·弗米奇认真地向我保证，他没有看到，他绝对没有看到什么少校，在那时，他已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喜悦之中，所以周围的一切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没听见。

我现在好像还能回想起安息日那天，他坚持在监狱周围闲逛，不做任何事情的情景，因为这是教律对所有犹太人的要求：星期六是安息日，什么事也不能做。他告诉了我多少无法确认的轶事趣闻啊。每次他从教堂回来，总是带给我一些圣彼得堡的消息和传闻，并向我保证，这些都是从犹太人那里得来的第一手资讯。

关于伊萨·弗米奇，我已经谈得太多了。

整个城市只有两个公共澡堂。一个是犹太人开的，里面隔成小间，每间收费五十戈比，经常出入的都是城里的贵族。另一个是为平民开的，破旧、肮脏、拥挤，我们监狱的人就被带到那里去洗澡。空气像冰霜一样冷，阳光明媚，囚犯们很高兴，走出监狱，期待着到城里去，一路上笑话和笑声没有停过。整排士兵荷枪实弹押送我们，成了城里的一道风景线，使城里居民感到非常惊异。我们到达澡堂时，因为澡堂太小，无法一下子容纳我们所有人，因此我们被分成两个班，第二班要在寒风中等待第一班洗完才能进去。但是尽管如此，澡堂还是太窄小，很难想象怎么可能容纳我们一半的人。彼得罗夫一直没有离开我，我没有请他帮忙，他自己跳下来帮助我，甚至提出由他来帮我洗澡。巴克罗星也和彼得罗夫一样志愿为我服务。巴克罗星是特科牢房里的囚犯，前面已经提过，我们叫他“工兵”的那个。他是狱中最快乐、最有礼貌的囚犯。我们已经有点熟识了。彼得罗夫还帮我脱衣服，因为不习惯，我脱得很慢，而且室内空气几乎和院子里一样冷。

顺便一提，囚犯如果还没有完全学会的话，脱衣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必须要能够解开固定在脚链上的皮衬套。这皮衬套有四俄寸[24]长，扣在衬衣上，一直垫在戴在脚上的铁环下面。一对皮衬套至少要六十个戈比，每个囚犯要自己花钱买，没有皮衬套是无法行走的。脚镣上的铁环与腿的间隙可以伸进一根手指，因此行走时，铁环和腿会发生摩擦，囚犯的脚镣上如果没有皮衬套，只要一天时间他的皮肤就会被磨破。但是脱除皮衬套还不算最困难的。学会如何巧妙地脱下脚镣外的裤子更困难。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每次换衣服时脱除内衣也是同样困难，甚至算得上是一门艺术。就拿脱裤子来说吧，假设从左脚开始脱，必须要先想好怎样把裤子从脚和铁环之间穿过去，把脚从裤子里抽出来以后，还要把裤子从铁环中穿回去。随后要把已经从左脚脱下来的裤管再从右脚的铁环中间穿过，然后把从右脚铁环中间穿过去的裤子再穿回自己身上。穿新内衣也要通过这样的步骤。新囚犯甚至很难自行学会这道程序。第一次教会我们的是托博尔斯克的囚犯郭莱涅夫，他以前是个强盗头子，被关了五年。但是现在囚犯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丝毫困难。我给了彼得罗夫几个戈比，让他去买几块肥皂和擦身体用的刷子，囚犯们有官方发的肥皂，但是，那肥皂每块只有两个戈比那么大，厚度就像一般人家晚餐沙拉里的一片乳酪那样厚。肥皂和蜂蜜酒、面包卷和热水都在更衣室里出售。根据监狱和澡堂老板之间的合约，每名囚犯只发一桶热水，谁想要洗得更干净，可以花一个铜币再买一桶热水，老板会从一个专门的小窗递给他。我一脱好衣服，彼得罗夫就拉着我的胳膊，告诉我带着铁链是非常难走路的。

“你必须把链子往上拉，拉到小腿以上。”他不停地说，一面搀扶着我的手臂，好像我是个老头一样。“小心，这里有个门槛。”我感到很羞愧，向彼得罗夫保证我自己能走，但是他不相信。他坚持要像照顾一个孩子那样照顾我。未成年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大家都必须帮助他们。彼得罗夫不是一个仆人，绝对不是仆人。如果我冒犯了他，他知道该怎么对付我。我没有答应给他酬金，但他也没有向我要。太令我感动了，是什么使他这么关心我的呢？

当我们推开门走进澡堂的时候，我想我们是进入地狱了。想象一下，一个十二步长宽见方的空间里，也许已经挤满了近一百个人，至少大概也有八十个人。我们一共来了二百个人，分成两大组。水蒸气迷糊了我们的眼睛，煤烟、灰尘、汗水充斥了这个小小的房间。拥挤不堪，连脚都没地方摆。我很害怕，想转身回去，但彼得罗夫立刻鼓励我。我们费了很大的劲，跨过坐在地上的人们的头，不断请求他们弯一下腰，让我们通过。但是长椅都被占满了。彼得罗夫告诉我需要花钱买个长椅上的座位，我们马上就和靠窗坐在长椅上的一名囚犯谈起价钱。他同意用一个戈比换取他的位置，彼得罗夫立刻把钱给他。作为预防措施，彼得罗夫进浴池前就一直把钱捏在手里。于是那个囚犯就钻到他让给我的座位底下。那里又黑又脏，至少有半指厚粘答答的污垢，几乎到处都是。但长椅下的位置也都满了。地上竟然连一块巴掌大的地方也没有，很多囚犯坐在地上，弯着身子，从自己的桶里泼水洗澡，其他囚犯只能站在他们之间，手里提着他的那桶水，站着洗澡。他们的脏水就顺着身体，直接流到坐在他们底下囚犯光着的脑袋上。椅子和阶梯上也挤满了人，或坐或蹲着洗澡，洗得比较彻底，但这些人是少数。大多数的人很少用热水和肥皂，他们只是用蒸气蒸，然后用冷水冲。五十把木刷起起伏伏地，他们用刷子使劲擦着身子，像到了喝醉酒的程度。蒸气越来越浓，越来越烫，这真的不像浴池，而像地狱。囚犯们有的欢呼着，有的嚎叫着，一百条脚链拖在地上发出震耳的响声。……有些人想要挪动位置，他们的铁链和其他人的铁链缠在一起，又撞在坐着洗澡的人头上，跌倒在其他人身上，然而铁链又把那些被撞的人拉了过来，惹出了一阵阵咒骂。肮脏的呼喊声、尖叫声此起彼落。所有人都处于一种兴奋、混乱、陶醉、迷糊的状态中。更衣室的发水窗口那里更是拥挤混乱，热水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泼撒在地上那些人的头上。我们好像完全自由了！然而，不，不，在半开的窗户和门外不时露出一名手持步枪的士兵留着胡子的脸，他在窥视我们，看看有没有严重的骚扰发生。

囚犯们剃光的头和被蒸气蒸得通红的身体似乎越发显得丑陋。背上挨打留下的疤痕在蒸气的蒸熏下变得异常明亮，好像刚刚受了伤似的。好可怕的伤痕！看着这些疤痕，我的背上霎时升起一股寒意。加了冷水以后，蒸汽变得更浓了，像厚厚的云雾笼罩在整个浴池里，在这浓浓的蒸气云雾里又不时闪出囚犯的光头、粗糙的手脚、满是伤痕的背部，突然间传出伊萨·弗米奇站在最高的木椅上所发出的咯咯大笑声。蒸气热量似乎让他得到极大的满足，再高的温度他也非常享受，他花了一个戈比雇用了一个擦背的。但那个擦背的也终于忍受不了高温，扔下刷子，用冷水冲凉自己的身体。伊萨·弗米奇没有泄气，又雇用了第二个、第三个。他已经决定不惜成本，连着更换了五个擦背的。“这样出汗才带劲、健康！看，伊萨·弗米奇多年轻啊！”坐在他底下的囚犯向他呼喊着。伊萨·弗米奇自己也感觉到，此刻他超越了所有人，他是最重要的，他得意地撞击着其他人的腰部，像一个胜利者一样，用尖锐、疯狂的嗓音唱出他的咏叹调：“啦，啦，啦，啦，啦！”他的歌声掩盖了所有的声音。我在想，假如有一天我们在地狱里见面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这个地方的。我忍不住把这个想法告诉彼得罗夫，他只是朝四周看了看，什么也没有说。

我本来想替他买我身旁的座位，但他坐在我的脚边，他说，这样很舒服。巴克罗星负责帮我们买水，需要时才过来。彼得罗夫宣布，他要帮我从头洗到脚，因此“会非常干净”，他还鼓励我去蒸一蒸身体，出身大汗。我不敢去冒这个险。最后彼得罗夫用肥皂擦遍了我的身体。“现在我来洗洗你的小脚”，他最后说。我回答他，我可以自己洗，但是我并没有反对他，服从了他的意志，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他说“小脚”两个字显示他并没有那种奴才的气息。彼得罗夫之所以不称我的脚为脚，可能是因为他感到其他“真正”的人有自己的脚，而我却只有“小脚”。

帮我洗完了澡，他用同样的方式搀扶我的手，好像我是瓷器一样，小心谨慎地送我回更衣室，帮助我穿上内裤内衣，在做完所有这些以后，才匆匆赶回澡堂去蒸浴。

当我们回到监狱，我给他沏了一杯茶。他没有拒绝。喝完后向我道谢。我想花点钱给他买杯伏特加，我在我们牢房里搞到了。彼得罗夫非常高兴，他一口喝下，哼了一声，很满意地看着我说，我使他活过来了，然后急忙向厨房跑去，好像如果没有他的话，在那里谈话的人们无法作出任何决定。

这时另一个人过来和我聊天，那是巴克罗星，那个“工兵”。我在洗澡时就邀请他来喝茶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的性格比巴克罗星更令人愉悦的。诚然，他也并不示弱，甚至经常吵架，不喜欢其他人干涉其内政。总而言之，为了自己，他能挺身而出。但他即使与人发生冲突，也不会持续很久。简单地说，我们大家似乎都喜欢他。他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快乐地跟他打招呼。即使在城里，人们也都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快乐、最有趣的人，从来不乱发脾气。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三十岁左右，有一张天真诚实的脸，挺帅气的。脸上有一颗小疣。有时为了热闹一下，他会故意做个怪表情，惹得对面的人哈哈大笑。他会搞些恶作剧，但从来不会过分，那些不喜欢他的玩笑的人也不会轻蔑他，没有人骂他“空虚”、“无用”。他浑身充满着生命的火焰。从第一天起他就和我认识，告诉了我他的军人生涯。一些高级官员很喜欢他，提到他时很为他感到骄傲，把他安排在工程兵部队里担任工兵。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圣彼得堡的问题。当他来我这里喝茶时，他甚至还会读书。他先告诉我，С中尉上午是怎样用鞭子抽打我们的少校的，逗得整间牢房里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坐到我旁边，很高兴地告诉我，现在看来，演戏的事可能会成功。监狱正在考虑在节日里组织囚犯演戏。演员已经挑好了，布景也在逐步安排。一些城里人愿意借给我们演戏的服装，甚至是妇女角色的服装。他们还通过一个勤务兵的引荐，希望能借到带肩章的军服。只要少校不像去年一样禁止就没有问题。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少校心情不好，不知在什么地方输了钱，加上又被监狱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激怒，所以他非常愤怒地禁止演戏，现在也许他不会希望让大家难堪。巴克罗星正处于兴奋状态。很明显，他是戏剧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我当时就答应他，我肯定会去看他们演戏。巴克罗星谈到演戏时所露出来那种真诚的喜悦使我很感动。我们一句接一句地聊起其他的事。他告诉我，他并没有一直在圣彼得堡，他犯了错，被发配到Р城做守备营的军士。

“他们就从那边把我送到这里来的。”巴克罗星说道。

“为了什么？”我问他。

“为了什么？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事，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我是为了和一个女孩热恋！”

“嗨，为了这个，你是不会被送来的。”我笑了起来。

“那是真的，”巴克罗星说，“我为了这件事用手枪把当地一个德国人毙了。因为我杀了一个德国人，法官就把我放逐到这里来，这公平吗？”

“怎么会发生的？告诉我。这太有趣了。”

“非常可笑的历史，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

“那就更好了。告诉我吧。”

“真要我讲吗？好吧，听着……”

我听到了一个虽然不是很有趣，但是很奇怪的一宗谋杀案的故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巴克罗星开始说，“他们把我派去里加，里加这个城市真的很不错，很伟大，只是德国人太多了些。好吧，我当然还是一个年轻人，在长官面前我的信誉很好，我通常歪戴着帽子，举止温文儒雅，在外消遣时光也和德国女人挤眉弄眼，过得很潇洒。后来，我喜欢上一个德国女孩，露易丝。她和她的姨妈都是洗衣能手，专洗精致内衣。她的姨妈年纪很大，长相很滑稽。她们的生活很舒适、富裕。我一开始只是在她们的窗子底下徘徊，后来才建立起真正的友谊。露易丝俄语说得很好，只是口齿有点[25]不清，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女孩。我原本只想随随便便地和她过过，但是她对我说，‘不，这是不行的，萨沙，因为我想保持自己的贞洁，做一个对你有价值的妻子。’她是一个专情而充满笑容的女孩……是的，非常纯洁。除了她，我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孩。她自己想嫁给我，我又怎么不想和她结婚呢！所以我准备去请求中校允许我结婚……突然，露易丝有一次没有来赴约，第二次还是没来，第三次又没来……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她也没有回信。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如果她要欺骗我，那是很容易的。她可以回信，而且也会来赴约。但是她不会撒谎，才会这么简单地和我断了关系。我想，这可能是她姨妈的主意。但我又不敢去找她的姨妈，她知道我们的事情，但我们装作她不知道，偷偷地见面。我来回踱步，像发了疯似的，我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她：‘如果你再不来，我就要去见你的姨妈了。’她吓坏了，果然赴约。她一来就哭了。她告诉我说，有一个德国人，名叫舒尔茨，是他们的一个远房亲戚，一个钟表匠，很老了，但很有钱。他表示要娶她。他说他想让她幸福，而在他年纪更老时不至于没有妻子陪伴。他说他爱她，很久以来一直有这样的愿望，但他一直把这个秘密保存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她说，‘萨沙，亚历克斯说，他很有钱，这是我的幸福，你真的想剥夺我的幸福吗？’我看着她的脸，她哭了，紧紧抱着我……”

“唉，我想，她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尽管我是一个小军官，但嫁给一名军人又有什么出息呢？我说，‘好吧，露易丝，再见了，愿上帝保佑你，我怎么能剥夺你的幸福呢？他怎么样？长得还好吗？’‘不好，’她说，‘他很老，有个长长的鼻子……’她甚至笑了出来。我离开她，心想，这就是我的命运吧！第二天早上，我经过了舒尔茨的钟表店，地址是她告诉我的。我透过玻璃橱窗，看到一个德国人坐在里面修表，四十五岁模样，鹰钩鼻，鼓鼓的眼睛，穿着燕尾服，高挺的领子，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我鄙视地吐了一口唾沫，真想打破他的玻璃橱窗……何必呢！我又想，何必去碰他呢，他自己会从车上摔下来的！回到军营里，我在暮色中躺在床上，你信不信，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我痛哭了一场……”

“就这样过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没有和露易丝见面。但从库玛（一个老太太，也是洗衣妇，露易丝有时到她那里去）得知，那个德国人知道了我们的爱情，因此决定提出尽速成亲，否则的话，他还想再等上一两年。他要露易丝发誓不再见我，而且似乎因为我的缘故，他拒绝为她们解囊，把露易丝和她姨妈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还对她们说，他也许会改变主意，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她告诉我，星期天早上，他邀请她们两个喝咖啡，另外还有一位亲戚也会去。那个老头以前是商人，现在很穷，在某处的一个地下室里当警卫。当我了解到，他们可能会在周日决定整件事，我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我想把那个德国人一口吃掉。”

“星期天早上，我还是没有作出决定，一作完祷告，我立刻蹦了起来，穿上外套，直奔德国人的家里。我肯定所有人都到齐了。为什么我要去德国人的家里？要说些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把枪放在口袋里以防万一。我的那把枪很旧，小时候我曾经发射过。现在能不能发射就没什么把握了，不过，我还是装上了子弹。如果他们要对我做出粗暴的举动，把我赶出来，那我就会掏出枪来吓唬他们。”

“德国人的工作室里没有人，他们都坐在后面的屋子里。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仆人。他只有一个德国女人在为他做事，她是一名厨师，此刻也不在。我穿过商店，后面有扇门锁着，是从里面上了钩的。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停下来听听里面的声音，他们讲的是德语。我一脚把门踹开。一看，屋内桌子上有一个大咖啡壶，壶下有酒精炉在燃烧。桌上有饼干，一个盘里放着一瓶伏特加酒，有鲱鱼、香肠和一瓶葡萄酒。露易丝和她的姨妈盛装打扮坐在沙发上。她们对面的椅子坐着那个德国人，那个未婚新郎。他的头发梳理得光亮，穿着燕尾服，里面戴着硬领。椅子的另一边是一个肥胖的德国老头，灰色的头发，沉默着。当我走进去时，露易丝脸色变得苍白。她姨妈一时惊起，又坐了下去，德国人皱起眉头，很生气地站起身向我走来：

‘你有什么事？’

我很尴尬，但我真的很生气。我说，‘我没有什么事！你应该接待客人，用伏特加酒款待客人啊。我到你家来作客。’

德国人想了想，说道，‘请坐吧，先生。’

我坐下来，说，‘来吧，拿伏特加酒来。’

‘这就是伏特加酒，请喝吧。’

‘你告诉我，这是好伏特加酒吗？’我越来越愤怒了。

‘这是很好的伏特加酒。’

他在蔑视我，我感到耻辱。再说露易丝正在看着我。我拿起酒瓶喝了一口，说：

‘你说什么？德国人，你有什么权利对我说话这么粗鲁？让我们交个朋友。我是作为一个朋友到你这里来的。’

‘我不能成为你的朋友，’他说，‘你只是一个普通小兵。’

这时我雷霆大怒。

‘哦，你这个德国鬼！你这个卖香肠的！你知道，这一刻，我可以对你做什么吗？看着，你希望我用这把枪杀了你吗？’

我掏出枪，站在他面前，把枪口近距离指着他的脑袋。那两个女人半死不活地坐在那里，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个老头，他像一片树叶在摇晃着，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那个德国人刚开始很是吃惊，但马上恢复了过来。

‘我不是怕你，’他说，‘作为一个绅士，我请求你，不要开这样的玩笑，我不是怕你。’

‘哦，你在撒谎，我敢说，你怕了！’

‘不，你不敢这样做的。’他看着枪，不敢轻举妄动地慢慢坐下。

‘为什么我不敢？’我说。

‘这是犯法的，你会受到严厉惩罚的。’

鬼才知道那个傻瓜德国人在想什么！如果他不是这样挑衅我，也许他还会活着，那不过就会是一场争吵而已。

我说，‘你觉得我不敢吗？’

‘不敢！’

‘我不敢吗？’

‘你不敢这样做的……’

‘好，那我就给你一下，你这个做香肠的！’我扣动了扳机，他马上瘫倒在他的椅子上。她们尖叫起来。

我把枪放回口袋，走了。当我回到兵营，我把枪扔在要塞大门旁的荨麻草丛中。

我回到营房里，躺在床上想：他们现在要来抓我了。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来抓我。黄昏前，这样的痛苦不断地袭击着我。我无法忍受。我走出门，我心想一定要见见露易丝。我走过那个钟表店，看到里面都是人，还有员警。我走到库玛家，请她去唤露易丝过来。

才等了一会儿，我看到露易丝跑来，她一下子扑向我的身上，环抱着我的脖子哭了。她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听了姨妈的话。’她告诉我，出事后，她姨妈立即跑回家去，害怕得病了，没有对人说过任何一个字，也不让她出去张扬，她姨妈是真的怕了，她说只要我们自己喜欢，随便我们去做什么。从那以后，露易丝再也没有看到她。那个德国人事前把他的侍女打发走了，他担心，如果她知道他要结婚，会气得用指甲把他的眼睛抓烂的。

房子里一个工人也没有，德国人把他们全遣走了。所以是他自己煮的咖啡，自己准备的食物。至于那个亲戚，他一生都沉默不语，他也不会去多说什么的。那事一出，他一句话也没说，拿了帽子就走了。露易丝说，‘他明白他必须保持沉默。’

事情果然如此。两个星期过去，没有人来逮捕我，也没有人怀疑我。这两个星期的时光，信不信由你，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两个星期。我每天和露易丝生活在一起。她真的爱上了我！她哭着说，‘如果以后你充军到哪里，我要和你一起去，为了你，我会去的，我会抛弃一切！’我真的以为我的生活就在这里这样安定下来了，她令我非常感动。直到两个星期后，那个老头和她的姨妈商量好把我告上法院……”

“但是，等等……”我打断巴克罗星的话，“你这件事最多被判个十年到十二年，而且属于民事案件，可是你怎么会被送到特科里去的？”“嗯，那是因为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巴克罗星说。“当我被带到战时裁判委员会前受审时，那个上尉试图用极其肮脏的语言来侮辱我，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对他说：‘你为什么侮辱我？难道你没看见，你这个无赖，你在镜前看到的只是你自己！’”

“嗯，这给我增添一条新的罪状。我被判了两次，加在一起，荣获四千鞭笞，送到这里的特科来。我被处刑时，那个上尉也犯了事，被削职为兵，派到高加索去了。好了，再见，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别忘记到我们那里去看演出啊。”

[23]十字褡是牧师做弥撒，主持圣餐时穿的无袖长袍。

[24]一俄寸约等于4.44厘米。

[25]今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首都。

第十章　圣诞假期

圣诞假期终于来临了。圣诞节前夕，囚犯们几乎都没有外出工作。那些被派到缝纫工厂和其他地方的人还是照常上工。但是他们单独或成群地很快就回来了。午饭后就没有人再去工作。从一大清早开始，大部分囚犯都在做自己的事，而不是做狱方给他们安排的工作。有些人在联系安排运酒，有些人在请求走访朋友的许可，还有一些人在为他已完成的工作所应得的小小报酬收账。巴克罗星和其他参加演出的囚犯在说服他们认识的一些熟人，几乎都是长官们的仆人，为他们设法搞到必要的演出服装。还有一些人仅仅是只因为别人都在忙，所以他们也煞有其事地到处走来走去，例如，尽管他们没有钱要收账，但是他们看起来也像那些收账人一样，在等待别人付钱。总而言之，每个人仿佛都在期待着某种变化，期待某种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到了傍晚，那些为囚犯们买东西的伤残老兵为他们从市场上带回很多食物：牛肉、乳猪，即使平时最节俭、朴素的囚犯，尽管他们一年四季省吃俭用的，到了这一天，都感到有责任要用有尊严的方式到餐桌上庆祝一番。明天是囚犯们真正有权庆祝的法定节日。在这一天里，囚犯不能被派去工作，这样的日子一年只有三天。

再说，谁知道，在这一天里，会有多少回忆在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头脑中翻搅！这个伟大的节日从小就镌刻在普通人的记忆中。这几天是他们辛勤工作后应得的休息时间，是家庭团聚的时间。在监狱里，他们不得不痛苦和悲伤地回忆起那些日子。囚犯们对于这个隆重的节日的尊重甚至变成了某种仪式，所有人都很严肃，而且似乎很忙碌，虽然有些人几乎完全没有事情可做。甚至连那些平日游荡、寻欢作乐的家伙们也努力使自己严肃点……笑，似乎在这一天里被禁止了。总之，每个人的心情已经达到一种谨慎而又烦躁的微妙状态。谁要是破坏了这种严肃的气氛，即使是不小心的，都会招来大家的叫喊、咒骂和愤慨，仿佛他蔑视了这个节日，蔑视大多数度假的囚犯。囚犯们这种心绪是美好的，甚至令人感动。除了对这个伟大的日子的天生崇敬以外，囚犯们不自觉地感到，在庆祝这个节日时，他们似乎能与整个世界沟通接触，他们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抛弃，还没有完全迷失方向，还没有像一块被割去的肉，他们在监狱里和外面的人一样在庆祝这个节日。他们显然都明确地感受到这点。

阿基姆·阿基米奇也为节日作了很好的准备。他是个孤儿，没有家庭的回忆，出生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十五岁那年又去了军队服务。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欢乐的时刻，因为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也很单调。他甚至不敢丝毫违反加在自己身上的规定。他不特别信仰某个宗教，因为他从中所学到的拘谨形式和礼节似乎扼杀了他的个性，特别是所有的激情和欲望，无论是坏的还是好的。正因为这一切，他准备平静无忧地度过这庄严的一天。他不会为那些悲惨和毫无用处的回忆感到痛苦，而会安静地、有条不紊地去度过，这也正是他在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遵循不变的宗教仪式时所需要的心情。他实际上并没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重要的事情似乎从来没有触及他的心灵，他所做的只是执行着神圣的规则。如果明天命令他做的行动刚好与昨天相反，他也会执行，并且和昨天一样恭顺、勤奋。在他的生活中有一次，只有那么一次，他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结果等待他的就是现在这座监狱。

他是不会白白丢掉他的教训的。虽然命中注定他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但他从自己的遭遇中获得了一个保全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永远不要去思考为什么，因为思考不是“判断”。这也是囚犯之间彼此经常提醒的。他盲目地遵守着仪式，他甚至带着特别的敬意看着那只塞了米的烤乳猪，那是他亲手烤的，他知道如何做菜。他认为这不是可以随时买来烤的普通乳猪，而是专门为这个特殊的节日准备的。也许他小时候就看过在这一天的餐桌上会有一头烤乳猪，因此认为烤猪乳是圣诞节必需的。我相信，如果有一年圣诞，他没有尝到烤乳猪，他会为自己没有履行职责而悔恨一生。节前，他穿着旧外套和旧长裤，虽然修补得还算体面，但绝对是穿得很旧了。现在我们才发现，四个月前发给他的一套新服装被他仔细地保存在箱子里，他从来没穿过，经常对着它微笑，得意洋洋地想着在庆祝活动中穿。事实也的确如此。圣诞节的前一晚，他取出这套新装，仔细检查一遍，刷理干净，吹掉灰尘，在确定一切都完好后，试穿一下。原来，这套服装非常合身，一切都很好，上衣紧紧地一直扣到领口，像硬纸板一样硬挺的衣领撑着下巴，像军服一样贴身，阿基姆·阿基米奇甚至高兴得笑到合不拢嘴，潇洒地像个总督一样，对着自己那面包金边框的小镜子前后转动着身子。那面镜子的边框是他在休息时间用金色纸做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领口的纽扣缝得不太合适，阿基姆·阿基米奇决定把纽扣拆下重缝，然后再试穿一次，他感到相当满意。于是，他把这套衣服折叠好藏在箱子里，准备明天穿。他的头剃得还算令人满意，但是，他依然仔细地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并没有剃得很光滑，还有几根几乎看不出来的细发没剃掉，他立即跑到“少校”那里重新剃了一次。虽然明天没有人会来看阿基姆·阿基米奇的头剃得怎么样，但他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履行在这样的日子里应尽的全部义务。纽扣、肩章、服饰，从小就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一种受人尊敬的美好印象，因此维护它们的形象成了他无可争议的义务，在他的心目中，一个正派人穿戴着这些东西，那就是最美的形象。

作为牢房里的“老人”，他下令把干草拿进牢房里，仔细地看着它们被撒落在地上。其他牢房也如法炮制。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但是在圣诞节，我们总是要在牢房里撒些干草。等做完所有准备工作以后，阿基姆·阿基米奇向上帝祈祷，在他的床铺上躺了下来，很快地就像个不受干扰的宝宝睡着了，这样他可以在隔天尽早醒来。其实在每间牢房里，所有的囚犯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睡得要比平时早得多。平日晚上的工作都不做了，也不赌了。每个人都要等待次日的早晨。

圣诞早晨终于来了。清早，甚至在天色发亮以前，监狱里的鼓声响了，牢房的门敞开，看守的士官长点完名后向囚犯们祝贺圣诞快乐，囚犯们也祝愿他，充满了友好和温情。匆匆作完祈祷以后，阿基姆·阿基米奇和许多买了鹅和猪的人赶紧跑到厨房里，安排怎么烤、怎么烧，做好后又怎么放等等。在黑暗中，从那些小小的、一半被冰雪封住的视窗，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监狱里的两间厨房一共六个炉子天还没亮就燃起了熊熊火焰。囚犯们有的肩上披着羊皮，有的穿着羊皮外套在院子里飞快地穿梭不息，从厨房里进进出出。其中有一些人，尽管很少，已经去过酒贩那里。这是些最没耐心的人，但他们一般都表现得很体面，可能比平日的表现要好得多。听不见争吵和辱骂。每个人都明白，今天是伟大的一天，一个伟大的节日。

也有一些人跑去监狱里的其他牢房，祝贺自己的熟人圣诞快乐。在这一天里，他们似乎发现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友谊之类的东西。我注意到，囚犯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亲密的友谊，更不要说是像监狱外那种秘密的关系了。任何一个囚犯在这里几乎是没有朋友的。这是监狱里一个很大的特点，和监狱外不一样。囚犯彼此的关系都很生硬而严厉。很少有例外的情况，这是一种正式的、不随时间而变的基调。

我也从牢房里走出去，天际开始出现一线曙光，星光开始黯淡，冰冷的薄雾自地面升起。厨房烟囱里的袅袅炊烟，如一根根旋转着的细柱出现在空中。一些囚犯亲切地主动向我祝贺圣诞，我也回谢并祝贺他们。其中有些人过去一个月里甚至还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一个披着羊皮大氅的囚犯从军人牢房里过来，在厨房附近赶上我的脚步。他在院子里看到我就冲着我喊，“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他追到厨房，好像很匆忙。我停下来等着他开口说话。他是一个圆脸的年轻人，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不太健谈，跟我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似乎也从来没有注意到我，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跑到我跟前，喘了口气，笔直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傻傻地，但开心地对着我笑。

“你有什么事吗？”我有些吃惊地问他。

他仍然站在我面前，面带微笑，睁大眼睛看着我。

“怎么啦，今天是圣诞呀……”他喃喃地说，似乎也感到无话可说了，径自快步走进了厨房。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走在一起，彼此也再没说过一句话，直到我从监狱中被释放。

厨房里，人们在热腾腾的火炉周围推挤着，这是一幅热闹的景象。每个人都盯着自己买的食物。厨师正在准备饭菜，今天要比平时提前开饭。但是没有人开动，虽然有些人想吃，但他们也不愿意在其他人面前丢脸。我们在等待神甫，按规矩要等他来了以后才能正式开斋过节。

天色尚未全亮，狱门外已开始响起下士的呼喊：“厨师！”几乎每分钟都能听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那是呼叫厨师前来接收来自城里各处给送来的慈善捐赠。他们送来许多东西，有贝果、面包、乳酪、煎饼和各种牛油饼干。城里每家商店、每个中等家庭的主妇都送来了面包，送给我们这些“不幸”的囚犯，祝贺这个伟大的节日。好一点的施舍是用大量最纯净的面粉所做的面包。差一点的施舍是用便宜的贝果和两片黑面包夹上一些优酪乳油，这是穷人送给可怜人的礼物。

我们怀着同样的感激之情将这些馈赠不加区分地接受。去接收礼品的囚犯向施舍者脱帽鞠躬表示祝贺，然后把东西送进厨房。这些面包在厨房里被堆成一堆，然后请每间牢房的年长者来共同分配。没有争议、没有脏话，公平分配。送到牢房里再由囚犯自己分享。阿基姆·阿基米奇和另一名犯人负责分配，分好后由他们递给每个人。没有丝毫异议，也没有半点的嫉妒，每个人都非常快乐，甚至不会怀疑是否有人把施舍的东西藏起来或者分配不公。阿基姆·阿基米奇忙完厨房里的事以后开始打扮自己，他穿着庄严体面的衣服，扣紧了衣服上所有的纽扣，立即开始祷告。他祈祷的时间很长。许多犯人也都站着祷告，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没有祈祷，只是站起来，在胸前画个十字。

阿基姆·阿基米奇祷告完后，严肃地走到我面前，向我表示祝贺。我立即请他喝茶，他请我吃他的烤乳猪。一会儿，彼得罗夫也跑来祝贺我。他似乎真的喝醉了，跑出来喘口气，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没有太多可说的，只是简单地站在我面前，很快又走回厨房里去了。与此同时，军人牢房里正准备迎接神甫。军人牢房的构造不同于其他普通牢房，他们的床铺是悬挂在墙上的，而不是像其他牢房是放在房间中央，这是监狱里唯一与众不同的一间。也许，这样布置的目的是要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囚犯们集中在一起。牢房中央放着一张铺着干净毛巾的桌子，上面是神像和点燃的蜡烛。神甫终于带着十字架和圣水来了。他先在神像前祈祷并唱了圣歌，然后他站在囚犯前，大家敬畏地一个个上前亲吻十字架。随后神甫到周围所有的牢房里洒圣水。在厨房里，他称赞我们烤的面包，说他在城里吃不到这种味道。囚犯们当即希望送他两个刚出炉的新鲜面包，派了一个老兵给他直接送去。囚犯们怀着迎接时同样崇敬的心情，送走了神甫和他的十字架。与此同时，少校和他的上司，司令官也来到了。我们都喜欢并尊重司令官。他在少校的陪同下走访了每间牢房，向大家祝贺节日，而后他又去了厨房，并尝尝我们的菜汤。那天菜汤的味道非常好，每名囚犯都发了近一磅的牛肉，又加了小米和很多奶油。送走司令官后，少校下令圣餐开始。囚犯们尽量避免撞见他。我们不喜欢他那双邪恶的眼睛，他左顾右盼，扫视着大家，想发现谁不守秩序，他就可以把他抓去惩罚。

圣餐结束了。阿基姆·阿基米奇的乳猪烤得太好吃了。在这里，我无法解释，少校才刚离开五分钟，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喝醉了？五分钟前，几乎所有人都是完全清醒的。顿时间，这么多人的脸喝得泛红，还出现了巴拉莱卡[26]。随后又来了个拉小提琴的小个子波兰人。一个兴致勃勃的囚犯雇用了他一整天，演奏一些有趣的舞曲。牢房里开始变得比较喧闹，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可是大家都吃完饭，每个人都吃得很饱，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有些老人和比较严肃的人都去睡觉了，阿基姆·阿基米奇也去睡了。大家相信，在节日里饭后需要好好睡一觉。斯达洛杜博夫斯基[27]来的那个老信徒，打了个小盹，爬上炉台，打开他的书祈祷到深夜，几乎没有中断。他很看不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为此感到很痛苦。他指的是那些酗酒胡闹的囚犯。所有的切尔克斯人都离开了桌子，坐在门廊上，好奇又厌恶地看着那些喝醉的人。我遇到了努拉。“阿门，阿门！”他摇摇头，虔诚而愤慨地说，“哦，阿门！真主会生气的！”

伊萨·弗米奇固执、傲慢地在他自己的角落里点燃蜡烛，开始工作。显然表示在他的眼里，今天根本没有过什么节日。赌牌在各处的角落开始了。他们不怕那些老弱病残的士兵，但他们有把风的人，以防士官来巡查。其实士官也尽量不去注意那些事情。监狱的士官今天来查看了三次，酒鬼们躲起来，赌局也立即收了摊。士官自己好像也下了决定，今天不过于琐碎地去干扰囚犯。喝醉在这一天被认为只是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违规行为。渐渐地，人们走来走去。开始争吵了。大部分人还是清醒的，也有专人照顾那些喝醉的人。那些酗酒的人才是真正喝过头了。

格辛今天可是赢了。他得意地在他床铺周围走来走去，铺板下藏着酒。这些酒以前储存在牢房后面雪地里的一个秘密地点。他看着来买酒的囚犯，狡猾地笑着。他自己还没有喝过一滴酒，非常清醒。他打算在节日结束后，等到把囚犯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挖出来以后再好好狂欢。牢房里传出了歌声。酗酒已经到了一团混乱的地步。许多人都弹着自己的三角琴走过来，披着羊皮大氅，用鼻音啍着歌曲，非常雄壮威武。特科里还成立了八人合唱团。他们在三角琴和吉他的优美伴奏下唱歌。纯民间的歌演唱得不多。我只记得其中一首雄壮的歌曲：

昨日，我，
一个年轻的姑娘，
去赴盛宴。

我以前听过这首歌，但他们接下来唱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新版本。结尾还添加了一些诗句：

在我家里，哎，
年轻姑娘的家里，
收拾得干干净净。
洗净了勺子，
菜汤热气腾腾。
门框擦得闪闪发亮，
馅饼烤得顶呱呱。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唱的都是很知名的，所谓的囚犯歌曲。其中有一首《往事》很幽默，描述一个人之前如何快乐，像一个欢快的绅士一样生活，直到被关进了监狱。《往事》描述了他以前如何喝“香槟”的，而现在——

给我吃白菜，喝冷水，
吃得肚子鼓鼓响。

还有首歌也很出名：

孩子，我以前很快活
也很有钱，
孩子，我，现在失去了所有的钱，
陷入了没有自由的束缚中……

不过这里唱的时候，“钱”这个词的发音有点不一样，唱得太凄厉了。有一首是纯粹描述囚犯生活的，似乎也是众所周知的：

天光闪耀，
鼓声破晓，
看守打开牢门，
书记官来施威。
看不见墙外的世界，
苦度年月。
上帝创造天地，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会被抛弃。

另一首歌更悲哀，但旋律很优美，可能是由流亡者撰词的，用词粗糙，平淡无采。我现在还记得其中几节歌词：

我的眼睛不再看到
我出生的土地。
无辜受折磨，
永远受到谴责。
猫头鹰在屋顶上啼呜，
余音在森林里回荡。
悲伤心碎，
我不再回来。

我们经常唱这首歌，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心声。但不是合唱，只是孤独一个人唱。休息时，有人偶尔会坐在牢房的门廊上，手撑着脸，一边沉思一边用高音调的假声唱这首歌。你听着听着，心都碎了。我们这里有些人的嗓音是很不错的。

黄昏已经来临。酗酒和狂欢中充满了悲伤。一个小时前还在笑着喝酒，现在却躲在某处痛哭起来。喝得太多了。另一些人已经打过两次架。还有一些人面色苍白，几乎无法站稳，在牢房里寻衅闹事。有些醉得不太深的人，到处寻找朋友，在他们面前倾诉他的灵魂，为喝醉后的悲伤哭泣。这些可怜的人希望有快乐，希望在这个伟大的节日快快乐乐的——可是，上帝啊！这对于每一个人，是多么沉重、悲伤的一天啊！每个人都寄予希望，但似乎是在自欺欺人。彼得罗夫两次跑来找我。他白天喝得很少，几乎是完全清醒的。但他在最后一个小时前还在期待着什么，期待着某些事肯定要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令人快乐的事情。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但从他的眼里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不知疲倦地从这间牢房跑到另一间牢房。然而，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酗酒、愚蠢的咆哮、谩骂和胡闹，其余什么也没有。希洛特金穿着一件新的红衬衫，也徘徊在每间牢房里。他可爱、幼稚、干净，仿佛也在平静地等待些什么。渐渐地，牢房里已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当然，也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但我却莫名其妙地伤心难过起来，感到对不起他们，感到难受、烦闷。

那边有两个犯人在争论谁应该请谁喝酒。他们已经争论一段很长的时间了，甚至还打起架来。其中一个特别对对方长期怀恨在心。他摇摇晃晃，努力弹着舌头，结结巴巴地抱怨着，试图证明他的同伴不公平。去年忏悔节时，那个同伴把他的一件大衣卖掉，而且还藏起了一些钱。另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小伙子，安静、聪明。喝醉的时候，希望和每个人交朋友，倾诉自己的悲伤。他一面骂同伴，一面又发誓表示愿意与同伴言归于好。他的同伴身材敦厚结实，个子不高，圆脸，狡猾精明。他也许喝得更多，只是稍微有点醉。他很有性格，据说还很有钱，但基于某种原因，他不想去惹恼那位现在感情正是非常丰富的朋友，可能这样更好。他把那位朋友带到了酒贩那里，那位朋友争论他应该请他喝酒，他应该，而且必须带他去酒贩那里，“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酒贩对他这位苛刻而且感情洋溢的朋友投以一丝不屑的眼神，因为他并没有自己掏钱喝酒，而要他朋友买酒给他喝。不过，他还是取出了酒给他斟满一杯。

“不，斯捷潘，是你欠我的，”那个感情激动的朋友看到他占了优势，“这是你的责任。”

“我不会和你再白费口舌！”斯捷潘说。

“不，斯捷潘，你在说谎，”那人一面从酒贩那里接过酒，一面说：“你确实欠我钱，你没良心，你不长眼睛，你的眼睛是借来的！你这个无赖，斯捷潘，你就是个无赖，一句话，无赖！”

“哎，啰唆什么，酒都要撒了！给你喝你就喝吧！”酒贩忍不住对这位心情激动的朋友说，“我可不想在这里陪你站到明天！”

“我会喝的，你喊什么！祝你圣诞快乐，斯捷潘·道洛费奇！”他手里拿着一个杯子，礼貌地向那个一分钟前他还骂作恶棍的斯捷潘微微一鞠躬，说道：“祝你健康，再活一百年！”他喝了一口酒，喉咙里满意地咕噜一声，擦了擦嘴。“首先，我的朋友，我以前能喝很多酒，”他用严肃庄重的口气说道，仿佛不是特别对在某个人说话，而是在对每个人说话，“现在我已经喝够了。谢谢你，斯捷潘·道洛费奇。”

“没什么。”

“不过我还要对你说，斯捷潘，另外一个事实，你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大流氓，我告诉你……”

“让我来告诉你，你这个酒鬼，我要说，”疲惫不堪的斯捷潘终于失去耐心，打断了他的话。“你听好我说的每一个字：让我们把世界一分为二，你一半，我一半。你走吧，我不想再遇到你了。我受够了！”

“那么，你不还我钱了吗？”

“哪有什么你的钱，你喝醉了吗？”

“嘿，到了另一个世界，就算是你自己来还，我也不会收！我们的钱是用劳动换来的，是用满身的汗水换来的。你太无情了。你在那个世界里会为这几个戈比受煎熬的。”

“下地狱去吧。”

“你狠，你要狠到哪里去？”

“滚开，滚开！”

“混蛋！”

“罪徒！”

他们又开始互相咒骂，情况比喝酒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边还有两个朋友独坐在自己的床铺上，一个身材高大厚实、浑身是肉，是一个真正的肉店屠夫，他满脸通红。他好像在哭，似乎很感动。另一个弱小、瘦瘦的，有个长长的鼻子，好像有什么东西从鼻子上滴下来似的，像猪一样小小的眼睛盯着地面。这是一个受过教育、懂礼貌的人，以前当过书记官，对他的朋友有点不屑一顾，心底非常不愉快。他们喝了一整天的酒。

“他冒犯了我！”浑身是肉的那位用左手用力摇着伙伴的头。“冒犯”在囚犯的语言里指的就是“打”的意思。浑身是肉的那位朋友以前是个下士军官，暗中羡慕他那位瘦弱朋友的高雅风度，企图用优雅的谈话来弥补自己的粗俗。

“我告诉你，你错了……”那位书记官开始用说教的语气说道，眼睛固执地看着地上，对他的同伴看也不看一眼。

“他冒犯了我，你听见了吗！”胖子打断他的话，更加使劲地摇曳着他的亲爱的朋友。

“我在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了，你听见了吗？因此，我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他冒犯了我！”

“我再说一遍，我的朋友，那种酸溜溜的理由，只可惜了你的头脑！”书记官提高嗓门、礼貌地反驳道，“忏悔吧，亲爱的朋友，这一切都是你喝酒无常造成的……”

胖子向后倒退了一点，醉眼呆滞地望着那个踌躇满志的书记官，然后，突然地，使足全身力气，用他那巨大的拳头向书记官的小脸蛋打去。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一整天的友谊。那个亲爱的朋友，失去知觉，往床铺倒了下去……

这时，我的一个在军人特科牢房的朋友走进来，他是一个外表质朴、温厚有趣的家伙，非常聪明幽默，爱开玩笑，但绝无恶意。他就是在我刚进监狱那天，在厨房里吃晚饭时和我一起喝茶的那个人。当时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有钱的乡下人。他有四十多岁，嘴唇非常厚，有一个大鼻子，长着许多痘痘。他手里抱着巴拉莱卡琴，随便地拨弄着琴弦。他的身后老是跟着他的一个心腹，个子非常矮小，但长着一颗大脑袋，至今我对他所知甚少。然而，他自己也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特别注意。他是一个充满疑虑的怪人，总是默默无言，非常严肃。他在缝纫工厂工作，显然努力地过着孤独的生活，不和任何人联系。现在，他也喝醉了，成了依附在瓦尔拉莫夫身上的影子。他跟在他后面，显得恐惧慌乱，挥舞着手臂，拳头打在墙上、铺板上，甚至都快要哭出来了。瓦尔拉莫夫似乎不理睬他，好像他不在身边一样。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几乎没有共同点，他们的工作和性格没有一点是相近的。他们属于不同的部门，住在不同的牢房里。这个小小的囚犯叫普尔金。

瓦尔拉莫夫一见到我就笑了。我坐在火炉旁自己的床铺上。他停住脚步想了一下，迈着不均匀的脚步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跟前，潇洒地微微弯着身子，拨动着琴弦，皮靴轻轻在地上打着节拍，吟唱起来：

圆圆的脸，白白的脸，
像一只小山雀在唱着咏叹调，
我亲爱的。
她穿着锦缎礼服，
美丽的绸裙
好漂亮的姑娘。

这首歌似乎使普尔金发起火来，他挥着手，转身哭了。

“你都在说谎，我的朋友，他在说谎！他唱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全是谎言！”

“尊敬的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我的老丈，我向您致敬！”瓦尔拉莫夫调皮地笑着，他看着我的眼睛，几乎要冲上前来吻我。他有点醉了。老丈这样或老丈那样的，是一种表示敬意的称呼，在西伯利亚用得很普遍，甚至连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也称为“老丈”。这个称呼是光荣的、尊重的，甚至有点谄媚。

“啊，瓦尔拉莫夫，你怎么样？”

“过一天算一天吧。真正在快乐过节的那些人，早上很早就醉了。我这样说，你能原谅我吗？”瓦尔拉莫夫有点像在高声呼喊一样说道。

“他在撒谎，他说的全是谎话！”普尔金高喊着，绝望地用手敲打他的床铺。但瓦尔拉莫夫似乎发誓完全不去理会他。这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普尔金今天从一早开始，就莫名其妙地像影子一样完全黏在瓦尔拉莫夫身上，似乎因为瓦尔拉莫夫说的“全是谎话”。他像影子一样跟在他身后，瓦尔拉莫夫说的每句话他都要打断。他用手捶着墙壁，拍着铺板，几乎打出血来。显然他被瓦尔拉莫夫“全是谎言！”的这种想法折磨得很痛苦。如果他的头上有头发的话，他会把它们全部拔光的。同时，他好像有义务对瓦尔拉莫夫的行动负责，好像瓦尔拉莫夫所有的缺点全包在他身上一样。但是，最好笑的是，瓦尔拉莫夫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全是谎言，全是谎言，全是谎言！他没有一句话是有用的！”普尔金大声喊道。

“你在意什么？”囚犯们对着他大笑。

“我告诉你，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我以前很帅，女孩们很喜欢我……”瓦尔拉莫夫突然无缘无故地开始说道。

“他在说谎！在说谎！”普尔金又尖叫着打断他。

囚犯们哈哈笑了起来。

“我在她们面前装得很有勇气，穿着我的红衬衫，灯芯绒长裤，像普台尔金伯爵一样。一句话，就是醉得像个瑞典人。你说吧！”

“他在说谎！”普尔金确定地说。

“在那些日子里，我父亲留下一栋两层楼的石头房子。在两年内，我把这两层的楼房全拆了，后来，只剩一扇没有柱子的门。那么，这笔钱到哪儿去了呢？真像鸟一样，飞来又飞走了！”

“他在说谎！”普尔金更加坚决地否认。

“我只好写信给我的亲戚，向他们哀求，也许他们会给我寄些钱来。他们说，我忤逆了我的父母。不孝！这封信已经寄出第七个年头了。”

“有没有收到答复？”我问道，笑了一下。

“没有，”他回答，自己突然笑了起来，鼻子越来越凑近我的脸。“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我在这里有一个情妇……”

“是吗？情妇吗？”

“奥努弗利也夫那天对我说，‘我的那个有点雀斑，不是很好看，但她有那么多的衣服。你的那个好看，但很穷，穿的衣服像麻袋。’”

“这是真的吗？”

“她真的是乞丐！”他回答说，无声地笑了。牢房里大家都哈哈大笑。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他和一个女乞丐有关系，半年内给了她十个戈比。

“哦，还有什么？”我问，想早点摆脱他。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甜甜地轻声说：

“能不能给些钱，搞杯酒喝？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今天我只有喝茶，”他一面从我这里接过钱，一面又补充说，“我泡了一些茶，但喝得呼吸困难，肚子里也喝得像挂了一瓶酒似的，哐当作响……”

在他接过钱的同时，普尔金失望到了极点。他指手画脚，几乎绝望得要哭出来。

“上帝啊！”他对着整间牢房里的人们疯狂地大声叫喊，“大家看看他！全是谎言！无论他说些什么，一切，一切，一切，都是在说谎！”

“你是什么人？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囚犯们被他的愤怒惊呆了，大声责问他，“你真是个疯子！”

“我不会允许他说谎的！”普尔金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床铺，目光闪烁，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不希望他撒谎！”

大家全都哈哈大笑。瓦尔拉莫夫收了我的钱，向我鞠了一躬后就离开我。他表情很痛苦，赶紧走出牢房，当然他是要到酒贩那里去的。现在他似乎初次注意到了普尔金。

“好吧，让我们走吧！”他在门口停住脚步，对普尔金说道。好像他真的从普尔金那里需要些什么一样。“白痴！”他又补充了一句，蔑视地看着普尔金在他前面走过，重新开始拨弄起巴拉莱卡琴。

这种乌烟瘴气有什么好描写的！这令人窒息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囚犯们在硬床板上沉沉睡去。他们在梦中说着比其他夜里更多的梦话。有些人还在玩牌。期待已久的节日就这样过去了。明天又要去做苦工了……

[26]又称三角琴，是俄罗斯民间歌舞中常用的伴奏乐器。

[27]俄罗斯境内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

第十一章　演出

节日的第三天晚上，我们的第一出戏在剧场里上演了。一开始在设备上的麻烦很多，但演员们完全依靠自己去解决，让其他人休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做了些什么？甚至不知道他们要演的是什么？这三天里演员们出去工作，努力要解决的是尽可能多的演出服装。他们很忙，巴克罗星每次和我相遇时只是高兴地弹个响指。看起来，少校的心情还不错，在院子里点名时，还读了一句体面的诗句。但是他是否知道剧场里发生什么事，这一点我们完全不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么他是否决定闭上眼睛，保持沉默，不去管囚犯们的想法？当然首先要保证一切都会遵守秩序。我想，他是知道在剧场演戏的事情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但只是不想去干涉，他知道如果禁止囚犯演戏，情况会变得更糟，囚犯会跟他恶作剧、酗酒，如此还不如让他们找点事做，情况会好得多。我想，我对少校的这个推论是最自然、最正确的。甚至可以这样想，如果犯人在这样的节日里没有一些戏剧之类的活动，那么少校就应该自己想些名堂出来。但少校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他肯定知道演戏这件事，而且是许可的。要不然，他可能会担上很大的罪名。

像少校这样的人，他总是必须去镇压某些人，夺走某些东西，剥夺某些人的权利。总之，他在任何地方都必须建立秩序。在这方面，他是全城闻名的。如果因为他对囚犯施行压迫，引起囚犯的恶作剧，这跟他有什么关系？有人恶作剧，就可以加以惩罚，少校这种人就是这样想的。对于囚犯中的无赖就要使用严厉的手段，执行法律，不断地对他们打击，这是非常必需的！这些平庸无能的执法者对法律根本不明白，甚至连字面意义都不理解，不理解法律的精神，将会直接引发骚乱，永远不会有另外的结果。“这不是法律上说过的吗？”他们会这样说。如果你告诉他们，除了法律以外，他们仍然需要常识，需要健全的理解判断能力和清醒的头脑，他们真的会感到吃惊的。尤其是后者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多余、离谱的奢望和压力，是不能容忍的要求。

但是，从士官到少校都没有反对囚犯们演戏，这正是囚犯们想要的。我可以确定地说，正因为他们准许囚犯演戏，囚犯们感谢他们，这就是监狱在这个假期中秩序没有严重混乱的原因。没有流血的争斗，没有盗窃。我亲眼目睹他们是怎么避开那些喝得太多的同伴、他们是如何防止争吵的，否则的话，这些都将会成为狱方禁止演戏的借口。士官要囚犯保证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持监狱里的平静。囚犯们都愉快地同意了，并且忠实地履行承诺，还为狱方能够相信他们的承诺而感到很荣幸。让我在此插上一句，本来演戏对于狱方来说，根本无需花费什么，绝对不会有什么花费的。演戏的地方以前也没有围起来过，剧场建成后，拆除只需一刻钟，而且只演一个半小时，如果上面突然责令停止演出，那局面将会是很紧张的，只不过也很快能停止演出并拆除一切，瞬间就能办到。

演出服装储藏在囚犯的箱子里。在讲到剧场和他们的服饰情况之前，先让我谈谈剧本，说说这是出什么戏。

说实话，他们没有写成文字的剧本，至少第一场演出没有。第二、第三场演出时，巴克罗星写了一些简单介绍，那是为在第一场就莅临剧场的长官和所有高贵的客人写的，包括警卫队长官、守卫长官和工程队的长官们。大家都认为监狱剧场的名声会远远超出监狱的范围，甚至扩大到城里，特别是因为那里没有剧院。听说城里只有一个业余剧团。囚犯像孩子一样，对这细小的成功感到很得意，甚至还有些虚荣感。

“毕竟，谁知道呢，”他们一起相互谈论着，“也许，最高长官知道了，会来看看，他们会看到我们是些什么样的犯人。这不是一群普通士兵的表演，弄一堆草人、船、熊和山羊。这里的演员是真正的演员，我们能演庄园喜剧，这种戏剧城里没有。在阿勃洛西莫夫将军那里演出的时候，他们夸赞不已，说我们演得好，还要继续演。那时也许只是因为服装的优势。但比起台词，恐怕就很难比得上我们这里了！这消息也许会传到省长那里，你永远无法预料的，可能他自己都会来看看。城里连剧场都没有呢……”

总之，囚犯的想象力，特别是在第一场演出成功之后，达到了顶峰。他们几乎想象会因此得奖，获取减刑。但同时他们自己也立刻嘲笑起自己。一句话，这些都是小孩，完全是小孩，尽管事实上，这些小孩中有些已四十岁了。

虽然没有海报，我已经大致知道这出戏的一般内容和结构。第一幕是“情敌菲拉脱卡和米洛士卡”。巴克罗星一个星期前就向我吹嘘了其中的角色，他自己在台上演菲拉脱卡这个角色。这出剧在圣彼得堡剧院里都没有见过。他在牢房周围踱步，吹嘘自己，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的脾气又很好，有时会突然用舞台上他所扮演的角色语气说话，不管他说的话好笑还是不好笑，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大家笑他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过必须承认，囚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们是独立且有尊严的。对巴克罗星的滑稽动作和他讲的戏剧故事表示钦佩和热情的，只有那些年轻和缺乏经验的人，或者是那些在囚犯中牢固地树立威信的重要犯人。这些人无论对什么事物都不怕表达自己的感受。其余的人听到闲言闲语后则保持沉默，不作评判也不反对，但他们对传闻中的演出，努力表现出冷漠无关的态度。直到最后，演出的当天，每个人才开始对我们同伴们所做的事表示出一种真正的兴趣。大家都在到处询问：不知他们演得怎样？少校会说什么？会像两年前那次的演出一样成功吗？等等之类的问题。巴克罗星非常肯定地对我说，每个演员都配合得很好，在舞台上会演得很自然，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位置”。甚至剧场里还会有景幕。希洛特金将扮演那个菲拉脱卡的新娘，“您会看到，他穿上女性服装有多美！”他眯着眼，舌头发出啧啧响声。“仁慈的地主太太会穿带皱褶的连衣裙，披着披肩，手里还有一把伞，而她的丈夫，那位仁慈的地主着一身带肩章的军官制服，手里拿着一根手杖。”

第二幕的标题是“贪吃的克特里尔”。我对这个标题很感兴趣，但不管我怎么问他，有关这一幕的内容一点也无法打听出来。我只知道，这出戏根本没有印刷剧本。“手抄本”是从一个住在郊外的退休下士军官那里弄来的，以前他无疑在某个军人舞台上参加过演出。这是真正的原作。在我们偏远的城镇和省份里，的确存在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剧本，也许从来没有公布过，但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后来竟成了俄罗斯地区所有著名平民大剧院里不可缺少的舞台剧本。顺带一提，我用了“平民剧院”这个词。现在这样子的剧院仍存在着，甚至为数还不少。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对平民剧院进行一个比以往更仔细的崭新研究，这将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不相信我在监狱剧场里所看到的都是囚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里一定有某种连续性的传承，有代代相传下来的成熟技巧和概念。他们需要到士兵、工人、城镇，甚至陌生城市的中底层人们之中去寻找。他们还应该到全省的村庄和城市大地主家里的仆人之中去寻找。我甚至觉得有很多旧剧本都是经过这些仆人之手，辗转传抄保留下来的。以前的地主和莫斯科的贵族都有自己由农奴艺术家所组成的剧团。正是在这些剧团里开始产生了平民剧院，发展出我们国家的戏剧。这是一段显而易见的历史。

不管我多么想知道“贪吃的克特里尔”的情节，除了得知舞台上将出现恶魔，把克特里尔带到地狱里去以外，其他一切的细节我都无法事先打听到。但是，克特里尔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叫克特里尔，而不叫西瑞尔？这是俄罗斯名字还是外国名字？这一切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后来又宣布，这一幕将以“音乐伴奏的默剧”结束。当然，这一切都是非常有趣的。演员由十五个活泼、勇敢的人担任。有时他们躲在牢房僻静的地方排练。总之，想给我们大家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以往，只要夜幕一降临，牢房就会早早地锁上。圣诞节是一个例外，一直到太阳下山也不锁门。这种特例实际上是为演戏而开的。假日期间，通常在每天傍晚时分，有人要向狱方提出要求，请求“允许演戏，推迟关门”，以允许人员从牢房进出，并要加上说明昨天演戏没有关门、并没有发生骚乱等等理由。而守卫长官也就顺水推舟，“昨天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既然他们已下了保证，今天也应该不会发生什么，他们自己会监督自己，所以应该是靠得住的。如果不同意他们，也许他们会故意捣乱，来使守卫上当。谁知道呢？他们本来就是罪犯！”再说，岗哨守卫本身就是一项很枯燥的工作，现在有戏可看，而且不是士兵演的那种枯燥无味的东西，是囚犯演的。囚犯本身就是很有趣的人，看他们演戏也会是件很有乐趣的事。守卫应该总是有观看的权利的。

如果值日军官问起，“守卫到哪里去啦？”直接的回答是，“我到牢房里点名，关门去了”。因此，在这个长假期里，守卫长官每天晚上让囚犯演戏，直到日落之后才锁门。囚犯事先就知道守卫长官那里不会有阻碍，因此很安心。

七点钟，彼得罗夫来找我，我们一起去看演出。我们的牢房里除了老信徒和波兰人，几乎所有人都去看了。波兰人经过向很多人了解之后，确定那里很好玩、很有乐趣、又很安全，直到演出的最后一天，一月四日，才决定去剧场看戏。其他囚犯并没有被波兰人那种嫌恶的样子给激怒，当天对待他们很客气，甚至让出了最好的位子。对于切尔克斯人，尤其是对伊萨·弗米奇来说，我们的剧场为他们带来真正的快乐。伊萨·弗米奇每次来都要给演员们三个戈比，上一次他在碟子里放了十个戈比，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向来看戏的收取一些费用是演员们决定的，随便你在碟子里放多少，以作为对剧场的经费和给自己的补助。剧场里虽然很拥挤，彼得罗夫坚持让我坐到最好的位置上，理由是我会比别人给更多的钱，而且对戏剧的了解比其他人更多。结果，我确实被安排在最好的座位。不过，我现在先来说说这个剧场和它的设备吧。

剧场设在军人牢房里，舞台有十五步宽。从院子里走进去，经过一个前庭，后面就是军人牢房。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这种长长的牢房结构很特殊，铺板都挂在墙上，牢房中央是空荡的。从门廊到牢房的一半，是观众“座位”，而与其他牢房连接的另外一半就充作舞台。首先使我惊讶的是那个帷幕，悬挂在牢房里，有十几步宽。这样的奢侈品能在这里出现真是个奇迹。此外，上面还用油彩涂绘了树木、房屋、池塘和星星等图画。这片帷幕是用囚犯捐赠的新旧帆布衬衫拼缝成的。不够的地方再用些纸补上，那些纸是从不同的办公室里求来的。然后由我们自己几个“画家”在上面画上布景。我们的画家中以布留洛夫最为出名。这片幕布的效果太惊人了。能看到这样豪华、赏心悦目的布景，即使是一天到晚沉着脸、最为忧郁的囚犯，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无一例外地像个孩子一般高兴、兴奋、激动。每个人都非常高兴，甚至夸耀自己很幸福。几支蜡烛切成段后就成了灯光照明。幕布前放着两条厨房里用的长凳，长凳前有从士官房间中拿来的三四把椅子。这些椅子是为了万一有高级长官等重要人物来看戏时预作准备的。长凳是为士官、一般职员、工程师、工程指挥和其他人准备的，这些人虽然没有军阶，但也是长官。节日期间外面的来客一直没有断过，有的晚上来得多，有的晚上来得少。最后一场开演时，长凳上全坐满了人，没有留有一点空隙。囚犯站在长凳后面看戏。为了对来客表示尊重，尽管室内像蒸汽室的空气一样令人窒息，他们不戴帽子，穿着大衣或羊皮大氅。当然，留给囚犯的地方太小了，所有的囚犯都站着看，特别是在后排，挤得水泄不通。铺板上也挤满了人，有些爱看戏的人只得绕到台后，到连接着的另一间牢房从幕后看。牢房前半部那种拥挤程度是很难想象的，简直就像我们最近去洗澡的澡堂一样。走道的门是开着的，零下二十度的走道里也挤满了人。我和彼得罗夫一路挤进去，几乎挤到了替角站的位置，站在这里比在后排看得更清楚。在某种程度上，我已被视为是对戏剧内行的专家，到过许多正规的剧院。他们看到巴克罗星很尊重我，也一直咨询我，因此，他们认为我应该得到最好的位子，配得这一荣誉。这些囚犯看上去极端自负，非常轻浮，但这是表面上的。他们看到我在工作中配合得不好会取笑我。阿尔马佐夫会轻视我们这些前贵族，在我们面前显摆他冶烧雪花石膏的能力。但是他们的蔑视和嘲笑里还夹杂着其他的东西。我们曾经是贵族，我们是和他们以前的主人同一类的，他们对于以前的主人当然不会有很好的回忆。但现在，在剧场里，他们却为我让路。他们认识到，在这里我对戏剧能比他们判断得更好，在这方面我所看到的和知道的比他们更多。我清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对我没有好感，但现在也希望我赞美他们的剧场。让我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他们没有感到任何的自卑。我现在写的，都是我当时的印象。我想，我记得这一点，他们对我的这种公正评价并没有贬低他们自己，相反地却是他们自尊的表现。我们的民众最优秀和最显著的品质就是他们有公正感。他们渴望公正。不管任何场合，不管是否值得，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凌驾他人的那种公鸡般的陋习，在我们民众身上是不存在的。只有剥去外表，剥去肤浅的外壳，不抱偏见地接近核心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其他人所猜想不到的这些特质。我们的先贤几乎没有指点我们什么。我甚至可以说，正好相反，他们还应该向民众学习。

当我们还在准备去剧场看戏的时候，彼得罗夫天真地告诉我，我会被允许到前面位置，因为我会捐给演员更多的钱。那些位置并没有固定的价格，每个人喜欢给多少就给多少，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当有人端着盘子过来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拿出钱放进去，哪怕只是一枚铜币。但是，他们让我往前，部分是因为钱的原因，如果他们假设我会比别人给更多的钱，那还有多少自尊呢！“你比我有钱，到前面去。虽然我们都是平等的，但你给的多些，演员喜欢像你这样的观众，你可以占前面的位置，我们大家在这里，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尊重。但不管怎样，位置总是要安排一下的。”

这种行为中间到底有多少崇高的自尊呢！这里的问题不是对金钱的尊重，而是对自己的尊重。总之，金钱和财富在监狱里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尊重，尤其是从囚犯的总体来看的话。即使是从囚犯个体一个个来审视，我也不记得我们之中有谁曾经为了钱而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是的，是有人像乞丐似地向我乞讨过的。但是，这种强索的行为中更多的是一种恶作剧和找乐趣，更多的是一种天真的幽默，而不是真的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我不知道我是否把这点说清楚了？……哈，我们把演出给忘了。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吧。

在帷幕升起以前，整间屋子里是一幅奇怪和热闹的图画。首先从四面八方挤成一堆的观众，脸上带着幸福感，耐心地等着演出开始。后面的人彼此挤压。许多人从厨房里取来木柴放在墙边，自己踩在木柴上，双手搭在前面同伴的肩上，站得牢牢的，准备就这样站上一两个小时。他们很高兴自己找到了这样的位置。其他人有的则踮起脚趾，脚跟靠在炉子上，身体靠在周围的人身上，在整段演出中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这是最后面靠墙那些人的情况。侧面的一群人挤在乐队旁。这里是最好的位置了。其中有五个人爬到火炉顶上，居高临下。这些幸运者真是太幸福了！迟来的人在另一面墙的窗台处涌动着，似乎还没有找到一处好的地方。

大家都很安静，很有秩序。每个人脸上都透着天真的期望，都想在长官和客人面前表现自己。大家热得脸红彤彤的，被汗水湿透了，鼻子也闷得塞住了。在这些刻着皱纹、带着烙印的额头和脸颊上，在那些迄今晦暗，有时发出可怕火焰的眼睛里，此刻却出现了奇怪的变化，闪闪发出孩子般的快乐、甜美和纯洁的光彩！大家都没戴帽子，我从右侧看过去，全是剃得光光的头颅。突然，舞台上传出忙乱、喧闹的声音。帷幕徐徐升起，乐队开始演奏……这个乐队值得在这里一提。舞台旁边的铺位上，坐着八位音乐家：两把小提琴，一把是监狱里囚犯的，另一把是从监狱外借来的；三把巴拉莱卡琴，都是囚犯自己制作的；两把吉他和一个手鼓。小提琴拉出尖利刺耳的拉锯声，吉他手弹得很蹩脚俗气，但巴拉莱卡琴弹得很不错，前所未闻，灵巧敏捷的手指轻快拨动着琴弦，比得上最好的演奏家。

他们演奏的全是舞曲。在最激情的地方，他们用指节敲打着乐器。音调、韵味、旋律都是自己原创的，与众不同。其中一个吉他手很了解自己的乐器，他就是那个弑父的贵族。至于手鼓，那简直就是个奇迹！他用一根手指尖旋转着手鼓，用拇指在羊皮鼓面上来回蹭蹉，传出频繁、清晰和重复的节拍，忽强忽弱、层次分明的鼓声，突然又像撒下了无数颗小豌豆，窸窸窣窣地向远处消逝而去。最后，整个乐队一起奏出了两个响亮的谐音。

说实话，直到那之前，我对于这种简单的民间乐器可以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几乎没有一点概念。我相当吃惊。声音的和谐、乐器的熟练配合，但更重要的是乐曲精神和旋律的完美表达，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初次意识到，在我们俄罗斯民间舞曲中蕴含的那种无穷、雄伟的震撼激情。

帷幕终于拉开了。观众蠢动起来，大家都朝前跨进一步，后面的人踮起了脚尖，每个人都张着嘴，瞪着舞台，一片寂静……演出开始了。

站在我旁边的是阿雷和他的兄弟，以及那些切尔克斯人。他们爱看戏剧，每天晚上都去。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所有的穆斯林人和鞑靼人，都对那种戏剧充满着激情。伊萨·弗米奇也在他们这群人之中，从演出开始，他似乎用尽全身在聆听、在观赏，脸上洋溢着惊喜、欢乐和最天真的贪婪期待。当他失望时，甚至还会露出一副可怜模样。阿雷的脸很甜，闪耀着那种孩子气的快乐。我承认，我看着他的脸时真的感到很开心，我记得，每当演员玩一些有趣和聪明的把戏，引起哄堂大笑的时候，我会立刻转头去看他的脸。他没有看到我，也顾不到我！靠我左侧很近的地方有一个老年囚犯，总是皱着眉头，总是对什么都不满意，脾气暴躁。他也注意到了阿雷，好几次微笑着转过头去看他，他真是太可爱了！不知为什么，老头叫他“阿雷·谢苗尼奇”。

开始演“情敌菲拉脱卡和米洛士卡”了。巴克罗星扮演的菲拉脱卡真是太出色了。他把这个角色诠释得惊人的完美。看得出来他对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仔细研究过。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他都赋予了完全符合这一角色个性的意义和价值。除了他对角色的努力研究以外，巴克罗星是个真正快乐的、简单质朴的人。你肯定会同意，这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天才演员。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剧院里看过很多次“菲拉脱卡”。我可以确定地说，大都市里扮演菲拉脱卡的演员都没有巴克罗星发挥得好。相对而言，他们并非真正的农民，不是俄罗斯农民。而且他们扮演的农民有些演得太过火了。此外，巴克罗星因为有竞争而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演得特别精彩。大家都知道，在第二幕里的克特里尔一角会由囚犯鲍采金来担任。我不清楚为什么大家认为他比巴克罗星更有天赋，会演得更好。巴克罗星为此像一个孩子似的感到很痛苦。在演出前的最后日子里，多少次他来找我，向我倾诉了他的这种感情。演出前两小时他还在发烧，浑身颤抖。当观众中爆发出笑声，向他喊道：“好极了，巴克罗星！演得好！”他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眼中闪烁着灵感的光芒。在米洛士卡和菲拉脱卡接吻的那一场戏中，他对米洛士卡大声呼叫：“先擦擦你的嘴！”同时他自己也抹了抹自己的嘴，观众哄堂笑得前俯后仰。他演得太有趣了。

但使我感到更有趣的是那些观众，这时他们是真正完全放开了，尽情地欢乐着。他们把这种欢乐气氛又传给了巴克罗星，鼓励的呐喊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一个囚犯用手肘推了推身边的同伴，兴奋地把自己即时的感受告诉对方，甚至毫不在乎对方是谁，也许根本没有看清谁在旁边。另一个人看到了某一可笑的场面，突然向开心的人群回过头去，匆匆扫上一眼，笑着挥挥手，似乎要激起大家跟着他一起笑，然后自己又马上激动地被吸引回到舞台上。也有人用舌头发出啧啧响声，一刻都不能安静地站立在那里，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移动位置，只能不断地换脚踮立。演出结束时，全场的欢乐达到了最高潮！我一点不夸张。想象一下，监狱、脚镣、长期的忧伤、单调的生活，像阴沉的秋天里掉下的雨点，突然，所有被监禁、被压迫的囚犯被准许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自由空气，尽兴玩耍，使他们忘记了沉重的梦魇，而且准许他们演戏——多精彩的一出戏啊！使他们为自己感到多么骄傲，在整座城里创造奇迹，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囚犯是什么样的人！当然，一切都使他们感到好奇。比如服装，他们非常好奇地想看看，例如，瓦卡、涅兹维塔耶夫、巴克罗星穿上完全不同的服装，和这么多年来他们每天所看到的有多少不一样。“一个囚犯，一个戴着脚镣哐当哐当作响的囚犯，现在穿着礼服，戴着圆帽，披着风衣——竟和平常人一样！戴上假发，贴上假须，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红手帕，抖一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每个人都对此感到极其兴奋。“仁慈的地主”出场时穿着副官的制服，虽然很旧，但带着肩章，帽上还有帽徽，产生了非凡的效果。这个角色有两个人争着要演——你会相信吗？这两个人争得像小孩一样，为了这个角色吵得可厉害了，差点动手打起来，都希望能穿穿那套制服出出风头！其他演员把他们拉了开来，当下进行表决，多数人赞成把这个角色给涅兹维塔耶夫，不是因为他更英俊，更像一个绅士。而只是因为涅兹维塔耶夫向每个人保证，他出场时，会像一个真正的绅士、花花公子一样，拄着手杖，挥舞着，并在地上画圈。这可不是瓦卡可以想象出来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绅士。事实上，涅兹维塔耶夫带着他的情妇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快速而流利地用一根细细的芦苇秆做成的手杖，在地上画圈，显然他认为这是贵族一种高贵的气质、优雅的风度，和顶级的派头和时尚。也许在童年某个时候，当他还是个打着赤脚的男孩时，曾经看过穿着体面、拄着手杖的绅士，对那种挥舞手杖的风雅姿态着了迷，那种不可磨灭的印象深深地永远留在他心里，所以，现在，当他三十岁的时候，在监狱里会完全回忆起来。

涅兹维塔耶夫非常专注于他扮演的角色，他在舞台上没有多瞄任何人、任何地方，甚至说话时也不抬起视线，只是盯着他的手杖。善良的地主太太也以自己的方式演得非常出色。“她”穿着一件破旧的薄纱礼服，裸露着手臂和脖子，脸上涂了很多脂粉和口红，戴着一顶印花布睡帽，系带绑在下巴上，一只手拿着一把伞，另一只手拿着一把纸扇，不断地扇着。观众发出排炮一样的笑声迎来这位太太，这位太太自己也有几次忍不住笑出来。囚犯伊凡诺夫是这位太太的扮演者。希洛特金扮演一个很甜美的女孩。剧中的对句[28]也念得很漂亮。总之，演员们在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每个人都非常满意。没有听到什么批评。事实上，谁又会在这种场合批评呢？

序曲《塞尼，我的塞尼》又奏了起来，帷幕再次徐徐拉开。

第二幕“贪吃的克特里尔”开始了。克特里尔有点像唐·璜[29]，主仆二人在剧终时都被魔鬼带入地狱。囚犯们演得相当好，但是看起来整出戏没头没尾的，剧本的开始和结束部分一定都遗失了。因此大家对这一幕较没有感觉。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一间客栈里。旅店老板将一个穿着大衣、戴着圆顶帽的老爷引进房间，在他身后是他的仆人克特里尔，一手提着手提箱，一手拿着一只包在蓝纸里的鸡。克特里尔穿着一件短外套，戴着仆人的帽子。他就是那个贪食好酒的人。扮演他的是囚犯鲍采金——巴克罗星的竞争对手。第一幕里饰演善良地主太太的伊凡诺夫扮演老爷。旅店老板由涅兹维塔耶夫扮演。老板告诉他们那房闹鬼之后就离开了。阴郁焦虑的老爷自言自语说他知道，并要克特里尔打开行李、准备晚饭。克特里尔是个胆小鬼，嘴又馋。当他听说屋里有鬼，脸色马上转为苍白，身子颤抖得像一片叶子。他想逃跑，但又害怕主人。再说，他很饿，又想吃东西。他好色、愚蠢，又非常狡猾，还是个懦夫。他时常欺骗他的主人，但同时又像怕火一样地怕他。这是仆人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类型，他们的主要特征有点像莱波雷洛[30]，但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太明显。这个角色由鲍采金演得惟妙惟肖。他确实是个人才，在我看来，他的确演得比巴克罗星更好。当然，隔天我与巴克罗星相遇时，我并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否则我肯定会让他不高兴的。

那个演老爷的囚犯也演得不错，他在台上说的那些话是没有意义的胡言乱语，但他措辞的语态是正确的，手势也是适当的。在克特里尔摆弄行李箱的时候，老爷在舞台上忧郁地走着，公开宣布，今天晚上是他旅程的终结。克特里尔好奇地聆听着，扮着鬼脸，时而在一旁插入回应老爷的短话，每一句话都逗乐了观众。他并不可怜他的主人，但他听见有魔鬼，他想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于是他开始说话，向老爷提问。老爷最终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困境。当他遇到死亡威胁时，他曾转身到地狱寻求帮助，魔鬼帮助了他，但是现在他求得的时间已到期了，也许魔鬼今天就会来取走他的灵魂。克特里尔开始真正害怕了。但是主人仍然很冷静，指使他准备晚饭。听到晚餐，克特里尔又开始活跃起来，把鸡和酒拿了出来，自己偷偷撕下一块先吃了起来，惹得观众大笑。这时门吱吱作响，风叩击着百叶窗，克特里尔颤抖了一下，匆忙地，几乎是下意识地把一大块鸡肉塞进嘴里，但一时又无法顺利吞咽下去。观众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晚饭准备好了吗？”老爷问道，他仍然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马上好了，先生……我正在……准备……”克特里尔一边说一边坐下来，开始悄悄地大口吞食着主人的饭菜。很显然，观众很欣赏这个愚弄主人，敏捷而又狡猾的仆人。我必须承认，鲍采金的表演真的是值得称道。他的那句台词“马上好了，先生……我正在……准备……”说得极其漂亮。

克特里尔坐在桌边，开始贪婪地吞食，主人的每一个脚步声都使他吓得颤抖，生怕主人发现。主人一转身，他就赶紧拉了鸡肉躲到桌子底下。最后，他终于填饱肚子，这才想到主人。“克特里尔，快好了吗？”主人喊道。“好了，好了。”克特里尔巧妙地答道，这时才发现盘里几乎一无所有，留给他主人的只剩下一只鸡腿了。老爷在阴郁焦虑中没有注意到，在桌前坐下，克特里尔拿着餐巾，站在主人的椅子后面。克特里尔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手势，扮的每一个鬼脸，都引起观众抑制不住的笑声。他有时转向观众，点点头，欺骗着他的主人。就在这时，魔鬼出现了。它们一点不像人类，也不像人间的任何东西。布景上的侧门打开，魔鬼进来了。它们一身是白，头上亮着一盏灯，手中拿着一把镰刀。为什么点着灯，为什么拿着镰刀，为什么是白色的？没有人能给我解释。然而，没有人在乎这些。他们很确定，这些就应该是这样的。老爷勇敢地迎了上去，对它们呼喊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它们可以把他带走。但是，克特里尔害怕得像兔子一样，爬到桌子底下躲起来。尽管他非常恐惧，却没有忘记从桌上抢了一瓶酒。一瞬间，魔鬼隐没了，克特里尔从桌底下钻了出来。但当老爷正要开始吃鸡腿时，三个魔鬼又冲了进来，抓住老爷，把他带回地狱里。“克特里尔！救救我！”老爷呼喊着。但克特里尔已顾不了这些了。他这次把酒瓶、碟子甚至面包都拖到桌子底下。他现在是一个人在这里，没有魔鬼，也没有主人。克特里尔爬出来，向四周张望，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狡猾地眯着眼，坐在主人的椅子上，向观众点点头，小声说道：

“嗯，我现在一个人了……没有主人了！”

“没有主人”这句话又引得大家发笑。他继续对着观众挤眉弄眼，轻轻地用耳语般的声音说：

“老爷被抓到地狱里去了！”

此刻观众的热情几乎没有上限！加上他说话时的表情，那张洋洋得意的鬼脸，真的使你不得不拍手称快。但是克特里尔的这种快乐没有持续多久。当他刚抓了一瓶酒，倒了一杯酒要喝的时候，魔鬼又蹑手蹑脚地潜回来了。它们一下抓在他的臀部上。克特里尔高呼着，害怕得不敢转身去看。他也不能反抗，他无法离开手中的酒瓶和杯子。他恐惧得张开嘴，坐了半分钟，向观众翻起白眼，投去胆怯恐惧的眼神，简直像一张静止的画一样。最后，他终究被魔鬼带走了，手里还拿着瓶酒，双脚乱踢，尖叫着、呐喊着。即便到了幕后还能传出他的哭喊声。大幕落下，观众们都哈哈大笑，每个人都非常兴奋……乐团开始奏起了卡玛林司卡耶曲。

一开始声音轻轻柔柔的，几乎听不到，但主旋律渐渐响了起来，节奏加快，传出巴拉莱卡琴板上雄壮的叩击声……这是卡玛林司卡耶曲中最好的一段，如果格林卡[31]无意间在我们监狱里听到他这首曲子，那该多有意思啊。音乐伴奏的默剧开始了。在整出默剧中，卡玛林司卡耶曲一直伴奏着。故事发生在一间农舍小屋里。舞台上是一个磨坊主人和他的妻子。磨坊主人在角落修理马具，妻子在另一个角落纺织亚麻布。妻子由希洛特金扮演，磨坊主人由涅兹维塔耶夫扮演。

我注意到，我们整体的布景是非常简陋的。在这场戏里和前面的那场戏，还有其他的几部戏里，更多时候，你要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补充你所看到的。用一条地毯或毛毯代替墙壁，旁边再放几张破旧的屏风。左侧没有东西遮挡，连睡觉的铺板也被看到。但观众并不苛求，愿意用想象力去弥补现实，特别是囚犯是很擅长这么做的，“说是花园，就把它当作花园好了，说它是屋子，就把它当作是屋子好了，说它是农舍，就把它当成是农舍好了。都是一样的，没有关系。”

希洛特金扮演的年轻农妇很漂亮，观众里传出一些低语的赞美声。磨坊主人做完工作，拿起他的帽子和鞭子走到妻子跟前，用手势告诉她，他要出门了。但如果在他外出时，妻子接待任何人，那么……他指了指手中的鞭子，妻子听了点点头。这鞭子可能是她非常熟悉的。丈夫刚走出门，他的妻子就在背后挥起了小拳头。有人敲门了，一打开，是个邻居，也是一位磨坊主人，留着胡子，穿着大衣，手里拿着一件礼物——一条红围巾。农妇笑了，邻居刚要拥抱农妇，突然又有人敲门。躲到哪里去呢？她迅速地把他藏在桌子底下，她又开始装作纺麻。门口出现了另一个崇拜者，这是一位穿军服的书记官。演到这里，这场默剧是无可挑剔的，手势是明白无误的。甚至有人可能会怀疑，从这些即兴演员身上，不禁会联想到在俄罗斯有多少这样的天赋和精力被扼杀了，有多少处于失去自由的痛苦命运中！但那个扮演书记官的囚犯可能曾在省级或家庭剧院里演过戏，他认为我们的演员个个都不合格，连在舞台上如何走步都不会。于是在他上场的时候，摆出那种在旧式剧院里经典的英雄走步姿态，还没有跨出另一只脚时突然停住，折腾着整个身体，仰头自豪地看一眼周围，然后又再迈出另一步。如果这样走步是对经典英雄的调侃，那么对于一位军事书记官来说，就更是一个有趣的漫画场景。但是，观众心里大概想，可能就应该是这样的，因此这个瘦高个的书记官所走的步数就成为一个既成事实，没有太多的批评。

书记官才刚走进舞台中央，又听见敲门声。农妇再次受到震惊。现在把书记官藏到哪里去好呢？把他藏在箱子里锁上吧。书记官于是爬进了箱子，女人为他阖上盖。这一次的嘉宾是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爱。进来的是一个穿着僧服的婆罗门僧人[32]，观众一下子再也无法控制他们的笑声。婆罗门僧人是囚犯考斯金扮演的，演得非常优美。他有着婆罗门式的身材。他用手势向农妇表达了自己的爱。他向天举起双手，然后将它们交叉放在胸上。他刚要对农妇做出温柔的举动时，响起了沉重的敲门声。从敲门声中可以听得出这是屋子的主人。吓坏的女人不知所措，婆罗门僧人发狂一样旋转着，恳求她把他隐藏起来。她急忙把他藏在柜子后面，而自己却忘了去开门，径自奔向她的纺织机纺纱，忽略了她丈夫的敲门声，恐惧得搓捻着手中并没有的线，把纺锤掉在地上，却好像还在转动纺锤似的。希洛特金演得非常好，成功地塑造这个恐惧的农妇的形象。

主人把门踢开，拿着鞭子走向他的妻子。他躲在屋外看到了一切。他比了三只手指向妻子表示，他知道她在屋子里藏了三个人。然后他开始寻找那几个隐藏着的男人。首先发现了他的邻居，边打边把他推出房间。缩头乌龟书记官想逃跑，他刚用头把箱盖顶起，就马上被磨坊主人发现了，甩鞭向他打去，这次书记官可不用他的那种古典脚步跳跃了，飞快地逃出屋子。现在只剩下那个婆罗门了，主人找了很久，终于在角落的柜子后面找到他，先是礼貌地对他一鞠躬，然后一把抓着他的胡子把他拉到舞台中央。婆罗门试图为自己辩护，高喊：“你这个该诅咒的，该诅咒的！”（这是在这部默剧中唯一发出声音的台词）但农妇的丈夫不听他的，依自己的方式处置他。他的妻子眼看接下来就快要轮到她了，于是扔掉手中的纱和纺锤跑了出去，却把一个土盆撞倒在地上。囚犯们笑了起来。阿雷，眼睛没有看着我，却拉着我的胳膊，大声对我说，“你看！婆罗门，婆罗门！”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大幕落下。开始了另一幕……

没必要描述所有的戏了。其余两、三出也都很逗趣。如果不是他们编的，至少也加进了不少他们自己的东西。几乎每个演员都即兴发挥了一段，所以一连几天晚上，虽然同样的演员演同样的角色，但演得都略有不同。最后的那场默剧表演得非常出色，是以芭蕾舞形式结束的。里面有个死者葬礼的情景。婆罗门和众多的仆人在棺材前做着不同的法术，但没有任何帮助。终于传来了“太阳下山”的乐曲，死者活了过来，大家开始与死者一起喜悦地跳起舞来。婆罗门跳的舞蹈非常特殊。到第二天晚上，演出全部结束了。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地离开剧场。耳中听到的全是对演员们的好评和对士官的感谢。没有任何争吵声。每个人都异常高兴，并很快入睡，非常宁静地睡着了。你可能会奇怪怎么会这样的呢？

然而，这不是我的幻觉。这是真实的，真实的。只要让这些可怜的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哪怕只是一点点，像人一样有点乐趣，哪怕只要过上一个小时的非监禁生活，他们的精神道德就会变化，虽然这只是几分钟的变化……

夜已很深了。我浑身抖了一下，醒了过来。那个老信徒仍然在炉台上祈祷，一直祈祷到天亮。阿雷静静地睡在我身边。我记得，他睡前还在笑，与他的兄弟谈论着戏剧。我不由得看了一眼他那张平静的娃娃脸。我一点一滴地记起了所有的事情：假日的最后一天，整整一个月……我在恐惧中抬起头，环顾四周，我的同伴们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睡着了。看着他们那些可怜的脸，看着他们那些惨不忍睹的铺位，这完全是不可逾越的贫穷和悲惨。我凝视着，我只是想确信，这不是一个噩梦的延续，而是真正的现实。但是，这是真的。你听到有人在呻吟，有人重重地把手一甩，铁链随即发出了震耳的响声。另一个人又开始说起梦话，老信徒在炉台上为所有的东正教徒祈祷，听到他那安静和缓的声音：“主啊，耶稣基督，可怜我们吧！……”

“唉，我不会永远待在这里的，只是几年而已。”我这么想着，把头躺回枕头上。

[28]相连押韵的两行诗，当时戏剧中通用的对话形式。

[29]西班牙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著称，一生周旋于无数贵妇之间，在文学作品中是“情圣”的代名词。法国作家莫里哀、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等人都以这个传说为题材，创作出自己的经典作品，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也把该传说改编成歌剧。

[30]莫扎特歌剧《唐·璜》中的仆人。

[31]米哈伊尔·格林卡（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Глинка，1804—1857），俄罗斯著名民族乐派作曲家。

[32]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间，印度河流域当地人们的原始信仰，英国人称之为婆罗门。以后的佛教是其分支之一。中国的阎罗王也源自该教。婆罗门教等级森严。后与佛教合为印度教。

第二卷

第一章　医院

假期结束后不久，我病倒了，被送进我们的军医院。医院是距离监狱半俄里（约八百公尺）远的一幢独立房屋。那是一栋黄颜色外观、长形的单层建筑。每年夏天要用大量的赭石重新刷新外墙，巨大的院子里林立着为医院服务的各种机构和其他设施。例如医生的宿舍、办公室等等。主建筑里有很多间病房，但只有两间是犯人病房，里面总是挤得满满的，特别是在夏天，所以我们不得不经常移动病床，把它们靠得近些以挪出空间。病房里住满了“不幸”的人，首先是我们监狱里的人去那里，其次是那些原先被监禁在警卫室里的军人被告。其中有的已被判刑，有的在等待判决，有的是被转到别处去的。也有的人是从军纪营来的，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把军中违法和不可靠的士兵发配到那里，严格执行纪律，纠正行为，但是经过两年多后被放出来，发现他们还是些罕见的混蛋。

囚犯生了病，一般会在上午向守卫长官报告自己的病情，他会立刻记录在本子上，然后由卫兵带着纪录本，将病人送到医院里。在医院里，医生对所有从监狱里来的患者进行检查，确认真的生病再登记到医院的纪录里，正式住院就医。

我的名字被记了下来，等所有人下午都出发去工作时，我才去了医院。通常生病的囚犯自己会带些钱和面包，因为不能期望医院会在第一天就会提供伙食。另外，他们还会带个小烟斗，和一个装有烟草、打火石、打火用的铁块和引火纸的小袋子。当然，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小心地藏在靴子里。我走进医院的围墙里面，对这种不熟悉的囚犯生活不免有些好奇。

这是一个温暖、沉闷、阴郁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医院就更加显得死板、沉闷而且令人难受。卫兵和我一起走进接待处，那里有个淋浴缸。已经有两位病人在接待处等候，他们都是待审的被告，并有卫兵看守着。医生助手走了进来，显得没有权力似的懒懒看了我们一眼，又无精打釆地去向值班医生报告。医生很快就出来给我们作了检查，对我们非常亲切，给我一张有我名字的登记卡，以供以后记录病情、开处方，规定药的用量和饮食等等。这理所当然是病房医生应尽的责任。以前我就听说囚犯不断地夸赞他们的医生，并说医生“真的比父亲还要好！”我到医院来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们脱去衣服，换上医院里的服装和内衣，他们把我们自己的衣服拿到医院的洗衣房去。而且还发给我们长袜、鞋子和一件褐色厚羊毛长袍，长袍里面衬的不是棉布而是某种脏脏的东西，总之是件非常脏的袍子，但住院不久后我就知道了它的价值所在。随后，我们就被带到犯人病房里。病房位在一条干净的长廊尽头，无论室内室外的清洁都令人非常满意，第一次见到时，四周简直好像在闪闪发光。但这可能是因为我刚从监狱的环境来到这里，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

两个待审的被告住在左侧的病房，我则是住在右侧。病房房门用铁栓拴住，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旁边还站着一位副手。医院卫队的下士军官吩咐他们放我进去。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两边靠墙放着二十二张床铺，其中三四张床还是空的。床是漆成绿色的木头床，也就是大多数俄罗斯人都熟悉的那种床，由于某种原因，床上肯定会有臭虫。我的床在靠窗的一个角落。

正如我所说的，这里有从我们监狱里来的囚犯。其中有些人认识我，或者至少是见过面的。这里多数的病人都是那些待审的被告和从军纪营里来的犯人。不能下床的重症病患并不多。那些轻症病患或者即将复元的病人不是坐在床上就是在病床间来回踱步。房里还有足够空间可以走动。病房里的空气异常混浊，充满臭气和医院里特有的气味，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难闻的药味和烟雾，病房角落里整天生着火。我的床上盖着一条有条纹的床罩，床罩下是一条打满补丁的粗布被子和很厚的床垫。其干净程度相当可疑。我床边有张小桌，上面放着一个玻璃罐和一个锡杯，锡杯上盖着一块发给我的小毛巾。桌底的木架上可以放茶壶和克瓦斯壶。病人之中喝茶的人很少。每个病人几乎都有烟斗和烟袋，甚至连肺病患者也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藏在自己的床底下。医生和其他长官从未来检查过，即使看见有人抽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但是病人们仍是很小心谨慎，往往窝在火炉旁边抽烟。到了晚上才会在床上抽。夜晚除了医院卫队长偶尔会来查房外，一般不会有人来巡视病房。

在那以前，我从未住过任何医院。因此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奇。同时我也注意到我引起一些人的好奇。他们已经听说过我的事情，非常不客气地打量着我，甚至还露出一种优越感，像是在学校里看着一个新生，或者像是在政府办公室里审看一位申请人一样。

我的右边床上躺着一个待审的犯人，他原是位书记官，一名退伍上尉的儿子。他因为制造伪币被拘留审判，他已经在这里躺了一年了，乍看没有什么病征，但他硬是对医生说他有冠状动脉瘤。他达到了目的：避免徒刑和体罚。一年以后他被送去T城，在那里的医院里疗养。他是一个健壮的二十八岁小伙子，为人非常狡诈，而且又懂得一点法律，是个非常聪明、不知羞耻、傲慢的家伙。他自负到了病态的程度，很严肃地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诚实可信的人，甚至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永远怀着强烈的自信心。他第一次和我谈话时就好奇地盘问我，并告诉我一些医院里的规则细节。当然他首先告诉我的是：他是上尉的儿子，似乎像个贵族一样，至少表现出自己“非常高贵”。

接着，是一个从军纪营来的病人走到我的床前，告诉我他认识许多以前被放逐的贵族，并且叫得出他们的姓名。他是个头发斑白的士兵，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他爱撒谎。他的名字叫契柯诺夫。他明显地是在阿谀奉承，大概猜想我有钱。他看见我的包里有茶叶和糖块，马上就表示要为我搞一个茶壶来给我煮茶。M-斯基答应我第二天会让到医院打工的囚犯带一个茶壶来。但是契柯诺夫把一切都办妥了。他弄到一个铁水壶，甚至还有杯子。他把水煮沸后泡了一杯茶给我。他侍候得无微不至，由此立刻惹起一个病人的刻毒嘲笑。那个病人叫乌兹杨切夫，是名待审的士兵，得了肺病，就躺在我对面的床上。我前面曾经提过他，那个因为害怕受刑而喝了一大瓶酒的人，还在酒里加了烟草，从此染上肺病。至今为止，他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呼吸艰难，但很严肃地看着我，并盯着契柯诺夫的一举一动。他那极端严肃的脸色使他的愤怒显得非常滑稽。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

“看，这个奴才，他找到主子了！”他气喘吁吁地间断说道。他的生命已经没剩多少天了。

契柯诺夫愤愤地转过身去。

“谁是奴才？”他鄙视着乌兹杨切夫说。

“你就是个奴才！”乌兹杨切夫用自信的口气答道。好似他完全有权骂契柯诺夫。

“我是奴才吗？”

“你就是。你们大家听见了吗？善良的人们？他竟然不相信他是个奴才！他还吃惊呢！”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他们那些人不会动手，没有仆人就不习惯了。既然这样，为何不侍候一下呢？你这个毛鼻子小丑！”

“谁是毛鼻子？”

“你！”

“你是帅哥吗？如果我是毛鼻子、你的脸就是个乌鸦蛋。”

“你就是毛鼻子！既然上帝已经判你死刑，还不快点躺下来死去！安心等待到地狱去吧！”

“你说什么？我宁愿向皮靴叩头，也不向草鞋屈膝。我父亲从未屈过膝，也不允许我屈膝……我……”

他正要继续说下去，但接连咳了几分钟，直到咳出血来。他筋疲力尽，浑身发冷，狭窄的额头上渗出冷汗。剧烈的咳嗽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还想吵，但实在是没有力气了，最后只好无奈地挥挥手……契柯诺夫最后也忘了这事。

我觉得这个肺病病人的怒气是冲着我来的，没有人会因为契柯诺夫为了挣几个戈比去侍候人家而感到生气的，或者会因此特别鄙视他。大家都明白他只是为了钱。普通人对于这一点不会那么介意，是能够分得清楚的。乌兹杨切夫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茶，不喜欢我戴着脚镣还像老爷一样要人侍候。好像我没有仆人就活不下去一样。虽然我并没有使唤人，也不希望有人来侍候我。事实上，我一直是想自己做这些事的。我甚至特别希望自己能不露出一丝软弱，不让人看起来像是不会做体力粗活的贵族。我不得不说我的自尊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事情总是如此？我从来无法拒绝那些拍马奉承、喜欢侍候别人的人们，他们缠着我，将他们自己强推给我，最后他们占有了我，实际上反仆为主，而我却成了他们的仆人。可是在外表上，自然而然我就是个贵族，好像我没有仆人就过不下去。对于这一点，我当然是非常恼火的。但是乌兹杨切夫是个急躁爱生气的人，加上他又是个肺病患者。其他病人对这件事很冷漠，甚至不屑一顾。我记得他们当时都在忙于另一件特殊的事情。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那天晚上将会有一个受了审判的犯人来这里。那时候他正在受“铁手套”的鞭笞。他们都好奇地在等候他的来临。不过他们说鞭笞不是很重，只有五百下。

我渐渐向四周环顾。我看到的是，那些真的病了躺在床上的，多数是得了坏血病和眼疾，那是一种地方性疾病；另一些病人患的是疟疾、各种酸痛、胸腔疾病等等。这里不像其他病房，他们把各种病人都集中在一起，甚至还包括性病病患。除了以上这些真的病人外，还有一些根本没有病的“病人”，他们纯粹是进医院来“休息一下、放松放松”的。医生们出于同情心，很愿意收留这些“病人”，特别是有空床位的时候。监禁在狱内比住在医院要糟糕得多。因此许多囚犯都想到这里来躺一躺。尽管病房里的空气非常污浊，房门整天紧闭，但是有些人特别喜欢躺在床上，喜欢医院里的生活。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军纪营。我好奇地观察着我的新伙伴。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病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从我们的监狱里送进来的，也是得了肺病，并且已经奄奄一息。他叫米哈伊洛夫，躺在乌兹杨切夫旁边的床上，也几乎就在我的对面。两星期前我在监狱里碰见他时已患病很重，那时就该立刻治疗。由于他很固执，坚持用自己不必要的耐心来战胜疾病。直到节假日才到医院里来。可怕的肺病使他在三个星期后就离开了人间。他发烧得滚烫，他的面容在我刚入狱时就已注意过了，非常特别地投射到我的眼里。可是现在这张脸已经变得极其可怕，令我非常吃惊。他的邻床躺着一名从军纪营来的士兵，一个可怖、邋遢、恶心的老头……我无法把所有的病人在这里都描述一遍，但是这老头与众不同，给我留下了一点印象。他使我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就对这间病房里所有病人的特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个小老头得的是重感冒，一直在打喷嚏，整个星期都在打，在睡梦中也打，像凌空喷射一样。每次要连续打上五六个，而且每次都要认真地说：“主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惩罚！”此刻他正坐在床上贪婪地把纸烟塞进鼻孔里，为了打个更大、更舒服的喷嚏。他打喷嚏用的那块格子手帕是他自己带来的，已经洗得发白了。他的鼻子特别皱，上面全是细纹。他一张嘴就露出发黑的残牙和沾满口水的红色牙龈。他打完喷嚏后即刻就把手帕展开，仔细看看那上面有多少鼻涕，然后往自己身上那件棕色长袍上擦，把所有的鼻涕都留在长袍上，手帕上只留下一些湿湿的痕迹。他这样做了整整一个星期。为了不耗损自己的手帕而牺牲院方发的长袍，病人们对这种行为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即使他们之中的某个人下次来住院时可能会穿上这件长袍。真令人吃惊，我们的普通百姓已不嫌脏到这种地步。当时我看到这一幕就深感不快，马上带着厌恶和好奇的心情检查自己身上的长袍。我刚穿上时就闻到一股强烈的气味，现在我的体温使气味更浓，这是一种药物和橡胶混合的气味，同时还有一种脓肿腐烂的味道。这丝毫也不奇怪。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从一个病人身上脱下来又穿到另一个病人身上，里面的内里有没有洗过都不知道，而内里就有可能浸满一切肮脏的液体、药膏等等。囚犯在受了“铁手套”的鞭打、棒打后，医生会在他背上的创口涂上药膏，隔着湿漉漉的内衣直接穿上长袍，于是一切脏污全都沾染在长袍上。我在监狱的这几年里经常会去医院。每当穿上这种长袍总感到害怕和不信任。尤其是在袍子上发现虱子时更觉得无法忍受。但有的病人却显得无所谓，他们会痛快地抓住虱子，用粗大笨拙的手指把那些肥胖的虱子掐死，在他们脸上流露出快意的神情。大家也很讨厌臭虫。在沉闷漫长的冬夜里，经常会看到大家一起从床上爬起来消灭臭虫。然而，除了病房里这种令人窒息的浓重气味以外，病房外的环境是很干净的。可以把病房内比喻为衣服的内里，其干净度实在无可标榜。病人们已经习惯了，甚至认为理应如此，病房内的失序状态也无法使之保持得多么清洁。至于秩序，我以后会再提到的……

正当契柯诺夫把茶递给我（顺带一提，茶是用病房里的水沏的。病房里的水一天送一次，很快地就会被室内的空气污染变质），病房门发出响声打开了。在加倍警卫人数的押送下，带进一名刚刚受了“铁手套”刑罚的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受了刑的人。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经常被送进来，有的甚至被抬进来。每一次都给病人们带来很大的刺激。平时病人们都是很严肃正经地接待这样的新病友。然而他们的态度取决于受刑囚犯的挨打鞭数或棒数。因此被打得越厉害，并负有盛名的囚犯比一般的逃兵会得到病人们更大的尊敬。比如现在送进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例。但是对于事情本身而言，病人们并不会有特别的反应，也不会表现出暴躁、过激的言论和行动。他们只是默默地帮助、照顾他，尤其是当他伤得太重，不伸出援手不行的时候。医生助手也心知肚明，他们把受了刑的人交给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人手里。通常病人们把衬衣和被单撕开，在冷水中浸泡后贴在伤者背上，特别是在伤者受了重刑自己无法动弹的时候。然后要巧妙仔细地把那些折断在伤者肉里的木刺拔出来，这对于伤者来说，真的是会痛极钻心。

一般来说，我对囚犯们在受刑时忍受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刚毅精神非常震惊，也非常佩服。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有时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几乎没有吭过一声，仅仅脸色微微一变，显得非常苍白，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光，嘴唇颤抖着，咬紧牙关，嘴里全是血。

送进来的士兵是个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健壮高大，肌肉发达，长得非常英俊。他的背被打得很惨，整个背部裸露着。肩上披着块湿布，浑身像发疟疾似地打颤。他在病房里踱了有一个半小时。我观察他的神情，他似乎也没有在思索什么，眼神只是不断地漂移，很怪、很野，显然很难专注。我忽然觉得他在盯着我的茶。茶仍然很热，蒸汽从茶杯里往外冒，而这个可怜的人浑身在发抖，上下排牙齿不住相互敲击着。于是我请他喝茶。他默默地，突然转过身拿起茶杯，站在那里一口气全喝了下去，没有加糖，他喝得很急，似乎努力不看我一眼。喝完后默默放下杯子，甚至连头也没点一下就走开了。他继续在病房里来回踱步。他现在是顾不上谈话，也顾不上点头的。病人们也尽量避免与他交谈。相反地，他们先帮助了他，然后努力不过多地关注他。也许是希望让他安静地休息，不因盘问或同情而打扰他。他自己似乎对这样的安排也很高兴。

黄昏时分，蜡烛都点亮了。一些囚犯甚至有自己的蜡烛，但不是很多人都有。医生来病房作了晚间诊察。下士军官进来点名，并抬进一个晚上用的木桶，病房的门锁上……我很惊讶地得知，这个桶子是给所有病人在夜间方便用的。厕所就在离门口仅有两步路远的走廊边。然而这是规定。白天囚犯可以走出病房，但也只准许一分钟时间。夜晚是绝对不准出去的。犯人的病房与普通病房不同，囚犯即使在病榻上也要受刑。是谁定下这个规定我不晓得。我只知道在这里没有真正的规定，有的只是些无用的形式主义。没有什么比这一条形式主义的规定更粗暴的了。这种规定当然不可能是医生制定的。我再重复说一遍，囚犯们对这里的医生赞不绝口，称他们为“父亲”，并对他们非常尊重。每个病人都受到他们的关心照顾，听到他们关怀的话语，即使是个被大家唾弃、坏到极点的囚犯，也会感受到这份真心实意的关怀照顾。假如医生用另外一种粗暴不人道的态度来对待囚犯，也不会有人指责他们的。医生是人类的一分子，他们具有善良的人性。他们懂得不管病人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不是罪犯，都和其他人一样，甚至与爵高位尊的人一样，需要相同的新鲜空气。就像其他病房里的病人一样，在康复期间，应该可以在走廊里自由走动，作更多的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而不是呼吸病房里那种肮脏有毒，始终弥漫着汗味、臭味的空气。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既可怕又恶心，在温暖的病房里，那个便桶促进病菌滋长，又加上密不通风，进一步毒化已经污染的空气。如果我说囚犯在生病时也在受罚，毋庸置疑的是，不让病人出病房的规定就是在用病菌惩罚囚犯。但如果说这个规定确实是为了惩罚囚犯而制定的，那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诽谤了。病人本该免除惩罚的，想必有某种严酷的事实迫使某些长官制定出这种有害的规定。然而这种必要性是什么呢？令人恼火的是，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规定的必要性。这些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的规定难道是因为担心囚犯装病住院，趁着黑夜从厕所里逃跑？想要明确地证实这种阴谋计划是不可能的。他往哪里跑？如何跑？穿什么衣服跑？白天你可以放他出来，晚上同样也可以这样做。病房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而厕所仅只两步之遥。士兵还陪有副手，副手可陪同囚犯前往，亲眼紧盯着他。厕所里只有一扇窗，双层铁框，冬天还加上铁窗栏杆。紧挨着是病房的窗户，窗户底下有通宵巡逻的哨兵。为了从小窗跳出去，他得要卸掉两个窗框和铁栏。谁又有可能做得到呢？假设他先不露声色地迅速杀掉副手，即使这荒谬的事情成功了，还是必须拆掉窗框和铁栏才行。另外请注意，在卫兵的附近还睡着换班的卫兵，离门口十步远的另一间囚犯病房门口同样有卫兵和副手把守。而且在严冬寒夜里穿着袜子、拖鞋和医院的长袍，戴着睡帽，你往哪里跑？风险小到几乎等于零，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为难病人呢？有些病人也许已到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他们比健康人需要更多更新鲜的空气。这究竟为什么呢？我永远不能理解……

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它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无论如何都理不出解答。那就是我们囚犯常年所戴的脚镣。凡是判了刑的囚犯不管生什么病，都得一直戴着这副脚镣。甚至得了肺病的人也不例外，他们戴着脚镣在我眼前死去。似乎大家已习以为常，认为这是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既成事实。几乎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甚至连医生也没想过。这么多年来，医生一次也没有向上司请求卸去重症病人的脚镣。特别是肺病患者的脚镣。虽然脚镣不是特别重，但也有四到六公斤重。戴着约五公斤重的脚镣对于健康的人来说也许不会感到太重。有人告诉我，如果长期戴着脚镣，几年后脚就会开始枯萎变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但我相信这是个有一定概率的事情。重量虽然不是重得受不了，但永远戴在脚上会影响肢体的发展，产生有害的作用，……即使对于健康的人关系不大，对于普通病人或许也没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于重症病患，尤其是对于肺病病患，他们的手脚就算不戴镣铐也会干瘪，就连一根稻草也会使他们感到沉重不已。说真的，如果医院能对那些肺病患者开恩，那就真是对他们的厚爱了。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罪犯是恶人，不值得对他们施恩，但是对于上帝的手指已经触碰到的人，也就是说，对于已经受到上帝惩罚的人，难道还需要加上更重的惩罚吗？总之我无法相信为了惩罚而这样做。患了肺病的人本可免去体罚的。因此似乎这又是什么预防性的重要神秘措施？但究竟为什么，无人知道也无法理解！绝不是怕肺病犯人逃走的吧？谁会想到这点呢？尤其是当肺病患者病发后期奄奄一息时，谁还会有力气逃跑呢？若是欺骗医生假装肺病而乘机逃走，那就更不可行了。这又不是其他的病症，装假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再说戴脚镣难道真的是为了避免犯人逃跑或者阻碍他逃跑？完全不是这个理由。脚镣的作用是羞辱、毁誉，给囚犯身体和精神上套上枷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脚镣从来没能阻碍任何人逃跑，即使是最无能、最笨拙的囚犯，也无须克服很大的困难就可以把它锯开，或用石头把铆钉敲掉。脚镣根本不可能起预防作用。如果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给已判刑的犯人钉上脚镣只是为了惩罚。那么我又要问了，难道对于正在死去的人也要这样惩罚吗？

正当我写下这段时，一位垂垂欲死的肺病囚犯浮现在我脑海中，他就是躺在我对面与乌兹杨切夫邻床的米哈伊洛夫。他在我住院后的第四天去世了。也许我现在不断地提到肺病患者的情况，正是因为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重现着他死去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我对他的思念吧。米哈伊洛夫本人我不太熟悉。他当时还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不到二十五岁，瘦瘦高高的，外表非常体面。他住在特科牢房里，出奇的沉默，不知何故总是非常安静，但安静中又带有一丝忧伤。他好像在监狱中“枯萎”了。至少他的同房囚犯是这样形容他的，他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我只记得，他的眼睛很漂亮。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的记忆中会这样清晰。他是下午三点去世的。那是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我记得阳光是那样强烈，微微倾斜的刺眼光线穿透绿色的窗玻璃，射入我们的病房，全部倾泻到这个不幸的人身上。他毫无知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几个小时就走了。从清晨起，他已经认不出身边的人们，困难地咽着气。大家想方设法想帮助他减轻痛苦，他艰难地呼吸，深深地喘着气，胸脯剧烈起伏，他似乎感到空气不够呼吸。他把被子和衣服都踢开，开始想撕去自己的衬衣，他似乎感到衬衣压在他身上太沉重，大家帮助他脱去衬衣，看着那具颀长消瘦的躯干，手脚干枯得只剩骨头，腹部凹陷，胸部突起，清晰地显露出一条条肋骨，他好像只剩下了一副骨架。他的身上除了左侧一个小小的带锁盒子的木制十字架，还有就是脚上的铁镣。他那双枯瘦的脚几乎可以从脚镣中自由抽出。那情景真是异常可怕。他死前的半小时里，大家仿佛静了下来，开始只用耳语说话。走路的人也放轻了脚步，几乎没有声音。大家彼此谈些不相干的事情，偶尔看一眼那个垂死的可怜人。最后，他终于用颤抖的手摸到那个锁盒，把它从十字架上拉下来，仿佛那对他是个重负，压迫着他，使他很不安。有人替他把锁盒摘了下来。十分钟后他就死了。有人叩门喊卫兵，告诉他牢房里有人死了。卫兵走进来茫然地看了一下死者，就出去叫唤医生。医生助手迅速跑来，他是个脾气很好的年轻人，有些过分地注意自己的外表。他踩着大步迅速地走进了一片寂静的病房。他走近病人，用一种故意潇洒的姿态看看他，并且摸摸脉搏，然而最后他只挥挥手就走出去了。他立刻去告诉卫队长官。他是特科里的重要罪犯，必须用特殊的程序确认他的死亡。在等待卫队长官的时候，一个警卫低声地说，最好把死者的眼睛阖上。另一个人认真地听取这个意见，默默地走到死者跟前，用手把他的眼睛阖上。他看见枕头上的十字架，拿起来看了看，把它套在米哈依洛夫的脖子上，然后画了个十字。死者的脸已经变得僵硬，阳光仍然照在他的脸上。嘴已半开着，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在嘴唇和牙龈之间反照出光芒。卫队长官终于来了，他戴着军帽佩着短剑走进来，身后跟着两名守卫。当他走近时放慢了脚步，惊疑地看着四周默然看着他的罪犯。他朝死者走近一步，像被钉住在那里一样停住脚步。似乎有点胆怯，看着这具全身赤裸干枯的尸体，脚上却仍然戴着脚镣，他惊呆了。他突然脱下军帽——其实无需这么做的——对着尸体画了一个十字。这是一张严肃、长满灰白头发、官威十足的脸。我记得在那一刹之间，旁边站着契柯诺夫，他也是一个白发老人。他一直静静端望着卫队长官的脸，用一种奇怪的神态一直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当他们眼神交会时，契柯诺夫的下唇莫名地颤抖一下。他奇怪地扭曲嘴唇，露出牙齿，好像不经意地对着卫队长官，向尸体努努嘴，快速地说：

“他也是有母亲的！”说完他就走开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句话把我的心刺了一下……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怎么会想到要说这句话的？当大家开始用床板把死者抬起，铺垫的干草发出沙沙细声，在一片寂静中，脚镣叩击着地板……大家把他抬走了。尸体一抬走，囚犯们就大声说话。我听见卫队长官在走廊要人去叫铁匠来，为死者除去脚镣……

不过，我又说得有点离题了……

第二章　医院（续）

医生查房通常是在早晨，快十一点时，他们都伴随着主治医生一起来了。一个半小时前，住院医生就已经到我们病房转过一圈了。那时我们的住院医生是一位医术不错、对人和蔼、非常友好的年轻医生。囚犯们很喜欢他，只是发现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谦虚了”。其实，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我们面前还有些怕羞，有时还会脸红。他几乎总是会按照病人的要求改变用药的剂量，甚至也会依照病人的要求来决定给他们服什么药。可见他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

无可否认，俄罗斯很多医生得到普通老百姓的敬爱和尊重。但这看上去似乎是一项悖论，因为俄罗斯老百姓普遍不信任外国医生和外国药物。实际上，普通百姓宁可去找女巫或者用祖传的秘方（这些祖传秘方不应该被鄙视），甚至忍受连续几年的严重疾病的痛苦，也不愿意去医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与医药无关的事实，即老百姓普遍不信任一切与官方行政管理有联系的那些形式主义。再加上他们听说过有关医院一些荒谬的，但有时也是有凭有据的恐怖流言，对医院产生了偏见和恐惧的心理。

但是，最使老百姓感到不安和惊恐的是医院里那种僵硬的德国式管理制度，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准亲友或熟人来护理，严格控制饮食，医生和助理人员的冷酷态度以及切片化验和尸体解剖等等。此外，老百姓认为医生是为老爷及富人们服务的，因为医生本身也是老爷。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并非没有例外。在与医生们认识并熟悉以后，这些担忧很快就消失了。在我看来，这是直接与我们的医生——大多是年轻的医生——的信用有关的。他们大多数是能够赢得老百姓的尊重，甚至敬爱的。至少我现在描写的，都是我在多处与多次所看到和经历过的，我没有理由认为，在其他地方不是这样。当然，有些地方的医生受贿，从医院里获取利润，罔顾病人，甚至忘记了所谓医学。这种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我说的是多数情况，也就是说，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医学界的主流精神和趋势。那些胡作非为的庸医，是羊群中的狼，无论他们如何辩解，不管理由多么正当，诸如环境的逼迫等等，他们永远是错的，特别是当他们失去了人性。医生给予病人温柔的、如兄弟般的同情和爱心，有时甚至能胜过任何药物。我们早该停止抱怨环境在吞噬我们的精神。环境也许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完全如此。一个了解如何来遮掩自己劣迹的流氓总是用环境影响作为藉口，以期他的过错被大家遗忘。这往往只是一种卑鄙肮脏的伎俩，特别是如果当事人能说会写、滔滔诡辨的话。

好了，我又离题了。我只是想说，老百姓主要怀疑和敌视的是官僚作风和政府管理的医疗制度，而不是医生本身。其实，当他们熟悉他们的医生以后，很多的偏见也就随即消失了。只可惜，医院里的规则和设施在很多方面并非人性化，仍然与老百姓的生活习惯相背，无法得到老百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至少，我自己的经验给了我这种印象。

我们的住院医生通常在每个病人床前停下来，非常认真仔细地检查、询问病情，然后开出处方，规定剂量。有时他发现病人其实没有病，只不过作为一名囚犯，想从艰辛的工作中解脱，在床垫上躺一躺休息，而不是常年躺在牢房里的木板上，况且可以睡在温暖的病房里，而不是窝在挤满着一大堆脸色苍白憔悴的待审被告牢房里。在俄罗斯，待审被告几乎总是脸色苍白且憔悴的——他们的待遇和精神状态总是比已判刑的囚犯更差。

对于这种装病的“病人”，我们的住院医生总是冷静地为他们写上“febris catarhalis”[1]。有时甚至让他们留下躺卧一个星期。我们都在笑这“febris catarhalis”。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某种约定，指的是假装生病。囚犯们把“febris catarhalis”翻译成“备用针”。有时有些健壮的“病人”利用医生的同情心继续装病，直到被驱逐出去为止。然而你看我们的这位住院医生，他很害羞，似乎羞于直接对病人说，“你已经恢复健康了，应该可以出院了。”虽然他有权利不需作任何谈话，也不用哄骗他，只需在病人的登记卡上写上“Sanat est”[2]两字。但是他总会先向病人作些暗示，然后催促道：“是不是该出院了，是吗？你几乎已经很健康了，病房现在很挤……”等等，直到病人自己也感到羞愧，终就自行出院。主治医生则要严厉得多，他对待病人非常人道，很诚实，他也很喜欢病人，但对待病情的态度却很严肃，很坚决，甚至表现得极其严谨。我们反而特别尊敬他。住院医生来过后，他在全体医生的陪同下，对每名病人一个个地查诊，在那些重症病患床前停留的时间最长，总是对病人说一些令人鼓舞的，往往是亲切善良的话，在病人之中普遍取得了良好的印象。对于那些患“蓝舌病”者，他从来没有拒绝接收或把他们送回去，但是如果有些这样的“病人”决定要在医院里拖延住下去，他会开出病愈证明，对他说：“好了，我的孩子，你已经躺在这里休息过了，你不能做得太过分了。”

这些人一般是因为懒惰不愿工作，特别是在夏季。或者是那些正在等待判决的被告。我记得其中有一人，医生曾经采取过特别严厉的，甚至残酷的措施，把他赶出了医院。他患的是眼疾，眼睛发红，抱怨眼球剧烈刺痛。医生开始试着用药膏和眼药水滴入眼睛，但是无法把他的眼睛洗干净，无法治愈。医生渐渐猜测到他的眼疾是假的，因为炎症既没好转也没变得更糟，始终是同样的状态，无法根治，这种情况相当可疑。所有的囚犯们早就知道他是在作假，欺骗医生，虽然他并不承认。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挺帅，但我们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不好。他很诡秘、猜疑，老是皱着眉头，从来不跟人说话，看起人来也是斜着眼睛，好像他对谁都不信任。我记得，有人甚至害怕他会做出伤害人的事情来。

他是一名军人，因为偷窃被捕，判了一千棍，被送到刑事牢房执行。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为了推迟惩罚的时间，囚犯会作出一些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行刑前夕，他会用刀刺伤某位长官或者任何他自己的兄弟，这样他就会面临一次新的审判，因而至少把惩罚推迟两个月，也就是说，达到了他的目的。至于两个月后他将被判处两倍或三倍更严重的惩罚，那后果他是不管的，只要能把这等待受刑的可怕时刻推迟，哪怕只有推迟几天也好，到那时无论怎样都行——有时他们这种强烈的沮丧感完全是出乎常人意料的。

我们彼此窃窃私语，感到我们应该对这个患眼疾的人加以注意，以防他在绝望之际在深夜刺死谁。然而，这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预防措施，甚至他邻床的那些人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一天晚上，有人看到了，他从什么地方取出一些石灰石膏和别的东西揉进眼睛里，到第二天早晨，他的眼睛又变成了红色。最后，主治医生只得摇头，威胁他说，他们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使用了一切方法，但无法治愈他的眼疾，因此他决定采取更加激烈、但却是非常痛苦的手段：像替马治病一样，给他引脓。但是这个可怜的人太固执了，或许也是太懦弱了，仍然“不肯痊愈”，因为不管这种治疗是多么痛苦，终究也比不上鞭笞。

引脓的过程是这样的：用手捏起病人颈部的皮肤，向外拉得越多越好，然后用小刀在皮肤上切开两个口，然后把一根指头一般粗细的绞纱从切口中塞进去，然后固定在每天的某一时刻在切口里抽动这根绞纱，把血水和脓抽出来，使那切开的伤口不能愈合，一直引流。这个可怜的人忍受着这种可怕的折磨好几天，最后只得同意签字出院。他的眼睛在同一天恢复了健康。等他的脖子康复后，他就会返回牢房，以便第二天接受一千下的鞭笞。

当然，处罚前的时刻对受刑者的心灵是极其震惊的，也许我指责他们懦弱和胆怯是错误的。只是为了推迟处罚的时间，宁愿以后受两倍到三倍的处罚，自然是非常痛苦可怕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提到，还有人挨了第一次鞭笞以后，伤口还未愈合，就想快点把余下的鞭笞执行完，以求早点离开医院，在警卫室里的日子自然要比进牢房里去服苦役要糟糕得多。对某些人来说，除了天生就有的不同气质以外，经常受鞭笞使他的身体和意志变得更加刚强无畏。最后，惩罚就像一件小事，没什么可怕的了。一般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这里的特科有名囚犯，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卡尔梅克人，他叫亚历山大，我们有时为了好玩叫他亚历克山德里那。他是一个奇怪的家伙，调皮，无畏，但心地很好。他嘻嘻哈哈的告诉我，他曾经被打了四千下。他说他从一个皮肤细嫩的孩子起，一直到他长大，在他生活的部落里几乎总是挨打，背上留下的疤痕可以作证。他断然发誓，如果他不是因为从小挨打，他绝对忍受不了这四千下的。他把这归功于从小的棒打教育。

“不管为了什么事情，他们都要殴打我，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我的床上，面对着炉里的火光说道，“我被打了十五年，没有任何理由。从我开始有记忆的那一天起，每天要打我好几次，谁想打就打，所以后来我绝对习惯了。”他是怎么参加军队的，我不知道，我也不记得了，不过，也许就像他说过的。他一直是个逃兵和流浪汉，我只记得他的故事。他因为杀了长官，被判处四千棍棒，他害怕得要命。“我知道我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可能会被打死，四千棍棒，那可不是开玩笑的！此外，所有的长官为了这件事，都欲置我死地而后快！我知道这不会是玫瑰香水，我甚至相信我应该死于棍棒之下。因此我决定要洗礼，我想，也许，他们因此不会打我。不管怎么样，试试总比不试强。我的同伴们对我说这不会有用的。但我想还是尝试一下，也许他们会接受一个洗了礼的可怜人，他们对基督徒比对伊斯兰教徒更宽容。我的确受了神圣的洗礼，被命名为亚历山大。但是我还是得受刑。我很生气，对自己说，‘等着吧，我会把你们都一块带走的。’你相信吗？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他们被我骗了！我会装死，当然那不是真的死，但我肯定能装得像是灵魂已从我的身体离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把我带去打了一千棍：我浑身皮肤像在灼烧，我尖叫着。接着又是一千棍，我想，我的末日到了，脑子已完全迷糊，腿也好像断了，我摔倒在地上，我的眼睛像死了一样失了神，脸色发青，没有呼吸，嘴里吐出泡沫。医生走过来说，‘他快死了。’我被送去医院，结果马上又活过来了。这样连着折腾两次，他们很生气，非常恨我，我又骗了他们两次，刚开始第三个一千棍时，我又死了过去。当他们开始第四个一千棍时，每一棍都像一把刀插进我的心脏，每一下抵得上三下，他们在往死里打！他们恨透了我。这该死的最后一千下！比前三次加在一起还要糟糕！如果不是我装死，最后那两百下真的会把我当场打死的。但我没有让他们得逞。

我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上当，我再次装死，他们又相信了，医生都相信了，他们怎能不信呢？那最后的两百下，他们愤怒地打得极狠，然而，两百下还是两千下对我来说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我只是对着他们笑。为什么呢？因为我年轻时是在棍棒下长大的。唉，我这一生挨了多少打啊！”在故事的结尾，他又加了一句。他忧郁地思索着，似乎是在努力回忆他被殴打了多少次。“不，”片刻沉默后，他补充说道，“真的数不清有多少次、被多少人殴打了。哪里能数得清呢！那些数字已不够我数了。”他看着我，很亲切地笑了起来。我忍不住回应他一个微笑。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你知道，我晚上做梦时，总是梦见人家在打我。我没有做过别的梦。”他经常在夜里大声叫喊，把其他囚犯惊醒，他们会推醒他，问他：

“你在鬼喊什么！”

这个短小精干、活跃欢快的男子，大约有四十五岁，和大家相处得都很好，就是喜欢偷东西，经常被人发现后挨打。但是在我们这里哪个人偷了不被抓？抓住了又有哪个不挨揍的呢？

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当这些不幸的人们谈起他们的受刑情况和那些督导施刑的官员时，他们连一丁点愤怒或仇恨的影子都没有，他们表现出那种异常善良的天性使我震惊。他们讲述的故事通常使我心悸，但听不到积怨和痛苦，而他们自己却像孩子一样嘎嘎地笑着。

可是，M-斯基是个例外。他告诉我关于他受到的惩罚。他不是贵族，因此被判了五百棍。我从旁了解到他的情况，就问他说，这是不是真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红着脸简短地肯定了，内心仿佛很痛苦，只是努力地不往我这边看。半分钟后，他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仇恨的火焰，愤慨得嘴唇激烈地颤抖着。我觉得他永远也不会，永远也不可能忘记他历史上的那一页。但是，一般说来，这里的每个人回忆起他们的不幸时，都有着不同的心态。当然我不能保证没有例外。“那是不可能的，”我有时候想，“他们不可能认为自己有罪，而且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尤其是他们得罪的不是自己人，而是他们的长官的情况下。”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已经说过，他们并没有良心上的自责。我没有看到过，即使是在对自己同伴犯罪的情况下也没有。至于对长官的侵犯，那就更不必说了。有时在我看来，他们对这种情况有着一种特殊的、实际的，或者可以这么说，是基于事实的看法。他们认为那是命中注定的意外事故。不知怎么回事，某种非同寻常的冲动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掉了进去。例如，囚犯总是觉得他们侵害自己的长官是有道理的，是正当的。因此，再去了解事情本身，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们明白当局对他们的侵害性行为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他们必须受到惩罚，这样双方也就达到平衡了。

当局和罪犯之间的斗争对双方都是痛苦的。罪犯知道，毫无疑问地，他周围的民众会判定他是无罪的，他会被法院无罪释放。他也知道老百姓从来没有完全责备过他，除非他对自己人、自己的兄弟或母亲犯下罪行，否则人们是不会把他看作是背叛者的。因此，他的心里很平静，意识很清明强大，在道义上没有丝毫不安，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似乎感觉到，他是有依靠的，因此并不怨恨，而把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看成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些事既不是由他们开始的，他们也无法结束。这些事情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被动之中，在顽强的斗争中继续下去。哪一名士兵与交战的土耳其人有过私人恩怨呢？但在战争中，土耳其人砍他、刺他，向他射击。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纯然是非常冷静和冷漠的。例如，一提到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他们总是显得有些愤怒。我是在第一次住院时听说这位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的，当然是从囚犯讲的故事中听说的。后来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他在指挥监狱卫队。他有三十岁模样，高大、粗壮、肥胖。牙齿白白的，胖胖的脸颊很红润，一脸假笑。从他的脸上立刻可以看出，他绝非是个聪明人。每当他担任执刑官时，总是狂暴地鞭打或棒打犯人，这是他最大的乐趣。这里我要赶紧补充一句，其他官员把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看作是个怪物，是害群之马。囚犯们也是同样的看法。在距今并不太远的美好旧时光里，也有那些爱表现自己、认真负责、努力工作的执刑官员。但他们大部分是忠于工作的，并不是抱持着处刑的狂热去鞭打犯人。

这位中尉却是个例外，在执刑方面几乎像个细腻的烹调专家。他热爱这种执刑的表演艺术，而且爱的只是这种艺术。他喜欢它，像罗马时代一个玩腻了的贵族，发明各种复杂的、不同的、违反人道的花样，基于寻求刺激，为了使他那浮肿、丑恶和脑满肠肥的灵魂得到一些欢愉。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一名囚犯被带去接受刑罚，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是执行官，一看到手持棍棒的士兵排着长长的队列，他马上就来了灵感。他得意地巡视一遍队伍，语气强调地重申，每个人必须努力、认真工作，否则……但是，士兵们已经知道这个“否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于是罪犯被带了上来，如果他至今还不认识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中尉，如果他还没有听说过这一切的来龙去脉，那么中尉在这里有一个把戏在等着他。（当然，这只是数以百计的把戏的其中一个，中尉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明。）囚犯被剥光了衣服，手被绑在枪托上，然后由士官把他拖到那条“绿街”上。每名囚犯总是在这一刻开始噙着泪，用可怜的声音祈求执行官手下留情，惩罚轻一些，不要打得太重：“尊敬的大人，”不幸的人呼叫着，“可怜可怜我吧，做做好事吧，请让我为你一辈子向上帝祷告，不要杀了我，宽恕宽恕我吧！”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就是在等待这个时机，于是命令动作立即停止，同时露出一种同情的表情开始对囚犯说：

“我的好朋友，”他说，“我能做什么呢？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法律要惩罚你，是法律。”

“大人，一切都操之在您的手里。您饶了我吧。”

“你真的以为我不可怜你吗？你认为，看到你挨打我会快乐吗？我也是人啊！不是吗？回答我，我不是人吗？”

“当然是的，大人。我们知道您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您的孩子。尊敬的父亲！”囚犯喊道，似乎感到有些希望。

“我的好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你是有头脑的。我是人道的，虽然你是个罪犯，同情你是我的责任。”

“大人，您说的再对不过了。”

“对，不管你犯了什么罪，我都应该宽恕你。但是这并不是我在惩罚你，是法律！你想想，我是为上帝和这个国家服务的，因此如果减轻了法律规定的惩罚，我就犯了重罪了！”

“大人！”

“嗯，我怎么办呢？嗯，听着，我知道我正在做错的事，但就照你希望的做吧。我会宽恕你，这次就从轻处罚你。但是如果我这次这样做的话，宽恕了你，你下一次还会希望我这样做，你会重复你的蠢事。”

“大人，我可以向您起誓。在天主的宝座前，我……”

“好了，好了。你会向我赌咒今后做个好人吗？”

“天雷劈死我，让我下地狱……”

“不要诅咒发誓，这是有罪的。我相信你的话，你说的是实话吗？”

“大人！”

“好吧，你听着，我是为了你流下的眼泪，孤儿的泪，才饶恕你的。你是孤儿吗？”

“我是一个孤儿，大人，我没有父母……”

“好吧，这是为了你孤儿的眼泪，但这是最后一次……把他带走吧。”他的声音是那样地充满情感，使这名可怜的囚犯不知道怎样为他向上帝祈祷才好。队伍开始向前移动，囚犯被领过去，鼓鸣了起来，士兵们挥起了他们的棍棒……“揍他！”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扯开嗓门高声喊道。“狠狠地抽他！剥他的皮！烧他！打重点，再打重点！这个孤儿，这个骗子！把他打倒在地！打呀，打呀！”士兵们挥舞着棍棒向他重重打下去，这个可怜人的眼中冒出火花，开始嚎叫。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跟在他后面跑，他大笑着用双手撑着腰，笑弯了腰。看着他这副模样，令人感到可悲，他怎么会那么高兴？他怎么会觉得有趣好笑？从他那响亮粗壮的笑声中，不时听到他的叫喊，“剥了他的皮！打死这个骗子，打死这个孤儿！”

他还有另一项把戏。囚犯被带去受刑时，开始苦苦哀求。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此时不装腔作势也不作鬼脸，对囚犯直截了当地说道：

“你看，我的朋友，”他说，“我会按规矩惩罚你，因为你罪有应得。但我可以给你一点帮助，我不把你绑在枪托上。你一个人自己从队列旁走过去。你可以拼命地跑，也许，每根棍棒都会打到你，但是你通过的时间会更短一些。你觉得呢？想试试吗？”

该囚犯又惊奇又怀疑地听着，心想，“也许这种方式不会比其他方式更坏。如果我加快速度，有的棍棒可能打不到我，这样所受的痛苦可能会减少五倍。”

“嗯，先生，我同意。”

“好吧，我同意。准备！看好了，不要打哈欠！”他对着士兵喊道。他事先就知道，没有一根棍棒会让罪犯的背逃过的。没有打到罪犯的士兵也很清楚地知道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

囚犯开始在“绿街”上拼命跑，但是当在他跑完十五行的队列前，棍棒早就像打鼓、像闪电似地，又快又狠地砸在他背上，可怜的人发出一声呼喊，倒在地上，像被刀砍倒，像被枪弹打中了。“不，大人，我宁愿接受普通的鞭笞……”他说着，挣扎地从地上爬起来，满脸苍白、恐惧。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早就知道整件事情的结果，当场双手撑着腰哈哈大笑。

要把我所听到有关他的一切和他发明的所有把戏都在这里描述清楚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的同伴们还用一种不同的口气谈到另一个中尉斯密卡洛夫。他在我们现任总督到职前是监狱的代理总督。他们谈到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时，虽然很淡漠，但也没有太多的恶意，只不过对他的“功绩”并不佩服，更不会去赞美。他们明显在躲避他，甚至是鄙视他。但是对于中尉斯密卡洛夫，大家对他的回忆是快乐的。他本来就不是很喜欢鞭打囚犯，他绝对没有那种兹赫莱比亚特尼可夫性格。不过，他是绝不反对鞭笞的，实际上，他的鞭笞竟然会使囚犯们回忆起来有种甜蜜的感觉——他怎么使囚犯们高兴的？他用什么博取囚犯们的欢心？为什么他会这么受欢迎？

我的囚犯伙伴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会因为一句和善的话忘了他们受到的所有折磨。我在这里说的是事实，没有试图作任何分析或调查。因此，博得他们的欢心，取得他们的爱戴，绝非难事。斯密卡洛夫中尉就是这样变得特别受人欢迎的——甚至连回忆起他如何棒打囚犯时，他们也带着甜蜜的感激之情。

“他像父亲一样慈祥。”囚犯在把他与现任的少校作比较时，甚至还会叹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甚至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他的心肠很好。有些长官本性善良、宽容大度，那又怎样呢？囚犯们照样不喜欢他们，甚至还鄙视他们。相反的，斯密卡洛夫可以用某种方式让大家感到他是我们自己人。这是一种很高级的技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自己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说来也怪，这些人中有很多人是很邪恶的，但他们有时也会变得非常受欢迎。他们不鄙视自己管辖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根本的原因！他们不欺负他人。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高人一等的气势。正好相反，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如普通人一般、平易近人的气味。罪犯对这种气味是多么敏感啊！囚犯们可以为了这种人做任何事情！如果一个最严厉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气味，他们甚至愿意用慈祥的人来作交换。如果这个最严厉的人身上有着他们的气味，而他又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和善的一面，哇，那他简直是无价之宝了！斯密卡洛夫中尉，如同我已经说过的，有时也要对囚犯执行很痛苦的惩罚，但他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使囚犯对他不仅不责怪，反而还喜欢他。我在监狱里时，那些事情早已远去，他们想起他的把戏时，还充满着笑声和欢乐。不过，他的把戏也不多，缺乏艺术家的幻想。事实上，他只有一个把戏，唯一的一个。这个把戏把他逗乐了几乎整整一年。他很为它感到骄傲，也许就是因为这是他唯一一项成就，其中不乏幽默。

比如，有名犯了错的囚犯被带进来，斯密卡洛夫会自己来协助执行刑罚。行刑期间，他面带微笑，和囚犯开着玩笑，不管囚犯惹的是什么祸，他会问些完全不相关的问题，诸如他的个人隐私、他的家庭、牢房里的一些人和事，而且并没有任何目的，也不带任何戏弄的意思，但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他真的很想知道这些事情。士兵给他拿来棍棒和他的椅子，他坐下来，甚至抽起烟管。他有一根很长的烟管。囚犯开始向他求饶……

“不要这样啦，老弟，你躺下来吧……”斯密卡洛夫对囚犯说。

囚犯叹了口气，躺在地上。

“好，我的朋友，你知道怎么背圣诗吗？”

“我当然知道，大人，我受过洗礼，从小就学会了。”

“那好，背吧。”

囚犯知道该背什么，事先也知道在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个程序已重复过三十次了。是的，斯密卡洛夫知道，囚犯都知道这个过程。甚至那些持棒站在受刑者前面的士兵也早有所耳闻，但他一次次地重复着。他是真心喜欢这么做，也许他认为这是永远的爱，也许只是因为他对文学的爱好而编撰出来的。囚犯开始背诵了，持棒的士兵在等待命令，斯密卡洛夫甚至从座椅上弯下身子，举起手，停止抽烟，等待那段著名的诗句，囚犯背完圣诗的第一行后，背到最后的“在天堂”那几个字时，恰到好处。“停！”中尉喊道，他像一个被闪光点燃灵感的人一样，把举着的手向下挥下，大声叫道：“你有了它！”

他爆发出一阵大笑。站在周围的士兵也咧嘴露齿地大笑起来，执刑者也笑了出来，甚至连受刑的囚犯也在傻笑，尽管在“你有了它！”的一声令下，棍棒已在空中发出长啸声，一瞬间像剃刀一样向囚犯的肉体上切了下去。斯密卡洛夫很高兴。他高兴是因为他自己编的：“在天堂”和“你有了它”，真是妙不可言，而且还押韵[3]。

斯密卡洛夫在刑罚结束后很高兴地走了出去。受刑的囚犯对斯密卡洛夫感到很满意，半小时以后已经在牢房里，对大家津津乐道地讲述起这重复了三十一次的经历。“一句话，一个好人！一个有趣的人！”

甚至直到现在，有时在囚犯们的嘴里还经常提起这位好中尉。

“有一次，你去埃塔，兄弟，”一名囚犯说，他整张脸都沉浸在微笑的回忆之中，“他已经坐在那里，穿着晨袍，坐在窗前喝茶抽烟。你向他脱下帽子。‘你去哪里啊？阿克赛诺夫，怎么回事？’”

“‘去做工，米哈依尔·瓦西里奇。’‘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工厂？’他自己笑了……真是个好人，一个有灵魂的人！”

“这种人已经不容易找到了！”听众中有人说。

[1]拉丁文，意指“蓝舌病”。

[2]拉丁文，意指“健康”。

[3]“在天堂”（на небеси）和“你有了它”（А тыему поднеси）原文音韵相谐，又有双关诙谐。

第三章　医院（续）

我之所以现在提起刑罚，提起担负这种有趣职责的各式各样执刑人，是因为我住在医院里时，才对这些事情有了眼见为实的概念。在此之前，我听到的都只是传闻。我们城市和全区的所有军营、牢房和其他部队受了笞刑的罪犯都被送到我们这两间病房里。我初来乍到，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有着强烈贪婪的好奇心。那些奇特的规矩和那些刚受了笞刑的，或者是正要接受笞刑的人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兴奋、困惑，但也很害怕。

我记得，当时我突然非常渴望深入了解所有的细节和新的发展，听取其他犯人对这件事的故事和谈话，向他们提一些问题寻求答案。我希望知道各种等级的判决和行刑情况、这些行刑之间的差别和囚犯们自己的看法，我努力去想象受刑人的心理状态。行刑前很少有人是冷静的，甚至那些多次受刑的人也一样。一般而言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恐惧，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恐惧，会不由自主地，不可抗拒地压倒人类一切道德本性。

我在监狱这些年里，不知不觉地注意到那些受了一半刑罚，卧在医院的床上，医治他们的背伤，出院的第二天再被处以另一半刑罚的罪犯。这种分成两次的行刑总是由行刑时在场的医生来判断决定。如果根据犯的罪行被判定的笞刑数量很大，囚犯一次无法承受，那么就要把总数分成两部分或者三部分来执行，这要根据医生的判断来决定。[4]那就是说，要看受刑人能否继续通过行刑的士兵队列，继续下去会不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危险。一般五百杖、一千杖，甚至一千五百杖都是一次执行完的，但如果是两千或三千杖，总是会被分为两半，甚至三部分。

那些被执行了前半、背部痊愈后的罪犯，在出院前夕，面对接受余下刑罚的前一天，总是心情烦躁、忧郁、沉默寡言、反应迟钝，注意力出现某种不自然的涣散。他们不再和人交谈，变得更加沉默。有趣的是，其他囚犯也从来不主动和他们说话，或者努力不去提起那件在等待着他们的事。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安慰，甚至尽量不去注意他们。这样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是更好的。但也有例外，例如，那个我已经提过的奥尔洛夫，在刚刚受了前半部刑罚以后，他就很恼火。他的背部没能愈合，不能早日出院，不能接受刑罚的剩余部分，这样他就没法尽早在被送往指定发配地方的途中逃跑。除了这个唯一的目的以外，只有上帝才知道他的脑海里还在想些什么。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和顽强的人，这种激情使他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他是一个狡猾的无赖，进医院时看起来很高兴，虽然他努力想抑制自己的感情，但他是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中。他在接受第一部分刑罚前，就认为他不可能承受这样的酷刑，一定会死在棍棒下。他还在羁押待审时，就听说了有关当局的各种传闻，准备一死。然而，在接受上半部分刑罚后，他又有了勇气。他来医院时已被打个半死，我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创伤，但他的心里却很快乐，他仍然活着，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那些传言都是假的，他已从棍棒下存活下来，所以经过长时间的拘押，他已经开始梦想逃跑、自由、田野和森林……

出院两天后，他在同一家医院里的同一张旧床上去世了，他终究无法承受下半部分的刑罚。

然而，那些在受刑前已经度过了艰难的日日夜夜的囚犯们都能勇敢地面对刑罚，甚至连最胆小的人也不例外。我很少听到他们的呻吟声，即使是在他们入院的第一晚，就算是被打得非常厉害的那些人，所有的人都能够忍受。

我经常问许多人有关受刑的痛苦。我想知道那刑罚究竟有多大的痛苦，想给它下一个定义。它可以进行比较吗？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但是请记住，不要以为这是我无所事事的好奇心。我重申一次，对于这件事，我是非常激动和震惊的。不过无论问谁，我都无法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像被火在灼烧。”——这是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答案。

刚开始我和M-斯基靠得很近，想从他那里得到答案。

“像火一样在烧吗？”我问他。

“好痛，”他回答说，“非常痛，感觉像火在灼烧，热度很高，像烤肉一样。”总之，他们都是这么说。不过，我记得，有一天我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但囚犯们自己都强烈支持它：那就是，量大的鞭笞是最严重的惩罚。这听来似乎荒谬，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五百鞭，甚至四百鞭可以把人打死，而且超过五百鞭，几乎可以肯定会把人打死。一个最强壮的人也无法一次忍受一千鞭。但是如果用棍棒打，五百棍之后人还可以活动，没有任何生命危险。一个普通人可以承受一千棍而不用担心他的生命。甚至两千棍也不会把一个中等强壮的健康人打死。所有的囚犯都说，鞭笞更厉害。

“鞭子打，伤得更重，恢复更慢，”他们说，“更痛苦。”

鞭子自然一定更痛苦，因为它们对神经系统的刺激更为严重，使神经系统兴奋得超越限度，震荡得超出可能承受的范围。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就在不久前，有些先生还以鞭打寻乐，使人记起萨德侯爵和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5]在瓜分他们猎物时候的那种样子。我认为在这种快感中一定也包含了一种恐怖，这些女士和先生们一定同时经历了快感和痛苦的。

有些人像老虎一样渴望着舐血。凡是那些曾经对上帝创造的，和自己相同的人的血肉灵魂使用了这种无限权力的人，凡是用极端高压来凌辱压迫具有上帝形象的另一个造物的人，他会无法拒绝对那种刺激的渴望。暴政一开始只是个习惯，但如果任其发展，最后就会成为疾病。我认为，最好的人可以因为这种习惯而变得像野兽一样粗暴、迟钝。血和权力会使人醇醉中毒，发展成为无情和放荡，他的心灵和感官会变得能够接受最变态的残暴，并且认为是一种乐趣。一旦人和公民被暴政吞噬，想回复人的尊严、忏悔和道德复兴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容否认，这样的自我意志行为是有可能传染到全社会的。这种权力具有诱惑性。一个对这种现象冷漠看待的社会已经被感染到它的骨髓里了。总而言之，对他人的肉体施行暴力的权力是我们社会的毒疮之一，是尝试湮灭民主的最强暴手段。是社会必将无可救药地腐败下去的根源。

社会是不屑于刽子手的，但对于绅士模样的刽子手却不尽然。只在最近才出现了仅仅在书本上发表过抽象的反面意见。即使是那些表达这些意见的人士，也还没有来得及在自己心里破除对这种专制暴政的需要。甚至每个制造商，每个工头一定会有一种满足感，因为他们的雇员及其家庭都依靠着他们。我敢肯定，人不会这么快就从遗传在他身上的一切中解脱出来，人不会那样快就把母乳传输在他血液里的一切放弃掉的。草率的改革不可能如此迅速完成。仅仅意识到内疚和忏悔罪恶是不够的，那种作用是非常非常小的。必须把一切都遗忘。但这并非能在短时间内做得到的。

我谈到了刽子手。几乎每一个现代人在他体内都有这种刽子手属性的胚胎。但是这种兽性在每个人身上的发展是不均等的。如果它在某人身上发展得压倒所有其他人性的时候，这样的人，势必会变得非常可怕和丑陋。

刽子手有两种：一种是自愿选择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们的职业责任被勉强的。前者更加卑鄙恶劣，但是人们对后者更加厌恶。在各个方面痛恨他、躲避他，出自一种躲避恐怖、厌恶屠夫的本能。这种恐惧几乎达到神秘的、近乎迷信的程度。而对前者，人们却表现出一种冷漠，甚至几乎到了一种放纵的地步？

我这里有几个非常奇怪的例子。我认识几个善良、诚实，甚至受到社会尊重的人士。但是如果受刑人在棍棒下不喊叫、不求饶，他们却不能轻易地放过他。受刑人必须尖叫求饶。这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而且这被认为是体面和必要的。如果有一天，受刑人不愿意叫喊，行刑人反而会将之视作一种侮辱。我知道，这种行刑人也许在其他方面是个善良的人，他起初只想轻轻地惩罚一下，但是因为没有听到通常那种“大人，亲爱的父亲，饶了我吧，让我为你向上帝祈祷，……”等等的话，竟然因此被激怒了，给了罪犯额外五十棍，希望听到尖叫声和请求声，最终他确实听到了。“简直难以相信，先生，这个人太粗鲁了。”他会很认真地回应你。

至于官方的刽子手，那种被强迫担负职业责任的刽子手，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些判处监禁或流放的罪犯，被留下来当了刽子手。他们起初向其他刽子手学习，学成后就永远留在监狱里，住在特殊的房间里，甚至还有自己的农场。但他们总是在卫兵的监护之下。虽然刽子手有他们的职责，但他们也是人而不是机器，有时也会情绪激动。鞭打会给他们带来一点乐趣，但是他们和受刑人之间几乎从来没有个人仇恨。他们渴望向他们的朋友炫耀快速鞭打的艺术，公开显露自己的骄傲技艺。他正在为了这种艺术而努力。此外，他很清楚，他是个被大家唾弃的人，那种迷信的恐惧无处不在地跟随着他。你无法断定，这会不会已经影响了他，这会不会引起他的愤怒，这会不会增强了他那野兽的倾向。甚至连孩子们都会说，刽子手是“没有父母的”。这真是奇怪！

所有我见过的刽子手都是很聪明但又非常自负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自负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他们的蔑视而产生的，是不是因为他们给予大家的恐惧感，以及他们对受刑者的掌控而加剧的。也许甚至是他们在刑场上出现在公众面前时，那种形象和戏剧性的情况助长了他们身上的傲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里，我有机会经常见到并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普通的刽子手。此人中等身材，肌肉发达，约四十岁。有一张愉快、睿智的脸和卷曲的头发。外表总是非常庄重平静，像位绅士一样。回答问题总是简短、理智，甚至亲切，但不知何故，温柔中带着一种傲慢，仿佛在我面前夸耀一般。警卫人员往往当着我的面和他说话，有的警卫似乎对他很尊重。他是知道这点的，因此在长官面前表现得很有礼貌和自信。

他的上司对他越和蔼，他就越是刻意装得有礼貌。但我敢肯定，就在那一刻，他以为自己是远远高于他的上司的。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有时候，在非常炎热的夏天，他在卫兵的监护下被派到城里去，用一根细长的竹竿去打野狗。这座城市里有很多狗，它们不属于任何人，而且繁殖得特别快。在暑期里，他们变得很危险，因此当局命令派一个刽子手去扑灭它们。这种屈辱的工作显然并没有羞辱他。你应该已经看到了他有什么样的尊严。他在疲惫的卫兵伴随下走过大街小巷，仅仅是他脸上的烙印就使迎面走过的妇女和儿童惊恐不已，他却平静地，甚至傲慢地看着所有遇到的人。

刽子手的生活是自由的。他们有的是钱，吃喝也都很好。钱是由其他人贿赂他们而来。平民被告由法院判决后，总是要拿出一些东西，哪怕是最后仅有的，送给刽子手。但对于另一些有钱的被告，他们会估计被告的资产定出一个索取数，有索取三十卢布的，也有索取更多的。对于非常有钱的，他们甚至讨价还价进行交易。刽子手当然不能把刑罚处理得太随便，他是要用自己的背来负责的。但是，在得到一定的贿赂后，他会承诺设法不对受刑者造成真正的伤害。罪犯几乎总是同意他提出的价钱，如果不同意，他真的会执行得非常残酷，这完全是他的权力。有时候，他会对一个非常贫穷的被告强行索取一笔很大的数目，被告的亲戚会跑来和他谈价钱，向他鞠躬，如果不能使他满意的话，会遇到很大麻烦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向罪犯暗示的那种迷信的恐惧大大地帮助了他。

我听过许多有关刽子手神奇的事情！囚犯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刽子手可以一击就把人打死。但首先，有谁尝试过吗？也许事实真是如此，只是大家谈论得太武断了。刽子手自己也非常确定地对我说，他是能够做到的。囚犯还告诉我，刽子手还有一种打法，挥鞭下去，罪犯不会感到任何疼痛，而且连最小的疤痕都不会在背上留下。然而，刽子手所有的这些技巧人们都讲得太多了。即使刽子手收受贿赂答应惩罚得轻些，但第一下他还是会用尽全力打下去的。实际上，这已经成了习惯做法。随后他会打得轻一些，特别是如果他们事先已经收了钱。但不管你付钱与否，第一下是属于他的。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要让受刑者先感觉到最强烈的疼痛，所以对随后而来较轻的鞭笞会感到好受点呢？或者只是想给受刑者一个下马威，使其感到恐怖，让他明白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其实，在任何情况下，刽子手自己在行刑前会处于极其亢奋的状态，似乎感受到他拥有的力量和权力。他在那一刻已经成了一个演员，在被他吓坏的观众面前表演着并不是令人感到很不愉快的奇迹，他在第一下打下去之前，呼喊着他的受刑者，“支持住，我会烧了你！”这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能听见的致命宣言。

真是很难想象，人性怎么可能会扭曲成这样。

住院初期，我非常无聊地倾听着这些囚犯的故事。每天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上午医生来查诊还有些趣味。他们走后不久就开始用饭。饭菜虽然单调，但也给了我们一些乐趣。根据病人的病情，饭菜是不同的。有的人只有一份汤，汤里放了些谷物，有些人只领到一些面糊，还有些人领到的是粥，这是很多人喜欢吃的。囚犯由于久卧身体虚弱，希望能有点美味佳肴，那些几乎恢复健康的病人会领到一块水煮牛肉。最好的菜是给那些坏血病患者的，有洋葱、姜片炒牛肉等，有时还加上一杯伏特加酒。面包也视病情而定，黑的、半白的、烤得很有味，精确的定量分配令人发噱。

有些病人什么都不吃。有些病人食欲好，就想吃他们要吃的东西。有些人互相交换饭菜，分配给某种病人的饭菜会转给完全不同的病人。有些需要控制饮食的病人得到的食品较少，他们就从坏血病人那里买牛肉，喝医院自己酿造的啤酒。他们从那些按照规定可以得到他们想吃的食品的人手里购买。有些人甚至吃了两份。这些食品可以用现金买。牛肉的价钱相当高，值五个戈比。如果我们的病房里买不到，可以由守卫监护着到另一间病房去买，如果还是买不到，就到士兵的病房，在我们这里称作“自由病房”里去买。在那里总是有人肯出让，他们自己只留下面包，而用其他食物换钱。

多数病人没钱。那些有钱的，打点别人去市场上买面包，甚至还买回些美味的食物。狱警替病人做这些事不收费用。饭后是最无聊的时候，有些人因为无事可做而睡觉，其他人不是争吵就是大声讲些什么故事。没有新病人入院时就更无聊了。新病人的到来几乎总是会给病人们带来一些兴奋，尤其是当无人知晓新病人的任何情况时。大家会询问他的过去，他是做什么的？从哪里来的？是为了什么来的？……等等那些事情。

特别使大家感兴趣的是那些被发配充军的人，那些人总是会告诉我们一些事。他们不谈自己的私事，因此，如果那人自己不说，从来没有人会去问他。问的只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和谁一起去？走哪条道？等等。有些人听到一个新的故事，会讲起自己看过和做过的一些事。话题主要是：充军的队伍、带队人、行刑人等等。

大约就在快接近黄昏的时候，挨了笞刑的那些人被送了进来。他们的出现总会引起一种强烈的刺激。但不是每天都会有这些人出现的。哪天如果没有新人入院，这一天大家都会显得有些萎靡不振，看着熟识的脸，彼此似乎感觉异常讨厌、无聊，甚至会吵架。

当有“疯子”被送进来做医学鉴定时，囚犯们会兴奋到甚至疯狂。那些被判了笞刑的人为了避免受刑，有时偶尔会装疯卖傻。但是他们很快就会被揭穿，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决定改变自己的状态。他们闹了两、三天以后，会突然无缘无故地变得聪明，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阴沉地要求出院。囚犯和医生都不会责备他们，也不会羞辱他们，更不会去戳破他近前的那种疯态，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出院，默默地为他送行。过了两、三天，他被处以笞刑后，又回到了我们的病房。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但是，如果送进来鉴定的是个真疯子，那可是上帝对整个病房的惩罚。有些疯子好玩、活泼、尖叫、跳舞、唱歌。一开始囚犯们几乎都被逗得很开心。

“真有趣！”他们看着一个新进来的疯子说。但是我看见他，却感到非常难过和压抑，我从来无法冷静地去看待一个疯子。

不过，疯子那无休止的、令人不安的滑稽动作和笑声显露出那种绝对的疯狂，很快使我们感到无聊、厌烦，不到两天就失去所有的耐心。其中一个疯子在我们病房里待了三个星期，弄得我们简直想从病房里逃走。更糟的是，当时又来了一个疯子。他给了我很深的特殊印象。这件事发生在我入狱的第三年。

在第一年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入监的最初几个月里，春天时分，我随一些筑炉工到两俄里外的一家砖厂里去当搬运工。为夏季生产用的砖窑做必要的维修工作。当天上午在工厂里，M-斯基和Б-斯基给我介绍认识了住在那里的监工，军士奥斯特洛兹斯基。他是个波兰人，六十岁左右，高高瘦瘦的，打扮很得体、庄重。他长期在西伯利亚服务，出身平民，在军队里待了三十年了。M-斯基和Б-斯基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他一直在读天主教圣经。我跟他谈话时，他说起话来是那么的温和理性。他看我也是一个和蔼诚实的人，就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情。自那以后，我有两年时间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为了某个案件而接受调查。现在他突然作为疯子被送进病房里来。他进来的时候，笑着、尖叫着，用卡玛林斯基那种最下流的姿势在病房里跳舞。囚犯们激动不已，但我却很伤心……三天以后，我们不知道怎样应付他了。他争吵、打架、尖叫、唱歌，甚至在夜间也唱，每一刻都做出那种令人恶心的滑稽动作。

他不惧怕任何人。他们给他穿上精神病人的约束服，但是情况更加糟糕。他继续不断地和人争吵，碰到每个人几乎都要动手打人。在这三个星期里，整间病房的人都要求主治医生把这个疯子转到另一间犯人病房去。但转过去两天后，那间病房又要求将他转回到我们这里。因为我们这里有两个疯子，都是不安静和恶斗型的，于是只能在两间病房之间互相轮流交换。但事实证明，这两个疯子情况都变得更糟。最后，他们终于被送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了，大家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我还记得另一类奇怪的疯子。一个夏天，送进来一个被判了刑的人，他看起来很健康，强壮有力，年约四十五岁。因为患了天花，脸变得很丑。非常郁闷、严峻，有着两只浮肿的红眼睛。他的床就在我的床旁边。他很矮小，叫斯米尔诺夫。他不和人说话，坐在床上，像是一直在思考什么。

天已经黑了，他突然对我说话。直截了当、事不容迟似的，仿佛急于要告诉我什么极大的秘密。他告诉我，有一天他会受到两千笞刑，但现在不会了，因为Г上校的女儿在为他采取行动。我疑惑地看着他，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依我看来，上校的女儿是无能为力的。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疯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患者送进来的。我问他，他患的是什么病？他告诉我，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但是，他完全是健康的，上校的女儿爱上了他，她在两个星期前坐着马车经过警卫室，他那时正好从小铁窗往外张望。她一看见她，立刻就爱上他了。从那时起，她用不同的藉口已经到警卫室里来过三次，第一次随着她父亲来看正在监狱里值班的哥哥，第二次是和她的母亲一起来发放施舍，在走近他的时候低声对他说，她爱他，并会想办法救他出去。奇怪的是，他把这个荒谬的故事讲得那么细微详尽，而这些情节当然是全部在他那个被搅乱了的可怜脑袋里臆造出来的。但他却坚信他会被免去刑罚。他冷静地讲述着那位女士对他充满激情的爱情。从一个脸上带着悲伤痛苦表情的五十岁丑陋男人嘴里听到，一个女孩如此狂热地爱上他，听到这样一个浪漫荒诞的故事是非常离奇的。但令人真正感到奇怪的是，恐怖的刑罚对一个胆怯的灵魂造成了何种影响。也许，他真的看到了窗外的某人。于是他心中每时每刻增强着的狂妄和恐惧突然一下子找到了形式和出口。

这名可怜的士兵可能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想过年轻女子，突然虚构了这则崭新的浪漫故事，本能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我默默地听着，并把这件事告诉其他犯人。但是，当别人开始对他表示好奇的时候，他竟清醒地沉默了。第二天，医生问了他很久，因为他告诉医生他没有生病，并且诊断的结果也是如此。然后医生把他列在出院的名单上。当我们得知他的病情单上写的是“Sanat.est”[6]时已经太晚了。我们是在医生离开病房以后才知道的，所以无法告诉他们其中的内情。是的，我们自己当时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才是他的主要病因。

整件事情的错误源于送他到医院里来的长官，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送他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疏忽。也许送他来的人只是猜测，并不相信他真的疯了，他听到一些传闻之后就采取行动，把他送来做鉴定。那个不幸的人在两天后被带出去受了刑罚。这似乎让他非常吃惊，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不相信他会受罚。他们领着他穿过队列时，他大声地喊叫着：“救命啊！救命啊！”刑后他又被送进医院，因为我们病房里病床不够，他就住在另一间病房里。但我打听过他，得知他在住院的整整八天内没有对人说过任何一个字，他很困惑，也很伤心……当他的背部痊愈，他被送到某处。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至于一般的治疗和药物，据我所能观察到的，轻症病人几乎不遵医嘱、不服药。只有真正生病的重症病患会认真对待，服用医生开给他的药水和药粉。但最重要的是，那些盲目相信的外部治疗方法，比如玻璃吸毒器、药膏和放血等等，在医院里得到了优先的考虑。这是我们喜欢并会欣然接受的。使我感到兴趣的还有一件怪事。那些病人能够一声不吭地忍受棍棒鞭子的抽打，但在他们身上使用吸毒器时，竟然会常常抱怨，做出鬼脸，甚至不停地呻吟。是他们的身体变虚弱还是他们装出来的？我无法知晓。

我们医院里用的吸毒器是一种特殊的吸器。这种机器能同时在皮肤上切开十二个小口，但是这个设备被医务人员丢失或损坏了，或者是自然耗损坏了，所以医生不得不用手术刀来做切口。每个吸器必须有十二个切口。用机器切口，因为十二把刀瞬间同时快速切刺，病人不会感觉疼痛。但用手术刀切口是另一回事。手术刀切口速度相对缓慢，疼痛是感觉得到的，而且如果需要放十个吸毒器的话，那就是一百二十个切口，当然，这会是非常敏感的。我经历过这种治疗，即使感觉到疼痛，毕竟还是跟笞刑不一样的，我也没有到忍受不住想要呻吟的地步。

有时看到一个大男人折腾着身体，并沙哑着嗓子喊痛时，是很有趣的。好比一个人，在处理一些重大事项时表现得坚定和冷静，但回到家里没事做的时候却很忧郁，常常发脾气，端上饭来也不想吃。嘴里还说脏话，骂个不停，觉得一切都不自在，好像大家都在烦他，都对他粗鲁，都在折磨他——总之，“是舒适得发疯了。”有时人们会这样批评这种人。然而，这种人在普通百姓中很多，在我们监狱里大家相互挤在一起生活时，经常也会发现这样的人。有时候，大家会戏弄这样的人，骂他，让他闭嘴。那时他就会沉默了，等候大家对他的诅咒。

乌兹杨切夫特别不喜欢这类人，他从来不放弃和他们吵架的机会。他是不肯把这种机会让给别人的。这是他的乐趣、他的需要，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的疾病。但部分也是因为愚昧无知。他先认真专注地看你一眼，然后莫名其妙地用平静、有力的声音开始鼓吹他的方法，好像他是来监督我们的秩序或者管理大家的道德的。

“他什么都要管的。”囚犯们笑着说。大家都很可怜他，避免和他争论，只是偶尔笑笑罢了。

“看，你说了这么多！三辆马车都拉不完。”

“说了些什么呀？在傻瓜面前是不用脱帽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为了手术刀大喊大叫？要有耐心。”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不，我的朋友，”我们狱中的一名囚犯插话说，“用吸角一点不痛，我试过的。最痛的是他们揪起你的耳朵不放。”

他们都笑了起来。

“有人揪过你耳朵吗？”

“你以为没有吗？当然揪过的。”

“怪不得你的耳朵向外突出得那么厉害。”

这个囚犯沙布金的耳朵真的很长，而且向两侧突出。他是个无业游民，年纪还轻，理智、恬静，说话时总是带着一些严肃而隐喻的幽默，使他讲的故事增添了不少趣味。

“我怎么会想到有人揪你的耳朵呢？我怎么会想到呢，你这个笨蛋？”乌兹杨切夫介入了对话，愤怒地转向沙布金。但是，沙布金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是谁揪你的耳朵的？”有人问。

“谁？你明明知道是谁。就是那个警长。当时我们在流浪。后来，我们来到了K城。我们一行两个人，我和另一个流浪汉叶菲姆。他没有昵称。在路上，我们在托尔明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住了一晚。有这样一个村，托尔明。嗯，是的，我们走进去看了一下，可以在这里住一阵子再赶路。大家都知道，四周田野里的空气要比城里的好多了。好吧，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客栈。看看周围，我们显得有点孤单。这时有个人走到我们跟前，他像是被火烧过一样晒得黑黑的，穿着德国礼服，肘部都撕裂了。他说：

‘请问，你们有文件[7]吗？’

‘没有，’我们说，‘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先生。我有两个好朋友，也在杜鹃将军[8]手下服务。我们在这里把钱喝完了。所以我想请求您一件事，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买半瓶酒？’

‘我们很乐意。’我们说。于是我们在一起喝了酒。他们告诉我们一个地方，那里可以做一笔好生意。那幢楼在城市的边缘，住着一个富有的商人，那里有很多好东西。因此我们决定晚上去试试看。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在同一天晚上，我们才正要动手，就被逮住了。他们把我们抓到警察局，然后带到局长面前。他说他要亲自审问我们。他点燃了烟斗，喝了一杯茶。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留着胡须的人。除了我们五个人以外，他们还抓了另外三个流浪汉。可笑的是，这样的流浪汉不记得任何事情，即使你用棍棒打他们的头，他们还是什么都不知道。警察局局长然后转向我，问我说：‘你是谁？’他那声音就像从木桶里呼啸着一样震撼。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回答：‘我不记得了，先生，我都忘了。’

“‘等一下，’他说，‘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你的脸很面熟。’他的眼神盯住了我。我可从未见过他。于是他又问另一个人：‘你是谁？’

‘摇来晃去，大人。’

‘他们这样称呼你的吗？’

‘就这样叫我的，大人。’

‘好了，好了，你是摇来晃去，那你呢？’他又问第三个人。

‘我跟着他，大人。’

‘是吗，他们就这样叫你的？’

‘那么，谁被调用。我跟着他，我就叫我跟着他，大人。’

‘嗯，你这个混蛋，谁帮你取的这个名字？’

‘好人帮我取的，大人。世界上不能没有好人，大人，大家都知道的。’

‘谁是这些好人？’

‘哦，上帝。我不记得了，大人。如果你如此宽容，请原谅我吧。’

‘一切都忘了吗？’

‘全都忘了，大人。’

‘为什么呀，你有父母吗？如果是他们的话，至少你还记得吧？’

‘我想我一定有的，大人。但也有点忘了，也许有的，大人。’

‘你住在哪里？’

‘在树林里，大人。’

‘一直住在树林里吗？’

‘所有的树林里。’

‘那么，冬天也住在树林里？’

‘没见过冬天，大人。’

‘嗯，那么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斧头，大人。’

‘你呢？’

‘仔细磨，大人。’

‘那你呢？’

‘磨得好，我想是的，大人。’

‘你们都不记得些什么吗？’

‘一点也不记得了，大人。’

他站在那里忍不住笑了，他们看着他，也笑了。那些人全是又大又胖的。但是不一会，警察局长牙齿咬得吱吱作响，火冒三丈。

‘我以后会把他们全都送去坐牢的，嗯，你留下来，’他对我说，‘你到这里来，坐下！’我看见桌上有纸和笔，我想：‘他要我做什么呀？’他说：‘你坐在椅子上，拿起笔来，写！’他一把揪住了我的耳朵。我像看到魔鬼一样看着他。

‘我不知道怎么写，’我说，‘大人。’

‘写！’

‘你饶了我吧，大人。’

‘你写，你会写的，写！’他不停揪着我的耳朵，扭过来转过去的！好了，我的朋友，我会说，他如果打我三百棍也比这样好受，这样揪着折腾得我的眼里都冒出金星了。

‘写，非写不可！’”

“他怎么啦，疯啦？”

“没有，他没有发疯。T城有个书记官那时出了问题，卷款潜逃了，他的耳朵也是向外突的。当时到处张贴布告，正在查找。我的相貌有点像那个书记官。所以他这是在试探我，看我会不会写字。我怎么可能会写呢？”

“原来如此，伙计！痛吗？”

“我说过了，痛！”

大家笑了。

“嗯，那你写了吗？”

“写是写了，但是，要写什么呢？我用笔在纸上转来转去，他把我写的那张纸扔了，打了我十几个耳光，也把我送进监狱里。”

“你真的会写吗？”

“以前会的，是用羽毛笔写的，但是钢笔开始流行时就忘记怎么写了……”

我们的时间在这里，就这样，在这些喋喋不休的故事里流逝了。上帝，这是多么无聊、多么难忍啊！时间很长，非常烦闷，而且天天如此。如果有什么书可以看看也就罢了！但我还是经常进医院。尤其是在最初入狱时，经常去医院看病，有时是生了病，有时只是说谎，想离开监狱去躺一躺。监狱里的生活很苦，比这里糟糕多了，精神上更加压抑。对于我们这些前贵族，人们愤怒、敌视、争吵、嫉妒，不断地挑剔。那些仇恨、恐吓的脸孔使人感到郁闷！在医院里，大家都是平等的，互相的关系比较友好。夜晚在烛光下是一天中最伤感的时候。大家都早早上床睡觉。昏暗的烛光照在门口，荧荧发亮。而我们的角落却是一片黑暗，空气又臭又闷。有些人睡不着，起身在床上坐一或半个小时，戴着帽子的头低垂着，若有所思。一整个小时里，我看着他们，努力猜测他们在想些什么，同时也在消磨自己的时间。

有时我会开始幻想，回忆起过去的时光，脑海中会涌现出许许多多生动的图景，那时你会记起平时无法记起的许多细节。有时我又猜测着未来，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离开这座可怕的监狱？出狱后何去何从？如何生活下去？能回到家乡去吗？想着想着，希望在心里蠕动着……

有时我开始数数：一、二、三……为了使自己睡着，但不知怎么的，有时数到三千，还是无法入睡。我不断听到有人翻身。

乌兹杨切夫在咳嗽，那是一种肺病晚期的咳嗽声。他咳了一声，然后发出轻轻的呻吟，每一次，他都要说，“主啊，我有罪！我有罪！”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听到病人这种破碎和疼痛的声音，真令人悲怜交集。但在远处某个角落，有人也没有睡着，在床上说话。有人在讲自己真实的故事，那是一个遥远的、已经消逝的、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的故事，那是对妻儿的留恋。从那种近乎耳语的声音中，你感到他那些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讲故事的人是在一片片切割着自己的肉，而听的人似乎只听到了安静、平稳的微音，像水潺潺地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流动……我记得在一个漫长的冬夜里，我听到一个故事。乍听，似乎是发烧时的梦呓。好像我在发烧，躺在那里，神志不清地做了一个梦……

[4]我此处所记述有关刑罚的一切都发生在我在监狱的时候。听说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而且还在进一步改革中。——作者注

[5]俄文原文中对此二人没有注解。

[6]拉丁文：痊愈。

[7]指护照。——作者注

[8]指在树林里有杜鹃啼叫。说话者想表示他们也是流浪者。——作者注

第四章　阿库立卡的丈夫（罪犯自述故事）

夜渐深，快十二点了。我已经睡着，忽然又转醒过来。朦胧中，远处烛台的黯淡微光勉强照亮着病房……几乎所有人都睡着了。甚至连乌兹杨切夫也睡着了，静寂中听得见他的呼吸声，他喉咙里的痰随着每一次呼吸发出嘶嘎的呜声。远处的大厅里，突然传来换班岗哨沉重的脚步声，和枪托在地板上的叩击声。病房的门打开了，下士进来谨慎地查点病人。一分钟后病房又锁上了，换岗的士兵留下来，一切又像之前一样寂静。这时我才发现，离我不远的左侧，有两名病人没有睡着，仍然在窃窃私语。这经常在病房里发生，相邻的两个人，数日、数月并排躺在那里不说一句话，但不知怎么地，突然在某天夜间交谈了起来，彼此开始倾吐自己的往事。

他们似乎已经谈了很久。刚开始我并没有听到什么，甚至现在也不能完全听清楚他们在谈些什么，但渐渐地听习惯了，开始明白内容。我无法入睡，不听听又能做什么呢？其中一个人把话说得很急。他斜倚在床上，抬起头向另一人伸过脖子去，显然很兴奋激动。他很想把自己的事讲给另一个人听。那个听的人却很忧郁，完全漠不关心地坐在他的床上，伸直着双脚，偶尔喃喃自语似地应答，或者对讲述者表示一些同情，但大多时候是出于礼貌，而不是真的感兴趣。他不断地从一个盒里掏出鼻烟塞进鼻子里。这是一名军纪营来的士兵，名叫柴莱维，年约五十，是个整日郁闷，喜欢炫耀自己，喜欢进行冷酷推理的学究，是个非常自负的傻瓜。讲述者希什科夫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是我们平民监狱里的一名囚犯，在缝纫工厂里工作。迄今为止我很少关注他，以后在监狱里的期间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兴趣。他是个心地空虚、骄傲自大的人。有时沉默阴郁地生活着，举止粗暴，几个星期不说一句话。有时会突然卷入某个事件中，开始八卦，为一些琐事大发雷霆，把小道消息从一间牢房传播到另一间牢房，诽谤他人，自我失控。往往直到被人打一顿以后才又沉默下来。这是一个懦弱的家伙。不知为什么，他不屑治疗。他又矮又瘦，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些许不安，有时呆蠢地沉思着。有时他正讲得非常起劲，甚至挥舞着双手。突然间自己中断话题，又被新的细节吸引，忘记刚开始他在谈论些什么。他经常骂人，总是牢骚满腹，在受到任何人凌辱时，情绪化得几乎哭出来。他喜欢弹巴拉莱卡琴，弹得不错，甚至在派对上跳舞。过节时，在其他人的鼓励下他跳得很好。很容易让他为你把事情很快搞定，但他不是真的那么听话，而是爱拉关系、拍马屁。

我听了很久，无法理解他谈的是什么事。我一开始觉得他老是离题。他可能也注意到柴莱维对他的故事毫无兴趣。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服自己，他的倾听者是非常注意在听的。否则也许他会感到非常痛苦。

“有时他到市场上去，”他继续说着，“所有人都对他鞠躬致敬，因为一句话，他有钱。”

“你说他在做生意，是吗？”

“嗯，是的，他是做生意的。生意人在我们国家里是极其贫穷可怜的。妇女要走上几俄里去河边打水回来灌浇菜园。他们没穿衣服，几乎裸着身子，到了秋天收成时，连菜汤也没得喝。我告诉你，那真是一场饥荒。还好，他有一大块田。他雇了一些人来耕作，一共三个。他还有一个蜂房。他卖蜂蜜，他也做牛的交易。在我们地方上，他很受大家的尊重。他很老了，七十岁，身子很笨重，头发花白。当他穿着狐皮大衣到市场上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对他行礼。

‘您好，阿库德·特洛费米奇先生！’

‘早安！’他也还礼道，他从来不嫌恶任何人，‘你过得怎样？’

‘上帝保佑你长寿，阿库德·特洛费米奇！’

‘你日子过得怎样？’他问道。

‘我们的日子永远像烟灰一般白。先生，您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我会说，在那块田里流尽了汗水，就够赎罪了。’

‘但愿您长寿，阿库德·特洛费米奇！’

他不嫌恶任何人，说话时，每一个字就好像是扔出一个卢布。他读了很多书，认得字，读的都是神学书。他让老妇人在他面前坐下：‘听着，我的妻子，你要明白！’然后开始解释。老妇人也不是很老，这是他为了要个孩子而娶的续弦。元配没有生孩子。续弦玛丽亚·斯特潘诺夫娜生了两个儿子，当时还是青少年，小的那个叫瓦夏，是他六十岁时生的，阿库立卡是长女，十八岁。”

“那就是你的妻子，是吗？”

“等等，等等，一开始是费里卡·莫罗佐夫大闹特闹，他对阿库德说，‘让我们算算总账，把钱分一分。你把四百卢布还给我，我不是你的长工，我不想和你做生意了。我也不愿娶你的阿库立卡。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我父母死了，我要好好地玩乐，把钱都喝光，然后去当兵，十年后当了元帅再回来。’阿库德把钱给他，因为他和费里卡的父亲曾一起做生意。

‘你完蛋了。’他对费里卡说。

‘不管我是不是完蛋，我才不愿意跟你这个花白老头学着过这种日子。你看，你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节省下来，把各种各样的垃圾都收集起来，一副烂摊子！我说，我看到都想吐了。我可不愿这样做！积着积着，会积出祸来的。我告诉你，我有我自己的主见。我也不会娶阿库立卡，我已经和她睡过了……’

‘什么！’阿库德说，‘你竟敢欺负一个诚实的父亲和他正经的女儿吗？你什么时候和她睡觉的？你这条毒蛇，你这个冷血动物！’他气得浑身颤抖。这是费里卡自己说的。

他说，‘不要说把她嫁给我，我会让任何人都不会想娶阿库立卡的，没有人会娶她，米奇塔·格里高里奇也不会要她的，因为她现在已经不光彩了。我们从秋天开始就住在一起了。你现在就是给我一百只螃蟹我也不会同意娶她的。你可以现在试试。我不会同意的……’

他走了，去喝酒了。他喝得天昏地暗、满城风雨。他把城里所有人的愤怒都点燃，大家一致谴责他！他聚集一帮朋友，足足狂欢三个月，花完所有的钱。他说，‘我说过，我要用完所有的钱，把房子卖掉，然后我就当兵去！’他从早喝到晚，然后坐着带小铃的双套马车在城里到处跑。令人震惊的是，女孩们都喜欢他。他吉他弹得非常好。”

“这么说来，他和阿库立卡早就发生关系了？”

“等等，你等等。我当时也刚埋葬了父亲。我的母亲会烤蛋糕，她为阿库德打工。我们就靠那生活。我们的生活一直不好。在扎伊姆卡森林那边我们有一块地，自己种植玉米，父亲死后，全都卖了。因为我也喝酒，兄弟。我打我母亲，向她勒索钱财……”

“这可是不好的，打母亲可是罪大恶极。”

“有时我从早喝到晚，我喝醉了，兄弟。我们的房子还算马马虎虎，虽然什么都没有，很烂，但总归是自己的。在家里，甚至可以抓到兔子。我们坐在里面忍饥挨饿，甚至饿得咀嚼抹布。母亲一直对我唠叨，但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和费里卡·莫罗佐夫白天黑夜都在一起。他对我说，‘我们来玩，你来弹吉他、跳舞，我躺下来，并把钱丢给你，因为我是最富有的人。’他什么事情没有做过！唯有偷来的东西他不肯接受。‘我不是小偷，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我们去把阿库立卡家的门用焦油涂黑[9]吧。我不愿意阿库立卡嫁给米奇塔·格里高里奇。这对我很重要。’

老人以前就想把女儿嫁给米奇塔·格里高里奇。米奇塔也是一个老头，是个鳏夫，他戴着眼镜，是个生意人。当他听说关于阿库立卡的一些谣言以后打了退堂鼓，他说，‘我说，阿库德·特洛费米奇，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耻辱，我年纪大了，我也不想再娶了。’

我们在阿库立卡家的门上涂了焦油。为了这事，她家里用鞭子把她打得死去活来，……玛丽亚喊叫着：‘我要送掉你的命！’老头也说：‘要是在过去，在族长时代，我可以把她放在火上烧死的，现在这个世界多么黑暗腐朽啊。’有时候，整条街上都能听到阿库立卡的尖叫及哭喊声，他们用浸湿的鞭子，不分昼夜地抽打她。然而，费里卡却在市集上对大家宣称，‘阿库立卡很可爱。我们在一起喝酒，她穿着白色的衣裙，那样纯洁漂亮，你说谁是她爱的人！我现在揭破了他们的面子，他们会记住的。’

我曾经遇到过阿库立卡，她提着水桶走过来，我向她喊道，‘你好，阿库立卡·库提莫夫娜！妳真惹人喜欢！你现在和谁住在一起？你穿得这么干净，是从哪里得到钱来买这些服饰的？’才刚说了这几句，她就看着我，她的眼睛瞪得那么大，她瘦了很多，瘦得像一块木片。她母亲以为她和我一起有说有笑的，尖叫着，‘你又在嚼什么舌根，无耻的女人！’当天又打了她一顿。有时会整整打上一个小时。她说，‘她现在不是我女儿了，我要打死她。’”

“那么，她是个放荡的女人吗？”

“但是你听着，大叔。我和费里卡经常在一起喝酒。那天他喝醉了，他的母亲到我这里来，我躺在床上，‘你说，你这混蛋，你躺在那里干嘛？你这个盗贼。’她边骂边说，‘哎唷，你应该娶亲了，娶阿库立卡。他们现在很高兴把她许配给你，还要给你三百卢布。’我当时想，‘为什么呀？’我对她说，‘现在整个世界都知道她是个不诚实、不贞洁的女人了。’她说，‘你真是个傻瓜，婚礼一举行，什么都遮盖住了，对你来说可能更好些，因为她是在嫁给你前犯了错的。我们可以用他们的钱，我真的与玛丽亚·斯特潘诺夫娜说好了，我们都是一致这么认为的。’我说，‘那就把二十卢布放在桌上，我就娶她。’你相不相信，婚礼前，我成天喝酒，醉瘫在床上。费里卡·莫罗佐夫威胁我说，‘我要把你，阿库立卡丈夫的肋骨全部打断，还要每天晚上和你的妻子睡觉！’我告诉他，‘你胡说八道，你这块下贱的狗肉！’我在街上遭到他的羞辱，于是我跑回家，说：‘如果不把五十卢布拿出来的话，我就不想结婚了。’”

“人家肯嫁给你吗？”

“嫁给我？为什么不呢？我们不是不诚实的人。我的父亲在死前不久只是因为家里失火才破产的，否则我们比他们生活得还要好。阿库德说，‘像你们这么穷的家庭要娶我的女儿，真是便宜你们了。’我说，‘你们家门上的焦油还没涂够吗。’他告诉我说，‘你这么神气活现干嘛？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她是不洁的？一条围巾是遮不住每个人的嘴的。上帝在这里，门槛在那里。你尽管可以不娶，但你要把钱还给我！’

所以我当时与费里卡商量，决定派大都会的贝科夫捎几句话给他，我现在要向整个世界公开他的坏名誉。婚礼前，我拼命喝酒，醉得起不了床。直到去教堂前才清醒过来。结婚后，他们送我们回家。舅舅米特罗凡·斯捷潘诺维奇也来了，他说，‘虽然这是不公平的，但是做得还是很好，就这样吧。’老头阿库德也喝醉了，他哭了。他坐在那里，眼泪流到他的胡须上。好吧，我，我的兄弟，我后来是这样做的，我把一根鞭子放在口袋里，这是在结婚前就准备好的，我决定现在要对阿库立卡不客气了，让她知道，他们用一种不诚实的伎俩把她嫁给我。我也要让人们知道，我绝不是一个傻瓜……”

“就是呀！应该让她自己以后也继续记得……”

“不，大叔，你先不要着急。你知道，我们那地方的规矩是，结婚以后我们必须立即进洞房。客人们在外面喝酒等候，把我们留在新房里。阿库立卡坐在那里，脸上苍白，没有一点血色。她很害怕。她的头发简直像块白色的亚麻布了。她的眼睛很大。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沉默不语，听不到她的声音，好像在一间无声的房子里生活。绝对精彩。好了，兄弟，你能想到吗，我的鞭子放在床上，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她，我亲爱的朋友，竟然完完全全是个处女。”

“什么！”

“是啊，她是诚实的、贞洁的。是从干净的人家走出来的干净女人，我亲爱的朋友，可是她为什么要遭受这种磨难呢？费里卡·莫罗佐夫为什么要在全世界面前在她脸上抹灰呢？”

“是啊。”

“我立刻从床上爬起来，双手交叉，跪在她的面前，我说，‘阿库立卡·库提莫夫娜，请你饶恕我这个傻瓜，我太爱你、太尊敬你了。我对不起你，把你当成那种女人。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混蛋！‘她坐在床上看着我，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笑了，同时又流下了眼泪，一面哭，一面笑……然后，我走出新房，走到大家面前说，‘我现在如果见到费里卡·莫罗佐夫，非要和他拼命不可。’老人们简直不知道向谁祷告才好！阿库立卡的母亲跌倒在她女儿的脚下，痛哭起来。老头也对她女儿说，‘早知道这样，也不会把你嫁给这样的老公了，我们心爱的女儿啊。’

我们在婚后第一个星期天到教堂里去，我戴着新皮帽，穿着薄布夹克和灯芯绒裤子，她穿着新的兔裘皮大衣，带着一条丝绸手帕。那就是说，我配她，她也配得上我。我们在街上并肩走着，大家都羡慕地看着我们，我不过如此而已，阿库立卡虽然没有别人的赞美，但也没有什么可批评之处。”

“那确实很好。”

“嗯，听着。婚礼的第二天，我虽然喝醉了，但我离开客人跑了出去，在街上边跑边喊，‘费里卡·莫罗佐夫，你这个混蛋在哪？让他出来！’我这样大喊着穿过市场！我喝醉了，人们在伏拉索夫店里找到了我，三个人强行把我带回家里。

整个城里都在谈论这件事。姑娘们在市场里互相说，‘嗨，聪明的，你知道吗？阿库立卡是个处女。’

不久以后，我碰到费里卡·莫罗佐夫，他当着大家，包括那些陌生人的面，对我说，‘把你老婆卖了，换酒喝吧。士兵杰克结婚只为这个，他没有和他老婆睡过一个晚上，他换了酒，足够让他喝上三年。’

我说，‘你是个混蛋！’

他说，‘你是个傻子。你喝醉了，你结婚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我回到家里大喊大叫，‘你们趁我喝醉时让我结了婚！’我母亲立刻跑过来要说些什么。我说，‘亲爱的母亲，你的耳朵被金子堵住了。你去把阿库立卡叫来！’哼，我开始打她，打了两个小时，直到我自己疲劳得倒在地上。她却被我打得三个星期不能起床。

“那当然如此，”柴莱维注意地听着，“如果你不打她们，她们会……你抓住了她的情人？”

“没有，我没有抓到，”希什科夫停了一下，又说，“是啊，我很气，被人戏弄了，这一切都是费里卡干的。他说，‘你的妻子可以做个模特儿给人看。’一天他请来一些客人，然后对他们说，‘看看，他有个多漂亮的老婆啊！她温柔、好看、多情、高贵、有礼貌，一切都很好！而这个家伙竟然忘记了在她家门口涂过焦油！’我当时坐在那里喝醉了，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从椅子上拖下来，然后说，‘来吧，跳舞呀，你这个阿库立卡的老公！我要抓住你的头发，你跳舞，太有趣了！’‘你这个无赖！’我叫道。他说，‘我要带这些朋友到你家里去，我要当着你的面鞭打你的老婆，阿库立卡·库提莫夫娜。我想打多久就打多久。’你信不信，整整一个月我不敢出门。我非常害怕他会来糟蹋我的妻子。为了这事，我又开始打她……”

“打有什么用？女人的手可以绑住，舌头是绑不住的。打太多也不好。打几下，然后再爱抚她。妻子就是这样的。”

希什科夫沉默了一会。

“这是耻辱，我心里很气，”他又开始说了，“我已经养成习惯，每天无缘无故、从早到晚地打她。不是因为她起床晚了，就是嫌她走路走得不像样。不打她，我会感到无聊。她常常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望着窗外哭着，不停地哭泣着。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但我还是要打她。我的母亲为了她，一直骂我，‘你这个无赖，你这个该杀的！’我喊道，‘你再说一个字，我就杀了你！你在我喝醉时使我和她结了婚，你骗了我！’阿库德老头起初也想介入，他说，‘天晓得你是什么人，我会找到你的！’以后他也放手不管了。玛丽亚·斯特潘诺夫娜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变得简直像牛奶一样甜蜜。有一天她来了，噙着泪求我，‘我是来求你的，伊万·西蒙内奇。我的心都要碎了，请你饶了她吧。让她见见太阳吧，先生。’她向我鞠了一躬，说道，‘请不要对她生气！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说了她很多坏话，你是知道的，她是一个有贞节的好姑娘……’她又屈腿向我鞠了一躬，在我面前哭泣。我没勇气，但我还是装模作样地说，‘我现在不会听你说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无法控制自己。费里卡·莫罗佐夫是我的朋友，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和费里卡又在一起喝酒、搞恶作剧了？”

“哪里的话！简直无法走到他那里去了。他喝得烂醉。把钱全都喝光，代人家儿子当兵去了。在我们那里，如果代人家去当兵，那么直到他正式被召进军队的那一天，他就是这家的主人，这个家的一切都要服从于他。他住在那户人家里，有时可能要住上半年。离开的时候，那个家还要按照事前协议的付给他一定数量的钱。所以他对待那家主人的样子简直不可一世，像个圣人一样！他代那家的儿子去当兵，那么他就是那家的恩人，所以大家就必须尊重他，否则他可以拒绝不干的。从那时起，费里卡把那户人家弄得乌烟瘴气，他和那家主人的女儿睡觉，午饭后揪着主人的胡子，拖着他到处走，享尽了乐趣。他们每天要为他热澡盆，用酒浇在澡盆上变成蒸气，让他洗澡。他要女人们牵着他的手走进浴室。当他在外面玩得花天酒地后回来，他会站在大街中央，大声叫道，‘我不想从大门进去，把篱笆拆了！’虽然大门就在他面前，那户人家还真的把篱笆拆了，让他进去。等到他正式入伍的那天，终于一切都结束了。街道两边聚集了许多人，他边走边向两旁鞠躬，费里卡·莫罗佐夫坐上马车要离开了！这时阿库立卡正好从菜园里走出来，费里卡在我们大门那边看到了她，他大喝一声，‘停住！’随即从马车上跳下来，走到她跟前，向她深深一鞠躬，‘你是我的灵魂，’他说，‘我爱了你两年多，现在我是一名士兵，他们奏着乐送我去兵营。对不起，请饶恕我，诚实父亲的贞洁女儿，在你面前，我是一个坏蛋，一切都是我的错！’他又向她弯腰到地，深深鞠了一躬。阿库立卡刚开始非常吃惊，然后也弯腰还礼，甚至说，‘请你也原谅我，我的好人，我完全没有生你的气。’我跟着她进了屋，‘你对这个狗头说了些什么？’你简直不能相信，她看着我说，‘我爱他胜过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东西！’”

“看！”

“那天，我一整天没有对她说一句话，只在晚上时，我才对她说，‘阿库立卡！我会杀了你。’”

“夜里，我睡不着觉，走到外厅里喝克瓦斯，黎明时分，曙光已经升起。我走进屋里说：‘阿库立卡，快准备好，跟我到田里去。’我以前就想去，母亲也知道我要去，她说，‘这才对了，现在是秋忙的时候，听说雇工在那里躺了三天了，什么也没做。’我默默地套好马车。一出城市，就是一片二十五俄里长的森林，森林后面就是我们的田。我们在森林里驱车走了几俄里，我勒住马，说，‘快下车，阿库立卡，你的末日到了。’她看着我，显得很害怕，她站在我面前不作一声。我说，‘我很讨厌你，祈求上帝吧！’我抓住她的头发，她的辫子又粗又长，我把它绕在手里，从后面用膝盖顶住她的身子，拔出刀子，把她的头向后拉过来，朝着她的喉咙刺去，……她喊了一声，血喷出来，我把刀子扔了，一把抓住她的手，躺在地上，双臂抱着她，大声哭喊着唤她，她哭了，喊着，浑身颤抖着，挣脱了我的手，血溅了我一身，手上、脸上、鞭子上，到处是血。我感到恐惧，我扔下她，我把马也扔了，跑呀、跑呀，从后门跑回家，躲进浴室里。我们的浴室很旧，也很久没有使用了，我蜷曲在木架底上，坐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

“阿库立卡呢？”

“她在我跑了以后，站了起来，走回家去。后来他们在距离那里一百步的地方发现她。”

“你没有把她杀死？”

“没有……”希什科夫停了片刻。

“嗯，有一条动脉，”柴莱维说，“如果它没有被割断，会一直跳动着，即使流了很多血，也不会死。”

“但是她死了。他们晚上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有人告发我，官方开始搜寻我，直到晚上才在澡堂里找到我……我在监狱里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他沉默了一会补充说道。

“嗯……那是当然，如果你不打她的话，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柴莱维冷冷地、有条不紊地说道，他又拿出那个鼻烟盒，开始慢慢地吸起烟，他停了好久才说，“这一切，你都做得太傻了，”他继续说，“我也一样，抓到我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在一起。我把她叫到马厩里，把马缰一折为二。我问她，‘你对谁发誓，说要忠于他的？对谁发的誓？’我用马缰抽了她一个半小时。最后她对我叫喊说，‘我为你洗脚，我会把洗脚水喝下去的。’她的名字叫奥夫道奇娅。”

[9]这是当地对行为不检的女性的侮辱。

第五章　夏季

四月初，复活节快到了。夏季的工作也将要开始了。太阳一天天越来越温暖，越来越明亮，空气中春天的气息刺激着人的身体。戴着脚镣的囚犯像其他的生物一样，在这些可爱的日子里感受到生命的强烈颤动，产生出种种的欲望、对家乡深深的思念和很多很多其他的思念。春天明亮的阳光要比秋冬的阴雨灰暗使人更渴望自由，这在监狱中所有囚犯的身上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他们似乎欢迎着幸福和光明的日子，但同时，他们的心里又酝酿着日益增强的急躁和冲动。没错，我发现，在春季里，囚犯之间似乎会发生更多的争吵。经常听到他们喧闹、呼喊、吵嚷，也时常听到一些图谋不轨的事情。有时在某个工作场所或许可以捕捉到某人阴郁固执的眼神，正向着蔚蓝的远处，额尔齐斯河对岸瞭望着。在那里展开着广袤千里的，自由的吉尔吉斯草原，就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地毯一样。你或许也能捕捉到某人的深深叹息，好像这广博自由地区的空气迫使他深深吸了一口，进入他的整个胸膛，藉以纾散受压迫、被束缚的心灵。

“唉！”囚犯终于发出了声音，好像忽然把梦想和沉思从自己身上挥去，不耐烦地，紧紧地抓起铲子，或者搬起需要移到别处的砖块。一分钟后，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突然而来的感触，并开始嘲笑或斥骂同伴，忽冷忽热，然后突然以不同寻常的活力，狂热地投入到工作中，如果这是规定给他的工作，他会尽全力去完成。好像努力用艰苦的工作去压住已经被挤压到喉头的某样东西。这些人都很强壮，大多数正值壮年时期，可以说是年富力强……

但就是在这种时候，戴着沉重的脚镣是令人感到最痛苦的！我所说的并非出自伤感，而是我仔细观察的结果，我相信我笔记中记下的真相。在灿烂阳光的温暖中，当你的心灵感受到周围一切都以无穷的力量复苏时，那座紧锁着的监狱、警卫和被强迫接受的他人意志，会使你感到更加难以接受。除此以外，在这个春天，陪伴在西伯利亚和整个俄罗斯的第一只云雀的歌声，上帝的子民逃离监狱，逃进了树林。在闷热的坑里，在船舶上工作后，在忍受铁镣、棍棒和鞭子以后，他们漫游在他们喜欢和想要去的地方；他们吃喝着上帝恩赐的食物；晚上他们睡在田野或树林里，没有烦恼，无须担心，就像是上帝的小鸟一样，轻轻地向天上的星星道晚安，静谧的夜空中只有上帝的眼睛在看护着他们。这样的生活当然绝不是完美的，有时，“为杜鹃将军服务”也是很困难的，饥饿和疲劳经常会袭击他们，有时几天几夜看不见一块面包，而且必须躲开人群，隐藏起来，必须去偷去抢，有时还要杀人。

“你把人送去那里，他们就成了孩子，把自己和他所看到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人们就是这么描绘西伯利亚的流放者的。逃亡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逃亡者并不是人人都当强盗，但很少人不是小偷。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多半是因为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天性。许多流浪者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无可感化的。他们在刑满以后就走上流浪的道路，甚至在刑期即将结束前，在流放定居时就逃跑了。他们在流放定居时已经解脱了奴役，生活得到保障，似乎应该高兴和满意了。但是，不！他们老是想到什么地方去，老是有一种东西在召唤他们。森林里的生活虽然贫困、可怕，但却是他们自愿的，充满冒险精神的诱人生活。对于那些已经经历过的人而言，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和期待。有些逃走的人，甚至是很温和、谨慎的人，他们原本已经承诺定居于此，做一个守法居民和明智的产业主人。有些人甚至已经结婚生子，在同个地方居住了五年之久，突然却在某天早晨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一脸茫然的妻子、孩子和整个教区充满惊疑的人们。

监狱里，有人告诉我有过这样一名逃犯。他并没有犯什么特别的罪，至少我不曾听过。但是他喜欢逃跑，一辈子都在逃跑。他到过俄罗斯南部边界以外的多瑙河，到过吉尔吉斯大草原，到过东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到处都去过了。谁知道呢？也许在其他不同的情况下，他会成为一个热衷于漂游的“鲁宾逊”的。然而，这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他自己在监狱里也很少说话，除非是那些最必要的话。他的个子非常小，五十多岁了，很温顺，也非常平静，甚至像个愚蠢、呆头呆脑的白痴。夏季时，他爱坐在阳光下，嘴里总是轻轻哼着曲子，距离五步远就听不到了。他的五官有些僵硬。他吃的很少，只吃些黑面包。他从来不买贝果，也不买酒。我相信他从来都没有什么钱，即使有，他也不会数钱。他对待一切事情都很淡定。有时他用自己的手抓了食物来喂监狱里的狗。一般俄罗斯人是不喜欢用手喂狗的。听说他结过婚，甚至结了两次，他在某个地方有孩子……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原因入狱的。我们大家都认为他会从我们那里逃走，但是没有发生，也许他的机会已经过去，他毫无反抗地接受所有的惩罚。他似乎是在默默地观察着这个陌生的环境和周围生活。他与周遭事物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星人，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怪物。然而，这种看似深沉的表面上平静是不可靠的，虽然逃跑对他来说大概也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比较起牢狱生活，在森林里流浪简直像是生活在天堂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清楚的，是无法比拟的。逃亡者的生活是艰难的，但至少是依照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每名囚犯无论身在何处，在春天的第一缕阳光下会莫名其妙地变得躁动不安。虽然不是每一名囚犯都想逃走，可以肯定地说，由于这个行动的艰难和重大后果，一百个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人敢下定决心，而其余的九十九个人只不过只是在梦想而已。能不能逃走？往哪里逃？那只是一种愿望，一种在想象中对自己心灵的安慰而已。有的人甚至回忆起他以前逃跑的经历……我讲的是已经被判刑的那些囚犯的情况，至于那些正在等待判决的人们当中，决定要逃走的当然就更多些，也更常见。被判了有期徒刑的囚犯，只有在一开始被囚禁的时候想逃跑，等到在监狱里服了两、三年刑期以后，他也就开始看重这些他已度过的岁月，逐渐接受命运的安排，决定以合法的方式服完刑期。这比起冒险逃跑，甚至失败后丧生的结果要好多了。失败是完全可能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刑期太长的囚犯比其他人更容易去冒险。十五到二十年的刑期几乎跟无期徒刑一样，因此他们时常在准备逃跑，幻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已经在监狱服刑至少十年的人，脸上的烙印也会妨碍他们逃跑。“改变命运”对于那些想逃跑的人来说，只是个技术用语。逃跑失败被抓获审讯时，那些囚犯都会说，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个书面用语用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恰到好处。每一个逃犯并没有想要得到绝对的自由。他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想转到另一座监狱去、想被流放、想因逃跑得到另一次裁决的机会。所有逃亡者如果发现自己在整个夏天无法找到一些随机的、不寻常的地方以度过冬天，例如，如果没有遇到认为有利可图而把他们藏起来的人，如果最后，也没有勇气透过谋杀来取得可以到处安身的护照，到了秋天，如果他们还没有被抓捕，大部分的人都会成群结队地到城市里流浪、乞讨，或者回到监狱里度过寒冬，当然，他们会希望来年夏天能再次逃跑。

春天的到来也影响了我。我记得有时我会透过围栏木柱的缝隙贪婪地张望外部世界，久久站在原地，头靠在围栏上，固执且永不满足地盯着那片绿色草皮，是如何一天天变得越来越绿，遥远的天空是怎样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蓝。我的焦虑和抑郁也随之日益增长，我感到监狱越来越可怕了。最初几年内，囚犯们对我，一个前贵族的仇恨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对我的敌意已经毒害了我的生命。在最初那几年，我经常住院，没有任何疾病，只是为了不被关进牢房里，只是为了摆脱那种顽固的普遍仇恨。其他囚犯对我们说。“你们贵族有铁嘴，把我们这些农奴啄成了碎片。”我真的很羡慕监狱里那些普通百姓！他们一进来就立即和所有人结为朋友。因此正是在春天里，当自由像幽灵一样出现时，欢乐却在大自然里变成了烟雾，它们在我心里勾起了加倍的忧郁、紧张和烦躁。

在斋戒的第六周接近时，轮到我行忏悔礼了。整个监狱由守卫长把大家分成七个班，每班约三十人，从斋戒的第一周起轮流行忏悔礼。这一周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每天要到距离监狱不远的教堂两、三次。我很久没去教堂了。四十天的斋戒期使我又回到熟悉又遥远的童年。那时在家里，熟悉的祈祷、庄严的礼拜，都在我的心灵中激荡了起来，唤醒了童年时代的记忆。

每天上午，在前日晚上业已冰冻的土地上，我们在荷枪实弹的卫兵监护下，走向神圣的教堂，那时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卫兵并不进入教堂。在教堂里，我们在靠门的最后一排挤成一堆，因此只能听到教堂执事的大嗓门。偶尔从人群中看到神父的秃顶和他的黑色长袍。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站在教堂里，看见挤在入口处的许多民众，见到佩戴肩章的军官、肥胖的绅士，或者是那些衣着华丽，争先恐后地想占前排位置的虔诚夫人们会谦虚地为他们让道，让他们先进去。我似乎感到，只有在门口的那些民众祈祷得更虔诚、更认真，更带着一种自卑、一种震撼。

现在我也不得不站立在与那些民众相同的位置上。不，甚至比他们更低贱的位置上。因为我们的额头上已有了烙印，脚上戴了脚镣。人们都躲避着我们，甚至在施舍我们时也好像很害怕我们。这些都给了我一种特殊微妙的愉悦。在这种奇怪的快感中，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正说明我们是平等的吗？”囚犯们去祈祷是很辛苦的，他们每人每次给教堂带来他们那可怜的一个戈比，藉以买蜡烛或捐款。“正因为我是一个人，”也许，他们在拿出这一戈比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是这么感觉到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晨祷时行忏悔礼。当神父手中拿着圣杯读到，“……即使我是贼，也求主宽恕”时，几乎所有人在一阵铁镣敲击声中全都匍匐在地上，似乎这些话是针对自己讲的。

复活节到了。当局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颗复活节鸡蛋和一小片发酵面包。城里又给监狱送来许多慈善物品。神父又来监狱访问，长官又来视察，又煮了油油的菜汤，大家又是喝酒又是散步，就像在圣诞节一样，不同的是，现在有可能走到牢房外去享受阳光。这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冬天更亮堂、更宽敞，但却使人莫名其妙地伤心难过。漫长无尽的夏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变得令人特别无法忍受。在平日，至少可以用工作打发过去。

夏天的工作确实比冬天更为艰难。越来越多人被派往建筑工地工作，盖房子、挖土方、砌砖墙。另一些人在政府建筑物的修复工程中做木工、锁匠或漆匠。还有一些人被派去制砖。最后这项工作是我们认为最繁重的。砖厂离监狱有三四俄里。夏季每天早晨六点钟，约有五十名囚犯列队去砖厂。这项工作挑选的都是些没有任何技能的囚犯。他们带着面包上工，因为路途遥远，回来吃顿饭要多走八俄里的路程，所以他们晚上才会回到监狱里吃晚饭。每天的工作量定得很大，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做完。先是挖掘黏土，然后运到制砖的地方，自己担水，在泥坑里把黏土和水拌匀踩实，最后做成砖坯，每人每天要做二百块，甚至二百五十块。我只去过砖厂两次。晚上从砖厂回来时，真是累得精疲力尽。为了这种艰辛的工作，整个夏天囚犯们不断地互相责骂，似乎这是他们的唯一安慰。尽管如此，有些人去那里作工还是心情很好，因为第一，砖厂在城外，工作地点在额尔齐斯河边，空旷，自由。毕竟，环顾四周，没有一点障碍！可以自由地抽烟，甚至愉快地在地上躺个半小时。

我还是去了工厂里烧炼雪花石膏，后来又被叫到建筑工地去搬运砖块，曾经从额尔齐斯河岸经过监狱，把砖搬到离牢房七十俄丈[10]的牢房修建工地上，一运就运了两个月。我甚至喜欢这个工作，虽然搬砖的绳子磨破我的肩膀，但是我喜欢的是，这一项工作使我增强了很大的力气。起初我只能搬八块，每块砖有五六公斤重。但后来我能搬十二块到十五块，我感到非常高兴。为了承受监狱里这种该死的生活所带来的一切不便，体力上的需要绝不亚于精神上的需要。

出狱后我还是想活下去的……

我喜欢搬砖，不仅是因为可以强身，还因为这工作是在额尔齐斯河边。我之所以常常提起这片沙滩，是因为只有从这里可以看见上帝的世界，干净、明朗的远景，无人居住、自由的草原，它的空旷无边给了我奇怪的印象。只有站在河岸上，才能背过身子，不去看那监狱的城堡。其他工作都是在城堡里面或在周边。从最初几天里，我就开始讨厌这座城堡，特别恨城堡里的几间房屋。我们少校住的那间屋子就是个该诅咒的恶心地方，每次我走过那里，总要恨恨地瞪它一眼。可是在河岸上，你可以把这一切都忘了。你看着眼前这片广袤而孤独的天地，就像囚犯从监狱视窗看望他的自由世界一样。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可爱的、甜蜜的。在深邃湛蓝的天空中，明亮炽热的太阳洒下耀眼的光芒；从吉尔吉斯草原上远远传来吉尔吉斯人的歌声。你仔细向远方望去，终于辨别出了巴意古士蒙古包，炊烟在蒙古包的上空缭绕升起，一个柯尔克孜族妇女正在忙着她的两只羊，还有一些人在周围投掷着石块。这一切是那么的贫穷、原始，但却是那么的自由。你良久看着在清新蓝天翱翔的鸟儿，它一会儿冲向水面，一会儿又消失在蓝色的天际，一会儿似乎又成了天际闪烁着的一个小点……甚至我在早春的岸边裂罅中发现那朵病恹恹的花，不知为什么，它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流下眼泪。第一年的监狱生活和苦役是难以忍受的，烦躁和悲痛深深地刺激着我，使我没有注意到，也看不清周围的许多事物。我闭上眼不想去看。在那些邪恶的、仇视我的囚犯同伴中，我看不到好人，尽管在他们的外表上有一层令人讨厌的壳，他们实际上还是有想法和感受的强壮男人。在那些恶毒的话语中，我无法找到任何友好的客气话，但是这些话语之珍贵在于它们是不含任何用意，并且经常是直接从也许比我还要痛苦的灵魂口中说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我要多讲这些没用的话呢？

如果工作得非常累，我会很高兴的。因为回到牢房里也许就可以马上入睡！夏夜睡觉的煎熬几乎比冬天更糟糕。但是有些时候，晚上也很不错。整天在院子里不太收敛的太阳终于下山。随之而来的是夜晚的凉意，草原的夜晚相对还是比较冷的。犯人们群聚着在院子里散步，等待守卫前来锁门。但是，主要的人群还是在厨房里。监狱里每天总有一些紧要问题，人们聚在一起谈这谈那的，有时还会谈论一些谣言，往往是荒谬的，但引起这些被世界抛弃的人们特别兴奋的关注。例如，消息传来，我们的少校被赶走了。囚犯们会像孩子一样轻信这些消息。他们知道这些消息是荒诞不经的，是从那个著名健谈的“荒谬人”——囚犯克瓦索夫传出来的。他长期以来一直信口胡说，谁也不相信他的谎言。但是囚犯轻信新闻，他们会抓住这条消息，自娱自乐，并且最终为自己感到羞愧、愤怒：他们怎么会轻信克瓦索夫的话！

“但是，谁是他的对手！”有人公开发言。“我敢打赌，他的脖子粗，非常有力量！”

“为什么不能？他还有上司啊！”另一名囚犯反驳道。这是一个性情激烈、非常聪明、见过世面的小伙子，是世上很少见到的好争辩的人。

“天下乌鸦一般黑！”第三位满头白发的囚犯狞笑着，自言自语道，他孤独一人在角落喝着汤。

“你敢打赌，他的上司会来问你，该不该更换他？”第四位囚犯漠然地插话，并轻轻地弹了一下三角琴。

“为什么不会问我？”前面说话的第二个人愤怒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提出我们的要求。如果问到你，就要大胆说出自己的内心话。我们这些人只会嘴上说说，真要做起来，就打退堂鼓了！”

“你以为怎么样？”弹奏巴拉莱卡琴的那位囚犯说道。“这对我们服的苦役能有什么帮助！”

“正像那天，”争辩好手不听其他人说的话，继续热烈地说下去，“还剩下些面粉，把面粉屑收集起来，根本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有人出主意去换点钱，他们把这件事报告到他那里，竟然被他没收了。你们看，都是钱的事。你们说，他有没有理？公不公平？”

“是的，你能对谁抱怨呢？”

“对谁？对很快就要来的视察官。”

“哪个视察官？”

“这是真的，朋友们，视察官很快就会来的。”一个年轻活泼的小伙子说道。他受过一些一知半解的教育，做过行政工作，阅读过《瓦赖尔公爵夫人》之类的书。他永远快乐、开朗、喜欢开玩笑。他有点长舌，但大家都还是给予他基本的尊重，因为他是个有知识的人。他对这场辩论并没有太多兴趣，径自走到厨师那里向他买牛肝。我们的厨师经常处理一些这样的应时需要。例如，他们买下牛肝，烤了一大块，再分成小块卖给囚犯。

“两戈比还是四戈比？”厨师问道。

“给我切两戈比，让他们羡慕！”囚犯回答说。“朋友们，一位将军，一位真正的将军从圣彼得堡来检查整个西伯利亚。这是真的。是从卫戍官那里听说的。”

这个消息立刻在牢房里传播开来，闹得沸沸扬扬。大家花了足足有一刻钟时间互相询问：究竟是谁？哪位将军？什么爵位？级别比本地将军高吗？资格老吗？谁管辖谁？……等等。有些喜爱争辩的囚犯甚至为了这位将军吵得几乎大打出手。他们怎么会对这样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呢？这对他们难道有什么好处吗？然而，从他们关于将军的对话中，以及从他们对于将军们和其他长官们的详细知识中，我们可以衡量他们在入狱前的知识和辨析事理的程度，可以藉此理解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不讳言的是，在俄罗斯，甚至在更高阶层的交际圈中，关于将军们和高级官员的对话是被视为最微妙与最重要的谈话的。

“所以，你们看，朋友们，也许真的会有重大的变化发生的。”克瓦索夫说道。他是一个小个子，红脸庞，性情激烈，是个极其愚蠢的人。是他首先给大家带来关于少校的消息。

“他会送礼的！”角落里那个头发灰白、脸色阴沉的囚犯突然说，他刚刚喝完了那盆酸酸的菜汤。

“他肯定会送的，”另一个人说。“这个混蛋把我们的钱洗劫一空！想想看，他来监狱前只是一名少校。听说他还打算要和主教的女儿结婚呢！”

“但他没结成。他们让他吃了闭门羹，嫌他穷。他哪里能做未婚夫啊！除了身上的衣服以外，他什么都没有。去年复活节他把所有的钱都赌光了。费特卡说的。”

“是啊，钱是不经花的。”

“唉，兄弟，我也已经结了婚。穷人结婚不是好事。结婚后，夜也会更短！”斯库拉托夫指出，他刚刚介入了谈话。

“那当然喽！不要做梦我们在这里会讨论你的事情，”前行政人员高傲地说，“我告诉你，克瓦索夫，你是个大傻瓜。你真的以为少校会贿赂这种将军？你以为这位将军会特地从圣彼得堡跑到这里来查办少校吗？愚蠢！我说你真是个傻孩子！”

“那又怎么样呢？哦，你以为如果他是将军就不会收吗？”人群中有人怀疑地问道。

“当然不会收。要收也要收得多。”

“当然会很多，那是根据级别而定的。”

“将军肯定会收的。”克瓦索夫斩钉截铁地说。

“你给过他吗？”巴克罗星突然插话轻蔑地说道。“我看你连将军都没有见过吧？”

“我见过。”

“说谎。”

“你才在说谎。”

“伙计们，假如他看过，现在就让他告诉大家他见过哪一位将军？说吧，我知道所有将军的名字。”

“我见过西伯特将军。”克瓦索夫似乎有些迟疑地说。

“西伯特？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将军，你知道吗？也许当西伯特是名中校的时候，他在你背后看看你，你就吓得以为他是位将军了。”

“不，你听我说，”斯库拉托夫喊道。“我妻子知道的，在莫斯科确实有位名叫西伯特的将军，他是德国人，但入了俄罗斯籍。因为他和同性恋女人之间的丑闻，他每年要向主教忏悔。他喝起水来像个鸭子，每天要喝四十杯莫斯科河里的水，一杯接着一杯。他们说，这是他用来治疗一种疾病的方法，这些都是他的男仆告诉我的。”

“嗨，我说，鲤鱼该在他肚子里游泳了吧？”弹三角琴的囚犯说。

“嗯，你够了！安静点，你能不能正经点……来的是哪个视察官，兄弟？”一个叫马丁诺夫的囚犯关注地问道。他是个老军人，从前的轻骑兵。

“这些人真会胡说！”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鬼知道他们从哪里听来的，都是无稽之谈。”

“不，这不是无稽之谈！”一直庄严沉默着的库利科夫武断地说。这家伙又大又胖，大约有五十岁，英俊的脸上带着一副不屑的尊严神态。他知道这点，并以此为荣。他是个吉卜赛人，兽医，他在城里治疗马病赚钱，还在监狱内卖酒。许多人认为，他是个聪明的家伙，见识很广，说起话来很谨慎，从他嘴里掉出来的每一个字就像值一个卢布一样。

“这是真的，兄弟们，”他安静地继续说道，“我刚刚在上周听说的。这位将军的肩章比大多数人的大，是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来视察西伯利亚的每一座监狱。当然有人会贿赂他，但不是我们的这个八只眼，他连头也不敢向将军探一下。你们知道的，兄弟们，将军和军官不一样。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告诉你，不管怎样，我们这个少校的位置是不会变的。这是肯定的。我们是没有舌头的人，没有说话的权利，至于官场里的人是不会告发自己人的。视察官到监狱里来看一眼，马上就会离开，会向上面报告一切都好……”

“是这样的，兄弟，但是少校有些临阵胆怯了，早晨起床后就喝醉了。”

“费特卡说，晚上还要运一车酒来。”

“黑人怎么洗也洗不白的。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喝醉了吗？”

“不，如果连将军都没有办法的话，那太糟糕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囚犯们彼此担忧地说道。

关于视察官的消息迅速传遍监狱。有些人在院子里游荡，急切地相互传递消息。另一些人故意沉默，保持冷静，显然努力地给自己增添一些庄重感。还有些人则无动于衷。拿着巴拉莱卡三角琴的那名囚犯坐在牢房的门廊上。有些人继续交谈，另一些人哼着歌曲。但是那天晚上，大家都处在非常兴奋的状态中。

九点多钟点完名以后，我们都被赶回各自的牢房里。门锁上了。夜很短，早上五点钟就要被叫醒，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在十一点前睡着，在此之前牢房里总是充满着喧嚣的谈话声，有些人和冬天一样在玩牌赌博。天气闷热得难受。虽然夜间的寒意透过视窗凸起的框架吹了进来，但是囚犯们整夜在他们的床铺上辗转翻滚，好似在做噩梦一样。到处都是跳蚤。它们在冬季也繁殖着，但在春天，那简直是成千上万似的境况。我以前听说过，但没有亲身经历是体会不到的，何况我也不愿意相信。到了夏天，它们变得更凶狠。老实说，对于跳蚤，是可以习惯的，我已经尝试过了，但仍然是很难受的。它们会把你折磨得躺在床上像发着疟疾一样，感觉没有睡着，只是在做噩梦。终于在天亮前它们停止活动，好像死了一样，在清晨的寒意中，你真的想香甜地睡上一觉时——突然间，监狱大门旁传来无情的鼓声，黎明来临了。我裹在短大衣里诅咒着，听着那响亮清脆的鼓声，一个难以忍受的念头悄悄地钻进了脑海：明天、后天、连续一年又一年，直到取得自由，每天都会是如此难以忍受，什么时候才有尽头？自由在哪儿呢？但是我必须醒来，要开始每天的行走、拥挤……人们匆忙地穿上衣服去上工。当然，中午时分还可以睡一个小时。

关于视察官的传言是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闻被证实，最后大家都知道了，那个从圣彼得堡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的将军，已经到了托博尔斯克。每一天有新的谣言传到监狱里。城里也有消息传来，听说大家都很胆怯，都很忙碌，设法弥补过错，敷衍上司。又有传言说上级主管部门正在准备酒会、舞会等等。囚犯被派去填平监狱城堡里的道路，铲除土堆，油漆围墙、木柱。总之，要全盘改变监狱的面貌。这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更加热烈、快乐地交谈。囚犯的想象力达到了极其丰富的程度。甚至想象当将军问到他们时，他们要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互相辩论、互相争吵着。少校的心情显然很不好。他经常到监狱里来，经常尖叫着打人，把人拖到警卫室去施刑，同时他非常严格地检查监狱各处的整洁情况。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件，但是，并没有使少校感到意外，与此相反，他甚至还很高兴。一名囚犯用锥子刺伤另一个囚犯的胸膛，差一点刺到了心脏。

犯罪的囚犯叫洛莫夫，受伤的囚犯叫加伏里科，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流浪汉。我不记得他是否有另一个绰号，我们总是叫他加伏里科。

洛莫夫原本是某县的一个殷实的富裕农民。他和老父亲、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叔叔住在一起。他们很富有。全省人都说，他们有三十万资产。他们耕种田地，鞣制皮革，进行买卖，而且甚至还参与放高利贷、藏匿流浪汉、隐藏赃物，以及其他一些地下勾当。县里有一半的农民是他们的债务人，受到他们的欺凌。他们聪明、狡猾，但最后变得自负。特别是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途经该地区短暂停留，住在他们家里时，他们认识了老人，对老人的敏捷和机智很是欣赏。于是他们突然觉得自己很强大，没有人敢招惹他们，因此他们变本加厉地冒险，去做那些非法勾当。大家都对他们怀恨在心，所有人都希望看到他们失败，但他们却变得越来越骄傲。警察局长和法官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最后，命运背叛了他们，他们倾家荡产了。但并非因为他们犯了什么秘密罪行，而是因为不明不白的诽谤。他们在离家十俄里的地方有个大农场。有一年秋季有六个吉尔吉斯长工住在那里，他们过去就一直为他们工作。一天晚上，这些吉尔吉斯工人都被谋杀了。因此他们受到控告。这场官司持续很久。在侦查时还揭露了他们其他的不法勾当。洛莫夫一家被指控杀害了他们的工人。他们自己告诉囚犯们的，整座监狱的人也都知道。他们被怀疑积欠那些工人很多钱，尽管他们有着可观的财富，但由于他们贪得无厌，他们把这些吉尔吉斯工人杀死，以避免支付他们工钱。在官方侦查和审判期间，他们耗尽所有的家产。老人去世了，孩子们被遣送出去。老人的弟弟和一个儿子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关于吉尔吉斯人的死亡，他们完全是无辜的。后来在监狱里才发现，一个名叫加伏里科的无赖流氓做了这件事，这个人很活跃，自己透露整件事情。我没有听见他是否承认，但是整座监狱的人完全相信吉尔吉斯人是他杀的。加伏里科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就与洛莫夫一家人认识。他以逃兵和流浪汉的身份被短期送进监狱。他和其他三个流浪汉一起杀了吉尔吉斯人，他们想透过抢劫来发财。

我不知道为什么囚犯们不喜欢洛莫夫叔侄。侄子很聪明，性情很好，对人也很包容。但他的叔叔，就是那个用锥子刺伤加伏里科的那个人，是个愚蠢、胡闹的农人。他在这件事发生前，也经常和很多人吵架，因此遭受过许多人的殴打。大家都喜欢加伏里科开朗快乐的性格。洛莫夫叔侄虽然知道他是一名罪犯，而且他们是为了他才锒铛入狱，但他们并没有与他争吵，从来没有和他接触过。加伏里科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后来他为了一个很丑的女孩竟和洛莫夫争吵起来。加伏里科起初夸口说他博得了她的欢心，洛莫夫吃了醋，于是在一个晴朗的下午用锥子刺伤他。

洛莫夫叔侄虽然因为官司破了产，但他们还是有钱，在监狱里过着富人的日子。他们有自己的茶炊。少校知道后非常恨他们。大家都看得出来，少校对他们两人经常吹毛求疵，想法子要收拾他们。洛莫夫叔侄把这解释为少校想向他们收取贿赂，而他们并没有答应。

当然，假如洛莫夫把锥子再刺深一点，他会杀了加伏里科的。但结果是加伏里科伤得并不重。少校接到报告，气乎乎地骑马赶来，竟然好像心满意足似的。他对待加伏里科的深切关怀好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般，令人惊讶。

“什么，朋友，你能走到医院去？不，还是用马车把他送去吧！”他匆匆对士官下达命令。

“大人，我觉得不需要马车。他只是被轻轻扎了一下，大人。”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亲爱的，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地方的位置，竟然刺到心脏下面了，你这个流氓！我要把你，我要把你，把你，”他向着洛莫夫咆哮着，“现在我要收拾你！到警卫室去！”

他果真把洛莫夫收拾了，洛莫夫受到审判，虽然伤口很轻，但谋杀意图是明确的。审判结果洛莫夫被增加刑期，还挨了一千下鞭笞。少校很高兴……

视察官终于来了。

他在抵达城市后的隔天就来查访监狱。那天正好是节日。几天前，我们都已把一切洗刷整理干净了。囚犯剃光了头。换上白色、干净的囚服。我们夏季的服装是白色帆布做的。背上缝制了一个直径二俄寸的黑圈。他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训练囚犯如何应答将军的问话。甚至排演了好几遍。少校忙得像发了疯一样。将军到达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像雕像一样，手贴在裤缝上，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终于，等到一点钟，将军到了。这是一位重要的将军，重要到使所有西伯利亚官员的心发颤。他很有威严地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随行人员和陪同前来的地方当局长官，其中有几位将军和上校，还有一名文官，高大英俊，穿着燕尾服和绅士软靴，也来自圣彼得堡，表现得非常自然和独立。将军常常转向他，很客气地和他说话。这使囚犯们感到特别不寻常，一名文官竟会受到这种荣誉，而且是受到这样一位将军的尊敬！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谁。但大家的议论很多。少校，戴着橙色的衣领，眼睛布满血丝，满是粉刺的脸，脸色微微发紫，似乎并没有给将军留下特别愉快的印象。为了表示对贵客的特别尊重，他没有戴他的眼镜。他保持距离，站得笔直，他整个人都兴奋地在等待将军的召唤，随时准备上前为他的大人服务。但将军并不需要他，默默地在牢房里走了一圈，进厨房看了看，还尝了菜汤。有人向他指指我，意思是说，我是贵族出身。

“啊！”将军回答。“他现在表现得怎么样？”

“暂时还令人满意，阁下。”有人回答他。

将军点点头，两分钟后离开了监狱。囚犯们，自然被弄得一头雾水，纷纷露出惊疑的神色。当然，控告少校的事并没有发生。少校事先就知道这点。

[10]一俄丈等于2.134米。

第六章　监狱里的动物

不久以后，监狱里购买了一匹马，格涅特卡。这件事比将军来访还要使囚犯们感兴趣。监狱里需要有一匹马用来运水和垃圾，为此专门指定了一名囚犯在卫兵的监护下驾车、照顾。我们的马从早到晚有很多事要做。格涅特卡为我们服务了很长一段时间。马是好的，但工作过度劳累了。

圣彼得祭日前夕的早晨，格涅特卡运水时跌倒，在几分钟之内就死了。大家都围拢过来，感到非常惋惜，谈论着它的死亡。那些退伍骑兵、吉卜赛人、兽医对马有很多专门知识，彼此激烈地争论着，但是他们无法把格涅特卡救活。它躺在地上死了，腹部肿胀得很大，每个人都认为是上帝给他的责任，用手指触摸它，让它安息。最终这件事报告了少校，他决定立刻买新马。

圣彼得祭日早晨，做了弥撒以后，大家又聚集在一起，马从外面牵了进来。不用说，买马的事委派给囚犯。我们有真正的内行，想要欺骗以前参与过买马的这二百五十个人是很难的。吉尔吉斯人、马贩子、吉卜赛人和商人都来了。囚犯们期待着每匹新马。他们像孩子一样非常兴奋。最使他们受宠若惊的是，好像他们是自由人了，真的要掏出钱来买马，真的有权利来买马似的。三匹马先后被牵了进来，又被牵走。一直到第四匹马才决定。马贩有些惊异和畏惧地看着周遭，甚至偶尔还回头看看带他们进来的警卫。二百个人剃了光头，脸上打了烙印，脚上戴着脚镣，待在自己家里，即在任何人不能进入的牢房里，引起人们的看重。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测试每一匹牵进来的马。他们检查得非常仔细，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似乎监狱的一切都要依赖它。切尔克斯人甚至骑上马背，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露出洁白的牙齿，摇晃着他们长着鹰钩鼻、黝黑的脸，用难以理解的方言简要地交谈。有几个俄罗斯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们的讨论中，好像想抓住他们的眼神似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他们讨论的是什么，但是想从眼神中猜测他们作出的决定，马到底合不合适？局外人甚至会觉得这种关注很奇怪。一名囚犯，平时是那样的卑微，似乎不敢特别麻烦另一名犯人，甚至在自己的同伴面前不敢说出一个字！但是，为了一匹马，准确的说，好像买下一匹马，实际上与他有很大的关系似的。除了切尔克斯人，其次就是吉卜赛人和马贩子，大家也给了他们优先发言权。

甚至在两名囚犯之间还曾发生过一次决斗：一个从前以盗马为生的吉卜赛人库利科夫，和一个狡猾的西伯利亚农民——自学成才的兽医埃尔金。埃尔金最近才刚进监狱，但他已经把库利科夫在城里的兽医业务全都抢走了。城里人很赞赏我们自学成才的兽医。不仅是市民或商人，甚至是高层官员，当他们的马生了病，尽管城里有几个兽医，但他们宁肯到监狱里来找我们的兽医。

在那个西伯利亚农民埃尔金抵达前，库利科夫没有竞争对手，有很多的业务，当然，他也收到酬谢。他对兽医知识懂的并不多，因此他用了许多吉卜赛人的骗术。凭他的收入，他是我们当中的贵族。他经验丰富也有知识，他的勇气和决心早已赢得监狱里的所有囚犯的尊敬。大家都听他的、顺从他。但他不太说话，说起话来就像施舍金钱一样吝啬，只有遇到最重要的事情时才会开口。他是一个纨袴子弟，但是他有很多真正的、纯粹的魅力。他已经上了年纪，但很帅气，也很聪明。和我们贵族相处得很好，态度很客气，但怀着一种不寻常的尊严。我想，如果我把他打扮成一位伯爵，送他去京城的某个俱乐部里，他也会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大打惠斯特牌，妙语连珠，虽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整个晚上可能没人会猜到他不是伯爵，而是个流浪汉。我说这话是认真的，他是如此的聪明、机警，脑筋转得特快。此外，他的姿态也很完美潇洒。他一定见过不少世面。然而，他的过去蒙着一层不确定性的薄雾。他住在特科里。

但是自从埃尔金到来，兽医库利科夫的名气黯然失色。埃尔金虽然是个农人，但很狡猾，约有五十岁模样，是个新教徒。在大约两个月内，他几乎抢走了库利科夫在城里的所有业务。甚至库利科夫不久前拒绝治疗的马也被他轻易地治好了。他甚至还治愈了城里兽医放弃的那些马。这个小个子是因为和其他同伙造伪币才被抓进监狱来的。在他的晚年，何苦要和人合伙做这种事呢！而他自己也在自嘲。他告诉我们，他手里的三枚金币只有一枚是假的。他在兽医方面的成功有点得罪了库利科夫，甚至连库利科夫的荣耀也在犯人当中开始褪色。库利科夫在郊区有一个情妇，穿着平绒外套，戴着一个银戒指、耳环，穿着有饰边的靴子，现在突然没了收入，她被迫去当酒店招待。因此现在当每个人都在等待选购一匹新的格涅特卡的时候，谁知道呢？也许这两个仇敌会大打出手。大家怀着好奇心静观其变。他们两人都有自己人马。双方的中坚分子已经开始骚动，逐步变成辱骂。埃尔金那张狡猾的脸已经皱成了讥讽的微笑。但事情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发展，库利科夫根本没有想要争吵打架，他巧妙地掌握分寸。他先做出让步，甚至恭敬地听取对手的批评意见，一旦抓住了他的话柄，就谦虚地，但坚持地指出对方是错的，在埃尔金还没有来得及反驳之前提出证据，证明他是错的，而且错在什么地方，看起来这么做很公正。总之，埃尔金被突然而巧妙的打击乱了阵脚，即使他仍然占了上风，但库利科夫一方对此感到很满意。

“伙计们，说也没用，你不可能把他绊倒的，他自己站得住脚，他懂得怎么对付！”有人说。

“埃尔金懂得更多！”另一个人说，似乎在让步。双方都突然开始退让。

“嗯，他的手更灵巧，头脑里的料也更多一些。但我告诉你，对于牛、马或其他动物，库利科夫的医术绝对不会低到哪去。”

“这个家伙不低的！”

“不差的……”

终于选定了新的格涅特卡，买下它。这是一匹很好的马，年轻、漂亮、强壮、非常可爱。在其他方面也无懈可击。要价三十卢布，我们还价二十五。谈得很久、很激烈，买方减少，卖方让步。最后大家都被逗乐了。

“你是从你自己的钱包里掏出钱来的吗，你能拿到钱吗？”有人说。“何必这样讲价呢？”

“你是替官家省钱吗？”另外一人喊道。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的钱，朋友，所有的钱都是大家的……”

“大家的！不，我们这些傻瓜不用培养出来，是天生的……！”

最后，二十八卢布，谈判成功了。他们报告少校，少校决定买下。当即取出面包和盐[11]，隆重地把新的格涅特卡迎进监狱。好像没有一名囚犯不上前去拍拍它的脖子、摸摸它的脸的。当天，格涅特卡就去运水了。大家都很好奇新的格涅特卡是如何拉水桶的。我们的水车马夫罗曼非常自豪地向格涅特卡扫视一眼。他是一个五十左右，沉默、庄重的农夫。

是的，俄罗斯的马车夫是非常可靠的，性格很沉默。他们一直和马打交道，好像真的感染上马的那种忠厚庄严的本性。罗曼很安静，和大家相处得很和谐，用兽角烟斗抽鼻烟，从可以记忆的年代起，他似乎一直在赶着格涅特卡拉的马车。新买的这一匹已经是第三匹了。我们都说，监狱栗色的马与监狱房子的颜色很相配，这也得到了罗曼的确认。比如说，他不会买花斑的马。运水车好像永久都是罗曼的工作，似乎这是他法定的权利。我们甚至从来没有人想向他挑战这个权利。以前的格涅特卡跌死了，也从未有谁去责备过罗曼，甚至连少校也没骂过他。这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如此。

新的格涅特卡很快就成了监狱里大家的宠物。囚犯虽然都很严肃，但也经常走到它跟前抚摸它。有时罗曼从河边回来，把卫兵帮他打开的大门锁上。格涅特卡走进监狱，拉着水桶等他，斜眼看着他。“你自己走吧！”罗曼向它喊着。格涅特卡立刻独自把水拉回厨房，在厨房门口停下来，等待厨子和便桶清洁工用水桶去取水。“格涅特卡真聪明！”大家对着它喊，“独自运水！好听话。”

“虽然是动物，也懂人话！真不简单！”

“干得好！格涅特卡！”

格涅特卡摇晃着头嘘叫几声，似乎它真的明白大家对它的好评，显得非常高兴。这时一定会有人马上拿来面包和盐喂它。格涅特卡边吃边摇头，仿佛在说：“我知道你，我知道！我是好马，你也是个好人！”

我也很喜欢带面包给格涅特卡。一边看着它那张漂亮的脸，一边在手掌上感受到它那柔软、温暖的嘴唇，灵巧地捡起我手掌上的面包。

囚犯们都很热爱动物，因为它们很好吃。如果允许的话，囚犯们很乐意在监狱里养很多家畜和家禽。似乎那种工作更可能使囚犯严厉残酷的性格缓和一些。但是，这是不允许的。监狱的规章不准许，没有一座监狱会允许这么做的。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除了格涅特卡以外，有时候会看到其他的动物，有狗、鹅、山羊瓦西卡。一只老鹰也在我们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我在前面说过，有一只在监狱里和我们一起生活的狗，叫“小球”，很聪明温顺。我和它有着很深的友谊。普通人认为狗是不干净的动物，因此对狗不会加以重视。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小球”。它自己住在监狱里，在院子里睡觉，吃厨房里丢弃的食物，没有引起任何人特别的兴趣，但它认识监狱里所有的人，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主人。每当囚犯下了工回来，一听见警卫室那里有人喊，“下士”，它就会跑到大门口，亲切地迎接着每个人，摇头摆尾，友好地偷窥每一个新来的人的眼睛，盼望得到一些关爱。但多年来，除我以外，它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爱。因此它最喜爱我。我不记得我们后来在监狱怎么会有第二只叫“灰鼠”的狗。第三只狗“库里贾布卡”是我在工作的地方找到的，那时它还只是一只小狗。“灰鼠”是只奇怪的生物。有一次它被一辆马车碾过，它的背凹陷进去，所以，当它奔跑的时候，远远看去，像是有两只连在一起的白色动物在奔跑。此外，它的健康情况很糟糕，眼睛化脓，尾巴上几乎没毛，并且永远地萎缩了。它受到命运的折磨，也似乎已经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从不”对任何人吠叫，不是不会叫，而是不敢叫。它住在牢房后面，为的是面包。每当看到有人经过，它就会在几步远的地方躺倒在地上翻滚，好似在表达自己的谦卑：“你想要做什么，我都不会抵抗。”只不过，每个囚犯看到它在前面翻滚，都要踢它一脚，好像这是他的责任似的，“看你这个东西！”但是，“灰鼠”甚至不敢叫出声，即使被踢得太痛，也只是低声地哀号。同样，它也会在“小球”和别只狗面前翻滚。有时在监狱外，当一只垂耳大狗瞪着它咆哮时，它也会躺在地上翻滚。但狗爱谦卑和顺服自己的同类，再凶猛的狗这时也会立即停止吼叫，透着极大的好奇性，慢慢地嗅闻它的全身。这个时候的“灰鼠”浑身颤抖，它脑里可能在想，“怎么，混蛋，你要耍流氓吗？”仔细嗅了一会，大狗终于走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灰鼠”立刻跳起来，一瘸一拐地，跟着一长列的狗跑动，护送着一只黑母狗。它可能知道它永远不会和那只黑母狗混熟，但它还是跌跌撞撞地远远跟着——这是它痛苦中的一种安慰。显然它已经停止思考所谓的名誉了。它已经失去未来的前途，只是为了面包而活着，这一点它是很清楚的。有一次我试着抚摸它，这对于它真是一种新的意外，它一下子坐在地上，四脚平放着，全身颤抖，开始喜悦地乱叫。我很同情它，常常抚摸它。往后它一看到我就发出尖嚎，似乎在哭诉。最后它在监狱外被一群野狗咬死了。

库里贾布卡的性格则是完全不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它还是只眼睛没有睁开的小狗时，我就把它从工厂的工作间里抱来了。我很高兴把它喂养长大。“小球”立即把库里贾布卡置于保护之下，和它一起睡觉。当库里贾布卡慢慢长大，就让它咬耳朵、扯毛发，和它一起玩，一如往常大狗和小狗玩的游戏一样。奇怪的是，库里贾布卡几乎不长高，只往体态和身长成长。它毛茸茸的皮毛颜色像灰鼠，一只耳朵长得越来越向下，另一只长得越来越向上。它是一只热情、快乐的小狗，看见主人，就要爬上去舔脸，迫不及待在你面前发泄一切情感，完全像是在说：“只要他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就行，我不在乎，让那些礼节见鬼去吧！”有时候，不管我在哪里，只要我喊一声“库里贾布卡”，它突然会从某个角落窜出来，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喜悦地尖叫着，飞奔到我身边，在路上则像颗皮球一样滚动着。我非常喜欢这个小怪物。似乎命运为它准备了满意的一生和无比的欢乐。但是，有一天，从事缝制女式皮鞋和皮革加工的囚犯涅乌斯托洛也夫特别注意到它。他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一样。他叫库里贾布卡来到面前，抚摸着它的毛发，温柔地把它平放在地面上。库里贾布卡毫无防备，高兴地尖叫起来。但第二天早上它失踪了。我寻找了很久，它好像是在稀薄的空气中消失了，直到两个星期后，一切才真相大白。涅乌斯托洛也夫看到库里贾布卡的毛皮非常高兴。他竟然剥下了它的毛皮，硝好后做成军法会议理事夫人订制的天鹅绒半统皮靴的衬里，做好后他把靴子拿来给我看，毛皮真是惊人的好看。但库里贾布卡太可怜了！

监狱里有很多人会制作皮革，经常会带些皮毛好看的狗进来，有的是偷来的，有的甚至是买来的。但瞬间就会失踪。我记得有次在厨房，我看见两名犯人在大惊小怪地商量事情。其中一人用绳子绑住一条大黑狗，显然是昂贵的品种。一个歹恶的仆人把它从主人那里偷出来，以三十银戈比卖给我们的皮匠。囚犯们打算把它吊死。这是很方便的作法，把皮剥下来，尸体扔进我们监狱角落的一个大而深的粪坑里。夏天，热浪滚滚，坑里发出可怕的臭味，偶然才会有人清理一下。那条可怜的狗似乎明白了它的命运，不安地轮流瞟着我们三个人，只是偶尔冒险地转转他那条毛茸茸的尾巴，仿佛希望软化我们的心肠。我很快就离开了。当然，他们两个最后完成了他们的工作。

鹅在我们监狱里也是随便养的。至于是谁养的，实际上属于谁的，我不知道。但是有时候，它们很逗乐，甚至在城里也很出名。它们是在监狱里孵化，养在厨房里的。小鹅长大以后，竟会成群地随着囚犯一起去工作场地。鼓声一响，囚犯们动身出发时，鹅尖叫着跟在我们后面跑，展开了自己的翅膀，从高高的门槛上飞跳出去。它们总是朝右侧走。囚犯们在那里排队等待工作时，它们始终坚持和最大的人群在一起，待在离囚犯工作不远的地方。不久，城里已经到处传闻。遇到的人们会说：

“你看，囚犯带着鹅来了！”

“你们怎么把它们训练成这么听话的？”

“这是给你们的鹅的！”另一个人把施舍递给囚犯。

但是，尽管鹅很忠心，到了某个开斋的节日，它们还是都会被杀来吃掉的。

但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发生的话，我们的山羊——瓦西卡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杀掉的。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是谁弄来的，却突然在监狱里发现了一只小小的、白白的漂亮山羊。我们在几天内就都喜爱上它，它很快成为我们的消遣，甚至给我们带来欢乐。我们也找到了留住它的理由：有必要在监狱的马厩里保持一只山羊。但它并没有住在马厩里，而是刚开始住在厨房里，后来就在监狱里到处走动。这是一只非常优雅又淘气的生物。听到哪里在唤它，它就会跑过去，有时跳到板凳上、桌子上，有时顽皮地用角顶撞囚犯，总是令人非常快乐、非常逗趣。后来，它长出了一对非常漂亮的角。

一天晚上，莱慈根人巴贝和其他囚犯一起坐在牢房的门廊上，忽然想到要和我们的山羊瓦西卡玩角斗游戏。他们玩过很多次了，这是囚犯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之一。山羊瓦西卡突然跃上了门廊台阶的最高一级，巴贝转身躲到一边，瓦西卡瞬间抬起它的前足，用力一弹，正好命中巴贝的后脑，巴贝一个跟斗从台阶上摔了下去，在场所有人一声喝釆，连巴贝也笑了起来。总之，大家都非常喜欢瓦西卡。当它慢慢长大，我们大家商议，由兽医给瓦西卡动了一个小手术。“否则它身上就会有一种山羊味了。”囚犯们说。

手术后瓦西卡狼吞虎咽，开始异常发胖。大家拼命喂它，好像要把它屠宰来吃似的。终于，瓦西卡长成了一只长着一对大长角、胖胖的美丽大山羊了。它边走边摇摆的姿态煞是好看。它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工作场所，囚犯们和遇到的路人都感到非常有趣。大家都知道监狱里有头山羊叫瓦西卡。有时在河岸边工作的时候，囚犯们会摘些嫩树枝，弄几张树叶，采几朵花朵，帮瓦西卡打扮一下。用树枝和花朵装饰它的犄角，在它身上套上花环。瓦西卡永远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返回监狱的时候总是走在囚犯前面，他们跟在它后面感到很自豪。他们希望把瓦西卡打扮成顶级的山羊，甚至像小孩子一样心想：“要不要给瓦西卡的角镀金！”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从未有人去做。我记得，我问过阿基姆·阿基米奇和我们最好的金匠伊萨·弗米奇，山羊角究竟能不能镀金？他开始看了一下山羊，认真地思考一下，回答说，也许是可以的，但恐怕镀层不会很牢，而且也挺没用的。所以这件事就结束了。瓦西卡本来可以在狱中住上很久，直至老死的。但是有一天，它打扮得漂漂亮亮领着囚犯回监狱的时候，遇到了坐在马车上的少校。“站住！”少校吼道，“谁的山羊？”有人向他作了解释。“什么！山羊在监狱里，而且没有我的允许！下士，”下士来了，他责令其立即把山羊杀掉，皮剥下来卖到市场上去，钱转入囚犯公款，羊肉放在囚犯的菜汤里。大家谈论了一会，感到很怜惜，但是不敢违抗少校的命令。瓦西卡就在我们的垃圾坑前被宰杀了。肉卖给一名犯人，给了监狱一个半卢布。用这笔钱买了贝果，买肉的犯人把肉切成小块烤。肉真的很好吃。

有一只鹰在我们监狱里也住了一段时间。这是草原上的一种小鹰。有人把它带进监狱里，它受了伤，显得很疲惫。所有的囚犯都围住了它，它飞不起来。一条腿骨折，右翼脱臼，悬垂在地上。它凶狠地环顾四周，审看着好奇的人群，张开了弯弯的喙嘴，准备付出自己生命的高昂代价。囚犯们看够了，就开始散去了。它一瘸一拐地用一条腿跳跃着，挥舞着那张健康的翅膀，跳到最远的角落，蜷缩在那里，身子紧紧地压在木桩上。它在那里和我们一起住了三个月，从来没有走出过那个角落。

一开始囚犯们经常去看它，并且唆使狗去攻击它。“小球”愤怒地冲上前去，但是，很显然它害怕靠近小鹰，囚犯们因此看得哈哈大笑。“真是野兽！”他们说。“它不会屈服的！”后来，“小球”开始欺侮小鹰了，它一开始的恐惧消失了，它在有的囚犯的唆使下，抓住小鹰的伤翼。小鹰用爪子和嘴喙全力抵抗，自豪地保护着自己，像一个受伤的君王，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审视着周围好奇的人们。最后，大家也看腻了，把它遗忘了。不过，每天在它身旁可以看见几块鲜肉和盛着水的瓦罐。总是有人在注意着它。刚开始它不想吃，好几天没进食，终于有一天开始吃了，但从来不在人的手里吃，也不当着人们的面吃。我不只一次地从远处观察它。当它看到周围没人，以为它是独自一个的时候，有时会冒险地从角落里步履蹒跚地顺着木桩走出来，走上十二步后，又走回去，然后又走出来，然后又退回去，好像在做运动。它一看见我，就立刻挣扎着，一瘸一拐地跳回原来的角落里，头向后仰，张开嘴喙，耸起羽毛，准备战斗。我无法去抚摸软化它，它又啄又扑打，不肯吃我手中的牛肉，我站在它面前时，它凝视着，用它那愤怒、刺人心肺的目光凝视着我的眼睛。它孤独，愤怒地在等待死亡，不相信任何人，不和任何人妥协。最后囚犯们又记起了它，虽然两个月来没有人去关心它，没有人为它祷告，一切都只是同情。说着说着，大家认为应该把小鹰放出去。“哪怕死，也不要死在监狱里。”有些人这么说。

“这只鸟本身是自由且威严的，它不会习惯牢狱的生活！”有人随声附和。

“要知道，它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另一个人又补充说道。

“哦，它是鸟，我们是人。”

“鹰，我的朋友们，是森林之王……”斯库拉托夫开口了，但是这一次，没人听他的。

一天下午，当工作的鼓声又响起来时，有人把小鹰抓起来，捏紧它的嘴喙，因为它猛烈地用嘴喙和爪子抗争。我们把它带出监狱。我们十二个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小鹰会往哪去。说来也怪，每个人都很高兴，似乎自己得到了自由。

“看看这狗娘养的，我们为了它好，它却咬人！”抓住它的囚犯说，喜爱地看着这只凶恶的鸟。

“放了它吧，米基塔！”

“它是知道的。它也不愿意关在笼子里，它需要自由！”

小鹰被抛向草原。这是深秋的一个寒冷和黑暗的日子。风呼呼地在光秃秃的草原上呼啸，吹得黄色、枯萎、凌乱的草原簌簌作响。小鹰笔直飞了出去，挥舞着伤翼，慢慢地消失在地平线上。囚犯们好奇地看着它在草原上忽闪忽现。

“看看它！”有人若有所思地说。

“竟然没有回头看一看！”另一人补充说。“头也没回的就走了。”

“你以为它会回来道谢吗？”第三个人说。

“啊，它自由了，它是自由的。”

“这就是所谓的自由。”

“再也见不到它了，朋友们。”

“为什么还杵在那呀？走啊！”卫兵喊道。大家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去上工了。

[11]面包和盐象征着崇高的礼仪。

第七章　声明

在这一章开始之前，已故的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戈里昂奇可夫手记的发行人认为有责任向读者作以下的声明。

在《死屋手记》第一章中，提到过一个弑父的贵族。他是被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囚犯们有时对他们的罪行是多么的冷漠。第一章中又提到凶手在法庭里并未认罪，但是，从所有了解细节的人们叙述中可以看出，犯罪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令人无法不信。他们告诉笔者说，这个罪犯平日生活不检，债务缠身，渴望继承遗产而杀死他的父亲。整个小镇的人，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关于这一点，“手记”的发行人有着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最后，“手记”中提到凶手在监狱里经常处于快乐、心情开朗的状态中，这是一个反复无常、轻浮、没有理性、极端的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傻瓜。“手记”的作者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看到过什么特别的残忍行为，他在“手记”中加了一句：“因此，我不相信他是有罪的。”

最近，“手记”发行人从西伯利亚接获通知，说这名罪犯被证实无罪，平白受了十多年的苦役。法院已正式下达通知。真正的罪犯已被找到并自承不讳。那个可怜人现在已从监狱中被释放了。发行人不能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没有更多的补充了。也不用多说，这一事实的悲剧是多么的惨痛。在如此可怕的控告之下，他从小就被葬送了一生。事实是太清晰、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也认为，假如这样的错误在可怕的生活中是可能发生的话，这样的可能性又为这间死亡之屋中的回忆增加了新的和非常生动的画面。

现在，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吧。

＊

我已经说过，我终于习惯我在监狱里的地位。但这是很艰难、很痛苦、很漫长的过程。我几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是我生命中最困难的一年，所以今天它能如此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记住了这一年里每一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

其他犯人也都难以习惯这样的生活。在第一年里，我自己常常想，“那些囚犯是怎么样的？他们真的能习惯吗？他们不担心吗？”这些问题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我提到过，所有的囚犯生活在那里，仿佛不是住在家里，而是住在旅馆里，是在旅途中，是在被押解的某一个阶段中。那些被终生遣送到这里来生活的人，不是处于永久性的忙乱之中，就是处于极其严重的压抑之下，但是他们每个人必定会梦想一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永远在默默地，但是很明显地表达出某种不安定的情绪，有时在不知不觉中表达出某种非常脆弱的希望，听起来像梦呓一样。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希望竟往往会存在于最讲究实际的头脑中。他们把这些希望表达得那样的迫切，那样的焦躁不安。这一切都为这个地方增添了不寻常的外表和特点，成为这个地方最明显的特征。几乎一看上去，就会感觉到这种情况在监狱外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每个人显然都是很痛苦的梦想家，大部分的监狱白日梦都带有那种忧郁和灰暗，带着某种不健康的色彩。绝大多数人沉默、愤怒，充满着仇恨，不喜欢暴露自己的希望寄托所在。直率与真挚往往会遭人鄙视。

更不寻常的是，希望越无法实现，梦想家就越感到自己不可行，却越是固执天真地把希望隐藏起来，但要让他们拒绝这种希望是不可能的。谁知道，也许有些人会为他们不可实现的想象力感到羞愧。在俄罗斯人的性格里，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太积极的肯定和太清醒的感觉，对自己的弱点有着太无情的批评和自嘲……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经常性、隐秘的，对自己的不满，致使这些人在日常交往中，与对方有那么多的摩擦和互相嘲笑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假如他们当中有些比较天真、性子比较急躁的人突然跳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表达每个人心里沉迷着的梦想和希望，那么他就会遭遇到毫不客气的谩骂和嘲笑。但在我看来，最狂热的攻击者可能是在梦想和希望方面想得最多的。我已经说过，我们这里，大家都把天真和质朴的人看成是最庸俗的傻瓜，并且蔑视他们。每个人是如此忧郁和自负，但却鄙视着善良而没有私心的人。除了这些天真、质朴、喜欢啰唆的人以外，其余的人都保持着沉默。他们可以被分为善良的和恶毒的，或者快乐的和阴暗的。阴暗和恶毒的人比较多，如果他们当中有些人又是健谈的，那么他们肯定是焦虑不安和喜欢八卦的人。别人的事情他们都要插手，另一方面，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秘密事务，他们是绝对不肯对任何人泄露的。这既不符时尚，也不能被接受的。好人——只有极少数——是很安静的，他们怀有美好的希望，默默藏在心里。当然，他们比心地阴郁的人还要倾向于希望，更相信希望终会实现。然而，在我看来，监狱里仍然有些人是相当绝望的。例如，从斯达洛杜博夫斯基村里来的那个老人就是这种人。但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人都是极少数的。这位老人有一颗平静的心，但在某些方面，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是可怕的。然而，他有他自己的救赎，有自己的祈祷方式和殉道的想法。另一个发了疯的、圣经读得太多的犯人，我已经谈过此人，就是那个用砖块投掷少校的人，可能也是属于绝望的一类，也就是失去最后希望的人。没有希望是完全不可能生活下去的，于是他自己发明了一条出路，就是自愿熬受人造的殉难。他宣布，他攻击少校没有恶意，只是想接受苦刑。谁知道当时他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一个人能够活下去，一定是有目的和希望的。失去了目的和希望，一个人往往会忧郁得变成一个怪物……我们监狱里所有人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获得自由和脱离这种苦刑生活。

不过，我在这里努力想把我们监狱里的人划分为几类，这有可能吗？现实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即使是最巧妙的抽象思维及其推理结论也不可能包容所有这些重大的区别。这种努力在现实面前往往会成为碎片。生命都有其特殊性。至少我们就有一些，虽然是在监狱内部的，但却是自己的生活。

我入狱那时不能领悟这种生活的深奥内涵，甚至不知道如何探究自己的内心深处。因此，所有的外在表现折磨得我有说不出的痛苦。我有时候甚至讨厌那些像我这样的受难者。我很忌妒他们，责备着自己的命运。我很羡慕他们，他们仍然和自己的同类有着相互理解的伙伴关系。

但其实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对于这种在皮鞭和棍棒下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这种强制的集体居住，深感厌恶。每个人都想摆脱这种情况。我重申，我对他们的忌妒是在我愤怒的时候产生的。有人说，贵族和受过教育的人在监狱里受刑和农夫一样痛苦。我知道，我听说过这个假设，最近，我读到了它。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人道的。我们都是人类。但这个想法过于抽象。忽略了很多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贵族和受过教育的人的感觉比较细微，比较容易感到疼痛，知识比较丰富。心灵的发展程度是难以度量的。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和知识也不能成为衡量的尺度。

我可以作证，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在压迫最严重的环境里，我也曾遇到过有着崇高道德的最细柔心灵。在监狱里，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认识了好几年的人，你一直认为他是野兽，不是人，你鄙视他。但是忽然无意中发现他的心灵因为不由自主的冲动而敞开了，你看到他有着丰富的感情和善良的心地，你看到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你看到他体恤着自己和别人的痛苦，你的眼睛突然一亮，你甚至会不相信你所看到和听到的。

还有另一种相反的情况。学识有时会和野蛮、暴行并行不悖。有学识的人有时会做出使你惊诧、使你讨厌的事情来！无论你多么善良和开放，你也会发现，在你的心里，找不到宽恕那种行为的任何理由。

任何有关习惯、生活方式、食物等等的变化，对于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来说，当然要比农夫感到痛苦得多。这点我不必多说。农夫在自由时往往挨饿，饿死在野外不足为奇，而在监狱中至少可以心满意足地填饱肚子。这是无需辩论的事实。虽然这一切与其他方面的不方便相比，对于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来说可能是无所谓的小事，但是这些变化的总和既不是无足轻重的，也不是可以轻易承受的，这一点也是毫无争议的。在进监狱之前，面临恐怖的刑罚，这一切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你也就不会注意到肮脏拥挤的居住环境和贫乏不洁的食品给你带来的痛苦了。在进监狱以后，最不会劳动的或最柔弱的人在汗流浃背地工作一天以后，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劳动强度这么大的工作。比较起来，吃下黑面包和里面有蟑螂的菜汤就不成一回事了，是可以习惯的。有一首关于被强制劳动罪犯的幽默歌曲中这样唱道：

“给我白菜和冷水，
我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关键的是，在入狱后两个小时内就要能和其他囚犯一样，好像回到家里，相互了解，和大家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大家有目共睹，都认为这是自己人。而出身高贵的绅士就不同了。无论他们为人怎样正直，怎样善良和聪明，大家都会常年仇视他、鄙视他，大家不会了解他，最重要的是不会相信他，他不是他们的朋友或同伴。虽然经过多年，他终于能达到不被人伤害的地步，但他仍然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将永远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疏远的孤独感。这种排斥有时是完全没有恶意的，是下意识的。不是自己人也就算了，但世上没有比生活在不是自己人的环境中更糟糕的了。一个从塔甘罗格搬迁到彼得保罗的农夫，立刻会找到一个和他相同的俄罗斯农民，会和他谈得很投机，两个小时以后，他们有可能会极友好地住在同一间小屋或帐篷里。可是，出身高贵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和平民之间有一条深渊。这只有当他在外部环境中失去了昔日的权利，变成平民时才能感觉到。不然的话，即使一辈子与平民往来，四十年来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或者甚至只是简单地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恩人，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他的父亲也都无法体会。这都不是自然的，这只会产生一种错觉，仅此而已。我知道所有人读到这里会说我夸大其词。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肯定不是书生气十足，也不是在理论上这样说说，我确实用了充分的时间来验证我的这个看法。也许每个人都知道我这么说正确性有多少……

我刚进入监狱，事实就证明了我的看法，使我既紧张又痛苦，对我的健康发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夏天，我几乎是孤零零地徘徊在监狱里。我说过，我处在那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中，甚至不能区分和评估那些可能会喜欢我的人、爱我的人。不过，他们永远不可能和我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我也有些贵族同伴，但这种伙伴关系不能卸载我心灵上的重负。不管怎么样，似乎无路可走。举例来说，下面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让我又一次知道我在监狱里的特殊地位和被疏远排斥的状态。

那年八月一个晴朗炎热的下午，一点钟左右，像往常一样，大家正在午休，突然所有人齐身站了起来，并开始在监狱里排队。直到那一刻，我什么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经常独自在沉思冥想，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事。此时，监狱里已经有三天在酝酿动乱了。也许很早就开始了。因为当我回忆起当时一些囚犯的谈话，以及当时囚犯之间冲突的增加、情绪的低落、特别凶狠的态度，才恍然明白了些。我以为，这种情况和辛苦、枯燥、漫长的夏日、睡眠不足的短夜，以及对森林和自由的梦想都是有关的。也许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引起了爆发，但爆发的导火线是食物。几天来，囚犯在牢房里，尤其是在厨房里吃午餐和晚餐的时候，大声抱怨饭菜，许多人都很愤慨，对厨子非常不满，甚至更换了其中的一名厨子，但新的厨子很快就从厨房里被赶出去，老的又回来了。总之，每个人的情绪都浮躁不安。

“我们做死做活，吃的却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人在厨房里嘟哝。

“如果不喜欢菜汤，那就点些果汁奶冻吧。”另一个人说。

“酸白菜汤，我喜欢吃，”第三个人说，“太鲜美了。”

“一直给你吃这个，永远给你吃这个，还会鲜美吗？”

“那倒是真的。他们应该给我们牛肉，”第四个人说，“我们在工厂里简直要累死了。完工的时候，我们好饿好饿。但看看，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是啊，实在是太‘勤奋’[12]了。”

“无法令人不生气。菜汤加‘勤奋’才好吃呢！这世上还讲不讲理？”

“是啊，食物太差了。”

“他们的钱包都塞满了。”

“这不关你的事。”

“那是谁的事？肚子是我自己的。大家应该一起提出要求，那才是正事！”

“提要求？”

“是啊。”

“为了提要求，你还没被打够吗？笨蛋！”

“这是真的，”另一个一直保持沉默的囚犯开始说了，“光急是没用的。你说说看，我们应该怎样提要求？”

“好，我说。如果大家都去提，我也会去提。我们太穷了。那些吃自己食物的人当然会保持沉默，但我们吃狱方食物的人太可怜了。”

“啊哈，你这个眼尖的妒忌鬼！眼馋人家的东西啦！”

“别盯着人家的东西，你自己先想出办法来吧。”

“自己拿出办法来？我和你在这个问题上会讲到头发发白的。你一定是个有钱人，你想坐视不管吗？”

“叶洛士卡，还有那只狗、那只猫，都是有钱的。”

“真的，我的朋友，坐在这里干嘛！我们自己作决定吧。难道还没有受够吗？为什么要效仿那些愚蠢之举。他们打我们，他们要剥我们的皮。为什么不去呢？”

“为什么！有用吗？我告诉你，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必须吃什么，直到把你的嘴塞满了。看看这个家伙，他要人家为他嚼咽他的食物。我们是在监狱里，要学会忍受。这就是为什么！”

“对，我们在监狱里，有什么好吵的？我们饿死，政府吃饱。”

“就是这样啊。八只眼吃得可发福了，还买了一对灰色的马。”

“嗯，他不喜欢喝酒。”

“他刚才和兽医打牌时还打了一架。费特卡告诉我说，他玩了两小时没赢到半分钱。”

“这就是为什么他给我们喝那种烂菜汤。”

“你们全是白痴！这没关系，无所谓的。”

“我说，我们都去抗议，看他怎么辩解。让我们作个决定吧。”

“辩解！你会挨揍的，肯定的。”

“他们会把他送法院审判的……”

每个囚犯都处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中。那时候，我们的食物确实是非常糟糕的。这种事情都是一件件堆积起来，直到爆发的临界点。最重要的是，普遍的痛苦、忧郁、苦难和悬疑都已经达到极端。囚犯天性爱争吵、爱叛逆，但是集体动乱是罕见的。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之间永远意见不合，永远不能达成共识。这是他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争吵多于行动。但是这次，大家的激愤并没有减弱。我们开始成群聚集在牢房里诅咒着，痛苦地回忆少校对我们的控制，详细地把少校的丑行都揭露出来，要跟他算笔总账。有几个人特别积极。在任何这样的情况下，总是有发起人和领导人。而领导人往往就是提出要求的发起人，那是些非凡的人物，不仅仅是在监狱里，就是在所有大型的工人组织、军队中都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到处都一样。他们满怀热情，渴求公正、天真、诚实，坚信公正是不可缺少而永久的，并且很快就得以实现。这些人比别人聪明，而且是很聪明的，但他们太有热忱、太多激情，以致无法控制自己，无法成为狡猾而有心计的人。如果有人知道如何巧妙地引导大众，打赢这场官司，那么他肯定能成为大家的领导人，是天然的领导者。我们这里这种人是很少见的。而我现在说的那些发起人和教唆者，他们几乎注定要失败的，然后就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他们因为激情而失败，但也因为激情而对群众产生影响。大家都愿意跟随他们。他们的热情、诚实和愤慨影响了大家，即使在最优柔寡断的人们身上也产生了影响。他们也诱惑了最顽固的怀疑论者。尽管事实证明那种信心是建立在十分不牢靠的幼稚基础上。你简直不知道他们怎么会那样盲目自信的。

但主要的是，他们首先向前走去，毫不惧怕。他们像公牛一样，垂下双角，直冲过去，往往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很不谨慎，没有狡猾的应对手段。如果用了那些手段，往往最卑鄙和最没价值的人也会获胜，达到目的，干干净净地从染缸里走出来。而他们肯定会在墙上把自己的角撞断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脾气很坏，暴躁易怒，极不宽容。但他们充满着激情，这正是他们的力量所在。最遗憾的是，他们不是直接向着目标奔去，他们往往随机做出一些小动作。这样子做实际上会把他们毁了。但是大众了解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实力……

关于所谓的“不满”，我在这里必须再补充几句话。

我们监狱里有几个人是因为表达了“不满”而获罪的。就属他们闹得最厉害。特别是马丁诺夫，从前的轻骑兵，一个情绪激烈、焦躁不安、多疑但诚实和真实的人。另一个是瓦西里·安东诺夫，他可以被激怒，但同时又很冷静，通常显得很无耻的样子，脸上带着讥笑，态度很嚣张。他很有学问，说话算话，也很诚实和真切。但是这种人很多，无法数清。这些人当中还包括忙碌不迭地来回走动的彼得罗夫，他钻进人堆里倾听着大家的谈话，自己并不多说，但是，他显然是第一个冲出牢房的。

我们监狱的军士立刻代替下士军官惊恐地走了进来。我们一字排开，大家有礼貌地请他转告少校，我们要亲自和他谈谈，问他一些相关问题。下士军官走了出来，所有的伤兵也在牢房对面排成队。委托下士军官提出的要求是紧急的，他感到很恐怖。但是，他又不敢不立即报告少校。首先，所有的囚犯都出动了，那么很可能会发生更坏的事情。监狱里所有的负责人在某种程度上对囚犯是感到很害怕的。第二，即使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每个人很快想通了，解散了，他也应该立即报告当局发生了什么事。他脸色苍白，吓得浑身发抖，甚至没有试图询问和劝诫囚犯，赶紧跑去少校那里。他也看到了，囚犯是不会跟他说什么的。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走了出来站在队伍里。所有的细节情况，我是在事后知悉的。我以为这是点名查房，但没有看到一个守卫过来，我惊讶地环顾四周。囚犯们的脸露着焦虑和恼怒，有些人甚至脸色苍白。大家都无声地等待着少校过来说明。我注意到，很多人十分惊讶地看我一眼，然后默默地把头转回过去。他们显然感到奇怪，我怎么会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他们显然不相信我也会向狱方提出什么要求。然后很快地，几乎周遭所有的人都向我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瓦西里·安东诺夫毫不客气地大声问我，他站在离我较远的地方。平时他总是称呼我“您”，对我很客气。

我惊疑地看着他，仍然试图明白他的意思，但我已经感到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了。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快回牢房去，”一个小伙子说。他是名军人，我还不认识他，是一个善良安静的人。“这里没有你的事。”

“这是为了什么？”我答道，“我以为是点名啊。”

“看，你也会爬出来！”有人喊道。

“铁鼻子。”[13]另一个人说。

“苍蝇拍子！”第三个人说，露出不可言喻的蔑视。这个新绰号引起大家的笑声。

“厨房里的贵客。”有人加了一句。

“他们觉得到处是他们的天堂。这里是监狱，可是他们吃的是蛋糕，自己买猪来烤。你是吃自己的，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库利科夫说，接着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把我从队列里拉了出去。

他脸色苍白，黑色眼眸闪闪发光，紧紧咬住下唇。他很不冷静地在等待少校。顺便一提，我非常喜欢看在这种情况下的库利科夫，也就是说，在这些必须表现自己的情况下，他会装腔作势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我想他在前往受刑时也会这样做出一些别致、巧妙的姿态。现在当所有的人都称呼我“你”，辱骂我的时候，他似乎已经刻意对我表示加倍的礼貌，同时，他对我说话却是用的一种独特的，甚至是傲慢的口气，不容许任何的异议。

“我们在这里办自己的事，亚历山大，这里没你的事。到别的地方去等着……你们的人都在厨房里，去那里吧。”

“去厨房过你们的日子吧！”有人又抢话说道。

通过厨房敞开的窗子，我真的看到了我们的波兰人。然而，在我看来，除了他们，还有很多人在那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朝厨房走去。我听到身后传来粗鲁的笑骂声、脏话和嘘叫声（监狱里不准吹口哨，以嘘叫代替）。

“没人喜欢你！……再见，再见！嘘，嘘，嘘！……”

到那时为止，我从来没有在监狱受过这样的侮辱，这一次使我感到很痛苦。但是我自己碰上了。在厨房的走廊里，我遇见了T-斯基，他是个年轻的贵族，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很坚强慷慨。他非常喜欢Б-斯基。他在囚犯中表现很突出，一部分囚犯甚至很爱他。他勇敢，有胆量，力气也大，这在他的每一个动作中表现了出来。

“你怎么啦，戈里昂奇可夫？”他呼唤我，“到这里来！”

“那里是怎么回事？”

“他们声称要向狱方提出要求，你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你以为他们会相信服劳役的人吗？他们马上就会找出主谋。如果我们在那里，他们首先会把暴乱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请记住，我们是为了什么被送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是简单地挨鞭子，我们可是要被审判的。少校最恨我们，他会很高兴把我们毁掉的。这是他自己说的。”

“是的，囚犯也会把我们交出去。”M-斯基一边说，我们一边走进了厨房。

“他们不会对我们大发慈悲的！”T-斯基说道。

在厨房里，除了贵族以外，还有很多人，大约有三十个人。大家都不想去提出要求——其中一人是由于胆怯，而其他人则相信这种做法完全徒劳无功。阿基姆·阿基米奇也在那里，他一直反对所有的权利要求，他认为这会妨碍正常的生活，破坏良好的行为秩序。他静静地，静静地等待着事情结束，一点也不担心事情的结果。相反地，他相当肯定秩序和长官意志必然胜利。在那里的还有伊萨·弗米奇，他垂着鼻子，惊恐好奇地听着我们的对话，露出极度的怀疑和焦虑。所有普通家庭出身的波兰人也加入到贵族这一方。有几个胆小的俄罗斯人总是保持着沉默，露出颓丧的神色，他们不敢和其他人一起出去，待在厨房里忧虑地期待这件事结束。最后，还有几个忧郁但总是待人苛刻的囚犯。他们待在厨房里，因为他们坚定地相信，并厌恶地感到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除了恶劣的结局以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但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是觉得有点尴尬，不是太有把握的样子。虽然他们相信自己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事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仍然感到自己像是叛徒，离开了自己的团体，好像自己把老乡交给了少校。我发现埃尔金也在厨房里，他就是那个来自西伯利亚的狡猾农民，为了造伪币被关了进来，还抢夺了库利科夫的兽医业务。斯达洛杜博夫斯基村里来的老人也在这里。厨子们全部留在厨房里，可能他们自己认为这是监狱管理的一部分，因此感到走出去提要求未免有失礼貌。

“但是，”我欲言又止地，开始对M-斯基说，“除了这些人以外，大家几乎都去了。”

“是的，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Б-斯基喃喃自语道。

“我们如果出去，会比他们冒险一百倍。但是为了什么呢？Je hais les brigands[14]，难道你真的曾有那么短暂一瞬相信他们会成功吗？谁愿意去参与这种荒唐的行动？”

“这将是没有结果的。”一个固执、愤怒的老年囚犯抢着说。

“除了挨五十鞭，什么都不会得到的。”在场的阿尔马佐夫随即附和道。

“少校来了！”有人喊了一声，大家急忙冲到窗前。

少校被激怒了，红着脸，戴着眼镜，气呼呼地走进监狱。他默默而坚定地走到队列前面。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很勇敢、镇静，并没有失去他的气势。然而，不要忽视他几乎总是喝得半醉的。在那一刻，连他橙色的油腻帽子和肮脏的银肩章都带着凶恶的气味。在他身后的是书记官加德洛夫，他是我们监狱里很重要的人物，实际上管理着监狱里的一切，甚至少校也受他的影响。他很狡猾、精明，人倒还不坏。囚犯们对他很满意。跟着他的是我们的下士军官，显然已经受过责备，害怕地担心会有十几倍的惩罚，最后是三四名警卫。

囚犯在叫下士军官去请少校的时候，就脱了帽，现在所有的囚犯挺身站得笔直，每个人向前迈进一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少校的第一句话，或者不如说是，第一声吼叫。

吼叫声紧随着而来。从第二句话开始，少校就破口大骂，这次甚至是咆哮着。他已经气疯了。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队列前跑着、喊着、盘问着。但是我们听不清他的问题以及囚犯的反应。我们只听到他刺耳的咆哮声：

“叛乱！笞刑！……煽动者！你是主谋！你是主谋！”他呵斥着其中一名囚犯。

没有听到有人回答。但一分钟后，我们看到那名囚犯离开那里，被带到警卫室去。一分钟后，第二个又去了，然后是第三个。

“把你们全都送去审判！我要好好收拾你们！谁在厨房里？”当他看到我们在厨房的视窗张望时，他尖声叫道。“把大家都叫到这里来！把他们赶过来！”

书记官加德洛夫走到我们的厨房里。在厨房里，有人告诉他我们没有提过要求。他马上回去向少校报告。

“不！”少校降低两个音调说道，显然很亢奋。“大家都到这里来！”

我们离开厨房走了出去。我感到有些惭愧。大家都垂下头走了出去。

“普罗科菲耶夫！埃尔金，还有你，阿尔马佐夫……站住，站在这里，你们站在一起，”少校似乎用一种柔和的声音对我们说，和气地看着我们。“M-斯基，你也在这里……都记下来。加德洛夫！把这些满意的人列个名单，那些不满的人列成另一张名单。把单子交给我。我要把你们大家都送上法庭……审判！你们这些混蛋！”

名单发生了作用。

“我们是满意的！”突然一个阴郁的声音从不满的人群中传出，不知何故声音似乎并不坚决。

“啊！你满意吗？谁是满意的，站出来。”

“满意，满意！”有几个声音附和。

“满意！那么说有人在煽动你们吗？有反政府的煽动者吗？太糟糕了！”

“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人群中有一个声音说。

“谁，谁在说话？”少校冲着传来声音的方向咆哮。“是你，拉斯托尔古也夫，是你在叫的吗？送到警卫室去！”

拉斯托尔古也夫，一个脸面浮肿、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走了出来，慢慢地到警卫室去了。他没有呼喊，但有人指认他，他没有辩驳。

“胖得快疯了！”少校在他身后叫道。“看，那张肥脸，三天内不……！我要把你们全都找出来！满意的都走出来吧！”

“我们满意，大人！”又传出几十个阴郁的声音。其他人固执地沉默着。这正是少校所需要的。很明显，对他来说，最有利的是赶快把这件事结束掉，最好是协调解决。

“现在每个人都满意了！”他缓缓地说道。“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知道了。这里有煽动者！在他们之间，很明显有煽动者！”他对着加德洛夫说道。“一定要把这个人仔细找出来。现在……现在是上工时间。打鼓！”

他自己分配工作。囚犯们黯然失神地默默离去，至少为了可以快点离开而感到侥幸。分配工作后，少校立刻回到警卫室去对付那些“头目”，但也并不是很凶狠，甚至好像是在赶时间似的。其中一人后来说，某人请求宽恕，少校马上就原谅了他。很明显，他说，少校似乎有些神情恍惚，也许是有些害怕。至少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即使囚犯的要求不能称为投诉，但因为这是冲着少校来的，并没有指向较高的管理当局，仍然是有点尴尬，也是对他不利的。特别使他困扰的是大家全体的反抗。

因此无论如何，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囚犯做些交易。“首要分子”很快就被释放了。第二天，饭菜品质提高了，尽管大家知道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件事平息后的初期，少校经常光顾监狱，整顿秩序，以防暴乱。我们的下士军官焦虑困惑地在狱中到处奔走，茫无头绪，好像还没能从惊愕中回过神来。至于囚犯，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无法平静下来，但不若以往那样担忧了，而是在沉默中表现出困惑不安。有些人甚至一直低着头。虽然一谈到整个事件，有人就会抱怨。许多人痛苦地大声笑自己，似乎像在惩罚自己。

“看吧，兄弟，自作自受吧！”有人说。

“你怎么敢和少校较量！”另一个人加了一句。

“给猫打铃的老鼠在哪里？”第三个人说。

“我们的兄弟不见棍子是不会掉泪的。我们还是运气好，他没有把我们都打一顿。”

“少说多想会更好些！”有人愤愤地说。

“你是什么东西，还要你教训，你是老师吗？”

“我教你的是正经事。”

“你是什么人？横里跳出来个什么人！”

“我吗，我是人。你是什么东西啊？”

“你是狗娘养的！”

“你才是。”

“好了，好了，闭嘴！讲的什么话呀！”四周招来一片谩骂声……

在向狱方提出要求的同一天晚上，我从工作场所回来时，在牢房后面遇到了彼得罗夫。他正在找我。他走到我面前，喃喃地说了些什么，还发出两、三个模模糊糊的惊呼声，但很快就心不在焉地兀自沉默了，机械式地和我一起走着。这件事情还是痛苦地留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彼得罗夫想对我解释一下。

“请告诉我，彼得罗夫，”我问他，“你当时生我们的气吗？”

“谁生气呀？”他好似醒了过来。

“囚犯们生我们这些前贵族的气吗？”

“你疯了吗？为什么要生你们的气啊？”

“嗯，我们没有挺身提出要求啊。”

“为什么你们要提出要求呢？”他问，似乎想了解我。“你们吃的是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啊。”

“哦，我的天啊！为什么？你们当中也有吃自己食物的，他们也出去支持你们了。我们也应该这样的……我们是朋友啊。”

“是的……但你们怎么会是我们的朋友呢？”他怀疑地问道。

我快速地瞥了他一眼，他根本不理解我，不明白我所问的是什么。但我在这一刻完全了解了。一开始我有个模糊的想法，一直在我心中得不到证实。现在我终于理清了。我突然意识到以前无法猜到的东西。我意识到，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我为他们的伙伴的。哪怕我是一个惯犯，哪怕被判了无期徒刑，哪怕被关在特科牢房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特别留在我记忆中的是彼得罗夫在那一刻的态度。从他那句问话：“你们怎么会是我们的朋友呢？”我听到了一种天真烂漫的困惑。我在想，这句话里有没有什么讽刺或愤怒的意味在里头呢？一点也没有。他只是简单地说我们不是朋友，我知道了。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你们有你们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事情。

真的，我原本以为，在提出要求以后，他们简直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会不时来骚扰我们。但完全没有这回事。他们丝毫没有责备我们的意思，连一点责备的暗示都没有，甚至没有特别恶意的怨恨。只是有机会时稍稍讥讽我们几句，就像以前一样。别的什么都没有。他们对于那些不愿提出要求留在厨房里的人，和那些后来首先喊出“满意”的人，也一点不感到生气，甚至连提都没提。这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

[12]囚犯们在此冷嘲热讽，把“气愤”拼读成“勤奋”。

[13]一种侮辱性的话。

[14]法语，意思是“我恨这些强盗”。

第八章　我的同伴们

我自然最喜欢和自己人，也就是和“贵族”在一起，尤其是在最初入狱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监狱里的三个前俄罗斯贵族（阿基姆·阿基米奇、侦探阿—维姆和那位“弑父者”）中，我只认识阿基姆·阿基米奇，并经常和他说话。坦率地说，我和阿基姆·阿基米奇的接近，是由于当时我处于绝望中，在最无聊、最烦闷的时候，除了他，我什么人都不能依靠。

在上一章中，我试着把我们所有的人进行分类，但现在，在我记起阿基姆·阿基米奇的时候，我想，我们还可以添上一类。而他是这类中的唯一一个。这是一类全然冷漠的罪犯。完全无所谓，那就是觉得监狱内外生活都是一样的那类人。我们那里当然没有，也不会有这样的人，但阿基姆·阿基米奇似乎是个例外。他甚至还在狱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好像要长期在监狱里生活下去一样，他周围的床垫、枕头、器皿都安排得那么整齐，那么牢靠，那么具有永久性。临时野营式的生活从他身上是看不见的。他在监狱里还要待很多年，但我怀疑他甚至没有想过要离开这里。如果说他安于现状诚然不是发自内心的话，也许是出自他顺从的天性吧。然而，这两者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他是一个好人，起初甚至给了我一些建议，帮助我处理一些生活上的事务。但有时，我得承认，他反而把无数的烦恼加诸到我身上。尤其是在初期，进一步弄糟我本来已经非常烦闷的心情。我是因为内心的痛苦才和他说话的。渴望能听到一些至少是有活力的话语，哪怕是苦恼的，哪怕是不耐烦的，哪怕是愤怒的话语。我们可以一起对命运说些抱怨的话，但他保持沉默，只是一心做他的灯笼，或者说些别的，如某年他在军队里受过师长的检阅、师长的名字和父名、他对那次检阅是否高兴、还有什么给前哨的信号改变了等等。他的声音非常平淡、稳重，像涓涓滴水在流动。他甚至告诉我他在高加索地区荣获圣安娜勋章的时候也完全没有兴奋的神情。只有在那一刻，他的声音才变得格外郑重，在说到“圣安娜”三个字时他的语调放得更低了，甚至低到让人感到神秘的程度。他说：“神圣的安娜是个谜。”三分钟后，不知何故他又变得特别沉默……在第一年里，我常常会突然愚蠢到莫名恨起阿基姆·阿基米奇，默默地诅咒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命运把我和阿基姆·阿基米奇的床铺头靠头地放在一起。通常一个小时后，我就会为此责备自己。但这只是在第一年里，往后我和阿基姆·阿基米奇相处得很好，我经常为以前的愚蠢感到羞耻。我记得，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

除了这三个俄罗斯人以外，我在监狱时，前后有八个贵族到过我们这里。我和其中几个很熟，有过很短暂的快乐相处。但即使是他们当中那个最好的人，也是显得很病态，很冷漠，令人难以忍受。其中有两个，我最终停止和他们谈话。他们之中三个人有些学识：Б-斯基、M-斯基和老头Ж-斯基，老头以前在某地教过数学，是一个很杰出的大怪物。虽然有学问，但胸襟极其狭窄。相当不同的是M-斯基和Б-斯基。我和M-斯基从初次见面起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从来没有吵过架，我很尊重他，但我永远无法喜欢他、仰慕他。他是一个多疑且凶狠的人，但他自我控制得非常好。我不喜欢的就是他那种控制的技巧，感到他从来不会向任何人暴露他的心灵。不过，也许我是错的。他有着刚强的性格和高贵的气质。他与人打交道时，甚至带着那种耶稣会士[15]的灵巧和谨慎，显露出他隐秘得很深刻的怀疑主义。他的灵魂在为这种怀疑和信仰的双重性而痛苦。因此，他没有坚定的信念，只有一些特定的信仰和期望。然而，尽管他具有这种世俗的灵活性，但他对Б-斯基和Б-斯基的好友T-斯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Б-斯基患有肺病，个性急躁、紧张，但实际上是很善良、慷慨大度的人。他的烦躁不安，有时到了极端任性的程度。我无法忍受这种性格，就和Б-斯基分手了，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他。

我和M-斯基也没有吵过架，但是也从来没有爱过他。我和Б-斯基分手时，也不得不离开了T-斯基，他就是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讲到我们的要求时提到的那个年轻人。这是很可惜的。T-斯基虽然没有学识，但是为人善良、勇敢，外貌年轻漂亮。他是那样爱戴和尊敬Б-斯基，对他太敬畏了。谁和Б-斯基分手，他就立即把谁认作是自己的敌人。他之所以与M-斯基分手，看来也是因为Б-斯基的缘故，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裂痕才渐渐弥合。但是，他们精神上都有些毛病，暴躁、易怒、多疑。毋庸置疑，他们很痛苦，比我们还要痛苦。他们远离家乡。有几个人被判了长期徒刑，十年、十二年。最重要的是，他们带着偏见看着周围所有的人，他们看到只是囚犯的残酷，他们不能也不想在囚犯身上看到任何好的特点，看到人性善的一面，然而这也是很清楚可见的。环境和命运的力量给了他们这个不幸的视角。狱中的烦闷显然使他们痛苦窒息。他们对切尔克斯人、鞑靼人和伊萨·弗米奇都很善良友好，但嫌恶地避开了其他的罪犯。只有斯达洛杜博夫斯基村里来的那个老人博得了他们完全的尊重。有趣的是，我在监狱期间，没有一个囚犯责备他们的出身、信仰和他们那种思维方式。这和我们普通人如何看待外国人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德国人。虽然是非常罕见的。对德国人只是一笑置之，在普通俄罗斯人的眼里，德国人是极其滑稽的。囚犯们对那些波兰贵族倒是十分尊敬，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俄罗斯贵族。他们从来不去触犯他们。但是我看波兰人似乎并不在乎，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点。

我在一开始提到过T-斯基。当他们从第一个驿站被押送到我们这座监狱来的时候，Б-斯基健康状况不佳，是T-斯基背负着他走完了整段路程。他们首先被送到了尤戈尔斯基，他们被告知，那里比我们这里更好。但他们三人已经和其他地方的流亡者通过信，天真地相信一定要到我们的城堡来，这样他们可以离我们的上级主管当局更近一些。在他们到来之前，M-斯基孤独一人，一开始也是很烦闷的。

第三个是我的朋友，Ж-斯基。他是我提过的那个总是向上帝祈祷的老人。我们所有的政治犯都是年轻人，其中有一些非常年轻，Ж-斯基才刚刚过了五十岁。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有些奇怪。他的同伴Б-斯基和T-斯基很不喜欢他，甚至不跟他说话，在背后谈论他，说他固执并且爱说废话。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这样说是否正确。在监狱里，在任何这样的地方，那里的人是被强迫生活在一起的，是被剥夺了自己的意志的。我认为，他们比在外面更可能争斗，甚至互相仇视。很多情况促成了这样的状态。然而，Ж-斯基确实相当沉闷，心情或许也是不愉快的。他的伙伴们也与他处得不太和谐。虽然我从来没有和他吵过架，但也不是特别合得来。他似乎对他的数学专业很精通。我记得他一直努力用一种半俄罗斯的语言向我解释他们自己发明的天文系统。有人告诉我，他曾经出版发表过他的理论，但让学术界忍不住嘲笑他。我想他的精神状态有些轻微的毛病，他整天跪着祈祷上帝，因而赢得了整座监狱对他的尊重，直到他死为止。他得了一场大病，住在医院里，在我的眼前死去。他刚开始来到监狱的时候，他与少校之间发生了一段故事，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赢得了囚犯们的尊重。在从尤戈尔斯基到监狱的路上，他们没有被剃头，头发和胡须长得像杂草一样，就这样，他们被直接带去见了少校。少校对于他们破坏狱规极其愤怒，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错。

“他们这是什么样子！”他吼道。“简直是流浪汉、强盗！”

Ж-斯基对俄语知之甚少，他以为少校在问他：“他们是谁？是流浪者，还是盗贼？”于是他回答道：“我们不是流浪汉，我们是政治犯。”

“啊！你竟敢这么无礼！”少校怒吼道。“把他送去警卫室！一百鞭，立刻，立刻！”

老人被处罚了。他毫不争辩，躺在鞭子底下，咬紧牙关，遭受了笞刑。他没有发出呼喊或呻吟，身子一动也不动。与此同时，Б-斯基和T-斯基正好走进监狱里。M-斯基在门口等候他们，直接扑向他们身上，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少校的残暴手段震惊了他，他把Ж-斯基的事情告诉他们。我还记得，M-斯基告诉我：“那时我……我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浑身发抖、发烧。我在大门口等着Ж-斯基。他应该直接从受刑罚的执刑室里出来。突然间门打开了，Ж-斯基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的嘴唇颤抖着，从聚集在院子里的囚犯中走过，没有看任何人一眼，走进牢房，一直走到自己的铺位上，一句话也没说，跪了下来，向上帝祈祷。犯人们已经知道有一个贵族受了刑，他们感到惊讶，甚至有些感动。当我一看到这个老头，”M-斯基说，“他满头灰白，他的妻子和孩子全留在家里。我看到他跪在地上，在受了可耻的惩罚后向上帝祷告，我立刻跑到牢房的后面，两个小时内，我似乎失去了知觉，失去了记忆，恍恍惚惚，我好像疯了……”从那时起，囚犯们便开始非常崇敬Ж-斯基，一直对他很尊重。他们崇敬的是，他在鞭子和棍棒底下连一声都没吭。

但是，实际上这个例子并不能反映当局在西伯利亚是怎样对待流亡贵族的，不管这些流亡贵族是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你有可能遇到一个极其凶残的人，当然，如果这个凶残的人是某处一个独当一面的高级长官，而碰巧他又特别不喜欢一个被流放的囚犯时，那么这个囚犯的命运就会是非常糟糕的了。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西伯利亚的最高当局对于被放逐的贵族的态度是很清楚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试图给他们一些比普通百姓更宽松的环境，这样也就决定了所有其他长官的态度。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第一，这些高级长官自己也是贵族；第二，曾经发生过贵族不服鞭打，甚至攻击行刑者的恐怖事件；第三，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很久以前，大约三十五年以前，突然有一大群俄罗斯贵族被放逐到西伯利亚。那些贵族非常自尊，行为非常检点，在当地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以至于官方对于出身高贵的罪犯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处理方法，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个不成文的规矩，成了习惯，从来没破例过。因此他们的下属也看着上司的眼色，按照老习惯办理。

然而，有许多低级长官不满上司的态度，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但是他们几乎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想。我身处的监狱，囚犯主要是由平民囚犯和军人囚犯组成，称为第二类流放地，是由军方管理的。比起第三类（工厂）和第一类（矿场）要严厉得多。不仅对贵族，而且对所有的囚犯来说都比较痛苦。因为这一类的组织完全是军事系统，长官都是军人，很像俄罗斯的囚犯营，长官更严厉。囚犯始终上着脚镣，永远有卫兵看守着，永远被监禁着。其他两类没有这么严厉。至少，所有的囚犯都这么说，其中有些还根据自己经历做过比较。他们都会选择去第一类流放地，虽然根据法律，那是犯了最重罪行的犯人去的地方。他们甚至连做梦也想去那里。至于俄罗斯的囚犯营，所有去过那里的人都带着恐惧说，俄罗斯没有比那个犯人城堡更严厉的地方了。西伯利亚跟那里相比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我们的监狱在总督的直接控制下，实行着完全军事化的管理，不时还有些多管闲事的人出自妒忌向有关单位告密，说我们这些前贵族受到了宽大处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贵族还是受到了特殊的待遇，那么，在第一和第三类的那些地方我们就一定会得到更宽大的优待了。我想我是有权评论我们监狱里的生活的。关于其他两类流放监禁地的情况，我只是从经历过这三类地方的囚犯那里听说的。

我们的监狱对待我们这些前贵族比任何地方都还要严厉，在工作和待遇方面根本没有一点宽容我们的地方，一样的工作，一样的脚镣，一样的监禁，和其他囚犯没有两样。对我们宽大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不久以前这里有那么多的告密者、阴谋家，互相挖对方墙脚，破坏对方的名誉。因此当局对那些告密者非常害怕。在这种条件下，对囚犯的放纵就被视作犯罪！因此，每一个人，包括连狱方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其他罪犯是一样的，唯一例外的是体罚。鞭打我们对当局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我们真的违反狱规，犯了什么过错，那么鞭打也是应该的，是人人平等的。但是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随意鞭打我们，而对于普通囚犯，鞭打则是很随意、很经常的，特别是一些下级长官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惩罚囚犯。

我们知道，总督在得知了Ж-斯基的事情以后对少校非常愤怒，暗示少校以后要谨慎些，手不要伸得那么长。大家都这么说。我们知道，总督以前很信任少校的，甚至还有点喜欢他，认为他很有能力。而这次却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少校谨记住这一点。例如，由于阿—维姆的进谗，少校现在恨不得要揍M-斯基一顿，但他却无法得逞，于是他就寻找借口，对M-斯基吹毛求疵。Ж-斯基的事情闹得全城皆知，大家都一致指责少校，有人甚至还找了他的麻烦。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少校的情景。我和另一个流亡贵族同时进了这座监狱。我们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就听说有关少校这个人的性格，和他一些不愉快的故事。当时在那里有一个被放逐了二十五年的老贵族，对我们深表同情。我们住在中转站的院子里时，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警告我们要提防我们未来的典狱长，还承诺尽其所能透过熟人设法保护我们。事实上，确实有三个总督的女儿收到了他的信，从俄罗斯来看望她们的父亲总督大人。似乎在总督面前说了些我们的好话。但是，总督又能做什么呢？他只对少校说要他注意点。下午三点钟，我和我的同伴来到这座城市，卫兵把我们直接送到少校那里。我们站在厅里等待着他。当时已有人去通报监狱里的下士军官。下士军官一到，少校就从里屋走了出来。他脸色发紫，长满面疮，一脸凶气，就像一只邪恶的蜘蛛向落进它网中的可怜苍蝇跑来。我们感到非常可怕。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的朋友，语调急促凶狠。显然是想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某某。”

“你呢？”他向我转过身来，从眼镜后面盯着我看。

“某某。”

“下士！立即把他们送进牢房里，在警卫室把他们头发剃掉一半，明天就上脚镣。他们的大衣是什么样的？从哪里来的？”他突然注意到我们灰色大衣背上的黄色圆圈。那是在托博尔斯克发的，我们就穿着那件大衣去见他的。“这是新的服装！这真的是新服装……这是计划中的……来自圣彼得堡的……”他边说边把我们反过来转过去看了一遍。“他们身上没有其他东西了吗？”他突然问押送我们的军人。

“他们带着自己的衣服，大人。”军人立刻挺直身子答道，全身有点轻微的颤栗。每个人都知道他，也都听过他的为人，所以也都惧怕他。

“全部扣下。只发给他们内衣，只许留白色的，如果有其他颜色的也全部扣下。其余的全部拍卖。钱归在监狱账户上。罪犯不能有自己的财产，”他严厉地看着我们说，“你们给我听好！不要让我听到什么你们的不是！否则……要受体罚！轻的，也要棒打！”

这种侮辱是我从来没有受过的，那天晚上我几乎病了。这是我在这个地狱第一天的可怕经历。这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我刚才已提到，他们没有，也不敢给我们什么样的宽大处理，对待我们甚至还不及其他犯人。但有一段时间，有人试图这样做，派Б-斯基和我去工程办公室做了三个月的行政工作。那是工程部的长官用半公开的方式安排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也许都知道这件事，但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工程部指挥Г-维所在的团队里。Г-维中校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不超过六个月，甚至更短，他就回俄罗斯去了。他给所有囚犯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囚犯们不仅爱他，而且还崇拜他，如果我可以在这里用这个词的话。他是如何赢得了他们的心我无从得知。“父亲，父亲！比父亲还好！”在他负责工程期间，囚犯们一直这样称道。他是一个聪明、快乐的人。人稍矮，脸上总是带着骄傲和自信，对待囚犯非常善良，真的像父亲一样爱他们。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犯人？我无法知道。但每当他看到囚犯，他总是要说一些友情或搞笑的话。他不能不跟他们说说话、开开玩笑，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一点长官的架子，没有一点使人感到不平等的气味。纯粹像自己人一样，像朋友一样。可能这是他民主的本性。囚犯们也从未对他有任何不尊敬的举动。与此相反，大家在遇到他的时候，脸上都笑开了花。单独某个人见到他时，还会面带微笑，摘下帽子。只要他一开口，大家就好像得到赏赐一样。世上真的有那些受大家欢迎的人。他看起来很不错，走起路来很雄壮，很了不起。“他是一头雄鹰”，囚犯这样议论着他。他只负责一些工程工作，和其他长官一样，是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的。也就是说，他无法减轻囚犯们的痛苦。除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一群人在工作时，看到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会不等到鼓声响就让他们回去。大家喜欢他，是因为他对他们的信任，对他们没有那种无缘无故的顾忌和烦躁，也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视。假如他丢失了一千卢布，就算是我们狱中出了名的小偷发现了那一千卢布，也会拿去归还于他。是的，我相信肯定会是这样的。

囚犯了解到他们的工程指挥“鹰”与可恶的少校曾经发生过争吵。这事发生在他来这里一个月后。少校曾经是他的同事。他们久别相逢，非常高兴，一起喝酒。但突然间，他们的关系破裂了。他们吵了架，Г-维成了少校的死敌。甚至听说他们还打了架。这种情况在少校身上是很可能发生的，他经常跟人吵架。囚犯们听到这种事，非常开心地说，“八只眼能和他相处吗！他是一头鹰，而少校……”他们还说了些这里无法刊出的话。我们大家对于他们两人究竟谁打了谁很感兴趣。如果他们打架的传闻不是确实的（也许有可能），囚犯们会很失望的。“一定是工程指挥打赢的，”他们说，“他个子小，但胆子大。少校会被他打到床底下去的。”但不久，工程指挥走了。囚犯们又陷入悲哀之中。

我们那里的工程指挥都是好人。我在那里的时候就更换过三四次。“是啊，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囚犯们说，“他是一头鹰，他是保护我们的人。”然而，这个Г-维很喜爱我们贵族，后来他要我和Б-斯基偶尔去办公室做事。他离开后，这件事就作了更适当的安排了。工程师，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也很同情我们。我们到那里去誊写公文，我们的书法也有所改善。但是忽然接到高层的命令，要我们赶紧回到以前的工作中，因为已经有人告了密！然而，我们感觉这样倒是更好。我们对办公室的工作已经开始感到有些厌倦。以后我和Б-斯基两个人几乎有两年时间没有离开过同一个工厂。我和他聊天，谈论我们的希望和信念。他是一个好人，但他的信念有时是很奇怪的，而且有些特殊性。有一类非常聪明的人，有时会产生很矛盾的奇怪见解。但是为了这种见解，他们受了一辈子的痛苦，付出高昂的代价。现在要他们摆脱这种见解实在是太痛苦了，几乎是不可能的。Б-斯基痛苦地回答我的每个反对观点。其实在许多方面，我想他是对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终于分手了，这是我很痛苦的一件事，我们彼此分享得太多了。

M-斯基几年来变得更加忧愁和阴沉。内心的渴望在战胜他。在此之前，他是我在监狱里初期交往的人之一，他时常向我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我入狱时他已经在监狱里住了三年。首先，他对许多事情，尤其是这两、三年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待在监狱里无法了解外面的情况。他经常问我，非常感兴趣地听我说。但最终，随着年月的流逝，他对外界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冷漠了下来，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炭火被灰烬覆盖，内心的幽怨却增长得越来越多。“Je hais ces brigands”，他经常在艰苦的劳动中愤恨地看着其他囚犯们，对我重复地说着这句话。其中有些人和我很靠近，但是无论我怎样为那些人辩护，对他根本不起作用。有时，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当下心不在焉地同意了，但第二天又会重复那句话：“Je hais ces brigands”。顺道一提，我们经常会用法语交谈。为此，一名监工，工程部卫兵特拉尼士尼考夫，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给我们起了绰号“助理医官”。

M-斯基只有在回忆起他母亲的时候才会显得比较兴奋。“她老了，她生病了”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她爱我甚于世界上的一切，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在人世？如果她得知我被鞭打了……”

M-斯基并不是贵族，在来此之前受过鞭笞。他一记起这一点，就会咬紧牙齿，试图把目光移开。最近，他越来越常独自行走。一天中午，快到十二点时，他被传唤到卫戍官那里去。卫戍官微笑着向他走来。

“哦，M-斯基，你昨晚在梦中看到了什么吗？”他问。

“我打了哆嗦，”M-斯基回来后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像被刺穿了一样。”

“我在梦中收到一封母亲的信。”他回答说。

“比这还要好些，更好些！”卫戍官说。“你自由了！是你母亲请求的……她的请求被核准了。这是她的信，那是释放你的命令。你现在可以出狱了。”

他回到我们这里，脸色苍白，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伸出颤抖而冰冷的手和我们握手。许多囚犯也向他表示祝贺，并为他的幸福感到高兴。

他出狱后，继续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不久，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开始经常到监狱来探望我们，给我们带来各种新闻。特别是政治新闻，极大地引起我的兴趣。

除了M-斯基、T-斯基、Б-斯基和Ж-斯基以外，其余四个人中有两个还很年轻，服的是短期徒刑，教育程度较低，但是诚实、简单、直接。第三个人A-丘考夫斯基太土气，没有太多可取之处。但第四个Б-M是一位老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很讨厌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被分到这类罪犯里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粗俗的小市民灵魂，有着一种缩手缩脚、从一分钱起家的小店主习惯。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除了自己的手艺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是个油漆工，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出色油漆工。不久，当局知道了他的能力，要求Б-M油漆城里房屋的墙壁和天花板。在两年时间里，他几乎油漆了所有官方的寓所。寓所主人自己付钱给他，因此他的生活不像我们这般贫穷。最重要的是，官方派其他囚犯和他一起工作。常和他同去的人当中有两个人学会了他的技艺，T-雷吉是其中一个，油漆得不比他差。少校也住在官方寓所里，也下令要Б-M给他油漆他家的墙壁和天花板。Б-M干得非常卖力，少校的房屋从来没有油漆过。房子是木造的，已经很破旧了，Б-M把内部漆得像宫殿一样漂亮，少校非常高兴……他搓着手说，他现在一定要结婚了。“有了这样的公寓，怎么可以不结婚呢！”他非常认真地补充说道。他对Б-M越来越满意，并透过他对于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也表示满意。他们在他家工作了整整一个月。这个月里少校彻底改变了他对囚犯们的看法，开始照顾他们。有一天，他突然要求把Ж-斯基从监狱叫到他家里去。

“Ж-斯基！”他说，“我以前侮辱了你。我无缘无故打你，我明白。我要对你说对不起。你明白吗？我，我，我，对不起！”

Ж-斯基回答说，他明白。

“你知不知道，我，我，你的长官，叫你来，请求你的原谅！你觉得呢？你是谁？你在我面前是什么？你是一条蠕虫，比蠕虫还小！你是罪犯！而我，由于上帝的恩惠[16]，是一个少校。少校！你明白吗？”

Ж-斯基回答说，他明白。

“嗯，现在我放了你。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完全感觉到？难道你不明白吗？你有什么感觉？想一想，我，我，少校……”

Ж-斯基自己告诉了我这戏剧性的一幕。暗示我由此看来，这个酗酒、争吵、无序的人身上还是有些人类的共同情感的。考虑到他过去的见解和行为，这样的行动可以被视为是最宽容的。但是喝醉酒也许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他的梦想从来没有实现，他没有结婚。结婚这件事是在他的公寓完成装修时就已经定调的。可是他不但没有结成婚，反而还被起诉，他奉命辞职了。在来到这座城市之前，他是位市长，他所有的旧帐连同这次一起算清了。我记得……打击一下子突然落在他身上，监狱里的人听说了这个消息欢欣若狂。这是一个盛大的庆典，庆祝！据说，少校像个老妇人一样嚎啕大哭。但是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辞职，卖掉那两匹灰马，以后又卖掉了所有的房地产，甚至陷入贫困之中。我们后来见到他穿着破旧的便服，戴着一顶有帽徽的帽子。他恶狠狠地看着囚犯。但他一脱去制服，就失去他的过去，失去了他所有的威严。穿着制服的他曾经是一个风暴之神。没有了制服，他突然变得什么都没有了，看起来像一个奴才。制服在这种人身上的作用是惊人的。

[15]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耶稣会士即神父或修士。

[16]这样的措辞不仅少校常用，而且其他从低位升迁的官员也经常会用。——作者注

第九章　逃生

少校被撤换后不久，我们的监狱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变化。徒刑工厂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军方直接管辖的、按照俄国囚犯营条例管理的罪犯营。这意味着，从即日起，已经被裁定放逐的第二类罪犯，不再送到我们监狱里来了。这里只关押军人罪犯，也就是那些没有被剥夺财产权利的罪犯，就如同士兵一样，只是受了刑罚，送到这里接受短期关押（最多长达六年），出狱后再回到原来的军队里当普通士兵，和以前一样。但是对于屡教不改的重犯，就再送回监狱，领受二十年的徒刑。

在这一变化以前，我们监狱也设有与普通囚犯分开的军人牢房，他们之所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住。现在，监狱里的一切都是军人的了。当然，目前的这些徒刑犯，那些被剥夺所有权利、脸上烙印、剃了阴阳头的民事囚犯仍然会留在监狱里，直到他们刑满释放，新的囚犯就不再送进来了，剩下的渐渐服满刑期出狱，所以，在十几年后，这个监狱将不会再有任何囚犯。特科还会留在监狱里，不时会送来几个军事部门的要犯，这个特科会保留到在西伯利亚开设了最艰苦的劳役监狱时为止。所以，我们的生活本质上和以前还是一样的：一样的待遇，一样的工作，几乎一样的规矩，只是长官变了，变得更复杂了。上级派来一位营长和四名士官，轮流在监狱里值班。伤残兵也被取消，派来十二名下士和一名军需中士。囚犯被分成十人一组，选出一个名义上的伍长，培养自己的体罚行刑人。阿基姆·阿基米奇成了一个伍长。所有新机构和整座监狱的所有官员和囚犯仍然归卫戍官管辖，他仍旧是最高长官。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当然，囚犯们起初很紧张，议论纷纷，猜测、研究新来的长官，但是当他们看到，其实一切都还是一如往常以后，就平静了下来，并像以前一样继续着他们的生活。但重点是，大家已经从以前的少校那里解脱了，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仿佛受到鼓舞而不再惊慌失措。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向长官解释清楚事情的原委，除非违反了行政规定，犯了错误，才会受到惩罚。

甚至酒还是会以同样的方式像以前一样卖给我们。尽管由下士代替了伤残兵，这些下士大多数是体面聪明的人，而且明了自己的地位。其中有一些由于缺乏经验，一开始想对囚犯作威作福的人。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些许久不明白的，囚犯们自己会想办法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时常会发生很尖锐的冲突。例如，囚犯们会引诱下士军官喝酒，在他喝醉后，我们就和他聊天，指控他一直和囚犯一起喝他们的酒等等。士官漠然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看起来像泄了气的气球。于是，他们对于我们私运酒进监狱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如此，他们还取代了以前的伤残兵，去市场帮囚犯们带来贝果、牛肉等等。他们再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对我们动什么手脚了。因此，我从来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麻烦地把这座监狱变成一个军事罪犯营。这个变化发生在我刑满释放前两年。这意味着，我还要在这种新环境中生活两年……

是否要把在监狱里这些年的生活全部记录下来呢？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了。如果依照年序把我所经历和我所看到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当然再可以写个三四倍长的篇幅。但是，那样的描述一定会太单调。一切遭遇会看上去是用同样的口气写的，显得有些大同小异，特别是如果读者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得到了一个有关第二类犯人生活的满意的概念时，似乎也大可不必了。我只想用一幅明亮的画面把监狱里和我自己的生活勾画出来。我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不知道，也不必由我自己来判断。但是我相信，这样已经可以结束了。此外，我在回忆所有这一切时，我有时会很烦恼，因为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记住一切的。尤其是后来的几年，不知何故似乎已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我相信，有很多的情节完全被我遗忘了。我记得的这些年，其实彼此都是如此相似，懒懒呆呆、郁郁闷闷地逝去了。我记得那些漫长无聊的日子是那么样的单调，就像雨后的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我记得唯一的复活渴望，更新自我、创造新生活的愿望给了我力量去等待、去希望。而我终于忍住了自己，我在等待，我每天数着日子，不管还剩下多少日子，一千天，我还是津津有味地一天天算着，伴随着每一天，埋葬着每一天。迎来新的一天时我很高兴，因为剩下的就不是一千天，而是九百九十九天了。我记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尽管周围有数百个同伴，但我还是处在可怕的孤独之中，我终于喜欢孤寂了。我是一个孤独的灵魂，重新审视着我过去生涯的每一个细节，尝试了解我自己的过去，严格无情地批判自己，有时甚至会祝福自己的命运，是她送给我这份孤寂。没有这份孤寂，我绝不会有机会来对自己的过去作自我批评和严格的审查。我的心在希望中跳动！我决定，我对自己发誓，那些过去的错误和失策再也不会出现在我未来的生活中。我拟定未来的计划，决心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信仰已经在我心中复活，我会完成这一切，我一定能够做到的……我等待着，我召唤着自由尽早来到，我要在一场新的斗争中考验自己。有时我被心中的烦躁紧紧地抓住……现在想起来是那么痛苦，伤害了我的心情，刺伤了我的灵魂。当然，这一切除我之外，没有太多人会有很大的兴趣……但是，我写下了这一切，因为我想，每个人都会明白，因为有些人已经或许将会像我一样，在生命的鲜花盛开时，在人生最美好的年轻时代，突然中断原来的生命轨迹，陷入囹圄……

但是又会怎么样呢！何必去讲这些呢？让我以一个有趣的故事作为结尾吧，免得看起来在结束我这回忆录时像被突然砍了一刀似的。

我想，写到现在，也许一定有人会问：难道没有人越狱吗？这么多年来难道就没有一个人逃出去过吗？我已经写过，囚犯在监狱里待上两、三年后，就会开始珍惜那些已度过的艰辛岁月，不由自主地计划，最好没有麻烦、没有危险地熬过剩余的年头，最后合法地出狱。那些被判长期徒刑的囚犯，照理说应该是不会有这种计划的，他们可能会冒险……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发现。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胆小，也许是看守得特别严密，或许是因为城市周围全是敞开无阻的草原、城市的位置有很多不利的方面。这很难说。我以为这些因素都有关系。从我们的监狱逃跑确实很难。然而，我在那里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两名囚犯冒险逃跑，他们甚至是两名最重要的犯人……

少校被撤换后，那个狱内侦探阿—维姆失去了保护，被孤单地留了下来。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但他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然确立了。一般来说，他大胆、果断，甚至很聪明。我相信，如果给他自由，他还会继续用各种卑鄙的手段来做侦探以获取金钱，但他现在不会像过去那样愚蠢而无计划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为了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他会利用自己在监狱里的经验来赚取利润。他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做假护照。我不能肯定这点。我是听我们的囚犯说的。他们说他现在还在做，他还是经常到少校的厨房里去，就是为了做这件事。当然，这种生意的收入会是可观的。总之，他似乎已打定主意，要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环境使我有机会审视这个家伙的内心想法。他玩世不恭到了离谱的程度，直至引起我的嘲笑和无可抗拒的厌恶。我想，假如他真的想喝酒，假如为了得到那杯酒必须杀掉某个人，那么他一定会去杀的，而且他会悄悄地去杀，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在监狱里，他学会了最冷静的算计法。特科的囚犯库利科夫因此选择了这个人。

我已经说过，库利科夫是一个中年人，但充满激情，性格坚韧，意志坚强，具有非凡和多样化的能力。他有力量，他还想活下去，一直活到老。假如我怀疑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人逃跑，那么库利科夫应该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疑问。实际上库利科夫是决定要逃跑的。

库利科夫和阿—维姆两人中，谁对谁的影响更大呢？这很难说。他们两个是很相配的一对，做这件事相互适合。他们成为朋友。我认为库利科夫要阿—维姆准备护照。阿—维姆是贵族，属于上层社会。如果他们能逃回到俄罗斯，那对于他们是极其有利的。因此无论是怎样的风险，他们也要逃回俄罗斯。谁知道他们是怎样密谋的，他们在期望些什么？但是他们的希望肯定超出了西伯利亚流浪者的普通常规。库利科夫有演戏的天才，可以在生活中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对生活寄予很多的希望，至少期待着各种不同的生活。监狱里的生活如此压抑，他们互相约定了逃跑。

但是若想逃离监狱，不和卫兵串通好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策反一名卫兵和他们一起走。要塞军营里有个波兰人，精力很充沛，也许他应该有更好的命运。他是一个老人，但很潇洒威武，而且很严肃。在他刚来西伯利亚服务的青年时期，曾经为了思乡逃跑过一次。但他被抓了回来，受了刑罚，在囚犯营里监禁了两年。当他再次回到军队里，他改变主意，开始努力勤奋地工作。他立了功，被升为伍长。他很有抱负，很有自信，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从他看人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年间，我好几次在卫兵行列中见到他。波兰人跟我说过他自己的事。在我看来，他以前的返乡渴望已经变成了隐藏得很深的仇恨。此人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库利科夫选择他同谋是对的。他的名字叫科勒。他们约定在六月份炎热的夏天逃跑。这座城市的气候是相当平稳的，夏天炎热，每天的天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对于逃亡者是相当有利的。当然，他们不可能直线地从监狱里逃出去。监狱所居的要塞位于高处，四面开阔，直到很远的地方才有森林掩蔽。必须先换成平民服装，接着要设法逃到城郊。库利科夫早在那里安排好聚会的地点。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秘密的朋友暗中帮助他们。我猜想他们应该是有的，尽管在以后的审判中并没有解释这点。在这一年里，有一个年轻清秀的女孩，在郊区的某处刚刚开始她的职业生涯，她的绰号叫温卡唐卡（意指“火焰”），她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事业有很大的希望。库利科夫这一年里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我猜想她一定是参与了这个逃跑计划。

每天早晨上工时，我们这两位好汉十分巧妙地使他们和一个叫希尔金的炉匠被安排在一起，被派去粉刷军营中士兵早已离开无人居住的空房间。阿—维姆和库利科夫作为搬运工，和希尔金一起前往。科勒正好是他们的监押卫兵。三名囚犯需要两名卫兵，由于科勒是一名老兵，因此给他配备了一名年轻的后备士兵进行培训。所以，除非我们这两名逃犯对科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否则这样一个智慧、坚定、稳健的人是不可能决定跟着他们一起逃走的。

当他们来到军营时才早晨六点。除了他们，没有别人。库利科夫和阿—维姆做了一个小时工作以后对希尔金说，他们要到工厂里去。第一，去看一个人，其次，顺便去拿一项短缺的工具。和希尔金一起做事要非常巧妙，即要做得自然。他是一个莫斯科人，是个炉匠，是个狡猾、聪颖、精明又不爱说话的莫斯科小市民。瘦得皮包骨头，身子很羸弱。他一辈子按照莫斯科人的样子，穿着马甲和外套。经过漫长的流浪和转移以后，像是命中注定似的，他永远待在了特科，被归入最可怕的军事罪犯一类里。

他究竟为了什么原因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不知道。但是在他身上从未发现过有什么特别的不满，他表现得很平静。只是偶尔喝酒喝得像鱼一样，除此以外，一切都表现得很好。他当然不知道当前这个秘密，但他的眼睛是锐利的。库利科夫向他眨了眨眼，说他们要去把昨天藏在工厂里的酒拿来。这触及了希尔金的心头欲望。所以他没有对他们的离开产生任何怀疑，独自和那名后备士兵留了下来。而库利科夫、阿—维姆和科勒三人去了郊区。

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回来，希尔金突然醒悟过来，镇定着自己的思绪，开始思索。希尔金是有些经历的，他开始回想起来，库利科夫的情绪有些特殊，阿—维姆曾两次和他俯首帖耳低语，库利科夫也至少对他使了两次眼色，这是他亲眼看见的。现在他全记起来了。科勒也露出了一些马脚：他在临走前嘱咐后备士兵，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采取行动，这方面科勒表现得有点不太自然。希尔金越想越觉得令人怀疑。讲好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回来，他的不安已经达到顶点。他很清楚他会在这件事上承担多大的风险，管理当局可以怀疑到他头上。他们会想，他和他们是同谋，故意放走了他们。如果他迟迟不报告库利科夫和阿—维姆的失踪，这些猜疑一定会落到他身上。时机不能再失。他又想起，最近库利科夫和阿—维姆是在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相互接近，经常窃窃私语，躲开大家的目光，到营房后面去不知干些什么。他回忆起来，当时他就怀疑他们之间有些什么事情……

他用锐利的目光看了看监护他的卫兵。卫兵打着哈欠，一手扶着枪，一手傻傻地挖着鼻孔，希尔金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只是简单地告诉他，让他跟着他到工厂去看看。在工厂里，他打听他们到哪里去了？但事实证明，没有人见过他们。希尔金打消了所有的疑虑。“要是他们只是去喝上一杯，在郊区玩玩，库利科夫有时会这样做的，”希尔金想道，“但这不可能。他们会告诉他的，因为这种事不值得隐瞒。”希尔金停止工作，也没有去军营，而是直奔监狱通报去了。

这时差不多九点了，他找到士官长，并报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士官长吓坏了，起初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然，希尔金告诉他，这仅仅是他的猜测和怀疑。士官长立即跑去见典狱长。典狱长立即向卫戍官报告。

一刻钟后，狱方已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他们又把这件事往上呈告给总督知道。由于逃跑的是要犯，对他们来说可能会遭受到圣彼得堡严厉的责难。是否合理就不一定了，但阿—维姆是政治犯，而库利科夫属于特科，那就理应是最重要的犯人，加上他们还都是军事犯。以前从来还没有过特科犯人逃跑的例子。依照规则，每名特科的囚犯应该配给两名守卫，或者至少一名。规则没有被遵守。因此，这件事情就弄得大家很不愉快。监狱派出专人到各个村镇以及周边所有城镇，通报有罪犯逃跑，并留下他们的体貌特征。还派出哥萨克骑兵去追捕逃犯，通缉命令发布到周边地区和省份……总之，所有人都为此感到惊慌失措。

而监狱里的人却另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囚犯下了工后，马上得知一切。消息已经传遍整座监狱，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特别的喜悦情绪。我们的心好像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颤抖着……这件事情打破了狱中的单调生活，好似从地面上挖出了蚁丘——所有的蚂蚁都在逃生，逃生激起了这些人心灵里的共鸣，拨动了他们的心弦。早已遗忘的希望、勇气和改变命运的信心在每个人的心中又蠢动起来。“他们都跑了，人都一样，为什么我不能跑？”当这种思绪在人心中涌动时，他们内心在欢腾，露出自信的表情，蔑视地看着周围一切。所有的囚犯突然变得有点骄傲，变得看不起那些士官。当然，典狱长马上就来了。卫戍官也来了。我们精神抖擞，勇敢、沉默、严肃，甚至有些轻蔑地看着他们，似乎在对他们说，“哈，你们来啦！只要我们想做，什么事我们都能做到的。”

每个人都知道，长官们会一批批地来访，他们当然会对每样东西、每个人进行一次大搜查。因此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藏了起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总是会做些亡羊补牢的工作。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把监狱翻了个底朝天，好像要把我们洗劫一空，然而他们徒劳无功，一无所获。饭后，下午出去作工时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卫兵。晚上时时会有守卫到监狱里来检查，点名时比平时多点一遍，而且还比平时多点错了两遍。然后又是一阵慌乱，把大家赶到院子里重新点数。后来，在营房里又点了一遍……总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但囚犯们没有一声抱怨。大家都显得异常的独立不羁，整个晚上大家表现得非常有礼节。“不让他们有吹毛求疵的机会。”当局自然会推想：“监狱里有没有逃犯的同伙？”因此下令要严格看守，加强监视。但囚犯只是发笑，“这种事怎么可能留下同伙呢！”“这种事只能偷偷摸摸地做，否则不会成功的。”“库利科夫和阿—维姆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会留下蛛丝马迹吗？他们做起这种事得心应手，是一流的。他们可以从铜管里穿过去，从锁着的门走出去！”库利科夫和阿—维姆名声大振，大家都引以为傲。他们的事迹会代代流传下去。

“真是不简单的男人！”有人说。

“人家以为我们这里的人不会逃跑，现在不就跑了吗！”另一个人加了一句。

“逃走了！”第三个人带着权威性的口吻说。“谁逃走了？你吗？你配吗？”

如果这是在其他时候，听了这句话，那名囚犯肯定会迎接挑战，捍卫他的荣誉。但是现在，他谦虚地说，“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库利科夫和阿—维姆那样的。你首先要证明自己是一流的……”

“我们这算什么，兄弟们，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靠在厨房窗户旁坐着的一名囚犯手托着脸，拖长了腔调慢吞吞地说道。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暗中流露出来那种踌躇满志的感觉。“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呀？半死不活的。嗯！”

“事情不像甩掉一只靴子那么简单！唉声叹气做什么，嗯？”

“嗨，看，那里，库利科夫……！”一个性子最急的年轻小伙子插嘴道。

“库利科夫！”另一个人眯着眼睛轻蔑地看着那个小伙子。“库利科夫！”

他的意思是说：有多少库利科夫啊？

“看，还有阿—维姆，兄弟，呃，来了！”

“在哪里！这家伙会玩弄库利科夫的，真搞不懂这两个人！”

“他们现在走得远不远？兄弟，真想知道……”

随后他们开始谈得很详细。他们走了吗？朝什么方向走的？无论在哪里，他们最好走哪条路？哪个镇更近？找到引路的人了吗？大家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他们又谈到邻近村庄的居民，认为那些居民是靠不住的。靠近城镇的居民经历多，他们不肯帮助囚犯，反而会把囚犯抓住送交官方。

“这里的乡下人凶得很，我的朋友，好厉害的！”

“农民！不值钱的流氓！”

“这些西伯利亚人很烂。他们只知道杀人。”

“嗯，是的，但是他们两个……”

“当然，这要看最终是谁赢。他们两个并不差的。”

“我们还没有死，所以听得到最后的消息。”

“你在想什么？他们会被抓住吗？”

“我想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抓的！”另一个急性子的人把拳头砸在桌上。

“嗯，这就要看情况了。”

“我告诉你们，孩子们，我觉得，”斯库拉托夫接着说，“如果我是一个逃亡者，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逮到的！”

“你！”

大家哄然大笑，另一些人则假装没听到。但斯库拉托夫已经打开话匣子。

“一辈子都不会被抓到！”他用力说道。“我，朋友们，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经常对自己说，即使是从门缝里钻过去，我也绝对不会被人逮到的。”

“我想你饿了，你会去向乡下人要面包的。”

大家哈哈大笑。

“去乞讨面包？胡说！”

“你嚼什么舌根呀？我们知道你是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的。你和你的瓦夏叔叔杀了一个农民，因为他让你们的牛中了魔。”

笑声更大了。他们当中比较严肃的人却是满脸愤慨。

“胡说！”斯库拉托夫喊道，“那是米奇卡造谣！不是造我的谣，是造瓦夏的谣，把我也一起扯进去了。我是莫斯科人，从小就到处流浪。教堂执事教我读书写字，他拉着我的耳朵，叫我念，‘跟我说。主啊，请原谅我。大慈大悲的主啊……’然后他又要我跟着他说：‘你的大恩大德，他们把我送到警察局去’等等。嗯，我从小就开始这样了。”

大家又笑了起来。这正是斯库拉托夫所需要的。他不能不装些傻样。大家很快就把他晾在一旁，又开始严肃的谈话。参加谈话的多数是老年人和干这种事情的高手。那些年轻一点的和顺服一点的人只是伸长脖子看着他们，听着他们讨论。一群人聚集在厨房里，当然，这里没有士官。如果他们在场的话，囚犯们是不会多说话的。在这群特别兴奋的人们当中，我注意到一个鞑靼人玛米特卡，身材不高，外表有些滑稽。他几乎不会说俄语，一点也不懂其他人在说些什么，但是他依然从人群里探出头来听大家说话，貌似高兴地听着。

“怎么样，玛米特卡，妙不妙？”被大家晾在一旁的斯库拉托夫和他胡搅起来打发时间。

“亚克西[17]！呃，亚克西！”玛米特卡喃喃自语，可笑地向斯库拉托夫摇晃着脑袋，“亚克西！”

“不会抓住他们的，会吗？”

“会的，会的！”玛米特卡摆动着脑袋，又挥舞起双臂。

“你撒谎，我不懂，那还等什么呢？”

“是的，是的，亚克西！”玛米特卡点点头。

“嗯，亚克西！”

斯库拉托夫拍了一下帽子，把它低低地戴在他的眼睛上方，从厨房走了出去，露出愉快的神色。留下玛米特卡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监狱里严加看守的监禁和狱外的追捕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不知道囚犯们是怎么及时准确地得到长官在狱外的所有消息的。最初几天里，所有的消息都是对逃犯有利的，他们简直像在人间蒸发了。囚犯们只是笑着。一切对逃亡者命运的关注已淡漠了。“找不到了，追不上的！”我们得意地说道。

“他们简直像射出去的子弹！”

“再见了，不要吓唬人了，很快就折腾完了！”我们知道，他们把邻近的农民都赶出来，守候在所有路口及所有可疑的地方，所有的森林、所有的沟壑里。

“废话，”我们笑着说，“他们一定有地方可以躲藏的。”

“一定有的！”又有人说，“他们不是那种糊涂的人，一切后续早就安排好了。”

还有人在作进一步的假设，有人说逃犯至今甚至还在郊外某处住着，躲在地窖里等待时机，直到恐慌过去，让头发长出来。他们可能还要住上六个月到一年，然后再离开这里……

总之，每个人都处于一种轻松浪漫的心态中。突然，在第八天传来了谣言，说逃亡者被发现了。当然，这种荒谬的谣言当即就被囚犯们蔑视地拒之门外。可是那天晚上，传言被证实了。囚犯们开始担心。第二天早上，城里有人说，他们被抓住并被押解回来。午餐后，知道了更多的细节：他们是在七十俄里远的一个村子里被抓获的。终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士官长从典狱长那里回来主动地宣布，晚上将直接把他们送进监狱的警卫室。这个消息毋庸置疑了。这个消息带给囚犯们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起初大家好像很生气，后来又变得很郁闷。然后，又露出了一种微弱的嘲笑。最后开始大笑，但笑的不是他们被抓住了，而是笑被抓住的人！刚开始只有几个人笑，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笑了，除了一些严肃、坚强的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们绝不会被嘲笑给弄糊涂的。他们沉默着，蔑视这群轻浮的大众。

总之，就像以前赞扬库利科夫和阿—维姆一样，囚犯们又以同样的方式羞辱、侮辱他们。好像库利科夫和阿—维姆不知何故得罪了他们。有人用轻蔑的语气开始讲这两个人无法忍受饥饿，到村里乞讨面包。这是流亡者走到最后耻辱的一步了。然而，这是瞎编的。事实是他们躲进森林里，被森林外面的人包围无处可去，眼看没有逃生的可能性，他们才出来自首的。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晚上，他们确实被警方捆绑着手脚押送回来，大家都跑到围栏边观看。当然，除了典狱长和卫戍官停在警卫室门外的马车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逃犯被关押在密室里，第二天上了脚镣押去法庭受审判。对他们的嘲笑和蔑视很快就自行消失了。我们打听到更多的细节，我们了解，他们除了放弃，毫无其他办法了。大家都焦虑地注意审判进行的情况。

“他们至少会被打一千鞭的。”有人说。

“一千？”有人说，“他们会被打死的！阿—维姆也许会挨一千，而那一位，肯定会被打死，因为他是属于特科的。”

但是他们没有猜对。阿—维姆只挨了五百下，因为考虑到他过去的表现还算令人满意，再说这又是初犯。库利科夫好像挨了一千五百下。处罚相当宽容。他们都是好人，在法庭上没有乱咬人，说话清楚明确。他们说从监狱里逃出去以后，没有去过任何地方。最可怜的是科勒。他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他最后的希望。挨的打也是最多的，似乎是二千下，审判后就被送去某个地方，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的监狱里。阿—维姆受的处罚最轻，因为他外表看起来很是软弱可怜，医生也帮了不少忙。但他竟然在医院里夸口，他现在什么都能做，一切都准备好了。库利科夫还和平时一样庄重、有礼貌，服刑后回到监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但是囚犯们不这样看他了，虽然库利科夫时时处处能保持自己的体面，囚犯们却不是那样看待他了。他失去了囚犯们的尊重，囚犯们对他也没有那么客气了。因此，库利科夫的名声大大减弱了。这个世界上，成功就是一切！

[17]鞑靼语，“妙”的意思。

第十章　出狱

这一事件发生在我监狱生活的最后一年。这最后一年对我来说，和第一年一样令人难忘，尤其是在监狱里的最后时刻。但又何必再谈那些细节呢。我记得在这一年里，尽管我已经失去耐心，盼望着早日刑满出狱，但比起前几年的生活要容易多了。首先，在犯人之间，我已经有了许多朋友和熟人，他们终于认同我是一个好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对我很忠实，也很爱戴我。“工兵”在为我和我的朋友送别时，差点哭了出来。我们出狱后在这座城里的一个公家宿舍里住了一个月，他几乎每天来我们这里，只是为了再看看我们。但是也有些个性不好、不友好的人，似乎连对我说一句话都很难——天知道是为什么。仿佛我们之间有着一堵不可逾越的墙。

在最后的日子里，我得到狱方比较优待的条件。我在城里的军官中遇到几个很久以前的朋友，甚至是以前的同学。我和他们恢复了关系。通过他们，我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可以写信给家人，甚至可以弄到几本书读读。这几年来，我还没有读过一本书。因此，我在监狱里读到的第一本书给我的那种奇特、惊心动魄的印象是难以言表的。我记得我是从晚间锁上牢门以后开始读的，读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这是一本杂志。好像从另一个世界飞来了确切的消息，过去的生活又鲜艳明亮地回到我面前，我努力地从读到的东西中猜测，我落后于这样的生活有多远？他们没有我生活得怎样？他们现在担心的是什么？他们现在感兴趣的是什么问题？我抓住每一个字句，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到其中蕴藏的含意，或是对从前的暗示，以及在我先前那个时代使人们不安的那些问题的痕迹。我悲哀地意识到我对现在实际的新生活是多么生疏，像一个陌生人，像是被砍掉的一块肉。不得不去适应新的一切，去结识新的一代。我特别注意到我以前亲近的一位朋友的署名文章，……但下面还有许多新的名字、新的作家，我迫不及待地想认识他们。令人烦恼的是我手头上的书太少，很难完整地了解他们。但在此之前，在少校的任内，带书进监狱甚至是危险的。在搜查时一定会问：“书从什么地方来的？哪里拿来的？你一定和外界有联系。”我能怎么回答这样的盘问呢？因为没有书籍，我无法进行深入研究，很多问题无法得到解答，折磨到我有时感到非常恼怒……但是这一切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我是冬天入狱的，因此应该在冬天，就是在我入狱的那个月份恢复自由。我已经不能耐心地等待冬天的来临。在夏季结束时，看到树上的叶子枯萎，草原褪成黄色，我的心里是多么高兴啊！现在夏天已经过去，秋风瑟瑟，第一场雪已飘然而下……时间已经到了，终于盼到这个望眼欲穿的冬天！我意识到自由，自由真的要来临了，我的心开始跳得很沉重。奇怪的是，时间越来越接近，我的灵魂却变得越来越平静，我变得更加有耐心了。在最后几天，我甚至很惊讶，开始责备自己，我想我变得更冷静和冷漠了。休息时间里，许多犯人在院子里跟我说话，向我祝贺：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你现在很快、很快，就要恢复自由，离开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了。”

“马丁诺夫，你怎么样？也快了吗？”我回答。

“我吗？噢，上帝！我还有七年要等，……”

可怜的他，自己叹了口气，停了一会，目光淡然地望着前方，好像在展望未来……是的，许多人真的和我告别了。诚实、愉快地跟我打招呼，向我道贺。大家似乎对我更好了。我显然和他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他们已经在向我告别了。K，那个安静温和的年轻波兰贵族，也和我一样，喜欢在休息的时候在院子里花很多时间散步。他认为新鲜空气和运动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并且弥补夜晚牢房里肮脏空气的危害。“我期待着你出狱，”有一次他散步时碰到我，面带微笑地对我说，“你一走，我就只剩下一年了。”

这里我顺便一提，由于我喜欢遐想，而且是因为不习惯的缘故，我们在监狱里意想中的自由，似乎比真正的、实际上的自由还要更自由些。其实，囚犯们喜欢夸大真正自由的概念，这是很自然的，是每一名囚犯的特点。一个衣衫褴褛，留满胡楂的军官勤务兵被我们看作几乎像位王子。与囚犯相比，他是个理想的自由人，因为他可以不剃头发，没有脚镣，也没有监护士兵跟着。

最后一天的前夕，黄昏时分，我绕着围栏把整座监狱走上最后一圈。这些年来，我在这儿走了多少次！第一年，我孤零零地独自忧愁，在牢房后面徘徊。我记得，我当时就在数着还剩下多少天。上帝啊，这都过去多久了啊！就在这里，就在这个角落里，我们的小鹰就在这里生活过，就在这里，我经常会遇到彼得罗夫。即使是现在，他也没有离开过我。他跑过来，似乎猜到我的想法，在我身旁默默地走着，只是想知道我想做什么。我在心里和这些发黑的小木屋，我们的牢房道别。这些小屋一开始的时候给了我多大的惊愕和打击啊。现在它们应该更老了，但对我来说，这是潜移默化的。

在这面墙后白白埋葬了多少青春，白白丧失了多少巨大的力量！应该说：这样的人是不平凡的。是的，我们大家也许是最有才华也最坚强的。但这些强大的力量被摧毁了，不合法地、不正常地、永远被扼杀了。究竟这是谁的错？

这究竟是谁的错？

第二天早晨上工前，天刚亮时，我在整间牢房里绕了一圈，向所有的囚犯告别。许多人亲切地向我伸出长满老茧的大手。有些人完全按同伴的方式和我握手，但这些人不多。其他人非常明白我立刻会成为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知道，我在城里有熟人，我马上会到那里去，我将和那些绅士们坐在一起，和他们平起平坐。他们理解我，向我告别，虽然客气，但不像朋友，仿佛像对待绅士一般。有些人转身离我而去，并没有回应我，不向我告别。有些人甚至用一种仇恨的眼光打量着我。

鼓声响了，他们都上工去了，我留在牢房里。苏士洛夫今天早上起得比其他人都早，努力抓紧时间为我泡花茶。可怜的苏士洛夫！我把我的囚犯旧衣、衬衫、几个脚镣衬垫，以及一些钱都送给他，他哭了。“我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他用力控制着发抖的嘴唇，“我怎么能失去你，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没有你，我留在这儿干什么！”

最后我向阿基姆·阿基米奇道别。

“你的时间也快到了！”我告诉他。

“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先生，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在这里，先生。”他喃喃地说道，摇着我的手。我紧紧拥抱了他，我们相互亲吻。

囚犯上工后十几分钟，我们这些被释放的犯人从监狱里走出去，我们再也不回来了。我们直接去铁匠那里卸掉脚镣。荷枪实弹的卫兵不再跟着我们，只有一名士官跟着我们。加工工厂的囚犯为我们打开脚镣。我等待我的同伴的脚镣先打开，然后我走到铁砧旁。铁匠让我背对着他，从后面抬起我的腿，放在铁砧上……他们忙碌着，想做得更好、更灵活。

“铆钉，铆钉，先把它们打出来！”一名工头指挥着，“就这样，很好……现在用锤子敲下去……”

脚镣掉下来。我把脚镣拿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们刚才还牢牢套在我的脚上。

“好吧，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囚犯突然用粗鲁的，但似乎有点满意的声音说道。

是的，上帝！自由！新生活！死而复生！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刻！.

死而复生后的救赎之作[1]

◎大卫·麦克达夫

一八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当时俄国的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判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苦役监狱。他出狱大约十个月后，于一八五四年给他弟弟安得烈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我认为这四年，我被关在棺材里活埋了，如此恐怖，我无法告诉你……那是实在难以描述、永无止境的痛苦，因为每时每刻，我的灵魂都如磐石压着一般。”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年的刑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感到完全与世隔绝，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更加剧了他的痛苦。他是一个“贵族”，而其他囚徒几乎全都是农奴或者手工艺阶层的工匠。他在监狱中可怕的经历在他出狱后寄给哥哥米哈伊尔的第一封信中写得非常详细。信中提到：

“我早在托博尔斯克就接触到了苦役犯，而在这里，在鄂木斯克得住下来，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四年。这些人性情粗暴，易动肝火，凶狠残忍。他们憎恨贵族，已经超过了极限，因此他们非常仇视我们这些贵族，对我们的痛苦幸灾乐祸。如果把我们交给他们处理，他们就会把我们吃掉。况且想想看，跟这些人饮食起居都在一起，共同生活数年之久，遭受的各种屈辱数不胜数，却无处可以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多少保护呢。‘你们贵族都是铁嘴，把我们啄死了。以前是老爷，折磨百姓，而如今下场比他们还要糟糕，跟我们成了难兄难弟’——这是四年来一直嘲弄的话题。一百五十个仇人不知疲倦地迫害我们，他们很开心，把这当做一种营生，借以取乐。如果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痛苦，那就只能是漠然对待，不予理睬，显示出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们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因而也不可能不予以尊重），不屈服于他们的意志。他们经常能意识到，我们比他们优越。他们对我们的罪行一无所知。我们自己也闭口不谈，因此互相不能理解，结果是我们不得不忍受他们对贵族阶级的各种报复和迫害，不这样他们就不能活。我们的生活极其糟糕，军事苦役比民事苦役更加苦不堪言。整整四年，我一直在监狱中度过，生活在高墙里面，只有干活时才外出，劳动非常艰苦（当然并非经常如此），常常是在潮湿泥泞的阴雨天，或者在严寒刺骨的冬天，我累得筋疲力尽。有一次紧急出工，可能是在零下四十度，水银都冻结了，我连着干了四个小时。我冻伤了脚。我们住在一个牢房里，大家都挤在一起，拥挤不堪。你可以想象一下，一栋早就该拆除的破旧木房，已经不能使用。夏天闷热，冬天寒冷，让人无法忍受。所有的地板都腐烂了。地板上有一层大约两英寸厚的污泥，走上去打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小窗户上结着白霜，几乎整天都不能阅读。窗玻璃上结着一层大约有两英寸厚的冰。屋顶上有很多漏洞，一直往下滴水。我们像是装在罐头里的青鱼。炉子里烧着六块柴火，却没有热乎气（屋子里的冰勉强融化了），但是一氧化碳却叫人无法忍受——整整一个冬天都是这样。囚徒们还在牢房里洗衣服，溅得到处都是水。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从黄昏到黎明，一直不能出去上厕所，因为牢房是上锁的，门斗里放着一个双耳木桶，臭气熏天，难以忍受。所有的囚徒都像猪一样，散发着臭味，说什么不得不像猪一样，说什么“大家都是凡人”。我们是在木板床上睡觉的，只允许有一个枕头。身上盖着很短的半截皮袄，两条腿整夜露在外面。整夜冻得浑身发抖。跳蚤、虱子和蟑螂多得可以用斗装。冬天，我们穿的皮袄质量低劣，几乎不保暖，脚上穿的靴子很短，但是还得在冰天雪地里行走。我们吃的是面包和菜汤，规定每人有四分之一磅牛肉；可是牛肉都是切碎了放进菜汤里的，我从未见过。过节时，粥里几乎不放奶油。斋戒时，水煮大白菜，再无其他。我的胃严重受损，病了好几次。您想想，没有钱能活吗？如果没有钱，我必死无疑，任何人，任何一个囚徒都承受不了。不过，人人都得设法做出点儿什么东西，卖掉之后，能赚点钱。我喝茶，有时候自己买一块牛肉吃，这才救了我的命。不抽烟也是不行的，因为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里，不抽烟只怕会被活活憋死。这一切都得偷偷地做。我经常犯病住进医院。由于神经失调而癫痫发作，不过次数不多。我的腿还患上了风湿病。除此之外，我感觉自己很健康。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况得补上几句，首先是几乎没有书可以读，即使有，也得偷偷地读。另外，周围都是无休无止的仇视和争吵、谩骂、号叫、怒吼、喧哗，永远处于被看押之下，任何时候都不能独处，这四年没有任何变化，我认为我说生活很糟，你应该能原谅。”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不同的传记家和评论家持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是理想主义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自我毁灭式的激进政治。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阴谋的控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无辜的。然而，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小觑的，尤其表现在对古怪的傅里叶主义领导者以及对傅里叶理论没完没了的辩论中，在一些卫星式的小组中，其中一个便是神秘的帕尔姆·杜罗夫小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中一项控告是：“试图与他人联合创作反对政府的作品以及以印刷的形式传播这些作品”；尽管这个企图失败了，却导致了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阴谋，包括建立秘密印刷社和号召推翻沙皇统治。这个阴谋由革命恐怖分子尼古拉打着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旗号秘密组建的，尽管没有证据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其中一员，但是他很可能了解该阴谋，而且赞同该阴谋的目标。他在一八七三年写的《作家手记》中提到：“大概，我永远不会成为涅恰耶夫，但我不能保证，在我的青年时代，也许，我能成为涅恰耶夫的信徒……”，这一点是不容轻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尼奥夫之间的关系非常隐秘。然而，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在被捕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短暂接受过斯佩什尼奥夫的观点，包括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的统治秩序。几年之后，斯佩什尼奥夫以主人公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的形象出现在《群魔》中。

在被捕入狱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是一位小说家，主题主要涉及“万恶的社会对个人梦想的镇压”。他集中描写病态的心理，希冀融入到另一个光明但难以到达的境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幻想世界的统治者，他描写的是主人公如何冲入云霄却与地面（人民）失去联系以及他们残酷的人性。在《女房东》中，奥尔登诺夫对卡捷琳娜的爱是一种怪异的不受控制的情感、狂热和肉欲，始于高贵的冲动，却终了于幻想与疾病。《白夜》中的梦想者从他对娜斯简卡的爱情中获得了“欢乐的时刻”，结局却是沉沦在房间退了色的黯淡无光的四壁中。总之，这种幻想被看做是荒诞的傲慢——荒唐怪异的幻想者想象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征服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之前，政治幻想也盘踞在他的脑海中。“要想解释他的古怪行为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的证词中写道：“你经常会在大街上遇到他，问他去哪里，做什么，他会给你一些古怪的回答，描述一些他要进行的古怪计划；你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计划，更不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他有时会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小题大做。另一方面，他有可能非常急躁地想在半个小时之内处理好一件小事，实际上却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他永远都在行动，总是忙于一些事情……”这是幻想者的自我沉迷，他的骄傲、虚荣、无力顾及他人，以及对造成了他诸多个人缺陷的现实生活的无能为力。之后，在他的证词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在激烈的政治论辩中某些成员的态度：“个人的虚荣，帮助了演讲者，并且煽动他，好像他想取悦于所有人；有时，为了炫耀，辩论者会赞成他根本就不认同的观点，这样，别人也会赞同他的观点。最后，自尊会激起一个人不断对议员提出各种要求，这样，他就可以等着下一个夜晚的到来，到那时，他就可以驳倒他的对手。换句话说，对大多数人，这些夜晚的聚会，这些演讲，以及辩论，就像一项严肃的职业，如同打牌，玩象棋等活动一样，不可否认地能使人愉悦，有着同样的幻想和激情。我认为，在这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房间里的游戏中，许多人是被欺骗、被迷惑的，认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但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对手是一回事，斯佩什尼奥夫和他的活动又是另外一回事。曾经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治疗过癫痫病的扬诺夫斯基医生写道：“从一八四八年末到他被捕的这三个月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变得非常忧郁、易怒，更有进攻性，常因小事而大发脾气。”扬诺夫斯基医生试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松，告诉他这些症状没有任何脏器性的病根，低沉的情绪会很快消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反驳说：“不，它不会很快消失，它会折磨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我已经从斯佩什尼奥夫那里借了一笔钱，而且我现在跟他站在一起，属于他……我永远不能偿还这笔钱，他也不让我还——他是一个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复了好几次，“你意识到了吗，从现在开始，我有我自己的‘靡菲斯特’？”

显而易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斯佩什尼奥夫已经与魔鬼的力量联系在一起。难道我们不可以猜想一下，这种力量正是斯佩什尼奥夫的政治活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无神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吗？关于借钱这一逸事，难道只是触发作者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他出狱时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批判吗？不管怎样，伴随着他被捕后所发生的野蛮暴力事件、审判、刑期以及关进监狱，不仅是他从幻想到现实的觉醒，而且是他对上帝的审视——这个上帝在他危险的时候背离了他——对俄国人民和他自己犯了罪。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里的十个月焦急的等待后，在被宣告执行死刑后，在最后的一分钟被宣告暂缓行刑后，他被送入了地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创作这部新的小说时，他还在监狱中。虽然大多数时间无法写作，但是，在医院里，托洛茨基医生允许他记笔记。这些简短的笔记，以及之后加入的记忆中的资料组成了《西伯利亚笔记》，共有五百二十二条，包括简短的只言片语、口头禅以及囚徒们每日唱的歌。每个条目都是一个人物或故事。出狱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了其中二百多个条目来创作这部小说。例如，囚徒第一次见到伊萨·弗米奇那一章，是由几个短语和两个短句所构成的（第91、92、202条），两个囚徒对骂那一章也是基于一条笔记（第90条）写成的。《死屋手记》因材料的直接性和真实性而显得更加新鲜自然，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写作的新的元素。

作者出狱后，又在西伯利亚塞巴拉金斯克镇第七军团进行了五年的义务服役。虽然这一时期，他又开始写作，完成了《叔叔的梦》，以及喜剧小说《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为其重返文学界做准备，但直到一八五九年，他才真正开始从事这部作品的写作。这部小说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八六〇年间，起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报纸《俄国世界》上，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赢得了巨大成功。

为了理解这部作品的文体风格和结构的重要性，有必要知道这是受到严重的心理、精神以及肉体的考验后得出的成果。我们应该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弟弟安德烈的话：“我认为这四年，我被关在棺材里活埋了。”在塞巴拉金斯克的几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常提起他的囚徒经历。一八五九年，他在写给迈克夫信中说：“在我无事可做的时候，我会记下我在苦役营里的回忆，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一八五九年十月，他在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这个《死屋手记》的结构，现在已在我脑子里完全成形了。这将是一部六印张或七印张的书。我个人将消失不见，这是一位无名氏的手记；我敢保证，读来一定饶有趣味，一定很有意思。”因经历痛苦的强度，作者似乎无法以他个人的角度进行回忆。为了记录下他这段回忆，他需要创作一部“小说”，通过一个小说式的叙述者——主人公，即上文提到的“无名氏”：囚徒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

我们该如何看待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戈里昂奇科夫的性格特征？在许多方面，他的性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充满幻想的创作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他苍白，被疏离，不善交际，行为古怪，甚至有些精神失常。他人生的主要目标似乎就是逃避这个世界，躲得越远越好。他过去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他因为嫉妒而谋杀了他的妻子，展现了他因此被关进监狱和被流放的噩梦。夜晚，他的窗台有一丝灯光亮起。“他在做什么呢？要做到天亮吗？不是在写什么东西吧？如果是的话，他究竟又是在写什么呢？”“我”对所发现的戈里昂奇科夫的草稿做出过评论：“最后我翻到一本很厚的本子，上面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文字，但没有写完，突然中断了，也许是被作者自己摒弃和忘却了。这是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十年苦役囚犯生活中不连贯的片断手记。手记里到处被一些轶事或者奇怪、可怕的回忆所打断，好像被作者自己撕碎了一样，勾勒出作者的一种疯狂状态。简单地说，好像他在写这些手记时受到某种力量的压迫。我把这些片段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敢肯定，这些都是在疯狂中所写下的。但是，这些流放奴役中的记事——‘死屋手记’的场景，他在自己的手稿中这样称呼它，对我来说，似乎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

《死屋手记》有明显的纪实性，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中写给他哥哥的信有明显的相似性，也被希蒙·托卡什维斯基证实了。当然，不可否认，这是一部自传体回忆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将作品的纪实性作为一大卖点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康斯坦丁·莫丘斯基的观点，本书有相当熟练的结构。监狱生活、囚徒、抢劫者的背景、罪犯的心理、监狱的生存条件、报刊杂志、哲学和民谣，所有这些相当复杂的描述均安排得自由奔放，没有顺序。同时，所有的细节又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画面。《手记》的写作原则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第一卷，对监狱的描述，交代得很快，然而，保持了周期性的有节奏的运动，按照时间顺序，对澡堂、圣诞节聚餐、舞台表演进行了描述。第二卷，尽管总体印象仍然非常鲜明、真实，但却抛弃了以时间为序的原则，总结接下来几年所发生的事件。

然而，仅把这部作品当做现实主义纪实文学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部描述心理危机的作品——精神世界的灭亡与觉醒，这是相当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没错，在这部作品中，“个性特征会从人们的视线中完全消失”。书中的主人公是受尽折磨、性格古怪的戈里昂奇科夫。甚至连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也面临着心理矛盾：戈里昂奇科夫因谋杀妻子被流放、关进了监狱，然而，如阿基姆·阿基米奇在第一卷第二章的评论中所提出的，应将戈里昂奇科夫当做一个政治犯来看待，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样。然而这部小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如实记叙了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人的重新觉醒：那些由于暴力，由于世俗的偏见而被关进监狱的囚徒，也能创造出他们的自由，囚徒的性格是统领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渐渐地，在囚徒的影响下，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陷入了无声的痛苦，“活埋在棺材里”，开始回应他们致命的刺激。这篇前言在开篇之处所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他哥哥米哈伊尔的信，包含着一个重要信息，这条信息似乎与戈里昂奇科夫对他的囚徒伙伴所做评论自相矛盾。这部分内容与这部小说有着深刻的关联性：“我在苦役营与强盗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年，终于学会了如何分辨人。你会相信吗？这些人当中居然也有性格深沉、坚强有力、心灵美好的人，在那种粗糙的外壳下面寻找黄金，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啊。这样的人不只是一两个，而是有好多。有些人不能不让人尊敬，还有一些人简直是美好的。我曾经教过一个年轻的契尔克斯人（他是因抢劫而遭到流放的）学习俄语和识字。他对我感激不尽。另一个囚徒跟我分别时竟然哭了。我曾给过他钱——数目极少，可是他对此却无限感激。不过，我的脾气也变坏了：我对他们很挑剔，没有耐心。他们尊重我的精神状态，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我从苦役营里带出了多少人们喜闻乐见的典型和人物啊！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因此，我觉得我非常熟悉他们。有多少流浪汉和强盗以及平民痛苦生活的故事，足以写出好几本书。多么好的人民啊。时间对我来说，没有虚度。即使说我还不了解俄国，但我却非常了解俄国人民，了解得如此透彻，能了解到这种程度的人或许并不多。”

如同戈里昂奇科夫一样，《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谋杀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流放地失去了活力。正如戈里昂奇科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样，拉斯科尔尼科夫忍受着其他囚徒的侮辱和迫害，因为他是一个“贵族”，一位“绅士”。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也在忍受着另一种折磨：

“你是一个绅士，”他们经常对他说，“你不该用斧头杀人；这不是一个绅士做的事情。”

在大斋的第二个星期，轮到他与同牢囚犯一起去做斋戒祈祷。他同别人一起去了教堂。有一次，为了点什么事，他自己也不清楚，忽然发生了争执；群情激愤，一下子都攻击起他来。

“你这个无神论者！你不信上帝！”他们朝他怒吼着，“就该打死你。”

我们看到，甚至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考虑要自杀时，“他很有可能意识到了他自己以及他的罪行的伟大的谎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写道：“他无法理解的是，这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或许就预示着他与未来人生的彻底决裂，预示着他未来的救赎以及新的生活观。”

似乎毋庸置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伟大的谎言”，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上帝的旨意而犯下的罪行，根源于激进的政治观点以及“魔鬼靡菲斯特”式的圈套，斯佩什尼奥夫几乎可等同于，甚至比拿斧头的谋杀者更加恶劣。这种罪行也触犯了俄国人民。这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赎罪，不仅是因为包含类似表现主义的描述，精神病态的儿童谋杀者；在精神分裂者人物中，通过对居住在斯达洛杜博夫斯基村的那位老人的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了俄国民族和精神意识，如同《群魔》中的吉洪主教，《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戈里昂奇科夫描述了脚镣被移除时的情感：脚镣掉下来。我把脚镣拿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再看它们最后一眼。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们刚才还牢牢套在我的脚上。

“好吧，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囚犯突然用粗鲁的，但似乎有点满意的声音说道。

是的，上帝！自由！新生活！死而复生！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刻！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刻”正是主人公被重新赋予自由的时刻。没有自由，他们便没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这种个人的“死而复生”是漫漫人生路的重新开始，通过“逐渐重生”而达到的这种“新生活”，与《罪与罚》的最后一段文字，与《群魔》中的涤罪，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总结出的对人类普遍获得重生的信心，均有异曲同工之妙。

（吴建国　刘亚莉　译）

[1]此文译自英国企鹅经典《死屋手记》导论，标题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