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频的故乡()

朱频在自己的祖国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从广州出发，他乘火车旅行了好几天，祖国一望无际的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祖国。广袤的土地——从南方的广州，朱频父亲出生之地，一直到北方的北京，朱频即将上学之地，有1100多英里。祖国的历史一样的悠久。他的父亲反复地述说三千年的故乡史。任何事物都有三千年的历史。即便是朱频在圣弗朗西斯科买到的中国花生条，上面的标签也称是用三千年前的工艺制作的。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大约公元前2700年。同时中国的人口众多，多得让人瞠目结舌。无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朱频得知有四亿中国人，或许有四亿五千万。最近官方公布的数字为六亿，随后又为六亿五千万。没有人真正知道具体的数字，但是中国人口大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许多年前，朱频的父亲移居到美国，朱频在旧金山出生并在那里生活。然而他的父亲不愿意让他在一个没有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朱频14岁时，他的父亲坚持认为应该将孩子送回祖国上学。“朱频不能仅仅会说中国话。”他说，“他必须到北京念书。”

他还想到朱频正在快速地失去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像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在故国之中他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深深地懂得与那些仅仅能说英语的人相比，一个濡浸在中国语言与文学中的人总是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朱频乘船三星期穿越太平洋到达广州，而后在火车上的三天里，朱频透过车窗如饥似渴地欣赏中国多姿多彩的土地。

因为中途停留，朱频从广州到北京花了一星期时间。朱频曾打算乘船沿着海岸参观上海和天津。然而他选择乘火车旅行，一半是因为节省时间，但更主要的是他内心的愿望。“现在我刚回到中国，应该亲眼目睹真实的中国，看看几乎没有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大地。”他确实曾想去上海看看，但是他想上海是一个大熔炉，更像他所熟悉的旧金山，他完成大学学业后会回来参观它的。

乘火车从广州到扬子江畔的汉口是一段既快捷又方便的旅行，在计划旅行之前他还不得不乘渡船过江。最初的旅行就是向北穿过老家所在的广东省。他感觉很自在，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说他自己的方言——广东话。诸多绵延的高山将广东省与中国的中部隔开。这些山脉从东一直延伸到西，并在濒临海滨时向北延伸，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外国商贾云集，各种方言交会，因为沿海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开了。

火车穿越山脉驶入湖南山区时，朱频意识到有了变化。一切皆变了：气候、语言、民族服装与植物——各种果树，各种各样的花与鲜花盛开的季节。广东属亚热带气候，有棕榈树、柚子（一种葡萄柚），还有朱频最爱吃的荔枝。湖南是中国的大米之乡。火车轰隆隆经过高山地带，他看到高高的竹林、绿油油的山坡、繁茂的草木、飞泻的瀑布和婉蜒的洪流。处处是梯形的稻田。空气清新而清凉，不过火车一进入平原热意就袭来了，夏天的脚步到了。

此时印象最深的是众多的河流与沟渠，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湖泊——洞庭湖盆地。铁路环绕洞庭湖，乘火车需数小时。朱频觉得洞庭湖与其说是湖泊更不如说是大海，因为在遥远的地平线之外看不到陆地。这湖泊恰好位于长江的南面，火车已驶过洞庭湖，但是他还看到了无数的小小的水面。这里陆地丰饶而平坦，这条大河的主流婉蜒曲折，在发洪水的年代，随时准备改变它的旅程和陆地的面貌。伟大的长江将中国一分为二，自然地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它与在北方的另一条伟大的河流黄河为同一源头，上及中国的突厥和西藏北部。长江流经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区，然后在上海附近汇入中国海。

朱频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旅行抵达长江。由于没有桥，他到达终点站时不得不取下行李，摆渡过江。过江之后，汉口屹立在面前，这是中国中部的工业中心。另一条重要的西北流向的河流汇入这条伟大的河流。实际上这是三城为一的城市（汉口，汉阳与武昌），这座城市被两江汇合处一分为三。这里江深水急。江上交通异常繁忙，那些小小的蒸汽机隐藏在帆船桅杆中，那些桅杆犹如森林中的玫瑰。在江边有许多现代建筑，两三层楼高，一些打着英文广告牌的外国公司在这里拔地而起。

自从朱频已走出广东的高山后，他发现人们说普通话，在中国到处都在说国语——从满洲里到西南边陲——除了东南沿海。朱频的广东话并没有让他觉得特别的疏远，尽管在码头他与那些搬运工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两个中部省份的人们，湖南与湖北（意为湖之南，湖之北），出了名的争强好胜，他们喜欢辛辣的食物。在旅店的房间里，一阵辛辣而刺鼻的味道扑鼻而来，他发现厨房里正在煎炒辣椒。不让湖南人吃辣椒酱，这简直难以想像。

从旅店的窗户望去，他有充裕的时间打量这条河流。他知道这条大河沿?江东流到上海，往上游去在西百有著名的长江三峡。有人告诉他，乘拖船穿越这些峡谷是一段冒险的旅程。高高耸立的悬崖有数百英尺高，只有在中午阳光下才不被悬崖挡住。汹涌的激流很危险，只有熟练的水手才能驾驭它。一座山脉阻断四川的高原，后者面积巨大，再往西耸立着更高大的西藏高原。

一 朱频的故乡(2)

因为是乘火车旅行，朱频到河南。如今他已身在中国北方。这里是黄河盆地，中国文明的摇篮。这里也曾是孔子工作、生活与旅行的地方。在公元前6世纪，古中国的疆域就在黄河盆地。因此孔子从来没有见过长江。

朱频注意到中国的北方人在体格上比南方人强健。北方人似乎更穷一些，没有南方的砖瓦房，他见到的大都是土坯房。这里没有南方的水牛，负担重物的是骡子、驴和马；没有水田中的稻子，而是土中的麦子；没有甜玉米而是玉米。绝大多数的农民吃馒头

（看上去像玉米饼）而不是米饭。他看见到处是灰尘和裸露的黄土山，全然不像南方漫山遍野的紫色土。整个中国西北就位于这片黄土区域，黄土泛白、坚硬而细小，黄土能建造坚固的窑洞。

在河南郑州，他看到了被视为大运河一部分的古老工程。在11、12世纪，中国的都城就建在这里。在古代，建造这条大运河的支流，目的是从沿海富饶的省份引来河水哺育庄稼。大运河是伟大的水陆交通系统，从上海稍南面的杭州一直延伸到北京。

如今这次长途旅行快要结束了，旅行中一路风尘，说一路风尘是因为旅行到靠近北京的平原上有从蒙古沙漠刮来的沙尘暴。沙尘细小，能穿透关闭的窗户上的最小的缝隙。

不久朱频见到北京了。夏日的白天长，他看到古城墙时，夜幕已笼罩这片土地。转瞬间，火车呼啸而过，长长的城墙的团团黑影不时留下巨形的影子。城墙下是一条大约三十英尺宽的护城河，成排的柳树在河堤上亭亭玉立，火车经过时柳树正弯着腰。

朱频走出前门车站时，天已彻底暗下来。前门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南大门。坍塌的城墙为现代交通让出道路，但是大约八英尺高的宏伟的门楼还保存完好。朱频提着行李走出车站，他突然置身于城市耀眼的光线和小汽车、黄包车和自行车的铃声中。在广场的灯光下，前门的门楼有点模糊了。五十英尺高的门楼基座由巨大的灰砖砌成，上部为栏杆和朱红色的木制阁楼，屋顶卷曲，在基座之上又有三十英尺高。此时北京城消隐在黑夜之中。

朱频又累又饿，但是他兴奋无比。他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这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政治中心。北京有金色屋顶的官殿，两次被外来的入侵者征服：先是成吉思汗，后来是满族。不过北京嘲笑那些入侵者，因为他们总是被同化；北京也嘲笑那些不断改换门庭的军阀和统治者，因为他们的行为富有喜剧性。因为北京毕竟是北京，一个有中国建筑风格和多样中国文化的独特城市。蒙古的骆驼和西藏的喇嘛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但是北京的各种风俗和节日、北京的寺庙和宫廷、北京的灯市和集市、北京的学校和医院是中国的心脏，著名的西山护卫着北京。

自从孙逸仙1911年创建中华民国之始，中国步入一系列的内战和眼花缭乱的军阀变换的时期，每一个军阀以城市为根据地来统治国家。但是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北伐战争，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党从广州出发重新统一了国家。各种军阀被打败，力量逐渐削弱。国民党军队在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率领下一点一点地蚕食了军阀的力量。

蒋介石将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一词的含义为“南方的首都”，北京一词的含义为“北方的首都”，因此蒋介石政府下令将北京改为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

然而古老北京有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回到忽必烈大汗的时代，北京在汉语中被称为开平。马可&#8226;波罗使用当地的名字上都，意思是“伟大的都城”，同时它在蒙古语中的含义为Kanbalu，或Kambalu。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再次成为中国的首都，它的名字又改为北京。

二 北京(1)

朱频到达这座城市时，北京仍被官方称为北平。1930年国民党还在掌权。军阀混战的时代一去不复。中国再一次统一。共和国经历最初几年的骚乱之，中国始终坚定发展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信念。朱频此感到自豪和幸福。

在朱频抵达北京的六百五十五年之前，另一位旅行者，一个名叫马可&#8226;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访问了这座美丽的城市。那时北京还是一座新的城市，是蒙古帝国的宏伟巨大的首都。忽必烈下令将这座城市建立在与中华帝国的古老皇城相对的河对面。

马可&#8226;波罗从威尼斯出发，与他父亲尼克罗和舅舅马夫罗（他们二人曾在十五年前造访过忽必烈的宫廷），他们三人穿过小亚细亚、波斯湾与阿富汗。因为在波斯湾染病所以耽搁了一年，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地前行，他们必须跋涉岩石丛生、白雪皑皑的荒凉的“世界屋顶”——帕米尔高原，向东穿过中国的突厥地区、戈壁滩和中国北方的黄河盆地，最后抵达忽必烈的宫廷。这次旅行花了他们三年半的时间。他们旅行的全部地域——从小亚细亚到中国——都是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创建的伟大蒙古帝国的疆域。

马可&#8226;波罗到达上都时，大汗忽必烈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已经征服了北方的鞑靼人，在马可&#8226;波罗抵达一年之后，他继续与汉人战争并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1277年大汗忽必烈成为中国的皇帝。他创建了众所周知的蒙古王朝，他建立了这座新的都城，这预示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六百多年前年轻的马可&#8226;波罗描绘了北京这座新的都城：

这座新城的形状为正方形，周边二十四英里，每一边六英里，土墙环绕，墙根厚十步，但是愈高愈薄，墙头厚不到三步，在各个部分中防御墙是白色的。一条中轴线主导了整个城市，城市规划很齐整，街道通常笔直，一个人登上一道门上的墙径直向前看，能看到在城市的另一端与其相对的门。在大街两边各种商店和货摊林立。分配给全城居民的土地都是方形的，彼此在一条线上。每一块分配的土地足以建造一栋漂亮的房子，还有相应的庭院和花园。这些土地都被分配给各个家庭的主人。之后财产代代相传。在这样的规划下，整个内城规划在各种正方形之中，类似一个棋盘，规划的精确和美观程度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城墙共有十二道门，这个正方形的每一边上有三道门，在每一道门和墙的连接处的上面有一栋典雅的建筑；在这个正方形的每一边上有五栋这样的建筑，里面有诸多的大房间，在其中驻扎着守卫城市的军队，每一道门有三千名军人把守。如果说驻扎在这里的军队是为了应对任何敌对力量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都难以让人理解，但是这里的卫兵与王朝的荣誉和的威严很相称。

在城市中心，一座高楼上悬挂着一口大钟，每晚都会听到钟响，夜晚鸣钟三下后，无人敢在街上行走，除非发生某种紧急事件，比如妇女生子或者有人突然患病。在这些万不得已的场合中，那个人还必须提着灯。

每一道城门外都是城郊，城郊开阔，它能延伸到与那些离得最近的门外的城郊连成一体，有三四英里长。居住在郊区的居民人口超过了城里的人口。每一个郊区与城市的间隔有一英里，来自各地的商人住满了众多的旅社或客店；对于每一个不同的民族皆有专门地方安排，正如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去伦巴族人住的地方，另一个人去德国人住的地方，第三个人去法国人居住的地方。

北京城依然被一分为二：内城和外城，南面的前门。数英里的城墙环绕这座城市，尽管它不像内城人口稠密，但是在前门旁有许多繁华的街道、公园、娱乐场所和剧院。城外的房屋矮小，有许多桑树地、小鸡舍与池塘，最南端是天坛和地坛，这里是皇帝过去举行新年祭祀，祈神保佑之地。

到达之后的第二天朱频参观了这座城市，他见到的北京城与马可&#8226;波罗所说的布局基本上相同。北京是一个规划合理布局严整的城市，正如马可&#8226;波罗所说的棋盘布局。两条著名的大街，一条在东面而另一条在城市的最西部，从最南面的门楼一直延伸到六英里之外的最北面的门楼。因为没有障碍物，所以一个人通常能从很远的地方一眼看到这些门楼，不过在暮色或薄雾中观赏的效果最佳。

朱频喜欢北京城的空间感，又宽又直的街道的远景。站在前门广场，正好在内城的南大门，他能看到外城南大门的轮廓。视线向北穿越前门的拱门进入到内城之中，他看到一系列的门楼，这些门楼把他的视线吸引到故宫的金色屋顶上，故宫原名紫禁城即帝王之城，昔日禁止百姓进入之地。径直走进南门是一个广场，稀疏地种植了一些洋槐树，广场足以容纳百万人。在这儿沿着宏大的天安门大街向东和向西，赫然耸立着进入故宫和帝王宫殿的泥墙。马可&#8226;波罗曾经描绘过大汗的宫殿。在这些城墙之内，矗立着大汗的宫殿，人们所知道?最大的宫殿，城墙有四英里。一座空旷的庭院横亘在南墙与北墙之间，在里面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和卫兵来来往往。里面没有高层楼房，但是屋顶非常高大，地基和平台高处距地平面十步，大理石围墙宽二步。每一边都是如此。这种墙作为一个露台，在里面行走的人不被外面的人看见。在墙外的边缘安装了带柱子的精致的扶手，容许人们靠近。宏大的殿堂和寝宫的每面都用雕刻与涂金的龙装饰，还有各种鸟形。勇士、兽形以及战斗的场面。屋顶的装饰也是这种风格，能见到镀金的装饰和绘画。

在宫殿四周的每一面都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石阶，人可从地面拾级而上到环绕宫殿的大理石墙边，这也是进入宫殿的通道。

宏伟的殿堂出奇的深与宽，众多的人足以在那里聚餐。宫殿也有许多独立的寝室，高贵华丽，处理精当，对其做任何的改进都显得多余。屋顶外部漆上红绿蓝紫及其他诸色。屋顶坚固多少年来不坏。光彩夺目的窗户精雕细琢，犹如水晶一般。

金碧辉煌的故宫仍然耸立在内城，另一条护城河环绕着它。故宫的地盘大得惊人，有三个湖（马可&#8226;波罗提到两个），这些地方已对公众开放了。在中央公园，穿过天安门城门有一个巨大的覆盖着数百年柏树的公园。北京人来这里散步或者悠闲地坐在藤椅上，在柏树下品茶或者吃面条，打发时间。这里有许多露天的大排档，朱频很快就学会品评二十种中国茶并打发掉整个下午。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旅伴，他可以徒步到北海或者到南海参观那座小小的破旧的建筑，当年慈禧太后将那位年轻的奉行改革的光绪帝囚禁在那里，从1900年一直到1908年光绪帝死去。朱频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随着光绪帝之死，在中国传统皇权专制之下的现代改革的最后希望也随之消亡了。光绪帝的继任者，那位小皇帝“宣统”溥仪在四岁时加冕，满族帝国腐朽到了极点，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轻而易举地让满族帝国寿终正寝。

那个无知顽固的寡妇皇后，在她末日来临之时，她的统治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有相似之处，她的侄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应该一起死，因为她坚信光绪的复仇欲对她的纪念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光绪帝早死她两天。奄奄一息的太后下令毒死光绪帝，这种观点通常被人们接受。

然而朱频在探访北京时并没有去想清朝的土崩瓦解。皇城的典雅让他目瞪口呆，他被宏大的紫禁城深深地折服了，从远处看每一座宫廷建筑都可自由而无障碍的欣赏。假如没有这么长的如镜面的池塘的倒影，马大哈将漏掉许多的美景。假如美国纽约的任何一座摩天大楼都可以被无阻拦地看到，那么参观者就无需伸长脖子去获得高大宏伟的景象了。

二 北京(2)

然而北京的规划不同于巴黎市中心的规划。著名的凯旋门是巴黎的一颗明珠，从这里开始大街像射线一样散开。从远处看这颗星星气势恢宏，站在协和广场是欣赏其美的最佳方式，另一端微微升起的香榭丽舍大街有半英里远，在日落的天空下欣赏它更加妩媚。

巴黎的规划呈放射状，但是北京的规划基于一条中轴线，一系列的门楼从遥远的外城南门穿越一系列的庭院到内城的皇宫与殿堂。

清朝时期禁止北京人建造高于一层楼的房子，防止他们在远处就能看到故宫。如今二三层的建筑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一层，这就给城市一种并不拥挤的空间感觉。

众多的矮墙和宽大的房子成为这里的标志，比如门楼和景山从昔日皇帝休闲的公园耸立出来，这样人们容易从远处欣赏到它们。主道宽约六十英尺，中间是一条小汽车和人力车通行道，还有两条人行小道，每一边还有骡车道。宫殿前面的大街至少有一百英尺宽，城市中的某些地方与在地平线上的西山顶上弥漫着更多的乡村气息。

朱频也注意到中国宫殿屋顶与西方高大的教堂和建筑物的不同效果。哥特式教堂漂亮的尖塔象征灵魂的飞升与进入天国的灵魂。宽、平、深的中国官殿屋顶象征的不是崇高的灵魂，而是宁静、宽广与回归生活的真实。

光彩夺目的各种装饰砖瓦构成宫殿的外观美。皇城的砖瓦颜色是帝国的黄色，但是也用其他色。朱频看到景山上众多亭子的顶有绿色的、紫色的、天蓝色的与深紫蓝的，正如马可&#8226;波罗所描述的一样。

对北京来说，典雅的皇城和宏伟的景色值得大书特书，然而街道上的日常生活也让朱频着迷。到处是人群，普通人构成的巨大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忙忙碌碌。朱频看到处处都是人的海洋，大多数人都穿着各式各样的蓝布衣。

在寒冷的天气中普通人穿着厚厚的棉夹克和长衫，在膝盖上系着护腿以抵御寒风的侵袭，这样在任何一个季节都可遮蔽灰尘。有时人们还在裤子上面套上裁剪好的套子。这是一双专门的腿套，裁剪到臀部处以免过于肥大，为了避免滑落下来还在前面系一根带子。

在夏天蓝色的海洋中有一道亮丽的白色风景线，朱频看见许多衣着时髦的女孩穿着现代的长衫（朱频说粤语的父亲会把它叫做衬衫）。

驮着煤炭来自蒙古的骆驼队汗流浃背地经过打着小阳伞、手持鹿角和其他物品的人，统一着装的士兵走过骑着毛驴的农妇身边或者走过在汽车道边的宽阔泥地中行进的蒙古骡车。有时送葬的队伍戏剧性地散开一百码远，那些专职的葬礼师让男人穿着灰绿的服装，看上去像三明治师傅，还像纽约大街举着广告牌的人。女学生的头发烫得鬈曲，她们的围巾随风飞舞，她们坐着人力车经过，一些高官坐着豪华轿车从站立在道两旁的卫兵中间匆匆通过，这些小车的司机喜欢按喇叭，最喜欢接的那种喇叭声就是“索—多—软—米”。这里古老的与现代的交汇融合。有时还可能见到满族妇女，她或许是一个昔日的公主，涂着厚厚的胭脂，戴一英尺高的头饰。满族的审美观念似乎是女人以高为美，结果就是既有高高的头饰也有高高的鞋底。

人力车到处都是，一旦潜在的顾客出现，六个人力车的车夫冲向前来。人力车的设计考虑到拉车者的重量与坐车者重量之间的平衡，人力车很方便，朱频喜欢坐人力车。拉人力车的男孩请人让路时，他喜欢听脚下的车铃声和急促的“借光！”叫喊声。“借光”字面上的意思是“借你的光”，但在这里其意思更接近这样的含义：“麻烦你让一条路好吗？”

一个人从来不会在北京失去方向感，原因之一在于拉人力车的男孩在向左或向右转时指称方向——北、南、东或西——对于后面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他们从来不犯错误。朱频也形成这样的习惯。坐在人力车上，他喜欢对车夫说“往东”、“往西”。

在大街的后面是许许多多的胡同或小巷，这也是北京生活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大街是直的，那么胡同就不是，这些胡同的名字上生土长，稀奇古怪，比如说牛尾胡同、甜井胡同和小哑巴胡同。胡同和平宁静，因为房子矮，所以有乡村的情调。这里一些是普通人家的房子，一些富贵人家的大宅院和一些有花园的房子有时也隐藏在不起眼的入口之中。只有人力车的声音、旅行者的脚步声与缥缈而高亢的叫卖声偶尔会打破胡同的平和与安宁。

胡同中的每种小贩都有自己特有的吆喝方式和肩扛的行头。白天，肉贩、鱼贩和水果贩方便了家庭主妇。一些小贩收集废旧瓶子。一些小贩卖给家庭妇女小东西——针线、纽扣、丝带和化妆品——还有各种糖果和各种小孩玩具。这些小贩用一根棒敲击一个小手鼓吆喝买卖；小贩用的棒弯曲，由丝线将小金属头悬在棒的两头，来回摆动，快速而有节奏地敲打在鼓上。一个大而沉闷的声响表明那是路边理发师，担子的一端火炉上烧着一盆热水，另一端是为顾客服务的工具箱，刮胡刀和毛巾摆放在工具箱的抽屉里。

在夜晚，小贩的叫卖声总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韵律感，叫卖声各不相同。朱频学会分辨每一种叫卖声，为了听到卖冰糖葫芦或粘糖的野山楂的小贩叫卖声，他常常睡得很晚。夜晚宁静，然而有时也不这样。喜鹊和乌鸦长久以来在东面空地的大树上安了家。不一会儿他会听到细小的空空声，那是卖葫芦的小贩。几分钟后他会听到远处传来有节奏的卖元宵小贩的吆喝声，小小的圆圆的汤圆在热水里翻滚，这种声音是小贩用汤匙敲击碗发出来的，两件东西由一只手拿着，好像一个西班牙舞者在打响板。这些卖消夜的小贩叫卖声低沉、柔和而幽远，他们为夜晚的宁静增添了意蕴。

假如朱频一直熬夜，他能听到远处钟楼传来的钟鼓声，钟鼓声告诉他晚上的时间。最后在午夜，当城市的更夫经过街道，用木板敲击三下，朱频知道已经半夜三更。这就是胡同中的音乐。

在这些北京小贩身上还有更为特别的东西。当一个小贩吆喝他的买卖时，他通常将手握成杯状放在耳朵背后好像可以增加音量将吆喝声传得更远。一个人通常将手做成杯形放在嘴边以便将声音放大，但是在耳边这样做只不过能使自己听得更清楚些。小贩们好像觉得如果他们能听到自己的回音，那么他的声音也能传得更远。

朱频喜欢在北京的街头闲逛，喜欢观察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朱频的参观漫无目的。他去过喇嘛庙和天坛，他特别喜欢赶庙会，在一个月的固定日子里，在不同的寺庙中轮流开庙会（比如6号、16号、26号在一个寺庙；5号、15号、25号就在另一个寺庙）。这里人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二手鞋、古董到绘画赝品。许多宫殿博物馆收藏有数百年的丰富藏品，这些都是昔日皇帝的藏品。如今它们都对公众开放了。许多街道两边都是二手书店，甚至有两条街全是卖灯笼的。

离朱频住地半英里远的阜成门外有一个休闲公园，普通的市民去那里娱乐。这里有玩魔术的、耍杂技的和打拳的，拳击手用拳击的方式吸引顾客购买他们的铁打损伤药。这里也进行京剧表演。

京剧是普通人的嗜好，在中国戏剧中因为没有

“钻石马掌”，不追求荣华富贵。“京剧迷”并不少见，他们狂热而身无分文，在大街小巷中字正腔圆唱京剧，一次又一次复活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痛苦、悲剧性和伟大的生活。中国的文盲正是通过剧场和戏剧学到他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

二 北京(3)

朱频在城南休闲公园中狂热地喜欢上一个女演员的演唱，她唱花鼓戏。这是一种独角戏，用有节奏的语言讲述一段历史的插曲并饱含深情的唱出。这也是古代中国史诗产生的方式——在一种乐器的伴奏下一些自弹自唱者讲述历史的片段。使用的惟一乐器是直径一英尺的小鼓。它被放在台上的一个合适位置，那个女孩用一根棍子有节奏的击鼓并与她说的故事和演唱的节奏一致。她通常在对话中扮演两个角色，通过她的手势和训练有素的声音塑造人物的性格，流畅而波浪般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耳朵。

屯干集市（TunganBazaar）是朱频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假期意味着人多，那么在这样的集市中，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假日。因为这样的集市是由许多小商店的街道组合而成，因此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如同在一个百货商场，你能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在这里鳞次栉比的小商店就像百货商场中的柜台一样。这些街道有二十英尺宽，商店中摆放着各种货物，前面没有地方摆东西。在商店中的人可以自如的与街道对面商店中的人交谈。当然这些街道不准许小贩进入。

集市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商店里卖的化妆品、五金、水果、零食、古玩、灯具、书和文具到小吃店、固定的餐馆和戏院。各阶层的人士汇集在这里，构成购买和娱乐消费群体。这里每个人都融为一体：男人、女人和孩子，官员与普通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他们形成一个巨大的有中国人文特色的人群——讨价还价的买卖、欢声笑语、忙碌与悠闲的生活——这是中国的一个横断面。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北京的生活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辛勤劳作的人总是准备嘲笑别人的痛苦，如同自嘲自已的痛苦一样。在这里你感受到北京的各种味道，倾听到北京的各种声音，还有男人的呵斥声和婴儿的哭声。同时并不令人讨厌的而有节奏的黄铜茶碟丁当声表明这是卖饮料的小贩。这里的人忙碌、充实、辛劳和欢笑，街上的男人平和地打理自己的生意好像这里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一般，甚至在异族统治之下也是如此。

这是中国北方，比起南方人，北方人更高大、更强壮、更直率。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各民族不断的融合，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中国人。尤其在公元四、五六世纪，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和突厥部落占领中国北部，在这里汉人与这些入侵者存在广泛的通婚。

早在六到八世纪，犹太人经过突厥地区来到中国，聂斯脱利派经卷仍流传至今，其中谈到从小亚细亚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像其他部落一样他们逐渐被同化。但是直到十二世纪初，在河南（一个中部省份）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会堂，但是他们说汉语，像中国人一样穿着并与中国人通婚。

数百年来中国人同化了许多外来的民族，甚至大汗忽必烈，第一个成功的在中国建立一个异族王朝的入侵者，他自己也被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明所同化。最初，尽管忽必烈的武力所向无敌，然而事实上在他统治的最兴盛时期，中国贡献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印刷术、纸币、安逸的生活、高档的烹饪，恬淡的生活方式。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具有一种人之为人和人性化的生活观念，判定一个人不是以他的种族而是严格依照好人与坏人的标准进行判定——依照他个人的品性。中国人面对武力的优势时，他们采取一种玄妙而迂回的不抵抗方式并为这种武力和权力高唱赞歌，在形式上美化入侵者。通常说来中国人同化外来民族的办法就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不是把他们当一个外来者对待，而是试图让他们忘却异族的身份。

在任何时候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养育的高大些。在北方遭受入侵时期，鞑靼人和胡人从长城的另一边来到中国北方安营扎寨，南方（围绕南京）因为其文化幽雅和深邃而闻名。富有和古老的家族迁居南方，一些城市重新命名为南常州、南湖州，如同早期美洲殖民者命名那些城镇为纽约或新伦敦一样，那些名字都是他们昔日国家中的城市名。

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能看到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的差异，南方上海和杭州周边的人们更擅长做生意而不善于做一个战士。他们喜欢舒适和奢华的生活。这里的男人长得矮小一些，一些男人根本就不长胡子。殷实人家的孩子娇生惯养，缺乏足够的锻炼。最典型的当属苏州，其以美女闻名天下。苏州话有女性化的特征，这里丰衣足食，舒适无度。富有的苏州年轻男人通常到茶店喝茶，吃早餐，读报一直到十一点。据说一个苏州男人打架时，一边挽起衣袖说“过来！”一边一步一步往后退，等到衣袖挽起时他已安全地站在自家的房门前。然而这块地方还以学术和众多大图书馆闻名。书香门第的女孩在书山中耳濡目染地成长。她们中的许多人能写就漂亮、甜美与忧郁悲伤的爱情诗篇。在中国北方，引入外来血统是有益的。唐朝（公元八至九世纪）民族间的融合非常明显。许多唐朝的将军都有异族的血统，众多的唐朝公主下嫁给附属国的首领。李白?—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他身上大概也有外族血统。他的家族有三代流落生活在里海北部，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娶了塔吉克姑娘。从这个观点看，这个人必定是新人了。李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

三 中国人的语言(1)

在一位远方叔叔的安排下来频暂时住进一处在北京的广东人互助会所，这种会所或地区互助会——在美国称为会社，意思是“会堂”，是某个地区的人们或者某个家族群体帮助他们在陌生地的同乡的组织。在这里一般有旅行者居住的地方，有时还有属于自己的学校和教师帮助以满足不时之需，事实上这种会所的成员来自相同的地方，操同样的方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家族之情是中国家庭制度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很真切的情感。一个人帮助他来自同族的亲戚，他为他同乡当中出现这样杰出的成员由衷地感到自豪。

生活在广东老乡的会所中，朱频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因为他现在有许多朋友。一些来自老家的底层官员的家庭也生活在这里。他不感到孤单，他能用广东话与他们愉快地交谈。

朱频想他应该学习普通话以便使得自己更容易融入这座城市，但是他还没有这样做。他的发音不好。在北京的第一天，他要买早报，服务员送来的却是带馅的蒸包。他发音不对，两个词的发音都是pao－tse，但是音调不一样。

普通话特别是更纯正的北京语言是中国的国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行全中国。方言千差万别，但是除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省份外，正如已经谈到的，那种差别没有大到西北的满族人不能够与西南边陲的云南人正常交流。在广州与上海之间的沿海地带有三种主要的方言群体，除了上海大山将剩下的方言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隔开：上海人，福建人和广州人。这些方言本身之间的差别以及方言与中国语言大家庭的差别如此之大犹如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的差别。比起纯正的普通话外国人更熟悉这些方言，因为国外的商人经常用它们进行联系和交流。但是从上海出发经过长江，人们说话仅仅有些许口音，这种语音与北京普通话的差别不会大于一个弗吉尼亚人的语音与新英格兰人的区别。如今所有学校的课程都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普及到全中国。

（中国移居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是广东人，他们说广东的方言；另一方面，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海外华人说的是福建厦门话。）

汉语属于印藏语系，这一语系包括汉语、藏语。暹罗语和缅甸语。（与日语全然不同，毫不相关。）这些语言有诸多特征：它们由单音节构成，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词由单音节词构成；通过不同的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然而确切地说，一个个的词根只有一个音节，因为很难确定它包含了哪一个词。有许多双音节的汉字，比如huo，意思是“火”，加che，意思是

“车”，成为huoche，即“火车”。Electrictalk意为“电话”，而Electricsee意思是“电视”。但是单音节的基本词汇总是可辨认的。

各种音节看似相同——li、liu、lin、long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数量有限。它们没有两个末尾辅音的音节，像lsp、usk、arp、ost，或者甚至像单个辅音的音节，如it、ik、lp。也没有双辅音，像SP-、St-。sir-、br-或者dr-。在南方的方言中一些末尾的P、t和k’s仍保留着。常见的名字如ChiangKai－shek，这是广东人的发音（ChiangChieh－shih为普通话的发音）。Chiang姓的拼写源于广东的国民党的语言大众化推广之中，从此迅速普及。现在仅存于普通话中的末尾辅音是n与ng，这是由于它们具有音乐性的同时使得它们容易产生音乐性的语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念出像chang、chin、chen这样的姓。

一个奇怪的结果是汉语总共只有大约四百个音节的形式，通过这些表达所有语言中的词汇。不同的语言都有自身的模式：意大利语与夏威夷语总是喜欢在末尾用元音（Roma，MIlano，Honolulu）；德语并不在意爆破性的辅音，像hM。ch，nuch。如英国人倾向于软化这些辅音形式：slaughter和flight二词与Schlacht和Flucht二词相关，虽然仍然在拼写中保留ght，但是不再发音。不同民族的爱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语言的变化。

因为相似的单音节字的数量有限，汉语逐渐依据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汉语不断地消除末尾的辅音，如p，t，k，甚至m，众所周知这些曾存在于孔子时，代，现在还保留在福建话和广东话中。在不同的语调中同样音节表达的意义不同。发音改变时同一音节指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汉语中只有四种音调。说明一个词汇的含义是如何随音调而改变，tao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一声的tao=刀

二声的t’ac=桃

三声的tao=逃

四声的tao=到、道

一声就像约翰，一如你在远处轻声呼唤他。

二声滑行而出，如同一个人在问一个问题：“你能肯定吗，约翰？”

三声慢而轻，像一声轻轻的责备：“好了，好了，约翰，不要紧。”

四声如同一个紧急的命令，非常突然；“约翰！”

中国人说话并没有意识到发音。如果你问一个广东人在他们的方言中有多少音调，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他说话仅仅是带有天生的音调特征，同样一个德国孩子说半年（halbesJahr），也从不会想它是中性的。他也从不会说hatherJahr（阳性）或者halbeJahr（阴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听说过。

尽管只有四种音调，在四个音调的变化中，汉语依然有大约一千六百种音节的形式。然而依然有许多词语具有同一发音和同样音调，这促使了古汉语的演进，不是往字母拼写方面而是往一种写作图像类型演进。

字母的拼写顺序基于不同的声音，显然它不能区别一个词汇的不同意义，用不同音调的发音可以指示不同的事物。汉字的书写最初作为一种图像体系出现，但是这种描述仅仅部分正确。从原初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象征文字为单一的图像的。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形式固定下来。

后来发生了改变。因为语言很少有音节的形式，拼写时许多字看似相同。“包”字，不同的拼写，指代不同的事物：“一个包”，“抱”，“跑”，“吃了个饱”，“一件长袍”，“一个气泡”，“鞭炮”等等。这太容易混淆了。

“包”的最基本的象征意最初来自孕育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形象。

为了在拼写中区别一个pao与另一个pao，中国人形成一种词汇等级体系，称为“词根”，在基本象征词上加上偏旁来确定指代不同事物。因此pao成为纯粹的语音象征，随即我们有以下系列的字：词根含义抱包加上手拥抱跑包加上脚跑袍包加上衣一件袍子饱包加上食旁吃个饱泡包加上水一个气泡炮包加上火鞭炮

图像原则产生作用，但是在使用中受到限制。许多场合需要区分沙子的图像与米的图像。因此，一只鸟儿在水边（河边）的足印用来代表沙子。然而一个人如何用图像来表示“但是”这个词？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古汉语“借”意思是“点火”，用它来表示“但是”，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发音。逐渐的许多重要的词汇由于它们的语音价值得到广泛的运用，这种语音象征加上词根成为创造汉字的最常见的方式。如同我们在上面见到的“包”的例子，关键词成为一个语音象征并发展出其他特征。

三 中国人的语言(2)

如今最全的汉语百科词典列举了40000多个这样的构词特征，大约有四分之三不在当下文学中使用的古代和方言词汇。一个好的综合性的大学词典包括大约14000个这样的特征。一个小型的城市出版社熟悉7000到9000这样的特征就够用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了解这些构词特征，但是一个人熟悉3000到4000这样的特征就能熟练阅读报纸。这就是一个中国高中生应该掌握的。许多这样的特征是变化的，或重复或仅仅运用在少数的地方，进一步的限制是可能的。日本人运用汉语的构词特征，但是在官方已经限制这些特性的数量，现在使用的大约有1850个这样的特征，小学生只需掌握大约800个这样的特征。从上面我们所谈到的汉语词汇的多音节特征，很容易见到2000个这样的特征构成数量众多的词汇；学校、社会、教育、插图、会议和解决都是双音节词汇，拼写为两个特性。

这种书写方式对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的确太难了，如果要练习写好一手漂亮和形式完美的书法不费苦功学习这些特征是不行的。这种追求漂亮书法的练习消耗了难以估量的时间。它也限制了文化在民众中普及。读写能力成为知识阶层的特权。

古代中国社会存在四个社会阶层：第一是士大夫，第二是农民，第三是艺术家，第四是商人：其中士大夫总是最受尊敬。

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国文明中最为独特的事情之一就是封建社会的考试制度，即针对知识分子的国家考试。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总有一个机会扬名全国，并获得国家的承认和荣誉。

这些考试如同一个在文学领域进行国家选拔冠军的系列测试。首先，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地方考试，局限在他生活的地区。那些通过这些考试成绩为优或良的人（类似学士学位）才有资格参加省试。通过省试的成功选手（类似一个硕士学位）才能参加在首都举行的每三年一次的殿试，由皇帝亲自监考。这些考试题目有关于历史论文、道德文章、当前的政治问题、古典艺术和诗歌。可以想见在众多知识分子中胜出的全国冠军该是多么的荣耀！皇帝亲自嘉奖他，赏赐一匹白马，并在首都游行庆祝。皇帝通常还将一个公主许配给他做妻子，他在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很高的官阶。他“飞黄腾达”。这是值得好好打拼和珍视的功业，这也是全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和梦想的目标。

无论是不是第一，通过殿试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也是对一个人的学识的承认。在首都的孔庙里，这些知识分子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以示其荣耀。一百年后，一个村庄依然能够记得他们那里曾经有一个知识分子中了进士。整个村庄和整个家族引以为荣。大多数进士被委任为大学士或者翰林，掌管朝廷学院的编撰工作。其他的被委任为地方官。

这些考试成为国家机构选拔贤才的一种手段，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围绕这种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乡村的学校、省一级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培养选手。众所周知，一些知识分子年龄大了还竭力通过这些考试。通过考试本身就是成功。假如在这些考试中失败，甚至只是地区一级考试的失败也被认为是人生中的一大失败。在现代的学校中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没有通过这样的考试。也有些特殊的大学与这种考试没有丝毫关系。它们是真正大学的雏形，即书院，书院致力于研究与学习。在一个导师的指导下，书院成员帮助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水平，不过没有学位。书院是一个致力于学问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织。根据他们的地位、成绩和家庭背景，通过国家考试的成功者被选拔为内阁大臣、政府官员和文官。知识分子自然地成为统治阶级。这是件好事，这种地位的取得是依靠个人的业绩和才能；每个具有这方面学习潜质的人都有机会，因为实际上家族愿意为有上进心的孩子投资。学问始终得到尊重。不好的是，成功者仅限于掌握诗歌和韵文写作的人。这种考试在1904年被废除了。现在初级学校、中级学校和大学的考试替代了它。

中国的书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书写成为统一中国的重要手段。不管他们所说的语言如何变化，因为书写的文字的视觉特征并不依赖发音，因而也不会产生误解。基督十字架的象征是一个类似的例子。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说出和拼写它（Cross，Crois，Kreuz），然而各国的人对于十字架图像的含义对于各国的人都非常明白，不会受到语言的影响。

这对中国人的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的尊崇感。如今，有文化的中国人能够轻松地阅读并准确地理解孔子的著作，虽然在流失的岁月中发音改变了许多，然而书写的文字并没有发生改变。孔子说古语，然而其书写的文字没有改变。如果一个人能自如地阅读中国现代文学，那么通过同样的训练他能阅读五百年、七百年或两千年前的中国哲学典籍。比较一下西方人阅读英国诗人杰弗里&#8226;乔叟作品的难度，他只不过生活在六百年前。要是孔子的著作在一千年前就难以卒读，中国人还会对孔子顶礼膜拜吗？

图像文字的书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另一个真正巨大的困难。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古代的汉语进行书写，完全不同于当今口语。学习古代汉语付出的劳动堪比西方人学习阅读和书写拉丁语。对于处于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来说，掌握书面语言也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1917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一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领导了汉字书写的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如今所有学校都接受了这种体系。这使得书写汉字更容易。

由于这些原因，汉语的单音节特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不知其最初从何而来，很少辅音和音节，也很少强调语音。无论如何这使得汉语在形成过程中远离了拼音的书写。这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专门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一种强大的统一国家的力量，一条连接历史的强有力的纽带。如今大众教育正在打破少数人才能读写的特权。我觉得中国人不会放弃他们传统的书写方式，因为这与中国文化和书法韵味深厚的美感联系在一起，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可以与绘画相媲美并与绘画唇齿相依。但是在保留这些特征的同时，至少尽可能减少目前使用的数量，同时通过减少笔画和消除更复杂的形式达到简化文字的目的。

这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朱频绞尽脑汁地琢磨中国汉字的拼写。现在他毫无倦意。他在广东会馆的白色庭院中漫步，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中，他的思绪飞回自己的家里。父亲教他的一首诗又萦绕心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是李白的一首诗。朱频用汉语念出来，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突然，汉语的语音和语言纯粹的神奇力量——无与伦比的简洁——征服了他。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简洁的发音和词语的音调使得汉语如此的独特。此时他看到中国汉语婀娜多姿的美，他渴望了解得更多。

四 中国人的节日(1)

朱频不久就明白普通的中国人从不缺少节日。这些节日通常庆祝不断变化的季节或者拜祭祖先，在古老的中国，这些节日代替了西方世界中的周六休息日。因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星期的概念，正是这些节日成为中国人摆脱工作，放松、休息和娱乐的一个机会。

因为古老中国的历法是建立在阴历基础上的（只是在共和国开始后，中国才开始使用西方历法），节日在每一年中都在不同日子中来临。中国的阴历年有一个月是29天或30天，因此每月的第15天总是满月。12个月只有354天，少于阳历年，所以若于年后需要用一个特别的月来补足。

古老帝国的天文学家非常明白阳历年有365天，但是农民的历书是根据阳历的。他们总是能为冬至或夏至给出一个合适的日子，“立秋”或“收获季节的到来”。农民所使用的这些季节性日子基本上与西方的日历相对应。

中国人通过阳历与阴历年来计算时间，但是节日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建立在阴历基础之上的。

新年的庆祝发生在每年1月21日到2月19日之间，这可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除夕之夜是过去一年的所有欠账被勾销的日子。庆祝的时间都花在宴席和走访上了。那些祝福敬献给祖先、父母和朋友。来年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大了一岁。依照中国的旧俗，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就算一岁，过了第一个新年就算2岁。（这是中国人的普遍愿望，渴望大些，再大些，到60、70、80岁，尽可能的大些。）一年中的最后10天，灶神应该回到天上汇报一年中每个家庭成员的表现。

朱频知道这个节日是在一个新年的前几天，一次他从学校回家，在厨房发现一个张大嘴巴的灶神。灶神印在一张红纸上。有人还在他的嘴周围涂上厚厚的浆糊。朱频问厨娘图画的含义。

“他是灶神，今天他要回到天廷休假10天，并向玉皇大帝汇报我们一年来所做的事情。”

“谁在他嘴边抹上浆糊于什么呢？”

“我抹的，现在他不能说话。”她抿着嘴笑了，她看墙上的灶神时，眼睛闪闪发亮，“主人，这样会让他去做好事。其他的神仙也很好，但是灶神知道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一年中家庭成员所做的一切。我们不能让他说话，每家都这样做。”

对于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讲，新年只有三、四天。但是理论上新年实际上在第一个月的第15日的元宵节结束。这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巨大的纸龙在街上游行，人们还放焰火，在夜晚的灯笼展中，每一个家庭都在比谁的灯设计得最独特和谁的灯最美。

中国人重要的春节也包括复活节，在中国称为清明节，即“扫墓日”。在这一天大家都到乡下去拜祭祖先的坟墓，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尤其对于家庭中很少有机会到乡间休闲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

在每一座墓碑之前，通常有一个摆放酒和鲜花等祭祀用品的平台。家庭中的长者跪着诵读祭文。随后酒作为祭酒洒在地上，祭文被烧掉以便死者收到它，一些人也烧“纸钱”，折叠的纸钱在中央贴上银色的锡箔纸，这样他们的亲戚就能在阴间使用。像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是超神灵的民族，纸钱是一种超神灵的表达，填补人们精神的需要。人们不能肯定这些纸钱是不是阴间的通行货币，但是人们都喜欢肯定地去这样想。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事情，因为它你会感到更好。这类似于一个美国人对无名烈士的崇敬之情。没有人相信烈士会意识到他所得到的荣誉，重要的是他为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

扫墓通常很喧嚣，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仪式。一些孤儿寡母或不幸的妇女和生活艰难的女孩也把这种场合当做向死者倾诉烦闷和痛苦的机会。因而这样的哭诉很真挚也很感人。一位失去丈夫的媳妇，依照中国的风俗，她必须与她丈夫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在扫墓时她会向她丈夫的灵魂哭诉：“我亲爱的丈夫啊，如果你没有离开我，我的命就没有现在这样苦啊。”她恶毒的婆婆不喜欢听到这些，但是她对此也毫无办法。

7月7日这天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情人节，一个庆祝浪漫爱情的节日。牛郎和织女是被银河系分开的两个星座。传说牛郎是一个英俊勤劳的男孩，织女是一个沉静的女孩，擅长针线活，直到有一天他们相遇。那一刻牛郎忘了放牛，而织女的心也从针线上飞了出去。她织的金袍因而没有完成。玉皇大帝不久发现了其中的原因，盛怒之下，他下令将这对情人拆散，除了一年中的7月7日那天以外永不相见。

整整一年的日子，男孩与女孩要忍受分离的孤独与寂寞，他们度日如年，等待他们一年中相会的这一天，等待所有夜晚中的这一个真正属于爱情的夜晚。喜鹊目睹了这一切，情人们的幽怨深深地打动了它们，于是它们从巢穴中衔来石头，在银河上（天堂之河）搭建了一座桥，这样两位相亲相爱的人能在7月7日那天到来时在鹊桥相会。

这个节日对妇女和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尤为特别，在旧时代她们深锁在闺房里，提及这个节日她们脸上见不到笑容，因为传说把她们被压抑的爱情象征化了。在古时，未婚的女孩和男孩才庆祝这一节日。穿着装饰有红色丝绸的盛装的男孩女孩来到开阔的地方，如果有一只喜鹊在头顶鸣叫，大家就认为这是爱情的好兆头。有时还专门为女孩举行在月光下穿针线的比赛。如果她们成功，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

四 中国人的节日(2)

朱频赶上盂兰盆节（又称“中元节”、“鬼节”）纯属偶然，这是一个佛教的节日，通常在7月中旬，是为了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没有进行体面下葬的人而进行的祈祷。这些灵魂没有每年墓前的供品。在盂兰盆节日中供品摆放在开阔的地方，有时摆放在繁忙的大街的路旁。在一些城市，大街上都在庆祝这一节日，商店的雇员也在这一天休息。

那个无名的情人墓，在较远的外城西南角，如今北京人最喜爱去那里幽会。出于某些原因，这座无名坟墓吸引了许多的文人墨客。据说一个自杀的漂亮女人葬在这里，她的母亲毁掉了她的爱情。由于年代久远，墓志铭早已脱落：她的姓名和生活年月无从考证。墓处在一个荒凉的池塘边，覆盖着草丛灌木，无人关心，听之任之。但是在万灵节许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恋人带着他们的。心愿来到无名的墓前，向数百年前的无名的甜蜜爱情表达深深的敬意。最有名的是刻在上面的诗句，应该是女孩的恋人写的，诗句还隐约可见。诗歌的开头充满无限的悲伤：世间如悲伤之海，人生幽怨无数。短歌咽绝，圆月残缺。

诗歌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悲剧：很久以前的两个恋人的悲剧，虽然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一些参观者带来野炊的篮子在这里午餐。夕阳倒映在灌木覆盖的池塘的平静水面上，乌鸦在空中哀鸣，献给死者的水果摆放在那里，纸钱烧起。有时点燃一堆篝火，夜幕降临，人们坐视篝火，默默的祈祷随轻烟慢慢飞升天际。月亮出来了，又一对情侣可能要出现了。灰烬在搅动，火苗还会闪现。恋人们或默然或呢喃，坐在皎洁的月色世界里，沉浸在美轮美奂的景致之中。在远处——在乡间和附近的村庄，或在路旁——相同的火光点亮了黑夜。这是朱频所见到的最动人和最落寞的景象。

下一个月就是中秋之月。在中国人心中，这个词意味着中秋节。几个星期来，朱频已吃了太多的月饼。一个他所在会所的阿姨开办了一个店铺，这里制作的月饼与在广州制作的月饼一样。这些月饼是圆的，中间的馅有忘忧果、绿豆沙或甜票子。月饼有不同的尺寸，最大的直径有十英寸大，它们在国家的不同级别的考试之后命名。在古时人们期待看谁会获得那个最大的月饼，一如看在国家考试中谁得第一一样。

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和庆祝之日。会所举行盛大的午宴，正是在午宴上朱频遇到朱先生，他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位要员。朱先生在英国接受教育，在公众场合总穿西装。他是在北京广东会所中最杰出的一员，但是在聚会中他并没有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座位上。座位按辈份安排，一位七十多岁的舅公坐在最上端，舅公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位置上，朱先生则坐在他旁边。

朱先生和朱频一见如故，看到这位年轻学子离乡背井，朱先生便邀请朱频去他家坐坐。朱频说认识他这样一个杰出的同乡叔叔感到非常的荣耀。朱先生要离开时，他再一次邀请朱频。朱频没有料到他将看到的是一个在北京最古老富有的家庭之一。

五 朱先生的房子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8226;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

六 中国人的家庭(1)

朱先生有十六个家人，加上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他身居高位这是可以想见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七个仆人算是相当简朴的了，四个女仆服侍一个妻子、一个妾，四五个孙子并不令人稀奇。作为一家之主，朱先生要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负责。即便他内心很不情愿担当这些责任，他也不得不去承担。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家庭制度植根于中国社会。这种制度形成于这样的观念中，男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人，而是生活在一个团体之中的人，一个人必须学习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要学会与男人融洽相处，而学习这些最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因此家是重中之重，一切都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一个人发达，全家人都从中受益并发达起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他的家庭会帮助他。

像一棵大树，树的枝丫形成常见的树阴。一些枝丫死去，另一些枝丫又长了出来，因此树将永远地存活下去。如果有三个兄弟，其中的一个死了，还没有孩子，通过过继一个兄弟的孩子作为死者的孩子，这样香火得以延续，用中国的俗话说是“续香火”，在祖先的祠堂里，在无子的兄弟的墓碑前。

除了朱先生的直系亲属外，他还负责他家庭的其他几个成员，如今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并靠他生活。其中有两个守寡的舅妈，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需要他资助上学的二三个同族堂兄弟。

在中国，在父亲去世后，兄弟有时将家产瓜分，通常也不分家。常常有这样的观念，但如果没有或者有争议，在世的父母一辈的亲戚仍被作为财产的受益者。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总是有权利得到帮助的。

朱先生的爷爷并不喜欢有分家这样的想法，或在几兄弟中瓜分家产。所以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其中一个守寡的舅妈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已，她也有权利生活在后代的屋檐下。另一个守寡的舅妈已经过继过一个孩子给第二个舅舅做孩子，因为二舅舅没有孩子。想法并不重要，但是延续一个家族的血脉是最重要的。如今，当二舅舅去世后，他将继续有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当然，整个家庭就必须赡养这个舅妈。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种社会保险。需要帮助的人在家庭中获得帮助。通常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提供援助并不太难，如果所有的救助只是一张床或者餐桌，那么一张床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一张餐桌仅仅意味着“再放一个碗和再放一双筷子在桌子上”。

这句谚语来源于在餐桌上与大家分享食物的中国传统。任何人都一样，没有特殊服务。一个普通的宴会有三个或四个菜，一碗汤，所有的东百都放在餐桌中央。这不是为一个突然到访的客人做的额外食物。中国饮食的主食是米饭（在北方常见的是面条与馒头），肉与蔬菜仅仅“下饭”。如果仅仅是多了一个人，看看就可以判断出来，桌上的普通菜肴更少，只是能用米饭把肚子填饱而已。

中国烹饪习惯将肉和蔬菜烹任成各种花样——烹饪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大多数的菜经济实惠。蔬菜和肉一起烹饪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蔬菜与蔬菜一起也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反正，在中国饮食中有各种各样的菜。不需要大量昂贵的肉，点一桌非常像样的酒席是可能的。同时这份菜单中的菜营养丰富。

但是物质的帮助并不是中国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家庭的荣誉才是它的主心骨。这是儒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儒教是中国三大哲学流派之一。在儒教的教义中和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行为惟一导向就是要维护家庭的荣誉，至少不能轻贱家庭。一个偷了邻人的男孩招来的是对这个家庭的社会鄙视，这件事表明这个家庭没有“教养”。如果一个男人粗鲁或者没有礼貌，这也说明他的家教不好，社会对他的指责还不及社会对他父母的指责多，因为父母没有在家里教他这些，责任在父母身上。依照儒家的教导，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首要的品德”。如果一个男人通过国家考试给家庭带来殊荣，他会被原谅以往的许多罪过。当两位年轻的华裔科学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其中一位科学家的母亲在佛罗伦萨的家中得到隆重的祝贺，因为她教子有方。

这种家庭荣誉感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有时会到不遗余力的地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远离家乡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离中国大陆有1000英里远，自己情愿偿还病危的哥哥的债务，从而维护家庭的荣誉，尽管在法律上他并没有义务偿还债务。有时家庭责任感会到另一个极端。从前在我的家乡，一个犯罪者因为谋杀被处决，在最后还鞭打了他的母亲，只是因为在他幼年时他的母亲没有好好教育他。

因此当一个母亲打一个孩子的屁股，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每个人都明白她正在雕琢一块朽木，直到有一天他能自立。孩子也懂得这个道理。他长大之后，至少也能分辨哪些事情是正确哪些事情是错误的。

家族崇拜?中国家庭整体性的象征。在城市乡村有许多宗祠，大富人家还有单独的祠堂，正如在欧洲的城堡中，贵族还有私人的礼拜堂。祖先的牌位上没有图像，一块块修理过后像大角尺似的木片上面刻有祖先的名字，它们一排排地安放在祭坛和香火的中央。在纪念日或新年第一天，或任何重大的场合，如一个家庭成员荣升政府高官，燃香，点蜡烛，供品摆在祭台上，子孙们跪在牌位前祈福。这一天也是提醒后人向祖宗致谢的一天。

在日常生活中，从家庭的角度思考事情的习惯在许多方百都可以见到。一个男人的妻子被称为“媳妇”——“你儿子娶媳妇了吗？”——因为新娘是一家之长选定的。因而一个人参加婚礼就是去看一个男人娶一个“新媳妇”，新娘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孙子”。

六 中国人的家庭(2)

与西方家庭成员关系相比，中国的更加复杂。有各种的称谓，根据她是不是年龄大的哥哥的妻子、年轻的弟弟的妻子或妻子的姐姐。舅妈、舅舅和堂叔也用同样的方式称呼。因而，一个父亲的姐妹是

“姑”，一个母亲的姐妹是“姨”，一个叔叔的妻子是“婶”，诸如此类。

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尊重老人，尊敬长辈。在美国，一个家庭通常由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组成，在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家庭成员还包括爷爷奶奶。

在这样一种统一的生活模式之中，有内在美存在。当孩子年幼时父母照料他们，他们长大之后又照顾他们年长的父母。生活如此轮回。当你是一个无助的婴儿时，年轻的妈妈照料你；当她年岁大，没有生活能力时，你照顾你的妈妈。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古代，妇女不参加公众的生活。如今随处可见中国妇女工作在政府部门、银行和商业楼里。与美国一样，妇女很少做高官。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前所未有地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旦一个人认识到家庭在中国的重要性，他就能理解那个角色是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荣耀。即便儿子是丞相，当他母亲说话时他得立即闭嘴，如果他犯了大错甚至得下跪道歉。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小说中的所有妇女都是那么的伟大和迷人。对于如何去管理家务事，男人们知之甚少，如果要管、结果看上去总有点好笑。丈夫们和父亲们谈论家事时，他们能做的就是独断，理所当然就显得很好笑了。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说妇女没有智慧。

在古代中国教育女孩就是培养一个淑女，在女性的技艺方面成为佼佼者，包括针线活、烹饪、文学、艺术和音乐，一如18世纪的欧洲。缠足是过度追求淑女化的一个恶果。因为其本质是性别追求的结果。妇女渴望拥有一双小脚，越小越好。所以母亲们预想和希望一双值得自豪的小脚，女孩子很小时大人就开始给她们缠足，不让脚自然地生长。在古代中国，缠过的脚才被认为是美的。另外，她们完全改变了走路的步态和妇女的仪态，一如妇女穿高跟鞋地的效果。现在妇女很少缠足了，但是纵然缠足的风俗还延续，拥有一双小脚的妇女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纳妾制度提供了一种解决大龄婚问题的方式。在西方，婚姻破裂就通过离婚来解决。而在中国，丈夫通过纳妾来解决，妾通常是一个来自偏远地方或娱乐场所的女孩。法律上妻子的地位高过妾，妻子具有头人和母亲的地位，妾的孩子是合法的，与妻子的孩子一视同仁。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传统，丈夫有权娶第二个妻子——即妾——假如在他四十岁时妻子还不能生子的话。

在中国也有离婚现象，便是特别少见。如果儿媳虐待公婆，或让他们挨饿，或歧视他们，丈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在衙门中得到离婚的判决。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总是比了郪更重要。根据中国法律，在丈夫成为富人之后，是不允许他与曾经共患难的妻子离婚的。有一句中国谚语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即使你飞黄腾达。

祖宗崇拜和将家庭视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成为儒家教义中的一部分。当然，比起家庭品德教育，儒教的内容更为博大。但是家庭道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培养其他社会品德的基础。孔子没有创立或者创造祖先崇拜，早在他之前的七百年，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了。

七 儒教、佛教写道教

孔子是一位令人心悦诚服的人，他不讲哲学，不谈神，也不论死后之事。像苏格拉底，或者像美国的拉尔夫&#8226;瓦尔多&#8226;爱默生，孔子只是一个聪明的、年长的、深刻的、非常机智的思想家。他只论日常的生活和如何生活。

《论语》中有孔子的谈话，开篇三句话就谈到学习的乐趣、交友的乐趣和内心丰富的快乐。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的教育关注人的道德本性的培养。虽然他不把神和哲学神秘化，但他谈论平白的日常感受，这不可能将它置于一个神的地位。因而在中国人的信仰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佛教和道教深入其中，填补了大众的想像和大众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三大宗教的原因：儒教、佛教和道教。在三者中，儒教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模式最为深远。

在佛教和道教中，有一个善的哲学体系，但是这种哲学适合知识分子，远非普通民众所能理解。哲学家还把其他的内容加入其中，比如一个善的天堂、一个邪恶的地狱，可见的偶像和为数众多的令人迷惑的神灵和圣人，这些使得它们被称为“大众的宗教”。

佛说生活中有痛苦，痛苦源于人对欲望的追求。一条解脱的道路就是不断地克服掉肉体的欲望，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

但是不断发展的佛教具备了大众宗教的一切特征，特别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和日本盛行。其他的佛教国家有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信仰小乘佛教。佛教有一个邪恶与多姿多彩的天堂和地狱（地狱分为十八层）。通过默念佛主释迦牟尼的名字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得到拯救。许多的人为死者祈祷。有大量的圣徒、高级的圣人或低级别的神被称为菩萨。这些圣徒已取得真经，本该圆寂，但是他们仍选择了世俗的生活，并联系着人类。有许多寺庙和不结婚的和尚，当然个别的除外。

通常说来，佛教教导人生是一个生死轮回的圆圈，我们现在为我们前生所做的接受惩罚，我们将来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接受惩罚。这个圆圈是痛苦的和一个永不休止、应接不暇的幻影。人要逃脱这个圆圈才能获得拯救。信仰灵魂转世的教义导致教徒对动物有侧隐之心，并禁止杀生，包括拍死蚊子、踩死蚂蚁。素食主义或不吃肉通常在佛教徒中践行。吃素可以限制在某个时期中，像罗马天主教徒在周五吃素一样。转世的教义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人骑的驴或许曾经是一个前世的人和一个兄弟，虽然他不认识他，不记得他前世的存在。这也带来一种伟大而普遍的侧隐之心，这也带来一种信念：无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为何要去做。

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道德经》包括大量的警句，尽管只有五千字。老子点明弱小的力量、谦卑的胜利特性、自负的危险与退后一步的禆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水是道家品格的象征，水能寻找到更低的地面并渗透到任何地方。下面一段是表现《道德经》的内容与风格的好例子：

天下人都对我说，道广大，却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正因为它广大，所以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如果它像的话，早就渺小了。

我有三种宝物，持守和保全着。第一种是慈爱，第二种是节俭，第三种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

一个人有慈爱就无所畏惧；一个人节俭就能宽广；一个人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领。如果一个人舍弃慈爱而寻求勇武、舍弃节俭而求取宽广、舍弃退让而寻求争先，是走向死路一条！慈爱用来征战就能胜利，用来守卫就能巩固。上天要保护谁，就用慈爱来武装他。

但是随着道教向大众化形式的发展，其彻底地成为另外的宗教。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大众化的道教则是中国人的心灵创造。中国人将道教视为巫术和邪恶的魔法，念咒文和咒语，大众道教中有许多强大的恶魔，同样也有降伏这些恶魔的强大的超自然的神灵。在神话传说中，这些恶魔之间的战斗非常有趣。道教有自己的道士和道观，过去还有一位教主。但是道教不再有老子自己所创造的哲学化的教义了。老子是一位神秘主义者，道教是一种为老子创造的玄学以及开放的信仰。

幸运的是，儒教避免了大众化的腐蚀。一个人不能用普通的情感进行欺骗，也不能围绕它创建一个天堂和地狱。儒教是一种普通情感的宗教。

孔子教导，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业就是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当询问死后之事，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他对古代的宗教实践做了大量的历史性研究，但是他避而不谈超自然的东西。

孔子有一段金玉良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所有的教导都与人的道德修养相关。苏格拉底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孔子的箴言是：独善其身，或完善你自己。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经常反躬自省‘我在做什么’，那么就不知晓如何与人打交道。”根据这种培养和完善自己的方式，他教导的两件事非常特别。

首先需要教育和训练。他认为所有人的本性多少相似，但是习惯和训练成长出不同的人性，因此需要对孩童加以训练。

根据儒家的观念，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必须在家里和在少年时代学会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一个人对人和责任要有正确的态度。孔子教育非常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当然，每个人应该尽力成为善良的人。但是什么是善良的人？这很含糊。在家成为一个好儿子是确定性的和不能回避的。一个确定性的空间包含一种确定性的责任。这包含原则、服从、爱和奉献，以及责任。这并不容易，但是个性的培养得从孩童时代形成正确的习惯开始。

其次，孔子认为，法律与政治是表面上的，社会秩序必须基于个体的培养。孔子说，这是智慧的开端和终点。因此在儒家的《四书》中的最初段落，直到现代，中国学生上学后都要学习。这段是这样说的：

古人，想要使得美德显明天下，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治好自己家庭的人，首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想要提高自己道德修养的人，首先要使自己的心正；想使自己的心正，首先自己要诚实；要想做个诚实的人，首先要获得真正的知识（一种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理解人与人生的知识）；而获得知识的方法就是穷究事物的原理。

只有将事物的原理—一探究到极致，然后才能获得诚实的目标。当具有诚实的品质，才能心正。心正之后，然后才能涵养自身的道德。道德修养提高后，才能调理家庭生活。当规划好家庭生活，国家才能治理好。治理好国家，而后才能天下太平。

从皇帝到老百姓，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是这个基础破坏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可能的。没有一棵这样的树，其树干又细又小，而其顶部的树枝长得繁茂。这就是事物之本的含义。

八 中国的长城(1)

自从朱频到达中国，他一直渴望看到中国的长城。对于他和所有的人来说，长城——世界上的奇迹之一，是巨大而古老的中国的象征。站在长城上你能感受和几乎看到古老中国浮现在眼前。在复活节中的一个上午，一个适合到乡间旅行的舒适日子，在离北京几英里外的门头沟，朱频乘专列到达这一历史胜地，其间大约有两三个小时的行程。

长城的缔造者秦始皇是中国的希特勒，他统治中国三十七年，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大约早于居里斯&#8226;凯撒二百年，秦始皇创建了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但是他绝不是古中国的奠基人。而孔子生活在周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秦始皇是一个后来者。孔子诞生时，伟大的古代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应该从四千多年前的黄帝开始，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前2597年，比这还早的是传说中居住在树上的人和取火者，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史前的岁月里被记忆符号化了。但是从黄帝始，有一个清晰的继任统治者的诺系，整个历史是可信的，虽然神秘的传说与早期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类似于英国历史中的圣&#8226;乔治与龙的关系。

黄帝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象征，他的名字与商业、文字、算术、医药、国家体制、甚至栽桑养蚕的起源息息相关，尽管很难相信这些在同一个时期发生。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成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渐取得的。

孔子将古代帝王理想化了——尧、舜——他们从公元前2357年到2206年在位。世袭政府开始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在这个时期青铜器出现了。通过铜器上的雕刻，我们能寻觅到最早的文字形式。这些最早出现在如今的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古代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以南，在随后的商朝中，巫师的巨大权力有据可查——幸运的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众多的甲骨文大白于天下，这些甲骨文对这一时期历史有诸多的记载。

随后一股新的力量在西北出现，著名的周朝开始了。名义上它存在了很长时间，近九百年（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47年），这是中国的古典时期。在这一创造力勃发的时期，哲学发展，思想繁荣。同时也打破了奴隶制度，新兴的强大诸侯国为权力和地盘彼此制衡，商业式的诸侯影响深远。侯爵、伯爵和领主逐步取得权力，因此到孔子时期，他生活的地方被一个“帝王”统治，统治的地方就只有现在的两个城镇那么大。

孔子诞生在公元前6世纪。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三大宗教的创始人都诞生在这一世纪。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释迦牟尼从公元前563年到公元前483年生活在印度，或者可能从公元前557到公元前477年。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出生稍微早几年。（苏格拉底——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出生于公元前469年，几乎就在释迦牟尼逝世之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按照传统的说法比孔子大二十岁，年轻的孔子曾向老子请教智慧方面的问题。

孔子身后的数百年，思想得到重大发展，富有的商业阶层也得到发展。商业式的诸侯能资助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他们拥有自已的剑客和武士，他们能够帮助拯救或者毁灭一个政权。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府上争论，争论得越多，越多的思想偏离儒家思想并揭开观念之下的各种迷障。一些人主张用严苛的法律治国（法家）；一些人相信上帝的父爱（阴阳家）和人类的兄弟情谊（墨子和墨家）；一些人主张大同的形式，强调取消货币，并坚决主张每人都必须劳作；一些人怀疑文明与进步，是怀疑论者，倡导回归自然（老子和道家）。

在这一个时期，儒教的最大对手不是道教，而是墨子的追随者。他们在理论上不但相信普遍的爱而且相信上帝的父爱；他们主张献身、贫穷、禁欲和无偿地帮助他人。他们反对形成的所有的生活形式和繁文缛节的儒教仪式。

这也是一个侠义的时代。在武士中间存在强烈的荣誉感、献身和忠诚精神，这些武士为死去的朋友复仇而赴汤蹈火，最后坦然面对死亡。

这是一个政治交错、战争和联盟不断的伟大时期，也是一个裁军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受到激发，寻求合适的生活道路。在孔子诞生的六年前，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位知识分子苏秦为和平竭力促成这次会议。那种氛围非常像今天的盟国会议。十二个小国派出代表参加，势力最大的两个国家害怕被排除在外，这两个国家都担心对方成为霸主。于是两个大国都参加了，在会议上那些小国坐在一起，那两个大国的代表拒绝与他们坐在同一个房问。那些代表出席会议时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以防有人背信弃义。

孔子在世时，有七十二个“国家”或诸侯国。两三个世纪之后，仅剩七国。那些小的诸侯国已被大国兼并。六个之后五个，四个，最后仅剩两个诸侯国。这时，一支强大的力量在西北出现了——秦。一场伟大的战争持续了两三年时间，最后秦始皇——秦国的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长城的缔造者，打败了对手，并统一了全国。

在诸多方面，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家庭制度、宗教和哲学观念——在周朝结束时就已经成形。尽管中国文化博大，然而政治上却四分五裂。如今统一中国的梦想成为现实，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令人憎恨的。儒者特别憎恨秦始皇，因为他下令焚烧所有的儒家典籍，他甚至为几百位知识分子设置了一个圈套，因为他们批评他的王国以及他们特立独行。秦始皇耍了一个花招让他们在一个峡谷中相会，结果石头从上面滚下来把他们活活砸死了。秦王朝崩溃后，儒家典籍仍流传下来，因为许多典籍藏在房子的墙壁之中，许多年老的知识分子内心仍然牢记书中的内容。

秦始皇征服整个中国后开始考虑他的统治。在他执政期间，中原人被派往像广东这样靠南的地方进行统治。他简化汉字，统一道路系统，这些道路主要是他的马车和步兵的军事通道。他建立了残暴的帝国，农业工具熔铸成兵器，民众不能秘密地制造自己的武器。这样的制度执行到一个极端，最后三个家庭不得不共用一把菜刀。他下令在市场上交头接耳者要被法律惩处。他相信这样就不可能发生叛乱。他的帝国将长命“万岁”。

秦始皇颁布命令让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去修长城。数百万的人在修长城的过程中献出生命。有一个最流行的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名叫孟姜的女子有关。在他们蜜月期间，她的丈夫被抓走了，一走之后杳无音信。绝望中，她决心孤身一人寻找丈夫，历尽千辛万苦，在一个神灵的保护下穿过老虎经常出没的大山。最后她到达长城，得到的惟一的消息是她的丈夫已去世一段时间。在一大堆遗弃的尸骨中丈夫的遗骸已无法辨认。孟姜女决意要找到丈夫的遗骸，她割开自己的手腕，并祈祷她的血将溅在丈夫的遗骸上，人们非常同情这一落寞的年轻妇人。孟姜女认为自己找到丈夫的遗骸之后，号啕大哭，悲天恸地，最后诸神也对她动了恻隐之心。随即长城上下，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与孟姜女的眼泪汇流成河，冲垮孟姜女所站的那段长城。这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民间的花鼓戏和舞台上不断地流传，在某种意义上，长城代表了孟姜女的眼泪和人们对独裁的憎恨。不容许人们使用金属武器，好像就不可能有反叛。但事实是这样的吗？这个独裁者非常令人憎恨，结果他梦想万代相传的帝国在他死的那年分崩离析。在他死后七年就彻底灭亡了。这好像纸搭的房子。但是反叛是如何开始的？最初人们揭竿而起。竹竿是人们仅有的武器。由于秦始皇的统治失去了民心，甚至他自己的士兵也反对他并加入起义者的行列，起义者的力量迅速壮大。

在秦始皇去世之前，他生活在被暗杀的恐惧中，他居住在通过地下通道连接起来的三十六座宫殿里，常常从一个寝宫转移到另一个寝宫，夜夜如此，如同他的妄想症一样。历史记载，在一次远离都城咸阳数百英里的巡游中，秦始皇死于一次伤风。他的死一直保密，直到他的灵枢到达都城。由于天气太热，帝王的遗体开始腐烂。为了掩盖腐烂的气味，他的亲信用成车的死鱼和腐烂的贝类放在帝王棺材的旁边。当灵枢到达都城时，每个人都哺咕：“帝王上天了！”秦始皇这个伟大独裁者的辉煌烟消云散了。

八 中国的长城(2)

然而，秦始皇所建造的长城仍然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奇迹。长城屹立在那里，有二十五英尺高，二十英尺宽，沿着祟山峻岭的山梁蜿蜒盘旋。长城的上部是平整的石头路面，军队能在上面方便而快捷地调动，十个人能并肩前行。城墙两边的防护墙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与城堡。坚固的城墙在用大刀、长矛和弓箭战斗的时代起到了防护功能。枪支出现后，防护墙毫无用处，枪弹能轻易地穿透城墙。如今欧洲的城墙各式各样，长城也一样。

然而从历史上看，长城作为抵御北方蛮族侵犯的国家防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城总能占据一个山梁的最高峰，获得一个视野开阔的有利位置。长城为军队在不同战场之间的调动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联系手段。甚至晚近至明朝，每百码就有一个堡垒。在白天敌人入侵的信号为烟，而到夜晚则为火箭。

朱频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想像中，他靠在防护墙上，视线随着长城婉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最远的地平线。想像弥漫于心，他竭力想将长城尽收眼底，大量坚固的墙砖和泥土从中国东部海岸的山海关一直婉蜒到西部的戈壁滩。长城大约有一千五英里长。宏伟壮观的长城令人过目不忘，众所周知胡佛水坝的长度仅仅只有五分之一英里多一点。

数百年来，长城是中国北部的边界线，长城以北是众多的蒙古族和满族部落、胡人和鞑靼人——所有这些人被汉人统称为狄或北方部落。长城的南面是中国。来自北方入侵的危险始终存在，这些部落渴望攫取富庶的土地并对温暖湿润的中国平原垂涎三尺。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支优秀的军队，长城的防御价值有时也会丧失殆尽，某些北方的部落时不时突破长城的防线。中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又将那些部落赶到长城以北。

中国本身是一个内陆国家，像美国一样，中国处在气候适宜的地方，直到最近在地理上也是与世隔绝的。中国的东部是中国海；西部是西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除了冒险家几乎无人能通过；南面也是中国海，在西南边陲绵延着喜马拉雅山脉和稠密的缅甸丛林；在北面是蒙古沙漠，居住着文化程度比中国人低的游牧部落。那些与中国有联系并亲眼目睹过伟大帝国并在里面生活过的部落很尊崇中国，如同在四。五、六世纪，那些北方的入侵者尊崇中国一样。他们迅速学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美食、丝绸衣服和家居方式很快地同化了他们。

但是北方的部落依然强大，这些游牧者彪悍体壮，擅长马术。他们不断地威胁中国，不时地修建和修缮长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他们。这就是中国政治中心总在北方的原因。那些伟大王朝如周朝、汉朝和唐朝选定的都城都在西北的西安。宋朝的都城在洛阳，恰好在弯曲的黄河的南面。明朝的都城在北京。

在北方黄河谷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孔子生活在黄河的下游，离青岛不远的内陆地区。甚至在孔子时代，仍然有野蛮的部落生活在半岛的东部。生活在长江下游的人被视为蛮夷之人。他们穿短短的粗布衣并文身，据说擅长水上运动。在秦始皇死后，伟大的汉王朝建立起来，并将中国文明进一步向南推进，同时向西扩张到中国的突厥地区。

汉朝一如同一时期的罗马那样繁荣兴盛，见证了中国的征服和扩张过程，目睹了石雕艺术的飞速发展，亲证了纸的发明。在周朝，丝绸、象牙与中国漆得到全面的发展。此时仍延续着侠义和英雄崇拜的传统。在汉中叶——大约在西方基督教兴起时期——佛教由海外的印度传教士传入中国，一些传教士经由突厥地区，一些经由海路到广州。佛教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宗教，佛教的传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与外面的世界有了重大的联系。

政治上，汉朝是中华帝国的开始，因为它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随后的两千年。甚至今天，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为“汉人”，比起在朝代中被同化的异族来说，汉逐渐蕴涵着“种族的中国人”的含义。

同样在“唐”这个词中也有这样的含义。汉朝之后，唐朝统治延续了大约四百年，中华帝国的疆界达到最大。有一百多年，唐朝疆域向西就在今天苏联的塔吉克斯坦，接近里海。中国的公主下嫁给西藏的首领并把西藏，将中原的丝绸、茶叶及文化带入西藏地区。在南面唐朝边界延伸到印度支那，中华帝国疆域到尼泊尔与印度尼西亚岛屿。中国移民生活在国外——特别那些来自中国南方的中国人，像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商人——仍然把他们视为唐人（在广东话中称为唐人），将他们的故乡视为唐人的故土。

从公元三世纪一直到七世纪，盛唐出现，佛教在唐朝愈发重要。古诗高度繁荣，文学批评和绘画开始起步，雕塑长足发展（在佛教的影响下）。不只是茶发明之后，人们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对茶的兴趣，而是与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清谈”。“清谈”不只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且在历史上被看做四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清谈”表明存在一个确定的?闲阶层，同时那些人的精神是自由的（超然于政治之外）。那些人一边摇着用长长的丝绸般马尾制成的蒲扇一边轻轻地梳理自己的胡须，沉浸在艺术、现实与人生目的以及人生虚空的玄谈中，这非常流行。返回自然的道教非常盛行。书法或者漂亮的文字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的巨佛与佛教场景雕刻中，中国的雕塑艺术达到一个高峰。

随着唐朝向西和向南的伟大扩张，中国文化也走向繁荣。这是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因为诞生了李白、杜甫这样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们都生活在八世纪，二人前后相继出生在十年间。在民间佛教风行，在宫廷道教盛行。帝国的考试制度在这时得已确立。

这也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频繁联系的时期，因为东面的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到了中华帝国的西面边界。

唐朝对所有的宗教坚持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能在自己的教堂和清真寺中做礼拜。在都城，有一特别的区域作为波斯人的居住区。一个波斯王，从冉冉上升的阿拉伯权力中心离开，来到这里生活并最后死在唐朝的都城西安。应该提到的还有中国伟大的旅行者玄类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阿富汗和印度，十七年后返回祖国成为一位梵文学者。他与一些同道者翻译了佛教经典文献六百多卷。

在唐朝，发明了火药，航海指南针在十一世纪之前已完善起来，印刷术的发明（十世纪），这些经由阿拉伯商人为欧洲知晓。炼丹术（四世纪的中国文献对炼丹术有完整的记载），造纸术和扑克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也是可能的。

有趣的是不断完善的航海指南针。正如有时人们强调在黄帝时代就发明了指南针，这不是真的。但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时人们就知道了磁石的惊异特性。秦始皇害怕被暗杀，他的卧室门用磁石砌成，这样任何人用暗藏的武器都会被检测出来。在一世纪明确提到一个指南针的杯子，到三世纪一个称为“指南针”的机械结构已存在。它总是伴随在帝王的随从身边，其形状为一个木制的小雕像，其指针朝南。但是这纯粹是一个机械装置并与驱动轮相协调。在五世纪发明了自动记载旅程的仪器。在十一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完整地记载航海指南针的文献，其中叙述了人工用磁石制作指南针的方法，但是极有可能的是这个发明已为唐朝的海员所熟知。

在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入侵之前，最后一个伟大的汉人王朝是宋朝。这个朝代为中国文化作出一些重大的贡献。首先，引入一种新的儒家哲学流派，并在哲学化的佛教影响下发展起来，佛教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并影响至近世。儒教变得更心理化，关注心中的各种欲望。它也更观念化和一元化，它的基础是对普遍理性的信念，即“理”。这就是理学，或是理性的哲学。中国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异常繁荣，搪瓷的发明导致瓷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得到大量的运用。宋朝瓷器以其纯白与精巧的形式闻名。多色瓷器在后来的明朝得到发展。

九 西方人在中国

在马可&#8226;波罗到达中国时，中国第一个成功的外来入侵者蒙古人踌躇满志地打败宋朝，并把他们赶到南方。但是中国社会仍然是高度文明的，马可&#8226;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的许多事情让西方读者惊奇不已。其中提到一件烧黑色岩块（煤炭）的事情，有些读者拒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游记还提到使用纸币的事情，这在十一世纪发明出来，当时商业印刷刚开始不到半个世纪。马可&#8226;波罗也频繁提及遇到的中国基督徒，不但在中国的突厥地区遇到，而且在中国的东南还遇到过。

元朝存在不到一百年时间，标志着在伟大蒙古王朝的灿烂文化、明朝繁荣但缺乏创造性的文化和随后的满族王朝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断裂。

唐朝以诗歌和短篇小说闻名，而宋朝以哲学，元朝以喜剧，明以小说闻名。但是从元朝以后——“近代”中国历史开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越来越频繁。马可&#8226;波罗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从未中断过。

马可&#8226;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激发了欧洲人的想像力，人们开始寻求一条到东方的捷径。哥伦布在探寻到东方的路线时发现了美洲。葡萄牙的海员在15、16世纪到达中国的沿海。葡萄牙人将烟草传入中国，随后天主教传入中国。

天主教的传教士对明朝朝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叫马图&#8226;瑞斯（1552—1610），他不仅穿中国服装，而且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国的礼仪。这些天主教徒在帝国的宫廷中找到了乐趣，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封为宫廷天文学家。瑞斯也翻译欧洲的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书籍，给中国介绍欧洲文艺复兴，一如马可&#8226;波罗给西方介绍中国一样。

后来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来到中国。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一些港口为商人提供便利，但这时已完全不同。从19世纪开始，西方列强用舰船敲开中国的大门，海洋这曾经帮助中国与世隔绝并使得中国免遭入侵的地利，突然之间成为列强到达中国海岸的通道。中国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这场战争是在一个清政府任命的钦差大臣在港口虎门焚烧成堆的英国鸦片之后开始的。中国被迫对外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这是西方欧洲列强在中国殖民扩张的时期。中国与英国、法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失败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北京，掠夺颐和园，火烧无价的善本图书馆。中国已饱受内乱之苦，渐渐地失去自己的主权。法国以武力取得印度支那。西藏成为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不断讨价还价的对象。日本在1895年占领台湾。

这些事件迅速地成为气候。1898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因为一位传教士的死，中国被迫将青岛赔偿给德国，划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有步骤地掠夺突厥地区：如今“租借”东北的旅顺和大连。英国“租借”九龙（与香港相对的内陆城镇）和威海卫，在那里长城连接渤海湾中的中国海。这些事件表现出的奇怪情形使得中国人异常的愤怒。这种特权意味着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不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能被中国的警察逮捕。中国人对这些入侵者的憎恨被冠上“反外国”的罪名。一个名为孙逸仙的年轻的中国革命者，看到依靠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终将是泡影，他在汲取西方民主观念之后成立革命团体，这也是在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国民党的前身。

同时，一幕大戏还在没落的清朝宫廷中，在年轻的光绪帝与他的伯母之间上演，顽固无知的慈禧太后五十年来一直阻碍中国的进步。1898年光绪帝以改革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一史称“百日维新”。改革遇到慈禧大后的暗中反对，改革派密谋将这个无知的妇人赶下台。一个被光绪帝信任的将军背叛了他，随后光绪帝被软禁。

然而，公众反对外国入侵者却此起彼伏，这些力量在不断地聚集，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爆发。这些成员是一个个信仰超神灵的乌合之众，相信神灵附身使得子弹都不能穿透他们，慈禧太后也相信他们。灾难性的失败随之而来。在西方联军开进北京的当儿，慈禧与她的侄儿仓皇逃离北京。

中国的革命者懂得中国在外来列强侵略下不能生存，除非中国迅速地进行改革，如今革命者一分为二，形成了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保皇党人主张在专制的制度内改革；共和党人主张推翻满族政权，成立共和国。最终作出改革决定的既不是保皇党也不是共和党，而是懒散的满族朝廷自身。甚至在义和团兴起和中国人失败之后，中国人还在期盼和等待又一个八年，然而一无所获。年轻的皇帝被软禁在“孤岛上”，1908年慈禧与年轻的光绪帝死后，中国人对软弱的清廷彻底失望了，名义上由一个叫“宣统”即溥仪的四岁男孩统治中国。中国人的耐心彻底耗尽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终结了清政府。1912年在形式上标志了中华民国的开始。

十 今日中国(1)

孙逸仙博士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1930年朱频到达北京时，他已逝世。他的衣钵传给了一个青年男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广东领导了北伐战争，最后重新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向北开进，轻轻松松地整编了各省的军阀。到1926年底国民党人已到达长江边上的汉口。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在北方仍盘踞着许多实力强大的军阀，但是国民党采取不同的战略安排，这些军阀被征服、吸收和化整为零。到1930年冬天，国民党统治下的统一国家建立起来。

从193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七年是国家重建的七年。国民党处在兴盛期，还没有进入老年。年轻的中国充满希望、自信和乐观。男人穿着卷袖的衣服而女孩穿着短袖衫在政府部门工作。中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分裂和压抑之后重新统一起来，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空军在训练；港口在建设；铁路在迅速地延伸；医院、大学和博物馆在修建。就在1937年7月7日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之前

（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事变），在汉口附近一座双层钢建大桥刚刚落成。

日本人留给中国人的记忆深刻而恐怖。一个强大、统一与现代的中国击碎了日本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叫嚣的“大亚帝国”的梦想。

十 今日中国(2)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向西迁移到不受日本占领的自由之地，主要迁移到四川省的山区，在这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建立了战时临时首都。全部的工厂，还有机械设备，用船和人力沿着长江搬运到内陆。男人、妇女与儿童携带着细软，乘坐车船、骡子或任何可能的交通工具一起迁移到内陆。中国在撤退之后失去大片的河山。蒋介石的战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战略得到人们抗日情绪的支持，从来没有在优势的武力下屈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正式成为美国的盟友。但是在之前的1940年，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关闭了缅甸公路，这是中国惟一的一条来自外国的物资供给线，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为修建它付出艰辛的劳动。

然而，中国正在迅速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在经历战后第一年的希望之后，国家士气低落、绝望与茫然。国民党军队缺衣少食，不受重视，堕落到可怜的地步。

从1945年7月一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满洲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满洲里的战争开始了。“中国问题专家”向蒋介石的盟友宣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共产党人。在外来压力和反对这种判断的压力之下，腐败的国民党军队被迫从察尔汗

（Kalgsn）撤退。这个战略性的铁路中心控制着通往满洲里的门户，这为争夺日本军事装备的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一扇大门。装备并不精良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开进满洲里，三年后他们用大炮连续七十二小时攻夺下了炮轰锦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日益盛行，人们对通货膨胀日益不满。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大陆的统一，蒋介石政府逃到台湾，成为那些国民党遗老们的堡垒。

在亚洲，中国人的数量在稳定的上升，这并不是好事，人口过剩意味着更多的贫困人口。过多的花如果种植得太近退不会灿烂绽放的。如今官方宣布中国人口达到六亿五千万。

大约一千万的中国人移居到海外，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非洲、南北美洲和欧洲。中国人过着独居或群居的生活，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纽芬兰岛、特尼尼达、德瑞斯顿、巴黎、伦敦、纽约和海伦娜……他们没有领事保护的权益，像水一样渗透到各处并为各种现实的目的生活下去，他们从来不去考虑它。他们总是懂得最好的保护就是善良的行为，努力地工作，专注自己的事业与节俭储蓄，除了这些和不多的亲戚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在世界各地顽强地生活着。

海外的华人通常通过他们的节俭、勤劳与智慧发家致富，但是在欧洲与美国，他们常常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返身回到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已阻碍他们融入到他们生活的国家之中。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这些普遍的标志是：专注自己的事业，不寻求政治保护、平常心，善意的幽默、对个人关系的极端重视。他们仍然个性十足；他们可能富有也可能不富有，但是他们喜欢那种生活状态。他们相信一切文明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和自尊的个体而生存，人们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并追求他们的种目标。

一 中国人的国民性(1)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一 中国人的国民性(2)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二 中国人之聪明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

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三 粘指民族

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还是中国民族亘古以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贤愚共同擅长的技术。根据这技术之普遍性及易学性，我们几乎可以主观的演绎的断定这染指性已是中国人之第二天性了。最近普斯基大学生物学教授摩尔君发明，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所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特别见于拇指与食指之末，而巴掌正中的一生蒂米突见方亦然。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故中国人向来认为钱不沾手，违反天性，“粪夫挑粪，亦必醮一醮。”此粘指性，科学名词名为Agglutindigitalism。最近赈灾委员（记不清姓名，但必是慈善家，又必是仁义之徒），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即粘指性下之冤魂。又本日（一月五日）《福尔摩斯》载《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一文，令人想到“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八个大字。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行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购票事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胄！

四 中庸之道(1)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第(Frou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入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modera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尚书》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于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性欲问题来谈。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之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8226;厄力斯(HavelockEill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淫书，其惟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惟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四 中庸之道(2)

今以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一个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一位精密观察者观察了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须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磅。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五 中国的人文主义

欲明了中国人对于生命之理想，先应明了中国之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意义，未免暧昧不明。但中国人之人文主义，自有其一定之界说，它包括: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情理即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义又可以释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人生究有何种意义，何等价值，这个问题曾费尽了西方哲学家许多心思，错综纠纷，终未能予以全般之解释——这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出发的天然结果，目的论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连同蚊虫和窒扶斯菌在内，都是为了人类的福利而产生的。因为这个人生太痛苦，太惨愁，殆无法创设一完善之解答以满足人类的自尊心。目的论因是又转移到第二个人生，这个现世的尘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准备。这种学理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逻辑相符合，他把悍妻视作训练丈夫性情的天然准备。这一个论证上左右为难的闪避方法，有时给吾们的心灵以暂时底安宁。但是那永久不熄的问题又复出现:“人生究有何种意义?”尼采则毅然决然不避艰难地拒绝假定人生应有目的，而深信人类生命之进程是一个循环，人类的事业乃为无目的之野人的舞踊，非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场。但是这个问题仍不断地出现，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种意义?”

中国人文主义者却自信他们已会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从他们的会悟观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后的生命，因为像基督所教训的理想谓:人类为牺牲而生存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存于佛说之涅槃，因为这种说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为这种假定太虚夸了;也不存于为进步而前进的进程，因为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曩时，启蒙的学童所习诵的第一首诗即为下面的一首: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一首小诗不独表现诗的情感，它同时表现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种情感中的。这一种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怀着极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议，它是无尚的真理，我还得说它是放着异彩的淳朴的理想，只有脚踏实地的中国精神始能领悟之。吾人诚不解欧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纯洁而健全地享受人生。中西本质之不同好像是这样的:西方人较长于进取与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国人则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质。这一个特性，吾们的集中于尘俗享乐的意识，即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结果。因为你倘使不相信现世此一生命的终结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开始，天然要在这一出现世人生趣剧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识之凝集尤为可能。

从这一种意识的凝集，发展了一种人文主义，它坦白地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学说而制下了一个定则:一切知识之目的，在谋人类之幸福。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为人类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时，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逻辑所驱使而使他成为自己知识的工具。是以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坚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见者然，人文主义始克自维其生存。人文主义在拟想来世的宗教与现代之物质主义之间占一低微之地位。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但忠实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愤怒以反抗佛教之势力，因为佛教在人文主义者的目光中仅不过为真实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个方面，现代文明的世界方劳役于过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似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铅管设备在美国之发达，使人忘却人类生活之缺乏冷热水管者同样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实，像在法国，在德国，许许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龄，贡献其重要的科学发明，写作有价值的巨著，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壶和老式水盆也。这个世界好像需要一个宗教，来广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种教义:机械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为服役于机械而产生。总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极点，一切知识之问题乃在于怎样使“人”不失为“人”和他的怎样善享其生存。

六 公共精神的缺乏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辞构成原则而来的。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令节。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连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作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欢喜打扑克一类的牌戏而不欢喜Bridge一类的牌戏(Bridge与Whist相类，系四人成局以两人为一组，两两相对的一种牌戏)。中国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Bridge。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著者常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来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需乎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延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为缺乏公共精神。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暗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悟，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许多这样的整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后面，吾们可以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显示缺乏公共精神，简直使二十世纪的西洋人难以置信。我所说“二十世纪的人”，因为他已经接受过十九世纪博爱主义的精神的教养而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眼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真堪为中国社会事业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从《论语》两周刊(一种幽默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它记述一位中国军阀对于民众教育运动的演说。有些青年醉心于现代美国社会服务的热情，组织一种团体，推行“扫除文盲”运动。这位军阀便发挥其鸿论说:“学生应该勤勉读书而不宜干预外界事务。人家吃饱了自己的饭，干自家的事情，而你们却要扫除他们!”那动听的论据是这样说法的:不识字的人不来干预你们，为什么你们偏偏要去干预他们?这些字句何等简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样真实。因为这些字句，字字直接发自演说者的心坎，毫无遮隐，毫无润饰。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工作常视作干预他人的事。一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业，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吾们不顾他的诚意，又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跑出来干这些事业，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为什么他不效忠于家庭，更为什么不巴图上进，升官发财，俾及早帮助其亲戚和自己的家庭?吾们决定他因为是年轻，或则为正常人类典型的迷路者。

常有这样迷失人类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称为豪侠，可是这些人无疑即为盗贼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们是单身汉，不结婚，有一颗浮浪不肯安稳的心儿，常很愿意纵身入水以拯救一个不相识的小孩。或则他们是结了婚的人，而死的时候，往往身后萧条，不名一文，让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们欢迎这种人，爱这种人，但不愿我们自己的家庭中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当我们瞧见一个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丰富，勇于参加困难纠纷，吾们将确信地预言这个孩子定为父母的致命伤。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压服他，他或许会从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侠的盗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被认为舍离正道的理由。

这样的情形怎会发生，中国人不是那样的邪教徒，深陷于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虽然中国人因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尽基督教诅咒的“邪教徒”这个名词加诸其身。倘基督教会能尽力以求了解他们，而从根源攻击他们的劣点，则似较为适宜，因为劣点的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社会哲理观念，这不同就是双方观点不同之由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最优秀之青年还是不能明了西洋妇女一定要组织“禁止虐待动物会”的意义，她们为什么高兴去替狗担心事，又为什么不好好坐在家里看护看护自家的孩子。吾们可断定他们是因为没有孩子，因之在家里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这样的推断或许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观念与公共精神二者间，一个人倘勤俭积财，而悭吝得够程度，常可发现其家族观念在发生作用。

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为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地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面情，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兴趣的，吾们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里，怎样作为社会一分子而行动着。

七 南方与北方(1)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8226;奥理略(MarcusAurelius)或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8226;维龙(FranCois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设使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伦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吾人之兴趣，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四法学院，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反应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吾人。他们的优越之天才，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甚么特征可以发现。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喀丽(Sophocle)，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喀丽、伯里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细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喀丽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理斯与阿斯佩细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倘个别的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七 南方与北方(2)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举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直到如今，除了蒋介石将军出身于浙江——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鹿锺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厉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底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七 南方与北方(3)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做一对比，立可发觉其绝然不同之差异。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淫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即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瞑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子夜歌

路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

但看雪上迹。

七 南方与北方(4)

南宋之际，又有一种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的抒情诗，称为“词”。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闼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帏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惜弯浅黛，长长眼”。其幽韵多似此类。人民而习驭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为自然之结果。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自荒凉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润色者。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看她一首小诗，倒是魔力非凡，相传一位北朝大将，竟能藉此短短数句之力，于新败之余，收集余众，激励将士，使军心复振，因能重整旗鼓，杀回战场。下面又一首小诗，为另一北族将领所作，乃咏其新购之宝刀，其情绪风格，适与南方的恋情诗词成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则风格音调更见雄壮:

遥望孟津河，

杨柳郁婆娑;

我是胡家儿

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

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

像这样的诗歌——南北两方作品的内容与技巧之完全不同——对于吾人今日研究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南北二大血统之异同上，有很大贡献，值得吾人之玩味。吾人于此更可进而了解何以具有二千年磕头历史，习于户内生活，缺乏普遍运动，而能不追踪埃及，罗马，希腊之后尘而退化、而崩溃。然则中国果何以能免此厄运乎?

一 圆熟

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藉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苍，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二 忍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吾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若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天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苟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 无可无不可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8226;博朗(Tom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会。

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滕尼(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吾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次二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埃莉诺&#8226;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乃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无组织”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巴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四 老猾俏皮(1)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导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来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做一个譬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稍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兴冲冲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时那少年端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了人们以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善义，而是得自深奥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

寒山曾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吾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乖人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再三思维”，充满了“三十六着”;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底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凶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nileZola)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是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坯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是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煅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四 老猾俏皮(2)

因是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吗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际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的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地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们忝属人民一分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吾人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所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玩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吾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示以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吾人无所用之，因为吾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吾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唯人主义者”，基督教必须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信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吾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虚枉。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切计划纲领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吾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以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的十分客气，连喊“来哉来哉”以应，而身体并不弹动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五 和平

前面吾们讲过了三种恶劣的德性，它们麻痹了中国人的组织力量。此等德性出于一般的人生观，亦机敏，亦圆熟，尤卓越于能容忍的冷酷。不过这样的人生观，很明显不是没有它的美德的价值的，这种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这老年人并不是怀着野心热望以求称霸于世界的人物，而仅仅是目睹了许多人生变故的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并无多大希望，不问此人生之辛甜苦辣，他总是乐于容受，他抱定一种宗旨，在一个人的命运所赋予的范围以内必须快快活活地过此一生。

中华民族盖老于世故，他们的生活，没有夸妄，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之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欢喜攀爬博朗山或探险北极;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寻常平凡的世界，盖他们具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吾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性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免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将扩传益广。

从中国人之观点观之，和平非为怎样高贵而应崇拜的德性，不过很为可取，仅因其为“习惯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为然，如是而已。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吾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底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一个见解，则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渍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已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最近之将来是终究会消灭的。因为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或许叫你诧异，却处处浮现出“容忍”这个连语。“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炼容忍这种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问为一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导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此种圆熟，老练而俏皮的哲学，教导中国人以忍耐，临困乱骚动之际则出之以消极的抵抗;更警诫以勿夸张一时之胜利。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谦约箴，常说:“财钱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独断过甚或利用个人之地位过甚，俗称为“锋芒太露”，此常被视为粗鄙之行为而为颠覆之预兆。英国有句通行俗语，为一般所信守的，叫做“勿打跌倒之人”，盖出于尊重“堂堂正正之竞争”的心理。而中国与此相近的谚语却说:“勿逼人太过”，乃纯粹为修养关系，吾们叫它“涵养工夫”，是中国人之文化更进一步。

是以照中国人之眼光看来，凡尔赛和约不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养工夫。假令法国人在战胜之日，染渍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会硬订凡尔赛和约，到今天，她的脑袋儿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兰西还是少壮，德国当然也要同样干，没有一方面觉悟双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远把对方镇压在铁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n)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袖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

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中国小孩子在街道中殴斗的事情，远较欧美孩子为少。忝为人民，吾们成年人也终鲜争斗，少于吾们应有之程度，虽然吾们尚有不息的内战。把美国人置于同此弊政之下，在过去二十年中，至少要发生过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爱尔兰现在很平静，因为爱尔兰曾经艰苦奋斗，们目前还在继续奋斗，因为吾们还没有奋斗得够艰苦。

中国的内战实在也够不上战争这个名词的真意义，内战从未有任何价值。国民征兵之义务向非所知，兵士挺身于战场者是那些穷苦饥寒的人民，没有其他糊口的方法，这样的兵士从不感兴奋于作战。而军阀则对战争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不致亲临战场，历次较大内战总是大洋钿操了胜算，尽管让胜利的大帅在巨炮隆隆声中威风凛凛的凯旋，内幕还不是托了大洋钿的福不成。大帅凯旋时的隆隆炮声乃是一种表示战争的声浪，不失为历来一贯的典型，因为中国私人间的争吵或军阀内战，都是让声浪构成战争的原素。人们不大容易在中国目睹战争，只可耳闻战争，如是而已。著者曾耳闻过二次这样的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对于耳官，那是满足了。通常优势的军队常威吓退了劣势军队，而在欧美可以延续长时期的战争，在中国只消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了。失败了的军阀，根据中国祖传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让他拿十万大洋钿旅费作一次考察实业的欧游，盖战胜者洞悉天道循环之三昧，下一次内战或许尚有借重他的长才的地方，果然，下一次来一个转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见上次战胜者和上次逃亡的军阀共坐一车如同盟兄盟弟。这是中国人涵养工夫的“妙”处，当此际，人民实实在在一无干系。他们痛恨战争，永远地痛恨战争，好百姓从来不在中国战争。

六 知足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份，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广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住居于高级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极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识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吾人就感觉到茫无头绪，吾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吾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中国人藉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人与第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位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薄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了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他妈的一大碗了;他又想过过闲暇的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若他能:

因过竹院逢僧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晌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捕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底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七 幽默(1)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Khayyam)，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谲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嗣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罄咳之首却被庄子抓住。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吾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渊莫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识，其语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沙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

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吾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么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作“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学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派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似《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圣诗集》(SongofSongs)。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趣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诗也孕涵着相当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惨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绪令人愉悦，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称之。一种卑劣的威风，道学先生所挟持以为国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绪的自由发展，而使小说中自由表现的观点和情绪成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说和天真观点的领域上生存。事实于是很明显，像这样的因袭环境，不会增进幽默文学之产生的。假使有谁要搜集一个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拔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垣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宋明两代尤富)，态度的拘谨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尽管报章的社论和政治论文格律极端谨严，不大理会幽默，可是中国人的重要革新运动和建设方案所采取的轻妙方法，常出乎外国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过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权计划，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禁烟委员会。有一位美国教授新近来游上海，历在各大学演讲，不意听讲的学生每逢听到他诚恳引证到新生活运动时，辄复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郑重地引证禁烟委员会，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种人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勿准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老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汉了。

七 幽默(2)

此种幽默汉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仗就满储滑稽资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体肤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错杂伴随以新式乐队，大奏《前进！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仗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标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仗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像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仪仗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仗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关。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地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宏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贳器店之专备婚丧仪仗、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若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味的人生观和分辨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玩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吾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吾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摹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吾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吾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理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 保守性

每一个中国人，即从其外表上看来，未有全然不带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义本身而言，非为玷辱之辞。保守性不过为一种自大的形相，基于现状之满足的感觉者。因为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保守性是以实为一种内在的丰富之表征，是一种值得羡妒的恩赐物。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夸大，倘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一番全盘的检讨，除掉最近百年来的屈辱，你当首肯斯言。虽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自明之事实。——惟一之文化劲敌代表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义，忠实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为儒学家常无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夸耀于孔子，即夸耀于其民族，夸耀中国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质理解人生，夸耀其认识人类天性的知识，夸耀其解决了伦理与政治关系之人生问题。

他的态度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孔教不独寻求人生的意义，抑且解答了这个问题，使人民以获得人类生存的真意义而感到满足。这个解答是确定而清楚的，而且条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来的人生，亦无意更改现存的这个人生，当一个人觉察他所获得的既有效而且为真理，天然变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会以外，未见及别种人生的范型，认为为人之道，没有第二种范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组织完善的社会生活，伦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无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妇人跨过热闹街道，此等事实叫中国人听来，多少未免吃惊。

当他察觉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礼、义、廉、耻，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赞许伦敦警察之义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动摇起来了。有许多事情使中国人老大不悦意，使他们震惊，使他们生卤莽粗野之感，如夫妻俩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亲和女儿互抱接吻，银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车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么地方都是接吻。此等举动使他确信中国文明诚为万邦轩冕，无与伦比。但是另外有种种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识字，妇女而能写信，普遍的爱尚清洁(这一点他认为是中世纪的遗传而非为十九世纪新发明)，学生的敬爱师长，英国小孩对答长辈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诸如此类，俱堪无穷之玩味。再加以优良之公路，铁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爱的儿童，奇妙的爱克斯光，摄影机，照像，德律风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国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西欧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对中国苦力而没有法律之救济，使中国人自尊心之丧失更进而变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贵，靡有孑遗。外国商人为预防中国之可能的进攻租界而所取的种种骚动的措施，实为他们的胆略和对于现代中国认识不足之铁证。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于中国苦力身上，确常含有相当内在的愤怒。但倘外国人因此就认为中国人将总有一天会暴露其愤怒而还飨外人以较次等之皮靴，则属大误。倘使他们真暴露其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国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说，崇拜欧洲人而畏惧他们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是广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许多这样的冲动一定曾经引起了过激主义，结果产生了中华民国。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这种变动太广大，太雄伟，没有人敢担当这个责任，除非是呆子，否则是鼓吹出来的人物。那好像用彩虹来造一架通天桥，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家真给鼓吹出来了。自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革新中国的宣传运动极为活跃，当时有两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宪主义者，主张维持君主而革新并限制其君权;一派则为民主革命主义者，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前者为右翼，后者为左翼。左翼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右翼则由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后来脱离了他的恩师而向左转了。这两个固执的党派在日本笔战了好久，可是这问题终究给解决了，不是双方辩论的结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药，与民族自觉之本能的抬头之结果。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后，紧随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学革命，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胡适所倡导，风靡一时。

第三章中国人的心灵

九 智慧

前面所述中国人之德性倘能获得一共通的结论，则应为“心灵战胜物质环境的优越”。这样说法，其意义非一。不仅谓能引用人类的智慧改变充满痛苦惨愁的世界，使转化为适合人类住居的场所，它也指出一种轻视体质上的兴奋与力量之意义。孔子老早把子路训斥过一番，说他粗鲁。吾想他一定会嘉许琴妮&#8226;泰奈(GeneTunney)之辈，能与文人学士相周旋，而彬彬有礼，不失君子之风。孟子也曾区别过用智与用力二者之不同，而毫不迟疑的以智力位于劳力之上，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中国人从无平等之胡说，而尊敬智识阶级殆已成为中国文明之出类拔萃的特性。

这尊重学问的意义又与西方通常的解释略有不同。因为像许多中国学者终身孜孜不倦以专致于其笼统的所谓学问，欧美学者像几位大学教授乃聚精会神以研究某一特殊的专门科目，其治学精神有时几等于病态的矜夸与职业的嫉妒，故所予人之印象远较为深刻。中国人之尊敬学者，基于另一不同之概念，因为他们尊敬学者的那种学问能增进其切合实用之智慧，增进其了解世故之常识，增进其临生死大节严重关头之判断力，这一种学者所受的尊敬至少在学理上是从真实的价值得来的。无论地方的或国家的纠纷，人民都盼望饱学先生下一个冷静底判断，盼望他放出眼光远大的观察，盼望他在一个关系复杂的行动和决议上获得较清楚之悟解，因之视为天然的指导和领袖;而真实的领袖亦即由于心理上的领袖而孕育成了，因为大多数普通群众之目不识丁，维持领袖地位本非难事，有时只消讲几句成语，令不识字者听之一知半解，或引用一些历史上的古训，一般人民只能从戏台上略窥一二的也就够了。引证史实常能解决争论，这是出于民族特性。因为中国人之思考是具体的类比的，此观念多少能把当前的情形纳入一般人民所能全体了解的范型。

著者前面说过，中华民族受了过分聪明的累，像表现于他们的老猾俏皮，表现于他们的冷淡无是非心，表现于他们的和平性格者，此等性格已跟懦怯相差无几。大概聪明有理性的人都是懦夫，因为聪明理性的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使吾们能澄清思虑观察一下，一个人倘把脑袋向前奔撞，鼓其如发了酒疯的锐气以期迎击一颗铅弹而准备为新闻纸所激动的原因牺牲，这样的行为当然再愚笨没有了。倘他能用他的脑筋读一读新闻纸，他不会冲头阵，倘他能善自约束，少喝一杯烧酒而保持一个清静的头脑，他将理智地畏缩起来。上一次世界大战告诉吾们许多仁慈之君子，平时在大学中称一时俊彦，及大战爆发他们所忍受的心灵上的痛苦，非一般壮健而浅智者之流所能想见其万一。故私逃兵役为一个人对本人尽职之一之德行，这不是一个新兵的感觉，而是当了四年军役的士兵才始有此感悟，这实在是开放于理性的诚实人面前的惟一明哲之道。

但是中华民族之一般的智力，在懦怯以外，亦有别种材料可用以表明。中国留学欧美之大学生多能在文学方面显其优异，著者觉得这不能认为出于拣选方法的关系。盖中国人之“心”在国内久已熟习于文学之探讨。日本人曾讥讽地予中国人以“文学国家”之雅号，盖并未说错。随手举一例子，便是现下流行杂志之大量生产，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一本杂志，只要有三四友人合作经营，不难吸收无数之著作家，名作如林，纷至沓来，直可使编辑先生头为之晕，目为之眩。昔日之科举制度，亦为一种灵才之考试，故中国人盖已久经琢磨于辞藻之美的使用法与机灵之文学特性，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中国的绘画已达到西洋所未逮的艺术程度，书法则沿着独自的路径而徐进，达到吾所信为韵律美上变化精工之最高程度。

是以中国人之心灵不能谓为缺乏创造力。他的发明才能则与中国工业相等，滞留于手工艺阶段。由于发展科学方法之失败，和中国人思考之特殊性，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是落伍了。著者深信倘能适当利用外来的科学方法，予以充分之研究便利，中国自必亦能产生大科学家，而于未来世纪中一显其好身手。

至中国固有之智识，亦不限定读书人阶级。中国人仆役亦常具有相当智慧，故善解人意而颇受欢迎，其地位至少足与欧美仆欧并驾而齐驱。中国商人在马来，在东印度与在菲律宾，事业都极为发达，其主要原因即中国人之智巧高于土人，并出智慧所生之美德，似俭约、勤恳、坚忍、目光远大，亦常高于土人。尊敬读书人之结果，使中下阶级，亦产生一种崇尚文雅之心理，这一点，向不为外人所注意。上海西侨有时颇触恼了各大公司的售货员，因为外国人而对他们讲起洋泾浜来，却不知道他们的英语之高明，连一分离不定词(Splitinfinitive)也颇讲究。凡需要精细的工作者，中国工人很容易训练成高明的技师。你倘有兴到贫民窟工厂区去溜跶一趟，包管你碰不到像西方同样区域里头所遇到的魁梧粗壮强兽型的人物，像那些阔腮腭低额角，臂力雄健的人物;你碰到的人物却属于另一典型，他们有伶俐的目光，愉悦的容貌，和理性的脾气。智力高下不同之等级，中国人远较许多西方民族为简少，女子智力之高下分别率则较之男人家为尤小。

十 逻辑

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日知录》(十七世纪初期)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只有留待后人的证明的。《日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又如要决定历史事迹上的一点，会需要数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书那样渊博的学问，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即说是正确的，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未有人能举出反对的论据，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感性之对峙，在中国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较为高明，因为分析的理论观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几多分散的片段，因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普通感性则将对象当作一个活动的整体看待。妇女具有比较男性为高强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发生，吾宁愿信赖女子的判断强于男子的判断。她们有一种方法，能估量一种情况的整体会不致被其个别的小景所惑乱。中国小说之最佳者如《红楼梦》、《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写成应付环境的最健全的判断者，而她们的语言，有一种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圆滑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逻辑而缺乏这种普通感性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人有了一种意见，很容易用他的文学性的脑筋把种种论据曲解文致，使满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lemareh里头的加索绷先生一样，竟至不能体会人人所能体贴的爱妻的生活。

此所谓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学的基础，那是很有趣的。中国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尺，而却同时权度之以理论与人类的天性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的混合，中国人称之为“情理”:情即为人类的天性，理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韧的人类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变的法则。从这两种元素的结合体，产生人类行为的是非和历史的论题的判断标准。

这个特征或可由英文中“理”与“情”的对立的意义中见其一二，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论理的而不是讲情理的动物。中国哲学也容认这个说法，但却加一补充，谓人类尽力成为有理性即讲情理的而不仅仅为论理的动物。中国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趋向于逻辑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较为实体论的，较为人情的，并密接于观实而能认识正确的地位的。

对于西方人，一个问题倘能逻辑地解决，那是够满足的了，而中国人则不然。纵令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确实，“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因为一个学理可以根本违反普通感性而却很合乎逻辑。中国人宁愿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为，却不能容许任何不近人情的行为，此种情理的精神与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国人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结果产生了“中庸之道”，这是吾在下面将要讲到的。

十一 直觉(1)

话虽如此，此种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为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体内容的奥秘，中国人只有委之于直觉。因此有许多学说，未免过于奥妙，盖中国学者直觉地察悉心脏位置于胸膛的右偏而肝脏位置于左偏，有一位鸿博的中国学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笔记《癸巳类稿》传诵遐迩，为世所重，他曾发现一本基督教会翻译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谓人体的心脏位于左偏，而肝脏位于右偏，因此下了一个粗鲁的断语，说是西人的内脏组织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脏的。从这一个重要结论演绎出来，又下了一个推论，说是因为他们的内脏组织之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异——这个演绎的推论为直觉论理法很好的标本——职是之故，只有内脏组织不完全的中国人才会信仰基督教。这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说，倘使耶稣教会知道了这个内容，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够劲儿的在中国传教，而收容内脏不完全的畸人为教徒了。

这个论断不是开玩笑，却是很正经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的直觉的典型。于是有人觉得科学方法毕竟有些道理。因为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你得小心关切像“糖在冰淇凌制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这种发现，但也可以用别种幼稚的思考像上述笔记所代表者以图省事。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手扪一扪自己的心房的跳动，可是中国读书人是所谓书香子弟，从来就是只开口不动手的。

十一 直觉(2)

中国学者这样免去了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种基于直觉的质朴信仰。中国学者竟复依据之进而解释人体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满足。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无疑地，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乃在其诊断之学理。

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需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有几种中国药物乃基于文字上之游戏性质的，或为一种奇幻的联想。蟾蜍(蛤蟆)因为生有绉栗之皮肤，即用以治疗皮肤病;又如一种生于阴冷山谷深涧中的田鸡，则认为于身体上有清凉之效用;最近两年来，上海新闻纸上常年登载有出售“肺形草”的广告，此草产生于四川，据称系肺痨病之最良治疗剂。诸如此类同样的奇说，不计其数，至谓小学生不可食鸡爪，食之则会养成抓破书籍之习惯，更属想入非非。

中国人对于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从生活的各方面证之，此等特性既非逻辑，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种原始民族时代之心理。幻想与真理之区别，从不加以分辨，亦无意从事于分辨。蝙蝠和鹿常为刺绣出品中很通行的题材。因为蝙蝠之蝠谐音“福”，而鹿字谐“禄”也，中国新郎新娘成婚后，得吃一顿成双酒，席上一定有一颗猪心，它的意义是新夫妇吃了此心，将来终身义结同心。

那也很难说究有多少事情是郑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游戏性质的幻想。不过有许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进膳，千万莫把鱼翻身，要是你真把鱼翻一个身，那船夫便会狠狠着恼，因为鱼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见得十分清楚这是煞有介事还是无介于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说，如此忌讳，他却也不愿费心费力去研究稽考以图证实。这是一个心理阶段，介临乎真实与假托之间，真假混淆，富含诗意，有似黄粱一梦中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