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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作者：【俄】高尔基

ISBN：9787532739813

译者：高惠群　安东　顾生根

责任编辑：吴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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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的儿子

译本序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本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佩什科夫，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他的笔名。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出生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下诺夫哥罗德市（一九三二年后改为高尔基市）的一个细木工家庭。其祖父曾是沙皇时代的军官，凶狠暴戾，动辄鞭打父亲。高尔基三岁那年，举家迁往南方里海之滨的阿斯特拉罕城。不久，父亲因患霍乱不治，离开人世。孤儿寡母，无依无靠，母亲瓦尔瓦拉只能带着他去外祖父家暂渡难关。于是高尔基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十一岁那年，母亲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不幸病故。这一年他刚读完二年级，在外祖父的逼迫下，辍学外出闯荡人间。

一八九二年初，高尔基回到下诺夫哥罗德市，着手文学创作，当年便在梯弗里斯《高加索报》上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从此开始了创作生涯。一生中，他创作了许多名篇佳作，如《海燕之歌》、《鹰之歌》、《切尔卡什》、《奥尔洛夫夫妇》、《小市民》、《底层》等，这些早期的作品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其基本特点就是风格迥异、绚丽多彩，气势宏伟，激情昂扬。其笔锋所向直指资本主义的罪恶，剥削者、私有者和小市民的庸俗世界观。同时预示和烘托出二十世纪初俄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

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乃是高尔基创作鼎盛时期的杰出成就。在十多年间，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惊人的速度写出二十多部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精品力作，例如《苦命人巴维尔》、《福玛·高尔杰耶夫》、《三人》、《母亲》等。《母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力作。它开辟了俄罗斯文学新领域，描绘了一九〇五年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高举革命大旗的历史场面，塑造了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工人革命英雄主义群像，为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石。

一九〇五年以后，高尔基几度出国，去意大利定居。他在热烈欢呼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同时，却又对此后的十月革命表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在这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通过反思，作家重又把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主题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写出奥库罗夫三部曲《奥库罗夫镇》，《马特维·科热米亚金》，《崇高的爱》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俄罗斯游记》等系列作品。高尔基的创作晚期主要在国外。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叙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以十月革命前四十年间俄国社会精神生活演变为历史背景，描绘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史诗性巨著。一九三三年五月，高尔基最终回到祖国定居，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逝世。

高尔基是一位完全自学成材的作家。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凭着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精神，最终成为一名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巨人，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十年磨一剑。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作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花了整整十年工夫写成的一部近代世界文学名著。《童年》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主要记述小主人公阿廖沙（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佩什科夫的昵称）在外祖父家度过的八年童年时光。外祖父卡希林是个自私、贪婪的小染坊业主，在这个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弥漫着剧烈的敌意”，暴力、欺诈、损人利己、幸灾乐祸、自相斗殴、大声辱骂已司空见惯。在作者笔下，这个黑暗的“卡希林王国”其实就是旧俄沙皇统治下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社会缩影。在这里唯有外祖母阿库林娜使阿廖沙见到一线光明和希望。外祖母爱憎分明，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敢作敢为，是阿廖沙最亲近的监护人和教育者。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女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性格。

《童年》是高尔基积一生童年生活之素材而写成的一部小说，充满童趣。它用儿童纯真无邪的眼光，通过思考和感悟，抒发童年的欢乐和初涉人生的艰难苦楚。比如，他始终记得父亲下葬时被活活埋入墓穴的一只小蛤蟆；他喜欢在雪地上观察小鸟，喜欢在花园里营造自己的一角；他常常在夏夜的星空下沉思和阅读《安徒生童话》，并由此不时感到惊喜和感悟，等等。由此可见，此书确是一部青少年的“生活教科书”，既寓教于乐，又富有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

《在人间》叙述主人公阿廖沙刚满十一岁，就外出独立谋生的一段苦难经历，刻画旧俄外省各阶层人的生活画面。小主人公阿廖沙被外祖父赶出家门后，不得不去闯荡社会，先后在皮鞋店当学徒，到轮船上当洗碗小工，去绘图师表舅家当帮工，在圣像作坊当学徒，在市场剧院当勤杂工和配角等，干着与年龄、体力不符的体力活儿，备尝人间心酸和苦难。在充斥着愚昧、污秽的社会底层，阿廖沙也遇到形形式式的各等人物，其中有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泼辣、能干的洗衣妇娜塔莉娅，虚伪、狡诈的皮鞋店老板，充满小市民习气的绘图师表舅的家人。不可否认，在阿廖沙的一生中，给予他启蒙教育的当数伏尔加河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斯穆雷有一箱书，空闲余暇躺在船舱里的铺上，时常让阿廖沙念书给他听，并不时开导他：“一个人想聪明，就必须读书，而且要读正经的书。”在他有意无意的引导下，高尔基从小爱上了读书，并把读书当作人生的最大追求。但是圣像作坊附近的商人们为赌博，让一个叫“大胃口”的小伙子在两小时内吞食十俄磅腿肉，这种恶作剧的场面给阿廖沙留下了可怕的印象。洗衣妇娜塔莉娅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女儿读书，期望日后能依靠她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女儿的背叛最终使她陷入绝望。高尔基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地抒发内心感受，揭示了旧俄时代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末了，阿廖沙为了不虚度年华，有所作为，决定去喀山上大学。

第三部《我的大学》记叙阿廖沙满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年迈的外祖母，来到伏尔加河岸的喀山市。到了喀山，他就清楚地意识到，上大学的梦想难以实现，因为必须直面人生，为生存而去受雇干活。于是喀山的贫民窟、穷街陋巷、码头仓库成了他追求科学知识的头一所社会大学。作家用在码头上的亲身经历描绘出劳动场面使读者不禁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与他一起干活的那帮衣衫褴褛的码头装卸工冒着寒夜的潇潇秋雨，从一艘触礁搁浅的货船上往岸上紧急抢卸货物。他们如醉如狂、甩开膀子大干的景象令阿廖沙不由得悲从中来，真切地体会到劳苦大众潜藏着的巨大力量和他们噩梦般的痛苦生活。空闲时，阿廖沙常去民粹派革命者杰连科夫的小图书室，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的著作，听喀山大学学生辩论和流放回来的革命者对沙皇黑暗统治的控诉，拓展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头脑里迸发出最初的革命思想火花。一八八七年阿廖沙遭到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他在大学生中没找到真正的朋友，对雇工们的宣传鼓动受到挫折，加之获悉有人被捕，外祖母去世，更主要的是，他探索已久的人生问题在理论书中找不到正确答案，这一切令他绝望，便萌生以开枪自杀了此一生的念头。所幸子弹只打穿一个肺叶，他才得以摆脱死神。半年后，在民粹派革命者罗马斯的带领下，阿廖沙去乡下做农民的宣传发动工作。在乡下，他们的宣传活动和组织苹果生产合作社引起富农们的仇恨，罗马斯的小铺被焚烧，阿廖沙险遭火海吞噬。在喀山的四年，阿廖沙虽然没能进大学的门，但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他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结识了一些民粹派革命者，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现状，逐步提高了觉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正如高尔基自己回顾时所说的：“我虽然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但精神上使我获得生命，却是在喀山。喀山是我最喜欢的一所‘大学’。”

高尔基的这部自传体三部曲从酝酿到问世，一直得到列宁的关心和支持。列宁在一次会见中全神贯注地听完高尔基讲述自己苦难童年和流浪生活后，热情地鼓励他说：“您应该把这些全写下来，老朋友，应该写！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益的，非常有益……”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让她给他读刚发表的《我的大学》。不可认否，高尔基的这三部曲在俄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崇高的、深远的，它的问世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作品的诞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它不仅为研究高尔基本人的成长历程、创作轨迹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且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旧俄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小市民的自私、富农的贪婪和仇恨心理，描写了俄国早期革命者、民粹派成员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秘密社会活动，着力勾勒出一幅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城乡广阔的生活画面。应当说，高尔基的三部曲在我国曾经影响了几代青少年，时至今日，它对广大未成年人，乃至青年读者仍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教育意义和经久不衰的经典文学的艺术魅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现出它的璀璨光芒。

顾生根

二〇〇六年三月

一

在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里，就在窗户下面的地板上，躺着我的父亲。他穿着白衣裳，身子特别长，光脚丫子的脚指头奇怪地揸开着，那双可亲的手静静地平放在胸前，手指是弯曲的；快活的眼睛上紧紧压着两枚乌黑的铜币[1]，慈祥的面孔发黑了，牙齿难看地龇着，让我害怕。

母亲光着半身，穿条红裙子跪在那里，用我平时锯西瓜皮玩的那只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上。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话，嗓音低沉又嘶哑，她的灰色眼睛肿了起来，就像在融化似的淌下大滴大滴的泪水。

外婆拉着我的手，她长得胖乎乎的，脑袋大，眼睛也很大，皮肉松弛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软绵绵的，有趣极了。她也在哭，但哭得有些特别，就像在给母亲很好地帮腔。她浑身颤抖，拉着我，把我推向父亲那边去。我撑着不肯过去，躲在她背后，我心里害怕，怪不自在的。

我从来没见过大人哭，也听不懂外婆一遍又一遍说的那些话：

“跟爹告个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亲爱的，不到年纪就早早地死了……”

我闹过一场大病，刚刚才好。我清楚地记得，生病的时候是父亲高高兴兴地忙着照料我，后来父亲突然不见了，接替他的是外婆这么个怪人。

“你从哪儿来？”我问她。

她回答说：

“从上面，从尼日尼[2]，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可不能走，小鬼！”

这真是好笑，让人不明白：这座屋子楼上住着几个染大胡子的波斯人，下面地下室里住着那个黄脸老汉，卖羊皮的卡尔梅克人。从楼梯上可以骑着栏杆溜下来，要是摔倒了，就翻跟头滚下来，这个我很清楚。这跟水有什么关系？全都不对劲了，乱七八糟的真好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

“因为你吵人，”她也笑着说。

她说起话来亲切快活又流畅。我从第一天起就跟她成了好朋友，现在真希望她赶快带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的样子让我憋闷。她的眼泪和哀号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不安。我头一回看见她这副模样。她一向态度严厉，寡言少语；她干净整齐，身材高大，就像一匹大马；她的身板很硬朗，手劲大极了。可是现在，她浑身都肿胀起来，蓬头垢面的，很不好看，衣服也全撕破了；原先整整齐齐的头发，就像一顶发亮的大帽子，现在却披散在光光的肩膀上，有些搭到了脸上，而另一半编成辫子的头发，晃晃荡荡，不时触到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很久，她也没有瞧我一眼，只顾替父亲梳头，老是呜呜地哭，哽咽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还有岗亭里的警察，一起朝屋里张望。那个岗警生气地喊道：

“快点收拾！”

窗户上用一块深色的披巾做幔子，风把披巾吹得鼓鼓的，就像船帆一样。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坐小帆船玩，忽然打雷了。父亲笑起来，用膝盖紧紧夹住我，对我喊道：

“没事儿，别害怕，洋葱头！”

这时母亲忽然费劲地站了起来，但马上又无力地坐下，仰面栽倒了，头发散乱一地。她两眼紧闭，苍白的脸变成铁青。她像父亲那样龇出牙齿，用可怕的声音说：

“关上门……阿列克谢出去！”

外婆推了我一把，奔到门口叫起来：

“乡亲们，不要怕，请别碰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啦，上帝保佑！”

我躲到暗角的一只大箱子后面，从那儿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扭动和哼哼，她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而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又亲切又欢喜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忍一忍，瓦留莎[3]！……圣母啊，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上忙乱，不时碰到他，她们又是哼又是叫，而他一动也不动，仿佛还在笑。地板上的忙乱持续了很久。母亲不止一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婆就像个又大又软的黑皮球一次次从屋子里滚出去。后来黑暗中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哭声。

“谢天谢地！”外婆说，“是个小子！”

她点亮了蜡烛。

我大概在角落里睡着了，后来的事情一点也不记得了。

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二个印象，是一个阴雨天，在坟场上荒僻的角落。我站在打滑的黏土堆上，望着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里。坑底积着好多水，还有蛤蟆，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盖上。

站在墓边的有我、外婆、浑身淋湿的岗警和两个气呼呼拿着铁锹的庄稼汉。温暖的细雨就像小小的玻璃珠儿，不停地洒在大伙身上。

“盖土吧，”岗警说了一句就走开了。

外婆用头巾捂着脸哭了。庄稼汉们弯下腰，急忙向墓坑里铲土，把坑底的水打得噗噗响。两只蛤蟆跳下棺盖，又往坑壁上跳，结果被泥块砸到坑底去了。

“你走开，廖尼亚[4]，”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一扭身挣脱了她的手，我不想离开。

“你真是的，上帝啊，”外婆抱怨道，不知是对我，还是对上帝。她垂着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墓坑已经填平了，她还一直站着。

庄稼汉用铁锹嘭嘭地拍紧坟土。这时吹来一阵风，把雨带走了。外婆拉起我的手，领我从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呀？”从墓地出来后，她问我。“你应该哭一下的！”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算了吧，”她小声说。

也真奇怪：我很少哭，而且只是受了委屈才哭，弄疼了不哭。父亲见我流泪总取笑我，母亲则大声斥责我：

“不许哭！”

后来我跟外婆坐马车经过一条很宽很脏的街道，两旁边都是些深红色的房子。我问外婆：

“那些蛤蟆能爬出来吗？”

“不，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像外婆这样经常、这样亲热地说到上帝的名字。

几天后，我、外婆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一间小舱里。我那刚出世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用白布裹着，扎了根红带子，就放在角落里的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马眼睛似的圆鼓鼓的窗户朝外面看。泛着泡沫的浑浊河水，在湿漉漉的船窗外流呀流呀总流不完。有时候波浪溅起来，打到窗户玻璃上，我便身不由己跳下地来。

“别害怕，”外婆说，用她柔软的双手将我轻轻抱起，放回到包袱上。

河水上面笼罩着灰蒙蒙的湿雾。远方露出了一片黑色土地，不久它又消失在雾和水里了。周围的一切都在晃动。只有母亲双手抱在脑后，紧紧靠住舱壁，站着一动也不动。她脸色阴沉、铁青，茫无表情，两眼紧闭，始终不说话，好像整个儿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认不出来了。

外婆好几次小声对她说：

“瓦里娅[5]，你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吗？”

她不说话，也不动。

外婆跟我说悄悄话，跟母亲说话声音要大些，但好像赔着小心，有点胆怯，话也很少。我觉得她有点怕母亲。我明白这一点，这使我和外婆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水手在哪儿？”

她说的话也让人奇怪，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蓝衣服，拿来一个小木匣子。外婆接过匣子，把弟弟的尸体往里放，装好后，伸手端着匣子向门口走去。外婆很胖，要侧过身子才能走出狭窄的舱门，她站在门口为难的样子真好笑。

“唉，娘！”母亲喊道，一把夺过小棺材，和外婆一起走了。我独个儿留在舱里，仔细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乡下人。

“小弟弟死了，是吧？”他弯下腰来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呀？”

“是一座城市。你朝窗外看，那就是它！”

陆地在船窗外移动，黑糊糊的陡岸上雾气腾腾，像是刚切下来的一片大圆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小外孙去了。”

“把他埋在土里吗？”

“当然是埋在土里。”

我告诉水手，在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几只蛤蟆。他把我抱起来，搂紧了，亲了亲。

“唉，小弟弟，你还什么都不懂呢！”他说。“你用不着可怜蛤蟆，随它们去吧！可怜可怜你母亲吧，瞧她多伤心啊！”

头顶上忽然呜呜地响起来，现在我知道这是轮船在拉汽笛，所以不害怕了。水手连忙放下我，向舱外跑去，一边还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跑，于是就出了舱门。昏暗狭窄的走道里没有一个人。离出口不远就是楼梯，踏步上的铜块亮闪闪的。我朝头顶上一看，只见许多人都带着大包小包，显然是要下船的样子，那么我也该下轮船了。

我跟着一群乡下人来到船边，站在上岸的跳板前面。这时候大伙对我嚷了起来：

“这是谁家的孩子？你是谁家的？”

“我不知道。”

好一阵子我被人家推来搡去，又扯又摸，终于那个白头发水手来了，他抓住我，对大伙解释说：

“他是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把我抱起来，跑回船舱，朝包袱上一蹾就走了，临走时伸出指头吓唬我说：

“看我收拾你！”

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静下来，轮船已经不再颤动，不在水上轰轰地响了。船舱的窗子像被一堵湿淋淋的墙壁挡住，舱里变得又黑又闷，包袱都像胀大了似的，挤压着我，总之，一切都不好。也许要把我一个人永远丢在空轮船上了？

我走到舱门边。门打不开，铜把手转也转不动。我拿起奶瓶子对准把手狠劲一砸，瓶子打碎了，牛奶溅得我满腿都是，还流进了靴子里。

砸不开门，我很伤心，就躺到包袱上小声哭起来，后来噙着眼泪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在颤动和轰轰响了。船舱的圆窗子亮晃晃的，好像一个太阳。外婆坐在我身边梳头，皱着眉头轻声唠叨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厚厚地遮住了肩膀、胸口和膝盖，一直拖到地板上，黑油油的，泛着蓝光。她把地下的头发提在手里，用一把缺齿的木梳子吃力地梳着那一绺绺的厚发。她撇起嘴巴，黑眼睛愤愤地闪着光，她的脸在一大堆头发里变得很小而可笑。

她今天的样子蛮凶的，可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怎么会这样长的时候，她又用昨天那样温和的声音对我说：

“看来是上帝惩罚我，叫我来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年轻时我夸耀这一头鬃毛，现在老了，我诅咒它！你睡吧！还早呢，太阳才刚刚出来……”

“我就不想睡！”

“好吧，不睡就不睡，”她马上同意了，一面编辫子，一面瞧瞧沙发那边，母亲就躺在沙发里，脸朝上，身子直挺挺像根绷紧的弦。“昨天你怎么把奶瓶打碎了？你小声点说！”

外婆说话有些特别，就跟唱歌似的，她的话像鲜花一样温馨、鲜明、滋润，很容易印入我的记忆。她微笑时，黑樱桃似的眼珠儿显得更大，闪耀出难以言状的愉快光彩，微笑使她快活地露出了雪白坚固的牙齿，尽管黝黑的面颊上有许多皱纹，她的整个脸庞依然显得年轻而有容光。只是那个皮肉松软的鼻子，鼻孔张大，鼻尖发红，使这张脸大煞风景。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鼻烟。她全身都是黑色的，然而从她的内心透过她的眼睛，照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温暖快乐的光芒。她身体伛偻，几乎是个驼子，人很肥胖，但行动敏捷，就像一只大猫，她那软绵绵的样子也像这种可爱的动物。

见到外婆之前，我像是躲在黑暗中睡眠，她来了，把我唤醒，引向光明，用一根连绵不断的线将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编织成五彩缤纷的图案，她立刻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我最贴心、最理解、最珍爱的人，是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内心，使我面对困苦人生充满了坚强的力量。

四十年前的轮船行驶得很慢。我们坐了好久好久才到达尼日尼，我记得很清楚，开头的那几天简直美不胜收。

天气一直很好。我跟外婆从早到晚都待在甲板上，头上是晴朗的天空，周围一派金秋景色，伏尔加河两岸铺上了丝绸锦绣。浅棕色的轮船缓缓溯流而上，轮片懒洋洋地击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隆隆声响，长长的拖缆上系着一条驳船。那灰色驳船的样子像一只甲壳虫。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悄移动。周围的景物时刻变换，时刻都是新奇的。青翠的群山仿佛是大地锦袍上的华丽衣褶。两岸的城镇村落，就像是远远端过来的一盘盘甜点心。河水里漂流着金黄色的秋叶。

“你瞧呀，多么好啊！”外婆不住地说，一会儿跑到船这边，一会儿跑到船那边，她容光焕发，高兴得把眼睛瞪得老大。

她常常看着对岸出神，把我也忘记了：她站在船边，两手抱在胸前，面带微笑，不言不语，眼睛里却含着泪水。我扯扯她那黑印花布的裙子。

“什么？”她哆嗦了一下。“我好像打了个盹儿，做梦了。”

“你哭什么呀？”

“亲爱的，我哭是因为高兴，也因为上了年纪，”她笑着说。“我已经老了，寒来暑往过了六十个年头了。”

她嗅了嗅鼻烟，开始给我讲稀奇古怪的故事，讲好心肠的强盗，讲圣人，还有各种野兽和妖魔鬼怪。

她讲这些童话时声音很轻，样子很神秘，她弯下腰凑近我的脸，眼珠瞪得大大的，直盯着我的眼睛，仿佛要向我心里注入一种使我奋起的力量。她说话就像唱歌一样，越说越顺口，听她说话真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我总是听了还要听：

“再讲一个！”

“好，再讲一个。从前啊，有个家神小老头儿，他坐在火炉底下，让一根面条扎进了脚掌，他左摇右摆，哭着喊着：‘哎哟，小老鼠，疼死我啦！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啦！’”

外婆抬起一条腿，双手抱着它悬空摆动，又做出笑人的苦脸，真像她自己很疼似的。

围在旁边的水手们——就是那些和蔼可亲的大胡子乡下人——一边听一边笑，他们都夸奖她，请求她：

“老奶奶，再讲一个吧！”

后来他们说：

“跟我们去吃晚饭吧！”

吃晚饭时，他们请她喝伏特加，给我吃西瓜和甜瓜。这是偷偷给的，因为船上有个人不准别人吃瓜果，他会把瓜果抢过去扔进河里。这个人穿的衣服像岗警，也是带铜扣子的，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人家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撇开我们独自待着。她一直不说话。她那高大匀称的身躯，阴沉铁青的脸孔，王冠似的重重盘在头上的发辫——她整个人显得坚强有力——现在回忆起来，仿佛都笼罩在一团雾气或透明的云彩里，那双跟外婆一样很大的灰色眼睛，远远从这团云雾中冷冷地直视着前方。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

“娘，人家笑话你们！”

“随他们去！”外婆毫不在乎地说，“让他们去笑，笑个够吧！”

我还记得，外婆看到尼日尼城时，高兴得像个孩子。她拉住我的手，把我推到船边，大声嚷道：

“看哪，看哪，多么好啊！老天爷，那就是尼日尼！看看它，真是神仙住的地方！你看那些教堂，就像在天上飞呢！”

她央求我母亲，差点没哭出来：

“瓦留莎，你看看吧，好不好？也许你把这地方忘了！你就高兴高兴吧！”

母亲苦笑了一下。

轮船停泊在这座美丽城市对面的河心里，河上挤满了大小船只，竖着好几百根尖尖的桅杆。一条大舢板载着许多人划到轮船边，用钩杆搭住放下来的跳板，舢板上的人一个接一个登上甲板。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小老头，穿着长长的黑衣服，长着赤金色的大胡子、鹰钩鼻和一对绿色的小眼睛。

“爹！”母亲用粗大的嗓门叫了一声，就向他扑过去，他搂住她的头，用通红的小手急忙抚摸她的脸，尖声喊道：

“怎么啦，傻丫头？啊！这就对了……唉，你们呀……”

外婆像陀螺似的团团转，她好像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了。她把我推到大伙面前，匆忙地说：

“喂，快点！这是米哈伊洛[6]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两个是表哥，都叫萨沙，还有表姐卡捷琳娜，都是咱们一家的，看看有多少人！”

外公问她：

“你身体好吗，孩子他娘？”

他们亲吻了三下。

外公把我从人堆里拽出来，摸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谁家的小孩呀？”

“阿斯特拉罕上来的，船舱里跑出来……”

“他说什么？”外公问我母亲，没等她回答，就推开我说：

“颧骨像他爹……都下船吧！”

我们这群人上了岸，顺着一道铺有大卵石的斜坡往上走，两边高高的陡坡上，野草枯黄，都被人踩平了。

外公和母亲走在最前面。他个头只到她的肩膀，迈着碎步走得很快，母亲居高临下地看他，身子仿佛在空中飘移。跟在他们后边的是两个舅舅：黑头发梳得溜光、像外公一样干瘦的米哈伊尔和浅色鬈头发的雅科夫；还有几个穿鲜艳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小孩，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很斯文。我和外婆还有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苍白脸、蓝眼睛的舅妈挺着老大的肚子，走走停停，气喘吁吁地小声说：

“哎哟，我走不动了！”

“干吗把你也拖来了？”外婆生气地嘟哝道。“一家子都是糊涂虫！”

这些大人和小孩我都不喜欢，我感到自己在他们中间是外人，就连外婆也黯然失色，显得疏远了。

我特别不喜欢外公，在他身上马上感到了敌意，于是我就特别注意他，对他提心吊胆又怀着好奇。

斜坡走到了尽头。紧靠右边另一个陡坡的地方，是一条大街的街口，这里有一幢低矮的平房，墙壁涂成肮脏的粉红色，房顶压得很低，窗户突在外面。房子外观显得很大，到了里面，走进那些昏暗的小房间，便觉得拥挤了。这儿的情景就像一艘轮船刚靠码头，到处是怒气冲冲、忙忙碌碌的人，小孩子像偷嘴的麻雀成群乱窜，到处都有一股从未闻过的刺鼻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使人不舒服，这儿挂满了大匹大匹的湿布，到处摆着大木桶，装着五颜六色的稠稠的浆水，里面泡的也是湿布。院角有一间快要倒塌的矮屋，那里面的火炉木柴烧得正旺，什么东西煮开了，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有个看不见的人在大声说着很奇怪的话：

“紫檀——洋红——矾……”

二

一种浑厚的、五光十色的、难以言状的奇异生活就此开始，并且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奔流。回想起来，它像是一位善良而极诚实的天才娓娓道来的可怕童话。今天重提旧事，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竟然真的会发生那样的事，有许多事情我还想分辩一下，还想否认，因为在那“一家子糊涂虫”的阴暗生活里，残忍的行为实在太司空见惯了。

然而真理毕竟高于怜悯，何况我也并非在讲述我自己，而是在讲述那个充满可怕景象的令人窒息的狭小天地，普通俄国人曾经并且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

在外公家里，人人之间都弥漫着剧烈的敌意。这种相互仇恨不但毒害着成年人，就连孩子也起劲地参与其事。后来听外婆告诉我，母亲回娘家那几天，正赶上她的两个弟弟坚决要求父亲分家。她的意外归来，更增强和激化了他们的分家愿望。他们怕我母亲来讨还她的陪嫁钱，那本是给她准备的，因为她违背了外公的意旨嫁人“私奔”，被外公扣了下来。舅舅们认为，这笔嫁妆理应由他们平分。而且他俩早已吵得不可开交：该谁在城里开作坊，该谁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镇去。

我们到家没几天，在厨房里吃中饭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舅舅们突然站起来，把身体探过饭桌，开始对外公大吼大叫，他们像狗那样哀哀地龇着牙齿，身子乱摇乱抖。外公拿汤匙敲打桌面，满脸通红，扯起公鸡嗓子高喊道：

“让你们全都去讨饭！”

外婆痛苦得把脸都抽歪了，她说：

“他爹，都分给他们吧，你也落得个清静，分了吧！”

“闭嘴，都是你惯坏的！”外公喊道，两眼闪闪放光。真奇怪，他这么瘦小的个头，喊叫起来竟能声震屋瓦。

母亲从桌边站起来，缓步走到窗口，转过身背朝着大家。

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挥手照弟弟脸上打了一拳，弟弟大吼一声，把他扭住，两人在地板上滚打起来，嘴里又是哼又是骂，哧哧地喘着气。

孩子们吓哭了；怀孕的纳塔利娅舅妈拼命叫起来，被我母亲搂抱着拉走了；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赶出厨房；椅子倒在地上；宽肩膀的年轻徒工，叫做“小茨冈人[7]”的，骑在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秃顶、大胡子、戴黑眼镜的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父，不慌不忙用毛巾把舅舅的手捆了起来。

舅舅伸长着脖子，他那稀稀拉拉的黑胡子在地板上蹭来蹭去，嘴里发出可怕的哧哧喘息声。外公绕着桌子快步疾走，一边痛苦地大叫：

“亲兄弟，啊！亲骨肉！唉，你们呀……”

吵架一开始，我就吓得蹿到炉炕上，我在那儿又害怕又惊奇地看到，外婆从铜脸盆里蘸水替雅科夫舅舅擦洗脸上打出来的血。舅舅边哭边跺脚，外婆沉痛地说：

“该死的野种，都昏了头啦！”

外公把撕破的衬衫向肩膀上拉，冲着她吼道：

“老妖婆，你干吗下出这帮野兽来？”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婆跑到角落里呼天抢地地痛哭：

“圣母啊，让我的孩子们神志清醒吧！”

外公侧身站在她面前，望着桌上打翻的东西淌满的水，低声说：

“他娘，你看着他们点儿，不然他们会折磨瓦尔瓦拉的，恐怕……”

“够了，上帝保佑你！把衬衫脱下来，我替你缝一下……”

她用手掌紧紧捧住外公的头，吻了吻他的前额，他——小个子的他站在她面前——就把脸杵到她的肩膀上。

“他娘，看样子得分家了……”

“他爹，得分，得分！”

他们说了很久的话，起先和和气气的，后来外公用脚蹭着地板，好像快要斗架的公鸡，他伸出手指头吓唬外婆，用挺大的声音悄悄说：

“我知道你更疼他们！可是你的米什卡[8]是个小滑头，雅什卡[9]是共济会分子！他们会把我的家财喝光败光的……”

我在炉炕上翻身，不小心碰掉了熨斗，它顺着炉炕的梯子咚咚滚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脏水盆里。外公蹦到梯子上，把我拖下来盯住我的脸瞧，就像头一回见到我似的。

“谁让你到炉炕上去的？是你娘吗？”

“我自己上去的。”

“扯谎。”

“不，是我自己。刚才我害怕了。”

他在我额头上轻轻一敲，把我推开了。

“跟他爹一模一样！滚吧……”

我高兴地跑出了厨房。我清清楚楚地看出，外公那聪明机警的绿眼睛老是在盯着我，我害怕他。记得我总想避开这一对火辣辣的眼睛。我觉得外公这个人很凶。他跟谁说话都爱嘲笑人，欺负人，挑逗人，惹所有的人生气。

“唉，你们呀！”他常常发出感叹，把“呀”这个音拖得很长，这声音总让我有一种无聊和发冷的感觉。

到了休息时间，也就是喝晚茶的时候，外公、舅舅和伙计们从作坊来到厨房，他们的样子很累，手被紫檀染红了，让矾灼伤了，头发上扎着带子，一个个活像厨房角落里那些黑糊糊的圣像。在这危险的时刻，外公坐到了我的对面，他跟我说话的次数比跟别的孙儿们多，这引起了他们的羡慕。外公长得匀称秀气，尖尖瘦瘦。他那件丝线缝的小领口坎肩已经穿旧了，磨破了，印花布衬衫皱巴巴的，裤子膝盖上补着大块补丁，即使是这样，他的衣着仍然显得比穿着西装上衣和衬胸、脖子上围着三角绸巾的两个儿子干净和漂亮。

到外公家才几天，他就强迫我学祈祷。其他孩子都比我年长，已经在跟圣母安息教堂的执事学认字了，从家里的窗口就能看见那座教堂的金顶。

负责教我的是文静胆小的纳塔利娅舅妈，她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女人，眼睛晶莹透亮，仿佛从里面可以看见她脑后的一切。

我喜欢目不转睛地盯住她的眼睛看，她就把眼睛眯缝起来，脑袋转来转去，细声细气，几乎像说悄悄话似的求我：

“好，请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要是我问：“什么叫做‘雅科热[10]’？”她就胆小地朝四下里看看，劝我：

“你别问了，越问越糊涂！你就简单地跟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说呀！”

我心里不踏实：为什么越问越糊涂呢？“雅科热”这几个字的意思弄不明白，我就想方设法故意把它们念错：

“‘雅科夫热[11]’，‘雅夫科热[12]’……”

脸色苍白、仿佛身体正在融化的舅妈，用她那老是断断续续的声音耐心地纠正我：

“不对，你就简单地说：‘雅科热’……”

可是她自己，还有她说的这些话，全都并不简单。这让我很恼火，妨碍了我记熟祈祷文。

有一天外公问我：

“阿廖什卡[13]，今天干什么了？贪玩了！看你额头上的疙瘩就知道。赚了个疙瘩可不算聪明！主祷文背熟了吗？”

舅妈轻声说：

“他记性不好。”

外公嘿嘿一笑，快活地扬起他那红眉毛。

“既然这样，那就该掴一顿！”

他又问我：

“你爹掴过你吗？”

我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答不上来，母亲在一旁说：

“没有，马克西姆不打他，也不准我打。”

“这是为什么？”

“他说，靠打是教不好孩子的。”

“他整个儿一大傻瓜，这个死鬼马克西姆，上帝饶恕吧！”他生气地、一字一板地说出了这句话。

他的话使我不高兴。他看出来了。

“你干吗撅着嘴？瞧你这样子……”

他抹了抹泛着银灰色的红头发，又说：

“为了顶针的事，星期六我要把萨什卡[14]抽一顿。”

“什么叫‘抽’呀？”我问。

大家都笑起来，外公说：

“等着吧，你会看到的……”

我背地里琢磨：“抽”就是把要染的衣服拆掉线[15]，而“掴”和“打”显然是一回事。打马，打狗，打猫；在阿斯特拉罕岗警打波斯人，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是我从没见过人家这样打小孩，虽然这儿的舅舅常给自己的孩子吃栗暴，有时在额上，有时在后脑勺，孩子们却满不在乎，搔搔打疼的地方就完了。有好几次我问他们：

“疼吗？”

他们总是勇敢地回答：

“不疼，一点儿也不疼！”

我知道顶针那件事，闹得真够热闹的。常常在傍晚，就是喝完茶到晚饭前的那个时间，舅舅们和格里戈里师父一起，把染好的一块块布料拼缝成“一整匹”，然后别上硬纸标签。那天米哈伊尔舅舅想跟视力很差的格里戈里开个玩笑，就叫九岁的侄儿用蜡烛把师父的顶针烧红。萨沙把顶针夹在烛花钳子上烧得滚烫，偷偷放在格里戈里的手边，自己躲到炉子背后去了。碰巧这时候外公来了，他坐下干活，把手指头伸进了那只烧得红红的顶针里。

我记得，我听见了吵闹声，就跑进厨房里，只见外公用烧伤的手指头捏住耳朵，可笑地又跳又叫：

“是谁干的？你们这帮异教徒！”

米哈伊尔舅舅俯在桌子上面，伸出一根指头拨动那枚顶针，对它吹着气。格里戈里师父不动声色缝他的布，影子在他老大的秃头上跳动着。雅科夫舅舅跑来了，躲到炉炕的角落里偷笑。外婆在擦板上擦着生马铃薯。

“这是雅科夫的萨什卡干的！”米哈伊尔舅舅突然说了一句。

“胡说！”雅科夫从炉子后面跳出来喊道。

他儿子在炉炕的一角哭叫起来：

“爸爸，别信他。就是他教我干的！”

两个舅舅开始吵架。外公马上就消了气，拿些擦碎的马铃薯敷在手指上，拉着我不声不响地走了。

大伙都说是米哈伊尔舅舅的错，所以在喝茶的时候我自然要问：要不要掴他和抽他？

“要吧，”外公嘟哝了一声，瞟了我一眼。

米哈伊尔舅舅一拍桌子，对我母亲喝道：

“瓦尔瓦拉，管好你的狗崽子，不然我拧掉他的脑袋！”

母亲说：

“你试试看，敢碰一下……”

大伙都不作声了。

母亲很会说这种简短的话，好像三言两语就能把别人推开和扔得老远，使他们变得微不足道。

我很清楚，大伙都怕母亲。就连外公对她说话声音也轻些，跟对别的人不一样。这使我很得意，我骄傲地向表哥们夸耀说：

“我娘是最厉害的！”

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但是星期六那天发生的事，使我对母亲的看法动摇了。

星期六之前，我也犯了过失。

有件事情让我很感兴趣，就是大人们能巧妙地使布料改变颜色：把黄布浸到黑水里，布就变成深蓝色——“宝蓝”；灰布在棕红的水里一涮，它就成了深红——“波尔多红”。看上去很简单，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于是我就想亲手染点什么东西，并把这个主意告诉了雅科夫的萨沙。他是个挺认真的孩子，老见他待在大人们中间，对谁都亲亲热热，谁的忙、什么忙他都肯帮。大人们都夸他听话又聪明，只是外公斜着眼睛看他，说：

“真是个马屁精！”

雅科夫的萨沙长得又黑又瘦，龙虾似的暴眼突睛，说起话来声音又低又急，常常被自己的话噎得喘不过气来。他老是鬼鬼祟祟东张西望，好像想逃到哪儿躲起来似的。他眼睛的褐色瞳人是定住不动的，要是他激动起来，瞳人就跟着眼白一齐打颤。

他让我讨厌。我倒是对那个笨手笨脚、不大引人注意的米哈伊尔的萨沙要喜欢得多。他是个安静的孩子，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笑容可掬，长得很像他那温顺的母亲。不过他的牙齿真难看，突出在嘴外边，在上颚上长成了两排。他觉得这挺有意思，老是把指头伸进嘴里，摇晃后排的牙，要把它拔出来，谁要想摸一下这排牙齿，他也来者不拒。除了这些，我在他身上再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在人满为患的这个家里，他总是孤孤单单，喜欢坐在光线昏暗的角落里，傍晚时就坐在窗户边。跟他一块儿坐在窗前是很惬意的，可以紧紧偎着他不说话，整整一小时都不说话，看着那些黑色寒鸦在红霞辉映的暮空中，绕着圣母安息教堂圆圆的金顶盘旋飞翔，时而冲向高处，时而疾落而下，忽然又像一张黑色大网遮蔽了渐渐发暗的天空，随后就不知去向，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看着这样的景象，你什么话也不想说，觉得胸中充满了一种掺和着愉悦的惆怅。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能够像大人那样，把什么事都说得滔滔不绝和头头是道。他听说我想干染色工的手艺，就叫我把柜子里那块过节用的白台布拿来，染成蓝颜色的。

“白布最容易上色，这个我清楚！”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从柜子里拖出很重的台布，抱到院子里，刚刚把它的一角放进盛着“宝蓝”水的大木桶，小茨冈人不知从哪儿向我冲了过来，一把夺过台布，用宽大的手掌拧去色汁，对站在过道里看着我操作的表哥喝道：

“还不快去叫奶奶！”

他预示不祥地摇了摇他那乱蓬蓬黑头发的脑袋，对我说：

“瞧吧，为这个你少不了一顿揍！”

外婆跑来了，她惊呼一声，甚至哭了起来，一面用可笑的话骂我：

“你这个彼尔米亚克人呀，捣蛋鬼呀！该把你举起来重重地扔到地上！”

然后她劝小茨冈人：

“万尼亚[16]，你可千万别告诉外公！我把这事瞒着，也许能混过去……”

万卡[17]用五颜六色的围裙把手擦干，有些担心地说：

“关我什么事？我不会说的。就怕萨舒特卡[18]去告状！”

“我给他两个戈比就是，”外婆说罢，把我带回屋去。

到了星期六，在彻夜祈祷之前，有人把我领到厨房里。那儿很暗也很安静。我记得，通往过道和房间的门都关死了，窗外是灰蒙蒙雾沉沉的秋天傍晚，沙沙地下着小雨。在乌黑的炉门前，小茨冈人坐在宽大的长凳上，板着面孔，不像平时的模样。外公站在角落的脏水盆边，从水桶里挑选长树条子，比比它们的长短，一根挨着一根摆好，在空中挥得呼呼响。外婆站在暗处，大声地吸着鼻烟，嘟哝道：

“折磨人……还高兴……”

雅科夫的萨沙坐在厨房当中的椅子上，用拳头揉着眼睛，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好像一个老叫花子拖长声音在哀求：

“行行好，饶了我吧……”

在椅子后面，米哈伊尔舅舅的两个孩子，我的表哥和表姐，像木头人似的并肩站着。

“抽一顿就饶你，”外公说，把湿淋淋的长树条子在拳头里捋了一下。“快点，把裤子脱下来！……”

外公心平气和地说着。无论是他说话的嗓音，还是男孩子在吱吱作响的椅子上扭动的声音，还有外婆的脚在地板上弄出的沙沙声，这一切都不能打破那幽暗的厨房里、那一片低矮的熏得乌黑的天花板下令人难忘的寂静。

萨沙站了起来，把裤子解开，直褪到腿弯子，用两手提着，然后弓着身体，磕磕绊绊地向长板凳走去。看他这样走路心里真不是滋味，我的腿也哆嗦起来。

萨沙乖乖趴到长凳上，万卡拿宽毛巾从他腋下和脖子后面将他绑住，弯下腰，用那双乌黑的手擒住他的脚脖子，看到这里，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列克谢[19]，”外公叫我，“走近点儿！……喂，听见没有？……现在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抽’……一下！……”

外公略略扬起树条子，照萨沙的光屁股上啪的打了一下。萨沙惨叫了一声。

“装相，”外公说，“这不疼！这一下才叫疼呢！”

他使劲打了一下，屁股上顿时火辣辣肿起了一道红痕，表哥直着嗓子嚎起来。

“你不舒服了？”外公问道，他的手不急不慢地一起一落。“你不喜欢了？这是为了那个顶针！”

他的手一挥，我的内脏都向上提起来，他的手一落，我整个人也跟着掉下去。

萨沙叫喊着，声音尖极了，令人讨厌。

“我不敢了……台布的事是我说出来的……是我说出来的……”

外公就像念圣诗那样，不慌不忙地说：

“告密不能证明无罪！告密的人先吃一鞭！这一下是为了台布！”

外婆冲到我跟前，一把抱起我，喊道：

“我不准你碰列克谢！我不准，你这恶魔！”

她用脚踢门，一面叫人：

“瓦里娅，瓦尔瓦拉！……”

外公向她扑去，推倒她，把我夺过去，挟到长凳边。我在他手里挣扎，揪他的红胡子，咬他的手指头。他吼叫着夹紧我，往凳子上一摔，磕破了我的脸。我记得他那野蛮的叫声：

“捆起来！我要打死他！……”

我记得母亲苍白的脸和瞪得老大的眼睛。她在长凳边跑来跑去，声音嘶哑地说：

“爹，别打！……把他交给我吧……”

外公把我抽得昏死过去，我病了好几天，趴在小屋里一张热乎乎的大床上。这间屋子只有一个窗户，屋角的神龛里供着许多圣像，前面点一盏红红的长明灯。

生病那几天是我一生中重大的日子。那几天里我像是长大了许多，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受。从那时起，我就提心吊胆地注意别人，仿佛我心上的一层皮被撕掉了，对于一切屈辱和痛苦，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我的心都变得极其敏感了。

首先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外婆和母亲吵架了。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身穿黑衣、块头很大的外婆向母亲逼过去，把她推到屋角的圣像前，低声恶狠狠地说：

“你干吗不把他抢过来，啊？”

“我吓坏了。”

“瞧你身高马大的！不害臊，瓦尔瓦拉！我一个老太婆都不怕！你真不害臊！……”

“别说了，娘！真叫我恶心……”

“不，你不爱他，你不可怜这个孤儿！”

母亲沉痛地大声说：

“我自己这辈子就是孤儿！”

后来她俩坐在屋角的箱子上哭了很久，母亲说：

“要不是阿列克谢，我早离开这儿了，早就走了！这个地狱我待不下去，实在待不下去，娘！我受不了……”

“我的心肝宝贝儿，”外婆悄声说。

现在我记住了：母亲并不厉害，她也跟大家一样怕外公。是我妨碍了她离开这个她无法生活的家。这很叫人难过。不久，母亲果然从家里不见了。她到什么地方做客去了。

有一天，外公突然来了，像从天花板上跳下来似的，他坐到床上，用一只冰冷的手摸摸我的头，说：

“你好哇，小爷子……你回答我，别生气了！……喂，怎么样？……”

我很想踢他一脚，可是动一动身上就疼。外公的头发胡子好像比过去更红了，他老是不安地摇头晃脑，目光炯炯的眼睛在墙上寻找着什么。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山羊蜜糖饼干，两个糖角，一个苹果和一串颜色青青的葡萄干。他把这些东西挨着我的鼻子堆在枕头上。

“瞧呀，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他弯下来吻了吻我的前额，然后开始跟我聊天，用他硬邦邦的小手轻轻抚摩着我的头，那手上的皮肤被染料染得蜡黄，鸟爪似的弯指甲黄得特别显眼。

“那天我对你是过分了点儿，小弟。我急了眼。你咬我，又抓我，我也生气了！你多挨了几下不会吃亏，可以算在以后的账上。你要知道，挨自己人、亲人的打，这不是受欺负，而是受教训。别让外人打你，自己人打没关系！你以为我没挨过打吗？阿廖沙[20]，我挨的那份打，你做噩梦都梦不到。我受的那种欺负，怕是上帝看见了也会落泪的！结果怎么样？我这个孤儿，要饭婆的孩子，熬出了头，当上了行会的头儿，也能管管别人了。”

他把干瘦、匀称的身体歪在我旁边，开始讲述他的童年，他的话语沉重有力，但一句句说得轻快而流畅。

他的绿眼睛闪出亮光，金色头发好像欢快地竖了起来，他的尖嗓门变得粗声大气，在我脸旁不停地叨叨着：

“你是坐轮船来的，有蒸气载着你，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得自己卖力气拉驳船，逆着伏尔加河往上拉。船在水里行，我在岸上走，光脚丫子踩在尖石头上，踩在山坡下的碎石堆上，从太阳出山直走到深更半夜！火辣辣的日头烤着后脑勺，脑瓜子里像滚铁水似的开了锅，你得拼命弯下腰，骨头叭叭的响，走啊走啊，眼睛叫汗迷住了，看不清路，心里却在哭泣，泪水不住地流，唉，阿廖沙，有苦往肚里咽吧！走着走着，从纤套里滑了出来，摔个嘴啃泥，摔跤倒也好，力气都使尽了，哪怕趁势歇一歇，哪怕就咽了这口气吧！你瞧，就在上帝眼前，在慈悲的主耶稣基督的眼前，人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就这样，我把一条伏尔加母亲河足足走了三趟：从辛比尔斯克到雷宾斯克，从萨拉托夫到这儿，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卡里耶夫，到集市，这可是成千上万俄里的路啊！干到第四年，我当上了驳船的工头，让船主看到我精明强干！……”

讲着讲着，他就像一朵云在我眼前很快胀大起来，从一个瘦小老头儿变成了神力巨人，仿佛他独自拖着一艘很大的灰色驳船逆流而上……

有时他跳下床去，挥动胳膊，表演纤夫怎样背纤，怎样从船里排水；又压低嗓子唱了几支歌，然后又灵活地跳上床来，他整个样子真是令人惊奇，他又接着讲他的故事，声音更加浑厚有力：

“可是，阿廖沙，往往在途中休息的时候，夏天的傍晚，在日古利那一带长着绿树的山脚下，我们就生起篝火来熬粥喝，苦命的纤夫唱起了心爱的歌，大伙一齐跟着唱，唱得浑身直打寒战，仿佛伏尔加河也流得更快了，它像一匹烈马腾起了前蹄，就要直冲云霄！一切的忧伤，像灰尘似的随风飘散了。有时候大伙唱入了迷，锅里的粥潽了出来，那个管烧饭的脑门上就得挨几勺子。玩归玩，可别误了事！”

有人好几次向屋里张望，叫他，可是我央求他：

“别走！”

他嘿嘿笑着，挥手让那些人走开：

“等会儿吧……”

他一直讲到傍晚，临走时跟我亲热地告别，我知道外公并不凶，并不可怕。我很伤心，很不愿意回想就是他把我那样毒打了一顿，不过我还是忘不了这件事。

外公的探望为所有的人敞开了大门，于是从早到晚都有人坐在我的床边，千方百计逗我高兴。我记得，并不是每一次我都觉得开心快乐。看我看得最勤的是外婆，她跟我就睡在一张床上。但这些日子里给我印象最鲜明的要算小茨冈人。他长得方方正正，宽胸阔背，大脑袋，鬈头发。这天傍晚他来了，过节似的穿着金黄色的绸衬衫、绒布裤子和一双像手风琴那样咕咕作响的皮靴子。他的头发亮铮铮的，浓眉底下是一对眼梢外斜、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他那雪白的牙齿，在一撇漆黑的绒毛小胡子下闪闪发光。绸衬衫柔和地映着长明灯的红光，显得格外耀眼。

“你瞧瞧，”他说着，捋起袖子，把肘弯以下满是红伤痕的手臂裸给我看，“瞧这儿肿得！原来肿得还要厉害，现在好多了！你知道吗，外公气疯了，我看见他要抽你，就把这只手伸去挡一挡，等树条子打折了外公去换一根的时候，好让你外婆你娘把你拖走！可是树条子没折断，它很柔软，是在水里泡过的！不管怎么说，你总算少挨了几下。瞧瞧，打在我这儿啦！小老弟，我这个人鬼着哪……”

他发出一阵丝绸般柔和的、亲昵的笑声，又去察看他那红肿的手臂，一边笑一边说：

“我真是可怜你，当时我嗓子眼儿都发堵了！作孽啊！他那么抽你……”

他像马那样打了个响鼻，摇了摇头，又说了外公几句什么，我立刻感到他很可亲，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单纯。

我对他说，我很喜欢他。他那朴实的回答是令人难忘的：

“我不是也喜欢你吗，替你受点儿疼就是喜欢你！我会为别人这样干吗？我才不干呢……”

然后他悄悄地教我一手，一边说，一边老是回头望望门口：

“下次再挨打，你要注意，别把身子缩成一团，别缩。你知道吗？缩起来会加倍地疼，你要把身子自由放松，让它柔软，躺在那儿就像一摊烂泥！不要憋气，要大口呼吸，拼命叫喊。你可记住了，这样好！”

我问：

“我还会挨打吗？”

“那还用说？”小茨冈人平静地说，“当然会挨打！没准儿还会常常揍你……”

“为什么？”

“你外公会找碴儿……”

他不放心，又教我一手：

“要是他从上面打你，也就是树条子从上面直落下来，你就稳稳地、软软地躺着。要是他连打带抽，也就是打一下又往回拉一下，想拉掉你的皮，你就让身体跟着树条子一起动，明白吗？这样少疼点儿！”

他挤了挤他那深色的斜眼睛，说：

“对这种事我比警察局长还内行呢！照我挨过的打，小兄弟，我身上的皮都能拿去缝手套了！”

我望着他那张乐呵呵的脸，不由想起了外婆讲过的伊万王子和伊万傻子的童话。

三

我伤好了以后才知道，小茨冈人在家里的地位不一般。外公对待他不像对两个儿子那样，动不动就发脾气嚷嚷。背地里谈到他时，外公眯起眼睛，摇着头说：

“伊万卡[21]是巧手金不换，这鬼东西！记住我的话：他会有出息的！”

两个舅舅对待小茨冈人也友好和气，从不像对格里戈里师父那样拿他“开心”。他俩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使坏欺侮和恶意捉弄格里戈里，或者用火烧烫他的剪刀把儿，或者在他的座位上放一根钉尖朝上的铁钉，再不然就把不同颜色的布料摆在眼神儿很差的师父手边，让他缝成“一整匹”，为此挨外公的骂。

有一次，他俩趁他在厨房的板铺上睡午觉，用品红涂画他的脸，他起来后好一阵子模样可笑又可怕：灰白的大胡子上面只露出两圈暗淡的眼镜片，通红的长鼻子好像一条舌头耷拉下来。

他俩的坏点子层出不穷，师父总是默默忍受，不过轻轻咳几声，在拿熨斗、剪刀、钳子和顶针之前，把手指头蘸上许多唾沫。这成了他的习惯，甚至吃饭时拿刀叉，他也要把手指头舔湿，引得孩子们都笑起来。他被弄疼了的时候，那张大脸盘上就出现波浪似的皱纹，波浪把眉毛拱起来，奇怪地滑过额头，消失在秃顶上的什么地方。

我不记得外公对儿子们的把戏是什么态度，只记得外婆朝他们挥拳头，嚷道：

“不要脸的东西，两个坏蛋！”

对于小茨冈人，舅舅们也在背后讲坏话，他们恼他，笑他，说他不会干活，骂他是小偷和懒虫。

我问外婆，为什么要这样。

外婆像平时一样，很乐意给我讲清道理：

“你没看见，他俩将来都要自己开染坊，两个人都想要万纽什卡[22]，所以互相讲他的坏话，说他干活很糟糕！他们是在撒谎，耍滑头。他们还怕万纽什卡跟外公留下来，不去他们那儿，外公脾气古怪，说不定会跟伊万卡开第三家染坊。这对舅舅们没有好处，明白了吗？”

她轻轻笑起来：

“他们一直在耍滑头，真可笑！外公看破了这些鬼花样，就故意逗弄雅沙和米沙[23]，他说：‘我要给伊万买张免役证，免得他被抓去当兵，我自己需要他！’他俩很生气，不愿意这样，可又舍不得花钱，——免役证可贵着呢！”

现在我又跟外婆住在一起，就像坐轮船时那样了。每晚睡觉前她都给我讲童话故事，讲她自己的生活，那也像童话一般的生活。有时候提起家务事，说到儿子要分家、外公要给自己买房子，她总是不相干似的笑笑，就像一个站在远处的邻居，而不是这里的二当家。

听外婆说，小茨冈人是个弃儿；那年初春，在一个阴雨夜，从大门口的长凳子上捡回来的。

“他躺在那儿，裹在围裙里，”外婆若有所思地、神秘地说，“有气没声地哭着，都冻僵了。”

“为什么人家要丢掉小孩？”

“母亲没有奶水，喂不活，打听到哪家有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偷偷送过去。”

外婆沉默了一会，抓抓头，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接着说下去：

“都因为穷啊，阿廖沙；有时候穷得都说不出口！有道是没出嫁的姑娘生不得娃，丢人呗！外公本来要把万纽什卡送警察局，我劝他别送，自己留下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给我们这些死了孩子的人家的。我生过十八个孩子，都活下来的话，能住满一条街，就是十八户人家啊！你瞧，我十四岁出嫁，十五岁就生孩子，可是上帝看中了我的骨肉，一个接一个把我的孩儿带去当天使了。我又是心疼，又是高兴！”

她只穿一件衬衫坐在床沿上，身上披满了乌黑的头发，毛茸茸的好大块头，就像不久前那个塞尔加奇大胡子守林人牵到院子里来的狗熊一样。她在雪白干净的胸口上画着十字，轻轻笑着，身体两边摇晃：

“上帝把好的带走了，把坏的留给了我。见到伊万卡我很欢喜，我就是疼爱你们这些小家伙！后来我们收留了他，给他施了洗礼，他活下来了，长得不错。起先我叫他‘夹克’[24]，他嘴里会发出特别的嗡嗡声，活像甲虫那样，嗡嗡叫着满屋子乱爬。你要喜欢他，他是个实心眼的人。”

我确实喜欢伊万，他时常让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

每每在星期六，外公把一周来犯了过失的孩子都抽了一遍，自己到教堂去做彻夜祈祷，这时候厨房里就开始了一种妙不可言的有趣生活：小茨冈人从炉子里捉出几只黑蟑螂，很快用线结成一副挽具，用纸剪成雪橇；这辆四匹黑马拉的雪橇，就在刮得精光的黄色桌面上乱跑起来。伊万拿一根细松明驱赶着，起劲地尖叫：

“开车去接大主教喽！”

他在一只蟑螂背上贴个小纸条，赶着它去追雪橇，还解释说：

“忘了一口袋东西。修道士背着口袋追上去！”

他又用线捆住一只蟑螂的脚；这虫子一边爬一边磕头，万卡拍手叫道：

“教堂执事从酒馆里出来了，他要去做晚祷了！”

他让大家看小耗子表演，它们听他的口令直立起来，用后脚走路，拖着长长的尾巴，可笑地眨巴着黑珠子似的滴溜乱转的小眼睛。他宝贝这些小耗子，把它们揣在怀里，衔着糖块喂它们，亲吻它们。他要人相信：

“耗子是聪明的动物，它跟人亲热，家神很喜欢它！谁喂养耗子，家神爷爷就对谁好……”

他会用纸牌和钱变戏法，嚷起来比所有的孩子都起劲，简直就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有一次，孩子们和他玩纸牌，一连几次让他当了“傻瓜”，他很伤心，委屈地撅起嘴巴不玩了，后来他嗤着鼻子向我抱怨说：

“我知道他们是串通好的！他们挤眉弄眼，在桌子底下互相递牌。这算什么玩牌？捣鬼蒙人我也会……”

他十九岁，比我们四个人加起来还大。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在节日晚上的表现。每逢这种时候，外公和米哈伊尔舅舅出门去做客了，鬈发乱蓬蓬的雅科夫舅舅带着吉他来到厨房里，外婆摆上茶和许多点心，还有盛在绿玻璃瓶里的伏特加酒，那瓶子底上铸着精美的红花图案；小茨冈人穿着过节的衣服，陀螺似的转来转去；师父轻手轻脚侧着身子走进来，黑黑的眼镜片上闪着亮光；还有麻脸通红的保姆叶夫根尼娅，胖得像个坛子，眼睛很机灵，嗓门大得像喇叭；有时候到场的，还有圣母安息教堂那位毛头毛脸的执事，和一些黑乎乎、滑溜溜就像狗鱼和鳕鱼似的人。

大伙吃喝得很多，一边吃一边喘着粗气；孩子们都分到糖果，每人还有一小杯甜甜的果子露酒。一种热烈而奇特的快乐情绪就像火焰一样渐渐地燃烧起来。

雅科夫舅舅给他心爱的吉他调弦，定好音后，总是老一套地说：

“好了，诸位先生，现在我开始！”

他把鬈发一甩，身子朝吉他弯去，脖子伸得像一只鹅，他那无忧无虑的圆脸上露出昏昏欲睡的表情，难以捉摸的灵活的眼睛在一片油腻的雾气中失掉了光泽。他轻轻拨动琴弦，弹着一支激动人心的曲子，使你禁不住想霍地站立起来。

他的音乐令人处在紧张寂静的气氛里，就像一条湍急的小溪从远方流来，渗过地板和墙壁，激荡着你的心，使你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又惆怅又不安的感觉。听着这种音乐，你会怜悯所有的人，也怜悯你自己，大人似乎也变成了孩子。全场的人都坐着不动，默默无言陷入了沉思。

米哈伊尔的萨沙神情特别紧张，他老是把身体探向舅舅那边，张大嘴巴望着吉他，嘴唇上挂着一条口水。有时他听出神了，从椅子上栽下来，两手撑到地上，这时他就干脆坐在那儿不起来，眼睛直愣愣瞪得老大。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迷住了；只有茶炊在低吟着，但不妨碍人们倾听哀怨的吉他声。两个正方形小窗户朝着外面黑暗的秋夜，不时有人在窗上轻轻地叩击着。桌子上点着两支矛头似的尖尖的脂油蜡烛，黄色的烛焰摇摇曳曳。

雅科夫舅舅的样子越来越僵硬，他仿佛咬紧牙关睡着了，只有他的双手是活跃的：右手指头弯曲，在黑黑的声孔上令人眼花缭乱地颤动，就像小鸟在扑翅挣扎；左手的指头在指板上飞快地上下移动着。

每次喝过酒，他总爱用他那带着哨音的难听嗓子，咬牙切齿地唱一首老是唱不完的歌：

雅科夫要是一条狗，

他从早到晚不停地吼：

啊呀呀，我无聊！

啊呀呀，我发愁！

一个修女上街了；

老鸹子站在篱笆梢。

啊呀呀，我无聊！

炉炕后面蛐蛐儿叫，

蟑螂乱钻又乱跑。

啊呀呀，我无聊！

叫花子晒出包脚布，

要饭的就来把它偷！

啊呀呀，我无聊！

啊呀呀，我发愁！

这首歌让我受不了，每当舅舅唱到叫花子的地方，我就再也忍不住伤心大哭起来。

小茨冈人和大家一样注意听曲子，他把手指头插进他那成团的黑头发里，眼睛盯着墙角，鼻子里不时发出呼哧声。有时候他突然大声抱怨说：

“唉，我要是有个好嗓子，天哪，就听我唱吧！”

外婆叹气道：

“够了，雅沙，别揪人心了！万尼亚特卡[25]，你来跳个舞吧……”

对外婆的请求，他们不是每次都立刻照办，但有的时候，吉他手突然用手掌一捂琴弦，攥紧拳头向外使劲一甩，像把什么无声无形的东西从身上甩到了地上，然后豪迈地大声说：

“叫忧愁烦恼统统滚开吧！万卡，上场！”

小茨冈人整整装，拉拉黄衬衫，小心翼翼地，像怕踩着钉子似的，走到了厨房中央。他那黝黑的脸颊涨得通红，一边腼腆地笑着，请求道：

“拍子要快些，雅科夫·瓦西里奇！”

吉他发疯似的奏起来，靴跟发出细碎的敲击声，桌上和橱柜里碗碟震得叮当乱响，小茨冈人像一团烈火在厨房当中燃烧，他张开双臂，暗移舞步，宛如老鹰展翅翱翔；他一声尖叫，蹲向地面，好像金色雨燕上下翻飞；绸衬衫的闪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那绸衣在颤抖，在流动，仿佛被烈火熔化了。

小茨冈人不知疲倦、不顾一切地跳着，看样子，要是打开屋门放他出去，他会跳上大街，舞遍全城，说不定会跳到哪儿去……

“横里走！”雅科夫舅舅一边跺脚，一边喊。

他打了一声尖厉的口哨，用刺耳的嗓门喊出两句顺口溜：

嗨！要不是心疼树皮鞋子，

我早就撇下了老婆孩子！

站在桌边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晃动起来，也不时地大喊和尖叫，就像被火烧着了似的。大胡子师父拍着他那秃脑壳，嘴里不知在咕噜些什么。有一回，他向我弯下身来，柔软的胡须盖住了我的肩膀，他凑在我耳朵上，像对大人那样跟我说话：

“列克谢·马克西梅奇，要是你父亲活着上这儿来，他也能烧起一把火！他是个快活的汉子，会逗人开心。你还记得他吗？”

“不。”

“怎么？从前他和你外婆跳舞……你等一等！”

他站起来，个子很高，样子很疲惫，好像一幅圣像，他朝外婆鞠了一躬，声音非常浑厚地请求她道：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赏个光跳一圈！就像从前跟马克西姆·萨瓦捷耶夫跳那样。让我们开开心吧！”

“你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啦，先生，格里戈里·伊万内奇？”外婆笑笑，往后缩了缩说。“我跳什么舞呀！只能让人笑话……”

大伙开始求她，她突然像年轻人那样站了起来，理理裙子，挺直腰板，把沉甸甸的脑袋向上一扬，在厨房里踏开了舞步，一边嚷道：

“让你们笑，笑个够吧！喂，雅沙，换个曲子！”

舅舅抬起身子，整个儿挺直了，闭上眼睛，放慢了吉他的节奏。小茨冈人停顿了一下，又跳到外婆跟前，踏着蹲步围绕她打转转，外婆张开手臂，在地板上无声地滑行，仿佛飘浮在空中似的，她扬起眉毛，一双黑眼睛望着老远的什么地方。我觉得她样子滑稽，就扑哧一笑，师父伸出指头狠狠点了我一下，所有的大人都不满意地望望我。

“伊万，你别蹦了！”师父笑着说。小茨冈人乖乖跳到一边，坐到门槛上，这时保姆叶夫根尼娅提了提嗓子，用悦耳的低音唱了起来：

整个礼拜到周六，

姑娘只把花边绣，

干活真是累死人，

唉，差点没把小命丢！

外婆不是在跳舞，倒像在讲什么故事。她轻轻地走来，摇摇摆摆，若有所思，手搭在眼睛上面四下张望；她那高大的身躯犹豫不决地晃悠着，脚步在小心地探着路。她站住了，像是意外受了惊吓，脸上一颤，皱了皱眉，但马上就慈祥可亲地笑逐颜开。随后她闪到了一旁，给什么人让路，又用手推开什么人，垂下头来屏息倾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快乐。忽然，她一下子离开了原地，旋风似的狂舞起来，整个人显得更匀称、更高大，你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她。此刻她奇妙地回到了青春时代，变得多么美丽、奔放而可爱啊！

保姆叶夫根尼娅吹喇叭似的唱着：

礼拜天午祷刚做完，

跳舞直跳到大老晚，

姑娘是最后回的家，

唉，快活的日子实在短！

外婆跳完了，回到茶炊旁自己的位子上。大伙都来夸她，而她一边整理着头发，一边说：

“你们得了！你们没见过真正的跳舞好手。过去我们巴拉赫诺有一位姑娘，我不记得是谁家的，叫什么名字，人家看她跳舞，都会高兴得流泪！有时你看她一眼，就像过节那么欢喜，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了！我还忌妒过她呢，真是罪过！”

“歌手和善舞者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保姆叶夫根尼娅一本正经地说，她又开始唱关于大卫王的什么歌。这时雅科夫舅舅搂着小茨冈人，对他说：

“你该到饭馆里去跳舞，你会让人家发疯的！……”

“我想有副好嗓子！”小茨冈人抱怨地说。“要是上帝给我好嗓子，我就唱他十年，然后哪怕去当修道士！”

大家都喝伏特加酒，格里戈里师父喝得最多。外婆一杯杯给他斟酒，同时警告他：

“当心，格里沙[26]，你会全瞎的！”

他郑重其事地回答：

“瞎就瞎吧！眼睛对我没有用处了，我什么都见过了……”

他喝得很多，但没有醉，只是话越来越多，而且几乎总是跟我说到我的父亲：

“他是个心地宽厚的汉子，我的朋友，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

外婆叹息着，也跟着说：

“是啊，他是上帝的孩子……”

这一切都非常有趣，让我始终处在紧张兴奋的状态，同时又向我心中渗入一种淡淡的、绵绵的愁绪。忧愁和欢乐同在人们心里，它们几乎密不可分，又以不可捉摸、不可理解的飞快速度彼此交替着。

有一次，不算大醉的雅科夫舅舅开始撕自己的衬衫，拼命揪自己的鬈发、稀疏的浅色胡子、鼻子和耷拉下来的嘴唇。

“这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泪流满面地哀号着。“这是为什么呀？”

他自打耳光，捶头擂胸，号啕大哭：

“我是坏蛋，下流坯，窝囊废！”

格里戈里吼道：

“啊哈！你就是！……”

外婆也喝醉了，她一面抓他的手，一面劝他：

“算了吧，雅沙，上帝知道教你做什么！”

她喝过酒的样子更好看了，她那笑盈盈的黑眼睛向所有人射来暖心的目光，她拿头巾扇着发烫的脸，声音非常悦耳地说：

“上帝啊，上帝啊！一切是多么好啊！你们瞧瞧，一切是多么好啊！”

这是她心灵的呼喊，是她人生的口号。

一向无忧无虑的舅舅又哭又叫，使我非常吃惊。我问外婆，他干吗要哭和打骂自己。

“你什么都要知道！”外婆一反常态，不乐意地说。“你等着吧，管这种事情你还早呢……”

这越发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跑到染坊里去缠伊万，他也不愿回答我，悄悄笑着瞟了师父几眼，把我推出来，嚷道：

“别缠着我，走开！看我把你放进锅里染一染！”

师父站在又宽又矮的炉灶前，灶上砌有三口大锅，他用一根长而黑的搅棒在锅里搅和，不时提起来看看棒头上流下来的颜色水。炉火烧得很热，火光映照在他那花花绿绿好像神父法衣似的皮围裙下摆上。大锅里的染料水咝咝作响，刺鼻的蒸气如浓云滚滚涌向门口，外边院子里，风从地面上吹过一阵阵干雪花。

师父抬起布满红丝的浑浊眼睛，从眼镜底下望望我，对伊万喝道：

“拿劈柴去！你没看见吗？”

小茨冈人跑到院子里去了，格里戈里坐到装紫檀染料的口袋上，向我招招手：

“过来！”

他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把柔软暖和的大胡子拥着我的腮帮，他说的话我至今难忘：

“你舅舅把老婆打死了，折磨死了，现在他良心不安。你明白了吗？你样样事情都得弄个明白，要当心，不然就没有活路了！”

跟格里戈里在一起很随便，就像跟外婆在一起那样，但也有点叫人害怕，仿佛他从眼镜底下能把什么都看个透。

“怎样打死的？”他不慌不忙地说。“是这样：他躺下来跟她睡觉，拿被子连头蒙住她，闷她，打她。为什么？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伊万抱来了劈柴，蹲在炉火前烘手，师父并不理会他，继续跟我说话，他的语气令我印象深刻：

“他打她，也许是因为她比他强，他忌妒了。小弟弟，卡希林家不喜欢好人，他们忌妒好人，容不得他，要除掉他！问问你外婆就知道了，他们怎么想逼死你父亲。她都会告诉你，她不喜欢撒谎，也不会撒谎。她就像个圣人，虽说喝酒吸鼻烟，好像带点傻气。你可要紧紧抓住她不放……”

他推了我一把，我来到院子里，心中苦恼又害怕。万纽什卡在过道里赶上我，扶着我的头，悄悄对我说：

“你别怕他，他是好人。你要盯住他的眼睛看，他喜欢这样。”

一切都令我奇怪和激动不安。我不知道别样的生活，但我模糊记得，我的父母亲不像这样生活：他们讲另一种话，有另一种快乐，无论走路，坐着，彼此总是挨得很近。傍晚时他们常坐在窗口，久久地笑着，大声地唱歌。街上人围拢来看他们，那一张张仰起的脸让我觉得好笑，就像吃完饭没涮过的盘子。而这里的人很少笑，就是笑，有时也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他们经常互相嚷嚷，彼此威胁，不然就藏在角落里咬耳朵。这里的孩子们不声不响，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就像被雨点打在地里的灰尘一样。在这个家里我感到自己是外人，这里的生活像许多根针在不断刺我，使我处处疑惑，不得不提心吊胆地注意了解各种事情。

我和伊万的友谊越来越深了。外婆从日出到深夜只是忙于家务，我几乎整天围着小茨冈人打转转。外公抽我的时候，他照样用自己的手为我挡鞭子，第二天又把打肿的手指头伸给我看，抱怨说：

“不，这都不管用！你也没有挨得轻些，可是我，你瞧瞧这打的！我再也不干了，去你的吧！”

可是到了下一次，他依旧没有必要地挨打受疼。

“你不是不想干吗？”

“不想干，还是把手伸过去了……好像不知不觉地……”

不久，我又知道了关于小茨冈人的一些事情，使我对他越发感兴趣和喜欢了。

每逢星期五，小茨冈人把沙拉普套上一辆宽大的雪橇。沙拉普是外婆心爱的一匹枣红骟马，调皮捣蛋，贪吃甜食。小茨冈人穿上齐膝的短皮袄，戴上沉甸甸的毛皮帽子，紧紧扎一条绿色宽腰带，驾着雪橇上集市去采购食物。有时他很久不回来，家里人着急，都走到窗口向外张望，呼出来的热气把玻璃上的冰花都融化了。

“还没有来？”

“没有！”

最着急的是外婆。

“唉，”她对两个儿子和外公说，“你们把我的人毁了，把马也毁了！你们就不害臊吗，不要脸的？自己的东西还嫌少吗？唉，一家子糊涂虫，吝啬鬼，上帝要惩罚你们的？”

外公愁眉苦脸地咕哝道：

“好了，好了。这是最后一次……”

有时候小茨冈人到中午才回来。舅舅们和外公连忙跑到院子里；外婆跟在他们后边，像头大狗熊似的走着，一面拼命地吸着鼻烟，不知道为什么，她在这种时候总是笨手笨脚的。孩子们也纷纷跑出来，大家有说有笑，开始从满载的雪橇上卸下小猪、家禽、鱼、一块块的肉，各色品种应有尽有。

“说过要买的都买了吗？”外公问，斜着他那锐利的眼睛打量满载的货物。

“该买的全买啦，”伊万快活地答道，在院子里跳脚取暖，砰砰地拍打着手套。

“别打手套，那是花钱买的！”外公厉声喝道。“找钱了吗？”

“没有。”

外公绕着雪橇慢慢走了一圈，声音不高地说：

“你又多拉了什么东西回来了。说不定是没花钱买的吧？我家里不希望有这种事。”

他把整个脸皱起来，迈着快步走了。

舅舅们乐呵呵奔向雪橇，抓起家禽、鱼、鹅内脏、小牛腿、大块肉，掂着分量，吹着口哨，大声嚷嚷夸奖小茨冈人：

“嗬，你可真会挑！”

米哈伊尔舅舅特别起劲，弹簧似的绕着雪橇跳来跳去，用啄木鸟似的鼻子嗅这嗅那，馋巴巴地咂着嘴唇，美滋滋地眯起他那东张西望的眼睛，他跟外公一样干瘦，但个头高些，浑身上下都是黑色，好像一截烧煳了的柴疙瘩。他把冻僵的手笼在袖子里，盘问小茨冈人：

“我爹给了你多少钱？”

“五卢布。”

“这批货能值十五个卢布。你花了多少钱？”

“四卢布十戈比。”

“这么说，九十个戈比进了腰包。雅科夫，看到了吧，他是怎么攒钱的？”

雅科夫舅舅大冷天的只穿一件衬衫站在那儿，他轻声笑着，望着冷冰冰的蓝天眨巴眼睛。

“万卡，你请我们喝半瓶伏特加吧，”他懒懒地说。

外婆在给马卸套。

“怎么啦，小乖乖？怎么啦，小猫崽儿？想调皮了是不是？去吧，去玩会儿吧，上帝的开心宝！”

高头大马沙拉普振起浓密的鬃毛，用雪白的牙齿轻轻啃着外婆的肩膀，扯下她的丝头巾，快活的眼睛不时望望她的脸，一面抖掉睫毛上的霜花，轻轻嘶鸣着。

“想吃点小面包吗？”

她把一大块加了许多盐的面包塞进马嘴里，用围裙兜在下面接渣儿，若有所思地看着马吃食。

小茨冈人也像马驹似的欢蹦乱跳，跑到外婆跟前来。

“奶奶，瞧这马多好，多聪明……”

“滚你的，别来拍马屁！”外婆跺脚呵斥他。“你要知道，今天我不喜欢你。”

外婆对我说，小茨冈人从集市上买来的还不如偷来的多。

“外公给他五卢布，他买三个卢布的东西，倒偷了十个卢布的东西，”她不高兴地说。“爱偷东西，这个淘气鬼！他试过一回，到手了，家里人笑他，夸他能行，他就偷成了习惯。外公年轻时吃够了苦受够了穷，到老来变得贪心了，把钱看得比亲生骨肉还重，喜欢白捡便宜！而米哈伊洛和雅科夫……”

她挥了挥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望着打开的鼻烟壶，又抱怨起来：

“廖尼亚，世上的事啊就像织花边，而织花边的是一个瞎眼婆子，我们还能看清楚花纹吗！伊万卡偷东西要是给抓住，人家会把他打死的……”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悄声对我说：

“唉，咱们的规矩真不少，就是没有真理……”

第二天我去求小茨冈人，叫他不要再偷东西。

“人家会打死你的……”

“他们逮不着，我会脱身的，我很灵活，马又快！”他笑着说，但顿时又变成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也知道偷不好，有危险。我不过为了解解闷儿。我也不想攒钱，不出一个礼拜，你舅舅会把我的钱全骗走的。我不可惜钱，拿走就拿走吧！我有口饱饭吃就行了。”

他忽然抓住我的双手，轻轻摇了摇。

“你这么单薄，这么瘦，不过骨头挺结实，会长成大力士的。听我说，你去学弹吉他吧，求求雅科夫舅舅，真的！你还太小，这真不走运！你人小，脾气倒不小。你不喜欢外公吧？”

“我不知道。”

“除了奶奶，卡希林一家人我都不喜欢，让魔鬼去喜欢他们吧！”

“也不喜欢我吗？”

“你又不姓卡希林，你姓佩什科夫，是别的血统，别的家族……”

他忽然紧紧搂住我，几乎哀叹道：

“唉，我要是有副好听的嗓子，上帝啊，你就瞧吧！我会把人心都烧烫的……你走吧，小弟，我得干活了……”

他把我往地上一放，抓了一把小钉子塞进嘴里，开始敲敲打打，把一块黑色湿布绷紧固定在很大的四方木板上。

可是不久，他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院子的大门口，靠围墙放着一个橡木大十字架，很粗的主干上有许多节疤。它放在那儿很久了。我刚搬来住的头几天就发现了它，当时它的颜色发黄，比较新，经过秋天的雨淋，现在变得黑乎乎的了。水泡过的橡木，发出一种苦涩气味，它在这又小又脏的院子里成了多余之物。

十字架是雅科夫舅舅买的，准备把它立在妻子的坟上，他发了誓愿，要在她周年忌日亲自扛到墓地去。

那天是初冬的一个星期六，天很冷，刮着风，积雪从屋顶上洒落下来。全家人都来到院子里，外公外婆带着三个孙子提前去墓地做安魂日祷了。我因为犯了过失，被罚留在家里。

舅舅们穿着同样的黑短皮袄，把十字架从地上稍稍托起，站在横木的两侧。格里戈里和一个不认识的人使劲竖起沉重的木头，把它放到小茨冈人宽阔的肩膀上。他踉跄了一下，忙把两腿叉开。

“扛得住吗？”格里戈里问他。

“不知道。好像很重……”

米哈伊尔舅舅生气地喊道：

“去开大门，瞎鬼！”

雅科夫舅舅说：

“万卡，你不害臊，我们两个力气都不如你！”

格里戈里一边开大门，一边很严厉地嘱咐伊万：

“注意，不要硬撑！上帝保佑你！”

“老秃驴！”米哈伊尔舅舅从街上喝道。

院子里的人嘻嘻哈哈大声说笑起来，像是人人都高兴把十字架弄走了。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搀着我的手往染坊里走，他说：

“今天外公也许不抽你了，他样子挺和气的……”

来到染坊，他让我坐在一堆准备染色的羊毛里，细心地把羊毛直围到我的肩膀，然后他嗅了嗅大锅上升起的蒸气，若有所思地说：

“亲爱的，我认识你外公三十七年了，他的事情从头到尾我都看在眼里。以前我跟他是好朋友，我们一道干起了这一行，是一块儿出的主意。你外公他是聪明人！他当上了老板，我却不行。不过上帝比我们谁都聪明，上帝只要笑一笑，连最聪明的人都会变成傻瓜的。你还不懂，为什么话要这样说，事要那样做，可是你样样都得弄个明白。孤儿的日子不好过。你父亲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是个大能人，他什么都懂，所以你外公不喜欢他，不认他……”

听可心的话儿让人很愉快，我望着金红色的火焰在炉灶里嬉戏，乳白的气团从大锅上升起，飘到屋顶斜面的木板上，变作一层瓦灰色的霜。从那毛茸茸的板缝里能看见几线蔚蓝的天空。风小了，太阳露出来，整个院子里就像洒了一层玻璃尘屑，大街上传来雪橇滑木的吱吱声。房屋的烟囱里升起袅袅青烟，那烟的影子在雪地上轻轻滑行着，仿佛也在讲述着什么事情。

格里戈里个子细长，瘦骨嶙峋，蓄着大胡子，他没有戴帽子，露出一对大耳朵，好像一个善良的魔术师，他一面搅和煮沸了的染料水，一面不停地教导我：

“看什么人都要正眼盯着他的眼睛；狗扑上来咬你，也要这样看它，狗就会后退……”

他的鼻梁上压着一副沉重的眼镜，鼻尖上布满青筋，就跟外婆的鼻子一样。

“等一等，怎么了？”他突然说，侧耳听了听，随即伸脚踢上炉门，三两步蹿到院子里。我也跟着他奔出去。

在厨房当中地板上，仰面朝天躺着小茨冈人。两道宽宽的亮光从窗户射进来，一道照在他的头和胸上，另一道照在腿上。他的额头奇怪地闪亮，眉毛高高拧起，一双斜眼凝视着乌黑的天花板，发黑的嘴唇颤抖着，吐出粉红色的泡沫。鲜血从嘴角顺着脸颊和脖子淌到地板上，在他背底下汇成了很稠的血流。伊万的两腿笨拙地伸着，裤子显然已经湿透，紧紧粘在地板上。地板是用沙子擦洗过的，黄澄澄的干净耀眼。鲜血流过两道亮光，向门槛边流去，那是鲜红鲜红的血。

小茨冈人一动不动地躺着，胳膊伸直紧贴着身体，只有他的手指头还在微微动弹，在抓着地板，染上颜色的指甲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保姆叶夫根尼娅蹲下来，把一支细蜡烛放到伊万手中；伊万握不住，蜡烛倒下了，烛芯浸在血里；保姆拾起来，用围裙角擦去血迹，仍要把它安放在他那颤动的手指里。厨房里飘荡着一阵耳语声，就像一阵风要把我从门槛边吹走，我抓紧了门把手。

“他绊了一下，”雅科夫舅舅用一种含糊的声调说，他哆嗦着，脑袋转来转去。他整个人无精打采，疲惫不堪，黯然失神的眼睛不住地眨巴着。

“他跌倒了，给压在下面了，是从背上砸下去的。要不是赶紧扔掉十字架，我们也变成残废了。”

“是你们把他压死的，”格里戈里闷声闷气地说。

“是吗，可不是嘛……”

“就是你们！”

血不停地流，门槛下面已经积了一摊，颜色变黑了，仿佛在上涨似的。小茨冈人还在吐着粉红的泡沫，做梦似的发出哞哞的声音，他越来越虚弱，身体渐渐变平，贴到地板上，好像要陷进地板里去。

“米哈伊尔骑马到教堂去叫爹了，”雅科夫舅舅小声说，“我就雇马车载上他赶快拉回来……幸亏不是我自己背十字架，要不然……”

保姆又把蜡烛放在小茨冈人的手里，蜡油和眼泪一齐滴在他的手掌上。

格里戈里粗鲁地大声说：

“把蜡烛放在他头旁边的地上，笨蛋！”

“啊，对。”

“脱下他的帽子！”

保姆从伊万头上取下帽子，他的后脑勺“咚”地碰在地板上，头歪到了一侧，血便只从一边口角流出来，流得更多了。这样流了很久很久。起先我还指望，小茨冈人缓过气就能起来，坐在地板上吐口唾沫说：

“呸，真热……”

平时星期天睡午觉醒了，他都是这样做的。然而他并没有起来，他越来越衰弱了。太阳已经照不到他，两道亮光缩短了，退到了窗台上。他整个人变黑了，手指不再动弹，嘴角上的泡沫也消失了。在他的头顶和两耳边立着三支蜡烛，金黄的烛焰摇曳地照着他那蓬乱的、黑得泛蓝的头发，几个黄色光点在黝黑的脸颊上颤动，他那尖鼻子的鼻头和粉红色的嘴唇都在烛光中发亮。

保姆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低声嘟囔着：

“你是我亲爱的，你这讨人喜欢的小鹰……”

我又怕又冷，钻到桌子下面躲了起来。不多会儿，穿浣熊皮袄的外公、穿毛尾巴领子斗篷的外婆、米哈伊尔舅舅、孩子们和许多不认识的人，都冲进厨房里来。

外公把皮袄扔在地上，大喊大叫：

“坏蛋！你们把多好的小伙子白白弄死了！再过四五年他就是无价之宝……”

地板上乱堆着衣服，挡住我看不见伊万了。我从桌底下爬出来，碰到外公腿上，他一脚把我踢开，挥着通红的小拳头威吓舅舅：

“你们这两条豺狼！”

他坐到长凳上，两手撑在上面，干咽了几声，用尖溜溜的嗓子说：

“我知道，他是你们的眼中钉……唉，万纽什卡……小傻瓜啊！有什么办法呢，啊？我说，这有什么办法呢？马是人家的马，缰绳是烂缰绳。孩子他娘，这几年上帝不爱我们，是不是啊，孩子他娘？”

外婆整个儿趴在地板上，用双手抚摩伊万的脸、头和胸，对着他的眼睛呼吸，抓起他的手又揉又搓，把蜡烛全都碰倒了。后来她费劲地站起来，黑衣服闪闪发亮，整个人都是黑色的，她骇人地瞪大了眼睛，声音不高地说：

“滚出去，你们这些该死的！”

除了外公，大家一窝蜂离开了厨房。

……小茨冈人不声不响地被埋葬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

四

我睡在宽大的床上，裹着叠成四层的厚厚的被子，听外婆跪在那儿祷告上帝。她用一只手按住胸口，另一只手从容不迫地偶尔画个十字。

外面天寒地冻。绿幽幽的月光透过结满冰花的窗户，照亮了一张慈祥的、长着大鼻子的脸，使那双乌黑的眼睛里闪出磷火般的光。外婆头上系着丝巾，亮闪闪的就像包着一张铁皮。她的黑衣服微微一动，从肩膀上滑落下来，铺开在地板上。

外婆祷告完毕，默默脱掉衣服，把它整齐地叠放在屋角的箱子上，然后走到床边来。我假装睡熟了。

“你在假装吧，小强盗，你没睡着？”她轻轻说。“我说，你没睡着吧，好乖乖？喂，快把被子给我！”

我料到她接下去会怎么样，忍不住笑了，于是她就吼起来：

“啊，你要拿老外婆开玩笑！”

她抓起被角，灵巧地使劲往回一拉，我被抛起来，打了几个滚，扑通一声落在软软的绒毛褥子上。外婆哈哈大笑：

“怎么样，小不点儿？吃苦头了吧？”

有时她祷告得很久，我真的睡着了，不知道她是怎样躺上床的。

逢到伤心、吵嘴、打架的日子，祷告总是做得很长。这些祷告听起来很有趣。外婆把家里发生的大小事情都一五一十告诉上帝。她跪在那里，臃肿笨重，像一个大土堆，起先嘴里念念有词，说得很快，然后就声音低沉地抱怨起来：

“上帝啊，你也知道，人人都想过得好一些。米哈伊尔是长子，该让他留在城里，他不高兴搬到河对岸去，那边是没有住过的新地方，不知道会碰上什么事情。可是孩子他爹更喜欢雅科夫。对孩子怎么好偏心眼呢？老头子脾气倔。上帝啊，你就开导开导他吧！”

她用那双闪亮的大眼睛望着黑黝黝的圣像，给她的上帝出主意：

“上帝啊，你给他托个好梦吧，让他明白应该怎样给孩子分家！”

她画十字，磕响头，把宽大的前额碰到地板上，又直起身子，语气很重地说：

“也给瓦尔瓦拉一个笑脸，给她一点欢乐吧！她哪一点惹你动怒了？她哪一点比别人更罪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一个年轻女人，身强力壮的，过着伤心的日子！上帝啊，你也别忘了格里戈里，他的眼睛越来越糟，眼睛瞎了，就得去讨饭，这可不好！他为老爷子把力气耗尽了，老爷子可不会帮他！……啊，上帝啊，上帝……”

她驯顺地低下头，垂着手，沉默了很久，仿佛睡熟了，冻僵了。

“还有什么？”她又皱起眉毛回忆着，不觉说出声来。“救救所有的东正教徒，宽恕他们！也饶恕我这该死的老傻瓜吧，我犯罪并没有恶意，而是因为糊涂。”

她深深叹了口气，满意而亲切地说：

“亲爱的老天爷，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我很喜欢外婆的上帝，他和她那样亲近，我时常求她：

“给我讲讲上帝吧！”

她讲上帝很是特别：声音非常轻，奇怪地把话音拖得老长，闭上眼睛，而且一定要坐着。她欠欠身子，坐下来，披上头巾，打开话匣子就要讲很久，直到你进入梦乡。

“上帝坐在山冈上，就在天堂草地的中间，坐在银白色椴树下面的蓝宝石神座上。那些椴树一年四季都开花。天堂里没有冬天和秋天，所以鲜花永不凋谢，一直不断地开放，让上帝的仆人们心里高兴。上帝身边有许多天使在飞翔，就像飞舞的雪花和成群的蜜蜂；又仿佛是雪白的鸽子，从天上飞到人间，再飞回到天上，把我们人间所有的事情都报告给上帝。这些天使里面，有你的，我的，外公的，上帝给每个人都派来一位天使，上帝对所有人一律平等。你的天使会报告上帝：‘列克谢对他的外公伸舌头！’上帝就吩咐说：‘好吧，让那个老头儿抽他一顿！’就这样，天使报告所有人的事情，上帝赏罚分明，让有的人悲伤，有的人高兴。上帝那儿一切都很好，天使们快乐地拍着翅膀，不停地向他歌唱：‘光荣属于你啊，上帝，光荣属于你！’可是他，亲爱的上帝，只是对他们微笑，好像在说：得了，得了！”

她自己也微笑了，一面摇晃着脑袋。

“这些你都看见了？”

“没看见，可是我知道！”她若有所思地说。

她讲上帝、天堂和天使的时候，人变小了，变和蔼了，面孔显得年轻了，湿润的眼睛里溢出一种特别温暖的光。我抓起她那沉甸甸的、丝绸般的发辫，把它绕在自己脖子上，一动不动地谛听着她那些讲不完、听不厌的故事。

“凡人不能看见上帝，看了会变成瞎子的。只有圣徒才能睁大眼睛看到上帝。天使我倒是见过。在你心灵纯洁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有一次我站在教堂里做晨祷，看见祭坛上有两位天使，身体透亮透亮，像薄雾似的，透过它们能看见一切东西，他们的翅膀拖到地上，像花网，像轻纱。他们在神座周围走来走去，给老神父伊利亚帮忙：在他举起老胳膊祷告上帝的时候，他们就托住他的胳膊肘。伊利亚神父很老了，眼睛也瞎了，走路总是磕磕碰碰的，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当时我看见了天使，高兴得傻了，心里一酸，眼泪就往下滚。唉，那真是好！唉，廖尼亚，好乖乖，无论在天上还是人间，和上帝在一起一切都好，真好……”

“难道我们这儿一切都好吗？”

外婆在身上画了个十字，答道：

“感谢最神圣的圣母，一切都好！”

这叫我不明白了：我很难承认这个家里一切都好；我觉得，这儿的日子越来越过不下去了。

有一天，我经过米哈伊尔舅舅的房门口，看见纳塔利娅舅妈穿一身白衣服，两手抱在胸前，在房间里到处乱走，她轻声地、可怕地呼喊着：

“上帝啊，把我收去吧，把我带走吧……”

我明白她祷告的意思，我也能听懂格里戈里的抱怨：

“眼睛瞎了我就去讨饭，也比现在好……”

我希望他的眼睛快些瞎掉，好要求他让我当他的引路人，我俩就一块儿去讨饭。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师父嘿嘿窃笑着，回答说：

“那好哇，一块儿去！我就在城里到处吆喝：看哪，这是行会头儿瓦西里·卡希林的外孙子！那才逗呢……”

有好几次，我看见纳塔利娅舅妈两眼失神，眼睛下面又青又肿，她脸色蜡黄，嘴唇也是肿的。我就问外婆：

“舅舅打她吗？”

外婆叹气说：

“他悄悄地打她，那个该死的！外公不许他打，他就在夜里打。他是个凶神，而她是个稀糊软蛋……”

她讲得起劲了：

“现在打老婆，好歹不像从前那样厉害了！打嘴，打耳光，揪几下辫子，也就完了，可是从前一折磨起你来就是好几个钟头！有一次，你外公在复活节第一天打我，从午祷一直打到晚上，打累了，歇歇气再打。还拿缰绳抽，什么都使过了。”

“为什么要打你？”

“记不清了。还有一次，他把我打得半死，五天五夜不给吃喝，我差点没送了命。有时还……”

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婆的个头比外公大一倍，我不相信外公能打得过她。

“他的力气比你大吗？”

“不是力气大，是年龄比我长！再说他是丈夫！他打我，上帝会问他的罪，而我命定是要忍耐的……”

看着她为圣像拂拭灰尘，把一件件法衣擦干净，是很愉快而有趣的。这些圣像富丽堂皇，光轮上镶着银子和珍珠宝石，外婆双手灵巧地捧起一幅，笑嘻嘻地望着它，很感动地说：

“这脸蛋儿真可爱！……”

她画十字，亲吻它。

“落上灰尘了，熏黑了。唉，救苦救难的圣母，你是我离不开的欢乐！廖尼亚，好乖乖，你瞧，这画得多么仔细，一尊尊小像都分开站着。这叫做‘十二节’，当中是至善圣母费奥多罗夫斯卡娅。这边是‘勿哭我圣母’，就是圣母在望着棺材里……”

有时我觉得，外婆这么亲切又认真地摆弄圣像，就像受了气的表姐卡捷琳娜在玩她的洋娃娃那样。

外婆不止一次看见过鬼，成群的和单个儿的都见过。

“在大斋期的一天夜里，我从鲁道夫家门口走过；那一夜有月光，乳白色的月光，我忽然看见：屋顶上烟囱旁边坐着一个鬼，它浑身黑色，毛茸茸的，个头挺大，把带角的脑袋伸在烟囱上面，又是嗅，又是嗤鼻子。那鬼一边嗅着，还把尾巴在屋顶上沙沙地扫来扫去。我对它画了个十字念道：‘愿上帝复活，使它的仇敌四散！’鬼立刻轻轻尖叫一声，一个跟头从屋顶滚落到院子里，不见了！大概那天鲁道夫家里煮肉了，鬼闻得正高兴呢……”

我想象鬼从屋顶上翻滚下去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外婆也笑着说：

“它们很爱淘气，完全像小孩子！有一天我在澡堂里洗衣服，一直洗到半夜；炉门突然哐当一声打开了！它们从炉子里往外乱窜，红红的、绿绿的、黑黑的，一个比一个小，好像一群蟑螂。我赶快向门口跑去，可是已经没有路了；我陷在了小鬼堆里，它们把澡堂挤得满满的，连转身的空当都没有了，它们在脚底下乱钻乱拱，又拉又拽，挤挤插插，弄得我不能画十字。它们都是毛茸茸的、软绵绵的、热乎乎的，就像小猫崽似的，不过都是用后脚走路；它们在那儿打转转，瞎胡闹，龇着老鼠样的小牙齿，小眼睛是绿色的，刚刚长出的角儿，像疙瘩似的突出着，尾巴跟小猪的一样。哎呀，我的老天爷！我失去了知觉！后来我醒了，蜡烛快要烧完了，洗衣盆里的水凉了，洗的衣服乱扔了一地。嗐，我想，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

我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些花花绿绿、毛茸茸的小东西，从炉门口和炉顶的灰色卵石上面浓汤似的流出来，挤满了整个澡堂，它们有的去吹蜡烛，有的调皮地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这也很可笑，但是叫人害怕。外婆摇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好像又来劲儿了。

“还有，我见过被诅咒的人。那也是在夜里，冬天，大风大雪。我经过久科夫山谷，记得吧，我跟你说过的，那儿有个池塘，有一次雅科夫和米哈伊洛想把你爹淹死在池塘的冰窟窿里？我走啊走啊，一下子顺着小路滚到了谷底，忽听得满山谷响起了一片口哨声和呐喊声！只见一辆三匹黑马拉的雪橇向我奔过来，一个又高又大的鬼，戴着红帽子，橛子似的站在赶车的位子上，伸手攥着铁链子做的缰绳。山谷里没有大路，三套车就往池塘直冲过去，钻进一团雪雾里不见了。雪橇上坐的也都是鬼，它们吹哨，挥帽子，大喊大叫。就这样像救火似的，一连过去了七辆雪橇，马全是黑马，这些马其实都是人，是遭到父母亲诅咒的人，他们让鬼开心取乐，替鬼驾车拉套，每逢各种鬼节的夜晚，被鬼赶着到处乱跑。我这回看到的，也许是小鬼娶媳妇呢……”

外婆的话不由你不信，她说得那样简单自然，那样令人信服。

她讲的圣诗故事尤其好听。她讲圣母如何救苦救难，劝诫女强盗延加雷切娃“女公爵”不要殴打和抢劫俄罗斯人；讲神人阿列克谢和战士伊万。她讲绝顶聪明的瓦西丽莎、山羊神父、上帝教子的童话；讲女执政官玛尔法、女强盗头子乌斯塔、有罪的埃及女人玛丽亚、伤心的强盗母亲等等可怕的故事。外婆肚子里的童话故事和诗歌简直多得数也数不完。

外婆不怕人也不怕鬼，不怕外公，不怕任何邪魔歪道，可是她非常惧怕黑蟑螂，从老远的地方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有时她半夜里叫醒我，悄悄说：

“阿廖沙，亲爱的，有一只蟑螂在爬，看在基督面上，你去踩死它吧！”

睡眼惺忪的我，点上蜡烛，趴到地板上寻找敌人，但不是一下子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找到。

“哪儿也没有，”我说；外婆连头裹在被子里，躺着动也不敢动，声音微乎其微地求我道：

“啊，一定有！再找找，我求你了！它就在那儿，我知道……”

她从来没有弄错过，我确实能在离床老远的什么地方找到一只蟑螂。

“打死了吧？好了，感谢上帝！也谢谢你……”

她掀掉头上的被子，笑着吁了一口气。

如果我找不到那只虫子，她就不能入睡。我能感觉到，夜深人静时只要稍有一点动静，她就簌簌发抖，我听见她连大气都不敢出，在悄悄地说：

“它在门槛那儿……爬到箱子底下去了……”

“你为什么怕蟑螂呀？”

她振振有词地回答我：

“我不明白，它们是来干什么的。它们老是爬来爬去，这些黑东西。上帝给每一种小虫都分派了任务：灰甲虫表示屋里潮湿，臭虫出来说明墙壁脏了；虱子咬人，人就会生病。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可是这些东西，谁知道它们有什么力量，它们会带来怎样的灾难呢？”

有一天，外婆正跪在那儿和上帝谈心，外公一下子推开房门，嗓音嘶哑地说：

“孩子他娘，上帝来光顾我们，家里失火啦！”

“你说什么？”外婆喊道，从地上一跃而起，两个人踏着沉重的步子，向黑暗的正堂屋跑去。

“叶夫根尼娅，把圣像取下来！纳塔利娅，给孩子穿衣服！”外婆用坚定有力的声音发出严厉的命令，外公却在低声叫苦：

“噫—唉！……”

我跑进厨房里，这儿朝院子的窗户闪着耀眼的金光，许多黄色光点在地板上游动，雅科夫舅舅赤着脚，一面穿靴子，一面在光点上跳来跳去，仿佛脚板被烫疼了似的，他喊道：

“这是米什卡放的火，他放了把火就跑了，啊哈！”

“住嘴，狗东西，”外婆说着把他向门口一推，他差点摔一跤。

透过玻璃窗上的霜花可以看见，染坊的屋顶在燃烧，敞开的门洞里面，翻卷的火舌旋风似的直往上蹿。火焰的红花在静夜中熊熊怒放，没有弥漫的烟雾，只是在很高的空中飘荡着一片阴云，但它遮不住那耿耿的银河。雪地被照成殷红；房屋的墙壁都在颤抖、摇晃，仿佛要奔向院子里那灼热的一角，而火正在那边嬉闹着，把染坊墙壁上的宽缝注满了红光，又像许多烧红的铁钉，弯弯曲曲从缝隙里伸展出来。一条条金色的、红色的带子，在屋顶干燥发黑的木板上蜿蜒盘曲，很快把屋顶包裹了起来；在这些火带中间，引人注目地竖着一根陶土的细烟囱，还在突突地冒着烟；隔着玻璃窗，我也能听见轻微的爆裂声和丝绸摩擦般的簌簌声；火势越来越猛，染坊被大火装饰得宛如教堂里的圣像壁一般，使你无法抗拒它的吸引力。

我把一件很重的短皮袄披在头上，登上不知谁的一双靴子，趿拉着从过道里走到台阶上，一下子就给吓傻了：明晃乱舞的火焰照花了我的眼睛；外公、格里戈里、舅舅的叫喊声和大火中的爆裂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外婆的举动也把我吓坏了：她头顶一个空口袋，身裹盖马的被子，直向大火中冲去，一面喊着：

“矾油，傻瓜们！矾油要爆炸了！……”

“格里戈里，抓住她！”外公吼叫道。“哎呀，她要没命啦……”

可是外婆已经从火里钻了出来，她浑身冒烟，弓着腰，不住摇头，伸出双手捧着一大瓶矾油。

“孩子他爹，把马牵出来！”她咳嗽着，哑声喊道。“把我肩上的布拿掉，我着火了。你们没看见吗？……”

格里戈里忙把冒烟的马被从她肩上扯下来，折成两折；他开始用铁锹铲起大块的雪，向染坊的门里扔去；舅舅拿着斧子在他身边乱跳；外公在外婆跟前奔忙，往她身上撒雪；她把矾油瓶塞进一个雪堆里，奔到大门口，打开门，向跑进来的人们鞠躬说：

“各位街坊，帮帮忙保谷仓吧！火要烧到谷仓了，再烧到干草棚，烧光了我们家，你们家也要遭殃！快把棚顶砍倒，干草扔到花园里！格里戈里，到上面去扔，不是在下面！雅科夫，别乱跑，给大伙拿斧子来，拿铁锹！各位街坊老少爷们儿，一齐动手干吧，上帝会帮助你们。”

看外婆也跟看火一样有趣：她全身的黑衣服被火光照亮，仿佛火要捉住她似的，而她在院子里东奔西跑，有求必应，指挥众人，面面俱到。

沙拉普跑进院子里，它扬蹄直立，把外公吊了起来；它的大眼睛在烈火照射下闪着红光，又用前蹄撑着地面，嗤嗤地打着响鼻。外公忙松掉缰绳，跳到一边喊道：

“孩子他娘，抓住！”

外婆冲到腾起的马蹄下，张开了双臂，那马发出一声哀鸣，眼睛斜睇着火焰，向她凑过来。

“你别害怕！”外婆用低沉的声音说，拍拍它的脖子，一面捡起缰绳。“难道我会丢下你担惊受怕吗？唉，你这小耗子……”

这只比她大两倍的小耗子，乖乖跟着她向大门口走去，一面打着响鼻，望望她那张通红的脸。

保姆叶夫根尼娅从屋里领出几个裹在衣服里呜呜哭的孩子，朝外公喊道：

“瓦西里·瓦西里奇，列克谢没找到……”

“去吧，去吧！”外公挥挥手说。我连忙躲到台阶的踏级下面，免得保姆把我带走。

染坊的屋顶已经坍塌，几根细椽子翘向空中，冒着烟，闪着火炭的金光。屋子里面，绿色、蓝色、红色的旋风在呼啸和发出爆响，一束束的火焰在向外喷涌，喷到院子里，喷向人群——挤在这巨大的篝火边用铁锹向它抛雪的人群。烈火中几口大锅发疯似的沸腾着，浓云般的烟和蒸气不断升起来；院子里飘来各种奇怪的气味，呛得人眼泪直流。我从台阶底下爬出来，撞到了外婆腿上。

“走开！”她喝道。“会踩死你的，走开……”

一个戴鸡冠铜盔的人骑马冲进院子里来。那匹棕红马口吐白沫，骑马的人高举马鞭，吓唬人地喊道：

“闪开！”

小铃铛欢快急促地响着，一切都像过节那样漂亮。外婆把我推到台阶上，说：

“听见我的话吗？走开！”

这时候不能再不听她的话了。我回到了厨房里，又贴在玻璃窗上，但黑乎乎的人群把火挡住了，我只能看见许多冬天戴的黑色便帽、毛皮帽和亮闪闪的铜盔。

火势很快被压下去，浇熄、踩灭了。警察驱散了人群，外婆来到厨房里。

“谁在这儿？是你？你没睡觉，害怕吗？别怕了，现在都结束了……”

她挨着我坐下来，摇晃着身子，不说话。这真好，又回到了安静的夜晚和黑暗，不过看不到火了也怪可惜的。

外公也来了，站在门口问道：

“孩子他娘吗？”

“嗯？”

“烧伤了吗？”

“没事儿。”

他划了根硫磺火柴，蓝光照亮了他那满是油烟的黄鼠狼脸，他点上桌子上的蜡烛，不慌不忙坐到外婆旁边来。

“你该去洗一洗。”外婆说，她也浑身沾满了油烟，散发着刺鼻的烟味儿。

外公叹了口气说：

“上帝对你真仁慈，给了你大智慧……”

他摸摸她的肩膀，咧嘴笑了笑，又说：

“时间虽然短，只有一个钟头，可是给了你！……”

外婆也笑笑，想说什么话，但是外公把眉头皱了起来。

“该跟格里戈里结账了，这都怪他粗心大意！这家伙活儿干到头了，人也活到头了！雅什卡坐在台阶上哭呢，这个傻瓜……你去看看他吧……”

她站起来，把手举在面前，向指头上吹着气，走出去了。外公眼睛并不看我，轻声问道：

“火灾全都看到了？从一开始？外婆怎么样，啊？她已经是老太婆了……吃够了苦，不中用了……可是真有她的！唉，你们呀……”

他弯下腰，好久没吭声，后来他站起来，伸手掐掉烛花，又问我：

“你害怕了吗？”

“不。”

“没什么可害怕的……”

他气呼呼地从肩膀上扯下衬衫，走到屋角的洗手器那儿，听见他在暗处一跺脚，大声说：

“失火是愚蠢的！谁遭了火灾就该在广场上挨鞭子。他是傻瓜，要不就是小偷！就该这么办，才不会有火灾！……去吧，睡觉去。干吗坐在这儿？”

我走了，但这一夜却没法睡觉：刚刚躺到床上，一声吓人的惨叫使我一骨碌爬了起来。我又跑到厨房里，只见外公没穿衬衫站在厨房中间，手里的蜡烛在颤抖，他两脚蹭地挪不开步子，声音嘶哑地问：

“孩子他娘，雅科夫，这是怎么回事？”

我很快爬上炉炕，躲在角落里。家里又像失火那样忙乱起来。有节奏的惨叫声越来越响，一阵紧似一阵，像波浪拍打着天花板和墙壁。外公和舅舅傻了似的四处乱跑，外婆叫喊着把他们撵出去；格里戈里乒乒乓乓把木柴填到炉子里，又往铁锅里加水，摇头晃脑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活像一匹阿斯特拉罕的骆驼。

“你先把炉子生好！”外婆命令他。

他跑过来拿松明，一把摸到我的脚，慌得叫起来：

“谁在这儿？呸，吓我一跳……你到处碍事……”

“这是在做什么呀？”

“纳塔利娅舅妈要生孩子了，”他淡淡地说，从炉炕上跳下去。

我记得我母亲生孩子不像这样叫。

格里戈里把铁锅坐在火上，又上炉炕来到我身边，从兜里摸出一个黏土做的烟斗给我看。

“我开始抽烟了，为了治眼睛！你外婆劝我嗅鼻烟，我想还是抽烟好……”

他坐在炉炕沿上，悬下两条腿，望着脚底下一点微弱的烛光。他的脸上和耳朵上尽是油烟，衬衫的一边撕破了，我看到了他那桶箍似的宽大肋骨。他的眼镜有一边打坏了，几乎只剩下半片玻璃，从破洞里露出一只伤口似的湿漉漉的红眼睛。他往烟斗里塞着烟叶，侧耳倾听产妇的呻吟，咕咕哝哝说着些不连贯的话，好像一个醉汉。

“你外婆烧伤了，她怎么能接生啊？听听你舅妈叫得多凶！大伙把她忘了；火刚烧起来她就开始抽筋了，是被吓的……你瞧，生孩子有多难，可是女人家不受人尊重！你记住了：要尊重女人，也就是尊重母亲……”

我打起瞌睡来，但又被嘈杂声、碰门声和醉酒的米哈伊尔舅舅的叫喊声吵醒了，耳朵里钻进一些奇怪的话：

“要把圣障的中门打开……”

“给她喝长明灯油加糖酒，再掺上点油烟子：半杯油，半杯酒，一勺子厨房里的油烟灰……”

米哈伊尔舅舅死乞白赖地要求：

“放我进去看看……”

他叉开腿坐在地上，用巴掌拍着地板，朝前面吐唾沫。炉炕上热极了，我爬了下来，刚走到舅舅身边，被他抓住脚使劲一拉，我便后脑着地摔倒了。

“傻瓜！”我骂他。

他跳起身来，又抓住了我，把我抡起来，咆哮如雷：

“把你摔死在炉子上……”

我在堂屋里苏醒过来，在角落的圣像下面，躺在外公的膝上。他望着天花板，一边摇晃着我，轻声说道：

“我们都有罪，谁也开脱不了……”

长明灯在他头顶上明亮地照着，屋子当中桌上点着一支蜡烛，窗外已经是朦胧的冬天早晨了。

外公低头问我：

“哪儿疼？”

我全身都疼。我的头是湿的，身子很沉重，但我不想说出来。周围的一切都叫人奇怪：屋里所有椅子上几乎都坐着陌生人，有穿紫衣服的神父，有穿军装戴眼镜的白发小老头儿，还有许多别的人；他们全都木头似的坐着不动，静静地等待着，听着附近哪儿传来的泼水声音。雅科夫舅舅背着双手，直挺挺地站在门框旁边。外公对他说：

“喂，带他去睡觉……”

舅舅招招手指让我过去，然后他踮起脚向外婆的房间走去，等我爬上了床，他悄悄告诉我：

“纳塔利娅舅妈死了……”

这消息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好久没见到舅妈了，好久没见她到厨房里来吃饭了。

“外婆在哪儿？”

“在那边，”舅舅一挥手说，踮起光脚丫子走了。

我躺在床上向四面张望，看见一些长头发的、白头发的和五官模糊的脸贴在玻璃上。屋角的箱子上面挂着外婆的衣服，这我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仿佛有个活人躲在那儿等候着谁。我把头藏到枕头底下，露出一只眼睛望着门口，真想从绒毛褥子里跳出来跑掉。我觉得燥热，有一股浓重的气味令人窒息，仿佛又看见小茨冈人死去时的样子，地板上流着一道道鲜血。在我的脑袋里和心里，似乎有个瘤子在不断长大；我在这幢屋子里所目睹的一切，就像冬天大街上的大车队，一辆接一辆轧过我的身体，要把我碾碎，压死……

门很慢地打开了，外婆拖着身子走进屋里来，她用肩膀把门掩好，背靠在门上，向蓝荧荧的长明灯伸出双手，像小孩子那样轻声叫起苦来：

“我的手哟，手疼死了……”

五

快开春的时候，两个舅舅分了家，雅科夫留在城里，米哈伊尔搬到河对岸。外公自己在田野大街买了一套又大又漂亮的住宅，底层是石头结构，里面开着一家小酒馆，阁楼上有舒适的小房间。宅子的花园通往下面的山沟，那儿有一片枝条光秃的柳树林。

“树条子真不少！”外公说，朝我快活地挤挤眼睛，我跟他在化了雪的松软小道上走着，一面巡视花园。“很快我就要教你认字了，树条子用得着……”

整幢屋子住满了房客。外公只在楼上留出一大间给自己住兼会客。外婆带我住在阁楼上。阁楼的窗户朝大街，可以从窗台上探出去看热闹：时常在傍晚和节日里，喝醉酒的人从酒馆里出来，摇摇晃晃走上大街，乱叫乱嚷，摔倒在地上。有时他们像口袋似的被人扔到路上，爬起来又去撞酒店的门，门被撞得乒乓响，门上的滑轮吱吱叫，随后就开始打架。从楼上看这一切非常有趣。外公一早就到儿子的染坊去帮助他们安顿，傍晚回来时他显得疲倦、沮丧、生气。

外婆专管做饭，缝衣，在菜园和花园里挖呀刨的，成天忙得团团转，就像一只被无形的鞭子抽赶着的大陀螺；她嗅鼻烟，美美地打喷嚏，擦着汗涔涔的脸，说：

“多好啊，阖家太平，天长地久！你瞧，阿廖沙，好乖乖，我们过上了安静的日子！感谢在天上的圣母，真是一切都变好了！”

我并不觉得我们在过安静的日子。从清早到大老晚，房客们屋里屋外乱跑，邻居家女人不断登门，人人都急于到什么地方去，可又总是赶不上趟，唉声叹气，人人都在准备什么事情，老有人来叫喊：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

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对所有的人一律亲切微笑，一律体贴关怀。她用大拇指把鼻烟填进鼻孔里，拿出红方格子手帕仔细擦干净鼻子和手指，说：

“要治虱子，我的太太，就得常常洗澡，要洗薄荷蒸汽浴；要是长了疥疮，就拿一汤匙最干净的鹅油，一茶匙升汞，三滴水银，放在碟子里用碎瓷片搅和七下，然后抹到疥疮上！如果用木勺子，用骨头搅和，水银就废了；铜器银器也都不行，有害！”

有时候她若有所思地给人忠告：

“大娘，您到佩乔雷修道院去吧，去找苦行修士阿萨夫吧，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她能当接生婆，能调解家庭纠纷，会给小孩治病。她把一篇《圣母梦》讲得滚瓜烂熟，并要妇女们背下来，说是能“交好运”。她常在家务活上给别人出主意：

“黄瓜自己会说什么时候该腌；只要它没有了土味儿和别的怪味儿，您就拿去腌吧。若想克瓦斯[27]味道浓，就得让它生气冒泡；克瓦斯不爱甜，您少放些葡萄干，要不就在桶里加一点点糖。酸奶的做法各种各样，有多瑙河口味的，西班牙口味的，还有高加索口味的……”

我整天围着外婆转来转去，跟随她到花园，到院子里，到女邻居家，她在她们那儿喝上几个小时的茶，叨叨不停地讲各种故事；我就像长在她身上似的，在这一段生活里，除了这位忙碌不停、好心不倦的老太婆，我不记得还看见过什么别的了。

有时候，母亲不知打哪儿来了，待的时间很短，她高傲、严厉，那一对灰眼睛就像冬天的太阳，冷冰冰地注视着一切，她很快又走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回忆。

有一次我问外婆：

“你是巫婆吗？”

“瞧你，真想得出来！”她笑了笑，马上又若有所思地说，“我哪儿行啊，巫术的学问深着呢。我大字不识一个。你外公他识文断字的，圣母可没让我变聪明。”

她又向我敞开了一段她的身世。

“我自小也是孤儿，我娘是个孤苦无依的残废人。她当闺女的时候受了地主老爷的惊吓，她害怕，半夜从窗户里跳出来，跌断了肋骨，也摔坏了肩膀。打那时起，她那只最要紧的右手就萎缩了。我娘她可是有名的织花边能手。老爷用不着她了，就给她开了农奴自由证，说是你自己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可是少了一只手能怎么过啊？我娘她就去讨饭，求人施舍，那时候的人比现在富裕，心肠也好。巴拉赫诺的木匠和花边女工们全都是好样的！秋天和冬天，我和娘留在城里讨饭，等到加百列大天使挥宝剑赶走了冬天，春天来了，我们就往前走，一直走到眼睛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到过穆罗姆、尤里叶维茨，顺着伏尔加河向上走，也到过风平浪静的奥卡河。春天和夏天在大地上四处走走真好。土地那样可亲，青草就像丝绒似的；至圣的圣母在田野上撒满了鲜花，你在这儿感到欢喜，心里多么自由舒畅！有时候，娘闭起她那双蓝眼睛，用很高的调门唱起歌来；她的嗓子不太有劲，但是响亮，这时候周围的一切好像都要睡了，没有一点动静，都在听她唱歌。讨饭的生活倒也不错！到了我九岁上，娘不好意思领着我四处乞讨，她怕难为情，就在巴拉赫诺住了下来。她自己上大街挨家求乞，每逢节日，就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等人施舍。我坐在家里学织花边，学得很急，想快些帮助我娘，有时候哪儿做得不对，就急得流眼泪。你瞧，两年多一点工夫，我就学会了编织，在城里有了名气，谁想要好的活计，马上就来找我们：‘喂，阿库利娅[28]，你给织一条吧！’我心里那个乐啊，就跟过节似的！当然不是我的手艺好，是娘教得好。虽然她只有一只手，自己不能干活，但她能指点我。一个好师父胜过十个好伙计。当时我骄傲起来，我说：‘娘，你别四处要饭了，现在我一个人就能养活你！’她对我说：‘住嘴，这是为了给你攒嫁妆。’过了不久，你外公突然出现了。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二十二岁就当上了驳船的工长！他母亲看中了我，见我能干活，又是叫花子的女儿，所以会老实听话……她自己卖白面包，是个狠心肠的女人，其实不该提起她的……唉，我们干吗要回忆恶人呢？上帝自己会看见他们。上帝看见恶人，魔鬼喜欢恶人。”

她由衷地笑了，鼻子可笑地颤抖着，闪亮的眼睛流露出沉思的神情，这双眼睛抚爱着我，它们所表示的一切，比说话还要明白。

记得在一个安静的傍晚，我和外婆在外公屋里喝茶。外公生病坐在床上，没穿衬衫，肩膀上披着长毛巾，他出汗很多，不住地擦着，呼吸急促，声音沙哑。他的绿眼睛变得浑浊无光，面孔红肿，红得最厉害的是那两只尖尖的小耳朵。他伸手端茶杯时，哆哆嗦嗦的样子好可怜。他变得很温顺，不像平时了。

“干吗不给我放糖呀？”他问外婆，口气像个宠坏了撒娇的孩子。她亲切但很坚决地回答说：

“放了蜂蜜，喝这个对你更好！”

他气喘吁吁地大口喝着热茶，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你可看好了，别让我死了！”

“别害怕，我会照看好你的。”

“就是嘛！现在一死，就像压根儿没活过似的，什么都变成灰了！”

“别说话了，安静地躺着吧！”

他合上眼，吧嗒着发黑的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像被什么刺痛了，身体一抖，自言自语地说：

“得赶快给雅什卡和米什卡娶媳妇，再生孩子，让老婆孩子管住他们。不是吗？”

他在想，城里哪家还有合适的姑娘。外婆不吭声，只顾一杯接一杯地喝茶。我坐在窗口，眺望着城市上空通红的晚霞和房屋上红光闪闪的玻璃窗。这天我又因为什么过失被外公禁闭在家，不能到花园和院子里去玩。

花园里，甲虫绕着白桦树嗡嗡飞鸣，箍桶匠在邻家院子里咚咚地干活；附近哪儿传来了沙沙的磨刀声；在花园下面的山沟里，一群孩子在灌木丛中钻来钻去，嬉闹玩耍。我多么想到外面去玩啊，一阵黄昏时分的愁闷袭上我的心头。

外公突然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本小小的新书，在手掌上很重地一拍，精神抖擞地叫我：

“喂，彼尔米亚克人，捣蛋鬼，你过来！坐下，你这个卡尔梅克人的高颧骨！看见这个字母吗？这是阿兹[29]。你念：阿兹！布基！韦季！这是什么？”

“布基。”

“对了！这个呢？”

“韦基。”

“胡说，阿兹！你瞧，这是：格拉戈利，多布罗，叶斯季。这是什么？”

“多布罗。”

“对了！这个？”

“格拉戈利。”

“不错！这个呢？”

“阿兹。”

外婆插进来说：

“孩子他爹，你老实躺着吧……”

“你别管，住嘴！现在我就该这样，要不然会胡思乱想的。快念，列克谢！”

他用一只热乎乎、湿漉漉的手臂搂住我的脖子，从我肩膀上面指点着字母，把小书凑在我鼻子底下。他身上有一股热烘烘的醋味、汗味加烤洋葱味，熏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而他却发起狠来，对着我耳朵里嘶哑地叫喊：

“泽姆利亚！柳季！”

这些字的意思我都知道，拿它们当作斯拉夫字母的名称却不合适，因为泽姆利亚像条虫子，格拉戈利像驼子格里戈里，雅像外婆和我，而外公几乎跟字母表里所有的字母都有共同点。他教我照字母表上念了很久，按顺序或打乱顺序问我，他的狠劲儿感染了我，弄得我也大喊大叫，汗出如浆。这让他觉得好笑，他把书揉在手里，一面捂着胸口咳嗽，哑声说：

“孩子他娘，你瞧他多来劲儿了？咳，又不是在阿斯特拉罕打摆子，你喊什么，喊什么呀？”

“你们俩都在喊嘛……”

我看着外公和外婆，觉得可乐。她把胳膊肘支在桌上，用拳头抵着脸，望望我俩，轻声笑道：

“你们俩别拼命啦！……”

外公友好地对我解释说：

“我喊叫是因为身体不好，你为什么？”

他摇着汗涔涔的脑袋对外婆说：

“死去的纳塔利娅说他记性不好，她弄错了；谢天谢地，他的记性倒挺棒！翘鼻子，往下念！”

他终于像开玩笑那样把我向床下一推。

“行了！拿着这本书。明天把所有字母一个不错地念给我听，我给你五戈比……”

我伸手接书时，他又把我拉到跟前，闷闷不乐地说：

“小弟啊，你娘把你丢在这世上……”

外婆哆嗦了一下：

“哎，孩子他爹，你干吗要说这个？……”

“我本不想说，可是心里难受……唉，多好的闺女，走错了道……”

他猛一下推开了我。

“去玩吧！不许上街，就在院子里，花园里……”

我正想到花园里去。我刚登上小山坡，山沟里的孩子们就向我扔石块，我也欣然回敬他们。

“‘贝尔’来啦！”他们喊道，远远看见我就连忙准备开仗。“揍他！”

我不知道“贝尔”是什么意思，对这个绰号并不生气，我高兴的是一个人能对付这么多人；看到石块准确地飞向敌人，迫使他们逃进灌木丛里藏身，真是一件乐事。进行这种战斗并没有恶意，打完了双方都不丢什么面子。

我学认字毫不费力，外公越来越重视我，抽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而我认为我倒是比从前更加该打，因为我渐渐长大，更加调皮，对外公的规矩和训示违犯得更多，可是他不过骂我两句，朝我扬扬巴掌就算完了。

我寻思，外公从前打我算是白打了。有一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他抓住我的下巴轻轻一托，扬起我的头，眨巴着眼睛，拖长声调问道：

“什——么？”

他格格地笑起来，说：

“咳，你这个异教徒！你怎么能算出来该挨多少次打？除了我谁能知道这个？滚开，滚吧！”

刚说完他又抓住我的肩膀，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你是装傻呢还是真傻，嗯？”

“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装傻要比真傻好，真傻就是愚蠢，懂了吗？绵羊就真傻。要记住！去玩吧……”

不久我就能按音节拼读圣诗了。通常是在喝过晚茶后念圣诗，而且每次都要我读赞美诗。

“布基—柳季—阿兹—布拉；日维约—切—伊热—热—布拉热；纳舍尔—布拉任[30]，”我用小棍子指着书上的字念着，念得乏味了，就问外公：

“有福之人就是雅科夫舅舅吧？”

“我给你后脑勺上来一下，叫你知道谁是有福之人！”外公生气地嗤着鼻子说，我觉得他生气只是一种习惯，为了有规矩。

我几乎没有猜错过：不一会儿外公显然把我忘了，自己唠叨起来：

“是啊，玩乐唱歌他算得上大卫王，干起事来倒像押沙龙[31]那么狠毒！编歌子，耍嘴皮子，逗人开心……咳，你们呀！‘蹦蹦跳跳光图腿快活’，能蹦多远？能蹦得远吗？”

我不时停下来听他讲，望望他那愁容不展的脸。他的眼睛眯缝着，越过我看着什么地方，眼光流露出忧郁，却又让人感到温暖。我知道，他平素的那份严厉此刻正从他心中渐渐消失。他用细细的手指急速地叩打桌面，染色的指甲闪闪发亮，他那金黄色眉毛在微微颤动着。

“外公！”

“什么？”

“讲个故事吧。”

“念你的书，懒虫！”他嘟哝道，一面用手指头揉揉眼睛，像才睡醒似的。“你喜欢故事，不喜欢圣诗……”

可是我怀疑他自己就更喜欢故事而不是圣诗。他几乎能把圣诗背下来，他发过誓愿每晚睡觉前朗读一节赞美诗，就像教堂执事诵日课经那样。

我一个劲地求他，老头儿渐渐软下来，向我让步了。

“那好吧！圣诗永远留在你身边，我可是快要去见上帝，去受审判了……”

他朝老式安乐椅的绣花靠背上一仰，往上面挤挤身子，抬头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轻声讲起了古老的故事，讲起了他的父亲。

“有一次，巴拉赫诺来了强盗，要抢商人扎耶夫。我祖父的父亲冲上钟楼去敲钟报警，被强盗追上了，用马刀砍死，从钟底下扔了出去。

“当时我年龄还小，又没有亲眼看见这事，所以记不清楚了。我记事是从一个法国人开始的，那是在一八一二年，我刚满十二岁。大约有三十名法国俘虏押解到我们巴拉赫诺来。他们一个个又瘦又小，穿着形形色色的破衣服，连乞丐都不如。他们战战兢兢，有冻伤的，站都站不住了。乡亲们想打死他们，押送的兵不让打，警备队也出来阻拦，把乡亲们都赶回家了。后来没出什么事，大伙渐渐习惯了。这些法国人都很机灵，甚至天性相当快活，时常唱歌。尼日尼的贵族老爷们还特地坐着三套马车来看这些俘虏。老爷们来了，有的骂他们，伸拳头吓唬法国佬，甚至揍他们；也有些老爷跟他们和和气气讲法国话，送给他们钱和一些御寒的衣物。有个小老头儿甚至捂着脸哭起来，他说拿破仑可把法国人坑苦了！你瞧，俄国人良心多好，连贵族老爷都可怜别的民族……”

他沉默了一会儿，闭上眼睛，用手掌抹抹头发，又接着往下说，仿佛在小心翼翼地唤起往事的回忆。

“冬天，街上刮着大风雪，寒气直往木屋里钻。那些法国人常常跑到我家窗户下，他们知道我母亲卖烤面包，就敲玻璃，又喊又跳，向母亲要热面包。母亲不让他们进屋，把面包从窗口塞出去，法国人一把抓过面包就揣进怀里，把刚出炉的滚烫面包直接贴在身体上，贴在心口上。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受得了！不少法国人冻死了，他们生长在温暖的国家，不习惯严寒气候。在我家菜园的澡堂里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叫米龙的勤务兵。军官细高个儿，瘦得皮包骨头，穿着件短到膝盖的女外套。他为人很和气，但是个酒鬼。当时我母亲偷偷酿啤酒卖，他有时来买些酒，喝醉了就唱歌。他学了几句俄国话，常常咕哝说：你们这里不是白的，这里是黑的，是凶的地方！他的俄语说不好，但可以听懂，意思也对头：我们的上游地方气候不行，伏尔加河往下游去，土地才比较温暖，再到里海那边，就完全看不到雪了。这话是可信的，因为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尤其是在诗篇里，都没有提到下雪和冬天，而那边就是基督生活过的地方……等我们学完了圣诗，就开始读福音书。”

他又沉默了，像是在打盹，眼睛斜睨着窗外，在想着什么心事，整个人看起来瘦小而尖削。

“您讲呀，”我轻声提醒他。

“哦，对了，”他哆嗦了一下，又开始讲，“是说法国人！他们也是人，不比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差。他们称呼我母亲：玛达姆，玛达姆，这是太太的意思。岂知我们这位太太能从粮铺里扛五普特面粉回家呢。她的力气大得不像女人，我长到二十岁时，她能毫不费劲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摇来晃去，而我在那个年纪身体已经够棒了。那个叫做米龙的勤务兵，他喜欢马，常常上人家院子里打手势，请求让他洗马！起先大伙怕他伤害马匹，因为他是敌人，后来乡亲们都主动叫他帮助：米龙，咱们去洗马吧！他嘿嘿一笑，垂下脑袋，像头牛似的跟着走了。他长着棕红的、几乎是火红的头发，大鼻子，厚嘴唇。他很会照料马匹，给马治病妙手回春，后来到尼日尼当了兽医，但是他疯了，被消防队的人打死了。那个军官春天得了病，在尼古拉节那天不声不响咽了气，他坐在澡堂的窗户下，好像在想心事，把头伸到窗外，就这样死了。我可怜他，甚至偷偷哭过他。他人很温柔，有时捏着我的耳朵亲切地讲一些法国话，我听不懂，但感觉很好！人的温情是集市上买不到的。他本想教我说法国话，但母亲不准，她甚至带我去见了神父，神父吩咐揍我一顿，还把那个军官告了。那时候生活很艰难啊，小弟，你不会再受那种委屈了，别人都替你受过了，这一点你可要记住！拿我来说，我就受过了……”

天黑下来了。昏暗中外公的体形奇怪地变大了，他的眼睛像猫一样放光。他说什么事情声音都不高，一副小心翼翼、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一讲到自己，他的话语就变得热烈而急促，并且有点自吹自擂。我不喜欢听他讲自己，也不喜欢他老是对我下命令：

“记住！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讲的好多事情我都不愿意记住，但是这些事情，即便没有外公的命令，也像芒刺一样令人痛苦地扎进了我的记忆。他从来不讲童话，只讲陈年往事，我还发现他不喜欢别人提问题，所以我偏要向他发问：

“法国人和俄国人，哪个好？”

“这怎么知道？我又没看见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怎么生活，”他生气地嘟囔道，又说：

“黄鼠狼在自家洞里也是好的……”

“俄国人好不好？”

“有好有坏。在地主时代要好些，老百姓有个束缚。现在全都自由了，却没有吃的喝的！地主老爷当然不是大慈大悲，但是他们更精明；不是说老爷们全这样，要是碰上好的，能叫你不喜欢吗！有的老爷是傻瓜，像个口袋，你装什么他就兜什么。我们不少人就像瘪谷子，乍一看人似的，可是一了解，原来是个瘪壳，仁儿没有了，给吃掉了。该有人来教教我们，把我们的头脑磨一磨了，可是没有真正好的磨刀石……”

“俄国人力气大吗？”

“有大力士，可是问题不在于力气，而在于灵敏，力气再大也大不过一匹马。”

“为什么法国人要打我们？”

“战争嘛，这是沙皇的事，我们弄不明白！”

我又问拿破仑是什么样的人，外公的回答令人难忘：

“他是一条好汉，想征服全世界，然后让大家过一样的日子，不要老爷也不要官，完全平等地生活！只是人的名字不一样，但是权利都一样，信仰也只有一个。这当然是发傻，只有虾才毫无区别，鱼就各有不同：鲟鱼和鲶鱼不同伙，鲱鱼和小体鲟不做朋友。我们俄国也有这样的拿破仑，像斯捷潘·拉辛、叶梅利扬·普加乔夫[32]，我以后再讲他们的事……”

有时他默默地打量我很久，眼睛睁得圆圆的，像头一次见到我似的。这让人很不自在。

他从未跟我谈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外公和我讲这些事情，外婆也时常来听，她悄悄坐到角落里，很久不说一句话，好像没有她这个人，可是忽然听见她用一种仿佛把人拥抱起来的柔和声音问道：

“孩子他爹，你还记得不，我和你到穆罗姆去朝圣，那是多么好啊？那是哪一年的事了？……”

外公想了想，具体地回答说：

“我也说不准，不过那是在霍乱病流行以前，好像就在奥洛涅茨人逃进森林里被人捉拿的那一年。”

“正是！我们还害怕他们呢……”

“没错。”

我问谁是奥洛涅茨人，他们为什么逃进森林里，外公不大情愿地解释说：

“奥洛涅茨人就是庄稼人，他们逃官家，不愿在工厂里干活。”

“怎么捉拿他们？”

“怎么捉？就跟小孩子玩游戏一样，有的跑，有的捉和找。捉住了用鞭子抽，把鼻孔撕裂，在额头上打个烙印，作为惩罚的标记。”

“为什么？”

“为了需要。这是一笔糊涂账，究竟谁有罪，是逃跑的人还是捉拿的人，我们也弄不明白……”

“你记得吧，孩子他爹，”外婆又说，“那一次大火之后……”

外公对什么事情都喜欢准确，他厉声问道：

“哪一次大火？”

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就把我忘了。他们的嗓音，他们的话语是那样轻柔，那样和谐，有时我觉得他们好像在唱歌，在唱一支没有欢乐的歌，歌中说的是疾病、火灾、人们挨打、死于非命、狡猾的骗局、痴傻的乞丐、生气的老爷……

“我们经历得够多了，见识得够多了！”外公低声咕哝道。

“难道日子过得糟糕吗？”外婆说。“你记得吧，那一年我刚生过瓦里娅，春天多么好啊！”

“那是一八四八年，远征匈牙利那一年，洗礼仪式的第二天，教父吉洪就给抓了丁……”

“他一去就没了音信，”外婆叹息道。

“是啊，音信全无！从那年起，上帝的恩惠就像大水冲木筏子流进了我们的家。唉，瓦尔瓦拉啊……”

“你别说了，孩子他爹……”

他生气了，皱起了眉头。

“干吗不说？从哪方面看，几个孩子都不成器。我们的心血用到哪儿去了？我们想把东西放进筐子里，上帝偏偏递给我们一个破筛子……”

他尖声叫嚷起来，像被火烫着似的，在屋里跑来跑去，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咯咯声，一面大骂儿女，一面挥着瘦小的拳头威吓外婆。

“都是你把他们惯成这样，这些强盗坯，是你惯的！你这个老妖婆！”

他悲痛万分地哭喊着，跑到屋角的圣像下面，挥起拳头，咚咚地捶打他那干瘪的胸口。

“上帝啊，难道我比别人更有罪吗？为什么啊？”

他浑身颤抖，泪花闪闪的眼睛里充满着委屈和凶狠。

外婆坐在暗处，默默画着十字，然后她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劝道：

“你干吗犯这么大的愁啊？上帝知道该怎么办。难道别人家的孩子都比咱们的好？到处全一样，孩子他爹，吵吵闹闹，窝里斗，瞎折腾。所有当爹妈的都要用眼泪洗刷自己造下的孽，不止你一个人……”

有时这些话能使外公消消气，他不声不响地、疲倦地倒在床上，我和外婆便轻轻走回自己的阁楼。

但是有一次，外婆走到他跟前软语相劝，他猛地转过身，挥手嘭的一拳打在她脸上。外婆踉跄了一下，摇摇晃晃差点跌倒，她一手捂住嘴唇，站稳了脚，心平气和地低声说：

“唉，傻瓜……”

她把一口血唾在他脚下，他长长地吼叫了两声，举起双手：

“走开，我打死你！”

“傻瓜，”外婆又说了一遍，向门外走去。外公向她冲过去，她不慌不忙跨过门槛，在他面前把门啪的一声带上了。

“老东西，”外公愤愤地嘟哝道，脸红得像一团炭火，他抓住门框，手指使劲地抠着。

我坐在炉炕上吓得半死，不相信亲眼看到的一切：他第一次当我的面殴打外婆，这是多么令人难堪而可恶，这件事暴露了外公身上另一种德行，一种使我无法容忍而感到万分压抑的德行。他一直站在那里，紧紧抠住门框，身上仿佛落满了灰烬，蜷缩成灰暗的一团。他忽然走到屋子当中，双膝跪下，但没有跪稳，身子向前一栽，手扶到地板上，他马上挺直起来，双手捶胸道：

“啊，上帝……”

我像溜冰似的从炕砖上一溜而下，奔了出去。外婆正在阁楼的房间里来回走着，用水漱口。

“你疼吗？”

她走到屋角，把水吐在脏水桶里，平静地答道：

“不要紧，牙齿是好的，只打破了嘴唇。”

“他干吗要这样？”

她向窗外街上看了一眼，说：

“他生气了，他有难处，人老了，事事都不顺遂……你安心去睡吧，别想这个了……”

我又问了她一句什么话，她一反常态地厉声喝道：

“我叫谁去睡觉了？这么不听话……”

外婆坐到窗口，吸吮着嘴唇，不住朝手帕里吐唾沫。我一边脱衣服，一边望着她：在她黑黑的脑袋上面，窗户中一方暗蓝的夜空里，闪烁着点点星光。大街上静悄悄，屋里一片黑暗。

我躺下后，外婆走过来，轻轻摸着我的头说：

“放心睡吧，我下去看看他……你不要太可怜我，好乖乖，大概我自己也有错……睡吧！”

她吻吻我，走了。我心里难受极了，就从又宽又软又热的床铺上跳下来，走到窗口，望着下面空无一人的街道，僵立在那里，心中充满了难耐的愁闷。

六

又发生了噩梦般可怕的事情。一天晚上，刚喝过茶，我和外公坐下来读圣诗，外婆动手洗碗碟，雅科夫舅舅突然一头冲进屋里来，他和平时一样，头发乱蓬蓬的像一把扫帚。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把帽子朝角落里一扔，浑身哆嗦，双手乱舞，连珠炮似的说了起来：

“爹，米什卡闹得太不像话了！他在我那儿吃午饭，灌足了酒就撒酒疯，打碎了碗碟，把染好的毛料衣服撕成碎片，砸掉了窗户，还欺负我和格里戈里。现在他上这边来了，他威吓人，嚷着要揪掉爹的胡子，杀死爹！你们就瞧吧……”

外公双手撑住桌面，慢慢站起来，他整个脸的皮肉都皱到鼻子周围，那张脸很可怕，就像一把斧头。

“你听见吗，孩子他娘？”他尖叫道。“怎么样啊？来杀父亲啦，听听，好个亲生儿子！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孩子们……”

他在屋里走了一圈，舒展了一下肩膀，来到门口，把沉重的门钩猛地搭进锁环里，转身对雅科夫说：

“你们总想把瓦尔瓦拉的嫁妆抢走，是吧？拿去呀！”

他在舅舅鼻子底下做了个轻蔑的手势，舅舅不高兴地闪开了。

“爹，这关我什么事啊？”

“不关你的事？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外婆不说话，忙把茶杯收拾到柜子里。

“我是来保护你们……”

“什么？”外公嘲笑地大声说。“这太好了！多谢你，好儿子！孩子他娘，给这只小狐狸拿一件什么家伙，火钩子或者熨斗！你嘛，雅科夫·瓦西里耶夫，等你哥哥一闯进来就给他几下，打死了由我承当！……”

舅舅把手插进衣兜里，走到角落里去了。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的话……”

“相信？”外公一跺脚吼道。“不，无论什么野兽，狗呀、刺猬的，我都相信，可是对你的话，且慢！我知道你灌醉了他，又教唆他！好哇，现在就来打吧！随便你挑：打他，或者打我……”

外婆悄悄对我说：

“快上楼去，从窗口看着，米哈伊洛舅舅一到街上就赶快下来报信！快去……”

我有点害怕舅舅逞凶打上门来，但接受这个任务又使我感到自豪。我站在窗口观察大街。宽阔的街道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大块鹅卵石好像一个个瘤子从尘土中露出来。街道向左延伸得很远，横过山沟，通到监狱广场。在那里的黏土地基上，坐落着一幢四角带塔楼的坚固的灰色城堡，那是旧时的监狱，它显得那样凄美和触目惊心。街道向右，经过三幢房屋，就到了宽阔的干草广场，广场尽头是苦役队的黄色营房和一座铅灰色的消防瞭望塔。在塔顶的瞭望口旁边，有个消防哨不停地来回走动，好像一条锁着链子的狗。整个干草广场被数条冲沟分割，其中一条底部有发绿的积水，往右就是久科夫水塘，听外婆说，有一年冬天舅舅把我父亲扔进了这个水塘的冰窟窿。差不多正对阁楼的窗户，是一条巷子，两边盖着些五颜六色的小屋，巷子尽头就是那座低矮的三圣教堂。照直望过去，一个个屋顶就像一些底朝天的小船，飘浮在碧浪似的花园树木之间。

经过漫长冬季风雪的磨耗，秋天淫雨的冲刷，我们这条街的房屋褪了颜色，蒙上了尘土，它们挤挤插插，仿佛一群站在教堂台阶上的乞丐，那些窗户恰似瞪大的眼睛，带着怀疑的神气，和我一起在等待着什么人。街上行人不多，他们一个个就像炉台上的蟑螂，心事重重、不紧不慢地走着。窒人的热气向我冲上来，闻到一阵浓烈的大葱胡萝卜馅饼味儿，我讨厌这种气味，它总是令我情绪低落。

寂寞，太寂寞了，寂寞得简直难以忍受。仿佛有一股热烘烘的熔铅注满我的胸膛，从里向外挤，胸腔和肋骨都快要撑破了。我觉得，我像一个不断鼓大的气泡，在这间小屋的棺材样的天花板下实在太挤了。

那是他，米哈伊尔舅舅。他在巷子里一幢灰屋的拐角处出现了。他把帽子压到耳根——两耳支棱着，身穿一件棕红色上衣，齐膝的长靴上满是灰尘，他的一只手插在花格长裤的口袋里，另一只手抓着胡子。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他站在那里的姿势，像是准备跳过街道，用毛茸茸的黑手抓住外公的屋子。该赶快下楼报告他来了，但我不愿离开窗口。我看着舅舅走到街这边来了，他走得很小心，好像怕尘土弄脏了他的灰色长靴，随后听见他推开酒馆的门——传来了吱吱的门响和玻璃的当啷声。

我奔下阁楼，敲外公的门。

“是谁？”他粗声问道，没有开门。“是你？什么事？他进酒馆了？知道了，去吧！”

“我待在那儿害怕……”

“将就点儿吧！”

我又站在窗口。天渐渐黑下来，街上的尘土仿佛鼓胀了，显得更黑更厚了。远近人家的窗户里，点点灯火溢出油腻的黄光。从街对面的屋子传来了音乐声，许多琴弦弹奏着忧伤而动听的曲子。酒馆里也有人在唱，门打开时，街上便能听到那疲惫的破嗓子唱出的歌声，我知道这是独眼乞丐尼基图什卡在唱，这个大胡子老头左眼紧闭，右眼就像一块烧红的炭。门一关上，歌声便突然中止，像被斧头砍断了似的。

外婆羡慕这个乞丐，听他唱歌时，每每叹息道：

“他真有福，知道这么多诗歌。多幸运！”

有时外婆叫他到院子里来；他拄着棍子坐在台阶上，又是唱，又是讲。外婆坐在他旁边听着，问这问那。

“哪能呀，难道圣母也到梁赞去过吗？”

乞丐操着低沉的嗓音很有把握地说：

“她无处不在，各省都去……”

梦一般的倦意从街上无形地流过来，挤压着我的心和眼。外婆要能来就好了！哪怕是外公也行。我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外公和舅舅都不喜欢他，而外婆、格里戈里和保姆叶夫根尼娅却说他好呢？我母亲到哪儿去了？

我越来越经常想到母亲，把她当成外婆讲的那些童话故事的中心人物。母亲不愿住在自己家里，这使她在我憧憬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我想象她跟一帮劫富济贫的强盗住在大路边的客栈里。要不她就住在森林里、山洞里，当然也是跟好心的强盗们在一起，她帮他们做饭，看管抢来的金银财宝。或者她去云游四方，清点世界上的宝藏，好像“女公爵”延加雷切娃跟随圣母巡游那样，而圣母也像劝诫“女公爵”一样，劝告我的母亲：

贪心的奴隶啊，

世上的金银真不少，

你岂能收集得了；

贪婪的灵魂啊，

天下的财富虽然多，

遮不住你的赤裸裸……

母亲也用强盗女公爵的话回答道：

至圣的圣母啊，求你开恩，

可怜我这有罪的灵魂。

我抢劫世人不为自己，

是为了儿子我那条独根！……

像外婆一样善良的圣母原谅了母亲，对她说：

玛留什卡啊，你是鞑靼人的血亲，

你是基督徒的灾星！

走你自己的路吧，

路你自己选，泪你自己流！

到森林去抢莫尔多瓦人，

到草原去追卡尔梅克人，

只是别碰俄罗斯人！……

我回忆这些童话，恍如置身梦中。突然我被惊醒了：从楼下院子里、过道间传来了脚步声、嘈杂声和吼叫声。我探出窗外，看见外公、雅科夫舅舅，还有那个酒馆伙计梅利扬——他是个可笑的车累米斯人，他们一起把米哈伊尔舅舅从小门里向街上推搡；他赖着不肯走，他们就打他的手、背和脖子，还踢他，最后他扑通一声摔到了街心的尘土里。小门啪地关上了，听到闩门的响声，又见一顶揉皱的帽子从大门里扔出来，随后周围就安静下来。

舅舅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然后他爬起来，衣裤撕破，头发散乱，他拾起一块卵石向大门扔去，听见一声砸桶底似的轰响。这时从酒馆里走出几个黑糊糊的人来，他们大呼小叫，嘶哑地说话，手舞足蹈。房屋的窗口有人伸头观看，街道又活跃起来，充满了笑声和喊叫声。所有这一切也像是一篇童话，有趣，但令人感到不快和可怕。

顷刻之间，一切又抹去了，沉寂了，消失了。

……外婆坐在门槛边的箱子上，弓着腰，大气不出，一动不动。我站在她面前，抚摩着她那温暖、柔软、湿漉漉的脸颊，她显然对此没有感觉，只顾愁眉苦脸地嘟哝着：

“上帝啊，你那善良的智慧不够赐给我吗？不够赐给我的孩子们吗？上帝宽恕吧……”

我觉得外公在田野大街的屋子里住了不超过一年，头搭尾才两个春天，但是在这段期间这座屋子可出了大名。几乎每逢星期天就有一群男孩子跑到我们大门口来，满街欢嚷乱叫：

“卡希林家又打架啦！”

通常米哈伊尔舅舅晚上来，整夜埋伏在屋外，让满屋子的住户提心吊胆。有时他带来两三个帮手，都是库纳维诺的市井无赖。他们从山沟里钻进花园，大发酒疯，拔掉马林果和醋栗树。有一次他们掀掉了澡堂，砸碎了一切可砸的东西，包括蒸浴床、长凳、烧水锅，还拆火炉，撬地板，下门窗。

外公虎着脸站在窗前，一言不发，倾听着别人毁坏他的家当。外婆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黑暗中不见她人，只听她在哀求呼喊：

“米沙，你这是干什么啊，米沙！”

从花园里回答她的，是一连串下流至极的俄国式辱骂，这些下流话的含义，大概连这班骂人畜生自己都木然不知。

此时此刻我没法跟随在外婆身边，离开了她又觉得害怕，我下楼来到外公屋里，但他那沙哑的嗓门儿劈头就喝道：

“滚开，该死的！”

我又跑回阁楼，从天窗口望着黑暗的花园和院子，眼睛尽量不离开外婆，我怕她被人家打死，就对她喊叫，呼唤她。外婆没有上来，倒是醉鬼舅舅听到了我的声音，他就用粗话脏话骂我的母亲。

有一次，也是像这样的夜晚，外公不舒服躺在床上，把裹着毛巾的头在枕上转来转去，大声抱怨着：

“一辈子辛苦造孽，攒下这点家当，到头来如此下场！要不是害臊怕丢人，就该叫警察来，明天就去找省长……丢人现眼啊！当爹妈的哪能叫警察来管教孩子！那就只好躺着了，老家伙。”

他忽然把脚伸下床来，踉踉跄跄向窗口走去，外婆忙去扶住他的胳膊：

“你上哪儿？上哪儿？”

“点上火！”他呼呼地吸着气，喘吁吁地命令道。

外婆点上了蜡烛，他拿过烛台，像士兵持枪似的把它擎在面前，对着窗外嘲笑地大喊道：

“喂，米什卡，你这个夜贼，癞皮疯狗！”

话音刚落，窗户上格的玻璃哗的一声被砸得粉碎，外婆身边的桌子上落下了半截砖头。

“没打着！”外公大叫一声，笑了起来，又像在哭。

外婆一把抱起他，就像抱我似的，把他放到床上，惊恐万分地劝道：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基督保佑你！你这是要他到西伯利亚去充军！他气疯了，哪儿知道去西伯利亚的后果！……”

外公两腿乱蹬，哑着嗓子干号：

“让他打死我吧……”

窗外传来吼叫、跺脚和抠墙壁的声音。我抓起桌上的砖头奔向窗口，被外婆一把捉住，搡到角落里，她狠狠地说：

“咳，你这鬼东西……”

又有一次，舅舅手持粗大的木橛子，要从院子里闯进过道间，他站在黑色门廊的台阶上使劲砸门，而外公就握着棒子守候在门后面，跟外公一起的还有两个持棍的房客和拿擀面杖的高个子酒馆老板娘。外婆在他们后面急得打转，央求道：

“放我出去见他！让我跟他说句话……”

外公一条腿跨在前面，他的站势就像《猎熊图》上那个持矛的庄稼汉。外婆跑过来时，他用胳肘和脚碰碰她。四个人端着可怕架势站在那里。墙上点着盏罩灯，摇曳的灯光朦胧地照着他们的头部。我从楼梯上看着这一切，很想把外婆拉到楼上来。

舅舅使劲砸门，砸得很顺手，门板在摇动，眼看上面就要脱铰；门下面的铰链已经砸脱，还在叮当作响，让人听着讨厌。外公也用那铰链似的声音对他的战友们说：

“请你们打他的手和腿，不要打脑袋……”

门边墙上有个窗户，小得只够伸出脑袋；上面的玻璃被舅舅砸掉了，剩下些碎碴儿，黑洞洞的好像一只挖掉眼珠的眼睛。

外婆跑到小窗前，把手从窗口伸到外面，一边摇手一边叫：

“米沙，看在基督面上，快走！他们会把你打成残废的，快走啊！”

舅舅拿木橛子照她手上就是一下：只见一个粗大物件在窗口一闪，落到她的手臂上，外婆随即朝后一坐，仰面栽倒在地，嘴里还在喊着：

“米沙，快跑……”

“怎么了，孩子他娘？……”外公可怕地吼道。

门突然打开了，舅舅蹿进漆黑的门洞里来，可是转眼间他就像一铲垃圾，一下子被扔到了台阶下面。

酒馆老板娘把外婆送到外公屋里，不久外公也来了，愁眉苦脸地走到外婆跟前。

“骨头没断吧？”

“哎哟，看样子是断了，”外婆没睁眼说。“你们把他，把他怎么样了？”

“别唠叨！”外公厉声喝道。“难道我是野兽不成？把他捆起来了，这会儿在棚子里躺着。拿水浇他……嘿，他好凶！这都像谁啊？”

外婆哼起来。

“我叫人去请接骨婆了，你忍一忍！”外公说着，坐到她身边床上来。“孩子他娘，他们要把咱俩折磨死，时候不到就要折磨死了！”

“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他们吧……”

“瓦尔瓦拉怎么办呢？”

他们谈了很久，外婆的声音又轻又可怜，外公却咋咋唬唬发脾气。

后来，一个驼背小老太婆来了，她的下颏儿不停地晃荡，血盆大口鱼似的张着，一直咧到耳根，尖鼻子从上嘴唇当中吊下来，仿佛在朝嘴巴里张望。看不到她的眼睛；她用拐杖探路，艰难地挪着步子，手里拿着个咕咕作响的包袱。

我以为这是外婆的死神到了，就蹿到她面前，拼命大叫：

“滚蛋！”

外公不由分说一把揪住我，毫不客气地把我拖到阁楼上去了……

七

我很早就明白了：外公有一个上帝，外婆也有一个上帝。

记得外婆早上醒来，坐在床上，花很长时间梳理她那令人惊奇的头发，有时她扭动脑袋，咬牙扯下几绺长长的乌丝，悄声骂起来，又怕吵醒了我。

“天杀的头发！让你得纠发病吧，该死的……”

她匆匆理开头发，很快把它编成粗辫子，然后胡乱洗把脸，不高兴地嗤着鼻子，睡眼惺忪的大脸上还带着怒气，就站到了圣像跟前。只是在此刻，那真正使她焕然一新的晨间洗涤才算开始。

她伸直了驼背，扬起了头，亲热地望着喀山圣母的圆脸，毕恭毕敬画个大十字，热切地轻声祈祷起来：

“最光荣的圣母啊，你给明天赐福吧，圣母！”

她一躬到地，然后慢慢直起腰来，又更热切、更感动地悄声说：

“最圣洁的圣母啊，欢乐的源泉，盛开的苹果树！……”

几乎每天早晨她都找出不同的话来赞美圣母，所以我总是聚精会神听她祈祷。

“我在天上的圣洁良心！保佑我，庇护我，圣母啊，你是金太阳，为我挡住恶魔，不让任何人受欺侮，也别叫我平白无故地受委屈！”

她的黑眼睛笑盈盈的，人也仿佛变年轻了，那只沉重的手又在慢慢地画着十字。

“圣子耶稣基督啊，看在圣母分上，向我这有罪的人发发慈悲吧……”

她的祈祷永远是一首颂歌，是虔诚朴实的礼赞。

晨祷的时间不长，因为她要去生茶炊，外公已经不雇女佣了，要是外婆不在他规定的时间把茶炊准备好，他会发脾气骂上半天。

有时他比外婆醒得早，来到阁楼上，碰见她正在做祈祷，就听她小声说些什么，他那两片发黑的薄嘴唇轻蔑地撇起来，喝茶的时候他就唠叨道：

“真是榆木脑袋，做祷告我教过你多少回了，可你老是叨登你那一套，歪门邪道！你真让上帝受不了！”

“上帝明白我的意思，”外婆自信地答道。“他什么都清楚……”

“你这该死的野蛮人！唉，你们呀……”

外婆的上帝整天都和她在一起，她甚至跟动物也讲上帝。我明白，一切生物如人、狗、鸟、蜜蜂、小草等等，都很容易地、乖乖地服从她的这个上帝，而上帝对世间的万物也一样仁慈，一样亲近。

酒馆老板娘有一只娇生惯养的公猫，它很狡猾，爱吃甜食，会讨好人，长着烟色的毛和金色的眼睛，是整个大院的宠儿。有一天，它从花园里衔来一只八哥，外婆把半死不活的鸟儿夺下来，责骂那猫说：

“你敢不敬畏上帝，你这卑鄙的凶手！”

酒馆老板娘和扫院子的都笑她说这话，她愤怒地向他们喝道：

“你们以为畜生就不知道上帝吗？它们都知道有上帝，并不比你们差，你们这些狠心的人……”

沙拉普发胖了，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外婆在套车时就跟它谈心：

“上帝的工人，你干吗闷闷不乐啊？你见老啦……”

马叹了口气，摇摇头。

不过外婆并不像外公那样时常把上帝的名字挂在嘴上。外婆的上帝我能理解，他不可怕，但是不能对他撒谎，那是可耻的。他会使我产生一种无法自已的羞愧感，所以我从不对外婆撒谎。对这个仁慈的上帝，你简直不能隐瞒任何东西，仿佛连隐瞒的念头也不会有的。

有一次，酒馆老板娘跟外公吵架，把没有加入吵架的外婆也一道骂了，骂得很凶，甚至朝她扔胡萝卜。

“你真傻呀，我的太太。”外婆心平气和地说了一句，我可着实恼了，决心要报复一下这个恶女人。

我想了好久，用什么办法狠狠治一下这个红头发、双下巴、眼睛细得找不到的胖婆娘。

据我对几家人搞内讧的观察，知道他们受了欺侮互相报复，大抵是割断仇家猫的尾巴，毒死对方的狗，打杀公鸡母鸡，或者半夜潜入仇人的地窖，往醃白菜黄瓜的木桶里倒煤油，再把桶里的克瓦斯放掉等等。这些办法我都不喜欢，我要想出更厉害更可怕的一招。

办法终于想出来了。有一天，我瞅准老板娘下地窖的机会，跑过去把窖口盖上了，并锁好顶盖，在上面跳了一通复仇者之舞，然后把钥匙扔到屋顶上，就飞奔到厨房里去了。外婆正在厨房里做饭，她没有马上明白我为何兴高采烈，后来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把我拽到院子里，要我上房去拿钥匙。她的态度令我很惊奇，我默默取下钥匙，跑到院子的角落里，远远看着她把被俘的老板娘解救出来，她俩走过院子时还友好地又说又笑。

“瞧我收拾你，”老板娘挥着胖拳头吓唬我，但是她那张找不到眼睛的脸却在和善地笑着。外婆抓着我后脖领把我带回厨房里，问道：

“你为什么那样做？”

“她拿胡萝卜扔你……”

“那么，你是为了我？原来如此！没用的东西，把你塞到炉子下面喂老鼠，你就清醒了！好个当保镖的，瞧你这肥皂泡儿，马上就要破啦！我要是告诉外公，他定会打掉你一层皮不可！上楼念书去吧……”

外婆一整天都不和我说话，晚上做祷告前，才坐到床沿上来，她教训我的话令我至今难忘：

“听我说，廖尼亚，好乖乖，你可要记住：别管大人们的事情！大人都变坏了，他们受过上帝的考验，而你还没有，你就照小孩子的想法去生活。等上帝接触到你的心，他会指出你该做的事情，领你走该走的路。明白吗？谁犯了什么过失，不关你的事，应该由上帝去裁判和惩罚。由上帝，而不是我们！”

她沉默片刻，嗅了嗅鼻烟，眯起右眼，又加上一句：

“恐怕上帝自己也不是都能搞清楚，谁犯了什么过失。”

“上帝不是知道一切吗？”我惊奇地问。她悲伤地轻声答道：

“要是他知道一切，大概人就不会多做坏事了。他老人家从天上望着人间，望着我们大家，有时望着望着就会痛哭起来，他说：‘我的人啊，我亲爱的人啊！唉，我真可怜你们！’”

说着她自己也哭了，她没有擦掉脸上的泪水，到角落里去祷告了。

从这天起，我觉得外婆的上帝更可亲，更可理解了。

外公教导我时，也说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见，主导一切，不管什么事情上帝都给人善意的帮助，但外公做祈祷却和外婆不一样。

早晨，在站到屋角的圣像下面之前，他总要盥洗很长时间，然后穿着整齐，仔细梳好他那红头发，理理胡子，照照镜子，抻抻衬衫，把三角黑围巾塞进背心里，这才小心翼翼地，像是偷偷摸摸地，朝圣像那边走去。他每次总是站到那个马眼睛似的地板节疤上，默默地站一会儿，低着头，两手贴身垂直，就像士兵一样。然后，他挺着细瘦的身体，庄严地说：

“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

我觉得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房间里变得特别安静，连苍蝇也飞得更小心了。

他站在那儿，仰着头，扬着眉，眉毛根根竖起，金黄色的胡子朝水平方向撅着。他念祈祷词时语气坚定有力，好像在回答功课，他的声音清晰中透着威严。

“审判官何必到来，各人的行为终将暴露……”

他用拳头轻轻捶着胸口，苦苦地祈求道：

“我只对你有罪，恳求你转过脸去，不要看我的罪恶……”

他念起《信经》来有板有眼；他的右腿不住地颤动，仿佛在轻轻地给祷告打拍子。他整个人僵硬地朝圣像探过去，好像在渐渐拉长而变得更加细瘦，他全身干净整齐，神情是那样恳切：

“你生育了救世良医，请医好我多年的贪心吧！我不断向你诉说痛苦，多发些慈悲吧，圣母！”

他高声呼唤着，一对绿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我的上帝啊，我做过一桩桩事情，但是我的信仰胜过它们，有些事情有可原，请不要多加追究！”

这时，他开始忙乱地频频画十字，像羊抵人似的点着头，嗓音呜咽而尖细。后来我去过犹太教堂才明白，外公是照犹太人那样祈祷。

桌上的茶炊早已在噗噗冒气，屋里飘着一股黑麦奶渣馅饼的热香味儿，好不馋人！外婆闷闷不乐地靠在门框上，垂下眼睛，不时叹息一声。明亮的太阳从花园里照进窗户，树叶上的露水珍珠般闪闪发光，清晨空气中充满了茴香、醋栗和正在成熟的苹果的香气，可是外公还在祈祷，他的身子左右摇晃，嘴里发出尖细的呼叫声：

“熄灭我贪心的火焰吧，因为我是穷鬼和坏蛋！”

晨祷词和临睡祷词我都记熟了，不但记熟，而且随时留神外公是不是念错了，有没有漏掉什么字。

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但每一次都令我有幸灾乐祸之感。

外公做完祷告，对我和外婆说：

“你们好！”

我们鞠躬，终于坐下来吃早饭。这时我告诉外公：

“今天你漏掉了‘胜过’两个字！”

“你胡说吧？”他有些慌，不相信地问道。

“真的漏掉了！应该说‘但是我的信仰胜过它们’，可是你没有说‘胜过’。”

“这就没法子了！”他大声说，歉疚地眨眨眼睛。

以后他定会找碴儿狠狠报复我揭他的短，但眼下我望着他这副窘态，实在得意。

有一次，外婆打趣说：

“孩子他爹，大概上帝听你的祷告都听腻了，你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

“这是什么话？”他恶狠狠地拖长声音说。“你在胡嚷些什么呀？”

“我说，我从来没听见你对上帝讲一句真心话！”

他气得满脸通红，浑身哆嗦，从椅子上一蹿，抓起碟子向她头上扔过去，接着又像锯子碰到木节疤似的尖声怪叫起来。

“老妖婆，滚！”

他对我讲上帝法力无边时，总是首先强调法力的残酷无情：人们犯了罪，就得被淹死，再犯罪就烧死，就毁掉他们的城市；上帝用瘟疫和饥饿惩罚人，他永远是统治人间的利剑，责打罪人的皮鞭。

“凡是违犯上帝法律的人，都要遭受苦难和毁灭的惩罚！”他用细细的指关节敲着桌面，教训我道。

我很难相信上帝是残酷无情的。我怀疑这都是外公故意诌出来，为了让我害怕他而不是上帝。所以我干脆问他：

“你这样说，就是要我听你的话吧？”

他也干脆回答：

“当然！你还能不听我的话吗？！”

“那么外婆呢？”

“她是老糊涂，你别信她的话！”他厉声教训我。“她从小就笨，她不识字，疯疯癫癫的。我要命令她，不准她跟你谈这些大事情！现在你回答我：天使共分多少级？”

我回答了，接着问道：

“他们都是什么官呀？”

“你真是乱弹琴！”他冷笑一声，眼睛避开我，咬咬嘴唇，不乐意地解释道：

“这跟上帝没关系，官是人间才有的！官是吃法律饭的人，他们把法律都吃了。”

“什么法律？”

“法律？法律就是习惯，”老头儿说着兴致来了，他那对目光刺人的聪明眼睛在闪闪发亮。“人们在一起生活，大家一商量：如此这般最好，于是我们就按照这个习惯，立下这个规矩，把它作为法律！比方说，小孩子们到一块玩，事先得说好怎么玩，定下一个玩法。这个事先说好的玩法就是法律！”

“那么官呢？”

“官就像调皮捣蛋的孩子，他一来就把法律通通破坏了。”

“为什么？”

“这个你不懂！”他皱起眉头严厉地说，接着又教训我：

“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上帝在上！人想这样做，上帝却希望那样，人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只要上帝吹口气，一切都会化为灰烬和尘土。”

我有充分理由对官发生兴趣，所以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我听见雅科夫舅舅这样唱：

上帝的官吏啊，光明的天使，

人间的官吏啊，魔鬼的奴隶！”

外公用手掌托起胡子，把胡梢塞进嘴里，闭上眼睛。他脸颊上的肉在颤抖，我知道他在心里暗笑呢。

“该把你跟雅什卡的腿捆在一起，扔到水里去！”他说。“他不该唱这些歌，你也不该听。这是分裂派教徒、异教徒们想出来开玩笑的。”

他想起心事来，眼睛越过我望着什么地方，轻轻说了声：

“唉，你们呀……”

他虽然把上帝威严地凌驾于人们之上，但他和外婆一样，让上帝参与他的全部私事，不仅是上帝，还包括不计其数的圣徒。外婆似乎对这些圣徒一无所知，她只晓得尼古拉、尤里、弗罗尔和拉夫尔，这几位对人也同样仁慈可亲，他们走遍城乡，过问人们的生活，具有常人的一切特点。外公的圣徒几乎都是受难者，他们捣毁多神教偶像，跟罗马皇帝争论，为此他们受拷打，被火烧和剥皮。

外公有时想入非非：

“愿上帝帮忙卖掉这幢房子，哪怕赚五百卢布也好，我情愿给圣尼古拉做感恩祈祷！”

外婆背地里笑他，对我说：

“圣尼古拉可不会帮他这老糊涂卖房子，好像尼古拉他老人家闲着，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似的！”

我曾长久保存过外公的一份教堂日历，上面有他手写的各种题录。例如在约阿基姆和安娜日旁边，有一行红墨水写的正体字：“恩人救我一难。”

我记得那“一难”是怎么回事。外公为了接济两个没出息的儿子，开始放高利贷，秘密接受人家抵押的东西。有人偷偷告发了他，于是一天夜里，警察突然来搜查，掀起了一阵大乱，结果总算平安无事。外公一直祈祷到日出，早晨他当着我的面在教历上写下了上面那句话。

晚饭前，他和我一起念圣诗、日课经，或是叶夫列姆·西林著的那本大厚书。吃过晚饭他又去祈祷，他那凄凉的忏悔话语在寂静的夜晚久久回响着。

“万能不朽的上帝，我贡献你什么，报答你什么啊……保佑我们不再痴心妄想……上帝，保佑我不受人欺……为我流泪吧，记住我这要死的人吧……”

可是外婆却时常说：

“哎哟，今天我累死了！看样子做不成祷告就要睡觉了……”

外公常带我去教堂：每星期六去做彻底祈祷，节日去做日祷。我在教堂里也能辨别出，人们什么时候向什么样的上帝祈祷：神父和执事祈祷的是外公的上帝，而唱诗班唱的永远是外婆的上帝。

当然，我只是大略地表述一个小孩子心目中对上帝的区分，我记得，这种区分曾使我的心灵处在忐忑不安的矛盾中。外公的上帝引起我的恐惧和恶感，因为他不爱任何人，他严厉地监视一切，首先寻找和看到的，只是人的丑恶和罪过，他显然不相信人，总在等人忏悔，喜欢惩罚人。

在那些日子里，对上帝的思想感情，曾是我心灵的主要食粮和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而其他一切印象的残酷和污浊，只会时时令我不快，激起我的厌恶和恼恨。上帝是我周围世界中最美好光明的事物，外婆的上帝是一切生灵的可爱朋友。当然，我不可避免地碰到一个扰人的问题：为什么外公就看不见仁慈的上帝呢？

大人不许我上街去玩，因为大街会使我兴奋过度，街头的印象仿佛陶醉了我，几乎回回我都成了打架胡闹的罪魁祸首。我没有小伙伴，邻居的孩子敌视我，我不喜欢他们叫我卡希林，他们看出了这一点，偏偏叫得更起劲：

“老瘦鬼卡希林的孙子出来啦，快瞧呀！”

“撂倒他！”

于是打架开始了。

我人小力气大，打架身手灵活，这是一窝蜂来犯之敌也承认的事实。但是整条街上的孩子总能把我痛打一顿，我回家时通常鼻青脸肿，嘴唇破裂，衣服撕碎，一身尘土。

外婆见我总是吓坏了，心疼地说：

“怎么啦，小不点儿，又打架了？这算怎么回事啊！从哪儿给你洗呢，先洗一只手，再洗那一只……”

她给我洗脸，在青紫的伤痕上敷湿海绵，贴铜币，或者抹点铅水，然后规劝我：

“你说，你干吗老打架呀？在家里挺老实的，一上街就不像话了！真不害臊。我告诉外公，不准你出去……”

外公见我脸上的青伤，倒是从来不骂我，只在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嘟囔道：

“又挂彩啦？好你个阿尼卡武士，不准到街上去了，听见没有！”

大街安静的时候，对我没有吸引力，但一听到孩子们快活的喧闹声，我便无视外公的禁令，从院子里奔出去。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这些都无所谓，但是街头作乐的残忍行为确实令我愤慨。我熟知这种残忍，它每每能达到疯狂的程度。孩子们让狗或者公鸡互斗，折磨猫，追逐犹太人的山羊，戏弄喝醉酒的乞丐和一个绰号叫做“兜里装死神”的傻子伊戈沙，这些都叫我无法容忍。

伊戈沙是个瘦高个儿，全身黑糊糊的好像被烟熏过，穿一件很重的羊皮袄，生锈似的瘦削的脸上长满了硬毛。他弓着背在街上走，奇怪地左摇右晃，默默无言地死盯着脚下的地；他那张铁灰的脸，衬着一对忧郁的小眼睛，令我敬畏。我觉得这个人在做一件要紧的事情，在寻找什么东西，不应该去打扰他。

孩子们追着他跑，朝他的驼背扔石头。他仿佛好久没有注意到他们，也不觉得被打疼了。后来他突然站住脚，抬起他那戴着毛茸茸帽子的脑袋，一只手哆嗦着整了整帽子，像刚睡醒似的朝四下里望望。

“兜里装死神的伊戈沙！伊戈沙，你到哪儿去呀？当心，死神就在你兜里！”孩子们叫喊着。

他一手握住衣兜，很快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个石头、木块、土坷垃什么的，笨拙地挥动几下瘦长的胳膊，嘴里骂骂咧咧的。他骂人的脏话只有三句，而且每次都一样，孩子们的骂人话则比他丰富得多。有时他一瘸一拐地追赶他们，长皮袄绊腿使他摔倒，他跪在那儿，把干柴似的两只黑手臂拄在地上。孩子们一个劲朝他的两肋和背上扔石块，胆子最大的还窜到跟前，往他头上撒把土就跑。

街头另一个印象，也许是更沉痛的印象，要算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父了。他双眼全瞎，当了叫花子。身材高大、外表端正的他，却像哑巴似的不说话。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太婆搀着他，走到人家窗户底下，眼睛老是看着旁边，尖声尖气地呼喊：

“行行好吧，给我这可怜的瞎子……”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沉默着。他的黑眼镜总是对着人家的墙壁和窗户，对着迎面过来的人脸；一只浸透了染料的手轻轻捋着他那部阔大的胡须，他的双唇紧闭着。我常常看到他，但从未听到他那紧闭的嘴里发出过一点声音，老头的这种沉默使我非常苦闷。我不敢走近他，一次也没有走近过，相反，只要远远一见他来，我就跑回去告诉外婆：

“格里戈里在街上讨饭！”

“真的吗？”她又怜悯又不安地大声说。“拿着，快把这个给他！”

我生气地一甩手不肯去。外婆自己走到大门外，站在人行道上跟他谈了很久。他不时笑笑，抖抖大胡子，但话很少，只说短短几个字。有时外婆硬把他叫到厨房里来，给他喝茶吃东西。有一次他问我在哪儿，外婆叫我，我却跑到木柴堆里躲了起来。我不能到他跟前去，在他面前我感到非常羞愧，我知道外婆也不好意思。我和外婆只有一次谈到格里戈里。她把他送到大门外，不声不响回到院子里，低下头哭了。我走到她跟前，拉住她的手。

“你干吗躲着他？”她轻声问我。“他喜欢你，他可是个好人……”

“为什么外公不养活他？”

“外公吗？”

她站住了，把我搂到怀里，几乎耳语似的说出了她的预言：

“记住我的话：上帝会因为这个人狠狠惩罚我们！会惩罚的……”

她没有说错。十年之后，外婆已经长眠地下，外公自己也沦为乞丐，他神经错乱了，在城里走街串巷，到别人的窗户下哀哀乞讨：

“好心的厨师啊，给块小馅饼吧，给我一块吧！唉，你们呀……”

他过去的一生，只剩下了这痛苦的、令人心酸的一声长叹：

“唉，你们呀……”

除了伊戈沙和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使我内心苦闷而不愿在街上看到的，还有个叫沃罗尼哈的浪荡女人。每逢节日她就来了，身高马大，头发蓬乱，喝得醉醺醺的。她走路的样子有些特别，仿佛脚不沾地，一朵云似的向前飘移，一面大声唱着下流小调。迎面的路人都躲开她，纷纷拐到墙角后、大门和店铺里，好像她一来就把街道扫干净了。她的脸肿得像大水泡，几乎是青色的，一双灰色大眼睛带着嘲弄的神情瞪得圆圆的，怪吓人的。有时她又哭又喊：

“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儿啊？”

我问外婆，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该知道这个！”她闷闷不乐地说，不过还是三言两语告诉了我：这女人从前有个当官的丈夫，叫沃罗诺夫，他想做大官，就把老婆卖给了自己的上司，她被那个上司带走了，离家两年，等她回来时，她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死了，丈夫也因为赌钱输掉公款坐了大牢。女人伤心极了，就开始酗酒、放荡和胡闹。每到节日的晚上，警察就把她抓起来……

待在家里毕竟比街上好。午饭后的一段时光尤其难得，外公到雅科夫舅舅的作坊去了，外婆坐在窗边给我讲各种有趣的童话、故事，讲我的父亲。

外婆把猫口中救下的那只八哥，剪去折断的翅膀，在咬断的腿部巧妙地拴上一截木棍，治好了它的伤后，就教它说话。有时，鸟笼挂在窗框上，她能整整一小时站在笼子前，就像一头驯良的大动物，用低沉的声音对那只善于模仿的黑炭似的小鸟反复地说：

“喂，你说：给八哥饭吃！”

八哥用它幽默家似的灵活的圆眼斜睨着她，用木脚笃笃地敲打着单薄的笼底，忽而伸长脖子发出黄莺的尖啼，忽而模仿松鸡和布谷鸟，它还使劲学猫叫和狗吠，但是不会说人话。

“别淘气！”外婆一本正经地对它说。“你说：给八哥饭吃！”

这只黑羽毛的小猴子发出几声震耳的大叫，有些像外婆说的话，逗得老太婆高兴地笑了。她用手指头喂了它一点黄米粥，说：

“你这调皮鬼，我知道你是假装的。你什么都行，什么都会！”

外婆真的教会了八哥说话；不久它能相当清楚地学舌要饭吃，远远看见外婆，还会长长地叫一声像是“你——好……”。

起先把它挂在外公屋里，但不久就被外公驱逐到阁楼上来，因为它学会了逗他生气。每当外公清清楚楚念出祈祷词时，它就把蜡黄的鸟嘴伸出笼子，打口哨似的叫起来：

“嘘，嘘——呜，呜，嘘——呜！”

外公觉得这是在戏弄他，有一天他终于停下祷告，跺脚怒吼道：

“把这个魔鬼弄走，我要杀了它！”

家里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但有时我被一种挥之不去的苦闷压得透不过气来，仿佛有一种沉重的东西注满了我的全身，我就像长久生活在黑暗的深坑里，失去了视觉、听觉和一切感觉，变成了盲人、活死人……

八

外公出人意料地把房子卖给了酒馆老板，在缆绳街又购买了一幢新宅。这条街上没有铺卵石，长满了杂草，但是清洁、安静，一直通到田野上，街两侧都是些花花绿绿的小屋子。

新宅比旧居更显得漂亮可爱；它的正面涂成深红色，给人以温暖宁静之感；三个窗户的淡蓝色护板和阁楼上的单扇百叶窗都在闪闪发亮；左边屋顶优美地掩映在榆树和椴树的浓荫里。院子和花园里有许多舒适隐蔽的角落，像是特意留给人玩捉迷藏似的。花园特别棒，虽然不大，但草木茂盛，乱蓬蓬的让人高兴。园子的一角有一座玩具似的小澡堂，另一角是个挺深的大坑，长满了蒿草，从里面伸出几截焦黑的粗木头，这是原先澡堂失火的残迹。花园左边是奥夫相尼科夫上校家马厩的围墙，右边是别特连格家的房子，当中朝前就挨到卖牛奶的彼得罗夫娜的宅院了。这个红脸胖女人成天吵吵嚷嚷，嗓门大得就像打钟似的。她的小屋一部分陷入地下，破旧发黑，盖着厚厚的青苔，两个窗户像一对和善的眼睛眺望着田野，田野上到处是深深的冲沟，远方的森林宛如一片蓝色的云低垂在天际。田野里整天有士兵在走动奔跑，枪刺在秋日的斜晖下闪着耀眼的白光。

整个宅子住满了房客，都是从未见过的人。前面住着一位鞑靼军人，他的妻子是个小胖墩儿，她从早到晚又嚷又笑，弹着装饰得很阔气的吉他，时常放声高唱一支热情洋溢的歌：

一个人恋爱爱不成，

再找一个爱的人！

瞅准了道，找准了人，

甜甜蜜蜜多称心！

那个军人也胖得像个球，坐在窗户边，嘟着发青的腮帮子，乐呵呵地瞪大一双棕色眼睛，不停地抽烟斗，咳嗽起来声音奇特，就像狗叫：

“呜，呜汪汪！……”

地窖和马厩上面搭着一间暖和的小屋，那里住着两个拉货的马车夫——小个子花白头发的彼得大叔和他的哑巴侄子斯捷潘，一个脸长得像紫铜托盘似的圆胖壮实的小伙子；还住着一个叫瓦列伊的鞑靼人，瘦高个儿，闷闷不乐的样子，是个勤务兵。这些全都是陌生人，他们身上有许多我不熟悉的东西。

特别抓住我的心、深深吸引着我的，是一个绰号叫做“好事情”的搭伙房客。他在后宅厨房边租了一间狭长的屋子，两个窗户分别朝向花园和院子里。

此人瘦而驼，脸色苍白，留着两绺黑胡子，戴眼镜，目光和蔼可亲。他寡言少语，不引人注意，每当人家叫他吃饭或喝茶，他总是答应一句：

“好事情。”

外婆就此这样称呼他，不论当面还是背后。

“廖尼亚，去叫‘好事情’来喝茶！‘好事情’，您怎么不吃啊？”

他房间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箱子，还有许多厚厚的书，都不是用我认识的教会斯拉夫字母印刷的；到处放着盛有各色液体的瓶子、铜块、铁砣和铅条。从早到晚，他老是穿着那件棕红色皮上衣和灰色方格长裤，浑身沾满了什么颜料，发出难闻的气味，蓬头垢面，笨手笨脚，忙着熔化铅条，焊接小铜件，在小天平上称量东西，嘴里咕咕哝哝不知说些什么，有时烧痛了手指，连忙朝它吹几口气，磕磕碰碰走到挂在墙上的图纸跟前，擦擦眼镜，好像嗅图纸似的把他那白得怪怪的细直的鼻子几乎顶到了墙壁上。有时他突然在房间当中或窗户边停住脚，久久伫立在那里，闭着眼，仰着头，不声不响就像泥塑木雕。

我爬到板棚顶上，向院子对面开着的窗口观察他。我看见桌上酒精灯的蓝焰和他的黑色身影，看见他在一个破本子里写字，他的眼镜片冰块似的闪着冷峻的青光。这个人搞的魔术使我一连几小时待在棚顶上不愿离去，忍受着好奇心的煎熬。

有时他站在镜框似的窗户当中，两手抄在背后，直愣愣望着板棚顶，但好像没有看见我，令我好生没趣。他突然又蹿到桌子跟前，深深弯下腰，在桌上乱翻一气。

我想，如果他有钱，穿得好些，也许我会怕他，但是他很穷：他的衬衫领子又脏又皱，翘在上衣外面，长裤上全是补丁和污渍，他赤脚穿着双破鞋子。外婆可怜穷人，外公瞧不起穷人，这两种态度不知不觉使我确信一点：穷人不可怕，也不危险。

满宅子的人谁也不喜欢“好事情”，大伙都笑话他。快活的军人老婆管他叫“白粉鼻子”，彼得大叔说他是药剂师和巫师，外公则叫他妖道和共济会分子。

“他在搞什么？”我问外婆。她厉声答道：

“不关你的事。别问，懂吗……”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走到他的窗下，强忍住内心的激动，问道：

“你在搞什么？”

他哆嗦了一下，从眼镜架上面望了我好久，向我伸出一只满是伤口和烫疤的手，说：

“爬进来吧……”

他不叫我走门而是爬窗进屋，使我更感到他了不起。他在一个木箱子上坐下来，让我站到他面前，把我推开一点，又把我拉近些，最后轻轻问了一句：

“你是哪儿来的？”

这太奇怪了：我一天四次在厨房里吃喝，就坐在他的身边！我回答说：

“我是这家的外孙……”

“哦，是的，”他说，打量着自己的手指头，又不吭声了。

我认为有必要向他解释一下：

“我不姓卡希林，我姓佩什科夫……”

“佩什科夫？”他不准确地重复了一遍。“好事情。”

他把我推开，站起来向桌子走去，一面对我说：

“好了，老实坐在那儿吧……”

我坐了很久很久，看他在台虎钳上锉铜块，金黄色的锉屑纷纷落到虎钳下面的硬纸板上。他把铜屑撮起来，撒进一个很厚实的杯子里，从小罐子里加入一点细盐似的白粉末，再把黑瓶子装的什么液体倒些进去。杯子里就发出咝咝声并开始冒烟，一股呛人的气味冲进我的鼻子，我咳嗽起来，不住摇头，可是这位巫师却得意地问我：

“味道难闻吧？”

“难闻！”

“这就对了！小弟弟，这就好极了！”

“有什么好吹牛的！”我心里想，就很不客气地说：

“难闻就是不好……”

“是吗？”他挤了挤眼睛，大声道。“那可不一定，小弟弟！你玩打拐子吗？”

“你说羊拐子游戏吗？”

“对，打羊拐子游戏。”

“我玩。”

“给你做个灌铅的羊拐子，要不要？打起来很棒的！”

“要。”

“你去拿个羊拐子来。”

他又走到我跟前，手里拿着冒烟的杯子，一只眼睛望着杯子里，对我说：

“我给你做个铅拐子，你就别上我这儿来了。好不好？”

这可把我气死了。

“你不做我也永远不来了……”

我一肚子不高兴来到花园里。外公在忙着给苹果树根培粪肥。已经是秋天了，树木早就开始落叶了。

“来，把马林果修剪一下，”外公说着递给我剪刀。

我问他：

“‘好事情’在做什么呀？”

“他在糟蹋房子，”他生气地说。“把地板烧坏了，墙纸弄脏撕烂了。我要叫他搬走！”

“就叫他搬走，”我赞同道，动手剪马林果的枯藤。

然而我这句话说得太匆忙了。

在秋雨绵绵的晚上，要是外公出门去了，外婆就在厨房里举行非常有趣的聚会，她请所有的房客，包括两个马车夫和勤务兵，都过来喝茶。吵吵嚷嚷的彼得罗夫娜也是常客，有时连那个快活的军人老婆也来参加。“好事情”总是站在炉子旁边的角落里，不动弹也不说话。哑巴斯捷潘跟鞑靼勤务兵玩纸牌，瓦列伊用牌拍打哑巴的大鼻子说：

“你这鬼东西！”

彼得大叔带来很大一块白面包和一瓦罐“果仁酱”。他把面包切成片，抹上好多果酱，把这美味的马林果酱面包托在手上，深深地鞠着躬，分给大伙品尝。

“请赏光吃一点！”他亲切地说。大伙从他手里拿面包片时，他注意地望着自己那乌黑的手掌，要是有果酱滴下来，就用舌头把它舔干净。

彼得罗夫娜带来一瓶樱桃果子露酒，快活的太太拿来了核桃和糖果。于是外婆的赏心乐事——丰盛的宴会就开始了。

就在“好事情”向我“行贿”，叫我别再上他那儿去之后不久，外婆就举行了一次这样的晚会。外面秋雨滴滴答答下个不停，呜呜的秋风把树枝吹扫到墙壁上，发出刷刷的声响。厨房里又暖和又舒适，大伙儿紧挨着坐在一起，人人都显得格外安详可亲，外婆难得兴致大发，讲了许多童话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

她坐在炉炕沿上，两脚撑着炉阶，俯身向下，一盏白铁小油灯照亮着她的听众，外婆在兴头上总是要登上炉炕的，她说：

“我要在上面讲，在上面好讲些！”

我挨着外婆的腿坐在宽宽的炉阶上，差不多就坐在“好事情”的头顶上。外婆讲的是战士伊万和隐士米龙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好听的童话，她讲起来那样生动有力、流畅自然而富于节奏感：

从前有个将军叫戈尔季翁，

他心如铁石，又黑又狠，

不许别人讲真理，一贯残害老百姓，

就像树洞里的夜猫子，是个大凶神。

要问戈尔季翁最恨什么人？

老隐士米龙就是他的眼中钉。

老米龙不声不响地保护真理，

替世人行善积德他无所畏惧。

将军叫来忠实的奴仆老部下——

勇敢的战士伊万努什卡：

“伊万科，你去杀死老米龙，

去除掉那个骄傲的老头！

砍下他的脑袋，

提着花白胡子，

把它拿来喂我的狗！”

伊万奉命就去杀人，

一路上他心里暗暗叫苦：

“不是我自己要去，这是迫不得已！

天意难违啊，是我命中的定数。”

伊万在衣襟下藏着利剑，

来到隐士跟前鞠躬请安：

“正直的老人啊，你一向安康？

你老人家过得怎么样？”

未卜先知的隐士呵呵一笑，

施展机敏的口才对他说道：

“伊万努什卡，你何必对我隐瞒实情！

老天爷在上他无所不晓。

是善是恶都逃不出他的手心，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还能不知道！”

听了这话伊万感到难为情，

可是他又怎敢违抗军令！

他只好从皮鞘里拔出宝剑，

在宽大的衣襟上擦一擦锋刃。

“米龙啊，我本不想让你看到宝剑，

冷不防就结果你的性命。

好吧，现在你去做个祷告，

最后一次去祈祷上帝，

为全人类，为我，为你自己，

祷告一完我就砍下你的首级！……”

老米龙双膝跪倒在地，他悄悄跪在一棵小橡树下，

橡树弯腰向他敬礼，

老米龙笑嘻嘻把话讲：

“喂，伊万，为全人类的祈祷很长很长！

你可得等待许多时光！

倒不如一剑把我杀了，

免得你跟着我受累遭殃！”

伊万气呼呼皱起了眉头，

马上愚蠢地夸下海口：

“不，好汉一言说了算数！

你只管祷告吧，我等一百年也不含糊！”

隐士的祷告做到黄昏，

从黄昏做到第二天早晨，

白天过完了又是黑夜，

从夏天一直祈祷到开春。

老米龙祈祷了一年又一年，

小橡树长得都撑上了天，

橡籽儿变成了密密的橡树林，

神圣的祷告还没有做完！

直到今天他俩还待在原地：

老隐士还在小声哀告上帝，

求上帝为人救苦救难，

求光荣的圣母给人带来欢喜。

战士伊万站在他的身边，

宝剑早就变为泥土一摊，

身上的盔甲全都锈掉了，

上好的衣服化成了灰和烟，

伊万光着身子站过冬天又过夏，

烈日炎炎晒不死，蚊叮虫咬他不怕，

狼熊虎豹、风雪严寒

通通不能伤害他。

伊万站着一动不能动，

胳膊举不起，嘴巴说不出话，

你们瞧，这是上天在惩罚他：

谁叫他听从恶人的命令，

谁叫他昧了自己的良心！

为了我们这些有罪的肉体凡胎，

老隐士不停地祈祷直到现在，

他的祷告声源源不断传向上帝，

就像清清的河水流进了汪洋大海！

我发现，外婆的故事刚刚开始讲，“好事情”就有些心神不定。他两只手一抽一抽的好奇怪，一会儿摘下眼镜，一会儿又戴上，随着外婆那悦耳动听的语言他不时挥挥胳臂，点点头，用手指碰碰眼睛又使劲按几下，老是伸出巴掌很快抹一把额头和脸，就像出了大汗似的。听故事的人要是有谁走动、咳嗽，脚底下弄出声响，这位搭伙房客马上就厉声地对他：

“嘘——嘘！”

外婆的故事讲完了，“好事情”呼地一下站起来，双手乱舞，很不自然地转了几个圈儿，嘴里喃喃地说：

“知道吧，这真是太棒了，应该把它记录下来，一定要记录下来！这太真实了，这才是我们的……”

这时候我才看清楚，原来他在哭，他满眼是泪，泪如泉涌，整个眼睛都汪在泪水里，这副样子有些古怪，又非常可怜。他一跳一跳地在厨房里跑来跑去，笨手笨脚的真好笑，他想戴上眼镜，举着它在鼻子跟前乱晃，镜腿儿就是架不到耳朵上去。彼得大叔望着他发笑，大家都不好意思说话，外婆连忙道：

“那您就记录下来吧，这没有什么不好，像这样的故事我还有许多……”

“不，就要这一个！这是地地道道俄罗斯的，”他兴奋地大声疾呼道，突然在厨房当中僵住不动了，他开始高声讲话，右手在空中用力挥动，左手哆哆嗦嗦举着那副眼镜。他慷慨激昂地讲了很久，又是尖叫，又是跺脚，老爱重复这样一句话：

“不能按照别人的心思生活，不能，绝不能！”

后来他好像突然失了音，说不出话来，望了望大家，垂下头，抱歉似的悄悄走了。人们相视而笑，觉得有些尴尬，外婆挪到炉炕上面的暗影里，坐在那儿深深叹气。

彼得罗夫娜用手掌擦着又红又厚的嘴唇，问道：

“他好像生气了吧？”

“不，”彼得大叔说。“他就是这么个人……”

外婆从炉炕上爬下来，默默地给茶炊添火，彼得大叔慢条斯理地说：

“这班先生全都是这样，爱使性子！”

瓦列伊闷闷地嘟哝了一句：

“光棍汉总是胡闹！”

大家都笑了，彼得大叔又慢声慢气地说：

“弄到哭天抹泪的地步。看样子，从前尽是大狗鱼上钩，这会儿连小鲤鱼都少了……”

大家觉得无味。一种愁闷情绪揪紧了我的心。“好事情”让我非常吃惊，我很可怜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清楚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天他没在家里过夜，直到第二天午饭后才回来，他衣衫不整，不声不响，挺难为情的样子。

“昨天我不该嚷嚷的，”他像小孩子认错似的对外婆说。“您没生气吧？”

“生什么气？”

“我乱插嘴，说了那些话。”

“您又没有得罪谁……”

我觉得外婆有点怕他，她不看他的脸，跟他说话时声音也特别轻。

他走到她紧跟前，非常老实地告诉她：

“您瞧，我太孤单了，没有一个亲人！成天不吭声，憋久了心里就会突然沸腾起来，冲破缺口……看见一块石头、一棵树，也想跟它们说话……”

外婆走开几步离他远些。

“那您就结婚吧……”

“唉！”他重重叹了口气，挥挥手，愁眉苦脸地走开了。

外婆皱起眉头望着他的背影，嗅了嗅鼻烟，然后严厉训诫我说：

“你要当心，别老跟着他转，天知道他是什么人……”

然而我不禁又想去找他。

我发现，在他说“我太孤单了”这句话时，他的脸色变了，甚至脸形都改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某种我能理解并使我内心感动的东西，所以我想去看看他。

我从院子里窥视他的窗户，看到房间里没有人，那儿就跟贮藏室似的，乱七八糟扔满了各种没用的玩意儿，这些东西像它们的主人一样，古里古怪的，别人用不着。我到花园去，在花园的土坑里看见了他。他躬着腰，双手抱在脑后，胳膊肘抵着膝盖，样子挺别扭地坐在那根火烧木上。木头一部分埋在土里，翘在上面的一截烧得乌黑发亮，底下长满了蒿子、荨麻和牛蒡，俱已枯萎了。他坐得那样不舒服，更加引起了我对他的同情。

他好久都没有发现我，他那猫头鹰似的大眼睛茫然地望着旁边什么地方，后来他像是很扫兴地突然问道：

“来找我？”

“不。”

“来干吗？”

“不干吗。”

他摘下眼镜，用一块满是红黑斑点的手帕揩揩镜片，说：

“哎，你爬过来吧！”

我坐到他旁边，他紧紧搂住我的肩膀。

“坐着吧。我们就这样坐着不说话。好不好？这个……你的脾气犟吗？”

“犟。”

“好事情！”

我俩沉默了很久。这是一个晴和的初秋傍晚，安静、温和，又有些凄凉，周围的花木虽然五彩缤纷，但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明显地褪色和凋零，土地已经耗尽了浓郁的夏天气息，现在它只能散发出阴冷的潮气，空气出奇的清澈，淡红的天幕上匆忙掠过寒鸦的影子，勾起人不快的念头。万籁俱寂；每一种声音，哪怕只是小鸟弄羽或枯叶落地，都显得格外响亮，使你胆颤心惊，但随后你又沉静下来，宁静笼罩着整个大地，也充满了你的心胸。

此时此刻，你会萌生一些纯洁而轻灵的思绪，它们像蛛丝般纤细透明，难用言语表达。它们迸出火花，倏忽即逝，宛如流星；它们使你心灵灼痛，黯然神伤，又让你心中充满柔情和不安，于是你的心灵沸腾了，熔化了，渐渐铸就一种终生不变的形式，这时你心灵的面貌也就形成了。

我偎在搭伙房客温暖的肩膀上，和他一起从苹果树的黑枝丫间眺望红红的天空，注视那些白腰朱顶雀飞舞忙碌，看红额金翅雀撕啄干枯的牛蒡果，吃里面酸涩的种子，看田野上升起一溜血红边缘的毛茸茸的乌云，乌云下面有一群归巢的老鸹正缓缓飞向墓地。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那么明了而可亲，但好像又有些特别，跟平时不一样。

有时他深深叹一口气，问我：

“好极了，是吧，小弟弟？真好！你怕不怕潮，冷不冷？”

天黑了，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膨胀起来，浸在湿乎乎的昏暗中。他说：

“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在花园的小门边他站住了，轻声说：

“你的外婆真好。啊，大地多么美！”

他闭上眼睛，面带微笑，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地念道：

这是上天在惩罚他：

谁叫他听从恶人的命令，

谁叫他昧了自己的良心！……

“小弟弟，你要记住这些话，要牢牢记住！”

他把我向前推了推，问道：

“你会写字吗？”

“不会。”

“要学会写字。你学会了，把外婆讲的故事都记下来，这很有用处，小弟弟……”

我们成了朋友。打那天起，我可以随时到“好事情”那儿去，坐在盛破烂的箱子上，无拘无束地看着他熔铅、烧铜，在小砧子上用一把锤把儿很漂亮的小锤子锻打烧红的铁片，拿粗细不同的锉刀、金刚砂和一根细线似的锯子加工器件。所有的东西他都要在灵敏的铜天平上称出重量，又把不同的液体倒进几个挺厚的白杯子里，看它们冒烟，弄得满屋子都是呛人的气味，然后他皱起眉头翻看一本厚书，咬着红嘴唇，嘴里哼哼哧哧的，或者用沙哑的嗓子轻轻唱起来：

啊，萨龙的玫瑰花……

“你在做什么呀？”

“做一件东西，小弟弟……”

“什么东西？”

“噢，你瞧，我还不知道怎么说让你听明白……”

“外公说，也许你在做假钱……”

“你外公？嗯……他扯淡！小弟弟，钱是微不足道的……”

“那你拿什么买面包呢？”

“是啊，小弟弟，买面包要给钱的，不错……”

“瞧我说的对吧？还有买牛肉也要钱……”

“买牛肉也要……”

他非常可亲地低声笑起来，像挠小狗似的挠挠我的耳根，说：

“我哪儿说得过你呀，你把我难住了，小弟弟，咱俩还是别说话的好……”

有时他放下手中的活，坐到我身边来，我俩久久眺望着窗外，看雨水洒在屋顶上和长满杂草的院子里，看苹果树在落叶凋零。“好事情”的话很少，他从来只讲最必要的话，如果他想让我注意什么东西，通常只轻轻碰我一下，眨眨眼睛向我示意。

我在院子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但被他胳膊肘一碰或听他短短一句话，眼前的所有事物就显得异乎寻常而牢牢印在了我的记忆里。比如说，一只猫跑到院子里来，站在发亮的水洼旁边，望着自己的倒影，举起软绵绵的爪子好像要打它一下，这时“好事情”就悄声说：

“猫儿生性骄傲又多疑……”

一只叫马马伊的金红色大公鸡飞到花园的篱笆上，刚刚站稳就拍打翅膀，险些儿掉下来，它气得伸长了脖子，发出咕咕的怒声。

“将军架子大，就是不太聪明……”

笨手笨脚的瓦列伊像一匹老马，在泥泞中迈着重重的步子走过来。他颧骨很高，嘟着腮帮子，眯起眼睛仰望天空，白晃晃的秋天日光直射到他的胸口上，照得上衣的铜纽扣闪闪发亮，鞑靼人站住了，用他那弯曲的手指头去摸那颗扣子。

“他好像得了奖章，在欣赏呢……”

很快我就粘上“好事情”了，无论在委屈伤心的日子，还是快乐开心的时刻，他都是我不可缺少的伙伴。他自己沉默寡言，却让我想到什么就随便说，不像外公那样总是厉声呵斥打断我的话：

“别叨叨了，鬼推磨似的没完！”

外婆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也没有工夫听别人的和管别人的。

只有“好事情”总是认真其事地听我瞎扯，时常微笑着对我说：

“哎，这个不对，小弟弟，是你自己诌出来的……”

他提意见既简短又及时，而且完全对头，他好像把我心里和脑子里想的全都看透了，一切废话假话不等我说出口他就能识破，三言两语和气地打断我：

“你在胡说，小弟弟！”

我时常故意试试他的魔术本领，瞎编一个故事，说得就像真有那么回事，可是他一听就摇头：

“哎，你又胡说了，小弟弟……”

“你怎么知道的？”

“我嘛，小弟弟，能看出来……”

外婆常带我到干草广场去挑水。有一次我们看见五个城里人在打一个乡下人。他们把他摔倒在地，狗咬架似的撕扯他。外婆甩掉水桶，挥着扁担向城里人冲过去，一面叫我：

“跑开！”

可是我一个人害怕，就跟着她跑，朝打人的人扔卵石和石块。外婆勇敢地用扁担戳那几个城里人，敲他们的肩膀和脑袋。接着又来了一些人，城里人跑掉了。外婆给挨打的人洗伤，那个人的脸被踩得血肉模糊，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要恶心。当时他用肮脏的手指按着打破的鼻孔，又是叫又是咳嗽，鲜血从手指下面溅了外婆一脸一胸；外婆也叫起来，浑身直打哆嗦。

回家后，我跑到搭伙房客屋里，对他讲述事情的经过。他停下手中的活，站在我面前，像举马刀似的擎着一把锉刀，从眼镜底下严肃地盯着我，后来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非常有力地说：

“好极了，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很好！”

那件事情太令我震惊了，我对他说的话全不在意，一个劲儿地往下讲，但他搂着我，磕磕碰碰地在屋里走来走去，说：

“够了，不要再讲了！小弟弟，该讲的你都讲完了，明白吗？讲完了！”

我不高兴地住了嘴，但后来一想，又感到惊奇——这个我印象很深，我明白了，他打断我正是时候，我确实已经讲完了。

“小弟弟，你别老讲这种事情，记住这些没有好处！”他说。

有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一句话，竟令我终生难忘。记得有一回我跟他讲到我的冤家对头克留什尼科夫，这个大脑袋胖男孩是新街的打架好手，我俩只交个平手，谁也赢不了谁。“好事情”倾听了我的诉苦，就说：

“这算不了一回事。这种力气不是力！真正的力在于运动速度，速度越快就越有力。你懂吗？”

第二个星期天我试着把拳头抡得快些，结果轻而易举打败了克留什尼科夫。这件事促使我愈加重视搭伙房客的话。

“任何东西都要善于把握。明白吗？善于把握，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但不由自主记下了诸如此类的话，因为我觉得这些普通的话里包含着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难道还要什么特别的本领去把握住石头、面包、碗和锤子吗？

宅子里的人越来越不喜欢“好事情”了。连快乐的女房客那只亲近人的猫，也不肯像对别人那样爬到他的膝盖上；他亲切地唤它，它也不理。我为这个揍那只猫，揪它的耳朵，苦苦劝它别害怕那个人，就差没哭鼻子了。

“我衣服上有各种酸的气味，所以猫不肯接近我，”他解释道，但我知道所有的人包括外婆在内，却不是这样说，他们对搭伙房客怀着敌意，他们的话不对头，令人难受。

“你干吗老待在他那儿？”外婆生气地问道。“当心他教你学坏……”

外公是个红毛黄鼠狼，他渐渐知道了我去找搭伙房客的事，我每去一次，就被他狠揍一顿。我当然不会告诉“好事情”家里人不准我跟他交朋友，但是我把宅子里的人怎样看待他坦率地对他说了。

“外婆她怕你，说你是巫师，外公也说你是上帝的敌人，对别人有危险……”

他摆摆脑袋，像要赶走苍蝇似的，刷白的脸上泛起了微笑的红晕，这笑容使我的心揪起来，眼前一阵发黑。

“小弟弟，这个我看出来了！”他小声道。“这很叫人难过，是不是啊，小弟弟？”

“是的！”

“难过啊，小弟弟……”

他终于被撵出了这幢宅子。

有一天，喝过早茶后我去找他，看见他坐在地板上往箱子里收拾东西，嘴里哼着“萨龙的玫瑰花”。

“再见了，小弟弟，我要搬走了……”

“为什么？”

他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会儿，说：

“难道你不知道？这屋子你母亲要来住……”

“这是谁说的？”

“你外公……”

“他撒谎！”

“好事情”伸手把我拉到他身边，等我坐到地上，他小声说：

“不要生气！小弟弟，我以为你知道这件事没告诉我，那样可不好，我以为……”

我感到难过又有些怨他。

“听我说，”他面带微笑，几乎是悄悄地说。“你还记得吧，我对你说过：‘别上我这儿来’？”

我点点头。

“当时你生我气了，是吧？”

“是……”

“小弟弟，其实我并不想气你。你瞧，我知道咱俩做了朋友，你家里的人就会骂你。是不是这样？果然是这样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对你说那句话吧？”

他就像我一般大的孩子那样跟我说话，他的话使我欣喜欲狂，我甚至觉得我当初老早就了解了他。于是我说：

“这个我早就明白了！”

“哎，就是！对了，小弟弟。这就对了，亲爱的……”

我心里难受极了。

“为什么他们谁都不喜欢你？”

他紧紧搂住我，向我挤了挤眼睛，说：

“我是外人，明白吗？就为这个缘故。我不是他们那样的……”

我扯着他的袖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不要生气，”他凑到我耳朵上又悄声说了一遍，还加上一句：“也不要哭……”

可是他自己的泪水却从模糊的眼镜片下面流了出来。

后来，我们又像平时那样，默默地坐了很久，只是偶尔交谈一两句话。

那天傍晚他走了，临走时他跟大家亲切告别，紧紧拥抱了我。我跑到大门外，望见他坐在大车上颠簸着，车轮轧过上了冻的坑洼不平的污泥渐渐远去。他刚走，外婆就动手洗刷那间脏屋子，我故意从这一角走到那一角，来来回回妨碍她。

“走开！”她老是碰到我，就喊道。

“你们为什么把他赶走？”

“不用你多嘴！”

“你们都是傻瓜，”我说。

她用湿抹布打我，喝道：

“你发痴啦，淘气鬼！”

“不是说你，是说所有别的人都是傻瓜，”我更正了一下，也没能让她消气。

吃晚饭时，外公说：

“好了，谢天谢地！不然我一见到他，心里就像刀扎似的。嘿，早该撵他走了！”

我气得折断了一把勺子，为此又挨了揍。

他是我在祖国无数优秀人物中结识的第一个人，我和他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

九

小时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蜂房，各种各样平凡普通的人就像蜜蜂似的，把他们采集到的生活知识和思想的花蜜输送给我，慷慨大方、各尽所能地丰富着我的心灵。这蜂蜜常常是脏的和苦的，但只要是知识，它就是蜜。

“好事情”搬走后，彼得大叔跟我成了好朋友。他很像我外公：身材瘦溜、干净利落，只是个子矮些，整个人比外公小了一圈，他倒像个扮成老头儿逗人发笑的半大孩子。他脸上的皮肉皱成筛子似的横七竖八的细道道，在这些细道道中间，一对眼白发黄、灵活而可笑的眼睛，仿佛笼子里的黄雀上上下下滴溜儿乱转。他的灰白头发是拳曲的，胡须也卷成一个个小圆圈；他吸烟斗，冒出来的烟跟头发的颜色一样，也一样地盘旋缭绕而上；他连说话都喜欢弯弯绕，总要卖许多俏皮关子。他那嗡嗡的嗓音听起来倒还亲切，但我总觉得他在嘲笑大家。

“头几年，亲爱的伯爵夫人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吩咐我说：‘你去当铁匠吧！’过了些时候，她又命令我说：‘你去帮园丁干活吧！’去就去呗，一个乡巴佬，搁在哪儿都不落好！过了一阵子她又说：‘彼得鲁什卡，你该去捕鱼了！’反正对我都一样，我就去捕鱼……可是我刚刚喜欢上这一行，就得跟鱼儿说，谢谢，再见，又要我进城去赶马车，赚钱交租金。好，当车夫也罢，还能怎么着？后来伯爵夫人来不及叫我再改行，农奴就解放了，这匹马留下来跟着我，现在它就算是我的伯爵夫人了。”

这是一匹老马，好像原来它的毛是白的，某一天被某个喝醉酒的彩画匠涂上了五颜六色，可是这活儿开了头却没有完工似的。它的腿都脱了臼，全身像是破布拼缝起来的，它悲哀地垂着枯瘦的脑袋，两眼浑浊无光，松弛的脖子上筋脉突起，老皮上磨出了道道伤痕。彼得大叔对它恭而敬之，从不打它，并且叫它坦卡。

有一次，外公对他说：

“你干吗给牲口起个基督徒的名字？”

“哪能呢，瓦西里·瓦西里耶夫，哪能呢，老兄！基督徒没有坦卡这个名字，只有塔季阿娜！”

彼得大叔也识文断字，博览圣经，他时常跟外公争论哪一位圣徒最神圣；谴责有罪的古人他俩一个比一个更严厉；挨骂最多的是押沙龙。有时这种争论纯属语法性质。外公说，“犯罪、犯法、撒谎”这几个斯拉夫语词的结尾是“霍姆”，彼得大叔却一口咬定是“瓦沙”。

“我说的是一回事，你说的是另一回事！”外公火了，涨红了脸，模仿对方的口气说：“瞧你‘瓦沙’啊‘瓦沙’的！”

彼得大叔被烟斗的烟雾环绕着，挖苦地问道：

“你‘霍姆’呀‘霍姆’的又有什么好？上帝决不会觉得它好些！上帝听你祷告的时候也许会想：任你怎么祷告，也是一文不值！”

“走开，列克谢！”外公对我怒喝道，绿眼睛闪闪发光。

彼得大叔很爱整洁；他走过院子时总要把路上的木片、瓦片、骨头踢到一边去，随后还骂一句：

“没用的东西，还挡道！”

他爱说话，乐呵呵的样子挺和善，但有时他的眼睛充满血丝，混浊而呆滞，就像死人似的。他常常坐在黑暗的角落里缩成一团，愁眉苦脸，像他的哑巴侄儿那样默不作声。

“彼得大叔，你怎么啦？”

“去去，”他闷声闷气地叱道。

我们这条街的一幢小屋里搬来一位老爷，额上长着个肉瘤子，他有一大怪癖：每逢节假日坐在窗口，用霰弹猎枪射击猫、狗、鸡和乌鸦，过路的人有不顺眼的他也打。有一天，他用小霰弹打中了“好事情”的肋部，幸好皮上衣没有射穿，几粒霰弹掉进了衣兜里。我记得，搭伙房客戴着眼镜仔细察看了那些发蓝的铅砂。外公劝他去告状，他把霰弹扔到厨房角落里，说：

“不值得。”

又有一次，外公腿上中了那射手的几粒铅子儿，他一怒之下向治安法官递了状子，并召集街上所有的受害者和证人，可是那位老爷突然不知去向。

后来，只要彼得大叔在家，一听到街上枪响，他就连忙把那顶过节戴的褪了色的宽檐帽戴到花白的头上，赶快跑出大门。他把双手抄在背后长袍底下，公鸡尾巴似的拱起来，挺胸凸肚，大模大样地从射手家前面的人行道上走过去；他走了一趟，又走回来，再走一趟。我们全宅的人都站在大门口观看，那个军人发青的脸也从窗口露出来，脸上面是他老婆的淡黄脑袋。别特连格家也走出来一些人，只有奥夫相尼科夫家那座死气沉沉的灰屋子里没有一个人露面。

有时，彼得大叔逛不出什么名堂，大约那位猎手不认为他是值得一射的野禽，但有时双筒猎枪一连发出两响：

“砰—砰！”

彼得大叔仍然不紧不慢地走到我们面前，非常满意地说：

“打到下襟了！”

有一次，霰弹击中了他的肩和颈部。外婆用针替他挑出来，一面责备道：

“你何苦纵容那个野蛮人？瞧他不把你眼珠子打出来！”

“那才不会呢，阿库林娜·伊万娜，”彼得轻蔑地说。“他算什么射手……”

“你干吗要任他胡来？”

“我哪儿是任他胡来，我是想逗逗这位老爷……”

他把挑出来的霰弹放在手心里细细察看，说：

“他算不上什么射手！从前塔季扬·列克谢夫娜伯爵夫人有个临时丈夫，她换丈夫就跟换仆人似的，我说的这个临时丈夫叫马蒙特·伊里奇，是个军人，他的枪法那才叫准！他，外婆，这个人只用独颗儿的子弹，不用别的！他让傻子伊格纳什卡远远站着，大约在四十步开外，傻子腰带上拴个瓶子，就吊在两条腿中间，伊格纳什卡叉开腿，在那儿傻笑。马蒙特·伊里奇举起手枪瞄准，砰！瓶子碎了。只有一次，伊格纳什卡被马蝇子什么的咬了一口，身子扭了一下，子弹打在了他膝盖上，正中膝盖骨！他们叫医生来，把那条腿砍断了事！截下的腿给埋掉了……”

“傻子怎么样了？”

“他没事儿。傻子用不着手和脚，光靠那份傻气就能吃饱肚子。傻瓜人人喜欢，愚蠢又不会得罪谁。俗话说：文书师爷会管人，傻子不会欺负人……”

外婆对这种故事不以为奇，她自己就能讲出几十个来，倒是我有点害怕了，就问彼得大叔：

“老爷会打死人吗？”

“怎么不会？会的。老爷还打死老爷呢。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家里来了个枪骑兵，他跟马蒙特吵了起来，两人马上拿起手枪，走到花园里，站在池塘边的小路上，那个枪骑兵砰的一枪打中了马蒙特的肝脏！结果马蒙特被送进了墓地，枪骑兵被流放到高加索，就算完了！这是他们自相残杀！要是打死个庄稼人什么的，简直就不值一提！如今的老爷不大顾惜人命了，庄稼人不再是他们的农奴，不像以前那样，打死了多少有点心疼，到底是自己的财产嘛！”

“就是从前，也不怎么心疼的，”外婆说。

彼得大叔同意道：

“这话也对：是他们的财产，可是不值钱……”

他对我挺亲热，跟我说话比跟大人说话更和气些，眼光也不躲躲闪闪，不过他身上有一种我不喜欢的东西。他请大伙吃他心爱的果酱时，把我的面包上抹得最多。他从城里给我捎来麦芽糖饼干和罂粟油渣饼；跟我谈话总是一本正经，细声慢气的。

“乖孩子，将来想做什么啊？想当兵还是当官？”

“当兵。”

“当兵好。如今当兵也不苦了。当牧师也不错，只要自己喊几声‘上帝保佑’就完事了！当牧师甚至比当兵还容易，要不就当个渔夫，那更容易了，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学问。干习惯了就行！……”

他形容钓鱼的情景很好玩：鱼在钓饵四周游来游去，那些鲈鱼、雅罗鱼、鳊鱼上钩后怎样挣扎等等。

“外公抽你的时候，你生气了吧，”他安慰我道。“乖孩子，千万不要生气，打你是教你学好，哪个小孩子不挨打！要说我那位女主人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她鞭打人是出了名的！她还专门养了一个打手，名叫赫里斯托福尔，是鞭打人的行家，邻近几个庄园的地主时常请伯爵夫人帮忙：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太太，把赫里斯托福尔借给我鞭打一下女仆人吧！她就借给他们。”

他不温不火、详详细细地对我讲述，伯爵夫人如何身穿白纱连衣裙，头戴天蓝色薄纱巾，如何坐在圆柱门廊里一把红色安乐椅上，赫里斯托福尔如何在她面前鞭打那些农夫和农妇。

“乖孩子，这个赫里斯托福尔虽说是梁赞人，长得倒像茨冈人和乌克兰人，他嘴唇上的胡子翘到了耳根，脸色铁青，下巴的胡子刮掉了。要么他是真傻，要么他是怕别人多问他话故意装傻。他有时在厨房里倒上一杯水，抓一只苍蝇，或者蟑螂、甲虫什么的，用树棍儿把它们按进水里，按上好久好久。再不然就从自己后脖领里抓出一只虱子，也放进杯子里淹死……”

诸如此类的故事我耳熟能详，听外婆和外公讲过许多了。它们虽是各式各样的，却奇怪地彼此相似：每个故事里都讲人怎样受折磨、受嘲弄、受压迫。这种故事我听腻了，不愿再听了，就请求马车夫：

“你讲别的吧！”

他把脸上的皱纹全部集中到嘴角上，然后又聚拢到眼睛下面，答应了我的请求：

“好吧，你这不知足的孩子，就讲个别的。从前在我们那儿有个厨子……”

“在谁那儿？”

“就是在塔季扬·列克谢夫娜伯爵夫人那儿。”

“为什么你叫她塔季扬？难道她是个男的吗？”[33]

他嘻嘻地笑了。

“她当然是一位太太，不过她长着小胡子，黑黑的小胡子。她祖上是黑种血统的德国人，就像黑人民族那样的。好了，刚才讲到厨子，乖孩子，这个故事很好笑……”

这个好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厨子把大馅饼做糟了，主人强迫他把整个大馅饼一下子吃完，厨子吃下去就病倒了。

我生气了：

“这一点也不好笑！”

“什么才好笑呢？你说！”

“不知道……”

“那就闭上你的嘴！”

于是他又编了一些枯燥无味的故事。

有时逢到过节，两个表哥前来做客，米哈伊尔的萨沙愁眉苦脸，懒懒散散；雅科夫的萨沙细心周到，见多识广。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屋顶上游逛，看见别特连格家院子里有一位穿绿色皮礼服的老爷；他坐在墙边劈柴堆上逗几只狗崽玩，发黄的小秃顶上没有戴帽子。这时一个表哥提议偷一只狗崽来，我们当即就设下了妙计：表哥们立刻跑到街上别特连格家大门口，我负责吓唬老爷，等他一被吓跑，他俩就冲进院子里抓小狗。

“怎么吓唬他呢？”

一个表哥建议：

“朝他秃头上吐口唾沫！”

朝人头上吐唾沫算什么大罪过呢？我好多次耳闻目睹的损人行为比这个可坏多了。不用说，我认真地执行了我担当的任务。

这一下闹翻了天，别特连格家一大队男男女女都跑到我们院子里来了，领头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军官。因为我干坏事时两个表哥正在大街上乖乖玩耍，对我的恶作剧自然推得一干二净，所以外公只把我狠揍了一顿，让别特连格一家子心满意足而回。

我挨打后躺在厨房里的炕板铺上，彼得大叔穿着过节的衣服乐呵呵地爬上来找我。

“乖孩子，你的主意可真妙！”他悄声说。“那头老山羊他活该，就得这样啐他们！再拿石头砸他的臭脑袋！”

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个老爷像小孩子似的光光的圆脸。我记得，他像小狗那样痛苦地轻声尖叫起来，伸出两只小手擦他那发黄的秃顶，我顿觉得羞愧难当，恨死两个表哥了。可是现在，我细望着马车夫这张皮肉纵横的脸，把那一切都忘记了：这张脸可怕又可厌地颤抖着，就跟外公打我时的脸一样。

“你走开！”我叫道，手脚并用地推开彼得。

他挤眉弄眼，嘻嘻笑着，爬下了板铺。

打那时起，我再也不想和他谈话了，我开始回避他，并怀疑地注意他的举动，心里有一种模糊的期待。

啐老爷的事平息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奥夫相尼科夫家那座静悄悄的屋子早就在吸引着我。我觉得，那灰屋子里面的人一定过着奇特、神秘的童话中的生活。

别特连格家的生活热闹又快活，那儿有好多漂亮的太太，有军官和大学生进进出出，那儿总是传来笑声、叫声、歌声和音乐声。他家屋子的外观就很悦目，玻璃窗亮堂堂的，看得见里面的红花绿叶争奇斗艳。可是外公不喜欢这一家。

“都是些异教徒，不信神的人，”他这样评论这一家人，并用脏话称呼这家的女人，有一次彼得大叔幸灾乐祸地向我解释那脏话的意思，简直不堪入耳。

肃静无声的奥夫相尼科夫家引起了外公的敬意。

这是一幢伸进院子里的高大平房，院子满地都是草皮，清洁而僻静，当中有一口水井，井棚支在两根小木柱上。这幢房子就像是从大街上退回来躲进院子里似的。它有三个狭窄的拱形窗户，离地面很高，窗上的玻璃模模糊糊，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彩虹。大门另一侧是座仓库，它的正面和宅屋完全一样，也有三个窗户，但都是假的：灰墙壁上只钉着三具窗框，扇格是用白漆描画的。瞎眼窗户看起来很不舒服，这座仓库也像在暗示：一家人想躲起来过隐居的生活。从整个宅园内，从空空的马厩和敞开着门、也是空空的板棚里，都透出一种安静和屈辱或安静和高傲的气息。

有时候，一个高个子老头儿在院中散步，他走路有点跛，脸刮得很光，雪白的小胡子一根根针似的翘着。有时候，另一个留络腮胡子的歪鼻子老头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马来。这匹长脸、窄胸、细腿的灰马走到院子里，就像一个谦恭的修女，对周围所有的东西不住地点头行礼。瘸腿老头儿用巴掌很响地拍拍马身，打个呼哨，大声地叹气，然后又把马藏到黑暗的马厩里去了。我觉得这老头儿仿佛想骑马离开这座屋子，但是他不行，他被魔法定住了。

几乎每天从中午到傍晚，有三个男孩在院子里玩耍。他们穿同样的灰色上衣和裤子，戴同样的帽子，都是圆脸蛋、灰眼睛，彼此十分相像，我只能按个子高矮区别他们。

我从围墙缝隙里观察他们，他们没有发现，我倒是希望让他们看见。我喜欢看他们和睦快乐地好好玩游戏，那种游戏是我没有玩过的；我喜欢他们的衣服；喜欢他们那样相互关心，特别是两个哥哥都很爱护那个活泼可笑而矮小的弟弟。要是他跌倒了，他俩就笑起来，像平时大家笑摔跤的人那样，但他们并不幸灾乐祸，而是马上去扶起他；要是弟弟弄脏了手或膝盖，他们就用手帕和牛蒡叶子擦干净他的手指头和裤子，那个二哥还和气地说：

“瞧你多笨！……”

他们之间从不吵架骂人，从不欺骗，三个人都灵活、有劲、不知疲倦。

有一次，我爬到树上，朝他们打了个呼哨，他们一听见呼哨声都原地站住了，然后不慌不忙走到一起，一面望望我，一面小声商量着什么事。我想他们要向我扔石子了，就溜下树来，把怀里和所有口袋里都揣满了石子，再爬回树上，可是他们已经到远远的一角去玩了，显然把我忘记了。这叫人扫兴，不过我也不愿意首先开仗。不多会儿，有人从气窗孔里喊他们：

“孩子们，回家啦！”

他们顺从地慢慢走回家去，就像三只鹅似的。

有好多次我坐在围墙上面的树上，等他们叫我一块儿玩，可是他们没有叫。我心里已经在想着跟他们玩了，有时想出了神，不觉大喊大笑起来。三兄弟一齐朝我看，悄悄说着什么话，我怪难为情的，就从树上下来了。

有一天，他们玩起捉迷藏来，轮到老二找人，他站在仓库拐角处，老老实实两手捂上眼睛，不偷看，那哥俩跑开躲起来。哥哥敏捷地钻到仓库棚子下一张大爬犁里，弟弟一时没了主意，可笑地在水井周围跑来跑去，不知道藏哪儿好。

“一，”哥哥喊道，“二……”

弟弟跳到井栏上，抓住绳子，两脚登进空吊桶里，那只桶在井栏护板上咚咚碰了几下，掉下去不见了。

我看见抹足油的辘轳在无声地飞转，顿时惊呆了，但马上明白了会发生什么事，一纵身跳进他们家院子里，大喊道：

“他掉到井里啦！……”

老二和我同时奔到井栏边，他死死抓住绳子，身体被向上带起来，手也勒痛了，幸好我及时截住了绳子，这当儿大哥也赶到了，帮我一起拉吊桶，他说：

“请你轻点拉！……”

我们迅速拉出了小弟弟，他也吓坏了。他的右手指头滴着血，脸颊上蹭出好些伤，齐腰以下都湿透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白里发青，眼睛瞪得老大却还在笑，他拖着长声说：

“我怎——么会——掉下——去了……”

“你发疯了，就这么回事，”二哥搂着他说，一边用手帕擦去他脸上的血迹；大哥皱起眉头道：

“走吧，反正也瞒不住……”

“你们会挨打吗？”我问。

他点点头，然后向我伸出手，说：

“你跑得真快！”

受到夸奖我很高兴，我还没来得及握他的手，他又对老二说：

“我们快走吧，他会受凉的！就说他摔了一跤，别提掉在井里了！”

“对，别提，”小弟表示同意，还在打哆嗦。“我摔到水坑里了，对吧？”

他们走了。

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我看了看我跳下来的那个树枝，它还在轻轻摇晃，一片黄叶飘然而下。

大约有一个星期三兄弟不曾到院子里来，后来他们又露面了，而且比先前玩得更热闹了。老大看见我在树上，亲热地喊道：

“到我们这儿来！”

我们钻到仓库棚下的旧爬犁里，在那儿彼此熟识，谈了很久的话。

“你们挨打了吗？”我问。

“挨了。”老大回答。

很难相信他们这样的孩子也像我一般挨打，真为他们不平。

“你干吗抓小鸟呀？”小三问道。

“它们叫得好听。”

“不，你不要抓它们，最好让它们自己去飞……”

“好吧，以后我不抓了！”

“不过你先抓一只送给我。”

“你要什么样的？”

“就是活蹦乱跳的，放在笼子里的。”

“你说的是黄雀。”

“猫会吃掉它的，”小三又说，“爸爸也不许玩。”

老大也说：

“爸爸不许玩……”

“你们有妈妈吧？”

“没有，”老大说，但老二更正他：“有，不过是另外一个，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妈妈不在了，她死了。”

“另外的妈妈就叫后娘。”我说。老大点点头：

“是的。”

三兄弟想起心事来，眼神都暗淡了。

我从外婆讲的故事里知道什么是后娘，所以他们的心思我是理解的。兄弟仨紧挨着坐在那儿，一模一样就像三只小鸡。我想起了骗取亲娘地位的巫婆后娘，就告诉他们尽管放心：

“亲娘一定会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老大耸了耸肩膀：

“她死了还能回来？这不会的……”

“不会？我的天，有多少死人复活啊，就是剁成八块的也能活过来，给他们洒上点活水就行了。许多人死不是真死，不是上帝的意旨，而是让巫师和巫婆弄成那样的！”

我开始起劲地给他们讲外婆的那些故事，老大先是不住地笑，小声说：

“这我们知道，这是童话……”

他的两个弟弟默默地听我讲，小三抿紧嘴唇绷着脸，老二把一只胳膊肘撑在膝盖上，身子向我探过来，另一只手钩着弟弟的脖子，不觉使他也弯下了腰。

天色已经很晚了，屋顶上面挂着几片红霞，这时那个小白胡子老头突然出现在我们近旁，他穿一件牧师式的棕色长袍，头戴毛茸茸的皮帽子。

“这是什么人？”他指着我问道。

老大站了起来，朝外公屋子那边点点头说：

“他是从那儿来的……”

“谁叫他来的？”

三个孩子立刻默默地钻出爬犁，回家去了，我又觉得他们像一队听话的鹅。

老头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拉着我从院子向大门口走去；我被他吓坏了，想哭，可是他大踏步走得很快，我还没有哭出来，就到了大街上。老头站在耳门里，伸出手指头吓唬我说：

“不许到我这儿来！”

我火了：

“我又不是来找你的，老鬼！”

他又用那只长手抓住了我，拉我走上人行道，一边走，一边问我话，他的声音就像小锤子在敲我的脑袋：

“你的外祖父在家吗？”

活该我倒霉，外公在家里。他站在吓人老头的面前，抬着头，撅着胡子，望着对方那双浑浊无光、像两戈比铜币似的圆眼睛，连忙解释道：

“他母亲出门在外，我又很忙，没有人来管他。请您原谅，上校！”

上校很响地吭哧一声，满屋子都听见，然后木桩似的转过身走了。过了一会儿，我被扔到停在院子里的彼得大叔的马车上。

“又倒霉了吧，乖孩子？”他在给马卸套，问我。“为什么挨的打？”

我告诉了他为什么，他一听就冒火了，狠狠地说：

“你跟他们交什么朋友？他们是少爷崽子，毒蛇秧子。你为他们挨了打！你倒要好好揍他们一顿，怕什么！”

他嘟哝了半天。我挨打后心里窝火，起先听他的话有些道理，但他那张皮肉纵横的脸在我面前颤抖，让我越来越讨厌，他的脸还使我想到：那三个男孩子也会挨打，而他们对我并没有错。

“不该打他们，他们都是好孩子，你净胡扯。”我说。

他瞅了瞅我，突然喝道：

“从车上滚下去！”

“你是傻瓜！”我跳到地上，对他喊。

他在院子里到处追我，就是抓不到，一边跑，一边拼命大叫：

“我是傻瓜？我胡扯？看我来收拾你……”

外婆走到厨房台阶上来，我向她跑过去，彼得就对她诉苦：

“这孩子真不让人活了！我年纪有他五倍大，可他竟敢骂我娘，什么都骂……骂我是骗子……”

别人当我面撒谎的时候，我会惊呆和发慌；这一次也如此，我不知所措了，但是外婆坚决地说：

“彼得，这就是你胡说了，他可没骂你下流话！”

若是外公，他就会相信马车夫的话。

从那天起，我俩之间开始了无言的恶战。他每每假装无意撞我一下，用缰绳蹭我，放飞我的鸟儿，有一次还把鸟儿喂了猫，一抓住机会就向外公告状，而且总是添枝加叶。我越来越感到，他也是和我一样的小孩子，不过装扮成老头儿罢了。我拆散彼得的树皮鞋子，不留痕迹地捻松、弄坏捆鞋绳，他穿上脚时，鞋就会断掉。有一次我在他帽子里撒了把胡椒面儿，害他打了整整一小时的喷嚏。总之，我想尽点子极力不让他占上风。节假日里，他整天都在机警地监视我，好几次我被他抓住了犯禁的把柄——跟隔壁小少爷来往，他就跑去向外公告密。

我和小少爷的交往仍在继续，我越来越乐此不疲了。在外公家院墙和奥夫相尼科夫家围墙之间，有小小隐蔽的一角，那儿长着榆树、椴树和茂密的接骨木树丛。我在接骨木下面的围墙上开了个半圆形的洞，三兄弟轮流或每次两个人来到洞边，我们或蹲或跪，悄悄地谈话。他们总有一个人望风，以防上校来了措手不及。

他们讲自己寂寞的生活，我听了心里很难过；讲我抓给他们的小鸟喂得怎样，讲了许多关于小孩子的事，但从来只字不提他们的继母和父亲，至少我不记得他们说过。他们多半只要我讲童话故事，我就认认真真把外婆的故事重复一遍，要是哪儿忘记了，就叫他们等一下，我跑去找外婆问问明白，而这总是令她很高兴的。

我对他们讲了许多我外婆的事。有一次那个大孩子深深叹了口气，说：

“大概所有的外婆都很好，从前我们也有个好外婆……”

他老是很伤感地说：从前这个，从前那个，好像他在世上已经活了一百岁，而不是十一岁。我记得，他的手掌窄窄的，手指细细的，他整个人长得很瘦弱，但眼睛非常明亮而温柔，就像教堂里长明灯的灯火。他的两个弟弟也很可爱，让人对他们信任放心，让你总想为他们做点高兴的事，不过我最喜欢他们的大哥。

每每我和他们聊得起劲时，不知道彼得大叔走了过来，他拉长声音一喊，把我们惊散了：

“又——在——这儿啦！”

我发现，彼得大叔那忧郁痴呆病越来越常犯了。我甚至能预先知道，他干活回来时心情怎么样：平时他开大门不慌不忙，门钮发出懒懒长长的吱吜声，要是马车夫情绪不佳，门钮便发出短促的尖叫，就像喊疼似的。

他的哑巴侄儿到乡下结婚去了。彼得独自住在马厩上矮小的破屋里，只有一个小小窗户，里面充满了霉皮子、焦油、汗和烟草的气味。我怕这股味儿，从来不进他的屋。现在他睡觉也不熄灯，这使外公很不高兴。

“彼得，当心烧掉我的屋子！”

“决不会的，你放心！夜晚睡觉我把灯放在水碗里，”他回答道，眼睛望着一边。

现在他的眼睛总爱望着旁边，他早已不参加外婆的晚会了，也不再请人吃果酱。他的脸干瘦了，皱纹更深了，他走路摇摇晃晃，两只脚划桨似的，就像一个病人。

有一天，是平常的日子，夜里下了场大雪，清早起来我跟外公在院子里铲积雪，突然小门的门闩咔哒一响，声音很大，跟平时不一样，只见一个警察走进院子里来，他向后一靠掩好门，伸出一根灰色的粗手指，朝外公勾了勾。外公走了过去，警察低下头跟他嘀咕什么事情，警察的大鼻子就像鸟嘴在啄他的额头，只听他急忙回答说：

“是这儿！什么时候？让我想想……”

外公突然可笑地跳了一下，喊道：

“不会吧，真的吗？”

“小点儿声，”警察严厉地说。

外公回头看见了我。

“收拾铲子回屋去！”

我躲在角落里，而他们向马车夫的小屋走去，警察脱下右手的手套，在左手掌上拍打着，说：

“他心里明白，马也不要了，自己藏了起来……”

我跑进厨房，把看到听到的都告诉了外婆。她正在发面桶里揉面做面包，她的头一颠一颠的，头发上落了好些面粉。外婆听完我的话，不慌不忙地说：

“他总是偷了什么东西……玩去吧，不关你的事！”

我又蹿回院子里，看见外公正站在小门边，脱掉帽子，望着天上画十字。他满脸怒气，头发竖起，一条腿哆嗦着。

“我说过了，回屋去！”他一跺脚，对我喝道。

他自己也随我回到屋里，一进厨房就叫外婆：

“孩子他娘，你过来！”

他们走到隔壁房里，在那儿说了半天的悄悄话，后来外婆又回到厨房，我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你害怕什么呀？”

“闭嘴，知道吧，”她轻声说。

这一整天阖家不宁，担惊受怕。外公和外婆不时担心地交换眼色，低声说几句别人听不懂的话，弄得家里的气氛更加惶惶不安。

“孩子他娘，你把各处的长明灯都点上。”外公咳嗽着，吩咐道。

大家都不想吃中饭，胡乱吞了几口了事，仿佛在等候什么人。外公疲倦地嘟着腮帮子，清着嗓子，唠叨道：

“魔鬼比人更有力量！表面上好像很虔诚，是个教徒。可是你瞧瞧，啊？”

外婆叹着气。

银灰色的昏暗的冬日，令人难耐地慢慢消逝着，家里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闷不安了。

傍晚时来了个警察，不是原先的那个，红头发，很胖，他坐在厨房的长凳上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不时发出轻轻的鼾声，外婆问他：“你们是怎么查出来的？”他停了一会儿，粗声粗气地答道：

“我们都能查出来，你放心！”

我记得，当时我正坐在窗口，嘴里衔着一枚古铜币，我要把打败蛇怪的常胜将格奥尔吉的铜像焐热，然后印到结冰的玻璃窗上。

过道里突然传来了咚咚的响声，厨房的门大开了，彼得罗夫娜站在门口震耳欲聋地喊道：

“快去看啊，你们屋子后面是什么！”

她一见警察，回身又往过道里跑，但是警察一把抓住她的裙子，也吓人似的大喊起来：

“站住！你是什么人？去看什么？”

她在门槛上绊了一下，跪倒在地，又哭又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去挤牛奶，看见卡希林家花园里像是有一只靴子！”

外公顿时勃然大怒，跺脚吼道：

“胡说，你这傻瓜！花园里你什么也看不到，围墙那么高，墙上又没有缝，你净胡说八道！我们那儿什么也没有！”

“老爷子哟！”彼得罗夫娜叫苦连天，向他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抓住自己的脑袋。“好好好，老爷子，算我胡说八道！我走着走着，看见一行脚印通到你家围墙边，有个地方的雪被人踩实了，我从围墙上面朝里一望，看见他就躺在那儿……”

“谁——？！”

这一声叫喊拖得很长，一点儿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大家突然都像发了疯似的，你推我挤冲出厨房，直奔花园而去。土坑里软绵绵铺盖着一层积雪，彼得大叔就躺在那儿，背靠着火烧木，脑袋低垂在胸前。在他的右耳下有一道通红的、很深的裂口，就像一张嘴，几块灰蓝色的牙齿似的东西从里面翘出来。我吓得闭上了眼睛，从睫毛缝里看见他膝盖上摆着那把我熟悉的马具刀，刀旁边是他的右手，手指弯曲发黑，左手离得很远，埋在雪里面。马车夫身下的雪融化了，他那瘦小的身体深深陷进绒毛般柔软的白雪里，更像一个小孩子。他右边雪地上有一圈奇异的红色花纹，形状像只鸟，左边的雪地没有碰过，光溜溜的，亮得晃眼。他垂着头，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下巴抵着胸口，压乱了浓密拳曲的大胡子，裸露的胸脯上戴着大铜十字架，几道血流已经凝固了。嘈杂的人声吵得我头昏脑涨。彼得罗夫娜在不停地叫喊；警察也在叫，他要瓦列伊到什么地方去；外公喊道：

“不要踩掉足迹！”

外公忽然皱起眉头，眼睛望着脚下，威严地大声对警察说：

“你别叫了，老总！这是上帝的事情，让上帝来审判吧，你说的净是些废话，唉，你们呀！”

大家马上静了下来，都去盯住死者看，有的画十字，有的叹气。

这时，一些不知是什么人从院子里跑进花园，他们翻过彼得罗夫娜家的围墙，跌跌撞撞，弄出咕咕噜噜的声音，不过并没有打破周围的安静，外公朝四下看了一眼，就伤心地大叫起来：

“街坊们，你们把马林果都踩坏啦，你们不难为情吗！”

外婆拉着我的手，抽噎着，带我回家……

“他干了什么啦？”我问道。外婆说：

“难道你没看见……”

整个晚上直到深夜，厨房里和隔壁房里都挤满了大呼小叫的陌生人。警察在发号施令；一个助祭模样的人在写着什么，他问别人话就像鸭子叫似的：

“啥？啥？”

外婆在厨房里请大家喝茶。桌边坐着一个麻脸、胖乎乎、留小胡子的人，他用尖溜溜的嗓音讲道：

“他的真实姓名不知道，只查到他是耶拉季马人氏。那个哑巴一点也不哑，他全招了。还有第三个同伙，也招供了。他们很早就开始抢劫教堂，他们主要靠的是这一手……”

“啊，上帝！”彼得罗夫娜叹息着，她满脸通红，满脸是泪。

我躺在板铺上望着下面的人，只觉得他们一个个又肥又矮，样子可怕……

十

有一天，是星期六，大清早我就到彼得罗夫娜家菜园里捉红肚灰雀。等了老半天，那些神气十足的红胸脯小鸟就是不肯进套。它们漂亮逗人，在结了冰的银光闪亮的雪地上走来走去，真是好玩。它们又飞到裹着厚霜的灌木枝上，就像一朵朵鲜花翘摇在枝头，抖下一阵阵青莹莹的雪花。这多好看啊，就是打猎不成也不会懊恼。我不是一个十足的猎人，我总是更喜欢打猎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我爱观察小鸟怎样生活，心里想着它们。

一个人坐在白雪覆盖的田野边很是惬意，听着鸟雀在冬日晶莹的寂静中啾啾鸣叫，远处什么地方，一辆三套马车飞驰而过，车铃丁零零地响着——这是俄罗斯冬天的云雀在唱着忧郁的歌……

我在雪地上打了个寒颤，感到耳朵冻得生疼，就收拾起鸟套和笼子，翻过围墙到了外公的花园，然后回家。临街的大门敞开着，一个高大的乡下人正从院子里牵出套着一辆带篷大爬犁的三匹马，马身上热气腾腾，乡下人快活地吹着口哨。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

“你送谁来了？”

他转过身来，手搭凉棚瞅了我一眼，跳到车座上，说道：

“牧师！”

这和我没有关系；既然是牧师，他大概是来找那些房客的。

“嗨，我的小鸡崽！”乡下人吆喝起来，打着呼哨，一抖缰绳催动了马，寂静中顿时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三匹马一齐奔向田野，我目送它们去远了才关上大门。当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厨房时，从隔壁屋里传来了母亲有力的嗓音，听见她清清楚楚地说：

“现在怎么办，要打死我吗？”

我来不及脱衣服，把鸟笼一扔就窜进过道里，不巧跟外公撞了个满怀。他抓住我的肩膀，目光凶狠地瞅瞅我的脸，使劲咽了口唾沫，声音嘶哑地说：

“你娘来了，去吧！站住……”他摇了我一下，差点没把我摔倒，然后向房门口一推：“去吧，去吧……”

我一头撞到包着毡子和漆布的门上，因为冷和激动，两手直打哆嗦，好半天摸不到门把手，后来终于轻轻地打开了门，我站在门口惊呆了。

“他来了，”母亲说。“我的天啊，都长这么大了！怎么，不认得我啦？瞧你们给他穿的，真是……他的耳朵都冻白了！娘，快拿些鹅油来……”

她站在房间当中，向我弯下腰，脱去我身上的衣服，把我像皮球似的转来转去。她那高大的身躯裹着一件像乡下人穿的长袍子那样宽大、又软又厚的红衣服，黑色的大纽扣从肩膀一溜儿斜扣到下襟上，这种衣服我从来没见过。

我觉得她的脸比先前小了些，也白了些，眼睛变大了，深陷了，头发更加金黄了。她把我的衣服脱下来扔到门口，厌恶地撇起深红色的嘴唇，始终用命令的口气跟我说话：

“为什么不吭声？你高兴吗？嘿，瞧这衬衫脏的……”

后来她用鹅油为我擦耳朵；挺疼的，但是她身上有一股清新好闻的气味，减轻了我的疼痛。我偎依在她身上，望着她的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在听她说话的时候，还听见外婆在低声不高兴地说：

“他很任性，一点也不听话了，连外公都不怕……唉，瓦里娅，瓦里娅……”

“好了，别诉苦了，娘，会好的！”

和母亲相比，周围的一切都是渺小的、可怜的和衰老的，我也感到自己像外公那样老了。她把我紧紧夹在两膝间，用她那只挺沉又挺暖和的手抚摩我的头发，说：

“该剃头了。也该上学了。你想念书吗？”

“我已经会了。”

“还得再念一点儿。嘿，你长得可真结实，是吧？”

她发出低沉的暖人的笑声，一面逗着我玩。

外公进来了，他脸色苍白，毛发竖立，眼睛布满血丝，母亲一抬手推开了我，大声问道：

“怎么样，爹？要我走吗？”

他站在窗户边，用指甲抠玻璃上结的冰，久久不说话，周围的气氛变得紧张又吓人。平时每逢这种紧张时刻，我的全身像是长出了眼睛和耳朵，胸腔奇怪地扩大了，我真想大叫一声。

“列克谢，出去！”外公闷声闷气地说。

“为什么？”母亲问，又把我拉到她身边。

“你哪儿也不许走，我禁止……”

母亲站起来，像一朵红霞在房中飘移，走到外公背后站住了。

“爹，你听我说……”

他扭转身，对她尖叫道：

“住嘴！”

“我不许你对我吼叫，”母亲轻声说。

外婆从沙发上站起来，伸出指头吓唬她：

“瓦尔瓦拉！”

外公坐到椅子上，喃喃地说：

“等一等，我是谁？啊？你敢这样？”

他突然咆哮起来，嗓音都变了：

“你让我丢人现眼，瓦丽卡[34]！……”

“你出去，”外婆命令我。

我沮丧地来到厨房，爬上炉炕，在那儿听了很久。他们在隔壁房里有时一齐讲话，互相打断，有时都不说话，好像突然睡着了。他们在谈论母亲生的一个小孩，她把他送给别人了。我不明白外公为什么生气，是因为母亲没问他一声就生了小孩，还是因为她没把小孩给他带回来呢？

后来外公也到厨房里来了，他头发蓬乱，满脸通红，一副疲倦的样子。外婆跟在他后面，用衣襟擦着脸上的泪水。他坐到长凳上，两手撑着凳面，弓着腰，咬紧灰白的嘴唇，身子还在哆嗦。外婆在他面前跪下来，声音很轻，然而很热切地说：

“孩子他爹，看在基督分上，你就宽恕她吧，宽恕吧！不光我们这种人家会出差错，那些老爷、商人家里就不出这种事啦？她是个女人，再瞧瞧她那模样儿！宽恕她吧，有谁没犯过戒条啊……”

外公往墙上一靠，望着她的脸，带着苦笑和哽咽声嘟囔道：

“是啊，当然啦！还用说吗？你不宽恕谁？你宽恕一切人，是啊，唉，你们呀……”

他向她俯下身来，抓住她的肩膀，摇晃着她，一面很快地小声说：

“恐怕上帝丝毫也不肯宽恕，是不是？快进坟墓的人了，上帝还来惩罚我们，临死前都不得安生，没有快乐，不会有了！你记住我的话：我俩将来要讨饭饿死的，讨饭饿死！”

外婆握住他的双手，坐到他身边，满不在乎地轻声笑起来。

“这有什么大不了！瞧把你吓的，不就是讨饭吗！讨饭就讨饭。你在家里坐着，让我出去讨，人家总会施舍一点，我们不会挨饿的！你什么都别操心了！”

他扑哧一笑，像山羊似的转过脖子，搂住外婆的头颈，紧紧贴着她，他显得那样瘦小而疲惫，只听他呜呜咽咽地说：

“唉，傻瓜，你这有福的傻瓜，我最后的亲人！你这个傻瓜什么都不可惜，你什么都不明白啊！你回想一下，难道我俩没有干过活受过累？难道我没有为他们造过孽？到如今，哪怕，哪怕只稍微……”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满腔热泪夺眶而出，我从炕炉上跳下来，哭着向他们扑过去。我哭，是因为高兴，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谈话，是因为替他们伤心，是因为母亲回来了，是因为他们平等地让我和他们一同哭泣——他俩紧紧拥抱着我，泪水纷纷滴下来，外公凑在我耳朵边和眼睛上悄声说：

“嘿，你这小鬼，你也在这儿！现在你娘来了，你跟她去吧，不要外公这个老鬼了，是不是？也不要外婆来护你惯你了？唉，你们呀……”

外公一张手推开我们，站起身，生气地大声说：

“都走了，一家子弄得四分五裂……好，你把她叫过来吧！快点……”

外婆从厨房里走出去；外公低下头，对着角落里说：

“最仁慈的上帝啊，你看，你都看见了吧！”

他用拳头使劲地把胸脯捶得咚咚响。我不喜欢他这样，根本不喜欢他对上帝说话时老像在夸口的样子。

母亲走了进来，她的红衣服把厨房里映得更亮堂了。她坐在桌旁的长凳上，外公和外婆坐在她两边，她那宽宽的衣袖搭在他俩的肩膀上。她严肃地低声讲着什么事情，他俩默默地听着，不打断她的话。这时他俩都变成了小孩子，她倒像是他们的母亲了。

这一番激动弄得我疲倦了，我在板铺上酣然睡去。

晚上，老两口穿上过节的衣服去参加彻夜祈祷，外婆快活地向外公挤挤眼睛。外公身穿行会头儿的制服，头戴浣熊皮帽，下面是一条散腿裤子。外婆对母亲说：

“瞧你爹这模样，就像一只干干净净的小羊羔！”

母亲乐得咯咯笑起来。

我跟母亲一起留在她的房间里。她盘腿坐在长沙发上，用巴掌拍拍身边的地方，说：

“到我这儿来！说，你过得怎么样，不好，是不是？”

我过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外公打你吗？”

“现在不怎么打了。”

“是吗？你想告诉我什么就说吧，嗯？”

我不想说外公，就告诉她，在这间屋子里住过一个很可爱的人，可是谁也不喜欢他，外公就不让他住在这儿了。看来母亲不喜欢这个故事，她说：

“还有什么呢？”

我讲了三个男孩子的事，讲上校怎样把我从院子里赶出来。母亲紧紧搂住了我。

“那个坏蛋……”

她不说话了，眯起眼睛，望着地上，只是摇头。我问她：

“外公干吗要生你的气？”

“我对不起他。”

“你把小孩给他带回来就好了……”

她向后一仰，皱起眉头，咬住嘴唇，抱紧了我，突然哈哈大笑。

“嗨，你这丑八怪！不许你说这件事，听见吗？不许说，也不许想！”

她说了很久的话，声音很低，语气严厉，但我一点也听不懂。后来她站起身，在屋里走来走去，用指头弹着下巴，不时扬一扬她那双浓眉。

桌上点着一根脂油蜡烛，流着烛泪，映照在空空的镜子里，地板上爬着些灰暗的影子，荧荧的神灯照着屋角里的圣像，结冰的窗户上镀了一层银白的月光。母亲抬眼四望，好像在光光的墙壁和天花板上寻找什么东西。

“你什么时候睡觉？”

“再等一会儿。”

“对了，你白天睡过了，”她想起来，叹了口气。我问她：

“你想走吗？”

“到哪儿去？”她惊奇地应道，抬起我的头，对我脸上注视了很久很久，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你怎么啦？”

“脖子疼。”

我的心也在疼，我马上感到，母亲不会住在这个家里，她要走的。

“将来你像你爹，”她说，顺脚把毡垫子踢到一边去。“外婆对你说到过他吗？”

“说到过。”

“她很喜欢马克西姆，很喜欢！他也很喜欢她……”

“我知道。”

母亲看着蜡烛，皱起眉，把它弄灭了，说：

“这样好些！”

房间里确实变得清爽些，灰暗的影子不再乱爬了，地板上投下一些淡蓝色的光点，玻璃窗上闪着耀眼的金星。

“你都住在哪些地方？”

她仿佛在回忆遗忘已久的事情，报出几个城市的名字，一面继续在房里无声地走着，就像老鹰在空中盘旋。

“你从哪儿弄来这件衣服？”

“自己做的。我什么都自己做。”

母亲不像任何别的人，这让我高兴，但她的话很少，你不问她，她就干脆不说话，这又让我难过。

后来她又挨着我坐到沙发上来，我俩偎得很紧，默默无言地坐着，一直坐到外公外婆从教堂里回来。他们满身都是蜡烛和神香的气味，神态显得庄重安详，和蔼可亲。

晚饭吃得像过节一样，大家都守规矩，席间说话很少也很谨慎，仿佛生怕把哪个没有睡熟的人吵醒了似的。

过了不久，母亲开始下力气教我“世俗的”文字。她买了几册书，其中一本是《国语》，我照它学了几天，好不容易会读世俗的书了。可是母亲马上就要我背诵诗歌，从此我们相互间的烦恼就开始了。

一首诗如下：

一条大路直又长，

上帝让你多宽敞，

不用锹和斧来平，

马蹄下柔软尘土扬。

我把“宽敞”念成“平常”，把“平”念成“劈”，把“马蹄下”念成“马蹄的”。

“你想一想，”母亲教训道，“怎么会念成‘平常’了？你这坏东西！是‘宽敞’，懂不懂？”

我懂，可还是要念成“平常”，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她生气了，说我糊涂又固执，我听了很觉委屈，就加倍努力地熟记这首该死的诗，把它默诵得一字不差，可是一念出声来还是照样出错。我恨死这些难以捉摸的诗句了，一气之下就故意歪曲它们，把一些音节相近的词莫名其妙地拼凑成诗行，这种狗屁不通的魔术诗倒很称我的心意。

可是开这个玩笑不是没有代价的。有一次，母亲刚给我好好上了一课，她问我那首诗到底背熟了没有，我竟不由自主地咕哝道：

一条路，两只角，奶渣子，便宜货，

马蹄的，牧师们，洗衣盆……

等我醒悟过来为时已晚：母亲两手撑着桌面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自己也傻了眼。

“不，你说？”

“没什么。”

“什么叫没什么？”

“为了好笑。”

“到壁角去！”

“为什么？”

她声音不高，但很威严地重复道：

“到壁角去！”

“哪个壁角？”

她没有回答，只是盯着我的脸看，我压根儿给弄糊涂了，不明白她究竟要干什么。在供圣像那个壁角里摆着一张小圆桌，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香花和香草，都已枯萎了。另一个前壁角里放着一口箱子，上面盖着地毯。后壁角里是床铺。再没有第四个壁角了，因为这间房子的门框就顶在墙壁上。

“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说，实在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坐了下来，沉默片刻，擦了擦额头和脸颊，然后问我：

“外公叫你立过壁角吗？”

“什么时候？”

“平时，任何时候！”她叫了起来，用巴掌拍了两下桌子。

“没有。我不记得。”

“立壁角是一种处罚，你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要处罚？”

她叹了口气。

“唉！你过来。”

我走了过去，问她：

“你干吗嚷我？”

“你干吗故意念错诗呢？”

我尽量向她解释说，我一闭上眼睛，就记得书上印的那首诗，可是一出声念，就冒出别的字来了。

“你是装的吧？”

我回答不是，但马上又想：“我也许是装的吧？”于是我忽然不慌不忙把那首诗一字不差地念了出来，这使我很吃惊，也令我无地自容。

我感到我的脸好像忽然肿了起来，耳朵充血发重，脑袋里讨厌地嗡嗡响，我站在母亲面前，羞愧极了，泪眼模糊地看见她悲伤地沉下脸来，双唇紧闭，眉头紧锁。

“怎么会这样？”她问道，声音都变了。“这么说，你是假装的了？”

“不知道。我不想……”

“你真难办，”她低下头说。“去吧！”

她要我背诵的诗日渐多了，而我的记性越来越难承受那些整整齐齐的诗行，我心里有一种越来越难克制的强烈愿望，要找一些别的字眼来改掉那些诗，把它们变成歪诗。这对我毫不困难，许多字眼蜂拥而至，很快就把书本上刻板的诗句弄混了。常常是，我面对书中整整一行诗却视而不见，无论怎样认真努力地捕捉它，总不能把它印入我的记忆。有一首悲伤的诗，好像是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写的，弄得我苦不堪言。

不论清早还是黄昏，

许多鳏寡孤独和老人，

发出哀哀乞讨之声。

原诗有四行，第三行是：

挎着饭袋走过窗下，

这行诗我每次背诵时都要漏掉。母亲气得把我干的好事告诉了外公。他阴郁地说：

“他淘气！他有记性，祈祷词记得比我还要牢。他在撒谎，他的记性就像块石头，刻上点什么，牢着呢！你抽他一顿就好了！”

外婆也揭我的短：

“童话他记得，歌也记得，歌不是跟诗一样的吗？”

他们说得都对，我也感到内疚，无奈只要我一开始学诗，就有许多别的字眼像蟑螂似的不知从哪儿爬了出来，居然也能排列成诗行。

就在咱家的大门口，

有许多孤儿和老头，

他们哀叫乞讨四处走，

讨来面包卖给彼得罗夫娜，

让她拿去喂奶牛，

他们就在山沟里喝烧酒。

夜晚我跟外婆躺在板铺上，我把书上学的和自己编的不厌其烦地说给她听。有时引得她哈哈大笑，但通常她总是责备我。

“你瞧，现在你学会了！你可别笑话那些要饭花子，上帝保佑他们！基督就要过饭，所有的圣徒都要过饭……”

我又咕哝出几句来：

我不爱乞丐，

也不爱外公，

这有什么办法？

上帝饶恕我吧！

外公成天净找碴，

他要把我打……

“你说什么，烂掉你的舌头！”外婆生气了。“外公听见你这些话怎么办？”

“让他听见好了！”

“你不该调皮捣蛋，惹你娘生气！你不烦她，她就够不容易的了，”外婆若有所思地婉言劝我。

“她为什么不容易？”

“闭嘴，听见吧！你不懂……”

“我知道，是外公要她……”

“我说，你给我闭嘴！”

我的日子不好过，我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不知为什么我想掩饰这种感觉，就满不在乎，调皮捣蛋。母亲上课的内容越来越多和难懂了。我学算术并不费劲，可是到现在我还不会写字，对语法也一窍不通。最使我苦闷的是，我看到和感觉到，母亲在外公家里过得很痛苦；她越来越愁眉不展，用陌生人的眼光看着所有的人，时常老半天默默坐在朝花园的窗户边，整个人都好像褪了颜色。刚回来那些天，她手脚麻利，人很精神，可是现在，她眼睛下露出了黑圈，好几天都不梳头，衣服皱巴巴的，上衣也不扣，这使她变得难看了，也伤了我的心，因为母亲应该永远是漂亮的、严厉的、穿得干干净净的，比所有的人都强！

上课时，她那深陷的眼睛越过我望着墙壁和窗户，向我发问时声音显得很疲倦，常常忘记了回答，越来越爱发脾气和喊叫，这也使我难过，因为母亲应该比所有的人都公正，就像童话里说的那样。

有时我问她：

“你跟我们在一起不舒服吗？”

她没好气地答道：

“做你自己的事吧。”

我还发现，外公在准备干一件什么事情，让外婆和母亲都很害怕。他时常到母亲房里，关上门，在那儿发牢骚，发出尖叫声，就像歪膀子牧人尼卡诺尔在吹他那支难听的木笛似的。有一次，也是像这样的谈话，母亲大声嚷得满屋都听见：

“这办不到，不行！”

房门砰的一声带上了，外公吼叫起来。

那是在晚上，外婆正坐在厨房桌边给外公缝衬衫，一面自言自语咕哝着什么。门响之后，她侧耳听了听，说：

“她去找那些房客了，天哪！”

外公突然窜进厨房里来，跑到外婆跟前，照她头上打了一下，他甩着打疼的手，恶狠狠地低声说：

“老妖婆，不该说的你别多嘴！”

“你这老傻瓜，”外婆平静地说，理理被打歪了的头巾。“我偏不闭嘴，偏要说！你打的那些主意，只要让我知道了，我随时都会告诉她……”

他向她扑过去，拳头敲鼓点似的落到她的大脑袋上，外婆既不避让也不推挡，只是说：

“你打，你打，傻瓜！来，让你打！”

我从板铺上朝他们扔枕头、毯子，从炉炕上扔靴子，可是暴跳如雷的外公没有在意这些，外婆倒在地上，他踢她的头，最后他自己也绊倒了，还打翻了一桶水。他霍地站起来，啐着口水，嗤着鼻子，恶狠狠地朝四下里望望，跑回他阁楼上的房里去了。外婆站起身，呻吟着坐到长凳上，动手梳理蓬乱的头发。我从板铺上跳下来，她生气地对我说：

“把枕头和这些都收拾起来，放回炉炕上去！亏你想得出来扔枕头！这是你管的事吗？那老鬼真是发疯了，傻瓜！”

她忽然哎哟了一声，皱着眉，低下头叫我：

“过来瞧瞧，这儿怎么疼啊？”

我扒开她厚厚的头发，看见一根发针深深扎进了她的头皮里，我把它拔出来，又找到第二根，我的手指发麻了。

“我还是叫娘来吧，我害怕！”

她摇摇手，说：

“你怎么啦？你敢去叫！谢天谢地，没让她听见看见，你还要叫她！好了，你滚开！”

她自己用她那织花边的灵巧手指在又厚又黑的头发里摸索起来。我鼓足勇气协助她又从头皮下拔出两根扎弯了的粗发针。

“你疼吗？”

“不要紧，明天把澡堂生起火，洗一洗就好了。”

她又用好话央求我：

“好乖乖，你别告诉你娘，说他打我了，听见吗？我俩本来就是死对头了。你答应不说吧？”

“不说。”

“你可要记住了！来吧，咱们把这儿收拾干净。我的脸没打破吧？好，这样丝毫不露痕迹……”

她开始擦地板，我对她说了句心里话：

“你就跟圣徒一样，受了许多苦，可是不在乎！”

“说什么蠢话？圣徒……真会找地方说蠢话！”

她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地擦着，唠叨了好半天，我坐在炉炕台阶上，寻思着怎样替她找外公报仇。

他第一次当着我面如此卑劣和可怕地殴打外婆。现在我眼前的黑暗中，浮现出他那张涨得血红的脸，飘动着他的红头发，我心中充满了火辣辣的屈辱感，怨自己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办法来报复他。

过了两天，我不知为什么事到阁楼上去找外公，看见他坐在地板上，面前放着一个打开的小匣子，他正在整理里面的文件。椅子上放着他心爱的教堂日历——十二页灰色厚纸上按月日划分成一个个方格，每一格里都有当天纪念的所有圣徒的画像。这本教历是外公的宝贝，只有当他难得对我特别满意的时候才准我看上一眼。我每一次都怀着异样的感觉，仔细观赏这些挨得紧紧的可爱的小圣像。我知道其中一些圣徒的传记，例如基里克和乌利塔的、苦难圣徒瓦尔瓦拉的、潘捷列伊蒙的等等，我还特别喜欢神痴阿列克谢的凄惨传记和关于他的美妙诗歌，外婆常给我念这些诗歌，使我很受感动。当你望着好几百个这样的圣人时，你会暗自感到安慰，因为从来就是有人要受苦受难的。

然而今天我决心剪掉这本教历。我趁外公到窗口去看一张印有老鹰标记的蓝色文件时，抓过几页教历就飞奔下楼，从外婆桌子里掏出剪刀，爬上板铺，动手剪那些圣徒的头。我剪掉一排脑袋后，有些可惜那教历了，就顺着方格子的边线剪下去，刚要剪完第二行时，外公来了，他跨上炉阶，问道：

“谁让你拿教历的？”

他看见满铺的方纸块，抓起一把凑到脸前看了看，扔掉后又抓起一把，他下颏扭歪了，胡须颤抖着，呼呼直喘粗气，把小纸块都吹到地上去了。

“你干的什么好事？”他终于吼叫起来，抓住我的腿使劲一拉，我在空中翻了个身，被外婆抱住了，外公用拳头打她，打我，尖声喊着：

“我打死你们！”

母亲来了，我跑到炉炕边的角落里，她用身体挡着我，把外公在她脸旁挥舞的手抓住和推开，说：

“这像什么样子？冷静点！……”

外公往窗户下的长凳上一躺，号叫着：

“你们要了我的命啦！人人都来反对我，啊……”

“您不害臊吗？”母亲低声道。“您干吗老是装模作样呢？”

外公边叫边在长凳上跺脚，胡子可笑地撅向天花板，眼睛闭得紧紧的。我也觉得，他被母亲说得不好意思了，他确实在装模作样，所以才把眼睛闭上。

“我把这些方块粘到白布上，会更好，更牢的，”母亲察看着纸页和剪下来的碎块，说，“您瞧，都弄皱了，折了，散了……”

她和他说话，就像我上课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跟我说话那样。外公突然一骨碌爬起来，认真其事地理理衬衫和背心，吐了口痰，说：

“今天就要粘好！我把剩下的几页给你拿来……”

他向门口走去，可是到门槛边又回过身来，用弯曲的指头指着我说：

“得揍他一顿！”

“该揍，”母亲同意道，俯下身来问我：“你干吗要做这种事？”

“我是故意的。叫他不敢再打外婆，不然我就剪掉他的大胡子……”

外婆脱下撕破的上衣，摇头责备道：

“你答应过不说的！”

她朝地下啐了一口：

“让你的舌头肿起来，不能动也不能卷！”

母亲看看她，在厨房里走了一圈，又来到我跟前。

“他什么时候打她的？”

“瓦尔瓦拉，你好意思问吗，关你什么事？”外婆生气道。

母亲拥抱了她。

“唉，娘，我亲爱的……”

“娘啊娘的！走开点……”

她们互相看了一眼，不再说话，这时过道里传来外公咚咚的脚步声，她俩就分开了。

母亲回来最初几天，就跟快活的女房客——军人的妻子交了朋友，几乎每晚都要到前屋去，别特连格家那些漂亮的太太军官们也常到那里去。外公不高兴了，不止一次在厨房吃晚饭的时候，他用勺子做个威吓手势，埋怨道：

“该死的，又凑到一块儿了！直到明天早晨都不让人睡觉了！”

过了不久，他请房客们都把房子腾了出来。等他们搬走后，他从哪儿运来了两大车各式各样的家具，摆在前屋里，用一把大挂锁把门锁上了。

“我们不需要房客，我自己还要会客呢！”

于是每逢节日就有人来做客。常来的有外婆的妹妹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是个大鼻子、爱嚷嚷的洗衣妇，穿一件条纹绸的衣服，戴金黄色头巾，同来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瓦西里，是绘图员，长长的头发，快活而善良，穿一套灰色衣裤；另一个叫维克托，衣着花哨，长着马一样的脑袋，窄窄的脸上满是雀斑，刚进过道脱套鞋，他就像木偶戏小丑那样尖声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这令我十分惊骇。

雅科夫舅舅带着吉他来了，还领来一位独眼秃顶的钟表匠，这人穿着挺长的黑色常礼服，不声不响，像个修道士。他老是坐在角落里，歪着头，面带微笑，把一根手指杵在剃得光光的双下颏里，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支住他的头。他脸色阴沉，独眼看人显得格外专注。这人很少说话，常常只重复同样的一句：

“不劳您驾，一样一样，先生……”

我第一次看到他时，忽然想起了很早还住在新街那会儿见过的一个人。有一天，大门外传来了低沉的令人不安的鼓声，一辆高高的黑色大车在士兵和人群的簇拥下，从监狱经过大街向广场驶去。大车长凳上坐着一个戴圆毡帽的个头不大的男人，他被镣铐锁着，胸口挂着一块写有白色大字的黑牌子，他低着头，好像在念牌子上的字，身体摇摇晃晃，镣铐当啷地响着。母亲对钟表匠介绍说：“这是我儿子。”我吓得从他身边退开，把手藏了起来。

“不劳您驾，”他说，整个嘴巴可怕地向右耳根咧了过去，同时一把抓住我的腰带，拉到他跟前，轻快地把我转了一圈，松开手称赞道：

“不错，这孩子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那张大得可心睡觉的皮沙发椅上，外公总夸口说，这是格鲁吉亚公爵的座椅。我坐在上面观察大人们那些乏味的娱乐，观察钟表匠脸上那种奇特可疑的变化。他的脸油腻而松弛，仿佛在融化，在流油。当他微笑时，肥厚的嘴唇歪向右颊，小鼻子便像盘子里的饺子溜了过去。他的两只招风大耳也奇怪会动，忽而和那只好眼睛的眉毛一同竖起，忽而又向两边的颧骨靠拢，看样子，只要他愿意，他能用耳朵当巴掌把鼻子捂起来。有时他叹口气，伸出捣槌似的黑舌头，灵巧地画个正圆形，把又油又厚的嘴唇轻轻舔一圈。这一切并不可笑，只是让我感到惊奇，我要盯住它看个究竟。

他们喝加糖酒的茶，这茶有一股烧焦的葱皮味儿。我们喝外婆酿制的各色果子露酒，有金黄的、焦黑的和翠绿的；吃味道很浓的酸牛奶和加奶油、蜂蜜及罂粟花籽的甜饼。他们脸上冒汗，哧哧喘气，称赞外婆。吃饱喝足之后，这些满面红光、身体鼓胀的人都一本正经坐到椅子上，懒洋洋地请雅科夫舅舅弹一曲吉他。

舅舅弯下腰，叮叮咚咚拨响琴弦，用不好听的嗓子令人腻烦地唱起来：

哎，那一阵日子过得真好，

把城里闹得鸡飞狗跳，

这些事我们要从头到尾

说给喀山的小姐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支很愁闷的歌，外婆说：

“雅沙，你弹点别的吧，弹一支真正的歌，好不好？莫特里娅[35]，你还记得从前唱的那些歌吗？”

洗衣妇整理了一下她那件声音很响的衣服，俨然地说：

“他大婶，如今的时尚不一样了……”

雅科夫舅舅眯起眼睛望着外婆，仿佛她坐在老远的地方，他死活要拨出那种忧郁的音调，唱着讨厌的歌词。

外公在跟钟表匠密谈，用手指向他比划着什么东西，而钟表匠扬起眉头，望着母亲那边，不时点点头，皮肉松弛的脸上露出不可捉摸的表情。

母亲始终和谢尔盖耶夫家兄弟俩坐在一处，一本正经地在跟瓦西里轻声交谈，只听他叹息道：

“是啊，这件事情要考虑……”

维克托面带酒足饭饱的笑容，在地板上蹭着脚，突然尖溜溜地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大家惊奇得不说话了，都望着他，洗衣妇很神气地解释道：

“这是他从戏班子学来的，那儿就是这么唱……”

像这样沉闷无聊的晚会有过两三次，后来那个钟表匠在星期日白天，刚做完午后祈祷就来了。当时我坐在母亲房里，帮助她把一件裂开的刺绣活穿上小玻璃珠，房门突然推开了，外婆惊恐不安的脸伸了进来，立刻又消失了，只听见她使劲地悄悄说了一句：

“瓦里娅，他来了！”

母亲一动不动，甚至没有颤抖一下，房门又打开了，外公站在门口，神情庄重地说：

“穿好衣服，瓦尔瓦拉，走吧！”

母亲没有站起来，眼睛也不看他，问道：

“上哪儿？”

“走吧，上帝保佑！别犟嘴了。他人稳重，手艺又好，列克谢也会有个好爹……”

外公说得特别郑重其事，老是用手掌抚摩自己的肋下，他的胳膊哆嗦着拐向背后，好像两只手想伸出去，而他却不愿意伸似的。

母亲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告诉您，这办不到……”

外公向她跨进一步，伸出双手，像个瞎子似的弯下腰，毛发竖起，声音嘶哑地说：

“走！要不然我就拖你走！揪着辫子……”

“拖我？”母亲站起来问道，脸色刷白，眼睛可怕地眯小了，她三两下脱掉上衣和裙子，只穿一件衬衫，走到外公跟前说：

“拖吧！”

他龇出牙齿，举起拳头威吓道：

“瓦尔瓦拉，穿上衣服！”

母亲一手推开他，抓住门把手说：

“好了，我们走吧！”

“我诅咒你，”外公悄声说。

“我不怕咒。走啊？”

她打开门，外公抓住她衬衫的下襟，往前一冲，跪倒在地，小声说：

“瓦尔瓦拉，你这魔鬼，你会毁掉自己的！别丢人了……”

他轻声哀叫起来：

“孩子他娘，孩子他娘……”

外婆及时挡住了母亲的去路，像赶母鸡似的向她挥着双手，把她赶回房里，喃喃埋怨道：

“瓦丽卡，傻丫头，你怎么啦？快滚回去，你真不害臊！”

外婆把她向房里一推，搭上门钩，弯身一手拉起外公，另一只手指着他，骂道：

“哼，你这老鬼，真是老糊涂了！”

她把他往沙发上一蹾，嗵的一声就像扔下个布娃娃，他张着嘴巴，只是摇头。外婆对母亲喝道：

“还有你，快穿上！”

母亲从地上捡起衣服，说：

“我可不到他那儿去，听见吗？”

外婆把我推下沙发，说：

“去舀一瓢水来，快些！”

她的声音不大，几乎是悄声细语，但是从安详中透出威严。我跑进过道里，从前屋传来了不紧不慢的沉重的脚步声，又听见母亲在她房里喊道：

“明天我就走！”

我走进厨房，坐到窗户边，恍惚如在梦中。

外公在呻吟和抽噎，外婆在唠叨，后来房门砰的一响，周围变得静悄悄的有些怕人了。我忽然想起派我来干什么，忙用铜瓢舀了一瓢水，刚进过道，就见那个钟表匠从前屋走出来，他低着头，一只手摸着皮帽子，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外婆双手贴腹，在他背后鞠躬，一面轻声说：

“您自己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他在台阶的门槛上绊了一下，只得顺势跳到了院子里，外婆画了个十字，浑身哆嗦起来，不知是在暗哭还是偷笑。

“你怎么啦？”我跑过去问她。

她一把夺过铜瓢，洒了我一脚水，喝道：

“你跑哪儿弄水去啦？把门关上！”

她到母亲房里去了，我又回到厨房，听见她俩在隔壁长吁短叹，唠唠叨叨，仿佛在使劲挪一个搬不动的重东西。

那是个晴朗的日子。冬天的斜阳透过两个结冰的玻璃窗射进来。摆好中饭的桌子上，锡制的餐具和两个长颈瓶在闪着微光，一个瓶里是棕红色的克瓦斯，另一瓶装着外公喝的伏特加，那深绿色的酒是用郭公草和金丝桃泡制成的。从窗户化冰的地方，可以看见屋顶上耀眼的积雪，看见围墙柱子和椋鸟小舍的银光闪闪的圆顶。阳光穿过挂在窗框上的鸟笼，我的小鸟正在笼中嬉戏，活泼驯熟的黄雀啾啾叫唤，红肚灰雀叽叽喳喳，红额金翅雀唱出抑扬婉转的歌声。如此银光灿烂、有声有色的大好晴日却并不使人快乐，谁也不需要它，一切东西都是不需要的。我想把小鸟都放了，把笼子拿下来，恰巧这时外婆跑了进来，她两手拍腰，冲向炉炕，嘴里骂着：

“啊，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真该死！阿库林娜，你这老傻瓜……”

她从炉子里掏出一个大馅饼，用手指敲敲它的表皮，狠狠吐了口唾沫。

“烤干了！瞧你烤的好馅饼！咳，你们这些魔鬼呀，都该粉身碎骨！瞪着大眼看什么，你这夜猫子！把你们都当破罐子砸了才好！”

外婆哭了，她撅着嘴，把馅饼翻过来又掉过去，用手指敲打干硬的皮壳，大滴的眼泪啪嗒啪嗒落在馅饼上。

外公和母亲也到厨房来了，外婆把馅饼往桌上一丢，震得盘儿碟儿都跳了起来。

“瞧吧，都因为你们才弄成这样的，叫你们不得好死！”

母亲快乐而安详，她搂住外婆，劝她别伤心。外公衣衫不整，疲倦地坐到桌边，嘟嘟哝哝把餐巾系到脖子上，浮肿的眼睛在阳光下眯缝起来。

“得了，不要紧！好饼我们也吃过的。老天爷有点小气，用分钟来算几年的账……他可不认什么利钱。坐下，瓦里娅……得了吧！”

他像发傻似的，吃饭时一直在谈上帝，谈渎神的以色列王亚哈，谈当爹的人命苦，外婆生气地打断他：

“吃你的饭，听见吧！”

母亲说着笑话，她的眼睛亮闪闪的。

“怎么，刚才吓坏了吧？”她碰碰我，问道。

不，刚才我其实并没有吓坏，只是这会儿我倒觉得不自在，不明白了。

他们像平时过节那样，吃了很久也很多，仿佛他们不是半小时前互相叫骂、准备打架、哭天抹泪的那几个人。似乎很难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认真的，并且他们是那样难得真正一哭。他们的眼泪、喊叫及相互间的各种折磨，往往一触即发又很快平息下去，使我逐渐习以为常，越来越不能刺激我和打动我的心了。

后来过了很久我才明白，俄国人由于生活贫穷和鄙陋，总喜欢像小孩子似的玩弄痛苦，而很少羞于做不幸的人。

在没有尽头的无聊日子里，痛苦可以当作节日，火灾是好玩的事情，在光光的脸上抓出一道伤痕来——也不失为一种点缀吧……

十一

这件事情过后，母亲顿时变得坚强起来，腰板挺直了，开始当家做主，外公倒变得不为人注意，成天心事重重，寡言少语，都不像他自己了。

他几乎不再出门，总是独自坐在阁楼上，读一本神秘的书，名叫《我父亲的札记》。他把这本书锁在一个小匣子里，我好几次看见他取出来之前都要洗一下手。这本书外形短而厚，棕红色皮封面，在发蓝的内封页上有醒目的花体字题词，字迹墨水已褪了色：“谨以诚挚的谢意敬赠瓦西里·卡希林留念”，落款姓氏很怪，并且签成飞鸟的形状。外公小心翼翼打开挺重的书壳，戴上银边老花镜，望着这行题词，为了把眼镜戴好，他的鼻子要皱上半天。我不止一次问过他，这是什么书？他庄严地答道：

“你不需要知道这个。等我死了就把它传给你，还有那件浣熊皮大衣也传给你。”

他跟母亲讲话比过去和气些，话也少些了，听她说话时他的神情很专注，眼睛一闪一闪的就像彼得大叔那样，有时他把手一挥，嘟哝道：

“好了！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外公有几口箱子，里面放着好多稀罕的服装：花缎裙子、缎坎肩、织银线的丝绸长衫、镶珍珠的双角女帽和盾形头饰、色彩鲜艳的各种头巾、沉甸甸的莫尔多瓦珠宝项圈和各色宝石项链。他把这些东西一趟趟抱到母亲房里，摊在桌上和椅子上，母亲欣赏着这些服装，他说：

“我们那时候的衣服，可比现在漂亮阔气得多了！衣服穿得比今天阔气，日子过得比今天简单又和睦。那个时代过去了，不会再回来了！你试试看，穿上吧……”

有一次，母亲到隔壁房里去了一小会儿，出来时身穿绣金线的蓝长衫，头戴镶珍珠的双角帽，她向外公深深一鞠躬，问道：

“好不好啊，父亲大人？”

外公清了一下嗓子，好像整个人精神焕发了，他绕着母亲走了一圈，张开双臂，动着手指头，梦呓似的喃喃道：

“唉，瓦尔瓦拉，要是你有一大笔钱，要是你身边有一些好人……”

现在母亲占用前屋的两个房间，她那儿经常有客人，来得最勤的是马克西莫夫兄弟，一个叫彼得，是个身材魁梧的漂亮军官，浅蓝色眼睛，蓄着浓密的浅色大胡子，外公就是当着他的面为啐隔壁老主人的事把我打了一顿。另一个叫叶夫根尼，个子也高，细长腿，苍白脸，尖尖的黑胡子，李子似的大眼睛，身穿金纽扣灰绿色制服，窄窄的肩膀上有绣金的缩写名字。他时常灵活地把头一甩，从高而光的前额上把波浪般的长发抛到后面去，他的笑容温和宽厚，他老是低声对别人讲述什么事情，而且爱用一句讨人喜欢的开场白：

“你瞧，我是这样想的……”

母亲听他讲时眯缝起眼睛，不时笑一两声，常常打断他：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你真是个孩子，请原谅……”

那个军官用宽大的巴掌拍着膝盖，喊道：

“他就是个孩子……”

圣诞节过得热闹快乐，几乎每晚母亲那儿都有穿戴漂亮的客人，她自己总是打扮得最漂亮，和客人们一道出去。

每次她跟五光十色的一伙客人走出大门后，屋子就像下沉了似的，到处静悄悄的，寂寞得令人不安起来。外婆像只老母鹅在各个房间里穿游，把一切收拾好，外公站在炉炕边，背靠着暖和的瓷砖，自言自语道：

“那好吧，很快……咱们瞧瞧会折腾出什么名堂……”

圣诞节过后，母亲送我和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一起去上学。萨沙的父亲又结了婚，后娘一进门就不喜欢这个继子，开始打他，外婆硬是叫外公把萨沙接了过来。我俩上了将近一个月的学，学校里所教的我只记得：人家问“你姓什么？”不能光回答“佩什科夫”，而应该说：

“我姓佩什科夫。”

也不能对老师说：

“你老兄别嚷嚷，我不怕你……”

我马上就不喜欢学校了。表哥一开始倒很满意，他不费劲就找到了伙伴，可是有一天上课时他睡着了，在梦里突然吓人地大叫起来：

“我不敢了！……”

他被叫醒后，就报告要出去尿尿，为这事大家着实嘲笑了他一番。第二天上学，我们才走到通向干草广场的山沟里，萨沙就站住了对我说：

“你去吧，我不去了！我还不如去玩。”

他蹲下来，把书包细心地埋在雪底下，就走了。那是正月里晴朗的一天，太阳照得到处银花花的，我很羡慕表哥，但又不想惹母亲伤心，就咬咬牙上学去了。萨沙藏的书包自然是不翼而飞，第二天他更加理所当然地逃了学，第三天他的行为被外公知道了。

我俩被叫去受审。外公、外婆和母亲坐在厨房桌子边审问我们。记得萨沙对外公的问话回答得很可笑。

“你怎么没到学校去啊？”

萨沙用一双温顺的眼睛望着外公的脸，不慌不忙地答道：

“我忘记学校在哪儿了。”

“忘记了？”

“是的。我找啊找啊……”

“你跟着列克谢走嘛，他记得！”

“我把他弄丢了。”

“把列克谢弄丢了？”

“是的。”

“这怎么会呢？”

萨沙想了想，叹了口气说：

“起暴风雪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大家都笑了。那是个风和日丽的大晴天。萨沙也怯生生地笑了一下。外公龇牙挖苦道：

“你干吗不抓住他的手，抓住腰带呀？”

“我抓住的，风把我刮跑了，”萨沙解释道。

他懒懒地说着，不抱什么指望，我听他这样笨拙而毫无必要地撒谎，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他的犟劲令我非常吃惊。

我俩挨了顿打后，家里为我们雇了一名护送员。这是个当过消防队员、断了一只胳膊的小老头，他的职责是监视萨沙在求学的道路上不要偏离方向。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就在我们第二天上学时，刚刚走到沟口，表哥突然弯下腰脱掉一只毡靴，把它扔了出去，接着又脱掉另一只，扔到另一个方向，他只穿着袜子就从广场上跑掉了。小老头唉声叹气地跑去拾毡靴，后来他害怕了，就把我送回了家。

那一整天，外公、外婆和我母亲乘车跑遍了全城，搜寻逃学分子，直到晚上才在修道院旁边的奇尔科夫小饭馆里找到了萨沙，他正在那儿跳舞逗大伙乐呢。他们把他带回家，甚至没有打他，倒被这孩子的死活不开口弄得不知所措。表哥跟我一块儿躺在高板床上，他竖起两条腿，用脚板蹭着天花板，悄悄地对我说：

“后娘不喜欢我，爹也不喜欢我，连爷爷都不喜欢我，我跟他们怎么过呢？我要去问奶奶，哪儿出强盗，我就跑去当强盗，将来你们都会知道我的……咱俩一起跑吧？”

我不能跟他一起跑，因为当时我有了自己的任务，我决心当一名留浅色大胡子的军官，为此必须上学。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表哥，他想了想，表示同意：

“这样也好。将来你当了军官，我也是强盗首领了，你要来抓我，咱俩不知道谁杀死谁，或者谁俘虏谁。不过我不会杀你的。”

“我也不会杀你。”

我俩就这样决定了。

外婆来了，她爬到炉炕上看了看我们，说：

“怎么样，小耗子们？唉，孤儿就像碎瓦片啊！”

她可怜了我们一阵，就骂起萨沙的后娘，那个娜杰日达胖大婶是小饭馆老板的女儿。接着她又把天下的后娘后爹都骂了一顿，顺带还给我们讲了一个苦行修士约纳的故事，说的是聪明的小约纳怎样跟他后娘打了一场神意裁判的官司。约纳的父亲是乌格利奇人，白湖上的渔夫，他被——

年轻的妻子把命害了：

妻子灌他烈性药酒，

又在酒里下了迷魂毒药。

她把昏睡的丈夫放进橡木小舟，

就像放进了狭窄的灵柩。

妻子拿起槭木船桨，

把小船划到白湖中央，

划到黑暗的漩涡旁边，

要干那可耻的妖婆勾当。

她把腰一弯，身体晃两晃，

轻而易举把船弄得底朝上，

丈夫就像铁锚沉底见了阎王。

她三下两下游到岸边，

倒在地上又哭又喊，

装模作样叫苦连天。

善良的人们信以为真，

陪着她一起眼泪淋淋：

啊，年纪轻轻就守了寡，

你这女人也太苦啦！

不过我们的寿命都有天数，

上帝叫死也没有办法！

只有继子小约纳

他不相信后娘的眼泪，

他把手搁在她的心口上，

用温和的语气跟她说话：

后娘啊，你想叫我命该如此，

你像夜猫子一样狡猾，

我可不相信你的眼泪，

听你的心跳得多么欢哪！

让我们一道来问问上帝，

问问天上所有的神灵吧，

请你们哪位拿出一把钢刀，

把它抛向明朗的天空，

要是真理属于你——钢刀把我杀，

要是真理属于我——该你死刀下！

后娘朝他看了一眼，

眼睛里冒出凶恶的火焰，

只见她稳稳地站了起来，

冲着约纳就大叫大喊：

你这个糊涂的小畜生，

没有人要的小傻瓜，

你怎敢想出这个主意？

你怎敢说出这样的话？

人们看着他俩在争吵，

知道这件事情有蹊跷，

大家闷闷不乐暗猜想，

七嘴八舌凑到一起来商量。

最后推出了一位老渔翁，

他向四面八方都鞠个躬，

老渔翁宣布的决定是这样：

“善良的人们啊，

请在我右手里放一把刀，

我把它高高地往天上抛，

哪个人有罪准逃不了，

钢刀就朝他身上掉！”

大伙把尖刀给老人拿来，

他从白发苍苍的头顶向上一甩，

那把刀飞鸟似的钻进天空，

等了半天却不见它落下来。

人们仰望着透明的高空，

摘下帽子紧紧站在一道，

谁都不说话，夜晚静悄悄，

就是不见那把刀子往下掉！

第二天早晨红霞升起在湖上，

后娘一声冷笑，看她满脸红光，

就在此刻恰似燕子冲向地面，

那把刀不偏不歪插进她的心脏。

善良的人们纷纷跪倒，

齐向上帝来祷告：

“光荣属于主啊，

你为人间主持了公道！”

后来老渔翁领走了小约纳，

把他送进了遥远的修道院，

就在隐城基切什的附近，

在那清澈的克尔仁察河边……[36]

第二天醒来，我全身都是红斑点，我染上了天花。我被安置在后屋的阁楼上，蒙上眼睛，用宽带子捆住手脚，在那儿躺了好多天，净做些离奇古怪的噩梦，其中一个梦差点送了我的命。只有外婆一个人来用小勺子喂我饭，就像喂婴儿那样，而且每次都给我讲新的童话故事，总也讲不完。我渐渐好起来，手脚松了绑，只有手指头还像戴手套似的缠满了绷带，这样不能抓脸。一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外婆迟迟没有来，引起了我的不安，恍惚中，我突然看见了她：她就躺在门外满是灰尘的阁楼铺板上，脸朝下，两手伸开，脖子被割断了一半，就像彼得大叔那样；从尘封的黑暗角落里，有一只大猫贪馋地瞪着绿眼睛一步步向她走近。

我一骨碌爬下床来，肩脚并用打掉了两扇窗框，从窗口一跃而下，摔在院子的雪堆里。那晚母亲屋里有客人，但谁也没听见我砸玻璃打窗框，我在雪地里躺了很久。我身上哪儿也没摔断，只有一边膀子脱了臼和被玻璃划伤得厉害，但是我的双腿失去了知觉，我躺了近三个月，它们还是一点不听使唤。我睡在床上，听见家里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热闹了，房门砰砰响个不停，客人往来川流不息。

暴风雪刮过屋顶时发出令人忧伤的沙沙声，风在阁楼房门外到处呜呜地吹，烟囱在奏着葬歌，炉子的风门叮当震响，白天听见乌鸦啼叫，夜深人静时从田野里传来凄厉的狼嚎，就在这样的音乐声中，我的心在渐渐成长。后来，胆小的春天用三月太阳的光辉眼睛，怯生生、静悄悄，然而越来越亲切地向窗户里面张望；猫儿在屋顶和阁楼上大呼小叫，春天的簌簌声透过墙壁传了进来，晶莹的冰溜折断了，融雪从屋脊上流下来，教堂的钟声也显得比冬天更加洪亮了。

外婆常来。她说话时嘴里越来越经常、越厉害地喷出酒气，后来她总带来一把大白茶壶，藏在我床底下，对我挤挤眼睛，说：

“好乖乖，你别告诉外公那个老家神！”

“你干吗要喝酒？”

“闭嘴！你长大了就会知道……”

她从壶嘴里呷了一口，用袖子擦擦嘴唇，愉快地笑着，问道：

“哎，我的小少爷，昨天我跟你讲什么来着？”

“讲我爹。”

“讲到哪儿啦？”

我告诉她讲到哪儿，她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像小河那样汩汩流淌起来。

关于我父亲，是她自己开头对我讲的。有一天她来了，没有喝酒，面带悲伤和倦容，对我说：

“我梦见你爹了，他好像拿着根胡桃木棍子，在田野里边走边吹着口哨，一条花狗舌头颠颠地跟在他后面跑。我怎么老是会梦见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看样子，他的灵魂没着没落，不得安宁……”

她接连几晚上给我讲我父亲的故事，就像她所有的故事一样好听。

我的祖父是个当兵的，后来做到了军官，因为虐待部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父亲就是在西伯利亚什么地方出世的。他的生活很苦，小时候就从家里逃走。有一次祖父带着狗像追兔子似的在森林里找他，还有一次抓到后就死命地打他，亏得邻居把他夺过去藏了起来。

“小孩子总要挨打吗？”我问。外婆平静地答道：

“是的。”

我的祖母死得早，后来父亲九岁时，祖父也死了。父亲的教父是个细木匠，他收养了他，把他登记加入彼尔姆地方的城市木工行会，并开始教他手艺。可是父亲从他那儿跑掉了，到集市上给盲人当扶手，十六岁那年来到尼日尼，帮科尔钦轮船上的一个木匠包工头干活，二十岁上他已经是一名挺不错的细木匠、家具匠和装饰匠了。父亲干活的作坊就在铁匠街上，跟外公家的房子靠得很近。

“围墙并不高，可是人的胆子倒是挺大的，”外婆笑了笑说。“有一天我和瓦里娅在花园里采马林果，你爹突然从围墙上跳过来，把我吓了一大跳：从苹果树后面走出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来，穿着白衬衫和波里斯绒裤，光脚丫，没戴帽子，长长的头发用一根皮条束着。他这是求婚来啦！早先我也见过他，从我家窗户前来来去去的，我看见他时就在想：这个小伙子真不错！等他到了跟前，我问他：‘年轻人，你干吗不走正路啊？’他扑通一声跪下来，说：‘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我整个人整个心都在你面前，瓦里娅也在这儿。看在上帝面上，你帮帮我们吧，我们要结婚！’我一下傻了眼，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再看你娘，那个小骗子，她躲到了苹果树后面，脸红得跟马林果似的，正在给他打手势，两眼都泪汪汪的了。我说：‘你们两个鬼东西，怎么起了这种念头啊？瓦尔瓦拉，你昏了头不成？年轻人，你也想一想，你攀得上这门亲事吗？’那时候你外公是阔人，儿女还没分家，他占着四幢房子，不但有钱还有名声，他连续当了九年行会会长，为这个不久前还奖给他一顶金边礼帽和一件制服，当时他可骄傲了！该说的话我都说了，可是我心里怕得要死，又可怜他们：瞧他两个的脸色都阴沉了下来。这时候你爹他说：‘我也知道，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不会把瓦里娅许配给我，所以我要把她偷走，只求你帮帮我们。’他竟要我帮他们！我扬起手真想给他一巴掌，他连躲都不躲，还说：‘你拿石头砸我都行，只求你帮忙，我决不会罢休的！’这时候瓦尔瓦拉走了过来，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说：‘我俩早已结过婚了，在五月里结的，我们只需要举行一下婚礼。’我简直给吓晕倒了，我的老天爷！”

外婆笑起来，笑得浑身直打颤，她嗅了嗅鼻烟，擦掉眼泪，愉快地舒了一口气，接着往下讲：

“你现在还弄不明白什么叫结婚，什么叫举行婚礼，不过要知道，如果一个姑娘没举行婚礼就生孩子，那可要大祸临头！你记住这话，等你长大了，别唆使姑娘家干这种事，别造这个大孽，坑苦了人家姑娘，生下的孩子也是非法的。你记住这一点，要当心！你跟女人过日子要疼她，真心爱她，而不是玩弄她，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她在椅子上轻轻摇晃着身子，想起了心事，忽然哆嗦了一下，又讲起来：

“这可怎么办呢？我打马克西姆的脑袋，揪瓦尔瓦拉的辫子，可他说得倒也有理：‘现在打我们也无济于事了！’她也说：‘您先想想办法吧，以后再打也不迟！’我问他：‘你有钱吗？’他说：‘有，我给瓦尔瓦拉买了戒指。’‘哦，你只有三个卢布？’‘不止，我有百把个卢布呢。’当时钱还值钱，东西又便宜。我看着他们，看着你爹和你娘，心里在想：这两个孩子，真是一对小傻瓜！你娘说：‘那只戒指我怕您看见，把它藏在地板下了，可以拿出来卖掉！’唉，简直就是小孩子！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商量好了，一星期后让他们举行婚礼，找牧师的事由我来办。可是我自己哭了一场，心惊肉跳的，生怕你外公知道这件事，瓦里娅也很害怕。不过终于把一切安排妥当了。

“没想到你爹有个仇人，也是个工匠，人很坏，他早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一直在监视我们。到了那一天，我把我唯一的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领她出了大门，拐角处停着一辆三套马车，她坐上去，马克西姆一声口哨，马车就驶走了！我流着眼泪回家，那个人突然迎面走过来，下流的东西，他说：‘我这个人心肠好，不干那种让别人倒运的事，不过，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你得拿五十卢布谢我！’我没有钱，不爱钱，也不攒钱，所以没动一下脑子就对他说：‘钱我没有，也不给你！’他说：‘你答应我先欠着！’‘怎么能欠着，我上哪儿弄钱还你？’‘你丈夫钱多，偷一点还不容易？’我真傻，本该跟他说说话，拖住他一会儿，可是我朝他脸上啐了一口就走了！他赶在我前头跑到院子里，一下子就闹翻了天！”

她闭上眼睛，带着微笑说：

“回想起来，那件事做得也太大胆了，现在都有些后怕！当时外公像头野兽暴跳如雷：这还了得？过去他瞅着瓦尔瓦拉常夸口说：我要让她嫁个贵族，嫁个老爷！这下倒好，贵族、老爷都嫁不成了！至圣的圣母比我们谁都清楚，千里姻缘一线牵。外公满院子乱跑，就像身上着了火似的，他把雅科夫、米哈伊尔都叫了出来，还有那个麻脸工匠和车夫克利姆。我看见他拿着链锤，就是皮带上拴个铁砣那东西，米哈伊尔抓起了猎枪，我家的马都是好马烈马，车是轻便马车，我想他们准能追上他俩！这时候，想必是瓦尔瓦拉的守护天使指点了我，我拿刀子悄悄把车辕上的皮圈割了一下，心想它在半路上会绷断的！果然如此：车辕在路上脱了套，外公、米哈伊尔和克利姆差点没摔死，他们耽误了时间，等马车重新套好赶到教堂时，瓦里娅和马克西姆已经举行完婚礼，站在门口台阶上了。真是感谢上帝！

“家里人冲上去要打马克西姆。他身强体壮，力大无比！米哈伊尔被他扔下了台阶，折了一条手臂，克利姆也受了伤，外公和雅科夫，还有那个工匠都害怕了。

“他发怒时也没有失去理智，对外公说：‘你把锤子扔掉，别向我舞弄它，我是老实人，我所拿的只是上帝赐给我的，任何人也别想夺走，你家里别的什么我都不需要。’他们退了回去，外公坐到车上喊道：‘瓦尔瓦拉，从此去你的吧，你不是我的女儿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你活着也好，饿死也罢，随你的便吧。’回到家里，他对我又打又骂，我光哼哼不说话，心想：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该有的终归还会有！后来他又对我说：‘阿库林娜，你听好：这个世上没有你的女儿，记住这一点！’我只是想：你这红头发，多半在撒谎，亲人记仇就像冰，心里暖和了它就融化了！”

我聚精会神、如饥似渴地听她讲。在她的故事里有些地方令我奇怪，外公描述母亲婚礼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他虽然反对这桩婚事，婚礼后不准母亲进家门，但他说婚礼并不是秘密举行的，当时他也在教堂里。我不想问外婆，他俩谁讲得对，我只是更喜欢外婆的故事，因为她讲得更美。她讲故事时，身子总在摇晃着，仿佛坐在小船上。讲到悲伤或可怕的地方，身子晃得更厉害，一只手伸向前面，好像要在空中挡住什么东西。她的眼睛常常半睁半闭，脸上皱纹里隐隐露出盲人那样的慈祥笑容，一双浓眉微微颤抖着。有时，她这种容忍一切的盲人般的慈祥使我内心感动，但有时我很想外婆也能讲几句激烈的话，大声疾呼一下。

“头两个星期，我不知道瓦里娅和马克西姆在什么地方，后来有个机灵的男孩子从她那儿跑来告诉了我。等到星期六，我假装去做彻夜祈祷，跑去看他们了！他俩住得很远，在杂院坡那边的一间厢屋里。大杂院里挤满了各种手艺人，垃圾满地，又脏又吵，他俩倒好，就像一对快活的猫崽，呜呜叫着，玩耍着。我尽量多捎点东西给他们：茶叶、糖、各种麦糁、果酱、面粉、干蘑菇，还有些钱，不记得是多少，从外公那儿偷偷拿的。反正不是为自己，也不算偷！你爹他什么也不要，生气地说：‘我们是要饭的不成？’瓦尔瓦拉也跟着他说：‘咳，娘，你这是干什么？……’我责备他们：‘傻小子，我是你什么人？是你丈母娘。傻丫头，我是你亲娘！难道能惹我生气吗？娘在世上受气，圣母在天上痛哭！’马克西姆一下子把我抱起来，连蹦带跳在屋里打转转。他力气真大，像头熊似的！瓦丽卡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夸她丈夫就像夸一个才买来的洋娃娃。她老是闭起眼睛，一本正经地谈她的家务事，像个真正的管家婆。我看着好笑死了！喝茶的时候，她端上奶渣饼，硬得能硌掉狼牙，奶渣砂子似的直往下撒！

“这样过了很久，你也快出世了，你外公还是不发话。这个倔头老家神！我偷偷去看他们，他也知道，只是假装不知。家里所有的人都不准提起瓦里娅，大家也就不提她，我也不提，但我知道，当爹的狠心不会太久的。巴望的时机终于来了：有一天夜里，暴风雪呼啸着，那声音就像好几头狗熊在往窗户里钻，烟囱呜呜地响，小鬼们都挣脱了锁链。我跟你外公躺在床上睡不着，我说：‘这夜晚穷人真不好过，有心事的人更不好过啊！’外公忽然问我：‘他们过得怎么样？’我说：‘还好，过得还不错。’他说：‘知道我问的是谁吗？’‘问你的女儿瓦尔瓦拉，你的女婿马克西姆。’‘你怎么猜到我问的是他们？’我说：‘得了，她爹，别装傻，别玩假了，玩下去谁高兴啊？’他叹了口气：‘唉，鬼东西，你们这些灰毛鬼啊！’后来他又向我打听：那个大傻瓜，这是说你爹，真的是个傻瓜吗？我说：‘不想干活，靠别人养活的人才是傻瓜，你瞧瞧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吧，这两个不是傻瓜吗？家里谁在干活？谁在挣钱？你！可是他俩帮了你多大的忙啊？’他一听就骂起来，说我是傻瓜、贱货、拉皮条的，还有什么别的等等！我不吭声。他说：‘你怎么让一个来路不明、不了解的人给糊弄住了？’我还是不吭声，等他说累了，我说：‘你自己去看看他们过得怎样，他们过得挺好的。’他说：‘那也太抬举他们了，让他们自己来吧……’我高兴得都哭了，他把我的头发弄散，他喜欢摆弄我的头发，一边嘴里咕哝着：‘别哭，老傻瓜，难道我就没有心肝？’我们家这个外公，他从前人很好，后来他自以为比谁都聪明，打那时起他的脾气就变坏了，人也变蠢了。

“就这样，你爹和你娘回家来了，他们是在圣日，就是四旬斋前最后一个星期天回来的。高高大大的一对，穿得干净整齐。马克西姆站在外公面前，外公只到他的肩膀。他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看在上帝面上，千万别以为我是来向你讨嫁妆的，不，我是来向我妻子的父亲请安的。’外公一听高兴了，笑着说：‘嘿，你这大个子强盗！别胡闹啦，搬回来跟我住吧！’马克西姆皱起眉头，说：‘这要看瓦里娅愿不愿意，我倒无所谓！’他俩马上就开始顶嘴，怎么也谈不拢！我向你爹挤眼睛，在桌子下面用脚碰他，可他还是那句话！他的眼睛长得很好看，清爽明亮，乐呵呵的，眉毛是黑色的，他皱眉的时候眼睛就藏了进去，面孔就板起来，样子变得很固执，除了我，谁的话他都不听。我爱他大大胜过亲生的儿子，他知道这一点，他也爱我！他常常偎到我身上，拥抱我，要不就把我抱起来满屋里打转转，他说：‘你就是我的母亲，就像土地一样，我爱你超过了瓦尔瓦拉！’那时候你娘也是个快活的淘气鬼，她向他冲过去喊道：‘你怎敢说出这样的话，你这个捣蛋鬼彼尔米亚克人？’我们三个人闹成一团。那是一段好日子啊，好乖乖！他跳起舞来也是百里挑一，又会唱不少好听的歌，都是从瞎子那儿学来的，瞎子可是最好的歌手！

“他俩搬到花园的厢房里住了下来，你就是在那儿出世的，恰好是中午，你爹回家吃饭，你给他一个迎门喜。你瞧他那个乐呀，疯呀，把你娘折腾得精疲力竭，傻小子，他就像不知道生孩子有多么不容易！他把我扛在肩膀上，穿过整个院子到外公那儿报喜，说给他添了个外孙子。外公甚至笑了起来，说：‘嘿，你真是个怪物，马克西姆！’

“你的两个舅舅不喜欢他。他不喝酒，嘴巴不饶人，鬼点子又多，正是这些鬼点子让他吃了大亏。有一次，大斋期里刮起风来，家里到处呜呜响，声音很可怕，大伙都傻了眼，不知道出了什么怪事。外公吓坏了，叫人在各处点上长明灯，他连跑带喊：‘快做祷告！’这时候声音突然停止了，大伙更加害怕。雅科夫舅舅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像是马克西姆捣的鬼！’后来你爹自己承认，他在天窗上放了些大小不同的瓶子，风吹瓶口，瓶子就发出各种调门的呜呜声。外公恐吓他说：‘马克西姆，你开这种玩笑，当心把你送回西伯利亚去！’

“有一年天气非常冷，野外的狼都跑进城里来了，它们咬死狗，惊吓马，把喝醉酒的守夜人吃了，闹得全城一片惊慌！你爹拿起猎枪，穿上滑雪板，到夜晚就上野外去。你瞧，他准会拖一条狼回来，有时还打到两只。他把狼整个儿连头剥掉皮，安上玻璃眼珠子，就跟活的一样。有一天米哈伊尔舅舅从过道里上厕所，忽然掉头往回跑，头发竖起，眼睛瞪圆，喉咙堵住了说不出话来。他的裤子掉下来，把他绊倒了，只听他悄悄说了声：‘狼！’大家顺手就抄起家伙，举着灯火冲进过道里，看见一条狼从门廊台阶上把头伸了进来！于是猎枪开了火，棍子一阵乱打，可是那条狼动也不动！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张前爪钉在台阶上的空狼皮！当时外公对马克西姆真是恼火透了。后来雅科夫也学会了这套把戏。马克西姆用硬纸糊了个狼脑袋，做了鼻子、眼睛、嘴，粘上麻屑当头发，他和雅科夫到街上去，把这可怕的嘴脸伸进人家窗户里，不用说，吓得人人大喊大叫。他俩还在夜里蒙上被单出去吓唬人，有一次吓坏了一位牧师，那牧师往岗亭里跑，把岗警也吓得直喊救命。他俩搞了许多这样的恶作剧，劝也劝不住。我劝他们别胡闹，瓦里娅也劝，可他们就是不听！马克西姆笑着说：‘这点小东西就把人吓得拼命乱跑，看着真好玩！’跟他讲不通……

“结果，他差点没把性命搭上去。米哈伊尔舅舅完全像你外公，心眼小，爱记仇，他想害死你爹。记得那一年刚刚入冬，一天他们四个人作完客回家来，有马克西姆，你两个舅舅和教堂执事，那个执事后来因为打死马车夫被撤了教职。他们从驿站大街回来，骗马克西姆到久科夫水塘去，说是去溜会儿冰，就像小孩子那样用脚溜，他们把他骗到那儿，猛一下把他推进了冰窟窿里。这件事我对你讲过的……”

“为什么舅舅那样狠毒？”

“他们不是狠毒，”外婆嗅着鼻烟，平静地说。“他们只是愚蠢！米什卡滑头，其实很蠢，雅科夫不过是个傻乎乎的家伙……他们把马克西姆推下水，他钻了出来，双手抓住冰窟窿的边缘，他们就踩他的手，用脚跟把他所有的指头都跺破了。幸亏那天他没喝酒，而他们都喝醉了。他像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从冰底下伸直了身子，把脸露出来，停在冰窟窿当中，他们够不着他，朝他头上扔了一阵冰块就走了，说是让他自己淹死吧！最后他还是爬上了岸，跑到了警察分局。你知道，警察分局很近，就在广场那儿。局长认识他和我们全家人，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外婆画了个十字，用感激的语气说：

“上帝啊，让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和你的信徒们安息吧，他是当之无愧的！他向警察隐瞒了这件事，他说：‘我喝醉酒，迷了路，转到池塘那儿，自己掉进冰窟窿的。’局长说：‘不对，你没有喝酒！’不管怎么说吧，在警察局里人家用酒给他擦了身子，换上干衣服，把他裹在皮袄里送回家，局长也带两名警察一起来了。这时候雅什卡和米什卡还没有回家，他们还在逛酒馆替娘老子争光呢。我和你娘看见马克西姆已经不像人样，他全身发紫，手指破烂，还在流血，太阳穴上好像有两片不化的雪——他的鬓角都白了！

“瓦尔瓦拉大叫大嚷：‘你怎么啦？’警察局长向所有的人打听情况，问这问那，我心里觉得事情不妙！我就让瓦里娅去应付局长，自己悄悄问马克西姆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小声说：‘您去迎一下雅科夫和米哈伊尔，教他们说，他们和我在驿站街就分了手，他们去了圣母教堂街，我拐进了纺织巷！不能说错，让警察知道就糟了！’我忙去找外公，对他说：‘你去跟局长说说话，我到大门口去等儿子。’我告诉他出了什么祸事。他战战兢兢穿上衣服，嘴里咕哝着：‘我就知道，我就料到会出这种事的！’他净胡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我在门口等到两个儿子回来，给了他们每人一巴掌，米什卡的酒顿时吓醒了，那个宝贝雅什卡醉得舌头都短了，嘟嘟哝哝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全是米哈伊尔的主意，他是老大！’我们好说歹说总算把警察局长应付过去，他真是一位好先生！临走时说：‘哎，当心点，要是你们家再捅出什么娄子，我会知道谁犯法。’局长走后，外公来到马克西姆跟前说：‘谢谢你，换了别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这我明白！女儿，也谢谢你给爹娘家里带来一位好心人！’你外公他要是愿意，也会说出几句心里话，后来他变蠢了，才把心思都藏起来。剩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马克西姆·萨瓦捷伊奇哭起来，像说胡话似的说道：‘他们为什么害我？我哪儿对不起他们了？妈妈，为什么啊？’他不叫我娘，而是像小孩子那样叫妈妈，他的脾气确实像小孩子。他问我‘为什么？’我只能痛哭，我还剩下了什么呢？不过是两个儿子，我可怜他们！你娘把衣服上的纽扣都扯掉了，披头散发坐在那儿，就像刚刚打过一架，吼叫着：‘咱们走，马克西姆！他哥俩是咱们的仇敌，咱怕他们还不行！咱们搬走！’我喝住她：‘别火上浇油了，家里够乱的了！’这时候外公叫那两个傻瓜过来赔不是，你娘冲上去就给米沙一个大嘴巴——让你赔不是！你爹埋怨他们说：‘你哥俩怎么能这样？你们会把我弄成残废的，没有手我拿什么干活啊？’好歹最后他们算是和解了。你爹躺在床上病了将近七个星期，他时不时地对我说：‘哎，妈妈，跟我们到别的城市去吧，这儿多没劲啊！’不久，他果然到阿斯特拉罕去了，因为夏天要在那儿迎接皇上，给你爹派了活去建造凯旋门。他们是搭第一班轮船走的。和他们分别我就像丢掉了魂似的，他也很难过，还是一个劲儿劝我去阿斯特拉罕。瓦尔瓦拉那个乐呀，全都摆在她脸上了，没羞没臊的……他们就这样走了。我也讲完了……”

她喝了口酒，嗅了嗅鼻烟，若有所思地望望窗外灰蓝色的天空，说：

“是啊，你爹不是我的亲生骨肉，可是我俩的心是一样的……”

有时候，她正讲着故事，外公走了进来，仰起他那黄鼠狼脸，尖尖的鼻子嗅着空气，疑惑地打量外婆一眼，听听她说什么，咕哝道：

“胡扯，胡扯……”

他冷不丁问一句：

“列克谢，她在这儿喝酒了吗？”

“没有。”

“你撒谎，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

他犹豫了一会儿，走了。外婆朝他背后挤挤眼睛，说了句顺口溜：

“阿夫杰伊来到我家，可别吓走了我的马……”

有一天，外公站在房间当中，眼睛望着地上，轻声说：

“孩子他娘！”

“嗯？”

“你看到是怎么回事了吧？”

“看到了。”

“你是怎么想的？”

“命中注定，他爹！还记得吧，你老说要找个贵族？”

“是啊。”

“这就是你的贵族。”

“穷光蛋一个。”

“这是她自己的事！”

外公走了。我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就问外婆：

“你们在讲什么呀？”

“你什么都想知道，”她唠叨道，一边替我揉腿。“从小样样都问，到老就没有可问的了……”她摇摇头，笑起来。

“唉，老爷子啊老爷子，你在上帝眼里不过是小小一粒尘土！廖尼亚，这件事你不准对别人说！你外公他变成穷光蛋了！他把一大笔钱借给了一个贵族，那个贵族破了产……”

她面带微笑，想起了心事，默默地坐了很久，大脸盘上皱纹越来越多，渐渐露出愁闷和悲哀的表情。

“你在想什么？”

“啊！我在想，给你讲什么故事呢？”她身子猝然一抖。“就讲叶夫斯季格涅伊，好不好？你听着：

从前有个书记官叫叶夫斯季格涅伊，

他以为世上就数他聪明第一，

牧师和贵族全都不如他，

就连最老的狗也不能相比！

他像只火鸡神气得不得了，

把自己当成了西林神鸟，

左邻右舍哪个不挨他教训，

他总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好。

他瞧一眼教堂说：太矮！

他瞅一下街道说：太窄！

说苹果长得太青！

说太阳升得太早！

不管人家指给他看什么，

他都说：”

外婆嘟起腮帮，瞪大眼睛，慈祥的脸上做出愚蠢可笑的表情，用懒洋洋的沉重的声音说：

“这种东西我也会做，

我做出来更加精彩，

不过我实在忙不过来。”

外婆停了一会儿，微笑着小声讲下去：

“一天夜里，小鬼们来找书记官：

‘书记官，你在这里感到不方便？

那就跟我们到地狱去转转。

那儿的炭火烧得可真暖！’

书记官还没来得及戴帽子，

小鬼就向他伸出了鬼爪子，

它们拖他走，又是号叫又是呵痒痒，

还有两个小鬼坐在他肩膀上，

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地狱的大火塘。

‘亲爱的书记官，我们这儿好不好？’

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往四下瞧，

骄傲地噘起嘴，两手叉着腰：

‘嘿，你们地狱里煤气味儿太大了！’”

她用懒洋洋的浑厚嗓音结束了这个寓言故事，脸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轻轻笑着对我解释道：

“这个叶夫斯季格涅伊呀，就是不认输，死活抱住他那一套，脾气拗得很，就像咱们家的外公！好了，睡吧，不早了……”

母亲很少上阁楼来看我，来了也只待一会儿，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她越来越漂亮了，衣服穿得也越来越好，不过我觉得她也和外婆一样，身上有一种不让我知道的新东西，这是我渐渐生出的感觉和猜测。

外婆的童话故事逐渐对我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她讲我父亲的故事也不能消释我心中与日俱增的莫名的忧虑。

“为什么我爹的灵魂不得安宁？”我问外婆。

“这哪能知道呢？”她微微闭上眼睛说。“这是上帝的事，天上的事，我们不知道……”

夜里我睡不着，就从蓝蓝的窗口望出去，看着星星在天空缓缓地飘移，一边在脑子里编着悲惨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我的父亲，他总是孤身一人到什么地方去，手里拄着根棍子，背后跟着一条毛茸茸的狗……

十二

有一天，我在傍晚时睡着了，醒来后觉得两条腿好像也醒了。我把腿伸下床，它们还是不听使唤，但我已经有了信心，腿是好的，以后我还能走路。这真是太棒了，我高兴得大叫，把全身重量放到腿上站起来，脚一落地就摔倒了，可是我马上向门口爬去，爬到楼梯上，心里生动地想象着，楼下的人看见我一定会惊奇万分。

我不记得怎样到了母亲房里，躺在外婆的膝上。外婆面前站着些陌生人，有个穿绿衣服的瘦老太婆嗓门比谁都大，她严厉地说：

“给他喝马林果汁，用被子连头裹起来……”

她整个人都是绿色的，包括衣服、帽子和脸，她眼睛下面长着个瘊子，那瘊子上的毛毛也像一撮绿草。她翘着上嘴唇，耷拉着下嘴唇，对我露出绿色的牙齿，用一只戴着黑花边无指手套的手遮住眼睛。

“她是谁？”我胆怯地问。外公用刺耳的声音答道：

“这又是你的一位奶奶……”

母亲笑着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跟前。

“这就是你的父亲……”

她很快讲了几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懂。马克西莫夫眯起眼睛，弯腰对我说：

“我送你一盒图画颜料。”

房间里很明亮，前角落的桌子上放着一座银制的枝形烛台，上面点着五根蜡烛。烛台后面供着外公心爱的圣像“勿哭我圣母”，圣衣上的珍珠被烛火照耀得流光溢彩，镶金的灵光圈上红宝石光芒四射。几张烙饼似的模糊的圆脸和一些扁平的鼻子，从外面不声不响粘贴在昏暗的玻璃窗上。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漂移。那个绿色老太婆用冰凉的手指摸着我的耳根，说：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他晕过去了，”外婆说，抱起我向门口走去。

我没有晕，只是闭上了眼睛。她拖我上楼梯时，我问她：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得了吧，闭嘴！……”

“你们都是骗子……”

她把我放在床上，自己一头扎进枕头里，浑身哆嗦，哭了起来。她泣不成声，肩膀在剧烈地颤抖，喃喃地说：

“你也哭吧……哭吧……”

我不想哭。阁楼上又暗又冷，我直发抖，床在吱吱地摇晃着，绿色老太婆就站在我眼前，我假装睡着了，外婆也走了。

空虚无聊的几天像一股细流单调地流过，母亲订婚后出门去了，家里安静得叫人难受。

一天早晨，外公拿着凿子上楼来，他走到窗口，开始挖冬天泥在窗框上的油灰。外婆端着水盆带着抹布也来了。外公轻声问她：

“怎么样，老太婆？”

“你说什么？”

“你高兴了，是不是？”

她就像在楼梯上对我那样回答他：

“你得了吧，闭嘴！”

短短的几句话现在有着特别的含义，这些话里包藏着一桩对大家不言而喻和令人伤感的大事情。

外公小心地取下窗框拿走了，外婆打开了窗户。花园里八哥儿在啼唤，麻雀啾啾地叫着，解冻后的土地向屋里飘来一股醉人的气息，炉炕上的青色瓷砖似乎羞白了脸，看上去冷飕飕的。我爬下床来。

“别光着脚走，”外婆说。

“我到花园里去。”

“那儿还没干呢，再等几天吧！”

我不想听她的话，甚至看到大人我就不高兴。

花园地上已经露出嫩绿的草尖，苹果树吐芽、绽蕾了，彼得罗夫娜家屋顶上的青苔泛出悦目的绿色，有许多小鸟四处飞鸣，欢快的声响、新鲜芳香的空气，使我感到晕眩但很舒服。只是彼得大叔自杀的那个土坑里，乱糟糟地堆着被雪压断的枯黄蒿草，难看得很，没有一点春天的迹象，几根火烧木乌黑发亮，样子凄凉，整个土坑让人触目心烦，这是个谁也不要的地方。我一气之下想拔掉、挖去这些杂草，把砖瓦块、焦木头通通弄走，清除掉一切肮脏的废物，在坑里给自己造一个干净的小窝，到夏天可以单独住在这儿，不跟大人们在一起。说干就干，这件工作马上吸引了我，使我很长一段时间乐得甩开家里发生的一切，虽说那些事情还在让我非常恼火，但日复一日也就逐渐淡漠了。

“你干吗老噘着嘴？”有时是外婆，有时是母亲这样问我。她们问得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并不生她们的气，只是对家里的一切都感到隔膜罢了。吃中饭、晚茶和晚饭时，绿色老太婆经常在座，她就像旧篱笆上的一根烂木桩。她的眼睛仿佛是用看不见的细线缝在脸上，从皮包骨头的眼窝里灵活地翻进翻出。这双眼睛滴溜儿乱转，无所不见，明察秋毫。当她谈到上帝时，它们就翻向天花板，要是说起家常事，它们就向脸颊垂下来。她的眉毛像是用麦麸子粘贴上去的。吃东西时，她可笑地弯曲着手掌，揸开小指头，把食物塞进嘴里，光光的大牙咀嚼起来没有一点声音，她耳朵边的小骨球上下滚动，耳朵在动，瘊子上的绿毛毛也在动，活像在那张又黄又皱、干净得讨厌的皮肤上爬行似的。她和她儿子一样全身上下干干净净，让人觉得碰她一下都怪不舒服的。开头几天，她把死人般的手伸到我嘴边让我亲吻，那只手上有一股喀山黄肥皂和神香的气味，我一扭头跑掉了。

她常对她的儿子说：

“这个孩子需要好好教育，你明白吗，叶尼亚[37]？”

他顺从地垂下头，皱着眉不说话。大家都在这个绿色老太婆面前皱眉头。

我恨这个老太婆，还有她的儿子，我的恨集中在他俩身上，这种仇恨心使我挨了好多顿打。有一天吃中饭时，她把眼睛瞪得吓人，说：

“哎呀，阿廖申卡，你干吗吃得这么快，一口咬这么多啊！你会噎着的，亲爱的！”

我把嘴里那块东西掏出来，又戳在叉子上，递给她：

“您舍不得就拿去吧……”

母亲把我从饭桌上拉下来，我丢了脸，被赶上了阁楼。外婆来了，她捂着嘴哈哈大笑：

“天哪！你这个淘气包，基督保佑你……”

我不喜欢她捂着嘴，就跑开了，爬到屋顶上，在烟囱旁边坐了很久。是的，我很想恶作剧，想对所有的人恶言恶语，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愿望，然而我不得不把它按捺下去。有一次我在未来继父和新祖母的坐椅上抹了些樱桃树胶，把他俩都粘住了，当时的样子非常好笑。外公把我狠揍了一顿，母亲上楼来找我，把我叫到跟前，用膝盖紧紧夹住我，说：

“听我说，你干吗要使性子？你可知道，这让我多么伤心啊！”

她眼睛里充满了晶亮的泪花，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脸上，这比打我一顿还要让我难过！我说我再也不捉弄马克西莫夫家的人了，永远不会了，只要她别哭。

“对了，对了，”她轻声说，“不要淘气了！我和他不久就要举行婚礼，然后我们到莫斯科去，然后再回来，你就跟我住在一起。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人很善良，又聪明，你会跟他合得来的。你要上中学，然后成为大学生，就像他现在这样，然后你当一名医生。随便你想干哪一行，只要有学问都能行。好了，去玩吧……”

她说了一连串的“然后”，我觉得它们像是一道梯子，通往下面很深的地方，通往黑暗和孤独，离她越来越遥远。这道梯子并不使我高兴。我很想对母亲说：

“请你不要出嫁，我自己能养活你！”

这句话没有说出来。母亲总是唤起我对她许许多多温情的想法，但我从来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花园里的工作进展顺利：我手拔刀砍清除了野蒿，用碎砖砌好土坑周边塌陷的地方，铺成一个宽敞的座位，简直能在上面睡觉。我收集了许多彩色玻璃片和碎碗破碟，把它们泥在砖块的缝隙里，太阳照到坑里的时候，这些东西就闪出耀眼的彩虹，像教堂里那样。

“你这个主意很好！”有一天外公察看了我干的活，说。

“不过蒿子还会长起来盖住你的，你留下了草根！我帮你把土再挖一下，去拿把铁锹来！”

我拿来了铁锹，外公朝手上吐了口唾沫，咳了几声，用一只脚把铁锹深深踩进肥沃的泥土里。

“你把草根都扔出去！然后我给你在这儿种上向日葵和锦葵，那才好呢！好……”

他忽然俯在铁锹上面不说话了，身子一动也不动。我注意看了看他，只见他那狗一样的聪明的小眼睛里扑簌簌落下了小滴的泪珠。

“你怎么啦？”

他身子一抖，伸手抹了把脸，泪眼模糊地望望我。

“我出汗了！你瞧，蚯蚓真多！”

他又开始挖土，突然对我说：

“你砌的这些都算白干了！白干了，小弟。这座屋子我不久就要卖掉。大概到秋天就卖。要一笔钱给你娘做嫁妆。就是这样。愿她过上好日子，上帝保佑她……”

他扔下铁锹，挥了挥手，到澡堂后面花园的角落去了，他的温室就在那边。我开始挖地，但马上被铁锹弄伤了脚指头。

这使我不能伴随母亲去教堂举行婚礼，我只能走到大门口，看她挽着马克西莫夫的胳膊，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踩着人行道上的砖块和砖缝里长出来的青草，好像在钉子尖上走路似的。

婚礼并不热闹。从教堂回来后，大家闷闷不乐地喝着茶，母亲马上换了妆，到自己卧室里去收拾箱子。继父坐到我旁边，说：

“我答应过送给你颜料，可是城里买不到好的，我又不能把自己的送给你，我从莫斯科寄过来吧……”

“我要颜料做什么用？”

“你不喜欢画画吗？”

“我不会。”

“那我给你寄别的东西吧。”

母亲走了过来。

“我们很快就回来，等你父亲考完试，毕了业，我们就回家……”

他们跟我像跟大人一样谈话，这让我高兴，不过听说一个长胡子的人还要去上学，我又感到奇怪。我问道：

“你学什么？”

“土地测量……”

我懒得问他这是干什么的。屋子里静得无聊，好像有一种擦在毛毯上的沙沙声，真盼望夜晚快些到来。外公背靠炉炕站在那儿，眯起眼睛望着窗外。绿色老太婆帮助母亲收拾行李，嘴里哼哼唧唧地絮叨着。外婆中午就喝醉了，大家怕她出丑，把她送上阁楼锁在房间里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走了。临走时她把我轻轻抱起来，搂着我，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我的眼睛，一边吻我，一边说：

“好了，再见吧……”

“告诉他，要听我的话，”外公望着才露出淡淡红光的天空，愁眉苦脸地说。

“要听外公的话，”母亲给我画了个十字，说。本来我想听她说点别的话，被外公打了岔，所以很生他的气。

他们坐上了四轮敞篷马车，母亲的衣下摆被什么东西钩住了，她生气地拉了好久。

“去帮一下，你没看见吗？”外公对我说。我没有去帮忙，只觉得浑身被一阵忧愁紧紧地箍住了。

马克西莫夫在车上耐心地摆放他那两条穿着蓝色瘦裤子的细长腿，外婆往他手里塞了些包袱，他把它们放在膝盖上，用下颏抵住，惊慌地皱起苍白的脸，拖长声音：

“够——够了……”

绿色老太婆和她当军官的大儿子上了另一辆车，她坐在那儿就像画上去似的，军官用马刀柄搔着大胡子，不时打着哈欠。

“这么说，您得去打仗了？”外公问他。

“非去不可！”

“这是件好事。土耳其人该揍……”

他们走了。母亲好几次回过头来，挥动手帕。外婆一手扶着墙，也在挥手，她泪流满面。外公用手指头从眼里勉强挤出几滴泪水，断断续续地唠叨着：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不会……”

我坐在石礅子上，望着两辆马车颠簸远去，它们转过街角就不见了，我感到胸中仿佛有个东西砰的一声紧紧关上了。

时间还早，家家窗户上还遮着护窗板，街上空荡荡的，我从来没见过街道像这样死寂空旷。远远有个牧人在一个劲儿地吹着牧笛。

“我们去喝茶吧，”外公扶着我的肩膀，说。“看来，你命中注定要跟我住在一起，你还得像火柴那样，划我这块老砖头呢！”

从早到晚，我和外公在花园里不声不响地忙活着。他挖了几条畦，给马林果扎枝，清除苹果树上的苔藓，踩死毛毛虫；我一直忙着安顿和装点自己的小窝。外公砍掉了火烧木的梢头，在地里插了几根棍子，我把鸟笼挂在那上面，又用枯蒿编了一道密密实实的障子，在座位上面架了个遮阳篷，也可以挡露水，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外公说：

“你学着尽量把自己安排得好些，这对你很有益处。”

我非常重视他这句话。有时他躺在我那草皮宝座上，不慌不忙地教导我，他说话很费劲，就像一个字一个字掏出来似的。

“现在你像一片面包，从你娘身上切下来了，她还会生别的孩子，她对他们要比对你更亲。你外婆又开始喝酒了。”

他沉默了好久，仿佛在倾听什么，然后又像不情愿似的吐出一句句沉重的话。

“这是她第二次酗酒了，第一次是在米哈伊尔被征兵的时候，她也喝过。这个老糊涂，她劝我替他买了张免役证。也许他当了兵，倒会成为另一个人……唉，你们呀……我快要死了。就是说，只剩下你一个人，全得靠自己做主，自谋生路，明白吗？就是这样。要学会独立工作，别让人牵着鼻子走！安安静静过太平日子，但是要倔强地生活！谁的话都可以听，但是只干对自己有好处的……”

整个夏天，当然，除非天气不好，我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夜里暖和，我就在那儿睡在外婆送给我的一块羊毛毡上。她自己也常到花园来过夜，抱些干草铺在我的床位边，躺下来久久地给我说东道西，有时突然打断自己的话：

“你瞧，一颗星星掉下去了！这是一个纯洁的灵魂思念凡尘，它想起了大地母亲！就是说，现在什么地方有一位好人出世了。”

或者指给我看：

“又有一颗星升起来了，瞧！它多亮！可爱的天空啊，你是上帝光辉的圣衣……”

外公埋怨道：

“傻瓜，你们会着凉生病的，当心中风啊。小偷钻进来，掐死你们……”

有时候，太阳下山了，天上流过一道道火焰的长河，火焰烧完了，金红色的灰烬纷纷散落在花园丝绒般的绿荫里，接着，周围的一切开始明显地发黑、延展、膨胀，裹进一片温暖的幽暗中，吸饱了阳光的树叶低垂下来，小草伏向地面，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加松软，悄悄散发出各种不同的、犹如音乐般温柔的气息，此时恰好有一阵乐声从远方野外飘来，那是军营里在吹点名号。夜来了，随之有一种强劲而清新的东西，就像慈母的爱抚一样注入你的胸怀，寂静用它暖茸茸的手轻轻抚摩着你的心，这时，一切需要忘却的东西，一切白昼间渺小龌龊的尘垢，统统都从记忆中抹去了。仰面朝天躺着真是让人陶醉，你可以注视星星怎样亮起来而使天空显得深不可测。天越来越深、越高，你又能发现另一些星星，这深邃的天空仿佛把你从地上轻轻吸了起来，你会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不知是大地在你的脚下缩小，还是你自己在神奇地长高、变大、溶化，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了。越来越黑暗、安静。好像到处都紧绷着无形的灵敏的琴弦，任何一点声音，无论是小鸟梦啼，刺猬跑过，还是偶然传来的窃窃人语，在一片温馨、敏感的宁静中都显得比白天格外响亮。

有人拉了一阵手风琴，传来了女人的笑声，听见军刀磕碰人行道上砖块的声音，还有一声尖厉的狗吠，这一切都不再需要了，这不过是白日凋谢的最后几片落叶。

有时在深夜，街上或野地里突然响起醉汉的喊叫声，有人咚咚地跑过去，这是习以为常的事，并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外婆久久睡不着，她躺在那儿，把手枕在脑后，暗自兴奋地讲着什么事情，显然一点儿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在听。她总能找出一个合适的童话故事，使夜晚显得更加隽永和美丽。

听着她均匀有节奏的话语，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我和鸟雀一道醒来，太阳直接照到我脸上。清晨的空气渐渐变暖，轻轻地流动，露水从苹果树叶上抖落下来。湿润的青草晶莹透亮，亮得越来越耀眼，草地上升起了薄纱似的雾气。淡紫的天空中，阳光的辐射不断扩大，天色渐渐发蓝。云雀在看不到的高空呖呖鸣啭，所有声音和颜色都像清露沁入你的胸中，使你感受到一种安乐，使你愿意快些起来做点事情，愿意跟周围一切生物友好地相处下去。

这是我一生中最宁静和充满内省的一段时光。正是在这个夏天，我对自身的力量树立了坚定的信心。我变得孤僻了，不愿和人交往。我听见奥夫相尼科夫家孩子的叫喊声，但不想去找他们。表哥们来玩也一点不使我高兴，我倒惟恐他们弄坏了我的花园建筑，那可是我的第一件独立创作。

外公的话我也不再爱听了，他的话越来越枯燥乏味，而且总是唉声叹气发牢骚。他开始经常和外婆吵嘴，把她赶出家门，她有时去雅科夫舅舅家，有时到米哈伊尔舅舅那儿。有时她一连几天不回来，外公只好自己做饭，烫伤了手就吼叫，骂人，砸盘子，他变得越来越吝啬了。

有时他到我的窝棚里来，在草皮座位上舒舒服服坐好，久久盯着我不说话，然后冷不丁问一句：

“你干吗不吭声？”

“不干吗。怎么啦？”

他又开始教导我：

“我们不是贵族老爷，没有人教我们。什么事我们都得自己去弄明白。别人有书念，有学上，我们可什么也没有。一切要靠自己……”

他想起心事来，呆呆坐着，一动不动，哑巴似的，样子简直有些瘆人。

秋天他把房子卖掉了。卖房前不久，有一天喝早茶时，他突然愁眉苦脸、语气坚决地对外婆说：

“哎，孩子他娘，我养活你也养活够了！你得自己去挣饭吃了。”

外婆听了这话，全然不动声色，好像早知道他会这样说，就等着他这句话似的。她不慌不忙掏出鼻烟壶，用海绵样的鼻子吸了一撮鼻烟，说：

“那好吧！既然如此，就这么办……”

外公在小山下的死胡同里租了两间房子，是一座老屋的地下室，光线很暗。搬家那天，外婆拿来一只拴着长带子的旧树皮鞋，把它扔到炉炕底下，然后蹲下来呼唤家神：

“家神家神，一家之神！给你一架爬犁，坐上去吧，跟我们一道搬新家，享新福……”

外公从外面朝窗户里望望，叫起来：

“我不准你搬它，你这异教徒！你敢！真是给我丢人……”

“咳，当心，孩子他爹，会倒霉的，”外婆认真其事地警告他，可是外公暴跳如雷，禁止把家神搬过去。

一连三四天，外公把家具什物卖给一些鞑靼旧货商人，怒火冲天地跟他们讨价还价，赌爹骂娘，外婆望着窗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低声喊着：

“拖走吧！拆光吧……”

我也想哭，我舍不得我的花园和窝棚。

搬家用了两辆大车，我乘的那一辆颠簸得特别厉害，我坐在一堆杂物中间，那车子仿佛想把我抛下去似的。

大约有两年时间，直到母亲去世，我就生活在这种老是被抛向什么地方的颠簸感之中。

外公迁居地下室不久，母亲就回来了。她脸色苍白，人消瘦了，大眼睛里闪出一种带着惊奇神色的热光。她老是左看右看，就像头一次见到她的父母和我，她端详着，沉默着。继父不停地在房里来回走动，轻轻吹着口哨，咳嗽几声，把手抄在背后，摆弄着手指头。

“天哪，你长得太快了！”母亲说。用发烫的手掌按按我的脸。她穿得不好看，肥大的棕色衣服在肚子那儿鼓了出来。

继父向我伸出一只手。

“你好，小弟！你怎么样啊？”

他嗅了嗅空气，说：

“哎，你们这儿很潮湿！”

他俩像是奔跑了很久的人，都累坏了，身上的衣服又皱又破，他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只想躺下来休息。

大家闷闷地喝着茶，外公望着雨水在冲刷窗户上的玻璃，问道：

“这么说，一把火全烧光了？”

“全烧光了，”继父的口气非常肯定。“我们差一点没能逃出来……”

“是啊，水火无情。”

母亲趴在外婆肩上，凑到她耳朵边说话。外婆眯缝着眼睛，好像怕光似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闷。

外公突然用挖苦的口吻，心平气和，但声音很响地说：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先生，据我听到的消息，没有发生过什么火灾，不过是你打牌输了个精光……”

屋里像地窖一般寂静，只听见茶炊哧哧冒气和雨水抽打玻璃窗的声音。后来母亲开了口：

“爹……”

“什么爹不爹！”外公震耳欲聋地大叫起来。“还会弄出什么事情来？我没对你说过吗，三十岁的别嫁个二十岁的？自作自受，你瞧他，细皮嫩肉的！你成了贵族太太不是，啊？怎么样啊，好女儿？”

四个人一齐喊叫起来，数继父的嗓门最大。我跑进过道里，坐在木柴堆上，简直惊呆了：母亲就像换了一个人，她完全变了，不是原来那样的了。这个变化在房间里不很明显，但在这昏暗的过道里，我清楚地想起了她原先的样子。

后来，我不大记得了，不知怎么我又住到了索尔莫夫镇。屋子里一切都不同了，墙上没有糊墙纸，木头缝里嵌着麻屑，里面蟑螂成堆。母亲和继父占用两间窗户朝街的房子，我跟外婆住在只有一扇天窗的厨房里。工厂的黑烟囱从屋顶伸向天空，就像一根根从食指和中指间伸出来嘲弄人的大拇指，它们冒出的卷曲浓烟，被冬天的风吹得弥漫全镇，我们屋里很冷，永远有一股焦煳的油烟气味。一大清早，汽笛就像狼嚎似的叫起来：

“噢呜——呜……”

爬上长凳，从玻璃窗上半部，越过屋顶，可以看到那边的工厂大门，它在灯光下敞开着，就像老叫花子张着没牙的黑嘴，密密麻麻的一群小人正在挤进这张嘴巴里去。中午，汽笛又叫起来，大门的黑嘴唇又张开了，露出一个深洞，工厂把嚼碎的人渣呕吐出来，他们像一股黑水流到街上，风夹着绒毛似的白霜沿街劲吹，追赶着人们，把他们驱散回家。镇子上面的天空难得一见，日复一日所能看到的，只是所有屋顶和落满烟子的雪堆上面悬吊着的另一个灰色大顶盖，这个平平的盖子扼制着你的想象力，以它沉闷单调的颜色使你感到目眩。

晚上，工厂上面晃动着一片昏红的火光，烟囱顶端被火光照亮，仿佛它们不是从地上竖向天空，而是从一片烟云中落向地面，一边下落，一边喷吐红光，发出呜呜的吼声。看着这一切，你会感到无法忍受的恶心。苦闷在凶恶地啃啮你的心。外婆干的是厨娘的活，她除了做饭还要擦地板、劈柴、担水，从早忙到晚，躺下睡觉时直累得唉声叹气。有时她做完了饭，穿上短棉袄，把裙子高高掖起，动身进城去。

“去看看老头子过得怎么样……”

“带我去！”

“冻死你，瞧这大风大雪的！”

在看不清道的茫茫雪野上，她要走七俄里路。母亲怀着孕，脸色蜡黄，怕冷地裹着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巾。我恨这条披巾，它使母亲高大匀称的身体变丑了，所以我老是去扯掉那些穗子。我恨这座屋子，还有工厂和这个镇子。母亲穿一双破旧的毡靴，挺着很难看的大肚子，咳嗽的时候肚子不住地颤抖。她那灰蓝色的眼睛闪出冷淡和愤怒的光，时常一动不动盯住空荡荡的墙壁，仿佛粘在上面似的。有时她整整一个钟头望着窗外的街道。那条街就像人的颌骨，一部分牙齿老得发黑，歪歪斜斜，有些牙已经掉了，装上的新牙又显得太大，显得很不相称。

“我们干吗要住在这儿？”我问。她回答：

“唉，你闭嘴……”

她很少跟我说话，总是命令我：

“去一趟，递给我，去拿来……”

家里人很少让我上街，每次出去我总被别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而回。打架是我唯一的乐趣，我便热衷此道。母亲为此用皮带抽我，惩罚愈加激怒了我，下次打架我变得更为凶暴，母亲的惩罚也加倍严厉。有一天我警告她，她要是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然后跑到野外去冻死。她吃惊地把我推开，在房里走了一圈，累得气喘吁吁地说：

“你这头小野兽！”

那些充满生气、令人激动、称之为爱的烂漫多彩的情愫，已从我心中消退殆尽。我开始仇视一切，这种仇恨就像蓝色的火花越来越频繁、猛烈地迸发出来。心中隐隐感到痛苦和不满，在这死气沉沉、乱七八糟的无聊生活中我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继父对我态度严厉，和母亲也很少说话，他老是吹吹口哨，咳嗽几声，午饭后总要站在镜子前面，用细木片小心地、长时间地剔他那一嘴高低不齐的牙齿。他越来越经常跟母亲吵架，生气地称呼她“您”。这个称呼使我怒不可遏。吵架时他总是紧紧关上厨房的门，显然不想让我听见他说话，但我尖起耳朵仍然能听到他那瓮声瓮气的低嗓音。

有一天听见他跺脚大叫：

“都怪您这混账大肚子，我不能请人到家里来做客，您这头母牛！”

我很吃惊，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在高架铺上一下子跳起来，头撞到天花板上，把舌头都咬出了血。

每逢星期六，总有几十名工人来找继父卖给他粮票。这种粮票是厂主当作工资发给工人的，工人只能拿它在工厂的小店里购买食品，继父就用半价收购它。他坐在厨房桌子边接待工人，板着脸孔，架子十足，接过粮票说：

“一个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你就不怕上帝……”

“一个半卢布。”

这种荒唐黑暗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母亲临产前我被送到了外公那里。他已经搬到了库纳维诺，在砂石街一幢两层楼房里租了一间小屋，带有俄式火炉和两个朝院子的窗户，这条街一直通到山下纳波利教堂墓地的围栏边。

“怎么啦？”外公迎着我说，然后尖声笑起来。“常言道：朋友可爱不如亲娘。看样子现在要说，不是亲娘，而是老鬼外公了！唉，你们呀……”

我对新地方还没有熟悉，外婆就和母亲带着小孩来了。继父因为敲诈工人被赶出了工厂，可是他上什么地方跑了一趟，马上就被安排到火车站当上了售票员。

过了好长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我又搬到母亲住的一个石屋地下室里，她立即送我去上学。入学头一天，学校就让我倒了胃口。

我上学穿的是母亲的皮鞋、外婆棉袄改成的大衣、黄色衬衫和散腿裤子，这身打扮马上招来同学的嘲笑，因为穿黄衬衫，我得到了“方块爱司”[38]的绰号。我和男孩子们很快就要好了，但是教师和牧师不喜欢我。

教师是个黄脸秃顶的人，他老淌鼻血，鼻孔里塞着棉花走进教室，坐在讲台边鼻音很重地问功课，话说到一半忽然不作声了，把棉花从鼻孔里拉出来，仔细瞧一下，摇摇头。他的脸扁平，紫铜色，仿佛经过氧化，皱纹里有一种铜绿样的东西，最难看的是他那双完全多余的死鱼眼，呆滞的眼光讨厌地盯在我脸上，使我老想伸手擦一把脸。

头几天我分在第一班，坐头排位子，几乎顶到了教师的讲台，这真叫人受不了，因为他好像除了我谁也看不见，他老是用鼻音说：

“佩斯科夫，换件衬衫！佩斯科夫，脚别乱动！佩斯科夫，你鞋子下面又流了一摊泥水！”

为此我用恶作剧狠狠报复了他一下：有一天我弄到半个冻坏的西瓜，掏去瓜瓤后，把它用线吊在过道门的滑轮上，过道里很暗，门推开时，西瓜升了上去，教师关门时，瓜皮就像一顶帽子正好扣在他的秃头上。看门人拿着教师的字条把我送回家。不用说我为这场淘气付出了皮肉之苦的代价。

另一次，我把鼻烟撒在教师的桌屉里，使他喷嚏不止，不得不离开教室，派他当军官的女婿来代课。军官命令全班高唱《上帝保佑沙皇》和《自由啊，我的自由》这两首歌，谁唱得不对，他就用小尺敲谁的脑袋，敲得特别响而可笑，但不疼。

宗教课教师是个年轻漂亮、头发蓬松的牧师，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旧约·创世记》，还因为我学他讲话的口头禅。

他一进教室首先就要问我：

“佩什科夫，书带来了吗？是的。书？”

我回答：

“没有。没带来。是的。”

“什么‘是的’？”

“没有。”

“那你就回家去吧！是的。回家。因为我不想教你了。是的。不想。”

这并不使我十分苦恼，我出了教室，在镇子里肮脏的街道上东游西逛看热闹，直到放学回家。

牧师有一张文雅端庄的基督式的脸，一对温柔的女人眼睛和一双无论拿什么东西也同样温柔的小手。每件东西，不管是书、尺还是笔杆儿，他拿起来都非常灵巧，就像它们都是活的、脆的，他爱惜备至，生怕不小心碰坏了似的。他对学生可不像这样温柔，不过大家还是喜欢他。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还过得去，但不久我被告知，由于不体面的行为学校要开除我。我一听就蔫了，感到要倒大霉，因为母亲脾气越来越坏，打我的次数更多了。

幸亏来了一位救星。有一天赫里桑夫[39]主教大人突然驾临我们学校。他的样子像巫师，我记得还是个驼背。

主教个子矮小，身穿宽大的黑衣服，头戴可笑的小桶帽，坐到讲台边，把手从袖筒里露出来，说：“喂，我的孩子们，让我们来谈谈吧！”教室里顿时变得又温暖又快乐，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愉快气氛。

他叫了许多孩子之后，也把我叫到讲台前，认真地问道：

“你几岁了？才这么大？可是你，小弟弟，怎么长得这样高啊？你常常站在雨水里，对吧？”

他把一只胳膊搁在讲台上，用留着尖尖长指甲的瘦手握住稀疏的胡须，慈祥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脸，提议道：

“好，你给我讲一讲，《创世记》里面你喜欢什么？”

我说我没有书，没学过《创世记》，他正了正高筒帽，问道：

“怎么会这样？这是应该学的！也许你知道一点，听人说过？知道《诗篇》吗？很好！祈祷词呢？嗬，你瞧！还有《圣徒传》？诗歌也知道吧？你蛮有学问嘛。”

我们的牧师来了，他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主教为他祝福之后，他开始介绍我的情况，主教扬起手，说：

“请等一下……好，你讲讲敬神的人阿列克谢……”

“这是最好的诗歌，对吧，小弟弟？”当我忘记了哪一句诗，停顿下来时，他这样说。“还会什么？……大卫王的故事会讲吗？我非常想听！”

我看见他确实在听，他喜欢诗歌。他考了我很久，忽然叫我停下来，问道：

“你学过《诗篇》吧？是谁教的？是慈祥的爷爷？他挺凶？真的吗？想必你太淘气了，是不是？”

我踌躇起来，但还是承认了。教师和牧师插了好些话证明我的承认属实，主教垂下眼睛听他们说，然后叹了口气道：

“听见他们怎么说你吗？喂，你过来！”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头上，手上有一股柏树的气味，问我：

“你干吗要淘气？”

“念书真没劲。”

“没劲？小弟弟，这有点不对头。要是你觉得念书没劲，你就一定念不好，可是老师说你念得挺好的。看样子，还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在里面边写边说：

“佩什科夫·阿列克谢。对。小弟弟，你还是稍微忍耐一点，不要太淘气了！淘一点气是可以的，太淘气别人就不高兴了！我说得对吗，孩子们！”

许多声音欢快地回答：

“对！”

“你们都不是非常淘气，对吧？”

男孩子们得意地笑着说：

“不对。我们也非常淘气！非常！”

主教往椅背上一靠，把我搂到跟前，说了一句令人惊奇的话，所有的人连同教师和牧师都笑了起来：

“真是怪事，小弟弟们，我在你们这个年龄也是一个大大的淘气包！怎么会这样呢，小弟弟们？”

孩子们笑着，他提出许多问题，巧妙地难住大家，迫使他们互相争论，教室里越来越活跃。最后，他站起来，说：

“淘气包们，跟你们在一起真好，不过我该走了！”

他举起手，袖口一甩甩到肩膀上，向大家画了个很大的十字，祝福道：

“为了圣父圣子圣灵，祝福你们多多行善！再见！”

大家高呼：

“大主教再见！请您再来！”

他点点高筒帽，说：

“我一定来，一定来！我要给你们送书来！”

他飘然走出教室，对教师说：

“放他们回家吧！”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过道里，俯下身来轻声对我说：

“你忍耐一点，好吗？我明白你为什么淘气！好，再见了，小弟弟！”

我非常激动，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我胸中沸腾。教师把全班放了学，单独留我下来，对我说，今后我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才行，甚至像这种话我都乐于洗耳恭听。

牧师一边穿皮袄，一边和气地对我说：

“从今往后你应该上我的课！是的。应该。不过你要老实坐着！是的。老实坐着。”

我在学校的事情总算凑合过去，没想到又在家里闹出了一场祸事：我偷了母亲的一个卢布。这是一次没有预谋的犯罪。

一天傍晚母亲出门去，留下我在家看小孩，我无所事事，翻开了继父的一本书——大仲马的《医生笔记》，看见里面夹着两张钞票，一张十卢布的和一张一卢布的。我看不懂那本书，把它合上了，但忽然想到，一个卢布不仅可以买《创世记》，大约还能买到一本讲鲁滨孙的书。不久前我在学校听人说过有这本书，那天很冷，课间休息时我给男孩子们讲童话故事，突然有个男孩瞧不起地说：

“童话故事净胡说八道，鲁滨孙才是真正的故事呢！”

还有几个孩子也读过鲁滨孙，他们都夸这本书好，外婆的童话不受欢迎我不服气，于是我就下决心要读一下鲁滨孙，然后也对他们说：这本书胡说八道！

第二天上学，我带去一本《创世记》、两本破破烂烂的安徒生童话、三俄磅[40]面包和一俄磅香肠。在弗拉基米尔教堂围墙旁一个黑暗的小店里有鲁滨孙卖，薄薄的一小本，封面是黄的，第一页上画着个大胡子男人，头戴尖顶毛皮帽，肩上披着兽皮，这副样子我不喜欢，而安徒生童话虽说有些破，表面看上去就觉得挺可爱。

课间大休息时，我跟孩子们分吃面包和香肠，然后开始读奇妙的童话故事《夜莺》，大家的心一下子就被抓住了。

“在中国，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国人，连皇帝自己也是中国人，”我记得，这句话使我感到愉快又惊奇，它具有一种朴素的乐呵呵、笑嘻嘻的音乐感和某种非常美好的东西。

因为时间不够，我在学校里没能读完《夜莺》。我回到家时，母亲正攥着煎锅把儿在煎鸡蛋，她奇怪地压低了嗓子问我：

“你拿了一个卢布？”

“拿了，这是买的书……”

她用煎锅的活把儿狠狠揍了我一顿，没收了安徒生的书，就此把它永远藏了起来，这比打我还要令我伤心。

我好几天没有去上学，在这段时间里，大概是继父把我的伟绩告诉了他的同事，同事们又转告自己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把这件事传到学校里，后来我上学时，迎接我的是一个新绰号——小偷。这个绰号简短明了，但是不对，因为我并没有隐瞒卢布是我拿的。我试图说明真相，但别人不相信，我回家就对母亲说，以后再也不去学校了。

母亲坐在窗口给小弟弟萨沙喂奶，她又怀孕了，脸色灰白，眼神痛苦失常，她望着我，像鱼一样张着嘴巴。

“你胡说，”她低声道。“不会有人知道你拿了卢布。”

“不信你去问问。”

“是你自己说漏了嘴。你说，是不是你自己？你小心着，明天我会弄清楚，是谁把这事传到学校里去的！”

我说出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她的脸可怜巴巴地皱了起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来到厨房里，我自己的床在炉子后面的箱子上，我躺到床上，听见母亲在房里低声痛哭：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热烘烘的油抹布发出难闻的气味，我实在躺不住了，就爬起来到院子里去，母亲喝住了我：

“你要上哪儿？上哪儿？到我这边来！……”

我和母亲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她膝上，抓她衣服上的纽扣玩，一边点头，一边说：

“透透，”意思是说“扣扣”。

我偎在母亲身旁，她搂住我说：

“我们是穷人，我们的每一戈比，每一戈比……”

她始终没把话说完，用热乎乎的胳膊抱紧我。

“这个坏蛋……坏蛋！”她突然说，这句话我以前听见她说过一次。

萨沙跟着说：

“蛋，蛋！”

这个小孩有些古怪，样子笨拙，脑袋很大，他用美丽的蓝眼睛望着周围的一切，安静地微笑着，仿佛在期待什么。他很早就开始说话，从来不哭，老是处在一种怡然自得的状态。他身体虚弱，勉强能爬，一见到我就特别高兴，要我抱他，喜欢用软软的小手揉我的耳朵，手指上不知为什么有一股紫罗兰的香味。他没有生病就突然死了。那天上午他还像平时一样自得其乐，到了傍晚，敲彻夜祈祷钟的时候，他已经给安放在桌子上了。这是第二个小孩尼古拉出世后不久的事。

母亲做了她答应过的事，把我在学校里重新安排好了，可是我又被送到了外公那里。

有一天喝晚茶时，我从院子里走进厨房，听见母亲在声嘶力竭地喊叫：

“叶夫根尼，我求你了，求你……”

“胡说！”继父说。

“我知道，你是去找她！”

“那又怎么样？”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咳嗽起来，说：

“你这黑心肠的坏蛋……”

我听见继父打了她一下，就冲进房里，看见母亲跪在地上，背和胳肘撑在椅子上，挺着胸，仰着头，呼呼直喘气，眼睛里闪着可怕的光，继父一身干净打扮，穿着新制服，用他的长腿在踢母亲的胸口。我从桌上抓起那把骨柄镶银的刀子——这把面包刀是母亲所剩我父亲惟一的遗物——我抓起它用足力气对准继父的腰间猛刺过去。

幸亏母亲及时推了马克西莫夫一把，刀子从他腰间擦过，把制服刺开个大口子，划伤了一点皮。继父哎哟一声，捂着腰窜出房去，母亲抓住我，吼叫着把我拎起来摔倒在地。继父从院子里回来后，把我拉开了。

天色已经很晚，他还是出门去了。母亲到炉子后面来找我，她小心地抱住我，吻我，哭着说：

“原谅我，是我不好！唉，亲爱的，你怎么能那样？怎么能动刀子啊？”

我对她说，我杀死继父，然后自杀。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我想我会这样干的，至少要试一试。直到现在我眼前还浮现出那个下流坯的细长腿，穿着镶有鲜亮牙线的裤子，在空中摆动着，用鞋尖猛踢女人的胸口。

回想起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些令人沉痛的恶行，我不禁反复诘问自己：这种事情值得一提吗？最后我满怀信心地回答：值得，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真实，直到今天它还没有绝迹。必须彻底了解这种真实，才能把它从记忆中，从人的心灵中和我们痛苦而耻辱的整个生活中彻底铲除干净。

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促使我描写这些恶行。虽然它们令人作呕，使我们窒息，它们把许多美好的心灵都压抑致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然健康，年轻，足以战胜也一定能够战胜这些恶行。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奇的，这不仅因为它拥有一层滋生各种畜生败类的丰饶沃土，而且也因为，在这层土壤中毕竟能成功地长出鲜明、健康和创造的幼芽，能够生长人性中的善良，这会激励我们矢志不渝地憧憬人类光明的生活而获得新生。

十三

我又回到了外公家。

“怎么啦，小强盗？”他迎面问我，用手敲敲桌子。“现在我可不养你了，让外婆养活你吧！”

“我养活他，”外婆说。“别以为你难倒我了！”

“那你就养吧！”外公嚷道，马上又安静下来，对我解释说：

“我跟她彻底分家了，现在我们什么东西都分开……”

外婆坐在窗口织花边，她的动作很敏捷，木杆发出欢快的碰击声，插满铜针的底垫就像一只金色刺猬在春天的太阳下闪闪发光。外婆自己也像是赤铜铸成的，她一点都没有变！倒是外公越发干瘦了，脸上的皱纹更多，红头发变灰了，从前他举手投足镇定自若，架子十足，如今却变得急躁不安，手忙脚乱；一对绿眼睛里始终透着怀疑的神色。外婆笑着告诉我外公跟她分家产的经过。外公把餐具和坛坛罐罐都给了她，说：

“这些是你的，别的什么也别跟我要了！”

然后他把外婆所有的旧衣服、旧物件连同狐皮斗篷统统拿走，变卖了七百卢布，把钱借给了他的教子——一个卖水果的犹太人去生利息。他彻头彻尾染上了守财病，甚至不顾廉耻，跑到老熟人家里、过去手工业管理局的老同事和一些富商家里去诉苦，说他被儿女弄得破了产，向他们哭穷要钱。他过去是受人尊敬的，所以人家对他慷慨解囊，给了不少大票子。他拿出一张在外婆鼻子下摆了摆，像小孩子似的夸口逗她：

“看见没有，傻瓜？人家连百分之一也不会给你的！”

他把讨来的钱都放出去生利，一部分借给了他的新朋友——秃顶瘦高个儿、镇上人称“马鞭子”的毛皮匠，余下的借给了此人的妹妹，一个红脸蛋、褐眼睛、身高马大、样子懒散、嘴比蜜糖还要甜的小店老板娘。

家里的一切都是严格分开的。头一天外婆出钱买菜做饭，第二天就由外公买菜和面包。轮到外公那天饭菜总要差些，外婆买的全是好肉，外公却只买些牛羊杂碎。茶叶和糖各人自管，但烧茶共用一个壶，外公不放心地说：

“别忙，等一等！你放了多少茶叶？”

他在手心里倒了些茶叶，仔细数了数，说：

“你的茶叶比我的小，所以我要少放几片，我的茶叶大，茶汁更浓。”

他密切注意，外婆倒给自己和倒给他的茶浓度是否一样，她共喝了几杯，是不是跟他数量相等。

“喝最后一杯吧，怎么样？”在茶壶倒空之前，外婆问道。

外公朝茶壶里看看，说：

“好吧，每人最后一杯！”

就连供圣像的长明灯油，也是各人买各人的，在共同操劳了五十年之后竟然做出这种事来！

看着外公这些把戏，我又好笑又厌恶，而外婆不过觉得好笑罢了。

“你算了吧！”她安慰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老头儿上了年纪，他就任性胡闹！他八十岁的人了，有几个能活到这把岁数！让他去胡闹吧，最后看谁倒霉？我能挣到一口饭养活咱俩，你别担心！”

我也开始挣钱了。逢到节假日，一大早我就拿上口袋到别人家院子里和大街小巷拾牛骨头、破布、碎纸和钉子。一普特破布碎纸卖给收破烂的，可得二十戈比，废铁也一样，一普特骨头只值十戈比，或八戈比。平时放学后我也干这个营生，每星期六我卖各种破烂能挣到三五十个戈比，运气好还要多些。外婆接过我的钱，连忙塞进裙子口袋里，垂下眼睛，夸奖我道：

“谢谢你，好乖乖！难道我们还养不活自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把我给她的几枚五戈比硬币托在手心里，望着钱泣不成声，她那泡沫石似的有许多小孔的鼻尖上挂着一滴混浊的泪水。

比卖破烂更好的进项，是到奥卡河岸的木材栈或者沙岛上去偷木柴和薄木板。在逢集的季节，沙岛上搭起临时木板房。人们在里面做铁器买卖，集市过后板房就拆掉，木条和木板叠垛起来，几乎一直要堆放到来年春汛时。一块好木板，小市民房主肯出十戈比，一天可以弄到两三块，但是必须在恶劣的天气，刮暴风雪或下大雨，看守人四散躲避时，才能得手。

我们结成了一个齐心合力的团伙，成员有：讨饭的莫尔多瓦女人的十岁儿子桑卡·维亚希里，他是个温柔可爱的男孩，成天乐呵呵的；孤儿科斯特罗马，头发蓬乱，骨瘦如柴，有一对老大的黑眼睛，后来在十三岁时因为偷了两只鸽子被送进少年犯教养所，在里面上吊死了；小鞑靼人哈比，十二岁的大力士，憨厚善良；扁鼻子亚济，父亲是墓地看守人兼掘墓人，约八九岁，像鱼一样沉默，有癫痫病；年龄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丘尔卡，他通情达理，为人公正，热衷于拳斗；我们都是一条街上的孩子。

在这个镇上，偷东西不算罪过，蔚成风气，几乎是吃不饱肚子的小市民惟一的谋生手段。一个半月的集市保不了全年吃喝，许多体面的一家之主都要“在河上挣些外快”，他们打捞春汛中漂来的木柴和原木，用小船搞零星的货运，但主要是到驳船上偷东西，他们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干这种“捞上捞下”的猴子勾当，只要货物堆放得大意了，他们没有不偷的。过节的时候，大人们夸耀各自的成就，孩子们一旁听着，暗暗学习。

春天，在集市开市前最繁忙的日子里，每天晚上镇子街道上挤满了喝醉酒的工匠、马车夫和各种干活的人，镇里的小孩子总是去掏他们的口袋，这是合法的营生，他们肆无忌惮，当着大人的面下手。

他们偷木工的工具、客车车夫的扳钳、货车上的轮轴和铁轴套，而我们这伙人可不干这种事。有一次丘尔卡坚决地说：

“我可不去偷，娘不许我干。”

“我也不敢！”哈比说。

科斯特罗马对小偷有一种厌恶感，他说“小偷”这个词时语气特别重。当他看见别的孩子在偷醉汉的东西，就去撵开他们，如果抓到一个还要狠揍一顿。这个大眼睛的、总是闷闷不乐的男孩子自认为是大人了，他走路的样子很特别，就跟装卸工似的左摇右摆，说起话来尽量粗声大气，整个人显得紧绷绷的，像个深思熟虑的小老头。维亚希里则相信偷窃是罪过。

但是从沙岛上拖走木板和木条算不得什么罪过，我们谁都敢去干，并且还想出了一套办法，使我们很容易得手。趁天刚黑或雨雪天，维亚希里和亚济通过河湾上潮湿泡胀的冰面走上沙岛。他俩毫不隐蔽，尽量吸引看守人的注意，而我们四个人则分头悄悄摸过去。看守人发现了亚济和维亚希里，就紧紧盯住他俩，这时我们四个人在事先看好的垛子边会合，挑选好要拖走的木料，等到腿快的伙伴逗引看守人追赶时，我们就乘机返回。我们每人都带着绳子，末端拴一个大铁钉弯成的钩子，用它钩住木条或木板，在冰雪上拖行，几乎从没让看守人发现过，即使发现了也追不上。我们把卖木料的钱分作六份，每人可得五戈比，有时七戈比。

这些钱足够吃一天饱饭的，但维亚希里必须给母亲买半瓶或一小瓶伏特加，否则就要挨打；科斯特罗马把钱攒起来，梦想将来抓鸽子来喂养；丘尔卡的母亲有病，他想尽量多挣些钱；哈比也在攒钱，打算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城市去，舅舅把他从那儿带出来，到尼日尼不久自己就淹死了。哈比忘了那个城市叫什么，只记得它在卡马河边，离伏尔加河不远。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觉得这个城市很可笑，就唱顺口溜来逗斜眼睛的小鞑靼人：

用手够不着，

用脚走不到，

卡马河的城市在哪儿？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起先哈比生我们的气，有一天维亚希里像鸽子那样对他咕咕[41]了一会儿：

“你怎么啦？难道能生同伴的气吗？”

小鞑靼人不好意思了，后来他自己也唱卡马河城市的顺口溜了。

比起偷木板，我们还是更喜欢捡破布和骨头。春天干这个特别有趣，那时候雪都融化了，空旷的集市上，雨水把铺石的街道冲洗得很干净。在集市水沟里总能捡到许多钉子和铁片，时常还能找到钱，有铜币和银币。不过为了不让摊位看守人赶我们走，夺我们的口袋，还得孝敬他们两戈比，不然就一个劲儿地向他们鞠躬。总之，我们挣点钱不容易，我们相处得很和睦，虽然有时也拌几句嘴，但我记得我们没有打过一次架。

维亚希里是我们当中的调解人，他总能及时对我们说出几句特别的话，话虽简单，却令我们感到惊奇和不好意思。他自己说这些话时也是很惊奇的样子。他对亚济的恶作剧并不生气，也不害怕，他认为一切使坏都是不必要的，他心平气和而有说服力地加以否定。

“哎，还值得这样吗？”他问道，我们也明明看到：不值得！

他把自己的母亲叫做“我家莫尔多瓦女人”，我们也不觉得可笑。

“昨天，我家莫尔多瓦女人回来又是醉醺醺的！”他快活地讲道，金色的圆眼睛炯炯有光。“她砰的一声推开门，坐到门槛上，在那儿唱啊唱啊，就像一只母鸡！”

认真其事的丘尔卡问道：

“她唱什么？”

维亚希里手拍膝盖，用尖细的嗓子把他母亲的歌学唱了一遍：

哎，年轻的牧人他来啦，

挨家挨户把窗敲，

棍儿敲得叮当响，

我们跑到大街上！

牧人他叫博里卡，

他把芦笛来吹奏，

大家静静听芦笛，

红红的晚霞挂村头！

像这样热情的歌谣他还知道许多，而且唱得很熟练。

“就这样，”他接着讲下去，“她在门槛上睡着了，屋里冷极了，我浑身哆嗦，差点儿没冻死，可是我又拖不动她。今天早上我问她：‘你怎么醉得那么吓人？’她说：‘没什么，你再熬几天吧，我快要死了！’”

丘尔卡认真地跟着说：

“她是快要死了，全身都肿了。”

“你可怜她吗？”我问。

“怎么不可怜？”维亚希里惊奇道。“我娘她真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莫尔多瓦女人常常随手打维亚希里，但我们相信她是好人。碰到不走运的日子，丘尔卡甚至提议；

“我们每人凑一戈比，给维亚希里他娘买酒，不然她要打他的！”

我们这伙人里只有丘尔卡和我识字。维亚希里非常羡慕我们，他揪着他那尖尖的耗子耳朵，咕咕哝哝地说：

“等我埋葬了我家莫尔多瓦女人，我也去上学，我要跪到老师脚下求他收留我。上完学就让主教大人雇我当园丁，要不然就让沙皇雇我！……”

春天，莫尔多瓦女人跟一个化缘建教堂的老头儿一起，带着一瓶酒，被倒下来的劈柴垛压死了，当时她被送进了医院。做事稳重的丘尔卡对维亚希里说：

“上我家去住吧，我娘会教你识字……”

没隔多久，维亚希里就高高扬着头，念招牌上的字：

“货——杂——店……”

丘尔卡纠正他：

“是杂货店，丑八怪！”

“我看明白了，可是念起来母字就乱跳。”

“是字母！”

“它们跳来跳去的，是喜欢人家念它们！”

他对树木和草的爱惜，使我们觉得很好笑，也很惊奇。

镇子坐落在一片沙地上，植物稀少得可怜；只在几家院子里孤零零地长着些不像样子的白柳，看到几丛歪歪倒倒的接骨木，再就是从篱墙下悄悄伸出来的几茎灰黄的枯草。要是我们有谁坐到这些草上，维亚希里就生气地咕哝道：

“嗐，干吗要压死小草啊？你们坐在旁边沙地上不一样吗？”

当他的面你不好意思去撅白柳树枝，去采一枝接骨木花，或者在奥卡河岸上砍一根柳条子——他准会耸起肩膀摊开手，吃惊地说：

“你们干吗老搞破坏啊？真是些鬼东西！”

他一吃惊，大伙就害臊了。

每逢星期六，我们就搞一场快乐的游戏。整个星期我们都为此做准备，沿街收集破烂的树皮鞋子，把它们堆在僻静的角落里。到了星期六傍晚，一伙鞑靼装卸工人从西伯利亚码头下班回家时，我们在十字路口占领好阵地，就向他们大扔树皮鞋。起先他们很恼火，对我们连追带骂，但不久他们自己也迷上了这种游戏，并且胸有成竹，经过战场时也带上许多树皮鞋，不仅如此，他们还窥探到我方藏军火的地点，不止一次把我们偷盗一空。我们向他们抱怨说：

“这算什么玩法！”

他们只好把树皮鞋分给我们一半，然后开始战斗。通常是，他们在开阔地上摆好阵势，我们围着他们尖叫奔跑，投掷树皮鞋。他们也大喊大叫，要是我们中间有人踩到恰巧扔在脚底下的树皮鞋，一头栽倒在沙地里，他们就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

游戏热火朝天地持续很久，有时一直要玩到天黑。小市民聚集到一起，从屋角后探头探脑，叽叽咕咕说我们没规矩。灰黑的树皮鞋子带着尘土乌鸦似的满天飞舞，有时我们的人大吃苦头，但玩得痛快就顾不上疼和生气了。

鞑靼人的游戏热情也不亚于我们。每每战斗结束后，我们随他们回到装卸班的住处，他们请我们吃甜马肉，吃一种味道特别的菜羹，晚饭后一起喝浓砖茶，吃蛋奶加核桃仁做的甜面点。我们很喜欢这些身材高大的人，他们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大力士，他们身上明摆着一种孩子气的东西。特别使我惊讶的，是他们那种温厚和不可动摇的善良，那种相互间的真诚和关爱。

他们笑起来太有意思了，一个个眼泪直流，噎得喘不过气来。其中有个歪鼻子的卡西莫夫人，是个力大无比的汉子，他曾把一口二十七普特重的大钟从驳船上拖到岸上很远的地方。他一面吼着，一面笑着喊道：

“呜，呜！讲空话，是扯淡！讲空话，不值钱！一个金币也扯淡！”

有一次，他把维亚希里托在手掌上举得老高，说：

“你到天上去住吧！”

碰上阴雨天，我们就到墓地去，凑在亚济他爹的看守小屋里。他爹是个骨架歪斜的人，胳膊很长，衣服又脏又破，头上和黑黑的脸上长着一绺绺脏兮兮的毛发，他的小脑袋好像干枯的牛蒡刺果，细长的脖子就像牛蒡的茎。他讨好地眯缝着发黄的眼睛，像说绕口令似的喃喃道：

“上帝保佑我别失眠！噢哟哟！”

我们买上一点茶叶、糖和面包，一定给亚济的爹带上一小瓶伏特加。丘尔卡厉害地对他下命令：

“坏庄稼汉，生茶炊！”

坏庄稼汉笑呵呵地去生那铁皮做的茶炊，我们一面等茶，一面谈自己的事情，他给我们出好主意：

“注意，后天特鲁索夫家是四十忌日，要大摆酒席。你们上那儿去捡骨头吧！”

“特鲁索夫家的骨头都归厨娘捡，”无所不知的丘尔卡说。

维亚希里望着窗外的墓地，憧憬地说：

“很快我们就能到森林里去了，好家伙！”

亚济总是一声不吭，用悲哀的目光望着我们大家，又默默地把他的玩具拿给我们看，有垃圾堆里捡来的木头兵，有断腿的马、铜片和纽扣。

亚济的爹把各式各样的茶杯和缸子摆到桌上，放好茶炊，等科斯特罗马坐下来斟茶时，他已经喝光了那瓶酒，爬到炉炕上，伸出长脖子，用夜猫子似的眼睛打量着我们，咕哝道：

“噢哟，你们这些该死的，真不像是小孩子了，啊？唉，一帮小偷，上帝保佑我别失眠！”

维亚希里对他说：

“我们根本不是小偷！”

“那就叫小贼吧……”

要是亚济的爹使我们厌烦了，丘尔卡就生气地喝令他：

“住嘴，坏庄稼汉！”

我，还有维亚希里和丘尔卡，都很不喜欢听他数说哪一家有病人，哪个镇民快要死了。他讲起这些事来津津有味，毫无怜悯心，他见我们不爱听，就故意挑逗我们：

“啊哈，害怕了吧，小鬼？就是嘛！有个胖子快要死了，嘿，他得烂上好长时间呢！”

我们一再不让他说，他偏唠叨个没完：

“其实你们也该死了，在脏水坑里能活多久！”

“死就死吧，”维亚希里说，“把我们招去当天使……”

“把你们？”亚济的爹惊讶得差一点没喘过气来。“你是说你们？去当天使？”

他哈哈大笑，然后又逗我们，讲起各种各样令人恶心的死人故事。

有时这个人忽然压低嗓音，絮絮地对我们讲述一些奇怪的事情：

“听我说，孩子们，等一等！两天前埋葬了一个女人，孩子们，我知道她的来历，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呢？”

他最喜欢讲女人，而且总是讲得肮脏下流，不过仿佛在他的故事里有一种疑问和悲哀，他好像是请我们一道来思考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都注意听他讲。他不擅言词，说话没有条理，常常提出问题打断自己的话，但是听了他的故事，毕竟会留下一些令人不安的东鳞西爪的记忆。

“他们问她：‘谁放的火？’‘我放的火！’‘傻瓜，怎么会这样？那天夜里你不在家，你在医院里躺着呢！’‘是我放的火！’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噢哟哟，上帝保佑我别失眠……”

在这光秃凄凉的墓地沙土里，几乎被他掩埋的每一位镇民，他都清楚他们的生平；他好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道道门户，我们走进去，看到人们怎样生活，并感受到某种严肃和重要的东西。看样子他能通宵达旦地讲下去，可是，当小屋的窗口刚刚罩上朦胧的暮色，丘尔卡就从桌边站起来：

“我得回家了，娘一个人会害怕的。谁跟我一块儿走？”

大家都走了；亚济把我们送到栅栏口，关上大门，把瘦得皮包骨的小黑脸贴在门格上，轻轻说了声：

“再见！”

我们也对他喊：“再见！”我们总觉得不好意思把他留在墓地上。有一次科斯特罗马回头望了望，说：

“明天我们醒来，也许他已经死了。”

“亚济过得比我们谁都苦，”丘尔卡时常这样说，但维亚希里不同意：

“我们大家一点儿也不苦……”

照我看来，我们过得并不苦，我很喜欢这种独立自主的街头生活，喜欢我的伙伴，是他们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博大的情感，我总是于心不安地想为他们做些好事情。

我在学校里的日子又不好过了。同学们取笑我，叫我捡破烂的、要饭花子。有一次吵过架后，他们报告老师说，我身上有一股臭水坑的味儿，不能和我坐在一起。我记得，这次告状深深刺伤了我，弄得我不好意思再上学。这是他们恶意的捏造，因为我每天早上都盥洗得特别干净，从不穿捡破烂的那身衣服走进学校。

然而我终于通过了升三年级的考试，并获得了奖品：一本福音书，一本硬壳封面的克雷洛夫寓言和一本不带硬壳、看不懂名字的书《法塔-莫尔加纳》，此外还发给我一张奖状。我把这些奖品带回家，外公非常高兴和感动，说这些东西应该保存起来，他要把书锁在他的小匣子里。外婆病在床上已经好几天了，她没有钱，外公唉声叹气，尖叫着：

“你们要把我喝光吃光，只剩下骨头了，唉，你们呀……”

我把书拿到小店里卖了五十五戈比，把钱给了外婆，又在奖状上乱涂了几句话，把它交给外公，他没有打开看一下就珍藏了起来，所以不知道我的恶作剧。

我跟学校了断之后，重新过起了街头生活。现在日子好过些了，又值春光大好季节，可以多挣点钱。每逢星期天，我们这伙人一早就到野外，到松林里去，老晚才回到镇上，大家很累，却很愉快，彼此的关系更亲近了。

然而好景不长，继父被解雇了，他又不知去向，母亲带着小弟弟尼古拉搬到外公家来，保姆的差事便落到我的头上。外婆进城去了，她住在一位富商家里，为那家人绣祭坛上圣棺的盖布。

母亲骨瘦如柴，终日不语，勉强挪动脚步，用她那可怕的眼睛望着周围的一切。小弟弟得了瘰疬病，踝骨上溃烂了，他很虚弱，甚至不能大声哭，肚子饿了只能战战兢兢地呻吟，他吃饱了就打瞌睡，在瞌睡中奇怪地叹气，像小猫那样轻轻打呼噜。

外公仔细摸摸他，说：

“应该好好喂他，可是我这儿食物不够你们大家吃的……”

母亲坐在屋角的床上，嗄声叹了口气，说：

“他吃的不多……”

“这个不多，那个不多，加起来就多了……”

他挥了挥手，对我说：

“要把尼古拉放到外面去晒太阳，放在沙子里……”

我弄来一口袋清洁的干沙子，在窗户下晒到太阳的地方做了个沙堆，按照外公的吩咐，把弟弟放在上面，用沙一直掩到脖子。小孩喜欢坐在沙堆里，美滋滋地眯起眼睛，他的眼睛很特别，没有眼白，只有周缘发亮的两个蔚蓝色的瞳人，忽闪忽闪地望着我。

我一下子就舍不得离开这个弟弟了，我觉得他能明白我的心思，我和他并排躺在窗下的沙堆上，窗户里传来外公尖溜溜的嗓音：

“想死并不难，你得有个办法活下去！”

母亲不住声地咳嗽……

小孩抽出小手，向我伸过来，摇着白白的小脑袋；他的头发稀少而斑白，小脸蛋显得老气和聪明。

要是一只母鸡、一只猫走到我们跟前，科利亚[42]就盯住它们看好久，然后望望我，露出一丝微笑，笑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弟弟是否感觉到我守着他挺无聊的，想丢下他跑到街上去呢？

小小的院子又挤又脏。从大门边一溜儿向里，是几间板皮盖的棚子、柴棚、地窖，最后在拐弯的地方是澡堂。屋顶上堆满了破船板、劈柴、木板和潮湿的木片，这些东西都是小市民在流冰和春汛期间从奥卡河上捞来的。院子里到处堆着乱七八糟的木料，这些水泡过的木头在太阳底下返潮霉烂，发出一股腐臭味儿。

邻近有一家小牲口屠宰场，几乎每天早上都听见小牛和绵羊在那边叫唤，浓重的血腥味有时让我觉得，仿佛这气味像一张透明的、血红的网在尘埃弥漫的空中飘摆……

被斧背猛击头顶的牲口，发出哞哞的惨叫声，这时科利亚眯起眼睛噘着嘴，大概想学这种声音，但他只会像吹气那样：

“噗……”

中午，外公从窗口伸出头来喊道：

“吃中饭！”

他把小孩抱在腿上，亲自喂饭，自己先把土豆和面包嚼烂，然后放在弯起的指头上送进科利亚的嘴里，弄得小嘴唇上和尖尖的小下巴上满是糊糊。外公喂了几口，掀起小孩的衣服，用指头按按鼓胀的小肚子，自言自语地说：

“够了吧？还要喂吗？”

从门边昏暗角落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您明明看见，他想吃面包！”

“小孩子傻，他不知道他该吃多少……”

他又把嚼烂的食物塞进科利亚嘴里。看他这样喂食，我真是羞愧极了，只觉得喉咙下面堵得慌，想呕。

“好了！”外公最后说。“抱给他娘吧。”

我抱起科利亚，他哼哼着，要回到桌边去。母亲迎面站起来，呼呼直喘气，伸出枯瘦的手臂，身体细长得像一株折光了枝叶的枞树。

她完全变哑巴了，难得听见她那呼噜呼噜的嗓音说一句话，她整天默默地躺在角落里，只剩下一口气。她快要死了，这我当然能感觉到，知道，何况外公老是喋喋不休地讲到死，特别是到了晚上，天黑下来后，一股浓厚的、像熟羊皮那样暖烘烘的霉烂气味从窗口钻进来的时候。

外公的床放在前面角落里，几乎就在圣像底下，他躺下时头冲着圣像和小窗户，他在黑暗中唠叨个没完：

“现在死期到了。我们有什么脸去见上帝啊？对上帝说什么呢？我们瞎忙了一辈子，做了些事情……到头来落个什么呢？……”

我睡在炉炕和窗户间的地板上，地方不够长，我只好把脚伸在炉子底下，蟑螂爬到脚上怪痒痒的。这个角落给了我不少幸灾乐祸的机会。外公做饭时，常常用炉叉和火钩把儿碰碎窗上的玻璃。真是又可笑又奇怪，像他这么聪明的人，竟然想不到把炉叉的把儿截短些。

有一天，罐子里的东西煮过头了，他慌了手脚，把炉叉使劲一伸，碰断了窗户的横档，打掉了两块玻璃，把炉台上的罐子也撞翻、砸碎了。老头儿非常伤心，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上帝啊，上帝……”

白天趁他出去的工夫，我用面包刀把炉叉的木柄砍去了大半截，外公看到后就骂了起来：

“该死的东西，要用锯子锯，用锯子！锯下来的还能做擀面杖，可以卖钱，你这孽种！”

他挥挥手，跑进过道里去了，而母亲说：

“你少管他的事……”

八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前后，母亲死了。当时继父刚从外地回来，又在什么地方当上了差，外婆带科利亚已经搬到他那边，住在火车站旁边一套干净的宅子里，日内母亲也要搬过去。

她死的那天早晨，她用比平时清亮些的嗓音轻轻对我说：

“去找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就说我请他来！”

她一手撑着墙壁，从床上坐起来，加上一句：

“快去！”

我觉得她在微笑，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异样的光。继父正在做午前祈祷，外婆就叫我到犹太女人开的小店里去买鼻烟，不巧没有现成的烟末，我只好等老板娘把烟叶磨碎了，再拿回来给外婆。

我回到外公家时，母亲已经坐在桌边，穿着雪青色的衣裳，头发梳得很好看，又像从前那样神气了。

“你好些了吗？”我问道，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害怕。

她吓人地望着我，说：

“过来！你逛到哪儿去了，啊？”

没等我回答，她就一手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拿起那把用锯条做的长而软的刀子，用刀面使劲打了我几下，刀子从她手里滑掉了。

“捡起来！给我……”

我捡起刀，把它扔到桌上，母亲推开了我。我坐到炉阶上，惊恐地注视着她。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走到自己的一角，躺倒在床上，用手帕揩脸上的汗水。她的手找不准位置，两次从脸旁边落到枕头上，手帕在枕头上揩了一下。

“水……”

我从桶里舀了一杯水，她费劲地抬起头，呷了一小口，用冰凉的手推开我的手，深深叹了口气。然后她看看角落里的圣像，又转眼望望我，动了动嘴唇，仿佛笑了一下，长长的睫毛慢慢合到眼睛上。她的两肘紧靠腰部，手指微动着移向胸口和喉咙。她脸上泛起了一片阴影，逐渐渗入脸的深部，使焦黄的皮肤绷紧了，鼻子变尖了。她惊讶地张着嘴巴，但听不见呼吸声。

我拿着杯子站在母亲床边，站了很久很久，望着她的脸渐渐变冷，变成灰白。

外公进屋来了，我对他说：

“娘死了……”

他朝床这边望了一眼。

“你胡说什么？”

他走到炉炕边，往外拿烤好的馅饼，弄得炉门挡板和烤盘乒乓山响。我望着外公，心里知道娘已经死了，只等他明白过来。

继父来了，他身穿帆布上装，戴一顶白色制帽。他不声不响拿了把椅子，搬到母亲床边，突然把椅子往地板上一蹾，像铜喇叭似的大叫起来：

“她死了！看哪……”

外公瞪大了眼睛，悄悄离开炉边，手里拿着炉门挡板，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就像瞎子一样。

往母亲的棺材上撒干沙土的时候，外婆像瞎子似的朝墓地的乱坟中走去，她撞到一个十字架上，磕破了脸。亚济的爹把她带到看守小屋里，外婆洗脸时，他对我小声说了些宽慰的话：

“唉，你啊，上帝保佑我别失眠，你怎么啦？人就是这么回事……我说对吧，他外婆？穷人也好，富人也罢，到头来人人都得进坟墓，是不是啊，他外婆？”

他向窗外望了一眼，突然窜出小屋去，马上又跟维亚希里一道进来了，一副容光焕发、喜气洋洋的样子。

“你瞧，”亚济爹说，递给我一个折断的马刺，“瞧，这东西多好！我和维亚希里把它送给你。再瞧瞧这小轮子，怎么样？准是哥萨克脚上戴的，弄丢了……我想把这玩意儿买下来，就给了维亚希里两戈比……”

“你胡说什么呀！”维亚希里声音不大，但很生气地说，亚济爹在我面前蹦蹦跳跳，一边朝他挤眼睛：

“维亚希里，啊？真厉害！好吧，不是我，而是他把这个送给你的，是他……”

外婆洗好了，用头巾包上青肿的脸，叫我回家去。我不愿回家，我知道他们在丧宴上会喝酒，大概又要吵一架。米哈伊尔舅舅还在教堂里就对雅科夫叹气说：

“今天喝一顿，好吗？”

维亚希里竭力逗我发笑，把马刺挂在下巴上，伸出舌头去够那个星形小轮子，而亚济爹故意哈哈大笑，对我嚷道：

“瞧呀，你瞧他在干什么！”他见这些都不能逗乐我，就正经对我说：“算了吧，你要清醒点！我们大家都要死的，连小鸟也要死的。听我说，我给你娘坟上铺一层草皮，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到野外去，你、维亚希里、我；我的桑卡[43]也和我们一道去，我们铲些草皮来，铺在坟墓上，再好也不过了！”

我喜欢这个主意，我们就到野外去了。

母亲下葬后过了几天，外公对我说：

“哎，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奖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你还是到人间去谋生吧……”

于是，我就走向人间。

[1] 俄罗斯旧俗：在死者眼皮上放铜币，让他永远瞑目。

[2] 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从伏尔加河上游的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今高尔基市）来。“尼日尼”，俄语又有“下面”的意思。

[3] 瓦尔瓦拉的小名。

[4] 阿列克谢的小名。

[5] 瓦尔瓦拉的小名。

[6] 米哈伊尔的小名。

[7] 茨冈人，即吉卜赛人。

[8] 米什卡、雅什卡是米哈伊尔和雅科夫的昵称。

[9] 米什卡、雅什卡是米哈伊尔和雅科夫的昵称。

[10] “雅科热”，古斯拉夫语的意思是：“因为”。

[11] “雅科夫热”，俄语意思是：“就是雅科夫”。

[12] “雅夫科热”，俄语意思是：“我在皮子里”。

[13] 阿列克谢的昵称。

[14] 萨沙和萨什卡是亚历山大的小名和昵称。

[15] “拆线”和“抽打”是俄语“поротъ”一词的同音异义。

[16] 万尼亚和万卡是小茨冈人伊万的小名和昵称。

[17] 万尼亚和万卡是小茨冈人伊万的小名和昵称。

[18] 萨沙的卑称。

[19] 阿列克谢的昵称。

[20] 阿列克谢的昵称。

[21] 伊万的小名。

[22] 伊万的小名。

[23] 雅沙和米沙是雅科夫和米哈伊尔的小名。

[24] “夹克”，俄语意为“甲虫”。

[25] 伊万的小名。

[26] 格里戈里的小名。

[27] 用麦面等发酵而成的清凉饮料。

[28] 阿库林娜的昵称。

[29] 以下教读的都是俄罗斯教会斯拉夫语的字母名称。

[30] “布拉任”，原文意为“有福之人”。

[31] 圣经故事：押沙龙是大卫王之子，弑兄叛父，兵败死。

[32] 拉辛和普加乔夫是17、18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

[33] “塔季扬·列克谢夫娜”的正确称呼是“塔季扬娜·阿列克谢耶夫娜”。

[34] 瓦尔瓦拉的昵称。

[35] 马特廖娜的昵称。

[36] 在坦波夫省博里索格列布斯克县的科柳帕诺夫卡村，我曾听到这个传说的另一种结局：钢刀杀死了诽谤继母的儿子。——原注

[37] 叶夫根尼的小名。

[38] 旧时俄国犯人的代称，因其背上缝一块黄色方布作标记。

[39] 赫里桑夫主教是三卷本名著《古代世界宗教》、论文《埃及人的灵魂转生》及政论文《论婚姻和妇女》的作者。后者我在年轻时读过，印象很深。所引标题也许不确。该文曾刊于70年代某神学杂志。——原注

[40] 旧时俄国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

[41] 维亚希里，俄语意为野鸽子。

[42] 尼古拉的小名。

[43] 此处原文“桑卡”疑为“亚济”之误。

一

我开始外出谋生，在城里大街上的一家“摩登皮鞋”店里当“学徒”。

我的老板是一个个头矮小的胖子，脸色灰褐，布满皱纹，牙齿发黄，眼缝里沾满了湿漉漉的眼屎。他看上去像个睁眼瞎，为证实这一点，我不时地做着鬼脸。

“别做鬼脸，”他一本正经地轻声说道。

这双浑浊的眼睛居然能看到我，使我心里很不痛快，我不相信他能看到我——也许，老板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

“我说了叫你别做鬼脸，”他又提醒我，可是声音更轻，厚厚的嘴唇几乎一动不动。

“别挠手，”我听到他干巴巴地轻声说。“现在你是在城里大街上第一流的店里干活，你得记住这点！当学徒应该像泥塑木雕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店门口……”

我不明白什么是泥塑木雕，可是两手发痒，又不能不抓挠，因为我的两只手从手背到胳膊肘长满了红斑和疥疮，疥癣虫咬得我难以忍受。

“你在家里干什么的？”老板端详着我的手问。

我述说起来，他一边摇晃着长着一头密密的灰白头发的圆脑袋，用替我受委屈的口气说：

“捡破烂比要饭和偷东西还不如。”

于是我不无得意地说：

“我过去也偷过东西。”

他一听，马上伸出两只猫爪似的手按在一张斜桌面的账台上，惊恐地睁大两只目光呆滞的眼睛盯着我的脸，嘟嘟哝哝说：

“什么？你过去也偷过东西？”

我向他解释过去偷东西是怎么回事。

“哦，这种小事我是不会计较的。不过，要是你现在偷我店里的皮鞋或者钱，我就抓你去坐牢，一直关到你成年……”

他虽然讲得不温不火，我却惶惶不安，从此对他更加没有好感。

除了老板，在这家店里做买卖的还有我的表兄，雅科夫家的萨沙和大掌柜——一个脸色红润、动作利索、喜欢唠叨的人。萨沙经常穿一件红褐色的常礼服，里面衬着胸衣，脖子上系着领结，裤腿散在外面，不塞在靴筒里。他盛气凌人，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领我来见老板，请萨沙帮助我，教教我怎样干活，这时他却煞有介事地皱起眉头，提醒外祖父说：

“你叫他一定要听从我！”

外祖父把一只手按在我的头上，硬要我向他点头致意。

“你要听他的话，不管是论年龄还是论职位，他都比你大……”

萨沙瞪着眼睛对我说：

“记住你外公说的话！”

于是从第一天开始，他就竭力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

“卡希林，别老瞪着眼珠子，”老板常常提醒他。

“我没有啊，”萨沙低着头说，可是老板还是一个劲儿地说他：

“别耍小孩子脾气，顾客见了，以为你是头公山羊呢……”

大掌柜不失礼貌地笑着，老板怪模怪样地咧着嘴巴，萨沙的脸涨得通红，赶紧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听这些话，许多话我都听不懂。有时候我似乎觉得这些人说的都是外国话。

每逢有女顾客走进店堂，老板就把手从衣袋里拿出来，抚摸着唇髭，脸上露出一副甜甜的笑容，可是却挤出了满脸皱纹，丝毫没有改变瞎眼的模样。大掌柜笔挺地站着，两条胳膊紧紧地贴在身子两侧，手腕却毕恭毕敬地悬空着。萨沙胆战心惊地眨着眼睛，竭力藏起自己一对金鱼般的眼睛。我站在门口，偷偷地抓挠双手，留意着他们做生意的一套规矩。

大掌柜跪在地上，张开五指替女顾客试鞋。他的手在发抖，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女人的脚，好像唯恐把那双脚碰断似的。其实，那只脚肥得出奇，活像一只瓶口朝下的长颈酒瓶。

有一次，一位太太蜷缩起身子，蹬着一条腿说：

“哎哟，你弄得我好痒痒啊……”

“这是出于礼貌，”大掌柜赶紧热情地解释说。

我看着他对女顾客这副甜腻腻的样子，觉得十分可笑。为了不笑出声来，我只好背过身去对着玻璃门站着。可是我又忍不住想看看他们怎样做生意，因为大掌柜的这一套手法真的把我逗乐了。同时我在想，我无论如何都学不会像他这样有礼貌地张开五指量脚的尺寸，这样灵巧地把皮鞋穿到别人的脚上的。

老板常常离开店堂，走进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并且把萨沙也叫进去，只留下大掌柜一对一地应付女顾客。有一次，他摸过一个红发女顾客的脚后，就把三个指头撮到一起，送到嘴边吻了一下。

“哟，”那女人吸了一口气说，“瞧你这淘气鬼！”

可是，他鼓起腮帮子，使劲咂了一下嘴：

“啧！”

我禁不住哈哈大笑，生怕笑得摔倒在地，赶紧抓住门把手，门一下子打开了，我一头撞到门玻璃上，把门玻璃撞得粉碎。大掌柜用脚跺我，老板用戴在手指上的又粗又大的金戒指猛敲我的脑袋，萨沙也动手拧我的耳朵。傍晚在回家的路上，他厉声呵斥我：

“你竟做出这种蠢事，会被老板撵走的！哎，你说，这有什么可笑的？”

我解释说，要是太太们都喜欢大掌柜，生意会更加兴旺。

“即使那位太太家里有鞋，她也会再来买一双的，为的是看一眼这位讨人喜欢的大掌柜。可是你，连这一点都不懂！真让人操心……”

这话说得我很生气，谁也没有替我操过心，尤其是他。

每天早上，厨娘，一个满脸病容、爱发脾气的女人，总是提前一小时把我叫醒，然后再去叫醒萨沙。我起身后，先把老板一家、大掌柜和萨沙的鞋子、衣服洗刷干净，接着烧茶炊，给所有的火炉送劈柴，最后洗好装午饭的提盒。到了店里，我就扫地，抹灰尘，烧茶水，给顾客送货，然后再回家去取午餐。这时我站在门口迎客的活儿就由萨沙来替代。他意识到这个差使有损于他的尊严后，就开口骂我：

“这家伙！让我来替你干活……”

我心里很难受，很寂寞，因为我过惯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从早到晚流浪在库纳维诺的沙土铺设的大街小巷、浑浊的奥卡河的岸边、田野上和树林里。可是，在这儿，没有外祖母，没有伙伴，没有人和我说说话，生活使我恼怒，它向我揭示了丑恶虚伪的内幕。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女顾客什么也不买，看一下就离店而去。这时他们三人觉得受了委屈。老板立刻敛起甜甜的笑容，吩咐道：

“卡希林，快把货收起来！”

接着，就骂起娘来：

“嘿，这头母猪闯到这儿来啦！这蠢娘儿们在家里待腻了，就出来逛商店。你要是我的老婆，瞧我怎么教训你……”

他的老婆，形容干瘦，黑眼珠，大鼻子，常常朝他跺脚、吼叫，就像对仆人一样。

我常常看到他们在熟识的女顾客面前低头哈腰，喋喋不休地说着客套话，等把这个女顾客送走，他们马上就用不堪入耳的脏话咒骂她。我真想跑出去，追上那个女人告诉她，他们怎样在背后说她坏话。

当然，我知道人们总喜欢在背后说对方的坏话。可是，这几个人说别人的坏话特别令人厌恶，似乎有人承认他们是社会的英才，任命他们来当世界的审判官。他们看到谁都嫉妒，从来不称赞别人，总要从碰到的人身上找到一点碴儿。

有一天，一位少妇走进店里，她容貌艳丽，眼睛里流光四射，披着一件镶着黑皮领子的丝绒斗篷。毛皮衣领衬着她的脸蛋，仿佛一朵绽放的奇葩。她摘下斗篷，交给萨沙，越发显得漂亮了：窈窕的身材，外面裹着一件青灰色的绸衣，耳朵上钻石闪闪发亮。她使我联想起美丽的瓦西丽莎。我敢肯定，她就是省长夫人。他们像突然见到一团红彤彤的火似的，对她特别殷勤，低头哈腰，说一连串的客套话。他们三个人像魔鬼似的在店堂里窜来窜去，货柜的玻璃上不时地掠过他们的影子，使人觉得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燃烧，都在熔化，眼看就要变成另一种模样。

可是她很快选中一双价格昂贵的皮鞋，走出店门后，老板马上咂一下嘴，憋着嗓音说：

“这条母狗……”

“总之，是个女戏子，”大掌柜轻蔑地说。

于是他们开始议论这个女人有哪些情人，怎样纵酒作乐。

有一次，老板吃完午饭，到店堂后面一个小房间里睡觉去了，我趁机打开他那块金怀表的表壳，往机芯里滴了一点醋。不一会儿，我见他睡醒后，捧着怀表走进店堂，神色慌张地嘟哝道：

“真想不到！怀表一下子冒汗了！以前从来没有过——怀表会冒汗！莫非是不祥之兆？”

我见这情景，心里暗暗高兴。

尽管店里和老板家里活儿一大堆，我却好像整天昏昏沉沉地生活在寂寞无聊之中。我常常在想：我该做些什么，好让他们把我从店里赶出去？

几个满身披着雪花的人从店门外面默不作声地一闪而过，看来他们是在给谁送葬，把遗体运送到墓地去，可是误了时间，于是急匆匆地在追赶前面的灵柩。街上的马车摇摇晃晃，艰难地驶过一个个雪堆。从鞋店后面的教堂钟楼上，每天传来凄凉的锽锽钟声：大斋到了。钟声回荡，犹如软软的枕头敲在人们的头上，虽然不疼，却让人头脑麻木，耳朵震聋。

有一天，我正在店门口的院子里打开一只刚刚收到的货箱，一个教堂守门人走到我跟前。这是一个歪肩膀的小老头儿，身子软绵绵的，好像是用许多碎布缝起来似的。他衣衫褴褛，仿佛被狗撕破了一样。

“唉，好心人啊，偷一双套鞋给我穿穿吧，行吗？”他对我说。

我没有吭声。他坐到一只空箱子上，打了个哈欠，在嘴角画了个十字[1]，又开口说道：

“偷一双吧，啊？”

“偷可不行！”我对他说。

“大家都在偷。你可要敬重我这个老人啊！”

他和我周围的人不一样，挺讨人喜欢。我觉得他完全相信我会替他偷东西，于是我答应他从气窗里把套鞋递给他。

“这就对了，”他平淡地说，并没有显得十分高兴。“你不会骗我吧？嗯，嗯，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会骗我的……”

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用鞋底蹭蹭脏兮兮的湿雪，然后点燃陶土烟斗抽起烟来。突然，他吓唬我说：

“要是我骗你呢？要是套鞋到手，我马上拿到老板那儿，说是你用半卢布卖给我的，那该怎么办？那双套鞋起码值两卢布，可你只卖半卢布！钱都买甜食吃了，啊？”

我默不作声地看着他，似乎他已经这样做了。可是他依然轻轻地、瓮声瓮气地说着，看着自己脚上的靴子，一边不停地吐出淡蓝色的烟雾。

“比方说，这原来是你家老板指使我这么干的，他说：去替我试试这孩子，看他是不是小偷？！那到时候该怎么办？”

“那我不给你套鞋了，”我生气地说。

“你既然答应了，现在就不能不给！”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跟前，用一只冰冷的手指敲我的脑门，懒洋洋地继续说：

“你怎么空口说白话，喏，快去拿来！”

“是你自己求我的。”

“我要你干的事情还多着呢！我要你去抢劫教堂，你怎么样？会去抢劫吗？难道能随随便便相信一个人吗？唉，你呀，小傻瓜……”

他把我推开，站起身来。

“偷来的套鞋我是不会要的，我又不是老爷，要穿什么套鞋。我不过是说着玩的……我看你人挺老实，到复活节，我让你上钟楼去敲钟，再看看全城的风光。”

“我熟悉这个城市。”

“从钟楼上看下去，它更漂亮……”

他靴尖陷进积雪里，慢吞吞地走到教堂的拐角。我望着他的背影，闷闷不乐，提心吊胆地思忖：这个小老头儿是真的说着玩的，还是老板派他来试探我的？我害怕再踏进店堂。

突然，萨沙跳进院子里，大喊一声：

“你在磨蹭什么？”

我突然怒不可遏，操起钳子朝他挥了一下。

我知道他和大掌柜经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先把偷来的皮靴和皮鞋藏进炉子的烟囱里，然后在离店的时候把它们塞在大衣的袖管里。他们这样做，我很讨厌，也使我害怕，因为我记得老板是怎么威吓人的。

“你偷东西？”我问萨沙。

“不是我偷东西，而是大掌柜偷东西，”他口气严厉地对我说，“我只不过帮助他。他对我说：‘你帮我干！’我当然要听他的，要不他就会暗算我。说到老板，他自己过去也当过大掌柜，对什么都一清二楚。你可不要多嘴！”

他一面说一面照着镜子，学大掌柜的样子，不自然地张开手指整整脖子上的领结。他不遗余力地向我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在我面前抖威风，扯开粗嗓门对我吼叫，要是吩咐我做事，就把胳膊向前一伸，好像要把我从他跟前推开似的。我的个头比他高，力气也比他大，可是瘦骨嶙峋，笨手笨脚。他呢，长得壮实，胖乎乎的，面容油光光的。他穿着礼服，散着裤腿，看上去神气十足，仪表堂堂，然而在他的身上总有一种让人看了不顺眼、令人发笑的东西。他恨厨娘，一个古怪的婆娘，她的心肠是好是坏总让人摸不透。

“我最最喜欢的是看打架，”她睁大一双火辣辣的黑眼睛说，“不管什么样的打架，对我来说都一样，公鸡也好，狗也好，大男人也好，只要是打架，对我来说都一样！”

当她一看见院子里的公鸡或者鸽子斗起来，马上放下手里的活，望着窗外，全神贯注，一声不吭地从头看到尾。每天傍晚，她就对我和萨沙说：

“你们这两个孩子干吗闲坐着，还不如打一架呢！”

萨沙生气地说：

“蠢娘儿们，我可不是小孩子，我是二掌柜！”

“哦，这我倒没看出来。在我眼里，没娶媳妇的都是孩子。”

“蠢娘儿们，木瓜脑袋……”

“魔鬼聪明，可是上帝不喜欢它。”

她的这番话使萨沙感到特别恼火，他也开始用话逗她，可她呢，轻蔑地对他使白眼，并且说：

“哎，生出你这只小蟑螂，那是上帝的错误！”

他不止一次教唆我趁厨娘睡着的时候往她脸上抹黑鞋油或者烟炱，往她的枕头上扎大头针，或者用别的什么办法跟她“开玩笑”；可是我害怕厨娘，再说，她睡觉的时候很警觉，常常醒来；她一醒过来，点上灯，就坐在床上，眼睛直瞅着墙角。有时候她绕过炉子走到我跟前，把我叫醒，用嘶哑的声音求我：

“我睡不着，列克谢伊卡[2]，我心里有点害怕，你跟我说说话吧。”

我半睡不醒，也不知对她说些什么，她默默地坐着，晃动着身子。我似乎觉得，她那热乎乎的身子散发着蜂蜡和神香的气味，很快就要死了。也许，她一头倒在地上就死了。我好害怕，说话的嗓门也变大了，可是她止住我，说：

“嘘！要是那帮坏蛋醒来，还以为你是我的姘头呢……”

她始终用同一种姿势坐在我旁边：弯着腰，两只手插在两膝盖中间，用尖尖的膝盖骨把它们夹得紧紧的。她的胸脯平平的，甚至透过厚厚的粗麻布衬衣能见到一根根肋骨，就像干裂的木桶上的铁箍。她默默地坐了很久，突然喃喃地说：

“还是死了好，免得老是生闷气……”

有时她突然问别人：

“瞧，我活到现在还不死，有啥意思呢？”

“睡吧！”她打断我的话头说，接着挺挺腰，不一会儿，她那灰白色的身影就悄没声儿地消失在厨房的黑暗中了。

“巫婆！”萨沙背地里这样叫她。

我对他说：

“你要当面这么叫她！”

“你以为我怕她？”

可是他马上又皱起眉头，改口说：

“不，我不会当面这么叫她！兴许她真的是巫婆……”

她看不起任何人，对谁都发脾气，即使对我也毫无怜悯之情，一到早上六点，就来拽我的腿，嚷道：

“瞧你，还在睡大觉！抱劈柴去！烧茶水去！削土豆去！……”

萨沙醒来，拖长了声音说：

“你嚷什么？我要告诉老板，你吵得大伙儿没法睡……”

她一面在厨房里急匆匆地挪动着两条干瘦的腿，一面用布满血丝的蒙眬睡眼斜睨着萨沙，说：

“哼，你这该死的！我要是你的后妈，瞧我怎么收拾你！”

“你这老不死，”萨沙骂道。在去鞋店的路上，他怂恿我说：“得想法子把她撵走。得偷偷地在她做的菜里多撒些盐；要是她烧的菜都咸得不得了，老板就一定会赶她走。要不，放煤油也行！你干吗在一边看热闹？”

“可你呢？”

他气冲冲地说：

“胆小鬼！”

我们亲眼目睹厨娘死去：她弯下腰，正想端起放在地上的茶炊，突然一屁股坐到地上，好像有人当胸推了她一下似的。接着她一声不吭地侧身倒了下去。两条胳膊向前伸着，鲜血从她的嘴里慢慢流出来。

我和萨沙马上意识到她死了，可是我们一时都惊呆了，只盯着她看，看了很久，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萨沙飞快地冲出厨房，逃走了，我呢，不知所措，靠着窗口，站在亮处。老板来了，忐忑不安地蹲下身，伸出一只手指摸摸厨娘的脸，说道：

“她真的死了……怎么回事啊？”

他走到墙角，对着显灵者尼古拉的圣像在胸前画起十字，做完祈祷，在外屋吩咐道：

“卡希林，快去报告警察！”

来了一个警察，他稍稍站停了一会儿，拿了茶钱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领来一个马车夫，他们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把厨娘抬到街上。老板娘站在外屋向外面瞅了一眼，吩咐我说：

“把地板擦洗干净！”

这时老板说：

“幸好她是在傍晚死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说“幸好”。我们躺下睡觉的时候，萨沙用特别温和的口气对我说：

“不要吹灭油灯！”

“你害怕了？”

他用被子捂住脑袋，一声不吭地躺着，躺了很久。夜很静，仿佛在竖耳倾听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可我呢，仿佛觉得钟声即刻就要敲响，突然全城的人又是奔跑，又是喊叫，陷入一片惊惶之中。

萨沙从被子里露出鼻子，轻声地说：

“来吧，是不是一块儿睡在炉炕上？”

“睡炉炕太热。”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啊？你瞧瞧，这就是巫婆……我睡不着……”

“我也是。”

于是他开始讲死人的事，他们怎样从坟墓里钻出来，半夜三更在城里到处游荡，寻找他们原来的住处，他们的亲人的住处。

“死人只记得城市在哪里，”他声音很轻地说，“可是街道和房屋都记不得了……”

四周越来越寂静，似乎天色变得更黑了。萨沙稍微抬起头，问我：

“你想不想看看我的箱子？”

我早就想知道他的箱子里藏了些什么东西。他一直用挂锁锁着箱子，每次开箱子，总是特别警惕，要是我朝箱子瞟上一眼，他马上粗鲁地问我：

“你想干什么？哼！”

他听我说想看，就从床上坐起来，但是并没有下床，却用命令的口气叫我把箱子搬到床上他的脚跟前。箱子的钥匙用一根细绳子系着，和贴身的十字架串在一起套在他脖子上。他瞅了一下厨房里的黑暗的四角，郑重其事地皱皱眉头，把锁打开，对着箱盖吹了口气，好像会烫痛他手似的。最后他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几套衣服。

箱子里一半放着大大小小的药盒子，五颜六色的包茶叶的纸片，还有装过鞋油的空盒子和沙丁鱼的空罐头。

“这是什么？”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他用双腿夹住箱子，弯下腰，轻声地吟唱道：

“我的天哪……”

我等着看他的玩具：我从来没有玩具，常常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可是对别人的玩具却很羡慕。我感到很高兴的是，像萨沙这样一个仪表堂堂的人也会有玩具。虽然他不好意思地把玩具藏起来，但是我能理解他的这种心情。

他打开第一个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架子，把它架在鼻子上，然后一本正经地瞧着我，说：

“没有镜片一点没有关系，这种眼镜就是这样的！”

“让我戴一下！”

“这副眼镜架和你的眼睛不配。它是配黑眼睛的，可你的眼睛是浅蓝色的，”他解释说，装出老板的样子清了清嗓子，随即又提心吊胆地环顾一下整个厨房。

在一只装过鞋油的盒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纽扣。他得意地对我说：

“这些都是我从街上捡来的！我自己捡的。已经有三十七粒了……”

第三个盒子里原来装着许多大铜别针，也是从街上捡来的；还有铁鞋掌，有的磨损了，有的断裂了，也有的是好的；还有些鞋扣，一把铜门拉手，一只损坏了的骨制手杖镶头，一把女人的木梳，一本叫《圆梦和占卜》的书，以及许多和这些东西一样有价值的杂物。

想当初我捡破烂的时候，一个月所捡的起码要比他多十倍。萨沙的这些东西引起我心中的失望、不安和对他深切的怜悯。他目不转睛地瞧着每一件玩意儿，用手指心疼地抚摸着。他煞有介事地噘起厚嘴唇，用一双凸出的金鱼般的眼睛温柔而关切地看着，可是鼻梁上的眼镜使他的孩儿脸变得非常滑稽可笑。

“这些东西你捡来干什么？”

他从架着的眼镜后面匆匆瞥了我一眼，用清脆响亮的童音问我：

“你想要吗？我送你一件。”

“不，我不要……”

我看得出来，我的拒绝和对他这些宝贝玩意儿的不在乎，使他觉得十分不悦。他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

“你去拿条毛巾来，我们把这些玩意儿擦一下，要不，都是灰尘……”

所有这些东西擦完放回去以后，他就钻进被窝，面壁而睡了。外面下着雨，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风扑打着窗户。

萨沙背对着我说：

“等到花园里干燥了，我再给你看一件东西，你看了，一定会大吃一惊。”

我在铺床睡觉，没有吭声。

又过了不一会儿，他突然跃起身来，用两只手去抓墙壁，用动人心魄的那种恳切口气说：

“我害怕……天哪，我好害怕呀！上帝，饶恕我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下子被他吓呆了：我似乎觉得厨娘就站在朝着院子的窗口，背对着我，低着头，用她的前额抵着窗玻璃，就像她活着的时候在观赏斗鸡一样。

萨沙一面痛哭，一面抓墙壁，不住地蹬着两条腿。我费了好大的劲，像踩在烧红的炭火上一样，头也不回地绕过灶头，在他的身旁躺下了。

我们一直哭到筋疲力尽才睡着。

这事发生以后没过几天就是一个什么节日，店里的生意做到中午就打烊了，大家在家里吃了午饭。等到老板一家吃好午饭睡觉去了，萨沙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跟我走！”

我猜到，我马上要看到让我大吃一惊的东西了。

我们走进花园。两间屋子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块上长着十五六棵老椴树，粗壮的树干上覆盖着一层软绵绵的青苔，黑魆魆、光秃秃的树枝已经枯死。树上连一只乌鸦窝也没有。这些树木就像墓地上的墓碑。除了这几棵椴树，花园里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灌木丛，也没有草地。小径上的泥土被踩得结结实实，像块发黑的铁板。透过去年掉落的枯叶，可以见到一块块光秃秃的泥地，上面也薄薄地蒙上了一层霉，好像一潭死水上的浮萍。

萨沙过了拐角，走到临街的栅栏跟前，在一棵椴树下站住了。他瞪起眼睛，看了看邻屋的模糊不清的玻璃窗，然后蹲下身，用手扒开一堆枯叶，粗大的树根立刻露了出来，树根旁边有两块砖头，埋得很深。他取出砖头，下面是一块盖屋顶的铁皮，再下面是一块正方形的小木板，最后，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大洞，一直通到树根底下。

萨沙擦一根火柴，点燃了一个蜡烛头，把它伸进洞里，然后对我说：

“你往里瞧！不过不要害怕……”

看来，他自己也害怕了：手里的蜡烛头在发抖，他的脸色发白，怪模怪样地咧开了嘴，两只眼睛湿漉漉的，他悄悄地把另一只手放到背后。他的恐惧传给了我，我小心翼翼地瞅着树根下面的深洞——这树根成了洞穴的拱顶。萨沙在洞穴的深处点燃了三支蜡烛，蓝色的烛光照亮了整个洞穴。这洞穴很宽敞，像只木桶的内膛那么深，但是比木桶宽，它两侧嵌满了一块块彩色玻璃和陶瓷茶具的碎片。洞穴的中央，在铺着小红布的高台上放着一口糊着银灰色纸的小棺材，一块有点像锦缎套子的破布把棺材盖住了一半，盖布下面露出一只麻雀的两只灰爪子和有只尖喙的小脑袋。棺材后面放着一张读经台，上面搁着一个贴身挂的铜十字架，读经台四周点燃着三个蜡烛头，这些蜡烛头都插在包着金色和银色的糖果纸的烛台上。

蜡烛的火苗飘向洞口，洞内淡淡地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火花和光斑。蜡烛的气味、霉臭味、泥土味冲我扑面而来，零乱的虹光在我的眼前闪烁、跳跃。这一切使我万分惊奇，也压下了我心中升起的恐惧。

“好玩吗？”萨沙问。

“干吗弄成这样？”

“小礼拜堂，”他解释说。“像吗？”

“我不知道。”

“那麻雀就当死人。说不准，它能修炼成圣骨，因为它是个无辜受苦受难的圣徒……”

“你发现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死了？”

“不，是它飞到木棚里来，我用帽子把它扣住闷死的。”

“为什么？”

“是这么……”

他看了一下我的眼睛，又问：

“好玩吗？”

“不好玩！”

于是他朝洞穴俯下身去，很快用木板和铁皮把洞口盖上，把砖头埋进泥里，然后站起身来，拍掉膝盖上的泥土，厉声问道：

“为什么你不喜欢？”

“我可怜那只麻雀。”

他眼珠一动不动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是个瞎子，然后推了一下我的胸口，叫道：

“笨蛋！你是因为看了眼红，才说自己不喜欢的！在卡纳特纳亚大街你家的院子里，能做出比这更好玩的东西吗？”

我一想起自己家里的那座凉亭，就十分自信地回答：

“当然能做出比这更好玩的东西！”

萨沙脱下小礼服，往地上一扔，挽起袖子，朝手心里啐了几口唾沫，对我说：

“既然这样，就来打一架吧！”

我不想打架，压在心头的烦闷正在渐渐消退，看着表哥恶狠狠的面孔觉得很不自在。

他向我猛扑上来，用脑袋撞我的胸口，我被他撞倒在地，他马上骑在我的身上，大声喊叫：

“要活，还是要死？”

其实，我的力气比他大，我当时非常恼火。过了一分钟，他就被我打得脸朝下趴在地上，伸出两手抱住脑袋，直喘粗气。我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扶起来，可是他还是拳打脚踢，不让我靠近，这么一来，更加让我吓坏了。我退到一边，不知所措，这时他稍稍抬起头，说：

“怎么，你赢了？我就这么躺着不起来，一直躺到让老板他们看见，到时候我就告你状，让他们把你赶走！”

他咒骂我，威吓我；他的话激怒了我，我冲到树洞口，挖出砖块，把装着麻雀的棺材扔到栅栏外边的路上，又把洞穴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来，把树洞踩平。

“活该，你看见了吗？”

萨沙见我这样暴怒，显得很奇怪：坐在地上，微微张开嘴巴，皱起眉头，一声不吭地盯着我看。等到我干完了，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抖抖身上的泥土，把礼服朝肩上一搭，用平静中带有恶意的语气说：

“你等着瞧，不会很久的！这一切都是我故意为你做的，这是魔法！你懂吗？……”

我一下子蹲下身来，好像被他的这句话击中了要害。我的整个身子顿时觉得冰凉。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的镇定自若越发使我感到沮丧。

我决定明天就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老板，离开会变魔法的萨沙，离开这种无聊和愚昧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一个新来的厨娘把我叫醒，高声喊道：

“我的老天爷啊！你的脸怎么啦？……”

“魔法应验了！”我忧郁地心里想。

可是那厨娘却放声大笑，使我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我用她的镜子照了一下脸：原来我的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烟炱。

“这是萨沙干的？”

“难道是我干的！”厨娘笑着大声说道。

我开始擦鞋子，刚把一只手伸进鞋里，一枚大头针扎进我的手指。

“瞧，又是魔法应验！”

原来所有的靴子里都放了大头针和缝衣针，而且放得不偏不倚，手伸进去，正好扎到我的手心。于是我舀了一瓢冷水，朝还没有醒来、也许在装睡的魔法师头上浇去，心里顿时十分痛快。

可是我的心绪仍然很坏，我老是恍恍惚惚地看见那口装着麻雀的小棺材，看见麻雀蜷曲的、灰色的小爪子，看见它那可怜地向上突起的蜡黄色的喙，还看见小棺材四周不停地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火花，仿佛要连成一条彩虹，可是怎么也连不起来。那口小棺材渐渐变大，麻雀的爪子也渐渐长大，往上伸展着、抖动着，好像它活了起来。

我决定当天傍晚出走。可是午饭前，我在煤油炉上热一提盒白菜汤，想心事走了神，汤却烧开了。我正想熄掉炉火，一不小心打翻了提盒，汤全泼在了我的手上，我被送进了医院。

我至今还记得那家医院里非常可怕的景象：在一个昏黄的、模糊不清的空荡荡的地方，一些穿着白色殓衣的灰色和白色的身影在漫无目的地移动，在咕噜咕噜地呻吟。一个长着像两撇唇髭一样的倒挂眉毛的瘦长个子拄着拐杖在踱来踱去，晃动着一脸乌黑的大胡子，扯着尖嗓门吼道：

“我要向至圣的主教大人禀告！”

病床宛如一口口棺材，病人个个鼻子朝天躺在上面，就像一只只死麻雀。发黄的墙壁在摇晃，天花板像一张白帆鼓了出来，地板也在起伏不停，一会儿把一排排病床挤到一起，一会儿又把它们向四处推开。这里的一切都在摇摇摆摆，令人胆战心惊。窗外却是一根根耸起的、像是用来抽人的树枝，好像有人在不停地摇晃它们。

一个红头发、面容清瘦的病人在门口手舞足蹈，他用两条短小的胳膊扯着身上的殓衣，尖叫道：

“我不要这些疯子！”

那个拄着拐杖的人对他当头喝道：

“我要去找主教大人……”

外祖父、外祖母以及所有的人都说医院折磨人，我以为这下子我的性命难保。一个也穿着白色殓衣、戴副眼镜的女人走到我跟前，在挂在我床头的小黑板上写起字来，后来粉笔断了，粉笔碎末撒了我一头。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我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名字？”

“没有。”

“哼，别装蒜了，当心挨揍！”

即使她不说，我也知道他们会揍我，所以我不打算回答她。她像猫一样打了一声响鼻，又像猫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

他们点燃了两盏灯，昏黄的火苗挂在天花板下面，仿佛一对被遗落的眼睛挂在那儿，一眨一眨，闪射出忧伤的刺眼的亮光，它们总是竭力要靠得更近些。

屋角里有个人在说：

“咱们来打牌吗？”

“我只有一条胳膊，怎么打？”

“哎呀，他们把你的一条胳膊锯了！”

我马上意识到：这个人正是因为打牌一条胳膊才被锯掉的。那么他们在折磨我至死之前，会怎样对待我呢？

我的双手顿时感到一阵阵钻心似的刺痛，好像有人在抽里面的骨头。我又是害怕，又是疼痛，轻声地哭了起来。为了不让别人看见我在流泪，我闭上眼睛，可是眼泪还是夺眶而出，顺着两鬓落到耳朵里。

黑夜来临，所有病人都躺到病床上，钻进灰色的被子里。病房里越来越静，只有一个人在墙角里嘟哝着：

“不会有结果的，男的，女的，都是坏蛋……”

我最好能写一封信给外祖母，趁我还活着，叫她来这儿把我从医院里偷偷领出去。可是我不能写字，手不听使唤，而且也没有纸。那就试试看：能不能自己从这里溜出去？

夜更深了，死一般的沉寂，似乎没有尽头。我轻轻地把脚放到地板上，走到病房门口。正好门虚掩着，走廊里的灯光下，一条有靠背的长凳上探起一个灰白色的刺猬般的脑袋，还不住地喷出烟来，两只深深的黑眼窝直盯着我。我来不及躲开了。

“谁在走动？过来！”

他说得很轻，听上去并不可怕。我走过去，瞅了瞅他的脸，圆圆的，长满了牙刷般的胡子，脑袋上的头发稍稍长些，向四面八方竖起着，好像戴着个银色光环。这个人腰里挂着一串钥匙。要是他的络腮胡子和头发再长得长些，就跟耶稣的门徒彼得一模一样了。

“你的手烫伤了？干吗半夜里还出来溜达？你按哪条规定可以出来的？”

他把烟喷到我的胸口和脸上，伸出一条暖呼呼的胳膊钩住我的脖子，把我拽到他跟前。

“你害怕吗？”

“是的，我怕。”

“到这儿来的人一开始都害怕。不过，没有什么好怕的。特别是跟我在一起，我从来不欺负人……你想抽烟吗？嗯，还是别抽好。对你来说，抽烟还早，再过两年吧……你的爹妈在哪儿？爹妈都没了！嗯，别去想他们，没有爹妈，也能活下去，只是不要胆怯！明白吗？”

我很久没有见到像他这样的人了，说话那么直率、明白，对我那么友好。我听着他说话，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把我带回病床后，我对他说：

“再跟我待一会儿吧！”

“行，”他同意了。

“你是谁？”

“我？一名士兵，一名真正的士兵，高加索的士兵。我打过仗，除了这，别的还能做什么呢？士兵，活着就是为了打仗。我跟匈牙利人打过仗，跟切尔克斯人打过仗，跟波兰人打过仗，总之，跟许多国家的人打过仗。打仗，小兄弟啊，那是最大的胡闹！”

我闭了一会儿眼睛，当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在原先士兵坐着的地方，正坐着我的外祖母，她穿着一条深色的连衣裙，那士兵站在外祖母身边，说：

“难道人都死光了，啊？”

病房里阳光在闪耀，把这里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金黄色。突然，太阳躲了起来，一忽儿又露出脸来，把一切照得明晃晃的，犹如一个调皮的孩子。

外祖母俯下身，问我：

“怎么啦，宝贝？他们把你打伤了？我已经对那个红头发魔鬼说过……”

“我现在就去按规定把一切办妥，”那士兵说完，就走了。外祖母一边擦着脸上的泪水，一边说：

“那个穿肥大的外衣的士兵原来是我们的同乡……”

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所以一句话都没有说。医生来了，把我烫伤的地方包扎起来，然后我跟外祖母坐上一辆马车，走在城里的大街小巷上。一路上她对我说：

“我们家的老头儿真的发疯了，变得越来越贪心，瞧着都令人恶心！还有，他新交了一个朋友，熟皮匠赫雷斯特，几天以前这朋友把他夹在圣经诗集里的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偷走了。唉，简直闹翻了天！”

阳光灿烂，天上的浮云仿佛飞翔的白鸽。我们的马车走在横跨伏尔加河的木桥上，冰发出铿铿的响声，在渐渐膨胀，木板桥下的河水咕噜咕噜地流着。在集市那边肉红色的大教堂的尖顶上，金色的十字架在熠熠闪亮。迎面走来一个大脸盘的女人，双手抱着一捆削得很光洁的柳条：春天来了，复活节快到了！

我的心像云雀那样欢蹦乱跳。

“外婆，我多么爱你啊！”

她没有因此感到惊奇，语气平静地对我说：

“这是因为我是你的亲人，不过说实在的，别人家的孩子也很喜欢我。荣耀归于你啊，圣母！”

她笑了笑，又说：

“你记住，圣母很快就会高兴的，因为她的儿子要复活了！可是我的女儿瓦留莎……”

接着，她沉默不语了……

二

我在院子里见到了外祖父，他正跪在地上用斧头削一根木楔。他举起斧头，好像要朝我的头上抡过来。接着，他脱下帽子，用讥笑的口吻说：

“你好啊，圣主，老爷！告老还乡啦？现在可好了，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日子了！哼，瞧你……”

“知道了，知道了，”外祖母急急忙忙地说，一面挥手叫我走开。她进了屋，一面烧茶炊，一面说：

“现在啊，你的外公彻底破产了。所有的钱都交给教子尼古拉去生利息，可是连一张收条都没有向他要，我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搞的。反正，他破产了，钱都没了。这全怪我们不肯帮助穷人，不能怜悯遭受不幸的人。上帝也在想：为什么我要施福给卡希林一家呢？上帝想了想，就把所有的一切都收回了……”

她回头看了看，然后对我说：

“我一直竭力让上帝对我有点好感，好让老头子少受些苦。现在每到晚上，我就把干活挣来的钱偷偷地施舍给穷人。你要是愿意，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我现在身上有钱……”

外祖父走了进来，眯起眼睛问：

“想吃东西啦？”

“与你不相干，”外祖母说。“要是你想吃，就坐下来，加上你一个，也够吃的。”

他坐到桌子边，轻声地说：

“给我倒点茶……”

房间的一切摆设都跟原来一样，只有母亲以前起居的那个屋角空荡荡的，不免使人产生一种凄凉的感觉。在外祖父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张用斗大的印刷体写的字幅：

“唯救世主耶稣永生！愿您神圣的名字每日每时与我的生命同在！”

“这是谁写的？”

外祖父没有吭声，外祖母等了一会儿，笑着说：

“这幅字条值一百卢布呢！”

“这与你不相干！”外祖父大声嚷道。“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外人！”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送了，在你有东西的时候，你也把东西给过外人，”外祖母心平气和地说。

“住口！”外祖父尖叫了一声。

这里的一切都照旧，安排得有条有理。

科利亚睡在放在屋角的箱子上的一只衣筐里，他醒了，往外张望。他那上下眼皮将蓝眼珠挤成一条线，叫人几乎看不见。他的脸色更加灰白，身体更加虚弱、消瘦。他没有认出我来，默默地转过头去，闭上了眼睛。

我一上街，就听到许多令我伤心的消息：维亚希里死了，是在受难周里被风磨碾死的；哈比迁到城里去了，亚齐两腿瘫痪，不能走路了。黑眼睛的科斯特罗马把这一切告诉我以后，气呼呼地说：

“孩子们一个个死得真快！”

“不过，死的不是只有维亚希里一个人吗？”

“反正都一样：谁离开了这条街，谁就好像死了。我们刚交上朋友，刚合得来，有的伙伴就要么被送去做工，要么就死了。就在你们大院切斯诺科夫的房子里新搬来一户人家：叶夫谢延科一家，小伙子叫纽什卡，人不错，很机灵！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年纪还小，另一个是瘸腿，拄着拐杖走路，长得很漂亮。”

他想了想，补充说：

“老弟，我和丘尔卡都爱上了她，现在我们老是吵架！”

“跟她吵架？”

“跟她吵什么架？是我和丘尔卡吵架。跟她嘛，难得吵一次！”

我当然知道大小伙子，甚至大男人都谈恋爱，我也知道谈恋爱的粗鲁含义。我心里很不高兴，替科斯特罗马感到惋惜，看着他那笨拙的身子和充满怒气的黑眼睛，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天傍晚，我见到了那个瘸腿的女孩，她从门廊台阶上走到院子里去，一不小心拐杖掉到了地上。她束手无策地站在台阶上，一双白净的手紧紧抓住栏杆的扶手。她很瘦小，很虚弱。我想走过去替她把拐杖拾起来，可是两只手绑着绷带，行动很不方便，我忙乱了好一阵子，心里很懊丧，可她站在我的上方，微笑着说：

“你的手怎么啦？”

“烫伤了。”

“瞧我，腿瘸了。你也是住在这院子里的吗？在医院里住了很久了吧？我在医院里可是住了好长时间！”

她叹了口气，又说了一句：

“时间好长好长啊！”

她穿了条白底蓝花的连衣裙，虽然是旧的，但很干净，梳得很平整的头发扎成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搭在她的胸前。她的一双眼睛大大的，目光很严肃，而在眼睛宁静的深处燃烧着浅蓝色的火光，映照着她那消瘦的、长着一个尖鼻子的脸庞。她笑得很甜，可是我并不喜欢。她那虚弱的身子好像在对我说：

“请你别碰我！”

我的那些小伙伴怎么会爱上她的？

“我病了好久了，”她兴致勃勃地、用似乎夸耀的口气说。“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个女人跟我妈妈吵了一架，对我使了魔法，故意跟妈妈作对……医院里可怕吗？”

“可怕……”

我觉得跟她在一起很不自在，于是进屋去了。

临近午夜，外祖母爱怜地把我唤醒。

“我们是不是一起去？替人做点善事，你的手就好得快……”

她搀着我的胳膊，把我当成瞎子似的领着我在黑暗中走去。夜黑沉沉的，散发着一股潮气，风一阵阵地吹着，就像奔流不息的河水，两脚不时磕绊着冰冷的沙土。外祖母小心翼翼地走到那些贫民小屋黑糊糊的窗前，在胸前画三个十字，然后在他们的窗台上放一枚五戈比的铜板和三只花形小甜面包，最后又画个十字，望着没有星星的夜空，喃喃地说：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帮帮大家吧！圣母啊，每一个人在您的面前都是罪人！”

我们越往前走，四周显得越发荒凉，越发死寂。夜晚的天空一片漆黑，深不见底，月亮和星星好像永远躲起来似的。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一条狗来，对着我们狂吠，它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我胆怯地紧偎着外祖母。

“没什么，”她说，“不过是条狗，现在不是魔鬼出没的时候，时间晚了。你听，公鸡已经叫了！”

她把狗引过来，抚摸它的身子，对它说：

“小狗啊，你瞧，别吓着我的小外孙啊！”

那条狗在我的腿上蹭了蹭，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又往前走去。外祖母先后十二次走到人家窗前，在窗台上留下“无声的施舍”。天色渐渐透亮，一栋栋灰色的房屋从黑暗中显露出来，那波利教堂如砂糖般雪白的钟楼也高高地矗立起来。墓地四周砖砌的栅栏变得更加稀疏，就像一张破的粗席子。

“我这老太婆累了，”外祖母说，“该回家了！明天那些婆娘醒过来一看，圣母给他们的孩子送来小礼物啦！当他们什么都缺的时候，这点小意思也管用！哎，阿廖沙，老百姓过得很穷，谁也不关心他们！

阔佬们的心中没有上帝，

也不把神的审判放在眼里，

他不把穷人当朋友和兄弟，

只知道搜刮黄金千千万万，

哪料到黄金一到地狱就变成木炭！

这就是因果报应！人活着，就要互相关心，而上帝呢，关心所有的人！我很高兴，你又回来跟我待在一起了……”

我也暗暗高兴，并隐约感到，我已经和一件我永远不会忘怀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了。那条棕色的狗在我的身旁瑟瑟发抖，它的嘴脸像狐狸，一双眼睛很和善，似乎表示它做错了什么事。

“它会跟我们待在一起吗？”

“那有什么？要是它愿意，就让它待下去。我现在就给它一只面包吃，我还剩下两只。来，我们在长凳上坐一会儿，我真的有点儿累了……”

我们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口的长凳上坐了下来，那条狗躺在我们的脚边，啃着干巴巴的小面包。这时外祖母对我说：

“这儿住着一个犹太女人，她生了九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我问她：‘你是怎么过日子的，莫谢夫娜？’她说：‘我们和上帝在一起过日子，要不，和谁在一起过日子呢？’”

我依偎着外祖母暖呼呼的身子，睡着了。

日子又像从前一样，过得很快，又很艰难。印象的洪流每天为我的心灵带来新的东西，它令我神往，又令我不安，令我难受，也迫使我去思索。

过了不久，我也千方百计想尽可能多地跟瘸腿小姑娘见见面，和她聊聊，或者默默地陪伴在她身旁，和她一起坐在大门口的长凳上。即使不跟她说话，心里也是甜滋滋的。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就像只小柳莺。她生动地对我讲述顿河流域哥萨克人的生活，她在那里的叔叔家中生活了很久。她的叔叔是榨油厂的一名司机，后来，她那当钳工的父亲搬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住了。

“我还有个二叔，在沙皇身边当差。”

每逢过节和一到傍晚，家家户户都走出大门，小伙子和姑娘们纷纷来到墓园，拉起圆圈跳集体舞。男人们都去小酒馆，街上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女人们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或者干脆坐在沙地上吵吵嚷嚷，有的拌嘴，有的闲聊。孩子们玩起了打棒球、击木棒和一种叫玛兹洛球的游戏，做母亲的一面看着他们玩耍，一面替那些动作灵活的孩子加油，对那些笨手笨脚的孩子发出讥笑。街道上闹声震天，那种高兴劲儿使人终生难忘。大人们亲自观战使我们这些小家伙劲头更足，我们玩得更加开心，赛得更加热烈。尽管游戏十分吸引我们，但是我们三个人，科斯特罗马、丘尔卡和我，总是轮番跑到瘸腿小姑娘跟前，去对她吹嘘一通。

“柳德米拉，你看见了吗，我把五根木棒都打出了圈子。”

她连连点头，温柔地笑着。

以前我们一伙在玩游戏时总是站在同一条战线，可是现在，我发现丘尔卡和科斯特罗马总是各自站在一边，摆开阵势，拼命比试谁的本领强，谁的力气大，因此常常玩到最后，又是哭泣又是打架。有一次，他们两人打得很凶，大人们只得出来加以干涉，把一桶冷水浇在这两个敌对的人头上，就像对付打架的狗一样。

柳德米拉坐在长凳上，一条好腿不停地跺着。当这两名斗士急匆匆地跑到她面前时，她用拐杖推开他们，害怕地说：

“你们别打了！”

她本来就很苍白的脸吓得发青，目光黯然失色，眼珠往上直翻，像个癔病发作时的女人一样。

还有一次，科斯特罗马和丘尔卡玩击木游戏。他输给了丘尔卡一局，觉得丢了面子，便躲到一家食品铺的燕麦柜台后面，蹲在那儿默默地流泪。他的样子很吓人：咬牙切齿，两边的颧骨凸得很出，一张瘦削的脸木然发呆，忧郁无神的黑眼睛里不住地滚出大颗大颗的痛苦泪珠。我走过去安慰他，他抽泣着低声说：

“等着瞧……我要用砖头砸烂他的脑袋……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丘尔卡变得趾高气扬起来，在大街中央荡来荡去，就像那些快要成亲的小伙子。他歪戴着帽子，双手插在衣袋里。他还学会了神气活现地从牙缝里啐唾沫，而且还常常夸口：

“我很快就能学会抽烟。我已经抽过两次，呛得我直想吐。”

我讨厌他这种样子。我知道我正在失去这个伙伴，并且我觉得这一切都应该怪柳德米拉。

有一天傍晚，我在院子里收拾捡来的骨头、破布和杂七杂八的垃圾，这时柳德米拉摇摇晃晃地朝我跟前走来，一面挥着右手。

“你好，”她说，一连点了三次头。“科斯特罗马常和你在一起吗？”

“是的。”

“丘尔卡呢？”

“丘尔卡和我们不和好了。这都是你的过错，他们两个都爱上了你，才打起架来的……”

她顿时飞红了脸，笑着回答说：

“得了吧！我有什么错？”

“那你为什么让他们都爱上你？”

“我又没有要他们爱我！”她生气地说，接着就走开了，嘴里还在说：“他们全在胡闹！我比他们大，我已经十四岁了。男人是不会爱上年龄比自己大的姑娘的……”

“你懂得好多啊！”我想故意气气她，于是对她大声说。“就说那个小铺的老板娘，赫雷斯特的姐姐，快成老太婆了，还不是在跟小伙子们鬼混！”

柳德米拉扭过身子对着我，把拐杖深深地插进院子的沙土里。

“你什么也不懂，”她急急忙忙地说了起来，嗓音里含着眼泪，温柔的眼睛闪烁着美丽的光芒。“那个老板娘是个不正经的女人，难道我也是这种人吗？我还是个小姑娘呢，谁也不准碰我，不准伤我的心，还有……你最好先去读读小说《堪察加女人》第二部，然后再来说话！”

她啜泣着走了。我不禁可怜起她来，因为她的话语听来包含着某种我不明白的真理。为什么我的那些伙伴要伤她的心呢？可是嘴上还说爱她……

第二天，为了向柳德米拉承认自己的过错，我花了两戈比铜板买了几粒大麦饴，我知道她喜欢吃这种糖。

“想吃吗？”

她假装生气地说：

“走开，我不跟你和好！”

可是，她又马上把糖接过去，对我说：

“这糖哪怕用纸包一下也好啊，瞧你的手有多脏。”

“我洗过手，可是洗不干净。”

她伸出一只干瘦的、热乎乎的手，抓起我的一只手，细细察看着说：

“你的手都开裂了……”

“可是你的手指上也有不少针眼呀……”

“这是针扎的，我常做针线活儿……”

过了几分钟，她回头看了看，又对我说：

“我说，让我们躲到一个地方，一起看小说《堪察加女人》，好吗？”

我们找了好久，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藏身之处。最后我们决定，最好还是钻到澡堂的更衣间去。那里虽然很暗，但可以坐在窗口读书，那扇窗户恰好朝着木棚与隔壁屠宰场之间的一个肮脏的角落，不太会被人发现。

她坐了下来，侧身靠着窗口，把一条病腿平搁在长凳上，把另一条好腿放到地板上。她坐着，用一本破旧的小书遮住脸，兴奋地念出一连串难懂而枯燥的字句。可是，我却感到焦虑不安。我坐在地板上，看见她严肃的目光里闪烁着浅蓝色的火花，在书页上来回移动，有时候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睛。小姑娘的声音在颤抖，匆匆地念着许多令我难以理解或者完全陌生的词语。不过，我还是抓住了这些字眼，竭力将它们颠来倒去，再把它们放进我的诗里，这样一来，弄得我根本就无心去弄懂那本书里究竟在说些什么。

那条狗趴在我的膝盖上打盹。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维捷尔，就是“风”的意思，因为它毛茸茸的，体形细长，跑得飞快，叫起来就像秋天里吹进烟囱里的风声。

“你在听吗？”小姑娘问。

我默默地点点头。乱七八糟的字眼越来越使我激奋，一心想按照诗歌那样把它们重新组合，而在诗歌里每一个字都有生命，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熠熠生辉。

天色渐渐暗下来，柳德米拉放下拿着书的苍白的手，问我：

“好听吗？现在可明白了吧……”

从这天傍晚开始，我们常常一块儿坐在澡堂的更衣间里。使我高兴的是，柳德米拉不久就丢下《堪察加女人》了。我回答不出这本读不完的书里究竟说些什么。我所以说这本书读不完，是因为在我们开始读的第二部后面还有第三部，而且小姑娘告诉我这本书还有第四部。

每逢阴雨天，我们就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即便不是星期六，澡堂里也烧得很暖和。

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谁也不会走进院子，也不会朝我们这个暗角落里瞧上一眼。柳德米拉很怕被人撞见。

“你要知道，到时候别人会怎么想？”她轻轻地问我。

我明白她说的话，也很担心被别人撞见。我们在一起聊天，坐了整整几小时。有时候我把外祖母讲给我听的故事说给她听。柳德米拉呢，就讲述居住在梅德韦季察河一带的哥萨克人的生活。

“嚄，那儿太好了！”她赞叹着说。“这儿，算什么？这儿都是乞丐……”

我拿定了主意，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去看看梅德韦季察河。

不久，我们不再需要躲进澡堂的更衣间读书了。柳德米拉的母亲在一个熟皮匠那儿找了一份活，每天一早就出门去干活，她的小妹妹上学去，她的哥哥在一家瓷砖厂里做工。每逢阴雨天，我就上小姑娘家去，帮她做饭，打扫房间和厨房。她愉快地笑着说：

“我们就好像一对夫妻，只是睡觉不在一起罢了。我们甚至比夫妻还要亲热，别人家的丈夫是不帮妻子干活的……”

我有钱的时候，就买些甜食带去，我们在一起喝茶，然后用冷水把茶炊冲凉，免得柳德米拉那个喜欢大喊大叫的母亲猜到我们烧过茶炊。有时候外祖母也到我们这儿来，她坐着，一边织花边或者刺绣花，还常常讲美丽的童话给我们听。外祖父进城去了，柳德米拉就一瘸一拐地走到我们家，于是我们无忧无虑地又吃又喝。

外祖母说：

“嘿，我们的日子过得多美好啊！自己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她称赞我们之间的友谊。

“男孩子和女孩子友好往来，这可是件好事啊！只不过别乱来……”

她用最通俗的话向我们解释，什么叫做“乱来”。她的话优美动听，使我清楚地懂得，一朵花含苞待放的时候，不应该去碰它，否则它就既不会散发出芳香，也不会结出果实。

我们也不想“乱来”，但这并不妨碍我和柳德米拉谈论那些人们津津乐道而又缄口不言的事情。我们也谈论男女关系，当然，那是迫不得已的，因为那种粗野的男女关系我们见得太多了，使我们感到十分讨厌和愤恨。

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个四十岁光景的美男子，长着一头鬈发，留着小胡子，不时扬着两道浓眉，显得特别精神。他异乎寻常地沉默寡言——他是不是说过话，我连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了。他和孩子们亲热的时候，就像牛一样哞哞叫几声，甚至打老婆时，嘴里也不说一句话。

每逢过节，一到傍晚，他穿着浅蓝色的衬衫和波里斯绒灯笼裤，脚蹬擦得锃亮的皮靴，背着一只很大的手风琴，走到大门口站定，像一名站岗放哨的士兵。即刻在我们的大门口就响起游园会的舞曲。女孩子们和婆娘们像一群小鸭子，一面走着圈，一面从睫毛底下偷偷地瞅着叶夫谢延科，也有的用贪婪的目光大胆地望着他。他呢，站在一边，噘起下嘴唇，睁大一双黑眼睛，用一种选美的目光审视着所有的女人。在这种无言的目光传情中，在女人们从这个男人身边走过去时那缓慢的、注定要遭到不幸的步子中，充斥着某种畜生般的下流——我似乎觉得，只要这个男人威严地朝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女人瞟上一眼，她们就会像被人打死一样，乖乖地当街躺倒在肮脏的沙土上。

“这只公山羊又出来了，真不要脸！”柳德米拉的母亲嘟哝着。她身材修长，长长的脸，不是很干净，自从害过伤寒以后，头发一直剪得很短，她的相貌好像一把用坏的扫帚。

柳德米拉坐在她身旁，竭力把她的注意力从街上引开，便一个劲儿地缠住她问这问那，可是她没有成功。

“走开，讨厌鬼，惹祸的丑丫头！”母亲心神不定地眨着眼睛，嘟哝着。她那一双蒙古人似的细眯眼出奇地明亮，一动也不动，盯住一件东西目光就永远停留在了上面。

“你别生气，妈妈，反正都一样，”柳德米拉说。“你快看，那个卖粗席的女人穿得多漂亮！”

“要是没有你们这三个孩子，我穿得比她还要漂亮，我全被你们毁掉了，”母亲毫不留情、然而又含着眼泪说，两眼直盯着身材高大而又粗壮的卖粗席的寡妇。

那寡妇活像一栋小房子，胸脯高高耸起，就像向前凸出的门廊；红扑扑的脸上扎着一块绿头巾，好像被切去了一半，使人联想到屋顶上映照着阳光的天窗。

叶夫谢延科把手风琴架到胸前，拉了起来。手风琴上有许多按键，琴声不可抗拒地传向每一个角落，孩子们闻声从四面八方跑来，团团围住手风琴手，他们坐在沙地上，一动也不动，听得出了神。

“等着瞧，总有一天人家会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柳德米拉的母亲对丈夫说。

他一声不吭地白了她一眼。

卖粗席的女人像块石头似的坐在不远处的赫雷斯特小铺门口的长凳上，歪着脑袋，满面怒容地听着。

在墓园后面的田野上空映出一抹火红的晚霞，街道犹如一条河流，一群群衣着艳丽的高大身影在这河上漂浮，孩子们旋风般地来回飞奔，暖洋洋的空气温和而令人陶醉。白天被晒热的沙土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尤其难闻的是从屠宰场里吹来的油腻腻的甜味——一种血腥气；从住着熟皮匠的院子里散发出来的是皮革刺鼻的咸味。婆娘们的说话声、男人们醉醺醺的吼声、孩子们响亮的喊叫声、手风琴低沉的演奏声——这一切都汇合成深沉有力的喧哗，不倦地创造万物的大地在沉重地叹气。这里的一切都变得粗野和赤裸裸，并在人们心中唤起对这种无耻的野兽般的黑暗生活巨大而坚定的信任感。这生活一面炫耀自己的力量，一面却又忧郁而紧张地寻找何处可以发泄自己的力量。

在喧闹声中时而传出一些特别令人可怕的话，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永远都不会忘记。

“大伙儿不能同时打一个人，得一个一个轮流打……”

“要是我们自己不心疼自己，谁会来心疼我们……”

“难道上帝把女人生出来就是让人取笑的吗？……”

夜来临了，空气也清新多了，喧闹声渐渐沉寂下来，一栋栋木屋变大了，矗立起来，蒙上了黑影。大人们领着孩子回家睡觉去了，不过，有的孩子就在栅栏旁边睡着了，也有的孩子躺在母亲的脚边，或者睡在母亲的膝盖上。一到晚上，大多数孩子都变得温顺听话。叶夫谢延科悄然不见了，好像融化了的冰块，卖粗席的女人也不见了。从远处，从墓园后面，仍然传来低沉的手风琴声。柳德米拉的母亲坐在一条长凳上，蜷缩着，弓起背，好像一只猫。我的外祖母到邻居家去喝茶了。那个邻居是个接生婆和拉皮条的。这婆娘身材高大粗壮，鼻梁平塌，在像男人一样扁平的胸部挂着一枚“救生奖”金质奖章。整条街上的人都怕她，说她是个巫婆。大家传说，她曾经在一次火灾中救出某上校的三个孩子和他生病的妻子。

外祖母和她很要好。在街上遇见，她们打老远就微笑致意，而且似乎笑得特别亲热。

科斯特罗马、柳德米拉和我一块儿坐在大门口的长凳上；丘尔卡向柳德米拉的哥哥提出要较量一下，他们俩互相抱住身子，在沙地上不住地跺着脚，扬起阵阵尘土。

“别打了！”柳德米拉害怕地恳求他们。

科斯特罗马用乌黑的眼睛瞟了她一眼，讲述起猎手卡利宁的故事。那是一个头发斑白的小老头，生着一对狡黠的眼睛，名声很坏，集镇上的人都认识他。不久以前他死了。可是大家没有把他的棺材埋在墓园的沙土里，而是搁在地上，搁在其他坟墓的一边。棺材是黑色的，架得很高，棺盖上用白漆画了十字架、长矛、手杖和两根骨头。

每天晚上，天刚黑下来，老头儿就从棺材里爬出来，在墓地里走来走去，老是在找一件什么东西，直到听见第一遍鸡叫才躺回去。

“求你别再说这吓人的故事啦！”柳德米拉说。

“放手！”丘尔卡一面喊着，一面从柳德米拉的哥哥的怀里挣脱出来，然后用嘲笑的口气对科斯特罗马说：“你撒什么谎？我倒是亲眼看见他们把棺材埋下去的。不过，地上面空空的，打算竖一块墓碑……至于说死人在走来走去，那是铁匠们喝醉了酒凭空想象出来的……”

科斯特罗马没有朝他看一眼，生气地继续说：

“要是这样，你不妨到墓园去睡一个晚上！”

他们争吵起来，柳德米拉无精打采地摇摇头，问：

“妈妈，夜里死人出来吗？”

“出来的，”母亲重复了一遍，听起来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回声。

这时小铺老板的儿子瓦廖克走了过来。他二十来岁，长得胖墩墩的，面色红润。他听见两人争吵，就说：

“你们三个人，谁能去在棺材上躺到天亮，我就赏给他一枚二十戈比的银币和十支香烟。如果谁胆怯了，我就拧他的耳朵，而且随我拧多少次。怎么样？”

大家窘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时柳德米拉的母亲开口说：

“简直是胡闹！怎么能怂恿孩子们去干这种蠢事……”

“你出一卢布，我就去！”丘尔卡愁眉苦脸地说。

科斯特罗马立刻挖苦他说：

“难道嫌二十戈比少你就不去了？”接着，他对瓦廖克说：“就给他一卢布，他反正不会去的，说说大话罢了……”

“给，拿一卢布去！”

丘尔卡从地上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不慌不忙地紧挨着栅栏走开了。科斯特罗马把两只手指放进嘴里，对着他的背影打了一个刺耳的呼哨。柳德米拉心神不宁地开口说：

“哎，天哪，真是个吹牛大王……原来是这么个样啊！”

“去你们的吧，胆小鬼！”瓦廖克讥笑地说。“亏你们还自吹是街上的头号勇士呢，其实都是些小猫……”

我听了他一番讥讽，心里十分气愤。我们讨厌这个养尊处优的阔少爷，他老是唆使孩子们干坏事，向他们散布有关姑娘和女人们的低级下流的流言蜚语，还教他们怎样去惹恼女人。孩子们听了他的话，去干坏事，为此受到惩罚。不知为什么他非常痛恨我的狗，常常用石子扔它。有一次，他把一枚针插在面包里，给我的狗吃。

但是我看见丘尔卡拱肩缩背，满面羞愧地离开的时候，我更加愤愤不平。

我对瓦廖克说：

“拿一卢布来，我去……”

他一面嘲笑我、吓唬我，一面把一卢布交给柳德米拉的母亲，可是她严肃地说：

“我不要，我不能拿！”

说罢，她气冲冲地走了。柳德米拉也没有收下卢布。这样一来，瓦廖克更加起劲地嘲笑我们了。我正想不拿他的钱，就到墓园去，不料外祖母来了。她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就收下卢布，平心静气地对我说：

“你穿上大衣，带条被子去吧，要不，快天亮时会受凉的……”

外祖母的话给了我希望，知道我决不会遇到可怕的事情的。

瓦廖克提出一个条件，要我必须躺在或者坐在棺材上，一直到天亮，在这段时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即使卡利宁老头从坟墓里爬出来，棺材左右摇晃不停，我也不能从棺材上下来。如果我一落地，我就算输。

“小心，”瓦廖克提醒说，“我会整夜监视你的！”

我去墓园之前，外祖母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为我祝福，并且忠告我：

“要是你恍恍惚惚看到什么，那你千万不要动，只要祈求圣母：圣母啊，求您保佑我……”

我走得很快，想快点开始，快点结束。瓦廖克、科斯特罗马和另外几个小伙子陪我一起去。我在翻越一堵砖墙的时候，被手里抱着的被子绊了一下，摔了下来，不过我马上跃起身来，好像被沙土抛起来一样。他们在围墙那边哈哈大笑。我的心揪紧了，一阵令人难受的寒气从我背上掠过。

我磕磕绊绊地走近那口黑棺材。它的一边已经被沙土覆盖，另一边，它那又粗又短的架子腿还露在外面，好像有人企图把棺材抬起来，却把它弄歪了。我坐到棺材边上靠死人脚的那一端，朝四下望了望：起伏不平的墓地里密密匝匝地竖着灰色的十字架，它们的阴影延伸到远处，落到坟墓上，把长满杂草的一个个小丘抱在怀里。有些地方，纤细瘦弱的小桦树在十字架中间伫立着，好像迷失了方向，它们的枝叶把相互隔开的坟墓连接起来；在树枝的阴影编织起来的花纹中间矗立着丛丛草茎，这种灰色的硬草最令人讨厌！教堂仿佛一座庞大的雪堆耸入天空，小小的、淡淡的月亮在凝滞不动的云层中闪着银光。

亚齐的父亲是个没出息的乡巴佬，正在懒洋洋地敲警钟。他每次拉起钟绳的时候，绳子总要擦着铁皮屋顶，抱怨似的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然后才传来那口小钟的干巴巴的声音——短促而又单调。

“上帝啊，保佑我睡个好觉，”我不禁想起看守人的这句口头禅。

这里太可怕了。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很闷热，大汗淋漓，尽管夜晚很凉快。万一卡利宁老头从坟墓里爬出来，我能来得及跑到更房那儿去吗？

这个墓园我是很熟悉的，我跟亚齐以及别的伙伴在坟墓之间跑来跑去玩耍已经不下几十次了。也就在那边，在教堂附近埋葬着我的母亲……

有的人还没有睡觉，从集镇那边传来一阵阵笑声和断断续续的歌声。在高冈上，在采运黄沙的铁路采掘场上，或者在卡蒂佐夫卡村那边不时传来呜咽般的手风琴声。老是喝得酩酊大醉的铁匠米亚乔夫在围墙外面边走边唱；我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是他：

我们的好妈妈，

罪过并不大，

什么人她都不爱，

只爱我们的爸……

倾听这生活的最后咏叹，心里十分舒畅，然而每次敲钟以后，四周变得更加寂静，这寂静在蔓延，如同河水在草场上泛滥，把一切都淹没，都覆盖了。灵魂在这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旷野里游荡，一会儿又突然熄灭，就如黑暗中一根划亮的火柴；然后在这海洋般的旷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儿，只有可望不可即的星辰还活着，还在闪闪发光，而大地上的一切都变得多余了，它们都消失了，死亡了。

我坐在棺材上面，裹着棉被，盘着双腿，面朝教堂。我身子一动，棺材就吱嘎作响，下面的沙土也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不知什么东西落在我背后的地上，扑通一下、两下。接着一块砖掉在我身边——太可怕了。但是我马上猜到，是瓦廖克他们一伙从围墙外边扔东西进来，他们想吓唬我。可是我知道附近有人，心里就好受些了。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母亲……有一次，我在学抽烟，正巧被她看见，她动手打我，我对她说：

“你不要打我，你不打我，我也已经不好受了，直想吐……”

后来我受了惩罚，在炉子后面坐着，她对外祖母说：

“这是个无情无义的孩子，他什么人也不爱……”

我听了母亲的话，心里很委屈。当母亲惩罚我的时候，我倒是很怜悯她，替她难过，因为她对我的惩罚难得有几次是公正的，是按罪论处的。

总之，生活中有太多的委屈。就拿墙外的那些人来说吧，他们明明知道我一个人待在墓园里心中害怕，但还是要弄得我更加害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真想对他们大声喊道：

“你们都见鬼去吧！”

可是这很危险，谁能料到，魔鬼听到我这么叫会怎么样呢？说不准，魔鬼就在我附近。

沙土中有许多云母的碎片，在月光下发出暗淡的闪光，这又使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正趴在奥卡河上的木筏上，望着水面，突然一条小欧鳊鱼从水中蹿起，差一点扑到我的脸上，它侧过身，看上去就像人的面颊。接着它用一只圆鼓鼓的、像小鸟似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就猛地一下子扎入水中，像槭树的一片落叶，摇摇摆摆地向河水深处游去。

记忆的闸门越开越大，使各种各样的生活经历都复活了，好像要凭借这些记忆去抵御一心想去制造恐惧的想象力。

瞧，一只刺猬滚了过来，它用坚硬的小爪子敲打着沙土：样子就像家神，小不点儿，毛蓬蓬的。

我记得，有一次外祖母蹲在火炉前喃喃地说：

“亲爱的家神啊，求您把蟑螂赶走吧……”

远处，在我目不能及的城市上空，渐渐露出黎明的曙色，清晨的寒气直逼我的面颊，我的眼睛困得睁不开来。我蜷缩成一团躺着，用被子捂住脑袋——管它出不出事情呢！

外祖母把我叫醒了，她站在我身旁，掀开被子对我说：

“起来吧！没有冻坏吧？嗯，怎么样，可怕吗？”

“可怕，不过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尤其不要对孩子们说！”

“为什么不让我说呢？”她惊奇地问。“要是不可怕，也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

我们一起回家，一路上她亲切地对我说：

“每件事情都要自己体验一下，我的小宝贝，每件事情都要自己了解一下……自己不学，谁也教不会你……”

到了傍晚，我成了街上的“英雄”，大家纷纷问我：

“难道你不觉得可怕吗？”

我说：“可怕！”他们一听，就摇头喊叫起来：

“啊！这你就明白了吧？”

这时小铺老板娘用坚定的语气大声说：

“这么看来，说卡利宁从棺材里爬出来，这完全是胡扯。要是他真的会爬起来，难道会害怕一个孩子吗？他早就把那孩子从墓地里扔出去了，扔到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去了。”

柳德米拉用温柔而又惊讶的目光看着我，甚至外祖父也显然满意地对我笑着。只有丘尔卡愁眉苦脸地说：

“他这么做当然很容易，因为他的外婆是个巫婆！”

三

我的弟弟科利亚无声无息地死了，就像一颗小星星在晨曦中悄然熄灭一样。平时外祖母、科利亚和我睡在一间小板棚里，我们的床是铺着各种各样破布的劈柴堆。我们旁边，在一道缝隙很多的板壁后面是房东家的鸡窝。一到傍晚，我们就听见那些吃饱了准备睡觉的母鸡一边抖擞着身上的羽毛，一边咯咯地叫着。每天早晨，一只大嗓门的披着金色羽衣的公鸡就把我们唤醒。

“哎哟，真该撕破它的嘴！”外祖母醒来，嘟哝着说。

我早已醒了，注视着一缕缕阳光穿过劈柴棚的缝隙射到我的床上。阳光里舞动着银色的尘埃，它们仿佛童话里的一串串字。劈柴堆里，老鼠在窸窸窣窣地钻来钻去，翅膀上带黑色斑点的红瓢虫在爬进爬出。

有时候鸡粪的臭味实在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就从劈柴棚里钻出来，爬到棚顶上，看着屋子里的人们怎样醒来。他们一夜醒来，睡眼惺忪，身子似乎都发胖了，长大了。

瞧，整天愁眉不展的酒鬼、船夫费尔马诺夫头发浓密的脑袋从窗子里探了出来，一双浮肿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缝，望着太阳，像野猪似的呼噜呼噜地哼着。外祖父跑到院子里，双手抚摩着火红色的头发，然后急匆匆地去澡堂冲凉。房东家的厨娘有个尖鼻子，脸上布满雀斑，整天唠唠叨叨，就像一只布谷鸟，房东却像一只肥壮的老鸽子。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使人联想到飞禽走兽。

早晨是多么温馨明媚，可是我却感到几分忧伤。我想到田野上去，那里见不到一个人。我已经料到，人们像往常一样总会把美好的一天弄得乌烟瘴气。

有一天我躺在屋顶上，外祖母把我叫下来，对着自己的床点头示意，轻轻地说：

“科利亚死了……”

孩子的小脑袋已经从红布枕头上滑落下来，他躺在一张毡垫上，皮肤发青，光着身子，一件衬衣撩到脖子下面，露出了鼓起的肚子和溃烂得变了形的小腿，两只手奇怪地垫在腰底下，好像他想把自己托起来似的。他的头稍稍向一旁歪着。

“谢天谢地，他终于走了，”外祖母一面梳头，一面说。“他活下来不也是个小残废吗？”

这时外祖父踏着拍子，跳舞似的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指抚摸了一下孩子闭着的眼睛。外祖母生气地说：

“你为什么用没有洗过的手去摸他？”

他嘟哝着说：

“瞧，爹妈生他下来……他也活过了，也吃过了……不死不活……”

“你去醒醒吧，”外祖母不让他再说下去。

他木然地看了外祖母一眼，一面朝院子走去，一面说：

“我拿不出钱替他下葬，你自己看着办吧……”

“呸，你这倒霉蛋！”

我走了，直到傍晚才回到家里。

替科利亚下葬是在第二天的早晨。我没有到教堂去，他们做日祷的时候，我一直坐在掘开的母亲的坟墓边，亚齐的父亲和我的一条狗也跟我在一起。亚齐的父亲掘墓穴要价很便宜，他老是对我吹嘘这一点。

“我是看在熟人的分上才收这点钱的，要不，至少一卢布……”

我望着散发出难闻气味的土黄色的墓穴，发现在墓穴边上有些漆黑潮湿的木板。我稍一走动，墓穴四周堆着的沙土就会撒落下去，呈条条细流泻入坑底，在坑边上留下道道皱褶。我故意走动，让沙土把这些木板盖住。

“别顽皮！”亚齐的父亲抽着烟说。

外祖母抱来一口白色的小棺材，那个没有出息的乡巴佬跳进坑里，接过棺材，把它放在几块黑木板旁边，然后又跳上来，又用脚又用锹把沙土往下推。他的烟斗冒着缕缕青烟，好像教堂里用的手提香炉。外祖父和外祖母也在默默地帮他干。在这密密的十字架丛中没有神父，也没有乞丐，只有我们四个人。

外祖母在给看守人工钱的时候，带着责备的口气对他说：

“你还是惊动了瓦里娅的棺材。”

“那有什么办法！就是这样，我也已经挖到别人的墓地了。这没关系！”

外祖母跪在墓前，一面叩头，一面抽泣，转而放声大哭。过了一会儿，她走了，外祖父一面把帽檐往下一拉，遮住眼睛，一面整整身上的破外套，跟在她后面也走了。

“我们常把种子播在没翻耕过的土地上，”他突然说，疾步往前赶去，就像一只乌鸦在耕地里跳着。

我问外祖母：

“他怎么啦？”

“随他去吧！他有自己的想法，”她答道。

天很热，外祖母走得很吃力，她的脚陷进热烘烘的沙土里。她常常停下脚步，用手绢擦擦汗涔涔的脸。

我鼓起勇气问外祖母：

“墓穴里黑糊糊的东西是妈妈的棺材吗？”

“是的，”她生气地说。“活见鬼……还一年不到，瓦里娅就烂掉了！这都是沙土的关系，它渗水。要是填黏土就会好些……”

“大家都会烂掉吗？”

“都会烂掉。只有圣徒才不会……”

“你，不会烂掉！”

她站停下来，把头上的帽子扶扶正，然后神情严肃地对我说：

“不要再去想这些了，不要去想。听见吗？”

可是我心里在想：“死，最叫人难受和厌恶。真卑鄙！”

我的心情坏透了。

我们回到家，外祖父已经烧好茶炊，摆好桌子准备开饭了。

“喝杯茶吧，要不，太热了，”他说。“我自己喝的茶已经沏好。不过，够大家喝的。”

他走到外祖母面前，拍拍她的肩膀说：

“怎么样，孩子的外婆，啊？”

外祖母挥着手说：

“眼下又能怎么样！”

“就是嘛！老天爷生我的气，把我们的心头肉一块块地夺走了……要是一家人的日子能过得安安稳稳，就像手上的十个指头一样……”

他很久没有这样温和客气地说话了。我听着，希望老人的话能消除我心中的郁闷，帮助我忘掉土黄色的墓穴和墓穴里那些漆黑潮湿的碎木片。

可是，外祖母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闭嘴，老爷子！你活了一辈子，就会说这么几句，可是谁听了心里会好受些呢？你这一辈子，就像铁锈一样，把我们全家都毁了……”

外祖父干咳了几声，瞅了她一眼，不作声了。

傍晚我站在大门口，闷闷不乐地将早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柳德米拉，可是并没有使她产生深刻的印象。

“还不如做孤儿。一旦我的父母死了，我就把妹妹留给哥哥，自己到修道院去过一辈子。我还有别的出路吗？我嫁人是不行的：瘸腿，又不能去干活。还有，将来生下的孩子也是瘸腿……”

她说得合情合理，就像这条街上所有的女人一样。大概从这天傍晚开始，我对她失去了兴趣。再说，生活的变化使我和女友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在我弟弟病死几天以后，外祖父对我说：

“今天你早点睡，明天天一亮我叫醒你，一块儿到树林里去拾柴禾……”

“而我，去刈草，”外祖母说。

那是个长满云杉和白桦的森林，位于离集镇约摸三俄里远的泥沼地上。森林里有许许多多枯树断枝。森林的一端延伸到奥卡河，另一端与通往莫斯科的公路相连接，而且穿过公路再往前延伸。在森林里松软的密棘地上，高高地耸立着一片浓密的松林，远看就像顶黑色的帐篷，大家都叫它“萨维洛夫鬃冈”。

这些财产都是属于舒瓦洛夫伯爵的，保护得很不好。库纳维诺一带爱贪小便宜的老百姓把这片森林当作自己的财产，他们去那里拾的拾，砍的砍，把枯树断枝都抱回家去；一有机会，甚至对活树也毫不留情。每逢秋天，为了备足柴草过冬，几十个人手持斧头，腰系麻绳，全副装备地开进森林。

黎明时分，我们三人踏着沾满露珠的银光闪闪的绿色原野走着。我们的左边，奥卡河对岸，在佳特洛夫山棕红色的山坡上空，在白色的下诺夫哥罗德城上空，在葱茏苍翠的花园般的山冈上空，在教堂的金色圆顶上空，俄罗斯的太阳懒洋洋地、不慌不忙地升了起来。从浑浊的奥卡河平静的水面上，徐徐吹来阵阵轻风。金黄色的毛茛被露珠压得摇摇摆摆，浅紫色的风铃草无声地低垂着，五彩缤纷的蜡菊冷漠地矗立在贫瘠的草根土上，“夜美人”绽放出一颗颗鲜红的星星，那是石竹花……

森林像一片黑压压的队伍向我们迎面而来。云杉张开着翅膀，仿佛一只只大鸟，而白桦就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原野上弥漫着一股沼泽地的酸臭味。狗走在我的旁边，伸出粉红色的舌头，不时地停下来嗅嗅，困惑不解地摇摇狐狸般的脑袋。

外祖父身穿一件外祖母的女式短棉袄，头戴一顶没有鸭舌的旧帽子，眯起眼睛莫名其妙地笑着，他小心翼翼地迈着细腿，好像在偷偷赶路似的。外祖母穿着蓝棉袄和黑裙子，头上裹着一块白头巾，一路上走得很快，我赶也赶不上她。

离森林越近，外祖父就越来劲；他用鼻子不时地嗅嗅四周的气味，大声地说起话来，一开始他说得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后来就像喝醉酒一样，说得喜笑颜开，绘声绘色。

“森林，是上帝的花园。谁也没有在这里播过种，全凭上帝的风和从他口中吐出的圣洁的气息……年轻的时候，我常常住在日古利，当时我是个纤夫……哎，列克谢伊，你可没有机会亲身体会一下我以前走过的路啊！奥卡河一带的森林可大了，从卡西莫夫一直到穆罗姆，还有伏尔加河对岸那一片森林一直延伸到乌拉尔。一点都不假！这些森林无边无际，太漂亮了……”

外祖母斜睨着他，对我眨眨眼睛，外祖父不时在小草丘上磕磕绊绊；他说的那些枯燥乏味的片言只语却在我的记忆里播下了种子。

“有一次，我们驾着一条两头尖的大木帆船，把油从萨拉托夫运到马卡利亚的集市上去。地主的管家基利洛和我们一起去，他是普利赫人。驾船的是住在卡西莫夫城里的一个鞑靼人，叫阿萨夫，大概是吧……船开到日古利的时候，突然遇上了顶风，刮得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我们筋疲力尽，两腿发硬，身子摇摇晃晃，我们只能上岸煮点粥填填肚子。那时正是五月里，伏尔加河就像一片汪洋，河面上浪涛滚滚，汹涌澎湃，好像成千上万只大雁一齐向里海游去。日古利春天般青翠的群山高耸入云，天上的白云在缓缓移动，太阳向大地射出万道金光。我们一面歇息，一面观赏，大家亲亲热热。河面上刮着大风，很冷，可是岸上却很暖和，香气阵阵！傍晚时分，我们的基利洛，这个上了岁数、不苟言笑的人站起身来，脱下帽子，然后说：‘喂，伙计们，我不再是你们的头了，也不再是你们的奴仆了，你们自己走吧，我要到森林里去啦！’我们都吓了一跳，那可怎么办？我们不能没有一个向东家交差的人：群龙无首，寸步难行啊！虽说这是伏尔加河，可是走条直路有时也会迷失方向的。老百姓，全是没有理智的野兽。他们会可怜我们吗？我们都吓坏了。可是，他主意已定，说：‘我不想再这样活下去，做你们的牧羊人，我要到森林里去！’我们中间有的人本来打算揍他一顿，把他捆起来，而有的人对他的话思量了一番，喊道：‘慢着！’那个驾船的鞑靼人也喊着：‘我要走了！’事情糟透了。这个鞑靼人已经来回跑了两趟船，东家还没付给他一文钱，这第三趟跑了一半路程——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笔大钱啊！大伙儿你一句我一句，一直嚷嚷到半夜。这时有七个人离开我们走了，留下来的我们这些人不是十六个，就是十四个。森林竟会这样诱人！”

“他们去当强盗吗？”

“说不定去当强盗，也说不定去当隐士，在那个年头，这种事情也弄不太清楚……”

外祖母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我一想起这些人，就可怜他们。”

“人人天生一个死脑筋，魔鬼叫他上哪儿就上哪儿……”

我们沿着在泥沼地的草丘和枯衰的云杉之间一条潮湿的小径进入森林。我觉得永远隐居在森林里倒也不错，就像从普利赫来的基利洛一样。森林里没有唠唠叨叨的人，没有打架和酗酒；在那儿可以忘却外祖父令人厌恶的贪婪，忘却母亲那座沙土堆起来的坟墓，忘却压在我心头的寂寞和愁闷。

我们走到一块干燥地，外祖母说：

“该吃点东西了，坐下吧！”

外祖母带来的篮筐里装着黑麦面包、嫩葱、黄瓜、盐和用一块破布包着的奶渣。外祖父不好意思地看着这些东西，不住地眨巴着眼睛。

“我可是一点儿吃的都没带，哎，孩子的好外婆呀……”

“这些够大家吃的……”

我们坐了下来，靠在松树桅杆般笔直的古铜色的树干上。空气里充满着树脂气味，从原野上吹来阵阵微风，马草在风中轻轻摇曳。外祖母一面伸出一只黧黑的手去拔草，一面给我讲述金丝桃、小杨梅和车前草的药性，以及蕨草、黏糊糊的柳兰和含有花粉的千屈菜的魔力。

外祖父砍枯树，我把砍下的树枝搬到一个地方，可是我不知不觉跟着外祖母走进了一处密林。她在粗壮的树木中间轻快地转悠着，好像潜水一样，躬身伏在铺满针叶的地上。她边走边自言自语：

“蘑菇又生得太早了，今年的蘑菇不会多！上帝啊，你对穷人太不关心了，对穷人来说，蘑菇可是道好菜啊！”

我默默地跟在她的后面，小心翼翼，生怕她会发现我，因为我不想打断她跟上帝，跟青草、蛤蟆……的对话。

可是她发现了我。

“你从外公身边跑掉啦？”

黑油油的土地仿佛披上了一件华丽的绣衣，外祖母一边弯着腰拔草，一边说有一次上帝对人类大发雷霆，把水洒向大地，淹死了一切生物。

“可是仁慈的圣母抢先一步，把所有的种子收进了一只筐子里，把它们藏起来了。后来她对太阳说：‘你把大地从东到西晒晒干吧，人类一定会为你唱赞歌的！’于是太阳把大地晒干了，而圣母把藏起来的种子播向大地。上帝看到大地上又是生机盎然，到处是青草、牲畜和人！……他说：‘是谁干出违抗我意志的事的？’这时，圣母向他悔过，而上帝自己也不忍心看到大地成为一片荒漠，就对圣母说：‘你这件事做得很好！’”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但心里觉得纳罕，便十分认真地问道：

“难道这是真的吗？上帝的母亲是在洪水泛滥过后好多年才出世的呀。”

现在是外祖母惊讶了。

“这是谁对你说的？”

“学校的课本上这样写的……”

听了我的回答，外婆总算放下心来，她劝我说：

“你别看这些书，忘掉书上说的。这些书啊，全在撒谎！”

说着，她轻声地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

“都是一些傻瓜胡编出来的！上帝是有的，但是上帝没有母亲，真奇怪！那么上帝是谁生的呢？”

“不知道。”

“好极了！念了好多书，结果是‘不知道’！”

“神父说过，圣母是约基姆和安娜生的。”

“你是说，玛丽娅·亚基莫夫娜？”

外祖母真的生气了，她站在我对面，板着面孔盯着我看。她说：

“要是你再这样胡思乱想，小心我揍你！”

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向我解释说：

“圣母是永存的，比世上万物都早！她生了上帝，然后……”

“那么基督呢？”

外祖母没有吭声，窘迫地闭上了眼睛。

“至于基督……是啊，是啊，怎么回事呢？”

我知道自己胜利了，神秘的天国把外祖母弄糊涂了。不过，我并不感到快活。

我们在森林里越走越远，来到一片被缕缕金色的阳光切割得七零八落的浓荫蔽日的密林中。在这片温暖和安逸的森林里，能听见一种与外界不一样的微微声响，它充满着幻想色彩，并且引起人们的幻想。交嘴雀在吱吱鸣叫，山雀在清脆地歌唱，杜鹃在咕咕地欢笑，金黄鹂在啾啾啼啭，苍头燕雀不停地唱着嫉妒的歌，奇怪的松雀也在若有所思地吟唱。翠绿的青蛙在我们的脚底下跳来跳去，一条游蛇昂起金黄色的头躺在两个树根之间，等候着青蛙。一只松鼠在喀吧喀吧嗑硬果，它那蓬松的尾巴在松枝中间闪来闪去。我见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是我还想多看一些，还想往前走。

在粗大的松树中间常常出现透明、轻盈的巨人般的身影，一会儿又消失在浓密的绿荫中。透过绿荫看见碧蓝的天空泛着一片银光。脚下的青苔绣满了越橘和干枯的酸果藤蔓，仿佛一张松软的地毯。草丛中的石生悬钩子像鲜红的血滴，鲜艳夺目。蘑菇以它浓郁的香味引诱着人们。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您是人间的光辉，”外祖母一面祈祷，一面赞叹。

她在森林里，就像是四周万物的主人和亲人。她像头熊那样缓慢地走着，看见一切，赞美一切，感谢一切。似乎有一股暖流从她身上涌出，传遍整个森林。看见被她踩过的青苔重新展开、挺起的时候，我尤其感到愉快。

我一边走，一边想：要是做个强盗，去劫富济贫，让所有的穷人吃饱饭，快快活活过日子，不互相忌妒，不像恶狗那样互相骂架，那该多好啊。同样，要是能见到外祖母的那个上帝，见到外祖母的那个圣母，该多好啊，我可以告诉他们全部真情：人们生活得很苦，而且草率地、不顾尊严地互相把人埋葬在糟糕透顶的沙土里。世界上有多少使人难受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圣母相信我，那就请她给我智慧，使我能够重新安排世界上的一切，至少安排得比现在好。但愿人们怀着信任倾听我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我年纪还小，但并没有关系，想当初，基督只比我大一岁，可是先哲们都听从他……

有一次，我想得走了神，掉进了一个深坑，树枝划破了我的身体，撕破了后脑勺上的头皮。我坐在坑底一摊松脂般黏糊糊、冷冰冰的污泥里。我自己爬不出来，而用叫喊去惊吓外祖母，又不好意思，真是羞愧万分。不过，我还是叫了。

她赶忙拉我上来，一面画十字，一面说：

“谢天谢地！还算好，熊窝是空的，要是主人躺在里面，那可怎么办？”

她笑着笑着，流出了眼泪。她带我到溪边，给我洗干净身上的污泥，在我的伤口上敷上几张能止痛的叶子，然后用自己的衬衣把伤口包扎起来。接着，她带我走进一个铁路岗亭，因为那时我浑身软弱无力，走不回去了。

以后我差不多每天恳求外祖母：

“我们去森林吧！”

每次她都爽快地答应。于是，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直到深秋，我们还在森林里采集药草、野果、蘑菇和核桃。外祖母把采来的东西卖掉，换了钱养家糊口。

“吃闲饭的！”外祖父憋着嗓子说，尽管我们根本没有吃白食。

森林使我内心感到安宁和舒畅，一切悲伤都在这种感觉中消失，不愉快的事情也全部忘却了。与此同时，我的感觉开始变得特别灵敏，听觉和视觉敏锐了，记忆力增强了，储存在脑海中的印象也加深了。

外祖母越来越使我觉得惊讶。我十分自然地认定她是个出众的人，是个世界上最慈祥、最有智慧的人。她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增强我的这种信念。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森林里采了许多白蘑菇。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走到林边，外祖母坐下来歇歇脚，我顺便拐进树林里找找还有没有蘑菇。

突然，我听见她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她坐在小径上，不慌不忙地把蘑菇根切下来，一条瘦瘦的灰狗伸长舌头站在她旁边。

“你走开，快走开！”外祖母说。“你这就走吧！”

不久以前，瓦廖克毒死了我的狗。我很想把这条新狗引到自己身边。我跑到小径上，那条狗却奇怪地弓起背，伸直脖子，用一对饥饿的绿眼睛直盯着我。它的这种神态不像是狗，我一吹口哨，它就夹起尾巴，拼命跑进灌木丛里去了。

“看见了吗？”外祖母笑着问我。“开头，我也认错了，以为是条狗。可是再仔细一看，不对，露出的是狼的牙齿，脖子也是！我吓坏了，我对它说，要是你是条狼，就快走开！好在夏天狼还算温顺……”

外祖母在森林里从不迷失方向，总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回去的路。她只要闻闻青草的气味，就知道这里长着哪一种蘑菇，别的地方又长着哪一种蘑菇，她还常常出些题目考考我。

“松乳菇喜欢长在什么树上？你怎么区分可以吃的红菇和有毒的红菇？哪一种蘑菇喜欢长在蕨草上？”

她根据树枝上浅浅的爪痕，指给我看松鼠待的树穴；于是我爬到树上，掏空小动物的窝，拿走它们过冬吃的榛子。有时候窝里的储备粮差不多有十俄磅……

有一次我正在掏窝，却遭到一个猎人的伏击，他把二十七颗用来打鸟的小霰弹都射进了我右侧的身子。事后外祖母用针挑出了十一颗，余下的霰弹在我的皮肤里埋了好多年，后来才陆陆续续剥离出来。

外祖母见我很能忍痛，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好样的，”外祖母夸奖我说，“忍耐也是种本领！”

每当她卖了蘑菇和核桃后攒了点钱，她就到各家各户的窗台前，留下“无声的施舍”，可是她自己，即使逢年过节，也穿着打过补丁的破衣服。

“你穿得比要饭的都不如，丢尽了我的脸，”外祖父常常埋怨说。

“没关系，我又不是你的闺女，又不等着出嫁……”

他们吵嘴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我的罪孽不比别人大，”外祖父委屈地嚷着，“可是受到的惩罚却比别人重！”

外祖母嘲笑他说：

“鬼知道谁罪孽大，谁罪孽小。”

后来外祖母背着他单独对我说：

“老头儿可怕鬼呢！你看他老得多快，是吓出来的……唉，真可怜啊……”

过了一个夏天，我长得身强体壮，森林里的生活也使我变野了。我对那些同龄人的生活，对柳德米拉都失去了兴趣。尤其是柳德米拉，我觉得她虽然聪明，但是很无聊……

有一天，外祖父从城里回来，浑身湿透了，那时正值秋天，外面下着雨。他走到门口，像麻雀一样，抖落一下身上的雨水，然后得意洋洋地说：

“喂，你这个游手好闲的，明天动身到一个地方去！”

“到底上哪儿去？”外祖母生气地问。

“去你的妹妹玛特廖娜家，找她的儿子……”

“哎呀，老头子，亏你想出这个馊主意！”

“住嘴，蠢货！说不定他们能把他培养成一个绘图员呢。”

外祖母默默地垂下了头。

傍晚我告诉柳德米拉，说我要进城去，要在那儿住下了。

“我也很快要被送到城里去，”她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爸爸打算把我的腿完全截掉，这样，我就会恢复健康了。”

过了一个夏天，她消瘦了，脸上的皮肤微微发青，一双眼睛显得更大了。

“你害怕吗？”我问她。

“我害怕，”她说，不出声地哭了起来。

我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我自己也害怕城里的生活。我们互相依偎着，在充满忧伤的沉默中坐了很久。

如果是夏天，我就会说服外祖母让我去要饭，像她在出嫁前那样。我甚至也可以带上柳德米拉，我用小车推着她走……

可是现在是秋天，外面刮着潮湿的风，天上茫茫云海一望无际，大地紧皱眉头，变得泥泞不堪，寸步难行……

四

我又来到城里，住在一幢两层楼的白色屋子里，它的式样就像一口能装许多人的大棺材。屋子倒是新的，但是看上去总觉得像个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子浮肿的病人，或者好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横财，一下子吃成了胖子。屋子的侧面朝着马路，每层楼面有八扇窗户，屋子正面，每层楼面是四扇窗户，底层的窗户都朝着一条狭窄的过道，直通院子，楼上的窗户从围墙上可以看到洗衣妇们住的一间小屋和一条肮脏的排水沟。

我想象中的那种街道这里是没有的。楼房的前面是条肮脏的排水沟，一道狭窄的土坝在两个地方将排水沟截断。左边的排水沟通向苦役连，各家各户都把垃圾倾倒在排水沟里，沟底成了积满深绿色垃圾的臭水洼。右边，也就是排水沟的尽头，是一个淤泥堆积的兹维兹津卡池塘，它散发出阵阵酸臭味。排水沟的中心正好对着楼房，它的一半堆满垃圾，上面长出了荨麻、牛蒡和酸模；另一半上，曾经有个名叫多里麦顿特·波克罗夫斯基的祭司建造了一座花园，花园里有个用薄板条钉成的漆成绿色的凉亭。如果有人往凉亭上扔石子，这些木板条就会喀嚓喀嚓地断裂。

这个地方无聊透顶，肮脏不堪。秋天把这块堆满垃圾的泥泞地变得更加不忍卒睹，地上像是浇了一层棕红色的煤焦油，脚踩上去，会牢牢地黏住。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一块小小的地方竟有这么多垃圾。我已经看惯了洁净的田野和森林，现在城里的这个地方使我悲从中来。

排水沟对面是些破残的灰色围墙。我看见远处几堵围墙中间夹杂着一间褐色的小屋，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它现在近在咫尺，这使我感到更加难受。为什么我又要不得不住在这条街上呢？

这里的主人我是认识的。以前他常常带着自己的弟弟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的弟弟总是很可笑地尖叫：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俩的模样和从前一样：哥哥长着一只鹰钩鼻子，留着长头发，很招人喜欢，看上去人挺和善；弟弟叫维克托，仍然是一张马脸，脸上布满雀斑。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我外祖母的妹妹，爱发脾气，常喜欢大叫大嚷。哥哥已经成家，老婆长得白白胖胖，像只松软的面包，一双眼睛又大又黑。

头几天里，她曾经先后两次告诉我：

“我曾经送给你母亲一件串玻璃珠子的丝斗篷……”

不知为什么，我不相信她送给我母亲一件丝斗篷，也不相信母亲收过这件礼物。后来当她再次提起这件丝斗篷的时候，我就对她说：

“既然送过了，就别再吹嘘了。”

她吓得赶紧从我身边跳开了。

“什么？你这是对谁在说话？”

她气得满面通红，怒目圆睁，立刻叫来了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一把圆规，耳朵上搁着铅笔，走进厨房。他听完妻子的话，对我说：

“你对她也好，对别人也好，说话的时候都要称呼您，不要说不礼貌的话！”

接着他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用鸡毛蒜皮的事来烦我了！”

“什么？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吗？要是你的亲戚……”

“让亲戚都见鬼去吧！”东家嚷了起来，走开了。

我也不喜欢这些人竟是外祖母的亲戚。根据我的观察，亲戚间的相互关系还不如外人：他们比外人更了解对方的恶行和丑事，他们更恶毒地播弄是非，更频繁地吵嘴打架。

我很喜欢自己的东家，他常常潇洒地一甩头发，把它们撩到耳朵后面，这不禁使我想起外祖父家一个外号叫“好事情”的房客。他常常笑嘻嘻的，露出高兴的神情，一对灰色的眼睛显出温存的目光，鹰钩鼻子两边细小的皱纹不停地抽动，看上去挺滑稽，挺有趣。

“你们骂够了吧，野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面带温和的微笑，露出一口整齐的小牙齿。

婆媳两人每天都吵架。我很奇怪，她们怎么会说吵就吵。一早起来，她们头也不梳，衣服的纽扣也不扣，就开始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像家里着了火似的。她们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到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坐下来歇一会。她们喝得很多，吃得也很多，直到喝得酩酊大醉，吃得肚子撑不下为止。饭桌上她们谈的是饭菜做得好不好，懒洋洋地骂上几句，以便为大吵大闹做好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菜，媳妇一定会说一句：

“这道菜我妈妈可不是这样烧的。”

“不这样烧，那就更不好吃！”

“不，比你烧得好吃！”

“那好吧，你就到你妈那儿去！”

“我是这家里的主妇！”

“那么，我算什么？”

这时东家就出来劝架。

“够了，野母鸡们！你们怎么啦，都疯了吗？”

这个家里的一切十分奇怪和可笑，使人无法理解。

从厨房到餐厅必定要穿过这幢住宅里唯一的一个又窄又小的厕所，茶炊和饭菜都要经过厕所才能送到餐厅。厕所成了取笑逗乐的话题，也常常成为产生令人可笑的误会的根子。我的职责是往厕所的水箱里灌水。我睡在厨房里，正对着厕所的门，并且紧挨着正门的门廊。我的头常常被厨房里的炉子烤得发热，脚却被门廊里的风吹得冰凉。所以睡觉的时候，我只得把地上的擦脚垫都拿起来盖在两只脚上。

大厅里，窗户间的墙上挂着两面镜子，镶着金色雕花饰条的镜框里是几张《田地》杂志赠送的画，还有两张牌桌和十二把维也纳式的椅子。大厅显得空荡荡、冷清清。小客厅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软家具、成堆的“嫁妆”、银器和茶具。这里装饰着的三盏灯，一盏比一盏大。在黑漆漆的没有窗户的卧室里，除了一张大床，全是箱子和衣柜，散发出烟叶和波斯除虫菊粉的气味。这三个房间常年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餐厅里，互相干扰。一喝过早茶，八点整，兄弟两人就拉开活动桌面，摊开白纸、放好绘图仪器、铅笔、墨水缸，然后就着手干活。一个站在桌子的左端，一个站在桌子的右端。桌子不稳，摇摇晃晃，占据了整个房间。每当保姆和女主人从育儿室里走出来，总要碰到桌子角。

“你们不要在这里晃来晃去！”维克托高声说。

女主人委屈地对丈夫说：

“瓦夏，你对他说，叫他别这样冲着我吼！”

“可是你也别去碰桌子，”东家和颜悦色地对她说。

“我怀孕了，行动不便，这儿太挤了……”

“好吧，我们到大厅里去干活。”

可是女主人生气地大声说：

“天哪，有谁是在大厅里干活的？”

这时老太婆玛特廖娜·伊凡诺夫娜的脸被炉火烤得通红通红的，恶狠狠地从厕所的门里探出来，嚷道：

“瓦夏，你瞧见了吧，你在干活，可她占了四个房间，还不够她下崽子的地盘，真是派头挺大，脑袋瓜空空！……”

维克托狡黠地笑着，东家大声说：

“够了！”

媳妇像开连珠炮似的恶狠狠地把婆婆骂了一通，然后倒在椅子上，呻吟道：

“我走！我去死！”

“别妨碍我干活，让你们都见鬼去吧！”东家吼道，由于过分激动，脸都发白了。“这儿简直是疯人院，为了养活你们，我累得脊梁骨都快断了！嘿，你们这些野鸡……”

起初，他们的吵架使我害怕。有一次，女主人拿了一把菜刀跑进厕所，锁上两头的门，在里面撒泼撒野地吼叫，这下真的把我吓坏了。屋子里突然沉寂下来，过了一会儿，东家用双手顶住房门，弯下腰，对我喊道：

“爬上去，敲碎窗玻璃，把搭钩拔掉！”

我赶紧跳到他背上，砸碎房门上方的气窗玻璃，可是我俯下身子的时候，女主人却使劲地用刀柄敲我的脑袋。我终究还是把房门打开了。东家奋力抓住妻子，把她拖到餐厅，夺走了她的菜刀。我坐在厨房里，搓揉着挨了打的脑袋，心里马上意识到，我这个苦头是白吃的，因为那把菜刀是钝的，连面包都很难切开，更说不上割破皮肤了。我根本用不着爬到东家的背上，只要站在椅子上就能把窗玻璃打碎。最后，如果大人去拔搭钩，会更加方便，他们的手要比我长。经过这件事情以后，这户人家的吵架我再也不觉得害怕了。

他们兄弟俩都在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有时候他们在家里一面干活，一面也低声吟唱。哥哥唱的是男中音：

我把心爱姑娘的戒指

掉进了茫茫大海……

弟弟用男高音接着唱：

我把人间的幸福

随戒指一起葬送。

这时从育儿室里响起女主人轻轻的叫声：

“你们疯啦？孩子在睡觉……”

有时候她喊道：

“瓦夏，你是结过婚的人，最好别唱那些情歌了，你这是为什么？彻夜祈祷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

“那么，我们就唱赞美诗吧……”

可是女主人提醒他们说：“赞美诗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唱的，况且这儿……”说着，她富于表情地伸手指指那扇小门。

“我们得换个住所，要不，可真是活见鬼了！”东家说。

我听见东家常常说起要更换桌子，可是说了三年，还是老样子。

每当听到他们背后议论别人的时候，我就想起那爿鞋店。那里也是这样议论别人的。这一家人同样认为自己是城里最优秀的人物，他们最懂得行为准则，并且常常依据这些我不甚明了的准则毫不留情地评判所有的人。对于这一点，我心里一清二楚，这种评判激起我对他们的法则的强烈怨恨。对这些法则的明知故犯，倒成了我的一种乐趣。

我的活儿很多，我要做女仆的活儿，每星期三擦洗厨房的地板，擦干净茶炊和铜餐具；每星期六擦洗所有房间的地板和两个楼梯。除此之外，我还要劈劈柴，把劈柴抱到炉子边，洗餐具，洗蔬菜，跟着女主人上市场，把买好的东西装在篮筐里拎回来，还要跑小铺，跑药房。

我的顶头上司是外祖母的妹妹，她整天吵吵嚷嚷，是个脾气暴躁、蛮不讲理的老太婆。她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急匆匆地漱洗完毕，只穿一件衬衣，就跪在圣像前做祈祷，久久地向上帝诉苦，抱怨自己的儿子和媳妇。

“上帝啊！”她把三个指头按在额头上，嗓子里含着眼泪大声说。“上帝啊，我什么都不想要，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想好好地歇歇。上帝啊，我恳求你用你的力量使我得到安宁！”

她的哀号把我惊醒了。我醒了之后，从被子里看着她，惊恐地听着她虔诚的祈祷。秋天的晨光透过被雨水打湿的玻璃窗模模糊糊地映照在厨房的窗户上。在透着秋寒的晨曦中，一个灰扑扑的人影摇摇晃晃地跪在地板上，惶恐不安地挥着手。一块头巾从她的小脑袋上滑落下来，稀疏的浅色头发披散到她的脖子上和肩膀上，头巾老是从头上滑落下来。老太婆用左手使劲地把头巾拉上去，一边嘟哝着：

“啊，真该死！”

她抡起胳膊拍打自己的前额、肚子和双肩，然后咬牙切齿地说：

“那个儿媳妇，上帝啊，替我惩罚她，把我受到的委屈统统算到她头上，求你擦亮我儿子的眼睛，让他认清自己的老婆是个什么人，也认清维克托鲁什卡[3]是什么人！上帝啊，也求你帮帮维克托鲁什卡，赐福于他吧……”

维克托鲁什卡睡在厨房里的一张高板床上，母亲的哀怨声将他吵醒了，他睡意蒙眬地说：

“妈妈，瞧你一大早又在大声嚷嚷！真要命！”

“得了，得了，你只管睡吧，”老太婆怀着歉意低声说。她跪在地上默默地晃动着身子，可是过了两分钟左右，又突然用复仇的口气喊道：“但愿一枪把他们的骨头打穿，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上帝啊……”

即使是外祖父，也没有做过这样可怕的祈祷。

她一面做祈祷，一面叫醒我：

“快起床，人活着不是为了睡懒觉的！……先去烧茶炊，再搬劈柴。昨天下午你没有把引火柴准备好吧？哼！”

我竭力把一切事情赶快做好，只求别听见老太婆唧唧喳喳在耳边唠叨，但是要我做到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一天到晚在厨房里跑来跑去，就像冬天的暴风雪刮个不停。她常常尖着嗓子对我嚷嚷：

“轻点声，你这魔鬼！你要是把维克托鲁什卡吵醒，我就揍你！快去小铺跑一趟……”

平日里，喝早茶要买两俄磅面包，还要为年轻的女主人买四只半戈比一只的小面包。当我买面包回来，两个女人总要用怀疑的目光把面包打量一番，然后放在手心里掂掂分量，问道：

“没有添头吗？真的没有？来，把嘴张开！”接着，她们得意洋洋地叫道：“你把添头吃了，瞧，牙缝里还有面包屑呢！”

……我对干活很有兴趣，我喜欢清除屋子里的脏东西，喜欢刷地板，擦铜餐具、通气孔、门把手。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两个女人在和好的时候谈起我：

“这孩子干活很卖劲。”

“也很爱干净。”

“就是脾气太倔。”

“你说，亲爱的，以前是谁教育他的？”

这两个女人也想方设法教育我要尊敬她们，可是我认为她们的精神都不正常，所以不喜欢她们，不听从她们，跟她们说话也是寸步不让。年轻的女主人大概也注意到，她们的有些话对我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所以常常对我说：

“你应当明白，我们是把你从乞丐家庭里收养下来的！我曾经送给你母亲一件丝斗篷，还镶着玻璃串珠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难道为了这件斗篷，非要我把身上的皮剥下来报答您吗？”

“我的上帝啊，他胆子大得简直要放火了！”女主人惊恐地大叫起来。

我感到万分惊异：为什么要放火？

她们俩经常在东家面前告我的状，于是东家严厉地对我说：

“你，老弟，要留点神！”

但是有一次，他心平气和地对妻子和母亲说：

“你们也真行！你们简直把孩子当牛马使唤，要是换了别的孩子，早就跑了，或者早就干得累死了……”

他的这句话把两个女人都气哭了。妻子跺着脚，发疯似的狂叫：

“你难道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吗？你这个长头发的傻瓜！从今往后，你叫我怎么再指派他干活儿呢？我是个怀着孩子的人啊。”

老太婆哭丧着脸吼叫：

“求上帝宽恕你，瓦西里，不过你要记住我的话：你这样做，会毁了这个孩子的！”

她们怒气冲冲地走了以后，东家厉声对我说：

“你瞧，小鬼，为了你，闹成什么样啦？我决定把你送还给你外公，你再去捡破烂吧！”

我无法忍受这种屈辱，说：

“捡破烂也比待在你家里强！你收我做徒弟，可是你教了我什么？倒泔水……”

东家揪住我的头发，不过出手很轻，揪得不疼，他看了我一眼，惊奇地说：

“你嘴倒挺硬！老弟，这话我可不愿听，不……”

我以为他们会赶我走，可是过了一天，东家双手捧着一卷厚厚的图纸，还有铅笔、角尺和直尺，走进厨房。

“你擦洗好菜刀，就来画这个吧！”

在他拿来的一张图纸上画着一幅两层楼房的正面图，屋子上有许多窗户和雕塑装饰。

“给你圆规！先测量出每根线的长度，再在线的两端标上两个黑点，然后用直尺把两点连起来，就是用铅笔在两点之间划上一条直线。先是横着画，这就是水平线，接着是竖着画，那就是垂直线。快画吧！”

我高兴极了，我终于能开始学门技术和做这种干净的活儿了。可是我怀着敬畏的恐惧心情瞧着图纸和制图用具，简直不知如何着手为好。

我马上洗了手，坐下来学手艺。我在图纸上画完所有的平行线，核对一遍，挺好！不过，我多画了三条。等画完所有的垂直线，我一看，大吃一惊，屋子的正面歪得不成样子：所有的窗子都跑到窗间墙上，有一扇窗竟然跑到了墙外，悬在与另一幢屋子相邻的空中。正门门廊也升到空中，有二层楼那样高，屋檐出现在屋顶中央，而天窗开到了烟囱上。

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久久地看着这些无法纠正的奇形怪状的东西，试图弄明白，我怎么会把它们画成这个样子的。我想了好久还是弄不明白，于是决定凭自己的想象来纠正错误。我在房屋的正面，在所有的屋檐和屋脊上都画上乌鸦、鸽子、麻雀，在窗子前面的地上画了几个罗圈腿的人，虽然让他们打着伞，但还是不能完全遮盖他们的丑相。然后，我在这上面又画了好多斜线。我就这样把这份作业交给了老师。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搔搔头皮，把头发抓得乱蓬蓬的，阴沉着脸问我：

“这是什么？”

“天在下雨，”我解释说。“所有的房子下雨的时候看上去都是斜的，因为雨丝永远是斜的。这是鸟，这些都是鸟，躲在屋檐下面。下雨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而这，行人都赶着回家。瞧，这位太太摔倒了，这是卖柠檬的小贩……”

“太感谢啦！”他说，俯身在桌子上笑得直不起腰来，长长的头发在图纸上扫来扫去，接着大声喊叫：“嘿，我真想把你撕个粉碎，你这小麻雀，小畜生！”

女主人颠着木桶似的大肚子走来，看了一下我的大作，对丈夫说：

“你该揍他一顿！”

可是东家平和地说：

“没关系，我开头学的时候也不见得比他好……”

他用红铅笔标出我画的正面图上的错误，又给了我一张图纸。

“再去画一次！直到把它画好为止……”

第二张我画得好些了，只不过有一扇窗户被我装到了门廊的门上。可是我不喜欢让屋子空着，于是把各种各样的房客请了进来：窗口坐着手拿扇子的太太，她们的男伴在一旁吸烟，其中有一个男伴没有吸烟，却用拇指抵住自己的长鼻子，做出看不起别人的手势。门廊旁站着一个马车夫，趴着一条狗。

“你为什么又涂得乱七八糟？”东家生气地问。

我解释说，屋子里不住人，很无聊。他开始骂我。

“见鬼去吧！要是你真的想学艺，那就好好地学！瞧你画的，完全是胡闹……”

最后，当他看到我把正面图画得和原稿差不多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

“瞧，你能学会！这样，我们两个很快就能干到一起……”

随后，他给我布置功课：

“你画一个住房平面图，要画出各个房间的位置，门在哪里，窗在哪里，什么地方放什么东西。我先不对你说，你自己去设计！”

我走进厨房，在那里苦思冥想：到底从何着手呢？

可是，我对绘图技巧的学习也就到此时此刻画上了句号。

房东老太婆走到我跟前，不怀好意地问我：

“你想绘图吗？”

说着，她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往桌子上撞去，我的鼻子和嘴唇都被撞破了。她跳来跳去，撕碎我的图纸，扔掉桌子上的绘图用具，然后两手叉腰，得意洋洋地大喊起来：

“哼，见鬼去吧！不，这办不到！难道他叫一个外人来干活，却把自己唯一的亲弟弟赶走？”

东家跑来了，他的妻子也慢悠悠地走来，一场疯狂的闹剧又开场了：三个人横眉竖眼，破口大骂，互相吐唾沫，又哭又叫，结局是两个女人哭着各自离去。随后东家对我说：

“你暂时别学了吧，你自己也看到，事情闹成了这个样子！”

我很可怜他，他太软弱，听人摆布，整天被婆娘们闹得晕头转向。

其实，我早也明白，老太婆是不愿让我学艺的，所以存心跟我捣乱。在坐下来绘图以前，我总是先问她：

“还有事要做吗？”

她阴沉着脸说：

“有事要做，我会说的。现在随你坐在桌子边去乱涂吧。”

可是没过多久，她不是差我到某一个地方去，就是对我说：

“你是怎么打扫正门楼梯的？角落里都是垃圾和灰尘！快去扫干净……”

我走过去一看，没有灰尘。

“你竟敢顶撞我！”她叫喊道。

有一次，她把克瓦斯泼在我所有的图纸上。又有一次，她把点燃在圣像前的长明灯的灯油倒翻在我的图纸上。她就像个小姑娘一样，一方面用幼稚的诡计跟我胡闹，另一方面又想用幼稚的笨拙手法掩盖这种诡计。不论是以前，还是以后，我都没有看到过像她这样说发火就发火，也没有看到过像她这样爱发牢骚，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满意。人大都喜欢发牢骚，可是她把这当成一种特别的乐趣，发起牢骚，像唱山歌似的。

她爱自己的儿子，爱得近乎发疯，表现出来的力量使我又好笑又害怕。除了用疯狂来形容它以外，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恰当的字眼。她常常在做过晨祷以后，就站到炉子的踏脚板上，将胳膊肘靠在高板床的床沿上，热烈地低声说：

“我上帝的宠儿啊，我钻石般纯洁的、滚烫的小心肝啊，你像天使的羽毛那样，多么温柔可爱啊！他睡着了。睡吧，孩子，但愿你能做一个美梦，梦见你找到了未婚妻，她是一个绝色美人，可爱的公主，她是富家闺女，商人的女儿！叫你的仇人，没有生下来就死掉，让你的朋友长命百岁，叫姑娘们成群结队地在后面追你，就像许多母鸭追逐一只公鸭一样！”

我觉得实在滑稽可笑：维克托又粗鲁，又懒惰，衣服穿得花花绿绿，有条大鼻子，脾气固执，动作迟钝，不管从哪方面看，都像是只啄木鸟。

老太婆的轻声低语有时候把他吵醒，他就睡意蒙眬地嘟哝说：

“见你的鬼去吧，妈妈，你的唾沫星子都溅到我的脸上了！……我没法活了！”

有时候她就乖乖地从踏脚板上走下来，笑着说：

“哦，睡吧，睡吧……不讲理的小子！”

不过，也有这样的时候：她两腿一软，滑倒在炉子边，张大嘴巴，大声地喘着粗气，好像舌头被烫着了一样。接着，她就怒不可遏地破口大骂：

“竟然这样？你要送你妈到魔鬼那儿去吗，狗崽子？哎，你啊，我半夜里醒来还替你害臊，你这可恶的刺儿头，是魔鬼把你栽到了我的心里，恨不得你生下来以前就烂掉！”

她骂的全是脏话，全是街头醉汉们的话，听起来十分刺耳。

她睡得很少，又睡不安稳，有时一个晚上从炕上爬上爬下好几次，最后躺到紧挨着我的一张长沙发上，把我叫醒。

“您怎么啦？”

“别说话，”她轻轻地说，一面在胸前画十字，看着黑暗中的一样东西。“上帝啊……先知伊里亚……受苦受难的圣徒瓦尔瓦拉……保佑我平安无事……”

她伸出一只颤抖的手点亮蜡烛。她那长着大鼻子的圆脸绷得紧紧的，一双灰色的眼睛惊恐不安地眨巴着，仔细看着被黑暗改变了模样的东西。厨房很大，可是到处堆着柜子、箱子，夜里就显得小了。月光悄然洒满了整个厨房。圣像前长明灯的火苗在不停地颤动，插在墙上的刀具闪着寒光，好像一根根冰柱。放在搁板上的几只黑漆漆的平底煎锅，好像没有画上眼睛的假面具。

老太婆小心翼翼地从炕上爬下来，好像从河岸上爬到水里一样。她光着脚走到墙角，那里搁着一只盛水盆，盛水盆的上方挂着一只双耳悬壶洗手器，它的模样像个砍下的头颅。墙角还有一只盛着水的木桶。

她一面喘着粗气，一面喝水，然后隔着窗玻璃上的浅蓝色的霜花望着窗外。

“宽恕我吧，上帝，宽恕我吧！”她轻声地祈祷。

有时候她吹灭蜡烛，跪在地上，委屈地嘟哝着：

“有谁爱我？上帝，又有谁需要我？”

她爬上炉炕，在烟囱的通风口上画个十字，又摸摸风门装得是不是结实。烟炱弄脏了她的手，于是她便破口大骂。然后不知怎么的，她一下子就呼呼入睡了，好像有种神秘的力量将她一棒打死了。每当我受了她的气，我就想：可惜我的外祖父没有娶她当老婆，要不，准会被她折磨死的！不过，她也常常挨骂。她常常欺负我，但是也有这样的日子：她那浮肿得像团棉花似的脸上愁云密布，眼眶里泪水汪汪。她情真意切地说：

“你以为我的日子好过吗？我生了两个儿子，照看他们，把他们养大成人，图的是什么？你瞧瞧，在这个家里，我就像是个煮饭烧菜的老妈子，这能让人快活吗？儿子把一个别人家的女人领进了门，就撇开了我这个亲生母亲，这样做对吗？你说说？”

“不对，”我真心诚意地说。

“可不？这就是了……”

于是她毫不害臊地议论起她的儿媳妇：

“我跟她一起去过澡堂，见过她的身子！我儿子看中了她什么了呢？她这种人能算作美人儿吗？……”

她讲起男女关系来总是满嘴脏话，不堪入耳。起初，她的话使我感到十分厌恶，可是过了不久，我却听惯了，而且听得十分有趣，因为我觉得在这些话里面存在着某种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力量，连上帝也受过女人的欺骗，就是这么回事！”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唠唠叨叨地说。“一个夏娃害得世上的人都下地狱。你瞧瞧，多厉害！”

关于女人的力量，她能讲个没完没了。我老是觉得，她说这些话是想吓唬某个人。她的“夏娃欺骗了上帝”这句话我尤其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的大院里有一间侧屋，也像正屋那么大。一共是两栋屋子，八套住房，其中四套住的是军官，第五套住的是一个随军神父。整个院子里都是勤务兵、传令兵，一些洗衣妇、女仆、厨娘常去找他们。家家户户的厨房里不断上演着一幕幕风流艳史，也夹杂着哭叫、辱骂和殴打。士兵们互相打架，也跟挖土工、房东的雇工们打架，他们还殴打女人。大院里常常充斥着人们称之为淫乱放荡的行为，那是一种身体强健的小伙子们无法抑制的兽性的饥渴。这种生活充满残暴无度的肉欲、丧失理智的折磨和胜利者卑鄙下流的吹嘘。我的东家一家人在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都要对这种生活厚颜无耻地、详尽地议论一番。老太婆总是对大院里的种种事情了如指掌，一说起来，就眉飞色舞，还带有幸灾乐祸的味道。

儿媳妇只顾听着，一声不吭，厚厚的嘴唇上露出些许微笑。维克托哈哈大笑，东家却皱起眉头，说：

“别再说了，妈妈……”

“上帝啊，现在连话也不让我说啦！”这个爱唠叨的老太婆埋怨道。

维克托怂恿她说：

“说下去，妈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里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的态度是又厌恶又可怜，尽量避免和她单独待在一起。有时候他躲不开，老太婆絮絮叨叨地在他面前埋怨儿媳妇，而且一定会向他要钱。这时他赶紧塞给她不是一卢布，就是三卢布，或者几枚银币。

“妈妈，你拿了钱也没用，不是我舍不得给你，而是你拿去没有用！”

“我拿去施舍乞丐，还有，用来买蜡烛，去教堂……”

“嘿，哪儿有什么乞丐！到头来你会把维克托宠坏的。”

“你不爱自己的弟弟，你要遭报应的……”

他不耐烦地向她一摆手，走开了。

维克托对待母亲很粗暴，还常常讥笑她。他嘴馋，老是说肚子饿。每逢星期天，母亲做油炸饼，总要偷偷地放几只在瓦罐里，藏在我睡觉的长沙发下面。维克托做完午前晨祷回来，就拿出瓦罐，一面还嘟哝：

“你不能多留几个吗？真见鬼！”

“你快吃吧，别让人看见……”

“我偏要说你偷油饼给我吃，明摆着的事，你赖都赖不掉！”

有一次，我拿出瓦罐，吃了两块油炸饼，维克托就为此打了我一顿。他不喜欢我，就像我不喜欢他一样，他常常作弄我，逼我一天给他擦三次皮靴。他睡在高板床上，常常掀起铺板，从缝隙里吐唾沫，费尽心机要吐到我头上。

他的哥哥经常把“野母鸡”挂在嘴边，大概为了仿效哥哥，他也说些口头禅，可是这些口头禅十分荒谬、毫无意义。

“妈妈，向后、向右转！我的袜子在哪里？”

他常常提出一些愚蠢的问题逼我回答。

“阿廖什卡，你回答：为什么写的是‘澄清’，念起来却是‘登清’？为什么念的是‘钟’，而不是‘纸——翁’？为什么只说‘靠近树边’，而不说‘靠近树上’？”

我不喜欢他们一家人的说话。我是受过外祖母和外祖父优美语言的熏陶的。起初，我不懂有些相互不搭配的词语的组合，比如“可笑得吓人”、“死也想吃”、“发疯似的快乐”等等。我认为，“可笑”是不可能“吓人”的，“快乐”也不会“发疯”，而每一个人都是要吃到死为止的。

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骂我：

“你算哪门子老师！真该把你的耳朵摘下来……”

但是我认为，“摘耳朵”也用词不当，只有草、花、核桃才能用摘。

他们企图向我证明耳朵也能摘下来，但是没能说服我，我理直气壮地说：

“反正耳朵是摘不下来的！”

我的周围环境充斥着许多穷凶极恶的邪恶勾当和见不得人的肮脏行为，比起库纳维诺街上鳞次栉比的妓院和一群群在街头招徕客人的妓女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库纳维诺，我们在污泥浊水和胡作非为的幕布后面可以找到产生这些现象的必然原因，那就是贫困的、半饥不饱的生活和沉重的劳动。而在这里，人们生活富足，日子过得很轻松。说到劳动，只不过是种莫名其妙和毫无必要的忙乱。这里的一切充斥着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无聊。

我的日子过得很糟，每当外祖母到这儿来看望我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变得更坏。她从后门进来，走到厨房里，对着圣像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朝妹妹深深地鞠个躬，她的鞠躬就像几百普特的重物把我的腰压弯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啊，是你啊，阿库林娜，”我的女主人漫不经心地、冷漠地招呼我的外祖母。

我认不出外祖母了：她微微地抿着嘴唇，使整个面孔变得认不出来了。她不声不响地坐在门口一只泔脚桶旁边的板凳上。她一声不吭，好像做错了事一样，在回答妹妹的问话时，也是轻声轻气、恭恭顺顺的。

我看在眼里，心里很难过。于是我气呼呼地说：

“为什么你坐在那儿？”

她亲切地对我使了个眼色，正色地说：

“你别开口，你不是这里的主人！”

“无论怎么打他，骂他，他总是喜欢管闲事，”老主妇埋怨起来。

她不止一次幸灾乐祸地问外祖母：

“怎么样，阿库林娜，还在靠要饭过日子吗？”

“那也不丢人啊……”

“要是不知道羞耻，那做什么事都不会觉得丢人。”

“听说，基督也要过饭……”

“说这种话的人都是蠢货、异教徒，可是你这个老傻瓜却听信他们！基督不是乞丐，是上帝的儿子。《圣经》上说，他来到世上是为了荣耀地审判生者和死者。要记住，死者也要受到审判！你是无法逃避的，亲爱的，即使烧成灰，也逃避不了……基督会替我惩罚你和瓦西里的傲慢的。你们有钱的时候，我求过你们帮助……”

“我想尽办法帮助过你，”外祖母平平淡淡地说。“可是，上帝却反而惩罚我，你知道……”

“这还嫌不够！不够……”

这个做妹妹的不停地唠叨，埋怨和责备我的外祖母，我听着她恶狠狠地尖叫，心里又难受，又困惑：外祖母怎么会忍受得住的？我不喜欢此时此刻的外祖母。

年轻的女主人从房间里走出来，很有礼貌地向外祖母点点头。

“到餐厅里来吧，没关系，进来吧！”

老太婆跟在外祖母后面叫道：

“把鞋底擦干净。有道说，乡巴佬一身是泥！”

东家看见外祖母显得很高兴。

“啊，绝对聪明的阿库林娜，日子过得好吗？卡希林小老头儿还活着？”

外祖母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问他：

“你还在一天到晚埋头苦干吗？”

“一天到晚干活，就像个囚犯！”

外祖母像个长辈一样，和他交谈得很亲切、很融洽。有时候交谈中东家还提到我的母亲：

“是啊，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是个女中豪杰，是吗？”

他的妻子转过脸对着外祖母插话说：

“您还记得吗，我曾经送给她一件斗篷，黑色的，丝的，还镶着一串玻璃珠子。”

“当然记得……”

“那件斗篷还是崭新的呢……”

“对，对，”东家嘟哝着说，“斗篷、布篷，我们生活在牛棚！”

“你这是说些什么呀？”他的妻子用怀疑的口气问。

“我吗？日子过得马马虎虎……好日子都过去了，好人也都走了……”

“我真不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女主人不安地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带我的外祖母去看新生儿，我开始收拾桌上用过的茶具，这时东家若有所思地轻声对我说：

“你外婆真是个好老太太……”

我深深感谢他的这番话。后来，我单独和外祖母在一起的时候，我心疼地对她说：

“为什么你要到这儿来？为什么？你自己也看得出，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哎，阿廖沙，我全看得出，”她答道。她看着我，端正淳朴的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我这时却感到羞愧。对，不用说，她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解得明明白白，甚至我此时此刻心里想些什么她都一清二楚。

她谨慎地回过头去看看有没有人走进来，然后搂住我，动情地说：

“要是你不在这儿，我才不会到这儿来呢。他们跟我有什么相干？你外公害了病，我一直忙着照料他，我不干活，没有钱……还有，你舅舅把米哈伊尔，也就是把萨沙赶出了家门，我也得养活他。他们答应一年给你六卢布的工钱，所以我想，我这次来，他们能不能至少给我一卢布。要知道，你在这儿差不多待了有半年了……”接着她凑到我耳边，轻声说：“他们叫我教训你，骂你，他们说你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你啊，我的小宝贝，待在这儿吧，现在你身子骨还不结实，再忍两年！忍忍吧，好吗？”

我答应再忍两年。可是，要做到是很困难的。乞丐般的无聊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我好像生活在梦里似的。

我也曾有过一个念头：该逃走！可是，现在正是可恶的冬天，每天晚上都刮暴风雪，寒风在阁楼里逞强施威，备受严寒煎熬的房架在吱嘎作响——我能往哪儿逃呢？

他们不让我出去散步，我也没有时间出去散步。冬天里，短暂的白昼转瞬即逝，而且都消耗在忙乱的家务劳动中了。

可是，我必须到教堂去。每逢星期六去做彻夜祈祷，每逢节日去做晚祷。

我喜欢到教堂去。我喜欢站在一个比较宽敞、比较阴暗的角落里，从远处望着圣像壁——它仿佛在蜡烛的火焰中熔化，呈一条条金灿灿的小溪流到讲道台灰色的石铺地上。圣像的黑色身影在微微颤动，中门上的金色花纹在快乐地跃动；蜡烛的火苗宛如一群金色的蜜蜂，飘荡在淡蓝色的空气中；女士们和小姐们的头就像一朵朵鲜花。

四周的一切都和唱诗班的歌声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一切都沉浸在奇特的神话般的生活中。整个教堂像个摇篮，在慢慢摇晃，在树脂般浓厚的和漆黑的空旷中摇晃。

有时我觉得那教堂似乎深深地沉没在湖水之中，躲避大地，为的是过一种特别的、与众不同的生活。也许，我的这种感觉来自于外祖母讲述过的关于基捷日城的故事，我常常随同四周的一切在睡意蒙眬中微微摇晃；唱诗班的歌声，轻轻的祈祷声，人们的叹息声催我进入梦乡。这时我就默默地重温这个动听的、令人心碎的故事：

那些可恶的鞑靼人，

率领强大无比的异教徒，

包围了美丽的基捷日城，

在这神圣的晨祷时分……

啊，上帝，我们的天主，

至高无上的圣母！

啊，上帝，保佑你的奴仆，

让他们听完经书，

做完晨祷，

啊，切莫让鞑靼人

亵渎神圣的教堂，

羞辱我们的妻子和姑娘，

把孩童送进杂耍场，

让老人惨死身亡！

天主耶和华，

还有圣母

都听见了人间的悲叹，

基督徒的哀伤。

天主耶和华

对英明的天使长米哈伊尔说：

“你，米哈伊尔，快去吧，

震撼基捷日城的大地，

把它沉到深深的湖底；

让人们在那里自由地做祈祷，

废寝忘食，永不疲劳，

从早晨直到深夜，

做完教堂里一切神圣的祷告，

万古千秋，天荒地老！”

在那些年里，我满脑子都是外祖母的诗歌，像蜂房里装满了蜂蜜一样。我觉得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也离不开外祖母的诗歌。

在教堂里我不做祷告，我觉得对着外祖母的上帝重复外祖父的那些愤怒的祈祷文和吟唱哀伤的圣歌怪不好意思的。我敢肯定，外祖母的上帝是不会喜欢这样做的，就像我不喜欢一样；况且这些东西都印在书上了，就是说，上帝跟所有识字的人一样，能把书背下来。

所以在教堂里，当我的心被既愉快又忧伤的感情所折磨的时候，或者当过去的一天中所受到的一些小小委屈刺痛我的心的时候，我便努力创作自己的祈祷文。只要我想起自己痛苦的命运，祈祷文就会自然而然地、毫不费力地变成声声哭诉：

上帝啊上帝，我多么寂寞惆怅！

请您保佑我快快长大！

这样的日子我再也无法忍受，

求您饶恕我，我宁可悬梁自尽！

学手艺，看不见有什么希望。

可恶的老太婆，玛特廖娜，

像条恶狼总是对我大声吼叫，

我的日子过得太苦，太窝囊！

我的“祈祷文”直到今天还记得。童年时的创作犹如一道道伤痕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而这些伤痕是一辈子都不能愈合的。

待在教堂里很好，我在那里休息，像在森林里和田野上一样。饱受欺凌和被险恶而残酷的生活玷污的小小心灵，在这里，在这朦胧而热切的幻想中得到荡涤。

不过，我只有在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或者在暴风雪肆虐整个城市的时候，才到教堂去。这种时候，似乎整个天空都冻住了，风吹得天空变成一堆堆雪云，而大地也被无数的雪堆冻住了，似乎再也不会复活，不会苏醒了。

我更喜欢在寂静的夜幕下在城里散步，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走进最僻静的角落。有时候我走啊走，似乎在张开翅膀飞翔。我独自一人，好比天上的一轮明月；在我的前面移动着我的影子，将雪地上的点点闪光一一扑灭，十分可笑地撞在路边的石墩上、围墙上。一个更夫走在街道中间，手里拿着一副梆子，身上穿件厚厚的不挂面的羊皮袄，一条狗在他的身边冻得发抖。

这个穿着笨重的人，模样像只狗窝。他离开院子，漫无目的地沿着大街走去，那条哀伤的狗悻悻地跟在他后面。

有时候我在街上遇见一些活泼快乐的小姐和她们的男伴，我心里想，他们一定也是不愿做彻夜祈祷溜出来的吧。

从一些灯火通明的小窗户里，不时有一股股怪味冒出来，散布在洁净的空气里。这种气味淡淡的，未曾闻到过，暗示里面过着另外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生活。我站在窗下，嗅着，听着，猜测着：那里面过着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在这幢屋子里究竟住着些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正是彻夜祈祷的时候，他们却兴高采烈地又闹又笑，还弹奏一种特别的吉他，铜弦发出的浑厚的铮铮声从小窗口里不住地流泻出来。

最吸引我的是一幢矮小的平房，它坐落在行人稀少的季霍诺夫斯卡亚街和马尔蒂诺夫斯卡亚街之间的一个拐角上。我是在谢肉节之前一个冰雪即将消融的、月色清朗的夜晚意外发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响声从一个正方形的小窗口里，伴随着一股热烘烘的蒸气传到街上，仿佛有个强壮而善良的人没张开嘴唇在哼着歌。我听不清歌词，可是这曲调我太熟悉了，虽然有琴声讨厌地插进来干扰，我还是听懂了。我在街边的石墩上坐了下来，揣摩着这一定是有人在拉某一种提琴，声音异常洪亮，让人受不了，因此听这种演奏，简直是种折磨。有时候琴声响得要命，似乎整幢屋子都被它震得发抖，连窗子上的玻璃也在嗡嗡作响。屋檐上滴着水珠，我的眼眶里也滚出了泪水。

更夫悄悄地走近前来，把我从石墩上推下来，问：

“你干吗老待在这儿？”

“听音乐，”我解释说。

“别这么待下去了！快走开……”

我沿街坊飞快地跑了一圈，重又回到小屋的窗口下，可是已经听不到琴声了，从小窗口里传出的只是欢快的喧闹声，这种声音和我仿佛在梦中听到的悲怆的音乐是完全不同的。

我差不多每个星期六都到这栋屋子跟前去。有一年春天，我在那里又听到大提琴的声音，它几乎不停歇地一直延续到半夜。我回到家里，挨了一顿揍。

冬天的夜晚漫步在星空下，徘徊在城里行人稀少的街道上，这使我的生活变得十分充实。我有意选择远离市中心的街道，因为在市中心有许多路灯，东家的熟人会认出我，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没有去做彻夜祈祷，而在外面溜达。其次，那些醉汉、警察和妓女也会不时地来惹是生非，而在偏僻的街道上，我可以看看楼房底层窗户里的情景，要是那些窗户没有蒙上冰霜，也没有从里面拉上窗帘的话。

这些窗户让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情景。我看见人们怎样在做祈祷、接吻、打架、玩牌，怎样互相关切地、悄悄地促膝交谈——展现在我面前的仿佛是鱼群的生活，就像花一戈比看“拉洋片”一样。

我看见在地下室里桌子旁边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年纪轻一些，一个年纪大一些，她们对面坐着一个留着长发的中学生，他一面挥舞着手臂，一面在给她们读一本书。那个年轻的女人听着，双眉紧锁，身子靠在椅背上。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女人——身材苗条，头发蓬松——突然用手捂住眼睛，两个肩膀不停地哆嗦起来。中学生见了，赶紧把书一扔，等到那个年轻女人霍地站起身来奔出房间，就跪在头发蓬松的那个女人面前，开始吻她的双手。

在另一扇窗户里，我偷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男人让一个穿红色短上衣的女人坐在自己膝盖上，把她当个小孩摇来摇去，还瞪着眼睛，张大嘴巴，看来在唱什么歌。那女人笑得浑身发抖，前俯后仰，两条腿不住地晃动。这时那男人把她的身子扶直，又唱了起来，那女人又开始笑个不停。我看了他们很久，直到明白他们打算乐个通宵，我这才离去。

许多类似这样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常常因为看得入迷而耽误了回家。这引起了东家的怀疑，于是他们盘问我：

“你到哪个教堂去的？是哪一位神父做的日祷？”

他们知道城里所有的神父，知道什么时候读福音书里的哪一节。他们什么都知道，所以很容易识破我的谎言。

那两个女人都崇拜我外祖父心中的愤怒的上帝，这个上帝要求子民们在他面前诚惶诚恐。他的名字经常挂在这两个女人的嘴上，即使在骂架的时候，她们也互相威胁道：

“你等着瞧！上帝会惩罚你的，让你这个下流坯弯腰曲背！……”

大斋的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天，老太婆烤了油饼，但是把油饼烤焦了。她被炉火烘得满脸通红，气冲冲地喊道：

“唉，你们都见鬼去吧……”

过了一会儿，她闻闻煎锅，突然沉下脸，把煎锅往地上一扔，哭丧着叫道：

“天哪，这煎锅有禁忌的荤油味，我没有在大斋的第一个礼拜一把煎锅洗干净，上帝啊！”

她跪在地上，含着眼泪恳求道：

“上帝啊，看在您受苦受难的分上，宽恕我这个该死的老太婆吧！上帝啊！求您不要惩罚我这个老糊涂……”

她把烤焦的油饼喂了狗，再把煎锅洗干净，从此以后，儿媳妇在吵架时就责骂婆婆说：

“你甚至在斋戒期用荤油锅烤油饼……”

她们把上帝硬扯进全部的家庭事务，扯到生活小圈子中的每个角落，贫乏的生活因此而增添了表面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显示出她们无时无刻不在为至高无上的天主效劳。她们把上帝扯到无聊的琐事中来的做法，使我感到胆战心惊，而且我常常感到有个人一直在暗中窥视我，所以常常下意识地环顾一下四周的角落。每天夜晚，恐惧就像阴冷的云团将我层层围住，它来自厨房的一个角落，在那里黑糊糊的圣像前点着一盏长明灯。

搁架旁开着一个大窗户，一根立柱将窗子一分为二。窗外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蓝色的空洞，我似乎觉得屋子、厨房、我——一切都悬挂在这个空洞的边缘。如果用力晃动一下，所有的一切都会掉进这个蓝色的、冰冷的空洞，飞向某个地方，从繁星边飞过，沉入死一般的寂静中，就像一块沉入水中的石头，无声无息。我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地躺了很久，不敢翻身，等待着可怕的生命终结。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怎样治好这种恐惧症的，只记得很快就治好了。当然，在这方面外祖母心中的仁慈的上帝帮助了我。我以为，在那时我已经体会到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至今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如果我没有罪过受到惩罚，这不合教规，而我不能替别人的罪过负责。

做晨祷的时候，我也常常溜出来，尤其是在春天。春天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坚决不让我进教堂。如果他们给我两戈比的铜币去买蜡烛，那就是真正害了我：我用这钱去买羊拐子，然后在做晨祷的时候尽情地玩。这样，不可避免地会耽误回家。有一次，我竟然输掉了整整十戈比银币，那是东家给我用来买圣饼追荐亡魂的。于是我不得不在教堂执事从供台上拿下来的盘子中偷几块别人的圣饼。

我十分贪玩，已经到了入迷发狂的地步。我心灵手巧，力气又大，很快就在邻近的几条街上赢得玩羊拐子、打球、玩击木游戏高手的名声。

他们要我在大斋期间吃素，我就去向邻居多里梅东特·波克罗夫斯基神父做忏悔。我认为他很严厉，而且我做了许多对不起他的事，比如我曾经用石头砸坏了他花园里的凉亭，和他的几个孩子吵过架。总之，他能在我面前说出我的许多令他不愉快的行为。我由此感到十分不安，当我站在简陋的教堂里等待忏悔的时候，我的心很乱，跳个不停。

可是多里梅东特神父见了我，用十分亲切的口气唠唠叨叨地对我说：

“啊，邻居……嗯，你跪下吧！你有什么罪过吗？”

他把一块厚厚的丝绒盖在我头上，我被蜡烛和神香的气味熏得喘不过气来，说话很困难，我也不愿说话。

“你听大人的话吗？”

“没有。”

“你说吧——我有罪过！”

我自己也感到突然，竟然脱口而出：

“我偷过圣饼。”

“这是怎么回事？在哪里？”神父沉吟了一下，不慌不忙地问。

“在三圣教堂，在圣母教堂，在尼古拉教堂……”

“够了，够了，偷遍了所有的教堂！孩子，这种行为不好，是一种罪孽，懂吗？”

“我懂。”

“那你就说：‘我有罪过！’真荒唐。你偷圣饼是为了吃吗？”

“有时候是为了吃，有时候我玩羊拐子输了钱，可是又得带圣饼回家，这样，只好去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开始喃喃地说些什么，吐字不清，有气无力。接着他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后，突然问：

“你有没有读过地下出版的书？”

我当然不明白他提出的问题，于是反问道：

“什么书？”

“你读过禁书吗？”

“没有，一本也没有……”

“你的罪孽得到宽恕了……起来吧！”

我惊奇地瞅了一下他的脸，这张脸很慈祥，显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我感到不安和羞愧，因为东家要我来这里忏悔的时候，对我说了许多关于做忏悔如何如何可怕的话，并且一定要我在忏悔时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所犯的一切罪过。

“我用石头砸过你家的凉亭，”我说。

神父抬起头说：

“这也很不好！走吧！”

“我还砸过你家的狗……”

“下一位！”多里梅东特神父望着我后面的人，招呼道。

我走了，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十分委屈。我心里曾经很紧张，以为忏悔很可怕，结果非但不可怕，甚至很乏味。有趣的倒是关于那些我并未读过的书的问题。我想起那个在地下室里念书给两个女人听的中学生，想起“好事情”，他也有许多厚厚的黑封面的书，里面有许多看不懂的插图。

第二天，东家给了我一枚十五戈比的硬币，打发我去领圣餐。那一年的复活节姗姗来迟，雪早已融化，街道上十分干燥，扬起阵阵尘土，天空中阳光灿烂，令人心情愉快。

教堂围墙附近，一大群雇工正在起劲地用羊拐子赌钱。我想，等一会儿去领圣餐还来得及，于是就对赌钱的人说：

“算我一个吧！”

“要想赌，先拿一戈比出来，”一个头发火红、满脸麻子的人傲慢地说。

但是我也以同样傲慢的口气说：

“我在左边第二对下面押三戈比！”

“快下赌注吧！”

于是赌钱开始了！

我先把十五戈比兑开，然后把三戈比放到一对羊拐子下面的长条子“城”里，谁把羊拐子打出“城”去，这钱就归谁，要是没有打中，我就从他手里赢得三戈比。我的运气不错，有两个人瞄准我的钱，但是双双都没有打中，我从那两个大人身上赢得了六戈比。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这时有一个赌徒说：

“伙计们，看住他，别让他带着赢来的钱跑了……”

我听了很生气，于是像开连珠炮似的、脸红脖子粗地说：

“在左边最边上的一对下面押九戈比！”

但是我的话并没有引起赌徒们的足够重视，只有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喊了一声，提醒说：

“看住他，他很走运，他是住在兹维兹津卡那边的绘图员，我认识他！”

有一个干瘦的雇工，根据他身上的气味，大概是个熟制毛皮匠，他挖苦地说：

“小鬼吗[4]？好——啊……”

他用一个灌铅的羊拐子瞄准后，一下子就把我下赌注的那对羊拐子打出去了。他弯下腰来问我：

“想哭吗？”

“在最右边的那对下面，押三戈比！”

“照打不误，”熟皮匠吹嘘道，可是这一回他输了。

一个人下赌注不能连续超过三次，于是我开始打别人的赌注，又赢了四戈比和一堆羊拐子。但是再一次轮到我的时候，我接连下了三次赌注，一下子把钱都输光了。这时刚巧日祷结束，敲起了钟声，人们陆陆续续从教堂里出来。

“成家了吗？”熟皮匠问，他打算揪住我的头发，可是我一转身跑掉了。我追上一个打扮得像过节似的小伙子，很有礼貌地问他：

“您是来领圣餐的吗？”

“是的，怎么啦？”他一面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一面回答。

我请他告诉我怎样领圣餐，神父在分发圣餐时说些什么，以及我应该做些什么。

那个小伙子皱紧眉头，用响得吓人的声音吼道：

“异教徒，你是不是玩得误了领圣餐了？哼，我什么也不告诉你，让你父亲扒掉你的皮！”

我跑回家里，心想他们一定会盘问我，不可避免地会知道我没有去领圣餐。

可是老太婆向我祝贺一下以后，只问了我一句：

“你喝了圣餐酒，给了执事多少钱？”

“五戈比，”我不假思索地说。

“给他三戈比也足够了，还有两戈比应该自己留下来。唉，你这丑八怪！”

……春天到了。大地每天换新装，一天比一天灿烂艳丽。稚嫩的小草、吐翠的桦树散发出醉人的芳香。人们都急不可耐地奔向田野，仰卧在暖和的大地上，聆听空中云雀歌唱。可是我呢，必须刷干净一件件冬装，帮着把它们放进箱子，然后把烟叶掰碎，撒在上面。除此之外，我还要掸家具上的灰尘，从早到晚围着这些使我讨厌、我并不需要的家什转。

等到我空闲下来，我又不知如何去消磨时间。在我们这条穷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远一点的地方他们又不准我去。大院里都是些性情暴烈、精疲力竭的挖土工，衣衫不整的厨娘和洗衣妇。每天晚上，他们都偷鸡摸狗，像畜生般厮混。我看在眼里，又恶心又生气，恨不得自己变成一个瞎子，眼不见为净。

这时我往往带一把剪刀和彩纸登上阁楼，将彩纸剪成有花纹的图案，然后把它们装点在房架上……这也算是一种消愁解闷的办法。我整天心神不定，渴望到一个地方去，那里人们不贪睡，不争吵，没有人死乞白赖地缠住上帝告状，也没有人依仗暴烈的法庭去欺负人。

……在复活节的星期六那天，从奥兰修道院请来了弗拉基米尔圣母的有灵的灵像。这尊圣像做客本城直至六月半，在此期间，它将访问每一个教区的所有家庭和所有住宅。

在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早晨，圣像光临了我东家的家。我正在厨房里洗刷铜餐具，这时只听见年轻的女主人在房间里惊惶失措地喊叫起来：

“快打开正门，奥兰的圣像快到我们家啦！”

我直奔楼下，也顾不得身上肮脏，两手沾满了油腻和砖粉。我打开大门，见一个年轻修士一手拿着灯笼，一手提着香炉，轻轻地说道：

“你们在睡大觉吗？快来帮个忙……”

两个市民抬着沉重的神龛沿着狭窄的楼梯走上来，我帮着他们，用两只脏手和肩膀托住神龛的边沿，我们的后面跟着几个身材魁梧的修士，用浑厚的嗓音没精打采地唱着：

“圣母啊，为我们向上帝祈祷……”

我心中很苦闷，因为我断定：圣母看见我用这样脏的手去抬她，一定会生我的气。我的两只手一定会烂掉的……

他们将圣像搁在由两把铺着干净被单的椅子搭起来的上座上，两个修士分立两旁，扶着圣像。这两个年轻修士长相英俊，目光炯炯有神，有一张喜溢眉梢的笑脸和柔软蓬松的头发，活像两个可爱的天使。

祈祷开始了。

“啊，至高无上的圣母，”一个身材高大的教士用大嗓门使劲唱道，他老是把一根深红色的手指伸到浓密蓬松的头发里去摸摸有点红肿的耳垂。

“圣母啊，保佑我们吧，”修士们疲惫地唱着。

我喜欢圣母。外祖母讲的故事中都说，圣母正是为了抚慰穷人才在大地上播下花朵、欢乐和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过需要吻她手的时候，我却没有注意到大人们是怎样做的。我忐忑不安地吻了吻圣母的脸和嘴。

突然，有个人伸出一只手，猛地一下把我推到门角落里。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些修士是怎样抬着圣像走的。可是有一件事我却记得很清楚，东家一家人把坐在地板上的我团团围住，十分惊恐和忧虑地议论着：我现在会怎么样呢？

“应当去跟神父谈谈，他比我们有见识，”东家说。接着，他不怀恶意地骂我：

“不懂礼貌的孩子，你怎么不懂圣母的嘴是不能吻的吗？还说，你在学校里念过书呢……”

我一连好几天怀着必遭惩罚的心情等待着：我会怎么样？我用脏手抓住神龛，又不合教规地吻了圣母的嘴，这样，我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

可是，看来，圣母宽恕了无意中由真诚的爱引起的罪过。也许，她的惩罚很轻，以致我没有在那些善良的人们对我的诸多惩罚中察觉到这一点。

有时候为了故意逗逗老太婆，我便装出伤心的样子说：

“看来，圣母忘了惩罚我了……”

“你等着吧，”老太婆挖苦地说。“我们等着瞧……”

我常常一面用粉红色的包茶叶纸剪成的花样、薄铅皮和树叶装饰在阁楼的房架上，一面用唱赞美诗的调子哼起随口编的小调来，就像卡尔梅克人[5]赶路时哼着小调一样。

我坐在阁楼上，

手里拿着剪刀，

剪呀剪，剪花样……

我这野孩子，多无聊！

如果我是一条狗，

早就随心所欲地逃走，

可是现在人人都对我吼：

淘气鬼，好好坐着，别开口，

要是你开口，就没你的好！

老太婆打量着我的手工活儿，一面笑，一面摇头。

“瞧你，不如把厨房也这样装饰一下……”

有一次东家登上阁楼，看了我的手艺活儿，他叹了口气，说：

“佩什科夫，你真有意思，真了不起……你是不是想当魔术师？我一点都没料到……”

他给了我一枚很大的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五戈比银币。

我用一根细铁丝做了几个爪钩，钩住这枚银币，像奖章一样挂在我的那些色彩斑斓的饰品中间最显眼的地方。

可是过了一天，银币连同那几个爪钩都不见了，我断定东西一定是被老太婆偷走的！

五

这一年春天，我终于出走了。一天早晨，我到小店去买早茶面包，正巧遇上小店老板跟他的老婆吵架，还用秤砣砸她的脑门。他老婆逃到街上，跌倒在地。人们立刻围了上来，大家把她抬上一辆四轮马车，送她去医院。我跟在马车后面跑。后来，我不知不觉来到伏尔加河岸上，手里还拿着二十戈比的硬币。

春光明媚，伏尔加河水在上涨，漫出了河岸，平展开阔的大地上春意盎然。可我至今还像只地窖里的小老鼠那样生活着。我决定离开东家不再回去，也不到库纳维诺去找外祖母，因为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脸去见她，而且外祖父一定会幸灾乐祸地讥笑我。

我在伏尔加河岸边流浪了两三天，有几个好心肠的装卸工给我点吃的，晚上和他们一起在码头上过夜。后来，其中有一个装卸工对我说：

“孩子，我看，你在这儿闲逛白白浪费时间！你还是到善良号轮船上去，那儿需要个洗碗工……”

我去了。餐厅管事身材高大，留着大胡子，头上戴顶没有帽舌的黑缎子帽子。他从眼镜架后面用一双浑浊的眼睛瞅了瞅我，轻声地说：

“一个月两卢布。出示一下身份证。”

我没有身份证，餐厅管事沉吟了一下，对我说：

“去把你母亲找来。”

我赶紧去找外祖母，她赞成我这样做，并且说服外祖父替我到手工业管理处去领身份证。然后她亲自陪我到船上去。

“好吧，”餐厅管事看了我们一眼，说。“走吧。”

他领我到船尾，那里的小桌子旁坐着一个身穿白上衣、头戴白帽子、身材魁梧的厨师。他在喝茶，一边抽着一支粗粗的纸烟。餐厅管事将我推到他跟前。

“来一个洗碗工。”

说完，他就走了，那厨师哼了一声，捻了捻乌黑的小胡子，朝着他的背影说：

“不管什么样的魔鬼都雇来，只要价钱便宜……”

他气冲冲地仰起留着乌黑短发的大脑袋，瞪大深色的眼睛，绷着脸，大叫一声：

“你是干什么的？”

我很不喜欢这个人。他虽然全身穿得洁白，可是仍然使人感到他邋里邋遢，每个手指上都长着毛，两只大耳朵里也竖着毛。

“我饿了，”我对他说。

他眨了一下眼睛，突然，他那凶悍的脸绽开了笑容，厚实的通红的双颊仿佛两朵浪花退到了耳际，露出了一口结实的大牙，唇髭柔和地耷拉下来。他一下子变得像个善良的胖大嫂。

他把自己杯中的茶往船舷外一倒，重又冲上一杯，把一只没有吃过的船形白面包和一大段灌肠拿到我面前。

“吃吧，你有爹妈吗？会偷东西吗？嗯，别害怕，这里人人都是贼，都是贼，他们会教你怎么偷东西！”

他说话的声音像狗叫。他那张刮得发青的大脸盘上，鼻子周围密密地布满了红红的血管，红通通的大蒜鼻子一直垂到了唇髭，下嘴唇令人讨厌地、沉重重地耷拉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冒着烟。看样子，他刚刚从澡堂里出来，因为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桦笤帚和胡椒酒的气味，他的两鬓和脖子上挂满了闪闪发光的汗珠。

我吃完茶点以后，他塞给我一张一卢布的钞票。

“去买两个带胸围的围裙。慢着，我自己去买吧！”

他整整帽子就走了，他走路的样子像头熊，身子笨重地晃动着，两只脚在甲板上一跩一跩的。

……晚上，一轮明月当空悬挂着，渐渐地从轮船的左边移向草场。这是一条棕红色的旧轮船，烟囱上漆着白色的条纹，外轮片不慌不忙地、时快时慢地拍打着泛着银光的河水，黑魆魆的堤岸悄悄地迎面漂来，在河面上投下一片阴影。堤岸上几户农舍的窗户里透出红红的灯光。村子里有人在唱歌，姑娘们在跳轮舞，“啊依——柳里”的曲调听起来就像在唱“哈利路亚”[6]……

轮船尾部的一根很长的绳索拖住一条驳船——它也是棕红色的。驳船的甲板上放着一只大铁笼，里面关着被判处永久流放和服苦役的囚犯。船头上，一个哨兵的刺刀像蜡烛一样闪闪发光，蓝色天空中的点点繁星也像一支支蜡烛在熠熠闪光。驳船上寂静无声，月亮将皎洁的光华披在它身上。我依稀看见在那黑漆漆的铁笼子里有许多圆圆的灰色斑点——那是囚犯们在眺望伏尔加河。河水在汩汩作响，不知是在抽泣，还是在窃笑。周围的一切弥漫着某种教堂的气氛，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油脂味也跟教堂里的一样。

我望着驳船，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幼年，想起从阿斯特拉罕到下诺夫哥罗德的一段旅程，想起母亲坚毅的面容和将我带上一条有趣的、但又很艰难的生活路程，又将我带入人世间的人——外祖母。只要我想起外祖母，一切令人厌烦和气恼的事都会离我而去，一切都会改变，变得更有趣，更愉快，人们也变得更善良，更可爱……

美丽的夜色使我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这条驳船同样使我十分激动。它好比一口棺材，在这因河水上涨而显得格外宽阔的河面上，在这温馨的夜晚的静谧中，显得那么多余。起伏不平的河岸，时而抬起来，时而沉下去，使我心潮澎湃。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为人们所需要的人。

我们这条轮船上的人很特别，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少，在我看来没有差别。轮船走得很慢，公务在身的人都搭乘邮船去了，而那些地位低微、没重要事的人都上了我们这条船。他们从早到晚又是吃又是喝，弄得满桌子杯盘狼藉。我的活儿是洗餐具，擦刀叉，从早上六点起差不多一直干到半夜。白天在两点到六点之间，晚上从十点到半夜，我的活儿少些，因为乘客们吃饱了在歇息，喝点茶，喝点啤酒或伏特加。在这两段时间里，我的顶头上司，餐厅的一帮厨子都闲着没事干。厨师斯穆雷、他的下手雅科夫·伊凡内奇、洗碗工马克西姆和伺候上等舱乘客的仆役谢尔盖都围着一张放在排水管附近的桌子喝茶。谢尔盖是个驼背，高颧骨，一脸麻子，有双好色的眼睛。雅科夫·伊凡内奇常讲各种各样的下流事，而且一面说，一面像号啕痛哭似的纵声大笑，露出一口残垢久积的黄板牙。谢尔盖咧开他的蛤蟆嘴，纵声大笑。愁眉不展的马克西姆一声不吭，一双颜色捉摸不定的眼睛严厉地看着他们。

“亚细亚人！莫尔多瓦人[7]！”偶尔大厨师洪亮地喊一声。

我讨厌这些人。头顶光秃秃的胖子雅科夫·伊凡内奇爱谈女人，而且说得非常下流。他有一张呆板的脸，脸上布满瓦灰色的麻点，一边的面颊上长着一颗赘疣，上面生了一撮棕红色的毛，他把这撮毛捻成针形状。每当船上来了性格随和、举止活泼的女乘客，他就走上前去，像叫花子一样装出一副特别胆怯和畏缩的样子，说起话来又亲昵又可怜，嘴角上冒出一球球肥皂泡似的唾沫，他不时地伸出肮脏的舌头嗖地一下把它舔掉。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刽子手就应该是这种肥头大耳的人。

“你要学会把女人的心撩得火烧似的，”他开导着谢尔盖和马克西姆。他们两人鼓着腮帮子，涨红了脸，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帮亚细亚人，”斯穆雷厌恶地随口说了一声，吃力地站起身来，吩咐我说，“佩什科夫，快走！”

到了船舱，他塞给我一本皮封面的小书，然后躺到紧靠冷藏室墙壁的一张吊铺上。

“你念吧！”

我坐到一只装通心粉的纸箱上，认真地读起来：

“缀满星星的恩勃拉库伦[8]意味着它们可以摆脱愚昧和恶习的桎梏，与天堂自由交往……”

斯穆雷点上一支烟，从嘴里吐出一缕青烟，嘟哝着说：

“瞧，这些笨蛋！写些什么呀……”

“袒露左胸表明心地坦白……”

“是谁袒露左胸？”

“书上没有写。”

“这就是说，是娘儿们……哎，这些色鬼。”

他闭上眼睛，双手枕在脑后躺着。叼在嘴角上的烟卷快要熄灭了，他用舌头将烟卷扶扶正，深深地吸了一口，胸腔里立刻发出几下呼呼的响声，他的大脸盘随即被一团烟雾所笼罩。有时候我以为他睡着了，就不再念下去，呆呆地看着这本该死的书。我已经读腻了，一拿起来就恶心。

可是他扯着嘶哑的嗓子说：

“念下去！”

“长老回答说：‘你看，我亲爱的督察兄弟’……”

“是监督……”

“书上写的是——督察……”

“是吗？真是荒唐！书的末尾还有首诗，就从那儿念起吧……”

我念了起来：

门外汉一心想知道我们的活儿，

可是你们弱视的眼睛永远也看不清楚，

你们连弟兄们唱的歌都一窍不通。

“停一下，”斯穆雷说，“这不能算诗！把书给我……”

他生气地翻阅了一下厚厚的蓝颜色的书页，然后往床垫下一塞。

“你再去拿一本……”

我真倒霉，他那只黑铁皮箱里藏着许多书，比如，《奥米尔训诫》、《炮兵纪事》、《谢坚加利勋爵书信集》、《论臭虫之危害及其消灭方法，附录如何防治由臭虫引起的疾病》，有些书无头无尾，残缺不全。有时候厨师让我把这些书一本本翻出来，把书名报给他听。我读书名，他生气地嘟哝着：

“胡编乱造，这些无赖……就像他们打你的耳光，可是为了什么打你，却弄不明白。盖尔瓦西！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个盖尔瓦西！还有什么恩勃拉库伦……”

我勉强记住那些令人厌恶的、古怪的字眼和陌生的名字，念起来舌头直发痒，我想不停地反反复复念：在这些音节里面会不会包含着某种意思？舷窗外面，河水哗哗作响，不知疲倦地唱着歌。这时，能到船尾去看看，那该多好啊。那里，在许多货箱中间聚集着水手、司炉工，他们有的在跟乘客打牌，赢他们的钱，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讲有趣的故事。我真想跟他们待在一起，一面听听他们明白易懂的谈话，一面眺望卡马河的两岸风光：那铜弦般挺直的松树，那春汛后变成一个个小湖的草场，这些小湖仿佛一块块打碎的镜子，映照着蓝色的天空。我们的轮船已经和陆地分开，离它而去。从岸上，从疲惫不堪的白昼的寂静中，从望不见的钟楼上传来钟声，它提醒人们，那儿有村庄，有村民。一条渔船随着波涛上下起伏，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大块面包。这时岸上出现了一座小村庄，一群男孩在河里嬉水，一个穿红衬衫的农民沿着一长条金黄色的沙滩走着。从河里远远望去，一切都是那样赏心悦目，一切都像玩具，小巧玲珑，五颜六色。我很想对着河岸，也对着驳船亲切地喊几声祝福的话。

我对这条棕红色的驳船产生了很大兴趣，我可以目不转睛地对它看上整整一小时，看它怎样用笨拙的鼻子拱开浑浊的河水。轮船拖着它，就像拖着一头猪。绳索时而松弛下来，拍打着水面，时而又抽紧，滚下一串串水珠，牢牢牵住驳船的鼻子。我真想看看那里像困兽一样关在铁笼里的人们的脸。在彼尔姆，那些人被押送上岸，我趁机挤到驳船的跳板上，几十个穿着灰色囚衣的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脚镣上的铁链哐啷哐啷直响，背上的行李压得他们直不起腰来。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漂亮的，也有丑陋的，然而他们和所有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衣着不一样，头发剃得不一样[9]。当然，这些人都是强盗，但是外祖母却常常说这些强盗好话。

和别人相比，斯穆雷更像无恶不作的强盗。他阴沉着脸望着驳船，嘟哝着说：

“千万别让我们遭此大难！”

有一次，我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你做饭菜，别人却杀人抢劫？”

“我不是做饭菜，而是烹调，做饭菜是娘儿们的事，”他笑着说。接着，他想了想，补充说：“人与人的差别在于愚蠢的程度。第一种人聪明些，第二种人差些，第三种人是十足的傻瓜。为了使自己聪明些，就应该读正经的书、传授妖法的书，还有……让我想想还有什么书？反正各种书都要读，这样才能找到正经的书……”

他经常教育我说：

“你要读书！一遍读不懂，就读它七遍，七遍读不懂，就读它十二遍……”

斯穆雷对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沉默寡言的餐厅管事在内，说起话来都是很生硬，好像朝别人扔石头一样，而且还令人厌恶地耷拉着下嘴唇，竖起唇髭。他对我很客气，很关心，但是这种关心有点儿使我害怕；有时我觉得他像外祖母的妹妹一样，近乎丧失理智。

有时他对我说：

“等一下，别念了……”

于是他闭上眼睛，睡了很久，不时发出轻轻的鼾声。他的大肚子在微微起伏，一双手像死人一样交叠在胸前，长着浓毛的烫伤的手指也在轻轻抖动，似乎在用无形的棒针编织一只无形的袜子。

突然，他嘟嘟哝哝说起话来。

“是的。你瞧，这就是所谓的智慧，靠它过日子去吧！可是每一个人的智慧天生就很少，而且各人有多有少。要是大家都一样聪明就好了，可是并非如此……有的人明白事理，有的人不明白事理，还有的人压根儿不想去弄明白，就是这么回事！”

他结结巴巴地说起他以前当兵时的一段经历，但是其中的意思我弄不明白，也引不起我的兴趣，况且他也没有从头说起，而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团长召来那个士兵，问他：‘中尉对你说了些什么？’他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因为当兵的必须说实话。那个中尉把他当成一堵墙那样瞅了瞅，低下头，转身走了。是啊……”

厨师生气地吸了一口烟，埋怨说：

“难道我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后来那个中尉被关进了要塞，真他妈的……唉，我的上帝啊！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天很热。周围的一切都在轻轻晃动，嗡嗡作响。船舱的铁墙外面，河水哗啦哗啦地流淌，轮船的外轮发出隆隆的响声，河水仿佛一条宽阔的带子，从舷窗旁边漂过去。从船上远远望去，岸上是一大片草场，挺立着几棵树木。人的耳朵已经听惯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现在反而觉得四周很静，虽然有个水手在船头上懊丧地吼叫：

“七，七……”

我不想参加任何活动，不想听别人聊天，也不想干活，只求找个背阴的、闻不到厨房里热油烟味的地方坐一坐，迷迷糊糊地望着这种令人疲惫的生活悄悄地从水面上掠过。

“你念啊！”厨师生气地吩咐我。

甚至头等、二等舱里的侍者都怕他，那个脾气温顺、像条鲈鱼似的不爱说话的餐厅管事，看样子也怕他三分。

“喂，你这头蠢猪！”他对餐厅的侍者嚷道。“过来，小偷！亚细亚人……恩勃拉库伦……”

水手和司炉工们都奉承他、讨好他，所以他常常把一些熬得没有滋味的出汤的肉给他们吃，还问问他们家乡和家里的情况。那些浑身油污、熏得乌黑的司炉工被看作轮船上最下等的人，他们都是白俄罗斯人，大家管他们叫白佬[10]，还编出顺口溜说：

白佬，白吃又白捞……

如果这种话被斯穆雷听见，他立刻会怒发冲冠，脸红脖子粗地对司炉工吼道：

“贱骨头，你怎么能容忍别人取笑你？给这个喀查普[11]一记耳光！”

水手长是个外表英俊、内心狠毒的家伙。有一次，他对斯穆雷说：

“白佬和一撮毛[12]都信一个教！”

厨师二话不说，便一只手揪住他的衣领，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裤带，把他举到半空，一面不停地摇晃，一面问他：

“你要我把你摔得粉碎吗？”

大家常常吵嘴，有时候吵得打起架来，可是没有人敢碰斯穆雷，因为他力大无比，此外船长太太时常找他聊天，而且谈得很亲热。船长太太身材高大、粗壮，有一张男人的脸，头发也剪得像男孩一样平整光滑。

斯穆雷的酒量惊人，可是从来没有喝醉过。他一早起来就开始喝酒，一瓶伏特加四次就喝光，接着就喝啤酒，一直喝到晚上。他的脸渐渐变成褐色，一对乌黑的眼睛惊讶地瞪得大大的。

傍晚，他常常坐在抽水机上。他身材魁梧，穿了一身白衣服，整整几小时默默地坐着，闷闷不乐地望着飘动着的远方。在这种时候，大家特别怕他，而我，却可怜他。

雅科夫·伊凡内奇被炉火烤得满脸通红，汗流浃背，从厨房里走出来。他搔搔光秃秃的头顶，挥了挥手，就消失了，或者站在远处说：

“一条鲟鱼死了……”

“那就用来做鱼丁辣羹……”

“要是有人要吃鱼汤或者清蒸鲟鱼呢？”

“你去做吧。会有人吃的。”

有时我壮着胆子走到他跟前，他费劲地转动着眼睛看着我，问道：

“有事吗？”

“没什么事。”

“好啊……”

有一次，也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终于问他一句：

“为什么你总让大家害怕，你不是一个好人吗？”

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生气。

“我只是对你才好啊。”

但是他立刻又坦然地、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

“不过，说真的，我对别人也是一片好心，只不过我没有显露出来，这片好心是不能显露给他们看的，否则，他们会欺负你。俗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他们会把你活活踩死。快去把啤酒拿来……”

他一杯接一杯，很快喝完了一瓶啤酒，然后吮一吮唇髭，说：

“要是你这只小鸟再长大一些，我会让你学会很多东西。我的确有话要对别人说，我并不是傻瓜……你一定要读书，书里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书可不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你也要喝点啤酒吗？”

“我不爱喝酒。”

“很好。那就别喝。酗酒是灾祸。伏特加害死人。要是我有钱，我一定会撵你去上学。没有知识的人就好比一条公牛，无论你把它套上轭，还是吃它的肉，它只会摇尾巴……”

船长太太借给他一本果戈理的小说，我念完了其中的一篇《可怕的复仇》，我很喜欢这篇小说，可是斯穆雷生气地喊道：

“全是胡说八道！我知道她还有许多别的书……”

他一把夺走了我手中的书，又从船长太太那里带回了另外一本书，伤感地对我说：

“你念一念《塔拉斯[13]……》，它叫什么来着？你会找到的。她说这部小说很好……谁觉得好？是她觉得好，说不定我觉得不好呢？她把自己的头发剪掉了，瞧她那模样！她为什么不连耳朵一起剪掉呢？”

当我念到塔拉斯向奥斯塔普挑战的时候，厨师纵声大笑起来。

“是这么回事呀！可不是吗？你有学问，而我有力气！亏他们写得出来！这些笨蛋……”

他仔细地听着，却又常常嘟哝说：

“哼，瞎说！一刀下去，不可能把一个人从肩膀一直劈到屁股，不可能的！还有，一根长矛不可能挑起一个人来，长矛会折断的！我自己当过兵……”

安德烈的背叛引起他的反感。

“卑鄙的孩子，对吗？为了一个女人！呸！……”

当厨师听我念到塔拉斯用枪打死亲生儿子的时候，他把两腿从吊铺上放下来，两只手撑在床沿，弯下身子，哭了起来，泪水慢慢地从脸颊上淌下来，落到地板上。他一边抽泣，一边喃喃地说：

“啊，上帝……上帝……”

突然，他对我吼道：

“快念啊，小鬼！”

他又哭了。我念到奥斯塔普临死前喊道：“首领，你听见了没有？”这时他哭得更响，更伤心了。

“一切全完了，”斯穆雷哽咽着说，“唉，全完了！就这样结束啦？唉，该死的！从前有过这样的好汉，这个塔拉斯算不算一个？对，对，这才是好汉……”

他从我手上把书拿过去，仔细地端详着，眼泪扑簌簌地溅到书的封面上。

“真是一本好书！我今天简直像过节！”

后来我们读《艾文荷》[14]，斯穆雷很喜欢书中的“狮心王”理查。

“这是一个真正的国王！”他肃然起敬地说。我却觉得这本书写得很枯燥。

总的说来，我们两人的口味并不一样。比方说，《汤姆·琼斯》，即旧译本《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15]很吸引我，可是斯穆雷抱怨说：

“胡扯！这个汤姆与我有什么相干？对我有什么用？一定还有别的书……”

有一次我告诉他，据我所知，还有另外一些书，不过是秘密出版的禁书，只有晚上躲在地下室里才能拿出来读。

他瞪大眼睛，十分恼怒。

“什么？你是不是在撒谎？”

“我没有撒谎。我在做忏悔时，神父问过我这件事。在这以前我亲眼看到过别人一面读一面哭……”

厨师愁眉不展地看着我的脸，问：

“谁哭了？”

“一个听朗读的女人，还有一个女人甚至吓得跑掉了……”

“快醒醒，你在说梦话，”斯穆雷说，慢慢地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喃喃地说：

“当然喽，有的地方会有……这种暗藏的东西。不可能没有的……我现在的年纪不能跟他们比……再说，我的脾性也和他们不一样……嗯，不过……”

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说上整整一小时……

我不知不觉养成了读书习惯，开始喜欢读书了。书中讲述的生活跟现实完全不同，它是那么美好，而现实却变得越来越严酷了。

斯穆雷对读书也越来越入迷了，常常让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给他读书。

“佩什科夫，念下去！”

“有许多碗碟还没有洗呢。”

“马克西姆会替你洗的。”

他粗暴地命令洗碗工的领班顶替我的活儿。那领班一时气愤，把茶杯摔在地上。这时餐厅管事曼声地警告我：

“我要把你从船上撵下去。”

有一次，马克西姆故意把几只茶杯放在盛着脏水和剩茶的盆里，我把这一盆水泼到船舷外面，那几只茶杯也一同飞了出去。

“这都怪我不好！”斯穆雷对餐厅管事说。“记在我的账上吧。”

餐厅里的侍仆们都皱着眉头对我看着。他们说：

“唉，你呀，真是个书呆子！你是靠什么领工钱的？”

他们想方设法让我多干活，并故意把餐具弄脏。我心里明白，他们这样做对我来说不会有好结果的，后来果然如此。

有一天快到傍晚的时候，从一个小码头上来了一个相貌难看的女人，她还带着一个穿黄连衣裙和玫瑰红新上衣的姑娘。她们两人好像都喝过酒，带着醉意。那女人傻呵呵地笑着，见人就点头，说起话来噢、噢、噢的，像教堂里的助祭。

“对不起，乡亲们，我喝了点酒！他们审判我，后来又宣告我无罪，我高兴得不得了，就多喝了几杯……”

那姑娘开怀地笑着，一双浑浊的眼睛望着大家，接着她推推那个女人说：

“你走啊，疯婆子，快走啊……”

她们安顿在二等舱舱面附近的一个地方，正巧对着雅科夫·伊凡内奇和谢尔盖睡觉的船舱。那女人很快走了，这时谢尔盖走过去坐到姑娘身边，贪婪地咧开他那张蛤蟆嘴。

晚上我干完活，正躺在桌子上睡觉，谢尔盖走过来，抓起我的一只手。

“走，我们给你娶媳妇……”

他喝醉了。我拼命挣脱他的手，可是他催促我。

“快走！”

马克西姆跑了过来，他也喝醉了，他们两个人一起把我从甲板上经过正在睡觉的乘客们身边往他们的船舱拖去。这时，只见斯穆雷站在船舱门口，亚科夫·伊凡内奇两手抓住门框，站在门的里边。那姑娘用拳头在捶他的背，醉醺醺地喊着：

“快放我出去……”

斯穆雷把我从谢尔盖和马克西姆的手中拉出来，然后一把揪住他们的头发，左右开弓，让两个脑袋砰的一声对撞，再顺手一甩，两个人便双双跌倒在地。

“亚细亚人！”他对雅科夫说，他对着他的鼻子把门一关，然后把我推开，用低沉的声音说：

“走开！”

我跑到船尾去了。夜晚的天空阴云密布，河面上漆黑一片。船尾翻滚着两条灰白色的水浪，它们分叉开去，一直通往看不见的左右两岸。两条水浪之间行驶着一条驳船。时而从右面，时而从左面闪现星星点点的红色火光，它们还来不及照亮任何东西，便在突然出现的河道拐弯处消失了，随即出现的是一片更令人难受的黑暗。

厨师走来，坐在我身边。他沉重地叹了口气，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

“是他们把你拖去找那个女人的吧？哼，这些下流坯！我已经听说他们谋划着要害你……”

“您把她救出来了吗？”

“救她？”他粗鲁地骂了姑娘一句，又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下去：“这里的人全是坏蛋。在这条破船上比在乡村里还糟。你在乡村里生活过吗？”

“没有。”

“乡村，简直糟糕透了！尤其是在冬天……”

他把烟蒂扔到河里，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了起来：

“你生活在这群猪猡当中，会把自己葬送掉的。我很可怜你，小狗崽子。我可怜所有的人。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最好做些什么……甚至想跪下来问他们：‘你们究竟在干些什么，狗崽子，啊？你们是不是都瞎了？’这些笨蛋……”

轮船汽笛一声长鸣，拖缆啪的一声溅到了水面上。在浓重的黑暗中有一盏灯火在摇曳，指点着哪儿是码头。接着，从黑暗里又出现了点点火光。

“这是片醉松林，”厨师嘟哝着说。“还有一条河叫醉河。以前有个军需给养员姓皮扬科夫[16]……还有个文书姓扎皮沃欣[17]……我要上岸去了……”

几个卡马河流域身材高大的女人和姑娘用长长的驭架把劈柴从岸上抬到船上。她们肩上套着背带，弯着腰，矫健地迈着双脚，一对接一对地走到位于底舱的锅炉房，将一根根半俄丈长的劈柴扔进一个黑洞洞的坑里，一面清脆地叫着：

“加把劲啊！”

她们搬运劈柴的时候，水手们就乱抓她们的乳房，摸她们的大腿，女人们尖声喊叫，对着这些男人啐唾沫。她们往回走的时候，就用驭架来抵挡他们乱推乱摸的举动。这种情形每个航次我都能看见几十次。所有的码头上，只要有女人来搬运劈柴，都是如此。

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老船工了，在这条船上生活了很多年。一个星期后，今年秋天以及明年船上会发生什么事，我全都知道。

天已经亮了。在高于码头的沙土陡岸上出现一片茂密的松林。一群女人笑着、唱着、叫着，爬上山，往树林里走去，她们肩扛长长的驭架，好像一队士兵。

我真想大哭一场，泪水在我的胸中沸腾，心仿佛在泪水中受煎熬。我痛苦极了。

要是真的哭了，又很难为情，于是我去帮水手布利亚欣擦洗甲板。

布利亚欣是个不引人注目的人。他总是死气沉沉，无精打采，老躲在角落里，忽闪着一双小眼睛望着外面。

“其实，我不叫布利亚欣，而是叫……你要知道，因为我的母亲生活很放荡。我有个姐姐，她也一样。看来，这也是她们俩命里注定的。小兄弟，命运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就像是只铁锚。你想走开，不行，得等一等……”

接着，他一面用拖把擦甲板，一面轻声地对我说：

“你看到他们是怎样欺侮女人的了吧！就是这么回事！即使是湿的劈柴，你一直用火点燃它，时间久了它终究会燃烧起来的。我讨厌这种事情，小兄弟，不喜欢他们这样。要是我是女人，我宁可沉没在深不可测的漩涡里，我敢向基督保证！……一个人本来已经没有自由，人家反而要用火去烤他。阉割派教徒，我要对你们说，老百姓可不是傻瓜。你听说过阉割派教徒吗？他们都是聪明人，正确地领悟到，应当抛弃一切小事，一心一意为上帝效劳……”

这时船长太太高高地撩起裙子，踏着一摊摊水，从我们身旁走过。她每天都起得很早。她身材修长、匀称，面容清秀，轮廓分明。我想跟着她跑去，诚心诚意地请求她：

“请您给我讲点什么吧，请讲一点吧！……”

轮船慢悠悠地离开了码头，布利亚欣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

“开船了……”

六

船到萨拉普尔，马克西姆要上岸去。他走的时候，神情严肃平静，一声不吭，没有向任何人告别。一个女人嘻嘻哈哈地笑着，跟着他上了岸，在她的后面跟着一个姑娘，一脸倦容，两眼浮肿。谢尔盖久久地跪在船长室的门前，吻着嵌板，并且用额头撞它，大声恳求道：

“饶了我吧，这不是我的错！这都是马克西姆干的……”

水手们、餐厅的侍仆们，甚至有些乘客明明知道他在撒谎，却还是鼓励他说：

“跪着求下去，跪着求下去，他会饶恕你的！”

船长赶他走，甚至用脚踹他，踹得他往后一仰，跌倒在地上。不过最后船长还是饶恕了他。谢尔盖立刻在甲板上跑来跑去，端着茶盘送茶，像条狗似的谄媚地打量着乘客们的眼睛。

他们从岸上雇来一个维亚特卡的士兵顶替马克西姆的位子。这个人骨瘦如柴，小小的脑袋，棕红色的眼睛。厨师的帮手马上差他去杀鸡；那个士兵只杀了两只，其余的鸡都让他在甲板上驱散了。乘客们纷纷抢着捉鸡，有三只鸡飞到了船舷外边。这时那个士兵坐在厨房附近的劈柴堆上急得直哭。

“你是不是傻瓜？”斯穆雷惊讶地问他。“难道一个当兵的能哭吗？”

“我是从非战列连出来的，”士兵轻轻地说。

这件事可把他害苦了。过了半小时，船上的人都朝他哈哈大笑，纷纷挤到他跟前，直勾勾地望着他的脸，问道：

“就是他吗？”

他们痉挛似的发出阵阵令人难受的怪笑。

士兵起初没有看见他们，也没有听到笑声。他只顾用旧印花布衬衣的袖子擦眼泪，仿佛要把泪水统统藏到袖子里去。可是很快他的棕红色眼睛燃起了怒火，接着，他连珠炮似的用维亚特卡的方言说道：

“你们干吗瞪大眼珠子看着我？哼，我恨不得把你们撕成碎片……”

士兵这么一说，把围观的人们逗得更乐了，他们伸出指头朝他点点戳戳，拉他的衬衣和围裙，像逗小羊似的戏弄他，就这样，一直把他折腾到吃午饭。午饭以后，有个人把一片挤干的柠檬串在木勺的柄上，然后把它拴在士兵背后围裙的带子上。士兵一走动，勺子就在他身后晃动起来，引得大家哄然大笑，而他只顾忙忙碌碌，像只被逮住的小老鼠，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发笑。

斯穆雷板着面孔，一声不吭地盯着他看，他的脸变得像女人一样慈祥。

我很可怜这个士兵，便问厨师：

“我可以告诉他背后有把勺子吗？”

他默默地点点头。

于是我对士兵说大家为什么笑，他听了以后，很快背过手去摸勺子，把它扯下来扔在地上，用脚去踩。然后他伸出两手抓住我的头发，我们厮打起来。大家兴高采烈，立刻将我们团团围住。

斯穆雷用力推开围观的人们，先揪住我的耳朵，再揪住士兵的耳朵，把我们俩拉开。大家看到这个小个子士兵被厨师抓在手里脑袋乱晃、双脚乱跳，就发疯似的吼叫起来，打起呼哨，跺着双脚，笑得肚皮快要破了。

“乌拉，当兵的！快用脑袋撞厨师的肚子！”

这群人发疯似的高兴劲儿激怒了我，我真想冲过去用劈柴揍他们肮脏的脑袋。

斯穆雷放开了士兵，反剪着双手，怒气冲冲，龇牙咧嘴，像头公猪似的向人群走去。

“大家都回原来的地方去，起步走！亚细亚人……”

士兵又向我扑来，可是斯穆雷一把将他抱住，把他拖到抽水机边，压起水来，对着士兵的脑袋浇下去，一面像摆弄布娃娃似的把他那虚弱的身子转来转去。

水手们、水手长、大副都跑来了，四周又聚集了一大群人。餐厅管事站在那儿，比众人高出一个头，他像往常一样，呆呆地站着，一声不吭。

士兵在厨房边的劈柴堆上坐了下来，用发抖的双手脱下靴子，打算拧干包脚布上的水，可是包脚布是干的，而水却从他稀疏的头发上淌下来，这又引得大家纵声大笑。

“不管怎么样，”他扯起又尖又高的嗓门说，“我一定要打死这个小子！”

斯穆雷按住我的肩头，对大副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水手们把人群赶走，等大家四下散去，厨师问那个士兵：

“该拿你怎么办？”

他没有吭声，只是用凶狠的目光看着我，浑身不停地哆嗦。

“立——正，小疯子！”斯穆雷说。

士兵答道：

“休想，你又不是在连队里。”

我发现厨师一下子窘住了，他那鼓起的腮帮子松弛地耷拉下来。他啐了一口唾沫，带着我走开了。我愣神儿地跟在他后面，不住地回头看看士兵，斯穆雷困惑不解地问我：

“他自以为了不起，是不是？你要……”

谢尔盖追上我们，不知为什么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地对我们说：

“他要用刀抹脖子！”

“他在哪儿？”斯穆雷大吼一声，拔腿就跑。

士兵站在厨子们睡觉的船舱门口，两手拿着一把很大的刀子，这把刀是专门用来剁鸡头和劈引火柴的。刀刃已经钝了，有许多缺口，就像把锯子。船舱前面围着一群人，他们打量着这个矮小的、头发湿淋淋的、模样可笑的人。他那翘鼻子的脸像块肉冻，不停地抖动，嘴巴吃力地张开着，两片嘴唇也在颤抖。他含混不清地说：

“你们折磨我……折——磨我……”

我跳到一个高处，从人们的头顶上望着他们的脸：有的人在微笑，有的人在嘿嘿窃笑，有的人在互相交谈：

“你瞧，你瞧……”

那士兵开始用干瘦的、孩子似的手把露在外面的衬衣塞进裤腰里，这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仪表优雅的男人叹了口气，说：

“既然要寻死，为什么还整整裤子……”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很清楚，没有人相信士兵会自杀，连我也不相信。斯穆雷瞟了他一眼，然后一面挺着大肚子把人群推开，一面说：

“快走，傻瓜！”

他不分青红皂白，把许多人都叫做傻瓜。这时他向人堆里走去，对着他们喊：

“回原来的地方去，傻瓜！”

他的口令很可笑，但是倒也很恰当：今天从早晨开始，所有的人都成了大傻瓜。

他把人群驱散后，走到士兵跟前，向他伸出手去。

“把刀给我……”

“我豁出去了，”士兵说，把刀刃对着厨师递过去，厨师把刀交给我，就推着士兵往船舱里走。

“躺下睡吧！你这是怎么啦，啊？”

士兵默默地坐在吊铺上。

“他会把饭和伏特加送来的。你喝不喝伏特加？”

“喝一点……”

“你小心，别碰他，捉弄你的人不是他，听见了吗？我说，不是他……”

“那么，他们为什么折磨我？”士兵低声问道。

斯穆雷没有立刻回答他，过了一会儿，才神色郁闷地说：

“难道我知道吗？”

在我们到厨房去的路上，他对我嘟哝着说：

“是啊……他们真的缠住这个可怜的家伙不放！你看到了吗，怎么样？这就对了！小兄弟，人们能够把一个人逼疯，能够……他们像臭虫一样叮你——这也就够了！臭虫能算什么呢？他们比臭虫更凶……”

我把面包、肉和伏特加给士兵端去的时候，只见他坐在吊铺上，前后摇晃着身子，像女人一样哽哽咽咽地低声哭泣着。我把盘子放到一张小桌上，对他说：

“吃吧……”

“把门关上。”

“会很暗的。”

“关上门，要不他们又会闯进来……”

我走了。我一见这个士兵就讨厌，他不会使我产生同情和怜悯之情。这样做我心里也并不好受，因为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育我：

“应当怜悯别人，大家都很不幸，大家都很艰难……”

“送去了吗？”厨师问我。“你说说他在那儿干什么？”

“他在哭……”

“这个傻瓜蛋！他算个什么士兵？”

“我不可怜他。”

“是吗？为什么？”

“可是应该怜悯别人……”

斯穆雷抓住我的一只手，把我拉到他跟前，很动情地说：

“怜悯别人不能勉强，说假话就更不应该，懂吗？你千万别做傻瓜，自己要拿定主意……”

然后，他把我推开，忧郁地说：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来，抽一支吧……”

乘客们的行为搅得我心神不宁，无精打采。我看到他们折磨士兵，看到斯穆雷揪住士兵的耳朵，他们又乐得哈哈大笑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受凌辱受欺压的感觉。他们怎么会喜欢这种卑鄙丑恶的举动的呢？究竟什么事情逗得他们如此快乐呢？

这时他们又悠闲自在地坐在或躺在低矮的棚子下面。有的喝酒、吃零食，有的打牌，有的在一本正经地交谈，也有的在观赏河面上的景色，似乎一小时以前打呼哨、起哄捉弄人的不是他们。他们现在又跟往常一样，文文静静，懒懒散散。从早到晚他们在船上慢吞吞地踱来踱去，好像阳光下的一群蚊蚋和尘埃。这时有十几个人一面在胸前画十字，一面挤到跳板上，下船上码头去；迎面从码头上又上来十几个人，他们个个弯着腰，背着沉重的行囊和箱子，和刚才下船的那批人一样的穿着……

乘客的经常更换丝毫没有改变船上的生活，新老乘客的话题都是一样的：土地、活计、上帝、女人，就连说的话也是一样的。

“既然逆来顺受是上帝的旨意，那你呀，就忍受着吧！毫无办法，我们命该如此……”

这些话听起来索然无味，而且让人生气：我不能容忍卑劣的行为，我不愿忍受别人用充满恶意的、不公正的、以强凌弱的态度来对待我。我坚信，我原本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那个士兵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也许，他自己想成为一个被人取笑的人……

马克西姆被他们赶下船去了，他是一个很正经、很善良的小伙子，而那个卑鄙小人谢尔盖却留了下来。这一切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变着法子折磨别人、几乎把别人逼疯的人，却总是乖乖地听从水手们的厉声吆喝，毫不介意地任凭他们辱骂？

“干吗都挤到船边上？”水手长眯缝起漂亮的、但很凶狠的眼睛，叫道。“你们把船都压歪斜了，快散开，你们这些穿厚呢大衣的魔鬼……”

这群魔鬼顺从地走到船的另一边，不一会儿，他们像羊群一样，又被赶了回来。

“嘿，你们这些该死的……”

炎热的晚上，躺在被白天的太阳晒得发烫的铁皮棚子下面，闷得喘不过气来。乘客们像蟑螂似的在甲板上到处乱爬，随地躺下。当轮船靠码头时，水手们就用脚把他们踢醒。

“喂，你们干吗横倒在路上？滚开，回自己铺位上去……”

他们站起身来，半睡不醒地被水手们推走。

其实，水手们也和他们一样，不过穿的衣服不同罢了，所以能像警察一样指挥他们。

我们在这些人身上首先看到的是他们怯懦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可是当残忍的、愚蠢的、几乎任何时候都说不上是乐趣的胡作非为突然冲破驯服的外壳爆发出来的时候，这情形又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我似乎觉得，这些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目的地，在哪儿下船都无所谓。他们无论在哪个地方上岸，都待不了多久，接着又要搭乘这一条或另一条轮船继续他们的行程。他们人人都是迷途的羔羊，举目无亲，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们个个胆小如鼠，几乎失去了理智。

有一天半夜里，机器里的一个什么东西突然爆裂，好像开炮一样一声巨响。甲板上立刻被白云似的蒸汽所笼罩，这团浓厚的蒸汽是从机舱里升腾起来的，从每一条缝隙里往外窜。这时不知谁震耳欲聋地喊着：

“加夫里洛，红铅粉，毡子……”

我当时正躺在机舱旁的一张洗餐具的桌子上睡觉。当我被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惊醒的时候，甲板上很安静，蒸汽机里滚烫的蒸汽发出咝咝的叫声，汽锤不停地发出敲击声。可是过了一分钟，甲板上的乘客就呼天抢地地号叫起来，情形一下子变得十分可怕。

在一片很快就化开的白雾中，许多没戴头巾的女人和头发蓬乱的、瞪大了金鱼般眼睛的男人，互相踩着脚，忙乱地来回奔跑。所有的人都提着包裹、背囊、箱子，磕磕绊绊地往什么地方跑去，嘴里还喊着：“上帝保佑我们，主的仆人尼古拉保佑我们。”有的人边走边打架。这种场面十分可怕，但同时也很有趣。我跟在人群后面跑，一直看着他们：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我头一次看到夜晚的骚乱，不过立刻意识到，这些乘客全都搞错了。轮船照样行驶，没有减低速度。在右船舷外离河岸很近的地方燃烧着割草人点燃的篝火，夜色清朗，一轮满月高悬中天。

可是甲板上的人们来回跑得越来越快，一等、二等舱的旅客也纷纷跳上甲板，有一个人跳下了水，紧跟着又一个一个往下跳。两个农民和一个修士抓起几根劈柴把钉死在甲板上的一张板凳敲下来，有人把一只大鸡笼从船尾扔到水里，在甲板中央通往船长桥楼的扶梯旁边，一个农民跪在地上，向从他身边跑过去的人叩头，狼嗥似的叫着：

“同胞们，我有罪啊……”

“给我小船，你们这群魔鬼！”一个光着上身，只穿条裤子的胖老爷一面喊叫，一面用拳头捶着胸口。

水手们也在跑来跑去，他们揪住乘客的衣领，打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扔到甲板上。斯穆雷吃力地走着，他穿着内衣，外面套了件大衣，用低沉的嗓子劝说大家：

“你们不知道害臊吗？！你们怎么啦？疯了吗？轮船好端端的，在往前开哪！瞧，快靠岸了！那些跳下水去的傻瓜，岸上的割草人都把他们拖上岸去了。你们看见了吗，他们在那儿，还有两条小船哪？”

他抡起拳头对着三等舱的一些乘客的脑袋狠狠地打去，他们犹如一只只麻袋一声不吭地倒在甲板上。

这场骚乱刚一平息，就有一位身披斗篷的太太朝斯穆雷飞快地走来，手里拿着一把汤匙，在斯穆雷的鼻子底下挥挥，大声嚷起来：

“你胆敢打人？”

一个湿淋淋的老爷急忙走来劝阻她，他一面啜吮着小胡子，一面懊丧地说：

“饶了这个蠢货吧……”

斯穆雷两手一摊，局促不安地眨巴着眼睛问我：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干吗冲着我来？你瞧瞧，我还头一回见到她呢！……”

这时，一个小个子农民擤着鼻子里的血，叫道：

“唉，这些人！唉，这些强盗！……”

在这个夏天，我在船上看见过两次慌乱的场面，引起这两次惊慌的原因并不是真正有什么险情，而是对可能发生险情的恐惧。第三次是乘客们抓到两个小偷，其中一个是朝圣者打扮，他们背着水手殴打这两个小偷，打了几乎一小时。当水手们把小偷带走的时候，乘客们就骂水手：

“不用说，贼总是护着贼！”

“你们自己是坏蛋，所以才纵容坏蛋……”

这两个小偷已经被他们打得不省人事，船靠码头，水手们把他们交给警察的时候，他们连站都站不住了……

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以致我极其忐忑不安，对周围的人无法理解：他们究竟是坏人还是好人？究竟是温顺随和的人还是胡作非为之徒？他们为什么有时候如此残暴凶狠，有时候又如此不知羞耻地惟命是从？

我曾经好几次问斯穆雷这些问题，可是他吞云吐雾地吸着烟，常常气恼地说：

“哎呀，你就爱刨根问底！人，就是人嘛……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你还是多读书，少开口。只要是正经的书，里面一定会说到的……”

他不喜欢读宗教书和圣徒传。

“这些书是给教士们看的，是给他们的子孙看的……”

我想做一件使他高兴的事——送一本书给他。在喀山码头上，我花了五戈比买了本《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那时候斯穆雷喝醉了酒，满脸怒容，我不敢把这件礼物送给他，于是自己先把《传说》读了一遍。我很喜欢这本书，内容简明扼要，引人入胜。我相信这本书也会使我的老师感到满意。

可是，我把书送给他的时候，他一声不吭地把书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大团，然后往船外一扔。

“笨蛋，我要把你像这本书一样扔到水里去！”他阴沉着脸说。“我一直在开导你，就像驯条狗似的，可是你老是想吃野味，对吗？”

他跺了跺脚，吼道：

“这算是什么书？这些胡编乱造的东西我都看过！那里面写些什么：是真人真事吗？你说呀！”

“我不知道。”

“我可知道！一个人被砍了脑袋，他从楼梯上摔下去，其他人就不会再钻进干草房去。士兵可不是傻瓜！他们会放火烧干草，一烧，这不就完蛋了！明白吗？”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我知道彼得大帝的故事，压根儿就没有那回事！你走开……”

我明白厨师说的话是对的，可是我还是喜欢这本书。后来，我又买了一本，重读了一遍，这时我才惊奇地肯定，这的确不是一本好书。这件事使我感到很难为情。从此，我对厨师更加关心，更加信任。可是，他不知为什么更频繁地用十分忧虑的口气对我说：

“唉，得怎样教育你才好啊！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我也觉得这里不是我的久留之地。谢尔盖对我的态度十分恶劣。我好几次发现他拿走我放在桌子上的茶具，瞒着餐厅管事把它们卖给乘客。我知道，干这种事就是偷窃行为。斯穆雷不止一次地提醒我：

“留点神，不要把自己桌上的茶具交给那些侍仆！”

船上还发生过多起坑害我的事，于是我经常想等船一靠岸，就跑下船，逃到树林里去。可是斯穆雷对我的关心让我留了下来，他对我越来越体贴，而且轮船不停地航行也使我十分留恋这儿。只有在轮船停靠码头的时候，我才感到不愉快。我总是期待着出现新的事物。如果我们的轮船从卡马河驶向别拉亚河、维亚特卡河，或者沿着伏尔加河航行，我一定会看到新的河岸、新的城市和新的人群。

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我的船上生活突然中断了，而且对我来说，这很不光彩。有一天傍晚，我们的轮船正从喀山开往下诺夫哥罗德，餐厅管事把我叫去。我一走进房间，他就把门关上，接着对闷闷不乐地坐在蒙着毯子的凳子上的斯穆雷说：

“他来了。”

斯穆雷粗鲁地问我：

“你给过谢尔盖茶具吗？”

“他趁我没看见自己拿的。”

餐厅管事轻声地说：

“他没看见，可是他知道。”

斯穆雷用拳头捶了一下自己的膝盖，然后又搔搔膝盖说：

“你别急，会搞清楚的……”

他陷入了沉思。我看着餐厅管事，他也看着我，可是我似乎觉得他的眼镜后面是一片空白。

餐厅管事过着平静的日子，走起路来悄无声息，说起话来也低声细语。有时候他那一把褪色的大胡子和一双目光呆滞的眼睛从某个角落里探将出来，倏地又消失不见了。临睡之前，他久久地跪在餐厅里点着长明灯的圣像前面。这是我从门上红桃鸡心似的猫眼里看到的，但是我没有看到过他做祈祷。他光是跪在地上，注视着圣像和长明灯，一面捋胡子，一面长吁短叹。

斯穆雷沉默了一会儿，问：

“谢尔盖有没有给你钱？”

“没有。”

“从来也没有？”

“从来也没有。”

“他不会撒谎，”斯穆雷对餐厅管事说，餐厅管事低声答说：

“反正是一回事。请吧。”

“走！”厨师对我大喝一声，走到我的桌子前面，用手指头轻轻弹了一下我的脑门子。“傻瓜！我也是傻瓜！我应该管住你才对……”

船到下诺夫哥罗德，餐厅管事结清了我的工钱，我拿到了将近八卢布，这是我干活挣得的第一笔大工钱。

斯穆雷和我告别时，郁郁不乐地说：

“是啊，往后眼睛要睁大点，明白吗？不能再糊里糊涂过日子……”

他塞给我一只饰有彩色玻璃串珠的烟荷包。

“拿着吧，送给你的！这是件很精巧的手工艺品，是教女替我做的……好，再见了！你要读书，这是件最好的事情！”

他双手托住我的腋下，把我举起来，吻了吻我，然后把我稳稳地放到码头的厚木板地上。我怜惜他，也怜惜我自己。我望着他移动着魁梧笨重的身躯，推开来来往往的装卸工，孤零零地回轮船上去了，这时我几乎要号啕大哭……

后来，我又多少次遇见像他这样善良而孤独的愤世嫉俗的人啊！……

七

外祖父和外祖母又搬到城里去住了。我去找他们的时候，憋着一肚子气，正想跟人家打一架，心里很难受——他们凭什么把我当成小偷？

外祖母见到我很亲切，马上去烧茶炊。外祖父还跟过去一样，用讥讽的口气问我：

“你攒了不少金子了吧？”

“不管攒了多少，全是我的，”我在窗口坐下，回答说。我得意洋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纸烟，大模大样地抽了起来。

“好啊，”外祖父说，他凝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原来如此。你抽上了这鬼玩意儿了？太早了点儿吧？”

“瞧，人家还送我一个烟荷包呢，”我夸耀道。

“烟荷包！”外祖父尖叫起来。“你怎么，想故意惹我发火吗？”

他伸出两条细长结实的胳膊，闪着一对绿眼睛，向我扑来。我跳起来，用脑袋撞他的肚子，撞得老头儿一屁股坐在地板上，惊讶地眨巴着眼睛，张开黑黑的嘴巴，足足看了我好几秒钟。然后他用平静的口气问我：

“是你撞我这个外公的吗？是你撞你母亲的亲爹的吗？”

“你过去也把我打得够多的了，”我嘟哝着，虽然我明白，我这样做是很错误的。

干瘪瘦小的外祖父从地上爬起来，坐到我身边，十分利索地从我手里夺过纸烟，扔到窗外，惊恐地说：

“笨蛋，你明白吗，你这样做，上帝永远不会宽恕你，你会一辈子得不到宽恕的。老太婆，”他转过身去对外祖母说，“你瞧瞧，他竟敢撞我。他竟然这样！他撞我。不信，你去问问他。”

外祖母没有问我，走过来揪住我的头发，轻轻地拽几下，一边说：

“叫你还去撞他，叫你还去……”

我虽然不觉得疼，但是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受，尤其是外祖父刻毒的冷笑使我非常生气。他不时地从凳子上蹦起来，用手掌拍拍膝盖，一边笑，一边像乌鸦叫似的说：

“该打，该打……”

我脱身跑到外屋，躺在墙角里，又沮丧又惆怅，呆呆地听着茶炊发出的呜呜叫声。

外祖母走进来，俯下身来用轻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我说：

“你要原谅我，我也没有把你打疼，我是故意做给他看的！不这样做不行，外公已上了年纪，你应当尊敬他。他也是一把老骨头了，心里也有很多痛苦，你不应当欺负他。你现在已经不小了，你要懂得这一点……要懂得这一点，阿廖沙！他现在成了老小孩了，跟小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外祖母的话像一盆热水洗刷了我的心灵。听了她这番亲切的话语后，我觉得很内疚，但是心里也好受些了。我紧紧地搂住她，亲吻她，她也亲吻我。

“你去找他，去吧，没关系！不过，不要一走进去，就当着他的面抽烟，要让他慢慢习惯……”

我走进外祖父的房间，瞅了他一眼，忍不住要笑起来：他果真像小孩一样，自得其乐，精神焕发，两只脚不住地敲着地板，两只长着棕红色汗毛的手捶着桌子。

“怎么，山羊？是不是又来牴人啦？哼，你这小强盗！跟你爹一模一样！你这个不信上帝的人，进屋，也不在胸前画十字，倒先抽起烟来。唉，你啊，波拿巴分子，一钱不值！”

我没有吭声。他一连串说了许多话，也累得不吭声了，后来，喝茶的时候，他教训起我来：

“人在上帝面前应当感到害怕，就像马见了笼头一样。除了上帝，我们没有朋友！人和人是残暴的仇敌！”

说到人与人是仇敌，我觉得这话说得有点符合真情，而其他的话，我却不以为然。

“现在你再回到姨姥姥玛特廖娜家里去，到来年春天上船去。今年冬天就住在他们家。你别对他们说明年开春就要走……”

“嘿，为什么要骗人家呢？”外祖母说，可是她自己刚才假装打我，还骗过外祖父呢。

“不骗人就活不下去，”外祖父固执地说，“你倒说说，谁活着没有骗过人？”

傍晚，外祖父坐着读圣诗，我就跟着外祖母出门到野外去。外祖父住的那个陋屋很小，只有两扇窗户，位于市郊的卡纳特纳亚街的“屁股”上，从前外祖父在这条街上有自己的房子。

“你瞧，我们搬了个好地方！”外祖母笑着说。“老头儿总也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地方，只好老是搬来搬去。住在这儿，他也不舒服，我倒觉得挺好！”

一片约摸有三俄里宽的贫瘠草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有几条沟壑将它分割开来，草地的尽头是喀山大道边上一条茂密的桦树林带。从沟壑里伸出一根根灌木枝条。残阳如血，将它们染得彤红，但是并没有让人觉得暖和。傍晚的轻风摇曳着灰色的草茎。在离我们最近的一条沟壑对面，有一些小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的黑影在晃动，也好像是随风摇摆的草茎。远处，靠右边的地方是一堵古老信徒派教徒公墓的红色围墙，叫布格罗夫隐修院。靠左边，在沟壑上方的原野上矗立着一片茂密的树林，那里是犹太人的墓地。四周一片荒凉，一切都默默地紧偎着遍地鳞伤的大地。市郊小屋的窗户胆怯地望着尘土飞扬的小道，一些没有喂饱的小鸡在小道上徘徊。在女隐修院旁边，一群牲口在走动，母牛哞哞地叫着。从营房里传出阵阵军乐声，铜号在吹响、在吼叫。

一个醉汉使劲地拉着手风琴，磕磕绊绊地走过来，嘟哝着说：

“我要到你这儿来……一定要来……”

“小傻瓜，”外祖母一面眯起眼睛望着红彤彤的太阳，一面说，“你能走到哪儿？你很快就要摔倒了，倒在地上睡着了。你一睡着，东西就会被人家抢光……连你这个用来解闷的玩意儿——手风琴也会丢失……”

我一面把船上的生活讲给外祖母听，一面往四下里张望。自从我外出见过世面以后，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凄凉，我觉得自己就像煎锅里的一条鲈鱼。外祖母一声不响，仔细地听我讲，就像我过去听她讲故事一样。当我说到斯穆雷的时候，她恭恭敬敬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说：

“他真是个好人，祈求圣母保佑他这个好人！你要记住他，不要忘了！你要永远牢记一切美好的东西，至于丑恶的东西，就干脆忘掉吧……”

我很难对她说明为什么我被辞退了。后来，我心一横，全说了。不过，她一点也不介意这件事，只是心平气和地提醒我说：

“你还小，不会过日子……”

“可是大家都在说对方：你不会过日子，农民这么说，水手也这么说，姨姥姥玛特廖娜对她的儿子也这么说。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过日子呢？”

她闭紧嘴唇，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那你还说呢！”

“为什么不能说呢？”外祖母用平静的口气喃喃地说。“你不要感到委屈，你现在还小，当然不会过日子。那么，究竟谁会呢？只有骗子。你瞧，你外公又聪明，又有文化，可是他一点儿都不会过日子……”

“你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吗？……”

“我？很好呀。当然坏日子也有过，酸、甜、苦、辣……”

人们从容不迫地从我们身边走过，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他们的脚下扬起阵阵尘土，掩埋了他们的影子。傍晚带来的忧伤变得越来越沉重，窗内传来外祖父的唠叨声：

“上帝啊，祈求你别对我大发雷霆，也不要用愤怒来惩罚我……”

外祖母笑着说：

“上帝已经听腻了他的祈祷。他每天傍晚都在苦苦哀求，哀求什么呢？年纪这么大了，什么都不需要了，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在诉苦，执着地这么做……说不定，上帝一面听着他傍晚的祈求，一面在暗暗发笑：瓦西里·卡希林又在唠叨了！……我们回去睡觉吧……”

我拿定主意以捕捉鸣禽为生，我认为做这种营生日子很好过：我只管捉鸟，外祖母拿去卖就行。于是我买了网兜、圆环、捕鸟器，做好笼子。一切准备停当，只等天一亮，我就埋伏在沟里、灌木丛中，而外祖母拿着竹筐和口袋到树林里去采集最后一批蘑菇、荚果和榛子。

九月的太阳懒懒地刚刚升起，它那银白色的光芒时而消失在云层里，时而又像一把打开的银扇，落到山沟里，落到我身上。沟底里一片昏暗，暗白的雾从那儿慢慢升腾起来。山沟的一侧很陡，是黏土质的，黑油油，光秃秃；山沟的另一侧是一溜慢坡，覆盖着枯草和由黄叶、棕叶、红叶混杂在一起的茂密的灌木丛。习习清风吹得树叶在山沟里到处飞舞。

沟底的牛蒡丛中金翅雀在啭鸣。我看见在灰色的杂草堆里有几只机敏的小鸟露出的红冠。一些好奇的山雀在我的四周不停地啼啭，它们惹人发笑地鼓起白色的腮帮子在叽叽喳喳，乱蹦乱跳，好像库纳维诺的年轻活泼的小市民们在节日里欢呼雀跃一样。这些鸟雀动作敏捷，天性聪明，目光凶狠，它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碰碰，于是一只接一只地掉进捕鸟器。我虽然很心疼地看着它们挣扎，但是我是在做生意，做生意是不讲情面的。我把捉到的鸟抓到备用的笼子里，再把笼子放进口袋里，因为在黑暗中鸟就不会又叫又跳了。

一群黄雀落到山楂树丛里，树丛里洒满了阳光。黄雀喜欢太阳，啾啾叫得更欢快了。它们的神态像学校里的小男孩。一只贪婪的、善于持家的伯劳鸟没有赶上飞往温暖地带去的鸟群，栖息在野蔷薇的一根柔嫩的枝条上，一面用喙梳理着翅膀上的羽毛，一面睁大乌黑的眼睛机警地寻找猎物。它像只云雀，振翅飞起，捉到一只熊蜂，细心地将它插到野蔷薇的刺上，然后又栖息在枝条上，贼溜溜地转动着它那灰色的小脑袋。不祥之鸟——松雀悄无声息地飞过去了，它是我梦寐以求的捕捉对象，如果能捉到，该多好啊！有一只离群的红腹灰雀栖息在一棵赤杨树上，红红的羽毛，神气的姿态，活像一位将军。它转动着一张喙，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唧唧喳喳地叫着。

太阳越升越高，鸟雀越聚越多，它们叫得也越来越欢快。整个山沟里充满着音乐，这音乐的主旋律就是灌木在风中不停地发出的簌簌声。鸟雀们激昂的歌声盖不住这忧伤而动听的低吟。我在这低吟中听到告别夏天的歌声，它用与众不同的词语向我低声诉说，这些词语自然而然地编成一首歌。在这个时候，记忆不由得又把一幕幕往事展现在我眼前。

外祖母在山沟上方叫道：

“你在哪里啊？”

她坐在沟边，铺开一块头巾，在上面放好了面包、黄瓜、萝卜和苹果。在这些犒劳我的食品中间放着一只小小的带棱的长颈玻璃瓶，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十分漂亮。它的瓶塞是水晶做的，雕刻着拿破仑的头像，瓶里装着一什卡利克[18]金丝桃酒。

“多好啊，上帝！”外祖母感激地说。

“我编了一首歌！”

“是吗？”

我给她念了几句像诗一样的歌词：

冬天临近，树叶凋零，

再见，我夏日的太阳！……

可是，她没有听完，就打断我的话，说：

“这样的歌我听到过，不过比你的好！”

接着，她吟诵起来：

啊，夏天的太阳已经离去，

进入漆黑的夜晚，落到遥远的森林后面！

哎，只留下我姑娘一个人，

孤零零一个人，没了春天的欢乐……

早晨，我走到村外，

想起五月里载歌载舞的夜晚，

荒凉的田野忧郁地看着我，

我在这里失去了青春年华。

啊，我亲爱的女友们！

等哪一天初雪降临，

你们就从我洁白的胸膛中掏出我的心，

将它埋在雪地里！……

我作为歌词的作者的自尊心并没有因此受到丝毫损伤，我很喜欢这首歌，也很可怜这个姑娘。

外祖母说：

“这歌听起来多么悲伤！是一个姑娘编的：春天的时候，她还玩得很开心，可是到了冬天，最亲近的心上人却将她抛弃了，也许，他去找别的姑娘了。她从心底里感到委屈，就放声痛哭……你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说出来就不会情真意切。你看，她的这首歌编得多么好啊！”

外祖母第一次去卖鸟，就得了四十戈比，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

“你瞧瞧！我本来不当它一回事，只不过是小孩玩玩的，真没想到能赚钱！”

“你卖得还便宜呢……”

“是吗？”

逢上赶集的日子，她能卖一卢布，有时还不止。她惊讶不已：这小小的玩意儿竟然能卖那么多钱！

“一个女人从早到晚洗衣服、擦地板，一天的工钱也不过二十五戈比，你自己去想想吧！可是做这个营生不好！把鸟关在笼子里不好。你别这么干了，阿廖沙！”

可是我已经迷上了捕鸟，我喜欢干这种事，因为我凭这可以独立谋生，而且除了鸟，也不会给任何人增添麻烦。我添置了上好的捕鸟工具，向捕鸟的老手们讨教，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一个人到三十俄里外的地方去捉鸟，比如去克斯托沃森林、伏尔加河沿岸，在那儿出桅材的森林中，栖息着交嘴雀和爱鸟者们所珍视的阿波罗山雀——这是一种极其美丽的白色长尾鸟。

有时我傍晚出门，整个夜晚沿着喀山大道走。有时淋着秋雨，踩在深深的泥泞里。我身上背着一只用漆布缝制的口袋，里面装着捕鸟器和放着诱鸟的笼子。手里拿着一根结实的胡桃木棍子。秋日的黑夜又冷又可怕，非常可怕！……道路两边矗立着被雷电击断的老桦树，湿漉漉的树枝不时地在我的头顶上擦过。左边的山脚下，在黑漆漆的伏尔加河的河面上行驶着几艘最后一次航程的客轮和驳船，似乎在向无底的深渊漂去。在这些轮船的桅杆上闪烁着稀疏的灯光，外轮在水面上轰响，汽笛在空中鸣叫。

道路两旁坚硬如铁的土地上坐落着许多木屋，几只凶狠的饿狗冲到我跟前，有个更夫敲着梆子，胆怯地叫道：

“谁呀？说句夜里不吉利的话，魔鬼把谁带到这儿来啦？”

我十分担心有人会拿走我的捕鸟工具，所以总是随身带着五戈比，用来应付那些更夫。我和佛基纳村的更夫已经交上朋友，他一见到我，总是惊讶地叫道：

“你又来啦？瞧你，啥也不怕，真是个不安分的夜游神，对吗？”

他叫尼丰特，身材矮小，头发花白，模样像个圣徒。他常常从怀里掏出萝卜、苹果，或者一小把豌豆塞到我手里，说：

“拿着，朋友，这些东西是特意为你留着的。拿去尝尝吧。”

然后他把我送到村口。

“去吧，上帝保佑你！”

拂晓时分，我走进森林，安置好各种工具，挂上放着媒鸟的笼子，然后在一块林边的空地上躺下，等待白天到来。万籁俱寂。四周的一切似乎都沉入了秋夜的酣睡之中；透过灰蒙蒙的夜色，隐约可见山脚下有一片广阔的草场；它被伏尔加河分割成两半，对岸的那一半草场又不断向前延伸，渐渐融化在浓雾里。远方，在草场那边的森林后面，一轮灿烂的朝阳冉冉升起。在黑魆魆的、远看像鬃毛似的山林中，燃起了一团火焰。接着，出现了一幅奇特而又激动人心的情景：草场上的晨雾越升越快，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紧接着，灌木丛、树木、干草垛也都从地面上升起来，草场仿佛在阳光下渐渐融化，泛着金黄的色彩，流向四面八方。瞧，太阳吻着岸边平静的河水，似乎整条河都在向这边移动，聚集到这块洒满阳光的地方。太阳越升越高，它欣喜地祝福万物，温暖着冻僵的、光秃秃的土地，于是土地散发出阵阵秋日的香甜气味。清澈的空气使大地变得更加辽阔，让它无边无际地扩展下去。眼前的一切都朝着远方缓缓飘移，引诱着我们到蓝色的地平线那里去。我在这个地方看日出已经有几十次了，可是每次都有一个新世界在我的面前诞生，它一次比一次美丽……

我似乎特别喜欢太阳，我喜欢太阳这个名字，它听起来悦耳、响亮。我喜欢闭上眼睛，把脸凑到炽热的阳光下，每当它像柄利剑穿过围墙的缝隙或者杂乱的树枝的时候，我总是喜欢伸出双手去捕捉它。外祖父十分敬重“不向太阳顶礼膜拜的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斯基大公和贵族费奥多尔”，这两个人在我看来都跟茨冈人一样，全是坏人，阴险毒辣，并且跟莫尔多瓦的穷人一样，一直患有眼疾。太阳在草场上空升起来的时候，我总会喜不自禁地笑起来。

针叶林在我的头顶上方发出簌簌的响声，时而从翠绿的枝梢上滚落下露珠；树荫下，清晨的霜花在刻着花纹的蕨类植物的叶子上闪亮，好像银白色的锦缎。染成棕红色的青草被雨水打得趴在了地上，倒伏的草茎一动也不动，可是灿烂的阳光照到它们身上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草丛在微微颤动，这也许是生命的最后挣扎。

鸟雀们苏醒了。灰色的煤山雀像一只只绒球，从一根树枝飞落到另一根树枝；火红的交嘴雀在松树顶上用弯弯的喙啄碎一只只松果；一只白色的阿波罗山雀舞动着长长的尾羽，在松树的枝梢上荡秋千，它那黑珠子般的小眼睛疑惑地斜睨着我那张开的网。突然，一分钟以前还陷入沉思的树林里响起千百只鸟雀的鸣叫声，呈现出大地上最纯洁的生物的一派忙碌景象；人类，尘世的美之父，正是根据它们的形象塑造了自然神、司智天使、六翼天使和其他等级的天使来安慰自己。

我不太忍心去捕捉这些小鸟，也不好意思把它们关在笼子里，我更喜欢看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然而，捕鸟的热情和挣钱的欲望战胜了我的怜悯。

鸟雀的狡猾使我感到十分好笑：一只天蓝色的山雀聚精会神地打量着捕鸟器，它明白这个东西对它有危险，便从旁边绕过去，既安全又灵敏地把撒在捕鸟器两根木棍中间的谷粒衔走了。山雀很聪明，但特别好奇，正是这一点害了它们。傲慢的灰雀却很傻，它们成群结队地自投罗网，就像吃得饱饱的小市民涌进教堂一样。当你捉住它们的时候，它们会十分惊讶地瞪起眼睛，张开厚厚的喙夹你的手指。交嘴雀总是不慌不忙、大模大样地跳入设下的陷阱。鸟是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与众不同的鸟，它在网前常常停留很久，摆动着长喙，整个身子倚在粗大的尾巴上。它像啄木鸟一样，与山雀为邻，常常顺着树干上下跳动。烟灰色的山雀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性，它似乎孤零零的，谁都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谁。它跟喜鹊一样，喜欢偷闪闪发亮的小东西藏起来。

将近中午，我收拾起捕鸟工具，穿过森林和原野回家了。如果我走大路，穿过村子，那么那些孩子和小伙子就会抢去我的鸟笼，毁坏我的捕鸟工具。这种事我已经遇到过几次了。

黄昏时分我回到家里，又累又饿，可是我觉得经过这一天我长大了，开了眼界，变得更有力量了。这种新的力量使我能心平气和地面对来自外祖父的恶毒的嘲讽。不过外祖父发觉这一点后，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了一番道理：

“别干这无聊的活了，别干了！没有一个人是靠捉鸟出人头地的，从来没有过，这我知道！你要替自己找个合适的活儿干，它能够使你增长才智。人活着可不是为了干这种无聊的事的，人是上帝播下的种子，它应当长出颗粒丰满的穗子来！人好比一个卢布，只要运作得好，几个来回就变成三个卢布了！你以为过日子容易吗？不，很不容易！世界对于人来说，像是个黑夜，每一个人应当自己为自己照亮道路。上帝给每个人都是十个指头，大家都希望用自己的双手获取更多的东西。那就得显示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只能靠耍手腕；谁软弱无力，谁就既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你好像跟大家生活在一起，可是你要记住，其实你只有独个儿一人。好话坏话你都要听，可是谁也不要相信。光凭眼睛估计，光凭眼睛量衣，尺寸肯定不准。你要少说话，因为房子也罢，城市也罢，不是靠条舌头能造出来的，而是靠卢布加斧头盖起来的。你不是巴什基尔人，也不是卡尔梅克人，他们的全部财产就是虱子和羊……”

这些话他能够说上整整一个晚上，我听得差不多能倒背如流了。这些话我虽然能听得进去，但是对于这些话的真正意义，我却持怀疑态度。这些话的意思很清楚：妨碍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有两种力量，那就是上帝和人们自己。

外祖母坐在窗口搓线，准备编织花边。纺锤在她灵巧的双手中嗡嗡地旋转。她一直在默默地听外祖父说话，突然，她开口说：

“将来一切都变得连圣母都不要了。”

“这算什么话？”外祖父嚷嚷道。“上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上帝，我知道上帝！蠢老太婆，怎么，难道上帝把傻瓜都送到世界上来啦？”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最好的是哥萨克和士兵。他们的生活又简单又快乐。遇上好天气，他们一清早就出现在我们家对面的山沟里，像一片白蘑菇似的布满了光秃秃的田野，然后玩起一种复杂而有趣的游戏：他们个个穿着白衬衣，动作敏捷，身体强壮，双手握着长枪，快乐地在田野上奔跑，然后消失在山沟里。一会儿，一声号响，他们又纷纷涌到田野上，喊着“乌拉”，在叫人心惊肉跳的鼓声中，举着刺刀，径直向我们的屋子冲过来，好像顷刻间要把它夷为平地，好像把一垛干草扒开一样。

我也喊着“乌拉”，忘乎所以地跟着他们奔跑。急促而有力的鼓声使我产生强烈的愿望：真想毁掉一样什么东西，比如把围墙推倒，或者把小孩子打一顿。

歇息时，士兵们请我抽马哈烟，给我看沉重的火枪。有时候有的士兵把刺刀对准我的肚子，故意恶狠狠地叫喊：

“刺死这只蟑螂！”

刺刀闪闪发亮，似乎是有生命的，像蛇一样缓缓游动，想要咬人。这样子有点可怕，但很有趣。

鼓手是个莫尔多瓦人，他教我怎样用两根木棒敲打鼓皮。一开始，他捏住我的手，我被他捏得很疼，然后把鼓棒塞到被挤压在一起的我的手指中间。

“敲吧，一、二，一、二！咚咚，得了，咚咚！敲吧，左手轻，右手重，咚咚，得了，咚咚！”他睁大了一双鸟一般的眼睛，对我厉声喝道。

我跟着这些士兵在田野上奔跑，直到他们训练结束。然后又跟随着他们穿过市区回到军营，一路上听他们引吭高歌，端详他们一张张和善的脸，每一张脸都光彩照人，就像刚刚浇铸出来的五戈比硬币。

一行行整齐划一的人们汇成一股力量，快乐地行进在大街上，它唤起人们对他们的亲近感和融入他们队伍之中的愿望，像人们渴望潜入水中和走进森林一样。这些人无所畏惧，勇敢地面对一切，并且战无不胜，他们能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最主要的，他们每一个人都那样纯朴，那样善良。

可是，有一次在军训休息的时候，一个年轻士官递给我一支卷得很粗的纸烟。

“抽一支吧！我抽的都是好烟，我从来没有拿出来请过人，我喜欢你，你是个好孩子！”

我抽了起来。这时他后退了一步，突然，纸烟里窜出一团火，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灼伤了我的手指、鼻子和眉毛，带有咸味的灰色烟气呛得我连连咳嗽和打喷嚏。我眼前一片漆黑，害怕极了，急得在原地直跺脚，可是那些士兵却把我团团围住，乐得哈哈大笑。我转身回家，身后响起一片呼哨声和哄笑声，还有一种噼啪噼啪的响声，好像牧人在抽鞭子。灼伤的手指肿了起来，面颊也感到火辣辣的疼，眼睛里泪水直流。可是使我难受的并不是疼痛，而是一种迟迟无法理解的惊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为什么那些善良的小伙子觉得这样做才快活呢？

回到家，我爬上阁楼，久久地坐在那儿，回忆起我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种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残酷的往事。那个从萨拉普尔上船来的小个子士兵的形象还历历在目，他似乎栩栩如生地站在我面前，问我：

“怎么，明白了吗？”

不久，我又经历了一件更让人无法忍受和更令人吃惊的事情。

我常常到哥萨克的营房里去，这些营房坐落在佩切尔斯卡亚镇附近。哥萨克似乎和原先的士兵不太一样，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能纵马驰骋或者穿得比较漂亮，而是因为他们说的话、唱的歌不一样，跳起舞来特别好看。傍晚时分，他们洗刷好马，常常在马厩附近围成个圈，一个长着火红色头发的小个子哥萨克甩一下直竖的短发，引吭高歌起来，像是在吹一只铜号；他挺直身子，轻轻地唱起静静的顿河、蓝色的多瑙河这种忧伤的歌曲。他闭着眼睛唱，就像红胸鸲一样，这种鸟唱歌的时候，常常会不知不觉从树枝上跌下来，猝死。他敞开衣领，露出一对铜嚼子般的锁骨，他结实粗壮，像铜铸的似的。他那支撑在细长的双腿上的身躯摇晃起来，脚下的土地似乎也随之震动。他张开臂膀，闭着眼睛，用清脆的声音唱着歌，仿佛此时此刻已不再是人，变成了司号兵手里的铜号，或是牧人吹奏的芦笛。有时候我觉得他马上会仰面跌倒在地，像红胸鸲一样死去，因为他已经唱得身心疲惫，竭尽了全力。

他的伙伴们，有的将手插在口袋里，有的将手放在宽阔的背后，把他围成一个圈，神情严肃地看着他那古铜色的脸，注视着他那只在空中轻轻舞动的手，庄重而从容地唱着歌，就像教堂里的唱诗班一样。他们每个人，无论是留胡子的还是不留胡子的，在这一瞬间仿佛都是一尊圣像，那样威严，那样清高。歌很长，犹如一条大路，它是那么平坦，那么宽阔，又是那么充满智慧。你倾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忘掉现在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我究竟是小孩还是已经成了老头儿，总之，你会忘掉一切！歌声沉寂下来，这时可以听见马群在叹息，它们在怀念辽阔的草原，也可以听见秋夜正从原野上悄悄地、不可阻挡地逼近。人们的心房渐渐扩张，里面装满了非同寻常的感情和对人类、对世界的伟大的默默的爱，而且满得快要破裂了。

这个铜铸铁打般的小个子哥萨克，在我的眼里非同一般，是个比较有威望的、神话般的人物，比所有的人都出色，跟所有的人比都略胜一筹。我跟他攀谈不上。他问我什么的时候，我总是露出幸福的微笑，害羞地沉默着。我宁愿做一条狗，不声不响地乖乖地跟在他后面，只要能够经常看见他，听他唱歌。

有一次我看见他站在马厩的角落里，把一只手举到眼前，仔细看着戴在手指上的一枚光滑的银戒指，他那漂亮的嘴唇在微微翕动，棕红色的小胡子在颤抖，脸色忧郁，神情委屈。

有一天，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我带着几只鸟笼到老干草广场上的一家小酒馆去。小酒馆老板是个鸣禽迷，常常向我买鸟。

那个哥萨克正坐在火炉和墙之间的角落里的一张柜台边，有个女人跟他坐在一起，那女人身材粗壮，几乎抵他两个身子。她那张圆脸，像绷着一张上等的山羊皮，锃锃发亮，她用母亲般的温存目光看着他，神色中略带忧虑。他喝醉了，两只脚不停地把地板蹭得沙沙作响。他大概碰痛了那女人的脚，因为她颤抖了一下，皱起眉头，轻声地央求他：

“别胡闹了……”

哥萨克十分吃力地抬起眉毛，但是不一会儿又疲惫地耷拉下来。他浑身发热，于是解开制服和衬衣的纽扣，把脖子露出来。那女人把裹在头上的方巾拉下来搭在肩上，然后将两只粗壮而白净的胳膊搁到桌上，不停地绞着手指，直到发红。我越看越觉得他像个在慈母面前犯了错误的儿子。她用亲切而又带点责备的口吻对他说了些什么，他羞愧地沉默不语，找不出一句话来回答应受的责备。

突然，他好像被刺了一下，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将帽子往头上一扣，低低地拉到额头上，然后再伸手把帽子一拍，衣服的纽扣也不扣好，就向门外走去。那女人也站起身来，对小酒馆老板说：

“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库兹米奇……”

人们用笑声和戏言送走他们俩。有个人用低沉的声音严肃地说：

“引航员会回来的，他会给那个女人颜色看的！”

我跟在他们后面走出去。他们走在我前面约摸十步路，摸黑穿过满是泥泞的广场，一直走到伏尔加河高高的岸坡上。我看见那个女人扶着哥萨克踉踉跄跄地走着，我听见他们脚下泥泞在咕唧咕唧地响，那女人用央求的口气低声说道：

“您要上哪儿啊？说呀，要上哪儿呀？”

虽然我们并不同路，我还是跟着他们踏着泥泞走去。当我们快走到岸坡小道的时候，那个哥萨克停下了脚步，从女人身边后退一步，猛然朝她脸上揍去，那女人惊恐地叫起来：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也吓坏了，赶紧朝他们跟前跑去，那哥萨克将女人横着高高抓起，然后将她从栏杆上扔到岸坡下面，接着他也跳下去，两个人扭成一个黑团，顺着岸坡的草地滚下去。我惊呆了，只听见从下面传来厮打声和衣服被扯碎的声音。那哥萨克大声吼叫，那个女人时断时续地嘟哝着：

“我要喊了……我要喊了……”

她痛苦地高叫一声后，就平静下来。我摸到一块石头丢了下去，只听见青草上沙沙作响。广场上一家小酒馆的玻璃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不知是谁哎哟叫了一声，大概是跌了一跤，接着又是一片随时都会被什么事情打破的寂静。

岸坡脚下出现一大团白乎乎的东西，它一边抽泣，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缓慢地、一脚高一脚低地登上坡来，我认出是个女人。她四肢着地，像头绵羊爬着。我看见她赤裸着上身，两只丰隆的乳房垂了下来，看上去她好像有三张面孔。她终于爬到了栏杆边，紧挨着我坐下来。她整整蓬乱的头发，不停地喘气，活像一匹患气肿病的马。在她那洁白的皮肤上清晰地显现出一块块乌黑的泥泞。她哭着，一面像猫洗脸一样擦去脸上的泪水。蓦地，她发现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天哪，你是谁？走开，不要脸的家伙！”

我感到惊讶，感到痛苦，而且又发愁，呆然地一动也不动。这时我想起姨姥姥的一句话：

“女人是一种力量，连上帝自己也受夏娃的欺骗……”

那女人站起身来，用扯破的衣服遮住胸口，但是却露出了大腿。她急忙走开了。这时那个哥萨克从岸坡下面爬了上来，在空中挥舞着白布片，轻轻地打了一声呼哨，侧耳听了一会儿，嬉皮笑脸地开腔道：

“达丽娅！怎么样？哥萨克总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以为我喝醉了吗？不，这是我装给你看的……达丽娅！”

他直挺挺地站着，听起来嗓音很清晰，还带着戏谑的口气。他俯下身，用破布擦干净脚上的靴子，然后又说道：

“喂，把上衣拿去吧……达丽娅！别使性子啦！……”

哥萨克大声说着羞辱女人的话。

我坐在一堆碎石子上，听着他说话。在夜晚的寂静中只听见他一个孤零零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又是那样肆无忌惮，盛气凌人。

广场上路灯的灯火在我眼前颤动。右边，在一片黑魆魆的树林中矗立着一幢贵族女子中学的白色屋子。哥萨克一边懒洋洋地说着脏话，一边挥动着白色的碎布片朝广场走去，最后像一场噩梦似的，终于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下方，在岸坡下的水塔顶上，一根排气管在咝咝作响。一辆街头拉散客的四轮马车沿着斜坡辘辘走着。四周不见一个人影。我扫兴极了，沿着斜坡走着，手里捏着冰冷的石子。我没能把这块石子向哥萨克扔去。我走到胜利者乔治教堂附近，一个更夫拦住了我，怒气冲冲地盘问我是什么人，背上的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

我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那个哥萨克的事情，他哈哈大笑起来，叫道：

“真妙！小兄弟，哥萨克能干得很哪，咱们可比不上！那个娘儿们是条母狗……”

他笑得喘不过气来，我继续往前走，我不明白：什么事引得他那么好笑？

后来我越想越害怕：如果我的母亲或者外祖母遇上这种事，那该怎么办呢？

八

下雪了，外祖父又把我送到姨姥姥家。

“这对你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外祖父对我说。

我觉得这年夏天我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老成多了，也聪明多了。我现在住在东家，越发感到寂寞无聊。他们一家子还跟过去一样，暴饮暴食，常常吃坏肚子，滔滔不绝地互相述说自己的病情。老太婆仍旧恶言恶语地祈祷上帝。她的儿媳妇产后消瘦了，体形也瘦小了，但是走起路来还像孕妇那样大摇大摆，慢慢吞吞。她常常一面替孩子做衣服，一面轻轻哼着同一个小调：

斯皮利亚，斯皮利亚，斯皮利亚，

斯皮利亚，我亲爱的小弟兄，

我坐在小雪橇上，

斯皮利亚，你就站在后面的脚镫上……

如果有人走进她的房间，她就马上不哼了，生气地叫道：

“你来干什么？”

我肯定，除了这个小调，她什么歌都不会唱。

傍晚，东家一家人把我叫进房间，吩咐我说：

“哦，你说说你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

我在厕所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讲了起来，在这个违背我的意愿硬把我塞进来的生活环境里回忆另一种生活，觉得非常高兴。我说得津津有味，竟然忘记了周围的听众。可是好景不长，这两个女人因为从来没有坐过轮船，她们不时地问我：

“不过，总有点害怕吧？”

我不明白：坐轮船有什么可害怕的？

“要是轮船突然拐到水深的地方，不小心沉下去了呢？”

东家纵声大笑起来，我虽然知道轮船不会在深水处沉没，但是我也无法使这两个女人信服。老太婆以为轮船不是在水面上行驶，而是像陆地上的火车一样，靠轮子在河底滚动才行走的。

“要是轮船是铁做的，怎么能够浮起来呢？也许，斧头就浮不起来……”

“铁勺子不是不会沉入水里吗？”

“哪能这么比较！铁勺子，很小，当中又是剜空的……”

当我讲到斯穆雷和他有许多书的时候，他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老太婆说，写书的人都是傻瓜和异教徒。

“那么赞美诗呢？那么国王大卫呢？”

“赞美诗是圣书，再说国王大卫为了赞美诗，请求过上帝宽恕。”

“哪本书上写过这件事？”

“在我的手心上写着，我要狠狠打你的后脑勺，叫你知道写在什么地方！”

她什么都知道，无论说什么事情都自以为是，而且总是说得离奇古怪。

“在佩乔尔卡一个鞑靼人死了，他的灵魂从嗓子眼里流出来，黑得像煤焦油！”

“灵魂就是神灵，”我说，她一听便轻蔑地叫起来：

“鞑靼人也有神灵吗？傻瓜！”

她的儿媳妇也害怕书。

“读书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她说。“在我们那儿格列别什卡街上有一个上等人家的姑娘，她一天到晚读书，结果爱上了一个助祭。那个助祭的老婆知道后，把姑娘狠狠辱骂了一顿，太可怕了！就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

有时候我引用几句斯穆雷的书上的话，其中有一本无头无尾的书上有这样一段话：“据实而论，没有任何人发明过火药；和别的事物一样，火药的出现是漫长的一系列细微观察和发现的结果。”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记得特别牢，我尤其喜欢其中的四个字的词组“据实而论”，我感觉到内中的分量。可是，这个词组却给我带来很多痛苦，荒谬可笑的痛苦。这种痛苦的的确确存在。

有一次，他们又要我说说轮船上的事，我说：

“据实而论，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他们大吃一惊，大声嚷嚷起来：

“什么？你说什么？”

他们四个人一面重复我的话，一面齐声大笑起来：

“据实而论，啊，天——哪！”

连东家也对我说：

“你想出来的这个词儿并不好啊，怪人！”

从那时起，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并且叫了很长时间：

“喂，‘据实而论’！快去，把地板擦干净，好让宝宝在地上爬，‘据实而论’……”

这种莫名其妙的挖苦并没有使我生气，却使我觉得十分惊讶。

我整天处在晕头转向、令人苦恼的迷雾里。为了排遣愁闷，我只得尽可能多干活。我从来不会感到没有活可干的，因为家里又添了两个婴孩，东家对保姆又不称心，经常更换。于是两个婴孩就只能由我来照看，每天洗尿布，每个星期到宪兵泉去洗衣服——那里，洗衣妇们总是嘲笑我。

“你怎么干女人的活呀？”

有时候她们把我惹火了，我就用绞在一起的湿衣服甩打她们，她们也毫不客气地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我，但是我跟她们在一起觉得很开心，很有趣。

宪兵泉的水经过一条很深的山沟流入奥卡河。这条山沟把城市跟用古老传说中的神——亚里洛[19]命名的原野分割开来。每逢悼亡节[20]，市里的小市民们就在这片原野上举行游艺会。外祖母对我说过，她年轻的时候，老百姓还信奉亚里洛神，常常祭奠他：他们拿来一个轮子，裹上浸透树脂的麻絮，然后点上火，把它们抛下山去，大家又是喊叫，又是唱歌，看着这个火轮能不能一直滚到奥卡河。如果滚到河里，这就是说，亚里洛神接受了祭品：夏天将会阳光普照，家家幸福。

那些洗衣妇大多是从亚里洛原野上来的，个个泼辣、能干，伶牙俐齿；她们对城市里的生活十分了解，我常常饶有兴味地听她们讲述各自东家的事情，她们的东家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官吏，也有的是军官。冬天在冰冷的溪水里洗衣服是件苦差事。所有女人的手都冻得皮肤皲裂。小溪边有一个既不挡雪又不挡风的满是缝隙的旧棚子，棚子下方横着一条拦截溪水的木槽，洗衣妇们弯着腰就在这木槽里洗衣服。她们的脸冻得通红，刀割似的疼痛；严寒冻僵了她们湿淋淋的手指，手指都不能弯曲了，两眼直淌眼泪。这些洗衣妇聊起天来从不知道疲倦，七嘴八舌地说着各种各样的奇闻逸事。她们无论对什么人，无论对什么事都无所畏惧。

在这些洗衣妇中最会说的要数娜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她三十开外，生气勃勃，身强力壮，眼睛里充满嘲笑的神气，说起话来又机巧又尖刻。她受到女伴们的关注。大家遇到什么事情都找她商量，同时也很钦佩她，因为她干活利索，穿着整齐，还送自己的女儿上中学念书。每当她弯着腰提着两筐湿衣服，沿着滑溜溜的小道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都会遇到有人满脸笑容关心地问她：

“你女儿好吗？”

“还不错，谢谢，她在念书，谢天谢地！”

“你瞧瞧，她以后会做太太吗？”

“我就是为了这才让她去上学的。那些娇生惯养的老爷太太打哪儿来的？他们过去跟我们一样，都是平民百姓，除此以外，他们还能从哪儿来呢？学问做得越大，手就伸得越长，拿的东西也就越多，而到手的东西越多，就越显得正当合法……上帝打发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是些傻孩子，可是要求我们回去的时候，都得是聪明的老人，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念书！”

她说得有条有理，很有说服力，大家都一声不吭，全神贯注地听着。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大家都称赞她，对她的吃苦耐劳和聪明才智都惊讶不已，可是没有一个人仿效她。她用棕红色的长筒皮靴筒皮子缝制了一副袖套，这样，既不露出胳膊，又不会弄湿上衣的袖子。大家都说她这个主意挺好，可是谁也没有照着做。我做了一副以后，她们反而取笑我。

“嘿，瞧你，跟娘儿们学聪明了！”

大家常常这样议论她的女儿的事：

“这真是件了不起的事啊！哦，将来我们又要多一位高贵的太太了，容易吗？是啊，兴许还没等她学成就死了……”

“不过，有学问的人也不一定生活得很幸福，就拿巴希洛夫家的女儿来说吧，她一门心思念书，后来她自己也当了教师；一旦当了教师，也就是说，要当一辈子老姑娘了……”

“那当然啰！其实，你不识字，只要人家看得上，也会娶你的……”

“女人的聪明不在于脑子……”

她们这样毫不羞耻地谈论自己，我听着好生奇怪，很不自在。我知道水手们、士兵们和挖土工们是怎样议论女人的。我看到过男人们经常彼此吹嘘自己欺骗女人的狡猾手段，与女人保持关系的忍受力。我感到他们对女人是怀有敌意的。男人们总是带着吹嘘的口吻谈论自己的胜利，可是他们的话常常促使我这样想：他们话里的吹嘘和谎言多于事实。

洗衣妇们彼此间从来不谈自己的恋爱经历，但是我从她们对男人的议论中听出她们怀着嘲弄和憎恨的心情；于是我想，女人是一种力量，这句话也许是对的。

“男人不管在外怎么转悠，也不管跟谁相好，到头来还得回到女人身边来，”娜塔莉娅有一次这么说，于是一个老太婆用患伤风的嗓子对她嚷道：

“除了这条路，还能上哪儿呢？即使修道士、苦行僧，都照样离开上帝来找我们……”

她们在哭泣般的汩汩泉水声中，在噼噼啪啪的捣衣声中，在山沟底下，在连洁白的冬雪也盖不住的肮脏的地缝边谈笑风生，她们不知羞耻地用粗鲁的语言谈论着一切种族和民族传宗接代的秘密，这一切使得我既害怕又厌恶，使我不敢对自己周围难以摆脱的“风流韵事”有任何想法和感情，因为我对“风流韵事”的理解是同想象中肮脏淫荡的丑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如此，在山沟里跟洗衣妇在一起，在厨房里跟勤务兵在一起，在地下室跟挖土工们在一起这跟待在家里无法相比，要有趣得多。在家里谈论的话题，对事物的理解，发生的事情都一成不变，只使我觉得是令人憎恨的、极端的无聊。东家的一家人整天生活在一个怪圈里：吃饭，生病，睡觉，忙忙碌碌地准备饭菜，接着又忙忙碌碌地铺床睡觉。他们谈论罪孽，谈论死亡，他们非常怕死。他们挤在一起，好像磨盘上的谷粒，随时等待着什么时候被碾碎。

闲着的时候，我就到板棚里去劈劈柴，想独自一人待一会儿，但是这种机会很少，到时候那些勤务兵常常闯进来，对我讲述院子里的生活。

到板棚里来得最频繁的是叶尔莫欣和西多罗夫。叶尔莫欣是卡卢加人，瘦长个子，背有点儿驼，浑身显露出又粗又硬的青筋；他的脑袋很小，眼睛没有光泽。他很懒，愚蠢透顶，笨手笨脚，可是一看到女人，就像牛似的叫起来，赶紧将身子凑过去，巴不得跪倒在她脚下。全院子的人对他在征服厨娘、女仆方面表现出来的速度都惊讶不已，大家忌妒他，也惧怕他熊一般的力气。西多罗夫是图拉人，骨瘦如柴，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说起话来细声细气，连咳嗽也小心翼翼，双眼露出惶惶不安的神色。他很喜欢对着黑暗的角落里张望，压低了嗓门谈论某一件事情，或者一声不吭地呆坐着，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望着最暗的角落。

“你在看什么？”

“说不定那里会窜出一只老鼠……我喜欢老鼠，挺好玩的，窜来窜去，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常常代勤务兵写家信，写情书，我喜欢做这样的事。可是我最喜欢代西多罗夫写信。他每个星期六都准时寄信给住在图拉的妹妹。

他把我请到厨房里，然后在一张桌子旁挨着我坐下，他用手掌使劲地搓揉留着短发的脑袋，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来，开始写吧！开头，还是老样子：我最亲爱的妹妹，祝你长命百岁，反正是老一套！现在你写吧：钱我收到了，不过，你不必寄钱给我，谢谢你。我这儿什么都不缺，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的日子糟透了，跟狗一样。哦，这一句别写上，你还是写：生活得很好！她还小，只有十四岁，干吗让她知道呢？以下你就照别人教你的样子写吧……”

他紧靠在我的左肩膀上，在我的耳边呼出臭味很重的热气，一个劲儿地低声说道：

“叫她别让小伙子搂抱她，摸她的乳房，无论如何不可以！你再写：要是有人对你说些甜言蜜语，不要相信他，这是他想欺骗你，糟蹋你……”

他使劲地忍住咳嗽，灰白的脸涨得通红，他鼓起腮帮子，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他难受得在椅子上坐不安稳，不时地碰撞我。

“你妨碍我写信了！”

“没关系，你写吧！……最不能相信的是那些老爷，他们能一下子把姑娘骗到手。他们花言巧语，什么都说得出来，只要你一相信他们，那他们就会把你送进妓院。要是你积攒了钱，把它交给神父，只要他是好人，他就会替你保存起来。最好把钱埋在地里，免得让人看见，不过你自己要记住埋钱的地方。”

气窗上的铁皮页片的哗啦声盖住了他的低声细语。我听着这声音，觉得十分凄凉。我打量着熏黑的炉门和沾满苍蝇屎的碗橱。厨房里肮脏不堪，到处都是臭虫。满屋子都是呛人的油煎味、煤油味和烟味。炉灶上、劈柴堆里，许多蟑螂在爬来爬去。我的心里顿时感到十分沮丧，我十分可怜这个士兵和他的妹妹，情不自禁地要流眼泪。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这样的生活是美好的吗？

我只顾写下去，不再听西多罗夫的絮絮低语了。我在信中写道，生活是多么无聊，多么令人烦恼。他叹着气对我说：

“你写得很多了，谢谢！现在她会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了……”

“什么也不用怕，”我生气地说，虽然我自己也害怕很多事情。

那士兵一面咳嗽，一面笑着说：

“小怪人！怎么能不怕呢？你说，怕不怕老爷？怕不怕上帝？你还嫌怕得不够吗？”

每当收到妹妹的来信，他总是忐忑不安地求我：

“请你快点念给我听……”

他硬要我把这封字写得七扭八歪、内容简单空洞的来信连读三遍。

他为人善良随和，可是对待女人的态度跟所有的男人一样，像狗一样粗暴无礼。我有意无意地观察他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眼看着这种关系从开始到结束发展得十分神速，而且令人作呕；我看见西多罗夫常常用埋怨自己的士兵生活来博得女人的好感，用甜蜜的谎言弄得女人神魂颠倒。可是事后他对叶尔莫欣说起自己胜利的时候，却厌恶地皱起眉头，啐唾沫，好像自己刚服了一帖苦药。这刺痛了我的心，我气愤地问士兵，为什么他们都欺骗女人，对她们说谎，然后肆意玩弄她们，把她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还常常打她们。

他听了只是淡淡地一笑，说：

“你不必对这种事情感兴趣。这一切都不好，这是罪过！你还小，现在还不应该知道……”

可是有一次我得到了比较肯定的回答，至今我还记在心里。

“你以为她不知道我在欺骗她吗？”他向我使了个眼色，咳嗽着说。“她知道！她自己希望别人欺骗她。干这种事情，人人都在撒谎，因为干这种事情见不得人。谁都不爱谁，不过是玩玩罢了！干这种事太丢人，你等着吧，到时候会明白的！干这种事要在晚上，如果在白天，就得找个暗处，在储藏室里干，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才把我们逐出天堂，我们才成了不走运的人……”

他说得很好，充满了伤感和忏悔，这使我对他的风流韵事不再那么计较了。我对他的态度，比起对叶尔莫欣来要亲近得多。我憎恨叶尔莫欣，千方百计地嘲笑他，激怒他，这些我都做到了。于是他常常不怀好意地在院子里追我，只是由于动作迟钝，他难得能追上我。

“这种事是明令禁止的，”西多罗夫说。

说到明令禁止，我是知道的，可是说到人们干这种事会遭到不幸，我却不相信。我曾经见过人们不幸的遭遇，可是我不相信，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恋人们的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神情，感到相爱着的人们特别善良；看到这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我总是觉得很高兴。

可是在我看来，生活毕竟变得越来越无聊，越来越残酷，永远停留在我天天看见的那些形式和关系之中，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除了现实生活，除了每天出现在我眼前的无法排除的生活，我想不出还会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

但是有一次，士兵们对我讲了一个使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的故事。

院子里有一户住家，主人是个城里有名气的裁剪师，他安分守己，为人谦虚，是个非俄罗斯人。他有个长得娇小的妻子，她没有生过孩子，一天到晚看书。在嘈杂的院子里，在挤满了醉汉的住户当中，这两口子悄无声息地生活着。他们既不邀客上门，也从不外出，只有过节的时候才上剧院去看戏。

丈夫每天上班，早出晚归；妻子像个半大姑娘，每星期到图书馆去两次，是在白天。我常常看见她像个中学生，手提一捆用皮带捆扎的书，瘸子似的摇摇晃晃，踏着碎步沿堤坝走着。她穿着朴素，招人喜欢，打扮得又清新，又干净，纤小的手上戴着手套。她长着一张瓜子脸，一双机灵的眼睛；她全身上下楚楚动人，就像放在镜台上的一个瓷美人儿。士兵们说，她的右胸里少一根肋骨，所以她走路的时候令人奇怪地摇摇晃晃，可是我倒觉得看上去很舒服，一下子就能把她跟住在院子里的别的太太，也就是军官们的老婆区分开来。这些太太尽管嗓门大，打扮得花枝招展，撑着很高的腰垫[21]，但总显出有点年老色衰的样子，仿佛她们久久被遗忘在黑暗的贮藏室里，被扔在各种各样的废物中间。

院子里的人都认为娇小的裁剪师太太有点精神错乱。他们说她看书看得精神失常，已经到了不能料理家务的地步，所以她丈夫只能自己到集市上去买菜，自己向厨娘交代午饭和晚饭该做什么菜。那个厨娘也是个非俄罗斯人，长得又高又大，整天愁眉苦脸，只有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睛老是湿漉漉的，另一只眼睛呈一条粉红色的细缝。据说，这位太太连猪肉和牛肉都分不清楚。有一次真丢脸，居然把辣根当芹菜买了回来！您想想，有多可怕！

这三个人犹如陌生人一样住在一间屋子里，好像碰巧走进了大养鸡场里的一个笼子里，这不禁使我联想起那些山雀，它们为了躲避寒冷，往往钻进住家的气窗，飞入又闷又脏的屋子里。

突然有一天，那些勤务兵告诉我一件事，那些军官老爷打算跟裁剪师的娇妻开一个恶意的玩笑，羞辱她一番：他们几乎每天轮流给她写情书，说他们如何爱她，她如何漂亮，以及他们为了她备受折磨。她在回信中请求他们不要打扰她，并对她给他们造成的痛苦表示遗憾，祈求上帝帮助他们不再爱她。那些军官收到回信后，凑在一起读了起来，争相取笑那个女人，然后又以某一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她。

那些勤务兵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也大笑不止，骂起裁剪师的老婆来。

“这个倒霉的蠢婆娘，瘸腿婆，”叶尔莫欣用浑厚的声音说道，西多罗夫轻声地应和他说：

“每个女人都希望人家骗她。她心里全明白……”

我不相信裁剪师的老婆知道那些人在背后取笑她，于是我立刻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她。我偷偷跟踪她，趁她家的厨娘到地窖去的那会儿，我登上后门楼梯，溜进娇小女人的套房，又钻进厨房。厨房里没有人，又闯入另一个房间，只见裁剪师的老婆坐在桌旁，一手拿着一只沉重的镀金茶杯，一手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她听见有人进来，吓了一跳，赶紧把书捂在胸前，用不是很响亮的声音叫了起来：

“谁呀？阿夫古斯塔！你是什么人？”

我开始急匆匆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对她说起来，一面等着她把书或茶杯朝我扔过来。她坐在一张深红色的大圈椅上，身穿一条下摆上缀有穗子、袖口和领子上镶着花边的天蓝色宽大连衣裙，淡褐色的波浪形长发披散在肩头。她这种模样就像是圣障中门上的一位小天使。她靠在椅背上，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起初很生气，后来惊奇地露出了笑容。

我把想说的话都对她说了，再也没有勇气待下去，于是掉转身打算离去，这时她叫住我：

“慢着！”

她把茶杯放到托盘上，将书往桌上一扔，合起双掌，用成年人的那种浑厚声音说：

“你这孩子多令人奇怪……你走近一点！”

我怯生生地走过去，她拉住我的手，用她冷冰冰的纤细手指抚摸着，一边问：

“是不是有人教你对我说这些话的？没有人教你？很好。我看得出来，我相信是你自己的主意……”

她放开我的手，闭上眼睛，轻轻地拖长声音说：

“原来那些下流的士兵背后是这样议论别人的！”

“你们最好搬出去住，”我郑重其事地向她建议。

“为什么？”

“他们会找您麻烦的。”

她开怀地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又问：

“你上过学吗？喜欢读书吗？”

“我没有时间读书。”

“如果你真的喜欢，会找得到时间的。好吧，谢谢你！”

她向我伸出一只手指攥得很紧的手，里面捏着一枚银币。我不好意思收下这冰凉的东西，可是我又不敢不收，临走，我偷偷地将这枚银币放在楼梯栏杆的小圆柱上。

我带走的是这个女人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全新的印象。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片彩霞。我一连好几天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回想着她宽敞的房间和待在房间里的身穿天蓝色衣裙的、天使般的裁剪师的太太。她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和漂亮。一块柔软的、金黄色的地毯铺在她的脚下，冬日的阳光透过银白色的窗玻璃照射进来，在她身旁发出暖意。

我真想再去瞧她一眼，如果我再去，向她借一本书，将会怎么样呢？

我去了，又看见她坐在老地方，手里仍旧捧着一本书，半边脸上扎着一块棕红色头巾，一只眼睛肿着。她给了我一本黑封面的书，含糊不清地对我说了句什么话。我拿了散发着木馏油和茴香油气味的书，闷闷不乐地走了。我用纸将书包起来，再把它裹在一件干净的衬衣里，藏到阁楼上，因为我生怕东家发现，把它拿去毁了。

他们也订《田地》杂志，只是为了得到附在里面的服装纸样和免费赠阅的画刊，并不是为了阅读。他们看完图片，就把杂志放入卧室的柜子里，到了年终，把它们装订成册，然后塞到已经放着三大卷《绘画评论》的床底下。我每次洗刷卧室里的地板的时候，污水流到这些书下面。东家还订了一份《俄罗斯邮报》，每天晚上他边看边骂：

“鬼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写这些东西！太无聊了……”

有一个星期六，我在阁楼上晾衣服，想起了那本书，便拿出来翻阅，读了开头的一行：“房屋和人一样，每座房屋都有自己的面貌。”这个正确的论断使我感到惊奇。于是我站在天窗窗口继续往下读，一直读到身子索索发抖，才把书收起来。等到傍晚，主人一家人去做彻夜祈祷后，我再把书拿到厨房里埋头读起来，这本书都黄得发脆了，就像秋天里的枯叶。书轻松地将我带入另一种生活，使我认识了许多新的人物和新的人际关系，向我展现了不同于我司空见惯了的好人和坏人。这就是格萨维埃·德·蒙特潘的小说，写得很长，它和作家的其他小说一样，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描写的都是我不熟悉的瞬息万变的生活。这部小说叙述得异常简洁明了，犹如隐现在字里行间的一缕阳光照亮着善与恶，帮助读者去爱、去恨，促使我们密切注视错综复杂的人的命运。顷刻间我产生了要帮助一些人和惩罚另一些人的强烈愿望，全然忘记了突然展现在我面前的这种生活完完全全是纸上空谈。我完全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斗争之中，随着一页一页读下去，我的内心一忽儿充满欢乐，一忽儿又陷入悲伤。

我读得入了迷，当我听见大门口响起铃声，我竟然一下子弄不明白是谁在拉门铃，为什么要拉门铃。

蜡烛快要燃尽，早晨我刚擦干净的烛台上又挂满了蜡泪。由我照管的长明灯的灯芯从灯夹上滑了下去，熄灭了。我急得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竭力掩盖我的罪痕。我把书塞到炉灶下面，然后把长明灯重新点亮。这时保姆突然从房间里跳了出来。

“你聋了吗？门铃在响！”

我急忙跑去开门。

“你在睡大觉啊？”东家厉声问道。他的妻子一面吃力地登上楼来，一面抱怨我使她着了凉。老太婆也哇啦哇啦地骂起来。她走进厨房，一眼就看见燃尽的蜡烛，开始盘问我刚才在做什么。

我没有吭声，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从高处跌下来，跌得粉身碎骨，我非常害怕老太婆发现那本书。她一个劲儿地嚷嚷，说我会把屋子烧掉。东家和他的妻子走进来吃晚饭，老太婆又对他们抱怨说：

“你们瞧瞧，他把整支蜡烛都点光了，还打算把屋子烧掉呢……”

他们四个人吃饭时不断地责骂我，把我过去有意无意犯的错误都重又抖搂出来，还吓唬我，说我以后不得好死。可是我心里早已明白，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出于好心，而是聊以解闷罢了。我看着他们，觉得很纳闷，他们这些人与书中的人物相比是多么空虚和可笑。

他们总算吃完了晚饭，肚子胀鼓鼓的，然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各自回房睡觉去了。老太婆又跑去惊动上帝，气冲冲地向他诉苦，然后爬到炉炕上便不作声了。这时候我站起身来，把藏在炉灶下面的书拿出来，走到窗口。夜色清朗，月光直射在窗口，可是书上的字体太小，还是看不清楚。但是读不了书实在难受。于是我从搁板上取下一口铜锅，用它将月光折射到书页上，不料，这样一来更糟，光线更暗了。于是我爬到放在墙角里靠近圣像的一条长凳上，在长明灯的亮光下站着读起书来，后来累了，躺在长凳上睡着了，直到老太婆叫着把我推醒。她两手抓着书，使劲打我的肩膀。她光着脚板，只穿了一件衬衣，气得脸红脖子粗，恶狠狠地仰起长着火红色头发的脑袋。维克托躺在高板床上号叫：

“妈妈，你别再嚷嚷了！我没法活了……”

“这书可要完蛋了，要被她撕碎了，”我心里想。

喝早茶的时候，他们审讯我。东家厉声问我：

“你是从哪儿弄到这本书的？”

女人们也七嘴八舌地叫嚷起来。维克托心存疑虑地闻闻书页，说：

“有香水味，一点不假……”

我对他们说，这本书是一个神父的，于是他们还是把书翻看了一遍，又是惊讶，又是愤慨：神父竟然也读小说。但是这或多或少使他们的心放宽了些，尽管东家仍旧一个劲儿地训导我说，读书是有害的、很危险的。

“就是有那么一些读书人，他们尽破坏铁路，尽想谋害人……”

他的妻子又生气又惊惶地对丈夫嚷道：

“你疯啦！你对他说些什么呀？”

我把这本书带给西多罗夫，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接过书，然后默默地打开一只小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用毛巾把书包好，放进箱子里，然后对我说：

“你别信他们的话，上我这儿来读书，我对谁也不会说！要是你来的时候我不在，钥匙就挂在圣像背后，你自己打开箱子，拿出书来读吧……”

东家他们对书的态度在我心目中一下子把书提到了具有重要而又可怕的秘密的意义的高度。对于某些“读书人”破坏铁路，想谋害人，我倒并不感兴趣，不过我却想起神父在我忏悔时提的问题，想起那个中学生在地下室里读书的情景和斯穆雷所说“正经的书”时的一番话，也想起外祖父关于离经叛道的共济会分子的一段话。他说：

“当初亚历山大·巴夫雷奇沙皇陛下在位时，有些贵族走上了离经叛道和自由思想的歧途，打算把全体俄罗斯人民出卖给罗马教皇，这些耶稣会教徒！阿拉克切耶夫将军立刻将这些人捉拿归案，无论他们的官衔有多高，一律流放西伯利亚去做苦役；后来，这些人就像蚜虫一样死掉了……”

我还想起“缀满星星的恩勃拉库伦”，“盖尔瓦西”和那些华丽却又可笑的字句：

“门外汉一心想知道我们的活儿，可是你们弱视的眼睛永远也看不清楚！”

我感到自己正站在某些伟大秘密的门口，整个身心都像着了魔。我想赶快把书读完，因为我担心西多罗夫会把书弄丢，或者一不小心把书撕破。如果这样，我怎样向裁剪师的太太交代呢？

老太婆盯得我很紧，不让我到勤务兵那儿去，她咬牙切齿地骂我：

“书呆子！那些书只会教你生活淫乱放荡，你瞧那女人，一天到晚钻在书本里，连到集市上去买东西都不会，只会跟军官们勾勾搭搭，大白天勾引他们到家里去，这些事我都知道！”

我真想对她大喝一声：

“这不是真的！她没有跟男人勾勾搭搭……”

可是我不敢替裁剪师的太太辩护，万一老太婆猜到那本书是她的，那该怎么办？

一连几天我的心情坏透了。我整天精神恍惚，心烦意乱，郁郁不乐。我睡不着觉，一直担心蒙特潘那部小说的命运。有一天，裁剪师家的厨娘在院子里拦住我，说：

“你快把书送回来！”

我趁东家一家人睡觉的时候，怀着羞愧和沮丧的心情去见裁剪师的太太。

她像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那样接待我，只是穿的衣服不同：她穿一条灰裙子和一件黑丝绒短上衣，裸露的脖子上挂着一条绿松石十字架，仿佛是一只雌红腹灰雀。

我告诉她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完这本书，因为主人家不准我读。但是当我面对这个女人的时候，我的心里既难受又高兴，高兴得泪水盈眶。

“哼，这些人多么愚蠢啊！”她扬起两道秀眉，说。“顺便说一下，你东家的脸长得挺好玩的。你先别发愁，让我考虑一下。这样吧，我来写一封信给他！”

这话把我吓了一跳，我只好向她坦白，我在东家面前撒了谎，说这本书不是向她而是向一个神父借的。

“不必了，请别写信！”我请求她。“他们会取笑你、骂你的。要知道，院子里的人都不喜欢你，都嘲笑你，说你是傻瓜，还少了一根肋骨……”

我一口气把话说完，忽然明白这些话都是多余的，而且会伤她的心。她咬紧上嘴唇，拍了一下大腿，好像她骑在一匹马上。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恨不得一头钻进地里，可是裁剪师的太太却仰倒在椅子上，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并且反反复复地说：

“哎，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凝视着我，一面自己问自己，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又说：“你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很特别……”

我照了一下挂在她身边的镜子，看见一张颧骨高耸、有条大鼻子的脸膛，额头上有一大块乌青，很久没有剪过的头发向四面八方竖着。这就是她所谓的“很特别的孩子”吗？……这个很特别的孩子当然不同于瓷美人儿啰……

“那一天我给了你一枚小硬币，你没有拿。为什么？”

“我不需要钱。”

她叹了口气。

“哦，那就毫无办法了！如果他们允许你读书，你就来找我，我会把书借给你的……”

镜台上放着三本书。我送回的那本是最厚的。我忧伤地看着它。裁剪师的太太向我伸出一只红润的小手。

“好，再见！”

我怯生生地触了一下她的手，赶紧离去了。

也许，大家对她的议论是对的，她什么也不懂，比方说，她把二十戈比的硬币叫做小硬币，像小孩子一样。

然而，我却喜欢她这一点……

九

我那种突然爆发出来的读书热情给我带来多少屈辱、委屈和惶惶不安，现在回想起来既感伤，又可笑！

裁剪师的太太的那些书都是很珍贵的，由于我担心老太婆会把书扔进炉子里烧掉，所以我尽量不去想那些书。我开始向我每天去买早点面包的小铺借些彩色小书来看。

小铺老板是个很讨厌的小伙子，厚厚的嘴唇，老爱出汗，有一张苍白、肌肉松弛的脸，脸上有几块生过瘰疬病的疤斑，长着一双浅色的眼睛，胖乎乎的两手指头又短小又笨拙。他的这个小铺是街上少男和轻浮少女晚上聚会的好去处。我东家的弟弟也几乎每天晚上到这儿来饮酒打牌。东家常常打发我到小铺去叫他回家吃晚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在店铺后面一个逼仄的房间里，傻头傻脑的、面颊绯红的小铺老板娘坐在维克托或别的小伙子的大腿上。看样子，小铺老板并没有因此生气。老板的妹妹在小铺里帮他做生意，那些歌手、士兵和所有喜欢调情的男人常常紧紧地搂住她，老板看在眼里也不生气。小铺里的商品不是很多，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店铺刚刚开张，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货备齐，其实，小铺早在今年秋天已经营业了。他常把淫秽图片拿出来给客人和顾主们看，让一些找上门去的人抄录下流的诗句。

我常常读米沙·叶夫斯季格涅耶夫的通俗小说，一戈比读一本；租费很贵，可这些书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乐趣。《古阿克，或忠贞不屈》、《威尼斯人弗兰齐利》、《俄罗斯人同卡巴尔达人的会战，或一个死在丈夫坟墓上的美人儿伊斯兰教徒》，以及所有这一类文学作品非但没有让我感到心满意足，反而常常使我产生无限的烦恼；我觉得这些书像戏弄傻瓜一样地戏弄我，用一些冗词赘句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射手》、《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神秘的修道士》、《鞑靼骑士亚潘恰》这一类小说我比较喜欢，读了以后留下一点印象。然而更能吸引我的却是圣徒们的传记，因为在这些书中有一些严肃的东西，你可以相信它，有时还能深深打动你的心。不知为什么，一切苦难的男圣徒都使我联想起“好事情”，一切苦难的女圣徒使我联想起外祖母，而那些修士使我联想起不发脾气时的外祖父。

我去劈柴的时候，躲在板棚里读书，或者爬到阁楼上去读书，不过这两个地方都一样，又冷又不方便。有时候借到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为了尽快读完，我只得半夜起床，点燃蜡烛。后来老太婆发现，每夜蜡烛总会短一截，于是她先用一根细木棒测量好蜡烛的长短，然后把细木棒藏起来。第二天早晨，如果蜡烛短了一截，或者我虽然找到了那根小木棒，却没有把它折成像点剩的蜡烛一样长，老太婆就会在厨房里穷凶极恶地谩骂我。有一次，维克托躺在高板床上怒不可遏地嚷道：

“别再吼啦，老妈子！简直闹得我没法活了！当然，一定是他用了蜡烛，因为他常常读书。他一直向小铺老板借书，这我知道！你到他的阁楼上去瞧瞧就明白了……”

老太婆跑到阁楼上，找到一本小书，顿时将它撕得粉碎。

这当然使我很伤心，但是读书的愿望却由此变得更强烈了。我明白，即使是圣徒进了他们家的门，东家他们也照样会教训他，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改造他。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解闷。一旦他们不对别人评头论足，不对别人嚷嚷，不捉弄别人，他们就会变成不会说话的哑巴，会看不到自己的存在。一个人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必须以某种方式去对待别人。我的东家除了教训别人和责备别人以外，不知道其他的方式。如果你真的照他们那样生活，和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还是不行，他们照样会指摘你。他们就是这种人。

我想尽一切办法读书，老太婆好几次把我的书烧掉。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欠了小铺老板一大笔钱，总共有四十七戈比！他逼我还钱，并且威胁说，以后我到他铺子里来买东西，他就把东家给我的钱扣下抵债。

“那结果会怎样呢？”他挖苦地问我。

我非常讨厌他，显然，他也感到这一点，于是千方百计威胁我，以此当作一种特别的乐趣。每当我走进店铺，他那布满斑点的脸便笑逐颜开，故作亲热地问：

“还债的钱带来了吗？”

“没有。”

我的回答使他很吃惊，他皱起了眉头。

“怎么回事？那叫我怎么办，是不是要我把你送上法庭？你是要让他们先查封你的财产，再送你到教养院去吗？”

我没有地方去搞到钱，他们把我的工钱直接交给我的外祖父了。我张皇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恳求小铺老板答应我晚些时候还，作为回答，他向我伸出一只像油炸饼那样油光光的胖手，说：

“你吻一下我的手，我就等些时候！”

但这时我从柜台上抓起一只磅秤的秤锤，朝他挥了一下，他顿时吓得往下一蹲，喊叫起来：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是说着玩的！”

我明白他并不是说着玩的，所以决定去偷钱来还清欠他的债。每天早晨，我都要把东家的衣服刷干净，他的衣袋里总有几枚硬币叮当作响，有时候它们从衣袋里掉出来，滚到地板上。有一次，有一枚硬币滚进地板缝，落到了楼梯底下的劈柴棚里。当时我忘了把这事告诉东家，过了好几天才想起来，从劈柴堆里找出那枚二十戈比的硬币。我把钱交还给东家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瞧见了吗？以后你把钱放到衣袋里之前，一定要数一数。”

可是东家朝我笑着对她说：

“我知道他不会偷东西的。”

现在，当我决定去偷钱的时候，我又想起这句话，想起他充满信任的微笑，我感到很难下手去偷钱。我有好几次从他的衣袋里掏出几枚银币，数了数，却下不了决心拿走。我一连三天为此而感到烦恼。可是，这件事出人意料地一下子解决了。那天东家突然问我：

“你怎么啦，佩什科夫？整天闷闷不乐，是不是病了？”

我坦率地把心里的痛苦说给他听。他皱起了眉头。

“你现在瞧瞧，这些书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后果！书迟早要惹祸的……”

他给了我半卢布，严厉地嘱咐我说：

“要小心，千万不能对我老婆和母亲说，要不，会闹翻天的！”

过了一会儿，他温和地笑着说：

“你的脾气太犟，真见鬼！没关系，这很好。不过，你还是别看书吧！从新年开始，我订一份好看的报纸，到时候，由你去读吧……”

于是每天傍晚，从喝茶到吃晚饭以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就为东家一家人朗读《莫斯科小报》上连载的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和鲁德尼科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他有助于肠胃消化和供人消愁解闷的文学作品。

我不喜欢大声朗读，因为这样会有碍于我对内容的理解。可是我的东家却听得很仔细，带着几分虔诚和渴求。每当听到小说里的人物干了坏事，他们就惊讶得叫出声来，并且得意地互相交谈起来：

“我们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又安宁，对这种事一无所知，真是谢天谢地！”

他们总是把书中的情节颠来倒去，把江洋大盗丘尔金的罪名拉到马车夫福马·克鲁奇纳的身上，还常常张冠李戴，把人物的名字搞错。我不得不纠正这些听众的错误，这使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哦，他的记性多好啊！”

《莫斯科小报》上不止一次地刊登列昂尼德·格拉威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我把其中一些诗抄在小本子上，可是东家他们却是这样议论这位诗人的：

“老头子了，还写诗。”

“不是酒鬼，就是疯子，他反正就是这种人。”

我也喜欢斯特鲁日金和梅缅托-莫里伯爵的诗，而那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却断定诗歌不过是摆摆噱头而已。

“只有小丑和戏子才念诗。”

我和东家一家就这样面对面地挤在一个又小又窄的屋子里，消磨一个个冬日的黄昏，我觉得十分难受。窗外是死一般沉寂的夜晚。天寒地冻的日子并不多，人们围桌而坐，相对无言，宛如冰冻的鱼。要不然，就是暴风雪扑打着窗玻璃和墙壁，烟囱里呜呜作响，火炉的风门噼噼啪啪地响；育儿室里婴儿在哇哇啼哭，这时我真想躲进黑暗的角落，蜷缩起身子，像狼一样地嗥叫。

桌子的这头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在缝衣服，一个在织袜子。桌子的那头坐着维克托，他弓着背，很不乐意地在复制图纸，不时地叫喊：

“你们别摇晃桌子！简直叫人没法活，狗拿耗子……”

一旁，东家坐在一个大绣架前在刺绣。他在一块粗麻布的台布上绣十字花，从他的手指下逐渐显现出红色的虾、青色的鱼、黄色的蝴蝶和火红色的秋叶。这些刺绣的花样都是他自己构思的，连今年在内，已经绣了三个冬天了。他已经厌倦了这项活计，因此白天他看到我闲着没事干，就对我说：

“来，佩什科夫，坐下来绣台布，来干吧！”

我坐下，拿起一枚粗针绣了起来。我很可怜东家，总是愿意在各方面助他一臂之力。我一直觉得总有一天他会丢下制图、刺绣和打牌，做另一件他一心想做而没有去做的、更有意义的事情。有时他突然扔下手头的活儿，一双惊奇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它，好像从未见到过似的。他的头发披散下来，遮住前额和两颊，犹如一个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

“你在想什么？”妻子问他。

“没想什么，”他回答，一边又拿起手头的活儿。

我暗自惊奇：难道可以问一个人在想什么吗？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一个人一下子会同时想许多事情，比如眼前出现的、昨天的或者一年以前看到的种种事情。这些纷繁的事情全纠缠在一起，理不出一个头绪，而且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不在发生变化。

《莫斯科小报》上的小品文很少，不够读一个晚上，于是我建议把放在卧室床底下的杂志拿出来读。年轻的女东家用怀疑的口气说：

“这些杂志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的？尽是些图片……”

但是在他们的床底下除了《绘画评论》，我还发现《星火》画报。于是我们就读萨里阿斯的《佳京-巴尔季斯基伯爵》。东家很喜欢这部中篇小说中的有些傻头傻脑的主人公，对这位少爷可悲而离奇的经历他纵情大笑，笑得流下了眼泪。他叫道：

“不，写得太滑稽了！”

“得了吧，全是胡说八道，”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见解，女东家说。

放在床底下的画报帮了我的大忙：从此以后我有权把杂志拿到厨房里去，也可以在夜里读书了。

我很走运，由于保姆老是酗酒，老太婆搬到育儿室去睡觉了。维克托也不来干涉我。等到他们都睡着了，我就悄悄地穿上衣服，躲到一个地方去，直到天亮再回来。他们不准我点灯火，蜡烛都被拿到房间里去，我又没有钱去买。于是我开始偷偷地把烛台上的蜡烛油收集起来，放到一只沙丁鱼罐头里，上面淋上几滴灯油，再用棉线搓成一根灯芯，每天晚上我在炉炕上就点起这盏冒黑烟的油灯。

我拿起厚厚一本书翻阅起来之后，灯芯上红红的火苗就忽明忽暗地摇曳不定，眼看要熄灭，灯芯每分钟都会向已经溶化的、散发着气味的蜡烛油中沉下去。黑烟熏得我眼睛直流泪，可是这一切不适都在我翻阅一张张图片和一行行说明的乐趣中消失了。

这些插图把越来越广阔的世界展现在我面前，用许多神话般的城市把它装点起来，向我展示巍峨的群山和美丽的海岸线。生活更加美好地发展起来，世界变得更加诱人，人口更多，城市也更多，一切都是那么多姿多彩。现在我望着伏尔加河中游东岸遥远的地方，我才知道那儿并非是一片荒野，而以前我望着伏尔加河的对岸，心里感到特别烦闷：大片广袤的草地和丛丛灌木像一块块黑色的补丁。草地的尽头是一道由茂密的参差不齐的树木构成的林墙，草地的上空是片迷茫的、寒气袭人的蓝天。大地荒芜，渺无人迹。我的内心也这样，茫然空虚，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一丝忧愁，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只想闭上眼睛。这令人沮丧的空虚把内心已有的一切憧憬驱赶得一干二净，不给人们以任何期盼。

插图的文字说明明白易懂地介绍了另一些国家和另一些人，讲述了现在和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有许多东西我无法理解，这使我感到很痛苦。有时候在我的脑海里突然会涌现一些古怪的字眼，什么“形而上学”啦，什么“千禧年说”啦，什么“宪章主义者”啦，它们搅得我心神不宁，使我无法忍受。它们飞速成长，压倒了一切。我似乎觉得，如果我不把这些词义完全揭示出来，我就永远一无所知，因为正是这些词语像卫兵似的把守着一切秘密的大门。有许多时候，整句整句的话久久地滞留在我的脑子里，好像手指上扎进一根刺，妨碍我思考别的问题。

我至今还记得，我读到过这样几行古怪的诗句：

匈奴国王阿提拉[22]，身披钢盔铁甲，

走过人迹罕至的荒漠，

好像走进阴森森的坟墓，

跟随着他的是大队人马，仿佛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他们喊着：

罗马在哪儿？强大的罗马在哪儿？

罗马是一座城市，这个我早知道，可是匈奴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必须弄明白不可。

后来我顺便问东家。

“匈奴吗？”他惊讶地重复了一遍。“鬼知道是什么东西！大概是瞎说……”

然后，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你的脑子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很不好，佩什科夫！”

坏也罢，好也罢，反正我想弄明白。

我想，随军神父索洛维耶夫应该知道匈奴是什么，于是我在院子里拦住他，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脸色苍白，病恹恹的，总是板着面孔，他的眼睛通红，没有眉毛，留着黄胡子。他将黑手杖往地上一戳，对我说：

“这事与你有什么相干？”

涅斯捷罗夫中尉听到我的问话，狂怒地反问道：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的问题应当去问药房里的药剂师。他总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我，他有一张聪明的面孔，大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嘛，”药剂师巴维尔·戈尔德贝格对我说，“就像吉尔吉斯人，曾经是个游牧民族。现在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绝种了。”

郁闷和懊丧的心绪顿时在我的心里出现，这并不是因为匈奴人绝种了，而是因为这个一直使我苦恼不堪的词的含义解释起来竟然那么简单，而且没给我增加多少知识。

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些匈奴人，在跟这个词打了一番交道以后，任何词语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使我寝食不安了。也得感谢阿提拉，他使我认识了药剂师戈尔德贝格。

他这个人知晓一切艰涩难懂的词的简单含义，他有一把打开所有秘密的钥匙。他用两个手指扶了扶眼镜，然后透过厚厚的镜片凝视着我的眼睛，说起话来像把一枚枚小钉子刺进我的脑袋。

“朋友，词语好比树上的叶子，如果你要了解为什么叶子是这种形状，而不是那种形状，必须首先了解树是怎样成长的，这就需要学习！朋友，书本是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繁花似锦，既能赏心悦目，又能受益匪浅……”

我常到他的药房去买治疗成人烧心的苏打和氧化镁，还有供婴儿用的月桂油膏和泻药。药剂师言简意赅的开导使我对读书的态度越来越认真，书本不知不觉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酒鬼离不开酒一样。

书本向我展现了另一种生活——一种既能引导人们去建功立业，也能诱使人们去犯罪的、具有强烈感情和愿望的生活。我发现，我周围的人既没有能力去建立功勋，也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游离于书本上描绘的生活之外。我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不愿过这样的生活……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我不愿……

我看了图片的文字说明，才知道在布拉格、伦敦、巴黎的市中心没有冲沟，没有肮脏的垃圾堆，那里的街道笔直、宽阔，屋子和教堂也和我们这儿不一样。那里没有把人关在屋子里长达六个月的冬季，那里也没有大斋，让人只能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土豆和倒胃口的亚麻子油。大斋期间不准看书，《绘画评论》被拿走了，于是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又卷土重来。现在，我能够将这种生活跟我从书上知道的生活相比较的时候，我更觉得现在的这种生活是多么贫乏，多么糟糕。有书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精神勃发，很有力气，干起活来又利索又顺手，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早点干完活，就有更多时间用来读书。我没有书读的时候，就变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而且害了以前从未害过的健忘症。

我记得，正是在这些寂寞无聊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一天傍晚，大家都已经睡了，突然大教堂的钟声当当响了起来，把屋子里的人都惊醒了。大家来不及穿好衣服，纷纷跑到窗口，互相探问：

“着火啦？敲警钟啦？”

我听见别的屋子里也乱作一团，门乒乒乓乓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不知谁牵着匹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老太婆叫喊着，说大教堂遭劫了，东家马上阻止她说：

“行啦，老妈，谁都听得出来，这不是敲警钟！”

“要不，就是大主教死了……”

维克托从高板床上爬下来，边穿衣服边嘟哝着：

“我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

东家叫我到阁楼上去朝外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阁楼，钻出天窗，爬上屋顶，看不到天空中有火光，只听见寂静的严寒中传来不紧不慢的当当的敲钟声。整个城市匍匐在大地上沉睡。一些看不清的人影在黑暗中窜来窜去，踩得路上的积雪嘎吱嘎吱响，雪橇的滑木也在发出阵阵尖叫声。钟声越来越响，简直有点儿可怕。我赶紧回到房间里。

“外面没有火光。”

“哎哟，上帝啊！”东家说着，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竖起衣领，犹豫不决地将脚伸进套鞋里。女东家恳求他说：

“别去！还是别去吧……”

“这算不了什么！”

维克托也穿上了衣服，故意卖关子似的对大家说：

“我知道……”

两兄弟出门后，两个女人吩咐我去烧茶炊，然后她们急忙跑到窗口。但是这个时候，东家从外面拉响门铃，一声不吭地登上楼梯。他打开通往前室的门，阴沉沉地说：

“沙皇被人谋杀了！”

“被人谋杀了！”老太婆大叫了一声。

“被人谋杀了，这是一个军官对我说的……现在该怎么办？”

维克托按响了门铃，接着闷闷不乐地脱衣服，一边气冲冲地说：

“我以为爆发战争了！”

然后他们全家便坐下来喝茶，互相交谈起来，语气很平静，嗓音压得很低，话也说得十分谨慎。街上也安静下来，钟声也停了。接连两天他们说话鬼鬼祟祟的，常常外出，也有些客人上门来找他们，详细地对他们说些什么。我很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可是东家他们把报纸藏起来不让我看。后来我问西多罗夫，为什么有人要刺杀沙皇，他轻声回答说：

“这件事是禁止议论的……”

这一事件很快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被纷繁的日常琐事掩盖了。不久，我遭遇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有一个星期天，东家一家都去做晨祷，我烧好茶炊，就去收拾房间。这时大孩子溜到厨房里，把茶炊的龙头拧下，把它拿到桌子底下玩耍起来。茶炊的内膛里有许多烧红的木炭，水流光后，茶炊的焊接处就融化了。我在房间里已经听到茶炊的呜呜响声，响得厉害。我走进厨房一看，吓了一跳，只见茶炊整个儿已经烧得暗红，在不停地颤动，仿佛要从地上蹦起来。连接水龙头的套管已经开焊，沮丧地耷拉下来，茶炊的盖子歪到一边，焊锡从把手下滴落下来，这只青里略带浅紫的茶炊被烧得就像个烂醉如泥的酒鬼。我赶忙用水去浇，它发出咝咝响声，接着悲哀地瘫倒在地板上了。

这时正门门廊上响起门铃声。我打开门，老太婆便问我茶炊有没有烧好，我简短地回答：

“烧好了。”

我由于惊惶失措才这样说的，他们却以为我是开玩笑，于是就加倍惩罚我。我挨了一顿打。老太婆抓起一小捆松木引火柴打我，打在身上虽然不太疼，但是在我的皮肤上却扎下了很深的刺。到晚上，我的后背肿得像只枕头。第二天中午，东家不得不送我到医院去诊治。

一个瘦长得出奇的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用低沉的声音不温不火地说：

“必须在这里做份虐待未成年人的记录。”

东家倏地涨红了脸，两只脚在地板上蹭来蹭去，对医生轻轻说了句什么，可是医生对他看也不看，简短地说了一句：

“我不能这样做。不行。”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你想上告吗？”

我虽然很疼，但是我说：

“我不想，还是快点给我治疗吧……”

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趴在一张桌子上。医生用冰凉得让人很舒服的镊子将一根根木刺拔出来，并且打趣地说：

“他们把你的这张皮整修得真够漂亮的，朋友，现在连一滴水都渗不进去了……”

做完这个令我奇痒难忍的诊治后，他对我说：

“我一共替你拔出了四十二根木刺，朋友，记住，你以后可以向别人吹嘘了！明天这个时候，你到这里来包扎伤口。他们经常打你吗？”

我想了一下，答道：

“以前常常打我……”

医生浑厚地大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会好起来的！”

随后他把我带到东家跟前，对他说：

“请你带他回去，刺拔完了！明天再带他来，要替他包扎伤口。算你们运气，他是个很会逗乐的人……”

回去的路上，东家在马车上对我说：

“佩什科夫，过去我也常挨打，有什么办法呢？常挨打，老弟！你至少还有我来可怜，可是过去有谁来可怜我呢？没有人！到处都是人，拥挤不堪；说到恻隐之心，连一个狗崽子都不见。哎，这些野母鸡……”

他一路上骂个不停，我不禁可怜他，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对我说了这一番贴心的话。

他们一家像迎接贵客一样地迎接我，两个女人硬要我对她们详细述说医生是怎样替我治疗伤口，以及他说了些什么话。她们一面听一面惊叫，不是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巴，就是皱紧了眉头。她们这种对疾病、对疼痛、对一切不幸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发现他们对我很满意，因为我没有去告他们的状。我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他们允许我去向裁剪师的太太借书看。他们没有拒绝我的这个要求，只有老太婆惊叫了一声：

“哼，你这该死的！”

过了一天，我站在裁剪师的太太面前，她亲切地说：

“我听说你害病了，被送进了医院。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谣传。”

我没有作声。我不好意思说出真情。为什么要让她知道这件令人伤心的暴行呢？她和别人不一样，光是这一点就够好的。

我又能读大本大本的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吕、埃马尔、巴戈贝，我狼吞虎咽地、一本接一本地读这些作家的书，高兴极了。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生活的参与者，它使我身心愉快，精神抖擞。我那自制的灯盏又冒起了黑烟，我通宵达旦地读书。我的眼睛渐渐得了病，老太婆很客气地对我说：

“等着瞧，书呆子，这样下去，眼珠子会破裂的，眼睛会瞎的！”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在这些故事曲折离奇的小说里，尽管情节千变万化，国家和城市也各不相同，主题却是一个：好人遭殃，受坏人迫害，而坏人时时走运，而且比好人聪明，不过结局总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战胜坏人，于是好人便扬眉吐气。“爱情小说”我已经看厌了，因为在这些小说里，男人也罢，女人也罢，他们的话都是老一套。这种千篇一律的套话不仅使人觉得枯燥乏味，而且也使人产生隐隐的怀疑。

有时候我刚翻阅了几页，已经猜出结果是谁胜谁负，一旦找到情节发展的关键，我就尽量依靠自己的想象力来解开这个结。这时我放下手里的书，好像思考怎样解答算术习题一样仔细思考，我的推断变得越来越准确，能够预先知道哪个主人公将登上极乐世界，哪个主人公将身陷囹圄。

然而，在这一切背后我看到活生生的、对我具有重大意义的真情，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人际关系的特点。我现在明白，巴黎的马车夫、工人、士兵和所有“下等人”同下诺夫哥罗德、喀山和彼尔姆的这类人不一样。他们比较敢于跟老爷说话，在老爷面前也比较随便，不是惟命是从。再说士兵，他们跟我认识的士兵，比如西多罗夫，轮船上那个从维亚特卡来的士兵都不一样，尤其跟叶尔莫欣不一样。巴黎的士兵比他们更像个人，跟斯穆雷倒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是没有斯穆雷那样粗暴。再比如说小铺老板，巴黎的小铺老板要比我所见到的那些老板要好。甚至小说中的教士也跟我所认识的教士不一样。他们很诚恳，对人很关心。总而言之，小说中叙述的外国生活比我们这里的生活更加有趣，更加轻松，更加美好。在外国，人们不会常常野蛮地打架，不会像捉弄从维亚特卡来的士兵那样肆意捉弄人，也不会像老太婆那样恶狠狠地向上帝祈祷。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小说中讲到坏人，讲到吝啬鬼和无耻之徒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要表现他们那种不可理喻的残忍和故意捉弄人的欲望，而这些现象恰恰是我最熟悉、也是我经常观察到的。书本里的坏人的的确确是很残忍的，但是总能使人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残忍；而我所见到的残忍却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人们仅仅以此来取乐，并不期望从中受益。

每读一本新书，我就越发看清俄国生活跟其他国家的生活的差别，它引起我不可名状的烦恼，加深了我对被人翻破、书页发黄、书角污损的书里所描写的故事的真实性的怀疑。

有一天我突然得到了一本龚古尔[23]的长篇小说《桑加诺兄弟》。我用一个晚上一口气把它读完，一种我从未有过的好奇心驱使我把这个情节简单、结局悲惨的故事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这部小说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也没有有趣的场面，从第一页开始就写得很严肃、很枯燥，就像圣徒传记一样。小说的用词很准确，不夸张，起初它使我感到吃惊，读起来不舒服，可是精炼的文字，结构严谨的句子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小说生动有力地描写了以卖艺为生的两兄弟的悲剧，阅读这部小说带来的喜悦使我的双手都发抖了。读到那个断了双腿的不幸的艺人爬上阁楼，看见他弟弟正在偷偷地练他心爱的技艺的时候，我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把这本精彩的小说还给裁剪师的太太的时候，我请她再借给我一本像这样的书。

“什么叫做像这样的书？”她笑着问我。

她的微笑使我很窘，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读什么样的书。她说：

“这本书很枯燥，你等几天，我给你挑一本有趣点的……”

过了几天，她给我一本格林伍德的《一个穷孩子的真实故事》。这个书名有点儿刺痛我的心，可是翻开第一页，就使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脸上绽开了笑容。就这样，我读完全书，有些章节还反反复复读了两三遍。

是啊，甚至在外国，小孩子有时候也生活得很艰难，很痛苦！这样看来，我的日子还过得不算太坏，用不着灰心丧气。

格林伍德给了我很大勇气，不久我得到了一本真正称得上是“正经的”书——《欧也妮·葛朗台》[24]。

葛朗台老头儿的鲜明形象使我联想起我的外祖父。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写得太短，然而如此丰富的真实性又让人感到吃惊。这种真实生活是我非常熟悉和非常厌恶的。然而，小说却用一种全新的、宽厚的、平静的描写手法把它表现出来。我以前读过的所有书，除了龚古尔的作品，都像我东家一家人那样，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不留情面，声色俱厉，因此反而常常引起人们对罪犯的同情和对正人君子的厌恶。我们总是很遗憾地看到，一个人动了很多脑筋，花费了大量精力，最终仍然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因为那些正人君子从小说的第一页开始直到最后一页，都像一根根石柱站在他面前，使他无法前进。尽管一切罪恶的企图注定要在这些石柱上撞得粉碎，但是石柱不会博得人们的同情。比如说一堵墙，不管它多么漂亮，多么坚固，可是当你想翻越这堵墙去采摘苹果树上的苹果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专心欣赏这堵墙。我似乎觉得最珍贵、最真实的东西都隐藏在高尚品德的背后……

在龚古尔、格林伍德和巴尔扎克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只有活生生的人，他们真实可信，他们的言行理应如此，不可能有别的言行。

所以我懂得，读一本“好的、正经的”书，就像过节一样开心。可是，怎样才能找到这样的书呢？裁剪师的太太在这方面帮不上我的忙。

“瞧，这是本好书，”她说，拿给我一本阿尔桑·古塞的《一双捧着玫瑰、黄金和鲜血的手》，还有贝洛、保罗·德·科克、保罗·费瓦尔的长篇小说，可是，这些书我读起来都很吃力。

她喜欢读马里亚特[25]和维尔纳的长篇小说，可是我觉得这些小说读起来很枯燥。我也不爱读施皮尔哈根[26]的小说，但是非常爱读奥尔巴赫[27]的短篇小说。苏[28]和雨果[29]的作品也不太吸引我，我认为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比它们好。我希望读到能使我激动和给我快乐的书，比如像巴尔扎克那些精彩的小说。我开始越来越不喜欢这个瓷娃娃般的女人了。

我每次到她那儿去的时候，总是穿上干净的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尽量使自己的仪表文雅端庄，但是我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我一直希望在她看到我这整洁的外表以后，和我说起话来能随便一点，亲切一点，不要像现在这样，在清秀的、总是欢欣的脸上勉强地显露出一丝呆板的微笑。可是她老是微笑着用疲惫而又甜蜜的声音问我：

“读完了？喜欢吗？”

“不喜欢。”

她稍稍扬起细眉盯着我看，然后叹口气，带着我听惯了的鼻音说：

“可是为什么呢？”

“这一类的故事我已经读过了。”

“你说的这一类是指什么？”

“爱情……”

她眯起眼睛，高兴地笑起来。

“原来是这样。可是，不管哪一本小说都写到爱情！”

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晃动着一双穿着皮便鞋的小巧玲珑的脚，打着哈欠，将身上的那件浅蓝色睡袍裹裹紧，然后用红润的手指敲敲放在膝盖上的一本书的封面。

我想问她：

“为什么您不搬家？要知道，那些军官老是给您写信，在背后取笑您……”

可是我缺乏勇气对她说，我只好拿着厚厚一本描写爱情的小说，带着内心的痛苦和失望悻悻地离去了。

院子里常常议论这个女人，而且说得越来越难听，越来越刻薄，越来越恶毒。我听着这些卑鄙肮脏的流言蜚语，心里十分难过。我不在她面前的时候，怜悯这个女人，替她担忧。可是我来到她跟前，看到她那尖利的眼睛，猫一般灵活娇小的身子和永远喜气洋洋的笑脸，对她的怜悯和担忧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到了春天，她突然不见了，不知去了哪儿。几天后，她的丈夫也搬走了。

几个房间都空荡荡的，新的住户还没有搬进来。我顺便进去看看，只见四面的墙壁光秃秃的，以前挂过画框的地方留下一个个四方形的痕迹和一些变弯了的钉子和钉眼。油漆地板上丢满了五颜六色的破布、碎纸、撕碎的药盒和用完的香水瓶，还有一枚很大的铜别针在地上闪闪发亮。

我非常伤感，很想再见见这个娇小的裁剪师的太太，对她说，我十分感谢她……

十

还在裁剪师的太太离去之前，我东家的楼下就搬进了一户人家，一共三个人：一个有双黑眼睛的年轻太太，她的女儿及她的母亲——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总是衔着琥珀烟嘴不停地吸烟。这位太太长得很漂亮，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她说话嗓音浑厚、悦耳，看起人来，总是仰着头，稍稍眯起眼睛，好像别人站得离她很远，使她看不清楚。差不多每天早上勤务兵丘菲亚耶夫将一匹细腿的枣红马牵到她家的门前。这时这位太太走到门廊上，她身穿一条银灰色的丝绒连衣裙，戴副喇叭口式的白手套，脚蹬一双黄皮靴。她一只手提着曳地长后襟并握着柄上镶着雪青宝石的马鞭，伸出另一只纤细的小手抚摸着马的脑袋。那马龇着牙，显现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它用火红的眼睛斜睨着女主人，抖动着全身，并且用蹄子轻轻敲打踩结实的地面。

“罗贝尔，罗—贝尔，”她轻声说着，用力拍了拍弯曲得很美的马脖子。

然后，这位太太一只脚踩在丘菲亚耶夫的膝盖上，轻巧地一纵身，便跨上了马鞍，那马便得意地腾起四肢，沿着土坝走去。她骑在马上是那么稳稳当当，仿佛在马鞍上扎了根似的。

她长得艳丽迷人，实属罕见，她的美貌始终让人有种新鲜感，让人百看不厌，永远陶醉在欢愉之中。望着她，我暗自思忖：狄安娜[30]、玛戈王后[31]、少女拉·瓦尔埃尔[32]和其他历史小说中美丽的女主人公一定长得和她一样。

驻扎在城里的师部的军官们常常围着她转，每天傍晚他们就到她的家里来玩：有的弹钢琴，有的拉小提琴，有的弹吉他。他们又是跳舞，又是唱歌。和别人相比，矮腿的奥列索夫上校显得更加殷勤，老是围着她转。他身材臃肿，肥头大耳，红红的脸膛，头发已经花白，油亮亮的，样子像船上的机械师。他吉他弹得很出色，在那位太太面前，他表现得像一个恭顺的忠实奴仆。

五岁的小姑娘也像她妈妈一样，长得很可爱，很漂亮，一头鬈发，脸胖乎乎的。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看起人来一本正经，充满着平静的期盼。她经常露出一种不是小孩应有的若有所思的神情。

老太太跟丘菲亚耶夫以及那个女仆一起从早到晚忙着做家务。丘菲亚耶夫总是阴沉着脸，沉默不语；那个女仆是个斜视的胖女人。她们没给孩子雇个保姆，小姑娘几乎没有人照管，整天在门廊上或者在门廊对面的原木堆上玩耍。每到傍晚，我常常去陪她一起玩，我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她也很快跟我玩熟了，往往我给她讲故事的时候，她就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一等她睡着了，就把她抱到床上去。过了不久，她对我的亲热竟到了这种地步，每当她要躺下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我走过去向她告别。我走去，她一本正经地伸出一只胖乎乎的小手说：

“明天见！外婆，下面我该怎么说啊？”

“该说上帝保佑你，”外祖母说，从嘴里和尖尖的鼻孔里喷出一缕缕青烟。

“愿上帝保佑你到明天，我现在要睡觉了，”小姑娘重复了一遍，一面将一条镶花边的被子裹在身上。

外祖母纠正她说：

“不是到明天，而是永远！”

“难道明天不是永远都有的吗？”

她喜欢“明天”这个词，她把自己喜欢的一切都放到将来。她常常把一些残花断枝插到泥土里，然后说：

“明天这里将是一座花园……”

“明天什么时候，我也会给自己买一匹马，骑着马，像妈妈那样……”

她很聪明，可是不太活泼，有时候玩得正高兴，忽然想起心事来，没头没脑地问：

“为什么司祭的头发像女人一样长？”

她被荨麻刺痛的时候，她就伸出手指头吓唬它，说：

“你当心点儿，我会告诉上帝的，上帝一定会叫你吃大苦头。上帝会让所有的人吃苦头的，他甚至能够惩罚妈妈……”

有时候她严肃的脸上掠过一丝淡淡的忧愁。她紧挨着我，一双充满期待的蓝眼睛注视着天空，她说：

“外婆常常生气，可是妈妈从不这样，她老是笑眯眯的。大家都喜欢她，所以她老是没有空，我们家里一天到晚都有很多客人，他们都朝妈妈看，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她是个可爱的妈妈。连奥列索夫也这样说：一位可爱的妈妈！”

我非常喜欢听小姑娘说话，她向我述说一个陌生的世界。她说起自己的母亲来总是津津乐道，滔滔不绝，随着她的话语，一个新的生活天地悄悄地展现在我面前。我又一次想起玛戈王后。这更加深了我对书本的信任和对生活的兴趣。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门廊上等候去奥特科斯散步的主人一家回来，小姑娘在我的怀里睡着了，这时她的母亲骑着马走来，她轻盈地跳下马，昂起头问：

“她怎么啦，睡着了？”

“是的。”

“哦，确实是……”

勤务兵丘菲亚耶夫从屋子里跳出来，牵过马。太太将马鞭往宽腰带里一塞，伸出两只手，说：

“把她给我吧！”

“我来抱她进去！”

“快点给我！”太太像对着马吆喝一样对我高声叫道，还用脚跺了一下台阶。

小姑娘醒了，眨巴着眼睛，看了她母亲一眼，向她伸出两条胳膊。她们走了。

我已经听惯了别人对我的呵斥，可是这位太太也对我大声嚷嚷，我感到很不痛快。即使她声音放轻一点，别人也会听从她的。

过了一会儿，斜眼的女仆把我叫去，原来小姑娘在耍脾气：如果不跟我告别，她就不去睡觉。

于是我当着她母亲的面，不无得意地走进她家的客厅。小姑娘正坐在母亲的膝盖上，母亲用灵巧的双手在给她脱衣服。

“你看，”她说，“他不是来了，这个怪物！”

“他不是怪物，是我的伙伴……”

“是吗？这很好。让我们来送样礼物给你的伙伴吧。你愿意吗？”

“嗯，愿意。”

“太好了，我会办到的，现在你自己去睡吧。”

“明天见，”小姑娘向我伸出一只手，说。“愿上帝保佑你到明天……”

太太惊叫起来：

“谁教你这样说的？是外婆吗？”

“是——是的……”

小姑娘离去后，太太伸出一只手指把我叫过去。

“送你什么东西好呢？”

我说我不需要什么礼物，能不能借一本书给我读读。

她伸出几只热乎乎的、香气十足的手指微微抬起我的下巴，高兴地笑着对我说：

“原来你喜欢读书，是吗？你读过哪些书啊？”

她笑的时候显得更加漂亮了，我不好意思地说了几部小说的书名。

“你喜欢这些小说中的什么呢？”她问道，把双臂搁到桌子上，轻轻地弹着手指。

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浓烈的、甜腻腻的花香味，和马的汗臭味混合在一起，她的一双眼睛透过长长的睫毛看着我，显现出严肃的、若有所思的神情，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用这样的目光看过我。

房间里摆设着许多漂亮的软家具，显得十分逼仄，就像个鸟窝。浓密的绿荫遮住了所有的窗户，壁炉上的雪白瓷砖在昏暗中闪亮，壁炉旁边放着一只锃亮的黑色钢琴，墙上挂着几只镜框，金色的镜框边已失去光泽，里面嵌着一些陈旧的证书，上面歪歪斜斜地写满了斯拉夫文的字母，字体很大，每只嵌着证书的镜框下面都用绳子吊着一枚发黑的大印章。所有的家什都像我一样，温顺而胆怯地看着这个女人。

我尽量向她解释，说我的生活很艰难，很枯燥，只有读书才能忘掉一切。

“是吗？是这样吗？”她站起身来，说：“这话不错，说得有点儿道理……嗯，那有什么？我借给你书，不过我现在手头没有……这一本你先拿去读吧……”

她从沙发上拿起一本已经翻得破烂的黄封面的书。

“等你读完，我再给你第二本，这套书一共有四本……”

这样，我带着这本梅谢尔斯基[33]公爵写的《彼得堡的秘密》回去了。我开始专心致志地读这本书，但是看了几页，我就明白了，所谓的彼得堡的“秘密”比起马德里、伦敦和巴黎的秘密要枯燥乏味得多。只有关于自由和棍棒的寓言写得比较有趣一点儿。

“我比你高明，”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于是棍棒回答它说：

“不，我比你高明，因为我的力气比你大。”

它们争论来争论去，于是厮打起来。棍棒把自由痛打了一顿，我记得，自由因为挨了一顿打，后来就死在了医院里。

这本书还讲到虚无主义者。我记得，根据梅谢尔斯基公爵的观点，虚无主义者都是些有毒的人，连鸡被他瞧了一眼，也会死掉。虚无主义者这个词儿，我认为是一个侮辱人的、极不体面的词语。除此以外，我并不理解这个词儿的真正含义，因此感到非常沮丧：显然，我还不能理解这样的好书的真正含义！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一本好书。要知道，这样一位身份高贵、容貌漂亮的太太决不会读坏书的！

“怎么样？喜欢吗？”我把黄封面的梅谢尔斯基的那部小说还给她的时候，她这样问我。

我很难回答，说我不喜欢这本书。我想，这样回答会使她生气的。

她只是哈哈大笑起来，径直走进门帘后面的卧室里，从那儿拿出一本蓝色山羊皮封面的小书。

“这本书你会喜欢的，不过别弄脏了！”

这是一本普希金的诗集。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满怀着贪婪的心情，仿佛突然来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人间仙境，巴不得一下子跑遍这里所有地方。当你长途跋涉在沼泽地带的树林里盖满青苔的坑坑洼洼的小径上，一块鲜花盛开、洒满阳光的干燥的林中旷地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往往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你望着这地方，即刻被那美丽的景色迷住了，接着你会满怀喜悦的心情跑遍这整个地方。当你一步步踩着这片沃土上柔软的草地，你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喜悦之情。

普希金的诗歌朴素的语言和悦耳的节奏使我十分吃惊，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反而觉得他的散文写得不太自然，读起来不是十分流畅。《鲁斯兰》[34]中的序诗使我联想起外祖母讲过的许多美妙的故事，它把这些故事浓缩在一起，其中有些诗句以它鲜明的真实性使我感到惊讶。

那儿，在人迹罕至的小径上，

留有没见过的野兽的足迹……

我反复默诵着这些美妙的诗句，仿佛看见我非常熟悉、却又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径，仿佛看见神秘的足迹和被踩倒的、但还没有来得及抖掉身上水银般沉重的露珠的青草。铿锵有力的诗句记起来特别容易，因为它们把所说的一切装点得十分华丽。这使我感到幸福，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抑扬顿挫的诗歌听起来就像新生活的钟声。做一个有文化的人，那是多么幸福啊！

普希金那些优美的童话使我感到最亲切，我最容易懂。我只要读几遍，就能背出来。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轻轻背诵着诗句，直到入睡。我常常给勤务兵们讲这些童话故事。他们边听边哈哈大笑，调侃似的骂上几声。西多罗夫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

“瞧，写得太好了，是吗？啊，上帝……”

有一天我万分激动的心情被东家发现了，老太婆骂道：

“你读书读得入迷了，淘气鬼，可是已经四天没有擦茶炊了！瞧我用擀面杖揍你……”

什么，擀面杖？我用诗来还击她：

老妖婆的黑心眼原本是

对别人不谅解，喜欢记仇……[35]

那位太太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更加高大了，原来她读的是这样一些书！她决不像是那个瓷娃娃般的裁剪师的太太……

在我带着书到她家，愁眉不展地将书还给她的时候，她自信地说：

“这本书你肯定喜欢！你听说过普希金吗？”

我虽然在一本杂志里读到过一点有关诗人的介绍，但是我希望她能讲给我听，所以我对她说，我以前没有听说过普希金。

她简要地向我介绍了普希金的生平，然后露出春天般的笑容问我：

“你瞧，爱上女人有多危险？”

根据我读过的书来看，我知道这的确很危险，但同时又很好。我说：

“虽说很危险，可是大家都在爱！女人们也常常因此遭受痛苦……”

她像瞧别人一样，透过睫毛看了我一眼，严肃地说：

“是这样吗？这种事情你懂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接着，她开始问我喜欢哪些诗。

我说了一些，而且打着手势背诵了几首。她默默地、神情严肃地听着，然后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若有所思地说：

“你，可爱的小东西，应当去念书！我会考虑这件事……你的东家是不是你的亲戚？”

我回答说是的，她惊叫了一声：

“啊！”她似乎在责备我。

她给了我一本《贝朗瑞[36]诗集》，装帧很精致，书中插有版画，金色的切口，红色的皮封面。这些诗将刻骨铭心的痛苦和不可遏止的欢乐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使我读得神魂颠倒。

我读着《老乞丐》里辛酸的诗句，心里直发冷。

是我这条可恶的蠕虫让你们不安？

你快用脚踩死这条爬虫！

有什么可怜悯的呢？

快一点把我砸扁吧！

为什么你们以前没有开导我，

没有给这疯狂的力量一条出路？

我愿从蠕虫变成一只蚂蚁！

我死去的时候，愿拥抱自己的兄弟，

现在我是个衰老的流浪汉，已经奄奄一息，

我要呼唤，向你们这些人报仇雪恨！

接着，我又读了一首《哭泣的丈夫》，让我笑得流下了眼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贝朗瑞的这句诗：

学会过快乐的生活——

对老百姓也算不得什么！……

贝朗瑞唤起了我心中无法抑制的欢乐和一种想淘气、想对人们说些粗鲁而尖刻的话的愿望。不用多久，我竟然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的诗我也能背出来，每当我抽空到厨房里去找勤务兵们玩的时候，我总是津津乐道地把这些诗背诵给他们听。

但是不久，我不得不放弃这项活动，因为有一次我读到这样一句诗：

一个十七岁的姑娘，

戴什么样的帽子都漂亮！

不料，这诗句引起了一场关于姑娘的令人憎恶的议论，这些议论使我受到极大的侮辱，我简直要发疯了。我抓起煎锅砸向勤务兵叶尔莫欣的脑袋。西多罗夫和别的一些勤务兵赶忙把我从他笨拙的手里拉出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胆量跑到军官们的厨房里去了。

东家不准我上街溜达，不过我也没有时间去闲逛，因为我要干的活越来越多。现在除了做女佣干的日常活，打扫院子，到处跑腿，还要每天用钉子把白棉布钉到大木板上，再把图纸粘上去，抄写东家编制的建筑工程预算，核对包工头的账单——东家活像一架机器，从早到晚连轴转。

在那些年，市场上的公有建筑都转为商人们的私有财产了，那些商行都在匆匆忙忙地改建。我的东家承包了修缮旧店铺和建造新店铺的工程。他绘制了“改建过梁，开凿屋顶天窗”诸如此类的图纸。我把这些图纸连同一只装着二十五卢布的信封送给一个老建筑师。他收下钱后，便在图纸上作了批示：“该图纸与实地相符，其工程由某某负责监督。”当然，他没有到过实地，也不可能亲自监督，因为他有病在身，根本不能出门。

我常常把贿赂分送给市场督察和其他有关人士，从他们那儿得到各种文件，我东家把这些文件叫做“违法乱纪的许可证”。因为我替他干了这些活，我才被允许在他们傍晚外出做客时可以待在门廊上等他们回来。不过这种机会很少。他们往往要下半夜才回到家，于是我常常在门廊的小平台上或者在门廊对面的原木堆上一坐就是好几小时，望着那位太太家的窗户，贪婪地听着愉快的交谈声和悦耳的音乐声。

窗户敞开着。透过窗帘和一束束鲜花，我看见军官们匀称的身影在房间里移动，那个胖胖的上校在摇来晃去，太太穿得美丽大方，身子轻盈飘忽。

我默默地称呼她玛戈王后。

“瞧，这就是法国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快乐生活，”我望着窗户，暗自思忖。此时此刻，我心头总会掠过一丝哀伤：当我看见男人们像群黄蜂围着一朵鲜花似的在向玛戈王后争献殷勤的时候，我那幼稚的忌妒心就折磨得我十分难受。

到她家里去的最少的是个不苟言笑的高个子军官，他的额角上有一道刀疤，眼窝深陷。他每次来都带着一把小提琴，小提琴拉得很出色，连过路人都会驻足在窗下聆听，整条街上的人都会聚集在原木堆上听他演奏，甚至我的东家一家人，只要他们在家，也会打开窗户，一面听，一面连声赞叹。我不记得他们除了夸赞过大教堂的大司祭以外，还夸赞过什么人，我只知道他们最喜欢的东西还是鱼油馅饼，而不是音乐。

有时候那个军官轻声地喘着气，一面用手按住脑门，扯开低沉的嗓子唱歌或者朗诵诗。有一次，我正在窗下逗着小姑娘玩，听见玛戈王后请他唱歌，他再三推辞以后，一字一顿地念道：

唯有歌才需要美，

美却不需要歌……

我很喜欢这两句诗，不知为什么我可怜起这个军官来。

我更乐意看到那位太太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弹钢琴。音乐使我陶醉，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扇窗户，窗户里面橘黄灯光下女人的苗条身影，她的面孔高傲的侧影和在琴键上像小鸟一样飞来飞去的一双玉手。

我望着她，听着如泣如诉的琴声，不知不觉说起呓语来：我一定要去寻觅宝藏，将它全部献给她，让她变得更加富有！如果我是斯科别列夫[37]，我会向土耳其重新宣战，取得赔款后，在城里最好的地方奥特科斯建造一幢屋子送给她。我只想让她离开这条街，搬出这座屋子，因为这里的人都在背后嘲笑她，辱骂她。

无论是左邻右舍，还是院子里的男女仆役，尤其是我的东家一家，都在用恶毒的语言说玛戈王后的坏话，就像过去议论裁剪师的太太一样，不过他们议论起来比较小心谨慎，压低嗓门，还不时回过头去看看。

他们所以怕她，也许因为她是个显贵的遗孀。她房内墙上挂着的证书就是老一代俄国沙皇戈东诺夫、阿列克谢和彼得大帝赐给她丈夫的祖先的手谕。这是一个姓丘菲亚耶夫的勤务兵说给我听的。他识字，常常读福音书。也许大家怕她，因为她说不定会举起那根柄上镶着雪青宝石的马鞭抽他们。听说，她曾经用这根鞭子抽过一个大官。

但是悄悄嘀咕并不比大声议论好。我的这位太太被敌视她的云雾包围着，这种敌视我无法理解，也使我感到痛苦。维克托说起过一件事，说他一天半夜里回家，他瞅了一下玛戈王后卧室的窗户，只见她只穿一件衬衣，坐在长沙发上，少校跪在地上替她剪脚趾甲，并且用一块海绵把她的脚趾擦干净。

老太婆又是咒骂，又是吐唾沫，她的儿媳妇脸涨得通红，尖声叫道：

“维克托，呸！你真不要脸！瞧，这些老爷全是些淫棍！”

东家笑着不吭声。我很感谢他的沉默，但是我的心里又很害怕，惟恐他也会加入到他们哄闹和叫喊的行列中去。那两个女人又喊又叫，仔仔细细地盘问起维克托来：那个太太到底怎样坐着？那个少校又是怎样跪着？于是维克托又添油加醋地说了起来。

“他面孔通红，伸出舌头……”

我不认为少校替太太剪脚趾甲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可是我不相信他伸舌头，我觉得这种谎言是对人的一种侮辱，于是我对维克托说：

“既然这是件丑事，为什么您要朝窗子里看呢？您又不是个小孩子……”

我遭了他们一顿骂，但是我并不生气。我只想做一件事——跑下楼去，像那个少校一样，跪在太太面前恳求她：

“请您离开这座屋子吧！”

现在，我知道世界上有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和另一种思想感情之后，这座屋子和这里的所有居住者在我心里引起了更加强烈的憎恶。可耻的流言蜚语像一张肮脏的网，笼罩了这座屋子，在这座屋子里没有一个人不遭到过恶意中伤。那个随军神父，体弱多病，一副可怜的样子，却被大家认为是酒鬼和淫棍。一些军官和他们的妻子，照我东家的说法，是一帮罪孽深重的人。士兵们老是议论女人已经使我感到厌恶。最使我讨厌的是我的东家一家人。我非常了解他们热衷于毫不留情地指责别人的真正价值。揭别人的短是他们惟一的乐趣，因为它不用花钱。我的东家常常恶语伤人，并以此为乐，仿佛他们自己很高尚，日子却过得艰难、枯燥，所以想对别人进行报复。

有人用肮脏不堪的话议论玛戈王后的时候，我简直气得浑身哆嗦，感受到的已经不是孩子气的冲动，而是充满对造谣者的憎恨。一种无法克制的愿望支配着我，我真想激怒所有的人，大吵大闹一场。可是，有时候我心中陡然感到痛苦不堪，不由得怜悯自己，也怜悯别人。这种无言的怜悯比仇恨更加难受。

我比别人更加了解玛戈王后，我担心他们有朝一日也会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

每逢过节，东家一家总到大教堂去做晚祷，趁此机会，我一清早就到她家里去。她把我叫到她的卧室里，我坐到一张蒙着金黄色缎子的小圈椅里，那个小姑娘便爬上我的膝盖，于是我就对她的母亲讲起我读过的书。她躺在一张大床上，一双十指交叉的小手放在脸颊底下，身上盖着一条被子，跟卧室里的其他陈设一样也是金黄色的。她的深色头发编成一条辫子，绕过肤色黝黑的肩膀，垂在胸前，有时候从床沿滑到地板上。

她一面听我说，一面用温柔的目光看着我，然后露出浅浅的笑容，说：

“是吗？”

在我的眼睛里，甚至她那满含善意的笑容也不过是女王的故作宽容的微笑而已。她常常用低沉的声音和亲热的语气说话，可是我觉得她说的话都是一个意思：

“我知道，我比所有的人都优秀得多，纯洁得多，我不需要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有时候我去找她，看见她坐在一把矮矮的圈椅里，对着镜子梳头，长长的发梢纷披在膝盖上和圈椅的扶手上，越过椅背，几乎垂到地板上。她的头发像我的外祖母一样，又长又密。我从镜子里看见她一对黝黑结实的乳房，她当着我的面穿戴束胸和长袜，她那洁净的胴体并没有激起我羞涩的感觉，反而使我产生为她骄傲而引起的喜悦之情。她身上始终散着一股花香，它能抵御别人对她的邪念。

我的身体非常健壮，非常了解男女之间的隐私，可是大家在我面前说起这种隐私的时候，总是幸灾乐祸，冷酷无情，而且说得不堪入耳，以致连我都不敢想象这个女人会被男人们搂在怀里。我很难想象某一个人会拥有权利用手粗暴地、无耻地触摸她的身子，从而成为它的主人。我相信玛戈王后决不会理解厨房里和贮藏室里的那种爱情，她所了解的是另一种高尚的欢乐，另一种爱情。

可是有一天，临近傍晚的时候，我走进客厅，只听见从卧室的门帘后面传来我心爱的那位太太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个男人在求她：

“请你等一等……上帝啊！我不相信……”

我本来想走，我明白这种事情，可是我无法走开……

“谁呀？”她问。“是你吗？进来吧……”

卧室里花香扑鼻，叫人透不过气来，每扇窗户都拉上了帘子，光线非常暗淡……玛戈王后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那个拉小提琴的军官挨着墙坐在她旁边，他只穿一件衬衣，敞开了胸膛，胸口也有一道伤疤，它像根红布条从右肩一直延伸到乳头，而且非常清晰，甚至在昏暗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军官的头发乱蓬蓬的，样子很可笑。我第一次见到他那忧郁的、刻着刀疤的脸露出了笑容，可是他笑得很古怪。他那双女人般的大眼睛看着王后，仿佛第一次发现她如此美貌。

“这是我的朋友，”玛戈王后说，我不明白她究竟是在对我说，还是在对他说。

“为什么你害怕成这样？”我仿佛听见她从远处传来的声音。“你走近一点……”

我走到她跟前，她伸出一只裸露的热乎乎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说：

“等你长大了，你也会得到幸福的……走吧！”

我把书放到书架上，又拿了另外一本，接着就走了，这一切就像在做梦一样。

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咯吱一声碎了。当然，我一刻也没有想到我的王后像所有的女人一样，也会爱上一个人，更没有想到，她会爱上这个军官。我见到了他的笑容，他笑得那样欢快，就像一个大吃一惊的小孩，他那忧郁的面容奇迹般地焕然一新。他应当爱她，难道可以不爱她吗？况且她也会用自己的爱慷慨地回赠他，因为他的小提琴拉得那样出色，诗又是朗诵得那样声情并茂……

但是因为我必须寻找这种慰藉，我才明白并非一切都好，在我对待我所看到的事情的态度上，在对待玛戈王后本人的态度上，也并非都是正确的。我感到自己仿佛失落了什么，接连好几天都沉浸在深深的哀伤之中。

……有一次，我不问情由大吵大闹了一场。后来我到那位太太家去借书的时候，她很严厉地对我说：

“我听说你是个无法无天的淘气鬼！我没有料到你会这样……”

我忍不住了，终于对她说，我生活得多么痛苦，当我听见别人说她的坏话，我的心里又是多么难过。她站在我对面，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起初，她凝神细听我说话，可是不一会儿就笑了起来，轻轻地将我一推。

“别说了，我都知道，你明白吗？我都知道！”

然后她握住我的双手，十分亲热地说：

“你越是少留意那些坏事，对你越有好处……你的手没有洗干净……”

唉，她没有必要说这话。如果她也擦铜器、刷地板、洗尿布，我想，她的手也不会比我干净多少。

“一个人懂得怎样生活，别人就会对他发脾气，忌妒他。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生活，别人又会看不起他，”她沉思地说，搂住我，把我拉到她跟前，面带笑容地看着我的眼睛。“你喜欢我吗？”

“喜欢。”

“很喜欢吗？”

“是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谢谢，你是个好孩子！我很高兴别人喜欢我……”

她笑了笑，想再说下去，可是她叹了口气，沉默良久，一直握着我的手。

“你常到我这儿来吧，有空就来……”

我利用这种机会，从她那儿得到许多有益的教导。吃过午饭，东家一家人都去睡觉了，我就跑到楼下去。如果她在家，我就在她那儿坐上一小时，有时甚至坐得时间更多。

“你必须要读俄国的书，应当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俄罗斯的生活，”她一面开导我，一面用灵巧的玫瑰红的手指将一枚枚发针插到香气四溢的头发中去。

她列举许多俄国作家的名字，然后问我：

“你记得住吗？”

她说话的时候常常心事重重，口气中流露出小小的遗憾。

“你应当去上学读书，上学读书，可是我老是忘记这件事情，哎，上帝啊……”

我在她那里待了一会儿后，拿着新书上楼去了。这时我仿佛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好像洗过一番似的。

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38]的《家庭纪事》，优秀的俄国史诗《林中》[39]、令人惊异的《猎人笔记》[40]、格列比奥恩卡[41]和索洛古布[42]的几部作品，还有韦涅维季诺夫[43]、奥多耶夫斯基[44]和丘特切夫[45]的诗集。这些书洗刷着我的心灵，将贫乏和痛苦的现实生活留在我心灵中的糟粕清洗干净。我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好书，懂得它们对我是不可或缺的。读了这些书，我才牢牢树立起坚定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孤身一人，我不会沉沦下去的！

一天外祖母看我来了，我兴奋地对她讲述有关玛戈王后的事。外祖母一面有滋有味地嗅着鼻烟，一面用肯定的语气说：

“是啊，是啊，这是好事！要知道还是好人多，只要去找，总是找得到的！”

后来有一次，她对我说：

“我是不是应该到她那儿去一趟，替你谢谢她？”

“不，不用去……”

“那就不去吧……上帝啊，上帝，这有多好！我愿意活下去，永永远远活下去！”

要让我上学念书的事，玛戈王后最终没有成功。圣灵降临节这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差一点把我的命断送了。

过节前不久，我的眼皮肿得很厉害，把眼睛全部遮住了。东家担心我的眼睛会瞎掉，我自己也吓坏了。他们把我送到一个熟识的产科医生亨利·罗德泽维奇那儿。他在我的眼皮里面划了一刀，接着我躺了好几天，眼睛上裹了绷带，整天处在痛苦和寂寞的黑暗里。圣灵降临节前夕，绷带解开了，我重又站立起来，就像从被活埋的坟墓里站立起来一样。没有什么比失明更可怕的事情了。这是一种非语言所能形容的痛苦，它夺走了一个人的十分之九的世界。

在快乐的圣灵降临节这天，因为我是病人，从中午开始他们就不让我干活了，于是我到各家各户的厨房里去看望勤务兵。除了一本正经的丘菲亚耶夫，所有的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傍晚时，叶尔莫欣操起一根劈柴朝西多罗夫的脑袋打去。西多罗夫顿时倒在外屋，失去了知觉。惊惶失措的叶尔莫欣逃到山沟里去了。

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西多罗夫被打死了。马上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看着那个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士兵，他头朝外，身子搁在厨房通往外屋的门槛上。大家低声议论，说应该把警察叫来，但是谁也没有去叫，谁也不敢碰一碰那个士兵。

这时洗衣妇娜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来了。她穿着一条新的雪青色连衣裙，肩上披着一条白头巾，气冲冲地推开人群，走进外屋，蹲在地上，大声地说：

“你们这些傻瓜，他还活着！快拿水来……”

大家纷纷劝她：

“你少管点闲事吧！”

“我说，快拿水来！”她大声喊叫，好像在救火。她熟练地把连衣裙下摆撩到膝盖上面，抻平衬裙，然后将士兵鲜血淋淋的脑袋搁到自己的膝盖上。

围观的人群边摇头边胆怯地四下散去了。在光线昏暗的外屋里，我看见洗衣妇白净的圆脸上噙着泪水的眼眶里闪出愤愤然的光芒。我提着一桶水走去，她吩咐我把水浇在西多罗夫的头上和胸口上，并且提醒我说：

“别把水泼到我身上，我还要去做客呢……”

士兵醒来了，睁开目光呆滞的眼睛，呻吟起来。

“把他抬起来，”娜塔莉娅说，将两手插到他的腋下，然后伸直胳膊，悬空地托着他，免得弄脏自己的连衣裙。我们一起把士兵抬进厨房，放到床上。她拿起一块湿布擦了擦他的脸，临走她丢下一句话：

“你把布浸湿，盖在他头上，我要走了，去找那个傻瓜。这些鬼东西，等着瞧，喝到最后，总有一天会去坐牢，做苦工。”

她脱下弄脏了的衬裙，往墙角里一扔，细心地抚平揉皱的连衣裙，发出窸窣的响声，然后就走了。

西多罗夫挺直身子，打着嗝儿，哼哼着，一滴滴污血从他的脑门上滚落到我的光脚板上，使我感到很难受。但是由于害怕，我又不敢挪动脚，只好任凭污血往下滴。

我心里很不好受。院子里一派节日的气氛。门廊上，大门口都摆上了小桦树；每一根小石柱上都绑上了刚砍下来的槭树枝和花楸树枝。整条街上一片翠绿，一切都显得生机盎然。一清早，我就似乎觉得春天的节日会在这里逗留很久。从今天开始，生活将变得更纯洁，更光明，更欢乐。

那个士兵呕吐了，热烘烘的伏特加和生葱的气味充斥整个厨房，令人窒息。不时有几张轮廓不清的大脸盘贴在窗玻璃上，鼻子压得扁扁的，两只手掌放在两颊边，仿佛变成了有对蒲扇耳朵的丑八怪。

士兵渐渐苏醒过来，嘟哝着说：

“我，怎么啦？是摔倒了？叶尔莫欣呢？好伙计……”

接着他咳嗽起来，醉醺醺地哭起来，掉下了眼泪，伤心地呻吟：

“我亲爱的妹妹……我的妹妹……”

他站了起来，浑身滑溜溜、湿漉漉、臭烘烘的。他身子一歪，扑通一声倒在床上。他可怕地转动着眼珠说：

“我真的要死了……”

我忍不住笑起来。

“他妈的，谁在笑？”士兵呆呆地看着我，问道。“你笑什么？这一回我死定了……”

他伸出双手将我推开，嘟哝着说：

“头一个轮到的是先知伊里亚，第二个轮到的是骑马的叶戈里，第三个……别靠近我！快走开，狼……”

我说：

“别胡闹了！”

他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大声吼着，两只脚在地板上蹭得沙沙响。

“我被打死了，可是你还……”

说着，他慢吞吞地伸出一只脏手，重重地打在我的眼睛上。我哇地叫了一声，两眼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好不容易跑到院子里，正巧遇上娜塔莉娅。她正拉着叶尔莫欣的手走来，见此情形，大声喊道：

“快走，你这头野马！你怎么啦？”她拦住我，问。

“他打人……”

“他打人？”娜塔莉娅惊讶地拖长了声调说，然后拽了一下叶尔莫欣，对他说：

“唉，你这该死的，还不赶快谢谢你的恩人！”

我用凉水冲洗了一下眼睛，然后从外屋朝门里看，只见两个士兵互相抱头痛哭，他们握手言和了，接着两个人一起拥抱娜塔莉娅。她拍打他们的胳膊，大声说道：

“把你们的爪子挪开，狗崽子！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啦？把我当成你们那帮骚娘儿们啦？趁现在你们的老爷不在家，快回屋睡觉去吧！快，快点！要不，你们又要倒霉了！”

她把他们当孩子，安顿他们睡下，一个睡在地板上，一个睡在床上。她一直等到他们打起鼾来，才朝外屋走去。

“我全身衣服都弄脏了，我可是要穿着去做客的呀！他打了你啦？……他真是个大傻瓜！喝酒害死人呀。你可不要喝酒，小伙子，永远都不要喝……”

随后我跟她一起坐在大门口的一条长凳上。我问她，为什么她见了醉鬼不害怕。

“我连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怕，他们敢对我动粗，叫他们尝尝这个！”说着，她扬扬攥得紧紧的红彤彤的拳头。“我的丈夫，现在已经死了，以前他也常常喝得烂醉，我就把这个醉鬼的双手双脚捆起来。等到他酒醒了，我就扒下他的裤子，用结实的树条抽打他的屁股。我对他说：‘不准你喝酒，更不准你喝醉，既然你娶了老婆，她能使你开心，而不是伏特加！’我就是这么说的。我打得累乏了才住手。打那之后，我丈夫就成了我手里的面团……”

“你力气真大，”我说，这时我想起胆敢欺骗上帝的那个女人夏娃。

娜塔莉娅叹了口气，说：

“女人的力气应当比男人大，她们最好有加倍的力气，可是上帝没有给足她们！男人都是些捉摸不透的人。”

她的话说得平心静气，没有一点恶意，她背靠着围墙坐着，两条胳膊交叠在丰满的胸脯上，一双忧郁的眼睛凝视着杂草丛生、碎石遍地的土坝。我听着她那颇有见地的话，竟然忘掉了时间，后来我突然看见我的女主人挽着东家的手从土坝的那一头走来。他们像一对火鸡，大摇大摆，走得很慢，一边盯着我们，一边在互相交谈。

我赶快跑过去打开正门，门开了。女主人一面上楼，一面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在向那些洗衣妇献殷勤？这种本领该不是向楼下的那位太太学来的吧？”

这话说得太蠢了，甚至没有能刺痛我的心，倒是东家的一句话使我非常生气。他冷笑一声，说：

“有什么办法呢，到时候了呀！……”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到板棚里去抱劈柴，在门上正方形的猫洞旁拾到一只空钱包。我知道这钱包是西多罗夫的，因为我看见他拿在手里已经有几十次了，于是我立刻给他送去。

“那么钱到哪儿去了？”他伸出手指去掏钱包，一边问我。“一卢布三十戈比哪去了呢？快拿出来给我！”

他面黄肌瘦，脑袋上缠着一块毛巾，生气地眨巴着一双浮肿的眼睛，他不相信我捡到的是一只空钱包。

叶尔莫欣走来，朝我示意一下，然后对西多罗夫说：

“是他偷了你的钱，肯定是他，把他带去见他的东家！当兵的是不会偷当兵的东西的！”

这句话恰恰向我提示钱正是他偷的，是他把钱包悄悄扔在我常去抱劈柴的板棚里的。我立即朝着他喊道：

“胡说，是你偷的钱！”

我完全相信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他顿时又害怕又恼火，呆板的面孔扭曲了。他在原地直打转，尖声地吼叫起来：

“拿证据出来！”

我拿什么来证明呢？叶尔莫欣咆哮着把我拖到院子里，西多罗夫跟着也走了出来，嘴里也喊着什么。各家各户的窗户里都伸出一个个脑袋来。玛戈王后的母亲不动声色地吸着烟，看着。我明白，这回我在那位太太面前算是丢尽了脸，想到这，我一时呆愣了。

我记得，当时那两个当兵的抓住我的胳膊，我的东家站在他们的面前，一边听他们告状，一边连连点头称是，女主人用肯定的语气说：

“不用说，这准是他干的！怪不得他昨天在大门口向一个洗衣妇大献殷勤。这就是说，他身上有钱；没有钱，是不会打女人主意的……”

“这话一点不错！”叶尔莫欣叫道。

我只觉得脚下的地板在震动，我怒火中烧，对着女主人大吼大叫，结果挨了一顿痛打。

然而，使我痛苦不堪的与其说是这顿痛打，不如说是担心玛戈王后现在对我有什么想法。我怎样才能向她证明我是无辜的呢？在这最倒霉的时候，我心里痛苦极了。

不过我还算走运，那些当兵的很快把这件事传遍了整个院子、整条街道。这天傍晚，我正躺在阁楼上，听见娜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在楼下喊叫：

“不，为什么我不能说！不，亲爱的，过来吧，过来吧！我说，你快过来！要不，我就去找你老爷，他会叫你……”

我立刻意识到楼下的吵吵闹闹跟我有关。她在我们的门廊附近喊叫，而且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神气。

“你昨天拿给我看的是多少钱？这些钱打哪儿来的？你说呀。”

我高兴得喘不过气来，只听见西多罗夫沮丧地拖长声调说：

“哎呀——呀，叶尔莫欣……”

“你们诬陷一个孩子，还打他，是吗？”

我本来想下楼跑到院子里去，高高兴兴地手舞足蹈一番，吻一下那个洗衣妇，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女主人大概从窗口里叫了起来：

“我们打孩子是因为他骂人，至于说他是小偷，除了你这个泼妇，谁也没有这样认为！”

“太太，您自己才是个泼妇呢，我斗胆说一句，您是头老母牛。”

我像欣赏音乐一样，听着他们骂架。委屈和对娜塔莉娅表示感激的热泪灼痛了我的心。我屏住呼吸，竭力不让泪水掉下来。

过了一会儿，东家慢吞吞地登梯到阁楼上来，在我身旁的人字梁上坐了下来。他整整头发，说：

“怎么样，佩什科夫老弟，是不是不走运啦？”

我转过身去，没有答理他。

“不过，你也骂得太凶了，”他继续说道。我轻声告诉他：

“等我能起床了，就离开这儿……”

他坐着，默默地抽着烟，呆呆地看着手里的烟头，低声说：

“该怎么说呢，随你的便吧！你年纪不小了，自己掂量怎样做才对你更好……”

说罢，他走了。我像往常一样，很是可怜他。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的第四天，我就离开了他们家。我急切想去跟玛戈王后告别，可是没有勇气去见她。坦白地说，我想等她自己来叫我去。

在向小姑娘告别的时候，我恳求她说：

“请告诉你妈妈，说我非常非常感谢她！你会转告她吗？”

“我一定转告，”她带着亲切温柔的微笑答应道。“明天再见，对吗？”

我再一次见到她是在二十年以后，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宪兵军官……

十一

我在彼尔姆号轮船上又当起了洗碗工。这艘轮船船身雪白，像只大天鹅。它船身很大，航速很快。这一回我真的成了一名“下等”的洗碗工，或者叫做“厨房的苦力”，每月挣七卢布，我的活儿是当厨师的帮工。

餐厅管事长得浑身滚圆，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光秃秃的脑袋像只皮球。他把手抄在背后，整天价迈着沉重的步子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像头骟猪在大热天里一心想找一个阴凉的角落。他的老婆在餐厅里显得十分招眼，她四十出头，长得很漂亮，但是脸上已出现了皱纹，所以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由于抹得太多，以致又白又黏的粉末不时地从面颊上撒落到她那鲜艳的连衣裙上。

掌勺的是招人喜欢的伊凡·伊凡诺维奇。他的外号叫“小狗熊”，长得又矮又胖，有个鹰钩鼻子和一双好嘲笑人的眼睛。他喜欢打扮，身上的衣领浆得硬硬的，每天刮胡子，把两颊刮得铁青，乌亮的唇髭向上翘起。他一有空，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圆镜，对着镜子伸出长年被火烤红的手指拾掇这两撇小胡子。

轮船上最有趣的人要数司炉工雅科夫·舒莫夫。他胸膛宽阔，身材呈四方形，长着翘鼻子的脸又扁又平，像把铲子，两条浓眉下有一对熊一般的小眼睛，两边的腮帮子上全是拳曲的毛发，仿佛沼泽地上的青苔，头顶上的毛发像顶厚实的帽子，他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弯曲的手指插进去。

他很会赌牌，老是赢钱，他的暴饮暴食简直令人咋舌。他像条饿狗经常在厨房门口转来转去，要几块肉，要几根骨头。每天傍晚，他跟“小狗熊”坐在一块儿喝茶，讲他自己奇特的经历。

年轻时他在梁赞给一个城里的牧人当帮手，后来一个过路的修士把他诱骗进修道院，在那儿他做了四年见习修士。

“本来我可以当修士的，而且是个出色的修士，”他像开连珠炮似的打趣地说。“不料这时从奔萨来了一位朝圣者。她很有趣，煽动我说：‘你这么能干，身体又这么强壮，而我呢，是个恪守本分的寡妇，孤孤单单一个人，你就到我家里来当个看院子的吧。’她还说：‘我有自己的房子，做的是买卖羽绒的生意……’”

“好吧，她叫我去做看院子的，我就到她那儿去了，成了她的情夫。就这样，我吃着热乎乎的面包，在她那里待了三年……”

“你真会撒谎，”“小狗熊”打断他的话说，细心地看着自己鼻尖上的粉刺。“要是靠撒谎能赚钱，你早就有成千上万的钱了。”

雅科夫嘴里老嚼个不停，拳曲的浅灰色络腮胡子在他那眼睛眯成一条线的脸上颤动。他听完厨师的述说，继续用又快又有节奏的语调说下去：

“她的岁数比我大，我觉得跟她在一块儿乏味，心里很苦闷，于是就跟她的侄女好上了。后来她知道了这件事，打了我一记耳光，把我赶了出来……”

“这是对你的奖赏，再好也没有了，”厨师学雅科夫的腔调，轻松而有节奏地说。

司炉工把一块砂糖塞到嘴里，继续说道：

“我在外头游荡了一段时间，开始跟一个从弗拉基米尔来的小老头儿一起贩卖货物。我们走南闯北，跑遍了所有的地方：到过巴尔干山区，见过土耳其人，也见过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各种各样的奥地利人，一句话，跑遍了各民族聚居的地方。我们在一个地方把货买进，换个地方再把货卖出……”

“你们偷过东西吗？”厨师一本正经地问。

“那个小老头儿吗？他绝不做这种事！他对我说，一个人到了外国，要老实本分。他说，这儿有条规矩，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要砍脑袋。说实话，我试过偷东西，可是结果却很惨：我曾经想把一个商人拴在院子里的一匹马偷走，马没有偷成，却被抓住了。不用说，他们动手打我，打得很厉害，后来又把我拖进警察局。我们一共两个人，一个是地道的偷马贼，很在行，而我，不怎么说，大半是出于好奇。我在那个商人家里干过活，为他新盖的浴室砌炉子。后来，那个商人生病，做了个噩梦，梦见了我。他吓坏了，赶紧去求长官说：‘放了他吧，’他，指的就是我，‘放了他吧，要不，我老是梦见他。’他还说：‘要是不宽恕他，我的病就好不了，他是个魔法师。’你瞧，我一下子成了魔法师了！由于这个商人很有名气，所以他们就放了我……”

“他们不应该放你，应该把你扔进水里，浸上三天，把你的傻念头洗洗干净，”厨师插了一句。

雅科夫马上接过他的话茬说：

“对，我有很多傻念头，直说吧，我的傻念头多得能抵得上一个村子……”

厨师把一根手指伸进浆硬的衣领，生气地把它抻开，然后摇晃着脑袋，懊丧地埋怨道：

“多么荒唐啊！世上竟有这种囚犯：大吃大喝，游手好闲。你说：这是为什么？你说：你为什么活着？”

司炉工吧嗒着嘴巴答道：

“这个我不知道。活着，就是活着呗。有的人躺在床上，有的人东奔西走，当官的待在家里不出门，可是每个人都要吃饭……”

听到这话，厨师更加生气了。

“这就是说，你简直是头猪，是头蠢得不能再蠢的猪。干脆说，你是桶猪食……”

“你干吗骂人？”雅科夫惊讶地说。“男人都是一棵橡树上结出的果实。你别骂人，你骂我，我也不会改邪归正……”

这个人一下子把我牢牢吸引住了。我用无法掩饰的惊奇目光看着他，张大嘴巴听他说话。我认为，他有自己独特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用“你”称呼所有的人。他无论见到什么人，船长也好，餐厅管事也好，头等舱有身份的旅客也好，他浓眉毛下面的两道目光都是同样坦诚，同样率直——他好像把他们跟自己，跟水手、餐厅的仆役和在甲板上休息的旅客一视同仁。

有时他站在船长或者轮机师面前，把两条长长的猴子似的手臂抄在背后，默默地听他们训斥。他们责骂他偷懒，或责骂他赌牌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别人的钱。他站在那儿，一看就知道，这种责骂对他是不起作用的，他们威胁他说，一靠码头，就赶他下船。这一招也没有把他吓倒。

他跟“好事情”一样，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性格。看得出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性格有点与众不同，别人无法理解他。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生气或者低着头想心事，也不记得他什么时候老半天不说一句话。从他那张被浓密的胡子遮盖起来的嘴巴里永远会不经意地唠唠叨叨说出一大串话来，仿佛滔滔不绝的流水。别人骂他或者他听别人讲有趣的故事的时候，他的两片嘴唇总是微微颤动，好像在默默重复别人的话，或者在轻轻地继续说他自己的话。每天值完班，他从锅炉房的舱门里钻出来，光着脚板，汗流浃背，身上沾满了柴油，穿着一件不系腰带的湿衬衣，敞开胸膛，露出一片浓密的汗毛。于是，他那平静单调、有点儿嘶哑的声音立刻在甲板上传开来，他的每一句话就像雨点似的洒落下来。

“你好啊，大嫂！上哪儿去呀？到奇斯托波尔去吗？我知道这个地方，我在那儿待过，给一个有钱的鞑靼人当过雇工，那个鞑靼人叫乌桑·古拜杜林，这个老头儿身子骨很结实，满面红光，娶了三个老婆。他的一个小老婆是个很有趣的鞑靼人，我跟她还有过一段私情呢……”

他到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处都跟女人干造孽的事。他说起过去的一切来总是心平气和，没有一丝怨恨，仿佛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受过委屈，遭过凌辱。过了一分钟，从船尾又传来他的说话声。

“谁是诚实的人，谁就来打牌吧！喂，快来玩‘撞大运’、‘三张牌’、‘拉皮条’呀！打牌最开心，坐着就能赢钱，这是种生意……”

我发现他很少说“好”、“坏”、“糟糕”，几乎总是说“有趣”、“开心”或者“很新奇”。他不说“漂亮的女人”，而是说“很有趣的小娘儿们”，他不说“晴好的日子”，而是说“开心的日子”。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算不了啥！”

大家都说他是懒汉，我却以为他站在锅炉火箱前面，顶着无法忍受的又闷又臭的热气，跟其他雇工一样认真地干着自己这份艰苦的活儿。在我的记忆里，他没有像别的司炉工那样抱怨过这种劳累的活儿。

有一次，一位老太太旅客的钱包被人偷了。那是个晴朗无风的傍晚，船上所有的人都生就一副好心肠，相处得和和气气。船长给了那老太太五卢布，旅客们也凑点钱给她。当大家把钱送到她手上的时候，她在胸前画个十字，向大家深深地鞠一躬，说：

“亲人们哪，你们给我的钱比我原来的还多了三卢布十戈比呢！”

有个人高兴地叫起来：

“全收下吧，大娘，干吗大声张扬呢？三卢布永远不会嫌多的……”

又有一个人慢条斯理地说：

“这是钱，又不是人，不会嫌多的……”

这时雅科夫走到老太太跟前，一本正经地建议她说：

“多出来的钱给我，我拿去赌牌赢它一把！”

大家都哄然大笑起来，以为锅炉工在开玩笑，可是他却一个劲儿地劝说那个不知所措的老太太：

“把钱给我吧，大娘！你要这钱有什么用呢？你是个快要入土的人了……”

大家骂他，赶他走。他摇晃着脑袋，困惑不解地对我说：

“全是古怪的人！为什么好管闲事呢？要知道，她自己亲口说，大家多给了她钱！可是，我有了这三卢布，就太开心了……”

也许，钱的外表能够为他消愁解闷。他常常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喜欢把银币或铜币在裤腿上蹭来蹭去。他把硬币蹭亮后，用弯曲的手指捏住，放到长着翘鼻子的面孔前面，稍稍抖动两条眉毛，细瞧起来。可是，他并不是一个爱钱如命的人。

有一次，他叫我跟他一起玩“撞大运”，可是我不会玩。

“你不会吗？”他很惊奇。“你怎么能不会呢？还说是识字的呢！我一定要教会你。咱们来玩吧，赌糖……”

他赢了我半磅方糖，接着把方糖都送进络腮胡子底下的嘴巴里去了。后来他看到我会打牌了，就建议我说：

“现在我们要正正经经地玩了，来赌钱！你有钱吗？”

“有五卢布。”

“我有两卢布多。”

不消说，他很快把我的钱赢走了。为了捞回本钱，我把自己那件长外衣抵作五卢布下赌注，结果也输掉，我又拿出一双新皮靴下赌注，抵三卢布，结果也输掉了。这时雅科夫很不满意地、甚至很生气地对我说：

“不，你不能打牌了，你性子太急。现在那件长外衣、皮靴，你都拿去吧！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来，你把衣服拿回去，钱也拿回去，拿回四卢布去，还有一卢布算是缴给我的学费……你说行吗？”

我十分感激他。

“算不了啥！”他听到我感激他，这么说。“打牌就是打牌，只是玩玩罢了，可是你把它当成打架。即使打架，也不能急躁，要看准了下手！干吗要急躁呢？你年轻，应该沉住气。一次不成功，五次不成功，第七次再不成功，就作罢！你干脆走开。等你冷静下来，重新开始！这才叫玩呢！”

我越来越喜欢他，同时又越来越不喜欢他。有时候他的话使我想起外祖母。他身上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然而他那种至死不变的对人的极端冷漠使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

有一天太阳下山的时候，二等舱里一位身材粗壮的旅客、彼尔姆城里的商人，喝醉了酒，掉到水里去了。他手忙脚乱，拼命挣扎，顺着金红色的水道慢慢漂远去。轮机立刻停车了，轮船慢慢停了下来，从外轮片底下喷出团团白沫。落日的余晖将它们染得通红。那个黑黢黢的身躯在远离船尾的水面上，在那翻腾的血沫中挣扎，河面上传来拼命的狂叫声。旅客们也在大声呼喊，你推我挤地拥到船舷，聚在船尾。那个落水者的伙伴——他有一头火红色的头发，已经秃顶——也喝醉了酒。他伸出两只拳头，见人就打，冲到船舷，吼叫着：

“滚开！我马上就游过去救他……”

已经有两名水手跳入水里，划着双臂向落水者游去。这时从船尾放下一只舢板，在船员们的叫喊声和女人们的尖叫声中，似乎听到雅科夫像平静流淌的河水似的、有点嘶哑的嗓音：

“他会淹死的，准会淹死的，因为他穿着长外衣！穿长衣服的人落水以后一定会淹死的。比方拿女人来说吧，为什么她们比男人容易淹死呢？因为她们穿裙子。女人一掉进水里，就像一普特的秤砣，马上沉到水底。你们瞧，眼看他就要沉下去了，我可不是瞎说……”

那个商人果然淹死了，大家找了他两个小时，没有找到。他的伙伴酒醒以后，坐在船尾，呼哧呼哧地直喘气，痛苦地嘀咕着：

“瞧，快靠码头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啊？对他的亲人说什么好呢？他的亲人……”

雅科夫站到他跟前，两手抄在背后，开始安慰他：

“没关系，生意人！谁也无法预料，谁会注定死在什么地方。有的人只吃了点蘑菇，一下子就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吃蘑菇，都好好的，就他一个人吃了，就死了！其实，蘑菇算得了什么？”

他背阔胸宽，身子壮实，站在那个商人面前就像个大磨盘。起初，那商人不作声地哭泣，用两只大手掌擦掉落在胡子上的泪水。可是他听了一会儿，吼叫起来：

“魔鬼啊，你为什么要撕碎我的心？教徒们，快把它赶走，要不，我们会遭殃的！”

雅科夫一面平静地离去，一面说：

“全是些古怪的人！我对他好言相劝，他却像根木桩子……”

有时我觉得这个司炉工是个傻瓜，可是在更多的场合，我认为他在故意装傻。我一直想要他告诉我，他是怎样走南闯北的，在各地看到些什么，可是他都没有答应。他总是把头一扬，微微睁开一双熊一般的黑眼睛，用手抚摸自己毛茸茸的脸，拖长了声调说：

“到处都是人，老弟，多得像蚂蚁！这儿是人，那儿也是人，我对你说吧，大家都忙忙碌碌！当然，最多的要数农民，地上遍布庄稼汉，好像秋天的落叶。保加利亚人吗？我见过。希腊人我也见过，还有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各地方的茨冈人也见过。见过的人很多，各种各样都有！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也说不准是什么样的。住在城里的就是城里人，住在乡下的就是乡下人，跟咱们这儿完全一样。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有些人还说咱们的话，不过说得不好。比方说，鞑靼人和莫尔多瓦人就是这样。希腊人不会说咱们的话，他们叽里咕噜不知说些什么，一点也听不懂。跟他们说话要用手来比画。可是跟我搭伴的那个小老头却装出好像连希腊话也听得懂的模样，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卡拉马拉’，‘卡里麦拉’。小老头很狡猾，跟那些希腊人打得火热！……你又来问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古怪的人，他们能是什么样的人呢？当然啰，他们都是黑心肠的人，罗马尼亚人的良心也很黑，他们信的都是一种教。保加利亚人也是黑心肠的人，不过他们信的教和我们一样。至于希腊人，他们跟土耳其人差不多……”

我觉得他没有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还藏着一些东西不肯说。

根据杂志上的插图，我知道希腊的首都雅典是座最古老、很美丽的城市，可是雅科夫却怀疑地摇摇头，不同意这个说法。

“这是在骗你，老弟，他们说的雅典是不存在的，倒有个亚陀斯。不过，这不是一座城，而是一座山，山上有座修道院。别的没有什么了。所以大家叫它亚陀斯圣山。我见过这种图片，那个老头儿就专做这个生意。有一个城市叫别尔哥罗德，在多瑙河畔，就跟雅罗斯拉夫尔和下诺夫哥罗德差不多。他们那儿的城市并不漂亮，可是说到农村，那是另一回事了！那儿也有女人，说起那里的女人，真能让你开心得要命。我差点为了一个女人留在那里。哎，她叫什么来着？”

他用手掌使劲搓着眼睛眯成一条缝的脸，搓得坚硬的胡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从他的嗓子眼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听来使人想起破铃铛发出的喑哑的叮当声。

“我真是老糊涂了！那时候我跟她甭说有多好了……我们分手的时候，她哭了，我也哭了，上帝啊……”

接着他开始用平静的语气，厚颜无耻地教我怎样跟女人打交道。

我们坐在船尾，温暖的月夜向我们迎面飘来，泛着银光的河面上隐约可见一片草地的河岸。山丘上几盏橘黄色的灯火在闪烁，仿佛是被大地俘获的星星。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彻夜地在颤动，安详而顽强地生活着。在这温馨而凄清的静谧中只听见有点喑哑的说话声：

“有时，她张开双臂向我扑来……”

雅科夫说起这种事情一点都不感到害臊，倒也并不引起听者的反感。他的话里没有炫耀自己，也没有不讲人情，相反，他说得很坦诚，而且还有点伤感。月亮也不知羞耻地赤裸着身子高悬空中，同样使人心跳，迫使人们发幽古之思情。此时此刻一些好的、最好的东西又涌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玛戈王后和那两句真情难忘的诗：

唯有歌才需要美，

美却不需要歌……

我像驱赶蒙眬的睡意一样，摆脱沉入幻想的思绪，然后又向司炉工打听起他过去的经历和他在各处的见闻。

“你真是个古怪的人，”他说，“给你说什么呢？我什么都见过。你问：‘你见过修道院吗？’见过。‘见过带饭馆的旅店吗？’也见过。我见过老爷们怎样生活，也见过农民怎样生活。我呢，过过富日子，也挨过饿……”

他放慢语速，仿佛走在一座横跨深水上的摇摇晃晃的危桥上。他继续回忆道：

“我再举个例子，我因为偷马被关进警察分局，于是我以为他们一定会把我押送到西伯利亚去！正巧，警察分局长在骂人，原来他新屋子里的炉子漏烟。我说：‘局长大人，这炉子我能修好。’他冲着我骂道：‘住口！这儿最好的炉匠都拿它没有办法……’我对他说：‘有时候牧人比将军聪明。’那时候我谁也不怕，反正我要去西伯利亚了。他说：‘干吧，要是你越修越坏，我就敲碎你的骨头！’我用了两天两夜把炉子修好了。警察分局长吃惊地叫起来：‘嘿，你这傻瓜，笨蛋！你原来是个行家，可是你偷人家的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局长大人，都怪我一时糊涂。’‘不错，一时糊涂，我很可怜你！’是的，他说他很可怜我。你见过这种事吗？一个当警察的，照他的职务，理当冷酷无情，可是他一下子却动了恻隐之心……”

“后来怎么样了呢？”我问。

“没有怎么样。他可怜我。还要他怎么样呢？”

“为什么他会可怜你？你简直是块顽石！”

雅科夫温和地微笑着说：

“古怪的人！你说我是块顽石吗？即使石头，你也要怜惜它，石头也有它的用处，石头可以铺路。任何东西都得怜惜，没有一样东西是平白无故地放在那儿的。沙土算得上什么？可是它上面能长出草茎……”

司炉工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我心里尤其清楚，他知道许多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你对厨师有什么看法？”我问。

“对‘小狗熊’吗？”雅科夫漫不经心地说。“我对他有什么看法呢？一点儿看法都没有。”

确实这样。伊凡·伊凡诺维奇做事十分刻板，四平八稳，大家的注意力不会集中在他身上。他只有一点使人感兴趣：他不喜欢司炉工，老是骂他，但又老是请他喝茶。

有一次他对司炉工说：

“要是现在还实行农奴制，而且我是你的老爷，我就狠狠揍你这个好吃懒做的人，一个星期揍你七次！”

雅科夫一本正经地说：

“七次，太多了！”

厨师一边骂他，一边不知为什么又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给他吃。他使劲地塞给司炉工一块肉，说：

“大口吃吧！”

雅科夫不慌不忙地嚼着，说：

“伊凡·伊凡诺维奇，多亏了你，我才有这么大的力气！”

“对你这条懒虫来说，力气大有什么用？”

“怎么会没用？能够延年益寿呗……”

“妖怪，你活着有什么用呢？！”

“妖怪不也活着吗？你说，难道活着不开心吗？伊凡·伊凡诺维奇，活着很开心……”

“真是个白痴！”

“你说什么？”

“白——痴。”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词儿，”雅科夫感到很奇怪，可是“小狗熊”对我说：

“你想想吧：我们待在炉子前面，顶着无法忍受的热气，血也快烤干了，骨头也快烤焦了，可是瞧他，自顾吃个没完，像头骟猪！”

“这都是命里注定的，”司炉工一边嚼着东西，一边说。

我知道在锅炉前面干活比在炉灶前面干活要累得多，也热得多。我有好几个晚上跟雅科夫在一起擞火加煤，可是我觉得纳闷，他为什么不愿向厨师说明自己活儿的艰苦呢。不，这个人一定懂得某些特别的道理……

大家都骂他，包括船长、轮机师、水手长，谁想骂他都可以。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辞掉他呢？司炉工们虽然也笑他爱唠叨，爱打牌，可是对他的态度比别人好得多。我问他们：

“雅科夫这个人好吗？”

“雅科夫吗？还不错。他从来不得罪人，无论你对他怎么样，你即使把一块烧红的炭塞到他的怀里，他也不会……”

雅科夫在锅炉房的活儿十分辛苦，胃口特别大，睡得却很少，下班以后，常常连衣服都不换，汗涔涔的，肮里肮脏的，通宵待在船尾，跟旅客聊天或者打牌。

他站在我的面前，就像只上了锁的箱子。我觉得这只箱子里藏着我所必需的东西，于是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能打开这只箱子的钥匙。

“小兄弟，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想知道什么？”他一边用一双隐藏在眉毛下面不易被人看见的眼睛打量着我，一边问。“哦，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确到过很多地方，还能说些什么呢？古怪的人！那你仔细听着吧，我这就说一件亲自遇到过的事。”

于是他讲了起来。从前在一个县城里住着一位年轻的法官，害有肺痨病，他老婆是个德国女人，身体健壮，没生过孩子。这个德国女人爱上了一个在集市上摆摊卖布的商人。商人是个有妇之夫，老婆很漂亮，有三个孩子。商人发觉德国女人爱上了他，就想要去戏弄她一番。有一次，他约她晚上到自己家的花园里幽会，同时又请了两个朋友，把他们藏在花园里的灌木丛后面。

“太妙了！那个德国女人来到那里，跟他聊了几句后，就说我整个儿人就算是你的了！可是他对她说：‘太太，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是个有家室的人，不过，我已经替你找到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鳏夫，另一个是单身汉。’那个德国女人听了惊叫一声，啪地打了他一记耳光，打得他朝天一仰，从长凳上翻了下去，然后又伸出一只脚，用鞋底、鞋跟踹他的脸。那一天是我送她去的，因为我在法官家当看院子的。我从栅栏的缝隙里看进去，只见里面已经闹得一团糟。这时那两个朋友也跳了出来，冲到她跟前，一把揪住她的发辫。我赶紧翻过栅栏，把他们两人推开，对他们说：‘各位老板，可不能这样啊！’太太对他是一片真情，可是他却想出了这个卑鄙的主意……接着，我把太太带走，他们用砖头砸破了我的脑袋……她伤心极了，惘然若失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对我说：‘我要回自己人那里去，回德国人那里去，等我丈夫一死，我马上就走！’我说：‘当然啰，你应该离开这儿！’后来，法官死了，她也走了。她待人很和气，通情达理。那个法官也很和气，愿上帝让他安息吧……”

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弄不明白这个故事的含义，只能保持沉默。我虽然觉得这个故事包含着某些我熟悉的、既残酷又荒诞的东西，但叫我怎么说呢？

“这故事好听吗？”雅科夫问。

我说了几句后，怒不可遏地骂了起来，可是他却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说：

“这些人吃饱了肚子，对一切都心满意足。有时候他们本来想开开玩笑，可是结果却假戏真做，好像他们并不会开玩笑似的。当然，他们都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做生意，就要处处动脑子。他们靠心计过日子一定很枯燥，所以想胡闹一下。”

船尾后面的水面上泛着白沫，河水湍急，只听见奔流不息的河水翻滚的哗哗声。黑黢黢的河岸慢慢地逝去。甲板上旅客在打鼾，在长凳中间，在酣睡的人们的身子中间，一个瘦高个儿的女人悄没声儿地向我们走来。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一头灰白的头发，没有裹头巾。司炉工用肩膀推推我，低声说：

“你瞧，她有心事……”

我觉得，他看到别人痛苦不堪反而觉得高兴。

他对我说了很多，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的故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令人高兴的故事我却一个也记不得了。和书本相比，他讲起故事来平心静气，而在书本中我常常听见作者的感情，他的愤怒，他的喜悦，他的悲伤和他的嘲笑。司炉工既不嘲笑，也不指责，没有什么能使他生气的，也没有什么能使他感到特别高兴的。他说起话来像一个面对法官的态度冷漠的证人，一个把被告、原告和法官一概视为与己无关的人……这种冷漠越加使我感到十分痛苦，激起我对雅科夫的愤怒和不满。

在他的面前，生活就像锅炉火箱里的火一样在燃烧，他站在火箱前面，粗糙得像熊掌一样的手里握着一把木槌，轻轻敲打着喷嘴的阀门，一会儿添加燃料，一会儿又把多余的燃料掏出来。

“别人欺负过你吗？”

“谁敢欺负我？我力气大着呢，要不要给你一下子？……”

“我不是说打架，而是说你的灵魂是不是受到过欺负？”

“灵魂是不能欺负的，它不会忍受别人的欺负的，”他说。“你不管用什么都不能触犯一个人的灵魂……”

甲板上的旅客、水手，所有的人常常谈及有关灵魂的问题，就像谈论土地、活儿、面包和女人一样。灵魂是普通老百姓说话时的口头语、惯用语，好像五戈比的硬币到处流通一样。我不喜欢人们一直把这个词儿挂在巧舌如簧的嘴边。在那些大老粗们互相骂娘的时候，不管是出于恶意，还是为了表示亲热，往往亵渎灵魂这个词儿就会深深刺痛我的心。

我清楚地记得，外祖母提到灵魂时非常小心谨慎，将它奉为融爱情、美丽和快乐为一体的神秘圣地。我相信，好人死后，洁白的天使会将他的灵魂带上蓝天，带到我外祖母的仁慈的上帝跟前。上帝会亲切地迎接他，说：

“怎么样，我亲爱的灵魂？怎么样，我纯洁的灵魂？你是不是历尽了苦难？你是不是受尽了折磨？”

然后，上帝将六翼天使的翅膀——六张白色的翅膀送给灵魂。

雅科夫·舒莫夫跟我的外祖母一样，每当提及灵魂的时候，十分小心谨慎，而且不愿多说。他骂人的时候，也从来不把灵魂挂在嘴上。当别人议论灵魂的时候，他总是弯下粗大的红脖子，不插一句嘴。我问他灵魂是什么，他回答说：

“是神灵，是神的气息……”

我不满足这样的回答。当我再问他的时候，司炉工低下头，说：

“小兄弟，什么是灵魂，即使神父也不一定清楚。这是不能公开的……”

雅科夫使我不由得经常想到他，千方百计想去了解他，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除了他，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用魁梧的身躯挡住了我的视线。

餐厅管事的妻子对我过分亲热，令人生疑。每天早上，我要为她打好洗脸水，虽然这是二等舱的女仆卢莎——一个快活、爱干净的姑娘——的分内事。在狭小的船舱里，我站在赤裸着上身的餐厅管事的妻子的身边，看着她肤色发黄的、肌肤松垂的身体，就像见到一块发酵得过了头的面团。想起玛戈王后那黝黑结实的身体，我更加厌恶这个餐厅管事的妻子。她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不是诉苦、发牢骚，就是气呼呼地骂人，或者冷言冷语地嘲笑别人。

她的话究竟什么意思，我一点都听不明白，不过我隐隐约约也猜出点儿，那是一种可怜、可悲和可耻的意思。可是我心平如镜，不为所动。我的生活和这个女人离得很远，和船上发生的一切离得很远。我前面矗立着一块长满青苔的巨石，它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这个日日夜夜向远方飘去的世界。

“我们的加夫莉洛夫娜一心一意爱上你了，”我似乎在梦里听见卢莎的嘲笑。“你张大嘴巴，咬住这幸运的果子吧……”

不光是她嘲笑我，那些餐厅里的仆役都了解餐厅管事的妻子的弱点。厨师皱起眉头说：

“这女人什么东西都吃过，现在想尝尝小蛋糕、甜点心！这种人啊……你得留点神，佩什科夫，得加倍小心，最好用三只眼睛看着她……”

雅科夫也像父亲一样，十分认真地劝告我：

“当然，要是你的年龄再大两岁，我就不是这样对你说了。但是，像你现在这样的年龄，最好不要沾上这种事。不过，随你的便吧……”

“别说了，”我说。“干这种事下流……”

“当然啰……”

说着，他把手指插进凌乱的头发里乱抓一通，话锋一转，又滔滔不绝地说起另一番话来：

“不过，你也要理解她的处境，她一个人冷冷清清，像过冬天一样……连狗都喜欢有人常常抚摸它，何况是人呢！女人的生活里需要有人对她亲热，好比蘑菇靠潮湿才能生长一样。她自己说不定也觉得干这种事见不得人，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肉体需要有人侍候，就是这么回事……”

我紧张地注视着他那双不易觉察的眼睛，问他：

“你是不是怜悯她？”

“我吗？她又不是我亲娘，有什么可怜的？有许多人连自己的亲娘也不怜悯呢。你啊……真是个古怪的人！”

他轻轻地笑起来，宛如喑哑的铃声。

有时候我望着他，仿佛自己掉进寂静的空洞里，掉进无底的深渊和黑暗中。

“瞧，大家都在结婚，而你，雅科夫，为什么不结婚呢？”

“为什么要结婚呢？女人嘛，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搞到手的，谢天谢地，要干这种事很简单……娶了老婆，就得有房子住，有地种，可是我的土地又少又孬，而且都被我叔叔抢去了。我哥哥当兵回家，跟叔叔吵架，打了好久官司。我哥哥用木棍打他的脑袋，打得他头破血流，为此坐了一年半牢。出狱后，他还是只有一条路：再去坐牢。他妻子是个爱说爱笑的年轻媳妇……现在有什么好说的呢！一个人结了婚，就得守住自己的窝，做个当家的，不过，一个当兵的连自己的命运都做不了主。”

“你常常祈祷上帝吗？”

“古怪的人！我当然常做祈祷……”

“你祈求什么？”

“什么都祈求。”

“你念什么祷文？”

“我不会念祷文。小兄弟，我的祈祷很简单：主啊耶稣，保佑一切活着的人平平安安，让死去的人得到安息；主啊，将我们从疾病中拯救出来……另外再说些别的话……”

“再说些什么？”

“随便说些什么！不管你说什么，上帝都能听得见！”

他对我很亲热，还怀着一种好奇心，就像对待一只会做各种滑稽动作的聪明的小狗。我常常晚上和他坐在一起，他身上散发出阵阵柴油味、焦煳味和大葱味。他喜欢吃大葱，嚼起生大葱来好像啃苹果一样。突然，他问我：

“那好吧，奥廖哈，过来，念首诗听听！”

我能背诵很多诗，此外，我还有一本厚本子，上面抄录了我喜爱的诗歌。我给他念《鲁斯兰》。他屏住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一动也不动地静听着，像个瞎子，又像个哑巴。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道：

“这故事很好听，很有趣！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吗？是普希金写的吗？的确有一位叫穆欣-普希金的老爷，我见过他……”

“不是你说的这个，那个普希金早就被打死了！”

“为什么要打死他？”

于是我学玛戈王后的样子，三言两语对他说起这件事情的经过。雅科夫听完以后，平静地对我说：

“有许多人都是为了女人送命的……”

我常常把从书上读到的故事讲给他听。所有这些故事都搅和在一起，在我的脑海中凝结成一个描述动荡不安而又美丽的生活的漫长的故事，在这种生活里充满了火一般的激情，赴汤蹈火的功勋，贵族门第的豪华，神话般的成就，决斗和死亡，高尚的言词和卑劣的行径。在我的故事里，罗坎博尔具有拉·摩尔[46]和汉尼拔·柯罗纳[47]的骑士性格，路易十一路[48]有了葛朗台老头的个性，骑兵少尉奥特列塔耶夫和亨利四世融合在一起了。我按自己的灵感改变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把诸多事件进行调整，从而使这个故事成为我自由驰骋的天地，就像外祖父心中的上帝那样，随心所欲地摆布别人。这种胡编乱造并不妨碍我看清现实生活，也没有冲淡我想了解活生生的人的愿望。它用透明的、但又无法穿透的云雾罩住我，使我避免各种卑鄙行为的腐蚀和生活中有毒物质的侵害。

书把我变成一个不易受很多东西伤害的人。为了了解人们怎样相爱和怎样受苦，就决不能到妓院去。分文不值的淫乱生活激起我对妓院的憎恨和对那些在妓院里寻欢作乐的人们的怜悯。罗坎博尔教导我做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不屈服于环境，大仲马笔下的主人公唤起我把自己献给重要而伟大的事业的志向。快乐的皇帝亨利四世是我爱戴的英雄，我觉得贝朗瑞在一首美妙的诗歌里歌颂的就是他。

他为农民带来福音，

他自己也喜欢喝酒；

对，既然老百姓歌舞升平，

为什么皇帝不能举杯痛饮？

那些小说把亨利四世描写成一个仁慈的人，贴近自己的人民，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他使我相信法兰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是个骑士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皇袍和布衣同样高贵。昂热·皮都[49]跟达达尼昂[50]两个人同样是骑士。亨利四世被杀死了，我伤心地哭了，切齿痛恨那个凶手拉瓦利雅克。这位国王几乎永远成了我讲给司炉工听的故事中的主角。我觉得雅科夫也爱上了法兰西和这位亨利国王了。

“亨利国王真是个好人，你可以跟他一起钓鲈鱼，或者愿意跟他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他说。

他没有赞不绝口，也没有提各种问题打断我的故事，只是垂下眼皮，默默地听着，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就像一块布满霉斑的顽石。但我有时因为某种原因暂时中断叙述，他就立刻问我：

“讲完了？”

“还没有呢。”

说到法国人，他叹了口气，说：

“他们生活得很凉快……”

“这话什么意思？”

“瞧，咱们两个人整天干活，热得难受，而他们，多凉快。他们无所事事，整天饮酒作乐——多舒服的生活啊！”

“他们也干活的。”

“可是从你讲的故事里看不出来，”司炉工很公正地向我指出这一点，我突然明白，在我读过的大量书籍里几乎完全没有谈到那些道德高尚的英雄人物怎样干活，从事什么劳作的。

“行了，我要睡一会儿了，”雅科夫说，就地仰面躺了下来，很快，他有节奏地打起了鼾。

秋天，卡马河两岸一片火红色，树叶染成了金黄，斜阳泛着银光。雅科夫突然下船走了。他在临走前的一个晚上对我说：

“后天，到了彼尔姆，咱们俩一起到澡堂去痛痛快快地洗个蒸汽浴。洗完澡，咱们一起到有音乐的小酒馆去，那才叫舒服呢！我喜欢看人家弹管风琴。”

在萨拉普尔码头，有个胖男人登上轮船，他那张皮肤松弛的脸像女人，没有胡子，也没有唇髭。他身穿一件厚呢长外衣，头戴一顶带狐皮护耳的便帽，这样的装束使他更加像女人了。他一上船，就在靠近厨房的一张小桌子边占了个位子，因为这地方比较暖和。他要了一份茶，喝起热气腾腾的开水。他喝得满头大汗，但不解开外衣，也不摘下帽子。

秋天的乌云源源不断地将毛毛细雨洒向大地，似乎觉得这个人用小方格手帕拭去脸上的汗珠时，雨点会变得小一些，而随着这个人脸上重又冒出汗珠来，雨点又会渐渐变大。

不一会儿，雅科夫来到他身旁，他们开始仔细查看历书上的地图，那个旅客用手指在地图上画来画去，司炉工平静地说：

“行！没关系。这对我来说，不算回事……”

“那就这样吧，”那旅客细声细气地说，随手将历书塞进脚跟前一只半张开的皮袋子里。他们一边悄悄地交谈着，一边喝起茶来。

雅科夫要去当班之前，我问他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笑着回答说：

“他看上去像只白鸽，就是说，他是个阉割派教徒。从西伯利亚来的，路很远啊！他这个人很有趣，干什么事情都有板有眼的……”

他从我身边走开了，他那乌黑的，马蹄般坚硬的后跟敲打着甲板，他走了几步，又站停下来，挠了挠身腰。

“我到他那儿去当雇工，等船一到彼尔姆，我就下船，再见了，小兄弟！我们先去坐火车，然后再走水路，还要乘马车。路上大概要走五个星期，瞧，这人住得够远的……”

“你了解他吗？”我问，雅科夫的贸然决定使我很吃惊。

“怎么会了解呢？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那个地方我也没有去过……”

第二天早上，雅科夫穿着一件油迹斑斑的短皮袄，光脚板穿着一双破旧不堪的鞋子，头戴一顶“小狗熊”送给他的没有帽檐的破草帽。他把我的一只手紧紧攥在铁棍般的手指里，说：

“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走？要是我跟他说一声，小宝贝，他也会雇你的。你要我去说吗？他们会把你身上多余的东西割掉，然后给你钱。他们把干这种事，就是把人弄残废，看成是件喜事。他们为此还要奖赏你……”

那个阉割派教徒腋下夹着一只白色的小包裹，站在船舷，一双呆滞的眼睛紧盯着雅科夫。他身体笨重，虚胖，好像一具浮尸。我轻轻骂了他一声，司炉工再次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

“随他去吧，管他呢！各人祈祷各人的上帝，与我有什么相干？好吧，再见了！祝你生活幸福！”

雅科夫摇摇摆摆地走了，像头大狗熊。他在我心头留下了沉甸甸的、复杂的感情，——我既怜惜他，又替他难过。我记得，曾几何时我还有点儿羡慕他。我忧心忡忡地思忖：为什么他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呢？

雅科夫·舒莫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十二

深秋到了，轮船的航行告结束了，我去一家画圣像的作坊当学徒。老板娘是个脾气温和、喜欢喝酒的老太婆。过了一天，她操弗拉基米尔的方言对我说：

“现在的季节日短夜长，所以你每天早上到店铺去站柜台，到了傍晚，再回来学手艺！”

于是她把我交给一个身材矮小、走路很快的掌柜去差遣。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面孔很漂亮，经常露出甜甜的笑容。每天黎明时分，夜色犹重，我和他顶着寒风，穿过整个城市，沿着沉睡的伊里英卡商人街到下诺夫哥罗德市场去。店铺设在这个市场里中心商场的二楼。它是由一间库房改建而成的，光线很暗，开着一扇铁门，一扇小窗对着用铁皮遮住的凉台。店堂里挤挤插插地摆满了各种尺寸的圣像、没有花纹的和雕有葡萄花纹的神龛，以及许多黄皮封面的教会斯拉夫文的书籍。我们店铺的隔壁也是一爿出售圣像和圣书的小铺，老板是个留黑胡子的商人。他是伏尔加河对岸克尔任斯基地区一个著名的旧教派经学家的亲戚。这个商人有个儿子，虽然很瘦，但很活泼，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干瘪得像老头儿似的小脸蛋上没有一点儿血色，骨碌碌转动的老鼠眼睛流露出惴惴不安的神情。

我先把店门打开，接着跑到小饭馆去打开水。喝完茶后，我动手收拾店堂，掸去货物上的灰尘，然后站在凉台上目光尖利地注视着，别让顾客跑到隔壁的店铺去。

“顾客是傻瓜，”掌柜自信地对我说。“顾客只求价钱便宜，在哪爿店铺买都一样，至于货色好坏，他们是不懂的。”

他一边十分利索地噼噼啪啪地整理着圣像画板，一边大谈生意经，他教导我说：

“姆斯乔尔镇上做出来的活儿价钱便宜，三乘四俄寸的圣像最合算，六乘七俄寸的也合算……你知道有哪些圣徒吗？记住：圣徒沃尼法提能抵挡狂饮症；苦难圣徒瓦尔瓦拉能防牙痛和猝死；圣瓦西里能抵御疟疾和热病……你知道圣母有多少吗？你看：这里有悲哀圣母，三手圣母，阿巴拉茨卡娅预兆圣母，还有勿哭我圣母，消愁圣母，喀山圣母，帡幪圣母、七箭圣母……”

我很快记住了各种尺寸和不同质量的圣像的价钱，记住了各种圣母像的区别，可是要记住各个圣徒的用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时候我站在店铺门口，在想心事，掌柜突然会出道题目考我：

“哪位圣徒能保佑难产妇？”

如果我回答错了，他就鄙视地质问：

“你的脑袋干什么的？”

最困难的事要算招徕顾客。我不喜欢那些画得很丑的圣像，出售这样的圣像心里很不是滋味。根据外祖母给我讲的许多故事，我想象圣母应该长得年轻、美丽，看上去很慈祥。许多杂志上圣母的画像也是这样的。可是店铺里摆着的圣像却把圣母画得又老又凶，生着长长的鹰钩鼻子和枯瘦的小手。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是赶集的日子，生意特别兴隆，庄稼汉、老太婆接二连三地到凉台上来，有时候全家老小都来光顾。这些人全都是来自扎沃尔日耶地区的古老信徒派教徒。他们住在森林里，生性多疑，愁眉苦脸。我常常看见一个身穿羊皮袄和自织的粗厚呢衣服的身子笨重的人沿着长廊走来，他走得很慢很慢，仿佛生怕自己会掉到陷坑里去似的。我站在他面前觉得很别扭，很难为情。我要费很大气力才能挡住他的去路，围着他脚上穿着的一双笨重的靴子转圈，像蚊子嗡嗡叫似的对他唠叨：

“您要买什么，老人家？我们店铺里有祷词圣诗集和详解圣诗集，有叶夫列姆·西林的书，有用基立尔字母印刷的书，还有教规和日课经。请进去看一看吧！您要买哪一种圣像，我们这里应有尽有，价钱都不一样，货色却是最好的，色调也很深。您要定做哪一种圣像，圣徒像也好，圣母像也好，都可以。也许，您是不是想定做一个命名日或者家庭的守护神的圣像？我们是全俄罗斯最好的作坊，是本城头等商号！”

这个胸有成竹、难以捉摸的顾客沉默了很久，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像看条狗一样看着我。突然，他伸出一只干枯的手将我推开，走进隔壁的一爿店铺。这时我的掌柜一面搓着大耳朵，一面气冲冲地埋怨道：

“放走了顾客，你这个生意人……”

隔壁的店铺里传来甜甜的、柔声细语的嗓音，把顾客说得神魂颠倒：

“亲爱的，我们不卖熟羊皮，也不卖靴子，我们卖的是上苍的恩赐，它比金银贵重得多，是无价之宝……”

“这个鬼东西！”掌柜低声说了一句，他心里又忌妒，又佩服。“庄稼汉被他说得神魂颠倒了！你要学着点才是！”

我学得很认真，任何一样活儿只要担当下来，就一定要做好。可是，我在招引顾客和做生意方面成绩都不好。这些脸色阴沉的庄稼汉很少开口说话，老太婆们像老鼠一样，总是生怕被别人逮住似的低着头从你面前走过。我很怜悯他们，很想把圣像的真实价钱悄悄告诉他们，少收他们二十戈比的加码。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穷人，吃不饱饭，看到他们花三个半卢布买一本圣诗，而且买的次数比别人多，我总觉得十分纳闷。

他们在鉴别书籍和评价圣像绘画的优劣方面的知识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有一次，一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走过来，我正想把他招进店铺，可是他直截了当对我说：

“小伙计，你说你们的圣像作坊是全俄罗斯最好的，这话说得不对，最好的一家是罗戈任作坊，在莫斯科！”

我被他说得很窘，只好闪开，让他过去，他慢慢地向前走，倒也没有跨进隔壁店铺的门。

“碰钉子了吧？”掌柜挖苦地问我。

“您没有对我说起过罗戈任作坊……”

他骂骂咧咧起来：

“这帮人到处闲逛，嘴上不说，心里全明白。这些该死的，他们什么都懂，老狗……”

他长得很帅，细皮嫩肉，爱面子。他讨厌乡下人，他心情好的时候，便对我发牢骚：

“我是个聪明人，爱干净，喜欢芳香，如神香啦，花露水啦。可是我却要屈尊向那帮浑身发臭的乡巴佬低头哈腰，为的是他能多付给老板娘五戈比。我心里难道好受吗？乡巴佬是些什么东西？劣质的羊毛，地上的虱子，其实……”

他伤心地沉默不语了。

我喜欢那些庄稼汉，我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好像在雅科夫身上一样，发现一种神秘的东西。

有一天，一个笨重的身影钻进我们的店门，这个人里面穿一件长襟外衣，外面套一件短皮袄。他摘下皮帽，瞧着墙角里闪烁不已的长明灯，伸出两个手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竭力不让视线触及那些没有被长明灯照到的圣像，然后默默地打量了一下周围，说：

“拿一本《详解圣诗集》！”

他卷起外衣的袖管，翕动着两片土黄色的、干裂得出血的嘴唇，读起书的内封，读了很久。

“老一点的版本有吗？”

“老版本要卖几千卢布呢，这您是知道的……”

“我知道。”

庄稼汉用手指稍许蘸点唾沫，一页一页地翻阅起来，手指碰到的地方留下了一个个肮脏的指印。掌柜用凶恶的目光看着顾客的头顶，说：

“圣书都一样古老，上帝没有改动过自己的话……”

“这个我知道，我听说过！上帝没有改动过，可是尼康[51]改动过……”

顾客合上书，一声不吭地走了。

有时这些住在森林里的人和掌柜争吵起来，我心里很明白，他们在圣书方面比掌柜要懂得多。

“这些生长在泥沼地里的异教徒，”掌柜嘟哝了一声。

不过我也看到，虽然这个庄稼汉不喜欢新版书，但是瞧着它还是带点儿敬意，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新版书，似乎它会像小鸟一样从他手里飞走。我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说，书是奇迹，它锁住了作者的灵魂。我打开书本，就解救了这个灵魂，于是它和我神秘地交谈起来。

那些老头儿和老太婆常常把书带到城里来出售，其中有尼康时代以前的古版圣书，由隐居在伊尔吉兹河和克尔任涅茨河一带的旧教派女教徒抄写得很漂亮的圣书及未经罗斯托夫的德米特里[52]校订的《日课经文月书》的抄本。他们带来出售的还有古代绘制的圣像、十字架、北方沿海地区铸造的涂珐琅的铜折叠圣像、莫斯科的公爵赏给酒馆掌柜的银勺。这一切买卖都是在暗地里偷偷进行的。

无论是我们的掌柜，还是隔壁店铺的老板都眼睛尖尖地盯住这些卖货人，千方百计地抢先截住他们，用几卢布或者几十卢布买进这些古物，然后一转手拿到市场上，开价几百卢布卖给那些有钱的老信徒派教徒。

掌柜叮嘱我说：

“你要盯住这些精怪、魔法师，要睁大眼睛盯住他们！他们会带来好运的。”

只要这种卖货人一出现，掌柜就差我去把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请来，他是鉴定古版书籍、圣像和各类古董的行家。

他是个高个子老头，留着圣瓦西里那样的长胡子，和颜悦色的脸上长着一双机敏的眼睛。他一条腿上的跖骨被砍掉了，所以走起路来有点瘸，手里拄着一根长拐杖。他不论冬夏都穿一件又轻又薄的像僧袍一样的长外衣，头戴一顶像煎锅似的、式样古怪的丝绒便帽。他精神矍铄，腰板挺得笔直地走进店铺，然后垂下双肩，弯下腰，轻轻地叹气，常常伸出两个手指在胸前画十字，嘴里一刻不停地念念有词，读着祷文和圣诗。经学家这副虔诚的样子和老态龙钟的外表马上赢得了卖货人的信任。

“你们遇到什么难题了吗？”老头问。

“瞧，这个人带来一幅圣像，要卖给我们。据他说，这是斯特罗加诺夫画的。”

“你说什么？”

“斯特罗加诺夫画的圣像。”

“哦……我耳朵有点儿背，上帝塞住了我的一只耳朵，不让我听尼康派教徒的下流话……”

他摘下帽子，平端着圣像，先是细看绘画的笔法，然后又斜看，直看，再看木板榫头。最后，他眯缝起眼睛，喃喃地说：

“这帮尼康教派的坏蛋，他们发现我们喜欢古老、端庄优雅的绘画风格，在魔鬼的指使下，用心险恶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假货，现在连圣像也仿造起来，而且仿造得非常机巧！从表面上看，好像这幅圣像真的出自斯特罗加诺夫，或者是乌斯丘格的手笔，要不就是出自苏兹达尔的手笔，可是用智慧之眼一看，原来是假货！”

如果他口口声声称“假货”，那就是说，这幅圣像是稀世珍品。他还用一连串的暗语示意掌柜，可以出多少价钱把这幅圣像或者这本圣书买下来。我知道“忧郁和悲伤”代表十卢布，“尼康老虎”代表二十五卢布。我看到他们用这种手段欺骗卖货人，觉得很可耻，但是经学家的巧妙把戏又使我很感兴趣。

“这些尼康派教徒，这些尼康老虎的没有良心的徒子徒孙，受魔鬼的指使，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你瞧，打底色的颜料看上去好像是真的，圣像的身子部分也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可是你再瞧瞧脸部，就看出不是出于同一个人的手笔了，不是了！老一辈的画师，拿西蒙·乌沙科夫来说，虽然是个异教徒，但是一幅圣像从头到尾却都是他自己画的。身子部分、脸部都由他独自一人完成，他还亲自刨底板，上底色。可是如今，那些亵渎神灵的小辈做不到这点！过去，画圣像是神圣的事业，现在，只不过是一种手艺，就是这么回事，上帝的信徒们！”

说完，他把圣像小心地放到柜台上，然后戴上帽子说：

“造孽啊！”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买下吧！

卖货人被他口若悬河的花言巧语所俘获，对这位老者的学问觉得吃惊，便恭恭敬敬地问：

“那么，老前辈，这幅圣像怎么样？”

“这幅圣像嘛，是尼康派教徒画的。”

“这不可能！我的祖父、曾祖父都是对着它做祈祷的……”

“可是尼康派教徒比你曾祖父还早。”

老头儿把圣像凑到卖货人眼前，板起面孔教训他说：

“你瞧，圣母多么开心，难道这能叫圣像吗？这是画片，是胡搞，是尼康派教徒的游戏。这种玩意儿上面是不会有神灵的！难道我说得不对吗？我已是个老人，为了追求真理，我受尽折磨，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如果我昧着良心说话，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从店堂里走到凉台上，由于年老体衰，他已经累得快支撑不住了，同时又对别人怀疑他的鉴定而生闷气。掌柜花了几卢布把这幅圣像买了下来。卖货人向彼得·瓦西里伊奇深深鞠一躬，便走了出去。掌柜差我到小饭馆去打一壶泡茶的开水。回来的时候，我看见经学家又是一副精神抖擞、兴高采烈的样子。他欣喜地端详着刚买下的圣像，开导掌柜说：

“你瞧：这圣像神态端庄，画工精巧，是带着对上帝的敬畏画出来的，摈弃了人所固有的东西……”

“这出于谁的手笔？”掌柜问，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

“现在让你知道还为时过早。”

“那么行家会出多大价钱？”

“这我就不得而知了。让我去拿给别人看看……”

“哎呀，彼得·瓦西里伊奇……”

“要是我卖掉了，就给你五十卢布，余下的钱都归我！”

“哎哟……”

“你不用哎哟……”

他们一边喝茶，一边用耍滑头的目光打量着对方，厚着脸皮讨价还价。一看就清楚：掌柜完全被老头儿玩弄于手掌之中。老头儿走了以后，掌柜对我说：

“小心，你不要在老板娘面前提起买圣像的事！”

每当他们谈妥一幅圣像的买卖以后，掌柜总是问：

“彼得·瓦西里伊奇，城里有什么新闻吗？”

老头儿用枯黄的手捋捋胡子，露出两片油光光的嘴唇，谈论起富商们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意如何兴隆，如何纵酒作乐；说他们害了什么病，他们怎样举行婚宴庆典；说他们夫妻双方如何相互不忠。他像个能干的厨娘烤油饼一样，又快又好地烤出这些油腻腻的故事来，而且还在上面淋上嘻嘻的笑声。由于羡慕和兴奋，掌柜的圆脸变得黑里透红，一双眼睛蒙上了一层充满幻想的薄雾。他叹了口气，抱怨地说：

“瞧人家日子过得多好！可是我呢……”

“各人有各人的命运，”经学家用低沉的嗓音说。“有些人的命运是小天使用小银锤锻造出来的，有些人的命运是魔鬼用斧头砍出来的……”

这个腰板硬朗、筋骨强壮的老头儿什么事情都知道——城市里的整个生活，商人、官吏、教士及小市民们的全部隐私他都知道。他目光敏锐，就像一只猛禽，在他身上融合着狼和狐狸的特性。我老是想惹他生气，可是他似乎隔着一层雾，远远地看着我。我似乎觉得他被一个无底的空洞围困着。如果你想走过去靠近他，你就会掉入深渊。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跟司炉工舒莫夫相似的东西。

虽然掌柜不论当着老头儿的面，还是在他背后，对他的才识赞叹不已，不过有时候他也像我一样，想激怒老头儿一下，想给他一点难堪。

“对别人来说，你是个骗子，”他用寻衅的目光看着老头儿的脸，冷不防说一句。

老头儿冷笑着，懒洋洋地应声说：

“只有上帝不骗人，我们生活在傻瓜当中，要是不欺骗傻瓜的话，那么他们对你还有什么用处呢？”

掌柜一听，火了起来：

“乡下人并不个个都是傻瓜，有许多商人原来也是乡下人！”

“我们现在说的不是商人。傻瓜倒不是靠欺骗过日子的。傻瓜是圣洁的，因为他们的脑子不管用……”

老头儿的话越说越慢，有气无力，令人十分恼火。我觉得他仿佛站在一个小草丘上，四周是一片泥塘。想激怒他是不行的，因为他没有一点火气，即使有点，他也会克制住。

有时他自己缠住我说话。他走到我跟前，窃笑着问我：

“你把那个法国作者叫什么来着？是叫波诺斯吗？”

他那种故意把别人名字念歪的恶劣手段把我气得要命，但是我暂且沉住气，回答他说：

“他叫庞逊·德·泰尔莱利。”

“碰伤肚皮不得了[53]？”

“别胡闹了，您又不是小孩。”

“对，我不是小孩。你在看什么书？”

“叶夫列姆·西林写的书。”

“谁写的书好看：是你的那些非宗教书籍呢，还是这一本？”

我沉默不语。

“那些非宗教书籍里主要写些什么东西？”他紧追着问。

“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都写。”

“这么说来，狗啊，马啊，都写啰，这些东西生活中都碰得到。”

掌柜哈哈大笑起来，我却火冒三丈。我心里十分难受，很不高兴，可是我想离开的时候，掌柜又叫住我：

“上哪儿去？”

这时老头儿趁机出道题目考我：

“来，读书人，让你来解道难题：你面前站着一千个赤身裸体的人，其中五百个女的，五百个男的，亚当和夏娃就藏在他们中间，你怎样把他们俩找出来？”

他反反复复问了我很久，最后得意洋洋地宣布：

“小傻瓜，要知道亚当和夏娃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而是由上帝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们没有肚脐眼啰！”

老头儿知道无数道这样的“习题”，他常用这些“习题”来折磨别人。

我到店铺去值班的头几天里，曾经对掌柜讲述过我读到的几本书的内容，现在书里的这些故事却给带来了灾难：掌柜把那些故事再讲给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听，并且故意篡改和丑化。于是老头儿提出各种下流的问题巧妙地给他的故事添油加醋。他们那两条三寸不烂之舌将一切卑鄙下流的脏话都泼到欧也妮·葛朗台、柳德米拉和亨利四世的头上。

我明白，他们这样做并非有什么恶意，而是出于无聊罢了，可是对于我来说，心里却很不好受。他们制造出这些垃圾后，像猪一样在里面用嘴乱拱，把一切美好的东西糟蹋得不像个样，他们还以此为乐，高兴得直哼哼——美好的东西对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不可理解的和可笑的。

整个市场及它的全体居民——商人和掌柜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充斥着幼稚的愚蠢和恶作剧。有过路的庄稼汉来询问他们，到城里某个地方走哪一条路比较近，他们总是指给他一个错误的方向。对于这些骗子来说，干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已经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乐趣了。他们抓到一对老鼠，把它们的尾巴拴在一起，放到街上，然后欣赏它们各自向相反的方向乱窜，互相乱咬。有时他们把煤油浇在老鼠身上，点火烧它们。他们在狗尾巴上拴上一只破铁桶，狗受了惊吓，又是狂吠，又是飞奔，发出轰轰的响声，人们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

类似这样的游戏是很多的，似乎所有的人，尤其是乡下人，都是专供市场取乐而存在的。我从他们对人的态度中觉得他们一心想要作弄人，使人痛苦和尴尬。然而，我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我读过的书里对这种人一心想作弄别人的强烈愿望缄口不谈呢。

我对市场里的一种游戏感到特别气愤和反感。

在我们店铺楼下，有个做毛皮和毡靴生意的商人。他雇了一个掌柜，这个人胃口特别大，整个下诺夫哥罗德市场都为之咋舌。他的东家经常夸奖自己伙计的这种本事，像夸赞一条狗凶狠或一匹马力气大一样。他常常把一些左邻右舍的老板叫过来打赌：

“谁愿意赌十卢布？我敢说米什卡两个小时能吃完十俄磅腿肉。”

大家都知道米什卡能做到这一点，便说：

“我们不打这个赌，不过可以买些咸肉来，让他吃给我们看看。”

“不过，要买纯肉，不要带骨头的！”

他们懒洋洋地争论了一会儿，这时从一个黑魆魆的堆房里走出来一个身材瘦长、没留胡子、颧骨高高的小伙子，他身穿一件厚呢长大衣，腰里系根红颜色的宽腰带，身上沾满了一绺绺羊毛。他彬彬有礼地从小脑袋上摘下帽子，用深陷的眼窝里射出的浑浊目光默默地看着东家那胡子拉碴的赤红色的面孔。

“你能把一巴特曼[54]的腿肉吃下去吗？”

“多少时间？”米什卡用尖细的声音一本正经地问。

“两小时。”

“很难！”

“有什么难的！”

“除非再给我两杯啤酒！”

“来吧，”他的东家说，接着便吹嘘起来：“你们别以为他是空着肚子的，今天早上他吃过两俄磅面包，中午又照吃不误……”

咸肉拿来了，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五大三粗的商人们紧裹着沉重的皮大衣，像一只只庞大的秤砣。这些人个个大腹便便，在肥胖、臃肿的脸上嵌着一双双小眼睛，上面蒙着一层难以排遣的无聊的迷雾。

他们把手插在袖管里，紧紧围住这个“大胃口”。“大胃口”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和一大块黑面包，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坐到一个装有羊毛的大袋子上，把一块咸肉在身边的货箱上放好，目光呆滞地对它打量了一番。

“大胃口”切下一小片面包和一大块肉，把面包和肉整齐地叠在一起，然后伸出双手将它送到嘴边。他的双唇在发抖，他用狗一样的长舌舔了舔嘴唇，这时可以看到他嘴里一口尖利的小牙齿。他学着狗的动作把自己的嘴凑到那块肉上。

“现在开始！”

“请大家看好时间！”

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大胃口”的脸，注视着他的下颌和他耳朵边鼓起的肌肉。大家看着他的尖下巴有节奏地上下起伏，不时地懒洋洋地交谈几句：

“压根儿像熊吃东西！”

“你见过熊吃东西啦？”

“难道我是住在森林里的吗？俗话说：吃相像狗熊。”

“俗话说的是：吃相像猪。”

“猪是不吃猪肉的……”

大家听了强作笑容，这时一个内行的人纠正说：

“猪什么都吃，连自己的崽子和姐妹都吃……”

“大胃口”的面孔渐渐涨得通红，两耳变得灰白，凹陷的眼睛从眼窝里突了出来。他喘着粗气，但是他的下巴依然有节奏地抖动着。

“快点吃，米海洛，注意时间！”大家鼓励他说。他不安地打量了一下剩下的咸肉，然后喝一口啤酒，又吧嗒吧嗒地啃起来。围观的人群活跃起来，频繁地看米什卡的老板手里拿着的怀表，并且相互提醒说：

“不要让他把表往回拨，把他的表拿过来！”

“盯住米什卡：不要让他把肉塞进袖子里！”

“在限定的时间里他是肯定吃不完的！”

米什卡的老板不服气地喊道：

“我赌二十五卢布！米什卡，别认输！”

围观的人纷纷推波助澜，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和他赌。

米什卡不停地咀嚼，他的脸也变得像块腿肉，高鼻梁的尖鼻子发出凄厉的喘气声。他的样子实在让人害怕，我觉得他马上就要哭叫起来：

“饶了我吧……”

说不定，肉卡在他喉咙口，他会一头栽倒在围观者的脚下，一命归天。

他终于把肉吃光了，瞪着一双醉眼，用嘶哑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

“给点水喝……”

可是，他的老板看了看怀表，埋怨说：

“这个小子，他超过了四分钟……”

围观的人们讥笑他说：

“可惜我们没有跟你打赌，要不你就输了！”

“这小伙子真称得上是头野兽！”

“对，应当把他送到杂耍场去……”

“上帝怎么会把一个人弄得稀奇古怪的呀？”

“咱们喝杯茶去怎么样？”

于是人们像一条条驳船，慢慢地向小饭馆漂去。

我想弄明白，是什么力量把这些生铁般笨重的人聚集到这不幸的小伙子的周围的？为什么他反常的暴饮暴食能引得大家很开心呢？

狭窄的穿廊光线昏暗，单调乏味，到处堆满了羊毛、羊皮、麻绳、缆绳、毡靴、鞍具及其他皮革制品。砖砌的柱子把穿廊和人行道分成两部分。这些粗大笨拙的柱子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斑斑驳驳，溅满了街上的污泥。柱子上的砖块和砖块之间的缝隙，我大概默默地数过几千遍了，遍布的难看的裂纹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人行道上，行人们从容不迫地走着。街道上，出租马车、载货雪橇不慌不忙地来来回回。街道对面有座用红砖砌成的正方形的两层楼房，里面开设着店铺。在这正方形的建筑内有块空地，在覆盖着踩结实的污雪的空地上堆着木箱、干草和皱巴巴的包装纸。

所有这一切，包括行人和马匹，尽管都在不停地走动，但看上去都是静止的，或者懒洋洋地在原地转圈，似乎被无形的链条拴在了那里。你会突然感到这里的生活几乎无声无息，由于听不到声音而患上了不言症。雪橇的滑铁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商店的大门乒乒乓乓地开开关关，卖馅饼和热蜜水的商贩在高声吆喝，可是他们的声音无精打采，单调枯燥，没有点高兴的样子。但是你很快听惯以后，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声音了。

教堂的大钟在悲鸣，这凄凉的钟声永远在人们的耳畔回响。它仿佛不停地在市场上空飘荡，从早到晚，把人们的思想感情分成一层一层，然后在所有的印象上面铺上厚厚的铜垢。

从被污雪覆盖的泥土里，从屋顶上灰色的积雪里，从楼房肉色的砖块里，到处都透出令人心寒和厌烦的无聊。这种无聊随着烟囱里冒出的灰色烟气升入广漠、阴晦的低空；马的鼻息里弥漫着无聊，人的呼吸中也透露出无聊。这无聊具有自己的气味，那是由汗水、脂肪、大麻油、烤饼和煤烟混杂在一起的浓重的呛人味。这种气味使人们的脑袋发涨，好像戴上了顶又厚又紧的帽子。这气味还渗进人们的胸腔，使人产生一种奇怪的昏昏沉沉的感觉和阴郁的愿望，使他想闭上眼睛，绝望地号叫，跑到外面，见到第一堵墙，就紧跑几步，一头撞上去。

我常常端详那些商人们肥头大耳的、流动着油腻腻的血液的胖脸，这些脸冻得发疼，表情木然，好像睡梦中一样。这些人张大了嘴巴，哈欠一个连着一个，就像丢弃在干燥的沙滩上的鱼。

冬天生意清淡，这些商人的眼睛里失去了警觉和凶猛的光芒，而这种光芒在夏天倒是将他们的眼睛点缀得略显神采。沉重的皮大衣束缚了他们的行动，压弯了他们的腰。商人们懒洋洋地说着话，一生气就吵架。我认为，他们故作如此，只是为了向对方表示：我们还活着！

我看得很明白，无聊的生活使他们感到难受，使他们的精神面临崩溃，因此他们只能想出一些残酷而愚昧的游戏，对无聊生活所具有的吞没一切的力量进行徒劳的斗争——这就是我给自己所做的解释。

有时我跟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谈起这一点。虽然他总是对我冷嘲热讽，但是他却赞赏我对书籍的喜爱，所以有时候对我说起话来，口气也很严肃，不无开导人的意思。

“我不喜欢商人们那样的生活，”我说。

他把一绺胡须绕在自己一只修长的手指上，问：

“你怎么会知道商人的生活？难道你是他们家中的常客？小伙子，这儿是大街，人不是生活在大街上的，他们仅仅在大街上做生意，要不就是从大街上匆匆走过，最后还是回到家里。人们上街，穿着都很整齐，单凭穿着是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的。一个人生活在自己家里，在自家的四壁之间言行举止就会不加掩饰，所以他们的家庭生活你是不会知道的！”

“可是不管在这儿还是在家里，他们的想法都不是一样的吗？”

“可是谁能知道邻居们在想些什么呢？”老头儿严厉地瞪圆着眼睛，低沉而有力地说。“老人们常说，思想就像跳蚤，不计其数。也许一个人回到家里，跪在地上痛哭，祈求上帝说：‘宽恕我吧，上帝，复活节那天我犯了戒规！’也许，对他来说，家就是修道院，在这个家里他只跟上帝生活在一起，是不是这样？我看就是这么回事！每一只蜘蛛都有自己的角落，都在编织自己的网，而且知道自己的体重，使这张网能够托得住它……”

他一本正经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压得很低很低，好像在告知重要的秘密。

“你现在要作出判断，可是要判断，对你来说还嫌太早，像你这种年龄，活着不是靠智慧，而是靠眼睛！因此，你要多看，多记，少开口。智慧是用来办正经事，信仰是用来充实灵魂的！你喜欢读书，这很好，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注意分寸：有些人读书入了迷，弄得精神错乱，连上帝都不信了……”

在我看来，他似乎永生不死，我很难想象他会衰老，模样会改变。他喜欢讲述商贾的故事、强盗的故事和那些靠制造假币而变得有财有势的人的故事。我从外祖父口中听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他比经学家讲得好。但是故事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财富向来是靠对别人和上帝的犯罪来获取的。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从来不怜悯别人，可是一说到上帝，他却显得十分虔诚，连连唉声叹气，不敢正眼看人。

“他们就这样欺骗上帝，可是他，主耶稣看得一清二楚，流着眼泪说：我的子民啊子民，愁苦的子民啊，地狱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有一次，我壮起胆子提醒他说：

“可是，你也常常欺骗那些乡下人……”

这话并没有使他生气。

“我干的是了不起的大事吗？”他说。“我不过是捞个三五卢布，唯此而已。”

他有时见到我在读书，把书从我手上拿去，吹毛求疵地问我读过的内容，又怀疑又惊奇地问掌柜：

“你瞧他这个机灵鬼，书倒还看得懂哩！”

然后，他有条有理地开导我，这些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

“你要听我的话，这对你有好处！基里尔有两个，两个都是主教：一个是亚历山大城的，另一个是耶路撒冷的。第一个主教反对罪孽深重的邪教徒涅斯托利，因为涅斯托利散布无耻的谬论，说什么圣母是凡人，因此她生不出上帝，生下的也是凡人，不过是借用基督，也就是借用救世主的名字和事业罢了。这样说来，我们就不应该叫她圣母，而应该叫她基督之母，你懂吗？这就是所谓的邪逆！耶路撒冷的基里尔为反对邪教徒阿利而战……”

我十分佩服他在宗教历史方面的知识，他呢，总是伸出一只像神父那样保养得很好的手，摸摸自己的胡子，自吹自擂地说：

“我在这方面称得上是位大将。有一天我到莫斯科去过圣灵降临节，在一次辩论中我跟那些恶毒的尼康教派学者、教士和俗人唇枪舌剑。小伙子，我甚至跟教授们交过锋，是的！我能言善辩，像鞭子一样将一个教士抽得流鼻血。瞧我有多厉害！”

他的双颊泛起红晕，目光炯炯有神。

看来，他把对手流鼻血看成是他成功的顶峰，是他个人荣誉的金桂冠上一颗最耀眼的红宝石。每当他说起这件事，总是有声有色，神采飞扬。

“那个教士很漂亮，身体也很棒！他站在读经台前，血从鼻子里一滴一滴淌下来！他却全然不知自己出了丑。这个教士很凶，像头荒野中的雄狮，嗓门大得像口洪钟！可是我侃侃而谈，每句话都像把锥子扎到他的心窝里，扎在他的肋骨之间！……他呢，简直像只烧得火红的炉子，里面燃烧着邪教的毒焰……嘿，真够精彩的！……”

还有一些经学家也时常光顾我们的小铺：帕霍米挺着个啤酒肚，身穿一件油迹斑驳的紧腰长外衣，瞎了一只眼睛，身体虚胖，老是呼哧呼哧地喘气；卢基安是个小老头，头发梳得又平又光，像老鼠身上的毛，人很和气，脚勤手健。跟他在一起的是个身材高大、脸色阴沉的人，模样像马车夫，满脸黑胡子，目光呆滞，没有一点表情，这张脸虽然令人讨厌，但长得还算漂亮。

他们几乎每次都带来一些古书、圣像、香炉和一些盅樽出售；有时候他们把卖主也带了来，那是些从伏尔加河对岸来的老头、老太婆。他们做完生意，在柜台旁坐下，就像栖息在田塍上的乌鸦。他们一起喝茶，吃面包和果汁糖，互相交谈尼康派教会对他们的迫害；某个地方遭到搜查，没收了祈祷书；另一个地方，警察查封了祈祷室，并且根据第一百零三条法令，把祈祷室的主管送上法庭。这第一百零三条法令是这些人聊天的老话题，不过他们说起来倒很平心静气，像谈论冬天刮风下雪这一类必然的事情一样。

警察、搜查、监狱、法庭、西伯利亚这些都是他们谈论有关为了信仰而遭受迫害时的常用词语。这些词语犹如烧红的木炭落到我的心里，引起我对这些老人的同情和共鸣。我读过的那些书教育我要尊敬那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顽强奋斗的人，要珍视百折不挠的精神。

有的时候我忘记了我在这些生活导师们身上看到的一切不好的东西，仅仅感到他们有一种沉着的顽强精神。我觉得在这种精神的背后隐藏着这些导师对真理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和为了真理准备承受一切痛苦的意志。

后来，当我有机会在百姓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见到许多类似这样旧信仰的捍卫者的时候，我才明白这种顽强精神是人们的一种消极态度，他们站在原地，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愿意去别的地方，因为过时的词语和陈旧的概念像绳索一样紧紧地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他们陷在这些词语和概念的圈子里，变得麻木不仁了。他们的意愿静止不变，不能向着未来的方向发展。当某种外来的力量把他们从站惯的地方推出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木然地滚下去，像块石头从山上滚下去一样。他们凭借怀旧这种垂死的力量和对受折磨和受压迫的病态的偏爱，坚守在墓地旁边的岗位上。然而，一旦剥夺了他们经受折磨的可能性，他们就会变得心灵空虚，渐渐消失，仿佛晴空中的浮云随风飘去。

他们怀着志得意满的心情和伟大的自尊心，随时准备为实现自己的信仰甘愿去受苦受难，这样的信仰无疑是种坚定的信仰。然而它使我联想起一件穿破了的衣服，这件衣服上沾满了各种油污，正因为这样，才幸免于因年久而遭破损。他们的思想感情已经习惯于龟缩在偏见和教条的狭小的硬壳里，虽然它们已失去翅膀，变得畸形，可是生活得很舒适，很满意。

这种习惯上的信仰是我们生活里一种最可悲、最有害的现象。在这种信仰的领域里，就像在砖墙的阴影下一样，一切新生事物成长得缓慢、畸形和破败。在这阴暗的信仰里，几乎没有爱的阳光，只有太多的屈辱、愤恨和嫉妒，永远与仇恨和睦共处。这种信仰之火是一堆朽木发出的磷光。

然而，为了证实我这种观点，我不得不经历许多艰辛的岁月，摧毁心灵中的许多东西，并且将它们从自己的记忆中扔出去。我在无聊和没有良知的现实生活里第一次遇见那些生活导师的时候，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些具有伟大精神力量的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受过审判，蹲过监狱，被驱逐出各个城市，跟其他犯人一起一站一站地被押解出去。他们东躲西藏，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

不过，我发现这些老人一方面埋怨尼康派教徒的“精神压迫”，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乐于此道，相互排挤，甚至干得饶有兴趣。

独眼龙帕霍米喝醉酒后，喜欢吹嘘自己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些书，他只要指到哪一页，就能背得出哪一段的内容，像犹太教经师能背《塔木德》[55]一样，手指随便往哪一页上一指，就用柔和的、带鼻音的嗓音背诵起来。他始终看着地板，用唯一的眼睛惊惶不安地在地板上瞅来瞅去，好像在寻找一件十分珍贵的失物。我最常见的是，他喜欢在麦谢茨基公爵的那本《俄国的葡萄》书上露一手。他背得滚瓜烂熟的一段是“出类拔萃和勇敢无比的殉教徒们的忍屈受辱和无所畏惧的受苦受难”。可是，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总是千方百计捉他的错。

“你胡说！这件事跟基里安大人没有关系，而是跟纯洁的杰尼斯有关。”

“哪儿来的杰尼斯？应该是基奥尼西……”

“你不要抓住一个字眼吹毛求疵！”

“你也别教训我！”

他们俩一会儿就争得面红耳赤，大眼瞪小眼地说：

“你这个贪吃鬼，不要脸的家伙，瞧你的肚子吃得快胀破了……”

帕霍米像用算盘计数一样地答道：

“你呢，老色鬼，公山羊，娘儿们的尾巴。”

掌柜把两只手缩在袖管里，站在一旁冷笑，像怂恿小孩一样怂恿这两个古老教派的虔诚的捍卫者说：

“你们斗吧！继续斗吧！”

有一天，这两个老头儿果真打了一架。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出其不意地打了他朋友一记耳光，并且还追去，他一面精疲力竭地擦着脸上的汗，一面跟在后面叫：

“你等着瞧，这罪名要算在你账上！是你这该死的引诱我的手犯罪的，呸！”

他特别喜欢责备自己的朋友，说他们的信仰不够虔诚，逐渐堕落成“否定派”[56]了。

“这都是亚历山大煽动你干的，那只公鸡唱得多好听啊！”

否定派激怒了他，显然，也使他感到害怕，可是对于这一教派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他的回答却并不十分明白。

“否定派是一种最令人伤心的邪说，它只承认理智，不承认上帝！拿哥萨克人来说，他们除了《圣经》，什么书都不读，而《圣经》也是从住在萨拉托夫的德国人那儿，从路德[57]那儿传过来的。至于路德这个人，大家是这样说的：‘他的名字起得不错，拆开来读就是：邪路加缺德。路德的真意就是：走邪路缺德，缺德走邪路！’否定派称作鞭笞派，也称作史敦达教派[58]，这些都是从西方的邪教徒那儿传过来的。”

他跺了一下瘸腿，用有力的声音冷冷地说：

“应当把那些新教徒逐出教门，用火烤，用火烧！不应当迫害我们，我们历来就是俄罗斯人，我们的信仰是真正的、东方的、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信仰，而这一切都是西方的东西，是被歪曲了的自由思想！德国人、法国人，能干出好事吗？他们在一八一二年……”

他越说越来劲，忘记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孩子。他伸出一只手来用力抓住我的宽腰带，又推又搡。他的话说得娓娓动听，慷慨激昂，富有青春活力。他继续说：

“人的理智在自己制造的臆想的密林中徘徊，就像条吃人的狼在徘徊觅食一样，它受魔鬼的驱使，吞噬人的灵魂——这上帝的恩赐！这些魔鬼的奴仆想干什么呢？集一切否定派之邪说于一身的鲍格米勒派[59]教导人们说：撒旦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哥哥，瞧，他们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他们还说：上司，别听他的。活儿，别去做它。妻子、儿女，别去管他们。人什么都不需要，任何规章都不必遵守，一个人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魔鬼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瞧，这个亚历山大又钻出来了，唉，这条蛆虫……”

这时掌柜差我去做一件事，我趁机离开了老头儿。可是他一个人依然站在穿廊上，继续对着空无一人的四周说：

“啊，失去翅膀的灵魂啊！啊，先天瞎眼的小猫啊！我怎样才能躲开你们呀？”

过了一会儿，他仰起头，双手支在膝盖上，久久地不作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冬天灰暗的天空。

他对我显得较为关心和亲热了。他看见我在读书，抚摸着我的肩膀，说：

“读吧，孩子，读吧，会有用处的！你好像有点儿小聪明。可惜你不尊敬大人，不管对什么人都要顶嘴，你想想：这样胡闹下去会把你引到哪儿去？孩子，你这样下去无路可走，只有坐牢去。书是要读的，不过你要记住，书终究是书，要自己动脑子思考才行！鞭笞派教徒里有一个叫达尼洛的教导者，亏他想得出来说，不管老书新书，都没有用处，最好把它们装进一只大麻袋，扔进水里去。当然，这也是胡说八道！还有这个亚历山大，这个狗娘养的，也是蛊惑人心……”

他提到这个亚历山大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他来到店铺，神情严肃、忧心忡忡地对掌柜说：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在我们城里，是昨天来的！我找了他很久，没有找到。他躲起来了！我坐一会儿，说不准他会来这儿……”

掌柜不客气地对他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人也不认识！”

老头儿点点头，说：

“你说的也是，对你来说，所有的人不是顾客，就是卖主，其他的人是没有的！请我喝杯茶吧……”

我提着一大铜壶开水走进店堂，只见几个客人已经坐在那里。小老头儿卢基安愉快地笑着，门背后一个暗角落里坐着一个新来的人，他身穿一件厚大衣，脚蹬一双长筒毡靴，腰里系条绿色的宽腰带，头上的帽子歪歪斜斜地一直压到眉毛上。他的脸长得平平常常，谈吐举止文静持重，好像一个为刚刚丢了活儿而垂头丧气的商店伙计。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没有看他一眼，只顾自己说话，语气严厉而有力。他抬起右手，猛然将帽子往上一推：抬手的一刹那，看上去好像打算在胸前画十字，其实是将帽子向上推推，推一下，再推一下，几乎将帽子推到头顶，然后又一把将帽子紧紧压到眉梢。他这种急剧的动作不由得使我想起兜里装死神的伊戈沙。

“各种各样的鳕鱼在我们这一条浑浊的河里游来游去，把水搅得越来越浑，”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说。

那个像商店伙计的人用平静的语调轻轻地问：

“你是在说我吗？”

“就算是在说你……”

这时那个人又问，声音不响，但是却非常诚恳：

“那么，老兄，你对自己有什么说法呢？”

“对自己怎么看，我只对上帝说，这是我的事情……”

“不，老兄，这也是我的事，”那个新来的客人庄重、激昂地说。“你不要对真理视而不见，也不要自以为是地捂住自己的眼睛，这是对上帝、对人们犯下的极大罪过！”

我很高兴他把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称做老兄，他那平静而庄严的声音使我十分激动。他说话的声调就像有些优秀的神父在祈祷“主啊，我生命的主宰”，而且他说话时常常俯身向前，几乎会从椅子上滑下去，同时一只手在面孔前不停地挥动……

“你不要谴责我，我的罪孽没有你这样肮脏……”

“茶炊里的水开了，往外喷气，”老经学家轻蔑地说，而那个人仍旧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只有上帝知道，谁在将圣灵之源越搅越浑，也许，这就是你的罪孽，你们是些书呆子，只会纸上谈兵，而我既不是书呆子，也不会纸上谈兵，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活人……”

“我知道你所谓的普普通通，我已经听够了！”

“是你们把人们的手脚捆住的，是你们扭曲了真实的思想，是你们这些书呆子和伪君子……我说了些什么，你说说？”

“否定派！”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说，而那个人伸出一只手掌对着自己的面孔晃来晃去，好像在念手掌上写着的字。他激昂地说：

“你们以为把人们从这个牲口棚赶到那个牲口棚，就算是为他们做了好事吗？可是我说，不对！我说，老兄，你自己摆脱出来吧！在上帝面前，家庭、妻子和你所有的一切有什么用呢？老兄，从人们为了争夺财富而厮打、相互残杀中摆脱出来吧，从金银和一切财富中摆脱出来吧，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腐烂的垃圾和令人恶心的东西！灵魂的得救不是在尘世的平原上，而是在天堂的山谷里！我说：你们要和这里的一切彻底决裂，砍断一切绳索，扯碎这个世界的罗网，因为这是基督的敌人编织出来的东西……我沿着笔直的道路行进，我不动摇自己的灵魂，更不接受这个黑暗的世界……”

“那么，面包、水、衣服，你都不接受吗？这可都是俗世的东西！”老头儿挖苦地说。

但是，这一番话并没有对亚历山大有所触动，他说话的语调变得越来越诚恳，虽然声音并不很响，可是听起来，他仿佛在吹铜号。

“老兄，对你来说，什么东西是宝贵的？唯独上帝是宝贵的；你要站到他面前，看破红尘，把你的灵魂与尘世捆在一起的绳索统统斩断。那时上帝就会发现，你孤身一人，他也孤身一人！这样，你就会跟上帝更亲近，这是你通向上帝的唯一之路！这就是拯救灵魂的关键所在，抛弃父母，抛弃一切，甚至抛弃诱惑你自己的眼睛，挖掉它们！为了上帝，必须消灭自己的肉体，而保留自己的灵魂，从此，你的灵魂就会永远燃烧，万古不灭……”

“你去跟癞皮狗待在一起吧，”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站起身来，说。“我本以为你从去年起变得聪明一点了，哪里知道你现在更糟……”

老头儿微微晃动着身子走出店铺，站到凉台上。亚历山大一见这样，反而不安起来，他急忙用惊讶的口气问他：

“你走啦？是吗……为什么？”

可是和气待人的卢基安向他使了个眼色，安慰他说：

“没关系……没关系……”

这时亚历山大责备他说：

“瞧你这个世界上的大忙人，也到处胡说八道，可是，这有什么用处呢？什么三呼哈利路亚，什么二呼哈利路亚……”

卢基安对他笑了一笑，也走到凉台上去了。于是他回过身来，很自信地对掌柜说：

“他们不能容忍我的精神，不能！他们消失了，就像烟离开火一样……”

掌柜皱起眉头瞅了他一眼，冷冷地说：

“我不想弄清这些问题。”

那个人仿佛一下子窘住了，把帽子往下一拉，喃喃地说：

“怎么能不弄清楚呢？这些问题很那个……它们要求我们弄清楚……”

他垂下头，默不作声地坐了片刻。过了一会儿，另外两个老头儿过来叫他，于是他们三个人不辞而别了。

这个人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好像夜晚的篝火烧旺以后一转眼就熄灭了。他迫使我从他对生活的否定中领悟到某些真理。

傍晚，我抽空把这个人的事情热情地讲给画圣像的老工匠听，他叫伊凡·拉里奥诺维奇，性情平和，待人和气。他听完我的话，解释说：

“看来，他是个云游四方者，某种教派的信徒，他们否定一切。”

“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他们东奔西走，到处漂泊，行踪无定，所以大家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云游派。按照他们的说法，尘世和尘世上的一切都跟我们无关，警察把他们当作危害分子，在抓他们……”

虽然我的生活很痛苦，可是我不明白，人怎么能逃避这一切呢？那时候在我的生活中也有许多有趣的、对我而言很宝贵的东西。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很快在我的记忆里消失了。

然而在我处境艰难的时刻，他在我的眼前时隐时现：他在野外走着，沿着一条灰蒙蒙的道向森林走去，他那只苍白的、从未干过活的手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嘟哝着说：

“我走的是一条正路，我不接受任何东西！要砍断一切绳索……”

我想起了父亲，他似乎跟亚历山大并肩走着，手里拄着一根胡桃木的手杖，身后跟着一条花狗，一边跑，一边吐着舌头，这情景跟外祖母梦中见到的一模一样……

十三

圣像作坊开设在一座砖木结构的大屋子里，共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有三扇窗户，都朝着院子，还有两扇窗户朝着花园；另一个房间，一扇窗户朝着花园，一扇窗户朝着街道。窗户都很小，正方形，窗玻璃由于年久而发花，勉强让冬天苍白无力的阳光照射进来。

两个房间挤挤插插地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边都弯着身子坐着一名画圣像的画匠，有的桌子旁边坐着两个。天花板下面用绳子吊着几个灌满水的玻璃球，它们把灯光聚集起来，再把白色的冷光投射到圣像的方板上。

作坊里又闷又热，有将近二十个圣像画匠在那里工作，他们来自帕列赫、霍鲁伊、姆斯乔尔等地。他们上身穿着印花布衬衫，敞着衣领，下身穿条纹布长裤，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破旧不堪的鞋子，坐在那里。这些画匠的头顶上方弥漫着点燃的马哈烟的灰蓝色烟雾，以及干性油、清漆和臭鸡蛋混合在一起的浓重气味。一首弗拉基米尔一带调子凄凉的民歌像焦油一样在慢慢流淌：

现在的人啊，不知羞耻——

一个男孩明目张胆将姑娘引诱……

他们还哼哼别的歌，也不是活泼欢快的，但是他们最爱唱的还是上面这首民歌。它那缓慢的旋律不会使人分心，不会妨碍他们用银鼠毛制成的小画笔勾勒圣像画，描出身上各部位的皱褶，给圣徒们清瘦的脸添上历尽苦难的浅浅皱纹。雕版工戈戈列夫在窗台下面用一把小锤子叮叮当当地敲着——一个爱喝酒的老头儿，长着个颜色发青的大鼻子。小锤子单调的敲击声不停地冲击节律缓慢的歌声，宛如虫子蛀树一样。

没有一个人对画圣像的活儿感兴趣。有一个心怀叵测的智者把这项活儿分成一道道缺少美感、不能引起对这项活儿的喜爱和感兴趣的工序。斜眼的细木工潘菲尔为人阴险毒辣，他专门提供由他刨好、拼合好的各种尺寸的柏木板和椴木板。害肺痨病的小伙子达维多夫专给这些木板上底漆，他的伙伴索罗金再在上面涂底色。米里亚欣根据原样用铅笔临摹。老头儿戈戈列夫专门镀金和在金色底子上镂刻花纹，负责人体部位的画匠则画圣像的背景和身上的衣服。然后，这幅圣像就缺脸少胳膊地靠在墙根，只等面容画匠来进一步加工、完成。

那些将挂在圣像壁和祭坛门上的大幅圣像都靠在墙脚边，它们缺腿少胳膊，没画面孔，身上只有金属衣饰，或者铠甲和大天使的短衬衣，看起来很不舒服。这些五颜六色的画板显得死气沉沉，似乎缺少一种使它们栩栩如生的东西，然而它们似乎有过生命，后来又神奇地消失了，只留下沉重的金属衣饰。

面容画匠画好“肉身”后，把圣像交给另一个工匠，由他在雕刻的花纹上涂“珐琅”，圣像上的题词也由专职的工匠写上去。上清漆的活儿由作坊主管亲自来做，他叫伊凡·拉里奥内奇，是个寡言少语的人。

他脸色灰白，胡子也是灰白的，又细又软，一双灰眼睛显得特别深沉和忧郁。他常常露出愉悦的笑容，可是没有一个人对他微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他的模样很像圣像上的柱塔僧西麦昂，也是那样清瘦、干瘪，一双呆滞的眼睛也是那样惘然若失地从人群和墙壁上望着远方。

我进作坊干活几天以后，一个画神幡的画匠走来。他叫卡别久欣，是顿河哥萨克，一个美男子、大力士。他喝得醉醺醺的，咬紧牙齿，眯起像女人一样迷人的眼睛，一声不吭，抡起铁拳见人就打。他身材不高，但很匀称，在工场间跑来跑去，就像地窖里一只猫在老鼠堆里窜来窜去。大家吓得手足无措，纷纷避开他，躲到角落里，相互喊着：

“打他！”

面容画匠叶夫盖尼·西塔诺夫抓住机会，举起一条板凳朝这个发酒疯的狂徒的脑袋上砸去。哥萨克顿时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家赶紧把他按倒在地，用毛巾捆住他的手脚。他用野兽般的利齿咬住毛巾，又啃又撕。这时叶夫盖尼勃然大怒，一跃而起，跳到桌子上，两手往腰间一叉，准备骑到哥萨克身上。他人高马大，如果真的往下一跳，一定会把卡别久欣的胸廓踩扁。正在这时，身穿大衣、头戴帽子的拉里奥内奇来到他身旁，伸出一根手指吓唬一下西塔诺夫，然后一本正经地对那些画匠低声说：

“把他抬到外屋去，让他醒醒酒……”

大家把哥萨克抬出工场间，摆好桌椅板凳，重又坐下来干活了。大家一边简短地交谈，说那个伙伴力气真大，并且预言他总有一天在打架时会被人打死。

“打死他可不容易，”西塔诺夫语气十分平静地说，像在说一件自己非常熟悉的事情。

我望着拉里奥内奇，困惑不解地思忖着：为什么这些身强力壮、脾气火暴的人会乖乖听从他的呢？

他经常指点大家应该怎样干活，连手艺最好的画匠也乐意听他的意见。他对卡别久欣教得最多，对他说得也最详细。

“你，卡别久欣，好歹也是个画匠，这就是说，你应当根据意大利风格画得生动逼真。油画要求暖色调的和谐统一，可是你用了太多的白色，结果，圣母的眼睛就显得像冬天一样冰冷，而两颊红得像苹果，跟眼睛极不相称。还有，两只眼睛画的位置也不对，一只对着鼻梁，另一只却移到鬓角上去了，结果，圣母的面容看上去也不是很圣洁，显得狡猾、平庸。卡别久欣，你没把心思用在干活上。”

哥萨克一边听，一边做鬼脸。然后，他那女人般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丝毫不觉得羞愧。他用动听的、但因酗酒而略显沙哑的嗓音说：

“唉，伊凡·拉里奥内奇，老爷子，这不是我干的活儿。我天生是个音乐家，却叫我当修士！”

“只要努力，任何活儿都能做好。”

“不，我算什么？我只配当马车夫，赶赶快马拉的三套车，啊……”

接着，他扯开嗓子，大声唱了起来：

哎，我为我的三套车

套上栗色的骏马，

嘿，我赶着马车驰骋在风雪夜，

向前，向前，径直奔向我的心上人！

伊凡·拉里奥诺维奇[60]露出温和的微笑，把架在难看的灰白色的鼻梁上的眼镜扶扶正，便走开了。这时十几条嗓子齐声唱起来，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仿佛要把整个工场凌空托起，并且有节奏地使它来回摆动。

老马识途，

知道姑娘住在何处……

学徒帕什卡·奥金佐夫丢下活儿，不再挖蛋黄，两手拿着蛋壳，用悦耳的童声为他们伴唱。

大家都被这歌声所陶醉，忘掉了一切，大家同呼吸，怀着同一种感情一起斜睨着哥萨克。他唱歌的时候，整个作坊都公认他为头领，听从他的指挥，注视着他大幅度挥动的手臂。他不停地伸开双臂，好像展翅高飞一样。我相信，如果他突然中止唱歌，大声叫道：“打吧，摧毁一切！”马上所有的人，连最守本分的画匠都会在几分钟内把作坊砸个稀巴烂！

他很少唱歌，但是他那奔放的歌声的威力却是永远不可抵御和不可战胜的。无论人们的心情多么沉重，他能使他们振作精神，重新奋起。于是所有的人都鼓起勇气，把力量汇成一股热流，使自己成为强大的生命体。

这些歌使得我非常羡慕这名歌手，羡慕他的歌声竟然对人们产生如此美妙的力量。一种令人无比激动的情感不断涌入我的心田，使我的心胀得生疼。我真想放声痛哭，对唱歌的人们大叫一声：

“我爱你们！”

害肺痨病、面孔蜡黄的达维多夫浑身上下长满一绺绺毛发，这时也张大嘴巴唱了起来，样子十分古怪，好像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寒鸦。

这些热情奔放的歌曲只有在哥萨克领唱的时候大家才唱，大家唱得最多的还是节奏缓慢、曲调忧伤的歌，比如《没有良心的人》、《在那片小树林里》，还有悼念亚历山大一世驾崩的歌《我们的亚历山大检阅军队的时候》。

有时根据我们作坊里最出色的面容画匠日哈列夫的建议，大家试着唱教会歌曲，但是往往唱不好。日哈列夫老是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只有他自己理解的严整性，从而干扰了别人唱歌。

他约摸四十五岁，干瘦，秃顶，像茨冈人那样留着半圈黑黑的鬈发，眉毛又粗又黑，像两撇唇髭。又尖又密的胡子将他清秀、黝黑的非俄罗斯人的脸装点得格外漂亮。但是，既然有了两道粗眉毛，鹰钩鼻子下面蓄着硬硬的唇髭，就显得多余了。一对蓝眼睛不太对称，左眼要比右眼大得多。

“帕什卡！”他用男高音朝同我在一起当学徒的伙伴叫了一声，“来，你领着大家唱《赞美吧！》，大伙儿仔细听着！”

帕什卡撩起围裙擦干手，唱了起来：

赞——美吧……

“……上帝的英名，”几个人跟着他唱起来，这时日哈列夫惶惶不安地喊道：

“叶夫盖尼，低些！把你的声音压入心灵深处……”

西塔诺夫像敲只圆木桶似的用低沉的声音唱起来：

上帝的奴隶……

“不是这样唱的！这儿应当声音洪亮，唱得地动山摇，唱得门窗都会自动打开！”

日哈列夫由于莫名其妙的兴奋而全身抽搐起来，他那两道令人惊异的眉毛在额头上上下飞扬，嗓子也破了，手指不停地挥动，仿佛在弹把看不见的古斯里琴[61]。

“上帝的奴隶这一句你能理解吗？”他意味深长地说。“唱这一句的时候，你应当透过外壳，体会它的内在含义。‘奴隶们，赞美上帝吧！’你们这些活着的人怎么会不理解呢？”

“这一句我们永远也不理解，这一点你是清楚的，”西塔诺夫有礼貌地说。

“那么，我们就别唱下去了！”

日哈列夫带着委屈的心情又动手干起活来。他是一名最出色的画匠，能够根据拜占庭和西方的传统，按照意大利的风格，将人物的面部描绘得栩栩如生。拉里奥内奇在接到定制圣像壁的时候，总要向他请教。因为他对各种圣像的真本了如指掌，十分在行。一切有灵圣像的珍品，例如费奥多罗夫像、斯摩棱斯基像、卡赞斯基像等，他都见识过。可是，他在苦心研究这些真本的时候，他总是大声抱怨：

“这些真本把我们手脚捆住了……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把我们手脚捆住了……”

虽然他在作坊里的地位非常重要，但跟别人相比，他从不自以为是，他对我和巴维尔这两个学徒十分亲切，愿意把手艺教给我们。除了他，作坊里没有一个人肯这样做。

他的为人叫人难以捉摸。总的说来，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有时他整整一星期埋头干活，不说一句话，像个哑巴。他常常用惊讶和陌生的目光看着大家，好像第一次见到这些熟人似的。虽然他喜欢唱歌，但是在这些日子里他不唱歌，即使别人唱，他也当作没有听见。大家很关注他，朝着他的方向互使眼色。他弯着腰，对着一幅斜放着的圣像，圣像的木板搁在他的双膝上，木板的中腰靠着桌沿。他拿着小画笔仔细描绘着一张阴郁冷漠的脸，他自己的脸也这样阴郁和冷漠。

突然，他生气似的一字一顿地说：

“‘先驱’是什么意思？‘驱’在古代是‘走’的意思。‘先驱’就是‘先行者’，而不是别的什么意思……”

作坊里沉寂下来，大家面带笑容，乜斜着眼朝日哈列夫坐着的方向看去。这时，在寂静中传来奇怪的话语：

“不应当给他穿羊皮袄，应当给他装副翅膀……”

“你在跟谁说话呢？”有人问他。

他没有吭声，不知是他没有听见别人的问话，还是不愿回答。过一会儿，他的话语又打破期待的寂静。

“应当知道他们的传记，谁知道他们的传记呢？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朝气……哪里有灵魂？灵魂在哪里？对！真本是有的！可是灵魂呢——没有……”

他这些想法引得大家一阵嘲笑，只有西塔诺夫不动声色。这种时候总是有人幸灾乐祸地窃窃私语：

“到星期六，他又要去酗酒了……”

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的西塔诺夫是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没蓄唇髭，也没长眉毛。这时他闷闷不乐、神情严肃地看着一个角落。

我记得，有一天日哈列夫复制了一幅准备送往昆古尔的费奥多罗夫圣母像后，把圣像朝桌上一放，激动地大声说：

“圣母画好了！你好比一只酒杯，一只无底的酒杯，从今以后，人世间心底里的痛苦的眼泪将不断地流入这只酒杯……”

然后，他拿起别人的一件大衣披在肩膀上，走了，到小酒店去了。年轻人都笑起来，吹起了口哨。年纪大一点的望着他的背影，羡慕地叹口气。西塔诺夫走到他的画像跟前，仔细地看了看，解释说：

“他当然要去大喝一通，因为他舍不得把这幅画像交出去。这种难以割舍的心情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日哈列夫的狂饮症总是在星期六开始发作。这可不是嗜酒成癖的画匠们的那种通病。日哈列夫的狂饮症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早晨，他写好一封信，然后叫巴维尔把信送到某个地方去。午饭之前，他对拉里奥内奇说：

“我今天上澡堂去！”

“去很久吗？”

“哦，上帝……”

“最好在星期二以前回来！”

日哈列夫表示同意地点点光秃秃的头，两道眉毛也颤动起来。

他从澡堂里出来，打扮得焕然一新，穿着胸衣，脖子上系了条三角围巾，缎子的西装背心上拖着一根长长的银链。他默默地坐上马车走了。临走，他吩咐我和巴维尔说：

“傍晚以前把作坊收拾得干净点，把那张大桌子洗一下，刮干净！”

大家心情都很快活，打起精神，换上干净的衣服，跑到澡堂里去洗澡，然后匆匆去吃晚饭。晚饭以后，日哈列夫回来了，拿来几袋下酒的菜，还有几瓶啤酒和葡萄酒。他身后跟着一个身量高得出奇的女人。她身高约一米九五，我们的椅子板凳放在她的面前都成了小玩具，连高个儿西塔诺夫在她的旁边一站，也成了一个半大孩子。她身材十分匀称，乳房高高耸起，像座小山，几乎顶到下巴，动作缓慢迟钝。她已经四十出头，但是她那长着一对马一般的大眼睛的呆板的圆脸却很细嫩光艳，樱桃小口像廉价木偶面孔上的嘴巴，似乎是描出来的。她装出一副笑容，向每一个人伸出一只热乎乎的大手，连连说些不必要的客套话：

“您好。今天真冷啊。你们这里的气味很重。这是颜料的气味。您好。”

她仪态温雅，健壮有力，好像条涨满潮水的河，看上去很舒服。可是她说话枯燥乏味，全是废话，令人生厌。她说话之前先要鼓起腮帮子，这样一来，她那红得发紫的脸颊变得更加圆滚滚了。

年轻人笑着窃窃私语：

“简直像台机器！”

“真像座钟楼！”

她噘起小嘴，双手放在胸脯下面，在摆好饭菜和茶炊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她用温柔的马一般的大眼睛挨个儿看着大家。

大家很尊敬她，年轻人甚至有点怕她：有个小伙子用贪婪的目光看着她那丰满、健壮的身子，可是他的目光和那女人咄咄逼人的目光相遇的时候，他就窘迫地垂下了眼睛。日哈列夫对他请来的女客人也很尊敬，说话的时候用“您”称呼她，叫她“大嫂”，每次敬酒，都要向她深深地一鞠躬。

“请您别费心了，”她娇声娇气地拖长了声调说。“瞧您，太费心了！真是的！”

她的言行举止从容不迫，她的两条胳膊肘始终紧贴着身子两侧，只有胳膊肘以下的部位在动弹。她身上常常散发出一股热面包的酒香味。

老头儿戈戈列夫兴奋得连说话也结结巴巴了，他一个劲儿地夸那女人如何如何漂亮，就像教堂执事唱颂歌一样。那女人听着，一边赞许地微笑。当他说得前言不搭后语的时候，她就说起自己来了：

“我做姑娘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漂亮，直到出嫁后才漂亮起来。快三十岁的时候，我的模样更加俊俏了，连王公贵族都看上了我，一个县里的首席贵族曾答应送我一辆一对骏马拉的四轮马车……”

卡别久欣有点儿喝醉了，突然向她投去憎恶的一瞥，粗声粗气地问：

“他干吗答应送你马车？”

“当然是为了我们的爱情，”那个女客人解释说。

“爱情，”卡别久欣害羞地嘟哝说，“会有什么爱情呢？”

“像你这样英俊的小伙子一定十分懂得什么是爱情，”那女人率直地说。

作坊里的人哄然大笑起来。这时西塔诺夫对卡别久欣低声说：

“她至少是个蠢婆娘！大家心里明白，只有无聊至极的男人才会爱上这种女人……”

他酒喝多了，脸色发白，额角上渗出珍珠般的汗珠，充满智慧之光的眼睛惶恐不安地闪烁着。老头儿戈戈列夫鼓动着丑陋的鼻翼，用手指擦掉眼睛里的泪水，问道：

“你生过几个孩子？”

“我只生过一个孩子……”

桌子上方吊着一盏灯，放火炉的角落里还点着一盏灯。这两盏灯的光线都很暗。作坊各个角落里都是重重叠叠的黑影，一些没有画完的无头人体从那里向外张望着。一块块单调的灰斑，也就是手和头的部位，看上去十分可怕，和平时相比，更觉得这些圣徒的身子从涂上各种颜色的衣服里，从这个地下室里神秘地消失了。那些玻璃圆球挂在天花板下边的钩子上，紧贴着天花板，在团团烟雾中，不时闪现淡蓝色的光芒。

日哈列夫不安地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招待大家，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一会儿凑到这个人跟前，一会儿又凑到那个人跟前，他那修长的手指自始至终没有停歇过。他消瘦了，鹰钩鼻子显得更加尖削了。当他侧身对着灯光时，鼻子的阴影就落在他的脸颊上。

“喝吧，吃吧，朋友们，”他用清脆的男高音说。

那女人用家庭主妇的口气，像唱歌似的说：

“大哥，您何必操心呢？各人有各人的手，各人有各人的胃口，硬要别人把食物往肚子里塞，谁也受不了啊！”

“大家歇一会儿吧！”日哈列夫激动地叫道。“我的朋友们，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奴隶，让我们一起唱《赞美上帝的英名》吧……”

赞美歌没有唱得起来。大家酒足饭饱，一个个手脚发软。卡别久欣手里捧着一架双排键手风琴，年轻的维克托·萨拉乌金穿着一件黑衣服，像只小乌鸦。他神情严肃地拿起一只铃鼓，用手指敲击着紧绷的鼓面，发出低沉的声音，四周的小铃铛随着铃鼓声也丁零当啷地欢唱起来。

“来首俄罗斯舞曲！”日哈列夫下命令道。“大嫂，请吧！”

她走到空地上，稳稳地往那儿一站，犹如一座小教堂。她身穿一件黄色的亚麻布短上衣，穿条宽大的褐色裙子，头上扎块红头巾。

手风琴激越地吼叫着，小铃铛叮叮当当响了起来，铃鼓也叮咚作响。铃鼓的鼓面发出忧郁而低沉的叹息。这声音听起来很不舒服，好像一个人发了疯，又是唉叹，又是号哭，脑门直往墙上撞。

日哈列夫不会跳舞，光是急促地踏小步，用擦得锃亮的靴子后跟跺地板，像头山羊那样跳来跳去，总是跟不上动人心弦的乐曲的节拍。他两条腿仿佛不是生在自己身上，整个身子难看地扭动着，像只撞到蛛网上的黄蜂，又像条钻入渔网中的鱼在拼命挣扎——这模样看上去实在太令人难受了。可是所有的人，连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也全神贯注地看着他那手忙脚乱的舞姿，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脸和手。日哈列夫脸上的表情惊人地变化着，时而温柔含羞，时而傲气十足，冷峻地紧锁双眉。突然，他不知为什么吃惊地大叫一声，闭上眼睛，随即又睁开了，显出一副悲伤的样子。他握紧拳头，悄悄地走到那女人跟前。蓦地，他跺了一下脚，张开双臂，扬起眉毛，由衷地微笑着跪倒在她面前。她露出宽厚的笑容俯视着他，平静地提醒他说：

“你会累坏的，大哥！”

她本来想谄媚地微微闭上眼睛，可是她那双如三戈比硬币那么大的眼睛却怎么也合不上，她的脸反而起了皱纹，露出一副难看的表情。

她也不会跳舞，仅仅慢吞吞地摆动着庞大身躯，悄无声息地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她左手握着一条头巾，不时地懒洋洋地挥一下，右手叉着腰——这种姿态就像个带把的大水罐。

日哈列夫围着这个铁石心肠的女人转悠，自相矛盾地变换着脸部表情——看上去似乎跳舞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十个人，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尽相同：一个文静温顺；另一个怒目圆睁，气势汹汹；第三个忧心忡忡，唉声叹气，想悄然离开这个身材高大，令人讨厌的女人。突然又出现另一个人，他龇牙咧嘴，哆嗦着弓起身子，像条受伤的狗。这种乏味难看的舞姿使我感到十分沮丧，不由得勾起我对那些士兵、洗衣妇和厨娘们，以及他们那种畜生般苟合的婚礼不愉快的回忆。

我似乎又听见西多罗夫对我悄声说：

“干这种事情的人说的全是谎言，因为干这种事见不得人，其实谁也不爱谁，只是逢场作戏罢了……”

我不愿相信“大家这么干都是逢场作戏”，要是这样，那玛戈王后又该怎么说呢？当然，日哈列夫也不是逢场作戏。我知道西塔诺夫爱上了一个“放荡的”姑娘，她把羞于启齿的疾病传染给了他，不过他并没有受伙伴们的唆使去打她，反而为她租了一个房间，替她治病。后来，他一提起这个姑娘，总是觉得对她既亲切又内疚。

那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还在摇摆身子，露出呆板的笑容，舞动着头巾。日哈列夫抽搐似的围着她跳来跳去。我看着，一边心里想：难道那个欺骗上帝的夏娃跟这匹高头大马一样吗？我心里顿时产生了对她的憎恨。

那些靠在昏暗的墙脚的模糊不清的圣像朝窗外张望着。漆黑的夜幕渐渐遮住了窗玻璃。在闷热的作坊里只有几盏灯透出惨淡的光线。只要你竖耳倾听，就会从沉重的跺脚声中，从嘈杂的说笑声中听到，铜洗脸盆里的水急速地、一滴一滴地落到一只双耳泔水桶里。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和我在书本里读到的那种生活是多么不一样啊！真有天壤之别。瞧，大家终于感到呆坐着无聊了。卡别久欣把手风琴塞到萨拉乌金手上，叫嚷道：

“跳吧！痛痛快快地跳吧！”

他像茨冈人万卡一样跳了起来，舞姿轻盈，犹如在空中飞来飞去。巴维尔·奥金佐夫、索罗金也跟着激情满怀地、欢快地跳起来。害肺痨病的达维多夫也在地板上移动着脚步，他被扬起的灰尘、煤烟、浓烈的酒味和总是散发出熟皮子气味的熏肠呛得直咳嗽。

他们跳啊、唱啊、叫啊，但是每个人都没有忘记只不过在寻欢作乐而已。大家好像在互相比试，看谁跳得灵活，看谁乐此不疲。

喝得醉醺醺的西塔诺夫见人就问：

“难道能爱这种女人吗？”

看上去，他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

拉里奥内奇稍稍耸起尖削的肩膀，回答他说：

“女人就是女人，你还要怎么样呢？”

他们谈论的那两个人都悄然不见了。日哈列夫过了两三天才到作坊里来干活，又到澡堂里去了一次。他接连两个星期不说一句话，呆坐在角落里干活，架子十足，对谁都不理不睬。

“都走了吗？”西塔诺夫用忧伤的蓝灰色眼睛打量了一下作坊，自言自语地问。他的脸长得并不好看，有点苍老，可是一双眼睛明亮而和善。

西塔诺夫待我很友好。这要归功于我那本厚厚的抄录了许多诗歌的本子。他不相信上帝，可是我始终不明白：作坊里除了拉里奥内奇，还有谁热烈地爱上帝，相信上帝。大家总是用轻率、讥讽的口气议论上帝，就像喜欢议论自己的老板娘一样。不过，大家坐下来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都会在胸前画十字，在睡觉前做祷告，每逢过节到教堂去。

西塔诺夫这些都不做，大家都以为他是个无神论者。

“上帝是没有的，”他说。

“那么世间万物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不知道……”

有一次我问他：怎么会没有上帝呢？他解释说：

“你瞧：上帝，高不可攀！”

他把细长的胳膊举过头顶，然后又放到离地板一俄尺高的地方，说：

“人，在最最下面！对吗？可是《圣经》上说：‘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62]，这你是知道的！可是戈戈列夫像什么呢？”

这一下把我问住了：戈戈列夫是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肮里肮脏的老头，这么大年纪了，还改不了手淫恶习。我想起了那个叫叶尔莫欣的维亚特卡省的士兵和我的姨婆：他们身上哪一点像上帝呢？

“人人都知道，人就像猪，”西塔诺夫说，可是又立刻安慰我说：

“没什么，马克西梅奇[63]，好人也是有的，有的！”

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轻松，很随便。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不知道，他就坦率地说：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

这一点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认识他以前，我见过的人个个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谈的。

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很奇怪，我在他的小本子上看到许多美妙动人的诗，可是我还发现不少只能使人感到羞耻的下流的诗句。每当我提到普希金的时候，他总是给我看他抄在小本子上的《加百列之歌》……

“普希金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个爱说笑话的人。可是，这个别内迪克托夫[64]值得引起注意，马克西梅奇！”

接着他闭上眼睛，轻声地读起来：

你看：这就是美丽的女郎，

那丰满迷人的乳房……

不知为什么，他特别青睐下面三行诗，用高傲而欢快的语调朗诵道：

即使雄鹰那双犀利的眼睛，

也透不过灼热的门闩，

窥见她深藏的心灵……

“你听得懂吗？”

我实在不好意思直言相告，因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高兴。

十四

我在作坊里的活计并不复杂：每天早上，大家起床之前，我必须替画匠们烧好茶炊。他们在厨房里喝茶的时候，我和巴维尔去收拾、打扫作坊，把调色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我就到小铺去。每天傍晚，他们叫我把颜料碾碎和“观摩”画匠们的手艺。起初，我“观摩”的兴趣很高，可是不久我明白了，几乎所有从事这些被分解得七零八碎的手艺的人都不喜欢这份活儿，都感到苦闷无聊。

每天傍晚我很空闲，于是常给大家叙述我在轮船上的生活，讲从书上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日子一长，连我自己也没有觉察到我在作坊里竟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和朗读书的人。

我很快明白，这些人的所见所闻比我少。他们中几乎每个人从小就被关进这门手艺的狭小笼子里来了，从此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这地方。作坊里只有日哈列夫到过莫斯科，回来后，他皱起眉头，动情地说起莫斯科：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儿你一定要加倍留神！”

其他人只到过舒亚、弗拉基米尔。谈到喀山的时候，他们就问我：

“那儿俄罗斯人多吗？有没有教堂？”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他们不相信西伯利亚在乌拉尔那一边。

“乌拉尔的梭鲈和鲟鱼是从那里，从里海运来的吗？这就是说，乌拉尔在海边啰！”

有时候我以为，他们定会取笑我，因为他们断言，英国在大洋彼岸，而拿破仑出身于卡卢加的贵族家庭。每当我对他们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不相信我的话，他们个个都喜欢听恐怖的神话和曲折离奇的故事，连上了年纪的人都宁可听虚构的故事，也不愿听真实的见闻。我看得很清楚，故事情节越离奇，内容越荒唐，他们就听得越津津有味。总而言之，他们不关心现实，不愿看到眼下的贫穷和丑陋现象，而是抱着幻想憧憬着未来。

这使我觉得分外吃惊，因为我已经十分明显地感觉到现实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瞧，在我面前都是些活生生的人，而在书本上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书本上没有斯穆雷，没有司炉工雅科夫，没有云游派教徒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没有日哈列夫，没有洗衣妇娜塔莉娅……

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发现一本破旧的戈利岑斯基的短篇小说集、布尔加林的《伊凡·维日金》和勃拉姆别乌斯男爵写的小册子。我把这些书朗读了一遍，大家都很喜欢听，可是拉里奥内奇却说：

“读书可以赶走吵架和喧闹，这样很好！”

于是我努力到处找书，找来后，几乎每天傍晚就读给他们听。这是一些美好的傍晚，作坊里像夜晚一样悄然无声，桌子上方挂着的几个玻璃圆球仿佛几颗洁白的寒星，星光照耀着伏在桌子上的、头发蓬乱的和光秃秃的脑袋。我看着一张张安静的、陷入沉思的面孔，有时也会冒出几声赞扬作者或小说主人公的话。他们又专注，又温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十分喜欢此时此刻的这些人，他们也对我很好。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子。

“我们和书在一起，就像逢到春天，卸下防寒用的外框，第一次打开了窗户，”西塔诺夫有一次这样说道。

弄到书很困难。大家都没有想到去图书馆借书。我像乞丐一样到处去求人，想尽办法去找书。有一次，消防队长给了我一本莱蒙托夫[65]的书，我顿时感到诗歌的力量及它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记得，我刚读《恶魔》的头几行，西塔诺夫就瞟了一眼书，又瞅了瞅我的脸，把画笔搁到桌子上，然后将两条细长的胳膊插进两只膝盖中间，一面笑一面晃动着身子。椅子在他身子底下吱嘎作响。

“别出声，伙计们，”拉里奥内奇说，也放下手上的活儿，走到西塔诺夫的桌子跟前，我正在那张桌子边朗读。这部长诗使我激动万分，心里又痛苦，又甜美，我读得嗓子都哑了，眼眶里泪水涟涟，使我看不清一行行诗句。然而，使我更加激动的是作坊里低沉而又小心翼翼的举动，整个作坊在缓缓动弹，仿佛有块磁铁把人们吸引到我的周围。我朗读完第一部诗，几乎所有人都围着桌子站着，彼此紧挨在一起，互相拥抱，有的皱着眉头，有的露出笑容。

“念呀，往下念呀，”日哈列夫说，把我的脑袋按到书上。

我朗读完后，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书名，然后把书往腋下一塞，对我说：

“这本书一定要再念一遍！明天你再给大伙儿念。我现在把书收起来。”

他离去了，把莱蒙托夫的这本书锁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然后又干起活来。作坊里很静，大家轻手轻脚地回到各自的桌子边去。西塔诺夫走到窗口，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木然地站着。日哈列夫又搁下画笔，厉声说道：

“瞧，这就是生活，上帝的奴隶们……是的！”

他耸起肩膀，紧缩脑袋，继续说：

“我甚至能把恶魔画出来：身子黑黑的，浑身毛茸茸的，翅膀火红色的，要用铅丹涂色，脸、手、脚都要白里带青，好比月夜下雪的颜色。”

直到晚饭前，他一直心神不定，有点儿失常，老是在板凳上转来转去，摆弄着手指，颠三倒四地唠叨着，一会儿说到恶魔，一会儿说到女人和夏娃，一会儿又说到天堂和圣徒们怎样造孽。

“这些都是真的！”他断言道。“既然圣徒跟有罪的女人一起作孽，那么，恶魔也就理所当然地乐意跟纯洁的女人乱搞……”

大家默默地听他说。所有的人也许跟我一样不愿意插嘴。大家都没有心思干活，不时地看看钟，等到钟敲九点，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扔下手里的活儿。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我跟在他们后面。在院子里，西塔诺夫仰望着星星，说：

“凝视着在天空中漂泊的

一队队被上天委弃的星辰……[66]

这样的诗句是凭空想不出来的！”

“我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了，”日哈列夫说，他在砭骨的严寒中直打哆嗦。“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可是它，我看见了！别人一定要你去怜悯恶魔，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而且你真的怜悯它了，是吗？”

“我怜悯它了，”西塔诺夫肯定地说。

“这就是所谓的人！”日哈列夫感叹地高声说，他的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在外屋，他提醒我说：

“马克西梅奇，你在店铺里对谁也别说起这本书，这自然是本禁书！”

我一听很高兴：当初我在做忏悔的时候，神父曾经问过我禁书的事。

大家无精打采地吃完晚饭，没有平时的吵闹和交谈，仿佛所有的人都遇上了一件重要的事，必须苦苦思索。晚饭以后，大家躺下睡觉，这时日哈列夫拿出那本书来，对我说：

“来，再念一遍吧！慢点念，别着急……”

有几个人悄没声儿地从床上坐起来，衣服也没穿，走到桌子跟前，盘起双腿，围桌而坐。

我朗读完以后，日哈列夫用手指头敲着桌子，又将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这就是生活！哎呀，恶魔啊，恶魔……原来是这样，老兄，是吗？”

西塔诺夫晃动了一下身子，从我的肩膀上探过头来，朗读了几句，笑着说：

“把这几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

日哈列夫站起身来，拿了书朝自己那张桌子边走去，可是突然又停下脚步，用颤抖的声音气忿地说：

“我们像群瞎眼的狗崽子那样活着，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上帝也罢，恶魔也罢，都不需要我们！我们能算是上帝的奴隶吗？约伯[67]是奴隶，上帝亲自跟他说过话！上帝跟摩西[68]也说过话！上帝甚至替他取了名字叫摩西，意思就是上帝的人。可是我们呢，是谁的人呢？……”

他把书锁进抽屉，穿上衣服，然后问西塔诺夫：

“上小酒馆去吗？”

“我上她那儿去，”西塔诺夫轻声答道。

他们走后，我在门口的地板上紧挨着巴维尔·奥金佐夫躺下了。他睡在那里不停地辗转反侧，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突然，他哽哽咽咽地低声抽泣起来。

“你怎么啦？”

“我太可怜他们了，”他说，“要知道，我跟他们一起生活快有四年了，我了解他们每一个人……”

我也很可怜他们这些人。我们久久不能入睡，悄悄地议论他们，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都有许多能增强我们幼稚的同情心的东西。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相处得很融洽。后来他成了一个很出色的画匠，可是好景不长，将近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酗酒，后来我在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遇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已沦为一个无业游民，过了不久，我听说他害伤寒死了。回忆起这些事情，真叫人不寒而栗，在我的一生中有多少这样的好人平白无故地死去！所有的人都会年老体衰，然后死去，这是自然规律。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这儿，像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那样，人们衰老得如此神速，如此不可思议……

想当初，他是个胖墩墩的孩子，比我大两岁。他活泼、聪明、诚实，很有天赋：鸟啊，猫啊，狗啊，他都画得很好。他只需涂上几笔，就能给画匠们画出他们各种各样飞禽形象的漫画像，而且惊人地相似。他把西塔诺夫画成一只独脚站着的垂头的鹬，把日哈列夫画成一只撕掉鸡冠、头上没有羽毛的公鸡，他把生病的达维多夫画成一只样子可怕的麦鸡。可是他画得最成功的要数老镂刻师戈戈列夫，形象是只蝙蝠，大大的耳朵，古怪的鼻子和各长着六只爪子的小脚，又圆又黑的脸上有一对白眼圈，两颗眼珠像两粒兵豆嵌在眼睛里，这一切使他的面容变得既生动，又十分可憎。

巴维尔把其他的漫画像拿给画匠们看，他们并不生气，可是把戈戈列夫的漫画像拿给大家看，却引起大家不快，他们严肃地对画匠说：

“你最好把它撕了，要不老头儿看见了，一定会狠狠地揍你一顿！”

老头儿又脏又臭，一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他笃信宗教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他为人阴险，一肚子坏水，常常把整个作坊里的一举一动向掌柜告密，因为当时老板娘正打算把自己的侄女嫁给那个掌柜，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个家庭和这些人的主人了。作坊里的人既恨他，又怕他，因此也怕戈戈列夫。

巴维尔千方百计缠住戈戈列夫不放，仿佛抱定宗旨不让他有片刻安宁。我也使劲地帮他忙，作坊里的人看到我们表演的种种粗俗的恶作剧都很高兴，但是又警告我们说：

“你们会挨揍的，孩子们！金龟子会把你们撵出去的！”

金龟子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他们的警告没有吓住我们，我们常常趁老头儿熟睡之际，把他的脸用颜料涂得花花绿绿。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金色，事后他足足花了三天时间也没能把金色从他的软绵绵的鼻沟里擦掉。可是每当我们惹得老头儿发火后，我总是想起那艘轮船，想起那个从维亚特卡来的小个子士兵，我的内心就会惶惶不安。戈戈列夫尽管已经上了年纪，可是力气还很大，常常冲过来打我们，使我们措手不及。打完以后，他就去向老板娘告状。

老板娘也是每天喝得醉醺醺的，所以样子很和气，很开心。她总想吓唬我们，用两只虚胖的手拍着桌子嚷道：

“你们这些该死的，又在胡闹了？他年纪大了，你们应当尊敬他！是谁把煤油当酒倒在他杯子里的？”

“是我们干的……”

老板娘吃惊地说：

“哎哟，老天爷啊，他们居然还承认！哼，该死的……尊敬老人才对呀！”

她把我们赶了出去，到了傍晚，她对掌柜发了一通牢骚，后来，掌柜生气地对我说：

“你是怎么啦，你一直在读书，甚至还读《圣经》，可你为什么还这样胡闹呀？你得留点儿神，老弟！”

老板娘孤身一人，实在可怜。有时候她多喝了几杯果酒，就坐在窗口唱起歌来：

没有人对我怜惜，

也没有人可怜我，

没有人知道我的悲戚，

我能向谁诉说心中的难过。

她拖长苍老而发抖的声音，抽泣起来。

“呜——呜——呜……”

有一天，我看见她捧着一罐煮沸的牛奶向楼梯口走去，突然她的双腿一软，坐了下去，从楼梯上一级一级往下滑，发出扑通扑通的响声，可她始终没有松开手。牛奶泼出来，溅在她的衣服上，她却伸长胳膊，气冲冲地朝着牛奶罐说：

“怎么啦，你这该死的？你要上哪儿去？”

她长得并不肥胖，皮肤松弛，失去了弹性，模样像只已经捉不住老鼠的老猫。她饱食终日，身子笨重，常常一边打着哼哼，一边回忆自己过去的业绩和欢乐。

“你且听我说，”西塔诺夫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说道，“从前这里的生意很红火，是个很好的作坊，经营这份产业的是个有头脑的聪明人，可是现在呢，全白搭了，一切都落到金龟子的爪子里！我们一个劲儿地干活，到头来，钱都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了。一想到这，脑袋瓜里的弹簧一下子就绷断了。我什么也不想得到，只想扔下这一切活儿，爬到屋顶上去，躺它整整一个夏天，仰望天上的星星……”

巴维尔·奥金佐夫和西塔诺夫有着同样的想法，他学着大人的样子抽起纸烟，滔滔不绝地谈论上帝，谈论酗酒和女人，还常说干任何活儿都是徒劳的，一些人在制造东西，而另一些人既不珍惜，又不理解这些制造出来的东西，反而肆意破坏。

在这个时候，他那张可爱的瓜子脸就现出了皱纹，变得苍老了。他坐在地铺上，双手抱膝，久久地望着蔚蓝色的正方形的窗户，望着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的板棚的屋顶，望着冬日天空中的寒星。

画匠们睡着了，呼噜呼噜打起鼾，有个人断断续续说着梦话。达维多夫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想把残余的一生一吐而尽。墙角里，“上帝的奴隶”卡别久欣、索罗金、佩尔申身子挨着身子躺着，他们早已喝得酩酊大醉，沉沉入睡。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无头圣像从四壁向下观望着。屋子里弥漫着干性油、臭鸡蛋和嵌在地板缝里变馊的泔脚的浓重气味，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多么可怜这些人啊！”巴维尔低语着。“上帝啊！”

这种对人的恻隐之心越来越使我感到不安。我以前已经说过，我们俩都觉得这些画匠是好人，可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很糟，很不称心，枯燥得令人无法忍受。冬天，风雪呼啸，大地上的一切——房屋、树木都在颤栗、哀号、哭泣。大斋的钟声凄怆地敲响着，寂寞犹如波浪涌进作坊，铅一般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扼杀了他们身上的一切活力，把他们推向小酒馆，推到女人身边，女人跟伏特加一样，已经成为他们忘却一切的工具。

在这样的傍晚，书已经不起作用。这时我和巴维尔竭力用各自的方法逗他们开心：我们用烟炱和颜料涂抹自己的脸，戴上用大麻做的胡子，表演自己编的各种喜剧。我们英勇地与寂寞作斗争，想方设法逗大家笑。我想起《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把书中的内容改编成对话。我们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演起戏来，兴高采烈地砍掉我们想象中的瑞典人的头颅。看到这儿，观众们哈哈大笑起来。

特别受观众喜欢的是中国小鬼秦游东[69]的传奇故事。巴维尔扮演一心想做好事、但屡遭不幸的小鬼，其他角色都由我一人扮演：又扮男，又扮女，还要扮演各种道具、善良的鬼魂，甚至石头。那个中国小鬼想做好事，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便沮丧万分地坐在这块石头上歇息。

观众们哈哈大笑，我觉得十分意外，我们的表演竟然能轻而易举地赢得他们发笑，他们这样容易发笑倒使我感到难受。

“嘿，这两个小丑！”观众们朝我们喊叫。“嘿，两个坏小子！”

不过越往下演，我越深切地觉得，悲伤比快乐更贴近这些人的心。

我们这里从来没有欢乐，欢乐本身也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人们只是故意把它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拿出来，当作驱走俄罗斯的蒙眬的沉闷生活的工具罢了。这种本身并不存在的欢乐的内在力量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这种欢乐自己并不愿意存在，仅仅是在悲伤的日子应召而来的。

而且俄国式的欢乐常常会突然不知不觉演变成残酷的悲剧。一个人在跳舞，好像要挣脱自己身上的绳索，可是倏地把附在他体内的最凶猛的野兽也放了出来，这头野兽为了发泄极大的苦闷，见到什么人就扑过去，又撕又咬，毁坏一切……

这种由外在因素引起的强颜欢笑刺痛了我的心。我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便把我灵机一动想象出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表演给大家看——我多么希望让人们从心底里发出真正的、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欢乐！我的愿望多少实现了一点，大家称赞我，对我感到惊讶。可是，这时似乎已经被我动摇的沉闷空气又渐渐浓重起来，凝固成一团，压在人们的身上。

脸色苍白的拉里奥内奇亲热地对我说：

“瞧你这个快活小子，愿上帝保佑你！”

“你真会替人消愁解闷，”日哈列夫附和道。“马克西梅奇，你应该进马戏团或者参加剧团，往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丑角！”

整个作坊里的人，在圣诞节或者谢肉节那天去剧场看戏的只有两个人——卡别久欣和西塔诺夫。年长的画匠们严肃地劝他们在耶稣受洗节[70]的水祓净仪式上钻到冰窟窿里去洗个澡，把身上的罪孽洗掉。尤其是西塔诺夫，他常常劝我：

“你别在这儿干了，去学当演员吧！”

我听了很激动，把《演员雅科夫列夫[71]的一生》中的悲惨故事讲给他听。

“真有这种事啊！”

他喜欢讲玛丽娅·斯图阿特王后的故事，称她是“女骗子”，他特别赞赏《西班牙贵族》这出戏。

“堂塞扎尔·德·巴赞[72]是个很高尚的人，马克西梅奇！他真了不起！”

他身上的确有一种“西班牙贵族”的风度。有一天在瞭望塔前面的广场上，三个消防兵以殴打一个庄稼汉来取乐。一大群人，约摸有四十来个，围观殴打的场景，而且不停地为士兵们喝彩。西塔诺夫冲进去，挥起细长的胳膊，重重几拳就把三个消防兵打翻在地。他扶起庄稼汉，把他送到人群里，喊道：

“把他带走！”

他自己却留了下来，独自一人对付三个人。消防队距离广场只有十步之遥。如果当时那几个士兵跑去求救的话，西塔诺夫非挨揍不可。可是他还算运气，那三个消防兵吓得逃进了消防队院子，再也没有露面。

“狗杂种！”他朝着他们的背影喊叫。

每逢星期天，青年人就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墓地后面的林场上去进行拳击比赛。他们的对手是清洁队的雇工和来自郊区的农民。清洁队派出一名著名的拳击手来同城里人较量。这是一个莫尔多瓦人，人高马大，脑袋很小，眼睛有病，老是流泪。他叉开双腿，站在队伍前面，一边用外衣肮脏的袖管不停地擦眼泪，一边很客气地叫阵说：

“你们谁出来？再不比试，我要冻坏了！”

我们这边出场的是卡别久欣，莫尔多瓦人总是将他击倒。可是这个被打得鲜血直流、喘着粗气的哥萨克说：

“我宁可死了，也要战胜莫尔多瓦人！”

这终于成了他的生活目标，他甚至戒了酒，每天睡觉之前用雪擦身，吃许多肉，而且为了锻炼肌肉，每天傍晚把两普特重的哑铃一次又一次地左右交替举到胸前。可是这些努力对他都无济于事。于是他在手套里缝上几块铅，对西塔诺夫夸口说：

“这下子，莫尔多瓦人要完蛋了！”

西塔诺夫厉声警告他说：

“别干这种事，否则，我在比武之前告发你！”

卡别久欣不相信他会这样做。到了比武场上，西塔诺夫突然对莫尔多瓦人说：

“你走开，瓦西里·伊凡内奇，我先来跟卡别久欣较量较量！”

哥萨克涨红了脸，吼了起来：

“我不跟你比，快走开！”

“你会比的，”西塔诺夫说，他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看着哥萨克的脸，向他走过去。卡别久欣站在原地踟蹰不前，然后摘下手套，塞入怀里，一溜烟地离开了比武场。

敌我双方都怏怏不乐，大感意外。有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生气地对西塔诺夫说：

“老兄，把家里的私事拿到公开的拳击场上来解决完全不合规矩啊！”

大家都缠住西塔诺夫不放，骂他，他沉默了好久，但是最后对那个受人尊敬的人说：

“要是我制止了一场人命案呢？”

那个受人尊敬的人立刻明白过来，甚至脱下帽子表示敬意地说：

“那么，我代表我们这一方向你表示感谢！”

“不过，您，大叔别到处去说！”

“为什么？卡别久欣是个少有的拳击手，而吃了败仗会使人愤愤不平，这个我们明白！往后在较量之前，先检查一下手套。”

“这是你们的事！”

那个受人尊敬的人离去以后，我们这一方的人开始谩骂西塔诺夫：

“你鬼迷心窍啦，傻小子！要不然，哥萨克准会赢，可现在，瞧，我们倒成了战败方……”

他们吵吵嚷嚷，骂个不停，越骂越起劲。

西塔诺夫叹口气，说：

“唉，你们这帮窝囊废……”

出乎大家的意料，他突然要求跟莫尔多瓦人单独较量。于是莫尔多瓦人立刻摆出架势，有力地挥舞起拳头，开玩笑地说：

“咱们来较量较量，暖和暖和身子……”

有几个人手牵着手，用背顶住后面的人——围成一个大圈子。

两个拳击手各自警惕地注视着对方，移动着脚步，右手放在前面，左手贴在胸口。有经验的人马上发现，西塔诺夫的手臂比莫尔多瓦人的手臂要长些。场子里顿时静了下来，积雪在两个斗士的脚下吱嘎作响。有一个人受不住这紧张的气氛，又像埋怨又像渴求似的嘟哝着说：

“可以开始啦……”

西塔诺夫挥了一下右臂，莫尔多瓦人举起左臂进行防卫，不料西塔诺夫伸出左臂，一拳击中莫尔多瓦人的心窝，莫尔多瓦人打了个趔趄，倒退了一步，然后高兴地说道：

“是个新手，一点也不傻！”

他们跳动着脚步，你来我往，各自都挥舞起沉重的拳头，击打对方的胸口。经过几分钟的搏斗，双方的观众都兴奋地喊叫：

“快出拳，画圣像的！把他打成大花脸！”

莫尔多瓦人的力气虽然比西塔诺夫大得多，但是动作十分迟钝。他出手不快，对方打他两拳、三拳，他才回敬一拳。可是莫尔多瓦人虽然挨了几拳，看上去并不很痛，他不停地唉哟唉哟叫唤，脸上挂着笑容。突然，他从下往上重重一击，打在西塔诺夫的腋下，把他的右臂打脱了臼。

“快把他们拉开，打平！”有几个人立刻叫了起来，圈子散了，大家过去把两个拳击手拉开。

莫尔多瓦人温和地说：

“这个画圣像的，力气不大，动作倒很灵活。我敢当着大伙儿的面说，他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拳击手。”

大孩子们成双捉对地厮打起来，我把西塔诺夫送到一个接骨医生那儿。他的所作所为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使我更加同情他，尊敬他。

西塔诺夫的为人十分忠诚老实，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事，可是性格豪放的卡别久欣却满不在乎地取笑他说：

“嘿，热尼亚，你总喜欢出风头！你把灵魂擦得像过节前的茶炊那样干净，然后到处去夸耀：瞧，我多么光彩照人！可是你的灵魂是铜铸的，跟你在一起真无聊……”

西塔诺夫听了很平静，一句话都不说，只顾埋头干活，或者把莱蒙托夫的诗抄在小本子上。他把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抄写上了。我建议他：“您既然有钱，就去买本书吧！”可他说：

“不，还是自己亲手抄写好！”

他能写一手漂亮的小字，还带花笔道，抄完一页，趁墨迹未干，就轻声念道：

你将漠然地、毫不同情地

俯视着下界的尘寰，在那里

没有一点儿真正的幸福，

在那里没有长年久远的美……[73]

接着，他眯缝起眼睛，说：

“这是真情！哎，他对真情理解得多么深刻啊！”

西塔诺夫和卡别久欣之间的关系使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个哥萨克喝醉了酒，就找人打架。西塔诺夫总是劝他说：

“别这样！别老是缠住别人……”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动手殴打这个醉汉，打得很凶，那些本来把伙伴之间的打架当成看热闹的画匠们也不得不出来干预，把这一对朋友拉开。

“要是不及时地把叶夫盖尼拦住，他准会不惜性命把他打死的，”他们说。

卡别久欣即使没有喝醉酒，也死乞白赖地挖苦西塔诺夫，嘲笑他对诗歌的痴情和他的不幸的风流韵事，还用许多肮脏下流的话企图激起他的醋意，可是这一切都白费。西塔诺夫默默地听着这个哥萨克的冷嘲热讽，一点儿都不生气，有时甚至跟着卡别久欣一起笑。

他们睡在一起，每天晚上两个人窃窃私语聊着什么，要聊老半天。

他们的交谈搅得我心神不定，于是我很想知道这两个脾性各异的人究竟要谈些什么，而且谈得这样投机，可是我走到他们跟前，哥萨克嘟哝着对我说：

“你来干什么？”

西塔诺夫只当没有看见我。

可是有一次，他们把我叫去，哥萨克问我：

“马克西梅奇，要是你有了钱，你会干什么？”

“我就买书。”

“还有呢？”

“不知道。”

“唉，”卡别久欣懊丧地扭过头去，西塔诺夫用平静的口气说：

“你瞧，不管老人还是小孩，谁都不知道！我对你说吧：财富本身一点用处都没有！一切东西都必须要有附加物……”

我问：

“你们在说什么？”

“睡不着觉，随便聊聊，”哥萨克答道。

后来，我竖耳倾听他们聊天，这时才知道，他们每天晚上聊的跟人们白天议论的一样，无非是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愚蠢和狡猾，有钱人的贪财，还有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现实生活。

我总是兴趣十足地听他们聊天，他们的话使我焦虑不安，几乎所有人说的话都是一样的：生活很糟，应该生活得好一点！这又使我感到高兴。可是与此同时，我又看到这种要求生活过得好一点的愿望并没有使任何人负起相应的责任，也丝毫没有改变作坊里的生活和画匠们的相互关系。所有的这些话一方面照亮了我面前的生活，一方面却又揭示了这种生活背后令人沮丧的空虚。人们在这种空虚生活里漫无目的地、心绪烦躁地飘来飘去，好像风中池塘里的尘屑。正是这些人在说这种忙忙碌碌毫无意义，使他们感到愤怒。

他们议论很多，谈兴很浓，经常对某个人评头论足，他们时而忏悔，时而又炫耀自己，他们常常为一点小事大吵大闹，骂得对方狗血喷头。他们企图猜测自己死后的命运，可是在作坊门口就放着一只泔脚桶，旁边的一块地板已经腐烂，一股寒气和泥土的酸臭味从地板下面一个腐臭潮湿的窟窿里透出来，我们的腿都冻僵了。我和巴维尔用干草和破布把窟窿堵住。他们一直说要换掉这块地板，可是窟窿却越来越大。一刮起暴风雪，这窟窿就像烟囱似的风直往屋子里倒灌，大家都患伤风咳嗽。气窗上的铁皮叶片发出刺耳的啸叫声。大家都用下流的话骂它，可是我在气窗上抹油的时候，日哈列夫先是仔细听了听，然后说道：

“气窗倒是不吱嘎作响了，可是人却更加寂寞无聊了！”

他们从澡堂里回来，就躺到沾满灰尘、肮脏不堪的床上，他们压根儿不把肮脏和臭气放在心上。那种妨碍人们生活的琐碎小事是很多的，要消除它们其实是很容易的，然而没有一个人去这样做。

他们常常说：

“谁也不来怜悯人，无论是上帝，还是我们自己……”

奄奄一息的达维多夫浑身都是污垢，被虱子咬得疤痕累累，我和巴维尔一起把他的身子擦洗干净，但是他们见了反而嘲笑我们，把自己的衬衣脱下来，要我们给他们捉虱子，还管我们叫澡堂老板。总之，他们挖苦我们，好像我们做了件可耻又可笑的事。

从圣诞节开始，直到大斋结束，达维多夫一直躺在高板床上，咳嗽不止，吐出一口口腥臭的血痰，血痰没有落入下面的泔脚桶里，却啪啪吐到地板上了。每天晚上，他大声说梦话，把大家都惊醒。

大家差不多每天都在说：

“应当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起初，发现达维多夫的身份证已经过期，后来见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最后大家一致断言：

“反正他快死了！”

他自己也预言：

“我——快了！”

他是个性格温和、谈吐诙谐的人，总是想方设法讲各种笑话来驱散作坊里沉闷窒息的空气。他常常把瘦削的黧黑的脸对着下方，用尖细的嗓子高声说：

“伙计们，请听听高踞在高板床上的人的声音吧！”

接着，他流畅地念起一首非常伤感的顺口溜：

我在高板床上把日子熬，

每天醒得都很早，

睡着也罢，醒也罢，

蟑螂一个劲儿地把我咬……

“他没有灰心丧气！”大家赞叹着。

有时我和巴维尔爬到他身边，他强打起精神，开玩笑地说：

“我拿什么款待你们呢，高贵的客人们？这儿有一只小蜘蛛还算新鲜，你们想要尝尝吗？”

他死得很慢，这使他感到很厌烦，他怀着发自内心的懊丧说：

“我为什么不快点死呀？真是不幸！”

他这种面对死神无所畏惧的精神状态把巴维尔吓坏了，他常常在晚上叫醒我，低声地对我说：

“马克西梅奇，他好像死了……要是他突然晚上死了，我们躺在他下面，哎，上帝啊！我害怕死人呀……”

有时他还对我说：

“你想想，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呀？这是为什么？他三十岁还不到，就要死了……”

有一天，在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他叫醒我，瞪大两只充满恐惧的眼睛看着我说：

“你听！”

高板床上，达维多夫喉咙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急促而清晰地说：

“过来，来呀……”

接着他开始打嗝儿。

“他快死了，真的，等着瞧吧！”巴维尔不安地说。

我把院子里的积雪运到野外去，忙乎了整整一天，累极了，很想睡觉，可是巴维尔恳求我说：

“千万别睡着，看在基督分上，别睡着！”

蓦地，他跳起来，双膝下跪，发疯似的喊叫起来：

“大家快起来，达维多夫死了！”

这时有的人醒来了，有的人从床上欠起身来，气冲冲地发问。

卡别久欣爬上高板床，吃惊地说：

“他好像真的死了……不过，还有点儿热气……”

一片寂静。日哈列夫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用被子裹住身子说：

“那又能怎样呢？愿他早日升天！”

有个人建议说：

“最好把他抬到外屋去……”

卡别久欣从高板床上爬下来，看了看窗外。

“让他在这里躺到天亮吧，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碍着什么人……”

巴维尔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放声大哭。

可是西塔诺夫一直没有醒来。

十五

田野上的积雪渐渐融化，天上的冬云也渐渐消散，化成湿漉漉的雪花和甘霖普降到大地上，太阳越来越慢地走完自己白天的路程，空气变得更加暖和了，人们似乎已经感到欢乐的春天已经来临，然而它开玩笑似的故意躲藏在郊外田野上，随后急速冲进城去。条条大街上都是棕红色的泥泞，小溪沿着人行便道哗哗流淌，在囚徒广场上积雪融化的地方，麻雀在欢快地跳跃。人们也似乎雀跃般地忙碌起来。大斋的钟声几乎从早到晚伴随着春天的喧闹在空中回响，轻轻撼动着人们的心灵。这钟声像个老人的叨叨絮语，蕴含着某种委屈，听来这些大钟似乎在凄婉地诉说着一切：

“当年，当年，当——年……”

在我的命名日那天，作坊里的雇工送给我一幅小小的、画得很漂亮的圣徒阿列克西的画像。日哈列夫非常动情地说了一大段话，使我永生难忘。

“你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摆弄着手指，稍稍扬起眉毛，说。“你不过是个孩子，孤儿，只有十三岁，而我呢，年岁几乎比你大三倍，却在这儿夸你，称赞你，因为你对一切发生的事情并不回避，而是敢于面对它们！如果你永远这样，那就太好了！”

他还说到上帝的奴隶和上帝的子民的问题，可是子民和奴隶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始终弄不明白，连他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他说得很枯燥，作坊里的雇工都笑他，我双手捧着圣像站在那儿，心里又感动又不好意思，不知道该做什么。卡别久欣终于不耐烦地对演说者大声说：

“你别为他唱赞歌了，瞧，他的耳朵都发青了。”

接着他拍拍我的肩膀，也夸赞我说：

“你有一点很好，你对所有的人都很亲热——这就很不错！即使你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别说打你，即使骂你，也很难开口啊。”

大家都用和蔼可亲的目光看着我，亲热地笑我一副局促不安的模样，说不定，我马上会因为突然降临的喜悦而大哭起来，我觉得自己成了他们所需要的人了。就在这天早上，掌柜在小铺里一面向我点点头，一面对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说：

“这讨厌的小孩什么事情都不会干！”

那天和往常一样，我一清早就到店铺去。午饭以后，掌柜对我说：

“你回去吧，把货仓屋顶上的雪铲下来，填到地窖里去……”

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也相信别人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作坊里的祝贺仪式结束后，我换了衣服，跑到院子里，爬上货仓的屋顶，铲起一个冬天堆积下来的又厚又结实的雪。由于过分兴奋，我忘了打开地窖的门，结果铲下来的雪把地窖的门堵死了。我跳到地上，才发现自己做错了事，于是赶紧动手把门前的积雪铲掉。这时湿雪已经结成了硬块，木铲铲不动，铁锹又没有，我一下子把木铲折断了。这时正巧掌柜从边门走进来，被他看见了。这下倒是应验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乐极生悲。”

“你干得好啊，”掌柜走到我跟前，冷笑着说。“嘿，你这雇工，见你的鬼去吧！我恨不得揪住你的笨脑袋瓜揍你一顿……”

他抡起木铲柄要打我，我急忙闪开，气愤地说：

“我可不是你们雇来扫院子的……”

他把木铲扔在我的脚上，我抓起一团雪掷在他的脸上回敬他。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跑了，我丢下活儿，走进作坊。过了几分钟，掌柜的未婚妻下楼来，这是一个满脸粉刺、举止轻佻的姑娘。

“叫马克西梅奇到楼上去！”

“我不去，”我说。

拉里奥内奇惊讶地低声问道：

“怎么，你不去？”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忧心忡忡地皱起眉头，压低嗓音对我说了一句，就上楼去了。他说：

“你啊，小兄弟，太莽撞了……”

全作坊顿时像炸开了锅，大家纷纷骂掌柜。卡别久欣说：

“瞧，现在他们要撵你走了！”

这我不怕。我跟掌柜早就相处不下去了。他把我看成眼中钉，对我越来越恨之入骨，我也不能容忍他，但是我想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蛮不讲理。

他经常把铜板丢在小铺的地板上。我扫地的时候发现了，拾起来放到柜台上的一只小碗里，小碗里本来就有一些准备施舍给乞丐的铜板和戈比。后来我意识到，我经常能捡到钱其中必有原因，于是我对掌柜说：

“你经常扔给我钱是枉费心机！”

他突然火冒三丈，冲口而出地嚷道：

“你胆敢教训我，我做的事我知道！”

可是他立刻又改口说：

“我怎么会把钱随便扔掉呢？那些钱是自己掉到地上的……”

他不准我在店堂里读书，他说：

“你脑瓜这么笨，不配看书！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小子，也一心想读圣贤书吗？”

他不断用二十戈比的硬币来引诱我，使我落入他的圈套。我明白，要是我扫地的时候一不小心将硬币扫进地板缝里，他就会说我偷了钱。于是我又劝他别再玩这种把戏了，可是就在这一天，我从小酒馆里打开水回来，听见他在怂恿隔壁店铺里刚雇来的掌柜说：

“你不妨教他去偷《圣诗》，我们很快就会收到《圣诗》，有三箱……”

我明白他们指的是我。我一走进店堂，他们俩顿时窘住了。不过，即使没有这种迹象，我也有理由怀疑他们愚蠢地密谋要坑害我。

隔壁的掌柜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他效劳了。他算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却害了狂饮病。狂饮病一发作，老板就把他撵走，过后又把这个长着一对狡黠的眼睛的瘦弱的人召回来。他外表温顺，善于看老板眼色行事，在他那张长着大胡子的脸上总是挂着精明的笑容；他爱说尖刻的话，但口中常常冒出一股臭味，只有牙蛀的人才会有这种难闻的气味，尽管他有一口又白又结实的牙齿。

有一次，他使我大吃一惊。他走到我跟前，亲热地对我微笑，突然，他把我头上的帽子打落在地，抓住我的头发。我们厮打起来，他把我从穿廊里推进店堂，拼命想把我推倒在竖立在地板上的大神龛上。如果他的企图得逞，我就会撞碎玻璃，损坏雕饰，而且一定会划破贵重的圣像。幸而，他力气不大，我终于战胜了他。可是使我惊讶不已的是，这个大胡子男人竟然坐在地板上，一边擦着打破的鼻子，一边伤心地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家的老板都出去了，店铺里只剩下我们俩，他用一只手指揉着鼻梁上和眼睛下面的肿块，一边很友好地对我说：

“你以为那次我向你发起突然袭击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吗？我可不是傻瓜，我料到你一定能打败我。我身体衰弱，爱喝酒。是老板叫我这样做的，他说：‘去揪住他的头发，要竭力让他在打架的时候让店铺里的东西多毁坏些，反正亏的是他们！’我自己可不会这样做的，现在你瞧，你把我打得满脸都是青伤……”

我相信他的话，可怜起他来。我知道他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那个女人常常打他。不过，我还是问他一句：

“要是他们让你去毒死人，你也干吗？”

“他会的，”掌柜带着令人怜悯的笑容轻声说道。“他——会的……”

过后不久，他问我：

“你听我说，我现在身无分文，家里没有吃的，那个女人整天骂人。朋友，你到仓房里去偷个圣像出来，随便哪种都可以，我拿去把它卖了，怎么样？你干吗？要不，偷本《圣诗》也行？”

我想起了鞋店和那个教堂看守人。我暗自思忖：这个人一定会出卖我！可是，当时我很难回绝他，我给了他一个圣像，至于去偷价值好几卢布的《圣诗》，我下不了决心，而且我认为这样做就是犯弥天大罪。有什么办法呢？道德里永远包含着一个简单易懂的道理。神圣而朴素的《刑法典》十分清楚地揭示了这个小小的秘密，在这个秘密背后，隐藏着一个私有财产的弥天大谎。

当我听说我们的掌柜怂恿这个可怜虫唆使我去偷《圣诗》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事情已经明摆着，我们的掌柜知道我在拿他的东西送人情，而且隔壁的掌柜已经把我偷圣像的事告诉了他。

我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的肮脏行为，以及他们为我设下的卑劣圈套，这一切凑在一起激起我的愤怒和对自己、对所有人的憎恨。一连好几天，我都难过得要命，一直盼着那几箱书什么时候能送到。后来书终于送来了，我在仓房里整理这些书的时候，隔壁的掌柜走来，要我给他一本《圣诗》。

于是我问他：

“你把偷圣像的事对我们的掌柜说了吗？”

“说了，”他沮丧地回答。“老弟，我这个人什么事情都瞒不住……”

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跌坐在地板上，瞪大眼睛看着他。他装出一副尴尬和极其可怜的样子，急忙嘟哝着说：

“你要知道，你们的掌柜自己猜到，确切地说，是我们的老板猜到后告诉你们的掌柜的……”

我似乎觉得我这下子完了，这些人背地里在暗算我，现在我只得等待去少年教养院了。到了这个地步，我豁出去了！一个人既然已经淹入水里，那就索性沉到水底。我把一本《圣诗》塞给隔壁的掌柜，他把它藏在大衣里，急忙走了，可是又立刻折回来。接着那本《圣诗》落到我的脚下，他丢下一句话后，匆匆离去了。他说：

“我不要！我会跟你一起完蛋的……”

我不明白他的话：为什么他会跟我一起完蛋？可是我很高兴他没有把书拿走。打这以后，我们店铺里的小个子掌柜对我更加猜疑，更加心怀不满。

现在我看到拉里奥内奇上楼去，就想起这一切。他在楼上待了一会儿，又下来了，神情比往常更加沮丧，更加沉闷。晚饭前，他单独对我说：

“我替你求过情了，让他们叫你从店铺里出来，到作坊里去干活。结果不成！金龟子不答应。他对你很不满意……”

在这屋子里我还有一个冤家对头，就是那个举止十分轻狂的姑娘，掌柜的未婚妻。作坊里的年轻人常常在外屋等候她，跟她搂搂抱抱。她对这种举动一点都不生气，只是像小狗一样轻轻地尖叫几声。她从早到晚嘴里不停地嚼着东西，口袋里总是塞满蜜糖饼干和面饼，她的下巴颏无时无刻不在翕动。看着她那轻浮的面孔和骚动不安的灰色小眼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她常常叫我和巴维尔猜粗俗下流的谜语，让我们念夹杂着污言秽语的绕口令。

有一次，一个上了年纪的画匠对她说：

“你这姑娘真不害臊！”

她立刻用句不顾廉耻的歌词来回敬他：

姑娘羞答答，

哪能做媳妇……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姑娘，她肆无忌惮地对我打情骂俏，使我觉得讨厌，又叫我害怕。她见我对她的挑逗漠然置之，反而变本加厉了。

有一次，我和巴维尔在地窖里帮她用开水洗烫放过克瓦斯和酸黄瓜的木桶，她问我们：

“小伙子们，要不要我来教你们怎样亲嘴？”

“这种事我做起来要比你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她。我对她说：“你要亲嘴，去找你的未婚夫亲吧。”我的话说得不太客气，她发火了。

“嘿，多粗野的人啊！本小姐向他献殷勤，他倒端起架子来了。你说，你算什么人物！”

接着，她伸出一只手指威吓我说：

“哼，你等着瞧，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巴维尔附和着我对她说：

“要是你的未婚夫知道你寡廉鲜耻，他一定会揍你一顿。”

她满不在乎地皱起长满粉刺的脸说：

“我才不怕他呢！凭我这份嫁妆，我能找到十个比他强的男人。姑娘家只有趁没有结婚的时候尽情玩乐。”

于是她跟巴维尔调起情来。打这以后，我又多了一个乐此不疲的告密者。

我在小铺里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我读完所有的宗教书籍，经学家们的争论和谈话再也不能引起我丝毫的兴趣，因为他们总是老生常谈，没有一点儿新意。只有彼得·瓦西里耶维奇依然吸引着我，因为他知道很多人间的黑暗生活，而且很有口才，说起来有声有色。有时我心里想，那个孤独的、爱报复的先知以利沙就是这样浪迹天涯的。

可是，每当我坦率地向这位老人谈起我自己对人的某些想法的时候，他总是和善地听完我的话，然后转告掌柜。可是掌柜听了以后，不是嘲笑我，就是怒气冲冲地骂我一顿。

有一天我对老人说，有时候我把他的话记在一本已经抄录了许多诗歌和各种名言的本子上。这个经学家听我这样说，简直吓坏了，他急忙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跟前，惶恐不安地问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孩子，这可不行！为了记住吗？不，你别干这种事！你这孩子真是胡闹！你把抄录的东西给我行吗？”

他劝了我很久，硬要我把本子交给他，或者把它烧掉。接着他生气地对掌柜嘀咕了一通。

在回家的路上，掌柜厉声对我说：

“听说你在抄录东西，以后别再干了！听见了吗？只有密探才干这种事。”

我贸然地问：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录。”

“是吗？这个高个子傻瓜……”

他沉默良久，然后用特别温和的口气对我说：

“我说，你把自己的，还有西塔诺夫的本子拿给我看看，我给你半卢布！不过，你不能让西塔诺夫知道，要悄悄地……”

他想必很自信，我会照他的意愿去做。于是他再没有说一句话，迈开两条短腿跑到我前头去了。

回到家里，我把掌柜的话告诉了西塔诺夫。他皱起了眉头。

“你不该说走了嘴……现在他会唆使别人把我的和你的本子偷走。把你的本子给我，我把它藏起来……你瞧着吧，他很快会把你撵走的！”

我相信迟早会这样，于是拿定主意等到外祖母一回到城里，我就离开这儿。外祖母在巴拉赫纳住了一个冬天，有人请她到那里去教姑娘们钩花边。外祖父又住到库纳维诺去了，我不去他那儿，何况他到城里来的时候也没有来看望过我一次。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相遇，他穿了一件笨重的浣熊皮大衣，神气十足地慢慢走着，像个神父。我向他打招呼，他却手搭凉棚瞅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说：

“啊，是你，你现在可是个圣像画匠了，对，对……哦，你走吧，走吧！”

他把我从路上推开，仍像刚才那样，神气十足地慢慢向前走去。

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外祖母。她总是不知劳累地干活，养活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外祖父，还要照料舅舅的孩子。尤其是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使她操碎了心。萨沙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是个幻想家，又是个书迷。他在染坊里干活，可是经常改行当。他失业的时候，靠外祖母养活他，坐等外祖母替他找到新的活计。萨沙的姐姐也靠外祖母养活，她不幸嫁给了一个嗜酒成癖的作坊雇工，丈夫常常打她，把她从家里赶出去。

我每次见到外祖母，总是格外敬佩她那颗善良的心。可是我也觉得她那美好的心灵已经被神话故事所迷惑，看不见，也无法理解痛苦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无法理解我的烦恼和不安。

“得忍耐，阿廖沙！”

这就是她对我说的生活中的丑恶，人们的痛苦、忧伤，以及使我感到愤慨的一切所能作出的惟一回答。

我这个人不善于忍耐，即使有时表现出牲畜、树木、石头所具有的这种美德，我也只是为了考验自己的承受力和意志力。有时半大的孩子们为了逞强和出于对成年人的力量的羡慕，往往试图举起，也确实举起大大超过他们肌肉和筋骨所能承受的重物，他们便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像大力士一样，举着两普特重的哑铃在胸前画十字。

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来说，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举动，只是由于侥幸才没有受到致命的内伤，没有留下终身残疾。只有忍耐和对外界力量的屈从才是最可怕的使人致残的东西。

如果我最终变成残疾埋进泥土里，那么我将会在临终前不无自豪地说，四十年来那些善良的人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扭曲我的灵魂，然而他们不懈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得逞。

我想搞恶作剧，为大家解解闷，引得大家发笑，这种愿望近来变得越来越强烈。我终于成功了。我能够把下诺夫哥罗德市场里形形色色的生意人说得惟妙惟肖，能够模仿那些庄稼汉和婆娘怎样兜售和收购圣像，掌柜又怎样巧妙地哄骗他们，以及那些有学问的人怎样跟他们争吵不休。

作坊里的人听了哈哈大笑，他们常常丢下手头的活儿，看着我表演，可是事后拉里奥内奇总是劝我：

“你最好晚饭以后再表演，要不，妨碍干活了……”

“表演”结束后，我感到一身轻松，仿佛卸掉了重负。半小时里，甚至一小时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非常舒服。可是过后，我似乎觉得脑子里又装满了尖尖的小钉子，它们在里面晃动，摩擦生热。

突然，似乎有一锅肮脏的稀粥在我周围沸腾起来，我觉得自己泡在里面，慢慢地被煮烂了。

我思忖着：

“难道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吗？我也会像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找不着，看不到一点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吗？”

“你变得爱发脾气了，马克西梅奇，”日哈列夫凝视着我，说。

西塔诺夫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生活固执地、粗暴地抹去刻在我心灵上的最美好的记载，卑鄙地用多余的废话取而代之，我愤怒而坚决地与这种暴力进行抗争。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在同一条河里漂流，然而对我而言，河水显得太凉，它不能像托住别人一样，把我轻轻托起。有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快要沉到水底了。

大家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不再像对巴维尔那样对我大声吼叫，也不任意支使我。他们为了表示对我特别尊重，称呼起我的父名来。这一切都很好，可是我痛苦地看到许多人酗酒，成了一个个令人厌恶的酒鬼，看到他们对女人的病态模样，虽然我明白，伏特加和女人是他们这种生活中的唯一消遣。

我常常愁肠百结地回想起那个聪慧大胆的娜塔莉娅·科兹洛夫斯卡娅也把女人叫做消遣品。

那么，照这种说法，外祖母算什么呢？还有玛戈王后呢？

我常常怀着近似畏惧的心情回忆起玛戈王后，她像我在梦中见到的那样，处处与众不同。

我过多地考虑起女人的问题，甚至拿不定主意：下一个节日要不要到大家都去的地方去？这并不是肉体上的欲望。我身体健康，而且特别爱清洁，可是有时候我发疯似的想搂抱一个温柔而聪明的人，像对母亲倾诉那样，坦率地、没完没了地把自己心中的忧虑述说给他听。

我很羡慕巴维尔，每到晚上他常常把他与对面人家的女仆的风流韵事讲给我听。

“是这么回事，兄弟：一个月以前，我曾经往她身上扔雪团，因为我不喜欢她，可是现在坐在长板凳上，紧挨着她，显得对她比谁都亲热！”

“你们在一起谈些什么呢？”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说自己的身世，我也对她谈自己的身世。嗯，我们还常亲吻……不过她是个纯洁的姑娘……兄弟，她真好！……瞧你，抽起烟来像个老兵油子！”

我的烟瘾很大，烟草使我陶醉，能麻痹我焦虑不安的心绪。还算幸运，我讨厌伏特加的气味和味道，而巴维尔很爱喝酒，喝醉了，就哭丧着脸说：

“我要回家，回家！放我回家……”

我记得他是个孤儿，父母早已去世，他没有兄弟姐妹，八岁开始就寄人篱下。

我一直焦躁不安，怏怏不乐，春天的召唤更使我心烦意乱，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去干活，等船到阿斯特拉罕，便从那里逃往波斯。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为什么我那时偏偏要到波斯去，也许仅仅因为我喜欢那些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场上做买卖的波斯商人：他们像尊石头神像坐在太阳底下，捋着染色的大胡子，一边悠闲地抽着水烟，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似乎无所不知。

要不是过复活节，我也许早就跑掉了。在复活节的那一周里，一部分画匠回乡下去了，留下来的人整天喝酒。有一天天气晴朗，我一个人在奥卡河沿岸的田野上散步，遇见了我的老东家——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一件灰色的薄大衣，两手插在裤袋里，嘴里衔着香烟，帽子扣在后脑勺上。他看见我，可爱的脸上露出友善的笑容。他悠闲自在，喜形于色，一副样子十分讨人喜欢。田野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啊，佩什科夫，复活节好！”

我们互吻三次以示祝贺。他问我生活过得怎么样，我坦率地告诉他，作坊也罢，城里也罢，我都厌倦了，我决定到波斯去。

“别去，”他一本正经地说。“真见鬼，波斯有什么好的？兄弟，这我知道，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曾想到那鬼地方去！……”

他这样大胆地把鬼挂在嘴上，我听了很高兴。在他身上焕发着一种美好的春天的气息，显得逍遥自在，不拘小节。

“抽烟吗？”他把一只装着粗烟卷的银烟盒递到我面前，问道。

嘿，这下我被彻底征服了！

“你听我说，佩什科夫，再到我这儿来干活吧！”他说。“兄弟，我今年承包了市场上四万项左右的工程，你明白吗？我把你安顿在市场的工地上，在我手下担任工长之类的职务，专门验收各种建筑材料，负责监督将这些材料按时送到各个工地，并且不让雇工们偷窃。你看行吗？至于工钱嘛，每月五卢布，另加每天五戈比饭钱。你早出晚归，我家里那两个女人管不着你，跟你不相干！不过你不要告诉她们，我们在这儿见过面。复活节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你直接来找我就行！”

我们像好朋友一样分手了，临别，他握了握我的手，甚至走出一段路以后还打远处向我挥挥帽子。

我回到作坊，告诉他们我要离开这里。这消息起初引起大多数人的使我得意的惋惜，尤其使巴维尔感到坐立不安。

“唉，你要好好想想，”他用责备的口气说，“你跟我们已生活惯了，你往后怎么跟各种各样的乡巴佬待在一起？他们都是些木匠、漆匠……唉，你呀！这真可谓‘助祭不当，去当圣堂工友’。”

日哈列夫嘟哝着说：

“鱼往深处游，棒小伙子却往低处走……”

作坊里的人为我开了一个送别会，气氛很悲怆，很乏味。

“当然，各种活儿都应该试试，”日哈列夫说，他喝多了酒，脸色发黄。“最好一下子就能紧紧抓到一个活儿……”

“一辈子干到底，”拉里奥内奇轻轻补充了一句。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话说得很勉强，似乎是为了尽自己的责任。那根把我和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线似乎一下子烂了，扯断了。

喝得醉醺醺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翻来覆去，扯着嘶哑的嗓子说：

“只要我一句话，管叫你们统统去坐牢！我知道一个秘密！这里谁信仰上帝啊？嘿，嘿……”

跟平时一样，一些没有画完的、模糊不清的圣像靠在墙脚，天花板上粘着玻璃圆球。大家早就不挑灯夜里干活了，那几只玻璃圆球因为一直无人擦洗，已蒙上了一层灰扑扑的烟黑和尘土。周围的一切都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即使闭上眼睛，我也能在黑暗中看见整个地下室，看见那些桌子、放在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带笔托的画笔、圣像、屋角里的泔水桶，泔水桶上面有只像消防帽似的铜面盆，还看见戈戈列夫从高板床上挂下来的一条裸露的大腿，像溺水者的腿一样颜色发青。

我真想快点离开作坊，可是在俄罗斯人们总是喜欢延缓伤心的时刻；大家互相告别，好像在做安魂日祷。

日哈列夫皱着眉头对我说：

“这本《恶魔》我不能还给你了，我就给你二十戈比，怎么样？”

这本书是属于我的，是当消防队长的老头儿送给我的，我舍不得把莱蒙托夫的这本书送给别人。日哈列夫见我面有难色，不肯将钱收下，就心安理得地把钱塞进了钱包，然后斩钉截铁地说：

“随你的便，这本书我是不愿给你的！这本书不适合你读，你读了这本书，用不了多久就会惹出祸来……”

“可是书店里也卖这本书，我看到过！”

不过他更具说服力地对我说：

“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商店里还卖手枪呢……”

就这样，他没有把莱蒙托夫的这本书还给我。

我想上楼去跟老板娘告别，在外屋遇上了她的侄女，她问我：

“听说你要走了，是吗？”

“是的。”

“要是你自己不走，他们也会赶你走的，”她告诉我说，虽然她说得不很客气，倒是出于一片真心。

带有几分醉意的老板娘说：

“再见，愿基督保佑你！你是个坏孩子，犟头犟脑！虽然我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地方不好，可是大家都说你不好。”

突然，她哭了起来，噙着眼泪说：

“要是我那个温柔体贴的丈夫、我心爱的宝贝还在人世，他一定会揪住你的头发，揍你一顿，给你一脖儿拐，可是他会把你留下，不会赶你走的！可是现在情况跟以前不一样，谁有点差错，马上就叫他滚蛋！哎呀，孩子，你现在上哪儿去呢？去投靠谁呢？”

十六

春潮已经淹没了市场上的各条街道，而且漫到了石砌的店铺的二层楼，我和东家划一条小船穿行其间。我划桨，东家坐在船尾，他不会掌舵，橹吃水太深。小船从一条街拐到另一条街，在平静而浑浊的水面上笨拙地打旋。

“哎呀，水涨得真高啊，真见鬼！这把工程都耽误了，”东家吸着雪茄烟，埋怨道。雪茄的烟有一股烧焦的呢子味道。

“轻点！”他惊慌地叫道。“要撞上路灯了！”

他拨正船头，骂道：

“瞧，给我们这么一条小船，这帮不要脸的东西！……”

他指给我看水退去以后要动工修建的一些店铺。他的脸刮得铁青，唇髭修剪得整整齐齐，嘴里叼着雪茄烟，不像个包工头的样子。他穿件皮上衣，脚蹬一双齐膝的长筒靴，肩上搭了只猎袋，两腿之间夹着一支名贵的天鹅牌双筒猎枪。他常常心神不定地推推头上的皮帽子，把它压到眼睛上，噘着嘴，担心地四下张望。一会儿，他又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立刻显得年轻起来，留着唇髭的嘴绽开了笑容，似乎在想一件谁也不会相信的、令他高兴的事。此时此刻，他手头有许多活儿，在为春潮迟迟不肯退去而发愁。看来，他的脑海里正翻腾着的思绪不一定与活儿有关。

我暗暗吃惊：这个死气沉沉的城市，这些一直溜排开的、窗户紧闭的楼房看上去好生古怪——整个城市都灌满了水，仿佛从我们的小船旁边漂浮而过。

天空灰蒙蒙的。太阳躲到了云层背后，偶尔才冲破浓重的云团，透出冬日的银色光斑。

冰冷的河水也是灰蒙蒙的，它在悄悄地流淌。看上去，它似乎是凝固的，跟空荡荡的屋子和一排排土黄色的店铺一起入睡了。苍白的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渐渐变得明亮起来，天空犹如一块灰布倒映在水中，我们的小船仿佛悬空在两爿天空之间。石砌的楼房也稍稍浮起来，悄悄地向伏尔加河、向奥卡河漂去。小船四周晃晃荡荡地漂浮着许多砸破的木桶、货箱、箩筐、碎木片和干草。有时也会看到一根木杆，或者一根原木，像死蛇一样从小船旁边窜过去。

有的地方窗户开着，商场穿廊的屋顶上晾着衣服，放着一双双毡靴；有一个女人站在窗口俯视着灰蒙蒙的大水。一条小船拴在穿廊的铁柱子的顶端，它那红色的船身倒映在水里，显得更加肥大。

东家用头示意这些还有人烟的地方，对我说：

“这里住着市场看守人。他常常从窗子里钻出来，爬到屋顶上，然后坐小船到各处去巡视有没有窃贼。要是没有窃贼，他就自己偷东西……”

他平静地、懒洋洋地说，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四周静悄悄、空荡荡的，仿佛在做梦，令人不可思议。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汇合成一个巨大的湖泊。远处，在树木茂盛的山坡上，是片色彩缤纷的城区，到处是花园，虽然眼下还是黑漆漆的，可是树枝已经开始抽芽。一座座花园给房屋和教堂披上暖融融的翠绿的大衣，水面上回荡着复活节的浑厚的钟声，听起来似乎整座城市都在鸣响，而我们在这里，就好像在被人遗忘的墓地上一样。

我们想沿着大街向老教堂划去，可是小船总是在两排黑魆魆的树木中间打转。雪茄烟老让东家不安宁，呛人的烟雾挡住了他的视线，小船的船头或者船舷不时地撞到树干上，东家十分恼火，惊叫道：

“这该死的船！”

“您别掌舵了。”

“那怎么行啊？”他嘟哝着说。“要是船上有两个人，那总是一个人划桨，还有一个人掌舵。瞧，这一排排屋子是中国人开的店铺……”

我早就对市场了如指掌，熟悉这些屋顶古怪的令人可笑的屋子。中国人的石膏像盘腿坐在屋顶的四只角上。以前我和几个小伙伴常常往石膏像扔石子，有几个中国人石膏像的脑袋和胳膊正是被我打掉的。可是现在我已经不为此感到自豪了……

“胡闹，”东家指着那一排排屋子，说。“要是包给我来建造……”

他打了个呼哨，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

我不由自主地思忖着：如果让他建造这个石砌的城市，同样会单调乏味，同样会建造在这片低洼地上，每年都被两条河的水淹没。他也会想出这样一排排中国式的屋子……

他把雪茄烟扔到水里，厌恶地向它啐了一口唾沫，说：

“真无聊，佩什科夫！无聊极了。有点文化的人一个都没有，找不到一个人可说说话的。有时候想吹嘘吹嘘自己，可是对谁吹嘘呢？没有人。这儿都是些木匠、石匠、乡巴佬，还有骗子……”

他望着右边一座白色清真寺，它巍然耸立在露出水面的山冈上。他好像在回忆一件往事，继续说道：

“我开始喝啤酒，抽雪茄烟，模仿德国人的生活。德国人，老弟，很能干，干起活来像猛兽一样！喝啤酒是件开心事，可是抽雪茄烟我还没有学会！我一抽雪茄烟，老婆就嘀咕：‘你身上怎么有一股马具匠的气味？’是啊，老弟，我们活着，就得想办法找乐趣……哦，你来掌舵吧……”

他把桨搁在船舷上，举起猎枪对准屋顶上的中国人石膏像射击——石膏像倒没有击中，霰弹却纷纷落在屋顶上和墙头上，在空中扬起一股尘烟。

“没有打中，”射手毫不懊丧地承认道，接着又往枪膛里装弹药。

“你跟小妞儿们搭上了没有？有没有解过馋？还没有吗？我十三岁的时候就谈恋爱了……”

他梦幻似的对我述说他的初恋经过，当时他在一个建筑师家里当学徒，爱上了他家里的一个女仆。灰蒙蒙的河水发出轻轻的拍溅声，冲刷着楼房的墙角，大教堂后面是片空旷的水域，水面上泛着暗淡的光亮，有几处水面上矗立着一簇簇黑糊糊的柳条。

在圣像作坊里，画匠们常常唱神学校的歌：

蓝蓝的大海，

汹涌的大海……

这蓝蓝的大海想必是一块极其寂寞的地方……

“我晚上常常失眠，”东家说。“一失眠，我就起床，走到她的房门口，像条小狗那样浑身哆嗦，因为屋子里冷得不得了！晚上，我的东家常到她房里去，我很可能被他碰上，但是我不怕，是的……”

他若有所思地说，仿佛在打量一件破旧的衣服，看看能不能再穿一次。

“她发现了我，很可怜我，打开了房门，招呼我进去：‘进来吧，小傻瓜……’”

这样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都听腻了，尽管这些故事里有些地方能让人兴奋，因为几乎所有的人谈起自己的初恋一不夸张，二不下流，常常说得十分亲切，十分伤感，所以我懂得，这是叙述者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对许多人来说，似乎生活中只有这事才是美好的。

东家笑着摇摇头，惊讶地高声说：

“这件事你千万不能告诉我老婆！其实，这种事算得了什么呢？你千万不能说啊！这就是我的一段往事……”

其实，他并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说给他自己听的。要是他不开口，我也会说的。一个人置身于寂寞的空旷之中，一定要说话，要唱歌或者要拉手风琴，否则，将会在被冰冷的灰暗的大水所淹没的死气沉沉的城市里永远昏睡不醒。

“首先，不要过早结婚！”他开导我说。“婚姻，老弟，这可是终身大事！光棍一条，你想在哪儿生活，就在哪儿生活，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随你的便！你尽管到波斯去做穆斯林，到莫斯科去当警察，过穷苦日子也罢，去偷东西也罢，生活中的一切都能改变！可是老婆，老弟啊，就像天气，是无法改变的……改变不了！老弟，这不是脚上的靴子，脱下来可以扔掉……”

他的脸色变了，皱起眉头望着灰暗的河水，然后伸出一根指头揉揉鹰钩鼻子，嘟哝说：

“对，老弟，你一定要处处留神！比方说，你虽然长得像树枝一样东摇西摆，但总是还站立在那里……不过，难免也会落入别人的圈套……”

我们的小船划进梅谢尔斯科耶湖的灌木丛里，在这里它和伏尔加河汇合在一起了。

“划慢些，”东家举起猎枪瞄准灌木丛，轻声说。

他打死了几只瘦鹬鸟后吩咐我说：

“我们到库纳维诺去！我要在那儿待到黄昏，你回去对家里人说，我跟几个承包商在一起，耽搁了……”

城郊的街道也被春潮淹没了，我在那里的一条街上让他下船后，就自己划船回去，一路上经过市场，最后到达斯特列尔卡。我将船系住，坐下来望着两条河的汇合处，望着城区、轮船和天空。天空中布满片片白云，仿佛大鸟展开的翅膀。一轮金色的太阳从蔚蓝色天空中的云层里钻出来，向大地瞅一眼，改变着世间万物。我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生机盎然，欣欣向荣，湍急的河水轻松地送走不计其数的一排排木筏。那些大胡子的乡下人稳稳地站在木筏上，划着长长的木桨，互相吆喝着，不时对着迎面驶来的轮船大声叫喊。一艘小轮船拖着一只空驳船逆流而上。河水不停地冲击着它，颠簸着它，它就像条梭鱼，摇着船头，喘着粗气，外轮片顽强地拍打着迎面而来的急流。那只驳船上并排坐着四个乡下人，他们把腿挂在船舷外——其中有一个穿着红衬衣。他们在唱歌，虽然听不清歌词，但是这首歌我很熟悉。

我似乎觉得在这充满生机的河上，我什么都熟悉，对什么都很亲切，对什么都能理解。可是，在我背后那座被淹没的城市，仿佛是场噩梦，是我东家的臆造，像他本人一样不可理解。

我看够了这里的一切，就回家了。我感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什么活儿都能做了。一路上，我从内城的山坡上眺望伏尔加河。从山坡上远远望去，大地似乎广袤无垠，允诺你所想望的一切。

我家里有许多书。玛戈王后以前住过的宅子里现在住着一户大家庭，其中有五位千金小姐，一个比一个漂亮，还有两个中学生，他们常常把书借给我看。我如饥似渴地读屠格涅夫的作品，惊讶地发现，他写的一切那么明白易懂，朴实无华，仿佛秋日的天空那么清澈；他笔下的人物那么纯洁，他娓娓道来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读波米亚洛夫斯基的《神学校特写》[74]，也觉得十分惊讶：书中所描写的跟圣像作坊的生活何其相似。我十分了解那种常常演变为残酷的恶作剧的濒于绝望的无聊生活。

读俄国的作品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从那些书里我始终能品味到某些我熟悉的和伤感的东西，仿佛书页之中隐藏着大斋节的钟声——只要你打开书本，它就会轻轻地敲响起来。

我勉强读完《死魂灵》[75]，《死屋手记》[76]也是勉强读完的。《死魂灵》、《死屋》、《死》、《三死》、《活尸》，这些千篇一律的书名不由得引起我的注意，使我对这类书隐隐地产生反感。《时代的特征》、《稳步前进》、《怎么办？》、《斯穆林诺村纪事》等诸如此类的书，我也不喜欢看。

可是我很喜欢狄更斯[77]和沃尔特·司各特。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同一本书往往要反复读上两三遍。司各特的小说常常使我联想起大教堂里的节日日祷，虽然时间拖得很长，稍嫌枯燥乏味，但总是显得庄严肃穆。狄更斯至今仍然是我心目中最景仰的一位作家，因为他令人惊叹地领悟了最困难的艺术——对人类的爱。

每当傍晚，总有许多人聚集在我们家的门廊上，其中有К. 家的两兄弟和他们的姐妹，还有几个大孩子和一个翘鼻子的中学生维亚切斯拉夫·谢马什科。有时候一个叫普季齐娜的小姐、某个大官的女儿也到这儿来。大家在一起谈论小说和诗歌，这使我感到很亲切，很熟悉。我读的书比他们多。可是他们谈得更多的是学校，抱怨他们的教师。我听伙伴们交谈，觉得自己比他们更自由，也对他们的忍耐力十分惊叹，但是我还是羡慕他们——他们能上学读书！

我的那些伙伴都比我年龄大，然而我自己却似乎觉得比他们年长，比他们更成熟，更有经验。这倒使我有几分尴尬，因为我想跟他们再亲近一些。我常常很晚才回到家，披着一身尘土和泥巴，头脑里塞满了跟他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印象，实际上，他们的印象也是十分单调的。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姑娘，一会儿爱上这个，一会儿又爱上那个，还打算写情诗。于是他们常常请我帮忙。我很愿意借此机会练习写诗，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韵脚，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写出来的诗总是很幽默。他们请我写给姑娘们的情诗中，要数写给普季齐娜的情诗最多。我在情诗里总喜欢把她比作洋葱头之类的蔬菜。

谢马什科对我说：

“这算什么诗？这是鞋钉。”

我在各方面都不甘落后，我也爱上了普季齐娜小姐。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当初我是怎样向她表达爱情的，不过结局很糟。兹维兹津卡池塘腐臭的发绿的水面上漂着一块木板，我提议让普季齐娜小姐坐在这块木板上玩一会儿。她同意了，于是我把木板拨到池塘边，自己先跨上去，我一个人站在上面，木板完全能承受得住。可是穿着缀满花边和丝绦的漂亮衣服的小姐婀娜多姿地踏上木板的另一头后，我就得意洋洋地用根杆子将木板撑离岸边，不料，那该死的木板立刻在我们脚下摇晃起来，结果，普季齐娜小姐掉进了池塘。我像见义勇为的骑士一样，急忙跳进水里，很快将她拖到岸上，这时惊恐和池塘里发绿的水藻使我女友的妩媚丰姿荡然无存。

她伸出一只湿淋淋的拳头冲着我嚷道：

“是你故意要淹死我的！”

她不相信我的真诚表白，从此以后便对我抱有敌视的态度。

总之，我在城里过得并不称心。老主妇像过去一样，待我很不客气，她的儿媳妇也总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维克托脸上的雀斑更多了，脸色红里带黑，对任何人都不满意，一天到晚生闷气，谁也治不了他。

我东家的制图活儿很繁重，他和弟弟两个人忙不过来，就把我的继父请来当帮手。

有一天我从市场上回来较早，只有下午五点。我走进餐厅，看见我早已忘记的那个人正和我的东家并排坐在茶几边。他向我伸出手来。

“您好……”

这出人意料的举动使我一时愣住了，往事如火一般地迸发出来，烧灼着我的心。

“他简直吓坏了，”东家叫喊起来。

继父看着我，干瘦的脸上挂着笑容。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变得更加大了，整个儿显出一副萎靡不振、蔫不唧的样子。我也向他伸出手去，握住他细长的、滚烫的手指。

“瞧，我们又见面了，”他咳嗽着说。

我走开了，好像挨了打似的全身软弱无力。

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微妙，很不明朗，他称呼我名字和父名，跟我说话也跟平辈人一样。

“什么时候您到小铺去，请替我买四分之一俄磅拉菲尔牌烟草，一百张维克多松卷烟纸和一俄磅熟香肠……”

他给我的钱总是被他滚烫的手焐得热烘烘的，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显然，他害肺痨病，是个行将入土的人。

“我的病差不多治不好了。不过，要是多吃点肉，也许能转好。也许我能复原。”

他的胃口大得惊人，烟抽得很凶，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才把烟从嘴里拿掉。我每天都替他买香肠、火腿、沙丁鱼，可是我的姨婆老是很自信地、幸灾乐祸地说：

“死神是喂不饱、骗不了的，是的！”

我的东家一家虽然很关心我的继父，但是他们的态度使人很难堪。他们固执地一会儿劝他服这种药，一会儿劝他服那种药，而背后又常常嘲笑他。

“十足的贵族！他说，一定要把桌子上的面包渣扫干净，要不然，会孳生苍蝇的，”儿媳妇这样说，老太婆在一旁附和着说：

“可不是，真是个贵族！他穿的常礼服皱得不成样子，磨得油光光的，可他还老是一个劲儿地刷呀刷的。他真挑剔，衣服上一点灰尘都不能有！”

东家似乎安慰她们，说：

“等着吧，野母鸡们，他活不长了！……”

小市民这种对贵族的无端的敌视无意中缩短了我和继父的距离。蛤蟆菌虽然也是一种不能吃的蘑菇，但至少很美丽！

继父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像条鱼一不小心钻进了鸡笼，闷得喘不过气来。荒唐的比喻，就像整个生活都是荒唐的一样。

我开始在他身上捕捉“好事情”——一个我无法忘怀的人的特点。我总是用书籍给我的最美好的字句来美化他和王后，把我最纯洁的东西，把我在读书中产生的种种憧憬奉献给他们。继父就像“好事情”一样，与别人格格不入，不讨人喜欢。他在家里跟所有的人都平等相待，从来不第一个开口说话，回答别人的问话也总是特别客气和简短扼要。我很喜欢他指教我东家的那副样子：他弯着腰站在桌边，一边用干枯的手指甲敲着一张厚纸，一边用平静的口气指点着：

“这里必须用铁钩将人字梁连接起来，这样就能减少对墙壁的压力，否则人字梁就会将墙壁撑垮。”

“一点不错，真见鬼！”东家嘟哝着说。等继父走开，他的妻子就对他说：

“我真奇怪，你怎么能让别人来教训你！”

晚饭以后，继父刷牙和凸起尖尖的喉结漱口，不知为什么她见了，就特别恼火。

“依我看，”她阴阳怪气地说，“叶夫根尼·瓦西里伊奇，你这样低着头会对身体有害的！”

他很有礼貌地笑着问她：

“何以见得呢？”

“这……这，我也说不上……”

他用一根骨签剔起发青的指甲来。

“你瞧，他还剔指甲呢！”女主人焦虑不安地说。“人都快死了，还在……”

“哎呀——呀！”东家叹着气说。“你的废话真多，野母鸡……”

“你这是什么话？”他的妻子气冲冲地说。

老太婆每天晚上对着上帝大发牢骚：

“上帝啊，瞧，他们让这个肺痨病鬼骑到我脖子上来了，可是维克托又袖手旁观……”

维克托开始模仿继父的举止风度，学他从容的步态和他充满自信、派头十足的手势，还学他怎样把领结打得特别漂亮，吃东西又快又不发出声音。他常常粗暴地问：

“马克西莫夫[78]，法语中‘膝盖’怎么说？”

“敝人叫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继父平静地提醒他。

“嗯，那么，‘胸膛’法语怎么说？”

吃晚饭时，维克托用带俄语腔的法语吩咐他的母亲说：

“妈，给我一点腌肉！”

“哎哟，你这个法国小子，”老太婆感动地说。

继父装聋作哑，不动声色，只顾嚼着牛肉，对谁也不看一眼。

有一天哥哥对弟弟说：

“维克托，现在你学会了说法语，该找情人了……”

听了这话，继父默默地微笑了一下，我记得，这是他唯一的一次笑容。

女主人气冲冲地把汤匙往桌上一扔，对丈夫嚷道：

“你当着我的面说这种下流话，不害臊吗？”

有时继父到后门的过道里来找我，我睡觉的地方是在通往阁楼的楼梯下面。我常常坐在梯子上对着窗口读书。

“您在读书吗？”他吐着烟问我。他的胸膛里似乎有一块阴燃的劈柴在咝咝作响。

我把书拿给他看。

“哦，”他瞅了瞅书名说。“这本书我好像读过！想抽支烟吗？”

我们抽起了烟，一边望着窗外肮脏的院子。他说：

“您不能上学去读书，我为您感到十分遗憾。我觉得您有才能……”

“我现在也在学习，读书……”

“这不够，要上学，要系统地学习……”

我很想对他说：

“先生，您上过学，也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可是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补充说：

“一个人只要有坚强的性格，学校就会对他进行很好的教育。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才能推动生活前进……”

他不止一次地劝我：

“您最好还是离开这儿，我看不出这儿对您有什么意义和好处……”

“我喜欢这儿的雇工。”

“哦……为什么？”

“跟他们在一起很有意思。”

“也许吧……”

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

“说实在的，这一家糟糕透了，全是坏蛋……”

我忽然想起我的母亲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我不由自主地移动了一下身子。他笑着问我：

“您不这样认为吗？”

“是的。”

“哦……我看得出来。”

“东家还是很喜欢我的……”

“对，他也许是个好人……可是，很可笑。”

我很想跟他谈谈读书的事，可是他看来不喜欢读书，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劝我：

“您不要入迷，书上说的一切太夸张，而且在某些方面歪曲现实。大多数写书的人都是像我们东家这一类的小人物。”

我觉得他的见解很大胆，赢得了我的好感。

有一次他问我：

“您读过冈察洛夫[79]的作品吗？”

“我读过他的《战舰巴拉达号》。”

“《巴拉达号》写得很枯燥。不过总的说来，冈察洛夫是俄国最聪明的作家。我建议您把他写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读一遍。这是他写得最真实、最大胆的一本书，是俄国文学中一部最优秀的作品……”

关于狄更斯，他说：

“全是胡编乱造，请您相信……最近《新时代》报副刊上正在连载一部十分有趣的作品，叫《圣·安东的诱惑》[80]，您不妨读一读！您大概喜欢教会和教会方面的东西吧？这本《诱惑》对您会有帮助的……”

他亲自给我送来一包副刊，我把福楼拜的这部杰作读了一遍。它使我联想起不计其数的圣徒传记和经学家们讲过的故事片断，然而它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倒是非常喜欢同时刊登在副刊上的《驯兽师乌皮利奥·法伊马里回忆录》。

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继父，他听了以后平静地向我指出：

“这样看来，您读这类作品还太早了些！可是，您要记住这部作品……”

有时他和我一起待了很长时间，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吞云吐雾。他那双漂亮的眼睛闪露出令人可怕的神色。我默默地看着他，忘记了眼前的这个人就要这样真诚而平淡地、无怨无恨地死去，他曾经和我母亲相亲相爱，后来却又让她蒙受耻辱。我知道他现在跟一个女裁缝住在一起。我一想到这个女裁缝，总是可怜她，但是又疑惑不解：为什么她会心甘情愿地去拥抱这副瘦长的骨头架子，吻他那口臭味很重的嘴巴？有时继父也像“好事情”一样，会出人意料地说出一些非常独特的见解：

“我喜欢猎犬，它们愚蠢，可是我喜欢它们。它们很漂亮。漂亮的女人常常是愚蠢的……”

我不无自豪地心里想：

“如果你认识玛戈王后就好了！”

“如果人们长期住在同一幢屋子里，他们的脸会变得一模一样，”有一天他这样说。我把他的话记在自己的本子上。

我像期盼得到赏赐一样期盼听到这样的格言警句。在这个家里能听到这样不同寻常的词语组合，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这里的人说话都平淡无奇，呆板僵化，又陈腐又单调。

继父从来不在我面前谈母亲的事，连她的名字也不曾提到过。我觉得这样很好，可以使我对他更亲近，更尊重。

有一次，我问他有关上帝的问题。至于具体内容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他瞅了瞅我，用非常平静的语气说：

“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上帝。”

我想起西塔诺夫，于是把他的事情告诉他。继父仔细听完之后，仍然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

“他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见解的人总是有自己的信仰……我嘛，很干脆，没有信仰！”

“难道这行吗？”

“为什么不行呢？你瞧，我就没有信仰……”

我只看到一点——他快死了。我未必是怜悯他，但是我第一次自然而然地对奄奄一息的亲人，对死亡的秘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现在我面前坐着一个热情的、善于思考的人，他的一只膝盖靠着我。他根据自己对人们的态度十分自信地把他们分成几类。他谈起任何事情，就像个当权者在作审判和裁决。他身上有某种我所需要的东西，也有某种我显然不需要的东西。他是个复杂得不可思议的生命体，是个无休无止地急剧变化着的思想的储藏所。无论我怎样对待他，他总是我本身的一部分，生存在我的体内。我想着他，他的灵魂的影子埋在我的灵魂里。明天他整个儿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同藏在他头脑里、心灵中的一切，以及我似乎能够从他漂亮的眼睛里读到的一切。他消失后，将我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一根活线从此扯断了，留下的仅仅是回忆，然而这回忆将完整地常驻在我的心里，永存不变。可是，活着的、变化着的东西总有一天会离我而去……

然而，这仅仅是思想，在这些思想背后的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东西，它产生和哺育这些思想，威严地强迫人们审视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并且要求人们对其中每一种现象作出回答：为什么是这样？

“您知道，我大概快要卧床不起了，”在一个下雨天，继父对我说。“我已经衰弱得只剩一口气了！什么都不想要……”

第二天喝晚茶的时候，他特别仔细地抹去桌上和膝盖上的面包屑，把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从自己身边推开。这时老太婆一面皱起眉头看着他，一面对儿媳妇窃窃私语：

“你瞧，他在拔身上的毛，弄干净自己的身子……”

两天后，他就没有来干活了，后来，老主妇塞给我一个白色的大信封，说：

“拿去吧，昨天晌午，一个小娘儿们送来的，我忘记交给你了。这小娘儿们长得挺可爱，她是你的什么亲戚？说真的，我不知道！”

信封里是张医院的公文纸，上面写着几行大字：

“您若有空，请来一见。我住在马丁诺夫斯卡亚医院。叶·马。”

第二天早晨，我到病房，坐在继父的病床边。他的身子比病床长，两只半套着灰袜子的脚伸到了床栏外。他那双漂亮的眼睛迷迷糊糊地望着黄色的墙壁，目光游移不定，然后停留在我的脸上，停留在坐在床头板凳上的一个姑娘的小手上。她把双手放到枕头上，继父张开嘴巴，用面颊搓揉她的双手。那姑娘长得胖乎乎的，穿条深色的、不带褶子的连衣裙，泪水慢慢地从她鹅蛋形的脸上流下来，她那双天蓝色、泪水汪汪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继父的脸，看着他尖削的颧骨、尖尖的大鼻子和发黑的嘴巴。

“最好请位神父……”她轻声说，“可是他不让请……他现在神志不清……”

她把手从枕头上抽回来，贴在自己的胸口，好像在做祈祷。

继父苏醒了一会儿，看了看天花板，严肃地皱起眉头，好像在回忆什么事，然后把一只干枯的手递给我。

“是您吗？谢谢。您瞧，我觉得自己……很傻……”

他说上没几句话，就累了，闭上了眼睛。我抚摸他冰冷的细长的手指和发青的指甲。那姑娘轻声请求他：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请您答应吧！”

“来，你们认识一下吧，”他用目光示意着她，说。“她是个招人喜欢的人……”

他没有再说下去，嘴巴越张越大。突然，他像乌鸦一样嘶哑地叫了一声，接着便在床上乱动起来，把被子推开，伸出两条光胳膊在自己周围摸索。那姑娘也大叫起来，把脑袋埋进揉皱的枕头里。

继父很快就死了。他一死，神色立刻变得好看了。

我挽着姑娘的胳膊走出医院。她像个病人，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面恸哭不止。她手里拿着一块揉成一团的手绢，轮番地擦着两只眼睛。她把手绢捏得越来越紧，似乎这是她最后一件最珍贵的东西。

突然她停下脚步，依偎在我身上，自责地说：

“他没有活到冬天……唉，上帝啊，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啊？”

过了一会儿，她向我伸出一只被泪水沾湿的手。

“再见吧。他十分夸奖您。葬礼就定在明天吧。”

“要我送您回家吗？”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

“不必了。现在是白天，不是夜晚。”

我站在巷子的拐角处望着她的背影。她走得很慢，像个无须急于赶路的人。

时值八月，树叶已经纷纷飘落下来。

我抽不出时间给继父送葬，以后也没有再见到过这个姑娘……

十七

每天早上六点钟，我去市场打工。在那里，我见到许多很有意思的人：木匠奥西普，头发花白，有点像圣徒尼古拉。他是个熟练工，爱说俏皮话；还有驼背的瓦工叶菲穆什卡；还有泥瓦匠彼得，一个虔诚的教徒，沉默寡言，模样也像个圣徒；还有抹灰工格里戈里·希什林，一个留着淡褐色胡子、有一双蓝眼睛的美男子，他生性文静，待人和气。

我第二次到绘图师家去干活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些人。每个星期天他们到厨房里来，个个举止得体，神态庄重，说话有礼貌，听他们交谈，我觉得又新奇，又有味道。当时我认为这些仪表堂堂的男子汉都是些地地道道的好人，每个人都很有意思，他们跟库纳维诺郊区那些心肠狠毒、惯于偷盗、嗜酒成性的小市民完全不一样。

那时我最喜欢的是抹灰工希什林，我甚至请求跟他一起当小工，可是他伸出一根白净的手指搔搔金黄色的眉毛，委婉地拒绝我说：

“你现在干这活还太早，这活不轻松，等明年再说吧……”

过了一会儿，他扬起漂亮的脑袋，问我：

“是不是你日子过得不顺心？哦，没关系，你忍着点，只要你咬紧牙关，就一定能挺过去！”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忠告会给我带来什么，可是我始终怀着感激之情记住他的话。

直到现在，他们每逢星期天早晨都到我东家这儿来。他们围着餐桌在长凳上坐下，一边等候我的东家，一边兴致勃勃地聊天。东家一来，握着他们结实有力的手，十分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然后在桌子的上首坐下。这时一把算盘和一叠钞票放到桌子上。雇工们也把自己的账单和皱巴巴的记工册摊到桌子上，每周的结账就这样开始了。

东家一边开着玩笑逗他们，一边千方百计故意算错账克扣他们的工钱，而雇工们对他也寸土不让，一分一厘争个明白。有时候他们吵得很凶，不过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总是有说有笑的。

“嘿，亲爱的，你天生是个滑头！”雇工们对东家说。

他面露窘色地笑笑，说：

“哼，你们这群野母鸡，也够滑头的！”

“不过，朋友，不耍点滑头又怎么行呢？”叶菲穆什卡坦诚地说。这时彼得一本正经地说：

“人要活下去，只能靠偷窃，可是挣来的钱都归上帝和沙皇了……”

“瞧，我也想骗你们的钱呢！”东家笑着说。

大家和善地附和他说：

“这么说，你想克扣我们的钱啰？”

“你想骗我们的钱吗？”

格里戈里·希什林用双手将浓密的大胡子捋到胸前，用悦耳的声音问道：

“弟兄们，能不能公事公办，大家不要欺骗呢？要是大家都老老实实过日子，太太平平，那该多好，是吗？乡亲们，我说得对吗？”

他那双蓝眼睛黯淡无光了，湿润了。此时此刻，他变得特别善良。他的恳求使大家有点发窘，大家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我们乡下人骗不了别人多少钱的，”相貌堂堂的奥西普叹了口气嘟哝着，好像很同情庄稼汉。

神情忧郁的泥瓦匠拱背伏在桌子上，低沉地说：

“罪孽就像泥沼地：走得越远，陷得越深！”

我的东家也学着他们的腔调喃喃地说：

“我有什么法子呢？以牙还牙罢了……”

他们高谈阔论一通后，又试图千方百计互相欺骗。他们结清账目，紧张得满头大汗，精疲力竭，于是约东家一起到小酒店里喝茶去了。

在市场的工地上，我必须时刻盯住这些人，不让他们偷钉子、砖和木板。他们每个人除了替我的东家干活以外，还承包从别处揽下的活，所以都想方设法从我的鼻子底下偷点东西去干自己的私活。

他们见到我都很客气。希什林说：

“你以前想要到我这儿来入伙，还记得吗？可是现在，瞧你，步步高升，当上我的顶头上司了，是吗？”

“对，对，”奥西普打趣地说，“好好看守着，管好东西，上帝会保佑你的！”

彼得很不客气地说：

“派只小仙鹤来管老耗子了……”

我的职责使我十分为难。我羞于面对这些人，因为他们个个都有一技之长，懂得一些除了他们之外谁也不知道的东西，可是我却一定要把他们当成小偷和骗子，处处监视他们。开头几天，我跟他们很难相处，然而奥西普马上看出来了。有一天，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他对我说：

“你听我说，小伙子，你别老绷着脸，这没有用，懂吗？”

我当然一点都没有听懂他的话，可是我觉得这个老头儿理解我难堪的处境。不久，我们两个人就建立起坦诚相见的关系。

他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开导我说：

“要是你想知道的话，那么在我们中间，泥瓦匠彼得鲁哈是个大贼，他家里人口多，自己又贪得无厌。你要千万对他留神，他什么东西都不嫌弃，样样东西都要：一俄磅钉子啦，十块砖啦，一麻袋石灰啦，都照拿不误！他人不坏，信奉上帝，思维呆板，识点字，可是爱偷窃！叶菲穆什卡像个婆娘，性格温顺，决不会得罪你。他也很聪明，凡是驼背，都不是傻瓜！还有格里戈里·希什林，这个人有点儿傻头傻脑，他不但不拿别人东西，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他干活全是白干，谁都可以蒙骗他，而他却不会骗别人！他没有脑子……”

“他和善吗？”

奥西普似乎打远处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我说了一句刻骨铭心的话：

“对，他很和善！一个懒汉要成为一个和善的人，是一件最简单的事。小伙子，和善不需要智慧……”

“那么，你自己呢？”我问奥西普。他笑了笑回答：

“我现在就像个还没出嫁的姑娘，等我做了奶奶，再说我自己。你就暂且等着吧！要不，你自己动动脑子，找找我的真相藏在哪儿。你现在就找吧！”

他推翻了我原先对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各种看法。我很难怀疑他对别人评价的真实性，因为我发现，无论是叶菲穆什卡、彼得，还是格里戈里，都认为这个仪表堂堂的老头儿比他们聪明，在人情世故方面比他们老练。他们遇到什么事情，都向他请教，倾听他的忠告，用各种方法表示对他的尊敬。

“劳驾您替我们出出主意，”他们恳求他。可是每一次这样的请教之后，等奥西普一走开，泥瓦匠就悄悄对格里戈里说：

“异教徒。”

格里戈里冷笑着补充说：

“小丑。”

抹灰工善意地提醒我：

“你留点儿神，马克西梅奇，跟这老头儿待在一起得多加小心，他不消一会儿就会把你弄得晕头转向！这帮信邪教的老头儿，千万别跟他们缠在一起，太危险了！”

我一点儿都不明白他的话。

我认为最正直、最虔诚的信徒要数泥瓦匠彼得。他无论谈论什么，都简单明了，郑重其事。他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上帝、地狱和死亡。

“哎，伙计们，不管你怎么挣扎，不管你抱有什么指望，早晚都得入棺材、进坟墓，谁也逃不掉！”

他经常闹肚子疼，有的日子他根本无法进食，连吃一小块面包也会使他疼得全身抽搐，剧烈呕吐。

我觉得驼背叶菲穆什卡也是个善良和正直的人，但总是显出一副可笑的样子，呆头呆脑，甚至有点儿精神失常，像个不吭声的傻子。他喜欢拈花惹草，见一个，爱上一个，说起女人来总是这么一句话：

“直说吧：那不是娘儿们，是裹在酸奶油里的一朵花，真的！”

当来自库纳维诺小市民家庭的那些手脚利索的女人到一些店铺来擦洗地板的时候，叶菲穆什卡就从屋顶上爬下来，站在一个角落里，眯起炯炯有神的灰眼睛，咧开大嘴巴，嘴角一直扯到耳根边，唧唧咕咕地说着话。

“上帝赐给我这么个健壮的小娘儿们，真是喜从天降！一朵多么漂亮的裹着酸奶油的鲜花！命运送给我这样好的礼物，我该怎样感谢它呢？我会被这美人儿活活烧死的！”

起初，女人们嘲笑他，唧唧喳喳地嚷嚷着：

“你们快看，那个驼子的骨头都酥了。唉，老天爷啊！”

瓦工没有把她们的嘲笑放在心上。他那高颧骨的脸膛儿变得昏昏欲睡，他似乎在说梦话，一连串的甜言蜜语犹如醉人的流水滔滔不绝地从他口中说出来，分明醉倒了这些女人。最后，一个年龄稍大些的女人惊讶地对女伴们说：

“你们听呀，那汉子花柳病发作，成了年轻小伙子了！”

“像小鸟一样唱得很好听……”

“像教堂门口要饭的叫花子，”一个固执的女人不甘示弱地说。

可是，叶菲穆什卡不像一个叫花子。他像个粗壮的树墩，稳稳地站在那儿，他的声音越来越有感召力，他的话也变得越来越诱人，那些女人一声不吭地听着。他仿佛真的被亲昵的甜言蜜语陶醉了。

后来，事情是这样结束的：大概在吃午点的时候，要不就在收工以后，他摇晃着沉重的、棱角分明的脑袋，惊讶地对伙伴们说：

“嘿，这小娘儿们长得多么温柔可爱，我这一辈子还是头一回碰到！”

叶菲穆什卡在叙述自己得手的时候，没有像别人那样吹嘘自己，也没有嘲笑被自己征服的女人，他只是喜不自禁，表现出按捺不住的欣慰，一双灰色的眼睛令人惊异地瞪得又圆又大。

奥西普摇摇头，大声说：

“唉，你啊，本性难改！你现在多大年纪啦？”

“我四十四岁。这没关系！我今天就年轻了五岁，我好像在河里洗了个澡，泡在活水里，觉得全身强壮有力，心里也舒坦了！不，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女人吗？”

泥瓦匠对他厉声说：

“等你过了五十岁，你瞧着，你这种下流的习气会叫你吃足苦头的！”

“叶菲穆什卡，你真不要脸，”格里戈里·希什林叹了口气说。

可是我觉得这个美男子在忌妒驼子的得手。

奥西普从拳曲得很整齐的银灰色眉毛下面看着大家，逗笑着说：

“大家都叫玛什卡，可是各人都有自己的脾性，这个喜欢碗碟瓢勺，那个喜欢皮扣耳环，不过每个玛什卡将来都会当奶奶……”

希什林已经成家，妻子仍待在乡下，他也看中了擦地板女工。把她们弄到手是很容易的，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在“赚外快”。在闹饥荒的郊区，她们对这种赚外快看得很平常，就像干其他活儿一样。可是那个美男子却从来不碰女人，只是用特殊的目光打远处望着她们，不知是为了怜惜某个人、怜惜自己，还是怜惜她们。当那些女人主动来向他调情、挑逗他的时候，他害羞地笑笑，走开了……

“去你们的……”

“你怎么啦，怪人？”叶菲穆什卡惊讶地问。“怎么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我家里有老婆，”格里戈里提醒他。

“你老婆会知道吗？”

“要是我在外面不正经，她总是知道的，老兄，骗不了她的！”

“她怎么会知道呢？”

“这我不清楚。不过，要是她自己守本分，她一定会知道的。要是我规规矩矩过日子，她却做出造孽的事，我也一定会知道的……”

“怎么会呢？”叶菲穆什卡叫了起来，可是格里戈里平静地重复了一句：

“这我不清楚。”

瓦工生气地摊开双手。

“瞧，什么‘守本分’，什么‘不清楚’……嘿，你呀，木瓜脑袋！”

希什林手下有七名雇工，他们对他很随便，没有把他当工头，在背地里都叫他“小牛犊”。如果干活时希什林发现他们干活偷懒，就拿起托灰板、铲子，亲自动手熟练地干起来，一边亲热地喊道：

“加把劲，伙计们，加把劲！”

有一天东家生气了，我受他的委托去找格里戈里，对他说：

“你手下的雇工很不好……”

他似乎感到很吃惊，问道：

“是吗？”

“这个活本该在昨天中午以前干完，可是他们拖到今天还来不及……”

“是这么回事，他们来不及，”他表示同意，沉默片刻后，谨慎地对我说：

“我当然看得出，可是我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催他们，他们都是自己人，都是跟我从一个村子里出来的。这儿又得借用一句老话：‘受到上帝的惩罚——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81]所以，这是对所有人的惩罚，包括你和我。可是我和你都比他们干得少，这样，就不好意思催他们……”

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有时他走在市场空荡荡的街道上，走到一座侧路渠的桥上，突然停下脚步，靠着桥栏站了好久，望着渠水、天空和奥卡河对岸的远处。如果你偶尔遇上他，问他：

“你在做什么？”

“啊？”他惊醒过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没做什么，我只是随便站一会儿，看看……”

“老弟，上帝把一切安排得多好啊，”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天空、大地、奔流的河水、航行的轮船……坐上轮船，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到梁赞去，或者到雷宾斯克去，到彼尔姆去，到阿斯特拉罕去，随你的便！我去过梁赞，这小城还不错，不过很枯燥，比下诺夫哥罗德还枯燥。我们的下诺夫哥罗德真好，很热闹！阿斯特拉罕也比较枯燥。主要是那里有许多加尔梅克人，我不喜欢他们。什么莫尔多瓦人、加尔梅克人，还有什么波斯人、德意志人，以及其他各种民族的人，我都不喜欢……”

他说话慢条斯理，小心翼翼地寻找与他有思想共鸣的人，可是往往找到的是泥瓦匠彼得。

“他们不是开化的民族，而是野蛮的民族，”彼得用自信的口气忿忿然地说，“他们背着基督生下来，绕过基督走路……”

格里戈里听了，立刻兴奋异常，乐不可支。

“不管怎么说，伙计们，我喜欢纯粹的民族，俄罗斯人，他们的眼神也是老老实实的！犹太佬我也不喜欢，我甚至不明白，上帝干吗要那么多民族？弄得我们莫名其妙……”

泥瓦匠阴沉着脸补充说：

“莫名其妙，好多东西似乎都是多余的……”

奥西普听完他们的话，用嘲笑的口吻刻薄地插嘴说：

“多余的东西是有的，瞧，你们刚才说的这些话全是多余的！唉，你们这帮教派信徒！真该用鞭子揍你们一顿才是。”

奥西普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我不明白他究竟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有时候我觉得他似乎漫不经心地附和所有的人，赞成他们的观点；不过，我通常发现他很讨厌这些人，认为他们都是些疯子，他常常对彼得、格里戈里和叶菲穆什卡说：

“哼，你们这些小猪崽子……”

他们笑笑，笑得很勉强，有点尴尬，但毕竟是笑了。

东家给我一天五戈比的饭钱，不够用，肚子总是吃得半饥不饱。雇工们见此，就请我跟他们一起吃早饭和吃午点。有时候一些包工头也叫我到小饭馆去喝茶。我总是欣然答应他们的邀请，我喜欢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慢条斯理的交谈和离奇古怪的故事。我读过许多宗教书籍，说给他们听，他们很高兴。

“你肚子里塞满了书，连脖子都快胀破了，”奥西普说，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仔细地看着我。他的眼神使我难以捉摸，他的眼珠似乎始终在蒙眬中融化。

“你要珍惜这一点，多积累点学问，将来会有用处的。你长大以后，去当修士，用你的话为老百姓排忧解愁，要不，就去当百万富翁……”

“去当传教士，”泥瓦匠不知为什么生气地纠正他的话。

“什么？”奥西普问。

“应该说去当传教士[82]，你知道，还问我！你又不是聋子……”

“好吧，就算去当传教士，去跟那些异教徒辩论。要不，你干脆去当异教徒吧，也能捞到很多油水！只要脑子聪明，靠歪门邪道也能混饭吃……”

格里戈里尴尬地笑着，彼得嘀咕道：

“那些巫师，还有各种各样不信神的人，他们的日子过得也不坏……”

奥西普立刻表示异议：

“当巫师用不着学问，学问跟巫师不投缘……”

接着，他对我说：

“你仔细听着：从前在我们乡下有个贫苦农民，孤苦伶仃一个人，他叫图什卡，没有田地，没有房子，一贫如洗。他像一根羽毛似的随风飘荡，今天到东，明天到西，他既不像是个雇工，又不像是个懒汉！有一次他无事可做，外出去朝圣，在外转悠了两年。后来，他突然回到乡下，模样完全变了：长发披肩，头戴法冠，身穿缎纹棉布的火红色长袍。他瞪着鲈鱼般的眼睛望着大家，一个劲儿地说：忏悔吧，罪孽深重的人们！为什么不忏悔呢，尤其是你们这些婆娘？你们忏悔了，日子就会过得顺顺当当，你们瞧，现在我图什卡丰衣足食，我图什卡好酒不断，我图什卡玩够了女人……”

泥瓦匠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说：

“难道问题就在于吃饱喝足？”

“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问题在于他说的话！”

“哦，他的话我倒没有仔细考虑过，我自己也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对你说的那个德米特里·瓦西里伊奇·图什尼科夫了解得够清楚的，”彼得生气地说。格里戈里默默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茶杯。

“我不是跟你们争论，”奥西普心平气和地说。“我不过是想告诉马克西梅奇，混饭吃的法子有各种各样……”

“有的法子会把人送去坐牢……”

“这种事情还少吗！”奥西普同意他的话。“并不是随便走哪条路都可以当神父的，必须知道什么地方该拐弯……”

他总喜欢稍稍逗弄像抹灰工和泥瓦匠这样的虔诚教徒，也许因为他不喜欢他们，所以用这种方法来巧妙地加以掩盖。总的说来，他对人们的态度让人捉摸不透。

他对叶菲穆什卡的态度好像比较温和，比较和善。瓦工没有和他们一起谈论上帝、真理，谈论教派和人生的痛苦之类他的同伴们喜爱的话题。他为了不让椅背搁住他的驼背，总是把椅子侧过来靠在桌子旁边，然后悠闲地一杯接一杯地喝起茶。突然，他警觉起来，环顾一下烟雾弥漫的房间，倾听断断续续的谈话，然后从椅子上跃起身来，一溜烟地跑开了。这就是说，有个叶菲穆什卡的债主到小饭馆来了。他的债主足足有十个，有几个债主见到他，就打他。为了不倒霉，他常常溜之大吉。

“这帮怪人火气挺大，”他困惑不解地说，“我要是有钱，能不还给他们吗？”

“唉，一个苦命人……”奥西普送他走的时候对他说。

有时叶菲穆什卡呆坐着，久久地陷入沉思，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这时高颧骨的脸膛变得温和了，和善的眼睛变得更加和善了。

“你在想什么，老兵？”有人问他。

“我在想，要是我发了财，嗨，一定娶一位地地道道的小姐，一位贵族小姐，真的，比方说，娶位上校的女儿，我要好好疼她，上帝啊！我在她身旁，一定会被欲火活活烧死……伙计们，因为有一回我给一个上校的别墅盖屋顶……”

“他有一个守寡的女儿，我们听说过！”彼得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

可是叶菲穆什卡用两只手掌搓着膝盖，摇晃着身子，驼背也不停地摆动着。他继续说道：

“有时，她走到花园里，全身衣着雪白，雍容华贵，我从屋顶上看着她，此刻太阳也失去了光彩：为什么还要这白天的光亮呢？我要是能变成一只鸽子飞到她的脚下，那该有多好！她简直像朵裹着酸奶油的天蓝色的鲜花！跟这样一位美丽的太太在一起，宁愿一辈子都过黑夜！”

“该吃点什么了吧？”彼得厉声问道，不过这话并没有使叶菲穆什卡感到不安。

“上帝啊！”他叫道。“难道我们还要很多东西吗？何况她很有钱……”

奥西普笑着说：

“唉，叶菲穆什卡你这色鬼，一天到晚寻花问柳，什么时候把命送掉呀？”

除了女人，叶菲穆什卡什么都不谈。他干起活来也没有个准儿，有时干得很出色，很勤快，有时却马马虎虎，拿着木槌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铆接房梁，结果留下一只只洞眼。他身上老是散发着一股黄油和鱼油的味儿，但是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气味——有益于健康的、好闻的气味，他使人联想起刚砍下的树木散发出的那种清香。

跟这个木匠聊天很有意思，有意思但不开心，他的话常常说得我心里很烦，而且很难弄明白他说话什么时候是认真的，什么时候是开玩笑的。

跟格里戈里在一起最好是谈上帝，他喜欢这个话题，而且对此有坚定的信念。

“格里沙，”我问，“你是不是知道：有些人不相信上帝？”

他平静地笑笑，说：

“怎么回事呢？”

“他们说：没有上帝！”

“哦，原来如此！这我知道。”

他挥手把一只看不见的苍蝇赶走，一边说：

“你记住，大卫王说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83]瞧，早在那个时候，那些疯子就说过这些话了！没有上帝，我们就寸步难行……”

奥西普似乎赞同他的看法，说：

“要是你夺走彼得的上帝，他一定会叫你尝尝他的厉害！”

希什林漂亮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一边用指甲上沾着干石灰的手指梳理着胡子，一边神秘兮兮地说：

“每个人的肉体里都有上帝。良心和五脏六腑都是上帝赐予的！”

“那么罪孽呢？”

“罪孽来自肉体，来自魔鬼！罪孽还来自外部，好像害天花一样，就是这么回事！谁罪孽想得最多，谁就最容易犯罪。你要是不去想罪孽，你就不会犯罪！犯罪的念头都是由魔鬼，也就是，由肉体的主宰引发的……”

泥瓦匠对此表示怀疑。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是这样的！上帝是无罪的，而人是上帝的形象和同类[84]。是形象和肉体在犯罪。同类不可能犯罪，因为它是同类，是精神……”

他得意地笑了，彼得嘟哝着说：

“你说的好像也不大对……”

“那么，照你看，”奥西普问泥瓦匠，“一个人要是不犯罪，就不用忏悔；要是不忏悔，就不能得救，是这样吗？”

“这么说，好像可信一些！老人们常说：忘记魔鬼，就不再爱上帝……”

希什林不会喝酒，喝两杯就醉，脸色通红，眼睛里透出一股孩子气，说起话来像唱歌。

“弟兄们，这一切多么好啊！我们活在世上，多少在干点儿活，可以填饱肚子，谢天谢地——啊，多好呀！”

他哭了，泪水流到胡子上，仿佛一串串玻璃珠挂在丝线般的胡子上，闪闪发亮。

我不喜欢他对生活的不断赞美和这些玻璃串珠似的眼泪，因为我的外祖母也赞美过生活，但是要比他更有说服力，比他说得更朴实，不像他这样絮絮叨叨，没完没了。

他们的这些谈论使我经常处于紧张状态，隐隐感到惶恐不安。我曾经读过许多描写农民的小说，发现书中的农民和生活中的农民迥然不同。书本里所有的农民都是不幸的，无论他们是善良的，还是凶恶的，在言谈和思想上都比生活中的农民贫乏。书本上的农民很少谈论上帝，很少谈论教派、教会，他们谈的多半是长官、土地、真理和艰难的生活。他们也很少谈论女人，即使谈论，也不是那么粗鲁，而是比较婉转。对于生活中的农民来说，女人是消遣品，然而是危险的消遣品，对付女人必须要有点计谋，否则她就会制服你，搅乱你的全部生活。书本上的农民，无论是好是坏，都写得一清二楚。可是生活中的农民既不好，也不坏，使人觉得特别有趣。生活中的农民不管怎样对你倾诉，你总觉得他还保留点什么没有说出来，但是这保留部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也许，正是这一部分没有说出来的埋藏在心底的话，才是最主要的东西。

在书本里的农民当中，我最喜欢的是《木工队》[85]里的彼得。我很想把这部小说念给朋友们听，于是我把书带到市场的工地上。我常常在包工队里过夜，这次住在这个包工队里，下一次住在那个包工队里。有时候是因为我不愿意冒雨回城里去，不过多半是因为我白天干得疲累了，已经没有力气走回去了。

我告诉他们，我有一本描写木匠的书，他们一下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奥西普。他一把拿去我手上的书，翻了翻，不相信地摇晃他那端庄的脑袋。

“这简直是在写我们啊！你这机灵鬼！是谁写的？是一位老爷吧？嗯，我是这样认为的，当老爷的和当官的，什么事都干！上帝没有想到的事，当官的都会想到，他们是为此活着的……”

“奥西普，你关于上帝的一番话说得太轻率了，”彼得说。

“没关系！对上帝来说，我的话微不足道，就像落在我秃顶上的一片雪花，或者一滴雨水。你可以放心，我们决不会去冒犯上帝的……”

他突然显得坐立不安，像燧石上迸出的火星，说了一串尖刻的话，用这些话当剪刀剪断一切与他的看法相左的东西。在这一天里他好几次问我：

“马克西梅奇，现在我们念吗？这可是件好事！这个主意出得好。”

收工以后，大家到他的包工队里吃晚饭。等我们吃过晚饭，彼得带着他手下的雇工阿尔达利翁来了，希什林也带着一个叫福马的年轻小伙子来了。包工队睡觉的板棚里点起了灯，我念了起来。他们都一动不动，默默地听着。可是不一会儿，阿尔达利翁生气地说：

“嘿，我听够了！”

说罢，他就走了。格里戈里第一个沉沉睡着了，张着嘴巴，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紧接着，几个木匠也呼呼睡着了，只有彼得、奥西普和福马移到我跟前，聚精会神地听着。

我念完以后，奥西普立刻熄了灯，看天上的星星，就知道已经是午夜了。

彼得在黑暗中问我：

“书上为什么要这样写？想要反对谁呢？”

“现在睡觉吧！”奥西普一边脱靴子，一边说。

福马一声不吭地退到一边。

彼得还是不肯罢休，又问一遍：

“我说，这书上这么写，究竟为了反对谁？”

“只有他们知道！”奥西普说，一边在一块跳板上搭铺睡觉。

“如果说为了反对后妈，那压根儿是白费：后妈不会看了这本书就会变好的，”泥瓦匠执拗地说。“要是反对彼得，那也是枉然：他犯了罪，总会有报应的！如果杀了人，流放西伯利亚，没什么好说的！书上写这种犯罪的事情是多此一举……好像是多此一举，是吗？”

奥西普没有作声。这时泥瓦匠又补充说：

“他们无事可做，才去管别人的闲事！就像婆娘们晚上没事，凑在一块儿闲扯。再见，该睡了……”

他在敞开着的蓝色的门洞里站了一会儿，问：

“奥西普，你是怎么想的？”

“啊？”木匠带着睡意应答了一声。

“哦，行了，睡吧……”

希什林侧身躺在他原来坐着的地方。福马躺在我身旁的乱草堆上。整个城郊都沉睡了，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铸铁的外轮片发出的沉重的隆隆声和火车上缓冲器的叮当声。板棚里发出一阵阵嘈杂的打鼾声。我觉得很不自在，因为我本来指望他们会有一番议论，可是结果呢，什么都没有……

突然奥西普开口了，他说得很轻，但很清楚：

“你们这些孩子，千万别信这一套，你们还年轻，往后的日子长着呢，要积累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有智慧，一个顶俩！福马，你睡着了吗？”

“没有，”福马欣然应答了一声。

“这就是了！你们俩都识字，你们尽管读书，但是对什么都不要轻信。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印出来，这种事情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他把两腿从跳板上挂下来，双手撑在跳板边沿上，朝我们俯下身来，继续说道：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书呢？书是专门用来揭别人老底的！你们瞧，书上说有这么一个人，比方说是木匠，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拿老爷来说吧，就是另一种人了！书，不是平白无故写出来的，可是它在替谁说话呢……”

福马低沉地说：

“彼得打死包工头是对的！”

“这话不对，打死人总是不对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格里戈里，不过你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大家都不是有钱人，今天我当工头，明天又是雇工了……”

“我不是说你，奥西普大叔……”

“反正都一样……”

“你说话很公道。”

“你等等，我说给你听为什么他们要写这本书，”奥西普打断福马的气话。“这部小说写得很滑头！瞧，这是个没有农民的老爷，那又是个没有老爷的农民。现在你再瞧：地主老爷的境况虽然很糟，可是农民的状况也不见得好。老爷体弱多病，变得傻头傻脑，而农民呢，成了吹牛大王、酒徒、病鬼，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书上就是这样写的！书上说，给地主老爷当农奴更好些：老爷庇护农民，农民则保护老爷，他们悠闲度日，吃饭不愁，太太平平。我不想争论，的确，跟着地主老爷过日子生活比较安定。要是农民穷得叮当响，地主老爷也没有好处。要是农民有钱，但是没有脑子，这才对他们有利。这我知道，因为我差不多当了四十年的农奴，我有着许多亲身感受。”

我想起那个自刎的马车夫彼得，他也是这样议论地主老爷的。奥西普的想法竟然跟这个狠心的老头儿不谋而合，这使我感到很难过。

奥西普拍拍我的一只脚，继续说道：

“不管什么书或者什么作品，都应当弄明白！一个人做件事不会无缘无故的，不过是看上去无缘无故罢了。书也不是无缘无故写出来的——它是为了搅乱人们的思想写出来的。创造一切东西都要靠动脑子，不动脑子，用斧子砍东西也罢，编草鞋也罢，都会一事无成……”

他说了很久才躺下，然后又跃起身来，在寂静的黑暗中悄声地说了一连串俏皮话。

“常言道：老爷和农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一样。这话说得不对。其实，我们和老爷都一样，只不过生活在最底层。当然，老爷从书本上学到知识，而我则从皮肉受苦中增长见识；不过，老爷的屁股无非白一点，这就是最大的不同。哦，小伙子，该换个方式生活了，把书本统统扔掉，撇在一边。让每一个人都问问自己：我是谁？是人。而他是谁？他也是人。那么现在怎么办？难道上帝会多要他两戈比吗？嗯，在交税方面，我们俩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天终于快亮了，黎明的曙光把天上的繁星都熄灭了，奥西普对我说：

“你领教了吗，我多么能吹？我絮絮叨叨说了那么多话，都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你们，孩子们，别信我的话，这多半是我睡不着觉随便说说的。躺着躺着，就想出话题来解解闷，什么‘从前有一只乌鸦，从田野向山上飞去，飞过一个又一个田塍，终于活到了头，上帝就惩罚它：于是这只乌鸦就断了气，干死了’。这故事有什么意思呢？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睡一会儿吧，马上又该起床了……”

十八

奥西普像当初的司炉工雅科夫那样，顿时在我的心目中变得十分高大，他用身子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所有其他的人。他有的地方和司炉工十分相似，同时也使我联想起外祖父、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和厨师斯穆雷，联想起牢牢铭刻在我脑海里的所有的人，并且留下深深的印痕，就像大钟上的铜绿。我发现他有两种思想：白天干活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他的一些活跃而单纯的想法切合实际，比较容易理解，可是每逢傍晚休息，他和我一起进城去找做煎饼生意的相好，或者他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的想法又不一样了。他晚上的一些思想很特别，具有多面性，仿佛向四面八方射出的灯光。这些思想光芒四射，然而哪儿是它们的真面貌呢？这种或者那种思想的哪一方面使奥西普感到更亲近，更宝贵呢？

我觉得奥西普比我以前遇到的人要聪明得多，我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这种心情，就像我当初和司炉工雅科夫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我很想了解他这个人，弄清楚他这个人，可是他呢，总是滑来滑去，游移不定，使你无法捉住他。他的真相藏在哪里？可以相信他什么？

我想起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

“你自己去找，看我藏在哪里，你去找吧！”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然而和自尊心相比，受到更大伤害的是我没能够了解这个老头儿，而这恰恰是我迫切需要做的事。

尽管他让人难以捉摸，他却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似乎还能活一百年，一百年以后，还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在思想变化无常的人们中间毫不动摇地我行我素。那个经学家给我留下同样的印象，然而他的坚定不移并没有使我感到高兴。奥西普的坚定不移跟他不一样，它使我心情舒畅。

我强烈地感受到人们的摇摆性，他们常常像变魔术似的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不时地把我推倒。我已经被这些不可理解的跳跃弄得筋疲力尽。他们悄悄地扑灭我对人们的强烈兴趣，搅乱我对人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我们的工地上飞快地驶来一辆快要散架的四轮马车。驭座上坐着喝得醉醺醺的马车夫，阴沉着脸，打着嗝儿。他满脸胡须，没戴帽子，嘴唇被人打破了。格里戈里·希什林躺在马车里，也喝醉了，一个脸颊通红的胖姑娘挽着他的胳膊。那姑娘头戴一顶缀着红蝴蝶结和樱桃玻璃珠子的草帽，手里打着一把小阳伞，光脚穿双胶皮套鞋。她挥动着阳伞，摇晃着身子，一边哈哈大笑，一边高声叫着：

“真见鬼！市场没有开张，现在还没有市场，可他们却叫我来逛市场！”

格里戈里蔫不唧的，头发蓬乱，衣衫不整，从马车上下来，一屁股坐到地上，眼泪汪汪地对我们这些观众说：

“我给你们跪下了，我造了很多孽！我一念之差造了孽，就成了这样！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说得很对，你们原谅我吧！我可以请你们吃饭。他说得很对：‘我们只能活一次……不能活第二次……’”

那姑娘格格地发笑，跺着脚，把套鞋也丢了。这时马车夫沉着脸叫道：

“快赶路吧！大嗓门的人，咱们走吧，马都快站不住啦！”

那是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驽马，全身冒汗，一动也不动地站着，这一切真叫人忍俊不禁。格里戈里手下的雇工看着自己的工头、浓妆艳抹的女人和呆头呆脑的车夫，也放声大笑。

只有福马不笑，跟我一起站在一家小铺的门前，他嘀咕着说：

“卑鄙下流……他家里有老婆，一个挺漂亮的女人！”

马车夫一个劲儿地催着赶路，那姑娘从马车上下来，将格里戈里扶上马车，让他躺在自己脚边，然后挥了挥阳伞，叫道：

“我们走吧！”

雇工们都羡慕自己的工头艳福不浅，善意地对他冷嘲热讽，后来福马喊了一声，大家才动手干起活来。显然，福马不喜欢看到格里戈里这副可笑的样子。

“他还算是个工头呢！”他嘟哝着说。“这活儿还要干一个月不到，干完了，就回乡下去……他却等不及了……”

我替格里戈里感到惋惜，他跟这个饰有樱桃玻璃珠子的姑娘搅和在一起真是荒唐透顶。

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希什林可以当工头，而福马·图契科夫却是雇工呢？

福马是个身体健壮、肤色白净的小伙子，拳曲的头发，圆圆的脸蛋，有条鹰钩鼻子和一双聪明的灰眼睛，看上去不像是个乡巴佬。如果他好好打扮一下，那活脱儿是个名门阔少。他郁郁寡欢，说话很少，但很认真。他识点字，常常帮工头记账，造预算，他很会督促雇工们好好干活，而自己却常常偷懒。

“这活儿一辈子都干不完，”他平静地说。他把什么书籍都不放在眼里，他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印出来，要不信，我也能想出点什么印成书，这算不了一回事……”

可是，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很关注，如果他对一件什么事感兴趣，就会刨根问底弄个明白。他总是专心致志地考虑自己的事，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他应该当包工头，他却懒洋洋地说：

“要是我一下子能挣几千卢布，那倒还可以凑合去干干……可是为了一点点小钱，去跟这帮人打交道，那不是白忙乎吗？我不干。看来，我还是到奥兰基去，进修道院。我长得英俊，身强力壮，说不定哪个守寡的老板娘会喜欢上我！以前常有这种事情。谢尔加茨克城有个小伙子，两年里就交上好运，还娶了当地城里的一个姑娘。他常送圣像上门，于是被那个姑娘看上了……”

福马的打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人进修道院当了见习修士，从此过上轻松的生活，这种故事他知道得很多。我不爱听他讲这种故事，也不喜欢他的思想倾向，不过我相信他会进修道院的。

市场开张了，出乎大家意料，福马却到一家小饭馆里当了名堂倌。我不敢说他这一举动使伙伴们大吃一惊，但是大家都对他冷嘲热讽。每逢过节，大家打算聚在一起喝茶，总是讪笑着说：

“走，找咱们的店小二去！”

他们走进小饭馆，像主人似的吆喝道：

“喂，跑堂的！鬈毛头，到这儿来！”

福马走近前来，稍稍抬起头来，问：

“你们要点什么？”

“你连老朋友都认不出来了？”

“我正忙着，没注意……”

他知道伙伴们瞧不起他，想拿他寻开心，所以用木然等待的目光看着他们，他的面色变得呆滞，但是他仿佛在说：

“嗯，快点，你们是不是要取笑……”

“要给小费吗？”他们问他，并且故意在皮夹子里掏啊掏的，结果连一戈比都没给他。

我问福马：“你是怎么搞的？本来打算进修道院，却当了个堂倌。”

“我原本不打算进修道院的，”他回答，“当堂倌也不会长久……”

四年后，我在察里津遇见了他，他仍在一家小饭馆里当堂倌。后来我在报上看到，福马·图契科夫因撬锁盗窃未遂罪被捕。

泥瓦匠阿尔达利翁的经历尤其使我感到吃惊。他是彼得包工队里年龄最大、手艺最好的雇工。这个满脸黑胡子、性格开朗的四十岁的庄稼汉，也自然而然地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是工头，而是彼得？他很少喝酒，而且几乎从来没喝醉过。他的手艺十分高超，热爱自己的活儿，砖块在他手上飞来飞去，仿佛一只只红色的鸽子。那个体弱多病、愁眉不展的彼得跟他在一个包工队里，显得完全是多余的。关于活儿，他这样说：

“我为别人盖瓦房，就是为了给自己备下一口木棺材……”

阿尔达利翁一边劲头十足地砌着砖，一边高声吆喝：

“嘿，干吧，伙计们，为了上帝的荣耀！”

他告诉大家，来年春天他要到托木斯克去，他的姐夫在那里承包了一项大工程——建造一座教堂。他叫他去当工长。

“这件事已经定下了。造教堂——这个活儿我喜欢！”他说，并且劝我说，“跟我一起去吧！在西伯利亚，老弟，识字的人在那里日子很好过，认字，大有用处！”

我表示同意，阿尔达利翁得意地叫道：

“就这么说定了！这是正经事，可不能开玩笑……”

他常常善意地讥笑彼得和格里戈里，就像大人逗弄小孩一样。他对奥西普说：

“他们爱吹牛，喜欢在别人面前耍小聪明，就像打牌似的。一个人说：‘我手里有多好的花色牌。’另一个人说：‘我手上都是王牌！’”

奥西普含含糊糊地说：

“又能怎么样呢？吹牛是人的本性，所有的姑娘都是挺着胸脯走路的……”

“他们整天唉声叹气，口口声声祈求上帝保佑，其实都在拼命攒钱！”阿尔达利翁还在一个劲儿地说下去。

“不过，格里戈里没在攒钱……”

“我是说我们队里的工头。我要是现在能到森林里去，到沙漠里去，该多好啊……唉，我在这儿待腻了，来年春天，我就去西伯利亚……”

雇工们很羡慕阿尔达利翁，他们说：

“要是我们有你姐夫那样的靠山，我们也不会被西伯利亚吓退的……”

突然，阿尔达利翁不见了。他是星期天离开包工队的，三天来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大家担心地猜测：

“会不会被人打死了？”

“要不，在河里洗澡淹死了？”

叶菲穆什卡来了，局促不安地告诉大家：

“阿尔达利翁在外边吃喝玩乐呢！”

“你胡说些什么呀？”彼得不相信地叫起来。

“他的确在饮酒作乐，简直像着了火的干草房扑都扑不灭。这情形就像死了相亲相爱的老婆似的……”

“他老婆死了，他成了条光棍！现在他人呢？”

彼得气冲冲地去救阿尔达利翁，反而被他打了一顿。

这时奥西普嘴唇抿得紧紧的，双手深深地插进口袋，对大家说：

“让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可是个好人……”

我跟着他一起去了。

“瞧他这个人，”奥西普在路上对我说，“日子过得看起来很不错，突然，尾巴翘得高高的，在荒野里到处乱跑。你要小心，马克西梅奇，学着点……”

我们走进一家叫“库纳维诺快活村”的下等妓院，一个老太婆鬼鬼祟祟地出来迎接我们。奥西普跟她低语了几声，她便把我们领到一个空荡荡的小房间里。这房间又黑又脏，像个马厩。床上摊手摊脚地躺着一个臃肿的大个儿女人。老太婆伸出拳头捅了捅她的腰，说：

“出去！喂，癞蛤蟆，出去！”

那女人惊恐地从床上起来，用手掌擦着脸，问道：

“天哪！谁来了？出什么事了？”

“侦探来了，”奥西普严肃地说。那女人惊叫了一声，拔腿就走。奥西普对着她的背影啐了一口唾沫，然后对我解释说：

“他们这种人见到侦探比见到魔鬼还害怕……”

老太婆从墙上摘下一面小镜子，稍稍掀开一块糊墙纸。

“你们过来瞧瞧：是不是这个人？”

奥西普往间壁的缝隙里看了一眼。

“正是他！快把这个女人赶走……”

我也朝缝隙里瞅了一眼，只见那个小房间跟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一模一样，也是又黑又脏。窗户被护窗板封得严严实实，窗台上点着一盏铁皮油灯，旁边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斜眼鞑靼女人，她在把一件衬衣改得小些。她身后是张床，阿尔达利翁睡在那里，他那浮肿的脸高高地枕在两只叠起来的枕头上，一脸的黑胡子乱七八糟地翘着。鞑靼女人哆嗦了一下，赶紧把衬衣披在身上，从床边走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

奥西普瞅了她一眼，又啐了一口唾沫，说：

“哼，你这不要脸的女人！”

“你才是老傻瓜呢，”她笑着说。

奥西普伸出一只手指吓唬她，一边也笑了起来。

我们走进鞑靼女人的小房间，老头儿在阿尔达利翁脚边的床头坐了下来，叫唤他很久，但是没有能把他叫醒。这时，阿尔达利翁嘟嘟哝哝说：

“嗯……等一会儿，咱们走……”

他终于醒了，用奇怪的目光看了看奥西普，又看了看我，然后闭上布满血丝的眼睛，瓮声瓮气地说：

“唔，唔……”

“你怎么啦？”奥西普心平气和地说，虽然没有责备的口气，但是心里很不高兴。

“我酗酒了，”阿尔达利翁说，声音嘶哑，不停地咳嗽。

“怎么会这样？”

“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看来情况不好……”

“哪会好……”

阿尔达利翁从桌上拿起一瓶打开过的伏特加，对着瓶口咕咚咕咚喝了起来，然后对奥西普说：

“想喝吗？这儿大概还有点下酒的菜……”

老头儿往嘴里倒了一口酒，咽了下去，皱了皱眉头，然后专心地嚼起一小片面包。神志不清的阿尔达利翁无精打采地说：

“我跟那个鞑靼女人勾搭上了。这一切都是叶菲穆什卡惹的祸，他说有个鞑靼女人，年纪很轻，单身一人，从卡西莫夫来的，打算在这里的市场上做生意。”

这时从间壁后面传来欢快的声音，说的是蹩脚的俄语：“鞑靼女人真棒！像只小母鸡。把他赶出去，他又不是你老爹……”

“就是她，”阿尔达利翁发呆地望着间壁，嘟哝着说。

“我见过，”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转过身来对我说：

“老弟，你瞧我这副模样……”

我本来以为奥西普一定会责骂阿尔达利翁，教训他一顿，然后后者羞愧地进行忏悔。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只是心平气和地简短交谈了几句。我看到他们坐在这个又黑又脏的房间里，心里很不好受。那个鞑靼女人朝着间壁缝隙说些逗笑的话，可是他们只当没有听见。奥西普从桌上拿起一条里海拟鱼干，往靴子上磕了磕，然后仔细地剥起鱼皮。他问：

“钱都花光了吗？”

“彼得还欠我的钱……”

“瞧你这副样子，能恢复得过来吗？你最好还是去托木斯克……”

“只能这样，去托木斯克吧……”

“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要是别人叫我去就好了。”

“为什么？”

“可眼下是姐姐和姐夫……”

“那又怎么呢？”

“到自己亲戚当头儿的地方去干活，心里总感到不痛快……”

“头儿到处都是一样的。”

“毕竟……”

他们谈得很融洽，很认真，连那个鞑靼女人也不再逗弄他们。她走进房间，一声不吭地取下挂在墙上的衣服，走了。

“她很年轻，”奥西普说。

阿尔达利翁瞅了瞅他，并不懊丧地说：

“这都是叶菲穆什卡惹出来的。他除了女人，什么都不懂……那个鞑靼女人整天嘻嘻哈哈，老是胡闹……”

“你要留神，别弄得自己脱不了身，”奥西普提醒他说。他把鱼干吃完后，起身告辞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问奥西普：

“你为什么去找他？”

“我想去看看。他是我的熟人。这种事我见得多了：一个人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可是突然像从监狱里冲出来一样，到处乱闯，”他把以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千万不能喝伏特加！”

可是，他马上又说：

“没有它，太寂寞！”

“没有伏特加吗？”

“对！喝了酒，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阿尔达利翁果然不能自拔。几天后他来上工了，可是很快又不见了。第二年春天，我在一群无业游民中遇见他。他正在敲停在河湾里的驳船四周的冰块。我们见了面很高兴，一起到一家小饭馆去喝茶。他一边喝茶，一边吹嘘说：

“我当初不过是个小工，你还记得吗？我现在直说了吧：其实我干这一行是把好手！能挣几百卢布……”

“不过，你没有挣到。”

“对，我是没有挣到钱！”他高傲地喊叫起来。“我瞧不上这个活儿！”

他说得手舞足蹈，小饭馆里的人都竖耳倾听他的慷慨陈词。

“你还记得那个叫彼得鲁哈的小偷关于活儿的话吗？给别人造瓦房，给自己做木棺材。这就是所谓的活儿！”

我说：

“彼得鲁哈害病了，他怕死。”

阿尔达利翁嚷嚷起来：

“我也害病，我每天心神不定！”

每逢假日，我常常出城到无业游民栖身的百万街去，看到阿尔达利翁已经很快成了流浪汉队伍中的一员。一年前他还是个性格开朗、干活认真的人，可是现在他变得喜欢大喊大叫，走起路来也与众不同，大摇大摆，看人的时候目光盛气凌人，似乎要跟所有的人吵嘴打架。他总是自吹自擂：

“你瞧，这里的人对我怎么样？我在这儿跟头领没什么两样！”

他一点不吝惜自己挣来的钱，经常请流浪汉们吃饭，遇到别人打架，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并且大声疾呼：

“弟兄们，不公道！做事应当公道！”

他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公道人”，他很喜欢这个称呼。

我细心观察这些人，他们挤挤插插地住在这条街上一座像监狱似的破旧肮脏的砖房里。他们被生活所遗弃，可是他们却为自己建立了不依赖于主人们的快乐生活。他们无忧无虑，勇敢剽悍，使我联想起外祖父的故事里那些往往沦落为强盗和苦行僧的纤夫。他们无活可干的时候，就不择手段地到船上去小偷小摸。我对此倒并不介意，因为我看到整个生活已经被偷得千疮百孔，像件用灰线缝制的旧衣服，同时我还发现，这些人有时干起活来十分卖劲，不遗余力，比方说，在紧急装卸货物的时候，在救火的时候和在流冰期，他们就是这样干的。总的说来，他们的生活比其他所有的人都快活。

但是，奥西普发现我跟阿尔达利翁很要好，便慈父般地提醒我说：

“你听我说，亲爱的，苦命的枯木头。你为什么老是往百万街上跑，跟那帮人打得火热呢？你得留神，到头来别害了自己……”

我找出各种理由向他说明我喜欢这些人，他们虽然没有活儿干，日子却过得很快活。

“像天上的小鸟一样，”他冷笑着打断我的话。“他们所以这样，因为他们都是懒汉，是一帮没有出息的人，干活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受罪！”

“那么干活又怎么样呢？常言道：光靠诚实的劳动，挣不到一间瓦房！”

这句话我脱口而出，因为这句俗语我听得太多了，而且觉得它很有道理。但是奥西普却对我大发雷霆，叫道：

“这是谁说的？是傻瓜和懒汉说的。可是你，小狗崽子，不该听这种话！真有你的！这种蠢话只有心怀妒忌的人、一生倒霉的人才说得出来。你应该先等羽毛丰满，然后再飞向高空！我要把你跟这帮人的交往告诉你东家，请你不要见怪！”

他果然把这事告诉了东家。东家当着他的面对我说：

“佩什科夫，你别再去百万街了！那儿尽是男盗女娼，没有一个好人，那条路是通向牢狱和医院的。别再去了！”

我从此瞒着他们偷偷到百万街去。可是不久，我不得不跟他们断绝了往来。

有一次，我和阿尔达利翁，还有他的伙伴罗别诺克，坐在一家小客栈院子里的板棚的屋顶上。罗别诺克给我们讲述他怎样从顿河罗斯托夫一路长途跋涉，步行到莫斯科的，讲得很好笑。他曾经是个工兵，得过一枚乔治十字勋章。在俄土战争中，他的一个膝盖被打伤，从此成了瘸子。他个子矮小结实，膂力过人，但是力气对他没有用处。由于腿瘸，他不能干活。他还害过一场大病，病后头发、胡子都掉光了——脑袋活脱儿像个新生儿的脑袋。

他闪着棕褐色的眼睛，说：

“我到了谢尔普霍夫城，一个神父坐在栅栏围着的小花园里。我说：‘神父，赏我这个俄土战争中的英雄几个小钱吧……”

阿尔达利翁摇摇头，说：

“哼，你胡说，胡说……”

“我干吗要胡说？”罗别诺克问，他倒没有生气，可是我的伙伴用教训的口气有气无力地说：

“你这人不正经！你应该恳求他让你当看门人。瘸子向来是当看门人的，可是你游手好闲，到处说谎……”

“我说谎也是为了让大家发笑，逗大家乐……”

“你应该笑你自己才对……”

虽然天气干爽晴朗，但是院子里却又暗又脏。这时出来一个女人，手里抖动着一件衣服，一边叫嚷道：

“谁要买裙子？喂，姐妹们……”

于是女人们纷纷从屋子的各个缝道里钻出来，紧紧围住那个女贩子。我一下子认出她来，原来是洗衣妇娜塔莉娅！我赶快从屋顶上跳下来，可是她把裙子卖给第一个开价的人后，已经悄悄地走出院子了。

“你好！”我在大门外追上她，愉快地向她打招呼。

“你还要说什么吗？”她斜睨了我一眼，问道。突然，她停下脚步，气冲冲地叫道：

“天哪！你怎么在这儿？……”

她的一声惊呼使我既感动，又不安。我明白她在为我担惊受怕：她那聪明的脸蛋上明显地露出惊恐不安的神情。我连忙向她解释，说我不住在这条街上，只不过有时候到这儿来看看。

“来看看？！”她用讥笑的口吻生气地高声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来看什么？来看过路人的口袋，还是娘儿们的胸脯？”

她面容憔悴，眼圈发黑，嘴角无力地耷拉着。

她在一家小饭馆门口站停下来，说：

“咱们进去喝杯茶吧！你穿得很干净，不像当地人，可是我不太相信你刚才说的……”

不过在小饭馆里坐定后，她好像相信我了，一边倒茶，一边干巴巴地说，她一小时以前才睡醒，还没有喝过茶，没吃过东西。

“昨天我喝醉了，迷迷糊糊地躺下了，已经记不起来在哪儿喝的酒，跟谁一起喝的酒。”

我很可怜她，在她面前觉得很不自在。我想问她：她的女儿在哪里？可是，她喝了几杯伏特加和热茶后，说起话来跟这条街上所有的女人一样，又泼辣又粗鲁。可是当我一问起她的女儿，她立刻清醒过来，叫道：

“你干吗打听我女儿？不，亲爱的，你得不到我女儿的，得不到的！”

她又喝了口酒，说：

“女儿跟着我不会有出息。我是什么人？一个洗衣妇。我配做她的母亲吗？她受过教育，有学问。就是这么回事，小兄弟！她离开了我，去找有钱的女伴了……听说当了教师……”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问道：

“原来是这样！洗衣妇不配你的胃口吗？那么，街上的野鸡呢，配你的胃口吗？”

我当然一眼看出，她就是“野鸡”，因为现在街上没有别的女人。可是在她自己这么说的时候，我为她感到羞耻，替她惋惜，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好像她的这番告白灼伤了我的心——她不久以前还是个勇敢、聪明、独立自主的女人啊！

“唉，你啊，”她瞅了瞅我，叹了口气说。“快离开这儿！我求你，劝你别到这儿来，否则，会毁了自己的！”

过了一会儿，她伏在桌上，伸出一只手指在茶盘上比划，开始低声地、断断续续地、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可是我的恳求和忠告对你有什么用呢？连我的亲生女儿都不听我的话。我对她说：‘你不能抛弃自己的亲生母亲，你这是怎么啦？’她却回答：‘我要去上吊。’后来她到喀山去了，她想去学产科。嗯，很好，很好……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这样了……我去靠谁呢？只能求过路人……”

她没有说下去，久久地想着心事，默默地翕动着嘴唇，看来，她把我给忘了。她的两个嘴角耷拉下来，嘴巴变得像镰刀一样。她的嘴唇在发抖，颤抖的皱纹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我看在眼里，心中十分难过。她的脸露出一副孩子般受委屈的神情。一绺头发从头巾下露出来，垂到脸颊上，弯到小耳朵后面。杯里的茶水已经凉了，一滴眼泪落到了茶杯里。她觉察到了，推开茶杯，紧紧闭上眼睛，又挤出两滴眼泪，然后抓起头巾擦了擦脸。

我没有耐心再跟她坐下去，于是轻轻地站起身来。

“再见了！”

“啊？你走，见鬼去吧！”她看都不看我一眼，挥一挥手，她大概忘记了谁跟她在一起。

我回到院子里去找阿尔达利翁，因为他打算约我一起去捉虾，我却想把这个女人的事告诉他。可是他和罗别诺克已经不在屋顶上了。当我在杂乱的院子里找他们的时候，从街上传来一阵听惯了的吵闹声。

我走出大门，正巧碰上娜塔莉娅。她抽泣着，一只手用头巾擦着被打伤的脸，另一只手梳理着凌乱的头发。她茫然地沿着人行道走去，后面跟着阿尔达利翁和罗别诺克。罗别诺克说：

“再给她一拳，再给她一拳！”

阿尔达利翁追上那女人，向她抡起拳头。她回过身去，挺起胸膛对着他。她的脸色很可怕，眼睛里燃烧着憎恨的火焰。

“来，你打吧！”她叫道。

我一把抓住阿尔达利翁的胳膊，他惊讶地瞅了瞅我。

“你要干什么？”

“别碰她，”我好不容易才对他开口说。

他哈哈大笑起来。

“她是你的情妇？娜塔什卡，你真行啊，把小修士都搞到手了！”

罗别诺克拍着大腿，也哈哈大笑。他们让我在滚烫的污水里不停地受煎熬，这使我太痛苦了！可是在他们辱骂我的时候，娜塔莉娅却趁机溜走了。我实在忍无可忍，最后只好用脑袋向罗别诺克的胸口撞过去，将他撞倒在地，我也趁机逃走了。

从那天起，我很久没有去百万街。我再一次遇见阿尔达利翁是在一条渡船上。

“你躲到哪儿去了？”他兴奋地问我。

我对阿尔达利翁说，我一想起他那次毒打娜塔莉娅，还用脏话辱骂我，就对他感到厌恶。他听了，温厚地笑了起来。

“难道你当真了？我们只不过逗你玩玩罢了！说到她，既然她是只‘野鸡’，干吗不能打呢？人家连老婆都打，像她这种女人更不值得可怜！不过这一切只是闹着玩的！其实我明白：拳头教训不了人！”

“你能教训她什么呢？你哪一方面比她好呢？”

他搂住我的肩膀，边摇晃边冷笑着说：

“我们这些人都不像话，谁也不比谁好……我明白，老弟，从里到外我全明白！我可不是乡巴佬……”

他大概多喝了几杯酒，显得很兴奋，像一个善良的老师对待一个不成器的学生那样，用既亲切又惋惜的目光看着我……

……有时我也遇到巴维尔·奥金佐夫。他变得更加活泼，穿着非常讲究。他老是摆出一种故作大度的姿态责备我说：

“瞧你干的什么活呀，一点没出息！这帮乡巴佬……”

然后他伤心地把作坊里的近况说给我听。

“日哈列夫还是跟那条母牛鬼混。西塔诺夫看上去心里很痛苦：酒喝得很多。戈戈列夫被狼群吃掉了。他回家乡去过圣诞节，喝醉了酒，被狼群吃掉了！”

巴维尔发出朗朗笑声，继续编造令人发笑的故事：

“那些狼把他吃完了，也都醉了！它们高高兴兴，像受过训练的狗一样，直起身子用后腿在森林里走来走去，一边嗥叫。过了一天一夜，它们全都死了！……”

我听着也笑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作坊和我在那里经历的一切都已经离我很远了。我不由得感到几分惆怅和忧伤。

十九

冬天，市场的工地上几乎无活可干。我像从前一样，在东家家里干些数不清的杂活。它们占用了整个白天，可是每天傍晚都有空闲，我又给东家一家朗读刊登在《田地》和《莫斯科小报》上的那些我并不喜欢的小说，到晚上，我自己读好书，而且试着写诗。

有一天，那两个女人出门去做彻夜祈祷，而东家因为身体不舒服留在家里。他问我：

“维克托取笑你，说你佩什科夫好像在写诗，是不是真的？来，念首给我听听！”

我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念了几首我写的诗，看来，他并不喜欢，不过他还是说：

“写吧，写吧！说不定你会成为普希金的。你读过普希金的诗吗？

这是要给家神下葬，

还是要送女妖嫁夫？

在他的那个时代大家还信家神，不过他自己却未必相信，不过开开玩笑罢了！是啊，老弟，”他若有所思地拖长声调说，“你本应当去上学读书，可是耽误了！鬼知道你往后的生活怎么样……你要把这本子藏好，要不，那两个婆娘会缠住你不放，会笑话你……老弟，女人喜欢刺痛别人的心……”

近来，我的东家变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老是提心吊胆地东张西望，听见门铃声也会吓得心惊肉跳。有时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他会病态般地火冒三丈，对大家大叫大嚷，然后从家里跑出去，直到深夜才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我觉得他一定出了什么事，伤透了他的心，这件事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现在他对生活已经失去信心，怏怏不乐，只是照着老皇历得过且过罢了。

假日里，从午饭后到晚上九点，我总是外出散步。傍晚，我总是待在亚姆斯卡亚街上一家小酒馆里。老板是个胖子，老是满头大汗。他特别喜欢唱歌，这一点几乎所有教堂唱诗班的歌手都知道，他们常常聚在他那里唱歌，他请他们喝伏特加，喝啤酒，喝茶。这些歌手都是酒鬼，不大让人们感兴趣。其实他们并不乐意唱歌，只是为了讨几杯酒喝，而且他们唱的几乎都是教会歌曲。因此一些笃信宗教的酒徒认为，小酒馆不是唱教会歌曲的地方，于是老板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唱。我只能隔着房门听他们唱。不过，一些乡下来的农民和手艺人也常常在小酒馆里唱歌。小酒馆老板亲自出马在城里各处寻找歌手，逢到赶集的日子，他向来赶集的农民打听谁会唱歌，然后便把他们请到小酒馆里去。

歌手通常坐在柜台旁的一张椅子上，头顶上方悬着一只装伏特加的小桶——桶底正好贴着歌手的脑袋，仿佛是套在脑袋上的一个大圆框。

有个姓克列晓夫的、长得很瘦小的马具匠唱得最好，他唱的歌特别动听。这个人萎靡不振，垂头搭脑，火红色的头发都结成一绺一绺的；他那条鼻子像死人的一样，泛着亮光；睡意蒙眬的眼睛目光呆滞，一动都不动。

有时他闭上眼睛，后脑勺靠着桶底，挺起胸膛，用平静而又压倒一切的男高音自然流畅地唱起来：

唉，旷野上弥漫着白雾，

它遮住了远方的道路……

这时他站起身来，把腰靠在柜台上，仰着身子抬头望着天花板，动情地唱着：

唉，我走向何方？走向何方？

哪儿是我要寻找的康庄大道？

他的嗓音不大，但是强劲有力。他仿佛用根银弦缝住了小酒馆里低沉嘈杂的喧嚣，他那凄凉的歌词、哀叹和呼喊征服了所有的人，连喝醉了的人也顿时变得神情异常严肃，默不作声地看着面前的桌子。这时我的心都碎了，充满了被美好的音乐唤起的、触及到灵魂深处的强烈感情。

小酒馆里变得十分安静，好像教堂里一样，而歌手好似一个仁慈的神父。他虽然没有在讲经布道，然而却是真心诚意地为全人类祈祷，大声地表白对人生的贫穷和痛苦的思考。那些满脸大胡子的人从四面八方看着他，在他们的凶相毕露的脸上若有所思地闪动着充满稚气的眼睛。小酒馆里不时听到有人叹气，这清楚地表明歌曲具有一种征服人心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总是觉得所有的人都仿佛过着一种不真实的、虚构的生活，而它——歌曲才是人的真正的生活！

小贩雷苏哈坐在角落里，她有一张胖胖的脸，是个不可救药、无耻透顶的放荡女人。她把头缩进浑圆的两肩里，抽抽搭搭地哭着，悄悄地用泪水冲洗自己放肆的眼睛。离她不远的地方，坐着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利斯基，他脸色阴沉，身体紧靠着桌子，是个毛发浓密的小伙子，外表像个被免去教职的助祭。他那张喝得醉醺醺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他看着自己面前的一杯伏特加，端起来刚送到嘴边，重又放到桌上，小心翼翼，不发出一点声响——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将这杯酒喝干。

小酒馆里悄然无声，所有的人都仿佛在聆听他们早已忘却的、然而对他们来说又是那么珍贵和亲切的歌声。

克列晓夫一曲唱完，谦逊地坐到椅子上。小酒馆老板替他倒了一杯啤酒，带着满意的笑容说：

“不消说，唱得很好！与其说你在唱歌，不如说你在讲故事。你是个好歌手，那还用说吗！没有人会说一个不字……”

克列晓夫不慌不忙地喝着伏特加，小心地清清喉咙，轻声地说：

“歌，人人会唱，只要有嗓子就行。可是，要把歌里的灵魂表达出来，那只有我才行！”

“行了，别吹牛了！”

“有的人没有吹牛的本钱，当然就不能吹，”那歌手说得很轻，但口气变得更加固执。

“你尾巴翘得太高了，克列晓夫！”老板恼火地叫道。

“翘得再高也比不上我的灵魂……”

这时坐在角落里的脸色阴沉的男低音歌手发威似地吼起来：

“你们怎么能理解这个丑天使唱的歌呢，你们这些蛆虫，发霉的家伙？”

他跟谁都合不来，跟谁都顶嘴，而且总揭别人的老底，差不多每次放假，都要为此挨一顿毒打。歌手打他，凡是能打他的、想打他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打他。

小酒馆老板虽然喜欢听克列晓夫唱歌，但是不能容忍他的为人。他逢人便抱怨，说克列晓夫的坏话，恶毒地贬低这个马具匠，嘲笑他。对于这一点，小酒馆的常客和克列晓夫本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是个出色的歌手，就是骄傲自大，应当遏止遏止他，”他说，有几个顾客同意他的看法。

“你说得不错，这个小伙子太傲气！”

“他有什么可骄傲的？嗓子是上帝赐予的，又不是他自己挣来的！再说，嗓子也不怎么响亮，是不是？”小酒馆老板固执地说。

赞同他的人附和着说：

“对，关键不是嗓子，主要的是能耐。”

有一次，那歌手自觉没趣，悻悻而去。小酒馆老板走过去对雷苏哈说：

“玛莉娅·叶夫多基莫夫娜，要不你去逗逗克列晓夫，让他开心开心，稍稍缠住他一下，啊？这费得了你多少力气呢？”

“要是我再年轻几岁就好了，”女小贩笑着说。

小酒馆老板急切地大声喊道：

“年轻人会干吗？这事就你行！我倒要看一看，他怎样围着你转！你弄得他方寸大乱，痛苦不堪，他就会唱歌了，不是吗？干吧，叶夫多基莫夫娜，我一定会谢你的，怎么样？”

可是她没有答应。这个肥胖的大个儿女人垂下眼睛，用手指梳理着垂在胸前的披巾上的流苏，用平淡的语调懒洋洋地说：

“这事应让年轻的小妞来干。要是我再年轻几岁，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干……”

小酒馆老板差不多总想把克列晓夫灌醉，可是他只唱两三首歌，一曲完了，就喝一杯酒，然后用一条针织围巾仔细地把脖子围起来，把帽子紧紧扣在头发竖立着的脑袋上，走了。

小酒馆老板常常替克列晓夫找一些对手。那个马具匠一曲完了，他就夸奖几句，然后激动地说：

“顺便说一下，这里又来了一位歌手！来吧，请你一展歌喉！”

歌手有时唱得很好，但是我没有听到过在克列晓夫的对手中，有谁比这个身材瘦小、外表平平常常的马具匠唱得更朴实、更动人心弦的……

“是啊，”小酒馆老板不无遗憾地说，“不消说，他唱得很好！主要是嗓子好，至于感情嘛……”

听众们笑着说：

“不，显然，根本比不上马具匠！”

这时克列晓夫从两道棕褐色的浓眉毛下望着大家，一边很客气地对老板说：

“您是在瞎忙乎。能压倒我的歌手您是找不到的，我的天赋是上帝赐予的……”

“我们大家都是上帝赐予的！”

“您即使倾家荡产请人喝酒，也是找不到的……”

小酒馆老板涨红了脸，嘟哝着说：

“那倒说不定，说不定……”

“我还告诉您，唱歌，打个比方说，不是斗鸡……”

“这我知道！你干吗唠唠叨叨？”

“我不是唠唠叨叨，我只是想证明：要是把唱歌当作消遣，那么，我们就不必再争论下去！”

“还会争论下去的！不过，你最好再唱一首……”

“我随时都可以唱，甚至梦中也在唱，”克列晓夫答应了，他小心地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

于是一切琐事，一切无聊的话语和意图，一切庸俗下流的东西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每一个人都透出另一种生活气息——深沉的、纯洁的、饱含着情爱和悲伤的生活气息。

我羡慕他这个人，更加羡慕他的才华和他征服人心的力量——他那么奇妙地运用了这种力量！我想结识这个马具匠，跟他促膝长谈，可是我不敢走到他跟前，因为克列晓夫总是用灰白色的眼睛古里古怪地看着所有的人，好像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其次，他身上有一种我觉得反感的东西，使我无法喜欢他，而我本想在他不唱歌的时候能喜欢他。我不愿意看到他像老头儿一样把帽子扣在头上，以及为了炫耀，故意当众把大红的针织围巾围在脖子上。关于那条围巾，他常说：

“这条围巾是我的情人，一个可爱的姑娘为我织的……”

他不唱歌的时候就一本正经地绷着脸，用一个手指搓着冻僵的鼻子，很不乐意地三言两语回答别人的问话。有一次，我坐到他跟前，问他一件什么事，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

“走开，小子！”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男低音歌手米特罗波利斯基。他常常像个负重的人，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小酒馆里的一个角落里，用脚拨开椅子，坐了下来，然后把两肘搁在桌子上，用手掌托住头发蓬乱的大脑袋。他默默地喝完两三杯酒，大声地咳嗽起来。大家都不禁打了个哆嗦，纷纷回过头朝他看去。他却用手掌托住下巴，挑衅性地看着大家。没有梳理过的浓密的长发凌乱地披散在他那浮肿的褐色的脸上。

“有什么好看的？你们看见了什么？”他突然愣头愣脑地问。

有时候人们回答他说：

“我们看见了一个妖精！”

有几天傍晚，他一个人坐着喝闷酒，然后又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可是有几次我听到他模仿先知的口气训斥众人说：

“我是上帝的忠实仆人，现在我要像以赛亚[86]那样训斥你们！我终必使灾难降临亚利伊勒，那里的坏蛋、骗子和一切胡作非为的败类都生活在无耻的贪欲的泥潭里！我终必使灾难降临尘世之船，因为它载着卑鄙透顶的小人航行在世界各地。我指的就是你们这些酒鬼、饕餮之徒和人类的渣滓，你们这种人多得不可胜数，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大地的怀抱决不会接纳你们！”

他声如洪钟，连窗玻璃也发出砰砰响声。大家都很喜欢听他演讲，纷纷夸奖这位“先知”，说：

“叫得真好听，长毛狗！”

要跟他相识很容易，只要请他吃点东西就成。他会向你要一瓶伏特加和一份红椒牛肝，这是他喜欢吃的下酒菜。这菜常常辣得他嘴巴发麻，五脏六腑像被炸开似的。有一次，我请他告诉我该读些什么书，他恶狠狠地劈面问我：

“干吗要读书？”

他见我很尴尬，便用温和的语调瓮声瓮气地说：

“《传道书》[87]读过吗？”

“读过。”

“那就读《传道书》吧，别的书都不用读。世界上的一切智慧都集中在里面，只有脑袋不开窍的公绵羊才看不懂。其实，没有人能看得懂……你是干什么的？是唱歌的？”

“不是。”

“为什么？应该唱歌。这是一种最无聊的活动。”

邻桌的人问他：

“那么你自己呢，唱歌吗？”

“我唱，因为我无事可做！怎么？”

“没什么。”

“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大家都知道你脑袋瓜里什么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阿门！”

他跟所有的人说话都是这种腔调，当然，跟我说话也同样如此。不过，自从我请他喝了两三次酒以后，他待我比较温和了。有一次，他甚至用惊讶的口吻对我说：

“我看着你，却一直不明白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什么人，干吗到这里来。不过，见你的鬼去吧！”

他对克列晓夫的态度很令人费解。他总是饶有兴趣地听克列晓夫唱歌，有时甚至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可是从来不跟他结交，而且常常粗鲁地、轻蔑地议论他：

“他是个笨蛋！他会换气，能理解歌曲的内容，但毕竟是头蠢驴！”

“为什么？”

“本性难改嘛。”

我很想在他不喝酒的时候跟他聊聊，但是他只是先叽里咕噜地说一通，接着用怅惘、哀愁的目光看着眼前的一切。后来我从别人口中了解到，这个一辈子酗酒的人在喀山神学院里读过书，本来能成为高级僧侣的，可是我不相信这件事。有一次，我在向他介绍自己经历的时候提到主教赫里桑夫的名字，这个男低音歌手晃一下脑袋，说：

“赫里桑夫？我知道他。他是我的教师和恩人。我记起来了，是在喀山，在神学院里！赫里桑夫是金色的意思。帕姆瓦·别伦达[88]的辞典里解释得很正确。对，他赫里桑夫，的确是金色的！”

“这个帕姆瓦·别伦达是什么人？”我问，但是米特罗波利斯基简短地回答：

“这与你不相干。”

回到家里，我在笔记本上写道：“一定要读帕姆瓦·别伦达的书，”我觉得在这个别伦达写的书里一定能找到许多困扰我的问题。

这个歌手非常喜欢使用某些我不知道的人名和古里古怪的词组。我为此感到十分生气。

“生活不是阿尼西娅！”他说。

我问：

“谁是阿尼西娅？”

“一个有用的女人，”他回答说，我的困惑把他逗乐了。

他说出来的那些词语和他上过神学院的经历使我以为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可是我气恼的是，他什么也不肯说，即使说了，也令人费解。也许，我问得不对？

但是，他毕竟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点东西。我赞赏他酒后的胆量，敢于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无情鞭挞。

“啊，人间的污秽和恶臭！”他吼叫道。“在你们那儿，鸡犬升天，好人遭殃！严酷的一天必将到来，到时候，你们再忏悔吧，然而为时已晚，太晚了！”

我听着他怒吼，不禁想起“好事情”，想起那么可气、那么轻易地堕落的洗衣妇娜塔莉娅，想起成天生活在卑鄙的流言蜚语中的玛戈王后——我终于找到了某些值得回忆的东西……

我和这个人的短暂交往很快结束了，说来也很有趣。

春天，我在兵营附近的田野上遇见了他。他像头骆驼，晃着脑袋，独自一人慢吞吞地走着。他的脸浮肿得很厉害。

“你在散步？”他声音嘶哑地问。“我们一块儿走走吧。我也在散步。小兄弟，我病了，是啊……”

我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突然看见一个搭过帐篷的土坑里有一个人，他侧着身坐在坑底，一只肩膀靠着坑壁，他的大衣从一边耸到了耳朵上方，他好像要把大衣脱掉而没能脱下来。

“他喝醉了，”歌手停下脚步，断言道。

可是这个人一只手下的小草上压着一支大手枪。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顶帽子，帽子边一瓶刚打开瓶盖的伏特加已经喝了一半，空空的瓶颈埋在草丛里。这个人的脸羞答答地藏在大衣里。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米特罗波利斯基叉开两腿，说：

“他开枪自杀了。”

我恍然大悟：这个人不是醉了，而是死了。不过这事情来得太突然，叫人有点不敢相信。我记得，当时我既不感到害怕，也没有去可怜他，只顾看着从大衣底下露出来的那个光脑壳。我不敢相信，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竟然有人会自杀。

男低音歌手好像怕冷，用手掌使劲地搓着没有刮过胡子的脸，声音嘶哑地说：

“是个中年人。说不定是老婆跑了，也说不定是把别人的钱挥霍光了……”

他打发我到城里去叫警察，自己在坑边坐了下来，把两腿垂到坑里，瑟瑟发抖地把自己裹在一件旧大衣里。我向警察报告了有人自杀后，立刻返回原地。可是男低音歌手却趁我不在这儿的时候，把死人喝剩的酒喝光了。他一见到我回来，便晃晃手里的空瓶。

“瞧，就是这东西把他害死了！”他大声喊着，狠狠地将酒瓶往地上砸去，砸得粉碎。

一名警察随后跑来，他朝坑里瞅了瞅，摘下帽子，犹豫不决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问歌手：

“你是什么人？”

“与你不相干……”

警察沉吟了一下，用比较客气的口气问：

“您是怎么回事？这儿是个死人，而您却喝得醉醺醺的？”

“我醉了二十年了！”歌手拍着胸脯，自傲地说。

我料定，他会因喝掉那点酒被抓走的。这时从城里跑来了许多人，一脸威严的警察分局长也坐着马车来了，他下到坑里，稍稍掀起自杀者的大衣，看了一下他的脸。

“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是我，”米特罗波利斯基说。

警察分局长看了看他，阴沉沉地拖长声调说：

“啊——啊，你好，先生！”

围观者大约有十五六个人。他们跑得气喘吁吁，但兴致勃勃，一边围着土坑转悠，一边往下面看。有一个人叫了起来：

“他是我们街上的一个小官吏，我认识他！”

男低音歌手摇摇晃晃地站在警察分局长面前，摘下帽子，跟他争吵起来，高声地嚷着，说话含糊不清。后来警察分局长当胸推了他一下，他身子一晃，跌坐在地上。这时那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歌手便习惯地、顺从地把手抄到背后，让警察把他的双手捆起来。警察分局长怒气冲冲地朝着围观者喊道：

“散开！你们这帮无赖……”

这时又来了一名年老的警察，眼睛里布满血丝，湿漉漉的。他累得张大嘴巴，一只手拉着绳子的一端，慢腾腾地把他押解到城里去了。

我也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野外，脑海里仍然回响着他那响亮的谴责：

“我终必使灾难降临亚利伊勒……”

我眼前浮现出一幅令人揪心的情景：警察不慌不忙地从军大衣口袋里掏出绳子，神色严峻的“先知”顺从地把一双红通通、毛茸茸的手反剪在背后，交叠起来，他的动作很熟练，似乎已经习惯……

不久我听说“先知”被押解出城了。接着克列晓夫也销声匿迹了——他娶了个有钱的妻子，搬到县里去住了，在那里开了一爿马具作坊。

……我曾经在东家面前对马具匠唱歌大力吹捧，因此有一次他对我说：

“得去听听才是……”

有一次，他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惊讶地扬起眉毛，睁大了眼睛。

在去小酒馆的路上，他一直嘲笑我。到了小酒馆，最初他还是嘲笑我，嘲笑那些顾客和令人窒息的气味。马具匠唱起歌来，这时东家冷笑了一下，把啤酒倒在杯子里，但倒了一半停下来，说：

“嗬……真行！”

他的一只手开始发抖，他轻轻放下酒瓶，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是啊，老弟，”克列晓夫唱完歌，他叹口气，说。“他果真唱得很好……真见鬼！我身子都发热了……”

马具匠仰起头，望着天花板，又唱了起来：

一个年轻姑娘离开富饶的村庄，

走在空旷寥廓的原野上……

“唱得好，”我的东家一边晃着脑袋，一边笑着嘟囔道。克列晓夫的歌声仿佛木笛吹出的声音，悠扬婉转：

可爱的姑娘回答他：

我孤苦伶仃，没有人收留我……

“唱得好，”东家眨着通红的眼睛，低声说。“嗬，嗬，……唱得真棒！”

我看着他，心里很高兴。号哭似的歌声压倒了小酒馆里的喧闹，这歌声越来越有力，越来越优美，越来越动人心弦：

我们乡村的生活多么寂寞，

欢乐的聚会，他们不来叫我，

唉，我好可怜，没有一件漂亮的新衣，

怎么能配得上勇敢的小伙子……

有个鳏夫来求婚，要我做他的女仆——

我决不向这样的命运屈服！……

我的东家不怕难为情地哭了起来，他坐在那儿，垂下头抽泣着，泪水不住地落到他膝盖上。

听完第三首歌以后，他激动地、但又好像很乏力地对我说：

“我再也坐不下去了，这里的气味太重，憋得我喘不过气来，真见鬼……我们回家去吧！……”

但是一走到大街上，他就建议说：

“走吧，佩什科夫，咱们到客栈里去吃点东西……我现在不想回家！……”

他连价钱都不还，叫了一辆出租雪橇坐了上去。一路上他一声不吭。到了那里，他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然后四下望望，便开始生气地诉说心中的痛苦：

“这头山羊搅得我心乱如麻……肝肠寸断……不，你读书，懂道理，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活到如今，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有老婆，有孩子，却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有时候我想说说心里话，可是找谁说呢？找老婆说，她根本不理解，她干吗要理解呢？她有孩子，有家务，有她自己的事情！她和我想不到一块儿。在生第一个孩子以前，老婆是朋友……通常都是这样。可是我的老婆，怎么说呢……你自己也看到……随你说什么，她都无动于衷……死肉疙瘩一块，真活见鬼！我好苦闷哟，老弟……”

他猛然端起酒杯，把冰凉苦涩的啤酒一饮而尽，默不作声地用手挠一头长发，然后又说起来：

“总而言之，老弟，人都是混蛋！比方说，你在工地上跟那些乡巴佬谈天说地……我明白，有许多事情很不合理，很可耻，的确如此，老弟……一句话，全都是贼！你以为你的话管用吗？一点都不管用！对，像彼得、奥西普这帮人全是骗子！他们什么话都对我说，说你在背后怎么说我，全……怎么样，老弟？”

我没有作声，觉得很吃惊。

“是啊！”东家笑着说。“你当初打算到波斯去是对的。那边都是外国话，什么也听不懂倒好！本国话说的尽是下流的事情！”

“奥西普也说我吗？”我问。

“是的！你以为怎么样？他比谁都爱说，是个饶舌的家伙。老弟，他是个老滑头……不，佩什科夫，他的话说动不了我。说真话吗？说真话又有什么用呢？它好比秋天里的雪，下到泥泞里，立刻就融化了。结果，泥泞却更加厚了。你最好别开口……”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毫无醉意，话说得比刚才更快，火气也比刚才更大。

“俗话说：说话是银，沉默是金。哎，老弟，我痛苦啊，痛苦啊……他唱得对：‘我们乡村的生活多么寂寞。’人生的孤独……”

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说：

“我找到过一个知心朋友……我在这儿遇上了一个女人，孤身一人，她丈夫因制造假币被判了刑，流放西伯利亚，现在本地坐牢。于是我跟她认识了……她身无分文，所以只能去干那种事，我不说你也清楚……是一个拉皮条的女人撮合我们认识的……我细细打量，她有多么可爱啊！我对你说吧，她又漂亮，又年轻……简直标致极了！我去过一次，两次……后来我对她说：‘这是怎么啦？你丈夫是个骗子，你自己又不清白，你干吗要跟他一起到西伯利亚去呢？’你知道，她要跟丈夫一起去流放，是的……她对我说：‘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反正我都爱他。对我来说，他是个好人！说不定，他是因为我才去犯罪的。我跟你干那种作孽的事，是为了他。他说，他要钱用。他是贵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要是我真的单身一人，我一定会清清白白过日子。您也是个好人，我很喜欢您，不过请您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件事……’真见鬼！……我把随身所带的钱都掏给了她，总共八十多卢布。我说：‘请您原谅，我不能再跟您来往了，我不能！’说完，我就走了，事情就是这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酒力发作，低下头嘟哝着说：

“我去找过她六次……你不会明白这种事情的！我后来大概还去过六次，走到她家门口，没有勇气进去……我不能进去！现在她已经离开此地……”

他把两手放到桌子上，移动着手指，低声说：

“但愿别再见到她……但愿如此！否则，一切都完了！咱们回去吧……回去吧！”

我们一起走了。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边嘟嘟哝哝地说：

“就是这么回事，老弟……”

他讲述的这段经历并没有使我觉得惊异，我早就觉察到他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可是他的一番对生活的议论，尤其是关于奥西普的一些话，使我感到十分沮丧。

二十

我在这死气沉沉的城市里当了三年“监工”，整天在一些空荡荡的屋子里转来转去。秋天，看着雇工们把外表破旧的店铺拆掉，到来年春天，又看着他们把同样的店铺造起来。

东家总希望我卖力地干活，能对得起他给我的五卢布工钱。店铺里要更换地板，我必须把地板下面一俄尺厚的土挖出来。如果雇几个无业游民来干这活，要花一卢布，我就一文钱也得不到了。可是让我来干，我就无暇监督木工了，他们会把门锁、把手撬下来，把各种各样的零件偷走。

无论是雇工，还是包工头都千方百计欺骗我。他们明目张胆地偷东西，好像在尽某种枯燥乏味的义务。当他们被我当场抓住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生气，非但不生气，反而惊讶地说：

“你为了挣五卢布这么卖力，好像在挣二十卢布似的，真可笑！”

我向东家指出，他在我身上省下一卢布，但是受到的损失却要超过它的十倍。他对我使了个眼色，说：

“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我明白，他怀疑我跟雇工们串通起来偷东西，这不禁使我对他感到厌恶，但没有使我生气。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人人都在偷，东家本人也喜欢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集市结束后，东家常常巡视他承担修建的店铺，看见遗留下来的茶炊、餐具、地毯、剪刀，有时还有货箱和单件货物，这时东家会笑嘻嘻地说：

“造张货物清单，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搬到库房里去！”

接着他再陆陆续续地把这些东西从库房搬到自己家去，并且吩咐我一次次删改清单。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什么东西都不想要，连书籍也成了我的累赘。除了贝朗瑞的一本小册子和海涅的诗集，我一无所有。我想买一本普希金的作品，可是城里唯一的旧书商，一个黑良心的老头儿开价太高。家具、地毯、镜子，以及堆在东家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我都不喜欢。笨重而难看的式样，颜料和清漆的气味常常使我十分恼火。说到底，我不喜欢东家的房间，它们像塞满各种废品、杂物的大箱子。最令人讨厌的是，东家从库房里把别人的东西一件件搬回来，使周围的废物越堆越多。玛戈王后的房间虽然也很逼仄，但看上去很舒服。

我总觉得生活是那样杂乱，那样荒唐，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一望便知的蠢事。就拿我们翻修店铺来说吧，一到春天，它们被大水淹了，地板鼓翘，店门变形。春潮一退，房梁都烂了。几十年来，春潮年年淹没市场，破坏房屋和街道。每年一次的洪水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人人都知道，洪水是不会自行消退的。

每年春天，冰排总要冲毁一些驳船和几十只小船。人们在叹息之后又造新船，可是到来年春上，冰排又将它们击碎。这种站在原地打转的无谓的忙碌是多么荒唐啊！

关于这一点，我曾经问过奥西普，他觉得很惊讶，哈哈大笑不止。

“瞧你这个‘长脚鹭鸶’，还真的看出了问题！可是，这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你管它干吗呢？”

这时他的口气变得认真起来，毫不显老的清澈的蓝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嘲笑的光芒。

“你的观察很有道理！即使这种事与你不相干，说不定将来会对你有用！你还要注意一件事……”

于是他述说起来，用了许多枯燥的字眼，其中也夹带着俏皮话、意想不到的比喻和各种各样的噱头。

“比方说，大家常常埋怨土地太少，可是一到春天，伏尔加河的河水冲毁堤岸，卷走土地，把它沉积到河底，渐渐形成浅滩。这时又有一些人发牢骚说：伏尔加河变浅了！春潮和夏天的雨水冲出一道道沟壑——土地又跑到河里去了！”

他的话里没有丝毫惋惜，没有任何愤恨，倒是有几分得意，似乎只有他才了解人们对生活的抱怨。虽然他的话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听上去总觉得不顺耳。

“你还要注意一件事——火灾……”

在我的记忆里，伏尔加河对岸的森林里似乎每年夏天都要发生火灾。每年的七月，天空里弥漫着黄色的浓烟，彤红的太阳失去了光芒，仿佛一只患病的眼睛俯视着大地。

“森林，不算一回事，”奥西普说，“这是地主和官府的财产。庄稼人没有森林。城市里发生火灾，也算不了大事情，城里住的都是富人，不用可怜他们！你看大大小小的村庄，一个夏天要被烧掉多少啊！也许，不会少于一百，这才是真正的损失呢！”

他淡然地一笑。

“有了财产，却没有本事！结果呢，我跟你都觉得人好像不是在为自己，也不是在为土地，而是在为应付大火和大水干活！”

“你笑什么？”

“笑又怎么啦？眼泪浇不灭大火，倒是能使春潮来势更猛。”

我知道，这个仪表堂堂的老头儿是我见到过的最聪明的一个人，可是他究竟爱什么，恨什么呢？

我一直在思忖这个问题，他却继续将干柴般枯燥的话语投到我心灵的篝火里。

“你瞧瞧，人们多么不爱惜力气，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是吗？你的东家是怎样随心所欲地使唤你的？还有，整个世界为伏特加花去多少代价？这是无法计算的，学问再多的人也算不出来……小木屋烧掉了可以再盖一个，要是一个勤劳的庄稼汉白白断送了自己，就再也无法挽救！拿阿尔达利翁来说，或者拿格里沙来说，你瞧，一个庄稼汉突然着了火！格里沙虽然有点傻，却是一个老实人！他像捆干草，突然冒起烟来。女人们都来伤害他，像群蛆虫袭击森林里的死人一样。”

我并不想责怪他，仅仅出于好奇问他：

“为什么你要把我的想法告诉东家？”

他平静地、甚至很亲切地解释说：

“我是为了让他知道你有哪些有害的思想，好让他来开导开导你。除了你的东家，谁可以开导你呢？我告诉他并没有什么恶意，而是出于对你的怜悯。你这小伙子，人不笨，可是脑瓜里魔鬼在作怪。你偷东西，我可以不吭声，你去泡妞，我也可以不作声，你去喝酒，我也可以不说！可是，对于你的鲁莽草率的思想，我随时都要告诉你的东家，你得好好记住……”

“我今后再也不跟你说话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用指甲抠着手掌上的松脂，然后用亲切的目光看了看我，说：

“你瞎说，你会理我的！你还能找谁去说话呢？你也没别人可……”

我突然觉得这个穿戴整洁的奥西普变得像司炉工雅科夫一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他有时像经学家彼得·瓦西里伊奇，有时像马车夫彼得，有时又表现出与我的外祖父相同的特点——总之，他跟我见过的所有的老人在某一方面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些非常有趣的老人。然而，我觉得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不行的，那会很沉闷，很难受。他们仿佛在腐蚀人的灵魂，他们那些睿智的话会使你的心灵蒙上一层暗红色的铁锈。奥西普是好人吗？不是。是坏人吗？也不是。他是个聪明人，这一点我很清楚。这种聪明以其八面玲珑使我吃惊，也使我沮丧。我终于觉得他在千方百计跟我作对。

一些阴暗的思想在我的心中沸腾。

“人与人彼此都不一样，尽管大家都笑脸相迎，言谈亲热。世上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似乎没有一个人用深厚的爱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连结在一起。只有我的外祖母热爱生活，热爱一切。只有外祖母和国色天香的玛戈王后是这样。”

有时这些思想和类似这样的思想像乌云那样堆积在一起，生活变得更加憋闷，更加艰难。怎样才能过另一种生活呢？应该到哪里去呢？除了奥西普，甚至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于是我跟他谈得越来越频繁了。

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听我高谈阔论，刨根究底地问我，然后平静地说：

“啄木鸟很固执，但并不可怕，谁都不怕它！我真心诚意地劝你，你进修道院吧，等你长大了，你就可以用好言好语安慰那些朝圣者，你自己也会心安理得，况且当个修士，收入也不错！我真心诚意地劝你。看来，你对付不了这世界上的各种事情……”

我不想进修道院，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一个古怪的魔圈，老是在里面打转。我很苦闷。生活变得像秋天的森林，蘑菇已经采不到了，阒无一人的森林里已经无事可做，对它似乎已经了如指掌。

我一不酗酒，二不玩女人，书籍代替了这两种麻醉灵魂的方式。可是我书读得越多，越是觉得常人所过的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难以过下去。

我刚满十五岁，可是有时觉得自己已人到中年。我经历了许多事情，读过许多书，心绪不安地思考过问题，这一切使我的内心膨胀起来，沉重起来。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内心，发现它像个塞满各种物品的阴暗的储藏室，里面堆放着各种印象，要从中理出个头绪来我实在无能为力。

我这些沉重的印象，尽管很丰富，但是放得并不牢靠，摇摇晃晃，使我站立不稳，宛如一只没有放稳的盛满水的容器。

我痛恨不幸、疾病和抱怨。每当我见到残忍的事——流血、斗殴，甚至对人的冷嘲热讽——都会激起我生理上的厌恶。这种厌恶很快变成一种冷酷的疯狂，我自己便像头野兽，和别人打架，过后，我又感到羞愧万分。

有时我真想把折磨人的人痛打一顿，于是我不分青红皂白冲上去跟人厮打，至今回忆起这种由于自己无能为力而产生的绝望的搏斗，仍然感到羞愧和苦闷。

在我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人对卑鄙肮脏的事知道得太多，因此变得有些胆怯，他了解日常生活中许多可怕的事情，并且被这些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对生活，对人们采取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无可奈何地怜悯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自己。这个人幻想与书为伴，过一种平静孤独的生活，他向往修道院、森林里的守卫室和铁路岗亭，向往到波斯去，或者到市郊某个地方当一名更夫。我希望人越少越好，离人们越远越好……

另一个人读过许多充满智慧的好书，受过书中圣灵的洗礼，他观察着日常生活中可怕的事情所产生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觉得这种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拧下他的脑袋，用肮脏的脚底踩碎他的心。于是他紧张地保护住自己，咬紧牙，握紧拳头，时刻准备对付一切吵架和搏斗。这个人有爱的勇气，也有深情的怜悯之心，就像法国小说中勇敢的主人公，不出三句话，便拔剑出鞘，摆出决战的架势。

那时候我有一个心肠歹毒的仇敌，他是小波克罗夫斯卡亚街上一家妓院的看门人。我是有一天早上，在到市场去的路上认识他的。他正把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姑娘从停在妓院门口的马车上拖下来。他抓住姑娘的双脚，腿上的长袜已经退了下来，上身赤裸着，他不知羞耻地拽她，边喊边笑，朝她身上啐唾沫。那姑娘一颠一颠地从马车上滑下来，全身瘫软，闭着眼睛，张着嘴巴，两条柔软得仿佛脱了臼的胳膊甩在脑后，她的后背、后脑勺和发青的脸不时地磕碰在车座上、踏板上，最后倒在马路上，脑袋撞在一块石头上。

马车夫鞭子一扬，赶着马车走了。那个看门人使劲拖姑娘的两腿，像拖死人一样倒退着把她拖到人行道上。这时我气疯了，急忙跑过去。算我走运，我跑去的时候，不知是我把一俄丈的水平尺扔了，还是无意中把它掉在了地上，才使我与看门人避免了一场巨大的不愉快。我跑了几步，一拳打过去，把看门人撂倒在地，然后跳到台阶上，拼命拉门铃的手柄。这时走出来几个相貌粗野的人，我无法向他们说明事情的经过，捡起水平尺走了。

在下坡路上，我追上了马车夫。他从驭座上居高临下地瞅了我一眼，赞赏地说：

“你打得很棒！”

我生气地问他：他怎么能容忍看门人侮辱那个姑娘？他若无其事地用鄙夷的口气说：

“我才不管这码事呢！老爷们扶她上车的时候就付给我钱了。至于谁打谁，与我有什么相干！”

“要是她被打死了呢？”

“是啊，这样的姑娘很快会被打死的，”马车夫说，听口气，好像他不止一次地试着把喝醉的姑娘打死过。

从那天起，我差不多每天早晨看见那个看门人。我在街上走，他不是在扫马路，就是坐在台阶上，好像专门在等候我。我走到他跟前，他站起身来，卷起袖管，警告我说：

“哼，瞧我揍你，揍得你服服帖帖！”

他四十开外，身材矮小，罗圈腿，肚子大得像怀孕的女人。他对我冷笑，用炯炯发光的眼睛看着我。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神很善良，很快活，这使我大为惊讶。打架他不行，他的胳膊比我短，两三个回合后，他退却了，把后背靠在大门上，吃惊地说：

“哦，等着瞧，棒小伙子！……”

我讨厌打架，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听着，傻瓜，请你别再纠缠我！”

“那你为什么要打人呢？”他用责备的口气问我。

我也问他，为什么他卑鄙地侮弄那个姑娘。

“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可怜她吗？”

“我当然可怜她。”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抹抹嘴唇，问：

“那么，猫你也可怜吗？”

“是的，猫我也可怜……”

这时他对我说：

“你是傻瓜，滑头！等着瞧，我会给你颜色看的……”

平时我不能不走这条街，因为这条路最近。于是我开始提早起床，免得在路上碰到这个人。不过过了几天，我还是遇见了他。他坐在台阶上，抚摸着一只趴在他膝盖上的灰猫。我走到离他三步远的地方，他冷不丁跳起来，抓住猫的两条腿，使劲把猫的脑袋往石墩上砸去，顿时热乎乎的脑浆溅到我身上。这时他把死猫扔到我的脚下，然后站在便门旁，问我：

“怎么样？”

现在还能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像两条狗在院子里滚打起来。后来我坐在坡道上的草丛里，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简直要发疯了。我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吼叫起来。现在我一想起这件事，就恨得咬牙切齿，浑身发抖。我现在觉得很奇怪：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发疯？没有打死人？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些卑鄙龌龊的事情呢？我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尊敬的先生们知道，这种事现在还有，并没有销声匿迹！你们喜欢凭空想象的畏惧，喜欢说得天花乱坠的恐怖。荒诞离奇的骇人事件使你们心情舒畅，激动不已。然而，我知道的恐怖却是真实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我有不可否认的权利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使你们心里感到不好受，让你们记住你们自己是怎样生活的，是在怎样的环境下生活的。

我们大家都过着卑鄙肮脏的生活，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热爱人们，不想折磨任何人，然而我决不做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决不用美丽的谎言遮盖严酷的事实。我们要正视生活！应该把我们心灵和头脑中的一切美好东西，人类所固有的东西都融入到生活中去。

……人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尤其使我气得发疯。我读过许多小说，把女性视为生活中最优秀、最出色的一部分。使我对此深信不疑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关于圣母和聪明绝顶的瓦西丽莎的故事，是不幸的洗衣妇娜塔莉娅和我所见到的作为生命之母的女性千百次的目光和微笑，它们给缺少欢乐和爱情的生活增添了光彩。

屠格涅夫的作品歌颂女性的光荣。我用我所知道的关于女性的一切美好东西去装点永远留在我记忆中的玛戈王后。海涅和屠格涅夫在这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傍晚，我从市场的工地上回来，往往在山坡上，在内城的墙根上逗留一会儿，望着太阳渐渐落到伏尔加河的对岸，仰望天空中火红的河流缓缓流淌，大地上的那条可爱的河流也随着变红，变蓝。有时在这样的时刻，整个大地仿佛是条运送犯人的大驳船。它的外形像头猪，正被一艘无形的轮船懒洋洋地拖往某个地方。

不过，我思索得最多的是广袤的大地，我从书本上了解到的城市，以及过着另一种生活的异域。外国作家在书中描绘的生活比较纯洁、可爱，不那么艰难，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生活死气沉沉，单调乏味。这种强烈的对比使我不安的内心有了几分平静，也激起我对另一种生活的执著追求和向往。

我总觉得我很快就会遇上一个平凡的智者，把我引上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

有一天我正坐在内城墙根下的一条长椅上，雅科夫舅舅突然出现在我的身旁。我没有发现他走近前来，也没有一下子认出他。虽然这几年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难得见面，即使偶尔碰上，也不过匆匆打个招呼。

“哟，你长得这么高啦，”他推了推我，开玩笑地说。于是我们像两个虽然早已认识、但是久疏音信的人攀谈起来。

我从外祖母口中知道，雅科夫舅舅近年来彻底破产了，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他当过解犯羁押站副站长，但是这份差使他没有干好。有一次站长病了，雅科夫舅舅就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请犯人喝酒，搞得很热闹。这件事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被革职查办，罪名是他擅自让犯人夜间进城去饮酒作乐。没有一个犯人趁机逃跑，可是一个犯人正想用力把一个助祭掐死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了。这件案子侦查了很长时间，始终没有开庭审判，犯人们和狱吏们都挺身而出为好心肠的舅舅开脱罪名。现在他没有活儿，靠儿子养活。他的儿子在当时著名的鲁卡维什尼科夫唱诗班里唱歌。说起儿子，他的话使人很纳闷。他说：

“他现在变得一本正经，神气十足！他是独唱歌手。要是没有给他按时烧好茶炊，或者没有把他的衣服刷干净，他就发脾气！他是个做事仔细的小伙子，爱干净……”

舅舅苍老多了，浑身肮里肮脏，头发脱落，萎靡不振。原本飘逸的一头鬈发已稀稀拉拉，两只耳朵支着，眼白中和像刮过的山羊皮似的脸颊上显露出密密麻麻的血管。他说起话来逗人发笑，嘴巴里好像含着东西，舌头转不过来，虽然他的一口牙齿完好无缺。

我为能有机会跟一个生活乐观、见多识广的人聊聊感到很高兴。我清楚地记得他唱的那些活泼轻快、令人捧腹的歌曲。外祖父关于他的话也在我的脑海里回响：

“在唱歌方面，他算得上大卫王，干起事来，倒像押沙龙那么狠毒。”

林荫道上穿着整洁的行人从我们身边来来往往，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太太和文武官员。只有我的舅舅穿着一件破旧的夹大衣，头戴一顶皱巴巴的帽子，脚蹬一双红褐色的皮靴。他蜷缩着身子，为自己这套装束感到害羞。我们走进波恰因斯基山沟里的一家小饭馆，在朝着市场的窗口占了两个位子。

“您一定记得您曾经唱过的一首歌：

一个乞丐挂出包脚布来晾晒，

另一个乞丐把他的包脚布偷走……”

当我念歌词的时候，我才突然第一次体会到它的讽刺含意。我觉得这个性情开朗的舅舅又坏又聪明。

他一边把伏特加倒入酒杯，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是啊，好日子我过过，荒唐的事我也做过，唉，我还嫌不够呢！这首歌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是个宗教学校的教师编的，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我们俩是朋友。他是个单身汉，后来成了酒鬼，死了，是冻死的。在我的记忆里有多少人后来都成了酒鬼，数都数不清！你不喝酒吧？别喝酒，过几年再说。你常见到外公吗？老头儿心里不舒坦，神经好像有点不正常。”

他喝了酒，情绪马上活跃起来，身子也挺直了，人变得年轻了，说起话来也更快了。

我问他关于那批犯人的事。

“你要听有关那批犯人的事？”他打量了一下四周，反问道。接着压低了嗓音，说：

“那批犯人吗？我可没有权利评判他们。我看得出他们也是普通的老百姓。我对他们说：弟兄们，让我们大家一起和睦相处，生活愉快。我说，有这样一首歌，歌中唱道：

命运挡不住我们的快活！

即使它让我们套上枷锁，

我们也要使生活充满欢笑，

只有傻瓜才会选择另一种生活！……”

他笑了起来，望了望窗外天色渐暗的山谷，那里摆着一排排小货摊。然后，他抹着唇髭继续说道：

“他们当然很快活，因为监狱里的生活很枯燥。所以每天一等查监结束，他们马上跑到我这里来，又是喝酒，又是吃菜。有时我请客，有时他们请客，于是俄罗斯母亲摇晃起来，欢腾起来！我喜欢唱歌跳舞，他们中间有非常出色的能歌善舞者，叫你看得目瞪口呆！有的人戴着脚镣，没法跳。我准许他们把脚镣卸掉，这是事实。他们自己会卸掉，用不着去叫铁匠。这帮人都很能干，会让你惊得目瞪口呆！至于我放他们进城去抢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到现在还拿不出证据……”

他沉默片刻，望望窗外的山谷，旧货商人开始收摊了。铁门闩吱嘎作响，生锈的铁链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木板乒乒乓乓倒下来。过了一会儿，舅舅快活地向我使了个眼色，继续轻声地说：

“要是说实话，的确有一个人晚上常到城里去，可是这个人并不是个戴镣铐的囚犯，而是下诺夫哥罗德城本地的一个窃贼。他有个情妇，住在离城不远的佩乔尔卡。至于想掐死助祭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他们把助祭当成商人了。这件事发生在冬天，晚上，刮着暴风雨。大家都穿着皮袄，仓促中怎么能分辨出谁是商人，谁是助祭呢？”

我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他也笑了起来，说：

“的确如此！鬼才分得清呢……”

这时舅舅突然火冒三丈，叫人纳闷。他推开盛着点心的碟子，厌恶地皱起脸，点上一支烟，低沉地嘟哝着说：

“大家都是你偷我的东西，我偷你的东西，然后，又是你抓我，我抓你，一起坐牢，一起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谁我都瞧不起……我有自己的思想！”

我仿佛看见头发蓬松的司炉工站在我面前，他也常常说“瞧不起”。他的名字也叫雅科夫。

“你在想什么？”舅舅柔声地问我。

“您可怜那些犯人吗？”

“他们很容易得到别人的怜悯，这些小伙子个个都好得不得了！有时我看着他们，心里想：虽说我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却远远不如他们！他们又聪明，又能干……”

酒和回忆又使他振奋起来，他把臂肘支在窗台上，挥动着一只指间夹着烟头的土黄色的手，兴致勃勃地说：

“有个独眼，是个雕刻匠，又是个修理钟表的能手，因为制造假币被判了刑，后来逃走了。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他要开炮啦！他说话简直像个歌唱家在独唱。他说：‘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官府可以印钞票，我却不可以呢？请你解释！’谁都无法向他解释这个问题。谁都不行，我也一样。可我还是他的上司呢！另一个人是莫斯科地区有名的窃贼，他长得很斯文，好打扮，爱干净。他很有礼貌地说：‘人们一天到晚干活，干得都呆头呆脑了，我可不愿意这样。我尝过这种滋味，老是干啊，干啊，由于太累，成了傻瓜了。赚了钱，喝酒花去一戈比，打牌输掉两戈比，为了换取娘儿们的亲热，又用去五戈比——到头来，还是挨饿受穷。不，我再也不玩这种游戏了……’”

雅科夫舅舅俯在桌子上，满脸通红，激动得连两只小耳朵也不住地颤动起来。他继续说道：

“老弟，他们可不是傻瓜，他们说得很正确！哦，让这些无聊的事统统见鬼去吧！比方说，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想起来也真惭愧。干什么事情都是零敲碎打，偷偷摸摸。受苦，是我的分儿；快乐，却是偷来的！一会儿父亲对我喊：‘你胆敢……’一会儿老婆又对我嚷嚷：‘你不能这样做。’弄得我提心吊胆，生怕树叶掉下来砸了脑袋。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现在老了，却给自己的儿子当仆人。有什么好隐瞒的？老弟，我现在百依百顺地侍候他，他像老爷一样常对我嚷嚷。他叫我父亲，而我听上去像是叫我听差！我这是怎么啦？难道我生下来就一生劳碌，是为了侍候儿子的吗？就算不是，那么活着又为了什么呢？我究竟得到过多少快乐呢？”

我心不在焉地听他说。我不想听，也不指望他回答我的问话。不过，我最终还是说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样生活……”

他冷笑了一下。

“哼……谁知道呢？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知道的人！大家都是按自己的习惯过日子……”

接着他又委屈又生气地说：

“以前我那儿有一个从奥廖尔押解来的犯人，是个贵族，他犯了强奸罪。这个犯人舞跳得棒极了，常常逗得大家发笑，有时候他唱起万卡这支歌：

万卡在乡村墓地徘徊，

这是小事一桩！

唉，你啊，万卡，

快快离开这个地方！……

我以为这件事一点都不可笑，这是事实！无论你怎样转来转去，都走不出这个乡村墓地。到那时候，当犯人也罢，当看守犯人的人也罢，对我来说都一样……”

他说得累了，喝了口伏特加，然后像鸟儿一样，用一只眼睛往空酒瓶里瞅了瞅，又默默地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从唇髭里吐出团团青烟。

“无论你怎样挣扎，无论你怀着什么样的期望，谁也免不了入棺材，进墓地。”泥瓦匠彼得经常这样说，他的脾气跟我舅舅完全不一样。诸如此类的话，我以后听了不知有多少。

我再也不愿问舅舅什么了。和舅舅在一起，心里很难受，我很可怜他。我总是想起那些欢快的歌曲和从淡淡的忧伤中透出的几分快乐的吉他琴声。我也没有忘记活泼天真的小茨冈，没有忘记他。我望着雅科夫舅舅萎靡不振的身影，不由得暗自思忖：

“他还记得小茨冈被十字架压死的事吗？”

我不想问他这件事。

我望着八月里潮乎乎的黑暗笼罩着的山谷。山谷里飘起苹果和甜瓜的清香。在通往城里的小道上亮起了路灯，我对这里的一切熟悉极了。瞧，一艘开往雷宾斯克的轮船和另一艘开往彼尔姆的轮船马上就要拉响汽笛……

“我们该走了，”舅舅说。

在小饭馆门口，他握住我的一只手抖动了一下，开玩笑似地劝我：

“你不要发愁。你好像有点儿发愁，是不是？甭管它！你还年轻。最要紧的是记住：‘命运挡不住快活！’哦，再见吧，我要去做圣母升天节的祈祷了！”

性情开朗的舅舅走了，他的一番话搅得我越加心烦意乱。

我爬上通往城里的高坡，在田野上走着。天上一轮明月，浓重的白云在月亮下面飘浮，用黑影抹去我投在地上的身影。我从田野上绕过城市，来到伏尔加河的岸坡，在落满尘土的草地上躺了下来，久久地望着河的彼岸，望着草场，望着这块沉静的大地。云的黑影缓慢地掠过伏尔加河。这时那里的草场变得更加青翠，仿佛被河水冲洗过似的。四周的一切似乎已沉入梦乡，悄然无声。一切都好像在懒洋洋地蠕动，似乎出于万般无奈，而不是对运动，对生活炽热的爱。

我真想对整个大地，对我自己狠狠地踹上一脚，让大地上的一切和我自己像急速的旋风，像热爱生活的恋人们跳欢快的舞蹈一样旋转起来，他们正在努力开拓另一种生活——美好的、纯真的、朝气蓬勃的生活。

我在思索：

“我应当有所作为，否则，就会虚度年华……”

秋天是凄风苦雨的季节，不仅看不到太阳，也感觉不到太阳的温暖，甚至把它给忘了——秋天里，我不止一次地在森林里走失方向。我找不到大路，也找不到小路，末了找累了，干脆咬紧牙关，径直穿过密林，踏着腐烂的枯枝败叶和泥沼地上高低不平的草丛——最后总能找到一条路的！

就这样，我拿定了主意。

这一年秋天我去了喀山，我暗暗地指望，也许在那里能找到一所学校，去上学念书。

[1] 按迷信的说法，这是为了避邪。

[2] 阿列克谢的昵称。

[3] 维克托的昵称。

[4] 俄语中“绘图员”和“小鬼”发音相似。

[5] 俄罗斯的一个少数民族。

[6] 祷告中赞美上帝之词。

[7] 意为野蛮人。

[8] 拉丁文的音译，意为背阴的地方、天棚。

[9] 流放犯都剃阴阳头。

[10] 旧俄时代俄罗斯人对白俄罗斯人的蔑称。

[11] 旧俄时代乌克兰沙文主义者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12] 旧俄时代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13] 这里的塔拉斯以及后面的奥斯塔普、安德烈均为果戈理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的人物。

[14] 英国诗人、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15]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菲尔丁（1707—1754）的一部长篇小说。

[16] 在俄文中，这两个姓都有喝醉和喝酒的意思。

[17] 在俄文中，这两个姓都有喝醉和喝酒的意思。

[18] 旧俄量酒单位，1什卡利克约合0.06升。

[19] 斯拉夫及俄罗斯神话中与男性生殖能力有关的神。

[20] 复活节后第七个礼拜四举行的民间纪念亡者的节日。

[21] 19世纪末女人用它来撑起裙子，使身姿更美。

[22] 阿提拉（？—453），公元434年起为匈奴人领袖。

[23] 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法国作家、历史学家。

[24] 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1799—1850）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

[25] 马里亚特（1792—1848），英国作家。

[26] 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

[27] 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

[28]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社会小说《巴黎之神秘》等。

[29] 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等。

[30] 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长篇历史小说《两个狄安娜》中的女主人公，亨利二世的宠姬。

[31] 大仲马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亨利四世之妻。

[32] 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二十年后》中的女主人公。

[33] 弗·梅谢尔斯基（1839—1914），俄国政论家。

[34] 即普希金的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35] 引自普希金的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36]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

[37] 米·德·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步兵上将，在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普列夫纳战斗。

[38] 谢·阿克萨科夫（1791—1839），俄国作家。

[39] 俄国作家帕·梅利尼科夫（1818—1883）的一部长篇小说。

[40] 俄国作家伊·屠格涅夫（1818—1883）的一部长篇小说。

[41] 叶·格列比奥恩卡（1812—1848），乌克兰和俄罗斯作家。

[42] 费·索洛古布（1863—1927），俄国作家。

[43] 德·韦涅维季诺夫（1805—1827），俄国诗人、文艺评论家。

[44] 弗·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公爵、俄国作家。

[45] 费·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

[46] 均为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玛戈王后》中的人物。

[47] 均为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玛戈王后》中的人物。

[48] 易十一（1423—1483），1461年起为法国国王。

[49] 分别为大仲马的长篇小说《昂热·皮都》和《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

[50] 分别为大仲马的长篇小说《昂热·皮都》和《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

[51] 尼康（1605—1681），17世纪俄国牧首，实行教会改革，引起教派分裂，反对此改革者即为旧教派教徒。

[52] 罗斯托夫的德米特里（1651—1709），俄国罗斯托夫的都主教。

[53] 这是用谐音说的一句玩笑话。

[54] 古代某些东方国家的重量单位。

[55] 系犹太教教义、宗教伦理与律法集。

[56] 旧礼仪派中反教堂派的一支，亦称基督救世派。

[57] 路德，即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58] 19世纪后半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中的宗教派别，受新教影响。

[59] 10世纪至14世纪在巴尔干发生的反封建异端运动，至17世纪形成教派。

[60] 拉里奥诺维奇是本名，拉里奥内奇是小名。

[61] 俄国古代一种弦乐器。

[62] 参见《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27节。

[63] 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小名。

[64] 弗·格·别内迪克托夫（1807—1873），俄国诗人。

[65] 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诗人。《恶魔》是他的一部浪漫主义长诗。

[66] 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中的一句。

[67] 《圣经》中极能忍耐的人。

[68] 《圣经》中古代犹太人的首领、先知。

[69] 译音。这是19世纪俄国作家佐托夫的幻想小说《阴魂行善》中的主人公，描述一个被贬下凡的神仙竭力行善，却枉费心机的故事。

[70] 圣诞节后第十二天。

[71] 阿·谢·雅科夫列夫（1773—1817），俄国著名的悲剧演员。

[72] 话剧《西班牙贵族》中的主要人物。

[73] 摘自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

[74] 《神学校特写》是俄国作家尼·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描写宗教学校畸形生活的一部作品。

[75] 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

[76]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一部长篇小说。

[77] 狄更斯（1812—1870），英国小说家。

[78] 在俄国，直呼人的姓是不礼貌的，礼貌的称呼应该用本名加父名。

[79] 伊·亚·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

[80] 法国作家福楼拜（1821—1880）的一部长篇小说。

[81] 引自《旧约·创世记》第3章第19节。

[82] 俄语“传教士”和“百万富翁”两个词发音相近。

[83] 引自《旧约·诗篇》第14篇第1节。

[84] 参见《旧约·创世记》。

[85] 这是俄国作家皮谢姆斯基（1821—1881）的一部小说。

[86] 圣经故事中的先知，参见《旧约·以赛亚书》第29章第1节。

[87] 参见《旧约·传道书》。

[88] 帕姆瓦·别伦达（16世纪50至70年代间—1632），乌克兰学者，《斯拉夫俄语辞典》的编纂者。

于是我去喀山大学念书了，至少是跨出了上大学的第一步。

激起我上大学念头的是中学生尼·叶夫列伊诺夫，他是个英俊可爱的小伙子，长着一对女人般温柔的眼睛。那时候他住在跟我同一座屋子的阁楼上，经常看到我手里拿着书，不由得对我注意起来，久而久之，我们便相熟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让我相信，我具有“从事科学的特殊才能”。

“您生来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说，一边洒脱地甩了甩一头马鬃似的长发。

我那时还不懂，一只兔子也可以充当为科学服务的角色，而叶夫列伊诺夫却绘声绘色地向我证明：大学里需要的正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自然，他也扯起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来。叶夫列伊诺夫还说，到了喀山，我可以暂住在他家，用一个秋季和一个冬季的时间读完中学的课程，然后去随便应付几场考试——他就是这么说的：随便应付——接下来校方给你奖学金，你就可以上大学了。再过五年左右，我将是一位“学者”啦。照叶夫列伊诺夫看来，一切都很简单，因为他当时才十九岁，而且又有一颗善心。

他考完试，就启程回家了，约摸两礼拜后，我也跟着动身了。

那天外祖母为我送行，一直在忠告我：

“你呀，以后别再跟别人发火了，你老是发火，神色显得严厉而又傲慢！这脾气你是从你外祖父身上继承来的，但是你瞧瞧他：你的外祖父怎么样？苦命的老头儿活了大半辈子，结果变成了一个大傻瓜。你要记住一点：千万别指责别人，这是魔鬼爱干的事儿！再见吧，唉……”

她一边擦去那褐色的、皮肤松弛的脸颊上的几滴眼泪，一边又对我说：

“以后咱们再也见不着面了，你这个闲不住的人，又要远走他乡，而我快入土喽……”

最近一段时期，我时常离开可亲可爱的老外祖母，甚至难得同她见面，这当儿蓦然想到，我以后将永远见不到这位有着骨肉之情、与我心心相印的亲人，心里不禁十分难受。

上了轮船，我站在船尾望着她，她站在码头的边缘，一只手在画十字，另一只手用破旧的披巾的一角在擦脸，擦她那双对人们充满不尽的爱怜的黑眼睛。

我终于来到这座半鞑靼式的城市，在一座平房的一间逼仄的小屋里落了脚。平房孤零零地立在一条窄小而僻陋的街道尽头的山丘上，它的一面山墙朝着荒芜的火场遗址。荒地上杂草丛生，长得十分茂密。在艾蒿、牛蒡和团酸模的草丛中，在接骨木的灌木丛中，耸立着一座砖砌的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有个大地下室，一群丧家狗就住在里面，死在里面。这个地下室使我永远难忘，因为它是我念的大学中所遇到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的家里人——母亲和两个儿子——仅靠微薄的抚恤金过日子。来到他们家的头几天，我常常看见个儿矮小、脸色苍白的寡妇从市场上回来，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忧心如焚地思忖着怎么解决这道难题：如何用这几块不大的下脚肉为三个身体健壮的孩子（即便不包括自己在内）做出丰盛美味的菜肴来呢？

她时常沉默寡言；她的一双灰色眼睛里却透出一股无奈的温柔和刚强劲儿，犹如一匹竭尽全力在拉车的母马：它沿山坡往上拉车，明知拉不到顶，却依然在往上拉！

我来到叶夫列伊诺夫家的第四天早晨，寡妇的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到厨房去帮她削土豆，这时她小心翼翼地悄声问我：

“您来这儿干什么？”

“来念书，上大学。”

她的眉毛扬了扬，额角上的黄皮肤也随之往上皱起，这当口她手中的小刀割破了自己的手指，于是她赶忙吮着伤口，跌坐在椅子上，但是又立即站起身来，说：

“噢，活见鬼……”

她用手帕包扎好割破的手指后，夸赞我道：

“您倒挺会削土豆皮的。”

嗯，干这活还能不会！于是我对她详细叙述起以前我在轮船上当帮厨的经历。她接着又问：

“您以为就凭这一手能上大学了？”

那时候我还不懂她话里有话。我对她的问话是认真的，马上就对她一五一十地述说起自己的行动计划，并断言，科学圣殿的大门最终定会向我敞开。

她叹了一口气，说：

“哎哟，尼古拉，尼古拉……”

这当儿尼古拉走进厨房来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蓬乱，跟平常一样显得神情愉快。

“妈妈，今天包顿饺子吃有多好！”

“那好吧，”母亲答应了。

这时我想要炫耀一下我对烹饪的在行，就说要包一顿饺子，那点儿肉——太次，而且太少。

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顿时生气了，她反唇相讥，狠狠地说了我几句，以致我面红耳赤，血直往脸上涌。她把几根胡萝卜往桌上一扔，转身走出了厨房，这时尼古拉向我使了个眼色，对母亲的举动解释说：

“她生气了……”

他在长凳上坐了下来，对我说女人一般来说总比男人爱发脾气，她们生性如此，并说好像瑞士有位颇有声望的学者无可争辩地证实了这一点。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2]也曾经阐述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喜欢开导我，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往我的脑子里灌输一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少了这些东西是无法生活的。我竖耳倾听他的开导，后来竟然把傅科[3]、拉罗什富科[4]和拉罗什雅克兰[5]混为一谈，当作了一个人，我也回想不起来究竟是谁砍了谁的脑袋：是拉瓦锡[6]砍了迪穆里耶[7]的脑袋呢，还是恰恰相反，迪穆里耶砍了拉瓦锡的脑袋？这位热心的小伙子由衷地希望“能开导我成才”，他有把握地允诺我能做到这一点，可是他没有工夫，也没有其他条件来认认真真地开导我。年轻人那种自私自利和轻率浮躁的习气使他也看不见母亲是在怎样煞费苦心、精疲力竭地操持家务，而他的小弟，一个头脑迟钝、沉默寡言的中学生对这种情形就更觉察不到了。不过我早已悉心洞察出这位母亲做饭菜时的精打细算和分配食物时的良苦用心，我清楚地看见她精心巧妙的分配方法，每天既要喂饱自己家的两个孩子，也不能让我这个外貌令人厌恶、举止粗野的外来小伙子饿肚子。不消说，分给我的每一块面包都像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打算去找点活儿干。每天一清早我就走出家门，免得待在家里吃闲饭，碰上恶劣天气，就去待在荒僻的火场遗址上的那个地下室里。那里，在倾盆大雨的哗哗声和大风的呼啸声中，我闻够了死猫死狗的臭气，这当儿我才顿然憬悟，上大学只是个幻想，当时明智点的做法是应该去波斯[8]。于是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白发苍髯的魔法师，能让每粒谷子长得有苹果那么大，每个马铃薯有一普特[9]重。总之，我为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想象出不少造福于民的善举。

那时我对去进行异乎寻常的冒险和建立伟大功绩已想入非非，沉湎其中。在生活艰难的日子里，这种幻想给了我很大帮助，因为这种日子十分漫长——我就越加浸沉于幻想之中。我并不期待外来的相助，也不指望碰上幸运的机遇，但是我渐渐磨练出顽强的意志，生活条件越是艰苦，我觉得自己就越是坚强，甚至越是聪明。我自幼懂得，人就是在与周围环境的不断冲突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到伏尔加河边的码头上去，在那儿挣个十五到二十戈比还算容易。在那儿，身处装卸工、流浪汉和下三滥中间，我觉得自己犹如一块投入熊熊炉火中的铁——每天都给我留下许多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在那里那些赤裸裸地贪得无厌和生性粗野的人们，常常在我面前悠闲地消遣娱乐——我喜欢他们这种对生活的恨，也喜欢他们对世上所有一切持讥笑、仇视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漠不关心。由于过去的种种直接经历，我不由得同这些人接近起来，向往加入到这伙放荡不羁的人中去。况且联想到我读过的布雷特·哈特[10]的作品和大量“低级趣味”的小说，越加激起我对这伙人的同情。

过去是师范学院学生的职业小偷巴什金，是个身心受尽摧残、害肺痨病的人，他娓娓动听地对我说：

“你怎么总像个姑娘似的胆小怕事，畏畏缩缩，难道生怕损害名誉吗？名誉对一个姑娘来说，永远是一笔财富，而对你来说，只是一具枷锁。一头牛之所以老实，是因为它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有一头火红色的头发，脸刮得精光，活像个戏子，矮小的身子移动起来好似猫一样轻柔、灵活。他以导师和保护人的姿态对待我，我也看得出，他从心底里希望我在一生中有所作为并能得到幸福。他聪明过人，读过不少好书，他最喜欢读《基督山伯爵》[11]。

“这本书里既有人生追求的目标，也有恒心，”他说。

他喜欢女人，谈起女人来简直津津乐道、喜形于色，衰弱的身子会发出阵阵痉挛；这种痉挛像是一种病态，不由得使我厌恶，然而我还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讲，并觉得他讲得十分动听。

“女人啊，女人！”他动情地说，脸上的黄皮肤泛起了红晕，一对黑眸子闪耀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女人，我什么都愿意豁出去。女人跟魔鬼一样，不知道世上有罪孽！爱女人吧，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事喽！”

他有讲故事的才能，也能轻而易举地为妓女们编一些有关不幸的爱情的忧伤动人的小调，他编的小调在伏尔加河沿岸各城市纷纷传唱，比如，下面就是一首他编的广为流传的小调：

我人儿不漂亮，家境贫寒，

衣着破破烂烂，

就因为这呀，

谁也不会来娶我这个姑娘……

有一个行为不轨的人名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这个人仪表堂堂，穿着考究，有乐器演奏家一般的纤纤十指。他在郊外的舰船修造厂还拥有一家小铺，挂着的是“钟表匠”的招牌，背地里干的却是给人销赃的勾当。

“佩什科夫，你可不要去学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他一边神色庄重地捋捋白胡子，眯缝起一双狡诈、目光放肆无礼的眼睛，一边对我说。“我看得出：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你看重的是精神需求。”

“精神需求是什么？”

“噢，重精神需求的人对任何东西都不会羡慕，只有好奇……”

这句话用来针对我，说得有点不确切，因为我常常对许多人和许多事羡慕不已；譬如说，巴什金单凭特别富有诗意的声调、料想不到的比喻和说话时表达方式的能力，就令我钦羡。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开头就是这样的：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像只待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似的，坐在偏僻的小城斯维亚日斯克[12]的一家客栈里。而外面，时值深秋十月，淫雨霏霏，秋风瑟瑟，犹如一个备受委屈的鞑靼人在拖长嗓音倾诉哀怨；诉怨没完没了，老是噢——噢——噢，呜——呜——呜……

“……瞧，这当儿她来了，步履轻盈，一身艳装，好像旭日初升时的一片云彩，而她的眼神中却流露出她那自欺欺人的心灵纯洁。‘亲爱的，’她用真诚的嗓音说，‘我没有对不住你。’我明明知道她在胡说，却相信这是真情！凭大脑——我可以断定她在扯谎，可是从情感上来说，我怎么也不相信她是这样！”

他述说时身子有节奏地摇来晃去，还稍稍眯缝起眼睛，不时地伸手抚摩胸膛。

他的嗓音低沉、喑哑，但句句清晰悦耳，宛如夜莺在歌唱。

我也钦羡特鲁索夫，他讲述起西伯利亚、希瓦[13]、布哈拉[14]等地的见闻来，津津有味，生趣盎然，对主教们的生活进行嘲笑和尖刻的讥刺。有一次他神秘地述说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5]来：

“这个沙皇当皇帝十分在行！”

小说中常常有这么一种“坏蛋”，读者读到小说的末尾，他们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宽宏大量的英雄人物，我似乎觉得特鲁索夫就是这种人。

有时在闷热的夜晚，他们就渡过喀山河，到对岸的草地和灌木丛中去，在那儿一边吃喝，一边交谈各人的问题，但多半谈的是人生的纷繁复杂呀，人与人之间奇特的纠葛呀，谈的特别多的是女人。谈起女人来，他们总是满怀怨恨，满怀忧伤，有时候谈得倒令人感动，而且几乎总是流露出那么一种心情，仿佛要看透这充满人生料想不到的坎坎坷坷的黑暗世界。在星光黯淡的黑魆魆的夜空下，我跟他们在柳丛密布的、闷热的洼地里共度了两三个夜晚。这里由于靠近伏尔加河，潮气很大，黑暗中船上的盏盏桅灯的灯火，就像在向四面八方爬行的金灿灿的蜘蛛。在黑漆漆的峻峭的河岸上，闪烁着一簇簇、一串串的灯火，这是富足的乌斯隆村的小酒馆和住宅里透出的亮光。轮船的外轮片隆隆地拍打着水面，驳船上的船员在狼嗥似的拼命喊叫，不知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在敲击铁块，传来拖长声调的凄凉的歌声——不知什么人在倾诉哀怨——不禁给人们的心头倍添忧愁。

听到这些人的窃窃私语——他们在思索人生，诉说着各人的心事，几乎谁也不听谁的，更令人愁上加愁。他们在灌木丛中或坐或躺，抽着卷烟，偶尔并不贪喝地呷一口伏特加或啤酒，然后他们就陷入沉思，回想各自的往事。

“瞧，我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件事，”黑夜里一个匍匐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他的叙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常有这样的事，经常会有……”

“过去有过”，“现在还经常有”，“过去常有”，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似乎觉得今天夜里他们快过完了自己的一生，一切都已经过去，今后不会再有什么新事物了！

这种想法使我有意避开巴什金和特鲁索夫，可是我依然喜欢他们，而且从我的整个阅历来说，假使我跟他们走一条路，那是十分自然的。想跻身于社会上层和进大学念书的期望的破灭，又促使我去接近他们。在饥肠辘辘、憋气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去反对“神圣的私有制”，而且能干其他犯法行为。然而，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匡正着我不能脱离我应当走的正道。那时除了人道主义的布雷特·哈特的书籍和低级趣味的小说之外，我还读了不少内容正经的书——这些书激起我对某种虽然还模糊、但比我所见过的一切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的向往。

在这个时期，我又结识一些新朋友，也得到一些新的感受。那时中学生们常来叶夫列伊诺夫宅子旁的空旷地上玩击木游戏[16]，其中有个名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中学生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他像个日本人，肤色黝黑，头发蓝莹莹的，脸上布满细小的麻点，好像抹过火药似的。他老是乐呵呵的，玩游戏敏捷灵巧，与人交谈话语俏皮，他身上蕴藏着各种才能。他同几乎所有俄罗斯天才一样，就靠这种天赋生活，也不努力去发展和提高这种天赋。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对音乐有出色的鉴赏力，同时他喜爱音乐，也能熟练地弹奏古斯里琴、巴拉莱卡琴[17]，拉手风琴，可是不去尝试掌握更高级、演奏起来更难的乐器。他十分贫穷，衣衫褴褛，不过他那起皱的破衬衣、打满补丁的裤子，以及底儿磨出窟窿的靴子却与他的豪爽性格、强健身子的利索动作和大刀阔斧的作风相契合。

现在他像一个久患重病、刚刚从病榻上爬起来的人，或者像一个昨天刚从牢里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赏心悦目的，一切都使他觉得十分愉快，他常常像点着的花炮似的欢蹦乱跳。

他得知我处境困难，生活无着，就劝我跟他一起住，并可以为当个乡村教师作准备。于是我就住到“马鲁索夫卡”这个奇特而又热闹的贫民窟来了，大概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都知道这个地方。其实这是一座坐落在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的半塌的大屋子，好像它是由挨饿的大学生、妓女以及那帮受尽折磨而衰老无用的穷鬼们从房主手中夺来的。普列特尼奥夫栖身于走廊里那通往阁楼的楼梯底下，那里放着一张单人床，而在走廊尽头的窗口摆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这里有三个房间的门朝着走廊，两个房间里住着妓女，第三个房间里住着一位害肺痨病的师范学校数学系的学生。他身材高大、瘦削，模样可怕，浑身长着火红色的坚硬毛发，肮脏的破衣服勉强遮住身子；从破衣的破洞里非常骇人地露出发青的皮肤和瘦骨嶙峋的两肋。

他似乎老是啃手指甲，把手指甲啃出血来。他日日夜夜地画着什么，计算着什么，不停地低声咳嗽。妓女们认为他是个疯子，都怕他，可是出于怜悯之情，常常把面包、茶叶和方糖偷偷地放在他的门口。他见了，从地上捡起这一包包东西，拿回自己的屋里去，一边像匹累坏了的马一样呼哧呼哧直喘气。如果她们忘了，或者由于什么缘故不能给他送吃的来，他就打开房门，冲着走廊嘶哑地喊叫：

“面包！”

他那双凹陷在发黑的眼窝里的黑眼睛，常常闪现着狂躁高傲的神气，他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偶尔有一个个儿矮小的驼子来找他，这驼子一条腿向外撇，在隆起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斑白，一张阉人似的黄脸上常挂着狡黠的笑容。于是他们紧紧关起房门，接连几个小时默默无言地呆坐着，气氛显得极为宁静。只是有一天深夜，这个数学系的学生嘶哑、愤怒的喊叫声把我惊醒了。

“啊，照我看，这就是监狱！几何就是牢笼，是的！是只老鼠笼，是的！是个监狱！”

驼子发出尖声刺耳的吃吃笑声，翻来覆去地老说着一句令人捉摸不透的话，可是这个数学系的学生冷不丁吼叫起来：

“见鬼去吧！滚！”

他的客人赶紧跑到走廊里，一边嘟哝着、尖声叫骂着，一边用宽大的斗篷裹住身子，这当儿身材颀长、脸色令人害怕的数学系学生站立在门口，一只手的手指插在蓬乱的头发里，声音嘶哑地说：

“欧几里得[18]是个大傻瓜！大傻——瓜……我可以说，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说罢，他砰的一声使劲把门关上，震得房间里不知什么东西哗啦一声掉了下来。

此后不久，我得知这个人原打算用数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证明，就一命呜呼了。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做报纸的夜班校对，一个夜晚挣十一戈比。如果我来不及外出干活儿挣点钱的话，那我们俩一天只能买四俄磅[19]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方糖来充饥。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干活——我还要学习。我得花九牛二虎之力攻读各门课程，那种无法解释、就得死记硬背的固定语法格式，尤其使我苦不堪言，我压根儿不会用老百姓那种生动活泼、机巧而又富有表现力的俄语来替代语法现象。幸好我很快就明白，我学这门课程“为时过早”，即使我现在通过了乡村教师的资格考试，由于年龄不够，我还是得不到这个位置的。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睡同一张单人床，我睡夜里，他睡白天。每当清早他熬了一宿而精疲力竭，带着更加阴沉的脸色和红肿的眼睛回来的时候，我马上跑到小酒馆去打开水——茶炊我们自然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坐在窗口，就着面包喝茶。古里常给我讲报上的新闻，读“红色多米诺”的酒鬼讽刺小品文作家的令人捧腹的诗作，古里对人生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令人惊异，我似乎觉得他对人生的态度，就跟那个买卖女式旧服装和兼做拉皮条生意的肥头大耳的婆娘加尔基娜一模一样。

古里是从这个婆娘那里租下楼梯下的那个栖身之地的。可是他付不出“房”租，只能以给她说说笑话，拉拉手风琴及唱几支悦耳动听的歌权当租金。当他用男高音唱起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闪现出嘲笑的熠熠光芒。加尔基娜婆娘年轻时曾是歌剧院的合唱团成员，对歌曲十分精通，常常听得一串串泪珠噗噜噜地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睛里滚落到这个贪杯和贪吃的女人那虚肿、发青的脸颊上，于是她伸出粗大的手指抹掉两颊上的眼泪，随后用一块肮脏的小手帕仔细地擦干净手指。

“嚄，古罗奇卡[20]，”她啧啧称赞道，“您真是个歌唱家呀！要是您长得再俊一点，我真会给您安排个好去处！要知道，我已经让多少个年轻小伙子去找那些生活孤独、心灵寂寞的女人消遣哪！”

其中有一个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就住在我们头顶上方的屋子里。他是个大学生，熟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宽胸脯，下身瘦削无比，整个身子看上去像个倒置的三角形，不过下方这个锐角稍稍折了一点——这大学生的一双脚很小，像女人的脚一样。而且他那紧缩在两个肩膀里的脑袋也很小，上面覆盖着一层鬃毛般的火红色头发，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上神色忧郁地瞪着一双凸出的绿眼睛。

他由于违背父亲的意愿，落得像条丧家狗似的在外忍饥挨饿，后来花了好大力气，费了一番周折才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念书。不过随后他发现自己有副好嗓子，能唱低沉、柔和的男低音，于是又打算去唱歌了。

因为这事儿，加尔基娜才来找他，叫他去陪伴一位四十来岁的富商的太太。这位太太有一个儿子，正在念大学三年级，还有一个女儿，也快中学毕业了。商人的太太身子干瘦、胸脯扁平，腰板挺直，像个士兵。她的脸好似禁欲的修女一般冷漠，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凹陷在发黑的眼眶里。她常穿一条黑色的连衣裙，裹一条旧式的丝绸头巾，两边的耳垂上挂着镶嵌着绿得刺眼的宝石耳环。

这个女人常常在晚上抑或一清早来找大学生，我曾不止一次地瞅见，她倏地跳进大门，接着迈开坚定的步子朝院子走去。她的脸看上去令人害怕，嘴唇抿得紧紧的，几乎看不见，眼珠瞪得大大的，用命中注定要遭受苦难的忧郁眼神望着前方，让人觉得她是个睁眼瞎子。虽然不能说她长相丑陋，但是从她身上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一种紧张的心情，这种紧张心态好像把她的身子拉长了，变得畸形了，面孔紧绷，十分怪异。

“瞧，”普列特尼奥夫说，“真是个疯子！”

大学生厌恶这个商人的太太，一直躲着她，而她像个毫无怜悯之心的讨债鬼和密探，老是盯着他不放。

“我可是个薄脸皮的人哪，”有一天大学生喝了酒，后悔地说。“我干吗要学唱歌呢？就我这副模样，人家也不会让我登台演唱，肯定不会的！”

“那你就把这码子事了了吧！”普列特尼奥夫劝导他。

“嗯。但是我又可怜她！我忍受不了她，然而又可怜她！假使你们能知道她是如何盯着我的就好了，唉……”

我们早已知道，因为一天夜里，这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用低沉、颤抖的嗓音向他央求道：

“看在基督分上……我的小心肝！唉，看在基督分上！……”

这个女人是家大工厂的老板，拥有房产和马匹，她曾为产科进修班捐赠过几千块钱，但是她平时像个乞丐，乞求男性的施爱。

喝了茶之后，普列特尼奥夫就躺下睡觉了，我出去寻找活儿干，待我晚上回到家，这时他又得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带回来面包、香肠，或者什么煮“下水”，我们俩就对半分，他拿自己的一份。

剩下我独个儿闲着，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这个贫民窟的走廊和各个角落转悠，瞧瞧我的新邻居们是怎样生活的。在这座大屋子里人们住得十分拥挤，简直像一窝蚂蚁。里面散发出阵阵刺鼻的馊味，旮旮旯旯里显得阴森可怖，似乎隐藏着敌视人类的仇恨。这儿从一早到深夜总是闹哄哄、乱糟糟的；缝纫女工们的缝纫机不停地嗒嗒作响，轻歌剧班子的女歌手们在练嗓子，那个大学生低沉地咿咿呀呀练音阶，一个半疯的酒鬼戏子正大声地念台词，喝得醉醺醺的妓女们歇斯底里地狂叫——目睹这一切，我自然产生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在一群常常忍饥挨饿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已经歇顶、长着一圈火红头发、颧骨突出的人。他大腹便便，两腿纤细，一张大嘴里露着一口像马一般的大牙——由于这口牙齿，大家给他起了绰号叫红毛马，他常在那里无事游荡、闲聊。他同自己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那帮商人打官司已是第三年了，他逢人便声称：

“我死活也不让他们好过——非要弄得他们彻底破产不可！叫他们去讨饭，过三年叫花子的日子。在这之后，我才把打官司赢得的一切东西统统还给他们，还送上两句话：‘怎么样，你们这帮鬼东西？这下还敢跟我较量吗？’”

“这就是你的人生目标吗，红毛马？”别人问他。

“我就是全身心、一个心眼儿地追求这个目标，此外，我什么也不干！”

他整天价不是跑区法院，就是跑高等法院，或者去找自己委托的律师。一到晚上，他常常雇辆马车拉回来大包小包的东西和一瓶瓶酒，然后在自己那个天花板快要坠落、地板快塌陷的脏屋子里热热闹闹地小聚一下，把大学生们、缝衣女工们，以及凡是愿意来饱餐一顿和喝几口的人都请来。红毛马自己只喝朗姆酒[21]（这种酒溅到桌布上、衣服上，甚至地板上都会留下洗刷不掉的深褐色斑点），喝醉了，他就号叫起来：

“你们是我可爱的小鸟呀！我喜欢你们，你们都是些老实人！而我是个恶人，一条鳄——鱼，我想要吞掉我的那些亲戚，一口吞掉他们！真的！我死活也不让他们好过，可是……”

喝醉了的红毛马痛苦地眨巴着眼睛，变得难看的高颧骨的脸上泪水涟涟。他用手掌抹了一下眼泪，往膝上擦擦——他的裤腿上总是油迹斑斑。

“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他大声嚷道。“老是吃不饱饭，老是挨冻，衣衫破破烂烂——难道这是合法的？凭什么你们要过这种日子？唉，要是皇帝知道了你们是怎样生活的……”

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纸币，大声说：

“弟兄们，谁需要钱？尽管拿去！”

那些女歌手和缝纫女工贪婪地纷纷从他的毛茸茸的手里抢过钱来，这时他却纵声大笑，说：

“这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那些大学生的。”

但是那些大学生不接他的钱。

“让你的钱见鬼去吧！”熟皮匠的儿子气冲冲地喊叫。

有一天红毛马喝得酩酊大醉，自己拿着一把攥成一团的十卢布票面的钞票来给普列特尼奥夫。他把钞票往桌上一扔，说：

“瞧，这些钱你要不要？我可不要了……”

随后他往我们的床上一躺，大声吼叫，号啕大哭，以致我们不得不往他嘴里灌水，往他头上浇凉水，让他醒醒酒。等他沉沉入睡之后，普列特尼奥夫试着把这些钞票展展平，但是不行，因为团得太紧，得先把它们用水润湿，才能一张一张揭开。

他的屋子几扇窗户都朝隔壁屋子那堵石砌的墙，显得逼仄而又憋闷，此时烟雾弥漫，肮脏不堪，一片嘈杂，十分令人厌恶。红毛马吼得最响。我问他：

“你干吗住这儿，而不住旅馆呢？”

“亲爱的小兄弟，为了图个心情舒畅！跟你们在一起，心头暖和……”

熟皮匠的儿子肯定说：

“说得对，红毛马！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要是我还流落在别的地方，那就……”

这当儿红毛马请求普列特尼奥夫：

“弹吧！唱吧……”

古里把古斯里琴放在膝上，边弹边唱：

红彤彤的太阳，你快升起来哟，快升起来哟……

他的歌声柔和委婉，动人心弦。

屋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大伙儿都若有所思地倾听着如泣如诉的歌声和轻柔的琴声。

“唱得好，小伙计！”那个给商人太太当陪伴的不幸的大学生大声叫道。

在这座陈旧的大屋古怪的居住者中间，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算得上是有智慧的，他喜好说笑逗趣，生活中充当了类似神话故事中给人带来欢乐的魔法师的角色。他心胸开阔，充满青春活力，常常说些妙趣横生的笑话，唱些优美动听的歌曲，尖锐地嘲讽人们的旧俗和陋习，敢于揭穿生活中的弥天大谎，给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他刚满二十岁，看上去似乎还是个孩子，但是这座大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把他看作一个大人：在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给他们出些绝妙的主意，而且总能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所以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就连老岗警[22]尼基福雷奇同他打招呼时也总是一脸谄笑。

马鲁索夫卡大院坐落在那条上山去的“通道”旁，联结着雷布诺里亚德大街和老戈尔舍奇纳大街，在这条道的末端，离我们住宅的大门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矗立着尼基福雷奇的岗亭。

尼基福雷奇是我们这一街坊的警长，一个个儿高大、身子干瘦的老头儿，胸前时常挂满奖章。他的脸看上去挺聪慧，笑起来也和蔼可亲，一双眼睛显出狡猾的神色。

他对这个人来人往、老是闹闹哄哄的大杂院是非常注意的；他一天好几次穿着笔挺地来这儿巡视，在外面不慌不忙地转悠着，不时地往大屋的窗户里瞧瞧，就如动物园里的管理员在查看笼子里的野兽似的。就在这年冬季，在这座大屋的一个房间里，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和斯科别列夫[23]率领的阿哈尔捷金远征的参加者、独臂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遭到逮捕。除了他俩，被逮捕的还有佐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以及另外一个什么人。他们就因为企图建立秘密印刷所，以及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在礼拜天的大白天去坐落在城里闹市的克柳奇尼科夫印刷所偷铅字这事被逮捕的。接着有一天夜里，在我们大屋里居住的郁郁寡欢的大高个儿，也就是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活钟楼”的那个人，也被宪兵抓去了。第二天早上，古里得知此事，激愤地抓着黑头发，对我说：

“瞧，马克西梅奇，情况不妙，你快去跑一趟，老弟，快去……”

他告诉我应当跑到哪儿去，接着又补了一句：

“小心，要谨慎！也许那里有暗探……”

指派我去完成这项秘密任务使我顿然欣喜若狂，我宛如一只疾飞的雨燕倏地飞进了舰船修造厂区。到了那里，我走进一爿昏暗的铜匠作坊，看见一个长着一头鬈发、有一双碧蓝的眼睛的年轻人。他在焊锅子，看上去不像是个工人。在屋角的台虎钳旁，有个矮小的、一头白发用皮带箍起来的老头儿，他正忙着锉一只龙头。

我问这个铜匠：

“你们这儿有没有活儿干？”

小老头儿气冲冲地回答：

“我们有活儿干，你没有活儿干！”

那个年轻人匆匆瞥了我一眼，而后又垂下脑袋焊锅子。我伸出脚轻轻碰了碰他的脚，他顿时瞪起一双蓝眼睛，又惊异又愤怒地盯着我，一只手抓着锅把，仿佛打算朝我扔过来。然而看见我在朝他使眼色，他就平心静气地说：

“先出去，先出去……”

我再次向他使了个眼色，才走出门去，在外面站停下来；鬈发青年挺直身子，也走了出来，默默无言地、直勾勾地盯着我，一边点燃一支卷烟。

“您是吉洪吗？”

“嗯，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愤怒地皱起眉头，用目光打量着我。

“哪个彼得被捕了？”

“个儿高高的、像教堂助祭的那个。”

“就这事吗？”

“没别的了。”

“彼得、教堂助祭以及其他等等与我有什么相干？”铜匠问道，他这种诘问的口吻使我完全相信：他不是个工人。我跑回家去，一路上为能顺利完成任务而洋洋得意。这是我头一回参与“秘密”活动。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与他们这些人很接近，我请求他引荐我加入他们的圈子，他却回答说：

“老弟，你要加入还早着呢！你得先去念书……”

有一天，叶夫列伊诺夫介绍我去认识一位秘密人物。这种相见安排得十分缜密周全，不禁使我预感到一种极其严肃的气氛。叶夫列伊诺夫领我往城外，往阿尔斯克[24]田野走去，路上他一直提醒我，要我千万谨慎小心，别把这次相见泄露出去，必须保守秘密。到了那里，叶夫列伊诺夫向我指着远处一个不大的灰暗的、在空旷的田野上缓步行走着的人影，打量了一下四周，悄声说：

“瞧，就是他！跟着他走，等他站停下来，你就朝他走过去，对他说：‘我是新来的……’”

参加秘密活动总是使人愉快，可是这次我觉得有点好笑：赤日炎炎，晴空万里，孤零零的一个人像一根不起眼的小草在田野上飘来飘去，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仅此而已。直到墓地大门口，我才撵上他，这时才看清他是个年轻人，有张干瘦的小脸，一双像鸟儿似的溜圆的眼睛目光严厉。他身着一件中学生的灰色大衣，不过锃亮的金属纽扣已全部掉光，钉上的是骨制黑纽扣，破旧的制帽上还留有帽徽的印痕，总的说来，看上去他有点稚气未脱、却一本正经的味道——似乎急于要显示自己已是个完全成熟的大人了。

我们在墓地中央，在密密匝匝的灌木丛的阴影下坐了下来。他说话干巴巴，脸绷得紧紧的，他整个人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叫我喜欢的。他厉声问我读过什么书，接着提出要我参加他创建的小组，我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就分手了。他先走，边走边小心翼翼地打量着空旷的田野。

加入这个小组的还有三四个年轻人，我是年龄最小的。在此之前我压根儿没看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述及车尔尼雪夫斯基[25]作的评注。我们是在师范学院的学生米洛夫斯基的住所开会的——他后来用叶列翁斯基这个笔名创作过一些短篇小说，写了厚厚的五大本后竟自杀身亡了——我遇到许多人都是这样无缘无故地结束自己生命的！

米洛夫斯基是个不声不响、思想保守、说话谨慎的人。他住在一个肮脏的屋子的地下室里，平时为了求得“身体与心灵”的平衡，也干些木匠活儿。跟他待在一起让人觉得枯燥乏味。读穆勒的书也吸引不了我，再说很快我便发现，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早已知道，而且已经融会贯通，因为就我的经历来说，这些原理我一看就懂。我似乎觉得凡是为“外人”的幸福和安逸耗费力气的人都十分明白这些原理，不必用深奥晦涩的文字来写上厚厚一本书。在这充满鱼胶气味的地下室里，望着肮脏的墙壁上爬来爬去的小虫子，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我感到实在疲惫不堪。

有一天，在通常集中的时间，小组的辅导老师来迟了，我们以为他肯定不会来了，就去买了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和黄瓜，打算小聚一次。蓦然，地下室窗外倏地闪过我们辅导老师的灰色裤腿；我们刚把伏特加藏到桌子底下，辅导老师就走到了我们跟前，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艰深的结论。我们大家都像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时时担心我们当中有人一伸腿把酒瓶碰倒了。然而，碰倒酒瓶的却是辅导老师，他往桌子底下瞥了一眼，没说一句话。唉，这还不如当时就把我们狠狠责骂一顿呢！

他的沉默不语，阴沉的脸色和那双气恼得稍稍眯缝起来的眼睛使我极其局促不安。我乜斜着眼瞅了瞅我的伙伴们个个羞得通红的脸，觉得自己对辅导老师犯了大错并深感歉意，虽说伏特加并不是我提出去买的。

这样的听课令人索然乏味，我很想到城外的鞑靼人居住区去，那儿心地善良而又蔼然可亲的人们过着一种特别的纯朴生活；他们操的是一口令人可笑的、发音不准的俄语。每逢傍晚，教士站在高高的清真寺塔楼上用奇特的嗓音召唤他们去做晚祷。我心里想，鞑靼人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不会是像我常常所体验和常常令我不快的那种生活。

伏尔加河上劳动生活悦耳的声音使我心驰神往：这种愉悦的声音至今令我陶醉；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感受到富有英雄诗意的劳动的那一天。

那天有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在喀山附近的水面上触礁，船底破漏搁浅。码头装卸工劳动小组的工人们带我一起去卸船。正值九月天气，上游刮来阵阵大风，灰蒙蒙的河面上波涛汹涌，大风猛烈地撕碎着浪花，下起了冷丝丝的秋雨。装卸工劳动小组有五十来个人，他们披着粗席或帆布，愁容满面地坐在空驳船的甲板上；一艘小拖轮喘着粗气，不断地朝风雨中喷吐着团团通红的火花，在使劲拽驳船。

入夜了。铅一般阴沉的、湿漉漉的天空渐渐黑下来，低垂在河的上方。装卸工们在嘟嘟囔囔、骂骂咧咧，一边咒骂着这风雨，咒骂着这生活，一边在甲板上爬来爬去，试图躲避风吹雨淋。我似乎觉得这些昏昏欲睡的人是干不了活的，也拯救不了快要沉没的货物。

快到半夜，小拖轮才拖着驳船驶抵货船搁浅的地方，装卸工们把空驳船靠上触礁搁浅的那艘货船。装卸组长是个狡黠而又凶狠的小老头儿，满脸雀斑、长着一双鹰眼和一个鹰钩鼻子，满口脏话。这时他从秃脑袋上摘下透湿的帽子，用婆娘的尖嗓音喊叫道：

“做祷告吧，伙计们！”

昏暗中，装卸工们在驳船甲板上聚成黑魆魆的一堆，像一群熊似的吼叫起来。组长最先做完祷告，便尖声尖气地叫道：

“点上灯笼！喂，伙计们，大显身手吧！使劲地干，孩子们！上帝保佑你们——开始吧！”

于是这些备受苦难、萎靡不振、浑身淋得透湿的人们开始“大显身手”了。他们犹如冲锋陷阵似的，纷纷纵身跳到那艘即将沉没的货船的甲板上，跳进船舱里。接着那里传来一片吆喝声、吼叫声，不时夹杂着俏皮话。在我周围，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和羊羔皮好像一只只绒毛枕头那样，轻盈地在飞来飞去，膀粗腰圆的身影在闪来闪去，不时地用怒吼、打呼哨、大肆谩骂来互相鼓劲，打起精神。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刚才还在沮丧地抱怨生活，抱怨刮风下雨和天寒地冻，受尽折磨、愁眉不展的人们，现在竟如此轻松愉快、手脚麻利地干起活来。这时雨下得更大，天气变得更冷，风也刮得更猛了，时不时吹开人们的衬衣，把下摆卷到头上，裸露出肚子。在水汽弥漫的黑暗中，在六盏灯笼微弱的灯火映照下，黑不溜秋的人们在跑来跑去，脚把货船的甲板踩得震天价响。他们干得十分卖劲，仿佛他们渴望这种劳动，仿佛早已企盼能享受这种抛着传递四普特重的米袋和扛着大包一溜小跑的乐趣。他们干得酣畅、欢快，犹如儿童们在兴致勃勃地做游戏，简直像搂抱女人一样令他们乐不可支。

一个身量很高、蓄着胡子、穿件紧腰长外衣的人，浑身湿漉漉、滑溜溜的——想必是货船的老板，要不就是货船的代理人——他突然鼓动性地大声喊道：

“英雄好汉们，干完了，我赏你们喝一维德罗[26]酒！玩命的小伙子们，两维德罗也行！快干哪！”

幽暗中，马上从四面八方传来几个人低沉的喊叫声：

“来三维德罗！”

“三维德罗没问题！干吧，尽快干吧！”

于是活儿干得犹如狂飙突起，越发卖劲了。

我也抓起米袋，拖去扔给他们，然后又跑回来抓另一袋。干着干着，我似乎觉得我自己和周围所有人都在打转转跳狂舞；似乎这些人真可以这样成年累月狂热地、愉快地干下去，不知疲倦，毫不怜惜自己；似乎他们能抓起城里的钟楼和清真寺塔，随意搬到哪儿去都行。

这个夜晚，我体验到了我从未体验过的愉悦，由衷地希望能在这种疯疯癫癫的狂热的干活气氛中度过一生。这时船舷外浊浪翻滚，大雨下在甲板上哗哗作响，河面上狂风呼啸。在拂晓的茫茫黑暗中，这些半裸着身子、浑身透湿的人急速地、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大声嚷嚷着，哈哈大笑着，欣赏着自己的力气和劳动成果。这时风驱散了大片浓厚的乌云，在湛蓝的耀眼的天空中露出一抹红彤彤的朝霞。这帮快活的苦力们一边甩着可亲的脸上湿淋淋的胡子，一边迎着阳光齐声喊叫起来。看到这群两条腿的“动物”干起活来这么聪明麻利，这么忘我地投入，真让人想拥抱他们，亲吻他们。

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那股欣喜而狂放的力量的暴发，这种力量能够在世上创造奇迹，能够像神话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一夜之间在整个世上盖起许多美丽的宫殿和城市。太阳对人们的劳动只露了一两分钟的脸，便又被浓厚的乌云遮住，湮没在云层中了，就像一个小孩掉入海里，被海水淹没了，这时又下起倾盆大雨。

“停工吧！”不知什么人喊道，人们顿时愤怒地吼道：

“谁敢停工！”

就这样，这帮半裸着身子的人们冒着如注的大雨，顶着呼呼的狂风，不停歇地一直干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才把一船货物卸完。此情此景不由得使我顿然感悟人类世界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随后他们回到小拖轮上，不一会儿个个像喝醉了似的倒下沉沉入睡了。待小拖轮靠上喀山码头，他们就如一股灰色的污泥浊流向岸边的沙滩蜂拥而去，奔小酒馆喝他们的三维德罗伏特加去了。

小偷巴什金也在那儿，他看见了我，走到我跟前，打量了我一会儿，问道：

“你跟他们干什么去了？”

我喜滋滋把这次去干活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他听完后叹了一口气，鄙视地说：

“大傻瓜。真是比傻瓜还傻，你是个白痴！”

说罢，他吹着口哨，像鱼儿游水一样摆动着身子，沿桌子之间窄小的过道走开了。这会儿装卸工们正坐在桌子边上吵吵嚷嚷地大吃大喝，而屋角有人用男高音唱起下流小调：

哎，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呀——

老爷的姨太太溜到花园里去幽会呀——哎！

这时十来个嗓音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同时用手掌拍打桌子：

守夜人巡视到这里呀，

一看，姨太太仰面躺在……

霎时大家哄然大笑，呼哨声、喊叫声响成一片，人们用极其下流无耻的腔调说着恐怕世上少有的污言秽语。

有一天有人介绍我与小食品杂货铺的老板安德烈·杰连科夫相识，他的小铺坐落在一条窄小的穷街的尽头，俯临着堆满垃圾的冲沟。

杰连科夫是个手患肌肉萎缩症的人，面容和善，留着斑白的胡子，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拥有一个全城最好的图书室，藏有一批禁书和珍本，吸引着喀山众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着革命志向的人来此借阅。

杰连科夫的小铺是一间低矮的披屋，毗连着一个从事银钱兑换的阉割派教徒的住宅。小铺里的一扇门直通大房间，房间里一点微弱的亮光是从窗外透进来的。走过这个房间，接着是逼仄的厨房。穿过厨房，就是披屋和正屋之间的黑魆魆的过道，在过道的角落里有个储藏室，那里面就是一个十分隐秘的小图书室。图书室里一部分书籍是用钢笔抄写在厚厚的练习簿上的——这样的书有拉夫罗夫[27]的《历史信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28]的一些文章，以及《沙皇就是饥饿》[29]和《巧妙的圈套》[30]等——这些手抄本全都给翻烂了、揉皱了。

我头一次来到食品杂货铺的时候，杰连科夫正忙于接待顾客，他向我点头示意那扇直通大房间的门，我走进去一看：昏暗的屋角里有个小老头跪着在虔诚地做祈祷，他与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肖像十分相像。我瞧着这个小老头儿，觉得有点乖戾和反常。

人们对我说过杰连科夫是个“民粹主义者”，在我的想象中民粹主义者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不应当信仰上帝。所以我觉得这个虔诚的小老头在这个屋子里是多余的。

他做完祈祷，仔细地抚摩一下斑白的头发和花白的胡子，端详了我一会儿，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您是谁？怎么，原来是您呀？我还以为是哪个化了装的大学生哩。”

“为什么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道。

“嗯，的确，”小老头轻声作答，“不管你怎么乔装打扮，上帝都能认出来！”

随后他走进厨房，我坐在窗口思忖起来，突然听到高喊声：

“他平日就是这个模样的呀！”

这时发现厨房门口站着一个姑娘，她穿着白衣服，浅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浮肿的脸上挂着微笑，一双蓝莹莹的眼睛熠熠闪亮。她的模样酷似廉价的油画石印画上的天使。

“您干吗这样战战兢兢的呢？难道我如此骇人吗？”她用细声细气的发颤的嗓音说，并且扶住墙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移过来，好像她脚下踩的不是坚固的地板，而是架在空中的摇摇晃晃的钢丝绳。她连走路都不会，这情形使她更像来自另一世界的怪人。她浑身颤抖，仿佛脚底扎进了针，墙壁灼伤了她那双孩童般浮肿的手。十指僵得一点儿也动弹不得。

我默默无言地站在她面前，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窘迫和深切的怜悯之情。这个昏暗的屋子里一切都是不同寻常的。

姑娘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好像担心椅子随时会从她身子底下飞出去似的。然后她傻呵呵地告诉我（一般人谁也不会这么做），她开始下地才第五天，而在此之前，她卧床休息了几乎三个月——她的手和脚都动弹不得了。

“这是一种神经方面的疾病，”她面带微笑地说。

记得当时我很想告诉她，她的这种症状还有别的解释；对于老是躺在这么一个令人奇怪的房间里的姑娘来说，只是说患的是神经方面的疾病，这也未免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所有家什都紧靠着墙壁，而在屋角的圣像前点着一盏十分明亮的长明灯，大餐桌的白桌布上无缘无故地晃动着长明灯铜吊链的影子。

“我听到很多关于您的事情，于是就很想来瞧瞧您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我听来，她的嗓音像尖细的童声。

这姑娘用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目光打量着我，我发现她的一双蓝眼睛里透出一种洞穿一切的神气。对这样的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什么了。于是我只得沉默不语，细瞧起墙上挂着的赫尔岑[31]、达尔文和加里波第[32]的肖像来。

这当儿从食品杂货铺里跑出来一个年岁与我相当的小伙子，长着一头浅色头发，眼睛里露出放肆无礼的神色。他用断断续续的嗓音大声喊道：“你干吗要出来呀，玛丽娅？”接着便立刻消失在厨房里。

“他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正在产科进修班学习，唉，现在却害了病。为什么您不说话？您怕难为情吗？”

安德烈·杰连科夫把那条肌肉萎缩的胳膊插在怀里，走了进来；他默默无言地用另一只手抚摩了一阵妹妹柔软的头发，把头发弄得散乱，随即问我来找什么活儿？

而后又进来一个长着一头火红色鬈发、身材匀称、有一双绿莹莹的眼睛的小姑娘，她严厉地瞥了我一眼，挽起穿白衣服的姑娘的手，说了一句：“够了，玛丽娅！”便扶她走了。

对一个大姑娘直呼其名，这未免不太礼貌。

我也走了出去，心里焦虑不安，第二天傍晚我又来到这个地方，试图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及靠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他们生活在这里，真令人奇怪。

那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脸色苍白，白得像透明似的。他坐在角落里望着，面露淡淡的笑容，翕动着发黑的嘴唇，仿佛在央求：

“你们别来碰我！”

他胆小如鼠，老是惶惶不安的，总担心会有什么不幸降临到头上——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一只手患肌肉萎缩症的安德烈，身穿一件胸前抹得油脂麻花、沾满了像树皮似的硬面粉疙瘩的灰色上衣，斜着身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愧悔地微笑着，好像一个因顽皮而刚得到宽容的小孩。二弟阿列克谢——一个又懒又粗鲁的小伙子常在铺子里帮他做生意。三弟伊万还在师范学院念书，平日住在学生宿舍里，只是逢年过节才回家一趟；他个子矮小，穿着干净整洁，头发梳得光光的，颇有老官吏的风度。害病的玛丽娅住在阁楼上，难得下来。她一来，我就觉得不自在，似乎身子被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一样。

操持杰连科夫一家家务的是那个跟阉割派教徒房东住在一起的女人，她长得又高又瘦，有一张木偶似的脸和一双凶狠的修女般的神色严厉的眼睛。常在这儿转悠的还有她那长着一头火红头发的女儿娜斯佳。当她那双绿眼睛瞧着男人的时候，她那个尖鼻子的鼻孔就会抽动起来。

不过在杰连科夫家人的住宅里真正的主人却是一些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帮爱吵吵闹闹的人，他们老是为俄国人民操心，始终为俄国的未来担忧。他们看到报上的某些文章，或者刚刚读到某些书中的结论，或者听到城里和大学里发生的某些事件，总会激动不安，当晚就会从喀山四面八方跑到杰连科夫的小铺来，展开激烈的争论或者悄悄进行交谈。他们往往随身带来厚厚的书，一边用手指戳着书页，一边相互大声嚷嚷，各自肯定自己喜欢的真理。

不消说，我闹不大清楚这些争论，依我看，在这种滔滔不绝的空话中真理已经变得微乎其微，就如穷人家的稀菜汤里漂着的点点油花一样。有些大学生不禁使我联想到伏尔加河沿岸教派信徒中的那些诵读经卷的老头儿，但是我明白，我在这里所看见的大学生，他们都打算让生活变得美好，虽然他们的赤诚之心在空话连篇的侈谈中打了折扣，但是还未泯灭。他们力图解决的问题我是清楚的，而且我觉得自己也在切身关心能否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我常常觉得大学生们的话说出了我隐藏在心里的思想，所以我对他们的话几乎是欣喜若狂的，就像一个囚犯刚获得自由那样。

大学生们打量我，就如木匠细瞧一块能做出一件不同寻常的家什来的木料似的。

“一个天生有才的人！”他们常常这样把我推荐给对方，而且还带着一种自豪，宛如流浪儿把路上捡到的一枚五戈比铜板拿给别人看一样。我不喜欢别人管我叫“天生有才的人”、“人民的宠儿”——我倒觉得自己是个生活的弃儿，有时来指导我读书的大学生给我施加压力，使我感到十分痛苦。有一天，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连书名都看不懂的书《格言与箴言》[33]，我顿时很想读一读这本书，于是我向一位神学院的大学生去借。

“瞧您！”这个未来的大主教，脑袋长得像个黑人、有一头鬈发、嘴唇厚厚的、龇着牙的大学生讥刺地说，“老弟，这是无稽之谈。给你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而不适合你读的一类书，你就别煞费苦心去借了！”

这个大学生粗鲁的口气大大刺伤了我的心。不消说，我后来去买了这本书。买书的钱，一部分是在码头上挣来的，一部分是向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所买的第一本正经的书，这本书至今我还珍藏着。

总的说来，这些大学生对待我是相当严厉的。譬如，有一次我读了《社会科学入门》[34]，似乎觉得作者过分夸大了游牧部落在安排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对富有创新精神的游民和猎人贬损了一番。我向一个语文系的大学生说出自己的疑问，可是他在他那婆娘似的脸上骤然显露出一副威严的神色，花了整整一小时，对我大谈起“批评权”来。

“要拥有批评权，首先得坚信一种真理，可是你坚信的是什么真理呢？”他问我。

他是个哪怕走在街上也要读书的人，时常走在人行道上，用书遮住脸，走着走着就撞着了行人。在他不幸患了斑疹伤寒，躺在自己的小阁楼上的时候，他还大声嚷嚷：

“道德应当把自由要素跟强制要素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和谐地，和——和——和谐……”

这个大学生身体孱弱，由于长期忍饥挨饿显得病恹恹的，现在由于执著寻求永恒的真理而弄得心力交瘁。除了读书，他不知道世上有任何别的欢乐，不过一旦他认为他把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调和一致时，他那双温和的黑眼睛就会含笑盈盈，闪现出儿童般幸福的光芒。在喀山那段生活结束之后过了十年，我在哈尔科夫又遇见了他，当时他在凯姆流放五年期满，回来重又入大学念书。在我看来，他钻进了调和矛盾的重重思维堆中而不能自拔；在他害肺痨病快死的时候，他还在竭力调和尼采[35]与马克思的矛盾。有一天他伸出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抓住我的双手，嘴里在咯血，喉咙里呼哧呼哧地说：

“矛盾不统一，就无法活下去！”

后来他去上学的途中不幸死在电车上。

这一类为了理性而受尽折磨的人我见过不少——他们永远值得我怀念。

平时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人常到杰连科夫的住宅里来聚会，其中有个名叫潘捷列伊蒙·佐藤的神学院的日本大学生。有时还有一个身材高大、胸膛宽阔、蓄着大胡子、剃个鞑靼式光头的人到场。他时常穿一件灰色紧身的卡萨金[36]，纽扣一直扣到下巴颏。他总是坐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叼着短烟斗，用一双静以观察的灰色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目光常常凝视着我的脸，因而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打量我，不知为什么我就害怕起他来。他那副沉默不语的模样使我纳闷。周围的人都在滔滔不绝、毫无顾忌地大声说话，不消说，这种说话声越是尖锐刺耳，我心里就越是喜欢。很久以后我才猜透，在他们振振有词的交谈中常常隐藏着可怜而又虚伪的思想。然而这个满脸大胡子的大高个儿在沉思什么呢？

大家管他叫一撮毛，似乎除了安德烈，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不久我才知道，这个人不久前刚从雅库茨克流放地回来，他在那里过了十年流放生活。这越加增添了我对他的兴趣，但是并没有使我鼓起同他相识的勇气，尽管我不怕难为情，不怕见生人，而且恰恰相反，我心中充满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好奇心，渴望尽快了解他的一切。这种性格使我一辈子做不成一件像像样样的事。

当他们谈论人民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的思索竟与这些人的想法不一样，这使我感到惊异和失去自信。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集一切美好、正义和伟大之开端于一身的生命体。可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的只有木匠、装卸工、泥瓦匠，还见过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可是眼下他们谈论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而且把自己的地位看得比他们低，甘愿服从他们的意志。然而我似乎觉得，正是这些人体现了美德和思想的伟大，在他们身上集中和显示了以新的仁爱精神去对待生活，去自由创建生活的善良的仁爱意愿。

在此之前，在我生活在其中的那些人身上，我从没发现什么仁爱，可是在这儿，在他们的每句话里都有这种仁爱，每道目光里都闪现这种仁爱。

这些人民崇拜者的话语像一阵甘霖洒入我的心田，那些反映农村暗无天日的生活和描写受苦受难的农民的内容最朴素的文学作品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我觉得只要有对人类深深的爱，热烈的爱，就能从中激发起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来探索和领会生活的含义。以后我不再为自己多考虑，开始更多地关注别人了。

有一天安德烈·杰连科夫信任地告诉我，他把做生意赚来的不多的钱全部资助那些相信“人民的幸福重于一切”的人了。他像个虔诚的教堂执事为大主教做事一样，常在那些爱读书的人中间转悠，并不掩饰自己对他们博学多才的欣喜之情。他常常面露幸福的笑容，把一只肌肉萎缩的手塞到怀里，用另一只手抚摩着柔软的胡子，问我：

“这好不好？我看，就是好！”

可是有一天，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个像鹅叫似的嗓音——持不同看法，起来反对这些民粹派大学生，这时杰连科夫惶恐不安地闭上眼睛，喃喃说道：

“真是个扰乱分子！”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大学生的态度同我差不多，但是大学生们对他的态度，在我看来，却显得粗暴无礼，就像老爷对待奴仆，对待小酒馆里的侍从一样。这一点他本人并没察觉。每当送走客人后，他总是留我在他那里过夜。于是我们把房间打扫干净，就在地板上铺上毡子躺了下来。接着在长明灯幽暗的灯光下，久久地低声倾心交谈。他怀着教徒那种暗自喜悦的心情对我说：

“等有了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好人，他们把俄国所有重要位置都占领了，那就会马上把整个生活翻个个儿！”

杰连科夫比我大十岁，我发现他很喜欢火红头发的娜斯佳。当着众人的面，他总是以老板命令式的口吻冷冷地跟她说话，而且竭力不瞧着她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睛。可是等到她走开时，他就用眷恋的目光望着她离去；当单独跟她交谈时，他就局促不安，怯生生地微笑，不住地捋胡子。这一切令人感到格外有趣。

他的小妹妹也时常待在屋角静观他们激烈地争论。她那张孩子气的脸令人可笑地紧绷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全神贯注地听着。每当听到特别刺耳的话时，她就会出声地叹口气，好像被当头浇了盆冷水。一个头发火红的医学系的大学生，老是像只大公鸡似的围着她转来转去，压低嗓音，神秘兮兮地跟她说些什么，一边还威严地皱起眉头。

秋天来到了，我找不到固定的活儿干是没法活命的。我被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常常靠别人来养活，而这种滋味是十分不好受的。必须找个“活计”来过冬，于是我到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铺去干活。

我所写的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诺夫》、《二十六个和一个》中述说的就是这一时期的生活。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但也是一个颇有教益的时期。

肉体上的折磨固然痛苦，精神上的折磨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我来到面包铺的地下室之后，好像在我与那些以前每天见面、每天听他们说话的人之间筑起了一堵“遗忘的墙”。他们当中谁也不来面包铺的作坊看我，而我由于一昼夜干十四小时的活，也无法脱身去杰连科夫那儿。节假日要么睡觉，要么跟干活的伙伴们待在一起。一些伙伴最初几天就把我看作一个逗人取笑的小丑，另一些伙伴对待我就像天真的孩子喜爱会讲有趣的故事的人一样。鬼知道我常对他们讲些什么，但是我所讲的自然是些能激起他们憧憬未来的趣事，使他们想望将来过上另一种更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有时候我讲得很成功，看到他们浮肿的脸上显露出富有同情心的忧伤，眼睛里燃起怨恨和愤懑的火花，我便感到十分高兴，并自傲地认为我在“做人民的工作”，在“教育”他们了。

不消说，我更多的是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知识缺乏，甚至连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都不能解答。这时我就觉得自己被抛进一个黑魆魆的地窖里，那里的人们像群蛆虫似的在蠢蠢爬动，竭力回避现实生活，只是到小酒馆去借酒浇愁，或者投到妓女冰冷的怀抱里去销魂。

他们在每月领工钱的那一天必定要去逛妓院。离这个幸福的日子还有一礼拜，他们就津津乐道地谈论那种乐事了。待寻欢作乐之后，他们又久久地交谈亲身感受到的乐趣。他们在交谈中常常不知羞耻地吹嘘性交的能耐，玩弄妓女的本领，他们一边谈论，一边不时嫌恶地吐唾沫。

但是说来真奇怪！——我听到这些交谈，觉得好像这是种悲哀和羞耻。我发现在“逍遥宫”里，花一卢布便可以让一个烟花女陪上一个通宵，我的伙伴们在那儿局促不安，像犯罪一样——在我看来，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有几个伙伴举止十分放肆，毫无顾忌，我觉得他们只是故作潇洒，假装大胆。两性关系引起我的极大好奇，于是我也特别敏锐地观察起这一类事情来。我自己还不曾受过女人的抚爱，这使我处于令人不快的境地：妓女和伙伴们常常恶狠狠地挖苦我。不久，他们就不再叫我一起去“逍遥宫”了，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老弟，你别再跟我们一起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带你去不痛快。”

我马上紧紧抓住这句话不放，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当时没能让他们说说清楚。

“你这个人呀！告诉你别去，就别去！带你去真乏味……”

只有阿尔乔姆冷笑着对我说：

“跟你去，就像跟着牧师或神父似的。”

那些妓女起初嘲笑我太拘谨，后来生气地问我：

“你是嫌弃我们吧？”

四十岁的“姑娘”、胖乎乎的漂亮的波兰人捷列扎·博鲁塔是那里的“管家”，她用纯种良狗似的聪明的眼睛瞧着我，说：

“姑娘们，别缠住他啦，他一定是有意中人了，是不是？这样的健壮小伙子一定是被心上人给迷住了，肯定是的！”

这女人是个酒鬼，好酒贪杯，喝醉了，便丑态百出，令人作呕，而在头脑清醒时，她那种对人们深思熟虑的态度，沉静地揣摩人们的所作所为的方式又使我惊异。

“来这里的最令人莫名其妙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真的，”有一天她对我的伙伴们说。“他们竟然这样戏弄姑娘们：他们先吩咐在地板上抹上肥皂，再叫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四肢朝下，手脚分别支在四只瓷盘子上，然后他们朝她的臀部用力一推：看她在地板上能滑出多远？这个完了，再来另一个。就这样胡闹。干吗要这样呢？”

“你在撒谎！”我说。

“哎哟，不是撒谎！”捷列扎大声喊道，并没生气，口气平和，不过这种平和让人有点难受。

“这是你虚构的！”

“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虚构出这种故事呢？难道我是个疯子？”她瞪着眼睛问我。

这会儿人们都竖耳倾听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依然用平静的声调详细述说那些嫖客瞎胡闹的事，她这么说来说去，只是要弄明白这么一点：他们干吗要这么做？

那些听的人厌恶地不断吐唾沫，强烈地痛斥大学生，我发现捷列扎以此来煽起别人对我所喜爱的那些大学生的愤恨，就说那些大学生是爱人民的，希望人民能得到幸福。

“不错，你说的是复活街上那所大学的大学生，我说的是城外阿尔斯克平原上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将来都是神职人员，过去都是孤儿，而孤儿长大了，一定是个窃贼，或是个调皮捣蛋的人和坏人。这些孤儿什么也不会留恋！”

“管家”的从容述说，妓女们对来这儿的大学生、官员以及一般自称为“洁身自好的客人”的刻骨的怨恨，不仅在我那些伙伴们的心中引起厌恶和愤慨，而且几乎激起喜悦之情，他们说：

“这么说，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咱们还不如！”

我听了这句话，心中感到沉重、悲哀。我目睹着那些人就像城里的污水流向污水坑似的汇聚到这儿半明半暗的小房间里来，在烟雾弥漫的烈火中沸腾着，然后带着满腹怨气和愤恨又回到城里去。我观察到那些人出于动物的本能和由于生活的无聊而来这儿寻花问柳，用荒诞的语言唱些凄楚的动人心弦的爱情歌曲，撒播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生活中的丑闻怪事，嘲笑和发泄对那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的愤恨。我也发现，这座“逍遥宫”也是所大学，在这里我的伙伴们认识了人间最丑陋的事物。

在这里我细瞧着，那些“让人开心的姑娘”如何懒洋洋地拖着脚步在肮脏的地板上沙沙地走来走去，如何在手风琴连续不断的哀鸣声，或破旧钢琴刺耳的颤音中令人厌恶地摆着纤弱的身子。我瞧着，脑海里不由得出现一些模糊不清、但忐忑不安的想法。周围的一切令人觉得十分无聊，想离去但又无能为力，不免使我感到沮丧。

回到面包铺的作坊，我讲起有人在大公无私地探索一条为人民谋取自由和幸福的道路，立时遭到反驳：

“姑娘们说他们那些人做的不是那回事儿！”

他们不留情面、无耻而又恶毒地讥刺我，而此时我觉得自己像条机灵的小狗，哪儿也不比他们那些大狗蠢，反而更勇敢——于是我也大发雷霆了。这时我才开始懂得，思考人生的痛苦不会比生活本身来得轻松，有时我心中会迸发出对这些顽梗不化的伙伴的憎恨。他们甘愿遭受醉鬼老板的恣意凌辱，这种不可救药的驯顺和忍受尤其使我怒火中烧。

正是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好像故意跟我过不去似的，我又接触到了一个崭新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实质上与我是敌对的，但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

一个暴风雪的夜晚，狂风怒号，好像要把灰蒙蒙的苍穹撕成碎片，好像碎片纷纷扬扬地撒落下来，将大地覆盖上一个个雪堆；又好像世界已经走向尽头，太阳西沉，再也不会升起来了，就在这么一个谢肉节[37]的夜晚，我从杰连科夫那里回面包铺的作坊去。我稍稍闭上眼睛，顶着大风，在一片被搅得昏天黑地的飞雪中迈步走着，突然我绊在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行人身上，摔倒了。我们两人马上对骂开了，我操俄语，他操法语：

“啊，魔鬼……”

他这么说倒引起我的好奇心，我扶他站起来，原来他是矮个儿，身子很轻。这时他一把推开我，怒气冲冲地喊道：

“我的帽子哪儿去了？真见鬼！快把帽子给我！我要冻坏啦！”

我在雪地里找到了帽子，捡起来抖了抖，戴在他那头发直竖的脑袋上，但是他又摘下帽子，一边挥着，一边用俄法两种语言交错地詈骂，撵我走：

“快滚！”

说罢，他倏地往前冲去，消失在茫茫的雪夜里。我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又看见了他：他抱住路灯已熄灭的木头路灯杆站着。这时他肯定地说：

“列娜，我要死了……啊，列娜……”

显而易见，他是喝醉了，要是我把他撇在街上不管，他大概会冻死的。于是我问他住在哪儿。

“这是什么街？”他嗓子里含着眼泪大声嚷道。“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我搂住他的腰，领他走，一边问他住在哪儿。

“住在布拉克街，”他嘟嘟囔囔说，身子直发抖。“住在布拉克街……那里有座澡堂，澡堂过去那幢屋子……”

他步履蹒跚，东倒西歪，弄得我也走不好。我只听见他冻得上下牙打架的格格响声。

“要是你知道，[38]”他嘟嘟哝哝说，一边推搡着我。

“你说什么？”

这时他停下脚步，举起一只手，说得清晰了——我似乎觉得他嗓音中带点高傲。他说：

“要是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到哪儿去就好了……”[39]

说着他把手指放到嘴里哈气，身子直摇晃，几乎要摔倒。我蹲下身，把他背起来继续走。在背上他把下巴颏贴在我的后脑壳上，唠唠叨叨地说：

“要是你知道……我快冻死啦，啊，上帝……”

到了布拉克街坊，我费了好大劲才从他口中得知他住在哪座屋子。末了，我们走进一间坐落在院子深处、湮没在暴风雪中的小厢房的过道里。他摸索了一阵房门，然后小心翼翼地敲起门，并对我提醒道：

“嘘！轻点儿……”

来开门的是个穿着粉红色睡袍的女人，她一只手拿着点燃着蜡烛的烛台。把我们让进屋后，她就默默地退到一边，随后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个长柄眼镜，细瞧起我来。

我对她说，这个人看来手冻僵了，必须马上给他脱掉衣服，让他躺到床上去。

“是吗？”她用青春少女般的响亮嗓音问。

“得把他的两只手浸在凉水里……”

这时她只是默默地用长柄眼镜往屋角指了指，那里的画架上搁着一幅绘有小河和树木的风景画。我惊异地望着这女人神情异常呆板的脸，她却向屋角走去，在一张桌子跟前坐了下来——桌上点燃着一盏带粉红色灯罩的台灯——接着她从桌上拿起一张红桃杰克扑克牌，仔细察看起来。

“您有伏特加吗？”我大声问道。她没回答我，只顾在桌上摆纸牌。我背回来的那个人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两只通红的手紧贴在身边。我把他放到长沙发上，给他脱下衣服。那时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好像在做梦一样。我对面长沙发上方的墙壁上，贴满了相片，在相片中一只缀着白绦带蝴蝶结的金色花环闪现出隐隐约约的亮光，白绦带的一端印着一行烫金的字：

献给绝色美人吉尔达[40]。

“真见鬼，轻点儿！”当我开始给那个人搓手的时候，他呻吟起来。

这个女人忧心忡忡、一声不吭地仍在摆纸牌。她长着一条鸟喙似的尖鼻子，一双大眼睛呆板无神。这当儿她伸出两只少女般的手，把自己蓬松得像假发似的灰白头发再弄弄松，接着用轻柔而又响亮的嗓音问：

“乔治，你看见米沙了吗？”

这时这个躺着的乔治把我推开，一骨碌坐起来，赶忙说：

“要知道，他到基辅去了……”

“对，他到基辅去了，”那个女人重复道，眼睛仍然盯着纸牌。这当儿我也发现，她的嗓音听起来又单调又冷漠。

“他很快就会回来……”

“是吗？”

“是的！很快。”

“是吗？”那女人重复了一遍。

衣服脱掉一半的乔治霍地从长沙发上跳到地板上，蹦了两下，跑到女人脚边跪了下来，用法语对她说了什么。

“我才不担心呢，”她操俄语回答。

“你可知道我刚才迷路了？外面大雪弥漫，寒风刺骨，我以为我会冻死在街头呢，”乔治急匆匆地说，一边抚摩着她放在膝上的一只手。他已有四十来岁，有一张红扑扑、厚嘴唇的脸，还留着黑唇髭，看上去显得惶惶不安、心神不宁。他时常狠狠地搓揉圆脑袋上直竖的灰白头发，说话时头脑也越来越清醒了。

“咱们明天就去基辅，”那个女人说，口气既像是发问，又像是肯定。

“好吧，明天就去！可是你应当休息了。为什么你不去躺下？夜已经很深了……”

“米沙今天不回来吗？”

“哦，是的，不回来！这么大的暴风雪……我们走，送你去躺下吧……”

他拿起桌上的油灯，扶着她朝书橱后面的一扇小门走去。在那儿我独自一人坐了许久，什么也不想，只听着他那有点嘶哑的低语声。暴风雪犹如毛茸茸的爪子沙沙地拍打着窗玻璃。地板上，在雪融化的水洼里怯生生地映照出蜡烛的火苗。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家什，充满了暖烘烘的怪味儿，使人昏昏欲睡。

瞧，乔治摇摇晃晃地出来了，他两手捧着油灯，灯罩叮叮当当地直碰灯芯玻璃。

“她躺下了。”

他把油灯放到桌子上，若有所思地在屋子中央站停下来，不瞧着我开腔道：

“唉，怎么说呢？要是没有你，我大概已经冻死了……谢谢啦！你是什么人？”

这时他侧着脑袋，竖耳倾听着隔壁房间里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响声，身子不住地哆嗦。

“她是您的妻子？”我悄声地问。

“是的。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全部生命！”他望着地上，声音不大、一句一顿地说，然后又用两只手掌狠狠地搓揉起头来。

“您喝点茶吧，啊？”

可是他心不在焉地朝门口走去，接着又站停下来，想起他的女仆吃鱼吃坏了肚子，已经送进了医院。

我建议去烧茶炊，他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会儿他显然忘了他衣服脱掉了一半，光着脚板在潮湿的地板上吧嗒吧嗒地走着，把我带进一间小厨房里。在那里他背靠着炉子，又重复了一遍：

“要是没有你，我就冻死了，谢谢啦！”

蓦地，他颤栗了一下，惊骇地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要是真的那样，她会怎么样呢？啊，上帝……”

他望着黑糊糊的门洞，急速而又低声地说：

“你瞧，她是个有病的人。她有个儿子，是音乐家，在莫斯科开枪自杀了，可是她一直在等候他回来，瞧，几乎已经等了两年……”

随后，在我们一起喝茶的时候，他哩哩啦啦地说了些不同寻常的情况。他说这个女人是个地主，他本人是个历史教师，曾给她儿子当家庭补习教师，后来爱上了她，她离弃了自己的丈夫，一个德国男爵，去歌剧院演出，他们俩生活得非常融洽，尽管她的前夫千方百计想破坏她的生活。

他稍稍眯缝起眼睛，一边述说着，一边紧张地细瞧着昏暗、肮脏的厨房里的什么东西，那里火炉边的地板已经腐烂。他呷了一口茶，被热气烫了一下，顿时皱眉蹙额，一双圆圆的眼睛胆怯地眨巴起来。

“你是什么人？”他又问。“哦，做面包的，工人。奇怪，又不像。这是怎么回事？”

他的问话听起来显得不安，他用一种受了伤害的人的目光不信任地瞧着我。

我简要地谈了自己的情况。

“原来如此！”他轻轻地叫了一声。“哦，原来如此呀！……”

这当儿他突然活跃起来，问道：

“你知道《丑小鸭》[41]的故事吗？读过吗？”

他的脸歪扭着，他愤然地述说起来，那不自然地拔高到近乎尖叫的嘶哑嗓音令我惊异。

“这个故事十分诱人！在像你这样的年岁，我也曾经想过：我会不会变成一只天鹅？可是现在，瞧……我本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的父亲是神父，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曾在巴黎研究过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不错，我写过文章。啊，这一切怎么会这样……”

他冷不丁跳起来，坐到椅子上，侧耳倾听一会儿里屋的动静，然后又对我说：

“进化是人们臆想出来的聊以自慰的说法！生活本是缺乏理性、没有意义的。没有奴隶制度，就不会有进步，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就会停滞不前。要是我们想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自在，劳动强度有所减轻，那只会使生活变得更复杂，劳动更繁重。工厂和机器的作用就是为了制造一架又一架机器，这真是蠢事！这样，工人会越来越多，而只有生产粮食的农民才是必不可少的。粮食，这是必须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切。一个人需要的越少，他的幸福就越多；希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是这种令人震惊的思想正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而且说得如此尖锐，如此坦率，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他激奋地尖叫一声，马上用胆怯的目光凝视着里屋的门，听了听动静，里面没什么声音，然后又几乎怒气冲冲地低声说：

“要明白，每个人需要的并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

于是他用神秘的低声、我从未听到过的词儿和从未读到过的诗句谈起女人来——他突然间变得有点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雅特里齐[42]、菲娅美达[43]、劳拉[44]、妮侬[45]，”他低声说出几个我陌生的名字，讲述了一些恋爱中的国王和诗人的故事，读了一些法国诗作，读的时候还用纤细的、裸露到胳膊肘的手打拍子。

“爱情和饥饿主宰着世界，”我听到他热烈地低语，不禁想起这是一本革命的小册子《沙皇就是饥饿》书名下面的副标题，这使我觉得他的话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思想使我大为惊讶。

早晨我走出厨房时，墙上的小挂钟才六点零几分。我在灰蒙蒙的雾霭中踏着积雪向前走去，听着暴风雪的怒吼，想起那个受尽折磨的人发出的狂怒的尖叫，顿时觉得他的话如鲠在喉，憋得我难受。我真不愿回面包铺的作坊去，不愿看见什么人，于是任凭身上积起厚厚的雪，在鞑靼区的街头徘徊，一直转悠到天亮，茫茫大雪中影影绰绰出现行人的身影为止。

此后我再没有遇见过那位历史教师，再说我也不愿意再遇见他。但是以后我不止一次听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得不到好处，——这么说的有目不识丁的云游四方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46]”及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人。说这些话的，还有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和新活力论[47]派的生物学家以及其他许多人。不过，这些思想现在听起来不像第一次听到时那样令我大为吃惊了。

瞧，约摸两年前，在头一次听到那位教师谈起这个话题之后过了三十年，我突然从一位熟识的老工人口中又听到差不多用相同的话说出的那种思想。

有一天我跟这位老工人“倾心”交谈，时常苦笑地自嘲为“政治上的庸人”的他用一种似乎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极其坦率的口气对我说：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48]，我什么也不需要，对我来说科学院啦，科学啦，飞机啦，统统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僻静的角落，还要一个婆娘，让我随时能亲吻她，而她只要心灵上、肉体上忠诚于我——这就行了！您是按知识分子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您已经中了毒。在您看来，思想比人还重要，您是否像犹太人那样，认为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49]呢？”

“犹太人并不这么认为……”

“鬼知道他们怎么认为，这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民族，”他自己回答，随手把烟头往河里一扔，看着它漂去。

皓月当空的秋夜，我们坐在涅瓦河岸的花岗石长凳上，我们俩白天一直为无谓的紧张奔忙而弄得精疲力竭，但想做件有益的善事也枉然。

“您跟我们待在一起，可是跟我们不一样，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继续沉思地悄声说。“知识分子喜欢闹腾，他们世世代代就爱结党谋乱。正如基督这个空想家为赎人类的罪恶瞎闹腾一样，所有知识分子也这样为实现乌托邦乱闹。一个空想家闹起来，那些社会渣滓、坏蛋、恶棍马上就跟他一起闹。他们这些人全都藏着一肚子坏水，因为他们看到生活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工人起义是为了革命，他们要求对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进行合理分配。当他们完全夺取政权以后，您以为他们会赞成建立国家吗？无论如何也不会的！到那时，他们就各奔东西，为了个人的安全，人人都去寻找自己的安乐窝……”

“您要说机器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套勒得更紧，把我们的身子捆得更牢。是的，我们需要的是从多余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人们都希望过平静的日子。工厂和科学都不会给人以平静。其实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如果我只需一间小小的屋子，那我何必要去建一座城市呢？城市里人们住得很挤，而且有自来水管道、下水道和电灯。如果没有这些，试试看，那日子过得将会多么轻松！的确是，我们有许多多余的东西，这全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因此我说：知识分子是有害群体。”

我说过，世上没有人会像我们俄国人这样一口断定生活变得毫无意义的。

“俄国人在精神上是自由的，”我的交谈者微微一笑。“不过您别生气，我可以肯定，我们千百万人都这么认为，只是不说出来而已……生活应当安排得简单，那么生活就会使人们觉得更亲切……”

这个工人从来就不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倾向过无政府主义，我对他的思想变化状况了解得十分清楚。

在同他交谈之后，我不由得琢磨：莫非千百万俄国人真的仅仅因为心底里怀着从劳动中解脱出来的期望而甘愿忍受革命的千辛万苦？付出最少的劳动，得到最大的享乐，这说法就如一切无法实现的幻想、各种乌托邦一样太诱人了。

这当儿我想起了亨利克·易卜生[50]的一首诗：

他们可是说我变成保守派？

不，我毕生的信念坚决不改。

你出车跳马未必会把对手将死，

重摆一盘棋吧，我来当你的棋子儿。

须知我只承认一种革命，

决不能由三心二意者执行。

论光荣与彻底当以它为最，

我指的是创世记的洪水[51]。

即使那时，魔王也会失算！

瞧吧，来了挪亚[52]。，他将主宰波澜。

让我们再一次来刨根究底，

言与行必须合而为一。

你把世界淹齐了咽喉，

我却乐于用鱼雷袭击方舟！

杰连科夫的那个小铺收入微薄，可是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却日见增长。

“得想点什么办法，”安德烈心事重重地捋捋胡子，说。他愧疚地微笑着，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似乎觉得他把自己当作一个被判无期徒刑、来替人们服苦役的人，虽说他安于忍受这种惩罚，但是有时毕竟使他感到不堪重负。

我曾不止一次用不同的方式问他：

“您为什么这么做呢？”

显然，他弄不懂我的问话，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时，他书卷气十足、令人费解地说起人民苦难的生活，谈到必须让他们受教育，获得知识。

“啊，您说人们想获得知识，在寻求知识吗？”

“嗯，那可不！当然！您不是也想吗？”

不错，我也想。但我记得那位历史教师的话：

“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尖刻挖苦生活的思想，一个十七岁的人听了是有害的，况且听得多了，这种思想就变得迟钝无力了，而听的人也不会得到益处。

平时我发现一种现象：人们往往喜欢听有趣的故事，因为听故事能使他们暂时忘却艰难的、但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故事越是“虚构”，人们越是想听。一本有许多生动的“虚构”情节的书，才是最有趣的。简言之，我看这种现象就如堕五里雾中，完全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时杰连科夫想开一家面包铺。我记得当时曾作过十分精确的盘算，做这种生意每一次资金周转可赚回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他指定我做面包师的“下手”，作为他派遣的“亲信”去监视面包师干活，使他不敢偷窃面包铺里的面粉、鸡蛋、黄油和烤熟的面包。

于是我从肮脏的大地下室搬到较干净的小地下室来了，那儿打扫屋子也是我的职责范围。现在我面对的不是四十个人的一大帮，而只是一个人。这个面包师已两鬓斑白，蓄着一把楔形胡子，有一张枯瘦熏黑了的脸，一双深思的黑眼睛和一张怪模怪样的嘴：小小的，像鲈鱼嘴，厚厚的丰满的嘴唇抿得紧紧的，仿佛想要跟人亲吻似的。在他的眼睛里蕴含着一种嘲笑人的神气。

不消说，面包师常偷东西，就在我们一起干活的头一个夜晚，他就把十只鸡蛋、大约三俄磅的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搁到一边。

“你这是干吗用？”

“这是给一个小姑娘留的，”他友好地说，接着皱了一下鼻梁，补了一句：“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

我试着劝说他，偷窃是一种犯罪行为。可是不知我笨口拙舌呢，还是我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我试图说服他的理由，我说出的话没有效果。

面包师躺在放发面的柜子上，眼睛瞧着窗外的星星，神色惊异地嘟囔道：

“他也敢教训我！第一次见面，就训斥人！论年龄，他比我小两个辈分呢。真可笑……”

他望了望星星，问我：

“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在什么人那儿干过活？在谢苗诺夫那儿？就是闹过乱子的那家铺子？是的。哦，这么说，我是做梦见到过你……”

过了几天，我便发现这个面包师十分嗜睡，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处于什么状态，即便站立着，支着铁铲也能入睡。睡着后，他就稍稍扬起眉毛，面相变得十分怪异，显现出一副嘲笑人的令人惊异的表情。平时他喜欢讲寻觅珍宝和梦幻的故事。他曾经十分肯定地说：

“我能看透整个大地，它就像一个大馅饼，里面埋藏着各种宝物：一坛一坛的钱，一箱一箱的珍宝，处处都是铁。我不止一次在梦中见到过这个熟悉的地方，比如有一次梦见了澡堂，发现澡堂的屋角下面埋藏着一大箱银碗碟。一觉醒来，我就在夜里去挖。我挖了一俄尺[53]半深，一看那里埋藏着的只是些煤渣和死狗头骨。瞧，我找到的尽是这些东西！……这当口突然哗啦一声响，窗玻璃给打碎了，一个婆娘冷不丁狂怒地吼叫起来：‘有贼啦，快来人哪！’当然，我逃跑了，要是给捉住，一定会挨一顿揍。真可笑。”

我经常听到他说：“真可笑！”不过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说这话时自己却不笑，只是笑眯眯地稍稍眯缝起眼睛，皱起鼻梁，张大鼻孔而已。

他的梦并不奇妙有趣，它们就像现实生活一样枯燥乏味和荒诞不经。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老是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梦，而不喜欢说说他周围的人和事。[54]

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全城为之震惊：一个有钱的茶商的女儿因为被逼婚，刚过门，就开枪自尽了。出殡那天，成群的年轻人——有好几千人，跟在她的灵柩后面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墓地发表演说，警察赶来把他们驱散了。在我们面包铺隔壁的那家小商店里，人们都在高声谈论这场悲剧。小店后面的那间屋子里挤满了大学生，激愤的嗓音、措辞激烈的话语不时传到地下室，传到我们的耳朵里。

“这个姑娘从小管教不够呀，”卢托宁说，接着他对我说：

“我好像在池塘正捉住一条鲫鱼，蓦地一个警察过来喊叫：‘站住，你胆敢来捉鱼？’这时我无处可逃，只得一头扎入水中，接着就醒了……”

卢托宁虽然对现实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但是不久他也感觉到面包铺里的情况非同寻常。店堂里卖面包的是两个姑娘，她们不大会干这一行，却很爱读书——一个是老板的妹妹，另一个是老板妹妹的女伴，这女伴身材高大，脸颊红通通的，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一些大学生常来这儿，他们在小店后面的那间屋子里一坐就是很长时间，不是大声嚷嚷，就是低声交谈什么。老板难得来店铺，而我这充当“下手”的，倒像是面包铺的掌柜。

“你是老板的亲戚吗？”卢托宁问。“也许他要让你做他的妹夫吧？是不是？真可笑。那些大学生为什么老来这儿转悠呢？是来瞧两个小姐的吧……嗯。也许是……尽管那两位小姐长得并不怎么可爱和漂亮……大概，大学生们来这儿吃面包的兴趣比看看小姐的兴趣要大……”

几乎每天清晨五六点钟光景，在面包铺临街的窗口总会出现一个短腿姑娘。她的身子鼓鼓囊囊地凸现出各种大小不等的半圆形，就像装着西瓜的口袋。她的一双光脚板一走到地下室的窗前，就一边打哈欠，一边叫道：

“瓦尼亚[55]！”

她头上扎着一块五颜六色的头巾，头巾下边露出浅色的鬈发，像一个个小圆圈披散在她那圆圆的绷紧的脸颊上、低低的前额上，遮住了睡意蒙眬的眼睛。她懒洋洋地伸出一双小手从脸上撩开头发，她的十指好像新生儿那样令人好笑地大大张开着。真有趣——跟这样的姑娘能说些什么呢？我叫醒了面包师，他问姑娘：

“来啦？”

“你不都看到了。”

“晚上睡得好吗？”

“嗯，怎么会不好？”

“梦见什么啦？”

“不记得了……”

这时城里一片寂静。不过不知什么地方传来扫院子人扫地的沙沙声，还有刚睡醒的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窗玻璃上映照出初升的太阳温暖的亮光。我很喜欢这种能谋划一日之计的清晨。面包师从窗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去摸姑娘的腿，而姑娘丝毫不露笑容，眨着两只绵羊般的眼睛，漠然地任凭他摸。

“佩什科夫，把面包取出来，到时候了！”

我马上从炉子里取出烤面包的铁盘，面包师从里面抓起十个扁形白面包、酥皮面包和菱形面包，一起往姑娘兜起的连衣裙的下摆里扔。姑娘抓起一只热面包，烫得不住地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然后用一口绵羊似的黄牙咬一口，烫了嘴，气得哎哟哎哟直叫唤。

面包师温情脉脉地瞧着她，说：

“快把裙摆放下，不知羞耻的……”

姑娘离开之后，他便对我吹嘘道：

“你看见了吗？她真像只小绵羊，长着一头鬈发。兄弟，我是正正派派的人，不同婆娘们同居，只跟姑娘们交往。她是我结交的第十三个姑娘，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听着他这番洋洋得意的话，我不禁想道：

“我也应当这样生活吗？”

我从炉子里取出称分量卖的白面包，捡了十多个大圆面包放入一个长托盘中，急忙送到杰连科夫的小铺去。然后回来，往大篮子里塞入两普特的白面包和奶油面包，再跑着送到神学院去，好及时赶上大学生们吃早点。到了那里，我站在大食堂门口，向大学生们供应面包，他们有的“记账”，有的“付现钱”。有时我站着听他们关于托尔斯泰的争论。神学院里有一位教授，名叫古谢夫，他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势不两立的对手。有时候我的大篮子底下藏着几本书，我必须悄悄把它们送到这个或那个大学生手里。有时候大学生们也把书和纸条偷偷地塞到我的大篮子里来。

一个礼拜中有一天我要跑得更远——跑到“疯人院”去供应面包。在那里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56]拿病人做实例，常给大学生们授课。有一次，他给大学生们讲解一个患躁狂症的病人。当这个身量高大、穿一身白病号服、戴一顶长统袜形状的尖顶帽的病人来到教室门口的时候，我不由得吃吃笑出声来，但是他走到我身旁稍许站停了一下，朝我瞪了一眼，我顿时吓得直往后跳，仿佛他那乌黑的炯炯发亮的犀利目光会把我的心刺穿似的。在别赫捷列夫边捋着胡子边客气地与病人谈话的时候，我一直悄悄地用手掌抚摩脸，好像它被炙热的尘土烫伤了一样。

病人说话的嗓音低沉，他好像想要什么东西，一边从病号服的袖管里可怕地伸出一条长着五个细长手指的细长胳膊。我似乎觉得，他的整个身子奇特地在伸长，无止境地在伸长，他原地不动，只要伸出一只发黑的手，就能抓住我，掐住我的喉咙。从他那枯瘦的脸上黑黑的眼窝里，一双黑眼睛闪现出令人恐惧的、恶狠狠的犀利目光。二十来个大学生打量着这个戴着奇形怪状的尖顶帽的病人，有几个人在发笑，大多数人在凝神沉思，神色悲愁，他们的眼神与病人熠熠闪亮的眼神相比，简直太逊色了。病人的模样是可怕的，可他身上有一种威严的神气，——可真令人害怕呀！

在大学生们像鱼一样沉默的课堂上，教授的嗓音听起来十分清晰，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引起病人低沉的厉声吼叫，这嗓音好像从地板底下，从死气沉沉的白色围墙中发出来的，病人的身子移来移去就如大主教走动一般缓慢而又庄重。

那天夜里我写了一首关于躁狂症病人的诗，把那个病人称作“一切主宰的主宰，上帝的挚友和参谋”。以后他的形象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搅得我生活不得安宁。

我每天从晚上六点钟开始干活，几乎一直要干到第二天晌午，午后我要睡觉。我要读点书，只能在干活的间隙，也就是趁刚揉好一团面搁着，另一团还在发酵，或者把面包送进炉子去烤的时候。随着我渐渐掌握了干这一门活儿的诀窍，面包师干活越来越少，他时常用故作惊异的亲切口气“教导”我：

“你挺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能当面包师了。真可笑。你还年轻，所以别人不会听你的，也不会尊重你……”

他对我如此酷爱读书持不赞成的态度。

“你现在最好别读书了，去睡一会儿吧，”他时常这么关心地劝我，但是从来不问我在读些什么书。

他头脑里装的尽是各种各样的梦、关于地下宝藏的梦幻以及那个身子圆滚滚的短腿姑娘，这一切使他神魂颠倒、如痴似醉。那个姑娘常常在夜晚来找他，这时候他不是把她带到堆着一袋袋面粉的外屋里去，就是皱着鼻梁，对我说（如果天冷的话）：

“你出去待半个小时！”

我一边走出屋子，一边想：“他们这样相爱，跟书里描写的有多么不一样啊……”

小店后面的那个小屋里，住着老板的妹妹，我常去给她烧茶炊，但竭力跟她少照面——见到她，我感到不自在。她那孩童般的眼睛老是令人发窘地瞧着我，就像最初几次相见时那样，我猜想在她这双眼睛深处，隐藏着一种笑，并觉得这是一种嘲弄人的笑。

我力气很大，可是十分笨手笨脚。有一次面包师看着我一下子搬运五普特重的面粉，遗憾地对我说：

“你的力气一个顶仨，可是一点也不灵巧！尽管你个儿很高，但毕竟像头牛……”

虽说我已经读了不少书，也喜欢读诗，而且开始动笔写诗，但是我说话，还是说“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说话生硬、尖刻，我认为只有用这样的话才能表达我极其纷乱的思想。因此我有时故意说些粗话，以抗议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使我激愤的某些事。

有一位曾做过我教师的数学系大学生指摘我说：

“鬼知道您在说什么话。说的简直不是话，好像是实打实的秤砣！……”

总的说来，我也不喜欢自己，这是少男少女常有的情形；总觉得自己既可笑，又粗野。一张脸长得像卡尔梅克人，颧骨突出，嗓音也失真。

可是老板的妹妹却步履轻快、举止灵敏，犹如空中的燕子，我甚至觉得她那轻盈灵巧的动作同她丰腴、柔软的体形不相称。她的姿势和步态有点儿忸怩作态，她说话时嗓音欢快，而且经常开怀大笑，我听到这响亮的笑声，就想：她希望我忘掉我头一次见到她时的那副模样。但是我不愿忘掉，在我看来，不同寻常的事物是弥足珍贵的，因而我很想知道，可能会出现或正在出现的事物。

有时候她问我：

“您在读什么书？”

我简短地回答后，就想反问她：

“您干吗要了解这些？”

有一天晚上，面包师要和那个短腿姑娘亲热一番，便用陶醉兴奋的嗓音对我说：

“您出去待一会儿。哎，您最好到老板的妹妹那儿去，干吗要在这里傻愣着？你知道那些大学生……”

我马上说，要是他还这么说下去，我就用秤砣砸碎他的脑袋，说完，我就朝堆面粉的外屋走去。从关得不紧的门缝里我听到卢托宁的声音：

“我何必生他的气呢？他老是捧着书本在读，就像个书呆子……”

外屋里老鼠吱吱叫着窜来窜去，而在面包铺里那个姑娘在哎哟哎哟地呻吟。我跑到院子里，外面几乎悄没声儿地飘洒着蒙蒙细雨，但是我依然感到憋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煳味儿——怕是树林着火了。早已过了半夜。面包铺对面那座屋子的窗户还敞开着，房间里灯光黯淡，一些人在吟唱：

圣徒瓦尔拉米，

头上的光环金光闪闪，

他从天上瞧着她们，

脸上绽开了笑容……

我竭力想象此时玛丽娅·杰连科娃正躺在我的两膝上，就如那个姑娘躺在面包师的膝盖上一样。但是我全身心都感到，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怕的。

他通宵达旦地

狂饮和欢唱。

而且还——嚄！……

干那种事……

从合声吟唱中，蓦地，歌声激越地发出一个深沉的男低音——“嚄”。我两手支在膝上，弯下腰朝窗户里望去；透过钩花窗帘，我看见那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斗室，在灰色的四壁之间点亮着一盏带蓝色灯罩的小灯，灯下有一个姑娘脸朝外坐着在写信。瞧，这当儿她抬起头来，用羽毛笔的红笔杆把一绺垂到鬓角的头发撩上去。她的两眼稍稍眯缝着，脸上漾着笑容。她慢慢地把信折叠起来，放入信封里，用舌尖沿封口舔了舔，把封口粘上，然后把信扔在桌上，伸出比我的小指还要小的食指对着信封指指戳戳。但是她马上又把信捡起来，皱起眉头撕开信封，又读一遍，接着把信纸装入另一个信封封好，伏在桌上写上地址，随后高高地拿起信，像挥小白旗似的晃了晃。她打着旋，一边击掌，一边向放着床铺的屋角走去，然后又从那里出来，脱下短上衣，露出圆滚滚的、像肉团子似的臂膀。她从桌上拿起灯，又消失在屋角里。当你窥视一个人独个儿活动、做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像个疯子。我在院子里踱步，心想这个姑娘孤零零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她的日子过得多么奇怪。

然而，当那个火红头发的大学生来找她，压低嗓音，用几乎耳语般的声音对她说着什么的时候，她却全身蜷缩着，人变得更小了。她怯生生地瞧着他，把两手放到背后或桌子底下去。我不喜欢这个火红头发的大学生。很不喜欢。

这时短腿姑娘裹着头巾，晃晃悠悠地走来，对我咕噜道：

“快回面包铺去……”

回到屋里，面包师一边从面柜里往外掏面团，一边对我述说他的相好有多么令人快慰，多么富有魅力，可我心里想：

“再这样下去，把我搞成什么样子啦？”

我似乎觉得，近在咫尺，或在哪个角落里，一场不幸正等着我。

面包铺的生意十分红火，因而杰连科夫在寻找另一家较为宽敞的面包铺，并打算再添一名帮手。这么做太好了，可是我每天要干的活太多，常常疲乏得头晕目眩。

“到了新店铺，你就是大师傅啦，”面包师对我说。“我去说说，应当把你的每月薪水加到十卢布。那才对呢。”

我十分清楚，让我当大师傅对他有利，他本来不爱干活，而我乐意干活，肢体劳累对我有好处，能消除我心灵的忧愁，克制强烈的性本能的需要。但是这么一来，书也就读不成了。

“你撂下书本了，这很好，让老鼠去啃吧！”面包师对我说。“难道你夜晚睡觉不做梦吗？大概你也做梦，只是闷在心里不说出来！真可笑。要知道说说梦境，不会带来什么危害，不必担惊受怕……”

他待我和蔼可亲，似乎还带有几分尊重。或许他担心我是老板有意安排到这儿来的人，尽管店铺里的东西他每天仍不露声色地照偷不误。

我的外祖母去世了。这个噩耗我是在她安葬之后七个礼拜从表兄弟给我的来信中才得知的。那封简短的、没有逗号的来信说，有一天外祖母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乞讨，不幸摔倒，折断了一条腿。到了第八天，她的腿发生坏疽，便去世了。后来我又了解到，两个表兄弟和一个表姐及其几个孩子——都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全都坐享其成，只靠老人家的乞讨过日子，是他们把她活活拖垮的。他们也没想方设法叫医生给她治病。

信中是这样说的：

她给安葬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墓地在那里我们家所有人以及叫花子们为她送行他们爱戴她并恸哭不止。

外祖父也哭了他把我们赶走自己留在墓地我们躲在灌木丛里瞧着他哭他也快死喽。

那时我没有哭，只记得好像有一阵凛冽的寒风向我袭来。那天夜晚我坐在院子里的劈柴堆上，思绪万千，我迫切地想跟什么人说说我的外祖母，说说她是个多么聪明、多么真挚善良的人，她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我心中久久地怀着这个痛苦的愿望，但是一肚子的话没人可说，就这样，这个愿望、这些没说出来的话渐渐烟消云散了。

许多年之后，当我读到契诃夫关于一个马车夫向一匹马诉说自己儿子的死亡的异常真实的短篇小说时，我又回想起那些日子。然而遗憾的是，在极其哀愁的那些日子里，我身边既没有一匹马，也没有一只狗。我也没想到让老鼠来分担我心中的痛苦——面包铺里老鼠倒有的是，而且我与它们共处一室，相安无事。

不久岗警尼基福雷奇在我身边像老鹰似的盘旋起来。他体格匀称、身板硬朗，一头银灰色的短发向上竖起，又宽又密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常常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瞪着两眼瞅着我，那副样子就好像圣诞节前夕人们宰的鹅似的。

“我听说你很喜欢读书，是不是？”他问道。“你喜欢读哪些书？譬如，喜欢读《圣徒传》[57]，还是喜欢读《圣经》？”

“我常读《圣经》，也常读《圣徒传》，”这话不禁使尼基福雷奇大吃一惊，显然把他给搞糊涂了。

“是吗？读书是合法的好事情！想必，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你也是常读的吧？”

托尔斯泰的书我也读过，但我似乎觉得这不是警察感兴趣的作品。

“这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作品，其他作家也能写。据说，他有几部反对神父的作品，不妨读读！”

这几部胶印的作品我也读过，然而我觉得这些书读起来枯燥乏味，而且我清楚没必要跟一个警察来讨论这些作品。

经过几次在街上边走边交谈之后，这个老头儿就邀我去他那儿作客了。

“上我的岗亭里去坐坐，喝杯茶。”

不消说，我清楚他要我去他那儿干什么，但我还是想去。我先向一些聪明人讨教要不要去，大家认为如果我辜负岗警的这片好意，会加深他对面包铺的怀疑。

于是我就去尼基福雷奇那儿做客了。他的小屋里，俄国式的炉子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还有三分之一地方放着一张双人床，床上挂着一个印花布的帐子，搁着好几只套着大红布枕套的枕头。其余的空地方放着一只碗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口放着一条长凳。尼基福雷奇这时正坐在长凳上解制服的纽扣，他的身子把这个小屋唯一的一扇小窗给遮住了。在我旁边坐着的是他的妻子，一个胸部丰满、两颊绯红的二十来岁的少妇。她有一双奇特的灰蓝色的、狡诈而又凶狠的眼睛，老是任性地噘着鲜红的嘴唇，说起话来总是干巴巴、气冲冲的。

“我知道，”岗警说，“我的教女谢克列捷娅，一个放荡、下贱的丫头，常到你们的面包铺去。瞧，所有女人都是贱货。”

“所有女人？”他的妻子问道。

“没有一个不是的！”尼基福雷奇断定，身子震动得胸前的纪念章叮当直响，宛如马匹抖动时挽具发出的响声。他端起茶碟呷了一口茶，又兴致盎然地接下去说：

“从最下等的妓女……甚至到女皇，都是下贱的、放荡的！示巴女王[58]为了调情，走了两千俄里的沙漠地来朝见所罗门王[59]。叶卡捷琳娜女皇虽然号称大帝，但也是一路货……”

于是他详细地叙述起一个烧炉工的故事，这个烧炉工同女皇有过一夜风流，便飞黄腾达，从军士一下子升为将军。他的妻子仔细地听着，不时舔舔嘴唇，还在桌子下面用脚碰碰我的脚。尼基福雷奇讲得十分平稳流畅，用词也很风趣，但这会儿他不知怎么不知不觉地把话锋一转，对我扯起另一个话题。

“比方说，这儿有个一年级的大学生普列特尼奥夫。”

他的太太叹了一口气，插话说：

“他长得不俊，可人挺不错！”

“你说的是谁？”

“说的是普列特尼奥夫先生。”

“这么说不对，第一，他现在不是先生，等大学毕业之后才能称先生，而眼下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就跟我们周围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一样。第二，你说他人挺不错，这是什么意思？”

“他快乐、年轻。”

“这么说来，第一，杂耍草台班子中的小丑也是挺快活的……”

“小丑的快活是为了赚钱。”

“闭嘴！第二，大狗、小狗一个样……”

“小丑像耍猴似的……”

“我说过了叫你闭嘴！听见了吗？”

“嗯，听见了。”

“这就对了……”

尼基福雷奇镇住妻子后，就建议我说：

“你这就去跟普列特尼奥夫认识一下，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因为他看见过我跟普列特尼奥夫在街上一块儿走，而且大概看见过不止一次，我只好说：

“我们认识。”

“真的？是这样……”

他的话听来有点懊丧，他猛然抖动了一下身子，胸前的纪念章又一阵叮当作响。这时我倒留起神来：我知道普列特尼奥夫正在用胶版印刷传单。

他的妻子一边不时地用脚碰我的脚，一边狡猾地找话碴挑逗他，可是他却像孔雀开屏似的不断地卖弄自己的口才。他的太太故意耍弄他，妨碍我听他说下去，这会儿我又没发觉他的嗓音变了，变得更轻、更威严了。

“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你懂吗？”他问我，瞪圆两眼望着我的脸，好像害怕什么似的。“你不妨把皇帝陛下看作一只蜘蛛……”

“哎哟，你说些什么呀！”女人惊叫起来。

“你给我闭嘴！蠢货，这么说是为了说得更清楚明了，而不是有意贬低，母狗！快收拾茶炊去……”

他皱起眉头，稍稍眯缝起眼睛，动情地继续往下说：

“这条看不见的线好像一张蛛网，从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陛下的心脏开始，通过各部的大臣，通过总督大人和各级官吏，一直连到我，甚至连到最下等的士兵身上。这条线联结了一切，网罗了一切，犹如一座看不见的堡垒维持着皇帝世世代代的统治。然而，那些被狡猾的英国女王收买的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处处竭力要扯断这条线，好像他们是为了人民似的！”

他隔着桌子向我探过身来，严厉地低声问：

“你明白吗？这就好。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你的面包师常夸赞你，说你这小伙子聪明、老实，孤零零的。可是那些大学生常到你们的面包铺来闹腾，在杰连科夫屋里整夜整夜地待着。如果来个一两个大学生，那就不会有什么说不清的事情。但是一来就这么多，干什么呀？啊？我不是说大学生们的坏话，因为今天他是个大学生，明天也许就是个副检察官了。这些大学生都是好人，只是急于要崭露头角，而沙皇的敌人正在挑唆他们！你明白吗？我还要说……”

他还没来得及说下去，房门突然大开，进来一个红鼻子的矮个儿老头，他的一头鬈发上扎着一根小皮条，一只手拿着一瓶伏特加，看来已经喝醉了。

“谁跟我来杀盘棋？”他愉快地问，马上现出一副俏皮模样。

“他是我的岳父，妻子的父亲，”尼基福雷奇阴沉着脸说，口气十分恼恨。

过了几分钟，我告辞，走出去，那个调皮的少妇在我身后关上门时，拧了我一下，说：

“云彩像火一样红彤彤的！”

天空中一小片金灿灿的云在消散。

说实在的，我不愿得罪我的那些教师，可是我还是要说，对目前国家机构的设置，岗警给我解释得要比他们更透彻、更明了。那好比有一只蜘蛛，它不住地织出一条条“看不见的线”，把整个生活网罗住，控制在手中。我很快学会处处去感受由这条线打出的结实的套索。

深夜，女掌柜关了店铺后，把我叫到自己屋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她受托向我了解：那个岗警对我说了些什么？

“哎哟，我的上帝！”她听完我的详细报告，惊骇地大叫起来，随后她像老鼠一样窜来窜去，从一个屋角跑到另一个屋角，不时地摇头。“怎么，面包师什么也没向您打听过吗？要知道他的情人是尼基福雷奇的亲戚呀。得把他撵走。”

我倚着门框站着，皱起眉头瞅着她。她说“情人”这个词有点太随便了，我听了不舒服。而且她决定撵走面包师也让我不高兴。

“您要十分小心，”她说，就像平常一样，她那尖利的目光好像在询问我无法明白的什么事似的，使我局促不安。瞧，她倒背着双手，在我面前站停下来。

“为什么您总是这样闷闷不乐呢？”

“不久前，我的外祖母去世了。”

她听到这话似乎觉得很开心；她笑吟吟地问：

“您很爱戴她吗？”

“对。现在您不再需要了解什么了吧？”

“是的，不需要了。”

我离去了。那天夜晚我写了一首诗，记得诗里有这么不服气的一句：

“您呀——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

随后店铺里就决定，让大学生们尽可能少到面包铺来。见不着他们，我几乎没法解决读书中碰到的难点了，只好把我感兴趣的问题记在笔记本上。可是有一天，我累了，伏在笔记本上呼呼睡着了，这时面包师看到了我的笔记。他叫醒了我，问道：

“你这是记些什么呀？‘加里波第为什么不赶走国王？’加里波第是什么人？难道可以赶走国王？”

他生气地把笔记本往发面柜上一扔，就钻到炉坑边去烤面包了，并在那里唠叨着：

“请说说：他应当赶走国王吗？真可笑。你还是打消这古怪的念头吧。书呆子！大约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们像逮老鼠似的逮你这样的书呆子呢。现在虽说没有这样，可尼基福雷奇也已经在注意你了。你还是把赶走国王的念头扔掉吧，赶走国王可不像赶走鸽子那么容易！”

他好心好意地劝说我，然而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回答他——当时我受到禁止，不能跟面包师谈“危险的话题”。

那时城里广为流传着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大家都在读，而且读后还争论。我请求兽医拉夫罗夫给我弄一本，可是他却令我失望地说：

“唉，没啦，老弟，别指望啦！不过，好像最近几天有一个地方要读这本小册子，也许到时候我带您去……”

在圣母升天节[60]的半夜时分，我紧随着拉夫罗夫的身影，走在一片漆黑的阿尔斯克田野上。他走在前面，离我有五十来沙绳[61]。田野上荒无人烟，可是我仍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拉夫罗夫这样告诫我的——边走边打着呼哨，哼着小调，装作一个“喝醉了酒的工匠”。在我的头顶上空缓缓飘浮着黑压压的云团，在浮云之间滚动着一轮金球般的月亮，乌云的阴影覆盖在大地上，水洼里闪耀着熠熠银光和钢的寒光。城市在我身后愤怒地低声吼叫着。

我的向导在神学院后面一座花园的栅栏边站停下来，我急忙撵上他。我们默不作声地翻过栅栏，穿过杂草丛生的花园，碰到树枝，大颗大颗的露珠就滚落到我们身上。在一幢屋子的墙跟前，我们停下了脚步，轻声敲了敲紧闭的护窗板。这时一个蓄着大胡子的人打开了护窗板，我看见他身后一片黑暗，听不到一点声响。

“谁？”

“从雅科夫那里来的。”

“快爬进来吧！”

进了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只觉得那里有许多人，只听见衣服的窸窣声和脚步的沙沙声、轻轻的咳嗽声和低语声。有人擦了一根火柴，照亮了我的脸，我看见靠墙的地板上有几个黑糊糊的身影。

“全到了吗？”

“全到了。”

“挂上窗帘，免得灯光从窗户缝隙透出去。”

一个气冲冲的嗓音大声说：

“这是哪个聪明人想出来的主意，把我们召集到这个不是人待的屋子里来？”

“安静！”

屋角里点燃了一盏小油灯。屋里空荡荡的，没有家具，只有两只木箱，上面搁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坐着五个人，活像五只寒鸦栖息在篱笆上。小油灯也放在一只竖着的木箱上。靠墙的地板上还坐着三个人，窗台上坐着一个留着长发、脸庞瘦削而又苍白的年轻人。除了他和那个大胡子以外，这儿的人我都认识。这时大胡子低声说，他要给大家读一本名叫《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小册子，它是由“曾经是民粹派”的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62]撰写的。

昏暗中坐在地板上的某个人吼叫了一声：

“我们知道！”

这种神秘的气氛令我激奋；神秘的诗是最高深的诗。此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在教堂里做晨祷的教徒了，不禁想起古罗马基督教的地下经堂。屋子里充满着低沉的嗡嗡声，但说话声听起来还是很清晰。

“胡扯，”不知什么人在屋角又吼叫了一声。

在那边黑漆漆的地方，隐隐约约地闪现着某件铜器的亮光，宛若罗马武士戴的铜盔。我猜想这可能是炉门上的什么铜玩意儿。

屋子里回响着低沉的说话声，嘈杂声中不时冒出几句言词激烈的话语，一片闹哄哄，简直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有人在我头顶上方的窗台上嘲笑地大声问道：

“我们还读不读呀？”

发问的是个留长发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大家不作声了，只听见一个男低音在读小册子。人们擦燃火柴，烟卷头上小红光不时闪亮，映出一张张若有所思的脸，他们不是眯缝着眼睛，就是睁大着眼睛。

读的时间拖得太长，令人无法忍耐，我也听得疲乏了，虽说我喜欢听这种言辞尖锐、富于激情的朗读，它通俗易懂地表达出令人信服的思想。

不知怎么朗读的声音突然中断了，顿时屋里响起一片愤愤然的叫喊：

“叛徒！”

“夸夸其谈！……”

“这是对英雄所洒的鲜血的蔑视。”

“在格涅拉洛夫[63]和乌里扬诺夫[64]被处绞刑之后……”

窗台上又传来那个年轻人的嗓音：

“诸位，能否严肃认真地提出异议而不要进行谩骂呢？”

我不喜欢人们争论，也不善于听人们争论，要揣摩他们飘忽不定、情绪激昂的思想，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况且那些争论者赤裸裸的自高自大的狂妄神气总是使我生气。

那个年轻人从窗台上俯下身来问我：

“您就是做面包的佩什科夫？我是费多谢耶夫[65]。我们真该认识一下。说实在的，在这儿什么也做不了，这场吵闹要持续很长时间，得不到什么益处。我们还是走吧，怎么样？”

过去我已听说过费多谢耶夫这个人，说他是个十分正经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因而现在我喜欢他那张有一对蓝眼睛的、苍白而又神经质的脸。

我们俩走在田野上，他问我在工人当中是否有熟人，我在读什么书，是否有很多空闲时间。他顺便对我说：

“我听说过你们那家面包铺，奇怪的是您竟在那儿干碌碌无为的琐事。您这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有些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干那些事没什么意义，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听了我的述说，十分欣喜，紧紧握住我的一只手，露出粲然的微笑。他对我说，再过一天他就要去别的地方，要三个星期，等他回来后，他再告诉我，我们怎样以及在哪儿见面。

面包铺的生意十分红火，可是我个人的状况却越来越糟。搬到新面包铺后，我干的活儿越来越繁多。我既要在面包铺里干活，又要去送货上门，送私家住宅，送神学院，送“贵族女子中学”。那些女学生往往趁在我篮子里挑甜面包的当儿，悄悄塞给我小字条，在这些小字条上我常常惊异地看到用半稚气的笔迹所写的恬不知耻的话。在这帮性格开朗、衣着干净、眉清目秀的贵族小姐围着我的面包篮一边滑稽地做鬼脸，一边用粉嫩的纤手挑拣白面包的时候——我瞧着她们，竭力猜测——我觉得纳闷，是哪些人给我写这种厚颜无耻的字条的呢？我想，也许她们还不懂这些话的下流含义。由此，我不禁回想起那肮脏的“逍遥宫”来。

“难道真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从那些逍遥宫一直延伸到这儿来了？”

一天，有个胸脯丰满、头发乌黑、扎着一条粗发辫的女学生在走廊里拦住我，急急忙忙地轻声说：

“我给你十戈比，你帮我把这封便函照地址送去。”

她那双温柔的黑眼睛里满含着泪水，瞅着我，紧紧咬住嘴唇，而这时她的双颊和耳朵通红通红的。我委婉地拒绝了她的十戈比，接过便函，把它送去，给了一个高等法院的司法人员的儿子、脸上泛着肺痨病红晕的高个儿大学生。他收下便函，一声不吭、若有所思地掏出一小把铜币数起来，准备给我五十戈比作报酬。听到我说不要报酬后，他又把钱放回裤袋，可是没放进去，铜币哗啦啦全撒落在地板上了。

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瞧着这些五戈比和七戈比的铜币往四下滚去，使劲搓两手，搓得指关节喀喀直响，一边吃力地喘着气嘟囔道：

“现在可怎么办？哦，再见吧！我得想一想……”

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想出什么主意来处理这件事，但是我十分可怜那位贵族小姐。不久，她便从那所贵族女子中学消失了，十五年后我又遇见了她，那时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师，已害了肺痨病。她说起世上的各种事情，就顿生人生遭受屈辱的难以平复的怨恨。

就这样，我送完面包就去睡觉，傍晚再到面包作坊来干活，到半夜时分把刚出炉的新鲜面包送到商店去。面包店坐落在市立剧院附近，每晚散场之后，观众总是顺路到我们这儿来吃热面包。然后我还要揉好论斤卖的面包和法式白面包的面团，凭两只手揉好十五至二十普特面粉的面团，这可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啊。

回头我再睡上两三个小时，接着又要去送面包了。

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不过这时我已有强烈的愿望，要向人们播撒“合理的、善良的和永恒的东西”。我善于与人交往，故事讲得也很生动，我的想象是由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读的书激发出来的。我用不着花费很多精力就能把日常生活中的实例编撰成有趣的故事，故事中别出心裁地贯穿着那条“看不见的线”。我与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和阿拉富佐夫工厂的工人们都相熟；跟我特别接近的是老织布工尼基塔·鲁布佐夫，他几乎在俄国所有的织布厂都干过活，是个天生聪慧、性格不安分的人。

“我在世上转悠了五十七年啦，我的列克谢·马克西梅奇，我的小精灵，新流浪儿啊！”他用低沉的嗓音说，一副黑眼镜后面的那双害病的灰眼睛含笑盈盈。这副眼镜的镜架是他自己用铜丝做的，戴久了，鼻梁上和耳后都留下斑斑绿铜锈。大家之所以管他叫“德国佬”，是因为他平时刮胡子总喜欢像德国人那样留一小撮唇髭，在下嘴唇下留一绺浓密的灰白胡子。他中等个儿，阔脸膛，生性愉快而又满怀悲愁。

“我喜欢到马戏场去，”他把长有疙瘩的光秃秃的脑袋往左肩一斜，说。“马本是畜生，人们是怎样把它们训练出来的呢？真令人感慨。我钦佩地望着那些畜生，心里想：嗯，这么说，人也可以训练得聪明起来。在那里马戏演员是用糖块把畜生驯得服服帖帖的，嗯，当然我们会到小铺去买糖块。我们，也就是我们的灵魂，需要糖块，而糖块就是抚爱！也就是说，小伙子，我们对待人要和蔼可亲，而不应当像我们现在这样冷酷无情，你说对不？”

他自己待人并不和蔼可亲，与人说话常带半鄙视半讥笑的口吻；与人争论时，言语简短，声音高亢，大有非要压倒对手不可的气势。我跟他最初的相识是在一家啤酒馆里，那时人们正打算揍他，而且已经揍了他两下，我走去把他拉走了。

“您被打疼了吧？”在下着牛毛秋雨的黑暗中，我跟他走着，一边问道。

“哦，这算得了挨揍吗？”他淡然地说。“等等，为什么你跟我说话称呼我‘您’呢？”

从那时起，我们就熟悉了。起初，他常常尖刻、机巧地讥笑我，不过我对他讲了我们生活中那条“看不见的线”起着多么大的作用之后，他就若有所思地惊叫道：

“你呀，不蠢，真的不蠢！我这么说对不对？……”于是他像个长辈似的对我亲切起来，甚至叫我名字时还加上父称。

“我的列克谢·马克西梅奇，我亲爱的小兄弟，你的看法是对的，可是谁也不会相信你的话，不会有好处……”

“您信不信？”

“我现在是一条短尾巴的丧家狗，而平民百姓则是拴着链条的看家狗，每条狗的尾巴上都粘着许多带刺的杂草：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而且每条狗都十分喜爱自己的狗窝。别人不会相信的。当初在我们的莫罗佐夫工厂[66]里发生的事件就是这样！谁冲在前面，谁就会被砸破脑门子，而脑门子可不同于屁股，一旦砸破了，那可够受的。”

不过，自从结识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一个害肺痨病、会弹吉他、熟知《圣经》，但是拼命否认上帝的存在的工人——以后，他说起话来就跟以前有点儿不一样了。雅科夫时常一边随地咯着血，一边坚决而又狂热地证实说：

“第一，我绝不是‘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67]，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而且也不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真的，不是心地善良的人！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许知道，但无力相助，或许有能力相助，但又不愿意相助。第三，上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也不是慈悲为怀的，说白了，上帝是不存在的！这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连整个生活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这一切蒙骗不了我！”

鲁布佐夫乍一听，惊得目瞪口呆，接着又气得脸色铁青，破口大骂起来，不过这当儿雅科夫庄重地援引《圣经》中的一句话，就降服了他，使他马上住了口，琢磨着蜷缩起身子。

沙波什尼科夫说起话来简直令人害怕。他的脸黑黝黝的，瘦瘦的，头发像茨冈人那样卷卷的，黑黑的，发青的嘴唇里显露出狼一般的牙齿。一双黑眼睛一动不动地直盯着对方的脸，这种凶狠、逼人的目光让人难以忍受——我觉得这很像躁狂病人的眼睛。

离开雅科夫后，鲁布佐夫郁郁不乐地对我说：

“在我面前还没有人反对过上帝。我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话。什么样的话我都听到过，可是没听到过这种话。不消说，这个人在世上活不久了。唉，真可惜！他自身已经烧到白热化的程度了……有意思，老弟，太有意思了。”

他很快跟雅科夫热乎起来，浑身热血沸腾，激动不安，不时地伸出手指揉揉害病的眼睛。

“那——那么，”他笑嘻嘻地说，“就是说，让上帝靠边站了？我的小兄弟，关于沙皇，我还是这么一句话：对我来说，沙皇不碍大事。问题不在沙皇，而在一些老板们身上。我同哪位帝王都能讲和，哪怕是同沙皇，哪怕是同伊凡雷帝都行：既然你愿意，那你来坐宝座，来当皇帝吧，只要能让我去处治老板，那就行！你下令让我去用金链子把老板拴在皇帝的宝座上，我会对着你做祈祷……”

有一天，他读完《沙皇就是饥饿》这本小册子，对我说：

“书中所写的——完全对！”

最初见到这种石印的小册子时，他问我：

“这是谁给你写的？写得完全正确。你就转告他，说谢谢他啦[68]。”

鲁布佐夫对渴求知识是永不满足的。他经常极其仔细地听沙波什尼科夫大肆亵渎上帝的话，接连几个小时听我讲述一些书中的故事，时常会乐得仰着头，弯起脖子，纵声大笑，并且大声赞叹道：

“人的脑子真灵敏啊，嚄，真灵敏啊！”

他自个儿读书很吃力，因为一双害病的眼睛不好使，可是他也知道许多天下事，这常使我觉得惊异。一天他对我说：

“德国有一个异常聪明的木匠，国王本人都常常请他去出谋划策。”

我进一步问下去才弄明白，他说的是倍倍尔[69]。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呀，”他一边简短地回答，一边用小指搔搔长有疙瘩的脑袋。

沙波什尼科夫对生活的艰难和忙碌并不在意，一心一意只想消灭上帝，嘲笑神职人员，尤其憎恨修士。

有一天鲁布佐夫和气地问他：

“雅科夫，你怎么尽对上帝大叫大嚷呀？”

他顿时更加恶狠狠地号叫起来：

“除了上帝，还有什么能妨碍我的生活，啊？我信仰上帝差不多已有二十年，对上帝一直诚惶诚恐。什么事都忍着，不许争辩。一切由上帝安排。日子过得不自在。自从我读到《圣经》，这才发现：这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尼基塔！”

说着，他一边挥动着一条胳臂，仿佛要把那条“看不见的线”扯断似的，一边几乎要哭出声来地说：

“瞧，由于这事儿，我快未老先死喽！”

那时我结识了好几个很有意思的人，还常常跑到谢苗诺夫的面包铺去看望老伙伴们。他们兴高采烈地接待我，很乐意听我讲各种事。不过鲁布佐夫住在舰船修造厂区，沙波什尼科夫住在卡班河对岸很远的鞑靼区，彼此相距有五俄里，所以我难得能见到他们。他们来看望我也不可能，因为我没有接待客人的地方，再说新来的面包师、一个退伍士兵，跟宪兵们很熟悉。宪兵队的后院紧挨着我们面包铺的院子，威风凛凛的“蓝制服”们常常翻过围墙来我们这儿——来为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和为自己买黑面包。况且别人还提醒我不要过分“抛头露面”，以免引起别人对面包铺的过度注意。

近来我发现我的活计快干不下去了：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人们不考虑生意的好坏、随意从钱柜里取钱的情况，以致有时候没钱买面粉了。杰连科夫捋着胡子，苦恼地笑着说：

“我们要关门停业啦。”

他的日子也过得很糟：火红色鬈发的娜斯佳已经怀孕，老是像只凶狠的猫似的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瞪着两只绿眼睛生气地瞧着周围的一切，瞧着屋里的所有人。

她走起路来直往安德烈身上撞，好像没看见他在她面前似的；安德烈只是歉意地莞尔一笑，给她让路，随后叹一口气。

有时候安德烈向我抱怨：

“一切都乱了套。大家见什么拿什么，太不像话了。我刚替自己买了半打袜子，一会儿就不见了！”

说起袜子的事，确实令人发笑，但是我没有笑，因为我看着这个朴实无私的人在怎样艰难地支撑着铺子，竭力在做好这桩有益的事业，可是周围的人们对他的这种事业持轻视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还进行破坏。杰连科夫并不指望得到他所效劳的那些人的感谢，但是他有权利要求他们对他更关注、更友好，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态度。他的家庭很快垮了，父亲由于宗教信仰的压抑，得了忧郁症，小弟开始酗酒，跟姑娘们厮混起来，妹妹的举止变得像个陌生人似的，显然，她与那个火红头发的大学生不愉快的浪漫情事已经告吹。我经常发现她两眼哭肿了，我心里不由得憎恨起那个大学生来。

我似乎觉得我喜欢上了玛丽娅·杰连科娃。我又喜欢上了我们店铺的女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一个嫣红的嘴角上一直挂着温和的微笑、胖乎乎的红脸姑娘。我真的在恋爱了。我的年龄、性格及纷繁复杂的生活使得我要去同女性交朋友，这么做与其说是过早，不如说是太晚了。我很需要女性的抚爱，哪怕得到女性友好的关心也好。我也需要坦率地说说自己的心里话，需要别人和我一起清理茫无头绪的思想，以及错综复杂的感觉。

可是我还没有结交知心朋友。那些把我看作一块“待加工的好料”的人，都得不到我的好感，也不能使我对他们坦诚相见。每每我对他们说起他们不感兴趣的事情时，他们就马上劝我说：

“得啦，别说了吧！”

昨天古里·普列特尼奥夫遭到逮捕，随后被押送到彼得堡的“十字架”狱[70]去了。这个消息是尼基福雷奇今天大清早在街上遇见我时头一个告诉我的。他若有所思地、得意洋洋地朝我迎面走来，胸前挂满奖章，仿佛刚受检阅回来，然后把手举到帽檐边，默然从我身旁走过去了，但是他立时又停下脚步，气冲冲地朝着我的后脑勺说：

“昨天夜里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被捕了……”

接着他摆了一下手，一边四下打量着，悄声补了一句：

“这个年轻人算是完了！”

我似乎看出他那狡诈的眼睛里闪现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尼奥夫预料到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捕的，他本人曾为此警告过我，并奉劝无论是我还是鲁布佐夫都不要去跟他相会，他跟鲁布佐夫的交往同跟我的交往一样，也是十分友好的。

尼基福雷奇眼睛瞧着脚下，一边烦闷地问我：

“你怎么不常到我那里去啦？……”

晚上我到他那里去了，他刚睡醒，正坐在床上喝克瓦斯。他的妻子玛丽娜弯腰曲背地坐在窗口，在缝补裤子。

“事情原来是这样，”岗警搔搔长着像熊一样的长毛的胸脯，沉思地瞧着我，开腔道。“他给逮捕了。在他那里搜到一只锅子，他就是用这只锅子熬油墨，印反对皇帝的传单的。”

说着，他往地板上啐了一口，怒气冲天地对妻子嚷嚷道：

“把裤子给我！”

“马上缝好了，”她没抬起头，回答。

“她怜悯他，为他哭泣，”老头儿用目光示意他的妻子，说。“我也为他惋惜。但是一个大学生怎么能反对皇帝呢？”

他穿起裤子，一边对妻子说：

“我出去一会儿……你快去烧茶炊。”

他的妻子依然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可是等他消失在门后边之后，她倏地掉转身来，握紧拳头伸向门口，从龇着的牙缝里恶狠狠地说：

“哼，老不死的家伙！”

她的脸都哭肿了，左眼的眼圈边几乎布满了大块乌青。她跳起身来，走到炉子跟前，一边朝茶炊俯下身子，一边低声说：

“我非要蒙他一下不可，蒙得他嗷嗷大叫！像狼一样嗥叫。你可别信他的话，一句话也不能相信！他不会放过你的。他在胡扯，他谁也不可怜。他像个捕鱼的。你的情况他全都知道。他就靠这一手吃饭。他的嗜好就是抓人……”

她走到我紧跟前，用乞求的口吻说：

“你对我表示一下亲热好吗，啊？”

我原本不喜欢这个女人，可是她那只眼睛如此凶狠、如此忧愁地望着我，以致我只得搂住她，抚摩起她那乱蓬蓬、油光光、有点硬的头发来。

“眼下他在监视谁？”

“他在监视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旅馆里的一些人。”

“你不知他们的姓名吗？……”

她嫣然一笑，答道：

“瞧，我要告诉他，你在向我打听什么！他回来了……古罗奇卡就是他打探来的……”

说着，她赶忙跳到炉子跟前去了。

尼基福雷奇拿来一瓶伏特加、一瓶果酱和一些面包。于是大家坐下来喝茶。玛丽娜坐在我旁边，特别热情地款待我，不时地用那只好眼睛瞧着我的脸。这时她的丈夫又训导起我来：

“那条看不见的线隐藏在人们的心里、骨子里。瞧，能把它扯掉，能把它铲除吗？沙皇就是人民的上帝！”

这当儿他冷不丁问我：

“哎，你读过很多书，那福音书也读过吧？嗯，怎么样？依你看，那里面说的全对吗？”

“我不知道。”

“照我看，那里面说的尽是废话。而且还不少呢。比如，说到穷苦人，那里面说穷苦人是有福的，穷苦人怎么会有福呢？这简直有点胡扯。总而言之，那里面有关穷苦人的话很多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得把生来就穷苦的与后来变得穷苦的区别开来。生来穷苦的，这原本就很糟！而后来变得穷苦的，也许是种不幸。应当这么来看待它们的不同。这样才更好。”

“为什么？”

他用探询的目光瞅着我，沉默不语，然后条理清晰、郑重其事地说起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

“福音书中有许多怜悯人的话，而怜悯却是有害的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怜悯就要在没有用的，甚至有害的人身上投入巨大的花销。要办什么养老院啦、监狱啦、疯人院啦，等等。其实应当帮助那些身体结实、健康的人，让他们把力气用在刀刃上。可是我们却常常帮助孱弱的人，难道能把身子虚弱的人变成身强力壮的人吗？由于干这种无谓的事，强壮的人也会变得虚弱，那孱弱的人就会骑到他们的脖子上。瞧，这就是要研究的现象！有许多情况应当重新考虑。必须明白：生活早已摒弃了福音书中写的一套，生活走的是自己的路。你瞧，普列特尼奥夫为什么会完了呢？就是由于怜悯。我们在向穷人施舍，而大学生却在遭罪。这难道是合理的吗，啊？”

我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露骨地表达这种思想，虽说以前也常常听到。这种思想比我料想的更具生命力，传播得更广。过了七年光景，当我读尼采的书的时候，又清晰地回想起喀山岗警那套哲学。顺便说说：我在书本里很少读到那些我在以前的生活中所没有听到过的思想。

这时这个专职“捕人”的老头儿还一个劲儿地往下说，一边和着语调用手指敲着托盘的边沿打拍子。他那干瘦的脸严厉地皱起了眉头，但是眼睛没看着我，而是看着擦拭得镜子般锃亮的铜茶炊。

“你该去啦。”妻子提醒他两次了，他还不理会，只是滔滔不绝地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蓦地，他换了个新话题，弄得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你这小伙子不傻也不笨，又识文断字，难道就只配做面包师吗？要是你再为沙皇帝国效劳的话，那挣的钱就不会少了……”

我边听他说边在思忖，如何赶快去向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我的那些熟人报个信，说尼基福雷奇正在打探他们。在那儿的旅馆里住着一个从亚卢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人，他叫谢尔盖·索莫夫。关于他人们给我讲述过许多有趣的故事。

“有头脑的人应当紧紧团结起来，就像蜂箱里的蜜蜂，或者蜂窝里的马蜂。那沙皇帝国……”

“瞧，九点钟了，”妻子又提醒他。

“真见鬼！”

尼基福雷奇边扣制服纽扣边站起身来。

“嗯，没关系，我坐出租马车去。再见，老弟！常来走走，不必客气……”

我走出岗亭小屋的时候，暗暗打定了主意，往后再也不到尼基福雷奇家来“做客”了——老头使我觉得反感，虽然他也很有意思。他说的那些类似摒弃怜悯的话令人焦虑不安，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觉得那些话颇有几分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那些话竟出自一个岗警之口。

人们常常对这个话题进行争论，其中有一个人的看法使我格外激动不安。

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这种人我还是头一次遇见——身量很高，体格强健，脸色黝黑，留着一把黑山羊胡子，嘴唇厚厚的，像黑人似的。他经常拱肩缩背地看着地上，不过偶然也会猛地抬起他那有点儿秃顶的脑袋，一双湿润的黑眼睛闪现出充满激情的炯炯光芒——他那犀利的目光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有一天大家在一位教授的住宅里进行交谈，当时有许多年轻人来参加，其中有一个面容清癯、举止优雅的小神父，神学硕士，穿一件丝绸黑袍；黑袍十分显眼地衬托出他那张苍白、俊秀的脸，脸上那双神色冷漠的灰眼睛不时闪现着冷冰冰的笑。

这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就福音书中恒久不变的伟大真理讲述了很长时间；他的嗓音低沉，词语简洁，但是字字句句听起来铿锵有力，使人感到他的话里蕴含着一种虔诚的力量。他边说边用毛茸茸的左手打着单调的手势，好像在砍什么东西似的，右手却一直插在衣袋里。

“一个戏子，”我身边的角落里人们在低声说。

“对，很像在演戏……”

在此前不久我刚读过一本书，作者好像是德雷珀[71]，讲的是天主教反对科学。我觉得这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的心声，这些教徒相信用爱的力量就能拯救世界，并出于对人类的慈爱，打算把人用刀砍死，用火焚灭。

他身穿一件宽袖的白布衫，外面披件灰色的旧长袍，这也使他有别于其他人。说教快结束时，他大声喊道：

“那么，你们是相信基督，还是相信达尔文呢？”

他像扔一块石头似的冷不丁提出这个问题，一时间拥挤着坐在屋角里的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个个又惊又喜地望着他。显而易见，他的讲话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都默默无言、若有所思地垂下了头。他用急切的目光扫视了大伙儿一遍后，厉声补充道：

“只有法利赛人[72]才会力图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原则搅和在一块，他们这么做，既无耻地欺骗了自己，又用谎言坑害了别人……”

这时小神父站了起来，小心地挽起黑袍的袖管，带着恶毒的殷勤和故作大度的嘲笑，从容地说：

“看来，你们是赞同关于法利赛人的庸俗看法喽，这种看法不仅仅是粗俗的，而且完全是错误的……”

他竟开始论证法利赛人真正地、虔诚地保存了犹太人的遗训，而且人民往往总是跟着法利赛人去反对自己的敌人，这不禁使我极为惊异。

“你们去读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73]的书吧……”

托尔斯泰主义者跳了起来，做了个狠命的大刀阔斧的砍杀动作，好像要把弗拉维乌斯砍倒似的，大声嚷嚷道：

“人民如今还跟着敌人反对自己的朋友，人民这么做不是出于自愿的，他们是被驱使的、被强迫的。你们的弗拉维乌斯跟我有什么关系？”

小神父和其他人早已偏离争论的主题，扯起了极琐碎的小事，因而实际上争论已不存在了。

“真理，就是爱，”托尔斯泰主义者大声喊叫，眼睛里闪射出仇恨和鄙视的光芒。

我不时地感到自己被这些话弄得晕头转向，捉摸不透话里的真正含义，在唇枪舌剑的旋风中似乎脚下的大地也晃动起来。于是我绝望地认为，恐怕世上没有比我更蠢、更无能的人了。

这时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擦着紫红色脸膛上的汗，一边狂怒地喊叫起来：

“扔掉福音书，忘掉这本书，免得再撒谎！重新把基督钉上十字架吧，这样做——更虔诚！”

我心中顿时产生了一个重大疑问：怎么回事？要是生活就是为实现世上的幸福而进行的不断斗争，那么仁慈和爱就一定会妨碍斗争取得胜利吗？

我得知这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名叫克洛普斯基，打听到他住在哪儿，第二天晚上就去造访他。他暂居在两个年轻的女地主家里，我去时，他正同她们俩坐在花园里一棵老椴树树荫下的桌子旁。他穿着一条白裤子和一件白衬衣，衬衣扣子解开着，袒露着黑糊糊、毛茸茸的胸脯。他身材颀长，颧骨突出，脸型瘦削，跟我想象中的云游四方的圣徒和布道者十分吻合。

他用银匙子舀盘子里的牛奶浆果，津津有味地吞咽着，还不时地吧嗒着两片厚嘴唇，每吞咽一下，就吹一下沾在稀疏的猫似的唇髭上的牛奶白沫子。一个姑娘站在桌边伺候他，另一个姑娘倚在树干上，两手交叠在胸前，想入非非地望着尘土飞扬的炎热天空。她们俩都穿着紫丁香色的轻飘的连衣裙，容貌十分相像，简直无法分辨。

他和颜悦色地跟我谈起爱的创造力，并且说应该在心灵中培养这种惟一“能使人具有世界精神”，也就是具有生活中无处不有的爱的感情。

“只有用这种感情才能把人凝聚在一起！谁不会爱，谁就不可能懂得生活。有些人说：生活的法则是斗争，他们是些命中注定要灭亡的两眼一抹黑的人。用火不能扑灭火，同样，用恶势力也不能战胜恶！”

可是当两个姑娘互相搂着朝花园深处的屋子走去时，这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眯缝起眼睛望着她们的背影，一边问我：

“你算是什么人呀？”

“他听了我的回答，于是用手指敲着桌子说起人在哪儿还都不过是人，不需要竭力改变人在生活中的位置，而只需要努力培养爱人类的精神。”

“人所处的地位越低，他就越接近生活的真谛，越接近至圣的处世之道……”

我有点儿怀疑他本人是否懂得这种“至圣的处世之道”，但是没作声，只觉得他对跟我谈话索然乏味了。他用厌弃的目光瞧了瞧我，打了个哈欠，两手托住后脖颈，两腿伸直，挺了挺身子，接着疲乏地闭上眼睛，仿佛打盹似的嘟嘟囔囔道：

“服从爱……生活的法则……”

他颤栗了一下，挥起两手，好像要抓住空中什么东西似的，两眼惊恐地凝视着我，说：

“怎么啦？我疲倦了，对不起！”

他又合上眼睛，好像身子疼得咬紧了牙关，露出了牙齿；下嘴唇耷拉着，上嘴唇微微向上翘着，稀稀落落的发青的唇髭也竖了起来。

我离开了他，心里对他没有好感，而且有点儿怀疑他待我的诚意。

过了几天，我一清早给一位熟识的副教授、贪杯的单身汉送白面包，在他那儿又见到了克洛普斯基。他大概夜晚没睡，一脸灰褐色，两眼红肿，我猜想他想必是喝醉了。胖乎乎的副教授也醉醺醺的，直淌眼泪。他只穿内衣，两手抱着一把吉他坐在地板上，四周是乱糟糟的搬动过的家具、空啤酒瓶及他脱下的外衣。他坐着，身子不住地摇来晃去，还吼叫道：

“仁——爱……”

克洛普斯基生气地厉声喊叫：

“没有仁爱！我不是被爱毁灭，就是在争取爱的斗争中死去——反正一样：我们命中注定要死亡……”

说着，他紧紧抓住我的一个肩膀，把我拉进屋里，对副教授说：

“你就问他吧：他想要什么？你问：他需要对人的爱吗？”

副教授两眼满含着泪水，瞧了瞧我，接着笑了起来：

“他是面包铺里的人！我还欠他面包钱哩。”

他摇晃了一下身子，把手伸到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说：

“喂，把钱都拿去！”

可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却接过他的钥匙，朝我挥挥手。

“走吧！以后再来取钱。”

说着，他把从我手里接过去的白面包朝屋角的长沙发上扔去。

他没有认出我，这不禁使我暗自高兴。走出去时，我又想起他那句被爱毁灭的话，心里顿时对他充满憎恶。

不久别人告诉我说，他向房东家的一个姑娘倾诉爱情，可是同一天又向另一位姑娘求爱。姐妹俩述说各自的快事时，她们就对共同的恋人愤恨之极。于是她们吩咐看院子的人转告这个爱情的布道者立即滚出她们的家。此后他就从城里失踪了。

爱情和仁爱在人们生活中有什么意义这个棘手而又复杂的问题，我早就在深思了。它最初在我心里只是模模糊糊的，但我敏锐地感到是矛盾的，后来我干脆明确地提出：

“爱的作用是什么？”

我过去读的一些书里写的尽是基督教思想、人道主义以及呼吁对人的同情——这些内容我当时所认识的那些杰出人士都慷慨激昂、绘声绘色地述说过。

可是我所直接观察到的一切，几乎全然不是对人的同情。在我眼前所展示的生活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仇恨和残忍，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无休止地进行的卑鄙的争斗。我个人需要的只是书籍，此外，其他一切在我看来都毫无意义。

只要走到街上，或者在大门口坐一会儿，你就会明白：所有那些马车夫、看院子的、工人、小官吏、商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像我所看得上的那些人那样，他们所想的也不像那些人那样，所走的也是另外的路。我所敬重和信任的那些人，是极其孤独的、与别人格格不入的，因而在那样的大多数人中间，在那些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不停地在干卑鄙狡诈的勾当的人们中间，是多余的；在我看来，眼下的这种生活愚蠢透顶，无聊至极。我也常常发现，人们只是在口头上侈谈仁爱和博爱，实际上他们也不知不觉地在服从生活的总规律。

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感到很难。

有一天因患水肿肤色蜡黄、全身浮肿的兽医拉夫罗夫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应当增强人类的残忍，使人们为之而困惫不堪，令每个人都厌恶，就如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一年秋天来得早，细雨绵绵，秋气肃杀，疾病蔓延，自杀事件屡屡发生。拉夫罗夫不愿听凭水肿折磨致死，也服氰化钾自尽了。

“给牲口看了一辈子的病，到末了却像牲口一样死去！”兽医的房东、裁缝梅德尼科夫在给他送葬时这么说，他身子瘦削，笃信宗教，能背诵全部颂扬圣母的赞美诗。他常常用三个鞭梢的皮鞭抽打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已是中学生的十一岁男孩，用竹竿打妻子的小腿，并且抱怨说：

“民事法官训斥我，说我这种陋习好像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可是除了在广告牌上和画片上，有生以来我还从没见过中国人。”

有一个在他那儿干活、老是郁郁不乐的罗圈腿的工人，外号叫养鹿山民，常常说起他的老板：

“我害怕那些温和的教徒！脾性暴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发生什么，还总是来得及躲避他。可是温和的人靠近你时，往往不露声色，像草丛中一条阴险的蛇，到时候它会冷不防朝你最袒露的心窝上咬一口。我害怕温和的人……”

这个养鹿山民温顺而又狡黠，喜欢告密，是梅德尼科夫喜欢的人，他说的这番话倒是确有道理。

有时候我觉得，温和的人就像生长在岩石上的苔藓类植物，能使生活的岩心风化，使其变得松软，长出别的东西来。但更多的时候，我碰到许多温和的人，他们那干下流勾当的随机应变能力，难以捉摸的瞬息万变，心灵的扭曲和如蚊蝇般的呻吟，常常使我觉得自己犹如一匹处在一群马蝇包围之中给绊住腿的马。

离开岗警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么想过。

秋风飒飒，灯火在风中摇曳，似乎让人觉得灰暗的天空也在颤栗，向大地洒下十月的牛毛细雨。一个淋得湿漉漉的妓女拽着一个酒鬼沿街往上走，她扶着他的胳臂在推他，而酒鬼嘟囔着，抽噎着。妓女一脸疲倦，用喑哑的嗓音说：

“你的命运就该如此……”

“瞧，”我心里想，“眼下我也好像被谁拽着，推向穷街陋巷，让我看看丑恶、凄惨的景象和形形色色的人们。其实，这些我都看得够多的了。”

也许，我当时并不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的脑海里闪现的正是这种思想，也正是在那个凄凉的晚上我头一次感到精神疲乏，情绪低落。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心情很糟，并用一种陌路人的，甚至敌视的目光来冷眼看待自己本身了。

我发现几乎每个人身上都纠结着一些矛盾，有的尖锐些，有的平缓些，这些矛盾不仅表现在语言和行为中，而且也表现在感情上。这种变化不定的感情上的矛盾尤其使我痛苦不堪，而且发现，这种变幻莫测我自己身上也有，这越加使我痛苦。我对一切都发生了兴趣，包括对女人，对书籍，对工人，对快乐的大学生。但是我在哪方面都没有成功，干什么都“朝三暮四”，觉得自己像只陀螺，有一只无形的有力的手挥着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在猛烈抽打我，使我滴溜溜转个不停。

有一天得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住医院了，我去看望他。那儿一个戴眼镜，头上裹着白头巾，头巾下面垂着两只通红的、像煮过似的耳朵的歪嘴胖女人冷冷地说：

“他死了。”

她看我不肯离去，愣愣地呆立在她面前，就恼起火来，大声喊叫：

“喂？还站着干吗？”

我也生气了，冲着她说：

“你是个傻瓜。”

“尼古拉，快把他撵走！”

尼古拉正在用抹布擦一些铜棒，听到这话，他大喝一声，挥起手中的铜棒朝我背上打来。这时我趁势拦腰抱住他身子，把他拖到外面，按倒在医院大门台阶前的水洼里。他对我的这一手倒也显得很冷静，两眼瞪着我，一声不吭地在水洼里坐了一会儿，随后站起来，说：

“哼，你这条狗！”

我走进杰尔查文[74]花园，在诗人的纪念铜像边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时我真想搞一下恶作剧，让人们纷纷地冲我扑来，我好趁机揍他们一顿。但是，虽然今天是假日，花园里却空荡荡的，周围不见一个人影，只有风卷着枯叶在劲吹，路灯杆子上的广告纸沙沙作响。

入暮时分，花园上空晴朗湛蓝的天渐渐暗了下来，让人觉得凉飕飕的。诗人高大的铜像矗立在我面前，我瞧着它，心想：雅科夫这个孤独的人活在世上，就是竭尽全力否定上帝，到头来还是像普通人一样死去。死得平平常常。这真有点叫人难受，太令人遗憾了。

“尼古拉这个白痴，他应当跟我打一架，要不去叫警察，把我抓到警察局去……”

我去找鲁布佐夫，他正坐在他那陋室的桌子边，在小灯下缝补上衣。

“雅科夫死了。”

老头儿举起拿着针的手，显然想画十字，然而刚摆动手，手中的线挂住了一样东西，于是他悄声地骂了一句娘。

随后他嘟哝起来：

“其实，我们大家都注定要死，我们下贱的命就该如此呀，真的，老弟！瞧，他死了，这里那个孤苦伶仃的铜匠也快离开人世了。他在一个礼拜天被宪兵抓去。我跟他认识还是古尔卡[75]牵的线呢。一个聪明的铜匠！他常跟大学生们混在一起。你听说没有大学生们在闹事，真的吗？哎，你来替我缝补这件上衣吧，我老眼昏花了……”

他把他那件破褂连同针线一起递给我，就倒背双手，在屋里踱起步来，一边咳嗽，一边嘟囔道：

“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哪里冒出一丁点儿火花，魔鬼马上就把它扑灭，接着又是一片沉寂！这个城市真不幸啊。趁现在伏尔加河还未封港，你赶快坐船离开这儿吧。”

他站停下来，搔搔脑袋，自问自答：

“可是上哪儿去好呢？什么地方都去过了。真的。各地都走遍了，结果只是把自己的身子累垮。”

他啐了一口唾沫，接着说：

“唉，这也算是生活？见他妈的鬼！活了大半辈子，到头来也没活出个名堂来，心灵也罢，身体也罢，都……”

他站在门后角落里，不作声了，好像在竖耳倾听什么动静，然后毅然决然地走到我跟前，在桌子边坐了下来。

“我的列克谢·马克西梅奇，我告诉你吧：雅科夫一生耗费巨大精力反对上帝，结果白费力气。既然我否定上帝和沙皇，那么他们肯定都不会变得和善。需要的倒是，人们先得自己恨自己，摒弃这种恶劣的生活——就要这样！唉，我老了，要做，也晚了，两眼已经快瞎了，真痛苦啊，老弟！你缝好了吗？谢谢……我们上小饭馆去喝杯茶……”

去小饭馆的路上，他抓住我的两个肩膀，在黑暗中磕磕绊绊地走着，一边还唠叨着：

“记住我的话：平民百姓再也不能忍受了，总有一天怒火会爆发出来，把一切都摧毁——把他们那糟糕透顶的生活彻底摧毁！平民百姓再也不能忍受……”

我们还没走进小饭馆的门，半道上碰见一群水手围住一座妓院，而阿拉富佐夫工厂的工人在守卫妓院的大门。

“每逢节假日，这儿总要发生打架事件！”鲁布佐夫赞许地说。当他在保卫妓院的工人当中认出厂里的伙伴们时，便摘下眼镜，立即前去参加保卫战，并煽动性地大声嚷嚷：

“坚持住，工厂里的伙伴们！踩死那些蛤蟆！除掉那些鲤鱼！哎——哈哈！”

这个聪明的老头从一群河运水手中挤了过去，击退他们的拳头，用肩膀撞得他们纷纷趴倒在地，干得多么无畏，多么灵活，目睹此景，简直令人又奇怪又好笑。他们似乎并无恶意，心情愉快地厮打，好像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勇气，发泄一下过剩的精力。黑压压的一群水手拥到大门口，把工人们往大门上挤；大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响起群情激昂的喊声：

“打死那个秃头长官！”

有两个人爬上了屋顶，在那里轻快而又有节奏地唱道：

咱们不是贼，不是骗子，也不是匪徒，

咱们是船上的伙计，前来捕鱼！

警笛四起，黑暗中警察制服上的铜纽扣闪闪发亮，脚下的污泥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屋顶上又传来歌声：

我们把渔网撒向河床干涸的两岸，

撒向店铺贮藏室、货栈……

“慢着！别打趴下的……”

“大爷，护着自己的脸！”

随后鲁布佐夫、我和其他五个人，这五个人或许是敌人，或许是朋友，一起被抓到警察分局去了。在这漆黑、静谧的秋夜伴随着我们的是轻快的歌声：

啊，咱们捕到狗鱼四十条，

正好用来缝件鱼皮袄！

“伏尔加河上的老百姓有多好啊！”鲁布佐夫赞叹说，他一边不断地擤鼻涕、吐唾沫，一边低声对我说：“你快逃吧！有机会就逃！你为什么要往警察局里钻呢？”

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和一个跟在我身后的水手飞快地窜进一条小巷，翻过一堵堵围墙，逃走了。从那一夜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这个极招人喜欢的聪明老头尼基塔·鲁布佐夫。

我周围变得空荡荡的。这时掀起了学潮，可是我不懂学潮的意义，也不清楚闹学潮的缘由是什么。我只看到大学生们在愉快地奔忙，没考虑到这种忙碌会产生悲剧，我认为为了获得上大学的幸福，甚至可以忍受任何折磨。如果有人对我说：“你去念书吧，但是为此，每逢礼拜天我们要在尼古拉耶夫广场上用木棒揍你一顿！”即便提出这种条件，我也一定会答应的。

一天我到谢苗诺夫面包铺去，得知面包铺的伙计们准备到大学里去揍大学生。

“咱们用秤砣去砸他们！”他们幸灾乐祸地说。

我跟他们争论起来，责骂他们，但这当儿我突然几乎害怕起来，我本来也没有这个愿望，而且也想不出更多的话来为大学生辩护。

记得那天我走出面包铺的地下室的时候，好像被人痛打了一顿似的，满怀着一种无法排遣的、让人憋闷至极的心情。

夜晚我坐在卡班河岸上，不时地往黑魆魆的河水中抛石子，一边没完没了地反复考虑着一句话：

“我该怎么办？”

为消除苦闷，我练起小提琴来，每天夜里在店铺里吱吱嘎嘎地拉，搅得守夜人和老鼠都不得安宁。我喜爱音乐，怀着浓厚的兴趣学起音乐。可是有一天，我的教师、剧院乐队的小提琴手来给我授课，在我有事走出店铺的当儿，他竟打开我那只没上锁的钱匣子。我回来时，他的几只衣袋里都塞满了钱。他看见我走进门，就伸长脖子，呈上一张刚刮过的愁云笼罩的脸，悄悄地说：

“喂，打吧！”

他的嘴唇直打颤，大得出奇的、亮闪闪的泪珠从他那浅色的眼睛里扑簌簌滚落下来。

当时我真想揍这个小提琴手一顿。为克制住自己不这么干，我坐到地板上，把两只拳头压在腿下边，吩咐他把钱放回钱匣子里去。他把几个衣袋全抖落空了，就朝门外走去，但是走到门口又站停下来，像白痴似的用骇人的高嗓门说：

“给我十卢布吧！”

我把钱给了他，但是学小提琴的事就此告吹了。

这一年的十二月，我打定主意要自杀。我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平一事》中曾试图描写我拿定这个主意的动因。可是我没有成功，结果小说写得蹩脚、难以卒读，缺乏内在真实。我觉得这个短篇小说的长处正是在于它完全没有那种真实性。书中的事实都是真的，可是述说这些事实的似乎不是我，小说写的也不是我自己。要是不说它的文学价值，我倒以为它也有令我高兴的一面——好像我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

我在市场上买了一支军人鼓手佩带的左轮手枪，里面装有四发子弹。我拿起枪对着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原本想击中心脏的，不料只打穿一叶肺。一个月后，我十分羞惭，觉得自己愚蠢至极，于是又回面包铺去干活了。

然而在那里没干多久。三月末的一个傍晚，我从作坊来到店铺里，在女售货员的房间里看见一撮毛。他坐在窗口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吸着一支卷得很粗的纸烟，两眼凝视着团团烟雾。

“您有空闲吗？”他没跟我打招呼，问道。

“有二十分钟空闲时间。”

“请坐下，咱们聊聊。”

他跟往常一样，身穿一件缝制得很紧身的、用“田鼠皮布[76]”做的卡萨金，宽阔的胸前蓬松着一把浅色的胡子，结实的脑门子上竖着剪短的、像猪鬃似的硬发，脚蹬一双庄稼汉穿的笨重的靴子，靴子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皮胶味儿。

“喂，”他平静地小声说，“您愿不愿意到我那儿去？我住在克拉斯诺维多沃村，在伏尔加河下游四十五俄里的地方，在那儿我有一爿小杂货铺，您去可以帮我做买卖，这占不了您多少时间，我有一些好书，能帮助您学习。您答应吗？”

“答应。”

“那您星期五早上六点钟到库尔巴托夫码头上来，打听一下从克拉斯诺维多沃村来的平底木船是哪只船——船主叫瓦西里·潘科夫。不过，用不着打听了，到时候我一定会提早到那里，会看见您的。再见！”

他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大手，同时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块沉重的凸形银壳怀表，说：

“我们六分钟就聊完了！哦，我的名字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77]，姓罗马斯。就这样。”

他迈开坚定的脚步，头也不回地朝外面走去，那勇士般魁伟强壮的身子走动起来倒很轻快。

过了两天，我便坐木船前往克拉斯诺维多沃村。

伏尔加河刚解冻，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晃动着易碎的灰色冰块。平底木船劈开浮冰行驶着，浮冰不时擦着船舷而过，发出一阵阵吱嘎吱嘎的响声，它一撞就碎裂成尖尖的小冰块。上游吹来阵阵清风，把浪花往岸边赶。太阳照耀着，令人目眩，玻璃般的、蓝莹莹的浮冰上反射出缕缕耀眼的白光。载着沉甸甸的一桶桶煤油，一袋袋、一箱箱的货物的平底木船，扬起风帆，乘风疾驰。掌舵的是年轻庄稼人潘科夫，他衣着考究，穿一件熟羊皮短皮袄，胸前还用彩色丝线绣着花。

他脸色安详，目光冷峻，沉默寡言，看上去不大像庄稼人。叉开两腿、手握篙竿站在船头的是潘科夫的雇工库库什金，他是个蓬头垢面的乡巴佬，身穿一件破粗呢外衣，腰部系一根绳子，头戴一顶揉皱的牧师帽子，脸上尽是斑斑乌青和伤痕。他一边用长篙推开浮冰，一边鄙视地詈骂道：

“靠一边去……看往哪儿漂……”

我跟罗马斯并排坐在风帆下面的箱子上，他悄声对我说：

“庄稼人不喜欢我，尤其是有钱的！您也会遭到这种冷遇的。”

库库什金把篙竿横放在船头自己的脚跟前，朝我们转过伤痕斑斑的脸，赞同地说：

“安东内奇，牧师特别不喜欢你……”

“这话不错，”潘科夫断言道。

“牧师这条杂毛狗，看见你，就如喉咙里卡了一块骨头！”

“可是我也有朋友，您将来也会有的，”我听到一撮毛这么说。

天冷丝丝的。三月里的太阳还不大暖和。河岸上黑糊糊、光秃秃的树枝在摇来摆去，在沟沟坎坎的地方和山岩河岸上的灌木丛底下仍有一片片天鹅绒似的积雪。河面上到处漂着浮冰，犹如放牧着一大群羊。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

库库什金一边装着烟斗，一边发起议论来：

“即便你不是牧师的老婆，但是他职责所在，应当照《圣经》上说的那样，爱一切有血肉之物。”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罗马斯笑吟吟地问。

“还不是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地痞流氓？反正是那帮恶棍，”库库什金鄙夷地说。随即又得意地补充说：“的确，有一次一些炮兵揍了我一顿，揍得真够厉害的！我甚至现在还不明白，我怎么会活了下来。”

“他们为什么要揍你？”潘科夫问道。

“你是问昨天，还是问炮兵们揍我那一回？”

“哦，昨天又怎么啦？”

“真的，难道我能弄懂他们干吗打人吗？我们那儿的人好比山羊，动不动就要牴人！他们把打架看作家常便饭！”

“我想，”罗马斯说，“别人打你是因为你多嘴多舌，你平时说话不够谨慎……”

“看来，是这样！我好奇心太重，什么事都要问。一听到什么新鲜事，我就欣喜若狂。”

船头猛地撞上了一块大浮冰，浮冰擦着船舷发出刺耳的吱嘎声。库库什金晃悠了一下，赶紧抓起篙竿，潘科夫指责他说：

“你要瞧着点儿船头，斯捷潘！”

“你别跟我聊天啦！”库库什金把浮冰扒拉开去，一边嘀咕道。“我没本事一边撑船，一边跟你聊天……”

他们俩又毫无恶意地争论起来，这当儿罗马斯对我说：

“这儿的土地比我们乌克兰的差，可是人却比我们那儿的好。个个十分能干！”

我仔细听他说，并且相信他的话。我喜欢他那种安详沉稳的性格，说起话来语调平缓，既简洁又有分量。看得出他见多识广，而且与人交谈有自己的分寸。他从不问我过去为什么要开枪自杀，这一点使我觉得特别高兴。要是换了别人，那早就问了，我十分讨厌人家问这件事。而且回答起来很难。鬼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自杀。要是一撮毛问我，我大概会回答得又烦琐又愚蠢。再说，我一般不愿意再回想这件事——伏尔加河上这么美好，这么自由，这么舒心。

平底木船靠着右岸行驶，左侧的河面变得开阔起来，河水漫上了青草碧绿的河滩。瞧，河水在上涨，浪花在飞溅，浪涛拍击着沿岸的灌木丛，而岸上一股股清澈的春潮顺着地面上的沟渠和缝隙哗哗地朝河里泻来。太阳露出了笑脸，有几只黄喙的秃鼻乌鸦在阳光下拍打着羽毛，发出乌钢般耀眼的寒光，不住地呱呱叫着，在忙碌地筑巢。向阳的地方，绿油油的小草正破土而出，显得生气盎然。见此景色，虽然身上觉得寒冷，心里却不由得满怀欣喜，美好希望的幼芽也在萌发。春天的大地上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

晌午，我们到达了克拉斯诺维多沃村；在那陡峭的高山上矗立着一座蓝色圆顶教堂，从教堂往下，沿山坡绵延着一幢幢结实而又漂亮的小木屋，黄木板的屋顶和锦缎般的干草屋顶熠熠闪亮。看上去，显得简朴而又美丽。

以后我好几次坐轮船经过这个地方，对这个村子总是百看不厌。

我跟库库什金开始卸船上的货物，这时罗马斯从船上把一袋袋货物递给我，一边说：

“看来，您还挺有劲儿！”

接着他不瞧着我，问道：

“现在胸口还疼不疼？”

“一点儿也不疼。”

我被他那体贴的问话口气所深深感动——我真不愿意让庄稼汉们知道我曾经自杀过。

“可以说，凭你的力气，完全能对付得了这活儿，”库库什金说。“你是哪个省的，小伙子？下诺夫哥罗德的？人们取笑你们，说你们是吃水上饭的。还有一句：‘瞧，水鸟又要从哪儿飞来。’这也说的是你们哪。”

这时从山上，沿着山坡走下来一个瘦削的高个儿庄稼汉。他光着脚板，只穿着衬衣和内裤，蓄着一把拳曲的胡子，长着浓密的火红色头发，踩着松柔的黏土，一步一滑、摇摇摆摆地蹚过无数条银光闪闪的小溪，大步流星地朝我们走来。

他走到河岸边，亲切地高声喊道：

“欢迎你们到来。”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随手捡起一根粗木杆，接着又捡起一根，然后把两根木杆的一端搭在船舷上，就轻巧地跳上了木船。他马上指挥起来：

“用双脚踩住两根木杆的一头，别让木杆滑下水去，再接一桶桶货。小伙子，到这儿来帮一下忙。”

他相貌堂堂，显然也很有力气。红扑扑的脸膛，笔挺的高鼻子，两只蓝眼睛放出炯炯的光芒。

“伊佐特，你别感冒了，”罗马斯说。

“我？不用担心。”

大家齐心协力把一桶煤油滚上岸。这时伊佐特打量了我一番，问道：

“你是个店员？”

“你跟他较量较量，”库库什金建议道。

“你的脸又被打伤啦？”

“对他们那些人有什么法子？”

“对谁呀？”

“那些打人的家伙呗……”

“唉，你呀！”伊佐特叹了一口气，说，随后转过身对罗马斯说：“大车马上会下来。我打老远就看见你们了，你们坐在船上。木船行驶得又稳又快。安东内奇，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照看一会儿。”

显而易见，他对罗马斯很友好、很关心，甚至处处在庇护着他，虽说罗马斯的岁数要比他大十来岁。

半小时后，我已坐在新盖的木屋洁净而又舒适的房间里，四壁还散发出一阵阵树脂和麻屑的气味。一个目光敏锐、动作利索的婆娘在摆桌子开饭，一撮毛从手提箱里拿出一些书，放在炉炕边的书架上。

“您的房间在阁楼上，”他说。

从阁楼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一部分村子，我们木屋对面是条山沟，山沟里的灌木丛中露出一些澡堂的屋顶。山沟后面是一片果园和黑土田野；它们连绵起伏，爬上山冈上的蓝色树林地带，通向天边。在澡堂的屋脊上坐着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庄稼汉，他一只手拿斧头，另一只手手搭凉棚，望着下方的伏尔加河。大车吱嘎吱嘎地响着，母牛拉车吃力地哞哞直叫，溪水哗哗地流淌。这时从木屋大门里走出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老太婆，她马上又掉转身去，对着门里狠狠地责骂道：

“你们这些小东西真该死！”

两个小男孩正在一本正经地用石头和泥块给小溪筑拦水坝，听到老太婆的呵斥，一溜烟儿地跑了。老太婆从地上捡起一块木片，朝上面啐了一口唾沫，把它扔进了小溪里。接着她用一只穿着男靴的脚踩毁了孩子们垒起来的堤坝，随即往下方的河边走去。

我在这儿怎么生活呢？

这时他们叫我去吃饭。楼下，伊佐特坐在桌子边，伸直两条脚掌呈紫红色的长腿，在说什么，但是看见我下来，便不作声了。

“你怎么啦？”罗马斯皱眉蹙额地问道。“继续说下去。”

“没什么可说的啦，全说完了。总之，大家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自己要照管好自己。你外出，要带上手枪，要不就带一根粗点的木棒。在巴里诺夫面前可不能什么话都说，他和库库什金的舌头，就跟婆娘的三寸不烂之舌一样。小伙子，你喜欢钓鱼吗？”

“不喜欢。”

罗马斯说必须把农民、小果园主组织起来，使他们摆脱收购商们的控制。伊佐特仔细地听完他的话，说：

“富农们绝不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那咱们等着瞧。”

“真的，绝不会的！”

我瞧着伊佐特，思忖道：

“卡罗宁[78]和兹拉托夫拉茨基[79]的小说里写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农民……”

难道我已经参加了某个重要组织，现在就要跟干真正事业的人一起去工作了？

吃过饭，伊佐特说：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你别着急，好事总是多磨。得一步一步来！”

他离开后，罗马斯若有所思地说：

“他这个人既聪明又正直。可惜，他不大识字，读点书很费劲。不过他在顽强地学习。在这方面，您就帮助帮助他！”

直到晚上，他一直在铺子里让我熟悉各种货物的售价，一边对我述说：

“我的货物卖得比村子里另外两家小铺便宜，当然，他们为此不高兴。他们都说我坏话，还打算要狠狠地揍我一顿。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我个人的享受或者做生意有利可图，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这么做，就跟你们开那家面包铺一样……”

我对他说，我猜到了这一点。

“嗯，的确……应当给人们以教诲，是不是？”

小铺已经关上门，我们两只手拿着油灯在铺子里走来走去，街上也有人小心翼翼地在泥泞中扑哧扑哧地走动，有时候沉重的脚步还会踩到门口的台阶上来。

“哎，您听到了吧？外面有人在转悠！他是米贡，穷光棍，一只畜生，他喜欢为非作歹，就如美丽的姑娘爱卖弄风情那样。您跟他说话可要谨慎，而且一般说……”

而后他回到屋里，点起烟斗，宽阔的脊背往炉炕上一靠，眯缝起眼睛，从自己的胡子中吐出缕缕烟雾。他慢慢地斟酌字句，简明扼要地说，他早已发现我在白白地浪费青春年华。

“您很有才能，生性倔强，显然也满怀着美好愿望。您应当学习，但是不要让书本遮住眼睛，看不到人们。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教徒说得很对：‘任何教导都是由人作出的。’人们教导你时显得粗暴，因而使你觉得痛苦，但是他们的教导使你永远铭记在心。”

接着他又说起我已经耳熟的那些话，说什么首先得唤醒广大农村。不过从他那熟悉的话语中，我领会到了更深刻、更新的含义。

“你们那里的大学生们老是夸夸其谈什么爱人民呀，所以我对他们说：不能爱人民。现在谈爱人民，只是空谈……”

他用探询的目光望着我，暗笑一声，接着在屋里踱起步来，声音洪亮地、动人地继续往下说：

“爱，就是赞同、宽容、不指责、饶恕。对女人才需要这样。难道对老百姓的愚昧无知能不加指责吗？难道对他们的错误认识能赞同吗？对他们的各种卑鄙勾当能宽容吗？对他们的野蛮行为能饶恕吗？不能吧？”

“是的，不能。”

“您瞧！你们那里的人都爱读、都爱朗颂涅克拉索夫[80]的诗，可是您要知道，仅靠读涅克拉索夫的诗是无济于事的！应当开导农民说：‘兄弟们，你们这些人本身都不错，可是日子却过得很糟，而且也不善于让生活变得轻松些、美好些。恐怕野兽也比你们更会照顾自己，更会保护自己。不过在你们当中也出现过类似贵族、神父、学者、沙皇那样的各种人物，这些人物过去都是农民。你们看见吗？明白了吗？哦，要学会过日子，免得再受折磨……”

说罢，罗马斯走进厨房，吩咐厨娘烧开茶炊，随后他把他的一些书拿给我看——几乎全是科学类的，如巴克尔[81]、赖尔[82]、哈特波尔·莱基[83]、卢伯克[84]、泰勒[85]、穆勒、斯宾塞[86]、达尔文等人的著作，还有俄国的如皮萨列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的著作，以及冈察洛夫的《战舰巴拉达号》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作品。

他用一只大手抚摩这些书，就像抚摩小猫一样亲切，一边几乎动情地喃喃说道：

“都是好书啊！这本书是珍本，是书刊检查机关要焚毁的书。您想知道国家是怎么回事，就读这本书吧！”

说着，他递给我一本霍布斯的《利维坦》[87]。

“这本书也是论述国家的，但读起来较容易，较有趣！”

这本有趣的书是马基雅弗利[88]的《君主论》。

喝茶时，他简要地向我述说了自己的身世：他是切尔尼戈夫州一个铁匠的儿子，曾在基辅火车站当过列车润滑工，在那里结识了一些革命者；组织过工人自学小组，后遭到逮捕，囚禁了两年，以后又被流放到雅库茨克地区，服了十年苦役。

“最初我在那里跟雅库特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一个兀鲁思[89]里，以为这下我完了。要知道，那个鬼地方冬天把人冻得连脑子也僵硬了。再说在那儿有脑子也是多余的。后来我发现，那地方不时也出现俄罗斯人，虽说不常碰见，可是毕竟有啊！而且，好像为了不让那儿的俄罗斯人寂寞孤单，不断有新的来补充。那些都是好人。其中有个大学生，名叫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90]，他现在也放回来了。在那个时期我跟他相处得很好，以后就各奔东西了。我们在许多方面十分相似，不过单靠彼此相似是不能保持友谊的。可是他这个人认真而又执著，而且样样活儿都能干，甚至能画圣像，但我不喜欢画像。据说，他现在给杂志撰稿，干得很出色。”

罗马斯谈了很长时间，一直谈到半夜，显然希望赶快让我成为像他一样的人。我生平头一次觉得与别人这样真挚友好。自杀事件发生以后，我极其鄙视自己，觉得自己十分卑微，仿佛对谁犯了罪，羞于在世上活下去。罗马斯想必已经知道我的过去，他诚恳、坦率地向我敞开了他的生活大门——使我挺直了身子。那天真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啊。

礼拜天，在做完日祷之后我们的小铺门一开，门口马上聚集起许多农民。头一个跑来的是马特维·巴里诺夫，他肮脏不堪、头发蓬乱，长着两条像长臂猿似的长胳膊，两只女人般的美丽眼睛显出心不在焉的神情。

“城里有什么新闻吗？”他打过招呼后问道，接着不等回答，就对迎面走来的库库什金大声喊道：

“斯捷潘！你的那几只猫又把一只公鸡吃了！”

随后他讲起省长从喀山去彼得堡朝见沙皇，让沙皇下令把鞑靼人全都迁徙到高加索和突厥斯坦那件事。沙皇夸赞省长说：

“真聪明！处事有方……”

“这全是你自己假想出来的，”罗马斯平静地指出。

“我？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你怎么不相信别人的话呢，安东内奇？”巴里诺夫责备说，一边遗憾地摇摇头。“可是我倒同情鞑靼人。迁移到高加索去，他们还不习惯。”

这会儿一个瘦削的小个儿小心翼翼地走近前来，他穿着别人的一件紧腰细褶的破长外衣；灰白的脸痉挛地歪扭着，咧着发黑的嘴唇，发出病恹恹的微笑；那只目光尖利的左眼老是眨巴着，它上面那条添了几道伤疤的花白眉毛不时地抖动着。

“向米贡致敬！”巴里诺夫讥笑地说。“昨天夜里你偷到什么呀？”

“偷到你的钱，”米贡用大嗓门回答，随即向罗马斯脱帽致意。

这时候我们小铺的房东、邻人潘科夫从院子里走出来，他穿着一件西服上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头巾，脚蹬一双橡胶套鞋，胸前挂着一根像缰绳似的长长的银链子。他用生气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米贡，说：

“你这个老东西，要是再钻到我的菜园里来，看我不用木棒打断你的腿！”

“瞧，又来你这一手了，”米贡心平气和地说，叹了口气，补了一句：“你不打人，日子怎么过？”

潘科夫咒骂起他来，可是他打岔说：

“我能算是老人吗？才四十六岁……”

“去年圣诞节期间，你已经五十有三啦，”巴里诺夫大声嚷道。“你自己也说过已经五十三岁了！为什么要扯谎？”

这会儿又走来神情庄重、蓄着胡子的老人苏斯洛夫[91]及捕鱼人伊佐特，这样，门口就聚集了十来个人。一撮毛坐在小铺门口的门廊里抽烟斗，默默地听着农民们交谈。他们或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或坐在门口两旁的长凳上。

天还有点寒意，变化多端，在仿佛被严冬冻住了的蓝天上，浮云在迅速地飘移，斑驳的光点和阴影在小溪和水洼上晃来晃去，时而闪出亮光，令人炫目，时而又像天鹅绒般柔和，使人感到亲切。几个衣着华丽的姑娘像孔雀似的沿着大街往下方的伏尔加河岸缓缓走去，她们提起裙子的下摆，露出黑漆漆的皮鞋，蹚过水洼。一些男孩肩上扛着长长的钓竿从这儿跑过去，几个中年农民走过去时乜斜着眼打量一下小铺门口的这伙人，默默地掀了掀便帽或毡帽。

米贡与库库什金在友好地探讨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什么人打架更厉害——是商人，还是地主老爷？库库什金证实说是商人，米贡坚持说是贵族地主，后者响亮的声音压倒了库库什金结结巴巴的说话声。

“有一次芬格罗夫先生的爸爸揪住拿破仑·波拿巴的胡子。芬格罗夫跑来，两手分别抓住他们俩的羊皮大衣后领子，先把他们扯开，接着让他们脑门子对着脑门子嘭地对撞一下——行了！两个人立即倒地动弹不了了。”

“要是你这么撞一下，也会倒下的！”库库什金表示同意，但又接着刚才的话题补充说：“嗯，不过商人比地主老爷吃得多呀……”

仪表端庄的苏斯洛夫坐在门廊最上面一级台阶上，抱怨道：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现在农民渐渐都不去干农活了。以前在地主老爷面前谁也不能吃白食，每人都有固定的活儿……”

“那你递一份请愿书上去，再恢复农奴制吧，”伊佐特对他说。罗马斯默默地瞥了他一眼，在门廊的栏杆上磕起了烟斗。

我等待着，不知罗马斯什么时候能开腔。于是我一边仔细听农民们闲聊，一边试图猜想：一撮毛会说些什么？我觉得他已经错过了许多插话的合适机会。但是他还是淡漠地一声不吭，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望着风在水洼里吹起圈圈涟漪，驱散着天上的浮云，把它们挤压成黑压压的云团。河上一艘轮船发出呜呜的叫声，从下方传来姑娘们尖细的歌声和手风琴的伴奏声。一个酒鬼边打着嗝边吼叫，不住地挥着两手，沿街道往下方走去，两腿不自然地发飘，不时跌倒在水洼里。农民们说话的语速渐渐缓慢下来，从话语中听得出他们心情苦闷，我也有点郁郁不乐，因为寒冷的天空马上就要下雨，而且我回想起城市里没完没了的喧嚣、各种各样的响声、大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以及他们畅快流利的谈吐、丰富的词语和激动人心的思想。

晚上喝茶时，我问一撮毛什么时候跟农民交谈。

“谈什么呀？”

“啊，”他仔细听完我的话，说，“要知道，如果我与他们谈这方面的事，而且在大街上，那我又得被流放雅库茨克……”

他装好烟斗，点燃抽着了，马上被烟雾所笼罩。这时他才从容地、令人难忘地说起农民胆子小，疑心重。他们是自己害怕自己，害怕邻人，尤其害怕陌生人。给他们自由还不到三十年，所以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农民生来就是农奴，这他们现在都还记得。什么叫自由——很难弄懂。他们简单地认为，自由就是我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但是眼下处处都有长官老爷，他们都会干涉你的生活。沙皇让农民摆脱了地主的束缚，因而现在沙皇就是农民的唯一主宰。如果再问：究竟什么是自由？他们定会说，将来总有一天沙皇会来解释自由是什么意思的。农民非常相信沙皇，相信这位整个国家和全部财富的唯一主宰的话。他过去能使农民从地主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现在也一定能从商人手中夺回轮船和店铺。农民是沙皇的拥护者，他们认为有很多主宰并不好，一个主宰那才好。他们企盼着有朝一日沙皇会给他们解释自由的含义。到那时谁能拿什么，就拿什么。大家都向往着这一天，可是每个人都很担心，每个人活得都很小心谨慎：可别错过财产总分配的这个关键日子。再说，他们自己也在发愁：想要拿的东西太多了，可是怎么拿呢？大家都垂涎于同一样东西，况且处处有不计其数的长官老爷，他们是公然敌视农民，甚至敌视沙皇的。但是缺少这些长官老爷也不行，要不然人们就会互相争夺，打起架来。

风呼呼地猛吹，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玻璃。街上弥漫着灰蒙蒙的烟雾；我的心情也是灰色的，十分苦闷。罗马斯用平静而又不大的嗓音不慌不忙地说：

“要让农民觉醒，使他们逐步学会把沙皇的政权夺过来，并告诉他们，人民应当有权利从自己的阶层中选出区警察局长、省长，直至选出皇上……”

“要这么做，需要一百年！”

“您以为在圣三主日[92]前就能做到这一切吗？”一撮毛严肃地问。

傍晚一撮毛外出到什么地方去了，约摸十一点钟光景，我听到大街上一声枪响，这枪声就来自附近某个地方。我倏地跳到昏暗的外面，在雨中淋着，看见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高大的、黑魆魆的身影不慌不忙、小心翼翼地绕过路上的水流，正朝门口走来。

“您来干吗？是我开的枪……”

“朝谁开的？”

“刚才有一些人拿着棍子朝我跑来。我对他们喝道：‘站住，要不我就开枪了，’他们不听。哼，于是我就朝天开了一枪——朝天开的，不碍大事……”

他站在门廊里脱下外衣，用一只手拧干湿淋淋的胡子，一边像马似的打着响鼻。

“我这双讨厌的靴子破旧不堪了！得换一双。您会擦手枪吗？请您擦一下，否则枪要生锈的。然后再抹上一点煤油……”

他那坚定沉着、遇事不慌的神情，他那双灰眼睛透出的平静而又倔强的目光，令我惊叹不已。在屋里他一边对着镜子梳理胡子，一边提醒我说：

“您走在村子里时要小心谨慎，特别是在节日和晚上，看来他们也打算揍您。不过您外出不要随身带棍子，这会惹那些好打架的人寻衅滋事，而且会让他们觉得您害怕他们。不要害怕！他们自己生来就是群胆小鬼……”

我的日子开始过得舒心起来，每天我都能听到新鲜的和重大的事情。我开始读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罗马斯常常开导我说：

“马克西梅奇，您最好首先掌握这方面知识，在这门科学里凝聚着人类最杰出的智慧。”

伊佐特每礼拜有三个晚上到我这儿来，我教他识字。最初他对我不太信任，时常露出有点儿讥讽的神情，不过教了几次之后，他就和气地对我说：

“你教得很好！小伙子，你该去当一名教师了……”

说着，他突然向我建议：

“你好像挺有劲儿，喂，咱们来拉棍较量一下吧？”

我们从厨房里拿来一根木棍，在地板上坐下，两人脚掌抵着脚掌，竭力把对方从地板上拉起来，这样持续了很久，一撮毛笑呵呵地为我们双方鼓劲：

“哎——哟，加油！”

末了，伊佐特把我拽了起来，这么一较量似乎他对我更加热乎起来。

“没什么，你真行啊！”他安慰我说。“你不喜欢捕鱼，太遗憾了，要不然，我就带你到伏尔加河上去。伏尔加河上的夜晚就如天国一般美好！”

伊佐特学习很努力，成绩相当不错——他自己也觉得十分惊异；往往在上课时，他霍地站起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扬起眉毛，费劲地读上两三行，然后脸涨得通红，瞧着我，喜不自禁地说：

“我会读书啦，真让人搞不懂！”

接着他闭上眼睛，背诵道：

山鹬在荒凉的田野上空呻吟，

如同母亲俯在儿子坟墓上哭泣……[93]

“你看见了吗？”

他好几次压低嗓音、小心翼翼地问我：

“你给我讲解讲解，老弟，这些诗句究竟是怎么写出来的？人一看这些黑字，黑字就变成句子了。我也懂这些话——咱们自己的很生动的话！我是怎么弄懂这些话的呢？谁也没有悄声告诉我过。假如是些图片，那当然一看就懂了。这书里印的好像是人们的思想，是不是这样？”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我说“不知道”也会使他不高兴。

“真像中了魔法！”说着，他喘了一口气，对着灯光细瞧起一页页书来。

他像孩童般纯洁，显现出憨态可掬的天真；我越来越觉得他像一些书中所描写的那种憨厚的农民。他跟几乎所有捕鱼人一样，会吟诗，喜欢伏尔加河，喜欢寂静的夜晚，喜欢独自一人待着，喜欢冷眼旁观的生活。

他仰望着天上的繁星问我：

“一撮毛说，也许星星上也有跟我们类似的居住者，你怎么认为？这么说对不对？最好给他们发个信号，问问他们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大概比我们生活得好，生活得快乐……”

其实，伊佐特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了。他本是个孤儿，没有一分田地，谁也指望不上，只靠自己喜爱的平平静静的捕鱼为生。但是他对农民很不友好，他经常提醒我：

“你别看他们那么亲热，可都是诡计多端的人，满口假话，你别信他们！现在他们对你挺热乎的，明天马上就会翻脸。他们各人只顾着自个儿，把集体的事情看作服劳役。”

他这个软心肠的人，说起“乡村的这帮土豪劣绅”竟然也如此愤恨。

“他们为什么比别人有钱呢？因为他们比别人会耍小聪明。你这小家伙要是聪明的话，就得记住：农民应当抱成团儿，齐心协力，那他们才会有力量！可是他们却把村子搞得四分五裂，像一盘散沙，瞧，他们就是这么胡搞！自己坑了自己。他们真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瞧，一撮毛为他们累得精疲力竭……”

伊佐特相貌英俊，身体强壮，女人们都喜欢他，而且把他弄得很烦恼。

“不消说，在这方面我被婆娘们惯坏了，”他由衷地忏悔说。“对做丈夫的来说，这是种侮辱，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觉得受辱的。然而，对婆娘们又不能不可怜，她们简直就像是你的第二个灵魂。她们的日子过得没有欢乐，没有爱怜；她们只能像牛马一样干活，除了干活，什么也没有。做丈夫的没工夫爱她们，我却是个自由自在的人。有许多婆娘在婚后头一年就饱尝丈夫的拳头。的确，我在这方面罪孽深重，我常常勾搭她们。我只请求她们一件事：婆娘们，你们别互相忌妒，我让你们大家都心满意足！不要彼此忌妒了，在我看来，你们全都一样，我全都可怜……”

他难为情地窃笑着继续往下说：

“有一次我甚至差点儿跟一位官老爷的太太勾搭上了，她从城里来到乡村别墅。她算得上是个美人儿，肤色如牛奶般洁白，可头发是亚麻色的，有两只和善的蓝眼睛。我把鱼卖给她后，一直瞧着她。‘你瞧着我干吗？’她问。‘您自己知道要干吗，’我说。‘嗯，好吧，’她说，‘夜里我来找你，你等着！’那天夜晚她果然来了！但是蚊子围着她嗡嗡叫，叮得她够呛，结果一无所获。她老是说：‘受不了，叮得难受，’几乎要哭了。过了一天，她的丈夫，一个审判官来了。真的，这些官老爷的太太就是这样，”他用忧伤的、指责的口气结束了讲话。“蚊子也打搅她们的生活……”

伊佐特非常夸赞库库什金：

“你瞧瞧库库什金这个庄稼汉，他的心肠可好了！谁不喜欢他，那才看错人啦！当然，他爱唠叨，可是要知道任何牲口身上都有杂毛呀。”

库库什金没有土地，娶了个爱喝酒的女仆做妻子，这婆娘个儿矮小，但很利索，身子强壮，而且凶狠。他把自己的茅屋借给了铁匠，自己去住澡堂，平时给潘科夫干活。他很喜欢散布各种新闻，假使没有新闻可讲，他就自己编造各式各样的故事，可是编来编去总是老花样。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你听说了吗？京尼科夫区的一位警官要辞职去修道院了。他说：‘我不愿再打骂农民——这种事干够啦！’”

一撮毛一本正经地说：

“瞧，都这么做，国家的所有官吏都跑光喽。”

库库什金边捡去没梳理过的淡褐色头发里的麦秸、干草和鸡毛，边思忖着说：

“不会全跑光的，离开的只是些有良心的人——不消说，他们觉得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好受。安东内奇，我看你是不相信良心的。但要知道，一个人没有良心，即使他再聪明过人，那也活不下去！现在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听……”

于是他讲起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地主的故事来：

“从前有个凶神恶煞般的女人，连省长大人都常常屈尊去拜访她。有一天省长对她说：‘太太，您以后可要小心点，以防万一，您干的那些勾当已经流传到彼得堡去啦！’她自然是用果子露酒款待了他，并且对他说：‘祝您一路平安，我无法改变我的脾性！’过了三年一个月，她突然把她手下的农民都召集来，对他们说：‘我把我的所有土地统统分给你们，再见了，请原谅我，我就要……’”

“进修道院啦，”一撮毛替他说。

库库什金凝视着他，断言道：

“对，去当女修道院的院长喽！这么说，你也听到过她的事？”

“从来没听到过。”

“那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这个好幻想的人摇着头，嘟囔说：

“你太不相信人……”

库库什金讲起故事来往往是这样：故事中的坏蛋和恶棍作恶多端，随后就“杳无音信，不知去向”了。更经常听到的是，库库什金接着就把他们送进修道院，就像把垃圾扔进“垃圾堆”一样草草打发了。

他常常会冷不丁冒出些古怪的想法，突然皱眉蹙额地声称：

“我们可不能去跟鞑靼人打仗，他们比我们强悍！”

然而，这时候大家正在谈论建立果园主劳动组合的事，谁也没有接口说起鞑靼人来。

在罗马斯讲述西伯利亚和那里的富农的情形时，库库什金又突然若有所思地唠叨说：

“要是人们两三年不去捕捞鲱鱼，那鲱鱼就会繁殖得使海水漫上海岸，人们就会遭受洪灾。这是一种繁殖力极强的鱼啊！”

村子里的人都认为库库什金是个浪荡子，他的故事和古怪的想法常常惹得大家生气，招来责骂和讥笑，可是他们总是很有兴趣地、仔细地听他讲，仿佛期盼着从他编造的故事中能听到点真情。

“信口开河的人，”老成持重的人都这么叫他，只有衣着讲究的潘科夫一本正经地说：

“斯捷潘是个谜一样的人……”

库库什金很能干活，会箍桶，会砌炉子，懂得养蜂，还教农妇们养家禽，而且还有一门出色的木匠手艺，这些活儿他干起来样样得心应手，不过他干活很不乐意，慢吞吞的。他喜欢猫，在他的澡堂里养着十来只肥肥的大猫小猫。他用乌鸦和寒鸦喂猫，并且调教它们扑食家禽，这么一来，村上的人们越加恨他：他的那些猫经常咬死邻人的小鸡、母鸡，而婆娘们一旦逮住他的猫，就往死里打。在库库什金的澡堂附近，常常能听到伤心的女主人们暴怒的尖叫声，库库什金听了并不觉得不安，还说：

“真是些傻婆娘，猫本来就是捕捉活物的动物，它比狗灵活。瞧着，我非要训练它们去捕捉鸟雀不可，让它们繁殖上几百只，然后把它们卖掉，收入归你们，傻婆娘！”

库库什金原先识些字，可是后来全忘了，现在又不愿再学。他天禀聪颖，他听一撮毛讲话，领会其实质比谁都快。

“不错，不错，”他像个婴孩吞服苦药似的皱起眉头说，“这么说，伊凡雷帝没给小百姓带来危害……”

库库什金、伊佐特和潘科夫晚上经常到我们这儿来，一坐就坐到半夜，听一撮毛讲世界的局势，讲外国的生活，讲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潘科夫很喜欢听法国大革命的事。

“这就是生活真正的转变，”他赞叹道。

潘科夫两年前跟父亲，一个患大脖子病、两眼瞪得令人可怕的富农分了家，通过“恋爱”，娶了个孤女，伊佐特的侄女。他对妻子管束很严，但又让她穿城里人穿的连衣裙。父亲由于他太固执任性而把他赶出了家，而且每当路过儿子新木屋的时候，总要恶狠狠地朝它吐口唾沫。潘科夫把木屋出租给罗马斯，而紧挨着它盖了间披屋作小铺。这下村里的富农们都视他为眼中钉，十分怀恨他，而他表面上对他们淡然处之，但说起他们来口气十分鄙夷，经常粗暴地、嘲笑地对待他们。乡村生活使他十分苦恼，他说：

“我要是懂一门手艺，就搬到城里去住了……”

他体格匀称，穿着总是很整洁，举止端庄，自命不凡；但他心眼小，疑心重。

“你这么干是由于内心冲动呢，还是有什么打算？”他常常问罗马斯。

“你怎么认为呢？”

“不，你先说。”

“照你的看法，怎么干更好呢？”

“我不知道！你看呢？”

一撮毛执拗不说，末了还是逼迫这个农民先说出来了。

“自然，最好是有个算计！没有好处的算计是不存在的，哪里有好处，哪里的事就搞得好。光凭内心冲动，我们就会盲目行事。我要是只靠内心冲动来干这事，准会把事情搞砸！我真恨不得用一把火将神父烧死，让他别再去管别人家的闲事！”

神父是个凶恶的老头，长着一副鼹鼠般的嘴脸，过去干涉过潘科夫父子俩的争吵，因而极大地得罪了他。

起初潘科夫待我不大友好，几乎有点仇视，甚至俨然像个主人似的对我吆五喝六。不过他这种态度很快改变了，虽说我一直觉得他对我依然存有疑心，我见到他也不顺眼。

使我十分难忘的是在那座洁净的原木小屋里度过的几个晚上。当时护窗板关得紧紧的，屋角桌子上点着一盏灯，灯前站着一个脑门子突出、头剃得光光、蓄着大胡子的人，他在讲：

“生活的实质就在于让人们逐渐摆脱畜生般的生活……”

有三个农民在仔细地听，他们个个两眼炯炯有神，脸上充满智慧。伊佐特总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在倾听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听到的远处的声音。库库什金不住地转动着身子，似乎蚊子在叮他，而潘科夫一边在揪浅色的唇髭，一边在静静地思索：

“这么说来，还是要把人分成几个阶层喽。”

潘科夫对他的雇工库库什金说话从来也不粗暴，而且还经常仔细听这位幻想家胡编的可笑故事，这情形使我很高兴。

交谈结束，我就回自己的阁楼上去，坐在打开的窗口，眺望进入梦乡的村庄和一片寂静的田野。闪烁的星光透过浓浓夜雾显现出来，繁星离地面越近，看去离我越远。这种夜晚的沉寂不由得使我的心揪紧起来，而思绪却驰向一望无垠的穹苍。这时我似乎看到千万个乡村同我们所在的这个乡村一样，寂然无声地匍匐在这块平坦的大地上，好像紧贴着大地母亲。周遭万籁俱寂，十分静谧。

迷蒙的夜雾使我觉得暖洋洋的，好像成千上万条看不见的水蛭在吮吸我的心，渐渐的，我感到浑身困倦乏力，心中有一种隐隐的忐忑不安。我在大地上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

乡村生活在我看来并不愉快。我时常听人们说，看到书上也写着，乡下人生活得比城里人更健康，更舒心。但是我看见这儿的农民没完没了地在干苦役般的活儿，其中有许多人身体并不健康，活儿干得疲惫不堪，几乎压根儿没有欢乐可言。城里的工匠和工人，虽说干活也不轻松，但他们日子过得要愉快些，不像这儿那些郁郁不乐的人老是令人讨厌地一味抱怨生活。我并不觉得农民的生活是简单的，他们要精心管理耕地，要机智灵敏地处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种缺乏理性的生活是不舒心的。可以发现这整个村子的人都像盲人似的在摸索着过日子，老是担惊受怕，互相猜忌，性情有点像狼似的。

我难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固执地不喜欢一撮毛、潘科夫以及想理智地生活的“我们这些”人。

我清楚地发现城里人的种种优点，发现他们渴望幸福，大胆探求理性，做事抱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和使命感。在这样的夜晚，我总是不由得回想起两个城里人：

Ф. 卡卢金和З. 涅别伊

钟表匠，兼修各种精工仪器、外科器械、缝纫机和留声机等。

这块招牌安在一爿钟表铺的小门上方，门两边是蒙着灰尘的窗户。在一扇窗子下边坐着Ф. 卡卢金，他那蜡黄的秃脑壳上长着一个鼓包，一只眼睛上戴着一片放大镜；他身子结实，圆圆的脸上几乎总是含笑盈盈，常常用细小的镊子拨弄钟表机械，或者张开硬硬的灰白唇髭下面一张圆圆的嘴，哼起歌来。在另一扇窗子下边坐着З. 涅别伊，他长着一头鬈发，脸色黝黑，有一个大鹰钩鼻子，两只像李子般的大眼睛和一撮楔形胡子；身子干瘪，像个魔鬼。他也在摆弄一些精巧的小玩意儿，时而突然用男低音哼哼几声：

“特拉——塔——塔姆，塔姆，塔姆！”

在他们背后，乱糟糟地堆着一些留声机，各种钟表机械、齿轮、八音盒以及地球仪，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金属玩意儿，四壁有许多挂钟，钟摆来回摆动着。我打算一整天都瞧着他们怎么干活，可是我这高大的身子遮住了他们的亮光，他们板起脸看着我，挥挥手撵我走。离去时，我羡慕地想：

“一个人样样事都会做，那有多么幸福！”

我很钦敬这两个人，相信他们掌握摆弄各种机械和使用各种工具的诀窍，会修理世上任何东西。这才是能干的人啊！

不过我不喜欢乡村，农民令人无法理解。村妇在一起特别喜欢诉说自己的病痛，说她们心口有一个东西“在咚咚直跳”，“胸中憋得慌”，而且经常“小肚子绞痛”——每逢节假日她们就坐在自家的茅屋门口，或者坐在伏尔加河岸上，谈得最多和最爱谈的就是这些。这些婆娘最容易生气，时不时就互相大肆谩骂起来。往往为了一个仅值十二戈比的破瓦罐，三户人家就会操起木棍，大打出手，结果不是打断一个老太婆的胳臂，就是打破一个小伙子的脑袋。这种打架的事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发生。

有些小伙子公然无耻地调戏姑娘们，对她们胡作非为：在田野里逮住几个姑娘，把裙摆撩起裹在她们头上，再用椴树韧皮紧紧捆住。这种胡闹叫做“少女开花”。这时腰部以下裸露着的姑娘们发出尖叫，大声咒骂，但是好像她们对这种作弄觉得挺开心，可以看出，她们在解椴树韧皮，放下裙摆时故意慢慢悠悠的。在教堂里做彻夜祈祷时，这些小伙子不时地拧姑娘们的屁股，好像他们仅仅为了这么打闹才到教堂里来的。礼拜天，神父就在读经台上说：

“畜生！难道你们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胡闹了吗？”

“乌克兰的老百姓对宗教的信仰看来比这儿的老百姓更虔诚，”罗马斯说，“我看得出，这儿的老百姓信仰上帝，只是出于恐惧和贪婪的原始本能。你们知道，对上帝真挚的爱，对上帝的美和力量的赞美，这儿的老百姓一点儿都没有。也许，这更好：更容易摆脱宗教的束缚，我告诉你们，宗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偏见！”

这儿的年轻人好吹嘘，但做起事来都很胆小。他们已有三次夜晚在街上碰到我，企图打我，可是都没成功。只有一次他们用木棍打了我的一条腿。自然，我没把这种小冲突告诉罗马斯，不过他发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一下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嚄，您还是收到这份‘礼物’了吧？我对您说过要提防他们！”

尽管他一再劝我不要在夜里出去散步，但是我有时依然穿过一个个菜园，来到伏尔加河岸，坐在那儿的柳树下，透过薄薄的夜幕，眺望河对岸的草地。伏尔加河气势宏伟地缓缓流淌，死气沉沉的月亮反射出此刻隐没不见的太阳的光，把河面染得金灿灿的。我不喜欢月亮，似乎它有点儿凶险，不由得使我心头愁云笼罩，像狺狺狂吠的看家狗那样，真想哀怨地放声大哭。后来得知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上面一片死寂，也不可能有生命存在，我这才觉得欣喜无比。在此之前，我想象月亮上面居住着的是些青铜人，他们的骨架由许多三角构成，走动起来就如圆规一样，叉开两腿，一摇一摆的，发出大斋戒日教堂洪钟般吓人的响声。月亮上面一切都是青铜的；植物也罢，动物也罢，都连续不断地发出隐隐约约的吼声，虎视眈眈地盯着大地，总想对大地作恶。以后我又欣喜地得知，月亮上面是空荡荡的，但是我还是希冀有朝一日有颗大流星飞落到月亮上面，其碰撞力大得足以使月亮闪出火光来，好让它用自己的光来照亮大地。

我望着伏尔加河的滚滚流水不住地摇曳着一条缎子般的光带，打远处的黑暗中涌来，又消失在山崖河岸的阴影里。我顿然觉得我的思想变得活跃了，敏锐了。脑海里轻松地涌现出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与白天的感受截然不同的种种遐想。伏尔加河的滚滚巨流平静得几乎悄然无声。在黑魆魆的宽阔的河面上，滑行着一艘轮船，活像长着火羽毛的怪鸟。船尾发出轻轻的拍水声，仿佛怪鸟扑扇着沉重的翅膀。在对岸青草地的河岸边，飘忽着一点火光，水面上延伸着一片刺眼的红光，这是渔民借着火光在叉鱼。乍一看，还以为一颗流星从天上陨落到河里，变成一朵火花飘浮在水面上。

以前从书里读到的东西这会儿都演变成了种种奇特的幻想，想象力不倦地编织着一幅幅美丽无比的图画，让我跟随着流淌的河水飘浮在薄暮的夜空中。

伊佐特找我来了，黑夜中他看上去显得更魁伟，更蔼然可亲了。

“你又来这儿啦？”他问，一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久久地一声不吭，凝神地瞧着河面和天空，不时地捋捋细丝般的金黄色的胡须。

随后他谈起自己的理想：

“我要学好功课，读一些书，然后走遍祖国的条条河流，一定要弄懂世上的一切事情！还要开导人们！对。老弟，要是能跟别人倾心交谈，那有多好！即便是些乡下婆娘，要是跟她们谈谈心里话，她们也会明白的。不久前有一个婆娘坐我的小船，问我：‘我们死后会怎么样？我不相信有地狱，不相信人会有来世。’你怎么看？老弟，她们也……”

他没找到词儿，所以沉默了一会儿，末了补了一句：

“毕竟是有思想的活人呀……”

伊佐特是个善于夜里捕鱼的人。他有丰富的审美情趣。他常常像个耽于幻想的孩子，用朴素的字眼恰到好处地谈论美。他并非出于畏惧而信仰上帝，虽然他也常去教堂，把上帝想象成一个身材高大、仪表端正、受人尊敬的老人，一个善良而又聪慧的世界主宰。上帝之所以没能够惩处邪恶，只是因为“他来不及做，世上的人出生得太多了。哦，这不要紧，上帝一定会这么做的，你等着瞧吧！可是那个基督我怎么也弄不懂！在我看来，他毫无用处。有个上帝，也就行了。可是这会儿又出现一个基督！据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那又怎么样？上帝嘛，大概是不死的……”

但是他更多的是默默无言地呆坐着，想着心事，偶尔叹口气，说：

“对，就是这么回事……”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我自己的……”

他望着迷茫的远处，又叹了一口气。

“生活是美好的！”

我表示赞同：

“对，是美好的！”

宛如一块黑丝绒般的河水在强劲地奔流，河面上空，弯弯曲曲地呈现着天河银色的光带，几颗大星星闪烁着金色百灵鸟般的光芒，这时心儿低声吟唱着对生活奥秘的荒诞的遐想。

太阳光远远地从草原上空淡红色的云层中透射出来，瞧，天空中的太阳犹如孔雀开屏。

“太阳真是美妙！”伊佐特带着幸福的笑容喃喃自语。

苹果树绽开了花朵，乡村里处处飘落着粉红色的花瓣，散发着阵阵苦味儿，这味儿盖住了煤焦油和牲口粪便的臭味。成千上百棵开花的苹果树，像过节似的穿着花瓣织成的粉红色缎子衣服，一行行整齐地从村边一直延伸到田野。月夜，轻风拂面，花枝摇曳，簌簌声依稀可闻，这时似乎让人觉得金蓝色的湍急的浪头会把村子淹没。夜莺不知疲倦地唱个不停，而白天椋鸟尽情啭鸣，隐没在树丛里的云雀不断地向地上送来阵阵婉转嘹亮的鸣叫。

每逢节日的晚上，姑娘们和少妇们便纷纷上街闲逛，一边像群小鸟似的张着嘴唱歌，娇慵地露出迷人的笑容。伊佐特像喝醉了似的，也面带微笑，他消瘦了，眼睛陷在黑眼窝里，脸色更严厉，面容更清秀，也更像个圣徒了。他时常整天价睡大觉，只是将近黄昏，他才心事重重、神思恍惚地在街上露面。库库什金粗鲁而亲热地挖苦他，而他窘迫地笑着说：

“你别说啦。有什么法子呢？”

说着，又大声赞叹道：

“啊，日子过得甜甜蜜蜜！要知道，日子过得有多么舒心，话说得有多么贴心！有些话让你至死不忘，人要是能死而复生的话，那他首先想起的就是那些话！”

“小心，做丈夫的可要揍你啦，”一撮毛也亲切地微笑着警告他。

“一点儿不错，”伊佐特表示同意。

差不多每天夜晚，米贡那高亢而激动人心的歌声随同夜莺的鸣啭一起在果园、田野和河岸上空回荡，他唱优美的歌曲十分悦耳动听，因为这一点，庄稼汉们原谅了他做的许多坏事。

每逢礼拜六晚上，我们小铺门口总聚集着许多人，其中必定有苏斯洛夫老头儿、巴里诺夫、铁匠克罗托夫、米贡等人。他们一坐下，就不紧不慢地交谈起来。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又来了，就这样，这伙人几乎一直要聊到深更半夜才散。偶尔有几个酒鬼跑来胡闹，更常见的是退伍兵科斯京，他是独眼，左手少了两个指头。他一来就捋起袖子，挥着拳头，像只好斗的公鸡，一步跨到小铺门口，声嘶力竭地拼命喊叫：

“一撮毛，害人的民族，信奉的竟是土耳其人的教！你说，你为什么不去教堂做祈祷，啊？你这个异教徒！捣乱分子！你说，你到底算是个什么人？”

这时大家讽刺他：

“米什卡[94]，你为什么开枪打掉自己两只手指头呀？怕是见到土耳其兵吓坏了吧？”

他马上扑过来要打架，可是大家抓住他，哄笑着、喊叫着把他推下冲沟去——他滚下了斜坡，一边不堪忍受地尖叫：

“救命啊！打死人啦……”

随后他爬了上来，浑身是土，还向一撮毛讨去喝伏特加的钱。

“为了什么？”

“因为我为你们逗乐儿啦，”科斯京回答。农民们齐声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节日的早上，厨娘点燃炉子里的劈柴后，就到院子里去了，这时我正在小铺里，只听见厨房里传来一声巨响，震得小铺直抖动，铁糖果盒纷纷从货架上滚落下来，破碎的玻璃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东西咚咚地掉在地板上。我冲向厨房，发现团团黑烟从厨房的门里向房间涌去，黑烟后面不知什么东西发出吱吱声和噼啪声，这当口一撮毛抓住我的一只肩膀说：

“慢着……”

过道里厨娘在号哭。

“唉，傻女人……”

罗马斯朝烟雾中跑去，哐啷一声碰到了什么家什，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接着朝门外大声喊道：

“别哭啦！快拿水来！”

厨房的地板上有几块劈柴在冒烟，仍有些小木片在燃烧，还有几块掉下的炉砖，黑漆漆的炉膛里空空如也，好像打扫过一样。我在烟雾中摸索到一桶水，浇灭了地板上的火，随后把劈柴捡起来扔回炉子里。

“小心！”一撮毛对我说。接着他抓住厨娘的胳膊，把她往房间那边推，并且命令她道：

“快去把店铺门关了！小心，马克西梅奇，没准还会爆炸呢……”说着，他蹲下身子，细瞧起那些粗圆的松木劈柴，接着把我扔进炉子里的劈柴都拿了出来。

“您这是干什么？”

“嚄，瞧瞧！”

他递给我一块莫名其妙地炸裂了的劈柴，我看见劈柴里面有个用手摇钻旋出来的洞，熏得漆黑漆黑的。

“您明白了吗？他们这些鬼东西，在劈柴里面塞了炸药。一帮蠢货！哦，一俄磅炸药能有什么用？”

他把那块劈柴搁在一边，洗起手来，一边说：

“幸好阿克西尼娅离开了，要不然，她会被炸伤的……”

等到酸溜溜的烟雾散尽后才发现，厨房架子上的瓶瓶罐罐都已震碎，窗玻璃也从窗框上掉下来，炉膛口有几块炉砖也已塌落。

我不喜欢一撮毛这会儿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他的举止好像这种愚蠢的恶作剧丝毫没使他感到气愤。街上的孩子们在跑来跑去，大叫大嚷：

“一撮毛的小铺着火啦！快把我们的村子烧着啦！”

有个村妇在大声哭诉，而阿克西尼娅却在房间里惊恐地喊叫：

“人们硬要闯进店铺里来，米哈伊洛·安东内奇！”

“喂，喂，小点声！”他说，一边用毛巾擦干湿漉漉的胡子。

几张由于惊恐和愤怒而歪扭的毛茸茸的脸从房间打开的窗户往里张望着，眼睛被烟熏得难受，一直眯缝着。有个人激愤地尖声喊叫道：

“把他们撵出村子去！他们老是在搞恶作剧！他们是些什么人呀，天哪？”

一个火红头发的小个儿农民，一边翕动着嘴唇在胸前画十字，一边竭力想爬进窗子里来，可是没成功；他右手拿着一把斧子，只有左手痉挛地抓着窗台，不一会儿就滑落下去了。

罗马斯手里拿着一块劈柴，问他：

“你爬进来干吗？”

“老爷子，我来灭火……”

“可是压根儿没着火呀……”

那个农民惊愕地张开嘴，溜走了。罗马斯走到店铺的门廊里，把那块劈柴拿给一群人看，说：

“你们当中有人在这块劈柴中装了炸药，然后把它塞到我们的柴禾堆里。但是炸药装得太少，所以并没造成什么危害……”

我站在一撮毛身后，瞧着这一群人，听到那个握着斧子的农民胆怯地说：

“你怎么老是拿着这块劈柴对着我挥来挥去……”

这时已经喝醉了的退伍士兵科斯京嚷道：

“把他撵走，亡命之徒！把他送交法庭……”

可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不作声，全神贯注地瞧着罗马斯，将信将疑地听他说下去：

“要炸掉这座小屋，必须用很多炸药，大概要用一普特！好吧，大家散去吧……”

有个人问：

“村长在哪儿？”

“应当去找乡里的警察！”

人们不乐意地慢吞吞地散去了，仿佛怀着点遗憾。

我们坐下来喝茶，这时阿克西尼娅表现出以往从未有过的亲热、和善，给我们倒茶，一边还同情地瞧了瞧罗马斯，说：

“您不去告他们，他们才常常来搞恶作剧呢。”

“您对这种胡闹不生气吗？”我问道。

“我可没工夫对他们做的每一件蠢事生气。”

我思忖：“要是大家都这样沉着稳重地干自己的活儿，那就好了！”

罗马斯说过，他不久要去喀山，问我要带些什么书回来。

有时候我似乎觉得他这个人的内心装有一种像钟表机械似的东西，上紧了发条，简直可以走一辈子。我喜欢一撮毛，十分敬重他，但是我倒愿意哪一天他对我，或者对别的什么人发一次火，甚至跺脚，大叫大嚷才好呢。然而他不会发火，或许不想发火。当他被愚蠢的捉弄和卑鄙的勾当激怒时，他仅仅是嘲笑地眯缝起一双灰色眼睛，冷淡地随便说几句很平常的话来回敬他们而已。

有一次他就这样问苏斯洛夫：

“您已经上了年岁，为什么说话还昧着良心，啊？”

苏斯洛夫老头黄黄的两颊和脑门子上慢慢泛出紫红色，似乎连那把花白胡子的根须也变成了暗红色。

“要知道，这么做对您没有好处，会失去别人对您的敬重。”

苏斯洛夫垂下脑袋，表示同意：

“说得对，没有好处！”

后来苏斯洛夫对伊佐特说：

“他是我们的贴心领导！能选这样的人当长官就好了……”

……罗马斯简明扼要地关照我，他不在店铺里时，我应当做些什么和怎样做。我似乎觉得他已经把别人企图用炸毁炉子来威吓他的事给忘了，就像忘了常被苍蝇叮一样。

潘科夫来了，他细看了一下炉子，皱起眉头问：

“您吓坏了吧？”

“那有什么可害怕的？”

“真像是一场战争啊！”

“坐下喝杯茶吧。”

“妻子还等着我呢。”

“刚才你在哪儿？”

“在捕鱼。跟伊佐特在一起。”

他走了，经过厨房时他又沉思地重复了一遍：

“真像是一场战争啊！”

他跟一撮毛说话总是很简短，好像他们早已把一切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反复交谈过了。记得有一次，听完罗马斯讲伊凡雷帝[95]朝代的故事，伊佐特说：

“他是个令人乏味的沙皇！”

“是个暴君，”库库什金补了一句，潘科夫却坚决地说：

“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聪明的地方。他杀了一些公爵，马上又滋生出一批小贵族。而且还招来外国人。这一手他做得很不聪明。小地主比大地主更坏。苍蝇不像狼，用枪是打不着的，它比狼更令人厌恶。”

这时库库什金提着一桶和好了的黏土来到这儿，把掉下的砖砌到炉子上去，一边说：

“那帮鬼东西尽出坏主意！他们自己身上的虱子捉不干净，可是暗算起别人来——你就瞧着吧！你，安东内奇，不要一下子拉很多货物回来，每次少拉点，多拉几趟，要不然，你瞧着，他们一定会把你烧死。现在你正在操办那件事，小心飞来横祸！”

引起村里的富农极为不满的“那件事”，就是指建立果园主劳动组合的事。一撮毛在潘科夫、苏斯洛夫以及其他两三个明理的农民的帮助下，几乎已经把这件事办好了。大多数农家主人开始对罗马斯抱有好感，来小铺买东西的人也明显增加，连巴里诺夫、米贡这样一些“下三滥”的庄稼汉，也来尽自己所能，千方百计地帮助一撮毛干事业了。

其实，我很喜欢米贡，我爱听他唱那些优美而又哀婉动人的歌曲。他唱歌时，总是闭上眼睛，那张痛苦的脸也不抽搐了。他常在漆黑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或者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唱起歌来。而且到了黄昏，他就轻轻招呼我：

“到伏尔加河上来呀。”

在那里他坐在小船的船尾，把两条乌黑的瘸腿伸到黑糊糊的水里，一边修补禁止使用的捕鲟鱼的渔具，一边压低嗓音说：

“地主老爷欺侮我，那也算了，我能忍受。活见鬼，他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可是眼下农民老弟也来损我，让我怎么能够受得了？我跟农民之间有什么差别？他们挣的是卢布，我挣的是戈比，仅仅是这点差异！”

这时米贡的脸病态似的抽搐起来，眉毛扬起，手指微微颤抖。他一边查验着渔具上的钩子，用锉刀把它们锉锉尖利，一边用气愤的嗓音低声说：

“大家把我当成小偷，不错——我是有罪过！可是要知道大家都像强盗一样在过日子，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吞掉我。确实，上帝不喜欢我们，只有魔鬼看中我们！”

黑黢黢的河水从我们身边缓缓流去，乌云在河面上空移动，黑暗中已看不见一片草地的河岸了。浪头小心地哗哗拍溅着河岸的沙滩，冲刷着我的两脚，仿佛要把我带到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漂向什么地方去。

“得活下去，是不是？”米贡叹了一口气，问。

山上有条狗在凄凉地吠叫。我好像在做梦似的想：

“可是别人为什么要像你这样过日子呢？”

河上一片沉寂，一片漆黑，十分可怕。而且这种温润的黑暗看上去没有尽头。

“他们要打死一撮毛。你瞧着，他们也要打死你，”米贡嘟囔着，然后出人意料地低声唱起歌来：

妈妈对我非常喜欢，

她常讲：

“哎，亚沙，哎，你是我的心肝，

过日子要平平安安……”

这时他合上眼睛，歌声听起来越加高亢有力，越加悲悲切切了，还在检验渔具上的绳索的手指移动得更慢了。

可是我没听妈妈的话，

唉，我没听……

我顿时产生了一个奇怪感觉：好像遭到黑魆魆的水流猛烈冲刷的大地，正在朝河中倾倒，而我也从大地上翻滚下来，往太阳永远沉没的那黑暗中滑去。

米贡像开始唱歌那样，突然停止了唱歌，默默地把小船推下水，接着坐到小船上，几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

“像他这样的人活着为了什么呢？”

巴里诺夫也是我的朋友，他不务正业，好吹牛，懒散，爱播弄是非，是个闲不住的流浪汉。他曾经在莫斯科住过，现在说起莫斯科，就表示憎恶：

“那城市简直像座地狱！乱糟糟的。教堂竟有一万四千零六个，那里的人全是骗子！而且说真的，他们个个都像浑身长疮的马！生意人也好，军人也好，市民也好，全都一个样，边走路边搔痒。确实，那里有座‘炮王’[96]，炮筒又长又粗！它是彼得大帝亲手铸造，用来轰击暴动的人们的。有一个贵族太太为了表示对彼得大帝的爱，起来反抗他。这是由于彼得大帝过去天天跟她住在一起，一直整整生活了七年，后来把她连同三个孩子一起甩了的缘故。这位太太一怒之下，就造反了！我的老弟呀，他的那门大炮对着造反的人们轰的一声响，九千三百零八个人就一下子送了命！甚至连他自己都吓坏了，他对菲拉列特都主教[97]说：‘这样不行，得把那混账玩意儿用铁块给堵上，免得再让别人去点火开炮！’于是就用铁块把它的炮口堵上了……”

我对他说这全是胡扯，他一听，便气冲冲地说：

“我的天哪！你这个人尽扫别人的兴！这个故事是个有学问的人详细讲给我听的，可是你竟……”

米贡经常去基辅“朝圣”，他说：

“那个城市类似我们的村子，也坐落在山上，也有条河，可是我忘了它是条什么河了。跟伏尔加河相比，它只是一个水洼！说真的，这个城市乱七八糟的。条条街道曲里拐弯，都要爬山坡。那儿的老百姓都是一簇毛，不是像米哈伊洛·安东诺夫那样的血统，而是一半波兰血统，一半鞑靼血统的混血儿。他们喜欢闲聊胡扯，不说正经事，而且披头散发，肮里肮脏，还爱吃蛤蟆——他们那里的蛤蟆一只就有十俄磅重。他们走路骑牛，耕地也用牛。他们的牛太棒了，最小的牛也比我们这儿的大三倍，重达八十三普特。那里修士有五万七千个，大主教也有二百七十三个……唉，你真是怪人！你跟我争什么呀？这一切我是在那里亲眼看到的，你去过那里吗？没去过。哦，那不就得啦！老弟，我这人说话最喜欢准确无误……”

他喜欢数字，曾经向我学会了加法和乘法，可是他没耐心再学除法了。他常常入迷地做多位数乘法，但往往越算越不对，用木棒在沙地上写出一长串数字后，就瞪着一双孩童般的眼睛惊奇地瞧着这些数字，一边唉声叹气地说：

“这么一长串数字谁也念不出来！”

米贡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披头散发，衣衫破烂，但是他有一张还算是英俊的脸，蓄着拳曲的令人好笑的胡子，两只蓝眼睛满含着稚气的微笑。在他和库库什金身上有一种共同之处，大概，就因为这一点，他们俩才竭力避开，互不照面。

巴里诺夫曾有两次到里海去捕过鱼，于是念念叨叨地说：

“我的小兄弟啊，什么东西也不能跟大海相比。你在大海面前渺小得就像只蚊子！你要是看见大海，一定会望洋兴叹的！那里的生活也很甜美。什么人都往那里跑，甚至一个修士大司祭都到那儿去啦：没什么，他也干活！另外还有一个厨娘，她一直跟一个检察官姘居，——瞧，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事？但是她想起大海，就急不可耐地说：‘检察官，你待我很亲热，不过我们还是分手吧！’因为谁哪怕只看到过一次大海，以后他就会老是对那地方心驰神往。那儿海阔天空，不会发生挤挤插插的现象！我也要永远到那儿去啦。我不喜欢做个世俗的人，就这么回事！我真想去僻静的地方过隐居生活，唉，我不知道哪儿是真正的世外桃源……”

平时他犹如一条丧家狗，在乡村里游来荡去，大家都鄙视他，可是听他讲起故事来，又显得十分高兴，就像听米贡唱歌一样。

“随口瞎编得够巧妙的！真好听！”

他的想象力有时甚至让潘科夫这样讲究实际的人都感到佩服。有一天这个不轻信别人的农民对一撮毛说：

“巴里诺夫证实说，关于伊凡雷帝的故事还没有全部写进书里，许多事都隐瞒了。他还说伊凡雷帝好像会变模样，常常变成一只鹰，从那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钱币上铸了一只鹰。”

我发现——不记得多少次了——人们听那些虚构得十分离奇、有时显然是胡编乱造的故事比听那些一本正经阐述生活真谛的故事要喜欢得多。

可是我把这发现告诉一撮毛时，他笑吟吟地说：

“这种情形很快就会过去的！人们只要学会了思考，那就会思索到真理。像巴里诺夫、库库什金这样一些脾气古怪的人，您也应当理解他们。您要知道，他们是艺术家、作家。基督过去大概也是像他们一样的怪人吧。您会同意我的看法：他的故事虚构得并不十分离谱呀……”

使我觉得惊异的是，所有这些人都很少并且很不乐意谈到上帝，只有苏斯洛夫老头儿常常深信不疑地说：

“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但是我往往从这句话中听出有一种失望的意味。我跟这些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从他们夜晚的交谈中学到许多东西。我似乎觉得罗马斯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宛如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扎在生活的土壤中，而在土壤深处又跟另一棵千年古树的根盘绕交错，纠集在一起，于是它们的每一根枝条上绽开了鲜艳的思想花朵，长出了繁茂的铿锵有力的话语的叶子。我不断汲取书中令人激奋的力量，觉得自己在进步，说话也更自信了。一撮毛不止一次地笑着夸赞我说：

“您做得真好，马克西梅奇！”

对他的这句话，我是多么感激呀！

潘科夫有时把妻子也带来，这个小个儿女人有张温柔的脸，两只蓝眼睛显出聪慧的光芒，穿着“跟城里人一样”。她安分地坐在屋角，端庄地紧闭着嘴唇，可是过了不一会儿，她的嘴唇就吃惊地张开了，一双眼睛愕然地瞪得圆圆的。偶尔她听到一句说到她心坎里的话，马上用双手捂住脸，难为情地笑起来，这时潘科夫向罗马斯使个眼色，说：

“她也听懂啦！”

常常有一些小心谨慎的人来找一撮毛，他们一来，一撮毛就把他们带到我居住的阁楼上，在那里一坐就是几小时。

阿克西尼娅不时往那里送吃的、喝的，白天他们在那里睡觉，除了我和像犬马一样效忠罗马斯，几乎对他顶礼膜拜的厨娘，谁也看不见他们。到了夜晚，伊佐特和潘科夫就用小船把这些客人送到途经这儿的轮船上去，或者送到洛贝什卡轮船码头上去。这时我从山上眺望着小船在黑魆魆的——有时洒着银色月光的——水面上时隐时现，为引起过往轮船的船长注意，小船上点着一盏灯笼，灯笼在晃来晃去。我望着，觉得自己也成了这项伟大的秘密行动的参加者。

玛丽娅·杰连科娃从城里来了，但是我从她的目光中已经发现不了那种令我窘迫的神气了——我觉得她的眼睛变成了一个青春少女的眼睛，她为自己的美貌而感到幸福，为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大胡子男人向她献殷勤而觉得满心欢喜。他跟她说话的时候，就像跟其他人说话一样，口气平静而略带讥讽的味儿，只是胡子捋得更频繁，一双眼睛变得更温和了。她的尖细嗓音听起来十分愉快，她身穿浅蓝色的连衣裙，浅色头发上扎着一根天蓝色的带子。她那双孩子般的手总是不愿闲着，好像总要找一样东西抓在手里。她常常抿着嘴，几乎一刻不停地哼着什么小调，并且用一块小手帕扇着两颊绯红的、瘦削的脸。她又出现一种使我焦虑不安的新情况，又让我不快和生气。我尽可能少看见她为妙。

七月中旬，伊佐特不见了踪影。据说他淹死了。两天后得到证实：在村子下游的七俄里[98]处，他的小船冲上了青草地的河岸，船底戳破，船帮撞碎。这次不幸的发生，大概是因为伊佐特在河上睡着了，他的小船漂到村子下游五俄里的地方，撞到了三艘停泊着的驳船的船头上。

发生这件事的当天，罗马斯还在喀山。那天傍晚库库什金来到小铺，沮丧地在袋子上坐下来，瞧着自己的脚，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抽起烟来，问道：

“一撮毛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

他用手掌擦起打伤的脸，一边悄声骂起娘来，并且如喉咙里卡着骨头似的吼叫。

“你怎么啦？”

他咬着嘴唇瞥了我一眼。他的眼睛红了，下巴颏直打颤。看来他说不出话来了，我惶惶不安地等待着令人悲伤的消息。末了，他望了一眼街上，非常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说：

“我和米贡去了那里，看了伊佐特的小船。船底是用斧头砍破的，你明白吗？这就是说，伊佐特是被人害死的！准是……”

他直摇头，连连不断地说着骂娘的话，发出焦躁不安的干巴巴的呜咽声，随后沉默了一会儿，画起十字来。这个庄稼汉想恸哭一场，可是他不能哭，也不会哭，只是浑身颤抖，气愤而又哀伤地直喘气，这情形简直不忍卒看。后来他站起身来，摇着头走了。

第二天入暮时分，一群孩子到河边去洗澡，发现伊佐特躺在离村子不远的岸边已经晒干的那只破驳船下边。驳船一半搁在岸边的岩石上，另一半浸在水里，伊佐特瘦长的尸体脸朝下半躺在这半拉船底下，挂在了船尾的破舵板上，颅骨被打碎，里面空空的——脑浆已被河水冲走。是有人从背后砍死这个捕鱼人的，他的后脑勺被斧头齐刷刷地砍去。水流冲得伊佐特的尸体晃来晃去，手和脚直往岸边甩，似乎他在拼命试图爬上岸去。

岸上站着二十来个富农，他们个个脸色阴沉沉地凝视着，贫穷的庄稼汉们还没从地里回来。狡猾而又胆小的村长挥着手杖在忙碌，不时用鼻子倒抽一口气，再用粉红色衬衣的袖管擦鼻子。壮实的杂货铺老板库兹明两腿叉得大大的，挺着个大肚子站在那儿，时而瞧瞧我，时而又瞧瞧库库什金。他令人可怕地皱眉蹙额，可是他那双淡色的眼睛里泪水涟涟，那张麻脸在我看来也很悲伤。

“哎哟，简直是胡作非为！”村长一边数落着，一边拐着一双罗圈腿在走来走去。“唉，那些乡巴佬真是太可恶了！”

一个身材粗壮的农村少妇，村长的儿媳妇，坐在一块石头上，呆呆地望着河水，伸出颤抖的手画了个十字，她的嘴唇翕动着，那厚厚的、红红的，像狗嘴似的丑陋的下嘴唇耷拉着，露出两排大黄牙。小姑娘和男孩们就像花花绿绿的小球从山上滚下来似的，朝这里疾步飞奔，灰头土脸儿的庄稼汉们也都匆匆跑来。人们谨慎地小声议论道：

“真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

“怎么会发生这事？”

“这就像库库什金总爱惹事一样……”

“一个人无缘无故给害死了……”

“伊佐特原来挺温和的……”

“挺温和的？”库库什金怒吼着朝那些庄稼汉们扑去。“那你们为什么要打死他呀，啊？你们这些坏蛋！啊？”

这当儿突然有个婆娘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这狂笑声好像皮鞭一样在抽打人们，庄稼汉们大声嚷嚷起来，互相拥挤着、漫骂着、吼叫着。库库什金倏地跳到小铺老板跟前，伸出手朝他的麻脸狠狠打了一巴掌，说：

“给你一巴掌，畜生！”

接着他挥着两只拳头，立刻从混乱的人群中冲了出来，几乎幸灾乐祸地对我喊道：

“走吧，他们要打架了！”

他挨了打，不时地从被打破的嘴唇里吐出血水，但是脸上却显得扬扬得意……

“看见了吧，我扇了库兹明一巴掌？”

这时巴里诺夫一边胆怯地回头望望聚集在驳船边的人群，一边朝我们跟前跑来，拥挤的人群中响起村长尖细的嗓音：

“不，你说我放纵谁了？你说呀！”

“我得离开这儿啦，”巴里诺夫嘟囔着，往山上走去。晚上天气炎热，使人感到憋闷难受，透不过气来。殷红的太阳已经沉到厚厚的蓝色云团里，灌木丛的叶子上折射出红彤彤的反光；不知什么地方在打雷。

伊佐特的尸首在我面前微微漂动，他那破碎的头颅上的头发被水流冲得笔直，好像根根都竖了起来。我不禁回想起他那低沉的嗓音和他说过的那几句真心话。

“每个人都有孩子般天真的一面，应当看到这一点，看到这种孩子般的天真！就拿一撮毛来说吧：从外表看，他好像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可是他的心却像孩子般天真！”

库库什金走在我旁边时生气地说：

“瞧，我们都弄到了这般地步……天哪，多愚蠢啊！”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一撮毛回来了，看来，有什么事让他很得意，待人格外亲热。我把他带进屋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膀说：

“您睡的时间太少，马克西梅奇！”

“伊佐特被人打死了。”

“什——么？”

他的颧骨蓦然鼓了起来，像咬紧牙齿时鼓出来的肌肉，胡子颤抖不已，犹如条条细流缓缓淌向胸前。他没摘下帽子，站在屋子中央，眯缝起眼睛连连摇头。

“那么，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干的？哦，的确……”

他慢慢地走到窗口，坐了下来，伸出两脚。

“我一直提醒他……当官的来过没有？”

“昨天警察局里来过人了。”

“那么，结果怎么样？”他问，接着又自己回答自己：“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告诉他，像往常一样，警察局长一来，就去库兹明那里，然后吩咐把库库什金关到拘留所去，说是他打了小铺老板一个嘴巴。

“是呀，唉，这下还能怎么说呢？”

我去厨房烧茶炊了。

喝茶时罗马斯说：

“那些人干的事真令人遗憾——他们经常打死自己的好人！可以认为，他们害怕好人。正如这儿的人们常说的那样，他们跟好人‘合不来’。从前我作为流放犯人被押解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有个苦役犯对我说：他以前专干偷鸡摸狗的事，他们一伙有五个人。一次有个人说：‘弟兄们，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咱们不干了，反正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日子过得简直是活受罪！’为此，在他喝醉了酒睡着的时候，他们把他掐死了。这个苦役犯十分夸赞死去的那个同伴，他说：‘打这以后，我杀死过三个人，我不可怜他们，而对这个同伴至今我还感到惋惜，他是一个好同伴，聪明、快乐、心灵纯洁。’我问道：‘那你们为什么要掐死他呢？害怕他出卖你们？’他听到这话，甚至生气地说：‘不，他怎么也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同伴的，绝不会的！这只是因为我们跟他相处得不好，我们都有罪，而他好像是个正派人。让人看了不顺眼。’”

一撮毛站起身，倒背双手，嘴里衔着烟斗，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他身穿一件长及脚跟的鞑靼式白色衬衣，两只光脚板迈着有力的步子，若有所思地低声说：

“我好多次碰见这种害怕正派人、杀死好人的事情。对这样的正派人大家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先用狡诈的手段陷害他，然后是千方百计地消灭他；另一种就是像狗一样看他眼色行事，对他低首下心。后一种比较少见。至于说到向好人学习怎样过日子，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能，也不会。也许，他们不愿意吧？”

他端起一杯凉了的茶，接着往下说：

“他们可能不愿这么做！您想想，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而且对它习以为常了，这时突然有个人起来反对说：你们这样生活不对！这样生活不对吗？要知道，我们把旺盛的精力都投入到这种生活中去了，见你的鬼去吧！说罢，啪的一声给了这个好教训人的正派人一巴掌。别来打搅我们！可是真理毕竟在那些说这样生活不对的人一边！他们是对的。也就是他们在把生活引向美好的方面。”

他向书架上的书籍挥挥手，继续说：

“尤其是这些书！唉，如果我能写本书就好了！但是这事我干不了，因为我思想僵化，缺乏条理。”

他在桌子边坐了下来，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抱住头，说：

“伊佐特太可怜了……”

说罢，他沉默良久。

“哦，咱们去躺下睡觉吧……”

我回自己的阁楼上去，在窗口坐了下来。田野上空突然电光闪闪，照亮了半边天空；天空闪现出淡淡的红光时，甚至月亮似乎也不安地战栗起来。狗在悲戚地狺狺狂吠，要是没有这种狗叫声，我真会以为自己住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远处雷声隆隆，从窗口涌进一股闷热难受的气息。

在我面前河岸边的柳丛下边，躺着伊佐特的尸首。他那发青的脸仰望着天空，而一双玻璃似的眼睛严厉地注视着自己的内心。金黄色的胡子粘成尖尖的小块，胡子里面隐藏着愕然张开的嘴。

“马克西梅奇，重要的是善良、温和！我所以喜欢复活节，就因为这是个最温馨的节日！”

那条蓝裤子的两条裤管在酷热的太阳下已经晒干，紧紧贴在被伏尔加河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发青的腿上。苍蝇盘旋在这个捕鱼人的脸上嗡嗡乱叫，尸体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昏眩的臭气。

这时楼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罗马斯弯下腰走进门来，把胡子一捋，在我的单人床上坐了下来。

“您可知道，我要成家啦！真的。”

“女人要住这儿，怕不方便吧……”

他凝视着我，好像在等我说下去。可是我怎么说呢？闪电的反光透进屋里来，把屋里微微照亮。

“我要跟玛莎·杰连科娃[99]结婚了……”

我不禁莞尔一笑：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会有人管这个姑娘叫玛莎。真有趣。我从没听到过她父亲，或者她的兄弟叫她玛莎。

“您笑什么？”

“没什么。”

“您以为我配不上她，太老了吗？”

“噢，不是！”

“她对我说过，您曾经爱过她。”

“嗯，好像是这样。”

“那现在呢？不再爱她了？”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松开捏在手指中的胡子，轻声说：

“你们这样年龄的人，常常觉得这种事是朦朦胧胧的，到了我这把岁数，对这种事就看得比较清楚了，简直是整个身心给攫住了，其他的什么也不能再去想，而且也无力去想！”

说着，他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笑了笑，继续往下说：

“安东尼[100]之所以在亚克兴战役中被恺撒的养子屋大维打败，是因为克娄巴特拉[101]闻风丧胆，临阵脱逃之后，他就撇下自己的舰队，放弃指挥，乘着自己的战舰去追赶她——瞧，竟有这种事儿！”

罗马斯站起来，直了直腰，仿佛违背自己的意愿似的重复了一遍：

“无论怎么样——我要成家了！”

“很快吗？”

“秋天。等摘了苹果之后。”

他走了，出门的时候把头俯得比平时更低，我躺下睡觉，心想我要是能在秋天离开这儿，那就好了。他为什么要说起安东尼呢？我可不喜欢听这样的故事。

已经到摘早熟苹果的时候了。今年丰收在望，苹果树枝都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得弯到地上。果园里弥漫着扑鼻的香气，孩子们在那里唧唧喳喳地叫嚷，一边捡着因虫蛀和风吹而掉落的又黄又红的苹果。

八月初，罗马斯带着一船货物以及许多装满东西的筐子从喀山回来了。他是在那天早上八点钟到的家。一撮毛刚洗完澡，换了衣服，准备去喝茶，他乐呵呵地说：

“夜晚在河上航行真让人心情舒畅……”

突然他用鼻子嗅嗅空气，不无担心地问：

“好像有股焦煳味儿？”

这当儿院子里传来阿克西尼娅的号叫声：

“着火啦！”

我们马上跑到院子里，看到菜园那边棚子的木墙着火了，板棚里有我们储存的煤油、柏油和脂油。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地望了几秒钟，望着在强烈的阳光下泛白的黄色火舌凶猛地扑向木墙，向棚顶窜去。阿克西尼娅提来一桶水，一撮毛把水浇到被火吞噬的木墙上，扔下水桶，说：

“真见鬼！马克西梅奇，快去把油桶滚着推出来！阿克西尼娅，快到小铺去！”

我迅速地推着一桶柏油往院子里、往街上跑，接着回来推一桶煤油，但是我转动煤油桶时，发现桶塞已被打开，煤油淌到了地上。我赶紧去找塞子，这会儿火不我待，长长的火舌穿过棚子的木板过道，钻进里面来了，棚顶烧得噼啪作响，不知什么东西发出嘲笑人的怪声。我把这桶不满的煤油搬到外面，看见村妇们和孩子们沿街道从各处跑来，一边号哭和尖叫。一撮毛和阿克西尼娅把货物从铺子里搬出来，放到水沟里，有一个肤色黝黑的白发老太婆站在街道中央，挥着拳头在威吓，刺耳地大声嚷嚷：

“哎——呀——呀，你们这些恶棍！……”

我又跑进棚子，发现里面浓烟滚滚，烟雾中不时发出轰隆轰隆、噼啪噼啪的响声，红色的火苗从棚顶上窜下来，四下蔓延，而板墙已烧成炽热的栅栏了。烟雾熏得我喘不过气，睁不开眼睛，我竭尽全力，勉强把一桶油滚到板棚门口，可是它被门卡住了，再也推不动了，这时从棚顶上纷纷掉下火星，灼伤了我的皮肤。我大声求助，一撮毛立即跑来，抓住我的一条胳膊，把我往外面拖。

“快跑开！马上要爆炸了……”

他冲进了过道，我紧跟着他登上小阁楼，那里有我的许多书。我把书从窗口扔出去后，本想把装帽子的木箱子也跟着扔出去，不料窗口太小，于是我用半普特重的秤砣去砸窗框，这时轰隆一声巨响，棚顶震得嘎嘎直响，我顿然明白，这是煤油桶爆炸了，我头上的棚顶熊熊燃烧起来，噼噼啪啪炸响着，通红的火舌在窗口涌动，不时窜进窗子里来，我被大火烤得简直无法忍受。我向楼梯跑去，团团浓烟朝我扑面而来，一条条暗红色的火蛇沿楼梯在往上爬，下面的过道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响声，好像什么野兽的铁齿在啃木头。我一时手足无措。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喉咙里喘不过气来，我一动不动地待了好长一会儿。这时有一张蓄着红胡子的黄脸往楼梯上方的天窗里张望了一下，痉挛地歪扭着，马上又消失了，不一会儿通红的大火犹如一支支梭镖，把棚顶刺穿了。

记得，当时我好像头发在噼啪作响，此外我听不到别的声音。我明白必死无疑了，两条腿沉甸甸的，眼睛疼得厉害，虽说我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求生的本能使我急中生智，马上找到一条唯一的逃命之路——我两手抱起我的褥子、枕头和一小捆椴树韧皮，用罗马斯的羊皮袄裹住头，从窗口跳了下去。

当我在水沟边清醒过来后，看见罗马斯正蹲在我面前，大声喊道：

“感觉怎么样？”

我站起来，呆呆地望着我们的茅屋像堆红色的刨花似的在大火中渐渐化为灰烬，望着屋子前面许多血红的狗舌头在舔黑土地。窗户里冒着黑烟，屋顶上宛如长出了一朵朵黄花，扶摇直上青天。

“喂，觉得怎么样啊？”一撮毛又大声喊。他那汗涔涔的、沾上烟炱的脸上，泪水直淌，眼睛惶恐地眨巴着，湿漉漉的胡子上沾上了椴树韧皮。一阵令人振奋的喜悦涌上我的心头——这么一种巨大强烈的情感！——但这时我的左脚感到阵阵疼痛，就躺下对一撮毛说：

“这只脚脱臼了。”

他抓起我的这只脚摸摸，接着猛地一推，我的脚顿时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剧痛难忍。几分钟后，我欣喜若狂地瘸着脚，把从火中抢救出来的东西搬到澡堂那里去了。罗马斯嘴里叼着烟斗，快活地说：

“煤油桶爆炸后，煤油溅到屋顶上，我以为这下您准得烧死了。那时升腾起一根火柱，升得高高的，紧接着在天空中变成了蘑菇状，霎时间把整个茅屋吞噬了。哦，我想这下马克西梅奇算完了！”

他已经像往常一样平静下来了，随后认真地把东西堆在一起，对头发蓬乱、肮脏不堪的阿克西尼娅说：

“您坐在这儿看着点，别让东西给别人偷了，我去灭火……”

水沟上空的烟雾中飞旋着白色的纸片。

“唉，”罗马斯说，“可惜这些书完了！都是我心爱的书啊……”

大火已经烧毁了四间茅屋。这天没风，火舌不慌不忙地向左右两边飘忽着，好像一把把灵活的火钩，很不乐意地钩住篱笆和屋顶。炽热的梳子梳理着屋顶上的干草，熊熊大火的弯曲的手指好像弹古斯里琴似的在篱笆上拨弄着，烟雾弥漫的空中，响彻着火焰那幸灾乐祸的、令人难受的狂热歌声，渐渐燃尽的木头发出轻轻的、几乎是柔和的噼啪声。金色的“寒鸦”从团团浓烟中飞落到大街上，飞落到各家的院子里，庄稼汉们和婆娘们东奔西跑地忙乱着，各人只关心自己的东西，不停地发出号叫声：

“水——水！”

水在很远的地方，在山脚下的伏尔加河里。罗马斯抓住庄稼汉们的肩膀，推搡着，一边迅速地把他们集中到一块儿，随后把他们分成两伙，命令他们拆除篱笆和火灾现场两边的披屋。他们都顺从地听命于他，开始较理智地同那急速地吞噬着整排“房子”、整条街道的凶猛火势作斗争。但是他们干起来还是畏畏缩缩，有点缺乏信心，好像在替别人干活。

我心情十分愉悦，觉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带劲儿。在大街尽头，我发现村长和以库兹明为首的那帮富农站在那儿，袖手旁观，只是摆着手，挥着手杖大声嚷嚷。庄稼汉们骑马从田里回来，胳膊肘挥得快碰到耳朵了，婆娘们向他们哭诉，孩子们在跑来跑去。

又有一户人家的披屋烧着了，必须尽快拆除牲口棚的篱笆墙，这堵篱笆墙是用粗粗的树枝编成的，上面已经爬上了一条条通红的火焰。庄稼汉们动手砍篱笆墙的木桩，火星和木炭飞溅到他们身上，他们赶紧跳开去，两手不住地拂着被烫坏了的衬衣。

“别怕！”一撮毛喊道。

喊叫无济于事。于是他从一个人头上摘下帽子，戴在我的头上，说：

“您去那一头砍，我在这头砍！”

我砍了一两根木桩，篱笆墙就摇晃起来，这时我爬上篱笆墙，紧紧抓住篱笆上端，一撮毛抓住我的两脚往自己身边一拉，整排篱笆就倒了，几乎砸到我的脑袋。庄稼汉们齐心协力把篱笆墙拖到街上去了。

“烧伤了没有？”罗马斯问。

他的关心使我力量倍增，动作更麻利。我很想在我所敬重的这个人面前露一手，于是拼命地干，只是为了能赢得他的夸赞。在滚滚浓烟中，我那些书页像群鸽子在飞舞。

右边的火势被顺利截断，可是左边的大火还在蔓延，并且越烧越旺，已经殃及第十户人家了。罗马斯留下一部分庄稼汉监视一条条狡猾的火蛇，把大部分干活的人赶到左边去；我从那些富农身边跑过时，听到有人恶狠狠地叫道：

“是他们放的火！”

小铺老板也说：

“得去瞧瞧他们的澡堂！”

这些话令人不快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大家知道，激动，尤其是那种令人愉快的激动，使人力量倍增；我十分兴奋，忘我地干起活来，最后弄得精疲力竭。我记得，那时我背倚着某种火烫的东西坐在地上。罗马斯朝我身上浇了一桶水，庄稼汉们围住我们，带着几分敬意悄声说：

“这小伙子真有劲儿！”

“他不会累倒的……”

我把头靠在罗马斯的腿上，害羞地哭泣起来，他抚摩着我湿淋淋的头，说：

“歇一下！够累的。”

库库什金和巴里诺夫被烟雾熏得浑身黑糊糊的，活像两个鬼，他们把我带到水沟里，安慰我说：

“没事了，老弟！火灭了。”

“你吓着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歇一会儿，还没完全回过神来，只看见十来个“阔佬”从山上向水沟里我们的澡堂走来，走在头里的是村长，紧随其后的是两个乡警架着罗马斯在走。罗马斯没戴帽子，湿布衫的袖管已被扯断，牙齿里紧紧咬着烟斗，他的脸色阴沉可怕。退伍兵科斯京挥着手杖，发狂地号叫：

“把这个异教徒扔到火里去！”

“把澡堂的门打开……”

“把门锁砸了吧，钥匙丢了，”罗马斯大声说。

我霍地站起身，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棍，站到罗马斯身边。两个乡警吓得后退了几步，村长惊恐万状地尖声叫道：

“东正教徒是不允许砸门锁的！”

库兹明指着我嚷嚷道：

“瞧，还有这个……他是干什么的？”

“镇静，马克西梅奇，”罗马斯说。“他们认为我把货物藏到澡堂里，然后自己放火烧小铺的。”

“是你们两人一起干的！”

“砸门锁吧！”

“东正教徒是……”

“有什么事，我们负责！”

“我们承担责任……”

罗马斯轻声说：

“您跟我背靠背站着！以防他们从身后袭击……”

澡堂的门锁被砸开了，几个人马上闯了进去，可是立时又跑了出来，这当儿我把手中的木棍塞到罗马斯手里，自己从地上又捡了一根。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嗬，你们这些鬼东西！”

有人怯生生地说：

“白费劲了，庄稼汉们……”

几个像醉汉似的嗓音暴怒地回答说：

“什么叫白费劲了？”

“把他们扔到火里去！”

“这些不安分的家伙……”

“他们在策划组织劳动组合！”

“他们是贼！他们那一伙人都是贼！”

“闭嘴！”罗马斯大声喝道。“哦，你们进去看过了，澡堂里没藏有我的货物，你们还要我怎么样？一切全烧光了，剩下的就这点儿东西，你们不是也看见了？我放火烧自己的财产有什么好处？”

“他保了财产险啦！”

又有十来个声音狂怒地吼道：

“干吗还望着他们？”

“动手吧！我们忍不住啦……”

我两腿直打颤，两眼发黑。透过淡红的烟雾，我看见他们凶残的嘴脸，对他们张着胡子拉碴的大嘴，真想狠狠揍他们一顿，但勉强克制住了。这些人围着我们又嚷又跳。

“哎哟，都还拿着棍子。”

“拿着棍子？！”

“他们要对我动手了，”一撮毛说，我觉得他在冷笑。“您也要倒霉了，马克西梅奇，唉！不过，一定要镇静，要镇静……”

“你们瞧，这家伙还带着把斧子呢！”

我的腰里的确插着一把木匠用的斧子，我一时把它给忘了。

“他们好像胆怯了，”罗马斯说。“但如果他们想动手……您可不能挥起斧子。”

有个陌生的瘸腿小个子庄稼汉令人可笑地东蹦西跳，一边发狂地尖叫：

“打远处扔砖头砸他们！我先来！”

他果然抓起一块碎砖，甩手朝我肚子掷来，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回击，库库什金已经像老鹰似的向他扑去，他们马上扭成一团，翻滚到水沟里去了。跟在库库什金后面跑来的有潘科夫、巴里诺夫、铁匠，还有其他十来个人，这时库兹明煞有介事地说：

“你，米哈伊洛·安东诺夫，是个聪明人，你得知道：这场大火把庄稼人都吓疯了……”

“我们走，马克西梅奇，到河岸边的小酒馆去，”罗马斯拿下嘴里的烟斗，往裤袋里猛地一塞，说。他拄着木棍，疲顿地慢慢走出水沟，这时库兹明走在他身边，对他说些什么，罗马斯瞧也不瞧他一眼，说：

“快滚吧，蠢货！”

在我们那个木屋的火场上，一堆金黄色的炭火在阴燃着，其中还有只炉子，缕缕蓝色烟雾从完好无损的烟囱里升起，飘向燠热的空气中。烧得炽热通红的铁床架子像蜘蛛的脚似的矗立着。那些烧焦了的门框柱子好像一身黑制服的看守站立在火堆边，其中一个还戴着顶红色的炭火帽，周身闪烁着公鸡羽毛般的熠熠火光。

“书烧光了，”一撮毛叹了口气，说。“太可惜了！”

一群男孩用木棍把还阴燃着的大木块往街上的污水坑里滚去，好像在赶一群小猪似的，木块滚落到水坑里咝咝作响，随即就熄灭了，空中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白烟。一个淡黄头发、蓝眼睛、约莫五岁的小孩，坐在黑糊糊、暖烘烘的水洼里，用木棍敲着摔扁的铁桶，入神地在欣赏敲打声。遭受火灾的人们愁眉不展地走来走去，一边把没烧毁的家什拖到一起。婆娘们不住地哭泣、咒骂，为几块烧焦的木头争吵不休。火场后面那片果园中的苹果树都一动不动地挺立着，许多苹果树的树叶都被大火烤得枯黄了，挂满枝头的红红的苹果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下到河里洗了个澡，然后到河岸上的小饭馆里坐下，默默无言地喝起茶来。

“那帮富农想靠苹果发财的梦落空了，”罗马斯说。

潘科夫来了，他若有所思，神情显得比平常更温和。

“怎么办，老兄？”一撮毛问。

潘科夫耸耸肩膀，说：

“我这间木屋是保过火险的。”

大家沉默不语，就像陌生人似的，用探索的目光，奇怪地互相打量着。

“眼下怎么办，米哈伊尔·安东内奇？”

“我要想想。”

“你得离开这儿。”

“看情况再说。”

“我有个计划，”潘科夫说，“我们到外面去谈。”

他们出去了。潘科夫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对我说：

“你倒胆子不小！你可以在这儿住下去，他们会怕你的……”

我也走到河岸上，往灌木丛下面一躺，两眼望着河面。

虽然夕阳已经西沉，天仍然酷热难当。这个村子所经历的一切，好像一幅用彩笔在河面上画就的广阔画卷历历展现在我眼前。我觉得心绪郁闷。但是不一会儿，我实在疲乏不堪，便酣然入睡了。

“喂，”我朦朦胧胧听到有人喊我，似乎觉得他们在摇晃我，把我拖到什么地方去。“你是死了还是怎么的？快醒醒呀！”

河对岸的草原上空，升起了一轮车轮般大的暗红的月亮。巴里诺夫俯在我身上，摇晃着我。

“快起来走吧，一撮毛在找你，他可急坏了！”

他跟在我后面走着，不时地埋怨道：

“你不该随便找个地方躺下睡觉！要知道山坡上有人走过，不小心登下一块石头会砸伤你。他们也会故意扔石头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小兄弟，我们这儿的人可记恨呢。除了仇恨，他们什么也不懂。”

河岸上的灌木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枝条摆动起来。

“找到了吗？”米贡响亮的声音问。

“把他带来了，”巴里诺夫回答。

走了十来步，巴里诺夫叹口气，说：

“他又要去偷鱼了。米贡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啊。”

罗马斯见到我，生气地责备道：

“您为什么要去溜达呢？您想让他们狠狠揍您一顿吗？”

等到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他阴沉着脸悄声对我说：

“潘科夫建议您留在他这儿。他想开一家小铺。我不劝您留下。我已把剩下的一切都变卖给他了，我要到维亚特卡[102]去，过些时候我写信给您，叫您到我那儿去。好吗？”

“我要想想。”

“那就想想吧。”

他在地板上躺下，辗转反侧了一阵，就沉默不语了。我坐在窗口，眺望伏尔加河。河面上月光的反射使我想起火灾的熊熊大火。在绿草茵茵的河岸下，一艘拖轮的外轮片沉重地拍打着河水向前行驶，三盏桅灯在黑暗中飘飘忽忽，时而碰上星星，时而又遮住星光。

“您还在生那帮富农的气吗？”罗马斯懒洋洋地问。“不必生气。他们只是一帮蠢货罢了。凶恶，这也是愚蠢。”

他的话不能使我得到安慰，也不能减轻我心中难以克制的强烈的愤恨。我仿佛又看见眼前一张张野兽似的、毛茸茸的嘴脸在恶狠狠地吼叫：

“打远处用砖头砸他们！”

这个时候我还不会把在我看来不需要的东西置诸脑后。比如，就单独拿这些农民中的一个来看，他身上不会有许多恶，而且往往压根儿没有。他们实质上是些善良的未开化的人——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并不困难，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会带着孩子般的信任来听你讲寻求理智和幸福的故事，听你讲伟人们的丰功伟绩。这些农民都有一颗奇特的心，他们向往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生活，凡是能让他们产生幻想的一切，他们都十分看重。

然而在他们参加村子里的聚会，或者在河岸上的小饭馆里围成灰不溜丢的一堆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所有美好的东西都隐藏起来，像身穿虚假和伪善的法衣的神父一样，对有权势的人现出狗一般的阿谀奉承的丑态。这时看到他们，真让人觉得厌恶。有时候他们会突然变得像狼一般凶恶，背毛直竖，龇牙咧嘴，粗野地彼此嗥叫——为鸡毛蒜皮的事准备大打出手，并且马上厮打起来。这时候他们面目可憎，甚至会去捣毁昨天晚上他们还像绵羊走进羊圈似的温顺地走进去的那个教堂。他们当中也有诗人和会讲故事的人，但是无人喜欢，他们被全村讥笑，无人相助，备受鄙视。

我不会、也无法在这些农民中间生活下去。在我跟罗马斯告别的那天，我把自己这些痛苦的想法统统向他说了出来。

“这是过早的结论，”他指责我说。

“可是我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那又怎么办呢？”

“这是不正确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

他费了好长时间苦口婆心地说服我，让我知道我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不要急于责备人！责备人最容易，你可别动不动就责备人。要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并且要记住一点：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向好的方面转变。来得太慢吗？然而，万无一失！您可以到各处去观察观察，了解了解各种情况，不过要有无所畏惧的精神，千万别急于责备人。再见，朋友！”

十五年后，罗马斯由于“民权党人[103]”事件被捕，在雅库茨克流放地又流放十年之后回来，在谢德尔采[104]我与他又见了面。

罗马斯离开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之后，我的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郁闷，我就像条失去了主人的小狗似的老是在村子里转来转去。我常常跟巴里诺夫到各个乡村去给富农们干活，脱谷、刨土豆、打扫果园。晚上就住在巴里诺夫的澡堂里。

“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你这个没有小兵的司令，以后怎么办呢？”一天雨夜，他问我。“明天我们出海去怎么样？真的！干吗一直待在这儿？这儿的人不喜欢我们这号人。再待下去，不知哪天还会遭到那帮酒鬼的暗算……”

巴里诺夫已经不是头一次这么说了。他不知什么缘故也一直郁郁不乐，两条长臂猿似的胳膊无力地下垂着，他老是像在森林里迷路似的沮丧地四下张望。

雨点敲打着澡堂的窗户，如注的雨水冲刷着澡堂的一角，哗哗地往水沟流去。今年最后一场暴风雨来临了，雷电交加，发出惨白的电光。巴里诺夫轻轻问我：

“我们明天就走，啊？明天？”

我们启程了。

……秋天的夜晚坐船行驶在伏尔加河上让人觉得有说不出的愉悦。我坐在船尾，掌舵的是个长着个大脑袋的毛茸茸的怪人，他一边掌舵，一边在甲板上跺着沉重的两脚，还不时低沉地叹息：

“噢——呜普！……噢——啰啰——呜……”

一望无际的河水在船尾汩汩地流淌着，如丝绸般光滑，像树脂般浓稠。河面上空翻滚着团团秋日的乌云。四下望去，只见黑幕在缓缓移动，遮蔽了河岸，让人觉得整个大地在黑暗中渐渐融化，化成了雾气和水流，永不间断地、无止境地、浩浩荡荡地往下游流去，流向既没有太阳、月亮，又没有星辰，荒无人烟，寂然无声的什么地方。

前面，在充满潮气的黑暗中，看不见的拖轮好像在跟拖它的巨大牵引力作对抗似的，艰难地行驶着，沉重地喘着气。拖轮上有三盏灯——两盏贴近水面，一盏高高在上。在靠近我的身边，还有四盏像金色的鲫鱼似的灯在乌云下面飘浮，其中有一盏是我们平底船上的桅灯。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囚禁在一个冰冷的油气泡中，这个油气泡正沿着斜面悄然往下滑，我就像只小蚊子一样凝固在里面。我似乎觉得，这种移动渐渐停顿下来，快到了完全停止的时刻——拖轮不再呜呜叫，外轮片也不再拍打浓稠的河水，一切声响就像树叶从树上掉落，粉笔字从黑板上擦掉一样消失了，我周围的一切显得凝然不动，寂然无声了。

穿件破羊皮袄、戴顶长毛绒皮帽的大个子掌舵人也一动不动地站停下来，像中了魔法似的，不再嗷嗷乱吼了。

我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知道这干什么？”他低沉地回答。

那天太阳下山，轮船从喀山启航的时候，我就注意这个像熊似的笨手笨脚的人，他的脸上毛茸茸的，眼睛小得眯成一条线。他边掌舵，边把一瓶伏特加倒入木勺里，像喝水一样两口就喝光了，接着又吃苹果。当拖轮拖动平底船之后，他就抓住舵把，两眼望着红彤彤的夕阳，把脑袋一甩，一本正经地说：

“愿上帝保佑！”

拖轮拽着四艘满载着一件件铁家伙、一桶桶砂糖和一些沉甸甸的木箱——这一切都是运往波斯的——从下诺夫哥罗德的市场驶向阿斯特拉罕。巴里诺夫用脚踹踹木箱，嗅嗅，然后沉吟了一下，说：

“这些准是武器，从伊热夫斯克工厂运来的……”

但是这个掌舵的人伸出拳头朝他肚子上捶去，问道：

“你管这干吗？”

“我只是心里想……”

“你想挨耳光是不是？”

我们买不起客轮的船票，亏得船主“仁慈”，我们才搭乘上平底货船，尽管在船上我们跟水手一样“值班”，但是他们仍把我们看作叫花子。

“你老是说人民，人民，”巴里诺夫指摘我。“眼下事情倒简单了：谁有势力，谁就骑在谁的头上……”

夜黑沉沉的，看不见平底船，只见浓浓的雾气中被桅灯照亮的桅杆尖。雾霭中散发着一股煤油味。

这个掌舵人那阴沉着的脸、沉默寡言的神态令我恼火。我是被水手长指派来“值班”，辅助这个野蛮人掌舵的。到拐弯处，他一边注视着前方的灯光，一边悄声对我说：

“喂，掌好舵！”

我猛地站起来，使劲摇着舵。

“好啦，”他嘟囔着说。

我重又在甲板上坐了下来。我很想跟这个人聊聊，但都没聊成。他听到我的问话，总是这样反问我：

“你要问这干吗？”

他在思索什么呢？当船行驶到卡马河泛黄的河水与伏尔加河银灰色的平缓水流汇合之处的时候，他望了望北面，嘟囔道：

“一帮混蛋。”

“你骂谁呀？”

他没有回答。

在茫茫的黑暗中，打老远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狗的狺狺狂吠声。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些还未被黑暗吞噬、残存下来的生命。这声音听起来十分遥远，而且是多余的。

“这儿的狗真没用，”掌舵人出人意料地说。

“这儿——指什么地方？”

“到处都一样。我们那儿的狗可称得上是真正的野兽……”

“你是哪地方人？”

“沃洛格达人。”

于是粗话脏话就如土豆从破袋子里滚出来似的不断地从他嘴里吐露出来：

“那个跟你在一起的人是你的叔叔？我看，他是个傻瓜。我的叔叔头脑灵活、凶狠，又有钱。他在辛比尔斯克经营码头，在河岸上开了一爿饭馆。”

他慢吞吞地、仿佛很费劲地说出这些话之后，那双眯缝的小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轮船桅杆上的桅灯，注视着灯光像金蜘蛛似的在夜幕中爬来爬去。

“把住舵，哦……你识字吧？你知道法律是谁写的？”

不等我回答，他继续往下说：

“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是沙皇写的，有的说是都主教、参政院写的。要是我确切知道是谁写的，那我就会去找他，对他说：你要把法律写得让我不但不敢打人，而且不敢挥起手来才行！法律应当是铁一般的。要像一把钥匙。用它把我的心锁住，那就妥了！这样，我就能安分守法！要不，我就不能管住自己不犯法！管不住的。”

他用拳头敲击舵把，一边喃喃自语，而且说得越来越轻，越来越不连贯。

有人从拖轮上用传声筒喊话，低沉的声音已是多余的了，犹如融入浓浓黑夜的狗的吠声一样。在拖轮两舷黑魆魆的水面上，灯火的反光微弱地照亮着，像点点黄色油斑，静静地漂浮着，融化着。团团乌云饱含着水气，显得那么稠，那么浓，如同河底的淤泥似的在我们头顶上空翻滚。我们在越来越深地融入寂然无声的黑暗之中。

这个掌舵的愁眉苦脸地抱怨道：

“把我拉到什么地方来啦？我的心都快停止跳动了……”

一种淡漠攫住了我的心，不免黯然神伤。此时我只想睡觉。

不见太阳露脸，黯淡、灰蒙蒙的拂晓，小心翼翼地、费力地穿透乌云，悄悄地来临了。它把河水染成了铅灰色，把河岸上枯黄的灌木丛，好像长着斑驳锈块的松树树干及其深绿色的枝叶，一排排木屋以及石雕般的农民的身影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一只海鸥扑棱着翅膀从平底船上空掠过。

同掌舵的汉子一起下班之后，我立刻钻到帆布下面睡觉去了，可是不一会儿，我似乎觉得被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喊叫声惊醒。我从帆布底下探出头来，看见三个水手把掌舵的汉子压在“舱房”的舱板上，七嘴八舌地大声喊道：

“抛弃这个念头吧，彼得鲁哈！”

“上帝保佑你，没什么关系的！”

“你呀，就得了吧！”

彼得鲁哈两手十字交叉紧紧抱住自己的肩膀，平静地站立着，一只脚踩着搁在甲板上的包袱，挨个儿打量着所有人，嘶哑地劝说道：

“别让我作孽吧！”

他光着脚板，没戴帽子，只穿着衬衣和内裤，一头黑发乱蓬蓬的，垂在他那固执的、突出的额角上，额角下一双充血的、鼹鼠般的小眼睛惊恐地、恳求地望着大家。

“你会淹死的！”人们对他说。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开我，老兄们！你们不放我，我也一定会去打死他！到辛比尔斯克，我就去……”

“别这样！”

“哎哟，老兄们……”

他慢慢地、张得很开地伸出双臂，跪了下来，接着两手攀住“舱房”的舱板，犹如被钉在十字架上似的，重复道：

“别让我作孽吧！”

在他那极为深沉的嗓音中，有一种撼动人心的东西，他那双伸出的、长得像船桨似的双臂颤抖着，手心朝着大伙儿。他那留着毛茸茸大胡子的熊一般的脸也在瑟瑟发抖，一双鼹鼠般的小眼睛瞪出黑黑的小眼珠。似乎有只无形的手掐住了他的喉咙，要置他于死地。

庄稼汉们默默地给他让了道，他笨手笨脚地爬了起来，捡起包袱，说：

“那就谢谢啦！”

他走到船舷边，出人意料地用轻捷的动作跳入了河里。我也跑到船舷边，看见彼得鲁哈在河里像头戴一顶帽子似的顶着自己的包袱，不时晃动着脑袋，斜穿急流，往岸边的沙滩游去。那岸边的灌木丛被风吹弯了腰，向水里飘落着枯黄的叶子，就像在欢迎他。

庄稼汉们说：

“他毕竟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我问道：

“他——发疯了吗？”

“哪里是发疯呢？不，他这么做是为了拯救灵魂……”

这时彼得鲁哈已经游到浅水处，在齐胸深的水里站住，举起包袱在头顶上摆了摆。

水手们向他大声喊道：

“再——见！”

有人问：

“可是他没有身份证怎么去呢？”

一个火红头发、罗圈腿的水手高兴地告诉我：

“他有个叔叔住在辛比尔斯克，对他无恶不作，弄得他破了产，于是他决意要杀死他那个叔叔，但末了，他又自己怜悯自己，不干这罪孽深重的事了。这庄稼汉很野蛮，不过心地却很善良！他是个好人……”

这个好人已经沿着一条窄小的沙滩路，往上游方向走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在灌木丛中。

这帮水手原来都是善良的小伙子，都是我的老乡，都是世世代代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民；到晚上，我觉得自己已是他们一伙的了。可是第二天我便发现，他们都用阴沉而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我顿时猜到，魔鬼缠住了巴里诺夫的三寸不烂之舌，让这个好幻想的人对水手们胡诌了些什么。

“你对他们胡说了没有？”

他那婆娘般的眼睛露出了笑意，窘迫地搔搔耳根，承认道：

“说了一点儿！”

“唉，我可不是让你别胡说吗？”

“我本来是不会讲的，可是这个故事极其有趣。当时我们想打纸牌，可是纸牌被那个掌舵的人带走了，大家闲得无聊！于是我就……”

经我询问得知，原来巴里诺夫为解闷，编造了一个十分荒唐可笑的故事，故事末尾说一撮毛和我像北欧海盗[105]一样凶猛，曾经挥着斧头同一群庄稼汉们拼杀过。

对巴里诺夫生气是无济于事的——他看到的真理都脱离现实生活。记得以前有一天，我跟他一起去找活干，途中一起坐在水沟边的田野里歇息，他深信不疑地、亲切地劝说我：

“应当去找称心如意的真理！瞧，水沟对面，羊群在吃草，牧羊犬在跑动，牧羊人在走来走去。哦，看到这些又能怎么样呢？这种情景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什么满足呢？好老弟，你只要看出去尽是坏人，这就是真情。好人在哪儿呢？好人我们还想象不出来呢，真的！”

到了辛比尔斯克，水手们很不客气地要我们下船上岸去。

“你们跟我们合不来，”他们说。

于是他们用小船把我们送上辛比尔斯克码头。上了岸，我们晒干了衣服，这时我们衣袋里只剩三十七戈比了。

我们去小饭馆喝茶。

“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巴里诺夫坚定地说：

“该怎么办？得继续去闯荡。”

我们幸而作为“兔子”[106]搭上一艘客轮抵达萨马拉。在萨马拉我们受雇去一艘平底船上干活。七天后我们几乎顺利地到达了里海海岸，并在那里卡尔梅克人的肮脏的卡班库尔-巴伊渔场上一个不大的捕鱼合作社安顿下来。

[1] 米·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著名自然科学家、诗人、画家、历史学家。

[2]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3] 傅科（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

[4] 拉罗什富科（1613—1680），17世纪法国伦理作家。

[5] 拉罗什雅克兰（1772—1794），法国将军。

[6]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

[7] 迪穆里耶（1739—1823），法国将军。

[8] 伊朗的旧称。

[9] 旧俄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10] 布雷特·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乡土派小说创始人之一。

[11]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19世纪作家大仲马的一部重要长篇小说。

[12] 俄罗斯鞑靼自治共和国上乌斯隆区村庄，16世纪后半期至1932年期间为城市。

[13] 现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小城镇。

[14] 现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城市。

[15] 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1881年起为俄国皇帝。

[16] 俄罗斯的一种民间游戏，一方用木棒把对方摆在方圈内的木棒击出圈外，便算获胜。

[17] 俄罗斯民间一种三弦的三角琴。

[18] 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古希腊数学家，以《几何原本》而闻名。

[19] 俄国采用公制前的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此处为1638克。

[20] 古里的昵称。

[21] 用甘蔗汁发酵和蒸馏酿成的烈性酒精饮料。

[22] 帝俄时期，在城市十字路口值岗的警察。

[23] 米·德·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步兵上将。1880年至1881年指挥军队参加阿哈尔捷金远征。

[24] 喀山市东北方向，在小城镇阿尔斯克附近的一片原野。

[25]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作家。

[26] 旧俄液量单位，1维德罗等于12.3升。

[27] 彼·拉夫罗夫（1823—1900），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革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

[28] 德·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政论家、文艺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29] 系俄罗斯科学家、生物化学学派创始人阿·尼·巴赫（1857—1946）于1883年写的一本小册子。

[30] 系俄罗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瓦·叶·瓦尔扎尔（1851—1940）于1874年写的一本小册子。

[31] 亚·赫尔岑（1812—1870），俄国作家、哲学家。

[32]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33]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的一部著作。

[34] 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的一部著作。

[35] 尼采（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36] 19世纪至20世纪初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穿的一种短外衣，有腰身，后部打褶。

[37] 基督教的节日，大斋前的一星期。

[38] 原文为法文。

[39] 原文为法文。

[40] 这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地（1813—1901）于1851年创作的著名歌剧《黎哥莱托》（又译《弄臣》）中的女主人公。

[41]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1805—1875）的一篇著名童话。

[42] 意大利佛罗伦萨贵族家庭的女儿，1290年6月死去，年仅24岁。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曾为之奉献了自己创作的大部分诗歌。

[43]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所钟情的女人，1345年创作了传奇《菲娅美达的哀歌》。

[44] 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所钟情一生的情人，1348年4月去世后，诗人为她写了三百多首十四行诗。

[45] 法国19世纪作家缪塞（1810—1857）的喜剧《姑娘们想什么》（1832年）中的两个女角色之一。

[46] 俄国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空想的宗教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宣扬列夫·托尔斯泰的关于用宗教道德自我修养的途径改造社会的学说。

[47] 这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生物学家杜里舒（1867—1941）提出的一种生物学唯心主义学说，认为有生命物体与无生命物体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生命体是由一种非物质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整体原则”即隐德来希所决定和支配的。

[48] 作者原名，全称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佩什科夫。

[49] 见《新约·马可福音》第2章第23节至28节。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时掐了麦穗，法利赛人认为不应该这么做，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50]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诗人。诗句译文引自《易卜生文集》（八卷集），第8卷《致吾友，一位革命演说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至37页。

[51] 典出《旧约·创世记》第6至第9章。神看见地上的人都有败坏行为，就将洪水泛滥在地上，要毁灭天下。他吩咐挪亚造一只方舟，让他一家人和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一对一对地进入方舟保全生命。水势浩大，过了一百五十天才渐退。

[52] 典出《旧约·创世记》第6至第9章。神看见地上的人都有败坏行为，就将洪水泛滥在地上，要毁灭天下。他吩咐挪亚造一只方舟，让他一家人和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一对一对地进入方舟保全生命。水势浩大，过了一百五十天才渐退。

[53] 旧俄长度单位，1俄尺等于0.71米。

[54] 90年代末我在一本考古学杂志上读到，卢托宁-科罗维雅科夫在奇斯托波尔县的某个地方发现了地下宝藏：一坛子阿拉伯钱币。——作者注

[55] 卢托宁的小名。

[56] 弗·别赫捷列夫（1857—1927），苏联生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

[57] 被基督教会尊为圣者的神职人员或俗人的生平，用来进行宗教宣传，也可作史料和文学资料。

[58] 出自《旧约·列王纪上》第10章第1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

[59] 出自《旧约·列王纪上》第10章第1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

[60] 天主教的圣母升天节，在8月15日。

[61] 旧俄长度单位，1沙绳约等于2.134米。

[62] 格·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75年加入民粹派，1880年与民粹派断绝关系，侨居国外。《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他批判民粹派观点的重要著作。

[63] 瓦·格涅拉洛夫（1867—1887），俄国民意党“恐怖派”成员。因参加1887年3月1日民意党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密谋而被捕，后被处以绞刑。

[64] 亚·乌里扬诺夫（1866—1887），民意党的“恐怖派”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列宁的哥哥。因参加1887年3月1日民意党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准备活动而被捕，后被处以绞刑。

[65] 尼·费多谢耶夫（1871—189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888年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与列宁有书信来往，后死于流放。

[66] 俄国莫罗佐夫家族的一家纺织厂，坐落在尼科利斯科耶（今奥列霍沃-祖耶沃市）。1885年1月发生工人罢工，遭武力镇压，约六百名工人被捕。

[67] 出自《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68] 指谢谢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作者注

[69]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与领导人之一。因捍卫巴黎公社和批评德国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而被监禁约六年之久。

[70] 1892年至1917年对彼得堡监狱（就其建筑物形状）的俗称。

[71] 约翰·威廉·德雷珀（1811—1882），美国化学家，生理学家，哲学家及历史学家，著有《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1874）。

[72] 公元前2世纪至后2世纪犹太教上层人物中的一派。标榜保守犹太教传统，反对希腊文化影响，主张同外教人严格分离，因而得名。基督教《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假冒为善者。

[73] 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约37—约100），古代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战争史》、《上古犹太史》、《自传》等。

[74] 加·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俄国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

[75] 古里的昵称。

[76] 一种结实光滑的缎纹棉布。

[77]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或米哈伊洛·安东内奇均为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的昵称。

[78] 卡罗宁（1853—1892），俄国民粹派作家，作品有小说集《巴拉什金诺村人纪事》。

[79] 尼·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倾向民粹派，著有中篇小说《农民陪审员》和长篇小说《基础》等。

[80] 尼·涅克拉索夫（1821—1877），俄国诗人。他的诗歌富有浓郁的民歌色彩，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81] 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社会学地理学派代表人物。

[82] 赖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

[83] 哈特波尔·莱基（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

[84] 卢伯克（1834—1913），英国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资产阶级进化论的经典作家之一。

[85] 泰勒（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

[86]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创始人之一。

[87]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一部名著，包括“论人”、“论国家”、“论基督教国家”和“论黑暗王国”四个部分。

[88]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君主论》是他的一部重要作品。

[89] 雅库特人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俄国的乡。

[90] 弗·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评论家。

[91] 这里我记不大清楚那些农民的名字了，大概会把他们名字搞错或写错。——作者注

[92] 亦称三一主日。东正教十二大节之一，在复活节后第五十天。

[93] 这是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萨沙》中的两句诗。引自《涅克拉索夫文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94] 科斯京的昵称。

[95] 伊凡四世（1530—1584），“全罗斯”大公（1533年起），俄国第一个沙皇（1547年起），号称雷帝。

[96] 1586年俄国工匠安·乔霍夫铸造的大炮（臼炮），重40吨，炮身长5.34米，口径890毫米。原为保卫克里姆林宫而铸造（但从未发射过）。是16世纪铸造艺术文物，现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

[97] 瓦·菲拉列特（1782—1867），俄国宗教人士。自1826年起为莫斯科都主教。

[98] 俄国长度单位，1俄里等于1.06公里。

[99] 玛丽娅·杰连科娃的小名。

[100] 安东尼（约公元前82—前30），古罗马统帅，恺撒的部将。公元前44年任执行官，次年与屋大维（奥古斯都）、李必达结成后三头政治联盟，共同打败布鲁图和卡西乌的军队。公元前42年出治罗马东部行省。后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结婚。元老院向克娄巴特拉宣战及亚克兴战役失败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逃至埃及，相继自杀。

[101] 安东尼（约公元前82—前30），古罗马统帅，恺撒的部将。公元前44年任执行官，次年与屋大维（奥古斯都）、李必达结成后三头政治联盟，共同打败布鲁图和卡西乌的军队。公元前42年出治罗马东部行省。后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结婚。元老院向克娄巴特拉宣战及亚克兴战役失败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逃至埃及，相继自杀。

[102] 基洛夫市1780至1934年的名称。

[103] 俄国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组织，成立于1893年。它号召联合革命势力和反对势力推翻沙皇专制制度。1894年4月大部分成员被捕，90年代末解散。

[104] 波兰城市，位于华沙至莫斯科的公路和铁路线上。

[105] 8世纪末至11世纪中到欧洲各国进行海上贸易与抢劫商船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

[106] 指无票乘车船或火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