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路撒冷告白/ ( 孟加拉 ) 利皮卡·佩拉汉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11
ISBN 978-7-5502-8884-3
Ⅰ.①耶… Ⅱ.①利…②曾… Ⅲ.①纪实文学－孟加拉－现代 Ⅳ.① I35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1045 号

The Unlikely Settler by Lipika Pelham

Copyright © 2013 Lipika Pelha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ther Press through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耶路撒冷告白
作　　者　利皮卡·佩拉汉（孟加拉）
译　　者　曾志杰
责任编辑　喻  静
产品经理　梅  子
特约编辑　程彦卿
版权支持　张  婧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57千
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2-8884-3
定　　价　4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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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封面

图书信息

序言

作者的话

序幕

Part 1 爱与黑暗

1 一个爱与黑暗的故事前传

2 母亲不是犹太人

3 今年在耶路撒冷

4 “无宗教”条款

5 太多幸福

6 也门的葫芦巴酱

7 我的“以色列”女儿

8 艾梅克勒方街鬼魂的诅咒

Part 2 合法异乡人

9 一瓶安宁

10 菲 妲

11 菲妲与塔玛

12 合法异乡人

13 犹太军营大街

14 撤 退

15 分居伴侣

Part 3 百年孤寂

16 穆斯惹拉的棕榈树

17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

18 拍摄纪录片

19 玛亚上学去

20 百年孤寂

21 耶稣气味之海

22 公交车站的哈瑞迪犹太人

23 成年礼

24 渴望归属

Part 4 毁灭之城

25 希望破灭

26 崩 溃

27 菲妲与塔玛的难题

28 毁灭之城

29 “黑寡妇”来袭

30 “好”宝宝

后记 找到属于我们的和平

致谢

序言

听说我的The Unlikely Settler（《耶路撒冷告白》）一书要出简体中文版，我非常高兴。这本书是我在耶路撒冷的回忆录，它记述了我在那个中东最受关注的城市的生活。该书已在台湾以繁体中文的形式出版，而现在，它将面向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广大读者—真是荣幸之至。

出版方如此大力地推广The Unlikely Settler，真是不敢当。这本书概括了我八年来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工作和养家糊口的经历。在此，我要向广大的中国读者们解释，为什么应该对这本书感兴趣。

The Unlikely Settler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可它同时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一开始这是我代理人的主意，她让我把个人化的东西加入到政治日记里。她劝我说，我们可不想再出一本会淹没在茫茫书海中的关于中东冲突问题的书。没过多久，她就说服了我。

将个人化的东西混合进政治内容里，这样一来，熟悉巴以现状的读者和不了解巴以现状的读者，就都能看懂了。

那个“unlikely settler”不是别人，正是我。2005年夏天，我来到了西耶路撒冷一座旧式阿拉伯房子的门前。就像带有阿拉伯特征的房子出现在没有阿拉伯籍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周围全是犹太人的地区一样，我的出现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我是两个带有南亚血统的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却来到耶路撒冷，和我的犹太家人一起生活。当时，我是BBC伦敦新闻编辑部的记者，为了去我家人想去的地方，我休了长假。

我首先是一个母亲，其次才是一名记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带着恐惧和好奇，观察着这座城市。这八年里，有挑战，也有激动。在此期间，我既要养家，还要了解这个对我半推半就的城市。我和家人一起目睹了两次加沙之战、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汽车炸弹袭击、持刀袭击、检查站枪击等造成的创伤，从此，这个城市对我的影响开始加深。

这种创伤已经从政治层面渗透到了个人层面，我也是后来才发现这点。

The Unlikely Settler里的故事是从我第三个孩子在耶路撒冷出生开始，以倒叙的方式讲述的。在我之前，有很多外来者想要在这座城市定居。多年以来，我也渴望成为这里的一分子，而他的出生证实了这一点。

一开始，这个城市像谜一样，让我困惑不已—宗教民族混杂；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展开了房地产争夺战，前者因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而深感不满，后者相信《圣经》上所说的土地是上帝赐予的。后来，我着手开拓自己的空间、领地和舒适区。最后，我觉得我做到了—我的孩子们长大了，我学了希伯来语，这里的文化和复杂性在我身上扎了根。我不再是带着一点南亚斯多葛学派思想的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物。

我无法再像局外人一样站在外围，我要加入那整个吞没了我的家庭和地区的日常的战争。我受到了挑衅，我要还击。我对这座城市享有权利。

也许最能吸引中国读者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试着加入耶路撒冷—那座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特有的世界大同主义。走在雅法大道（Jaffa Road）上，你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印度人、苏丹人、美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北非人、阿富汗人……和中国人。那里有一个小社区，里面住的是中国籍犹太人和那些在英国管辖期间来到这里并定居的商人。雅法路上的“曼达林”（Mandarin）是以色列最古老的餐馆，它是联结这座城市不同人群的通道。大家都在试图对这座城市、这个地区宣告自己的权利。乍一看，它可能拥挤不堪，可是它容纳了所有的局外人，并让他们在困难中生存了下来，有史以来，它不都是如此吗。在中世纪的地图上，耶路撒冷被标记为世界的中心。

我如今居住在伦敦，但我经常回去。作为记者、电影制作人和作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那里。最后，我讲一件我最近去以色列编辑一部BBC纪录片时发生的逸事。我相信，接下来的故事，会让你对那奇怪的领地争夺行为和那历来就有的根深蒂固的偏执、好斗与不安的心理有所了解。

飞机上人很多。我的座位在后排，挨着厕所，我被两个人挤在中间。我挤了出去，想看看过道是否空着，或者前排是否还有靠窗的座位。最后，我找到一排，座号是23DEF，旁边坐着一个睡着了的女人。问题是，她占了三个座位。于是我问乘务员，她是买了一张座位的票，还是买了三张座位的票。我得到的回答是“一个—靠窗的”。

我试着轻轻叫醒她，可是没有反应。于是我就在她座位旁等。过了一会儿，她起身上厕所，我就坐到了靠着过道的座位上。

她回来的时候，我把脚偏到一边，好让她过去。可是她突然朝我大喊：“我需要睡觉，你没看见吗，我需要睡觉，我需要三个座位。”

“看到了，但你还是可以睡啊—你还有两个座位。你只买了一张座位的票，对吧？”我说。

“我不想坐在你旁边，你想要我怎么睡，抬起脚，放在你身上吗？”

我很惊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坐在那儿，因为亲切的乘务员会过来解决问题。

她还在大声喊叫：“我失去了两个兄弟，我还在服丧期—还在为其中一个服丧。他们一个在黎巴嫩战争中死了，另一个也在最近的加沙战争中死了。我需要三个座位。我需要睡觉。你走开。”

“她没有义务离开。”乘务员杰拉西莫斯过来对那个女人说，可是，那个女人和一个极端正统派的戴着帽子的黑人男子吼着将他的声音压了下去。

“我一直看着你，你移到那里，现在又不让这个可怜的女人睡觉。”他对我说。

“有话好好说。”我用颤抖的声音对那个女人和那个极端正统派男人说。她突然把脚伸过来，开始大叫：“我说过很多遍了，我说我需要睡觉，可你就是不让。”那个女人准备睡在三个座位上。这时候，我真的相信她会说到做到—把她的脚放到我腿上。

这时，杰拉西莫斯说：“抱歉，在这个航班上，我见过很多这种情况，很抱歉让您受到这样的侮辱，不过，请您别生气，我再为您找一个座位好吗？”

于是杰拉西莫斯把我换到了一对友善的夫妇旁边。他们让我坐在靠过道的位置上。看到他们似乎比我还受伤的样子，我心里顿感轻松。我听到那个极端正统派男人继续说道：“我一直看着那个女人，她是故意这么做的，故意让这个可怜的女人睡不着觉。”然后，他又问那个可怜的女人：“你的兄弟是什么时候死的—刚刚牺牲的那个？”

我从未感到如此挫败过—也从没像这样被动地加入一场争吵。

坐在我旁边的乘客问我还好吗。她穿着一件漂亮的、芥末黄色的毛衣。她很年轻，二十多不到三十岁的样子。我还在因为那个可怜的女人的话而发抖。别人不需要拿硬物敲你的头，只需要对你说一些难听的话，就能给你造成看不见的伤害，仿佛让你变成一个秘密审讯室里的受害者。

这让我认清了冲突的现实，看到了其中的偏执和对领地的沉迷。我迅速看了一眼刚刚空出来的座位—23DE上仍然没有人，可她的两个塑料购物袋放在上面，其中一个袋子上还写着“好好活着”。

“需要水吗？”那个穿毛衣的女人问我。

“好的，谢谢。”我用希伯来语和她说话，然后拿过瓶子，喝了一口。我不断想起袋子上的字—“好好活着”。

“哦，你会说希伯来语！”同座的乘客用我们共同的语言回复我，又说，“要巧克力吗？”说着递给我一块奇巧巧克力。我接过巧克力，但没打开。我发现自己拿着巧克力的手在发抖。然后，我打开了它。

“吃了吧，紧张的时候吃这个很管用的。”她说。从她的口音来看，她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

“研究了五年的心理疗法，她能给予的也只有巧克力！”她的同伴说。那是一个面目温和的染着姜黄色头发的年轻男人。

我开始咀嚼。巧克力果然管用，或者是她那番宽慰的话起了作用？我想，不管怎样，这就是以色列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吧，当然，这枚硬币总是不停地被抛来抛去。

“该我了。那里面已经有糖了，不过，这里还有—你应该需要。”他说着又给了我两个袋子。

也许并没有什么。我若不曾面对人性的低点，也就不会见到人性的高处—被他人友好对待了。那对南以色列夫妇和友好的乘务员杰拉西莫斯都让我感受到了友好和亲切。无论发生什么冲突，我们不能只看到一部分。总有未被发现的部分，那些部分将对已有的现实提出质疑。

我希望我的书能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体验，让他们了解巴以冲突的微妙之处。The Unlikely Settler是通向复杂冲突的桥梁。

利皮卡·佩拉汉

2016.10.31

作者的话

本书是我的中东生活回忆录，描述了我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为了顾及文字流畅度与阅读效果，又或者为了让故事架构更完整、行文更精简，书中某些段落纯属虚构，或根据事实加以美化，加强戏剧张力，并针对特定事件与环境移除部分元素。特别是本书许多篇章均涉及我丈夫里欧，书中各种针对他个人观点与行为的描述或其他个人信息，均出自我的想象，并非全然属实。

序幕

满怀喜悦与责任的人生新页

在耶路撒冷的第五年，我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该在哪里产下第三胎？该回伦敦吗？我们头两胎都在那里出生，我丈夫也希望我回伦敦生产。还是在伯利恒（Bethlehem）[1]？有朋友推荐那边的圣家医院。抑或在耶路撒冷？因为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我非常喜欢的犹太教正统派妇产科医师。

我试着不把伯利恒排除在外。我们许多旅居此地的友人3包括记者与外交官3都选择前往巴勒斯坦管辖的城市生产，以免给他们在中东的工作与生活造成各种潜在问题。我参观过伯利恒的医院，当地环境优美，有美丽的花园环绕，且拥有顶尖的新生儿医疗技术。产房宽敞通风，还能看到古老的丘陵景观。但出生在伯利恒听起来实在太老套了。[2]若在此地生产，仿佛注定会生下一个心怀怜悯、乐于牺牲奉献的孩子。这个孩子一出生便会背负许多期望。伯利恒是巴勒斯坦出生率最高的城市之一，照理说，这片土地现在应该已住着成千上万位心怀怜悯的使徒。倘若宽恕真是这片土地的核心价值，那么耶稣诞生地四周的丘陵间应能望见和平如繁花盛开，而非只见充满仇恨的前哨站。我的目光不自禁望向散落于伯利恒土地上的以色列定居点丑陋的建筑。这地方实在太不祥了，我不能在这里生产。

于是我选择去原先就认识的那位医生那儿看诊。他住在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但他的诊所位于耶路撒冷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区3米阿·西阿利姆住宅区（Mea Shearim）。

“你怎么可以妥协于政治立场，跑去找犹太移民[3]医生看诊？你不觉得你这样是在支持以色列占领吗？”我的丈夫里欧这么对我说，他是位中东事务专家。

“在哪里生产比较舒服，应该由孩子的妈来决定。”我如此回复。

他盯着我，无言以对。里欧替一个致力解决中东纷争的智囊团工作，好几个难以成眠的夜里，他彻夜研究入境叙利亚时海关检查护照可能会碰上什么麻烦。他担心，一旦护照上载明出生地为“耶路撒冷”，会让我们的孩子在阿拉伯世界旅行时受到影响。

我的背景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出生于孟加拉国，多元的宗教背景只会让我们在叙利亚秘密警察眼中更显复杂。我从小在祖母强烈的印度教文化中成长，偏偏我父亲笃信伊斯兰教。我没接受父亲的一神论信仰，反而偏爱祖传的“异教徒”信仰，这种行为在伊斯兰教国家眼里恐怕不大妙。

首次来耶路撒冷不久后，我便认识了这位犹太教正统派的妇产科医生。我当时正在替BBC（英国广播公司）做一些新闻报道，《女性时刻》节目正在研究所谓的“犹太不孕症”，他们要我为此做个专题。犹太律法严格规定来月事的女子须遵循“净化仪式”，因此每个月从女方月事第一天开始，伴侣间须禁止性生活两周，为此犹太教正统派女性常无法自然受孕（虽然我遇过某位犹太教祭司对此戒律网开一面，他对年轻男子于此期间召妓多有所宽容）。这导致许多女人错过排卵黄金期。我的医生对这条被犹太律法认可的戒律大加谴责，他认为这剥夺了健康女性的受孕权。许多女性为求怀孕而打排卵针，但这有时会导致严重的心脏疾病与高血压。他主张这项关于女体净化的条文应予以修改，但在这个婚姻法皆由犹太教法庭定义的国家，此观点争议性颇高。身为犹太教正统派信徒，他能有此主张，比起那些无宗教信仰的医师有此主张来得更意味深长。从他候诊室里极端正统派的犹太教女性数量看来，想必他的医术风评极佳。这些女子来他诊所看诊是相当勇敢的行为，因为她们处在一种男女间连握手或甚至单纯的眼神接触都不被允许的文化里（部分极端正统派男性正鼓吹要设立男女分别专用的人行道）。对于虔诚的正统派女子而言，找男医生看诊颇不寻常。

当我发现自己有孕时，脑海中就浮现出这位妇产科医师的名字，在《女性时刻》节目专题报道后，他针对同一主题写了本书，并在一份主流国家报上连载。我觉得找认识的医生看诊较为舒服。此外3虽然我永远不会对里欧坦承3一想到一个在耶路撒冷诞生的孩子就能让叙利亚还有其他封闭的阿拉伯政权感到不安，就带给我一种邪恶的喜悦，这得归因于我童年时与伊斯兰教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认为，既然我跟世界多数人一样有权批判以色列的“殖民”政策，那我便同样有权拒绝顺从某些专横的阿拉伯政权幼稚的要求，好比我的衣着、我该与谁交谈，或是我该在哪里生下我的孩子。

那位犹太移民医生令我着迷不已，他家住朱迪亚沙漠（Judean desert），通勤上班时，他的安全帽底下总戴着一顶无边犹太礼帽。每回我来产检时都对候诊室里的男男女女感到好奇：戴着假发、一身黑长裙的女人，还有头顶黑帽、两鬓留着卷曲发束的男子（我的孩子们都戏称那两束鬈发为“curly-wurlies[4] ”），信仰虔诚的他们总摇头晃脑地读着每日经文。对我来说，候诊室充满令人愉悦且性感的氛围。我跟这些仪容端庄、脸色苍白的女性坐在一起，就我所知，她们的身体被认为只是丈夫的财产，但是在这家诊所里，当诊间门一关，她们就得躺在男性妇科医生前（双腿架在诊疗椅的脚蹬上），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而她们的丈夫只能在门外祷告。在我的想象里，此举正是这些女人沉默的复仇，是属于她们的小小冒险。

我的外表在候诊室里显得不大寻常，在一群从未晒过太阳、皮肤白皙的极端正统派犹太女子中间，我的孟加拉国肤色显得格外黝黑，此外，我的穿着、说话方式、阅读内容也都与众不同。我总穿着长袖衬衫与长裙，打扮力求低调。某天有个女人不断指着我的衣装，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对这件连衣裙的褶饰图样着迷，但接着她开始猛点头，我以为她可能是在进行某种特定的祷告，才需要如此激烈地摆动头部。她就坐在我对面，我一脸困惑，但还是摆出礼貌的微笑，最后她起身坐到我身旁，毫不迟疑地拉起我的连衣裙领口。我才意识到这件连衣裙的领口剪裁会让人露出些微乳沟，这在我眼里无伤大雅，但显然会冒犯室内其他男性。当我翻阅《经济学人》周刊时，我也觉得自己冒犯到他们，仿佛应该拿起候诊室入口桌上叠放的黑色镀金公祷书来读才对。

奇怪的是，处在这个满是经文与众人摇头晃脑祈祷的环境之中，我感觉我的宝宝得到了庇佑。每回照超声波，当医生看着一旁屏幕上的画面，一边用希伯来语说着“Baruch Hashem”，意思是感谢上帝，我就知道我的宝宝很平安。宝宝看来很健康，各种基因测试结果也正常。尽管身为高龄产妇照惯例需要接受侵入性检查，但我不用，因为我的医生说“Baruch Hashem”，一切看来都无大碍。我不否认心底有些害怕，我单凭医师的信仰就舍弃羊膜穿刺，没有检查胎儿是否染色体异常。但既然他相信我怀着“健康”的宝宝，我也就相信。从怀孕初期我就让情绪牵着走，抱着天真、模棱两可的态度面对这一切。里欧说我可能是因为怀孕受荷尔蒙影响，才会对各种潜在风险漠不关心。

“你怎么能够说你对医生的信仰有信心？你自己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啊！”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这就是我的感觉，我应该相信直觉才对。”

我确实是跟着直觉走没错，但就此事而言，我的直觉其实是被恐惧牵制的。我害怕侵入性检查，于是选择躲在一条名为恐惧的隐形毯下度过孕期，直到我儿子诞生那一刻，当医生初步检查后宣布“嗯，你的宝宝没有任何唐氏综合征迹象，一切正常”，那条毯子才被掀开。

他是如何察觉我的内心隐忧的？

“我知道你之前故作勇敢，但我不断对你说，我预感你的宝宝会很健康。”

如今我的宝宝已健康出生，我也不再受孕期荷尔蒙影响，我开始好奇，倘若老天爷没眷顾我，我会有何反应？若产下有先天缺陷的宝宝，那位虔诚的医生的“好预感”又能帮得上什么忙？

这里是耶路撒冷东北方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的哈达萨医院，我的宝宝隔着一道玻璃墙躺在育婴中心里。这是一座战略位置优越的丘陵，因此，一九六七年这里曾发生过为期六天的激烈争夺战。其实产房视野如何对我来说无足轻重，因为我不但是自然生产，且未采用无痛分娩。生产过程中我在床上哀号时，听见里欧问助产士能否拉开窗帘，如此我才能从窗口望见山谷景色。

“也许这样能稍微舒缓她的疼痛？”他提议。

助产士严厉地瞪着他：“你当真以为生小孩就跟在海景房度假没两样吗？你真的觉得她会在意窗外景色吗？”

虽然当时我正经历令人崩溃的子宫收缩，但还是对他感到抱歉。他不过是想帮助我缓解疼痛罢了，那股疼痛一直持续到二○一○年八月的某个清晨。当阳光从窗帘缝隙照进室内时，我的双眼充满了喜悦的泪水，因为我们的宝宝被送到我怀中，里欧说：“是个男孩。他诞生在耶路撒冷。你赢了。”

他抱着还沾满血与黏液的宝宝，仔细端详他的脸。

“他绝对遗传了我的眉毛！”里欧语毕便低头轻吻儿子还覆着胎毛的额头。宝宝的黑发垂落眉间，看着他的嘴，我对里欧说：“他也遗传了你的嘴巴。”里欧同意地点点头，一边把我们的宝贝放到我胸前。我轻抚他的脸，轻抚那张像他父亲的大嘴，还有他浓密的眉毛。

“我们第三个孩子，谁想得到！”里欧边说，我们边注视着怀里的小小奇迹。此刻宝宝已完全苏醒，不过才出生几分钟，但是他并没有啼哭。他像斗鸡眼一样看着我们，可能在怀疑眼前这两个充满冲突的陌生人如何能带他长大。

灯火通明的育婴室里，婴儿们躺在一排整齐的塑料婴儿床内，实习医生负责照顾新生儿。新手妈妈们排在玻璃墙外，试着从一群包得像俄罗斯娃娃的婴儿中找出自己的宝贝。

我无法认出我的宝宝，不禁有些慌张。他们有替他贴上正确的名牌吗？我记得我的男孩有一头茂密的黑发，但是透过玻璃墙看来，许多婴儿都有类似的特征。当我找遍每张脸还是认不出我的孩子，我开始心跳加速。

虽然我正处于慌乱的产后状态，但身后一位女子还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身着一袭伊斯兰长袍，头上裹着头巾；一脸倦容却对我投以微笑，那是个令人心安的笑容，仿佛在说：“别担心，你会找到你儿子的。”但看着她和其他母亲站在那儿，我感到某种说不上来的古怪。我开始观察其他母亲的脸。这位包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身后是一位包着头巾的犹太母亲。而犹太母亲后方则是一位非常年轻、未包头巾的巴勒斯坦女子，她专注地用阿拉伯语跟身后的女子低声交谈。令人惊讶的是，一大清早这位年轻母亲已涂上睫毛膏、烟熏眼线与明亮的洋红色唇膏。我好奇，为何在这家医院里，这些母亲在育婴室外头排队看来会如此奇特？为什么尽管我身体非常虚弱，却莫名乐观不已？我跟这些女子一起在这儿产下孩子，为何会令我如此雀跃？

我眼前这些犹太与巴勒斯坦母亲正等着自己的心肝宝贝被送来怀中，这些孩子将是这片土地未来的主人，尽管他们的父亲此刻也许正在检查哨、边界、隔离墙边进行着小规模战斗，或是夜袭加沙走廊与杰宁（Jenin）的难民营，甚至有些人可能在准备最具毁灭性的复仇3自焚。

但是这片土地未来主人翁的养育者正肩并肩站在这里，彼此谈笑风生，她们有着相同的目标，就是要给孩子最好的养育，让他们平安长大。

当我走过育婴室内成排的婴儿床时，这些裹着白色棉布的婴儿看上去都一个样。此时我脑中浮现一幅景象，未来这些婴儿之中，将会有人拿着枪械射杀“敌人”，有些人会宣誓成为自杀式炸弹客，有些人则会成为掷石头的暴民。但至少现在他们都整整齐齐地躺在那里，一切如此祥和。就在这群婴儿之中，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宝贝。他睡着了，我借由他脸上最好认的特征3跟他父亲一样的眉毛3找到了他。此刻我心生一种巨大的责任感，过去的重担压在身上，令我感觉好脆弱。就在他睁开双眼注视我的那一刻，映入他眼帘的正是我焦虑的脸。

[1]　伯利恒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该区主权仍有争议，但伯利恒目前隶属巴勒斯坦管辖。

[2]　伯利恒为耶稣诞生地。

[3]　这里意指从以色列境外归国的犹太人。

[4]　Curly Wurly为英国生产的巧克力棒，形似发辫。而犹太典籍中规定男子不可修剪两侧胡须与鬓发，故传统犹太男子两鬓常蓄有一束卷曲的鬓发。此处是戏称。

Part 1 爱与黑暗

我该如何向一个陌生人诉说，我有个穆斯林父亲，但我对印度教文化有强烈的情感认同；又该如何解释，尽管我生在孟加拉国一个距离国界几米之遥的小村，却认为自己是印度人。

1 一个爱与黑暗的故事前传

我第一次遇见里欧是在愚人节，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刚搬到伦敦三个月。我那时顺利通过伦敦大学某个学院的面试，要在该校研究印度教与佛教，同时我也替BBC进行特约新闻采访。此外，我还通过BBC孟加拉国分部的一位同事介绍，替一份马克思主义学生报效力。该刊物定期于伦敦大学学生会某间会议室开会。某次我要去参加会议，结果提早到了，索性溜进拥挤的学生酒吧消磨时间。我走向室内唯一的空位，里欧就坐在一旁，把脸埋进报纸里。我问他能否坐这个空位，他用不耐烦的眼神看着我，接着烦躁地玩弄报纸与矮桌上的空啤酒杯。

我对他说“嘿！”，他一脸惊吓地指着身旁空位，“脑袋一片空白”是他事后针对当时反应的解释。

我对他微笑。浓浓的香烟烟雾在人群上空缭绕。我看了看手表，还得在这儿耗上十五分钟会议才会开始。

“你常来这里吗？”他问道，“我以前没见过你。”

戴着圆框眼镜的他，让我想起早年的伍迪·艾伦。

“不，不，我不常来。我等会儿要去参加一场会议，但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坐在这里观察人群挺有趣的。”

“什么会议？”他抬头看着我，我们第一次四目相接。我立刻对眼前这个不知何故紧张兮兮的男人有了好感，但我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如果我说了，你一定会笑我，因为这个国家的年轻人通常不会再把美好的夜晚拿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听起来就很老气！”

“好有趣！你其实是苏联特工之类的人吗？”

“可以这么说吧。”我笑了，“我说不定无意间曾效力过KGB[5] ，因为我来这里前替俄罗斯新闻社工作了一年。”

“你替俄罗斯新闻社工作？太酷了！他们办公室在哪里？我无法想象它就在伦敦！”

“你的问题太多了！”我说，“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还没准备好要进一步谈论有关我在俄罗斯新闻社担任助理编辑的工作。

“这很有趣，因为对我们来说，”他说道，“我是说，对西方世界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世上竟然还有年轻人相信苏联式革命。学生政治在西方世界几乎已销声匿迹，但在亚洲国家则足以扳倒一个政权！我很惊讶那些学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与支持。你可以想象‘那些事件’发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6]吗？”

我捧腹大笑。

“要来点洋芋片吗？”他边说边把手上那袋吃得津津有味的洋芋片递过来，我拿了一片。

“你会议结束后如果有空，也许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他说道，而我一片又一片默默吃着他那袋酸醋口味的洋芋片。我对这次邂逅暗自感到兴奋。我心中涌上一股奇怪的激动，仿佛让我有机会了解这个陌生人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我试着不露痕迹。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很好奇你打算给我什么建议，但是我恐怕三分钟之内就得走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样说，因为我对那场会议半点兴趣都没有，只想坐在这里喝喝啤酒，和我的伍迪·艾伦一起享受微醺的滋味。

“三分钟很长了，至少可以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里欧。”

“里欧，你是这里的学生吗？”

“我也是来这里开会的，和一些英国伊斯兰主义者……”

“伊斯兰主义者？你是指英国穆斯林？”

“你一定是从印度次大陆来的吧？”他问我，“你是穆斯林吗？”

不，别问那个问题，我心想。为何我无法逃开这种自我解释的无聊问题？“第一个问题，没错。”我说，“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不确定该怎么回答。如果我问起你的宗教，你会有什么感觉？”

“哪边？”

“什么意思？”

“你来自印度次大陆哪边？”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哪里？”

“就是孟加拉国，这个答案你哪里不满意？你的祖先又是从欧洲哪里来的？你的黑色鬈发在我看来不大像英国人，你是吉卜赛人吗？还是犹太人？”

我知道这样说不但对他不公平，也回避了关于我出身的问题，但我实在无法用简短几句话向他解释我的个人背景与模糊的国家认同。我该如何向一个陌生人诉说，我有个穆斯林父亲，但我对印度教文化有强烈的情感认同；又该如何解释，尽管我生在孟加拉国一个距离国界几米之遥的小村，却认为自己是印度人。而我又该如何说明，当时只是个孩子的我就无法接受孟加拉国如此独断地分裂，无法接受“东孟加拉国”在历经许多政治骚动后，最终成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而西孟加拉则归属印度。我父亲出生于分裂前的印度，由于他的宗教信仰，自然选择了以伊斯兰教为主流的“东孟加拉国”。我的过去是如此复杂，每当他人随口问起我的背景，我都担心自己急欲逃离的情感会伺机而出。面对这种情况，我总会兴起离去或者转换话题的冲动。这回我很幸运，因为我得先行离席去与马克思主义学生报的编辑们开会。我站起身来。

面对我突如其来的情绪转换，里欧一脸困惑。我拿起包，他也跟着站起身并说道：“嘿，虽然时间很短，但能遇见你真的很棒。也许今晚我们还能再见一面？我跟一些朋友今晚八点约在柯芬园的蓝调酒吧碰面，如果你能一起来就太棒了。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约六点半先在这里会合。”

我未经思索就答应了他的邀约。我有些意外，却也如释重负。

“还有，既然你问起，顺便告诉你，我是犹太人。”

我记得自己对这个剧情快速展开却又难以预测结局的夜晚感到无比兴奋，同时也无比焦躁。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会议中脱身，好再次见到里欧。当我回到学生酒吧，他仍坐在同一桌旁读报纸，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你刚刚一直都在这里等吗？”我问他。里欧露出谜一样的微笑。“我不能冒险失去你！”他说道。

待他收拾好东西，我们便一起走出这烟雾弥漫的巢穴。

我们漫步在充满活力的伦敦街头，一路来到蓝调酒吧。当他向朋友介绍我时，结结巴巴地想正确读出我的名字；稍早在学生酒吧时，我把名字写在纸巾上递给他，并且解释重音该落在哪个音节。他朋友们的笑声引来了酒吧里众人的目光。他一边道歉一边再次把纸巾拿出来复习，接着点了瓶葡萄酒和一份比萨与大家分食。驻唱歌手抵达现场。虽然我们坐得很近，但还是得对着彼此的耳朵大喊才能听见彼此。里欧在纸巾上画着无意义的线条，我们相处时他从头到尾都没放下手中的圆珠笔，甚至连倒酒时也不例外，这一点让我着迷。他不断涂鸦，并随手写下我说的事情，包括孟加拉语单词“kaak”，意思是乌鸦。我不确定这个词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第一次的对话里，可能是因为他坚持要我说些孟加拉语，而“kaak”是孟加拉国学生们在学校学到的第一个单词。因为在孟加拉语中，这个单词把两个第一辅音结合在一起，中间仅隔一个第二元音。

整个晚上，我们谈论各自的生活、阅读喜好与旅行经验。我逐渐发现他对犹太教、阿拉伯世界与伊斯兰教的兴趣是如此专注，这令我相当惊讶，但也令我有点却步。高中毕业上大学前的间隔年，他选择去叙利亚修习阿拉伯语，而我则去尼泊尔自助旅行，途中我遇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边缘人，包括一位后来变成买卖海洛因的毒贩的瑞士银行劫匪，以及一位自有记忆以来便住在喜马拉雅山凹处的丹麦登山家。在我的想象里，里欧是个充满好奇的犹太男孩，坐在大马士革（Damascus）的市集里，好学不倦地背诵《古兰经》，并且努力学习阿拉伯语众多方言中被公认发展最成熟的叙利亚阿拉伯方言。在我看来，他并不相信任何漫无目的地游逛的所得。他做每件事情都会在心中设立明确的目标，他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搜集各种相关信息，好达成他心中让不同宗教信徒和平共存的理想。他没问起我十八九岁时在尼泊尔做些什么，反而问起当我在成长过程中选择接受祖传印度教时，我的穆斯林父亲是如何看待我的。我告诉他，事实上我痛恨所有宗教。我没有信仰，印度教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文化传承，当我的成长背景引起过多令我难以承受的外在纷扰时，那是一个能让我隐身其中的表象。

我一开始对他过度打探隐私的态度有些恼怒，但夜晚将尽时，这份恼怒混杂了一丝敬畏。眼前这个男人身上充满各种我不熟悉的矛盾：他是一位年轻的中东事务专家，一位能对中东历史与当下局势进行深度分析的知识分子，然而他被困在中东宗教问题里。他相信，终有一天，犹太教与伊斯兰教这两个教义彼此敌对的宗教能相互联结并找到共同点。他并非那种无忧无虑的年轻男子，反而对自己的未来思考得非常透彻。他想要投身于塑造现代中东。

我感到泄气，因为对我来说，中东是个充斥着极端想法且女权低落的地区。

“你这些偏见是从哪里来的？”当我委婉表达我的恐惧时，里欧如此回应，“以伊朗为例，你根本不知道伊朗女性是什么样子。她们有些人是制片人，有些人是议事规则娴熟且口才了得的国会议员。”

“没错，就算这样，她们在我眼里还是像一个个会走路的黑色帐篷！”我反驳道。

“我们该考虑的是她们的想法而不是穿着。况且以衣着这件事来说，她们没得选择。”

“但事实上她们可以有所选择，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抗争，废除罩袍！在她们努力争取议会席次的同时，更重要的难道不是该争取自由行走的权利，不用带着一个黑色帐篷四处移动，或者包得密不透风地坐在男子议会里吗？”我说。

“你自己身为女人，怎么能这样批评这些成就惊人的女性？！”我听见他语气里有一丝恼怒。

我气呼呼地坐在那里。对我来说，罩袍完全违反了女性身体自主权，势必得先将其彻底根绝，才有可能讨论任何形式的解放。里欧替面纱辩护令我恼火，他是如此专横地表达对女性事务的观点，看起来像是个毫无同理心、对宗教心胸狭窄的半调子女性主义者。

尽管如此，他不断好奇地探问我的过去与价值观，还是令我感到兴奋。他成长于伦敦北部社区，他的双亲仍住在当地，我对他的成长过程相当好奇。我想了解他的信仰，想知道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他而言有多重要，面对自己对伊斯兰教文化如此坚定的爱好，他又该如何自我平衡。我们各自的历史所产生的矛盾深深地吸引我：像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东方女子，坐在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西欧人对面，两人坠入爱河。

我希望能像里欧一样，坦诚地谈论我的过去与我的信仰。但是他对我的强烈好奇令我心生恐惧，因为我知道，一旦开始谈论童年，我就一定会有所保留。关于我在孟加拉国乡村的童年生活，我势必只会告诉他如田园诗般快乐祥和的那部分，例如在满是恒河豚的河里游泳，或者在树洞里寻找复仇心重的眼镜蛇，只因为我父亲杀了躲在我床底下的公眼镜蛇，我担心它晚上会来咬我们报仇。我无法拿这些美丽的童年冒险故事来欺骗我的爱人，对于隐藏的恐惧却只字不提。因为成长过程中塑造我性格的，不只是在河里游泳、钓吴郭鱼、寻找恒河豚的踪迹等这些活动。我父亲管理的粮食分配中心有位部属屡次对我进行性侵犯，尽管我以我的荣誉为名向父母发誓，但他们都选择忽视我的证词。尽管我苦苦哀求那曾勇敢杀死眼镜蛇的父亲，但在这起事件中，他无法保护他九岁的女儿。

我们从蓝调酒吧离开时已是清晨时分。里欧叫了辆出租车，对司机报上他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地址。我说我比较想回我的住处，那是位于伦敦东北哈克尼区（Hackney）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杂乱的房子，我跟一对姓威斯曼的姐妹以及她们的弟弟合租，他们分别叫作莎拉、爱玛和罗伯特。

“威斯曼，你没跟我说你跟一个犹太家庭住在一起！[7]”

“因为我不认为有必要去替我室友的宗教下定义！他们也很有可能是胡格诺派（Huguenots）[8]教徒、科普特人（Copts）[9]，或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s）[10]教徒！”

当黎明破晓，耳边传来牛奶车的声响，以及牛奶瓶被送到前门阶时那使人宽心的当啷声，里欧问我两周后想不想跟他去苏格兰度假。他刚考得驾照，且他父母愿意把四轮驱动车借他两周。他说他与另外三位大学友人已经订好一间位于洛赫吉尔普黑德镇（Lochgilphead）的度假农舍。我告诉他，我得负责照顾一位空中服务员单亲妈妈的双胞胎男孩，每周两次，当她值晚班时，我就得睡在她家照顾孩子，因此无法与他同行，否则对方会难以找到代班人选。他与我争论说我们正要携手经历人生的重要阶段，应当多花一点时间相处。我对他说我们才认识十二小时，在跟一个偶然遇见的人稳定下来之前，我还得多花点时间探究对方。他说他真的很希望我能加入这趟旅行。他语气镇定，同时又极具说服力。我累到无力争论，在他怀里睡去之前似乎对他说了一句“我会考虑看看”，只因被他紧抱在怀里的感觉是如此莫名地具有疗愈效果。昨天他不过是个陌生人，今天已经与我讨论要一起度假。事实上我内心已经确定想跟他一起去苏格兰高地，只是单纯为争论而争论。我想要多认识他，好奇地想更深入他的世界。

在共度一个神奇的夜晚后，已经过去了两周，我们又回到我位于地下室的房间。那晚我们去约克公爵剧院看了一出非常棒的戏，那是智利剧作家阿里耶勒·朵夫曼的经典剧作《死亡与少女》。剧中主角宝丽娜·瑟拉丝是一位前政治犯，性格黑暗扭曲，我被她深深打动。我对里欧说想要听海的声音，因为海是这出戏里的主要场景。于是他开车载我去滨海的布莱顿市。清晨时分我们开车回家，一路上静静听着舒伯特的D小调弦乐四重奏《死亡与少女》，这首令人难以忘怀的动人曲子与这出戏同名，我们稍早在戏院买了卡带，用车上的音响播放。

才睡了两小时，里欧就唤醒我说他必须赶赴新公司上班。

“什么工作？”我睡眼惺忪地问道。

“我担任一位巴基斯坦律师的助理，”他说，“他成立私人事务所，提供南亚客户关于伊斯兰律法的建议。”

“你说的那个巴基斯坦律师事务所在哪里？”

“是伊斯兰法律事务所，在白教堂区（whitechaper），离这里不远，我应该会走路过去。留在床上别起来，我自己出门就可以。”

“不，别走，留下来吃早餐。”我说，一想到他这么快就要离开，我心中有些不舍，“我帮你泡点茶，配酵母酱吃吐司。”

以气味浓烈闻名的酵母酱是由酵母萃取物制成，英国人喜欢早上搭配吐司一起吃，我来英国没多久就发现了这个产品，然后逐渐爱上这种口味。

“谢谢你，但我不吃面包，今天是逾越节[11]。”

“那为什么不能吃面包？”

“因为逾越节只能吃未发酵的面包。”

“什么是未发酵面包？”

“就是不使用酵母制成的面包，没有发过的面包。配酵母酱吃吐司，等于在酵母上面吃酵母！这是双重不祥的食物！”他说道。这大清早的酵母课程令我惊讶不已。

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甚至开始思考我们之间是否还能继续下去。想象一下，去苏格兰度假却不能吃面包会是什么光景！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们去苏格兰攀爬英国最高峰，共计五小时的攻顶与下山途中，他拒绝吃我准备的酵母面包三明治，坚持向同行登山客讨要肯德尔薄荷糕来补充能量。我们在本尼维斯山（Ben Nevis）山顶的一阵呼啸暴风雪中，为了他奉行犹太饮食规定而起了第一次真正激烈的争执。

这次争执不过是往后一连串争吵的开端，但是接下来的两年内我们还是深深地爱着对方。里欧的想法总会挑战我的观念，这让我对这段关系感到兴奋。他让我对自己的移民背景感到自在，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把我的“不同”视作某种刻板的异国情调。我某位法国前男友过去总是用法文称我为“印度女子”，我知道里欧不会如此看待我。此外，我很开心他如此渴望旅行，也讶异于即使在陌生国度，他还能拥有完美的方向感。我们从交往初期就开始一起旅行，多数是去中东国家。即使我们人不在中东，而是去了像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土耳其、北非还有印度次大陆这些地方，他也会在当地搜寻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遗迹。“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当我们站在雅典卫城的阶梯上时，我们对彼此这么说。他在我的中分发际线上抹上朱砂粉，这在印度教文化里是婚姻的象征。我们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我们结婚了，因为没能就婚礼形式取得共识，无法决定该举行犹太式还是孟加拉国式婚礼，于是干脆注册结婚。里欧承诺，有一天会找到愿意举行联合证婚的犹太祭司与印度教祭司。身为一位中东关系分析师，让不同信仰交互对话一直是他的主要志向。

早期，我们（或者多数时候该说我）是如此艰辛地设法面对身为年轻上班族父母的压力，但是我们从未失去当初在伦敦大学酒吧初识时那股因为有对方陪伴而感受到的兴奋。

既然如此，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们为何会给彼此带来那么多痛苦呢？

2 母亲不是犹太人

那日在伦敦，一个昏暗的赎罪日（Yom Kippur）[12]，夜晚里欧从犹太教堂回家，即将结束为期二十四小时的禁食。在这寒冷的秋夜里，我也刚从BBC国际频道位于布什大楼的新闻编辑室值了十二小时的班回来。我手指刺痛，背部酸痛，而长时间暴露于霓虹灯光下的双眼此刻正在适应家中厨房的柔和黄光。我把包和外套扔在厨房里，泡了杯茶，坐在餐桌前。我们六岁的儿子基兰正在画圆脸火柴人，还有他最拿手的圆圆大眼。我跟里欧打招呼，他正站在儿子后方看着他画画。

“今天还好吗？”

“还不错。”

“你看起来好苍白。”

“有吗？”

“格里克祭司还好吗？”

“他很好。”

“要喝些茶吗？”

他没回答。从我刚进屋到现在，他始终绷着脸。他开始整理餐桌上的杂物，回避我的眼神。我这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心里想着我是否该道歉。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他正处于赎罪日禁食期间，在我找到适当词语清楚表达我的歉意之前，他先开口了，以他独有的沉静而坚定的语气说道：“今天是犹太历最神圣的一天。我知道你对宗教不感兴趣，但你至少可以试着尊重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当然尊重你的信仰。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甚至还带儿子去犹太教堂参加星期六的祈福式[13]，我很喜欢格里克祭司和他的家人。”

“那你怎能在我禁食的时候在我面前喝茶？你大可再等上半小时左右，禁食就快结束了。”

“拜托，不要找我吵架！我工作了一整天，压力很大。你可能会有兴趣知道以色列正不分青红皂白地炮击黎巴嫩南部……”

“你怎么可以在赎罪日上班？你明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

“你在说什么？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讲。我不是犹太人，你奉行你的宗教我没意见，但我为什么要禁食？我又为什么不该去上班？你怎么可以这么霸道？”

“你根本不懂。我一整年都在压抑自己，唯有这一天我一想到我的孩子永远不会是犹太人，就会从睡梦中惊醒。”他声音颤抖地说。我害怕那每年至少得吵上一回的话题又要来了。我们总是在争论该不该让孩子成为犹太人，每逢赎罪日，这个议题就会被提起。若要让孩子成为犹太人，我就得先皈依犹太教。

“就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你要我怎么做？戴顶假发，吃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不吃海鲜，进行为期三年的转化？你疯了吗？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很棒的一对儿；我们想要证明纵使我们来自不同的大陆，有着不同习俗，但我们还是可以共同生活，用健全、自由的价值观教育孩子。我一直想相信我们之间的一切是一个伟大的跨文化的爱情故事。”

“但是每当赎罪日我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他说。一想到我永远不可能转化成犹太人，他的语气难免有些沮丧。但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儿子，我决定趁势结束这个话题。我朝卧室走去准备更衣，好前往他父母位于伦敦汉普斯特德区（Hampstead）[14]的家，一起迎接禁食告终。

“我从来没要求你转化，但如果你爱我，你就会知道什么对我最重要。”

当我听见他这番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我在楼梯口停下了脚步。

“因为我爱你，所以在我生产完从医院回家没多久，当我们的儿子还只是个婴儿时，就让你替他施行割礼，这已经是我这辈子遇过的最难以妥协的事情。”我边说边爬上狭窄的楼梯，进入卧室。

“我不能归化犹太教，里欧，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如果我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事情就简单多了。但我不是，你很清楚。”几周后，我再次向他重申立场。

如今回首过去，我常思考我那激进的无神论是从何而来。一定是起因于我拒绝了父亲的信仰。而我拒绝父亲的信仰，导致童年时他无法保护我。

里欧内心或许也很矛盾。根据犹太律法规定，他儿子不算犹太人，这令信仰虔诚的他感到绝望；但另一方面，他出身英国公立学校的背景使他也有理性思考的一面。里欧拥抱我，要我再次安心，虽然他声音颤抖，但他说：“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不会要你转化成犹太人。”

“我那时候不得不答应你替基兰举行割礼，但你要明白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不是为了儿子。”我如此对他说。

“是，我很清楚。我很感谢你。”

他的感谢融化了我的心，导致我做出更多的让步。虽然我不是真心相让，但我发现自己就像个少女，想借此表达我对他的爱。这种模式在我们的关系中不断重演。我总是迫切地想得到他的认可，我会抛下自己的理性判断，不顾一切地想满足里欧对我们家庭的愿景。在我看来，他替我们的生活立下了许多令人气愤且自私的规则，但我不断地接受，这一切把我推向崩溃边缘却无力挣脱。因为一旦挣脱，便表示我得独自存活在这浩瀚世界里，这对我而言是如山一般巨大的挑战；当年我离开父母，切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结时便体验过这一切，那可不是什么愉悦的回忆。除此之外，每当我又接受一条里欧的中东任务戒律，他就会以一种出人意料且迷人的方式向我传达爱意。尽管我怀疑这是他刻意的伎俩，但此招一出总能化解我的所有疑虑。

“如果你想要以犹太教的方式教育基兰或我们未来的孩子，我不介意。”我听见自己这么说。

他深情地凝视我的双眼。我立刻就后悔自己方才许下了这个承诺。我想收回，但一切都太迟了。我想要大喊来表示，虽然我不信奉神明，但印度教文化仍然对我很重要，而我也希望把这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就在那些年里，热情与孤寂开始交织出第一道纱线，纱线最终编成了一张在我们婚姻里反复出现的织锦。我们的情感起伏不定、难以预测，时而出现的高峰令我们持续相互迷恋，然而当无可避免的低潮降临时，这份不确定亦会撕裂彼此，让我们不知不觉间成了受害者。我开玩笑称里欧是“和平斗士”，因为在我看来，他一心一意地把国际事务置于家庭之前。起初，我很轻易就愿意为了他而牺牲。当时的我充满大量的青春肾上腺素，扮演一个女超人对我来说是种享受，身为一个年轻的母亲，我还得同时兼顾BBC的工作；而他只须专心在中东替许多英美新闻社担任特派记者。但是当我的“和平斗士”爱人提议我们全家搬离英国时，我激动地跳了起来。里欧说他无法想象自己永远在伦敦生活，他研读阿拉伯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在英国首都老死、腐烂，比起在这个污秽的都会中生活、缴贷款，他有更高的使命要完成。我当时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心想离开伦敦对我没什么损失，既然我能把孟加拉国的一切抛在脑后，在伦敦自在地建立我的第二个家，那么只要家人能团聚，要在其他地方打造“第三个家”也不是难事。于是我离开伦敦，前往摩洛哥，只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里欧的工作都集中在其他地区，于是我和儿子经常长期独自待在一栋寂寞的滨海房屋里，屋里仿佛有一千扇窗户，而大西洋的冷风不分昼夜地灌进屋里。因为我们还没安顿好，厨具、家具、木炭全都付之阙如，所以我们在壁炉里烧报纸、烧海边拾来的漂流木，一度甚至烧起旧小说；我们还得用热水瓶煮鸡蛋。我们的住处距离首都拉巴特（Rabat）搭公交车要三十五分钟，而我们还没有租车。然而里欧这位大记者跑去跟科菲·安南[15]参加一项联合国任务，在北非各国巡回，留下基兰与我两人瑟缩在滨海住宅里，面对大西洋恶魔的讪笑。

我撑了一年才离开拉巴特，丢下里欧回到伦敦。那一年里，我常幻想自己是《北非情人》[16]的女主角。我试着融入这个人人头戴土耳其毯帽的中古世纪之城，并且在马拉喀什（Marrakesh）色彩缤纷的市集里与地毯业者讨价还价，又或者走在拉巴特乌代亚（Udayas）旧城区里的蓝白巷弄内，在那里大西洋猛烈冲击岸边，仿佛要毁灭岸上马穆鲁克（Mamluk）所建造的壁垒。然而当我游走北非街头时，身后永远跟着一个唠叨、不受控、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孩，他总爱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找卖蜗牛的？我这次想吃二十六只。”他之前的最佳纪录是十八只。这道摩洛哥佳肴摊后的男人对我说：“你儿子会让许多女人心花怒放。”据说这道蜗牛汤加了十四种具有催情效果的草药。他只是想与我们攀谈、闲聊，但听见这句话只会令我加速离去。基兰与我漫步回古老的城市迷宫内，继续与摊贩喊价好消磨时光。我永远无法勇敢地把一切抛在脑后，让自己彻底沉浸在摩洛哥中世纪古城的迷宫之中。当漫漫长日将尽，我会拖着酸痛的双腿带着儿子搭上行驶于滨海公路上的公交车返家。吃下两打蜗牛的他如今睡在我大腿上，一想到他如此信任我，我的心就被罪恶感与自我怀疑压得不断发抖。

离开摩洛哥之后，我非常迅速地在伦敦重建生活。我有一份全职新闻编辑的工作、一位德国保姆。突然之间我的生活有了全新样貌：儿子、保姆与我三人一起生活，而我奔走中东的丈夫每两个月会来探视我们一次。我的伦敦生活十分繁忙，我有知己好友，还有一份很棒的工作。这样看似完美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

我穿梭在社交聚会与摇头派对之间；我和我最亲密的友人3一位名厨兼中餐食谱作家，一起烹饪，一起在伦敦各高级餐厅享用美食；里欧旅外工作期间，我屡次幻想要以出轨作为报复，但终究未曾实现；我努力尝试在伴侣缺席的日子里独自享受生活，但仍宣告失败。最终，当我们的宝贝女儿玛亚在基兰出生八年后诞生时，我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在伦敦如此过下去。身为两名幼子的母亲，我想紧紧跟在里欧身边，我开始想象自己可以当个更知足常乐的女人，可以像我母亲一样放下所有的自我需求，像我婆婆一样信任丈夫，盲目效忠丈夫指派的工作与任务。我脑中不断想着：“BBC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为了爱，为了守护这份幸福，我什么都可以放下。”我只想沉浸在与里欧共处时所感受到的浓烈幸福之中。我当时在新闻编辑室任职区域编辑，正处于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但没多考虑便申请了停薪留职一年。我的上司们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叛徒。他们不但视我为得意门生，还升迁我的职位，我却背叛了他们。

某个美好的日子里，在我情绪亢奋之际3甚至比我有如女超人般胆大妄为的二十几岁时所经历的迷幻药之旅还亢奋3我告诉里欧我会随他一起去叙利亚。当时他又提起移居中东的计划，而那正是他想去的地方。里欧说，当年他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学习阿拉伯语时遇见了最棒的老师，他想要继续向他们学习，然而封闭的叙利亚政权拒绝让他以记者身份在大马士革定居。我们推测是因为当年他在大马士革留学一年研读阿拉伯语时，叙利亚政府已把他的犹太人身份登记在案。那段时间他正经历一段宗教觉醒，前去参访了该国仅存的几座犹太教堂，他认为他的行径一定是被叙利亚秘密警察记录下来了。我怀第二胎期间，某次假期我们前往大马士革旅行，结果“不是那么秘密”的秘密警察证实了我们的推测。里欧在机场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这段期间他们肯定会在他的档案里添油加醋写上几笔，他们拷问他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甚至我父母和祖父母的姓名，只为了再度确认和重建他的犹太族谱。那回旅行之后，他屡次申请叙利亚签证遭拒，甚至被置之不理。里欧推断他只能暂时搁置他的大马士革梦。因此他联系两家报风严谨的英国报社，自愿前往约旦首都安曼（Amman）担任特派记者。那时关于美国即将攻打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赤色政权的谣传不断，那些报社编辑很开心能找到这位充满热情且操着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年轻的中东专家自愿深入战区采访。几个月后我们到了安曼，在那里住了一年。那一年里，里欧经常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替几家英国主流报纸采访伊拉克战况。

住在安曼的十三个月里，正逢伊拉克战争揭开序幕，我当时没想过这将会是我与里欧日后中东生活的缩影。待在约旦的那段日子里，每当里欧前往巴格达时，我不只要担忧自己与两个孩子独自住在不友善的环境里，并且当新闻传来巴格达暴动者绑架并破头杀害西方人的消息时，我总是胆战心惊。

当英国从安曼撤离侨民时，我便离开了那座城市，带着玛亚和基兰来到波斯湾，那是我们印度之旅的第一站。

当我们人在阿布扎比（Abu Dhabi）时，气温上升至五十摄氏度，我焦躁地在阿联酋（UAE）的首都游晃，把赤足埋在柔软的绿草间。在距离我不到一公里处，有片广阔的沙地往东延伸至阿曼湾（Gulf of Oman），往西横跨沙特阿拉伯，一路直到红海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东岸。处在阿布扎比修剪整齐的公园里，我待在凤凰木树荫下开心地与南亚工人用印地语交谈。这个国家里，从清扫街道到经营百货公司，每个角落都有南亚工人的身影，唯独政府办公室与机场入境审查单位例外。这些职位都由一身全白的男子把持，这些波斯湾阿拉伯人头戴招牌白色阿拉伯头巾，身着白色长袍。

我从阿布扎比飞到迪拜好逃离一场战争，那场战争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给中东历史与整个世界都留下了可憎且持续的影响。我在迪拜搭机前往下个目的地印度次大陆，第一站是德里。接下来三个月内，当我的小女儿在孟加拉国村落里试图伸手拿一桶水时，踏出了人生第一步；而她在一家迪拜商场模仿一位售货员说话时，吐出了生平第一个清楚的阿拉伯词“mish mushkil”，意思是“没问题”。

美国与伊拉克间战火仍猛烈之际，我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伦敦。玛亚满两岁时，我又回到BBC工作，重回熟悉的新闻编辑室。我很幸运，因为新闻机构有一项政策，支持女性职员延长产假。每当我发现自己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待在伦敦，这份工作总一次次把我从抑郁边缘救回。

里欧继续在巴格达工作了一年，而我每天在伦敦撰写许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故事。许多夜里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每当新闻报道又一名外国记者失踪时，我会索性不看、不听，好推开这令人不安的恐惧。

最终他还是回来了。他花了一年时间写了本书，主题是日渐入侵的美国文化如何影响伊拉克新宗教秩序。那一年我们又讨论要再次移居国外。我比较想去北非，想再去一次摩洛哥或是突尼斯，甚或阿尔及利亚（Algeria），然而里欧先是语带怯懦而后口气断然地宣布，他认为自己唯一能派得上用场的地方是耶路撒冷。

“我绝对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在开玩笑吧！我们为什么要跑去住在一个隔离社会？”我备感挫折地想对他大喊。他成天把耶路撒冷挂在嘴边，活像是萦绕耳边从不间断的嗡嗡声。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好躲避他对耶路撒冷的高谈阔论；我晚上离家与朋友聚会，以免他跑来质问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去耶路撒冷；我提早就寝好让他没有机会在床上与我讨论耶路撒冷。一度他的嗡嗡声似乎减弱，我也跟着松懈，以为他明白我的立场了。然而某个晚上他回家后，宣布他找到一份国际危机智囊团的工作，被分派到耶路撒冷担任中东分析师。

“你不是说很希望我能找一份不用一天到晚出差的工作？这就是了，这份工作可以让我和家人定居耶路撒冷，只要偶尔去西岸和加沙走廊出差。我不用去战区，也不用报道区域政治，只需要专心处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你确定？”

“没错。”他语气坚定，不带一丝颤抖，“我很确定。你愿意一起来吗？”

“无论我跟不跟，反正你都去定了啊。”我心想。我试图权衡眼前两种选择的代价与利益：和两个孩子留在伦敦，这样的生活我再熟悉不过；或是一家团聚，随他搬去耶路撒冷，尽管那是一个被安全墙、检查哨、公交车炸弹分隔的城市。

最后我同意跟他去耶路撒冷。出发前几个月，我试图想象住在以色列会是什么情景，我以往与以色列接触的经验就还挺有趣的。十八岁那年，我去加德满都（Kathmandu）自助旅行，在大麻泛滥的尼泊尔小镇和村庄里，一群喧闹的以色列年轻人令我诧异不已，因为他们正在享受他们的 “正常化假期”，所谓“正常化假期”是由政府补助退役士兵放假。这群年轻人说着我陌生的语言，在加德满都肮脏的咖啡店与小吃店内寻欢作乐。倘若命运之神当下告诉我，日后我会和这些年轻男女住在同一片土地，说着希伯来语，以准犹太人的身份养育我的孩子们，我肯定会嗤之以鼻。

然而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渴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早年我在伦敦与威斯曼一家人同住时，在我认识里欧之前，我跟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颇为熟稔，他总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在犹太人的灵魂里根深蒂固，就连对这个最古老的闪米特人[17]信仰的极端左翼支持者而言，耶路撒冷也有其象征意义，它代表着希望。里欧总说和平会由这里开始，一旦交战双方同意停火，并且不再使用暴力，和平就会从这个众人争夺的城市开始漫延。他对此深信不疑，两个民族都把各自的希望寄托于此，终有一天，他们于此和平共存的梦想将会开花结果。也是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经历了相同的恐惧，他们恐惧这个梦会因为双边政治势力消长而蒙上阴影。然而许多耶路撒冷居民眼中的恐惧，在里欧看来代表着希望，他认为有冲突至少表示双方有交集，这里不像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Tel Aviv）那样，刻意选择性忽视发生在家门口的冲突，那里的居民活在自我否定之中。

要我举家搬离伦敦迁移至耶路撒冷的冲突区，我是百般不愿意的，然而我内心对犹太人有一股家人般的情感认同。我想那是因为我的两个孩子算是半个犹太人3虽然根据犹太律法，他们并不是伟大的犹太家族的一分子，因为唯有女方是犹太人，生下的孩子才算犹太人。但对我来说，生物学比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来得重要，再说我的灵魂缺乏信仰，因此既然他们的父亲是犹太人，那他们就是半个犹太人。我已逐渐接受他们的犹太身份，因为如此能让里欧开心。一开始我是出于妥协才同意以犹太传统养育他们，但没过多久我也开始喜欢上在安息日（Shabbat）[18]点蜡烛、全家聚在一起吃晚餐这些习俗。这个全世界最强盛的部落宗教在各方面都令我好奇，讽刺的是犹太教有许多来自欧洲的信徒，然而欧洲是一片摆脱阴暗宗教历史已久的大陆。

至于巴勒斯坦人，我对他们的认同除了政治层面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方面。这群东方第三世界的居民在我眼里格外亲切。我能理解他们的热情、愤怒与家庭观，除此之外，尽管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跟我在印度次大陆所熟知的版本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我多少算是有些了解。就某方面而言，伊斯兰教特有的街头文化令我备感熟悉，比方说清真寺与祷告播音，还有耶路撒冷旧城区的巷道里有许多商店门口散放着多彩香料与中国制的玩具，而巴勒斯坦摊贩在一旁喊价。我成长于孟加拉国农村，那儿的市场有着同样纷乱的场景：祷告播音与寺庙钟声回荡在耳边，还有一张张表情丰富的脸孔，一双双闪闪发光的双眼投射出相似的原始情感。

然而某个周六早晨，当我在西耶路撒冷空荡的街头游逛之际，听见犹太教堂里众人正齐声朗诵安息日祈祷文，这让我内心满溢一股奇特的情感。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是这项传统的一分子。我和他的孩子们也有一半属于这个传统，属于众人颂念的赞美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于我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3三千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每年逾越节的祈祷文里都会提起这座城市：“明年在耶路撒冷。”到目前为止，我加入这个犹太家庭已近十五年，几乎每年逾越节,整个家族都会围在餐桌前，一起读着《哈加达》。《哈加达》的内容是关于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这则祈祷文我至少读过十五次。

在我们终于抵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我终于认命了。“所以我们今年逾越节祈祷文是不是该改口了？”当我们在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Ben Gurion Airport）搭上出租车后，我这么问里欧，“改成‘今年在耶路撒冷’！”

里欧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用手肘轻推我，他双眼发光，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款款深情，他说：“我们会搞定这一切的。”

3 今年在耶路撒冷

我们的第一栋房子就矗立在西耶路撒冷热闹的艾梅克勒方街，这个街道名称的原文意思是“鬼之谷”。我们第一次来看房子时问了许多人，但没人知道街名由来。后来我自己查数据找到至少四种不同的说法，我选择相信以下这一则：“根据《希伯来圣经》第五卷《申命记》记载，在犹太人占领这片土地前，所有敌人都被视为‘鬼’或‘巨人’。”如今在这个历史不足半世纪的崭新以色列国度，敌人想必就是巴勒斯坦人。这条绿意盎然的街道上豪宅林立，但如今过往居民已然弃守，再无人听见阿拉伯人的声音，还有什么比“鬼之谷”这个街名更能准确描绘此情此景呢？就连少数在各个咖啡店与餐馆厨房流理台后方工作的巴勒斯坦人也保持低调，对他们的犹太雇主与顾客说着一口地道希伯来语。这些留在当地与流亡他乡的巴勒斯坦人，就是二十一世纪游走在“鬼之谷”这条街的鬼魂，后来我与一个曾经历那段历史的人结为朋友，对方也认同我这个观点。

当然，在初来乍到的旅人眼里，这条街开满了一家家热闹的咖啡店、餐厅、戏院，还有设计师创立的品牌的女性内衣与服饰店，怎么看都跟鬼扯不上关系。这些热闹的商店距离我们租来的房子只有五分钟路程。基兰在一家知名的音乐教室学弹吉他和打鼓，那所学校也在这条街上。

我们那栋房子一楼曾经是某所阿拉伯豪宅的一部分，那里空荡有如洞穴，杂乱中带着优雅，墙上嵌着好几扇高拱窗。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后，接手的屋主们加盖了两层楼，把先前的豪宅隔成两户双拼住宅。负责整修的建筑师重新设计了整栋建筑，巧妙玩弄结构以冲淡原屋的阿拉伯特色。这个新国家的新建筑流派先驱们，不再单以“阿拉伯”三个字来形容这些房子，而是改称其为“阿拉伯风格”。“阿拉伯风格”这个词的定义就跟这个建筑流派一样暧昧，它可以用来形容一九四八年后根据传统阿拉伯风格建造的房子，也可以用来称呼一九四八年之前所建的正宗阿拉伯住宅。我们搬来这里不久后，我便发觉这个概念是刻意维持模糊，好混淆以色列新世代对于历史连贯性的认知，好抹去这个国家某一段特定历史。后来我们在以色列境内旅行时，便碰到许多试图模糊以色列那段巴勒斯坦历史的类似案例。主流媒体和电视纪录片整日播送着古老的历史3伟大的大卫王统一了犹太国，甚至会介绍奥斯曼帝国（Ottomans）与拜占庭帝国（Byzantines），因为如今它们对以色列已不再构成威胁，然而关于这片土地最近代的历史只字未提，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与他们后代子孙的历史无人闻问。

我们在艾梅克勒方街那栋房子的顶楼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增建，光线与空气透过高高的窗户散进屋内，淹没宽广的主卧室，颇有一丝“新圣殿”建筑色彩。所谓“新圣殿”建筑就是根据神话所描述的被罗马人于公元七十年摧毁的第二圣殿（Second Temple）的样式建造出的时髦华丽的住宅，而引进此种风格的建筑先驱们的目的也许是想压倒占有优势的古阿拉伯建筑之美，连带把另一种风格狂妄的建筑计划引进犹太国，即盖上一家家旅馆与购物中心。我的女房东是一位对宗教无感但狂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高大女子，在以色列博物馆工作的她常开玩笑说她的德国犹太家庭成员个个体积都如此庞大，所以她不得不把房子改建得够大够宽敞才能容纳他们。她不愿透露原屋主身份，但是在我们签完合约并预先汇了三个月房租到她银行账户后，她热心地告诉我们这屋里发生过两起谋杀案。第一起是一位心怀妒忌的妻子杀了丈夫，或许是反过来；第二起则是一位巴勒斯坦园丁杀了他的犹太雇主，因为她没付他酬劳。

我不想深入探究这些故事，因为我搬来不久后就稍稍被这些故事吓到。我意识到自己常常得晚上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而基兰对谋杀谜团、血和血块又着迷不已，他不断地问我可能会是什么事情引起杀机这类的问题，令我更加不安。

我发现我很难在这房子里独处。只要孩子们在楼下玩耍，里欧就会嫌吵3这栋房子中央如教堂一般挑高，因此噪声不但会通过回音传到他楼上的书房，而且音量会增强五倍之多，所以他总跑去咖啡店工作。我们在伦敦的家是栋简单、狭窄的三层维多利亚风建筑，里头舒适、温暖，还铺了地毯，而艾梅克勒方街这栋房子空荡荡的，充满回音。只要我独自待在里头，平日潜伏屋内的噪声与舞动的幽灵就会拥现，怂恿我接受邀请，跟着它们在屋里游走。于是我也成了在屋内游走的幽灵，宛如一个空洞无形的容器，承载着这片土地遭人刻意抹去的历史。

有着挑高圆顶天花板的厨房，改建前想必是一处天井式庭院，还有迷迭香与叙利亚奥勒冈盆栽靠着外墙排排站，当年屋主与邻居的孩子们可能会在这庭院绕着一棵每年开一回香花的孤单的扁桃树玩耍。但如今天井上头已经被巨大的透明塑料圆顶封起来，光线透过圆顶洒落屋内。我常觉得自己仿佛身在教堂，特别是当晚上里欧外出，孩子们也就寝后，我独自熄了灯，坐在嵌入式的厨房吧台前戴上耳机听音乐时，这种感受特别强烈。

我们当初会选择这栋房子，是因为艾梅克勒方街上咖啡店林立，看来十分热闹，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整件事是一场骗局。这里的居民大多是美籍犹太人（偶尔夹杂一些英国人与法国人），他们购入许多阿拉伯豪宅，但只有到犹太假期时才会来住。因此一整年里的其他时间，这些房子总是上着锁，空荡荡的。在这条街上众多咖啡店和餐厅里，英语随处可闻。我们搬来这里的头一个月就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来自英语系国家的犹太人，而比起我跟孩子们，里欧的感受尤为强烈。咖啡店的服务生甚至拒绝跟里欧用希伯来语交谈，这让他十分愤怒。早在我们安顿好之前，他就开始后悔搬进了这个英语横行的保护罩里。他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去艾梅克勒方街上享用各家咖啡店著名的以色列早餐，那里的早餐分量大到全家人共享一份都没问题。我们搬过去后的前两个月几乎天天外食，因为负责帮我们把家当从伦敦运到耶路撒冷的船运公司把东西搞丢了，于是我们住在洞穴般的大房子里，却没有一件家具，甚至连张床都没得睡。我们只能与山谷里鬼魂的回音共居，它们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屋内每个角落。

我们房子后方就是希勒尔咖啡店，那家店是这条街著名的地标，因为就在我们抵达耶路撒冷的前一年，有位二十二岁的自杀式炸弹客在店门口引爆炸弹，造成二十多人丧命，当中有几位还是反对以色列强行占领的以色列重要知识分子。这家咖啡店位于一栋优雅的阿拉伯建筑一楼，过去一年来已重建为现代新颖的玻璃橱窗店面，并且再度成为众人聚会的热门地点。“事实上，现在比过去忙。”老板这样对我说，“因为重建后老顾客又继续光顾，还多了许多新客人想过来看看这个地方在爆炸之后成了什么样。”我不禁想着人类真是天生就对死亡、毁灭与未知的恐惧着迷，又或者我们生性就爱挑战潜在的危险，并借由造访危险之处来克服内心的恐惧？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去这家希勒尔咖啡店吃早餐，餐点包括一份巨无霸香草蛋卷、咖啡、新鲜柳橙、五种不同的蘸酱、鹰嘴豆泥、蔬菜沙拉、配蘸酱食用的生菜、一片口味不一的甜点，再加上新鲜的硬皮面包。孩子们会狼吞虎咽吃下这些餐点，他们永远处于饥饿状态。我们家里没有熟食，因为锅碗瓢盆全都还在运送途中。我们亲切的邻居借给我们三张床垫，我们便直接把床垫放在石头地板上睡，好在当时是八月末，是全年最热的月份。到了第二周，我买了一口汤锅和一口平底锅，这样一来，临时有需要便可以煎个蛋、做点简单的意大利面，然而愚蠢如我竟忘了买盘子。某天早上我们懒得着装外出用餐，于是我往平底锅里打了几个蛋之后，突然意识到了此事。我跑去找借我们床垫的邻居，问他们可否借我们几个盘子。我们手边有足够的塑料餐具，全都是每回外带餐点时基兰和玛亚收集来的。

“我们手边恐怕没有多的盘子。”我们的邻居艾伦与卡萝·罗森索尴尬地说。

“只需要借两个盘子给孩子用，不会借太久的。我们的东西应该很快就会送来了。”我对他们说道，心中不解他们何以会拒绝如此简单的请求。

“真的很抱歉，我兄弟为了举办婚礼，把我们所有的备用碗盘都借走了，真的没有多的可以借给你们。”卡萝的语气听起来相当过意不去。

我大感意外。他们是有三个孩子的大家庭，住在宽敞双拼住宅的其中一户，他们肯定有多的盘子可以借我们。我一脸失落、困惑地站在我们两户共享、中间只隔着一道低矮竹篱笆的宽敞露台上。一脸亲切的罗森索夫妇见状便说道：“有其他需要尽管开口。你们需要床单、毛巾吗？”

“不用了，谢谢。”我心不在焉地说，内心仍疑惑为何她连两个备用的盘子都没有。想到躺在平底锅里的蛋，我可以听见玛亚与基兰在争论谁该吃较软的那一个。基兰对煎蛋有特殊的要求，他只吃完美的单面太阳蛋。有时候鸡蛋刚从冰箱里取出，煎了两分钟，“太阳面”还是冷的，我只好翻面煎。但是基兰拒绝吃翻过面、蛋黄被包在柔嫩蛋白里的荷包蛋。

我的邻居急着要回到屋内。我本该也赶快回去顾着锅里的蛋，却傻傻地在开花的仙人掌以及粉红与白色的天竺葵花丛间多站了一分钟左右。

最后孩子们只好用塑料叉子直接就着平底锅吃了鸡蛋。

当晚我对里欧谈及此事，才明白个中原因。

“你疯了！你不能向虔诚的犹太人借碗盘餐具。他们的饮食得符合犹太教规。”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怎么会这么久才想通？毕竟犹太餐的规定我也不是最近才知道。当年里欧来自耶路撒冷的虔诚亲戚到伦敦借住我们家，他们还事先问过我们是否吃肉。当时我们吃素，我便回复说我们不吃肉，因此他们才过来借住。然而我没跟他们说虽然里欧与我不吃肉，但我偶尔会替儿子烹饪热狗。我实在开不了口，因为说了就代表我得买一组全新的或一次性餐具，并且要单独烹煮他们的食物。甚至照理说，就连煮过非犹太餐肉类的炉子都不能用。里欧说，他表姐夫雅可夫知道基兰会吃肉，但却假装不知情好继续住在我们家，不然他就得在北伦敦犹太小区另觅住处。如此一来，在这全世界消费最昂贵的城市之一住上两周，便能替他省下好几百美元。然而雅可夫那戴着犹太礼帽、在耶路撒冷就读宗教学校的十三岁儿子阿默思可就没这么好骗，他不但会翻找我们冰箱的冷冻库，还一直追问我们当时年仅三岁的儿子喜不喜欢吃鸡柳条。但还好基兰说他最喜欢吃学校营养午餐里的恐龙造型鸡块，这个回答让我松了口气。

在经过雅可夫和阿默思帮我准备的这场犹太餐震撼教育之后，我不禁觉得这是犹太教传统中令我不舒服却又非常重要的一环。面对这种排外习俗，我实在毫无耐心应付，这个习俗不仅会赶跑非犹太裔，就连不信教的犹太人也会被疏远。它会让最亲切善良的男女都变得铁石心肠。我的邻居乐于借出床单与浴巾，却无法借我一个盘子。如果我吃的肉和虾接触到他们的盘子，这些盘子就得送进洗碗机以七十摄氏度高温洗涤，然而一旦那台洗碗机洗过这些接触不符犹太教规食物的碗盘餐具，那台洗碗机本身亦会被认定为不符犹太餐教规。

“宗教不讲究逻辑，宗教的重点在于仪式。”里欧说，“古老的仪式通过祖先一代代传承。这虽只是一种部落习俗，但对许多人来说仍旧意义非凡。”

尽管我们早上时常懒洋洋地坐在希勒尔咖啡店阳光普照的露天座位上，享用眼前一盘盘美味的蘸酱与面包，但基兰在那里无法完全放松。

“根本分不出来我们人在哪里。”有一天他这么对我说，“每一桌的客人都在讲英语，我们好像身在某个美国小镇一样。”

“好像真的是这样。”我说，“所以你爸爸才从来不跟我们一起来这里。”

“爸爸不喜欢美国？”

“他不喜欢这里的美国犹太人老是把犹太教当成炫耀的工具。”

“那爸爸为什么坚持要带我上犹太教堂，还坚持要帮我办成年礼？”

“我猜他是想要把传统传承给你3或是照他的说法，那叫作部落文化3就像他的祖先传承给他一样。”

“那你的祖先呢？”

回答他的问题之前，我叫他先赶快吃早餐。接着我告诉他，对某些人而言，寻求部落的归属、认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知道自己并非孤身活在这浩瀚残酷的世界会令人感到宽慰。但对我而言，不得不斩断过去种种家族历史的纠缠，然而我相信此举引领我走进了另一个祖先的世界，引领我面对新一代鲁莽而寂寞的灵魂。这些幽灵尽力寻求归属感，却始终无法如愿。

所以鬼之谷里真正的鬼魂到底在哪里？那些应该在屋内与街上漫步的鬼魂呢？我们消磨早晨时光的那家咖啡店里头的鬼魂去了哪里？还有那些抛下这一栋栋巨大、华丽如宫殿般宅邸的原屋主，他们的鬼魂又身在何方？

没多久我就遇见了其中一缕幽魂，不过这缕“幽魂”已经“投胎转世”，他叫作艾瑞安。

自从他获发以色列护照后，他便去掉了原名艾瑞安（Elyan）里头阿拉伯特色过于强烈的“y”，改为十分普遍的犹太名艾伦（Elan）。这本护照认证了他极为特殊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他是耶路撒冷基督教青年会附设餐厅的退休领班，而我女儿玛亚就在那个基督教青年会上幼儿园。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青年会设立了市内唯一一所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双语和平共存的幼儿园。某天早上玛亚吵着要吃巧克力面包卷，而艾瑞安有如神的使者一般翩翩降临，前后三次满足她的愿望。后来这逐渐变成我们每日早晨的例行仪式。我们每天早上八点抵达基督教青年会，还没走到这栋建于英国托管时期的雄伟建筑的楼梯口，我女儿就开始往上跑，她会快步穿过华丽大厅来到摆满亚美尼亚风石桌的奢华餐厅露台，找寻艾瑞安的身影。艾瑞安虽已退休，但仍习惯每天早上来这家咖啡店，坐在遮阳棚底下的座位喝咖啡。他会带她去自助餐柜台，让她从满满一托盘的各式甜面包中挑选。为了讨我开心，她会非常有外交手腕地先替我挑上一个奶酪卷饼，于是我只能勉强微笑接受，但在心底默默反对她手里满满的迷你巧克力卷。艾瑞安会轻轻捏着她塞满巧克力的双颊，一边低声说着“Hilue, hilue”，意思是“甜，甜”。而我会一边烦恼着她被蛀烂的牙齿，一边在心底咒骂这个和蔼可亲的阿拉伯人。

但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终究适应了这个阿拉伯的“甜蜜”传统，他们会无止尽地拿甜食喂儿童，喂到他们生病为止。既然人都住在巴勒斯坦，就没道理拒绝阿拉伯式的待客之道。就在我不甘不愿地接受自己的女儿每天早上都会往嘴里塞满甜面包卷这个事实之后（“妈妈，反正那只是乳牙啊。”她竟会如此替自己辩护！），艾瑞安开始与我一起共享晨间咖啡。正因如此，我才逐渐了解到，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前，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就穿梭于耶路撒冷艾梅克勒方街的巷弄间。他的家族拥有一大片土地，一路延伸至艾梅克勒方街的市郊，那里过去被称为巴卡区（Baqaa），如今该区范围缩小后，改名为贝特赛法法区（Beit Safafa），现为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小区。艾瑞安在那里出生且仍居于当地。

“我父亲认识这些房子的主人。”有一天艾瑞安开车载我在街上闲逛时这么说道，“艾梅克勒方街过去可以说是阿拉伯富豪街。一九四八年后的犹太人改名字改得好，这里现在的确是鬼之谷。当车子开过这条街时，我都可以感觉到我父亲的朋友在我颈后呼气。”

艾瑞安小时候，每当他父亲和友人们坐在艾梅克勒方街豪宅低矮的贵妃椅上喝阿拉伯咖啡时，他就会在旧铁道沿线玩耍。如今这条铁路已废弃，改建为一条自行车与行人专用道，两旁高级餐馆林立。虽然自一九四八年后，这些房子跟这整条街都已大幅改建且彻底现代化，或者说是所谓的去阿拉伯化，但人们还是可以在某些房子的混凝土外墙上找到以精致的阿拉伯语字写下的《古兰经》经文。阳台上仍保留着做工精细的铸铁雕花栏杆，壮观的奥斯曼风格拱窗也依然可见。它们外形近似哥特风格，但是上色的砖墙与阿拉伯建筑风格的铸铁雕花为厚重的耶路撒冷石墙增添了一丝轻盈。某些房子上半部依然保存着旧有的彩色玻璃窗，再配上或蓝或绿的百叶窗。通常像我们家那样改建过的房子，外观都会介于现代与阿拉伯风格之间，看起来过度装饰且沉重。然而艾梅克勒方街两侧房屋多数仍原封不动，呈现阴柔而鲜明的阿拉伯风情。

“当年住这里的都是巴勒斯坦的有钱人。看看这些房子就知道了，一个现代家庭哪里用得上那么大的空间。因此他们不用把杂物堆积得到处都是，孩子们就可以随意奔跑。每栋主屋坐落于一座广阔的花园之中。从某个角度而言，过去家家户户用围墙围起的大片空间，如今算是得到了正当使用，因为它们现在开放给众人使用。”艾瑞安解释道。

过去那些宽阔的宅邸如今都被改建且重新隔间，好让现代小家庭能入住其中。但至少这些房子如今已登记在案，建筑外观不能再任意拆除或大肆改建，其他地区较小规模的阿拉伯房屋命运可就不同了。有些街道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拆光了过去那些装饰华丽的巴勒斯坦房屋，好腾出空间建造一种被称为“shikunim”的丑陋的高耸混凝土建筑，解决成千上万新移民的居住问题。这个新国家不断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居此地，以提高其人口比率。

“这里以前有很多鸟。西耶路撒冷当时就是个绿意盎然的小村庄，有许多当年英国人种植的高大尤加利树与地中海白松。当我的同胞离开这城市后，甚至连鸟儿都跟着逃走了。”艾瑞安说。

我们往南行经塔尔皮欧区（Talpiot），最后抵达贝特赛法法区，他那些未曾逃离此地的家人仍住在那里。

“他们会夺走一切。犹太政府要贯彻《圣经》里的使命，他们要夺走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整片土地才会开心。但说不定就算如此，他们也不会满足。”

我不是第一次听见这类关于犹太人对土地贪得无厌的假设，这种说法在巴勒斯坦人之间相当流行。

虽然艾瑞安没有补充什么精准的政治观点或历史典故，发言全凭个人记忆，但这趟鬼之谷之行仍令我激动不已。我们确确实实走了一趟鬼之路回到过去。

几周后，我参加了由东耶路撒冷的圣城大学（Al-Quds University）组织的旅行团，发现自己又走了一回相同的旅程。不过这一回没有鬼魂，但有货真价实的政治与历史解说以及相关分析。这趟行程是经过特别安排，让几位如今住在约旦或美国的前艾梅克勒方街居民重回旧家，并且让他们有机会谈谈自己的感触。

我带着我婆婆乔伊一起参加这趟行程。当时她来耶路撒冷拜访我们，或者该说她是来拯救媳妇与当时仅有的孙儿们，因为我们又一次发现自己身处陌生国度，被困在一栋没有家具的空房子里。这不禁令人想起我们当年在摩洛哥的日子，当时与世隔绝的我们被大西洋的冷风吹得直打哆嗦，而她那喜欢周游中东的儿子又不在家，因此她非得来援救我们不可。乔伊对这趟行程感到非常兴奋。她在一九五六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前几年出生于埃及一户富有、体面的犹太家庭，那场战争导致她全家被迫迁离，永远无法回到他们位于亚历山大港那占地宽广且曾多次增建的优雅宅邸。

胡妲是这趟行程的主办人，也是艾梅克勒方街上某栋巴勒斯坦房屋“前任居民”的女儿。我们来到她父亲儿时的家门前，隔壁的大房子当年是她伯父的，而紧邻在侧的占地宽广的建筑则属于她另一位伯父。她的情绪看似没什么波动，不像有的人眼眶泛泪3但那是因为那些人年纪较长，他们曾亲身在这些房屋里留下成长的记忆。他们谈起各自后院的石榴树、多汁的金橘与长角豆，聊起院子小径的希伯伦地砖或客厅地砖的花纹。他们每个人的记忆都还如此清晰，清晰到可以根据他们的记忆绘制出一本本画册。

但胡妲的例子与他人不同。她父亲很有钱，她的叔叔、伯伯以及其他家族成员也很富裕，因此即使失去了艾梅克勒方街的豪宅，他们依然维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胡妲是我在耶路撒冷所认识的唯一一位控告新屋主、想讨回家族财产的人。这起案子被多次搁置，但她不断抗争，直到诉案重启。她父亲屋外有一条铺满美丽地砖的小径，看起来有些类似我们住的那栋“阿拉伯”房屋的客厅地板，只不过眼前这些地砖的花色更惹人注目。黑白地砖在绿色草坪的衬托下更显突出。当天是周六，我们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里面的住户正在吃午餐。餐桌上摆了两盏蜡烛，几个家人正团聚享用安息日餐点。

胡妲是个性子如火一般烈的人，我发现她正看着那家人如此怡然自得的样子，看着看着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此时，两个头戴无边犹太礼帽的男人走了出来。

“上次我来的时候，他们还报警。”胡妲得意扬扬地说道。

我希望因为是安息日，这些机警的犹太人不会报警。毕竟我们没造成什么麻烦，只是站在前院栅门外欣赏小径地砖，胡妲说这些地砖本来是铺在屋内的。

那些男子站在屋子前门外。我们与他们之间隔着一座茂密的花园，这座花园约有五十米长，中央有棵巨大的正开着花的琵琶树。

“我父亲至今仍会谈起他们过去精心筹办的晚宴，所有街坊邻居会一起围着一张大桌子3就是眼前这些人享用他们安息日餐点的那张桌子3吃着阿拉伯什锦饭，喝着薄荷茶，抽着水烟。

“可是现在，”胡妲继续愤怒地说道，“我光是站在父亲被抢走的房子前面，他们就威胁我说要报警；当年我父亲接获通知不久后，就被迫带着亲戚们搬离，半点赔偿都没有得到。”

“赔偿？你一定是在说笑。”一位年纪稍长的女士开口了。我们方才已去过这位女士当年的旧屋，如今定居美国的她一样未能获准入内。“我只不过是想看看我们后院种的橄榄树都不行。我们小时候很爱爬那棵树。橄榄树通常每年都得修剪，但我父亲从不动它，因为他说那棵树正努力向上爬。我还记得它长得很杂乱，有着巨大茂密的树冠与粗壮的树枝。”

那两个男子朝我们走来，我觉得我们最好赶快离开现场，但是胡妲想继续等在原地。她想等着看如果我们站在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她要求入内探视，对方又会做何反应。

“Sabah el Khair。”她用阿拉伯语向那两位男子道早安。从他们面无表情的脸看来，他们似乎认得且记得她。

接着她对他们说明这栋房子过去属于她父亲，若他们愿意让我们一行人至少隔着前门与窗户参观一下这栋房子，那就太好了。

“只要十五分钟就好。”胡妲恳求道，但是她的声音几乎藏不住轻蔑的语调。她真正想说的话应该是：“你们是哪根葱，敢坐在我家吃午餐？”

那两位男子就这样站在原地。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其中一位开口用英语与另外一位交谈，好让我们都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这个女人之前来过，还从建筑承包商那边偷走了地砖，也可能是她贿赂了他们。我把承包商开除，换了一批人，结果她又来偷，但这次新承包商没让她得逞。所以院子里那条小径有几处没办法铺成原来设计的棋盘花样。你看这里少了几块地砖，那边也是。”

他们没瞧我们一眼，也没对胡妲回应只言片语，就转身走回屋内。胡妲几乎藏不住愤怒。她似乎期待现任屋主会有些反应，她可能整个早上都在准备要如何辱骂他们，至少要跟他们大吵一架才行。突然她安静下来，所有团员也跟着一言不发。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胡妲真的想要跟他们硬碰硬吗？她是希望他们再度报警吗？是不是因为如此一来，至少她可以证明就算无法在法院赢得官司，仍然能在她父亲家门前掀起一阵混乱，证明她仍可在一群奉行安息日习俗的人获得平静满足之际撒下不满的种子？但那些戴着无边便帽的男子拒绝与她对话或对质，从某方面来说，这样的反应恰好击中了她的痛处。

当她终于整理好情绪时，用颤抖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多数人恐怕都无法想象，站在自己父亲家门前却再也无法进入是什么感觉。你没有卖掉它，也没有捐出去做公益，你只是莫名被告知得离开，就连午餐都还在炉子上来不及吃。你就这样离去，而且永远无法再回来。”

“我知道这种感觉。”乔伊边说边看着一棵开花的柠檬树，它芳香的树干往被墙围起的房屋3那栋曾属于胡妲家的房屋周围漫延。

“我们家也被迫迁出位于亚历山大港的房子。一九五六年之后所有犹太人都被迫离开埃及，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打包行李。我在那里出生，也在那里度过童年。当然也没有补偿。我甚至有好多年都被禁止前往亚历山大港，但我弟弟被葬在那里的家族墓园。他们也没问过我们，就把我们的房子变成孤儿院，不过那是我现在心中唯一的安慰，因为至少我们的房子是被拿来做善事的。”

“当你可以回亚历山大港时，你去看那栋房子3嗯，那家孤儿院了吗？”团里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妇人亲切地问道，听起来她情绪很激动。

“嗯，我去了，心里也确实好多了。当然，因为它现在是孤儿院，他们必须改变许多建筑结构，但至少心理上我觉得舒服多了，帮助我缓和了失落感。我从没梦想过会得到任何补偿。”她转向胡妲，但却说不出话来，最后她开口说道，“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

接着这一群承载着记忆、见证着阿以冲突近代史的活幽灵，离开了胡妲父亲的房子。巴士正等着载我们前往下一站：另一栋被巴勒斯坦难民“遗弃”，而现在被欧洲犹太移民占用的房子。

“犹太人两千年来从没忘记这里是他们的故乡，最后他们终于来了，并且从当时正当持有土地的居民手中夺回了土地。怎么会有人期望巴勒斯坦人能在短短六十年后就忘记自己失去了些什么呢？”里欧总是对亲朋好友们这么说。

4 “无宗教”条款

说起学校，这里没什么好选择，特别是对基兰这个年纪的孩子而言。最后我们选了圣公会国际学校（Angl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这是现阶段对他来说最显而易见的选择，我们认为以他在伦敦读小学的背景，在这所学校会比较容易融入。他抗拒学习希伯来语。他不解为何他父亲自己激烈反对以色列政策，却又坚持要他学习以色列的语言。只要我开口提议“你难道不想学你现在住的这片土地的语言吗”，他就会与我争论数小时不休。

“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说希伯来语。”

“但是你住在这里，你总得学着跟街上的人沟通！”

“有必要吗？反正这条街上每个人都说英语。”

“嗯，这个借口很糟糕，难怪英国人都不肯好好学第二语言。”

“我可以学法语。”

“法语在这里不管用。”

“以后总用得上。”

“但你现在住在这里。”

“那我学阿拉伯语。”

“希伯来语到底有什么问题？”

“它不实用。如果我以后想在阿拉伯地区旅行，阿拉伯语实用多了。你不是说我应该学一种实用的语言吗？”

“但如果你学希伯来语，你爸爸会很开心，因为这样一来你就能在犹太成年礼上读懂经文了。”

“我不想要什么成年礼，我又不是犹太人。”

“你是半个犹太人啊。”

“我才不是。犹太身份是从母方传承而来的，才没有什么半个犹太人这种说法。”

“但生理上你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啊。”

“妈妈！宗教又不会通过生物学遗传！反正就我所知，我不是犹太人。”

“别瞎说了！你不要一直给我找麻烦，像个青少年一样跟我唱反调。犹太教也是一种文化身份，所以你是半个犹太人没错。”

“就算这样，我还是没必要学希伯来语。”

只要谈起身份认同的话题，他的反应总是比我机智。他很早就声称，根据犹太律法，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从哪里学会用这般强硬的言语捍卫自己的立场的？想必有一部分是从他父亲身上学来的，除了他对希伯来语的态度以外。他见识过他父亲不厌其烦地在公交车、出租车与机场安检柜台测试以色列人的仇外情结；基兰常看见他父亲故意在以色列公交车上打开阿拉伯语报纸，好激怒那些自寻烦恼的乘客；他见过他父亲在周六夜晚趁那些旅居此地的犹太教徒聚集在我们房子隔壁的犹太教堂进行安息日结束后的仪式时，放送喧哗的阿拉伯音乐；每回我们开车行驶在路上，基兰总会听见他父亲怒气冲冲地叫嚷着3路牌上头往往没有阿拉伯语，就算偶尔标示了阿拉伯语，也会被喷上各式种族歧视的涂鸦。

关于多数以色列人对待阿拉伯语的态度，我其实无法真正反驳这个十一岁孩子的观察结果。这片土地上将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说阿拉伯语，不只是巴勒斯坦人，还有大部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也是如此，这些阿拉伯犹太人占以色列总犹太人口约达半数之多。但阿拉伯语不只在日常生活中缺席，甚至连像“Galgalatz”这样的流行乐广播电台都甚少听见阿拉伯音乐。

里欧觉得这样孤立阿拉伯语的态度令人哀伤，因为其实在伊拉克犹太人家里，更常听见的是来自埃及的阿拉伯乐天后乌姆·库勒苏姆的歌曲，而非希伯来语流行乐。当坚贞的犹太教徒把阿拉伯语从路牌上抹去，同时也抹去了一大段自己的历史3犹太人的中东史。生于十二世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区的迈蒙尼德是史上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之一，他的多数作品正是以阿拉伯语出版。以色列几乎是以举国之力，近乎偏执地想将阿拉伯语抹除得一干二净，就连后天皈依的犹太教徒对此也同样狂热。就像巴基斯坦的教科书，故意略而不提印度两大史诗作品《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这么做是在改写历史，以除去印度文化对其人民的影响。打开以色列的电台，听不见阿拉伯音乐，反倒是英语流行乐以压倒性优势充斥于无线电波之中，这一切一再显示出，即使欧洲犹太复国主义已于六十年前获得胜利，创建了以色列，但至今以色列仍深陷迷思之中。尽管现实世界里，它的地理位置在中东，但它有一颗不规律跳动的欧洲心。

尽管基兰百般不愿，里欧与我还是决定他应该继续学习希伯来语作为第二语言。他对希伯来语的抗拒始终令我感到困扰。经过为期一年、每周三小时的希伯来语课程之后，他仍无法说出像“我饿了”之类简单的句子。玛亚却成了完美的“以色列”儿童，说着一口完美的德系犹太腔，算是弥补了她哥哥对希伯来语缺少的热情。

尽管里欧坚持让孩子们学习希伯来语，但并无意把女儿养育成以色列人。我们选择送她到耶路撒冷唯一的一所兼容阿拉伯人、以色列人的幼儿园。这家和平幼儿园位于西耶路撒冷优雅的基督教青年会综合大楼一楼。这栋有着状似阳具的钟塔的建筑位于高级的大卫王街，是耶路撒冷的地标之一，许多协助巴以小区互动交流的机构皆设于其中。然而无论这里怎么开放，终究有其局限，毕竟这里由以色列人管理，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才是。果不其然，当我填写幼儿园入学表格时就碰上了麻烦，上头有一格要求填入申请人的宗教信仰，而我一如过去填写各种申请表格的做法，在该处留白。

“你得填你家的宗教信仰。”

“我们家没有信仰特定的宗教。”

“可是你总得写点什么。我们招收新生有固定名额，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各半。”

“那这两种之外的人该怎么办？”

“你还是得写点东西，她父亲信仰什么宗教？”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真的不想毁了我女儿进入这家非常特别的幼儿园就读的机会。此外，里欧的确对他的宗教相当虔诚，因此若说他没有信仰，那就是在撒谎。

“犹太教。”

“你呢？”

“我没有。”

“你生下来是什么宗教？”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生下来就有宗教信仰的。”

“我是说你父母信什么教。”

“一言难尽。”

这位负责入学申请的秘书显然被我神秘兮兮的回答惹火了。但没过多久，她开口说道：“好吧，我就把你女儿分到犹太区。因为你说你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也没有‘无宗教信仰’这个选项，所以她应该算是犹太人。”

“我想你说得没错。”

我内心蠢蠢欲动，想说出玛亚的外祖父信奉伊斯兰教，而她的母系祖先则信奉印度教。但这样说未免过于鲁莽，可能会害我女儿被学校视为家庭历史混乱的学生。所以为了她，也为了配合这家幼儿园的配额制度，我被迫有了一个纯犹太女儿，但她身上留着一半“无宗教信仰”的血液。如果犹太身份可借由母方传承，那么我不禁要想，“无宗教信仰”这项特质是否也能传承给下一代呢？

这家标榜“和平”的幼儿园，却很快就唤起了玛亚对于阿以冲突的强烈兴趣。有一天当我们在吃早餐时，她说：“妈妈，你在伦敦BBC工作时，在电台里谈过黎巴嫩吗？”

“有啊。那时候发生了一场战争，我们节目几乎每天都会谈论它。你对黎巴嫩知道多少？”

“我知道黎巴嫩跟以色列打过仗。”

我听了有些惊讶。“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追问道。

“我就是知道，有人跟我说的……”

“谁告诉你的？”

“我想应该是爸爸跟我说过。”

“爸爸说了什么？”

“他说，以前发生过战争，就是有一次我们去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19]，你不想跟我们去的那一次。爸爸开车带我们去一个叫作黎巴嫩边界的地方，军人不让我们在那边待很久，爸爸还跟他们吵架。”

“爸爸还跟你说了什么？”

“黎巴嫩有阿拉伯人吗？”

“他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我重复问道。我觉得好奇，但看着她大谈战争又令我忧心忡忡。然而她没理会我的问题，只是自顾自地说：“妈妈，你没跟我说黎巴嫩人是不是阿拉伯人。”

“是，他们是。”我心不在焉地回答她。

“就跟‘巴勒斯坦坦人’一样吗？”

“没错。”我再度注意到那多出来的“坦”字，我女儿每次念“巴勒斯坦人”都会自动多加一个“坦”字，我觉得听起来很可爱。“坦坦人，谈谈人”，我不自觉碎念起文字游戏，直到她说了一句话把我拉回现实：“以色列人比阿拉伯人强。”

“到底是……”我对她吼叫，“听好，到底是谁跟你说这些的？”

“我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吉莉说的。”她看着我，对我突如其来的愤怒感到不解。

“我以为拉雅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吉莉是我最好的犹太朋友，拉雅是我最好的阿拉伯朋友。”她用希伯来语说，“你知道吗，以色列独立纪念日那天，拉雅没来学校。我的老师艾瑞尔拉说：“Hayom ze Hayom bishvil ha Yehudim, lo bishvil ha Muslemim. ”我女儿的幼儿园老师说的那句希伯来语意思是：“独立日是犹太人的节日，不是穆斯林的。”

我经常在想，一所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共存的双语“和平”学校会如何处理像以色列独立日这样的日子，它是纪念一九四八年犹太人建国的日子，在巴勒斯坦人眼里，这一天被视为“灾难日”，有超过七十万名巴勒斯坦人迁离，或者该说是逃离家园，就此成为难民。基督教青年会幼儿园同时接受支持自由主义的犹太人与思想开明的巴勒斯坦人（至少开明到能接受在这所学校里与犹太人来往）入学，是家声名显赫、政治方向正确的教育机构，却显然没能妥善处理独立日这个问题。导致碰上这样的节日，就算是开明的阿拉伯人也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直到节庆结束。看着我女儿以宗教替她的朋友们分类，我不禁担忧起她对于宗教差异的理解是否有所偏差。

我试着回想在孟加拉国的学校情况是怎样的。我还记得某些同学的名字，班尼、图夏尔、莱拉、毕席、艾沙、卡蜜莉亚……这些人在我眼里从未被标上任何宗教身份。如今这些名字被刻在一只彩蝶半透明的双翅上，从我眼前振翅而过，却唤起了许多有关宗教身份的回忆：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徒。身为孩童，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杜尔迦节[20]、开斋节[21]、佛诞节[22]、拉姆赞（斋月）、圣诞节这些来自不同宗教的节日，都是我们生命与文化的一部分，会令我们更为了解日常生活里各种丰富的传统习俗。

然而，我很好奇我女儿对巴以政治形势有何认知，于是进一步探问。我问她：“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人？你是站在以色列还是阿拉伯那一边？”

“你跟我说啊。”

“不要，由你来告诉我。”

“我爸爸是犹太人，所以我应该要站在以色列人那边，对吗？我觉得以色列比较强。”

“但是你爸爸也会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我觉得他恐怕不会同意你这样想。”

“但是在学校我都说希伯来语。就连我的巴勒斯坦坦朋友拉雅，她希伯来语说得都比阿拉伯语好。”

希伯来语作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兼占领者使用的语言，很快就会取得优势。而玛亚回家时，会一边挥舞着以色列国旗，一边唱着街头流传的激进的爱国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我的以色列大地，

美丽盛开，

谁建造的？谁赐予的？

是我们齐心协力。

我在以色列大地建造我的家。

我们拥有土地，

我们拥有一栋房，

我们有一棵树、一条路、一座桥，

就在这片以色列大地。

这种国家主义式的民族自尊是如此单纯，单纯到多数以色列儿童都能感同身受，起先我还觉得挺有趣的，因此没阻止玛亚继续用蓝白色的以色列国旗装饰我们的房子，也没阻止她在我们惊恐的联合国宾客面前唱着歌颂以色列土地荣耀的爱国歌曲。里欧向来大力主张犹太人应至少为夺走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向他们致歉，同时他也认为巴以冲突唯有通过推广一国方案（one-state solution）[23]才能解决，因此在把以色列视为占领势力的国际组织代表面前，里欧认为玛亚的行为令他难堪。

我们多数旅居此地的朋友皆来自联合国、各种援助机构或西方媒体，他们不学希伯来语，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占领者的语言，但也有些人是因为觉得学了也派不上用场。然而和平阵营的新人们总会急着去东耶路撒冷各个语言学校报名学习阿拉伯语口语。相比之下，除了少数记者以外，没有人踏入“Ulpan”一步。所谓“Ulpan”，是专为新犹太移民设计的希伯来语课程密集班学校，只要在那里上半年课，理应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流畅使用希伯来语。

学习希伯来语是种政治观念不正确的行为。我们许多记者朋友在西耶路撒冷待了四年之后，仍然连用希伯来语要杯水或买份报纸都办不到，他们认为抵制学习希伯来语能带来一种莫名的骄傲，同时也代表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些国际组织成员甚少与当地原生以色列人互动。他们多数住在阿拉伯人居住的东耶路撒冷，许多人不大情愿或甚至拒绝前往位于犹太人占据的西耶路撒冷的餐厅。不过，某些较年轻的成员有时会反叛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借由他们停靠在外的车辆的白色车牌，就能看出哪几家酒吧是联合国或欧盟的最爱。国际组织的成员可以随意停车，甚至连人行道都可以。凡是负责和平谈判、粮食分发、难民遣返等任务的成员都能享此特权，借以答谢他们的辛劳。但看见WFP（世界粮食计划署）或ICRC（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车辆停在西耶路撒冷的酒吧、餐厅、夜店外头的人行道上挡住通路，还是会令人眉头一皱。你可以看见这些车主一边啜饮着玛格丽塔鸡尾酒，一边讨论组织内部最新形势，不过最热门的话题当然还是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酒吧与餐厅里所洋溢的舒适感与欧洲氛围，让这些驻外人员有回家的感觉。许多人发现在此能暂时免于谈论巴以冲突，使得这些住在“阿拉伯”区的驻外人员暂且逃离该区过度政治化所带来的压力。这些致力于人道援助与解决巴以冲突的机构，平日实地考察的地区就在距离市中心酒吧与俱乐部仅仅几百米之处，从阿拉伯人占据的东耶路撒冷一路延伸到约旦河西岸。每当看见这些“西方人”冷静地坐在酒吧椅凳上，倒着以色列品牌“Maccabee”啤酒或烈酒，一坐就坐到深夜，我都能察觉且理解他们心中的绝望。从某方面来说，他们从事的是项没人感谢的任务，最终成果将不会被清楚地看见，也没有人会有深刻的感觉。过去这些年来，和平协商始终僵持在是该追求有正义的和平抑或缺乏正义的和平。毕竟这场冲突起因于两方民族争夺同一片土地，能让双方满意又符合正义的解决方案根本不存在。过去六十年来，许多局外人签了两年或四年的合约来此地工作，等到期满离开之际也未能完成当初的任务，因为这些国际组织3或者根据那些犬儒派学者的说法，那叫作和平工业3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工作总无法持续。每当一个项目接近尾声之际，另一场暴动或动荡就会跟着爆发。要不就是在一场筹备数月甚至数年、前景看好的双边对谈即将展开之际，一辆巴士就在西耶路撒冷爆炸，于是国际调停会被暂缓，好让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

而正是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境内人民施以各种形式的报复，让希伯来语对国际组织成员来说毫无吸引力，在他们心中，希伯来语成了压迫的同义词。我可以理解这个观点。过去我从未碰到过像这样，访客拒绝学习当地语言以表达“政治正确”的状况。

我过去几度尝试学习阿拉伯语。而当我学习被称为“Fus-ha”的现代古典阿拉伯语时，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印度语言皆从阿拉伯语中借用了大量词汇。虽然我可以轻易从北印度的语言与文化中认出许多阿拉伯词汇、措辞与烹饪传统，但我发现阿拉伯语是种学起来极度困难的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中“h”和“gh”两种发音实在难以掌握，再加上我们造访的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方言，而且差异极大，这使人非常容易混淆，让我紧张到不敢在巴勒斯坦练习我在摩洛哥所学的阿拉伯语。甚至连数字和一些简单的词组，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说法。在学习超过六个月的巴勒斯坦方言之后，虽然要开口交谈仍显勉强，但我已能读懂不少词汇，我想这主要得归功于我习惯在阿拉伯语之中寻找其与印地语以及乌尔都语的联系。

当我们刚搬来耶路撒冷时，我觉得喜欢希伯来语胜于阿拉伯语并没有什么不妥。对我来说，希伯来语听来很熟悉，因为自从我认识里欧之后，每周五晚上用餐前都会听见安息日祷告。我们决定住在西耶路撒冷这个说希伯来语的地区，而不是说阿拉伯语的东耶路撒冷；既然我们要去中东唯一一个除了阿拉伯语以外，还讲另一种闪语族[24]语言的国家，我们就想要试试看。再加上因为我那犹太丈夫以及我们的半犹太子女的关系，我感觉自己与以色列有某种联系，我很好奇犹太国是如何以欧洲价值立国，而这种作风又该如何在中东运作。许多简单的事情都令我好奇不已，例如总是身穿黑外套、头戴黑帽的东欧正统派犹太教徒该如何面对炎热的沙漠，又或者鹰嘴豆泥这道经典的阿拉伯开胃菜怎么会被德系犹太人当成“以色列食物”，进而成为他们的家常料理。此外，看见一种已死去近两千年的语言再度复活，并且进一步成为这个新国家文学、科学、诗歌以及天文学的主要承载工具，也相当有趣。我常好奇如果梵语再度流通会是什么状况，要如何用梵语来描述一台电脑、一支温度计以及一个插座？我在希伯来语密集班里，惊讶地学到这三个词语都可以用《圣经》中的希伯来语表达（“计算机”被翻译成“makhshev”，意思是“思考机器”）。这种语言的创造力和进化力令我着迷不已。这种语言于当代以口语流通的历史还未足百年，就已有人以此语言创作出优秀的小说作品，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条约、歌曲、诗歌，甚至黄色书刊。

但有一天我儿子从学校回家，严重打击了我对希伯来语的热情。他对我说：“妈妈，我听说爸爸在帮我找希伯来语密集班学校，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距离你的成年礼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想你应该要办一场成年礼。虽然你现在可能不喜欢，但等你大一点之后，回想起来你可能会懂得欣赏这种文化体验。”

“不要，我才不会欣赏。不要让我在朋友面前丢脸。爸爸自己都不想要他朋友或同事知道他是犹太人，为什么我就例外？我学校的好朋友都是巴勒斯坦人，我要是学希伯来语，他们会以为我站在以色列那一边。他们已经发现我有个犹太家庭，情况已经够糟了。”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我问他，我心里有些担忧儿子抗拒自己的出身。我理解里欧为何在公开场合总避免泄露自己的犹太身份，因为他觉得无论是之前担任中东记者，还是目前在以色列占领区担任巴以冲突调停者，他的犹太身份都会让他失去公信力。

尽管我明白他的苦衷，但我有些沮丧，因为这让我跟孩子们陷入窘境。我对里欧与孩子们的犹太家系向来觉得兴奋，我喜欢向耶路撒冷熟识的友人们说，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因为我的家庭与这座城市有所联系。

看着基兰为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尴尬，我有些难过。他所持的原因与他父亲的多少有些雷同，他害怕他的阿拉伯朋友一旦发现他跟犹太教的关联，不知会如何揣想他对巴以冲突的立场。

“你知道，在计算机教室里我们本来只是闹着玩……”基兰继续说着，而我还在思考这整个情况有多荒谬。虽然我能理解里欧为何需要隐藏犹太身份，也能理解基兰何以步他父亲后尘，但心中仍有一部分认为，以此态度对待阿拉伯人不免有些偏执。根据我的经验，多数阿拉伯人虽可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他们很少反犹太人。

“那么……”我问基兰，“你同学是怎么发现你的犹太身份的？”

“他们‘Google’我，结果我的中间名阿奇瓦[25]出现在一份族谱里，想象一下那有多丢脸。”

“什么族谱？”

“你的名字也在里面。那是一份犹太族谱，显然我的祖先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立陶宛（Lithuania）移民此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不发一语，试着想象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跟他的巴勒斯坦朋友们分享这些讯息时，内心是何感受。

“现在他们全都知道我的中间名，他们开始在学校嘲笑我，叫我阿奇瓦。”

“你最好的朋友耶申也跟着笑你吗？”

“没有，不包括耶申。但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他可能不会按照计划跟我一起去英国找爷爷奶奶过暑假了。”

“我相信他会的。巴尔古提家想法很开明的，他们可能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是不会反犹太人。”

巴尔古提家族成员包括极富魅力的巴勒斯坦领袖兼政治活动家马尔万·巴尔古提，他被以色列法庭指控谋杀平民，判了五个无期徒刑，现正在服刑中。他是耶申的远房伯父。依据传统，巴尔古提家族属于巴勒斯坦高级知识分子。耶申的父母分别在英、法求学，如今他们把孩子送进圣公会国际学校，这里的学费跟任何一家英国公立学校一样高昂。他们住在东耶路撒冷的豪宅里。各国高官与巴勒斯坦部会首长都会定期参与他们举办的社交宴会，宴会上主人会亲自招待宾客享用美酒与美味的小点心。里欧对于他们的儿子要跟我们一起去英国过暑假，感到非常兴奋。

“但是，妈妈，我的祖先是这个国家第一批移民过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至少网络上的族谱是这样说的。他们把巴勒斯坦从耶申手中夺走了！”我心烦意乱的儿子如此说。

5 太多幸福

前几个月就在一阵混乱中匆匆过去。我试着在这座被隔离的城市中重新定义自己，情绪在一阵阵狂喜间跳转。身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我们定期受邀出席各种旅居者举办的派对与聚会，但我总尽量避免出席。旅居约旦的那一年里，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难以与约旦人为友，因为他们经常对我语带轻蔑，把我当作成千上万个服侍当地与外国富人的南亚女仆之一。我曾试图往欧洲社交圈寻求慰藉，但他们也令我难过，因为他们同样排外，与世隔绝的俱乐部就是他们“安全的”避风港，里头有游泳池与游乐场3只开放给他们自己的孩子使用。

里欧因为工作需要，时常得跟耶路撒冷的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与外交官交涉。我们被邀请参加各单位举办的派对，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挪威难民理事会、国际危机组织、英国文化协会，一直到其他上百个致力于维护和平、危机处理、难民关照任务的机构组织。但我更喜欢把时间拿来与里欧的表姐夫妇米哈尔与雅可夫相处，他们是住在西耶路撒冷的虔诚犹太教徒。

我熟识许多旅居此地的人，但我觉得他们多数与我不同。里欧的曾曾祖父母是当年第一批移民此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一，通过这层关系，我与这片土地也有了实际的联系。看着里欧虔诚的表姐夫妇诵读安息日祷文，我对犹太教仪式感到相当好奇。这对夫妇在客厅挂了一幅耶路撒冷知名画家所绘制的哭墙画作，但画面里少了一个重要元素，那就是圆顶清真寺[26]不见了！

里欧的表姐夫妇非常重视隐私，他们仍笃信传统且反动的犹太复国主义。米哈尔是里欧的表姐，他们的外曾祖父似乎是欧洲犹太人或来自德系犹太人家族。米哈尔出身自一个不信教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家庭，却嫁给一位来自也门的虔诚“阿拉伯犹太人”，这个举动等于公然挑衅了她父母以及当时整个德系犹太体制。雅可夫的世界观令我着迷不已，我从未见过像他如此诚实、观念如此政治不正确的人。他自称阿拉伯犹太人，光这一点就让在以色列“上流社会”占有主导地位的德系犹太体系，甚至连他妻子都非常不满（此刻米哈尔已因为癌症离开我们，但我想其实她心底还是喜爱她也门丈夫各种古怪的观点，所以才会甘愿惹恼她不信教的德系犹太父母，成为一位虔诚的教徒）。雅可夫与他母亲说的是阿拉伯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母亲年纪轻轻就带着两个孩子从也门移民以色列，她去的犹太教堂所有仪式至今仍以带着浓浓阿拉伯口音的希伯来语进行，一切与千年前的也门无异。

对我来说，把周末拿来陪伴雅可夫与米哈尔，比听那些旅居人士讨论中东政治更有吸引力。这些水土不服的欧洲人总把中东和平挂在嘴边好满足自尊，这些人认为自己对促进中东和平有所贡献，他们会不自觉地自我欺骗，或甚至深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参与让这个地区有所改变。身为记者，我理当一同加入这一团混乱之中。但我没有，我实在不爱这一切。

我没有如我身边外国人期望的那般公然批评以色列。这个新国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宣称主权，捍卫着连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抱负，这一点让我极度感兴趣。我也对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感到好奇。

也许当时我是想试着融入西耶路撒冷当地人，才没有在一开始就加入旅居者与激进以色列人的行列，公开谴责以色列的西岸地区政策。

我在耶路撒冷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是欧莉，她是位西班牙裔美国犹太移民，她不信教，但却是激进且充满决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谓“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用来形容像她这样的人，她跟那些相信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27]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同，她认为以色列国领土应该从地中海沿岸一路拓展到约旦河，这片土地是给犹太人的，只有犹太人能独享。她跟里欧从认识第一天起就不对盘，但我很庆幸能认识欧莉，她跟我的孩子们也成了朋友。我们一家人在艾梅克勒方街这栋空荡荡的大房子展开新生活之后，当寂寞第一次来袭之际，是她拯救了我。

我彻底被欧莉迷倒，她会用法语写诗，用西班牙语做梦，用英语与希伯来语进行日常对话。她身材丰满，双腿修长，短裙之下的结实双腿泛着古铜色泽。她四十岁，而且单身。

从某方面来说，她的形象正是我当年对自己的想象。虽然我年纪比她小，但我想跟她一样，感觉如此“年轻”；我也想跟她一样，拥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我还想学她穿着迷你裙炫耀一双长腿，但在耶路撒冷我永远没胆量穿上。此外，我也羡慕她单身。单身？好吧，也许没有。我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羡慕她这一点，因为我实在太喜爱那种充满“男人味”的拥抱，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在短篇小说《太多幸福》里，曾如此形容男人的拥抱：“要是他们爱你，感觉当然更加美好，但就算他们只是为了保护你，而把拥抱当成一项古老而高贵的协议、一项非履行不可的义务，这样的拥抱虽缺乏热情，却也同样能抚慰人心。”

我不确定里欧是否曾觉得他用拥抱保护过我，但我爱他的拥抱。他双臂强壮，那是中产阶级家庭用牛奶与肉食喂养出来的，不像我儿时在孟加拉国肉类摄取不足，因此四肢缺乏肌肉，有如绳线般瘦弱。他常说他担心若是太用力把我拉进怀中，会把我的腰给折断。

对于接受传统英国教育的他而言，或许也把拥抱视为一项非履行不可的义务、一项古老而高贵的协定。即便如此，他的拥抱也总是能为我带来抚慰。

所以就单身这件事而言，我并不羡慕欧莉。

里欧说我是爱上她了，说我终于实现潜藏的同性恋幻想了。他认为，我每天都期盼见到欧莉，怎么可能对她没有丝毫爱情上的幻想。

但不管里欧怎么说，我还是一样爱她。孩子们也渴望见到她。对他们来说，她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阿姨，他们喜欢有她作陪。特别是基兰，他当时在家很少有机会吃肉，因为我自己多数时候吃素（但吃鱼），里欧也出于政治立场而吃素，因此，基兰总会狼吞虎咽吃下她带来的鳀鱼汉堡与淡菜佐培根，并且仰慕她有如彼得·潘一般不老的生活方式。

欧莉住在西耶路撒冷与我们同区的一栋德国“圣殿骑士”留下的房子里，屋外有座杂乱的花园环绕。“以色列政府给了德国‘圣殿骑士’合理补偿。”她某天如此说道，当时我对于遣返难民这个错综复杂的议题还不甚了解。我只能在心中揣想她何出此言。再者，我当时也不愿以她的政治观点或价值观来评断她。按照欧莉的说法，这栋房子本属于德国“圣殿骑士”，他们逃离德国的迫害，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区，但随着以色列建国，他们跟巴勒斯坦人同样沦为难民。欧莉说，就算像里欧这样政治神经敏感的人，也会认同住在这栋房子里没什么不对，因为以色列政府后来为了回报德国政府，对大屠杀受难者与幸存者提供高额补偿，也补偿了“圣殿骑士”。既然以色列政府已经补偿了原屋主的损失，那么住在这栋被以色列掠夺而后弃置的“圣殿骑士”的房子里就不算什么问题。真是如此吗？那强迫屋主迁离的行为又算什么呢？话虽如此，我却暂时不打算提出这个问题。

我很庆幸在搬来耶路撒冷没多久，欧莉就出现在我与孩子们的生活中。我真不知道要是没有她，我该如何是好。我该如何处理这么多失落与期待？我们又该如何顺利度过长达数年的新生活适应期而不至人仰马翻呢？

几年后离开人世的里欧表姐米哈尔，对当时急于融入当地社会的我们来说，也是一大帮助。我不想漫无目的、永无止境地随波逐流，靠着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们的好意过活。这些非政府组织可说是这里的地下政府，几乎控制了这座城市里的国际组织，他们要负责管理巴勒斯坦难民学校、运送食物到加沙走廊的援助货车、难民营，还有其他困在以色列占领区内的巴勒斯坦人。总之，这些单位已经够忙了，我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

“那些工作应该是占领势力的责任，好比说，以色列政府。”欧莉会这么说，提供我另一种思考角度，“如果这些组织停止介入这些事务，以色列就得按照国际法规，照顾这些难民和占领区内的巴勒斯坦人。嗯，就像他们那句阿拉伯语‘Ahlan wa sahlan’，即‘欢迎来我家’。我们一直对联合国以及其他援助组织表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减轻本该由以色列承担的责任！这些国际组织担起遣送难民的工作，又负责照顾占领区居民，反而让以色列无法尽责。”

我后来很快就体会到，国际组织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欧莉说得没错。然而在当时，甚至是接下来的好几年，我都觉得她的评论不是冲着我而来。我并不是国际组织的一分子。我属于这片土地，我的孩子们也是。

然而基兰始终抗拒这份归属。“他们把巴勒斯坦从耶申手上抢走了。”

基兰的话常让我躺在床上时陷入沉思。我对里欧说，基兰不想让他的朋友知道他是半个犹太人，里欧觉得这很有趣，他还以此对基兰开玩笑说道：“我听说他们叫你阿奇瓦，这是个很棒的犹太名字，某个有名的犹太祭司就叫这名字。”接着场面会严肃起来，基兰会跑回房间，用力甩上房门，以此回应他人再次提起他深恶痛绝的犹太名。

某天晚上，我在宽敞的客厅摊开一张我们从耶路撒冷旧城区买来的中国制小羊皮，铺在美丽的瓷砖地板上，我跟里欧拿着两杯葡萄酒坐在上头。我情绪有些波动，因为过去几周来，我们罕有机会摆脱那些和平团友人而享受愉悦的独处夜晚。我不禁有点紧张。

我声音颤抖、小心翼翼地问他：“嗯，跟我聊聊你的祖先吧。没想到我以前竟然没问过，是基兰才让我想起这件事。”

“我之所以把我的小小心力奉献给中东和平，背后其实有个不大快乐的原因。”里欧边说边往我们这栋阿拉伯房子的拱窗望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外曾曾祖父是第一个犹太殖民区的创办人，他从附近的巴勒斯坦村庄偷了几头牛，结果点燃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第一道战火。如今我只能徒劳地期待自己可以对巴以和平有一些小小的贡献。”

我很震惊。我认识他十五年了，但对某些事情仍是一无所知。他致力促成巴以和平这个决定不但塑形了我的现在，更可能会继续主宰我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怎么会现在才告诉我背后竟藏着这么一段故事？当我们坐在这家徒四壁的房间地板上，我凝视着希伯伦地砖上抽象的叶子与花朵图纹，里欧继续说起更惊人的家庭秘密。原来他的外曾曾祖父不只被控偷窃数量不明的巴勒斯坦牛，同时也被控将一位巴勒斯坦村民丢进井里。“好像就是牛主人。”里欧补充道，语气带着一丝古怪的幽默感。

他向来有如谜一般神秘难解，他抱持左翼政治思想却又笃信犹太教，还蛮横地要求家中半维持犹太传统，这一切让他在我眼中始终像个新情人，从未感到厌倦。在一起度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仍感觉自己几乎不认识他。此时中东暮色突然一沉，屋外花园与室内都暗了下来，昏暗中地砖仿若成了逝者凝结的证词，我开始理解为何他不想住在“阿拉伯房屋”里。尽管他常拿他传奇般的犹太复国祖先说笑，但其实心底背负着巨大的罪恶感。他认为如今巴勒斯坦难民流亡，他也得负上一份责任。“后来那位外曾曾祖父逃到英国躲避法院传唤。一百二十年后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为他被控犯下的罪行赎罪。”里欧只是多少想为了公平正义尽一份力。

他又笑了。我宁愿他别笑。像这样的时刻，我实在难以容忍他的自我解嘲，我宁愿与他来一场正常、合理、成熟的对话。我想对他表示支持，我准备好要对他说，如果住在前任屋主是巴勒斯坦难民的阿拉伯房屋里对他而言是如此困扰，那么我很乐意搬家。我知道当时我们在耶路撒冷开启人生新页，他是为了让我开心才同意我选的这栋房子，此举也是为了感谢我在历经一团混乱的约旦生活之后，这么快又再度放弃伦敦的工作与生活，随着他来到中东。

然而对里欧的同理心总无法维持太久。当他深爱的人真心想替他做些什么时，他总习惯拒绝或佯装没注意到，这似乎是他的天性。当时我们身处阴暗的房里，我紧靠在他身旁，正打算提议搬离这栋房子，搬去某个不曾亵渎巴勒斯坦历史、不会带来罪恶感的地方，但他接了一通听起来像是某位外交官打来的电话，对方想针对以色列即将撤退加沙走廊一事咨询他的意见。他匆忙离开房间，独留我在阴暗暮色中，麻木不仁地忽视我内心抚慰他的渴望。几分钟后我听见前门关上，他出门去附近的咖啡店与那位外交官碰面。街灯亮起，窗开着，华丽铁窗的长影映照在地砖上。很可能有许多鬼魂此刻正嘲笑着我无能为力的沮丧，笑我又错过一次与里欧交心的机会，笑我的爱人如今与我已走上两条平行小径，鲜有交会。

“胡说八道！”当晚孩子们就寝后，我请欧莉来这栋寂寞的房子陪我，她如此说道，“你别因为你先生的一番话，就觉得这么棒的一栋房子闹鬼！你很了解你先生，他只不过是个痛恨自我的犹太人！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些难民有多渴望回来，但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在未来几百年里，这只会是一场梦。不只会有相关议题的诗作出现，甚至这整个地区的文学与艺术都会以巴勒斯坦政权转换和流亡为题材而蓬勃发展。那是好事。但如果真要让他们回来，可能会引发又一场战争。毕竟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人一起生活，这里只是世界地图上的小小一点罢了。”

简单来说，欧莉认为这些被迫迁离的难民放下仇恨之后，可以把离开家园的那段记忆当成写诗的灵感，就像过去几百年来，犹太人在祈祷里、在梦或艺术里，始终渴望最终能回归耶路撒冷。

清澈的耶路撒冷夜空下，我们坐在露台上喝了一瓶葡萄酒，我不禁暗自向自己承认欧莉没能说服我。虽然几杯酒下肚后3顺带一提，这瓶酒并非产自以色列占领区内的任一犹太定居点3我激动的思绪已不若先前那般棱角锋利，但我仍觉得欧莉不过是在玩弄这些想法，她自己都不信她说的这一套。突然间我领悟到，她之所以发表这么荒谬的论点，只是因为她希望我把它转述给里欧听。她想羞辱他，羞辱他自我憎恶的犹太性格。

显然我的推测没错。“真是一堆殖民主义的胡扯！”第二天早餐桌上，里欧怒气冲冲地一边替玛亚的吐司涂上酵母酱一边说道，“她哪里了解难民的痛苦？她是入侵者，是来自美国的局外人，她甚至不信教，但她觉得自己比这片土地的合法居民更有权待在这里，这些居民可是被二十世纪最荒谬的殖民事业给踢出这片土地的！

“她有什么目的？”里欧问道，“她干吗故意要让你跟我闹翻？”

“现在是怎样？你哪来的这种想法？欧莉对我们，对我、对孩子们一直都很好。是她填补了你飘忽不定的工作安排留下的空缺。”

“又来了，又是老调重弹。不管我做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开心，你现在还没发现吗？我已经努力十五年了。”

“你有吗？”

“有，我努力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我从来不曾故意要让你不开心。”

“但你也从来没有努力要让我开心啊。你总是全心投入你自私的任务之类的。”

“你也不是特蕾莎修女。”

“事实上，我曾经是。我放下了一切曾对我非常重要的东西，好让你能在这血腥的地区追求你的梦。但你贪得无厌。你还想控制我的朋友，控制我该见谁、不该见谁。”

“你喜欢去见讨厌我的人，天知道你想干吗，那是你的乐趣吗？还是你的复仇？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你，但你就是会受伤。你一心执着地想要受伤，想扮演受害者。你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靠着庆祝受难而茁壮。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过不快乐的人生，我想不到还能怎么做才能让你开心！”

“你当然想不到，因为你毫不在意你最亲近的家人有什么需求，你忙着拯救世界。你根本没有花时间陪家人，你有什么好在意的？”

“你根本是偏执狂。你让我忍不住想逃离这一切。你就不能暂停一周，别对我歇斯底里地鬼吼吗？我的重点是，你的新朋友出现在我们家让我不舒服。你所谓的朋友却想尽办法要拆散我们，在我们之间制造摩擦。她表现出一种你的一切全归她所有的态度，好像你和孩子们全归她管。而且你也跟着加入这场游戏，你利用别人来向我表达出你并不需要我。没错，我是没办法做到一听到你按铃就到。我有工作要做，而且现在是这个国家的关键时刻。”

“这个国家”，他绝对不会说“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只能继续住在这个国家，没有脸孔，没有名字，一如抽象的天神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自愿搬到“这个国家”居住，直到商议出和平的边界为止，又或者一如里欧倡议的一国方案，我们将长居直到废除所有边界，直到我们都成为传说中“一国”的一分子。然而这“一国”将以何为名？我们现在不需要讨论这个，里欧会这么说：“我很乐意住在巴勒斯坦，只要它能赋予所有宗教平等的权利与正义。”

我总是屈服，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住在这个国家。当我停薪留职期满，BBC要我回去上班，我告诉老板我不回去了。他们问我是否想再留职一年，让我有时间考虑清楚。但其实我早已下定决心了。我选择献身命运的祭坛，那是我们共同的命运，也是由里欧设计的命运，而他致力打破这个国家双国并存迷思的这份信念将牵动着我们的命运。

尽管欧莉显然与我丈夫不合，但我不会因此不见欧莉。我一周至少会跟她碰面三次，有时带着孩子一起，但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们两人。我们会去耶路撒冷最有名的马哈耐·耶胡达市场采买生鲜食品，替她精心筹划的餐宴准备食材。她介绍我认识市场里渔获最新鲜的鱼贩。她会拿“免费”的吴郭鱼头来炖汤当作淡菜汤的汤底。在这个犹太市场里，我们会溜到柜台后方偷偷摸摸选购淡菜和虾，并用三层塑料袋封住，以免被人看见或气味蹿出。我们会在她“圣殿骑士”房子里的厨房打开层层包裹，一想到我们在这座虔诚的城市里干了被禁止的勾当，就笑得跟个孩子似的。[28]

欧莉还介绍我认识了市场内一位伊拉克犹太人咖啡店老板，他带我认识了整个阿拉伯犹太人的世界，原来在这些犹太人中，许多人仍梦想着要回到他们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或也门的“家乡”。这个世界让我有回家的感觉，且让我想起孟加拉国乡村的童年时光，这不仅带给我无比的快乐，也让我开始自我探索。为此我永远亏欠欧莉，因为她不经意地带我踏上一趟旅程，引领我通往生命中某个我本以为早被伤痛回忆掩埋的章节，那是我有记忆以来就不断想逃离的回忆。自从离开夹在两个孟加拉国之间的故乡村庄之后，我在耶路撒冷终于又回想起那段明亮纯净的童年岁月，我不知道原来这些回忆还留存在我体内，藏在一层又一层破碎的纯真里。

6 也门的葫芦巴酱

“这是葫芦巴酱。”柜台后方的男子从一个大塑料桶内舀了一匙黄色、黏稠的糊状物，放在我鼻子面前。

它闻起来酸酸的，还有一股辛辣的香菜味。

“以前在也门，这玩意儿就等于现在的鹰嘴豆泥，算是也门的万用蘸酱，从面包到肉类都可以拿来蘸着吃。好吧，不只是以前，现在以色列这里也还是一样流行，而且不限于也门小区。葫芦巴酱已经成功被纳入以色列料理之一了。”

我心想不只葫芦巴酱，还有其他许多奇奇怪怪的食物都被划入以色列料理的范畴，好比波兰鱼饼、鲱鱼冻、日本寿司，当然还有各种阿拉伯料理也不例外，像茄泥沙拉、阿拉伯什锦饭、中东蔬菜球、鹰嘴豆泥等等。在西耶路撒冷的咖啡店与餐厅里，传统阿拉伯早餐被广泛认定为“以色列”早餐。里欧常说：“他们夺走了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村庄、他们有着美丽拱门的房子、他们的橄榄和扁桃果园、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食物，但却有什么消失了。所有人为因素呢？阿拉伯人都上哪儿去了呢？”

摆满异国辛香料柜台后方的男子说：“我们家好几代都做这个，我们用石臼和石杵研磨新鲜的葫芦巴种子。这一匙是我母亲在我们家磨的，用的是她也门南部家乡的食谱。”

我从他手中接过汤匙，这是一匙散发着酸味的果酱，里头还混着一块块绿色水果，我闻着它散发出来的香气，整个人陷入一段早已遗忘的童年气息里，心不在焉地问道：“里面还有些什么？”

“杧果、碾碎的葫芦巴种子、芥末、水、盐、辣椒和柠檬汁。”来自也门的男子边说边比着夸张的手势，眼神四处游移。马哈耐·耶胡达市场忙乱的景象在我眼前翻转，也在我身边逗留，客人们与小贩们喧闹地讨价还价。我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各式香气包围，有现磨香料、腌橄榄、地中海鲜鱼、烟熏鲭鱼、成熟的粉红石榴。成堆的坚果与水果干在市场内排成一长排，这一区被称为伊拉克露天市集。杏桃小贩剖开了一打亮橘色水果，把多汁的剖片放在托盘上让路人试吃，怂恿他们购买。

我迟疑地把那匙葫芦巴酱放在鼻子下嗅着，纷乱回忆里有一道曾经熟悉但早已遗忘的谜团正迅速浮现成形，而我正试着挖掘出谜底。

“啊，是印度腌杧果！”我终于找到答案，忍不住大声喊道。这葫芦巴酱闻起来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酸味腌杧果，那是用磨尖的淡菜壳把杧果青削成片，再加上莱姆汁、磨碎的葫芦巴籽、盐、烘烤过的辣椒片以及新鲜香菜。

我手持着那匙葫芦巴酱，为了这意外的发现兴奋地尖叫，而葫芦巴酱小贩惊讶地看着我。

“我想起我小时候吃过很类似的东西，只不过我吃的那种会多放一些绿辣椒和新鲜莱姆汁。”我向他解释道，“原来这种食物源自也门……”我把那匙酸辣酱汁放进嘴里。杧果不费吹灰之力地滑进喉咙，在嘴里留下一股滑嫩浓烈、苦甜交错、满溢着香菜气味的滋味。

“但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是犹太人把它带进印度的。”他说，“一定是那些四处游荡的穆斯林，那些去你祖国传递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语录的圣者带去的。我们犹太人从不离开自己的国家，我们地位很高，一直到大概六十年前为止吧，犹太人都还负责担任也门国王的顾问。”

我的思绪漫游到历史课本里。依稀记得我在村落小学里背诵过类似这样的字句：“在十四世纪，一群游荡的穆斯林圣者抵达北印度，传递先知穆罕默德的语录。”这些流浪的阿拉伯新宗教使者，后来被认定为圣者与苦行僧。孟加拉国的锡尔赫特市（Sylhet）有一座陵墓，里头葬了一位也门圣者沙阿贾拉勒，他在该座城市定居、结婚，终生在该地传教。是沙阿贾拉勒把浓稠的葫芦巴酱带到印度河东岸的吗？

“你似乎有点迷惑，我的印度朋友。那么，哪个比较好吃，这个还是印度版本？”

“我其实不大能分辨。我们的没那么黏稠，更辣一点，我们放了一大堆新鲜的绿色辣椒，所以更辣。”

“印度什么都辣，就像你们的电影明星也很辣。印度美女真了不起！自从我来到以色列之后，本来我都会看埃及电影好持续掌握阿拉伯世界动态，但是埃及女人看起来像是生锈的水管，你们印度女人则是闪闪发亮的不锈钢！我现在都从电影里学印度话。Namaste! Ap keise hain? 哈啰，你好吗？”

“那是印地语，不是印度话。”我边说边接受他的印度问候。

“噢！你相信轮回吧？就是人会有来世，没错吧？我下辈子就想当个印地人。”

我直觉地想纠正他，应该说“印度”人而不是“印地”人，但想想何必自找麻烦，至今我已习惯一天至少会听见一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搞不清楚印度和印地的差别[29]。我想要专心探究葫芦巴酱的起源，显然最有可能是由也门人带到印度的。

“所以你们家不但能制作出这么美味的葫芦巴酱，以前在也门还是国王的顾问。那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噢，你知道的，很老套的故事。自从犹太国建立后，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想收留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是叛徒。一九四八年以前，我们的生活还处处受礼遇，犹太人跟穆斯林之间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还会在彼此家里吃饭。”

“真的吗？所以那时候你没有吃犹太餐吗？你家不信犹太教吗？”

听见犹太人跟穆斯林一起用餐，我不禁露出怀疑的语气。但这位来自也门、充满自信的葫芦巴酱老板愉快、活泼地对我说：“我们当然一起吃。你在这里看到的宗教排他性都是德系那一派欧洲犹太人搞出来的。我们的阿拉伯朋友吃清真餐，我们吃犹太餐，两边都要求在宰杀动物时把血排干净。”

面对过去，他显然觉得遗忘那些在阿拉伯国家常见的犹太人歧视是比较舒服的做法。葫芦巴酱小贩无意回想，尽管他们拥有“高级职位”，但几世纪以来，身为犹太弱势的他们却被限制居住在被称为“mellah”的犹太区。在也门，犹太人甚至不准在公共场合穿鞋。我观察着这位自称是前任也门国王顾问后裔、如今被认为是市场之王的香料小贩，我想起其他怀旧分子，以及其他前任“地主们”。

“过去在‘东孟加拉国’，我们有大片大片的土地，我们的日子过得就像贵族地主一样。”我听过许多历经印巴分治[30]，被迫迁移至西孟加拉的人说过这番话。印度和巴勒斯坦的国土分裂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影响相似：有些人被迫离开家乡，有些人从不知名的海岸出发，以难民身份抵达，有些人获得政治庇护，有些人则被驱逐出境。成千上万的人身在祖先居住的国度却遭政府拒发公民身份证件。国土分裂导致地主沦为难民，难民则住在被政府强夺而来的房子里，而这些房子的原屋主正是那些被迫离开的地主。“东孟加拉国”的地主们到了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之后，也只得睡在难民营，加尔各答曾是英属印度的首都，如今已沦为贫民窟城市。五百万名巴勒斯坦人在国土分割六十年之后，仍住在难民营里（对许多人来说，这场分割象征着旧巴勒斯坦的灭亡，用阿拉伯语来说就是“al-Naqba”，即一场浩劫）。这场分割让不同的宗教团体之间产生隔阂，然而这些团体过去曾在同一个村庄、城镇甚至城市里和谐共存，从希伯伦一直到加利利（Galilee）都是如此。过去六十年，这场分隔种下的仇恨不成比例地扩散。最终犹太人再度被限制在犹太区内，与自己的同胞同住，只不过这一回是他们自愿的，因为他们得占据这些被以色列政府宣告为“荒地”的区域，并且在区域边界筑起城墙以隔离阿拉伯人。从波兰到巴勒斯坦，犹太区扩展的范围与速度皆如此惊人。

“我们看起来很像，”也门男子边说边倾身把手臂放在我手臂旁比较肤色，“我们看起来很像一家人。”他的深色双眸闪闪发亮，露出微笑，“嗯，如果这里的情况没有改善，我可能真的会搬到印度去。”

“那你可以去加尔各答北边的市场里卖葫芦巴酱！”

“我还真的可以，不是吗？”

“不过你不能做得那么黏稠，少放一点葫芦巴籽。”

“然后多放一点辣椒。”

“没错，多放些辣椒。还有别忘记加点新鲜莱姆。”

说完这句话，我准备离去，而他身子再度前倾，轻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你看起来不像外国劳工。你不是为了照顾一些得了帕金森综合征的德系犹太老人才离开你美丽的国家吧？”

他一边低语一边晃动身躯模仿帕金森综合征症状。我对他说：“不只是欧洲犹太人会得帕金森综合征……亚西尔·阿拉法特[31]也深受其苦。此外，照顾老人也没什么不对，他们是不是德系犹太人更不重要。”

“我妈妈八十四岁了，几乎连路都走不动。我已经申请了三次全职看护，但每一次都被排到候补名单。如果我是蓝眼的德系犹太白人，有个金发母亲，马上就会有来自印度、斯里兰卡或菲律宾的女孩送到我门前。”

“是这样吗？我不清楚。”我当然是在说谎。我早就从雅可夫与米哈尔家中得知以色列对于非白人、非欧洲犹太人的各种不平等待遇。

“我们国家已经变成像过去的南非那样了，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印度人。不只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存有等级制度。我们还分非常白的犹太人、橄榄肤色的犹太人、接近白人的犹太人、浅棕色犹太人、棕色犹太人、接近黑人的犹太人、黑犹太人，此外还有一个全新的品种叫作俄罗斯犹太人，他们多数根本不是犹太人，有些人其实是纳粹党，有些人是穆斯林！你能享有多少权利取决于你肌肤底下的黑色素有多少，俄罗斯犹太人则另当别论，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有些人享有特权，有些人就普普通通；有些人跟德系白人一样享受政治特权，有些人则跟埃塞俄比亚人一样处于社会最底层。”香料小贩针对他国家的南非症候群慷慨激昂地论述了一番之后，表情看来十分得意。

而带我来这个格外拥挤的周五早市的欧莉此时烦躁地拉着我的手臂3身为这个也门男子的常客，想必这番话她已听过多次。“当你看见那些虚弱的德系犹太老人和他们善良的印度或菲律宾小帮手，你会想到什么？你见过犹太黑人身后跟着帮佣吗？或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被菲律宾人搀扶？典型的种族隔离场面就在这里上演：白人配上黑人或者棕褐肤色的仆人。”当他说这番话时，我有些慌张失措，不知是该鼓励他继续发表生动的批判，还是继续去逛逛市场其他区。

“你好像过得很苦，”我说道，“就跟磨碎的葫芦巴籽一样苦。”他的言论已开始变成一段冗长迂回的以色列社会种族报道，我想让气氛轻松一点。

“所以你不是帮佣，你太漂亮了，不可能是帮佣，habibti。”他用一个阿拉伯语中表达爱意的热门词语结尾，意思是“我的爱”。接着他问道：“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笑而不答。

“你结婚了？”

“啊，又来了。”我心想，“一旦开始这个话题，就永远脱不开身了。”我再度微笑，但这回表情多了些防卫，我对他说：“我可以买一罐葫芦巴酱吗？谢谢。”

我在黏糊糊的柜台上放了一枚五元以色列硬币，然后任凭欧莉拉着我穿过人群，走过古老犹太市场的狭窄巷弄。我用手肘在人海中推挤着前进，闻着混合了汗水、烟熏鱼、干果、羊奶酪、棕色的松露、盐渍鳕鱼的气味。

为何这个市场令我感觉如此舒服？那位伊拉克犹太人鱼贩尼辛，他一边向我们打招呼一边挥舞着菜刀，剁下深色多鳞的古老提比哩亚湖吴郭鱼的鱼头，这种鱼又被称为圣彼得鱼。传说耶稣在加利利海[32]湖畔，用两条圣彼得鱼和五个大麦面包喂饱了五千人。鱼头被弃置成堆，欧莉拾起了几个鱼头。尼辛以剑客般的身手将各种鱼肉去骨切片，有银色的海鲈、肥美的欧鳊，还有娇小的西大西洋笛鲷。他的巴勒斯坦助手根据不同订单捡起鱼片、鱼排或者一整条清理过的鱼，称重过后交给从大清早就站在一旁等待的焦急买家。看见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并肩工作使人宽心。纵使他们扮演的是主人与助理的角色，但能看见这表面的和谐总是好事，毕竟在这里并不是那么常见到两方民族共处。在耶路撒冷也许只有两个地方能看见两方人民面对面接触，一处是医院，另一处就是马哈耐·耶胡达市场。在这个超市林立、各式商品都以玻璃纸包装妥当的时代，这个市场宛如一道切片，让人瞥见没有民族冲突与自杀式炸弹客的旧耶路撒冷是什么模样。

几个月渐渐过去，而当初搬来耶路撒冷的主要目的3帮助里欧达成对双方和平调解有所贡献的使命3看似越来越远，我只能紧抓着其他理由说服自己。我为何仍住在这里？因为如此一来，当许多我的前同事在慌乱的新闻编辑室里如机器人般精准地进行播音测试时，我却能随时穿越这拥挤的市场感受蓬勃的生命力。我冲动地做出结论，我留在这里是因为我可以按照个人需求买我想要的鱼，我可以看见鱼在我面前被取出内脏，我痛恨在无菌的超市冷冻架上购买层层包装、已剥皮去骨的鱼。无论是实质上还是象征意义上，我都真心喜爱这种体验，它非常原始且发自内心，它的单纯与超然的存在触动了我的心弦，帮助我重新找回且再次体验失去的童年。就在我伸手可及的某处，有一股难以计量的能量正被释放。

“你得开始认真考虑在这里找份工作，或许你可以考虑去BBC工作。有何不可呢？……你有没有去BBC的耶路撒冷办事处问问看？”有一天欧莉这么建议我，“你来这里够久了。而且工作可以帮你把里欧忙乱的生活抛在脑后，因为你看起来似乎有点偏执。容我说一句，你一天到晚反复唠叨他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有点过头了，而且说来说去都是那些。”

“我也这么觉得，对不起，我一直拿自己的困扰来烦你。”

“我很乐意听你说，我只是觉得你应该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我当然想找到属于我的立足点，一天到晚为了同样的问题争执不休，我也累了。然而欧莉有所不知的是，我和里欧自认识以来，几乎不断以同样的方式争吵。我必须找到属于我的世界，不能只在欧莉身上寻找友谊、陪伴与怜悯，我得找寻一个能强化我的社交地位并且缓缓在我内心注入自尊的世界。我得重回职场。我必须善加利用我内在感受到的能量。我内心蠢蠢欲动，里头有个说故事的人正努力破茧而出，虽然已有许多人说过各种版本的中东奇谈，但我想告诉全世界属于我的版本。欧莉再三向我保证，我的故事必定会与众不同，她说因为我并非以“白人预言家”之姿从西方世界而来想改变她的国家。从她这个论点看来，她的确是值得交的朋友。我们之间毫无半点职业间的竞争与嫉妒存在。

我在耶路撒冷的第一年总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我发现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总令我迷惘，它不但精神分裂，且并不遵循世界其他国家的任何刻板模式运作。“这个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叉开双腿站在东西的交界。若我想要的话，我可以穿着性感泳装躺在特拉维夫的金色沙滩上，让地中海的温暖潮水拍打我赤裸的脚趾，看着一具具寻欢作乐的美丽黝黑身躯神情恍惚地从我身边经过，仿佛巴以冲突从不存在，仿佛这里真是《圣经》里充满牛奶和蜂蜜之处。然而就在几公里之遥，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贝都因牧羊人正在贫瘠的山脉里寻找干枯的仙人掌喂食骨瘦如柴的牲畜，贝都因女子则会身着黑色长袍与头巾，走到沙漠边缘取饮用水。身在特拉维夫，人们很容易忘却战争就发生在不远处。在邻近的检查哨，当虚弱的巴勒斯坦老人在烈日下，等着通关去医院、去上班或是前往被以色列路障分隔而日渐疏远的亲戚家，穿着迷彩装的以色列少年士兵只是双眼无神地看着他们。以色列身处民主幻象与丛林规则的夹缝间，以色列挟核武威力包围早已被封锁的原生居民，只因他们被控朝坦克车扔掷腐烂的水果。特拉维夫高级地段的商店橱窗里展示着各大设计师最新一季的服饰，初来乍到的访客很难不产生置身罗马或巴黎的错觉。但就在车程一小时之处，耶路撒冷到拉马拉（Ramallah）[33]之间，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

我从双方生活的鲜明对比中得到许多能量。我发现观察这些对比虽然令人气馁，但也令人精力充沛，因为它们会不断质问观察者的弱点，挑战观察者的政治敏感度是否合宜。有一次我带了一瓶戈兰高地出产的红酒，前往一位以色列左派朋友家做客，我这番政治不正确的举动令我陷入了窘境。“你怎么可以这样支持以色列占领？”他们如此说道，“你每买一次占领区出产的商品，就是帮助以色列继续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我那些身为和平激进分子的以色列犹太朋友会骂我没买对产品、没吃对鸡蛋。这里最方便购买同时也最有名的有机产品产自西岸中央某个山顶上的占领区，有人告诉我那一区住着思想最右翼、最好战的犹太人。在我来到这里几个月之后，我得知这些鸡蛋是由“殖民”母鸡所生，是装在装甲车里驶过占领区的土地送达以色列市场的，所以我不能购买这些有机鸡蛋。

然而某次我政治正确地带了一瓶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买的波尔多红酒前往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友人家做客，巴夏尔·巴尔古提却请我喝了一杯产自戈兰高地占领区、顶级芳醇的红酒。

“说到喝酒这回事，我从不看牌子。如果要在一瓶政治正确的酒与一瓶佳酿间做选择，我选择后者。欣赏音乐也是，我不喜欢去思考‘我喜欢门德尔松胜过瓦格纳[34]吗？’。不管产地是占领区还是自由地区，只要是美酒，我都欢迎。来，喝一杯吧。”

像这样的对比场景不断发生，在我日常生活中盘旋、传递各种讯息。生活的本质就在其中；丰富的资源就落在我触手可及的范围，那是一个装满爱、矛盾、恨与人性坚韧故事的宝藏盒，而这些故事交织在人们周而复始的生活里。这正是我在英国那些年所缺乏的直接的人际接触3争吵、和好或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在这里的第一年，有一回我正在慎重考虑到底该留下还是离开，突然我注意到公交车上的人们都在大声说笑或讨论家务事，例如孩子们的婚姻、成年礼、割礼，他们都毫无愧色地高谈阔论。我为自己偷听他人的生活这样的行为感到困窘。接着我意识到自己的偏执，虽然我也害怕遇上自杀式攻击，但我就是想搭公交车在市区移动。有时我会有罪恶感，特别是带着女儿搭公交车上下学时。我偏执地想体验真实生活与其对比。在公交车上，我注意到来自东耶路撒冷、头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通常总安静地坐在公交车前半部。当我鬼鬼祟祟地偷看她们的腹部，想寻找想象中的炸弹腰带，才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竟也天生带着偏见。我发现自己并非唯一心怀警戒的乘客。我身旁手捧犹太经文的男子也偷偷观察着头带面纱的阿拉伯女子，而且他会边看边加快阅读手中的祈祷书和前后摇晃身体的速度。武装警卫会随机抽查公交车乘客。有一次，有位一脸严肃的年轻俄罗斯人直接朝我走来，要我打开包。“你觉得我看起来像阿拉伯人吗？”我边说边配合地拉开我帆布背包的拉链，里头装满从市场买来的烟熏鱼和山羊奶酪。我从他明亮的蓝眼中看见一丝犹豫。我停了一会儿，然后又补充道：“还是你这么做只是为了表现你不只会搜查阿拉伯乘客，也会检查公交车上其他乘客？”

接下来几个月里，我仍偏执地在公交车上偷听他人的对话，并且在日记里记录他人的行为。我贪婪地大肆享用这些盛装在金盘上送到我面前的丰富活力。我急于搜刮各种琐碎日常，这是我早年生活在拘谨、固执的英国时所欠缺的。耶路撒冷的公交车载我通往一种“家”的概念，人们在这里谈论、嘶吼、尖叫并且崩溃大哭，这里的人们不受欧洲含蓄作风的约束。为此，即便面临他处发生爆炸案，我们被警告别搭公交车的艰难时刻，我仍愿意每天至少冒险一回。

在耶路撒冷政治化得令人窒息的社会里，我找到使人精力充沛的灵感，它帮助我找到欧莉所说的立足点。旧城区闪耀的白石城墙上，夜以继日地投影着巴勒斯坦平民狂烈的暴怒，因为以色列控制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形势如此错综复杂。暴怒也源自城里那道哭墙，它庇护着那些摇头晃脑、哀悼着毁于约两千年前的第二圣殿的犹太人。据说哭墙后方就是当年犹太圣殿的位置，但这个被称为圣殿山的地方于第七世纪建了圆顶清真寺，里头跪拜的穆斯林们会为此寺存在的正当性出言辩护。

这两个民族的生活以各种方式相互依赖，从礼拜敬神之处、居住的土地，一直到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憧憬。一个如此侵入性地向另一个渗透，以致耶路撒冷难以承受这般压力，始终维持在沸点。城内居民终日惶惶不安，无人能置身其外—所有人，甚至连来自国外的和平工作者也包括在内。然而每个人又都是消耗品。耶路撒冷的局外人，包括和平工作者、作家、记者都相信自己的存在是必要的；虔诚的犹太人则相信《圣经》赋予他们居住于此的权利；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把耶路撒冷视为永恒不可分割的首都；和平激进分子为了更靠近西岸地区，所以必须以耶路撒冷为家；而越过检查哨，在安全墙的另一边，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内心怀着期待，相信有一天耶路撒冷终会成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从某方面而言，这些梦想、矛盾以及最终的失望相互喂养，并重生新能量，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上演，也许这座城市有史以来便不断上演着此般循环。这种循环让我想起印度教的三相神，也就是梵天、毗湿奴与湿婆。梵天是创造之神，他代表了这片土地的人民，代表着这片土地的筑梦者与信徒；保护之神毗湿奴则守护着创造的成果，这便是促进双边交流的和平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毁灭之神湿婆终究会摧毁一切。毁灭之神代表着那些不抱幻想的移民、自杀式炸弹客与这个失败的国家3或者该说非国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区3失败的政治人物。这片应许之地历经了鲁莽的政治变革，亵渎了人民的梦想，最后又毁灭、重生，这一切似乎是巴以冲突背后蕴藏的神圣计划，所有参与者如今都已经习惯这熟悉的轮回。

可堪告慰的是，在阴暗的占领区之外，至少还有个马哈耐·耶胡达市场。在市场里，渔获在我眼前被人选购，接着被取出内脏、刮去鱼鳞、剖切成片。我上一回看见满是血与黏液的鱼，已是多年前在孟加拉国。在马哈耐·耶胡达市场，我任凭自己被一股天真与难以言说的自我放纵牵着走：我学会把冲突拒于门外，忽视不断重复上演的挫败、无声的期盼与政治协商，忽视里欧与他的同事们不断徒劳地想改变历史。我每周至少会去一次尼辛的鱼摊，买一条来自提比哩亚湖肥美的土色圣彼得鱼，我把鱼带回家好追忆一段遥远的童年时光，而这段时光迅速就变得清晰可触，带给我巨大的喜悦。

7 我的“以色列”女儿

我重回职场了。就在我们即将欢庆在耶路撒冷度过头一年之际，某天我打电话给当时BBC耶路撒冷办事处的处长西蒙·威尔逊。他在电话里语气非常热情。然而当我去见他时，他说他很欢迎我使用他们的办公室，但必须事先跟他讨论所有我打算报道的故事，而BBC特派记者有权优先选择题材，即使该题材是我发现的，我也得放弃追踪该故事。但最重要的是，他说根据BBC聘用规定，我得先正式辞去伦敦新闻编辑室的职位，才能在耶路撒冷担任自由作家。

他还补充了另一项规定，那就是我不能报道“重点新闻”，那是局内特派记者的职责。

最后这项规定我并不大在意，反正我对所谓的重点新闻本就没什么兴趣，因为那大多是有关巴以冲突的政治新闻。我对另类观点更感兴趣，我想探讨巴以冲突之中的人性观点。我跟里欧讨论我即将做出的“重大”决定，这事关我得放弃BBC的终身职位。我问他这样做是否当真妥当，因为这表示我将无法重回颇为优渥的工作环境并丧失一切退休福利。这间接表示，倘若我无法成功当个自由作家，就得依靠里欧的资源而活。他说：“那是你的选择，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嗯，其实不是，因为如果我不赶快辞职，等留停期满，我就会被召回新闻编辑室。难道你要跟我回伦敦吗？”

“我办不到，你很清楚。我的工作在这里。我的志愿始终都在这里，如果我想当个有用的人或者做出贡献让世界有所不同，我就只能待在这个国家。”

“那我的目标、我的任务、我的人生又该怎么办？”

“你嫁给我的时候就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很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无法改变自己，我不擅长改变自己。”

“你在回避我的问题。那我的梦想又该怎么办？”

“你就用最适合你的方式去实现它。”

“我该怎么做？回伦敦吗？那家庭又该怎么办？”

“你自己选择要怎么做对你和家庭是最好的。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回伦敦。”

“我不是说我要回去，我只是要你知道，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多数人都会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这可是全世界的人都挤破头想进去的新闻编辑室，而我却得放弃它的终身职位。没错，我已经决定要辞职，我只是想听你说一些好话安慰我而已。”

我说最后一句话时提高了音量。一如往常，我内心的恶魔公然挑衅我，伸着他们鲜红的舌头激动地蹿出，而我自己都不懂，为何里欧对我的未来展现的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会令我如此愤怒。我的言论纯属理性，但却选了听来最不理性的方式表达。

我气冲冲地离开，拿起手机打给位于布什大厦的世界新闻编辑部。三十秒内我的电话就被转接到正确的人那里，接电话的编辑正是之前面试并录取我、让我加入新闻编辑室团队的人，电话那头传来她柔和的声线。我可以从她冰冷、不友善的语调中察觉她的失望，她以此语调告诉我，得寄一封正式电子邮件给人力资源部，他们会回我一封电子邮件并且附上我的离职确认信。然后她补充道，我必须把我的BBC员工证寄回去，“除了员工证，还有其他你可能持有的BBC财产”。我静静地坐着，试着沉淀自己刚才到底做了什么。我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有些麻木。就这么简单？放弃一份多数记者会不惜代价争取的工作，就只要这样通过电话简单说两句话就完成了？

夜深以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发生了，然而最困扰我的并非离职，而是新闻编辑室编辑要我把识别证交回去。我看着识别证，上头有张年轻快乐的笑脸，那似乎是多年前的照片，就在我刚加入BBC记者俱乐部时拍的。他们不能就这样没收我的识别证，毕竟我从二十三岁起就在那边工作。

我决定留下识别证。

那一周我本期待里欧会提议庆祝此事，但是这件事压根儿没被提起。我本以为没有大肆庆祝或许是好事，但一想到我为了让两人团聚已放弃这么多，心里还是不好受。我跟内心的恶魔争论：“我跟别人不同，我不需要紧抓着过去不放，我有勇气接受且适应改变，然后向前迈进。我不需要被BBC的退休金绑住！我绝对不想在新闻编辑室终老，那里是新闻特派员之墓。”

第二周的周一我把玛亚送去幼儿园后，便大胆走进位于市中心附近一栋商业媒体大楼三楼的BBC耶路撒冷办事处。西蒙·威尔逊亲自招呼我，他配了一张空办公桌给我，我坐在那里往外看着底下繁忙的雅法路好缓和我紧绷的神经。就在此时我下定决心，我不要以失败者之姿离开这个地方、这座城市。过去面对类似情境时，我曾多次重整自我，昂首前行，这回也不该例外。当天我打了几通电话去伦敦之后就拿到了几个外包案，负责帮BBC两个知名时段的节目做专题报道。

我去幼儿园接玛亚时迟了些。园里只剩几个孩子，匆忙赶来的家长把汽车随处停放，因为基督教青年会跟这所和平幼儿园所在的大卫王街此刻正对外封闭，好护送一些达官显要通行。等着我的玛亚手里拿着许多蓝白图画。以色列独立纪念日就快到了，孩子们画的每幅画都是根据此主题描绘出以色列的代表色。我甚至收到学校通知，说纪念日当天所有孩子都该穿白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到校，好挥舞蓝白旗帜跟大卫王街的庆祝队伍打招呼。整座城市都以蓝白色装点，从私宅到检查哨塔，国旗四处飘扬。几乎每两辆车就有一辆在收音机天线处插上以色列国旗，随风飘扬。

玛亚走回座位，要从抽屉里拿她忘记带走的东西。她回来时，我惊讶地看见她手里拿着一面迷你英国国旗。

“谁要你画这个的？”

“我的老师。每个小朋友都要画自己国家的国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英国国旗。我老师给我看了一张图片，我就照着画。你喜欢吗？这是给你的哟，妈妈，你想家的时候可以用上这个。”

“所以他们是刻意想让这一切看起来正常。只要画面‘杰克联合’[35]，那就算画上一整天的以色列国旗都没关系咯？那巴勒斯坦国旗呢？”我对我四岁的女儿这么说，随即意识到这话听起来有多蠢。

“什么是‘杰克联合’？”

“这个，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

“哦，我不知道英国国旗叫这个名字。”

“那你手上这些图画要怎么办？也是要给我的吗？”

“这些是独立纪念日的装饰，我会挂在我房间里。”

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地方对国旗如此执着。这里不只可以在阳台和窗户上看见国旗，健行者也会头戴国旗图案的棒球帽，我甚至看过有男子戴着织成国旗上蓝色星星与两道蓝色条纹图案的无边礼帽。当我跟玛亚走出优雅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她用希伯来语高声喊道： “Degel shel Israel（以色列国旗）！”同时指着大卫王街上饭店外约一打在旗杆上飘扬的国旗。

“Degel shel Israel”成为她接连几个月最喜欢的词语之一，尽管我苦口婆心地劝她无论画国旗还是挥舞国旗都是不正确的行为，但她就是不听劝。她拒绝理解原因，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她不该在她卧室墙壁或者我的工作笔记本上画以色列国旗。她甚至开始佩戴一枚上头有国旗的以色列博物馆徽章，这让她巴勒斯坦派的哥哥非常恼火。然而只要试图从她身上拿下那枚徽章，场面都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她要么大发雷霆，要么涕泗纵横。我决定忽视她对国旗的偏执，我认为她很快就会失去兴趣。但对里欧来说这可没那么简单，他担心他的巴勒斯坦朋友会发现他不但是犹太人，还有个“以色列”女儿！这又是一件至今我仍无法接受的事：只要我对任何人提起我们会奉行安息日习俗，并且在周五夜晚点起蜡烛，里欧就会勃然大怒。抵达耶路撒冷没多久，我们就有过几次激烈的争执，正是因为我公开谈论我们的半犹太孩子，还有我们之所以会来到这里，主要是因为他与这片土地及犹太教之间的关系。

“你也不会希望我到处去跟人说你有可能是印度教徒，但你亲近的家人又是穆斯林吧！”里欧愤怒地说道。我回复他：“你当然可以这么跟别人说，但我跟你状况不同。你知道我的背景不是那么简单、好懂，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我是无神论者，那才是我真实的身份。此外，我们不是在印度，我们人在耶路撒冷，就我看来，我们之所以会来这里，正是因为你是犹太人。”

“我不想被任何刻板的印象影响。再说，要是我的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一个犹太人竟然想告诉他们该如何与以色列维持和平，这可能会让他们对我留下坏印象。”

“但如果你连这么重要的事都要隐瞒，他们又为什么要信任你？如果某一天你的犹太人身份曝光，他们又会做何感想？”

“我报告里的所有建议都是根据我与人们开会的结果而拟定的，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对我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我怕如果他们发现真相，一切就毁了。”里欧说。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继续说，“如果你担心阿拉伯人发现你的信仰后会因此反对你的提议，那你在这里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和平提议应该由属于这片土地的人来拟定，否则这跟殖民事业有什么两样？他们为什么要听局外人指挥？经过了六十年的协商，这些局外人替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

“总之，我就是不希望你到处宣传我的犹太身份，就这样。”我从他声音里听见他对我有所不满时才会出现的那股严厉。

“我才没有到处宣传什么！但我认为你必须告诉他们你的身份，如果他们因此质疑你的公平性，那错的是他们。”

我当下感到迷惘。如果他持续否认自己的出身，我看不出有何必要待在耶路撒冷。我之所以会同意搬来，正是因为他与这片土地的联系。看着许多外国人打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旗帜行殖民之实，有意无意地利用巴以冲突，我拒绝成为他们的一分子。欧莉说里欧是自我厌恶的犹太人，这种说法总会触怒里欧。他真正想传达的是，以色列假犹太教之名所犯下的行径是如此骇人，他不想背负此罪名。然而除了隐藏身份以外，一定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表达。

“你这样言行不一会让孩子们无所适从。”我说。

好吧，玛亚除外，尽管她父亲对以色列以及忏悔的犹太人的意见有所保留，但我们的女儿对于自己应当归属何处没有丝毫困惑。玛亚爱死以色列了。

大卫王街上的公交车站牌，因为有国外高官下榻于街上同名饭店而暂停使用，于是我跟玛亚走到下一个站牌。已有不少人在那里等待18路公交车。自从二〇〇〇年发生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陆续发生过几起公交车自杀式攻击。尽管英国领事馆再三警告我们别搭公交车，但我照搭不误。搭公交车能让我们进一步融入这个社会。在这里，人人上公交车时都戒慎恐惧，担心遭遇自杀式炸弹攻击。每回我搭公交车总会感染这份恐惧。然而我觉得当我与其他乘客有了共同的恐惧，我们彼此便算是有了某种联系。

玛亚与我每天都要搭18路公交车去幼儿园。此刻我们正等着搭公交车回家取车，再开车前往东耶路撒冷接一位以色列人权分子。我为BBC的采访案安排了一趟难民营采访。当我们看见公交车出现在山坡上的红绿灯前时，我对她说：“你今天要乖乖的哟，因为我必须带着你去工作。”

“妈妈，我发誓，你在访问别人的时候，我会乖乖的，我会带我的蜡笔和图画纸。我喜欢跟你一起去工作。”

“但是不准画以色列国旗！你可以带着整盒蜡笔，但不准带蓝色与白色的。”

像这样带着她一起去工作，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拜托，拜托，不要在那边画degel shel Israel，拜托。”我再度向她重申。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去巴勒斯坦吗？”

“我们要去一个难民营。”

“是巴勒斯坦坦人住的吗？”

“对，那里住了许多巴勒斯坦人。”

“是在拉马拉吗？”

“是在前往拉马拉的路上，在东耶路撒冷。”

“我以前去过吗？”

“你没去过。”

“我以前去过巴勒斯坦，拉马拉就在巴勒斯坦。还有伯利恒，在伯利恒不能说希伯来语。”她自言自语。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伯利恒开车，基兰发现她在后座翻着希伯来语故事书。他迅速把书从她手上夺走，藏在座位下。之后当我们站在市场中央，她为了要气我和她哥哥，高声喊叫着“Imaa a a a aaa……”。我们在耶路撒冷才住了不到半年，她就决定要改口叫我“Ima”，那是希伯来语“妈妈”的意思，这么做实在不甚明智，特别是我们那时正在西岸地区旅游。我不敢想象如果这发生在叙利亚会是什么状况，要是秘密警察听见她大喊，转头却看见一位南亚“Ima”，不知会做何反应！

我要去的难民营位于东耶路撒冷一个名为殊尔法特（shuafat）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小区，我要去访问一位这些年来房子九度被以色列军队毁坏的巴勒斯坦人。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最好得控制好我的“以色列”女儿，她绝不能在那边叫我“Ima”。我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街上污水漫延又过度拥挤的难民营里，愤怒与仇恨就像有毒菌类一样四处传播？又该如何对她解释，在那样肮脏恶劣的环境下，有着十个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只能挤在两间棚屋中生活，而每个孩子都在心中怀抱着殉教的志愿却难以对占领者显露一丝仁慈？这回之所以会带着玛亚是因为我找不到保姆照顾她，再加上这是我以自由作家之姿接下的第一个BBC采访案，我实在承担不起任何会危及我重振事业的风险。况且杰夫会陪着我们，他是以色列和平激进分子，同时也是以色列反拆屋委员会会长。有他作陪，开一小段路穿越难民营看来便不会太危险。我如此替玛亚做行前教育：“请不要在那边说希伯来语，不然我们可能会惹上麻烦。”

“但他们不会开枪打我们吧？”

“嗯，有可能哟。如果你叫我‘Ima’，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以色列人。”

当公交车到站时，她赶在众人前头跑向门口，我后悔我方才说了那些话，那样说很不负责任。我怎么可以口出此言来混淆我小女儿的观念？我怎么会跟她说难民营的人会拿着枪在街头漫步？但一切都太迟了，我无法收回说过的话。关于街上哪些人会开枪、哪些人会带枪，她已逐渐有自己的定见。她每天都会看见她朋友的父亲或者她父亲的表亲带着枪，人们携带枪械对她而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因此她不解里欧与我为何反对。当我们走在街上，她总羡慕地看着那些配有大把来复枪的士兵在非值勤时间也把枪挂在侧身。当公交车加速穿过咖啡店林立的艾梅克勒方街巷弄，我向窗外望去，就看见至少有四个人配枪站在邻近的人行道等待通行。公交车里，玛亚对着坐她对面的军人微笑，那位女兵大腿上放了一把枪。

“你知道吗，我的朋友阿萨夫的爸爸督度，他有一把手枪。”她的记忆力很好，她没忘记我们3嗯，应该说没忘记她在公交车抵达之前正在讨论的话题。

“是吗？”我回应道。我对她才四岁就知道“手枪”这个词不免感到忧虑，我想转移话题，但这是不可能的。

“他把手枪放进皮带上的枪套里，阿萨夫说他父亲会保护我们。”

“为什么要保护你们？”

“因为有恐怖分子啊。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来学校开枪打我们。”

“你在说什么？什么恐怖分子？”

“我想应该是巴勒斯坦坦恐怖分子，那些在公交车上放炸弹的。”

我不知道她对于公交车炸弹了解多少，但在公交车上谈论此事未免令人焦虑。她从未问我为何我们仍然搭公交车回家而不改搭出租车。说也奇怪，关于爆炸这回事，我的恐惧从未深到足以令我却步。当我跟我满嘴希伯来语的女儿、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乘客一起搭公交车时，便觉得我们是当地小区的一分子。此刻在公交车上，坐在我身旁的玛亚肆无忌惮地谈起手枪、步枪、以色列安全与恐怖主义。这些词我都是青少年时期读了犯罪小说才认识的。

我生平第一次触摸枪支是在雅可夫与米哈尔家，他们家共有三个孩子加入军队。那是我抵达耶路撒冷后不久的事情。当时我对于看见这么多武装年轻人走在街上，内心仍惊恐未平。每家咖啡店、餐厅、书店、酒吧、电影院以及所有当地学校都有武装警卫守在门口，对所有人都得检查包才能放行。

我第一次摸枪时全身起了冷战，觉得像是犯了什么禁忌，仿佛我干了什么可憎的勾当。雅可夫与米哈尔的儿子阿默思，年仅二十岁，负责驻守西岸地区，且定期参与突袭恐怖分子嫌疑犯的住家。某天我们在吃安息日晚餐时，他说：“来我房间，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当天稍早，我曾谈到以色列军队让十八岁青年休假时带枪回家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戒以防被攻击。”阿默思激昂地为军队辩护。

他的房间在地下室，同时也充作防空洞。西耶路撒冷每栋房子都必须配有防空洞。这个小房间很冷，从房内唯一一扇窗望去，我才发现外墙足足有一米厚。这扇窗让我想起船上的舷窗。开着的窗户上头有个轮状装置，我猜把它往里拉就能关上窗。窗虽开着，但房内仍有一股不通气的味道，那把枪就躺在他凌乱的床上。

“我刚刚在清理它，我们偶尔得帮它上上油。”阿默思说。

“你就这样把枪留在这里而且窗户大开？这里可没有铁窗！”

“没有人要偷枪啦。这些枪都有编号，用军队计算机一查就知道这把枪是配给我的！所有邻居都是犹太人，他们也都有枪。我跟你说，我们必须保持警戒，随时准备在短时间或毫无准备下进攻。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以色列就像支积极的军队。我们随时都准备好战斗，敌人没办法突袭我们。一九七三年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 ，阿拉伯人低估了我们，他们以为我们人人都会忙着禁食或祈祷，但是军队可是处于全面戒备。他们学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教训！”

“这把枪装子弹了吗？”

“当然装了啊。不然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一有状况就立刻行动。”

“怎么会有人想在西耶路撒冷犹太中心攻击你？”

“我们正被敌人包围，所有阿拉伯人都想杀我们。”

“你这样不会有一点偏执吗？难道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是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吗？特别是经过赎罪日战争之后。没有人会去突袭你们！”

“他们想把我们推下海，他们恨我们。”

“你认识任何阿拉伯人吗？”

“不认识，我也不想认识。我想对抗敌人，不想交朋友。我可不是耶稣基督。”

“你不担心你擦枪时会意外射中你的小妹妹吗？”

“怎么可能？我受过训练，我知道怎么照顾我的枪，而且在以色列从没听说过有人被误击死亡的案例。你仔细想想，跟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我们的枪支犯罪很少，因为家家户户都至少有一把枪。”

阿默思说得没错。我常好奇为何在这个流行挥舞枪支且可以合法取得枪支的国家里，相关罪行却如此之少。

“你想握握看吗？”阿默思说，他乐得看我这么紧张。

“好。”我说。我从他手中拿起这冰冷的金属，我持枪的姿势刚好让枪口对准了他，他迅速地把枪口移开。

“你不能这样拿枪！就是这样才会不小心打到朋友或是自己的脚！你看，你的手指就放在扳机上！不过我已经把保险栓扣上了，就是这里。你只要这样推开，这把枪现在就可以射击了。”

“你用过几次这把枪？你杀过人吗？”

“我不知道。”阿默思说，他突然陷入沉思，“我不想杀人。但是出任务时我们指挥官会要我们开了枪就跑，我们不会回头去数有多少人伤亡。我没有直接开枪杀过人。但我们入侵加沙走廊时，我想我应该伤过人。加沙走廊的民众是最暴力的一群，他们绝对想置我们于死地，把我们推下海。”

“阿默思，如果阿拉伯人老是想杀犹太人，那为什么你父亲对故乡也门还会保有如此美好的回忆？”

“他是选择性记忆。反正他根本什么都不记得，他甚至不是在也门出生的，他的记忆全来自我们的祖父母。他们在也门的生活是很不错，但没有跟阿拉伯人一样好，他们仍然是次等公民。他们甚至不准在公众场合穿鞋子！你听过这么古怪的不平等待遇吗？”

“但是你祖母总是说那边的生活很棒，你祖父又是政府高官。看看这片应许之地现在是如何对待他的，他现在住在毫无特色的住宅区里一套两室的公寓里头。你祖母说，以前在也门她可是住在一座很大的庄园里，有花园、山羊还有仆人。”

“你知道，人们离家后永远只会记得家乡最棒的水果、最好的水源。如果我祖父母在那边的生活真那么完美，他们就不会抛下一切财产跑来这儿，不是吗？他们为什么会来这儿？”

“因为他们以为这里真会如《圣经》所说的那般，是片流满奶和蜜的土地！我从没听你祖母说过有阿拉伯人要杀她。即便搬来这里这么多年，你祖母现在都还在说阿拉伯语。而你身为德系犹太人和也门犹太人的混血儿，如果没戴上犹太礼帽，看起来就跟加沙走廊街头其他巴勒斯坦人一样。”

“我看起来才不像阿拉伯人！”阿默思反驳道。

“明明就很像。”我心烦意乱地说道，此时我意识到自己竟开始把玩枪支。这把上了油的枪看来锃亮，冰冷的扳机散发着诱人气息。我感觉自己跨过了某道疆界，从纯真变成世故3一旦碰过这部杀人机器就再也不纯洁了。我的手指触摸着冰冷的枪口与扳机，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手握武器，感觉就像一阵晕眩来袭，像是地心引力死命拉扯着我。而我只想放开一切顾忌，随它而去。

“妈妈，快点，我们到站了！”玛亚边拉着我边从她固定坐的那个车轮上方的架高座位跳下，她已经背好书包。年仅四岁半的她遗传了她父亲完美的方向感，她从不会忘记要在哪一站下车。事实上，连我们走路回家她也认得路。

玛亚与我先回家拿了我的录音设备，然后再去接杰夫。在车里她又聊起了督度，也就是她朋友的父亲。她说她非常以督度为荣，因为他能保护儿童不受恐怖分子攻击。我觉得自己仿佛住在像“终结者”系列那般的科幻犯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战火永不停歇，所有居民都畏惧着共同的敌人，还有一支全年无休的军队随时待命攻击。我住在一个每个孩子都看过且摸过枪的世界，每个孩子都知道什么是弹链。我小时候以为只有宝莱坞电影里的坏蛋或黑暗英雄才会用枪，在电影里，那些被吹捧的帮派分子以及像宝莱坞巨星阿米塔布·巴沙坎所扮演的超级英雄，他们去射杀贪婪地主都显得合情合理。小时候我也以为枪支是给那些想要劫富济贫的平民或无产阶级军队用的，就像孟加拉国纳萨尔派[36]分子一样。我无法想象竟然会看见像阿默思这样的平民或像督度这样一个家庭男子持枪。我难以理解何以每个以色列青少年都懂得操作枪械、懂得射击。

一路上路况堵塞，我们抵达杰夫家时，所剩时间已不多。当我按门铃时，我对玛亚说：“你得去厕所把脸和手洗一洗。”

“你会让我拿麦克风吗？”她边问边指着我背在肩膀上的装了录音设备的袋子。

“不！不会，这次不行。”

“但有时候你会让我拿！”

“只有录好玩的东西的时候才可以，就像我们在街上或咖啡店录环境音那样。今天的录音很严肃，而且我必须单独跟对方好好谈谈，可以吗？拜托当个乖女儿，我知道你是。还有，等我们到难民营的时候，不要说希伯来语，也不能叫我‘Ima’。”

“难民营的小朋友是不是没东西吃，所以为了他们我才要把晚餐都吃光光？”

“难民营的小朋友应该没有营养不良。巴勒斯坦小朋友是有很多困难，但饥饿应该不是其中之一。”

“那每次你说如果我不吃光盘子里的食物，就会有小朋友不开心，那些小朋友住在哪里？”

“什么小朋友？”我心不在焉地回应她，因为我正在翻找袋子，想确认是否有足够的空白录音带，我已经很久没有录采访了。

“你每次都说我要为了那些小朋友把东西吃光光，你有时候说他们住在非洲。”

“嗯，在非洲某些地方，印度也有很多，还有拉丁美洲和其他许多地方。好了，来跟杰夫打招呼。”

杰夫领我们进屋，他要我们在客厅稍候，他得先去“讲完一通打去美国的重要电话”。

“所以我不需要为了巴勒斯坦坦小朋友吃更多食物咯？”玛亚坚持继续这个话题，她完全没有动身去厕所的意思。

“应该不用吧。”我烦躁地说道。我边听玛亚说话边观察客厅，看着墙上那些裱框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耶路撒冷旧城区流浪儿童的黑白照。这些照片仿佛是在响应玛亚对于贫穷的疑惑，一时之间，我的思绪落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儿童身上。那个世界里的街道肮脏狭窄，两旁林立着以废弃物盖成的陋屋，废弃物通常都是由孩子们捡来的；衣衫褴褛的女人在肮脏的市场里收集腐烂、虫蛀的厨余蔬果，孩子们拿着手持式渔网在一座又一座滥捕的池塘间东奔西跑，只为了想捞到几只虾，或是在踩上去嘎嘎响的泥地中抓到一条孤单的鲇鱼，如此一来，他们的母亲才有食材好准备当天唯一一顿热食。在我成长过程中，周遭人们总把穷困视为因果循环。当辛苦挣来的食物靠着许多小手捡来的木柴烹煮完毕，当全家人聚在一起享用这顿等待已久的餐点时，他们甚至会有一丝荣耀感。孩子们胃里半饱，伴着空中飘散的炊烟味露天睡去。在那个世界里，贫穷就在人们的鼻尖眼底，仿佛是命中注定。前世所为永恒影响了今世今生，但这些因果论的信徒几乎没有半句怨言。有些诗句正是以此为题而作。其中一首很快就浮现在我脑海里，这是著名的孟加拉国诗人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作品：

贫穷，

你成就我的伟大，

你使我与基督平等。

我心想，之所以有人能写下这样的诗句，或许是因为穷困的孟加拉国孩童们没有背负西方世界大量捐赠的垃圾食物的重担。西岸地区和耶路撒冷的多数难民营，食物都多到吃不完，这得感谢来自全球各界的捐献。在此地区常听到有人认为这些捐赠食物是维持现况的关键，因为一来它让联合国有事做，二来也让难民得以表述其论点。先有以色列出兵占领，才会产生难民。

杰夫回到客厅，为自己讲了那么久的电话致歉。我把注意力转到女儿身上，自信满满地告诉她，在东耶路撒冷的难民营，她将不会看见眼神空洞、腹部凸起的饥饿孩童。

“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把这些包放到车上吗？”我对她说。她向来乐于助人。

从旧城区的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驾车往北开上十五分钟后，我们抵达阿纳塔（Anata）路口，右转之后便发现路面有显著的变化。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驾驶好绕过深坑的洞与零星石头路障，这些路障是前阵子以色列军队一场突击进攻之后残留下来的。从阿纳塔路口开上约五十米就可以通往难民营，那里有一个检查哨。我们被士兵仔细检查，但他们没要求我们出示任何文件3只有往回开往耶路撒冷时，他们才会这么要求。我有些紧张，因为这里不但路面崎岖，而且有好多双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们的车子与车里的乘客看。我开着租来的车，上面有以色列的黄色车牌。玛亚坐在车后座，而杰夫正对我说起一个臭名昭著的规定，那就是若无以色列当局批准，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座山羊棚都不准盖。他经常来难民营探访，我们这回要见几位他的巴勒斯坦和平激进分子同事，还有那名房子被屡次毁坏的男子。这名男子的故事通过杰夫的宣传而受到国际关注，每回他房子被破坏，就会引来许多国外志愿者成群结队到耶路撒冷要协助他重建。我慢慢把车开往难民营入口，车子被一群六岁到十三岁的男孩包围，他们用阿拉伯语喊叫嬉笑。我不打算屈服于刻板的偏见。我不要像西方世界那些对东方心怀恐惧的人那般，来到挤满陌生人的地方，幽闭恐惧症就会发作。我不想在市集里当个格格不入的旁观者，对身旁每个人疑神疑鬼，毕竟我也来自东方，虽然此刻身在殊尔法特难民营，我心却有着其他感受。

“进去之前我可以在营区外的主要道路上给营区拍个照吗？”我问我车里的那位以色列激进左派分子。

“当然。我跟小玛亚一起在这里等你，但动作要快。”杰夫说。

我走到马路边缘，身后尾随着一群男孩。从我所站的位置可以望见底下一片不规则伸展的营区，看来有如在我眼前组装的一幅立体拼图。这里的房子盖得层层叠叠，而狭窄肮脏的巷弄隔开了这座迷宫。这里到处都有孩童。孩童们组成一道墙，挡在我跟杰夫与玛亚所坐的汽车之间。他们伸手摸我的相机，我面带微笑，坚决不让那种外国人才有的不祥预感扰乱我的心神。再说，就算我现在想打消拍照念头走回车上也已经太迟了，因为他们已看见相机，知道我们来访的目的。透过镜头望去，一栋栋建筑跃入焦点，我一度觉得它们看来像是一个个厚纸箱，而孩子们在纸箱上头画了屋顶，至于屋顶的黑色水塔看起来则像是虱子。看见这拥挤的难民营里各个屋顶上竟然散落着为数可观的水塔，我有些诧异。我后来很快就得知巴勒斯坦难民营虽不缺食物，但每年特定月份会水源短缺。此外，偶尔发生暴动、骚乱时，水、煤气以及其他各种便利设施都会被切断。因此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预做准备，在自家屋顶上众多备用水塔里尽可能地多储水。

当我拍到满意的照片之后开始走向汽车，我伸展下巴，僵硬地露齿微笑，打从进入营区开始我便维持着这个表情。我很紧张，但努力不在脸上泄漏半点痕迹。我挣扎着穿越一群儿童人海，还得高举相机避免人群触碰。有些人还要求看看我拍了些什么。

当我终于走近车，感觉像过了几世纪之久，玛亚身旁的车窗半开，我看见杰夫对她说了些话，然后递给她一条手帕。当我推开人群进入驾驶座，努力关上门之后，杰夫说：“你把钥匙拿走了，自动车窗关不上。但你女儿非常勇敢。”

“什么意思？发生什么了？”我的微笑立刻消失无踪。我转过身看着玛亚，一开始没看见什么不寻常之处。但当我心悸平复之后，我注意到她一脸非常受伤的表情。她没收下手帕。她又没有哭，杰夫为何要给她手帕？我试着仔细观察，但就在还未能相信我亲眼所见之前，她开口了：“他们往我脸上吐口水。”

“谁吐口水在你脸上？”

“那些男生。”

“那些男生”如今把脸贴在玛亚身旁的车窗上，我已把车窗关上。他们的脸压在玻璃上，窗框看起来像是一只装满人脸的透明箱。嘲弄的脸、讪笑的脸、伸出舌头的脸全都压在玻璃上，简直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画作。

“你怎么不叫我，我可怜的宝贝！”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秉持的一切与巴勒斯坦有关的政治正确立场都灰飞烟灭，我发现自己正咒骂着那些男孩，那些男孩则回以大声地嘲弄。

“我没叫你，因为你说不能在巴勒斯坦喊你‘Ima’。”

“哦，那你可以直接叫我妈妈啊。你为什么不大喊找人帮忙？”

“因为你说我不能对巴勒斯坦坦人没礼貌。”我女儿如此说道，此刻她接过杰夫的手帕擦拭她的脸。我一时之间心绪紊乱，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我感觉到杰夫温柔地拍着我的背，要我先离开这里，离开街上这团我们不小心制造出来的混乱。他帮玛亚擦脸。我打开一瓶水帮她洗脸，拼命地用手帕擦着她的脸。“快开车！”杰夫再次说道，并且从我手中拿过那瓶水。当我发动引擎驶离，把那些孩子从车窗上甩开时，我听见他对玛亚说：“没事的，你真的很勇敢。”

“我没事，妈妈。”现在换这个勇敢的女孩来安慰我，“但是我没有说希伯来语，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

“他们还是认为我们是以色列人。嗯，我的确是以色列人。”杰夫说。

“但是妈妈说他们有很多食物，他们不穷，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生我们的气？”

“不，他们很穷。”杰夫回答她，“他们说有多穷就有多穷。想象一下，他们是在一个污水流满地的巷弄内长大，然后每年冬天这些污水又会漫延得到处都是；想象一下，以色列坦克车会开进他们家，然后半夜把他们的兄弟、父亲或叔叔、伯伯抓走；想象一下，他们不能到处旅游，这些男孩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街道，因为这些街道被检查哨或者高耸的安全墙给从四面八方封闭了。不缺食物不代表他们不穷。”

“没错，但是朝小孩的脸上吐口水还是不正当的。”我说。

“弱者总是会跑来欺负更软弱的人。要是可以，他们会朝我脸上吐。”

8 艾梅克勒方街鬼魂的诅咒

“你太不负责任了。”当天晚上我们回家后，里欧这么说道，“带她去布什大厦的BBC国际频道上班是一回事，但是拉着她去动荡的难民营根本大错特错。”

“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不帮忙带孩子？”我说。我懂他的意思，我的确不该带她去难民营，但我拒绝认错。

“你说啊，你怎么不帮忙带孩子？”我再度质问里欧，还哼了一声以示不满。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们得请个帮手，找个全职保姆。我们的房子有多余的厢房，要把它改成保姆房很容易。”

“那你怎么不去找一个？”

“你不会喜欢我选的人。上一次我找到了，你又否决了。”

“你上次带来的巴勒斯坦女人完全不会说英语或希伯来语。我该如何跟她解释要怎么照顾玛亚？如果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她要打电话给我，她又该如何跟我沟通？”

“嗯，如果有什么急事，你的阿拉伯语程度也足以沟通了。要不然她可以打给我啊。你没发现你总是想方设法怪罪我吗？”

“要是你人在加沙走廊或利比亚或开罗或贝鲁特（Beirut），而她找不到你呢？我不能找一个不会说英语的阿拉伯保姆。”

“我要去念故事给玛亚听了。”他往玛亚的房间走去，此刻她正在房里等待她爸爸。

“请别问她今天发生了什么。我想帮她先把这件事埋在心底一阵子，直到她年纪大到能理解这个国家的冲突给人们带来的各种羞辱、痛苦再说。”我喜欢故意说出“这个国家”这几个字，好强调要是我们待在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此事。毕竟这该死的巴以冲突可是他家的事。我不知道这股愤怒从何而来，但我几乎无力压抑或纾解它。我很挫败，我想挽回错误，但一切已经太迟。我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竟为了工作而让自己的女儿经历如此可怕而不必要的遭遇。从某方面看来，我过去为了照顾孩子而留守家中的种种努力，都因为走错这一步而前功尽弃。

我坐在窗台上，觉得自己顿时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我对着外头深色长角豆树哭泣，它的枝干因长了豆荚而显得沉甸甸的。长角豆树的豆荚煮熟并萃取内容物之后，尝起来非常像可可。来这里以前，我从没尝过长角豆。我的内心空虚，罪恶感把我的心蚀得千疮百孔，但我太骄傲而不愿承认。里欧责难的语气更是雪上加霜。过了几分钟，里欧显然读了篇幅甚短的床边故事给玛亚听之后回到了客厅。他站在客厅中央的希伯伦地砖上，一脸困惑，不知是否该给我一个拥抱，因为一旦抱了我就等于这回争吵他认输了。他还没准备好要认输，我也没有准备好要让步。重点是，我并非鲁莽地带着玛亚去简陋的难民营工作，而是别无选择，非带着她不可。我没开口要他帮忙是因为我知道他不可能答应，他只会说我试图阻挠他工作。好笑的是，他却从没想过他拒绝分担为人父母职责也会让我无法工作，最后我们只能像个中世纪家庭，根据性别进行角色分工。我的工作变得无足轻重，成了某种闲暇之余的消遣，而他是尊贵的和平使者，一个背负改变中东世界使命的男人。

除此之外，记得我们刚抵达此处时，几乎每周末我们都会去一些可能对他工作派得上用场的地区旅游。我们有好几个周六都在西岸地区纳布卢斯（Nablus）附近的山丘上，跟以色列极端右翼的警卫队谈论和平共存的可能；或在希伯伦旧城区市场，一边跟巴勒斯坦店主喝茶，一边看着占据该地且住在市场顶楼的以色列犹太移民把用过的卫生棉条和尿布等垃圾丢到巴勒斯坦人的店铺与住家上头。那几次旅程固然美好且发人深省，但绝非理想的周末放松之旅。

当然，他会替自己辩护，说他拟定的每趟旅程都很安全，都经过深思熟虑的规划。事实上，我现在回想我们在耶路撒冷多数的一日“周末”[37]，大多是把时间花在参加被导览行程上，好“教育”自己了解巴以冲突。我们一家人参加过“寻找绿线[38]”旅行团、“巴勒斯坦废村”旅行团、“消失的巴勒斯坦故乡”旅行团，还有其他十几个类似的行程。甚至就连我们外出露营、住民宿，或开着我们那辆击败四轮驱动车的小车穿越朱迪亚沙漠，这些活动也都是为了继续勘探这片全球主权争议性最高的土地的模糊轮廓。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更了解巴以冲突，我们成了这场冲突的奴隶。在英国那几年的周末连假，我们去沼泽区、西北部湖区以及绿草如茵的丘陵漫步，或在新森林国家公园里骑脚踏车，然后半路停在村里酒吧喝杯啤酒，这些日子如今已成为遥远的乌托邦幻影。当前往邻近阿拉伯国家旅行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探问阿拉伯人是否有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意愿。他们多数是完全不愿意！你只要随意走入开罗任何一个市集就能听见主流舆情，而埃及还是中东除了约旦以外唯一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国家。我并非不享受这一切，但是不知为何，生活成了一场未曾停歇的比赛，时时刻刻追逐着中东当前形势。

里欧走过来，坐在我身旁，一只手环抱着我，说：“你不用一天到晚生我的气，我没有要刻意刁难你。我只是得完成我的工作。”

“我也想工作，什么工作都好。你当初说我们来这里以后会过上规律的家庭生活，你将不再出差，就算有，也是偶尔。我没想到我们现在甚至连好好过个周末都办不到。周日要上班，周五你又因为那一天是欧洲的上班日而拒绝休假。如果我们都还单身且没有小孩，那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我们当中总得有人负责照顾孩子们，但不能永远都是我。”

“我很抱歉，”他说，“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很辛苦，但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我们来这里已经一年了。我给了你很充分的时间，但现况完全没有改变。”

“等加沙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应该就可以尽力陪伴你们。但此刻我无法马上预测以色列撤兵之后会是什么状况。”他轻声说着，这本应能软化我的心，但不知为何我无法压抑内心一股排山倒海而来的愤怒。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我站起来，经过他晃到厨房，怒喊着我对他已失去信心，我后悔来这里看着自己青春凋零，受困在这段不平等的关系里。

“你扼杀了我的梦想，从现在开始我也要扼杀你的。虽然我不能像你以前那样打包行李，找个旅馆说走就走，但我从此以后会拒绝合作，想办法让你过苦日子。我不想浪费一整晚坐在你身旁。我要坐在这里，坐在这张餐桌前剪接我的带子，完成我的访问。你就会知道跟一个冷血工作机器人一起生活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我走开的理由，我要逃离你的控诉。我这周末本来要待在家的，但现在不会了。我明天一早就走，去加沙。”说完，他便快速上楼，进入他的书房。

这是他的典型反应。如果我一派甜美，他就会说他为了工作不得不走。如果我怒目相向，拿他飘忽不定的行踪借题发挥，他就会说他之所以离开全是因为我对他大吼大叫。近来我们持续陷入争执之中，我已分不清每一回争论的头尾。我们让自己陷入毁灭的循环旋涡里；我们会不断重拾上一回争执的论点，在目视范围内，这一切既无起点亦无终点。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保持冷静，等情绪平稳后再来处理。但此刻他单方面决定离去，令我受挫，而受挫影响了我的意志力。我被愤怒掌控而无力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一切搞砸。

我注意到有神秘的影子在地板上舞动。抬头一看，只见露台上仙人掌的剪影被街灯灯光放大，透过天窗填满了灯光微弱的厨房。愤怒使我盲目，我无法专心剪接我在难民营的采访录音带。我开始在厨房里来回踱步，焦虑的双眼瞥见了传真机与电话，我拿起这两台机器猛力往地上一摔。

因为他全靠这两台机器与加沙走廊保持联系，所以我得毁了它们。这是我的一点报复，规模不大不小。他当然可以逃离这里，但在他动身之前我也不会坐以待毙，我要砸烂他的通信方式。

幸运的是基兰当时去上吉他课了，我听见楼上的玛亚开始哭泣。里欧赶紧下楼来到厨房，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场混乱。他试图把我推离厨房，但是我死命反抗。我把他往墙上一推，拿起他的眼镜照样把它往地上砸。

“你好大的胆子！眼镜就是我的眼睛，没有眼镜，我什么都看不到。你太可恶了，你疯了。疯子！”

“哼，没了眼睛，看你明天怎么去加沙。”

楼上的玛亚哭得更大声了。里欧紧抓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向客厅，我挣扎扭动着想脱身，他反而抓得更紧。他说：“我要把你困在这里，直到你恢复理智为止。”

“不要，你不可以，你他妈的又不是我的主人。”我的手臂很痛，我试图挣脱却挣脱不了。我往他腿部猛然一踢。他大喊一声把我推开，他似乎是受伤了。他突如其来的一推，再加上我正试图抽开我的手，两股力量相加，把我推往客厅远处另一端，让我失去平衡后摔倒在地。我的膝盖因狠狠地撞上咖啡桌而感到剧痛，撞到的是我受过伤的那条腿。我之前在约旦杰拉什（Jerash）的圆形竞技场跟基兰玩耍时，从一道罗马式城墙上摔下来，那条腿跌断过。痛楚令我晕眩想吐。我应该是昏厥了几秒钟，因为当我睁开双眼时，我看见玛亚站在客厅中央歇斯底里地大哭。

“爸爸刚才出去了，他说要去配新眼镜。妈妈，你还好吗？你又摔断腿了吗？我去帮你倒水，妈妈。”

“过来，妈妈抱抱，过来。”我对她轻声说道。

“对不起，妈妈。你能修好电话吗？因为我们要叫救护车。”

“别担心，亲爱的，情况不严重，这以前也发生过。我必须找到我的护膝，就放在医药柜某处。”

“我去帮你拿，我知道在哪里。”啜泣的玛亚边说边转身上楼要去浴室。

“我自己来，过来扶我。”我对她说。

但当我试着移动身子，传来的剧痛令我险些再度昏厥。我只能继续坐在地上，坐在那张笨重的玻璃咖啡桌旁。这张咖啡桌桌脚和底座是用我们从约旦买回来的一具贝都因人打谷机重新设计而成的。我很庆幸玻璃没破。我坐在那里抱着我的孩子，她可爱的手臂环抱着我，我试着从她小小身体的温暖与拥抱当中获得一丝慰藉。这让我的情绪得以平复，暂时抛下羞愧与罪恶感。我亵渎了为人父母之职。我女儿此刻赋予我安全感，但这本该是我给予她的，我不但没做到，还翻转了她小小世界里对父母的信任。

在我以此姿势睡着之前，我内心将一切怪罪于这栋艾梅克勒方街房子里的鬼魂。它们就是不肯放过我们。我们打扰了它们，因此它们便打算摧毁我们的生活。我们摇摇欲坠的婚姻，本该在耶路撒冷这个新环境逐渐稳定，但这种环境反倒开始映射出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种种冲突。从抵达此地之际，运载我们全部家当的货柜失踪开始，我们婚姻本已松动的根基摇晃得更加厉害。耶路撒冷给我们带来的冲突多于和平，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这栋房子和这个国家都试图表明立场：他们不需要局外人过来定居。无论是这栋房子还是这座城市甚至是整个国家，全都被鬼魂缠绕，吓跑了各方好事之徒3这足以解释为何当地人总持续排斥国际干涉，也解释了二〇〇〇年的戴维营高峰会[39]为何最终诱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而一九九三年巴以双方共同签订的《奥斯陆协议》[40]将西岸地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各自的控制区强硬划分为A，B，C三区，结果造成了行政管理困难且官僚政治横行的一团混乱，至今无解。巧合的是，我在同一年年尾怀了我们第一个孩子，从此我们的家庭生活也被分成三区，而此刻这三区想必沉浸在极度悔恨与自艾自怜的浓烈情绪中。

不知何时里欧回来了，我不敢去看时间。此刻去质问他并不是个好主意，毕竟我需要他的协助。他蹑手蹑脚地把玛亚从我怀中抱起，带她回她自己的房间。我从余光里看见他配了副新眼镜，款式更高档、时髦。这副眼镜让他看来年纪长了些，我正好奇基兰在哪里，他大概意识到我的疑惑，便告诉我说他去音乐班接基兰下课，然后带他去耶申家借住一晚。这个做法很聪明。方才发生的这起不幸争执令我现在无颜面对基兰，虽然说这样的场面在他成长过程中早已屡见不鲜。

“你需要看医生吗？”

“要。我可能弄断或扭伤了几条韧带，得把它们弄回原位才行。”

“你能等到明天吗？等送玛亚上学之后，我可以带你去哈达萨医院。”

“应该可以，但我需要我的护膝，就放在浴室里。”我仍坐在原地，我试着用力，即使最轻微的动作都会往我大脑传送一阵令人眩晕的痛楚，使我眼前一片黑。

“来，我替你拿了一些强效止痛药。”

此刻我的情绪镇定多了，每回争执过后都是如此。极度厌恶被极度亲密取代，此时需要的是对方的热情拥抱与充满爱意的轻声低语。我了解他的感受，也清楚自己的感觉，我们彼此都知道此刻想从对方身上得到些什么。

他坐到我身旁，我们拥抱彼此。

我们坐在冰冷的石头地板上，看着舞动的影子，我哭了出来。此刻是如此平和。

第二天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拄着暂用拐杖的我请出租车司机停在欧莉家门前。当我得独自从医院回家时，前一晚短暂享有的宁静与温暖便已烟消云散。里欧无法留在医院陪我并带我回家。他也没与我讨论我该如何去幼儿园接玛亚放学。值得庆幸的是基兰搭校车上下学，不用我操心。

“谁干的好事？”欧莉问道。

“没有人，这是意外。”

“什么叫意外？”

“我被咖啡桌绊倒。”

“他没打你吧，有吗？”

“当然没有。”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刚刚说了！”

“他推你了？”

“没有，是我推了他。”

“所以他回推了你一把？男人不能干这种事情，他们力气比较大。”欧莉听来语气十分严肃。

“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认定我的意外跟他有关？”我问她。

“拜托，别傻了，全都写在你脸上。不然你怎么会趁着孩子们都在学校的时候过来？那你的BBC报道怎么办？你之前说你今天要忙这档子事的。”

“我不知道有这么明显，你竟然看得出来我们起了争执，不过是我起头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是我开始了第一步。”

我内心有股强烈的冲动想告诉欧莉一切经过。我急切地想减轻我胸口的重担，不想回到那栋寂寞的房子，我不想担起接玛亚放学的责任。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拄着拐杖去学校接她，然后又要独自度过这一晚，独自面对这场突如其来、令人措手不及的挫败。像这样一个夜晚，我必须以重复的答案回答两个孩子重复的问题：

“爸爸去哪儿了？”

“他去加沙了。”

“但是他上星期才去过。”

“他得再去一趟。”

“为什么？”

“因为他工作的智囊团要他写一份加沙停火后的现状报告。”

不，我应该不会如此详细地解释，因为我不想引发我女儿连珠炮似的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是智囊团？是旅行团吗？是很有智慧的旅行团吗？”还有我儿子也会问起：“停火是怎么回事？耶申说那不过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花招……”我不想与两个孩子度过又一个漫漫长夜，回答这些孩子关于此地荒谬政治现状的提问。我会让他们早早上床，才能坐在客厅面对鬼魂，这些鬼魂如今永久附身在这些舞动的影子中，盘旋在我们的希伯伦地砖上面。我会质问它们：“你们现在开心了吧？你们赢了吧？你们当然有权去破坏这片和平，但你们为什么不能去找其他房子？我猜这里是你们家，你们才有权问我们为什么不找其他房子住。也许我们该搬走，反正现在这屋子里没有人过得开心。但也许我该给这栋房子一个机会，给我们的关系一个机会。拜托，饶了我们，收起你们嘲弄的舌根吧。”

然后我会恳求他们：“要不然，这栋房子合法屋主的列祖列宗们，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该像六年前在摩洛哥那样放弃，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回伦敦重建生活，还是我该留下来，看看这一次我们能否成功？家庭生活的喜乐是否本就不属于我，不属于我们？我们来自两个极端不同的环境：他有稳定的家庭背景，所以他想把这一切抛在脑后；而没有家庭的我只想紧抓住一个家，甚至是半个家也好。是否正因如此，我们才无法融洽相处，无法相互理解？”

“这真是太过分了。”我听见欧莉说道，她的声音仿佛从一座遥远的岛屿传来。一杯乌龙茶在我眼前冒着热气，我一度有些恍惚，以为自己没听见她接下来的言论，但其实我听得清清楚楚，而且觉得惊讶且困惑。我不否认欧莉所言正是我从医院回家路上心中所想，我也是因此才决定半路在欧莉家停下来。里欧当时帮我叫了辆出租车，说他无法改变计划取消加沙之行，他已安排好那边的会议，他不能“让他们失望”，他无法让巴勒斯坦人失望。

“这种行为实在令人无法接受。他脸皮真的很厚，发生这种事情之后还丢下你一个人和孩子们，自己跑去加沙……你说他要去多久？”

“我不知道。”

“不管你怎么护着他，你知道这种状况看起来是什么样吗？这根本是恶意遗弃，让一个拄着两根拐杖的女人自己照顾两个孩子。”

“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几年前在约旦时摔断过腿上几条韧带，之后我的膝盖就常常移位。我不能骑单车，也不能跑太快，这跟我们吵架无关。我只是很羞愧自己没能停止这场争执，竟然让玛亚听见。我不确定我们在她面前争吵会给她带来多大伤害，还有基兰，给他的伤害想必已经很深。”

“那你还想继续维持这段关系吗？拜托，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你知道的，现代人会选择放下，然后重建生活，你不能继续这样过下去。我认识你一年了，你口口声声说你爱他，但除此之外，我已经记不得你什么时候说过这段关系的好话。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永远不在你身边，但他只要随口一喊，你就总是随时待命，滚进他怀里。”

“你太夸张了，欧莉。我爱他是因为我们之间经历过的种种，我们在一起非常久了。要破坏很容易，要建立很难。”

“但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什么都没建立。”

我疲惫到无法理解这一切。此刻我只希望有人安慰我，而非评判我的婚姻。我想起我伦敦的朋友们，就算他们跟欧莉有着相同的想法，但他们绝不会这样说。欧莉习惯以明确的角度看待生活，她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替每个人判定是非。然而对我的伦敦友人而言，生活中有更多灰色地带。

“我有个律师朋友。”欧莉说，“我应该让她打电话给你。就聊聊而已，没什么损失，你应该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

乌龙茶温暖了我，我的肌肉也跟着放松。听见这些话，我没有自己想象中那般惊讶。我认为这些话是对婚姻最终极的亵渎。我伸展那布满绷带的膝盖，对欧莉说：“我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3至少那些对我来说重要的权利。我知道我有权在这段婚姻中得到对方的同理心，有权要求对方与我一起承担这个家。我也知道如果这个地方把我的家庭撕裂成碎片，我绝对有权离开这里。但我不想要用任何世俗的法律条文惩罚我的另一半。”

“从一个无神论者口中听到这些很有趣！所以你相信冥冥中自有公道？噢，老天爷会惩罚他！善恶到头终有报！”

“拜托，不要嘲笑我。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是会有公理正义的，人一定还是会有些良心的。对了，乌龙茶很棒，谢谢你。”

“有些人就是没良心，有些人只相信自己所谓的良心，我们犹太人就是如此。如果我们会被一些不切实际的道德感折磨，我们又怎能住在这里，住在里欧的巴勒斯坦？所有不自我痛恨的犹太人都必定先要克服罪恶感的啃噬。”

“又来了。”我心想。我可不想将这个上午拿来把自己的生活跟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做比较。我不想讨论他们有没有罪恶感，或是巴以冲突到底正义不正义。难道没有一种生活是可以超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超越冲突的？我拄起拐杖离开。我家离这里很近，我自己走回去应该不成问题。

就在当晚，就在我与我们屋里的鬼魂开完会之后，没想到我的手机竟接到了欧莉朋友的来电。我心跳加速但仍试图保持镇静。我很高兴玛亚此刻已上床，至于基兰，倒是不用担心，因为他向来一有空就会戴着耳机大声听音乐。

这是欧莉头一回惹恼我，也使我与里欧之间的危机第一次看似严肃了起来。过去我从未觉得我们的婚姻已走到死胡同，再无挽回的余地。然而我应当为刚才与律师的通话负起责任，欧莉约略向她提及了我的家庭争执，我虽试图否认却未能挂了电话。她探问了我的财务状况，诸如家用支出分担以及名下有多少共同账户之类的问题。多数问题我都没答，只对她表示我们的财务安排没有问题，就算真的不幸离婚，亦不会有影响。但她表示，无论如何，我都该继续告知她一切细节，因为倘若真的离婚，许多事情都会跟着改变。这场对话相当令人煎熬，多数时间都是她在解释我的“权利”。其中不乏一些女权主义观点，例如她向我讲述男女之间的相处准则，并表示女人该坚守此准则，分毫不得退让，否则这只会无形间使得其他处境类似的女子跟着受害。我心想，要是一段关系只须听从某个女权主义分子的建议，或套用什么行为模式便能得以维系那就好了！我对那位律师表示，我不认为我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是出于“女性的责任”，她听了颇不以为然。

最后，我还是试图认真地向她声明：“那天晚上我先生跟我之间发生的一切并非家暴事件，我们没打算分道扬镳，至少目前不会。”我不想责怪欧莉，因为当她说要请她的律师朋友打电话给我时，我表现得不置可否。我当时没想太多，因为我认为她会忘了这回事。我知道这个借口听来毫无说服力，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得承认，我当下的内心有一部分充满恨意，想让一切顺势发展。然而律师接下来说的话令我措手不及，她说：“我下周会再打电话跟你确认情况。”

“谢谢，但我应该没事了。”

“这种事谁都说不准，事情往往都在转瞬间发生，接着以常人预料之外的速度急转直下。如果发生任何暴力行为，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我的手机号码。”

我坐在原地，感觉自己被玷污了。根本没有什么暴力事件，不是吗？这场争执是我起的头，是我先出手推他的。欧莉的声音不停在我耳边响起：“是没错，但是他比你壮，男人不能推一个只有自己体重一半多一点点的女人。”我双手捂住耳朵，我不想听见“暴力”这个词。没有什么暴力。里欧与我不过就像两个幼稚的青少年，我们从未真正长大，我们像孩子般不知羞耻地争吵，毫无节制，没有任何暴力。我没准备好接受一位女权主义律师大肆评论我的生活，评论我与里欧之间的关系。欧莉对里欧有意见是一回事，但以我的生活现状而言，找律师涉入此事只会令我神经更加紧绷。想到我的孩子们，我真的很害怕下周又接到她的电话。她很有可能真的会打来，因为光凭我优柔寡断的拒绝，恐怕不足以劝退一位律师。

她下周电话打来时，我并非毫无心理准备，那柔软的声线再度以低沉单调的语气说我得了解自己的权利。我很意外自己竟仍无法明确表示要她别再打来，并且对她说我不需要了解什么权利，就算离婚，我们也不会有任何财务问题。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说。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仿佛自己是个脆弱的小女人。当她要我顺路去她同样位于艾梅克勒方街的办公室看看，非正式碰个面时，我甚至也没有婉拒。

然而出乎我预料的是，数周后一封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信函从门缝底下塞了进来。我用颤抖的手指打开它，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是一张索价一千美元的电话咨询账单。

我不敢相信我跟欧莉的友谊竟会走到我想躲开她的阶段，我不想接受她的追问，也无意去质问她什么。而以下发展恐怕也不是巧合：我把律师事务所的账单随手放在电话桌上，当里欧安装新传真机时便拾起了这封信。

“这就是你跟你最好的朋友策划的阴谋！”

“不要对我发飙，我也没预料到。”

“你总是喜欢对你所谓的好朋友成天嚷嚷你有多苦，讲得我好像是个打老婆的家伙一样。”

他怒气冲冲地上楼，把律师信留在边桌上。盛怒之下他忘了接上传真机线路。我并无罪恶感，毕竟我无须对律师账单负责，但我觉得我们的私人战争越界了，从卧室转入了公共空间。如今这场战事被记录在律师的电话记录里，在这个云端储存空间动辄上兆位的计算机时代，这份记录会永存直至网络崩溃为止。一想到这儿，我就很不安。

“我们得搬离这栋房子。”一周过后里欧这么说道。

“很好，我们确实不该继续住在一条到处说英语的街道上，还住在一栋被历史幽灵缠绕的房子里。”

“不只如此。我不希望我们继续住在欧莉附近，这个女人处心积虑地想往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捅上一刀。”

“说得好像这段婚姻在她出现前没有任何问题一样！”我说。

“至少没像现在这么糟。过去你从未觉得有必要听从朋友的意见找律师咨询，想结束这段婚姻。如果我们真要结束，不需要找律师。”

“但你永远不会放我走的。”我心想。究竟为什么每回我们走到险恶的分歧点，当我已决定离去时，他就会带着无比丰盈的爱回头抓住我？于是我们会和好如初，融洽地度过几天、几周，又或者倘若我们幸运，则可长达一两个月，接着我们又会陷入恶性循环，再度重蹈覆辙。

“还有，”里欧说，“她想抢走我的孩子。我们非得搬家不可，她才不能拿着她的鳀鱼汉堡拐骗他们进她的巢穴。”

每回我说我受够这段关系了，里欧就会指控我是要试图夺走他的孩子。背负这般罪名有时令我心生恐惧，使我被困在这段婚姻里动弹不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我需要证明自己永远不会为了报复他而把孩子们带走，孩子是属于我们两人的。

[5]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91年苏联解体后，改制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6]　位于英国伦敦。

[7]　威斯曼是东欧犹太人大姓。

[8]　胡格诺派为16世纪至18世纪法国新教教派，属加尔文宗。

[9]　科普特人意指埃及基督徒。

[10]　琐罗亚斯德教，旧译祆教、拜火教等，为古代波斯帝国国教。

[11]　逾越节是犹太教的主要节日，又称无酵节，此节期间教徒食用无酵食物作为庆祝。

[12]　赎罪日又称敬畏者之日，为犹太人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日，当日必须禁食且密集祷告。

[13]　祈福式为犹太人每逢节日与安息日前举行的祝福仪式。

[14]　汉普斯特德区向来以人文荟萃闻名，许多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学家皆居于此处，此区亦是高级住宅区。

[15]　科菲·安南（1938— ），加纳库马西人，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

[16]　《北非情人》为英国小说，内容描述一名英国少妇带着两个女儿，为了逃离英国的传统生活，来到摩洛哥冒险。

[17]　闪米特人旧译闪族，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相传诺亚的儿子闪是其祖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

[18]　安息日为犹太教每周一天的休息日。

[19]　戈兰高地，位于叙利亚西南部，西接以色列，目前被以色列控制。

[20]　这里指印度九夜节，连续十天九夜。节庆期间，人们用各种仪式参拜杜嘉女神。

[21]　伊斯兰教主要节日，在伊斯兰教历10月1日。按伊斯兰教规，伊斯兰教历9月为斋月。

[22]　按照汉语系佛教的传统，佛陀（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诞生于农历四月初八，每年这一天，世界汉语系佛教道场都会举行各种喜庆活动。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有各自纪念佛陀诞生的节日。

[23]　一国方案，为解决巴以冲突的方案之一，主张将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及加沙走廊合并为单一国家，其内居民不分犹太人或巴勒斯坦人，都能拥有平等公民权。

[24]　闪语族又称闪米特人，是亚非语系（闪含语系）之下的语族之一，可以细分为六种语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马耳他语、阿姆哈拉语、提格雷语、亚拉姆语。

[25]　常见的犹太人名。

[26]　圆顶清真寺为耶路撒冷著名地标，其建造地点位于哭墙旁，犹太人认为该地正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圣殿山，故双方为此地长期争执不休。

[27]　两国方案为解决巴以冲突的方案之一，此方案主张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与加沙走廊建立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和平并存。

[28]　根据犹太教规，不得食用无鳞或无鳍的海产，因此淡菜和虾皆属违禁品。

[29]　印地（Hindi）指的是印地语，为印度第一大语言；印度（Hindu）指的是印度人、信奉印度教的人。

[30]　1947年印度独立后分为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孟加拉被分割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孟加拉邦，西孟加拉邦归印度。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

[31]　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并因为与以色列签订《奥斯陆协议》，于1994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32]　加利利海并非海，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

[33]　目前巴勒斯坦总统府等政府主要部门均设在拉马拉。

[34]　门德尔松与瓦格纳两人皆为十九世纪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为犹太裔。

[35]　杰克联合为英国国旗的俗称。

[36]　纳萨尔派，泛指各种拥护印度共产党、主张以武力反抗政府的政党与组织。

[37]　以色列政府法定周末时间为周五下午至周日早上共三十六个小时。

[38]　绿线为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与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于1949年签订的停战协议中所划分的界限，此线并非国界，仅为停火线。

[39]　戴维营为美国总统专用度假区，亦为美国总统与他国领袖非正式会面地点。2000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该处进行和平论谈，商讨巴以冲突解决之道，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40]　奥斯陆协定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分为A，B，C三区：A区的军事与民事管辖权均属巴勒斯坦；B区军事管辖权属以色列，民事管辖权属巴勒斯坦；C区军事与民事管辖权则均属以色列。

Part 2 合法异乡人

我不屈不挠地试着与中东为友，我不断试探她、取悦她，只求能更了解她；我为她学习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为她罔顾我早年强烈的无神论立场，替我们那不甘不愿的儿子举办一场宗教成年礼；为她将我们的女儿送至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双语幼儿园就读。

9 一瓶安宁

“我问过爸爸都在做些什么。”玛亚边说边撕了块吐司蘸着蛋吃。基兰则是一如往常陷入前青春期的沉默之中。过去几个月以来他总不断嘶吼、叫嚣，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宝贝儿子变得遇事推托、冥顽不灵，我放弃了，不再与他吵架。我自认无法再跟一个即将满十二岁、已有一米七二高的男孩争执，他甚至比我还高上一英寸[41]。因此在早餐桌上，玛亚负责说话，而我是唯一的听众，因为基兰脸上清楚地写着他已不住在我们的世界里。

“所以爸爸怎么说？”我问她，一边往煎锅里打了一颗蛋。

“他说他去加沙跟巴勒斯坦坦人说话，这样他们才可以有‘一瓶安宁’。”

“那是什么？”我试图装作一脸正经。

“就是一瓶安宁啊。我爸爸说巴勒斯坦坦人和犹太人需要这个，他说他在想办法帮他们拿到。”

我看见基兰挑了挑眉。原来我这前青春期的儿子还是三不五时地会对某些事情有所反应！特别是可以对她妹妹说教的时刻。

“玛亚，是和平与安宁，不是一瓶安宁。安宁没有办法装在瓶子里，让你和军人一起喝着玩。还有，是巴勒斯坦人，不是巴勒斯坦坦人，你这白痴！你把他们说得像是什么外星人一样！”

“才不是！爸爸明明就说要给巴勒斯坦坦人一瓶安宁！”她故意在多出来的“坦”字上加重了语气。

这两个相差近八岁的孩子吵起架来竟能如此恶言相向，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好好好，你就继续当我的笨蛋妹妹。”基兰满脸怒容地对着玛亚。

“妈妈从今天起不会给你钱买午餐，会改给你带便当，因为你是坏人。”玛亚说。她就跟她爸一样，每回吵架都想方设法要争得最后的话语权。

“如果你们两个再继续吵下去，我会罚你们全都关进房里。”我发出警告，不过我的警告向来被当成耳边风。

“但人家说的是真的。”这一回她认真说道，“爸爸说他去加沙，这样巴勒斯坦坦人才可以跟以色列人一起分享一瓶安宁。”

“他真的这样说？那他打算怎么做？”我问她。我决定转换话题，免得她和她哥哥在餐桌上把彼此生吞活剥。

“去加沙就可以了啊。”她一副国际事务专家的口吻。

“原来加沙有个储存安宁的水库，这我还真不知道。”我端着咖啡坐下。此刻的加沙可以说是半点“安宁”不剩。这些被迫“撤退”、心生不满的以色列移民把加沙走廊搞得遍地石堆，宛如战后废墟，就算有国际援助，要重建加沙走廊也得花上好一段时间。里欧总说，比起西岸地区他更喜欢加沙。他认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比起他们西岸的同族弟兄更有创意，思想也更开放（同族姐妹不在此列，因为除了像曾长期担任巴勒斯坦官方发言人的阿什拉维这样的指标性人物之外，巴勒斯坦政坛鲜见女性踪迹）。

此时校车喇叭响起，我赶忙把基兰送出前门。我对巴勒斯坦人司机哈珊挥了挥手，然后走回厨房坐在餐桌前继续喝咖啡，而玛亚回她的房间准备上学。她每天早上出门前总得花上许多时间准备，我们总是九点过后才抵达幼儿园，整整迟上一个半小时。这是她最后一年读幼儿园，所以我不是那么在意她迟到，我想尽可能享受有她陪在身边的时光。她的言谈仍充满各种意外惊喜，机智而调皮。我确定那“一瓶安宁”的故事是她捏造的。我依稀记得她好像从她祖母乔伊那儿听过这个故事，乔伊常不断讲述里欧小时候用过“一瓶安宁”这词组。玛亚非常聪明，聪明到懂得剽窃这几个字眼，把她哥哥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连我都有几分相信。她很敏锐，她察觉到我不满里欧对加沙的偏执，不满他频频造访那片充满火爆冲突与怨念的狭长土地。

我的和平使者丈夫啊。我叹了口气，啜饮着咖啡。过去十年来，我跟着里欧走遍中东世界每个角落：从摩洛哥到巴勒斯坦，从埃及到约旦。我并非有意在他的中东世界里追逐任何理念、梦想或抱负。我，过去的女权主义者，早年曾在伦敦地铁贩卖托洛茨基[42]刊物的女孩，如今已完全化身为绝望的宝莱坞电影女主角，偏执地爱着一个男子，而这个男子又爱着一片永远无法回报其奉献的土地。我连续过着没有他的日子，独自带着孩子们过活，而他持续在他此生至爱的中东地区间游走。他横越了整片中东，从黎巴嫩到埃及，约旦到伊拉克。我孤身一人盼着他归来，我不屈不挠地试着与中东为友，我不断试探她、取悦她，只求能更了解她；我为她学习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为她罔顾我早年强烈的无神论立场，替我们那不甘不愿的儿子举办一场宗教成年礼；为她将我们的女儿送至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双语幼儿园就读。

自从搬到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栋房子，我们便少有交流。这栋房子在耶路撒冷西区，位于总统官邸附近一个虔诚的小区里。以色列由加沙撤兵之后便换成我丈夫进驻，他每个月有好几天都会在那儿过夜。

我们的新房子过去曾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被花园包围的独栋平房。以色列建国之后，这处房产曾荒废过一段时间，约莫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其后大批犹太移民从世界各地涌入以色列，丑陋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改写了圣经所描绘的这片土地的样貌，遍及各地的住宅区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藏起耶路撒冷的尖塔与圆顶。

在这栋被树木与芬芳玫瑰花丛围绕的房屋之上，如今加盖了三层楼，每层楼各自拥有独立出入口。幸运的是我们住的是原屋，因此能够独享这片花园。这种感觉相当隐秘，就连邮差都不会一路走到我们前门口，只会把我们的邮件放在整栋建筑物的主入口。由于我们这栋房子上头加盖了楼层，导致客厅几乎没有任何日照，颇似住在洞穴里。这栋房子的每个房间都铺有美丽的地砖，而且庆幸的是仍保留了原屋的蓝、绿、红三色马赛克砖。其中一间房的墙上，甚至以马赛克砖拼了一幅“生命之树”的图样。在不分日夜同样柔和的光线照耀下，那图样看似一幅洞穴壁画。

我们当初选这栋房子是因为它有茂密自然的花园。但如今我开始觉得有些与世隔绝，甚至想念艾梅克勒方街上说着英语的喧闹咖啡店。因为现在要出门去咖啡店已不像从前那样方便，我发现自己时常在这美丽的洞穴里无精打采地闲晃，等待我的奥德修斯[43]归来。

但是加沙是如此重要，就连我们的小女儿都明白这一点。

“爸爸什么时候才会从加沙回来？”每回里欧出门玛亚都会这么问，因为他只要出门就必定是去加沙。

“等到中东和平之后就会回来了。”我通常都这么回答。她会把这个答案当真，并未察觉我话里的讽刺。而我也喜欢一再重复这个答案以宣泄我不断压抑的挫败感，因为我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此地益发紧急的政治过程之外。然而接下来几个月，加沙形势每况愈下，和平之路似乎从未像此刻如此遥远。

在我意外迁居中东以后，每逢愤怒与不满的时刻，我会把内心对国际组织傲慢地自诩为和平使者的这股厌恶更加合理化。这只会令我更加恼火，因为里欧是如此一心一意地投身其中，许多年前在伦敦某个美丽的四月午后，他曾非常清楚地对我表明，绝对没有任何人、事、物能胜过他对中东的爱，而如今他的确在身体力行这份承诺。

要是我也开始爱上中东，开始书写中东，把我的兴趣投入于中东呢？他会做何反应？他会怎么做呢？

10 菲 妲

我们成长于条条通往流亡的十字路口

当歧路交会，童年也自我们手中陨落

一阵狂风吹倒一把伞

这是我对幸存者的敬意

——《我朝你奔去……与你并肩前行》穆里·巴尔古提

“Keif halek? ”

“Ana mabsuta.”

菲妲问我“你好吗？”，我按照阿拉伯语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回她。她听了之后发出一阵傻笑。

“每次都用同一句话回答有什么不对？‘我很好’这答案对我来说挺不错的啊！”

“你的阿拉伯语得多下点苦功了。你也可以回答‘Ana majnune’，意思是‘我疯了’。”

“疯了？有什么好疯的？”

“这个世界啊，我就常常被这世界搞得快疯掉。”

我心想，“Majnune”这个词我早就认得了。无论是印度的印地语、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还是孟加拉国方言里都有这个词，意思是疯狂的爱。这让我想起某个波斯王子的传说，他叫作玛吉奴，他神魂颠倒地爱上一位名叫蕾里的美丽交际花。我想我多数时间都不会介意用这样一个词来响应这世界对我的问候。

如果说欧莉是我融入本地的推进者，那么菲妲则助我打破层层回忆，意外地发现阿拉伯语与我的母语间的扎实联结。随着我与她相处时日渐增，听她说阿拉伯语的机会也变多，两种语言间的桥梁跟着逐渐成形。她每天从耶路撒冷通勤至拉马拉工作，我常去那里陪她一起共度漫长的傍晚时光。如今我已能用简单的希伯来语对话，因此也想试着跨越阿拉伯语障碍。感谢老天让我遇见菲妲，这道障碍现在看来已非那么高不可攀。

某个宜人的六月早晨，我去她位于耶路撒冷西南部艾因喀拉姆（Ein Karem）区的家接她。我的一位朋友推荐她，她也同意担任我的随行口译，所谓随行口译其实对记者来说，更像是扮演“地头蛇”的角色。

这一回她要带我去北部的巴塔村（Barta’a），那是一个巴以融合的村落，村里七千位居民全都因通婚而彼此互为亲戚关系。这个村庄是个特例，不像西岸地区北部其他地方那般，边界全被以色列筑起的安全墙隔离。菲妲安排了来自村里两方的村长接受采访，一位是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一位是以色列阿拉伯人。

我看见她站在露台上，凝望着下方苍郁的山谷。那露台底下是一条快速道路，道路底下便是急遽下坠、长满麝香草与鼠尾草的山谷。露台上有着不可思议的迷人景观，可一百八十度全景瞭望被艾因喀拉姆旧村落往昔巴勒斯坦居民遗弃的梯田与扁桃树丛。晒衣绳上的洋装、床单、牛仔裤、衬衫，随着微风吹拂而飘动。我停好车，走上阶梯，看着她身体不同部位逐渐出现在我眼前，当她收起第一件晾起的衣物，展露在我眼前的是她细长的双臂，接着我看见她一双穿着合身低腰牛仔裤的长腿大步向我走来。作为巴勒斯坦女性，她高得很不寻常。当她的脸庞从一件褪色的橙色床单后方出现时，看来竟如此熟悉。狭长脸型、画着眼线、满是睡意的双眼，再配上一抹忧郁的微笑，我看过这张脸，这五官像极了某张全球知名的脸孔。这张脸属于某位世人再熟悉不过的伟人，这张脸常出现在昏暗教堂内与细心装饰的壁龛里。

菲妲有着耶稣的脸，细长而丧气，却有着宽容世人的神情，脸颊旁则散落着柔顺的黑色鬈发。她温柔地笑着，然后顺着我的眼光望向邻近的丘陵与惊人美景，她说：“没错，你眼前看见的一切都曾经属于我们。我要夺回这一切！”

她这番言论吓了我一跳，迅速把我拉回现实。

我难以从她轻快的语气中判断，她何以选用这句话作为我们首次见面的开场白。她是不信任记者吗？还是故意说些外国人想听的陈词滥调？我听得出她语气里藏着隐晦的讽刺，这令我非常不舒服。这份不舒服源自我丈夫的犹太身份。我突然可以体会我儿子害怕中间名阿奇瓦被他的巴勒斯坦同学发现的心情。我也再度理解里欧为何振振有词地表明，不愿让巴勒斯坦同事知道他的宗教信仰。我心想我最好别提起自己跟犹太人的关系，我不希望她因此对我改观。我想要了解眼前这个高得惊人、貌似基督的女人，我在心底发誓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从这起BBC采访案的合作继续延伸为私交。

“放心，我会通过和平协商夺回这片土地和这个村落。”菲妲语毕笑了出来。

我脑海里不断重复响起基兰他朋友耶申的话：“等我长大以后我要带领群众运动，用和平的手段取回我们的土地。”

此刻我站在这栋位于艾因喀拉姆区旧阿拉伯村的旧阿拉伯屋子里，面对着这位貌似拿撒勒[44]先知的修长女子，想着我该如何在不说错话、不泄露我那禁忌秘密的情况下，与她建立新关系。

好在此刻我们并无多少时间闲聊就得出发往北。一路上车里的对话听来都似乎有着弦外之音，我想这多少是因为她奇特的幽默感。特别是当她说：“既然欧洲人调停了半天都不成功，那么巴以两国的总统或许都该听听你的见解，你可以教我们一些甘地式的技巧。我们这里需要一位甘地，甘地通过和平抗争就把英国赶出印度，我们受够那些自杀炸弹客了。”

我本打算问她：“你真的想把以色列人赶走吗？”她觉得以色列是像英国之于印度那样的殖民政权吗？但我没把这些在脑海中翻腾的想法说出口，只是看着她以僵直的姿势与蒙眬的眼神，望着车窗外如今被以色列屏障隔离的阿拉伯村落。当车子加速驶过西岸地区平原，我开始数着这些由一片片混凝土构成的“城墙”，这一道道违反国际法规的城墙将巴勒斯坦人围起，不仅让他们有如活在牢狱里，同时也切断了邻近村落彼此的日常交流。这道分隔之墙孤立了巴勒斯坦村落，让他们与世界断绝联系，无法与邻近的以色列大城进行商业往来或使用城里的医院、学校与各种便利设施，也无法使用位于特拉维夫的车程不到一小时的机场。在城墙后方的远处，我看见鄂图曼风格的叫拜楼（minaret）[45]矗立在稠密的市镇里。我突然意识到光是使用这条划过西岸占领区的道路，就等于是在支持以色列的领土掠夺计划。我对菲妲表明此想法，她说：“我本可以带你走另外一条路线，但我想给你看看这条联结南北殖民区的主要公路，这条路也叫作六十号种族隔离公路，它就这样硬生生穿过西岸地区中央的城镇村落，只为了联结散落在山顶的犹太殖民区，你看，就是那些红屋顶的房子。”

声誉卓著的巴勒斯坦作家拉加·薛哈德曾经在他某本著作中表示，跟他比起来，这些犹太移民根本没有资格住在巴勒斯坦丘陵（这些移民全都住在丘陵上堡垒般的宅邸之中）。他还表示这些欧洲犹太人任意破坏这片土地，摧毁了长满麝香草和叙利亚奥勒冈的田野。他们有什么资格主张这片土地的所有权？那些殖民建筑打从结构开始，就有一种占地为王的姿态。为了在山顶上建造殖民区，他们把这些《圣经》中曾出现的丘陵山顶砍个精光，改种上蔓生的白色红顶混凝土之城，这不但亵渎了地景，也使野生动物流离失所。当地原生的巴勒斯坦村落都建在丘陵坡地上的人造梯田，散落在橄榄树丛间，坐落在仙人掌篱笆圈起的栽满时令蔬果的花园之内。我曾与里欧多次参观各地的“巴勒斯坦废村”，每回参观都会被告知要注意看老仙人掌与无花果树，因为那些植物当年便构成了村落边界。他们的房子大都是暗灰色或赭色，外墙通常爬满青苔，窗户样式颇为简朴，屋子也不会盖得超过两层楼。这些房子毫不显眼，他们以共生姿态融入周遭环境。这些原生居民并未践踏这片土地，他们以简朴的方式让自己过得舒适，打造家园。

“我们等一下就会转向通往六号公路的路口，六号和六十号两条公路是平行的，我们会沿着六号公路，一路穿过图勒凯尔姆（Tulkarem）城内被城墙围起的巴勒斯坦村镇，我母亲就来自那里。”菲妲开口把我从拉加·薛哈德书中描写的往昔场景拉回现实，“六号公路一路沿着绿线走，所以待会儿你将看见以色列是如何像个占有欲强烈的情人，蛇行在整片巴勒斯坦大地上。这条蜿蜒曲折的界线横断、贯穿这片土地，以色列骑在这条界线之上，非要让它不甘愿的情妇意识到它的存在。你说开在这条穿过占领区的公路上会有罪恶感，亲爱的，我实在半点都无法体会。你要怎么想都可以，就让你的良心继续折磨你吧！然而对我来说，不管是不是占领区，不管国际怎么认定，反正这里就是巴勒斯坦。”

“可是你走的是一条以色列为了以色列移民建造的公路！你内心应该多少会跟我一样过意不去才对。”

“这片土地上的任何设施，只要我能使用我就没有理由抵制！我穿越的可是自己的国家，没什么好抵制的！抵制是留给你们这些外国人的。”菲妲停了一会儿，接续说道，“假设将来以色列人迁离他们占领的西岸地区，你觉得他们会把六十号公路一起带走吗？”她窃笑，“就像他们从加沙撤退时，整个加沙成了一片废墟，建筑全被挖掘机推倒，温室全毁，连水道都被下毒那样？”

我沉默不语。里欧确实提过这些以色列移民在被以色列军队强制撤离前有过类似行为。

这趟车程很美好，但却载满了历史，载满了愤慨与痛苦。一路上，三不五时就会出现一道八米高的城墙挡住路边村落景观。绿色圆顶清真寺与叫拜楼从城墙后方探出，提醒我们墙后仍住着一群人。我感觉菲妲与我之间也慢慢筑起一道墙，一道防止误会滋生的墙。万一这趟出差过后，她就不想与我保持联系该怎么办？万一她因为我犹太人之妻的身份而不信任我，或者以为我不过是又一个发战争财的记者又该如何？会不会这回合作经历令她不快，等工作结束她就会回到那如今已被以色列强占的阿拉伯弃村，回到她附有露台的公寓，而我则会回到耶路撒冷，替巴以双方交流失败的故事又添一例？

“所以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她边问边把目光从图勒凯尔姆城墙上高耸的瞭望塔移开，稍早菲妲曾提到她以前在那城里的村落上学。

“我是为了我先生来的。”我本打算对她吐实却决定改口说道：“嗯，我是来这边当记者的。”

“但你说你是BBC的特约记者，所以不是他们把你调到这边来的？”

“没错。我本来是趁着在BBC停薪留职期间过来这里，但留停期满我决定留在这里，在这里当记者。”

“选择来这里也太奇怪了！这场冲突全世界还看不腻啊？媒体不会疲劳吗？还有什么好报道的？不是全都报道过了吗？”

“你说得对，可能真是这样没错。不过关于这一区的新闻其实读者还没腻，所以我才有工作！可是你不觉得今天要采访的故事有点不同吗？”

我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这样她才不会一直抛出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搞得我头昏脑涨。

“嗯，是挺有趣的没错，但说穿了还不就那一套，就是以色列任意隔离群众，导致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状况，就像我们即将要去看的那样。”她停了一分钟，“待会儿要去的那个村里有个牙医，他有两个老婆，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巴勒斯坦人！”

当我们抵达村落，我发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孟加拉国当时硬生生分裂的景况。

喀布哈家族是全球最大宗族之一，他们定居于巴塔村，通过世代联姻而互为亲戚关系。但自以色列建国后，村民便活在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底下：巴塔村西部归属以色列，东部则归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虽然喀布哈一族仍继续通婚，但分裂现况严重影响该族，他们无不渴望统一。

我们开车经过巴塔村熙攘的市集，穿过人海。在这里，东西两村可以更加自由地交流。这里跟其他充满活力的中东市集没什么不同，顾客与商家忙着进行寻常的市集对话，小贩吆喝着当地农产品的价格来吸引顾客上门，架上放着硕大的西瓜、花椰菜与当地特产的长条白茄子。但这个市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国际法用来划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的绿线正从这个市场经过，穿过商家、主干道，甚至还划过几间民宅，胡乱地分割一个个小区与家庭。

“就在这里，你可以一脚踏在以色列，一脚踏在巴勒斯坦。”菲妲站在一家位于村里主干道转角的玩具店旁说道，她美丽的双眼闪烁着些许嘲讽。如今我明白这样带点尖酸的俏皮话是她独特的幽默感，只是我不知该不该笑。毕竟这番言论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地点出了这片土地陷入分裂的处境。

五颜六色的充气玩具与沙滩排球垂挂在雨篷下左摇右摆，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来回摆荡。菲妲站在店门口，同时身处两个国家，成堆的廉价玩具掩盖住她站在巴勒斯坦的那条腿。这幅景象带我回到至少二十五年前，重回我成长的那个处于东、西孟加拉之间的村落。

我记得村里有条分隔东、西孟加拉的河，应该是巴伊拉布河，但我不那么确定。我们以前会游泳渡河来去两国之间：西孟加拉邦属于印度，“东孟加拉国”则成了名为孟加拉国的主权国家。我们自在穿越国界的日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告终，我们被禁止横渡这条熟悉的河流，因为两国都在边界部属了荷枪部队，只要有任何活物出现，双方都会毫不犹疑地扣下扳机。但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越界进入西孟加拉的市场买了些小饰品，还有几尊常见神祇的陶瓦小神像，当中有些还被我一路带到英国，甚至至今仍在我身边。这些神像有如沉默的历史旁观者，立在我耶路撒冷的书桌上回望着我，不断提醒我命运有多讽刺3在将近三十年后，我儿时经历的政治分裂又再度于我的生活中上演，只不过这一回的情况棘手得多。此刻我站在中东村落里，看着这条由漠不关心当地居民的外来势力伸出隐形魔掌所划下的荒谬界线，内心感到难以理解。

菲妲与我开车穿越市场来到葛桑·喀布哈的家，他是巴塔东村的巴勒斯坦村长。我们开车接他一同前往属于以色列的西村，因为他无法驾驶他挂着巴勒斯坦绿色车牌的汽车进入以色列。虽然路上并无栅栏或任何可见的分隔线，但途经市场半路上就会发现放眼望去的车牌都转为黄色，因为我们已进入以色列。我想同时访问他与另一位以色列村长，该位村长同时也是他的远亲。

“来到这里，我等于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监狱。”当汽车跨越无形边界进入以色列之后，村长如此说道，“但我的远亲，也就是巴塔村的以色列村长会遵照阿拉真神的旨意，通过关系救我出去！”我想起几分钟前菲妲说的双脚踏在两个国度那番话，对这位村长来说，这等于一只脚踏进监狱。我不知道是否该把村长的话当真，但经过一天的相处之后，我们都习惯了他那特殊的幽默感，他得靠幽默感来武装自己，才能熬过日常种种荒诞。事实上，我发现巴勒斯坦人很喜欢说些略带尖酸的俏皮话，否则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场渗入他们生活的占领呢？

“以色列人”村长里亚德·喀布哈，从他优雅的黑色书桌后方问候他的远亲。他说葛桑出现在他办公室在以色列当局看来是违法行为，而且是蓄意违反移民法，若真要细究，那表示许多村民的配偶都会被处以高额罚金，甚至入监服刑。我问巴勒斯坦村长是否听过娶了两位老婆的那位牙医，万一那位牙医带错老婆、跑错边过夜会发生什么状况？他笑着说道：“我家复杂的程度可不输给他，对你们外国记者来说，应该也很值得报道！我老婆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她有巴勒斯坦血统，但因为她来自北方列属以色列管辖的阿拉伯区，所以她有以色列护照。这么一来，我们的孩子们也成了‘以色列人’，我不能去接他们放学，因为学校在以色列那一边。我也不准开着我那辆挂着巴勒斯坦车牌的汽车进入村里属于‘以色列’的那半边。”

“这样说来，你老婆得每天负责接送小孩咯？”

“没错，然后他们会非法地回到巴勒斯坦家里吃晚餐和过夜！”

村长说：“你知道如果以色列公民进入巴勒斯坦领土被逮到会怎样吗？”

“我不知道，会怎样？”

“会被罚两千块以色列币，大约是五百美元。”

“你有四个孩子加上一个老婆，所以如果被抓到，得罚两千五百美元？”我问村长。

“没错。而且不只如此，我们甚至不能一起旅行。有几次我们一起出国，我得去约旦首都安曼搭机，只有我老婆和孩子们才能使用以色列的大卫·本·古里安机场。”

葛桑·喀布哈遵循传统，也娶了一位家族远亲为妻，她不但来自以色列那一方，而且也是巴塔村以色列村长的亲戚。这个涵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的巴塔村，严格来说，双方村民都不准探视他们的堂亲表戚、姑婆姨妈或任何一位家族成员。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存有一场婚礼的画面。来自西孟加拉的新郎叫作尚提，我们以前都叫他“尚提卡卡”，意思是尚提叔叔；而新娘瑞希米（意为“如丝绸般光滑”）则来自巴伊拉布河另一端的孟加拉国，也就是“东孟加拉国”。这是一场禁忌之恋，因为河这不只是两国通婚，同时也是跨宗教的结合3尚提卡卡信仰印度教，瑞希米则是穆斯林。他们初识于村落里摆满陶瓦神像与丝制手镯的市场之中，当时尚未见国界警察的身影。所有孩子都知道他们两人会躲在附近开满芥花的原野上调情，我还记得为了封住我们的嘴，他们会从市场买来“batasha”，那是一种用来供奉寺庙神祇的甜饼，他们会给我们这些不信神的小妖怪一大把甜饼，讨好我们，然后才出发前往田野。

巴塔村横跨一道名为瓦地阿尔米亚（Wadi Elmia）的山谷两端。一九四九年某天，居民醒来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权横越山谷进入村庄彼端。山谷西部归属新成立的以色列，东部则属约旦。所谓的停火线，也就是绿线，沿着山谷路线划定，这条线成为以色列与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之间的新界线。一夜之间，同一家族成员的亲友全数被硬生生拆散。某位村民告诉我，他当时年仅六岁，却对此记忆鲜明。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想去探望住在以色列那边的姑姑。我父亲试着剪断边界的刺网，想给他姐姐送个礼物，但是约旦士兵发现并拦下了我们。他无法亲自递送礼物，所以我们站在距离山谷最近的山坡上，我姑姑也站在山谷那端某处高地上，我们疯狂地朝她挥手，叫喊着：‘姑姑，姑姑，站近一点，我们想看看你！’”

一九六七年夏天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了原本被约旦控制的西岸地区，过去立在东、西巴塔村之间的篱笆被拆下，喀布哈一族本期待经过漫长等待后终能团聚。他们也的确享有过一段短暂的统一时光。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发生了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促使以色列定下更为严格的规定，不再准许两村间自由通行。而二○○○年发生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导致形势更为艰难，想获准探视分隔于边界两端的亲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对巴塔村的喀布哈一族而言，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最为理想，能让家族间不受边界限制而自由团聚呢？我问了巴勒斯坦村长葛桑·喀布哈这个问题。

“我希望巴塔村可以统一。”他说道，“至于要属于巴勒斯坦还是以色列，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不管我身在何处，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

他的以色列分身兼远亲里亚德·喀布哈，则对此问题表达了一个更崇高的理想：“我认为最好的方案是这个村落自成一个联邦。一个村落，一个议会，最重要的是能自治。比方说，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同时属于两个国家的示范区，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全国未来发展的典范！”

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导致孟加拉国分裂后，孟加拉国的知识分子为促进统一，也曾有过同样的倡议。而在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独立之时，相同主张也曾被再度提出。但自此之后，东、西孟加拉两边人民都与统一梦想渐行渐远，如今从印度次大陆的国家政治现况看来，孟加拉国恐永无统一之日。自印巴分治起几十年来便怀抱统一大梦的那一辈人，他们始终梦想能重回家乡的番石榴果园、白色宅邸，还有后院那一池水色碧绿的鲤鱼池，然而他们要么已经过世，要么已虚弱到无力继续做梦。

“这位小姐，该走咯。”菲妲说（我很快就爱上她如此称呼我），“我们得出发去找那位医生了。”

“医生……什么医生？”我心不在焉地问道。

“就是山谷两边各有一个老婆的超人医生。”她笑说。

“真有这个人？我以为你和村长们是在开玩笑。”

“当然不是！”菲妲说，“不只是老婆会分隔两地，在山谷里有个市场，那里有人家里卧室在以色列，厨房和客厅在巴勒斯坦！”

“那还真是一国方案的完美示范！”我戏谑地说道，因为我正努力理解巴塔村里种种古怪的现况。

菲妲说：“你真心认为犹太人想跟巴勒斯坦人共享同一个国家吗？”

“我认为等你们人口超越他们之后，时候到了他们也别无选择。”

“那会是何年何月呢？他们可是在等着弥赛亚（Messiah）[46]出现，到时候我们全都会变成犹太人，连你也不例外！”又是典型带着讽刺的俏皮话。

我开始谨言慎行，避免透露自己其实早已是犹太家庭的一分子。我不想失去与她的友谊，她是如此特别，用独特的讽刺挑战她国家荒谬的政治现况。我觉得要是她知道我与犹太人的关系，就不会如此大方地表达她对犹太人与以色列政策的观点（不过后来证明我错了）。

当我们从村长的办公室沿着山谷走向市场，菲妲说连精明的犹太政客都会误闯他们自己设下的法律陷阱，他们不知该如何处理像巴塔村这样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法律根本不管用，若强硬执法便等于违反基本人权，得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就连巴勒斯坦的巴塔村长也不得豁免。她继续说道：“我成长于以色列北部的乌姆阿法姆（Umm al-Fahm），那里离巴塔村不远，待会儿回程可以顺道经过。我拿的是短期可加签的签证。因为我父亲娶了一名来自巴勒斯坦的图勒凯尔姆的女子，也就是我母亲，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母亲尚未拿到以色列护照，所以我们在以色列就像异乡人一样四处漂泊。我跟观光客一样得每年更新我的“居留证”，我现在手上这张再过四个月就要过期了。我有一位犹太律师朋友塔玛，她其实是我室友，她突尼斯籍的父亲为了拥抱犹太复国美梦，于八十年代从法国移民到以色列。塔玛在法庭上担任我的律师，帮我申请各种文件好让我能住在我的国家。你听了做何感想？一位原生居民居然要靠一位移民之女来确保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以留在这个国家！像这样的案例总有一天会拖垮以色列，这个国家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和圣经故事上的。就算国际舆论、和平协议等手段都无法改变以色列目前的立场，以色列这样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种种违反人权的劣行，终将让以色列垮台。”

11 菲妲与塔玛

每一种料理都有自己的故事。犹太料理的故事主题，便是这个四处迁徙的失根民族与他们消失的世界。那个世界活在人们的脑海里，它不但能唤起人们的思绪，且有其象征意义，因而始终维持活力不衰。我的世界在四十年前消失了，但它仍在我的想象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当你斩断与过去的联结，过去依旧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操控你的情感。

——《犹太食物之书》，克劳蒂亚·罗登

我跟菲妲初见面时，本还在担心她是否会不愿与我在工作之外相互了解，但随着我们在巴塔村培养出友谊之后，当初的烦恼如今显得可笑。访问结束后数周，她邀请我去艾因喀拉姆与她共度周末。

艾因喀拉姆是耶路撒冷西南部的旧阿拉伯村落，近年来绅士化了，如今成了耶路撒冷精英艺术家、律师、政客的落脚处。不过该区边缘仍有一些一九四八年被巴勒斯坦难民弃置的空屋，这些未经整修的空屋随后落入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手里，至今仍保持原样。如今这些带着古意的小房子，专门租给学生与年轻专业人士。菲妲与塔玛一起合租了一间小公寓，塔玛是一位左翼以色列律师，积极投身替那些被以色列政府以“安全因素”为由拒发居留文件的巴勒斯坦人争取权益。

那天是周五下午，菲妲正在做令人垂涎三尺的著名叙利亚奥勒冈面团，她从田野里摘了些新鲜麝香草加进去，站在屋外回廊的我都能闻见山谷里野生香草的气味。这间公寓有着一米厚的外墙和一座巨大杂乱的花园，花园里有座架高平台，可以眺望广阔苍翠的山谷与梯田。当我站在那儿，倾身向前倚着铁栏杆，有个一头金色长发的女子过来站在我身旁。她抽着烟，穿着一身明亮而迷幻的标准嬉皮风格花色的衣服。我们几周前便已在西耶路撒冷一家名为“德温”的热门左翼酒吧打过照面，当时菲妲邀请她的朋友参加一位巴勒斯坦DJ举办的现场音乐活动。然而，这是我头一次在白天看见她。

“丘陵斜坡上那些梯田是谁建的？几何构图也未免太完美了！”我开口问道，并没有特别针对菲妲或塔玛发问。

“当然是巴勒斯坦人啊。”塔玛说，她一根接着一根抽烟，隔着烟雾她看上去比我还老，但我知道其实她比我还小上几岁。

“传统上地主大多是基督徒，他们住在山顶，至于穆斯林农夫则住在山谷间。”塔玛继续说道，双眼仍望着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壮阔美景，“他们世世代代种植能锁住水分、繁殖力强又能适应梯田环境的蔬果，一直到我们这一代出现为止。欧洲犹太人不懂如何耕作梯田，而在房价上涨前住进艾因喀拉姆的阿拉伯犹太人也不是农民。阿拉伯犹太人大多是商人或裁缝，因为他们不准持有土地。他们懂得如何赚钱，知道怎么处理黄金和银行业务，但就是不懂播种。在当代犹太文化里，农业相对而言是个新玩意儿。”

我定睛一看，看见许多旧石块，这些过去整齐地一阶阶排在梯田边缘作为分界的石块，如今已四处脱落。扁桃果园的遗迹仍清晰可见，果园边的石块倒仍牢牢固定在地面上。

“没有人去采收那些扁桃，每一年果实都在树上腐烂，然后又再度开花。我们和那些住在丘陵上的犹太移民都不知道该如何采收、晒干，然后摘取里头的扁桃仁。”塔玛说道，午后阳光照在她脸庞与摇曳的发丝上。我静静地打量她，欣赏着她的古铜肤色与一头金色长发，她从我的双眼中读出了些什么。

“我一头金发配上一双蓝眼，我不属于这里，对吧？你是在想这件事吗？”塔玛以律师锐利的眼神直盯着我看，仿佛正试图掘出我隐而不扬的质疑。

“这世上没有人能永远独占一片土地。重点在于尊重，只要不去破坏房子、历史遗迹、清真寺、教堂等种种先人遗产，只要不去亵渎这些山坡上的回忆，我觉得你和我都有权待在这里。”我边说边想起孟加拉国某栋废弃的“印度”房子，院里种了一株历史悠久的神罗勒，如今该处住了一个穆斯林家庭，他们依然受益于这株神罗勒的药性，利用它的叶子来防止风寒，“只要不蓄意抹去历史，并且在某些方面尽力保存先人记忆和习俗，那就不需要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然而接着我眼前闪过一系列电影般的回忆画面，我想起犹太国建国后各种无意义的破坏行径。在我与里欧同行的多次富有“教育性”的周末巴勒斯坦历史之旅中，我看见过被拆毁的房屋、被亵渎的墓地、被损毁的陵墓、被弃置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历史遗迹。犹太国是专为犹太人创立的，应许之地是许给犹太人的。我再次看着平台上的塔玛，看着她身后种满橄榄、扁桃、麝香草的苍翠丘陵。我心头涌上无比钦佩之情，因为她勇于质疑自己是否有权活在这片土地之上。

塔玛担任菲妲的律师，出庭替她在自己的国家里争取公民权。所有巴勒斯坦人处境都很艰难，但菲妲一家状况格外尴尬。她父亲来自以色列北部的乌姆阿法姆村落，但是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与中东国家交战，也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际，她父亲与父母逃到科威特避难。直到一九六七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以色列并吞了西岸地区，他们才重回以色列，但由于她父亲在战时逃往了“敌区”，以色列拒发护照给他。

我明白菲妲与塔玛之间的关系伴随着依赖、责任与歉疚。菲妲需要塔玛以获得居留文件，好继续生活在她的出生地。而塔玛活在这片被以色列强占的巴勒斯坦大地上，住在阿拉伯弃村一栋荒废的阿拉伯旧屋里，她需要靠菲妲来减轻罪恶感。

“因为菲妲，我才有正当理由住在这栋被占领的阿拉伯房子里。”塔玛证实了我的推测，“要是没有她，我就不会住在这里。看看这栋房子，跟犹太人盖的新房子比起来既通风又凉爽。巴勒斯坦人懂得如何在耶路撒冷建造冬暖夏凉的房屋，这些厚实的墙壁能避免热量散出，只要开上几小时暖气，热气会被困在墙内好几天。我干吗要住在那些犹太移民盖的脆弱红顶欧式新房里？他们根本没有在这种气候下生活的经验。但我身为犹太人权律师，怎么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一栋巴勒斯坦人被掠夺的房产里？好在有菲妲，她能继续保存她族人残留的一切回忆，同时也能减轻我的罪恶感。”

塔玛的声音听来很激动，就我看来，那是因为她不但正试图理解自己方才所言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她也在试图理解自己。

我们静默不语好长一段时间，三个人就站在那儿，试图梳理各自对历史、根源、放逐、权益等种种议题的解读，借此构成各自的人生观。我自己也尝过无家可归的痛楚，但自我离开孟加拉国后，便将其包裹在我替自己创造的浪漫表象里。我不愿住在孟加拉国人群集之处，我想要展翅而飞吸收外来文化。虽然心头偶尔会泛起一股自怜，但身为少数族群就像处于一种特殊地位，意味着我无须遵循社会现况，可以尽情表现自己，人们虽会觉得我有些怪异，但只会将其归咎于我的异国背景。自离开故乡孟加拉国之后，我在许多国家生活过，多数时候我都很享受这样独特的地位。

我并不羡慕这两位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新朋友的生活。此刻在这美丽的露台上，她们分别站在我两侧，一位从小以难民身份在自己的国家成长，憎恨着占地为王的犹太移民；另一位则清楚地意识到这里虽名为家乡，但她其实是个移民。世上多数人总把青春、纯真视为理所当然，殊不知塔玛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已迫使她提前成长。塔玛才刚满三十岁，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电话响个不停，她不分日夜，随时愿与客户交谈，她永远随传随到。她们两人都成熟得太快，套一句巴勒斯坦诗人穆里·巴尔古提的话：“还来不及成年，童年便自他们手中陨落。”

过了一会儿，塔玛说道：“我得去探望我爸了，我通常会跟他一起吃安息日午餐。改天你一定得过来尝尝他拿手的古斯米[47]料理，他会加入鸡肉和北非香肠一起煮。他是从突尼斯来的，嗯，不过他是从法国过去的。”我看着塔玛穿着一身多彩洋装走下阶梯来到车旁，她的车就停在屋子下方那条沿着崖边开凿的街道，一路往左蜿蜒往下便可通往种满麝香草、叙利亚奥勒冈、迷迭香的山谷，往右则会开往上坡，抵达高档餐厅与精品店林立的艾因喀拉姆闹区。

菲妲和塔玛所住的这栋屋子就立于路边，一旁有条从缓坡通往谷底的蜿蜒小径。每到春季，盛开的羽扇豆花将草地装点成一片紫色花海，初夏之时，姹紫转黄。羽扇豆果实呈圆盘状，在耶路撒冷旧城大门、西岸地区各个路口、公交车站、检查哨，常可见有人一大桶一大桶地用盐水煮着羽扇豆。巴勒斯坦人管它叫“turmus”，许多人疯狂爱上这种食物。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以色列检查哨度过漫漫等待之际，人们会不停地把“turmus”往嘴里塞。水煮羽扇豆荚应该是中东蔬菜球3一种将炸过的鹰嘴豆泥丸子夹在中东口袋饼里食用的小吃3之后排名第二的街头小吃。

菲妲与我穿过长满羽扇豆的田野，走向谷底中心，她说那里长满叙利亚奥勒冈，而她现在得采一些来做烤饼。

“这里是我唯一认定的家，所以照以色列政府判定，我是个没有家的人。”菲妲平静地说着，然后她沉思了一阵，想着这片祖传之地遭逢的劫难，继续说道，“还有对我来说，这片土地所种出的农产品便等于这片土地。对我而言，叙利亚奥勒冈、香芹、鼠尾草、扁桃与橄榄便是巴勒斯坦的同义词。巴勒斯坦人就像橄榄树一样，不管你怎么修剪、连根拔起，甚至放火烧毁，到了下一季仍会冒出新芽，冬雨过后，新树根会在柔软的土壤底下盘根错节地展开。”

当菲妲与我抵达叙利亚奥勒冈丛，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每当他们为了建造安全墙而连根拔起一棵棵橄榄树，然后再把树移植到他们的分隔岛与环形路上作为装饰，反而会加深我们与这片土地的联结。这些被拔起的树会在新环境重新生长，往这片土地注入难民的历史。就算国际社会、和平组织以及以色列政府都选择遗忘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这些古老的植物也会在巴勒斯坦土壤里，重新写下这些难民营居民以及放逐于中东与世界各地的流浪者的故事。”

我觉得这种说法极度浪漫。她的声音听来心满意足。这种说法带有一股浓浓的怀乡之情，失去家园的剧痛令流离失所的人们心生一股朦胧的希望，盼望能重回政治实权已不复存在的家园。

“你住在艾因喀拉姆，但房东却是个犹太人。你做何感想？”我问菲妲。我知道此刻气氛已变得阴郁且话题的政治味越来越浓，我本不该提起这个问题，甚至该转移话题才对。

菲妲抬起头，把忧郁、悲伤的目光移向梯田，然后开口说道：“其实这里应该叫作阿因喀拉姆，是阿拉伯语里带着喉音的‘Ain’。欧洲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他们的语言里也掺杂了‘Ain’这个发音，而且古希伯来语字母里也有这个字。如今现代阿什肯纳兹希伯来语把‘Ain’阿因读成‘Ein’艾因。”

“这很重要吗？”我说。

“什么？”

“地名。”

“重要啊。”菲妲说，“为什么阿因喀拉姆要变成艾因喀拉姆？只为了让这些欧洲舌头方便发音吗？”

她在树丛里迈大步前进，我看着她伸出纤细修长的双臂摘取野生香草的嫩芽，她敏捷地摘下最顶端的新鲜叶片。她的黑色塑料袋如今满溢着山谷的味道。

“Yallah！”菲妲用阿拉伯语说道，意思是来吧，“我们可以回去做菜了。”她满脸微笑地抬起头。她扎起塑料袋，双臂往左右两边伸展，仿佛要全面拥抱眼前的丘陵与山谷。

接下来整个下午我们都避免谈起政治，专心做叙利亚奥勒冈烤饼。她不断强调她用的可是流传已有一世纪之久的食谱，她边说边洗叶子，然后搅碎叶片，拌入大蒜、海盐与橄榄油。她手脚利落地备好面团，用手指优雅地用力按压，然后在上头撒上盐巴与水，接着继续揉捏面团，直到它变得柔软而有弹性为止。她揉捏面团的手法看来带着一丝急促与紧张，面团揉好之后便可将其切开，然后在每一小份面团之中包入方才拌好的盐、叙利亚奥勒冈以及大蒜。这些动作看来几乎像是种仪式，仿佛她是把曾住在这片山谷的巴勒斯坦先民的回忆包入面团里。她替面团抹上橄榄油与蛋黄液，接着便把它们送入烤箱。

“我母亲就是这样对折把馅料包进去的。”菲妲说。

“你母亲想必是跟你外婆学的吧。”我说。

“一定是啊。”菲妲走到烤箱边，替第一批烤饼翻面。橄榄油与墨角兰经过烘烤后，令小小的厨房香气四溢。

“食物到底有什么魔力？为什么人们无论走到世界哪个地方都会把烹饪传统一代代传下去？为什么食物会成为记忆的重要媒介？为什么食物会让人想起自己的根、自己的传统，还有自己的家乡？”我喃喃自语着，并未期待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因为对离乡背井的人来说，食物的记忆是他们仅有的。要记住一个消失的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重现家传的晚餐菜肴。这些叙利亚奥勒冈烤饼里头就包了一些属于这座山谷的历史。来吧，吃一个看看，闭上双眼告诉我你看见些什么画面。”

菲妲拿了一个刚出炉的热腾腾的烤饼给我。我没有闭上双眼，但却能轻易看见近代鬼魂在她阿拉伯屋子里的壁龛中对着我们微笑。我可以看见刚打理完扁桃园与橄榄树丛的农夫回到家中，坐在厨房炉火旁与家人共享这温热的点心。此时黄昏夕照将菲妲与塔玛舒适的露台照个通亮，我的思绪飘向世界各地离乡在外的人们，他们通过食物追忆被他们抛下的过往。

“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个有名的英国犹太食谱作家吗？”我对菲妲说，“她叫作克劳蒂亚·罗登，她全家来自埃及。她写过几本以埃及与中东的犹太食物为主题的书，因为她说这是她移民到欧洲的祖先唯一留给她的回忆。这跟你刚刚的说法很像。”

此刻气氛控制了我的情绪。我对菲妲坦承我有个犹太家庭，而我的犹太丈夫毕生理想就是：所有被放逐的巴勒斯坦人都必须回归此地，然而此地的犹太人也应当有权留下。

12 合法异乡人

我们在这个国家住了近两年，拿的一直是每三个月要加签一次的观光签证，就连里欧也不例外，因为这是所有选项中最简便的方式。根据以色列的返乡法规定，身为犹太人的里欧当然有权返回以色列，不只他，连他的儿女与配偶（也就是我），都有资格无限期居于此地。然而他拒绝了这项权利。“除非以色列开放让巴勒斯坦人共享平等的权利，否则我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此番言论始终是他不变的立场，因此我们并未选择最显而易见的方案：入籍成为以色列公民。第二个方案是申请工作签证，我们当时也考虑过此方法。然而对要前往以色列短期居留并参与非政府组织计划的西欧与北美民众来说，最热门的选项还是每三个月离境一次方能再度入境。但不能搭客运前往埃及的西奈半岛（Sinai）或走艾伦比桥（Allenby Bridge）入境约旦，因为一旦走陆路，边境海关将只发放为期一个月的签证。必须从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飞离这个国家然后再度入境，才能获发三个月签证。过去两年来，我们飞去开罗与安曼（这是以色列在中东仅有的两个和平伙伴），还飞去印度西孟加拉的加尔各答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Dhaka）（如此一来，孩子们才不会忘记自己有一半孟加拉国血统），当然，假日时我们会飞回伦敦。每一回出入境都要伴随令人挫败的安检程序，虽然有犹太亲属会让过程较为轻松，但仍时常令我心生愤怒与无力感。

通过机场安检最简单的方式是，一开始就提出自己与犹太人的亲属关系，当然前提是你确实有。当时以色列安检单位会以不同颜色的贴纸作为暗号替乘客分类，但每隔几个月各种颜色所代表的类别会更换，如此人们便猜不到自己在以色列的机密档案里被归属于哪一类。然而在以色列的第一年期间，我旅行了几次之后便摸索出这些颜色的意义，我想至少在那一年里，各个颜色所代表的意义如下。

粉红色：犹太人或是有犹太亲属的人，例如我们一家人。

绿色：支持犹太人的正当异教徒。

白色：其他不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

紫色：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工作，有潜在安全威胁的外国人。

橙色：姓名带有阿拉伯语或是听起来像阿拉伯语，可能会造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当中可能包括阿拉伯基督徒。或是护照上盖有“敌国”的戳章，例如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苏丹。（有一回孩子们和我拿到最安全的粉红贴纸，但里欧不但只拿到橙色，而且还被盘问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的护照上有黎巴嫩的出入境章，当时他还没去办另一本出入以色列专用的护照。）

红色：巴勒斯坦人。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被认为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这意味着即使是娶了英国妻子的巴勒斯坦参谋总长，每回要经由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去英国探视妻儿，都得被脱衣搜身。

“既然我跟你们奥尔默特总理进行和平协商会议时，都可以不用脱衣搜身就进入他的官邸，那我确定你大可不必让我经历这番折腾才让我上飞机吧？”时任巴勒斯坦参谋总长的拉斐克·阿尔3侯赛尼每回仅着内衣裤站在隔间里时，总会如此告知负责质询他的海关人员。他说他时常从安曼飞往伦敦，这样一来便能免去这些羞辱。

每当轮到我们在机场安检时，通常由玛亚负责多数谈话，如此一来安检会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但有时候，我就是忍不住挑衅这个国家有如卡夫卡小说剧情一般荒谬的安检流程，有一回我们要飞回英国过犹太新年那次就是一例。

那位年轻海关官员有着明亮的双眼与一副职业笑容。我们是长龙队伍里最后一组旅客，而我们的班机再过四十分钟就要起飞了。为了加快流程，他走到我们身边问了一句：“Ivrit ou Anglit? ”

他是在问我们，他该说希伯来语还是英语？

我女儿用她完美的希伯来语腔调回答道：“Ivrit. ”

这位年轻官员脸上专业、严肃的表情顿时转为一抹温暖的笑容。

“Bemet?真的吗？”他说，“你的希伯来语是在哪里学的？”

“在我的学校。我们要去伦敦看我的saba ve safta。”

“你爷爷、奶奶住在哪里？”

“在修伊绪（Huish）。”

“那是在哪里？”

“在伦敦。”

对玛亚来说，伦敦等于英国的同义词。我跟这位官员解释修伊绪是位于威尔特郡（Wiltshire）的一个寂静村落，他转向我并开始专心问起更具体、更标准的“安全”问题。

“所以你的家人住在英国？”

“是的。”

“他们叫什么名字？”

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出入多次之后，像这样针对家庭背景进行侵略性提问已不再令我意外，因为我知道这位官员想知道些什么。我踌躇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该拖慢整个安检过程，故意不告诉他他想要的信息，稍微逗弄他一下。最后我对他说了家人的名字却故意省略姓氏，如此一来，说了等于没说。

“Shem Mishpakha?（他们的姓是？）”我故意说了他们战后的姓氏，从这姓氏完全看不出犹太血缘。

我欣赏着他的表情变化。他严肃了起来，先前放松的脸部肌肉再度紧绷，好找出以色列安检单位一心想查出的“真相”。每一位质询官都得问出盘查对象的种族与宗教背景。我已经知道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我不但没有说出他想听的答案，还准备了更言不及义的回答。我知道这么做会拖慢进度，但我无法剥夺自己进行这个小游戏的机会。

“你的公公、婆婆或是你和你先生属于哪个小区？”

“我们当然都属于我们住的小区。”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参加什么集会吗？”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但其实我完全明白他在问什么，他想知道我们是否为某座犹太教堂、基督教堂或清真寺的教徒。

“他们住在英国时，参加过村里的集会吗？”

“他们住的那个村庄很偏僻，那里没什么集会。不过每年夏天倒是会举办全村庆典。此外，不时会有农夫市集。偶尔还会有一些婚礼，但多数年轻人都搬到大城市去了，所以婚礼不但次数不多，地点还很远。”

我们还剩二十分钟可以赶飞机。我本是一时兴起想逗逗这位海关官员，现在却好像有些过火了。我觉得现在要挽救似乎已太迟。我刚才大可直接对他说：“我先生一家是北伦敦一座自由派犹太教堂的信众。那座犹太教堂我去过很多次，都是在赎罪日、犹太新年和逾越节的时候去的。”

我环顾四周，巴勒斯坦旅客们看着我蓄意与这个种族歧视的系统作对，脸上几乎藏不住笑意。要是我向海关官员说出我们“恰如其分”地虔诚信奉犹太教，他会立刻心满意足地停止盘问。但我不能让这位有着锐利明亮双眼的以色列海关安检人员打击我的自尊。我身边围观的这些脸孔让我无法说出他想听见的答案，这些已排队等上数小时的旅客大多是阿拉伯人，有些则是来自菲律宾或斯里兰卡的家庭帮佣，要是我此刻直接答出真相，他们会认为我是投机分子，纵使那么一来，我便可以顺利通过安检。

“你听说过妥拉[48]读经团吗？”

“没有。”

“你跟你先生是在哪里认识的？”

“英国。”

“英国哪里？”

“伦敦。”

“伦敦哪里？”

“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附近。”

“是在什么特别的聚会上吗？”

“是，大学酒吧里确实是人挤人。”

“所以你们是在酒吧里认识的？”

“没错。”

“哪所大学？”

“伦敦大学。”

“你什么时候搬来以色列的？”

“两年前。”

“你在以色列参加过任何集会吗？”

“你是在暗示什么？”

“试着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不使用“请”这个字。）

“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问你想问的问题？”我语气坚定地低声说道。

“你倒是说说我真正想问的是什么。”他语气也很镇静，但我听得出来他在努力压制声音中的一丝颤抖。

“你想知道我和我的家人是不是犹太人。你不敢明说是因为以色列最近被迫签了某份国际协议，里头的‘民主’宪章不准许你那样直接发问。但是……”我把未说完的句子硬是吞了下去，“总之你的行为很仇外，你拿着一个黄色星星等着我说出令你满意的答案，然后你就可以把星星贴在我手臂上……[49] ”

这位海关官员脸色一沉，但仍坚决保持镇定。反倒是我，声音开始变得模糊且微微颤抖，因为我对眼前这位年轻人竟握有操纵上千名通关旅客命运的大权感到愤怒与挫败。我可以感受到那些被扣留盘问数小时的旅客内心有多无力，他们被盘问可能只是因为有个像穆罕默德、阿哈麦德、哈桑、萨尔玛之类的标准阿拉伯名字，或是因为护照上记载的出生地是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至于巴勒斯坦人，则一律获发红色贴纸，照例会被脱衣搜身盘查。但我还想到其他姓名听起来像阿拉伯语的旅客，这当中不但包括了阿拉伯基督徒，甚至有许多人是生于中东的塞法迪犹太人[50]。

此刻我和我说着一口流利希伯来语的半犹太女儿站在这里，享受着我们不想要的特权，我们无须被羞辱就能通过安检，我们不用脱衣检查，也不必排上好几小时的队。我和我女儿都很幸运，我们的名字不会让我们被列入“危险分子”名单。

“你或你先生的家人在英国参加过任何宗教集会吗？比如上犹太教堂或基督教教堂？”

总算！我心想，他终于让步了，终于卸下官腔，开口问出他一直想问的问题。我感觉平静许多，我赢了。

“在耶路撒冷，安息日的时候爸爸带我和哥哥去过犹太教堂。”我女儿插嘴说道，而我正直视眼前这位海关官员，他活在这个偏执地要记录旅客种族的政权底下，却仍想追求民主。

“亲爱的，你们去的那座犹太教堂叫什么名字？”海关官员用较为柔和的语气问玛亚。他的脸部肌肉放松，睁大双眼露出微笑。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在那边为了犹太新年做了一个蜂蜜罐，我们在里面放了真的蜂蜜，我爸爸会切苹果去蘸蜂蜜[51]。”

由于我女儿的犹太血统纯正得无懈可击，这位海关官员突然停止询问。我们对以色列显然不构成威胁，这位“犹太民主”舵手陪我们走向安检第二关。此刻我们已剩下不到十五分钟可以去赶飞机了，但我内心知道一定来得及，因为现在我们已被证实为伟大的犹太家族的一分子，然而我并未因此面露满足或感激之情。接着他对玛亚说道：“小朋友，你是自己打包行李的吗？”

“我睡觉的时候妈妈帮我打包的。”

“那就好。”然后他转头直视着我。我看见他以锐利的阿什肯纳兹眼神，凶猛地盯着我，仿佛是在训诫我方才恶意捣乱。

“你明白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问题吗？我是要确认没有人在你包里乱放东西，因为有可能是炸弹。你自己打包的吗？有没有人托你带什么礼物给别人？”

“你是在问我妈妈包里有没有炸弹吗？怎么会有人要在她包里放炸弹？”玛亚问道，她看起来一脸震惊。我可以感觉我身后的基兰正努力克制自己别踹他的宝贝小妹妹一脚，他被海关官员要求摘下耳机，他很生气自己竟然得听玛亚废话连篇。

“是，我是自己打包。然后，没有，我没替谁带礼物。”我如此回答，然后等着他的反应。但他显然已调查完毕，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带着你们的行李直接去快速托运柜台，你们的班机过不多久就要起飞了。”海关官员边说边往我们的行李与护照上贴上白色贴纸（我们的黄色星星！），贴纸上头还有一组号码，这组密码表示我们不具任何威胁。身为犹太亲属的我们本该拿到粉红贴纸，但这一回这位海关官员给了我白色贴纸，意思是：其他不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我在想他是否要借此表达立场，给我一个轻微警告，因为我故意为难他质询，浪费他的时间。他喊了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要他替我们的行李系上“检查通过”的标签。接着他转向盘问队伍里下一位旅客，并且打开一本贴满各色贴纸的小册子，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不同的种族分类。

“我们的行李不用通过X光检查吗？”我困惑地问道。眼看这么多人在X光机前排队，直接前往行李托运柜台令我有些罪恶感。成排“可疑”的行李被挑出放在长椅上，正等着被打开，由安检人员亲自检查，检查完毕后行李的主人才能获准登机。

“不用，你们直接去快速登机柜台拿登机证。”原先那位海关官员说道。他与玛亚握了握手并对她说：“亲爱的，拜拜，很高兴认识你。好好照顾你妈妈。”

队伍里的群众3其中某些人想必叫作穆罕默德或阿哈麦德3双眼无神地看着我与孩子们展示着颜色正确的贴纸，拖着行李与双腿走向柜台。我再无勇气拒绝这个国家赠予我们的特殊待遇。我短暂的叛逆已经被自私的烦恼取代，此刻我只是一个担心错过班机的投机旅客。

就这样，我身为一位来自南亚的异乡人，却无须通过标准安检程序就能从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离境。这全得感谢我手上的王牌，也就是我那胡言乱语的半犹太女儿。

13 犹太军营大街

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栋房子位于哈格度哈维里街（Hagedud Ha&apos;lvri），犹太志愿军的军营也在同一条街上。随着时节入冬，耶路撒冷开始降雨，我在这洞穴般房子里的生活也跟着阴郁了起来。我决定每周至多只做一则BBC专题，这样才有足够的自由写作时间。我同时也请了希伯来语家教，还报名了东耶路撒冷圣城大学的密集阿拉伯语班。

我发现自己留在家中的时间越来越多，随着气候日渐湿冷，家中湿气也跟着加重。耶路撒冷的冬天诡谲多变，这里的房子构造无法抵抗寒风大雨，这儿甚至偶尔还会下雪3我们初抵此地时地上便有三英寸厚的积雪。但当时我们在艾梅克勒方街的房子有中央暖气，住起来舒服又气派。如今这栋位于艾梅克勒方街南方半公里处的哈格度哈维里街的房子，相较之下显得简朴、老旧，里欧想搬到一个更多“当地”人从小生长聚集之处。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对宗教颇为虔诚。我和里欧每逢安息日开车上街便会有罪恶感，因为街上到处都是穿出家中最好的那件白色上衣准备要去犹太教堂的一家老小。最初我们觉得那栋房子十分迷人，并且夏天常在花园举办派对。八月气候炎热之际，那个墙壁贴着马赛克砖、地板铺着花朵图样地砖的洞穴依然凉爽，俨然是个避暑胜地。

无论我是在写作、制作BBC每周一回的专题，还是替孩子洗澡并哄他们上床睡觉，里欧永远把自己关在位于屋内角落的书房里，忙着写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政权的报告[52]。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私下互动。从某方面来说这也是好事，因为我们都想忘记律师那回事，想平息与欧莉闹翻过后掀起的余波。只要里欧在家，我们便不准提起欧莉这个名字，就连孩子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我通过工作与菲妲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但面对朋友时开始变得更为谨慎，仔细衡量该向他们透露多少家里的情况。我会与这些新朋友保持距离。

平日基兰会搭七点半的校车上学，我和玛亚则会晚一点出门。生活似乎很平静，无风无浪。这个“洞穴”二十四小时都需要开灯，这让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不知时日的空间里。我得依靠时钟过活，因为坐在我的“书房”里完全看不出天色变化。而我所谓的书房，其实不过是卧室的一个小角落罢了。

比起我那间位于屋子前方的卧室兼书房，厨房与客厅更缺乏日照。我开始不吃午餐，因为要走进更暗的空间会令我沮丧，在里头我甚至会被自己的脚步声给吓着。整栋房子都充满回音，电暖器又不够热。我工作时都得在大腿上放上女儿的热水壶取暖，书桌两旁再各放一台电暖器，然后房门紧闭才行。

我会工作到下午三点。此时我便该去搭公交车前往基督教青年会接玛亚放学。那是我一天之中最精彩的时光，我可以与她坐在公交车上，在半个小时的车程里听她说故事。在这座城市待了近二十个月之后，她仍一如既往地活泼，对这座城市充满各种疑问与相互矛盾的看法。这座城市不仅是我们此刻安身立命之处，同时也决定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命运，从某方面来说，甚至会影响全世界的命运。

里欧的表亲阿默思不时会过来当保姆。他已服完兵役，而且也过完了他的“正常化”假期3他去南美洲旅行了三个月。他正在找工作，不过暂时没着落，也或许是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做过各种尝试。他曾通过驻守加沙走廊的以色列士兵牵线，做起一门创新的生意。他雇用巴勒斯坦女子编织无边犹太礼帽，然后带到耶路撒冷市场以高于成本约十倍的价钱售出。但后来以色列人迁离加沙，紧接着军队也在夏天撤守，他的生意就没戏了。到了十一月，就在住棚节[53]开始之前，他又开始了一项短期生意：从约旦进口椰枣叶（此为住棚节期间宗教仪式所需用品之一），然后以近乎敲诈的高价在以色列贩卖。他靠这门生意赚了不少钱，但他所有生意都要么短命，要么就是期间限定：他的无边犹太礼帽生意因政局变动而告终，而进口椰枣叶也只能在住棚节这一周内贩卖。

因此他把保姆当成找到新事业前的过渡工作。我喜欢阿默思，他有一种坦率大方的特质。尽管他热爱他的国家且愿意为其牺牲生命，但他对军队并无遐想。他公开承认他服役时奉命执行过一些违反人权的命令。他不否认曾迫害巴勒斯坦平民的基本隐私权，他半夜突袭民宅、恐吓孩童，然后把他们聚集起来盘问，而他的同事则负责搜寻“恐怖分子”。他确实偶尔会质疑自己的行为，但他没有胆量违背长官命令。国家使命的召唤终究还是比他内心对迫害巴勒斯坦人的质疑来得伟大。对他而言，国家使命才是他的优先考虑，尽管有道德上的顾虑，他依然相信这片土地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他很喜欢谈论在部队出任务的种种。他说入侵敌方领土时，比方说西岸地区的纳布卢斯，他绝对不会碰平民的财产。他说他视线所及有收音机、个人计算机、珠宝，但他和他的同事绝对不会下手。他还说某次长期围城任务中，他甚至跟某家人分享食物，尽管他们可能正是那行踪成谜的恐怖分子的父兄子弟。

然而，我从被围困的巴勒斯坦男女口中听过不同的故事。我不断听见他们抱怨军队不只会夺走易于携带的小型财物，甚至还会蓄意破坏，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摔破锅碗瓢盆，把院子里的蔬菜连根拔起。阿默思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严守纪律的士兵，他说自己只会执行被交办的任务，而当中并不包括损毁嫌疑恐怖分子的家。他对我说，某回他奉命搜查一只五斗柜好找出能追查嫌疑犯下落的相关线索，当他搜查完毕，他动手折叠嫌疑犯的衣物，把文件和物品放回抽屉里，此举引来同事一阵讪笑。我喜欢把阿默思想象成捷克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历险记》里那个少根筋却正直的士兵。

会请阿默思帮忙带孩子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跟丈夫的亲戚保持往来。毕竟他们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唯一的亲人，有必要让孩子们与他们熟识。基兰很喜欢阿默思，因为他是个纸牌高手，他说他是在军队站夜哨时学会的。“得要有练瑜伽的那种自制能力才能在漫漫长夜里保持警戒，不过还好我身上有纸牌！”他说。

晚上有阿默思在房子里，我就能偶尔逃离这栋位于卡塔蒙区（Katamon）的跟犹太军营同一条街的房子。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这里爆发过后来被称为“卡塔蒙之役”的激烈战事。巴勒斯坦斗士们以周遭民宅为基地（我们家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向犹太志愿军发动血腥反抗。以色列战胜不久后，此区街道全部改以犹太恐怖分子首领组织为名，这些组织战时蓄意破坏火车，在旅馆放炸弹（包括耶路撒冷最著名的大卫王饭店），并且杀害所有他们认为反对创建全世界第一个犹太国家的分子，当中包括联合国的和平调停者。

有了阿默思之后，我在孩子们的课后时间也能享有一些自由。我每周可以去一趟拉马拉找菲妲，她已不再两地通勤，因为她与塔玛闹翻了，虽然这很不幸，但本不可避免。如今她在她新男友马哈穆德家过夜，他在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政府任职。

由于我洞穴般的居所到了冬天是如此阴郁，菲妲也离开了耶路撒冷，里欧又因为忙乱的工作时常缺席，再加上我内心突然涌上一股令我心生倦怠的茫然，种种因素导致近来我对BBC特约采访的工作不若初时那般起劲儿。我觉得自己很可悲，我试图重振事业，但其实我的职业生涯早已被我撕裂成绝望的碎片。我一点都不开心。

因此，当某天晚上菲妲致电邀我去拉马拉最有名的餐厅之一—达尔娜共进晚餐时，我立刻抓住了这个可以逃离阴郁住所的机会。我在拉马拉感到格外自由，在那里我无须面对道德两难，无须反复思考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选择，更不必整天自问为何我仍住在耶路撒冷，守着一段虚幻的婚姻。既然它令我陷入如此可悲的忧郁，我何不直接打包走人呢？从我家开车走上短短二十分钟就能抵达检查哨，接着就能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光是开往拉马拉这趟车程本身就是一种独特而令人挫折的体验，得以见证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有多么缺乏沟通。

在耶路撒冷东北边境的阿尔拉姆（Al Ram）检查哨，以色列边界警卫问我：“你要到哪儿去？”

“拉马拉。”

“为什么？”

“去吃晚餐。”

“晚餐？”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很古怪！”年轻的士兵说道。他唤来了他一位眼神锐利的女性同事（相较之下女性士兵更容易令我心生胆怯），接着他说道：“你看，这位女士说她要去拉马拉吃晚餐！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好餐厅吗？”

“这里吃不到中东烤鸽饭，也抽不到中东亚力酒水烟啊。”我故意这么说，逗他们笑。

“这位女士，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位士兵挥手送我离去。我偷偷看了那位女兵一眼，面无表情的她令我有些紧张，她的表情有如陨石般刚毅，恐怕得出动液压钻才能在上头凿出些火花。

有一回我要去拉马拉，正当准备出门之际，阿默思对于我要去巴勒斯坦城市探望朋友、进行社交活动，甚至在那边用餐感到好奇与不可置信。

“他们那边有什么乐趣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们有可以喝酒的餐厅或酒吧吗？”

“当然啦，他们有酒吧、餐厅和咖啡店，街头上不分日夜随时都人潮汹涌。那边的街道比耶路撒冷市中心还热闹，人们的生活也比较正常。那边的狂热分子不像这里这么多，拉马拉的巴勒斯坦人很懂得享受生活，而且他们不会穿着军装、肩上挂着一把AK-47步枪去餐厅。”

“好奇怪。”阿默思说，“巴勒斯坦人在我的想象里，就是检查哨看到的那个样子。我跟他们唯一的接触都是通过枪杆。”

拉马拉，如此靠近却又如此遥远，阿默思常说除非是以军人身份去作战，否则他不会去那座城市。几年前有两名以色列军人在拉马拉惨遭私刑处死后，以色列人就被禁止前往西岸地区。

“其实你也没得选择，因为你们全都被禁止过去，就算你想跟墙外的巴勒斯坦人说说话也没办法。”我跟阿默思说，“当然，你可以试着闯闯看，但就要冒着被处以高额罚金的风险。如果你们可以自由地跟巴勒斯坦人往来，以色列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就会显得多余。因为一旦以色列人体验过巴勒斯坦的夜生活，他们绝对不会想再拿枪指着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年轻人会拆掉检查哨，然后自由地穿越边界两头狂欢。”

然而我知道我对阿默思说的这番话，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事情没那么简单，过去六十年累积的愤怒与仇恨，不会如此轻易就烟消云散。双方都需要一段疗伤期，我不知道双方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原谅并忘却过往，重新开始。

“我认为如果不把阿拉伯人隔离开来，他们不可能会让我们继续待在这个国家。”阿默思说道，我想他是真心相信这个说法，“但如果某天有机会去拉马拉拜访你朋友菲妲也蛮不赖的。也许你可以把我偷偷带过去。”

“不然你可以试试异族联姻啊，要我当媒人吗？”我对阿默思说道，“你爸会说阿拉伯语，跟你的巴勒斯坦新娘沟通不成问题。”

“你疯了。我爸绝对不可能接受我娶一个巴勒斯坦女孩。还有，你们这些局外人怎么老爱帮我们想办法？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们会想听你们的？我干吗相信跟这片土地毫无瓜葛的人会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世界干吗不让我们顺其自然就好？我们才不需要什么媒人！”

“因为你们长久以来实施的各种剥夺当地居民权利的政策，把这里变成了另外一个南非，他们甚至连住在祖传家园，住在从小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都已经二十世纪了，竟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还发生在这个号称民主的国家。现在已经不是殖民时代，过去白人新移民把澳大利亚原住民、毛利人、美洲原住民从地球上抹去这种事情不该再发生。”

“但我们又不是新移民！我们本来就属于这里，我们比巴勒斯坦人还早来，这里是我们的土地！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祈祷能回到这里。我们不是新移民。”

“从某方面来说你们的确是。雅利安人在四五千年前吠陀时代从中亚迁徙到印度开垦定居，成为印度人，难道这表示他们现在有权声称中亚是他们祖传的家园吗？”

“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渴望回到这里，三千年来我们不断祈祷，重复说着祷文里面那句‘明年在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为什么就不能分一块地给我们？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们有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从摩洛哥到利比亚，可是我们只有以色列。”

“阿默思，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口音和方言，肤色和文化传统也不同。想象一下，如果巴勒斯坦人跑去苏丹共和国，难道他们会有回到家乡的感觉吗？”

“你不懂。”阿默思看起来有些心烦意乱地说道，“犹太人跟这片土地的渊源之深不是你能想象的，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始终想回到当初被放逐之地的民族。你不会理解的，外人不会懂我们的痛苦。”

阿默思的说法便是典型的犹太例外论，不管怎么讨论，最终总会绕回这个论述，以色列政府通过学校教育把此论点灌输到每个孩子的脑海中，要他们相信犹太问题的状况与众不同，是特例，因为犹太人曾遭遇无可比拟的磨难，因此便能合法地将巴勒斯坦人的一切据为己有。

我的以色列大地，

我们有一棵树、一条路、一座桥……

玛亚仍会把这首流行的爱国歌曲挂在嘴边，只不过她现在是为了要惹怒她哥哥才会唱。

菲妲与我在达尔娜餐厅优美的环境之下，伴着现场演奏的乌德琴乐声享用了一顿晚餐。餐后她说要随我回耶路撒冷，好回去艾因喀拉姆区拿些衣服与杂物。她现在几乎都住在拉马拉，而且正准备永远搬离耶路撒冷。

位于耶路撒冷与拉马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村（Qalandiya）检查哨的士兵表示，菲妲并无以色列居留权，而且内政部还在审核她的申请，所以她根本就不该跑去西岸地区。她不该在身份厘清前跑到以色列境外，也不能住在艾因喀拉姆区那个地址以外的地方。此刻又下起了雨，让这栋混凝土与金属建成的检查哨以及挡住以色列入口的这道高墙看起来阴森冷峻，活像某部灾难电影的场景。菲妲用希伯来语对着那位士兵大喊：“请让我过去。我住在那里，我是以色列人。我比你更以色列！以色列是我的家。”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又在说俏皮话，还是真的在向士兵们恳求。她的语气带着一丝严肃，但也可能只是在嘲弄这荒谬的情景。士兵把我的护照递还给我，对我说：“你可以通关，但她不行。”士兵指着菲妲说，“她不准进入以色列。”

“但她的家在检查哨另一头。她在那里出生，她一辈子都在那里度过。她的衣服、她的书、她的盥洗用品、她的狗……她整个人生都在那里。你怎么可以不让她回家？”

“不好意思。”士兵说道，“她不能通过检查哨。这里是国境，根据入境规定，她没有护照，也没有任何获准进入耶路撒冷的文件，所以我们不能放行。”

“但是她大可以走殖民公路顺利进入耶路撒冷。”我说。菲妲与我之前从那几条殖民公路多次进入耶路撒冷，从没遇到过什么状况。

“我们今天走这条路不过是因为比较近。你现在这种行为真的很荒谬，我可以跟你上级说话吗？”我对那位士兵说道。我察觉到我的音量渐强，语气也变得急躁。

面对这古怪的场面，菲妲反倒出奇平静。她拍拍我的肩膀，说道：“别跟他们争，你可能会被扣留好几个小时。你这样跟他们还嘴，有些愚蠢的士兵可能会想公报私仇。他们跟被设定好的机器人没两样，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话，没必要跟他们争。早知道我就带你走另一条犹太移民专用道路。我没戴面纱，又会说希伯来语，每次都被当成附近犹太小区的移民，轻轻松松就可以过关。”

接着她说她累了，无力再千里迢迢地绕回那条路。时间确实晚了，当下已近凌晨一点，下个不停的雨令人抑郁。她今晚想留在拉马拉，于是我掉头把她载回距离检查哨不远的马哈穆德家。马哈穆德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领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当时“巴解”的根据地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被以色列特务机构摩萨德暗杀。我送菲妲过去时，马哈穆德正站在阳台上。他毫不惊讶地走到门外，仿佛早就在等着菲妲回来。菲妲没与我道别，便匆忙跑向他身边，跟着他进屋。我知道她奔跑并非为了躲雨。我在车里静坐了几分钟，羞愧地想着自己竟有权把车开回卡兰迪亚检查哨顺利通关，而且不会有青少年士兵挥舞着装了刺刀的步枪把我拦下。在我发动引擎之前，我看见菲妲走到阳台上。她对我硬挤出一抹微笑，但我知道这抹微笑底下藏着的是羞耻、愤怒与无力的挫败，这些情绪调成了一杯悲惨的鸡尾酒；我知道这抹微笑意味着待我一离开她的视线，她便会崩溃地放声大哭。她不会在我面前表达她的羞愧，因为我是外国人，我是个冒牌居民，我不过是这个国家的过客。

像这样周而复始的公开羞辱，最终让这位善良女子决定远走他乡。菲妲后来不出两年就移民加拿大。塔玛言犹在耳：“这就是以色列的目的，日复一日的威吓与羞辱，直到占领区的人们自行逃离。”

就在我开车离去前，我摇下车窗挥手道别。向来健谈的菲妲勉强举起右手，然后转身消失在落地玻璃门后。我看见马哈穆德温柔地以双臂环绕她，接着他们双双进屋。此景令我稍感欣慰。至少在菲妲的愤怒与羞愧消散前，在她哭泣之际会有一双臂膀拥着她。

我一如预期地顺利通过检查哨回到家中。当阿默思开门，我看见他的无边礼帽滑落到头侧，用来固定的夹子松脱了。他想必是睡着了。

“有人打电话来。”他说。

“谁？”我的心跳加速，想着可能会是里欧。

“大概一点半的时候，有个叫作马卡穆德的家伙打来，想知道你有没有安全到家。”

“那你说了什么？”

“我说我是你先生的表亲。”

“真的假的？”我惊恐地问他。

阿默思笑了：“逗你的啦！我知道这位马卡穆德来自拉马拉。我不想给你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只说我是保姆。”

“谢谢你，阿默思！正常情况下我不介意跟我的巴勒斯坦朋友透露你的身份，但今晚不适合。还有，你刚刚是叫他‘马卡穆德’吗？”

“改不了，以色列口音就是这样。”

“你当然改得了。你爸可是也门来的，在家也会说阿拉伯语。你可以试着读出正确发音‘马哈穆德’。”

“但我从小就被教导‘h’要读成‘kh’，这是地道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腔。”阿默思说道。他整理好犹太礼帽，穿上外套准备离去。出门前他在门口踌躇了几秒，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很开心能跟你朋友马卡穆德说到话。虽然短暂，但却是一场正常的交谈。你知道，我过去跟叫作马卡穆德的人说的话都是‘Jibne hawiyye（给我你的身份证﹚！’这一类的。这是我第一次以对等的方式跟日常生活中的马哈穆德交谈。感觉很奇怪，但又挺不错的。”

我注意到这一回阿默思读对了他的名字，毕竟他可以是说阿拉伯语的也门人之子。阿默思有一颗宽容的心，他是我的好兵帅克，我多么庆幸能有他陪在身边。

14 撤 退

“我们该结婚吗？”

“我们已经结婚了啊。”

“我是说我们是不是该正式结婚？”

“我们是正式结婚了啊。”

“我的意思是除了登记结婚之外，我们可以好好办一场婚礼、一个盛大的派对，就像我们刚认识时规划的那样。”

“听起来很不错。”

“我也这么觉得，不是吗？不过该在哪儿办？”

“我们可以在集体农场小区租一间农舍，你可以穿沙丽，然后我们找一位印度教祭司和够开明的犹太祭司来替我们主持仪式。”

“然后你会按照犹太习俗在彩棚下踩碎一只酒杯。”我边说边给里欧一个拥抱。

“你则会像个孟加拉国新娘一样，穿着一身红色纱丽，在额头点上一颗朱砂痣。”

整个晚上我都在幻想自己穿着一身飘逸红色纱丽，长发飘散在充满农作物甜香与粪肥味的农场空气中。

他有时会说些令我感动到无言的好话，这会让我彻底沦陷，纵使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冲突不断，我心头仍会涌上一股汹涌的爱意。

我说：“下周末我们是不是该空出两天去集体农场过夜？我们可以去那边找婚礼场地，孩子们也可以在农场尽情奔跑。我们可以周五下午放学后就出发，然后周日下午回来。”

“周五、周六、周日，这样就三天了，我不能请三天假！”他反对我的提议。自从来耶路撒冷之后，周末始终是我们的一大困扰。以色列人周日上班，基兰的学校则遵循欧洲基督徒惯例在周六与周日放假，玛亚读的是以色列幼儿园，她的周末是周五半天加上周六全天。

“好吧，至少你可以按照以色列规定休周五、周六吧？”

“可是我周五常有会议。”

“那就休周日啊，这样你至少不用忙着回复你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主管。”

“你知道我这样很难做事，因为周日是以色列每周第一个上班日。”

“所以意思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周末度假咯？”

“我已经经常在家了，我的办公室就在家里。”

“没错。你每天在办公室的计算机前待上十二到十四个小时，我唯一能见到的就是你的背影。我还宁愿你的办公室不在家，这样至少你回家之后还能陪陪我们。”

“你知道我的工作不轻松，可以体谅一下我吗？”

“那你说吧，什么时候才可以跟我们好好过个长周末？假设我们运气好，真的决定要在集体农场举办婚礼，难道我们不需要至少空出两天吗？”我失望地说，试图化解我们之间逐渐紧绷的情绪。

就这样，最美丽的片刻顿时蒙上污点，像这样毫无预警的争吵每个月会上演好几回。如今不再有欧莉介入我们之间，但我们仍争执不休。事实上，自从搬来这栋房子之后，争执越演越烈。每回吵架过后他会带着笔记本电脑离家，指控我把家里变成战场。我也确实越来越难以控制我的恼怒，尽管事出有因，但我无法理性表达。他会打包他的小小行李箱，躲去全世界他最爱的地方—加沙。坐在屋里，在我们全天候点着的那盏落地灯的昏黄光晕之下，我自问：“我是不是变成了野心勃勃的男子背后那种心生挫败、刻薄阴沉的妻子？”

我并非无法在耶路撒冷拥有属于自我的繁忙生活，这座城市与这整片土地是如此丰富，只要我有意，多数夜晚我大可以外出社交，或与塔玛以及她的友人在德温酒吧热舞；我可以趁着周末与各国友人在派对上狂欢，还可以去黑门山健行；或者我可以约较有冒险精神的旧识，一同去位于以色列南方沙漠的米茨佩拉蒙镇（Mitzpe Ramon）的峡谷探险。但我无心于此，至少我现阶段的人生是如此。我想念里欧。况且我得在孩子的父亲行踪成谜的状况下，独自背负起教养孩子的重大责任。我时常觉得自己已面临崩溃边缘，甚至不敢深呼吸，就怕自己一放松就会有所闪失。我知道自己不够理性，但我开始偏执地担心起倘若我太常外出享乐，就会有可怕的事情降临在孩子们身上，一旦如此我将无法在场保护他们。

关于在集体农场请犹太祭司与印度教祭司替我们主持婚礼一事，被搁置了好一阵子。以色列从加沙走廊撤离，之后哈马斯又接管该地，这些事情也让里欧开始逐渐从家庭撤退而出。他变得更执着于加沙走廊，甚至连黎巴嫩与以色列二度开战他也漠不关心。他要么待在加沙撰写报告，要么就是人在耶路撒冷却开口闭口全是加沙。他始终觉得那片过度拥挤的狭长地带对外人总是无比好客。他总说自己在加沙感到更轻松，他说加沙人比起他们西岸地区的同胞来得更加友善。他说加沙藏有能化解和平谈判僵局的解药。

“最令人惊喜的是只要走个一百五十米的路，就能走进阿拉伯世界。”

“什么一百五十米？”

“就是在加沙和以色列之间，有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只要穿越它就能来到更棒的阿拉伯世界。”

“为什么光凭这一点就说加沙比西岸好？”

“西岸地区已经变得一塌糊涂了，它已经彻底以色列化，整个社会的运作系统全照着以色列走，大多时候根本很难分得清以色列和西岸地区的交界点在哪里。”

“所以加沙比较伟大。”

“没错，你一定得亲自去一趟才能感受到现场的气势。自从以色列撤离后，一整片加沙走廊全属于阿拉伯世界。那里不像西岸地区一样被以色列蚕食鲸吞，那里也不像西岸地区那样被奥斯陆协议划分为A，B，C三区。”

“等走完那一百五十米之后又会怎样？”

“等你通过艾瑞兹过境站，再走一小段路就能抵达没有以色列检查哨的阿拉伯世界，没有城墙、大门与路障。可怜的西岸人，他们没尝过自由来去的滋味。”

我本想试图争辩，但我知道他说的没错。拉马拉的巴勒斯坦人若要前往伯利恒或杰里科，势必会经过好几道以色列检查哨，反之亦然；而且他们一定得翻山越岭，因为他们不准使用以色列移民专用的直达公路。这些“殖民公路”是以色列政府出资建造的，好让西岸地区各个以色列殖民区能相互直通，并与耶路撒冷串联，这些公路大多途经甚至穿越巴勒斯坦村镇。我明白里欧何以说加沙是“一个完整的阿拉伯世界”。

“他们不需要担心在machsom，也就是检查哨，面对士兵盘问时听不懂或不会说希伯来语。”里欧会说，“他们没那么紧张，也不用一天到晚担惊受怕。他们不像西岸地区的兄弟那样目光短浅。”

“还有姐妹。”

“对，还有姐妹。”

然而在以色列撤离加沙之初带来的欣喜与光明消散之后，里欧开始质疑以色列真正的动机。虽然他乐见以色列自加沙退出，但如今他不确定以色列为何会“单方面”宣布撤退，他时常对此表示怀疑。然而我觉得以色列做得很棒，甚至连某些狂热以色列移民都被撤出，彻底将加沙交还给巴勒斯坦人（根据媒体报道，现场情况相当戏剧化而且夸张：虔诚移民激烈反抗，士兵被迫以蛮力镇压）。我把以色列撤退视为希望的象征，我期待以色列也能在西岸地区比照办理，在不远的将来撤除非法前哨站与殖民区。我相信以色列这样“单方面”的举动替和平增添了几分可能性。

但里欧说他另有想法：“以色列这么做反倒比较有可能把和平的契机越推越远。我很不满意这种单方面的行为。你觉得面对以色列这种破天荒的举动，为何巴勒斯坦人的反应只是普普通通？他们为何没有欣喜若狂？为何没有举国欢腾、彻夜狂欢？”

里欧说巴勒斯坦人当然会对以色列的一举一动小心翼翼。因为在经过四十年的被占领之后，他们很难相信以色列会释出任何善意。加沙是反抗的温床，尽管该区贫穷、识字率低，仓库却堆着满满的简陋卡桑火箭[54]……只要该区没有以色列人，以色列对付加沙简直易如反掌，只要全面封锁边界不许任何人进出即可。因为加沙人往以色列发射了几枚自制火箭，于是以色列决定要集体惩罚加沙人，把那里变成一座监狱。如今加沙走廊上各地方势力相互冲突，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卡桑火箭依然会继续射向以色列，只不过以色列现在可以对火箭发射者采取实际作为。以色列会大力反扑，切断电源、水源、煤气，若犹太人还在，便不可能采取这些手段。如今各地方领袖权力在握，加沙很可能会脱离西岸地区自行独立，沦为一个缺乏国际援助的流氓国家。

尽管当时他的预测听来杞人忧天，但不出几个月都不幸言中。以色列封锁加沙，使这块法外之境与世隔绝；我过去在伦敦前东家合作的编辑艾伦·约翰斯顿被某地方势力绑架，在加沙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哈马斯为了确保艾伦能被平安释放，向敌对势力采取浴血攻击。国际组织也停止向这一小片住有上百万贫民的土地提供当地急需的援助与资源，而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以色列、对全世界，甚至对彼此都燃起了熊熊怒火与仇恨。

“你会把这些预测都写进你的报告里吗？我很好奇国际上会做何反应……”我对里欧说。

“我们组织的立场是要支持这次撤退。我只是不喜欢以色列的处理方式，他们应该通过协商，而不是强行撤离移民。”

“如果不靠武力把极端分子撤出，以色列又该如何从一九六七年就开始占领的土地撤离[55]呢？”

“就把不愿搬离的犹太移民留在那里，这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反而可以加速和平进程。”

“什么意思？你是说套用阿尔及利亚模式吗？”我说。塔玛老是说可以套用阿尔及利亚模式来解决以色列殖民区争端。当初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杀戮战争后签下一纸和平协议，法国分阶段逐步撤出阿尔及利亚。当地法国人获得三年缓冲期，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成为法国或阿尔及利亚公民。既然法国并未强制撤出当地移民，因此也就无须负责赔偿那些自愿回归法国的移民。多数法国移民都选择回归，不过仍有约两万名法国移民选择以双重国籍身份续留阿尔及利亚。

“这样一来以色列就可以不用像加沙的固斯卡提夫（Gush Katif）殖民区那样，对强制撤离的移民付出巨额赔偿。”我对里欧说，“不过你何以见得巴勒斯坦人想跟那些极端分子一起生活？那些人可是坚持西岸地区，也就是圣经记载的犹太与撒玛利亚（Judea and Samaria）区是上帝许给犹太人的。你能保证巴勒斯坦人在经历那些移民几十年来的劣行之后，不会出手报复吗？”

“如果那些移民不愿或无法搬离加沙，他们就非得改用巴勒斯坦护照不可。至于要阻止双方互相残杀，就必须先签一份和平协议，提供巴勒斯坦难民实质补偿。”里欧用清澈的声音说道，语气听来充满决心。

“如果以色列是真心想要和平，”我说，“它就不会继续筑起一道道混凝土墙，把西岸地区许多大范围殖民区团团围起。”

又一次，我觉得自己随他来到中东是个正确决定，因为我得以亲自见证这场古老冲突的种种迂回转折。里欧充满干劲儿，他对世界地图上这问题重重的一小点怀有崇高使命，我欣赏他相信自己至少能试图改变现状，而我们许多人早已背弃曾有过的远大理想，不再执着于想改善这个世界。

他所属的组织坚信两国方案，但里欧期盼的是犹太与巴勒斯坦双方能共组一国。里欧认为粗糙地分割只会制造永恒的冲突。如今加沙被国际组织与以色列抵制，但他深信唯有将加沙纳入和平议程里，并且将哈马斯视为对等政权与之对话才是正道。

国际社会主张哈马斯应先承认以色列，否则将继续忽视该组织。哈马斯在二○○六年横扫巴勒斯坦国会选举之后遭到国际抵制，里欧许多任职于民主团体的友人对此都未置一词。

里欧总说国际社会不该对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感到大惊小怪，因为那不过是反抗策略的一环，事实上许多哈马斯成员很乐意参与和平协商。

我对于哈马斯与其在巴勒斯坦政坛采取的暧昧立场持保留态度，但还算乐见哈马斯最后全面占领加沙。因为起初各方似乎都很欢迎此组织打击各个地方势力，使该地不再陷入分裂。再加上艾伦·约翰斯顿被“伊斯兰军”挟持近四个月之后，哈马斯成功促成他平安获释。那几个月里我们想到此事便会悄然落泪，特别是有一天其中某个组织声称他们已将其杀害，哈马斯通过政治斡旋使其获释，这令我先前对这个伊斯兰组织摇摇欲坠的信心再度恢复。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哈马斯于选举大胜不久后，该组织开始在加沙破坏并屠杀与其对立的法塔赫组织（Fatah） 。

尽管里欧对于这片土地的政治前途有着各种美好想法，但他困在一个观念与他并非完全契合的组织里。我毫不同情他的处境，特别是在他一连数周抛妻弃子专心写他的“近况报告”之际。我会滔滔不绝地说他不过是在编写成堆的谎言罢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报告。我会出言抨击，说他不该屈就于此。我相信他来中东不是为了写一些讨好国际人士的中东报告，而是要来做一些当地人民真心期盼的事情才对。

现在回想，我其实该多体谅他一些，发言不该如此直接，应该要更圆滑、更替他着想。但由于我逐渐被排除在里欧忙乱的生活之外，对他心生不满，再加上此地的政治困局令我成了一个满怀愤恨、铁石心肠之人。此地的种种纷扰介入我们之间如此之深，令我们再也无处可逃。我不想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中东地区的冲突管理而牺牲我的家庭。

15 分居伴侣

我不想继续在无法好好休息与放松的情况下，与他同住一个屋檐下。我无法继续住在这昏暗的屋子里，像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珀一样夜以继日地痴等着丈夫归来。

在与里欧当了两年“同居陌生人”之后，我开始考虑试着跟他当一对“分居伴侣”。

但此时发生了某件事，或者该说是一连串令情况逐渐恶化的事件，间接将我们往分手之路推了一把。开头是某一回歇斯底里的口角之后，他打包好行李箱前往海法（Haifa）的旅馆投宿。

我自然以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就像过去那样。只是这一次，我心中某个声音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分离。只要情况不顺他意，他就会离家出走，为期多久任凭他决定。然后等风暴平缓，他就会带着一束红色玫瑰花归来，或寄来如羽轻柔的美丽槲寄生长梗以表达他对我的思念。我总是逆来顺受，多年来始终不离不弃。无论他何时结束冒险返家，我总是在那里等着他。甚至就连伊拉克战争之际，他没有先与我商议就独自决定要去战地采访，我依然扮演贤妻的角色，与孩子们守在家中等他回来。当我与孩子们从约旦被撤回伦敦，我只能怀着消极的愤恨接受分离的事实，等着战争特派员里欧返家。

这一次，就在他前往海法之后，我也打包了行李，带着孩子们去伯利恒度过长周末好厘清思绪。我们住在圣方济僧院，玛亚因此与院里的塞尔维诺神父结为好友。这位波兰神父几乎一辈子都住在伯利恒。塞尔维诺神父整个周末都帮我照顾孩子们，他在玛亚提前准备的圣诞袜里塞满巧克力棒，然后替基兰准备了几部他最喜欢的电影的DVD。就这样，在这座距离圣诞教堂不远的僧院之中，我待在房里，终于真正感受到自己心中那股与生俱来的意志力。在当了这么多年的贤妻良母之后，我终于坚强到足以打碎这个家庭。我想要追寻新生活，不再受偏执的爱意与情感的依赖操弄。我毫无罪恶感地准备踏出分离的第一步。

在伯利恒过完长周末之后，我带着全新而坚定的决心回到了耶路撒冷。

我们周日回到家中，时间已晚，因为孩子们想在僧院的餐厅吃晚餐，好再度品尝塞尔维诺神父拿手的番茄意大利面。我抱着很快就睡着的小玛亚下车，走上阶梯，进入我们黑漆漆的花园里，基兰则拖着小行李箱跟在我身后。我单手抱着沉睡的女儿，在黑暗中从我的包里捞出钥匙，我打开门，我们走进我们的洞穴里。

他还没回家。我内心有一小部分仍任性地默默期盼他已回到家中。

基兰开灯后，映入我眼帘的第一样东西便是架上一件洗好的里欧的衣物，那是我去伯利恒前挂在客厅晾干的。如今，室内闻起来满是潮湿衣物与洗衣粉的气味。我看见他的衬衫、长裤与西装裤，再度感到绝望，甚至一时之间有些站不稳。虽然我知道自己该抵抗这骚动的情绪，但我的决心开始瓦解。尽管我已发誓要跟过去告别，不再抱怨他的缺席，此刻站在客厅里，心里却想着要是在我们回家之际他已到家，我一定会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我一个人处在这阴暗的洞穴里，缺席爱人的潮湿衣物陪伴着我。孩子们都已就寝，他们的鼾声填满整间屋子，将我的孤寂衬得更为鲜明。我迅速恢复理智，决心遵从我在距圣诞教堂不远处的圣方济僧院所立下的誓言；当年单身的玛利亚在石穴中产下一位先知，该遗址就位于圣诞教堂内。

我开始折叠他的衣物。他的条纹衬衫、他的蓝底白星长裤，还有那件他拒绝在以色列撤退加沙期间公开穿着的橘色西装裤，因为橘色是反对以色列撤出的加沙犹太移民与其支持者的代表色。

我们在他去海法前所发生的激烈争执片段此时涌现我心头。那些一再重复的争论内容是如此琐碎，想来令我觉得自己很可耻，这让我再度认清现实的残酷，逼得我再次重振本已被腐蚀的决心。我叠好他的衬衫、西装裤与长裤，并放回他的衣柜内。我合上衣柜门，仿佛也合上了生命中的一个章节。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们把一些裱框相片堆在客厅沙发后方已经好几个月了，始终动都没动过。我看腻了光秃秃的墙，于是某天我出门买了一架活动梯，打算将照片挂上墙。而就在那趟伯利恒之旅不久后，某天里欧从海法回来了。我对他说了我在僧院暗自立下的誓言，他对我说：“给我们，也给这个家再一次机会。”

我要的本就不多。我的决心早已松动，想到要带着孩子搬家就令我却步。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毁灭之神丢入一艘在狂涛骇浪中即将沉没的船，强烈的晕船令我头晕目眩，因此不过几天前做出的决定如今已显模糊。

再一次机会，我想给我们再一次机会，但我不知道其实我们所剩的机会不多。我其实当时就该趁着这段苟延残喘的婚姻尚存几丝火花之际离去，但却选择了继续硬撑，直到最后一击彻底打垮了我们。

“让我们明天去特拉维夫海边吧。”他说道。孩子们听了开始兴奋地跳上跳下，内心被融化的我默许了这项提议，恣意地让这股暖意流遍全身。

“可是天气很冷！”玛亚说。

“耶路撒冷会冷，但是特拉维夫不会。”基兰向她保证。其实这个季节特拉维夫的海水还没暖，但我们至少可以泡泡脚、拍拍水，赤足走在海滩上。太阳会高挂天空，而特拉维夫的气温至少会比耶路撒冷高上十度。

入夜后，由于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转折鼓舞，我站在活动梯上，开始将相片一幅接着一幅挂在墙上。我想将一幅照片挂在门上，但那个位置稍高，即便我站在梯子最高阶还是够不着。我踮起脚尖试着将钉子锤入墙面，结果梯子重心不稳，我也跟着倒了下来。我摔着了患有旧疾的那条腿，而那几乎从未真正愈合的韧带又再次断开。

幸运的是我的旧拐杖还在，我用上回治疗摔伤剩下的绷带包扎我的膝盖。由于我包得还不赖，再加上吃了几颗强效止痛药，于是隔天伤势减缓到用一根拐杖就可以行动。到了下午我表示我可以参加这趟计划好的行程，于是我们便开车前往海边，只不过我们改去雅法（Jaffa），因为那里的海滩比起毗连且过度拥挤的特拉维夫海滩来得宽畅、干净、隐秘许多。

海滩一片空荡，只有一个阿拉伯家庭在野餐，那家人的奶奶与妈妈穿着连帽长袍从头到脚把自己包起来，她们坐在海滩上，身边放了蘸酱与面包、橄榄，还有好几瓶可口可乐。至于男人与男孩们则身着T恤与短裤，在平静的海中游泳，这让孩子们看了格外开心。我们把车停在海滩停车场，那里有一道可攀越的矮墙，越过去便可快速直达海边，否则就得走沿着停车场周围铺设的一条小径。里欧跟孩子们理所当然地翻墙而过，我则拄着一根拐杖沿着小径单脚跳动前行。当我抵达海滩外围，我意识到不可能在湿软的沙滩上拄着拐杖行走。我单脚呆站在那儿，不知该如何是好，其他人此刻早已奔进冰冷的潮水里，他们疑惑地看着我，不解何以我站在原地不动。我指了指沙滩与我的拐杖，但他们正忙着寻欢作乐，没注意到我的肢体语言。我努力保持微笑，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维持高昂的情绪。止痛药药效开始减退，我得坐下来才有办法从包里拿出药丸，但我准备的水装在孩子们带走的沙滩包里。

里欧在某个时候知道了我为何倚着拐杖站在原地，他过来扶我走到海滩上的遮阳伞下。我扶着他的肩膀一跳一跳地前进。我带着一条膝盖无法弯曲的腿坐在沙滩上，实在很不舒服。我看着他们溅起水花嬉戏。我躺在沙滩上，通过竹片织成的遮阳伞缝隙看着无云的天空。虽是十二月，但阳光依然强烈，只不过海风是刺骨的。我读了一会儿书。时候晚了，又湿又饿的孩子们瑟缩着回到岸上。里欧提议去海滩上找个卖鱼的地方吃晚餐。

“但我没办法在沙滩上走路。”我说。

“我们会帮你。”

“用跳的方式真的很难移动，而且很不舒服。我们可以开车去其他地方吃吗？”

“你可以的啦。”

“我真的没办法，我很痛。”

最后我们走回车上，在一家又一家餐厅之间绕了半个小时，因为没有一家里欧看得上眼。 “我们去雅法旧城好了。”他如此提议。雅法旧城是徒步区，待车子停好后，我低头垂肩坐在副驾驶座上，觉得疲惫不堪。膝盖附近传来一阵令人心神不宁的刺痛。我虽强忍痛楚，但自认实在无法在坚硬石阶上跳动。饥饿的基兰与玛亚此刻又在后座开始争吵。我哭了出来，不知道是因为无人理解我难以在一条腿受伤的状况下参与这趟远足而哭，还是因为我觉得里欧对我毫不体谅而哭。他向来不喜欢看见他人生病无力，还会避免探视生病的亲戚。每当我暗示自己体力不堪负荷、虚弱，或无力面对某些特定情况时，他总是不知该如何应对。我哭泣有一部分也是出于困窘与罪恶感，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扫了全家人的兴致。但我真的无法下车，我告诉孩子们，会在车上等他们在旧城区用完晚餐。

里欧坚持要我下车，他说他会扶我走路。我明确地告诉他我办不到，我不可能走得到餐厅。他说我小题大做，说我至少该试试看再说。

此情此景令我想起过去身处绝境却无人听见自己呼救的种种经历。

我们开始歇斯底里地争吵。极度烦躁的里欧把车开离雅法，往路线沿着特拉维夫边界延伸的二十号公路开去。“我很痛。”我泪眼婆娑地说道。

“也许你该去看医生。”里欧缓下车速，把车停在特拉维夫南边一处阴暗破烂的小区旁，街上满是垃圾。“我要叫救护车。”他说。但我无法等他把话说完，密闭的车内空间令我喘不过气，丑恶的争执污染了我们之间的空气。我打开副驾驶座车门踉跄而出。“别出去。”里欧说，“你身体不舒服。”

我靠着街灯站在街道上，我感觉附近亮着灯的破烂多层楼建筑里，有许多双眼睛正盯着我看。玛亚与基兰也下车陪我站在昏暗街灯下。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现场，医生亲切地询问我的状况，问我哪里不舒服。最后他们评估出我的状况还不需要上医院。

接着某件难以想象的事发生了。

一辆警车突然闪着蓝灯出现。几位本来在路边住宅阳台上看着这悲伤场景的好事埃塞俄比亚女孩看见警察出现便快速奔下楼，我不知道她们对警察说了什么，总之她们的证词让形势恶化。我们被要求开车跟在警车后头，前往附近的警察局。

如此古怪的情节转折令我困惑不已。我向警察恳求，表示我们不希望在警局度过这个晚上，我们不过是吵了一架之后，情况有点失控罢了。但警察说他们得问里欧几个问题，我被禁止与丈夫一起返家。

最后我在午夜时分带着基兰与玛亚离开特拉维夫，在警方要送我们离开警局回到车上之前，我本想与里欧说几句话，但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的泪模糊了视线，几乎无法开车。我们在车里坐了几分钟等止痛药药效发作。我的心情无比沉重，自觉羞愧且毫无资格为人父母。

还好我们开的是辆自动挡的汽车，我用健康的那条腿缓慢地把车开回耶路撒冷，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这才意识到我没有家里的钥匙。出门时我把我的钥匙放在餐桌上，落在最后的里欧负责锁门。当时我心想既然会一起回家，便无须带着钥匙。我把熟睡的女儿放在花园桌上，要我昏昏欲睡的儿子暂时帮忙照看，我则去打电话到阿默思家。谢天谢地，住在附近的他们刚好有一副备用钥匙。

第二天里欧打电话来，要基兰去某个地方跟他会面。他指示我们的儿子用他的小行李箱装上几件衣服、牙刷与笔记本电脑带去给他。他对基兰解释他必须离家一段时间，他不愿跟我说话，只跟儿子说会安排在周末与他及玛亚见面。

当他回来收拾东西时，我心里明白我们回不去了，他一定也心知肚明，因此才不愿意面对我。我们都越过了一道坚实得难以穿越的藩篱，接下来这段时间3极有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只能绕着藩篱而行，直到我们的路线再度交会为止。

我重拾被遗忘的决心，这一回我紧紧握着，我开始找房子。我找到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就位于西耶路撒冷绿线旁。当我走入房子所在的那条街的街尾，金黄色的圆顶清真寺便映入眼帘，让我看得出神。当周我就搬家，带着孩子们住进每一角都日照充足，并且有着十米挑高天花板的房子，在里头我得以自在呼吸。如今我回首我们令人羞愧的琐碎争执与无足轻重的抱怨，领悟到人生应将眼光放宽。我终于解脱了，不再受困于永无止境的争吵与错误的期待之中，不用面对青春、希望与自尊缓慢地凋零。我内心沉着，知道我们终于打破了这段恶性循环。

如今每天傍晚我与玛亚走在新家前的这条街上，好看一眼宏伟的圆顶清真寺。我的新家给了我急需的思考空间，也让我得以摆脱里欧盘旋的阴影，以及我对他那可悲、得不到回报且令我羞愧的依赖。

[41]　1英寸=2.54厘米。

[42]　托洛茨基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

[43]　奥德修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其著名事迹为出征特洛伊长达十年方凭借木马之计得胜，而归途遭遇种种磨难又花了十年之久。故作者以此角色比喻其常年为了中东事务在外奔波的丈夫。

[44]　拿撒勒位于以色列北区，传说中为耶稣出生地。

[45]　伊斯兰教清真寺群体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又称光塔或宣礼塔，专门用作宣礼或确定斋戒月起讫日期观察新月，是清真寺建筑的装饰艺术和标志之一。

[46]　弥赛亚意为上帝指派的“救世主”。犹太教深信弥赛亚现身之后，犹太人将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拾以色列往昔律法，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中心。

[47]　古斯米状似小米，但其实为粗麦粉制成的食品，是北非一带的传统主食。

[48]　妥拉，意指犹太教义核心，也可代表《希伯来圣经》的前五部，也就是俗称的《摩西五经》。

[49]　纳粹德国期间，凡犹太人皆被迫戴上黄色星星徽章作为识别标记。

[50]　塞法迪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分支之一，指采用西班牙系犹太教礼释仪式的犹太人，又称西班牙裔犹太人。由于长期生活在阿拉伯化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塞法迪犹太人长期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生活习惯与其他分支颇为不同。

[51]　食用蘸蜂蜜的苹果为犹太新年习俗之一，象征来年甜蜜顺利。

[52]　巴勒斯坦主要政治团体有二，一为主张通过与以色列和平谈判达成建国目标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另一则为主张以武力消灭以色列的哈马斯。2006年哈马斯在国会选举大胜，但双方随后于2007年决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哈马斯控制加沙走廊。国际上普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组成的巴勒斯坦政府，并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2014年，双方曾协议组成共同政府，但后续破局，目前仍维持分裂状态。

[53]　住棚节，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节日。每年从犹太教历提市黎月(公历9、10月间)15日开始，为期七天或九天。为纪念以色列人出走埃及进入迦南前四十年的帐篷生活而设立。此处写11月为笔误。

[54]　卡桑火箭为哈马斯开发制造的简易钢管固态火箭弹。

[55]　1967年发生第三次中东战争，战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走廊、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以及戈兰高地。同年底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战后所占领土。以色列于1982年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换取埃及承认以色列，但以色列始终拒绝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直至2005年以色列主动提议撤出加沙走廊，此即文中对话所指之事。

Part 3 百年孤寂

我心想，这里不只会把爱人逼上绝路，也会让爱情寿终正寝。自从搬来这里之后，我与深爱十六年的男子成了陌生人。过去即使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两地分隔都未能拆散我们。

16 穆斯惹拉的棕榈树

我们并非自另外一个国度来到这个国度

我们自石榴而来，自记忆之胶而出

凭着破碎的概念我们置身泡沫之中

莫问我们会在你们之间停留多久，莫问

关于这趟探访的只言片语

——《海上宾客》，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说来也奇怪，我竟还想继续住在耶路撒冷这座本该让我们一家团圆的城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团聚而非分离。但是在我跟里欧分道扬镳、家庭破碎之后，这座城市对我产生了一些奇妙的作用，它莫名使我心头放下对这个家庭各种未能实现的期待。在新家里，我觉得自己像是刮去了一身青苔，重新注入了新希望。我在身边筑起一道石墙，成功把通常会伴随分手而来的负面能量、恶意与偏执阻绝于生活之外。躲在墙内令我备感安全，我不会让里欧或任何人入侵这个空间，在这里我不再被过往伤痛所扰，开始记录在耶路撒冷这段期间的经历。

我不再为了满足与里欧共组家庭的渴望而委屈自己，生活中再无绝望与悔恨的干扰。我关上过去那个充满挣扎与期盼的世界，用尊严与创意打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平行世界。我的过去，我们共同的过去，其中充满了各种荒谬的争执与自我贬抑，现在看来宛如一场闹剧。此刻的我就像新家院子里那棵树龄已久的高大棕榈树，自在而充满智慧。

两个月以来，里欧与我只会为了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而联络。

令人讶异的是他竟能够固定每周五去接他们放学，然后共度周末，通常直到周日下午。我手上一下子多出许多自由时间，一开始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每周日晚餐时，我会听孩子们说起他们做了哪些刺激的事，例如在阿喀兹夫国家公园（Achziv）的生态海滩过夜、在提比哩亚湖畔露营、在贝特谢梅什的森林漫步。然而最重要的是，里欧竟然为了孩子们下厨，他显然唤起了心中深藏的厨师魂。

“你们安息日晚餐吃了些什么？”我会这样问孩子们，他们在结束周末旅行后总显得兴奋而疲累。

“爸爸煮了鱼汤，里面放了扁豆和番茄。基兰和爸爸还做了一个蛋糕，一个巧克力蛋糕。”玛亚得意地说道。

跟过去一样，就在我搬进这间屋子不久之后，我听见它在对我说话。也或许是我自己先把屋子拟人化了，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已迈入第三年，这是头一次我的房子成了我的避难所，成了我的朋友。它使我恢复活力，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保护。这栋房子也是一栋一九四八年后被弃置的巴勒斯坦房屋，这里的鬼魂很友善，但或许友善只是暂时的，说不定是因为我再次搬到另一栋阿拉伯房屋，让鬼魂决定放过我，因为他们开始对我感到好奇，想知道我何以坚持要留在这里。这一回我负责说，他们负责听。我告诉他们，我宁愿跟一九四八年前的鬼魂同居，也不想住在一九四八年后建造的那些缺乏神秘感且没有灵魂的房子里。这栋房子的墙壁足足有一米厚，墙内洋溢着一股友善的氛围，使我得以摆脱过去缠绕在生活中的各种琐碎控诉。

有一天我和玛亚在圆顶清真寺附近的大马士革门散步，看着午后阳光照耀在宏伟的圆顶上，照耀了苏莱曼一世[56]打造的城墙与邻近区域，仿佛也照亮了好几千年的历史。此情此景令我感到历史之浩瀚，回到家中后，便开始数起院子里那棵棕榈树上有几道沟槽。

这棵棕榈树是这个名为穆斯惹拉小区的地标。“当你经过鄂图曼式宅邸旁的高墙与行人徒步区之后，沿着通往那棵高大棕榈树的小径一直走，直到抵达一道蓝色大门前……”我都用这样奇特的复合句指引他人来我家。

我听说可以通过棕榈树干上的沟槽来计算那棵树的年纪，每道沟槽便代表一岁。

那棵树上共有一百二十一道。

房里的天花板很高，我一直找不到够高的梯子来换卧室里的灯泡。那个灯泡在前任房客承租时便坏了，那位房客叫作克里斯·麦克葛瑞尔，他是英国《卫报》的特派员。

在克里斯之前的房客则叫作苏珊·戈登堡，也就职于《卫报》。在她之前则是《洛杉矶时报》的特派员芭芭拉·德米克，她是一位单亲妈妈，她的孩子就在这栋房子里出生。过去十五年来，报道巴以冲突的这些作者、孜孜不倦的记者、观测员、记录者，他们的精神令我深受启发。每当我熬夜记录我在这个中东冲突最激烈地区的旅程经历之际，就能轻易感觉到他们就在身边陪伴着我。

在我搬到穆斯惹拉这栋房子不久之后，我的事业出现了有趣的转折。我当时在替BBC电台第四频道做一则图文报道，主题是发生在以色列中部位于特拉维夫附近一座城市的名誉杀人[57]案件的受害者与幸存者。我认识了一位母亲，她不久前才在以色列法庭上指证她的一个儿子以维护家族名誉为由杀死了她十八岁的女儿，而这位凶手只比受害人大两岁。通过这位母亲，我才得知在贝都因阿拉伯小区有这么一段黑暗的历史，那就是女孩与女人会被自己的兄弟与亲戚谋杀。由于小区民众害怕遭到凶手报复，所以此般罪行多年来始终被蓄意掩盖，直到这位母亲挺身而出，她公开的证词掀起了一阵波澜。在我眼里这则故事不仅重要，更具有视觉震撼力。我觉得短短一则BBC专题报道实在不够，我想要拍一部纪录长片。我非常笃定要执行这个计划，几个月之内便面试、募集了我的团队，成员包括一位住在旧城区维亚多勒罗沙街的巴勒斯坦摄影师，还有一位以色列左翼剪接师，她来自独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已入籍以色列。她成长于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58]时期，但是革命未能阻止她的祖国无可避免的分裂，因而她对此运动的幻想也宣告破灭。我募集了这两位来自对立双方的组员一起参与我的计划，这也算是我的小小和平实验。后来我的团队扩编，又加入了一位巴勒斯坦基督徒翻译、一位巴勒斯坦穆斯林旁白员，还有一位美国犹太音效剪辑师，大家一同参与这部探讨以色列都市化过后的贝都因小区中所发生的名誉杀人案件的纪录片。

我与里欧的关系同样也发生了有趣且出乎意料成熟的转折。尽管在经历了包括分手等种种遭遇之后，我当初想要深入中东生活的决心并未动摇，于是我尽可能地让自己成为中东世界的一分子，不但遵照丈夫的期望，以犹太或半犹太的方式养育孩子，我自己也学习当地语言，并且鼓励孩子们跟进。里欧与我虽已分居，但我对此事的立场并未改变。

在过了两三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而不会有算旧账的冲动，于是我们同意一起进行安息日仪式，包括点蜡烛、读祷文，并且一起在里欧位于马哈耐·耶胡达市场附近的那赫罗小区的房子里共进安息日晚餐。那赫罗正是里欧所谓政治正确的小区，因为此区一直都是犹太人的地盘，据闻该地不曾属于巴勒斯坦人（里欧说，这么一来当地居民就无须承受许多持有“阿拉伯”房屋的犹太屋主曾经或理应心生的那股罪恶感）。自从里欧搬过去之后，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再前往我深爱的马哈耐·耶胡达市场了。但那股因分离之痛所衍生的苦楚并未维持太久，我接受里欧的邀请，每个安息日都与他跟孩子们一起在他家共同度过。

话说回来，像这样往来于两处住所之间，还是会令人有些迷惘。我们有两个家：一个是位于穆斯惹拉，邻近旧城区大马士革门的鄂图曼式宅邸里的一户公寓；另外一个家则位于犹太那赫罗小区，那里是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库尔德斯坦等中东地区的穷困犹太移民最早的落脚处之一。如今当初那些移民的第三或第四代子孙住在脏乱、拥挤、天花板低矮，一户户有如牢房的公寓中，八个家庭挤在一栋简朴的两层楼建筑里是常有的事。那里距离我的住处不过二十分钟路程，但却是另外一个世界。

身处耶路撒冷本就会令人对忠诚、愧疚、身份认同等议题陷入两极思考，宛如精神分裂一般，如今在两个家之间来回跑只会令病情加重。我不想让我和孩子们活在这样奇怪的环境之下。我逐渐意识到里欧、孩子们与我的关系就像耶路撒冷著名的石墙，在石块缝隙之间藏了许多紧绷的张力。我切换于不同身份间，而孩子们只得努力适应这一切。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团成分不明的物质，没有自己的形状，却有任意塑形的弹性。于是平日我会从一位住在西耶路撒冷犹太小区的两个半犹太孩子的母亲，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愤怒的巴勒斯坦支持者，前往加沙边界抗议以色列要切断该区电力的决议。以色列人的目光短浅、近利令我气得七窍生烟，他们只为了逼出几个发射卡桑火箭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就决定要连坐惩罚加沙走廊全体人口。不过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我与孩子们会去雅可夫与米哈尔家参与漫长而复杂的安息日仪式，而他们家墙上挂了一幅画面里没有圆顶清真寺的圣殿山[59]画作。

17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

“基兰为什么要丢烟雾弹？”

“他只是闹着玩。”

“他说他是对着移民扔的。他不该那样做的。”

“移民是谁？”

“就是那些搬来巴勒斯坦住的人。”

“你是说那些拿走巴勒斯坦坦人房子的人吗？就像我们这一栋一样。爸爸说你、我和基兰都住在偷来的巴勒斯坦坦人房子里。”

“他这样说？”我对玛亚说，但并不意外里欧会跟年仅五岁的女儿讨论如此复杂的房地产议题。我们两人都一样，时常在儿女面前讨论巴以冲突的政治观点。孩子们在这里都成长得太快了。

“你可以说我们是移民，但我们的房子不是抢来的。我们的房子所在地是合法的以色列领土。”我对女儿说，脑海中一边搜寻适当的字眼，想对她解释我们住的地方并未跨过绿线，我们没有违反法定的巴以边界。但我该如何向一个五岁的女孩解释这条沿着一号公路划过、距离我们房子仅一百米的绿线是什么？我想针对此议题我已说得够多了，况且光是“合法的以色列领土”这几个字所传达的概念，对玛亚而言恐怕就已够复杂了。

这段如谜语般的对话令我开始深思谁才是这片土地上“正当”的移民。我们的孩子，特别是玛亚，仍持续对移民问题备感关心，而从我与里欧近来的对话片段听来，他也正忙着写一份关于西岸地区犹太移民身份认同的报告。里欧认为若巴勒斯坦建国，应该让西岸地区的犹太移民留在当地，自行决定是否要成为巴勒斯坦公民，我认为此观点非常有趣，让我忍不住不断思索。我满脑子都在想着“合法”与“非法”移民之间微妙的界线。菲妲认为所有带着犹太复国美梦而来的犹太人都算移民。而塔玛甚至说所有欧洲犹太人不分左、右翼全是移民，她改编了美国总统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她说以色列是“移民有、移民治、移民享”。但我听过比塔玛这番说法更为激进的观点，一位有着犹太血统的左翼匈牙利友人曾对我说，这个国家所有欧洲犹太人都是非法入侵，以色列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殖民事业。相比之下，像我这样非自愿移民的特殊身份似乎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重点在于这个人是如何决定要定居于此的。”某天我与我的摄影师哈穆迪徒步走过旧城区时，他如此对我说。

“什么意思？”我问他。

“你知道，耶路撒冷向来很欢迎游客。定居在这里没什么问题，重要的是过程与方式。说到底，每个人都是从外地移居而来的啊。”

哈穆迪和他的十个手足出生、成长于维亚多勒罗沙街上一户两室的屋子。他熟悉街上每一条巷弄和死巷，他知道哪条巷子可以通往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也知道哪个屋顶最适合观赏圆顶清真寺。他想带我去看通往阿克萨清真寺与圆顶清真寺的莫哈拉比亚门（Mughrabi Gate）。莫哈拉比亚区，也被称为北非区，在一九六七年之前本紧挨着哭墙，一九六七年之后整个旧城区连同东耶路撒冷都落入以色列控制，以色列为了拓宽哭墙前的广场便将莫哈拉比亚区大部分拆除。哈穆迪想带我去看看他祖父二十世纪初从突尼斯迁来耶路撒冷时最早的落脚处。

“所以我不该对自己住在这里心怀愧疚咯？”我问哈穆迪。自从得知他的家族起源之后，我从他狭长黝黑的脸上也看出了一丝北非人的特征，毕竟我九年前也曾在北非待过一年。

“你当然不用愧疚，你跟我一样有权住在这里。虽然我不过是从我父亲那方传下来的第三代巴勒斯坦人，但我觉得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一分子。我是住在这里，不是占领这里。”

“但我可能是占领者！”我对哈穆迪说，“我住在一栋房东是犹太人的阿拉伯房子，原来的巴勒斯坦屋主可能在某个难民营里老死或被强制放逐出境。我问过房东，他说他不知道一九四八年前的屋主是谁。”

“嗯，难道我祖父有赔偿我们维亚多勒罗沙街上那户房子的巴勒斯坦原屋主吗？”哈穆迪的回复让我不禁笑了出来。

“拜托，你明明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想你们家的原屋主可不是在武力逼迫或遭受恐吓的情况下撤出的吧，所以你们家当然不用赔偿。”

“但我还是觉得人们有权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

“那你们家当初是怎么过来的？”

“就跟几世纪以来的旅人一样，我的突尼斯祖父有一天突然有个想法，觉得自己应该去Al-Quds3那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语名字。所以他就来了，他在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里某棵橄榄树底下摊开他的礼拜毯，然后就坐在那里。我等一下带你去看那个地方，他生前每天都会去坐在那里。后来他落脚在清真寺旁的莫哈拉比亚区，就在哭墙附近。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和旧城区之后，他们的房子就被拆毁了。”

我们从大马士革门下了楼梯之后，往左边岔路走去。走了几百米后又碰上一个路口，再度往左便会进入位于穆斯林区的维亚多勒罗沙街。当时是周五正午，我右手边闹哄哄的。这条街是穆斯林们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的主要道路，同时也是通往哭墙最快的路线。在许多匆忙赶赴周五礼拜的穆斯林教徒之中夹杂了一些犹太移民，他们身旁有重装戒备的以色列士兵守卫着。这些犹太人之中不乏孩童：两鬓留着鬈曲发束的男孩与穿着黑裙、黑丝袜的女孩。我试着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但是他们目光全都直视面前的下方，盯着负责保护他们的士兵身上的步枪枪托看。就连孩子们也不会被路边成排的玩具店与店前一堆堆色彩鲜艳的甜食吸引。这些孩子们到底被灌输了什么样的教养，才能有如此强的自制力？是怎样狂热的信仰才能把这些男孩女孩的心智打造得如此伪善？他们认为自己不该盯着巴勒斯坦玩具看，不该看着这市场里任何一抹巴勒斯坦色彩，从蔬菜小贩、小首饰，一直到前往哭墙途中路过的彩虹般的各式甜食。

当我从贩卖切·格瓦拉T恤、圣母木雕、充气蜘蛛人的摊位穿越人群而出时，忍不住想着这些男孩女孩有多么不幸。这些可怜的孩子穿着全黑的十九世纪波兰服装，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在士兵护送下匆匆穿过喧闹的旧城区，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时空。他们活在过去以取悦父母，封闭的犹太神学院将虔诚的犹太复国教育与犹太复国美梦强加在他们身上（我从没想过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神学院在灌输下一代偏激思想这方面倒是一样的），他们最精华的青春时光全都在神学院里度过。

哈穆迪与我在莫哈拉比亚门附近逗留了一会儿。此刻想进入清真寺区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是周五，是穆斯林集体礼拜的日子，这一天只有穆斯林才有权进入清真寺。我感受到身旁人群的忙乱，他们全是极度虔诚的教徒，男士们大多穿着轻松，女士们则穿着包裹住全身的袍子，配上头巾，进入清真寺时会有以色列士兵检查他们的包。

“我们从来没有要求犹太人不要来巴勒斯坦，我们只是不希望他们把巴勒斯坦从我们手中夺走。虽然他们觉得这里是他们的，但我们也认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哈穆迪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依稀记得跟菲妲聊过同样的话题，她说她永远不会接受犹太人提出的两国方案。“他们凭什么分割我的国家？历史上向来只有一个巴勒斯坦，未来也不会改变。你一定是在说笑。”菲妲向我强调，“你当真觉得有巴勒斯坦人会想看见自己的国家被一分为二，而且犹太人还分走比较好的那一半吗？只要我们一接受两国方案，我们就永远失去巴勒斯坦了。”

“如果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是那样想的，那你们的领导人为何还要去坐在谈判桌前？那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他们是在争取时间。这个西方世界提出的要在巴勒斯坦上创造两个国家的方案，我们花愈长时间考虑，这个方案就会显得愈难以理解，最后这个两国理论会失去热度。”

“亲爱的菲妲，你说的都很有道理。”我回复道，“但你有没有想过以色列领导人也是采取相同策略？关于领土他们也是分毫不让，以免你们得寸进尺！”

“或许吧，但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他们的主张是根据宗教典籍，我们的可是根据近代历史而来。近代史上这片土地一直都是属于我们的，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认清现在这样的以色列是不可行的。以色列唯有成为一个谦虚的非犹太、非宗教民主政体才有可能长久。”

“你怎么有办法带着这么多恨意生活？”

“我只能说仇恨会喂养出更多仇恨。”菲妲如此回复我。

“圣人都去哪儿了？这片土地曾经出过那么多圣人，还有许多无私且富有同情心的先知啊。”我对着自己嘀咕道。

哈穆迪的立场同样是不肯对犹太人退让半分。

菲妲不想住在犹太国里。

塔玛则不愿与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和平共存，就算对方举行民主选举也一样。

以上这些还只是巴以双方温和派代表的想法。双边的极端分子又会持什么样的观点呢？我觉得疲累而迷惑，不知道双边究竟该如何才能相互让步达成妥协。

我背靠着莫哈拉比亚门站立，看见几个街区之外有栋碉堡般的住宅，屋顶上有武装士兵来回走动。我看见屋顶上架起一座巨大的光明节灯台[60]，旗杆上的以色列国旗在空中飘扬。我看见留着长长鬓角的以色列孩童在附近的屋顶玩耍，而武装警卫站在一旁戒备。这座巨大的光明节灯台不顾他人感受地矗立在屋顶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都清晰可见。我好奇那些在阿克萨清真寺与圆顶清真寺里头一天五次跪地礼拜的穆斯林是否也能看见。

“那一栋立着犹太烛台的房子，你知道房主是谁吗？”哈穆迪问道。

“不知道。”我说。

“那是夏隆的房子。”

“你是说艾里尔·夏隆[61] ？”

“只有一个夏隆，那个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62]的幕后首脑。他现在躺在医院昏迷不醒，但在这旧城区的穆斯林区内，势力依然不减。”哈穆迪说。我们注意到人群稍稍疏散了一些，因为多数虔诚教徒已前去进行礼拜。我可以通过清真寺的扩音器听见众人齐声念着祷词：Allahu Akbar（崇高的真神）。

我想象着那些信徒跪倒在地的模样，每当他们整齐划一地抬起身子，那座光明节灯台就会映入眼帘。我想起上千名朝着圆顶清真寺祈祷的人们，穆斯林祈祷时有一个动作是要信徒先后转头看向左肩与右肩，向隐形的天使致意。如果他们转向右肩时，我想某些人的眼睛，特别是那些在两座清真寺之间宽阔庭院里祈祷的信徒，他们会看见夏隆的光明节灯台，他们会看见这位前总理私人堡垒的城墙。这会在他们心中掀起什么样的情绪？他们在心中会如何抱怨这不受欢迎的光明节灯台街景，又会对径自改变旧城区天际线景观与城市能量的犹太移民兴起何种报复的念头？讽刺的是，根据耶路撒冷市政规定，无人可以私自在市内大动土木，特别是旧城区内，更严格禁止兴建任何破坏古迹整体景观的建筑物。倘若房主恰巧是此刻陷入昏迷的以色列前任领导人艾里尔·夏隆，自然又另当别论。

18 拍摄纪录片

我与里欧的关系紧绷了好一阵子仍难以挽回后，我们决定各自搬到新居，此后没多久我便开始制作以名誉杀人为主题的第一部纪录片。即使我们都清楚这场分离是段观察期，我们不该谈论此事，也不该继续见面或一起参加孩子们学校的会议等等，但在分居初期真要做到实在不容易。对我来说尤其痛苦，虽然周末孩子们不在身边时我都忙着编写纪录片脚本，或规划我的BBC专题报道，但当我独坐在阳台望着漆黑花园与那棵孤单的棕榈树时，还是不免感到一阵空虚。

当时的我整个人变得神经兮兮，所有心思都离不开我悲惨的私人生活，约莫就在此时，哈穆迪开始与我共事。我们一起去以色列中部的拉姆拉（Ramla）出差，七年来那里有九位女性被她们的兄长与亲戚杀害。哈穆迪一开始不愿参与任何以负面观点描绘贝都因穆斯林社会的计划，但我要他先来试着拍拍看，再决定是否愿意继续。

当天早上八点半，我先去东耶路撒冷接他，我们开车经过所谓的种族歧视红绿灯，会这么说是因为自巴勒斯坦城市方向而来的车辆，据说会比从西耶路撒冷前往西岸地区最大犹太殖民区马阿勒阿杜明的车辆在红灯前多等上三倍长的时间。

我们花了二十几分钟才通过红绿灯，我开始相信种族歧视红绿灯这个说法或许有几分可信。我对着这些灯号不停咒骂，直到终于右转开入通往特拉维夫的一号公路为止。这些骇人听闻惨案的事发地3拉姆拉，距离特拉维夫这个拥有摩天大楼与拥挤海滩的现代化以色列地中海城市并不远，特拉维夫替厌倦冲突的自由派年轻人与许多不信教的学者、分析师、社会运动人士提供了一个得以喘息之处。从特拉维夫开车只需十五分钟即可抵达拉姆拉，那里显然是历史最悠久的阿拉伯区，八世纪初时该地是阿拉伯帝国巴勒斯坦省的省会。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后，原来的巴勒斯坦居民逃离该城，原本居住在沙漠的民族或来自南方沙漠的贝都因族迁入该地。由于内盖夫沙漠被各种以色列研究机构，比如太阳能研究等单位接管，原本在该沙漠游牧的贝都因人被往北驱散，一路迁徙，最终定居在各个市镇中心。许多贝都因人起先都曾迁入特拉维夫的沙丘区，而拉姆拉是距离沙丘区较近的几个规模较大的城市之一。

从公民权与效忠部落这两个观点来看，住在以色列占领区的贝都因人颇为有趣。他们是以色列公民，必须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但他们同时也是穆斯林，因此当他们被派驻以色列检查哨时会觉得身份格外尴尬，在那里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会把他们视为通敌者。再者，巴勒斯坦人对贝都因人也有很深的偏见，贝都因人总被认为无知（犹甸沙漠某个贝都因部落的名字就叫作“jahalin”，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无知”），并且保留了许多早在伊斯兰教创立前就已流传的阴暗习俗。当我与我的巴勒斯坦友人们讨论发生在贝都因部落里的名誉杀人案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那些人”仍活在Ayame Jahalia3伊斯兰教创立前的黑暗时代。

这回我采访的家庭本是来自内盖夫沙漠旁最大的城市贝尔谢巴（Be’er Sheva）。如今他们住在拉姆拉一处名为加利许（Juarish）的贫民区，那里是一片犹如法外之境的荒漠，当地居民却很自满。漫天飞舞的垃圾与露天流淌的污水，是此区令低调访客惊恐不安的诸多第一印象之一。区内有几户装潢豪奢的屋子，人人都知道那是用贩毒所得盖成的。加利许的贝都因年轻人不再去沙漠放牧山羊后改遁入地下世界，据说他们掌控了以色列中部一带的贩毒圈。此外，他们也重拾杀害有损家族“名誉”的女性之习俗。他们就在以色列警方眼皮子底下从事贩毒与杀人的勾当。有关当局告诉我，就算是救护车有时也不太敢开进加利许区，听见警方如此自认败于拉姆拉毒枭手下挺令人意外的。在加利许区甚至连出租车都叫不到，此区街道显得荒凉而诡谲。

加利许区平均每年发生三起以维护家族名誉为由的女性谋杀案，在最近一位受害人的母亲出面指证后，此区变得恶名昭彰。这位受害人名为哈姆达，年仅十七岁（她满是弹孔的尸体倒在床上被人发现，而她哥哥被人目击在事发几分钟后离开现场），她的母亲向警方与媒体指控她的家人，表示过去七年来，他们已杀害了九名女性。在她出面指证之后，许多过往案件也浮出水面，强烈冲击以色列社会。

当哈穆迪与我抵达当地，准备展开第一天的拍摄时，当地街道一如往常地荒凉。我们选择把车停在一座清真寺外头，因为哈穆迪认为若被当地男性发现我们来采访当地女子而惹出什么麻烦的话，停在那边是最安全的选择。

抵达加利许区之后，本来因为抽了大麻而显得放松的哈穆迪，神情变得严肃且警戒。他走入清真寺内，我们将要在寺内与部落长老会面，他同意接受访问来谈论这些谋杀案，并借此澄清这些习俗早已废弃，此区所发生的惨案与伊斯兰教并无关联。但当我随着哈穆迪进入清真寺时，里头不见长老身影，也不见任何信徒。此时民众开始聚集在我们停车处，我赶忙回到车上，紧张地坐在车内等待。几分钟后哈穆迪回来了，他建议我们先去拜访哈姆达的母亲，因为那位谴责谋杀案的贝都因长老尚未抵达。

我们把车留在清真寺外头。他带了他的摄影包，但我们认为带着脚架走动恐怕不是个好主意，所以便将其放在了车上。通往哈姆达家的路上，栽种了成排的凤凰木老树，盛开的凤凰花令天空看似洒上了鲜红颜料。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哈姆达浸在血泊中的尸体，仿佛她死后灵魂便附身在了这些深红的花朵上。

稍后，哈姆达悲痛欲绝的母亲雅玛玛带我们去看哈姆达床边的那道墙，她说当时墙上溅满了她女儿的鲜血。哈姆达一共被开了九枪。

“是我儿子干的。对我来说，从我儿子射杀他妹妹那天开始，他就死了。他是我的儿子，我亲自生下他，还喂了三年母乳，他怎么会干下这么可耻的勾当，只因为他妹妹跟一个男人通电话就杀了她？”

“她是在跟谁通电话？”哈穆迪问道。

“她根本没跟任何人通话。”雅玛玛驳斥刚才自己的说辞，“那全是她哥哥捏造的谎言，她哥哥杀她是因为她拒绝嫁给一名想娶她的亲戚。她还没到结婚的年纪。我美丽的女儿，我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夺走她的生命。”

哈姆达生前最后一晚的睡床旁的那道墙上弹痕累累，雅玛玛拒绝让人补平墙面。那起惨案距今已有一年，但她仍未能走出伤痛。她白天多数时候都待在哈姆达的坟墓旁。

“这里是哈姆达长眠之地，也是我的新地址。”她女儿的墓地位于拉姆拉穆斯林墓园，她坐在墓碑旁对着镜头如此说道。此情此景令哈穆迪情绪翻腾。

我深陷于此故事之中，而整个小区与以色列警方对一连串年轻女性惨遭家族近亲杀害的骇人悬案，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令我作呕。拉姆拉的警长对我说：“这种事对阿拉伯人来说稀松平常，这是他们的习俗！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改变他们！每当我们抵达凶案现场时，总是每个人都保持沉默，甚至连受害者的母亲也是，而且所有呈堂证物3好比说血迹之类的3全被清得一干二净。”以色列中部有其他几位警察，也以此说法替自己辩护为何未能将“名誉杀手”绳之以法。然而口出此言的同一批警力，却有能力拦截以色列国内最精密的犯罪计划。

有时候为了缓解一整天令人不安的拍摄工作，我会放纵自己采用哈穆迪的特殊疗法。为了舒缓紧绷的神经，我会在开车回耶路撒冷途中与他一起抽大麻。我开车时他会把烟卷得相当完美，当我缓下车速准备通过途经西岸地区的往来于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间的四百四十三号“殖民公路”检查哨时，他会把卷好的烟紧握在掌中。士兵们察觉不到异样便不会拦下我们，会挥手示意我们直接通过。每回经过重重武装的以色列士兵所守卫的路障时，只要哈穆迪掌中藏有大麻，我便会忍不住感到紧张。但他总会以手肘轻推我，要我记得保持通过检查哨时的标准微笑。

“你干吗每次都要冒这种不必要的风险？”

“什么风险？”

“万一他们闻到怎么办？”

“那我会邀他们一起抽！这种事我碰到过一两次。不过问题不在大麻，他们面不改色地就接过去抽了，只是当他们发现我是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会变得非常不安。他们认为我想趁他们药效发作之际，偷偷把卡桑火箭运进去！所以他们打开后备厢检查，结果却发现我的摄影机，因此又以为我是前来调查的记者，想偷拍士兵们吸食大麻的画面。他们偏执到把整卷带子从摄影机抽出，然后当场摧毁。那群浑蛋！”

“我绝对不会冒险去问检查哨的士兵要不要抽大麻。”

“身为巴勒斯坦人，我的自由永远都有风险，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以色列政府监控。从某方面来说，在通过检查哨时抽大麻，我是想借着这种傻气的反抗来说一声‘去你妈的以色列’。”

因此，哈穆迪继续在即将抵达或甚至正通过检查哨之际优哉地卷着大麻烟，我则全程徒劳地担心我们会被逮个正着。但说来惭愧，我心里悄悄想着倘若当真被抓，我可以动用我与犹太人的“关系”脱身。我在心中默念早已排练多次的台词：“我丈夫的表姐住在耶路撒冷的卡塔蒙区。她叫作米哈尔，她先生叫雅可夫。”他们就是阿默思的父母，我和里欧常使用这两个名字，因为只要一说出这两个名字便如有神助，能让我们在检查哨、机场、艾伦比桥顺利通关。过去两年半我在以色列期间进出过无数次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与其他国界边关，每当讯问者态度过于强硬时，我只要搬出这两个名字，便会立刻在护照与行李上获贴一枚颜色正确的贴纸。有时候我会偷偷望向他们审问恐怖分子嫌疑犯的隔间，诸如留着长须、穿着阿拉伯长袍或头戴阿拉伯头巾的男子，还有头戴面纱的女人、名为拉斐克或阿哈迈德的外国人，或有像哈穆迪身上的长发、大麻味，护照上姓名为穆罕默德，以上这些全都是可疑的特征。这些疑犯会被审讯好几个小时，因此，符合上述条件的出境旅客得提前好几个小时抵达机场以便通过安检。哈穆迪说他必须在班机起飞前四至五小时就到机场，这样在经过脱衣搜身与审问后，他才不至错过班机。在以色列安检人员眼里，他是个麻烦分子。他把长发扎成一束马尾；他身上确实有大麻味（但还好在机场安检时，他没冒险将大麻带在身上）；他住在耶路撒冷旧城区；他语气温和，而且会主动脱光身上衣物，仅着内裤顺从地在隔间等候讯问官前来审问。有一回，一位女性海关官员看到这位长发半裸的“阿拉伯恐怖分子”感到相当不悦，于是便启动了机场警报系统。当他被问到为何穿着内裤坐在里头，他说过去十年来他每年至少进出这个机场三次以上（因为他要去德国协助兄弟处理生意），他记不起有哪一趟旅程他可以不用脱衣搜身就通过安检。他对安检人员说：“既然你们势必会要求我脱衣，那我干脆就主动先脱了，这样我们彼此的日子都会轻松一些。”

这趟前往拉姆拉搜寻名誉杀手的探险，我还看见哈穆迪以行为向以色列当局进行无言抗议，再加上他与我分享了来自黎巴嫩的大麻，以上种种创造出一片暂时的薄雾，令我在最需要的时候得以隐身其中，躲避近来生活中的剧变。当然薄雾常有散开之时，我的生活会赤裸裸地展示在我面前，我得同时应付南辕北辙的两个孩子，他们的需求、语言、政治意识全都不同，这一切令我感到无助。但是看见他们带着充沛活力以美好的步调快速成长，使我能在这个中东最教人迷惘的城市中调整好生活的脚步。

尽管哈穆迪已是我极为亲近的好友与同事，但他从不过问我的私事。在当时，分离的痛楚全写在我脸上，而我三不五时会中途插入意见，一方面是在宣泄压力，一方面也是想让他理解我紧绷而焦虑的行为。有一两回我跟他约了八点半碰面，结果我在他家外头坐在车内苦等他，灼热的阳光照在我脸上，我气得对他大吼。他非常善于处理这样的情况，那趟旅程他不发一语，只是抽烟，看着一道道影子划过挡风玻璃。为了打破僵局，我在以色列中部的贝特谢梅什路边一处加油站停下来，买了两杯双倍浓缩咖啡和甜奶酪卷饼在路上吃。他会说声谢谢，但依然不会与我口头对质，说我不该对他生气。他也不会告诉我，他是因为熬夜所以才稍微睡过头。我们一路上都没有交谈。他身为巴勒斯坦人却采取这样甘地式的和平反抗，令我对他心生敬佩，因为他超越了像自杀炸弹客或投掷卡桑火箭那种巴勒斯坦式反抗的刻板印象。

哈穆迪从未过问我的家庭状况。他见过我的两个孩子，玛亚特别喜欢他，还跟他一起练习阿拉伯语，喊他hamar（驴子），还有batikh（西瓜）。他甚至在东耶路撒冷一家他常去的名为阿斯卡迪尼雅的热门餐厅见过里欧几次。但是他从没在我家见过里欧，也从未问我他人在何处。我很好奇他为何对我的私生活毫不感兴趣，某天从拉姆拉开车回来的路上，我告诉哈穆迪我跟我先生分居了。他既没有抬头，也没什么激烈的反应。他沉默了许久，久到足以令我丧气之后，才开口说道：“我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你看起来总是一脸悲伤，而且你为了要努力隐藏情绪，总是对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表现得过度兴奋。就像有一次我们停在四百四十三号公路旁一处喷泉处要把水壶装满，顺便买点新鲜的无花果，结果你马上开始兴奋地尖叫。我那时吓了一跳，因为那些无花果根本都还没成熟！”

就这样，哈穆迪再也没追问我更多问题。

19 玛亚上学去

二○○八年九月，玛亚开始上学了。某个周一早晨，我和里欧一大早就分别从各自住处赶往耶路撒冷法国学校替我们的小女儿登记就读一年级。我们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拿不定主意该让她继续顺着以色列教育系统读以色列小学，还是该寻找其他替代方案。一开始我们慎重考虑让她就读以色列学校，因为光是在家庭分裂的情况下搬家就已带给她够多创伤了，我们不想再让她经历太大变动，她应该跟她在幼儿园结识的朋友一起上同一所小学才对。然而我们又考虑到她的将来，如果我们回到伦敦、回到欧洲，甚至回到印度，那她的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教育便派不上用场。

尽管我与里欧对养育孩子常会意见相左，但这一回我们都同意把玛亚送去法国学校。圣公会学校向来以其欢乐激昂的传教风格闻名，这所学校有系统地把这套模式灌输给小学部的孩童，几乎每个人脸上随时都挂着一副得意扬扬的表情，活像一个个小耶稣。还好基兰读的是中学部，学校当局应当不会如此积极对年纪较长、较多疑的学童洗脑。再者，该校中学部多数教师是已归化为以色列公民的美籍或英籍犹太人，他们拿的全是当地人的薪资，因为学校负担不起从英国或美国聘请“基督徒”教师的费用，要劝说这些犹太教师对学生传福音也并非那么容易。

这所法国学校是一个学风严谨、声誉卓著的办学机构，其收费标准比照当地以色列学校，不像圣公会学校收的是私校费用。

但最重要的是，法国学校采用的是跟法国以及世界上其他法语区一样的非宗教教学系统。在这片宗教狂热的土地上，万事皆由原始教义决定，这里的人们如仪式般虔诚奉行这些充满意识形态、泛政治化的教义。我们希望孩子们至少在校时能远离宗教的影响，而法国学校便提供了这样一处庇护所。这里的学生不用像圣公会学校那样在集会时齐唱圣歌。基兰的巴勒斯坦朋友耶申跟我说，对他与他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同学而言，那半小时的集会是小学时期最不舒服的半小时。他们只能安静地呆站在那儿，因为该校并未提供非基督徒学童其他宗教礼拜的选择。

另外一个促使我们替小女儿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是，这所法国学校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是巴勒斯坦人。这所学校邻近阿拉伯人聚集的东耶路撒冷，且学费不高，许多巴勒斯坦父母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与更有指望的未来而把孩子送来这所学校，他们期待有一天孩子们能有机会去巴黎留学，把那腐烂的冲突抛在脑后。

尽管法国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但实际上它的功能更像是一所“本地、公立”学校。半数以上的学生都来自东耶路撒冷、拉马拉以及伯利恒。他们是巴勒斯坦平民的子女，不像圣公会学校的学生父母多是外交官、巴勒斯坦富豪或政治人物（巴勒斯坦前总理萨拉姆·法耶兹的孩子们就是该校的明星学生之一）。

但如今不断困扰我的小问题在于，我为何会以此角度审视学校？为什么当我观察这几所学校时，我会注意有多少孩子是巴勒斯坦人，有多少是“国际学生”，又有多少是犹太人（犹太人不多就是了，因为以色列政府不鼓励以色列人把孩子送到不教授基本犹太教义的非犹太或非宗教学校）？当我在伦敦时，我不会走进一所学校数数有多少学童是黑人，有多少白人，有多少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或印度教徒。如果去孟加拉国参访一所学校，我也不会估算有多少学童是穆斯林，又有多少是印度教徒或佛教徒。无论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都不会这么做。但在这片互相争论谁信仰的真神比较伟大的土地之上，一切都不同了。伊斯兰教的真神很伟大，Allahu Akbar；但犹太教的上帝更胜一筹，因为上帝将这片土地许给犹太人，犹太人是上帝选民；即使伟大的上帝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予人类，以代表世上基督徒寻求宽恕，此举亦不减损其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

我们所信仰的开放价值在这片对宗教极度虔诚的土地之上，全都瓦解成徒劳之举。在这里，举凡每件事、每个举动，人们都会根据自己私人或政治上的宗教立场来衡量评断。无论走到何处，当你看着一张脸，你会在心底揣想对方是否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正教徒、天主教徒、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什叶派穆斯林或逊尼派穆斯林。

就连在法国学校这样一个与宗教无关的场所，我还是会担心该在女儿的午餐盒中装些什么。如果我在她的三明治中夹入德国莎乐美肠（这可能会冒犯她的穆斯林与犹太朋友），或在她的意大利面中拌入几只虾（这让她恪守犹太饮食规范的犹太老师看见了恐怕会不悦），这样的举动是否在政治与宗教层面上都考虑得不够周详？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人若无目视可辨的宗教信仰或习俗就会活得格外辛苦。

当我们参访法国学校时，看见巴勒斯坦的孩子们以完美的腔调唱着法国国歌《马赛进行曲》，这令我们深受感动。在教室时他们不准使用母语，但在游乐场上他们说的是标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语，这让里欧欣喜若狂。她的女儿未来将能说四种流利的语言，当中包括希伯来语与阿拉伯语，这两种语言正是里欧进入职场后学习并应用的语言。光凭这一点就让里欧下定决心，而我也早已拿定主意：我不想让我的女儿继续就读以色列学校，因为他们会告诉她，这个国家只属于犹太人，我们的女儿将不会学到关于这片土地上另外半数人口的任何信息，更别说学习他们的语言与文化。耶路撒冷的法国学校可能是我们女儿的唯一选择，因此里欧与我便暂时开心地定下此事。

玛亚去新学校读了几周后，她学会用完美的巴勒斯坦腔说阿拉伯脏话，例如“tahaltizi”，意思是“舔我屁股”，“kusummek”意思是“你妈的阴道”，但还好她不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在她放学后与我共处的时光之中，这些她从游乐场上学来的阿拉伯语多数都令我莞尔。我偶尔会自问，那我从小开始说的孟加拉国语呢？该让玛亚学习那个全球超过两亿人口使用的语言吗？我很早就不对玛亚说孟加拉国语了，因为我不想让她混淆。她已经得同时应付两种中东语言，如今再加上法语，虽然孟加拉国语对我来说格外贴心，但我不想增加她的负担。因此，我只有在睡前才会用孟加拉国语唱一些诗歌给她听，不然就是我生气时才会用一些“恶毒”的孟加拉国语字眼（好比说“shaitaner bachha”，意思是恶魔之子）对着她和她哥哥（还有她爸，当我们还住在一起的时候）怒吼，除此之外她几乎没什么机会接触孟加拉国语。虽然她几乎天天都缠着我要我跟她说孟加拉国语和印地语，因为她想知道泰戈尔的歌曲和宝莱坞的电影都在说些什么，不过我没什么耐心。如今我们沉浸在其他语言之中，孟加拉国语在我们耳里听来很快就会变成熟悉却遥远的音律。她的法文作业越来越繁重，她需要我的帮忙，而这占据了我们本来预留用来学习孟加拉国语的时间。

有天我们从学校返家之后，玛亚在屋里东奔西跑，搜罗了各种印度男神、女神雕像，然后她把这些神像摆在一张低矮的咖啡桌上，使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神龛。她在上头放上鲜花，然后双手合十、低头鞠躬，因为她看了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电影，所以才模仿故事里男女主角罗摩与悉多的举动。不难理解她做这些全是为了取悦她的母亲，因为她觉得她母亲夹在闪族信仰之间显得孤立无援。

我看见她的行为之后，决定让她在学校专心学法语与希伯来语，在游乐场上学阿拉伯语，然后在家学英语，这对她可怜的小灵魂而言已经有得受了。我不再一天到晚地播放泰戈尔的歌曲，身在耶路撒冷没有必要学孟加拉国语。

但我仍期待将来她会重拾孟加拉国语。我期待当她年纪渐长之后，她会探访孟加拉国寻根，追寻她身上流淌的一半孟加拉国血液。

20 百年孤寂

玛亚与基兰的学校位于Rehov Hanevi’im，字面直译为先知街，街上有许多教堂和其他基督教机构。那条街很长，下坡段尽头可通往一号公路，上坡段尽头则与雅法路以及马哈耐·耶胡达市场交会。分界未明的东西向绿线沿着一号公路展开，更远处则是大马士革门。之所以被称为大马士革门，是因为昔日来自耶路撒冷的贸易商与朝圣者都要通过这个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北边的城门，才能踏上前往叙利亚的旅程。我的新房位于先知街的街尾，就在绿线西侧边缘，那一区也被称为俄罗斯区。

有着壮丽尖塔与宏伟建筑的优雅教堂散落在此区。圣公会学校本是十九世纪末一家传教医院，后来传教士们在该处兴学来向犹太人宣扬基督教。身处此区，会让人忘记此刻穆斯林与犹太人正在争夺耶路撒冷。在这里，人们会面对一段不同的历史：九世纪前欧洲天主教派出了一支残暴的军队攻打穆斯林、犹太人与异教徒，而耶路撒冷便是这支军队的据点。虽然先知街上的教堂是几世纪后才兴建的，但它们能提醒访客，耶路撒冷曾是个十足的基督教城市。这些教堂诉说着另外一个故事，在不算太久远的过去，装点市容的曾是十字架而非六芒星。塔玛与我另一位左翼以色列友人时常拿这段耶路撒冷被基督教占领的历史开玩笑。他们说当初是十字军率先把这里打造成一座要塞城市，他们躲在这个要塞里统治耶路撒冷长达百年之久。于是我的朋友们发明了这个理论：以色列追随十字军的脚步建起一道道安全墙，替犹太人打造了一个新家园，他们隐居在城墙之内。因此，以色列很可能会重演十字军的命运，它可能会一如当年的十字军，在百年之后败给自己的傲慢与目光短浅。

“好吧，那这样我们距离世界末日只剩四十年了。”塔玛会边说边暗自窃笑。

由于我之前仍处于分居疗伤期，加上又忙着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寻找新住处，我与塔玛已数月未见。事实上我连菲妲都不常见，不过是出于其他原因就是了。当我的住处与工作都安顿妥当，觉得自己已准备好走出分居之痛后，我便去了一趟艾因喀拉姆探望塔玛。她正准备下半年前往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主题是以色列如何以行政手段遂行殖民之实。她的目标是有一天能参与祖国的政策制定，以避免她口中的玩笑成真。她不希望以色列因故步自封而崩裂，她想阻止犹太人步上十字军的后尘。“这里是我唯一的家。”几乎每回见到塔玛，她都会如此向我强调，“我也想把这个家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共享，此外还有这里的国际人士、埃塞俄比亚人、越南船民[63]的孩子们。相信我，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人。要是这个国家能吞下仇外的自负会有多美好。我不想住在法国或突尼斯，我属于这里！”

自从菲妲搬走后，塔玛便一个人住在艾因喀拉姆，我当时还不知道她们为何突然间就闹翻了。从过去与菲妲谈话的片段中，我已嗅到这两个女人之间有一丝不和。显然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触犯了菲妲的底线，才让她决心与塔玛决裂。她甚至连谈都不愿谈，只对我说光是想到那件事就令她浑身不舒服。看得出她伤得很重。

“如果你离开了，谁来阻止？”我对塔玛说道。我坐在她家的露台上，闻着底下山谷传来的麝香草与叙利亚奥勒冈的香气。我想念菲妲，少了她，艾因喀拉姆便不再是记忆中芬芳的所在。

“阻止什么？”

“阻止四十年后的世界末日。”

“我会回来的！我只去四年。不过我最近对于该如何阻止以色列集体沉沦有了新的想法，要不要听听看？方法就是通婚。只要命令哈马斯成员和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一起参加杂交派对，让他们释放压抑的愤怒与挫折就好了。”塔玛说完便笑了，但我知道她不是在说笑。她是真心相信不同种族、宗教、人种、肤色的人们应当通婚，直到这世界不再以肤色为依据划分成区。有时候为了某个棘手的案子忙了好几晚没睡又抽了太多烟之后，她会对着我大喊：“世界之家是属于你们的！”她会指着我的孩子说道，“他们就是未来，属于这世界的混血未来。”

菲妲对此事的看法与塔玛相同：“要是伊斯兰教的神学专家可以公布一条新教令，告诉信众随时随地做爱是神圣的行为，要人们不用为了houris，也就是美丽的天堂之神守身，这会是一个多么放松的世界！”

我向塔玛转述了这番话，但她听完之后并未露出笑容，只点了根香烟，然后说道：“你知道菲妲现在住在伯利恒吗？”

我对她说：“如果法官决定要剥夺她的身份，那她的案子就得在几个月内开庭再审，可是菲妲现在已经不在意法院怎么判了。”

“像她这种特殊案例，她必须住在耶路撒冷才行。”塔玛以律师的口吻说道，“但是她人几乎不在这儿。”

塔玛看起来一脸疲惫。我对她说我近来不常与菲妲碰面，而我今后与塔玛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

因为再过几个月，她便要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四年好长啊。”我对她说。

“是啊，我知道，但我希望普林斯顿能让我的生活稍微回归正常，它能让我过着年轻博士生该过的生活，而不是当个过度早熟的律师，一心一意想以修正以色列充满种族歧视的法律制度为挑战。我毕竟不是圣人。”塔玛说。

“但是被人需要的感觉一定很棒吧。”我说。

“是啊，但有时候我觉得，好比说，我对菲妲付出太多，反而让她窒息。”塔玛说道，“我吓跑她了。身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我根本不可能有正常的人际关系。我已经厌倦这片我生长的土地，也许五年之内我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我现在真的需要好好休息。耶路撒冷实在太残酷了。”

“你让我想起奥兹。”

“你是说阿摩司·奥兹 ？”

“是啊，他在他的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里也提到同样的残酷。”

“你是指他母亲自杀那一段？”

“没错。”

“你看耶路撒冷都干了什么好事？它只会‘不断把一个个情人逼上绝路’，”塔玛引用了奥兹书中的话，“不要爱上耶路撒冷。这里只是一个中继站，但我把我的一生都花在这里。这个城市也曾经在百年之后把十字军逼走，记得吗？”

而我心想，这里不只会把爱人逼上绝路，也会让爱情寿终正寝。自从搬来这里之后，我与深爱十六年的男子成了陌生人。过去即使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两地分隔都未能拆散我们。

但我没把这些话说给塔玛听。此刻她正准备投身她远大的新未来，一个远离耶路撒冷的无忧未来，我却想着自己微不足道的私人悲剧，这实在令我感到羞愧。她坐在露台上，食指与拇指始终夹着一根点燃的烟，而她的手机每三分钟就会响一次。她有时会接听，有时置之不理。“都是我的客户，”她说道，“他们都想知道我离开之后谁会接手他们的案子。有些人还不知道我要走，所以打来要跟我谈新案子。这样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要暂时逃离了吗？我实在迫切需要些宁静。去哪儿都好，我只想逃离这种电话从早上六点响到午夜的生活。我好几次半夜被电话吵醒，我的客户哭哭啼啼地打来，因为他们的丈夫或儿子或侄甥或任何一个他们所爱的人，在半夜被突袭的以色列军队带走。他们打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被带到哪里，不知道被带到哪座监狱或是国内哪个地区，这些恐怖分子嫌疑犯就这样遭到监禁。没有记录，没有权利可言。正常而言，我的一天就是从接到这些嫌犯绝望的亲人打来的电话展开，我会开始追查他们被关在国内众多监狱中的哪一间，这通常得长途跋涉才能办得到，从位于北部黎巴嫩边境旁的谢莫纳城（Kiryat Shmona）一直到南部的内盖夫沙漠。”

塔玛很平静，但她内在压抑的不安仍会不时窜出，她的声调会突然拉高，然后再降回忧郁低沉的语气。“我累了。”她轻轻地说道。

我替她感到难过。我想给她一个拥抱，但抑制住了，因为我担心那样会太过戏剧化。

“但你会回来这里没错吧？”我问道。

“当然。”

“什么时候？”

“我过去之后，前两年要在普林斯顿校园里上课，接下来就能有所选择。如果成功完成我第二年的课业，那接下来就要展开实地调查，其中一年会在以色列进行，另外一年则在印度。”

“什么样的实地调查？”

“我会比较印度和以色列的殖民回忆，精确来说，应该是孟加拉国与耶路撒冷。”

我觉得这个主意有趣极了。我心想，塔玛将来的研究成果势必会极具启发性。我的思绪一时之间回到自己在牛津中断的博士研究。“出于家庭原因”，我当时如此写信给我优秀而失望的老师们，向他们解释我无法继续研究未分裂前的孟加拉国口述历史。

“等你学成归国之后，你会从政吗？”我问塔玛，心中对这片土地燃起一线希望。

“我是有这样的规划。”

“这里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有了像你这样的未来领袖，你的世界末日理论就永远不会成真。”我微笑补充道，“这样就可以有多一些时间思考如何与巴勒斯坦人取得永恒的和平。”

“你怎么对我的角色那么有把握？怎么会认为大家会接受我从政？”

“四五年之内形势就会有所改变。双方人民都受够了，他们都迫切想找到一个政治解决之道。”我对她说。

“嗯，我的确是想做点什么好阻止犹太至上主义在这个国家继续快速漫延3这绝对是二十世纪最古怪的现象！”塔玛语气不带一丝犹疑。她非凡的自信与清晰的思路令我印象深刻。她发表言论时极具说服力，听者会相信她对自己的理念深信不疑，这不就是一位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吗？

“但我不想加入任何一个政党。”她补充道，“我想筹组一个有实际作为，而不只空口说白话的政府，我不想当那种整天出现在全国性报纸头版或电视新闻里的政治人物。”

“你要怎么办到？你要怎么筹组政府？”

“既然我之后会拿到行政管理的博士学位，那我想我应该有能力管理内阁，我会从腐烂的系统内部着手改善这个政府。总之，我们等着看吧！”

“你要怎么从内部着手改变政治系统？”

“我自有计划。”她语气温和，但却带着一抹坚定的微笑。

“所以现在我眼前的这位就是以色列未来的领导人，这代表完美的‘一国方案’即将出现，这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将能和平共存咯？事实上，根据你梦想中的理论，这里会成为一个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国际人士、越南船民、埃塞俄比亚人等各个种族都能和平共存的地方咯？”我说道。我心想她最好在这些难民颈上挂着的钥匙成为难以负荷的重担之前回来，否则他们就会挂着这些钥匙客死异乡[64]。

塔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我得赶在那些难民的梦想破灭之前回来。”

“你动作要快。他们都老了，那些亲身经历以色列建国的难民大多已七八十岁了。”

“我希望他们可以再撑个五六年。”塔玛说。

“我也希望如此。”我对她说。

美丽的夕阳再度降临她家的露台之上。一股带着香草气味的怡人微风吹拂过我们的脸庞，一股哀伤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们都还年轻，尽管此刻令人陶醉的微风正轻拂着我们被阳光亲吻的肌肤，我们心中却满载着责任与绝望。

“我非回来不可。”塔玛心中有许多无以名状、杞人忧天的烦恼，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要回来推倒隔离墙。我要让以色列从封闭情结中解放。以色列必须明白，若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竖起一道道高墙，只为了阻挡当初自己招惹来的敌人。哈马斯是以色列自己一手扶植出来的科学怪人。你一定知道，在八十年代以色列提供哈马斯军火与资金，好让他们对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对这片土地怀有这么多热情与痛苦，你没办法离开太久的。”我对她说。

“我想我暂时离开几年，远离这个国家对孤立的偏执，这样对我也比较有益，等我回来之后可以有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非常荣幸能与塔玛如此深交，这位未来的政治人物将会为这片土地带来渴求已久的新能量，我对她有信心。

“要是普林斯顿的入学审查委员会知道他们收进来的学生是什么来头的话……”我笑了，好缓和这段漫长郁闷的谈话为这座露台所带来的沉重气氛，“她可是将重新打造以色列的未来领袖，她会替六十年来的孤立画下句点。”

“如果我们不想步十字军的后尘，我们就不该再望向欧洲，该把目光转向阿拉伯世界！”塔玛面带微笑，思考着她著名的十字军理论。

塔玛再过不到六个月就要前往美国上课，我想好好珍惜我们还能相聚的时光。我心中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比如她跟菲妲之间到底怎么回事。我至今还不能接受她们闹翻了这个事实。我曾经开车载菲妲来艾因喀拉姆拿东西，塔玛刻意离家回避。那已是四个多月前的事了，她们至今没说过半句话。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让菲妲心中充满怨恨，因为是菲妲选择与塔玛决裂。

我开始揣测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

“菲妲曾经跟我说，你会跟某些巴勒斯坦客户上床，是真的吗？她是因为这个跟你闹翻的吗？”话才出口，我就对自己如此妄加揣测感到困窘。

“是有一些没错。”塔玛没注意到我的不安，“我确实跟比较可爱的客户上床。怎样，你有意见吗？”

“从专业层面而言，你觉得这样做没错吗？”

“没错啊。我跟我的巴勒斯坦客户之间并不是专业的律师、客户关系，我是指我大部分是义务服务，反正他们也付不起律师费。”

“所以他们用身体偿债？”这句话就这样脱口而出，我后悔也来不及了。

“当然不是。”面对我听起来像是挑衅的提问，塔玛依然面不改色。我心想她果然是个顶尖的律师。“他们对我感到好奇，我也是，我们两情相悦。”

“但在内心深处，你难道不觉得这样做很不专业吗？”

“我在法庭上代表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政府，免费替他们争取与狱中亲人联系的机会，那是因为我感同身受。如果我付出的时间与劳动能得到报酬当然也很好。我工作的方式本来就跟专业无关，我的动力来自我的政治理念与对国家的愿景。我是个政治律师，你说的这些话措辞用字全都有问题，可能是菲妲灌输你错误的信息。我没有跟我的巴勒斯坦客户上床，我跟我的巴勒斯坦朋友发生过双方情投意合的性行为，而我碰巧代表其中几位出庭。不然还能怎么办呢？每个巴勒斯坦人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极权政府打交道，可能是要申请居留权、替自家房子加盖、离开这个国家、在屋顶多装一个水塔、要做研究、要求学……每个巴勒斯坦人都需要一位律师帮助他们达成目的。能怎么办呢？我是律师，你可以说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我的客户，菲妲也是客户。这样说来，让菲妲，也就是我的客户住进我家是否也是一种不专业的行为？那跟她一起去德温酒吧跳舞又怎么说呢？我跟我的客户菲妲时常一起喝酒，这种行为正确吗？菲妲令我大开眼界。她让我明白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友谊有这么多小细节要顾，我们得如履薄冰，免得明明一腔助人热血，别人却觉得我们是自以为在给人恩惠。这些巴勒斯坦人全都骄傲得理直气壮。”

他们的确如此，我心想。特别是菲妲，在我于此地所认识的人当中，她最能体现这股骄傲。

再度与菲妲联系时，我发现就在我们疏于联络的这几周间，她的事业有了新突破：堪称伯利恒地标的知名饭店阿瑟尔宫酒店看上她，聘请她担任业务经理。

我去伯利恒看她。我完全认不出她来，她把头发烫直并剪成齐耳的长度，露出她修长的颈子和尖下巴。接待员带我进入一间优雅的会议室。当周即将到访伯利恒的前任英国首相东尼·布莱尔将在这家饭店举办会议，而身穿棕色套装的菲妲正在会议室里跟商务专员们讨论相关事宜。

21 耶稣气味之海

里欧想带孩子们到外地去度周末，他说我也可以一起去。我虽乐于在周五晚上在他住处与全家人共享安息日晚餐，但还没准备好与他一起出游。我内心很想参与，但若是在加利利海湖畔帐篷内的密闭空间共度浪漫的长周末后，回到耶路撒冷后我会不知该如何面对我们已然分居的事实。因此，最后他还是独自带着基兰与玛亚上路了。

这几个月以来，每逢周末我都会与孩子们分离，至今我仍觉得不知所措。起先我真不知该如何利用这整整两天的独处时光，我尽可能以各种创新的方式妥善利用，但近来渐渐想不到新主意了。周末开始变得漫长，我不知该如何利用这么多时间。我试过各种活动好维持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兴致。我几乎把每条著名的散步路线都走过了，餐厅与咖啡店也几乎去遍了。当孩子们与他们的父亲去露营时，留我一人茫然地面对又一段漫长的四十八小时。

傍晚时，哈穆迪打来的电话解除了我在穆斯惹拉这栋房子的寂静魔咒。

“Yallah，Taali，来嘛，来阿斯卡迪尼雅这里，这里有最棒的牛排。”

“我不吃牛排的。”当我抵达那家位于东耶路撒冷的餐厅时，我这么对他说，“我本来吃素，一直到最近才解禁。我现在可以吃一点肉，但还没办法吃牛排。”

“对对对，我在印度待过三个月。你们把牛当神一样膜拜，我们喜欢吃你们的神！”哈穆迪窃笑。

“哈哈，你果然很懂印度！”我说。每回只要有人对印度教的多神信仰或习俗发表高见，他们姿态总是那么高傲，令我很不舒服。要想让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理解圣牛或其他古老习俗、仪式对印度人的意义，只会徒劳无功。我发现特别难向闪族宗教的信徒解释这些事情，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一神论是由偶像崇拜自然进化而来的。我常对我的犹太朋友与亲戚表示，他们只要盘子沾过不符犹太教规的肉类，上头装的食物就一律不碰这种行为，跟印度教徒不吃“圣牛”其实同样古怪，这话他们听了总会生气。在印度，即便是不信教的印度人都会避免吃牛，因为那是种古老的传统，只要在那种环境下成长便很难摆脱。同样地，许多不信教的犹太人也不吃甲壳类海鲜，因为他们不习惯那个味道。有趣的是，尽管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几种闪族宗教在历史上互有冲突，但彼此间互为盟友。举例而言，根据伊斯兰教规，穆斯林可与犹太人或基督徒成婚，但不准与印度教徒、佛教徒或琐罗亚斯德教徒通婚，除非他们愿意转化为穆斯林才行。伊斯兰教将这三种闪族宗教的信徒称为“有经者”，因为伊斯兰教认可圣经以及所有比穆罕默德更早出现的先知。

要是我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恐怕会冒犯许多人，在这个地区，膜拜圣牛还是比当个无神论者好得多。但宣称自己是印度教徒也未必比较好，因为没有人确定该如何向我宣扬一神论。这意味着多数时候我被排挤在外，我被视为一个有着异国原始信仰的人。无论是走在西耶路撒冷街道还是旧城区巷弄间，我一天至少会碰上一次有人对着我唱起印度歌谣。

为此我决定忽视哈穆迪方才的话。他点了一瓶梅洛葡萄酒，然后说：“你一定得试试这里的牛排，这是全世界最棒的。相信我，你的神要是知道自己这么美味，知道人们这么爱吃它多汁的肉，它也会很欣慰的。”

“你这样有亵渎圣物的嫌疑哟。”我笑了。

“你一定得试试。就勇敢打破禁忌吧，没有比这里更适合的场所了。”

“我已经把其他所有禁忌都打破了。每次我朋友切牛排，看见血水溢出渗到马铃薯泥里头，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你可以点五分熟，这样肉还是多汁，但不会有血。还有，这里的肉是按伊斯兰教律法屠宰的，不像欧洲的那么多血水。相信我，你绝对忘不了阿斯卡迪尼雅牛排。不然做个交易如何？如果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吃牛排，我就免费替你工作一天。”

我很讶异他竟如此坚持，局面演变至此实在太荒谬了。我不吃牛排其实跟任何禁忌都无关，只是对于像我这样瘦弱的人来说，牛排看起来分量实在太大了，我无法消化那么多肉。

然而哈穆迪把我沉默的微笑视为同意，径自替我点了一份牛排，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几分钟之后，我会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肉食者，因为一旦我在众人面前吃了阿斯卡迪尼雅牛排，我就无法再声称自己吃素。我打算顺从地接受命运，默默地啜饮着酒。

“这瓶梅洛葡萄酒可是为了搭配牛排特别选的。”哈穆迪边说边替我又斟了些酒。

结果送来的牛排并非如我想象中那样是一大块肉堆在马铃薯泥上，而是一小块散发着炭香味、整齐地印着烧烤烙痕的肉，一旁还放着两小朵脆口的绿花椰菜与两小颗水煮马铃薯，上头撒了气味浓郁的粉红色盐肤木香料，盘子边缘同样撒上了盐肤木香料与一些红椒片。这道菜最有趣的部分莫过于这块炭烤肉排上放了一堆快炒过的青椒丁与蒜蓉，此外还洒上了大量顶级冷压初榨橄榄油，我从未见过摆盘如此精致的肉，看起来简直像是奉献给神的祭品。

“Tafaddali（快点动手啊）。”哈穆迪边说边等着看我开动。我手握一把锯齿牛排刀，面露微笑。眼前这道摆盘精致看似献神圣品的料理，莫名让我有了下手的动力。哈穆迪面前也有盘一模一样的料理，他等着我先开动。我切了一小片这禁忌的肉排，肉块呈现粉红色泽，多汁却不血腥。我紧张地笑了一下，然后将其送进嘴里，等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咀嚼，然后吞了下去。结果倒也没发生什么地动天惊的后果，我既没遭到印度教里三亿三千万男女神祇的天谴，也没有变成老鼠或刺猬之类的低等动物。

我甚至还喜欢上了这个调味：辣椒、大蒜、盐肤木香料、橄榄油。

我们坐在吧台前，坐在附近的人全都鼓掌欢呼。我不知道哈穆迪原来在等的是此刻的胜利。我看见大厨从厨房窗户探出头来，满足地微笑着。他的左脸颊上有一颗黑痣，让人联想起美国演员罗伯特·德尼罗。

随着夜深了，吃下牛排的兴奋与香醇的梅洛葡萄酒所带来的醉意都逐渐消退。我无须查看时钟，因为没有保姆在家里等着我回去交班，这感觉实在很古怪。事实上，我毫无回家的理由。当需要我的家人不在身边，我便不知该如何面对现实。我不禁想起跟着父亲在加利利海湖畔露营的孩子们。

哈穆迪与我配着美酒享用这顿佳肴之后，我们走到外头抽烟。有许多人也在琵琶树下享受着芬芳的傍晚微风，抽烟闲聊。当晚天上挂着满月，也许正是月的魔咒才会令我情绪如此翻腾。我很想念我的孩子们，我不喜欢如此安排周末。我急切地想打电话追问他们此刻的行踪。此时我的手机响起，小小屏幕上，里欧的名字在我晦暗的双眼前亮起，令我顿时从现实中抽离。

“喂？”

一开始我只听见潮水声，那是加利利海湖的声音。背景里频频破音的播音系统正放送着热门希伯来语歌曲。我记得这波浪，我曾见过天鹅悠游其中。他是蓄意要伤害我，他带孩子们去这美丽的景点露营，好让我想起我们过去曾共同经历的刺激探险。

“你听得见波浪声吗？”他声音颤抖地说。此刻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感到一阵晕眩袭来。

“听得见。”

“再听一次。”他把电话放到岸边，我眼前浮现出拿撒勒山脚下那片广阔的湖水，此刻我漂浮在过往回忆里。

我们起了个大早。我看着他打包，帐篷、炊煮用具、打火机、烤肉架。我欣羡地看着他。

他带了好几罐罐头，还带了一盒新鲜鸡蛋。孩子们兴奋极了，玛亚比基兰来得更兴奋些。他懂得如何规划一趟完美的露营之旅，懂得如何在漆黑中搭帐篷，懂得如何半夜三更在陌生的地方弄来食物，懂得如何生起营火。我们抵达了基乃勒特湖3那是加利利海在圣经里的名称，他让我睡在充气床垫上。他在黑夜里搭起帐篷。

到了早上，他煮了几个水煮蛋，开了一罐焗豆罐头直接放在营火上加热，然后将早餐送到我床前。玛亚不停地把耶稣挂在嘴边，因为他之前不断对玛亚说，耶稣在湖边丘陵上的生活种种。

在加利利海湖畔，我们听着玛亚谈论耶稣，说着他是如何从拿撒勒的丘陵来到湖畔，在湖水中游泳。

我们在基乃勒特湖里游泳，一如当年的耶稣。孩子们情绪高昂。我们起个大早，跃入冰凉的碧绿湖水，我们在满是圣彼得鱼的湖水中游泳。“我可以闻到耶稣的味道。”我们如天使般的女儿开口说道，她没来由地改编起儿歌歌词胡乱唱着，“耶稣下山了，就要下山了，就要下山站在湖边，都是爸爸告诉我的。”

我闭上双眼，想着这位来自拿撒勒的先知。我在这充满耶稣气味的湖水中游泳，呼吸着满是鱼腥味的空气。“谢谢你带我来。”我对里欧说。我走向他身边，把吃了一半的鸡蛋三明治搁在一旁，给了里欧一个拥抱，对他说：“谢谢你带我来感受这令人震撼的历史。”

我跳进湖水里。他就在我身旁，肩并肩，我们一起泅游湖水中。

“你听得见波浪声吗？”里欧低语道。

“听得见。”

“我想跟你一起游泳。”

“我也想跟你一起游泳。”

“拿撒勒人耶稣曾在这里游泳。”他说，语气像极了玛亚。

“我也曾经在拿撒勒人耶稣行走过的水面上游泳，我是跟你一起去的。”

“我想再跟你一起游泳。”

“我真希望现在就在你身边。”

“你听得见波浪声吗？”

“可以，我听得见。我听得见。”

我还想对他说我吃了一块牛排，想对他说我打破了禁忌，想对他说我无法压抑心中澎湃的情感，无法承受过去几个月来命运的曲折。

“怎么了？”哈穆迪问道。我们还坐在餐厅外头。

“没什么。”我说，我试着压抑汹涌的泪水。

“怎么回事，habibti？”哈穆迪关心地把一只手臂环绕在我身上。此刻我多么渴望一个拥抱，但我不能接受他的。我想念里欧的臂膀，想念他强而有力的怀抱。

我在加利利海游泳。和他单独一起。

“到底怎么了？Shou? Shou sar?”哈穆迪再次问道，“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我无法对他交代来龙去脉，我无法对他说此刻我正发了狂似的想念里欧。

“Yallah，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哈穆迪说，“我们去散步吧。”

“去哪里？”

“去旧城区。我带你去看一个会让你忘掉一切世俗烦恼的东西。”

我们一起走到维亚多勒罗沙街。在这狭窄街道走了约一百米后，我们来到一处转向右方的陡峭阶梯。我们爬上阶梯，哈穆迪指引我看向一对漆成蓝色的铁门，在月光下衬着白色墙面看来格外显眼。

“看起来我们站的位置离古迹群很近。”我对哈穆迪说。我记得这条路线，周五要去礼拜的穆斯林们都会走这条路。圆顶清真寺建筑群其中一道大门应该就在这蓝色大门后方。

“那来吧。”他推开门，我们来到了一处开放式露台。突然间我们已沐浴在月光下，但又不只是月光。我感应到这附近势必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壮丽景色。我迷惘了好几分钟。当我的双眼适应了光线之后，我看见哈穆迪的脸，他还是摆着我吃下牛排时那副胜利的表情。他卷了根大麻烟，此刻正站在我身旁点烟。

“闭上眼睛。”他说。接着他引领着我走进一条狭窄通道。我仍闭着双眼，但可以感觉到光线变得更亮。

哈穆迪帮助我站上某个圆顶，感觉像是旧城区里某处圆顶屋顶。

“现在张开双眼。”他说。

我的脸正对着光源，感觉似乎伸手就能够到月亮。我睁开双眼看见了圆顶清真寺的圆顶，距离如此之近，几乎可以触摸它。金色圆顶将月光映照在我们脸上。哈穆迪把大麻递给我，但我无法伸手接过，因为我觉得只要一动，眼前这被月光洗涤的古迹就会消失，而我方才所见不过全是幻影。

此刻我与圆顶距离如此之近，我能看见金色嵌板接合处的脊状突起。我可以看见圆顶下方精致华丽的绿色马赛克砖。而圆顶下方作为基底的八角形建筑物，据说正是盖在先知穆罕默德的登霄石之上。据说穆罕默德骑着名为布拉克的马形神兽，在登霄石上不停绕圈直到飞入七重天。

我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如此接近这壮丽的古迹，接近这全球政治地图上最热门的冲突象征，我转过身，对着带我来看这不可思议美景的家伙投以微笑。我热泪盈眶，听见他的声音回荡在这超凡的景色之中：“Habibti, ma Tiklakhi, Kul ishi rahekun mniih, ”。意思是：“不要担心，亲爱的，一切都会没事的。”当我哭泣时，我想到里欧此刻正坐在提比里亚湖畔的营火边。

我就着月光在加利利海湖水之中游泳。孩子们在帐篷里熟睡，我们沐浴在月光之下。我们伴着栖息在浅滩里的圣彼得鱼，泅游在充满耶稣气味的湖水之中。

22 公交车站的哈瑞迪犹太人

他站在雅法路前端的公交车站内。他身穿全黑的正统派犹太教服饰，配上黑色燕尾服与垂挂在旁的白色犹太流苏，头上还戴了一顶黑色帽子。阴影犹如深色布帘盖住这摆了四张红色塑料椅的公交车站，那张非常年轻的脸庞也有一部分藏于阴影之中。

“你有香烟吗？”他问道。

我很惊讶，但一开始我并不明白自己为何惊讶。

我停下脚步开始翻找我的包，找到一包香烟并给了他一根，我替他握着打火机方便他点烟。

“Mi efo at？”他问我打哪儿来。

“Mi London。”我说我来自伦敦，我稍感讶异，我从未预期像他这样的人会跟我说话。像他这样的男人，一个哈瑞迪犹太人，也就是所谓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甚至连在公交车上都不会坐在女性身旁，而且假如有女性不小心穿越他们行经的路径，他们便会改走路的另一侧。

“要不要一起去喝杯酒或什么的？”他听到我带有口音的希伯来语之后，迅速转换成英语。他是美国人。

“不了，谢谢，我得回家。”

“你可以再给我一根烟我好晚点抽吗？”

“没问题。”我给了他另一根。

“这个牌子的是烈烟吗？”

“我只抽淡烟。”

“你真的不跟我喝一杯吗？”他锲而不舍地追问，鬼鬼祟祟的目光在他与我的肩头上方四处游移。他吐了口烟，环顾四周，然后开始玩弄他身上的流苏。

“不了，谢谢。”

我从他身旁走开，来到雅法路较为热闹的路段。此时我才意识到他刚刚可是在抽烟。他是穿一身黑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却在安息日时抽烟[65]。

他是个年轻的美国移民，他大概只是想找人上床。他们可以这样跟非犹太人随意发生关系吗？这样符合犹太教规吗？他是否以为我是站街女郎，穿着别有蓝绿色花朵胸针的黑色长洋装，在街头寻找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的客人？

那天晚上冷飕飕的。我的脚步比平时快，长长的裙摆往我麻痹的双腿上拍打，露出粉红内里。是否正因为那一抹粉红，才让这位至多不超过二十四岁的寂寞年轻哈瑞迪犹太男子以为今晚能找到伴？当他靠近我时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

也许他认为在安息日向一位sharmuta，也就是妓女要根烟不算什么。根据犹太法典规定，仅有犹太律法所认定的犹太人才需要遵从犹太律法。既然我看起来就不是他们的一分子，那么跟我发生一些不符犹太律法的婚外性行为也就没什么。

当我说我来自伦敦，我不是当地人，那一刻他立刻紧张起来，因为他大概意识到他恐怕不可能得偿所愿。是因为这样他才改口提议我们去“喝杯酒”吗？他打算带我去哪儿呢？我慢下脚步，觉得自己好蠢。我为何不接受他的邀约去喝杯酒呢？我很好奇会有什么发展，然而此刻我也不可能掉过头去跟他说：“对了，我改变心意了。我不需要回去我那寂寞的家，我很乐意跟你去喝一杯！”

我从里欧位于那赫罗3政治正确的古老犹太区3的住所走路回家，他住在一间新整修过的公寓一楼，邻居有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北非的犹太人。能住在所谓的阿拉伯犹太人附近一直是他的梦想之一。他认为在以色列建国之前，阿拉伯犹太人与穆斯林邻居早已达成近乎完美的和平。在那赫罗，当他与“阿拉伯”犹太人说阿拉伯语时，对方总会展现中东犹太人的好客，热烈邀请他去家里享用精致的餐点，对方会在椭圆浅盘上摆满葡萄叶粽、碎麦香料炸肉饼、扁桃仁饭以及松软的无酵饼。

那一天是个美好、放松的周六，我早上喝完咖啡后步行至他阳光普照的明亮住所。他邀请我们与他的叙利亚邻居共享安息日午餐，当天的菜是hamin，那是一种用米饭、碾碎的小麦、整颗马铃薯、鸡、肉类与鸡蛋，加上番红花、孜然以及其他香料，自前一天日落后便持续以低温炖煮而成的料理。里欧邻居的成员有埃思特，她是一家之主，同时也是七男五女共十二个孩子的母亲，当天这些孩子也都全数出席，围着一张长桌而坐，这张长桌几乎要塞满这平日作为客厅兼寝室用的狭窄房间。高大健壮的埃思特已高龄七十九岁，她看起来容光焕发，比许多五十岁的人状况还好。她是整间屋里的灵魂人物，一边招呼所有人，一边不停换位子轮流坐在每个人身边。男人在喝伏特加，女人在喝葡萄酒，我意识到这家人并不会严守教义。埃思特的一个儿子正演奏着乌德琴，弹奏着忧郁而动人的曲调。他们交谈时夹杂着阿拉伯母语以及应许之地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埃思特当年是以一位年轻新嫁娘的身份从大马士革移民至此。墙上挂了一幅她亡夫的裱框照，他是去年过世的，他有一张仁慈、典型“阿拉伯”东部的脸孔。席间大家聊了很多这位缺席家族成员的故事，那位乌德琴乐手演奏了好几首他父亲生前最爱的歌曲，多数都是以高亢的叙利亚阿拉伯语演唱的。里欧看起来很快乐，这是他的理想世界：犹太人与穆斯林说着彼此的语言，一起祈祷，一起进食，一起在同一个国家生活。当埃思特前去打开热水壶时，里欧指着那些弹奏音乐、喝着伏特加的男子说道：“塞法迪犹太人不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么严守安息日教规。他们永远都保留余地以接纳各种奇奇怪怪的变化。安息日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家里会传出乐声吗？简直不可思议。宗教应该是充满乐趣才对，就像现在这样，应该能让人们为此团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严守教规，简直把犹太教当成一种严格的惩罚。那根本是基督教的作风，那是阿什肯纳兹版本的犹太教。”

当他在我耳边低声说完这些话之后，有些女子走到外头去抽烟。这也违反了犹太教规，但这快乐的一家人显然没放在心上。我对着女子们微笑，她们示意我到屋外加入她们的行列。我意识到这栋房子只有两个房间再加上一间厨房与一个小中庭。我问埃思特她是否这辈子都住在这里，她告诉我每个孩子都是在这儿出生的。我想起哈穆迪在维亚多勒罗沙街的那间两室房屋，他父母就是在那里头带大他们十个兄弟姐妹的。我为我们此刻享有的优渥生活感到羞愧，然而跟其他生活优渥的人一样，这样的物质条件通常伴随着巨大痛楚而来。我们需要借由制造冲突来合理化我们的财富，借由冲突来抵消我们所享受的福分。感谢我们在伦敦的房子所带来的房租收入，让里欧、我以及两个孩子可以在此地租下一共有九个房间的两户房子。我愧于启齿问埃思特是如何在这么小的地方带大这么多孩子。他们要睡在哪儿？他们要在哪儿写功课？她跟她丈夫有半点私人空间吗？他们怎么做爱？

我走到雅法路尾端。看着喧闹的“现代”以色列年轻人从各个酒吧与夜店窜出，我又想起那位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子穿戴黑衣黑帽站在公交车站阴影下的模样。我拒绝他的邀约离去之时，心中想着我对他们的世界一无所知，那是一种介于中世纪与半现代的生活模式。这些男子白天都做些什么消遣？夜晚又是如何打发的？这些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子不用当兵，多数人也不工作。他们的妻子年年一边生产一边工作，这些男人则会收到为数可观的政府补助金。他们除了研读犹太经籍之外还会做些什么？他们在读经的空当都在做什么？他们真是借由不断读经来治愈心中的忏悔与痛苦吗？他们晚上都在做什么？那个想邀我喝一杯的男子，他家里可有妻子在等着他？他有小孩吗？他当真会如传说中的迷思那样，隔着挖了洞的床单与妻子做爱吗？他妻子也是美国人吗？她漂亮吗？他会亲吻她吗？或者他只是履行他的义务，每年往她子宫播种？他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想约我喝酒吗？他只是想放松一下，暂时逃离犹太律法的约束，因为他妻子在哄孩子们上床后无暇陪他在夜里坐下闲聊吗？他拦下我是否也只是想与我闲聊？他想感受一下这辈子几乎未曾感受过的轻松自在。我刚亲身参与过的叙利亚安息日聚餐，那愉悦的画面恐怕会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我愈是仔细回想那阴暗的公交车站与那一脸悲凄站在那儿的诡异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就愈是懊悔没有接受他的邀约去喝杯酒。要是去了会是什么状况？他会说些什么？他会带我去哪儿？他当然不会带我去距离雅法路前端不远的米阿·西阿利姆住宅区，那里是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区，在那里他要接受街坊邻居严格的检视，他的同侪与犹太祭司会夜以继夜日地观察他，在那里他绝无机会可以放松一下跟一个陌生人喝杯酒，而且还是个女人。

他会带我去旅馆吗？但他似乎没什么钱，他甚至还跟我多讨了根烟留着稍后再抽。他是要我请他喝酒吗？

总之我错过了这个机会。我永远得不到解答，我可能再也无法跟这样极端虔诚的犹太男子发生这样亲密的接触—一个头戴高帽身穿黑色燕尾服、黑色西裤、黑色皮鞋的男子，侧身还挂着一共打了六百一十三个结的流苏，代表着犹太律法中的六百一十三条戒律。

23 成年礼

基兰在二○○八年的春天举行了成年礼。仪式进行期间他的表现令人赞叹不已。在这场全程以希伯来语进行的仪式到来前，他更是出乎我们预料地定期前往犹太教堂上课，背诵典礼上须朗读的经文。里欧的家族庞大，来自英国、美国、以色列各地的家族成员都在这场仪式中团聚一堂。这样的大阵仗连我都有些恐惧，遑论我年仅十三岁的儿子，然而他小小年纪便展现了高明的社交手腕，那恐怕是我毕生苦练都无法精通的技巧。在筹备成年礼的过程中，他说他之所以愿意配合全是为了要让众人开心，他永远不会自认为犹太人或隶属于任何教派。他只是为了让家族有机会团聚才配合演出。要是我和里欧都能学学他的深谋远虑与圆滑的手腕，我们的婚姻便不会走到今日这般田地。

我们在我住处的花园里办了一场派对，一部分家族成员在里欧的公寓过夜。在分离所带来的痛苦与未解的心结平息之前，我们便为了这场成年礼又凑在一起。尽管我一心想与他复合，但希望会是发生在其他状况之下。我不确定此刻是否为适当的时机，但我们没有时间多想，因为这场基兰的3或者该说里欧的3人生大事已迫在眉睫。

我们就是无法坦承我们其实尚未做好复合的准备。

第一个征兆是在基兰准备成年礼的过程中，我不断觉得自己是个异类。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家族，我感到迷惘，觉得自己被挡在门外。孩子们至少有一半的犹太血统，而我什么都不是。我看着每个人，就连我不信教的大姑也显得如鱼得水。毕竟犹太身份是与生俱来的，它无法借由后天努力完整取得。我许多朋友不辞辛劳地完成了转化过程，但他们仍然觉得被拒于犹太民族之外。从这个角度而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就显得更为大方与宽容，因为就算生下了半犹太的孩子，也无助于融入这个犹太俱乐部。

我觉得自己不但同意基兰举办成年礼，而且还积极协助筹划此事是非常有雅量的举动。但我内心确实有过迟疑，我不确定自己在此事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里欧注意到我内心隐藏的两难，想必是我无意间露出端倪。他能察觉到我并非百分之百投入，而且内心相当焦虑，我们太过了解彼此，因此他势必能察觉。在里欧眼里，他只看见我并未全心投入。然而我实在难以面对这个在以色列茁壮的宗教所展现出的排他性。况且我是个无神论者，我自认已尽我所能做到最好。但有一天当我一脸郁闷地坐在犹太教堂时，里欧对我说：“你就不能偶尔让我开心一下吗？”

“我很努力了，你看不出来吗？”我含着泪，心生挫败地说道。

我们才经历过那样难堪的分手，此刻并非重修旧好的最佳时机。我们尚未好好疗伤，我们尚未重建自信并立下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尽管我对于大环境过早把我们俩凑在一起感到有些不安，但内心有一部分仍为此感到满足。我已厌倦分居两地的日子，我厌倦在他公寓享用安息日晚餐，然后深夜独自走回我寂寞的房子，我厌倦隔一周周末都要让孩子们随他外出。到最后我的决心开始动摇，我们都曾立誓要努力改变自己，待状况安稳后再重新开始，尽管此刻我们明明尚未达成此目标，我却故意视而不见。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爸以后就不能说我连试都没试过。”基兰说。

“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你爸不能说我没有试着融入。”我对他说。

其实我还有两位姐妹人在英国，但我没邀请她们，是因为担心她们身处里欧的大家族之中会觉得不自在。况且我的小妹里拉才度过一段诡异痛苦的时期：她分居的丈夫从北伦敦一所小学偷偷带走他们的独子，他带着儿子离开英国，躲在孟加拉国一处村落里。警方开出国际搜索令，知名律师也参与此案协助找出男孩的下落，助他重返母亲身边。里拉此刻实在无力扮演我的姐妹淘，她需要我的大力支持，而我也大量投入此案，我帮忙找律师并且持续跟进警方与司法部处理进度，以确保这个孩子会得到法院监护。我唯一邀请的人是基兰从前的德国保姆—卡特卡，当年里欧在摩洛哥时她与我们一同住在伦敦，我想她是唯一一个了解我在这场仪式中的困惑的人。卡特卡能理解身为一位“非犹太人”，身处这场犹太成年礼之中是什么滋味。话虽如此，对她而言这一切终究充满异国情调。但对我来说，我是个身为异教徒的母亲，这是最难吞忍的一环。

身为犹太教堂里的外人，想不到最后我心中燃起的并非全是疏离感。当基兰致辞时，我内心升起一股骄傲与欢腾。讲词是他亲自写的，他以个人角度诠释仪式中他必须朗读的那一段犹太经文。这场仪式正好在逾越节期间，于是基兰学了一段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奴役的诗文。那篇诗文的希伯来语称作“Shirat HaYam”，意思是“海洋之歌”，那是一篇美丽的、令人难忘的诗歌。我的儿子基兰转瞬就长大了，对着犹太教堂里满满的群众发表自己对这首诗的见解。我心跳加速、得意扬扬地坐在那儿，脸上闪现一抹神秘的微笑。

基兰在致辞中表示，那篇诗歌很美，但他认为故事本身并非那么讨人喜欢。他说照他的理解，那个故事是在赞扬上帝把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来到红海的埃及人全数淹死。他说逾越节理应是个值得庆祝的节日，但这个故事无法让人兴起庆祝之情。

他接着补充说道，从某些层面看来，巴勒斯坦人就像是当年困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试图从占领中挣脱。

当天深夜所有庆祝活动告终之后，我们的小家庭回到穆斯惹拉的房子里，我问里欧：“你帮基兰写讲稿了吗？”还好我的屋里并未有宾客留宿，我们把他们全都安顿在里欧的公寓里。此刻我们得以独处，为彼此同心协力成功举办了这一场重大仪式感到骄傲。我先前因自己非犹太人而感到被孤立的自怜情绪，此刻已被我暂时搁置在旁，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欢欣鼓舞之情，因为我们这个家庭在经历许多挫败之后，终于有个小小的成功故事可说。基兰在他致辞中所传递的人道精神就像一股镇静心神的香气，盘旋在我们脑海久久不散。

“不算有。我何必帮他？是犹太祭司帮他挑了《海洋之歌》当作成年礼时朗读的经文，也是基兰自己决定要根据这篇诗歌来写他的讲稿。”

“他一定跟你讨论过讲稿的含义之类的吧？”

“嗯，我读了他自己写的稿子后，唯一给的建议就是以色列占领和埃及奴役之间的联结。”

“我就知道！你难道没有替你儿子感到骄傲吗？”

“当然有，你不也是吗？”

言语难以表达我俩此刻的心情，我们只能微笑着拥抱，这或许是自分居以后我们最为亲近的一刻。既然我们无法对幸福达成共识，只好在混乱的生活中各退一步。这段婚姻虽已看似无望，但我们还有孩子，那是我们俩生活中的唯一交集。

如今里欧已经正式在我穆斯惹拉的房子里住下。玛亚在法国学校也适应良好，不出一年她的法语水平便已说写流利，但令我们失望的是她的希伯来语却日渐退步。但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结果，毕竟我们是为她好才替她选了法国学校，理应欣慰她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能适应新环境。她的政治意识也逐渐觉醒。她的“以色列外皮”已逐渐剥落，慢慢培养出一个不具地方特色的新身份，以及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有的成熟度。如今她班上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是巴勒斯坦人，对他们来说，法国学校是一个能暂时逃离以色列占领磨难的避难所。玛亚小心翼翼地不让班上同学发现她会说希伯来语。她仍像往常一样时常提出一大堆问题，但这些问题渐渐展现出她对所居之地的政治意识已逐渐觉醒。无论她在屋里闲逛、刷牙还是在写功课，她会突然提出某个不相干的话题，坚持要我们仔细解说。

“昨天我学校外面的街上有人开枪。”

“应该没这回事。要是有的话我也会听见，你的学校离家里不远。”

“但我没说谎！我听见砰砰声。”

“可能是有人在放烟火。”

“妈妈！”我的答复看来令她颇为困扰，“是大白天耶！”

玛亚的大眼睛像极了巧克力聪明豆，她那外围绕着灰绿色细圈的深褐色眼珠，此刻看似要爆出来了。

“嗯，说不定是调皮的男生在玩烟火。”

“不是，是有人在开枪，以色列人在射巴勒斯坦人。”

“我觉得不是。”

“我的老师丹尼艾尔先生说的。那时候是游戏时间，大家都在外面跑来跑去。”

“丹尼艾尔先生这样跟你说的？”

“他跟我们说砰砰声是枪声。但我知道是谁射谁，巴勒斯坦人不会带枪上街！”

“他还说了什么？”如果那个老师还对她说的确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发生枪击，我也丝毫不感意外。这里的人习惯跟小孩子分享大量可怕的事情。举例来说，玛亚班上所有学童都知道十年前有个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客，在先知街上的学校大门前把自己炸个粉身碎骨，他的残骸连同头颅都飞过高墙，落入校园内的游乐场上。

“他说外头有一队以色列人要去哭墙庆祝耶路撒冷日[66]，有人想挡下他们，结果枪击就发生了。”

我心想我果然猜对了，他果然跟班上学生分享了一大堆信息！

“可能只是军人朝天空开枪吓阻那些抗议游行的人。那些狂热分子每年都要大肆庆祝耶路撒冷日，好嘲笑那些巴勒斯坦人，让他们知道整个旧城区和西墙全都属于犹太人。真幼稚。”

“什么是西墙？”

“就是哭墙。”

“你是说墙上有很多字迹的那个吗？”

“什么字迹？”

“伯利恒那道有很多字迹的墙吗？”

她以前看过一部分围起伯利恒的以色列安全墙，激进主义人士和秘密革命分子用喷漆在上头写下潦草的反隔绝标语。她还看过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灵魂人物罗杰·沃特斯趁着最近来以色列开唱时在那道墙上留下出自专辑《墙》中的一句歌词：“我们不需要思想控制。” 但是西墙指的不是那道墙，西墙是公元前十九年由大希律王所建，是圣殿山西侧仅存的一道墙。我转过头对着我的女儿心不在焉地解释：“不是，有字迹的那道墙是以色列盖来阻挡人们进出用的。西墙是古代犹太圣殿唯一留下的遗迹。”

“是在金色圆顶那边吗？”

“没错，就在圆顶清真寺那边，那里也叫作圣殿山。”

“就是巴勒斯坦人说是他们的，犹太人也说是他们的那个地方吗？”

“圆顶清真寺属于巴勒斯坦人，那里是圣殿山的最高点。但犹太人说圣殿山旁那道西墙是他们的，因为西墙属于他们古代圣殿的一部分，而那个圣殿以前就盖在圆顶清真寺现在的位置。”

玛亚一度看似陷入沉思，然后她像大人一样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很多地方都有墙。但最高最大的是伯利恒那一道，我的朋友拉雅和拉肯每天都从伯利恒搭校车来上学，都要穿过那道墙上的大门。他们不能跟他们爸妈一起来，巴勒斯坦大人不能穿过那道墙，小朋友可以，但一定要搭校车。拉雅和拉肯说他们从来没看过海，因为他们不准去特拉维夫。他们是巴勒斯坦人。”

我头一次注意到玛亚省略了一个“坦”字，她不再说“巴勒斯坦坦人”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4 渴望归属

那一年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忙我的纪录片。我搜集与拍摄了四十多卷的访谈与花絮影片，拍摄对象包括小区居民以及逃离家里以躲避杀害的女孩与妇女。许多选择留下的女性告诉我，她们一直在等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因为任何一点小事都有可能触发杀机，让她们步入加利许区女性的宿命。她们担心自己会因为传送脸谱（Facebook）信息给某个家族之外的人这点小事就招来被杀的命运。她们告诉我反抗是没有意义的。我深深被这个故事打动，全心全意投注于此，我时常前往拉姆拉出差，而且我用光了所有资金，让哈穆迪几乎是在做义工。每回经过一整天充满压力与哀伤的拍摄之后，哈穆迪古怪的幽默感总能令我稍感放松。我也开始习惯他总是非得要抽黎巴嫩大麻。自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后，黎巴嫩大麻货源充足，哈穆迪说那些士兵从黎巴嫩带回了大量新鲜采收的大麻。我现在放松多了，就连经过四百四十三号公路的检查哨时也不会紧张。我们约法三章，抽大麻时就不许谈论拉姆拉噬血的部族。

“怎么你都不担心跟我一起抽烟会有什么问题？”有一天我们正在开车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哈穆迪这么问我，“我跟许多外国人共事过。他们有些人虽然跃跃欲试，但不敢接受，至少不敢在大白天接受。不过他们很乐意躲在他们的客厅或在家中隐秘花园举办的夜间派对中吸食，但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在公开场合抽。你是怎么搞的？”

“嗯，我是由祖母带大的，她以前也会抽些东西。”

“她抽些什么？”

“她抽水烟，就是用一个小一点的水烟壶，里面可以按照个人喜好装进大麻，甚至鸦片。”我是故意说出鸦片这两个字，好让话题能够继续，不过我祖母的确曾对我坦承她偶尔会出于医疗用途而吸食鸦片。

“什么？鸦片？她是瘾君子之类的吗？”

“不是，这在当年不算什么。我祖母以前总说当时在村里的杂货店就能买到大麻和烟片。大麻是放松用的，鸦片则被充当止痛剂。她说她那个年代里，许多女人生产时都靠鸦片舒缓疼痛。”

“你的故乡真是个文明的社会。”哈穆迪的语气带有一股抽了大麻后而感到放松的轻叹。

“不过现在当然是不可能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断的？”

“我想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吧，自从对乙酰氨基酚和其他西方国家取得专利的止痛药开始充斥于市场之后，那些穷苦的杂货商如果贩卖特定的未授权药物，就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显然是那些国外代理商向政府强力施压，要求政府禁止杂货商贩卖传统草药，好推销对乙酰氨基酚。”

“他们甚至连疾病的版权都掌握在手上，什么病要搭配什么疗法都得听他们的。”哈穆迪语毕又深吸了一口烟，然后若有所思、心满意足地缓缓吐出烟雾。

二○○八年十二月，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纪录片长版初剪，片名是《致命名誉》。当我与工作团队以及好友们一起观赏该片时，我们感到无比满足，我们竟然在近乎毫无资金支持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震撼的影像故事。我认为它是我的代表作，就算把在BBC工作那些年的作品放进来比较，它依然是我最棒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开BBC是正确的决定。过去我嘴上常说我不后悔，但心中还是悄悄藏着疑问，因为自从离职后我便没有作品，没有其他成就。如今这部影片证明我并非那种躲在野心勃勃男人背后的典型女子，自顾自地相信自己甘愿为了家庭放弃事业，甘愿自我牺牲。这部片于达卡维夫纪录片影展首映，该影展在特拉维夫举办，是以色列声誉最卓著的纪录片影展，最令我惊喜的是，首映过后，以色列第一频道电视台便买下了这部片的三年播放权。这实在是我生命中最荒谬的转折，谁想得到我竟然比我的犹太丈夫过着更“以色列”的生活；虽然他已不再替以华盛顿为基地的智囊团工作，但他辞职后的第一份工作仍是替国际组织效力。他已放弃成为一位中东分析师，再度回到新闻业，当记者他可是天生好手，他总是不辞辛劳地在阿拉伯世界里追逐各个新闻故事。但他仍然得向伦敦总部汇报，而我的事业却莫名地在这地方落地生根。

里欧似乎觉得我的新身份挺有趣的，当以色列外交部要替我付机票钱送我去国外参加影展时，他打趣说我把灵魂卖给了犹太国。但我对于自己的名字竟出现在以色列制片人数据库中觉得沾沾自喜。任何局外人一定都看得出来这是我可悲的自怜情结作祟，因为我是如此幼稚地渴望得到一份归属，而这件事实现了我的愿望。我不介意自己归属何处，地球上任何一个愿意接纳我、给我安全感的角落都好。我推断所有漂浮的灵魂在游荡了许久之后，在不停吹嘘自己有多独立之后，在蓄意脱离这世界的宗教、国籍与亲属关系之后，心底都会有此企盼。

这部影片发表后意外受到以色列观众热烈的关注，这让我更有自信。如今无论在街上还是日常生活中，每当有人无意问起我是什么种族，又怎么会待在这里，我能够以过去没有的坚强与幽默来面对这一切。

当我在华沙、马赛、布鲁塞尔等各个城市对着满场观众进行映后座谈时，有人问我是代表哪个国家的，我讶异地听见自己竟回答“以色列”。

我只能将其解释为这是我扭转局面的方式。我克服了我的不安全感。我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别人会如何看待我如今竟对以色列国投以如此可笑的“忠诚”，但这感觉实在很舒畅。

就目前为止，我很满足。

某天晚上，我与我的组员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斯卡迪尼雅餐厅庆祝影片正式发行，回家路上我身上出现了某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症状：我早已遗忘却又如此熟悉的害喜。难以成眠的我，索性在凌晨驱车前往通宵营业的药局里买了一组验孕棒。一组里头有两根验孕棒，而两根结果都显示为阳性。

此刻是寂静的黎明时分，房里只听得见我们的心跳声，我惊讶地看着里欧。这是怎么发生的？在经历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我们两人从未想过或试过要有第三个孩子，但它终究还是发生了，我只能将其视为近来好运的一部分：先是复合，然后玛亚在新学校适应良好，基兰成功的成年礼，我的影片在以色列得到认可，如今又有一个新以色列宝宝要来我们家报到。我对我体内的小小生命感到乐观，而这小小生命的另一位创造者就睡在我身旁。在我与里欧共同生活的岁月里，我鲜少像现在这般如此强烈地被他吸引，我感觉我们彼此的身心灵已逐渐融合为一。

[56]　苏莱曼一世是奥斯曼帝国第十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大马士革门即为其任内所建造。

[57]　名誉杀人是指女性被一个或一个以上家族、部族或社群男性成员以维护家族名声为由杀害。

[58]　天鹅绒革命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发生的革命运动，诉求为反共产党统治并要求民主化。该运动成功促进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但民主化之后斯洛伐克独立声浪日渐高涨，最终于1993年宣布独立，此联邦宣告瓦解。

[59]　圣殿山为犹太教圣地，阿拉伯人也将此处视为圣地，故此处主权争议也成为巴以冲突的一大因素。

[60]　光明节灯台上必须有九盏灯火，传统造型为灯台上对称立着九根分支以点蜡烛或油灯。光明节为犹太教节日，根据习俗必须将光明节灯台置于窗台，使他人看见火光以散布神迹。

[61]　艾里尔·夏隆为战功显赫的以色列将领，自2001年起担任以色列总理，2005年末因中风入院，2006年4月因昏迷不醒正式丧失总理职位。

[62]　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发生于1982年9月16日至18日间，罹难人数800至3500人，其中多数为巴勒斯坦人。行凶者虽为黎巴嫩长枪党与基督教民兵，但以色列军方知情且给予协助，故以色列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艾里尔·夏隆引咎辞职。

[63]　越南船民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乘船逃离共产党政权的越南难民。1977年，一艘以色列货船在海上救起一艘载有六十六位越南难民的船只，以色列政府同意收留该批难民，后续数年间共有三百多位越南难民迁往以色列。

[64]　被放逐异地的巴勒斯坦难民主张难民与其子孙拥有回归巴勒斯坦与取回被剥夺地产的权利，钥匙即该主张的象征物，代表当年难民们被迫远离家乡，只能保留故宅的钥匙作为纪念。

[65]　安息日禁止点火，亦不允许点烟。

[66]　耶路撒冷日为以色列政府庆祝于第三次中东战争胜利后，顺利夺回耶路撒冷旧城区的管辖权的日子。

Part 4 毁灭之城

尽管身处这个政治形势令人失望的地区，我仍然甩不开我那难以捉摸而私密的悲痛。我过度放任我的情绪，导致我的人生如今渐渐走偏。有太多未完的细节需要整理，有太多未结的旧账需要厘清。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外力介入好停下我情绪不断抽离的状态。“黑寡妇”已开始要将我逐出这片土地。以色列退出和平会谈令我心中对耶路撒冷的情感逐渐消退，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呼救。

25 希望破灭

怀孕的消息给我们一家带来无限的希望与可能，让我们以为这个家将稳固地延续下去，谁知道希望与可能最后却成了一座纸牌屋，一推就倒。第一个警讯出现在我怀孕三个月时的超声波扫描，扫描显示我们尚未出世的宝宝心脏上有白色斑点。

而后事情急遽发展，也只能如此。

这则流产故事的第一章发生在耶路撒冷。我搭上前往伦敦的班机，那是我两个孩子的出生地，我也想将我保不住的孩子留在那里。我们本不该有第三个孩子，怀孕全是意外，然而当我真正失去孩子之后，这么想也无法缓解我的悲痛。从她在我体内着床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成了我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成长了一百天之久。机场的安检人员问着例行问题，但这一回我是独自旅行，而一个单身女子在以色列安检分类里归属为最高威胁。由于多数时候我至少会带着一个孩子同行，因此一直至轮到我与安检人员对话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我觉得自己很赤裸而且极度不舒服，此刻我最不想坦白回答的便是诸如目的地与旅行动机这类的例行问题。

“你是自己一个人旅行吗？”

“是的。”

“你怎么会来以色列？”

“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这里。”

“你先生是以色列人吗？”

“不是。”

“他的职业是？”

“记者。”

“哪个报社的？”

“他是自由记者。”我累到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那你呢？有工作吗？”

“我是家庭主妇。”

我照着标准回答，这种说法每回都能避免他们继续追问我的工作。幸运的是这里的安检人员没有带着计算机，否则他们只要登录搜索网站便会得知我的工作内容，而这只会让状况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我拿的是观光签证。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很满意家庭主妇这个答案。

“你知道你不能在这边工作吧？”一位面无表情的年轻海关官员如此说道，她的黑人式鬈发发束落在她凌厉的双眼之前。

谢天谢地我只字未提我的拍片工作！我心想为何每回碰到的海关官员都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我常觉得他们是审问人员里敌意最深的一群。他们是入籍以色列的犹太人当中最贫困的一群，因此，急着想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精英面前证明自己。然而当我肚里的宝宝正点滴流逝之际，我实在无暇同情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可怜的处境。

“是的，我知道。”严格来说，持有观光签证便表示我不得在以色列工作。但实际上人人都这么做，就连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也是，这全是为了避开申请工作签证冗长而官僚的手续。“我当然知道我不能工作，我拿的是观光签证。我每三个月离境一次就是为了再回到这里。”我说。

“但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你得通过你先生的工作去申请长期的配偶签证，在你护照上盖个章才行。”

他们把我的随身行李送入X光机，我也跟着通过X光闸门。这一回我跟其他人一样得乖乖接受检查。这一回我不是犹太人之妻，也不是两个半犹太孩子的母亲，无法享有特权，我被视作普通的单身高风险旅客。他们要我站到一旁，并且告知我该前往几号柜台检查行李。我慢吞吞地走向柜台，毫无反抗之意。我想起我们的亲戚：雅可夫、米哈尔、阿默思3这些名字会让我立刻从这些麻烦中脱身，但此刻我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绪。

他们要我打开我的行李箱。开箱之后我接着拉开盥洗包的拉链。我从小袋子里拿出相机，一位安检人员从我手中夺去后打开了液晶屏，逐一检查里头的照片。我很后悔没把前阵子去死海旅行时，里欧帮我拍的一张蹲在路旁树丛小便的照片放在里头。

“这些甜食你是在哪里买的？”柜台后方那位男子在把玩过我的相机之后，从行李箱内拾起这盒果仁蜜饼，然后用浓浓的俄罗斯腔问起我这个问题。

糟了！我不该把那些东西放进行李的。真正的答案已在我舌尖，但我把它硬生生咽了下去。

“在旧城区买的。”

那些甜食来自加沙，是里欧上一趟过去时带回来的。我要把它带给里欧的父亲，他喜欢吃些美味的阿拉伯甜食。在这里说出“加沙”两个字会比扔手榴弹更危险，我现在只能期盼这位俄罗斯人不懂阿拉伯语。

去你的俄罗斯人，我忍不住在心底咒骂，他们语言能力太好，没有这么好骗。

“但盒子上写着‘阿萨’。”阿萨是加沙的希伯来语说法。他边说边盯着我看，眼睛连眨都不眨。

“可能是在加沙做好然后运来耶路撒冷卖的吧。”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因为目前加沙正遭到封锁，“也可能是耶路撒冷的店家取得了这种加沙特产的专卖权，就像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也能买到用绵羊奶酪做成的纳布卢斯著名甜点kanafe，也就是糖浆奶酪坚果甜饼。你瞧，我根本不懂阿拉伯语。”

我又说谎了，我的阿拉伯语水平足以看得懂“加沙制造”这几个字。我很难分辨眼前这个俄罗斯人和徘徊在他身边的属下此刻是否相信我的说法。我刚刚或许该简短明确地回答就好，不需要举什么糖浆奶酪坚果甜饼的例子，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审问至此我已开始紧张。他们怀疑我在遮掩什么吗？我不希望他们认为我是那种会在以色列入侵时，直接躺在坦克车前的专业巴勒斯坦激进主义分子。我跟加沙毫无关联，只不过我丈夫会固定前往那位于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罢了。

“但你知道的，我们目前正在包围加沙，”3啊，看来我没骗到他！3“这些甜食不可能从加沙运到耶路撒冷贩卖，除非是记者、外交官或联合国人员亲自把它们带过来。”这位俄罗斯人没给我机会回应他最后对我意图欺瞒果仁蜜饼来源的推断。

他们进一步检查我的行李。他们把牙膏从软管中挤出再放入一台机器内，他们拿着棉花棒往我的手提袋内抹，再送入仪器内检查是否有火药残留的痕迹，然后紧接而来的是更多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家人陪在身边单独旅行？”

是啊，的确，为什么一个“家庭主妇”会独自旅行？

“我的身体有紧急状况，得回去就医。”我说，我的眼神往下望去，我不想接受更多打探。但我拒绝与他们眼神接触，反倒让审问官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这个携带加沙甜食之人势必隐瞒了些什么。他把我交给一位女性海关官员，她带我来到一个小隔间搜身。我努力不让压抑的泪水从脸颊上滑落。

从她的口音我知道这位女性海关官员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安检也有阶级之分，先由移民而来的以色列人进行初步询问，再将旅客交由本土以色列人进行最终检查。这位女性官员面无表情。她要我张开双臂，双腿岔开站立。

“你携带武器了吗？”

“没有。”

“身上有任何尖锐物品吗？”

“没有。”

“折叠刀呢？”

“没有。”

她的双手逐一贴在我左大腿、右大腿、左臂、右臂、脊椎骨、腹部、胸罩钢圈上仔细搜查，她还拉起胸罩中间有弹性的布料，按压背部的钩扣。然后她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腿上，突然间她停下动作。我先是观察了一秒，接着才感到如释重负，我感谢自己能全程保持镇静。我看着她的脸，她脸上依然看不出任何表情，但此时她的额上浮现一道皱纹，她说：“检查还没结束，可以请你脱下裤子吗？”

“什么？我不能脱裤子！”我以为她指的是我的内裤。她看着我，此刻她额上的皱纹增为两条，双眼突然闪过一阵火光3那是她首次面露愤怒的迹象。

“你不肯合作是吗？”

她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好斗？我心想，难道就因为我不肯脱下内裤吗？

接着我听懂了她的措辞，原来她口中的裤子指的是外裤。

我脱下我的牛仔裤，又冷又脆弱地仅着内裤站在那儿。她拿着长长的电子仪器在我的背部与腹部绕圈打转，但什么哔声都没有。

“我的宝宝不会哔哔叫，”我这么对她说，“我的宝宝就要死了。”此时我的热泪终于夺眶而出，而我完全无意去擦。

她走到隔间外头等我着装。她从行李检查柜台拿回我的行李，帮我收拾好并且拉上拉链。她要我跟着她，于是我默默紧跟在后。她带我来到护照查验关口，她挥舞我的护照和一张特别的卡片，于是我不需要再次排队以查验护照。我跟在她身后来到候机大厅。她示意我坐在一张椅子上，问我需不需要水，我摇摇头。此时她额上的皱纹已消，但我已不在意了。我不在意她方才为我所做的一切，也不在意她是否想借此表达同情，我只知道她已害得我心神不宁。此刻我已不须任何安慰。我双眼无神地看着登机柜台间的空隙以及我所坐的这一排座椅。我对着那个不受欢迎、只会带来恐惧的人咕哝道，走开，马上走开。我不在乎你和你的国家。我也不想归属于这个安全的国度。

26 崩 溃

我从未想过失去宝宝3我仍拒绝称它为胚胎3的感受竟是如此锥心刺骨，如此悲痛难耐。我每天早上都会想起我躺在手术台上，一个橡胶面罩先是悬垂在我面前，然后罩住我的脸使我透不过气，把我推进黑暗的深渊，直到我返回耶路撒冷与家人团聚之后仍无法逃出。说来古怪，我对活生生的家人不再感兴趣，我只想全心哀悼与我无缘的宝宝。我带着健健康康的孩子们去学校、去音乐班、去生日派对，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便如此机械般地生活。出院前我的英国医生对我说，当我有了家人与孩子的陪伴后便会逐渐找回生活步调，会学会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不再执着于失去了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家庭未能提供任何慰藉，我日日夜夜只想着我未能诞下的孩子。

里欧从英国带我回来没几天后就安排了一场晚餐派对，但从采买、做菜、摆设餐桌到接待宾客都是我一手包办。甚至当宾客热烈讨论以色列最近以“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为代号对加沙发动攻击时，尽管我对此议题毫无兴趣，仍微笑试图佯装投入。

如我所料，里欧并不想多谈那毒害我、令我失去求生欲望的哀痛。他说我是在“忧伤中打滚”。我但愿他能更勇于表达内心的痛苦，或许他不像我伤得如此之重，但我确定他一定也感到怅然若失。因为就在最后一次带来噩耗的扫描之前，里欧前去迪拜开会，他在当地逛了一家英国婴幼服饰品牌“Mothercare”的专卖店，买了一件上面写着LITTLE MISCHIEF（小淘气）字样的黄色围兜回来，此外还买了腿部清凉凝胶给我。他想必也是渐渐对这个即将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改变投入了感情，我们两人都默默相信这个宝宝将会把我们绑在一起。我们认为这是前阵子一连串好运的一部分：从新纪录片一直到里欧离开美国智囊团重返新闻界，就连孩子们也因为我们决定再度同住而感到更有安全感。

在酒精催化下大家渐渐累了，派对气氛很快便不似初始那般热络。即便是喝了西瓜伏特加之后，饭桌上的话题仍离不开中东政治。这是我们搬来此地后第二次碰上加沙发生战争。无论是口齿不清还是神志清醒的宾客，都专心针对处于上风的伊斯兰政党哈马斯是否该遭到国际制裁一事交换正反意见。宾客们边讨论边享用奶酪盘与罂粟籽蛋糕，越来越多客人都偏向赞成抵制哈马斯。里欧在耶路撒冷是众所周知的“哈马斯派”，他再次重申他的立场，表示国际社会应该给哈马斯这个伊斯兰政党一次当政治国的机会。“既然要谈民主，那就不可以剥夺一个民选政府的统治权。”自从哈马斯在两年前赢得巴勒斯坦国会选举之后，这句话我们已听了至少上千次吧？我虚弱而满怀挫败地打了个呵欠，我只盼这个派对能尽早结束，让我得以回到我的孤独世界里独自哀悼与我无缘的宝宝。

一位戴着圆框眼镜，镜片之下藏着锐利目光的红发男子操着一口北欧腔说道，除非哈马斯先改变其政治立场愿意承认以色列，否则无论如何哈马斯都不该获得任何国际援助。

“一定要给他们一次机会。”里欧重申他先前的观点。他说这是哈马斯首次获得执政权。哈马斯已经不只是一种反对运动，他们的政治宣言不过是一种常见的手段，用来遏止好几百万巴勒斯坦人心中的仇恨，这些人要么沦为难民，要么被驱逐出境，他们被以色列错综复杂的种族隔离政策剥夺返乡的权利。哈马斯激进的政治立场不过是个手段，他们其实很乐意与世界对话。

餐桌上各方意见不断，热烈地激荡出许多想法。除了谈论哈马斯之外，晚餐宾客们还互相巴结奉承，或为了工作上各种高低起伏相互致歉。说穿了还不就是想彼此拉拢关系，建立人脉，世间万物本皆是如此短暂。

约莫凌晨两点，最后一位宾客终于离去，我对里欧说道：“为什么这些人开口闭口都是这里的政治，难道这里没有文学，没有艺术与音乐吗？你可以想象在伦敦参加一场晚宴，结果席间所有人都只顾着聊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要做什么吗？”

“我很肯定这里有艺术也有书，那些人可能还是重度读者。但是我必须确定这些人都确实从国际角度掌握巴以最新政治形势，这是我的工作！我需要知道巴以双方都跟这些国外调停者说了些什么，别老这么愤世嫉俗。”

“就算你不打算安慰我的忧伤，也至少聊点我有兴趣的事情吧。”我对他说，“但今天晚上我两者都没得到。我现在非常需要自己的空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参加这场派对？”

我很确定里欧知道我内心所承受的一切，但他回避任何相关话题。他甚至回避我，回避我的情绪。他说我过度沉溺于悲伤之中，他说全世界每四位女性就有一位曾经历过类似情绪。又来了，又是数据。我已厌倦听到数据分析，厌倦听到有人告诉我该如何处理我的哀痛，而像我这样的例子又该感到多悲伤才算适量。生活并不是由数据构成的。“你面对生活的反应太剧烈了，面对这么强烈的情绪会让我觉得无力。”里欧写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给我，因为他没办法亲口对我说。他建议我去找一位心理咨询师谈谈我的痛楚，但我谁都不要，我只希望里欧能握住我的手。世上唯有他能抚慰我，我只想听见他亲口安慰我。他愈是回避，我就愈是渴望。我再次陷入过去的模式里，不停企盼着不可能实现的期望成真。

在这段令人迷惘的时期之中，我们又搬家了。我们搬去那赫罗，距离里欧先前的住处不远。那栋屋子挑高、空气流通、采光良好。那是一栋狭窄的红石建筑，附有三处宽广的露台，其中一处在前，另外两处在后。我们住的是那栋建筑最上面的两层楼，一楼则是马哈耐·耶胡达市场的一部分。前露台就位于一楼正上方，每天还不到黎明时分楼下就会传来噪声。一楼屋主不止一次讨论到万一有人趁着市场入口两名警卫坐下来吃中东蔬菜球，或在经过一天漫长工作打起瞌睡之时在入口放下炸弹怎么办。过去在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这个市场曾数度成为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楼下住户想象到时候整条街的房子，包括他们的露台都会布满鲜血与尸块。

基兰与玛亚长得很快。基兰已近十五岁，他有自己的世界与朋友，他还有自己的音乐、演唱会与打鼓课。玛亚深受其苦。基兰不断将她拒于他的青少年世界门外，在他的世界里，他的小妹妹只会是个拖油瓶。里欧忙着采访铸铅行动，而我则继续身陷愁云惨雾之中。玛亚会一个人坐在窗边盯着市场看上好长一段时间，当她觉得无聊时就会跑去烦基兰，但总会被他赶出房间。就在这段期间内，她被迫学会安静地独处。她过去总静不下来。这些日子她会一个人在房里画画，当她开口时，说起话来也像若有所思，有时甚至条理分明，不像过去那样胡言乱语地追问身边一切事物。有一天我放她一个人在家，自己跑去市场买点东西，她站在窗边对着我挥手道别。当我采购完毕准备要回家时，发现她还站在窗边，同样对着我挥挥手。我穿越隔开市场与我们家的那条狭窄的阿格里帕斯街，爬上楼梯进到客厅。

她皱着眉走出来，对我说：“我很担心你。”

“为什么？”

“市场人很多，我在找炸弹客在哪里。”

“什么？”

“我常常坐在窗户旁边想找出炸弹客。”

“什么意思？”我近来昏沉已久的心突然心跳加速。

“就是炸弹啊，如果真的发生了，会发生在人多的地方不是吗？爸爸说现在因为加沙又在打仗，所以坐公交车不安全，我想那你去市场也不安全。我知道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才把我留在家，没有带我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失去我的妈妈。”

我决定不理她，像她这样坚决认定人多的地方就会有自杀炸弹客已是一种病态行为，我得遏止她才行。

“我们很幸运，我们不用搭公交车上学。”她说完又站回窗户前。

是的，我们的确很幸运，两个孩子的学校距离我们家都不到十分钟路程。当我看着玛亚走回她的房间，我想要告诉她我不希望她继续站在窗前。如果真有炸弹，那威力势必会波及她，把窗户玻璃炸个粉碎，因为她的房间就在房子前端，面朝市场。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她解释这一切，同时又不至使她起疑并因而衍生更多疑问。这很棘手，但我必须一试。相较之下，向基兰解释就显得容易得多，因为他较为年长，行事也较谨慎，但是我仍然不确定我说的这些话他到底能听进去多少。我要他战争期间不要跟朋友去咖啡店，也不要去市中心青少年聚集的班耶胡达街行人徒步区闲晃。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点头，但很有可能我的话全成了耳边风。基兰童年时是个无拘无束的孩子，但现在他成了一个神神秘秘的男孩，几乎不对我或里欧打开心房。我时常因为无法与他沟通而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此刻我实在没有精力找出亲近他的方式。他成长得太快了，我已跟不上他的脚步。

27 菲妲与塔玛的难题

大约就是在这段时期，我在耶路撒冷的密友菲妲与塔玛，由于她们无法化解彼此的分歧，于是逐渐双双从我生命中淡出。我起先以为她们只是为了一些琐碎小事闹翻，但想不到背后竟藏了一大串未解的心结。

我在电话应答机里收到一则塔玛的留言，电话那头的她在哭泣。那则留言很长，她听来十分心烦意乱，少了她平日身为律师的沉着。

“我真的很想跟你聊聊。我联络不到菲妲，她不肯跟我说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也都不回，我什么都没办法向她解释。打给我。”

我又听了一次那则留言。她想跟我聊聊？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她们的友谊最终还是屈服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压力之下，而我有什么资格介入呢？也许她想跟我聊聊是因为她知道我不会选边站？我依稀记得她们初闹翻之际，我去伯利恒见了菲妲，当时她对我说她们多数友人都被迫选边站，被迫决定到底要支持塔玛还是菲妲。我当时对菲妲说：“你们两个在我生命中都非常重要，我不可能选边站。你们两人都曾经帮助我爱上这座城市。我从你们身上学到好多东西，你们让我知道友谊可以跨越阴险的政治藩篱。我真的很抱歉，但愿我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你们决裂。”

“我没有要你站在我这边，但如果你要跟她见面，不要跟我说。”菲妲恳求我，“还有，拜托不要跟她说我在考虑永久搬到西岸去。我受够以色列了。”

我答应她不会向塔玛透露只言片语。

从跟她们决裂有关的各种流言蜚语中，我开始理解在友谊与善意底下永远都藏着不为人知的阴暗冲突。就个性而言，塔玛与菲妲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塔玛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她辩才无碍、意志坚决且遇事偏好以学术角度思考。菲妲则较安静，她向来不会公开表露情感，而且没兴趣讨论巴以冲突。事实上，如果情况允许，她甚至会连报纸都不翻。她对外界针对解决巴以冲突所提出的各种建议漠不关心。她年纪比塔玛小，以普世审美观而言，她又高又漂亮，不分种族与宗教的男子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菲妲非常厌倦政治冲突，她只想好好享受人生。塔玛则日复一日活在冲突之中，成天代表她的客户上以色列法院。

就算当塔玛卸下律师身份，她依然会把时间拿来认真念书。以色列强占巴勒斯坦这个议题主宰了她的人生，也影响了她对未来的展望，因为她自许此为改变的契机，期待自己能身体力行，赏“以色列殖民主义”一个耳光。

即便当她们一起寻欢享乐之际，那阴暗面还是会不时浮现。长久以来，两人间的不和始终威胁着要摧毁彼此。

“我们闹翻跟巴以冲突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去看菲妲时，她坚定地向我这般说着，“事情没那么复杂。我只是再也受不了她一天到晚把自己的生活摊在阳光下，她吵到我受不了。有时候她跟她妈讲电话会鬼吼鬼叫把我给吵醒；她会衣不蔽体地在她朋友面前走动；她的朋友会毫无预警地闯进我房间，我可能人在被窝里，也可能正在换衣服，他们就这样进来放包或只是随意看看，他们连声抱歉都不会说。一大群嬉皮士，他们全都去过印度，然后学会那种轻飘飘的走路方式，仿佛跟耶稣基督一样行走在水面上，他们跟整个世界脱节。不过对不起，我可是得奋力抵抗才能存活下来，才能拿到文件好留在我的国家。那些流浪汉刚利用政府的‘正常化’补助款从国外旅游回来，他们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像侵犯我的隐私没什么似的。他们已经入侵我的国家还不够吗？还有，我一直忍不住要去想，在他们正常化之前，他们每个人一定都虐待甚至杀害过不知道多少巴勒斯坦人！”

“你试着跟塔玛沟通过吗？”我问道。但是菲妲漠视我的提问，自顾自地说道：“每次我听见她对她妈或她姐大吼，我都会跟她说我不想知道她家没钱，或她爸破产，或她妈跟她姐闹翻。”菲妲显然已无意与塔玛重修旧好。

“你这种态度很不东方。”我对菲妲说，“你怎么会不想知道你关心的人私下都在烦恼些什么呢？我得说，要是我，我会非常有兴趣知道塔玛她共产主义的老爸破产的事，在《耶路撒冷邮报》被右翼人士收购以前，他不是在那里上班吗？”

“你在转移话题。总之我受够她的朋友在我衣衫不整或在床上时闯进我房里。我也受够听见她跟伊帖做爱，看在老天的分上，他可是我前男友，而且我人还醒着，就待在他们隔壁房里。我还痛恨她老是半裸着身子走来走去，好像这里是某个男人的后宫一样。”

“那里怎么可能是后宫！你们屋里的男性访客永远比女生多！”我故意对菲妲这么说，想借此缓和一下气氛，“两个女人对上一群嬉皮士男子，想象一下！难道你没幻想过这种场面吗？”

但看来她完全不觉得这些话好笑。她那张有如耶稣般优雅的脸，如今看起来却痛苦万分。她显然不想要谁来仲裁、调停她与塔玛之间的纷争，她不再相信她能继续与她的律师兼曾经的知己和平共处。但最荒谬的是，尽管她们已闹翻，她却仍需要她，是塔玛将她的案子带上法庭，替她向当局争取身份证明。塔玛不只代表菲妲出庭，还代表了菲妲全家人，包括她母亲与两位兄弟。这会是这段友谊触礁的症结点吗？是因为菲妲无法继续承受为了得到这份“文件”所必须欠下的人情吗？无论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有何观感，这张蓝色身份证始终是他们人人梦寐以求的。因为有了这张蓝色身份证便能轻松通过护照查验关口。有了它，菲妲就可以从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出入境，她就无须每回出国都得越过约旦河去到安曼。

“此外还有我从检查哨捡回来的狗3茄子，她受不了那只狗。”菲妲说。她没有办法停止谈论塔玛，“她觉得那只狗威胁到她。你相信她竟然跟一只狗吃醋吗？一只巴勒斯坦流浪狗？她占有欲太强了，她认为那只狗会介入我和她之间，那不过就是一条狗！”

“我也不喜欢你的狗。每次那个可怕的野东西扑到我身上我都吓个半死！但我觉得说塔玛不喜欢你的狗有点不公平。我见过她亲茄子，真的，我见过好几次。”我说。

“你有所不知，她是故意演给你看的，好隐瞒她丑陋的那一面。”

“菲妲，你不觉得把你们两人闹翻怪罪到一只狗头上有点傻气吗？事情没那么单纯。我相信这一切都跟你们各自的政治处境有关，你不想欠她人情。”

“才不是，事情就是那么单纯。我不想要知道谁跟我前男友上床。她不但跟伊帖上床，而且她如此肆无忌惮，如此大声，她会忘情地大叫，甚至连狗听了都会对他们吠。她做了整个晚上。我很厌恶她如此粗俗，她丝毫不知检点。在伊帖之前她还会把某些巴勒斯坦客户带回家，他们也是整个晚上都在做爱。”

看着菲妲的情绪如此爆发令我难过不已。塔玛当真惹恼了她，塔玛会不断让她意识到自己是个活在祖国的异乡人，“来自欧洲的异乡人”却拥有她祖国的永久公民权。

但是塔玛却又掌握了她能否获得救赎与行动自由的关键—那张蓝色身份证。

这状况实在棘手。

她们之所以闹翻，当然是与她们身为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有关。

因此，当菲妲说她不相信她们决裂与巴以冲突有任何关联，不过是想掩饰自己为了欠塔玛人情而感到羞愧罢了。

她当然想相信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有可能建立一段正常的友谊，她想相信嫉妒他人的爱情、职业与财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对菲妲来说，身为一个没有身份证的巴勒斯坦人，意味着她永远不可能尝到各种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滋味。甚至连她反对塔玛跟伊帖做爱这件事也隐藏着政治意涵。塔玛并非横刀夺爱害他们分手，伊帖甚至称不上是菲妲的男友。他们不过是曾经约会过一阵子，而且原因还带着浓浓的政治味：伊帖想要实现跟一位美丽的巴勒斯坦女子做爱的幻想，而菲妲则想知道跟犹太人上床是什么滋味。这段巴以爱情故事老早就以失败收场。就我所知，菲妲与伊帖之间并非什么一对璧人相互吸引、坠入爱河的故事，他们的关系与爱情无关，爱情是跨越不了检查哨的。以色列法律是根据犹太教律法制定的，而根据规定，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不准在以色列境内结婚，就算在国外成婚，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难民的子孙皆不准住在以色列境内，也无法申请以色列护照。伊帖与菲妲之间毫无未来可言。菲妲急需拿到蓝色身份证，伊帖却同时持有美国与以色列护照，两人间的差异终究会谋杀这段浪漫恋情。伊帖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犹太国公民权（还有因为他美籍犹太父母而取得的美国公民权），而菲妲无法释怀她的公民权遭伊帖的犹太国掠夺。

但是伊帖和塔玛间就无须面对这些障碍与先天条件的差异，他们可以尽情沉醉爱里。塔玛跟伊帖可以坐在他们艾因喀拉姆房子的露台上，在阳光下分食着由面包、软嫩的奶酪与橄榄组成的早餐，谈论着他俩都曾去过的印度某处隐晦的修行所。他们可以随时亲吻。菲妲就无法与伊帖在公共场合亲吻，因为一旦被她的巴勒斯坦亲友看见，他们会称她是叛徒，而她的以色列旧识则会说她是投机分子。

在以色列，菲妲没有与喜欢的人做爱的自由。

因此我推论，当菲妲看见伊帖与塔玛在一起，她觉得自己遭到严重的背叛。菲妲伤得很重。塔玛是如此迟钝，她“厚颜无耻”地炫耀她的特权。塔玛招摇的行径不仅令菲妲相形失色，也让她绝望的不安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尽管如此，菲妲却无法完全断绝与塔玛的关系。

“她为什么就不能替我开心？”收到塔玛的留言几天后，我终于逼自己走出家门去见她一面，塔玛声泪俱下地对我说道，“我已经很久没有一个稳定的男友，我现在终于有了，她为什么不能替我开心？我希望她能祝福我，我爱她。”

“你知道这对她来说也不容易。她觉得自己遭到背叛，受到伤害。”

“但是她跟伊帖不过就是三年前有过一小段插曲罢了。伊帖和我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很快乐，她为什么不能放过我们？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她，帮她解决问题。好几次夜里在酒吧与派对狂欢过后，是我把烂醉的她载回家，扶她上床。我们以前是朋友，是姐妹。我们曾经一起欢笑。她为什么不能祝福我？”

“这样说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塔玛，你需要她的程度胜过她需要你。”我说，“你把这段友谊看得太重了，这成了菲妲身上的重担。你得通过菲妲来合理化一些你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好比说住在一栋弃置的阿拉伯房子里。她想摆脱那个重担。我说的不一定正确，但伊帖不过是个借口。她一直以来都想摆脱‘自由派巴勒斯坦人’的形象。她故意带了一条流浪街头的疯狗回家好测试你的耐性。你从来没有平等看待菲妲，因为她是巴勒斯坦人，所以你总是心怀愧疚，生怕伤害她的感情。就像你根本不敢开口告诉她你不希望家里多条狗。”

“但她连个机会都不给我！某天她就直接把那条野狗带回来，然后说她是在某个检查哨捡到的。就这样，我只能接受。”塔玛说。此刻她涕泗纵横，过去我从未见过她哭得这么凶。

“你干吗不直接挑明说你的小房子里没空间养狗？”

“因为我不想让她不开心。”

“但如果换作是其他人，你早就开口了。”

“没错，但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原因，我不能伤害菲妲。她在这里土生土长，而我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移民之女，竟然要替她争取她故乡的公民权。你知道，我们之间最大的冲突是有一次她对我提出一项最可怕的指控。”

“什么？”

“她说我要把她赶出艾因喀拉姆。没错，吵架的时候我的确要求过菲妲搬走，那是因为她不肯接受我和伊帖的关系，这让我很受伤。如果我的以色列室友对我男友无礼，我也会说一样的话。就这一次，我平等对待她，我把她当成我的朋友，而不是以她的导师自居，但菲妲不喜欢。”

“塔玛，你之前多次跟我说过，你们的关系象征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政治能量，你们两个都太泛政治化了，你们陷在一个政治权力游戏里互相伤害。这一切跟你和伊帖的恋情无关。”

但是塔玛无法接受菲妲单方面退出她的生活。她继续打电话给菲妲，但菲妲就是不肯接，她写电子邮件菲妲也不回。菲妲还嘲弄塔玛说：“你现在还要代表我出庭吗？你现在还会接受其他被剥夺公民权的巴勒斯坦人登门求助吗？你还要继续当我的律师吗？”

我去探望菲妲时，她一如我预期，清楚地表明她拒绝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协调她与塔玛之间的纷争。对她来说，与塔玛共居在艾因喀拉姆的日子已然结束，她已放下这段过去，往前迈进。她仍在伯利恒工作，但她跟马哈穆德3一个性格强悍、出身政治世家的男子3一起住在拉马拉这个繁荣的现代化巴勒斯坦城市。这座城市充满他们的历史，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她天生就属于这段历史，她不需要再承担来自任何一方的罪恶感。她活在封锁之中反而过得比住在“自由的”艾因喀拉姆更加自由（以色列军队为了缉捕恐怖分子嫌疑犯，会定期进攻伯利恒与拉马拉，搜捕期间居民会被困在城内，直到封锁解除），在艾因喀拉姆，每一栋被犹太人占据的阿拉伯房屋都会使她想起以色列建国后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境的历史。

毕竟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一场由犹太民兵下手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艾因喀拉姆邻近的村落内。这场代尔亚辛村大屠杀（Deir Yassin massacre）可能是该战役期间唯一一场记录在案的屠杀事件，这场屠杀将该村落摧毁殆尽，菲妲说她始终无法摆脱历史的重量。

在伯利恒，她不用日复一日地被迫想起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那段历史，拉马拉是个年轻、充满希望的城市。而自从以色列建起了高达八米的安全墙将伯利恒围住之后，伯利恒虽曾面临多年发展停滞的窘境，但近来也逐渐活络，这道墙清楚地定义了双方疆界。伯利恒城墙内的年轻人学会照常过日子，并且坚定地相信他们不会被击倒，他们相信巴以冲突并非人生的全部。外人眼里会觉得过着正常生活的他们，是以行动来表达对安全墙的蔑视。但这座城的人们之所以能过得如此和乐，还有城里的小区与教堂之所以能重建得如此美丽，有一部分得归功于全球基督教组织的慷慨解囊。在这座城里，衣着时髦的男女从咖啡店与酒吧蜂拥而出，市场里人声鼎沸，街道上车水马龙。菲妲迁居至这座巴勒斯坦城市，是为了拥有她即刻便能享受的自由。

同时，就在塔玛即将出发前往普林斯顿的最后几日，那只狗不断地惹毛她。如今菲妲已不住在这里，少了一个巴勒斯坦人居中调停来舒缓她身为犹太人的罪恶感，让她看这条狗格外不顺眼。茄子几乎把家里每个能咬的东西都咬了，再加上因为现在无人定时遛狗，茄子发疯似的咬每个来访的客人。塔玛向菲妲下了最后通牒，告诉她狗非走不可。

有一天那条狗就真的消失了。是菲妲打电话给一处狗繁殖场，请他们给那条杂种狗一个痛快。

塔玛说那天晚上她把狗咬过的沙发套和床垫全都扔了。如今艾因喀拉姆这间屋子里不再有菲妲的味道。随着茄子走了，菲妲与塔玛之间最后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但还有一件事，塔玛仍得替菲妲赢得官司。塔玛必须替菲妲全家人争得蓝色身份证，这是她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前，与以色列司法制度的最后一场战役。

几周后菲妲被传唤出席一场听证会3那是她与她家人期盼已久的大事。

塔玛在法庭奋战。当她代表菲妲出庭时，她忍住泪水，她指控政府是种族歧视分子，她控诉有关当局对本国国民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塔玛的辩词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充满愤怒与怜悯。菲妲一家人站在法庭上默默地哭泣，当审判结果宣布时，塔玛也跟着哭了。

菲妲与她的家人都获发蓝色身份证，不过只有一年效期，一年后此案得回庭再议。塔玛替菲妲赢得官司，她不只替菲妲打了漂亮的一仗，也替这些年来她在法庭上所代表的全体巴勒斯坦客户赢得了重大的胜利。

即便如此，这场胜利也未能改变菲妲的决定，我对此毫不意外。她尚未准备好与塔玛和解，她已永久合上生命中与塔玛为友的章节。同时塔玛也把菲妲的案子移交给另外一位律师，她正倒数前往美国念书前的日子。她想远离冲突所带来的愤怒，她想自由地呼吸，想要拥有正常的生活。塔玛不想再夜以继日地被她的客户追着跑，她从未尝过活在巴以政治之外的人生会是什么滋味。

普林斯顿大学相当欣赏她提出的以色列行政殖民研究计划，决定提供她全额博士奖学金，让她得以在未来四年完成论文。塔玛得知此事时欣喜若狂。

就这样，塔玛与菲妲两人都从我耶路撒冷的生活中消失。种种迹象令我不得不面对紧迫的现实，也许我的时候到了，也许我也该切断与“黑寡妇”之间的联系，我应该远离它灾厄不断的历史。唯有菲妲与塔玛在我身旁，我才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属感。通过她们，我可以理解耶路撒冷，我可以从这城市混乱的历史迷宫中找到出路，从这城市正反对立的诉求中脱身。她们开阔了我对这城市的眼界，教我如何去爱这城市的景色，这是我头一次可以不用通过里欧就对这座城市投入私人的情感。我与耶路撒冷之间的联结依附在她们身上，随着她们离去，这份联结也逐渐磨损。我发现我自己再度转向里欧寻根，想要与这座城市重建一段稳固的关系。

同时间这个地区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改变，让我们这些国际组织的成员都更加深了离开的念头。二○○九年以色列大选，右翼政营获得多数席次，并推派班杰明·纳坦雅胡组阁。我们从此进入了抱持孤立主义的纳坦雅胡时代，以色列政府领头重启殖民区建筑翻修，并且全面搁置和平会谈。以色列政治逐渐偏重于国内事务，国际媒体上也少有中东世界的消息，取而代之的是以色列的国内新闻，例如一位前总统爆发性丑闻，还有一位前总理被指控多次索贿。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似乎已暂时不再关心巴以冲突。新的以色列政府只关注内政事务，并且回避来自国际各界的调停。

尽管身处这个政治形势令人失望的地区，我仍然甩不开我那难以捉摸而私密的悲痛。我过度放任我的情绪，导致我的人生如今渐渐走偏。有太多未完的细节需要整理，有太多未结的旧账需要厘清。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外力介入好停下我情绪不断抽离的状态。“黑寡妇”已开始要将我逐出这片土地。以色列退出和平会谈令我心中对耶路撒冷的情感逐渐消退，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呼救。而我在这世上仅存的唯一一个微弱希望此时又看似远在天边3我再也无法触及里欧。此刻他也同样迷惘，试着理解以色列何以将政治重心转向内政。此刻已无人在意我的流产之痛，我为自己沉溺于伤痛之中而感到羞愧。但我就是走不出来。里欧与我此刻同住一个屋檐下，我们不再争吵，但之间的距离却无比遥远。过去我们虽有争执，但至少我们是在对彼此发泄直接而深刻的情感。如今我们朝着平行的方向前进，路线少有交集。我由内而外都被击垮了，整个人虚弱无力，而我曾经深爱的城市就这样袖手旁观。

28 毁灭之城

眼前传来刺眼的白光。我眯着眼，视线模糊却依稀可见里欧一脸疑惑，我许久没在他脸上看见如此痛苦的表情了。我脑海一片空白，但我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想不起自己为何再次住进医院。我身边没有医生，但我看见他们穿着绿袍在这间房内四处奔波，穿梭在金属床架之间，在分隔病床的绿色帘子间进进出出。我拼命在大脑里搜寻线索，却一无所获。此刻我宛如漂浮在一片碧绿海洋里，耳边隐约传来一阵交谈声，听来像是远方的浪潮。这些人并非在对我说话，他们的声音令我茫然失措。我身处一间摆满病床的大病房里，我身穿绿色病人袍，身上盖着同色的毯子。

但我明明已经出院返家了。我已经离开伦敦的医院去到机场，并且回到了我位于耶路撒冷的家。我们搬家了，如今我们带着所有家当一同住在马哈耐·耶胡达市场中一栋古朴雅致建筑里最高的两层楼。

我再度睁开双眼，看见里欧在房内另一端与一位女子交谈。“她醒了。”我听见他对那位穿着医生袍的女子说道。她来到我的床边，我可以闻见抗菌护手凝胶的味道。她弯下腰问我是否听得见她说话，问我头疼不疼。她说等我准备好之后她会请警察来帮我录口供。什么警察？我本想这样问她，但不确定是否该这么问，也不确定我为何要跟什么“警察”说话。我试着把手臂伸到医院毯子外，这才发现我左臂上插着点滴。

我身旁有股恶臭，我用空着的右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黏腻的头发纠结成一束一束，我这才意识到那臭味来自我的头发。那是呕吐物的味道。医生看见我茫然的双眼。“你全身上下搞得一团糟，你需要好好清洗一下，不过在这之前警察想知道你还记得多少。你方便用希伯来语跟他们交谈吗？”这位医生的声音听来充满关爱与同情。此刻我并非身处伦敦的那家医院。我在这里，在耶路撒冷，所以她才会问我是否会说希伯来语，因为那些“警察”不会说英文。

她走到床的另一边，检查那一袋已注入我静脉的液体。“这会有点痛哟。”她说，接着她温柔地拔出长针，她用一小球棉花按压在我左肘先前插针处。我伸展手臂想甩开那股麻痹感，看见那球棉花已染上一小块血渍。里欧徘徊在医生身旁，专心地看着这一切。他眼神迷惑，看似一夜未眠。我到底为何人在医院？我没发生什么意外。为什么我的头发会沾上呕吐物？我不记得自己呕吐过，但倒是记得自己走出了一家餐厅，一家位于马哈耐·耶胡达市场的非犹太海鲜餐厅。我跟里欧过去几个月以来刻意麻痹自己的情感，那晚是我从英国回来后我们头一回好好去外面吃顿饭，也是我们许久以来头一次心满意足地感受到彼此热烈的情意。

我记得我点了一道有挪威海螯虾、淡菜以及螃蟹的海鲜锅。当服务生把它端上餐桌中央的火炉时，锅里传来一股诱人的香气，泡在浓浓柠檬与香芹味汤里的蟹脚往锅外蹿出。我很开心，我觉得这是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走出悲伤。我们不断互相亲吻，停不下来。在经历了十五年的婚姻与这么多动荡之后，我们都很感激还能在彼此身上感受到温柔的情意。我们坐在位于跃层的用餐区，邻桌客人对我们公然以肢体传情的举动都感到好笑，我们看来想必像是一对高调示爱的新恋人，要是他们看见我手上的婚戒必定会觉得奇怪。我们沉醉在浓情蜜意之中，偶尔从挑高的跃层俯瞰厨房里冒火的炒菜锅，大厨将锅中食材在火焰中抛甩，然后以准备好的餐盘接个正着。

我想继续睁着眼，但双眼不听使唤。我身上的毯子被拉到下巴处，我觉得好热。毯子重重地压在身上，我想移开却无能为力，我半点力气都没有。我闭上双眼。我试着移动脚趾想将脚伸出毯外。

这里想必是急诊室，因为我周围太过喧闹，而且有太多双脚在房内奔走。在日光灯照耀之下，加上里欧愤怒的目光，这一切令我觉得自己很赤裸。他为什么不握着我的手？为什么要站得离我那么远，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我看？我想要他给我一个拥抱，但我无法对里欧说出口，因为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医生再度问我能否以希伯来语与警员交谈，我点点头。我一心只期待房里匆匆移动的脚步声能停止，等着房里的灯关上。我想要里欧过来坐在我身旁，但是他没有。这一切很不对劲儿。如果是我出了什么意外，如果是我发生了什么不幸，他一定会安慰我，他会把我揽在怀中。但此刻他尽可能站得远远的。我心想，是他带我来这里的吗？我把双臂环绕胸前，好似要保护自己躲开他怒气冲冲的目光。我觉得自己又脏又黏腻，我迫切地想洗个澡。

我试着拼凑这被打乱的拼图。我记得离开餐厅之后，我走在市场街道上，然后进入了一家酒吧，我知道问题一定出在这里。

“昨晚是你先生报的警，我们找到你的时候你情况很糟。你还记得多少？”这句话传入我耳朵里。我睁开双眼，转头面对两个身穿警察制服的男性身影。那位亲切的医生就在他们身旁，对着我露出一抹令人心安的微笑：“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替你翻译，你要我待在这里吗？”我点点头，我需要她在这里给我安慰与安全感。不用警察说，我也知道自己此刻的状况糟到无以复加。“你还记得什么？”他们再度发问。我双眼无神地看着他们，绞尽脑汁试着把我要说的英文翻译成合理的希伯来语。

“你先生告诉我们你最近流产了，而且是怀了一段时间才流产。我们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可以想见你现在势必很悲伤，但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记得些什么。你是怎么到达我们发现你的那个地方？”

“什么地方？你们在哪里找到我的？”

“我们在那赫罗一个陌生人家里发现你，到的时候你已经失去意识了。你认识他吗？”

这怎么可能？这些人口中说的陌生人家是怎么回事？

“你跟你先生常去酒吧吗？”

“不常。”

“你常跟陌生人交谈吗？”

“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一直提到陌生人。”

“昨天晚上你在酒吧里有跟任何人说话吗？”

“我记得在酒吧里有位朋友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记得那个男人说自己是一名制片。我记得里欧走进酒吧，我们全都在一起聊天。然后里欧要我回家，但当时我觉得家里好像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知道。我当时情绪很低落。”

“那你当时醉了吗？你喝了多少酒？”

“多到喝过头了。”

“你每天都喝酒吗？”

“没有。我一直到前阵子都还有身孕，我之前已经快四个月了。”

“所以不用太多酒就能把你灌醉，你的身体还不适应酒精。”

他是在问我吗？我应该要回答吗？是的，他说得没错，我的身体的确还不适应酒精。这可能是我五个月来第一次喝酒。

警察问我：“你还记得什么？在酒吧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道，“慢慢说没关系。”我被告知我已断断续续昏迷了超过十小时。

慢慢地，当时的经过一点一滴回到我脑中。

我记得我们度过了梦幻而迷人的晚餐时光后，我正要走出那家优雅的海鲜餐厅，里欧从桌下拿出计算机包。我完全不知道他把那个包带来餐厅，当时他看着墙上的时钟，说：“喔，纽约的上班时间就快结束了。”我一开始没意会过来，脸上还带着微笑，他继续说道，“我得迅速把这稿子校对一下，然后把它发给我纽约的编辑，这篇稿子是关于我最近去了……”我根本听不下去，他脸上本来尴尬的微笑转为不知所措的苦笑。我思考了一会儿，但就只有一会儿，因为没什么好思考的。我没多久就迅速理出结论，那就是一分钟前还看似无边无际的夜晚，此刻已来到尽头。

“我求你。”我说，“今天晚上不要又落入过去的模式，让我们好好享受此时此地的一切。”

“我真的很抱歉。”里欧说完便继续埋首于桌上置于我们两人间的那沓稿子，但就在当晚稍早前，餐桌上在我们两人之间放的是两杯餐前鸡尾酒，是我们牵着的手，是一瓶苏维翁白酒，是我们的笑声，是我的甲壳类海鲜与他的鲷鱼，是店家招待的小杯伏特加。“我得在美国人上床前把这个读完。”他头也不抬地边读稿子边说着。

“但我人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像这样的夜晚并不多见。请不要毁了这一晚。请留下来，让我们继续一起享受这个夜晚。”我一边恳求他，一边在心底痛恨自己的声音。身为记者，我当然知道截稿期限有多重要，但由于我先前的种种经历，这回看着他一如往常闪躲亲密的片刻令我反应格外激烈。

“如果我不在半小时内把完稿发给他们，这篇稿子就不会被登出来。”语毕，他迟疑却坚定地继续校稿。

警察们满脸困惑地站在一旁。

我继续在脑海中拼凑剩余的对话。我累了，喉咙也干了。

“我只会花上半小时。”他说。我拜托他能否等到回家再说，他断然拒绝，说此事等不得。

“那你今晚何必出来？”我问他。

“因为这件事似乎对你很重要。”他顺从地说道。

“那就尊重它。”我恳求他。

“但我真的得把这稿子发出去。”他语气坚决。他让我觉得自己是在小题大做，但我坚决认为我得表明这是错误的行为。如果他是跟朋友或某位国际人士相约，他绝对不会这么做。他带我出门却毫无预警地提前结束这个夜晚，实在令人无法容忍。

我看着警察们的脸。他们的表情说不上亲切，却也不至于刻薄。他们只是在尽该尽的职责，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妥。我为了维持镇定，所以在身边筑起了一道虚假的安全感之墙，此刻只要随便一句亲切的话语就能推倒这道薄得不堪一击的墙。

“我们祝福你未来一切都好。”他们说完后便要我阅读他们方才帮我写下的笔录，若没问题便在上头签名。那份笔录是用难懂的希伯来语写成的，但我不在乎。那位亲切的医生问我是否要替我再次确认，我婉拒了。我毫不在乎。既然我已能预见我的未来，笔录怎么写又有什么差别呢？此刻我已看见我将再度被迫背负分离的重担，因为我的绝望替我们带来了这起不幸，而里欧恐怕认为是因为他全心投入中东事务并且拒绝理解我的悲痛，我才精心筹划了这场复仇吧？否则他为何始终在床尾徘徊，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我，不肯站在我身边呢？当我对警察说我不记得是怎么去到那个“陌生人的家”时，他为什么要摇头呢？

“拜托不要审问我，不要审问我。”我在心底默默恳求。我的头好痛，视线也模糊了，看着自己如此虚弱令我心生罪恶。我希望我能带走他的痛苦，我想对他说我但愿自己能记得一切。我感到深深的困扰，因为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睁开双眼，看见他仍站在远处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他对于他所见的画面以及我遗忘的情节已自有定见，他不相信我是真的不记得。

几天后我去拜访我朋友尤尼，关键的那一晚他也在酒吧里。我问他知道多少，他告诉我，就在我说不想回家之后，他跟里欧就离开了，留我一个人在酒吧里。尤尼说他把我介绍给他朋友认识，对方是一位以色列制片人，当时也坐在酒吧里。

尤尼的制片人朋友告诉他，当时我继续喝着酒，那位制片一度问我家住何处，但我只是两眼无神地看着他。他提议先带我回他家，但在路上我便吐了，到了他家之后我更是往自己的衣服上吐了满身。他往我身上淋了好几桶冷水，一方面是帮我清除秽物，一方面是想让我清醒过来。后来他脱去我身上又脏又湿的衣物，把我送进被窝。

里欧后来告诉我，他半夜在家中醒来发现我不在身边，于是便走回酒吧找我。吧台服务生正在打扫，准备关店，她告诉里欧最后看见我跟那位制片在一起，她也告诉里欧那位制片家在何处。

里欧来到该位制片家门口，他敲门敲了很久，但房内无人应门。忧心忡忡的他只好报警，警察迅速抵达现场。他们试着要唤醒我，但我毫无反应，于是便叫了救护车。

尤尼告诉我，警察逮捕并收押了那位制片，他平白无故被当成性侵嫌疑犯关了好几天。

后来由于药检反应为阴性，他便因为证据不足而获释。

看见里欧在床尾看着我，想到自己让他承受这些重担令我内心相当难受。我多么希望能回到那一晚，阻止这一切发生。

“你可能还会有一点头晕，不过还好点滴已经补足你体内流失的水分，你的身体已经不再脱水了。我会让你休息一下。等你休息够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会请一位护士来帮你做个基本检查。检查完以后就去好好冲个澡，我会拿一条毛巾和几件衣服给你。”那位亲切的医生用手电筒检查了一下我的眼睛之后，便如此对我说道。

“头晕。”但我觉得感觉更像是被催眠。我觉得自己盘旋在半空中，而身边一切都绕着我转。我没看见那些警察是什么时候离去的。

我告诉医生我不需要休息，我很想赶快冲个澡。一位资深的护士与她的助手迅速来到我的床边，她们扶我去另一个房间，检视我身上是否有被施暴的痕迹，并且检查我前一晚是否有被强迫或双方合意发生性行为。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无恙，我松了一口气。

那位医生拿了一件黑底白点的洋装与一条毛巾过来给我，说：“医院里的衣服大多是大尺码的，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小的一件了。”这荒诞的一切令我想笑，我不知道原来医院还有衣物柜供病人使用。我急着要离开这家医院。我想洗去头发上干掉的呕吐物，医生陪我走去淋浴间，里欧则站在走廊上等我。

我仍无法释怀前一晚失忆的几小时里发生在我身上的惨剧。虽然我并未被强暴，但还是觉得遭到侵犯。我为我的轻率与毁灭性人格感到羞愧。此时此刻，比起烦恼自己该如何面对这段经历，我反而更担心里欧会做何感想，而这一切令我仓皇失措。我该如何走出这家医院并且重拾“正常”生活？

我走出淋浴间才意识到我没有鞋子可穿。可惜这家医院只有衣物银行，没有鞋子银行。我像具僵尸一样走在里欧后头，赤着脚，发梢还滴着水，身上全是淋浴隔间墙上挂着的抗菌沐浴乳的味道。我跟着里欧走到医院办公室，看着他签了一堆文件。

我很惊讶地发现刚才那位医生还跟在我们身后。她有一双眼神丰富的大眼睛。她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对我说：“我叫凯琳。明天打个电话给我，我会帮你介绍一位创伤心理咨询师。你需要帮助。不要听信别人的话，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接着她看着里欧，只说了一句话：“好好照顾她。”

接下来几周内，这位亲切的医生数次打电话给我，关心我过得如何。她的担忧挂虑正是以色列优越的医疗照护系统的最佳写照。

里欧没对医生或我说任何话。他的脸映照出他内心的冲突，当晚所见的画面不断在他脑海重演，在他心上留下创伤，冲突与创伤带来的冲击正将他撕裂。我看得一清二楚。

接下来的发展全在预料之中。一切就跟两年前的分居如出一辙，只是这回我选择默默接受。

搭出租车回家时，里欧没有坐在我身旁。我没有跟他吵，全由着他去。我已预见我们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将无可避免地走上旧路，但我没有勇气阻止这一切。下个阶段的命运已然尘埃落定。

我们回到近来复合后共住的那一栋位于那赫罗的房子里，我知道他上楼只是为了要收拾衣物与笔记本电脑。当他离开屋子走进巷弄后，他似乎哭了。我知道我的关怀安慰不了他，甚至就算我为无意间带来这场意外的悲剧道歉也没有用。再没有什么比里欧的泪水更令我难过，我上一回看见他哭泣是在我经历了复杂的剖腹手术之后终于生下基兰，我昏倒在他怀中，他以为他就要失去我了。所以这一回他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而哭泣吗？他觉得他就要失去我了吗？

如果他真这么觉得，那并非是因为我将他推开，而是因为他困在莫名的自尊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在出租车内对他说我理解他的痛苦，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很后悔自己那一晚失控了。但他不愿接受我的安慰，他所承受的痛苦比我还大，他的伤口比我的懊悔还深。我只能独自面对自己内心的耻辱。

我的无心之过让他有借口在这阴暗的时刻避开他该负的责任。此刻除了他的痛苦、他的怀疑、他不信任我的清白，还有他的愤怒之外，什么都不重要。

我站在露台上，看着他夺门而出走上那赫罗徒步区的巷弄，我邪恶地想着，也许我内心深处就是想看他心碎。我偷偷期望他也能一尝我的绝望。我的确成功伤害了他，但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我不惜自毁清誉也要达成目的，但倘若真是如此，为什么看见他身陷痛苦之中会令我如此难忍呢？

29 “黑寡妇”来袭

就在我们悲惨地陷入难以化解的对立过后一个月，我们即将迎来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一年，我不敢对这个日子怀有过多期待，不只是因为就在四周前，我才看着他痛苦的脸消失在那赫罗的巷弄间，更是因为我们约好要在结婚纪念日当天在心理咨询师黛柏拉的陪同下会面。

我们事先都各自与黛柏拉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心理咨询，接着再一起接受她的辅导。每回疗程结束后，我和里欧常会觉得创伤比疗程开始前更深，但我们迅速意识到这是正常过程。我们应该要尽情宣泄并撕裂彼此，当形势达到绝望的谷底后，我们才会感到自责，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我们持续进行了好几周的共同辅导之后疗程才开始发挥效用，令我们之间的关系好转。

就在我们十五周年纪念日正好过去一个月之后，里欧回家了。我听见前门传来钥匙转动的声响，还有阶梯上熟悉的脚步声，仿佛他只是刚下班回家一样。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餐，之后他说了个故事给玛亚听，然后我们各自手握着一杯茶，坐在露台上俯瞰着市场。“敬我们一杯。”我们对彼此说道，接着我们宣誓要按照黛柏拉的指示，不准再提关于自己的事。我觉得这没什么，但对里欧来说就有些困难。他觉得自己让步过多，他认为这样的安排未能满足他对复合的要求，他内心的疑惑仍未得到解答。

就在二○○九年十二月，我们生命中这段悲伤的插曲突然暂停，因为我的经纪人鲁丝·迪斯金来电告知我受邀出席一个印度影展，而我最喜爱的电影人——新西兰导演珍·康萍也受邀出席。

这则消息让我将我的悲痛完全搁置在旁。我在意的不是影展，而是竟然有机会与珍·康萍在同一家饭店住隔壁房，或在大厅与她巧遇，和她一起在饭店餐厅用餐。我几乎克制不了我的狂喜。对我来说她不只是一位名人，我喜爱她作品里处理人性阴暗面的手法，她会根据剧情需要而非刻板性别印象替角色增添诡谲的色彩，好比说《钢琴师和她的情人》《凶线第六感》皆是如此，但她的作品又不像同时期其他电影常会有女性意识过度泛滥的通病。

鲁丝动用了一点人脉，让以色列外交部愿意替我负担到德里来回机票的费用。我很讶异地发现，过去数周令我痛苦万分的事件如今看来竟如此不值一提。我比珍·康萍晚一天抵达德里，一如我所期待，她跟她女儿与我住在同一家饭店。当我下楼来到大厅询问影展开幕事宜时，我们也真如我所梦想般相遇了。但她前来传达的坏消息却不在我的预料之中。就在我抵达德里不到四小时后，珍·康萍告诉我这场影展是个骗局。没有人去机场接她，其实我的遭遇也是如此，只是我一直以为是沟通出了什么差错。珍·康萍在饭店已待了超过一天，依然没有任何一位影展工作人员与她或其他电影人联系，如今饭店的管理部门已开始刁难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宾客的账该找谁来付。

我仍然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沟通误差，毕竟全球最知名的导演之一下榻在中小型饭店里且没有人来接待她，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但我愈仔细观察四周，愈相信珍·康萍所说的一切为真3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展。一共约有十五位宾客下榻在这家饭店，没有一个人碰上接机。我凌晨四点抵达德里，在入境大厅焦虑地来回踱步了两个小时，不断寻找有没有写着我名字的小牌子。当时我问了现场每一家前来接机的饭店工作人员，想确认会不会是他们把我的名字拼错了！一直等到外头天都亮了，我想一定是哪里发生了什么错误，所以决定自行搭出租车前往饭店。那是一家位于德里市郊，闻起来全是樟脑味，寝具上有破洞的小饭店。那家饭店没有接待处，只在门口摆了一套桌椅，一名警卫就坐在那儿，另外还在门厅摆了一张至多可容纳四人的长椅给等候的旅客坐。

起初实在很难拉下脸接受整个影展是场骗局。原来这是一群骗徒打着影展名义向印度各部门申请经费，而种种迹象显示这帮人拿到钱之后便卷款潜逃。这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精心策划的骗局。影展开幕式本该在我抵达当日举办，当地多数报纸都在副刊以全版彩页报道珍·康萍参加此影展的消息。到了晚上哪有什么典礼，只有一群以女性为主的电影人，在珍·康萍的房里一边喝茶一边担心着我们的人身安全。

有一群土耳其电影人选择留在房里，他们锁上房门，整整三天都靠客房服务的餐点过活。他们看见我时，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信任的印度人，而我虽略有迟疑，但还是帮他们安排了日间观光行程，直到他们搭机返回伊斯坦布尔为止。看着他们因为影展“筹办人”的行径而有此遭遇，令我感到有些困窘，因为那些筹办人碰巧是我的孟加拉国同乡，所以我内心觉得自己也该多少负点责任，至少确保他们接下来待在德里的时间能玩得尽兴。

这一回“印度经验”充满了惊吓与失望，不过我也因此与珍·康萍建立起新友谊。就在我情绪尚未平复之际，我踏上了回到以色列的归程。

殊不知在以色列等着我的，是一件我怎么都料想不到的麻烦事。

下飞机之后，我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碰上了此生最离奇的一段遭遇。就在我出示护照后，隔间里的女子没有多做解释便找了某位安检人员陪我前去内政办公室。一切过程是如此迅速，仿佛他们早已拟定好详尽的计划，并且将细节输入每一台电脑里，所有人都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我一到场便能按计划进行后续。刚历经长途飞行的我已疲惫不堪，况且我全然没料想到我的中东生活还会无故碰上这样突如其来的新转折，困惑的我坐在以色列内政部机场办公室的长椅上等待着。约莫一小时过后，一位女性安检官员走进等候区喊了我的名字。她要我跟着她来到另一间等候室，里头有第三位身着制服的女性安检官正等着我，我从她颈上挂着的名牌得知她叫作洛妮特。

洛妮特开始讯问我，她一开口便说我丈夫违反以色列法律，因此身为妻子的我也违法，为此他们必须把我遣返回我的出发地。我起初惊讶到无法言语，当我终于开口后，我问她我丈夫犯了什么法。她说他没有更新他的工作许可。由于内政部拒绝延长他的工作签证，五年期满后他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的调查显示他期满后仍逗留在以色列境内，因此他们奉命将他全家驱逐出境。我客气地表示他是犹太人，根据以色列返乡法规定，以色列必须提供全世界的犹太人庇护。“那他为什么不正式入籍以色列？如果他想回来，他可以在他祖国办理入籍手续。在此之前你和他都不能入境以色列。”那位官员说道。

我说我丈夫是否要入籍是由他来决定的，但我是英国公民，我没有非法入境，我的签证从来没有过期。“你不可以没有理由就拒绝我入境！”

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理由。我和我的丈夫都打算在以色列“定居”，而他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既然我丈夫不愿意以犹太人的身份在这儿住下，那我们就是非法入侵者。

“我可以请问你站在哪一边吗？”里欧最近一次从安曼入境时，他在艾伦比桥被问了这个问题。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对你来说‘我们’是指谁？‘他们’又是指谁？如果你把这片土地上接近半数的人口都当成‘他们’，你要我怎么站在你那一边？”

好吧，看来他这个答案不大受欢迎。他在内政部资料里的个人档案早被注记为“同情阿拉伯人士”，这个答案可能又让他本就不甚光彩的档案雪上加霜。否则我现在怎么会身在此处？我从不曾蓄意做出任何表达政治倾向的举动，甚至我许多阿拉伯朋友都开玩笑说，我的纪录片鼓舞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猎巫心态。他们说以色列主流观众会喜爱我这部片，因为它符合他们的伊斯兰教恐惧症情结。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当我采访名誉杀人案件的幸存者时格外谨慎。令我沮丧的是里欧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他的话也许不中听，但我确实多少助长了以色列一贯抨击伊斯兰教的政策，甚至在日渐污名化伊斯兰教的西方社会里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其间，内政部职员与她的上司确认过后回来告诉我，这不是恐吓，我是确确实实要被遣返出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放松，完全没想过方才关于我丈夫签证逾期逗留的种种纷争会当真让我被这个已经住了五年的国家驱除出境。未露面的长官下达最后指令后，我在警察陪同下不停被带到不同的房间，没有任何一位内政部代表愿意跟我说话，没有人愿意好好听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位纪录片导演，是外交部送我去印度，我在德里可是代表以色列的贵宾！我甚至还受邀与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马克·苏弗以及大使夫人莎拉一起在他们的私宅用餐。

他们对我的故事毫无半点兴趣。我冒着被拘捕与监禁一夜的风险，一度以呼喊与流泪让一位于机场工作的内政部大官听见我想传递的讯息。他走出来跟我说他不在意究竟是不是外交部替我付了飞往印度的机票，因为他现在正准备要外交部负担我被遣返的费用。

我想当晚我之所以没有被拘捕，是因为幕后下驱逐令的高官想必与里欧有私仇，对方不希望法院介入审理以免驱除令被法院驳回。拘留我一夜只会对我有利，让我争取到更多时间。这一切实在是阴暗、官僚到简直荒谬的境界，我对这些造成我心理创伤的官员大喊，我说我已经打电话给律师了，他们如此野蛮的行径绝对不会得逞，负责此事的官员以为我听不懂希伯来语，他对他的属下用希伯来语说他倒想看看是法院撤销遣返的禁制令先到，还是他们会先成功把我给踢出去。

我突然感到一阵反胃和晕眩，我想一定是因为我不断对着内政部官员又哭又叫导致的。我很讶异无人打算对我解释他们为何做出如此激烈的决定，要把一位英国公民赶出这个国家。就连夜班的清洁人员也把我当成在以色列非法工作被逮到的外籍劳工。满怀挫败的我自顾自地说着，过去这几年如果我想要的话，早就可以成为以色列人了，我的家人们也是如此，但我们拒绝了，里欧总说他无法成为这个无理仇外的国家的一分子，而如今我总算明白他说得没错。

饥渴交加、极度疲惫的我，实在无法面对又得再度登机。我从印度回来的班机还在土耳其中途停留，一趟下来已是十二小时。我心中仍有一部分拒绝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尽管如梦魇般的遭遇在眼前展开，但我依然感到饥肠辘辘，这感觉真的很奇怪。我要求他们提供食物，但他们要我自己去贩卖机买。贩卖机里头卖的只有“bamba”，那是一种花生酱口味的零食。我想到我的孩子们，想到玛亚，她最爱吃bamba了。我想吃三明治，但他们拒绝了，他们说夜里这个时间没有三明治。我记得里欧总是说：“如果你想要跟以色列争取什么，绝对不要采取安静的手段。你得大吼大叫，把事情搞大，这样他们才会理你。”所以我果真大吵大闹了一番，我坚持我要吃三明治，而且房里每个等待遣返的人也都要有一个。此刻这个房间里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67] 的激进分子，有嫁给被以色列认定为“煽动分子”的犹太男子的家庭主妇，但与其说“煽动分子”，更适当的说法或许应该是“痛恨自我的犹太人”（里欧近来终于愿意承认任何犹太人只要来到以色列都会开始自我贬抑）。对了，现场还有几位应该是签证到期违法居留的菲律宾外籍劳工，许多外籍劳工都常碰上这个状况，其中有一位妇人还带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那个孩子很快就枕在她大腿上睡着了。

最后三明治还是送来了，人人有份，所以里欧是对的，在以色列果然是会吵的孩子有糖吃。这加强了我的自信，我认为自己一定不会被遣返。

当他们一允许我使用电话，我便立刻打电话给里欧。我稍早致电给一位律师朋友征询他的意见时已把手机电力用尽，因此我向一位激进分子借手机。与里欧通话后，我才得知我内心所担忧的事情果然发生了，约莫就在同样的时间点，里欧在艾伦比桥也碰上与我相同的状况。就在我印度行的最后两周，里欧也飞往印度陪我，由于孩子们人正在英国祖父母家，我和里欧得以共享一段独处时光。我们在德里与友人一起享用了圣诞大餐，两天后我们各自搭机返航。我搭乘土耳其航空途经伊斯坦堡飞往特拉维夫，他则搭乘皇家约旦航空飞往安曼，再搭出租车前往艾伦比桥。当我一下飞机他们便拦下我并迅速办理遣返流程时，我内心就隐约猜到里欧已经在安曼与耶路撒冷边界通关时被以色列安检人员拦截。这群虎视眈眈的内政部官员恐怕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我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里欧要我别担心，律师正尽全力申请禁制令以阻止我们被遣返。

这个过程中我一度打出亲情牌，我说我一定得入境看看还在耶路撒冷的两个孩子。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在说谎。这个谎没什么说服力，毕竟这里的安检系统对于个人资料的追踪可以说是滴水不漏。这可是一个会监控境内每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我刚刚随口胡诌我的孩子在耶路撒冷，但他们只要随便找台电脑就能查出真相。

我心想，还好基兰和玛亚正在英国度过圣诞假期。我出发去德里前才送走他们。

这场磨难共持续了六小时，其间我被当成罪犯一样被拍照、捺指纹，而且由于计算机故障我还被迫重复了一次流程。我被剥光衣物，由一位戴着白色橡胶手套的女孩搜身。最后我被送进一间由警卫看管的房间里，没有人向我解释这一切所为何来。此刻距我离开德里已经过去十五小时，这一切实在非常非常的卡夫卡。我的手机没电，而之前借我手机的那位激进人士也不在这间房里。我们的律师联络不上我，无法告知我最新情况。

我一度被送到行李提领处指认我的行李箱，他们打开我的行李并取出每一件物品，一件一件送进X光机检查。检查完毕后，我不敢置信地发现他们重新打包好我的行李，并且帮我办好了托运与报到手续，要把我送上土耳其航空下一班飞往印度的班机！我看见行李把手被系上了“特拉维夫—伊斯坦堡—德里”的标签。我还是不明白为何没有人跟我说明这一切。他们只会用单词对我下指令：走！坐下！来！打开！除此之外，没有人愿意跟我沟通。当他们推着我的行李要把它送上往德里的班机时，我试着告诉他们我需要有签证才能入境印度，可是我身上只有一份已经使用过的单次入境签证。

“如果你们要我走，我得飞去英国，我很乐意自己出机票钱！”我大喊着。我稍早的信心此刻已经瓦解。

“你只能飞回你出发的地方，这是规定。”

我静静等着登上土耳其航空飞往印度的班机，就在此时我们的律师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赢得这场比赛3只差几分钟内政部就要把我送上回德里的班机，把里欧送进回安曼的出租车。

整个过程说来既长又不光彩，简单说来，就是我们的律师拿到替基兰举办成年礼的犹太祭司写的两封信之后，便成功申请到法院禁令。第一封信的内容写着我先生是犹太人，除非他参与了什么煽动群众的活动，否则政府不可将犹太人驱逐至以色列境外。至于第二封信的内容，文末我会原文摘录。总之结果就是里欧与我获发一个月的签证，终于得以入境。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厘清我们在这个国家岌岌可危的处境。

当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的家，里欧似乎毫不担忧。他没有如我预期那样一连打上好几百通电话要有关当局负起责任，他只说他一点都不惊讶。过去这些年来他始终坚定拒绝与以色列扯上任何关系，如今他终于证明自己是对的。他赢了。他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却传递了非常清楚的讯息：“我就说吧！你老是要我入籍以色列，现在你总算明白我为何不肯了！”

这段经历令我受到惊吓。有着犹太血缘的我的一家人，在以色列机场安检单位眼里向来不构成威胁，每当我们一起旅行时总是轻轻松松就通过安检。在我开始参加影展以前，我甚少不带着孩子单独出入大卫·本·古里安机场。每当我偶尔单独行动3好比那一回我因为胎儿出问题要前往伦敦就医的不幸遭遇3就会被拦下来审问，因为我符合他们的“恐怖分子侦防”特征。尽管如此，之前我依然保持乐观，这些安检程序并未让我对住在耶路撒冷一事产生严重的偏见。

但这一回，就在律师出面斡旋之后，我终于得以离开机场，在返家的出租车上我认真考虑要搬回英国。我不想再落入一群权力熏心、无理仇外的安检人员手里，无力地面对种种可怕的待遇。

当然，我知道巴勒斯坦人每天都会碰上这样的遭遇，他们遭遇的处境绝对比我与里欧所经历的还要糟上许多。但我不是巴勒斯坦人，巴以冲突与我无关，我大可在世界其他地方活在公民自由之中。

内政部一位女子把我护照上拒绝入境的戳章注销，将附上一个月签证的护照递还给我。我的孩子们在一周内就要返回以色列，她威胁我说到时候她会将他们遣返出境。我们不愿冒任何风险，所以把那位犹太祭司的第二封信传真给基兰，要他保管好以免被遣返。我们的儿子读到那封信时吓坏了，那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与基兰（英国护照号码：×××）以及玛亚（英国护照号码：×××）熟识，他们是里欧的孩子，里欧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我们这座犹太教堂与这个小区的一分子。基兰会定期上×××犹太教堂。我两年前教导他成年礼相关知识，并且在这座犹太教堂替他举行了成年礼仪式。就我所知，他已行过割礼。我是耶路撒冷×××犹太教堂的祭司，可以通过以下这个电话号码与我联系：×××××。

30 “好”宝宝

这几年我们的生活始终在各种不幸的遭遇与挣扎间反复循环，然而随着时间进入二○一○年，这新的一年替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先前那场驱逐险境最终虽被我们实时扭转局势，但想来仍令人余悸犹存，困惑的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但也就在这阵子，我总觉得自己的身子格外疲惫。除夕夜我们在邻居家中欣赏完即兴爵士演出之后，正准备要举杯庆祝新年到来之际，我突然觉得一阵反胃。我受不了房里香槟的气味，匆匆奔至室外。我没跟任何人交代一声便径自走回了家，我在医药柜里东翻西找，找出一根放了一阵子的验孕棒。分不清是喜悦还是恐惧，我激动地验了孕。

我双手抱头坐在马桶上。不可能，这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接着我开始感到恐惧，我确信这一回肯定又是悲剧收场。这场悲剧会撕裂我们，会令我粉身碎骨。这是上天对我最终的嘲弄，我们不过是他手中的提线木偶而不自知。

里欧回家后，我发现实在很难忍着不告诉他这个消息。但我想先找医生进行一些初步检查，等一切尘埃落定后再向他透露这个消息。

那一晚，当我清醒地躺在床上之际，我感受到夜的安宁，我略带迟疑地在心中欢迎在我体内深处进行有丝分裂的那一群特别的细胞，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希望。

我们将新生儿放进汽车安全座椅里头，小心翼翼地把他从医院育婴室带到停车场。他一脸安详，似乎对自己出生不过二十四小时这个事实不以为意。这是他头一回来到户外，沐浴在八月毒辣的艳阳下。

就在短短一年前，我在另一座城市里带着相同的疼痛从另一家医院离去，只不过当时我身边并没有这个小小希望陪伴着我。当时我以忧郁、沉痛的态度面对那场撕心裂肺的风暴，如今我以美好而祥和的心情期待着仍大有可为的未来。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极度失格的母亲，能再生下一子实在是上天眷顾。我仔细保护着宝宝，站着替他遮阳，一边等着里欧把车开过来载我们回家。我觉得自己内心已坚强到足以保护我们一家不再像过去那样易于陷入厄运之中。

他在我们家显得格格不入，显得格外特别。里欧从我们的衣橱清出一层架子来装他的小衣服。想到我们家竟有了第五个成员，感觉还是很古怪。我常常会打开衣帽间的门，不可置信地看着一整排属于他的连身婴儿服与小背心。这个小生命真的属于我们吗？“你这小家伙是打哪儿来的啊？”我常会这样轻声对他说，而他会对眼盯着眼前这个盘旋在他上方的奇怪女子，这个女子的长发发梢正搔着他的小脸蛋。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家庭生活看似寻常而欢乐。由于宝宝出生后患有新生儿黄疸，被留院多观察了几天，因此我们并未按照犹太教规于出生后第八天举行割礼，而是等到了第十天。这一回我很勇敢且做好了心理准备，当那位耶路撒冷最有名的割礼执行人替宝宝行割礼时，我全程待在同一个房间里陪着他。通常执行完割礼后，割礼执行人会进行一段宗教仪式，但该位割礼执行人进屋没多久就发现我不是犹太人，因而拒绝进行仪式，这让场面一度有些尴尬。里欧又气又沮丧，他想要去当面质问对方。但我说没必要，如今我已习惯了犹太的排外主义。我告诉里欧，就算对方不愿意替我们的宝宝祈祷也无妨，重要的是宝宝很健康，而且他熬过了这场磨难。基兰出生时里欧坚持要替他行割礼，但里欧说这一回他不确定割礼对他而言是否真那么重要。我心想，这话说得有些迟了，但我没说出口。他希望他两个儿子都像先知亚伯拉罕一样挨上那一刀[68]，他应该开心他的小宝宝没流什么血，那一刀干净利落。

尽管下刀再利落，终究会留下疤痕。即使在我思绪清晰、头脑镇定之时，都会不禁想着我们没有权力让我们完美的宝宝为了一场宗教仪式承受肉体的损伤。但我想避免冲突，我想了一百个理由说服自己举行割礼利大于弊。我不想重演基兰举行割礼时的情节，当时我跑出屋外以示抗议，但我的抗议未能阻止这一切，只是让我们早已争执不断的关系平添冲突。这一回我长了智慧，学会去顾虑那些对与我亲近的人而言重要之事。我婆婆专程从威尔特郡飞来，里欧整个大家族都前来参加这场仪式，这样的场合能让我们感情更加紧密。当然，这或许只是我思绪沉静时一厢情愿的想法。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看似一切正常。

又到了该搬家的时刻。这是多年来我们第六栋房子。每一回我们搬家，我们就会在潜意识里翻开人生新页，期待着这会是写满快乐的一页。

我们搬到了叶明莫什，那是耶路撒冷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政治正确”的小区。这座城里每栋房子都有自己的故事，人们都该知晓每个落脚处的历史，并将它流传下去，如此才不枉曾在该处住了一回。

我们的新房位于耶路撒冷地标蒙蒂菲奥里风车的附近，位置得以俯瞰旧城区的雅法门与城墙。夜里从我们的露台看出去，整座城市的天际线就像个哥特式生日蛋糕。这座由苏莱曼一世打造的沾满血腥历史的城墙就近在咫尺，能够边淋浴边望着城墙实在有种奇特的感受。当夜里城市灯火亮起之后，这惊人的全景更令人神魂颠倒，美得不可置信。那灯火通明的城墙塔楼、带有十六世纪鄂图曼装饰的古代堡垒戴维塔、安息修道院的钟楼以及下方深深的山谷，一切看起来宛如一幅童话般的画作。

我们很开心地带着新宝宝住进新环境里，环绕我们的“生日蛋糕”远景，恰似在庆祝着这崭新的一切。

我们的宝宝看起来一脸安详，他有里欧的五官，肤色则与我相近，随着他日渐长大也开始长出一头与里欧一样的鬈发。他太不真实了。连续两次怀孕时间加起来实在太长，有时候当宝宝的医生问起我受孕和产子的细节，我都不知道是从哪一次怀孕算起。从某方面来说，这样感觉很好，与我无缘的宝宝跟这个新来到我们家的“好”宝宝合为一体，他的诞生是个小小奇迹。

但说起我跟里欧的同居生活，那还真是没有什么奇迹可言。自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69]爆发后，里欧迅速开始周游列国的生活。这个地区在呼唤他，而他体内那个云游四海的记者响应了这个呼唤。基兰与玛亚很开心家里多了一个洋娃娃般的小弟弟，他们跟他玩起各种有趣的游戏：基兰会把他放在他的爵士鼓前，然后给他一支鼓棒让他把玩、吸吮，玛亚则会让他穿着过大的牛仔吊带裤，随着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的乐声舞动。如今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宝宝，再加上两个较年长的孩子，其中一个还是一天到晚闹别扭的青少年，这样的生活至今我还在努力适应。此阶段的生活常带给我许多突如其来的意外。距离我们那回至目前为止最严峻的考验还不到一年，我们的生活就突然看似回到正轨，尽管这阶段的生活带来许多喜悦，却也发生了许多挫败。为了要继续这段婚姻，并且担起养育三个孩子的重责大任，我们得先厘清许多问题，并且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这三个孩子分别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各自有着不同的需求，要照顾他们实在令人备感压力，我一度完全没有时间去回顾我与里欧过往的私人恩怨。

阿拉伯之春不只撼动了从利比亚到摩洛哥的阿拉伯世界，它某种程度上也推翻了我们在这个政治正确、风景优美的新住处曾找到的平静。

但是人类终究不可过度自满，忽视这把烧向整个阿拉伯地区旧势力政权的火。里欧先去了利比亚，然后又去了一趟利比亚，接着是埃及、突尼斯、摩洛哥。自此之后，里欧不停以不同顺序在这几个国家间巡回。我发现自己时常前往艾伦比桥，因为里欧秉持着阿拉伯革命精神不断在这些国家来来去去，我也只能不断地来回接送。里欧与我身边许多人一样，对于这个地区首次展现人民的力量感到乐观，相信未来将会有无限可能。

我能理解里欧为何内心急于回应这个地区对他的召唤。这种情况说来荒谬。他期待我能理解他必须为了更崇高的目标奔走于中东，相形之下，我们次要的需求就显得无足轻重，而我理当要能体谅这一切。但是我们在经历这么多混乱之后，好不容易带着一个新生命在新家开始了新生活，我们曾暗自决定要同心协力，珍惜我们的家庭生活。但我们的家庭一夕之间就被阿拉伯民主英雄的伟大成就入侵。我可以接受在这样的脉络之下，人难免会将家庭责任的优先级往后挪。我愧于再向里欧多要求些什么，我时常看着他匆匆忙忙甚至没通知一声就离家。我会在半夜三点醒来，保持镇静地听他说着他又接获出差通知，而出租车已在外头等着载他前往艾伦比桥，再从艾伦比桥前往安曼、开罗、班加西（Benghazi）、的黎波里（Tripoli）等地。此区剧变让我们将琐碎而私人的纷乱搁置一旁，当这个地区身陷革命骚动之中，谈什么家庭的温暖都成了一种奢求。

但我也逐渐明白，渴望得到一个“家”通常所能提供的安全感与安心感并不是什么可耻之事，这并非次要的需求。我们此阶段人生的当务之急便是该如何找回家的安全感与安心感以捍卫我们的婚姻，以及该如何在私人与全球事务之间取得平衡。

[67]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底下的第二大团体，此团体为武装游击组织，曾策划多起以以色列和西方国家为目标的暴力袭击。

[68]　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在此三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希伯来圣经》记载，割礼是亚伯拉罕与上帝订下的永久契约，他亦是历史记录中第一位行割礼之人。

[69]　阿拉伯之春起源于2010年12月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境内发起大规模街头游行以争取民主，此事件导致时任突尼斯总统下台，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一场由人民起义而推翻政权的革命，因此带起整个中东世界追求民主的革命浪潮。

后记 找到属于我们的和平

里欧与我不像其他分居怨偶一样彼此间有个缓冲区，也有人会把那样的缓冲区称为“三不管地带”。我们在生活中不断交战。我们之间如此纠缠难解，是因为彼此的动力、抱负与热情都太过相似，只不过我可能过于情绪化，而他又过于严谨。

这样说听起来或许古怪，但我们已找到和平。

漫游在革命后的阿拉伯世界里让里欧找到属于他的和平，这是他在中东这么多年以来头一回得以舒展身心。他不再被困于巴以冲突之中，不再永远徒劳地想促成双方和平。

而我借由书写本书找到属于我的和平。

和平也来自我终于悟透了某个过去时常听到却未曾留心的道理，因为过去我总觉得那与我的人生无关，那道理就是：你无法改变他人，所以必须改变自己。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投降，而是要懂得与时俱进，毕竟这正是达成和平的手段之一。

菲妲目前与她的丈夫定居在多伦多（她没有嫁给马哈穆德，马哈穆德并未持有能解除她无国籍枷锁的护照）。她如今跟一位加拿大籍巴勒斯坦人育有两个孩子，并且正等待着属于她的加拿大护照，如此一来她便能申请观光签证，回到她位于以色列北部的出生地探望母亲与兄弟。

塔玛目前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准备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她也结婚了，她跟一位美籍以色列商人育有一女。她丈夫喜欢与以色列的“冲突”蓄意划清界限，而塔玛多年来总将激进的政治带入私领域，如今也希望自己的家能维持清静。至于她是否已达成所愿，我并不知道。

哈穆迪娶了一位法国女子，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既然他已取得通往自由的护照，他又何必放弃？因此，他开始与妻小长居在波尔多，以色列政府发现此事，警告他若继续滞留国外将可能失去他的身份证，根据以色列的缺席者财产法规定，这意味着他也会失去他在耶路撒冷的房子。他不想冒险，于是带着法籍妻子与孩子们在二○一三年搬回了旧城区维亚多勒罗沙街上的那栋房子。

我再也没跟欧莉说过话。

至于里欧的表亲阿默思，那位好兵帅克在服完兵役一年后便断然不再信教，他扔了犹太礼帽，并且开始在周五夜晚现身在开放的德温酒吧。

致谢

感谢以下友人在我撰写本书过程中提供各种协助与灵感，我欠他们一份人情。

感谢蕾贝卡·卡特。当我觉得自己跟众多自许为作家的人没什么两样，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之际，她有如救世主一般翩然降临，她对我说道：“我真的很期待你的作品。”蕾贝卡重建了我的自信。她在英国蓝灯书屋担任编辑多年，累积了卓越的声名之后，决定转行担任文学经纪人，而我很荣幸成为她第一批有意合作的作家之一。若没有她专业的编辑技术与坚定乐观的态度，这本书恐怕会跟我另外两本未发表、字数达百万字的小说稿子一样，还躺在“我的文档”文件夹里头。

感谢朱迪思·古雷维茨，她是其他出版社（Other Press）的发行人，我们于二○一三年四月在伦敦开了第一场会议，整整三天，我们热烈地交换想法，她在回程航班上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对我说：“过程永远更教人满足，真正要紧的是好好享受一路上踏出的每一步。”与茱迪斯一起修改完稿是最能激荡出火花的工作经验，每一步都是如此紧凑而丰富：我们通过越洋电话争论优生保健法；我们在她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房子，花了超过一周的时间，夜以继日地一起念出超过三百页的稿子。她借用了那句“恶名昭彰”的文学名言对我说道：“你一定得扼杀你所有的宝贝。”[70]（然而她还是让我保留了许多宝贝！）

其他出版社的莉比·瑞伏勒，感谢她提供关键的编辑意见，让我得以补足遗漏之处。感谢伊冯·E．卡尔戴纳斯、保罗·寇斯洛斯基、玛乔蕊·德威特，以及所有见证此书从无到有一切过程的人。

我非常感激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是我熟悉的舒适圈，是给我依靠的天使。在我孤独创作本书的漫漫数月之中，他们用笑声、哭泣以及各自生活的片段，让我得以维持创作动力。

感谢我交情最久的朋友米提，我从十八岁起就嫉妒他自成一格、充满活力的文笔。

感谢孚夏·登洛普，尽管我时常将他卷入我生活的各种风暴之中，但他始终不离不弃。

感谢哈米·威尔宾提供我本书最具建设性的批评，并且帮我校正书中的希伯来语翻译。

克里斯托弗·刚尼斯、阿里·波拉特、鲁丝·迪斯金、娜塔莎·督丁斯基、穆罕默德·贾里迪、尼参·以瑟瑞里、夏罗·卢卡斯、亚斯敏·巴尔古提、修·伏雷瑟、施罗莫·雷克尔、哈瑞尔特·谢尔坞、维克特·古雷维茨、安娜-克莉斯提娜·温特尔史丹、艾曼纽·佛奎特-拉帕、莎拉·班杰明，以上这些人都是我写作路上的智慧之柱，感谢他们源源不绝的热情。

特别感谢吉隆·艾特肯、艾莎·卡林姆以及安德鲁·基德。

最后我要感谢我丈夫，他在无意间伴我走过了这段旅程。他挑战我对周遭一切的想法，刺激我的创作灵感。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向来绝无重复，生活中永远充满了刺激、烦恼、旅行与未知,我们的孩子有句话说得很对：“我们一定会比你们老得还快！”

[70]　此话为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名言，原句为“写作时，你必须扼杀你所有的宝贝。（In writing, you must kill all your dar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