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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 （加）门罗（Munro, A）著，马永波，杨于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艾丽丝·门罗作品）

书名原文：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ISBN 978—7—5447—4572—7

Ⅰ. ①恨…   Ⅱ. ①门… ②马… ③ 杨…   Ⅲ.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Ⅳ.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122号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2001 by Alice Mun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467号

Author photograph © by Derek Shapton

书  名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作  者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译  者  马永波 杨于军

责任编辑  王 珏

特约编辑  张 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21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72—7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  录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浮桥

家具

慰藉

荨麻

梁与柱

留存的记忆

奎妮

熊从山那边来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很多年前，那时火车还停靠很多支线，一个额头突出、长满雀斑、一头红色鬈发的女人走进火车站，打听托运家具的事。

火车站的办事员经常和女人开点儿小玩笑，尤其是那些相貌平常的女人，她们似乎很喜欢这样。

“家具？”他说，好像从来没有人托运过家具似的，“那么，你说的是哪种家具呢？”

一张餐桌和六把椅子。一套卧室组合家具、一张沙发、一张咖啡桌、几个茶几、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瓷器橱和一个碗橱。

“老天呀。你是说整个屋子的家具啊。”

“应该不会那么多，”她说，“没有厨房家具，只有一间卧室的设施。”

她的牙齿全都挤在嘴的前边，好像准备好了要争辩一番似的。

“你需要卡车。”他说。

“不。我要用火车运。运往西部，发往萨斯喀彻温省。”

她大声对他说着，仿佛他是聋子或者傻瓜似的。她发音的方式有点不对头。很重的口音。他觉得是荷兰口音—这里有荷兰移民—但是她没有荷兰女人高大健壮的体格、粉嫩的皮肤或者金黄色头发。或许她还不到四十岁，那又怎样？谁也不能美丽永驻。

他开始谈正事。

“首先，你得用卡车把家具从你的地方运来。然后我们还要弄清楚你发货的目的地是不是在萨斯喀彻温省通火车的地方。不然你要安排接车，比如在勒吉那。”

“是格丁尼亚，”她说，“那儿有火车站。”

他拿下挂在钉子上的一本油腻腻的地址簿，问她怎么拼写。她拿起一支系在绳上的铅笔，从钱包里掏出一小片纸，在上面写着：GDYNIA。

“这是哪国的语言？”

她说不知道。

他拿回铅笔，在地址簿上一行一行地找着。

“那儿有不少地方住着很多捷克、匈牙利或者乌克兰人。”他说。他这样说的时候想到她也许就是其中之一。那又怎么样，他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在这里。在火车线上。”

“好，我想星期五来托运，可以吗？”

“没问题，我们愿为您效劳，但是我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到达，”他说，“要看车次的优先顺序。货到了那边有人接吗？”

“有。”

“星期五下午两点十八分有一趟客货混合列车。早上卡车取货。你住城里吗？”

她点点头，写下住址：展览路106号。

近期城里的房子才编上了门牌号，所以他想象不出这个地址的具体方位，尽管他知道展览路的位置。如果她当时提到麦考利这个名字，他也许会更感兴趣，情况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那边有新房子，虽然叫“战时住房”，却是战后建造的。他猜应该是其中的一间。

“托运时交款。”他告诉她。

“还有，我也要订一张同程的车票。星期五下午。”

“去同一个地方的？”

“是的。”

“你可以坐那趟车先到多伦多，但是要在那儿等夜里十点半的洲际列车。你想要卧铺还是硬座？卧铺可以睡觉，硬座票就只能在硬席车厢整晚坐着。”

她要坐票。

“先到萨德伯里，等去蒙特利尔的车，但不用下车，列车会在那儿转轨，接上到蒙特利尔那趟车的火车头。然后北上，经由亚瑟港再到凯诺拉，一直到勒吉那再下车，换乘支线列车。”

她点点头，觉得他应该着手办理业务并且给她车票了。

他放慢语速说：“不过我不敢保证人和家具一起到达。我想家具可能要晚一两天到。客车优先。有人接你吗？”

“有。”

“好。因为那里不太像车站。那儿的城市和这里可不一样。那里的设施还相当落后。”

她从钱包的布袋里拿出一卷钞票，付了列车客票钱。她还像老太太一样数了数零头。但是，和老太太的数法不一样—她把钱拿在手上，眼睛扫着数过，你能够看出她连一便士都不会漏数。然后，她没有礼貌地转身就走，连再见也没说。

“那么星期五见。”他大声说。

在这么暖和的九月，她穿着黄褐色的长外套，笨重的系带鞋和短袜。

他从热水瓶里倒热水冲咖啡时，她又回来了，敲打窗口。

“我要托运的家具，”她说，“可都是好的，和新的一样。我可不想它们被刮伤或撞坏了什么的。我也不希望它们沾上牲口的味道。”

“哦，好的。”他说，“铁路经常运输货物。家具和猪不放在同一个车厢运输。”

“我关心的是它们是否能完好无损地运到。”

“当你买家具时，它是在商店里，对吧？那么你知道它们是怎么运到商店里的吗？家具不是在商店里制作的，是在某地某工厂里做的，然后运到商店里去，而且很可能是列车运的。那么，既然情况类似，是不是足以说明铁路是知道如何照顾家具的？”

她继续面无笑容地看着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女性的愚蠢。

“我希望如此，”她说，“希望他们能够做到。”

车站办事员本应该不假思索地说他认识城里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他认识城里一半的人，而且其中多数是核心人物。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真正的城里人是指已经住了很久、也没有搬迁打算的人。他不认识这个要去萨斯喀彻温省的女人，因为她不去他的教堂，不是他孩子们的老师，也不在他去的商店、餐厅或办公室工作。她也没有嫁给他在慈善互助会、秘密共济会、狮子俱乐部或退伍军人协会认识的任何一个男人。看一眼她拿钱出来时的左手就知道—他并不吃惊—她没有嫁给任何人。她穿着那种鞋，那种短袜而不是长筒袜，下午不戴帽子和手套，也许是农场上干活的妇女。但是，她没有那些女人常有的犹豫和局促。她也没有乡下人的那种仪态—她根本就没有仪态。她把他当作一台信息机。另外，她写了一个城里的地址—展览路。她让他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一个穿着朴素的修女，谈论她在丛林里的神职工作—很可能她们为了便于行动而脱掉了修女的服装。这位修女时不时微笑一下，表明她的信仰是要让人们快乐，但是，大部分时间她注视观众的样子，都好像她深信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是听她差遣似的。

乔安娜要做的另一件事情耽搁了。她要去“时髦女性”服装店买一套衣服。她从来没有进过那家商店—要买袜子之类的东西时，她都是去卡拉汉男女儿童服装店。维丽茨夫人留给她好多衣服，比如她身上这件总也穿不坏的外衣。还有萨比莎—她在麦考利先生家照看的那个女孩子—从表姐们那里得到很多价格不菲的旧衣服。

在“时髦女性”的橱窗里，两个人体模特套着超短裙和短款夹克。一套是锈金色，另一套是温柔的墨绿色。大片花哨的纸枫叶散落在模特的脚边，或用糨糊粘贴在橱窗上。在大多数人都在关心清扫并烧掉落叶的季节，它们成了这里的宠儿。玻璃窗上成对角线地贴着流畅的手写黑字的广告：简约优雅，秋季风格。

她打开门走进去。

对面是一面穿衣镜，映出维丽茨夫人高档但看不出身材的长外套，还有短袜上方露出的几英寸粗胖的光腿。

当然，服装店这样摆放镜子是有目的的。他们把镜子放在这里，人们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缺陷，那么—他们希望—你会马上决定要买些衣服来改变形象。如果她不是下定了决心并且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种明显的把戏会让她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人。

有一面墙上是一排晚礼服，塔夫绸料子，梦幻般的颜色，专门为舞会上最漂亮的女人而准备的。再往里走有一个玻璃衣橱，摆放着凡夫俗子无法触及的六套婚纱。它们或白若泡沫，或香草锦缎，或象牙色蕾丝镶边，或银珠或珍珠绣饰。小巧的紧身衣、荷叶边的领口和奢华的裙子。即使是再年轻些，她也不敢有这样铺张的想法，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事关期望的问题—对转变和极乐的荒唐奢望。

过了两三分钟才有人过来。也许他们那里有窥视孔可以观察她，认为她不是他们需要的那种顾客，希望她会离开。

她不会离开。她走到镜子照不到的地方—从门边地毡走到长毛绒的地毯上—最后，商店后面的帘子终于掀开，“时髦女性”本人走了出来，穿着有闪光纽扣的黑套装。高跟鞋，纤细的脚踝，长筒丝袜紧绷在腿上以至于发出摩擦声，金发贴着化了妆的脸向后梳着。

“我想试试橱窗里的套装。”乔安娜用排练好的语调说，“绿色的。”

“噢，那件可爱的套装，”女人说，“橱窗里是十码的。你看起来要穿—大概是十四码的吧？”

她擦着乔安娜身边走到店后面，那里挂着普通的衣服，有外套和外出服。

“你真幸运，有十四码的。”

乔安娜首先看了价签。很显然是她预想的两倍。她也不想掩饰自己。

“太贵了。”

“这是上好的羊毛。”女人折腾了一番才找到成分标，然后读出材质成分的说明，乔安娜根本没有注意听，因为她正检查镶边做工。

“感觉像丝一样轻，但穿起来有一定的垂度。你看，是全里衬的，上等的丝绸和人造丝衬里。不会像便宜衣服那样坐在椅子上时会宽松下垂或走样。再看，袖口和衣领是天鹅绒的，袖子上也是小天鹅绒包扣。”

“我看见了。”

“花钱买的就是这种精致，便宜货是不可能有的。我喜欢天鹅绒的手感。只有绿色的才有—你知道的，杏黄色就没有，虽然价格一样。”

在乔安娜看来，的确是天鹅绒的衣领和袖口让衣服显得精致豪华，让她渴望买下它。但是她不会这样说。

“也许我可以先试穿一下。”

毕竟这是她早就准备好的：干净的内衣和腋下清新的爽身粉。

女人明智地让她自己留在明亮的试衣间里。乔安娜像躲避毒药一样回避着镜子，直到她穿好了裙子和上衣。

一开始她只是看衣服。衣服没问题。大小也合身—裙子比她平常穿的短一些，不过她的习惯穿着是不时髦的。衣服还好。关键是露在衣服外面的部分。她的脖子、脸、头发、宽大的手掌，还有粗壮的双腿。

“您觉得合适吗？不介意我看看吧？”

随你便吧，想瞄就瞄一眼吧，乔安娜想，反正就像母猪的耳朵穿不出花儿来，你马上就会看到的。

女人左右看着。

“当然你得穿长丝袜和高跟鞋。感觉怎么样？舒服吗？”

“衣服还好，” 乔安娜说，“衣服没什么问题。”

镜子里，女人的脸变了。她的笑容没有了。她看起来失望而不耐烦，不过和蔼了一些。

“有时情况就是这样。穿上才能知道效果。问题是—”她说着，又增加了些许温和劝诱的语气，“问题是你的身材不错，只是比较结实。你骨架大，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小巧的天鹅绒包扣衣服不适合你。别为它烦恼了。脱下来吧。”

乔安娜脱到只剩内衣时，女人敲了敲门框，把手伸进帘子。

“试试这件，别管怎样。”

这是一套带衬里的棕色羊毛裙，裙子很长，很优雅，上衣是中长袖，普通圆领。款式简单，只有一根细细的金色腰带。没有那个套装贵，但对于这么简单的衣服，还是价格不菲。

至少长度更得体，裙摆在双腿周围形成一个高贵的涡状。她定定地站好，看着镜子。

这次，没有了好像被硬塞进衣服里去的滑稽样子。

女人走过来，站在她旁边。舒心地笑了。

“是你眼睛的颜色问题。你不必穿天鹅绒。你的眼睛本来就有天鹅绒的光泽的。”

这种奉承乔安娜一定会嗤之以鼻，不过此刻似乎是真的赞美。她的眼睛不大，如果要描述它们的颜色，她会说：“我想应该是棕色的。”不过它们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深棕色，温柔而明亮。

她并非突然开始觉得自己漂亮什么的。如果她的眼睛是一块布料的话，那么它们的颜色确实不错。

“我敢打赌你不经常穿时装鞋，”女人说，“不过如果穿上长筒袜就会稍微收紧点儿—我敢说你也不戴首饰，也没问题，有这条腰带也不需要首饰。”

为了打断她滔滔不绝的推销，乔安娜说：“那我还是脱下来吧，你好把它包起来。”她很不情愿失去裙子轻柔的重量和金色带子系在腰间的感觉。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这种靠衣着提高个人形象的愚蠢感觉。

就在乔安娜匆忙换上自己脏兮兮的普通衣服时，女人说：“我只是希望它能用在特殊的场合。”

“应该是我结婚时穿的。” 乔安娜说。

话一出口，她自己都吃了一惊。不过这不是个大错误—这个女人根本不认识她，也不会对她认识的人提起。可是她本来是要绝口不谈的。她一定感觉她欠这个人什么—她们一起经历了绿色套裙的灾难，一起发现了棕色裙子，这是一种纽带。胡说八道。女人是卖衣服的，她只是成功地做了笔生意。

“哦！”女人叫起来，“啊，那太好了。”

嗯，也许是吧，乔安娜心想，不过也许不是。她可能和任何人结婚。一个想要匹驮马的可怜农夫，或者一个需要护士的患哮喘的半瘫老人。这个女人不知道自己会和什么样的人结婚，不过这也不关她的事。

“看得出来你是恋爱结婚，”女人说，仿佛猜到了她这些不高兴的想法，“所以你的眼睛在镜子里发亮。我把裙子用包装纸包好了，你回去拿出来挂上就行了，料子很垂的。如果你需要，简单烫一下就好，也许你甚至都用不着烫。”

接下来该付钱了。她们两个都假装不看，但都在看。

“物有所值，”女人说，“婚姻大事，一生一次。嗯，有时也不一定是这样—”

“对我来说是的。” 乔安娜说。她的脸又热又红，因为事实上还没有提到结婚这件事，甚至在最近的信里也没有提到。她向这个女人透露了自己的一厢情愿，也许这样做不吉利。

“你在哪里遇见他的？”女人问，还是那种向往的欢快语气，“第一次是怎么约会的？”

“通过家里人。” 乔安娜老实地回答。她并不打算多说，但听到自己继续在说：“在伦敦的西区市场。”

“西区市场，”女人说，“在伦敦。”她本来想说“城堡舞会”上。

“我们和他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一起。”乔安娜说，一边想着，更准确的说法是他、萨比莎和伊迪丝跟她一起。

“那么，我可以说今天我没有白过。我帮幸福的新娘挑选了结婚的衣服。那足够证明我存在的意义了。”女人用一条细细的粉红色带子扎在盒子上，系了个没有必要的大蝴蝶结，然后用剪刀轻巧地把带子剪断。

“我整天在这里，”她说，“有时候我想我在做什么呢。我自问，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布置新橱窗，我这里那里加点装饰吸引顾客，但是有些日子—有时候—我见不到一个人影走进那扇门。我知道—人们觉得这些衣服太贵了—但是它们很好。它们是好衣服。想要好的质量就得付高价。”

“人们需要这样的衣服就得来这里，”乔安娜看着晚礼服说，“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

“你说得对。没别的地方。他们去城里—人们经常去城里，要开车五十甚至一百英里。他们不在乎汽油，劝慰自己那样就能买到比我这里更好的东西。他们没有如愿。质量、款式并不比这里好。绝对的。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说是在镇上买的婚纱。或者他们来这里试穿，然后说要考虑考虑再回来买。我想，当然啦，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想在伦敦或基奇纳找到同样款式但价格更便宜的，即使不便宜，一旦他们跑了那么远，又厌倦了寻觅，也就会买。”

“我不知道，”她说，“也许我是当地人的话就不会那样。我发现这里的人很排外。你不是本地人吧？”

乔安娜说：“不是。”

“你没发现他们很排外吗？”

铁板一块。

“我的意思是说，外人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习惯独来独往了。”乔安娜说。

“但是你找到了合适的人，你就不再独来独往了，那不是很好嘛！有时我也想，要是结了婚待在家里该多好啊。当然，我以前结过婚，也有工作。唉。也许月亮上的男人会下凡来爱我，那我就一切就绪了！”

乔安娜得抓紧时间了—女人聊天的愿望耽搁了她的时间。她匆匆返回住所，要在萨比莎放学前把买的东西藏好。

然后她想起来了，萨比莎不在这里，周末被她妈妈的表姐，她的罗克珊阿姨带走了，到多伦多过体面富家女一样的生活，上贵族学校。不过她还是继续快步而行—太快了，以至于有个自作聪明的人倚着药店的墙对她大喊：“哪儿着火啦？”她放慢了些速度，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衣服盒子让人不知所措—她怎么知道商店会有自己粉色的纸盒，上面还印着紫色的大字“时髦女性”，暴露无遗。

她应该知道，在他还没提出结婚时，她自己先提起是很愚蠢的。其他事情说了或写了那么多—表达了那么多的爱意和渴望，而实际的婚事却似乎被忽略了。这就好比早上你会说起床，而不说吃早餐，尽管你肯定是要吃的。

不管怎样，她还是应该管好自己的嘴巴。

她看见麦考利先生在街对面沿反方向走过来。没关系—即使走个正对面他也不会注意到她手里的盒子。他会把一根食指举到帽檐处，很有礼貌地等她走过去，可能会注意到她是他的管家，也可能不会。他脑子里想着其他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他可能在想着别的城镇而不是他们看到的这个。每个工作日—有时忘了，在假日或星期天也是—他穿上三件套、轻便大衣或厚重外套，戴着灰色软呢帽，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从展览路走到由马具和皮箱店改成的办公室。人们把它叫作保险公司，因为很久以前他曾经积极地卖过保险。有时人们爬上楼梯去看他，也许询问些政策上的问题，更多的是有关土地边界、镇上某块房产或乡下农场的历史问题。他的办公室满是旧的和新的地图，他最喜欢铺开地图，和来人展开讨论，远远超过了所提问题的范围。他一天里会在街上出现三四次，就像现在这样散步。战争期间，他曾经把麦克劳林—别克汽车拆卸了放在车库里，改用步行为他人树立榜样。十五年后，他似乎仍在树立榜样。他双手交叉放在背后，像一个善良的地主视察着自己的田产，或是一个牧师高兴地观察着自己的羊群。当然，他遇到的人有一半不知道他是谁。

镇子已经变了，甚至就在乔安娜生活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生意不断地转移到镇外的高速公路附近，那里有一家新开的折扣店，一家加拿大轮胎店，一家有娱乐室和脱衣舞女的汽车旅馆。为了让镇里的商店亮丽起来，人们用粉色、淡紫色或橄榄色油漆粉刷了墙壁，油漆已经在旧砖墙上走样，一些店里已经空空如也。“时髦女性”几乎也不例外。

如果乔安娜是店主，她会怎么做呢？首先，她永远不会进这么多精致的晚礼服。用什么替代呢？如果你转而经营较便宜的服装，你只能去和卡拉汉以及折扣店竞争，很可能没有那么多生意。那么，转去经营高级婴儿服和童装，努力吸引那些有钱的祖母和姨妈们来买呢？别管妈妈们了，她们没有那么多钱也更加精明，她们会去卡拉汉的。

不过，如果是乔安娜来经营的话，她永远拉不到任何顾客。她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她会委婉地建议人们去做，但她不会去迷惑或引诱别人来买。她的态度是买不买由你。人们肯定不会买的。

很少有人会喜欢她，她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她说再见的时候，萨比莎肯定不会流眼泪—尽管自从萨比莎的妈妈去世，一直是乔安娜像妈妈一样照看她。她离开的时候，麦考利先生会伤心，因为她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很难找到替代她的人，不过他所想的也就是这些而已。他和他的外孙女都是被宠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至于邻居，他们无疑会很高兴。乔安娜和两边的邻居都有房产纠纷。一边是邻居的狗在她的花园里挖洞，在洞里埋骨头、取骨头，它应该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干这些。另一边是黑樱桃树问题，树长在麦考利先生家的地上，但是结果的树枝大多垂到了隔壁的院子里。两件事都是她小题大做，而且还赢了。邻居的狗被拴了起来，另一边的邻居不再碰黑樱桃。她站到梯子上，就能够到邻居家的院子，但是邻居不再赶走落在树枝上的鸟，由此影响了收成。

麦考利先生会让邻居摘樱桃，也会让狗在花园里挖洞。他会让别人占他的便宜。部分原因是这些人是新来的，住在新房子里，他宁愿不去理会他们。当时展览路上只有三四幢大房子。房子对面是露天市场，秋季集市在那里举办（正式的名字是农业展览，该路因此得名），市场和房屋之间是果树和小草坪。大约十几年前，土地被一块块批量卖掉，上面建起了房子—各种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有的带楼梯，有的没有。有些房子已经显得破旧不堪了。

麦考利只认识几间房子的主人，并且关系比较好—学校老师，胡德小姐和她妈妈，还有开修鞋店的舒尔茨家。舒尔茨家的女儿伊迪丝是，或者曾经是萨比莎的好朋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她们在学校是同一年级—至少去年是，萨比莎曾经留过级—又住得很近。麦考利先生对此不曾介意—也许他知道萨比莎不久会离开，去多伦多过另一种生活。乔安娜不会选择伊迪丝，尽管这个女孩从不粗鲁，来家里玩时也不惹麻烦。而且她也不笨，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她很聪明，而萨比莎则不那么聪明。她会让萨比莎变得狡猾一点。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既然表姐罗克珊—胡贝尔太太—出现了，舒尔茨家的女儿成了萨比莎孩提时代的一部分。

我准备尽快安排把你所有的家具用火车托运给你，等他们告诉我费用我就预付钱给他们。我一直觉得你现在会需要它。我想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如果我过去给你帮帮忙，我想你不会介意。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你。

这是在去火车站安排事情之前，她去邮局寄走的信。这是她第一次直接给他寄信。其他的都塞进她让萨比莎写的信里了。他给她的信也是同样的方法，整齐地折好，她的名字乔安娜写在信笺背面，这样就不会弄错了。邮局的人也不会怀疑，节省一张邮票也没什么坏处。当然，萨比莎会告诉外祖父，甚至会偷看写给乔安娜的信。但是，萨比莎不像她那样对和那个老男人在信里沟通感兴趣—无论是写信还是收信。

家具存在谷仓里面，那只是一个镇上的仓库，不是真正的牲畜棚和粮仓。一年多以前，第一次看到这些家具时，乔安娜发现它们脏兮兮的，布满灰尘和鸽子粪，一件件胡乱地堆放着，没有任何遮盖。她把拖得动的都拉到院子里，留下足够的空间放她搬不动的大件—沙发、茶几、瓷器橱柜和餐桌。她可以把床架拆卸开来。她用柔软的抹布擦净木头，然后涂上柠檬油，收拾完毕，它们像蜜饯一样光亮。枫树蜜饯—是雀眼枫木的蜜饯。在她看来，这些家具像绸缎床罩和金发一样光彩夺目。它们华丽又时髦，和屋子里她要收拾的令人厌烦的黑檀木雕刻家具迥然相异。她把它们看作是“他的”家具，这个星期三她把它们拿出来的时候，她仍然这样认为。她把旧被子垫在底下，保护堆在上面的家具，上面用床单罩上，防止落上鸟粪，所以只有薄薄的一层灰尘。但是她在把家具收起来前又做了同样的保养，一一包裹好，刷了柠檬油，只等星期五卡车来。

亲爱的麦考利先生：

我今天下午（星期五）就要乘火车离开了。我意识到我没有提前告诉您，但是我愿意放弃我最后的工钱，到下星期一就满三个星期了。双层锅里有炖牛肉，热一下就行了。足够三顿饭的了，也许还可以对付四顿呢。加热后，舀出你要吃的，盖上盖子放进冰箱。记得，要立刻盖上盖子，千万不要变质了。问您和萨比莎好。我安顿好后可能会和您联系。乔安娜·帕里。

又及：我把家具托运给波德鲁先生了，他或许会需要。别忘了加热时，双层锅里要放足够的水。

麦考利先生没有费力就查到了乔安娜买的票是去萨斯喀彻温省格丁尼亚。他是给车站办事员打电话问到的。他不知道怎样描述乔安娜—她看上去是老还是年轻，瘦小还是不胖不瘦，她外衣究竟是什么颜色？—不过当他提到家具时，就无需其他描述了。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火车站有几个人在等晚车。起先办事员尽量压低声音，但是当他听到有关失窃家具的事情时就兴奋起来（实际上麦考利先生说的是“我想她带走了一些家具”）。他发誓说如果他知道她是谁，有什么企图，绝对不会让她踏上火车的。在场的人听见了他这番断言，传了开去，大家都信以为真，没有人问他怎么能阻止一个买了票的成年女子上车，除非他能立刻拿出证据说明她是盗贼。大多传播他的话的人相信他能够而且会去阻止她—他们相信车站工作人员的权威，也相信麦考利先生这种挺直身板走路、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人的权威。

炖牛肉的味道好极了，乔安娜的手艺一直不错，但是麦考利先生却吃不下去。他没有理会盖上锅盖的说明，炉子上留着开着盖的锅，甚至忘记了把炉火关掉，直到水烧干了，一股金属的糊味才让他惊醒。

这是背叛的味道。

他告诉自己要心存感激，至少萨比莎有人照顾着，不用他担心。他的侄女—实际上是他妻子的表妹，罗克珊—写信告诉他说，她夏天去辛科湖的时候，从萨比莎的表现来看，这个女孩可以应付得来。

“坦率地说，我觉得你和你雇用的那个女人无法应付蜂拥而来的男孩子。”

她没有进一步地问他是否想要找另一个玛塞尔，不过那就是她的意思。她说会送萨比莎去好学校，至少在那里能学会仪态和得体。

他打开电视想分散一下注意力，但是无济于事。

家具的事让他烦恼。还有肯·波德鲁。

事实上就在三天前—即乔安娜买车票的那天—麦考利先生收到肯·波德鲁的信，要求他：（1）为放在麦考利先生谷仓里的家具预付一些钱，因为那是属于他（肯·波德鲁）和亡妻玛塞尔的，或者（2）如果他没有法子办到的话，就卖掉家具，卖出多少钱算多少钱，尽快把钱汇到萨斯喀彻温。他没有提到岳父借给他这个女婿的钱，完全抵得上家具的价值，甚至超过卖家具的钱。肯·波德鲁真的忘了那一切了吗，还是他只是希望—更有可能是这样—他的岳父忘记了？

表面上看，他现在拥有了一家旅店。但是他的信里充满对前店主的谩骂，说他在种种细节上误导了他。

“如果我能渡过这个难关，”他说，“我确信我还能运作好它。”可难关是什么？他急需钱，但是他没有说明是欠前一个店主的还是银行的，或者私人放贷什么的。还是老一套—绝望、哀怨的语气中夹杂着傲慢，一种整件事情有欠于他的感觉，因为玛塞尔让他遭受的伤害和耻辱。

带着诸多的疑虑和担忧，但是想起肯·波德鲁毕竟是他的女婿，参加过战争，经历了婚姻中鬼才知道的困难，麦考利先生还是坐下来写了封信，说他不知道怎么把家具卖个好价钱，也很难办到，所以随信附寄一张支票，作为纯粹个人借款。他希望女婿心存感激，并记起以前借过他类似数额的借款—他相信已经远远超过家具的价钱。他附上日期和数量。除了大约两年前归还的五十美元（当时答应随后定期归还），他没收到其他还款。他的女婿一定知道，由于这些没有偿还的无息贷款，麦考利先生的收入减少了，不然他可以把这些钱用于投资的。

他本想加上：“我不像你想得那么愚蠢”，但是又决定不写了，因为那会暴露他的愤怒，或许还有软弱。

现在是怎样呢。这个男人抢先一步，把乔安娜列入他的计划—他总是能够蒙骗女人—既拿到家具又得到支票。她自己付了运费，是火车站工作人员说的。时尚的枫木家具已经在交易中被过高估价了，他们拿不到什么钱了，尤其是算上铁路运输的花销。如果再聪明一点儿的话，他们只会从房子里拿走一个旧柜橱，或坐着很不舒服的客厅长靠椅，这些是上个世纪制造和购买的。当然，那就是纯粹的偷窃了。但是他们的行为离偷窃也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下定决心要起诉他们。

他孤独地醒来，厨房里没有飘出咖啡或早餐的味道—相反，空气中还残留着烧干锅的一丝味道。秋天的凉意已经渗入所有天花板很高的孤独的房间。昨天以及前几天的晚上还是那么温暖—炉子还没有点上，等麦考利先生点好了炉子，温暖的空气中又弥漫起地窖般的潮湿、霉菌、泥土和腐烂的气味。他慢慢地洗漱穿衣，不时健忘地停顿片刻，往面包片上抹花生酱当作早餐。他属于那个据说男人连水都不会烧的时代，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前窗望出去，看见跑道另一面的树木被晨雾吞没了，雾气似乎正穿过跑道继续漫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消散。他仿佛透过迷雾看见朦胧的旧展览场—简朴而宽敞的建筑，就像巨大的谷仓一样。它们立在那里，很多年都没有用过了—整个战争期间—他忘记它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是被拆掉了，还是自己坍塌了？他痛恨现在进行的比赛，人群、高音喇叭、非法饮酒以及夏季星期天时灾难性的喧嚣。想到这，他想起可怜的女儿玛塞尔，坐在门廊的台阶上，高声呼唤着已经长大的同学们，他们正从停好的车上下来，匆匆赶去观看比赛。她叽叽喳喳，返回镇上时的欢欣鼓舞，和人们拥抱，一分钟讲一大箩筐的话，喋喋不休地说着小时候的事，说她多么想念大家。她说过，生活中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想念丈夫肯，他因为工作而留在西部。

她出去时穿着丝绸睡衣，染成金色的头发没有梳理，蓬散不堪。她的胳膊和腿都很细，但是脸却浮肿着，她所谓的晒黑的皮肤似乎呈现出病态的棕色，而不是来自日晒。也许是黄疸病。

这孩子一直待在屋里看电视—星期天的动画片对她来说确实是太幼稚了。

他说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任何事他都无法确定。玛塞尔去伦敦做妇科手术，死在了医院里。当他打电话告诉她丈夫肯·波德鲁时，他问：“她带了什么？”

如果玛塞尔的母亲还在世的话，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事实是，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和他一样不知所措。当锁在房间里的十几岁的女儿爬出窗子，滑到阳台顶棚，被几辆车的男孩子们接走时，她只能坐在厨房里哭泣。

房子里充满被无情抛弃和欺骗的感觉。他和妻子当然都是善良的家长，却被玛塞尔逼到绝路。当她和一个飞行员私奔时，他们还希望她最终会没事。他们对那两人慷慨大方，就像对最体面的年轻夫妇一样。但是一切都终成泡影了。他对乔安娜·帕里同样慷慨，而她也这样背叛了他。

他走到镇上，去旅馆吃早餐。女招待说：“您今天好早啊。”

她给他倒咖啡时，他告诉她说，管家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无缘无故走掉了，非但不打招呼就撂挑子不干了，还带走了属于他女儿的一车家具。它们现在应该属于女婿，但实际上不是，那是用女儿陪嫁的钱买的。他告诉她，女儿如何嫁给了一个飞行员—一个相貌堂堂、花言巧语的家伙，一点儿也不可靠。

“对不起，”女招待说，“我想和您聊天，但人们还等着我上早餐呢，失陪了—”

他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桌子上摊开的是昨天他研究的旧地图，他努力找出乡下第一处墓地（他认为在1839年已经荒废了）。他打开电灯坐下，但是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经过女招待的责备—他认为是责备—他吃不下早餐，也不能享受他的咖啡了。他决定出去散散步，让自己平静下来。

平时他会一边走，一边和人们打招呼并随便聊上几句，今天他却发现自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有人问他今天早上如何，他就开始以一种异常的，甚至丢脸的方式讲述他的悲哀。就像女招待一样，人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们点头，搪塞推诿几句，便找个借口离开了。今天早晨也不像平常的秋天早晨那样，等雾散去后天气便会暖和起来；他的夹克不够保暖，于是他走进商店里去避寒。

认识他最久的人最沮丧。他从来都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思维属于其他时代，他的礼节是对自己特权的委婉歉意（有点儿可笑，因为特权大多存在于他的回忆，别人不清楚）。他是最不可能申诉冤屈或请求同情的人—即使是妻子、女儿去世时也没有这样—可是现在，他拿出一些信，问这个家伙三番五次从他这里拿钱是不是可耻的事情，甚至在他再次对他表示了同情的现在，这个家伙还和管家串通偷窃了家具。有些人以为他是在说自己的家具—他们以为老人的房子里连床和椅子都没有了。他们建议他去警察局报案。

“没用的，没用的。”他说，“你怎么能从石头里榨出血来呢？”

他走进修鞋店，和赫尔曼·舒尔茨打招呼。

“你还记得这双帮我换了鞋底的鞋子吗，我在英国买的？四五年前你重新上的鞋底？”

店铺像个山洞，不同的工作场所都挂着带灯罩的灯泡。通风很糟糕，但是这些男人的气味—胶水、皮革、鞋油、新割下来粘好的鞋底和腐烂的旧鞋底—让麦考利先生觉得很舒适。这是他的邻居赫尔曼·舒尔茨，一个没什么文化，但技术熟练，戴眼镜的工匠，弓着腰，一年到头都在忙碌—钉牢铁钉，敲弯钉头，用灵巧的弯刀把皮革割出想要的形状，用小型圆锯似的工具割毛毡。缓冲垫发出刮伤的噪音，砂纸轮发出尖利刺耳的摩擦声，工具刃上的金刚砂磨石则发出机械昆虫一样的鸣响，缝纫机极其卖力而有节奏地在皮革上打着孔。所有的声音、气味和准确的动作都是麦考利先生多年来所熟悉，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分辨过或思考过的。现在，赫尔曼穿着发黑的皮围裙，手上拿着一只靴子在整理着、微笑着、点着头，麦考利先生目睹了这个人在这个洞里的全部生活。他想表示同情、羡慕或某种他不太明白的情感。

“是的，我记得，”赫尔曼说，“它们是上好的靴子。”

“好货。你知道我是结婚蜜月旅行途中买的。在英国买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在哪儿了，不过不是在伦敦。”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你的手工真好。它们现在还很好。干得好，赫尔曼。你的工作不错。踏实诚恳。”

“那就好。”赫尔曼迅速看了一眼手上的靴子。麦考利先生知道他要专心干活了，但他不想让他这样做。

“我刚碰到一件让人吃惊的事。一个打击。”

“是吗？”

老人拿出信，开始大声读其中的部分内容，间或凄凉地笑一下。

“支气管炎。他说他患了支气管炎。不知道找谁帮忙好。我不知道要求助于谁。他当然一直都知道求助于谁。他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求助于我。从我身体复原后不下一百次了。一边在乞求，对我装穷，一边又和我的管家串通。你知道吗？她偷了一车的家具运到西部去了。他们是秘密勾结。这是我一次又一次拯救的人。从来没见到一个便士还回来。不，不，诚实地说，他还过五十美元。几百几千中的五十美元。几千。你知道的，打仗时他在空军服役。那些矮个子的家伙经常参加空军。趾高气扬地到处去炫耀，以为自己是战斗英雄。呵，我想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认为战争宠坏了一些家伙，他们再也无法适应后来的生活。但是这不足以作为借口。对吧？我不能因为战争就永远原谅他。”

“是不能。”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靠不住。那是非同一般的感觉。我知道，却一直让他欺骗我。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可怜他们仅仅因为他们是骗子。我有些关系，帮他在那边拿到工作保险。当然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坏蛋。有些人就是这么坏。”

“你说得对。”

舒尔茨太太那天不在店里。通常是她坐在柜台旁边，收鞋子，把鞋子拿给丈夫看，再把他所说的话转达给顾客，弄清楚问题，顾客来取修好的鞋时负责收款。麦考利先生记得她夏天做了某种手术。

“你太太今天没来？她身体好了吗？”

“她今天想休息一下。我女儿来帮忙。”

赫尔曼·舒尔茨朝柜台右边点点头，修完的鞋摆在那边的架子上。麦考利转头看见了伊迪丝，他进来时没注意到。她是个孩子气十足的瘦女孩，头发黑而直，背对着他在重新摆放鞋子。那正是她和萨比莎要好时悄悄出入他房子时的样子。你从来无法看清她的脸。

“你现在打算给爸爸帮忙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毕业了吗？”

“今天星期六。”伊迪丝说，半转过身子，淡淡地笑着。

“哦，是啊。能给爸爸帮忙是好事。你要照顾父母了。他们很辛苦，都是好人。”他带着淡淡的歉意，好像知道自己在说教，“尊敬你的父母，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在—”

伊迪丝说了句什么他没听见。她说：“修鞋店。”

“我耽搁你的时间了，我打扰你了，” 麦考利先生说，“你有活要干。”

老人离开后，伊迪丝的爸爸说：“你没必要这样刻薄。”

晚饭时，他把麦考利先生的事告诉了伊迪丝的妈妈。

“他不太对劲，”他说，“可能生病了。”

“可能有点儿中风。”她说。自从做了胆结石手术，她说话很有见地，对别人的痛苦怀有一种平静的满足感。

现在既然萨比莎走了，消失在另一种似乎一直在等待她的生活里，伊迪丝又是萨比莎来之前的样子了。“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勤奋，苛刻。上高中三星期后，她知道她的新科目会很不错—拉丁语，代数，英国文学。她相信她的聪明会得到认可和赞扬，重要的未来向她敞开了门。过去和萨比莎一起的愚蠢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她想到乔安娜要到西部去，她感到一阵寒战从她的过去传来，一种被侵袭的警觉。她试图用一个盖子把它砰地压住，但是它还是冒出来。

一洗完碗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文学课上指定要读的书—《大卫·科波菲尔》。

她从来没有受到父母严厉的责骂—年老的父母有她这么小的孩子，据说是造成她性格的原因—不过她感觉大卫悲惨的处境和自己倒是很一致的。她觉得自己和他一样，也可以是一个孤儿，因为等事实真相大白，她的过去关闭了她的未来，她很可能跑掉，躲起来，自己谋生。

一切都是从上学路上萨比莎说“我们要经过邮局。我得给爸爸寄封信”开始的。

她们每天一起走路上学放学。有时她们闭着眼睛走，或者倒着走。有时她们碰到人时喋喋不休，小声地讲着胡言乱语，人们感到很迷惑。大多数好主意都是伊迪丝的。萨比莎唯一引进的玩法是写下一个男孩子和你自己的名字，把所有相同的字母画掉，数出剩下的字母数。然后用手指头将这个数数出来，一边说着，恨，友谊，追求，恋爱，婚姻，以此来确定你和那个男孩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那封信很厚。” 伊迪丝说。她注意到了一切，也什么都记得，她能以其他孩子感到怪异的方式迅速记住了课本上一页页的内容。“你和爸爸有很多话要说吗？”她奇怪地问，因为她不相信—至少不认为萨比莎会写到纸上。

“我只写了一页。”萨比莎说着，摸着信。

“啊哈，”伊迪丝说，“啊哈。”

“怎么啦？”

“我敢说她放了别的东西。乔安娜。”

结果她们没有把信直接拿去邮局，而是留着，等放学后到伊迪丝家拆开。她们可以在伊迪丝家干这种事情，因为她妈妈整天在修鞋店工作。

亲爱的肯·波德鲁先生：

我想，我应该写信向您表达我的感谢，感谢你在给你女儿的信中对我的赞扬。你不必担心我会离开。你说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我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很感激你这样说，因为一些人觉得像我这种他们不清楚来历的人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想说说我的事情。我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结婚时抛弃了我。我五岁时被带到孤儿院。盼望着她能回来，但是她没有。后来我习惯了那里的生活，那里的人也不错。十一岁时我参加一个项目来到加拿大，住在狄克松家，在他们的菜园里工作。该项目也包括上学，但是我没有真正学过什么。冬天，我在房子里为太太们工作，但是环境迫使我考虑离开。按当时的年龄，我长得够高够壮，因此找到了一个在私立疗养院护理老年人的工作。我不在乎这份工作，但是为了更多的报酬我又去了扫帚厂工作。老板维丽茨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她经常来厂里视察工作，我们有点儿谈得来。那里的环境让我呼吸有困难，所以她说我应该去为她干活，于是我就去了。我和她在北部的哀鸠湖边一起生活了十二年。那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打理家里家外的一切事情，甚至开摩托艇和汽车。我学会了阅读，因为她的视力太弱了，她喜欢我给她朗读。她九十六岁时去世。你也许会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怎样的生活啊，但是我很快乐。我们每顿饭都一起吃，后来一年半时间我都和她睡在同一个房间。她死后，她家人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收拾行李。她留给我一些钱，我想他们为此不快了。她想让我用来读书，但那意味着我要和小孩子一起上学。所以，当我看到麦考利先生登在《环球邮报》上的广告，我就来了。我需要工作来减轻对维丽茨太太的思念。我想我这么啰嗦我的故事让你够烦的了，但是你会松一口气了，因为我已经说完了。谢谢你的赞扬以及带我去集市。我不喜欢坐车或吃那些东西，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被人接纳。

你的朋友，

乔安娜·帕里

伊迪丝以乞求的语气和苦恼不堪的表情大声读着乔安娜的信。

“我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看了我一眼就抛弃了我—”

“别读了，”萨比莎说，“我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她怎么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她的信加进去的？”

“她只是拿过去放进信封，在外面写地址姓名，因为她觉得我的字不够好。”

伊迪丝用了透明胶带才把信封的封盖粘牢，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黏度了。“她爱上他了。”她说。

“噢，呸呸，”萨比莎说，摸着肚子，“不可能。老乔安娜。”

“他究竟说了她什么啦？”

“只是说我应该怎么尊敬她，如果她离开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们有她照料是很幸运的，他没有给我一个家，外祖父一个人也不能抚养一个女孩子之类的话。他说她是位淑女。他说他看得出来。”

“所以她就爱上了。”

信被用透明胶带封好，在伊迪丝那儿放了一夜，以免乔安娜发现信没有寄出去。她们第二天早上才拿去邮局。

“现在我们看他回信会写什么。等着瞧。”伊迪丝说。

好久没有回信。等信来了，又令人失望。她们在伊迪丝家把信拆开，里面没有给乔安娜的信。

亲爱的萨比莎：

今年圣诞节我手头不宽裕，连两美金都无法寄给你。但是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圣诞快乐，学习进步。我身体一直不太好，患了支气管炎，我每年冬天都会生病，不过圣诞节前我病得起不来还是第一次。你从地址上会看到我搬了新地方。公寓在闹市区，很多人来开派对。这是一家供膳寄宿处，很适合从来不善于买菜做饭的我。

圣诞节快乐。

爱你的爸爸

“可怜的乔安娜，”伊迪丝说，“她会伤心的。”

萨比莎说：“谁在乎呢？”

“除非我们来做。” 伊迪丝说。

“什么？”

“给她回信。”

她们要打字，不然乔安娜会认出不是萨比莎爸爸的笔迹。打字不成问题。伊迪丝家有打字机，在前屋的牌桌上。她妈妈结婚前做文员，现在还有时帮人打印信件赚点钱，人们觉得这样打出的信看起来正规一些。妈妈教过伊迪丝简单的打字方法，希望将来有一天，伊迪丝也能做文员。

“亲爱的乔安娜，”萨比莎说，“很抱歉我不能爱上你，因为你脸上全是丑陋的斑点。”

“我是认真的。”伊迪丝说，“闭嘴。”

她打着字，“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大声念着，停下来思考着，她的声音变得非常严肃和温柔。萨比莎趴在沙发上，咯咯地笑着。当她打开电视时，伊迪丝说：“拜—托，放那些狗屎我怎么能集中我的感—情呢？”

萨比莎和伊迪丝单独在一起时经常用“狗屎”、“婊子”和“老天爷”这样的粗话。

亲爱的乔安娜：

我很高兴收到你夹在萨比莎信里的信件并了解了你的生活。尽管维丽茨太太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你的生活一定是很悲哀和孤独的。你始终勤劳，从不抱怨，我想说我很钦佩你。我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从来没有真正地安定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里感到不安和孤单，仿佛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总是结识很多人和他们交谈，但是有时候我会自问：谁是我的朋友？这时我收到了你的信，你在结尾写着，你的朋友。我想，她真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乔安娜愿意告诉我她是我的朋友，这该是一个多么好的圣诞礼物啊。也许你认为这样结束一封信是出于礼貌，那么你还不真正了解我。无论如何，圣诞快乐。

你的朋友，

肯·波德鲁

信到了乔安娜手中。给萨比莎的信也是打字的，因为一封手写一封打字是不合常理的。这次她们省了力气，打开信封时非常小心，不会有暴露内情的透明胶带了。

“我们为什么不打印一个新的信封？如果信是打字的，信封不也应该打字吗？”萨比莎自以为聪明地说。

“因为新的信封是没有邮戳的。傻瓜。”

“要是她回信了怎么办呢？”

“我们会读的。”

“啊，如果她回信，直接寄给他呢？”

伊迪丝不想表现出她没有想到这一点。

“她不会的。她很狡猾。你也立即给他回信，让她觉得可以把信塞在你的信封里。”

“我讨厌写信。”

“写吧。这不会要你的命的。难道你不想看看她说些什么吗？”

亲爱的朋友：

你问我是否很了解你，足以做你的朋友，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了解。我生活中只有过一个朋友，就是维丽茨太太，我很爱她，她对我也好，但是她已经去世了。她比我大得多，和年长者做朋友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死去，会离开你。她太老了，有时甚至会叫错我的名字。尽管我并不介意。

我要告诉你一件怪事。你让摄影师在集市拍的照片，你和萨比莎，还有她的朋友伊迪丝和我的那张，我把它放大了，镶了镜框摆在客厅里。拍得不是很好，他肯定也没少向你收费，不过总比没有强。前天，我在掸灰时，想象我可以听见你对我说“你好”。“你好”，你说，我看着相片上你的脸，我想，啊，我一定是疯了。或者这是有信要来的信号。我只是闹着玩，并不相信那样的事。但是昨天就来了信。所以我很容易就成了你的朋友。我总是能找到办法忙个不停，但是找到一个真朋友可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你的朋友，

乔安娜·帕里

当然，这封信不能直接放进信封。萨比莎的爸爸发现提到他没有写过的信会产生怀疑的。乔安娜的信被撕成碎片，冲下了伊迪丝家的马桶。

当来信说到旅店的事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后了。那是夏天。萨比莎完全是凭运气碰到了那封信，因为她已经离开这里三个星期了，她住在辛科湖畔，姨妈罗克珊和姨父克拉克的别墅里。

萨比莎走进伊迪丝家的第一句话是：“哦喔哦喔，这里真臭。”

“哦喔哦喔”是她从表姐妹们那里学来的。

伊迪丝嗅着空气。“我什么都没有闻到。”

“跟你爸爸的店的气味相同，只是没那么严重。一定是他们的衣服和东西带回家来的。”

伊迪丝负责熏蒸汽和打开信封。从邮局回来的路上，萨比莎在面包房买了两块法式巧克力点心。她躺在沙发上吃着自己那份。

“就一封信。为了你，”伊迪丝说，“可怜的老乔安娜。当然他从来没有真正收到过她的信。”

“读我给听听，”萨比莎听天由命地说，“我满手都是黏糊糊的。”

伊迪丝一本正经地读，几乎都不停顿。

呵，萨比莎，我转运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不在布兰登，而是到了一个叫格丁尼亚的地方。我不再为以前的老板工作。我胸部的病让我这个冬天过得极为艰难，他们，我的老板们，认为我应该出来走动走动，即使有可能发展成肺炎。于是我们就争执起来，最后我们都决定该分道扬镳了。但是运气是个奇怪的东西，正在这时我拥有了一家旅店。要解释其中的原委太过复杂，如果你外祖父想知道，就告诉他一个欠了我钱的人没有现金还账，就把旅店抵给了我。这样我就从供膳寄宿处的一间卧室搬进了有十二间卧室的房子，原来连张床都没有，现在我有很多张床了。早上醒来知道自己成了老板真是太美妙了。我要装修房子，大量修缮，天气一转暖就开工。我需要雇人帮忙，以后还得雇个好厨师开餐饮间。那应该很受欢迎的，镇上还没有这个。希望你身体健康，学习进步，养成好习惯。

爱你的爸爸

萨比莎问：“你有咖啡吗？”

“速溶的，”伊迪丝说，“干吗？”

萨比莎说，别墅里人人都喝冰咖啡，非常迷恋。她也很喜欢。她起身在厨房乱折腾了一通，烧开水，把牛奶和冰块与咖啡搅拌在一起。“我们真的应该吃香草冰淇淋。”她说，“哦，我的老天呐，那不是很妙吗。你不想吃你的法式点心了？”

哦，老天呐。

“是的，想全部吃掉。”伊迪丝说。

萨比莎身上所有的改变仅发生在三个星期里—这段时间，伊迪丝一直在店铺里做工，因为她妈妈手术后在家里休养。萨比莎的皮肤是诱人的金棕色，头发剪短了，松软地围绕着脸庞。是表姐剪的，还给她烫了发。她穿着运动装，短裤剪成裙子的样子，前面有纽扣，肩膀上有蓝色褶边。她的身材丰满了一些，当她倾身去拿放在地上的冰咖啡时，露出光滑夺目的乳沟。

乳房。它们一定在她离开前就开始发育了，但是伊迪丝没有注意到。也许你有天早上醒来就有了这东西。或者不是。

不管它们是怎么来的，似乎都表明一种不劳而获而且绝对不公平的优势。

萨比莎总是谈论她的表姐妹们，还有别墅的生活。她会说：“听着，我得告诉你，这是个让人尖叫的—”接着她就慢慢讲述罗克珊姨妈和克拉克姨父吵架时说的话，玛丽·乔如何翻了车，以及没有驾照却开着斯坦的车（谁是斯坦？），把他们都带到汽车旅馆—让人尖叫的地方或故事的要点不知怎么从来都说不清楚。

不过，过了一阵儿，其他事情令人尖叫了。夏天的真正冒险。年龄大一些的女孩子们—包括萨比莎—睡在船屋的楼上。有时她们互相呵痒打闹—她们会合伙攻击一个人，搔她痒，直到她叫饶命，同意脱下睡衣让大家看她长没长阴毛。她们讲寄宿学校女生的故事，她们用梳子把儿，牙刷把儿干那事。哦喔哦喔。一次，几个表姐上演了一场真人秀—一个女孩趴到另一个身上，假装男孩，她们把腿缠在一起，呻吟，喘息，放肆胡闹。

克拉克姨父的姐姐和丈夫度蜜月来看望他们，有人看见他把手伸进她的泳衣里。

“他们真的彼此相爱，他们白天晚上都做爱。”萨比莎说，把垫子抱在胸前，“人们那样爱着的时候会情不自禁。”

一个表姐已经和一个男孩做过了。他是夏天来度假区花园帮忙的。他驾船带她出海，威胁说如果不答应他，就把她推到海里。所以那不是她的错。

“她不会游泳吗？”伊迪丝问。

萨比莎把垫子夹在大腿间。“噢噢，”她说，“感觉真好。”

伊迪丝了解萨比莎所感受到的所有令她快乐的痛苦，但是她震惊于有人会说出来。她自己被它们吓到了。几年前，她还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把毯子夹在腿间睡觉。妈妈发现了，告诉她说，她认识一个总是这么做的女孩子，最后不得不通过手术解决问题。

“他们曾经朝她泼冷水，但是没有治好，”她妈妈说，“所以要去动手术。”

不然她的器官会充血堵塞，她会死掉。

“停下来。”她对萨比莎说。但是萨比莎不顾一切地继续呻吟着说：“这不算什么。我们都这么做。你没有垫子吗？”

伊迪丝起身去厨房，把空的冰咖啡杯里倒满冷水。等她回来时，萨比莎无力地瘫在沙发上，笑着，垫子被甩到地上。

“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她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在开玩笑？”

“我口渴了。”伊迪丝说。

“你刚喝了一大杯冰咖啡。”

“我想喝水。”

“不能和你开玩笑。”萨比莎坐起来，“如果你这么口渴，为什么不喝？”

她们闷闷不乐地坐着，直到萨比莎终于开口说话，以和解但有些失望的语气。“难道我们不给乔安娜再写封信了吗？我们给她写封情意绵绵的信吧。”

伊迪丝已经对写信失去了兴趣，但是她庆幸萨比莎还没有。尽管有辛科湖和乳房的事，想要控制萨比莎的感觉又回来了。她叹息着，好像不情愿地掀掉打字机的罩子。

“我最亲爱的乔安娜—”萨比莎说。

“不行。那太恶心了。”

“她不会这么想。”

“她会的。”伊迪丝说。

她想知道是否应该告诉萨比莎关于器官充血的危险。她决定不说。一方面，那种信息来自妈妈警告她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信。它还不至于那么不可信，比如相信在房间里穿橡胶脚垫会损害视力的程度，但是无法预知—将来也许会。

另一方面—萨比莎会笑她。她会嘲笑那些警告—即使你告诉她法国巧克力点心会让她发胖，她都会笑。

“你上次的来信让我很开心—”

“你上次来信让我欣喜—若狂—”萨比莎说。

“—想到我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很开心，那就是你—”

“我夜晚无法入睡，因为渴望拥抱你—”萨比莎用双臂搂着自己来回摇晃着。

“不行。尽管过着群居的生活，我常常感到孤单，不知道求助于谁—”

“那是什么意思—‘群居’？她不会懂这个词的。”

“她懂。”

听了这句话，萨比莎不再作声了，也许伤了她的感情。最后伊迪丝读出结尾：“我要停笔了，我只能想象你读信并且脸上泛红的样子—你还要加些什么？”

“穿着你的睡衣在床上读信，”萨比莎说，她总是能很快恢复元气，“想象我拥抱着你，吮吸你的乳头—”

亲爱的乔安娜：

你上次的来信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你。尽管过着群居的生活，我常常感到孤单，不知道求助于谁。

我在信中已经告诉萨比莎关于我的好运气，还有我如何准备经营旅店的事。我没有告诉她去年冬天我病得多么厉害，因为不想让她担心。我也不想让你担心，亲爱的乔安娜，只是想告诉你，我经常想起你，渴望看到你甜美亲切的脸。当我发烧时，我想我真的看到你的脸俯向我，听见你的声音告诉我说，我很快就会好起来，我能感到你善良双手的救助。我当时在供膳食的寄宿处，等我的烧退了，人们都在取笑我，问谁是乔安娜。但是我为自己清醒过来却发现你不在而甚感悲哀。我真的在想，是否你会从天而降，来到我身边，尽管我知道那不可能发生。相信我，相信我，对我来说，最漂亮的电影明星也不能像你这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否能告诉你其他事情，因为它们很甜蜜，很亲切，但是可能会让你难为情。我不想结束这封信，我感觉此时此刻我正在我们黑暗静谧的房间里搂着你，轻轻地和你说话。但是我必须停笔了，我只能想象你读信并且脸上泛红的样子。如果你穿着睡衣在床上读信，想着我多么渴望拥抱你，那该有多么美妙。

爱你的肯·波德鲁

令人惊奇的是，居然没有回信。萨比莎写完她那半页信，乔安娜把它放进信封，写了地址，就没有别的了。

乔安娜下了火车，没有人接她。她不让自己为这种事担心—她一直在想，也许她的信还没有到。（事实上信已经到了，躺在邮局里，没有人取，因为肯·波德鲁去年冬天病得很严重，现在真的患了支气管炎，好几天没有来拿信了。今天又来了一封，是麦考利先生的支票。但是已经过了兑付期。）

让她更担心的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城镇。车站是一个围起来的棚子，沿墙摆了长凳，售票处的窗子拉着木头窗板，还有一个货棚—她想是放货物的—但是推拉门推不动。她透过木板的缝隙朝里面打量，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里面是空的，一片泥地。没有装家具的货箱。她叫了好几声：“有人吗？里面有人吗？”但是没有回应。

她站在站台上，试图辨别方向。

大约半英里外有一座小山，上面长着树，很容易看见。从火车上看到的沙土路，她以为是通向一块田地的后巷—那应该就是路了。现在她看见树丛间散落的低矮的房屋轮廓—还有一个水塔，从这个距离望去就像一个玩偶，一个长腿的锡兵。

她拎起箱子出发了—这不是太难；毕竟她已经把它从展览路拎到另一个火车站了。

虽然有风，但仍是个热天—天气比她离开安大略时要热—就连风也是热的。她的新裙子外面穿着那件旧外套，不然放在箱子里太占地方了。她期待地望着前面镇子的树荫，但是当她到达那里时，她发现不是又密又窄没有多少阴凉的云杉，就是参差不齐的窄叶棉白杨，随风摆动，太阳照样透射下来。

这个地方令人泄气，完全不正规，也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人行道或铺路的街道，除了一座砖砌的谷仓一样的大教堂之外，没有任何高大的建筑。门上有一幅画，画着面色如土、瞪着蓝眼睛的圣家族。它得名于一位不知名的圣人—圣·凡泰克。

所有房屋从位置到设计都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它们和马路或街道都呈不同角度，大多数窗子都很小气，位置也不统一，挡雪门廊像盒子一样钉在门上。院子里都没有人，为什么要有人呢？没有什么要照料的，只有棕色的草丛和一簇已经结籽的大黄。

主街，如果是主街的话，只在一侧筑起了木制的人行道，还有一些不结实的房子，其中只有一间杂货店（包括邮局）和一家汽车修理铺似乎在营业。她以为是旅馆的一座两层楼房，实际上是银行，而且关着门。

虽然两只狗对着她叫，但她看见的第一个人是个男人，正在汽车修理铺前忙着把链子装到卡车后部。

“旅店？”他说，“你走过了。”

他告诉她旅店在车站附近，朝铁轨的另一方向走过去一点点就是。墙壁刷成蓝色，很好找。

她把箱子放下，不是因为灰心丧气而是需要休息一下。

他说如果她愿意等一小会儿的话，他可以开车送她过去。虽然她是头一回接受这样的帮助，她还是很快坐进了卡车闷热、油腻的驾驶室，颠簸着开下她刚走过的泥土路，铁链在后面绝望地哐啷哐啷响着。

“那么—你从哪里带来的热浪？”他问。

她说从安大略，语气平淡，显然不想进一步深谈。

“安大略。”他遗憾地说，“到了。你要找的旅店。”他的一只手离开方向盘，对着她从火车上看见过的两层楼的平顶建筑挥了挥手，卡车同时倾斜了一下。她原来以为那是一大间无主的，也许是废弃的住房。既然已经目睹过镇上的房子，她知道不应该这么轻易地排除这种可能性。房子上盖着铁板，压成砖形，漆上了淡蓝色。入口处的上方有一个霓虹灯管组成的“旅店”字样，没有点亮。

“我是个傻瓜。”她说着，给了那个人一美金做车费。

他笑了。“收好你的钱吧。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着呢。”

一辆体面的普利茅斯轿车停在旅店外。车很脏，但是这样的泥土路怎么能不脏呢？

门上是香烟和啤酒品牌的广告。她等卡车掉了头才敲门—敲门是因为这里看起来不像是在开门营业。然后，她推了推门，看是不是开着。门开处是一个到处灰尘的小房间，有一架楼梯，从这里上去是一间黑暗的大房间，里面有桌球台，地面没有打扫，空气中混合着走气啤酒的味道。穿过大房间，在一间侧屋里，她可以看见镜子的微光，空荡的货架和柜台。这些房间都拉着严实的窗帘。唯一可见的光是从两个小圆窗透进来的，原来窗子安在双向弹簧门上。她继续走，进入一间厨房。光线好一点了，因为对面墙上有一排高高的—挂满灰尘的—窗子，没有窗帘。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生命的迹象—有人在桌子旁吃过东西，留下一个沾着干番茄酱的盘子，还有半杯冷的黑咖啡。

厨房的一扇门通向外面—这扇门是锁着的—一扇门通向食品储藏室，里面有几罐食物，一扇门通向杂物间，一扇门通向内部楼梯。她爬上楼梯，她的箱子在前面一路磕磕碰碰，因为空间太窄了。二楼正对楼梯处是厕所，马桶座圈立着。

走廊尽头卧室的门是开着的，她在那里找到了肯·波德鲁。

看到人之前，她先看到了他的衣服。他的夹克挂在门角，裤子挂在门把手上，拖到了地上。她立刻想到不能这样对待好衣服，于是她大胆地走进房间—把箱子留在走廊里—想要把衣服挂好。

他躺在床上，身上只盖着被单。毯子和衬衣散落在地上。他不安地呼吸着，仿佛要醒了。她说：“早上好。哦，是下午好。”

明亮的阳光照进窗子，几乎直射在他的脸上。窗子关着，空气污浊不堪—难闻的气味部分来自用作床头柜的椅子上那满满的烟灰缸。

他习惯不好—在床上抽烟。

她的叫声没有唤醒他—或者他处于半睡半醒中。他开始咳嗽。

她发现他的咳嗽很严重，那是病人的咳嗽。他挣扎着抬起身，眼睛仍然闭着，她走到床边扶住他。她想找块手绢或一盒面巾纸，但是什么都没有，于是她伸手拿起地上的衬衫，迟些时候她可以再洗。她想要仔细看看他吐了什么东西。

他折腾了一阵，嘟哝着，躺了下去，喘着气，她记忆中那张自信迷人的脸令人反感地扭曲着。以他的状态她确信他在发烧。

他咳出的东西呈黄绿色—没有腐烂的气味。她把衬衫拿到厕所的水池。令她惊奇的是，她竟然找到了一块肥皂。她把衬衫洗好，挂在门钩上，然后彻底洗净了自己的双手。她不得不用棕色的新裙子把手擦干。裙子是她在另一个小厕所里穿上的—火车上的女厕所—就在几小时以前。她原来还在想要不要化化妆呢。

她在门厅的橱柜里找到一卷卫生纸，拿到房间，预备他再咳嗽时用。她捡起毯子给他盖上，把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位置，把结实的窗扇抬高了一两英寸，用倒空的烟灰缸支起来。然后她在客厅里把棕色裙子脱下来，换上了箱子里的旧衣服。现在，这里还用得着漂亮的衣服或化妆吗。

她不确定他病得有多严重，但是她照顾过维丽茨太太—也是个烟瘾很重的人—经历了几次支气管炎发作，她想她应付得来，暂时不用看医生。同一个门厅的橱柜里有一堆褪色的旧毛巾，不过很干净，她把一块毛巾打湿，帮他擦了胳膊和腿，希望能帮他退热。这样他差不多半醒了，又开始咳嗽。她扶他起来，让他吐到卫生纸里，又检查了一下，然后扔到厕所里，洗了手。现在她可以用毛巾擦手了。她下楼到厨房找到一个杯子，以及一个空的大姜汁汽水瓶，灌满了水。她想让他喝点水。他喝了一点，抗拒着，她就让他躺下。过了五分钟左右，她又试了一次。她又接着试了几次，直到她觉得再这样他就会呕吐出来了。

他一咳嗽，她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轻轻拍背，帮他减轻胸部的负担。他几次睁开眼睛，似乎对她的存在并不感到警觉和吃惊—也不为此感到感激。她又用毛巾帮他擦身，小心地用毯子迅速盖上刚刚冷却的部分。

她发现天开始黑了，于是就来到下面的厨房，找到了灯的开关。灯和旧电炉可以用。她打开炉子，热了一罐鸡米粥，端上楼，把他叫醒。他用勺子吞下了一些粥。她利用他短暂清醒的当口问他有没有阿司匹林。他点头说有，但在试图告诉她放在哪儿时又变得非常困惑。“在垃圾筐里。”他说。

“不，不会吧，”她说，“你说的不是垃圾筐吧。”

“在—在—”

他试图用手比画什么形状。眼里盈满了泪水。

“不要紧，”乔安娜说，“不要紧。”

好在他的烧终于退了。他睡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咳嗽。然后又开始发热了。这时她已经找到了阿司匹林—在厨房的抽屉里，同螺丝起子、灯泡，还有一卷合股线放一起—她给他喂了几片药。不久他又剧烈地咳嗽了一阵，但是她觉得他没有把药咳出来。他躺下后，她把耳朵贴在他胸部，听他的喘息。她想找点芥末做个热敷药，但显然没有芥末。她再次下楼热了些水，用盆端上来。她想让他弯腰，用毛巾给他蒙上，这样可以呼吸到蒸汽。他只配合了一小会儿，但也许是起作用了—他咳出了大量的痰。

烧又退了，他睡得更安稳了。她在另外一个房间找到一把扶椅，拖进来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然后想了起来，起身，摸摸他—体温好像稳定下来了—她帮他掖了掖毯子。她自己盖着经久耐用的花呢外套，是维丽茨太太送的。

他醒了。已经是早上了。“你在这里干吗？”他嗓子的声音沙哑虚弱。

“我昨天到的。”她说，“我把你的家具带来了。还没到呢，不过就快到了。我来时你生病了，夜里大部分时间你都病着。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他说：“好些了。”接着开始咳嗽。她不需要扶他了，他自己坐了起来。但是她还是走过去，拍他的背。咳完后，他说：“谢谢。”

现在触碰到他皮肤时所感受到的温度同她自己的差不多。他的皮肤还很光滑—没有粗糙的痣，没有脂肪。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肋骨。他就像一个纤细的病孩子。他闻起来有玉米的味道。

“你把痰吞下去了。”她说，“不要这样，这对身体不好。这儿有卫生纸，你得吐出来。吞进去肾会出问题的。”

“我从来都不知道，”他说，“你找到咖啡了吗？”

咖啡壶里面黑糊糊的。她清洗了一番，把咖啡煮上。然后她梳洗整理自己，想着该给他吃些什么。储藏室里有一盒饼干。她一开始想和上水，后来发现了一罐奶粉。咖啡煮好了，她把一盘饼干放在烤炉里。

他一听见她在厨房里忙碌着，就起来去了厕所。他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虚弱—他不得不俯下身子，一只手支在水箱上。然后他在门厅橱柜底部找到了一件内衣，那里是他放干净衣服的地方。现在他弄清楚这个女人是谁了。她说过她带来了他的家具，尽管他没有让她或任何人这么做—他根本没有要过家具，只是要了钱。他应该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想不起来了。所以他打开她的钱包，它就在门厅的地上，在她的箱子旁边。有个名字标签缝在钱包衬里上。

乔安娜·帕里，以及岳父家的地址，展览路。

还有别的东西。一个装有纸币的布袋，里面有二十七加元。另一个布袋装着零钱，他没有费神去数。一个浅蓝色的银行存折。他很自然地打开，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期待。

几个星期前，乔安娜把维丽茨太太给她的全部遗产转到她的银行账户上了，加上她攒下来的钱。她对银行职员解释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得着。

数目不是那么惊人，不过还是挺可观的。她有了一定的资本。在肯·波德鲁看来，这笔钱给乔安娜·帕里这个名字增了光。

“你是穿着棕色的裙子吗？”当她拿着咖啡回来时，他问。

“是的，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是。”

“我还以为是做梦呢。原来是你。”

“就像在你的另一个梦里一样。”乔安娜说，她有斑点的额头熠熠发光。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力气去询问。可能是她夜里在这儿时他醒来之前做的梦—他现在记不起来的一个梦。他又咳嗽了，不那么剧烈了，她递给他一些卫生纸。

“现在，”她说，“把你的咖啡放在哪里呢？”她把搬来的木椅向他推了推，这样他更容易够到。“好啦。”她说，然后用胳膊扶起他，把枕头垫在他背后。枕头很脏，没有枕套，不过她昨晚已经在上面铺了毛巾。

“你能不能看看楼下有没有香烟？”

她摇摇头，不过还是说：“我去看看。烤箱里烤着饼干呢。”

肯·波德鲁有借给别人钱的习惯，也习惯朝别人借钱。他遇到的大多麻烦事—或者说是他卷进去的麻烦—都和无法拒绝朋友有关。忠诚。他不是被和平时期的空军开除的，而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而辞职的，那个朋友在一个混乱的派对上对长官不敬。在混乱的派对上，一切都会被当作玩笑，而不是冒犯—这是不公平的。他也丢了肥料公司的工作，因为他在星期天擅自开着公司的卡车穿越美国国界去接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打了人，害怕被捉住和起诉。

对朋友不可缺少的忠诚成了和老板相处的困难。他承认他很难屈服。在他的词典里，“是的，先生”和“不，先生”不是那么容易的词。他虽然没被保险公司辞退，但是多次被调来调去，他们似乎在挑动他辞职，最后他真的辞职了。

喝酒是部分原因，这得承认。以及，他认为未来的生活应该比任何一个当口的“现在”要更英雄主义一些。

他喜欢告诉人们，他是玩扑克牌赢了这家旅店。他不太爱赌博，但是女人们喜欢他这样说。他不愿意承认是别人用来抵债的，之前他都没有看过。甚至在看过之后，他依然告诉自己，这个旅店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自己做老板的想法的确吸引着他。但他没指望这是人们愿意住下来的地方—除了秋季时的猎人。如果能找到一个好的厨师，他会把它看作一个喝酒的场所和一家饭店。但是在改变这一切之前他先要投资。要装修—他自己做不来，尽管他还是很能干的。如果他可以度过冬天，做他自己能做的事情，证明他的良好实力，也许可以得到银行贷款。但是他需要一小笔钱度过冬天，这样他就想到了他的岳父。他宁愿找别人试试，但是没有人这么容易有闲钱。

他觉得以建议卖家具的方式提出要求是个好主意，他知道老人家永远不会有精力去做的。他意识到还有以前未付清的贷款，数目不是非常具体—但是他认为那是自己应得的，因为他在玛塞尔行为不良的那段时间赡养过她（那时他自己还没有不良行为），还因为他在存有疑问的情况下承认萨比莎是自己的孩子。另外，麦考利是他唯一认识的一家人，他们的钱不是现在活着的人赚的。

我带来了你的家具。

现在，他想不明白那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太疲惫了。她拿来饼干（没有香烟）时，他更想睡觉而不是吃东西。为了让她满意，他吃了半块。然后大睡起来。她把他翻到一边，然后再翻到另一边，把脏床单从他身子底下拉出来，换上干净床单，再把他翻过去，这样就不用让他下床或弄醒他，在她做这些的时候他还是半睡半醒。

“我找到了一条干净床单，但是像抹布一样薄，”她说，“味道也不好闻，所以我把它挂在绳子上晾了一会儿。”

后来，他意识到他在梦里听了很久的声音真的是洗衣机的声音。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热水箱已经不能用了。她一定是在炉子上烧了几盆水。后来，他还准确无误地听到自己汽车启动开走的声音。她一定是从他的裤袋里拿到了钥匙。

她也许会开着他唯一值钱的东西离开，把他抛在一边，他甚至无法给警察打电话去捉她。就算他能够到电话，电话线也是断的。

总是有可能的—盗窃然后逃逸—但是他在新床单上翻了个身，闻到草原上风和草的气息，他继续睡去，确信她只是出去买牛奶、鸡蛋、黄油、面包和其他东西—甚至香烟—那是体面生活的必需品。他确信她会回来，在楼下忙碌着。她活动的声音就像他下面的一张网，是上天派来、不应质疑的恩惠。

现在他生活中存在着女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女人：一个年轻，一个年长（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她们互相认识，随时准备撕扯彼此的头发。近来他从她们那里听到的只是号叫和抱怨，中间夹杂着她们爱他的愤怒宣言。

也许还是让她们自己解决为好。

在商店买杂货时，乔安娜听到了火车的声音，开车回旅店时，她看见火车站停了一列车。她还没停下肯·波德鲁的车，就看见家具箱堆在站台上。她和工作人员说话—那是他的车—这些大箱子的到来让他非常吃惊和恼怒。她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个男人有卡车—她坚持要一辆干净卡车—那个男人住在二十英里外，有时会拉拉货。她用车站的电话联系他，半贿赂半命令地让他马上过来。然后，她要求工作人员必须照看箱子，直到卡车来。晚饭时，卡车到了，男人和他儿子卸下所有家具，抬进旅店的主房间。

第二天，她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打定了主意。

这一天，她判断肯·波德鲁可以坐起来听她说话了。于是她说：“这地方是个无底洞。镇子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应该拿出所有能变卖的东西，换成现金。我不是指托运来的家具，我是说像桌球台和厨房里的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应该把房子卖给会把铁皮当垃圾剥掉的人。你觉得没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能派上些用场的。那么—你拿到旅店前有什么打算？”

他说他原来想去英属哥伦比亚的萨蒙阿姆，那里有个朋友曾经告诉他有个管理果园的工作。但是他去不了，因为汽车需要换新轮胎，长途旅行前还需要维修，而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生活费上。接着旅店的所有权就落到他的手上。

“像一吨砖块。”她说，“花钱换轮胎和修车比填在这里好。应该在下雪以前就离开这里。我们到了那里也能用上铁路运来的家具。足够布置一个家了。”

“那份工作也许不太有把握。”

她说：“我知道。不过没关系。”

他明白她确实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应该没问题的。你可以说这样的情况正符合她的风格。

不是他不领情。他认为感激不应该是一种负担，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并没有人要求感激的时候。

开始考虑新生活了。这是我需要的改变。他以前就说过，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温和的冬天，常绿树木和成熟苹果的气息。我们需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家。

他有他的自尊，她想。要考虑到这一点。最好不要提及他在信中对她的坦白。她来之前已经把信毁了。事实上，每封信读到能够背下来时她就立即销毁，那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她不想让它们落入年轻的萨比莎手中，还有她那个令人讨厌的朋友。尤其是最后那封信的部分内容，关于她的睡衣，在床上读信什么的。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而是写到纸上就会让人觉得庸俗或愚蠢，会让自己成为笑料。

她估计他们不会经常见到萨比莎。但如果他想要见她，她是不会妨碍他的。

对这种责任的强烈感觉，实际上并不是新的体验。她对维丽茨太太也有同感—另一个需要照料和管理的相貌姣好、反复无常的人。结果肯·波德鲁比她想象的更有甚者，还有她不得不面对的这个男人与维丽茨太太存在的差异，但是他身上没有什么是她处理不好的。

维丽茨太太之后，她的心枯萎了，她还以为会一直这样。现在它充满了如此温暖的激荡，如此忙碌的爱情。

大约在乔安娜离开两年后，麦考利先生去世了。他的葬礼是英国圣公教会举行的最后一个葬礼。很多人到场。萨比莎—和她妈妈的表姐，那个多伦多的女人一起来的—现在她沉默寡言、漂亮、出人意料的苗条。她戴着精致的黑色帽子，从不主动和人讲话，甚至好像都不记得他们了。

报纸上的讣告说，麦考利先生的后人有外孙女萨比莎·波德鲁、女婿肯·波德鲁、波德鲁先生的现任妻子乔安娜，以及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奥莫尔，居住在英属哥伦比亚的萨蒙阿姆。

伊迪丝的妈妈朗读着—伊迪丝从来不看当地报纸。当然，结婚对他们来说不是新闻—对伊迪丝的爸爸来说也不是，他正在前屋角落里看电视。唯一的新闻是奥莫尔。

“她有孩子了。”伊迪丝的妈妈说。

伊迪丝在厨房的桌子上做拉丁文翻译。

你不要去问，知道是罪，对于我对于你—[1]

在教堂里她打定主意，如果萨比莎不先和她说话，她也不理她。

她不是真的害怕被发现—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她以前古怪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不应该有什么联系—更不要说她期待的那个真正自我，当她离开这个城镇，远离自以为了解她的人们时。是结局的改变让她郁闷—它似乎荒诞不经，但是平淡无奇，而且令人耻辱，就像某种玩笑或不合时宜的警告在试图纠缠着她。在她一生要完成的计划中，哪里提过她要对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个叫奥莫尔的人负责呢？

她不理会妈妈，写到：“你不必问，这是我们不应该知道的—”

她犹豫着，咬着铅笔头，然后带着满意的战栗写完了最后一句：“—命运为我安排了什么，或者为你—”

[1] 出自贺拉斯著名诗篇。

浮桥

她曾经离开过他。离开的直接原因其实不值一提。他和一个少年团伙混在一起（他称呼他们“悠悠”）。他匆忙吞下她刚烤好的姜汁蛋糕，而那本来是那天晚上聚会后准备做甜点的。她不被注意地—至少是尼尔和悠悠们没有注意—离开了房子，坐在大街上一间三面遮蔽的棚子里，公交车一天在这里停两次。她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而且她还要等好几个小时。她坐在那儿，读木墙上所有写着或刻着的东西。各种各样的首字母缩写，写着某某彼此相爱到永远。罗里·G.吮吸阴茎。登克·卡提斯是同性恋。加纳先生也是（加上）。

吃屎的H.W.甘支统治。绝命快闪。上帝憎恨猥亵污秽。凯文·S.死定了。阿曼达·W.美丽甜蜜，我希望他们不要把她关进监狱，因为我全心全意地爱着她。我要他妈的 V.P.女士坐在这里读着你写的这些可恶的脏东西。

看着这些连珠炮似的人类的宣泄—尤其困惑于关于阿曼达·W.的那句真心真意且书写整齐的句子，基妮想知道写这些东西的人当时是否独自一人。接着，她幻想自己坐在这里或某个类似的地方，一个人在等待公交车。如果她继续执行现已决定的计划，她一定会实现这个愿望的。她会忍不住在公共场所的墙上发表声明吗？

现在，她感觉自己和那些写下这些东西的人有了某种关联—这种感觉源自于她的愤怒，些许的愤怒（也许是些许？）以及她向尼尔实行报复的兴奋感。但是她正在经历的生活中，也许没有什么人可以让她生气，欠她什么，或可能因为她的行为受到奖惩，或真正受到影响。她的感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重要—除了她自己—但是这种感觉在她心里膨胀开来，压迫着她的心脏，令她窒息。

毕竟她不是世界上人们趋之若鹜的那种人。她很挑剔，以她自己的方式。

当她站起来走回家时，还没有看到车的影子。

尼尔不在。他送男孩子们回学校了。当他回来时，有人已经到了，是提早来赴约的。等她恢复平静后，她告诉他自己做了什么，那可能会成为一个笑话。实际上，它确实成了一个笑话，她在公司讲了很多次—省略了或只是大致描述了她在墙上读到的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跟我去？”她问尼尔。

“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

肿瘤医师举止很像教士，事实上他在白色罩衫里穿了件黑色圆翻领衬衫—说明他刚刚完成例行公事的配药。他的皮肤年轻光滑—看起来像奶油糖果一样。他头顶上是浅黑色的头发，冒着细细的绒毛，很像基妮自己炫耀的鬈发。不过她的头发是灰棕色，像老鼠毛。一开始，基妮还曾想过他会不会既是病人又是医生。接着又觉得他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接近病人，让他们感觉更舒服。头发很可能是移植的，或者这只是他喜欢的发型。

你不能问他。他来自叙利亚、约旦或医生很受尊重的地方。他拘泥于礼节。

“总之，”他说，“我不想给人错误的印象。”

她从空调房间里出来，走进安大略八月下午刺眼的阳光中。有时太阳穿透云层，有时留在薄云后—怎样都是热。停着的汽车、人行道以及其他建筑的砖瓦，似乎都在对着她轰炸，仿佛它们都是各不相干的物件，以荒唐的次序向她抛来。这些天，她不是很适应改变后的环境，她想要一切都熟悉而稳定。信息的改变也是一样。

她看见篷车从停靠的路边开过来，驶下街道来接她。它是浅蓝色的，微微发亮，颜色令人生厌。生锈的地方重新油漆过的蓝色更淡些。贴纸上写着：我知道我开的是一辆破车，但是你应该看看我的房子。尊敬你的母亲—地球，以及（下面是最近新贴的）使用杀虫剂，除草，引发癌症。

尼尔过来帮她。

“她在车里。”他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急切，模糊得像一种警告或是乞求。他匆忙紧张的神情告诉基妮，现在不是把她的新闻告诉他的时候，如果那可以叫作新闻的话。当尼尔和其他人一起的时候，即使是一个人，只要没有基妮，他的行为就会不同。他会变得更活跃，更热情，更迷人。基妮不再为此感到困扰了—他们在一起已有二十一年。她自己也变了—她常常认为这是一种反作用—变得更保守，有点爱讽刺。一些伪装是必要的，或只是因为太习惯了而无法丢掉。像尼尔的老式外表—班丹纳印花头巾，蓬乱的灰色马尾，金牙套一样闪闪发光的小金耳环，还有他逃犯一般的破烂衣服。

她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去接来家里帮工的女孩。他在少年犯感化院见过她，他做老师，她在食堂工作。感化院就在他们住的城外二十英里远的地方。几个月前女孩辞去了厨房的工作，看管一个主妇生病后的农场。离这个地方不远，好在她现在有时间。

“那个女人怎么啦？”基妮问，“她死了吗？”

尼尔说：“她住院了。”

“一样。”

他们要在短期内做很多安排。把前屋所有的文件都清理出来，以及将报纸和杂志含有的相关文章存盘—这些已经堆满了书架，堆得高及天花板了。两台电脑、旧打字机和打印机。所有这些都要找个地方放好—暂时的，尽管没有人这样说—放在别人的房子里。前屋要变成病房。

基妮对尼尔说，他至少可以保留一台电脑，放在卧室里。但是他拒绝了。他没有说明原因，不过她明白，他认为不会有时间用电脑。

他们在一起的这些年里，尼尔的所有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组织和举办活动。不仅是政治上的活动，还有努力保护历史建筑、桥梁和墓地的活动，保护街道两边和古老森林里边缘区域的树木不被砍伐，保护河流不受有毒排水的污染，保护上好的土地免于被开发，规劝当地人不赌博。总是要写信件和请愿书，向政府部门游说，分发海报，组织抗议。前屋是发泄愤慨的地方（基妮认为，那给了人们很大满足），也是充斥着糊涂主张和争论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尼尔富有胆略的那种乐观。现在房间突然空了，让她想起第一次走进这座房子时的情景，她父母挂着帘子的复式房子，想起那些摆满书的架子，窗子上的木板，光亮地板上那些漂亮的中东地毯，她总是记不住名字。她购买的卡纳雷托印刷品，贴在自己大学宿舍间光秃的墙壁上。泰晤士河畔市长大人旅行日。她其实贴上了，尽管不再留意它。

他们租了一张医院的床—他们还不真正需要它，不过趁着有还是弄一张，因为经常供不应求。尼尔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挂起一个朋友淘汰给他的厚窗帘。上面有大酒杯和黄铜马饰图案，基妮觉得它们很丑陋。但是她现在明白了，总有一天，丑陋和漂亮都为一种目的服务，那时，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不过是个挂钩，悬挂你体内那些任性的情感，以及你思想的零零碎碎。

她已经四十二岁，直到现在，她都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尼尔比她大六岁。所以她想，按自然规律，她也会经历他现在的这种状态，有时她会担心自己不知如何应付。有一次，睡觉前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温暖而实在。她曾经想过当他死去时，她能握着或轻抚着这只手，哪怕只有一次。她不能接受那个事实—他死去、气数已尽的事实。不论多久前就预见到这种状态，她都不能接受。内心里她无法相信他对这一刻一无所知。对她一无所知。想到他没有那种想法，她感到一种迷惘，一种可怕的坠落感。

但同时也有一种兴奋感。当一连串灾难有希望将你从生活的所有责任中解脱出来时，你会感觉到无法形容的兴奋。因为羞愧，你必须镇定并保持安静。

“你去哪里？”当她把手抽回时，他问道。

“不去哪里。翻个身。”

既然碰巧现在她有这种感觉，她想知道尼尔是否也有类似感觉。她问过他是否习惯了这个想法。他摇了摇头。

她说：“我也没有。”

接着，她说：“别让悲伤心理治疗师来。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好了。想要先发制人给你打击。”

“别折磨我了。”他说，声音里带着少有的愤怒。

“对不起。”

“你不必总是把什么都看得那么淡。”

“我知道。”她说。但是事实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的事件也分散了她大部分注意力，她发现很难再有什么想法。

“这是海伦，”尼尔说，“从现在开始，她将照料我们。她不能容忍任何废话。”

“太好了。”基妮说。她一坐下，就伸出手。但是女孩可能没有看见，她的手低垂在两个前座之间。

或许是她不知如何是好。尼尔说过她来自不可思议的环境，一个绝对不开化的家庭，并且发生了一些你无法想象会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一个边远的农场，一个死去的母亲，一个智力残障的女儿以及一个专横、精神错乱、乱伦的老父亲，还有两个小女孩。海伦是大的那个，她十四岁时和老人打了一架，离家出走。一个邻居收留了她，报了警，警察带走了妹妹，两个孩子都被送到儿童救济院的收容室。老人和他的女儿—也就是她们的父母—都被安置在了精神病院。养父母收留了海伦和她妹妹，她们身心都很健全。她们被送去读书，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悲惨时光，不得已要一直留在一年级。但是她们学到的知识足够她们找到工作了。

尼尔起动了篷车，女孩子开始说话了。

“你选择了这么热的一天出门。”她说。这应该是她听别人开始聊天时说过的那类句子。她说话的语气生硬、平淡，充满敌意和不信任，但即便这样，基妮知道现在不应该计较。某些人说话就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乡下人—在世界的这个地方。

“如果你感觉热可以开空调。”尼尔说，“我们有老式的空调—把窗子摇下来就是了。”

他们在下个拐角转弯，这是基妮没有想到的。

“我们得去医院。”尼尔说。“别慌。海伦的妹妹在那里工作，她那儿有海伦要拿的东西。是吧，海伦？”

海伦说：“是的。我的好鞋子。”

“海伦的好鞋子。”尼尔抬头看看镜子，“海伦·萝西小姐的好鞋子。”

“我的名字不是海伦·萝西。”海伦说。听起来这似乎不是她第一次这么说。

“我这么叫因为你的脸是玫瑰红色。”尼尔说。

“我不是。”

“你是。对不对，基妮？基妮同意我的说法，你的脸像玫瑰那样红扑扑的。海伦玫瑰脸小姐。”

女孩子的确皮肤柔嫩红润。基妮还注意到她有近乎白色的睫毛和眉毛，婴儿绒毛般金黄色的头发，嘴唇没有抹任何口红，但不是那种没涂口红的正常状态。她的状态就像小鸡刚出壳的样子，仿佛还有一层皮肤没有长好，最后还要长一层更粗硬的毛发。她一定是对皮疹和传染病很敏感，容易有刮伤和瘀痕，嘴周围容易发炎，白色的睫毛间会有麦粒肿。不过她看起来并不柔弱。她的肩很宽，瘦削但骨架很大。她看起来也不笨，尽管她有小牛或小鹿的那种直率表情。一切都显露无遗，她的注意力，整个人的性格都暴露在你面前，带着一种无辜的—对基妮来说—也是讨厌的力量。

他们正走在通向医院的山坡上—基妮也是在这家医院做的手术，并进行了第一个化疗疗程。医院对面是墓地。这是条主干道，每次来都要经过这里—过去他们来镇上只是买东西，或是少有的看场电影消遣一下—基妮会说“多让人沮丧的景色”或者“这是不是太不方便了”之类的话。

现在她保持沉默。墓地不会让她烦恼。她意识到它不重要。

尼尔一定也意识到了。他对着镜子说：“你猜那墓地里有多少人？”

海伦沉默了片刻。然后—相当阴沉地—说：“不知道。”

“他们都是死人。”

“他又开始气我了，”基妮说，“那是四年级水平的笑话。”

海伦没有回答。她也许从来没有念到四年级。

他们开到医院大门那里，在海伦的指点下绕到后面。人们穿着病号服出来抽烟，其中一些还拖着输液瓶。

“你看那条长凳，”基妮说，“哦，没关系，我们已经开过了。它有个标志牌—谢谢，请不要抽烟。但那是让人们出来散步时坐的。他们为什么出来？为了抽烟。那么他们不应该坐下吗？我不明白。”

“海伦的妹妹在洗衣房工作。”尼尔说，“她叫什么名字，海伦？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洛伊丝。”海伦说，“在这儿停车。好的，就是这里。”

他们到了医院后翼的停车场。除了一扇紧闭着的卸货门，一楼没有入口。另外三层楼有门通向防火通道。

海伦下了车。

“你知道怎么进去吗？”尼尔问。

“很容易。”

防火通道离地面有四五英尺高，但是她却有办法抓住栏杆，把自己悠上去，也许脚踩在一块松动的砖上。几秒钟的事。基妮不知道她怎么办到的。尼尔在笑。

“去吧，姑娘。”他说。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基妮说。

海伦已经跑上三楼，消失了。

“如果有，她也不会用的。”尼尔说。

“真有勇气。”基妮费力地说。

“不然她永远不会冲出来，”他说，“她需要使出所有的勇气。”

基妮戴着宽檐草帽。她摘下帽子，开始给自己扇风。

尼尔说：“对不起，好像没有什么阴凉处可以停车。她很快就会出来的。”

“我看起来很奇怪吗？”基妮问。尼尔习惯了她这么问。

“你很好。反正这附近也没有人。”

“我今天看见的男人不是我以前看见过的那个。我想这一个比较重要。可笑的是他的头发和我的一样。也许他这样是为了让病人安心。”

她想继续说下去，把医生说的话告诉他，但是他却说：“她妹妹不像她这么聪明。海伦总是要照顾她，保护她。鞋的事—很典型。难道她不会自己买鞋吗？她连自己的住处都没有—她还是和收养她的人一起住，在乡下的什么地方。”

基妮没有继续说下去。扇风用去了她大部分力气。他观察着建筑。

“我希望他们不会因为她到处乱走而把她拖出来，”他说。“违反规定。她可不是守规则的人。”

过了几分钟，他吹了一声口哨。

“她来了。她来了。向最后的直线跑道冲去。她会不会跳之前先停一下？看一看再跳？她会吗—不。不会。喔—喔。”

海伦手里没拿着鞋。她跳进车，砰地把车门关上说：“愚蠢的白痴们。我一上去就有一个卑鄙的家伙拦住我。你的牌子呢？你得戴牌子。我看见你从防火通道进来的，不能这样。好吧，好吧，我要找我妹妹。你现在不能见她，不是休息时间。我知道，所以我才从紧急通道进来，我只是要拿点儿东西。我不用和她说话，不想占用她的时间，只是拿东西。那可不行。我行。你不行。接着我开始大声叫洛伊丝，洛伊丝。他们所有的机器都在转，里面有两百度，他们脸上都是汗，洛伊丝，洛伊丝。我不知道她在哪里，能不能听见我的叫声。但是她冲出来，一看见我—哦，该死。哦，该死。她说，我去了，可是忘拿了。她忘了拿我的鞋了。我昨天晚上还打电话，提醒她。可是你看，该死，她忘了。我本想揍她一顿的。你现在出去，他说。下楼，出去。不要走紧急通道，那是违法的。真讨厌。”

尼尔不停地笑，一边摇着头。

“那么她忘记拿回你的鞋？”

“忘在了琼和马特家。”

“真不走运。”

基妮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开车，好通点风？扇风不管用。”

“好吧。”尼尔说。他倒车，调头，他们再次经过熟悉的医院前，相同或不同的人在抽烟，穿着沉闷的病号服，带着吊针在散步。“海伦，告诉我们要去哪儿？”

他对着后座叫：“海伦？”

“什么？”

“去那些人家我们该怎么走？”

“哪些人家？”

“你妹妹住的地方。你鞋子在的地方。告诉我们该怎么走。”

“我们不去他们的家，我不告诉你。”

尼尔将车转回来时的原路。

“我先这样开着，等你想好具体方向。上高速路是不是好些？或者到镇中心？我该从哪里开始呢？”

“不从任何地方开始。哪也不去。”

“不是太远，是吗？为什么不去？”

“你已经帮了我一次了，那就够了。”海伦尽可能向前倾身，把头伸到尼尔和基妮的座位中间。“你带我去医院，那还不够吗？你不必一路开着车帮我忙。”

他们减慢车速，拐进一条小道。

“那太傻了，”尼尔说，“你要到二十英里外的地方去，而且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再回来。也许你会需要那些鞋。”

她没有作声，他又问了一遍。

“或者你不知道路？你不知道从这里怎么走吗？”

“我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

“那么我们转一转。随便转，直到你准备告诉我们。”

“我不会准备好的。我不想告诉你们。”

“我们可以回去看你妹妹。我敢说她会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她的休息时间了，我们可以送她回家。”

“她上晚班，怎么样。”

他们穿过镇中基妮以前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他们开得很慢，经常转弯，以至于没有什么风吹进车里。木板封起来的工厂、打折店、当铺。现金、现金、现金—有栅栏的窗子上一个闪亮的招牌上写着。还有一些房屋，破烂不堪的旧复式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建造起来的独门独户的木制房屋。一个小院子堆满了待售的东西—衣服挂在一根绳子上，桌子上满是碗碟和家庭用品。一只狗在桌子下嗅来嗅去，几乎要把桌子撞倒。台阶上坐着的女人，抽着烟，招待着稀少的顾客，好像心不在焉。

一间街角商店前面，一群孩子在吃冰棒。站在边上的一个男孩—可能不超过四五岁—把冰棒向篷车扔去。力气大得惊人。竟然打到基妮一侧的车门，就在她胳膊下面，她轻轻叫了一声。

海伦把头从后窗伸出去。

“你想把胳膊吊在绷带上吗？”

那个孩子开始号叫。他没有和海伦顶嘴，也不指望永远失去的冰棒了。

海伦把身子缩回篷车里，对尼尔说：“你是在浪费汽油。”

“在城北？”尼尔说，“城南？北南东西？海伦告诉我们该去哪里最好。”

“我已经说过了。今天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我也说过，我们要为你拿到那些鞋子才回家。”

不论语气多么严厉，尼尔还是保持着微笑，脸上挂着一种故意的、无助的愚蠢表情。一种狂喜袭来的表情。狂喜袭遍了尼尔的全身，他整个人充满了这种愚蠢的狂喜。

“你真固执。”海伦说。

“你会明白我有多固执。”

“我也是。我和你一样固执。”

基妮似乎可以感觉得到海伦脸颊的炽热，它们和她挨得很近。当然也可以听到女孩的呼吸，由于兴奋而粗重的呼吸，有点哮喘的迹象。海伦就像一只家猫，精神会紧张得丧失理智，也太容易在座位间跳来跳去，不应该用任何车辆携带。

太阳又透过云层照射着。高悬在天空中，如黄铜般的色泽。

尼尔把车转向有茂密老树的路上，那里的房屋也更像样一点。

“好点了吗？”他对基妮说，“阴凉一些吗？”他压低了嗓音，语调亲密，仿佛有关女孩的事情可以暂时放一下了，都是废话。

“走沿途风景好的路。”他对着后座说，音调又提高了些，“我们今天要走景观之路，特别优待海伦玫瑰脸小姐。”

“也许我们应该，”基妮说，“也许我们应该开回家。”

海伦插话进来，差不多是在叫喊，“我不想耽误任何人回家。”

“那你就给我指路。”尼尔说。他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让它听起来严肃些。不能再微笑了，但不论他怎么努力掩盖，还是忍不住要笑出来。“让我们去那里完成使命，然后就开回家。”

这样慢慢开过了半个街区，海伦抱怨着。

“如果非得去那就去吧。”她说。

他们没开多久，过了一个区，尼尔又对基妮说：“没看见小溪。也没有房屋。”

基妮问：“你说什么？”

“银溪房产。在招牌上写着。”

他一定是看到了一个她没有看见的招牌。

“转弯。”海伦说。

“左还是右？”

“在拆卸场。”

他们经过拆卸场，废旧的汽车在松垮的铁栅栏后半隐半现。车上了小山坡，经过一扇通往沙土矿井坑的门，来到山中一个凹陷的大坑前面。

“就在那儿。前面是他们的信箱。”海伦大声说着，有些自豪的样子，他们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她读出上面的名字。

“马特和琼·柏格森。就是他们。”

几只狗叫着跑下短道。一只又大又黑，一只小些，棕褐色，像只小狗。它们围着车轮跳来跳去，尼尔按了按喇叭。接着，另一只毛皮光滑、带微蓝斑点的狗—这只更狡猾、更有目的性—从长长的草丛里溜出来。

海伦叫它们闭嘴，趴下，滚开。

“除了品拓，其他的不必害怕。”她说，“另外两只是胆小鬼。”

他们在堆着砂石的宽敞凌乱的空地上停下来。一边是带铁皮顶的谷仓或工具棚，另一边的玉米地边缘，是一个废弃的农舍，大部分砖已经脱落，露出黑色的木墙。现在有人住的房子是一辆拖车，安装了很好的平屋顶和雨篷，拖车后面的花园看起来像玩具栅栏。拖车和花园还算体面整洁，其他地方都是四处乱丢着可能还有用的东西，或是仅仅是扔在那里等着生锈、烂掉。

海伦已经跳出车外，教训着那几只狗。但是它们继续从她身旁跑过去，对着车又叫又跳，直到一个男人从棚子里走出来，叫住了它们。基妮听不明白他吓唬那些狗的话和狗的名字，不过狗都乖乖地安静下来了。

基妮戴上帽子。这期间她一直拿在手上的。

“它们仅仅是在炫耀。”海伦说。

尼尔也下了车，正和狗果断地交涉着。棚子里出来的男人朝他们走来。他穿着的紫色T恤衫被汗浸湿了，贴在胸和肚子上。他胖得都有乳房了，肚脐像怀孕的女人一样突出，像巨大的针垫架在他的肚子上。

尼尔伸出手和他打招呼。男人在工作裤上擦了擦手，笑着和尼尔握手。基妮听不见他们讲的话。一个女人从房车里出来，打开玩具车门又随手拴上了。

“洛伊丝忘记把我的鞋带给我了。”海伦对她说道，“我还给她打了电话，都嘱咐好了，但她还是忘记了，所以洛克尔先生带我来拿。”

女人也很胖，尽管不像她丈夫那么胖。她穿着粉红色的穆穆袍[1]，上面有阿兹特克太阳，头发挑染了一条条的金色。她沉着而热情地从沙土路上走来。尼尔转过身来自我介绍，然后带她到篷车这边，把基妮介绍给她。

“很高兴认识你。”女人说，“你是那位身体不好的女士吗？”

“我还行。”基妮说。

“那么既然来啦，就进来坐坐吧。别在外面，这么热。”

“哦，我们只是路过。”尼尔说。

男人走近了一些。“我们屋子里有空调。”他说。他在查看篷车，他的表情亲切友好，但是略带轻蔑。

“我们顺路来拿鞋子的。”基妮说。

“既然到这里了也不是光拿回鞋子就行了，就不能那么简单了。”女人—她的名字叫琼—说着，笑起来，好像如果他们不进去坐坐就说不过去了。“你们快进来休息一下吧。”

“我们不想打扰你们的晚餐。”尼尔说。

“我们已经吃过了。”马特说，“我们吃得早。”

“还剩下各种各样的辣酱汤。”琼说，“你们得进来把辣酱汤‘消灭’掉呀。”

基妮说：“真是谢谢你们。不过我吃不下什么东西。这么热的天我不想吃东西。”

“那么你最好喝点儿什么，”琼说，“我们有姜汁饮料，可乐。我们还有桃汁杜松子酒呢。”

“啤酒，”马特对尼尔说，“你喜欢蓝啤酒吗？”

基妮把尼尔叫到车窗旁边。

“我不行。”她说，“就告诉他们我不行。”

“你知道你会伤害他们的感情的。”他小声说，“他们很友好。”

“但是我不行。也许你可以去。”

他弯下身子。“你知道如果你不来会怎样。好像你是瞧不起人家。”

“你去吧。”

“你进去就会感觉好的。空调对你有好处。”

基妮还是摇头。

尼尔直起身体。

“基妮想待在这里，这儿阴凉。”

琼说：“欢迎她到房间里休息—”

“我倒真想喝一杯蓝啤酒。”尼尔说。他转向基妮勉强地笑了笑。在她看来，他显得沮丧而气愤。“你真的没事吗？”他很大声地问，每个人都能听见。“真的？你不介意我进去一会儿吗？”

“我不会有事的。”基妮说。

他把一只手放在海伦的肩膀上，一只手放在琼的肩膀上，同她们一起走向拖车。马特好奇地对基妮微笑着，也跟了过去。

这次他叫狗跟着他，基妮听出了它们的名字。

古博。莎莉。品拓。

篷车停在一排柳树下。这些树高大而古老，但是叶子稀疏，树影摇曳，没有多少阴凉。不过能独自一人待着就是一种很大的解脱了。

今天早些时候，他们从住的镇子沿着高速路行驶时，在路边小摊前停下，买了些不太熟的苹果。基妮从脚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咬了一小口—多少看看自己能不能吃得下，胃能不能接受。她需要点东西让自己不再想着辣酱汤，还有马特突出的肚脐。

没有问题。苹果又酸又硬，但不是特别酸，如果她小口咬，慢慢咀嚼，可以接受。

尼尔这种样子她已经见过几次了—或者差不多这样。可能是关于学校的某个男孩子。很随意甚至很轻蔑地提到的名字。惆怅的表情，有点儿歉意但又有些不服气的傻笑。

但是家里从来没有别人需要她来应付，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男孩造访的时间到了，他要走了。

所以这次也会结束的。不要紧。

她想知道是否昨天比今天更无关紧要。

她下了车，让车门开着，这样她就能拉着里面的把手。外面的一切都太热了，无法握得很久。她要看看自己是否站得稳。她在阴凉里走了几步。一些柳树叶已经变黄。有些落在地上。她从树荫里向外望着院子里的一切。

一辆撞凹的送货卡车的两个头灯都不见了，旁边的名字也用油漆盖住了。手推童车的座位被狗咬掉了。一堆柴火倒在地上。没有堆起来。一堆巨大的轮胎，大量的塑料罐子，一些油罐和旧木板，一些橙色塑料油布皱巴巴地贴在棚屋的墙上。棚屋里有一辆重型通用卡车，一辆破旧的小型马自达卡车和一辆农用拖拉机，还有一些完整或破碎的工具，松脱的车轮，把手以及金属棒，有没有用就要看你的想象力了。人们要负责的东西真多啊。正如她自己曾经负责过各种照片、官方信件、会议备忘录、剪报，以及她设计的存在磁盘上的很多东西，而在她去化疗时，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了。这里的东西最后也许会被扔掉。如果马特死了，一切也都会被处理掉。

她想到玉米地里去。现在玉米已经高过她的头了，也许比尼尔还要高呢—她想到玉米地的阴凉处去。她带着这种单纯的想法走去。谢天谢地，狗已经被带进屋里去了。

没有栅栏。玉米地一直延伸到院子里。她径直走过去，走到两行间距狭窄的垄沟里。叶子拂过她的脸，像油布的飘带一样打到肩膀上。她得摘掉帽子，这样它才不至于被刮跑。每根玉米秆上都有玉米棒子，像包裹着的婴儿。一股强烈的、几乎令人厌恶的蔬菜味，以及湿淀粉和热汁液的气味。

她怎么想就会怎么做。她一走进玉米地，便想躺下来。躺在粗糙宽大的叶子阴凉下，直到尼尔叫她出去。也许到那时也不起来。但是玉米垄沟的间隙太小，根本躺不下，她忙着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她很生气。

她生气与最近发生的事情无关。她记得一天晚上，一群人坐在她家客厅的地板上—或者说是会议室—玩那些严肃的心理游戏。其中一个是让人更诚实、更开朗的心理游戏。你要说出看到每个人时你头脑中想到的东西。尼尔的朋友，一个叫艾迪·诺顿的白发女人说：“我不愿意告诉你，但是，基妮，我每次看到你想到的只有一点，装得规规矩矩的人。”

基妮不记得当时做何反应。也许不应该有什么反应。她现在头脑里想的是：“为什么说你不想这样说？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每当人们说不想说什么，实际上他们是想说吗？难道你不觉得既然我们这么诚实，至少我们应该从这个开始吗？”

她在心里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回答了。她在心里向尼尔指出那种游戏简直是闹剧。因为轮到艾迪时，有人敢对她说些不愉快的话吗？没有，绝对没有。他们会说她“精力旺盛”或者“像泼出的冷水一样诚实”。他们都怕她，就是这样。

现在，她—“泼出的冷水”大声嚷着，语气尖酸刻薄。

其他人对她说过比较善意的话。“花孩”或“春天的圣母”。她知道大家说的意思是“复仇的玛侬”，但是她没有更正。她为坐在那里听别人对她的看法感到气愤。大家都错了。她既不胆小，也不顺从，自然和纯洁也与她无关。

当然，在你死去的时候，这些错误的评价却留了下来。

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她遇到了人们在玉米地里最容易发生的事情—迷路。她一垄一垄地穿过，而且可能改变过方向。她试图按原路返回，但显然不是原来走过的路。云层遮住了太阳，所以她分不清哪边是西。她也不知道自己进玉米地时是按哪个方向走的，所以这方面也没什么帮助。她静静地站着，什么都听不见，只有玉米叶的沙沙声和远处车辆的声音。

她的心跳动着，如同未来还有很多年可活的人一样。

接着一扇门开了，她听到了狗叫声，马特的大叫声，门被猛地关上的声音。她推开玉米秆和叶子，朝声音的方向走过去。

实际上她根本没有走多远。她一直在玉米地的一个小角落里磕磕绊绊地摸索着。

马特朝她挥手，同时向狗发出警告。

“别害怕它们，别害怕。”他叫道。他和她一样向篷车走去，只是从另一个方向。他们走近以后，他放低嗓音说话，也许这样显得亲密些。

“你应该来敲门的。”

他以为她是到玉米地里去小便的呢。

“我跟你丈夫说要出来看看你，看你有没有事。”

基妮说：“我很好。谢谢。”她上了车，但是没关门。如果她关门，他可能会有受了侮辱的感觉。而且，她觉得自己太虚弱了。

“他肯定想吃辣酱汤。”

他在说谁呀？

尼尔。

她在颤抖，出汗，脑子里嗡嗡响，好像两只耳朵之间拉着电线。

“如果你喜欢吃，我可以给你拿点儿来。”

她摇了摇头，保持着微笑。他抬起手里的啤酒瓶—似乎是在向她致敬。

“喝吗？”

她又笑着摇摇头。

“你不喝点啤酒吗？我们这里的啤酒很好喝。”

“不，谢谢。”

“水也不喝吗？我们这里的水很干净。”

“不用了，谢谢你。”

如果她转过头，看到他紫色衬衫下的肚脐，她会呕吐的。

“你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的语气变得快乐和得意起来，“有一个家伙出了门，用一只手拿着一罐子辣根（horseradish）。他爸爸问，你拿辣根去哪儿？

“我去找马（horse）。”他说。

“没有辣根你抓不到马。”

“明天早晨回来，你能看到最好的马。看到我的马。放在马厩里。”

我不想给人错误的印象。我们不应该太乐观了。但是看来我们在此有些意外的收获。

“第二天爸爸又看见他出去。胳膊下夹着一卷胶带（duck tape）。你现在去哪儿？”

“我听妈妈说晚餐要吃鸭子（duck）。”

“傻瓜，你觉得要用胶带去抓鸭子吗？”

“等着瞧吧。”

“第二天回来，他胳膊下夹着一只又大又肥的鸭子。”

看来故事明显缩水了。当然，我们希望的东西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不是指战斗结束了，只是说这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信号。

“爸爸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夜里，就是第二天夜里，他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大捆树枝出去了。”

有利的信号。我们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更多的麻烦，但是可以说我们会谨慎地持乐观态度。

“你拿的是什么树枝？”

“褪色的柳枝。”

“好吧，”爸爸说，“你等一小会儿。”

“你等一小会儿。我去拿帽子，和你一起去！”

“我受不了啦。”基妮大声说。

她在心里对医生说。

“什么？”马特说。孩子气的挑衅表情占据了他的脸，他还在傻笑。“现在你怎么了？”

基妮摇着头，手按着嘴巴。

“只是个玩笑，”他说，“我没有要冒犯你。”

基妮说：“不，不是。我—不是。”

“不要紧，我要进去了。我不想再占用你时间了。”他转身背对着她，连狗都没理。

她没有对医生说过那样的话。为什么要说呢？不是他的错。但事实是她真的受不了了。他所说的话让一切变得更难了。让她不得不倒回去，重新开始这一年。它夺走了最基本的自由。一种她不曾知道的保护膜被揭开，暴露了她的痛处。

马特认为，她去玉米地小便的想法使她真的去做了。她下了车，谨慎地站着，分开大腿，撩起宽宽的棉布裙。她今年夏天已经习惯了穿宽大的裙子，不穿裤子，因为她的膀胱不再完全受控制了。

一条暗色的水流从她身上流过，流向沙土地上。太阳下山了，黄昏正在降临。天空晴朗，云层已经消散。

一只狗无心地叫了几声，说明有人来了，但一定是它们认识的人。她下车的时候它们没有过来打扰她—说明它们已经习惯她了。它们跑出去迎接来人，没有任何警觉和兴奋的表示。

来者是一个男孩子，或者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他朝篷车拐过来，基妮绕过去迎他，一只手抓着冷却下来但仍然温暖的金属来支撑自己。当他对她说话时，她不想中间隔着她留下的尿坑。也许是为了不让他注意到地上，她先开口说话。

她说：“你好—是送货的吗？”

他笑了，从自行车上敏捷地跳下来，把车放在地上，动作连贯。

“我住这儿，”他说，“我刚下班回家。”

她想她应该解释一下自己是谁，告诉他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待了多久。但是这太困难了。像这样靠着篷车，她一定像是从失事汽车里出来似的。

“呵，我住这儿，”他说，“不过我在镇上的餐馆工作，在萨米家的店。”

一个服务员。白衬衣、黑裤子是服务员的服装。而且他具有服务员的那种耐心和机敏。

“我叫基妮·洛克尔，”她说，“海伦。海伦是—”

“我知道。”他说，“你是海伦的雇主。海伦她人呢？”

“在房子里。”

“难道没有人请你进去吗？”

他和海伦年龄差不多，她想。十七八岁。苗条、文雅、狂妄，带着初出茅庐的热情，这热情很可能无法让他达成所望。她见过几个像他这样的人，结果都成了少年犯。

但是他似乎挺明白事理。他似乎知道她精疲力竭了，处在某种混乱中。

“琼也在家吗？她是我妈妈。”他说。

他的头发和琼的一样，暗色头发上略微挑染点金色。头发很长，中分，飘在两边。

“马特也在吗？”他问。

“是的，还有我先生。”

“他们怎么能这样。”

“不是的，”她说，“他们请我进去来着。是我自己想在外面等的。”

尼尔过去经常带他的少年犯回家，指导他们剪草、刷漆或做简单的木工。他认为这有利于他们被别的家庭接受。基妮偶尔会以不会被责备的方式和他们调情。只是温柔的语气，让他们意识到她柔软的裙子和苹果香皂的香味。那倒不是尼尔不再带他们回来的原因。他被告知那是不合规矩的。

“那么你等多久啦？”

“我不知道，”基妮说，“我不戴手表。”

“应该这样吗？”他说，“我也不戴。我几乎从来没见过另一个不戴手表的人。你从来没有戴过吗？”

“从来没有。”她说。

“我也是。从来没戴过。我只是不想戴。不知道原因。从来不戴。就像，我似乎总能知道时间。不会差上几分钟，最多五分钟。我也知道哪里有钟表。我骑车去工作，我会查看时间，我一定得知道准确的时间。第一个能看时间的地方是楼和楼之间的法院大钟。总是相差不过三四分钟。有时来吃饭的人问我，几点啦，我就告诉他们。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我没戴手表。我会尽快去查看，厨房里有表。我说的时间和查看的总是一样的。”

“我偶尔也能做得到。”基妮说，“我想如果从来不戴表的话，可以养成一种意识。”

“是的，没错。”

“那你觉得现在几点了？”

他笑了。看了看天空。

“快八点了。差五六分钟吧？我有优势。我知道下班的时间，去买烟的时候是七点，然后我和几个人聊了一会儿就骑车回来。你不住在镇上吧？”

基妮说不住。

“那你住哪儿。”

她告诉了他住处。

“你累了吗？想回家吗？你要我进去告诉你先生你想回家吗？”

“不用。别这么做。”她说。

“好吧。好吧。我不去。琼很可能在给他们算命呢。她会看手相。”

“真的吗？”

“当然。她每周到饭店去几次。喝下午茶的时候。”

他拉起自行车，让出车道。然后朝驾驶室的窗里张望。

“钥匙忘在里面啦，”他说，“你想让我开车送你回家什么吗？我可以把自行车放在后面。等他们准备好，可以让马特送你先生和海伦。如果马特送不了，琼也可以。琼是我妈妈，但是马特不是我爸爸。你不开车，是吗？”

“不开。”基妮说。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开车了。

“我想也是。那么好吗？你想让我开吗？行吗？”

“我认识一条路。和高速公路一样快。”

他们没有经过小区。事实上他们走的是另一个方向，似乎是绕着沙土坑的一条路。至少他们是在朝西走，朝天际最明亮的方向。里奇—他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字—没有打开车灯。

“不会遇到任何人。”他说，“我从来没有在这条路上见过一辆车，从来没有。瞧—连知道有这条路的人都不多。”

“要是我开灯，”他说，“天就变黑了，一切都会变黑，你就无法辨认自己的位置了。我们再等一会儿，等看到星星的时候再开灯。”

天空就像淡淡的红色、黄色、绿色或蓝色的玻璃，不同的方向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你没问题吧。”

“可以。”基妮说。

一开车灯，灌木和树林就会变黑。一路上就只有一簇簇黑黑的灌木、一片片黑黑的树林，在他们后面拥挤成一团，而不是现在这样可以看出是云杉、雪松、羽毛般的圣柳，还有花朵如小火花一般闪烁的宝石草。仿佛触手可及，他们开得很慢。她把手伸出窗外。

不是真的能够着，但是很接近。路比车身宽不了多少。

她认为自己看到了前面有溢满的沟渠在闪亮。

“下面有水吗？”她问。

“下面？”里奇说，“下面，到处都是。我们两边都是水，我们下面很多地方也是水。想看看吗？”

他放慢速度。停了车。“看你那边，”他说，“打开车门向下看。”

她照做了，发现他们停在桥上。一座不足十英尺长的桥，横铺着木板。没有护栏。下面是静止的水。

“这一带有很多桥，”他说，“没有桥的地方是涵洞。因为水总是在路下流来流去。或者躺在那里静止不动。”

“多深？”她问。

“不深。这个季节不深。除非到了大池塘—那里深一些。春天，水漫过路面，车就开不过去了，很深。这条路有好几英里都很平坦。笔直地从一端通往另一端。没有交叉路。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穿过博内奥沼泽的路。”

“博内奥沼泽？”她重复道。

“应该是这么叫的。”

“有一个岛叫博内奥。”她说，“在世界的另一面。”

“我不知道。我只听说过博内奥沼泽。”

路中间有一块暗色的草带。

“该开灯了。”他说完打开了灯，他们一下子来到了夜晚的隧道里。

“有一次，”他说，“我这样打开灯，有一只豪猪，正坐在路中央。它后腿坐在地上，坐得直直的，正对着我。像一个老头。它被吓得要死，不能动弹了。我可以看见它小小的老牙在打战。”

她想，这是他带女孩子来的地方。

“你猜我做了什么？我试着按喇叭，它还是一动不动。我不想下车把它赶走。它很害怕，但它毕竟是豪猪，可能会攻击我。所以我就停在那里。我不赶时间。等我再打开灯，它不见了。”

现在树枝真的靠得很近了，已经刮擦车门了，但是即使有花她也看不见。

“我给你看样东西，”他说，“我给你看样我敢说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如果这事发生在她过去正常的生活中，很可能她已经开始害怕了。如果回到原来正常的生活中，她根本就不会来这里。

“你要给我看豪猪。”她说。

“不是。不是豪猪。比豪猪还罕见。至少我知道没有那么多。”

大概过了半英里，他关了车灯。

“看到星星吗？”他说，“我告诉过你。星星。”

他停了车。起初四下一片寂静。然后寂静的边缘出现了某种嗡鸣声，可能是远处的车辆，还有你还没听清楚就消失了的细小的声音，可能是夜里觅食的动物、鸟类或蝙蝠发出的。

“春天来这里，”他说，“你除了青蛙，什么都听不到。青蛙的叫声震耳欲聋。”

他打开他那侧的车门。

“下来和我走一走吧。”

她照他说的做了。她走在一行车辙上，他走另一行。前面的天空显得要亮一点，传来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像是轻柔的、有节奏的谈话。

路变成木头的了，两边的树都不见了。

“走上去，”他说，“去吧。”

他靠拢过来，搂着她的腰，好像在引导她。然后他的手拿开了，让她走在木板上。像船上的甲板一样，它们升升降降。但那不是海浪的运动，是他们的脚步，他和她的脚步，使脚下的木板轻轻地上升和下降。

“现在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他问。

“在船坞上？”她说。

“在桥上。这是座浮桥。”

现在她弄清楚了—木板路离静止的水面只有几英寸。他把她拉到一边，他们向下看。水面上有星星在移动。

“水很暗，”她说，“我是说—水很黑，不仅仅是因为夜晚。”

“它一直都是黑的，”他骄傲地说，“因为是沼泽。里面有像茶的物质，看起来像红茶一样。”

她可以看见水岸边缘和芦苇丛。芦苇丛里的水，那种声音是水的拍打发出的。

“丹宁酸。”他自豪地说着这个词，仿佛是他把它从黑暗中打捞上来的。

桥身轻微的颤动让她想象树木和芦苇都放在土地的托盘上，路是土地漂浮的绸带，下面都是水。水仿佛如此安静，但是它不可能真的静止，如果你试图观察一颗映在水里的星星，你就会看见它是怎样闪烁、变形以及从视线里溜走的。然后，它会再次出现—但也许不是同一颗星星。

到现在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戴帽子。她不但没有戴，也不在车上。她下车去小便，然后和里奇说话时，就一直没有戴了。当马特给她讲笑话，她坐在车上，头向后靠着座位的靠背，闭着眼睛的时候就没有戴了。她一定是把帽子落在玉米地里了，惊慌离开玉米地时掉在那里了。

当时她害怕看到马特紫色衬衫下的肚脐，他倒不介意看她暗淡的门把手。

“真糟糕，月亮还没有升起来。”里奇说，“有月亮的时候这里棒极啦。”

“现在也不错。”

他悄悄地把胳膊伸过去轻轻搂住她，仿佛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可以随心所欲。他吻了她的嘴。在她看来，这是她第一次参与接吻这样的事件。整个故事，完全独立。温柔的前奏，有效的压力，全身心的试探和接受，迟疑的感谢和满足的分开。

“哦，”他说，“哦。”

他把她的身体转过去，他们原路走回。

“那你是第一次上浮桥吗？”

她说是的。

“那你现在就要开车过去了。”

他拉起她的手悠荡着，好像要把它抛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吻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你很可能还会吻很多这样的人。”她说，“在你完蛋以前。”

他叹息着：“是啊。”想到将来的一切，他感到吃惊，变得清醒了。“是啊，很有可能。”

回到陆地上，基妮突然想起了尼尔。轻浮而多疑的尼尔，正伸开手，让那个有金色挑染的女人看手相，那个算命者。他在未来的边缘上摇晃着。

不要紧。

她感觉到的是一种轻松的同情，几乎就像是笑。一阵轻柔的欢快暂时战胜了她的疼痛和空虚。

[1] 穆穆袍（muumuu）：夏威夷妇女的宽大长袍。

家具

艾尔弗莱达。我父亲叫她弗莱迪。他们是直系表亲，住在邻近的农场上，有段时间住在相邻的农场。一天他们在茬地里和我父亲的狗迈克一起玩。那天阳光很好，但是垄沟里的雪还没有融化。他们在冰上跺着脚，开心地听着脚下噼噼啪啪碎裂的声音。

她怎么能记得那样的事情？是她编造出来的。我父亲说。

“我没有编造。”她说。

“你编的。”

“没有。”

他们忽然听见钟鸣和哨声响起。是镇上和教堂的钟在响。工厂的汽笛声是在三英里以外的镇上吹响的。世界迸发着欢乐。迈克冲到街上，因为它确信游行要开始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天。

每周三次，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弗莱迪的名字。但她却只有名—艾尔弗莱达。印刷得像手写的一样，流畅的自来水笔的签名。“和艾尔弗莱达一起探索城镇。”这里所说的城镇不是附近的，而是她居住的南部城市。我的家人大概两三年才去一次。

现在是所有未来的六月新娘告诉我瓷器柜里她最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得告诉你们如果我是准新娘—当然我不是—我会拒绝所有带图案的餐具，尽管它们很精致，我要纯粹的珍珠白，超现代的罗森塔尔陶瓷……

美容乃身外之物，但是芳汀沙龙的面膜保证—说到新娘—让你们的肌肤像橙花一样绽放。让新娘的妈妈—还有姑妈、姨妈以及外婆—感觉她们也沐浴在青春之泉……

以她说话的方式，你永远不会想象到艾尔弗莱达会这样写作。

她也是以弗洛拉·辛普森之名在《弗洛拉·辛普森主妇》专栏撰写文章的人之一。整个乡下的人都认为他们在给专栏封面照片上那个留着灰色鬈发、面带宽容微笑的胖女人写信。但事实上—我不会说—他们信后出现的短信出自艾尔弗莱达和一个她叫作霍斯·亨利的人之手，他也写讣告。妇女管自己叫作晨星、山谷百合、绿手指、小安妮·罗尼和洗碗布女王等等。一些名字特别受欢迎，以至于要编上号—金发姑娘1，金发姑娘2，金发姑娘3。

艾尔弗莱达或霍斯·亨利会这样写：

亲爱的晨星：

湿疹是可怕的瘟疫，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炎热的天气里，我希望苏打粉能有所帮助。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家庭治疗，但是寻求医生的建议绝无害处。听说你的丈夫康复并能走动了，这真让人高兴。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对你们二人来说一定没什么快乐可言……

在安大略的所有小镇，弗洛拉·辛普森俱乐部的主妇们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夏季野餐会。弗洛拉·辛普森总是发来特别的贺信，解释说事务太多而不能参加大家的聚会，她不想厚此薄彼。艾尔弗莱达说大家曾经讨论过让霍斯·亨利戴上假发和枕头假胸，或者她自己装扮成巴比伦女巫（在我父母的餐桌旁，即便是她也不能正确地引用《圣经》的典故，并且说“荡妇”），烟卷上有口红印。但是，她说，不行，报纸会杀了我们。毕竟那也太庸俗了。

她总是把香烟叫烟儿。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她从桌子对面倾身过来问我：“你也想要抽根烟吗？”那时我们已经吃完了饭，弟弟妹妹都吃完离开了。父亲摇摇头。他开始卷自己的烟。

我说谢谢，然后让艾尔弗莱达给我点上，第一次在父母面前抽了烟。

他们假装认为这是在开玩笑。

“啊，看看你的女儿。”母亲对父亲说。她翻了个白眼，手拍着胸口，用造作、痛苦的声音说：“我要晕了。”

“马鞭拿出来了吗？”父亲说着，从椅子上半抬起身。

那一刻太妙了，仿佛艾尔弗莱达把我们变成了新人类。通常我母亲会说她不喜欢看女人抽烟。她没有说那不雅观，或不像淑女—只是不喜欢。当她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喜欢什么的时候，好像她不是在坦白某种烦恼，而是出于个人智慧，无懈可击甚至带有神圣的意味。当她以这种语气，同时伴随着弦外之音说话时，我特别讨厌她。

至于父亲，他就在这个房间里打过我，不是用马鞭而是他的皮带，因为我违反了妈妈的规定，伤害了她的感情，还有顶嘴。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打骂似乎只能发生在另一个宇宙里了。

我父母被艾尔弗莱达逼得很无奈—还有我—但是他们的反应如此勇敢而大度，好像我们三个—父亲母亲和我自己—在轻松、淡定的程度上都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一刻，我看见他们—尤其是母亲—能够表现出罕见的轻松自如。

一切都是艾尔弗莱达的功劳。

艾尔弗莱达总是被看作职业女性。这让她看起来比我父母年轻，虽然我们知道她和他们年龄接近。也有人说她是城里人。这样说的时候，城市意味着她过去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也有别的意思—不仅指风格各异的建筑和人行道，还有川流不息的车辆，拥挤的人群。它意味着某种更抽象的东西，可以被一再地重复，如同蜂巢，拥挤但有序，并非一无用处或蛊惑人心，但是令人困扰，有时甚至是危机四伏。人们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这样的地方，出来的时候会感到庆幸。不过，有些人被它吸引—艾尔弗莱达在很早以前应该就是这样，我现在也是，吸着烟，试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它好像在我手指间变得像棒球拍那么大。

我们家缺乏经常的社交生活—人们不来家里吃饭，更不要说开派对了。也许是阶层问题。餐桌这一幕过后五年，我的公婆邀请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来吃饭，他们无意中谈论下午的派对，那是鸡尾酒会。那是一种我在杂志故事里读到的生活。对我来说，我的婆家似乎生活在一个小说中的特权世界里。

我们家一年有两三次在饭厅餐桌上招待祖母、姑妈—父亲的姐姐们—还有她们的丈夫。轮到我们做东时，一般要排在圣诞节或感恩节，也许还有外地亲戚来访的时候。来访者总是像姑妈和她们的丈夫之类的人，一点儿都不像艾尔弗莱达。

我和母亲会提前几天为这样的聚会做准备。我们烫好新的桌布，和床上的被子一样厚，刷洗好的餐具（它们一直在橱柜里接灰），擦饭厅的椅子腿儿，做果冻沙拉、馅饼和蛋糕，还要有主菜火鸡或烤火腿，以及一碗一碗的蔬菜。要非常丰盛，多得吃不完，饭桌上的谈话大多和食物有关，夸奖它们有多美味，让他们一定要多吃点，他们说吃不下了，太饱了。然后姑父们发慈悲多吃些，姑妈们说只能再吃一点点，说不能再吃了，都快要撑爆炸了。

然后还要上甜品。

通常几乎没有什么交谈。事实上，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交谈如果超过理解的限度可能就是一种破坏，一种炫耀。母亲对这种限度的理解是不可靠的，有时她等不及别人说完，也不尊重对方就跟着说起来。当有人说：“昨天在街上看见哈雷了。”她一定会说：“你认为像哈雷那样的人真的会打光棍吗，还是他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仿佛当你提到碰见了某人，你必须得再多八卦一点，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可能是沉默，不是吃饭的人有意不礼貌，而是他们感到不知所措。直到父亲尴尬地、间接地责备说：“好像他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

如果亲戚们不在场的话，他很可能会说“他自己”。

人们在新桌布泛起的光芒和透过新擦的窗子照进来的明媚阳光中不断地切呀、舀呀、吃呀。这样的聚餐总是在中午进行。

桌上的人都很健谈。在厨房洗刷和擦干餐具时，姑妈们会说谁长了肿瘤，谁嗓子化脓了，谁烫伤了等等。她们会讲自己的消化、肝脏、神经系统功能如何如何。提到隐秘的身体问题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或者值得怀疑的，就像提到杂志上读到的东西，或一条新闻—关注并非近在手边的东西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在沙发上休息时，或到地里看看庄稼时，姑父们会传递消息说某人欠了银行大笔的钱，或者买的贵重机器还欠着钱，或者买了一头公牛干活却令人失望。

很可能是他们拘于饭桌的礼节，还有面包、黄油盘和甜品勺子等等的存在，在其他时候，他们习惯把一片馅饼直接放在用面包擦过的餐盘上。（不过，不把东西按恰当的方式摆放是一种冒犯。在他们自己家里，遇到类似的场合时，他们也要这样招待客人。）或许，吃是一回事，而说是另一回事。

艾尔弗莱达来的时候，情况完全不需要这样。会铺上好的桌布，但是不用好的餐具。母亲会费很多心思准备食物，还会担心结果令人不满—她很可能不做填料火鸡和土豆泥那一套，而是做些鸡肉沙拉，还有米饭和切小块的甜辣椒。甜品会用明胶、蛋白和打稠的奶油，要等好长时间才好，常常令我们担心，因为我们没有冰箱，要放在地窖的地上冷却。但是饭桌上绝对不会拘束和乏味。艾尔弗莱达不但吃完会接受第二份，还会自己要求。她这样做几乎是心不在焉地，也同样心不在焉地说些赞扬的话，好像食物、品尝食物是第二位的。她时刻准备和人交谈，也让其他人说话，任何你想说的事情—几乎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她总是夏天来访，通常穿着吊带式样的丝绸背心裙，露着背。她的背并不漂亮，有些小黑痣，肩膀很骨感，胸部几乎是平的。父亲总是说她吃那么多可还是那么瘦。或者颠倒事实，说她的胃口还和以前一样挑剔，但并没有阻止自己增肥。（在我们家，说胖、瘦、苍白、红润、秃头都没问题。）

她的黑头发在正面和两侧梳成卷，是现在时髦的发型。皮肤呈棕色，有细小的皱纹，嘴很大，下嘴唇特别厚，几乎垂下来，涂着厚厚的口红，在茶杯和水杯上留下印记。她张大嘴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讲话或大笑—可以看见后面的牙拔掉了。没有人会说她长得好看—任何超过二十五岁的女人在我看来都不可能漂亮了，失去了美丽的权利，也许还失去了美丽的愿望—但是她热情、有风度。父亲颇有创见地说她很有活力。

艾尔弗莱达和父亲谈论世界大事和政治。父亲读报、听收音机，他对这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有机会谈论。姑父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思想简单、固执，永远不信任所有的公众人物，尤其是外国人，因此大多时间他们只是在发牢骚和抱怨。祖母聋了—没有人知道她知道多少，或者对事情有什么看法，姑妈们对自己有那么多事情不知道或不需要关注而感到相当自豪。母亲做过老师，她能很轻松地从地图上指出所有欧洲的国家，但她对一切事情的理解都带有个人的疑惑，对大英帝国和皇家威严的认识更加模糊，很容易忽视并把它们都扔到垃圾堆里。

艾尔弗莱达的观点和姑父们并不是差得很远。或者看起来是。但是她不抱怨，也不听之任之，而是嘲弄地大笑，讲述总理们、美国总统、约翰·L．刘易斯和蒙特利尔市长的故事—他们都是糟糕的人物。她也讲皇家的故事，但是她把好人和坏人分开来，好人如国王、王后、漂亮的肯特公爵夫人，坏人如温莎一家、老国王艾迪，她说他患了某种疾病，想扼死妻子，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印记，所以她总是要戴着珍珠项链。这种区分和我母亲正好巧合，但是母亲很少发表意见，所以她没有反对—尽管提到梅毒会让她畏缩。

我会意地微笑着，带着有勇无谋的镇定。

艾尔弗莱达给俄国人起了可笑的名字：米库也斯基。安可乔（乔大叔）斯基。她认为他们在蒙骗众人的眼睛，联合国是个闹剧，不起什么作用，日本将再次崛起，有机会就应该被彻底干掉。她也不信任魁北克。或者教皇。她对麦卡锡议员也有看法—她愿意站在他一边，可他是天主教徒，这是个障碍。她把教皇叫作船尾。一想到世界上的骗局和丑闻都会被揭露她就非常开心。

有时她看起来像是在故弄玄虚—在炫耀，也许是在取笑父亲。激怒他，就像他自己说的，故意激怒他。但绝不是因为她不喜欢他，或是想让他不舒服。恰恰相反，她可能是在折磨他，就像年轻女生在学校里折磨男生那样，那时，争论对双方都是一种乐趣，侮辱会被当作奉承。父亲总是用轻柔淡定的语气和她争论，不过很明显，他的目的在于刺激她。有时他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也许她是对的—因为她在报社工作，一定有他得不到的信息来源。他会说，你把我说服了，如果我明智的话，我应该感激你。而她则会说，别跟我胡扯了。

“你们两个啊。”母亲则会假装绝望，也许真的厌倦地说。艾尔弗莱达会让她去躺一会儿，说她做了这么一大桌丰盛的晚餐，该休息一下了。她和我来收拾碗碟。母亲的右胳膊会不受控制地颤抖，手指有些僵硬，她认为是过度劳累造成的。

我们在厨房干活时，艾尔弗莱达和我谈论名人—演员们，甚至是她居住城市中的一些不出名的电影演员。尽管她放低音量，有时还是会狂野地大笑，给我讲他们的不良行为，杂志上没有刊登过的隐私丑闻的传言。她提到同性恋，人造乳房，家庭三角恋爱等等—那些东西我都读到过蛛丝马迹，但在实际生活中听起来还是很玄乎，哪怕已经是三四手的故事了。

艾尔弗莱达的牙总是引起我的注意，所以在聊这些秘密事情时我有时也会走神，忘了在说什么。她前面剩下的牙齿，每颗颜色都稍有不同，没有两颗是一样的。一些坚硬的牙釉质呈暗象牙色，其他乳白色的部分微显淡紫色，银边发出游鱼般的光泽，偶尔还闪过一丝金辉。过去人们的牙齿不像现在这样结实、漂亮，除非是假牙。不过艾尔弗莱达的牙齿个性十足，有清晰的间隔，每一颗都很大。当她发出某种特别、故意的嘲笑时，牙齿似乎跳到了前排，像宫廷卫兵或快乐的持矛步兵一样。

“她的牙的确老是出问题。”姑妈们说，“记得吗，她的牙齿生了脓肿，毒性遍及全身。”

我想，她们就是那样，喜欢把艾尔弗莱达的智慧和品位抛在一边，让她的牙齿变成一个让人深表遗憾的存在。

“为什么不都拔掉，彻底解决？”她们说。

“可能她付不起那么多钱。”祖母说，令在场的人都很吃惊，有时她会语出惊人，表示她一直在听人们谈话。

了解到艾尔弗莱达日常生活的新情况，这也让我吃惊。我原来以为她很富有—至少和家里其他人相比。她住公寓—我从没有见过，但是对我来说那至少证明她过着文明的生活—她穿的衣服不是家里做的，她不穿我认识的成年妇女都穿的牛津鞋—一种用鲜艳的新式塑胶做的凉鞋。很难说我的祖母是否只是生活在过去，那时安假牙是人生中一件严肃而昂贵的事情，或者她是否真的了解我从来无法猜测到的艾尔弗莱达的生活。

当艾尔弗莱达来吃饭时，其他亲戚从来不来。她也去看我祖母，也就是她姨妈，她妈妈的姐姐。祖母不再一个人住，而是轮流住在姑妈们家，祖母住在谁家她就去谁家，而不去其他姑妈家，虽然她们和我父亲一样和她都是表亲。她也从来不和他们一起吃饭。通常她先来我们家，待上一会儿，然后为自己鼓鼓气，好像不情愿去其他亲戚家拜访似的。等她回来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她不会说对姑妈和姑父们不敬的话，当然也没有任何对我祖母不敬的话。事实上，艾尔弗莱达是这样提到我祖母的—她的声音突然严肃和忧虑起来，甚至有点儿恐惧的意味（她的血压如何，她最近去看过医生吗？医生说什么？）—这让我意识到某种不同，她询问别人时，语气总是很冷静，也许还有不太友好的拘谨。那时母亲的回答也带有类似的拘谨，父亲的声音额外凝重—可以说是一种夸张的凝重—表明大家对某些不能说的东西看法一致。

我抽烟的那天，艾尔弗莱达决心更进一步，她严肃地说：“那么，阿夏怎么样了？他还是像以前那么爱抢话吗？”

父亲悲哀地摇摇头，好像想起这个姑父的喋喋不休会让我们感到沉重。

“是的，”他说，“他还是那样。”

我说。我趁机接着说。

“好像蛔虫进了猪身上。”

“是的。”

除了那句“是的”，其他都正是我姑父曾经说过的，就在这张桌旁说的，他异常需要打破沉默，或者传播突然想到的什么重要事情。我说的时候正是带着他那种神气十足的抱怨和幼稚的庄严。

艾尔弗莱达表示赞同地大笑起来，露出快乐的牙齿。“没错，她说得一点不差。”

父亲俯到盘子上，仿佛要掩饰自己的笑，当然不是真正在掩饰，母亲摇摇头，咬着嘴唇，微笑着。我感到了胜利的得意。没有人对我进行评价，有时对我的讽刺、我的机灵也没人有任何责备。在家里，“机灵”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时的意思也许是“聪明”，而且用得非常勉强—“噢，有些方面她还是很聪明的”—或者用来表示爱出风头、寻求重视、令人讨厌。别这么聪明。

有时母亲悲哀地说：“你嘴巴好刻薄。”

有时父亲厌恶我，这种情况要更糟糕。

“是什么让你觉得有权利诋毁体面的人？”

今天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像客人一样自在地坐在桌子旁，几乎和艾尔弗莱达一样自在，由着性子炫耀自己。

但是，裂痕即将产生，也许是最后一次，艾尔弗莱达最后一次和我们吃饭。继续交换圣诞节卡片，可能还有信件—只要母亲能动笔写字—我们还能在报纸上读到艾尔弗莱达的名字，但是我不记得我住在家里的最后几年中她还来过。

可能是艾尔弗莱达问能不能带她的朋友过来，家里人说不行。如果她已经和他同居了，那算是一个理由，如果他后来和她结婚了，这个也算是一个理由。父母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母亲对不合常规的或招摇的两性关系感到恐惧—也可以说，她对任何合法婚姻不认可的性关系都感到恐惧—父亲那时对这个问题也很严肃。他也许对能掌控得住艾尔弗莱达的男人有特殊的反感。

在他们眼里，她让自己掉价了。我可以想象他们都在说，她无须那样廉价。

不过也许她根本就没有问过，她可能知道不会得到允许。早先开心来访的时候，她可能还没有男人；后来有了，她的注意力可能就彻底转移了。她可能变了一个人，后来她当然是变了许多。

或者她是担心家里有病人的那种特殊气氛，病人的病情只能继续恶化，没有康复的可能。我母亲的状况就是这样，她的各种症状混在了一起，情况急转直下，忧愁和困难变成她全部的命运。

“可怜的人。”姑母们说。

当我的母亲从一个母亲变成了家里的病人，以前家族里其他那些如此拘谨的女性却似乎获得了一些活力，应付世界的能力也有所增强。祖母自己弄了一个助听器—没有人会向她建议这种东西。一个姑父—不是阿夏，而是叫伊恩—死掉了，那个姑妈学会了开车，并在一家服装店做修改工作，也不再戴发网了。

他们来看望母亲，看到的情况总是一样—原来那个漂亮的、从来不让别人忘记她是老师的人，一个月连一个月地变得行动迟缓，四肢僵硬，讲话越来越不清晰，而且变得胡搅蛮缠，没有什么能帮助她。

他们嘱咐我好好照顾她。

“她是你母亲。”他们提醒我。

“可怜的人啊。”

艾尔弗莱达从来不会说那些话。站在他们的立场，她也许会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不来看我们对我来说没关系。我不希望人们来。我没有时间招呼他们，我变成了一个暴躁的管家婆—给地板打蜡，连擦碗布都要烫，这样做是为了远离一种耻辱（母亲的病情恶化是影响我们的唯一耻辱）。我这样做是为了显得我和父母、弟弟、妹妹在普通的房子里过着正常生活，但是一有人踏进家门看见我母亲，情况就变了，他们可怜我们。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获得了奖学金。我不能再待在家里照看母亲和其他一切了。我去读大学了。大学在艾尔弗莱达住的城市。过了几个月她请我过去吃饭，但是我去不了，因为除了星期天，我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我在市中心的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个图书馆都是开到九点钟。后来过了些日子，冬天的时候，艾尔弗莱达又叫我去，这次是星期天。我说不能去，因为要去听音乐会。

“啊—约会？”她问。我说是，但是当时这不是真的。我是和另一个或两三个女孩去大学礼堂，听免费的星期天音乐会，我们抱着渺小的希望，想遇到一些男生。

“那你什么时候要带他来呀，”艾尔弗莱达说，“我很想见见他。”

到了年底，我确实有人可以带去见她了，事实上我是在音乐会上遇到他的。至少，他在音乐会上见过我，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但是我绝不会带他去见艾尔弗莱达。我绝对不会带我的任何新朋友去见她。我的新朋友会说，“你读过《天使望故乡》吗？你一定要读。还有《布登勃洛克一家》呢？”他们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协会引进的《禁忌的游戏》和《天堂的孩子》。和我交往、后来订婚的男孩带我去过音乐大厦，你在那里午休时可以听唱片。他向我介绍了古诺，因为古诺我爱上了歌剧，因为歌剧，我爱上了莫扎特。

艾尔弗莱达在我的住处留信息让我回电话，我没有回。那之后她再也没有打电话来。

她还是为报纸写东西—我偶尔看过她写的有关皇家道尔顿小雕像、进口姜饼或蜜月睡衣的狂想曲。很可能她还在回复来自弗洛拉·辛普森主妇俱乐部的信，仍然在嘲笑它们。既然我住在城市，就很少看原来对我来说是城市生活中心的报纸了—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是六十英里以外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像艾尔弗莱达和霍斯·亨利那种人的笑话和不由自主的虚伪，现在对我来说是有伤风化和枯燥无味的。

我并不担心碰上她，虽然这个城市并不大。我从来不去她在专栏里提到过的商店。我也没有理由经过报社大楼，而且她住在城南某处，离我的住处很远。

我也不认为艾尔弗莱达是那种会出现在图书馆的人。“图书馆”这个词很可能让她撇撇大嘴，戏仿出惊愕的样子，就像她过去在我们家对着书架的表情那样—那些书不是在我那个年代买的，有些是我父母小时候学校的奖品（有母亲用漂亮拘谨的字体写着婚前的名字），根本不像从商店里买来的书，而是房子里的摆设，就像窗外的树木不是植物而是扎根在地上的摆设。《弗罗斯河上的磨坊》、《野性的呼唤》、《密得洛西恩监狱》。“很多大手笔写的东西，”艾尔弗莱达说，“我敢说你不会经常读的。”父亲说对，他的确没有，用不予理会的，甚至轻蔑的语气赞同她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说谎，因为他有时间的时候，的确偶尔会仔细研究它们的。

对于我真正在意的东西，我希望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谎言，再也不要表现出那样的轻蔑。为了不那样做，我最好还是离过去认识的人们远点。

第二个学年结束时，我要离开大学了—我的奖学金只有两年。不要紧—反正我打算当作家。而且我要结婚了。

艾尔弗莱达听说了这事儿，又和我联系上了。

“我想你一定是太忙了，没有给我打电话，或许是没有人把我的信息转达给你。”她说。

我说也许是我一直在忙，或者是他们没有把信息转达给我。

这次我同意去看她。一次拜访不会让我承担什么，因为我将来不打算住在这个城市。我选了个星期天，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的未婚夫要去渥太华工作面试。那一天天气晴朗—是五月初的时节。我决定走着去。我从来没有去过杜达斯街以南或阿德莱德以东，所以这个城市有些部分对我是完全陌生的。北面街道能遮荫的树木刚刚长出叶子，丁香树、修剪过的山楂树、郁金香花圃都开花了，草坪像清新的地毯。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走在完全没有树荫的路上，路边的房屋离人行道还不到一臂远。这里的丁香树—到处都是丁香树—是灰色的，好像被阳光晒褪了颜色，也没有什么香气。这些街道上，房屋是窄窄的公寓建筑，只有两三层楼—有些是实用主义的装修，门边一圈砖做装饰，一些窗子拉了起来，松弛的窗帘垂到窗台上。

艾尔弗莱达住的房子不是公寓。房子的整个楼上都是她的。楼下，至少是楼下的前面部分，已经成了商店，关着门，因为是星期天。那是一家二手货商店，从肮脏的前窗可以望见很多平淡无奇的家具，堆放着一摞摞的旧餐具和其他器皿。唯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只蜂蜜桶，非常像我六七岁时带午餐去学校用的那个，有蓝天和金色的蜂巢。我能记得读了无数遍它侧面写的字：

所有纯蜂蜜都会结晶。

我不知道“结晶”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喜欢它的发音。显得很华丽和美味。

路上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我很热。我原以为艾尔弗莱达请我吃午餐不会像家里周末的晚餐那样，但在我上楼梯的时候就闻到了煮肉和蔬菜的香味。

“我以为你迷路了呢，”她在上面嚷着，“我正准备组织救援队呢。”

她没穿背心裙，穿着脖子上系有一个松垮蝴蝶结的粉色上衣，掖在棕色的褶裙里。头发不再是光滑地盘起，而是剪得很短，贴在脸周围，呈有点儿发红的深棕色。我记得她的脸是瘦削的，有夏季日晒后的颜色，现在变得丰满了，还有些松弛。抹的化妆品在皮肤上很显眼，像中午阳光下的橙粉色油彩。

但是更大的变化是她装了假牙，颜色统一，稍微填满了嘴，给她原来热切、急躁的表情增添了几分忧虑。

“啊—你发福了，”她说，“你以前多瘦呀。”

她说得对，但我不喜欢听。和出租公寓里的其他女孩一样，我吃便宜的食物—大量卡夫快餐和果酱曲奇饼。我结实的未婚夫占有欲很强，他认同我的一切，说他喜欢丰满的女人，我让他想起珍妮·罗素。我不介意他那样说，但是当人们评论我的外表时，我通常感到受到了侮辱。尤其是像艾尔弗莱达这样的人—某个在我生活中失去了重要性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权利评价我，或对我形成什么看法，更不要说表现出来了。

房子前面狭窄，但从前到后很长，客厅的天花板四边是斜的，窗子俯瞰着街道，过道一样的饭厅根本没有窗子，因为边上的卧室开着天窗，光线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照进没有窗户的厨房和卫生间，房间后面是镶玻璃的阳台。

倾斜的天花板让房子看起来像是临时凑合的，只是假装用作其他用途而不是卧室。不过房间里装满了正式的家具—餐厅桌椅，厨房桌椅，客厅沙发和靠椅—都适合摆在更大更适合的房间里。桌子上的小餐巾，保护沙发和椅子的靠背与扶手的白色刺绣方布，窗子上的纱帘，四周沉重的花饰垂挂—比我想象的更像姑妈的家。在饭厅墙上—不是在卫生间和卧室，而是在饭厅—挂着一幅画，是一个女孩子的剪影，穿着蓬蓬的裙子，是用粉红的绸缎丝带做的。

一条粗油毡铺在饭厅地板上，铺在从厨房到客厅的过道上。

艾尔弗莱达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

“我知道我这里的东西太多了，”她说，“可这是父母的东西，是家具，我不能扔。”

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有父母。她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是由我祖母抚养大的，祖母是她姨妈。

“家具是我父母的。”她说，“父亲走后，你祖母把它留了下来，她说等我长大了，这些东西应该属于我，所以就这样了。我无法拒绝，她费了那么多麻烦。”

现在它又回来了—我已经忘记的艾尔弗莱达的生活。她父亲再婚。他离开农场，在铁路上找了份工作。他还有别的孩子，一家人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艾尔弗莱达过去经常开玩笑地提起他有多少个孩子，他们有多么亲密，搬了多少次家。

“过来见见比尔。”她说。

比尔在阳台上。他坐在低矮的沙发或者躺椅上，上面铺着棕色花格毯子，他好像随时在等候召唤似的。毯子皱巴巴的，他一定是不久前还躺过的—百叶窗都拉到窗台的位置。屋子里的光—炎热的阳光透过雨渍的黄色窗帘—皱巴巴的毯子，褪色的、坐塌了的垫子，甚至毯子和男人拖鞋的气味，旧得破烂变形、图案模糊的拖鞋，都让我想起—还有里屋的茶杯垫、过度磨损的家具、墙上的丝带女孩—姑妈们的房子。在那里，从秘密但持续的气味，从女主人羞愧而固执的表情，你也可以发现一个邋遢男人的藏身处。

比尔站起来和我握手，不过，姑父们从来不和陌生的女孩子握手。或任何女孩子。阻止他们这样的不是无礼，只是害怕显得太正规。

他个子很高，闪光的灰色波浪发，光滑但不年轻的脸。一个英俊的人，但是不知怎么，他的姣好相貌好像被什么消磨掉了—糟糕的身体，不佳的运气，或是缺乏气概。但是他仍然带着疲惫的殷勤，向一位女性俯身弯腰，似乎暗示着这次见面对她和他都会是件愉快的事。

艾尔弗莱达把我们领到没有窗子的饭厅，大白天都开着灯。我觉得饭早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迟到耽搁了他们正常用餐。比尔端来了烤鸡和调料，艾尔弗莱达拿着蔬菜。她对比尔说：“亲爱的，你认为你盘子旁边的是什么？”这时他才想起来拿餐巾。

他话不多。他给我递肉汁，问我要芥末调料还是盐和辣椒，他随着我们的谈话，头一会儿转向艾尔弗莱达，一会儿转向我。有好几次，他在齿缝间发出微微的口哨声，颤抖的声音似乎是在表示友善和欣赏，一开始我以为那是要发表意见的前奏。但不是，艾尔弗莱达也从不为此停顿。我见过改邪归正的酒鬼就有点像他那样—可以愉快地插话，但无法继续说完，只能无助地专心倾听。我不知道比尔是不是这样—不过他身上确实带着某种失败的历史，承受过麻烦和接受过的教训的痕迹。他也带着一种能够勇敢地接纳任何错误的选择或不成功的机会的样子。

这些是速冻豌豆和胡萝卜，艾尔弗莱达说。速冻蔬菜那时还是新生事物。

“它们比罐装的要好，”她说，“几乎和新鲜的一样好。”

接着比尔做了完整的说明。他说，它们比新鲜的还要好。颜色、味道，一切都比新鲜的好。他说人们现在真是了不起，将来通过冷冻还会做什么呢。

艾尔弗莱达向前倾斜着身体，笑着。她似乎要屏住呼吸了，仿佛他是她的孩子，没有抓住扶手就迈出了一步，或者第一次独自摇晃着骑自行车。

他们有办法给鸡注射什么东西，他告诉我们，有一种新发明，让每只鸡都一样，又肥又好吃。不必再担心有长不好的鸡了。

“比尔的专业是化学。”艾尔弗莱达说。

见我没有说什么，她又补充道：“他为古德汉姆工作。”

还是没有评论。

“是酿酒公司，”她说，“古德汉姆威士忌。”

我无话可说不是因为我没有礼貌或感到厌倦（或者说不比我那时自然而然的表现更不礼貌，也不比我料想的更厌倦），而是我不明白我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几乎任何问题都行，把一个害羞的男人拉入谈话，把他从他的抽象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成为有一定尊严的男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艾尔弗莱达带着那么强烈的、鼓励的微笑看着他。以我和男人相处的所有经验，女人听从自己的男人，希望他成为她有理由为之自豪的人，是未来才有的。我对夫妇唯一的观察是姑父姑妈们和我的父母，那些丈夫和妻子似乎有着疏离和相敬如宾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彼此依赖。

比尔继续吃着，好像没有听见提到他的职业和雇主，接着艾尔弗莱达开始询问我的课程。她仍然在微笑，但是她的微笑和刚才不同。里面有一丝不耐烦和不愉快，好像她只是在等待我快点结束我的解释，这样她就能说—她的确说了—“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去读那些东西”。

“人生苦短。”她说，“你知道，在报社我们有时会认识那样的人。英语学位。哲学学位。你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写的东西五分钱都不值。我和你说过，是吧？”她对比尔说。比尔抬头朝她顺从地笑了。

她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那么你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她问。

当时《欲望号街车》正在多伦多的剧院上演，我告诉她我和几个朋友坐火车去看剧。

艾尔弗莱达咔嗒一下把刀叉放在盘子上。

“那种垃圾。”她叫道。她的脸探过来，满是厌恶的神情。然后她仍带有敌意的不快，镇定地说着。

“你们跑那么远的路去多伦多就是去看那种垃圾。”

我们吃完了甜品，比尔趁机说能不能失陪一下。他问艾尔弗莱达，然后轻轻地点头鞠躬问我。他回到阳台，过了一小会儿我们闻到了烟斗的味道。艾尔弗莱达看着他离开，似乎忘记了我和话剧的事。她脸上浮现出一种苦恼的温柔，以至于她站起来时，我以为她要跟着他过去呢。但是她只是去拿她的烟。

她向我伸出烟盒，我拿了一根，她故意显得开心地说：“我看你还保持着我带给你的坏习惯比较好。”她也许记起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不需要一定来她家，和我作对没有意义。我不想争辩—我不在乎艾尔弗莱达对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看法。也不在乎她对其他任何事情的看法。

“我想那是你自己的事。”艾尔弗莱达说。“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接着补充道，“毕竟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凭她的语气，她的意思可能是“我得接受你现在长大的事实”，或者是“很快你就要循规蹈矩地履行责任了”。

我们起身收拾碗碟。在餐桌、案台和冰箱间狭小的空间里紧挨着，我们很快进入一种不用说话的有序与和谐，擦洗，叠放，把剩下的食物拨到小容器里存放，把水池灌满热肥皂水，迅速接过没有碰过的餐具，放到饭厅碗橱铺着粗呢的抽屉里。我们把烟灰缸拿到厨房里，偶尔一本正经地拉出一根烟来提提神。女人一起干活时会有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是否可以抽烟，或最好不抽，因为烟灰可能落到干净的餐具上，或者是否桌子上的每件东西都要刷洗，不论用没用过—结果艾尔弗莱达和我彼此一致。还有，想到洗刷完后我就可以离开，这让我觉得放松和大方。我已经说过下午要去见一个朋友。

“这些餐具很漂亮。”我说。它们是奶油色的，略带黄色，有蓝花边。

“哦—都是我母亲结婚时的餐具，”艾尔弗莱达说，“那是你祖母为我做的另一件好事。她把它们都收藏了起来，直到我可以使用的时候。珍妮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在那帮人手里用不了多久。”

珍妮。那帮人。她的继母和兄弟姐妹。

“你知道，是吧？”艾尔弗莱达问，“你知道我母亲怎么了吗？”

我当然知道。她母亲因手里拿的油灯爆炸而死掉了—就是说，油灯在她手里爆炸了，她死于烧伤—我姑妈和母亲说起过这件事。关于艾尔弗莱达的父母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艾尔弗莱达本人可说的也不多—如果不是牵扯到那场死亡。这就是她父亲离开农场的原因（总是有什么事情，不是经济上就是道德上犯了点错误）。对待煤油要万分小心，有电真是太幸运了，不论花费多少。无论如何，对于艾尔弗莱达那个年纪的孩子，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如果不是雷雨，她就不会在下午点煤油灯了。

她活过了当天晚上，第二天白天和晚上。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对她来说会更好些。

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年，他们的街道通了水电，不需要再用煤油灯了。

姑妈们和我母亲对任何事很少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她们对这件事感觉一致。无论何时提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名字，语气里的感情都一样。这个故事仿佛是她们可怕的财富，我们的家族独有，别人没有权利要求的一种永不能放手的殊荣。听她们谈论总是让我感觉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密谋在暗自进行，一种对无论是恐怖还是灾难的深情触碰。她们的声音像蠕虫在我身体里蜿蜒滑行。

依我的经验来看，男人们不是这样。男人们尽可能迅速地回避可怕的事情，一旦过去就表现出再提起或思考它们是没有用的样子。他们不想让自己不安，也不想令他人不安。

所以我认为，如果艾尔弗莱达要谈论这个，我未婚夫没来就是件好事。最好不要让他听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事，不要让他发现我母亲、我们家亲戚的事情，或许还有一定程度的贫困。他欣赏歌剧和劳伦斯·奥利弗演的《哈姆雷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没有机会看到悲剧—悲剧的惨烈。他的父母健康、标致、富有（尽管他说他们很无聊），他似乎不必了解任何在没有阳光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生活中的失败—失去机会、健康和财富—对他来说都是疏忽，他对我的坚决支持还没有到对我乱七八糟家庭背景也宽容的地步。

“在医院里，他们不让我进去看她。”艾尔弗莱达说，至少她是用正常语调在说，没有任何特殊的虔诚，或油滑的兴奋。“是啊，如果我是他们，很可能也不会让我进去，我不知道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可能都捆成木乃伊了。如果没有，也应该是那样了。我当时不在家，我在学校。天非常黑，老师开了灯—我们学校有电灯—我们要等雷雨结束。莉莉姨妈—就是你祖母—来把我接到她家。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我以为她已经说完了，但是过了片刻，她继续说，声音好像轻松了一些，好像准备大笑似的。

“我疯狂地大叫，嚷着要见母亲。我不停地叫嚷着，最后他们无法让我停下来，你祖母就说：‘你最好还是别见她。如果你知道她现在的样子，你不会愿意见她的。你不会愿意记住她这个样子。’”

“但是你猜我说什么？我记得是这么说的。我说，但是她想要见我。她想要见我。”

然后她真的笑了，或是发出含糊轻蔑的哼声。

“我一定在想我是重要人物，是不是？她想要见我。”

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刚听到这些，就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仿佛一个陷阱被啪地关闭了，让这些话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不太清楚它们对我有什么用。我只知道它们是如何瞬间震撼了我，让我解脱，呼吸一种不同的空气，只为我准备的空气—

她想要见我。

里面有这句话的故事，我很多年后才能写出来。那时，想到是谁先把这个主意放进我头脑里的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我谢了艾尔弗莱达，说我要走了。她去叫比尔和我道别，但是回来报告说他已经睡着了。

“等他醒了一定会后悔得要踢自己的。”她说，“他见到你很开心。”

她摘下围裙，陪我一直走下外面的楼梯。楼梯下面是一条通向人行道的沙土路。沙石在我们脚下嘎吱作响，她穿着家居的薄底鞋蹒跚地走着。

“啊！老天爷呀。”她叫道，抓住我的肩膀。

“你父亲好吗？”她问。

“他很好。”

“他辛苦了。”

我说：“没办法。”

“哦，我知道。那你母亲呢？”

“她还是老样子。”

她转身朝商店窗子走去。

“你想会有谁买这些垃圾呢？看看那个蜂蜜桶。你父亲和我以前带午餐回学校用的就是那种小提桶。”

“我也是。”我说。

“真的吗？”她捏捏我的手，“告诉你的家人我很惦记他们，好吗？”

艾尔弗莱达没有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怀疑是不是她不想见到我。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公开表示对我有意见；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是父亲知道。我回家看他时，得知艾尔弗莱达住得不远—在祖母的房子里，事实上，她继承了那座房产—我提议说我们去看她。那是在我两次婚姻中间的混乱期，我情绪高涨，刚刚解脱出来，能够和我愿意的任何人联络。

父亲说：“呵， 你知道，艾尔弗莱达有点儿不开心。”

他现在管她叫艾尔弗莱达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起初我甚至想不到她会为什么伤心。父亲被迫提醒我几年前发表的那个故事。想到艾尔弗莱达会反对现在和她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我感到惊讶，甚至不耐烦，还有点儿气愤。

“那根本不是她，”我对父亲说，“我改了，我甚至没有想到她。那是一个故事人物。谁都看得出来。”

但事实上还是关于一个爆炸的煤油灯，裹尸布里的母亲，失去亲人的坚强孩子的故事。

“唉。”父亲叹息道。大体上他对我成为作家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对我所谓的故事人物还是有所保留。关于我为了个人原因终结婚姻—也就是，放纵—我为自己做的有力辩护—或许就像他本应该说的，是逃避责任。他没有这样说—这不是他该管的事了。

我问他为什么艾尔弗莱达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说：“一封信。”

一封信，但是他们住得并不远。想到要他忍受本来要我承担的疏忽甚至过失，我的确感到难过。还有就是，他和艾尔弗莱达现在似乎关系正常了。我想知道他放下了什么。他觉得要在艾尔弗莱达面前为我辩护吗，就像他要在其他人面前为我的作品辩护？他现在愿意这样做，尽管那对他从来都不容易。在他艰难的辩护中，他也许说了些刺耳的话。

因为我，给他带来了特别的困难。

我一回到家就存在着危险。那是通过他人的眼睛而非我自己的来看待我的生活的危险。看着词语像铁丝网一样不断增加，错综复杂、令人迷惑、使人不安—与丰富的产品、食物、花朵、编织的衣服，与其他女人的家庭生活背道而驰。越来越难说它到底值不值得。

也许我的麻烦是值得的，但是别人的呢？

父亲说过艾尔弗莱达现在一个人生活了。我问他比尔怎么样了。他说那些事情不归他管。但是他相信一定是尽力挽回过。

“比尔？怎么了？因为谁？”

“我觉得他有一个妻子。”

“我在艾尔弗莱达那儿见过他，我挺喜欢他的。”

“人们都喜欢他。女人都喜欢他。”

我必须认为他们的决裂与我无关。我继母曾经鼓励父亲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去打保龄球，定期去提姆霍顿家和其他夫妇一起喝咖啡、吃炸面包圈。嫁给父亲之前她独居了很长时间，她以前的很多朋友成了父亲的新朋友。他和艾尔弗莱达之间的事可能就是变化之一。对过去关系的厌倦，在我的生活中我自己非常理解，但是我不希望它发生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像我说过的，尤其是家里人的生活中。

继母比父亲去世得略早些。在幸福而短暂的婚姻后，他们被分别送往不同的墓地，躺在自己更麻烦的前任伴侣旁边。在他们还都健在的时候，艾尔弗莱达搬回了城里。她没有把房子卖掉，只是离开，把它留在那儿。父亲写信说：“那样做是很可笑的。”

父亲葬礼上来了很多人，很多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女人走过墓地的草坪，来和我说话—我起初还以为是我继母的朋友。然后我看到她只是比我大了几岁。矮胖的身材，灰金色鬈发，花色图案的夹克让她显老。

“我从你的照片上认出你，”她说，“艾尔弗莱达过去总是拿你炫耀。”

我说：“艾尔弗莱达没有去世呀？”

“没有。她还在。”女人说，接着告诉我艾尔弗莱达在多伦多北部一个镇上的疗养院里。

“我带她去的，这样就能照看她。”

现在容易看出—即使凭她的声音—她和我是一代人，我想到她可能是那个家族的人，艾尔弗莱达的同父异母妹妹，出生时艾尔弗莱达差不多已经长大了。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当然和艾尔弗莱达不同姓—她一定是结婚了。我不记得艾尔弗莱达提到她家里那边任何人的名字。

我问她艾尔弗莱达怎么样。女人说她的眼睛不好，基本失明了。肾脏也有严重问题，一周要透析两次。

“除了那些—？”她说着，笑起来。我想，对了，一定是她妹妹，因为我可以从那鲁莽、颤抖的笑声中听到类似艾尔弗莱达的声音。

“所以她不能出门。”她说，“不然我就带她来了。她还从这里订报纸，我有时读给她听。我就是在那里看到你父亲去世的消息的。”

我冲动地想，我是否应该去疗养院看她。葬礼的情绪—父亲寿终正寝在我心里涌起一种温暖、安慰、平缓的感觉，也激发了去看她的想法。但是很难实现，我丈夫—第二任丈夫—和我只在这里待两天就要飞去欧洲度假，而且我们的旅行已经推迟了。

“我不知道你去有什么收获。”女人说，“她有时好，有时不好。我甚至想她是不是故意的。比如，她会坐在那里一整天，不论别人对她说什么，她的话都一样。精力旺盛，准备恋爱。她整天就说这一句话。精力旺盛，准备恋爱。她能让人发疯。然后有些天她又能正常回答问题。”

又是那种声音和笑—这次是半隐半现—让我想起艾尔弗莱达，于是我说：“你知道我一定见过你，我记得有一次，艾尔弗莱达的继母和父亲顺路到家里来，或者只有她父亲和几个孩子—”

“噢，那不是我。”女人说，“你以为我是她妹妹格罗丽？我看起来一定很老。”

我开始说我认不太清她，这是真的。十月的下午，太阳很低，阳光直射进我的眼睛里。女人背对着太阳，所以很难看清楚她的特征或表情。

她紧张而傲慢地抖动肩膀。她说：“艾尔弗莱达是我的亲生母亲。”

哦。是母亲。

接着她向我讲了那个一定是她经常讲的故事，不是太详细，因为那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事件，还有她独自开始的一次冒险。她被安大略东部一个家庭收养；他们是她唯一知道的家人（“我很爱他们”），然后她结婚，有了孩子，在孩子长大前她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事情不是太容易，因为过去保管记录的方法和保密性都不完善（“她怀了我的事保护得十分严密”），但是几年前她找到了艾尔弗莱达。

“刚好及时。”她说，“我的意思是，需要有人来照顾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

我说：“我一直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的。我认为过去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警告你，当你开始寻找时，你的出现会让人们震惊。老人是沉重的负担。不过，我想她不会介意。早些时候也许会。”

她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这不难理解。如果你有什么会让人吃惊的事情要告诉别人，你说了之后的确引起了震动，就要有一个恢复力量的时间。这次的情况震动如此彻底，她甚至感觉需要道歉。

“对不起，我一直讲我自己的事，没有对你父亲表示哀悼。”

我谢了她。

“艾尔弗莱达告诉我，你父亲和她有一天放学回家的事，是在高中。他们不能始终一起走，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会遭到可怕的嘲笑。如果他先出来，他会在镇外的岔路上等，如果她先出来，同样也会等他。有一天他们一起走着，听见所有的钟开始响，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说过那个故事。

“只是我原来以为他们还都是小孩子。”

“如果是小孩子，怎么能从高中回家？”

我说我以为他们是在田野里玩耍。“我父亲的狗和他们一起。它叫迈克。”

“也许他们是有狗。也许狗是去接他们呢。我相信她给我讲的时候没有糊涂。她对和你父亲有关的事记得特别清楚。”

现在我意识到两件事情。首先，父亲出生在1902年，艾尔弗莱达也差不多。所以从高中走回家比在田野里玩的可能性更大，很奇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也许他们是说过在田野，是穿过田野走回家。也许他们从未说过是在“玩耍”。

还有，刚才对这个女人抱歉和友好的感觉，没有恶意的感觉现在都消失了。

我说：“事情会改变的。”

“没错，”女人说，“人们颠倒事实。你想知道她说了你什么话吗？”

现在。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什么？”

“她说你很聪明，但是不像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迫使自己继续注视着这张背光的、黑暗的脸。

聪明，太聪明了，不够聪明。

我说：“就是这些？”

“她说你冷冰冰的。这可是她说的。我对你没有恶意。”

那个星期天，在艾尔弗莱达家吃过午饭，我开始一路步行回我的寄宿公寓。如果来回都是步行，我想我会走上十英里，应该能消化掉我吃的东西了。我感觉太饱了，不仅是因为食物，还有我在房子里的所见所感。拥挤的老式家具。比尔的沉默。艾尔弗莱达的爱意，像矿泥一样顽强固执，不合时宜和不可救药—在我看来—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年龄。

走了一会儿，我的胃没那么沉重了。我发誓二十四小时内不再吃东西了。我在四四方方的小城街道上朝着西北走啊走。星期天下午，除了主要的干道，没有什么车辆。有时我走的路线恰巧和公交车在这几个街区的路线一样。驶过的公交车上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多么幸运。

我说谎了，我不是要见朋友。我的朋友大多回家了。我的未婚夫要第二天才回来—他去科堡看他的父母，我从渥太华回家途中经过那里。我回到寄宿公寓时不会有人在—我不必费心地和任何人讲话或听人讲话。我无事可做。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看见一间药店开着。我进去喝了杯咖啡。是加热的，什么都没放，很苦—味道像药一样，正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感到解脱了，现在开始感到幸福了。独自一人的幸福。看着下午炎热的阳光照在人行道上，树枝开始发芽，投下稀疏的影子。听见从商店后传来的球赛的声音，是给我端咖啡的男人在听收音机。我没有想到我要写艾尔弗莱达的故事—而是想到我要做的工作，更像是从空中抓物，而不是构造故事。人群的喧嚣像沉重的心跳一样传过来，充满悲哀。可爱的正常声波，夹杂着遥远的、几乎非人性的赞同和惋惜。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要关注的，我的生活就是要像这样。

慰藉

尼娜一下午都在高中的球场上打网球。刘易斯从学校离职后，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过球场了，但那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了。她朋友玛格丽特说服她再去打球—玛格丽特也是一个退休教师，她的离开是常规和正式的，不像刘易斯。

“可以的时候最好多出来活动活动。”

刘易斯出事的时候，玛格丽特已经走了。她从苏格兰写信支持他。但是她是这么有广泛同情心的人，富于坦率的理解和深厚的友情，她的信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少分量。起作用的更多的是玛格丽特的善良用心。

“刘易斯怎么样了？”尼娜那天下午开车送她回家时，她问道。

尼娜说：“沿边走走。”

太阳已经沉到湖的边缘。一些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闪着金光，但是夏天下午的温热已经迅速消逝。玛格丽特房前的灌木丛都用麻袋布条扎起来，像木乃伊一样。

一天的这个时刻总让尼娜想起放学后她和刘易斯在晚饭前的散步。天黑下来，必要的短时间散步，沿着城外小路和旧铁路的路堤。散步虽短，但是充满细致的观察，说出的或没有说出的，她从刘易斯那里了解或吸收到很多东西。虫子，蛆，蜗牛，苔藓，沟渠里的芦苇和草丛中的杂乱鬃毛，动物脚印，蛇果，酸莓—混淆每天都澄清一点。每天向冬天迈进新的一步，日甚一日的贫瘠与衰败。

尼娜和刘易斯住的房子是1840年代建造的，房子靠近人行道是那时候的风格。在客厅或饭厅，你不但可以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还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尼娜希望刘易斯能够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

她吹着口哨走进屋门，尽量吹得好一些。看，凯旋的英雄回来了。

“我赢了。我赢了。人呢？”

当她还在外面的时候，刘易斯已经不行了。事实上，他一直想自杀。床头柜上放着四个小塑料包，衬着锡纸。每个里面有两片烈性止痛药。另外两包放在旁边，没有动过，白色的胶囊还在塑料盖里。后来，当尼娜捡起这些，她看见其中一个的锡纸上有一点痕迹，好像他刚开始用指甲挖进去，就放弃了，仿佛确定他已经吃的够多了，或者是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喝水的杯子差不多空了。水没有洒出来。

他们曾经谈论过这件事。计划达成了一致，但总是像一件在将来才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尼娜设想那时她会在场，而且会有某种正式的仪式。音乐。枕头摆好，拉过来一把椅子，这样她就可以拉着他的手。有两件事情她没有想到—他特别不喜欢仪式，这种合作的负担会落在她身上。问题提出来了，意见交换过了，她的风险仅在于作为行动一方。

他这样做是尽量不给她留下需要掩饰的地方。

她寻找便条。她认为上面会写什么呢？她不需要指示。她当然也不需要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便条告诉不了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为什么这么快？这个问题，也是她自己可以弄清楚的。他们谈论过—或者说是他谈过—忍受无助、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极限，还有意识到那个极限的重要性，而不是省略过去。宁可早点，而不是晚点。

同样，他似乎没有什么还没有对她说的话了。她先查看了地板，觉得当他最后一次放下杯子时，有可能用睡衣袖子把便条从床头柜拂到了地上，或者他会特别小心尽量避免这样—她又检查了台灯底下。然后是桌子的抽屉。他的拖鞋下面和里面。她拿起他最近看的书，抖抖书页，那是一本古生物学的书，她认为，是关于所谓坎博里安多元生命爆炸的。

那里什么都没有。

她开始迅速翻看床上用品。她撤掉羽绒被，然后是床单。他躺在那里，穿着几星期前她给他买的深蓝色丝绸睡衣。他抱怨过冷—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床上感觉过冷—所以她出去买了商店里最贵的睡衣，因为丝绸又轻又暖，因为她看见的所有其他睡衣—它们的带子，它们散发着或古怪或顽皮的气质—让她想到老人，或滑稽剧里的丈夫，失意的洗牌者。它们几乎和床单一样颜色，只向她露出他身体的很少的部分。脚，脚踝，胫。手，手腕，脖子，头。他侧身躺着，背对着她。决心要找到便条，她移动着枕头，从他的头下拖出来。

没有。没有。

从枕头挪到床垫上时，他的头发出某种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大得多。就是那样，像铺展的床单一样明显，似乎在对她说她的寻找是徒劳的。

药片可能是让他睡着了，秘密中止了他身体器官和组织的运行，所以没有死不瞑目，没有面目扭曲。他的嘴微微张开，但是很干。最后这几个月他变了很多—到现在她才真正感觉到。当他睁着眼睛时，甚至他在睡觉时，他的一些努力让人们觉得损伤是暂时的—一个有活力的六十二岁的男人还在那里，在他发蓝的皮肤皱褶下，对疾病的冷漠警惕下，总是蕴涵着积极向上的潜能。从来不是骨骼的结构让他的脸呈现出凶猛生动的特点—而是深陷的眼睛、抽搐的嘴与随和的表情，迅速变化的皱纹影响了他表现嘲弄、怀疑、有讽刺意味的耐心和痛苦的厌恶的全部才能。课堂全部曲目—而且并不总是局限于此。

没了。都没了。现在，在死亡后的几小时之内（一定是她一离开他就开始行动了，不想冒险等她回来时自杀还没有完成），现在，很显然虚损和颓废终于胜出，他的脸深深地萎缩了。它被死亡盖上了封印，疏离，衰老，稚气—也许就像出生时已死的婴儿。

疾病有三种发作形式。一种是在手和胳膊上。手指麻木笨拙，很难或根本无法握拳。或者可能是腿先变得虚弱，脚开始踉踉跄跄，很快无法抬起上台阶，甚至迈上地毯的边缘。第三种，很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种，是对咽喉和舌头的侵害。吞咽成了靠不住的、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戏剧，讲话成了烦人的音节滞涩的语流。常常是控制肌肉受到了损坏，一开始听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心脏和大脑没有故障，不会发出有问题的信号，也没有恶性的人格错位。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最好的是智力，还像从前一样活跃，强大。大脑忙于调节外部的失灵，合计错误和消耗。这不是比其他状况还要好吗？

当然，刘易斯说过。不过那只是让你采取行动的机会。

他的问题是从腿部肌肉开始的。他报名参加了一个老年人健身班（尽管他不喜欢这样做），看看是否能加强些肌肉力量。头一两个星期他觉得是奏效的。但随后腿就变得像铅一样重，总是拖沓和绊倒，不久，诊断出来了。他们刚了解到足够的真相时就开始谈论料理后事的问题。夏天开始的时候，他拄双拐走路。到了夏末，他就根本走不了路了。不过手还可以翻动书页，还能很困难地拿叉子、勺子和笔。对尼娜来说，他的讲话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来的客人听不清楚。他还是决定不见客了。他的饮食也变了，为了让吞咽更容易一些，有时一连好几天都能顺利度过。

尼娜询问过轮椅的事。他不反对。他们不再谈论那个全面瘫痪。她甚至想，是否他们—或他—会进入一种她曾在书上读到过的阶段，处于致命疾病中期的人们会发生的一种改变。乐观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不是理应如此，而是整个经历已经成为现实而非空想，应对的办法早有定数，并非无稽之谈。

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活在当下。抓住今天。

这种心境似乎和刘易斯的性格不符。尼娜没想到他能这么最为有效地自我欺骗。但是她也从来没想到他会被身体垮掉而击败。现在，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其他的就不会发生吗？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不是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吗？隐秘的希望，突然的转机，狡猾的交易？

没有。

她拿起床头电话簿，寻找“殡仪员”，这个词当然是不会出现的。“葬礼指挥”。她总是和他一样对此类事情感到愤怒。殡仪员，看在上帝的分上，殡仪员有什么不妥的吗？她转头看着他，发现自己就这样把他留在那里，无助地暴露着。拨号码前她又重新盖上床单和羽绒被。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问她，有没有医生在场，医生还没有到吗？

“他不需要医生。我进来时他已经死了。”

“是什么时候？”

“我不清楚—大概二十分钟前吧。”

“你发现他死了？那么—你的医生是谁？我打电话叫他过去。”

尼娜和刘易斯正式讨论自杀的时候，她记得，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这件事要保密还是公开。某种程度上，她确信他想公开。他想让人们知道，他这样处理自己的问题是可敬的和明智的。另一方面他也许不想曝光。他不想让任何人觉得，这是丢了工作的结果，他和学校的斗争失败了。让人们以为他是因为那个失败而屈服于此的—这会使他大发雷霆的。

她把床头柜上的药包，满的和空的，都找了出来，冲下了马桶。

殡仪人员带来的都是本地人，又高又壮的小伙子，有他原来的学生，无法掩饰的紧张与难堪。医生也很年轻，是个陌生人—刘易斯的医生去希腊度假了。

“那也算是有福了。”医生充分了解到事实后说。听到他这么公开地认可，她有点吃惊，她认为刘易斯如果能听见，会从这话里捕捉到一点讨厌的宗教意味。医生接下来的话不那么让人吃惊了。

“你想和什么人谈谈吗？我们现在正好有人可以，你知道，帮助人们缓解情绪，理清思绪。”

“不用，不用了。谢谢。我没事。”

“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要给朋友打电话吗？”

“噢，是的，要的。”

“你现在想给什么人打电话吗？”

“是的。”尼娜说。她在撒谎。医生、年轻的抬尸者和刘易斯刚刚离开房间—刘易斯像家具一样被包裹着，防止磕碰—她就得继续她的搜查。现在局限于床周围似乎是愚蠢的。她翻遍了自己挂在卧室门背后的睡衣。这是绝好的地点，每天早上她都穿着它急赶着去弄咖啡，她总是能在口袋里掏到舒洁牌纸巾和口红。除了这，他也许还会从床上起来，穿过房间—没有她搀扶，他已经几个星期没迈过一步了。

但是为什么便条要昨天就写好和放好呢？几星期前就写好藏起来不也是很可能的吗，尤其是他不清楚自己写字能力的衰退程度？如果情况是那样，那就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在她的抽屉里—她现在正在翻。或者香槟酒瓶下面，那是她买来给他庆祝生日的，放在橱柜上，提醒他还有两个星期了—或者在这些天她翻过的书页间。实际上他不久前问过她：“你现在自己读什么书呢？”他的意思是除了读给他听的书—南希·弗里德里奇写的《伟大的弗里德里奇》。她选择给他读戏说历史类的书—他受不了小说—科学书留着他自己读。她告诉他：“只是一些日本小说。”边说边举起书。现在她正把别的书拨开，寻找那本书，把它倒置地握着，摇晃书页。每本被她推开的书都受到同样对待。她习惯坐在上面的椅子垫被抛到了地上，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最后沙发上的所有垫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咖啡豆被从罐子里摇出来，以防他反常地在那里藏了告别信。

她不需要什么人在她身边，监督她的搜查—尤其是灯全都开着，窗帘也没拉下来。没有人提醒她要控制自己。天已经黑了一会儿了，她想起来应该吃些东西了。她也许可以打电话给玛格丽特。但是没有。她起身去拉上窗帘，结果却把灯关了。

尼娜身高六英尺多一点儿。早在她十几岁时，体育老师、辅导员、关心她的她母亲的朋友，都催促她改掉驼背的坏习惯。她尽量去做了，但即便是现在，每当她看自己的照片时，总会悲伤地看到自己是多么柔顺—肩膀缩到一起，头歪向一边，整个就像一个微笑的服务员。年轻的时候她习惯了别人给她安排见面，朋友把她和高个子男人拉到一起。好像男人的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了—如果他是六英尺多高的话，就一定能和尼娜般配。男人经常对此感到郁闷—毕竟，高个子男人是有挑选余地的—而尼娜还是照样驼背，微笑着，陷于尴尬之中。

至少，她父母对她的态度让她意识到她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让她感觉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掌握。他们都是医生，住在密歇根的一个小城。尼娜大学毕业后和他们一起住。她在当地的中学教拉丁语。假期她和大学的朋友去欧洲旅行，那时他们还没有让结婚和再婚耗去钱财，也许将来也不会。在开贡徒步旅行时，他们遇到一群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临时的嬉皮士，他们的领队就是刘易斯。他比其他人大几岁，与其说是嬉皮士，不如说是经验丰富的漫游者，在出现争端和困难的时候一定是找他处理的。他不是特别高—比尼娜矮了三四英寸。尽管这样，他总是和她在一起，说服她改变行程，和他一起去—他开心地离开了队伍，让他们自行其是了。

结果他厌烦了流浪，还有他在新西兰拿到了正规的生物学学位和教育证书。尼娜跟他说起加拿大休伦湖东岸的小城，她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看望亲戚。她描述了街道两边的高大树木，朴素的旧房子，湖上的落日—一个他们共同生活的绝佳之处，因为国籍属于联邦成员国之一，刘易斯很容易在那里找到工作。他们的确都找到了工作，两个人都在中学—虽然几年后，拉丁语课程被废止时，尼娜就不干了。她本来可以再进修，准备教别的课程，但是她对于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暗自开心，而且不需要像刘易斯一样做同样的工作。他人格的力量，多变的教学风格，让他同时赢得了朋友和敌人，而她可以休息一下，脱离是非之地。

他们很晚才生了一个小孩。她认为是两个人都有点儿自负—他们不喜欢让自己深陷在有些滑稽、失去个性的爸爸妈妈的事务中。他们两个人—尤其是刘易斯—因为不像其他成人那样围着家庭转而受到学生的崇拜。身心上都更精力旺盛，更复杂和生动，能够从生活中受益。

她加入了一个合唱团。演唱会大多是在教堂举行，就是那时她才意识到刘易斯是多么不喜欢这种地方。她争辩说是因为经常没有其他合适的场地，而且并不意味着音乐是宗教性的（尽管演奏的音乐是《救世主》时就很难争辩了）。她说他太落伍了，现在的宗教不会有什么害处。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他们不得不赶紧把窗子都关上，以便在夏天炎热的傍晚，人行道上的行人不会听到他们提高的嗓门了。

这样的争执很是吓人，不但表现出他对敌人有多么警觉，而且她也不会放弃争论，于是争执就升级成了愤怒的争吵。两个人互不相让，苦苦地坚持各自的原则。

难道你不能容忍和你不一样的人吗，这件事有什么重要呢？

如果这不重要，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空气因为厌恶变得浓重浑浊了。全都是因为一件从来得不到解决的事情。他们上床睡觉，互不理睬，第二天早晨无言地各行其是，整天被恐惧笼罩着—她担心他不再回家，他担心回到家她会不在家。不过他们还都算幸运。傍晚时分他们一起回来，因痛悔而面色苍白，因为爱而颤抖，就像从地震中侥幸逃生的人们，一直在光秃的废墟上徘徊。

那不是最后一次。生性平和的尼娜，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正常的生活。她不能和他讨论这一点—他们的和好太令人欣慰，太甜蜜，也太愚蠢。他叫她“甜心尼娜海伊娜”（谐音鬣狗），她叫他“快乐时光刘易斯”。

几年前，路边开始出现一种新路标。很久以来，那里都有鼓励皈依的标志，那些有着大大的粉红色心形和漂亮心律线的，是反对堕胎的标志。现在展现的是《创世记》的文本：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造男造女。

它们通常装饰着彩虹、玫瑰，或伊甸园美景的象征，画在那些话的旁边。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尼娜说，“毕竟还是一种改变。从‘上帝如此爱着的世界’开始的改变。”

“是神创说。”刘易斯告诉她。

“这我明白。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贴在这里所有的标志上？”

刘易斯说现在绝对有一种风潮来强化人们对《圣经》故事的笃信。

“亚当和夏娃。老套的垃圾。”

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困扰—或者他所感到的冒犯的程度，没有超过每个圣诞节不是放在教堂前而是放在市政厅草坪上的马槽。在教堂的地盘是一回事，他说，在市政厅就不同了。尼娜的贵格会教义没有非常强调亚当和夏娃，所以当她回到家，她拿出詹姆士王的《圣经》，把故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很喜欢那前六天的壮观进程—水的划分，太阳和月亮的安置，地上走兽和空中飞禽等等万物的出现。

“这太美了。”她说，“它是伟大的诗篇。人们应该读。”

他说那和地球所有角落冒出来的创世神话一样，不好也不坏，他厌倦了，讨厌听人说它有多美，还有诗歌。

“那是烟幕。”他说，“他们对诗歌没有丁点儿影响。”

尼娜笑了。“地球各个角落，”她说，“一个科学家怎么那么说话？我敢说是出自《圣经》。”

偶尔她会趁机用这个话题揶揄他一下。但是她必须小心，不能太过火。她要注意他在哪一点上会感到致命的威胁，不敬的侮辱。

有时尼娜在邮箱里会发现小册子。她不读，有段时间她以为人人都会收到这类东西，还有垃圾邮件，提供热带旅游度假和其他各种花里胡哨中大奖的信息。接着她发现，刘易斯在学校也拿到了同样的材料—他叫作“神创论者的宣传”—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或塞进他办公室的文件架里。

“孩子们可以接近我的办公桌，但究竟是谁在往我的邮箱里塞东西呀？”他对校长说。

校长说他也不清楚，他也能收到这类东西。刘易斯提到几个教师的名字，他叫他们为“秘密基督徒”，校长说不值得为此紧张，扔掉就行了。

班级里有问题。当然，问题总会有的。一定会的，刘易斯说。一个病态的小圣女或耍小聪明的笨蛋试图打破进化论。刘易斯有屡试不爽的办法对付这类情况。他对捣乱者说，如果他们想要对世界历史做出宗教性的解释，可以到旁边的镇上去读基督徒专门学校，那里会欢迎他们的。问题出现得更频繁的时候，他就补充说，有公交车到那里去，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立马收拾书过去。

“祝你们一路顺风—”他说。后来还出现过争议—关于他是真的说了“笨蛋”这个词，还是话到口边又没有说出来。可即便他实际上没有说，他也的确是冒犯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说完整时是怎么回事。

这些天学生们采取了新的方法。

“我们并不是非得坚持宗教观点，先生。我们只是奇怪你为什么不给予平等的时间。”

刘易斯卷入了争论。

“这是因为我在这里是教授你们科学而不是宗教。”

他说他是这样说的。有些人报告，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在这不是要教你们那些垃圾的。”的确，事实上，刘易斯说，经过四五次的打断，提出问题的方式会有轻微的不同（你认为听出故事的另一面会伤害我们吗？如果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那不也是一种宗教教育吗？），那个词也许会溜出口，在这样的挑衅下，他没有为之道歉。

“我碰巧是这个教室的主宰，我决定教什么。”

“我认为上帝才是主宰，先生。”

有人被驱逐出教室。家长来和校长谈话。他们也许想要和刘易斯谈，但是校长保证那种事不会发生。只是在后来，刘易斯才从办公室里多少是开玩笑的传言中听说了那些面谈。

“你不必为此担心。”校长说—他名叫保尔·吉宾斯，比刘易斯小几岁。“他们只是需要有人倾听他们。需要一点鼓励。”

“我本来要劝说他们的。” 刘易斯说。

“是啊。那不是我想的鼓励。”

“应该贴个告示。狗和家长禁止入内。”

“有一定道理，” 保尔·吉宾斯和蔼地叹息着说，“但是我想他们有自己的权利。”

当地报纸上开始出现信件。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封信，署名为“忧虑的家长”或“基督教纳税人”或“从这里可以走到哪儿？”它们书写认真，段落清晰，论说有力，仿佛都是出自一个代表之手。他们强调，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支付得起私立教会学校，但是所有家长都纳了税。因此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不受冒犯或故意摧毁他们的信仰。一些信用科学语言解释了记录被误解的过程，表面上支持进化论的发现实际上证明了《圣经》的叙述。然后是引用《圣经》的文本，预言当今错误的教育会将人引入歧途，放弃所有体面的生活原则。

语气会及时改变，变得愤慨。反基督代理人掌握了政府和学校。撒旦的魔爪伸向孩子的灵魂，他们实际上被迫在考试中不断重复遭天谴的教条。

“撒旦和反基督者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他们是一体的？”尼娜问，“贵格教对此不是太严格。”

刘易斯说，如果她不把这一切当儿戏，他能坚持下去。

“对不起，”她严肃地说，“你认为是谁写的，是牧师吗？”

他说不是，那样应该会比这更有条理。精心策划的宣传造势，某个中心办公室，提供从本地地址发出的信件。他怀疑是否有一些是从这里，在他的教室里开始的。一切都是有计划的，以学校为攻击目标，很可能有希望激起公众同情心的地方。

“那么。不是个人行为了？”

“这不能让我感到安慰。”

“不是吗？我以为是呢。”

有人在刘易斯的车上写了“地狱之火”四字。不是用喷漆写的—只是手指留在灰尘上的痕迹。

他的高年级班开始遭到一小部分学生的联合抵制，他们坐在外面的地板上，手持着父母的便条。刘易斯开始讲课时，他们就唱歌。

所有明亮美丽的事物

所有伟大渺小的生灵

所有智慧美妙的事物

都是上帝所造—

校长实行了一条规定，不准坐在走廊的地板上，但是没有命令他们回教室。他们不得不去体育馆的储物室，在那里继续唱歌—他们还准备了其他的圣歌。他们的声音和体育老师刺耳的指令声，以及在体育馆地上跺脚的声音，不和谐地混杂在一起。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张请愿书出现在校长的桌子上，同时还有副本送到了本地报社。不但有家长的签名，还有来自镇上不同的教堂团体，大多是来自基要主义教堂，也有的来自英国国教及长老会教堂。

请愿书上没有提到“地狱之火”的事，也没有提到撒旦或反基督者。它仅仅要求给《圣经》的神创论以平等的时间，作为一个选择予以尊重。

“我们签名的人认为上帝被忽略得太久了。”

“简直是废话，”刘易斯说，“他们不相信平等的时间—他们不相信选择。他们是绝对论者。法西斯主义者。”

保罗·吉宾斯来过刘易斯和尼娜的房子。他不想在有可能被偷听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一个秘书是礼拜堂的成员。）他不太奢望说服刘易斯，但是他必须试一下。

“他们把我逼到枪口上了。”他说。

“解雇我，”刘易斯说，“雇用一个愚蠢的神创论的家伙。”

这狗娘养的很开心嘛，保罗想。但是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些天他做得最多的就是控制自己。

“我过来不是要谈论那件事的。我的意思是很多人认为这群人有道理。包括董事会的人。”

“让他们开心开心。炒掉我。让亚当和夏娃进场。”

尼娜给他们端来了咖啡。保罗说了声谢谢，试图捉住她的眼神，看看她对这件事的态度。但是没有用。

“是的，当然。”他说，“我想做也不能那样做。况且我也不想那样。工会会追着我。我们会在全省出名的，甚至可能会发生罢工，我们得考虑考虑孩子们。”

你以为那可以让刘易斯动心—考虑考虑孩子们。但是他像平时一样考虑自己。

“让亚当和夏娃进场。无论有没有无花果树叶。”

“我所想要的就是一个小演讲，表明这是不同的解释，一些人相信一件事，而另一些人相信另一件事。把《创世记》故事压缩到十五或二十分钟。大声朗读。只不过要带着尊敬的态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人们感觉被忽视了。人们不喜欢被忽视的感觉。”

刘易斯沉默地坐了很久，足够让保罗，也许还有尼娜—产生希望，谁知道呢？—但结果是，这么长的停顿只是个策略，让这个极不公正的提议落空。

“怎么样？”保罗小心地问。

“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把整本《创世记》都大声朗读出来，然后宣布，那是自我夸大和从别的更好的文化借鉴来的神学概念的大杂烩—”

“神话，”尼娜说，“毕竟神话不是真实的，只是—”

保罗觉得听她说没有太大意义。刘易斯不是。

刘易斯写信给报社。第一部分是温和而博学的，描述了大陆漂移，海洋的开口和闭口，生命不详的开始。古微生物，没有鱼的海洋和没有鸟类的天空。繁荣和毁灭，两栖类、爬行类和恐龙时期；气候的变迁，最早的肮脏的小哺乳动物。反复的试验，灵长目动物迟到的渺茫未来，类人后脚直立行走，明白火的用途，削尖石器，划分领地，最后是近期的飞跃，建造船只，金字塔和坟墓，创造语言和诸神，献祭和彼此谋杀。为他们的上帝是耶和华还是克里希纳（这里语言激烈起来）而争斗，或者为是否可以吃猪肉，跪下，对着天空的怪老头号叫着祷告，他对谁在战争和足球赛中获胜很有兴趣。最后，不可思议地，弄清了一些事情，开始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宇宙，决定最好扔掉得来不易的知识，把怪老头带回来，再次强迫每个人下跪，接受教诲，相信古老的废话，当我们还在上面时为什么不恢复地平学说呢？

您忠实的，刘易斯·施皮尔斯。

报纸的编辑不是本地人，刚从新闻学校毕业。他对骚动很满意，继续发表那些回应（“上帝不是伪造的”，后面有礼拜堂每个成员的签名，“作者让辩论变得低俗了”，来自宽容而悲哀的联合教堂牧师，被“废话”和“怪老头”冒犯了），直到报纸出版人说明这种争吵是老套的，不合时宜，而且令广告商灰心。快点了结吧，他说。

刘易斯又写了一封信，这封是辞职信。保罗说，它被遗憾地接受—他的话也出现在报纸上—原因是身体欠佳。

原因是真的，尽管不是刘易斯自己愿意公开的理由。有好几个星期，他感到腿部无力。当他需要在课堂里站着的时候，他就来回走动。他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渴望能坐下来。他始终没有放弃，但有时他不得不抓住椅子靠背，仿佛是为了强调。有时他说不清自己的脚在哪里，它们失去了知觉。如果有地毯，他可能被最小的皱褶绊倒，甚至在没有地毯的教室里，一小块掉在地上的粉笔，一支铅笔，都可能意味着灾难。

这种疾病让他很暴躁，他认为是身心失调。他在班上或任何人群面前从来都不紧张。在神经病专科医生的办公室，当他拿到了确诊书，他首先感到的—他这样告诉尼娜—是一种荒谬的解脱之感。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他说。他们都开始大笑起来。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但是我只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他们大笑着，沿着寂静的、铺着长毛绒的走廊跌跌绊绊，进到电梯里，人们吃惊地盯着他们—在这种地方，大笑是最不合常理的。

湖滨殡仪馆是金色砖砌的宽敞的新建筑—新到周围的土地还没有种上草坪和灌木。除了招牌，你也许会认为它是一座内科门诊，或政府办公楼。湖滨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它面向湖水，而是殡仪事务承办人姓氏的巧妙组合—布鲁斯·肖。一些人认为这毫无品位。当这项生意在镇上一间维多利亚式大房子开始运作时，它属于布鲁斯的父亲，那时的名字只是简单的肖殡仪馆。它实际上是一个住家，二楼和三楼有很多房间，给艾德和基蒂·肖及其五个孩子。

没有人住在这个新的建筑里，不过有卧室和厨房设备，还有淋浴。这是为了方便布鲁斯·肖晚上待在这里，不必开十五英里的车去乡间他和妻子养马的地方。

昨天夜里就是这样，镇北部发生了车祸。一辆满载十几岁孩子的车撞到桥墩上。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春天毕业前后，或者九月开学前几周的兴奋中—刚拿驾照的司机或根本没有驾照的司机，每个人都酩酊大醉。这样的时候，你能更多地看见新来者的命运—去年从菲律宾新来的护士们—陷在陌生的第一场雪中。

尽管如此，完全晴朗的夜晚，干燥的路面，还是有两个七十岁的人，都是从镇上来的。在那之前到的是刘易斯·施皮尔斯。布鲁斯手上满满的活儿—他必须让那些死去的孩子中看，这个工作要到深夜才完成。他给父亲打了电话。艾德和基蒂夏天还是在镇上的房子里住，没有去佛罗里达，艾德过来打理刘易斯的事情。

布鲁斯刚去跑了一圈，放松一下。当他看到施皮尔斯太太停下她那辆旧本田雅阁时，他甚至还没有吃早餐，还穿着跑步的装束。他匆匆来到会客室，为她开门。

她个子很高，瘦削，灰白头发，但是动作年轻而敏捷。她今天早上看起来不是太伤心，尽管他注意到她连外套都没穿。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刚去锻炼了一下。恐怕雪莉还没有来呢。我们对您失去亲人感到难过。”

“是的。”她说。

“我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时候，施皮尔斯先生教我科学，他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老师之一。您请坐。我知道您一定也做了些准备，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仍然是始料不及的。您想现在看看手续，还是想看看您的丈夫？”

她说：“我们只要火化就行了。”

他点头。“当然。接下来是要火化的。”

“不。他应该立刻火化。那是他的愿望。我可以拿回他的骨灰。”

“噢，我们没有那样的指令，”布鲁斯坚定地说，“我们准备了瞻仰遗容的环节。实际上他看起来不错。我想您会满意的。”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不想坐下来吗？”他说，“您安排了瞻仰，不是吗？某种悼念仪式？很多人要向施皮尔斯先生表达敬意。你知道，我们也举行没有宗教派别的其他仪式。只是有人致悼辞，而不是牧师。如果您不想那么正规，可以让人们一起表达他们的悼念。由您决定棺材开着还是关着。不过这里的人们通常是开着的。当然，去火化时，不是用同样的棺材。我们有很像样的棺材，但是会占用一部分开销。”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事实上工作已经做完，没有指示说不要做。像其他任何工作那样需要付费。更别提材料的费用。

“我只是在说，我认为您可能需要，等您有时间坐下来仔细考虑之后。我们会遵照您的意愿的—”

也许那样说太过分了。

“因为没有相反的指示，我们就先这样做了。”

外面有一辆车停下，车门关上，艾德·肖走进会客室。布鲁斯感到如释重负。他在这一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和家属这一边打交道。

艾德说：“你好，尼娜。我看见你的车了。我想我应该进来表达我的悼念之情。”

尼娜夜里是在客厅过的。她以为自己睡着了，但是睡得不踏实，一直能意识到自己在哪里—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有刘易斯—在殡仪馆。

现在她试图讲话，但是牙齿在打战。这对她来说完全是意外。

“我想要他立即火化。”她试图这样说，以为自己表现得很正常。然后，她听到，或是感觉到，她自己的喘气声和无法控制的结巴。

“我想—我—他想—”

艾德·肖拉着她的手臂，用另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布鲁斯抬起了胳膊，但没有碰她。

“我应该让她坐下的。”他哀伤地说。

“没问题，”艾德说，“你想走到我的车那儿去吗，尼娜？我们要让你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艾德摇下了车窗，把车开到镇上的老区，到了街道的尽头，转弯处俯临湖水。白天人们开车过来欣赏风景—有时吃野餐—夜晚是情人们的天下。停车的时候，艾德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想法，就和她一样。

“新鲜空气够了吗？”他说，“你出来都不穿外套，不是想感冒吧。”

她小心地说：“天开始变暖了。比如昨天。”

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坐在停着的车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从来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单独相处。

现在这样想似乎是不道德的。

“对不起，”尼娜说，“我失控了。我只是想说刘易斯—我们—他—”

又是这样。她的牙齿又开始打战了，颤抖，词不达意。可怕得令人同情。它甚至表达的不是她现在的感觉。她之前的感觉是愤怒和烦闷，因为和布鲁斯讲话—或听他讲话。现在她感觉—她以为她感觉—非常镇静和理智了。

这时，因为他们单独在一起，他没有碰她。他只是开始说，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一切的。立刻就好。我保证一切顺利。我明白。火化。

“呼吸，”他说，“吸气。保持住。现在呼气。”

“我不会有事的。”

“当然啦。”

“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打击。”他干巴巴地说。

“我不是这样。”

“看地平线。那也有帮助。”

他从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手绢？但是她不需要手绢。她没有眼泪。她只是在打战。

是一张折叠得很紧的纸。

“我帮你保存着这个。”他说，“在他的睡衣口袋里。”

她把纸放在手袋里，小心地，没有激动，仿佛那是医生的处方。然后她意识到他在对她说什么。

“他被送来的时候你在场。”

“是我处理的。布鲁斯打电话叫了我。发生了车祸，事情多得他应付不过来。”

她甚至没有问，什么车祸？她不在乎。她现在只想一个人看他的信。

睡衣口袋。她唯一遗漏的地方。她没有动他的身体。

艾德送她回来后，她开着自己的车回家。他挥手告别，刚一驶出她的视线，她就靠边停了下来。甚至一只手还在开车时，另一只手就在手袋里摸索出那张纸。她读着上面的文字，引擎开着，然后继续开车。

在她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有另一个信息。

上帝的意愿。

用粉笔写得很匆忙，细长而潦草。很容易擦掉。

刘易斯留给她的是一首诗。几段尖锐的打油诗。标题是—“创世说和达尔文的后裔们为了软弱无力的一代人的灵魂的斗争”

有一座知识的殿堂

坐落在休伦湖畔

很多目光呆滞的笨蛋来到这里

听许多讨厌的人讲课。

那些人中为首的是一个正义的家伙

经常咧嘴大笑

头脑里只有一个伟大思想的蠢人—

他们愿意听什么你就讲什么！

一年冬天，玛格丽特想组织一系列晚会，晚会上人们可以谈论—不是很详细地—任何他们知道和关心的东西。她的设想是给老师们举办—“老师们总是站着对被迷住的听众胡扯。”她说，“他们需要坐下来听别人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改变一下。”—但是后来决定，如果非教师也被邀请来会更有趣。首先，将在玛格丽特家举办一次有酒的百乐餐。

就是那样，在一个清朗寒冷的夜晚，尼娜发现自己站在玛格丽特的厨房门外。黑暗的入口处，堆着玛格丽特儿子们的外套、书包和曲棍球棍—那时他们还在家里。客厅里—尼娜听不到那里的任何声音—基蒂·肖在继续讲自己选好的话题—圣人。基蒂和艾德·肖是“真正”被邀请的人之一—他们也是玛格丽特的邻居。艾德有一天晚上发过言了，话题是关于登山的。他自己登过山，在落基山脉，但他谈得最多的是他喜欢读的危险而悲惨的探险故事。（那晚他们喝咖啡的时候，玛格丽特告诉尼娜：“我担心他会谈论尸体防腐。”尼娜咯咯地笑着说：“但那不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不是业余爱好。我想不会有很多业余爱好尸体防腐的。”）

基蒂和艾德·肖是相貌漂亮的一对。玛格丽特和尼娜都认为，如果艾德不是做这个职业的话，会是很吸引人的。长长的灵巧的手被清洗得异常苍白，让人联想，那双手曾经抚摸过哪里？曲线优美的基蒂被认为是个可爱的人—她身材矮小，胸部丰满，目光温暖，眼睛呈深褐色，声音中充满了热情的气息。对她的婚姻、孩子、季节、城镇，尤其是对她的宗教充满热情。在她所属的英国国教教堂里，像她这样的热衷者还真不多见。有人说她令人讨厌，因为她很认真，喜欢空想，特别热衷秘密仪式，比如妇女的安产感谢礼。尼娜和玛格丽特也发现很难接受她，刘易斯认为她是毒药。但是多数人都被她迷住了。

今晚她穿了暗红色的羊毛裙，戴着耳环，是一个孩子给她的圣诞礼物。她坐在沙发的一角，腿蜷曲在身子下面。只要她局限于圣人的历史和地理影响就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尼娜可以接受，她希望刘易斯觉得没有必要还击。

基蒂说她被迫省略了所有东欧的圣徒，主要集中在英伦诸岛的圣徒，尤其是康沃尔、威尔士和爱尔兰，那些有着美妙名字的凯尔特圣徒，是她最喜欢的。当她谈到治疗、奇迹时，尤其当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欢快和深信不疑时，她的耳环叮当响着，尼娜就感到忧虑。她知道人们会认为她轻浮，基蒂说，当她煮饭出现灾难时和圣徒讲话，但她真的相信圣徒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他们不是高高在上，强大有力，对灾难和困苦以及我们生活的细节不感兴趣，我们会羞于用这些来打扰宇宙中的上帝。在圣徒的帮助下，你多少会留在孩子的世界，了解一个孩子对帮助和安慰的希望。你必须成为小孩子。而且是小小的奇迹—当然是小小的奇迹帮助我们为大大的奇迹做好准备？

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问圣徒在英国国教里的地位。在基督新教中的地位。

“哦，严格来说，我不认为英国国教是新教。”基蒂说，“我不想加入。当我们在信条里说，‘我相信神圣的天主教会’，我认为它指的是整个宇宙的基督教会。我们说，‘我相信圣徒相通。’当然我们在教堂里没有雕像，尽管从个人来说，我觉得有雕像会很好。”

玛格丽特说：“要咖啡吗？”这时，大家明白晚会的正式部分结束了。但是刘易斯把椅子挪近基蒂，差不多是友善地问：“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你相信这些奇迹了？”

基蒂笑了。“完全相信。如果我不相信我就不能存在了。”

尼娜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刘易斯悄悄地展开无情的辩论了，基蒂反对快乐的信念，反对她认为魅惑人的东西和女性的善变。当然，她信仰—她自己的魅力。但是刘易斯不为所动。他想要知道，当下这些圣徒以什么形式出现？在天堂，他们会占据先前死者、善良先辈们的领地吗？他们是怎么被选定的？难道是凭经过验证、被证实的奇迹吗？你又如何证明生活在十五个世纪前的人的奇迹呢？如何证明奇迹？以面包和鱼为例，用算术。但那是真的算术，还是感知？信念？啊，是的。那么一切都归于信念。在日常生活中，在她的全部生活中，基蒂是靠着信念生活的吗？

她的确是这样。

她在任何方面都不依赖科学吗？当然不。当她的孩子们生病时，她不给他们吃药。她不关心车里的汽油，她有信念—

很多谈话围绕这些事情展开，但是因为其中的紧张和危险—基蒂的声音像电线上的鸟儿一样跳来跳去，说别这么天真，你认为我完全疯了吗？刘易斯的讽刺变得更加轻蔑和致命—整个屋子里的人一直在听着他们俩的谈话。

尼娜嘴里有股苦味儿。她去厨房给玛格丽特帮忙。她们彼此错过，玛格丽特端来了咖啡。尼娜径直穿过厨房，来到走廊里。通过后门的小窗，她瞥见没有月光的夜晚，街道边的雪堤，星星。她把发烫的脸颊靠在窗玻璃上。

厨房的门开了，她立刻挺起身来，转过头，微笑，准备说：“我正要出去看看天气。”但是当她看到关门那一刹那，艾德·肖背光的脸，她想她没有必要那样说了。他们彼此简短亲切地打了个招呼，略带歉意和婉转的笑，借此传递和理解了很多信息。

他们抛弃了基蒂和刘易斯—只是一小会儿，基蒂和刘易斯不会注意的。刘易斯不会精疲力竭的，而基蒂也会找到方法—对刘易斯同情可能就是一个办法—摆脱进退两难的境地。基蒂和刘易斯不会对此厌倦的。

艾德和尼娜就是这样感觉的吗？厌倦别人，至少厌倦争辩和轻信。厌倦从不放弃努力的个性。

他们不会这样说。他们只是说感觉累了。

艾德·肖用一只胳膊搂住尼娜。他吻了她—不是嘴唇，也不是脸颊，而是喉咙，喉咙上有激动的脉搏跳动的地方。

他要弯腰才能做到。对于大多数男人，当尼娜站直的时候，吻她这个部位是很自然的。但是他高得需要屈身，特意吻她那个暴露的、温柔的地方。

“你到外面会感冒的。”他说。

“我知道。我就进来。”

到现在为止，尼娜除了刘易斯之外没有和任何男人有过性关系。从来没有接近到那一步。

性爱。性交。很长时间她不能那样说。她说做爱。刘易斯什么都不说。他是精力充沛的、有创造力的伴侣，在身体上不忽视她。也不是不够体贴。但是他警惕任何接近多愁善感的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种东西很多。她对这种厌恶变得很敏感，几乎和他一样了。

然而，对艾德·肖在厨房门外的一吻的记忆，变成了一笔财富。合唱团每个圣诞节都会表演弥赛亚，每当艾德的男高音独唱时，那个时刻就回到她的心中。“安慰你们，我的人民”像明亮的针直刺她的喉咙。那时，仿佛她的一切都获得了承认，变得荣耀，燃烧起来。

保罗·吉宾斯没有想到尼娜会有麻烦。他一直以为她是个温和的人，有她保守的方式。不像刘易斯那样刻薄。但是很聪明。

“不，”她说，“他不愿意那样。”

“尼娜，教学是他的生命。他付出了很多。有这么多人，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有多少人，他们记得坐在他的教室里听得入迷。他们很可能对高中别的事情都记不得了，除了记得刘易斯。他有一种风度，尼娜。这是天生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刘易斯无疑就有。”

“我对那个没有疑义。”

“所以有这么多人想来和他告别。我们都需要道别。也是对他表示敬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有这些结束，就完结了。”

“是的。我听见了。完结。”

卑鄙的语调，他想。但是他没在意。“不一定要带宗教色彩。不用祷告。不用陈述。我和你一样了解他不喜欢那一套。”

“他是那样。”

“我知道。我差不多可以主持整个葬礼，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想好了哪些人可以做简单的答谢致辞。也许五六个人，最后由我总结。‘悼词’，我知道是这个词，不过我喜欢用‘答谢’—”

“刘易斯更愿意什么都不要。”

“你可以决定参与到什么程度—”

“保罗，听着。现在听我说。”

“当然。我在听。”

“如果你这样进行，我会参加。”

“那太好了。”

“刘易斯死的时候留下了—他实际上留下了一首诗。如果你这样安排，我会朗读这首诗。”

“是吗？”

“我的意思是要在那里朗读，大声读。我现在给你读一点儿。”

“好。读吧。”

“有一座知识的殿堂

坐落在休伦湖畔

很多目光呆滞的笨蛋来到这里

听许多讨厌的人讲课。”

“听起来是刘易斯的风格。”

“那些人中为首的是一个正义的家伙

经常咧嘴大笑—”

“尼娜，好了。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吗？哈勃谷家庭教师协会？”

“还有更多的。”

“我相信还有。我想你太伤心了，尼娜。如果你不是伤心过度，你不会这样的。等你感觉好些的时候，你会后悔的。”

“不会。”

“我觉得你一定会后悔的。我现在要挂了。我要去道别的。”

“哇，”玛格丽特说，“他怎么受得了那个？”

“他说他要来道别。”

“你想让我一起去吗？只是陪陪你。”

“不用了，谢谢。”

“你不想有人陪吗？”

“我想不用。暂时还不用。”

“你确信吗？你不会有事吧？”

“我很好。”

就电话中的交谈来说，她对自己真的不太满意。刘易斯曾经说过：“如果他们无聊地要安排什么悼念性的东西，你一定要阻止。那个女里女气的家伙做得到的。”所以有必要制止保罗，但是她阻止这事的方式似乎粗暴而夸张。愤怒被留给了刘易斯，报复是他的专长—她所能做到的就是引用他的话。

只凭借她过去的平和习惯，她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生活下去。失去了他，让她冷漠而无言。

天黑了一会儿之后，艾德·肖敲她家的后门。他拿着一盒骨灰和一束白玫瑰。

他先把骨灰交给她。

“啊，”她说，“已经结束了。”

她感到一丝温暖透过沉重的纸板。不是立刻而是缓缓地传过来，像是透过皮肤的血液的温度。

她要把这个放在哪儿呢？不是在餐桌上，靠近她迟了的、几乎未碰过的晚餐。搅鸡蛋和沙拉，是她晚上经常吃的搭配，当刘易斯有事晚回来，和其他老师在提姆·霍顿饭店或酒吧聚餐的时候。今晚证明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也不能放在吧台上。它像是一件笨重的杂货。地上也不行，更容易被忽略的同时也会显得是被降低到了一个低下的位置—仿佛里面装的是猫粪或花园肥料，某种不应该太接近餐具和食物的东西。

她其实想把它拿到另一个房间里，安置在没有点灯的前屋的什么地方。最好是橱柜的架子上。不过这么快就放起来也不太合适。而且，考虑到艾德·肖在看着她，她这样做可能会显得像在为轻快残忍地清除障碍而准备行动，一种庸俗的诱惑。

最后她把盒子放在低低的电话桌上。

“我本不想让你站着。”她说，“请坐。请坐下吧。”

“我打扰你的晚餐了。”

“我不想吃了。”

他手里还拿着花。她问：“那些是给我的吗？”他拿着花束的形象，他拿着骨灰盒和花束的样子，当她开门时—显得很奇特，现在她回想起来，觉得特别滑稽。这是那种她会歇斯底里地告诉别人的事情。告诉玛格丽特。她希望自己永远不会。

那些是给我的吗？

它们应该是给死者的。给死者房间摆放的。她开始寻找花瓶，然后把水壶灌满了水，说：“我正要冲点儿茶。”回身继续寻找花瓶，找到了，装上水，找到了剪刀，她需要修剪花茎，最后从他手里接过了花。然后她注意到她没有打开水壶下的炉子。她几乎控制不住了。她感觉她几乎要把花扔到地上，打碎花瓶，用手指把餐盘里凝结的一团捏碎。但是为什么？她并不是生气。正是这种疯狂的努力，让她一件一件不停地做事。现在她要把锅烧热，她要估摸放多少茶叶。

她说：“你有没有读从刘易斯口袋里拿出来的纸条？”

他摇摇头，没有看她。她知道他在说谎。他是在说谎，他在颤抖，他想要深入了解她的生活到什么程度呢？万一她崩溃了，告诉他自己感到的震惊，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不说，寒冷围绕着她的心脏—当她看到刘易斯写的文字？当她看到他写的只有那些。

“不要紧，”她说，“只是几行诗句。”

他们是没有中间地带的两个人，在礼貌和亲密之间什么都没有。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之间的平衡是因为他们彼此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是生活的真正内容—她和刘易斯的婚姻，有时粗糙和让人困惑，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另一件事的甜蜜，给人安慰的许诺，也要依赖于这些婚姻。它不可能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即使他们都是自由的。但它并不是虚无。尝试它，看着它崩溃，然后想到它一直是虚无，都是危险的。

她点上了炉子，准备加热茶壶。她说：“你真周到，我还没有感谢你呢。一定要喝杯茶。”

“那很好。”他说。

当他们在桌子旁安顿下来，倒满茶杯，备好了牛奶和糖—本来可能会惊慌失措的时刻—她却奇怪地振奋起来。

她问：“你的工作究竟是什么？”

“我做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对他做了什么，昨天晚上？通常没有人问你吗？”

“不是这样多话。”

“你介意吗？如果介意就不用回答我了。”

“我只是吃惊。我不介意。”

“我也吃惊于我会问这个。”

“那么，好吧。”他说，把茶杯放在茶垫上，“基本要做的是吸干血管和体腔，这可能会碰到问题，要看有没有结块什么的，那样就得想办法解决。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颈静脉，但有时得用心脏穿刺放液。用叫作套管针的东西把体内空腔吸干，是一条长而细的针，带着易弯曲的管子。不过，如果有尸体解剖和器官摘除，情况当然就不同了。要补进去一些东西，恢复自然的外形……”

他给她讲的时候眼睛一直小心地看着她。没有问题—她感到自己内部被唤醒的仅仅是一种寒冷和广泛的好奇心。

“这是你想要了解的吗？”

“是的。”她确定地说。

他看出一切正常。感到释然。放松，也许还有感激。他一定是习惯了人们完全回避他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就此开玩笑。

“然后注射液体，是一种甲醛、苯酚和酒精溶液，经常要加染料，用在手和脸上。大家都觉得脸重要，眼皮要做很多处理，还要用金属丝捆扎牙床。还有按摩、细致的眼睫毛以及特殊化妆。但是人们容易在乎手，希望它们柔软自然，指尖没有皱纹……”

“你做那么多工作。”

“没关系。那不是你想要的。我们大多做的只是美容装饰工作。我们更关心的是现在而不是长期保存。甚至老列宁，你知道，他们不得不经常进去重新注射，这样他就不会干掉或褪色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在继续。”

某种夸张或舒畅，与他嗓音里的严肃混合起来，让她想起了刘易斯。她想起前天晚上，刘易斯声音微弱但是满意地对她说起单细胞生物—没有细胞核，没有配对的染色体，没有别的什么—是地球三分之二的生命史中唯一的生命形式。

“现在说到古代埃及人。”艾德说，“他们认为人的灵魂继续旅行，要花三千年才能完成，然后回到身体里，身体应该保持比较好的状况。所以，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尸体保存，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同等的程度。”

没有叶绿体，也没有—线粒体。

“三千年。”她说，“然后回来。”

“对，他们是那么说的。”他说。他放下空杯，说他该回去了。

“谢谢你。”尼娜说。接着匆忙地又说道，“你相信灵魂这种东西吗？”

他站在那里，手压在餐桌上。他叹息着摇摇头说：“是的。”

他一离开，她就拿出骨灰放在汽车客座上。然后回屋去拿钥匙和外套。她把车开到镇外一英里的地方，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下了车，走上一条岔道，拿着盒子。夜晚清冷而静谧，月亮高挂在天空上。

这条路起初穿过长着香蒲的软泥地—现在香蒲已经干枯，看起来高而萧瑟。还有乳草属植物，豆荚空空的，像贝壳一样闪亮。一切在月光下都显得棱角分明。她可以闻到马的气息。是的—附近有两匹马，香蒲那边显现出马匹结实的黑色形体和农夫的栅栏。它们站着，互相摩擦着巨大的身体，看着她。

她打开盒子，把手伸进去，将冷却的骨灰扬到空中，或撒在地上—还有其他执拗的碎渣—撒在那些路边的植物中。这样做就像涉过浅水，然后把自己投进湖里，开始六月的第一次冬泳。起初是令人厌恶的震惊，接着是惊诧自己还在移动，被一股顽强的激流抬起—你生命的表面一片平静，你活着，尽管寒冷的痛苦继续侵蚀着你的身体。

荨麻

1979年夏天，我来到我的朋友夏妮在安大略省阿克斯布里奇附近的房子，走进厨房，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操作台边，在给自己弄番茄酱三明治。

我在多伦多东北部的山区中开过车，和我丈夫一起—我的第二任丈夫，不是那年夏天我离开的那个—我悠闲而执着地寻找过那所房子，试图寻找它所在的那条路，但是没有成功，很可能是拆了。在我拜访夏妮和她丈夫的几年之后，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它离他们居住的渥太华太远了，不大适合用来夏天度假。他们的孩子长到十几岁时，不愿意再去那里了。对于约翰逊（夏妮的丈夫）来说，也有太多维护工作要做，而他喜欢在周末去打打高尔夫球。

我找到了那个高尔夫球场—我认为就是那个，尽管原本歪歪扭扭的边界已经被修整一新，会所也比原先要豪华。

我小时候住在乡下，夏天的时候水井会干涸。在雨量不够的时候，每五六年就会发生一次。这些井是在地上挖的洞。我们的井比大多数的井要深，但是我们畜圈里的动物需要大量的水—父亲养银狐和水貂—所以有一天，钻井人带着壮观的设备来了，洞被加深，再深，直到有水从岩石里冒出来。从那时起，无论什么季节，无论天气有多干燥，我们都能打出纯净、清凉的水。那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水泵上挂着一只锡制的杯子，在灼热的夏天用它喝水时，我就会想到黑色的岩石，水在那里像钻石一样闪烁流动。

钻井人—有时被叫作挖井人，好像没有人为了找一个确切的称呼而操心，旧称呼更顺口些—是一个叫迈克·麦卡勒姆的人。他住在我们农场附近的镇上，但是他在那里没有房子。他住在克拉克旅店—春天就会到那里，在这一带有什么活干什么活，干完就走，然后再到别处干活。

迈克·麦卡勒姆比我父亲年轻，但是他的儿子比我大一岁零两个月。男孩和父亲一起住旅店，或寄宿在父亲工作的地方，在就近的学校就读。他也叫迈克·麦卡勒姆。

我知道他的确切年龄，因为这是孩子们要立刻证实的事，这是他们考虑是否要与之做朋友的基本条件之一。他九岁，我八岁。他的生日在四月，我的在六月。当他和他父亲来到我们家时，暑假就要来了。

他父亲开的深红色卡车总是灰头土脸的。下雨时，我和迈克就爬进驾驶室，我不记得他父亲是去我们厨房抽烟喝茶，还是站在树下，或是继续工作。雨水冲刷着驾驶室的车窗，像石头一样砸在车顶上噼啪作响。车里弥漫着男人的气味—他们的工作服和工具、烟草、肮脏的靴子、酸奶酪味的袜子，还有潮湿的长毛狗的气味，因为我们把“游侠”带来了。我对“游侠”习以为常了，习惯它到处跟着我，有时我也会无缘无故地命令它待在家里，去谷仓，别来烦我。不过迈克喜欢它，总是开心地叫着它的名字，告诉它我们的计划，当它开始它的狗狗计划，追逐土拨鼠或兔子的时候，他就在那儿等它。和他父亲一起那样生活，迈克是永远也不能有自己的狗的。

一天，“游侠”和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去追赶一只臭鼬，臭鼬转身对着它喷臭气。大人认为我和迈克难辞其咎。母亲必须停下手里的活儿，开车去镇上买了几大罐番茄汁。迈克说服“游侠”跳进浴缸，我们把番茄汁倒在它身上，彻底梳洗它的毛发，看起来就像是用血给它洗澡。要多少人才能有这么多血啊？多少匹马？多少头大象呢？

我比迈克更熟悉血和捕杀动物。我带他去看牧场的一个角落，就靠近谷仓院子的大门，我父亲在那里射杀和屠宰马匹，喂给狐狸和水貂吃。地上被踩踏得光秃秃的，留有深深的血渍，泛出铁锈一样的红色。之后我带他去了谷仓的储肉坊，马的尸体在被剁碎做成饲料前就挂在那里。储肉坊就是个用铁丝网围成的棚子，墙上黑压压地落满了苍蝇，被腐尸的气味熏得酩酊大醉。我们找来鹅卵石把它们碾死。

我们的农场不大—才九亩地，小到我可以探索它的每一寸土地，每寸土地都有不同的样子和特点，我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很容易看到铁丝棚子的特别之处，长长的苍白马尸挂在残忍的钩子上，被践踏的浸渍着血的地面，在这里，活马变成了肉食。不过还有别的东西，比如谷仓通道两边的石头，尽管没有发生过什么难忘的事情，它们对我言说的东西也不减分毫。通道的一边有一块发白的大石头，光溜溜的，突出来，统领其他的石头，所以这一边对我来说有一种扩张性和开放的气氛，我总是选择爬到这一边而不是另一边。另一边的石头颜色暗一些，挤在一起，显得低下。两边的树木也有类似的姿态和样子—榆树看起来沉静，橡树险恶，枫树友好而平凡，山楂树古老而暴躁。甚至河滩上的那些深坑—父亲多年前已经卖光了里面的碎石—也有自己的特点，春汛退去时，如果坑里注满了水，也许更容易发现这些特点：一个坑小而圆，深深的，很完美；另一个像尾巴一样伸展开来；一个很宽，形状不定，上面总是有碎浪，因为水太浅了。

迈克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东西，我也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我用他的方式和我自己的方式看待它们，我的方式本质上是无法言传的，所以不得不保密，而他的方式却很实用。通道上巨大苍白的石头是用来当跳板的，短而有力地助跑，然后把自己发射到空中，清除掉下面斜坡上的小石子，降落在马厩门旁压实的土地上。所有的树都是用来爬的，尤其是房子旁边的枫树，可以顺着树枝爬出来，跳到阳台顶上。碎石坑就是用来跳进去的，在猛跑过深草之后，就像动物扑向猎物一样大叫着跳进去。迈克说，如果是在一年的早些时候，那时坑里的水更多，我们就可以造一个筏子。

我们考虑了与河流有关的那个计划。但是八月的河是水道，差不多也是多石的路，我们脱掉鞋子涉水过去，而不是漂流而下或在里面游泳—从一块骨白色的光石头跳到另一块骨白色的光石头，在水面下满是浮沫的岩石上打滑，在长着扁平叶子的睡莲丛和其他水生植物中跋涉，我想不起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字（野欧洲防风草？毒芹？）。这些植物长得很茂密，仿佛是扎根在岛上或干燥的陆地上，但实际上它们是从河泥里长出来的，把我们的腿缠在它们纠结的根系里。

这条河也流经镇上，沿河朝上游走，能看到双跨的高速公路桥。我独自一人或和“游侠”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走到桥那么远，因为那边通常有镇上的人。他们来河边钓鱼，水够深的时候，男孩子们就从栏杆上跳水玩。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在跳水，但是很可能在下面泼水玩—大吵大嚷，充满敌意，镇上的孩子总是这样。

另一个原因就是那里可能会有流浪汉，但是我没有对迈克说。他走在我前面，好像桥是一个普通的目的地，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或被禁止的。声音传过来，和我预想的一样，是男孩子叫嚷的声音—让人以为桥是属于他们的。“游侠”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已经失去了热情，掉转头朝河岸去了。它已经是条老狗了，它从来不会不加选择地喜欢所有的孩子。

一个男人在钓鱼，不是在桥上而是在岸边。“游侠”从水里跳出来时打破了水面的平静，那个男人对着“游侠”破口大骂，问我们是不是连条狗都管不好，让它乖乖在家待着。迈克径自走着，仿佛那个人只是对着我们吹口哨而已，然后我们进入了桥的阴影，我从来都没到过那里。

桥底是我们的房顶，几缕阳光从桥板间的缝隙漏下。一辆车轰隆隆地开过，瞬间遮蔽了阳光。车经过时，我们静静地站着，朝上望去。桥下是一方独立的天地，而不只是河流的一小段。车开过以后，太阳又透过缝隙照了下来，在水面上反射出波光，奇异的光泡映在高高的水泥桥墩上。迈克叫了几声，测试下回音，我也照做，但是很小声，因为岸边的那些男孩子，还有桥那头的陌生人，比流浪者更让我害怕。

我在农场外的乡下学校上学。学校的入学率低到我成了班上唯一的学生。不过迈克春天以来一直读镇上的学校，他认识那些男孩。如果他父亲不是想着要在干活时带上他，以便可以时不时看管他一下，他很可能会和他们一起玩，而不是和我。

这些镇上的孩子和迈克一定有一些言语寒暄。

嘿，你在这里干吗？

没干吗。你呢？

没干吗。和你一起的是谁？

谁也不是。就是她。

噢喔。就是她。

事实上他们正在玩一种游戏，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忙着自己的事，包括女孩—河岸那头的女孩—虽然我们都已经过了一群男生女生若无其事一起玩的年龄。她们也可能是从镇上跟着男孩子来的—假装不是跟着—或者是男孩子跟着她们，想要趁机骚扰，但是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怎么游戏就成形了，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惯常的规约便因此打破了。人越多越好玩，所以迈克很容易便加入了，把我也带了进去。

那是打仗的游戏。男孩子们分成两伙，在用树枝草草搭建的堡垒后互相攻打，也有用粗糙、尖利的草做掩护的，还有的躲在高过我们头顶的芦苇和水草中。主要武器是泥球，大概有棒球那么大。碰巧附近有一个特殊的黏土源，是一个灰色的坑，一半隐藏在杂草中，另一半延伸到岸上（可能是这个发现让大家想到了要玩这种游戏），女孩子的任务就是在那里准备弹药。捏一团黏土，拍成一个紧实的球，越紧实越好—可能里面混有沙砾、杂草、叶子和现场能搜集到的小嫩枝，但是没有人会故意往里面加石头—需要大量这样的泥球，因为每个只能投掷一次，如果没打到也不可能捡起来团在一起再投。

战斗规则很简单。如果被泥球—其正式的名称是炮弹—打中脸部、头部和身体，你就得倒下死掉。打到胳膊或大腿就要倒下，但只算是受伤。女孩子的另一项任务是爬出去，把伤员拖回一个踩出来的地方，假装那里是医院。叶子被当作石膏糊到伤口上，他们得静静地躺着数完一百个数，数完后就可以起来继续打了。死亡的士兵不准起来，直到战斗结束，也就是等某一方所有的士兵都死掉。

女孩和男孩一样分成两伙，因为数量没有男孩多，因而不能只为一个士兵供应弹药和做护士。而且会有联盟，和真正的战斗是一样的。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一堆泥球，专门为某些士兵服务，当一个士兵受伤倒下，他就会喊一个女孩的名字，好让她把自己拖走，尽快处理伤口。我给迈克供应弹药，他也会在受伤时喊我的名字。声音此起彼伏—“你死了”的喊声不绝于耳，是胜利的呐喊或愤怒的叫声（愤怒是因为有些人本该“死”掉了，却总是企图悄悄爬回去继续作战），还有一条狗在叫，不是“游侠”，那狗不知怎么也加入了混战—太嘈杂了，你必须始终警觉地倾听叫你名字的男孩的声音。每当有叫声传来，就会有一股热切的惊惧，如一股电流传遍全身，一种奉献的美妙感觉。（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和其他女孩不同，我只为一个战士服务。）

我想我以前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群体游戏。作为大群体的一员，不顾一切地进取，被挑选出来，参与其中，誓为一个战士效命，这些都让我开心不已。迈克受伤时从来不睁开眼睛，他无力地静静躺在那里，这时候，我会把黏滑的大树叶按在他的额头和喉咙处—然后把他的衬衫拉起来—把树叶贴在他又白又软的腹部，上面是美妙柔弱的肚脐。

这场战斗没有赢家。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游戏在争吵与集体复活中解散了。回家的路上，我们平躺在河水里，尽量把身上的泥土弄掉，我们的短裤和衬衣脏兮兮的，还滴着水。

天近傍晚。迈克的父亲准备离开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

我们雇了一个临时工，帮父亲屠宰，还做些杂活。他看起来很老气，却又带着孩子气，喘气呼哧呼哧的，像哮喘病人似的。他喜欢抓住我挠痒痒，直到我感觉快要窒息了。

没有人干预此事。母亲不喜欢他这样，但父亲说他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他在院子里，给迈克的父亲帮忙。

“你们两个在泥里打滚了，”他说，“首要的事是你俩要先结婚。”

母亲在纱门后听到了。（如果男人们知道她在那儿，就不会那样讲了。）她走出来对雇工说了些什么，声音很低，带着责备的语气，然后才开始评价我们的样子。

我听到了一点她说的话。

像兄妹。

雇工望着自己的靴子，无助地咧嘴笑着。

她错了。雇工比她更接近真相。我们不像兄妹，不像我见过的任何兄妹。我唯一的弟弟还是个小婴儿，因而我自己没有这种兄妹体验。我们也不像我认识的夫妻，首先，那些人都上了年纪，而且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似乎彼此互不相识。我们像默契坚定的恋人，我们的纽带不需要外在的表达。至少对我来说，那是庄重和刺激的。

我知道雇工是在说“性”，虽然我认为自己并不理解这个词。我因此比原来更加憎恨他。确切地说，他错了。我们不喜欢显露、抚摩和罪恶的亲昵—没有费心地寻找隐秘之处，没有玩弄的快感和懊恼，以及即刻产生的朴素的羞耻感。这样的事情我和一个表哥已经尝试过了，还有和一些大点的女孩，在我的学校念书的姐姐们。我会在事前事后厌恶这些玩伴，甚至会在心里气愤地否认发生过这样的事。对于我喜欢和尊敬的人，这样的越轨行为我连想都不会想—我只和让我恶心的人做这种事，因为那些令人厌恶的粗俗渴望让我觉得自己也很恶心。

在我对迈克的情感中，这个被限的恶魔化成兴奋和温柔，弥漫遍布于皮肤之下，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而产生的耳目之悦和麻嗖嗖的满足感。每天早晨醒来，我渴望看到他的身影，渴望听到钻井人的卡车颠簸作响地一路开来。我心怀爱慕，但是没有表现出来，我爱慕他的脖子背，脑袋的形状，他皱眉头的样子，长长的光脚趾，脏脏的胳膊肘，他响亮而自信的声音，他的气味。我愿意接受，甚至带着一份虔诚，我们之间形成的无须解释，不必实践的角色—我会帮助和崇拜他，他会指引我，时刻准备保护我。

一天早上，卡车没有来。当然，那天早上，活已经干完了，井也盖上了，泵重新安上了，新鲜的水受到人们的赞叹。午餐的桌边少了两把椅子。大迈克和小迈克之前一直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小迈克和我从来不说话，也不看对方。他喜欢把番茄酱涂在面包上。他父亲和我父亲聊天，话题多是打井、事故和地下水位。他是一个严肃的人。父亲说他满脑子都是工作。但是他—迈克的父亲—每次讲完话都会笑。笑声里带着孤独低沉的鸣响，仿佛他还在井下。

他们没有来。活干完了，他们没有理由再来了。我家的这项工程是钻井人在我们这一带的最后一份工。别处还有活在排着队等他，趁着好天气还在持续，他想尽快着手。他住旅店，可以随时打包离开。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告别？那天下午迈克爬进卡车时，我没有意识到他要永远地离开了吗？没有挥手，没有回首—或者说没有向我回首—卡车满载着设备，最后一次摇晃着驶出我们的小巷。当水奔涌而出—我记得水是奔涌而出的，大家聚集在一起品尝—我为什么没有明白一切都结束了，对于我是结束了？现在我想，这是不是刻意的安排，不让场面太张扬，才取消了告别，以便我—或者我们—不至于太过伤心和苦恼。

那时候，好像不会有人考虑到孩子的感受。那是我们自己要忍受或克制的事。

我没有惹麻烦。这第一次的打击后，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变化。雇工每次见到我都会取笑我（“你的男朋友把你甩了吧？”），但是我看都不看他。

我一定知道迈克总会离开的，就像我知道“游侠”老了，将不久于人世一样。未来的缺失我可以接受—可是直到迈克离开，我才明白缺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自己的领地全都变了，仿佛出现了山体滑坡，抹去了失去迈克以外的一切意义。看到通道上的白石头我就禁不住想起迈克，所以我对它产生了厌恶的感觉。我对枫树枝也有同样的感觉，父亲把它砍了下来，因为它离房子太近了，那留下的伤疤也同样让我厌恶。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站在鞋店门口，穿着我的秋外套，母亲正在试鞋子，我听见一个女人喊：“迈克。”她喊着“迈克”从商店前面跑过去。我忽然确信这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就是迈克的母亲—迈克没有告诉过我，但是我知道，他的母亲与他父亲分开了，并不是阴阳相隔的那种分开—我知道他们回到镇上是有某种原因的。我没有想这种回归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只是奔出商店，想着我很快就会见到迈克了。

那女人赶上一个大约五岁的男孩，他刚从人行道的苹果摊上自己拿了一个苹果，就在旁边杂货店的前面。

我停了下来，难以置信地望着小男孩，仿佛一种让人愤怒的、不公平的魔法在我眼前发生了。

一个常用名。一个讨厌的扁平脸男孩，留着脏兮兮的金发。

我的心在猛跳，像是在胸中怒吼。

夏妮到阿克斯布里奇车站接我。她是个大骨架的女人，面色欢快，银棕色的鬈发，用不相配的梳子推到脸颊两侧。即使她发胖了—她的确是胖了—也没显出发福相，而是透出一股端庄的女孩子气。

她把我卷入了她的生活，就像以往一样，告诉我她要迟到了，因为克莱尔那天早上耳朵进了虫子，要去医院冲出来，然后是狗吐在了厨房台阶上，很可能是因为它讨厌旅行、这房子和乡下，当她—夏妮—出门来接我时，约翰逊正在让男孩子们打扫清理，因为是他们要养狗的，克莱尔在抱怨她的耳朵里还有嗡嗡声。

“那么我们去个安静的好地方喝个烂醉，永远也不回来，如何？”她说，“我们还是得回来。约翰逊邀请了一个朋友，他们想去打高尔夫，那人的妻子和孩子到爱尔兰去了。”

夏妮和我在温哥华就是好朋友了。我们的孕期一前一后衔接得很好，因此可以共用一套孕妇装。大约每周一次，我们会相聚在我家或她家的厨房。孩子会让我们分神，有时我们会因为缺乏睡眠而萎靡不振，我们便用浓咖啡和烟给自己提提神，然后开始胡吹乱侃—关于我们的婚姻，打架，个人的缺陷，有趣而丢脸的动机，我们过去的远大理想。我们同时读荣格，尝试解释我们的梦。在那段繁殖期的迷糊状态里，女人的心智都被乳汁淹没了，但我们还是会讨论西蒙娜·德·波伏娃、亚瑟·科斯特勒和《鸡尾酒会》。

我们的丈夫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同。当我们试图和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时，他们会说，“噢，那只是文学”或者“你听起来像《哲学101问》”。

现在我们都搬出了温哥华。但夏妮是和丈夫、孩子、家具一起，以正常的方式，因为寻常的原因搬迁的—她丈夫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而我搬家是出于新奇的原因，只在某些特殊的圈子里得到强烈却转瞬即逝的认可—离开丈夫、房子和婚姻期间得到的一切（当然，孩子除外，我们需要分工），我希望创造一种没有伪善、丧失自我或耻辱的生活。

我现在住在多伦多一座房子的二楼。房主住在楼下—是几十年前从特立尼达岛搬来的。整条街都是古老的砖房，有阳台和高而窄的窗子，以前是循道宗和长老教会会员们的家，他们的名字叫作亨德森、格里沙姆、麦卡利斯特，到处都是橄榄色或棕色皮肤的人，即便会说英语，也会带陌生口音。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他们辛辣而甜腻的食物的气味。对这一切我都欣然接受—这让我感觉我真的彻底变了，完成了摆脱婚姻禁锢那漫长而必要的旅程。但是指望我只有十岁和十二岁的女儿们有同样的感觉，那是太奢求了。我是春天离开温哥华的，她们暑假一开始就来了，打算待上两个月。她们觉得街道的味道很恶心，噪音很恐怖。天气炎热，即便开着我买来的电风扇，她们还是无法入睡。我们不得不开着窗户，而后院的派对有时会持续到凌晨四点。

游科学中心、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博物馆和动物园，在百货商店有冷气的饭店里吃饭，乘船游多伦多岛，这些都不能弥补她们没有朋友的缺憾，或者让她们接受我所提供的这个四不像的家。她们想念她们的猫。她们想要自己的房间，让她们感到自由自在的住地，悠闲地待在家里消磨时光的感觉。

有一阵子，她们没有抱怨。我听到大的对小的说：“让妈妈认为我们很开心。不然她会伤心的。”

最后终于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指责，痛苦的告白（甚至把痛苦夸大，我想这种痛苦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导致的）。小的哀号着：“为什么你不能住在家里？”大的痛苦地告诉她：“因为她憎恨爸爸。”

我给丈夫打电话—他也问我同样的问题，而且给出了几乎相同的回答。我改签了机票，帮孩子们收拾行李，带她们去机场。一路上我们玩愚蠢的游戏，是老大教的。选一个数字—27，42—然后朝窗外看，数到第27或第42个你看到的男人，或是无论什么人，那就是你命定的结婚对象。当我独自一人回到家，我搜集起所有她们留下的东西—小的画的一张漫画，大的买的一本《魅力》杂志，各种她们可以在多伦多穿戴而不能在家里穿戴的首饰、衣服，统统塞进了垃圾袋。每次想到她们，我几乎都会做同样的事情—禁止自己思考。有些痛苦我可以承受—和男人有关的痛苦。而其他的痛苦—那些和孩子有关的痛苦—是我不能承受的。

我的生活又恢复到她们没来时的样子。我不再做早餐，每天早上去意大利食品店买咖啡和新鲜的小面包。想到远离家务，我感到陶醉。我以前没有留意，现在注意到每天早上坐在窗前或人行道桌子旁边的人们脸上的表情—对他们来说，这绝不是令人羡慕的好事，而是孤独生活的陈习。

然后回到家，我会坐在窗边的木桌前，写上几个小时，窗外原来是阳台，现在改成了临时厨房。我希望靠写作维持生计。太阳很快晒热了小房间，我大腿的后面—我会穿短裤—黏在了椅子上。我可以闻到吸收了我的脚汗的塑料凉鞋那独特的、甜丝丝的化学气味。我喜欢这种气味—那是我勤奋的气息，我希望也是我成就的气息。我所写的并不比我在原来的生活中写的好，那时候，锅上煮着马铃薯，衣物在洗衣机里一圈一圈砰砰转着。我只是写得多了一点，也没有变得更糟—如此而已。

晚些时候，我会洗个澡，可能去见某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在女王街或者鲍温街或者布朗威克街的小餐馆前面的路边桌子旁喝酒，谈论我们的生活—主要是我们的情人，但是我们觉得说“情人”让人恶心，所以就称之为“和我们交往的男人”。有时，我会去见和我交往的男人。孩子们和在我一起的时候他便被放逐了，尽管我破坏了两次规则，把女儿们留在了冰冷的电影院。

离婚前我就认识这个男人，他是我离婚的直接原因，尽管我对他—对任何人—装作不是这样。我见他时试图表现出无忧无虑独立自主的态度。我们交换新闻—我确保我有新闻可说—我们大笑，去峡谷散步，但是我真正想要的是引诱他和我做爱，因为我认为性爱带来的高度热情融合了人们最好的自我。我在这些事情上很蠢，在某种程度上是冒险，尤其是对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而言。有时我们约会后我会感到如此幸福—令人晕眩，有安全感—可有时我会疑虑重重，像石头一样沉重地躺着。在他脱掉衣服后，我的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淌下来。这是因为我瞥见了他身上的阴影，或是因为某种怠慢，或是他对我拐弯抹角的警告。窗外，当天渐渐黑下来，后院的派对就要开始了，音乐声和叫喊声，还有接下来可能会演化成打斗的挑衅，我会感到恐惧，不是害怕敌意，而是一种存在感的缺失。

在一次类似的情绪发作中，我给夏妮打了电话，得到了去乡下过周末的邀请。

“这里很美。”我说。

但是我们驶过的乡间对我毫无意义。山是连绵的绿色起伏，有些山上有牛。杂草堵塞的河流上架着低低的混凝土桥。用新式的方法收割的干草被卷成捆，留在田里。

“等你看了房子再说吧，”夏妮说，“又脏又乱。管道里有一只老鼠，还是死的。我们的洗澡水里总是会出现细小的老鼠毛。现在都处理好了，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她没有问我的新生活如何—是出于谨慎，还是不赞同？也许她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不知道如何去想象。无论如何，我肯定是要对她说谎的，或者半真半假。要突破很难，但总得做。我很想念孩子们，但总要付出代价的。我正在学习放开男人，也放开自己。我在学习把性看淡，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原来不是这样的。我不年轻了，但是我在学习。

一个周末，我想，似乎是很长的时间。

砖房上漏出一块伤疤，是拆掉的阳台留下的。夏妮的儿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马克把球弄丢了。”大一点儿的那个—格里高利—叫喊着。

夏妮让他向我问好。

“你好。马克把球扔到棚子后面去了，我们找不到了。”

三岁的小女孩，是我和夏妮上次见面后出生的，她从厨房门跑出来，然后停了下来，看到陌生人很吃惊，但是她镇定了一下，对我说：“有虫子飞进我脑袋里了。”

夏妮把她抱了起来，我拿着过夜的行李，和她一起走进厨房。迈克·麦卡勒姆正在那里往面包上涂番茄酱。

“是你。”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笑了，我奔向他，他朝我走过来。我们握了握手。

“我以为是你父亲呢。”我说。

我不知道是否想到了钻井人。我之前在想，这个看起来很眼熟的人是谁呢？一个身轻如燕的男人，仿佛根本不把在井里爬上爬下当回事儿。短短的头发，有些花白了，深陷的浅色眼睛。瘦削的脸幽默而严肃。一种合乎礼数却又不失随和的矜持。

“不可能，”他说，“父亲已经去世了。”

约翰逊拿着高尔夫球包进了厨房，和我打招呼，催促迈克抓紧。夏妮对约翰逊说：“亲爱的，他们认识。谁能想到，他们居然认识！”

“我们小时候认识的。”迈克说。

约翰逊说：“真的吗？真是太难得了。”然后我们都一起说出了他要说的话。

“这世界真小。”

迈克和我还在看着彼此，笑着—似乎在彼此澄清，夏妮和约翰逊也许觉得奇妙的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运气喜剧性的爆发。

男人们走后的整个下午，我浑身都是快活劲儿。我为晚餐准备了桃子馅饼，给克莱尔读了书，好让她安静地午睡，夏妮带男孩子们去漂满浮渣的溪流钓鱼，结果很不成功。然后我们两个坐在前屋的地板上喝酒，又变成了好朋友，谈论书籍而不是生活。

迈克记得的事情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不同。他记得在某个旧水泥地基窄窄的顶部走，假装它是最高的建筑，如果失足就会摔死。我说那一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接着我想起一个汽车修理厂浇筑了地基，但一直都没有建起来，就在我们的小巷和公路连接的地方。我们真的在那上面走过吗？

是真的。

我记得想要在桥下大喊，但是害怕镇上的孩子，而他却不记得有什么桥了。

我们共同的记忆是泥炮弹和战斗。

我们一起洗碗，这样就可以不失礼数地谈论我们想谈论的任何事了。

他告诉我他父亲去世的情况。他从班克罗夫特附近工作回来时出了车祸。

“你们家人都健在吧？”

我说母亲去世了，父亲再婚了。

在说到什么的时候，我提到我和丈夫分居了，自己住在多伦多。我说孩子们和我住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和爸爸一起度假。

他告诉我他住在金斯顿，但很久没有回去了。他最近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认识了约翰逊。他们都是建筑工程师。他妻子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出生，但他遇见她的时候，她是在加拿大工作。她是护士。现在她回爱尔兰了，在克莱尔郡看望家人。孩子们和她一同去的。

“几个孩子？”

“三个。”

洗完碗，我们到前屋叫男孩子们一起玩拼字游戏，这样夏妮和约翰逊就可以出去散步了。玩了一轮就到上床的时间了，但是孩子们说服我们再玩一轮，他们的父母回来时我们还在玩。

“我说什么来着？”约翰逊说。

“还是同一轮，”格里高利说，“你说我们可以玩完这轮，而这一轮还没完。”

“我敢打赌是这样。”夏妮说。

她说这是个美丽的夜晚，能有全职住家保姆帮忙照料孩子，她和约翰逊感觉受宠若惊。

“事实上，昨晚我们去看了电影，迈克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是老片子，《跨桂河大桥》。”

“没有‘跨’，”约翰逊说，“就是《桂河大桥》。”

迈克说：“反正我看过了，很多年前。”

“不错的电影，”夏妮说，“只是对于结局，我不能苟同。我认为结局错了。你还记得那一段吗？亚历克·吉尼斯早上看见水里的电线时意识到有人要炸桥，便发狂了，把事情搞得如此复杂，弄得大家都要送命了。我认为他本应该看见那根电线，知道要发生什么，然后留在桥上和它一起炸掉。我认为那才符合他的性格，那样会更有戏剧效果。”

“不会的。”约翰逊说，语气好像以前争论过这件事一样，“那还有什么悬念？”

“我同意夏妮的看法，”我说，“我记得我也认为结局太复杂了。”

“迈克你说呢？”约翰逊问。

“我觉得不错，”迈克说，“这样的结尾不错。”

“男队对女队，”约翰逊说，“男队赢。”

接着他让男孩子收拾好拼字游戏，他们照做了。但是格里高利提出要去看星星。“那是唯一能看到星星的地点，”他说，“在家里看到的都是灯光和狗屁。”

“注意你的用词。”他父亲说。但是他又说，好吧，五分钟，我们都出去看星星。我们来找北极星，靠近北斗七星勺柄的第二颗星星。如果你看得见，约翰逊说，你的视力就好到可以去当空军了，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这样。

夏妮说：“我可以看见，但我是本来就知道它的位置。”

迈克说他也是。

“我看得到，”格里高利轻蔑地说，“不管知不知道它的位置，我都能看到。”

马克说：“我也能看到。”

迈克站在我的侧前方。实际上，他离夏妮比离我更近。我们后面没有人，我想要触碰他—只是轻轻地不经意地碰一下他的胳膊或肩膀。如果他不避开—出于礼貌，把我的碰触当作意外—我想把一根手指放到他光溜的脖子后面。如果是他站在我后面，他会这样做吗？他会专注于这件事而不是星星吗？

然而，我感觉他是个谨慎的人，他会克制自己。

因为这个原因，夜里他肯定不会到我床上来。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因为太冒险了。楼上有三间卧室—客房和主卧都连着孩子们睡的大房间。去哪个卧室都要经过孩子们的房间。昨晚睡在客房的迈克已经搬到了楼下前屋的沙发床上。夏妮给了他干净床单，没有给他昨晚睡的床换床单，而只是重新整理一下。

“他很干净，”她说，“而且毕竟是老朋友了。”

躺在同一条床单上让我无法安然入睡。梦里，不是在现实中，床单散发着水草、河泥和烈日下芦苇的气息。

我知道不论风险有多小他都不会来找我。在他朋友的家里做这样的事很不道德，他们也将会—如果不是已经—成为他妻子的朋友。可他怎么就能确定我想要他来呢？或者，他怎么就能确定他想要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确定。到目前为止，我在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忠于与我同床共枕者的女人。

我睡得不实，我的梦单调而淫荡，伴随着一些气人和令人不快的小情节。有时，迈克准备合作了，但是我们遇到了阻碍；有时他转移了目标，就像他说给我买了礼物，但是忘记放在哪里了，而且找到这件礼物对他至关重要。我告诉他不要紧，我对礼物不感兴趣，因为他就是我最好的礼物，我爱的人，一直爱的人，我这样说的。但是他全神贯注地找礼物；有时，他还斥责我。

整夜—至少每当我醒来，我老是醒—蟋蟀都在我窗外歌唱。开始我以为是鸟，是夜鸟们坚持不懈的合唱。我住在城里太久了，都忘了蟋蟀也会发出瀑布流泻的完美声音。

我要说明的是，有时我醒来，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令人不快的清醒。你对这个男人了解多少？他又了解你多少？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他的政治倾向如何？他对女人又有什么样的期待？

“你们俩睡得好吗？”夏妮问。

迈克说：“一下子就睡着了。”

我说：“还好。”

那天早上，大家都应邀去邻居家吃早午餐。邻居家有游泳池。迈克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更愿意去高尔夫球场转转。

夏妮说：“当然可以。”然后看着我。我说：“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迈克说：“你不打高尔夫，是吧？”我不打。

“你可以来做球童。”

“我去帮你捡球。”格里高利说。他愿意参加我们的任何出行，我们显然比他父母更自在更好玩。

夏妮说不行。“你和我们一起。你不想游泳吗？”

“所有的孩子都在游泳池里撒尿。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

我们出发前，约翰逊警告说预报有雨。迈克说，我们可以碰碰运气。我喜欢他说“我们”，我喜欢坐在他旁边，坐在妻子的位子上。想到我们是一对儿我就感到开心—就像青春期女孩子那种一头热的开心。做妻子的想法让我着迷，仿佛我从来没有做过妻子似的。我对现在的情人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真的能满怀真爱地安定下来，摆脱掉我身上不适为人妻的部分，快乐地生活吗？

但是现在我们单独在一起，反倒很拘束。

“这里的乡间多美啊！”我说。今天我说的是真实的感受。在多云的白色天空下，山峦比在昨天明晃晃的大太阳下看起来柔和多了。夏末，树木的叶子残败了，很多叶子的边缘已经开始泛起铁锈色，有些已经变成了棕色或红色。这会儿我注意到了不同的叶子。我说：“橡树。”

“这里是沙土地，”迈克说，“这一带—人们把它叫作橡树岭。”

我说，我猜爱尔兰应该很美。

“有些地方荒无人烟，只有岩石。”

“你妻子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吗？她有那种可爱的口音吗？”

“如果你听到她讲话，应该会觉得有吧。但是当她回去的时候，人们说她已经没有那种口音了。他们说她讲话像美国人。他们经常说美国人—他们不在乎加拿大人。”

“那么你们的孩子呢—我猜他们完全没有爱尔兰口音了吧。”

“完全没有。”

“那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我突然想要告诉他我生活中的矛盾、我的悲哀和需要，可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念孩子们。”

但是他什么都没说。没有同情的话语，没有鼓励。也许他认为在这种情境下不适合谈论我们的伴侣或孩子。

不一会儿，我们就开进了会所的停车场，他故意大声嚷嚷说：“好像雨神把星期天的高尔夫球手们都留在家里啦。”仿佛是要弥补他刚才的僵硬态度。停车场里只有一辆车。

他下车到售票处买了参观票。

我从来没有进过高尔夫球场。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两次球赛，都不是我选择要看的。我知道有些球杆叫作铁杆，其中有一种叫作九号铁杆，它的球场叫林克斯[1]。但当我告诉他这些时，他说：“也许你会觉得无聊透顶。”

“我觉得无聊就去散步。”

那似乎让他很开心。他用温暖的手按住我的肩膀说：“你会的。”

我对高尔球的无知并没什么关系—也不是真的要我捡球—我也不觉得无聊。我所要做的就是到处跟着他，看着他。我甚至都不用看着他。我可以看着球场边的树木—它们很高，树梢像羽毛一样，树干很细，我不太确定它们的名字—金合欢树？—偶尔有风吹过，它们便轻轻颤动，我们在下面根本感觉不到风。还有成群的鸟，乌鸫或椋鸟，带着共同的紧迫感飞来飞去，不过只是从一棵树的树梢飞到另一棵树的树梢。我记得鸟是那样的。到了七月末或八月，它们开始喧闹地聚集起来，准备飞向南方。

迈克偶尔讲几句话，但基本不是对我说的，我也没有必要回答，事实上也不可能回答。我想他比独自在这里打球的男人说的话要多。他那些没头没脑的话是对自己的责备，谨慎的祝贺或警告，或者根本不是语言—只是一些想要传达某种意义的声音。在你情我愿的长期亲密生活中，这样的声音的确可以传达意义。

这是我应该做的—让他对自己有更广阔深入的看法。更舒服的看法，你可能会说，知道有人围绕他的孤独悄悄行走的踏实之感。如果我是另一个男人或者另一个他不觉得有什么关系的女人，他一定不会这么想，或这么自然轻易地提出要求。

我没有想明白。我们绕着球场走的时候，我感觉快乐向我袭来。夜里让我感到刺痛的欲望都被遏制住了，被修剪成了整齐的引火苗，像妻子一样专注。我随着他摆球，选择，衡量，眯着眼，挥杆，看着球的飞行线路，朝我们的下一个挑战，我们眼前的未来飞去。在我看来，他打出的球总是很成功，但在他看来却总是问题重重。

我们几乎是一言不发地在那儿走着。会下雨吗？我们说。你感觉到有雨滴吗？我想我感觉到了雨滴。也许不是。这不是在礼节性地谈论天气—这一对话的语境是打球。我们会打完这一局吗？

结果是一局没打完就落下了一滴雨，绝对是一滴雨，接着是又一滴，然后是雨花飞溅，越来越大。迈克看着球场的尽头，那里的云变了颜色，从白色变成了深蓝，他说：“我们的好天气来了。”并没有特别警觉和失望的意思。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东西，系好球袋。

我们现在差不多到了离会所最远的一头了。鸟儿越发骚动了，焦虑地在上方游移不定地盘旋。树梢在晃动，还有一种声音—似乎就在我们头顶—像裹满了石头的浪花撞上了堤岸。迈克说：“好吧，我们还是进到这里来吧。”他拉着我的手，匆匆穿过修剪过的草坪，进入球场与河流之间的灌木和高高的草丛里。

草丛边的灌木，叶子的颜色很深，中规中矩的，仿佛是设在那里的树篱，可其实它们是野生的，一丛一丛，看起来密密层层，不过走近了能发现小小的开口，是动物或来捡高尔夫球的人踩出来的窄道。地面稍微向下倾斜，一旦你穿过了不规则的灌木墙，就能看见一部分河段—这就是为什么会所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河滨高尔夫俱乐部”。河水铁灰，好像在翻滚，不像池水，会在这样的雨中被劈起碎浪。在我们与河流之间有一片杂草地，好像都开花了。一枝黄花，还有凤仙，长有红色黄色的钟形花冠，还有一串串粉紫色的花，我想是开花的荨麻，还有野紫菀。还有葡萄藤，抓牢了攀附在任何它够得到的东西上，在地上盘结缠绕。这里土质柔软，不是很黏。甚至连根茎最为纤弱的植物都长到了一人多高。我们停下来，透过这些植物仰望，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树木，像花束般摇晃。从午夜般漆黑的云层的方向，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真的下雨了，紧随着泼向我们的雨花而来，但好像还不只是雨。仿佛一大片天空滑落了，压顶而下，喧闹而坚决，呈现出不易辨认却又活生生的形体。雨幕—不是薄纱，而是厚重的狂乱飘舞的雨幕—被驱至这一形体的前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可感觉到的却只是轻盈懒散的雨滴。我们几乎就像是透过窗子往外看，不太相信窗子会破碎，直到它真的破碎了，风和雨一下子打到我们身上，我的头发被扬起，在头顶四散飞舞。我感觉我的皮肤也紧接着要被掀起来了。

我试图转身—我感到一阵以前没有过的冲动，想冲出灌木，朝会所跑。但是我动不了。连站都很艰难—一到开阔地上，风就会立刻把你打翻在地。

迈克弯着腰，低着头，顶风穿过杂草，挪到我前边，拉着我的胳膊。然后他面对着我，挡在我和风暴之间，和牙签的作用差不多。他正对着我的脸说了什么，但是我听不见。他在叫喊，但是一点声音都传不到我的耳朵里。他抓着我的两个胳膊，把手挪到我的手腕处，紧紧握着。他把我向下拉—我们俩都踉踉跄跄地试图改变一下位置—这样我们就蹲在了地上。我们靠得那么近，都无法直视对方—只能往下看，看脚边雨水劈开泥土形成的小涓流、倒下的植物和我们湿透的鞋子，就连这些都是透过从我们脸上泄下来的瀑布看到的。

迈克放开我的手腕，用手抓住我的肩膀。他的触摸依然是克制的，而不仅仅是安慰。

我们就这样直到风停下来。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也许只是两三分钟。雨还在下，但是现在是普通的大雨了。他把手拿开，我们浑身颤抖地站了起来。我们的衬衣和裤子紧紧贴在身上。我的头发如女巫的长发般一绺绺地挂在脸上，他的头发像一条条短而黑的尾巴贴在额头上。我们试图微笑，但是几乎没有力气了。然后我们短暂地拥吻。这更像是庆祝我们顺利逃生的仪式，而不是身体的需要。我们的嘴唇彼此滑过，光滑而冰冷，拥抱的压力让我们有点发冷，因为新鲜的水从我们的衣服里被挤了出来。

雨势渐渐变小。我们微微摇晃着，穿过被压平了一半的草丛和茂密潮湿的灌木。大树枝散落在球场各处。直到后来我才想到，任何一根树枝都能置我们于死地。

我们在开阔地里走着，绕过落下的枝叶。雨差不多已经停了，天空清亮起来。我低头走着—这样我头发上的水就落到地上而不是流到脸上了—我感觉到太阳照在我的背上，我抬头望向它节日般的光芒。

我站定，深吸了口气，把头发从脸上甩开。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浑身湿透，安全，面对阳光。现在该说点什么了。

“有些事我还没有对你说。”

他的声音就如雨后即现的太阳，让我大吃一惊，只不过是以相反的方式，其中有一种沉重、警告的意味—果断中包含着歉意。

“是关于我们最小的孩子的，”他说，“我们的小儿子去年夏天死了。”

啊。

“他被车碾死了，”他说，“是我在车道上倒车时把他碾死的。”

我又停了下来。他也跟着停了下来。我们都盯着前方。

“他名叫布赖恩。三岁。

“情况是这样，我以为他在楼上，在床上。其他人还没有睡，先让他上床了。然后他又起来了。

“我本应该看一看的。我本应该好好看看的。”

我想到迈克从车上下来的那个时刻。他一定会惊叫。孩子的母亲从房子里跑出来的那一刻。这不是他，他不在这里，这事没有发生。

在楼上的床上。

他又开始走，进了停车场。我紧跟在他后面。我什么都没说—没有一句善意、平常、没用的话。我们已经用不着说那些话了。

他没有说，这是他的错，他永远无法忘记，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是他尽力了。

或者，他妻子原谅了他，但是她也永远忘不了。

我知道这一切。现在我知道他是跌到了谷底。只有他知道—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谷底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和他妻子都知道，这件事把他们维系在一起。这样的事情不是让人劳燕分飞就是把他们绑在一起，一生一世。他们不会始终生活在谷底，而是对它有共同的了解—那个寒冷、空虚、封闭的中心地带。

这可能会落在任何人身上。

是的，可似乎又不是那样的。它似乎会落到从这里那里特别选定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一次一个人。

我说：“这不公平。”我是说摊上这种飞来横祸，这种邪恶的毁灭性的打击，也许比在祸不单行时、战争或地球灾难中发生更糟糕。最糟糕的是，一个人要因为自己的行为，很可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无意之举，永远为此负全责。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但还有一层意思是，这是不公平的，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一种近乎无辜的直白抗议，出自一个本色的自我中心。这种抗议来自你自身，没有被公开，因而是无辜的。

“唉。”他温柔地说。哪里都不存在公平。

“夏妮和约翰逊不知道，”他说，“我们搬家以后认识的人都不知道。也许那样更好。甚至其他几个孩子—他们几乎再没提过他。从来不提他的名字。”

我不是他们搬家后认识的人。不是他们艰难建立的正常新生活中的人。我只是一个知情者—仅此而已。一个他私下里拥有的知情者。

“奇怪。”他说，在打开车厢放高尔夫球包前，他四下环顾了一番。

“之前把车停在这里的人怎么了？你没看见我们进来时，这里停着另一辆车吗？可我没在球场上看到其他人。我现在才想起来。你看见了吗？”

我说没有。

“神了，”他说，“好吧[2]。”

那是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个词，还是同样的那种语气。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间的纽带，或者是一个结论，或是一种对无法更充分言说的事情或想法的表达。

“井是地上的一个洞。”我开玩笑似的回答。

暴风雨终止了游泳池边的派对。人太多了，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挤到房子里，那些带着孩子的人大多选择了回家。

开车回来的路上，迈克和我都注意到，也说到，光着的胳膊、手背和脚踝上有刺痛，发痒或是有烧灼感。都是我们蹲在草丛中时没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我想起了荨麻。

我们换上干衣服，坐在夏妮的农家厨房里，讲述了我们的历险，给他们看我们的皮疹。

夏妮知道该怎么处理。昨天带克莱尔去过当地医院的急诊室，对这家人来说，这不是第一次。早些时候的一个周末，男孩子们去了谷仓后杂草丛生的泥地，回来时满身红斑和肿块。医生说，一定是碰到了荨麻。他们一定是在里面打滚玩来着。开了些冷敷的药，还有抗过敏的抗组胺药膏，还有药片。还有一瓶药膏没用完，药片也没吃完，因为马克和格里高利很快便恢复了。

我们说不用吃药—我们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严重。

夏妮说她听高速公路上给车加油的女人说过，有一种植物叶子，可以制成治疗荨麻擦伤最好的膏药。不需要吃药什么的，那个女人这样说。那种植物好像叫牛脚。冷脚？女人说可以在某个岔路的一座桥下找到那种植物。

“我可以再去问问她确切的情况，我可以去弄点回来。”

她很想去试一下，她喜欢民间偏方。我们不得不提醒她，已经有花钱买的药膏了。

夏妮喜欢照顾我们，事实上，我们的遭遇让家里充满了幽默，让他们从湿漉漉的一天和计划泡汤造成的乏味中解脱出来。我们选择一起出去，又有了这次历险—在我们身体上留下证据的冒险—这个事实让夏妮和约翰逊开始兴奋地取笑我们。他的表情很逗，她则显得关切。如果我们带回了真正的罪证—屁股上的划痕、大腿和肚子上的红斑—他们当然就不会这么开心和宽容了。

看到我们坐在那里，脚放在盆里，胳膊和手上都笨拙地缠着厚布，孩子们感到很滑稽。克莱尔尤其觉得我们这些大人光着愚蠢的脚很好玩。迈克对着她扭动他的长脚趾，让她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咯咯笑声。

好吧。如果我们再次见面或者不再见面，都会是同样的老一套。不可使用、深知本分的爱情（有人说这种爱情不真实，因为它不会冒险扭断脖子，变成糟糕的笑料，或是悲伤地逝去）不会拿任何东西来冒险，却像一条甜蜜的涓涓细流，一个深藏在地下的源泉。这新的沉静如封印般压于其上，将它封存。

在我们的友谊渐渐淡化的岁月里，我没有再向夏妮打听他的消息，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那些长着大大的粉紫色花朵的植物不是荨麻。我发现它们叫作紫茎泽兰。我们碰到的刺人的荨麻是不起眼的植物，开着淡紫的花，茎秆邪恶地向外伸展，有纤细锋利能穿透皮肤的灼热芒针。那些荨麻一定还在，在繁茂的废草坪上，没有人注意到它们。

[1] 一种特定类型的高尔夫球场，一般建在沙地上，长有高而密的草丛，基本没有树木。

[2] 原文为“well”，在这里是一个语气词。英文中“well”也有“井”的意思，所以有下文打趣的回答。

梁与柱

莱昂尼向他们讲述了他母亲的死。

她要拿化妆品。莱昂尼拿着镜子。

“这要花一个小时。”她说。

粉底霜、粉饼、眉笔、睫毛膏、唇线笔、口红、腮红。她很慢，手总是抖，但结果还不错。

“没用一个小时。”莱昂尼说。

她说是没用，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的是死。

他问过她要不要他去叫父亲。他的父亲，也就是她的丈夫，她的牧师。

她说为什么。

她只是差五分钟了，她自己预测。

他们坐在房子后面—洛娜和布伦登的房子—在一个小平台上，与巴拉德湾和格雷角的灯两相对望。布伦登起身把洒水器挪到另一片草地上。

洛娜只是几个月前才见到莱昂尼的母亲。一个娇小的白发女人，勇敢又富有魅力，她从落基山脉的一个镇来到温哥华，来看法国喜剧巡演。莱昂尼让洛娜和他们一起去。演出结束后，莱昂尼正展开她的蓝色天鹅绒斗篷，他母亲对洛娜说：“我很高兴见到我儿子的‘belle amie’[1]。”

“别那么夸张地用法语。”莱昂尼说。

洛娜甚至搞不太懂那是什么意思。“belle amie”。漂亮的朋友？情妇？

莱昂尼越过母亲的头顶，对她扬了扬眉毛。仿佛在说，不管她说什么，都不是我的错。

莱昂尼在大学曾经是布伦登的学生。天生奇才，十六岁，是布伦登所见过的学生中最聪明的数学天才了。洛娜事后想布伦登是不是在夸大其词，因为他对有天赋的学生有种不同寻常的慷慨。另外的原因就是事情发展的方式。布伦登背弃了整个爱尔兰的一套—家庭、天主教会和伤感的歌曲—但却对悲剧故事情有独钟。毫无疑问，在光鲜灿烂的开端之后，莱昂尼经历了某种崩溃，不得不住院治疗，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布伦登在超市里遇到他，发现他就住在离自己还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就在温哥华北部。他完全放弃了数学，在英国国教教堂的出版社工作。

“来看看我们吧。”布伦登说。他觉得莱昂尼看起来有些褴褛和孤独。“来见见我的妻子。”

他很高兴现在有家了，可以请人们来做客了。

“我当时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莱昂尼对洛娜叙述时说，“我以为你会很可怕。”

“噢，”洛娜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妻子们都那样。”

他常在晚上过来看他们，那时候，孩子们都睡了。家庭生活的轻微干扰—婴儿的哭声从敞开的窗户传来；布伦登有时不得不责备洛娜，任由玩具乱扔在草地上，没有放回沙箱；他从厨房叫她，问她买没买做金汤力酒的酸橙—这些都会让莱昂尼高高瘦瘦的身体和专注疑惑的面孔猛的一紧，发抖打战。这时，他需要停顿一下，才能转回正常的人际接触水平。每当他轻轻唱起《圣诞树》和《哦，婚姻生活，婚姻生活》时，都会微笑，或者说在黑暗中，洛娜以为他笑了。这种微笑在她看来就像四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在公共场合对妈妈小声说出有点恼人的言论时，露出的微笑。一个秘密的小微笑，令人愉快，但又有些让人警觉。

莱昂尼骑着他高高的老式自行车上了山坡—这个时候，除了孩子以外，几乎没有人骑自行车。他不会换掉白天工作穿的衣服。深色裤子，白衬衫，袖口和领子总是看起来又脏又旧，系着平常的领带。他们去看法国喜剧时，他在外面加了一件粗花呢的夹克，肩太宽，袖子又太短。也许他没有其他的衣服了。

“我为少得可怜的薪水卖命，”他说，“我甚至都不是在上帝的葡萄园[2]里。是在大主教的管辖区。”

而且，“有时我想我是在狄更斯的小说里。可笑的是，我不喜欢狄更斯。”

通常他说话时头会稍微倒向一边，目光注视着洛娜头上某处。他的声音轻柔而敏捷，有时因为神经质的兴奋而有点儿尖利。他讲什么话都带点惊讶的语气。他讲到他在大教堂后那座楼里的办公室。小小的哥特式高窗和刷清漆的木制品（给人教堂的感觉），帽架和伞架（不知为什么给他一种深沉的忧郁之感），打字员詹妮和教堂新闻编辑潘福德太太。还有心不在焉的大主教会偶尔如幽灵般出现。詹妮和潘福德太太有关茶包的争执仍未平息，詹妮喜欢茶包，而潘福德太太不喜欢茶包。大家都大声咀嚼秘密的食物，从来不分享。詹妮吃焦糖味奶糖，莱昂尼自己则喜欢甜杏仁。潘福德太太的秘密享受他和詹妮还没有发现，因为她不把包装纸扔在废纸篓里。不过她的上下颌总是偷偷摸摸地忙个不停。

他提到他住过一段时间的医院，谈到在秘密吃东西这方面，医院很像办公室。普遍的秘密。但是区别在于，在医院里，时不时会有人来把你绑起来带走，按照他的说法，把你接到电源插座上。

“那很有趣。事实上疼得要命，但是我无法形容。这就是诡异之处，我能记得却无法描述。”

因为医院的这些事件，他说他的记忆力下降了。总是忘记细节。他要洛娜讲讲她自己的故事。

她讲起和布伦登结婚前的生活。讲起在她长大的小镇上，有两座挨在一起的一模一样的房子，前面有条小溪叫作染溪，因为以前针织厂的染料水流到里面，让它带上了各种颜色。房子后面是一片野草地，女孩子们不能去那里玩。她和父亲住其中一座房子里—祖母、比阿特丽斯姑妈和表姐波莉住另一座。

波莉没有爸爸。他们是这么说的，洛娜曾经也相信是那么回事。波莉没有爸爸，就像曼岛猫没有尾巴一样。

祖母的前屋有一幅圣地的地图，是用颜色深浅不一的羊毛做成的，显示与《圣经》有关的地点。她在遗嘱上说把它捐给联合教堂的主日学校。自从发生了那件不体面的事情后，比阿特丽斯姑妈便不再与男人来往，如今，她的耻辱已被洗清了。她对生活的操行如此挑剔，如此的孤注一掷，很容易就让人觉得她怀上波莉这件事是清白的。洛娜从姑妈那里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是要始终从一边的接缝熨烫，而不要敞开着，这样熨烫的痕迹就看不出来了，还有，不要穿没有衬里的透明衬衫，因为没有衬里就遮不住你的胸衣带子。

“哦，是的，是的。”莱昂尼说。他伸展着双腿，好像欣赏之情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脚趾头。“那么谈谈波莉。生在这么不开化的家庭，她是怎样的？”

波莉很好，洛娜说，精力充沛，善于交际，善良而且自信。

“啊，”莱昂尼说，“再给我讲讲那个厨房。”

“哪个厨房？”

“没有金丝雀的那个。”

“我们的厨房。”她描述了她怎样用打蜡的面包纸把厨房炉灶擦得发亮，炉灶后面放炒锅的变黑的架子，水槽和上面的小镜子，一个角上缺了一块的玻璃，还有它下面的小铁罐—是她父亲做的—里面总有一把梳子、一个旧的杯子把儿、一小瓶干胭脂，那一定是母亲的。

她给他讲了有关她母亲仅剩的记忆。冬天的一天，她和母亲去城里。街道和人行道之间有雪。她刚学会看时间，她抬头看了看邮局的大钟，发现已经到了她和母亲每天收听广播肥皂剧的时间。她感到了深深的忧虑，不是因为怕错过故事，而是想知道在收音机没有开，她和母亲都听不到的情况下，故事中的人们都发生了什么事。想到由于不经意的缺席或巧合，事情有可能会错失，有可能会不发生，她感觉到的就不仅仅是忧虑，而是恐惧了。

即使在那个记忆里，母亲也只是裹在厚重大衣里的圆臀与肩膀。

莱昂尼说他对父亲连那样的记忆都没有，尽管父亲还活着。白法衣飒飒作响？莱昂尼和母亲经常打赌，看父亲能多久不和他们说话。他曾经问过母亲，是什么让父亲这么疯狂，她回答说她真的不知道。

“我想也许他不喜欢他的工作。”她说。

莱昂尼问：“那他为什么不另找一份工作呢？”

“也许他想不出他喜欢什么工作。”

莱昂尼想起来母亲带他去博物馆时，他被木乃伊吓坏了，她说它们并没有真的死掉，当人们都离开博物馆回家的时候，能从棺材里出来。所以他问：“他会不会是个木乃伊？”他母亲把木乃伊（mummy）和妈妈（mommy）混淆了，后来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笑话讲，他气馁至极，都没法儿纠正她了。在那么小的年纪，他就对沟通这个巨大的问题感到了气馁。

这是他还能记得的为数不多的往事之一。

布伦登笑了—他比洛娜和莱昂尼更觉得故事好笑。布伦登会和他们一起坐一会儿，说：“你们两个在喋喋不休地讲什么呢？”然后好像已经暂时完成了任务，他会稍显轻松地站起身，说他还有什么工作要处理，就进屋去了。仿佛他为他们的友谊感到开心，以某种方式预料到了，并促使它发生—但是他们的谈话令他不安。

“他过来正常地待一段时间，而不是坐在自己家里，这对他有好处，”他对洛娜说，“当然，他对你怀有渴望。可怜的笨蛋。”

他喜欢说男人们迷恋洛娜。尤其是当他们去参加系里的派对，她是那里最年轻的妻子。如果有人听到他那样说，她会感到尴尬，除非他们认为那是一厢情愿、愚蠢、可笑的夸大。但有时，特别是她有点儿醉意的时候，想到她对那么多人都具有吸引力，她会和布伦登一样冲动。不过，对莱昂尼，她确信不是这样，她非常希望布伦登不要当着他的面暗示这种事情。她记得他越过母亲的头顶看她的神情。一种否认，一种温和的警告。

她没有告诉布伦登关于诗的事。大约每周一次，会有一首诗封得好好地寄过来。这些诗不是匿名的，有莱昂尼的签名。他的签名曲里拐弯的，很难辨认—但是每首诗的每个字都是这样。幸运的是，这些诗不是很长—有时总共才十几二十个字—奇怪地散布在纸上，像不确定的鸟踪。第一眼看去，洛娜总是什么都看不明白。她发现最好不要太努力去辨认，只要把纸举在面前，长时间定定地看着它，仿佛出神了一般，通常接着就会有字出现了。不是所有的字都这样—每首诗里总有两三个她永远都看不懂的字—但是没有多大关系。没有标点符号，只有破折号。那些字多数是名词。洛娜并不是对诗一无所知的人，也不是看不懂就轻易放弃的人。但是她对莱昂尼的诗的感觉，多少有点像对佛教的感觉—是将来她可能会理解和深入领会的资源，但现在还做不到。

收到第一首诗后，她极其苦恼，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些感谢的话，但不能显得太蠢。她说出的只是“谢谢你的诗”—当布伦登听不到的时候。她忍住没有说：“我很喜欢。”莱昂尼飞快地点了点头，发出停止这个话题的声音。诗继续到来，不再被提起。她开始想她应该把它们当作馈赠，而不是某种信号，但不是爱情的馈赠—比如布伦登就一定会那样想。里面没有任何莱昂尼对她的感情，完全没有个人化的东西。它们让她联想起有时春天在人行道上依稀可辨的印迹—上一年留下的湿树叶贴在地上留下的阴影。

还有件别的事，更紧迫的事，她没有对布伦登说，也没有对莱昂尼说。她没有说波莉要来拜访。她的表姐波莉要从家里来这儿拜访。

波莉比洛娜大五岁，高中毕业后就在当地的银行工作。她以前曾经攒够了旅行的钱，最终却决定买一台污水泵。现在，她已经坐着汽车在路上了。对于她来说，这样做是最自然和最恰当不过的—来拜访表妹一家。对布伦登来说，这几乎肯定是一种干扰，除非收到邀请，不然任何人都不应该这么做。他不是厌恶来访者—看看莱昂尼—但是他想要自己选择。洛娜每天都在考虑怎么把这事告诉他。她一天天拖着。

这件事也不能和莱昂尼说。你无法对他说任何严肃得像个问题的事。说到问题，就意味着寻求并希冀解决措施。那很没趣，那不代表对生活饶有兴趣的态度。那是一种浅薄而让人厌倦的希望。普通的焦虑，简单的情感，不是他喜欢听的。他喜欢极端令人费解和无法忍受，但又让人啼笑皆非、甚至开心地承受的事情。

她告诉他的一件事可能是不确实的。她提起在结婚那天她是怎么哭的，就是在结婚典礼上。不过她能够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讲，因为她使劲要从布伦登紧握的手里抽出她的手去找手绢，但是他不放手，以至于她要不断地吸鼻子。事实上她并不是因为不想结婚或是不爱布伦登才哭的，而是因为家里的一切似乎突然变得如此珍贵—尽管她一直计划着要离开—家里人比以往与她更亲近，尽管她从不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们。她哭是因为婚礼前一天她和波莉一起清洗厨房架子，擦油毡时，她们俩笑了，她假装像情感剧中那样说，别了，旧油毡，别了，茶壶上的裂缝，别了，我习惯粘口香糖的桌子底，别了。

你干吗不让他算了，波莉说。但她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她骄傲，洛娜自己也骄傲，十八岁，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男朋友，现在她正要嫁给一个三十岁的英俊男人，一个教授。

尽管如此，她还是哭了。刚结婚的那段日子，她接到家里的信就会哭。布伦登逮到过她哭，说：“你爱你的家人，是吧？”

她觉得他的声音充满同情，就说：“是的。”

他叹息着说：“我想你爱他们胜过爱我。”

她说不是那样的，只是有时为家人感到难过。他们的生活很艰难，祖母年复一年地教四年级，尽管眼睛糟糕到几乎没法儿在黑板上写字了；姑妈经常神经兮兮，牢骚满腹，以至于根本没法儿工作；她父亲—洛娜的父亲—在五金店给人打工。

“艰难？”布伦登说，“他们去过集中营，是吗？”

然后他说人们在这世界上需要有进取心。洛娜躺到婚床上，狠狠地发作，愤怒地哭了起来，现在她都耻于回忆。过了一会儿，布伦登来安慰她，不过仍然相信她哭是因为当女人们无法用别的方法赢得争论时就会哭。

洛娜忘了说波莉的长相。她有多高，她的脖子多长，腰又有多细。还有差不多是扁平的胸部。凹凸不平的小下巴，有点歪的嘴。苍白的皮肤，淡棕色头发剪得很短，像羽毛一样细。她看起来既脆弱又坚韧，像长茎上的雏菊。她穿着皱巴巴的粗斜纹布裙子，上面绣着花。

四十八小时之前，布伦登知道了她要来这件事。她从卡尔加里打来电话，是对方付费的，是他接的。后来他问了洛娜三个问题。他的语调疏远而冷静。

她要待多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打电话为什么要我们付费？

“我不知道。”洛娜说。

洛娜在厨房准备晚餐，她在那里紧张地听着，看他们会说些什么。布伦登刚刚到家。她听不到他打招呼，只听见波莉的声音，很响而且充满冒险的快活劲儿。

“那么我真的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坏印象，布伦登，听我说完。我和洛娜从车站走回来，我说，噢，老天呀，洛娜，这就是你们住的漂亮的上等街区吗？接着我说，看看那座房子，它在这里干吗？我说，它看起来像个谷仓。”

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开局了。布伦登很为这房子自豪。它是当代建筑，西海岸风格，称为梁柱结构。这类建筑不粉刷，为了和原先的森林和谐一致。所以从外表看简朴而实用，平屋顶突出墙外。里面，房梁是裸露的，木头都没有掩盖起来。房子里的壁炉设在通往屋顶的石头烟囱里，窗子长而窄，没有窗帘。建造者告诉他们，这类建筑一直是“出类拔萃”的。每当第一次向人们介绍这房子的时候，布伦登都会重复说这个词，而且还要加上“当代”这个词。

他不厌其烦地对波莉这样说，或拿出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这种建筑风格的文章，还有照片—尽管不是这座房子的照片。

波莉从家里带来的说话习惯是开始总要特别加上对方的名字，“洛娜—”她会说，或者，“布伦登—”。洛娜已经忘记了这种说话的方式—现在她觉得这样很霸道，而且粗鲁。晚餐桌上波莉说的大多数话都是以“洛娜—”开始的，而且说的都是只有她和波莉才认识的人。洛娜知道波莉不是故意没有礼貌，她只是咄咄逼人却很勇敢地努力要显得放松。她一开始想试着把布伦登也拉进她们的谈话中。她和洛娜都这样做了，她们开始解释她们在谈论的是什么人—但是没有用。布伦登只是在桌子上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才出声提醒洛娜注意，或者指出丹尼尔把捣碎的食物洒到宝宝椅周围的地上了。

和洛娜一起收拾桌子的时候，波莉继续说话，洗碗时又接着说。洛娜通常是先给孩子们洗澡，让他们上床睡觉，然后再洗碗。但是今晚她太慌张了—她感觉波莉快要哭出来了—无法按照正常的条理做事。她让丹尼尔在地上乱爬，而伊丽莎白对社交场合和新来的人很感兴趣，在周围晃来晃去，听她们讲话。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丹尼尔把宝宝椅碰翻了—幸好没有压到自己，但是他吓得号叫起来—布伦登从客厅走了过来。

“上床睡觉的时间好像推迟了，”他一边说一边从洛娜手中接过儿子，“伊丽莎白，去准备洗澡。”

波莉从镇上的人又谈到家里的情况。不太好。五金店的老板—洛娜的父亲一直更多地把他当成朋友而不是雇主—卖掉了店铺，成交前一个字都没提。新老板在扩大生意的同时却在与加拿大轮胎公司[3]的较量中日渐式微，没有一天不找茬和洛娜的父亲争吵。父亲从店里回来，灰心丧气，只想往沙发上躺。他对报纸和新闻一概不感兴趣。他喝碳酸苏打水，不愿意讨论自己胃痛的事。

洛娜提到父亲曾经写信略微透露过这些麻烦事。

“唉，他不会说的，是吧？”波莉说，“不会对你说的。”

波莉说，两座房子的保养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噩梦。他们都应该搬到一座房子里，卖掉另一座，但是现在祖母退休了，整日找波莉母亲的茬儿，洛娜的父亲无法忍受同时和她们两个一起生活。波莉一直想离开，不再回去，但是没有她，他们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洛娜说。给波莉提建议让她感觉怪怪的。

“哦，那是当然，”波莉说，“诸事皆顺时我就该走的，我想我本应该那么做。但什么时候是诸事皆顺的时候呢？我不记得情况有过好转。另一方面，我也要留下来看着你毕业。”

洛娜以遗憾和想提供帮助的语气说话，但拒绝停下手头的活去肯定波莉的信息的价值。她接受了这个信息，仿佛它和她认识和喜欢的什么人有关，而她本人是不为之负责的。她想到父亲晚上躺在沙发上，忍受他不愿意承认的痛苦；比阿特丽斯姑妈在隔壁哭泣，担心别人会说她什么，害怕他们在背地里嘲笑她，在墙上写有关她的事情，因为去教堂时露出了肩带而哭泣。想到家让洛娜痛苦，但是她忍不住想是波莉在敲打她，试图让她屈服，把她包裹在某种熟悉的痛苦中。她一定不会屈服的。

看看你，看看你的生活。你的不锈钢水池。你那建筑工艺杰出的房子。

“如果我现在离开，我会太过内疚，”波莉说，“我忍受不了。离开他们我会太过内疚。”

当然，有些人从来不感到内疚。有些人从来就没感觉。

“你的故事真惨。”布伦登说。他们并排躺在黑暗中。

“是她想象的。”洛娜说。

“记住，我们不是百万富翁。”

洛娜吃了一惊。“她不是想要钱。”

“不是吗？”

“她告诉我这些不是那个目的。”

“别太肯定。”

她僵直地躺着，没有回答。接着她想起一件事，可能会让他心情好一些。

“她只待两个星期。”

这回轮到他保持沉默了。

“你不觉得她好看吗？”

“不觉得。”

她想说波莉给她做了结婚礼服。她本打算穿着海军蓝的西装结婚。婚礼前几天，波莉说：“这不行。”随后她拿出自己高中的晚礼服（在舞会上，波莉总是比洛娜更受欢迎），她镶了白色花边，缝了白色的蕾丝袖子。她说，新娘子没有袖子可不行。

但是他会在乎这些吗？

莱昂尼离开好几天了。他父亲退休了，莱昂尼帮他把东西从落基山脉的镇上搬到了温哥华岛。波莉到达的第二天，洛娜收到他的信。不是诗—是一封真正的信，虽然很短。

我梦见我用自行车带着你。我们骑得很快。你似乎并不害怕，尽管你本应该会害怕。我们不要用受召唤来解释这件事。

布伦登很早就走了。他在暑假班教课，他说他去食堂吃早餐。他刚一离开，波莉就从房间里出来了。她穿着便裤而不是荷叶边的裙子，她一直在微笑，好像是被自己的一个笑话逗乐了。她一直低着头，回避洛娜的目光。

“我最好出去看看温哥华的风景，”她说，“看来我很可能不会再来了。”

洛娜在地图上标了一些地方，告诉她方向，说抱歉不能陪她去了，出行带孩子很麻烦，得不偿失。

“噢，不用了。我没指望你陪我。我来这里不是想要一直麻烦你的。”

伊丽莎白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她说：“为什么我们是麻烦？”

洛娜提早让丹尼尔打了个盹，等他醒来时，把他放在手推车里，告诉伊丽莎白说要去游乐场。她选择的游乐场不在附近的公园，而是在山坡下，靠近莱昂尼住的那条街。洛娜知道他的地址，尽管她从来没有见过那座房子。她知道是座房子，而不是公寓楼。他住楼上的一个房间。

没过多久她就到了—回程的时间无疑要久一些，因为要推车上坡。她来过北温哥华的老城区，这里的房子要小一些，地基也窄。莱昂尼住的房子门铃边有他的名字，另一个门铃旁，是B.哈钦森的名字。她知道哈钦森太太是房东。她按了门铃。

“我知道莱昂尼不在。很抱歉打扰您，”她说，“不过我借了书给他，是图书馆的，现在到期了，我能不能到他的房间看看能否找到。”

房东说：“噢。”她是个老太太，头上裹着印花围巾，脸上有些大黑斑。

“我丈夫和我跟莱昂尼是好朋友。我丈夫是他大学时的教授。”

“教授”这个词总是有用的。洛娜拿到了钥匙。她把手推车停放在树荫下，告诉伊丽莎白等着，看着弟弟。

“没有游乐场。”伊丽莎白说。

“我跑上去就下来。很快的，好吗？”

莱昂尼的房间尽头有一个凹室，放着双灶的煤气炉和橱柜。没有冰箱和洗手池，只有厕所里有洗手池。软百叶窗卡在窗子的一半，一块油毡上的图案被棕色的油漆盖住了。房间里散发着淡淡的煤气炉味儿，混合着没有晾晒的厚衣服的味儿、汗味、还有松香碱充血剂的味儿，她把这当成了莱昂尼自己的气味—几乎连想都没想，一点都没有不喜欢。

除了那些，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她来这里不是找图书馆的书，而纯粹是想到他住的地方待上片刻，呼吸一下他的气息，从他的窗子向外望望。可以看到其他的房子，散布在格劳斯山树木茂密的斜坡上，很可能像这座房子一样，被隔成小小的公寓房。光秃秃的房间毫无特色，富有严厉的挑战性，床，写字台，桌子，椅子，只是必要的配备，这样就可以把房间宣传成是装修过的了。甚至棕褐色的雪尼尔布床单也可能是他搬进来时就有的。没有画—连日历都没有—最奇怪的是，一本书都没有。

东西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写字台的抽屉？她不能看。不仅是因为没有时间—她听见伊丽莎白在院子里叫她—是个人物品的缺失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莱昂尼的存在。这里不仅能感觉到他的简朴和隐密，还有一种警觉—几乎就像是他设好了一个圈套，等着看她会怎么做。

她真正想做的不是继续调查，而是坐在地板上，坐在方形油毡中间。坐上几个小时，与其说是看看他的房间，不如说是沉浸在里面。待在他的房间里，没有人认识她，也没有人对她有所求。待在那里，很久，很久，变得尖锐，轻盈，针一样轻。

星期六早上，洛娜和布伦登带着孩子开车去彭蒂克顿。有个研究生邀请他们出席婚礼。他们星期六晚上，以及星期天的白天和晚上都会待在那里，星期一早上才回来。

“你告诉她了吗？”布伦登问。

“没问题。她没指望来。”

“但是你有没有告诉她？”

星期四是在安布尔赛德海滨度过的。洛娜、波莉和孩子们是坐车去的，换了两次车，带着毛巾、沙滩玩具、尿片、午餐，还有伊丽莎白的吹气海豚。他们体力不支，而且他们这样成群结队的，在其他乘客中激起了怒气和郁闷，这引起了一种特别的女性反应—一种近乎狂欢的情绪。离开洛娜扮演妻子角色的房子也有帮助。他们成功地到达海滩，如散兵游勇般混乱，搭起帐篷，轮流下水，照看孩子，拿饮料、棒冰和薯条。

洛娜晒黑了一点，波莉一点也没有。她把一条腿伸到洛娜腿旁边，说：“看，生面团。”

她要负责两座房子的家务，还要应付银行的工作，她说，根本没有片刻时间可以坐下来晒太阳。她现在实事求是地说话了，毫无宣扬美德与牢骚抱怨的潜在意味。围绕她的酸腐气—像破抹布一样—消失了。她独自找到了在温哥华游逛的方法—她第一次在城市里做到这一点。她在汽车站和陌生人搭讪，打听该看看什么景点。有人建议她坐升降滑梯去格鲁斯山顶。

她们躺在沙滩上时，洛娜开始跟她解释。

“布伦登这段时间很忙。在暑期学校上课特别紧张，要快速地完成很多事情。”

波莉说：“是吗？那不仅是我的原因了？”

“别傻了，怎么会是因为你呢。”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以为他讨厌我的大胆。”

接着，她说到家那边有一个男人想和她约会。

“他太严肃了。他在找老婆。我猜布伦登也太严肃了，不过你爱他。”

“过去和现在都很严肃。”洛娜说。

“可我不是，”波莉把脸压在胳膊肘上，“我想如果喜欢上了什么合适的人，和他约会，下定决心只看人优点，也许行得通。”

“什么优点？”洛娜坐起来，这样她就能看着伊丽莎白骑海豚了。

“让我想想，”波莉咯咯地笑着说：“不。有很多优点。我刚才有点刻薄了。”

她们收拾玩具和毛巾时，她说：“我真的不介意明天再来玩一次。”

“我也不介意，”洛娜说，“但是我要准备去欧肯那根。我们接到邀请，要去参加婚礼。”她让这事听起来像是件烦人的琐事—因为实在让人不快和乏味，所以直到现在才提起。

波莉说：“噢，那我自己来吧。”

“当然。你应该自己再来玩玩的。”

“欧肯那根在哪里？”

第二天晚上，把孩子们弄睡着后，洛娜来到波莉睡的房间。她从柜子里拿了一个衣箱出来，她以为房间会没人—波莉应该还在浴室里，在不冷不热的水和苏打里泡一泡因为暴晒了一天而晒伤的皮肤。

但是波莉已经在床上了，像裹了裹尸布似的围着床单。

“你洗完了，”洛娜说，尽量让口气听起来正常，“晒伤感觉好些了吗？”

“我没事。”波莉的声音有些听不清。洛娜立刻意识到她哭过，很可能还在哭。她站在床尾，无法离开房间。一阵失望如疾病一般袭来，一阵厌恶涌上心头。波莉不想隐瞒了，她翻了个身，向外望着，脸皱皱的，显得很无助，因为日晒和哭泣变得红红的。又有眼泪从她眼里涌了出来。她简直就是一大坨的痛苦，实实在在的控诉。

“怎么啦？”洛娜问。她假装惊讶地表示同情。

“你不想要我。”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洛娜，伴随着眼泪夺眶而出的不只是痛苦和对背叛的控诉，还有愤怒的要求，要求被抱住，被摇晃，被安慰。

洛娜想打她。是什么给了你这个权利，她想说，你靠着我想得到什么？是什么给了你这个权利？

家庭。是家庭给了她权利。她攒钱，计划逃跑，想着洛娜会收留她。是真的吗—她竟梦想待在这里，不再回去了吗？分享洛娜的好运，成为洛娜那已经改变了的世界的一部分？

“你觉得我能做什么？”洛娜说，恶毒的语气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你认为我有什么能力吗？他每次给我的钱甚至从未超过二十块，一分钱都不多给。”

她拖着箱子离开了房间。

一切都这么糟糕和讨厌—用这种方式来哀叹自己的不幸，以期与波莉的悲哀一争高下。一次二十块钱有什么关系吗？她有记账户头，他从没拒绝过她的要求。

她睡不着，心里痛斥着波莉。

欧肯那根的炎热比海滨更让夏天显得真实。山上灰白的草和干地松树稀疏的影子给热闹的婚礼设置了天然的背景，源源不断的香槟，跳舞和挑逗，短暂的友谊和善意的流溢。洛娜一下子就醉了，这么容易喝醉真是不可思议，酒精释放了精神的枷锁。凄凉的蒸汽升起。她上床时还醉着，春心荡漾，正合布伦登的心意。甚至第二天的宿醉也很温和，是净化，而不是惩罚。她感到虚弱，但一点都没对自己不满，她躺在湖边，看布伦登帮伊丽莎白堆沙堡。

“你知道你爸爸和我是在婚礼上认识的吗？”她问。

“但是和这个婚礼不太一样。”布伦登说。他是说他参加过的那个婚礼—一个朋友娶了麦奎加的女儿（那是洛娜家乡最显赫的名门望族）—正式而枯燥。典礼在联合教堂大厅举行—洛娜是招募来分发三明治的女孩之一—喝酒也是匆匆忙忙的，在停车场里。洛娜不习惯男人身上的威士忌味道，她觉得布伦登一定喷了太多奇怪的发雾。尽管如此，她还是欣赏他宽阔的肩膀、牛一样壮的脖颈、他的笑容和威严的金棕色眼睛。听说他是数学老师时，她又对他的聪明才智倾心起来。她对男人所拥有的她完全陌生的任何知识都感到兴奋。自动机械知识也对她同样有效。

他对她的吸引力的回应似乎像个奇迹。她后来得知他在找老婆，他年龄不小了，该成家了。他想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不是同事或学生，甚至也许不是那种家里要送去读大学的女孩。不娇生惯养，聪明但不娇纵。一朵野花，在最初的热度中，他会这么说，即便是现在，他有时也会这么说。

开车回来的路上，在卡拉米尔斯和普林斯顿之间的某个地方，他们把这炎热的金色乡间留在了后面。太阳还在闪耀，洛娜心里仅有的一丝不安像眼前的一根头发可以被弹开，或自己飘出视线之外。

但它总是不断地飘回来。变得越来越不祥和执拗，直到最终向她扑来，她认清了它的真面目。

她害怕—一半确信—当他们在欧肯那根的时候，波莉会在北温哥华他们的厨房里自杀。

在厨房。正是洛娜预想的这幅景象。她确切地看到了波莉会采用的做法。她会把自己吊死在门后面。他们回到家从车库走向房子的时候，会发现门锁着。他们打开门锁，但是推不开门，因为它被波莉的尸体抵住了。他们会匆匆跑到前门，进入厨房，满眼都是波莉死时的样子。她会穿着皱巴巴的粗斜纹布荷叶边裙子，白色系带衬衫—她第一次考验他们的好客程度时大胆的装束。她苍白修长的腿垂下，头致命地歪在纤细的脖子上。她的尸体前面会是厨房的椅子，她先是爬上椅子，然后从上面跨下来或跳下来，看痛苦是如何自我了结的。

独自置身于不想收留她的房子里，墙壁、窗子、她喝咖啡用的杯子一定都仿佛在鄙视她。

洛娜记得，有一次她和波莉单独留在祖母的房子里，由波莉负责照看一天。也许她父亲在店里，但是她认为他也走了，三个大人都不在镇上。那一定是个不寻常的场合，因为他们从不去买东西，更不要说去旅行了。葬礼—几乎可以肯定是葬礼。那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洛娜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她的头发也不够长，扎不成马尾辫，就一绺一绺地披在头上，像波莉现在一样。

波莉那时正热衷于做糖果或祖母食谱上的任何甜腻食品。巧克力红枣蛋糕，蛋白杏仁饼干和蛋白奶油糖。那天她正把什么东西混拌在一起，发现橱柜里没有她需要的一种配料。她要骑车去镇上商店里找。那天多风而寒冷，地面光秃秃的—一定是深秋或初春。离开前，波莉把木材炉子的风门推上了，但她还是想起了母亲因为类似的情况短暂外出时房子着火烧死孩子的故事，所以她让洛娜穿上大衣，把她带到外面，待在厨房和主屋之间的角落里，那边风不是很猛。隔壁的房子一定是锁上了，不然她会带她去那里的。她告诉她站在那里别动，就骑车去商店了。待在这里，别动，不要担心，她说。接着她吻了洛娜的耳朵。洛娜严格按照她说的做，十分钟，也许有十五分钟，她就蹲在白色的丁香花丛后面，研究房子地基上石头的形状，深色浅色的石头，直到波莉匆匆回来，把自行车甩到院子里，叫着她的名字奔过来。洛娜，洛娜，波莉抛掉装黄糖或核桃的袋子，在她的头上吻个不停。因为她想到洛娜可能会被潜伏的绑架者发现—就是因为有坏人，大人才不许女孩们到房子后面的田地里去的。她一路祈祷，不要发生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她赶紧把洛娜拉进屋，焐焐她光光的膝盖和手。

“啊，可怜的小手，”她说，“噢，你害怕了吗？”洛娜喜欢这种大惊小怪的体贴，低头任她抚摸，仿佛自己是匹小马驹。

浓密的常青树林代替了松树，棕色的山丘转成了渐远渐亮的蓝绿色高山。丹尼尔开始抽噎，洛娜拿出他的果汁瓶。接着，她让布伦登停车，她就可以把孩子放在前座上，给他换尿片。布伦登走开一段距离，抽了根烟。换尿片的场面总是让他有点儿不舒服。

洛娜还趁机拿出了伊丽莎白的故事书，当大家重新安顿好后读给孩子们听。是苏斯博士的书。伊丽莎白知道所有的儿歌，甚至连丹尼尔都知道在哪里用自己编造的词儿插话。

波莉不再是那个用自己的手搓洛娜的小手的人了，不再是那个知道所有洛娜不知道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了。一切都掉转过来了，似乎洛娜结婚以来，波莉一直停滞不前。洛娜超越了她。现在洛娜有后座上的孩子要爱护，要照顾，这种感情似乎不是波莉那个年龄的人可以奢望分享的。

洛娜这样想也没有用。她一把论据安置就位，心中就冒出他们试图开门时尸体撞在门上的感觉。不堪的重荷，灰色的尸体。那是波莉的尸体，她什么都没得到。她在家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找到，她梦想的改变在她生活中出现的希望也很渺茫。

“现在读《玛德琳》。”伊丽莎白说。

“我不记得带《玛德琳》来了，”洛娜说，“不，我没有带来。不要紧，你都能背下来了。”

她和伊丽莎白一起背了起来。

在巴黎有一座老房子，覆盖着葡萄藤，

住着十二个小姑娘，排成笔直的两排。

她们把面包分成笔直的两排，

刷完牙，然后上床睡觉—

这是愚蠢，是狗血剧，是内疚。不会发生的。

但是这样的事情的确会发生。有人沉沦，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他们完全没有得到帮助。一些人被抛入了黑暗之中。

半夜的时候，

卡拉维小姐打开灯

说：“有点儿不对劲—”

“妈妈，”伊丽莎白说，“你怎么停下来了？”

洛娜说：“我得停一会儿。我嘴很干。”

他们在霍普吃了汉堡和奶昔，然后下到弗雷泽山谷，孩子们在后座上睡着了。还有一些时间。他们到了奇利瓦克，到了阿伯茨福德，他们看到了前面新威斯敏斯特的山和其他上面有房子的山，这是城市的开始。他们还要经过很多桥，转很多弯，开过很多条街道，很多拐角。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下次再看到就是将来了。

他们进入斯坦利公园时，她突然想祈祷。这真无耻—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临时抱佛脚的祈祷。不要让它发生，不要让它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不要让它已经发生了。

那天没有云。他们从狮门桥上眺望乔治亚海湾。

“你能看到温哥华岛吗？”布伦登说，“你看看，我看不到。”

洛娜挺着脖子越过他的肩膀望着。

“很远，”她说，“模模糊糊的，但确实在那儿。”

望着那些似乎漂浮在海上，渐渐暗淡最后几乎消融的蓝色丘体，她想到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交易。她相信还是有可能的，到最后一分钟还是有可能做交易的。

必须是严肃的，最终的痛苦许诺和奉献。接受吧。我答应。如果能让它不成为事实，如果能不让它发生。

作为交易的不能是孩子。她迅速抓走了那个想法，仿佛是把他们从火灾里抢救出来。不是布伦登，不过是出于相反的原因。她还爱他不够深。她会说她爱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认真的，她希望被他爱，但是还有一丝憎恨的嗡嗡声与她的爱一路并肩奔来，几乎一直都存在。所以在任何交易中把他当作筹码是应受谴责的—也是无用的。

她自己？她的美貌？她的健康？

她想到自己可能步入了错误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由不得你选择，由不得你设定规则。等你得知规则的时候就明白了。你必须答应去遵守它们，即使你不知道它们会是什么。答应。

但是绝对不要和孩子有关。

上了卡皮拉诺路，进入这个城市中他们所居住的区域，世界上属于他们自己的一角。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具有真实的分量，他们的行动会产生后果。他们房子那不折不扣的木头墙透过树木显露出来。

“走前门会轻松些，”洛娜说，“不用上楼梯。”

布伦登说：“上几级楼梯怎么了？”

“我没有看到桥，”伊丽莎白突然醒了过来，失望地叫道，“你怎么不叫醒我看桥呢？”

没有人回答她。

“丹尼尔的胳膊都晒伤了。”她用不太满意的语调说。

洛娜听到了说话的声音，她觉得是从邻居院子里传来的。她跟着布伦登转过房子的拐角。丹尼尔躺在她肩膀上，睡得很实。她拿着尿片袋子和故事书袋子，布伦登提着箱子。

她看见了刚才说话的人就在她自家的院子里。波莉和莱昂尼。他们拉了两把草地椅，坐在树荫下，背对着风景。

莱昂尼。她完全忘记他了。

他跳起来，跑过来开后门。

“集体旅行回来了。”他说，那种声音洛娜似乎从来没有听到过。自然的热心，简单恰当的信心。家庭朋友的语气。他拉开门等着时凝视着她的脸—他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对她微笑着，那笑容全然是微妙的，隐秘的，带有同谋者讽刺的神情，不再有神秘的奉献。所有复杂的含意，所有私密的信息都不复存在了。

她的声音好像是他的回声。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星期六，”他说，“我忘了你们要外出。我辛辛苦苦跑过来打招呼，你们却不在。波莉在，她告诉我，我才想起来。”

“波莉告诉你什么？”波莉从他身后走上前来。她并不是真的在发问，而是一个女人半开玩笑的话，她知道她所说的一切都会被很好地领会。波莉被晒伤的地方变成了古铜色，至少前额和脖子发红了。

“来，”她对洛娜说，接过她肩膀上的两个口袋和手里的空果汁瓶，“我拿东西，你抱孩子。”

莱昂尼松软下垂的头发现在呈现出棕黑色而不是黑色—当然，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太阳下看到他—他的皮肤也晒黑了，额头苍白的光几乎消失了。他穿着平时的黑裤子，但是衬衣她没见过。是一件黄色的短袖衬衣，仔细地烫过，发亮的便宜料子，肩膀太宽，也许是在教堂的旧货店买的。

洛娜把丹尼尔抱到楼上，放在摇篮里，站在旁边，轻声哼着抚摸他的背。

她想莱昂尼一定是因为她进他房间的事在惩罚她。房东应该会告诉他。洛娜本应该想到这一点，如果她停下来思考的话。她没有停下来思考，很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没关系。她甚至想要亲自告诉他。

去游乐场的路上，我想进屋到你的地板上坐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宁，在你的房间里，坐在地板的中间。

她本以为—在接到信后？—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纽带，不需要明言，但是可以信赖。可是她错了，她吓到他了。太多的臆想。他转身就遇到了波莉。因为洛娜的冒犯，他转向了波莉。

可也许不是这样。也许他只是变了。她想起他异常荒芜的房间，还有墙壁上的光。也许会从这一切中走出一个全新的他，毫不费力地一眨眼就完成了。那也许是对某件出了点差错的事情的反应，或是他认识到无法把这件事做到底。或许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向—只是一眨眼。

丹尼尔睡着了她才下楼。她在浴室发现，波莉已经把尿片漂洗好放在了桶里，洒了蓝色消毒液。她捡起搁在厨房地面中间的衣箱，拎到楼上，放在大床上，打开，把要洗的衣服挑出来，要收起来的整理好。

这个房间的窗子对着后院。她听到一些声音—伊丽莎白因为回家而发出的兴奋的尖叫声，也许是想招来更多听众的注意，还有布伦登的声音，在富有权威又愉快地描述着旅行见闻。

她走到窗边向下望去。她看见布伦登走到储藏棚，打开锁，开始往外拖儿童泳池。门眼看着就要关上了，波莉赶紧跑过去把门拉住。

莱昂尼过去解开盘绕的水管。她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水管在哪里。

布伦登对波莉说着什么。感谢她？你会以为他们的关系不错。

怎么会这样？

也许波莉现在适于被纳入考虑了，成为了莱昂尼的选择，而不是洛娜的负担。

或许布伦登纯粹是因为外出而开心起来了。他也许暂时放下了维持家庭秩序的重担。也许他公正地认识到，波莉变了，她并不是一种威胁。

一幅这么普通而奇妙的景象如魔法一般出现了。大家都开心起来。

布伦登开始把塑料泳池的边框吹鼓起来。伊丽莎白脱得只剩下了短裤，迫不及待地跳来跳去。布伦登都没有叫她跑去穿上泳衣，因为短裤不适合游泳。莱昂尼已经打开了水龙头，等到把水池灌满，他就站在那里浇旱金莲，跟所有的户主一样。波莉对布伦登说了什么，他把吹气孔压着堵上，把半充气的塑料泳池递给她。

洛娜记得在海边就是波莉把海豚吹起来的。像她自己说的，她气力很足。她稳稳地吹着，显得毫不费力。她穿着短裤，叉开光溜溜的腿，牢牢地站在那里，皮肤像桦树皮一样熠熠生辉。莱昂尼正望着她。这正是我需要的，他也许这样想。这么能干又体贴，柔顺又可靠的女人，没有虚荣，实实在在，对一切都心满意足。那也许正是他将来要娶的那种女人。一个可以接管一切的妻子。然后他会改变，再次改变，也许会以他的方式爱上别的女人，但是他妻子会忙得注意不到这些。

那或许会变成现实，波莉和莱昂尼，或许不会。波莉会按计划回家，如果她回去，也就不会有人伤心了。或者那只是洛娜的想法。波莉可能会结婚，也可能不结婚，但不管怎样，和男人之间发生的事不会让她伤心。

不一会儿，泳池的边框就鼓了起来，光溜溜的。它被放在草地上，里面放着水管，伊丽莎白在里面用脚拍水玩。她抬头看看洛娜，似乎知道她一直在那儿。

“很冷，”她狂喜地喊着，“妈妈—水很冷。”

布伦登也抬起头看洛娜。

“你在上面干什么？”

“收拾行李。”

“不必现在收拾。出来吧。”

“我马上就来。”

自从她进了家门—事实上是自从她意识到她听见的声音是从自己家后院传来的，是波莉和莱昂尼的声音—洛娜就忘记了她原来的想象，一路上一直萦绕在她脑海中的想象，想象波莉吊死在后门上。现在她对这样的想象感到吃惊，就像有时你醒来很久以后回想梦境时感到吃惊一样。惊异于梦的威力和耻辱，还有梦的无用。

不是在那一刻，而是稍晚一些，她想起了她的交易。她脆弱的，纯属神经过敏的交易。

但是她答应了什么呢？

绝对和孩子无关。

是和自己有关的什么事吗？

她答应，要她做什么都行，只要她知道要做什么。

那是套期保值，是不成为交易的交易，没有意义的诺言。

但是她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几乎是在构思一个要对别人讲述的故事—现在不是对莱昂尼讲了—而是对别人，权当消遣。

放弃阅读。

收养困难家庭和贫穷国家的小孩，尽力医治他们的创伤与因被忽视而产生的伤痛。

去教堂做礼拜。同意信仰上帝。

剪短头发，不再用化妆品，不再把乳房塞进带钢圈的胸罩里。

她在床上坐了下来，对这个玩笑，对这些不相干的胡思乱想感到很厌倦。

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她所参与的交易就是要继续原来的生活。交易已经生效。接受发生的一切，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一天天，一年年，感觉大多相同，除了孩子们会长大，还可能再有一两个孩子，他们也会长大，她和布伦登会一天天变老，直到最后老去。

直到现在，直到此刻，她才清晰地看到她在盼望什么，一件能够改变她生活的事情。作为一个重大改变，她接受了婚姻，但不是最后的改变。

所以，现在除了她和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理性预计会发生的事，就再不会有其他事了。她要用交易换取的东西就是幸福。没有秘密，也不陌生。

要关注幸福，她想。她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想法，她要双膝跪地。是认真的。

伊丽莎白又在叫了：“妈妈，到这儿来。”还有其他人—布伦登、波莉和莱昂尼，一个接一个，都在喊她，拿她开涮。

妈妈。

妈妈。

到这儿来。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在北温哥华，他们住在梁柱结构的房子里时的事儿。那时她二十四岁，对交易这件事还很陌生。

[1] 法语，意为“漂亮的女朋友”。

[2] 典出《圣经》，喻指精神劳作的田地。

[3] 加拿大的一家零售公司，主营汽车、健身休闲及家居用品。

留存的记忆

在温哥华一间旅店的房间里，年轻的梅里埃尔戴上她白色短款的夏日手套。她穿着米黄色亚麻裙子，头上扎着薄薄的白色围巾。她那时还是黑头发。她微笑起来，因为想起泰国的诗丽吉王后说过的话，或者杂志中引用她的话。援引的引语—诗丽吉王后援引巴尔曼[1]的话。

“巴尔曼教会了我一切。他说：‘永远戴白色手套，那是最佳选择。’”

最佳选择。她为什么要为这话笑呢？这似乎只是一句轻声的建议，既荒唐又包含无穷的智慧。她戴着手套的手很有型，但看起来柔弱得像小猫爪一样。

皮埃尔问她为什么笑。“没什么。”她说，接着告诉了他原委。

他问：“巴尔曼是谁？”

他们正准备去参加葬礼。为了能准时赶上早晨的仪式，他们昨晚就从温哥华岛的家里乘船过来了。从结婚之夜算起，这是他们第二次住酒店。他们现在外出旅行总是带着两个孩子，找迎合家庭需要的不太贵的汽车旅馆。

这是他们结婚后参加的第二个葬礼。皮埃尔的父亲去世了，梅里埃尔的母亲也不在了，但那都是他们认识前发生的事。去年皮埃尔学校的一位老师突然去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有男生合唱，念十六世纪葬礼的悼词。那个人六十五岁上下，他的死只是让皮埃尔和梅里埃尔觉得有点吃惊，并没有让他们怎么难过。他们觉得，在六十五、七十五或八十五岁去世都没有多大差别。

今天的葬礼是另一回事儿。下葬的是乔纳斯，皮埃尔多年以来最好的朋友，与他同龄— 二十九岁。皮埃尔和乔纳斯在西温哥华一起长大—他们还记得西温哥华在狮门桥建造以前的样子，那时它就像个小镇。他们的父母是朋友。他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一起造了一条小划艇，在丹达瑞夫码头下水。大学期间，他们分开过一段时间—乔纳斯学工程，皮埃尔学古典文学，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历来相互鄙视。不过那以后的数年间，他们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乔纳斯没有结婚，有时来看望皮埃尔和梅里埃尔，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两个年轻人都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他们会拿这些开玩笑。乔纳斯选择的职业在他父母看来很靠谱，曾引起皮埃尔父母无声的嫉妒，但是，皮埃尔结了婚，谋到了一份教职，承担起平凡的责任，而乔纳斯大学毕业后，从来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和工作。他似乎总是在试用期，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司转过正，至于女孩子—至少听他说—总是与他处于某种试用期状态。他上一个工程师的职位是在温哥华北部，他在辞职或是被解雇之后继续留在那里。“经双方同意，中止雇佣关系。”他写信给皮埃尔说，补充说他住在高级人士住的酒店里，有可能会找一份伐木的工作。他还在学习开飞机，考虑做一名无人区飞行员。他答应等现在的经济纠纷处理好以后来看望他们。

梅里埃尔希望他别来。乔纳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早上把被子扔到地上，需要她去捡起来。他不让皮埃尔睡觉，半夜三更还陪着他聊十几岁时候的事，或者更早的事。他管皮埃尔叫“尿头发”[2]，小时候的绰号，提到别的老朋友时，他叫他们“臭水池”、“博士”或“捣蛋鬼”，从来不喊他们的名字—斯坦、唐、里克，都是梅里埃尔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粗暴地卖弄般地回忆一些事情的细节，梅里埃尔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好笑（在老师家的前门台阶上点着一包狗屎，一个老头缠着他们这帮男孩，出五美分要他们脱掉裤子）。而如果谈话转到现在，他会变得很气愤。

当她不得不问皮埃尔宣布乔纳斯的死讯时，她既感到抱歉又感到震惊。抱歉是因为她从来不喜欢乔纳斯，震惊是因为他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第一个离世的熟人。但是皮埃尔似乎并不吃惊，也不特别伤心。

“自杀。”他说。

她说不是，是意外。当时天已经黑了，他骑着摩托车行驶在石子路上，后来便驶离了路面。有人发现了他，陪着他，救助很及时，但他不到一小时就死了。他受了致命伤。

他母亲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他的伤是致命的。她听起来似乎很快就认命了，根本不感到奇怪，态度跟皮埃尔说“自杀”的时候一样。

在那之后，皮埃尔和梅里埃尔几乎不谈论死亡本身，只谈葬礼，酒店房间，需要请全职住家保姆。他的西装需要洗，白衬衫也搞定了。这些都由梅里埃尔来安排，皮埃尔以丈夫的方式不断地检查她的进展。她明白他希望她控制好情绪，就事论事，像他一样，不要自以为可以恣意悲伤—他确信—她并不真的感到悲伤。她问过他为什么说是“自杀”，他告诉她：“我只是这么想的。”她认为他的回避是一种警告，甚至是谴责，仿佛怀疑她从死亡—或从他们与死者的亲近关系中—汲取了一种可耻和自私的情绪。一种沾沾自喜的病态的兴奋。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不久前他们还是求爱者，几乎是玩物，奴颜婢膝，因为性的痛苦而绝望。当婚姻之实已是铁板钉钉，他们就变得果断，挑剔。每天早上去上班，脸刮得干干净净，年轻的脖子上打着领带，在无名的工作中打发一个又一个白天；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厨房、疾病、情感和孩子的一团混乱中间。他们要迅速掌握很多东西。如何对老板毕恭毕敬，如何管理妻子；如何在抵押贷款、挡土墙、草坪、排水管、政治，以及如何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以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这些事情上享有权威。那么，可以溜回第二个青春期的是女人—在白天，在承担照料孩子这种惊人的责任之余。丈夫不在，精神放松。梦想的叛逆，造反的聚会，高中时那种阵阵狂笑，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在他付费的四壁间迅速滋生。

葬礼之后，一些人被邀请回到乔纳斯父母在丹达瑞夫的家中。杜鹃花篱正在盛开，红色、粉色和紫色的花。有人向乔纳斯的父亲称赞他的花园。

“啊，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当时得在仓促之间弄出个样子来。”

乔纳斯的母亲说：“恐怕算不上什么午餐，只是便饭。”大多数人在喝雪利酒，一些男人喝威士忌。食物摆在加长的餐桌上—鲑鱼冻和饼干、蘑菇馅饼、香肠卷、柠檬软蛋糕、切好的水果和杏仁曲奇饼，还有虾、火腿和黄瓜牛油果三明治。皮埃尔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他的小陶瓷盘子上，梅里埃尔听见他母亲对他说：“要知道，可以回来再添的。”

他母亲不在西温哥华住了，是从白石城赶过来参加葬礼的。她已经没有底气直白地训斥儿子了，毕竟皮埃尔现在是老师，而且结了婚。

“还是你以为不会有剩下的了？”她说。

皮埃尔漫不经心地说：“也许剩下的都是我不想吃的。”

他母亲对梅里埃尔说：“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的，不过你看。”梅里埃尔说着抚平她在仪式上坐出来的皱褶。

“这就是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

“什么问题？”乔纳斯的母亲欢快地边说边把一些馅饼放到加热盘里。

“亚麻布的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梅里埃尔只是在说她的裙子皱了”。—她没有提“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我说亚麻就是这样的。”

乔纳斯的母亲也许并没在听。她望着屋子另一头说：“那是给他看病的医生。坐自己的飞机从史密瑟斯来的。我们觉得他人真是太好了。”

皮埃尔的母亲说：“那真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他就是那样照顾偏远地区的病人的。”

他们在谈论的人正在和皮埃尔讲话。他没有穿西装，但是在高领毛衣外穿着体面的夹克。

“我想他会的。”皮埃尔的母亲说。乔纳斯的母亲说：“是的。”梅里埃尔感觉仿佛他们解释了什么事情并达成了共识—是他的穿着方式吗？

她低头看着折成方形的餐巾。不像正餐餐巾那么大，也不像鸡尾酒餐巾那么小。它们交叠着放成两排（角上绣着或蓝或粉或黄的小花），每一块的角都和旁边一块的折角相互交叠。没有两块带同色花的餐巾放在一起。没有人动过它们—她看见屋子里很少有人拿餐巾—即使拿，也是从一排的尾端小心地抽出来的，没有打乱顺序。

在葬礼仪式上，牧师把乔纳斯的生命比喻成子宫里的婴儿的生命。婴儿，他说，不知道任何其他的存在，住在温暖黑暗的水洞里，对于将要闯入的光明大世界一无所知。我们对世界略有所知，但是无法想象，我们经历了死亡的分娩剧痛后幸存下来后将进入什么样的光芒之中。如果可以告知婴儿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他难道不会恐惧和怀疑吗？大部分时间，我们也满心恐惧，满腹疑虑，但是我们不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承诺。即使这样，我们盲目的头脑还是不能想象，不能相信，我们会进入怎样的世界。婴儿被包裹在无知中，对自己无声无助的存在充满信念。我们这些并非全然无知的人，或完全有知的人，必须小心地把自己包裹在信仰里，包裹在主的话语里。

梅里埃尔看着牧师，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杯雪利酒，听一个长着蓬乱金发的快活女人说话。在她看来，他们不是在谈论死亡的剧痛和前面的光。如果她走过去和他讨论那个话题，他会怎么做呢？

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勇气或是那么不礼貌。

她转头去看皮埃尔和无人区医生。皮埃尔带着孩子气的快活劲儿与人交谈，这些日子里他很少有这样的快活劲儿，或者要么是梅里埃尔很少见到。她假装现在是第一次看见他。他拳曲的黑色短发贴在额头上，露出光滑泛着金光的象牙色皮肤。他的肩膀宽大有型，四肢修长，头不大，形状却很好看。他令人着迷地笑着，但是从来不故意做作，自从他做了男孩子们的老师，似乎就不再相信微笑了。他的额头上出现了浅浅的永久的细纹。

她想起一次教师聚会—一年多以前—那时他和她分处于房间两端，都发现自己无法参与进身旁人们的谈话。她绕过房间，在他不注意的时候靠近他，然后开始和他交谈，仿佛她是一个谨慎搭讪的陌生人。他微笑着，就像现在一样—但是有所不同，就像对一个缠人的女人说话那么自然—摆出并不高明的伪装。他们交换着紧张的神情，索然无味的话题，直到两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有人向他们走过来，说禁止讲夫妻笑话。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结婚了？”皮埃尔说，他在此类聚会上的行为通常是慎重的。

她穿过屋子走到他身边，心里没在想那些蠢事。她要提醒他，他们很快就要分头行动了。他要开车去马蹄湾，搭下一班轮船，而她要乘汽车穿过北海岸，去林恩山谷。她安排好趁此机会去拜访一位她过世的母亲曾经爱戴和崇拜的女士，事实上她母亲是用她的名字给自己女儿命名的。梅里埃尔总是叫她姨妈，虽然她们没有血缘关系。缪丽尔姨妈。（梅里埃尔是去读大学时才改变了自己名字的拼写的[3]。）这位老妇人住在林恩山谷的养老院，梅里埃尔有一年多没去探望她了。他们难得全家出游去温哥华，而且从温哥华到那儿路上花的时间太多，孩子们也不喜欢养老院的气氛和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样子。皮埃尔也是，尽管他不喜欢这么说。相反，他会问梅里埃尔这个人和她有什么关系。

似乎她不是个真正的姨妈。

所以，现在，梅里埃尔要自己去看她。她说过，如果有机会去却没有去，她会觉得内疚。她对能离开家人的这段时间满心期待，尽管她没有这么说。

“也许，我可以开车送你，”皮埃尔说，“天知道你等公交车要等多久。”

“不行，”她说，“你会错过轮船的。”她提醒他有关保姆的安排。

“你说得对。”他说。

和他交谈的那个男人—医生—别无选择，只能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出人意料地说：“我开车送你吧。”

“我以为你是开飞机来的。”梅里埃尔说。这时，皮埃尔才说：“对不起，这是我妻子，梅里埃尔。”

医生告诉她一个名字，她几乎没听见。

“在霍利本山降落可不容易，”他说，“所以我把飞机留在了机场，租了一辆车。”

他有点强作客套，让梅里埃尔觉得自己有点讨厌了。一般来说，她既不鲁莽也不羞怯。

“那真的没问题吗？”皮埃尔问，“您有时间吗？”

医生直视着梅里埃尔。不是那种让人不悦的目光—既不鲁莽也不狡猾，这算不上是赞扬，但也不是场面上的恭敬。

他说：“当然啦。”

于是就决定这么办了。他们现在就开始道别，皮埃尔将出发去乘船。而亚瑟，他的名字叫亚瑟—或亚瑟医生—将开车送梅里埃尔去林恩山谷。

梅里埃尔的计划是探望缪丽尔姨妈—很可能陪她一起坐到晚餐结束，然后从林恩山谷搭车到中心汽车站（去“城里”的车相对多一些）。然后搭夜班车去渡口，乘船回家。

那个养老院叫作“公主庄园”，是座一层楼的建筑，侧厅很长，刷着粉棕色泥灰。街道熙熙攘攘，根本没有像样的庭院，也没有树篱或屏障来隔开噪音，把草坪保护起来。一侧是福音堂，带有可笑的尖顶，另一侧是一个加油站。

“‘庄园’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是吗？”梅里埃尔说，“甚至不意味着有其他楼层，而只是提示，你不应该把它当成什么。”

医生什么都没说—也许她的话他没听明白，或者只是不值得说什么，即使她说的是实情。他们从丹达瑞夫出发，这一路上，她都在听自己说话，感到很郁闷。她也不是在天南海北地瞎扯—想到什么说什么—她只是在试图表达她觉得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如果她能把它们表达清楚的话，会很有趣。但是像她那样喋喋不休，这些想法听起来即使不是疯话，也有自命不凡的味道。她一定像那些女人一样，铁了心不想进行平凡的交谈，而要追求真正的谈话。即使她知道没有用，知道她的话对他一定像是一种负担，她也无法让自己停下来。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不自在，因为她现在很少和陌生人说话了。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单独坐车有点怪怪的。

她甚至冒失地问，他对皮埃尔认为摩托车出事是自杀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把任何事故都想象成自杀。”他说。

“别麻烦开进车道了，”她说，“我可以在这里下车。”实在是太尴尬了，她急于离开他和他纯属客套的冷漠，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好像车还没停就等不及要开门。

“我正打算停下来，”他边说边转进了车道，“我没打算把你困在车里。”

她说：“我可能要久一些。”

“没问题，我可以等。或者我可以进去转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想说养老院可能很沉闷，令人心烦。然后她想起来他是医生，这里不会有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而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时的方式—礼貌得体，但也有一种不确定的语气—令她吃惊。仿佛他所贡献出的时间和精力都和客套无关，而是和她有关。是稍带诚恳的谦逊的主动请缨，伸出援手，而不是请求。如果她说她不想再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他就不会再费口舌劝说她了，他会客气地道别，然后开车离开。

最后，他们下了车，并肩走过停车场，朝前门走去。

几个老年人或者也有可能是残疾人坐在铺筑的广场上，周围有几丛毛茸茸的灌木和盆栽牵牛花，表示那是个小花园。缪丽尔姨妈不在那里，但是梅里埃尔发现自己开心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她感觉到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她突然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和快乐，仿佛每迈一步，就有一条光明的信息从脚跟传递至头顶。

后来她问他：“你为什么要和我一起进去?”他说：“因为我不想让你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缪丽尔姨妈正独自坐在轮椅上，就在自己卧室门口那条阴暗的走廊里。她很臃肿，微微发光—但那是因为她裹着石棉围裙，这样她就可以抽烟了。梅里埃尔相信，当她很久之前对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就坐在同一辆轮椅上，在同一地点—尽管没有穿石棉围裙，那一定是新规定，或是反映出她身体状况的进一步衰退。很可能她每天坐在固定的盛着沙子的烟灰缸旁边，看着刷成猪肝色的墙—可能是粉色或淡紫色，但看起来像猪肝色，因为走廊很暗—墙上有分层的架子，上面摆着垂散的假长青藤。

“梅里埃尔？我想到是你了，”她说，“我可以听出你的脚步声。我可以听出你的呼吸声。我的白内障一定是糟透了。我只能看见一团一团的东西。”

“是我呀，您好吗？”梅里埃尔吻了吻她的鬓角，“您怎么不出去晒太阳呢？”

“我不喜欢太阳，”老人说，“我要照顾我的肤色。”

她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她苍白的脸上和手上遍布着巨大的斑点—白斑会吸收各种光线，变成银色。她曾经是真正的金发美人，面颊红润，瘦削，精心修剪的直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白了。现在，她的头发被枕头摩擦得乱蓬蓬的，耳垂耷拉着，像扁平的乳房。她耳朵上过去戴小钻石—它们上哪儿去了？她耳朵上的钻石，真的金项链，真的珍珠，颜色奇异的丝绸裙子—琥珀色，茄紫色—漂亮的瘦瘦的鞋子。

她身上有医院消毒粉的气味，还有甘草汁的气味，烟是定量的，没烟抽的时候，她就啜甘草汁。

“我们需要椅子。”她说。她探出身子，挥着手，手里还夹着烟，试图吹口哨。“服务生，请拿些椅子来。”

医生说：“我去找。”

老缪丽尔和年轻的缪丽尔单独在一起了。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皮埃尔。”

“你有两个孩子，是吧？简和大卫？”

“对。但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

“噢，不，”老缪丽尔说，“那不是你丈夫。”

缪丽尔姨妈是梅里埃尔祖母而不是母亲那一辈的人，她是梅里埃尔妈妈的艺术老师。开始是启蒙，接着是同盟，然后成为朋友。她画过大幅的抽象画，有一幅—是给梅里埃尔妈妈的礼物—挂在房子的后厅里，梅里埃尔就是在那座房子里长大的。每当这位艺术家来访的时候，画就会被移到餐厅。画的颜色昏暗，深红色和棕色（梅里埃尔的父亲管它叫“着火的粪堆”）—缪丽尔姨妈的心情却总是欢快明朗，无所畏惧。她年轻时住在温哥华，后来到内地这个镇上来教书。她有一些艺术家朋友，这些人的名字如今已见诸于报刊。她渴望回温哥华，最终如愿以偿，和一对富有的老夫妇住在一起，帮他们处理事务。这对老夫妇是艺术家们的朋友和赞助人。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似乎有很多钱，但等他们去世，她就受了冷落，靠退休金生活。她开始画水彩画，因为她买不起油彩。为了带梅里埃尔出去吃午餐，她自己得饿肚子（梅里埃尔的妈妈怀疑是这样）—梅里埃尔那时在上大学。和梅里埃尔吃饭的时候，她会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做评论，主要是指出人们极力赞美的作品和思想都是垃圾，但是偶尔—在某个默默无闻的当代人物或几乎被遗忘的另一个世纪的人物的作品中—会有些不同凡响的东西。那是她表示赞扬的最坚决的词汇—“不同凡响”。她会突然沉默，仿佛那时那地，她与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期而遇，这种品质来自于一个仍然需要绝对尊崇的世界。

医生拿着两把椅子回来了。他做了自我介绍，语气很自然，好像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似的。

“艾里克·亚瑟。”

“他是医生。”梅里埃尔说。她正准备解释葬礼的事、意外，还有从史密瑟斯的飞行，但是话题被转移了。

“我不是医院派来的，不用担心。”医生说。

“噢，不会，”缪丽尔姨妈说，“你是和她一起来的。”

“是的。”他说。

这时他从两把椅子之间伸过手来拉起梅里埃尔的手，紧紧地握了片刻，然后放开。接着他对缪丽尔姨妈说：“你怎么知道的，从我的呼吸中感觉到的吗？”

“我可以辨别出来，”她有点不耐烦，“我过去是个恶魔。”

她的声音—其中的颤音和傻笑—与梅里埃尔记忆中的不一样。就在这个突然陌生起来的老妇人身上，她感觉到仿佛有某种骚动的背叛。一种对过去的背叛，背叛了梅里埃尔的母亲与一个卓越之人的友谊，梅里埃尔的母亲特别珍视这段友谊；或者是背叛了和梅里埃尔一起吃的那些午餐，以及两人之间那些阳春白雪的交谈。某种即将发生的堕落。梅里埃尔对此感到不安和淡淡的气恼。

“噢，我过去是有朋友的。”缪丽尔姨妈说。梅里埃尔说：“您有很多朋友。”接着她提了几个名字。

“死了。”缪丽尔姨妈说。

梅里埃尔说：“没有。”她最近还在报纸上见过一次回顾展或者颁奖什么的。

“哦？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了，也许我弄错人了—你认识迪兰尼一家吗？”

她直接问医生而不是梅里埃尔。

“我想我不认识，”他说，“不认识。”

“有些人在我们过去经常去的鲍恩岛上有房子，迪兰尼一家，我以为你或许听说过他们。发生了各种事情。我说我过去是个恶魔，就是这个意思。冒险。嗯，看起来像冒险，但都是按照脚本来的，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冒险。当然，我们都醉得像臭鼬一样。但他们总是要点一圈蜡烛，当然还有音乐—更像是一种仪式。但又不完全是跟着脚本。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遇到什么新的面孔，然后让脚本去见鬼。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疯狂地接吻，一头钻进森林。在黑暗中。你走不了太远。没关系。被压在地上。”

她开始咳嗽，一边还拼命想讲话，然后放弃了努力，停下来剧烈地咳嗽。医生站起身，在她弓起的背上熟练地拍了几下，她终于呻吟着停止了咳嗽。

“好些了，”她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但却假装不知道。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上，不是在树林里，是在室内。是我同意的，没有问题。尽管进行得不那么顺利—我的意思是说我确实知道。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没有什么我认不出来的人。”

她又开始咳嗽，尽管不像刚才那么要命了。然后她抬起头，大声深呼吸了几分钟，举起手，示意谈话暂停，仿佛她很快就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要说了。但是她最终只是大笑起来，说：“现在我有了一个永久的眼罩。白内障。这个眼罩不会让我在什么放荡的饮宴作乐中被人占了便宜。”

“长了多久了？”医生带着彬彬有礼的兴趣问：让梅里埃尔欣慰的是一场投入的交谈开始了，关于白内障的富有见地的讨论。白内障的摘除，摘除手术的利弊，还有缪丽尔姨妈对—如她所言—转到这里来照看老年人的眼科医生的不信任。淫秽的幻想—梅里埃尔确定就是这个—不知不觉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医学方面的谈话，缪丽尔姨妈的态度是亲切随和的悲观，医生则是谨慎周到的鼓舞，在这里，这类交谈一定经常发生。

过了一小会儿，梅里埃尔和医生交换了一下眼色，意思是说是不是待得太久了。私密，体贴，几乎是夫妻之间的一瞥，其中的伪装和淡漠的亲密，能唤起那些还没结婚的人的兴趣。

快了。

缪丽尔姨妈自己采取了主动。她说：“对不起，我太粗鲁了，不过，我要说，我累了。”她的态度中没有暗示是谁先开始了最初的话题。带着隐隐的羞愧感，梅里埃尔心不在焉地俯身和她吻别，就跟演戏一样，她感觉到她再也不会见到缪丽尔姨妈了，她真的再没有见到她。

拐过一个角落，房间的门都开着，里边的人躺着睡觉，或是在床上观望着。医生把手放在她的肩胛之间，然后从她的后背移到腰部。她意识到他在扯她的裙子，刚才她靠着椅子背坐着时，衣服贴在了她潮湿的背上。她腋下的衣服也湿了。

她想上洗手间。她不停地寻找着访客洗手间，她记得他们进来时见到过。

在那儿，她是对的。一阵轻松，但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她不得不突然离开他身边，说：“稍等一下。”她的声音连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冷淡而气恼。他说：“好的。”然后快速朝男洗手间走去。微妙的瞬间消失了。

当她来到灼热的阳光下，她看见他在车旁边走来走去，抽着烟。他之前没抽过烟—在乔纳斯父母家里，在来这儿的路上，或者和缪丽尔姨妈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这种行为把他孤立起来了，显示出某种不耐烦，也许是了结一件事，开始着手下一件事的那种不耐烦。她现在不能确定，她是下一件事，还是要了结的那件事。

“去哪儿？”他把车发动起来的时候问。然后似乎觉得说得太唐突了，便又问：“你想要去哪儿？”几乎就像是在对一个孩子或缪丽尔姨妈说话—对某个他有义务在这个下午逗她开心的人。梅里埃尔说：“我不知道。”仿佛她没有选择，只能让自己变成那个累赘的孩子。她忍住失望的悲叹，压制欲望的喧闹。那欲望似乎羞怯而零星，但又不可避免，现在一下子不合时宜地单方面宣布出来了。他把着方向盘的手完全属于他自己了，恢复了原状，仿佛从来没有触摸过她。

“斯坦利公园怎么样？”他说，“你想到斯坦利公园去散散步吗？”

她说：“噢，斯坦利公园。我很久没有去那儿了。”仿佛这个想法让她重又振作起来，她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她又补充说：“天气真的太棒了。”这让事情更糟糕了。

“是啊。太棒了。”

他们像漫画里一样讲话，真让人受不了。

“这些租借的车上没有收音机。嗯，有时有，有时没有。”

经过狮门大桥时，她摇下车窗，并问他介不介意。

“没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

“把窗子摇下来，胳膊肘伸出窗外，让微风吹进来，那对我就意味着夏天—我想我永远也无法适应空调了。”

“控制在一定温度，你可以适应的。”

她决定让自己沉默下来，直到公园的树林将他们拥入怀中，高大茂密的树木或许会吞没愚蠢和羞耻。然后她用过于赞赏的叹息毁掉了一切。

“观光处。”他读出标志牌上的字。

周围有很多人，尽管这是五月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假期还没有开始。他们也许很快就会对此发表评论。沿途停满了车，一直到餐厅，观光平台上有人在排队，等待投币看望远镜。

“啊哈。”他发现一辆车正从停车位上开出来。片刻的暂时解脱，不用说什么话了。他慢慢地倒车，然后熟练地开进相当狭窄的车位里。他们同时下车，到人行道上会合。他看看这边又望望那边，仿佛拿不定主意去哪里。每条路上都有人来来往往。

她的腿在颤抖，她再也撑不下去了。

“带我去别的地方吧。”她说。

他凝视着她的脸说：“好吧。”

人行道上，光天化日之下。疯狂地接吻。

带我，她是这么说的。带我去别的地方吧，不是让我们去别的地方。这对她很重要。冒险，权力的转移。完全的冒险和转移。让我们去—就会有冒险，而不是放弃，而这种冒险对她来说—每次她在心中重温这一时刻时—都会是堕入淫欲的开端。如果他自己放弃又怎么办呢？别的什么地方？那也不行。他只能这么说，他只能说，好吧。

他带她到他暂住的公寓，在基斯兰奴。这套公寓是跟渔船出海的一个朋友的，他去了温哥华岛西岸的什么地方。那是一座体面的小建筑，三四层楼高。她所记得的只有入口处的玻璃砖和精致时髦的高保真音响设备，那似乎是客厅里唯一的家具。

她宁愿要另一个场景，来替代她的记忆。一家局促的六七层的酒店，曾经是时髦的住所，在温哥华西端。黄色蕾丝边的窗帘，高高的天花板，窗户上也许还有半高的铁栅栏，还有一个假阳台。没有任何肮脏或不体面之处，只是有一种长驻的隐秘的痛苦和罪恶的气氛。在那里，她要走过小小的大堂，低着头，胳膊贴在身体两侧，整个身体弥漫着强烈的耻辱。他会用低低的毫不张扬的声音跟接待员讲话，但是并不掩盖他们的目的，或是为之感到抱歉。

然后是乘坐老式的笼子电梯，由一个老男人操纵—或许是老妇人，或许是一个瘸子，一个狡猾邪恶的仆人。

为什么她要凭空想象，为什么要加上那个场面？是为了那暴露的片刻，当她走过（假想的）大堂，刺骨的羞耻感和自豪感会遍布全身；是为了他的声音，他对服务员说了些她没听清楚的话，声音中带着慎重和威严。

车停好之后，他说：“稍等一下。”他在离公寓几个街区远的药店里讲话时，用的可能就是这种口气。这种在婚姻生活中似乎让人心情沉重和沮丧的现实安排，能在这些不同的场景中在她身上激起一种微妙的热度，一种新奇的慵懒和屈就。

天黑后，她又被带回来，穿过公园，过桥，穿越西温哥华，经过离乔纳斯父母家不远的地方。她几乎是在最后一刻到达了马蹄湾，走上了渡轮。五月的最后几天是一年中最长的几天，尽管船坞上的灯和车灯照亮了船身，她依然可以看见西天的余晖，还有一个岛屿黑乎乎的轮廓—不是鲍恩岛，而是她不知道名字的岛—像块布丁一样整洁地排在海湾口。

她不得不加入拥挤的人群，想办法到楼上去。到达乘客甲板后，她在看到的第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她甚至懒得像平时那样去找靠窗的位子。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海峡的另一端，在这段时间里她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开船，她旁边的人们就开始交谈了。他们不是在船上偶遇的闲谈者，而是朋友或家人，彼此熟悉，一路上有很多话要说。所以她站了起来，来到甲板上，爬到最顶层，那里的人总是要少些。她坐在放救生设备的箱子上。她身上想到想不到的地方都在疼。

她觉得，她要做的工作是记住每一件事—“记住”的意思是指她在心里再次体验—然后永远封存起来。这一天的经历要整理好，一点儿都不能凌乱或四处散落，所有的一切都要像珍宝一样收集起来，了结，放在一边。

她坚持两个预测，第一个预测给人安慰，第二个预测现在很容易接受，以后无疑会变得艰难一些。

她和皮埃尔的婚姻会继续，会持续下去。

她永远不会再见亚瑟。

这两个预测结果证明都是对的。

她的婚姻确实持续下去了—之后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皮埃尔去世。他生病的初期，相对不那么痛苦的时候，她给他读书，读完了他们以前都读过，想要重读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父与子》。她读完巴扎洛夫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表白炽烈的爱情，安娜被吓坏了的那段以后，他们中断了朗读，讨论了起来。（不是争吵—他们已经变得温柔到不可能争吵了。）

梅里埃尔想要不同的情节。她相信安娜不会有那样的反应。

“是作者，”她说，“我平时不觉得屠格涅夫是那样的，但在这里，我感觉是他插手把他们分开了，他这样做是有个人目的的。”

皮埃尔淡淡地笑了。他所有的表情都变得肤浅粗略。“你觉得她会屈从吗？”

“不。不是屈从。我不相信她，我觉得她和他一样为爱痴狂。他们会结合的。”

“那太浪漫了。你在为大团圆的结局削足试履。”

“对于结局我什么都没说。”

“听着。”皮埃尔耐心地说。他喜欢这样的谈话，但是这对他很困难，他要不时地停下来休息，攒足气力。“如果安娜屈服，那是因为她爱他。那之后，她会更加爱他。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我是说如果她们坠入爱河的话。那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在第二天离开，也许连一句话都不和她说。那是他的本性。他憎恨爱上她。所以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会拥有一些东西。他们的经历。”

“他很可能会忘个精光，而她会因羞愧和抛弃而死。她很聪明。她明白这一点。”

“嗯，”梅里埃尔停顿了一下说，因为她觉得陷入了困境，“好吧，屠格涅夫并没有那样说。他说她吓坏了。他说她感到冷。”

“聪明让她感到冷。对女人来说，聪明意味着冷。”

“不。”

“我的意思是说在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是那样的。”

那天晚上在船上，她想要把一切都理清头绪，却并没有那么做。她不得不重温的是一阵一阵紧张的回忆，而且在未来很多年里，她会不停地重温这些回忆—虽然频率会越来越低—很多年。她会不断捡起丢失的东西，这些东西仍会令她震惊，她会再听到或看到一些东西—他们一起发出的声音，作为认可和鼓励而交换的眼神，一种本身看起来很冷淡的眼神，其实却包含着深深的敬意，比任何已婚或彼此亏欠的人之间传递的眼神都更加亲密。

她记得他那榛果灰的眼睛，他那粗糙的皮肤近看时的样子，鼻子旁边一个圆形的旧伤疤，他从她身上直起身时平滑宽大的胸部。但是她不能够准确描述他的样子。她相信，她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让一般的观察都变得不可能了。突然想起他们开始时不确定的试探性的时刻，仍然会让她蜷缩起身子，似乎要保护自己身体那本色的惊奇和欲望的喧腾。我的爱—我的爱—她会刺耳机械地低语，那些词就是一剂秘密的药膏。

她在报纸上看见他的照片时，没有马上感到剧烈的痛楚。剪报是乔纳斯的母亲寄来的，只要她活着，就坚持与他们保持联系，一有可能就提醒他们想起乔纳斯。“记得乔纳斯葬礼上的医生吗？”她在小标题上方写道。“无人区医生死于空难。”那肯定是张旧照片，在报纸上印得很模糊。一张相当短胖的脸，微笑着—之前她从没想过他会对着照相机这么微笑。他不是在自己的飞机上死的，而是在一架进行紧急行动的直升机上。她把剪报拿给皮埃尔看，问他：“你有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来参加葬礼？”

“他们一定是好朋友。所有那些远在北方的迷失的灵魂。”

“你和他都谈了些什么？”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教乔纳斯开飞机。他说：‘再也不教他了。’”

然后他问：“他是不是开车送你去过什么地方？哪里来着？”

“林恩山谷。去看缪丽尔姨妈。”

“那你们谈了什么？”

“我觉得很难和他交谈。”

他去世的事实似乎对她的白日梦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能够称之为白日梦的话。她在这些白日梦里想象的巧遇，或是不顾一切安排的重聚，无论如何都不会在现实中找到立足之处，也不会再被改写，因为他已经死了。记忆只会以一种她不能控制也不能理解的方式自行消退。

那天晚上她回家时，天开始下雨，不是很大。她仍然留在露天甲板上。她站起来走了走，没法再坐在装救生设备的大箱子上了，她的裙子上会湿一大片。她呆呆地看着船尾激起的泡沫，想到了在某一类故事中—现在没人写这类故事了—她要做的事情就是跳入水中。就因为幸福溢满了她的身心，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犒赏了，她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甜蜜的自尊。这个浪漫的举动—从一个禁讳的角度看来—极其理智。

她被诱惑了吗？她也许只是任由自己去想象被诱惑而已。也许根本算不上是屈服，虽然那一天的规则就是屈服。

直到皮埃尔去世后她才记起了一个细节。

亚瑟开车载她到马蹄湾去赶渡船。他下了车，绕到她身边。她站在那儿等着跟他说再见。她主动上前要吻他—在经历了之前的几小时之后，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他说：“不。”

“不，”他说，“我从不。”

当然，他也并不是从来不那样做。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都能看见的地方公开接吻。可就在那天下午，他就那样做了，在观光处。

不。

那很简单。那是一种戒备。一种拒绝。你可能会说，这是在保护她，他自己也会这么说。虽然在那天的早些时候，他根本就不担心。

我从不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另一种戒备。这样的信息不会使她高兴，尽管这是要防止她犯大错误，是要把她从某种错误的虚假希望和屈辱中拯救出来。

他们最后是怎么告别的？他们握手了吗？她想不起来了。

但是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轻快而浑厚的音调，看见了他那张坚定而可人的脸，她感到有点想不通。她并不怀疑回忆的真实性。她不明白自己是如何一直成功地压制住这种情感的。

她觉得，如果她没有那样做的话，她的生活会迥然不同。

怎么不同呢？

她可能不会留在皮埃尔身边。她可能无法保持平衡。如果她能试着让自己在船上说的话和那天早些时候说的话、做的事情匹配，这会让她更警觉更好奇。骄傲与矛盾可能是一部分的原因—为了让某些人收回那些话，认错道歉，以及拒绝吸取教训—但不会是全部。她本来可以拥有另一种生活—不是说她会更喜欢那种生活。可能是因为她的年纪（她总是忘记考虑的一件事），也可能是因为自从皮埃尔死后，她所呼吸的稀薄冷酷的空气，她把另一种生活纯粹当成了一种研究，有它自己的挫折和成就。

也许你不会发现那么多。也许同样的事情会一遍遍重复—那是有关你自己的某个明显但不确定的事实。就她的情况来说，事实上审慎—或至少是对情感的某种有节制的管理方式—始终是她的指路明灯。

他小小的自卫之举，善意而无情的谨慎，不灵活的态度在他身上体现得有些迂腐了，就像一种过时的排场。她现在可以用一种日常的不解来看待他，就如他是丈夫一样。

她不知道他是否会一直都是老样子，或者她是否有新的角色在等待着他，在未来的岁月里，有些角色仍会使他在她脑海中浮现。

[1] 皮埃尔·巴尔曼（Pierre Balmain），法国著名时装品牌巴尔曼的创始人，巴尔曼的时装以典雅气质见长，其客户包括了很多影视明星和皇室贵族。

[2] 原文是“Piss—hair”，和“皮埃尔”（Pierre）音近。

[3] 由缪丽尔（Muriel）改成了梅里埃尔（Meriel）。

奎妮

当奎妮在联合车站遇到我的时候，她说：“你还是别那样叫我了。”

“什么？奎妮吗？”我问。

“斯坦不喜欢，”她说，“他说那让他联想到马。”

听到她说“斯坦”比她让我知道她不再是奎妮更让我吃惊，她是莉娜。当然我也不指望她在结婚一年半以后还管丈夫叫冯吉勒先生。在这一年半里，我没见到她，我刚才在车站等候的人群中看见她时，差点儿没认出来。

她的头发染黑了，在脸周围爆散开来，那是当时继蜂窝头之后流行的什么发型，原本漂亮柔顺的玉米浆颜色的长发—面上是金色的，底下是深色的—再也没有了。她穿着黄色印花裙子，很贴身，还不到膝盖。眼睛周围重重地涂了埃及艳后式的眼线，紫色眼影让眼睛反而显得小了，仿佛它们故意隐藏了起来。她现在打了耳洞，金色的耳环在耳垂上摇晃着。

我看见她也以惊讶的表情看着我。我想表现得大胆随和一些。我说：“你屁股上围着的是花边还是裙子？”她笑了。我又说：“火车好热啊。我汗流得像只猪似的。”

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我继母贝特一样亲切热情，鼻音很重。

汗流得像只猪似的。

在去奎妮家的有轨电车上，我忍不住说着蠢话。“我们还在城里吗？”我说。高高的建筑一闪而过，但是我觉得不能称这个街区为住宅区。同样的商店和建筑一个接一个—干洗店，花店，杂货店，餐厅。一箱箱的水果和蔬菜摆在人行道上，二楼的窗户挂着牙医诊所、裁缝店和水暖设备店的招牌。几乎没有比这更高的楼了，也没有比这建筑更高的树。

“不是真正的城里，”奎妮说，“记得我给你看过辛普森一家住的地方吗？还有我们上电车的地方？那是真正的城里。”

“那我们差不多快到了？”我问。

她说：“我们还有一段路们才到呢。”

接着她说：“‘一段路’。斯坦也不喜欢我说‘一段路们’。”

重复的事物，或者也许是炎热，让我感觉心焦，很不舒服。我们把衣箱抱在膝盖上，离我手指几英寸开外的地方就是一个男人的胖脖子和秃头，几撮冒着汗的黑头发贴在头皮上。不知怎么我想起了冯吉勒先生医药箱里的牙齿，奎妮在隔壁的冯吉勒家工作时给我看过。那是冯吉勒先生可以被当作斯坦以前很久的事情了。

两颗相连的牙齿放在他的剃刀和刮胡刷旁边，木碗里盛着毛茸茸让人恶心的刮胡皂。

“那是他的桥。” 奎妮说过。

桥？

“牙桥。”

“讨厌。”我说。

“这些是备用的，”她说，“他戴着其他的假牙。”

“好恶心。它们不变黄吗？”

奎妮用手捂住我的嘴。她不想让冯吉勒太太听到。冯吉勒太太躺在楼下餐厅的沙发上。她的眼睛大多数时间是闭着的，但是她可能没有睡着。

到站下车之后，我们要走上陡峭的小山，笨拙地合力抬着箱子。房子并不都是一样的，尽管乍一看它们没什么区别。有些屋顶像帽子一样伸出墙外，要么整个二楼都覆着墙面板，像屋顶一样。墙面板是墨绿色、褐紫红色或棕色的。门廊差几英尺就连上人行道了，房子之间的间距很窄，人们可以从屋侧的窗子探出去互相握手。孩子们在人行道上玩耍，但是奎妮不关注他们，仿佛他们是在裂缝里啄食的鸟。一个很胖的男人光着膀子坐在前台阶上，盯着我们看，他那呆板忧郁的样子让我确信他有话要说。奎妮大步流星地从他面前走过。

上到山腰的时候，她转而沿垃圾箱之间的一条碎石路而行。一个女人从楼上的窗子里叫着什么，我没有听明白。奎妮大叫着回答：“是我妹妹，来看我的。”

“我们的房东，”她说，“他们住在前面和楼上。他们是希腊人。她几乎不会说英语。”

我发现奎妮与冯吉勒先生和希腊人一家共用一间洗手间。你得自己带卫生纸—如果忘了，那里可没有。我要马上去一趟，因为我月经来得很多，要去换卫生巾。那以后很多年，在炎热的天气看到城市的街道、棕色的砖和深色墙面板的影子，听到电车的噪音，都会让我想起下腹的经痛、脸上一阵阵的潮红、经血、还有热昏头的感觉。

有一间卧室是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的，另一间卧室改造成了小客厅，还有一间狭小的厨房和一个阳台。阳台上的行军床是我睡觉的地方。就在窗外，房东和另一个男人在修理摩托车。油、金属和机器的气味，混合着阳光里熟番茄的气味。从楼上的窗子里传来收音机的音乐，尖利刺耳。

“斯坦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奎妮说，“就是收音机。”她把印花窗帘拉上，但是噪声和阳光还是会透进来。“真希望我可以买得起隔板。”

我把带血的卫生巾包在厕纸里，拿在手里。她给我拿来一个纸袋，指指门外的垃圾桶。“都扔出去，”她说，“马上去。你不会忘记，是吧？还有，不要把盒子放在他能看见的地方，他讨厌被提醒。”

我试图泰然处之，装出很自在的样子。“我需要买一件像你那样凉爽的裙子。”我说。

“也许我可以帮你做一件。”奎妮边说边把头伸到冰箱里。“我想喝可乐，你呢？我去了卖散料的地方，花了大约三块钱就做了这条裙子。你现在穿多大尺寸了？”

我耸耸肩。我说我正在尽力减肥。

“那样啊，我们也许会找到点儿什么。”

“我要再婚的那个女人，有个像你这么大的女孩，”父亲说，“这小女孩没有爸爸。所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你永远不要因此取笑她，不要对她说任何刻薄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你们会打架，像姐妹一样意见不统一，但是一定不要说那样的话。如果其他小孩这样说，你也不要站在他们一边。”

为了找理由挑起争论，我说我没有妈妈，也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刻薄话。

父亲说：“那不一样。”

他全想错了。我们两个完全不像同龄，因为父亲娶贝特时奎妮九岁，我六岁。后来，我跳了一级，奎妮留了一级，我们在学校关系更亲密了。我从来都不觉得会有人对她不好。她是那种每个人都愿意交好的人。她先是被选进了棒球队，虽然她是个粗心大意的球员，后来又被选进拼写小组，虽然她拼写很差。还有，我们没有打过架。一次都没有。她对我特别友好，我也非常佩服她。我会崇拜她，因为她暗金色的头发、睡意蒙眬的黑眼睛—仅仅是她的样子和她的笑容就能让我对她顶礼膜拜。她的笑甜蜜而粗粝，像红糖一样。奇怪的是，尽管她有那么多优势，她仍然可以做一个温柔善良的孩子。

那个早上，我刚一睡醒就发现奎妮不见了，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我能感觉到她走了。

六七点钟，天还黑着。屋里很冷。我披上和奎妮合用的棕色羊毛大浴衣。我们叫它“野牛比尔”，我们早上谁先下床，谁就抢先穿上它。它的来历是个谜。

“也许是贝特嫁给你爸爸以前的一个朋友的，”奎妮说，“但是不要说，她会杀了我的。”

她的床是空的，人也不在浴室。我下楼，没有打开灯，不想吵醒贝特。我从前门的小窗望出去。坚硬的路面、便道、前院平坦的草坪上都闪烁着白霜。那年的雪下得很晚。我打开客厅里的自动调温器，暖炉在黑暗中翻腾着，发出让人安心的咆哮声。这台煤油炉是刚买的，父亲说他每天早上还是五点钟醒来，觉得去地下室生火的时间到了。

父亲睡在以前的餐具室里，就在厨房旁边。他有一张铁床、一把断了靠背的椅子，用来堆他的旧《国家地理》杂志，是预备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的。他通过系在床架上的绳子开关吊灯。介于父亲是一家之主，这样的安排在我看来很自然，很恰当。他应该像哨兵一样盖着粗糙的毯子睡觉，散发出令人不适的引擎和烟草的气味。阅读，时刻保持清醒，睡觉时也要有所警觉。

即使是这样，他都没有听到奎妮的动静。他说她一定是在屋里的某处。“你看了浴室了吗？”

我说：“她不在那里。”

“也许和她妈妈在一起。又有点神经过敏了。”

当贝特从噩梦中醒来，或者还没完全醒—父亲称这种情况为神经过敏，她会从她的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没法说清楚是什么把她吓着了。奎妮必须带她回到床上。奎妮会蜷缩着贴在她后背上，发出小狗舔牛奶一样的安慰声，贝特到早上什么都不会记得。

我不得不打开厨房的灯。

“我不想吵醒她，”我说，“贝特。”

我看着面包罐—因为用洗碗布擦得太多了，底上都生锈了，坐在炉子上的锅，洗好了还没有收起来，还有费尔虹乳业提供的座右铭：上帝是我们房子的中心。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愚蠢地等待这一天的开始，不知道它已经被灾难掏空了。

侧廊的门没有锁。

“有人进来过，”我说，“有人进来带走了奎妮。”

父亲在长内裤外面套上长裤出来了。贝特穿着拖鞋和绳绒线长袍啪嗒啪嗒走下楼来，边走边咔嗒咔嗒地开灯。

“奎妮没和你在一起吗？”父亲问她。又对我说：“锁肯定是从里面打开的。”

贝特说：“奎妮怎么啦？”

“她也许只是想出去走走。”父亲说。

贝特没有理会。用粉红色的什么玩意儿做的面膜干在她的脸上。她是美容产品的销售代表，她从来都不会卖她自己没有试用过的化妆品。

“你去冯吉勒家，”她对我说，“她可能想到那儿有事要办。”

离冯吉勒太太的葬礼已经有个把星期了，但奎妮还是继续在那里工作，帮忙把盘子和亚麻桌布餐巾等装进盒子，以便冯吉勒先生搬到公寓里去。他要准备学校圣诞节的音乐会，自己做不完所有的打包工作。贝特想要奎妮辞掉这份工作，这样她圣诞节就可以到商店做帮工了。

我穿上父亲放在门口的橡胶靴子，没有上楼拿自己的鞋。我跌跌撞撞地走过院子，来到冯吉勒家门廊，按了门铃。门铃发出一串悦耳的钟声，似乎表明了这家人的音乐才能。我裹紧“野牛比尔”，祈祷着。哦，奎妮，奎妮，把灯打开吧。我忘记了，如果奎妮在那里干活，灯早就该亮了 。

没有回音。我使劲拍着木门。如果我最终叫醒了冯吉勒先生，他一定会发脾气的。我把头贴在门上，听有没有动静。

“冯吉勒先生，冯吉勒先生。很抱歉叫醒你，冯吉勒先生。有人在吗？”

冯吉勒家旁边房子的窗户拉了起来。是霍维先生，一个老光棍，和他的姐姐住在那里。

“用眼睛看看，”霍维先生朝下面叫着，“看看车道。”

冯吉勒先生的车不在那儿了。

霍维先生砰的拉下了窗户。

当我推开家里厨房的门时，看见父亲和贝特坐在桌子旁，面前放着茶杯。一时间，我以为秩序恢复了。也许有电话打来过，带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

“冯吉勒先生不在，”我说，“他的车开走了。”

“噢，我们知道了，”贝特说，“我们都知道了。”

父亲说：“看看这个。”他说着在桌子上推过一张纸。

上面写着：我要嫁给冯吉勒先生，你们忠实的奎妮。

“压在红糖碗下面。”父亲说。

贝特放下勺子。

“我要起诉他，”她叫喊道，“我要让她进工读学校。我要报警。”

父亲说：“她十八岁了，想结婚也是可以的。警察不会因此设路障堵他们的。”

“谁说他们在路上？他们在某个汽车旅馆里同居了。那个傻丫头和该死的鱼泡眼冯吉勒。”

“骂也没用，骂也不能把她弄回来。”

“我不要她回来。除非她爬着来求我。她既然已经铺好了床，就让她和那个鱼泡眼睡去吧。他操她的耳朵也不关我屁事。”

父亲说：“够了。”

奎妮给我买了几颗222止疼片，用可乐送服下去。

“有件事很神奇，一旦你结了婚，痛经就消失了。那么—你父亲告诉你我们的事了？”

之前我告诉父亲，我想在秋天入师范学院前找份暑期工做做，他说也许我应该去多伦多找找奎妮。他说她给他写过信，问过他的货运生意，问是否可以借点儿钱给他们过冬。

“如果斯坦去年没有得肺炎，”奎妮说，“我决不会给他写信的。”

我说：“我到那时才知道你的下落。”不知为什么，眼泪涌了上来。因为我发现找到她我很快乐，因为之前我都很孤单，因为我现在希望她会说“当然，我一直想和你联系来着”，但是她没有说。

“贝特不知道，”我说，“她认为我是一个人。”

“希望不是，”奎妮镇定地说，“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她不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是关于家里的。我告诉她汽车运输公司从三辆车增加到了十几辆，贝特买了麝鼠皮大衣，生意也扩大了，在我们家里开了美容诊所。因为这些原因，她把父亲过去睡的房间装修一新，他已经把他的行军床和《国家地理》搬到了办公室—一个拖到汽车运输公司院子里的空军兵舍。我坐在饭桌旁复习准备高考时，会听见贝特在往某个素面朝天的女人脸上抹乳液和面霜之前说：“这么娇嫩的皮肤，你不应该用毛巾擦。”有时，她会以不失紧张却绝望有加的语气说：“我跟你说，我真是见了鬼，鬼就住在隔壁，我却从没怀疑过，因为你没见过鬼，是吧？我总是把人想得太好，直到他们狠狠地撕破你的脸皮。”

“你说得对，”顾客会说，“我也是一样。”

或者，“你以为你了解悲哀是什么了吗？其实根本就是一知半解。”

接着，贝特把女人送到门口，呻吟着回来说：“在黑暗中摸她的脸，和摸砂纸没有什么两样。”

奎妮似乎对听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好歹也没花多长时间。我们还没喝完可乐，碎石路上就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冯吉勒先生走进了厨房。

“看看谁来了。”奎妮叫道。她半站起来，仿佛要去摸他，但是他转身向洗手池去了。

她的声音满是带笑的惊奇，我不知道之前奎妮有没有跟他讲起我的信，或是我已经动身的事实。

“是克里西。”她说。

“是啊，”冯吉勒先生说，“你选择夏天来多伦多，克里西，一定是喜欢热天。”

“她想要找工作。”奎妮说。

“你有资格证书吗？”冯吉勒先生问，“你有在多伦多找工作的资质吗？”

奎妮说：“她考上了大学。”

“那就让我们希望雇主觉得这一资历够格吧。” 冯吉勒先生说着倒了杯水，背对着我们，一口气喝光了。过去，冯吉勒太太、我和奎妮坐在另一座房子—我家旁边的冯吉勒府时，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冯吉勒先生会从什么地方的合唱练习课回来，或者在前屋教钢琴课时暂时休息一下。听到他的脚步声，冯吉勒太太会警告般地对我们笑笑。我们都低头看着我们的拼字游戏，随便他注不注意我们。有时他不会注意。开柜橱，开水龙头，把杯子放在厨台上，这些动作像一连串小小的爆炸。仿佛他笃定他在那里的时候谁都不敢喘气。

他在学校教我们音乐时也是这样。他匆匆走进教室，一分钟也不耽搁，轻轻敲一下教鞭，开始上课。他趾高气扬地在过道里踱来踱去，竖着耳朵，鼓鼓的蓝眼睛好生警觉，绷着脸，显出好争吵的样子。他随时可能在你课桌旁停下来，听你唱歌，看看你是否在假唱或唱走调了。接着，他会把头慢慢低下来，鼓鼓的眼睛盯着你的眼睛，用手示意其他人停止歌唱，让你感到无地自容。据说他在各种唱诗班和合唱团里都是那么独裁。但是他很受学员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女士。她们圣诞节为他织东西，袜子、围巾和手套，让他在学校和学校、唱诗班和唱诗班之间的路上保暖。

冯吉勒太太病得无法持家的时候，奎妮开始料理家务。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件不知道是谁给的毛织物，在我面前晃着。

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是‘小弟弟保暖套’，”奎妮说，“冯吉勒太太说不要给他看，他会气疯的。难道你不知道‘小弟弟保暖套’是什么吗？”

我说：“呸！”

“开个玩笑嘛。”

奎妮和冯吉勒先生晚上都要出去工作。冯吉勒先生去酒店弹钢琴，他穿着燕尾服，而奎妮在电影院卖票。那家电影院只有几个街区远，所以我和她一起走路过去。当我看到她坐在售票亭里时，我明白了，化妆、染了色的爆炸头和大耳环并不是那么异怪。奎妮看起来和街上路过的女孩或者和男朋友一起来看电影的女孩没什么两样。而且她更像旁边海报上的女孩。她看起来与戏剧、火热的恋爱和危险的世界息息相关，那正是里面的银屏上所展现的世界。

她看起来—用我父亲的话说—不比任何人逊色。

“为什么不随便逛一逛？”她对我说。可我感觉那样太招摇了。我无法想象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无所事事，没有地方可去，或者走进商店试穿我根本不想买的衣服。我又爬上山，向在窗口大叫的希腊女人挥手致意。我用奎妮的钥匙打开房门。

我坐在阳台的小床上。没有地方挂我带来的衣服，我也就觉得不必打开行李了。冯吉勒先生也许不愿意看到任何我要留下来的迹象。

我感觉冯吉勒先生的样子变了，就像奎妮一样。但是他的改变和她的不同，在我看来，他不像她那样变得具有生硬的异质魅力和世故。他的头发原来是发红的灰色，现在差不多是灰白色了，还有他的脸—总是可能会由于别人的不敬或不理想的表现，或者只是因为房间里的东西没放对地方而气得发红—这张脸现在似乎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仿佛是受到了侮辱，或者他眼前的恶行没有受到惩罚。

我站了起来，在公寓里转悠。有人在家的时候，你永远也不能好好看看他们的房子。

厨房是最好的地方，尽管太暗了。奎妮在水池上方的窗台上养着常春藤，一个漂亮的无柄茶缸里插着木勺子，就像冯吉勒太太的一样。客厅有钢琴—还是以前家里的那架、一把扶手椅和一个用砖和木板做的书架、一台唱片机，地上还摞着很多唱片。没有电视，没有胡桃木摇椅，也没有织锦窗帘，甚至没有羊皮纸灯罩上画有日本风景的落地灯。是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雪天搬到多伦多的。那天，我午饭时间在家，看见了搬运的卡车。贝特忍不住一直在前门的窗口望着。最后她完全忘记了她平时喜欢在生人面前表现出的端庄，打开门，对着搬运工大叫起来：“你们回多伦多告诉他，别再回来，不然他会后悔的。”

搬运工开心地挥了挥手，仿佛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也许真是这样。搬运家具经常会遭遇咆哮和愤怒。

但是所有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我想是卖掉了。一定是卖掉了。父亲说过，做冯吉勒先生这一行的到多伦多会过得很艰难。奎妮说过“拖欠”什么的。如果不是因为欠债，她是永远不会给父亲写信的。

写信前她一定变卖了那些家具。

在书架上，我看到了《音乐百科》、《歌剧世界指南》和《伟大作曲家的一生》。还有一本又大又薄的书，封面很漂亮—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冯吉勒太太经常把它放在沙发旁边。

还有一本封面装帧与之类似的书，我不记得确切的书名了。有“花”或“香”这类词，我打开看过，还能记得我读到的第一个句子。

“闺房里的年轻婢妾也要学习如何优雅地使用她们的指甲。”

我不太确定什么是婢妾，但是“闺房”这个词（为什么不是“后宫”？）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我继续读着，看看她们是如何学习使用她们的指甲的。我读呀读呀，读了也许有一个小时，然后让书落到了地上。我有一种兴奋、厌恶又难以置信的感觉。成年人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东西吗？甚至连封面上的图案、弯曲缠绕的漂亮藤蔓，似乎也带有某些敌意和堕落的意味。我把书捡起来，放回原位，它自动翻开，露出扉页上的名字。斯坦和玛丽古德·冯吉勒。是女性的笔迹。斯坦和玛丽古德。

我想起冯吉勒太太高高的白额头和紧绷绷的灰黑色小发卷。她戴着珍珠扣耳坠，上衣的领口系了一个蝴蝶结。她明显比冯吉勒先生要高，人们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俩才不一起外出的。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她喘不过气来，上楼或晾衣服时都会喘不过气来，最后连坐在桌子旁玩拼字游戏都呼吸困难了。

起初，父亲不让我们因为帮她买东西或晾衣服而收钱—他说，大家是邻居，应该帮忙。

贝特说，她认为她也应该躺在那儿试试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免费伺候她。

接着，冯吉勒先生来我家，商量让奎妮去为他们工作，奎妮自己也想去，因为她今年在高中里的考试没及格，又不想留级。最后贝特答应了，但是告诉她说，绝不能做护理工作。

“如果他请不起护士，那也不关你的事。”

奎妮说冯吉勒先生每天早上把药丸拿出来，每天晚上用海绵给太太沐浴。他甚至尝试在浴缸里洗她的床单，好像家里没有洗衣机这种东西似的。

我想起，很多次我们一起在厨房玩拼字游戏，冯吉勒先生喝完水，就把手搭在冯吉勒太太肩上，叹着气，好像他是从漫长疲惫的旅行中归来似的。

“你好，宝贝儿。”他会说。

冯吉勒太太会低下头冷冰冰地亲一下他的手。

“你好，宝贝儿。”她会说。

接着他会看看我们，奎妮和我，好像我们在场完全没有干扰到他。“你们两个好。”

晚些时候，我和奎妮会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咯咯地笑。

“晚安，宝贝儿。”

“晚安，宝贝儿。”

我多想回到那段时光啊。

除了早上去洗手间并偷偷出去把卫生巾扔到垃圾筒里，我会一直坐在阳台上搭起来的小床上，直到冯吉勒先生出门。我担心他没有地方可去，但是显然他有地方去。他一走，奎妮就叫我。她已经剥好了橙子，准备了麦片和咖啡。

“这儿有报纸，”她说，“我在看招帮工的广告。我先收拾一下你的头发，把后面的剪掉一些，然后把它卷起来。没问题吧？”

我说可以。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她围着我转，看着我，努力构思着。然后，她让我坐到凳子上—我还在喝咖啡—她开始梳理，修剪。

“我们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她问，“我看见干洗店有一个职位。站柜台。怎么样？”

我说：“可以。”

“你还打算当老师吗？”

我说不知道。我感觉她会认为那是个单调沉闷的职业。

“我想你应该去当老师。你够聪明。教师薪水高。他们的收入比我这样的人多。你也会更独立些。”

但是在电影院工作也没关系，她说。她是去年圣诞节前的一个多月得到这份工作的，她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有自己的钱买配料做圣诞节蛋糕了。她和一个在卡车上卖圣诞树的人成了朋友。他只收了她五十美分，她自己把树拖上了小山。她把一条条红色绿色的皱纹纸挂上去，这些纸很便宜。她把银箔纸贴在纸板上做了一些装饰品，到圣诞前一天杂货店大甩卖的时候才买了其他的装饰品。她做了曲奇饼干，像杂志上说的那样挂在树上。那是欧洲的风俗。

她想要开派对，但是不知道请谁来。这里有希腊人，斯坦有十来个朋友。接着她想到请斯坦的学生来。

我还是不习惯听她叫“斯坦”，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称呼提示了她与冯吉勒先生的亲密关系。当然，这确实是个因素，但还因为这让人感觉，他是她一手编造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新人，斯坦。好像从头到尾就没有我们都认识的这样一个冯吉勒先生—更不用说冯吉勒太太了。

斯坦的学生现在都是大人了—比起学童，他更喜欢大人—不用操心给孩子们安排游戏和娱乐节目。他们星期天晚上开派对，因为其他晚上都被占满了，斯坦要在酒店工作，奎妮在影院卖票。

希腊人拿来了他们自己酿的酒，一些学生带来了蛋奶酒、朗姆酒和雪利酒。有的带了跳舞的唱片。他们觉得斯坦不会有那种音乐，他们是对的。

奎妮做了香肠卷和姜饼，希腊女人带来了她那种饼干。一切都很好。派对很成功。奎妮和一个叫安德鲁的华裔小伙子跳舞，他带了她喜欢的唱片。

“转，转，转。”我按照她的指示转头。她笑了，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你。是唱片。是那首歌。飞鸟乐队唱的。”

“转，转，转。”她唱着，“一切都有自己的季节—”

安德鲁是个牙科学生，但是他想学习弹奏《月光奏鸣曲》。斯坦说那要花他很长的时间。安德鲁很有耐心。他告诉奎妮，他没有钱回北安大略过圣诞节。

“我还以为他是中国来的。”我说。

“不是，不是来自中国的中国人。是这里的。”

他们真的玩了一个小孩子的游戏。他们玩音乐椅子。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甚至连斯坦也是。奎妮跑过去的时候，他把她拉到自己腿上，不放她走。大家都散去之后，他不让奎妮收拾。他只想让她上床。

“要知道，男人就是这样，”奎妮说，“你有男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了吗？”

我说没有。我父亲雇来做司机的那个男人总是来我家里捎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父亲说：“他只是想要找机会和克里西说话。”不过，我对他很冷淡，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敢约我出去。

“那你还不懂那些事儿啰？”奎妮问。

我说：“我当然懂。”

“嗯嗯。”她哼哼着。

参加派对的客人差不多吃光了所有的东西，只有蛋糕他们吃得不多，但是奎妮没有不高兴。食物太丰盛了，到了上蛋糕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香肠卷和其他东西塞饱了。还有，她没有时间像书上说的，把蛋糕放着醒熟一下，所以剩了一些，她也很开心。她想，在斯坦把她拉走之前，应该用浸了酒的布把蛋糕包起来，放在凉快的地方。她或者是想着要那样做，或者是实际上已经做了，早上她看到蛋糕不在桌子上，就认为自己是那样做了。她想，好了，蛋糕收起来了。

过了一两天，斯坦说：“我们吃点蛋糕吧。”她说，啊，让它再熟一熟，但是他坚持要吃。她去橱柜找，再去冰箱找，都没找到。她高处低处到处找，都找不到。她回想到看见它在桌子上。然后记起来，自己拿了干净的布泡了酒，仔细地把剩下的蛋糕包了起来。然后又记起在布外面包了蜡纸。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她究竟是真做了，还是梦见自己做了？她把蛋糕包好后放在了哪里？她试图回忆自己是怎么放的蛋糕，但是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找遍了橱柜，但是她知道蛋糕太大，不可能藏在那里。然后看了烤箱里面，甚至查看了她的梳妆台抽屉和床底下，还有壁橱架子上面。可是哪里都没有。

“如果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就应该在什么地方。”斯坦说。

“我确实放了。我放在什么地方了。”奎妮说。

“也许你喝醉了，扔了。”他说。

她说：“我没有喝醉。没扔。”

不过她还是去看了垃圾箱。没有。

他坐在桌子旁，看着她。如果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它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她很抓狂。

“你确定吗？”斯坦说，“你确信没有送给别人？”

她确信。确信没有送掉。她包好了准备放起来的。她确信，她几乎确信已经包好准备放起来。确信没有送人。

“啊，我不知道，”斯坦说，“我想也许你送人了。我想我知道给谁了。”

奎妮一下子愣住了。给谁？

“我想你是给安德鲁了。”

“给安德鲁？”

啊，是啊。可怜的安德鲁，他告诉她没有钱回家过圣诞节。她为他难过。

“所以你把我们的蛋糕给他了。”

奎妮说，没有。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她不会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蛋糕给安德鲁。

斯坦说：“莉娜，别撒谎。”

那就是莉娜漫长悲惨的挣扎的开始。她只能说不是。不是，没有，我没有把蛋糕送给任何人。我没有给安德鲁。我没有撒谎。不是的，没有。

“很可能是你喝醉了，”斯坦说，“你醉了，记不得了。”

奎妮说她没醉。

“是你醉了。”她说。

他站起来举起手朝她冲过来，说不要告诉他他喝醉了，永远不要说。

奎妮叫起来：“我不会的。我不会的。对不起。”他没有打她。但是她开始哭。她一边哭一边试图说服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蛋糕送掉呢？为什么他不相信她呢？她为什么要对他撒谎呢？

“每个人都会撒谎。”斯坦说。她越哭，越是请求他相信她，他就变得越冷淡刻薄。

“用点儿逻辑。如果在这儿，就去找出来；如果不在，就是你送人了。”

奎妮说那不是逻辑。找不到也不一定就是送人了。接着，他又冷静地靠近她，半笑着，有那么一刻她以为他就要吻她了。但是他用手掐住她的喉咙，一秒钟就让她无法呼吸了。他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他说，“现在—你还要教我什么叫逻辑吗？”

然后他穿上衣服，去酒店弹琴了。

他不和她说话了。他给她留便条说，等她说出真相才和她讲话。整个圣诞节她不停地哭。他们原来打算在圣诞节当天去拜访希腊人一家的，但是她去不了，因为脸上哭得一塌糊涂。斯坦自己去了，说她病了。希腊人也许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也许听到了墙那边的大吵大嚷。

她化了很浓的妆去上班，经理说：“你想让人们觉得这是一个感伤的故事吗？”她说她患了鼻窦炎，经理就让她回家了。

那天晚上斯坦下班回来，假装没她这个人。她转过身看着他。她知道他会上床，躺在她旁边，像根木头一样，如果她靠近他，他会继续像木头一样躺着，直到她挪开。她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她会死掉的。就像他真的掐住了她的脖子，让她不能呼吸，她会死的。

所以她说。对不起。

原谅我吧。我是那么做的。对不起。

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

他坐在床上。什么也没有说。

她说她真的忘了把蛋糕送人的事了，但是现在想起来了，她很抱歉。

“我没撒谎，”她说，“我是忘了。”

“给了安德鲁。你把蛋糕给了安德鲁。”

“你忘了把蛋糕给了安德鲁这事儿？”他说。

“我肯定是忘了。我忘了。”

是的，奎妮说。是的，她是把蛋糕给安德鲁了。她开始号啕大哭，靠在他身上，求他原谅。

好吧，别再歇斯底里了，他说。他没有说原谅她了，但是他拿来一块热毛巾，给她擦脸，躺在她旁边，搂着她。很快，他就想做其他的事情了。

“不要再给那个《月光奏鸣曲》先生上课了。”

糟糕的是，后来她找到了蛋糕。

她发现蛋糕是用餐布包好的，裹着蜡纸，和她记得的一样。用购物袋装着，挂在后门廊的钩子上。当然，玻璃门廊是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冬天太冷了，门廊不能用，但又没有冷到结冰。她一定是这么想着就把蛋糕挂上去了。这是个好地方。然后她就忘了。她有一点醉了—她一定是醉了。她完全忘了。蛋糕就在那里。

她发现后就把它全部扔掉了。没有告诉斯坦。

“我扔了，”她说，“还是好好的，里面都是值钱的水果什么的，但我不想重提那个话题了，就把它扔了。”

她的声音，在故事糟糕的部分是那么悲惨，现在却变得狡猾和开心，仿佛她一直在讲一个笑话，扔掉蛋糕是故事荒唐的结局。

我不得不把头从她手里拉出来，转身看着她。

我说：“但是他错了。”

“噢，当然是他错了。男人是不正常的。等你结了婚就会了解这一点的。”

“那我就不结。我永远不结婚。”

“他只是吃醋了，”她说，“他很爱吃醋。”

“永远不结。”

“呵，你和我很不一样，克里西。一点儿都不一样。”

她叹着气说：“我是为爱而生的。”

我想你可能会在电影海报上看到过那些词儿。“为爱而生”。也许就是在奎妮的影院里放的某部电影的海报。

“等我把发卷拿掉，你会很漂亮的，”她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不会说你没有男朋友了。但是今天去应聘太晚了，明天早点。如果斯坦问你，你就说去了一些地方，他们留了你的电话号码。说家商店或饭店什么的，只要让他知道你在找工作就行了。”

第二天去的第一个地方就录用了我，尽管我根本没打算这么勤快。奎妮决定给我换个发型，化了眼妆，但是结果没有如其所愿。“你真的更适合自然的。”她说。我把妆全部擦掉，涂上自己的口红，是普通的红色，不是她那种发荧光的浅红。

这时已经太晚了，奎妮不能和我一起出去查看她的邮箱了。她得准备去电影院了。那天是星期六，她下午和晚上都要工作。她拿出钥匙，让我去看看邮箱，算是帮她的忙。她告诉我邮箱在哪里。

“给你父亲写信的时候，我得用自己的邮箱。”她说。

我找的工作是在公寓楼地下室的杂货店当店员。我的职责是站小吃柜台。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感到相当无望。我的发型在闷热的空气中耷拉下来，我的人中上面一层汗。可至少我的经痛没那么厉害了。

一个穿白制服的女人在柜台旁喝咖啡。

“你是来工作的吧？”她问。

我说是的。女人的脸方正硬朗，画过眉毛，弄了紫色的蜂巢发型。

“你说英语吗？”

“说。”

“我是说不是刚学的，你不是外国人吧？”

我说不是。

“我这两天试用了两个女孩，都打发走了。一个人说会讲英语，但其实不会，另一个每件事要讲十次才行。去洗手池把手好好洗洗，我给你拿围裙。我丈夫是药剂师，我收银。”（这时我才注意到角落里的一个高柜台后面，有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在看我，又假装没在看我。）“现在不忙，一会儿就忙了。都是这个街区的老人家，午睡后会过来喝咖啡。”

我系上围裙，站到柜台后面。在多伦多找到工作了。我试图自己弄清楚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不要问这问那的，不过最后还是不得不问了两个问题—咖啡机怎么操作，钱怎么办。

“你出账单，让他们把钱给我。怎么样？”

好的。每次进来的人都是一两个，大多要咖啡或可乐。我把杯子洗好擦干，柜台保持干净，显然我算账很准，因为没有人投诉。顾客大多是老人，就像那女人说的一样。一些人友好地和我讲话，说我是新来的，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其他人则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一个女人要吐司，我弄好了。接着我做了火腿三明治。一次进来四个人就会有点手忙脚乱。一个男人要馅饼和冰淇淋，我发现冰淇淋像水泥一样硬，根本挖不出来，不过我还是挖出来了。我更自信了一些。备好餐后，我对他们说“请拿好”，出好账单时说“要付这些”。

女人从收银机那边慢慢走过来。

“我看到你做了吐司，”她说，“你认字吧？”

她指着柜台后镜子上贴着的牌子。

十一点后不供应早餐。

我说我以为既然能做烤面包三明治，那么做吐司应该也没有问题。

“你想错了。面包三明治多收十美分，吐司则没有。现在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我的工作不像一开始那么糟糕了。我工作时一直想着能够回去告诉冯吉勒先生，说我有了工作是多么舒心。现在我可以找自己的房子，也许明天就去，星期天，如果杂货店休息的话。如果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冯吉勒先生再对奎妮发脾气，她就有地方可躲了。如果奎妮要离开冯吉勒先生（虽然奎妮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她的故事，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就能租一套小公寓，或者至少可以有自己的热水器、马桶和淋浴，就像以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一样，只不过父母不在而已。

我撕了一小块莴苣和莳萝泡菜装饰三明治。那是镜子上另一块牌子上许诺的。但是当我从坛子里拿莳萝泡菜时，觉得这看起来太多了，于是切成了两半。我给一个男人这样做了个三明治，这时，女人从收银机那边走过来，弄了杯咖啡。她拿回去站着喝了。等男人吃完付了钱，出了商店，她又走了过来。

“你给了那个男人半块泡菜。每个三明治都是这样吗？”

我说是的。

“你不知道怎么切泡菜吗？一块要做十个三明治呢。”

我看了看牌子。“上面没说一片。是一块。”

“够了，”女人说，“脱掉围裙。我不许雇员回嘴，从不。你可以拿着你的包走了。别问我要工资，因为你没帮上什么忙，这只能算培训。”

灰白头发的男人偷偷看过来，紧张地笑着。

所以我又到了街上，朝电车站走去。不过我现在认得一些路了，也知道怎么搭车。我还有了工作经历。我可以说我站过小吃柜台。如果需要介绍信就麻烦了—我可以说是在我家乡的小吃柜台。等车的时候，我拿出想要应聘的其他职位的清单，还有奎妮给我的地图。但是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晚，大多数地方都太远了。我害怕告诉冯吉勒先生今天的情况，所以决定走回去，希望到家时，他已经走了。

我刚走上坡就想起了邮箱。我转身回去，从信箱里拿了信，再往家走。现在他肯定已经不在家了。

但是他没有走。客厅的窗户开着，从那里可以看到房子旁边的小路。经过窗口时，我听见了音乐声。不是奎妮会弹的那种，而是那种很复杂的音乐，就是我们以前听到从冯吉勒家传出来的那种音乐—能够让你全神贯注的音乐，然后就没什么头绪了，至少不会很快找到头绪。古典音乐。

奎妮在厨房，穿着另一条暴露的短裙，还化了妆。她胳膊上戴着手镯。她正把茶杯摆到托盘上。从阳光下走到阴凉处，我感到一阵眩晕，每一寸皮肤都在冒汗。

“嘘，”奎妮说，因为我关门声音很响，“他们在听唱片呢。是他和他的朋友莱斯利。”

她正说着，音乐嘎然而止，接着爆发出一阵兴奋的交谈。

“他们一个人放一小段音乐，另一个人猜是哪一首，”奎妮说，“他们就放一小段，停下，你一段我一段不停地放。真要把人逼疯了。”她开始把熟食店买来的鸡切成片，放在涂了黄油的面包片上。“你找到工作了吗?” 她问。

“是，但是临时的。”

“啊，好啊。”她似乎并不感兴趣。但是当音乐再次响起时，她抬起头，笑了，说，“你去了—”接着她看到了我手里的信。

她扔下刀，匆匆向我走过来，小声说：“你手里拿着信直接走进来的啊。我本该告诉你要放在包里的。我的私人信件。”她从我手上把信抢了过去。正在这时，炉子上的水壶叫了起来。

“噢，拿水壶。克里西，快点儿，快点儿！快拿水壶，不然他马上会过来的，他受不了这种声音。”

她转过身开始拆信。

我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她说：“泡茶，拜托—”用的是读急信的人那种轻柔专注的语气。“倒水就行了，茶叶量正好。”

她笑了，像是在读一个秘密的笑话。我把水倒在茶叶上，她说：“谢谢。噢，谢谢你，克里西，谢谢。”她转过身正对着我。她面色红润，胳膊上所有的手镯都优雅而纷乱地叮当作响。她折好信，拉起裙子，塞到打底裤的松紧带里。

她说：“有时他会翻我的手袋。”

我问：“茶是给他们泡的吗？”

“是的。我要回去干活了。噢，我要干什么？我要切三明治。刀在哪里？”

我拿起刀切好三明治，放到盘子里。

“你不想知道信是谁写的吗？”她问。

我想不到。

我说：“贝特？”

因为我希望，是来自贝特的私下谅解让奎妮心花怒放。

我甚至没有看信封上的字。

奎妮的脸色变了—一瞬间，她看起来好像不知道那是谁。然后她又恢复了高兴的样子。她过来搂着我，对着我的耳朵说悄悄话，声音发颤，羞涩而得意。

“是安德鲁。你能把盘子端给他们吗？我去不了了。现在不行。噢，谢谢你。”

奎妮上班前来客厅吻了冯吉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两个都吻的是额头。她像蝴蝶一样向我挥挥手。“再见。”

我把托盘端进去时，看到冯吉勒先生不悦的神情—我不是奎妮。但是他异常宽容地对我说话，并且把我介绍给了莱斯利。莱斯利敦实，秃顶，乍一眼看上去和冯吉勒先生一样大。但是当你习惯了他，考虑到秃顶的因素，他又似乎显得年轻了许多。他不是我想象中冯吉勒先生会交往的那种朋友。他既不唐突无礼，也不假装渊博，而是很让人舒服，而且很会鼓励人。比如，当我说了我在快餐店的工作经历之后，他说：“要知道这很了不起。第一次应聘就被雇用了。说明你懂得怎样给人留下好印象。”

我不觉得这段经历难以启齿。莱斯利的在场让一切轻松了许多，冯吉勒先生的行为似乎也变得温柔了，仿佛他要在朋友面前对我表现出得体的礼节。也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我的改变。当你不再害怕他们，他们确实会感觉到不同。他也许对这种改变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改变，但是这会让他困惑，让他更加谨慎。当莱斯利说我辞工不干是好事时，他也表示同意，他甚至说那个女人听起来像在多伦多某些见不得阳光的场所出没的老江湖骗子。

“她无权不付你工钱。”他说。

“那家丈夫应该出面，”莱斯利说，“如果他是药剂师，他就是老板。”

冯吉勒先生说：“他也许哪天会给他妻子配一剂特别的药。”

当你知道某个人所处的危险，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么给他倒茶，端牛奶和糖，递三明治，甚至跟他讲话，就没那么难了。正是因为他不知情，我对冯吉勒先生产生了除厌恶以外的其他感情。不是他自身变了—即便他变了，那也很可能是因为我变了。

不一会儿，他说他要准备去工作了。他去换衣服。这时莱斯利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

“就在拐角有个我经常去的地方，”他说，“不是那么豪华。不是斯坦去的那种地方。”

我很高兴听到那不是什么华丽的地方。我说：“当然。”我们把冯吉勒先生送到酒店，就开车去了一个卖炸鱼加炸薯条的店。莱斯利点了“豪华午餐”—尽管他只吃了几片鸡肉三明治—我叫了普通套餐。他喝啤酒，我喝可乐。

他谈了自己的事。他说他希望当初去念师范，而不是选择了音乐，靠音乐吃饭很难有安定的生活。

我太专注于想自己的事了，甚至都没有问他是哪种音乐家。父亲给我买了双程票，说：“你永远不知道和他们两个相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看着奎妮把安德鲁的信塞到了打底裤的松紧带下面，我想起了那张车票，虽然看她藏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安德鲁的信。

我来多伦多并不只是为了找暑期工作，我想成为奎妮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有必要的话，成为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当我幻想奎妮和我一起住，那种幻想也和冯吉勒先生有关，看她会如何修理他，让他罪有应得。

当我想到回程的车票时，我把另一件事想成理所当然了，那就是我可以回去，和贝特与父亲一起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和贝特。冯吉勒先生和太太。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甚至奎妮和安德鲁。他们是一对对的，他们每一对，无论多么若即若离，在当下或记忆中，都有一个秘密的洞穴，带着自己的热度和烦恼，把我隔离开。我需要被隔开，我希望被隔开，因为我从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可以指导我和鼓励我的东西。

莱斯利也是一个被隔开的人。但是他跟我谈论和他有血缘关系和友谊的各式各样的人。他的姐姐和姐夫，侄女和侄儿，他去拜访并一起度假的夫妻。所有这些人都有问题，但是也都有价值，他兴致盎然却毫无激情地谈论他们的职业、失业、才能、运气、判断错误，似乎他与爱恨是隔离的。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将会看到这其中的缺陷。我会体会到女人在面对缺乏目标的男人时所体会到的不耐烦，甚至是怀疑。他只能给你提供友谊，并且那么轻易，即使被拒绝，他也会一如既往地快活下去。我甚至可以看出，这不是个希望钓到女孩的孤单的人，这只是一个在此刻和在合理的生活层面寻找舒适的人。

他的陪伴正是我需要的，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他是有意这样友善地对我，就像我自以为对冯吉勒先生很友善一样，至少在片刻前出乎意料地保护了他。

奎妮再次出走的时候，我在师范学院上学，我从父亲的信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的事，冯吉勒先生过了好一阵子才告诉他，他想万一奎妮会回到家里来。父亲告诉冯吉勒先生说不会有那种可能性的。在给我的信中，他说，至少我们认为奎妮不会那么做。

很多年，甚至是在结婚后，我都会收到冯吉勒先生的圣诞卡，雪橇上面堆满了明亮的包裹，幸福的一家人站在装饰精美的门口，欢迎朋友的到来。也许他认为这些场面会受到我这样生活状态的人的青睐。或许他只是随便从货架上拿了那些贺卡，他总是加上回信地址—提醒我他的存在，让我知道他在哪里，万一有什么消息，我就可以联系他。

我已经放弃了期待那样的消息，我甚至从没弄清楚，奎妮是跟安德鲁还是别的什么人走的，或者她是否和安德鲁在一起，是否他就是那个人。父亲去世时留下些钱，我们曾经认真地找过她，但是一无所获。

但是，现在有事情发生了。多年以后的现在，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我的丈夫已经退休，我们经常旅游，我总觉得我有时确实看到了奎妮。我看见她，不是因为特别想见她或是花了力气去找她，我也不相信真的是她。

有一次是在拥挤的机场，她穿着纱笼，戴着花边草帽，皮肤晒得黑黑的，很兴奋，看起来很富有，身边围着朋友。另一次，她在教堂门口，和一群妇女在一起，等着看婚礼派对。她穿着带斑点的小山羊皮夹克，看起来既不富有也不健康。还有一次，她站在十字路口，领着一队幼儿园的孩子，带他们去游泳池或者公园。那是炎热的一天，她穿着花短裤和印有口号的T恤衫，那富态的中年人体态让人看着坦诚又舒服。

最后一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是在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的一个超市里，我拿着野餐要用的东西，转到了一个拐角，看见一个老女人靠在购物车上，仿佛在等我。她满脸皱纹，长着一张歪嘴，棕色的皮肤显得很不健康，头发卷成棕黄的小卷，紫色的长裤提到了突出的肚子以上—她和那些瘦小的女人一样，因为年老而失去了腰部线条带来的便利。裤子可能是从旧货商店买的，色彩欢快的毛衣已经暗淡皱缩，包裹的胸部还没有十岁孩子的大。

购物车是空的。她甚至连包都没拿。

不像其他那些女人，这一位似乎知道她自己是奎妮。她对我微笑，似乎为认出了我感到很开心，也热切地希望我能认出她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惠—赐予她的一个瞬间，将她从永远的阴影中拉出来的一个瞬间。

我所能做的只是快乐地咧开嘴，快乐却无动于衷，继续朝收银台走去，仿佛面对的是一个神经兮兮的陌生人。

到了停车场，我对丈夫找了个借口说，我忘了什么东西，然后匆匆回到店里，在过道上来回寻找。但是就那么一会儿工夫，那个老女人似乎就不见了。她也许是紧跟在我后面走的，也许现在正走在特温福尔斯的大街上，步行，或由某个好心的亲戚或邻居开车载着，甚至是自己开车。她应该不在店里了，我们不会在过道里不断地走来走去却错过了彼此。我发现自己朝一个方向走，然后转向另一个方向，在被空调打得冰冷的夏日商店打着寒战，盯着人们的脸看。我很可能把他们吓坏了，因为我在无声地祈求他们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奎妮。

直到我回过神来，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无论那人是不是奎妮，她都把我抛弃了。

熊从山那边来

菲奥娜住在父母家里，就在她和格兰特上大学的城市。那是间大房子，可以望见海湾，在格兰特看来，显得豪华而凌乱，地毯在地板上拱着，杯底在桌子的漆面上留下了印子。她母亲是冰岛人—是个有权势的女人，有着泡沫般的白发和愤愤不平的极左派的政治观念。父亲是个重要的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德高望重，在家里快乐地服从，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听奇怪的长篇大论。各种各样的人，不论富有或贫寒，都在发表这些言论，来来去去，不断地争辩，协商，有时还带外国口音。菲奥娜有自己的小车和一堆开司米羊毛衫，但是她没有参加女生联谊会，她家里的这些活动很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她倒不是在乎这个。联谊会对她来说就是玩笑，政治也是一样，尽管她喜欢放《四位起义将领》那张唱片，如果她想让某些客人感到紧张，有时也会放《国际歌》，音量放得很高。有个表情忧郁的鬈发外国人在追求她—她说他是西哥特人—还有两三个很受尊敬、心神不安的年轻实习生也在追求她。她拿他们开玩笑，也拿格兰特开玩笑。她会怪模怪样地重复他们的乡下话。他认为她向他求婚或许也是个玩笑，那是在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在斯坦利港的海滨。沙子吹打着他们的脸，海浪把一堆堆碎石推到他们脚下。

“你觉得好玩吗—”菲奥娜叫喊着，“你觉得我们结婚会好玩吗？”

他接受了她的求婚，是的。他永远也不想离开她。她朝气勃勃，迸发着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们离开家前，菲奥娜注意到了厨房地上的印子，是她那天早些时候穿的便宜的黑色居家鞋留下的。

“我以为不会有了。”她有点气恼和迷惑地说，一边擦着灰色的印子，看起来像是用油腻的蜡笔涂的。

她说她以后不用再做这个了，因为她没带那双鞋。

“我想我整日都会穿戴整齐，”她说，“或者半整齐，有点像是在酒店里。”

她洗了刚用过的抹布，挂在门内水池下的架子上，然后穿上金棕色毛领滑雪夹克，里面是高领毛衣和定做的淡黄褐色宽松裤。她个高肩窄，虽是古稀之年，但依然挺拔，整洁漂亮，长腿长脚，纤细的手腕和脚踝，还有那小得几乎显得有点滑稽的耳朵。她的头发是乳草绒般的浅色，已经从淡金色变成了白色，格兰特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变的，她还披在肩上，像她母亲一样。（格兰特自己的母亲为此感到有点吃惊，她是小镇上的寡妇，在医院做接待员。菲奥娜的母亲留着长长的白发，这甚至比房子的状况更能向她传达，对于态度和政治观点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之外，菲奥娜骨骼小巧，蓝宝石般的小眼睛完全不像她母亲。她的嘴微微翘起，现在她涂了口红来突出自己的嘴唇—这通常是离开家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今天她像极了自己—坦率而茫然，甜美而讽刺。

一年多以前，格兰特开始注意到，家里贴满了黄色的便条。那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她总是把东西写下来—收音机里提到的书名，当天一定要做的工作，甚至早上的行程也要写下来—他发现时间安排得十分准确、神秘而感人。

7：00，瑜伽。7：30~7：45，刷牙洗脸梳头。7：45~8：15，散步。8：15，和格兰特共进早餐。

新的便条内容不太一样。贴在厨房的抽屉上—餐具，擦碟的干布，刀。难道她就不能打开抽屉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吗？他想起战争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巡逻的德国士兵的故事。一些捷克人告诉他，每条巡逻狗都戴着“猎狗”的标志。为什么？捷克人问，为什么？德国人说，因为那就是条猎狗。

他正要讲给菲奥娜听，然后又想到还是不讲为好。他们总是会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大笑，但是假如这次她不笑呢？

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她去了镇上，从电话亭打电话问他怎么开车回家。她穿过田野散步，撞进了林子，最后沿着篱笆墙回来了—绕了很远的路。她说她相信篱笆总会把你带到某个地方。

真是令人费解。她说起篱笆的事就好像是在开玩笑，况且，她能毫不费力地记住电话号码。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她说，“我想我是精神错乱了。”

他问她是不是在吃安眠药。

“即使吃，我也不记得了。”她说。然后又抱歉地说，这话听上去很轻浮。

“我确信没有吃什么药。或许是维他命。”

维他命不管用。她会站在门口，努力想要弄清楚自己要去哪儿。她烧菜会忘记开炉子，或忘记往咖啡壶里倒水。她问格兰特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座房子里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

他说是十二年前。

她说：“那太令人震惊了。”

“她总是有点这个样子，”格兰特对医生说，“一次她把大衣忘在储藏间了，完全忘了。从那时开始，我们总会去温暖的地方过冬。然后她说这是刻意安排的，虽然很无心，她说那就像她丢弃的一种罪一样，就像有些人让她对毛皮大衣产生的感觉一样。”

他试图解释更多的事情，但都很徒劳—他想解释，菲奥娜对这一切的吃惊和歉意，似乎像是某种例行的客套，而并非是在掩饰一种私密的乐子，仿佛她没有预料到会遇上这样的冒险，或者只是在玩她希望可以跟得上的游戏。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游戏—胡言乱语的方言，他们自己虚构的人物。菲奥娜模仿的一些嗓音，唧唧喳喳或甜言蜜语的哄骗（他不能告诉医生这些），不可思议地模仿她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他的女人们的声音。

“是的，那么，”医生说，“或许一开始就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在看到恶化的趋势之前，我们真的说不清楚。”

有一段时间，贴什么标签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菲奥娜不再独自去买东西，格兰特一转身她就会从超市里消失。一名警察在她走在几个街区以外的路中央时把她带走了。他问她名字，她爽快地回答了。然后他问她国家总理的名字。

“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好心的年轻人，你真的不应该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了。”

他笑了。然后她出了错，问他是否见过博里斯和娜塔莎。

这是她几年前收养的两条俄国狼狗的名字，是从朋友那边接手的，她用心地照料它们的余生。她接受它们可能是因为她那时恰巧发现自己也许不能生育。输卵管堵塞或扭曲什么的—格兰特现在记不得了，他总是避免去想那些女性器官。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去世。当她带它们出去散步时，狗的长腿和柔软的毛发、温柔而不屈服的窄脸和她很相配。那些日子里，格兰特自己刚到大学开始第一份工作（他岳父的钱尽管受了政治的污染，但仍然很受欢迎），在某些人看来，菲奥娜是因为另一个突发奇想的怪念头而与他结婚的，一个已经准备好了想要接受照顾和爱护的念头。幸运的是，他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一点。

超市走失那天的晚饭时间，她对他说：“你知道你得把我怎么办吗？你得把我送到那个地方。浅水湖？”

格兰特说：“草地湖。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呢。”

“草地湖，愚蠢湖，”她说，仿佛他们在玩开心竞赛，“愚蠢湖。是愚蠢湖。”

他用手抱住头，胳膊肘搁在桌子上。他说即使要考虑这条路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安排。一种实验性治疗。休息疗法。

有条规定说十二月不收病人，节日期间总有太多情感上的陷阱，所以他们决定一月的时候去。路上开了二十分钟。上高速公路前，之前潮湿坑洼的乡间道路现在已经完全结冻了。湿地橡树和枫树把阴影投射到明亮的雪地上，像栏杆一样。

菲奥娜说：“啊，想起来了。”

格兰特说：“我也在想那件事。”

“只不过是在月光下面。”她说。

她说的是那次他们在夜里出去滑雪，在满月下，滑过布满黑色条纹的雪地，这个地方你只有在深冬才能进入。他们听到树枝在严寒中开裂的声音。

那么如果她能够生动准确地记得那些，她又会有什么大问题呢？

他努力控制才没有掉头开回家。

院长还向他解释了另一条规则。新病人第一个月不允许接受探访，大多数人需要这段时间来安定下来。这条规则实施以前，人们请愿，哭泣，发脾气，甚至那些自愿来的人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他们开始后悔，请求回家。有些家人会受影响，会把病人带回家，可情况并未好转，六个月甚至短短几周之后，所有的麻烦又会重新上演。

“然而我们发现，”管理者说，“如果他们独自留下，通常最后会像糊涂虫一样快乐。你实际上要哄着他们上车去城里，要他们回家看看也是一样。那时再带他们回家就完全没问题了，待上一两个小时—他们还会担心赶不回来吃晚餐呢。草地湖就是他们的家了。当然，不包括那些住在二楼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离开。那太困难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妻子不会去二楼的。”格兰特说。

“不会，”管理者若有所思地说，“我只是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说清楚。”

他们几年前去过草地湖几次，去看法卡先生，一个老单身汉农场主，他们以前的邻居。从本世纪初起，他就一直独自住在一座通风良好的砖房里，除增加了冰箱和电视，其他都一成不变。隔上一段长短恰当的时间，他就会来拜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事先也不打招呼。他喜欢讨论他阅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南极开发或火器的历史。但是他去了草地湖以后就只谈论那里的日常情况，让他们觉得他们的探望尽管令人愉快，对他来说却是一种社交上的负担。菲奥娜尤其讨厌到处弥漫的小便和漂白剂的气味，讨厌低矮阴暗的走廊和那些草草摆在走廊壁龛里的塑料花。

现在那个建筑不见了，尽管它是五十年代才建造的。就像法卡先生的房子一样消失了—那座房子被那种华而不实的城堡式建筑代替了，成了某些来自多伦多的人的周末度假屋。新草地湖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拱顶的房子。空气中充满了宜人的松香，很多真正的绿色植物从巨大的瓦罐里伸出来。

尽管如此，在不能见到她的这漫长难挨的一个月里，格兰特还是想象着菲奥娜在那座旧楼里。他想，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日子—比他和母亲去拉纳克郡看望亲戚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十三岁；比杰姬·亚当斯和家人去度假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们就要确定恋爱关系了。他每天给草地湖打电话，希望找到那个名叫克里斯蒂的护士。她似乎对他的频繁来电感到好笑，但是她给他的报告比别的护士要充实。

菲奥娜感冒了，对于新来的人这并不罕见。

“就像小孩子开始上学一样，”克里斯蒂说，“他们会接触一批新的细菌，一段时间内什么病都可能染上。”

然后感冒好些了。她不用抗生素了，似乎也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迷糊了。（这是格兰特第一次听说抗生素和迷糊的事。）她的胃口不错，她似乎喜欢坐在日光房里，也喜欢看电视。

旧草地湖让人无法容忍的一件事是到处都开着电视，不管你坐在哪里，电视都会扰乱你的思路和谈话。一些牢友（那时他和菲奥娜就是这样称呼那些人的，而不是称之为住客）会抬起眼睛看着电视，有些人对着电视说话，但大多数人只是坐着，温顺地忍受着它的攻击。他记得，在新楼里，电视都放在分开的客厅或卧室里。你可以选择看或是不看。

所以菲奥娜一定是做出了选择。看什么呢？

他们生活在这座房子里的那些年里，他和菲奥娜一起看了不少电视。他们窥探了镜头所能触及的每一种兽类、爬行类或海洋生物的生活，还追了几十部类似十九世纪优秀小说的情节剧。他们渐渐迷上了有关百货公司生活的英国喜剧，看了很多次重播，以至于连对白都能背下来了。他们为真实生活中去世或转行的演员悲伤哀悼，欢迎这些演员重返舞台，如同人物再生一般。他们看着导视员的头发由黑变白，最后又变黑，简陋的背景却从未改变。但是背景也在消失。最终，背景和最黑的头发就如同从伦敦街道上飘来的灰尘钻进了电梯门下面的缝里，都消失了，这其中的悲哀似乎比《经典剧场》[1]中的任何悲剧都更能影响到格兰特和菲奥娜，所以他们没有等到结局就不再看了。

克里斯蒂说，菲奥娜交了些朋友。她真的要从自己的壳里出来了。

那是什么壳？格兰特想要问，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为了给克里斯蒂留下好印象。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他会让留言机录下来。他们在社交场合偶尔见到的人，不是近邻而是住在附近乡下的人，和他们一样退休了，这些人离开时往往无人注意。住在这里的最初几年，格兰特和菲奥娜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在乡下过冬是全新的体验，他们要对房子进行大量的修缮工作。然后他们想到也应该趁条件允许的时候出去旅游，他们去了希腊、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人们会以为他们现在也是去旅行了。

他用滑雪来锻炼身体，但是从来不会走到湿地那么远的地方。他在房子后面的田野里滑来滑去，等太阳落山，整个乡间的天空呈现粉红色，似乎被边缘发蓝的冰浪环绕着。他数着在田野里绕了多少圈，然后回到阴暗的房子里，一边准备晚餐一边看电视新闻。他们通常都是一起做晚餐，一个人准备饮料，另一个生火，一边谈论他的工作（他在写传奇的挪威狼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在世界尽头吞掉奥丁神的伟大的魔狼芬力斯），还谈论菲奥娜正在阅读的任何东西，以及他们在亲密但又独立的一天里各自的思考。这是他们可爱的亲密时刻，尽管上床之后也当然会有五到十分钟甜蜜的身体接触—往往并不是以性爱为目的的，但是让他们确信性爱还存在。

在梦中，格兰特给一个他视为朋友的同事看了一封信。信来自一个他好久没有想起的女孩的室友，写得道貌岸然，充满敌意，哀怨中含着威胁—他认为写信人是潜在的女同性恋。他与女孩本人的分手是体面的，她似乎不太可能闹事，更不要说自杀，而这封信却显然是在苦心孤诣地告诉他相反的情况。

这位同事属于这样的丈夫和父亲，他们最早扔掉领结离开家，每晚在地上的床垫上与迷人的年轻情妇消度，他们来到办公室或是课堂，衣冠不整，带着麻醉药和焚香的气味。但是现在，他对这种恶作剧抱否定的态度，格兰特回想起他实际上娶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像别的妻子一样被带去参加派对，生小孩。

“我不会笑你的。”他对格兰特说。格兰特不觉得他什么时候笑过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尽量让菲奥娜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格兰特动身去草地湖找菲奥娜—旧的草地湖—结果却进了阶梯教室。大家都在等他去上课。坐在最后最高一排的是一群身穿黑袍，目光冷淡的年轻女人，都在哀悼，痛苦的目光凝视着他，没有一刻从他身上移开，不记也不在乎他说的任何话，表现得很露骨。

菲奥娜坐在第一排，很安静。她把阶梯教室变成了派对上的一个角落—她总能发现的一个孤岛，喝着掺了矿泉水的酒，抽着普通香烟，讲着关于她的狗的笑话。她和她的同类一起与潮流抗衡，仿佛在其他角落，在卧室，在黑暗的阳台上演的一幕幕只不过是幼稚的喜剧，仿佛纯朴就是时尚，而沉默就是福祉。

“噢，呸，”菲奥娜说，“那个年龄的女孩总是谈论如何自杀。”

但是光听她这么说是不够的—事实上，这让他很恐惧。他担心菲奥娜是错的，某件恐怖的事情已经发生，他看到了她看不到的东西—黑色的环在变粗，收拢，绕住他的气管，笼罩在房间顶上。

他把自己从梦中拖出来，开始理清真实和虚幻。

曾经有过一封信，还有“老鼠”这个词用黑油漆写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菲奥娜得知一个女孩因为苦恋他而痛苦万分，就说了和梦中类似的话。同事没有搅和进来，黑色长袍的女人没有出现在教室里，也没有人自杀。格兰特的名誉没有受损，事实上，想到几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算是轻易脱身了。但是有谣言流传开来。人们对他的冷淡和轻蔑变得很露骨了。他们没收到什么圣诞晚会的邀请，新年是独自度过的。格兰特喝醉了，没有人逼他—谢天谢地，也没有犯认罪的错误—他向菲奥娜许诺了新的生活。

那时他感到的耻辱是被愚弄的耻辱，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的耻辱。没有一个女人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过去的改变是，很多女人一下子都唾手可得了—或者他是那么感觉的—现在是新的改变，她们说发生的事和原先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她们因为无助和迷惑而联合起来，她们被整个事件伤害了，而不是因此感到开心。甚至她们采取主动时，也只是因为形势对她们不利。

没人会承认玩弄女性的人（如果格兰特不得不那样称呼自己的话—和梦中责骂他的男人相比，他连一半的战利品或情感纠纷都没有）的生活中会有善意、慷慨甚至牺牲的行为。也许一开始没有，但是至少在事情进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次为了迎合女人的骄傲和脆弱，他献出了更多的爱—或更强烈的激情—比任何他真正感受到的爱都要多，以至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对是伤害、利用和摧毁自尊等罪名的控诉。还有欺骗菲奥娜的罪名—他当然是欺骗了她—但是，像其他人对待妻子那样离开她，真的会更好吗？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尽管其他地方有令人不安的要求，他从来都没有停止与菲奥娜做爱。他从来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和她在一起。没有为了在旧金山或马尼图林岛的帐篷里过周末而精心编造的故事。他麻醉剂用得很少，也不多喝酒，继续发表论文，为委员会工作，事业进展顺利。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抛弃工作和婚姻，到乡下去做木工或是养蜜蜂。

但是那样的事毕竟还是发生了。他提早退休，退休金便缩了水。在他的大房子里独自度过了一段茫然困惑而恬淡寡欲的日子后，他那个心脏病专家岳父终于溘然辞世。菲奥娜继承了财产和一座位于乔治亚湾附近乡间的农庄，她父亲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放弃了志愿者服务医院协调员的工作（在那个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就像她说的，实际上人们的麻烦与吸毒、性或知识分子之间的口角无关）。新生活就是新生活。

博里斯和娜塔莎已经死了。一个先病死了—格兰特忘了是哪一个—接着另一个也死了，跟伤心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他和菲奥娜对房子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他们参加越野滑雪。他们虽然不是很善于交际，但还是渐渐有了些朋友。不再有兴奋的调情，晚餐聚会上不再女人把光光的脚趾伸进男人的裤腿里往上爬，不再有放荡的妻子们。

不公平的感觉渐渐消退，格兰特可以认为这一切来得恰逢其时。女性主义者和那个不幸的蠢女孩自己或是他那些怯懦的所谓朋友们恰逢其时地把他推了出来，从一种事实上就要变得得不偿失的生活中推了出来，而那种生活也许最终会让他失去菲奥娜。

要去草地湖做第一次探访的那天早上，格兰特早早就醒了。他浑身充满了肃穆的麻刺感，就像以前和一个新女友第一次约会的早晨一样。这感觉并不是真的和性有关。（后来，当见面成为例行公事，就完全和性有关了。）有一种发现的期待，几乎是一种精神的扩展。还有胆怯、谦卑和警觉。

他出门太早了。两点钟之后才允许探访。他不想坐在停车场等，所以把车开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雪已经开始消融。还有大量的残雪，但是初冬炫目严酷的风景已经破碎了。灰色的天空下，一堆堆满是孔洞的雪像田地里的垃圾。

在靠近草地湖的镇上，他发现了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花。他以前从来没有给菲奥娜送过花，也没有给任何人送过。他走进草地湖，感觉就像一个没指望的求爱者或卡通片里内疚的丈夫。

“哎呀，这么早的水仙花，”克里斯蒂说，“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她在他前面走到厅里，走进一个餐具室，或者也可能是厨房，打开灯，找了一个花瓶。她是个胖乎乎的年轻女人，已经对自己的身体自暴自弃了，除了头发。浓密的金发，是鸡尾酒女招待的风格，蓬松华丽的发型，或者是脱衣舞娘的发型，顶在一张平淡无奇的脸上。

“在那边，”她说，点头示意他去大厅那边，“名字就在门上。”

真的就在装饰着蓝鸟的名牌上。他不知道是否要敲门，然后敲了敲，打开门，叫她的名字。

她不在。橱柜关着，床很平整。床头柜上除了一盒克里奈克斯面巾纸和一杯水，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照片或图画，也没有书或杂志。也许那些都得放到壁橱里。

他回到护士站，或者叫接待处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克里斯蒂说：“不在吗？”一副吃惊的表情，他觉得是在敷衍。

他犹豫不决，抱着花。她说：“好吧，好吧—我们把花放在这里。”她叹着气，带他沿着大厅走，好像他是第一天上学的差生，然后来到一个很大的中央区，那里有教堂一样的天花板，地上铺了地毯，阳光从巨大的天窗里透进来。一些人靠墙坐在安乐椅上，其他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人们看起来都还不错。年老—有一些老到差不多需要坐轮椅了—但是很体面。过去，格兰特和菲奥娜探访卡法先生时，看到过一些令人不安的场面。老女人下巴长着胡须，有人的暴眼像烂李子；流着口水的人，走路摇摇晃晃的人，疯狂讲话的人。现在好像最糟糕的情况已被清除了。或许使用了药物和外科手术，也许还有一些治疗畸形、语言和其他方面失禁问题的手段—这些手段甚至几年前还不存在。

不过，有一个非常忧伤的女人坐在钢琴旁边，用一根手指敲着琴键，没能弹出什么曲调。另一个女人，从咖啡壶和一堆塑料杯子后面盯着看，看起来厌倦透了。但她应该是雇员—她穿着和克里斯蒂一样的浅绿色裤子套装。

“看见了吗？”克里斯蒂轻轻地说，“你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尽量别吓着她。记得她也许不—好了，去吧。”

他看到菲奥娜的侧面，靠一张牌桌坐着，但是没有在玩。她的脸有些浮肿，一边脸颊上松弛的肌肉掩蔽了嘴角，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她在看坐得最近的男人玩牌。他把牌竖起来，这样，她就能看到了。当格兰特走近桌子时，她抬起头看。他们都抬头看—所有在桌上玩牌的人都抬起头看，显出不悦的样子。然后又立刻低头看自己的牌，仿佛是想避开侵扰。

但是菲奥娜笑了，还是那种局促、狡黠而迷人的歪嘴笑，她把椅子推后，转过身来向他走来，把手指放到嘴上。

“桥牌，”她小声说，“严肃得要命。他们很痴迷。”她把他拉到咖啡桌旁，闲谈起来。“我记得在大学里有一阵子也是那样。我和朋友们会逃课，坐在公共休息室里抽烟，拼命玩。其中一个人叫菲比。我不记得其他人了。”

“菲比·哈特。”格兰特说。他想象着那个平胸的、黑眼睛的小巧女孩，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菲奥娜和菲比，还有其他人都被笼罩在缭绕的青烟中，如女巫般专注。

“你也认识她？”菲奥娜问，朝一个面容呆滞的女人微笑。“你喝点什么，来杯茶吗？恐怕这儿的咖啡没有多少了。”

格兰特从不喝茶。

他不能伸出胳膊搂住她。她的声音和微笑，尽管和以前一样熟悉，却有某些异样，似乎她是在守卫那些玩牌的人，甚至那个管咖啡的女人，不让他靠近—同时也在守卫他，不让那些人的不悦影响他—这些都让他不可能去拥抱她。

“我给你带花了，”他说，“我想它会给你的房间增色。我去过你的房间了，但你不在。”

“是啊，我当然不在那儿，”她说，“我在这儿。”

格兰特说：“你交新朋友了。”他朝着刚才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点点头。这时，那个男人抬头看着菲奥娜，她转过脸来，要么是因为格兰特说的话，要么是感觉到了背后的目光。

“是奥布里，”她说，“好笑的是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在商店工作，就是那个我祖父经常去买东西的五金店。我们总是开玩笑，可是他没有胆量约我出去。直到最后一个周末，他带我去看球赛，但是球赛结束后，我的祖父出现了，开车接我回家。我是去那儿过暑假的，看望我的祖父母—他们住在农场上。”

“菲奥娜，我知道你祖父母住在哪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以前住的地方。”

“真的吗？”她问。她没有全神贯注，因为那个玩牌者在看她，用的不是恳求的眼神而是命令的眼神。他和格兰特年龄差不多，或者老一点。密而粗的白发耷在前额上，皮肤像皮革一样，但是很苍白，白里发黄，像起皱的旧山羊皮手套。他忧郁的长脸显得很有尊严，有一种强壮、气馁的老马的美。但是有了菲奥娜的关注，他没有了气馁。

“我还是回去吧。”菲奥娜说。最近有点发胖的脸上透出一丝红晕。“他觉得没有我坐在旁边他玩不了。真可笑，我已经几乎不会玩了，恐怕得请你原谅了。”

“你们很快就完吗？”

“噢，应该是吧，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你去客气地问那个看起来很严肃的女士，她会给你一些茶。”

“我没事。”格兰特说。

“那我得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你能自己找点乐子吗？这里的一切对你一定很陌生，不过你会很奇怪自己怎么那么快就能适应。你会认识每个人，只是有些人总是迷迷糊糊的。你知道—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谁。”

她溜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对着奥布里的耳朵说了些什么。她用手指轻敲着他的手背。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在大厅里碰到了她，她正推着推车，上面有一些装苹果汁和葡萄汁的大罐子。

“稍等一下，”她边说边把头伸进一扇门里，“里边有要苹果汁的吗？葡萄汁呢？曲奇饼呢？”

他等着，她灌满两个塑料杯子拿进屋里，然后出来，把两块竹芋粉曲奇饼放在纸盘里。

“嗯？难道你看到她参与到大家中间不开心吗？”

格兰特问：“她究竟知不知道我是谁？”

他无法确定。她可能在开玩笑，那就是她的风格。她最后那个小伪装出卖了她，和他讲话的语气仿佛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新住客。

他不确定那是不是就是她假装的事情。他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伪装。

但是玩笑一过，她难道不会跟着他，嘲笑他吗？她不会就这么回到纸牌游戏中，肯定不会，就那么装作忘记了他。那太残忍了。

克里斯蒂说：“你只是来得不是时候罢了。她正忙着。她在忙着玩游戏。”

“她都没在玩啊。”他说。

“是啊，但是她的朋友奥布里在玩呀。”

“那，奥布里是谁呢？”

“就是他。奥布里。她的朋友。你想要果汁吗？”

格兰特摇摇头。

“噢，看呀，”克里斯蒂说，“他们形成了这种依恋。有一阵子了。就是像铁哥们一类的。这是一个阶段。”

“你是说她真的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吗？”

“也许是。今天不知道，然后明天—谁知道呢，是吧？情况总是在反反复复，我们没有办法。你经常过来就会了解这些了。你会学会泰然处之，一天一天慢慢习惯的。”

一天一天。但是情况并没有反反复复，而他也没有习惯那种方式。倒似乎是菲奥娜慢慢习惯了他，但只是把他当作某个对她有特殊兴趣的常客，抑或当作一个讨厌的人，根据她过去的礼数规则，她不会让你意识到自己很令人讨厌。她用心不在焉却礼貌友好的态度对待他，那就足以成功地阻止他提出最明显最必要的问题。他不能问她是否记得他是她结婚快五十年的丈夫。他觉得她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尴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她会不安地笑，用她的礼貌和迷惑不解来羞辱他，结果会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认。或者她会用一点都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肯定或否定。

克里斯蒂是他唯一能与之交谈的护士，其他一些护士把整件事当作笑话。一个粗鲁的老家伙当面嘲笑他：“那个奥布里和那个菲奥娜？他们真的很痴情，是吧?”

克里斯蒂告诉他说，奥布里是一家除草剂—“所有那类东西”—公司在当地的代理商，将产品卖给农场。

“他是好人。”她说，格兰特不知道这是说奥布里诚实、大方、善良，还是说他声誉好，衣着讲究，开名贵的车。很可能兼而有之。

然后她说，他在不是太老，甚至都没退休时，受到了某种不寻常的伤害。

“一般是他妻子照顾他。她在家里照顾他。她只是暂时把他放在这里，好让自己休息一下。她姐姐想要她去佛罗里达。看，她很艰难，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他这样的事—他们只是去某处度假，他撞上了什么东西，比如某种虫子，让他发了可怕的高烧，然后昏迷了，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问她这些住客之间的感情问题。他们会不会太过分？他现在能够以宽容的语气说话了，他希望这样就不用听没完没了的斥责了。

“那要看你是什么意思。”她说。在思考如何回答他的问题时，她不断地在记录本上写着。等她写完，会抬头看着他，坦率地笑笑。

“好笑的是，我们这里的问题经常出现在那些彼此并不友好的人们中间。也许他们并不认识对方，比如，甚至不知道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以为老男人会试图爬到老女人的床上，但是要知道，有一半的情况恰恰相反。是老女人追求老男人。可能是她们还不太疲劳，我想。”

然后她收起了笑容，仿佛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或者太麻木不仁了。

“别误会，”她说，“我不是指菲奥娜。她是位淑女。”

那么，奥布里呢？格兰特想要问。但是他想起奥布里是坐轮椅的。

“她真的是个淑女。”克里斯蒂说，语气那么确定和令人信服，以至于让格兰特不安起来。他想象着菲奥娜穿着网眼花边的蓝带子长睡衣，开玩笑似的掀起一个老男人的被子。

“噢，有时我想知道—”他说。

克里斯蒂厉声问：“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伪装。”

“什么？”克里斯蒂问。

大多数下午，都能在纸牌桌旁边找到那一对。奥布里手很大，手指很粗，拿牌很困难。菲奥娜洗牌，帮他出牌，有时迅速地摆正一张似乎要从他手里滑落的牌。格兰特会在屋子另一边观察她轻快的动作，开心机敏的道歉。当她的一绺头发碰到他的脸颊时，他可以看见奥布里会像丈夫一样皱眉。只要她在旁边，奥布里就宁愿忽略她。

但是每当她微笑着向格兰特打招呼，把椅子推到后面，起身给他倒茶—表明她认可他有权在这儿，可能还略微地感觉对他有点责任—奥布里的脸上就会呈现出惊慌失措的阴沉表情。他会让牌从手指间滑落到地板上，让牌局泡汤。

所以菲奥娜必须忙活着，把一切理顺。

不玩牌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沿着大厅散步，奥布里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抓住菲奥娜的胳膊或肩膀。护士认为那是个奇迹，她能把他从轮椅上弄下来。虽然走长一些的路—去大楼一端的暖房或另一端的电视间—仍然需要轮椅。

电视似乎总是调到体育频道，奥布里喜欢看任何的体育运动，但他最喜欢的显然是高尔夫球。格兰特不介意和他们一起看。他隔开几个椅子坐着。大屏幕上，一小队观察员和评论员跟着选手在宁静的草坪上行走，在恰当的时间爆发出拘谨的掌声。但是当选手挥杆，球沿着孤单的指定路线划过天空时，周遭一片寂静。奥布里和菲奥娜和格兰特，可能还有其他人，坐在那里屏住呼吸，然后是奥布里首先打破沉默，表达满意或失望之情，之后菲奥娜会随声附和。

暖房里就没这么安静了。这一对在最茂盛浓密的热带植物间—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树荫—找到座位，格兰特勉强控制住自己不要闯入。与叶子的沙沙声和飞溅的水声混合在一起的，是菲奥娜轻柔的谈笑声。

还有某种咯咯的笑声。是谁的笑声呢？

也许谁的都不是—也许是来自角落笼子里一只鲁莽俗丽的鸟。

奥布里可以讲话，尽管声音可能和过去不一样。他现在似乎在说什么—几个不甚清晰的词。小心。他在这儿。亲爱的。

喷水池蓝色的池底落了一些许愿硬币。格兰特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投币。他盯着这些五分、十分、二十五分的硬币，心想它们是不是黏在了瓷砖上—这是这座建筑另一个让人鼓舞的装饰。

一些十几岁的少年在玩棒球，他们俩坐在露天看台的最顶端，与少年的朋友们保持距离。他们中间有十几块几寸长的光木头，黑暗降临，仲夏傍晚的凉意突如其来。他们的手轻轻掠过，腰臀游移，目光从来没有离开球场。如果他穿着夹克，他会脱下来披在她窄窄的肩膀上。在夹克下面，他可以把她拉近自己，张开手握住她柔软的胳膊。

不像现在，小子们第一次约会就可能把手伸进她的裤子。

菲奥娜的胳膊瘦弱而柔软。青春期的欲望令她震惊，闪过她轻柔崭新的身体里所有的神经。夜色在球场里被点亮的扬尘之外渐渐变浓。

草地湖镜子不多，所以他看不见自己暗中的潜行和追踪。但是偶尔他会想到，自己这样跟踪着菲奥娜和奥布里，是多么愚蠢和可怜，也许都显得精神错乱了。与她或他当面对质，他毫无胜算。越来越不自信他有什么权利在场，但又无法退出。甚至在家里，当他在书桌旁工作，清扫房间或必须铲雪时，他头脑中某种滴答作响的节拍器也装在草地湖，装在他下一次的探访上面。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执拗的孩子，在无望地追求，有时又像那些在街上跟踪名女人的无赖，相信有一天这些女人会转身，认可他们的爱。

他尽了很大努力，把探访限定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他还让自己观察这个地方的其他事情，仿佛他是个无拘无束的探访者，进行某种视察或社会研究的人。

星期六有一种假日的喧闹和紧张。家人成群结队地来访。母亲通常是负责人，她们像开心而坚决的牧羊犬，带领着男人和孩子们行进。只有最小的孩子不理会这些。他们马上注意到了大厅地板上绿色和白色的方块，他们选一种颜色的方块走，其他的跳过。大胆一些的会试图挂在轮椅后面搭便车。有一些孩子就算挨了骂也要玩这些游戏，不得不被赶回车上去。一些大孩子或父亲是多么开心和求之不得地自愿带他们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探访中逃脱了。

是女人负责让谈话继续下去。男人在这种情境中感到恐惧，十几岁的孩子感到受了冒犯。被探访的人坐在轮椅上，或者拄着拐杖歪歪斜斜地，或者孤立无援、僵硬局促地走在队列前面，为自己高涨的人气自豪，但在这种紧张和压力下，他们或是眼神空洞，或是绝望地唠叨个不停。被各式各样的外来者簇拥着，这些住客的确看起来不像正常人。女性下巴上的胡子可能被连根刮掉，烂眼睛可能会用布条或墨镜遮起来，不恰当的话语可能会用药物控制，但是呆滞的表情和眼神，痛苦的僵硬还在—仿佛人们满足于就这样成为自己的记忆，最后的相片。

格兰特现在更理解法卡先生的感觉了。这里的人—甚至那些不参加活动，只是坐着望着门或窗外的人—头脑里都过着忙碌的生活（更不要说他们的身体了，肠道里不祥的蠕动，浑身上下遍布的剧痛和刺痛），一种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探访者描述或暗示的生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推动轮椅或想办法移动，希望能碰到可以展示或谈论的东西。

暖房是可以炫耀的，还有大电视屏幕。爸爸们认为那很不一般。妈妈们说蕨类植物漂亮极了。很快，大家都围着小桌子坐下来吃冰淇淋—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们会拒绝，他们已经恶心透了。女人们擦掉老人颤抖的下巴上流淌的食物，男人们把目光移向别处。

这种仪式一定会带来某种满足，有一天，也许甚至是十几岁的孩子也会为自己来过而感到高兴。格兰特对家庭不在行。

似乎没有子女或孙子孙女来看望奥布里，而他们也玩不了纸牌了—桌子被冰淇淋聚会占领了—他和菲奥娜就远离这些星期六的大游行。暖房人太多了，他们没法说悄悄话。

当然，那种谈话可以在菲奥娜关闭的门后进行。格兰特不能敲门，尽管他在那里站了好一阵子，盯着门牌上的迪斯尼鸟，心里翻腾着紧张、恶毒的厌恶。

或许他们会在奥布里的房间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儿。他越是探索，就发现越多的走廊、休息空间和坡道，他还是会在漫游中迷路。他会拿某张图画或椅子做地标，可到了下一周，他选择的地标似乎都换了地方。他不想对克里斯蒂说，免得她认为自己也精神错乱了。他想，这种持续的变化可能是为了住客着想—让他们的日常锻炼更有意思。

他也没有说，有时他望见远处的一个女人，他认为是菲奥娜，但转念一想又不可能，因为那女人穿的衣服不像。菲奥娜什么时候喜欢上了明亮的花上衣和电光蓝便裤？有一个星期六，他朝窗外张望，看见了菲奥娜—一定是她—推着奥布里，沿着冰雪消融的石板路散步，她戴着傻乎乎的羊毛帽子，穿着印有蓝色紫色卷儿的夹克，就是他在超市里看见当地妇女穿的那种。

事实上一定是他们不想费心整理尺码差不多的女人们的衣柜。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女人们反正也认不出自己的衣服。

他们也给她剪了发，剪掉了她天使般的光环。有一个星期三，一切趋于正常，纸牌游戏重新开始，女人们在手工艺室做绸花，或时装娃娃，没有人在周围晃来晃去，纠缠或欣赏她们。奥布里和菲奥娜又出双入对的了，这样，格兰特就可以和妻子短暂地说一会儿话，友好而令人抓狂。他对她说：“他们为什么剪掉你的头发？”

菲奥娜把手放在头上检查了一下。

“为什么—我的头发还在呀。”她说。

他想他应该查一查二楼是怎么回事，那里看管着的人们，用克里斯蒂的话说，彻底失去了心智。那些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的人，对着路过的人抛出怪问题（“我把我的毛衣忘在教堂了吗？”）的人显然只是失去了部分心智。

还不够格。

有楼梯，但是楼梯尽头的门上锁了，只有工作人员有钥匙。除非有人从桌子后面按电钮，否则没人能进入电梯。

失去心智后他们做什么？

“有些人只是坐着，”克里斯蒂说，“有些人坐着哭。有些人想把房子喊塌。你不会真的想知道吧。”

有时他们会恢复过来。

“你从他们的房间进进出出一年，他们都不认识你。然后突然有一天，噢，嘿，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他们又一下子完全恢复了正常。”

但是好景不长。

“你以为，哇，恢复正常啦。然后他们又犯病了。”她打了个响指，“就像这样。”

在他过去工作的镇上有家书店，他和菲奥娜一年去一两次。他独自回到那里。他不想买什么，但他还是写了书单，选了几本书，然后买了另一本他偶然注意到的书。是关于冰岛的，一本介绍十九世纪一位去冰岛旅游的女士画的水彩画的书。

菲奥娜从来没有学会她母亲的语言，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用这种语言流传下来的故事的尊敬—格兰特在职业生涯中教过或写文章研究过，并且现在还在写文章研究的故事。她把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叫作“老纳吉奥”或“老斯诺里”。但是在最近几年，她对这个国家本身发生了兴趣，她看了一些旅游指南。她读威廉·莫里斯的游记，还有奥登的游记。她并不是真的打算去那里旅行。她说天气太恶劣。而且她说—应该有一个地方，你思考过，也很了解，也许还心驰神往—但是从未亲眼见过。

当格兰特最初开始教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文学时，他班上都是常规的学生。但是几年后他注意到了一种变化。已婚妇女开始回到学校。她们不是想要提高自己，以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仅仅是想让自己有比日常家务和嗜好更有趣的东西来思考，丰富自己的生活。也许随之而来的事情是很自然的，教授她们这些课程的男人们成了她们丰富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男人对这些女人来说，比她们为之煮饭和一起睡觉的男人更神秘，更令人渴望。

所选择的科目通常是心理学、文化史或英国文学。有时也有人选考古学或语言学，但是当难度增加时就放弃了。那些报名学习格兰特课程的人，也许像菲奥娜一样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背景，或是从瓦格纳或历史小说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挪威神话的知识，还有少数人以为他教的是凯尔特语，对这些人来说，所有凯尔特人的东西都带有神秘的诱惑力。

他从讲台后面对这样的有志者粗暴地讲着话。

“如果你想要学一门美丽的语言，去学西班牙语吧。这样你去墨西哥时就用得上了。”

一些人接受了他的警告，渐渐散去了，其他人似乎被他强烈的语气打动了。她们凭意志努力着，将她们奇葩般的成熟女性的顺从，将她们战战兢兢的对获得认可的希望，带进他的办公室，带进他井井有条、心满意足的生活。

他选择了一个叫杰姬·亚当斯的女人。她和菲奥娜恰恰相反—她小巧，柔软，黑眼睛，热情洋溢。从来不会讽刺人。他们的恋情持续了一年，直到她丈夫被调走。他们告别时，在她的车上，她开始不可控制地颤抖，仿佛患有低温症。她给他写了几封信，但是他发现她在信里的语气过于造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让回信的时间溜走了，同时奇妙而意外地和一个年轻到可以做他女儿的姑娘搅在了一起。

正当他忙于应付杰姬的同时，另一个更加令人目眩的进展出现了。穿着凉鞋的长头发年轻女孩们开始进入他的办公室，声称随时可以和他上床。和杰姬在一起时所需的谨慎和温情暗示被弃若敝屣。一场旋风击中了他，就像击中了其他人一样，愿望变成了行动，让他怀疑是否错过了什么。但是谁有时间后悔呢？他听说有同步发生的私通，野蛮而冒险的遭遇。丑闻被捅了出来，到处是兴奋而痛苦的狗血情节，但却不知怎么的，觉得这样反而更好。有人遭到了报复—有人被解雇。但是被解雇的人去了较小较宽容的大学或开放学习中心教学，很多被甩掉的妻子挨过了打击，穿上了和引诱她们丈夫的女孩一样的漂亮衣服，变得和那些女孩一样，对性冷淡而随意。学术聚会，以前一向都是老套而没有想象力的，现在却成了雷区。瘟疫爆发了，像西班牙流感一样蔓延。只是这次是人们主动追求传染，十六到六十之间的人很少愿意被拉下。

然而，菲奥娜似乎非常愿意被拉下。她母亲快要死了。她在医院的经验让她从登记处的日常工作换到了新的岗位。格兰特没有走极端，至少和周围的一些人相比。他从来不让另一个女人像杰姬那样接近他。他主要的感觉是生活的幸福感大大提升了。从十二岁开始就一直在持续的发福倾向消失了。他一次能跨两级楼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欣赏办公室窗外的流云和冬天的日落，邻居客厅窗帘间闪烁的古董灯具，还有黄昏时分公园里孩子们的哭声，不情愿离开他们滑雪橇玩的山坡。夏天来了，他认识了花儿的名字。在他那几乎不出声的岳母（她患了喉癌）的辅导下，他在班上冒险背诵并翻译了壮丽而血腥的颂歌《救命赎金》，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吟游诗人写来赞美“血斧”艾瑞克国王的。（凭借诗歌的力量，艾瑞克国王释放了他。）大家都在鼓掌—甚至以前他开心地嘲弄过的反战分子也鼓掌了。问他们是否可以在大厅等候。那天或另一天开车回家时，他发现一段荒诞亵渎的引语在脑海里回荡。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齐增长。[2]

这一切当时让他尴尬，让他感到迷信的恐惧。现在仍然这样。但是只要没有人知道，就没有什么不自然的。

下次去草地湖，他带了书。那是一个星期三。他到纸牌室去找菲奥娜，但没有看见她。

一个女人对他喊：“她不在这里。她病了。”她的声音听起来自大而兴奋—为自己认出他而洋洋得意，而他对她一无所知。也许还因为她了解菲奥娜的事，了解菲奥娜在这里的生活，自认为比他知道的还多得多。“他也不在这里。”她说。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

他问她菲奥娜怎么了。“没什么，真的，”她说，“她只是今天一天都躺在床上，只是有点情绪低落。”

菲奥娜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他来这个房间的次数很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那是张医院的病床，可以这样摇起来。她穿着一件高领少女睡衣，脸色苍白，不是樱花而是面团的那种白。

奥布里在她旁边，坐在轮椅里，尽量靠近床。他没有穿平时那种莫名其妙的开领衬衫，他今天穿着夹克打着领带。整洁的花呢帽放在床上。他看起来像是外出办过什么重要的事情。

见他的律师？他的银行经理？和葬礼承办人一起安排事宜？

无论他做什么，这件事都把他累坏了。他的脸也是灰色的。

他们都抬头看格兰特，看到他是谁的时候，就算没有表示欢迎，冷漠和忧虑也变成了宽慰。

不是他们认为要来的人。

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没有松开。

床上的帽子。还有夹克和领带。

不是奥布里出去过。问题不是他去了哪里或见了什么人，而是他要去哪里。

格兰特把书放在床上，放在菲奥娜空着的手旁边。

“是关于冰岛的，”他说，“我想你也许愿意看看。”

“噢，谢谢。”菲奥娜说。她没有去看书。他把她的手放在书上。

“冰岛。”他说。

她说：“冰—岛。”第一个音节带有让人感兴趣的叮当声，第二个则流于平淡。无论如何，她必须把注意力转回到奥布里身上，他正把他粗大的手从她手里抽出来。

“怎么啦？”她问，“什么事，亲爱的？”

格兰特以前从来没有听她用过这么肉麻的表达。

“哦，好吧，”她说，“噢，瞧瞧。”她从床边的盒子里拉出一大把面巾纸。

奥布里的问题是他已经开始哭了。鼻涕开始流下来，他不想让场面显得这么悲惨，尤其是当着格兰特的面。

“没事，没事。”菲奥娜说。她要给他擦鼻子，擦眼泪—也许他们单独在一起，他会让她擦的，但是有格兰特在，他不会允许的。他尽全力抓起面巾纸，笨拙地擦了擦自己的脸，还很走运地擦到了眼泪。

在他忙活的时候，菲奥娜转向格兰特。

“你碰巧在这里能说上话吗？”她小声问，“我见过你和他们说话—”

奥布里发出些表示抗议、疲倦或厌恶的声音。然后他往前探出身子，仿佛要向她扑去。她慌忙将半个身子伸到床外，抓住他，搂着他。格兰特似乎不太方便去帮她，但如果他认为奥布里会倒在地上，他当然会出手相助。

“嘘，”菲奥娜说，“噢，亲爱的。我们会见面的。一定会。我会去看你。你也会来看我。”

奥布里的脸埋在她胸前，发出刚才同样的声音，格兰特这会儿做什么都不太体面，只好走出了房间。

“我希望他妻子快点来，”克里斯蒂说，“我希望她把他带走，缩短这种痛苦。我们很快就得开始供应晚餐了，有他在旁边，我们怎么能让她吞下任何东西呢？”

格兰特说：“我应该留下来吗？”

“为什么？她又没有生病，你知道。”

“陪着她。”他说。

克里斯蒂摇摇头。

“他们要自己来克服这些事情。他们的记忆通常不会保持很久。并不总是这么糟糕。”

克里斯蒂不是个狠心的人。认识她的这段时间里，格兰特对她的生活已经有所了解。她有四个孩子。她不知道她丈夫在哪儿，她认为他应该在亚伯达省。她小儿子的哮喘很严重，一月的一天夜里，要不是她及时把他送到急救病房，他就已经死了。他没有吃任何非法药物，但是她不确定是不是他的哥哥做了什么手脚。

对她来说，格兰特和菲奥娜，还有奥布里，一定是很幸运的了。他们没有经历太多挫折。他们现在必须要经历这些，只是因为年老，这几乎算不了什么。

格兰特离开时没有回菲奥娜的房间。他感觉那天的风实际上很暖和，乌鸦吵吵闹闹的。停车场上，一个穿格子花呢裤的女人正在把折叠轮椅从后备箱里拿出来。

他开车驶过的街道叫作黑鹰路。附近所有的路都是根据国家曲棍球联盟球队的名字命名的。这是草地湖邻近一个镇的边缘地带。他和菲奥娜定期在镇上买东西，但是除了主街，不太熟悉其他的地方。

这条街上的房屋看起来都像是同一时期建造的，也许是三四十年前。街道宽阔迂回，没有人行道—让他回想起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认为以后人不会再走多少路了。格兰特和菲奥娜的朋友们开始要孩子时，都搬到了这类地方。他们一开始对搬家很后悔。他们把这叫作“外出去烧烤场”。

年轻的家庭还住在这里。车库门上有篮球框，车道上有三轮车。有些宅子原来是显赫的府邸，现在没落了，院子里布满了车轮印，窗户上贴着锡纸或挂着退色的旗子。

房屋出租。年轻的男性房客—单身，或离异。

有些房子似乎一直被保养得很好，主人在房子还是新的时候就搬了进来—这些人也许没有钱，或者觉得没有必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灌木已经长得很茂密了，柔和的乙烯基壁板已经去掉了，因为要不断粉刷。整齐的篱笆或灌木树篱说明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家，他们的父母觉得不必再让附近的小孩子跑进院子来玩了。

电话簿里列在奥布里和妻子名下的房子就是这样的。房前的小路铺了石板，旁边种着水仙花，像陶瓷花一样直直地立着，粉红色的花和蓝色的花交替间隔着。

菲奥娜还没有度过伤心的阶段。吃饭时间不吃东西，而是假装吃了，把食物放在餐巾里。他们每天给她提供两次营养补充剂—有人留下来，看着她吞下去。她起床穿好衣服，但仅仅是坐在自己房间里。如果克里斯蒂或别的护士，或者格兰特没有在探访时间陪她在走廊里来回走走，或带她到外面，那么她就根本不做任何锻炼。

她坐在春天的阳光里，轻轻地哭泣着，坐在靠墙的长椅上。她仍然很优雅—会为自己的哭泣道歉，从不反对任何建议或拒绝回答问题。但是她哭泣。哭泣让她的眼圈粗糙而暗淡。她的开襟羊毛衫—如果真是她的—会系错纽扣。她还没有到不梳头或不清理指甲的地步，但是那可能也不远了。

克里斯蒂说她的肌肉在萎缩，如果不尽快改善，他们就要动用助步车了。

“不过你知道一旦用了助步车，就会依赖上，不会再多走路，只去不得不去的地方。”

“你要多下点功夫，”她对格兰特说，“试着鼓励她。”

但是格兰特运气不佳。菲奥娜似乎开始有点讨厌他了，尽管她试图掩饰这种情绪。也许每次看见他就让她想起，在她和奥布里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她请他帮忙而他没有帮。

现在，他觉得再提他们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她不愿意去那个玩牌的大厅，在那里玩牌的人基本是固定的。她也不去电视屋或暖房。

她说不喜欢大屏幕，鸟声令人不安，她希望他们偶尔关一关喷水池。

就格兰特所知，她从来没看过那本关于冰岛的书或其他从家里带给她的书—尽管书少得惊人。有一个阅览室，她会在那里坐下来休息，选择那里很可能是因为人少，如果他从架子上拿下一本书，她会允许他读给她听。他怀疑那样能让她更容易应付他的陪伴—她可以闭上眼睛，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中。因为，如果她让她的悲哀离开哪怕是一分钟，等她再次进入这悲哀的时候，都只会对她造成更大的伤害。有时他认为她闭上眼睛是为了掩饰自己因知情而绝望的表情，还是不让他看见为好。

所以他坐着，给她读关于纯洁爱情的旧小说，失而复得的财物，那些书可能是很早以前村子或主日学校图书馆处理掉的。大楼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东西都很时兴，但是阅览室的书籍却显然没有更新。

这些书的封面很柔软，几乎和小山羊皮一样，上面印有叶子和花的图案，像珠宝盒或巧克力盒。女人—他想应该是女人—可以像宝贝一样把它们带回家。

院长把他叫进她的办公室。她说菲奥娜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好起来。

“她的体重在下降，即使加了补充剂。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格兰特说他看出来他们确实尽了全力。

“问题是，我相信你知道，我们在一楼不提供长期的床边护理。如果有人感觉不舒服，我们有暂时的床边护理，但是如果他们太虚弱，不能行动，不能自理的话，我们会考虑转到楼上。”

他说他认为菲奥娜待在床上的时间还没那么长。

“没有。但是如果她维持不了她的力量，她会的。现在她正处于边缘。”

他说他以为二楼是给神志不清的人的。

“也有。”她说。

他不记得奥布里妻子的任何事情，除了他在停车场看见她穿的格子花呢裙。当她弯腰探进车的后备箱，夹克的下摆张开。他的印象是细腰和大屁股。

她今天没有穿格子花呢套装，而是穿了棕色系腰带的便裤和粉红毛衣。他对腰的印象是对的—紧紧的皮带表明她特别重视。如果不扎可能更好些，因为腰带上下都鼓出了一大块。

她可能比她丈夫要年轻十到十二岁。短发，打卷，染成红色。她的眼睛是蓝色的—比菲奥娜的浅一些，是淡青色或绿松石蓝—有点肿，显得有点歪。核桃色的妆让明显的皱纹更突出了。或许是在佛罗里达晒出来的棕褐色。

他说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

“我过去在草地湖见过你丈夫。我经常去那里。”

“是的。”奥布里的妻子说，下巴挑衅似的动着。

“你丈夫好吗？”

“好”字是最后一刻加上去的。通常他会说：“你丈夫怎么样了？”

“他还好。”她说。

“我妻子和他是很好的朋友。”

“我听说过。”

“所以我想和你聊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丈夫没有试图和你妻子怎么样，如果这就是你想要说的，”她说，“他没有以任何方式骚扰过她。他没有能力而且也不会那么做。我听说情况恰恰相反。”

格兰特说：“不。根本不是。我不是来投诉的。”

“噢，”她说，“对不起。我以为你是呢。”

她的道歉就是那样。她听起来也没有歉意，只是失望和迷惑。

“那你还是进来吧，”她说，“门口有风。今天外面不像看起来那么暖和。”

即使是进屋也算是一种胜利了。他没有想到会这么难。他想象的是另外一种妻子。慌乱不安的居家女人，因为有人意外到访而开心，因为一种亲密的语调而受宠若惊。

她带他走过客厅入口，说：“我们得坐在厨房里，这样我就可以听见奥布里。”格兰特看到两层的前窗帘，都是蓝色的，一幅透明，一幅丝绸般光滑，搭配着蓝沙发和令人沮丧的灰色地毯，还有各种明亮的镜子和装饰。

菲奥娜对那些垂下的窗帘有一个专门的词—帷幕。她像个笑话似的说起过，尽管她听到女人们说这个词时是很严肃的。菲奥娜装饰的任何房间都是光秃明亮的—她要是发现有这么多时髦的东西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会很吃惊的。他想不起那个词是什么了。

从厨房旁边的一个房间—某种阳光房，但是百叶窗拉着，挡住了下午的炽烈阳光—他可以听到电视机的声音。

是奥布里。菲奥娜盼望见到的人，坐在几英尺外，好像在看球赛。他妻子探身进去看看他，说：“你没事吧？”然后半掩上门。

“喝杯咖啡吧。”她对格兰特说。

他说：“谢谢。”

“我儿子在一年前的圣诞节让他喜欢上了体育频道，我不知道没有体育频道我们该怎么办？”

厨台上有各种各样的装置和设备—咖啡壶、食物加工器、磨刀石，还有一些格兰特不知道名字和用法的东西。看起来都很新，而且价格不菲，仿佛刚从包装纸里拿出来，或者每天都擦洗似的。

他想，欣赏一下这些东西可能是个好主意。他看着她正在用的咖啡壶，说他和菲奥娜一直想要一个。这完全不是真的—菲奥娜一直使用一台精巧的欧洲货，一次只能弄两杯咖啡。

“他们送的，”她说：“我们的儿子和他妻子。他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坎卢普斯，他们给我们送的东西用都用不完。如果他们能用这些钱来看我们就更好了。”

格兰特很有哲理地说：“我猜他们是忙于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没有那么忙，他们去年冬天还去了夏威夷呢。如果我们家里还有别人在身边，那还可以理解，但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咖啡煮好了，她倒进两只棕绿相间的陶瓷杯子，杯子是在桌子上的一棵陶瓷树的断枝上挂着的。

“人们会感到孤单，”格兰特说，他想他有机会了，“如果他们被剥夺了和他们在乎的人见面的权利，他们会伤心的。比如，我妻子。”

“我想你说过你去探望她的。”

“我是去，”他说，“但情况不是这样的。”

接着他冒险尝试继续提出要求，那可是他此行的目的。他问她能不能考虑带奥布里回草地湖，一周一天去看看？只是几英里的路，应该不会太难的。或者如果她想放松一下—格兰特原来没有想过这个，听到自己的建议感到非常沮丧—他自己可以带奥布里过去。他不介意。他确信可以做到。她也可以休息一下。

他说话的时候，她闭着的嘴和里面的舌头在动，似乎想要确定某种可疑的滋味。她拿来牛奶，为他调咖啡，还拿了一盘姜饼。

“自己家做的。”她边说边把盘子放下，语气里的挑衅多过热情。她坐下，把奶倒进咖啡里搅拌着，然后才开口讲话。

她说不行。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我不想让他不开心。”

“会让他伤心吗？”格兰特急切地问。

“是的，会的。一定会。不能那样做。带他回家，然后再回去，那会让他感到迷惑的。”

“但是他不明白这只是探访吗？他不能形成习惯吗？”

“他什么都明白。”她这样说，仿佛他侮辱了奥布里，“可这仍然是一种打扰。我还要准备好他的东西，把他弄到车上，他个头很大，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我要想法把他搬到车上，带着他的椅子什么的，那又是图个什么呢？如果要费那么多麻烦，我还不如带他去更好玩的地方。”

“如果我愿意做呢？”格兰特说，尽量让语气显得有希望有道理，“说真的，不用你麻烦什么的。”

“你做不了，”她平淡地说，“你不了解他。你应付不了。他不能忍受你为他做事。那么费事，他又能得到什么呢？”

格兰特想他不应该再提菲奥娜了。

“带他去商店街更有意义，”她说，“他可以看到小孩子什么的，只要不让他难过地想起自己没见过的两个孙子。或者现在湖上又有船了，他可以去看开船。”

她起身去洗手池，从洗手池上方的窗子那里取烟和打火机。

“你抽烟吗？”她问。

他说不用，谢谢，尽管他不清楚她是不是想请他抽烟。

“从来不抽还是戒了？”

“戒了。”他说。

“多久了？”

他回想着。

“三十年了。不—更久。”

他和杰姬开始约会时就决定戒烟了。但是记不得是先认为戒烟会带来可观的回报，还是认为既然有了这么大的精神消遣，就到了该戒烟的时候了。

“我不再戒烟了，”她说着点了一支，“只是决定不戒了，就是这样。”

也许是抽烟造成了她的皱纹。有人—一个女人—以前告诉他说，抽烟的女人会形成一种细致的特殊面部皱纹。但也可能是因为太阳光的照射，或只是皮肤的特点—她的脖子上也有明显的皱纹。有皱纹的脖子，年轻坚挺的胸部。她这个年龄的女人通常有这样的矛盾。优点和缺点，遗传的幸运或不幸，都混在一起。她们很少能保持自己美貌的完整性，尽管有的像菲奥娜那样神秘莫测地做到了。

也许那都不是真的。也许他只是那样想，因为他从菲奥娜年轻时就认识她了。也许需要从年轻时就认识一个女人才能有那种印象。

所以当奥布里看他妻子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轻蔑和无礼的女高中生，泛淡青色的蓝眼睛令人着迷地斜着，滋润的嘴唇叼着禁止的香烟？

“那么你妻子很伤心？”奥布里的妻子说，“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菲奥娜。”

“菲奥娜。那你呢？我不记得你告诉过我。”

格兰特说：“我叫格兰特。”

她出其不意地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

“你好，格兰特。我是玛丽安。”

“那么我们现在认识了，”她说，“没有必要隐瞒我的想法。我不知道他是否还那么痴迷于见到你的—见到菲奥娜。我不问他，他也不说。也许只是一闪而过的幻想。但是我不想带他回去，以免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我冒不起那个险。我不想让他变得难以控制。不想让他继续伤心下去。他已经让我够忙的了。我没有帮手。这里只有我。就是我。”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对你一定很难—”格兰特说—“你有没有考虑让他长期待在那里？”

他把声音降低到近乎低语一般，而她却好像不觉得有必要压低声音。

“不，”她说，“我就想让他在这儿。”

格兰特说：“噢，你这样做太善良太高尚了。”

他希望“高尚”这个词没有讽刺的意味。他不是那个意思。

“你真这样想吗？”她说，“我没有想到高尚。”

“不过还是很不容易呀。”

“是的，是很难。但我就是这样，没有多少选择。如果把他送到那里，我付不起费用，除非把房子卖了。房子是我们的全部财产。我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我明年才能拿到退休金，我有他的和我自己的退休金，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既付那里的费用又保住房子。我的房子对我很重要。”

“房子不错。”格兰特说。

“是啊，还好。我投入了很多。装修维护什么的。”

“我相信是。的确。”

“我不想失去它。”

“是的。”

“我绝对不能失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公司把我们遗弃了，”她说，“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但基本上他是被开除的。结果他们说他欠了他们的钱，当我试图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他只是说不关我的事。我认为他做了什么傻事，但是我不应该问，所以就闭口不谈了。你结了婚，你是已婚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我试图寻找真相时，我们按计划要和这些人去旅行，脱不了身。途中他染上了这种怪病，昏迷不醒。所以这就替他解了围。”

格兰特说：“真是不幸。”

“我并不是说他故意生病。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不再对我发脾气，我也不生他的气了。生活就是这样。”

“的确如此。”

“你斗不过生活。”

她的舌头在上嘴唇扫过，像猫一样，公事公办地把饼干屑舔掉。“我听起来像个哲学家，是吧？那里的人们告诉我，你过去是大学教授。”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格兰特说。

“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她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什么知识分子。”

“但是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下了决心。一旦决定，我就不会放弃房子。也就是说我要在这里照看他，我不想让他有去任何别的地方的想法。把他放在那里，以此来让自己脱身，那很可能是个错误，而我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选择，所以我决定了。现在我不会犯傻。”

她抖出另一根烟。

“我敢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你在想有的人就是这么贪财。”

“我没有做那样的判断。这是你的生活。”

他想他们的谈话应该以更中性的气氛结束。所以就问她，她丈夫夏天是否在五金店里工作过，那时他正要去上大学。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说，“我不是在这里长大的。”

开车回家时，他注意到沼坑已经被雪填满了，臭菘将中规中矩的树影映照得亮亮的。它们的叶子有唱片那么大，很新鲜，看上去甚至都可以吃。它们蓬勃盛开，像蜡烛的火焰，那么多，那么纯粹的黄色，在这个多云的日子里从大地上放射出光芒。菲奥娜告诉他，它们能自己产生热量。她在隐藏的知识锦囊中摸索了一阵，说，你把手放到卷曲的花瓣里，就应该能感觉到热量。她说她试过，但是不能确定她感觉到的是热量还是她的想象。这种热量吸引了虫子。

“大自然不会为了纯粹的装饰而浪费时光。”

他没有说服奥布里的妻子玛丽安。他预料到可能不会成功，但他一点儿都没预料到其中的原因。他原来以为，他只需满足女人天然的性妒忌—或她的怨恨，那是性妒忌的顽固残余。

他完全没有想到她会那样看待事物。不过，这种沉闷的交谈对他来说并不陌生。那是因为它让他想起他和自己家里人的谈话。他的叔叔们，亲戚们，可能甚至还有他的母亲，都像玛丽安一样思考问题。他们相信，如果有人不是那样想，就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因为他们的教育或轻松而受保护的生活使他们变得太不现实，或者太愚蠢了。他们已经脱离了现实。受过教育的人，文化人，一些富有的人，比如格兰特的社会主义者岳父母，和现实失去了联系。这要归因于他们的狗屎运或是天生的愚蠢。至于格兰特自己，他怀疑，他们肯定认为他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玛丽安当然就是那样看待他的。愚蠢的人，满脑子枯燥乏味的知识，侥幸被挡在生活的真相之外。一个不必担心保住自己房子的人，可以进行复杂的思考，可以挖空心思臆想一个慷慨的好计划让另一个人开心。

她现在一定在想，多么混蛋的人啊。

对抗这样一个人让他感到无望和恼怒，最后几乎感到悲哀。为什么呢？因为他无法确信自己能不能坚持和那个人对抗？因为他担心最后正确的是他们。菲奥娜对这种担忧和疑虑不会有任何体会。她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打垮她，逼迫她。他的家庭教养让她觉得好笑，认为这种残酷的观点不可思议。

同样，那些人有自己的观点。（他能听到自己在和什么人争辩。是和菲奥娜吗？）狭隘的眼界有一定的好处。玛丽安很可能在危机中幸存。善于求生，能够搜寻食物，可以在街上把死人脚上的鞋子脱掉。

试图弄清楚菲奥娜为什么一直都处于沮丧状态，就像是跟踪海市蜃楼。不—就像是住在海市蜃楼里。接近玛丽安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像是咬荔枝干。果肉带着奇怪的人造诱惑力，化学的味道和香气，薄薄地覆盖在大大的种子上，果核上。

他不是没有可能娶她。想想看。如果他待在属于他的地方，他也许会和这样的女孩子结婚。她那上等的胸部就足够吸引人的了。很可能会调情。她烦恼地在厨房椅子上挪动着屁股，噘起嘴，稍微带有预谋胁迫的样子—那就是小镇上的调情多少留下的天真俗气的痕迹。

当她选择了奥布里的时候，她一定抱有某种希望。他堂堂的仪表，他的销售工作，他作为白领的前途。她一定是相信她最后要比现在富裕。那些讲求实际的人经常会那样。不管怎样精于算计，求生本能多么强大，他们也许并不能得到有理由期待的东西。这无疑显得很不公平。

在厨房，他首先看到的东西是留言机上的灯在闪。他想到了他一直在想的那个人—菲奥娜。

来不及脱下外套他就按下了键。

“你好，格兰特。我希望我没有找错人。我刚想到一件事。星期六晚上镇上有一个单身社团的舞会，我是委员会成员，可以免费带一个客人。我不知道你是否碰巧有兴趣？有时间给我回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报了个本地号码。接着是嘟的一声，同一个声音又开始说话。

“我刚意识到我忘了说我是谁。你可能也听出声音来了。我是玛丽安。我对这些机器还不习惯。我想说我明白你不是单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是，但是偶尔出去一下不会有什么问题。不管怎样我都说了。我真的希望我没有弄错人。机器上听起来是你的声音。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给我打电话，不感兴趣就算了。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有个机会出来。我是玛丽安。我想我说完了。好吧，那么再见了。”

她在留言机上的声音和他不久前在她家里听到的不太一样。第一条讯息的声音只是稍有不同，第二条则差别较大，有一种紧张的颤抖，假装的不冷不热，急于说完，又不情愿放手。

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了她身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如果是他们见面后立即发生的，他和她在一起时，她可是隐藏得非常成功。更可能是逐渐发生的，也许是在他离开以后。并不一定是突然爆发了兴趣，只是意识到他是可能的考虑对象，一个形影相吊的人。差不多是一个形影相吊的人。一个她或许可以追求的人。

但是她第一次行动有些心神不安。她让自己冒险了。她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自己，他还说不清。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情的进展，女人的弱点会越来越多。一开始你所能了解的就是，如果现在露出了端倪，以后会更多。

这让他满足—为什么要否认呢？—让她表现出来。从她的人性表面搅起某种微光一般模糊的东西。从她试探性的、元音很重的口音中能听出这种模糊的祈求。

他拿出鸡蛋和蘑菇准备做煎蛋卷。接着他想也可以倒杯喝的。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真的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例如，如果他想要的话，他会制服她，让她顺服到可以听从他的程度，把奥布里带回到菲奥娜身边？不只是为了探访，而是要与之共度余生。那种风波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一种扰乱，一种自我保护的终结，还是菲奥娜的幸福？

那将是一个挑战。挑战和积德的壮举。也是一个永远不能向任何人吐露的笑话—用自己的不良行为为菲奥娜做点好事。

但是他真的无法思考这件事。如果要思考，他就必须弄清楚，把奥布里送到菲奥娜那里之后，他和玛丽安会怎样。这是行不通的—除非他能够得到比预期更多的满足，在她健硕的果肉里发现无可指摘的利己主义的果核。

你从来都无法预测这类事情结果会怎样。你几乎知道，但永远也不能确定。

她现在一定就坐在她的房子里，在等他的电话。或者可能不是坐着，在做些事情，让自己不至于闲下来。她似乎是个忙个不停的女人。她的房子显然得益于勤快的照料和收拾。还有奥布里—她对他的照顾必须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她也许会早点给他吃晚餐—和草地湖的开饭时间一致，以便能让他早些安顿，把自己从他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她去舞会时该怎么处理他呢？把他一个人留下吗，还是会请保姆来？她会告诉他自己去哪儿吗？会向他介绍她的护花使者吗？她的护花使者会给保姆付钱吗？）

也许在格兰特买蘑菇和开车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给奥布里喂好了饭。现在可能正让他准备睡觉。但是她始终会注意听着电话，盯着沉默的电话。也许她计算好了格兰特要多久才能到家。他在电话簿里的地址会让她大概知道他住在哪里。她会计算路上要多久，然后加上买晚餐所需食物的时间（料想一个独居男人会每天买菜）。接着还有准备听电话录音的时间。随着沉默的持续，她会想到其他的事情，回家前他必须要做的一些杂事。或许他会在外面吃饭，参加聚会，这就意味着吃饭时间他根本不会在家。

她会睡得很晚，清洗厨房的橱柜，看电视，和自己争论是否还有机会。

他是多么自负啊。不管怎么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会按时上床，想着他可能并不是个像样的舞伴。太僵硬，太学究气。

他靠近电话坐着，浏览杂志，但是它再次响起的时候，他没有拿起听筒。

“格兰特，我是玛丽安。我去地下室把洗好的衣服烘干，听到了电话响，等我上来的时候，已经挂了。所以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如果是你，如果你也在家。因为我没有留言机，你不能留言。所以我想我还是打给你，让你知道。”

“再见。”

现在是十点二十五分。

再见。

他会说他刚到家。没有必要让她知道他就坐在这里，权衡着利弊。

帷幕。她就是那样叫那种蓝色窗帘的—帷幕。为什么不呢？他想起完美的圆形姜饼，她说是自己做的，还有陶瓷树上的陶瓷杯。一个塑料滑轨，他确定是用来保护大厅地毯的。特别平滑和实用，是他母亲一直羡慕却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感到一阵因奇怪而不可靠的爱意而产生的刺痛吗？还是因为他喝了一杯后又添了两杯？

她脸上和脖子上核桃般的棕褐色—他现在相信是晒的—很可能会延伸到她的乳沟，深深的乳沟，绉绸一样的皮肤，洋溢着香味和热度。他那样想着，拨下了已经记下的号码。他想着这些，还有她猫一般性感的嗓音。她绿松石样的眼睛。

菲奥娜在自己的房间，但不在床上。她坐在敞开的窗子前，穿着符合季节的裙子，但是奇怪地又短又鲜艳。从窗外涌进一股温暖的气息，是令人陶醉的盛开的丁香和田野里弥漫的春天肥料的气味。

她膝盖上摊开着一本书。

她说：“看我找到的这本漂亮的书，是关于冰岛的。你想不到他们会把这么有价值的书到处乱放。待在这里的人并不都是那么本分的。我想她们把衣服弄混了。我从来不穿黄色的衣服。”

“菲奥娜……”他叫了她一声。

“你走了好久呀。我们现在都要搬出去了吗？”

“菲奥娜，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你记得奥布里吗？”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仿佛一阵阵风吹着她的脸。吹进她的脸，吹进她的脑海，把一切都撕成了碎片。

“我记不清名字。”她的声音很刺耳。

然后她费力地恢复了某种带有嘲弄的优雅，那种表情也随之消失了。她小心地放下书，站起来，抬起胳膊搂住他。她的皮肤或呼吸发出淡淡的新鲜气味，他感觉就像剪下来的花茎在水里泡得太久以后的气味。

“很高兴见到你。”她说，拉着他的耳垂。

“你不能就这么走掉，”她说，“仿佛你在世上已经无牵无挂一样抛弃了我。抛弃了我，抛弃了。”

他把脸贴在她的白发、粉红的头皮和她那形状可爱的脑袋上。他说，不会的。

[1]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从1971年开始播放的戏剧选编电视剧，广受观众的欢迎。

[2] 见《新约·路加福音》2：52，译文参和合本。

出 版 后 记

译介出版世界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是译林出版社建社以来的追求。这些年，我们出版了伊塔诺·卡尔维诺、唐·德里罗、阿摩司·奥兹、菲利普·罗斯、多丽丝·莱辛、卡洛斯·富恩特斯、伊莎贝尔·阿连德、亨利·米勒、雷蒙德·卡佛、尤多拉·韦尔蒂等在国际文坛声望显著的作家作品，努力以披沙拣金的态度，为读者献上高品质的中文版本。

译林出版社与艾丽丝·门罗渊源已久，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曾关注过她的作品。这位“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以家乡安大略省温格姆镇为背景的创作缔造了静水流深的文学世界。她擅写故事的复杂性，而不只流连于复杂的故事；善于洞悉平常生活的表象，抽丝剥茧般揭示隐藏的秘密和谎言。她以淡然平实的悲喜剧，延续了比同时代作家更为长久的文学生命。此次，门罗版权花落凤凰传媒，译林出版社有机会把代表艾丽丝·门罗不同创作时期的主要作品介绍给国内读者，我们由衷感谢作家本人及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的厚爱和信任。

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在译本提供等方面给予的诸多支持，让我们得以尽早将门罗作品整体奉献给文学读者。囿于时间仓促，译本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错讹疏漏之处敬祈读者诸君海涵并不吝赐教。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短篇小说女王”艾丽丝·门罗七部代表作中文版

温情上市

译林出版社独家出版——艾丽丝·门罗系列作品

★《快乐影子之舞》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爱的进程》

★《公开的秘密》

★《好女人的爱情》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幸福过了头》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 ）

加拿大女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少女时代即开始写作，37岁时出版第一部作品。门罗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日常生活，以细腻透彻、暗藏波澜的描写，洞见人性的幽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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