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

过去六七年中，我陆续写了一系列介绍美国教育的文字，分别收在《直话直说的政治》、《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精英的阶梯》、《谁的大学》、《草根才是主流》等书中。这次决定把这些文字集中起来，构成了这本《培养精英》。

这是我第一次将旧作重新结集出版，理由如下。第一，在我上述著作中，有关美国教育的部分是读者最喜欢读的。但是，关于这方面的题材，分散在许多书中。最近，不少同学、朋友的孩子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经常为留学的事情到我这里咨询。他们问的问题，大多在这些书中讲到。可惜因为书太多，自己在推荐他们阅读相关内容时也记忆不清是在哪一本里了。这样集中起来，使用要方便许多。第二，这些书因为是多年之间陆续写成，若干内容已经不合时宜，另外也有些错误之处。把这些"累赘"删掉，编成一个"精本"，也是与时俱进之必需。第三，六、七年下来，读者也起了变化。六、七年前十岁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也许不觉得有必要看这些文字。但如今这些孩子长到了十六、七岁，到了读此书的年龄。大中学的师生、学生家长，以及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是本书的主要读者。这一读者群，现在已经开始了更替。我希望此书对新成长起来的一代有所帮助。

当今的时代变革迅速，六七年是很长的时间。比如，半个多世纪未见的世界经济危机，就在这六、七年间发生，有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但是，大学自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事实上，大学自1200年前后在欧洲创生后，基本的制度历经各种历史的动荡而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属于现代西方最古老、最有连续性的制度。现代西方大学最基本的特征，在中世纪时就已经形成。所以，这次经济危机，在西方大学八百多年的历史中，还属于小风小浪。哈佛、耶鲁等名校的资产虽然大幅度缩水，但是基本的制度和政策都没有变。甚至为穷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作法也一直在延续。教授们还是如同六七年前一样教书。六、七年前我们需要从美国大学中学习的东西，今天还在那里，也同样值得我们去学。读者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行文中的某些背景是六七年前所发生的事情而已。

这些年我写作中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一群忠实的读者。这些读者，对我的书几乎每本必买。所以，这次重新将旧作结集出版，一定要和这些老读者交代：你如果买了我过去所有的书，此书就可以不买，除非是为了收藏。同时，我也欣慰地看到，我的这些文字，对新读者还是具有相当的价值。我相信，此书的编辑比那些旧作有了显著的改善。新读者比起老读者来，对其内容吸收起来也将更有效率。

薛涌

2010年1月18日

第2节：美国的大学改革(1)

美国教育的新趋势

美国的大学改革

最关键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既然大学教育的奖赏那么丰厚，为什么一个不上大学的穷人要为一个上大学的富人的教育纳税呢？这是对政府资助大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一般人认为，政府资助大学，是因为从大学教育获益的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是社会整体。一个教育水平高的社会，比教育水平低的社会更有竞争力。维德则指出，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的效益实际上是递减的。

如今，全球都掀起了大学改革的风潮。欧洲的大学要引入市场机制、调高学费，中国也有了一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闹。大家改来改去，样板全是美国的大学。

美国的大学无疑是世界上最为优异的。前哈佛大学的一位院长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于1990年就宣称："2／3到3／4世界最好的大学在美国。"经过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扩张和大学的空前繁荣，这个比例以今天的标准看恐怕还是低估了美国大学的实力。大部分诺贝尔奖的得主是由美国大学培养并在美国的大学教书。一流的国际学生也把美国的学校作为首选。虽然美国是世界上的独霸，但其GDP最多不过为世界GDP的1／3。除了美国的军队外，很少有美国的一个产业部门在世界上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

但是，美国的大学体制并非没有问题。相反，美国的大学正处于危机之中。危机是什么？如何对应？美国人自己也众说纷纭。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析大学危机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什么是美国大学的理念？保守派和自由派观点分立，争论不休，远非那些虔诚的模仿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诸多的问题中，公众最关心的，还是价钱问题。美国的大学固然是世界最好的，但也是世界最贵的。一流名校的学费，许多已经上了4万美元。若再加上生活费，一年的费用就达到5万美元，超出了美国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当然，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是这么贵。即使贵的大学，也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一般老百姓不会花几万美元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但是，大学费用的上涨率，在过去25年中平均每年超出了物价指数的上涨率3?5％，而且超出了家庭收入的上涨率。一个中等家庭为了支付一个孩子的学费，要比20世纪50年代多工作三倍的时间。

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学教育成为一个烫手的政治问题。民主党强调加强对大学的投入，提高奖学金，共和党则强调控制大学的成本，尽可能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最近经济学家维德（Richard Vedder）出版的《为了学位而破产》（Going Broke by Degree），就是在共和党的立场上提出的惊人之论。他认为，大学费用不断升高的原因，在于大学的运作不受市场规律的制约。联邦和州政府以及捐助人对大学的资助，使大学不守财政纪律，花钱没有边际。

在维德看来，大学费用上涨的原因虽然有多种，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大学内职工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在其他产业部分，生产同样数量的钢铁、汽车、玉米等所花费的工时不断减少，所用的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但在大学，教育同样数量的学生所需的教授和行政人员却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大学没有产业化，没有经受市场竞争。大学运营的经费，主要靠联邦和州政府的经费以及私人捐助，不是靠学费。如果大学单靠学费活的话，大学就要处处考虑成本。成本一高，价钱一贵，消费者就不买，生产者就丧失了竞争力。可惜，现在美国大学的生存哲学则完全相反，靠的不是节衣缩食，而是靠"斗富"、"寻租"，看谁能花大价钱请来明星教授，看谁能够建设豪华设施。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其实比的是投入（如校友捐助、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而不是产出（如传授知识的总量）。大学弄得越气派，第三方（政府和捐款人）的投资就越多。在维德笔下，美国的大学经营，多少有点像不靠门票吃饭的中国足球俱乐部。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维德的荒唐之处。他甚至说，大学毕业生在市场上的价码高，并不是因为大学教给了他们什么，而是大学录取本身把劣等人才过滤掉。企业喜欢大学生，是因为他们的智商、工作伦理、冒险精神等，在人口中属于前百分之几十的人。这种人不管受什么教育，表现都会超出他人一头。换句话说，大学的主要功绩不是培养人，而是选拔人。选拔人是个很便宜的过程，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钱。这种理论如果成立的话，美国的大学就应该取消，实行中国的科举制了。

第3节：美国的大学改革(2)

事实上，大学费用的上涨另有原因。不错，由于大学费用的上涨超过了家庭收入的上涨，美国家庭为了支付一个孩子上大学需要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说明人们承担大学教育的能力越来越低。相反，美国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原因很简单，知识升值了，受大学教育的人和没有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最近对年龄在18~64岁的宾夕法尼亚州劳动力工资的调查统计，高中毕业生平均年薪仅为22129美元，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年薪则为44517美元，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平均年薪则高达64597美元。如果本科以四年算，研究生以两年算的话，在大学多待两年，年薪就高出2万美元左右。

另外，学费上涨多少也被夸张了。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和高级行政官员埃伦伯格（Ronald Ehrenberg）就指出，在1997-1998学年，在学费2万美元以上的大学（这些大学的学费如今都涨到了快4万美元）的大学生，只占大学生总数的5?5％。全国私立学校的平均学费为13785美元，公立学校为3111美元（如今已有显著上涨）。另外，奖学金的因素还没有计算在内。至于大学学费接近或超过4万美元的学校，也并不是那么可怕。比如，哈佛大学就免了家庭收入4万美元以下的学生的学费，普林斯顿则用奖学金代替了贷款来资助学生。在常青藤，资源之充足令人难以想象。比如，笔者在耶鲁读书时，一些运气好的学生，一年竟能得到4万美元左右的奖学金去日本学日文，学费生活费全包。一次，一个学生说他要花一个暑假的时间去中国旅行，不知道去哪里好。笔者说这首先要看经费来决定。他竟说经费是学校给的，没有限制，值得去的地方都想去！

事实上，上常青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大学建立自己未来事业的人脉。这些大学为了选择绝对的精英，都想方没法让聪明的穷孩子上学。对于富家子弟来说，为了获得这第一等级的人脉，支付每年增长10％以上的学费根本不是个问题。

不过，维德的书中，提出了极有洞见的主张。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道德问题：既然大学教育的奖赏那么丰厚，为什么一个不上大学的穷人要为一个上大学的富人的教育纳税呢？这是对政府资助大学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一般人认为，政府资助大学，是因为从大学教育获益的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是社会整体。一个教育水平高的社会，比教育水平低的社会更有竞争力。维德则指出，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的效益实际上是递减的。比如，对大学第一个10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可能收益甚高，第二个1000亿收益就平平，第三个1000亿可能就是零收益。建立加州大学体系时，公共投入也许属于第一个1000亿。但现在美国则可能是在花第三个1000亿。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经费越多的州，经济发展越慢，人口正从大学密集型的州流出，证明这些州的竞争力在减退。他的解释是：这些州的政府，把经费从花钱最有效率的部门通过税收的方式提取出来，投放到花钱最没有效率的大学里。他还用一系列数据展示，追加高等教育经费最终没有扩大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追加的钱实际上哄抬了教育成本。最近有报道说美国的学生因为学费上涨过猛而开始去加拿大、英国留学。这说明高学费确实开始影响美国教育的竞争力。

第4节：美国的大学改革(3)

维德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断绝对大学直接的公共资助，把钱直接用教育券的形式给学生，让学生直接去采购他们的大学教育。这样，大学就会直接面临市场，就会考虑降低成本，州立大学也应该因此而逐渐私有化。

应该说，维德虽然观点过于偏激，要把大学完全当成产业经营，但他也确实指出了大学经营的效率问题，不仅为美国的大学改革，也为中国的大学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方案。在改革前，中国的大学靠国家的投入已经有了基本的规模，维德所谓的"第一个1000亿"已经花完。如今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确实有盲目强调国家投入、抬高教育成本的恶果。北大、清华等名校接受国家投入的数量，和培养人才的数量没有直接关系。大家如此攀比、寻租，最终自然会引起学费的全面上涨。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应该有"后知之明"。不要美国大学的质量没有达到，就先攀比人家的费用。

第5节：大学战

大学战

整体看来，这样的判定给各大学提高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凭数据而非名气说话，也给以下弱势大学创造了提升自己的机会：比如华盛顿大学和西北大学，本来都名不见经传，但这几年常常排在10名上下，甚至有时成为十大名校。

高等教育要不要产业化？这个问题，一直拷问着中国教育界。但在美国，高等教育的精英已经非常产业化了。用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执行编辑萨诺夫（Alvin Sanoff）的话说："现在的精英大学，如同正在打商业战的软件公司，你死我活，都想击败对方。"

竞争一激烈，就会有犯规的事情。2002年春天，普林斯顿录取办公室的几个雇员，竟不惜当"骇客"，进入耶鲁新生录取的网页，偷看11位被两个学校都录取的学生的档案。这些学生中，包括时装模特、布什的侄女劳伦·布什（Lauren Bush）。这一偷鸡摸狗的行为，无非是想偷看耶鲁方面给了这些学生什么条件，自己可以决定用什么筹码把这些学生争取过来。众所周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是美国顶尖的三所大学。如此精英名校卷入这等勾当，当然就成了一大丑闻。

然而，如果考虑到美国大学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这样的事情完全是在意料之中。虽然各大学口口声声反对市场的排名，声称这些排名是不懂教育的人在衡量教育，但是在行动上，大家都不遗余力地要提升自己在排名榜上的名次。实际上，各种排名，都是私人机构操作，大学完全没有与之配合的义务。只要各大学拒绝提供有关资料，大学排名就做不成。可惜，如今的排名，已经成了高等教育市场上最有影响的"消费者指南"。根据1995年的一个研究，SAT考分在1300以上的精英大学新生，79％在决定去哪个学校时受了排名的重大影响。分数在1001到1300之间的，有59％考虑排名因素。考到700分以下的，只有27％考虑排名。看来，越有竞争力的学生，把排名看得越重。所以，越是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越不敢得罪排名。

最有名的排名，当然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年一度的大学评价。批评者对这个排名的弱点讲得很清楚：该排名只看投入，不看产出。排名的依据，是一些硬碰硬的数据：学校的财政资源、校友捐助、毕业率、SAT平均成绩、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课堂规模，等等。至于学生如何在学校接受教育，则几乎没有评价。

但是，为了对付这样一个片面的排名，各校可谓挖空心思。据《华尔街日报》1995年的报道，20％的学校提交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录取学生的SAT分数资料不实。纽约大学没有把100个穷学生的考试成绩包括进去。波士顿大学把国际学生的英语成绩略去。哈佛大学无法解释所提交的成绩为什么比实际高15分。

提前录取又是一招。因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非常重视各学校的"选择率"。这个"选择率"话分两头：一个大学在申请者中录取的比例低，就说明这个学校难进、有竞争性。所以，再好的学校，即使知道你不够格，也希望你申请，以求用被拒绝的学生人数压低自己的录取率。录取以后，多少学生决定来，这个比率也同样反映了学校的竞争力。为了提高录取接受率，一些学校就对学生提出交易：你把我们列为"第一志愿"，录取后不能去别的地方，我们则在录取上给予优惠。这样就等于录取一个来一个，大大提高了录取接受率。在2001年，哥伦比亚和耶鲁这样录取的学生几乎占了新生的一半。2003年的一个研究表明，选择提前录取的学生，被录取的机会要提高50％。但也正是这样，提前录取的学生的学术记录明显比正常录取的学生弱。耶鲁后来决定取消提前录取的方式，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像Emory University等紧跟在一流大学之后的院校，常常拒绝录取最优秀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大部分只会去一流大学，把自己当候选，录取了也不会来。结果，学校的录取接收率大大提高。

批评者指出，这样的市场竞争，把大家的精力都集中在如何包装自己上，忘了教育的本分，使商业化侵蚀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传统。但是，整体看来，这样的判定给各大学提高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凭数据而非名气说话，也给以下弱势大学创造了提升自己的机会：比如华盛顿大学和西北大学，本来都名不见经传，但这几年常常排在10名上下，甚至有时成为十大名校。伯克利大名鼎鼎，但本科教育不佳，大课太多，常常排在20名以后。我有个朋友的孩子被芝加哥、伯克利等名校录取，但最后决定去西北，就是因为亲身的校园访问使他们认定西北比这些大名校更好。看来排名还是颇有准的。

美国大学，有私立、州立，还有所谓营利性大学。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大学是产业。但是，大部分大学，不得不按产业的方式经营、在市场上竞争。一个学生可以被几个大学同时录取，大学选择学生，学生也选择大学。这样，就不仅有学生之间的竞争，大学之间也必须竞争。这一点，实在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学习的。

第6节：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1)

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

美国大学由于有雄厚的实力和教育质量，又有灵活的体制，使各个层级的大学都有增长的空间，所以在全球化中的竞争中有望全方位地征服世界：既把全球的精英招揽到其一流名校之中，其低层次的大学也全线出击，抢占大学经济的市场份额。有些人甚至称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对此，我们是爱也好，恨也好，都必须直面这个严峻的现实：在全球化的高等教育中，落后的教育体制得到的国界的保护将会越来越少。一个国家很难强迫自己的老百姓接受其指定的教育制度。如果你的教育僵化落后，最好的学生、教授就会一走了之。世界的高等教育，将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

类似这样的故事已经没有什么新奇感了：清华某系1989级的毕业生在美国聚会，大家屈指一算，大部分同学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反而是凤毛麟角。这一现象不仅限于清华。北大、科大、复旦，中国名校不知有多少班，同学聚会在美国要比在中国更方便。

这反映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高等教育正在全球化，美国的大学又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带头羊，中国则是跟在后面的羊群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请看几个简单的事实：美国吸引着最多的外国留学生；外国留学生给美国的GDP每年增添130亿美元；2002-2003学年，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接近60万。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出口国，中国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0％，远远高出排在第二的印度（4％）；据说北大的有些系，有1／3的教授有美国的博士学位。

"9·11"后美国施行新的签证政策，草木皆兵，致使留美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人数锐减。在2003-2004学年，留美学生人数下降2?4％，申请研究院的外国学生下降了28％，实际注册人数下降了6％。这是自1971-1972学年以来30多年里的第一次下跌。不过，此一局面已经引起美国教育界、企业界、政治界人士的警醒。签证制度正在酝酿重大改革。据美国高等教育权威杂志《高等教育编年》（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报道，联邦政府正和各州、大学协调，要制定一个吸引外国学生的"国策"，其中不仅包括改革签证制度和政策，而且还在考虑放松对外国学生在校外打工的限制，使外国学生更容易在美国生存。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大学对中国的影响将更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将有更多的机会到美国读书。讨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无法把美国的高等教育置之度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中国学生要在美国的大学拿到学位，许多美国的博士要到中国的大学拿到教职。同时，中国高等教育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为许多美国的学位包含着中国教育的初期训练，许多中国大学的毕业生要在美国教书。特别是未来几十年，留学将从极少数精英的特权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中美高等教育的交互影响将愈来愈大。了解在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也就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界和大学生们的必修课。

毫无疑问，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大学会主宰全球化的世界高等教育。这种主宰建立在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的基础之上：美国大学的优异及其高等教育体制的灵活性。

美国大学的优异，不仅在于我反复强调的一些基本事实：美国大学占据了大部分世界名校的位置，生产着世界大部分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着最有质量的教育，拥有无与伦比的财政实力，等等。其优异还体现在其不可取代性，即没有别的地方的大学能够与之竞争。在美国之外，大学最有实力的当属欧洲。欧洲大学曾经是美国大学的范本。但是看看现在的欧洲大学如何呢？仅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例。1900-1909年，该校出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1910-1919年出了6位，1920-1929年4位，1930-1939年6位，1940-1949年1位，1950-1956年4位。蒙森、普朗克、爱因斯坦、海森堡都曾是这个学校的骄子。但是，1956年后，诺贝尔奖得主在此校就消失了。如今，在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该校排在第九十五位，与美国的犹他大学并列。当然，如此戏剧性的下跌，和希特勒时代迫害犹太学者以及冷战时代该校在民主德国治下有关。但是，即使纵观今天的德国大学，也几乎没有一所能够在世界上列入一流。整个欧洲，只有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可以和美国的精英大学相提并论。但这两所大学也是赤字累累、危机重重。

第7节：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2)

反观美国，仅以芝加哥大学为例：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55位获奖者中有9位在芝加哥大学教书，14位接受过芝加哥大学的训练或曾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而美国这种重量级的大学，还有许多家。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条件下竞争，美国大学自然是主宰。

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有两个层次。第一是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学生、教授都会进行跨国界的迁徙，哪里的条件好就在哪里落脚。第二是课程、校园跨越国界：一些大学利用自己的品牌，到处建立校园，成为高等教育的全球连锁店。

在这样的格局中，人才跨国流动的方式显然属于高层次的全球化。因为高等教育不能仅仅靠牌子，还要靠真正的教学。你受哈佛的教育，是因为你住在哈佛，与哈佛的学生做同学，上哈佛教授的课。如果在北京听北大教授的课，即使在毕业文凭上写个哈佛的名字，也根本不能算受了哈佛的训练。所以，世界一流名校，不管自己的牌子有多硬，也不愿意轻易在海外建分校，而是要把海外精英吸引到自己的校园里来。也就是说，工厂原地不动，产品遍布全球。

在这种高层次的全球化中，其实还可以再分两个等级：高等级的竞争是争夺人才，低等级的竞争是争夺学费。

所谓争夺人才，就是不惜工本地把第一流学者抢到手，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在这方面，美国基本上一手遮天。而这也是美国建立其对世界统治的基础。要知道，当年罗马帝国的繁盛，一大原因就是被罗马征服地区的许多精英，都服膺于罗马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精通希腊、拉丁的语文和学术，成为帝国的黏合剂。如今同样的业绩正在美国重复。哈佛有些系的博士生，40％是来自国外。美国吸引外国博士生的能力，超过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其他成员国吸引外国博士生的总和。1998-2001年，2／3在美国拿到博士的外国理工科学生表示希望留下。美国大学坚持在全球范围招聘教授。在主要大学的新聘教授中，只有7％是由本校培养的。就连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奋斗的萨义德，也在美国大学教书，并对之赞不绝口。相比之下，法国的新聘教授有50％是本校培养，在西班牙则是95％，基本是近亲繁殖。法国的学术界人士，只有2％是外国出生！这种中世纪式的狭隘，进一步映衬出美国大学兼容并包的气魄。

这种人才竞争，纯属豪门斗富，没钱玩不起，也没有人玩得过美国。几年前曾碰到一位剑桥来的教授，他对美国不仅不喜欢，而且一肚子怒气，研究的也是英国的问题。对他而言，剑桥无疑是最好的地方。但是，美国的名校一出手，工资比在剑桥多一倍，他马上欢天喜地地跨过了大西洋。许多欧洲的教授，也是这样竞相往美国跑。大约10年前，我还接待过一个研究古希腊的英国教授，著述响当当，但来游耶鲁时竟要在我们研究生夫妇寒酸得进不去人的家里打地铺，等到了芝加哥一位同行的家里一看，目瞪口呆，发誓一定要来美国教书，可惜至今未见"得逞"。研究生也是一样。我10多年前开始耶鲁的博士课程时，奖学金中的生活费是一万美元出头。如今的后辈，一年的生活费几乎是两万，外加医疗保险等，等于是一笔工作收入了。世界各地的学生，能不来美国吗？

第8节：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3)

19世纪的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民族国家兴起的产物。比如美国的大学，目标是培养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以古典训练为主干，常青藤的学生来源基本是东北部的上流社会子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美国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向西部扩张。哈佛、耶鲁等名校，就面临着一个把自己从地域性、单一阶层的大学变成全国性、多种阶层的大学的挑战，扩展大学的社会代表性。这一转型的顺利完成，为美国大学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来应付当今的挑战：把全国性、西方文化的大学变成世界性、包容多种非西方文化的大学，以适应美国的全球责任。美国大学在"二战"前后吸引了爱因斯坦等大量欧洲学者，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先行一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为提高外国学生在本科生中的比率上展开竞争，为此增设奖学金，把世界各地的秀异之士网罗进自己的校园。其实，不仅是大学，就是美国一些财大气粗的精英寄宿高中，也给外国高中生提供慷慨的奖学金，在非常早的阶段就开始包容世界。可以想见，这样做的目标，就是使世界各地的精英都能够参与以美国为主宰的世界秩序的建设。

烧不起钱的大学，自然无力承担太多这样的环球使命。不过，这些学校由于数量众多，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比哈佛、耶鲁这些帝国式的大学逊色。它们所争夺的，是"大学经济"中的学费。欧洲大学被政府控制，学生的学费基本是象征性的，教育费用要国家埋单。但国家又埋不起单，只好瞎凑合。比如英国的大学在欧洲是以高学费著称，水平也是最高的。但是，牛津大学每年的赤字达200亿英镑，累积的教学与研究赤字为950亿英镑。原因是牛津培养一个本科生费用为18600英镑，英国财政部只付一半。连英国都如此，其他国家就更糟糕了。没有钱，国家又不许大学收超过标准的学费，各大学就大闹经济危机。但是，收外国学生，学费是可以超标的。外国学生的学费往往数倍于本国学生。教一个外国学生，学校不仅不赔钱，而且会赚钱。所以大家竭尽全力抢外国学生，用外国学生的学费资助本国学生读大学。

美国的一般大学，财政并不像欧洲那样糟糕，但外国学生依然是一笔宝贵的来源。比如，一些州立大学，收本州学生的学费不仅很低，而且一部分需要交给州里。收一个外州学生，学费高出一倍不说，而且都进自己的腰包。外国学生自然更不在话下。所以美国的许多学校也来中国招生。

大部分外国学生没有优异到能进哈佛、耶鲁，留学还是要到这样的学校去，在欧洲、美国之间就必须有所选择。欧洲各大学处于财政破产状态，常常让一个教30个学生的教授教300个学生，班大得吓人，教室、图书馆拥挤，教育质量难以保证。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一流学生纷纷到美国读书的原因。美国的大学，一般财政状况良好，许多州立大学虽然靠外国学生赚钱，但也不过是按外州学生的标准收费，只是外国学生享受不到许多针对本国学生的奖学金而已。最重要的是，在美国，即使是州立大学，质量常常也非常好，而学费也就几千美元。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生活费用低的州立大学读书，经济负担不至于太重。所以，在这个层次上的竞争中，还是美国的大学占优。

第9节：全球化中的美国大学(4)

除此之外，有些大学不满足于"工厂不动，产品出口"的状态，企图把教育的"车间"、"厂房"都扩张到国外，在世界各地建分校。不过，建分校是低层次的教育全球化。名校不可能全球建分校。因为世界一流的教授、图书馆、研究设施就那么几个，都集中在几个固定的地方，怎么全球化也是不可能流动的。只有低档次的学校可以繁殖分校。这种繁殖，实际上就是卖品牌。比如某个国外的大学，利用自己的名气（有时就是个外国名字而已），在中国建了个分校。教书的大部分是本地教授，水平不见得比其他本土学校的教授高。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给个有该校名字的文凭，让中国学生有个留学的幻觉。所以，这种全球化的教育，常常容易流于有名无实。大牌学校建的分校太多，就等于砸自己的牌子。

不过，这样的全球化也并非一无是处。那些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全球连锁店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有效的管理体系。就如麦当劳一样，卖的东西大部分是本地出产的，但标准化的管理保证了其服务的质量。在这方面，未来最可注意的是美国的所谓"营利大学"的表现。美国传统的大学都是非营利机构，享受免税的待遇。即使私立大学赚了钱也必须重新投入教育本身，不能私分。所谓"营利大学"则是上市公司的经营方式，赚了钱给股东。这样的大学不少是企业办的，如同麦当劳连锁店一般地经营。而且确实有所谓"麦当劳汉堡包大学"。微软、嘉信（Charles Schwarb）等大企业也建大学培养自己的职工。

这样的大学没有"终身轨"（tenure-track）的制度，教授可以随时解雇，学科可以随时更新，一切老板说了算，无所谓教授治校，以低成本高产出为底线，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效率非常高。10年前，美国高等教育有3950亿美元的规模，营利大学占了5％的份额。如今美国教育扩张到6500亿美元的规模，营利大学占了7.5％的份额，行情看涨。到2015年，预计10％的美国大学生将就读于营利大学。

这些大学不可能用明星教授教学。许多教授没有博士学位，并且大量运用网上课程。其定位是为有工作、年龄大的非传统学生服务，教给他们一些实际的技能，从护理、计算机、教育到法律，无所不包。这些大学往往根据市场调查，锁定未来最短缺的几大行业，然后针对性地开课，保证学生毕业后找得到工作。

营利大学虽然近年招致了许多批评，但由于其市场效率，已经有几家创出了品牌。如菲尼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有28万学生，全球239个校园，已经开始侵入中国和印度的教育市场。拥有这所大学的企业阿波罗集团（Apollo Group），2004年投资将近4亿美元开拓市场。另外一个斯特雷耶大学（strayer Uniersity），以商务管理和电讯技术为主攻，成为菲尼克斯的主要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旗下的卡普兰公司（Kaplan Inc.），如同中国的新东方等学校一样，主要经营考试产业，其GRE、SAT补习班全美闻名。如今又拥有协和法学院（Concord Law School），是全美最大的法学院之一。

这些营利大学，由于采取连锁店的经营方式，其企业结构如同麦当劳、沃尔玛一样，具有极大的扩张性，不久可能大举进军中国，收购、兼并像新东方这样的类似企业。如果中国的教育成本仍然不断上升，这类大学国际连锁店就会在中国大展拳脚。

第10节：美国大学的成就与危机(1)

总之，美国大学由于有雄厚的实力和教育质量，又有灵活的体制，使各个层级的大学都有增长的空间，所以在全球化中的竞争中有望全方位地征服世界：既把全球的精英招揽到其一流名校之中，其低层次的大学也全线出击，抢占大学经济的市场份额。有些人甚至称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对此，我们是爱也好，恨也好，都必须直面这个严峻的现实：在全球化的高等教育中，落后的教育体制得到的国界的保护将会越来越少。一个国家很难强迫自己的老百姓接受其指定的教育制度。如果你的教育僵化落后，最好的学生、教授就会一走了之。世界的高等教育，将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

美国大学的成就与危机

美国的学费虽高，奖学金也高，而且大学的类型和层次丰富，美国家庭送孩子上大学的负担，比一般的中国家庭还是轻得多，绝大部分合格的穷人可以免费接受大学教育。至于研究挤了教学等问题，因为有本科文理学院的存在，大学不敢太忽视教学。

相比之下，最难办的大概还是市场化、产业化对学术独立的冲击。因为市场给大学带来的好处太多、力量太强，想改变要付出的代价也就高。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几乎已经征服了一切，大学是最后未被征服的堡垒之一。能否创造性地解决市场规律与大学目标的冲突，对美国大学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的大学如今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样板。美国大学的优异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了。2005年《经济学人》曾经出版了一期"世界大学概览"，对各国大学进行评价，毫不含糊地把美国大学置于欧洲大学之上。

如何衡量美国大学的优异？

那么，何以证明美国大学的优异呢？衡量的尺度有多种多样。我们中国人不久前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把一流大学等同于研究性大学。这虽然出于误解，但也算提供了一个标准。上海交通大学对世界大学的排名，就是建立在各大学获诺贝尔奖的数目、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的基础上的评估，描绘的是不折不扣的"研究性"。《经济学人》也加以引用。以这个标准操作，在2004年上海交大排出的世界前20所大学中，美国的大学占了17所。剩下的只有剑桥（第三）、牛津（第八）和东京大学（第十四）。在前50所大学中，美国大学占了35所。也就是说，越是顶尖的大学，美国的优势越大。另外，在世界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70％是在美国的大学工作。根据2001年的统计，世界上30％的科学和工科论文以及44％的最经常被引用的论文出自美国大学。

但是，这样的标准，即使用来衡量精英大学也是片面至极。因为大学的主要使命还是教育，研究仅是一个面向。比如，美国有大量的本科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也可译为"人文学院"），在交大的排名中是不可能出现在前列的。而在著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的全美大学排名中，这些本科文理学院和研究性大学是分开列的。举个例子来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上海交大的排名中居世界第四，全美第三。但是，从2005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供的数据看，伯克利本科生的SAT（美国大学入学智能测验）中间档次的成绩，仅在1200到1450分之间（满分为1600分）。但在本科文理学院中，有十几所院校学生的SAT中档成绩在这个水平之上，另外还有十几二十所和这个水平相当。在文理学院的排名中与另一所学校并列第二十五的麦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学生中档的SAT成绩在1260到1450分之间，超过伯克利；而与另外6所学校并列第五十五的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学生中档的SAT成绩也达到1230到1420分之间，和伯克利半斤八两。要像中国这样以高考成绩论高低，伯克利不过是个二流大学。读书好的高中生，并不看中伯克利。可见，漏过这些文理学院，就低估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因为这种本科生的学院，已经成为美国特色，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力量。而这些学院中顶尖的十几所，无论从学生素质还是教育质量来看都和常青藤不相上下。

第11节：美国大学的成就与危机(2)

除了这种精英教育外，对美国大学体系的评估，还要看其社会效益。在这方面，美国的大学也许更是鹤立鸡群。在美国，大约有1／3的适龄人口在大学读书。在这些人中，又有1／3会读研究生学位。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非常高。另外，非传统学生，也就是大龄学生，占的比重明显比大多数国家的相应比例要大。在美国上大学没有年龄限制，40％的大学生在25岁或25岁以上。另外，老年人上大学成风。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地处波士顿市中心，波士顿地区65岁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免费旁听，算是对当地社会的一种服务。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大学给穷人提供了较多的机会。20％的大学生来自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有一半的学生读半日制。80％的学生要靠打工支持自己。学校也努力给学生提供校内工作的机会。比如我的学校，校内图书馆人员、邮差、办公室的帮手，许多都是学生。

不错，美国大学的学费贵得出名。在2003-2004年度，四年制的私立大学平均学费为每年18400美元，州立大学的学费平均5400美元。同时美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不过5万美元上下。但是，联邦政府每年给学生的资助，将近815亿美元之巨，相当于一个小国的GDP。另外，私人的捐助也不可胜数。从联邦政府、州，到大学本身，都给学生提供奖学金。杂七杂八的资助加在一起，使一个中等家庭的子弟平均只需付大学学费标价的34％。像哈佛等精英大学，干脆免了低收入的学生的学费。所以，美国大学学费看起来吓人，但奖学金充足，加上打工的机会多，穷人还是上得起。这样的成功，当然和美国的财富有关。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成员国2001年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投资额平均为1万美元，美国则高达2万，比这个平均额高出一倍。在美国，校友、慈善家无不为大学慷慨解囊。

难怪人称美国人是大学狂。有一次，我陪来访的弟弟逛耶鲁，他看了那些本科生学院、图书馆、法学院后目瞪口呆。记得当时他问我："现在美国是世界首富，盖这些宫殿般的学校不奇怪。可这些都是老房子。人家这么下本儿盖学校，是在有了钱以前，还是在有了钱以后呢？"这确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些建筑拔地而起时，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不过，其中几栋最辉煌的建筑，却是大萧条时代的产物。要知道，在一个这么年轻的国家，哈佛的建校是在1636年，比美国建国还早一个半世纪左右，距清教徒在新英格兰登陆仅两年的时间。当时的清教徒刚刚登陆，由于找不到粮食，或在新土地上种不了庄稼，许多人饿死。可见，人家是还没有吃饱肚子就开始建大学。这种推崇大学的文化，自然会培育出优异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很快凌驾于欧洲之上，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美国的大学为什么优异？

所谓"美国大学的优异"，并非指几个顶尖大学的水平，而是美国大学体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体系都要先进。这个体系的优势，用《经济学人》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体系。所以，那些中央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过分重要的角色的国家，很难效仿这一没有体系的模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所谓"没有体系"是因为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不作通盘规划。美国是个自治传统非常强的社会。即使是公立大学，也不过是州立大学。没有国立这一说。对此，我在近著《谁的大学》一书中有所讨论。当年开国时，各州各行其是，彼此钩心斗角，甚至频频提出分开另过。国父华盛顿虽然墨水喝得不多，但毕竟领军打过仗，看到各地来的年轻士兵在一起出生入死后，彼此间形成了牢固的纽带，由此想到建立一个国立大学，让来自各州的年轻人一起读几年书，培养共同的国家认同，等这些人毕业，回到本州都是地方精英。只要他们之间有聚合力，国家就可以团结起来。他之后的5位继任总统，也出于各种考虑要建立国立大学。但是，每一次努力，都被议会否决。美国的大学，命中注定没有一个国家级的通盘规划。

第12节：美国大学的成就与危机(3)

国立大学的挫败，反而成为美国大学发达的制度基础。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大学，没有高等教育的中央计划，也不会像法国、德国、日本一样，把大学的教职员视为政府的雇员。出来办大学的，是慈善家、教育家、地方政府（特别是州政府）、宗教团体等民间组织，乃至像经营生意一样靠学生的学费过日子的企业家。高等教育的基本架构是从下面建设起来的。当然，联邦政府并非什么也不做。联邦政府介入的方式，一般是把公共资源交给这些基层的教育机构经营。1862年的"莫里尔颁地案"（Morrill Land Grant Act）就是一例。1857年，佛蒙特州的众议员贾斯廷·莫里尔（Justin Morrill）深感现有的大学无法为广大农民和工人提供实用知识，想出了通过颁地的方式建大学的主意，以提高平民百姓的知识水平和生产力。但他据此提出的法案，受到南部势力的坚决抵抗，并被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否决。直到1862年南部宣布脱离联邦后，才被林肯总统签署。根据这个法案，以一个众议员名下3万英亩土地计，联邦政府按照众议员的数目给各州拨地（因为众议员是按人口比例分配的，这样颁地最能达到人均的公平）。这些土地出售后的资金，用来建设以传授农业和机械知识为主的大学。有的州用这笔经费强化已有的大学，如威斯康星的州立大学体系。有的则用来建设新的大学体系，如加州大学系列。一些南部州，则把钱分给各个农业与机械学院（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即A&M），这也是南部许多A&M大学的来历。总之，这一法案激发了各州建立各种各样的大学体系，但联邦政府却不参与管理。

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要把支持大学的钱直接送到学生和学者手中。比如，1946年的"退伍军人法案"，给所有参加过"二战"的退伍兵支付上学的费用，让学生拿着钱自己决定去哪个学校。前面已经提到，目前联邦政府每年给大学生的资助将近815亿美元，也是给学生而不是给学校。另外，联邦政府掌握大量的研究经费。这些经费，常常是大学的教授、学者直接申请，钱拿到后跟着这些教授、学者走。他们在哪个学校教书，钱就在哪个学校花，并非直接向大学拨款。联邦政府退出大学的直接管理，就创造了激烈的竞争环境。教授为了争夺科研基金彼此激烈竞争，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也要竞争，大学为了获得捐款同样要竞争。全方位的竞争，创造了全方位的优异。

由于没有联邦政府的统一规划，美国大学在形式上非常灵活，能够满足各个层次的需要。我们现在一讲美国的大学，就是研究性大学。中国的各种高等院校，纷纷改名字，"学院"竞相变"大学"，生怕自己不够气派。实际上，美国各种高等院校有4000家左右。真正作为研究性大学的，也就100多家。在精英大学中，有许多小型文理学院。在草根层上，有许多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学制短，只有两年，相当于我们的大专；而且学费非常便宜。这样社会底层的人也上得起。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区学院的学生，在学业和财力容许的情况下可以带着一部分学分跳到四年制大学中。最近有不少学生因为四年制大学太贵，就在社区学院读两年，然后跳槽，到四年制大学拿文凭，大大降低了教育费用。比如著名的黑人学者卡罗尔·M．斯温（Carol M．Swain），生长于维吉尼亚农村一个贫困的家庭，是12个孩子中的一个。她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读完高中。她也在高中辍学。但看看她后来的履历，简直是个神话：她1978年在维吉尼亚西部社区学院（Virginia Western Community College）拿到应用科学的准学士学位，1983年拿到罗阿诺克学院（Roanoke College）的学士学位，1984年拿到维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的硕士，1989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美国最好的几个州立大学之一）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研究硕士。在这期间，她还是个拉扯着两个儿子的单身母亲，在养老院、服装厂、社区学院的图书馆打过工。后来她到普林斯顿任教，最后成为南部名校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v）的政治学和法学终身教授。她开始时显然最艰难。从准学士到学士，常规只需要两年，她竟挣扎了5年，以后则越来越顺。没有一个多层级的灵活体制让她从最底层起家，她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第13节：美国大学的成就与危机(4)

大学体制不仅帮助斯温这样的人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教育的顶峰，而且也使一些底层大学异军突起。比如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本来是个走读学院，但这几年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研究性大学排名中，一直排在第十名上下，比许多常青藤的名次还高。再有就是纽约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破产，不得不把在布朗克斯（Bronx）区最大的校园出售。但如今在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名中，雄居第三十二位，俨然是一所名校。我自己所在的萨福克大学，最初不过是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为了给穷人提供教育机会，在自己家的客厅给六七个学生授课，后来竟然也演化成了一个大学。当时哈佛的校长警告说，这样的学校是危险的、根本不应该存在。如今，萨福克大学的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是波士顿最大的两个法学院，为本地提供了最多的司法人才。萨福克大学也正在从一个走读、业余学校式的大学，转化为四年制、有博士课程的正规大学，并且开始有了学生宿舍，向寄宿制大学发展。在校内领导层内中，有人甚至有雄心在波士顿市中心再造一个纽约大学式的奇迹。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营利大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店"，和中国的一些英语学校，如新东方等，有非常类似之处。这样的学校，完全以商业理念经营大学，要物美价廉、薄利多销，把大学办成连锁店，甚至有的校长要求教室与学生停车的地方不能超过5分钟的步行距离，很像麦当劳的经营原则。这些大学瞄准的，是那些有工作但缺乏教育的阶层。最大的为菲尼克斯大学，在全球有28万学生，239个校园。其创办人是剑桥培养的经济学家约翰·斯珀林（John Sperling）。他发现常规大学几乎都致力于培养18~22岁的年轻人，忽视了已经工作的成人。于是他发誓要为这些人办学，让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如今美国的营利大学已经有几百所。许多都创造了自己的品牌。

这种多元、灵活的大学体制，保证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能为各个阶层的人在人生、事业的各个阶段提供教育服务，并且促成了多种体制的竞争，使任何一个体制都不可能高枕无忧。你研究性大学只顾搞研究不管本科生吗？那么注重教学的本科文理学院就会把学生吸引走。你的大学学费太高吗？那么一些营利大学的连锁学店、网上教学，就会出来"杀价"。怪不得一位基层传统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说："这些营利大学在我们街对面的连锁店一开张，我们就感受到了威胁，经营的方式就得调整，否则我们的学生会跑掉。"这样的竞争，构成了美国大学优异的基础。

第14节：高等教育的产业化与大学校长

高等教育的产业化与大学校长

美国的大学受两个传统的影响。一是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和社会技能，强调教师和学生个人间的交流，在形式上是以寄宿本科生学院为大学的主体。另一个是德国的研究传统，注重知识的创造，研究院在大学中占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大学集这两个传统之大成，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即强调大学对社会的服务，务实，并有着市场竞争的企业精神。

英国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在威斯康星大学时曾经惊叹美国大学的务实精神："当农民种的大头菜出了问题时，大学教授竟被派去对种植的失败进行科学调查！"这在当时的欧洲还是很难想象的。

美国是个主权在民的社会，小民百姓手里掌握着政治资源。高等教育虽然开始时服务于精英，但很快就面临着为普通人提供机会的压力。实际上，1862年的"莫里尔颁地案"，就把实用学科抬到了和传统的人文学科平行的地位，意在激发老百姓的创造力，回应现实的需要。20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评论说，对一般的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教育就是他的宗教。不过这种宗教必须实用，而且能够带来"红利"。

这种对"教育红利"的追求，成了美国大学的一个主流文化。美国的大学，是把学术与企业联系起来的先锋，我称之为"大学下海"。如今美国大学从自己的专利和许可权中每年挣得10亿美元。有170所大学有开发性机构。另外，一些名牌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大得吓人。以2004年财政年度的数据计，哈佛的捐赠基金为225多亿美元，雄居第一。第二位的耶鲁，也有127多亿美元。这些资产，要投入股市增值，经营得是好还是坏，一年就可以有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之差，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实力。所以，这些学校用来经营捐赠基金的首脑，都是能够驰骋华尔街的财神，年薪至少百万以上，远远高过校长。

务实的传统，赢利的欲望，激烈的市场竞争，自然也渐渐转化了大学校长的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学校长，如哈佛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不仅是他们的时代的教育领袖，而且是文化领袖、社会领袖，经常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言。现在的大学校长，即使在教育问题上，也很少表明自己的立场。像哈佛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2005年讲了几句自己对教育、研究、女性的看法，不留神说走了嘴，差点儿被赶下台。更多的校长，大部分时间在为学校募捐。据《高等教育编年》的调查，目前有53％的美国大学校长，每天都在从事募捐活动。这已经是大学校长的首务。在被问及他们如何定义自己作为校长的成功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平衡预算"，而不是"建立优异的教育体系"。几年前听一个耶鲁的顶尖教授在那里发表高论，解释为什么大学校长挣的是普通教授的好几倍。他说："一个校长，必须在学术上出类拔萃，又能跨出本学科，像个交响乐队的指挥那样领导一群特立独行的学者。有这个本事的人本来就少。而这些人一旦担任这样的行政职务，一天到晚就要在那里为学校弄钱，放弃自己心爱的学术，牺牲太大了。所以，非高薪不能吸引这样一流的人才当校长。"

但这样的解释，在当今的大学竞争中越来越像是老黄历了。道理很明显，既然大学校长的主要职务是搞钱，那么为什么不雇一个专门理财的人来当校长呢？校长的职责和就任资格是跟着时代变的。在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大学还没有完全从教会独立，当校长的大部分是神职人员。后来随着大学的独立，希腊、拉丁的古典学者和英文教授开始担任校长这一角色。等研究性大学建立后，许多科学家也开始当校长。如今，市场大潮排山倒海，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从学术圈外招募校长。比如维吉尼亚的伦道夫-梅肯学院（Randolph-Macon College），是个小有名气的文理学院，其即将离任的校长罗杰·马丁（Roger Martin）是牛津训练出来的教会史专家。但他的继任者罗伯特·林德格伦（Robert Lindgren）却仅在佛罗里达大学拿了个法律学位，在牛津拿了个管理硕士，没有博士学位，根本不具备在大学教书的资格，也没有教书的经验。但他是个职业募捐人，曾为他的前两个雇主募集了30亿美元。在接受这个校长职务之前，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首席募捐人。

第15节：美国大学的危机(1)

他的就任，也越来越不像个特例。1986年，有25％的美国大学校长从来没有在大学拿过教职；200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0％。1998年，只有9％的大学校长来自学术圈外；到200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5％。在美国没有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在个正规的四年制大学当教授。但如今有的大学校长竟没有博士学位。

从教授的角度看，他们对这些没有学术经验的外来客当然充满怀疑。但是，没有教授愿意在一个缺乏资金、管理不善的大学供职。只要他们的学术自由不受侵害，他们宁愿让一个职业募捐专家为自己筹足经费，以便安心做学问。相对而言，欧洲大学是更加"教授治校"，美国大学则给校长更多独立的权力。校长除了不能解雇教授外，很像个CEO，能够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大学。这也难怪，大学校长的年薪越来越向华尔街的工资单靠拢。2005年已经有大学校长年薪过了百万美元大关。而欧洲大学的教授，有机会就往美国的大学跑。看来务实的美国大学，还是有其制度优势。

美国大学的危机

从外面看，美国简直就是高等教育的天堂。但从内部看，美国的大学充满了危机。许多人评论说，近十几年来，美国大学几乎天天出丑闻。

危机是什么？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派认为产业化的大潮淹没了学术独立，"9·11"后的反恐爱国主义威胁着大学中的言论自由。保守派则认为，大学被自由派所控制，只有10％左右的教授支持共和党。这些人把持大学后，就压制异端，使持保守立场的人难以在大学立足。

不过，两派都必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大学费用的飞涨。以2002年的美元价值计，从1971-1972学年到2002-2003学年，美国两年制的公立大学的学费从820美元涨到1735美元；私立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则从7966美元涨到18273美元。四年制的公立大学，2004年学费比上一年上涨10?5％，达到5400美元，是同年通货膨胀率的4倍。虽然中等家庭的学生平均只付这个标价的34％，但学费的上涨远远超出了通货膨胀率，最终还是会把中产阶级挤出高等教育。

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普林斯顿的前校长威廉·鲍恩（William Bowen）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的一项对精英大学的学生构成的研究表明，从1976年到1995年，来自收入属于美国人口中最高的1／4家庭的学生比例，从39％上涨到了50％；来自收入属于最低1／4家庭的学生比例，也略有增加。真正被挤掉的，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道理很简单。高收人家庭永远付得起钱。低收入家庭的子弟可以享受丰厚的奖学金。中等家庭的人想上好大学太穷，想申请奖学金又太富，只好放弃进名牌的机会。

这种学费上涨，有几个因素。第一，教育升值，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原来那种当一辈子工人，收入和教授相当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所以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加，大家也愿意投资。第二，大学竞争激烈。各校为了创牌子，竞相高薪请明星教授、大兴土木，提高研究水平，无意中就把大学的成本抬了起来。第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越来越不爱付税。如今保守主义当道，小政府的意识形态统治美国。税收（特别是州政府的税收）一少，州立大学的拨款就少，结果只好加学费。前几年经济不景气，州的财政收入萎缩，不得不大砍高等教育经费。所以近年来州立大学学费涨得特别凶。

第16节：美国大学的危机(2)

流入高等教育的公共资源相对萎缩，公立（州立）大学的地位就下降，出现了精英大学私立化的趋势。比如，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研究性大学排名中，1986年前26所大学中有7所是公立大学，2002年有4所，2005年也仅有4所，而且2005年除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另一所私立大学并列第二十外，另外3所州立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密歇根大学，全排在前26所名校的末尾。不仅如此，这几所著名的州立大学也越来越私立化。有的州立大学，州政府拨款仅占其经费的20％多，主要靠校友和私人捐赠，越来越私立化。可以说，一流名校在实质上几乎全是私立。公立大学不仅学费不及私立大学的1／3，而且学生人数众多。以2004年为例，公立大学拥有学生1262万多，私立大学则仅有389万多。一般老百姓还是上公立大学。所以，公立大学的没落，直接威胁老百姓的利益，是美国高等教育潜在的危机。

美国大学的另一危机，是市场冲击下学术独立的动摇。美国大学务实精神强，敢于"下海"创利，企业和学术联姻。这些都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市场的规则和大学的目标毕竟不一致。比如，许多企业在大学的科研项目上投资，为了防止对手的竞争，对开发出来的成果不予公布，逼着科学家推迟论文发表的时间，或删掉关键段落，甚至以专利为名，禁止别人使用已经有的研究成果。这样的企业式运作，等于妨碍了知识的传播。甚至有的研究机构，不惜出卖学术良心，为给自己钱的企业遮羞，掩盖不利于该企业的科研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的丑闻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象牙塔已经不再是象牙塔，而是铜臭气十足的公司。大学的信誉，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

第三大危机，则是大学越来越注重研究，对本科的教学有所忽视。特别是教授们过于专门化，一心追求学术潮流，忽视了一般性的教育，把大量过于狭窄的专业内容带入课堂，让学生不知所措。我曾经给一个刚刚拿到博士的教授当过日本史的助教。他的第一堂课，上来就讲关于日本史的十大成见，然后一个一个加以批判。下课后他问我意见。我坦率地告诉他："你的学生对日本一无所知，根本没有什么成见不成见的问题。你搬出十大成见批一通，无的放矢，人家一头雾水。在读研究生写论文时，大家喜欢解构。但本科生教育，还是多多建构为好，直截了当告诉学生日本的基本知识。"许多教授，就是这样生活在自己的研究中，把研究院的时髦搬到本科生的课堂。难怪哈佛校长萨默斯强调，多教学生一些实际的知识，而不要过多地讲什么方法论之类非实质性的东西。

当然，更有些保守派抱怨，现在大学自由派当道，制造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言格式，有许多话很难公开讨论。比如萨默斯提到男女在科学研究上可能有差异的问题，这不过是一个假设，却不能公开说。在女性问题、种族问题等方面，有些话只能私下谈，无法公开讨论。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尽管美国大学有这些危机，比起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大学的问题来，这些危机容易应付得多。美国的学费虽高，奖学金也高，而且大学的类型和层次丰富，美国家庭送孩子上大学的负担，比一般的中国家庭还是轻得多，绝大部分合格的穷人可以免费接受大学教育。至于研究挤了教学等问题，因为有本科文理学院的存在，大学不敢太忽视教学。最近哈佛因为太重研究而忽视教学，引起学生的普遍不满，校方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多种体制竞争的好处。至于"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批评，特别是在保守主义时代，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已经不可能一手遮天了。相比之下，最难办的大概还是市场化、产业化对学术独立的冲击。因为市场给大学带来的好处太多、力量太强，想改变要付出的代价也就高。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几乎已经征服了一切，大学是最后未被征服的堡垒之一。能否创造性地解决市场规律与大学目标的冲突，对美国大学未来的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17节：谁是世界第一名校(1)

谁是世界第一名校

从2000年开始，各校的名次就相对稳定。普林斯顿成了王中之王，在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次名列第一。哈佛第二，耶鲁第三。从2002年开始，普林斯顿和哈佛并列第一，耶鲁长期名列第三，大家的地位相当固定。在文理学院中，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阿默斯特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也基本依次列为前三名，很少有变动。这几个学校的超一流地位，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了。

2005年8月29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按惯例提前一个星期出版），又一次公布了全美大学的排名。普林斯顿、哈佛大学连续四年并列第一，耶鲁大学连续四年屈居第三。

美国的大学排名，名目多样。但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影响最大，也最有争议。每年排名一公布，有些名校的校长和高级官员就出来说排名很荒谬，把高等教育变成了超级市场的货架，劝大家不要理睬。1996年，斯坦福大学校长格哈德·卡斯珀（Gerhard Casper）致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编辑詹姆斯·法洛（James Fallows），批评排名误导公众，掀起了对该排名的质疑运动。1998年，美国法学院协会公开要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结束对法学院的排名，称这样的排名是"误导性的和危险的"。美国律师协会所承认的180个法学院的录取部院长几乎一致联名签署了一封给申请法学院的学生的信，要求大家无视这个排名。

但是，排名还是具有挡不住的诱惑。一些二流、三流学校和小学校常常把自己的名次在本校网站上公布：本校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美国最优异的大学之一！同时，虽然许多著名大学嘴上说对排名不屑一顾，每年却精心为该杂志的评定提供数据。93％的美国大学自愿填写该杂志的调查表，没有大学的合作，这个排名根本就不可能出笼，可见大家还是"愿打愿挨"的关系。甚至常有一些精英大学，有意提供误导性的数据，以求提高名次，最后被该杂志抓住，成为学术丑闻。到目前为止，虽然大家对排名口诛笔伐，但是主要的大学拒绝合作的事情几乎没有。相反，一些院校以排名为中心制定政策。比如，鼓励明明没有希望被录取的学生申请，这样申请的人多，录取的比例就小，显得学校有竞争力。一些二流大学，放着最顶尖的学生不录取，盘算的是这些学生肯定会被更好的大学录取，只不过拿自己当最后不得已的选择，录取了的学生不来，在数据上就降低了本校的竞争力。更不用说，这个排名，已经成了美国高中生和家长的择校圣典。即使像普林斯顿这样近十年来排名最高的学校，名次一跌，就会失去一些精英学生。

为什么这个排名影响这么大？首先当然是排名的人力财力投入巨大，以15组不同门类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调查翔实，资料充分。同时，评定方法公开，编辑对公众的批评，能够有所根据地答复。当然，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排名的市场推销有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时代周刊》（Time）、《新闻周刊》（News Weekly）是美国三大时政新闻杂志，影响力甚大。而另外两家杂志，虽然也有对大学的评比，但是没有排名。理由是"不好比"。这样的态度虽然老实，但却难以吸引读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干脆把所有大学都排座次：今年哈佛击败耶鲁，明年普林斯顿力克群雄，好像是年年开高等教育的奥林匹克。即使是看不上排名的人，也忍不住要看。一般要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

第18节：谁是世界第一名校(2)

况且，排名即使对那些很懂教育、不会盲目跟着排名的指挥棒转的家长，也有非常实用的价值。比如，一个在耶鲁上了本科，在哈佛读了研究生的家长，对几个名校当然有相当了解。但是，孩子一旦考不上常青藤，那到底是应该去维吉尼亚大学呢，还是去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看看排名，对这些学校的大概实力就有所了解，帮助自己进行初步选择。虽然排在第三十三位和第三十四位的学校孰高孰低不好说，但在30到40位的学校和80到100位的学校之间毕竟还是有水平距离的。2004年我自己找教职时，特地还买了一本排名。因为有些大学即使很有声誉，我也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榜上有名的，总是靠得住的学校。一些大学里的人批评排名把教育简单化，把苹果和桔子比，误导一些不懂教育的人。殊不知，苹果和桔子固然不同，但在市场上消费者还是可以通过价格对之进行比较。大多数学生和学生家长，在这些教育界人士看来都属于不懂教育的。他们终究必须自己作决定上哪个大学。排名就是他们的"傻瓜相机"。

除了排名之外，那些教育界人士并没有给主流的学生和家长提供一个更好的、可操作的选择。不过，排名即使实用价值大，使用时也要分析。首先，这个排名是本科教育的排名，不是大学实力和影响力的排名。关于研究院和职业学院（如法学院），该杂志另有排名。虽然本科生教育是美国大学的首务，但和大学的综合水平还是不能等同。举个例子，大名鼎鼎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华盛顿大学或西北大学相比孰高孰低呢？在中国读者眼中，伯克利无疑是世界一流名校，后两个大学设在哪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但是，在这个排名中，华盛顿和西北分别排第十一和第十二，前两年这两个学校常常进前10名。而伯克利仅排20，过去还常常进不了前20名。再看看学生的SAT成绩，这两个似乎不知名的大学的学生成绩明显胜过伯克利。我的一个台湾朋友的孩子，几年前被伯克利、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录取。能去伯克利和芝加哥这样的名校，在台湾的亲友面前当然有光。但是全家到校园一访问调查，还是选中了西北。伯克利第一个就被淘汰。理由是那里班太大，学生没有人管，甚至不上课也没有人知道，街上还有卖听课笔记的。你看看排名，西北确实也比另外两个学校高。看来人家并非乱排。

另外，虽然是本科教育的排名，但该刊把研究性大学和本科文理学院分开排名，读来又复杂一些。这两类学校的区别，我在近著《谁的大学》中已经有分析。研究性大学顾名思义是注重研究，学术明星多。但是这些明星并不一定专注教学。况且学校大，班也大，老师名气响当当却不认识学生，学生并不一定得益。文理学院没有那么多学术明星，教授们却专心教学。学校小，有的就一两千人，班也小，老师和学生交往甚多。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样的学校对学生盯得紧。所以许多美国家长愿意把孩子往这些小文理学院里送。比如在文理学院中排名第二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中间档位学生的SAT成绩在1350到1550分之间。在研究性大学中，除了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几个学校比这略高一点外，其他学校的成绩大都在此之下。拿文理学院中前5％的院校和研究性大学中前5％的院校比，你很难分出高下。从本科教育质量上看，往往前者更实惠。

第19节：谁是世界第一名校(3)

这个排名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重硬件不重软件。有人甚至因此说它"只计投入不计产出"。硬件顾名思义就是学校的基本设施，如建筑、实验室、教授人数、奖学金等。有人挖苦说，这种排名实际上是各校的水电费排名。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例而言，耶鲁的健身房号称是世界第二大，是个老旧的建筑，本来考虑拆掉，但为了保护旧建筑还是花了比新建一个多一倍的钱翻修了一下。建筑老旧，水电、供暖、制冷等系统工作效率就低。我曾经在2005年5月底到那里锻炼，其时室外几乎是夏天，有的地方已经使用冷气，但更衣室里的旧暖气竟烧得烫手。即使门窗全敞开，还是担心里面会热得着火。耶鲁为此支付多少费用，只有天晓得了。假设另有一个新大学，盖了一个同样规模的新健身房，用计算机控制供暖和制冷系统，省下80％的电力。结果怎么样呢？耶鲁浪费的这些钱，可以使它在排名上比更懂得节约能源的大学更靠前。为什么？因为评定中有一项：各大学在每个学生头上平均的投入。水电费对一个大学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浪费一些，就可以使该大学在每个学生头上的平均投入提高！

这样的荒诞，确实比较极端。但平心而论，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硬件可以衡量，软件怎么衡量？毕竟，有些硬指标，如师生比例、班级规模、教育经费、入学成绩、录取率、毕业率等，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所以，即使是明白人，也会认真参照这个排名。

软件容易变，硬件却不容易变。这就造成了各校在排名中的位置移动缓慢。但是，比较一下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6年的排名，还是有些微妙的变化。这在精英院校中更是如此。

在20世纪90年代的排名中，排前几位的大学名次起伏大一些。以哈佛、耶鲁这对冤家而论：1995年哈佛第一，耶鲁第二；1996年耶鲁第一，哈佛第三；1997年哈佛第一，耶鲁第三；1998年两校并列第一。这期间，普林斯顿基本在前三名，有时与上述两校之一并列。但一个顶尖学校一年间名次就浮动两位，可以说非常不稳定。1999年最为戏剧性。加州理工第一次上升到第一位，其后是麻省理工和哈佛，耶鲁从前一年的第一跌到和普林斯顿并列第四！同年，一个叫布鲁斯·戈特利布（Bruce Gottlieb）的评论家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谴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欺诈！其策略是每年变换评定的方法，这样就造成了各校名次的戏剧性变换，以吸引读者。试想，如果每年都是哈佛第一、耶鲁第二、普林斯顿第三，谁还看这本杂志？想在市场上成功，就必须像体育比赛那样，制造黑马，增加不确定因素。前面提到的斯坦福大学校长格哈德·卡斯珀的指责更具体：各校的师资、学生人数、课堂规模一般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变换。但细看排名，一年之内的变动之大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师资力量，哈佛在1995年还排第一，1996年就成了第十一，斯坦福则从第三跌到第十五。在师生比例的评比中，1995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还是1∶7，一年后就到了1∶14。芝加哥大学则从1∶13变到1∶7。这简直像是天方夜谭。

不知道是这样的批评起了作用，还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自己也觉得1999年的结果比较离谱儿，2000年的评定就有所调整。该杂志的编辑称，1999年的结果，是因为在运用各校资金投入的数据时，只考虑资金的总数，没有考虑这些资金用在什么地方。比如，一些大的研究项目，资金投入甚巨，但和本科生毫无关系。所以，在以后的评比中，要对研究资金和教育资金的投入加以区分。

第20节：谁是世界第一名校(4)

结果，从2000年开始，各校的名次就相对稳定。普林斯顿成了王中之王，在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次名列第一。哈佛第二，耶鲁第三。从2002年开始，普林斯顿和哈佛并列第一，耶鲁长期名列第三，大家的地位相当固定。在文理学院中，威廉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阿默斯特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也基本依次列为前三名，很少有变动。这几个学校的超一流地位，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了。

不过细看名次，还是有文章可做。要论学校的财政实力，首先必须看各校的捐赠基金（endowment）。在这方面，以2004年财政年度的数据计，哈佛以225亿多美元名列第一，大致相当于一个欧洲小国（如捷克）的GDP；耶鲁以127亿多美元名列第二；普林斯顿排在第三，捐赠基金接近100亿美元。但是，最近几年的排名却无法以钱衡量：普林斯顿是老大，哈佛勉强与之并列，耶鲁第三。2005年虽然普林斯顿和哈佛同居榜首，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同时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哈佛是否被高估"，对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提出种种批评。这似乎是在回应公众对该刊只评硬件不评软件的批评：软件无法排名，评硬件属于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对软件不排名却可以评论。显然，该刊对哈佛的教育有所保留。

哈佛本科教育的问题，显示了研究性大学的通病：学校把资金投入学术研究而不是教学，学术明星和学生缺乏接触，课堂规模过大。不久前，由全部8所常青藤盟校，麻省理工，以及阿默斯特、韦尔斯利等顶尖文理学院等31所私立精英院校组成的"高等教育财团"（Consortium on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对所属院校中的学生满意度进行了一次调查。这项调查，主要是衡量学生对教授为学生花的时间、授课质量、指导学生的质量，以及校园生活等的满意度。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硬件评比相对，是对教学质量的软件评比。结果，哈佛在这31所大学中名列倒数第五！在以5分为满分的标准中，哈佛的综合得分仅为3?95，而其他30个院校的平均综合得分为4?16。在教授为学生花的时间一项，哈佛得2?92分，其他院校的平均分则为3?39。授课质量哈佛得3?16，其他院校平均分3?31。专业指导的质量，哈佛仅得2?54分，其他院校平均为2?86分。可见，哈佛教授的心思不在学生那里。

这样的结果，和校内学生以及校外同行对哈佛的看法非常接近。1997年我申请博士课程时，就有个教授告诉我不要去哈佛，因为哈佛用研究生教课，没有时间做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在哈佛，学生常常上大课，大家像看戏一样，散场时还常常给台上的学术明星的精彩讲授鼓掌。但是，正如一位学生所说，来哈佛两年，你很少上过60人以下的课。学生和明星教授能做到面熟就不错了。大家在校园里相遇时，老远就有意互相回避。小班课，甚至学生的学术指导老师，则常常由研究生代劳。从师生比例上看，终身教授和学生的比例，哈佛为1比11，普林斯顿为1比8。哈佛明显处于下风。我刚来美国时，碰到一个麻省理工物理学家的儿子，当时正在耶鲁当助理教授。他告诉我，麻省理工教授的子弟在本校上学免学费。但是，他父亲放着这个福利不用，还是送他去了哈佛。等他上完后，发现哈佛不过如此，他弟弟就到麻省理工读书了。他称哈佛资源很多，但你要自己去找。这对一个本科生往往很难。这么小年纪，进了这么一个教育帝国就糊涂了。在一些小系，如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古典系，学生和教授的关系还密切些。越是大系，越是热门专业，大家越是谁也不认识谁。

第21节：谁是世界第一名校(5)

目前，哈佛内部充满了危机感。哈佛讲，在最近5年，教授规模扩张了10％，教授人数从610人上升到672人，预计到2010年扩张到750人，再往后可能扩张到800人。同时，哈佛大幅度加强小型的新生研讨班。4年前，全校只有30个这样的研讨班，现在则有115个，而且大部分由终身教授授课。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加强教授对学生的服务。

不过，比起普林斯顿来，哈佛在这方面追起来颇为吃力。如果把终身教授之外的所有教授人数加起来，普林斯顿的师生比例近年来一直是1比5，比哈佛的1比7（2003年还是1比8）、耶鲁的1比6（2003年为1比7）都高（美国大学的师资雄厚，体现在师生比例越来越高上。最高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近年来一直是1比3，也怪不得1999年成了第一。芝加哥大学则为1比4）。这当然会使普林斯顿的课堂小得多。我当年在耶鲁当助教时教过中文课。虽然名义上是助教，但完全是独立授课。班上有近20个学生。我到底还是北大中文系出身，授课质量有保证。但有的助教，竟是音乐系等不相干的专业出身的中国学生。授课质量当然无法保证。其他语种的课程，也是大同小异。研究生频频代劳。到普林斯顿一看，傻了眼了。主管中文课的教授骄傲地告诉我：这里的中文班，一个班8个学生封顶，一律用正式的老师授课。普林斯顿的中文课，号称是全美最"贵"的，其他学校很难维持。

上面提到的"高等教育财团"的调查，结果没有完全公布，普林斯顿的得分不甚清楚。但从2004年普林斯顿校内的一个调查看，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明显很高。这个名为"普林斯顿经验"的调查，样本包括800个本科生，800个研究生。在一个只有4600个本科生的学校，这样的样本相当大。结果表明，40％的本科生认为自己在普林斯顿的经验为"优异"，另有将近40％的人表述"非常满意"。我个人碰到的普林斯顿毕业生，对自己的学校也都感到非常骄傲。

从排名上看，普林斯顿的头把交椅坐得最稳，哈佛树大招风，危机重重，耶鲁非常注重本科教育，所有大牌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授课，最近在学生中的声誉并不因为排名老三而让于前两个学校。从2004年的录取率来看，耶鲁是10％，哈佛11％，普林斯顿13％。看来耶鲁还是最难进的学校之一。精英学生究竟应该到哪里上学，完全由个人在专业上的志向、对各校风格以及周围环境的好恶而定。比如哈佛是个都市中的大学。其校园区在剑桥附近，热闹程度已经和波士顿市中心差不多，而且地铁和公共交通四通八达。普林斯顿则依然像世外桃源，从纽约乘火车穿过一片森林到普林斯顿站下车，还要换小火车才能到达校区。耶鲁则地处一个贫穷的小城市，但校区集中，人文气氛甚盛。除了这三大名校外，斯坦福、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麻省理工、加州理工，以及上面提及的几所文理学院，实际上都是"半斤八两"。我见过被几个名校录取，但不去哈佛去了斯坦福的，或拒绝耶鲁去了布朗大学的。不过也有个大陆来的学生，只认哈佛。一问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人家的名气比谁都大。

美国大学排名的流行，多少反映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教育平民化、商业化，以及英才主义的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教育被少数白人上流社会垄断，进名校，家庭背景常常重于学术能力。像布什这样的人，跟着爷爷、爸爸进耶鲁，哪里用得着什么排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套贵族体系开始转型，入学强调学术水准、标准化考试成绩，20世纪70年代又演进为男女同校，竞争越来越开放、竞争人数越来越多。高等教育的"超级市场"渐渐形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对排名爱也好，恨也好，你很难将之取消。象牙之塔中，多了不少市场噪音。这已经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现实。

第22节：美国名校扶贫斗富(1)

美国名校扶贫斗富

许多美国人都明白，关键还是要孩子读书好。读书好就可以上名牌。越是名牌、学费越贵，奖学金就越多，需要的贷款越少，家庭的投入越少。进名校常常意味着享受免费教育，而且即使因为家境好些，需要自己支付一部分费用，常常也就花几千块，很少超过自己家庭收入的1／10。

美国各大名校之间的竞争这几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大家拼得最凶的一个领域，就是看谁给贫困生提供的条件最优越。也就是说，大家通过扶贫来斗富。

美国名校的财政实力，主要看其所拥有的捐赠基金。在这方面，以2004年财政年度的数据计，哈佛、耶鲁分列第一、第二位，捐赠基金各有225亿和127亿多美元。但实际上，捐赠基金不足100亿、排名第三的普林斯顿是最富的。因为普林斯顿规模小，平均每个学生拥有的捐赠基金就成了各名校中最高的，学校在每个学生人头上就更花得起钱。所以，1998年，普林斯顿宣布，凡是家庭收入46500美元以下的学生，其贷款将全部用奖学金替代。美国给学生提供的教育财政资助常常是奖学金和贷款混合。奖学金不用偿还，但贷款是需要偿还的。不过贷款从利率到偿还期都非常优厚。用部分贷款上名校，本是一个回报甚厚的投资。但人们很快发现，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因为受惯了穷，有心理问题，比起富家子弟来，他们特别怕负债。一听说贷款上学，毕业后欠一两万块的债，他们就可能在名校面前止步。毕竟，让一个贫民窟出身的孩子想象自己4年后在华尔街挣6位数年薪的情景是非常困难的。普林斯顿这一招，就是打消贫困生负债的顾虑，把最优秀的学生抢到手。2001年，普林斯顿索性把这一政策扩张覆盖到所有学生：只要你需要并有资格获得财政资助，你拿到的就全是奖学金。贷款上学在普林斯顿从此消失。

普林斯顿连出两张硬牌，等于逼着其竞争对手跟牌。但是，普林斯顿的钱太多，手面太大，其他学校跟不起。等到2004年哈佛大学才宣布，凡年收入在4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教育费用全免。这张牌比普林斯顿的牌还是软得多。因为普林斯顿的计划等于给所有需要资助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其中有些学生的家庭年收入远远高出4万美元。哈佛这张牌，其他学校倒跟得起。2004年，布朗宣布以1亿美元将135名学生的贷款替换成奖学金。2005年，耶鲁宣布家庭年收入低于4?5万美元的学生，教育费用全免。斯坦福在2006年3月宣布了同样的政策。几天后，宾夕法尼亚宣布家庭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其贷款将全部用奖学金替换。

大家拼来拼去，还是没有人能挑战普林斯顿，但是全都能和哈佛叫板。因为那几个学校已经把免费教育的基准，从哈佛的家庭年收入4万以下，提高到4?5万甚至5万以下。这就把世界第一名校逼到了墙角里。结果，2006年3月30日，哈佛大学宣布，其学生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的，教育费用全免。

这里有几点必须澄清。第一，教育费用全免，并非一切都是无偿的。学校可以给学生安排一些校内工作，其收入可以作为奖学金的一部分。不过，学生的校内工作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必须保证不影响学生的学习。事实上，大部分工作非常轻松。许多学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看书。第二，所谓教育经费，不仅仅指学费，而且包括住宿、伙食、学习用品等所有正当教育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一年可达四五万美元。那些家庭收入超过6万美元的学生，有许多也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的费用，他们一般都根据收入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资助，只不过不是免费上大学而已。

第23节：美国名校扶贫斗富(2)

更重要的是，哈佛最近的决定，以及普林斯顿2001年给所有需要资助的学生奖学金的做法，突破了扶贫的范围。美国平均家庭年收入为5万美元上下。年收入6万美元，已经属于中产阶级，很难算是贫困户。最近十几年，中产阶级一直在抱怨，百万富翁们上学花钱不在乎，穷人上学有人给埋单，唯独中产阶级需要承担相当的教育费用，养一个大学生最难。哈佛、普林斯顿这样的做法，等于给中产阶级传达了一个信息：我们绝不会忽视你们的利益。实际上，许多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孩子上大学照样拿奖学金。

许多美国人都明白，关键还是要孩子读书好。读书好就可以上名牌。越是名牌、学费越贵，奖学金就越多，需要的贷款越少，家庭的投入越少。进名校常常意味着享受免费教育，而且即使因为家境好些，需要自己支付一部分费用，常常也就花几千块，很少超过自己家庭收入的1／10。

当然，哈佛最近的行为，不过是大学争夺贫困生和下层中产阶级的"军备竞赛"的一个小段落。大家日后还会层层加码。名校通过扶贫来斗富的好戏，也许还在后面。

大学要培养未来的领导阶层--寄宿学院与中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误解

学生通过集中住宿，培养共同的社会理想、公共责任、献身精神和未来领袖之间的凝聚力。这种寄宿学院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就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阶层的狭隘目标，越来越强调多种族、多阶层的聚合。但是，尽管受教育者的范围早已今非昔比、越来越多元化，寄宿制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以大历史的目光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国的政治，还没有退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迹象，最多不过是把其统治集团的基盘扩大而已。这样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够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统治阶层不无关系。

中国不久前掀起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似乎名声不好，现在很少有人提了。但是，对这一运动所提出的一些误导性的概念，却很少有人清算。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享受巨大的国家拨款的"一流大学"，还在按照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经营。

人们也许还记得，这场运动的许多倡导者和评论家们，把"一流大学"等同于"研究性大学"，并美其名曰"美国模式"。甚至有人说，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主要是看其博士课程的质量。说这些话的人，不少是在国外的"一流大学"受过训练的权威人士。虽然他们蒙昧于美国大学的历史及其人文传统，由于他们的"牌子"响亮，公众对他们的话往往不加怀疑、不作分析。结果大家普遍相信：中国的大学要办成一流，就要向研究性大学的方向发展，把重心放在博士生的培养上。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故事是，2005年教育部宣布取消大学生校外租房的禁令，引起一阵欢呼。但对于大学生住校的意义，却很少有人讨论。我几乎成了唯一的一个例外。看来公众乃至教育界人士，对美国大学的另一个传统没有足够地注意，或者完全无知。简单地说，研究性大学19世纪末在美国发轫，虽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引起了激烈的批评。20世纪初开始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研究性大学的一个反驳，代表的是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人文主义教育精神。只有将研究性大学和本科生寄宿学院制所代表的传统综合考查，分析两者的冲突与交融，才能理解美国大学的精神与成就，才能为我们的大学改革提供一个有效的参照。

第24节：美国名校扶贫斗富(3)

19世纪美国建设研究性大学的潮流，基本上是模仿德国的大学模式。20世纪初开始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则是遵循英国的传统，特别是牛津和剑桥的传统。当时德国的大学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激发了美国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但是，从文化源流上讲，美国与英国同属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英国对美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所以，20世纪初美国开始以剑桥特别是牛津为范本，建设本科生寄宿学院，以制衡研究性大学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1860年到1910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德国的影响之下。一批受德国大学训练和影响的教育家，掀起了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并且得到了许多财团的资助，硕果甚丰。1876年，当以研究为导向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时，美国的研究性大学还处于雏形。但到了1880年，形势大转。哈佛大学首先给其教授半薪的学术休假。在高等教育界，要求给教授休假进行学术研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蓬勃发展，本土博士的产量大增。到了世纪之交，在大学找个教职没有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1901年，耶鲁宣布把研究成果和在全国的学术声誉作为评定教授的标准。斯坦福大学甚至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年度报告中公布。到了1910年，大学的目标被定义为创造知识、培养具体领域的高级专家。过去的通才教育，以及那种对心灵、智慧、品格的全面培养，似乎已经变得过时了。

这一发展，引起了教育界许多人士的反对。在他们看来，重视研究的负面结果是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研究院过分庞大，在大学中已经喧宾夺主。强调研究性，大学逐渐围绕着系来经营；教授一心做研究，把教学看做一个负担，不投入热情。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有知无德，难以承担领导社会之重任。所以，他们强调：大学的目的，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一个完整的人"（educating the whole man）。研究性大学正在腐蚀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

在这一反对派中，有几位重量级选手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先是在普林斯顿当教授，在1902年到1910年间出任普林斯顿的校长，后来当了新泽西的州长，并于1912年当选美国总统，又于1916年连任，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学而优则仕"的总统。他提出，大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学，更在于"学的精神"。对于学生的个人发展而言，重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大学生活"（the totality of college life），而非仅仅是课堂教学。学生和老师课外的交流，和正式的教学一样重要。教师除了要对学术作出贡献外，还要和学生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大学应该是一个使学生能够安居的"心灵的花园"（a garden of the mind）。

不过，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校长的任上仅待了8年。1906年，他试图把普林斯顿本科生的餐饮俱乐部改革成住校制的本科生学院，引起校友的反对，未能成功，但由此赢得了改革者的名声，为将来从政挣来了政治资本。1902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提出把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学院分为8个学院（quadrangle），师生共居。但他1905年去世，壮志未酬。

第25节：美国名校扶贫斗富(4)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哈佛的努力。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哈佛的教授就提出把本科教育重新组合成几个小的本科生学院的建议，但以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首的校方未予理睬。艾略特可以说是哈佛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校长，从1869年到1909年主政40年，正逢美国大学向研究性大学转型的关键时期。他属于当时美国的统治集团（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中的权贵。不过在思想上，他是这个集团中最自由派的一翼。面对当时的移民狂潮和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他主张哈佛要向全社会开放，从各个阶层吸收有才干的青年，而不是只为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这一小统治集团服务。他声称："最穷的学生和最富的学生同样受欢迎。"为了使穷困的优秀学生能进哈佛，他用奖学金制度，使哈佛的学生群体比起耶鲁、普林斯顿来更加多元化。他还推行了自由选课制，要求提高学校的学术品位，要把哈佛从一个富家子弟镀金的地方变成一个严肃的学府。他甚至要取消橄榄球比赛，因为这种运动太野蛮，而且橄榄球运动员一般功课都不好。在他任上，在常青藤三巨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中，哈佛成了最向平民百姓开放的学校。许多公立学校出身的孩子，特别是犹太人，靠着自己的功课好挤进这个上流社会的预备班。同时，哈佛也越来越向研究性大学转型。

不过，向社会开放的另一结果是：一些平民子弟和富家子弟在一起读书，使校内的贫富分化变得格外刺眼。当时的学生，基本住在两个地方。来自贵族寄宿学校的富家子弟，住在芒特奥本街（Mount Auburn Street）上号称"金岸"（Gold Coast）的豪宅中。公立学校出身的平民学生，挤在哈佛院（Harvard Yard）中寒酸的宿舍里，有的甚至没有暖气和自来水。艾略特虽然将校门向平民百姓打开，对校内的贫富隔离却不上心。

艾略特的一系列措施，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和A．劳伦斯·洛厄尔（A．Lawrence Lowell）。他们强调教育中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即对学生品格的培养。19世纪末大量欧洲移民进入美国，冲淡了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的种族优势。到了20世纪初，反移民的浪潮席卷美国。在大学中，捍卫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认同，也成为保守派的首要任务。面对大学的德国化，许多人开始从英国的传统中寻找源泉，来重塑美国的大学精神。

皮博迪在这方面无疑是领军人物。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美国教育界的影响，几乎与艾略特不相上下。他年轻时到英国著名的寄宿学校切尔腾纳姆公学（Cheltenham College）读书，后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对英国的寄宿制教育格外心仪。回国后于1884年在波士顿郊外40多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叫"格罗顿"（Groton）的寄宿学校，自任校长。除了格罗顿外，在1883年到1903年间，另有6所著名的精英寄宿学校成立：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1883），霍奇基斯（Hotchkiss，1892），乔特（Choate，1896），圣乔治（St．George"s，1896），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1901），肯特（Kent，1906）。这七大寄宿学校，成为塑造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集团的文化品格的大本营。其中以格罗顿最为精英。其毕业生不仅是哈佛的骨干，而且进入美国社会各界的领导阶层。比如后来当了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阁僚、后来成为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全是格罗顿出身。罗斯福一生都把皮博迪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第26节：美国名校扶贫斗富(5)

19世纪末，当皮博迪通过格罗顿把英国的寄宿制教育变成美国教育界的样板时，英国寄宿制的公学毕业生进入牛津、剑桥，强化了那里的寄宿学院已经有的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氛围。大学住校的经验，成为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牛津、剑桥的学院制施行师生共宿，教授和学生常常有一对一的授课；学生通过体育竞赛、共同的饮食起居，培养对学院这一共同体的认同。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些都是培养学生的品格的必要手段。当时的著名记者埃德温·斯洛森（Edwin Slosson）严厉抨击德国化的研究型学者使师生之间形同路人，使美国大学失去了牛津、剑桥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精神。他认为，每一个大学生，在学期间要有至少一个教授作为他的密友。这个教授不仅了解他的学术训练和进程，而且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他的能力和不足。不过，这样的呼声一直被强调大学的研究性、知识的创造性的压倒性诉求所淹没。

1906年，艾略特从哈佛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尽管他有自己看中的继任者，但最后成为哈佛校长的，是异常保守的洛厄尔。皮博迪对此异常振奋，希望艾略特的离任给哈佛带来新的精神氛围。

洛厄尔也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豪门，是优秀的法学家。他对滚滚而至的移民，特别是从东欧等地而来的移民痛心疾首，认为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受到了威胁。他认为任何成功的民主，都是建立在种族、文化的同质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教育上，他信奉皮博迪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想，认为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全面的人格"（a well-rounded manhood），使学生在身体、灵魂和思想上都达到完美的境地。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帝国的命运决定于年轻人的教育。"因此大学培养的精英必须在知识和社会层面都有强烈的凝聚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才能在于他们高度的自治的能力。这是其优越的政治传统之精华。当时牛津、剑桥还没有授予博士学位，在知识的创造上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些对洛厄尔来说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牛津和剑桥培养的学生受过广泛通才训练，社会技能纯熟，能够充当社会的领袖。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认为哈佛当时把研究院、职业学院摆在本科教育之上的倾向必须扭转。他对当时校内贫富学生隔离的居住状态深恶痛绝。当时"金岸"地区和哈佛院地区学生的隔离，已经超出了贫富的层面。因为"金岸"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富家子弟的天下，哈佛院则大多被贫穷的犹太学生占据，有一个宿舍竟被称为"小耶路撒冷"。这就破坏了学生之间文化的凝聚力。洛厄尔在1902年就以一个教授的身份给校长艾略特写信，称这样的贫富隔离会破坏哈佛的核心价值，使学生丧失基于平等的校园生活的民主感情，把那些富家子弟腐化为势利小人。为改变这一局面，他当校长后于1914年领导建设了4所本科新生宿舍，并在1931年到1932年间，终于建立了哈佛的住校系统（Harvard"s residential house system）。他深信，这样的宿舍系统将把来自不同阶层、地区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培养他们之间的亲和力。

在哈佛建立新的本科新生宿舍后，其他学校也纷纷效法。在20世纪20年代，耶鲁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本科生寄宿学院系统，加州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也建立了本科生学院制。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本科生学院并无长足发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44所本科生学院创立。最大规模的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用住校的学院作为基本的大学组织单位。牛津、剑桥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再次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样板。

第27节：美国名校扶贫斗富(6)

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急剧扩张。从1870年到1940年，美国人口增长了3倍，但大学生人数增长了30倍。1900年，美国有977所大学，不到24万学生。1920年，大学数量达到1041所，学生人数将近60万。到1940年，有140万学生在1708所大学读书。"二战"后，由于"退伍军人法案"的实施，许多本来没有钱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通退伍兵获得了免费上大学的机会，刺激了大学的扩张。到了1964年，婴儿潮的前锋到了读大学的年龄，结果有530万大学生在校就读。这也怪不得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校园政治在美国有那么大的影响。

大学的这种扩张，一是因为科技的发达，一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因此研究性大学和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大学，成为塑造美国大学发展的两种重要理念。如《经济学人》在其"世界大学概览"中指出的，美国大学的优异在于其没有一个系统。因此，我们很难用一两个概念概括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和经验。不过，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为代表的精英大学，普遍采取住校制。以耶鲁为例，所有本科生被分配在12个学院中。这样每个学院就成了几百个学生同吃、同住、同学的小世界，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互动。大学本科的头两年都要在寄宿学院度过。而大部分学生，整个4年都在学院中住宿。每个学院有一个住院的院长，叫"Master"。另外有若干住院的教授。许多教授的办公室，也不在本系，而在学院中。另外，各学院还安排"学院讨论班"，下午和晚间在学院举行，每班最多18人，写作讨论班则限制在15人。

学院甚至还专门设有英文辅导老师。学生写读书报告时对自己的英文没有把握，可以向这些辅导老师寻求帮助。各学院里，餐厅、健身房、教室、图书馆，样样设施俱全。总之，这样的学院远远超出大学宿舍的范畴，旨在为学生的知识、人格的发展提供一个全面的环境。毕业后素不相识的耶鲁校友如果碰面，大家第一句话常常就是："你是哪个学院的？"如果碰巧是一个学院出身，就更是亲上加亲。一位在另一个小本科生学院威廉斯毕业的朋友告诉我："我在那里碰到我后来的丈夫，度过了一生最好的时光。这是学校所希望的：学院塑造了你的一生。以后不管你活多久、走多远，学院永远是你的家。你对之有终生的忠诚。"

研究性大学和寄宿制学院，作为来源于德国和英国的两种不同的传统，共同塑造着19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的发展。两者有互补性，也有冲突。在这种互补和冲突中，维持着大学教育的平衡发展。19世纪末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领先于世，以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吸引着欧美各国的学子，挑战着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传统。有许多批评家--包括亚当·斯密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指出，牛津、剑桥食古不化，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培养绅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为举止的训练，课程太窄，跟不上现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有人进一步推演：牛津、剑桥孕育的这种"绅士帝国主义"，使英国的精英缺乏实际技能，结果到了20世纪，英国被德国全面赶超。这样的绅士教育，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

但是，捍卫牛津、剑桥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人指出，德国大学过分专业化，培养的是专门人才，却不是完整的人。20世纪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全部失败，而且有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大屠杀这样的恶行。人们常常感叹：德国人作为个体而言，才干出群，只要你看看近代德国培养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就不能不惊叹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但是，德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表现一再令人失望。德意志民族缺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种自治的政治传统和天赋，频频走火入魔，把自己的才干变成破坏性的力量。这一现实，和其教育不无关系。相对而言，牛津、剑桥的传统培养的优秀公民和领袖，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即倒，奠定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世界的统治。甚至有人制造了英式教育的神话，认为当年的滑铁卢战役，就是那些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训练出来的子弟打赢的。

第28节：美国名校扶贫斗富(7)

其实，要解释这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仅仅讨论牛津、剑桥是远远不够的。寄宿制的教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在斯巴达，所有公民都要在俭朴的共同居室中长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特别强调，为培养城邦的统治阶层，即城邦的守护人，必须让他们集体在公共居室长大，甚至不能有私有财产，这样才能培养他们献身于公共事务的美德。实际上，皮博迪在设计格罗顿时，就特别参考斯巴达的原则。在这个美国头号贵族学校中，孩子们必须寄宿在窄小、荒秃、毫无隐私可言的小隔间中。淋浴必须是冷水。每周的零花钱最多为25美分，其中的5美分还必须捐献给星期天的宗教活动。所有孩子都必须进行严格的体育训练。在皮博迪看来，这种斯巴达式的贫困、严酷的教育，培养孩子对集体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使他们有高度的公共责任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忍受痛苦的超常能力，在关键时刻堪当大任。这也难怪，1940年纳粹占领了法国时，当时已经当了美国总统的格罗顿毕业生罗斯福，充满敬畏之情地给自己的老校长皮博迪写信："40多年前，你向我们谈起如何不要在长大成人后忘记男孩子时期的理想。这些格罗顿的理想，这些被你所教导的理想，我将努力永远不忘。你的话依然留在我心中，也留在几百位"我们这些男孩子"的心中。"其实何止是罗斯福和格罗顿子弟，面临严峻的历史挑战，许多寄宿学校训练出来的富家子弟，如肯尼迪兄弟、老布什等，二话不说就慷慨出征，有的壮烈战死，活下来的许多人成为国家的领袖。

大学的寄宿制，实际上正是遵循这样的传统。学生通过集中住宿，培养共同的社会理想、公共责任、献身精神和未来领袖之间的凝聚力。这种寄宿学院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就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阶层的狭隘目标，越来越强调多种族、多阶层的聚合。但是，尽管受教育者的范围早已今非昔比、越来越多元化，寄宿制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基本目标并没有改变。以大历史的目光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世界二百多年，至今仍然主宰美国的政治，还没有退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迹象，最多不过是把其统治集团的基盘扩大而已。这样的成就，和其教育能够成功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统治阶层不无关系。

我们片面强调研究性大学，忽视了寄宿学院制度，这不仅大大扭曲了美国大学的面貌和经验，而且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有害的影响。当我们模仿这样一个被扭曲的样板时，大学就会片面耗资投入研究，置学生的教育而不顾。或者一味培养专家，忽视了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责任，使得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应付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实际上，中国的本科教育，比起博士教育来，更需要彻底的变革。像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应该把目前的宿舍改造成师生共居、教育与生活混合的寄宿学院，免费或以低收费供大一大二的学生居住。在这两年中，大学的教育应该打破以系为中心的专业制，改成以学院为中心的通才教育，让学生在心灵、知识和身体上全面发展。只有那些具有强烈的公共责任、对社会的献身精神，富于远见，怀抱着高尚的道德目标和勇气的人，才能在没有前人经验可循的条件下，领导未来的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寄宿学院制，为培养这样的品性提供了有益的环境。在一个有"富不过三代"警世格言的国度，在高度的经济增长和前所未有的财富面前，我们的大学，更应该把培养未来领袖阶层的品格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

第29节：世袭精英在美国大学扎根(1)

世袭精英在美国大学扎根

教育的竞争决定社会的竞争。美国的中高产阶级，在这方面已经先声夺人。如今美国的精英，与布什时代不同。一流大学的学生越来越聪明，学术训练越来越好，"童子功"越来越令人生畏。一句话，这个阶层越来越有竞争力，是保持美国长盛不衰的脊梁骨。但是，社会代价却是巨大的。弱势阶层没有资源在教育上与他们竞争，如果没有可行的改革方案，这些智力精英的地位，就会逐渐世袭化，美国平民社会的景观，就会从根本上改变。

最近二三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流动放缓。根据设在华盛顿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1979-2000年间，最穷的20％的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仅提高了20％；最富的20％家庭，实际收入则提高了70％；最富的1％的家庭，实际收入提高184％；极富的0?1％的家庭，实际收入提高得更大。也就是说，越富的家庭收入提高越快。在1979年，最富的1％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20％的家庭的133倍；到2000年，则变成了189倍；现在更高。同时，穷家庭的孩子往上爬也越来越难。把人口一分为五。最穷的1／5的家庭的子弟，在20世纪70年代有12％能爬到次穷的1／5或最富的1／5的阶层。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率跌到11％。次穷的1／5家庭的子弟待在原来的阶层的比率，在20世纪70年代是28％，到20世纪80年代为32％，到20世纪90年代则为36％。那些生在最富的1／5的家庭的人，待在原来阶层的比率也越来越高。其他一系列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阶层间流动小，精英就开始世袭化。这在总统政治中反映得最为真切。2000年的大选，布什是前总统的"太子"、贵族寄宿学校毕业、耶鲁出身；戈尔是前参议员之子，同样上了贵族寄宿学校、哈佛毕业。到2004年，布什竟不得不和耶鲁前后班的同学、比自己还富有的克里对阵，乃至笑星在晚间节目上开玩笑：我们的总统政治终于多元化了。一个来自得州的耶鲁子弟，将和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耶鲁子弟竞逐白宫。

实际上，这并不是个玩笑。有论者指出，虽然美国大学执行种族平权政策、讲究多元化，但精英的大学，不过是让从新英格兰的富家子弟和来自加州的富家子弟同屋。他们之间的种族、文化、性别都可以是多元的，但阶层却出奇的一致。不平等的大学教育，正在制造不平等的美国社会。不仅在政治上开始精英统治，在各行各业都有同样的趋势。

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廉·鲍恩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学最近几十年虽然一直声称要照顾弱势阶层，但这种照顾更多体现在种族上而非经济上。他们研究了19所精英大学，包括5所常青藤以及一些顶尖的文理学院和州立大学。结果发现，一个穷孩子SAT如果考了1200分，他并不比一个拿了同样的成绩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精英大学。具体而言，一个运动员申请大学，在录取上比一般学生有30％的优势（假设他只有20％的机会进一所大学，但被该大学的教练看中后，机会就提高到50％）；一个黑人或拉美裔，靠自己的肤色有28％的优势；一个有潜在捐款能力的校友的子弟，有20％的优势；一个贫困生的优势则是零。

SAT满分为1600分。哈佛、耶鲁学生的平均成绩大多在1400分以上。考到1200分，虽然进不了这种顶尖大学，却也在一般精英大学的门槛儿上。如果把人口一分为四，来自最富的1／4家庭的孩子达到1200分的数量，比来自最穷的1／4家庭的孩子多6倍。照分录取，穷人当然吃亏。结果，最穷的1／4的家庭（换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为34500美元）的孩子，只占精英大学学生人数的9％。最富的1／4家庭（换算成2005年的美元，年收入为10万美元以上）的孩子，在校比例则从1976年的39％升到50％。最近另有研究指出，美国精英大学的学生，3／4来自最富的1／4的阶层。这意味着精英大学录取一个富家子弟的可能要比录取一个穷孩子高25倍。在哈佛大学，学生家庭的中位收入为15万美元。哈佛校友的子弟被录取的机会是一般学生的3倍。在大多数常青藤盟校，校友子弟占学生总数的10％到15％。虽然各种研究提供的数据不完全一致，但指向的大趋势是不错的。说精英家庭在常青藤传宗接代，恐不为过。

第30节：世袭精英在美国大学扎根(2)

令人最难以接受的是，那些穷孩子在分数线上不仅一点便宜占不上，而且实际上吃亏。比如，名校校友的子弟，一般都是富裕家庭出身，他们申请同样的大学，比穷孩子的分数可以低一大截。再加上运动员、黑人、拉美裔都要受一些照顾，录取时分数打折扣的人就相当多。严格按正常分数入学，穷学生实际上等于受了歧视。鲍恩的研究揭示：如果把给那些校友子弟的照顾给那些家庭年收入在33000美元以下的孩子，穷孩子在精英大学中的比例就会上升17％。

这一发现，令许多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迷惑不解，甚至感到冤枉。这似乎违反了他们的常识和信仰。多少年来，大学录取办公室一直努力提携弱势阶层的子弟，怎么会成心刁难人家？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明确地说："当你出身弱势阶层时，你取得的同样的成绩就反映着更大的能力。因为你没有机会参加那些昂贵的考试准备班，你上的中学也没有为你提供有效的训练，你们来自那些无法提供教育机会的家庭。"哈佛2004年一下子就免了所有贫困学生的学费，多少也有这一层考虑。其他学校也纷纷效仿。怎么说贫困生会受挤压？

但数据不会撒谎。这些数据揭示了许多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员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现实。目前美国大学竞争异常激烈。大学新生SAT的平均成绩，每年都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拿去作为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该杂志把大学新生SAT的中档成绩（排在25％到75％的分数）取出来衡量各校学生的学术能力。哈佛大学的成绩在1400到1580分之间，普林斯顿在1380到1550分之间，耶鲁在1370到1560分之间，麻省理工在1420到1560分之间。毫厘之差，就会决定谁高谁低。一些原来是二流的学校，如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都靠强调SAT等"唯才是举"的手段，在排名榜上扶摇直上，目前已经抢占到了精英大学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伯克利这样的名校。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谁肯落后？一旦降低分数多录取一些贫困学生，学校的SAT平均分就掉下去，排名也跟着下降。

录取穷学生，不仅要免人家的学费，而且还要给人家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平衡这样的开支，就得涨学费，让富家子弟多付一些。换句话说，录取穷学生，等于降低学校的排名，提高了学费。这就好像一个产品品牌差了，价钱倒贵了，还怎么卖？所以，扶助穷学生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同时，由于精英大学的牌子越来越值钱，学费飞涨。大学为了拔高自己的名次，到处招募学术优异的学生，在高学费之下又有高奖学金。即使是一些中高产阶级的子弟，在精英大学也接受大笔奖学金。结果，由于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财大气粗的精英大学，他们实际上比贫困学生拿的奖学金还高。

如今成为众矢之的的，是对校友子弟的照顾。2004年大选时，布什公开承认，他当年进耶鲁是因为家庭关系。他相信大学录取应该看学生本身的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他的对手克里，同样是跟着父亲进了耶鲁的贵族子弟，也要求取消对校友子弟的优惠。似乎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然而，校友子弟优惠的制度，是一个在政治上最容易攻击，但实际上最不可能取消的制度。

校友子弟的优惠，简单地说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则上：做买卖要靠回头客。上大学，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怎么让人家"回头"呢？那就得盯住那些祖祖辈辈都来一个学校上学的家族。这就好像你在一个商店拿了优惠卡，再买东西总是去那里一样。但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一个家族世代上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声誉就成了这个家族声誉的一部分。这样的家族，只要成功富贵，就会大笔给学校捐钱。像常青藤这样的私立学校，大部分钱是校友捐的，即所谓"捐赠基金"。一个学校的实力，就看这个捐赠基金的大小。学费收入比起来根本就微不足道。给校友的子弟一点好处，就是要供一供这些财神爷。

第31节：世袭精英在美国大学扎根(3)

供这些财神爷，即使纯粹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也并非没有道理。私立大学要自己弄钱来。没有大笔的捐赠基金，私立大学就成了一个超级市场：学生是买东西的顾客，教授是售货员。比如，笔者在一所小的私立学校教书，给学生一个"不及格"，学生马上就说："我花900多块钱上你这门课，难道就为了个不及格？！"人家到处去告，摆出一副"老子不买你的东西"的态度。学校怕学生退学，丢了学费，如临大敌。学校靠学费活，就不敢得罪学生。学生对分数不满意，学校就得小心。许多学生，甚至有一种自己给自己打分的心态，会说什么"我至少应该拿个B"。和这样的学生打交道，就像在超级市场讨价还价，实在斯文扫地。一旦有了捐赠基金，学校就硬了：我们这里是有学术标准的，达不到就走人！你那几个学费根本不值一提。况且你不想上有的是人要打破头来上。校友们的利益是维护学校的声誉，而不是把学校办成学店。

我们总谈哈佛、耶鲁是私立大学。那么谁拥有这些私立大学呢？说白了就是这些校友。学校的钱是人家给的，学校的董事会是人家选的，最后这个董事会决定谁来当校长。所以，要侵犯这些校友子弟的利益，听起来天经地义，实际上多少有些反客为主。这些校友的力量，从布什进耶鲁的经历就可窥一斑。

1963年布什申请大学时，SAT的语文成绩才566分，如今大部分耶鲁学生要考到700分以上。但就在他申请的那几个月，耶鲁竟然为了他悄悄地修改录取政策。因为申请人太多，学校已经无法对所有校友都一视同仁，于是决定给那些对耶鲁贡献大、社会地位重要的校友子弟更优先的考虑。布什的祖父是耶鲁所在的康州的前参议员，不久前还是耶鲁的校董；布什的父亲正在得州竞选参议员。布什当然不是一般的子弟，所以他在1964年被顺利录取。

两年后，耶鲁录取部的新院长R．因斯莱·克拉克（R．Inslee Clark）上台，大力削减校友子弟的录取比例。在1967年录取的新生中，校友子弟的比例从布什入学那年的17％跌到12％。这本是顺应当时突破世袭贵族统治、追求学术精英主义的教育改革大潮流，但却惹恼了校友。克拉克没干几年就下台了。1974年，就在耶鲁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募捐的前夜，他的继任者竟把校友子弟的录取比例提得比布什入学时还高。哈佛和普林斯顿看到耶鲁的教训，再也不敢在这方面有大动作。

这也是为什么普林斯顿的前校长鲍恩主持的大规模研究揭示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却不敢触犯校友特权的原因。他提出的方案，是让学校减少对运动员的照顾，用省下来的优惠名额来提携贫困学生。但是，像耶鲁这样的精英名校，对运动员优惠非常小甚至没有，对校友子弟的扶助却甚大。这一方案在一流大学起不了什么作用。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自己当年也是靠家庭背景进了哈佛。他提出议案，要求大学公布所录取的校友子弟的比例，意在把这一不公平的政策及其后果，暴露给公众，引起公愤，让各大学在讨好校友时有所收敛。这大概也是目前唯一有实际可行性的措施。

如今，教育越来越不公平的现象已经被普遍承认。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大家还一筹莫展。也正是如此，鲍恩提出以经济平权代替种族平权。根据他的数据模式，这一政策一旦推出，黑人和拉美裔在精英大学中的数量就会下降一倍，穷白人的孩子就会提高。这当然会触动美国的另一根政治神经，不可能轻易实施。

第32节：精英会淹没在大学中吗(1)

如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高科技社会。教育的竞争决定社会的竞争。美国的中高产阶级，在这方面已经先声夺人。如今美国的精英，与布什时代不同。一流大学的学生越来越聪明，学术训练越来越好，"童子功"越来越令人生畏。一句话，这个阶层越来越有竞争力，是保持美国长盛不衰的脊梁骨。但是，社会代价却是巨大的。弱势阶层没有资源在教育上与他们竞争，如果没有可行的改革方案，这些智力精英的地位，就会逐渐世袭化，美国平民社会的景观，就会从根本上改变。

精英会淹没在大学中吗

《经济学人》给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提出的直截了当的建议是：让大学体制多元化。大众化的大学教育，早已经超出了政府财政可能承担的极限。必须广开财源。政府的拨款、校友的捐助、学生的学费、企业的投资，哪一个都不能排除。同时，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社会，需要多种层级、多种体制的高等教育服务。公立、私立，非营利性、营利性，课堂教学、网上教学，都必须各显精彩。各种教育制度，要在一个平台上争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这样才可能优胜劣汰，竞争出最优的复合体制。

英国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最近出版了一个"世界大学概览"。这一概览，远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那样有影响力，但是对于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大趋势、设计中国的高等教育战略，却远比后者重要。该杂志一直大声疾呼：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关键的转型期。不顺时而动，即使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也将成为历史陈迹。

世界大学的转型，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大学大众化。大学本是精英的教育机构。比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di Bologna／University 0f Bologna）建于1088年，以罗马法研究闻名。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096年，剑桥大学建于1200年左右。在那样的年代，识字率甚低，上流社会也充斥着只会打仗的大老粗，能进这样的学府的，基本都是些怪僻的精英书虫。甚至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工业革命汹涌澎湃，全英国也不过4所大学。如今呢？美国的各种大学，加起来有4000所左右。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的成员国中，成年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从1975年的22％上升到2000年的41％，而且上涨的势头还在继续。高等教育已经完全平民化。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中国的高校，近十几年不断扩招，在20世纪末期大学生人数翻番。2000年大学生总数达到1100万。有人预计这个数字到2010年会达到1600万。印度也急起直追，试图和中国一道拥有世界最大的大学生人口数。

第二，知识产业迅速崛起。一场"软革命"正席卷全球。知识越来越多地代替了物质资源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1985年到1997年间，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德国从51％上升到59％，在英国则从45％上升到51％。一流的公司，几乎1／3的投资花在研究开发、市场构筑上。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知识经济的引擎，不仅生产知识经济所需要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其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中心等，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的硬件。

第三，高等教育日益全球化。过去20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在海外大学读书的学生已经翻番，目前接近200万人。这已经占世界1亿大学生的2％。在英国，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大学生超过10万。中国学生在这个群体中占了最大份额，留英人数一度接近4万。英国一些专家甚至预测这个人数到2010年还会翻一番。美国作为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入境的外国学生每年达到6万人左右。虽然"9·11"后因为签证问题国外的申请者急剧下降，但美国已经开始注意调整政策，估计未来几年申请人数还会上来。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人数2003年增长了47％，印度学生增长了52％。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学校，正进军到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开设分校。甚至有些专家预测，不久将出现全球性的超级大学联盟，形成几家类似沃尔玛、麦当劳那样的跨国连锁体系。

第33节：精英会淹没在大学中吗(2)

第四，大学教育成为一大产业，引起了激烈的竞争，企业界跃跃欲试，要在象牙塔里开店。传统的大学已经无法维持其垄断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目前世界大学生人数超过800万（这个数字比上面提到的1亿保守许多），有350万教职员。全球每年在大学上的花费达到3000亿美元，几乎快赶上俄罗斯的GDP。占全球经济总产值的1％。

面对这种大众化、全球化、市场化的趋向，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不得不面临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大众化的潮流是否会淹没传统大学的精英教育？这一点在大学传统最为久远的欧洲变得格外尖锐。过去，欧洲的大学都是国家投资，上大学的人少，大学再怎么破费，财政负担也不会很大。如今大学全民化，学生人数不断翻番，钱却只有那么多。结果只能用原来给少数人服务的设施和师资，为翻了几倍的学生服务。美国的大学，有几千个本科生就算大的了，甚至几百号人的袖珍型也司空见惯。上万本科生的大学，实属凤毛麟角。但意大利的罗马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竟有18万学生。土耳其的阿纳多卢大学（Anadolu üniversitesi／Anadolu University），学生人数达53万！美国的邻居墨西哥的墨西哥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学生也达20多万。这还谈得上什么精英教育呢？意大利的大学面对这样的大众，依然坚持精英制度，要求每个学生和教授面对面地口试。但面对十几万学生，哪里找得出那么多教授对学生逐个口试？结果，口试的时间平均压缩到了5分钟，用于一般的寒暄都感到吃紧。精英教育纯属纸上谈兵。更不用说教授的相对工资水平越来越低，图书馆、教室、宿舍等硬件长年失修。这也怪不得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 Drucker）预言："30年后，目前庞大的大学校园会成为历史遗迹。"他甚至连美国的大学也不放过，称美国过去40年的大学建设是一大失败。

面对这样巨大的危机，传统派和未来派提出了两种方案。传统派认为，现代大学的两大原则--民主化（对所有人开放）和实用化（即为市场提供知识产品）腐蚀了大学的基本精神。用已故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的话说，让那些喜欢塞恩菲尔德（Seinield，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最流行的同名电视系列喜剧的主人公）而不是苏格拉底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愚蠢的资源浪费。把求道与谋利混为一谈，丧失了教育基本的真诚。大学要保持原来的格调，必须回到传统，维护少数人的精英教育。

未来派则乐观得多。他们的基本信念非常简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但技术也发达了，技术可以解决人多的压力。这同人口和粮食生产的关系类似。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远远高出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最终会出现大饥荒。事实证明相反。工业革命以后，技术的发展使粮食生产的增长明显高于人口增长。在高等教育上也是一样。现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面临两个瓶颈：拥挤的大学校园和有限的教授。但网上教育可以绕开两者。很少的教授，可以通过互联网给更多的大众传播知识，校园成为不必要的设施。另外，像剑桥这样的著名学府，虽然仅能教育有限的学生，但是它可以考查、检验远远超出这个有限数量的学生。这样的学校可以利用自己的品牌，走全球化道路，和一些地方的教育机构合作，把教学"外包"，教育出来的学生只要合乎自己的标准，就发给学位证书。这就如同跨国公司一样，产品自己设计，质量自己把关，但生产过程全在第三世界。事实上，像芝加哥的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已经在以色列、香港和当地的教育人员合作，半数学生"外包"给别人来教，自己控制课程设计，检测学术标准，并发放证书。

第34节：精英会淹没在大学中吗(3)

可惜，这两派人都无法解决目前大学的问题。传统派理想虽高，但脱离现实。现在人人想上大学，把不懂苏格拉底的非精英拒之门外纯属异想天开。未来派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可惜是懂技术而不懂教育。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包括品德的培养、人格的完成、分析能力的发展，需要面对面的人际交流。这就像养孩子一样，父母多忙多富，也要自己花时间。家务可以请保姆，知识训练可以请老师，但情感的发育、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培养，都要父母亲自操心。说远程教育、网上授课能够代替现在的大学，就好像说可以网上育子一样荒唐。如果名校只检测人才而不培养人才，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商标，大学就成了考试公司，高等教育就会空洞化。

从我个人短短的教学经验看，现代技术确实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有其界限。大学有两部分：训练和教育。前者包括基本的知识传授，技能的磨炼，后者则包括人格的发展、分析能力的培养、价值观念的形成。在传统的大学中，这两者基本是不分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则使这两者有了分离的可能。比如2005年我给学生讲古希腊史，就有很好的影像资料可用。有专门的教育公司生产大学课程的光盘，办法是请权威的教授讲大课，全程录像，并配以丰富的图像资料。这种光盘所展示的，和大学课堂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美国大学的许多课程，实际都是由外行人来教。比如一个美国史教授讲中国史，我这样的中国史教授讲希腊史。隔行如隔山。跨一个领域，有时连历史人物的名字都不知道如何发音。这样的授课怎么能够和教育公司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筛选的专家在精心准备后的授课竞争呢？目前一流教授一般不屑于把自己的课变成光盘，市场上卖的大多是二流教授或年轻教授的产品。一旦一流教授观念变过来，走市场道路，这种教育公司的产品质量就更高。很少量的教授，确实可以通过光盘，代替大部分教授在基础课程中讲大课的工作。

不过，光这么听大课、记笔记，仅仅是教育的一小半。更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我告诉学生，古希腊城邦，有雅典和斯巴达两大代表、两大传统，前者是民主的，后者是权威主义的。孰优孰劣，我让学生分成两组辩论，手把手地帮助他们分析，随时点出他们的漏洞。这是光盘替代不了的。这是教育。而这种教育，只有在小班才能进行。大课教授的人力可以省，小讨论班的教授人力不仅无法省，而且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基准。

仅靠科技的发展，解决不了当前的高等教育危机。维持精英教育的优异，同时又满足大众化的需求，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大学体系。在这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虽然问题重重，但相对而言还是最成功的。以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的世界大学排名而论，前20名中的学校，17所是美国大学。另外则是排在第三的剑桥大学和第八的牛津大学，以及日本的东京大学。整个欧陆，竟没有一所一流大学。除了质量占优外，美国大学奖学金、贷款多样、充足，虽然学费惊人，但这些"标价"并不是学生的实际花费。各阶层的人，通过奖学金和贷款，大致都可以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精英教育，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这些研究性大学，以及威廉斯、阿默斯特、斯沃斯莫尔、韦尔斯利这些小型的本科文理学院中得以完整地维持。

第35节：精英会淹没在大学中吗(4)

师生比例达7∶1、6∶1，甚至有3∶l者。同时，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又可以在一些低层级的州立大学、社区学院、营利大学、网上大学进行。反观欧洲，大学基本全由国家经营，一方面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又不许或限制大学向学生收取学费，导致了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

全球化的竞争，已经使这种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越来越难存活。学生和教授可以在全球流动。政府想管也管不了。比如，德国的大学得不到经费，校园教室拥挤不堪。政府力图维持平均主义的大学教育，结果学生不买账，纷纷跑到英国大学中去。英国政府限制大学收费，经费不足使教授负担加重、报酬偏低，结果一流教授被美国的大学挖走。不仅政府在那里瞎指挥，而且那个指挥棒也越来越不管用了。《经济学人》给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提出的直截了当的建议是：让大学体制多元化。大众化的大学教育，早已经超出了政府财政可能承担的极限。必须广开财源。政府的拨款、校友的捐助、学生的学费、企业的投资，哪一个都不能排除。同时，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社会，需要多种层级、多种体制的高等教育服务。公立、私立，非营利性、营利性，课堂教学、网上教学，都必须各显精彩。各种教育制度，要在一个平台上争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这样才可能优胜劣汰，竞争出最优的复合体制。

在当今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的扩张中，中国已经处于带头羊的地位。中国大学生的增长，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最高的。但是，由于管理过死、体制过于单一、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在政府手里，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扩张给中国大学带来的是危机而不是机会。我在近著《谁的大学》中已经论及，中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不应通过教育拨款集中在少数精英大学，而要通过教育券的手段分散到学生手里。只要学生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超过规定的高考分数线，就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教育券，用来支付学费。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从国家手中兑换现钱。这样，大学必须先在市场上争夺消费者，招来学生并提供了教育服务，才有要钱的资格。在这方面，对公立、私立大学要一视同仁。这样，民间资本看到有利可图，会大量进入高等教育。没有北大、清华这样的实力的民办大学，可以通过降低费用从而降低学费来吸引学生。这种低层级的大学，会给整个大学体系施加巨大的价格压力，抑制高等教育费用的上涨。真正的一流大学，也可以在竞争中产生。可惜在今天的制度下，大学没有提供教育服务，就先向政府要钱，打造自己的品牌。各大学都好大喜功，烧钱兴事，唯恐不够一流、要不来经费。这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寻租。结果是高等教育费用不断上涨，却没有人真正关心教育质量。近年来中国大学的费用在绝对数目上迅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许多家长宁愿把孩子送到欧洲读书。这说明中国正在成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失败者，正在丢失自己的市场份额。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怕的不是遍地野鸡大学，而是几个"一流"垄断教育资源。只有放松管制，让民间教育自由发展，中国才可能利用现在的机会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

第36节：世界理工科教育的未来(1)

世界理工科教育的未来--苏珊·霍克菲尔德，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

生命科学的对象不是机器，而是人和生命。科学和价值观念、道德问题会纠缠不清。比如干细胞的研究、克隆技术的发展，甚至安乐死的争议，都涉及深刻的伦理问题，一点细节就会招致科学界之外的政治、宗教力量的卷入。

麻省理工不能再把学生关在实验室里，而要扩展其人文教育。这一变化，在目前的麻省理工本科教育中已经显示出来。过去麻省理工招生时总把加州理工学院看成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今则要和普林斯顿争夺学生。同时，欧盟也有不少人酝酿在波兰建设一个欧洲的麻省理工，挑战美国的科技优势。要保住美国的科技优势，麻省理工任重道远。它目前的转型，预示着世界顶尖的理工科教育的未来。

2005年对于世界教育之都波士顿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年初，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因提出一个男女先天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女科学家过少的原因之一的假说，引起美国高等教育界的风暴，招来了哈佛教授们的不信任票。然而，就在与哈佛一桥之隔的地方，前耶鲁大学的教务总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正式就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第十六任校长，成为统治这个一直被视为女人禁地的世界最高工学院的第一位女性。与四面楚歌的萨默斯形成鲜明对照，当苏珊·霍克菲尔德作为未来校长第一次出现在麻省理工时，竟赢得了5分钟之久的全场起立鼓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刚刚跨入新世纪之际，这个工程师的摇篮第一次迎来一位来自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作为自己的领袖。

无巧不成书。哺育哈佛、麻省理工的波士顿，2005年超过纽约、洛杉矶等城市，成为美国企业经营费用最高的大都市。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使当地集中了各种专家，他们工资奇高，因此波士顿劳动力费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6％。人才的升值，说明这个教育之都正在取代西部的硅谷，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高科技的龙头。根据《波士顿环球报》的评选，从事生命科学的四大公司，名列2005年波士顿100家最大的公司的榜首。作为一个产业，生命科学正在取代计算机科学而成为经济的主要动力。从教育到经济，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开始。

先说苏珊·霍克菲尔德。2005年她54岁。如果按萨默斯男女天生不同的假说，苏珊·霍克菲尔德正好为之提供了一个反证。一般的成见认为，男女才能之不同，出生不久就能够看出来。女孩子喜欢玩娃娃、过家家，她们的游戏特别具有叙述性。这令人想起女性的文学才能。男孩子则喜欢玩枪、汽车，并且常常把玩具拆散，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被人用来解释男人为什么攻击性强、富有探求精神，为什么喜欢搞科学、当工程师等。苏珊·霍克菲尔德在上小学三年级时，人家送给她一块表。她则好奇要看看这个表是怎么运转的，于是一点一点地将之拆散。等她触动发条之时，表砰的一声散开，零件撒得满屋都是。她为此兴奋得不得了。这算是她最后跑到"男孩子的领域"中的最早迹象。

不过，她最感兴趣的，还是生命的运转规律。这大概要归于女人的天性吧。1973年，她大学本科毕业，专业是生物。6年之后，她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获得解剖与神经学的博士。从1980年开始，她在长岛的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实验室工作5年，老板是1954年发现DNA结构的科学家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1985年，她到了耶鲁大学，从事特别与儿童相关的脑癌研究。1998年，她成为耶鲁大学研究院的院长，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来自医学院的教授担当此职。到了2003年，她成了耶鲁的第二号人物：教务总长。

第37节：世界理工科教育的未来(2)

麻省理工选择她，自然和她高超的政治技巧有关。她当耶鲁研究院院长之时，笔者还是那里的研究生。当时学生中传说，她是个典型的女强人，在读研究生时和几个女友一同发誓：不拿到终身教职不要孩子。此事真假不可考。但如今她的独女仅十几岁，是快40时才生的，显然是在拿了终身教职以后的事。不过，真见其人，全无强悍的痕迹。她走到校园里，碰到笔者这样从来不认识的研究生，也一直都春风满面地微笑、打招呼，让人感到十分温暖。她在任期间，正好赶上一些研究生要组织工会，称自己辛辛苦苦当助教（teaching assistant，简称TA），被学校剥削了，于是游行示威，甚至罢教。苏珊·霍克菲尔德作为研究院院长，自然是众矢之的。但她却能以柔克刚，大幅度提高研究生的奖学金，让不满的研究生没有闹事的口实。她当教务总长时，前耶鲁毕业生内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突然发表文章揭发自己当学生时曾受到耶鲁顶尖的教授、著名文豪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性骚扰，公众的目光又指向耶鲁。苏珊·霍克菲尔德身为女性代表耶鲁，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也不可能搞清楚的情况下，十分难处。她避开就事论事，立即重申耶鲁一贯反对性骚扰的立场和严格的政策，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积极方面，使耶鲁从这个尴尬的问题上迅速脱身。

这次萨默斯在女性科学家问题上漏嘴出事，麻省理工的女教授首先发难，人们的目光自然全盯在这个即将在哈佛门口当麻省理工校长的女科学家身上。她不出面谴责不行。但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关系非常微妙。一个多世纪前，哈佛试图吞并麻省理工，引得两校势同水火。可是自1905年哈佛放弃兼并梦后，两校相处甚为融洽，甚至达成默契，不互相挖对方的教授。这一战咯关系，是波士顿的查尔斯河畔一山能容二虎之关键。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下，苏珊·霍克菲尔德迅速和斯坦福、普林斯顿的校长一起发表声明，对萨默斯的言论表示有节制的批评。不过，声明迅速从具体事情上移开，提出了如何鼓励妇女从事科学事业的实际计划，避免激化冲突。

可见，苏珊·霍克菲尔德在处理这一系列危机时，手腕极其圆熟。她总是避免过多卷入具体的争执，善于把大家的目光引向未来，而且行动迅速，不给媒体留下炒作的时间。这种高姿态、有效率的作风，常常在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之前就化解了麻烦，几面都不得罪人，同时又给各方提供了发展的远景和希望。作为一个处于各种利益冲突之中心的校长，这当然是一项理想的素质。

不过，更为重要的还不是政治，而是麻省理工在学科上的转型需要她这样的人才。麻省理工是个传统的工学院，修路造桥似乎才是正业。但如今，这些行当早已经够不上高科技。甚至计算机科学，也很难代表高科技的最先锋。20世纪末异军突起的学科，是生命科学。2004年总统大选时，干细胞研究成了一个中心主题，就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冷战期间，五角大楼一直是麻省理工最重要的财源。麻省理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军事工业展开的。如今，生物工程在麻省理工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五角大楼的项目，成为麻省理工最重要的财政依靠。2000年，麻省理工接受了3?5亿的捐款建设大脑研究的机构。这是麻省理工历史上得到的最大捐助。2003年，麻省理工和哈佛共享1亿美元的研究拨款，进行基因资料的实用处理。2004年，麻省理工从国家健康协会拿到的拨款超过了五角大楼。

第38节：世界理工科教育的未来(3)

这一系列发展，要求麻省理工改变传统的工学院的面孔，把关注点从硬邦邦、冷冰冰的机械，转向生命。为此，1990年麻省理工聘任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为校长。这也是麻省理工首次要生物学家来充当领袖。菲利普·夏普公开接受了聘任，但在24小时之内，鬼使神差地又变了主意，使麻省理工受挫。如今，能把自己对一块表的兴趣转化为对人脑的研究的苏珊·霍克菲尔德，当然是把麻省理工从对机械的研究带入对生命的研究的最理想的人选了。

这样的转型，并非象牙之塔里的小波澜，而是体现了美国经济的深层变化。这个变化，你看一看《波士顿环球报》在1990年和2005年排出的本地百强企业就明白了。1990年，百强中有9家计算机公司，如今只剩2家；1990年有4家技术服务公司，现在仅2家；1990年有18家高科技制造公司，如今仅13家。再看生命科学领域：1990年百强中没有生物技术公司，如今有4家；1990年医疗设备公司也是零，如今已经增长到了14家。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和医药被称为领导生命科技的"超级团队"。比如波士顿科技公司，是一个制造医疗设备的公司。其最著名的产品，叫Taxus stent。这一超微型设备用来植入人体的血管中，保证血液能够从栓塞的动脉中流过；同时，这个小机器被一层药衣裹住，此药物能够预防血管中的伤痕形成新的栓塞。此项技术的发明，使一些心脏病患者避免了危险的开胸手术。结果，2004年，该公司的销售额从2003年的不到35亿美元上升到56亿多，利润从不足5亿上升到10亿多。

除了这些企业外，还有许多经营类似产品的跨国公司，因为总部不设在波士顿，没有被算在百强之内。如瑞士的Novafitis AG在2003年把自己的研究中心移到哈佛和麻省理工所在的剑桥地区，雇用上千个科学家和服务人员。这些大公司看中的，就是波士顿的人才。麻省理工实际上已经被生命科学的产业所包围，不改变也不行。

在90年代IT泡沫破灭后，生命科学产业正迅速崛起，取代计算机产业成为经济的带头羊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健康开支，又占GDP的将近14％，遥遥领先于任何发达国家，平均1000个人1个医生，1000个人1张病床。相比之下，美国的国防经费虽然比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国防经费的总和还多，但不过占其GDP的3％多一点；美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一流大学，其教育经费也仅花掉GDP的5?6％。可见，医疗是美国的最大产业。如今美国面临着婴儿潮一代退休、进入老年的时代，这代"二战"后美国社会的主力军的健康需求，更加刺激了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

回应这样的挑战，自然需要新的领袖、专业学科的重组，同时理工教育也必须改革。生命科学的对象不是机器，而是人和生命。科学和价值观念、道德问题会纠缠不清。比如干细胞的研究、克隆技术的发展，甚至安乐死的争议，都涉及深刻的伦理问题，一点细节就会招致科学界之外的政治、宗教力量的卷入。树大招风。过去麻省理工和五角大楼合作最多，如今还面临本校著名教授特德·波斯托尔（Ted Postol）对学校在导弹防御计划的研究中涉嫌弄虚作假的腐败指控。日后生命科学迅速成长，生命伦理方面的官司肯定不少。苏珊·霍克菲尔德的政治技巧，为麻省理工未来应付这样的政治、宗教争议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同时，这些问题，在实验室中是解决不了的。麻省理工不能再把学生关在实验室里，而要扩展其人文教育。这一变化，在目前的麻省理工本科教育中已经显示出来。过去麻省理工招生时总把加州理工学院看成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今则要和普林斯顿争夺学生。同时，欧盟也有不少人酝酿在波兰建设一个欧洲的麻省理工，挑战美国的科技优势。要保住美国的科技优势，麻省理工任重道远。它目前的转型，预示着世界顶尖的理工科教育的未来。

第39节：营利大学的崛起(1)

营利大学的崛起

营利大学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规模或市场份额的大小，而在于其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对培养一般人才的美国大学来说，营利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竞争，主流的大学必须重建自己的财政纪律，回应市场的要求，使大学的经营更加理性化。

如今高等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球。美国的大学已经成为公认的范本。但是，美国高等教育近十几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却常常被人们忽视。这一变化，就是营利大学的崛起。

美国的大学，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分为公立（州立）和私立。前者如加州大学的几个分校、密歇根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后者最有名的就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按另一种层级性的分法，则是研究性大学，文理学院，社区学院。不管属于哪一类，大学都属于"非营利"机构，不追求利润，政府也不收税。公立大学是政府教育投资的结果。私立大学则靠捐款和学费，更像是个复杂的慈善事业。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一个"异数"在美国崛起：营利大学。这种大学由一些上市公司控制，直言不讳地追求利润，而且如同正常的企业一样，向政府缴税。在1991年，还只有一个被承认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即DeVry，Inc．。8年后，则有了40家。这些机构从1994年到1999年吸引了48亿多美元的投资。

目前，美国每年花在教育上的钱为6500亿美元，使教育成为医疗之后的第二大产业，比国防开支还大一倍。在这一块大饼中，营利性教育机构占有7?5％的份额。按目前的趋势发展，到2010年左右，美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有25％将被营利大学占据。综合大学教育数据系统（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简写IPEDS）的数据表明，1996年，美国15％的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属于营利型，拥有学生30多万，占美国大学生总数（14367530）的2?1％，全职教师2?6万，占美国大学教师总数（528000）的5％。根据美国教育部1996年的数据，美国两年制和四年制的传统大学，公立和私立加在一起共有3427所。另有669所营利大学。这就使美国大学总数达到4096所。不过，营利大学的数据可能被低估。根据专家的计算，在2000-2001年度，营利大学的数量大致在750所左右。另外，一些传统大学，也开设了营利型的教育分支机构。如纽约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School for Continuing Studies），全国科技大学（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的NTU Corporation，乃至哥伦比亚大学的数码媒体分部Morningside Ventures，等等。美国还有大约7000所的"业主学校"（proprietary school），教授一些中等教育以上的专业技能，如商业、电工、食品服务、烹调、室内设计、医疗服务、摄影、交通等。总之，营利型和非营利型机构在美国教育中一直平分天下。只是当20世纪90年代营利大学异军突起后，营利型教育才变得引人注目。

根据美国教育专家乔治·凯勒（George Keller）的总结，营利大学的崛起，有四大原因。第一，美国经济转型，越来越依赖知识；第二，成人教育迅速扩张，目前美国的大学生，有一半年龄在25岁以上；第三，新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使教育变得更加灵活，可以在多种时间和地点通过多媒体技术授课；第四，传统大学费用的上涨速度，超过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的1／3，这就使得一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重新估价传统教育，寻求其他的选择。

第40节：营利大学的崛起(2)

那么，营利大学是否能够保证教育质量？一个以利润为主要目标的机构，能否实现教育的目标？这是人们首先问的问题。传统高等教育界人士，也以此否定营利大学对教育的贡献。为回答这些问题，从事营利型教育的人士纷纷著书立说，不仅为自己辩护，而且挑战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理查德·S.拉什（Richard s Ruch）在2001年出版的《高教公司：营利大学的崛起》（High Ed，lnc.：The Rise of the For-Profit University）最为引人注目。此公曾在几个传统大学当教授、院长（dean）。后来跳到营利大学当院长，两面的情况都有亲身体会。他的结论是，大学的好坏，不能用营利或非营利来区分。有很糟糕的非营利大学，也有很糟糕的营利大学。但也有很有质量的营利大学，就像有许多优秀的非营利大学一样。营利与非营利，描述的是大学的经营方式，不是界定大学好坏的形容词。

攻击营利大学的人，多来自传统的非营利大学。但这些人应该意识到，营利大学的合法性，正是来自近几十年传统大学危机。最近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出版的《为了学位而破产》（Going Broke by Degree），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对大学危机作了一番总结。他认为，大学费用的上升，已经达到了荒谬的程度。顶尖的私立大学一年费用4万多美元，早已超出了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大学费用不断升高的原因，在于大学的运作不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联邦、州政府和捐助人，而不是学费。因为不主要靠学费过日子，大学就不会像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企业那样经营。为了拿到大笔经费，大学好大喜功，一天到晚想的是雇名教授，建立大型研究计划，不管对教学有多大的好处，更不管费用多高。一旦有了名教授，有了许多一流的研究，大学的档次就提高了，对政府和捐款人就更有吸引力。说白了，大学的经营就是寻租，根本不守财政纪律，花钱没有边际。结果办大学的费用越来越高。教育成本也因此跟着上涨。也正是如此，他对靠学生的学费生存的营利大学大为赞赏。

在这一市场派人士看来，教育就是个产业。大学就要按市场规律来经营。那些所谓非营利大学，只是标榜不图利。可是真正看看其校长们，还不是在搞钱？一些自由派人士也指出，现在的大学校长和过去不同，当校长的主要资本不是学术建树、教育思想，而是能否要来经费、拉来赞助。所以，现在的校长基本上就是个CEO。比如埃蒙·M．凯利（Eamon MKelly），1981年就任图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校长。他的大部分生涯，是在福特基金会和联邦政府里度过，后来当了两年副校长，马上成了校长。罗兰·W．施米特（Roland W Schmitt）在1988年到1993年期间任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校长。在此之前，他在通用电气公司（GE）干了35年。1993年密歇根州立大学请M．彼得·麦克弗森（M?Peter McPherson）来当校长。此公原来是美国银行的副总裁，并曾任福特总统的特别顾问，里根政府的国际发展局主任和副财长。企业总裁已经在接管大学。传统大学何必把自己打扮得那样清高？

所以，理查德·S．拉什引用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主张，把营利和非营利这样的概念从高等教育的词汇中去掉，代之以缴税和免税的大学，并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系统的区分。首先，那些所谓非营利的大学不仅免税，而且接受大量纳税人的钱的补贴。其中来自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占了公立大学一半的经费和私立学校17％的经费。营利学校不仅没有这种纳税人的补贴，而且要把自己税前营利的40％拿出来缴税。其次，那些非营利大学靠捐款人的捐助建立捐赠基金。特别是在私立学校中，捐赠基金的大小决定了学校的实力。营利大学则要靠投资人买股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营利大学，根据教师的服务年限，给教师一定数额的本校股份或股票期权（stock-option）。这就像IT产业一样，让每个职丁都成为企业的拥有者，刺激他们想尽办法为自己的企业尽力。尽管营利大学没有终身教职制度，教授们由于部分拥有了学校，也有相当的主人翁意识。另外，非营利大学追求的是自己的声誉、排名，营利大学则追求利润，要保证持股人的利润。在教育上，非营利大学注重知识的创造，营利大学则注重已有知识的应用。非营利大学以学科发展为中心，营利大学则以市场为中心，现实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第41节：营利大学的崛起(3)

免税与缴税，有补贴与无补贴，这些特点给两种大学之间的竞争带来了双重不平衡。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营利大学看上去存活都不易，何谈"营利"？又如何能够和非营利大学分庭抗礼？在这样不利的竞争中赚钱，如何保证教育的质量？

这最后一个问题是最好回答的。美国有3000多所非营利的免税大学，大家争夺生源非常激烈。一个非营利大学，因为享受着纳税人的补贴、大笔的捐款，教育质量不高，照样可以存活。但营利大学则不同，一切靠学费，没有教育质量，学生肯定不会来，根本无法在市场上立足。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中存活，必须靠优于他人的质量才可能。

那么，营利大学如何才能克服种种不利、在竞争中获胜呢？其实主要还是靠竞争对手的弱点吃饭。如上所述，非营利大学不是市场经营，而是寻租，缺乏成本意识，常常烧钱办教育，制造一些"白象"（white elephant）工程，造成巨大浪费，入不敷出，最后无法维持。营利大学则严格地进行企业经营，把教室当车间，控制成本，严把质量关，保证学生满意。具体而言，营利大学不像非营利大学那样请明星教授，并且尽可能减少教授用于研究的假期。因为研究属于创造知识的范围，而营利学校的学生是来学习如何应用已有的知识的。教授传授既有的"手艺"，比创造新知识要便宜得多。营利大学不需要寻租，也就没有上马大型研究项目的负担，办学的费用就降低了。在1997-1998年度，培养一个本科生一个学年（两个学期）的成本，在私立大学平均是23063美元，公立大学为17026美元，营利大学则仅为6940美元。可见营利大学在成本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同时，营利大学主管教育的行政人员，一心一意组织教学，财政上的事情，全由专业的高级经理掌管。非营利大学则不同，以校长为首的行政领导，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化缘、寻租，没有心思过问教学。所以现实常常和人们的印象相反：非营利大学的学术领袖"不务正业"地追逐金钱，营利大学的教育主管则全心全意关照本校的课程。

在传授的内容上，传统的大学奉行学科为中心的制度，并且有一大群终身教授，很难根据现实的需要及时进行课程调整。举例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期，MBA很热，许多传统大学新建了商学院。但到1990年，MBA的市场已经饱和，随后急剧看跌，学生的兴趣转到计算机、信息技术上。一夜之间，许多学校守着刚刚建起来的商学院、刚刚挖来的终身教授，面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市场手足无措。笔者还知道这样的案例。一个大学的院长跑到一个CEO那里募捐。那个CEO问："你们大学教什么语言？"院长回答："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CEO笑道："这些都是19世纪的语言！有什么用？你们应该辞退这些教授，雇一大群中文教师。大部分学生要学中文。这样毕业出来才能够有竞争力！"院长听了哭笑不得："这怎么行呢？我们这些教授不是有终身教职，就是在"终身轨"上。他们教到退休，至少也得几十年。等他们退了，空出位置可以雇新人了，才可能考虑换语种。"可见，明明知道是没有用的课，也得开下去，教授也得雇。甚至越过时的教授资历越高，工资也越高。这样的学校就没有资源应付新的挑战。营利大学则不同。市场上卖什么就生产什么。学生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可以随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师资。如今全球经济转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变化多，挑战多。营利大学遵循市场规律，应付起来也容易得多。

第42节：营利大学的崛起(4)

由于重视教学、回应市场迅速、有针对性，营利大学培养的学生有较强的"可雇用性"，找工作容易。对此，一些非营利大学的教授有一种酸葡萄的心理，称这个"可雇用性"主要是掌握了应时的手艺，并不是受了真正的教育，营利大学也没有能够为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提供更多的贡献。营利大学则反驳：学生在学到手艺的同时，也接受了教育。良好的社会，是建立在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的基础上。而这正是营利大学对社会的贡献。

看一看这些营利大学的学生就知道，他们大部分都属于高等教育的边缘阶层，被常规大学所忽视。比如DeVry的5万学生中，只有1／3是最近的高中毕业生、属于正常的大学生年龄。但这部分学生，常常学术准备不足，难以达到一般大学的要求。该校1999年秋季的学生，竟有40％是黑人。一般大学再怎么种族平权，也达不到这个比例，除非是专门的黑人大学。在菲尼克斯大学注册的10万学生中，平均年龄35岁，平均年收入56000美元，比一个新的助理教授的收入还高。这些人都有中产阶级的工作，是利用职业休假来进行知识更新的。Argosy Education Group以商业和教育的博士课程为专业，学生年龄平均41岁，比一般大学博士课程的学生至少大出十几岁。总而言之，营利大学的大龄学生、拖家带口的学生、有孩子的单亲学生、有工作的学生、少数族裔的学生的比例，明显高于常规的大学。他们的生活比典型的大学生更复杂，对教育的要求更具体，需要的服务更灵活。常规大学很少考虑他们的需要。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转型，这样的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营利大学在和常规大学的竞争中，节节获胜，目前仍然处于上升的势头。比如Quest Education Corporation，专门收购学校，其目标就是那些财政陷入困境、很难再经营下去的常规大学。1999年，该集团在美国11个州有30个校园，其中29个是收购而来，仅1998年一年就收购了12所校园。收购以后，学校并不改名，只是将收购的学校纳入自己的系统，以市场手段经营。2000年，该集团被卡普兰公司收购，组成卡普兰高等教育公司。如今，卡普兰高等教育公司拥有75个校园和网上课程，58000学生，其教学包括15个美国劳工部预测的增长最快的职业课程。

买卖做大了不说，营利大学也越来越赢得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承认和尊重。这些大学的战略，就是全力达到一些职业机构的对大学的承认标准。比如上面提到的Argosy Education Group，在其属下的美国职业心理学院的10个校园系统中开设博士课程，最终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的承认。菲尼克斯大学的护士课程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也都获得了国家级的认可。这些学校，为了获得相关职业协会和组织的承认，有什么标准达什么标。检验团来校验收，即使一些人对营利大学有偏见，面对明显高出标准的学校也不敢说不合格，怕被人指责为歧视。所以，这些营利学校纷纷登堂人室，成为公认的大学。

那么，这些营利大学究竟给美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用历史的眼光。

美国的大学以非营利为正宗，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美国大学在根源上和教会的关系密切。早期的美国大学，基本全是教会所建。比如哈佛大学是清教徒建立，耶鲁大学是公理会建立，普林斯顿是长老会建立，布朗大学是浸礼会建立。直到19世纪下半期，许多大学的校长还由神职人员充任。第二，大学一开始是针对精英阶层的绅士教育。旧欧洲的贵族，一直以操办实务为耻。到了近代前期，发财的商人也要赶紧披上绅士的衣装，和俗物保持些距离。殖民地时代美国的大学教育，基本的使命就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上流社会子弟，注重品德、文化的培养，集中于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训练，除了稍后开设的法律等科目外，很少涉及实务，更无科学、技术方面的训练。举例而言，1723年哈佛图书馆有将近3000本书，58％是神学书籍，只有两本是商业方面的书籍。这种超凡脱俗的作风，在19世纪末的大学改革中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影响仍然十分巨大。如今的大学，仍以人文教育为主要使命，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培养其高尚的文化品位，使之具有良好的公民品德。

第43节：营利大学的崛起(5)

这一大学的主流传统，每到一个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时刻，就会受到挑战。比如，独立战争前的北美殖民地，土地便宜，商业繁荣，劳动力短缺，工资比英国本土高出许多。这就刺激了大量欧洲移民来新大陆淘金，而淘金就需要各种商业和生产方面的手艺。于是出现了许多私人教师，以传授具体的生产技术为生。启蒙主义巨子、"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此贡献尤著。他不仅在美国顶着圣人的光环，而且在欧洲，特别是启蒙主义的故乡法国，和伏尔泰一样已经成为文化偶像。他自幼当学徒，没有在大学接受精英的训练。他所受益的，就是由欧洲传来的工匠和生意人的学徒系统。他因此希望把这套传授具体手艺的学徒系统转化为学校，并把数学等理论化的学科也整合进来，于是在费城建立了公共学院（Public Academy）。到了晚年，富兰克林回忆说他不得不和学院中的教师和信托人打架，对方总是想把古典课程加进来。他最后宣布他的办学实验失败，因为总有些人在那里食古不化。不过，富兰克林的时代，一大批职业学校已经兴起。其哲学就是推行富兰克林信奉的勤奋、节俭、审慎的生活态度，实用与自助的教育理念，鼓励人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中获得力量和使命。富兰克林虽然是美国统治阶层的名流，但他的教育理念强调实用，和当时主流的大学所奉行的教育哲学已经分途。当时美国的生产阶层和上流社会对教育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乃至美国的"自动化之父"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1789年进入耶鲁时，和他共事的工匠为他惋惜："唉，一个绝顶优秀的手艺人将被浪费在学校里！"

到了19世纪末，美国进入镀金时代。工业化、都市化高速发展，为年轻人开辟了绕开大学而成功的进身之阶。于是传统的大学受到冷遇。工业家卡内基公开批评大学一天到晚讲授死去的语言。甚至有银行家宣布不雇用大学生。这些压力，逼着大学改革。美国的现代大学，实际上正是在那个时代脱离教会的统治，奠定了如今"世界一流大学"的根基。

20世纪90年代营利大学的崛起，实际上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急剧转型中的社会对美国大学体系的又一次挑战。这一挑战，一开始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60年代参加反战、民权运动的自由派学生，许多进入学术界，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终身教授，主宰了大学。保守派人士一下子觉得他们对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失去了控制，于是开始大兴讨伐之师，把大学描绘成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的堡垒，要求打破现有的大学体制。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繁荣，大学彼此斗富，教育成本提高，在学科上故步自封，满足不了草根社会的要求，这就给营利大学提供了机会。

综观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人文传统所塑造的非营利大学无疑是健康的主流。但是，这样的传统长期不经受挑战，就会故步自封、丧失活力。幸运的是，美国有强大的草根政治传统和实用主义的企业精神。市场不断挑战大学，逼着大学作出回应。19世纪欧洲的大学，有一套讲座教授的制度。一个系的方向，就以这个系的讲座教授的学术志趣为中心，和现实世界颇为隔离。这样就形成了教授的垄断，妨碍了学科的创新。美国目前的终身教授制度，也有类似之效。几个教授的学术兴趣和利益决定一个系几十年的方向。营利大学的崛起，就是要挑战这种学术垄断，使大学变得更加开放。

第44节：大学：老人的新边疆(1)

营利大学，属于草根大学。目前虽然在上升中，但如理查德·S．拉什所估计的那样，即使到了顶峰，最多也只能占美国高等教育市场的25％左右，不可能成为主流。营利大学传授应用知识，不涉及知识创造，培养的是一般的生产阶层，很难染指培养社会精英的一流大学的领地。但是，营利大学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规模或市场份额的大小，而在于其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对培养一般人才的美国大学来说，营利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竞争，主流的大学必须重建自己的财政纪律，回应市场的要求，使大学的经营更加理性化。

如今中国正在讨论教育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似乎教育只能有一种体制，非此即彼。营利大学给我们的提示是：教育体制首先要多元化，要多种体制并存。营利大学不仅是产业，而且是教育工厂，满足的是基本的市场需求。比如中国的新东方这类学校，都可以归入这个体系。高等教育不能完全以这样的方式经营。但是，这样的大学如果能够和其他体制中的大学共同生长，则会促进高等教育的繁荣。

大学：老人的新边疆

一个60多岁已退休的在读研究生，在读解西方抗议运动的历史时，讲起自己年轻时参加民权运动的经历，让后辈受益匪浅。其实，讲"二战"有经历过"二战"的同学在场参加讨论，这常常比一个大教授的存在更有意思。我倒是觉得，年轻人那种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文化不进行相应的调整，恐怕会浪费了向这些老同学学习人生的机会。

我35岁开始在耶鲁读硕士，然后是博士，离校时已经42岁，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是该考虑退休的时候了。开始时上日语课，坐在一边的大一女孩子竟是我上大学那年出生的。离校那年，我上大学那年出生的人竟开始在我所在的博士课程中从一年级起步了。

不过，我并不会因为每天和年轻人对比而觉得自己"老之将至"。一次上考古课，竟和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同班。在健身房锻炼，一个几乎每天都见的伙计是20世纪50年代的耶鲁本科生，如今重新当起学生来。人家堂而皇之地在这里读书，我还有什么可惭愧的？

最近，美国的大学中老人变多。这里有几股力量。首先，终身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人到中年进大学越来越平常。这些人构成了美国大学中的非传统学生，即25岁以上的大学生。为了适应这些人的要求，有的大学竟开始建幼儿园。因为有孩子的学生有此需要。目前，25岁以上的非传统学生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38％，而1970年时仅为28％。甚至常青藤盟校，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布朗、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也努力招揽非传统学生。比如为了给非传统学生服务，哈佛设置了Harvard Extension School，每年有13000学生就读，其中500名学生的目标是学士学位。哥伦比亚有School for General Studies，录取率为40％。宾夕法尼亚的College of General Studies有6000学生，其中1／3的人是来拿学士学位的。

不过，这些学生中，真正的老人还不算多。我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看到一组对这些非传统学生的介绍。大部分都在30~65岁之间。其中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但他给我印象最深。别人求学，大多为了事业的转轨，掌握新的技艺。他的求学目标栏中则赫然写道：想明白我这一生究竟应该干什么！

第45节：大学：老人的新边疆(2)

这样的目标，体现了老人上大学的精神。他们不是想再重新开始一个职业，而是更积极地思考人生、社会和文明。我其实在很年轻时就羡慕老人。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台湾的姨父去世，我给姨妈写信慰问，学着人家西方人的习惯，讲了许多乐观的话。我当时说："老人的生活比我们年轻人更有品德。我们年轻人一切都是为了谋生，不论学什么，先问有什么用，非常功利，就像我现在二十几岁，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奋斗，不是在过现在的生活。老人没有我们的负担，没有我们的算计。他们真正能体会"现在"的意义，他们真正在过眼下的生活。"我无非是劝她珍惜和享受眼下的每一时刻。她接到信后很感动，打电话还谢了我半天。所以，我自以为从年轻时就多少对老人有些理解。

现在发达社会的健康水平提高，活到90岁高龄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况且美国人富了以后，流行早退休，有的不到50岁就挣够了钱"下岗"了。所以退休后常常还有富足健康的小半辈子。许多人并不把退休看做脱离工作，而是以之作为一个实现自己工作时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的机会，享受半辈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最近几十年，养老院越修越豪华，佛罗里达的老人村也急剧扩张。然而这些地方，在物质上看上去像老人的天堂，精神上却令人压抑。试想：谁会守着那些高科技的豪华呼吸器、喂养机、轮椅而感到生活在天天向上呢？和一群同龄的老人在风景如画的高尔夫球场切磋技艺、在海滨晒太阳，美则美矣，但时间一久，心里就明白：大家不过是在此一起等死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精力旺盛的老人，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开拓新边疆。这个边疆就是大学。如今美国的大学城附近，老人越来越多。我20世纪90年代初期刚刚到耶鲁时，纽黑文百业萧条，犯罪率奇高，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耶鲁一个本科生被杀，成了全国新闻，一时申请耶鲁的人数大减。等10年后我即将离开耶鲁时，纽黑文开始了一场复兴。房地产越来越热，街面也越来越热闹、安全。克林顿任上的经济繁荣自然是原因之一，但老人的到来是另一大因素。英国《金融时报》曾用整版报道，纽黑文成了老人的最后故乡：他们卖掉自己在郊区的大房子，到纽黑文买一个小公寓。这里年轻人多，而且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秀异之士，文化活动也异常丰富。为什么不投身在这些生机勃勃的历史的创造者之中，而要把自己囚禁在豪华的高尔夫球场？最近宣布退休的美国首位女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就是一例。她退休，理由是要多一些时间陪伴得了老年痴呆症的丈夫。可是，她却要和丈夫从马里兰郊区搬到华盛顿中心的连栋房屋中。她还计划在最高法院留下自己的办公室。显然，越老她越要进入生活。

所以，现在的老人村，设计时不仅考虑老人的收入水平，而且考虑他们的智商。比如在亚利桑那州2000年开张的"学术村"，就是这样一个老人村。其中没有高尔夫球场，却和一个非营利的"亚利桑那老人学院"建立了伙伴关系，在村内为110位居民设立一系列课程，每周有诗歌朗诵、古典音乐会。这个学院的创办者，就是其中的一个"村民"，叫亨利·科夫勒（Henry Koffler）。他本是一位生物学家、亚利桑那大学的前校长！据他介绍，这里的"村民"，比一般老人院的居民要年轻一些。准入年龄是75岁，但也并不排斥年轻人。一般老人院不许有孩子进来。这里则听便。老人在这里不与世隔绝，还可以教育自己的后代。一句话："我们要活着！"

第46节：大学：老人的新边疆(3)

密歇根大学则于2002年建立了一个"大学院"（University Commons），专门供校友和退休的教授、员工使用。创建者杰夫·贝克（Jeff Baker）自豪地说："我们仍然通过学习和艺术与大学连接在一起。这里的居民，许多有2~4个学位，来自各种领域。这里的建筑设计，也突出校园文化的特点，让居民们回想起自己优异的大学时代。"这里的公寓售价在20万~60万美元之间，离大学近，许多居民到大学去旁听，参加莎士比亚读书会，或参加由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主持的研讨班。

在重返大学的老人中，当然有不少当年的优等生、学术人士，退休也放不下书本，希望继续过去的日子。但是，更多的恐怕是来弥补青春的。这些人在上大学时，还不懂得用功，荒废了大好时光，年纪大了以后开始后悔，但没有办法弥补，于是退休给了他们重新上大学的机会。凯姆·爱德华兹（Kem Edwards）今年77岁，当年在耶鲁读书时是著名的男生合唱团Whiffenpoof的成员。Whiffenpoof是耶鲁男生最出风头的地方之一。每年大张旗鼓地搞演唱会、灌唱盘、出CD，是校园一大盛事。大家为了挤进去不遗余力。这位爱德华兹先生把精力全用在这里，怎么可能有心思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大学唱了4年歌，是典型的C先生，和布什、克里一样。"（布什是著名的C等生，但最近揭露出来的材料证明，克里在耶鲁的成绩和布什相当。）如今则不同了。他从一家保险公司退休后，虽然还住在新泽西州，但是不停地往母校跑，花400美元旁听一门课。自1996年以来，他已经在耶鲁旁听了65门本科生课程，远远超出一个本科生修课的数量。他完成所有的课外阅读，参加所有的讨论课（一般本科生的课除了老师讲大课外，还有研究生主持的讨论课，许多是自愿参加），泡图书馆。他称退休后才发现原来有图书馆！

常青藤盟校和密歇根、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这样的名校，因为有这样忠诚的校友，得风气之先，纷纷设立给校友打折扣的旁听计划，以及网上课程。这不仅对学校的财政不无小补，而且培养校友的忠诚，对募捐也大有好处，甚至由此经营起校友房地产，专门给希望就近居住的校友服务。同时，美国的大学，一般非常注意和所在地方社会的关系，为之提供许多服务，包括让居民旁听。于是，一些老人开始打听，哪个学校这方面的政策优惠就往哪里搬，甚至使学校周围的房地产价格上涨。

大量的老人进了校园，混迹于20岁上下的本科生中，给学校的教学也带来不少挑战。本科生尚未进入社会，性格羞涩，上课不愿开口发言。但老人经历丰富，要讲的事情多，甚至爱唠叨，乃至有喧宾夺主的情景。比如，一次上课，大家正讨论一个涉及更年期的问题。一个本科生刚说几句，就被一个老人打断："你没有经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让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一下子大家全不说话了。不少教授对此十分恼火，甚至特别规定，旁听的老人不准说话。当然有许多老人不服：我们一辈子的经验，难道对这些孩子没有用处吗？老人在自己的新边疆，似乎已经开始和"土著"有了冲突。

美国大学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同龄人组成的社团。大家来不仅是读书，而且还要谈情说爱，交朋友，对外来人有天然的排斥。即使是年龄相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也有相当的心理距离。老人一进来，情况就更复杂了。我当年在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修暑期日文班时，就有这样的经历。20岁上下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一位50多岁的妇女则向我抱怨许多人对她有年龄歧视。

第47节：怎么教育长不大的孩子(1)

我相信，各大学都知道自己的主顾是谁，目前都尽量把老人和传统的学生分开，不让老人冲击正常的教学。我上课时碰到过几次这种老龄学生，他们举止都非常得体，从来没有打扰谁。而一个60多岁已退休的在读研究生，在读解西方抗议运动的历史时，讲起自己年轻时参加民权运动的经历，让后辈受益匪浅。其实，讲"二战"有经历过"二战"的同学在场参加讨论，这常常比一个大教授的存在更有意思。我倒是觉得，年轻人那种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文化不进行相应的调整，恐怕会浪费了向这些老同学学习人生的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老人，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当时美国的生育率正在走向低谷，所以这代人的人数比较少。然而，在"二战"后，美国出现了所谓"婴儿潮"的生育高峰，生育率提高了50％。从1946年到1964年，有7600万人口出生。这个数字超过俄罗斯和德国以外的当今欧洲任何国家的人口数。在十多年的时间内，这代人就要陆续退休。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受的教育普遍比较高，退休后更愿意回到大学读书。可以预料，到时候老年大学生的比例会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因此，现在老年人在大学开辟的新边疆，不久会招来更多的"定居者"。如何把他们整合到现在的大学体制中，对未来美国大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怎么教育长不大的孩子

我们的社会和大学，应该给临时辍学创造便利条件，应该鼓励在社会上奋斗的人回到学校接受"继续教育"。实际上，如果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大龄同学能够和刚刚从高中出来的学生坐在一个教室、住一个宿舍，彼此互相学习、激励，我们的大学教育质量，恐怕会有明显的提高。

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预设，是社会对人生的划分。在美国人常规的概念中，人生分为童年期，青少年义务教育期，如果上大学，毕业后才进入工作期，还要结婚生子，最后到了60多岁退休、进入老年。在这一旅途中，受教育阶段、工作阶段、退休阶段分得清清楚楚。因此，从18岁到22岁，一直是正常的"大学年龄"。

但是，现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开始打破了这样的分段。我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书中对此有过初步的分析：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的中心。高中毕业后，大部分年轻人就在本地的工厂就职，终生不愁。因此18岁高中毕业就是受教育期、青春期的结束，成人期的开始。许多人20岁上下就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后来大学普及，成家立业推后，不过一般年轻人22岁左右大学也毕业了。富裕的父母，一路供孩子读书。但到了毕业典礼后的一个月，钱就断了：孩子算是变成了大人，要自己对自己负责。教育阶段虽然延长了，但还是和工作阶段截然分开的。

如今，美国正常的大学年龄正在演化为18岁到30岁。甚至有一个民调显示：美国大部分人认为26岁才是青春期的结束。最近美国的媒体捧红了一个大明星，威斯康星一所州立大学的学生。此公并无特别才能，但有些怪僻：1994年进大学后，就待着不肯走，至今已经度过了12年大学生涯，其间互联网崛起，IT泡沫破灭，他却仍然没有毕业。最近，以大学生为主顾的娱乐媒体公司国家讽刺文社（National Lampoon）为他支付学费，提供住房，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媒体的娱乐明星。大型饮料公司给他赞助。他出入一些最著名的电视节目，财源滚滚。在大学无忧无虑地混12年本身竟成了一个职业。

第48节：怎么教育长不大的孩子(2)

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在当今的美国走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挑战了传统的人生分段，拒绝长大。同时，这种挑战，又多少反映了同龄的美国人正在做的事情：他在大学泡12年，如今美国上大学的正常年龄段不也快变成12年了吗？只不过他把这样的现实给戏剧化了。在真实的生活中，这12年的读书生涯，是边读书，边工作，或两者交替。在受教育期和工作期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已经越来越困难。

为什么会如此呢？首先人在生理存在上的期待已经不同了。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7岁。如今18岁这一代，大部分可能活到近90岁。人生旅程几乎延长了一倍，大家当然就不急着赶路，而要给自己留出时间多规划规划。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接受那种先闭门读书，然后义无反顾地开始职业生涯的传统模式。他们在读书时就想体会一下真实世界的滋味。进入真实世界后，也不像过去那样死心眼儿地一直往前走，而是一步三回头，随时准备回来读书。

生命的延长给了年轻人慢慢走的本钱。社会的变动和知识经济的崛起则逼着他们用更多的时间理解生活、为未来作准备。如果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高中毕业就进工厂，人成熟不成熟无所谓。因为只要老老实实按指令干活，一辈子衣食无愁。现在则是企业外包、制造业萎缩，各种服务业此起彼伏，一会儿互联网兴起，一会儿IT泡沫破灭，一会儿生物工程大盛，世界变幻莫测，今天学的热门明天可能就没用，很少有过去那种别人给你安排好的稳定职业结构。这辈子要干什么，必须自己选择，有时还不得不再选择，并且独立为之承担后果。所以，大家读一两年书，就"下海"试一试，有了经验后再回学校进行训练。生活的意义、事业的规划、谋生的技能，所有这一切，不可能通过封闭的4年寒窗而完成。人要一点点地成熟起来，在精英大学中的学生，还会趁年轻读完本科，工作一段再读研究院。但大多数非精英学生，怕是要在本科时就走走停停。像过去那样不成熟就一头扎进生活中，恐怕会被撞得头破血流。

这一切，都给现有的大学体制提出了挑战。现在的大学还是为18~22岁之间未经世事的孩子们准备的封闭结构，但是，如果一个人30岁才毕业，这期间则要工作，可能结婚生子，生活变得复杂得多。大学有给正在工作的学生开的业余学校吗？有给学生的孩子办的幼儿园吗？教学怎么和学生的工作经历配合？怎么回答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碰到的问题？最实质性的问题是：象牙塔里的封闭教育哲学，怎么才能开放、拥抱外面的世界？

应该说，美国在应付这些挑战时，准备还是相当充足的。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比较多元化。正常的四年制精英大学确实比较注重18~22年龄段的全日制教育，但是，大量草根大学，特别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新兴的营利大学，非常注重大龄学生、半工半读学生的需要。即使是像哈佛这样的精英大学，秉承着为社会服务的优良传统，也开办业余学校。个别大学已经开始给学生的孩子设立幼儿园。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体制在这方面太死。许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大概是因为关在学校脱离现实太久。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在大二、大三出去闯荡一番，有些工作经验后再回来有针对性地读书呢？许多农村的民工，因为生活所迫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如今他们进城打工，就在大学附近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上业余学校的机会呢？我们的社会和大学，应该给临时辍学创造便利条件，应该鼓励在社会上奋斗的人回到学校接受"继续教育"。实际上，如果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大龄同学能够和刚刚从高中出来的学生坐在一个教室、住一个宿舍，彼此互相学习、激励，我们的大学教育质量，恐怕会有明显的提高。

第49节：美国大学校长的年薪(1)

美国大学的内部运作

美国大学校长的年薪

大学校长的财政责任越来越大，CEO化已经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许多学校，已经开始改变以学术领袖领导大学的传统，到处请并不一定有学术经验的财神，这迟早会在校园里引发一场文化革命。可怕的不是校长的高薪，而是大学和企业的利益纠缠不清，产生利益冲突。比如校长在几个董事会服务，不少人辩解这对募捐方便。但是，董事会的工作消耗了校长大量精力。更重要的是，如果企业利益和学校利益冲突，校长如何摆平？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如何在商业化大潮中维护学术独立。

到2005年为止，已经有5位美国大学的校长的年薪突破百万美元。IR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即美国主管收税的"国内岁入署"严阵以待，准备在2006年4月15日付税日前后查一查非营利机构的首脑是否应该挣这种CEO的工资。在高等教育界人们也议论纷纷：校长们的收入是否过分？

我们不妨先看看账单。私立大学的校长，明显收入高于州立大学的校长。而收入最高的校长，常常是不知名的大学。其中收入最高的，是林恩大学（Lynn University）的校长唐纳德·E．罗斯（Donald E．Ross）。他的工资和各种福利相加，高达500多万美元。他这么高的收入，并非全无道理。1971年他来到这所设在佛罗里达的学校时，学校还叫玛丽山学院（Marymount College），是一所两年制的天主教女子学院。当时的学生，由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500人跌到200人，马上要宣布破产关门。这时30岁出头的罗斯来到这里。他是设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学院（Wilmington College）的创建人，此行的目的是到这所破产的学校的图书馆为自己的学校买书。然而，当他看到这么安静典雅的校园时，一下子心动了：这所学校有许多他自己的学校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要关门？那一天，学校几个留守的修女和他见面，求他帮帮这所学校。于是，他从自己的母校拉出一个班子接管学校，并从朋友手中借钱，还把自己的积蓄也倾囊投入，防止了学校破产。

接着，他一家三口搬进了学校的宿舍，和几个修女、几个教师开始患难与共。有很长时间，他自己也拿不到工资。他马上把学校命名为博卡拉顿学院（College of Boca Raton），并改成了四年制的男女同校大学。在头十年，学校还是陷于财政危机中不能自拔。于是罗斯到处募捐，其中锁定林恩夫妇。林恩先生做保险业发财，先后给学校捐了1700万美元，最终学校变成了林恩大学。如今林恩夫人担任校董事会的主席。

罗斯先后为学校募集了一亿多美元的捐款，使学校财政稳定，并得以建设新的图书馆、健身房、教学楼和国际中心。如今学院面积123英亩，学生2300人，已经是一所注重企业管理和传播学、重点扶助学业较差的学生的四年制大学。在任将近35年，罗斯准备2006年退休。许多一起过来的人都说学校怎么感谢罗斯也不为过，没有他就没有这所学校的存在。结果，林恩夫人主持的校董事会虽然知道联邦政府的国内岁入署要来审计调查，还是决定奖赏罗斯为学校作出的一生的奉献。

更有意思的是，罗斯最初创建的威尔明顿学院，出产了美国年薪第二高的校长奥德丽·K．多贝斯泰因（Audrey K Doberstein）。她2005年退休，同年的年薪加各种福利为137多万美元。两所默默无闻、学术水平处于低端的小大学，竟有着美国最贵的校长。排在第三的，才是那所南部名校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校长E·戈登·吉（E Gordon Gee），年薪加福利共132多万美元。排第四的是波士顿大学的前校长约翰·R．西尔伯（John·R．silber），年薪加福利125万美元，著名的米德尔伯里学院的前校长小约翰·M.麦卡德尔（John M．McCardell Jr．）则以121万美元排第五。

第50节：美国大学校长的年薪(2)

在州立大学中，还是以年薪加福利计，密歇根大学的女校长玛丽·休·科尔曼（Mary Sue Coleman）排在第一，为72万多美元。特拉华大学校长戴维·P．罗塞尔（David PRoselle）以72万美元出头排第二，得州大学校长马克·C．尤通夫（Mark G Yudof）以将近70万美元排第三。美国州立大学校长的中等收入在2005年是36万美元。虽然这已经比2004年提高了10％，但校长们在抱怨：钱还是不够，比私立大学的同行差得太远。

当然，校长们并不仅靠自己学校的年薪，不少有外快，有的外快超过正常收入。在这方面，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L．亨尼西（John L Hennessy）格外突出。他从学校领取的年薪加福利，共56万多美元，属于哈佛等一流大学校长的正常水平。但是，他同时出任硅谷三家高科技公司的董事。由此获得的年收入高达3140万美元！他本来是计算机系的教授和系主任。Google是该校两个研究生创立的，他自然被拉去做董事，获得65000股的股票期权，2005年，花了他130万美元买的股份卖了将近2500万。据悉，美国目前有1／3的大学校长在公司兼董事。当然大部分只是在一家公司兼董事。

校长高薪，早已经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辩论。许多人认为非营利机构的总裁拿这么多钱是不正当的。但另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校长的年薪，比起挣上亿年薪的企业CEO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管理一所大学的难度，比起管理一个企业的难度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大学校长又必须是学术领袖。能把CEO和学术领袖的才能合于一身的人，如今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年薪不这么高，根本没有合格的人干。

尽管华尔街上CEO的高薪使社会对大学校长的高薪有相当的理解和宽容，但这些高薪还是和丑闻搅在一起。2005年，参议院开始调查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校长本杰明·拉德纳（Benjamin Ladner）的经济问题和他的各种收入的合法性。此公3年花了50万美元，包括让他的私人厨师去欧洲旅游，开13道菜的家宴，等等。这些事情曝光后，教授、学生大怒，他不得不下台。但是，他的退休费用包括95万美元的大支票，275万美元的退休福利，让学校师生震怒。而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他绝非孤家寡人。

拉德纳声称，他当校长期间，很少犯错误。许多所谓豪华的开支是必须的。比如他开了许多40美元一瓶的酒不喝而去学校报账，原因是要招待捐款人。捐款人大多是企业界的精英，平时受招待就是这样的规格。舍不得几瓶酒，到哪里找人家要钱去？

拉德纳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现在还很难判断。不过，大学校长高薪，在大学中已经引起文化冲突。过去的大学校长，是学术领袖，是教授们的同事，而非老板。大学是个平等的学术共同体。耍老板脾气的，如哈佛校长萨默斯，常常吃不开。而美国的大学教授，一直算是中等收入的阶层。比如，在纽约、波士顿这些地方的公交司机，平均收入要比一个刚刚拿了博士的文科助理教授要高。因此，大学校长收入越来越像CEO，不少教授当然不满。另外，校长如今的主要责任就是募捐。要募捐就得和企业精英打交道，就要按华尔街的气派做事，比如开豪华宴会等。这在清寒惯了的教授们看来，简直就是穷奢极欲。比如2004年，新泽西州一所小的社区学院的校长被解职，并接受调查。人们对他的一个谴责是：一方面给学生涨学费（社区学院是两年制的大学，大多是为上不起四年制大学的穷学生服务），一方面校长要吃60美元一磅的神户牛肉！

第51节：美国大学校长的年薪(3)

以我个人观察，如今美国大学教育升温，大学校长奇货可居，年薪还会继续涨上去。特别是州立大学，校长薪水还属偏低，已经有人说州立大学给校长开工资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大学校长的财政责任越来越大，CEO化已经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许多学校，已经开始改变以学术领袖领导大学的传统，到处请并不一定有学术经验的财神，这迟早会在校园里引发一场文化革命。可怕的不是校长的高薪，而是大学和企业的利益纠缠不清，产生利益冲突。比如校长在几个董事会服务，不少人辩解这对募捐方便。但是，董事会的工作消耗了校长大量精力。更重要的是，如果企业利益和学校利益冲突，校长如何摆平？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大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如何在商业化大潮中维护学术独立。

美国人上得起大学吗--兼论中国如何学习美国的经验

为什么大部分美国适龄青年都要读大学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按标价付账，大笔费用是政府埋单。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在于既通过政府的财政资助保证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又避免了官僚机构对教育的直接卷入，用市场竞争创造了大学的效率。可谓一举两得。

我在《谁的大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大学的"教育券"制度。政府基本不直接资助大学，而是把大部分高等教育的经费，以奖学金、助学金的方式直接交给合格的学生，让这些学生拿着钱去选择学校。这样，就会迫使学校像对待消费者一样，为学生提供物美价廉的教育服务。

这一主张，至今在国内还没有获得任何的回应。但是，这却是在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美国行之多年的有效办法。遗憾的是，我们掀起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明确以美国的模式为目标，但是，学美国只学一半。比如，美国的大学经营非常市场化，学费高得吓人。中国的许多大学，学费也跟着拼命涨，让穷人上不起学。于是有人出来说，美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到中国来，不能食洋不化。

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真能照搬美国的经验，中国的穷人上大学不仅不用缴学费，而且还能靠各种资助享受大学所在地标准的生活水平。

不错，美国的大学学费是世界最贵的。两年制公立大学，学费平均一年2000美元，四年制公立大学为5400美元，私立则为28300美元。其中有12?6％的私立大学，学费超过3万美元；有3?7％的公立大学，学费超过9000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上下。如果只看这些数字，上便宜的四年制公立大学，仅学费一项就超出一个中等家庭收入的10％。如果加上将近1万美元的生活费，一个大学生一年消耗一个中等家庭将近1／3的收入。这样的价格，当然令人难以承受。美国的媒体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嚷嚷：学费上涨太猛，超出中产阶级的承受能力，给孩子攒了学费就攒不够自己的退休金，等等。大学市场化创造了高学费，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似乎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然而，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我们不要忘记，美国的学费高，但奖学金、助学金也高，学生贷款、打工助学的机会也多。以2003-2004年度为例，美国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到学校、私人慈善机构给学生提供的各种资助达到1220多亿美元。在校学生总共有1646万多，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有7400多美元，远远超出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而真正得到资助的学生，特别是贫困生，平均拿到的钱要比7400美元高得多。因为有许多学生来自富裕家庭，并不需要资助。不考虑这些现实，单盯着美国的学费，美国模式就会学歪了。

第52节：美国大学校长的年薪(4)

我们不妨两头都算一下账。

美国的奖学金名目繁多，理清楚非常不易；而且学生的个人财政保密。这些资助，落实到每个学生头上究竟是多少，很难搞清楚。不过，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我仅根据2005年8月出版的一期《高等教育编年》所提供的数据进行粗略的推算。由于各种数据统计规范不完全一致，有时彼此之间有些小出入，但并不影响我们基本的估算。

在2003-2004年度，四年制公立大学的教育费用（包括学费、杂费，以及住宿、伙食等生活费）平均为15200美元（其中学费5400美元）。私立四年制大学的教育费用平均为28300美元（其中学费18400美元）。学生得到的资助有两种。一种叫aid，我试译为"助学金"，学生对这笔钱的使用不受限制，但有时需要做一些工作。另一种叫grant，我试译为"奖学金"，使用有一定限制，比如只能用来支付学费等。在公立大学中，有76％的学生接受各种助学金，每人接受的平均总额为8700美元。另有59％的学生获得各种奖学金，每人平均获得4600美元。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公立大学的学费和教育费用就可以看出：如果获得助学金，自己一年的教育支出（包括支付生活费）就是6500美元。获得奖学金，自己一年就付10600美元。但从获得资助的百分比上看，获得这两项资助学生比例都远远超过了学生总人数的一半，可见有相当多的人两项都得。如果两项全拿到，共计13300美元，自己只须支付1900美元就可以完成学业。

私立大学贵得多，但资助也是水涨船高，有89％的学生得到各种助学金，平均数额为16300美元。另有82％的学生获得各种奖学金，平均数额9400美元。如果仅获助学金，自己需要付12000美元。如果仅获得奖学金，自己需要付18900美元。但大部分学生恐怕是两项都得，这样资助加起来就可达25700美元，自己的开销就只有2600美元而已。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生贷款可以申请。供孩子上大学的家庭，还可以获得付税优惠。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把各种资助加上后，大部分美国人的高等教育负担，比学费所代表的数字要低。不管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有相当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学生得到的资助超过了学费。对他们来说，上学不仅是免费的，而且还能够得到小额的生活补助。大家需要对付的，是昂贵的生活费用。许多学生一年的花销常常在5000美元上下。有的则只须花两三千美元。这笔钱，就是不上学，在家和父母住也是要花的。就算打工一小时挣7美元，一年平均每天打两个小时工就可以了。况且暑假可以集中精力打工，上学时还是可以比较专心地读书的。我还必须指出，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所谓教育费用除了学费外就是生活费。生活费一般是学校根据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物价指数估计出来的，并非实际生活费用。我们这些留过学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估计都是留有余地的。我自己读博士期间，实际的生活费用，每年都比学校估计的生活费用低几千块钱。有时夫妻俩靠一个人的全奖也过一年。简单地说，如果一个学生拿到的资助总额比教育费用低两三千元，他未必需要自己掏腰包，只须生活俭朴一些就可以了。

上私立学校，当然比公立学校贵一些。但是看看上面的数据就能明白，私立学校学生获得奖学金、助学金的比例远远高于公立学校的学生，获得的金额也大得多。真上私立学校，真正的负担比上公立学校也就多几千美元。况且，上私立学校的学生来自富裕家庭的居多，这些费用比较容易承担。

第53节：美国大学校长的年薪(5)

当然，这些都是抽象的平均数字。落实到不同地区、阶层的具体学生身上究竟是什么情况？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不了解具体美国家庭的收支账目，很难估算其供养一个大学生的实际负担。为此，我特地咨询了一位朋友，她本人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的小私立大学负责财务，处理学生的奖学金是她的分内之事。她丈夫在同一所学校当终身教授，专业是高等教育管理。他们自己的独生子，刚刚上大学不久，也有一番申请奖学金的经历。所以，她给我的一些直观描述，包括一些"内部情报"，非常有说服力。

她的学校，有2100个学生。绝大部分学生是拿着资助读书的。有些资助是直接给学生，但许多资助是采取过账的方法给学生。也就是说，学生到学校注册，学校知会有关部门，于是这个学生得到的各种资助就都被转到学校的账户上。学校用这笔钱直接支付学生的各种费用，包括学费、书费、伙食费、住宿费、停车费、设备使用费等。这些费用全付了以后，学生拿到的资助若还有剩余，就得如数付给学生。她告诉我，上个学年，她为了付给学生这些剩余的资助，就开了900张支票，总金额达120万美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张支票1300美元左右。这也说明，在这个2100人的小学校，有将近一半的学生，用得到的助学金、奖学金等支付了包括学费、书费、伙食费、住宿费（该校有宿舍，不过大部分学生走读不住校）的所有费用后，竟还能拿到平均1300美元的零花钱！

她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呢？她的家庭总收入为9万多美元，当地平均家庭收入不足4万，可见他们是个富裕家庭了。结果，孩子上学申请所有联邦、州里的奖学金都不合格（她说她再有一两个孩子就合格了）。但孩子功课不错，上了本州州立大学的最高学府，即俄亥俄州立大学（在全美也是有名的）。一年奖学金将近15000美元，扣除学费、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一年学校退回1500美元的零花钱。

我和她电话交谈了半个小时，请她澄清各种技术问题，同时也互相印证彼此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印象。最后的结论是，除非你家里很有钱，在美国上大学，大部分人用不着自己缴学费。在这方面，越穷越合适。穷人上大学，不仅是读书，而且等于得到一份白来的工资。因为你就是什么都不干，和父母一起住，一年生活费怎么也得几千美元，总得有人来支付。一上学万事大吉，教育和生活问题都解决。这么优厚的条件，也使个别穷学生拿上学当饭碗，甚至变相欺诈。比如，到学校一注册，奖学金到手，人就不见了。我也碰到过这样的学生，上课从来不来，等期末跑到这里求情，说："我刚刚离婚，有个孩子，前夫是个浑蛋，什么也不管，你一给我不及格，我的奖学金就没了，孤儿寡母怎么办？"等。有的人跑来，说："你给我个D就行，就是不要不及格。"总之，他们在乎的不是成绩，是保住自己的奖学金。

最苦的是那些读书不好的中产阶级子弟。奖学金大量给了穷人，轮到他们头上的就少了。美国人上大学，先要算一下"预期的家庭贡献"（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你把家庭收入、人口、财产、债务、居住地以及所上的学校和费用等输入电脑，马上就会得到一个换算的结果，即你应该为你的孩子上大学付多少钱。如果是5000美元，而所上的大学学费、生活费等是25000美元的话，剩下的2万元就由学校或其他机构用各种资助的形式填补。你上越好的大学越划算。比如哈佛，财大气粗，给你补上的是现金，是白给的，不用还也不用打工。穷学校也会给你补上，但有些款项是学生贷款，虽然低息或无息，最后还是要偿还的；另外有的有打工的义务。所以，如果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住个五六十万美元的房子，两三辆车，再有若干股票，这虽然在波士顿地区不算富人，但申请经济资助不合格；孩子功课如果不佳，也拿不到优等生的奖学金，最后大学费用大部分要自己支付。这样的家庭选举时投票率最高，掌握着重要的政治资源，所以在媒体上"嗓门"大。他们一叫，美国大学上不起的神话就不胫而走。但据《经济学人》的报道，在美国的大学里，20％的学生来自在贫困线上挣扎或在贫困线之下的家庭。而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在孩子中占17％。可见贫困生上大学基本没有财政障碍。上大学负担最重的，是那些中高产阶层，他们中许多人确实只能勉强供孩子上大学。当然百万富翁们付多少也不会在乎。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现实。

第54节：美国大学校长的年薪(6)

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是最市场化、产业化、私有化的，学费也是最高的。其成功的诀窍，就在于实施了没有"教育券"之名的"教育券"制。政府不直接管理大学，而是通过大量的资金支持学生。我在《河流与教育质量：美国"教育券"争论之今昔》中，已经对"教育券"制作了详细介绍。简单地说，它的核心内涵就是创造教育的市场竞争。其实，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许多做法就是"教育券"制。比如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这是联邦政府资助低收入学生的最大奖学金，2003-2004年度的总金额高达126亿多美元。拿到这笔钱的学生，只要到一个学校注册，钱就会拨到学校的账上，学校必须在14天之内把钱交给学生，否则就犯法。这样，等于政府给学生一笔钱，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好恶来"采购"高等教育。他们就成了教育的消费者。各大学为了迎合这些消费者的胃口，抢到这笔生意，就得给人家提供满意的教育服务。

可见，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府绝不是对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放着不管、把一切交给市场。正相反，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甚大。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一年是其GDP的2?7％，而欧洲仅1?1％。说美国的高等教育是赤裸裸的生意、把穷人排除在大学门外，完全是无稽之谈。有人算过一笔账，结论是，你如果按标价付学费上大学，即使毕业后收入比不上大学的人高得多，从纯经济的角度算，也不如把这笔钱放进股市。这样所得到的收益，远远高出大学教育给你带来的高工资的收益。大多数人都是经济动物，算了这笔账后，按说不会有几个人愿意赔钱读书。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美国适龄青年都要读大学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按标价付账，大笔费用是政府埋单。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在于既通过政府的财政资助保证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又避免了官僚机构对教育的直接卷入，用市场竞争创造了大学的效率。可谓一举两得。

中国现在的办法是直接把经费拨给大学。北大、清华因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获得了多得出奇的经费，别人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其他大学为了吸引政府的眼球、抢占获得大量财政拨款的地位和资格，就会不惜工本地上大项目、创大牌子，把自己打扮成名校，让上面觉得他们也有成为"世界一流"的希望。这样竞相"寻租"的结果，是使各大学过分投资，哄抬教育成本，最后把贫困学生挤出高等教育。如果像美国那样，把钱直接交给学生，让学生"采购"大学，那么就会激发一场完全不同的竞争：各大学要挖空心思低成本、高质量地培养学生。就像市场上的汽车战一样，谁价格合理、质量过硬，谁就是名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中国高等教育的效率。

第55节：美国的大学语文教科书

美国的大学语文教科书

我作为在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都写作的人，真心的体会是语言是表面，思想才是本质。你怎么写说明你怎么想。写英文和写中文，遵循的是一个规则。只不过人家那里写作受重视，大家钻研这些规则。我们这里则似乎认为在中文系里教书的人都懂写作，根本没有人管这些小规矩。更重要的是，人家的语文强调表达思想，我们的语文强调抖搂学问、炫耀文化；用更不好听的话说，就是读书人在那里摆谱儿：看，我懂这么多，还是信我的吧。

2005年底《新京报》上关于大学语文的讨论，让我想起了美国一本最畅销的书。

这本书名字叫《风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我手上有的第三版，是最小开本，正文仅85页。而最初的版本，仅43页。这本书，是康奈尔大学教授小威廉·斯特伦克（William Strunk Jr．）在上个世纪初讲授"大学语文"（课程代号是English 8）的私印教材。他骄傲地称之为"小书"。1919年上过他的课的学生、知名作家E．B．怀特（E．B．White），在1959年应约将这本"小书"编辑公开出版。第一版就印了200万册。可是有个评论却惊呼："这样的书竟然仅仅印了200万，说明许多人根本没有看到。实在是太糟糕了！"后来不断重印，成了美国人写英文的圣经。现在到底印了几千万或者更多，我也无从查证。但是，我在美国读这么多年书，所碰到的英文老师或帮我改英文的同学，没有人不看这本书的。

这么一本神奇的小书，塑造了英语的历史，对美国现代的英文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那么，翻开看看，里面究竟写了什么呢？小威廉·斯特伦克当年那43页，是书的核心，讲的无非是三件事：清晰、精确、简练。且举几个例子。

书中的第十四条写作规则，是"要用主动语态，避免使用被动语态"。例句是：

1．我将会永远记住第一次对波士顿的访问。

2．我第一次对波士顿的访问，将会被我永远记住。

第一句写得明显比第二句好，因为主动语态更直接、有力。

与此相关，第二条规则是"用肯定句，避免用否定句"。例句是：

1．他不认为学习拉丁文是一个运用时间的好办法。

2．他认为学习拉丁文是浪费时间。

这两个句子，显然第二句好得多。第一句话把能用肯定句法的话用否定句法说，显得逃避、躲闪，影响了句子的清晰度。

这些看起来是小节，但要在文章中始终贯彻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句法，逼着作者把话讲清楚。而实际上，许多作者写文章，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举个例子，如果你写这么一句："他被认为是在作秀。"这种被动语态，忽略了谁认为他在作秀。主动语态，则逼着作者回答问题、拿出证据：究竟是谁？这样，文字就变得具体，避免了含糊不清。

这当然不是说不能写被动语态，不能用否定句。这些原则只是告诉我们：能不绕圈子就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地面对读者。我学习写英文这么多年，受益最大的就是这些规则。其他还有"尽量避免写长句子、复杂句，要写简单句"等规则。真正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单的句子表达出来，那才是最典雅的英文。

这些跟我们的大学语文有什么关系？我作为在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都写作的人，真心的体会是语言是表面，思想才是本质。你怎么写说明你怎么想。写英文和写中文，遵循的是一个规则。只不过人家那里写作受重视，大家钻研这些规则。我们这里则似乎认为在中文系里教书的人都懂写作，根本没有人管这些小规矩。更重要的是，人家的语文强调表达思想，我们的语文强调抖搂学问、炫耀文化；用更不好听的话说，就是读书人在那里摆谱儿：看，我懂这么多，还是信我的吧。

我出去读了这么多年书，捡起中文来写的第一本书，就叫《直话直说的政治》。所谓"直话直说"，就是受这些年英文训练的影响。记得有一次教一个英国人汉语，讲的是一位著名香港作家的文章。这个英国人汉语程度很低，但英文非常出色。讲到一段，碰到一个"进一步地说"，她马上提问：这里的文字上下看不出递进的意思，为什么要用"进一步"？我仔细一看，果然没有必要，用了反而把文章的意思搞乱了。这件事情给我震动很大：一个汉语这么浅的人，居然给我们的大作家改作文，而且改得头头是道。这是为什么？看来还是人家的语文训练严格。你跟这种人交流，发现人家每句话都简单明了，没有任何不相关的包装。人家那里比的，是看谁能把最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清楚。我们这里则比的是看谁能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大学语文的问题本来很简单：写文章、讲话要简练、清晰、达意，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传播信息、交流思想。而温儒敏教授建议大学语文讲些《孙子兵法》、《九章算术》等，其实还是一种包装心态，要让大家显得有文化一些。如果这样训练学生，大家写作就更要漫无边际地引经据典、摆自己有学问的谱儿，却忘记了实际要讲的内容。大学语文既不是传统文化课，也不是文学课，而是语言课。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问题谈了这么久，居然没有人出来写类似《风格的要素》的那样一本"小书"？舍此而夸夸其谈文化传统，是否有些不务正业？如果老念念不忘遗产，忘了现实的生活，那就真等于给大学语文送葬了。

第56节：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1)

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

美国历史上的每一重要关头，言论自由的游戏规则都会出现危机，并进行调整。如今，左右派又得想想如何制定一个对彼此都公平的游戏规则了。右派在打压反战言论时，不得不调整自己一贯主张的"个人可以信口开河，国家无权干预"的信条；而左派在捍卫自己谴责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自省一下自己对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或"黑人学生能力低下"的"侮辱性语言"的人，是否也应该容忍。

"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已大打折扣。美国的大学，历史上是维护言论自由的重镇。比如代表巴勒斯坦人声音的萨义德，谈起美国的社会和媒体每每愤愤不平，但谈起美国的大学，则赞不绝口，认为美国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然而，因"9·11"这一重击，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言论自由要站稳脚跟已颇为吃力。

就总体而论，在名牌大学，特别是在私立的名牌大学，言论自由依旧巍然不动。"9·11"后不久，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如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等就主持了公开的讨论会，对"9·11"进行反省，主流的基调是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一讨论在校刊上迅速引起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唐纳德·卡甘（DonaId Kagan）的反击，他谴责他的同事在大难之后反而指责受害者。不过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家求同存异，照样过着过去的日子。MIT的左翼健将、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公开把"9·11"与当年美国导弹袭击苏丹加以对比，认为两者无质的不同，只是美国那次杀人更多而已。对于这样一位国际名人的激烈言论，右派们似乎也奈何不得。

俗话说，柿子找软的捏。右派们在寻求打击目标时，先拿公立大学的不甚知名的教授开刀。"9·11"之后，4位左翼教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主持讨论会，公开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北卡罗来纳州是著名的右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的老家。此公是过去30年中除了里根之外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他反对种族平权，反同性恋，反人工流产，反联合国，同时维护烟草公司的利益，支持保守的基督教运动，并且几乎是拉美所有右翼独裁者的朋友。不久前，当"美国之音"抗命播放采访塔利班领袖的录音后，他坚决要求严办。一句话，保守主义在北卡的根基不浅。果不出所料，一位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知名校友、右翼杂志《头版》的副主编斯考特·鲁布什（Scott Rubush）在全国公共广播网（National Public Radio）发难，号召人们向容许反美集会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施加压力。结果，校方一下子收到几百个愤怒的电邮，并在北卡的州议会中受到严厉谴责。但是，该校校长发表强烈声明，捍卫教授的言论自由。从这一事例看，在当今的美国，言论自由比起一战时几个大学解雇反战教授的时期，已有了显而易见的进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像北卡罗来纳大学那样。南佛罗里达大学最近将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终身教授除名。这位教授名叫Samial-Arian，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曾邀请了几位激进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到美国开会。他还雇用了一位巴勒斯坦学者，并帮他办了签证。但这个学者回去后，成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核心领袖。多年来，Samial-Arian声称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美国学者的对话，并且事先不知道这些人有任何恐怖主义背景。美国政府一直想对他采取措施，但就是找不到证据。"9·11"后，电视里公布了他的这些记录，进而使学校一度因收到死亡威胁而被迫关闭计算机系。由于学校不断受到抗议电邮、电话的骚扰，以及校友、议员、未来学生的威胁和压力，终于决定解雇这位教授。在美国，终身教授就是个铁饭碗，只要他不犯罪，按时上课，校方就无解雇之权。这也是言论自由的制度基础。而对Samial-Arian目前还找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这次破例解雇自然是对大学长期维护的学术自由的侵犯。该校校长无奈地说："我们尊重学术自由，但我们必须考虑学校能忍受多少对正常教学的干扰。"但Samial-Arian坚持说："人们有权利听到那些非主流派的意见，我也有义务表达这些意见，因为我热爱真理，也热爱这个国家。"

第57节：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2)

另外几起案例，结果并不像上述两例那样黑白分明，却十分引入深思。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博斯欧德（Rich Ard Berthold）在"9·11"后开始讲他的古罗马史课时，开了一句不得体的玩笑"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在新墨西哥的州议会和当地的广播网中，对博斯欧德的攻击持续了几个星期，博斯欧德本人因此面临被停职停薪一学期的惩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斯欧德本人是个保守主义者。他事后坦率承认，他的玩笑开得愚蠢，活该挨骂，但他又说：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包括那些邪恶的言论。学校加给他的罪名包括"使用侮辱性语言"，这使他得出结论："当今美国的校园正以社会正义的名义领导着不宽容的潮流。"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图书馆的助理在9月12日接到他同事送给大家的一个伤感的说教式电邮，题为"美国：好的邻居"，他随手回了一电："我们美国的纳税人资助和武装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以色列；我们还在轰炸伊拉克。到底谁是恐怖主义者？"结果，两天后，他被停职停薪一周，罪名是他的言论"对那些在种族、宗教和家庭上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同事造成了威胁"。然而，他的电邮中未提任何同事的名字，他只是觉得那个发给他的电邮是邀请他参加讨论。最后，通过工会的努力，他把丢掉的工资都要了回来，结局还算不坏。

这两个事例引发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谁在限制言论自由？是如今当道的右派？还是过去活跃异常的左派？什么叫"侮辱性语言"、"威胁性语言"？右翼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斯坦利·科特茨（Stanley Kurtz）声称，当今的言论控制完全是左翼的遗产。正是那些左翼，在当年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抗议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政治正确"的言论尺度。你要说黑人笨，对黑人而言就是"侮辱性语言"，你要说某某文化具有侵犯性，那么对于从那一文化中来的人，就是一种"威胁性语言"。于是，讲话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或什么别的歧视。于是，要立法限制异端邪说，造成了国家有权管老百姓说什么话的局面。如今右派正是基于这一遗产，利用左派创建的游戏规则，以不得侮辱别人的感情为借口，打压"不同政见"。

当然，以左压右的事也不是没有。在加州的另一所大学，Orange Coa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肯·赫尔森（Ken Hearison）遭到带薪停职的处罚，原因是在9月中旬的一堂课上，他与穆斯林学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学生告他对穆斯林学生有偏见，无端指控这些学生支持恐怖主义。赫尔森辩称他不过是想激发课堂讨论，让大家澄清那些一方面谴责"9·11"，一方面又支持哈马斯的中东政府是不是采用了双重标准。后来赫尔森虽被证明无辜，但学校未经任何调查程序就把他送回家，成为极左政策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一例。

不过，纽约城市大学的芭芭拉·波文（Barbara Bowen）教授坚决反对所谓左派制造不宽容的言论尺度的指责。她所在的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就"9·11"举行了几次讨论会，会上反省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结果引来外界激烈的批评。《纽约邮报》刊登大标题："一向是令人骄傲的校园如今成了培养白痴的沃土。"波文教授指出："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同一地区的学校都举办了这样的讨论会，并未招致这样恶毒的攻击。其中的奥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源于劳工阶级、移民、有色人种。我们的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像精英大学里的学生一样接触广泛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种族歧视、阶级歧视。这种歧视就应时时受到批判。"事实上，美国社会也有一种等级观念，只是未曾明言而已。美国没有明文规定，却有社会的潜意识。我的一位社会学教授曾提醒我：不要总觉得美国文化就是鼓励个性，鼓励不同观点，那是常青藤盟校的象牙塔。一般的美国社会，给人的压力就是要与别人一样，不要标新立异。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有以与众不同为骄傲的特权。

第58节：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3)

不管左右派谁应为目前的局面负责，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美国人不能纳税养活一批人在公立大学里攻击我们"这样的理论，已成为反言论自由的最有力的口号。一个醉汉，不久前闯进博斯欧德的办公室，企图对他进行人身伤害。北卡的几位教授，陆续接到死亡的恐吓。媒体的煽情和暴民的恐怖主义，正在使美国退回到"反智主义"传统中去。

美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又是美国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言论自由也不是不需要游戏规则。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写过一本《没有言论自由这回事，而这本身也是件好事》（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and It"s Good Thing，Too），称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一种"行会式的协议"（aguild arrangement），以让教授们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干涉而自由教学；外部世界不要管我们的事，而我们为此也得自律。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说"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的话，别人是否也有权说"谁炸掉一个清真寺谁就赢得我一票"呢？美国历史上的每一重要关头，言论自由的游戏规则都会出现危机，并进行调整。如今，左右派又得想想如何制定一个对彼此都公平的游戏规则了。右派在打压反战言论时，不得不调整自己一贯主张的"个人可以信口开河，国家无权干预"的信条；而左派在捍卫自己谴责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自省一下自己对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或"黑人学生能力低下"的"侮辱性语言"的人，是否也应该容忍。

第59节：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

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quot;零件&quot;、&quot;螺丝钉&quot;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quot;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quot;，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quot;精英&quot;，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美国的教育，可谓世界之一大怪。如果你只看一流大学，看学术界的表现、拿诺贝尔奖的数量，美国的教育无疑是世界第一。但若看基础教育，看那些不会读不会写而只知道打篮球的高中生，你又觉得美国的教育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的。美国财大气粗，可以从世界广揽人才，维持其高等教育的水平。但是，即使在哈佛、耶鲁这类名校，大部分学生和教授还是美国人，说明其基础教育还是在大量培养人才，其高等教育并非仅靠金钱和外国的精英来维持。金钱重要，但并不能解释一切。美国的文化观念与教育哲学，也许是造成教育上两极分化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美国有民主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但也有许多&quot;民主病&quot;，这一病症很容易就&quot;传染&quot;到教育上来。简而言之，在专制社会，各种权威对百姓动加训斥。一句话，权力归政府，责任在黎民。

美国则不然，选民是上帝，政治家把老百姓奉为衣食父母，哪里敢对之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每次总统竞选，挑战现任总统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党，说的话都是一个模式：我们是美国人，所以应生活得比现在更好；现在之所以有种种问题，全是因为这个现任总统把事情搞坏了。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此一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不承认上面的权威。老百姓听惯了奉承，听不得批评，更不用说教训了。但是，教育没有权威却不行。最近发生在美国一地方高中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发现她高二班上的二十几位学生的学期报告，全是一模一样地从一个网站抄袭而来。老师照章办事，给了这些学生不及格。不想惹怒了家长，事情被告到校董事会那里，最后校方当众宣布老师的打分无效。那位可怜的老师觉得自己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基本权威，无颜再回教室上课，只好辞职。家长的理由是：我们的孩子不懂什么是抄袭，不该受此惩罚。那位教师反唇相讥：高二还不懂为什么不能在作业和考试中抄袭，你还有资格上高二吗？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老师多么有理，她肯定是要输的。美国高中的经费是老百姓纳税提供的，谁敢说纳税人一句不是？这些&quot;衣食父母&quot;会说：难道我们纳税办教育，就是花钱让你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不及格吗？他们带着这样的成绩，怎么申请大学？

不仅中学如此，许多质量平平的大学，学生的学期报告或论文也常常是从网上下载而来。这些学生说不得，惹不起，教授最好是给他们一个好成绩买个清静。精英大学虽然有所谓分数膨胀，学生却认真得多。但是在对待学生时，也要十分小心。笔者在耶鲁当助教已有几年，有一次判学生的期中考试，近一半的学生都拿了90分以上，标准不能说太高。可有一位实在不像话，我怎么高抬贵手，也只能给他62分。在他卷子后面的批语中，我这样写道：&quot;你似乎并不理解你所讨论的问题，你需要稍微用功一些。&quot;不想教授看后立即把我叫到办公室中，说我的批语完全无法让人接受。他告诫我这个外国人：&quot;这是美国，这种批语是在侮辱学生。你可以说他哪里错了，你的打分也无可非议，但你不能说人家不懂，不用功。&quot;对于计划在美国谋教职的笔者而言，这番教导无疑是可贵的一课。但事后一想：我判了36份考卷，只给这么一个学生写了这样的批语。他表现如此之差，谁都知道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难道作为老师，不应该警告他一下吗？

在美国，政治家不能对选民指手画脚，老师不可对学生说三道四，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于是高二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抄袭，家长却在那里振振有词。如此下去，教育的基本水准如何可以维持？

不过，这并不是说无法维持基本水准的美国教育，也无法造就高水平的人才。道理很简单，好学生不用督促也会用功，而且美国给他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习条件。更重要的是，多元、自由的教育制度给优异之士提供了最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掌握卓越的技能来应付异常复杂的社会。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注意学生在种族、文化、经济等背景上的多元搭配，并不仅仅盯着分数。这一政策，也不仅仅是照顾黑人、穷人的问题，而确实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记得刚进耶鲁时，笔者上一个讨论班，阅读的是一篇民国时期上海妓女的研究。同班的大多是些连黄河、长江都不知道的本科生，中国的事情实在不知从何跟他们讲起。可是一讨论，就发现不仅是笔者本人，连教授也处于下风。一位不足20岁的女孩问大家如何理解妓女的价值观念、阶层意识，没人能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她告诉大家她从小就是和妓女们一起长大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观察，听得笔者顿开茅塞。这样的多元性，在东亚很少见。你若观察日本那些单靠分数录取的大学生，就会发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比美国学生狭窄简单得多。

美国的大学生一般在头两年不用决定自己的专业，甚至高年级时的专业也与自己未来的事业无直接关系。我当年的一个同班同学本科读的是历史，毕业后却上了医学院。其实，他早在选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时，就已想好将来读医学院，并不是临时改变专业。这样的例子，在校园里司空见惯，没有人会感到一点惊异。在中国人看来，这么读书，简直是浪费，只能使学生博而不专。然而，你若有些实际的生活体会，就会觉得这种教育是多么可贵。

一次，妻子去看病。医生见面先自我介绍，聊聊家常，当知道她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学日本文学时，马上和她讨论起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让你感到双方有许多共同语言，病人与医生之间，一下子就有了信赖感。再看看东亚又如何呢？中国的大夫不用说了，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你去医院从来别指望医生会主动和你握手，更不用说聊家常了。在美国，大家平等，医生对病人并没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你必须自己去赢得病人的信赖。有些人文训练，不仅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对你和病人打交道也有帮助。而日本的医生，常常让人想起电影里的宪兵队长，你不过是他权威之下的一个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我两岁的女儿，在美国一路过医院就喊着要进去看看她的医生；可是在日本，她一见医生就哭，乃至有了些心理问题。以美国的标准看，你若是连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信赖都无法赢得，还当什么大夫！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quot;零件&quot;、&quot;螺丝钉&quot;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quot;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quot;，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quot;精英&quot;，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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