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头的话

9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犹如一声劈雳春雷，预兆着一个沉睡的民族开始真正地觉醒。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缔造了新中国，建设了现代化的伟大国家。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然而，在走过90年之后，我们亲爱的党越来越面临着一个必须百倍警惕的现实：9000多万党员中，党员的纯洁性、党员的信仰感，似乎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正如革命领袖们一直教导我们的：党如果变质，首先是从党内和党的干部身上开始。笔者在几年前就开始研究和采访重庆“红岩”革命斗争史，每一次来到曾经关押和残杀共产党人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参观时，在敬佩那些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的革命先烈的同时，脑海里总会冒出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假如今天的我和我的党员同志们也像“许云峰”、“江姐”被敌人逮捕和上刑，甚至以枪毙来威胁时，我们会不会当叛徒和出卖自己的灵魂呢？

“会。我也会当叛徒。”

“即使一两次坐老虎凳能挺过去，但难有坚强的意志将敌人的牢房坐穿，更不用说面对敌人的枪口……最后还是会当叛徒。”

我一次次采访自己的同志和其他党内干部，他们至少有70%的人如此坦诚地回答我。随后，他们大多会捂着心口，补充一句：“我说的是实话。”

这番话让我心头隐隐地、长久地作痛——这痛，为我们亲爱的党，为那些用鲜血染红了党旗和国旗的革命先辈与革命烈士们，更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90年之后的今天和未来而痛、而忧……

于是我誓志要把“红岩”革命斗争史中那些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讲给我所有党内同志和所有热爱我们祖国的朋友们听，意在让大家明白：天下不会永远太平，残酷斗争早晚会重新到来（只是形式与以前可能有所不同），而当那种严峻的考验来临之时，我们该怎样面对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与政权、怎样面对哺育我们成长的亲爱的党和伟大的人民。

忠诚与背叛——是每个革命者、每个共产党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即使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也时刻都在接受这样的拷问与考验。

小说《红岩》之所以经久不衰地成为宣扬中国共产党人英雄不屈的经典故事，其实就是围绕了“忠诚”与“背叛”这四个字而展开的一幕幕斗争史篇。然而随着白公馆与渣滓洞的历史档案慢慢地被公布于世后，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里所发生的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故事，远远超过小说《红岩》的精彩与深刻、生动与悲壮，且意义也更加深远……

第一章：死亡时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第二章：背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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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女人无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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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另一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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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铁窗里的等待

第六章：忠诚之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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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死亡时刻

一

1949年，北京和重庆的时差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同是秋日，前者早是旭日东升，霞光万丈。而后者却迷雾重重，阴气压天，到处笼罩着惊恐与血腥的嗅味……

而就在这一年，一个垂死的阶级——国民党反动政权欲借西南一隅，企图进行最后的挣扎。另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犹如初升太阳，将温暖普照神州大地。

经过半年的全面较量，蒋介石军队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已开始向台湾落慌逃窜，留在大陆的残余部队及特务分子们则在执行报复性的破坏与屠杀。

“就是统统失败了，也不能让共产党得到一点点油水！”绝望中的蒋介石红了眼，对那些心存一丝“留后路”的部下，咬牙切齿地训斥道：“谁对共产党多一分宽容，谁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

生死决战的“试验场”选择了西南重镇——重庆。

8月25日，国民党大特务头目毛人凤从台湾飞抵重庆。这是他在这一年中第二次来重庆。3月份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奉蒋介石之命，来给他的喽罗们打气的：“六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那时国军可以依靠美军反攻，完成反共复国之大任。”同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秘密召集特务头目们布置“还乡运动”。所谓的“还乡运动”，就是派遣特务们以各种身份，“潜伏”到各个角落，一旦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他们就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配合所谓的“反攻灭共”之计划。然而时隔不到半年，全国的形势已完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妄想让美国人插手中国共产党建国大业的美梦基本破灭。6月15日，毛泽东从北京西郊的香山别墅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下后，一面夜以继日地筹备建国大业，一面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大西南进军”的战斗命令，并且向刘邓大军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先断敌退路，完成包围，然后回过头来歼灭敌人”。

“快动手吧，不然连机会都没有了！”此刻躲在老家浙江的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毛人凤将毛泽东已派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到上海接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北上”参加建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情报递给蒋介石时，老蒋冲毛人凤歇斯底里地吼道。

“过去就是因为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局面。”

在罗家湾19号“濑庐”何龙庆公馆，毛人凤对张群、杨森、王陵基和卢汉四位在重庆担任防守任务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转达了蒋介石的“对共党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的基本精神。

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的大破坏和对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的大屠杀计划从这一个月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迷雾笼罩的江城，似乎从此一天比一天令人窒息。

“委座批示要先杀杨虎城。”毛人凤刚刚向张群、杨森等布置整体破坏方案后，又找来国民党政府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即《红岩》小说里的“徐鹏飞”原型），具体部署这位得力的刽子手实施大屠杀。“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

“关押在渣滓洞二处看守所的犯人有150多人，其中40来人已由徐（远举）先生决定先执行，其余的，一部分拟第二批执行，一部分行为较轻的，拟感化教育。请示毛先生，这样做否适当？”徐远举的下属、二处科长雷天元这时毕恭毕敬地问上司。

毛人凤轻蔑地瞟了一眼雷天元，说：“我们打胜仗的时候，可以做感化教育。今天打败仗了，感化教育还有用吗？”

“您的意思是……全部杀掉？”

毛人凤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扭头便登上汽车。在消失的车子后只留下一句硬棒棒的话：“这事你同徐先生商量吧！”

“真要全部……”雷天元看着毛人凤的车子远去之后，回头向徐远举做了一个“戮杀”的手势，问道。

“笨，还用说嘛！”徐远举不屑一顾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杀杨虎城是件大事。“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顺行民意，靠一场兵谏，将不想抗日的蒋介石软禁，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配合下，促使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公开主张抗日，从而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篇章。然而“受辱”的蒋介石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除掉张、杨二将军，只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不得不暂时先放手。进入1949年后，“下野”的蒋介石听说“代总统”李宗仁要释放张、杨二将军，于是心头怒火顿然生起，铁心要除掉张、杨二人，尤其是杨虎城。“太坏，他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了。娘希匹，不杀不足纾解我心头之恨！”老蒋曾咬牙切齿地这样对毛人凤说。

显然，由于人民解放军日益逼近西南，加之“代总统”李宗仁已经放出的“释放令”令蒋介石加快了除掉张、杨二人的计划。张学良自当年陪蒋介石回南京后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在身边，想杀即可。而杨虎城不一样，这只“虎”长期在外独放着，“不杀就是后患无穷”。戴笠在世时，蒋介石曾密令过暗杀杨虎城，后来国共有过一段“合作”，这事便被耽搁起来。随着国共斗争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后，蒋介石不放心杨虎城会安然站在他国民党的一边，所以借机干脆将杨虎城一家彻底关了起来。此刻的杨虎城其实并不在重庆，而是被关在离重庆几百里的贵州黔灵山的一所监狱里。

“要不我派人到贵州那边把杨和他家人干掉得了！”徐远举曾向毛人凤请示过，但未被批准，毛人凤说：“那里不安全，一旦出了差错，我们都没法在委座那里交代。”

“那校长的意思是……？”徐远举当年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员，所以他自称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希望毛人凤把除掉杨虎城这样的大事交给自己办，这样可以表明自己对校长蒋介石的忠诚。

“要不，我们在把他从贵州提回来的路上干掉！”徐远举见毛人凤摇头，便出一招道：“川黔公路两边都是荒山野岭，半道上我们把杨干掉后找个地方埋了谁也不知道。”

毛人凤想了想，说：“不行。如果半路上遇到共产党的游击队怎么办？一不保密，二不安全。还是提回重庆来吧。”又说：“我让周养浩到贵州提人，这边的事你负责。”周养浩是军统在西南的另一个重要特务，原任贵州黔灵山息烽监狱监狱长；1948年调重庆任徐远举手下的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这位“笑面虎”长期负责软禁在重庆杨家山秘密囚室的杨虎城将军，由于他会说能道，经常陪杨下棋、喝酒，博得将军的好感。毛人凤知道杨虎城的脾气，让周养浩去骗杨虎城入圈套自然会容易些。

“是！”方案定下后，徐远举就亲自挑选了西南特区特务组织里的几位骨干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杀害杨虎城。

毛人凤对此项任务格外重视，除了亲自布置整体方案外， 对具体实施细节都一一检查。9月1日，周养浩带着亲信一行前往贵州息烽监狱去骗押杨虎城。9月2日中午，毛人凤接见了徐远举带来的几位准备参与“干掉”杨虎城将军的特务。

“要各位来，是要完成一项密裁任务。”毛人凤朝徐远举敝了一眼，意思是绝对不能告诉执行者具体的细节，即不能让这几个知道他们杀的什么人。徐远举会意地点点头。“此任务特殊，执行时不能有声响，也就是说不能用枪。”毛人凤抬了抬眼皮。

行动组长熊祥“啪”的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说着，他从身上抽出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向毛人凤示意：“我和队员们已经商量好了，就用利刃解决问题。”

“这行吗？”毛人凤有些怀疑。

“行，绝对有把握。”熊祥回答很肯定。

徐远举插话道：“局座放心，这几位都是我西南特区的干将。执行这样的任务已经不是一次了。”

“那好。”毛人凤站起身，用皮鞋在地上画了个圈：“密裁地点在松林坡的‘戴公祠’和下面的警卫室，汽车一到就执行。”特务们都知道这戴公祠就是当年戴笠在世时的公馆，是歌乐山的一尊风景优美的别墅。毛人凤安排在那里杀害杨虎城，其目的也是为了蒙蔽将军。

“现在你们向委座宣誓……”毛人凤突然一个立正，转身面向墙上的蒋介石画像。

“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甘愿受严厉处分！”徐远举带着熊祥等特务们举起右拳，齐声宣誓。

“去准备吧！”誓毕后，徐远举朝手下特务们示意了一声。待喽罗们走后，悄声问毛人凤：“杨身边一直有只小皮箱，里面有英镑、美钞和一些珠宝什么处理？”

“充作给弟兄们的奖金呗！”

“是。”徐远举和毛人凤一起笑了。

再说到贵州息烽监狱骗接杨虎城的周养浩等人到达目的地后，借蒋介石要与杨虎城谈西北问题之由，欲接其到重庆。杨虎城毕竟经历多年磨难，也了解口是心非的蒋介石，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反问周养浩：“瞎扯！西北问题为何要找我杨虎城？”周养浩一再表示是“真的”，杨想了想，说：“住几天再看看吧！”周养浩等人不敢来硬的，只好应允。

9月5日，杨虎城答应可以回重庆。周养浩立即密电毛人凤：“6日晚达渝。”

从贵州息烽监狱到重庆路程并不远。当杨虎城将军抱着夫人的骨灰盒（谢葆贞是几年前被蒋帮特务毒死的，自此，杨将军一直将其夫人的骨灰盒带在身边），携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振贵和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林侠及其9岁幼子宋振中——即《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和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在特务分子的三辆车子押解下离开息烽监狱，向重庆方向行进。

杨虎城将军在离别那一刻，回眸了一眼在此囚禁近达8年的监狱，心头百般滋味。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一场早已精心策划好的要灭他杨家之门的血腥屠杀……

6日晚，车队抵达重庆歌乐山的松林坡，那戴公祠别墅就在山腰上。杨虎城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问既然蒋介石接见他为什么跑到这山上来了？周养浩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骗词禀报道：“总裁说让您先在此休息两天，然后再接您到城里去谈……”周养浩指指山上的明亮处，补充道：“不信您看：这公馆里灯火通明，是我兄弟们早就为您的到来准备的。”

杨虎城眯了一眼黑暗中明耀耀的戴公祠，再也没有说话。将军彻底被骗了……

汽车在松林坡停车场停下，特务张鹄先跳下车后为杨虎城打开车门，便引杨虎城一行上山。按照预先安排，杨的副官和勤务兵被带到附近的看守所，只有杨虎城携儿女和其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幼子被带上山去。

黑暗中，身材魁梧的杨虎城将军走上前面，其19岁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骨灰盒随父其后。等父子俩出现在戴公祠的“会客室”，早已等候此地的特务们佯装笑脸地向杨将军父子介绍：“这里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间都行。”话音刚落，杨虎城的儿子抢先往里屋走去。这时，躲在门后的特务王少山迅速举起匕首，一个猛子冲到拯中的身后，朝他的腰部就是狠力的一捅。“爸——”受到突然袭击的杨拯中大喊一声，立即惨死在血泊之中。杨虎城知道情况不妙，刚回头，只见眼前几把贼亮的屠刀已经向他袭来。腰部先进刀的杨将军“哎呀”一声大叫，特务杨进兴立即用一块毛巾蒙住其嘴。随之见杀手们一拥而上，朝将军身上一阵乱捅。一代英雄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场预谋已久的暗杀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将军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和将军女儿杨拯贵的车子晚到两个来小时——其实也是特务们事先安排好的时间。他们一到，特务们便带他们向戴公祠的警卫室走去。此时已凌晨2点多，歌乐山一片漆黑。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拉着杨将军的幼女杨拯贵在先，“小萝卜头”宋振中被父亲领着随其后一起往有灯亮的地方走去。

“这里有三间房，你们在里面休息吧。”宋绮云一行人刚到，警卫室的特务们便再次拿出骗杨虎城的方法来骗宋绮云等人。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往屋里走去，她想为丈夫和孩子们安顿房间，哪知躲在门后的特务们一见她出现立即举起匕首在她要命的地方猛扎几下。宋绮云见状大叫“林侠——”，可没等他喊出第三个字时，特务熊祥和杨进兴已经将两把匕首刺进他的胸膛和腰部……

这时，正在一旁玩耍的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和杨拯贵惊呆了，小振中一边喊着“爸爸”“妈妈”，一边拼命地朝里屋冲去。“小兔崽子，让我来！”特务杨钦典提着血淋淋的匕首一把拦住小振中，将其按在地上。随其而来的特务杨进兴上前就将挣扎之中的9岁男孩活活地刺死了。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幼女杨拯贵则被特务安文芳硬是用双手卡住脖子给憋死……几个小时后，特务们将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尸体分别埋在戴公祠的花坛底下和警卫室预先挖好的坑内，刽子手们怕走漏风声，几天后又在上面打上三合土，看起来天衣无缝。

六条人命，在1949年9月6日那个漆黑的夜里，就这样被一群国民党反动派的杀手活活屠杀！

二

重庆“红岩”大屠杀事件应该是从杨虎城将军等六人的被害正式开始的。因为就在9月6日这一天，毛人凤命徐远举在飞往昆明执行“九九整肃”之前，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川东地下党、《挺进报》事件和华蓥山武装起义人员中的陈然、江竹筠（江姐原型）等42名共产党员及“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周从化等人名单承签，并报毛人凤送蒋介石批准后，准备一并“枪决”。“一定要有法医在场拍照核实。”毛人凤死盯着整个大屠杀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可见蒋介石对重庆地下党等革命志士的屠杀行动是何等的高度重视，同时又流露出他在蒋家皇朝最后灭亡时的恐慌之心。

1949年的9月底和10月初，国共两大阵营呈现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前者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后者旭日东升，欣欣向荣。

9月21日下午七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灯结彩，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的代表们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伟大领袖毛泽东等即将成为新中国组成成员的领导们入场，那热烈的掌声长达5分钟之久。场外，54响礼炮在北京城上空久久回荡……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的声音。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全场代表随着毛泽东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起立，代表们使劲地鼓着掌，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那是被此情此景所感染的眼泪，那是流涤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眼泪，那是欢呼一个新政权诞生的眼泪！

宋庆龄先生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的声音铿锵有力。

10月1日下午三时，重新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场上早已锣鼓齐鸣、彩旗招展的欢乐海洋。穿着一身新式呢制服的毛泽东走到天安门中央的麦克风前，用洪亮而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万众欢呼，震天动地。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如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

10月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看守所。

关押在楼下二室的罗广斌（《红岩》作者）放风时从楼上的一位难友那里得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北京成立的消息，而且还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正是风靡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

七天了，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已经成立七天了，被囚禁在重庆国民党反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才知道这个喜讯！是迟是早，同志们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第一个得到这消息的罗广斌此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原本每天只有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对难友们来说太短促了，但今天却觉得放风时间太长，太长。好不容易耐着性子挨完了放风时间，罗广斌便三步并作两步赶回房中，急着想把这消息告诉同狱的难友们!

“真的？已经成立啦！”当同狱的难友们听得这一喜讯后，个个兴奋得像孩子似的又拥抱，又低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意犹未尽的一些同志们甚至在囚室里互拥着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在特务的监视下，大家用独特的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末后，罗广斌囚室的全体同志又面朝北方，肃穆低唱：“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夜已很深了，可难友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动得不能入睡。大家围在一起，悄声交换着各自的心得，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式样。他们是那样的激动，那样的自豪。坐在一旁的罗广斌眼见这般热烈的情景，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好主意！”囚友们齐声赞同。

曾和罗广斌同关在平二室，后又与罗广斌一道脱险的毛晓初回忆彼时的情景说：当时听了罗广斌的建议后，大家马上都举双手赞成。老罗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陈然同志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衣，拟作五星。当时大家还不知国旗上的五星是黄色的，我们以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就应该是白色的。另外我们也不知五星如何排列，所以大家就悄悄议论，最后一致认为应当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囚室内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因此我们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你一刀、我一线地接连来完成这五个星子，然后再用剩饭粘在红绸上。经过通宵奋战，一面五星红旗终于做好了。罗广斌和陈然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那情景无法忘却……小说《红岩》里的江姐带着姐妹们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罗广斌把男囚室的这次“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身上。

红旗做好后，大家把牢房里的楼板撬开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里面，期待着解放的那一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这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是罗广斌在制作好红旗后，一气呵成的一首诗作。

“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重新回到白公馆。那天罗广斌带着我敲开楼层的木板，取出了那面他们制作的五星红旗，这旗后来交给了组织，现在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另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郭德贤同志这样对我们说。

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解放西南的会议，此次会议特别重要。在我党解放广东、广西之后，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原在川陕的胡宗南集团也在向西南集结，蒋介石再度坐镇重庆，准备在重庆、成都立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出现的这一新局势，决定加快解放西南的步子。歼灭国民党重庆城内的顽敌，自然成了党中央一系列重要决策的重中之重。三天后，毛泽东一反常规，决定令二野的刘邓大军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继后挺进四川的叙府（今宜宾）、泸州，再解决重庆战事。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这着险棋没有估料到，他原以为人民解放军是通过一野部队的主力经秦岭入川。

“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泸州重庆一带……”10月19日，毛泽东电令林彪部队。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贵州直插四川的意图亮相于国民党军队面前时，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堵住共匪于陕境之外”的计划彻底破灭，他异常惊恐和残暴地命令特务分子们加快在重庆实施两件事：破坏城市设施、灭杀狱中的共产党分子！

20日左右，刽子手徐远举接到毛人凤密令，要他迅速组织对《挺进报》事件中的共产党人的“枪决”命令。“委座说了，越是在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越要给我们的军队和民众以士气，所以，枪毙《挺进报》事件的共党分子要搞个公开枪决的审判会，声势搞得大一点，而且还要事件登报宣传，杀杀共党的嚣张气焰。”

“明白。”徐远举得令后便连忙组织起这场表演性的“公审”大屠杀。

“刑场选择在哪？”特务二处的科长问徐远举。徐告诉他还是在一年多前枪毙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云峰原型之一）的老地方——大坪。

26日上午，张界等几个执行现场行刑的特务负责人拿到了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取准备枪决的犯人名单。“怎么还有蒲华辅、涂孝文和袁儒杰呀？老蒲和涂先生可是为我们抓共党分子立过大功的呀！”有特务看着名单议论道。

“那叫活该！”张界阴笑地对同伙说道，“委座才不相信投诚来的共党分子真心跟老子我们一条心呢！”

他们说的蒲华辅就是《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这位出卖一批共产党员的叛徒原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虽然他在狱中后来“死活不说”，也没有接受特务机构吸收他当镇压共产党的特务分子，但最终他仍然没有逃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子。

“陈然、王朴、华健、蓝蒂裕……这几个可是共党的顽固分子。早该枪毙他们了。”特务们在谈论枪毙共产党人时就像在说到大街上去吃一顿麻辣烫那么轻松愉快。

10月28日一早，徐远举指挥下的特务警卫团的士兵们荷枪实弹地开着囚车，先来到渣滓洞，先后提出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队长楼阅强、中共梁山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和与蒲华甫一类人物的袁儒杰。

“蓝蒂裕！七号房的蓝蒂裕还磨蹭什么？快下楼！”渣滓洞监狱的楼下，几个特务在向楼上的男囚室嚷嚷道。

“蓝胡子，他们又在催你了！”第七囚室的一位难友们走到正在整理自己衣物的蓝蒂裕身边，提醒道。

“让他们喊魂吧！”蓝蒂裕由于入狱后一直留着长长的胡子，加之33岁的年龄在狱中的共产党人中算是“大哥”级人物，所以大伙都叫他“蓝胡子”。

“蓝胡子”可不是一般人物，虽然《红岩》里几乎都没有提到过他，然而这位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却在渣滓洞的真实革命斗争中有过一段传奇的事迹。

这位贫苦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曾因1941年被敌人发现在看《新华日报》而被捕，后蓝蒂裕成功越狱。1948年又因叛徒出卖，蓝蒂裕再次入狱。起初他被关在梁平县监狱。急于得到这一地区共产党组织名单的敌人虽对蓝蒂裕百般拷打，然而始终不能从蓝的嘴里得到半句话，于是敌人另生一计。

这天，蓝蒂裕被带进刑讯室。室内烧着一盆熊熊炭火，一把烙铁在炭火中烧得通红。突然，蓝蒂裕看到敌人把自己的母亲带进了刑室。

“妈，你怎么来啦？”蓝蒂裕不免大惊，但马上明白这是敌人施出的一招毒计。

母亲见儿子如此蓬首垢面、遍体鳞伤的惨景，忍不住扑过去抱着儿子放声大哭。这让蓝蒂裕心如刀绞，可他知道这份情感不能让敌人看出来，于是安慰母亲：“没事。妈，你别哭。儿子没事。”

“蓝蒂裕，我看你还是说了为上策。”站在一旁的几个敌特打手冷笑着走过来对蓝蒂裕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们知道你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苗，你也该考虑你母亲将来由谁来奉养是不是？”

面对敌人劝降，蓝蒂裕轻蔑地怒视了敌人一眼，斩钉截铁地：“要我说出党的机密，我看你们是在做梦！”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上刑——”恼羞成怒的敌人，当着蓝蒂裕母亲的面，猛地从炭盆中抽出冒烟的烙铁，对准蓝蒂裕的胸脯直推过去……只听“嗤嘶”一声，蓝蒂裕的胸前连衣带肉地早已被烙出一个血淋淋的大口子。

“儿——！”母亲见状，当场昏倒在地。

“好你个共党分子！厉害啊！老娘吓倒了，你还硬挺着啊——”敌人一边骂一边又举起烧红的烙铁朝蓝蒂裕身上烫去……

“你们这些……畜牲！”蓝蒂裕昏迷过去。

“用冷水浇醒他！”敌人已经失去人性。当蓝蒂裕醒来时见母亲在一旁痛哭不止，强忍住钻心的裂肤之疼，正色地对母亲说：“妈，哭有啥用！要知道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我如叛卖投敌，同志们就会惨遭杀害。现在儿纵然死了，却能换来革命胜利。全国多少共产党员，都将是你儿子。党今后一定会照顾你的。”

母亲听到儿子这话，果然止住抽噎，擦着眼泪点头道：“妈懂。”

敌人一招不成，又使二计：他们将蓝蒂裕吊上屋梁，并让其母亲站在梁下“观看”。不一会，反吊在梁上的蓝蒂裕痛得额上渗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儿子的汗水滴在母亲的脸上，又成了如泉的泪流。

“妈妈，不要哭了。眼泪换不来胜利……”话没说完，蓝蒂裕便又昏死过去。一直到绳子断裂，从梁上跌下。

敌人如此用尽险恶心计，却未能让蓝蒂裕的嘴漏出半句有损革命利益的话。无奈一个多月后只好将其转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继续拘禁审讯。在这里，敌特分子对蓝蒂裕几乎使用了所有的毒刑，什么老虎凳、“披麻戴孝”、“烧八团花”等等名目的酷刑，然而蓝蒂裕依然守口如瓶，连自己是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都没有承认过。为了在监狱里与敌人作誓死斗争，他从此蓄起胡子，时间一长，囚友和敌特分子都称其为“蓝胡子”。

蓝胡子爱唱善诗，在与敌人斗争中，他带领囚室的同志们唱“古怪歌”——

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锅啊。月亮西边出哟，太阳东边落哟，天上梭罗地下载，河里的石头滚呀滚上坡。半夜三更里哟，老虎闯进门哟，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保护小绵羊哟。清早走进城哟，看见狗咬人哟，只许他们汪汪叫，不许别人用嘴来讲话。田里种石头哟，灶里长青草哟，人向老鼠讨米吃，秀才做了强盗哟。喜鹊好讨苦哟，猫头鹰笑哈哈哟，神隍庙的小鬼哟，白天也唱起古怪歌……

“古怪歌”不仅词古怪，而且调也古怪，当敌人折磨我革命同志时，蓝蒂裕就拉着他那古怪的嗓门，哼起古怪味的调子，让敌人又气又恼，常常不能为所欲为。这种方式让囚友们觉得是对付监狱敌人的好法子，于是打这以后，一旦敌特分子欲在狱中做些让革命同志们无法忍受的事时，囚友们便同蓝蒂裕一起轮番高唱 “古怪歌”。此时，整个渣滓洞都会变得“古怪”异常，令人敌特分子浑身起鸡皮疙瘩。

蓝胡子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风趣幽默的斗争精神，在狱中深受同志们的爱戴。而由于他又善作诗吟唱，便成了大家格外尊敬和喜爱的人。

“子弹穿身身方贵，血染红旗旗更红。”这是当年狱中最流传的革命诗句之一，便出自蓝蒂裕之手。

“七号蓝胡子，你还有啥子‘古怪’的事干吗？快下来！”楼下的特务又在叫嚷着。

七号囚室。蓝蒂裕将身上可以放得下的物品分别交给那些并肩在敌人监狱战斗的战友们，最后将一张皱巴巴的废香烟纸塞给身边的囚友，悄悄说：如果可能，或把它交给我的耕儿，或者念给他听……

放心吧胡子。囚友们含泪过来握住蓝蒂裕的手，大家清楚这是最后的诀别了。

“永别了同志们！”在同志们面前，蓝胡子其实并不“古怪”，他总是一腔热血，革命斗志格外高涨。

那天，渣滓洞留下来的囚友们全都拥在铁窗口，向他们尊敬的华健、雷震和蓝蒂裕等同志告别，那一刻，《国际歌》响彻监狱上空……

押解蓝蒂裕等人的囚车刚走，七号牢房里就响起了一阵高亢的诵诗声——

你——耕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

到荒沙中去。

今夜，

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这就是蓝蒂裕在临将走向刑场前留给5岁儿子耕荒的一首著名的“狱中诗”——《示儿》。这首诗是由后来在大屠杀中脱险的同志带出来的。蓝蒂裕共有一儿两女，大儿子耕荒在蓝蒂裕入狱前刚能叫“爸爸”，而两个女儿当时还是伢伢学语的小娃娃，她们甚至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得。儿子长大后一直以父亲《示儿》的遗训勉励自己，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的文艺战士。

“……1964年2月7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非洲11个国家胜利回国到达昆明，我们参加昆明部队业余文艺调演的26名业余演出队的同志，幸福地接受了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汇报演出的光荣任务。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临演出之前，敬爱的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从百忙中挤出宝贵的时间，到后台看望了我们演出队的全体同志。李成芳政委把我叫过去介绍给周总理说：‘这是1949年10月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的革命烈士蓝蒂裕的儿子蓝耕荒同志。’敬爱的周总理微笑着和我握手，亲切地询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在在做什么，还问我多大岁数了，当了几年兵，是四川什么地方的人。我激动地一一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对革命后代无限关怀、爱护的心情，鼓励我说：‘你是老兵啰，又还年轻，要好好地干！’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你要永远牢记革命先烈和你父亲留下的遗嘱，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革命的好后代，当革命的接班人，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坚定地表示：‘决不辜负总理对我的希望！’总理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这是蓝蒂裕儿子蓝耕荒后来的一段他作为烈士子女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的回忆。然而蓝蒂裕肯定所没有想到，他留给儿子的一首《示儿》，几乎教育和影响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代年轻人。这是后话。

三

现在，让我们回到1949年10月末发生在重庆歌乐山那两个“人间地狱”的那一段大屠杀的现场吧。

话及徐远举派出的特务们从渣滓洞提押华健、雷震、蓝蒂裕等5名“要犯”后，不到十几分钟囚车便到了白公馆。在这里，特务们要提的也是五个人，其中中共《挺进报》特委书记陈然、宣传委员成善谋和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显然也是此次“公审”的“要犯”。

当敌人在渣滓洞提人时，白公馆内的陈然、王朴等“狱犯”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与党和同志们诀别的最后时刻。

“陈然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这是大特务徐远举在解放后写的“自首”中所描述的一句话。

《红岩》中的成岗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他的原型陈然是位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好男儿，小时候有个“香哥”的乳名，因为他父亲的老家在河北香河县。陈然出生不久，其父亲便把全家搬到了北京，后陈然的父亲因调到上海海关工作，所以全家又迁往上海。幼年时代的陈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长大的，民族之恨深植于他幼小的心灵。1939年，16岁的陈然在武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一条革命之路。1940年末，组织上安排陈然到重庆工作，巧在此时他父亲也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重庆，山城从此成了陈家的安身之地。之后的陈然成了职业革命者，他时而到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时而到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撤出重庆，《新华日报》等机构也随之离开山城，一时反动势力非常嚣张，中共活动转入地下。陈然则以办小印刷厂继续从事地下宣传活动。在严酷的斗争中，特别是与组织失去两年多联系的情况下，陈然依旧积极活动，同敌人周旋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

陈然是位办报的能手，曾经在何其芳同志领导下担任过《新华日报》副刊《彷徨》的编辑组稿工作，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重庆进步青年。随着重庆地下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所有进步报刊不管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都成了敌人和特务分子的眼中盯。坚持斗争的陈然等共产党人从秘密渠道获得了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出版的一份叫《群众》的周刊，同时还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油印《新华社电讯稿》。

“这些消息太重要、太振奋人心了，应当传播出去，让敌人发抖去吧！”于是陈然有了与他的同志一起办一份宣传革命胜利消息的地下报纸的想法。

油印的无名小报刚出几期，便立即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注意。市委通过间接的关系来了解这个报是些什么人搞的，当获悉是失散的共产党员陈然等人做的事，市委便决定正式接管这张小报。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陈然握着市委派来接头的负责人手，

热泪盈眶，低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英特纳尔儿一定要实现！”

中共地下市委不久决定把报纸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负责领导（彭即为“江姐”的丈夫）。当时重庆市委规定《挺进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一般不发表什么文章。而由市委领导的另一系统的同志也筹办了一个十六开本的油印刊物，叫《反攻》，主要是发表文章的。两份中共地下党报，成为在黑暗中刺向敌人心脏的两把利剑。

《挺进报》的稿源是地下党从地下电台抄录《新华通讯社》的电讯稿。陈然并不知道是谁在做的这项秘密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叫“成谋然”的共产党员。其实陈然平时就认识在重庆开一家商铺的“老板”成善谋，只是不知道是他在当他的《挺进报》上家。

地下党的秘密纪律就是这样严密。有时就连身边的同志，也并不知道相互之间的真实身份。

陈然是负责《挺进报》的出版与发行。为了更好地保密，他主动提出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他家里。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一个小机修厂的管理员，地点在重庆野猫溪，比较僻静。厂里除了七八个工人外，就只有他一个人负责管理。他建议住在厂里，环境单纯，作为秘密工作地点十分适宜，市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是在家里正准备印刷新一期《挺进报》时被特务们逮捕的。

徐远举抓到陈然和获取正在印刷的《挺进报》，以为是逮住了中共重庆市委的一条“大鱼”，所以不择手段，一直对陈然加予重刑，以换取更重要的情报。

被捕的当晚，陈然就被连夜审讯。结果是，陈然只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它什么都不知道。

“你以为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子？”无计可施的特务们只能靠拳脚来泄愤。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后，第二天就亲自来审讯。

徐远举看了看“娴静得像大姑娘似”的陈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便直起嗓门嚎道：“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代出来吧！”

“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的，不让办，不办就是了。交代什么组织？”陈然泰然自若地回答。

“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说吧。”

“我自己想办的。咋啦，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

“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徐远举想不到这位“娴静像姑娘”的年轻人骨子里却很硬，便改了口气：“实话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代了出来，你还不交代组织？”

陈然一听，反而笑了笑，答：“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迟。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代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我交代什么材料！”

徐远举终于沉不住了：“你有什么可强辩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今天要听我的，我看你有什么本领不交代你的组织？”

陈然毫不视弱地反问：“不交又怎么样？”

“不交，就强迫你交。”

“那你就强迫吧！”

“敬酒不吃偏吃罚酒！”徐远举震怒了，“啪”地一拳捶在桌上，吼道：“好！陈然，你看着吧！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没有资格问我的话！”陈然鄙夷地撇了一眼徐远举，将高昂的头颅侧到一边。

“好，你等着！”闹了整整一个上午，徐远举什么也没得到，气得临走时吩咐喽罗们：“下午继续，再不说就上刑！”

下午，特务们不由分说，上来就给陈然上刑。“交代不交代？”特务轮番地审问。陈然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组织可交。”

“上老虎凳！”特务开始加刑。这时，徐远举突然气势汹汹地进来了，他上前一把抓住坐在老虎凳上的陈然的头发，连嚎带叫地问道：“还不想说吗？”

“没什么可说的，你这狗日的土匪！”陈然双目喷着怒火。

“加砖头！”“再加——！”徐远举顿时露出一副畜牲的嘴脸。

酷刑下，陈然脸色苍白，头上的汗珠直淌。

“说不说？”

“没得说！”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突然卷起袖子，伸出巴掌，猛地朝陈然脸上打去……陈然昏死过去。

一桶桶冷水泼到他身上。他又醒来。

“再不讲今天就把你整死！”特务们在狂吠。

陈然怒视着刽子手们，没有半句话。

“这家伙，怎么这么硬？”又是整整一个下午，徐远举最后不得不这样无可奈何地自问起来。

两天以后，陈然被送到了渣滓洞。

不到十天，他又受一次酷刑。这回审讯他的特务是有“毒蛇”之称的张界。“你考虑好了没有？不交代组织又要动刑的。”

陈然依旧坚定地：“没有组织可交。”

“那就再来坐坐老虎凳吧！”特务更加疯狂地使毒招。

陈然双目紧闭，坦然自若。

　“加砖头”！徐远举又一次出现在刑房。

　陈然紧锁眼皮，表现出极大的蔑视。

　“我看你硬！”徐远举又一次举拳猛击陈然。

　酷刑面前，陈然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特务们无计可使，最后只得按“重犯”将双腿受重伤的陈然押禁至“白公馆”。

哪知没多少时间，“《挺进报》白公馆版”竟然在徐远举的鼻子底下诞生了，这让自称是“共产党克星”的徐远举恼怒至极，但仍然无法查出到底是谁干的。陈然当然是最重要的怀疑对象，可“共匪”的那些消息从哪儿来的呢？徐远举和特务们一直没有弄明白。原来，陈然到白公馆后，住在一楼的狱室，他隔壁住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黄将军是牢中唯一受优待可以看报的难友，而黄将军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关系非常好，所以时常乘看守们不备之时，偷偷将报纸从门缝中塞给狱友们看。陈然便是借黄将军的报纸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烟盒做成“监狱《挺进报》”在狱室内传递……这份“监狱《挺进报》”甚至传到了另一座“人间地狱”——渣滓洞，当难友们看到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红岩》小说，或知道了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这其中一大功劳也理当归给陈然。当时敌人阵营里并非都是石板一块，尤其是那些出身贫穷的看守们也时常有牢骚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陈然就抓住这些人的弱点，不断给做正面工作。后来在“11·27”大屠杀中帮助罗文斌等19人逃出白公馆的特务杨钦典便是陈然通过耐心细致“策反”过来的蒋匪分子。

“我和陈然是老乡，我值班时他给我做工作，说全国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坏事。共产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我考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这是解放后杨钦典的交代材料上的一段话。

“陈然！出来！”现在是10月28日早晨，早饭还没有开始，白公馆里突然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他们在大门外增设了几道警备，同时又有几个荷枪实弹者跑进了院子内。特务们在点名传讯，被点名的除了陈然还有王朴、成善谋等人。

“看来敌人开始下毒手了！”陈然听到外面在点自己名，知道最后考验的时刻来到了，他对同室的难友们说了这句话后，便从容地脱下囚衣，换上他入狱时穿的那套简朴的衣裳，同时又把零碎物品一一留给同室的难友。“文斌，我那首《假如没有了我……》的诗还差些没写完，就劳驾阁下帮助写完他吧……”在与罗文斌告别时，陈然将近日写的一首未完诗稿塞在难友手里，然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再见了同志们！新中国已如东方升起的旭日，让我们一起用鲜血去向党和新的国家证明自己的忠诚吧！”就这样，陈然和王朴等共产党员迈着稳重的步子走出白公馆。

这是他在心里想过许多遍而未写出的话，他把诗的内容用激情的语言，一句一句地告诉了这个同志：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特务的囚车开动了。突然，白公馆里响起一阵高亢的咏诗声。陈然听后欣然回首，他高兴地笑了，因为监狱的同志们正用他的诗在为他送行……

“这就是我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首诗，后来经脱险出狱的同志重新整理，以《我的“自白”书》为题发表，成为脍炙人口的陈然遗作而广为流传。

八时左右，押着共产党“要犯”的囚车从磁器口“特区”飞快地一直驶进伪警备部的大门，车上立即跳下一批满脸横肉的特务，跟着便从车上押下陈然等10名“政治犯”。

此时，左营街的伪警备司令部门前，已经挤满了围观群众。原来，国民党当局早已为今天的“公审”做了充分准备，当日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刊载了特务机关派送的新闻稿：“警备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10名今日枪决”。

敌人企图以“公审”的画皮，来掩饰大屠杀的真相，其现场滑稽可笑：伪警备司令部的门口摆着一排台桌，陈然等十人被一字形排站在桌前，桌上放着10碗酒和10块肥肉。

“公审”开始，只听反动法官在一个个点名然而宣布各自的“罪状”：

“陈然……《挺进报》负责人……”

“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主要的负责人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于是他俩带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互相紧紧地在握在了一起

“啊！老成，原来是你呀！”

“陈然，你好样的！”

“快快，站到各自的位置去！”匪兵忙把他俩拉开。成善谋只得举起手笑着向陈然说：“紧紧地握你的手！”陈然则会意地回答：“致以革命的敬礼！”

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让“公审”现场开始骚动起来，“法官”再说什么似乎谁也没有听清。倒是陈然、王朴和成善谋等在不停地高喊着，似乎是他们在审判敌人——

“今天你可以枪杀我们，但是你们自己还能活几天？”

“你们这些刽子手逃不出人民的最后审判！”

“胜利属于我们，你们必定失败……”

在陈然和王朴等与“伪法官”对峙时，另一边的蓝蒂裕“蓝胡子”依然不放弃他以独特的幽默在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当“法官”问他还有什么可说时，他笑笑，头一昂，说：“你们听到过我多吐一个字吗？好了，再见了！”

“你真是怪人啊，我已经要枪毙了你，怎么还再见呢？”蓝蒂裕突然开怀大笑起来：哈哈……这你们还不明白？不要两年，我们是会在地狱中再见的！”

“晦气！”特务们气粗了脖子，草草收场道：“押他们上刑场！快快！”

就这样，陈然等“犯人”立即被粗暴地推上刑车，马达声顿时“隆隆”响起。这时，更洪亮的口号声爆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汽车驶进民生路等市区大街，沉默而愤怒的群众伫立在街道两旁，倾听着刑车上高亢的国歌、国际歌。陈然等人趁此机会，大声向全市人民传播革命的喜讯：

“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五星红旗……首都北京！”

“蒋介石彻底完蛋啦！”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刑车所到之处，沿途的重庆市民们悲愤而激动地目送着英雄的共产党员们，许多人一边为陈然他们送行，一边遮住热泪悲愤地跟着喊口号。刑车到了大坪附近，警戒线外也聚集了一批群众。“让我下车，我有话要对大家说……”陈然要求停车，向群众发表演说。惊恐的刽子手们哪敢这么干，上来两个匪徒便架着陈然将其拉上山岗。陈然用他健壮的肩膀把匪徒推开：“滚开！我自己会走！”

敌人的机枪已经架起，子弹飞快地从枪膛射出……屹立在山岗上的陈然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了。

“毛主席万岁！”

　枪声又响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罪恶的子弹穿透陈然健身躯，英雄竟然没有倒下。刽子手们慌乱地叫喊着：“再来一梭！快快！”

　突！突！突！……

　“毛主席万岁！”

　……

　陈然倒下了……

成善谋倒下了……

最后倒下的是王朴。

四

10月28日这场屠杀，是蒋介石亲自授予的整个重庆大屠杀的一个开端。而真正大开杀戒的日子应当算是11月14日这一次的30人集体枪杀。《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等人就是在此次屠杀中牺牲的。

为什么特务们选择了11月14日这一天，重庆市民们其实并不清楚，监狱里的“犯人”们更不知这一天是他们告别世界的黑暗日。

因为这一天，蒋介石又一次飞到了重庆。毛人凤、徐远举等效忠于老蒋的特务头子们很会办事，他们要给节节败退、灰心丧气的“委座”打点气，给个“见面礼”。所以这一天的大屠杀就是毛人凤、徐远举等特务分子精心策划的一场“戏”而已。

进入11月份，我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已经突破川黔防线，11月8日的鄂西战役，我军歼灭宋濂部2万余人。12日又是解放黔江。贵阳解放也已近在指日（蒋介石到重庆的第二天贵阳就解放了）。蒋介石已经知道西南形势对他的国民党残余力量极为不利，所以仓促之中决定再次亲临重庆。

同日随蒋介石而来的毛人凤，一到重庆，即饬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案犯”造册送核。徐远举随即命令手下分头行动。下午4时，毛人凤到林园谒见蒋介石，到底说了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人凤必定要让主子获得一份舒坦的心情。所以他才会一下飞机便立即吩咐徐远举等特务分子“马上行动”的屠杀计划。

“什么时候动手？”徐远举待喽罗们将几处要杀的共产党人名单汇总后，便请示毛人凤。

“天黑前吧。”毛人凤说完补充道：“动作快一些。完事后你到我住处还有要事……”

“是。”

徐远举接受毛人凤指令后，迅速命令手下“立即行动，分头将要毙的人集中起来，再分批押到电台岚垭刑场给灭了！”

关于此次大屠杀，徐远举后来有一段交代材料上这样说：密裁齐亮、江竹筠等30人的计划，是由西南特区拟具，送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核定后由“中美合作”的电台岚垭执行。主持屠杀的刽子手由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等特务分子。具体是：由雷天元及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将被杀的革命人士以转移关押点名义，从渣滓洞骗出，随后一一捆绑押至刑场，再由熊祥、徐贵林、王少山等特务用卡宾枪扫射“解决”。在刑场外围，由中美合作所地区的交警大队及西南长官公署警卫连进行严密警戒。屠杀完毕后，将他们的遗体拍成照片，台湾备核。

根据红岩烈士陵园保存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遗留下的档案，当年特务机关对残害江竹筠等30位革命志士的大屠杀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下面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关于此次“密裁”的具体行动计划的部分原始档案记载：

奉令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组长漆玉麟同志、第二看守所所长李磊同志、本区行动组组长熊祥同志等，研究商讨乃于本(11)月7日先赴造时场实地勘察并即研究执行技术问题，谨将研商结果与意见分呈于后：

一、执行主官拟由本区二处二课、科长共同负责主持。

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时场山后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该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

三、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

四、执行时间拟于挖坑工作完成后之次日开始执行。为便利拍照起见仍以白天执行为宜。

五、执行布置与准备：

1．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警卫六名，本区派警卫二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知其任务与地点，由熊组长祥偕事务员易大清率领，赴指定地点开始掘坑工作。在工作期与外界隔离，食宿由区负担，膳食由易大清同志负责办理(购炭米自办)。挖坑三个，每一方丈宽，二丈深，预计二日至三日完成。

2．拟设执行组，派熊组长负责，以本区行动组六人、警卫组二人担任执行。

3．摄影工作拟由张法官界担任，为免照坏慎重起见，借备相机两部，并购备胶片，每机对匪尸连拍两次，以免冲洗不清之虞。

4．拟分三批执行，以10人为一批，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

5．拟请发购置挖坑工具、相机、胶片、膳食等费用等五百元，并拨卡车一辆，事后报销。

6．拟于工作毕后，会同二处签请核给奖金。

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将第二看守所移解三所借以掩护，免在押犯人骚动，于提解时，由张法官界、李所长磊讯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提至刑场枪毙，并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又于执行时其警戒由挖坑组担任，掩埋时由执行组担任警戒，事毕报备。

七、执行时之受刑名单由二处二科造册办理。

八、拟执行时地报台局备查，执行完毕检具照片名册报台局核备。

……

这份“密裁令”上可以看出毛人凤、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表现出何等冷血，又何等周密，他们甚至连杀人后如何分发奖金等问题都考虑得如此详细。据徐远举后来的交代材料上讲，毛人凤还非常“周到”地安排这些参加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们一旦完成任务后，可直接派飞机送到台湾，以免被人民解放军捕捉后受到人民的严惩。这也使得那些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少了后顾之忧，所以一旦接受任务后，表现得异常残暴，完全丧失人性。其实在对付共产党人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们从来都是残忍的，犹如畜牲一般，无半点儿人性。

“齐亮、王敏、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还有李青林、江竹筠，你们统统出来吧！”

“快快，张文端、李群、左国政……报到名字的都出来！”

晚饭前夕，突然几辆吉普车驶进渣滓洞后，荷枪实弹的特务们在院子里像疯狗似的叫嚷起来。

“为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渣滓洞顿时气氛异常紧张，楼上楼下的十几个囚室里的共产党人一见情况不对，便纷纷簇拥到牢房门口，愤怒的责问声时起彼伏。

“不许嚷！不许嚷了！”敌特看守和前来执行的刽子手们赶忙掩饰道：“他们是转移到另一个看守所，履行公务，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样的谎言骗不了谁，更何况是渣滓洞这些已经有了丰富监狱斗争经验的革命同志们。于是，多数被点到名的“囚犯”们，都作好了最后的准备，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敌人的子弹和生命的结束。

“把你们的行李收拾好一起带走。动作快一点啊！”特务在这样喊着，可从牢房里走出来的革命同志几乎没有人带着自己行李——其实他们（她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的。

“这张手巾，它沾满了我受蒋匪酷刑的鲜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如果有人将来幸而出狱，就请设法交给我的一位弟弟叫蒋怀勤，让他永远记住这阶级仇，民族恨，让他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楼上六室里，34岁的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同志双手捧着一块透着紫色血迹的手巾，交给了同室的难友。同时又把身上的一件外衣，连同被盖，甚至连头上戴的一顶布帽都交给了同室的同志们，然后昂着头，无所畏惧地走出牢房，像去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七号牢房的王敏“王铁拐”也从囚室走出，蒋可然一把挽住走路一跛一拐的囚友，偏偏断腿的“王铁拐”硬是坚持要自己走。身残却异常活跃的王敏这时回头朝自己的囚室战友招招手，乐观而又镇定地向战友们告别道：“同志们，我们先走一步了，再见！”

共产党员王敏被捕前是活跃在梁山、大竹、垫江、达县一带威震敌胆的游击队领导人，又有一副好口才，人称“王才子”。当时国民党曾公开挂名捉拿他的价码：活的奖赏一万银元，死的五千银元。“现在我分文不值了，他们竟然还要让我坐老虎凳，喝辣椒水，国民党特务们太不够意思了！”这位善于演讲的游击队员常把牢房的特务看守们弄得十分尴尬。

同是被叛徒出卖的王敏同志，在关入渣滓洞狱后，敌人用尽了酷刑，却始终没有从他口中获得半点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倒是王敏以他特有的“狡猾”，时常捉弄特务分子，所以他是特务眼中的“滚刀肉”。下面有一段是人称“猫头鹰”的特务徐贵林刑讯王敏的对话：

“猫头鹰”威胁道：“到这里来了，你不交出组织是不行的。我们看了你的材料，你在川东、川北是有名的共产分子，你的组织关系，我们已查出了一些，你自己保留了一些。今天把你找来，你还是自觉一点好。”

王敏满不在乎地收说“上次审讯已经都说完了，没有说的了。”

“猫头鹰”眼睛睁圆了，吼道：“王敏，你放老实点！”

王敏眼珠子溜了一下：“以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不信，你们去调查吧！”

“猫头鹰”气急败坏地与特务们一起将王敏弄上老虎凳，凶神恶煞般地瞪着眼珠：“你说不说？说不说？”

王敏痛得汗流满面，对敌人说：“你们放开我，我才能说。”

“猫头鹰”只好令特务们停止用刑。“说吧。”

王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腿都被你们撬断了，哪有不说的呢？”

“猫头鹰”气得七窍生烟：“再加砖！”

老虎凳上的王敏面对畜牲们的酷刑，一边用衣袖拭去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一边作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嘲讽敌人。

这下，王敏的腿真的断了。从此，“王才子”变成了“王铁拐”。

回到牢房，同志们关切地对王敏说：“你受那样大的罪，还笑呢！”

王敏则笑道：“今天我又一次胜利了，那些家伙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捞到，怎能不笑呢！”

山城解放指日可待，就在前些天，王敏在牢房里曾风趣地对难友们说：“我王铁拐不能跛着脚出去迎接解放军，这太损害我的形象。如果明天早上大军进城来了，我要在腿杆上用竹杆绑成高脚狮子，走出通城迎接解放军，谁会认出我是跛子呢？”

现在，王敏真想找一根竹杆绑在自己的腿上，去迎接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五室的唐虚谷！磨蹭啥子嘛？快出来！”特务仍在不停地催促着。

“老大哥也要走啦！”特务的一声“唐虚谷”，使整个监狱内的“囚犯”们心头异常沉重起来。43岁的唐虚谷，就是《红岩》中所描述到的“老大哥”，这位以渊博的革命理论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著称的共产党员，在狱中威望极高，实际上超过了“许云峰”和“江姐”等人物，是同志们心目中真正的“精神领袖”。

胡春普，渣滓洞仅有的十几名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在监狱里与唐虚谷关在同一室，相互之间非常熟悉。胡春普在前几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此介绍自己的难友唐虚谷——

1948年八、九月间，唐虚谷同志被送进渣滓洞，身穿土布挂衣短裤，脚穿空心布鞋，光头，眯缝看眼睛，皮肤褐黑色，很像一个赶乡场的小商贩。

一天，我们打篮球，各室囚犯照例分享一点在牢室外，站在走廊上静观的自由。中间休息时，球场上的“运动员”有喝水，抽烟、蹓跶的自由；“看台”上的观众，有通过球场上厕所的自由。唐虚谷同志，听见球友曾叫我的名字，借机走到我身边，低声问我：“你可是渠县的胡某某？”我答“是”。他紧接着说：“我是唐虚谷”，又指着女室那边说：“那是江东琼，我的爱人。”“有没有办法同外面通信？”我说“有”，他就说：“我们是在万县被捕的，还有两个小孩子，只十来岁，流落在那里。通知我家里设法找到，领回渠县。”后来，我通知外面，把他们的孩子领回了渠县。至于唐虚谷同志如何知道我，并对我这么信任，没有问过他。估计也像我知道他一样，从渠县朋友处听来。唐虚谷同志住楼五室，当时，正传说楼五室有托派。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唐虚谷，要他注意。与唐虚谷认识后，一有机会，我们就走到一起。逐步知道，他被捕时是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在万县对岸开一家鸡毛店。大概一两个月后，唐虚谷同志专门跟我谈起楼五室托派问题。他说，那里有什么托派，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把问题弄清楚了，观点、认识一致，没有争论，也团结了。

原来，唐虚谷同志来以前，传出楼五室有托派，我把情况告诉唐虚谷同志后，他就留心观察同室各个人的表现、言论。知道他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几乎每天都分成两派，争论一些理论问题。双方都引经据典，好像都有一点道理，却又不能说服对方。他们看唐虚谷同志像个乡巴佬，可能听不懂他们高深的理论。因此，两个相持不下的阵营，只要没有看守人员在楼上，就开始争论起来。唐虚谷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旁听，把他们争论的问题概括起来，归纳成几个问题。逐个考虑成熟后，一天正当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时，唐虚谷问他们，想谈点看法行不行，双方表示欢迎。于是，唐虚谷同志就把他归纳出来的几个问题，提出来问他们，争论的是不是这几个问题。他们认为是这些问题，然后，唐虚谷同志先以某一问题为例，说明甲方的观点，哪些认识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哪些方面，乙方的观点认识是正确的，哪些那些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进而指出哪些正确观点出自马、列哪本著作；那哪些错误观点是苏联什么时候的提法等等。而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之所以有些错误观点，或带有片面性，是因为他们为寻求革命真理，找寻苏联出版的书籍阅读，很困难。只要能找到的都读了。实际上，这些书籍中，有的是已经批判了的；有的甚至是十月革命前出版的。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因此，都各自装进一些似是而非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东西。在争论中，形成各不相让，互不服气的局面，导致一方说另一方是托派。唐虚谷同志还讲了什么是托派，托派有那些理论，托洛斯基的理论在中国革命中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等等。大家听了唐虚谷同志的分析后，一致表示同意，接受他的观点。从此，争论停止了，楼五室团结了。约十一月份，原住楼五室的蔡梦慰烈士调到楼下一室，同我住一室。蔡对唐在楼五室的威信，表现非常推崇，每提到唐虚谷同志，都称“唐老大哥”，而不直呼其名。

唐虚谷的地下党老战友、解放后任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熊扬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回渠县给县属机关干部讲述他当年担任第七工委委员时在渠县领导地下斗争故事时有过这么一段话：“唐毅（唐虚谷）不仅自己很特别，而且他的一家也很特别，一家人中会有那么多地下党员，连他的弟弟唐成煊，双目失明后，还要求入党，我派人去吸收了他入党。他那位大哥，已经年满五旬也要求入党，我派人前去吸收了他入党。……”唐的另一位地下工作的老战友胡春普在解放前专做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上层统战工作，解放后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统战部副部长，胡春普则对唐虚谷这位战友有更高的评价，“精通马列主义的乡巴佬”。

人称 “老大哥”的唐虚谷，渠县人，17岁前名叫唐成瑞，18岁时自已更名叫唐毅，直到转战下川东工作时，又正式更名叫唐虚谷。1921年，13岁小学刚毕业的唐成瑞，并不完全自愿地服了从他老爹的安排，只身到渠县县城一家杂货商店做店员学徒，“学做生意”，开始了他人生独自闯荡的生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那杂货店的五年栖身的日子里，得到了非常大的收获。一个是，他经过偷师学艺学到了做生意的一系列知识和方法；第二个是，经过四年时间的自学，他读完了中学的文史课本，几乎将自己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了中学的相应水平。第三个也是最不简单的一个是，他有一个在外地读大学的哥哥，给他买回来了大批诸如《通俗唯物论》、《通俗辩证法》、《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革命书籍，他像着了魔似的读啊读。一遍、两遍、三遍……反复地读，并且带动远房表妹张静芳（即后为他的妻子）一同读那些书，并一起联系思想和时局深入讨论，进而两人共同树立起了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思想，并成为一对革命伉俪。

聪明好学的唐虚谷，通过刻苦自学，使他最终以一个小学生的文凭直接考上大学，而且先后进了三所大学学习。尤其是他所具备的相当雄厚的政治理论知识基础，使他后来在革命斗争活动中传播马列主义成了得心应手的一件事。尝到读书甜头的他，也极其关心他人的读书学习。抗日战争初期，他从上海带了五大箱马列主义革命书籍回到渠县，立即组织“爱知读书会”，将知识青年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学习马列；另一方面培训骨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暑假期间，为将“爱知读书会”成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引向深入，他在清溪分会举办了一个名叫“哲学进门七日通”的讲座。有一百多个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七天时间里，每天上午都由他讲课，他深入浅出地将辩证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讲述得十分透彻。再经过每天下午的讨论消化，师生反映效果很好，所以在当时的川东地下党组织里，唐虚谷有“马列主义理论家”之称。

1948年6月的一天，唐虚谷和妻子张静芳因叛徒出卖，在万县龙驹镇“安普客栈”被捕。他们的七岁小女被张静芳巧妙支走而幸免入狱。充满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的唐虚谷在入狱后与敌人的斗争中更是显现出他超凡的意志与智慧。

夫妇俩被捕后押至万县县城。唐虚谷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被送进警察局，却关在一家旅馆里，这是为了什么？唐虚谷立即警惕起来。晚上，“迎风招待”他“盛宴”的却是“老虎凳”。才加到两块砖，不愿在敌人面前示弱的他却偏偏大叫起来：“哎哟！你们把我的腿骨都弄断了哇！好痛啊——！”

“不许叫！”特务怕秘密抓捕共产党的行动会惊动左邻右舍，被唐虚谷这么一叫反倒紧张起来。

“哎哟——！”唐虚谷不管这一套，在加到第三块砖时，叫得更响了。其实他是借故在敌人尚未掌握自己的证据之前，死咬住“守法生意人”的口供不变，并乘机大叫示警。显然这个战略很有效，他在这摸索中的第一场斗争取得完全的胜利，心里十分放松，觉得“这一群笨蛋，并不怎么可怕嘛！好对付！大不了受点皮肉之苦！”

这时，突然一个熟人进来了。唐虚谷心头顿时明白了：自己被人出卖了。

“唐先生不会认不得这个人吧！？”敌人指着刚进来的人问道。

“他么！认是认得，那时他是个人，不过此时却变成一条狗了！”唐虚谷连头都懒得抬。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还是主动交代的好，免得再受更大的皮肉之苦哇！”

“既然那条狗落在你们手里，又还在你们掌握之中，他知道的你们也都必然知道了，何必多费口舌再来问我呢？不过我得告诉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半点那条狗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回唐虚谷抬了一下头，冲打手们硬了一句：“我这把骨头还顶得住，不信你们把什么招术使来试试。”

打手当然不信，接连用刑，且越用越重，而唐虚谷也确实做到了——他真的像是骨头越来越硬。无奈的特务们又想从唐虚谷的妻子张静芳身上打主意，可女共产党员也很硬，来回就那么两句老话：“我是一个字都认不得的家庭妇女，丈夫做的事，我不晓得。”几天后，审迅无进展，唐虚谷和另一批被敌人抓捕的“政治犯”一起被送往重庆。

那时万县到重庆要坐一天时间的船路。江中行驶的船上，既没有刑讯，又没其他干扰，善于思考的唐虚谷便集中精力思考和总结了几天来与敌人斗争的全过程，他想起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和“知己知彼”的战斗艺术，并认真对比了时下的形势：“彼”方，力量雄厚，既武装到牙齿，又有凶残的刑具；有组织严密的特殊队伍，有经过特别训练的特务头目，并始终掌握主动权。而“己”方，力量单薄，徒手空拳，单打独斗，始终处于被控制的被动地位，又不能组织起来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队伍。这是局部范围内的敌强我弱态势。然而，从全国大范围看，国民党反动派却处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那又是我强敌弱的态势。而就是在这局部小范围内讲，我方，仍然有胜敌的优势。从几天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出大家信仰坚定，意志坚强，都能够忍受皮肉之苦，像这等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敌人是没法战胜的。

想到这里，唐虚谷坦然一笑，仿佛浑身的皮肉之疼也变得那么轻松、惬意。

唐虚谷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更加漫长而复杂的对敌斗争的特殊性。下一步，该怎样继续斗争？显然，敌人是不会罢手的，更不甘心一无所获，他们会使些什么新招呢？旧刑加重，刑具或许还会出新，这是他们的基本信条，“共产党，不怕死，我偏不让你那么快就死去。就叫你欲死不能，叫你受够活罪，垂墨吊线地同你磨，我就不信你不开口！”所以，得作好持久战的准备。敌人还可能耍别的手段，比如：软的“规劝”，欺诈行骗以及其它引诱等等。而我们的同志中，水平不一，对那些经验不足的必须帮助。这帮助又如何去进行呢？敌人是不许我们互相接触的，但也并非莫得一点碰头的机会，因此，如何做到用最简练的语言快速点拨和有效实施帮助，有必要精心设计。当然，自己更是要重于“言传身教”中的“身教”。想到这里，唐虚谷猛然意识到：在那特别的黑牢中，那些散乱的人群并非不能被凝聚起来，结成牢不可破的战斗群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经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坚强战士，信仰坚定。特别是难友中有一大批像自己一样的基础雄厚、斗争经验丰富的骨干，只要大家齐心，实施这个凝聚的计划是完全可能的。

唐虚谷越想越觉得有意思，突然他兴奋起来，既忘记了身上的伤痛，也忘记了自己是被押解的囚犯身份。“静芳——！”他站立起来，大叫了一声。

被惊动的特务立即喝斥道：“干什么？不许说话！”

“哈哈……我是在说梦话呀！难道梦话也不许说？”唐虚谷的一句幽默笑话，把敌人的警兵都逗笑了。

到渣滓洞后，“政治犯”们被分别送进各个牢房。唐虚谷进了楼上的男囚五室。在这里，他意外地见到了一个地下党的熟人、垫江县委交通员刘德彬（渣滓洞的脱险志士、《红岩》小说创作的重要参与者），其余都是生面孔。

第二天，迎接他们的便是更丰盛的“接风宴”——刑讯拷打。第一个受“招待”的“贵宾”当然是唐虚谷了。

唐虚谷一进刑讯室，将挂满刑具的石洞四周扫了一遍后，用貌似诙谐而饱含讥讽的语气说道：“哟！如此隆重的‘迎宾仪式’，再加上越古超今‘满汉全席’，唐某可愧不敢当啊！”

“主人”敌特分子没有给“客人”在万县早“吃”厌了的“老虎凳”、“吊鸭儿浮水”等老“菜谱”，而是搬出更古怪和“高档”的大菜——“干竹笋橇熊掌”，即用竹筷夹手指毒刑。

“怎么样，唐先生，味道还不错吧？”特务们像耍猴似的一边行刑一边讯问。“你是说呢？还是继续给你加道‘菜’？”

“随便！”被折磨得满身流汗的唐虚谷，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小小竹筷算得了什么？告诉你们：共产党人的骨头是钢铁做的，不怕！”

“那好！撬开他的嘴！”领队的特务分子恶狠狠地怒吼起来，于是只见两个彪形打手立即上前脱掉唐虚谷的衣服，随即举起铸满铁钉的钢锤重重地击在了唐虚谷的背上。一锤，再锤……唐虚谷疼得大汗淋淋，但就是不说一句敌人想要的东西。

“再给他尝尝‘披麻戴孝’！”打手们又将驾到另一个刑具上。饱受折磨的唐虚谷“啊”的一声惨叫，立即昏死过去……

受重刑的唐虚谷被拖到囚室后，立即得到了同室难友们的照料和关心。所在的五室内，共有二十来个“政治犯”，十分拥挤，而且吃的特别差，难友们因此编了一则顺口溜：“睡的地铺一尺半，翻身须喊一二三，吃的糙米三渣饭，谷稗沙子占一半。”房内空气不流通，仅有两个天窗，再加门边一个洞口。对囚友们来说，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是每天一次的放风时间。只有这时，大家才有机会到楼下小院坝里吸收一点新鲜空气，散散步。同时这也是其他牢房的难友碰面的唯一机会。富有斗争经验的唐虚谷意识到这是个不可失去的机会，于是尽管伤势很重，他仍然在刘德彬的搀扶下来到小院坝里。一般来说，受重刑且不出卖同志的人都会受到大家的特别敬重，尤其是唐虚谷，年龄显得大一点，他从难友们的眼神里看到了同志们对他的信任和爱戴，这让他感到异常的温暖和欣慰。

然而，善于思索的唐虚谷脑子里又转出了另一个问题：一到渣滓洞，敌人就给自己来了个下马威，虽然他们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要记住斗争经验：敌忙我不能闲，敌紧我不能松。对，眼下我方也要主动行动起来！可该从哪儿先入手呢？唐虚谷反问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他的设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以身作则，另一个则是采用有效的方法关心别的难友，甚至将他们凝聚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去对付敌人，在监狱这特殊的战场里打一场持久战。

唐虚谷开始观察和思索……

在熟悉和了解监狱的基本情况后，他首先意识到在监狱这特殊的战斗环境中里，囚友们的“修身”尤为重要。为了让同志们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他决定身体力行。于是唐虚谷每天在室内散步，早晚做两次“八段锦”，紧靠墙壁直着脚打坐。

有人问：“老唐，你为啥子那么长时间地打坐呀？”唐答：“为再坐老虎凳时作准备喽！”其实，唐虚谷明明知道像“老虎凳”这类低等级的刑罚不可能再轮到他这样的“老顽固”，然而他的目的正是要给别的战友做示范。果不其然，没多长时间后，全室的难友都跟着他锻炼起身体来了。

接着是“养性”。他双目微闭，一动不动地闷坐着。如果再加上盘腿就会像一个参禅打坐的和尚在修行。囚友刘德彬过来关怀地问：“老大哥，你的伤口还痛不？”

唐答：“痛，怎么会不痛呢！”

“可我一点也看不出来，你的忍耐力真令人佩服呀！”

唐抓住时机道：“如果愁眉苦脸能将伤痛减轻点，那我一定会愁得很凶。相反，你心情放松、高兴些，伤痛反而会轻一点。这是真的，我有体会。何况我们更应该让特务们看出我们并没有被他们的重刑所吓倒，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囚友们纷纷点头赞同唐虚谷的观点。有人好奇地问：“你刚才闭目深思，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呀！”

“还不只是这点，我一直在反复回味我们的远大理想和为理想而所做的许许多多的胜利斗争，当然还不断地展望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这么一想，也便自然会感到那里面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和牺牲，而这份贡献和牺牲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身上的这些伤口、巨痛和鲜血……如此等等。一想到这些，所有的私心杂念，痛苦烦恼通通都被扫得一干二净。你说，我的伤痛是不是已经减轻了一半？”唐虚谷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全室难友，大家似乎一下都精神了起来。

“老唐，你真是老大哥啊！你一来，我们同敌人斗争更加有信心了！”囚友们对唐虚谷的这份敬意是从心底里涌出的。

入狱时间一长，身为“老大哥”的唐虚谷想得更多了：要知道，按党组织的规定，从被捕入狱时起，每个共产党员便与党组织割断联系。这样一来，狱中同志间的组织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然而在这个特殊环境里又多么需要有党的组织来领导大家同敌人开展更残酷的斗争啊。如何解决这个既需要党的领导，而又不可能建立党组织的矛盾呢？唐虚谷冥思苦想起来……终于他记起了当年在与党失去联系后，自己曾用组织“爱知读书会”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来凝聚知识青年的办法。这经验为何不借鉴？唐虚谷想到这里，顿时感到一股精神的力量——他决定在监狱里成立“学习会”这类党的外围组织。

于是，第五囚室便成了唐虚谷成立“学习会”试验点。首先他发起建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学习会”，名叫“铁窗读书会”。有同志开玩笑说：“应该叫‘铁窗背书会’，因为我们哪有书可读呀？只有背书嘛！”

“背书会也挺好。我来给大家讲，你们就背……”这对唐虚谷来说是轻车驾熟的事，早年他学习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没想到在这监狱里真成了“无课本”课堂上的教材。

从此，唐虚谷每天俨然像大学教授一样滔滔不绝地讲授着，“学员生”则聚精会神地听着、背着……五室的经验后来被推广到整个渣滓洞各个囚室。

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告诉“老大哥”唐虚谷，在监狱这块地方，所有关进来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唐虚谷在授课时非常注意将政治理论学习同眼下大家的思想联系起来，目标明确而集中地解决信念和气节问题。在“学习会”一室一室推广后，唐虚谷便想：全监狱应该有个“联合会”，而且各会的“头儿”便是这“联合会”的“委员”。当然这个“联合总会”就由他这个发起人来担任“会长”，只不过用不着去公开它，免得敌人起疑和紧张。监狱的秘密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唐虚谷组织和发起的另一个监狱地下组织便是“黑牢诗社”。如今我们读到的许多从渣滓洞和白公馆传流下来的著名“狱中革命诗篇”都出自该“诗社”。

入狱不久，唐虚谷就发现囚室内尽管关的多数是充满革命信念与气节的共产党员，但由于敌人残酷用刑和严厉管制，整个监狱的气氛都很沉闷。唐虚谷觉得这样下去对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极为不利，即使革命意志异常坚定的人，长此下去也不利于心态和身体。有一天老唐发现有位叫蔡梦蔚的年青人，总在嘴里吟上几句，诗味挺浓。唐虚谷一下子又想起了与他同时被叛徒出卖的杨虞裳同志也是一位很有诗才的共产党员，于是他利用机会分别同蔡、杨二人谈话，希望他们再邀约一批人，成立一个“铁窗诗社”。

“‘铁窗诗社’，太好了！”蔡和杨都觉得“老大哥”的建议好，蔡和杨通过放风时又征求其他有诗才的囚友，大伙都觉得好。

“铁窗诗社”很快建立起来，且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迅速燃遍整个牢房。在入狱的共产党人中就有许多是青年学生出身的同志，他们平时本来就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尤其是在白色恐怖下，“愤怒出诗人”使得这些革命者几乎个个都不同程度地当上了“诗人”。

“我们坐在牢里，首要的就是要有斗志，常言道：诗言志，今天我把一首《宣誓》奉献给大家，算是抛砖引玉。”在狱中的一个联欢会上，当难友们尽情地自编自演的节目一个接一个、高潮迭起之时，一群“诗友”们悄悄地溜进了楼下一号牢房。激动而兴奋的诗人们聚集在一起，曾任《挺进报》编辑的古承铄抢在第一个说道，只见他将长长的头发往后一甩，一派诗人气质地吟诵起来——

在战斗的年代，

我宣誓：

不怕风暴，

不怕骤雨的袭击。

一阵火，一阵雷，

一阵狂风， 一阵呼号，

炙热着我的心：

脑际胀满了温暖与激情。

我宣誓：

爱那些穷苦的、

流浪的、无家可归的、

衣单被薄的人民；

恨那些贪馋的、

骄横的、压榨人民的

杀戮真理的强盗。

我宣誓：

我是真理的信徒，

我是正义的战士，

我要永远永远，

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好，写得好。古兄的《宣誓》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宣誓。现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家皇朝的统治不会太长了，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但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去投入战斗，毫无愧言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所以我写了一首《迎接胜利》给大家听听……”何雪松说完立即朗诵起来：

乌云遮不住太阳，

冰雪锁不住春天，

铁牢——

关不住战士的身子，

关不住要解放的心愿。

不怕你豺狼遍野，

荆棘满山，

怎比得，

真理的火流，

革命的烈焰。

看破晓的红光，

销铄了云层，

解放的歌声，

响亮在人间。

用什么不迎接我们的胜利？

用我们不屈的意志，

坚贞的信念！

……

“好——！”

“雪松兄的这首诗写出了‘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很有力量。现在敌人对我们威逼利诱，党内出了叛徒，我们更要坚持到底，必须要解决为谁坐牢和怎样坐牢的问题。我写了一首《把牢底坐穿》的诗给大伙念念，希望大家提提意见——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是混乱的日子，黑夜被人硬当作白天，

在人们的头上，狂舞的人享福了。

在深沉的夜里，他们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

呼天的人是有罪的，

据说，天是不应该被人呼喊，

而它的位置却是在他们脚底下面，

牢狱果真是为善良的人们而设的吗？

为什么大家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好诗！这样的好诗应该让的所有同志都背诵，我们就会以另一方式对付敌人！”

“真想再出一期《挺进报》，把你敬平兄的诗发表出来，让大家一起学习、欣赏……”

“诗会”越开越激昂。

“蔡梦慰，你在想什么了？快把你的大作拿出来给大家念念。”有人捅捅坐在一旁似乎陷入遐想的蔡梦慰，说。

“对，你老兄的诗呢？快念吧。”

蔡梦慰谦逊地一笑，说：“我正在酝酿一首长诗，起名叫‘黑牢诗篇’，还在构思之中……”

“好，下次听你的了！”

“铁窗诗社”组织后来一直活跃在牢中，成为鼓舞革命者斗志的重要阵地。而且诗友们还发明了狱中的“文房四宝”， 并在牢房里流传开来。纸，便是监狱中靠大家节约下的“入厕手纸”；笔，是从厕所篾竹墙壁上掰下的一块块篾片，没有刀便用嘴咬破后再磨尖，然后做成“笔”；墨水的制作可费了些劲，想了很久他们才找到设计方案：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再在油灯上点燃后丢进饭碗内，等它燃烧完后变成一团黑灰，再加进水，这样“墨水”便制作成功了……

“铁窗诗社”中还有一个年轻的活跃分子叫余祖胜，他是《红岩》小说里的余新江原型。在创作本书时笔者正好到现今的重庆理工大学计课，这个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欣喜地告诉我，余祖胜是他们的“校友”——重庆理工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著名的21兵工厂附属第11持工学校。理工大的这位“校友”也是位才华横溢、激情燃烧的诗人。他在19岁时就创作过一首叫《晒太阳》诗。入狱后，孤独而寂寞的生活，有时放风时出来晒晒太阳便是一种享受。于是余祖胜的《晒太阳》便成了许多难友们常拿来吟诵的励志诗篇——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铁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

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

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

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

理工技校出身的诗人余祖胜在狱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他手巧玲珑，富有创造，经常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锯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和光明。同志们称他是“狱中工艺大师”。也有人称他是“讴歌幸福的诗人”。他的另一首《明天》的诗能说明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性情：

我伏在窗前，

让黑夜快点过去。

希望的梦啊——

总是做不完的。

黑夜里总有星光，

白天怎能叫太阳躲藏？

明天，是个幸福的日子，

明天是我的希望！

“老大哥”唐虚谷创办的“铁窗诗社”先后共创作新旧体诗50余首，大部分于毁于“11·27”大屠杀中，留下来的只有20余首。诗社成员除屈楚同志后被营救出狱，只有傅伯雍在那天大屠杀之夜侥幸越狱脱险，其余全部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他们的诗连同英名永远地留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册里。

自“学习会”和“诗社”建立起，监狱内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同志们情绪高涨，斗争意识大大提高。此时的唐虚谷认为时机已成熟，可以开展一次更大的斗争活动了。而这时，监狱的看守和特务们对政治犯的迫害也越来越疯狂。“必须改善眼下的基本生存方式。”于是唐虚谷又想到了狱外搞工人运动中常用的“罢工”武器：我们可以搞“绝食”！对，用绝食来让敌人向我们低头。很快，“刀已磨快，立即绝食”的倡议，在两天内传遍了渣滓洞监狱各牢房。绝食斗争最终取得的胜利，它既震慑了敌人，又大大鼓舞了难友。

“老大哥”的威信在同志们的心目中再次提高，而特务头子徐远举则恨透了他。

“听说唐先生博学多才，而且对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很有研究。我们打算办一个‘经济研究所’，请唐先生来负责，担任所长。充分发挥你唐先生的特长，不知怎么样？”一天，徐远举把唐虚谷“请”到老街——特务二处办公所在地。

“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点，再加上你们这帮人，想办什么‘经济研究所’，能研究出个什么名堂呢？如果你一定要办，那你另找别人，我可没兴趣当你的什么所长！”唐虚谷一副鄙夷的样子。

“唐先生先别急于拒绝，慢慢思考几天，如何？我可是为你好哇！”徐远举假腥假意地试探道。

“没有必要再考虑！”唐虚谷斩钉截铁地回答。

“没关系，可以给你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考虑好了再回答我。”这回徐远举显得很有“教养”。

两个月，唐虚谷在老街一住就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他不仅吃得好，睡得舒适，而且没有人对他用刑。敌人以为他在软化，哪知唐虚谷利用这个机会每天不停地看报打听外面的消息……

“怎么样，唐先生想好了没有？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份工作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担任的，你意下如何？”徐远举终于等不住了，亲自过来询问。

唐虚谷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道：“你那个什么所长，我是绝对不会当的。不过，你徐先生愿意让我在这儿待下去，我还是情愿的。”

“没这么好的事！”徐远举不再掩饰他丑恶的嘴脸，对手下的特务们一声吼道：“把他拉回监狱！”

回到渣滓洞监狱，五室的同志们欣喜若狂，像迎接凯旋的将军那样为“老大哥”开了个庆功会。有人问他在老街两个月得到什么收获时，老唐诙谐道：“我呀，倒是有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到长街去打了个转归来后，才明白什么叫‘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句古话的真正含义。”

“什么意思？”有人不明白。

“知道我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多少好消息吗！”唐虚谷卖了个关子，只见他弓了一下背，道：“整整一背箩哟！”

“哈哈……”狱室内，爆出异常欢快的笑声。

五

“李青林、江竹筠！你们两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也快点出来！”特务又在叫名字，这回叫的是女牢中的两位。

女牢内的江竹筠，听见叫喊着自己的名字时，毫不慌张地首先将默写出来的《新民主义论》递给了难友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布旗袍，外面罩着红色的毛衣，又细心地梳好头发，目光沉毅地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

“‘老大哥’叫走了，李大姐和江姐也叫走了！这回反动派是要真杀了！”监狱内气氛越来越紧张，难友们刚刚看着唐虚谷、齐亮、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和拐着腿的王敏等集中到监狱的坝院中，现在又见敌人在催促他们心目中的两位女英雄、好大姐，顿时一个个心头格外沉重。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因为有太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宣传，我们似乎都很了解她了，但本书将在另外的章节中对她进行细述，事实上关于真实的“江姐”即江竹筠与江姐的故事是出入很大的。而过去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另一位“江姐”式人物李青林，则可以说才是真正的“江姐”原型，因为她的经历和狱中所受到的磨难其实就是小说中的“江姐”。

此刻，囚友们看到的李青林，虽然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双腿踉跄（她的膝盖因为被特务分子在审讯时使用老虎凳而折断后一直没有治愈），但她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受敌人用刑最重的一个女共产党员之一，同时她还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被捕前她是万县中心县书记，“江姐”江竹筠则是她的下级。

关于李青林，2000年出版的万县市党史资料上这样介绍：

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化名李潭、李冰如、李方莲、李文君。四川省泸州人。1921年10月30日生于泸州沙湾。祖父经营盐业。父亲李盂敏，原为前清国子监太学生，后因废除科举而改营商业，开染房为生。母亲董氏，家庭妇女，生青林姐妹弟兄七人。青林排行第六，故人们叫她“六妹”。李青林自幼性格开朗大方，刚毅倔强，嫉恶如仇。在同辈兄妹中，更具刚强独特的个性。

1929年，李青林进泸州中学读书后，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因其叔父债务问题，债主强要弟债兄还，勾结驻泸军阀竟向她父亲无理逼债，毒打下狱，终以忧愤病死狱中。随后母亲也因倾家抵债家境破落的沉重打击而相继病逝。父母双亡后，李青林仅靠其兄姐的微薄工资生活。家庭的悲惨遭遇对她影响很大，从此李青林心底埋下了对丑恶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1931年李青林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九一八”事变发生，李青林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影响下，曾先后结识了我地下党员，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此后她常爱唱“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等诗句，抒发她内心的抱负和理想。

“七七”事变后，已经在一个中学任教的李青林立即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组织发动师生团结抗日，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在街头和一些集会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她那激动人心的“团结、战斗”、“抗日救亡”的讲演。她的进步行动，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于1939年1月，她被接收为中共党员。之后，组织上指派李青林担任战训同学支部书记，其公开职业是泸县小市陈公祠小学的教员。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她负责妇运工作。

1940年年7月，李青林因活动暴露，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被迫转移到重庆。她改名李潭，经考核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全国慰劳总会工作队员。从此李青林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敌特机关派特务进入慰劳总会监视，李青林便于1941年7月转移返回泸州。党组织指派她去泸县23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担任该校教务主任职务。党内她是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的她，继续秘密做党的工运和学运工作。

1942年春，李青林的组织关系转移到重庆，她便先后被派去磁器口、山洞、马家店等地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运工作。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不久，蒋介石反动派背信弃义，拉开了内战的序幕。李青林被党组织派去重庆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作妇运工作，她改用了妹妹的名字叫李方莲。

1947年8月，通过当时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关系，李青林同志被调来万县，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职务。这时，我地下党在重庆秘密发行的《挺进报》被敌特破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自己也当上叛徒，招出了包括在下川东工作的江竹筠和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付书记李清林等20多人。

李青林被捕后，叛徒分子曾无耻地向特务头子雷天元献策说：“我们这次来万县，雷、李、江都抓到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来榨油了，因为李是万县实际的共产党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于是匪特务组长雷天元立即决定，当晚在特委会突击审讯李青林。令特务们没有想到的李青林竟然是个异常坚强的女共产党人，什么话都不会从她嘴里出来。

“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很忙，很少和校外人来往。哪个姓江的？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李青林连自己是共产党都不承认，更不要说交代党的的组织了。

“加砖！再加砖！一直加到她服输、吐实情为止！”特务恶棍雷天元气急败坏地命令特务们一二而再地给李青林施毒刑。后来，他们硬是在老虎凳上把李青林的膝盖折断了。然而李青林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红岩》小说里，有个情节：敌人用尖利的竹签插十指，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江竹筠并没有受此刑，而李青林确实受过此大刑。

关进渣滓洞监狱后，李青林与江竹筠等同在女一室，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在狱中，李青林又累受重刑拷问，加之腿骨被折断，无法治疗，皮肉溃烂，行动十分困难，但她忍受疾痛，一直顽强地坚持着同敌人的斗争。尤其是她与叛徒的一次斗争，成为了一则“经典故事”，流传至今——这是一名叛徒的自供：

在杨家山，有一天特务忽然把涂孝文押到渣滓洞去，叫他与李青林“对质”。原来李青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涂孝文“对质”回来后对我说：他到了渣滓洞，特务“法官”张界当着他的面“审讯”李青林，但李仍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张界叫涂孝文“对质”。没有等涂孝文开口，李青林就痛骂涂孝文，说在泸州时，他二人在小学里面教书，只是同事关系。当时涂追求她，她拒绝了，有一次涂竟强迫与她接吻，她打了涂一个耳光，涂从此怀恨在心，所以要报复她。说到这里，李青林理直气壮地斥问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样？”涂面红耳赤，低下头说：“是”。这幕“对质”的丑剧就此收场，没有达到特务预期的“效果”。涂孝文还向我说，当时他感到羞愧，鼓不起“勇气”去证明李是共产党员。

在监狱与敌人的斗争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37岁的李青林同志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不仅以身作则，更是用极大的精力与毅力鼓励年青同志。她虽腿骨残废，却总是跛着腿积极参加狱中同志们举行的一些如春节联欢会、追悼会等大的活动。平时她双腿行动不便，于是就坐在那里为难友们缝缝补补，照看婴儿与伤者，还为男室难友做了五件棉背心和绣了许多花枕头等，将同志间的友情与温暖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现在，敌人就要枪杀这位亲爱的“革命大姐”了，所以当李青林在江竹筠的挽扶下走出女囚室时，整个渣滓洞响起时起彼伏的一声声亲切的“李姐”“江姐”的呼喊声……

“不许嚷嚷！”端枪的特务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制止囚友们说话。但此刻的渣滓洞已经失去了平静。

“同志们再见了！再见！”

“再见了同志！替我们报仇吧——”

李青林与江竹筠手挽着手，转头向楼上楼下的各囚室的同志频频招手告别。

“来，你这个跛子，我拉你一把吧！”上车时，一个特务见李青林行动不便，伸出手想拉其一把，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凛然怒斥道：“不用你拉，我自己走！”

而就在这一刻，女囚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齐亮”后，便发出凄惨的哭嚎声，顿时让整个渣滓洞沉浸在悲痛的凄凉之中。“秀英，我的好妻子，听我一句话：别哭！”这是齐亮的话。

“我……我不哭，我不哭……呜呜……”女囚室里，方才那悲凉的哭声一下变成了凄苍的啼泣。

27岁的齐亮也是《挺进报》的负责人之一，这位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曾是联大的学生会主席。齐亮在昆明联大时，就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有极高威信，他与好友闻一多、马识途等组织和领导了一次次抗日反蒋的运动。后受中央委派到重庆办《新华日报》，仍然主要组织领导学运。《新华日报》撤离重庆时，他主动要求留下参加地下工作，1949年1月与妻子一起被捕又一起关在渣滓洞。齐亮的妻子马秀英比丈夫小一岁，她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齐亮在任西南联大学生治会主席时，与马识途同志关系密切，后齐亮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马秀英就在他手下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一长，她很佩服齐亮的人品才学，后经齐亮和王朴同志介绍，马秀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并肩在与敌斗争的前沿。这对年轻夫妇，在渣滓洞几个月里，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室，但他们每天都在关心对方，且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进行着革命和爱情的交流。

现在，他们就要彻底分手了。齐亮第一次听到特务们点自己的名字时，就特别担心女囚室里的妻子知道，然而现在妻子仍然知道他要走了，并且如此悲痛地哭泣，这让齐亮内心巨大痛苦。他的眼睛湿润了，紧咬着牙关，恨不得冲到女囚室的铁窗前向亲爱的妻子向她安慰一声，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含着泪水，朝妻子挥手手，作最后的告别……“再见了，同志们！”

“同志们，再见了！”囚室内外，一片难分难舍。

“走！”刑车在特务的吆喝声中，带着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王敏等29人（敌人又从白公馆提出一名共产党员）离开了渣滓洞，驶向预先设好的刑场。

此时已近暮景。歌乐山在晚霞的照映下，血色一片。敌人的刑车正驶向电台岚垭刑场……那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李青林、江竹筠和唐虚谷、齐亮、王敏等是被分三批押至“执行”区域的，在那里，另一批特务们在几小时前已经挖好了一个尸坑。

“快快，往前走！别停下——”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等是这样被特务们赶着往尸坑前走去的，他们并不知道这片荒地将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墓地……突然，他们的身后响起密集的枪声——

“突突……”

有人中弹后跄然倒下。有人一听枪声便转过身，来不及半秒钟的犹豫，他们振臂高喊起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突突突……”子弹更加密集地射来。更多的人倒下了……

先倒下的人中有人突然站了起来，带着浑身的鲜血，举起拳头，使出最后的力量在高喊：

“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突突突！”“突突突……”更加密集而猛烈的枪声。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突！”“突突！”“突……”没有人再从地上站起来，断断续续的口号声、痛吟声是从地面传出的，声音小了，甚至有些含糊不清。特务的枪口，便向这些仍在发着声音和肢体扭动的人补枪……

歌乐山变黑了。太阳躲进了黑暗中。敌人乘着黑色夜幕，仓皇地从尸坑旁的草丛中提出一桶桶刺鼻的镪水，朝堆满尸体的泥坑里倒灌着，烈士们顿时面目全非，血肉模糊……

20天后，也是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无数革命群众和那些死难亲属纷纷来到这块敌人残害革命志士的地方寻找亲人的尸体时，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当他们挖开尸坑时，只见到两个女人的头发和仅有一个可以辨认的男尸。后来找来被捕的特务询问，才知道两个女的是李青林和江竹筠，那男尸则是个意外情况，他便是拐子王敏。1980年，王敏的儿子在一篇纪念其父亲的文章中揭开了这个“秘密”情况：

1949年11月14日，这个我们永不能忘的血腥日子，父亲跛着伤残未愈的双腿，与江竹筠等30名共产党人，被残酷杀害于电台岚垭。据当地群众回忆，父亲在特务集体行凶时，侥幸未死，待敌人撤离时，即从行凶的平房踉跄奔出，在平房外的院坝里又被特务发觉，刽子手们立即回来补枪。重庆解放后，付伯雍等同志来到此处，只见父亲的尸身弹孔遍体，头盖、肩胛骨碎在一旁，乌黑的斑斑血滴从院坝一直延伸阶沿、门槛，情形惨不忍睹。同志们根据殉难者上唇的黑痣，高大魁梧的身材以及残跛的双腿认出了他。父亲在营山跳岩脱逃时伤折了右脚胫，在狱中坐老虎凳又折断了左腿骨，两伤尚未痊愈，又殉难于此，共产党人的意志，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考验。由于敌人行凶后，又剥去烈士衣裤，搜尽财物，然后泼镪水，盖泥土……，所以后来收殓时，平房里大坑内烈士们的遗骸已不可分辨，好不容易才从长长的黑头发上，辨别出江竹筠和李青林二位女同志，因此电台岚垭殉难的30位烈士中，能在棺木上写上烈士姓名的仅父亲和江、李三人。

1949年11月14日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壮烈牺牲的30名志士中，除了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和王敏外，还有杨虞裳、蓝蒂裕、蒋可然、吴奉贵、陶敬之、黄楠材、陈以文、朱 、周成铭、石文钧、何忠发、袁尊一、明昭、张文瑞、张泽浩、张远志、左国政、游宗象、尹慎福、谯平安、李群、邓致久、胡友犹、盛超群和从白公馆提出的邓兴丰。

敌人的大屠杀如此丧心病狂，没有人性！然而这样的大屠杀仅仅是开始……

就在杀害李青林、江竹筠等共产党人的当晚七八钟，大特务头子毛人凤回到他所住的嘉陵新村6号。这时，手上还沾着共产党革命烈士鲜血的徐远举等特务已在此恭候。

“局座，任务已经完成了。”徐远举毕恭毕敬地向上司汇报道。

“处理干净了？没留下什么痕迹？”毛人凤看了看徐远举身后的几个特务，问。

“非常干净。同志们干得很利索。”徐远举补充道。

“好，你们都先回去领赏吧。我跟徐先生还有事。”毛人凤对特务们说完，便往里屋走。徐远举示意手下的人离开此地，自己则跟着进了里屋。

“辛苦了，徐先生。”毛人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徐远举说：“刚才我已经在委座那里报告了你们今天处决30名共党分子的事，老头子很满意。”

“那委座说什么时候对其余的案犯动手呢？”徐远举迫不及待地问。

“唉——恐怕得先放一放了。”毛人凤突然懊恼起来。

“怎么回事？”徐远举摸不着头脑，有些着急地问。

片刻，毛人凤终于说话了：“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委座说了，要先考虑如何解决重庆炸城的问题。”

“这……要犯们就不杀啦？”一天不动手对付共产党似乎就要手痒的徐远举有些失望地看着上司，不知其解。

“你不知道，上个月广州撤退时，我们的广州空军在广州机场存放了几千吨物资，结果共军打过来时，我们的人根本没有按预先安排的给破坏掉，最后倒好，全给了共党！委座气不打一处来，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通。这回重庆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委座非得把你我革职查办！”毛人凤瞟了一眼徐远举，喘着粗气，阴声阴气道：“你去先把爆破大队的人给我找来。记住，这是我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

“是。”

六

同是1949年11月14日这一个晚夜，白公馆楼下的第四室牢房里，听着难友们轻轻的鼾声，一位名叫宣灏的“老囚犯”怎么也睡不着。晚上八九点钟，一位监狱看守悄悄告诉囚中的难友们：关在楼下二室的邓兴丰已同从渣滓洞提出的其他29人在电台岚垭被秘密杀害了。另外一个消息是，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四川，重庆马上就要解放。这两则消息，让这位当年误入军统训练班，后又一心想参加新四军的江南青年，整整坐了九年多铁牢。每晚都有“狱中写作”习惯的他，这一夜无法入眠。

此时此刻，宣灏想到了自己和其他难友随时都将会像邓兴丰一样被拉出去“制裁”。对于死亡，他并不害怕，并且早己做好了准备，然而宣灏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世与经历，一直埋在他内心追求光明的理想却还没有机会告诉革命同志，特别是还没有机会告诉同室囚友他朝思暮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时间不多了，该向同志们表白了！想到这里，宣灏毅然找出偷偷收藏的纸和笔。他决心抓住最后的时机，写下自己要对中国共产党要说的话，如果万一有机会带出去，此生无憾矣!

白公馆内外，此时异常静寂，只有远处的狗叫声畔在耳边。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只见他吃力地一笔一画地写着开头的第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何说起呢？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而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写到这里，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十一岁母亲逝世后，我一面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肄业半年，十六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防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也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

到我十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

除了规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工作有关，或感到有兴趣的功课，随班听讲。两年半时间，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幽静的实习生活，也养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时事的个性。

二十四年(编者注：指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年底，上海学生为了“何梅协定”事件，赴京请愿抗日，我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行动；从那以后，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狭小无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处托人活动转业，后回到家乡小学里当了教师，接着又当了一学期小学校长。这样我的生活是“独立”了。因为职业关系，也得到了少数人的尊敬。但我应当说，我是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而已!直到抗战爆发，因为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我才开始意识到要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但可惜的是：我走进了一个反动的军队，还认为他们是为民族谋利益的阵容。因为想学一点军事学识，三个月后，我考进了这“团体”的“息烽训练班”(他们是以“中央军校特种训练班”的名义来招生的)受训。但因当时不明其性质和纪律(那时是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的啊! )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读我爱读的书籍，因此。不到四个月，我就被捕了!

在监禁之初，我的情形是并不很严重的，他们只要我表示悔过，并想利用我的亲笔信去诱捕与我通信的在贵阳的朋友一一“读新书店”经理一一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这时已经明白了他们所谓“团体”的政治性质，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呵，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在那个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我从禁闭室里冲出来，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地一一驻有人民队伍新四军的皖南去，然而由于自己的幼稚无识，在十里之外，我又被捕了!

宣灏被捕后，先后被关押于息烽和白公馆监狱。在狱中，他接触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如罗世文、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罗广斌等，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宣灏懂得了怎样才能为人类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民族谋利益的，他的思想从对革命事业的朴素感情，上升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曾与宣灏同在白公馆被关押过的脱险志士毛晓初在回忆材料中记载了宣灏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革命啦，讲起来不是易事，干起来更不是易事。起初，我只管叫打东洋鬼子叫革命，关起来后，老谭、老许给我许多教育帮助，才懂得革命，所以我就说革命讲起来也不是易事。干啦!就不要怕杀头，众多的人都跟共产党，一个心愿，脚步齐，这就更不易了。现在我明白，不管能不能出去，跟着共产党，跟着老谭、老许他们干就是了，出去了，不用说更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

因此，宣灏继续写道：

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未保证了的，在九年多监禁期中，我不断的读书和磨练自己的文笔；我郑重的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队伍中去!

现在，窗外已透进黎明的气息，黑暗虽拼死抵抗，但显得那样无力而步步退缩。宣灏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虽然长期的狱中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但他仍感到远方的天空已明朗起米，他双手伸出窗外，试图拥抱那光明。此刻，他多想冲进重庆秋季的晨雾中，去尽情地享受即将来临的曙光啊!然而，黑暗将把他吞噬在这铁窗之内。宣灏为自己没有机会为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深感遗憾，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没有丝毫的恐惧，心中充满了对反动政权的仇恨。他要告诉党，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应该做的事情：

一次次难友的牺牲，更加强了我这心愿：我决定，只要我能活着出来，我要运用我熟悉的工具——笔——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罪恶告诉给全世界，作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可是朋友啊，我的希望将要付之流水了!我是多么可怜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啊!

朋友，我们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朋友，请你牢牢记住：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 “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相信革命党人对死难朋友的忠诚，一定会满足我上述的希望，使我含笑九泉的!

灏弟上言

最后落笔时，宣灏已经看到了东方的鱼白云彩已经露在监狱的窗户上，于是他恭正地写上“十一月十五日”这个时间。

这封信写成后，不日，宣灏便寻机将它交给了同室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当时在白公馆的难友中，大家普遍认为以罗广斌的家庭背景，是可能逃脱被“制裁”的厄运的。而罗广斌本人却不这样看，他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当宣灏将要求入党的信交给罗广斌时，他庄严地点点头，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表示只要有机会，一定向党转达，然后将宣灏的信悄悄叠好，藏进地板下的一个秘密地方。后罗广斌侥幸脱险，宣灏的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信才重见天日。罗广斌等人创作《红岩》小说时，还以宣灏为原型塑造了胡浩这个艺术形象。

在白公馆的宣灏疾书“最后的要求”之时，同是11月14日这一天夜晚，渣滓洞的震动和影响无疑是更加巨大的。这一夜整个渣滓洞可以说无人入眠，电台岚垭的枪声虽然传不到这里，然而囚友们的心头是清楚的，李青林、江竹筠、“老大哥”他们出狱后的命运肯定凶多吉少，尤其是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脚步离重庆越近，丧心病狂的敌人对我共产党人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一次就拉走了我们29名同志！敌人太凶残了！”黑色的长夜里，渣滓洞内的同志们有人在低泣，有人在叹气，也有人躲在墙角里喃喃地自言自语着……

“努力吧，我们一定再见的。

不要迟滞地等待，

不要张皇的疑惧，

我们是在逆流汹涌中划行，

谁要一松手，谁就会倒退千里，

您没有迷误方向，那么，

一息不停划去呀，再划去。

这有限的途程，我们都胜利地渡过了，

这时候，在胜利的歌声中，

在人民的天地里，

我们才得欢聚，

努力吧，我们一定再见的……”

“张云学，又在给你亲爱的背信呢？”楼上第八囚室内有人轻轻地在问一个依倚在墙壁上口中喃喃有词的人。

黑暗中，那个被叫“张云学”的人“嗯”了一声，说：“是”。

“你真行，能把给‘亲爱的’的每一封信都能倒背如流。难怪你学英文、俄文那么厉害！”囚友佩服地。

张云学从鼻孔里“嘿”了一声笑：“在这个魔鬼呆的地方，你只要只想一件事，就没有不可能的事。”

“那你给我背背你写给‘亲爱的’的几封信吧！我听听，要不这贼夜乌黑乌黑的，怪瘆人心的。”

张云学沉默片刻，道：“因为是我写给妻子的信，涉及隐私，我只能在心里默背……”

“真有你的。”囚友似乎有几分妒忌地退到了一边，说：“那好吧，你自己背吧！”

突然，女囚室里传来孩子的啼哭声。“娃儿不哭，娃儿，呵……”那是母亲的声音，那声音嘶哑中透着悲切。张云学听后感到浑身发冷，他在黑暗中又在喃喃地吐着一串串只有他心底里清楚的文字，这些文字是通过监狱“内线”寄给他远方亲爱的妻子——

力生亲爱的：

前后一共收到您四封信，它们给予我太多的安慰，和无尽的快感的回味，尤其是昨天到的这第四号（挂号的）信，更使我联想着我们过去的一切甜蜜的生活，我的舌头也噘紧了，我的浑身的脉搏都颤动起来了！它暗示的一切，只有我才能够体会到，也只有我和您才能够借之做我们心弦的共鸣器。

我觉得“理想”是人生最有价值、最富于吸引力的东西，“理想”是我们生活的原动力，什么东西能使我们作苦斗的挣扎？什么东西能使我们极富于韧性的拼命？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快乐地、毫不灰心地生活在不能算是人的生活的深渊中？我说就是“理想”！亲爱的，您以为是不是？

您说过去许多年都被您浪费了，到今天您才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奋斗，这是很真实的自白，我很高兴呀，由此足证您已踏上光明的途程，祝贺吧，我们遥远地互相祝贺吧！

我俩同在一起生活的这些岁月，今天追忆起来还是有许多暗影与创痕，而且每一点都曾用过我俩的泪水洗过。那种不可避免的龃龉，就是发生于我俩人的生活之舟没有舵叶……现在不同了，不仅现在应该说自从近年来吧，您的生活之舟有了舵了，而且大家行驶的方向也一致了。您用尽平生极大的力气，满面香汗淋漓地划着生活之舟从后面赶来，远远地听着您在嘻嘻哈哈的唱扬您的快乐的生命，有理想有意义的生活，我拼发所有力气耐着心肠不断地往前奔，我用先行的激励招呼来打气您，快呀，快呀，不达目的不罢休呀，可是哟，心爱的，您似乎是希望我停留片刻，等到您赶上来后，我俩好在一只船上同来前往吗？您是否已经觉得劳累了，或孤独了，需要同在一只船上，让我出力气划着带您走吗？呵不，这不对的，这就表示您还有些懒惰和依赖！同时，亲爱的，您记住，我们同是在排山倒海的大浪中啦，假如我一松劲，我会退行千里的，俗语说不日进则日退，逆水行舟，我俩应该各自努力才对，反正目标既同，方向不错，只要各自尽力划去，一定就能在一点相会，在胜利的那一点相会哟。……

快乐呀，奋斗呀，我俩在胜利的地方相会吧！果然是胜利地相会了，我紧紧地抱住您，您贴贴地偎住我，我们呼唤千声万声的亲爱，我们急切不停的接吻，我将尽我所有尽我所能地慰劳您，同时也尽我所想的得到安慰！相片永远地在我身边，请放心，这是我离开您的第一封长信，也是您所渴望的东西吧！最后要叮嘱您，不要在思念中损毁健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力量渡到目的地。

即祝

您的健康和愉快

竹行7月31日上

张学云，又名张竹行、张帆。1922年8月出生在西昌西县。幼年时的他就聪明勇敢，敢于对封建家庭进行斗争，在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路过西县时，他就被红军的理想所感动，立场投身革命，只有十一、二岁的他，经常协助红军写标语、贴传单。后来红军要走了，张学云跟着部队走了一天，一位红军连长看他年龄实在太小，让他返回家乡。红军没有当成的张学云，却从此对革命充满着追求，后在自己大哥的协助下，来到成都考入联中念书。抗日时期考入了黄埔军校。那时他的革命思想逐渐发展，加之当时社会十分黑暗，政府实在腐败无能，因此，他对于革命的向往和远大的意志在他的脑海里逐渐高涨，最后于1947年终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1948年张学云被组织派到国民党军队里从事策反，后因叛徒出卖入狱。

“亲爱的，你生是为了给人类创造美景，死是解放人民为革命牺牲，你有这种过远大理想和行动，你就是我心中最伟大的人……”这是妻子力生于1950年8月写给丈夫的信，此时张学云已经牺牲十个月了，然而妻子坚信在天之灵的你一定会读到这样的信。

亲爱的容：

来信说我的信太使您陶醉了，而且还不让以后再那样的写，我接受这个意见，不过我要申明一点即是：那都是真实的梦，也可以说是我俩全部的心愿。难道这几天的月色不够供您醉倒吗？当然，如果到了那一天，的确是我们此生幸福的极限，那目前这个可爱的目标难道不会使我们愈加奋勇吗？没有胜利就没有幸福可言，没有幸福的生命谁会贪恋片刻呢？

……

8月17日学云又给妻子写过信，他记得这封信的开头就是这样写的。妻子大名叫余显容，在地下工作时也用过“力生”这名。

“亲爱的：你在阴险毒辣的敌方工作，经受了多少艰难困苦和折磨。但你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从没有贪念过眼前的家庭生活，你常帮助我说：‘没有光辉的生命，比起死来还要痛苦万倍，为了确保未来的真正幸福，我们不能不忍痛离别，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克服情感的冲击，那一定是没有勇气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我记着，我永远的记着。我爱你，我永远的爱你……”这信你也不会收到，因为你已经牺牲了。这是你妻子在思念你的时候重读你在狱中写给她的信之后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容媚：

我读了您的信，就像火燎一样地从内心燃烧到体外来，您真是我的灵魂呀，我们的爱从这次的离别更放出它的异样光彩了，我们的爱是伟大的有意义的，有理想的，不是仅肉体的欲念，也不是仅才子佳人们卖弄风流的陶醉，更不是‘卿爱我，我怜卿’似的有闲人含有病态的怜念。我们真正是：如电一般地感人，如火一般地热烈，如钢铁一般地坚强，如泰山一般地崇高，我觉得我俩都是生命的星光，我失去了您即是失去光明，即是失去人类幸福的象征，因为您是多么地爱好人类的幸福，爱好光明的世界，没有自私的贪迷，没有把您的所有思考放在您自己的身上。亲爱的，您越发艰苦，我越发觉您才是真美，我把您想象成一个挥汗淋淋地，昂首阔步地，舌疲唇焦地自由幸福之神，无疑的，我们之间已没有庸俗的夫妻观念了，我们有的是志同道合的两个青年有志气的男女的无可喻价的爱！……”

这封信写于1949年9月5日，也是张学云给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之后由于狱中斗争越来越复杂，唯一可以通过“内线”同外面联系的渠道也失去了，所以之后的日子里，张学云只能用心给他日夜思念的娇妻写信了。他相信在解放军炮声中投入紧张革命斗争的妻子会读到他的心声，也会倾听到他对她的那份炽烈的爱。

“亲爱的学云：我写血书，我为忠实于你，我忍受一切痛苦，留下生命为革命。在这春节除夕的日子里，每户人都吃着团圆过年饭，独我坐在屋里恋着你，云啊，你等着吧，待我为四化作出我最后口气后，我们再团聚吧！但我活着一天也永远的记着你的话‘今后生活一定严肃、学习仍需要努力’。这是你对我的忠言，我一定照着去做！”

听听，这是你妻子的回音。这回音是在你牺牲几十年后的1980年春节的那天她写给你的——

张学云笑了，在黑暗中的张学云笑了。他听到了妻子的声音，他甚至感受到了妻子那股温存而激动的气息。

他因此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毫无畏惧。十几天后的深夜，敌人对渣滓洞开始实施大屠杀。当罪恶的子弹穿过监狱的铁窗扫向战友的肉躯时，张学云勇敢地冲上前去，欲想以自己的身躯掩护自己的难友，于是当敌人的子弹密集地穿过他胸膛，鲜血从楼上流淌到楼下，而他抓住铁窗的双手依然没有松开……

现在是1949年11月15日的早晨。张学云仍在默背着他几次写给妻子的信。他喜欢写信，入狱前在革命的战斗岁月里他也经常一边行军一边仍然不忘给妻子写信的习惯。入狱后没有了条件，给妻子写信成了一种奢侈，那时因为每发出一封信太艰难、太艰难了，所以张学云能把每封发给妻子的信日后都能背诵下来，那是属于他个人的藏在心底的挚爱，谁也无法剥夺，即使铁窗，即使子弹，即使黑暗。

七

杀害李青林、江竹筠等难友之后的第一天清晨，渣滓洞的许多人都比平时醒得早。他们似乎都在看着东方黎明的那一缕鱼白的光芒是否还能照到窗口？

“来，让一下。我要把这首诗写完……”楼下一室的蔡梦慰轻轻地示意靠在窗口的难友给他留出一丝晨光，便一边捂着胸口，在那卷皱皱巴巴的擦便纸上写着……他的肺肿已经相当严重，可当他看到自己的“铁窗诗社”的诗友们一个个被敌人押出去枪毙，也许自己今天或明天甚至可能一会儿功夫也会随时被敌人拉出去毙了的严峻时刻，他想到了自己答应过同志们要完成的那首长诗《黑牢诗篇》还没有最后完成，于是现在必须抓紧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啊……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

眼前却没有路。

在风门边，

送走了迷惘的黄昏，

又守侯着金色的黎明。

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

多少岁月呵！

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挨过。

墙，这么样高！

枪和刺刀构成密密的网。

可以把天上的飞鸟捉光么？

即使剪了翅膀，

鹰，曾在哪一瞬忘记过飞翔？

连一只麻雀的影子，

从牛肋巴窗前掠过，

都禁不住要激起一阵心的跳跃。

生活被嵌在框子里，

今天便是无数个昨天的翻版。

灾难的预感呀，

像一朵白云时刻的罩在头顶。

夜深了，

人已打着鼾声，

神经的末梢却在尖着耳朵放哨；

被呓语惊醒的眼前，

还留着一连串恶梦的幻影。

从什么年代起，

监牢呵，便成了反抗者的栈房！

在风雨的黑夜里，

旅客被逼宿在这一家黑店。

当昏黄的灯光

从签子门缝中投射进来，

映成光和影相间的图案；

英雄的故事呵，

人与兽争的故事呵……

便在脸的圆圈里传叙。

每一个人，

每一段事迹，

都如神话里的一般美丽，

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自由呵，

——苦难呵……

是谁在用生命的指尖

弹奏着这两组颤音的琴弦？

鸡鸣早看天呀！

一曲终了，该是天晓的时光……

这是《黑牢诗篇》中的“第一章 禁锢的世界”内容。蔡梦慰，这位年仅24岁月的“铁窗诗人”，出身于四川省遂宁县的一个贫民家庭。然而从小爱好文学，尤其是喜欢读冰心的《给小读者》和诗集《繁星》、《春水》等，他主张“多出些进步的、革命的书籍，去改变人心，从而改变社会。”表现出不满黑暗现实、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思想倾向。在求索中的他就是这样走上革命道路的。面对敌人的暴行，面对同志们坚贞不屈的表现，年轻的蔡梦慰，诗情愈发不可一收，尤其是敌人的子弹已经上膛之后，刑场的枪声已经逼近之时，他的血管里、每一根毛孔里都在迸发革命的、燃烧的、充满浪漫而憧憬的诗篇——

牢门，曾经为你打开，

只消一提脚，

便可跨过这条铁的门槛。

管钥匙的人说：

——你想干点什么呢？

搞事业吗？还是玩政治？

我给你高官，

我给你公司、银行、书店、报馆……

——否则你，哼！

一声冷笑掩蔽了话里的刀；

像修行者抵御了魔鬼的试验，

你呀，拒绝了利与禄的诱惑，

只把脖子一扬，

便将这杯苦汁一气饮下！

连眉头也不皱一皱呀，

从金子堆边走过而不停一停脚，

在红顶花翎的面前而不瞟它一眼。

爱人的眼睛

母亲的笑脸……

多少年轻的心灵呵，

都被感情的手撕裂得粉碎；

你呀，光荣的胜利者，

在一点头、一摇首之间，

曾经历了怎样剧烈的战斗！

凭仗着什么？

在一瞬间的若干次斗争中，

你终于战胜了双重的敌人。

像战场上的勇士：

一手持着信仰的盾牌，

一手挥砍着意志的宝剑。

从此，牢门上了死锁，

铜钥匙的光亮，

不曾在你眼前晃过。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要，把这牢底坐穿！

二百多颗心跳动着一个旋律，

二百多个人只希望着那么一天——

等待着自己的弟兄，

用枪托来把牢门砸开！

这是长诗“第二章 战斗胜利了”的内容。写完“用枪托来把牢门砸开”几个字时，蔡梦慰有种特别惬意的释放，真如一场与敌人你死我活的“战斗胜利了”的感觉。

是的，真的胜利了。铁窗外的旭日，将东方映得红红的——“贵阳解放了！”“解放军已经打到离重庆只有几百里的彭水了！”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仍从各种渠道传到监狱，传到黑窗内……

敌人的阵营乱了脚。宋希濂部队昨晚已经撤到乌江西岸。“危急时刻，只有儿子才是最可靠的。”15日这天早晨一醒来，蒋介石就把儿子蒋经国叫到床边，将一封亲笔信交给他后这样长叹了一声。蒋介石在信中对宋希濂打气道：“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既倒贮计日以待。”这封信两天以后才到宋希濂手上，蒋经国跋山涉水，吃尽苦头才完成任务，可此时蒋匪宋部已大势所去，根本无力为老蒋挽回惨局。

15日当天，重庆卫戍司令总部颁布了恫吓百姓的《紧急维持治安办法》十六条：（一）阻扰政令，与匪勾结者杀；（二）窝藏匪谍不报者杀；（三）供匪枪弹、文件者杀；（四）造谣者杀；（五）扰乱金融者杀；（六）操纵物价者杀；（七）纵火者杀；（八）抢劫财物者杀；（九）暴动者杀；（十）以文字为匪宣传者杀；（十一）报导不正确军情、影响治安者杀；（十二）煽动工潮者杀；（十三）煽动军人叛逃者杀（十四）泄露军机、刺探军情者杀；（十五）私造军火、运军火者杀；（十六）阴谋破坏军事工事、交通者杀。

老蒋是穷凶极恶了，这“十六杀”几乎除了他自己和身边的人可以放心不杀外，其他的差不离统统都在“备杀”之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和他的国民党残余在垂死时的内心之恐慌。

八

11月16日。

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保密局西南特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科长以上头目及公开单位的主管、副主管会议。此时，国民党的川东防线已被解放军全线突破，酉秀黔彭已解放。会上，毛人凤强装笑脸上给“弟兄们”作了一番“苦撑待变”的低调讲话后，由助手杨元森具体布置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西南游击任务布置”和“游击行动纲领”的报告。

下午，“破坏大王”刘笃伦飞抵重庆。随之，国民党破城技术总队人员住进市中区江家巷养正别墅。

次日上午，刘笃伦一行到市区观音岩兵公署警务处办公地，由廖宗泽事前通知各兵工厂警务组员来秘密引导各厂熟悉爆炸目标环境，大厂去2人，小厂去1人，两天内完成拟要爆炸破坏掉的全市相关工厂的勘察工作。之后随时听从“炸厂”命令的下达。

11月18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再次召集保密局在重庆的各条块的头目会议。“现在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委座要求全体保密局的同志准备在必要时要用生命来保卫党国的尊严。”会上，毛人凤再度强打精神，借蒋介石的话激励部下。但会议最主要的还是商定“破厂”的具体任务。决定：

1、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由廖宗泽任处长。破厂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任总指挥，廖宗泽和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范埏生任副总指挥。

2、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组、技术组、运输组和总务组。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破厂部队调遣。技术组负责破厂技术工作。运输组负责爆破器材运送。总务组仅有办事人员。

3、为配合军事行动，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接洽联络事宜。

4、破坏计划由廖宗泽拟具，经费预算由郭旭拟具，需银圆券5万、硬洋1万元，呈请蒋介石核定。破坏重点为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与库存物资器械、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广播电台和公路桥梁、交通要道。

5、由交警一旅、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卫团、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警卫大队担任破厂掩护，由临时指挥部统筹调配，并严厉镇压工人护厂。参加破厂人员酌发奖金。

6、保密局在重庆的公密单位要全力协助破厂工作，并保证完成任务。

7、各兵工厂的破坏程度，以一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度；库存物资应尽量烧毁。所需炸药及运输工具卡车10辆，吉普车1辆，请国防部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破厂办事处一成立，即陆续抽调徐记保密局编遣人员严达等20余人担任内勤，加上保防处、警察局、第五区公路稽查组、交警总局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特务共30多人组成工作班子，在嘉陵新村24号成渝铁路警务处处长曾晴初寓所办公。

毛人凤还“面谕”西南特区火速布置20个潜伏台；加强西南支台，增加富林、盐源、会理、宁南4个特务组，组成情报网，所需报务员由重庆支台当日妥派，19日训话，20日派出。20日，渝支台的报务员杨德川等9名报务、机务和器材修理人员出发赴西昌。到1950年4月7日西昌解放，西昌支台成了保密局指挥四川各地的潜伏台枢纽之一。

同一天，西南特区在毛人凤的授意下，以“百万火急”密电台湾保密局主任秘书潘其武、电讯处长杨振裔：“顷奉领袖面谕，兹遵照领袖谕旨，为扩大川康黔情报潜伏布置，需要CMS电台20部，配发4至6个月电池，派员乘空军专机，飞送来渝。彭水已失，不可延误……”

山穷水尽的蒋介石及其走狗们在作最后的挣扎。

1949年11月20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了更高级别、更多方面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等头子，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十、十各兵工厂警务稽查组长和十、五十兵工厂警卫大队长，以及技术总队人员均出席了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才结束。

为便于指挥破坏工作，毛人凤等研究后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派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长张振武为江北二十一兵工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八分局局长刘桐为江北猫儿石十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唐方儒为鹅公岩二十一兵工厂分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少将督查室主任陈海初为大渡口二十九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杨谦为南岸铜元局二十厂破厂指挥官，交警十六总队副总队长刘士魁为南岸三十、三十一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六分局局长宣善屿为大溪沟重庆电力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王荫松为小龙坎国际广播电台、磁器口军械总库破厂指挥官，交警中队长陈宣璞为长寿资源委员会水电厂、二十五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韦贤为磁器口二十四厂、詹家溪二十厂第一分厂破厂指挥官。破厂掩护部队以交警第二、十、十三3个总队为主，会同各厂警卫大队，由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和廖宗泽指挥，大厂1个大队，小厂1或2个中队。进厂时间按临时指挥部命令行动。所需运输车辆及联络暗号、通行证，由唐伯岳与周养浩洽拨。毛人凤发给杜长城500元美金，用于购买雷管、导爆索，并向国防部四厅厅长赵桂森和兵工署各洽领炸药20吨。

陆坚如令于海文、张绍良：“先烧掉已处理的案件档案，待处理的案件档案等处理后再烧。”

技术总队另一批技术人员从台北飞抵重庆，住进民族路会仙大旅馆。

“看来党国在重庆的日子不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了。”从台湾派来的破厂专业技术人员与在重庆的特务们搭讪时窃窃私语道。

“可不，你们来了一干活，整个重庆都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我们哪儿还有日子过嘛！”敌特分子们悲情难掩。

其实，此时在敌人监狱内的革命者们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敌人要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消灭之时的垂死挣扎也是必然的。

“死，是早晚的事。”到了11月20日前后，监狱里的所有难友心里都在这么想，只是他们有的流露在脸上，更多的人则深藏在心头。不想是不可能的，想后坦然的，是真共产党人；想后有些紧张和害怕的依然也是真共产党人；想都不去想的人也有，因为想也没有用，这是许多看清了敌人嘴脸，又不屈从敌人淫威者的共产党人的共同想法。

死前有所准备，死后毫无后悔，才是多数囚友们的想法。

面临死亡，共产党人能想些什么呢？当然他们想到了组织，想到了同志，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自己的家……

此刻，组织在何处？组织能为他们这些被禁囚在大牢之中即将被结束生命的人做些什么？当然。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营救这些在特殊战线与敌人作顽强斗争的革命志士的计划和准备。只是重庆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构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几个地方把守得极严，同样，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的力量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狱外的营救显得那么薄弱和无力，然而，一切可能的营救计划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越是到了最后时刻，这样的营救计划越显得紧张和周密地在组织之中……

在现今的“红岩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据说是狱中党组织通过特殊渠道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可以见得，不管是狱中还是狱外的党组组织事实上一直在尽一切可能实施营救计划。这份“报告”写于“11·27”大屠杀前的6天，内容这样说：

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宫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了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我们是第二看守所，与二十四兵工厂连界，现住有200余人。十之八九都是经过长期革命工作的锻炼，在敌人面前表现忠贞亮节的人。看守我们的人有三个团体：一个是直属长官公署二处的管理兵有十二三人，交警队五人，连上官兵百余人。他们进见敌（人）迫害我们，表示深厚同情与愤慨。对共军即将到来感到惶恐，都想逃亡。我们亦争取到个别分子，想掉头转向我们，但时机未成熟，力量太薄弱，监视重重，无法发挥力量。而且与我们关系较深的是连上士兵与交警。他们近日进行作战演习，行装已准备好，等待命令，即行出征。管理官员亦有部分遣散，蓝亦在遣散之列。希你找朋友定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渝呆过这段时间，以便我们之间之后必要的联络。

其它有关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将来如点交政治犯（确数蓝可告知），阻止屠杀，徐于执行命令有大权。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

此处，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等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与我们了。

以后万一蓝先生离开，我们必要与你接头又有妥当人时，我们代表人（用）“周梦华”名称。

第二批人是秘密处决，可慎重。不必要说即不说，以免引起朋友麻烦，但对组织上可作秘密谈判材料……

九

“吉祥”是狱内部分地下党员用的化名，执笔人是女共产党员胡其芬烈士，收信人为狱外的地下党员况淑华。据说况淑华在接信后立即向有关组织作了汇报，并在短短几天内准备实施一项劫狱计划，不料敌人抢先屠杀，整个营救计划落空。信中提到的“蓝先生”指的是渣滓洞狱的敌方看守黄茂才。这位黄茂才出身贫苦，因躲壮丁出来，在渣滓洞做一般看守。经过狱中地下党同志对他的有力争取，决心弃暗投明。黄曾冒着风险，先后从狱中为革命志士们带出信件近20封，并带回一批书报药品，这条极其宝贵的秘密渠道一直是渣打滓洞内的共产党员们获得同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仅此一例，也足予证明党组织对身陷“人间地狱”的战友们的命运尤为关心并在千方百计想办法营救。

然而，敌我在西南地区的战局变化太快了，快得敌我双方都有些估计不足——当然形势是朝我军节节胜利并比预期快得多的伟大胜利的方向迅猛发展的。

面对胜利与死亡，敌我双方都在想着各自的命运。历史在此刻已经清楚地告诉世人：灭亡的一定是蒋家皇朝，胜利的一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百姓。然而正是这种已经明摆着的命运，使得即将的胜利者更加渴望胜利，使行将的灭亡者更加垂死挣扎。

反动的和正义的，虚伪的和真诚的，无耻的和磊落的，在此刻皆在历史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着。而在所有的这些表演中，人的生命呈现出异常可贵或异常低贱的形态，因为人的生命在敌我交战的时刻，变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值钱，可又同时那么珍贵、那么坚强。

这时，革命者的表演是：宁死不屈，斗志高昂，等待胜利。

这时，反动者的表演是：虚伪百出，凶残无比，等待灭亡。

1949年11月22日。国民党方面：早上就可以看到的《中央日报》还有模有样地登载了重庆市参议会议通过的《保卫大重庆方案》方案，内容大致如下：

重庆为战时首都，西南重镇，举世注目。奠定戡乱胜利基础，必须确保重庆。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善，重新做起，犹未为晚，谨就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改善势在必行，分列如次，送请政府立即实施。军事方面：一、改善官兵待遇，增强作战能力；二、减少行政费用，补充前线；三、严禁克扣军饷；四、军令统一……政治方面：一、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前线；二、实行裁员减政；三、实行五户联保……经济方面：一、维持币信，以安人心；二、大量抛售黄金……

其实，这时的国民党重庆政府已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能做的也只是纸上功夫了。但在灭亡的最后时刻，他们也没有忘记忆将仅存的一点儿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以及同他们有个人阶级恩怨的革命志士。

伪重庆市市长杨森杀害自己的亲侄女便是典型的一例。

11月24日，一手执掌重庆生杀大权的伪市长杨森一边忙着奉蒋介石之令，到处杀人放火，一边仍然不忘“借刀杀人”。这一天中午，他突然想起自己的一个“仇人”还留在渣滓洞没有杀掉，于是立即命令手下的宾兵“干掉她！”而且末后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不留任何痕迹！”

“是！”

宪兵特务们立即到渣滓洞提人。“杨汉秀，出来！”这个被叫作杨汉秀的女共产党员就这样从女囚室被提走了。

这位女共产党“要犯”杨汉秀，就是杨森的哥哥的女儿。杨汉秀是位典型的封建家庭叛逆者，她曾受朱德同志的影响，弃家奔赴延安，在著名的“鲁艺”学习过。后受组织派遣，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这样一来，总与国民党“重庆市长”的叔叔杨森老唱对台戏。杨森本来就对哥哥的这个“不孝女”恨之入骨，偏偏因为1949年9月2日在朝天门发生了一场大火让杨家这对不共戴天的“国共”分子结下了死仇。

原因是这样的：这年8月下旬，蒋介石逃来重庆，既让杨森兼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又先后委任他当了川东报案司令和重庆卫戍司令。受蒋介石“厚爱”的杨森，此时官迷心窍，歇斯底里地对付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竟然决定在9月3日这一天，要组织全市“反共大游行”，其目的是要请蒋介石、蒋经国和所谓的盟邦使者前来检阅。蒋介石听说后很高兴，说支持这事，还为此次组织游行活动拔了专款。9月2日上午，获释在家的杨汉秀进城去看市面情况，当她看到市民们对第二天要举行的“大游行”漠不关心，毫无兴趣。这让她心中暗暗好笑，说“杨森大人”在老蒋面前吹了这么大的牛皮，看他明天怎么收场吧！就这样，她便独自放心去看电影了。没有想到看罢电影出来，朝天门一带已经是火光冲天了……这就是在国民党总崩溃前夕，发生在重庆的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九二”大火灾。面对火光冲天的灾情，杨汉秀奋不顾身地冲到现场，观察情况。她听说火头几乎是从几个地方同时发生的，火势正在向朝天门蔓延。朝天门处在长江、嘉陵江会合处，三面环水、一面起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很快就形成了一片炽热的火网，封锁了所有陆路。旧重庆的朝天门一带人烟最为稠密，一家接着一家的银行、钱庄、商号、货栈和鳞次栉比的棚户、捆绑房屋，在突然袭来的火灾面前顷刻间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百姓为了逃生，摩肩接踵拥挤在这块狭窄地带，有的涌到码头，跳上各色船只。想不到的是沿江船只也起火了，“砰砰”“嘭嘭”的汽油桶接连爆炸，逃难的人们只好往江中跳。江面上，顿时到处飘浮着千百个呼救的人头，以及满江散落的物品和燃烧着的汽油……火势越烧越猛，消防车根本抵不上用。朝天门的岸头、江上……到处不堪狼籍。如此特大火灾，让杨森等反动政府的头面人物们慌了手脚，为了逃脱责任，他们在大街上随意抓了两个无辜百姓，诬以“共产纵火”的罪名，不加审讯地就枪杀在大街之上。这两个无辜百姓一个是被堵着嘴巴的重庆劳福医院药剂师，另一个还是在一路上只会叫唤妈妈的娃儿。

身为市长的杨森对此次火灾大为恼火，一方面是因他不能在第二天为老蒋举行原先说的“反共大游行”，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国民党日落西山时自己的领地上又让老蒋亲眼看到了如此狼狈的景象。“有人成心想拆我杨某的台！”杨森气急败坏地自己这么认为。

“肯定是共产党又跟我过不去！”杨森连一秒钟都没有多想，他一下把矛头指向他仇恨的中共分子们。果不然，9月3日的《中央日报》上反共文章频出，说什么：“渝火”除了共党分子放的不会再有人干这事。

杨汉秀见报后无比愤怒，当着杨森的家人断然指出：“这是有意纵火，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在山城的重演。是杨森军阀成性，在崩溃前对重庆市的大破坏！大暴行！”她的严正厉辞，吓坏了杨森的几个姨太太，她们嘶声地警告杨汉秀：“你这样招凶，市长听到了，要活剐你的呀！”杨汉秀不怕，声言她就是当着“市长叔叔”的面也会这么骂他，末后她还满腔蔑视地加了一句：“哼，究竟谁剐谁？要到了沙场上才晓得！”

杨森因为“九二”火灾激起的民忿太大，也急需借一个有影响的人头，方能欺骗舆论，转移视线。回家一听说侄女“赤共”杨汉秀如此痛骂他，不由令他恼羞成怒。“好嘛，老子正好要借个人头解解恨。就她了！”杨森气不打一处出。

9月17日深夜，杨汉秀在飞来寺被自己的“市长叔叔”第三次抓捕，而执行杨森这一阴谋计划的全是他的心腹爪牙。

在杨汉秀身上，杨森本是有“一石三鸟”的打算。只要能用任何办法使她同“九二”火灾联系起来，他就可以用她杨汉秀是从延安回来的这一身份，将共党分子公开枪杀。这样，上可以在蒋介石处邀宠，下可以为“九.二”火灾卸责，同时也算除去家族中的心腹之患。哪知在审讯中杨汉秀抵死不开腔。拖了一段日子，在毛人凤着手清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政治犯，准备分批“秘裁”之时，杨森想到了他的这位与他势不两立的“共党侄女”，于是咬咬牙，嘱咐特务分子张明选时将杨汉秀秘密杀掉。

“秘裁令”下得仓促，而对于如何秘裁杨汉秀又成了一个问题。刑警处的高级官员们曾做过秘商，有过几种方案：一是在牢中扼死，以狱毙报案；一是雇小船推出长江，半夜后勒死推下河去。但由于杨森要看已处死的照片，还得同时向保密局西南特区呈报，最后特务们策划的方案是：弄到郊外荒僻处勒死，照相后再盖土复命。

刑警处的这次行动搞得十分鬼祟。先是出动两辆车在郊外找地方，几经周折选定了在重庆市与巴县交界处的金刚坡——一处松林阴森，附近没有人家的破碉堡里。特务临时在碉堡里挖了个浅坑，还派出便衣特务在路上当游动哨，之后，才在重庆大华饭店租了一辆黑车轿车，以转移为名将杨汉秀骗上车，由副处长宋世杰，刽子手谢春浓，看守所长项着邦随行押解。

黑色骄车到达歌乐山下，已经有一部吉普车等候在此。由特务宗慎之交了一跟绳子一幅白绸给另一个特务项正邦之后，令其“过了歌乐山街上就动手”。当车辆驶入树林荫蔽的黑影中时，这两个特务猛地向杨汉秀扑去，迅速用白绸蒙上她的头，然而死死地把绞索套在她的脖颈上去。杨汉秀尽管套着手铐，还是拼死反抗挣扎，于是车上出现了一阵激烈的肉搏……特务项正邦被折腾得使不动劲，便又改为由他来抱住杨的双脚，谢春浓抓住时机，绞勒上面的绳索。这样，两人才把杨汉秀勒闭了气。

“快扔车下埋了！”

轿车停到破碉堡前，特务们慌忙地将杨汉秀的尸体往下扔，不料发现杨汉秀还未断气。“快补枪！补一枪嘛！”特务们慌乱地又拔枪补射。随后，特务刘怀琦对尸体照了相，众特务再将尸骸抬到碉堡中掩埋。当时凶手们特别紧张，除谢春浓从杨汉秀手指上抹去了一枚带血的戒指外，他们在给杨埋土时竟顾不上把手铐取走，而且土也只盖了极薄一层，便驾车速速逃跑了。

反动派如此没有人性，竟然对自己的亲属也敢如此狠毒！他们正是——

讲着人的语言，

穿戴着人的衣冠，

完全同人类一个模样儿，

却长着蛇与狼的肺脏。

让天真的生物学者去疑惑——

世界上会有这种动物！

这里的二百多个人，

每一个都是活证，

每一个的身上永留着它的爪痕。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的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像金子一般的亮！

像金子一般的坚！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

木的杠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老虎凳”、“鸭儿浮水”……

“水葫芦”、“飞机下蛋”……

多么别致而又丰富的字眼呀，

在它们的辞典上，

是对付反抗者的工具，

是赏心乐意的游戏；

而在人类的斗争史上，

却用鲜红的字迹注写着：

炼成钢的熔炉，

琢成玉的磨牙。

你，断了腿的，

你，折了臂的……

让自己底躯体废残，

为了花朵开放得完美，

为了果实结累得丰盛。

是收获的季节了，

当着你的朋友

爱人、

同志……

每一处伤痕呀，

都夸示着它所表现的光荣，

它所包含的意义。

这一天，“黑牢诗人”蔡梦慰完成了他的长诗的“第三章 意志在闪光”。他完全沉浸在对敌人暴行的仇视与对那些不惧毒刑的战友的崇拜之中……

监狱外面的天即将迎来黎明，而黎明前的黑暗在重庆歌乐山那一方土地上空更加黑暗。

此时，身陷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们虽然已经隐约能听到解放军的先前部队开向山城重庆的阵阵炮火声，却依然没有完全预设到垂死的敌人已经开启了屠杀他们的具体行动——

11月24日上午。按照毛人凤和徐远举的指令，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面谕”文书组，将看守所全部档案、员兵、人犯名册和图书室书籍焚毁，并相继陆续开释了保密局在押的违纪人员曾宜南、杨伯清、刘若水、李树等。

同日，毛人凤当面指示周养浩：清理丙种会报的积案，速列表呈送杨森核批。

“一下枪毙这么多人，杨市长会不会有议异？”周养浩接过名单，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在国共生命决战的关键时刻，像杨森这样曾与共产党的总司令朱德共事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会不会“反水”？于是这位忠诚于蒋介石的反动特务突然小心翼翼地问了毛人凤一句。

毛人凤冷笑了一声，说：“他连自己的侄女都不留情面，那些关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共党分子跟他有什么关系？放心吧，委座已经给他许多好处了，谅他不敢这么忘情负义。”

“那就好。”周养浩说。

注意：毛人凤指令周养浩交杨森审核枪毙的“丙种会报的积案犯人”，并非是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那些革命志士，而是关在另一处叫“新世界”的所谓“案犯”，共32人。

25日，杨森很快批准了周养浩送来的这份枪毙“要犯”的报告。周养浩从杨森处领取“核审”的报告后，即向毛人凤作了报告。

“别忘了梅园那边还有两个人……”毛人凤阴阴地说。

“杨虎城的副官和勤务兵？不是说不杀他们了嘛？”周养浩一听，有些疑惑起来：九月份杀杨虎城时，他曾经专门为杀不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时还特意问过徐远举，徐当时明确说是“上面”没说要杀这两个人。现在怎么又要……

“你去处理。总之，委座对留这样的人是不感兴趣的。”毛人凤又说。

“明白了。”周养浩知道怎么干了。于是他回去后就忙着这事，因为后面他还要做“更大的事”，而且时间已经没多少了。

于是，也有了当日下午4时左右，特务小头目杨进兴派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陈紫云、李大富到“梅园”下马路边挖坑。晚8时，杨进兴和白公馆看守组长安文芳以“坐飞机到台湾”为由，将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骗出杀害。应该说，阎继明和张醒民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杀害的。他们俩人有理由这样相信老蒋不会杀他们，其理由是：9月6日那天，如果老蒋已经下决心要“斩草除根”的话，那天晚上在杀杨虎城一家和其秘书一家时，连他们俩个“根除”还不容易！如果想杀，有何必非等到四五十天后的今天？阎、张，毕竟太天真了，他们哪里能知道老蒋对“西安事变”之痛恨！不杀张学良，其实也非他老蒋的真实愿望，只是迫于各种太多的压力而已。杨虎城是必死的，与杨虎城相关的人也是必死的，这两点他老蒋心目中一直是十分清晰和坚定。对此，老蒋手下的人也是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也是必然的。

蒋介石和那些追随他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才不会心慈手软呢！阎、张被杀后，由特务陈紫云、李大富草草掩埋在梅园下马路旁事先挖好的坑里。

“我不想看到重庆留给共产党一砖一瓦，更不想看到那些共党分子在毛泽东的军队进城后那种欣喜若狂的样子！”早在前两天，听说贵阳“失陷”时，蒋介石就咬着牙关对毛人凤这样说过。

“所以，该杀的都杀！该炸的都炸！”蒋介石又发狠地补充了一句：“早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是。”毛人凤对主子的指令从来不含糊。

现在留给毛人凤的就是最后两个问题了，即：什么时刻动手？怎么个动手法？

“从目前时局看，共党的军队至少还有十天八天才能打进重庆城来吧！毛人凤掌握着“一线”的绝对军情，所以他嘉陵新村6号的住所里不知掰过多少回手指，算来算去，共军进城至少也是在12月初吧！

根据这个时间表，处决白公馆和渣滓洞及“新世界”的二百多名共党“要犯”也是有足给时间了——每天三十来个，七八天也够了。杀人魔鬼毛人凤盘算杀共产党人就像在玩麻将牌一样，轻松又惬意。

“从白公馆和渣滓洞先提30来个最不能留的要犯！”毛人凤正式开始启动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的行动令——

25日午后，特务徐钟奇来到毛人凤办公室楼下的房内列表核签白公馆处决名单。周养浩走进徐的办公室，看到处决名单中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仅一岁、两岁的小孩小华、幼华时，有些惊诧地问徐：“怎么，连这两个娃儿都要处决？”徐答，是毛人凤的命令。

周养浩不再说话了。这时，楼上的毛人凤正好从办公室出来，听周、徐的对话后，冷笑地对周养浩说：：“你们自己的小孩都难保，这些小孩留下来还有什么用？”

“明白了，局座。”周养浩立即毕恭毕敬地。

“局座。关于处决白公馆要犯的审核名单和渣滓洞的名单都在里面。”特务徐钟奇向毛人观递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

毛人凤点点头，这里面有黄显声、许晓轩、刘志国等要犯，得请委座亲自核批。”说完，他向门外走去，突然又折身回头对周养浩说：“你通知徐远举处长，明晚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是。”

敌人的屠刀已经拔出……11月26日晚，已从嘉陵新村移居“漱庐”何庆龙公馆的毛人凤，将渣滓洞大屠杀名单交徐远举执行。在此之前，徐远举已通知“乡下”公产管理组保管主任何铭组织人员挖埋尸坑。何铭动员交警二总队机二中队在松林坡挖了三个坑。事后给了一笔钱买来猪肉、香烟和柑桔，以示犒劳。

同日当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召集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由看守组负责执行，事务组负责掩埋。

当晚，渣滓洞内的“黑牢诗人”仍在向同室难友们诵读着他白天完稿的长诗的第四章“欢迎呵，战友”——

欢迎呵！

亲爱的战友，

同志。

你是来自何方？

哪一个村，

哪一座城，

已掀起解放的巨浪！

只有混浊的开水，

只有残余的烟蒂，

而友爱的手指，

早拂去了对于魔穴的疑虑。

才经过熬煎的心灵，

才经过折磨的躯体，

像浸在温泉里一般安适舒坦……

寒夜，一角薄毯的分享，

使全身全心都感到暖和。

燕子，

会带来春信；

来自火线上的人，

传播了斗争的捷音：

——东山坡呀，

——西山坪呀，

人民已经翻了身！

在放风场上，

每一双眼睛放着亮，

每一个脸颊发着光，

火呀，在深心里熊熊地燃烧……

一口冷锅，

几床破絮，

家，破了，无所叹息。

暴风雨的夜里，

该有多少林间的巢倾覆？

该有多少浪里的船沉没？

在同难的弟兄间，

你看到家人的面影，

也感到和家人一般的温存。

像潮水退了，

被抛留在岸洼里的鱼，

共同的苦难，

共同的企愿，

使大家濡活在彼此的沫液里。

既已听见了潮鸣了，

排山倒海的浪涛呀，

必然的，更接近了，

更接近了呀……

十

“妈妈，妈妈，我饿，饿……”这是另一所“人间地狱”里发出的一声声细弱的童声。这童声来自那座异常阴森的白公馆。

妈妈没有回答。妈妈看了一眼瘦得皮包骨的三岁儿子没有回答，只是把头扭到了一边，顿时妈妈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爸爸，我饿，饿！”童声转向一旁的父亲。父亲轻轻地抱住儿子，将其裹在怀里，轻轻地安慰道：好儿子不叫，等天亮后爸爸一定给你弄点吃的呵！现在你睡，睡了就不饿。”

“可我睡了会更饿的。”儿子很不情愿地躺下，嘴里嘀咕着。

“哇！哇——！”突然，另一个婴儿在妈妈和爸爸中间大哭起来。

“不许出声！”铁窗口，特务的手电光射进楼下的那间孩子哭叫的囚室内。

“你没看是孩子饿了才哭的嘛！”爸爸和妈妈一边护着孩子，一边生气地回敬特务。

“等明天会有‘好吃的‘给他们的！快睡觉，不许出声了！”特务凶狠地说着。

“听见了吧，明天爸爸妈妈一定会弄点好吃的给你们的。好，现在儿子们都睡吧，睡到明天天亮……”父亲抱起才八九个月的小儿子，嘴里轻声哼着：“宝贝，宝贝——你爸爸妈妈在天亮后一定给你们弄到好吃的……”

父亲唱着自编的摇篮曲，哄着儿子进入睡梦。而一旁躺着的妈妈则不停地抽颤抖着低声抽泣……

这是白公馆里一对特殊的患难夫妇；这是一个特殊的狱中患难家庭。

父亲叫王振华。妈妈叫黎洁霜。他们的大儿子，叫王小华，三岁。小儿子才几个月，叫王幼华。年轻的夫妇俩都不是重庆本地人。丈夫王振华，又名王树本，1909年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于日寇之手。当时正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的王振华，立即投入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救国运动之中。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感召下，王振华串联一批学生到南京请愿，结果被北大开除学籍。此后热血青年王振华转到上海，继续从事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后因触怒了反动派，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促成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王振华才被释放出狱。此后他在香港短期停留并继续从事抗日主张，撰写了《泸港两地组织的争论》等文章。这时候，他与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广西苍梧籍女青年黎洁霜结识，两人相互倾慕，遂为知音。不久，这对恋人一同来到广西梧州，小住一段时间。随后王振华应重庆《新蜀报》的邀请，只身前往重庆当记者。后王振华又与几位青年知音创办了进步报刊——《工人呼声》，并公开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散发，鼓动工人罢工。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1940年5月，王振华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经过严酷审讯，认定他为重犯，关进“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王振华入狱时，他的恋人黎洁霜正在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国民党特务在逮捕王振华之后，很快在搜查其住处时发现了黎洁霜寄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正在寻找王振华的黎洁霜就这样也被敌人被捕。被捕后的黎洁霜，为了尽快与日夜思念的恋人见面，便声称她已和王振华结婚。这样敌人才把她一起关进了白公馆。

之后，敌人把王振华作为“重犯”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长期监禁。

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反动派为了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革命人士而设立的一座人间魔窟，位于息烽县城南不远的朗阳坝。这里地势险要，四面环山，碉堡林立，随山坡起伏，有三层城垣式的围墙。围墙之中又分三层，层层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所谓的斋房。许多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志士都曾在这里被长期囚禁。

集中营的敌人了解到王振华、黎洁霜有较高文化水平与才干，妄想软化拉动他们，为其罪恶目的效劳。特务把王振华监禁在所谓“感化所”，不带脚镣，门不上锁，在小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黎洁霜则被关在“义斋”女牢，封为室长。狡猾的特务企图引诱王振华，要他跟他们一起干。这个阴谋被王振华当场揭穿，严词拒绝。敌人又要黎洁霜跟他们“合作”，监视同室“女犯”的情况。黎洁霜根本“不领情”，相反，她对同室女难友说：“你们放心，我是同王振华共患难的，不是向敌人打小报告害人的。”而这期间，她与从延安派回重庆作地下工作不幸被捕而关在一起的共产党员张露萍非常亲近、感情笃好，思想也进步了许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被迫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内处于暂时和平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不得已撤销了息烽集中营。然而敌人所认为的“危险人物”和“重犯”们并没有获得释放。王振华和黎洁霜等人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继续监禁，关在楼下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牢室内。

这对革命的恋人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1947年，黎洁霜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王小华。狱中生活异常艰苦，做妈妈的黎洁霜没有什么奶水，所以孩子长得格外瘦小、畸形，头大身小。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情景，觉得有机可乘，多次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同情王振华夫妇，以劝其写“悔过书”为条件释放他们全家，但当场遭到年轻的妈妈黎洁霜的断然拒绝。对此，王振华骄傲地称妻子是“有骨气的巾帼女杰。”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王幼华。残暴出名的刽子手杨进兴足下没有儿子，见到刚才生下来不久的王幼华乖巧又可爱，便威胁王振华把小幼华抱走作他的儿子。王振华知道了这个可耻的目的，不予理会。黎洁霜则愤怒地骂杨进兴，并告诉他：“宁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给你这样的王八蛋做儿子！”

笔者在写作此书时，多数到过白公馆，也多次看过王振华一家四口住过的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每每在此停留片刻，每每心头都会隐隐作痛：一对年轻的革命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们双双入狱，又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结婚、生育，靠每天喝半碗发霉了的稀粥养育俩个幼儿，而凶残的敌人在最后时刻竟然会对这样的一家四口采取了“斩尽杀绝”……

“大屠杀的那天，刽子手们最先把王振华一家从牢房里押出来。当时我们所有白公馆在押人员都以为再凶残的敌人也不至于将两个幼儿也一起杀害，所以有人就喊了起来，说把孩子放下。可是特务们根本不听。我的牢房正在王振华一家的上面，下面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只听敌人在催着王振华夫妇‘快走快走’，王家的俩个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们的母亲黎洁霜这时就向特务们乞求道：‘你们枪毙我们可以，给我们多打几枪，可把孩子留下来，他们还小呀！’谁知特务恶狠狠地回答她：‘不行！小崽子一起枪毙！’黎洁霜忍不住悲愤地痛哭起来。‘不要哭！跟这帮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条件可讲的？’只听王振华大声喝住妻子。后来，敌人就在白公馆外的松林坡将王振华一家全部活活地枪杀了。重庆解放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到遇难烈士的被埋地现场，看到王振华一家四口死的惨状：夫妇俩各抱一个孩子，孩子的小手都是搂在大人的脖子上，子弹穿过孩子的胸部，小腰下全都被打烂了……那情景惨不可睹。”笔者在2009年采访当年从白公馆脸脱的郭德贤老人时，她这样回忆道。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屠杀之一。王振华的小儿子在11月26日晚上时，还因为饥饿而向他的爸妈要吃的，无助的父母只好哄他到天亮后给他“弄好吃的”，王小华带着这份企望而入睡。然而可怜的孩子哪知天亮后连发霉的稀粥都不可能再有了，等待他的只有惨遭杀害的命运。孩子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怀着极端的恐怖随父母迎接要命的子弹。最最可怜的是那个只有八九个月大的小儿子王幼华，当一串罪恶的子弹穿过他小胸膛时，他连喊一声“爸”“妈”都不会便永远地离开了他还很陌生的世界……

十一

黎明前的黑暗如此黑暗，黑暗中的黎明啊你如此叫人悲愤！悲愤——！然而刽子手们对革命者的凶残屠杀丝毫不会因王振华一家的悲惨命运而慈悲手软，相反他们举起的屠刀更加溅满了血腥……

有人说，疯狂的屠杀很可怕，其实理性下的屠杀更可怕。发生在1949年的重庆“11·27”大屠杀，即蒋介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是在周密计划、十分理性下实施的一次疯狂屠杀，因而它的残忍到令人发指。

大屠杀从这一天早上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27日一大早，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六点前吃完早饭，然后“各就各位”，“坚决彻底地完成好任务”。

“是！为党国效劳！为委座效劳！坚决完成任务！”特务们像喝了鸡血似地充满杀气，他们异口同声地效忠道。

“突突……”这时，只听白公馆响起一阵马达声。这是特务看守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车进城找毛人凤。而与此同时，关押在“慈居”地下室二处看守所的17名政治犯和嫌疑犯当中的王有余、朱镜也一早被移送到渣滓洞。

上午，徐远举在老街“慈居”二楼处长室，召集雷天元、龙学渊、熊祥密商，决定由雷天元、龙学渊共同主持渣滓洞大屠杀，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徐远举要求在执行时须特别注意内外警卫，避免枪声惊扰。寄押在白公馆的案犯一并执行，执行完毕后焚毁渣滓洞看守所。

下午4点半钟左右，白公馆监狱还没有开晚饭，陆景清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接电话，命令杨立即开始进行白公馆大屠杀。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获得核批的这次大屠杀计划共要杀害28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需要作一交代：当时在大屠杀开始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鋕、罗广斌等27人则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身陷白公馆监狱的“要犯”们虽知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肯定早晚会向他们下毒手，但敌人到底何时举起屠刀仍不十分清楚。

这一天早饭后，单间关着的黄显声将军照旧起来理了理他那刚硬的头发，然后挺起胸膛，做了一个深呼吸，又重新开始他每天坚持的“狱操”。所谓“狱操”，就是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转圈走动。这也是将军被关10余年能够始终保持良好身体的秘诀。

“黄将军，今天有什么好消息？”隔壁的囚室里，传来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的低声寻问。

黄显声依旧不动声色地在走动。突然，不知不觉中他将一个废烟盒扔到刘国鋕他们的牢房门缝口……

这是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地下党员举办的“狱中挺进报”的消息来源信道——由黄显声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报刊上获取消息，再由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人通过狱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渠道在狱中传送。

11月27日，黄显声仍然做着他的这份“特殊工作”。这是他到白公馆后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作为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下和1938年正准备投诚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53军中将副军长的黄显志，蒋介石的特务分子们对他既仇恨又有几分惧怕，所以他在监狱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看报，而这也正好让黄显声能够有机会接近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和爱国革命志士。当时监狱里的多数共产党员并不知道身穿国民党军装的黄显声其实与我中国共产党早有密切的联系，这位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东北好汉，跟随张学良后，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西安事变后，他曾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请求，因周恩来希望他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一直在国民党的53军中从事爱国抗日和反蒋的军事斗争。黄显声的所作所为，自然令蒋介石怀恨在心。

1938年2月2日，在蒋介石指令下，特务们设下圈套，在武汉将黄显声将军被捕。黄显声被捕后不久，转移到湖南益阳，1939年又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贵州息烽集中营位于贵州中部个贵州北面的息烽县境内。这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是蒋介石专门为对付共产党人和那些反对他的人而设立的，大多数是“政治犯”。像叶挺、杨虎城等都先后被关押在这里。囚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过着非人的生活，通常都是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特务们还美其名曰为“斋房”。此牢房几天不倒一次马桶，室内臭气熏天，蚊蝇蛆虫成堆，每人以一尺宽的地板当床。一天两餐饭，每餐不超过两小碗霉饭烂菜。凡是蹲过这个监狱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会患上肠胃病和瘫痪、风湿、浮肿、夜盲症等疾病，甚至活活被折磨致死。然而，在息烽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在狱中地下党领导下，依然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后来敌人才答应每隔一周或两周“放风”一次。这里“放风”是用竹子在靠近“斋房”的平地上编成一个笼，把“囚犯”一批一批地赶进竹笼，让他们在里面走走，稍微活动一下又关进监狱。站在这个竹笼里只能抬头看天，其它什么也看不见。凶残的敌人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来磨灭革命者的意志。

黄显声看着这个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心中充满了悲愤。面对敌人，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并经常对难友们说：“咱们坐牢也要做一个‘虎入笼中威不倒’的硬汉，咱们是不怕这些狗看守，只有让他们怕咱们才是！”黄显声自己首先说到做到。监狱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可黄显声总是昂首挺胸，从不垂头丧气。他声音洪亮，步履刚健，时时表现出一副标准的军人风采。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贩卖反动法西斯毒素。息烽集中营特务头目周养浩却奉若“新约圣经”，布置全监“政治犯”不仅必读，还要写读后心得。周养浩出了邪招：每月向“囚犯”们发笔记册两本，逐日收回，审查内容。黄显声对此极为愤慨，冲周养浩等特务说：“一个丧权辱国的人还能写什么书？”黄显声拒不写心得，并把发给的笔记本作大便纸用了。周养浩又恼又没办法，最后也只好作罢。这年周养浩又弄出个“生产组”的名堂。四组组长郑星槎，是个军统成员，原在国民党海军任舰长，由于触犯军统纪律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是个受优待的犯人，周养浩很器重他。于是郑星槎便仗势欺人，对同监难友随意使唤，稍不如意就张口骂人。有一次，郑星槎来三组要文具纸张，却不遵守领物手续，反而破口大骂组员尚承文，黄显声再也压不住胸中怒火，举拳将郑星槎痛打一顿。周养浩十分恼火，认为打狗要看主人的面，这是打奴欺主。于是，周养浩便在星期一的纪念周（国民党搞政治说教的一种形式）会上，宣布黄显声违犯监规，要他当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黄显声根本不吃这一套，在众目注视下，他以压倒敌人的气势，迈开矫健的军人步伐，昂首阔步走上前台，挺胸直立，目光炯炯地怒视着周养浩，最后逼迫使周养浩不得不就此罢休。

1944年冬，息烽军统训练班送来一批表格，这是一种五人连环保的指纹表，规定每人在表上盖十个指纹，再填五人连环保。全监狱难友都很气愤，认为这是侮辱人格的做法，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黄显声身上。黄显声拿着表格直奔营部办公室对周养浩荡说话：“我是不填这种表格的，也不盖什么手指纹印子，你们不放心，可以把我送到斋房去。”周养浩自知不是黄显声的对手，只好连忙解释说，这个表格并非监狱所制，是训练班送来作实验的，不填就算了。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硬的不行，敌人又施展软的办法，企图软化黄显声。这年冬，重庆送来一批旧棉军衣，说是发给被关押的“修养人”御寒，集中营的职员则每人发一套新棉军衣。周养浩特意叫总务组为黄显声发了一套新棉衣，试图拉拢。黄显声拿到新棉衣后，立即到总务组保管被服处换了一套旧棉衣。周养浩看了很奇怪，问黄显声说：“我叫他们发新的给你，你为什么还穿的是旧棉衣呢？”黄显声说：“我坐牢就应该穿旧的，这件棉衣虽然破旧，经我洗净补好后，穿在身上从心里感到干净利落，新棉衣不合我身份，我穿不惯。”周养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哑然而去。集中营生活组卷烟部，除生产一般纸烟销售外地还生产一种“四一”牌优质香烟，赠送特务首脑或其它军政人员享用，集中营内只有周养浩一能能吸这种烟。黄显声吸的烟都是在“四一合作社”购买的一般香烟。有一次，周养浩指着黄显声吸的香烟说：“以后吸烟就到卷烟部去拿优质的‘四一’牌，不要到合作社去买了。”黄显声当即拒绝说：“那种烟我吸不惯。”为了避免周养浩再来找麻烦，他干脆托人在贵阳买来烟丝、卷烟纸、香料，并用木板自造了一个木卷烟机，自卷自吸。这个卷烟机后来一直带到重庆白公馆。黄显声对难友黄彤光说：“吸烟本是一个小节，但不能因此沾污了我的人格。”

黄显声为人豪爽侠义，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们，也对他十分敬畏。他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被许可在管理人员陪同下到狱外散步、游泳。因为囚禁的时间久，同其中一些特务有些交往，可以到特务家里玩。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要对“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关押的政治犯下毒手，这件事黄显声事先已有所闻，知道自己也免不了一死。这时有个想戴罪立功的特务，悄悄来到黄显声住处，劝他逃走，并且还为他设计了越狱方案，在这生与死的关头，黄显声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全狱同志，他说：“假如我逃走，狱方事后发现，必然加强警戒，那么其余的人一个也逃不出来，而且更会加速把他们统统杀掉。所以我不能一个人逃走。要逃，所有的囚友应当一起走。”

这就是黄显声。一个爱国将军，一位共产党的挚友。

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前夜。黄显声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进展情况，曾向白公馆的“政治犯”看守特务做过种种分析，他预言上海可能在端午节前后解放，重庆可能在年底前后解放，这些科学分析表明了黄显声卓越的军事眼光。

话说回1946年秋，国民党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减缩了编制，贵州息烽集中营因而关闭。黄显声被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是“中美合作所”第一看守所，这里关押的政治犯是敌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多数来自贵州息烽、重庆望龙门、石灰市等监狱，黄显声、宋绮云、许晓轩、许建业等都囚禁在这里。黄显声被关押在二楼靠左边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在黄显声突然发现身边有个又瘦又小的男孩，那孩子身体特别细弱，圆圆的头长着一双纯真的大眼睛，身上穿的衣服虽是旧的，但很整洁。这个孩子就是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的幼子宋振中。《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宋绮云夫妇最初也关在息烽，后来转移到白公馆。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宋绮云在牢房关押时间太久，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小萝卜头”六岁时，父亲曾想乞求特务让孩子出去读书，特务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来当小萝卜的老师”。黄显声知道后，主动提出。从此黄显声就成了这个刚满六岁的囚中学生的老师。他第一课教“小萝卜头”的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黄显声对小萝卜头每天的学习安排是：上午学习语文和算术，下午学习俄语和图画。“小萝卜头”在黄显声培养下，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遇到特务监视他们一老一小就用俄语交谈。后来“小萝卜头”就是用这种敌人听不懂的俄语给狱中地下党传递信息。

“小萝卜头”和父母及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分子用极端残忍的暗杀方式秘密处死的消息，黄显声是知道的。毕竟数回与老蒋斗争，黄显声知道在重庆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之时，他和数十位在白公馆被关押的“要犯”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因此前些日子，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偷偷为黄显声准备了一把自卫武器——匕首。从已有的历史档案和敌我双方相关人员那儿获得的材料中，还没有见过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监狱里的革命志士手中有过比一把匕首更重要的自卫武器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狱中的地下党组织对黄显声将军的启重和深厚的友情。

27日下午。时针刚过四点，白公馆突然里外三层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宪兵团团包围着。

“黄显声先生请出来！”特务看守长杨兴进跑到楼上的第二牢房，装着很客气的样子，叫道。

“什么事？”黄显声预感事敌人有“大动作”，便佯装寻问了一声。

“督察长请黄先生谈话，马上走，李副官也一道去。”杨兴进这样回答道。

“谈话“？黄显声一听，便知凶多吉少，于是他在趁戴帽子的机会，把珍藏在铺盖下的匕首迅速插在身上，然而走出牢房。他的身后，是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副官李英毅，俩人一齐跨出牢门。黄显声将军走到白公馆院坝中间，以军人的特有姿势，向牢中的的难友们挥手“再见”。

“再见！黄将军走好……！”难友们深情而悲愤地目送黄显声和李副官走出白公馆，只见他俩迎着北风，向溪边的步云桥走去。

这是一条久年失修的破桥，当黄显声的脚刚踩上桥面的一块枯朽的木板时，特务杨进兴迅速从腰间拨出无声手枪，朝黄显声的背上连开两枪，罪恶的子弹一颗打穿左臂，一颗打穿后背。受到袭击的黄显声猛地摇晃着身子，跄踉地朝前迈了两步，然而坚难地站住后，缓缓转过头来……只见他满嘴吐着鲜血，愤怒地使出全身力气，冲特务们骂了一声：“你们这些国民党法西斯……！”便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站在杨进兴身旁的另一特务也举枪向李副官射击，中枪者“哎呀”一声，横倒在黄显声身边。特务杨进兴似乎还不解恨，上前一脚踏住已经断气的黄显声的颈子，从死者手腕上扒下一只自动表，又随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黄将军的礼帽。“他身上怎么会有匕首啊！”突然，杨进兴从黄显声的腰间摸到了一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干完了吗？”这时，驾着摩托车的陆景清正好从毛人凤那里回来。神魂未定的杨进兴举着匕首，跳上车子后对上司说：“事倒做完了，没想到黄的身上会有这东西啊！”“要小心点，要犯们厉害着呢！”说着，俩人乘车一同回到白公馆，准备实施他们的第二批屠杀……

“刘笃一、白银山！你们两个出来，保人给你们开释了！”杨进兴一回到白公馆，便嚷嚷开粗嗓门，以又一个谎称点了俩位被军统内部关押的“违纪分子”名字。几分钟后，刘笃一、白银山以同样的方式被枪杀于步云桥边。

此时，天色渐黑。特务分子似乎不再顾忌什么了，看守宋惠宽、程遂愿押着谋刺蒋介石的嫌疑犯何仲甫和陈为诚，刚出白公馆，就在左侧转弯处的桃园边将何、陈处决。特务分子分别从陈为诚的手腕上抢下手表和金戒指，然后两个刽子手互相往对方的肩膀上捶了一拳，乐嗬嗬地说：“收获不小！”

此刻的白公馆内极度紧张，难友们已经知道特务们的大屠杀已经开始，而刽子手们也不再掩掩掩蔽蔽了，按照预先的分工，他们有人负责在监狱里点名提人，有人则把人押到白公馆外面的松林坡和步云桥两个地方实施枪决，有人则在这两个地方挖坑埋尸，“一条龙”的杀人如屠斩牲口那么简单，那么程序化，那么满不在乎……

特务杨进兴所带的刽子手们从下午四点多一直延续到傍晚六七点钟，先后连续进行了四批屠杀，整个白公馆已是一片血腥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与“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

“不许唱！死到临头了你们还唱什么？”特务们气急败坏地用枪托敲击着一个个牢门，然而整个白公馆的每一个囚室内的难友们此时已不再理会这些恫吓了，他们依旧高呼口号或高唱国际歌。有的则直冲特务们怒吼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今天你们杀了我们，明天解放军绝不会饶过你们！”“哈哈，明天我们在阴间等着你们这些王八蛋！”

“真是不可思议：都快死了的人，嘴还那么硬！”特务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特务们自然不知道，其实就在大屠杀开始的前两天，监狱里的临时地下党支部便作出了决定：在敌人很快实施杀人计划时，作为共产党员的狱中同志，必须做到临危时“脸不变，心不跳”。当敌人行暴时，可以呼口号、骂反动看守和特务们，以鼓舞斗志和士气。地下党支部的决定给了难友们极大鼓舞和教育，因此每当敌人押走一批同志时，囚中留下来的人会自觉地呼口号、骂刽子手们，而且轮到自己被敌人拉出去枪毙时，依然面无惧色，表现出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本色，这些都在敌人阵营里引起巨大的恐慌和紧张。

屠杀仍在疯狂地继续……

就在这时，素有“杀人魔鬼”之称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带着另一批特务出现在白公馆，他们是奉徐远举之命，专门来处决由特务组织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看管的一批共产党“要犯”……

新的更大一轮的大屠杀又开始了——

“熊世政！”

“丁地平！”

“谭谟！”

“……”敌人在一个个点名提人。

“同志们，再见了！”牢房内，难友们相互握手告别，有的则忙将身上仅有的物品留给狱中的同志。

“刘志国，出来！”敌人走到楼下二囚室，冲里面吼道。

那个被点到名的年轻共产党员，他就是《红岩》里刘思扬的原型刘志国。“急什么？等我把诗作好了嘛！”蹲在地上的刘志国不紧不慢地这样回答牢门口持枪的特务们。

“要得你个刘志国啊！”特务们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这样蔑视他们的“枪决行动”，顿时吼道：“都要枪毙你了，还作他妈的啥子诗嘛！”

“走！”几个特务乘势上前将刘志国揪起便往牢房外走。

“再见吧！同志们，我先走一步了！”刘志国突然用力甩了一下胳膊，回头对同室的同志罗广斌等说：“记住同志们：如果哪一位同志能活下来，一定要把这些刽子手今天的凶残屠杀向人民公布！”说完，昂头走出白公馆。

“打倒蒋介石反动派！”

“人民就要胜利啦！”

“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志国一路高喊口号，一路大声背诵着他刚刚写就的诗句：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神经有毛病！死了还不后悔？快快去死吧！”恼怒成朽的刽子手们早已不耐烦了，端起枪杆，连续在刘志国的头上、身上扫去……

“你们……不得好死！”倒在血泊中的刘志国没有立即断气，当他最后睁开眼睛时，仍冲着刽子手们愤怒地骂着。

“看你的嘴还能动不——”一个刽子手举着手中的枪杆，用刺刀猛地捅向刘的嘴里……刘志国再也没有动弹。而就在这时，另一个刽子手似乎依然不解恨，举起枪托又朝烈士的头上砸去……几天后，解放军大军在挖开敌人残害烈士的“万人坑”时，刘志国的弟弟看到了自己哥哥的惨状：“他的头被打扁了，眼珠子流了出来，肚子被打穿了，嘴唇都被刺刀割掉了……”（引自刘国鸾1951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为革命先烈复仇”一文）。

此刻，留在白公馆内的共产党员听到外面的枪声，知道又一批亲爱的同志倒下了，于是他们瞪着愤怒的目光，齐声朗颂起刘志国那首仍在冒着热气的英雄诗篇：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他们真的没有玷污党的荣誉，他们此刻最想表达自己的是向自己亲爱的党表白：我们将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党的荣誉。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自己以英雄和党员的形象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和钢铁般的共产主义战士！

呵，党员在此刻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和尊严。

“李仲达！”

“石作圣！”

“冯鸿珊……”敌人又在点名提人。

“许晓轩！该轮到你了！”特务打开又一个“重犯”囚室，对一位长满胡须，戴着手铐脚镣的瘦高个“犯人”吆喝着。

“老许！老许也被点名了……”这时，监狱的楼上楼下，不断有人在这样说。

“老许”在白公馆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他是这座“人间地狱”里共产党的秘密地下组织负责人，又是坐了9年多敌人监狱的“老资格”，加上他是狱中少数几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党内职务，每天戴手铐脚镣的“重犯”，所以无论在特务眼里，还是难友心目中，他“老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许晓轩被捕前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是位具有卓越才干的青运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6年10月，许晓轩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镇，童年的他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因欠债、失业、流浪、忧闭而死得早，这给小晓轩的心灵上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记：“为什么有的人住高楼大厦，吃山珍海味，过着红灯绿酒的生活？而有的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却吃不饱，穿不暖，住在不能避风挡雨的破棚烂屋？”一连串的问题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腾着，穷人的活路在哪里？这不公平的世道怎样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和在参与进步的工人运动中得到的洗礼，他懂得了革命道理，有了远大理想。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一条职业革命者的道理。他先后在银行和工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位富有经验的工运领导者。1938年5月，按照党的指示，许晓轩参与了川东青委机关刊——《青年生活》的创刊，他是该刊的主要编辑和发行者。这期间，许晓轩不仅全身心投入到了办刊发刊的具体工作之中，而且还写了不少革命的激扬文字，对教育青年产生很大影响。1939年春，许晓轩同志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许晓轩到大溪沟21兵工厂分厂参加一个地下活动时被捕。这位重庆重要的工运组织者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的突然“失踪”，让同志们和他的家人异常担忧，后通过狱中的秘密关系传出消息，才知他被关在重庆望龙门22号的一个军统看守所里。

“我出世八个月的时候，爸爸就被敌人抓了起来。当时爸爸被抓到什么地方，我们家里一点也不知道。”许晓轩的女儿许德馨回忆自己牺牲的父亲时这样说：“一开始只有我伯父知道我爸爸失踪了。因为他们在重庆市里工作，我和祖母及妈妈都住在乡下，我伯父怕祖母和我妈妈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所以一直瞒住家里人。事过半年，我们才得知爸爸被关在重庆望龙门的一个秘密监狱里。爸爸被捕以后，我可怜的妈妈承受不住精神上的打击，便病倒了，在床上一躺就是3年，瘦得不像人样。爸爸在监狱里知道后，托人秘密送回一封信——其实只是写在香烟壳子用铅笔写的四个字：‘宁关不屈’。据后来越狱出来的同志说：敌人对我爸爸硬的软的都用，强迫他在烈日下作苦工，带重镣，并罚他绝食，每天只给他一点水喝，还常用严刑拷打他，但却休想从我父亲嘴里挖出一个字。硬的不行，敌人就改用软的，假装要释放他，说给我爸爸自由，企图用甜言蜜语来让我爸爸在悔过书上签字，我爸爸断然拒绝，并直截了当地说：‘要枪毙请便，要我签字休想！’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和忠诚，鼓舞了许多难友，难友们都很尊敬他，亲热地称他为许大哥。”

许晓轩后来从白公馆被转入贵州的息烽监狱。在这座臭名昭著的国民党“营中营”的院子里，有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四个大字，那便是许晓轩的杰作。他那刚劲有力的刀法，不仅显示了他的雕刻艺术才能，更展示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十分尊敬他。他是个异常爱学习的人，每天早上天刚亮，便开始学习外文。晚上，他利用走道上透进来的微弱的桐油灯光线读书，天天如此。狱中两、三年下来，许晓轩不仅能翻译一般的俄文，而且还能用英文读《孙子兵法》。有难友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许说：“既然敌人把我们关监狱里出不去，那么就既来之，则安之，要充分利用时间学习，为将来有一天出去更好工作打基础。”

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

许晓轩和罗世文、车耀先、谭沈明等“重犯”重新回到白公馆。后许晓轩与共产党员谭沈明、韩子栋三同志组成临时支部，他任支部书记。在许晓轩的领导下，他们一直在策划狱中的革命志士们的越狱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考察和分析，许晓轩认为韩子栋同志有机会逃走，因韩当时在狱中小买部和伙食团干些杂活，有机会逃出魔掌。“能越狱一个人，就走一个人”。这是临时党支部的决定。越狱计划开始了：先由韩子栋利用跟监狱看守一起出去干活的机会，画一张道路、壕沟、岗哨、四周环境的简图回来，再有狱中支部的同志们详尽商量。1947年8月18日，在许晓轩的亲自指挥下，韩子栋同志利用与看守一起到磁器口街上买菜的机会，乘特务们在茶馆打牌时间，终于逃脱，并历尽艰辛到达延安。解放后，韩子栋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红岩》中的“疯子”就是根据韩子栋的传奇经历塑造的人物，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韩子栋的越狱成功，让特务们一下提高了警惕，他们要许晓轩带头保证不越狱逃跑。许晓轩断然拒绝，因此被罚带重镣和在烈日下做苦工。然而敌人的阴谋无法消磨许晓轩的革命意志。

有一天，狱中发生一件意外事：一位无辜的青年难友遭到敌人毒打。“快说，这纸条上的消息是从那里来的，是谁写的？”特务们一边用鞭子抽打这位青年难友，一边逼着他“交代”。

“住手！那纸条是我写的！”突然，一个宏钟般的声音从楼下一室牢房传出。

“又……又是你啊！许晓轩，你给我出来！”特务又气又恼地吼道。

牢门开了，许晓轩昂首挺胸地走出牢房，坦然地问特务：“有什么事可以问我。”

“这纸条的字是你写的吗？消息从那里来的？”特务问。

许晓轩轻蔑地看了一眼特务手中的那张字条，说：“消息是你们提供的……”

“不可能！”特务叫了起来。

“那可不。”许晓轩镇静地解释道：“有次放风的时候，我看见你们的办公室的门开着，我便进去从你们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消息。”

“你，你敢！”特务听后气得快跳起来。当罪恶的皮鞭正要落到许晓轩身上时，整个监狱响起了“不准打人”的怒嚎。这声音让特务们胆颤心惊，只好当即宣布：“算了算了，今天停止放风。”

许晓轩多次表现出的这种临危不惧、舍已救人的高贵品质，使监狱里的难友们异常感动和敬佩。

有难友在放风时问过许晓轩：“如果有一天敌人要枪毙我们的时候，你老许有什么要求？”

许晓轩拢了拢尖尖的下巴，笑笑，说：“真如果在我临死的时候，敌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看完后我死无遗憾了。”

“许晓轩！出来！”这里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白公馆内的特务叫喊声。这一天，被狱中难友称为“许大哥”的许晓轩将被特务们拉出去枪毙。此刻，许晓轩没能获得他最后想看一份当天《新华日报》的愿望，然而他却以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向有可能留下生命的同志转达他用十年牢狱之苦铸炼出的一个带血的心愿：“……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务必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共产阶级意识！”

说完这句话，许晓轩轻轻地将身上的一件棉衣脱下，然而深情地披在一位难友肩上：“亲爱的同志穿上吧，它会对你有用的。”随即他大步跨出牢房。

刑场上，许晓轩一双蔑视的目光象两把利剑，刺向对他举枪的敌人：“你这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必将审判你们！”

“中国共产党万岁——！”

面对这样的共产党人，刽子们的双手在发抖。“哒哒，哒……”子弹穿过英雄的身躯，或在手铐和铁镣上“当当”乱响，溅出斑斑火星……

又一个倒下了。

又一批倒下了……

“宣灏！”

“文泽！”

“……”

“现在轮到你们啦！快出来吧！”满身沾着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回到白公馆，又开始新一轮的屠杀。

“你这个瞎子，问你一句：还有什么要求？说来我我们听听……”特务走到四室牢房，问一向走路都看不清的高度近视者宣灏。

不想，弱不禁风的宣灏淡淡地撇了一眼刽子手们，脸端微微一笑。

“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刽子手们感到不可思议。

宣灏心想，当然要笑嘛！你们不是问我最后的要求吗？我的“最后的要求”是个秘密，只能向狱中的党组织讲，而且我已经在前些日子完成了这项使命。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要求吗？”突然，宣灏愤怒地对几个刽子手大声说道：“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的最后要求是：我们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不管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 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相信我的同志们一定会以同志般的忠诚来满足我——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愿望！”

“妈的，临死了你竟敢还在胡言乱语！”刽子手一听，一拥而上，将宣灏的嘴堵上，然而连推带跌地将他押出牢房。

“文泽！你呢，你在牢里也算是个老资格了，怎么样，也想最后交代几句？”刽子手将凶残的目光盯向另一位“犯人”。他就是已有8年“狱龄”的共产党员文泽。

“算你猜对了。我确实有几话要说……”文泽是监狱里有名的诗人，早在参加革命前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十三四岁在重庆巴蜀印刷社当学徒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常在报上发表诗作。新四军部队里一位颇有影响的“战士诗人”。“皖南事变”后被捕，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江西上饶、贵州息烽监狱，后来与许晓轩等一起押到重庆白公馆。8年牢狱，文泽没有断过写作，他的《刽子手》一诗曾在难友中非常流传：

……

啊，他，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批——

恶棍、流氓、窃贼，

可是，这还只是他落寞的时候，

很快，他高升坐了办公室，

会拍着桌子叫你签字，会替难友找“前程”，

运气来了，很快当上了奴才们的头领，

“领袖”的耳目，保镖头儿，警犬。

失踪、捕杀、关监，

搜索到床底，叫声……

每一群人里都有他的小狗钻进来窃听，

每一个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喽罗所暗探。

“你的老伙计许晓轩在外面等着你呢，劝你识相一点！”特务这样威胁文泽。

“老许？是啊，你们把老许弄哪儿去了？”文泽一听不由怒从心起。许晓轩和文泽差不多时间被捕，而且又同在贵州息烽监狱呆过数年，之后又是白公馆的同室难友，俩人情意笃深。其实，就在刚才提走许晓轩的时候，文泽便知道敌人的屠刀马上会在他的头顶上落下，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同志们，再见了！”“战士诗人”在跨出牢房的一瞬间，突然扬起头颅，一边用手与留在狱中的难友们挥手告别，一边高声诵道——

“……呵，兄弟，

不用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

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颤栗、恐慌，

他们要泄忿、报复，灭掉行凶的见证，

他们要抓本钱，然后逃掉。

但是你听着：狗们不能被饶恕。

血仇要用血来报——！”

几分钟后，文泽倒在了他的狱友许晓轩身边。他的这首《天快亮的行凶》的完整诗稿，就是在他牺牲之前眼见一批批难友被押走杀害时怀着满腔怒火急就而成的。诗稿写成后，交给了一位同室的难友，后来这位难友侥幸脱脸时将文泽的诗稿带在了鞋内，而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读到这异常珍贵的英烈诗作。全诗还有以下句章：

黑夜是一张丑恶的脸孔，

惨白的电灯光笑的像死一样冷酷。

突然，一只粗笨的魔手，

把他从恶梦中提出。

瞪着两只大眼，定一定神，

他向前凝望：

一张卑鄙得意的笑脸，

遮断了思路。

立刻，他明白了，

是轮次了，兄弟，不要颤抖，

大踏步跨出号门——

他的嘴裂开，轻蔑地笑笑：

“呵，多么拙笨的蠢事，

在革命者的面前，

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

记着，这笔血债，

弟兄门一定要清算：记着，血仇。

呵，兄弟，我们走吧，

狗们的死就在明朝！

血永远写着每个殉难者的“罪状”——

第一、他逃出军阀、土豪、剥削者的黑土；

第二、他逃脱了旧社会屠场的骗诈、饥饿；

第三、他恨煞了尘世的麻痹、冷漠、诬害；

第四、他打碎了强盗、太监、家奴、恶狗加给祖国的枷锁；

第五、他走上了真理的道路，向一切被迫害、

被愚弄的良心摇动了反抗的大旗……

呵，兄弟，你走着吧！勇敢地走着吧！

呵，兄弟，记住我们战斗的心条：

假如是必要，你就迎上仇敌的刺刀。

但是真理必定到来，这块污土就要燃烧。

刽子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冷笑。

一转身，他去了……

十二

文泽、宣灏等人是特务分子预先计划的白公馆在押“要犯”中最后一批枪杀的。这场白公馆大屠杀从下午四时左右，一直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共杀害28人。其中谭谟在中特务三枪后未死，醒来后从尸体堆里逃出来得以还生。当时监狱里尚有罗广斌等18人是属于徐远举亲手处理的各种“关系”人物，到底如何处理这些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仍在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特务头目雷天元接到二处徐远举的电话指令，告知他“特区”里的国民党警卫部队天明前将撤离。

“估计共军这一两天就要进城了，务必在明天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白公馆里剩下的囚犯。”电话那头的徐远举异常沮丧地说道。

“这么快啊？”雷天元惊恐地反问了一声，然后脸上抽动着横肉，道：“放心处座，就是共军明天进城，我们也绝不会让手上的那些共党分子有一个活到天亮的！”

“好，马上行动！动作要快，要利索！”徐远举作最后的交代。

“是！”

“叮呤呤——”雷天元的电话又是一阵暴响。“雷长官，我这里近200号犯人要处理，照我现在的人手，估计明天上午都处理不完哪！能派点人支援我们吗？”电话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打来的，他在向雷天元求援。

“那这样吧：我把白公馆这边的人手给你调过去。”雷想了想，说。

“要得嘛！”渣滓洞那边说完便挂了电话。

“警卫连的人，你们马上集合！”雷天元命令在白公馆外面的伪警卫连武装人员。

“集合啦！”国民党特务们忙排成队，提了枪和其他杀人武器，在雷天元的带领下，直奔渣滓洞方向。

此后渣滓洞发生的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我们暂且放一放。回头再来看看此时的白公馆将要发生的事——

此时的白公馆像个垂死的老人，方才还是里外三层警戒森严、口号声里夹着辱骂声，另加恐怖的枪声，交织在一起如一座杀人魔穴，这儿会特务头目雷天元将警卫部队一拉走，又加上惊恐万状的监狱内一下消停了下来，顿时整个白公馆显得空落落又阴森森。

此刻谁最惊恐、最紧张？不是别人，正是杀人魔鬼、刚才还穷凶极恶、疯狂杀人的看守所所长杨进兴。不觉有些心慌意乱，刚才那些被他枪杀的革命者临死前说的“你必将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之类的话，像山谷的回声一样在耳边回荡，震得脑袋嗡嗡的。是啊，共军就要打到了，现在形势紧急而混乱，大官们一个个都在跑，自己一个小人物，万一跑慢了被解放军抓住，那可惨透了嘛！再看看这时的歌乐山下，黑糊糊的一片，自己的武装警卫部队也撤了，万一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摸过来……想到这里，杀人如麻的杨进兴心里一阵阵发虚。

“陆兄啊，我这边任务完成了，弟兄们要求撤离。”杨进兴这回要来个瞒天过海，便打电话给上司陆景清报告道。

“既然完成了任务，那就撤吧。”陆景清一听，便同意了。

随即，杨进兴命令手下将二处寄押的本来分散在白公馆楼上楼下几间牢房的16个男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二室。另有楼上还剩下的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

“撤！马上撤！”杨进兴向他的一群惊弓之鸟一挥手，离开了白公馆，自己比谁都跑得都快。至于监狱里这19个人怎么办，他已经顾不上了。这时，看守杨钦典和杂工李育生寻机转到楼下二室，杨钦典把这些情况都给罗广斌他们讲了。

杨钦典1920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自幼家贫，只念过一年多私塾，为求生计，18岁即入伍当兵，靠吃苦肯干混到上士班长的地位，1946年被抽调到白公馆看守所任看守，巴望着能由此更上一层楼，再弄个一官半职，因此也卖力地在长官差遣下做过不少坏事，如参加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的行动等。此人长期混迹军旅，身上既有服从、效忠的军人习性，也有北方人的豪爽、倔犟的性情，却不太会逢迎巴结，做人的良心未完全泯灭，因此混了多年也没受到重用，只是个上士，在看守所里被调东遣西，倒霉受气跑不掉，升官发财却没份，所以日常中不免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这一切，都被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敏锐观察力的狱中革命者注意到了。

“尽力做好杨钦典的策反工作，以备同志们越狱计划所用。”这是狱中党组织定下的一项特殊任务。在监狱所有革命者的生命攸关时刻，党的这项决定便成了特别重要的任务。狱中的同志一致认为：策反杨钦典这样一个人，比党组织企图通过内外接引实施营救计划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

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捉摸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看守们长期受到当局的欺骗教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怀有本能的敌对情绪，没有经过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艰难过程，是达不到目的。在对敌策反过程中，稍有不慎，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这方面是有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如许建业烈士被捕后，看守陈远德的欺骗手段给地下党组织造成的破坏。杨钦典表现中的细微点滴，都没有逃过狱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为争取教育和策反的对象。一有机会，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特别是陈然，对杨做了大量工作，影响至深。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经过长期的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移，同时感到自己接触到共产党与长官宣传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大部分是好人、是汉子。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处长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也是条汉子。在狱中革命者的的感召下，杨钦典从心底里愿帮助狱中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时，有意延长放风时间，见政治犯在传递消息，也视而不见，后来他还甘冒风险给难友们转达消息，从狱外带回药品、食品等。特别是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在这次大屠杀中，他想躲避不参加，但又怕特务组织的疑心和残忍，稍有不慎，自己也会人头落地，只好跟着杨进兴行动。在屠杀现场，他总是装出一副被吓坏的胆小样子，经常连枪都掏不出来，气得杨进兴大骂他是个废物。

杨钦典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我和罗广斌、李荫枫、陈然最好，开始我对国民党是不满，爱发牢骚，看见国民党腐败、做事不公开，常吹牛拍马的就吃得开，不这样干就吃不开……经常和罗广斌、陈然、李荫枫等在一起，看到他们思想正确，一切谈话都是有条有理的，比方说，法官叫罗广斌写悔过书等，写好就放他出去，他都不写，你要放就放，我是不写。陈然也经常说他们革命不是为私人，一切为后代，我们讲话一般在放风、散步及我当值日时讲的多，因为上面叫了解犯人的思想情况，谁挑皮呀，谁捣蛋呀；都要报告，所以当值日的时候的多一些，都是年青人，又是北方人，能说得来。上面要放罗广斌出去，他都不出去。我看共产党是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为了私人，为了私人他还不出去？这些事情都感动我……”

在谈起当年白公馆大屠杀后的情形时，他这么说：“雷天元带着便衣们到渣滓洞去后，白公馆这边就乱了，也没有我们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说就这咋办呢？我们几个看守的很恐慌。狱中的那些人又在紧张地问我们咋解决，是杀，是放。我只能说只有听候命令，罗广斌他们就说：杨班长救了我们吧，开开门我们一起走吧！又说：你只要把我们救出去，保证你没啥问题。我说，天还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约十来点钟的样子，我告诉警卫把东西收拾好，就到楼下和罗广斌他们定了个计：我说到时我出去把岗撤了，我们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锁打开，把白公馆的院门闭好，然而将把锁好好挂在门上——其实是假锁着。我再到楼上蹬三下脚，你们听到人的暗号后，等上十几分钟等我们的岗哨撤了你们就出去，顺便把门上的锁扔了，各跑各的。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面的人看到了，一看锁是扔掉的，就会认为是监狱里的犯人把锁砸开的，这样我的责任就轻了。计谋定下后，罗广斌、李荫枫对我说，你出去后千万别跟国民党的部队跑，如果那样你走到那里也跑不了。李荫枫还说，你出去到我家里住，解放了我们会再见的。我说中，我坚决不跟部队走。说完上面这番话，我就出去和三班长安文芳把哨岗撤了。这时，我又假装拿东西，到楼上蹬了三下脚。出来后我和三班长一帮人就往市里跑。一路上，有的人往汽车上趴，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没有走。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号，解放军部队就到了重庆市里。又过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解放军贴出的布告叫我们这些国民党的散兵残余去登记，我就到军管会登记了，当时还交了一只美国左轮手枪，后来在街上碰见罗广斌、杨其昌、周居正他们，还有那个女的和她的两个小孩，他们说叫我到脱险同志招待处去登记。我又去了。再后来我就回了河南老家当农民，接受改造……”杨钦典的问题在罗广斌等同志的证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确处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产党人们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反动看守李育生，是四川绵阳人，贩过大烟，开过铺子，还当过土匪、袍哥，因为盗卖军统物资，1946年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他为人仗义、豪爽、热情、 肯帮忙，平时最喜欢同“政治犯”们交往，狱中革命者也经常给他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关押一年多后，就被安排在白公馆内做杂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饭、购物什么都干，利用这些机会，他为难友们做了些传书带信的工作 ，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信任他。大屠杀之前几个月，狱方要他取保释放，但黄显声、谭沈明等都劝他不要走，将来一起出去，他就借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来，继续暗中帮助难友们。

听了杨钦典说的情况后，罗广斌他们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他要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外出监狱。未料他们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亮着明亮车灯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行人，“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到。“口令!”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从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此时也被冲散了……

在刚刚经历大屠杀的残暴恫吓之后，又要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这对每一个亲历者来说，都是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们来听听几位脱险志士的回忆吧——

郑业瑞回忆：“当大群特务在渣滓洞杀人放火的时候，我们在白公馆的同志得到争取过来的特务杨钦典的帮助，打开了牢门的铁锁。当时杨钦典和几个交警队的特务兵监视我们那间屋，准备等杨进兴过来后动手杀我们。杨进兴回来之前，李育生同志割断了白公馆的电线，所以杨回来后摇不通电话，以为重庆解放了，慌忙跑到白公馆下面的交警队去再换电话，就在这个片刻间，杨钦典骗走了大门口的哨兵，我们室内同志分作两组，由罗广斌和我任组长，他开路我断后，冲出了白公馆的大门。但还未到篱笆边就遭到马路上的哨兵的射击，小组失去联络，只好分散突围，我向着歌乐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见另一冲出的同志王国源（民革党员）与他一道继续前进，天拂晓时爬到了杨公桥后面的小山，在一家破烂的农民房子中躲了几个钟头，后换下囚衣，洗净了血迹，经南开中学后门逃到了重庆大学，途中又遇见逃出的杜文博同志，于是我们三个人冒险向重大一个看来较和善的女同学自介请她帮助，幸好这个同学不是坏人，把我们藏在基督教青年会内的小室中，并给我裹伤（我头部轻伤）。第三天重庆解放，我们才算完全脱险……。”郑业瑞在解放后对川东地区的农业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他喜欢思考问题，对社会政治也颇有研究。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这位农业科学家必定有对社会更大的贡献。可惜英年早世。

脱险志士杜文博这样回忆他从白公馆逃出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点左右，敌人先在白公馆各牢房提出了几人，我们同室的有刘国鋕、谭谟（受伤后未死），说是转押别处，以后事实证明是被杀害了。当晚，又把其他牢房的一些人集中在我们牢房，大概有十五六人，看守员杨钦典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指伪二处抓过的人）立即要到渣滓洞去，现在有机会可以冲出去，他愿意帮助我们。（据说此人是由王朴、陈然、刘国鋕、罗广斌利用特务内部矛盾争取过来的，解放后曾由当时市委或军管会送给路费，遣返回他原籍。）并设法给我们一些枪支弹药，后又在我们牢房外向我们说，枪弹没有，他设法找一斧头给我们打开牢房。又说，除罗广斌一人押运台湾外，其余的人都要处决，并与我们留有暗号，在楼上踏脚三下，你们就冲出去没有脚声就不要动。这时我们就听到渣滓洞那个方向有密集枪声，判断那边一定出了事。深夜，我们听到楼上三响脚声，罗广斌立即对我们说：‘我是共产党’，他带队去前头，一个年轻的人照顾二三个老年人，排成单行走出牢房。……刚走出大门，就听到坡下的人问‘什么人？不知是谁答复的‘二处的’，又问口令，就没有人答上了，立即从坡下就有人开枪向我们射击，我们十几人在黑夜里被打散了。……我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二天。29日晚上我才从南开中学（现第三中学）后来走到沙坪坝我一个远房兄长那里。”杜文博又回忆说：“27号前几天，我们从特务的行动，如清理图书、档案，神色慌张，并把我们的头发剃光、不放风等现象，以及从杨钦典手里给了罗广斌一点报纸，和他给我们透露的一些消息中，知道重庆不久快解放了，我们曾公开向另一位姓宋的特务说，要他协助我们出狱，他答复我们‘上面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们向他担保以后负责他的生命安全，但没结果。解放后，此人被捕枪决。杨钦典是承认帮助我们的，此人遣返回原籍后，就不了解了。解放后几天听看守员杨钦典告诉我们，原来特务的计划是要陆续处决白公馆的人，再处决渣滓洞的人，时间比较长。因听说解放军从各方面包围了重庆，才恢复原先的计划，因渣滓洞的人多，所以要集体屠杀，后又用煤油毁尸，27日晚上，因他们要赶快在渣滓洞处决二百多人，所以有这个空隙时间，我们才脱险。”

杜文博解放后长期在民革重庆市委工作。他为宣传烈士精神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他与刘德彬、郭德贤、孙重在重庆与第29中学与该校的老师一起共同开展了“红岩班”的创建活动，广受群众欢迎。

另一位脱险者毛晓初这样回忆他及罗广斌等人脱险的经过：

“1949年11月27日，晚上，大约到了十一点钟光景，特务突然停止了提人出去枪杀，直接把各囚室还未提出枪杀的集中到二号牢房（二号囚房未提出枪杀的有五个，由其他囚室押进的有十个，在楼上的郭德贤及其子女三个未动）共十五个，集中以后，原站在监狱内的岗哨特务（这种岗哨是执行大屠杀时临时站定的，不是日常固定的岗哨）陆续撤出去了，继后，杨进兴等看守所的特务到楼下各处巡查后也出去了。当晚值班看守特务是杨钦典，一直没有离开楼下，记得杨进兴等特务出去了一段时间后，只见罗广斌走到二号房风门口找杨钦典悄悄地谈话，我的位置距风口较远，事先杨又叫喊：大家不能动，我听不清，他们谈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把大家集中到二号房到底要干什么，我想他们的谈话，对于到底怎样处置我们会有关系的，出于打听点他们谈话的心理所驱使，我慢慢地向风口移近了些，还听到罗广斌对杨说什么：‘你要想坐飞机跑台湾，根本没你的份，搞那么多年，你还不是个上士，只要你设法能救出一个，把今晚大屠杀公诸社会各界，你就算立了大功，你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等语。（我在向风口移动时，记得郑业瑞也在动），记得杨当时未吭声，又听到罗说：‘你要想办法嘛’，杨仍未吭声，我不禁就叫：‘能给我们搞到枪就好了，我们能打出去就打出去’记得郑业瑞在后边也附和了几句，杨见有人插话，又叫喊起来：‘各人坐回自己的位置，不准乱动谁动就打了谁’。我回到自己的床位上，但不久见杨出去了，谁也不知从哪儿传开了说：‘能出去的只有罗广斌了，坐飞机到台湾，其他的都要集体被枪杀了’。当时我也信以为真，就跑到罗的面前说：如能出去，给我家里带个信（记得我向罗说了自己家的住址，叫我妈不要伤心，叫我老婆自处，她还年轻），记得郑业瑞，还有好几个围着罗都叫给自己家里带信，罗发急了说：‘我一个人不能出去，要死大家就要死在一起，信也带不了’。杨不久回到楼下，大家的叫嚷停止了，各回原位，杨与罗又悄悄在风口谈什么，之后，杨又出去了一趟，回到风口处，杨给了罗一把钥匙，杨就匆匆出去了，这时罗就向大家宣布什么：‘杨钦典答应了把通路的门先打开，二号房的钥匙给了我，他有信号！要楼上蹬足三声就表示通路的门打开了，过了十分钟我们才能打开二号房冲出去。’并宣布什么：‘冲出去的路线是向后山坡，老幼互相照顾，三人一个小组’，他还临时指定杜文博、周居正、郑业瑞、毛晓初及他本人，各照顾一个组，扶持老人。罗一宣布后，大家就忙着准备，我赶紧换了衣服（把囚衣脱下换上进狱时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又换上自己穿的皮鞋，皮鞋底下曾藏有文泽烈士的诗稿，那是彼此原来交换的诗歌），也有换衣的、也有打小包袱的，乱作一团，突然听到楼上蹬足三声，这时见罗就拿钥匙打开二号房的锁了，大家就匆匆忙忙往外冲，我见有两个老头就扶他们一起走，临时互通姓名，才知一个是周绍轩、一个是尹子勤，我们刚到白公馆看守所的厨房后面，就听到山下有人问口令（往山下冲有条较宽的大路，到山底有个固定岗哨，出来的人有的往山下跑了）。接着，我们就听到密集的枪声，我把周、尹扶进乱草丛中后，叫他们各自分散走，我就单个一直向后山冲。黎明时，我看清了地形，才鼓足勇气跑上歌乐山的师范学校后面的那座山顶（未被捕前，我有同乡同学在师范读书或工作，曾到学校玩耍过）。到了傍晚，我进了师范学校，在同乡康顺天处住了一夜。29日，我又到北碚乡村建设学院同肖立、杨家珍处住下来，直到1949年12月2日，我才回到重庆市内，那时到处是解放后的新景象……。”

毛晓初，被捕前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解放后长期从事学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当年白公馆与罗广斌一起制作那面“五星红旗”之一的难友。

在这场大逃亡中，最艰难的当数女难友郭德贤了，因为她的身边有一个6岁儿子小波和5岁的女儿小可。当时郭德贤的牢房在二楼，2009年3月8日，笔者在重庆红岩村有幸与这位大屠杀中英勇脱险的女性见面并听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脱险经历：

当时84岁的郭德贤老人这样说：“……27日那天晚上，我看见一批批同志分别被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免不掉一死了。当时最紧张和害怕的是我的两个无辜的孩子，唯一心存的一个念头是敌人不至于将他们也一起杀掉吧。可老实说，又很害怕，因为就在几小时前，敌人不照样把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两个小孩都杀了吗？我女儿与儿子，一个4岁，一个才2岁，这么小他们就没得活命……这么一想我紧张极了，可又无可奈何！敌人是疯了，一群疯了的人你能想像他们干出什么呢？到了天黑，我给孩子们我把他衣服都脱掉，让他们睡下，并在每个炕头上放了两块糖——这是平时难友们通过各种秘密渠道送进来的。然而我又写上他们俩个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经历，用一个小盒子装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里。当时我想，这一夜我早晚给让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我死后，两个第二天醒来时，吃了糖后见我不在了，就会自己走下楼的，走到外面也许被什么人发现，如果碰上好心人可能会收养他们……这一夜，白公馆里面随时听到各种声音，有特务分子打人骂人的，也有难友们高喊口号和打招呼与我们‘再见’，还能隐约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可害怕又有什么髟呢？我们既然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又困在敌人的牢房子里，只能面对死亡。于是，我独自坐在安睡着的两个孩子身边，望着可怜的孩子们，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妈妈关爱的情形时，心里像刀刺一般。大约到了深夜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敲门，我以为是死期到了，可忽然听到的是小罗（罗广斌）的声音，他叫我赶快走。罗广斌共产党员，我跟他熟。他急促地对我说：他们都撤退了，让我马上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逃出去。我一听，赶忙叫醒孩子们，慌忙地给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后带到楼下。这时，周居正过来帮我背小波，所以我就自己背上小可，然而跟着大伙一起往外逃生。哪知刚逃到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线外的卫兵还没有完全撤走，对方一声：‘口令’，我们一个也没能答不出来，于是只听机关枪像雨点似的扫射过来，我们十几个人便一下就四面散开奔跑。我背着小可拼命地向山坡上逃，身后只听机枪子弹‘哚、哚……’的乱响，那时啥也顾不上了，一个劲地背着小可跑回到白公馆监狱的厨房后面那个石梯上，在这里见了另一位逃生的李荫枫先生。他问我：‘伤着了没有？’我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说没有受伤，但就是双脚软得迈不开步子。正在这时，好几只电筒光和机枪声又跟到了我们身后。我带着孩子又和李先生只好逃命向山上跑。跑到半山时。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李先生便说：‘你和孩子就躲在那草丛里休息一下吧！’，说着他把他的大衣脱给了我。就在这时，后面的电筒光又追来了，转眼间李先生也不见了，我按住孩子躺在那草丛里不敢出声……幸好追来的特务未把我和孩子搜到。片刻，我突然听到女儿小波在附近叫‘妈妈’。我又高兴，又紧张，想答应她，可又不敢答应。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叫了，我又担心得要命，怕她出事了，后来才知道是背她的周居正同志捂住了她的嘴不。要不，如果我出声答应了女儿，或女儿再要叫妈的话，可能我们都得被追赶来的敌人发现后用乱枪打死了。这一幕好悬……。就这样，我搂着儿子小可在草地里躺了好一会儿，听见特务们的汽车匆忙地在山下疾驶的声音。直到东方发白，我直起身子，往四周看——见渣滓洞那边的火光正烧得漫天通红。心想那边一定出大事了。于是，我马上背起小可往渣滓洞的相反方面的向歌乐山上跑，走着走着，脚底感觉特疼，一看是双脚光着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鞋子掉了。那个时候，逃命第一，啥都顾不得。后来我们翻过了几重山，跑着跑着，看到了公路，我认得这条路是通往成都的老渝成路。这时天有些亮了，看得到路上逃难的人很多。我心想，现在已经逃出白公馆魔穴了，谁都不会认识我，再看看自己的样子，也很像个逃难的人。在监狱里，平时只有穿囚服，27号晚上，我知道自己要被敌人枪毙了，就干脆换了入狱时带进来的旗袍，所以现在逃出来后，觉得这身衣服让我更像是个富家的逃难者了。这时，见路边有个茅舍，便想进去歇一下。走近一看，里面有位老婆婆，我告诉她，自己是做小的——就是富人家的小老婆，男人是做生意的，现在重庆在打仗，没处跑了，想在这儿住一宿。老婆婆一看我带着孩子，不像个坏人，便说，你就住嘛！又说，她只有红蓍吃。我忙说没关系，啥都可以。老婆婆不仅让我和小可住了下来，还给我娘俩各找了一双鞋。睡了一天，第二天是29号，我看到公路上的解放军，便疯似的跑过去大喊：‘解放军同志，敌人在大屠杀，你们快去救救我们的同志！’说着就软倒在地上……”

郭德贤后来带着儿子住进脱险同志接待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可是她的女儿小波却走失了，是特务在追搜时，原先背着她的周居正与她失散了。29号那天，同是从白公馆脱险的罗文斌再见到周居正时，却没有看到小波。知道原因后，罗广斌立即组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到歌乐山上去找，然而几乎翻遍了歌乐山，也没找到小波。当罗广斌将实情告诉郭德贤时，郭一听便昏了过去。

几天后，小波终于找到了。郭德贤喜出望外。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大屠杀那晚，周居正背着小波逃生时，遇上追赶来的敌人，一慌神，俩人一跤跌倒在山坡上，背上的小波被摔出好几米远。这时，四周漆黑一片，周居正爬起来四下摸了摸，没有摸到孩子，又不能呼喊，便独自藏了起来。5岁的小波一时也被吓蒙了。当她爬起来看身边空无一人时，惊恐地躲在梯田的小水沟里不敢动弹。这时，特务们的车灯从她身边一晃而过。她顿时害怕了，叫了声“妈妈”，见没人应她，便再不敢啃声，加上又吓又累，便一头睡倒在田坎上。当她睡来时，天已大亮。一队国民党士兵从她头上的田坎走过时，她招手说：‘叔叔，拉我上去。’一个士兵以为她是那家百姓的孩子，伸手将她拉了上来，并问她：‘你去哪？’她说：‘你们去哪，我就去哪。’”国民党士兵们觉得这个小女孩挺有意思，便将她拉上车，拉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重庆市中的‘精神堡垒’处，即现在的解放碑一带。到了那里，国民党士兵们把小波丢在了马路上。可怜的小波不敢远行，只得在路口上游荡。天黑时，饥肠辘辘的小波蹲在了一个水果摊旁。摊主是位女的，叫王素珍，她早就注意到这个没人管的孩子，便问小波：‘你住哪？’小波马上回答说：‘我住白公馆。’王素珍是个老百姓，也不晓得白公馆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能住公馆的必是有钱人家，可眼前这个小姑娘为何却穿得这样破呢？收摊时，小波无处可去，王素珍便把她领回了家。到家后，夫妇俩给小波吃饭，洗澡，换衣服，把她当作一个女儿养起来。王素珍家意外得了一个“女儿”喜气洋洋，这边的郭德贤可是整天为失去女儿哭得要死要活。党组织和政府对她的事异常关心，派人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悬赏寻找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女孩。不久，一个市民提供线索：11月28日凌晨，在‘精神堡垒’附近，有一群国民党士兵，从军车上抱下一个穿着红毛裤的女孩。这说明小波肯定还活着，党组织立即派人到重庆的《大公报》上作广告。说来也巧，一张登有这则广告的《大公报》正好贴在王素珍的水果摊旁。王不识字，但读报人的议论引起她的注意。她便请人把报上的字读一遍，当知道报上要找的孩子正是自己身边的这个女娃时，激动地搂住小波，喊了起来：“波儿，你的妈妈找到啦！”王素珍这对好心的水果摊夫妇，立即抱起孩子，直奔临江门脱险同志招待所。

“妈妈！妈妈——”

“波儿！波儿——

郭德贤母女抱在一起，悲喜交加。4岁的小波在流浪数十天后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至此，关于白公馆的这场大屠杀的叙述可以作一暂时的落停。此次国民党反动派革命志士的大屠杀中，共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凤、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 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在杨钦典、李育生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脱险。另加死里逃生的谭谟，共20人是幸存者。现在仍在世的只有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三人了。

十三

现在，我们可以把镜头对准“11·27”大屠杀的主场——渣滓洞了。

时间逆推到27日下午4点多。

就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刽子手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行，坐车来到五灵观一号保密局公产管理组副组长张秉午家，雷天元亲自召集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对一些准备释放的人，他们觉得因分别关押各囚室“无法清理”，也拟全部处决。为此，这些特务们共同写了一份“愿负事后一切责任”的具结书，算作向上司交代的证明。同时他们决定，屠杀的现场周围由交警大队、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让特务何铭带头，找交警机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10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屠杀现场的掩埋任务。于是杨英杰叫值班分队长孟繁义派班长夏登禄带了9名士兵去了刑场，忙着一件事——挖坑。这里敌人为即将处决的烈士们准备的最后一个“动作”……

8时左右，渣滓洞监狱内外突然警力大增，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和便衣特务皆到场了。

又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只听看守所李福祥拿着一张名单，如头饿狼在楼上楼下各囚室点着名：

“刘石泉”

“邓惠中”

“蔡梦慰……你们24人，要换地方了，快准备走吧！”随之，刽子手们跟着从一个个囚室内赶着点到名的“囚犯”。

“同志们，敌人的屠杀开始了！再见！”

“中国共产党万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监狱内，顿时口号声、歌声和告别声，交融在一起，悲愤又悲壮。敌人一下慌了，大声吆喝着：“不许唱！唱什么呀！”而且不时就散布些假相：“快上车！上车了就有好日子过！”

“蔡梦慰，你还赶紧拿自己的东西走啊！”特务“囚犯”瘦得像个树杆似的蔡梦慰还在弓着腰在黑暗中寻找什么，便叫唤道。

“忙什么？我找我的眼镜。”蔡梦慰竟然不慌不忙将找到的眼镜戴上，然后整了整衣服，才走出囚室。其实在黑暗中，他趁敌人不注意时，将一样东西藏在身上。

“再见了，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就这样，蔡梦慰和其他23位难友被敌人用刑车押到歌乐山的松林坡杀害。在迎着黑暗的死亡夜幕途中，蔡梦慰悄悄地做了一件事：他将藏在衣服里的一样东西趁敌人不注意里扔在了路边的草丛里……在他遇难后的第三天，解放了的重庆群众在敌人屠杀现场找到了这件物品，打开了看，便是烈士没有写完的那首长诗《黑牢诗篇》。

这首长诗的最后一章就是在这个黑暗的夜晚写的，然而敌人的屠杀提前了，所以诗人还没有完成这最后的篇章。在此我们将它刊出，以志纪念烈士——

第二章：背叛的代价

一

看过第一章的读者，相信都会为敌人的残暴所愤慨，也相信都会被烈士们慷慨就义时的那种英雄气慨所折服。小说《红岩》就是根据在重庆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的史实，以及狱我中共产党人坚强不屈同敌人展开斗争的经历而完成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红岩》作者罗文斌和杨益言，以及最初参与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的刘德彬，他们都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脱险志士，亲身经历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杀。《红岩》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所产生的影响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随着岁月的流长而久远。然而，《红岩》毕竟受限于人物塑造等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自身的影响，远没能更广阔、更深刻和更真实地全貌反映出重庆解放前夕敌我之间那种交错复杂、纠结而又残酷的殊死搏斗和人物形态，尤其对敌我两个阵营在力量悬殊、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彼此所表现出的崇高与卑鄙、忠诚与背叛、人性与狼性方面的那种丰富与生动、精彩和深刻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致力重写“红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杀，敌人在垂死挣扎时的残暴以及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笔血债当永远记着，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更需要我们党内和革命阵营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敌人逮捕并在共和国已经成立的日子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为什么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几乎受到敌人毁灭性的的破坏和打击？

小说《红岩》里对此有所记载，似乎都是因为一个叛徒“甫志高”的原因，这“甫志高”也从此成为革命阵营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确实可恨。没有这样的叛徒，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里就不会关进那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11·27”大屠杀那么悲愤的一幕。然而，当笔者走进“非虚构”的“红岩”革命斗争史中，抹去掩饰在那些被文学艺术所虚构的成份时，发现了许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严肃问题——

比如：为什么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蒲华辅这样一个真实的叛徒，最后其实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丧心病狂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

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

“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共产党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50年初就向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时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罗广斌出狱后的第28天便抑压不住内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责任，开始进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嘱托他代向组织提交的这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下简称“报告”）。

据那些从监狱里脱险的同志介绍，当时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共产党员们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而造成那么多党员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带给党组织的毁灭性破坏，心情无比悲愤与痛苦，同时对地下党个别领导下在敌人面前屈膝救荣、卖身投靠既震惊又愤恨，由此对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万分担忧之心。在狱中，他们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呼，同时又为自己不能活着出去迎接如红日升起的新中国而感到痛苦与悲伤。他们在明知敌人一定会杀害他们的最后时刻，并没有忘了还有最后一份责任，这就是要向自己的党说说“心里话”，这心里话集中起来就是：自己的党必须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在狱中秘密地下党组织的动议下，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认真严肃的精神，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总结，他们相互嘱托，若有人有机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他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形成报告交给党组织。

到了1949年9、10月份，国民党开始有计划的枪杀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狱外党组织所准备的“越狱计划”因敌人的提前屠杀而不能实施，尤其是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狱中几位重要的党组织骨干被枪杀后，白公馆“监狱支部”内的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等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要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而获得出狱机会。当狱中党支部将这一决定向罗广斌交代后，他本人却觉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苟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曾在解放后谈到这件事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心境。为此，“狱中支部”负责人之一的谭沈明告诉他：“为了数百同志，牺牲自己是应该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应该牺牲的。我们不但要、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求‘忍辱负重’”正是这种特殊的交代，罗广斌最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而狱中组织还专门为罗广斌用书面形式对他写了狱中表现的组织结论并对狱中党组织要求他“自新悔过”（假叛变）出狱的问题作了特别说明。但后来敌人的大屠杀提前了，罗广斌借“自新悔过”的假叛变出狱计划没能实现，而幸运的是他在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通过策反敌看守杨钦典成功，与另外十几位同志成功脱险，这样的命运才使得罗广斌有了完成狱中支部交给他完成向党组织报告的任务。

出狱后的罗广斌身体极度虚弱，可他仿佛自己还在狱中，尤其是他无法相信自己亲爱的战友、同志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等不在人间了，他更无法忘记狱中同志们在临刑前用一个个眼神、一次次紧紧的握手所给予他的重托，这就是他为什么出狱后的第28天就埋头开始写报告。

“老罗出狱后没多久，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直埋头在写材料，至于写什么我们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谁，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没有跟我们说过这件事……”2009年3月，笔者登门采访罗广斌的夫人时，老人亲口对我这样说，并补充道：“连跟他一起写《红岩》的人也没听他说过的这个《报告》的事。”

罗广斌知道这是一份异同寻常的报告，是党内极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组织报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透露一点点儿内容。这是组织纪律，也是烈士们的另一种生命，需要对其异常的遵守和保护，所以直到死，他也没有向除了组织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这项神圣的任务。

《报告》全文约两万字，共有七个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案情发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狱中情形”、第四部分：“脱险人物——白公馆（全部）”……第七部分：“狱中意见”。现在这份《报告》现在被存放在重庆“红岩”档案馆中，关于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而基本没有外界人所知。

《报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弄清楚，那就是这份“带血的报告”中竟然缺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这两部分内容到哪儿去了？

是罗文斌没有写这两章？那几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断，因为从“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间显然是有两页纸少了而非写报告人特意“空”出的两个没写的章节。

是无意被什么人丢失了？似乎不像。因为要“丢失”的话，也应该或连最后的“第七部分”或连“第四部分”的个别内容也丢失，不可能中间真好丢了两页纸。

这个“谜”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终无人结论。因此关于丢失的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更成为了“谜”。它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那么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让我们多少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这份《报告》发现者和发现《报告》中“丢失”两部分内容的当事人、现任“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先生在1988年时，当他第一次遇见这份《报告》时的那份惊喜是可想而知的，而后来他发现丢失的两个部分之后的那份焦虑之心也着实让他陷入了漫长而不可自拨的痛苦之中。笔者多次听到厉华“可惜！可惜”的哀叹声。

起初，厉华先生还天真地希望能够找到缺失的《报告》内容，因为这对研究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实在太宝贵了！可是几年下来，厉华终于明白了：这已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里，经常有人突然会给我打电话。不报名、只说事，而且经常带有威胁的口气。有几回我生气了，回敬对方：‘你肯定是漏网特务！’这样对方就再不来电话了。”厉华说。

当年蒋介石和他的特务机构为了给我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留下一个“稀巴烂”的重庆，他们在撤离山城之前，除了残酷杀害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众多“政治犯”外，还处心积虑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对重庆所有重要的设施进行大破坏，二是埋伏众多随时企图破坏我党的建设和新中国的隐藏的特务分子，这些特务分子遍布各个领域、各个角落。重庆解放之时和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我们镇压和消灭了一大批隐藏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分子，然而谁敢说就彻底消灭了这些隐藏的敌人了？

肯定没有。

所有的“谜”可以从这样的可能性中获得某种解释。但难道说我们自己内部就没有了像“甫志高”那样的叛徒了？

同样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

罗广斌死于“文革”初期，从被“造反派”抓走到死，共十天时间。“被抓走的时候，他只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有事转文联，转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骨灰盒里的一团白乎乎的骨灰了。造反派只对我说了一句：他已经被处理了。”罗妻子悲切地回忆道。

断了线的悬念和成了“谜”的历史，其实常常是另一种清晰而明白的事实在以另一种方式告诫我们：敌我之间的斗争永远是长期的、复杂的和严酷的。

现在当我们可以拿出《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内容——现今常被称作“狱中八条”来看一看时，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狱中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

看看这“狱中八条”的内容，再同今天我们的党经常警示大家的内容相比较一下，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和感觉到烈士们的思考和呐喊是具有何等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以及发人深省的反思吗？

当年重庆地下党的惨痛教训和众多优秀革命者在黎明前牺牲生命的代价，太值得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的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去对照这“狱中八条”进行党内的自我教育和组织整顿了！

很长时间内，我面对歌乐山，却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座埋葬了无数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谱写了那么多悲怆故事的山竟然会叫歌乐山？后来我终于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后继的共产党人为诞生人民共和国而牺牲后所选择的一块天造的安魂之地。过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片被汽油和弹药烧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红岩？后来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硬棒和冰冷的石头其实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将其染红了的岩体，或者说红岩就是革命先烈的化身。

歌乐山从此也在我心目中变得名副其实。

还是让我们回到讲述“红岩”的真实故事上来吧——

在看完第一章后，读者自然会问：除了敌人的垂死挣扎外，我们的党还有什么责任值得反省呢？

这是显而异见的。归纳成简单的一句话是：出在党内领导干部身上的蜕变问题，最严重、最可怕！

“红岩”的整个故事应当是从《挺进报》事件开始的。

要讲《挺进报》自然先要交代一下重庆为什么有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得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那段历史讲起：

当时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依仗他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中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此刻的蒋介石，一面积极加紧内战准备，一面又装出要和平的姿态，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打电报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重庆那是还是中国的“首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都在那里。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一行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

毛泽东在那里，留下了光辉的《念奴娇》。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安全回到延安后，立即警告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果不其然，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命令，并向国民党军各战区印发了他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彻底暴露。但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得不到。军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蒋介石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1945年12月，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出席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但是，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协会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51天后的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蒋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内战，破坏民主和平，重庆的共产党组织也经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严峻考验。1947年2月，国民党下令封闭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机构。

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重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战斗，他们高扬革命气节，前仆后继，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此时中共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大体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王璞同志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三、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1946年4月13日，中共南方局迁至南京，周恩来同志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之下，在广安设立上川东地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在万县设立下川东地委，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在重庆市区设立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

1948年12月，川东临委结束。

1949年1月，中共在重庆重新成立了“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直至重庆解放结束。

在重庆这个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白色恐怖下的中共组织想继续在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难以想象的事。因为无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和各种特务机关，他们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尤其是对重庆的中共地下党工作者的镇压和屠杀更是残酷。我重庆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工作者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争民主和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地开展救亡活动，忘我无私地从事革命活动，甚至常常是在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地在与疯狂而强大的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对蒋管区的党建工作有四句话：“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庆地下党就是根据这样的精神，坚持地下斗争，他们相互之间均为单线联系，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所有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并随时可能被捕和被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共产党员们自觉地履行着自己的战斗责任，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

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1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47年元旦，一个公开的刊物《彷徨》在重庆市面上正式问世。关于这本很特别的地下党的进步刊物的创办过程，创办者之一的蒋一苇在解放后有过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受他们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1944年，湘桂撤退时，我下决心到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我就“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月×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军，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党。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这是1945年初的事。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于是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光与我联系；刘光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直到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刚刚写好自传，周力行调到南京“军调部”去了，他走前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也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没有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办一个刊物，叫《科学与生活》，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估计“和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科学与生活》的社长严希纯，是一位秘密党员，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没有公开党员身份，后来作致公党的秘书长。这里提到《科学与生活》，是因为这时的《科学与生活》，与后来的《挺进报》有某些间接的关系。如成善谋烈士，就是《科学与生活》的编委，是严希纯介绍来的。《科学与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开始筹备，1946年元旦创刊的。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郭沫若等，都为刊物撰稿，积极支持这个在白区第一个党领导下的科学刊物，这样搞了一年，“和谈”破裂，这个计划不行了。经党组织研究，为了长期隐蔽，要深入社会底层，要我改办另一个刊物，叫《彷徨》，工作对象是社会职业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竞争对象是黄色刊物。《彷徨》于1947年1月创刊。这刊物筹办时还是周力行领导我们，周力行走时把我交给张友渔，这就是张老所说的“工作关系”。赓续，张老派何其芳来领导《彷徨》。何其芳更明确指出，这个杂志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红心”的原则来办。他亲自担任为《彷徨》写“书评”的工作，第一篇是《评“北极风情画”》，第二篇是《评“姨太太外传”》，由此可见当时要求这个杂志保持的特色。杂志的内容，讲的都是失学、失业、失恋之类的问题，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则通过“读者信箱”和发展“社友”等办法来联系读者。对重庆的读者，我们以“《彷徨》社友”的名义，组织了一些小型读书会，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当时这个杂志在职业青年中很受欢迎，很畅销。

《彷徨》这个颇为“海派”的杂志，却很得《新华日报》的支持。就在创刊的时候，1947年1月3日，《新华日报》在刊头下免费登了一则大幅广告，广告上是一个大“？”，下面说：“你在彷徨吗？你感到苦闷吗？请试读《彷徨杂志》——它将给你解答和鼓励。”这幅广告很新颖醒目，当时《新华日报》很少这样处理。过了两天，《新华日报》又在刊头下登了《彷徨》第一期的要目。同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上也照这样登广告。

这时，参加办《彷徨》的人比较多，核心分子有三个：一个是陈然，管“读者信箱”，联系读者；一个是刘镕铸，因他在开明图书局工作，就兼管发行；再就是我，和过去办《科学与生活》一样，是主编。此外，有吕雪棠负责美术装帧，还有吴子见(原名吴盛儒)也参加了编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绍来参加《彷徨》的。这几个人都和后来办《挺进报》有联系。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编委，后来他们成为市委机关刊物——《反攻》的骨干分子。其他还有搞会计、出纳、校对等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积极分子来承担。

《彷徨》出了两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封闭撤回延安去了，我们和上级领导断了关系。怎么办呢？我们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级叫我们长期隐蔽，我们就按原方针坚持下去。当时，我们通信是在邮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间，从信箱内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发的油印新华通讯稿。这时的重庆一片乌黑，尽是“中央社”、“《扫荡报》”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观情绪很重。看到新华通讯稿讲解放区战场如何如何取得胜利，大家可高兴了。我们几个核心分子互相传看后，刘镕铸主张把它翻印出来往外传。但通讯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来摘编。这种通讯稿也不是经常收到，有的被邮检检掉了，据说当时香港新华社对所有公开报刊，不管进步的，反动的，一律都寄，这样不像是专门寄给我们的，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有时我们收到的是夹在香港黄色报纸里寄来的，到后来连《群众》周刊也偶尔收到过。每收到这种“通讯稿”后，就由我摘编、刻印。这时，这个“小报”没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几份，给吴子见等少数几个可靠的熟人传看，其余都由刘镕铸设法散发出去。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

由于《彷徨》同党的《新华日报》有秘密的关系，更在于这个刊物本身具有“灰皮红心”的内容，所以它的发行量在短时间内就大增。原因是，自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共产党员们，面对严峻的形势，有人苦闷焦虑，有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时失去信心。针对上面的种种情况，陈然等几位办刊人大声疾呼：越在此等形势下，更要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经过几天讨论之后，陈然疾书了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作为“小论谈”在《彷徨》杂志上发表。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革命同志间引起强烈反响，它给予那些苦于听不到战场声音，听不到党的声音的地下工作者巨大振奋，革命同志们如在黑暗的大海里行船，突然看到了指路的航标一样，如饥似渴地读着陈然的《论气节》。陈然在这篇文章中如此论述气节：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这样地歌颂着：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这一连串光辉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许多先贤用头颅、热血、齿、舌，在是与非、黑与白、真理与狂妄、正义与罪恶、善良与暴戾之间，筑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这界碑指引着历史走向进步的一边!

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许多人在平时，尽管修身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尽管如何标榜“为圣人立言，为天地立心”的大志；尽管如何养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贵”就瘫痪了；只好闭起眼，昧着良心去升官发财了。

许多人在平时都是英雄、志士，谈道理口若悬河，爱国爱民，一片菩萨心肠，但到了“威武”面前，低头了，屈膝了，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人民以求个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个缩头乌龟“闭门读书”去了。

叛国事敌的汉奸和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们，不都是些“修养有素”的一时俊杰吗？到了是非黑白的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到了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他们变了，他们抖着双手，厚着面皮，装着猫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满血污的盆里去分一杯羹了，汪精卫就是这类“英雄”们的一个典型代表。

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

利欲熏心的曾国藩，替这些败类留下一条格言：“大丈夫能屈能伸。”是的，见利忘义，屈伸自如，正是这类士大夫们讲究修心养性的成就!

……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冥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然而这培养又不是“修心养性”，用主观的“毅力”、“决心”之类来驾驭自己的行为所能办到。因为气节并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

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夕，罗马教皇把伽利略召到“宗教异端裁判所”严刑审讯，要伽利略承认“哥白尼的地动说是错误的。地球是如《圣经》所说，不动的”。然而伽利略忍受了刑法和终身监禁，却始终坚持地说：“地球还动着呵!”

伽利略的倔强，并不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在他被审讯的时候已是一位六十多岁、心意平和、气力微弱的老头儿了，他那坚强而执拗的意志，完全产生在高度理性的基础上的。

是什么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陈然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充满革命豪情和英雄气慨的文章，是与他铁骨铮铮做人品质和他内心所拥有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远大理想有关。也正是他把共产党人的个人视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所以他才有可能当敌人将他押赴刑场时还能一边高声吟颂着“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这般豪气冲天的光辉诗篇。

因为《彷徨》与《科学与生活》社址先后设在重庆市枣子岚垭72号蒋一苇家里。同时，分别还在邮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让陈然等几个办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蒋一苇来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三楼我的住处，笑嘻嘻地从提包里取出一卷东西交给我，并说：‘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编印的油印新闻稿，我和陈然都看过了，现在给你看，以后收到新闻稿，先让你看。’当天晚上，我将新闻稿反复读了好多遍，几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诵了，还爱不释手，犹如重逢久别的亲人。”当年《彷徨》的办刊人之一的刘容铸回忆说：“读着新闻稿，我想到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是把新闻稿翻印若干份，秘密散发给群众，让群众知道我军在东北、华北、西北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该多好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凡是有利于革命的事，就应该挺身而出。但又想到，党组织对这项工作又是什么态度呢？我没法向组织上汇报，更无从听取组织上的指示——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已由赖卫民转给王焕新，“二二八”后，王焕新一直没有来找我，因而组织关系还未接上。当晚，我一夜没有入睡。翻来覆去地思索的结果是，我认为，翻印党的新闻稿，把它散发给群众，以揭露国民党的无耻谣言，扩大党的影响，不仅没有错，而且非常必要。当然，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是组织上用党费抚养成人的，现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风险，难道我能畏缩不前吗？于是，我决定一个人先干起来。或许组织上看到这份无名小报，猜出一些线索，会立刻派人来找我联系。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镜框的工人制做了一个能放进半张蜡纸的木框，代替油印机，削了一块楠竹片代替滚筒，当夜就动手刻写蜡纸。我把新闻稿刻印成16开大小的小报形式，字虽然写得不好，却还清楚整齐。经过通宵工作，无名小报出版了。发行的准备工作也完成了。天刚麻麻亮，我用提包装着百多卷写好地址的邮寄印刷品，从民生路出发绕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后回店，在路上，我边走边想：如果这份无名小报又转回我的手中，说明没有人怀疑我；如果没有一张转回来，那可就要小心了。这证明，这份‘无名小报’可以幸运而生了……”

转载新华社新闻的“无名小报”发出的第三天晚上，陈然抱着四卷新闻稿，兴冲冲地跑到刘容铸、蒋一苇面前，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油印小报，指着上面的文章，说：“你们看看，有人已经抢在我们前面了，这张小报上的新闻全是新闻稿上摘录的。然后他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该办一张这样的报纸，专门转载新华社的电讯。老刘，你赞成吗？”刘容苇内心窃笑，心想：自己的“无名小报”竟然连陈然这样聪明的人都瞒过了，证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风险太大，不出事也罢，要一出事，可就是剃头匠掷骰子，要输几个脑壳的。”陈然一听便急了：“老刘你啥时候变成胆小鬼了？”刘容铸这时更装得一副害怕的样子，说：“我反正是光棍汉，大小了进敌人的监狱也没啥牵挂的，陈然你和老蒋可不一样，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得三思而行啊！”陈然更急了，红着脸：“你老刘这是不相信我们是吗？”这时，书店正好有人来找刘容铸，于是他便推说要事先走了，临别时表情怪怪地对陈然说：“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说着便到了家住枣子岚垭72号的蒋一苇那儿去了。不一会，陈然也随后而到。在这里，几个《彷徨》的办刊人正式就办一份油印小报问题进行了磋商。

“商议结果：小报定名《读者新闻》，暂定每周出两期，每期印8开版面一张或两张，确定蒋、陈负责开信箱取新闻稿；蒋负责编辑和刻蜡纸；陈负责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术之前，由我带徒弟；我负责筹集经费购买蜡纸、油墨和纸张。”刘容铸回忆说：“一切商妥后，陈然说：‘我们三个人现在都没有党组织关系，最多只能算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共同创办《读者新闻》，总得有个规矩，还得有个头头。’蒋一苇说：‘老刘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我提议老刘当头头。’而我却推选陈然当头头。陈然说：‘还是你当比较合适，少数服从多数，不必推辞了。’我说：‘既承两位信任，甘愿效劳。不过，丑话得说在前头。办地下刊物，随时都有杀身之祸。我们切不可将中统、军统都看成饭桶，他们的反革命嗅觉还是灵敏的。俗话说：未曾行兵，先寻败路，我们得有精神准备，以便临事不惊。’为了严守秘密，我们三人还订出几条约束的纪律：一．未经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将《读者新闻》的事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亲生父母、结发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敌人没有拿住证据，就坚决否认与《读者新闻》的关系，如果敌人拿住真凭实据，个人就承担一切责任，决不牵连别人；三．小报的编印和发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办法办理。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各人寄送的读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过问。”

小报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末后，陈然一把拉住刘容铸的袖子，问：“老刘，我有一句不该问的话，可否领教？”刘容铸佯装惊诧地说：“什么事？问吧。”陈说：“外面流传的那份无名油印小报，是不是你搞的？我断定是你。”刘问：“有何见得？”陈说：“理由是：今天我给你送新闻稿，拿出那张小报，你处之泰然，毫无惊异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几分。后来跟老蒋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来，我们马上对笔迹。”刘容铸知道事至此时，再也瞒不住聪明绝顶的陈然了，便做了个投降状：“不用对了。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我认账就得了。”“好你个狡猾狡猾的老刘啊！” 陈然气得真想挥拳“揍”一顿刘容铸。不过，最后还是和老刘与蒋一苇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兴，证明‘英雄略见所同’还是有的。”临别时，陈然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

《读者新闻》出版了两期，一天，蒋一苇从太平门取新闻稿回来，路过在开明图书局的刘容铸，跟他谈了两件事：一是他和陈然推荐吕雪棠和吴盛儒（后改名吴子见）参加《读者新闻》，征求刘的意见。二是想把〈读者新闻〉的报名改一下，“缺乏战斗力，最好改个更有战斗力的报名”蒋一苇说。“吕和吴都是进步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彷徨》的热心作者，尤其是吴盛儒，他在〈彷徨〉上发表的那篇《我俩走向结婚》的文章很不错。我对他们俩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没意见。改报名嘛，我也同意。”刘容铸建议道。“那就明天下午到我家时开个会吧。正好我把俩位新同志介绍你认识认识。”蒋一苇说。

其实，蒋一苇与陈然之所以动议改报名，是因为在这之前，吴盛儒曾把一期的油印小报《读者新闻》给了好友、共产党员刘国鋕看了。刘国鋕当时就指出最好把报名改一改，这样更突出其内容在敌占区的战斗力。同时刘国鋕还指出了不能在报上注明出版日期，那样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容易被追踪。

第二天下午，陈然、刘容铸和新加入〈读者新闻〉的吕雪棠、吴盛儒准时到了蒋一苇家，就改报名展开了热烈讨论。吴盛儒首先提出了刘国鋕的建议，“我建议改名为《挺进报》，因为‘挺进’二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用以纪念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飞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恰似一把钢刀插队在敌人心脏；二层是我们都是革命者，应当挺起胸膛向前进，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我们向前挺进的步伐。”吴盛儒其实是重复了刘国鋕的意见。

“好，《挺进报》这个名字好！”陈然第一个赞同。

“我也赞成！‘挺进报’很有战斗力。”蒋一苇等都表示同意。

“吴兄，你的隶体写得好，我们《挺进报》的刊头由你来完成。”蒋一苇提议道。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吴盛儒笑笑，欣然提笔，随即写下了“挺进报”三个大字。

“我认为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陈然一边踱步一边忖思道：“我们应该给这份报纸找个‘靠山’。”

“是应该有个‘靠山’。”吴儒盛立即附和道。于是众人纷纷点头，因为他们都知道陈然说的“靠山”，就是指党组织。

是的，可党在哪里啊？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忧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出重庆后，我地下党组织一直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多数共产党员几乎都处在无组织的“自由”状态。他们多么期待党组织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

然而，党在哪里呢？

山城重庆的春季，总是雨雾茫茫。陈然他们在蒋一苇家开完会十来天左右、《挺进报》出版二期的一天，在大明书局门市当店员的刘容铸正忙着整理书架时，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刘容铸回头一看，见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顶咖啡色礼帽的“绅士”站在他身后。

“你是刘容铸先生吗？”“绅士”礼貌地问。

刘容铸默默地点点头。

“我们学校图书馆准备买一批图书。”对方在说暗号。刘容铸明白了，便警惕地与其对暗号：“书单带来了吗？”

“刘先生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吗？”

暗号已经对上。

“请上楼。”刘容铸将“绅士”带上阁楼。

“你们办的油印报纸，每期我们都收到了。组织上认为你们做得对。我叫彭咏梧，市委委员，今天，特地来找你接组织关系。”“绅士”脱下礼帽，放在写字台上，然而慢条斯理地说。

“请拿来!”刘容铸突然严肃地对“绅士”说。

“拿什么？”

“拿组织关系。”

“要是拿不出呢？”“绅士”看看刘容铸，脸上淡淡地一笑。

“那就不接。”刘容铸的表情立即沉了下来。

小阁楼上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片刻，“绅士”站立起来，有些激动地：“镕铸同志，你是清楚的，‘二二八’以后，留下的同志都疏散隐蔽了。为了找你，我们费了很大劲。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刘容铸稳了稳情绪，说：“咏梧同志，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员，也相信你是党派来找我接组织关系的。可‘二二八’后，我同党中断了联系，早就希望接上。《挺进报》的几位朋友也委托我找党组织，我们多么盼望党来领导《挺进报》啊!但是，就凭你的一句话，还不能接关系。”

被叫作彭咏梧的这回情绪稳定了一下，问：“那么，要怎样才能接关系呢？”

“‘二二八’前夕，领导我的同志对我说：‘今后可能由别的同志来同你联系。目前蒋管区形势日益恶化，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亲笔签了字，交给他，言定凭名片接关系。你没有带名片来，怎么接关系呢？”

“好，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次再来。”彭咏梧戴上礼帽就出去了。

三天以后，彭咏梧又来了，仍然没有带名片。但他说出刘容铸原来的组织领导人王焕新的社会身份。前面这位党派来接头的领导同志是无疑的了。刘容铸心想。

“如果我不凭名片，是否可以同你们《挺进报》的几个同志接关系呢？”彭咏梧问。

“不可以。”刘容铸摇摇头，坚决不同意。在白色恐怖条件下，这是起码的组织纪律。

“那好吧。这个先放一放。”彭换了一个话题。说：“根据中共重庆市委的精神，你们的《挺进报》需要进行组织改造，办还可以由你们几个办，但得归市委领导，发行也有市委统一安排，你们这边可以留一部分发给原来的读者。你看怎么样？”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彭委员……”刘容铸依然很倔的样子，摇头道。

“这是为什么？”彭咏梧的口气有些重了。

“你既然是市委领导，你当然知道为什么。”刘容铸没有客气。

“哈哈……我明白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彭咏梧突然大笑起来，说着，拿起礼帽出了书店。

组织关系没接上，刘容铸当然不同意任何事情。他看着远去的彭咏梧，又想喊住他，可铁的组织纪律告诉他，必须这样做！

过了四五天，“绅士”彭咏梧再次出现在书店门市部。这一回，他见了刘容铸，就笑容满面地说：“刘经理，我们的那笔交易，今天大概可以‘落盘’了。”

“彭先生请——！”刘容铸带彭上了楼。并给他沏上茶。

这回，彭咏梧坐下后，从容地将手插进口袋，然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刘容铸，问：“这名片是不是你的？再仔细看一下，那名片上的签字是不是也是你的笔迹？”

“是！就是我的！上面的笔迹也是我的！”这次特别的激动，轮到了刘容铸。只见他迅速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彭咏梧的手，连声道：“老彭，我们终于找到组织了！终于找到组织了！”

“你们辛苦了！党没有忘记你们，也知道你们的情况。”彭咏梧也有些激动地。

“根据形势需要和重庆地下党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宣布市委的几项决定：一，《挺进报》从现在起将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直接领导，具体由我来负责并与你们联系；二．报纸的印数要尽可能增加，印刷质量也要设有所法提高，报纸印出后全部交给市委发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经办人员处理；三．办报所需经费，目前组织上无力支付，继续由你刘镕铸同志负责筹集，但不得以党组织或《挺进报》的名义筹措经费，唯自愿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绝；四．《挺进报》的编辑方针和内部人员分工不变。”彭咏梧开始以市委领导的身份，向刘容铸宣布道。最后，他又交代了几件事：“目前《挺进报》只有你是党员，你要挑起这付重担，组织上相信你能完成任务。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以全部告诉陈然和蒋一苇。吴盛儒今后不来了，你们也不要去找他。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刘容铸马上明白，当初吴盛儒进来参与《读者新闻》，肯定也是“组织行为”，便笑问彭咏梧：“是不是你派老吴打进我们《挺进报》的？”彭咏梧笑笑，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说了。”

彭咏梧前脚刚离开书店，刘容铸立即收拾了一下书店门市，便飞步赶到枣子岚垭蒋一苇家，将找到“靠山”的事告诉了蒋一苇，并说：“这么好的消息，你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告诉陈然，他会高兴死的！”。

“我马上就去。”蒋一苇说。

一份地下的“无名小报”，竟然被收归为市委机关报，这是陈然等开始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后，这件事就这样迅速被确认了。

“我们几个朋友合办的《挺进报》，现在居然成了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并由市委直接领导，这对我们来说，的确做梦也没有想到。”刘容铸激动地回忆道：“由于无法抑止的兴奋，也出于对革命工作的责任感，之后，我们立即聚集在一起讨论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来的分工，对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别提出措施和要求：负责刻写蜡纸的蒋一苇，逐步争取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落笔轻重适宜，漏墨均匀。钢板要经常刷洗，刻好的蜡纸要小心收卷，勿使产生拆叠痕迹；负责油印的陈然，从蜡纸上墨到印完，都要细心从事，防止擦破、挂破。如发现蜡纸出现裂缝，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尽可能增加印数；负责采购材料的刘镕铸，要尽可能选购优质材料，如蜡纸以戴高乐牌为佳。纸张质量要细、薄而富有韧性，纸面无光泽，吸置。油墨要细腻易干。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报纸的印刷质量显著提高，每张蜡纸的印数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扬。”

不久，彭咏梧又向刘容铸他们传达了市委的两项新决定：第一，建立《挺进报》特别支部，由刘镕铸担任书记；第二，可以发展党员。刘镕铸接受新指令后，立即着手在《挺进报》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其实，陈然和蒋一苇早已是党员了，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俩的党员身份都已中断了。陈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党，那时他才16岁。后来因为一度离开了重庆而脱离了组织关系。现在他要恢复党籍，必须接受组织的重新调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请。蒋一苇，则在当时属于组织之内准备入党的先进青年。正当陈然和蒋一苇准备接受党的进一步考验时，彭咏梧同志被调到下川东(万县、云阳一带)领导武装斗争，《挺进报》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维嘉代为负责。李维嘉到任不久，便传达了市委的决定：批准陈然重新入党，并指定他担任特支组织委员。几个月后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蒋一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挺进报》特支的宣传委员。

为了达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标，陈然、蒋一苇刻苦钻研刻写、印刷技艺，使报纸的质量逐步提高，印数也逐期增加。陈然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预防蜡纸自然裂缝的措施和破裂后的贴补办法。他还经常练习刻写蜡纸，经过一段时期的刻苦琢磨，终于能刻出老五号大小的仿宋字。准备在必要时接替刻写工作。以后吕雪棠、古承铄二人也参加过《挺进报》的刻写工作。

组织的建立，便得陈然等一批年轻人像一团团火焰般的热情投入到了办《挺进报》的工作中去。那时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地下工作，风险极大。根据分工，蒋一苇负责刻蜡纸，陈然负责油印，刘容铸负责材料供应和筹措，吴盛儒负责发行，吴随彭咏梧离开后，发行由刘容铸兼担起来。他们的上面有专人负责把抄录的新华社新闻稿传递，这一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是由彭咏梧的爱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负责。而在江竹筠上面还有一个地下党的“特支”，即专门通过电台收听新华社新闻消息的“电台特支”，程途为这个特支的书记，成善谋等人是专门收听电台新闻消息的支委。市委书记刘国定直接领导这个电台特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两个“特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相互不认识，或认识也不知道各自干什么的。

在十分艰苦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办这样一份革命报纸，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蜡纸、油印，固然艰苦，也有风险，但毕竟是一个人关着门干的活，暴露的机会要少一些。运送和发行就不同了，它要经过很多人的手，通过若干关卡码头，既要考虑发行人和传送人的安全，更要保护收报人的安全。就说陈然把报纸印刷完后，就得考虑如何把印好的报纸送运送出去。这个难度很大，风险更大。他得每期将在家里印刷好的上千份《挺进报》，先包装好后，再渡长江，有时还要绕渡嘉陵江，然后经朝天门、小什字、夫子池，最后才到民生路开明图书局。过轮渡时，要上下趸船，趸船上有军、警、宪、特盘查过往行人。稍有不慎，便会险象还生。然而陈然却从未出过纰漏。

之后由刘容铸负责的发行，就更需要机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为报纸送到他手后，必须立刻发出去。留在手上时间越长，危险也就越大。发行人员除了严密的保密意识，还得有高度的时间观念，要精确安排和严格遵守时间，避免取报人互相见面，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发行时间缩短，对发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当时《挺进报》的发行采取委托转发和邮寄两种方式。拿刘容铸经办的发行环节来说，一般先从他手中直接、间接取报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几份，有的要取数十份或者上百份。刘容铸不能用笔或其它方式登记取报人的姓名、份数，只能靠牢牢记住他们的相貌与服饰及领取的份数来确认。

《挺进报》发行的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人群：一是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读者和有统战关系的读者，给这些人发报相对安全和好办些。另一类对象就比较困难和危险了，那就是些特别“读者”——国民党的军、政官员，这是地下党为了瓦解和粉碎敌人嚣张气焰而精心精心安排的对象。通常做法是，将〈挺进报〉装入那些印有“重庆警察总局”、“中央银行”等官方部门的信封套。这些信封套则是陈然、刘容铸名正言顺以《彷徨》这样的公开杂志社名义去某些印刷厂索取或买来的，也有他们平时收集和储存起来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敌人和特务机关一旦发现想追赶查，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进入1948年，盘踞在重庆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越来越日落西山，然而正是这一垂暮的景况，使得敌人对共产党的镇压更加疯狂。作为“剌向敌人的一把尖刀”的《挺进报》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这时，重庆地下党的形势也十分严峻。特支书记刘容铸被调出重庆市区去从事新的战斗工作，陈然代为挺进报的特支书记。这位年轻共产党员几乎以全身心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办报工作中去。他的战友对他当时的工作情形有过如下描述——

7月，重庆山城炽热如火。陈然利用住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用厚纸把板壁糊住，在窗后挂上毯子，再用黑纸作了一个灯罩，布置成为一个印刷间。他再把刻好的蜡纸，一头用图钉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来代替油印棍子，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后，把蜡纸一烧，竹片一丢，不留任何痕迹。

经过一夜奋斗，按照市委要求的8开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进报》，在黎明时分印成了。陈然心急如火，不顾疲劳，立即带上报纸，赶到江边。这时，轮渡尚未开航，他雇了一条小船，横渡长江进城，直接送到市委负责联络的同志那里。

但是，第一期报纸的印刷质量却并不理想。一张蜡纸印不到六七十张，字迹就模糊不清，只得换刻一张蜡纸再印。就这样，连续刻写三张蜡纸，又连续印刷了一个通夜，方才达到市委所要求的报纸数目。

……又是连续3个夜晚，陈然坚持精心印刷。一本印刷精良、装订精致的重要文件，终于赶制出来，总数达到3500份。

由于隆冬严寒，劳累过度，陈然病了，高烧达到39．6℃。但是，他很兴奋，因为目前形势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的确，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这时，除了编写和刻字仍由蒋一苇负责外，陈然的担子更加重了。和上级联系，采购油墨、纸张，取电讯稿，输送和投寄报纸，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为了防止意外，李维嘉已不直接到陈然家来，而又改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约会。因为，重庆的环境已十分险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斗争更为艰巨、复杂。然而，陈然的斗志却更加旺盛。他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报纸为例：他为了不致被“邮检”扣留，放弃集中投递的办法，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别到南岸、江北多点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种形式的信封，运用多种笔迹，一次又一次地和敌人“捉谜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资本开设的大商号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邮。这些报纸很快就被守候着的特务发现，他们根据这些线索，对这几家商号，进行搜查。吓得目瞪口呆的大老板们，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诈勒索。又一次，他在几所被三青团分子把持、一贯压制进步同学的学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进报》，这就引起特务怀疑，对学校当局作了一番彻底的清查……

《挺进报》在陈然等同志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外，还有一些小的言论评论以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关于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原则，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的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和战场方面的报道最多，这对鼓舞白色恐怖下的重庆市民和地下党的同志来说，仿佛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的一盏明灯。而同时，《挺进报》也从不放松对敌展开攻心工作，适时刊登那些令敌人心惊肉跳的文章和新闻消息。比如《挺进报》发表过一篇由一位老者写的题为《劝告蒋军军官》的文章：“……蒋军中的士兵大都是无产阶级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在这穷人要翻身的时候，不仅不让翻身，反要替蒋介石卖命。所以我不必劝蒋军中的士兵，只劝蒋军中的军官。我来现身说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数十年，可算知识阶级中人，愚夫妻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也可算有产阶级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却一反以前不问国事的态度，实在是为正义感所驱使，看到了蒋介石祸国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国家快要亡，现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为凡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只顾自己安富尊荣，须念及同胞水深火热，而替蒋介石打内战的军官们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弥天罪恶，一定迟早命都不保，为解放与革命而死是有价值而且光荣，为卖国与独裁而死是毫无意义而可耻。”

从现存的档案馆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进报》，那报眼的左右是两个加框的口号，左边为：“蒋区人民武装起来，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右边是：“蒋管区官兵们，不要替贪污土劣打仗！”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再如一篇题为《蒋军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内容，对国民党士兵也极有鼓动性。

《挺进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更是对敌占区的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同时对反革命阵营也具有毁灭性的精神打击力量。

《挺进报》在重庆的影响越来越大，令国民党反动政府气急败坏。

原以为在中共四川省委撤离重庆和《新华日报》被封闭后可以安然大睡的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只“朱绍良主任亲启”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进报》，这位行辕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几分钟。因为那张用油墨印制的纸上有一排大字：“审判战争罪犯!准许将功折罪!”

朱绍良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缓过气来：难道共产党真是斩不尽，杀不绝？

“徐远举处长，你给我马上过来！”朱绍良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电话，疯一般地对着话筒大叫起来。

现在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5)材料中，有徐远举交代当时这一情景的文字：

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办公室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交给我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他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军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的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绍良一上来就提出《挺进报》的问题，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然后命令我与有关机关会商，限期破案。反动头子们面面相觑，会议一散，一个个腆颜而退……

三

徐远举从朱绍良的办公室出来后坐上小车，开始秘密策划对《挺进报》的侦破行动。自从1932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参加军统以来，他同共产党打交道已有16年的时间了，当上这个少将处长也可算是“战绩”累累。可《挺进报》秘密发行已有一段时间了，还寄向各方，这次居然寄到了朱绍良主任的手里，共产党实在太猖狂的了!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徐远举感到了一种巨大压力。

《血手染红岩》是徐远举在被关进人民政府的战犯监狱改造所里写的交代材料。在这一份材料中，记录了他反动一生尤其是屠杀重庆地下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罪恶过程。关于《挺进报》事件，也有专章叙述。当时徐远举对“限期破案”《挺进报》任务有如下布置：

本来丙种会报，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危害革命、镇压学潮的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处长。按南京丙种会报规定，指定我和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重庆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中统西南区督导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经我们四个人商量，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对付重庆工潮学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我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来危害革命人士。

这次会报邀请来的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虽然满桌子宴席菜酒，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将积极配合。最后，徐远举拿出了他的破案计划，他说：

《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们……(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挺进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我主张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派人守候缉捕，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是几家民营报纸。请党团新闻会报多多负责，随时交换情况。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市郊区多加巡逻。(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工运组织要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特务们对各种“案件”处理是有分工的，所谓的《挺进报》一类的案件，属于“丙种会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一种分类案件名称。从徐远举的这份“行动布置”来看，敌人对《挺进报》事件，是又恨又怕，欲速处理，方可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徐远举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头反动鹰 ，现在既然朱绍良把《挺进报》的事交代给了他，如果他徐远举做得不得力，朱绍良那里肯定不会给他好脸看。因此徐远举得到朱绍良要搞掉《挺进报》的指令后，立即把执行计划做好，并迅速呈报后得到朱绍良的亲自批准。

“军、警、宪、特四个方面的力量，全部由你调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挺进报》入手，彻底搞掉中共重庆地下党!”朱绍良特意交代道。

“长官放心，卑职一定全力以赴。”徐远举在上司面前立下军令状。

得令后的徐远举亲自坐镇指挥，他要求各方面的军警和特务分子每天将搜集的情报及时上报给他，试图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阵下，各路军警和特务们开始疯狂地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于是，在重庆大街上，便衣特务暗藏四处，瞪着那似鹰一般的眼睛，只要觉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伪装改扮成学生、工人的特务分子，渗入重庆及下川东的学校、工厂里，严密监视学生、工人的活动。他们对此行为也叫“深入基层”。

重庆的所有重点书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不少居民住宅也被强行搜查。各道路、码头、旅店，更是特务分子紧急戒严，重点清查的地方。

为了从“根本”上铲外《挺进报》与地下共产党的联系，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将“战线”拉长到各郊区，如綦江、江津、合川、璧山、永川、涪陵、长寿、垫江、大竹、邻水、广安、南川和万县、云阳等地的特务，便跟着纷纷出动，到处清剿搜查。

“报告徐长官：云阳方面有重要收获！”不日，重庆站的特务向徐远举报告说，他们抓到了一个云阳的青年知识分子，叫盛超群。“从确凿的证据看，此人肯定是共产党，并且与《挺进报》有密切关系。”

“你们在云阳那边盘问过没有？有没有收获？”徐问。

“拷问了，但他很狡猾，没有说啥子名堂。不过，他的事已经铁板上钉了。我们还把他的弟弟盛亚群也逮捕了，兄弟俩还都挺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吐一个字出来。现在分别关在渣滓洞的楼上六室和楼下六室。”

徐远举一听，异常兴奋。“好，我马上派侦防课长陆坚如去刑审，看他吐不吐嘛！”

心狠心毒的特务陆坚如得令后，立即对盛超群用大刑。然而，他们哪里想到年年轻轻、文文静静的盛超群原来是个他们根本想不到奇才，让狡猾的特务分子上了一个大当。

盛超群，云阳人。1938年在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受党的指派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8月回到云阳的他，先在云阳中学校宣传抗大的内容和八路军的好处，促使当时的云阳中学中有22位同学由城口县翻山路去考抗大。盛超群此时参加了一起告发云阳县长陈言福、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秩东的贪污事件，曾轰动一时。这事激怒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他们视盛超群为眼中钉、肉中刺，后由国民党分子刘障东等十多人联合起来控告盛超群是共产党，说他在乡间宣传阻挡兵役法实施和攻击政府，于当年12月被手令县警兵张俊等六人将盛超群锁押到县府。后因盛超群家人和亲戚出钱保释方算了事。虽然盛超群获得保释，可仍被软押在县党部内不准随便自由乱走。1941年2月，盛超群逃到成都、昆明一带。1942年底才重新由回到云阳。不久，他在云阳公报上揭露桑坪乡长刘障东的贪污事实，结果反被对方告发“盛是抗大回来的共产党分子”。盛超群再次被捕入牢，两个多月后才被取保出牢。此次出狱的条件是：盛不能再在云阳。无奈，盛超群到了万县。

1943年到1945年期间，盛超群利用上海法学院章仓萍教授主办的《中外春秋报》，不断揭露和攻击当地的国民党贪污分子，加上他的文章总是锋芒毕露，又频频将那些贪官的事见于报端，一方面盛超群他的名声大震，另一方面得罪了诸多当地反动官僚。比如，他攻击万县九区专员曾德威、万县警察局长艾兴权德贪污事实，在报上登出，题为《大官问小官，乡里情况如何，小官答曰，烟毒已尽土匪绝迹》文章，惹得曾德威、艾兴权等派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兵卒，直去追杀盛超群。那天盛超群正在西山公园坐着，好在有人事先去给他放信，他趁拿枪追杀的兵卒赶到之前的那一瞬间，急忙从后窗跳逃，一口气跑到一艘开启的轮船上才算救了一命。盛超群如此敢作敢为，与反动官僚和贪污分子如此高调对抗，加上他在《挺进报》还登载出题为《不怕你贪官枪尖上有血，只要我记者笔尖上有墨》一类的文章，作为此次特务分子寻找“共党”的《挺进报》嫌疑分子，盛超群是必定跑不了的一个。

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有回忆说：“1948年1月7日早上，我开门看见墙贴了很多快邮代电，其中有一则题为“速捉共匪盛超群”。 我一看，就拨腿往家里跑，告诉哥哥要他马上逃跑。哥哥听了我的话，但1月9日晚上，他却在万县被逮捕了。我于十日到万县四处打听寻找他的下落，二十多天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哥哥暗地串通了看守班长，才知道了他的情况，当我到看守所见他时，不由心痛万分。只见我哥超群他双手带手铐，脚上是副五十斤多重的大铁镣，已经被刑罚整得面不像人。看守班长对我说，这大脚镣是专门对盛超群定制的，因为上面的人说盛超群很凶，我们万县方面已经管不住他了，马上要押到重庆去……四月十九日我就被重庆行辕二处派来得特务杜杰（巫山人）逮捕了，特务给我带上脚镣、手铐，二天送到万县警察局审问，要我说出大哥得活动情况，我不说，把我用电刑、老虎凳整昏死几次，连整带审七八天后，我一点没有说，杜杰将我送到重庆行辕二处，由姓张的法官审问，他拿出我给另一个哥哥、在南京工作的盛腾芳的信（特务在邮局查到的），依此，特务们要我说出大哥超群的一切活动情况。我不说，又用电刑、老虎凳，将我整昏死数次，连整带审半个月后，我一直没说出什么，就把我关进入渣滓洞里。在渣滓洞里，我大哥盛超群关在楼上六室，我关在楼下六室，盛腾芳关在楼下八室，我们关在里面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二处特务把我大哥拷打得很利害，连整三天逼他交出组织，他受不住刑时，就把国民党云阳县得各单位警察局长等咬上去，说他们都是共产党……”

盛超群的弟弟盛亚群被关押了一年多后被释放，另一个哥哥盛腾芳更因为与盛超群及《挺进报》无任何联系，便在审讯后几日回到了南京。而对盛超群的酷刑仍在继续……

“处座，盛超群终于招了！这回我们收获大大的，盛已经招供他是云阳县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这是他供出的地下党员名单……”

徐远举拿着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单，手都有些颤抖了——这是这位老特务多么期待的东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云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在云阳准备武装暴动，预定某时起事。还供了云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计划以及开会情况，提出了一张黑名单。我当时认为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复讯就命令吕世琨、雷天元率领二处特务前往万县，会同万县区行政督察专员李鸿焘驰往逮捕。”徐远举回忆此次行动说：“万县专员李鸿焘，系邓锡侯的旧部，以其管辖区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就率领保安部队，开了一部专轮直下云阳，将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余人，一并逮捕，解到重庆。经我一了解，被捕的人，有的是县警察局局长，有的是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有的是县参议员。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动党团分子及云阳地方豪绅，是欺压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动统治的支柱，与中共地下党无关。全案扑了大空，不得不将在云阳县被捕的人全部释放，并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云阳籍的军统特务头子许乾刚出面，安抚他们，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餐，致歉，并嘱他们在云阳县团结一致，反共清共。至于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后杀害于中美所渣滓洞，还追索他哥哥盛腾芳在南京《新民报》的情况。他兄弟盛亚群，也被株连，关了一年多才予以释放。”

徐远举在盛超群问题上，大出洋相。当时特务分子们到云阳抓走周璞等一批官员后，震荡云阳各界，一时间，伪云阳政府乱成一片，百姓拍手称好。回到渣滓洞，徐远举亲自审问，欲给自己拉回面子，便重刑盛超群，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不想，盛超群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说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你们不相信，你们的人撬断了我的腿，我只得编一套交出来。”

盛超群从此在渣滓洞里监狱里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给难友们出高超招对付敌人。

后来，徐远举也还上过一次当。但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抓到一个共产党，却破坏了一个革命组织——四川民盟。民盟成员、“黑牢诗人”蔡梦慰就是在这次敌人的行动中被捕的。

然而，敌人毕竟已经在重庆城乡各处撒下天罗地网，任何一点关于《挺进报》的风吹草动，皆在他们“全力以赴”的侦察范围之内。这样一份想在敌人眼皮底下不透一丝风声的革命报纸就因为一丝不慎的细缝终于靠造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巨大悲剧——

事情是从一个年轻的地下党身上发生的。这位叫陈柏林的年轻党员才18岁，他是民生路上的一个“文成书店”的职员，在特务们撒大网搜查线索时被迫暂停营业。店员陈柏林转到草堂国专暂住。

在这里，有位叫姚仿桓的军统情报员正好与陈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远举派出的“红旗特务”，即以进步分子的身份，潜伏到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异常红色，最后在摸清革命阵线的情况下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故敌特机构称这样的特务叫“红旗特务”。陈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细，俩人在一起时陈对国民党反动特务们撒他的书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面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活动，一面表示将尽一切力量要恢复书店或重新办一个书店。姚仿桓佯装一样思想进步，随和着陈柏林大骂国民党腐败无能，这使陈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个进步青年。陈柏林主动拿出一本《新中国初型》给姚仿桓看，姚仿桓翻书时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挺进报》。

“老板，这里有情况……”姚枋恒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保密局重庆站组长李克昌。

“好，你继续盯住陈，我另派人接近这个陈。”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继续行动吗？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呢？”姚仿恒见立功机会快到了，却听上司要另派人来抢功，有些不悦。

“你的腿脚不利索，万一让陈跑了怎么办？”李克昌训斥姚。“长官，那我服从。”跛脚的特务姚仿恒只好放弃立功机会。让给了另一个假装失业青年的特务分子曾纪纲。

经姚仿桓的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曾纪纲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与陈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谈，对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使陈柏林有一种幸遇知音的感觉。特别是曾纪纲投其有求，提出要办书店的想法时，陈柏林非常兴奋。为了寻找线索，曾纪纲提出应搬回书店去，陈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庆各工厂发展了许多“通信员”、“情报员”，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层活动……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特务。”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尽快摸清陈的上级和《挺进报》的情况。

在文成书店，曾纪纲与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志向追求、谈人生理想，表现出了一副比谁都革命假象。陈柏林完全被“红旗特务”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样的进步分子介绍到党内。

1948年3月28日，陈柏林向上级“老顾”汇报了与曾纪纲交往的经过和对他的认识情况，“老顾”要陈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轻信人，但陈柏林十分坚决地认为曾纪纲最起码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顾”亲自考察一下。“老顾”从发展进步力量的角度考虑，同意先见见面，约定4月1日下午3时在红球坝见面。

曾纪纲立即向李克昌报告了这一情况，李克昌又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吕指示李克昌要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

但是，徐远举知道这一消息后，却等不及了，他命令吕世琨做好行动准备，将陈柏林、“老顾”秘密逮捕。4月1日，吕世琨带二处警卫组的大批特务在红球坝周围秘密潜伏。

这天下午，陈柏林兴致勃勃地带着曾纪纲去红球坝见上级“老顾”。路上，陈柏林告诉曾纪纲怎样介绍自己，如何回答上级的提问。在红球坝，陈柏林还未及作介绍，潜伏的特务便蜂拥而上，将他和“老顾”逮捕。双手被手铐卡住的陈柏林，看见曾纪纲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时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从不轻易哭的陈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泪。陈柏林自然还不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一失足，使得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地下党几乎彻底被敌人破坏，也并不知道由此给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带来了毁灭性的生命打击。陈柏林后来一直被敌人关在渣滓洞，牺牲于“11·27”大屠杀之中。陈太年轻了，狡猾的敌人让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党和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

不过，李克昌在抓获“老顾”时，竟然雾了一头水：“怎么是你啊？”这个共产党的“老顾”原来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经的特务机关的军统情报员，真名叫任达哉。

抓获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这让特务机关的行辕二处一时喧嚣起来。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审讯共产党案，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1．重刑；2．讹诈；3．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比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比如说，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况，不说也不行。比如说，你的妻子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施加种种欺骗诱惑，以及生与死的威胁。我认为只要他们说一个字，枪一句口，就有办法……”

但陈柏林虽年轻，却并没有出卖党和失去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在现今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81）卷宗中，关于当年陈柏林的情况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评语：

因向成义送报被捕，受刑很重，没有承认身份，未交人，狱中努力读英文，希望以后获得自由时办一个书店。

当时特务机构的二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胡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够幸免于死，也会终身残废。按军统对革命人士的审讯，一上来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棍棒。他们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坚强的意志，打得你昏头转向，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而落入特务的圈套。”

徐远举分析了陈柏林和“老顾”的情况后，认为首先要从年轻的身上打开缺口，年仪18岁的陈柏林在徐远举的眼里不是什么难对付的角色。

刑讯室里，徐远举和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想象陈柏林一见这些刑罚就会发抖，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了。但不论特务们耐心开导，还是淫威相逼，陈柏林只是一言不发，他愤怒地瞪着双眼……徐远举失去了耐心，命令对陈柏林动大刑。年轻的陈柏林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没有吐出一个字，这让徐远举不曾想到。

“换一个！”徐远举愤忿地。

“老顾”被带了上来，徐远举从李克昌那里已经知道了“老顾”——任达哉的底细。任达哉在被捕前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抗战期间，任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诱惑下，任达哉做了军统的通信员。随后，任达哉被介绍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的活动情况。由于后来任达哉只提供过一次情报，工作上无甚“成绩”，李克昌乃与任达哉渐渐疏远，却给另一个阵营干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听说你过去与我们还是一条船上的同志啊！”阴森森的审讯室里，徐远举仔细地上下打量着任达哉，见对方低着头闷在那儿，心里多少有些把握了：对这样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开他的嘴并不复杂。

“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军统的同志，变成共产党的？”徐远举突然高声一句话。

“不是的，长官，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现在还是你们的情报员，只是没有完成好任务……”浑身在发抖的任达哉施图用过去的历史挡一下徐远举的凶恶的目光。

“任先生真当不是共党分子？”徐远举的眼睛几乎贴近任达哉的脸。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声音是颤抖的。

“与《挺进报》也没有啥关系？”

“没、没有。一点……关系都、都没有。”回答的声音更颤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远举怒吼一声。

“小子，请上老虎凳吧！”打手陆坚如早已捺不住了。一把将半瘫在地的任达哉拖到刑具上，使劲加上两块砖……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声后，又“呜呜”地哭了起来。

徐远举鄙夷地看了一眼瘫在地上的任达哉，对陆坚如说：“把他交给你了！”

任达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后又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杨清”，并说杨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任达哉同时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

“最近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审讯已经一天一夜了，特务有些疲倦地问。

“有有。”任达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经同‘杨清’约定过几天联络接头，他要向我布置新任务。”

“太好了！这回我们可以钓一条大鱼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务那种异常敏感嗅觉的徐远举，顿时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戏”开始了——

四

1948年4月4日，军统特务头子母季缕按照徐远举的精心布置，带着叛徒任达哉和一批便衣特务，象一群凶残的饿狼似的向重庆磁器街的嘉阳茶馆——这是任达哉经常与许建业接头的地方。这一天，许建业正在茶馆里与另一位地下党高正明在商谈工作，突然见任达哉与几个鬼鬼崇崇的陌生人在茶馆外面探头探脑，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妙。“有情况，快走！”许建业轻声催促高正明一句后，借机将茶凳绊倒，引起茶馆内一阵混乱，于是高正明装做上厕所，从后门脱身远去。

“他就是杨清。”任达哉指着许建业，对特务说。

“抓！”特务们立即一拥而上。许建业蔑视了看了一眼任达哉，大义凛然地甩了一下特务们拥上来的手，说：“我自己会走！”

许建业的被捕，立即惊动了重庆各特务机关。当晚，徐远举马上驱车前往重庆军统特务秘密机关所在地老街32号慈居，他要亲自审问这位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

徐远举，湖北人，1932年参加军统特务，时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是位“见多世广”、杀人不见血的老牌特务。在他的眼里，共产党人只不过像他脚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蚂蚁一般，只要用点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来点“心理战术”，肯定会像任达哉那样“求饶”还来不及呢！可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杨清”让他吃惊不小。在徐远举的自述罪行——《血手染红岩》中他这样描写道：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昂扬，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动态……

关于特务分子如何对这位重庆工人领袖的用刑和许建业如何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监狱里的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亲历者的感受。笔者看到《重庆工运史》编写组邱富贵、唐有武等人写的许建业刚入狱时的三次重刑情景：

……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见这位身穿兰布衫，身材魁伟的年青人毫无畏惧的站立在办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着窗外，觉得对付此人不能玩忽大意，他假意请许建业坐下，然后说：

“你叫杨青吗？”

“不错”。

“干什么职业？”

“做生意。”

“不，你不像做生意的，年青人，你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徐远举脸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这就是实话。”许建业不慌不忙地说。

徐远举沉不住气气了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必须交代出你们的组织，同党和领导人”。

许建业一听“交代”“同党”，气涌心头，严正地说：“我们做买卖的，只晓得将本求利，赚钱谋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

“真不说？真交代你的组织？”

“有什么可说的？我连共产党都不是，还有什么组织可交代？”

徐远举恼怒了，只得摊牌说：“你真的不讲嘛！那好，我叫一个人来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立即走进办公室，勾着脑壳，龟缩在一旁，胆怯地低声说：“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

许建业一见叛徒任达哉，怒火万丈，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徐远举的审讯成了僵局，只得草草收场。

徐远举不甘心失败，决定对许建业采用刑讯逼供，妄图用皮鞭、棍棒来撬开建业的嘴，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恶目的。

夜里，许建业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绑进刑讯室，室内阴森恐怖，灯光微弱，寒气逼人，四周墙上挂满了麻绳，带钉棍棒，钢心皮鞭。屋中间摆着老虎等，电刑坐椅……。

而对着刑讯室里的一切，许建业巍然屹立。重庆行辕二处二课课长军统特务头目陆坚如，二处渝组组长雷天元，渝组副组长王仁德同时出马。许建业面对凶残狠毒的特务，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陆坚如先是耐着性子，装出和缓的样子说：“杨先生，徐处长给你讲得很多了，有的问题你们的人都说了，何必还要隐瞒呢。希望你将领导人和组织交出来，这样对你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既然叛徒都给你们讲了，还来问我干什么！”许建业以鄙视的口吻说。

陆坚如带着威胁性地说：“你不要嘴硬，现在你已失去了自由，只有交出组织和同党才能重新获得自由，那是唯一的出路”。

许建业斩钉截铁地说：“少罗嗦，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陆坚如见许建业态度强硬，进一步威逼说：“到了我这里，就不由你不讲，放明白点，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的意思无外乎要动刑，就是杀头我也没什么可讲”。许建业刚毅地回击。

此时，陆坚如凶相毕露，猛击桌子吼道：“给我吊起来！”话声刚落，几个刽子手立即将许建业捆绑起来，凡吊在屋中大梁中。建业头上碗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不叫不哼。几个特务手执皮鞭，棍棒，边抽打边问：“说不说？”许仍以“无声”对抗，刽子手们声嘶力竭地狂犬一阵之后，无可奈何，只好将许建业放下，这时，许建业的手脚已严重损伤昏迷过去，但他紧咬牙关，坚强地战胜了敌人的第一次酷刑。

绝灭人性的军统特务没，不让许建业有喘息机会，待用冷水将许泼醒后，又绑上刑椅，刽子手包树成举起大号白铁水壶，向许建业鼻孔猛烈冲灌。带刺激性的水冲入鼻孔，呛入气管，肺部，痛如针插刀绞，但建业一声不响仍然以极大的毅力战胜了敌特的第二次酷刑。

敌人两次刑讯失败后，对许建业使用了更凶残的毒刑，他们将许建业绑在“老虎凳”上，这是一种既原始又残暴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脚骨折断，瘫痪至残，垫到第三块砖时，见也的膝盖骨吱吱作响，昏迷过去，敌人用凉水将其泼醒后，又加砖头，许建业再次昏迷，虽然几次反复，但许建业仍未吐出一字半语，充分显示出他“宁可筋骨断，意志绝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经过一整夜的折腾，敌人一无所获，特务头目陆坚如脑羞成怒，对许建业最后狂犬道：“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尸不全。”

这时许建业已是遍体麟伤，精神不支，但一听陆坚如的狂犬，立即挣扎起来以仇恨的目光怒视陆坚如，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特务们歇斯底里地：“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

许说：“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怕了不算共产党员！”

又是一顿雨点般的鞭子抽打。“说不说？”“不说！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听到一句对你们有用的话！”

面对如此硬骨头的共产党人，特务们再无进攻能力了，只得灰溜溜地收场……

特务们对许建业可是下了功夫，因为徐远举知道，只要把许的嘴“敲开”，《挺进报》乃至整个重庆地下党就有可能“彻底解决”。为此，他招呼手下特务们要使尽一切办法让许建业“招认”。

“老许初入狱时，蒙着头，不许任何人看，他脚上上了重镣，手上有铐子，不吃饭，不给他松铐子，看守把他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一人能打五人，力气大，有武功，受几十种刑都不怕，看守很畏惧。”有狱友这样回忆说。

许建业，《红岩》中的许云峰的主要原型，这位让敌人传得神乎其神的共产党重庆市委领导，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在此，我们稍作介绍：许建业是四川邻水县人，1920年生，原作许明德，后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清等。四岁时父亲许良栋病故，剩下母亲，妹妹三人，寡妇幼子，孤苦伶仃，只得投靠心底狠毒的伯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伯父的儿子经常欺压幼小瘦弱的许建业。母亲见儿子被人践踏打骂，常痛哭失声。于是变卖嫁装首饰，决定让许建业上学读书，以求将来成家立业。儿子出息，先读私塾，后入县立小学。为了早谋职业，减轻慈母负担，13岁的许建业就考入邻永县乡村师范训练班。许建业追求进步，1938年18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一直从事重庆的地下工人运动，是位有广泛影响的工运领导者，也是位作风正派，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他在群众中有相当好的口碑和威望。

由于特务认为许建业是条“大鱼”，所以对他用刑特别重。被逮后的两天中，数度用刑，但都没有从许建业的嘴里获得任何东西，无奈特务只好将其单独关在一间潮湿的牢房。渣滓洞监狱内的特务们对“政治犯”们管得异常严厉，但这里也是个特殊的战场，特殊在这儿每天出现的情况，都会马上在狱内的难友中了解到，并迅速引起某些震荡。许建业入狱和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宁死不屈精神，加上他已经是暴露身份的“政治犯”中最高领导，所以他的出现，立即在整个渣滓洞内的难友们的“骚动，尤其是那些共产党人，他们暗暗都在为自己有这样的优秀领导者而感到自豪和兴奋，并通过各种渠道向许建业致意。

饱受皮肉之苦的许建业，一方面感受到监狱里的同志们的关怀，另一方面更加忧虑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党内出了叛徒，会不会引起更多的同志被捕，党组织怎么办？他为此彻夜难眠……

早晨，牢房门“嘎吱”打开。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的看守陈远德，端着一碗水走到许的身边，似乎很同情地说：“杨先生，你受苦了，喝碗水吧！”一夜的酷刑使许建业嘴唇破裂，浑身疼痛。但当他发现是监狱看守所的小特务时，马上警惕起来，瞟一眼后没有搭理对方。中午，陈远德又送来牢饭，并且主动地向许建业述说他的“身世”，说他家住农村，很贫穷是被拉壮丁出来当兵的，在国民党监狱干事又如何如何的“不落好“。许建业仍然半信半疑，但显然若有所动。傍晚，陈远德又端来热腾腾的饭菜，表示愿意帮助许建业做点事情。

监狱毕竟是个非常之地，又加之特务们通常是刽子手一般的残暴，许建业感到眼前的这位年轻看守确实跟审讯他的特务们很不一样，心头焦虑着外面的同志和组织命运的许建业，此刻内心产生了一种期待和希望：如果能通过一个人把自己住处保留的党内文件和要求进步的同志们写给党组织的入党申请书销毁，以免落入敌人之手该是多么重要和紧急的事呵！

许建业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魔掌，想离开几乎不可能的事了，于是内心强烈地希望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眼前的这个小看守也许可以利用。

“小伙子，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可不可以？”许建业试探性地问陈远德。

“杨先生你要相信我就交给我办。”陈远德的胸膛挺得直直的，并且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我也是苦出身嘛。”

许建业重重地看了一眼对方，又深思片刻，下定了决心，道：“你能不能做好？”

“保证！”

“好。”许建业特意强调道：“你把事情办好了，我会付你三千万元酬金。等重庆解放了，以后也会给你找份好的工作。”（注：三千万元是指旧币）

陈远德一副受庞若惊的样：“杨先生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你的事做好来报答你！”

许建业点点头，便悄悄地在一张废纸上给电力公司刘德惠（党员，志诚公司董事）写了一封简信，同时也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绝命信，前面一封信的内容是让刘德惠同志赶快通知组织，说是内部出了叛徒和他许建业已经被捕的情况。另，特别吩咐陈远德，到他住处的箱子里取一个包，将包里的材料全部毁掉。后一封信的大意地：亲爱的母亲，儿子落入敌人手中，不能孝忠，以后有困难可以找组织帮助等等。

“杨先生放心，我马上去办。”陈远德拿到信后，装出很认真的样子，然后出了渣滓洞。

许建业哪知这是特务设下了圈套。

这条披着人皮的豺狼，出了监狱，却直奔特务机关，当面将许建业交给他的信和交代办的事全部跟主子徐远举，统统倒了个干净。

“好！”徐远举兴奋得拍了一下大腿，立即召来特务季缕、漆玉林等，吩咐道：“马上到许建业所在的志诚公司！”

“是。”

“重庆谍报组和警卫组特务去志诚公司搜查，收获出乎意料。”徐远举后来谈及此事这样说：“首先拿来的证物就是许建业床下一个黑皮包，皮包内有三件东西，一许建业三个身份证，二挺进报一卷，三有二三十份党员入党申请书。这样，我进一步叫陆坚如率领匪二处特务去追查志诚公司的背景及有关的人，指示将志诚公司包围封锁只准进不准出，将有关的人都抓来。我记得先后抓的人有经理，周则询（重庆电力公司总务课课长）董事长黄大庸（重庆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和志诚公司一个会计刘国定……”徐远举又交代：“记得匪特们去搜查志诚公司后，在当天上午11时就将许建业的黑皮包拿来了，当时我给了陈远德二百万元伪法币，由‘上士’提拔为‘准尉’。”

次日，特务根据从许建业皮包中拿到的党员名单和那些入党申请人的材料，分别在重庆兵工厂、铅笔厂等地将陈丹墀、余祖胜、皮晓云、牛小吾、蔡梦慰、雷志震、潘鸿志、刘祖春、孙志成等秘密逮捕。

另一方面，当时特务从志诚公司搜查物品中得知许建业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人物，但不知道具体职务和真实姓名。于是4月6日，徐远举又一次审讯许建业，但刚阿不屈的许建业依然横眉冷对，一字不吐。

“你不说，可是这些东西可是已经帮你开口了。”徐远举突然拿出从志诚公司那里搜查到的那只装满党组织材料的皮包，以此来挟持许建业。

“你们……”许建业一看是自己的东西，而且这正是他入狱两天来一直最怕被敌人发现的事，竟然现在都在特务手里。他知道上了特务的当了。后悔莫及的许建业乘特务不备的一瞬那，一头撞到墙上……“快挡住他！”徐远举见要出事，命令喽罗们拉住寻短见的许建业，可还是晚矣。

许建业当场撞在墙上，满头鲜血……如果不是特务阻挡，性命难保。

为了从许建业这位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口中获得更多的情况，敌人使尽了各种刑具和劝降招术，但酷刑都没有使许建业屈服动摇。

“我就不信！”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老手、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决定亲自出马。

那天，朱绍良来到提审室，先装模作样地做出一番“文明”状，让许建业坐下，然后打量了一下满身皮开肉烂的许建业，阴阳怪气地开腔道：“许先生，怨我来迟一步，竟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许建业怒目而视，不发一言。

“不过许先生，你也太任性了，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共建国家……”这回未等朱绍良说完，许建业立即回答说：“别来这一套，同你们没有什么好讲的，快送我回监狱！”

朱绍良依然漫无边际地大谈其人生哲学和金观钱，并继续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许建业归顺国民党。许建业越听越愤怒，作为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面对眼前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国民党西南的头号敌人，不由怒火从胸起：“无耻之犹！你们不懂得共产党人的心灵，我们把官位，钱财视如粪土，你要杀就杀，少讲废话。”

朱绍良再也忍耐不住了：“给我拉出去！重刑伺候！”

入牢以后，特务仍多次对许建业重刑，然而许建业始终保持忠诚于党的崇高气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临刑前，他一路高唱《国际歌》和高呼革命口号，成为当时重庆百姓中广为流传的英雄人物。据徐远举在解放后供认，杀害许建业原因有三：“一、许建业是一条硬汉子，根本无诱降的余地；二、不杀许建业就不能施展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软化地下党员的狠毒阴谋；三、怕许建业在监狱中起作用，发生影响，因此是非杀不可的。”

由于许建业在党内内威望高，加之在监狱里如死视归的精神，他被敌人杀害后，对当时白公馆和渣滓洞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影响巨大，大家纷纷引他为自豪、以他为榜样。后也成为革命烈士的优秀地下党负责人、《红岩》中另一位“许云峰”原型的许晓轩写下诗文吊念他的同姓战友：

噩耗传来入禁宫，

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

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吐。

临危慷慨高歌日，

争睹英雄万巷空。

五

话说在许建业被捕之后的几日内，由于敌人“意外“地从许建业的皮包中获取了不少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材料和一批要求申请入党的先进分子名单后，特务们很快在重庆各个角落布下了特务网。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的被捕及这俩位中共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叛变，使得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大破坏。这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党内出叛徒尤其是党内主要领导背叛党的严重危害性。

1948年4月6日，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带地下党员涂绪勋去志成公司找许建业联系工运工作。刘国定当时并不知道许建业这边已经出事，便衣特务们在志成公司四周密布了暗哨，所以当刘国定一到许建业的办公室就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扣下。

在外等候的涂绪勋见刘久未出，也进到许建业的办公室，特务顺其自然也将其扣下。因在办公室现场讯问时，颇为机智的涂绪勋坚持自己是来找许建业联系有关公司业务的，并一口咬定与刘国定不认识，加上志成公司的多名员工也证明未见过此人，特务有名不耐烦地挥挥手：“你赶紧走吧！”这样涂绪勋得以逃脱。

刘国定则不一样，他声称自己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刘仲逸(这是他当时的掩护身份)，但特务不傻，他们在另一间房子里寻问志面公司员工，结果都说刘国定是“黄先生”，并且经常与一个叫“肖胖子”的人来找许建业。特务一听刘定国“不老实”，知道这其中必有诈，所以抓住这一破绽逼迫刘国定交代与许建业的关系。

“别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你说是南岸牛奶场会计，姓刘，可为啥平时来志成时你却称自己姓黄，谁信啊？快，赶紧交代你是不是共产党！”特务们也不是吃白饭的，又是拍桌又是瞪眼地审问刘国定。

“他、他们弄错了。我就是姓刘……”刘国定想嘴硬，却又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只得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刚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反复强调自己除了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余天、李忠良以外，什么活动也没有参加过。

“那你把这个情况写下来。”特务拿来纸和笔。

刘国定无奈坐下来，将自己所说的写在纸上。作为市委书记，刘国定毕竟手头有不少党内“资源”，了解的党员情况也多，但由于情况来得突然，他一时弄不明白许建业是怎么被捕的？另外，特务找志成公司的人了解我的身份，证明特务们还不知道我的底细和身份。南岸永生钱庄的余天和李忠良是因为在农村武装起义失败后逃来重庆的，是按我刘国定前几天的安排，他们也应转移走了。现在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会马上去核查，那只能是除了能证明有过这两个人外，其他的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特务们也无法证明我是什么人，充其也就量将我多被关几天放出来吧！刘国定这么一想，所以装着很自然地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新党员”，供出了两个根本抓不到的“同党”。

“跟我们走！”特务收起刘国定的“供词”，便吆喝着将期押到了渣滓洞。

“喂，喂喂！我什么都不是，你们还不放我出去！刘国定一看到了监狱，内心很恐慌地冲甩袖而去的特务们喊道。

“老实等着再吧！”特务们头也不回地告诉他，因为这些人与整天跟共产党打交道，用他们的话说，你刘先生“玩”的这一套别想糊弄我们，是不是啥都不是，等我们抓住了另外两个共党后再核实了看情况吧！自许建业抓住后，所有本案的每一个细节，徐远举都亲自过问，甚至直接处理。

4月7日，徐远举亲自带领特务赶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以刘国定的名义骗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余天，在问及刘国定所送信的内容时，李、余所答不一，徐远举将二人带回严审。

审讯室里，李忠良经不住严刑拷打，在“杀头”的威胁下，没几下用刑就一瓜脑当了可耻的叛徒。李忠良根本不“忠良”，从他口中供出的情况有：(1)梁大达武装起义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参加武装起义的30多人；(2)在重庆一起参加抗暴活动的地下党员刘国鋕的地址；(3)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是梁大达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4)与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地下党员余永安。

“这回不仅有好戏看了，而且必定是一场大戏了！”徐远举拿着李忠良供出的长长一串“共党”名单，心头万分狂喜地对手下特务们说：“你们辛苦点，这回我有得给你们升官发钱的了！”

根据李忠良的交代，特务立即出动去捕抓刘国鋕和余永安。徐永安的被捕过程很简单，特务一到其所在的银行，正在上班的余永安一下被抓获。可是特务们抓刘国鋕可是颇费了一番精力。

当年的老特务漆玉麟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监狱接受有关部门审讯时有过特务们如何抓捕刘国鋕的详细交代。漆说：“处长徐远举当依据刘国定的出卖情况，当指派侦防大队大队长季缕（又叫季子南，江苏人，他1949年12月从成都窜逃台湾）领着某些侦防特务数人到曾家岩何公馆处进行逮捕刘国鋕的，当时是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随便闯进去抓人的，而季缕他就采取法西斯特务手段进入何公馆去，进行诱扑刘国鋕。但刘国鋕当时就发现季缕的手段，他就借口说：‘我上楼去打个电话后，就和你一同去会某人好吧’。季缕在楼梯下等了一会，不见刘国鋕下楼，即上楼去看，才发觉统楼通道那边还有两个楼梯口。刘国鋕上楼后，就从西楼桶口下溜掉了。季缕马上用何公馆的电话打给匪处长徐远举说：刘国鋕以借上楼去打电话的名义逃走了的消息时，处长徐远举当暴跳如雷他亲自到曾家岩何公馆去，强行要何公馆交出家庭教师刘国鋕和来当家庭教师的介绍人吴继时，当何公馆交出介绍人是重庆‘和成银行’总务处长刘某某（名我忘，他是刘国鋕的哥哥。此人和徐远举关系很密切）时，徐远举便亲自到和成银行，逼刘国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与弟媳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处等等情况。刘的哥哥当时在交出弟弟和弟媳二人的像片外，特别说明了其弟有可能去荣昌县城的郭姓姑母处。徐远举当即派我带领警卫组的组长黄声扬，组员陈林、章加愈带着刘国鋕曾姓二人的像片到荣昌县县城逮捕刘曾二人的。临走时，徐远举还特意对我说，你们要知道啊，季缕这人他是够滑头的了，但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头。你们这次到荣昌县去时，不要坐专车去，借一辆商铺号的小轿车去好了，这样不易被怀疑是我们特务机关的。到达距离荣昌县城的一公里之处，就要下汽车，然后步行进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来的动静后再作行动。我等就是按照徐远举的指示去办的。

“当时我们去了四人。在到达荣昌伪县府时，由一名姓何的接待，他是国民党荣昌县工党的。在何某的安排和配合下，当天深夜三更，我们就去包围了郭家公馆。第二天，我们在当地国民党党部一位主任职务的特务带领下进了郭家。在郭家的后院花园里，我看到一位年轻人，已知三分是刘国鋕了，因为我们手里有他的照片。我上前问：你是什么人，刘反问我：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私闯民宅？我在自己的花园里透透空气还要有人管啊？我对他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人，请你站住不要动！这时，我们一起去的陈林拿着照片过来，说：就是他。于是我们立即将其抓捕了！几分钟后，又将刘的新婚爱人曾某一起抓了……”

刘国鋕的新婚爱人姓曾名紫霞，是位美丽漂亮的姑娘。当时被敌人抓捕时，俩人结婚才几天。后来由于特务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刘国鋕身上，又没有查出曾紫霞是不是共产党员，加上刘国鋕家人疏通各种关系，所以曾在被捕数月后被保释出来。曾紫霞同志最清楚她志同道合的新婚夫君被捕的整个过程。下面是她的自述——

特务头目徐远举听说刘国鋕住在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公馆，想到何北衡是政学系头目张群手下的红人，而刘国鋕的五哥刘国其是川盐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何北衡的大女婿。他认为逮捕刘国鋕必须小心从事。他晓得以前军统、中统特务因为乱抓孙科、翁文灏左右的人都碰过钉子，受过蒋介石处分。况且这何公馆地理位置有点特别，在曾家岩求精中学里院，求精中学有那么多学生，如果去的特务太多引起学生骚动，那就要惹出更多麻烦。经过精心策划，决定以“诱捕”“绑架”的方法逮捕刘国鋕。徐远举派出了最精干的特务、渝组组长、侦防大队长季缕去执行这个任务。季缕连夜部署，于1948年4月10日清晨，化好装，乘了一辆吉普车出发，将吉普车停在求精中学大门之外，带上几名经挑选的特务进入求精中学，又将这几个特务布置在何公馆门外，然后他独自一人走进了何公馆。

这时天刚亮，适存高商的洪宝书同志已经如约来到何公馆。国鋕同洪宝书同志正坐在何公馆客厅靠窗的沙发上，谈着工作。国鋕向洪宝书同志交代说：“组织已决定我立即转移，我走后有人按规定暗号来同你联系”。“组织同你联系上以后，你把你们学校的牟以石同志的关系也交给组织”。正值此时，何公馆守门的向胡子在外边喊道：“七少爷，有人会！”国鋕走出客厅正门，下了台阶，机警地看着大门口走进的来人，形象可疑，他便十分沉着、自然地应了一声：“七少爷不在！”立即转身缓步走入客厅，迅速挨近洪宝书同志，并耳语道：“特务来了，你找机会迅速离开这里！”他说完立即背向洪宝书同志走出客厅的侧门。季缕听到“七少爷不在”的答话，正在狐疑并往客厅方向而来，见国鋕出客厅侧门，就向侧门走来。洪宝书同志眼看客厅侧门外，一个身穿黄军便服、副官打扮模样的人正同一个头戴呢帽、穿黑呢大衣的，他判断是特务的人争执起来，好像是要特务在客厅等候，不许上楼。谁也没有注意客厅沙发上坐着的人，洪宝书同志趁机从客厅正门走出去，大摇大摆地下了台阶，走出何北衡公馆，到求精中学一个教师那里，过了一阵就安全地离去。

国鋕一出客厅侧门，立即跑向三楼他的卧室，将几份绝密材料付之一炬，来不及销毁的部分文件、材料，迅速藏入安排好的地方。处理了几分钟他就下到二楼，边敲门、边走进何北衡太太的卧室说：“何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何太太尚未起床，一听连忙起身，边穿衣服边说：“不要怕，有我呢！”国鋕说：“他们是抓共产党的，准是搞错了。你打电话问一下萧毅肃、李根固他们吧，问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何太太说：“哪里有啥子共产党，我打电话就是了。”于是，国鋕随何太太从二楼下来。此时，季缕见何太太同国鋕一起出来，眼见诱捕不成，就向何太太说明是奉上方命令逮捕刘国鋕这个共产党的。何太太说：“刘国鋕是我家亲戚，他哪里会是什么共产党？！准是有误会，搞错了。”说着何太太请季缕到客厅坐，又说：“你们坐坐喝点茶，用一点点心，我打个电话问一下萧毅肃”，“他人就在这，也跑不了”。季缕此时已将何公馆的特务叫了进来，他想刘国鋕也确实跑不了，厅长夫人要给萧毅肃打个电话他不能不允。何太太电话一次没有拨通，又拨第二次，最后特务还帮忙着拨。电话拨通了，来接电话的不是萧毅肃，而是肖太太，只听肖太太说：“参谋长还没有起床！”就在此时，季缕发现刘国鋕已经不见了，国鋕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已是无影无踪。季缕发现国鋕不见了，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万状。可他既无权、也不能立即搜查，只得火速开车返回行辕二处，向徐远举禀报诱捕刘国鋕未成的详细经过。他认为是何太太将刘国鋕藏匿起来了，他为了减轻、开脱罪责，把何太太的气势着实地形容了一番，并说何太太骂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怎么到我家抓起人来了？我家犯了什么法呀？!”徐远举一听季缕的报告，火冒三丈、勃然大怒，臭骂季缕：“你这蠢货！我叫你把人骗出来，你倒好，反而让人家给骗了！”季缕一贯逞能、心狠手辣，而今居然让刘国鋕在他面前跑掉了。按照特务机关的常规，这种情况是要严惩的，只因季缕是徐远举的心腹、干将，而且徐远举还有用他的必要，因而幸免于处分。但是这件事却成了特务内讽刺季缕的笑料。

徐远举感到事情很棘手，立即向绥靖公署朱绍良、参谋长萧毅肃报告，说是何北衡太太如何气势汹汹，如何将刘国鋕藏匿了起来。萧毅肃一听，怒不可揭，下令包围何北衡公馆，严密搜查，一定要何北衡太太将刘国鋕交出来。萧毅肃立即打电话到成都找何北衡，何正在刘文辉家里同邓锡侯、王陵基商讨什么事，电话就接到刘文辉府上。萧毅肃指责何北衡太太窝藏、放跑共产党，并威胁说：“如果抓不到刘国鋕，只有请你太太坐班房”。何北衡一听此话，大为不满，也怒气冲冲地说：“我太太是个妇道人家，她懂什么？要坐班房嘛，我辞职到重庆抵案好了”。萧毅肃，何北衡二人在长途电话重对吵起来。刘文辉等见吵得太凶，才劝解下来。朱绍良眼看没有抓到刘国鋕，肖、何二人又在电话上发生争吵，感觉事情不妙，干脆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并命令将执行任务不力的特务先扣押起来。此时的徐远举，因没有抓到刘国鋕已是十分恼火；又见肖、何二人发生矛盾，心想着何北衡、萧毅肃乃张群的手下的文、武二将，自己也是张群的人，不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又听说朱绍良把何北衡告了，还牵连自己有亵职之错，深感左右为难……若是何北衡真回重庆，这局面又如何收拾呢？想来想去，他也给何北衡挂了个长途电话，他对何北衡说：“现在事情闹大了，你也要识相一点。你就留在成都不要回重庆来，我只有尽量设法把刘国鋕抓到，大家才好脱手”。何北衡虽官居要职，但风头不对，担当不起包庇共产党的罪名，不敢立即返回重庆了。

刘国鋕的逃脱，把国民党的警、特机关闹得乌烟瘴气。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上阵，演出了一场追捕刘国鋕的闹剧。

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浩浩荡荡到了何北衡公馆，把个何公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何公馆的楼上、楼下、厕所、厨房，里里外外搜查几遍，也找不到刘国鋕的人影。此时的徐远举，对厅长夫人不再讲究官场礼仪，逼着何太太交出刘国鋕来。何太太一贯养尊处优、深居官府，哪里见过如此吓人的场面呢？她早已哭哭啼啼地抽泣不止，说：“刘国鋕就是大姑爷的弟弟，所以住在我家。我哪里知道他真是共产党？我晓得他跑到哪里了？你向我要人，我到哪里去找？要人你向刘家的人去要。”徐远举亲自搜查了何公馆，又见何太太此时这般模样，估计刘国鋕已不在。于是，他逼着何太太把刘家的人找来。何太太打电话到美丰银行，将国鋕的三姐国凤叫到何公馆，三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何公馆，才知道七弟出事了。何太太打电话到铁路局，将国鋕的六哥国铮叫回何公馆，特务押着他，将国鋕的住房作了仔细搜查，只抄到几本进步书籍及家人信件。徐远举即令将三姐、六哥押到重庆老街32号行辕二处，并派特务留守在何公馆。

徐远举威胁国鋕的三姐、六哥说：“抓不到刘国鋕，你们不要想出去。只有等我把刘国鋕抓到后，我才会放你们。”徐远举把国鋕三姐、六哥当作人质关在老街32号并逼他们将在重庆的亲戚地址说出来，还每天押着六哥在重庆市中区、南岸区等地追捕刘国鋕。

经国鋕介绍到何北衡家中做家庭英文教师的胡其芬同志（原名胡南），沙磁区特支委员张文江（又名张国维）同志得到了转移通知，想了解转移的原因，他同未婚妻李惠明同志前去何公馆，都被守在何公馆的特务逮捕。

国鋕的表侄女屈义蒿同志，受国鋕嘱托进城去通知国鋕的三姐，要三姐设法销毁他秘藏的部分文件、材料。当她得知三姐到何公馆去了，想借机探点虚实，谁知一到何公馆，不容分说地也被关到了老街32号。

特务到民建中学去逮捕国鋕的侄子刘以治，刘以治已离开，才未被捕。

国鋕和我的相片，不知被翻印了多少张，几十个特务拿着我们的照片，在飞机场、轮船码头、汽车站、关卡，四处搜索，几辆吉普车日夜穿梭追捕国鋕。

被关在老街32号的亲友们，他们眼看特务整天忙忙碌碌、慌慌张张、进进出出，甚至听到这个说：“今天追错了一个人追了好久”，那个说：“抓了一个，不是刘国鋕”等等特务们的各种言语。他们没有为自己身陷囹圄而不安，他们愈是看到特务焦躁愈是喜悦。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国鋕呵！快跑吧！跑远一点再远一点，千万不要被这群恶魔抓了回来！

国鋕，他在哪里，他脱险了没有？

国鋕从客厅侧门跑上三楼卧室销毁绝密材料时，他临危不慌张，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敌人虽是只身进入何公馆的，但周围肯定有警戒，这是表面温和有礼而实际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最紧张时刻。他判断如果马上逃走，不仅会影响洪宝书同志的转移，而且自己也不一定能逃出魔掌。他果敢地决定，拖住敌人、麻痹敌人，选择有利时机行事。于是，他叫起了何姻伯母，用何太太去同特务周旋。当他同何太太从二楼下来以后，他见到特务对何太太仍装着彬彬有礼时，就装着胆怯、委曲，的确像是误会的神态、顺从的陪伴女主人毫无一点不驯的样子；当他看到特务正忙于帮何太太拨电话分神的时刻，和思想麻痹的弱点。就在这关键的一瞬间，国鋕机警地溜出客厅，迅速地从何公馆右后侧的山坡上，滚下坡去了。他滚下坡后，将身上的泥土拍打干净，就镇静地、神态自若地沿着一条小路穿过上清寺、插到牛角沱，挤身在奔流的人群中去了。

国鋕惊险地逃出虎口后，考虑到同志们的安全，和必须向组织报告。他从牛角沱绕到两路口铁路新村，找到在铁路局工作的六哥国铮，请六哥火速到七星岗女青会找我去。六哥将我带到成渝铁路局内的一间小屋同他见面，在屋外放哨去了。国鋕向我简述了特务抓他的经过，并指示我立即通知有关人员不要再去找他、同他有联系的人暂时转移，然后要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上级张德明汇报。当他谈到与上级联系时，十分严肃地说：“你是新入党的党员，不懂得同组织失去联系的严重性。一个共产党如果是自己和组织失掉联系就是自己脱党。你没有经历过失掉同党组织关系的滋味，无法理解我说的重要性。我告诉你，组织关系比我的生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重要，因此，你在我走后不能随便离开，一定要在重庆等组织的安排、决定。组织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你就说我的意见是：如果组织上认为我们不宜继续留在重庆工作 ，可否将我们的关系转到昆明或成都，因为昆明我比较熟悉，有条件开展工作，成都也有一定条件。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把我们的组织关系弄掉了。同组织失去联系后是十分艰难的，再找到组织关系也是极端困难的，我吃够了这个苦处！”我仔细地听着他嘱咐的一切，看到他那严峻的目光、神情，我更加懂得了在地下一个党员的组织关系的重要性，“失去了组织联系，将会影响一切、我们的一生”这是我受到的启发和感染。我们约定了碰头的地点后，他就离开了，六哥和我在小屋的门边，眼看他走下山坡，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另一山凹处，知道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们才回到小屋。我在小屋里又呆了一阵，也就离开了铁路新村。

我从两路口回到七星岗女青会，处理了材料，向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报告家有急事请假离开了。我赶紧到了重庆大学，通知有关人员转移等事后，又马上返回城内。1948年4月11号下午3时，我如约到了牛角沱“海上居”茶馆，见到了国鋕的上级、我入党的监誓人张德明，直到此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他向我详细汇报了国鋕被捕、脱险经过，国鋕的去向和要求等等，他对国鋕请示的转移与否的问题没有答复，只要我再到沙坪坝去通知有关的人员。我在市中区、沙坪坝来回地奔跑了两天。此时，我早就认识的我姐姐的好友张思玉，她丈夫周俊烈告诉我，我的工作地点已经有特务守候，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并给我介绍了在青木关中学工作的邹某，说他可以帮助我越过青木关检查站等。当时，虽知周是老党员，抗战胜利后他从延安回来时我就认得他了，可是我因同他们没有组织关系，就不敢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完全告诉他们，特别不能告诉他们我必须等待上级的决定。1948年4月14日上午九时许，我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又同张德明同志见了面。我向他汇报了几天来我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我工作地点已有特务把守的事后，他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去国鋕处，我又再次请示他关于我们的组织关系是否转到昆明或成都。他说要我们等候组织派人联系通知我们，要我先去国鋕处，不能留在重庆了。我怕他遗忘国鋕住地，直等他当我面背出“荣昌县大东街159号”时，我才放了心。由于当时我已不能去别处要钱，他当即给了我叁佰万元（伪法币）。我立即筹备离开重庆。

我在重大同学王某的护送下，从沙坪坝走小路，翻过歌乐山到了青木关。王某离去后，我到青木关中学住宿了一夜，在邹某的帮助下，绕开检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个“黄鱼”车离开了青木关。我在途中下了车，步行了一段路，到了荣昌大东街159号国鋕的住地。我向国鋕详细介绍了几天来所知道的情况，并仔细汇报了两次同上级张德明见面的内容、对话及上级指示。他告诉我，离开铁路新村后，当晚住在新桥适存高商，他怕按组织手续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时，某个环节出问题，耽误时间，因此当晚设法通知了有关人员，他要表侄女屈义蒿到城里某处去找我，但没有见到。国鋕还让屈义蒿去通知成善谋同志转移，但没有通知到。国鋕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还专程到了壁山，给在那里养病的邓平同志报警，让他有足够的准备，并将身边极少的钱拿出一部分，给这位贫病交加的战友。当时，他没有把到壁山见邓平同志的情况告诉我，为的是保守秘密，不让那个我知道邓平同志住的地方。

国鋕的确是脱险了！他已经远离重庆、当沙磁区的同志得知国鋕机智、勇敢地逃出敌人魔掌的消息时，他们是那样的欢畅！适存高商学校里见到国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报告这一喜讯时，都十分骄傲、自豪，他们说：“国鋕不只是机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党，他没有为自己的危险境地而惊怕，而是鼓舞同志们要勇敢斗争，要善于隐蔽！”然而没有几天，同志们却听到了国鋕被捕的消息，他们既不相信这是事实，但确在他们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国鋕被捕传闻的细节，有的说他回到重庆找我被捕了，有的说被敌人跟踪了，有说是谣言。然而，国鋕的确被捕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我4月14日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同张德明会见之后，张德明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这个市委副书记、国鋕的上级在敌人的刑讯下叛变了，供出了国鋕的去向。徐远举从这个叛徒口里得知了刘国鋕的下落，简直欣喜若狂！当即同荣昌匪特通了电话，让荣昌方面做好准备，并亲自同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他向行动组长漆玉麟交代说：“你要知道，季缕已经够滑头的了，可是这个刘国鋕比季缕还要滑。你大意不得一点”。你们到荣昌去，不要坐军字号牌的汽车，我给你们借一辆商字号牌的车子。你们到离荣昌县城还有一公里远的地方就下车，步行进城，让汽车开到银行旁边停下，向司机交代对外说是重庆银行的人坐的”。并对漆玉麟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强调决不能再让刘国鋕跑掉等等。特务组长带着警卫组长黄声扬、陈林、章加三人，化装后坐了一辆银行的小轿车就兼程出发，当天下午赶到了荣昌。特务们按徐远举的部署，立即同荣昌县政府联系，他们同荣昌县政府、荣昌县党部主任密商后，连夜决定了逮捕刘国鋕的各项行动、紧张地部署了一切。

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荣昌的，国鋕比我早去两、三天。这是国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夫比国鋕约长一、二十岁，因二伯无后、自幼过继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见面。我们在郭家是作客，国鋕说是陪我回家去见未来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当地大财主，人住在县城，乡下有许多土地，还有碉楼之类。我和国鋕商定，只能在县城呆两天，然后就说同去乡下玩耍，国鋕借故留在乡下，由我返回县城内来等候与组织联系，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是否回重庆的问题。无论是国鋕和我都没料到事情发展地如此迅速，绝没想到冉益智已经被捕而且将我们出卖了。我们还在研究着各种方案、准备下一步的工作。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是漆黑的，国鋕已经发觉了特务包围了住处，立即跑出郭家后花园，到了城墙的缺口处，试图再次逃脱。但特务们已是层层包围……我躺在床上，听到院内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众多的跑步声，只听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这时一动也没有动，只盼望国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务随即闯进我的卧室，掀开蚊帐，喝令我起床，拿着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么名字，押着我就往外走。这时，这街上没有行人，特务将我押进荣昌县政府，我听到国鋕的声音：“你们凭什么抓人？”进入一间屋子时，我看见国鋕已先到这里，手上戴着手铐。

特务们没有在荣仓停留，当即将国鋕和我押进一辆小轿车。我俩在后座的中间，两边各一个特务，司机旁边还有一个特务。这时，我才注意到马路上有很多持枪的家伙，我们坐的这辆车前后还有吉普车、卡车……车向重庆方向驶去。我在想：究竟是谁叛变了？我仔细地回忆几天来的一点一滴每一个细小情节，可我这天真、幼稚的脑袋，怎么也没有想过国鋕的上级、我的入党监誓人……。我是那么真诚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被捕，我感到没有尽到保护国鋕的责任，我难过……。当我想着、凝视着他的时候，他是那样镇静、安详，他艰难地伸过戴着手铐的左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轻声地说道：“小东西！坚强些！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流到我的全身，我笑了。这时，我才感到：他哪怕成了囚犯，也一样给我巨大的力量，我似乎是幸运地还在他身旁。这是我们最后能紧紧地靠在一起的时光，让温暖永远留在我们身上吧。他旁边的一个特务拿出一张照片向我们中间递来，向着国鋕说道：“少爷！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呢？这个也是吗？”特务用手指着照片，同时奸笑地望着我，我已经看清了照片上是谁，国鋕淡淡地“哼”了一声，向着我深情地一笑，我也领悟地笑了。我们笑着，我们笑得那样香甜，仿佛不是在囚车上……

刘国鋕和他的心爱之人就这样一起被特务逮捕了。徐远举兴奋不已，以为可以用他的那套对付共产党的本领，让这位“七少爷”招供，结果刘国鋕又同许建业一样是位铁骨铮铮的对党赤胆忠诚的革命者，根本没有让特务们获得丝毫有用的东西，反而在监狱里与其他同志一起不断组织革命志士进行各种斗争，令特务们伤透脑筋，这也使得刘国鋕成为了《红岩》小说中让人难忘青年英雄——刘思扬的原型人物。

这当然是后话。

我们再回到1948年4月中旬当许建业被抓后的十余天时间里发生在敌我之间一场场生死搏弈吧。

这些日子，特务头目徐远举和他的爪牙们的神经实在是太亢奋了，他们每天都像一头头饿狼在四处寻觅“猎食”——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显然，抓获许建业这样的地下党重要人物，还有生擒有特殊背景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等人，小特务们已经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从已经抓获的“共党”的人数来看，尤其像任达哉等这样的“软骨头”配合下，他们便足可以到上司面前邀功授赏、把腰包装得鼓鼓的了。但特务头目徐远举则想得更远、更恶毒——“共党”的厉害并不在于人数多少，最关键是他们的组织，只要组织存在，哪怕是还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跟你斗争，最后输的肯定是国民党，这一点效忠了蒋介石国民党近二十年的徐远举体会深切。

“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我们想睡安稳觉，光看到抓了那么多共匪人数，绝对不是最后的胜利。如果能把许建业、刘国鋕这样的嘴给敲开，或者抓到比他们还要大的鱼儿，那才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弟兄们，大家加把力，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争取将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那个时候，我到毛局长甚至蒋委员长那里给你们要钱、要官！”15日晚，徐远举在自己的办公室，把手下的几个得力部下召到身边，着实鼓动了一番。特务们临散去时又得令：“明后天是关键，我们要内外分头行动，争取有根本性的突破。”徐远举说。

“长官放心！保证收获！效忠党国！”特务们在主子面前一个个争相表现。

六

读者自然还记得那个同刘国鋕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银行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后，老虎凳上没呆多少功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上级“老张”给招了出来，但余不知道“老张”住在何处。

“这是真的？”特务咬住余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点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压。”这时的余永安在怕丢性命面前，倒是对敌人显然特别“忠诚”，他说这样的硬话还真让特务们相信了他。

“那无论如何你得把‘老张’给我们引起来。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你说过的话……”

“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头。

4月16日，余永安的“运气“来了，他老婆从家里给他打电话——这也是特务们设下的一个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并供认了，为了避免地下党组织和“同党”发现，或者看你若不“老实”，就拿你家人的性命来办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远举在对付共产党时自己发明的招术，他徐远举对此曾颇为得意地总结成“经验”。

“老张今天约你到北碚接头……”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电话过来。余永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特务们报告。

“老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已经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务们的要求又给老婆回了一个电话，寻问道。

“没有。我啥都没说嘛！只说你到了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去了。”老婆说：“可老张好像很着急，说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与他见面。”

“知道了。”余永安和特务们觉得没有破绽，便当晚押着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中共重庆地下党来说，这一天是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一位正书记、一位副书记同时成了可耻的叛徒，彻底导致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的瘫痪和一大批地下党员落入敌人魔掌的悲剧……

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个主要领导的叛变，让特务们欣喜若狂，而我们的革命同志则为此付了血的代价！

我们先说那个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带着特务抓到那个“老张”和化名“老张”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的丑恶表现吧——

17日。重庆北碚。

余永安若无其事地像以往一样在街头转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务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张”出现了。“老张”立即被特务们一拥而上逮住了。

“你们想干什么？”“老张”想反抗，但没有力气，几个特务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还有，那个站在特务一边的余永安红着脸站在一旁，使“老张”异常愤怒地意识到自己被这个“鬼儿子”出卖了。

“老张”被特务们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领头的特务找来几支筷子，然而上前朝“老张”脸上“劈啪”两记耳光，二话不说，又捉住“老张”的手指，动上了“夹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张”痛得哇哇大叫。

特务一见妙头不对，他们怕惊动四周，便上来两个人将“老张”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过枕头、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头。

“嗯！嗯——”“老张”顿时感到气短胸闷，头脑昏沉，死亡的恐惧仿佛一下子笼罩全身。“老张”立即意识到必须在生与死的面前“选择”了——他不禁浑身颤抖，两手慌乱地摇摆，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叫道：“不要……我……说……全部说!”

特务一听大喜，松开手，把“老张”拖起来扔在地上，又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厉声喝道：“老实交代!不然就踩断你这小颈子!”

“饶命！几个大爷饶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张”再次摆手求饶，特务才让他坐在地上，喘息几口。

“老张”停神后，似乎又有些犹豫，“我、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路过北碚，顺便看看余永安。你们不要听他余永安瞎说……”

“他瞎说？我看是你在瞎眼说话呢！”特务一拥而上，几条腿从四面北方朝“老张”踢去。

“哎呀呀！我说！我说嘛！”“老张”又服软了，这回是彻底的服软。接着他真的“清醒”了——他的“清醒”令特务们大吃一惊过后大喜不已，原来“老张”交代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工委副书记，名叫冉益智。

“你——？共匪重庆市委副书记？”特务中有人不太相信。

“这个不假，我拿性命保证！”冉益智这回立即来了官气：“老张是我的化名。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我一清二楚……”

“既然这样，你说我们写……”特务们的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知道吗？抓住中共重庆地下党头目，奖赏是多少吗？哈哈，还能升迁官职呢！这样的好事居然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说，你们记……”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领导”气派。他首先摆起自己的资格：生于1910年，1938年加入共产党。“老党员了……”他说完此话，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态，还竟然冲特务们笑了笑。

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此嘴脸，接下去就不会再考虑他这么做会给组织和自己曾经的同志的命运带来什么结果了。这就是厚脸无耻。这就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变质要比普通党员的变质不知破坏程度要严重多少倍！

当场，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

这是叛徒向敌人献上的第一份“厚礼”，因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实早已是特务们“眼中钉，内中剌”了，只是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而一直不好抓。现在由他们的“市委副书记”亲自确认其共产党身份，抓这样一位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难道不是一份“厚礼”吗？

特务们认为冉益智确实是从共产主义的理想道路上“回心转意”了。乘着特务们得意之时，

我们借此来认识一下中共重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岗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凤岗地处贵州高原东北的大娄山脉，是一个所谓“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区。父亲胡怀中，经营黄丝、盐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爆发中死去。胡有猷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自幼个性倔强的胡有猷，妹妹总喜欢叫他“牛哥”。胡有猷六岁入私塾，十四岁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是县里拔萃的学生，学校每次考试张榜，他总是名列前茅。1929年，胡有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六年，成绩特佳，深得老师的器重，他不仅认真学习课文，而且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和进步书刊。在革命思想的熏陶和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同情劳动人民，不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对贵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劳苦大众服务。1935年，胡有猷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跃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布革命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出版《民先导报》，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队员一起唱“民先队歌”，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民主解放奋斗，这次斗争增加了不少经验教训，应该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努力迈进。”胡有猷经亲友保释出狱后，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离贵阳来重庆，准备奔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北青年，没有去成。经党组织同意，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嘉许。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重庆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1943年，胡有猷调回重庆，先后在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和中华职业学校任教。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家乡亲友曾多次劝他回黔竞选国大代表，有人还推荐他去当凤岗县长和遵义教育局长，均被他婉言推辞，他说：“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实际上，他抛弃个人名誉地位，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决定留在重庆从事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主要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1946年秋，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学生爱国民族运动不断高涨。同年底，美军强奸北平女学生沈崇的罪恶事件发生后，反美抗暴的爱国怒潮迅速席卷全国。1947年1月，在重庆市委彭咏梧的领导下，成立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1月6日全市63所大中学校的15000多名学生，举行了震撼山城、影响全川的爱国大游行。在这些日子里，胡有猷根据党的指示，在沙坪坝和城区的一些学校，通过各校地下党的组织，发动广大同学，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他还向《新华日报》投稿，高度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揭露斥责国民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47年2月底，《新华日报》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查封，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胡有猷在与上级党暂时失去联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毫不畏惧，仍然继续领导他所联系的党员和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特别注重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每当与党员秘密接头谈话，总是讲：“我们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秘密，保护同志；哪怕牺牲自己生命，也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以讲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和王若飞同志被捕后“英勇不屈，临刑不变节”的故事，鼓舞自己，教育同志。他遵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原则，从不乱说乱问，严格执行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工作方法，以致他所联系的党员，一直不知道他和上级的姓名。胡有猷沉着稳重，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深受同志们的敬佩和信任。

不久，中共重庆市委重新秘密组成。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权势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的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骄阳似火。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建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同时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胡有猷又向甘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十分活跃，一批优秀青年加入了组织中来。

1948年春天，正当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时，特务机关发现了重庆市委秘密印发的《挺进报》，随即又有党内出现了叛徒，形势更加恶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同时，得知他的直接领导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已经由城内转移来到北碚。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和一切可疑的东西，作了各种应急准备。

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点衣服”。他想乘机把被捕的消息告诉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带走！”特务恶狠狠地给他带上了手铐。敌人在胡有猷家里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就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并夺下了她们怀中的两个孩子，扔给邻居。他们被抓走后，半岁的女儿哇哇哭叫，两岁的儿子不停地呼喊：“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部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胡有猷见蒋妻镇定的抱着孩子回来，估计蒋启予可能已经安全脱险。他为自己巧妙地保护了同志而暗暗高兴。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

胡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

特务“啪”地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盖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结果什么也没问出。当时，胡的妻子也押在那里，他趁没人时悄悄暗示她设法通知同志。后来，甘光余收到胡妻托专人送去的信，及时采取了措施，使党组织避免了损失。这是后话。

当天17日当天傍晚。夜幕下，一辆美制囚车沿嘉陵江向重庆市内急驰。车上，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他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敌人威逼下叛党出卖同志是最可耻的，因此不管自己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要坚定不移地保卫组织，保护同志。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为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才没有发生意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予保存了下来。

再说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让叛徒出面“对质”。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职务，他们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着胡有猷，低声哀气地“劝说”。

“无耻！”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喝住叛徒，并对特务说：“既然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特支书记，那就别想问出什么东西。”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

特务撬不开革命者的铁嘴，只好求助于叛徒这根“稻草。”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甘、吕，是通过胡有猷来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守卫住保护同志的坚强防线，使这几位同志能够否认自己是党员，能够在伪重庆特刑庭公开审判使申辩开脱，于1949年初国共和谈时保释出狱。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

敌人没能从胡有猷口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便把他长期监禁在阴森可怕的人间魔窟—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杨虞棠十几位难友一起，被反动派枪杀于“中美合作所”内的电台岚垭。在胡有猷身后，他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名“庆中”，二儿子名“庆国”，一对孪生兄妹名“庆新”和“庆生”，儿女名字末尾四字联在一起，就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共产党的优秀战士，他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自己则被无耻的叛徒出卖后牺牲了……

没有比这样的教训更深刻了！

然而，叛徒冉益智的可耻行为并没有在招认胡有猷等一批下级地下党员后而因此停止，相反，他正在向敌人出卖更多更高的党组织成员。在冉益智被捕的当天，特务如获至宝地把他押回重庆特务机关所在地，直接交给了徐远举亲自审讯。

“你把《挺进报》头目刘国鋕给我交给出来！”徐远举知道身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冉益智肯定对《挺进报》的事一清二楚，所以一见冉，便直截了当问。后来有人评说道，如果这个时间冉益智对叛变行为后悔的话，还是有改过的机会。因为他可顺着徐远举的话，借口说刘国鋕是上级，地下党的规定是下级不知道上级的住址，如此可以推脱审问，然而冉益智却与此相反，他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副身为共产党重要领导者的优越姿态，竟然不知括耻地对徐远举说：“哈，你们搞错了，刘国鋕根本不是我的上级，他只是沙磁学运特支书记，相反，我是他的上级!”并且告诉徐远举，刘国鋕已按照他的安排转移到荣昌，等候他的一下步指示。

“好啊，既然这样，请冉先生把刘在荣昌的地址告诉我。”徐远举拍了拍冉益智的肩膀，说。刘国鋕就是这样被自己一直“尊敬的领导”出卖的。

冉益智又指认已被捕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工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还交出了一批学校地下党组织成员以及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组织机构和社员名单。

在地下党同志眼里，冉益智被捕前后判若两人。被捕前，冉益智在党内的印象是“经常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机警”，刘国鋕在狱中曾谈到，“出事”之前，在刘国鋕接触的党内同志中，最佩服甚至可以说最崇拜的人就是冉益智。因为冉益智理论水平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党的政策、路线等政治理论，讲起来思路活跃，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引经据典，理论性强；对事物的解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对任何大小问题都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深刻的分析，一番口若悬河的大段经典著作背诵之后，必能收到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刘国鋕本人也是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深感理论修养达到这样的水平非常不简单。当时冉益智的一些下级，对冉益智的崇拜程度可以说已达到今天追星族的水乎。例如，有一个地下党员，平时连说话的腔调、姿态都模仿冉益智。刘国鋕还清楚地记得，就在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之前，他的恋人曾紫霞经过长期考验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在曾紫霞入党宣誓仪式上，是冉益智一再语重心长地强调革命者的气节、人格和牺牲精神，把气氛渲染得庄严激越，令人无比神圣。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正是这样的领导却把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全部都给出卖了!还有，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与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商量应对特务大破坏的工作，冉益智对胡有猷慷慨激昂地谈论气节问题，还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绝对以必死的坚强意志抗击特务的任何迫害，结果，第二天冉益智一被捕就叛变，叛变后第一个就把胡有猷供出来!

后来，狱中同志在对叛徒现象进行总结时，发现冉益智还有一个以前大家忽视掉时特点，那就是“对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释”。冉益智被捕初期关押在普通监房时，对同室难友百般辩解他叛变的理由，难友们最后得出结论说：“连叛变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其实，这种假共产党员想的、说的和做的各是一套的面目在平时也不是没有表现。比如，荣世正在狱中就回忆起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和其他同志随冉益智一起坐船，船上很挤，冉益智夫妇铺开行李后，发现人太多，就对跟随的下级党员说：“我们要有群众观点，要为群众服务。最好挤拢点，让些地方出来。”结果，跟随的同志都听他的话，挤在一起靠着坐了一夜，而冉益智和老婆照样睡在打开的铺位上。对这样的行为，冉益智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了，所以叛变后，他在劝降罗广斌时别有用心地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罗广斌后来评论说，冉益智的这句话完全解释了他一向的工作观点、思想方法和在任何工作中表现出的鬼聪明。在组织中残留这种不纯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永远是最危险的事，永远不可能真正被群众信任!

冉益智在狱中怕死、动摇、神经过敏，他没有好好睡过一夜，半夜起来写遗嘱，白天叹气，走着走着突然坐下来往床上打一拳。同室难友看不过，反倒来劝他，却没有用。他心里在盘算，国民党的垮台是必然的，共产党胜利后，他也属于有资格被枪毙的，唉，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为了活命，他不断地向特务献媚、表忠心、配合特务抓捕地下党员。当他听说刘国定也叛变，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机关后，为了让特务认识他的价值，于是抢在刘国定之前出卖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并跟特务一起到万县指认、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为特务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立了一大功。徐远举看他背叛得彻底，就让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委任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校专员，后来又升为中校。1948年底，他又出卖了川西特委地下党组织领导蒲华辅等人。

他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宣传文章，并为特务机关编写《四川共产党地下活动概况》、《放手政策》、《学生运动》、《乡村工作》等反共材料，在特务训练班专门讲授“中共内幕”、“地下党组织”等课程。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又担任了徐远举的秘书。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还想蒙混过关，先跑到“脱险志士联络处”去登记，想冒充脱险志士，被知道他底细的同志愤怒地轰了出去。后又跑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100多人没有交给特务，自称是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其实，他当初叛变交人时的原则不是分轻重，而是依据对自己的危险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响他的，他就交，否则便保留下来作为另一种“政治资本”，用来在解放后解释自己是“被迫”叛变的证据。刘国定曾对另一个叛徒调侃说：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党员都没有交。由于刚刚解放，当时组织上还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恶，就让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结果在上街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已经投诚的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李修凯对人民政府的宽大心存感激，正想着如何报答，当即就将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门，揭发了冉益智先叛党后当特务的罪行。

后来，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来渝开会时，特地问：“叛徒冉益智枪毙了吗？”当得知冉仍是自由身，且还三番五次找组织解决工作问题时，廖十分震惊，声称绝不能让这样的叛徒逍遥法外。于是，1950年5月，中共重庆市委就冉益智问题向西南局政委邓小平呈递了专题报告，认为冉益智“叛党后即溶进了敌特垃圾堆中，造成川东党惨重损失，知之者无不愤恨烧心，许多烈士遗言仍清晰在耳，此人若不法办，对党员的气节教育有损，且难平众忿，难安死者”。经邓小平批准，冉益智被抓了起来。解放后，冉益智一直心存侥幸，他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还特地提出了“我的愿望和要求”：我以待罪之身，除静候组织的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以观后效，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投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并待指示!

然而，历史并不宽容给革命事业造成危害的叛徒。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冉益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个出卖冉益智的余永安，因为当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个倾向革命的进步群众，所以解放后有关部门对他没有按叛徒论罪，而是按“坏分子”身份对他实行关押改造。

这是叛徒的应有下场。

七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供出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事情这样的，自抓获许建业后，特别是当徐远举听取各路手下汇报的情况看，那位自称只是许建业才发展两个月的“新党员”——“老黄”很可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地下党被捕，中共重庆市委组织似乎也快在浮出水面了。一旦中共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在手，那该是何等的局面！想到这里，徐远举向上司作了汇报，请示加强他的“剿共”力量，尤其是17日白天刚刚得知他们又抓获了一条“大鱼”，并且这条“大鱼”已经投诚于他们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国民党西南军公署长官朱绍良立即派了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配合徐远举，在这一天俩人一起连夜再次提审了许建业和刘国定。由于许建业依然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两个大特务只得转过头来集中精力全力对付刘国定。

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不像是有什么能耐的刘国定，之所以最初特务并不把他当回事，确实与他的长相和那种“没有官派”的言行有关。刘国定被扔在渣滓洞十来天后，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惯于收集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得出判断，从而把握局势发展的人来说，简直就如正常人突然瞎了双眼：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前却漆黑一片。在这一片黑暗中，刘国定感到茫然、恐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这次总觉得不对劲，难道真要在小阴沟翻船？许建业的地点是非常机密的，特务怎么知道的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许建业出事了!而特务到现在还把自己当小人物看待，说明许建业并没有对特务说什么情况。许建业加自己，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一下子栽了两个!冉益智呢？我不说，还有谁知道他在哪里呢？李忠良和余天怎么样？千万千万不要被特务逮到，他们要是被逮住了，我就算真的拒不交代，以后在党内我说得清楚吗？我的前途呢？这次特务会对我怎么样呢？会不会一直关下去？一直关下去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老婆快生小孩了，这几天怎么样了？肯定急坏了，千万不要动了胎气!汉利药房的那笔生意做得怎么样了？这段时间物价飞涨，还是该晚点出手才有赚头!前段时间王璞来过问药房的生意，什么意思嘛，信不过我？哼，他王璞上次就曾告发有经济问题，好在没成功，妈的，以后有机会一定整治整治他王璞，别不知天高地厚，我老刘是谁？大小也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口恶气不出，以后还怎么把控整个重庆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可是，这么多天了，特务也没来过问一句，到底放不放我呢？要放，肯定是要写悔过书的，我写还是不写呢？

就这样，刘国定整天在渣滓洞监狱里胡思乱想。现在，终于等来押到二处问话的命令。是福是祸，一路上刘国定的心里一直在打鼓……

到了特务机关的审讯室，刘国定忍不住抬头打量了一下正面桌子后边坐着的两个扛着少将军衔的军官，在他们两边是站着的几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刘国定顿时心头一颤：妈的，今晚凶多吉少啊！再看看这两个国民党少将，其中有一个他认识，在地下党收集的重庆敌特重要头目照片中见到过，是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另一个不认识。如此两个少将来亲自审问他一个“小人物”，刘国定想到这里心头直呼不妙。

“坐下！”这时，押送的特务猛推将刘国定一把，顺势将他按在凳子上坐下。等刘国定再抬起头时，只见审讯室内所有一双双凶狠的目光齐刷刷地在死盯着他……刘国定脸上的肌肉顿时抽动起来，露出一副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难看表情。他赶紧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见刘国定如此反应，大特务徐远举和叶翔之相视会心一笑。然而只见叶翔之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刘国定身边，盯着刘国定围着转了几圈，不时哼哼地冷笑几声。

刘国定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随着叶翔之转圈圈，转得头昏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一股股凉气从五脏六腑透出来，浑身微微颤抖，腮帮子发紧。他极力想止住身体的颤抖，不想让自己在特务面前表现得太懦弱，就用四处张望来分散注意力，一抬头正好与徐远举的目光相对面礼只见徐远举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双目微眯，两道寒光直射过来，刘国定脖子一缩，赶紧又低下头。

“市委书记——刘国定!”沉寂中，叶翔之猛地喊了一声。“我……”刘国定本能地站起来。“完了!”他脑袋嗡地一响，随即无力地坐回到凳子上，张着嘴巴呆呆呆望着叶翔之。

“很好!”叶翔之脸带笑容地拍拍刘国定的肩膀，“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不是！我不是！”刘国定突然像是从地狱里回过神来，狂躁地摇头摆手，仿佛要将刚才的失态抹个干净，可又苦于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极度尴尬。

“嘭!”徐远举今天是唱黑脸来的。只见他一掌击在桌上，向旁边的几个大汉歪了一下头。顿时，几个大汉三下五除二就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拿起皮鞭就往他的身上抽去……。

“哎哟哟……别别！我、我……”刘国定痛得大叫。

特务们好像并不在乎这位共产党市委书记此刻会有什么反映，一门心思地进行着他们对付共产党人的“规定动作”——鞭抽一阵后再搬来火盆，把烧红的烙铁猛地往刘国定的身上烙去……“求求各位！不要、不要烫了……我交代!我招!”

刘国定，这位在中共川东临委排名“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根据后来查明，刘国定向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梧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的情况；中共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去云南工作的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以及王璞、罗广斌、江竹筠、刘国鋕等人；出卖了上川东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后叛变)；地下党在广安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等等。刘国定对特务最大的“功劳”，就是最直接地帮助了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抓捕了陈然、成善谋等人，使徐远举完成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下达的限期破获《挺进报》的任务，徐远举因此而受到加官晋爵，成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当然，刘国定的出卖行为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毕竟，“官场”上的事，他这样职务的人，知道不少。所以在经过叛变初期的惊恐后，刘国定很快制定了自己下一步行动原则，这就是：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党情况不但是保命的资源，而且也是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资源，不能白白地提供给特务，还要以此与特务做利益交换。因此刘国定这个叛徒再后来就不再是可耻了，更是无耻了！他拿着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张王牌，竟然敢对徐远举提出，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掉转枪口打击共产党，但自己原来在共产党方面是省委级干部，现在我若到了你们国民党政府，至少地位和待遇上不能太低了，起码处长级，否则大家都不玩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以刘国定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成交。这正是最无耻的一幕，让所有共产党人感到丢脸的是：这样的流氓恶棍，怎么会曾经是中共重庆市委的书记？

更令人发指的是，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后叛变)等人被捕。

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又把出卖的目标由重庆地区转往外地，向特务出卖了他所掌握的重庆地下党组织与南方局迁到上海后的联系机关，并带特务到上海企图抓捕南方局负责西南地区党工作的负责人钱瑛，由于南方局机关得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后就迁到香港去了，刘国定的计划落空，但还是带特务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带未及时撤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国定这么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卖力，实际上为的是能够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争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位“反共英雄”，后来在南京受到毛人凤的接见和表彰。这一激动，他又向特务提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的线索。因此刘国定被受命担任川西特侦组组长，领导特务们在成都破获了川康特委地下党组织，逮捕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刘本人反共资本越来越“雄厚”，官衔也由中校晋级为上校。这时的刘国定，已不再是可耻、无耻了，而且连起码的廉耻都不会顾及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所谓的“经济问题研究所”，专门从事提供反共策略，最终成为比反动特务还要反动恶毒的家伙。

刘国定于1938年入党。20岁就入党的他，其实从最初开始他就抱有一种“入党升官”的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抱负”，他很会掩饰自己内心的丑恶的一面，平时能人模狗样地工作，并且主要靠讨好上一级领导往上钻营，一直升到了市委书记之职。“这是一个极端利益主义者，不是我们平时一点也不知道，也不是他没有表现出这样的问题，而是这种人由于他很会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关系，尤其会利用靠山来帮助自己摆脱那些不利于他的指责与批评。”曾与刘国定长期一起工作的何忠发，是位党内的钱财“管家”，他在难友面前这样评价刘国定，并揭发刘在被抓之前早就“喜欢乱抓钱、想讨小老婆”的毛病。只是后来因为他身居党内要职，再没有人敢公开制止“市委书记”的这些毛病而已。叛变后的刘国定，也不再伪装了，内心的那种追求个人享受和对利益的崇尚更是变本加厉。据说他在与徐远举讨价还价期间，一直住在杨家山原戴笠公馆里接受特务机关的优待。身边雇了两个女仆专门服侍他和他的老婆，对两个女仆颐指气使，随意呵骂。当上特务后他更显神气，一般的特务他根本瞧不起，弄得其他特务也很讨厌他。地下党老同志刘隆华痛斥刘国定是“党内的剥削阶级”!

原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在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期间，于1948年年底受毛人凤委托，从昆明到重庆来调解徐远举和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之间的矛盾，期间他与刘国定有过接触，解放后沈醉在材料中记录了所见到的刘国定的形象：

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帮我破坏云南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所以当天晚上我和周养浩谈了希望他和徐远举要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和周一道去徐远举办公室。我要徐远举把刘国定找来，想当面问问他云南地下党的情况。徐远举很快把他找来了。这个叛徒穿着崭新的军服，佩中校肩章，看到我们三人坐在一起，便脱下军帽先向我们三人鞠躬。徐向他介绍了我之后，我便让他坐下。徐远举从茶几上拿一支香烟朝他丢过去，他很熟练地接住，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机递给他。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坏，他表示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对云南地下党工委在什么地方设有联络处并不知道，要抓到他们，只有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对这种海底捞针的办法，我不感兴趣，加上刘国定刚从南京回来不久，又要到川西一带去破坏川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便向徐一使眼色。徐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刘国定站起来向我们三人各鞠了一躬。他站的是立正姿式，向后转本应当右脚退后向右转动，他却左脚退了很远向左边转过去……

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从中共市委书记、到革命叛徒、再到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刘国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于平日花天酒地，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手中缺钱的他因为害怕自己落得个难民漂泊流浪的结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心，留在成都得过且过。成都解放后，迫于外界压力，1950年初刘国定向成都市军管会登记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庆。归案后，刘国定和冉益智一样，竟厚脸无耻地向政府“表功”，说什么因为自己叛变后没有全部交代，所以“保护了相当多的同志”，“故请求宽大处理。”他在交代材料中还有一番自认为“挺精彩”的悔过：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做决定以便于早在实际的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我过去毕竟是党员，虽然叛变而且形式又落在特务阵营中，也许你们是否怀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够完全，但事实总是事实。将来从其他特务口中是能证明的。我从前年恢复自由后即用各种方法希望找党，愿意承受一切罪恶和惩罚，固然我以前贪生怕死以致铸大错，等觉醒后一切已过。若是我要逃避处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动积极出来，作为党的叛逆儿女，我只希望早一天处决，即使是“毁灭肉体”，因为心里的苦痛和谴责远比其他为甚。我请求你们研究我的材料和问题，并适当使用我在反特务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于党和人民。

叛徒的下场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刘国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然而，像刘国定这样的半流氓政治人物，为什么能够成为一名党内高级干部，而且组织上竟然没有对这种人进行过适度的职务限制，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像战斗在白色恐怖异常残酷的中共重庆市委内部，竟然会出现正副书记都当了革命的叛徒？难道我们的组织考察和选拨领导干部的机制流于形式，不起任何作用？今天我们党内对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考察机制、选拔机制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刘国定、冉益智这俩位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正副书记的背叛，使得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经历了洗牌一样的大破坏。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破坏力非普通党员可比，特别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们既撑控了手下的组织与人员情况，同时又了解上下左右的组织情况，这种破坏力对中共党组织来说是毁灭性的。

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生于1910年，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还是党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对敌人的被捕没有思想准备。当冉益智和刘国定先后叛变后，组织上多次通知他转移，可涂孝文坚持认为万县离重庆很远，安全没有问题，继续在万县辅成学院以学生身份过着悠闲的生活。所以当冉益智带着特务找来时，涂孝文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态，不知如何应对。特务把他带到驻扎地后，开始涂孝文只是以沉默来回答提问，但当特务左志良用手枪顶住他的头，威胁说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时候，涂孝文仅有的一点抵抗就崩溃了。

笔者看过“歌乐山革命烈士历史档案”史料，常常被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但同时也看了不少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那些叛徒们的材料，得出一个直接和朴素的结论是：党内职务相对高的领导干部通常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总是很容易当叛徒、出卖党，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弄明白，只感觉这些身居党内要职，平时一副道貌岸然，比谁都革命的投机分子，其实都是些软骨头、孬种。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却在党内总是获得组织和上司的信任与重用？这些问题在白色恐怖下在我们党内有，在和平时期的今天，其实同样严重地存在。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们再来说涂孝文被捕之后的事。

这之前，冉益智已经出卖了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和杨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具体地址，所以当涂孝文被捕后，特务们就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两个人的下落。涂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徐远举等特务们一方面为“方法得当”而使得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及下川东地下党负责人相继变节而欣喜若狂，同时又万万没有想到像陈然、刘国鋕、江竹筠、许建业这样的共产党员竟那么坚强不屈，视死如归。这是反动特务分子所不可能理喻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些什么样的人。自然，那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也不会真正了解曾经是他们的“同志”的共产党人。叛徒涂孝文就遇到这种情况。由他出卖的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是位女共产党员，敌人在万县将其抓捕后使尽毒刑，甚至用老虎凳折断了她的一条腿，李青林依然宁死不屈。到重庆后，她仍然抗拒任何审讯，甚至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特务们无奈，只好把涂孝文叫去与李青林对质。不能不说涂孝文也算是个讲面子的人，当特务叫他去与李青林对质时，他十万个不愿意，可又没有选择，只好硬起头皮跟着特务来到渣滓洞。见到李青林一一这个被自己出卖的昔日的下级同志，拖着一条断腿，满身血污却正气凛然。尤其昌碰到李青林向他射来的两道利刀一般的目光时，涂孝文感觉无地自容。当特务问李青林认不认识涂孝文时，没想到李青林很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并说：“这个人是个混蛋!抗战时期，我跟他一起在泸州的一所小学里教书，他追求过我，我不喜欢他，他就死纠滥缠。我为了躲他跑到万县来，他又追过来缠我，有一次还要强迫接吻，我气坏了，就狠狠打了他一耳光。没想到他竟然报复我，栽诬我，像疯狗一样乱咬人，让我坐牢，简直不是个东西!真是太混蛋、太气人啦!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青林的这番话，使涂孝文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对质给涂孝文刺激太大，尤其是李青林的痛骂时时在耳边响起，一闭上眼就浮现出李青林愤怒而鄙夷的目光，再加上从革命者到叛徒的道德负罪感和特务表面上客气而实际上把他当棋子耍的那种身不由己、百般无奈的境遇，涂孝文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甚至经常痛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能像李青林他们坚持咬咬牙挺过来嘛！唉，大不了一个死字，何怕呢？ 矛盾之中的涂孝文开始不配合特务的审讯了，这让特务头目徐远举又气又急。其实徐远举一直非常重视涂孝文，他从刘国定口中知道涂孝文在党内的地位比刘国定还高，故推断涂孝文所知道的东西肯定比刘国定更多，价值更大。现在涂孝文突然要“刹车”，这让徐远举很不甘心。为了不想让涂孝文这样轻易地“到此为止”，老奸巨滑的徐远举决定除了严加讯问以外，还强迫涂孝文参加特务工作，企图将其彻底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但涂孝文这回因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没有立即同意徐远举的条件。他甚至曾私下对骆安靖说：叛徒刘国定、冉益智爬出监狱后当了特务的专员未免“太血淋淋”的了！可涂孝文毕竟只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他在面对命运的矛盾之是时还颇为天真地准备“假如特务放我们出去时要我们参加工作，我们最好不要搞行动，只做研究工作”。

徐远举对涂孝文的变化恨在心头，又无可奈何，作为一种惩罚，将涂孝文从杨家山的“优待室”转押到白公馆，所有“政治犯”一样投入牢房。

在白公馆，涂孝文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国鋕、陈然、王朴等朝夕相处，这些革命同志了解到涂孝文这种类型的叛徒，其内心尚存一丝良知，于是主动找他们交谈沟通，劝他们保持“最后一道防线”。怎么说涂孝文也算是党内的“老干部”了，尤其是在他受到李青林的严厉痛斥下所受到的强烈震撼，现在又通过刘国鋕、陈然、王朴等人的言行教育，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两相对照，涂孝文羞惭无比，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心以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犯罪：一是不再向特务交供自己手上还保留的部分组织和人员；二是拒绝参加特务工作，不接受以特务身份换取自由。

涂孝文的转变，得到狱中革命者和党组织的认可。重庆解放后，罗文斌在那份向组织提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涂孝文：到底是经过党多年的培养，所以临到最恐慌的被捕初期涂交了“川东一部份组织而已，其他是稳住了”。他知道的比刘国定多，刘向徐远举也是这样报告的，因此涂经过的考验也十分严格，两次到杨家山被强迫参加研究工作，他拒绝了。后来连草纸也不发给他用，生活很艰苦，但没有出事，加上一般难友不知道他还“坚守”“最后防线”，对他的态度也很难堪。在两重压迫下，王朴、刘国鋕等最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住。三出三进白公馆的涂，在最后的时候里，态度很明确，他认识到是自己不坚强，犯了错误，而且过失太大，组织上无法原谅，前途是没有的了，所以除了愿意接受处分外，自己仍愿望尽力从事些建设工作。至于参加特务工作，或者枪毙他也是不会反叛了。这时，白公馆的朋友对他比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顾、接济他，他也很冷静，经常读书，不大说话。《报告》中，罗文斌还向组织郑重地转达了王朴、陈然、刘国鋕等革命同志的意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完全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长期培养的结果。从涂的叛变过程看，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谨慎和严格。

革命者对党的这份忠诚昭日可见！这样的意见，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被全党所重视、所接受。

对涂孝文的问题，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有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需要特别感叹的是：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何等不易啊！

八

其实在第一章里，笔者曾经提到过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谓的“公审”中，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位蒲华辅，被捕时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庭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回忆，难友们与蒲华辅性情上不是很投缘，觉得他对人“不大说话”，“态度一直很矜持”，接触很少，所以我们掌握的关于蒲华辅言论、思想情况的材料很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华辅《被难人士登记表》(档案号：B674)，上面记载了关于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 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 著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收括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被捕，是由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外号叫“郑眼镜”，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郑眼镜”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当时特务先忙于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及镇压华蓥山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追查这条线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务认为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打垮了，决定把破坏活动向川西推进，但苦于找不到进一步深入的线索。一天，特务雷天元与冉益智闲聊时，说到刘国定出卖的“郑眼镜”的情况，冉益智马上说：这个人呀，我认识，我们还一起工作过!“郑眼镜”真名叫蒲华辅，本名叫蒲文昶，是铜梁人。特务雷天元一听眼睛就放光了，因为雷天元也是铜梁人，他早就认识原来叫蒲文昶的蒲华辅，雷天元和蒲华辅还是铜梁县中学的校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这么个线索，使徐远举兴奋不已，当即他飞到成都亲自摸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川西特侦组”，并任命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同时任命另一位叛徒骆安靖为书记员，到成都具体执行破坏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徐远举的这项特别任命，让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把刘国定放在眼里，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远举报告，所以实际上雷天元才是“特侦组”领导。刘国定解放后交代说：“12月20日前后，徐远举由渝来成都，决定派雷天元(二处专员)、骆安靖(叛徒)来成都与我共三人建立一个小组，准备设法破坏成都党。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骆安靖二人来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侦组，名义上我是组长，雷天元是副组长，骆安靖是书记，实际上雷天元又代表徐远举处理一切，怕我不积极，故弄个组长来压在头上。”

雷天元到成都后，找到成都的驻地特务机关，请求协助。成都的一个特务与雷天元是同乡，也认识蒲华辅，还在街上碰见过，只是过去不知道蒲华辅的身份。特务们一商量，决定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天天上街转，大街小巷搜寻。特务知道蒲华辅是条“大鱼”，决心抓到他后立功受奖，就不辞辛劳，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个认识蒲华辅的特务在一个茶馆里把蒲华辅抓到了。蒲华辅在成都叛变后被押到重庆。据难友们观察，他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出卖组织，而且还拒绝了徐远举让他参加特务工作的要求。

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实蒲华辅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与其他叛徒还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们在投身革命时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和理想，而且蒲还是个理论方面很专长的人。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有很浓重的知识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头脑易发热。一方面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容易被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敌人严刑拷打下又经受不住皮肉之苦，而当他“痛定思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家人一起关在白公馆10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还以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和有知识、有修养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说得俗些，那种骨子里的知识分子臭架子一直放不下来，难怪连陈然、王朴这样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看不惯他。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和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整个过程中，据目击群众讲，蒲华辅与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义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得“非常共产党”。

蒲华辅十分可悲：这样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他也能在敌人的严刑面前咬紧牙头，不吐一个字，那么他不也就是另一个“许云峰”了吗？然而，蒲华辅不是，他在最关键的原则立场问题上，他叛徒了党和同志们，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红岩“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只能在党的史书中被标上两个永远耻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同样的结论：无论你以怎样的理由，只要你成为背叛者，你就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文祥，“红岩”中另一个与所有叛徒表现很不一样的叛徒。这位生于1919年，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城区区委书记，主要负责地下党农村武装工作的联络、干部输送、人员转移及武器药品购置等，据说是位骨头很硬的“地下老武装”。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于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敌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饱受重刑，几度晕死过去，但他没有背叛党。他与特务们采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应对策略：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说虚不说实，特务们因此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收获。而徐远举等特务分子对被捕后的共产党员判断其是否“投诚”，基本上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有没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党组织系统，二是加不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参不参加特务活动。故对李文祥一番审训后，特务们就认为李文祥“不老实”，属于重案犯。但特务在审案时，发现李文祥对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务们就把李文祥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太太关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馆的一些囚犯那样夫妇同押一处。

在关押白公馆期间，一般难友对李文祥的印象还比较好，认为他“一直表现得不坏”。李文祥与陈然接触较多，陈然发现李文祥实际上情绪很低落，就劝他利用坐牢的时间好好学点理论，李文祥却不屑地说“懒得读这些理论东西”，相反，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和冉益智一起眉飞色舞地大谈两性关系。李文祥反倒经常对陈然喋喋不休地说他有10年以上的党龄，当过县委书记，为党的工作苦了多少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想想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不出问题，解放后起码会怎么怎么样。陈然是位胸襟开阔，又见过世面，知道一个人要在长期的刑讯、关押中通过考验，坚持到底很不容易的，就更主动地找李文祥谈心，不断激励他、鼓舞他。可时间一长，李文祥对陈然的话便不以为然了，哼哼哈哈应付一下照常想他心里那点事儿。

就在同时，特务们则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引导”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所以一次审讯案，能让李文祥对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对特务承认身份，看到李文祥这样痛苦，反过来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痛哭过后，他就会想：我这样苦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革命胜利？革命确实快要胜利了，但真到了胜利之日，我还活着吗？为了党？我已经为党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我还能给天下人什么？陈然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与太太相见的痛苦。入狱8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生动摇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伯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的情况。

李文祥叛变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脸。跟其他叛徒一样，李文祥后来也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狱中难友后来总结，李文祥入党动机和思想不纯，是他最终叛变的本质原因。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由李文祥出卖的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位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一切背叛者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共同结论。人们之所以憎恨这样的败类，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前后有133人被捕，其中：重庆城区被捕的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敌人杀害的有53人，下落不明(大多为秘密杀害)的35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如蒲华辅、涂孝文等)，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

在短时间内，一个重要城市的组织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以及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先后被敌人逮捕和屠杀，这在中共建党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红岩》故事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让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深深地铭记，与这样惨痛的教训有直接关系。

在这惨痛的教训中，党内出叛徒，党的组织中的主要领导干部当叛徒的教训，无疑是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党的领袖们常告诫全党：中华民族的兴衰，关键是看我们的党，而党能否保持永久的执政地位，关键看党的领导干部。又说：现今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腐败问题，而党内腐败主要出在党的领导干部身上。

党的领导干部能否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这其实是检验一个执政党能否长久执政的关键所在。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坐在领导高位上的党的高级干部并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这些，他们在纵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同时，也在纵容自己身边的人，包括纵容自己的家人与亲属，他们以为天下是他们的，所以他们的一切都可以“瞒天过海”……

所以，在经过白公馆、渣滓洞狱中斗争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血和生命的惨痛教训，以自己的生命代价，给党提出了“八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机构腐化”问题，并给出了“这种从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党斗争失败的基本原因，所以狱中一般反映认为下级比上级好，农村干部比城市干部好，女干部比男干部好……”的结论。

狱中的共产党人们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组织被敌人毁灭性的破坏，看到自己的同志最后也包括了每一个同志自己的生命被敌人轻而易举地葬送的惨痛代价，因而也向党忠诚地提出建议：“严格的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的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据说，上面这句话是坐了十年牢狱之苦的许晓轩坚决要求写入“八条意见”中的其中一条。

假如山崩地裂，

假如是天要跨下，

假如是一动就会死，

假如是有血才有花。

只要能打开牢笼，

让自由吹满天下，

该去的就勇敢的去吧！

有代价就不用惧怕。

这首诗是烈士古承铄给我们留下的。笔者想对全党的同志说，假如你已经加入我们的这个神圣的组织，我们便有了入党时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和信仰，既然我们向党旗承诺了，因此无论在任何复杂、任何艰难的情形下，我们都要想一想不管你选择了对党的忠诚还是背叛，这种选择的代价将对你生命和生命之后的声誉都将具有不可逆转的最终裁决，所以一定要想好了再付之行动，否则历史将对你永远是无情的！

第三章：女人无叛徒

一

“红梅花儿开，朵朵向太阳。……”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了红一颗颗向往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记忆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有一个叫“江姐”的人物，她像红梅一样，让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

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在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众多女共产党员的其中之一。

在一个个叛徒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难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像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姓中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否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性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只能说：女人就比男人强，女人永不背叛！

女人是忠贞和慈爱的大地母亲

“红岩”故事里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个监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女犯的呢？据可靠的材料证明，白公馆相对要早一些，这是因为白公馆最早关的“犯人”中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他们是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白公馆的，时间在抗战刚结束的1946年中。黎澍霜女士和王振华夫妇后来又生了一男一女，后来又有像叛徒蒲华辅一家中的母女二人（蒲小华和其母郭德贤）到了白公馆。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馆还关押过“小萝卜头”一家中的徐林侠女士。这样说来，“红岩”中的“女犯”主要关押在渣滓洞。

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名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3、4月关到渣滓洞来的。她的问题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的。周香泉当时已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她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七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十六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5、6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女士挺着大肚子又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女士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到了渣滓洞。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就把女牢搬到了进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从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四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同一天，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女士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3、4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左右。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像。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共产党人的可歌可泣！

有人说，女人骨子里比男人更坚韧。被自己的反动亲属、重庆市长杨森亲手杀害的杨汉秀可以证明。

这位受周恩来指派从延安回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产党员屡次被敌人被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过来，她甚至在敌人兽性面前从来就没有低过头、动过容，而且时常与独特的机智和勇敢嘲弄敌人。

烈士的儿子李继业曾撰文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

“我妈妈从延安回来后，曾先后三次在渠县被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委监狱，后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她释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由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自带人将我的妈妈逮捕。由于妈妈在当地是知名人士，杨想借抓我妈妈来显显国民党的威风，当时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刚进行了残酷的反革命清剿，杀害了很多同志，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为抓我的妈妈。敌人调来一连军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妈妈知道，他们是想借抓她来达到镇压群众的目的，刚走到渠河边上，妈妈说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务雇滑竿抬着走，还提出要带我的姐姐到重庆去读书，这时群众越来越多，特务怕出事只好同意了。一连军警前呼后拥地护送送着两乘轿子上路了，特务想示威没有达到目的，倒让杨大小姐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威风。

从大竹押到重庆，开始关在老街监狱，在那里妈妈认识了从垫江抓来的盛国玉同志（盛是渣滓洞监狱大屠杀时，脱险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妈妈趁上厕所时对她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当时，妈妈身上穿着八路军军装，住的是单间牢房，又比其他难友稍多一点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动。所以盛国玉搞不清楚我妈妈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因此，妈妈在跟她说话时，她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了几句话，不敢再多说别的。没过多久，敌人要把盛国玉等人转移到渣滓洞监狱。临刑前，妈妈出钱请人炒了三大盆菜，为他们一行三人送行。临上车时，妈妈又去过去对盛国玉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几天后妈妈也被移送渣滓洞监狱，与盛关在同一间牢房。

狱中的生活很差，妈妈尽力从外面带进去吃的和用的东西，分给众难友共同享用，从不避嫌。遇到监狱里要与敌人作合法斗争或是谈判之类的事情，她总是利用与杨森的这层关系出面与特务交涉。1949年春节快到了，难友们准备开联欢会，妈妈代表难友去跟看守所长谈判，当时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狱中，特务们的中心早已惶惶无主，所以勉强答应了开联欢会的要求。那天，敌人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高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妈妈把被面系在腰上，从牢房了跑出来，带头扭起陕北的大秧歌，她边跳边欢笑着大声歌唱：‘正月里来……’妈妈跳的大秧歌，把联欢会的气氛顿时推向了高潮……”

烈士儿子所描绘的这一幕，便是《红岩》中叙述过的著名的监狱“春节联欢”场景。那天东方旭日刚刚露出，当时的渣滓洞监狱里突然热闹起来。狱友们突然见身穿褪色的列宁装的杨汉秀，举着“监狱之花”小娅娅，先到地坝中央向监狱内的给叔叔伯伯阿姨们拜年，那小女婴被杨汉秀高高地举着，咧开小嘴，“咯咯”地笑着，惹得整个监狱一片欢声笑语。这时，只见杨汉秀这位曾经参加过延安秧歌队的鲁艺学员，把鲜红的被面系在腰间，甩开双腿，扭起婀姿多娜的美丽腰胯，如一束艳丽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舞。随着她的节奏，同室的“女囚们”一个个随其后面，一起踏着轻盈欢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丝光被面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50多岁的狱中“邓大妈”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脚的李青林出现也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出现了，前几天还受敌人重刑的江竹筠带着那苍白的脸上也跳得布满了红云，美丽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头上的蝴蝶结更像一团烈火在跃跃跳动——

“正月里来是歌声，

赶着猪早出了门。

猪呀，羊呀，赶到哪里去？

送给那英雄的解放军……”

据说，当时守卫在监狱里的特务官兵们完全被眼前的场景弄得目瞪口呆，迟迟不知所措。在男室难友击首鼓舞和叮当作响的镣铐声中，女室政治犯们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欢快了。

“一心拥护朱德总司令，

一心拥护解—放—军！”

这是爆发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政治示威，是震撼这口“人间活棺材的”的青雷，它让敌人心惊胆战了很久很久。也在革命者的记忆里永存——

1949年春节。清晨。渣滓洞。

一号牢室蓦地升起来嘹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略微显得不十分整齐，后来慢慢的统一了。300个人一条心，300个难友一个愿望，它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同志们唱得酣畅，唱得兴奋，歌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早晨。“晨歌”算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第一个节目。

第二个节目是互赠贺年片，互送礼物。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祝同志们春节愉快！

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

一张香烟纸盒，制成4张贺年片，用竹签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下端画着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诗，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楼上一室的同志用贴锡箔的白纸片，写上工整、秀丽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

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同志，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下来，反面写着：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

越过高墙，穿过云端；

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新年礼品琳琅满目，精致大方，多是同志们的精心创作。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相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84张牌，最灵巧精致的要数五角星、利箭、小红心。作者是首屈一指的工艺专家——一楼二室的工人弟兄余祖胜同志，五角星象征光明、象征胜利，表达了同志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第三个节目是张贴春联。

当一排热气腾腾的稀饭桶排在放风的院坝，狱卒刚打开各牢室的大门时，值日便抢先把饭桶提到门口，同牢室的几个人忙不停地用稀粥将零星草纸黏贴成长条，等同志们吃吃完饭，乘值日开门送出饭桶的一瞬间，便把春联牢牢地贴了两边。

楼下七室的对联：

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风门伸头

横额是：乐在其中

歌乐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横额是：极乐世界

楼上五室对联：

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

横额是：万象更新

楼上二室对联：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横额是：春回大地

对联含蓄，妙极，现实性强，比较含蓄。猩猩和猫头鹰都看不懂。小特务看了更莫名其妙。

吃罢午饭，李磊回五灵观家中团年去了，徐贵林早就拖着老婆、孩子进了城。当班的正好是黄茂才，他是难友们多次教育的策反对象。女室的杨汉秀、胡其芬、曾紫霞等人便大胆地向他提出春节，我们要表演文娱节目，请你行个方便，开门大放风！黄见上司不在，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以防万一，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墙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放风院坝顿时沸腾起来。

头场的表演谢幕，楼四室的精彩节目“空中筋斗”开始。表演者头朝地，脚朝天，翻身腾空旋转360度，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一边串人影，形成一根长长的抛物线，从院坝这边翻到院坝那头，赢得了同志们齐声喝彩。

接着七八个围拢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借此侦查墙头上的电网设施，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五楼的同志为刺探敌情，有意安排的。它引来又一阵的欢呼声。

精彩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

烈士杨汉秀，别名杨稚华，又名杨俊，在延安时期化名“吴铭”。1912年出生生于广安龙台寺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杨淑身，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第九师任师长；伯父杨森，是四川五大军阀之一。杨家拥有田产3000亩，是广安最大的官僚地主。1926年杨汉秀随父在部队驻万县时，深受党代表朱德同志所喜爱，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对她后来毅然背叛家庭、参加革命有重要影响。然而杨森则出于反革命本性，投靠了蒋介石，也借故“送走”了党代表朱德，开始了与共产党为敌的罪恶生涯。杨汉秀从此与其伯父势不两立1939年，杨汉秀随朱总司令到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四期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入党。1943年在延安中国公学第七期学习。1945年被调到关中分区兵站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了著名的五台山保卫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国共和谈需要，杨汉秀同志于1946年9月随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家乡从事地下工作。杨汉秀下乡后，便把佃户组织起来，以练团防和打太极拳的名义，培训地下武装，她把自己陪嫁的3000亩地卖掉，购买枪枝弹药支援华蓥山游击队作革命斗争的活动经费。1947年和1948年间，她先后两次被捕。由于她在渣滓洞组织地下党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弄得特务机关不知所措。其反动伯父杨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她“保释”出狱，叫她“不再参与共产党活动”，然而遭到杨汉秀的义正严词拒绝。这样，她才第三次入狱，一直到被其反动伯父亲自下令秘密处死。期间，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与犹豫，始终对革命充满乐观。

杨汉秀殉难时年仅37岁。由于她是被杨森单独秘密处死的，所以关于她的死极少有人知道。重庆解放后，杨森本人逃到了台湾，关于杨汉秀的情况就没人说得清了。有关部门根据脱险的同志介绍她在狱中组织春节联欢会等表现，有关部门就将杨汉秀评为烈士，但因为她的遗骸一直没有清理到，也不清楚她是否共产党员。甚至李自才又托另一个农民把小李凯辗转送到重庆市委时，接手抚养王璞同志遗孤的雷雨田同志，都不知道这孩子是杨汉秀保护下来的。直到烈士遇难20多年后的1975年夏天，在金刚坡劳动的当地社员发现其遗骨，并经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派人前往调查并进行发掘，后经重庆医学院专家验定，及结合有关特务供词，最后确认这就是烈士的忠骨。周恩来的秘书龙潜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虽在病中，依然写材料证明：“吴铭同志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交我，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又说：“吴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渣滓洞的……”康克清、汪锋等领导同志及干玉梅、朱把清、熊扬等烈士生前师友都提供了证明材料，这样杨汉秀烈士才被正式确认和宣传。

1980年11月25日，在重庆烈士墓隆重举行了“杨汉秀烈士遗骨安葬仪式。这已与她遇难的时间相差了整整32年。杨汉秀的英勇事迹和狱中表现，曾受到无数革命前辈的赞誉。鲁艺老校友、作家魏传统在1983年2月听得学友杨汉秀的事后，热泪纵横地挥笔诗赞道：

转战中条向宝塔，

功读马列振中华。

无名英雄巾帼秀，

热血浇灌自由花。

二

在渣滓洞监狱，与杨汉秀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现在我们到重庆“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面有一份很珍贵的“简历”——

户主姓名 周恩来

姓名 胡南

性别 女

教育程度 中学

职业 政

服务处所 中共代表团

这个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圆圆的脸，戴着近视眼镜，显得十分端庄、文静，眉睫间又有几分英气。上面这份“简历”，是她1946年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户口册页上的内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启芬，在渣滓洞监狱里，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这四个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的生命历程中四块闪亮的革命丰碑一样，闪闪发光。

在本书的第一章里曾经讲到过在“11·27”大屠杀的前一个星期时，即1949年11月21日，一个以“吉祥”名义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一封信，希望组织尽快组织实施营救计划。后因为敌人的大屠杀计划提前了，所以营救没有成功。而据查证，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狱中组织”名义向当时的中共重庆地下党发出的最后一封可以查证的信件。从“吉祥”的笔迹和几位脱险志士的证词证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写的，这也是这位女英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心声，它被保存下来，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从容、镇静和丰富的政治预见及周密的处事能力。是血写的丰碑，字字发热，句句闪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何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许建业因叛徒出卖被捕。4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到许建业住处接头时被事后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后叛变，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受重大破坏。身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启芬马上得到了市委委员李维嘉同志（“老黎”地下接头称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时地下刊物《反攻》的负责人廖意林、苏海（辛涛）夫妇正受特务追捕，在地下党市委机关工作的胡启芬正忙着帮忙他们转移，一时顾不上自己。

原来廖意林和苏海在三月间被叛徒出卖，特务到苏海工作的《新民报》搜捕，苏海事先已佯称回广西老家请假离开。这时，特务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怀孕临产，于是遍搜全市产科病房，企图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启芬送到大姐永芬处，在陆军医院安全分娩。因特务寻踪搜捕，胡启匆忙去找苏海夫妇，传达组织通知。此时特务已到陆军医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启芬在江边碰到苏海，惊喜地说：“我以为没办法见到你们了，居然见到了，真是谢天谢地！现在市委出了大问题，你们的领导老黎也没法来见你们了，他要我以组织名义通知你们，立即设法离开重庆。上海，你们不能去了，因为原定你们到上海后和南方局解脱的地点和暗号可能被叛徒出卖了。”这样，就在当天晚上，苏海夫妇由胡启芬安排到济民医院后面的张肖瑜大夫家里住下，为了减少目标，孩子送进医院婴儿室哺养。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济民医院最后商定了转移的办法，并为他们筹集了路费。苏海回忆此事时说：“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组织的安排，顺利地转移了，但是没有想到，启芬救活了我们，而自己却落进了敌人的魔爪，最后牺牲于“中美合作所”。至今思之，亦悲恸难名。”

4月9日晚上，胡启芬按约定与老黎（李维嘉）碰头。因市委书记刘国定出事了，老黎的住处已不安全，胡启芬便邀老黎来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门，若有所思，呆了一会儿，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红蔷薇递给老黎，默默无言地分别了。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他们随时都可能生死最后一别。今朝分别，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呢？她目送着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里。随后，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里安排了一下，赶到济民医院，同一位地下党同志一起商筹同志们转移的路费。深夜，胡启芬又在济民医院的楼上秘密收抄新华社广播的记录新闻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还有些文件和《挺进报》保存在何公馆里需要马上去处理掉。她哪里知道就在头一天的何公馆里发生了搜捕刘国鋕、刘国鋕又机智逃脱，徐远举与何衡北大闹一场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务早已把何公馆团团密封的惊险情景。所以，当胡启芬踏进何公馆的那一刻，她便发现气氛不对，于是立即到房间去处理文件和销毁《挺进报》，然后佯装镇定自若地走到客厅里。这时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特务们堵住了她。前一天因为刘国鋕逃跑一事而与特务们闹得一塌糊涂的何太太一见胡其芬，顿时将所受之气全都迁怒于胡启芬身上。“你们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刘国鋕介绍来的家庭教师！”何太太指着胡其芬，对特务们说。

胡启芬就是这样被特务们抓捕的。作为与刘国鋕有关系的嫌疑犯，她被关进了老街32号——特务机关西南行营二处的办公所在地。在敌人看来，作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同样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所以对她的审讯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从地下工作转到监狱斗争，对胡启芬落说，只不过转换了一个战场。“在生与死的抉择之间，必须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基本素质。”这是胡其芬平时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她更是这样要求自己。

1919年农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胡父为人正直老实，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却家境并不好，常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胡其芬的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穷人，母亲的性格对胡其芬有很大影响。六岁时，胡其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并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笃亮学习英语。1929年胡其芬的父亲到南京赈济委员会做会计，胡其芬随全家迁到南京。1931年，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胡家宁静的生活，胡其芬开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忧虑、苦闷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于是父亲书柜里的《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名著，成了她如饥如渴的阅读书籍，同时也开始阅读进步的新文艺作品，如《子夜》、《母亲》、《夏伯阳》、《毁灭》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学联的成员。从此革命种子播在了年轻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学联”的内部刊物上，胡其芬读到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这时，抗战爆发。胡其芬一家迁到了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其芬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当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其芬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胡其芬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这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其芬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习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等形式，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其芬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反动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故意找茬。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永萱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反动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抛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简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后，她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火热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如水得水，天天像其他女同志一样，整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唱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制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底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学联”是“红旗特务”组织等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就在这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其芬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共产党，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高学历、英语又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细任理事长，这样胡其芬就和李玉细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启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有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启芬，她也积极予以帮助。后来胡启芬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其芬回到重庆工作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便被国民党强迫撤出重庆。我党在重庆的工作一下陷入极端困难的复杂局面。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胡其芬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团结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毅力坚守在浓雾笼罩的山城。为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她和李玉钿等商议，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集资筹款买了一部收音机，悄悄放在济民妇产科医院楼上的院长朱宝粹（地下党员）的寝室里。从那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静时，独自守着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和抄录新华社广播的各种记录新闻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妇女联席会各个小组学习之用外，还通过秘密渠道送给党的地下刊物《反攻》和《挺进报》使用。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以《挺进报》事件为主线的“红岩故事”……

在与敌人的周旋和斗争中，胡其芬还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闻工作进行公开的宣传工作。当时重庆的《新民报》和《新民晚报》是颇有影响的两张民办报纸，有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里面工作。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只有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才有可能向民众透露一点国民党中央社不肯报道的消息。于是外文很棒的胡启芬还每天都要挤出些时间为这两张报纸翻译一些英文电讯稿，一直坚持到她被捕为止。胡启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战斗，她的革命热情与斗争精神，如火焰一般浓烈。

1947年10月，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同时改组了中共重庆市委。市委委员李维嘉（老黎）与胡启芬接上了组织关系。三个月后，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妇委，由胡启芬、李玉钿、林琼三人组成，胡启芬为书记。这时，基督教女青年会任用了一位外籍干事，借故裁员，胡启芬不得不另谋公开一份职业。经市委同意，胡启芬由刘国鋕介绍到他的亲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的公馆作家庭英语教师。叛徒出卖了刘国鋕，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共产党胡其芬就这样掉入了杀人魔窟里，开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一年零七个月的特殊战斗生涯……

又一个“共匪”重犯到自己手里，徐远举当时很是兴奋了一阵，因为他掰了一下手指：中共重庆市委的几位负责人除了许建业和几个没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该“投诚”的和该抓到的都在他手里。一个“装斯文”“装教徒”的小女子就这么“不听话”？跟共产党打交道多了后，徐远举知道了一些“规律”：凡在共产党内职务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反倒那些没什么职务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穷人出生身的反倒都是些“死党”。因此，像胡其芬这样见过大世面、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识时务者”。

“软硬兼施，以软为主，该硬则硬，一硬到底”，这是徐远举对付有文化的共产党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来审讯时，徐远举采取的便是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现让徐远举还是很意外和吃惊。软的根本不行，于是就对她来硬的。所谓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经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有什么可扛着的？”特务们使出种种刑具，却仍撬不开她嘴里的一个“共党”的词来。“刘国鋕是共党分子，你是他介绍到何家的，你就没有一点跟他有关系？”

无论特务们如何反反复复责问上面这类问题，胡其芬还是那句话：“他是共产党，我就一定是共产党了？笑话，你爹是贼，你就一定也是贼？”

特务们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发泄的只能是又一顿将胡其芬毒打一通。

徐远举亲自上手了，他冷笑着问：“何公馆有人告发，你和刘国鋕经常密谈到深夜，两个人在屋字里嘀嘀咕咕的，你敢说没关系？”

不想，胡启芬毫无顾忌地反问他：“这青年男女的私事，难道也犯法吗？你没有讨过老婆？那你肯定断子绝孙了！”徐远举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只好丢下一句狠话：“那就让她跟刘国鋕享受一样的待遇吧！”

特务们便把手铐脚镣给胡其芬戴上……

这样胡启芬和差不多同一时间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明等女同志作为刘国鋕的“同案犯”，被转押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上地六室。这时的刘国鋕被关在楼下地七室。

狱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这个名字。入狱后，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胡其芬，立即设法与刘国鋕取得联系，并将在敌人面前制造他俩是恋人的假象告诉了刘国鋕，好让刘国鋕这位“花花公子”作掩护。用假象麻痹敌人，这是革命同志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监狱后，特务们并没有放弃对胡其芬的继续审讯。第一次，难友们见她从容不迫地去了，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俨然像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特务们只能对她摇头。第二次，特务头子徐远举又亲自出马。这次他手头拿到一张署名“刘仲逸”（即叛徒刘国鋕）证明胡其芬是共产党员的字条。可胡其芬还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问三不知，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徐远举觉得如此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会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面前面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觉得这是对他这位特务头子的权威的挑衅，于是就疯狂地吼道：“你的上级把你交出来了，他是市委书记，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说你是共党，你还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理由？”任凭大小特务怎样的狂叫恶打，胡其芬始终不紧不慢地回答他们：“我没有什么上级，只是何公馆的家庭教师……”

“你承认了有什么不好？你们的市委书记刘国定承认了，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认了也有好处，你愿意干什么都可以，我们马上放你出去。”徐远举换了一个口气，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么胡启芬，只知道自己不是共产党。”

“啪！啪！”徐远举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两个耳光。旁边的特务匪徒们一旁兴奋地助威着、嚎叫着。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到在地。特务又趁机踢她、打她，用冷水浇醒她，再让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师胡其芬，其他什么都不是。”胡其芬愤怒地面对敌人，镇静地回答。徐远举和特务们在这样的女共产党面前只能泄气。

狱外的重庆市委地下党负责老黎通过特殊关系了解到胡其芬的不屈精神，很受感动，欣然赋诗赞美战友道：

才华意气两不羁，昏灯细雨忆久违。

素手铁笔书青史，披荆为我摘红微。

却令朱颜陷囹圄，忍教白发倚柴扉。

面壁证道十年事，欣传然澹一笑微。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监狱内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因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事件而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敌人视为要犯，看管特别严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他们在被禁锢的牢房里依然能通过秘密渠道暗中联系，互相通气。胡其芬入狱后，很快就同难友们联系上了，特别是和早先入狱的许建业等人建立了联系。同时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面貌为掩护，积极开展另一种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动。

原豫丰纱厂的工人党员牛小吾同志回忆说：“我于1948年4月初被捕，关在渣滓洞监狱，不久胡其芬就来了，我们同一牢室。隔壁关着许建业同志一人，重镣重铐，专门有一个特务班长看守，不准他放风，也不准我们接近。一天放风，特务班长离开了，我没走，找许建业同志讲几句话。许坐在门口，我靠在门边，他告诉我任达哉带人在茶馆里抓了他，又说他已告诉胡其芬让她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这是许建业同志亲口对我说的，所以我一致认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事实上，胡其芬确实也照许建业的嘱咐在监狱内进行了各种地下组织活动。她是事实上的监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张坤壁同志（狱中名张秀真）回忆说：“我在雅安被捕后于5月底或6月初转押到渣滓洞监狱。当天下午，胡其芬给我介绍周围了环境、情况，还传给我一张字条。这是胡春普同志给我的，主要问我被捕的情况，叫回条，她传给男牢室转交胡春浦。……在放风时，胡春浦告诉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赖的，有时都可以和她商量。我从进狱到1949年1月出狱，从始至终，她给我很多帮助。”

胡其芬入狱后，注意观察环境，分析周围的人，包括监狱的看守人员。好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兵，在陷入敌人重围的情况下寻找冲出包围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条与外面联系的秘密通道。她看见被捕入狱的同志天天增加，知道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她相信党的组织一定还在山城坚持战斗，必须找到可靠的关系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反动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满的人到处都有，敌人的营垒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因此总可以找到一条缝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难友周香泉通过监狱的医官刘石人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来女牢最早，她怀孕在身，入狱后呕吐厉害，不思饮食。刘石人从医学观点考虑到孕妇的需要，又考虑到将来分娩怎么办，就利用看病拿药的机会在药包内包了一节铅笔，问她重庆有无亲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时写了回条，说她丈夫有个堂兄在南岸内二警工作，未见过面，希望帮她联系。第二天，刘石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来的营养食品。胡其芬根据这个情况分析：刘石人敢于违反特务的禁令，冒着极大的风险为政治犯带信出狱，至少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于是她决心进行试探。

刘石人是天津人，作过童工，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军医班学习，受过抗日反蒋思想的熏陶，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军医。因为受排挤一度失业，抗战胜利后随着事业军官登记，编入军官总队，分配到“西南行营”检诊所工作。渣滓洞监狱成立分诊所，他被派来当医官。他没有参加特务组织，所以他对待“政治犯”的态度与其他特务明显有不同的态度。

胡其芬在看病的时候，塞给刘石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这病人，请接受我代表难友向你表示感谢！”刘石人悄悄将字条收了起来。看完病发药时，她又塞给刘石人第二张字条：“医官，不要怕！”刘石人迅速收起字条，没有声张。

几天后，胡其芬又进一步进行试探。看病时，请刘石人带一张字条到陆军医院交给大姐胡永芬，要家里带点日用品和药物。刘石人把信带给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刘石人本人也见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对刘石人十分感激，拜托他多加关照监狱中的胡其芬。刘石人把胡永芬写的回条和拖带的物品带进狱中，借看病的机会悄悄给了胡其芬。这条和狱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就是这样打通的，胡其芬以“吉祥”名字写给狱外地下党的信就是通过这个刘石人传出去的。

监狱的情况非常复杂，当时外面送日用品监狱里的政治犯是受限制的，带信和书报更是绝对不准许的。刘石人这条渠道打通后，男女牢房找他带信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胡其芬发现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经与狱中党员骨干研究后，她又给刘石人写了一张字条：“医官，大家的条子太多了，你穿着军装，不当去的地方你去了，这样对你太不利，对我们也很危险，因为我们只有你这一条路子向外联系，今后我们由几个可靠的人与你联系，集中转交来往的条子，你说好吗？”事后刘石人也确实这样做了。

胡其芬是个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同志，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时间后，改由另一位叫张坤壁的同志代替她与刘石人联系。张坤壁患肺结核病，看病拿药的机会多，即使同医官刘石人接触多一些也不易被敌人怀疑。因此这条秘密联络渠道一直隐蔽得很好，直到最后时刻也未被特务发觉。

胡其芬通过刘石人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里，仅限于带些生活用品之类，以后是经七星岗文通书局转吴锦再转给济民妇产科医院。经过多次考察，确认刘石人可靠，才开始让他将信直接送到济民医院的朱宝粹院长手里，然后送给中共重庆妇委的傅淑华同志那里。有一天夜晚，难友们对值班的看守说，胡其芬病了，快请医官来看病。刘石人果真来了，女共产党员李玉钿站在牢房门口佯装高声向他说：“大胡心脏病发了，快来看看！”刘石人一边应着一边走到胡其芬床前，这时胡其芬迅速塞给他一张字条，低声说：“这里有人受刑不过，咬上了外面几个朋友，请你明早把字条送出去，让他们躲避一下。”刘石人收下字条，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刘石人将信送到七星岗文通书局。吴锦收到信，按信中的嘱咐请济民医院的张肖瑜大夫去重庆大学找一位同学，通过重庆大学“六·一社”社员赶快转移，使去重庆大学捕人的特务扑了一个空。

监狱的看守中有一个叫黄茂才的青年，出身农家，江竹筠、曾紫霞和胡其芬都对他进行了争取教育，黄茂才终于被争取过来。通过他送信给重庆大学的况蜀华，从而又开辟了另外一条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秘密渠道。解放后重新做人的黄茂才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一直还记得胡其芬等同志在监狱里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他说：“胡其芬肯说话，她见到我总喜欢拉扯几句。看起来东一句、西一句，随便摆摊，其实都是启发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战役后，我给他们带进了报纸，胡其芬对我说：国民党肯定要垮台，重庆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着共产党走，为人民做了好事，将来也会欢迎你的。我原来的落后反动思想渐渐转变了，愿意为她们做点事。”

心中有信仰，更艰苦卓绝的环境也会对真正的共产党人充满乐观心态。胡其芬就这样的共产党人。对她这样的人，监狱只能禁锢她的身体，却禁锢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条件十分差，可胡其芬从来没有因此产生过悲观情绪，相反她总是在同志们面前时常哼哼歌，做些小玩艺活跃气氛。她自制过一把团扇（作为烈士在狱中的唯一遗物，保存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在扇面上题写了“清风徐来”四个字，同室女囚友们总轮换着拿这把扇子鼓励自己对敌斗争。

在残酷的监狱里，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没有经历过敌人的残暴行径，很难一下经得起这种特殊斗争的考验。为此，胡其芬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不久，就有意识地组织女牢的难友进行辅导性的学习。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学习。她和女牢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活着出去还要干！”所谓干，就是干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党员骨干组织女难们一起学文化、学政治，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欢唱歌，她把教难友们唱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如她过去在抗日宣传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样，她教难友们唱各式各样的歌：有战斗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别是解纷区和苏联的歌曲，更为难友们喜爱。其中一首《青年近卫军》的歌成为监狱里最流行的歌之一：

我们迎着曙光前进，

战斗的同志们！

敌人就要崩溃，

胜利就要来临。

快武装起来团结紧！

劳动者青年一条心，

我们是无产阶级青年近卫军！

高唱着这样的战斗歌曲，难友们的斗争意志在内心更加坚定，也对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对新入狱的难友，特别是缺少斗争经验的年轻同志，胡其芬总是满腔热情地关心她们，帮助她们认清形势、安定情绪的同时，教她们如何对付敌人，如何对付刑讯。比如进步女青年张坤壁在被押到渣滓洞监狱时，胡其芬就告诉她，这里要进行复审，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处”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过去就没有什么了。还同她谈气节问题，告诉她，哪些行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这些话对张坤壁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务审讯前便有了思想准备。当特务提她去复审时，心里就比较镇定。当特务先叫张坤壁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图吓唬一通时，张镇静自若地对付了过去，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后来也一直挺住了敌人的种种威胁和刑拷。

在“11·27”大屠杀中幸运脱险的盛国玉，是因为丈夫被捕而牵连入狱的。胡其芬和难友们对盛国玉热情帮助，使其终身难忘。她曾这样回忆说：“她们对我像亲姐妹一样，关心我，安慰我，照顾我，使我不感觉孤独不怕。大胡（其芬）经常讲狱中斗争的情况。她说：李二（青林）被敌人的老虎凳折断了一条腿，但是她仍然愉快地生活，学习，参加斗争。江姐受刑最重，但她根本不害怕。惨无人道的刑具征服不了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她告诉我，以后法官来审讯时，胆子放大些不要怕。我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幸地被捕的，不是罪犯，在敌人面前要理直气壮。现在我们坐牢，每天只要两顿饭，洗冷水，但是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的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由于大胡对我的启发帮助，我有了信心和勇气，觉得监狱并没有什么可怕。”

监狱里的斗争是复杂的，需要随机应变，注意策略，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1948年秋，鉴于里来了一个“感训员”白佐生，对政治犯进行所谓“思想攻心”。这家伙出了不少坏点子，其中一个注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报》，企图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下水，写所谓的“悔过”，“反省”之类文章来软化和动摇难友们。如何与之斗争呢？“我有办法。”胡其芬在党员骨干讨论时，说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我来写文章。后来她果真写了一篇题为《纪念耶稣》的文章。文章说：耶稣被叛徒犹大出卖，钉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死得慷慨从容。耶稣那种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文章结为写道：“主啊，经你考验我吧！”难友们放风时看到这篇带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联系起来，精神上受到鼓舞。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搞的这个壁报反而被政治犯所利用了，只好就罢了。

原新四军战时龙光章由于长期的监狱折磨，全身浮肿，病情严重。胡其芬向医官刘石人建议开出病危证明，要求送往陆军医院医治。经过刘石人的多次争取，特务看说所长被迫同意。胡其芬写信给在陆军医院担任内科副主任的大姐永芬，要求她尽力挽救这位难友的生命。在胡永芬的关照下，龙光章的病情终于好转，但是特务不等他痊愈就迫不及待地将他押回监狱。回狱之后，龙光章病情恶化，不久，病逝狱中。难友们为了抗议特务对龙光章的迫害，要求在狱中开追悼会，为此发动了绝食斗争。胡其芬抱病和难友们一起绝食三日，终于迫使特务看说所长不得不允许召开追悼会。这天胡其芬和女牢的难友们一个一个戴上小百花，表示对战友的沉痛哀悼。这是一次胜利的斗争，显示了团结的力量，组织了力量。

胡其芬想通过医官刘石人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人，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释出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人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在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终于获得释放。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经常胸闷，气紧，心绞痛，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以火样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的经民妇产科医院的同志们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虽然她当时的身体也迫切需要营养。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她时常抱着婴儿站在风门口，哼着温柔的曲调。在这个诞生于苦难中的革命后代身上，她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给孩子取了个保加利亚女革命家的名字“苏菲亚”。她哪里想到，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惨死在特务的机枪下呢！

胡其芬以亲身经历写了共产党员在监狱和法庭进行斗争的剧本。她用竹签当笔，伏在床上写呀写呀，写了厚厚一本草稿。这不是是一般的剧本，而是真是的记录，是向党的汇报，可惜竟没有一页保存下来。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五百九十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始终是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她的行动和充满机智的组织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里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胡其芬和监狱同志们正在与外面的地下党组织准备策划大营救的实施计划时，敌人的大屠杀提前开始了——当特务们以转移为名，将两间女牢的13名政治犯押到男牢楼下第八室时。守在牢房风门口察看外面动静的胡其芬，见一群敌军涌进放风坝、架起几挺机枪对准牢房时，她立即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奋臂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她的口号带动和惊醒了所有难友们，于是整个监狱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那声间震撼了巍峨的歌乐山……

“胡南”、胡其芬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首都中南海。传到了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小胡是个好同志。”人民总理深深地对天长叹一声后，叫来秘书，交代秘书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亲胡彦博的工作，聘请胡彦博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这里面也有“户主”对“家庭人员”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爱。

男人被抓进监狱，上刑、恐吓，甚至假枪毙，真枪杀，一道道生死考验、无数个寂寞孤独的长夜和饥饿、疾病无人问津等想像不到的种种困难与折磨，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英雄好汉。其实从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坚持下来的也属于正常范畴。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体是皮肉之躯，谁不怕疼？谁不怕死？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儿女情长？

从第二章我们剖析的几种叛徒他们背叛革命和共产党的行径的全过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或经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儿女情长，或贪生求荣，或惧怕一死。而特务徐远举能够在这些人面前频频得手成功，用的招术也差不多靠这类“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种种“规劝”来实现“软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义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话说：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重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这是一个令笔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问题……

同样是人，按理说，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红岩”里的女人则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确实个个扛住了。这是为什么？笔者经过对“红岩故事”里的各种人物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贞程度要比男人高。

这里所说的忠贞，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忠贞，而是大爱之忠贞，大爱包括了对民族、对国家，尤其是对党和组织及同志的那种崇高之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所产生的忠诚与爱。从已知的历史史实中我们知道，当时在敌人监狱里受刑最重最多的当算李青林、胡其芬、杨汉秀、邓惠中、江竹筠（后两位女英雄有后文中另有所述）等女共产党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起敌人最严酷的迫害，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动力量都不可能对这样的共产党人的信仰产生丝毫的动摇，即使在是死的考验面前，她们也会表现出如死视归的英勇气慨。

其次是女人对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比较严肃认真，一旦建立将牢不可破。

入党为了什么？入了党应该遵守和坚守什么？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需要认真对待与严肃履行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没有很好解决或者就根本没有把为什么入党、入党后如何履行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入党动机不纯，他们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或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组织的。那么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入党的人和入党后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的人，在和平时期他们还有可能做到一般意义的“积极”、“肯干”、甚至“能干”，也还可能成为“先进”和取得某些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而成为了党的骨干与领导者。但一旦组织和个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个人的前途有可能毁灭时，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再也不能继续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容易出现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行径。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属于这类人。女共产党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后，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她们很容易认“死理”，对革命异常坚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当了十年县委书记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十个月监狱之后“忍受不了”才又当了叛徒，监狱地下党组织在分析他的变节过程中这样指出：“事实上，他虽是十年以上的党员，但并没有好好的学习过，或者在工作中严格地锻炼自己，他一直记得自己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而且苦了这样多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恋爱观点也有问题，把妻子作为从属于自己的，没有独立人格的。那种封建的，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从他的思想见解——人生观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封建、落后、自私的观念，是没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结合的’这种思想的不纯，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变的本质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要纯洁得多，就像他们对待爱情一样，一旦许嫁给某一个人后，她们会忠贞到底。杨汉秀烈士的同事曾这样回忆道：烈士生前经常对她这样说：“一个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事到头，倘若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我们就应准备为真理而死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追求……”她们这样说，也这样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发誓，一旦发誓，誓死不变。男人则容易变，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变，那些入党动机不纯、对革命事业本来就缺少热情和真诚的人，才形容背叛组织和出卖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讲面子，所以不容易当叛徒。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前后关押的二三十名“女狱”中，她们多数是与被捕的“男狱”中各种关系，多数是因自己的男人牵进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狱的。这些女同志对男人的信任和依赖性很强，她们认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汉，是坚定的革命者，她们对自己男人的那份爱有时超越了对革命信仰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或者说因为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才使她们也对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产生了忠诚。知识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这样的典型女性。她在与恋人刘国鋕的恋爱过程中，对恋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与理想追求有了从了解到同样热爱的思想转变，之后她跟随恋人出生入死进行《挺进报》宣传与其他党的地下工作。当她和恋人双双被捕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过去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和年轻美貌的女性，她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要经受考验实不容易。然而因为刘国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和监狱中的表现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

在监狱里，有一个真实的情节在同志们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刘国鋕屡遭敌人的毒刑和折磨后，仍每天在放风里要见一见自己的恋人，而且当女牢放风时，他像一位痴情的小伙子一样，总是站立在牢门口一直望着他恋人曾紫霞，时而向她微笑，时而偷偷说上几句话。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志都非常熟悉的俄罗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这歌声让恋人曾紫霞激动万分，一是她竟然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恋人竟然有那么好的嗓子，那声音是那么的浑厚、高昂、动听，同时又显示了刘国鋕决心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决心。“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难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怂恿道。曾紫霞本来就泼辣，立即来了情绪，竟当着敌人看守的面，拉开嗓门就对唱起来：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玩虚假，

这才值得人牵挂——

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着情无价。

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这样的爱得深、爱得真、爱得大，

他和祖国的命运不分家。

他爱朝阳、爱月夜、爱冰雪天地、爱春花，

更爱黑龙江上天边一抹红霞。

我爱他那一份傻呵，

更爱他跨着如飞的白马，

越过高山，

越过水，

闯入森林，

闯入青纱，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愿和他是一对，

但愿他是我的情人，

我爱他，

我爱他……。

这首《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的歌，如激情澎湃的夏日甘雨，不仅滋润了恋人刘国鋕的心，也把整个监狱的难友们的心田荡漾了起来，那份革命爱情的美酒，让所有男女难友们顿时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并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号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阶段，敌人为了瓦解我革命同志间的关系，放风说刘国鋕叛变了，也有人把刘国定的叛变误传为是刘国鋕叛变了，这个时候是对曾紫霞这样年轻的女同志极大考验。但是曾紫霞凭借着她对恋人的了解，认为像刘国鋕这样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卖同志，为了支持和鼓励自己的恋人坚定革命意志，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的帮助下刚刚学会的绣花手艺，特意亲手给刘国鋕制作了一只绣花枕头。曾紫霞后来谈起此事时仍充满炽热的感情，她说：“以前我没干过绣花的活，我觉得那手工太细、太复杂学不了，但后来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亲自教我绣了一个枕头，这是我一生绣的唯一一个枕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未婚夫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时，他曾要求把我提到办公室同他见一面，可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我会见的希望。这件事女牢的几个难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虑了很久，向我提出让我绣个枕头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去却是可能的。我开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要我绣根本不行，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我将它绣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布是我的一条长裤改的，李青林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头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了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我和国鋕的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代替绿线）绣一颗挺拔的松树，盼他像青松一样坚强。这枕头两面的花都是用的桃花，花绣在三分之一那一边，十分高雅、别致。当枕头还没有作完时，李磊制造的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就在渣滓洞传开，我现在记得那样清楚，我绣这枕头时简直是用整个心在绣的，我觉得只要国鋕收到我的枕头，他就不会动摇，他会感到有一颗热爱着他的心！没有多久，刘国鋕又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他的到来粉碎了李磊的谎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头交给被我们争取了的看守黄茂才，要他设法转给刘国鋕，黄茂才在狱中告诉我已交给国鋕……后来我被家人保释出狱，刘国鋕要罗广斌如能再见到我时一定告诉我：‘好好选择自己的道路，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革命的路’，这成了他的遗言，它鼓励了我后半辈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们一方面要直接面对和经受敌人强迫给予的重刑与生死考验及监狱的艰难困苦条件，另一方面还有因自己的男人所作所为而带给她们的荣誉与尊严，当然还是耻辱与毁誉。前后当然是荣耀和自豪，而后者就让这些女性无法接受，然而她们还必须面对和经受特殊考验。

比如，皮晓云和牛小吾俩位女青年是同乡、同学、同出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丰纱厂当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时同地被捕和同日被关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俩被渣滓洞许多男犯称为最铁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带有坚韧的表彰之意。她俩被审讯时，特务把她俩亲笔写的自传摊开要她俩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俩曾十分不解，为何自传竟落入敌人之手？当她俩关到渣滓洞楼上六室女牢时，她们一眼就认出了楼上五室的许建业，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许建业向她俩说出她俩的自传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许建业被捕后，轻信了敌特看守陈远德的允诺，结果敌特们在许建业住处搜出了机密文件、工人自传。“我后悔，害了你们，也害了许多同志。”许建业为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杀未遂。“牛皮”二姑娘知道这些情况后，没有为自己的被捕而对许建业有丝毫和怨恨，谁能没有失误呢？虽然这失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许建业的在敌人面前表现出的英勇不屈精神，他整天被敌人戴上了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还仍然在秘密组织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与敌人作斗争的表现及关心、爱护同志，使“牛皮”俩人深深地爱戴这个重庆市委工运书记和她们的革命引路人。可许建业这么好的党的领导和师长怎么会被捕的呢？许建业告诉牛、皮二人：“我在茶馆里看到任达哉来了，身后有特务，我以为他是应付一下，就起身到厕所，可是任达哉追来了，我被捕了，是他出卖了我。”这话对皮晓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好友牛小吾对此都有点发懵了。原来，牛、皮在中央印制厂工作时就认识了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可就是这样的人，竟然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而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云后来告诉牛小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啊，你、你们……他现在可是最坏最坏的叛徒啊！”牛小吾一听，便急出一身汗来。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晓云了：22岁的皮晓云把自己最纯真的爱奉献给了这么一个男人，一个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业的好伙伴。正是因为这个男人，她才有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向往，才不怕敌人的残酷与黑暗势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魔呢？皮晓云的心阵阵绞痛，一连几天倒在牢房里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别人说话。她痛苦不堪，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丢这个脸。作为好友牛小吾想帮助她，于是通过特殊机会，给一度关在渣滓洞的任达哉写了一张纸条，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一切都明了了，仅有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皮晓云无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也使她感到是那么又冷又寒，年轻姑娘怎能经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医院去抢救。数日后，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她原本红润的脸蛋消失了，眼神变得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一眼。当许建业于1948年7月22日被公开枪杀后，皮晓云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夜睁着不睡觉，同室的难友们为她难过得落泪。一年后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娱活动，严肃地悼念许建业牺牲一周年。皮晓云大哭了一场，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老许呵，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会被捕的！你不会牺牲的呵……”皮晓云后来精神很失常了，特务觉得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便经一番周折后被保释了。男人是叛徒，这一耻辱像铁的烙印一样永远地打在这位年轻的姑娘心头，她唯一坚持的是当特务想利用她精神失常时供出同志或让其“自新”时，她悲愤而坚定地回答：“我不会当叛徒！”

女牢中还有个女性经历的痛苦比皮晓云更痛苦和难言。她一来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监狱的楼上六室。她叫熊咏辉，是县委书记、有十多年党龄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1948年5月中旬，特务们把许建业、刘国鋕等提出渣滓洞转押白公馆时，她丈夫李文祥也在里边。开始，当难友们听说她丈夫是李文祥时，觉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为李文祥资格老，初入监狱时表现也很坚强，受刑不屈。熊咏辉与丈夫是同时入狱的，俩人感情也较深。每次与丈夫见面时，其丈夫在她面前总是问寒问暖，非常关心，而且总是对着她痛哭，言他“对不起她”，让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这样的丈夫很光荣，甚至内心一直认为，有这样的丈夫，即使与他一起死在监狱里也是值得的。可万万没有料到，1948年12月，监狱里传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耻的叛徒，而且还赤裸裸地当了特务分子，专门破坏党组织，出卖了一批革命同志。监狱里的同志都对李文祥的叛变感到不可思议，已经熬过了敌人七、八个月的折磨，怎么还会变节叛变呢？后来进一步证实了李文祥确实当了叛徒，消息证实后，女牢的难友们甚至是男牢的许多同志都参与了帮助熊咏辉的工作，她也经过了从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过程，最后熊咏辉写了一封给男牢的公开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经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她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战胜苦痛。她的脸恢复了白里透红的美丽。在没有别的指望下，熊咏辉同女牢的伙伴们共同生活着，只等解放军解放重庆时重见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无法接受的事又传来了——叛徒丈夫李文祥扬言和多次上监狱来，说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咏辉的脸上顿时又布满了愁云，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划清界线、继续坐牢都办不到啊，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屈耻令她生不如死。这时，狱中的党组织和同志们则耐心地对她进行做思想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留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熊咏辉哭了，哭得死去活来，她向难友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这倒是一个难友们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曾紫霞对她说：“我有个可靠朋友不在重庆，这样就可以躲过李文祥的纠缠，你找她。”并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诉了熊咏辉。就这样，熊咏辉才离开了渣滓洞。可是后来获释的曾紫霞出狱后找到那个朋友，结果发现熊咏辉根本没有去那里。解放后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熊咏辉仍下落不明，实际上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的情况了。十年动乱期间，曾紫霞从外查内调的工作组人员那里了解到熊咏辉的地址。当曾紫霞怀着极大的热忱设法再见到昔日同牢难友时，才知道对方已经有了新的丈夫，并且生活还算不错，可昔日同牢难友怎么也谈话不投机了。当曾紫霞问熊咏辉当年为什么不去找她的朋友时，熊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让曾紫霞听后内心产生极大震撼：可不是，一个女人，当她得知自己深爱的、共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男人成了公众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动特务时，她还有何脸面去面对这个世界呢？女人的这份内心痛苦又何谁能真正理解呢？

做女人太难！做关在监狱里的女人更难，做背着丈夫是叛徒、特务那顶永远耻辱帽子的女人也许是世上最最难的女人。

我知道而且采访过这样的一个女人。她现在还活着，是当年“红岩”故事中从监狱中侥幸脱险仍活在世上的仅有几个革命同志中的一个。我见她的时候，有关方面告诉我最好不要与她谈论她的叛徒“甫志高”丈夫的事。我遵守了这样的承诺，所以采访很顺利。现年八十多岁的她仍然风采不减，我问她说是不是当年特别漂亮？她哈哈大笑，说，用现在的话来说，她当年算得上是“美女”了。我知道他的丈夫是四川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被敌人抓捕后叛变了，后来又在监狱时受到革命同志们的帮助鼓励下，并没有继续叛变，所以在敌人实施的大屠杀时也被枪杀了。她的丈夫因为有变节行为，所以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多老同志介绍，她和丈夫过去感情关系一直很好，并留下两个孩子。他们全家在监狱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非常不容易。解放后，她带着俩个孩子，后来其中一个孩子又因车祸而夭折了……几十年来，她的人生充满磨难。在监狱时，她也抬不起头来，丈夫毕竟是有严重变节行为的人，难友们对她并不信任。解放后，由于她一直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她内心并不想这样做，所以年轻美貌的她坚持不嫁、独自生活，其本身就容易招惹一些非议，更有人拿这个来攻击她是为了忠贞其“叛徒丈夫”。她不知因此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委屈，但她仍然挺了过来。最令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党员资格因此也受到责疑，而且长时间地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她想通过在单位里努力工作，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重新入党，然而，等待她的结果是：“你丈夫是叛徒，你不同他划清界限，怎么可能让你再入党呢？”《红岩》小说出版后红了几十年，她则因为是“甫志高”的老婆而黑了几十年……“文革”中，她这个“叛徒的老婆”被整得死去活来，如果不是为了孩子，她也许早已离开了人世。直到1981年，她才重新获得组织的平反，恢复了她的党籍。当然，现在她很好，可有谁知道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样一个女性的内心世界有多苦啊！她的心历其实远远超过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苦难，也并不比敌人大屠杀毁灭其生命好受多少！

受辱女人的心是用苦黄莲加泪水凝垒而成的。

第四，女人与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坚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还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验就这么难？在监狱那样的条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可以顽强活下来，很难想象要在监狱里生儿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过。想像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十八九个“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内要承担两个“女犯”的生产和抚育两个婴儿的重担！

这是真实的故事。

其中一个孩子是《红岩》小说里曾经提到的“监狱之花”。她的母亲叫左绍英，是一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关于左绍英烈士，需要在此介绍一下：

左绍英，四川合川县滩子口人，这位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的女同志，母亲早年病亡，小时候的左绍英常寄居干妈处，后当了纺织工人，是位老实本份的普通妇女，在当纺织工人时，与王璞结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党的“七大代表”。抗战初期，王璞曾任中共湖南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抗战后，受党中央委派，到川康区工作，1946年转入川东区工作，任“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一度兼任重庆市委书记。1948年，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左绍英的丈夫王璞亲自下乡，在武胜县华莹山一带领导武装起义，威震敌胆，名声显赫。1948年9月间，武装起义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荣牺牲。当时，起义部队被敌人重重包围，战友们突围时业，没有来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尸首，追赶而上的敌人便丧心病狂地他的头割下来，即日挂在旗杆上，悬头示众，并贴出布告，威胁群众谁敢收共产党员的尸体，跟共产党走，就枪毙谁。后来是一位老贫农不顾敌人的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把王璞的尸首偷偷取下来，分埋在好几个地方。左绍英在认识王璞之前就是工厂的进步群众，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她与当时任川东特委书记的王璞结婚后，便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重庆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于重庆市委负责人的叛变，左绍英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撤出重庆，回到合川老家。最后还是被特务抓捕。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在何处，只知道他在乡下带领队伍在组织艰苦的武装起义。左绍英押到渣滓洞时，已经挺着肚子了。听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武装队伍领导人石果（王璞在武装斗争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灭华莹山游击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顿然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务多次审讯左绍英，让她说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装队伍的行迹。左绍英外表看起来像个中年家庭妇女，实质上是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拷问，她佯装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还不停拍拍肚子，说自己是个快要生娃儿的女人，你们怎么没有起码的同情心嘛！敌人拿她没有办法。最后石果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监狱，特务们也不再管她了。可是这样一位临产的女共产党员，又知道即她怀的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石果）的遗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惊动了，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行动起来，准备度过监狱中最难的一关——女人在监狱生孩子，前所未有啊！虽然狱中组织发动难友向敌方强烈提出要求，允许左绍英到医院生产，可特务们根本不理会。“一定要让孩子安全地生下来，才能对得起王璞烈士！，同时还必须保证左大姐的生命安全！”这是狱中党组织和女牢房共产党员共同的心声和要求。在左绍英快要生产的那些日子里，渣滓洞监狱里也格外热闹起来，虽然表面上看不出监狱里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其实此时的男女牢房内都异常紧张，有兴奋的，有担心的，男牢的同志们已经开始发起各室送礼物慰问的热潮，没有礼的，可以写信、写诗前去慰问。除了送礼和慰问外，男牢的难友们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是：要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好名字。有同志说：在苦难中，在炼狱里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给他取名叫“狱生”吧！另一个同志马上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生的孩子，给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这两个名字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诗人艾文萱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听听：天快亮，新中国将成立，婴儿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给他取一个单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将明。”“好，这个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志并不知道，左绍英其实怀的是女娃儿！

关于生孩子的事，其实男人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们来完成。不过，临产前的那个早晨，当女难友们一睁眼，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此时在她们的牢房门口，竟然已经堆了很大一堆的礼物：有从同志们身上刚脱下来带有体温的绒衣，有从被窝里抽出来热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垫的旧衬衫，有崭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头，也有用了多斗还剩下小半筒的奶粉，还有草纸，一小瓶白糖，两角钱的狱中“代用卷”，小纸包的十几颗鱼干油精丸……经过数小时的痛苦而紧张的“联合作战”——女囚们的手忙脚乱和左绍英自己的配合下，“狱中之花”顺利出世——男狱友们起的名字只好被搁置，最后还是由女牢房的人提前早已起好的名字被正式用上了——“卓娅”（乳名“娅娅”）。当时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为他们所爱用，左绍英当然笑笑默认了。

监狱里生孩子不易，要养活孩子其实更不易，这给女人们增添了更多、更复杂的困难。敌人也没有放松利用这些条件来威胁女共产党人。特务头目徐远举就曾借此敲榨左绍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不屈不挠的左绍英因此向敌人屈服。当孩子出世成为事实后，如何养活娃儿又成了另一桩大事。与左绍英同一室禁囚长达近一年的曾紫霞后来回忆说：“……娅娅虽然顺利地来到人间，可并不等于她可以健康地活下来。为了她的生存，女牢里曾陷入紧张的局面，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时狱外有关系的人可以设法送点东西到二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由二处转到渣滓洞来，这种东西不定时而且少得可怜，左绍英生产时进行了长久的储备把生产应付下来，可要维持下去就十分困难了。一切支援的东西吃光了，左绍英奶水没有了，娃儿饿得直叫唤……这局面真使人焦心，开水不能使左绍英奶水增长，开水不能使娃儿吃饱，可就连开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讨’！女犯们把每餐饭菜中可挤出的水和营养物全都自动地送到左绍英和娅娅面前。女犯们凝视着左绍英，而左绍英的泪滴进了碗里……”

小娅娅这朵“监狱之花”曾经让其母亲和整个女牢花费了全部努力和心血，她在黑暗和苦难中成长着。也因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长，使得沉闷的监狱有了许多生机和欢乐。可是，凶残而无人性的敌人在大屠杀时连这样的无辜小生命都不放过。1949年11月27日那个夜晚，刽子手们的机枪向监狱内无情地扫射。当时左绍英抱着小娅娅躲在门后开始并没有被雨点一般的子弹射中，可才1岁多的小娅娅哪经得住这等场面，她被吓得哇哇大哭。她的哭声让刽子手们获得了寻找残杀的过瘾的目标——罪恶的一串子弹射向赤手空拳、毫无抵抗力的左绍英母女……娘儿俩即刻倒在血如河流的地上，睁着四目，悲怆而愤怒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

监狱之花的妈妈，

伫立在铁栏窗下：

闪动着慈祥的眼珠，

凝眸着战友们亲吻她的娃娃。

同志们称她“监狱之花”的妈妈，

她不是丹娘，也不是苏菲亚，

她呀！《夏伯阳》的女枪手，

《第四十一》的马柳特迦。

她，受过敌人残酷的刑讯，挨过特务无情的鞭打，

她昂首挺胸，紧咬着牙！

让无知的敌人在颤栗中嚎叫吧。

这首难友们生前献给左绍英的这首题为《她，监狱之花的妈妈》之诗，高度赞美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伟大而坚强的革命英勇主义精神，其情其景仿佛让我们历历在目。

其实在渣滓洞女牢里，还有一个很少为人知道的女共产党人生孩子的事。此人名彭灿碧，也是位烈士。彭灿碧是我党的一位女优秀党员。她是四川合川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其生母早死，父亲病残，幼年时曾就读于白沙镇毓秀女子学校。毕业后，后母与其父亲逼与王姓子弟成婚，王系浪荡子，彭自己则在金子小学教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学介绍人是刘石泉同志。1948年，中共金子乡的党组织暴露后，彭灿碧便回到娘家，组织发动农民武装。8月，起义军被敌包围，经激战突围后，彭灿碧与部队失掉联系，又回到娘家。不料被敌人发现被捕。被捕后，敌人对其无数次残酷刑讯，其实彭灿碧那时已有身孕，只是早期孕期而已，所以敌人没有发现。后肚子慢慢大了，敌人觉得可以借此威胁和逼她“自新”，彭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挺着大肚子，平静而又慷慨地说：“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可能改变信仰的，如果你们一定认为可能改变我的信仰，那么除非杀掉我们娘俩！”特务们觉得对付不了这样的女“共匪”，只好又将其投入监狱。

不当叛徒的女囚，如何在监狱里完成生产孩子，这对她本人和女牢房的难友们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说左绍英生产的艰难主要在产后对孩子哺乳，那么彭灿碧生产却一开始就把女牢拖进高度紧张状态。因为彭灿碧是31岁的高龄产妇，有经验的女人从各种迹象判断她很有可能难产。怎么办？男人们也许不会想得到一个难产的女人的命运是什么样，或者不会知道一个女人在难产时所要经历的那种感受，然而同为女人的女囚室的女难友们则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她们特别特别担心即将要面临的这一比特务“老虎凳”更严酷的考验。为此，她们团结起来，千方百计地与敌方进行交涉，以求把彭灿碧送出牢生产。然而敌看守所的特务们根本不予理睬。眼看彭灿碧就要临产了，无可奈何中的女牢中难友简直手忙脚乱，个个心慌意乱，她们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呵！母子平安！必须平安！这是她们的共同心愿！可如何保证母子平安呢？她们又似乎谁都想不出招术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但绝对不能让老天作主！临产那天，十几个女犯没有一个合眼，她们围坐在彭灿碧身边，年轻的姑娘们只能哭泣，年长一些则在轻轻叹气。“哎呀——”“哎呀——”，产妇彭灿碧的一声声痛苦的挣扎，揪着女囚们的心。李青林、江竹筠、邓惠中等大姐此刻再一次成了大家的中心力量，这力量既有那种女人那种天生的慈爱力量，更有共产党人忠贞不屈的大爱力量。一小时、两小时……经过两天一夜漫长而绝望般的折腾，也许是马克思老爷爷在天之灵的庇佑，31岁的彭灿碧竟然把孩子生下来了，而且母女都活着，这简直是奇迹！“就叫她苏菲娅吧，让她像个英雄一样活着……”。彭灿碧搂着婴儿，感激地对女难友们说。“苏菲娅！好！”“又一个娅娅出世了！”女囚室里一片欢乐声、哭泣声——那是幸福和胜利的哭泣声！这胜利来之不易，来之于全女牢室的团结携手，共同意志。这也只有在共产党人中间才能实现的胜利！它并不比一场与敌人面对面殊死搏斗的伟大战役逊色壮烈！

女牢里的女人们，经历了这样的战斗，怎么可能再被敌人的恐吓和老虎凳等毒刑所吓倒而当叛徒呢？

这就是女人与男人的差别。这就是“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为什么没有出叛徒的缘故吧！

三

发生在重庆那两座“人间地狱”里的女共产党人和女革命者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这里挑几个大家熟悉但并不是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位女烈士们的故事，及其另外几位鲜为人知的但英勇事迹更是悲壮而伟大的女性，在此一并献给读者们——

关于“双枪老太婆”。

《红岩》小说里有一个“双枪老太婆”。那是个没有进监狱的华云山游击队队长形象。其实，真正的“双枪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敌人屠杀致死的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叫邓中惠。“老太婆”牺牲时只有49岁。

1950年春，刚刚解放的重庆，到处是翻身的市民们和解放军在一起为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山城进行精心的医治与重建。这一天，一位身着威严军装的中年人来到渣滓洞，他向依然散发着焦灰味的监狱囚室献上了一束鲜花，然而默默地鞠下三躬……邓福谦专程去到重庆滓渣洞、岳池老家，凭吊自己的战友，亲爱的妻子和第二个孩子，并作诗一首《于重庆吊难妻烈子》，以表自己的怀念。

凄风苦雨山河破，

共求光明两手分。

中年双双入共党，

保国何惜献我头。

学年未满缵母绩，

闯关赴难不迟疑。

长江吹起进军号，

四川百姓着战袍。

这位军人在现场默咏了一首题为《吊难妻烈士》。后来知道，这位军人名叫邓福谦，他的妻子就是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女烈士邓惠中。邓福谦同时吊唁的还有他的儿子，一起与母亲邓惠中同时牺牲在渣滓洞的邓诚……

真实的邓惠中，与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差异。她生前的一位女战友的纪念文章中这样描绘邓惠中：

……我亲自听见，听见那笑声，那充满了热情与内容的笑声，这笑声让敌人在发抖——“你这匪徒！你这两脚兽，你除把我们的肉体弄成肉浆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哼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政治生命，已成长壮大了，将扬眉吐气于世界！”——惠中同志，我听见您响亮的笑了！我瞧见了您那豪侠的风度，刚毅的意志，对敌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很短的日子里，曾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您，您那和蔼爽直的面貌，有着待人的高贵情感。您亲热的口吻中叙述着您的私生活给我，您的一对双生宝宝，当时约有七岁样子，是那样可爱，可他们在你培养教育下，就当了宣传工作的小英雄，打起金钱板来，神气逼真、生龙活虎的跳跃在我们的队伍中间，令我欣赏和羡慕不已。您告诉我，您的先生是如何到陕北，与他如何结的婚，在形式上虽然脱不了封建意味，但您们有了孩子以后的感情仍然深厚炽烈，精神上那么富有！您有领导的天才，您帮助了无数的农民，为他们解决了多少不平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去帮助他们。您的散文投登各县报馆以表人民生活疾苦，讲述您如何适应着旧的家庭生活。抗日的时候，您为出征军人家属讲话，争取优待权利，替他们写信，同时又宣传抗战的意义，您动员了无数的农民，组织了他们。人们亲切地称呼您为“邓二姑婆”。您吸收了不少的同志，您办了一所私立小学，您救济了不少的贫苦儿童，在生活上教育他们进步。您常爱写诗，并用此形式改造环境！——天亮的前夕您竟牺牲了，死在这蒋匪特务们的手里，他们恨不得把您整个家都要铲草除根，连您的孩子都不肯放手，您那可爱的孩子也与您一起遭害……这血债如何算得清！

另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老同志则用另一种口吻评说邓惠中：邓惠中（女）老太婆，小脚，身体不好，老党员，丈夫在解放区，儿子和他一道被捕，受过刑，在狱中表现好。在岳武一带作匪运，对当地武装起义很有贡献。

朱光璧，邓惠中的地下党上级领导和直接的单线联系人。他对邓惠中是这样介绍的：

邓惠中，女，本名张惠中，岳池县人。她和她的爱人邓福谦，次子邓诚同志，在解放前已都是共产党员。邓福谦同志在1938年即到了解放区（延安），全国解放后，曾先后在武汉市、广州市工作，1965年因病退休，1974年病故于岳池县。邓诚同志于1949年11月27日在渣滓洞敌人大屠杀时英勇牺牲。

邓惠中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入党后，经常在外地任教和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根据我所了解，凡是她任教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区，师生与农民对她的印象很好。她平时生活艰苦，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同广大农民和农村妇女打得拢来，没有架子，很亲近人，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她叫“老大姐”。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马虎，虽然她是一个过去缠过脚的女同志，年龄又比较大了，但为了工作，不辞辛劳，常常步行三、四十里外去做群众工作，从不叫一声苦。邓惠中同志对党的工作，一贯积极。在她的直接培养教育下，曾介绍了七、八个妇女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对党忠诚，为人正派。对任何同志都是热情关怀，特别是对上级领导同志既尽力保护其安全，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真正是大公无私，真忱相待。她对自己的子女，既要求严格，又善于循循诱导。她的两个儿子，为了党的事业，一个流尽了自己的热血；一个在工作台中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去世。两个儿子后来都光荣地成为了烈士。她女儿叫邓中芸，在她被捕的前一天被敌人抓去，后来转移到合川集中营，由于平时接受她母亲的革命气节教育，因而被捕后，尽菅敌人用竹棍子夹在她的手指缝里（当时只不过十四、五岁）使劲往一起挤，手指就好像断了似的，痛得她钻心，但邓中芸始终坚贞不屈，一心想着决不能让叔叔孃孃遭殃，决不能让他（她）们受罪；一心想着叔叔嬢嬢这样好的人，这样的正直无私，就更加坚强，更加痛恨敌人。

邓惠中同志在1948年8月5日被捕后，拟从各方面了解，她的表现是很好的。在岳池的敌人审讯她时，曾劝她“自新”，她狠狠地打了岳池县一个罪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曹茀知（1952年11月27日被我政府公审枪决）的耳光，从而她受了一顿苦刑，并押出敌人的法庭把她捆绑在一个钉牢了的凳子上，任何亲人都不让见面。邓惠中同志被捕后，敌人对她曾进行了多次刑讯。当她还在岳池监狱时的一个早上，敌人把她的女儿邓叶芸押到伪衙门里的一个审讯室里，邓惠中同志也早被押到这个审讯室内，女儿见到妈妈瘦得皮包骨头的样子，禁不住痛哭起来，邓惠中同志既英勇又慈祥的对她说：“叶芸，你不要哭，抬起头来，还是听听我的口供吧”。当即有一个国民党的法官拿起一张纸就念起来，其中，除了问邓惠中同志的姓名，年龄等外，又问邓是不是共产党员？邓答：“是”问：“上级是谁？”邓答：“不告诉你”。又问：“穿的什么衣服？”邓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穿一件兰衣服。”还问：“彭华秋，周淑瑞是不是党员？”答“不是。是群众”。随即敌人决定将邓惠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并提出要把邓叶芸也从岳池带走。当时邓惠中同志说：“她太小，让她留下吧！”当天，敌人押着邓惠中、邓诚和其他一些同志到了“中美合作所”。

总之，邓惠中同志被捕入狱以后，我所知道的凡是她所熟悉的人没有一个被牵连。说明邓惠中同志不但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而她自己也完全以身作则。再拿我来说，邓惠中同志明明知道我是她的上级领导，而且到过我住的地方两次；还有，在我们第九工委作掩护机关和联络工作的邓淑华同志，是她在岳池亲自接受入党的一个同志；另外在1942年下半年她在南充青居小学任教时，与袁崇校、袁纯洁等是同一个支部，但所有上述关系，都没有任何一个受过牵连和影响……

一个缠脚的旧式妇女，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本身就是已经有些传奇了，可邓惠中则不然，她还是个使刀弄枪、令敌人闻声丧胆的“双枪老太婆”，则更传奇了。关于邓惠中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这里选择几个她与枪的故事：

一、假枪真用

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的邓惠中参加革命后，做梦都想得到一支枪，但就是没有机会。她便学儿童们的办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枪，学瞄准射击。学校内每当童子军用棒当枪操练时，她也跟着学操练枪上肩，枪放下，卧射、跪射、立射等动作。为了熟练枪法，她还经常秘密地在家后门外的巷道里练习。她练枪法时，关上后门，叫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前门外放哨。如有人来，便用早已规定的暗号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二、得到枪和学用枪

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派她去指导岳西地下党支部工作时，支部给了她一支手枪，她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以后，上级党书记蔡衣渠同志又发了一支手枪给她。她一段时间有了两支枪，这就是“双枪老太婆”称号的由来，其实邓惠中那时还不到50岁。可在那个时候的乡村，50岁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邓惠已经有二儿一女，何况大儿子也有人给说媳妇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邓惠中本人并不在意，后来她使着双枪也在外人面前说“我这个双枪老太婆”如何如何，“双枪老太婆”就这样出名了。当然，更出名的是她带领游击队一次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缘故。

再说，邓惠中得了这两支枪后，无比高兴。她抓住一切机会练习使用，首先是明了枪的性能，再练习上子弹，下子弹，然后练习如何携带身上而不暴露。特别是如何做到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三，“做梦也想着子弹少了”

邓惠中自己有了双枪后，更重视她的队伍的军事素质。一天，她对手下的一位年轻的小同志说：“你跟随我去粽巴乡检查工作，准备一下就动身。”出发前，邓作了一番准备，她换上了这位小同志嫂嫂曾玉清新婚时穿的一套衣服，认真地梳了梳自己的短头后，站在镜子面前照了又照，说：“你们看我像不像新娘子回娘家啦？”曾玉清风趣地对她说：“真像！你装农村妇女就像个农村妇女，你装个新娘像个新娘。脱掉这些衣服，你又像一个教师，你的各种装扮都很大方、朴实，很合众的。”是夜，邓惠中检查了粽巴乡的一个武装游击队的军事表演。邓对这支队伍很满意，随即讲话道：“你们的军事训练是不错的，耍枪耍刀的表演都很好，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今后你们敢不敢上战场去同敌人拼杀呢？”大家答道：“解放自己，敢去拼杀。”但其中一个队员说：“我不敢上战场去拼杀。”邓问他为什么？那队员答：“他们有枪有子弹，敢去拼杀，我只有一条空杆子枪，没有一发子弹，所以不敢上战场拼杀。”后经查实，邓惠中发现游击队队员们最多的只有八发子弹，一般的三、四发子弹，那个发言不敢拼杀的同志确实没有子弹，只有一支空杆子枪。邓非常吃惊道；“子弹少可能是带普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我们也能够解决。你们加紧训练，作好战斗准备。”这时已是深夜色12点了，邓为了给游击队解决子弹问题，便告辞同志，摸黑走了20多里夜路回到原来的住处。一路上乌云滚滚，雷雨交加，她和随行同志的衣服全淋湿了。当时，那位小同志要把仅有的一件干衣服脱给邓穿，邓始终不干，说：“小兄弟，不要为我难过，共产党人是铁打的心肠，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穿湿衣服吗？你听过刘胡兰、林祥谦同志的故事吗？他们是临死不屈的革命者，敌人把钢刀架在他们的颈项上，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他们都是面不变色地嘲笑敌人无能，显示了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是共产党员，你我也是共产党员，他们革命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像他们那样，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天夜里，邓惠中睡得很死。第二天吃早饭时，与她同床睡的女同志说：“昨晚邓惠中同志做梦都在说：‘子弹少了，不想办法，一切都会落空的’……”邓听后，十分不安道说：“这个现象不好，假如有一天被敌人抓起再做梦说胡话就太容易暴露了。我要想办法克服。”

四，设计巧借枪

离开战只有4、5天时间了，直属支部游击队小队又增添了十多名战士，尚差十多条枪，怎么办呢？邓惠中找党支书商量有无办法。支书说：形势逼人啰，我们现在也顾不得什么亲戚家族了，这里有几家财主（地主）有家枪，或许能从他们那里借枪？不过这些人家里的枪不易借出来，过去（伪）乡、保上办团丁借枪都不容易，看来我们今天只有动用武力去夺枪才行。可这样做会不会以小收益影响整个武装起义部队过几天进行地下起义的大事？邓惠中问为什么。有人说：我们去抢枪，财主们必然要去伪乡所报讯。邓惠中眉头一绉，说：我们来他一个名借暗缴的办法。又悄悄受计道：只不过要由你出名（秦说到了今天还怕×，出名不出名）。邓说那好，到每个地主家，都用你的名义向他们借枪， 必然是有的愿借，有的不愿借，愿借的都不说了，不愿借的就以武力征服，到他屋内去夺枪，一旦到地主老财那儿把枪“借”到后，马上大声告诉他；枪是你们借给我们的，如果有人要去伪乡所告，那就是你们的事了。同志们都说这招好。就这样，7月8日晚上，邓惠中指挥了支部直属游击队小队40余人，兵分两路出发，她自己亲自带了路。当晚，邓惠中带的那个小队，到了几户地主老财家“借”枪，连连得手。有一户财主的女当家的推说男人不在家不愿借。邓惠中从腰里拨出双枪，顶在那女人脑袋上，问她借不借？借借借！那女财主吓得魂飞胆裂，全身发抖，老老实实把家藏的枪支全都“借”给了游击队。有个财主对游击队的“借”枪很生气，邓惠中等“借”枪还未出门，他就在后面嘀咕说，明天就到乡公所报告你们抢枪的事。邓惠中听后折身对那老财主笑道，告诉你，这枪是你们家的，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但我们一未向你打枪，二未破门而入，三未伤害你家人，你说我们是抢枪，谁能说得清？依我看，你不报则罢，真要去报了，恐怕反而替你自己找麻烦，那乡公所几个爷儿们还不趁机敲你一把才怪！这老财主一想邓惠中讲得有道理，只好把舌头一伸，如像吃了一根苦瓜似的，低头轻声道：“还是你双枪老太婆厉害！”

“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可多得很。有人说她走路疾如飞，可邓惠中其实是缠小脚的女人，只是参加革命后她把裹脚布撕了，双脚开始成了“解放脚”，为了保持行军时方便和快捷，她走路总让人感觉是一跳一跳的，所以当地百姓中传说“双枪老太婆”又有“飞毛腿”之称。

这么个女游击队队长，她在自家的孩子眼里倒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是她女儿邓叶芸的回忆：

我妈妈原名张惠中，本是一个农村姑娘。结婚后，在爸爸的支持下进四川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报名时，她怀着对共产党员的爸爸的钦佩和深情，干脆改名叫邓惠中。我爸爸邓福谦，是个小学教员，1938年为了抗日救国，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从重庆去延安。妈妈送走爸爸之后，勇敢地承担起了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因为爸爸走的时候，为了凑路费卖掉了仅有的一点家产，妈妈只好靠教书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苦。1939年，妈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我只有六岁，我的两个孪生哥哥才11岁。为了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妈妈把哥哥邓永义、邓诚放在家里，托姥姥照管，带着我到了农村。她在乡村一边当教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由于经常住山间的破庙，山水沿着石墙渗下来，屋里非常潮湿，不久，妈妈身上就长满了疥疮，一直到她被捕入狱也没好。

妈妈在乡下工作了四五年，后来工作紧张，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后，我们三个孩子只好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非常羡慕。我们的妈妈只有过年才回来住几天。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门前见面。我们兄妹三个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想妈妈也许会顺便捎点好吃的东西来，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呀，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妈妈的影子，眼看太阳偏西了，肚子也饿得受不了，才无精打采地回来。我们一听说没看见妈妈，失望得哭做一团。

我们三个无娘管的孩子生活极其困难，身体一天天瘦下去。邻居看到我常常怜悯地说：“这孩子的脖子都象磨盘芯了，她妈妈为什么不回城教书？”我想妈妈，但也不理解妈妈为什么竟忍心扔下我们到山沟里去教书。有一次，妈妈回家，我终于憋不住问她为什么不照看我们。妈妈说：“我也想你们！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以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扔下你们，你们要谅解妈妈。”听了这番话，我更加敬爱妈妈了。

抗战胜利后，妈妈回到岳池县城，任江西馆小学校长。在重庆当学徙的大哥也回来了，我们兄妹三个都上了学。这段时间，经常有农民、工人、中小学教员来找妈妈。妈妈和他们的信件往来，全由我来传递。他们有时谈话很严肃，孩子们是不准在场的。我们在门口放哨，看到有外人来，就远远地迎上去，大声地招呼，说笑，等来人进屋，里面的人不是在打牌，就是在闲聊。我知道他们有秘密，养成了习惯，从不发问。当一个姓何的叔叔（解放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朱光壁）来时，家里人格外慎密。妈妈悄悄地把我们招呼进去，何叔叔对我们讲解放军又在哪里打了胜仗，已经由多少万发展到多少万，我们越听越高兴，因为解放军、共产党胜利，就意味着我们和爸爸团聚。边我们小孩子也都把共产党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这样的信念就是后来我被捕后经受住考验的精神支柱。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打开装有一层咸菜的坛子，从里面取出一本一本的书，我们全家就围在一盏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我最爱看的是一些介绍解放区生活的故事书，这些书把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对书中的生活羡慕极了。哥哥们读的是，《大众哲学》之类的书，我常听到他们争论“人是不是都自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对不对”等问题。在我们激烈争论的时候，妈妈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但她不轻易发言，结论总是由我们自己得出来的。妈妈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逐步提高革命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解放军即将横度长江的春风传来，家乡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镇压也更加疯狂。这一年的春天，有一天，妈妈和我们闲谈，当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设想着和阔别的爸爸欢聚的时候，妈妈轻声而意味深长地说：“那时候，如果能剩下永义和叶芸，我就很庆幸了。”这时候，我已经明白妈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二哥什么时候也被算在她那保有住脑袋的一伙中了呢？我只是瞪着眼睛看看妈妈，再看看二哥。妈妈笑笑说：“我们家多一个掉脑袋的了。”不用再打听，二哥已经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投入轰轰烈烈的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中去了。

同年五、六月，形势逐渐紧张，反动派大批逮捕共产党员。我妈妈自然是他们的大目标。晚上听到哪里狗叫，哪里就有人被捕。我为妈妈和二哥提心吊胆。黎明前的沉沉黑夜，要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迎来灿烂的曙光啊！

8月2日晚上，妈妈化装回来，说二哥被捕了，教我们有人问时应如何对答。八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去开门，冲进来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匪兵。他们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张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监牢。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匪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面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声。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才让我进去，在走廊里，迎面碰见我大哥，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旁走过，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等我走进屋子，却见了妈妈。两个审讯官对我用了刑，问我家里来过什么人，但终于问不出什么情况，其中一个把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拉下去，和他妈妈、哥哥一起枪毙！”我心想既然我们全家遭了殃，能和妈妈、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没想到匪兵没有枪毙我，又把我押回了监狱。

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两个宪兵把我带进县衙门。一抬眼，我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妈妈。她坐在长桌了旁边，头发白了许多，清瘦的脸上一双有神的眼睛紧盯着我。我跑到她身边，紧紧地依偎着她，想起那天晚上妈妈的惨叫声，我哭了。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旁边一个穿便衣的家伙说：“你妈妈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狱中听人说，敌人所谓的转移，常常是秘密处决。就在我一楞神的工夫，只听见妈妈抢着说：“她是个孩子，不懂得什么，不必了吧。”然后，敌人把我带出来了，妈妈还想说点什么，刚一开口，就被宪兵一把推到一边，那宪兵还恶狠狠地说：“不许说话！”我目送着妈妈被押走了。

在这生离死别的关头，我哭成一团，竟没有能再看妈妈和二哥一眼。但是，我心里暗暗唤着自己的名字：“叶芸呀，叶芸，你要为妈妈、二哥报仇！”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兵悄悄地送来一张条子，是妈妈写的，她叫我好好生活，照顾好张淑珍。

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我的妈妈，1949年7月，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见情况不妙，把我们押送到合川集中营。11月，家乡解放了，我从牢笼中飞出来。国家是我们人民的了！天空显得这样碧蓝而深远，大地变得这样美丽和宽广，我从未感到过如此自由和幸福，日夜盼望着妈妈和二哥回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妈妈，二哥喜气洋洋地回来了，我狂喜地大叫一声，就醒了。看看黑漆漆、空荡的屋子，眼泪止不住淌出来。大哥被我哭醒了，但他装着睡熟的样子。第二天，他赶快把我送到乡下二姑家。二姑家和表姐妹们想尽了办法逗我高兴，但是，我实在惦记妈妈和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这才知道，妈妈和二哥已在“中美合作所”被敌人杀害了……

敌人抓到“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简直疯一样的高兴，因为这等于是他们继“捣毁”《挺进报》后，又“粉碎”华蓥山游击队的又一重大“胜利”。故一抓到邓惠中，敌特机关就上下全都动了起来，动用一切力量企图让这位传奇的女游击队队长在他们的面前服输。但是他们想错了。当第一次受审时，邓惠中除了承认自己带暴动游击队打过地主老财主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承认，尤其是没有承认共产党。第二次又提邓，当邓惠中仍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时，敌特分子就叫了一个半瞎子的人名叫陈永福和一个姓贺的学生出来作证。邓惠中一见这俩个叛徒就大骂了陈永福等人一通，后来曹佛之要她交出共产党的负责人和其他的党员，邓惠中冷冷一笑，答复了曹：我的负责人就是有名的毛泽东、朱德同志，你这个毛虫狗官敢不敢去见嘛？曹说你交代岳池县的共党就行。邓马上摇头说，岳池县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向你说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和习惯。曹佛之又问：岳池县有多少共产党员？邓说：多得很！不但岳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国家都有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全是共产党。中国已解放了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也全是共产党人！你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他们，你敢去那里吗？邓惠中接着就大骂曹佛之：你这一个毛虫狗官不干为人民求解放的好事，专门干坏事，你想把共产党搞垮整绝，你是白日做梦的！告诉你，中国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好事不干，坏事作尽，看你今后如向交代！曹气急败道：你竟敢威胁到我头上来了！便指挥手下对邓惠中动刑。这时，几个差使使把邓架到了后堂，把邓的一对大手指母钉在板凳上，又将身子绑在铁桩上用麻绳捆了起来。然而用麻绳做的鞭子抽打邓，逼她交代。邓仍然不屈，并大骂曹是民族的败类，法西斯的走狗。见邓不招，反而骂他，曹佛之火冒三丈，又叫手下加刑，用削尖了的竹子直接往邓的手指甲里边打进去，邓惠中的十指立即鲜血直流，昏死过去……后来曹佛之又用猪毛穿乳头等十分下流的毒刑想让邓惠中“招供”，其结果招来邓惠中更猛烈的臭骂，根本得不到一句像样的话。最后曹佛之见硬的不行，又将邓惠中的儿女全都逮捕来了，跟邓惠中讲条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共产党员来 ，全家就可以一齐放了，如果死心踏地不交代，就杀她全家。邓惠中不愧是“双枪老太婆”，她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又大骂曹佛之，说她和她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只有你们这些反动狗官！你若杀了我，将来自有人要杀你，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你记好这句话！曹佛之不得不摇头罢休，并对同事说：他跟班站堂这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女人！不久，国民党伪中央来令说，凡是捉到真正的共产党员，本地不能关押，一律送重庆“中美合作所”，就这样，邓惠中和她的二儿子邓诚被押解到了渣滓洞……

到重庆后的这所“人间地狱”的牢房后，一听说是“双枪老太婆”来了，难友们欢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风采。不过，据后来脱险的同志讲，当他们见过邓惠中后，都说：原来“老太婆”并不老，而且人也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是有些人高马大，但她是裹过小脚的，走路姿势有些独特。总之在同志们的眼里，邓惠中是个平实的老大姐而已。

在敌人的监狱里，邓惠中时时处处以老大姐的身份，在女牢房内积极发挥作用，特别是对那些身体弱的年轻同志，时常帮助和关照她们。别看邓惠中年岁比较大，但她也很活跃。狱中组织的“春节联欢”会上，她提着竹筒，扭着有些笨拙的身姿跟着大伙儿扭秧歌，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场大屠杀中，邓惠中和她的儿子邓诚，同一时间里被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而牺牲。“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牺牲时其实也只有49岁。一个女人的这个年龄，如果在今天的话，仍然是娇艳和风采照人的年龄，然而在革命斗争时代，49岁竟成了“老太婆”了。革命者的牺牲常常是多方面的。

四

关于“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竹筠接到一项令她十分为难为却必须去完成的任务——与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也许别的女性会提出种种理由向组织推掉这样的任务，然而组织观念极强的江竹筠同志，在经过考虑后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接受了这项任务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也使这位女性日后成为了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假扮夫妻，从事敌后革命工作，这在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斗争时常用的一种工作手段。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假夫妻”故事，还得追述到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即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那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局势比较稳定的有利条件，提出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以后，大规模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始了。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整风学习文件，并编印成册发给党员和进步人士学习。南方局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地下党主要领导十部参加整风学习班。作为市委第一委员的彭咏梧来到红岩村参加了南方局举办的整风学习班。1943年5月，彭咏梧从南方局带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根据南方局的部署，决定在地下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要求每个党员秘密阅读整风文献，联系实际，写出思想、工作、生活总结。逐层转到彭咏梧手中，由他弄清每个人的情况，记入脑海，并提出问题与市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解决，然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

当时彭咏梧虽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级职员，但因没有家眷，只能住在单身集体宿舍，十几个人住在一起，而彭咏梧手中，有七八十个党员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很不利于领导整风学习。恰巧这时中信局刚修好职工宿舍，因此组织上决定给彭咏梧派一位女同志来协助工作，与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开展工作。其实，这时的彭咏梧已经有了家室，并有一个近4岁的儿子。其妻子谭正伦正在老家云阳。彭咏梧1941年8月根据组织决定调到重庆，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他到重庆不久，即经过组织同意，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叫她带上儿子到重庆来。但是，因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其妻举债在云阳办的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所以妻子回信给丈夫，希望过段时间再到重庆团聚。谭正伦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当时重庆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形势极其险恶，特务四处搜捕地下党员，稍有不慎，即可能给组织造成很大破坏。如果特务截获了他的信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彭咏梧来重庆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在公开介绍彭咏梧时，说他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北平银行当职员。当时市委第二委员莫达建议彭咏梧立即断绝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络，包括与妻子的通信。莫达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同志的赞同，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将他的妻儿接到重庆。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一计划没有实施。

现在，需要有家庭作掩护时，彭咏梧提出是否把妻儿接来。考虑到彭咏梧的工作性质，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机密，特别是整风期间，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联络工作需要处理，一个普通的家庭是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尽管彭咏梧在云阳从事地下工作时，谭正伦也进行了大量的掩护工作，但毕竟她还不是党员，更不要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同志们提出，能够掩护彭咏梧的，应该是稳健而有学识、能应付各种复杂环境、有斗争经验的党内的女同志。这些建议，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彭咏梧本人对此虽感到无奈，但根据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他也只好面对现实。

在人选的问题上，市委经过讨论，选中了虽然年轻但却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贫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后用的名字。

8岁时，由于家乡的一场特大旱灾，江竹筠姐弟在母亲的带领下，从自贡乡下到重庆，投奔三舅李铭义。12岁时，接受三舅的安排，进一所孤儿院小学读书。1936年秋，江竹筠小学毕业，考入南岸中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重庆南岸中学的抗日活动像全国各地一样迅速高涨。身材矮小、一向文静而不爱出风头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学们组织歌咏队、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活报剧，唱救亡歌曲，贴标语。抗日救亡运动的战斗洗礼下，江竹筠迅速成长。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何鲁办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

1940年，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停办，江竹筠转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了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是做青年学生的工作。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筠离开中华职校后，被地下党组织安插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再次作出调整重庆地下党组织、紧缩党员数量的决定，有些党员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失掉了关系的党员也暂不恢复组织关系，让他们以个人身份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保持秘密的工作关系，只留下少数骨干单线联系一部分党员。江竹筠虽然参加了进步活动，但在斗争中她不突出个人，不太引人注意，因此她和她领导的组织始终未暴露。她也成了这少数骨干中的一个。1941年秋，江竹筠被川东特委指派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

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市委委员彭咏梧很容易了解其一切基本情况。江竹筠来到彭的身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很自然的事。俩人过去虽未曾谋面，但却似神交已久。之前，这对“假夫妻”一直同在一个城市从事地下工作。彭咏梧从云阳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后，除全面负责市委工作外，还具体负责建立和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运动。而江竹筠是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单线联系的党员正是在彭咏梧具体负责的这一地区，两个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着。江竹筠竟然没有直接与彭咏梧相识过，可她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新市区区委书记魏兴学，就是彭咏梧的直接下级。

彭咏梧从魏兴学那里了解到的江竹筠，“虽年轻，却稳重、干练，把新市区的女党员联系得很成功……”。

“噢，新市区竟然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同志，有机会我倒很想见一下。”彭咏梧对魏兴学曾这样说过。

现在竟然是组织上安排他们成为一对“假夫妻”了！第一次见面竟如此尴尬。

江竹筠和彭咏梧都是组织原则十分坚定的共产党员，“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什么都可以舍去的”理念，在他俩身上似乎不用说一句话来作解释，一切都是多余的。但对从来没有恋爱经历的江竹筠来说，这“假”夫妻让她内心仍然极其不易接受：以后让我怎么再找对象呢？假如时间一长，我真的爱上了彭委员又怎么办呢？他可是个有家室的人哪——

她不是没有顾虑，只是迫不及待领受任务的江竹筠改不掉“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必须坚决执行”的作风，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毅然地接受了这份特殊任务。江竹筠从此成了同志们和邻居眼里的“彭太太”……

刚开始，江竹筠很不习惯做“彭太太”。有人这么称呼她时，还以为不是叫她。这，立即引起她的警觉：我是为革命来做“彭太太”的，一旦被人发现这是假像时，敌人不也就容易把老彭和重庆地下党组织连窝端了吗？“彭太太”不寒而怵。此后，江竹筠不再为自己不是“彭太太”而心愁了，她要做一个真正的“彭太太”。

工作不要命的彭咏梧，患有严重肺病，急需合理调配膳食，邻居们从此经常看到身材娇小的江竹筠每天清晨提着篮子上街买各种富有营养的菜，弄给自己的“男人”吃。每当彭咏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莲米汤或银耳汤送到他的桌上。渐渐地，街坊们发现，原来脸色苍白的彭先生，现在脸色红润，每天进进出出，总是哼着愉快的小曲。邻居们还经常看到这对“夫妻”手挽手，有说有笑地一起出去散步。“正是一对恩爱小夫妻！”邻居们都这么说。江竹筠听了这样的话，脸上通红，她一面感到欣慰——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得不错，另一方面又羞情无比：自己是不是真爱上了彭委员，不知他是不是也……

江竹筠已经开始深深地恋上这个“家”了：关起门，她能自由地阅读党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得到“四哥”的指点——江竹筠在自己的亲戚和父母面前这样称呼彭委员。走出“家”门，她可以手挽手，跟着外表俊朗、谈吐优雅、经验丰富的“老彭”，去周旋各种风雨。日常里，“四哥”平易近人，他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每一分关心和呵护，让从小缺少父爱的江竹筠怦然心动……

其实，在彭咏梧眼里，自从有了这位“娇妻”的协助，他工作起来轻松愉快，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并且似乎又有了家的感觉。彭咏梧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依恋上了她。然而这种情绪一冒出，他的内心就腾升起一种深深的自责：结婚九载了，他亏欠自己妻子谭正伦太多了。“我不能啊！”一种痛苦在彭咏梧的心里在挣扎着。

虽然这对假夫妻彼此都在压制着强烈的情感，但现实的生活环境，又在不断地催生着这份情感，使得这份情感犹如夏季的禾苗，任由狂风暴雨、乍寒乍暖，总在一个劲地窜长着……他们的彼此相爱令俩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一层未被捅破的薄纸了。

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改变了原有的一切：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挚友何理立一道去《新华日报》营业部买苏联小说《虹》，从报社出来，就被特务跟踪了。她发现后，想了很多办法才甩掉了“尾巴”。党组织知道后，为了保障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她俩先后转移到成都。江竹筠因此意外地离别了这个纯洁无瑕、温馨惬意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小家”。

到成都后，江竹筠根据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她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繁忙的学习和火热的斗争中。然而，当她静下来，梳理着和彭咏梧的感情时，却发现这份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她明白自己人要离去，却并不能就此扼断对“四哥”的这份已然生根萌芽但尚未破土的爱情。“我爱你——四哥！”无数个夜晚，无数个梦乡中，江竹筠默默地对着重庆的方向，心中这样呼喊着。她的心头，时常涌动起一种难以言状的酸楚。

“夫妻”分离，也让这边的彭咏梧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失落感。他一下子从温暖的“家”回到了以前单身的日子里。每当像从前一样，忙完工作，匆匆赶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再没有以前那种温馨，一切依然，只是伊人已去。他本以为两人分离后，可以斩断他们之间的情丝，没想到却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竹，组织已经同意我们正式结婚了！”有一天，彭咏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江竹筠。“真的？那我可以回到你身边了？”江竹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成熟老练的“四哥”不会敢她开这种玩笑的。“可，你那边的家怎么办呢？”她立即想到了这件事。

“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不用操心了。”“四哥”这话，让江竹筠感激组织，心头却更多了一份内疚。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彭四哥，俩人万分激动，百般恩爱。“密月”之后，江竹筠回到成都继续学习，同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学运中去。这时，她获得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她怀孕了。这让江竹筠激动不已，并通过好友立刻告诉了远在重庆的丈夫——彭“四哥”。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分娩生孩子了，可偏偏又是难产。手术前，江竹筠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将剖腹手术和绝育手术同时做。“啥，你不是说胡话吧？”医生一听，就惊呆了。这样的事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碰到的事：生头胎就做绝育手术，只有一种可能，除非是夫妻关系不好。江竹筠的好友和同学也不能理解。然而江竹筠何尝不想多要几个孩子？可地下斗争那么残酷，她和老彭时刻处在生死边缘，她只能忍痛割爱!

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妻子做了绝育手术，老彭虽难过，却能理解对江竹筠的这一份决定。当时孩子还未取名，彭咏梧想了想，说：“孩子是云阳人，又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坐月子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烽火硝烟的学生运动时刻都在吸引着她。 1946年7月中旬，江竹筠带着出生才三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的工作是协助彭咏梧负责搞好市委的宣传和学运工作。现在，他们可以有个正式的家了。既为工作，也为三口之家，江竹筠以丈夫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

作为地下党的重要联络员，江竹筠本人也不宜单纯以家庭妇女作掩护，为了便于外出活动，她必须有个社会职业，于是在舅父的帮助下，她在舅父和冯玉祥合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从此，有了一个新家的江竹筠，又有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职业做掩护身份。成了敬善中学挂名职员的她，不仅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行动自由，秘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当她看到三舅李义铭思想倾向进步时，江竹筠主动捐弃了以前因政见不同而和舅父产生的隔阂，经常带着彭咏梧和小彭云造访与上层社会交往较密切的三舅家，让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殷实富家有这样一门亲戚，李义铭很喜欢这位风度翩翩的甥婿。另一方面，作为中信局职员公开身份的彭咏梧，也因工作需要，常不得不带着江竹筠去出席许多无聊的社会应酬，曾有一段时间，夫妻俩常在下午去“颐之时餐厅”的舞厅跳舞听歌。这一来，在人们的眼中，江竹筠和彭咏梧就是一对大方潇洒、爱玩会玩的年轻夫妇，谁也不知道他俩其实是地下党重庆市委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相濡以沫，他们的感情也一天天深厚。但夫妻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令他们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其子彭炳忠。多年来没有一点音信，不知他们过得可好？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却知道了谭正伦和大儿子炳忠的下落。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九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正匆匆朝电影院走去，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

“竹安？是你？”亲人相见，欣喜万分，彭咏梧惊喜地一把揽住内弟竹安的肩膀。后来，彭咏梧很快从谭竹安那里知道了他的原配夫人和大儿子谭正伦的情况。

“竹安，我对不起你姐……”

谭竹安许久没有说话。关于自己的姐夫又有了家这件事，在经过两年的苦苦寻找之后，谭竹安不久前已经从另一个地下党同志那里已经知道了。虽然谭竹安也为自己姐姐的命运抱不平，但他能够理解姐夫彭咏梧的所作所为。

与谭竹安见面的事，彭咏梧本想瞒住江竹筠，在情感上，他觉得已经对不住一个女人了，他不忍心再伤害另一个女人。更何况，现在斗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不愿在情感问题上过分耗费精力而影响工作。但细心的江竹筠仍然察觉了，她真挚地对丈夫说：“四哥，我了解你的心情，我和你一样，对幺姐都怀着歉疚。你对幺姐感情的执著，恰恰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仅丝毫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不是一个妒妇，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幺姐。你放心让竹安来往吧。这几年，他们够苦的了。”江竹筠的一席话，说得彭咏梧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当初的想法而感到羞愧，他紧紧攥住竹筠的手，声音哽咽：“竹筠，谢谢你的宽容和大度。我彭咏梧何德何能，竟得老天如此恩赐，把两位这么好的女人派到我身边，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如何回报你们的深情。”

为了争取得到谭家人的真正谅解，江竹筠决定找机会与谭竹安接触。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一位青年来找江竹筠联系工作。江竹筠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细心而又简练地布置任务。在交谈中，当得知这青年就是谭竹安时，她立刻明白这是党组织暗中的善意安排。布置完工作后，她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以及家庭情况。江竹筠的干练和平易近人，已经给这位青年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江竹筠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很是感动，禁不住冲动地把憋在心里很久的对姐夫及江竹筠的看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江竹筠没有打断他的话，她一直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谭竹安的倾诉。等到竹安说完，她这才轻轻地说：“你知道吗？我就是你说的江竹筠……”

谭竹安顿时惊愕万分，怔怔地看着而前这个依然微笑着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这样抛弃了你姐姐，也恨我这么狠心地夺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着温和地说，“其实，我和你姐夫也都不愿这样，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两年，我们都一直克制着感情，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对你姐姐的这种忠贞，一直让我敬佩，说实在的，这一点，也在很大的因素上让我更倾慕他。要不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让我跟他真正结婚，我想都不敢想。为这份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从同志到战友、到夫妻这种情感经历吗？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姐姐，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比你还要深呢。但全都是为了革命，竹安弟，你能谅解吗？革命总要有牺牲，我和你姐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竹安弟，我们互相谅解，好好为革命工作，以后就姐弟相称，好吗？我们其实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潭竹安听着，禁不住地点头。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亲切又如此直率，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感慨万千。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一见生敬，难怪姐夫邦哥动情啊!何况邦哥与江姐的确是这么般配的一对，又是因革命的需要走到一起的。而且有江姐这样优秀、干练的女同志做姐夫邦哥的助手，对党和革命工作多么有利，这的确也是自己的亲姐姐——幺姐所不能替代的啊!

江竹筠的一席肺腑之言，感动着谭竹安。随着以后接触增多，他对江竹筠更加敬佩，后来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这样的结果，让江竹筠和彭咏梧终于有了一点安慰，日益紧张的严酷斗争局势也不可能让他们一直沉绵在感情纠葛之中。

1947年秋，中共川东临委决定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在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一同前往协助工作，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夫妇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是，一道难题横在他们面前——就是小云儿的抚养。不可能背着一个孩子行军打仗，只能留在重庆，当时云儿才一岁多，需要有人照顾。夫妇俩经过商量，决定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

他们找到谭竹安。一阵寒暄后，对谭竹安说明了来意：他们马上要到很远的农村工作，无暇照顾彭云，想请正伦来重庆，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谭竹安听后，面带难色，夫妇俩以为谭竹安心中还存芥蒂，一时显得有点局促，空气也显得有点沉闷。其实江竹筠和彭咏梧并不知道，做弟弟的谭正安至今还一直瞒着幺姐在重庆发生的一切。想着自己的姐在云阳老家苦苦煎熬着，整整六年一直在苦守苦盼着姐夫的下落，现在却还要向她提出叫她来重庆抚带姐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幺姐会怎么想？他该如何劝说姐姐？

是江竹筠看出了其中的原委，她小心翼翼地打破沉默道：“竹安弟，我和你姐夫一直都对幺姐心存内疚，也一直觉得幺姐是个最善良、最通情达理、最深明大义的人，我总感觉这样虽然对幺姐是个委屈，但她要是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就会接受这个主意的，况且我们终究是一家啊!”

听了江姐一席话，谭竹安动情地说道：“请竹姐和邦哥放心。只是我一直没有把你们的情况写信告诉她，但是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相信我们会把云儿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当即，谭竹安给姐姐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手上，已是1947年的冬天了。那时，她在云阳已经苦苦地等待丈夫彭庆邦(即彭咏梧)的消息六年多了。然而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热泪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近七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她怎么也没料到曾经与她海誓山盟、靠她供养才走上社会的丈夫，竟然在重庆另外结了婚，而且，还让竹安弟向她提出请她去重庆抚养他与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下来，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庆邦，理解竹筠。我会很快来重庆……

可是，信发出去了，却一时半刻动身不得。她和亲戚正合办着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在她离开前，得对财产进行清理；而且，以前供给彭咏梧上学和革命时借下的积债，总得偿还一些，还得把家产变卖后积攒一些钱，以便应付到重庆后的开销。

得到谭竹安的支持，云儿有了好的去处，江竹筠和彭咏梧自是十分感动。他们各自紧锣密鼓地处理在重庆的事宜，办理各项移交，并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

在幺姐还没有来重庆以前，江竹筠决定暂时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养云儿。王珍如在北碚天府煤矿白庙子小学教书。他们写了封信给王珍如，说是有急事请她进城来一趟，王接信后于十月初来到江竹筠家。

当王珍如急急赶到江竹筠家里时，他俩正在家里整理一些将要处理的东西。见到王珍如，江竹筠立即把她拉到里屋，悄悄地说道：“珍姐，我和四哥可能很快要到农村去了。云儿不能带去，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请你或者理立先带着他最合适。可是，理立家的先生仲秋元被捕入狱了，不可能叫她带了；只有拜托你把云儿带到白庙子抚养了。叫你急着来就为这事……”说着，江竹筠不禁眼圈红了，声音哽塞起来，“万一，我和四哥回不来，你就……就当云儿是你的孩子吧!”

王珍如明知道自己一个大姑娘带着小彭云有说不出的难处，但她明白这是竹筠和彭咏梧对自己最深挚的信任。她欣然承担起了这个义务。

云儿马上就要让王珍如带走，夫妇俩急匆匆地到附近的街上店铺给云儿买了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但由于衣服太小，于是江竹筠又急忙赶到店铺，换回一件同样的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当她赶同来时，已经满脸是汗，气喘吁吁了。两人亲手给彭云穿戴好衣帽后，带着彭云到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也成为他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夫妇俩抱着云儿到汽车站送行。真的就要分别了。彭咏梧和江竹筠心里一下有了生离死别般的难受。临上车前，江竹筠抱着云儿亲了又亲，彭咏梧默默站在一旁注视，眼眶里滚动着泪水。当汽车启动时，云儿却突然“哇”地大哭，张着小手凄厉地哭喊：“妈妈——!”而坚强的江竹筠这时紧紧挽着彭咏梧的手，已是泪流满面了。

至此，云儿的事算是安排妥当。 11月底，彭咏梧和江竹筠满怀战斗豪情，离开重庆，踏上了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征程。彭江扮作夫妻还乡，他们第一站是万县地工委机关，在那里停留数天，与地委商定：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前线，由彭咏梧指挥。万县、开县为二线地区，由涂孝文分管。会后，彭江继续东下，到达云阳，12月初，在云阳农坝乡炉塘坪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由彭咏梧任纵队政委，赵唯任纵队司令，蒋仁风为参谋长。炉塘坪会议后，彭咏梧、江竹筠随即奔赴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彭咏梧以新聘教师身份，住进青莲中学。经过紧张的筹备，决定将起义定于1948年1月28日。由于深感干部缺乏，起义前夕，彭咏梧要江竹筠回重庆一趟，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并请求尽快派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来做骨干，同时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

1948年1月初的一天，江竹筠离开奉大巫支队的暴动中心——奉节县青莲乡，秘密潜往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并选调干部。

离开火热的革命暴动中心的那一天，江竹筠特意穿上那件她平时最喜欢的蓝旗袍，外面罩上下乡时穿的黑毛衣，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扮成轿夫，抬着离开青莲乡。分别时，江竹筠深情地看着来送行的同志们，最后目光定在丈夫彭咏梧身上，眼圈有些发红。与这对革命夫妇关系最亲近的吴子见同志忍不住地开玩笑说：“表姐，这样舍不得离开姐夫，就快点回来喽!难过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装笑容说：“哪个难过了？不就是暂时分开十天半月嘛!”彭咏梧也接过话头：“有道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彭咏梧和江竹筠这对恩爱夫妇的永诀!

到重庆后，江竹筠强抑思子之情，马不停蹄，联系上了川东临委的丰要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斗争准备情况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江竹筠又找到跟上层关系好的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刘国鋕，请他帮助筹措一些给养以及医药。接着，她找到了办《挺进报》的蒋一苇，转达了吴子见的问候，告诉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动向，蒋一苇、陈曦夫妇都特别高兴。蒋一苇告诉了她云儿的近况：王珍如带着小云很困难，学校怀疑小云是她的私生子，要解聘她；希望她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把小云儿放他那里带养。

江竹筠没想到王珍如带着彭云竟遭受人们这样刻薄的诘难，内心既感激又不安。告别了蒋一苇他们，她赶紧去《大公报》找谭竹安，问幺姐到底能不能来重庆带彭云。谭竹安告诉她：“幺姐已来信了，已同意来重庆，只是家里有些事务需要处理，大概时间不会太久。”

这使江竹筠很感动，幺姐果然是个好姐姐啊!她渴望幺姐真的就在这几天来重庆，既完满解决了云儿的抚养问题，自己也能见见这个丈夫的“原配夫人”，见一见自己一直既觉得对不住，又特别敬重信任的好姐姐。

处理完一切事务后，她立即赶往王珍如那里，去见日思夜念的云儿。到达学校时，已近黄昏了，她悄悄地来到王珍如家，当看到正玩得高兴的彭云时，江竹筠猛地跑过去，蹲在地上，双手拉着云儿，痴痴地看着云儿，激动得竟然没有立刻呼唤。好在王珍如平时就拿着他们的合影照片，教彭云认爸爸妈妈，因此，对江竹筠突然的举动，他虽然感到惶恐，却也没有哭喊和挣扎。王珍如在旁边叫他喊妈妈，他竟顺从地怯怯地叫了江竹筠一声：“妈妈。”

这一声亲切的渴盼着的称呼，刹那间使江竹筠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她哽咽着说了一声：“好云儿，妈妈好想你呀……”便泣不成声。

平静下来后，江竹筠感激地说：“珍姐，为云儿，你受了好多委屈，我都知道了，心里真不晓得说啥子好。我想……这次就把云儿接走……”

王珍如一听便有些急，可很快平静下来，说：“你和老彭为了革命舍家弃儿，我这点算啥子嘛？我听你的安排……”。

说服王珍如后，江竹筠连夜带着云儿回到市区，并把云儿交给蒋一苇、陈曦夫妇。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带上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周有毅四名干部起程返下川东。23日，住云阳董家坝彭咏梧外婆家，在这里等待和接头的人见面。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彭咏梧牺牲的消息。那是1月31日，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整整七天。前一天，卢光特和他们见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彭咏梧牺牲的传说，虽然未经证实，但是江竹筠就已经预感到丈夫彭咏梧可能凶多吉少。当吴子见同志把彭咏梧牺牲的确切消息带来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江竹筠仍感到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尤其听到彭咏梧牺牲的具体细节时，她抑制不住地“哇”地一声哭起来，但她随即猛地止住抽泣，强作镇定地对吴子见、卢光特说：“老彭牺牲了，我们更不宜在此久留了，得赶紧商量下一步啷个办吧!”

江竹筠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和卢光特、吴子见一起认真地研究应变的措施，直到夜深。

根据商量后的决定，他们需立即撤离。第二天早饭后，江竹筠和带去的四位同志以及吴子见、卢光特、刘德彬八人分头离开董家坝，乘木船溯江而上。船抵云阳故陵沱时，按照行前江竹筠的安排，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下船，去云奉南岸齐曜山开辟工作，江竹筠则带着卢光特、刘德彬、周毅继续溯江而上。船到万县时，她安排周毅暂留在万县，刘德彬去垫江，她自己则继续溯江而上，去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的情况，听取新的指示。

中途，江竹筠有个愿望：她要去奉节亲自确认一下丈夫彭咏梧牺牲一事。于是，也就有了下面的一幕：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江竹筠打着雨伞，行走在奉节县城。刚走拢城门口，见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仰头望着什么，又恐慌地窃窃私语着。她走近后，不自觉地跟着望上一看，却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那木笼里装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她想：不知是哪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正想走开，她想到应该把事情弄清楚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只得走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子，几个熟悉的字迹很快跳入她的眼睑：“匪首彭咏梧……”

“是老彭啊！”这是多么残酷，无情的打击啊！江竹筠感到眼前一片发黑，那城门、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满脸悲愤的泪水正要夺眶而出。然而，她没有这个权利在此时此刻为自己的亲人流一滴泪、嚎一声哀，因为城门口还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匪兵。不能迟疑，必须马上离开。就这样，江竹筠强忍心头的悲愤，朝木笼深深地望了最后一眼，便快速离开了现场……

2月7日傍晚，江竹筠和地下的同志们到达了久别的重庆。次日，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她见到了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领导人，随即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暴动后的危急情况以及彭咏梧牺牲等情况，并希望组织上派她继续到下川东。

2月8日晚上，正是农历除夕夜，这是众人的喜庆之夜，有钱人觥筹交错，穷人也盼着一家团圆，刚刚忙完工作的江竹筠却是无家可归，她独自一人，踯躅在大街上。除夕之夜，街上显得十分冷清，偶尔有几个过往的行人，也是步履匆匆。周围不时传来零星的爆竹声。徘徊在大街上，想到丈夫的牺牲，自己有家不能回，不禁悲从心生，眼泪横流……大哭一场后，江竹筠感觉心里轻松了好多，但她很快警醒：这样的夜晚，一个女子在外，容易招致敌人的怀疑。她想了想，决定到小龙坎投奔挚友何理立的家。

何理立刚好在家，江竹筠便在此安顿一宿。次日是正月初一，吃过早餐，江竹筠来到蒋一苇家，她要见自己日夜思念的云儿。

到了枣子岚垭的蒋家，江竹筠远远就一眼看到儿子了彭云。“云儿，妈妈来看你了——！”江竹筠一步跨上前去，双手抱起儿子，在儿子的脸上亲了个够。小云儿先是一愣，但毕竟分别才半个多月，他马上认出了眼前的这位亲妈妈，便欢快地连声叫着“妈妈”“妈妈”。儿子的几声呼喊，触动了江竹筠对丈夫的那片哀伤，她忍不住颤动着嘴唇，一边啼哭一边万分悲恸起来：“云儿，爸爸叫妈妈来看你，可他……”话没说完，便悲不能遏地大声痛哭起来，那大滴大滴的泪珠滴落在儿子的脸颊上。小彭云见妈妈如此恸哭，不由跟着放声大哭起来。母子俩的哭声，惊动了正在整理家务的陈婆婆，她连忙跑出来，发现母子二人哭作一团，大惊失色。中国有传统的风俗：正月初一有人在家哭是不吉利的。蒋一苇夫妇回来后一听陈妈妈说江竹筠今天到这里后，抱着儿子便大哭，蒋一苇夫妇也觉奇怪，后来才知道她江竹筠刚刚失去自己的丈夫与战友，内心不由感叹：江姐啊，你为了革命不知以后还要受多少痛苦……

在重庆市民们欢度春节的日子里，江竹筠却强忍着内心失去亲人的悲痛，每天奔走着在作再次赴下川东的准备。

她去《大公报》宿舍找了谭竹安，一方面催他帮助落实幺姐谭正伦来重庆带彭云的事，一方面向他再讲讲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接着，江竹筠再次找到川东临委负责人，表示自己重返下川东的决心。组织上考虑到江竹筠经受的打击，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江竹筠坚决拒绝，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党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牺牲的地方工作。”

临委拗不过她，也尊重她的意见，鉴于彭咏梧牺牲后的确只有她最熟悉下川东农村这条线上的各种关系，决定让她再去云阳，到汤溪工委帮助李汝为、赵唯工作，那里已成为整个下川东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了。这是江竹筠在非常时期的一次义无反顾、赴汤蹈火的抉择。她知道，这一去，就可能像丈夫彭咏梧一样牺牲，再也难以回重庆了。就像她对挚友何理立说的那样，“此去已有了赴死的决心”。

1948年2月中旬，春节还没过完，江竹筠就轻装上阵，连被子行李都没带，只怀揣着从谭竹安那儿拿的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便离开重庆，乘船去了万县。

也巧，就在江竹筠去万县不久，彭咏梧的原配夫人谭正伦就带着与彭咏梧所生的儿子彭炳忠到了重庆，又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只有一岁零十个月的彭云。虽然阴差阳错，江竹筠一直没能见到她渴望能见到令她尊敬的彭咏梧的第一个妻子幺姐，但彭云这根纽带，却始终将两颗女性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江竹筠此次一腔热血来到下川东，准备在丈夫准备的地方，重新举起暴动火炬，与敌人展开一场殊死战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地区的风声很紧，组织上告诉她暂时不能去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尤其是下川东工委书记涂孝文等曾对江竹筠的工作有过几种考虑，甚至想派她和卢光特经宜昌去大别山解放区，引一支部队进入两巫，但都因为条件未成熟搁置下来。

江竹筠暂留万县，等待组织上的安排。等待着的日子，是孤寂的。她活得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为死了的人而流泪。更多的时候，江竹筠把内心的痛苦深藏起来，不让她的同志们有丝毫的觉察。她默默地承受丧失亲人的痛楚，她无法从情感深处排遣自己的哀伤，她强抑着烦闷和痛苦，一封接一封地给重庆的谭竹安写家信，委婉地交流自己的感受，得到一些慰藉。

在万县的日子里，她一共给谭竹安写了七封信。这些信里，流露出她对战友、良师、爱人彭咏梧的深深怀念：

……由于生活不定，心绪也就不安，脑海里常常恼着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他，是越来越不能忘了……

……四哥，他是完了，“绝望”了，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地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地在我的心里……

彭咏梧牺牲后，云儿就成为她心灵的寄托，她怀念老彭，更深爱着年幼的彭云，因此每封信中，她总是不能忘怀对云儿的思念。

……现在我非常担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我想念他，但是我不能把他带在我身边，现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顾他，连我自己我都不能照顾。你最近去看过他吧？他还好吧？我希望他健康，要祈祷有灵的话，我真想为他的健康祈祷。最后我希望你常常告诉我云儿的消息，来信可交：万县两层桥地方法院廖荣震推士转我(江竹)即可，他是我大学同学，感情上还算是一位好朋友，信没有问题，他是会给我转来，或者去拿的，东西可不能寄到他这儿来，待以后我有一定的地址后再寄来。

你愿照顾云儿的话，我很感激，我想你会常去看他的，我不希望他要吃好穿好，养成一个娇少年，我只希望你们能照顾他的病痛，最好是不要有病痛，若有就得尽一切力量给他治疗。重庆医疗是方便的，这就是我不带他到乡下去的原因……

……你去看云儿没有呢？他还好吧？这个月(四月)十八日他满两岁了，他这一阵子衣服有穿的吗？由于生活无聊，很想念他的。生活安定我很想同他在一块儿的，奈何不得，我现在都寄食在朋友家里。没事来信吧，我记得曾向你谈过信交在万县两层桥地方法院廖荣震推士转我(江竹)即得。

云儿的消息我希望在你那儿不断地得到……

……云儿也成了我时刻惦记的对象。我感谢你，和其他的朋友。云儿是生龙活虎的，我知道他会这样，在你们的抚育之下，他是会健康而愉快地成长的。可是，我不愿意他过多地耗费你们的金钱和时间，吃得饱，穿得暖足也。可别娇养，但是得特别注意他的病痛，春天来了得严防脑膜炎……

……今日进城来二哥处，看是否有你的信。的确我非常想能快点看到云儿的像，他的像照了吗？寄来了没有呢？仍寄原处可收到……

老彭牺牲了，留下两个他爱过的女人踽踽而行。在江竹筠心里，幺姐谭正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在心里渴望着见到这位令她一直感激敬佩的、从未谋面的幺姐谭正伦，两姐妹好好地聊聊体己之话，她甚至动过到云阳去看幺姐的念头，她在信中写道：……我真想去看看幺姐，也可以混混这无聊的日子，但是又哪里那么容易，不过，要下周仍不安定的话，我就一定到幺姐那儿玩几天去，我想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不过也不定去得成，只不过我在这儿想罢了。……幺姐，也成了我不能忘记的人物。可是我能给她一些什么帮助呢？我想去看她，而且很想在春假里去，但是又有多大的好处啊？除了感情上大家得到一些安慰而外，而且，我的身子多病，恐怕在路上出毛病，所以去不去都叫我很难决定，我知道她会像爱亲生的孩子一样的爱云儿，就像我对炳忠一样，基于人类的真诚的爱是不能否认的，我尤其相信……

谭竹安的信，成为她痛苦生活中的很大慰藉，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三月廿四日的信我收到了，谢谢你。信给了我温馨，也给了我鼓励，我把它看了两次，的确，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虽然自己一直处于痛苦之中，但江竹筠却时刻关心着谭竹安的成长和幺姐及炳忠的健康。自从没能说服弟弟江正榜离开国民党投身革命阵营后，她江竹筠就把谭竹安当成亲弟弟一样关心培养，总是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些补偿似的慰藉。来下川东之前，她曾找到重庆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人，谈了自己介绍谭竹安入党的情况，联系人很尊重她的意见，答应很快就派一个化名李清的同志去找谭竹安落实。这位同志的确很快去找了谭竹安，只因谭竹安太过谨慎，遗憾地错过了这次机会。当江竹筠从信中知道此书，她立即回信给谭竹安，对此表示了深深遗憾。

到了四月下旬，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决定：留江竹筠在万县，暂时与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等一起工作。

不能去丈夫彭咏梧牺牲的地方战斗，江竹筠内心很是遗憾，但留在万县有了较具体的工作任务，毕竟比苦等着有劲使不出要好得多。江竹筠想到这里也就静下心了。

万县地方法院在万县城一马路法院街，中共万县地下党县委书记雷震此时是该院统计室主任，人称“雷书记官”。江竹筠与雷震同在国民党的专政机关地方法院工作，又都住在该院的两层桥宿舍，既是同事又是邻居，一起商量起工作来，非常方便。为了更好地掩护工作，江竹筠到地方法院后，又立即与检察官龚云奎、会计庞勉组成三人的伙食团，雇了一位姓牟的大娘煮饭洗衣，终日与威风凛凛的法官、检察官在一起，让敌人更加怀疑不上。

那时，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也常来雷震家，一来就帮雷震妻子刘毓芳做家务，饭菜针线样样都很拿手，外人都以为她是雷震在泸州老家的亲戚，她因此与雷震、江竹筠常来常往也不引人注意。江竹筠开始只知道李青林与雷震是老乡，是个比自己年长七岁却还未成家的老姑娘。后来相熟了，也知道了李青林的一些经历，两个在婚姻家庭上都遭受了挫折的姐妹就在工作与情感上更加投缘了。白天忙完了收费处的工作，休息时江竹筠常到雷震家走动，与雷震书记商量些事情，有时抱着雷震的小儿子换国逗乐。大家都觉得江竹筠平易近人，很有大家闺秀和知识女性的风范，却不知道她内心深藏着暴动失利和丈夫彭咏梧牺牲所带来的深切痛苦，尤其是为了革命她不得不将幼子云儿放在老彭的前妻那里。由谭正伦大姐领养着自己的儿子，江竹筠应该是放心的，但毕竟这是她同彭咏梧的孩子，她每天都在惦记着云儿……他又长高了吗？还记不记得亲生父母的音容笑貌了？再看到他的时候，云儿还会不会认得出她？思儿之苦，是江竹筠在万县那一段时间里一有空就想得最多的事。

六月十一日是端午节。节前的晚上，她给谭竹安写了她在万县的最后一封家信竹安：

没有好久以前(记不清楚了)曾给你一封信，信以前给你由和成银行电汇了贰百万元，想你已经收到了吗？由于事情忙和家庭的拉累，没时间是吧？所以没有回信。

近来你们还过得好吗？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我呢，还是这样不太快活也不太悲伤，当然有时也不禁凄然的为死了的人而流泪。

你们每个人都健康吧？云儿复原了没有呢？没有生其他的病吧？我惦着，云儿是否拖累你们了，尤其是累你。不要客气，若需要他离开的话，我可以把他接来。我现在的生活比较安定，而且和我在一起不会有好多困难，你们觉得怎样？

老实说，你做家庭教师，该不会教我的云儿吧？我绝不容许在他这么小的年纪在智慧上给他以启发，注意，智慧，别启发他，让他自己长进，启发早了是不好的。

你近来生活安定了些吧？清闲了些没有呢？若老是像你上封信说的那么忙碌，那才是件糟糕的事呢!

以后我想按月给你们一点钱，稍为津贴一下，只是我的被子等行李又没有了，还得以我的薪津来制，真是糟糕。好在天气热了，需要不急，到了秋天，几月累积制一床被我想总归制得起了吧。

就此握别 祝健

竹姐

六月十日

把信寄出去后，她又动过这样的念头，到重庆看看幺姐，看看云儿，她甚至买好了给炳忠的礼物，一只漂亮的书包。然而，江竹筠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就在端午节发出给谭竹安的信时，重庆的叛徒就带着一批特务来到了万县城……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6月15日，特务将江竹筠和李青林一行12人由万县押往重庆，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看守所。

下川东地区工委书记涂孝文叛变后，虽然出卖了一些地、县领导人，但对暴动地区的组织领导和乡村基层组织却佯装不知，把责任完全推卸在已牺牲的彭咏梧身上。特务头子徐远举知道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命令二处侦防课长陆坚如和司法股股长张界对她严加刑讯，妄图从她身上打开暴动地区和万县乡村组织的缺口。

张界在提审江竹筠时，开始时煞有介事地接着一连提了十多个问题，江竹筠都一概是一问三不知，甚至连彭咏梧都说不认得，后来干脆啥都不回答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张界，命令军士对江竹筠使用酷刑。夹竹筷子，老虎凳，江竹筠多次痛得昏死过去，又被凉水浇醒。反复多次，但得到的仍是江竹筠的厉声斥骂：“你们这帮狗东西!整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命就这一条，要组织，没有!”

关于江竹筠在敌人监狱受刑和受刑过程中的表现，原审讯她的敌特分子张界于1972年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期间有过交代。他这样说：

……一开始，徐匪就要尽威逼利诱的手法，让她江竹筠把组织和组织上的人全部交出来，可以“自新”，否则后果你是会知道的。交出你的组织的人在这里，不信，可以给你见面，你不交组织是不行的。可无论徐匪威逼，江烈士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地下党员。徐匪拍桌大叫：“如果不交出组织，马上就用严刑。”江烈士说：“杀我的头，我也不是地下党，谁交我的组织，我不是地下党，谁也交不出我的组织，那是他的胡言乱语。”徐匪就冒出反动的火来，叫当班的军士把竹筷子拿来，顷刻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个指尖，当班特务军士，两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夹，江烈士忍着痛，连声喊：“哟！哟！”弯腰下去站不起来，江烈士满脸流着革命的汗水，顷刻脸都变得苍白，声音也发不出来，徐匪叫特务军士把手放开让她说，江烈士站起来说：“今天，你就是把我杀了，我没有组织总是没有组织”。徐匪叫嚷：“不说就把你吊起来，看你说不说。”于是当班特务军士拿绳子来，匪军士拿了一根又长又粗的蔴绳来，使力向楼板上一甩，徐匪以为这一下可以把江烈士威胁倒，可是江烈士对蔴绳连一眼都没有望。这时徐匪的门外站着很多男特务和两个女特务，看江烈士英勇斗争的精神，都在纷纷议论。徐匪从上午九点多钟整到十一点多钟，完全失败了。当天下午，徐匪又叫陆坚如继续进行企望迫害，陆坚如总认为他的反动本领大，特别是徐匪问不出组织来的案件，到了他的手，他的反动劲头就更大。凭他的反动言论，是骗不出江烈士的组织来的，胡话说了不到半小时，竹筷子又夹到江烈士的十个指上，当班的军士都是从匪军统特务团改编时调来的，个个反动劲头顶大，都是一些吃人的野兽，一叫他夹筷子，他就拼命的夹，筷子一上江烈士的手，江烈士就蹲下来，由于江烈士上午刚受过筷子夹的创伤，还未得到恢复，又在创伤上继续用原刑，使痛更深一层。陆匪叫嚷：“什么时候说出组织来才放下筷子，筷子一阵又一阵来回在江烈士手上猛夹，江烈士痛的死去活来，头都竖立不起，竹筷子还在夹。江烈士一直不承认她是地下党员，从一点多钟整到四点多钟，江烈士虽然受尽苦痛，她坚强的革命意志丝毫未变，江烈士喘了一口气说：“刀，也好，枪，也好，都不能使一个不是地下党员变成地下党员的。陆匪听了更加嚣张起来，“老虎凳”也搬了来，江烈士正在准备接受第二种刑具迫害。陆匪跑去和徐匪筹划对策，第二天徐匪叫把江烈士送往匪渣滓洞看守所关押。一个星期后，徐匪叫我和作海文去匪渣滓洞再一次对江烈士进行迫害。江烈士来到“侦讯”地方，态度自若、毫无畏惧的样子，开始问她的话，她答复的很自然，她说：“我也受了不少痛苦，如果是地下党，我早就把组织交出来了，我确实不是地下党，说我是地下党的人，是骗你们害我的，希望你们再不受那个人的骗了。”竹筷子又夹在江烈士手上，江烈士双眼现出无比愤恨的神情，说：“你们是这样的横蛮，总以为刑具可以改变真相，可那是改变不了的，还是收起来吧，如果我是地下党，也不等到今天，早就说出来了，老实告诉你们，这样做是枉费心机的，永远也不会达到你们的目的，我不是地下党，死，我也不能说我是地下党的……”

江竹筠的坚贞不屈精神，一扫因组织遭到大破坏而给当时的渣滓洞监狱带来的沉闷气氛，激励了整个渣滓洞内关押的难友们，他们因此亲切地称她为“江姐”。

敌人对江竹筠的用刑恶毒，每每她被特务们从审讯室拖回囚室后，狱中同志们都会为她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女牢房的同志们见她们的江姐受伤的手指流着血，一个个一边哽咽欲泣，一边忙着将狱中能够弄到的一点儿冷盐开水、红药和布条，给她的伤口进行了简易的消毒和抱扎。男狱室的同志们有的写慰问信，有的收集慰问品。虽都是些最菲薄的礼物，但却包含着难友们金子般的情意。那些用自制笔墨或竹签子、红药水写在草纸上的简短赠言，它发自素不相识的同志间的肺腑之情……

清晨，男牢的一位同志对着女囚室大声朗诵起赞美江竹筠的诗来：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人和意志呀！

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

象金子一般的亮，

象金子一般的坚。

……

可以使皮肉烧焦，

可以使筋骨折断，

铁的棍子，木的扛子，

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那是千百万个战士的安全线啊！

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是一颗又热又红的心肝！……

更有“战士诗人”之称的何雪松的激情诗篇，让整个监狱都在传颂这样的一位丹娘式的“江姐”——

“你是苏菲亚的灵魂，

你是丹娘的化身，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屈楚代表楼下一室写给江姐：

忍耐和毅力将换得真正的自由，

准备着死也准备着胜利。

……

每次毒刑给你的伤痛

象皮鞭抽打着我们的心！

你，我们的丹娘，

你并不孤独。

战友的激励和鼓舞，给了江竹筠极大力量。作为一名革命者，江竹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作为一位母亲，她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儿子彭云。她常常在最痛苦的时候对难友们念叨着她的云儿：“我真想云儿呀!不知道他长得啷个样，不知道竹安和幺姐他们是不是娇养他……你们说，两岁的他还记得他爸吗？”

作为妻子，她更思念英雄牺牲的丈夫彭咏梧。1949年1月16日，是彭咏梧牺牲周年忌日。江竹筠暗暗地记着这个悲痛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暗自垂泪。她不想让姐妹们知道，难友们在狱中的日子已经够苦了，特别是坐牢八个月的李文祥叛变，狱中的气氛已经够沉重了。细心的李青林还是发现了，她走到江竹筠面前，关切地问道：“江姐，怎么了？”

论年龄，李青林要比江姐大七岁，但狱中的同志们都称江竹筠为“江姐”，以示对她的尊敬，李青林自然也这样称呼她。

江竹筠摇摇头，掩饰内心的痛苦地说：“没，没事……”

“不，你有心事!”李青林关心地问，“是不是你又想着老彭，想着云儿？”

“大姐，老彭牺牲一年了，我好想云儿，好想他们。”江竹筠一把搂住李青林，热泪滚滚，止不住轻轻抽泣。

李青林连忙安慰道：“你的心情我理解。对于牺牲的同志，我们也痛心，也都怀念他们。但是现在环境十分恶劣，我们不能过于悲伤，我们必须好好地活着，活下来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面对李青林大姐的关心，江竹筠既感欣慰，又觉过意不去，她赶紧说道：“大姐，我知道，我没事。只是想他们，控制不住，你睡吧，对不起，我吵醒大家了。”

第二天，江竹筠早早起了床，扎了朵小白花，默默戴在头上。没想到，男牢中彭咏梧的战友杨虞裳、唐虚谷、陈作仪、刘德彬等同样牢记着这个日子，他们发起全狱难友在这一天停止唱歌，纪念彭咏梧烈士。他们还趁放风的时候，将写好的慰问信揉成一团，悄悄地扔进女牢：

敬爱的江姐：

咏梧同志牺牲整整一年了，人民胜利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这里面有彭咏梧的鲜血，我们将永远不忘。一定化悲痛为力量。祝健康，盼节哀。

值此彭咏梧牺牲周年之际，我们表示深切的慰问江姐，你和彭咏梧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还有一间牢房的同志集体写来的慰问信：

亲爱的江姐：

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问，并没有能使你屈服。

我们深深知道，一切毒刑只有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犹如冬天里燃起的一团团的火，温暖着江姐的心。她捧读着这些信，眼中情不自禁地涌出晶莹的泪，这不是悲伤，这是幸福的涌泉。“我真感谢同志们的爱护。同志，你帮我给大家写封回信吧！”江竹筠深情地对身边的女难友们说。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这是难友们记下的江竹筠在监狱里给同志们的回复。

1949年8月，经过营救，同狱的年轻女难友曾紫霞因保获释。

出狱的头天晚上，江姐和难友们对小曾出狱后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曾紫霞问她：“江姐，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让我办？”

江竹筠想了许久才说：“你给我带一封信，给我的亲戚潭竹安。”

江竹筠神地望着，目光似乎洞穿了牢房的墙壁，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近乎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这封信也算是我的遗书吧!”

江竹筠取出一支竹签子削成了笔。曾紫霞烧了一小团棉花，在灰土加了点水，调成墨汁。江竹筠握笔想了想，蘸蘸墨汁，俯身疾书。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么样子。我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再强也不能和平、津、穗相比，因此大方地给它三、四月的活命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 愿你们都健康!

来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竹姐八月廿七日

曾紫霞一出狱，立即把信交给了谭竹安。谭竹安流着眼泪看完了来信，他立即找到幺姐谭正伦，把江姐的情况告诉了她。善良而深明大义的谭正伦，此时不仅已经理解了丈夫彭咏梧和江竹筠结合这件曾令她痛苦莫名的事，同时又十分敬佩江姐和彭咏梧出生入死的精神。她表示一定要精心地照顾彭云。之后谭正伦确实也做到了，为了保证江姐儿子彭云的安全，她东躲西藏，吃尽了苦头。

好心的谭正伦，为了让狱中的江竹筠夂，她特意同弟弟谭竹安一起，带着彭云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并托曾紫霞设法带给狱中的江姐。

收到云儿照片的江竹筠，欣喜万分。她长久地亲吻着云儿的照片，然后将它放在胸前，那股甜蜜劲深深地感染了整个监狱的难友们，女囚室的同志们争着与江竹筠一起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甜蜜……

1949年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叫：“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

江竹筠知道这时她和同志们离别的时候到了。她毫无畏惧之感，先是把自己在狱中默写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交给了同牢难友黄玉清，说：“这是我们默写出来的文件，收好了，你们接着学吧。”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一件红色毛衣。她把云儿的照片拿出来，轻轻地亲吻了一下，放在贴胸口的地方。

“同志们，再见了！”江竹筠镇静自若地与难友们挥手告别，像重新踏上新的战斗征程。

这一天傍晚，江竹筠和李青林等二十几位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面对敌人从背后扫射来的子弹，她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关于江竹筠，因为《红岩》的原因，她成为小说中的“江姐”，成为全中国人民人人都熟悉的女英雄。“江姐”的精神和传奇故事，深深地根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在这里，作为纪实作品，笔者还想告诉读者们有关真实“江姐”的两件事：一是她在狱中的情况，以前文学作品里都有一个情节：特务们用竹尖钉她十指的毒刑，其实这是没有的，用筷子夹她十指确有其事。在监狱里，敌人将江竹筠是作为重犯，所以对她平时使用脚镣。而江竹筠的脚特别小，小到竟然能从脚镣的铁圈里抽脱出来。女囚室的难友们当时发现这一秘密后无不兴高采烈，于是她们为了保护江竹筠，每天大部分时间让她躺在床上，用被子盖住她的双脚，不让外人看到她从脚镣里脱出双脚的“秘密”，只有在敌人审讯和放风两个时候，大家用特殊的办法为江竹筠掩蔽着悄悄将脚镣套上。这个“秘密”是后来获保释的陈然的未婚妻曾紫霞批露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说：“江竹筠的脚小得出奇，在角度恰当时，她的脚可以从上了锁的脚镣脱出来！女犯们几乎惊叫起来。从此以后，江竹筠在未取脚镣之前，除大小便外，几乎整天都用被子盖在身上坐着，或躺在床上。有的女犯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时根本没有戴上脚镣，只要有特务喊女牢的人出去或进女牢时，自有女犯早已机灵地把江竹筠的脚放入了脚镣，没想到这件当初只对敌特保密的事几十年来竟无人知晓……”另一件事是：她的儿子彭云，后来一直由其养母谭正伦抚养。长大后的彭云，继承了父母的革命遗志，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彭云在少年时代，就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文章说：“我的妈妈和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牺牲了。他们忍受种种磨难，坚贞不屈地斗争到最后一口气，为的是全中国的解放，为的是下一代的幸福，正像‘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首囚歌唱的：‘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烈士们生前想到要‘破坏一个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幸福的新中国。’烈士们牺牲了，他们的理想要我们来实现，他们留下的担子要我们来担。我现在在叔叔、阿姨们的关怀和照顾下，生活得很愉快、幸福。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幸福生活，是无数行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妈妈在从狱中捎出来的遗书中说过，要我从小艰苦锤炼，粗茶淡饭，沿着父母的足迹前进，以建设新中国为志，将来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我决不能辜负妈妈和许多革命前辈的期望，要以他们对待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对待学习和社会工作，象他们对待敌人的严刑一样地对待困难，纪念他们，学习他们，做一个象他们一样坚定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1981年，学习成绩优秀的彭云，以优异成绩，被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录取研究生，如今已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九泉之下的烈士江竹筠和彭咏梧，一定会为他们的儿子感到欣慰。

五

关于一个更加传奇的中共“美女间谍”

如果她还活着，正好今年90岁。她的出生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90岁的女人，肯定是非常老了，但她是在66年前牺牲的，那时她才24岁，花一样娇艳的年龄，加上她天生丽质，所以她活在那些熟悉她的战友与同志心目中，永远是那样的年轻、漂亮和美丽。

她在“红岩”革命纪念馆里的名字叫张露萍。其实她的名字有好几个：余家英、余硕卿、余慧琳、黎琳、张露萍等。就因为她的名字太多，从事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又一直与组织是单线联系，故而在她被敌人残杀而牺牲后的几十年里竟然谁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到了1982年——在烈士牺牲37年后，中共四川省委的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出面证明，才算把这位无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我想得起了，张露萍在延安时叫黎琳，外号叫‘干一场’！”这是叶帅在听取一位经历在解放前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志报告了四川省委复查组在对当年发生在重庆的“军统电台特支案”复查时，十分激动地回忆起张露萍时说的话。

后来叶帅又专门向专程从成都赶到北京的复查组的同志详细介绍了情况：四十年代初，我党两名同志打入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内部，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叫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派人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冯传庆的案中主要与张露萍有关，她是当年由党在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曾希圣同志亲自派去在敌人心脏建立的“电台特支”负责人。

张露萍的故事迷离复杂，从她牺牲的1945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这位有“中共美女间谍”之称的女共产党员，牺牲后却一直不被有关组织部门所认可，一般公众就更不可能对这样的英雄了解了。但即使这样，从解放初一直到张露萍烈士被正式确认之前的几十年里，每年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中，有一位老人总要到一个无名烈士墓前去祭扫，这个老人就是小说《红岩》里的“疯子”原型人物韩子栋，老人后来当了贵州省人大副主任。他在敌人的白公馆监狱和贵州息烽监狱都呆过，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所以他坚信她和那六位与她一起被敌人枪杀的年轻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真正的革命烈士。他曾如此深情地说：“我对这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的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们……”

确实，凡是看过一次张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迹的，我相信都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张露萍等人的故事本身具有典型的“谍战”故事，其惊险复杂、曲折迷离的故事，远比电视《暗算》、《潜伏》等电视剧要精彩和生动。国民党时代的大特务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书中，谈到张露萍打入军统一案时，曾说：“蒋介石为这事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差点戴笠被撤职查办。”这是戴笠“一生的奇耻大辱。”

这也难怪，这时当时国民党最核心和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都是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并不时地将重要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共延安总部，蒋介石能不怒发冲冠吗？

所有这一切皆与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共产党“间谍”有关。张露萍的故事的精彩与传奇也在于此。

上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总部的电讯总台，设在当时的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这里的一座小楼时刻戒备森严，窗帘紧闭，若明若暗的灯光昼夜不熄，来往人员总是行色匆匆……显示了这里的每一个细微风声都充满了神秘和要紧。

1940年的一天，这里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那一刻特务总头目戴笠，差点把嘴都气歪了！

你想，从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到电讯员张蔚林、王席珍、赵力耕、杨洮、陈国柱这些电台的骨干，竟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蒋介石和戴笠的面子何处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秘密还何在？延安的共产党能不赢才怪！

出事的那一天，蒋介石把茶杯都摔在地上，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毙了你！你平时口口声声说军统组织如何如何的组织严密！实际上是人家共产党早钻进了你的心脏，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马上查！否则……”戴笠从来不曾这怎么丢过面子，他下令立刻把电台总台台长抓起来。军统的一位所长叫毛烈，不知何故，给共产党员、电讯员张蔚林写了一封信，戴笠不听任何申辩，拨枪就把他枪毙了。

抓到中共“红色电台”的八位“犯人”之后，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秘书、司法科长和军统特别行动处几位处长等人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几张熟悉的“男犯”脸，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句耳光，可这些被打耳光的年轻人竟然对这位昔日的“大老板”根本不放在眼里，还在嘲笑他、骂他。再看看唯一的一位女共党——他妈的，还这么年轻漂亮！

“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戴笠一看就明白了。于是他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这对戴笠来说太重要了，如果“犯人”承认是“周公馆”——共产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民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漂亮的女共产党员竟然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恋爱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遗爱祠来玩的。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

“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

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几个蠢蛋的？”

“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

“那么你啥时参加共产党的？”

“我想都没想过要参加共产党。”

戴笠的嘴再次气歪了。“打！”

“继续打审！”

“继续再打！”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招。“统统死刑！”戴笠咬着牙作出这样的决定，同时也为了拉回面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这些让他丢尽脸的共产党员。这样，中共“红色电台案”的七个人全被押进监狱……

六男一女，个个年轻青春。尽管都已遍体伤痕，但他们则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幸福和光荣地笑着，笑他们战胜了酷刑与无数次审讯，笑敌人无可奈何，笑他们自己是光荣而坚强的共产党员。

笑得最美丽的自然是最年轻和漂亮的张露萍。那一年她才19岁。是这群让蒋介石差点把戴笠这样的“忠臣”都要革职的年轻共产党员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最小的一位共产党员。她感到自豪，感到对得起她的组织——亲爱的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最值得骄傲的，恐怕就是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这条革命道路上，因此一曲“黄河之滨……”总会让无数爱国的热血青年感到无比的力量。她张露萍自然就是这批青年人中的姣姣者。

“河里水黄又黄，”

东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烧了王家庄，

明天又烧了张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

逼着老人运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

老年运粮死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

拿起刀枪干一场，

拿起刀枪干一场——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中心——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延安抗大中的一位女学员特别喜欢唱它，并在每次学校拉歌时，她总是特别有劲头拿出这首歌来指挥她的战友们跟人家比赛。她指挥这首歌时异常投入，而且总能取得胜利，因此她一出场指挥，大家就笑着喊起“干一场！”、“来一个！”，“来一个！”“干一场！”

“干一场”，渐渐成了她的“外号”，连中央首长们都笑着喊她是“干一场。”张露萍那个时候她的名字叫黎琳，被人呼作“干一场”的就是她。

张露萍投奔延安之前是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的学生。她是四川崇庆县人，父亲余泽安是位老实忠厚的私熟先生。那时她的名字叫余家英，她的大姐余硕彦嫁给了四川地方军暂编一师师长余安民，大姐为了两个妹妹的前途，就把她们带到了成都，因为姐夫余安民是位心肠很花又很恶的小军阀，所以在余家英的小小心灵里很恨她当时居住的“余家公馆”。1935年秋，十四五岁的她考上了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班，并改名叫余硕卿。在这个女子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车崇英，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车耀先的女儿。张露萍与车崇英的座位挨着，张露萍（余硕卿）天性活泼，爱唱爱跳，人又长得漂亮，自然是同学们异常关注的人物，车崇英对她当然也很关注，慢慢地后来将其引到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作为好同学的车崇英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的张露萍回忆：“我和张露萍都是成都建国中学的学生。1935年秋，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也考进这个学校，我们同在初女五班。她聪明、刚毅、天真、活泼，爱唱歌，喜欢打乒乓。我们常常谈论人生的向往，讲妇女的社会责任。由于我们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后来，同我坐在一起的周玉斌、杨梦萍，也常常在一起摆谈，特别是东北三省失守、平津沦陷，“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迅猛发展，成都的抗日气氛越来越浓，我们唱起了流行的抗日歌曲，又到校外参加救亡团体的活动。这样，我们四人便结拜成姐妹：周玉斌年长，是大姐；露萍其次；梦萍行三，我最小，行四。1936年秋，北大学生韩天石到四川搞学生运动，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姐妹四人平时就受我父亲的革命熏陶，懂得只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因此，韩天石在成都组织秘密报告会时，我们四人都去参加了。记得那一天的天气特别好，秋风拂面，气候宜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那一天作报告的还有从根据地来的肖玲大姐，她向我们讲了革命形势，革命的任务。也就在这一天，我被批准参加了“民先队”；后来，我又介绍玉斌、露萍、梦萍加入了“民先队”，从此，我们不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志了。“七七”事变，我父亲车耀先主办了《大声周刊》。这时抗日烽火弥漫全川，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投降的阴谋已经暴露，父亲便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制造摩擦，枪口对内，以达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父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声疾呼，并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姐妹四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尽我们的赤子心，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愿望，并要求我向父亲转达她们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帮助。我非常赞同，只是由于我幼年时右腿残废，不能同行。后来，由我父亲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露萍、玉斌，还有同班同学李隆蔚、刘苹非等四人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为他的原因，张露萍和车崇英和周玉斌、杨梦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离开成都之前，她们四人手握车耀先办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在那张像片后面，张露萍写下了如下诗句：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

胜利更是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

是谁？

是可爱而可敬的《大生》啊！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张露萍已是个志向明确、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当时的全部理想。

在张露萍与几个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几位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与他们同搭一辆车到延安参加革命。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追踪与督察的惊险经历。当年与张露萍同一路同行的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之一、后任江津白沙川南工业管理学校领导干部的胡代华同志，在1983年10月3日回忆了与张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们重庆高工校的几名青年学生决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门汽车站。重庆学生的装束一眼就能认得出来，都是穿着卢作孚公司出的那种三峡牌芝麻布做的学生装。这时汽车站来来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准备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穿的服装很朴素，她就是张露萍，当时的名字叫余硕卿。这学生齐耳的短发，十六七岁，大方端正，红红的苹果脸。她主动招呼我，说她是成都建国中学的，我看样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头，别人叫她‘姐姐’、‘三姐’什么的。我就把我们三个高工校的同学介绍与她认识了。开始都没有谈到去延安这个话题，后来大家熟悉了，一谈，原来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声说：以后互相关照。之后我们一起坐上一部从成都至宝鸡的客车。

汽车直开宝鸡，车上一位川大的教师，看样子四十岁上下，河南新乡人，姓什么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们就主动与他交谈，他说他喜欢我们年青人。车到第一站广元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个川大的教师告诉我们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们注意安全。第二天，车换成了敞篷车，没有座位，我们也不好多问，司机还是原来两个人。车到川陕交界，叫作朝天驿的地方，是个路口一个小镇来了几个国民党的兵，不买票强行乘车，也不和谁打招呼就坐进驾驶室。我们赶快叫余硕卿等几位女同学坐到车角去，我们几个男同学围坐在她们的外面。可那几个国民党兵却故意从女同学的头踩过去，还说下流话，大家只好忍受着，不理他们，车行一小时后，这些兵下车去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时天已下起小雪来，就只能再一个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来一看，漫天大雪，司机说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说，我们只好多呆了一天。没事干，大家坐在一起就开始摆龙门阵。我们的一位男同学就请‘三姐’余硕卿说说成都的事，余就介绍说：这年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动很热烈，街上演剧、唱歌、跳舞，各学校都办了壁报，车耀先办了个叫《大生》的刊物，这半年来，她说她因为一直看这个刊物，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看清楚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她越说越气愤。接着我介绍说：我们重庆救亡运动有个《新蜀报》编辑叫漆鲁鱼，有40多岁，带个眼镜，是从新四军部队中受伤回到重庆的，地下党是他先搞起来的，它写社论，组织我们搞读书活动。西安事变后，重庆的救亡活动就搞起来了。这时，大家又谈起西安事变。余硕卿说：西安事变的内部情况不清楚，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十多年，抓住蒋介石不杀，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看上去余硕卿十分佩服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大家又谈到范长江的通讯。余硕卿说，她早听车耀先说过，还说毛泽东对抗日救亡都有著作论述，抗日救亡是共产党提出来的。看起来她的消息比我们灵通，道理比我们懂得多，后来才知道她经常与车耀先等地下党领导人接触，受他们的引导和教育。谈到“卢沟桥事变”，谈到蒋介石不抗日，大家越说越气愤，余硕卿说：蒋介石就是卖国贼，他把东北三省卖了，现在华北四省又危急，我们到延安，就是为了抗日。她的抗日激情和对延安的向往，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也变得亲切与亲近了。

次日天晴了，车开前来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的坐上驾驶室，对我们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紧张起来，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只说到西安考学校。第二站等汽车发动时又来了一个军官，比昨天那个年青些，穿着整齐。这两个军官在一边嘀咕一边朝我们看，后来前一天来的那个军官下车了，看来他们是在轮换监视我们。

车到第四站是凤县。我们在双石铺的地方找旅馆住下了，偏偏那个国民党军官就住我们隔壁，大家不敢多说话，吃了饭就睡觉。

到了宝鸡后，余硕卿悄悄对我们说，要找个便宜点的旅馆住，这样好甩掉那个军官。他果然不来住，但此人很狡猾，很快又把我们找到了，并很凶地对余硕卿说，小姐为什么要找这么个很脏的地方住下呢？余硕卿说，我们都是穷学生，没钱住好的。那军官似乎信了，就走了。我们以为这样就摆脱了那个盯稍，结果第二天乘宝鸡到西安的火车时，发现那家伙也在我们身边坐着。这时，那个军官向我们摊牌了，他说我也赞成国共合作，有意想套我们的话。余硕卿很聪明，忙给我们递眼色，于是大家都不理他。后来那军官见死缠着要问我们到底干什么去？我们只好对他说是到西安考学校，他连忙说好、好，并说我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办了个复光大学，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他自己吹自己是校官推荐的，可以介绍去。但我们不敢随便理他。到西安已是半夜了，又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军官仍跟着我们。余硕卿就悄悄对我们说，我来应付他，你们几个男同学拿介绍信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联系。于是我们陆续摆脱了那军官的纠缠，后来机智的余硕卿也来到了八路军办公处。接待人员对我们很热情，表示欢迎我们去延安，但提出要考试。结果是个别口试，题目是共同的：延安很苦，吃小米，风沙大，你们去怕不怕。我听余硕卿抢先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怕苦！要革命连命都舍出来了，还怕啥苦？我们都这样回答，结果全被收了……”

在这个时候，张露萍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琳”，这一次改名是她出自对革命的追求和告别旧世界的她的一种境界的提升：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美丽女性。

到延安后的张露萍，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自由鸟，她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虽然那里条件艰苦，但张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乐之中。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尤其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她吃不惯小米和窝窝时，她像所有爱耍娇的小女孩一样，会在朋友之间发发牢骚。她曾写信给革命的恩师车耀先，说：“我多想吃成都的花米糖啊！”车耀先热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青年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后来她进了抗大，直接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家们的教育。张露萍的学习成绩很好，她聪明机灵，又爱唱爱动，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每次学校和延安有什么大活动时，经常有她出面指挥唱歌。她最爱指挥那首《拿起刀枪干一场》，于是“干一场”成了她“黎琳”在延安的代名字，从认识她的中央领导到同学们都时常这样呼她。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在这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和同时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陈宝琦结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对新婚丈夫说：“宝琦，领导要派我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哪位领导？”丈夫宝琦以为年轻妻子跟他开玩笑。“是……是陈云同志。”张露萍不想瞒着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任务：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间谍任务。“陈云同志？那……那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任务。”陈宝琦马上明白，正是因为明白年轻妻子要去接受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他有些担心道：“你一个人去？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张露萍搂着丈夫的脖子，温柔而又不舍地：“是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任务很特殊，我们俩个一起去反而会不好的……”宝琦明白了，说：“可我很担心，你还不到20岁的四川娃儿。”张露萍立即小嘴一撅，说：“哼，小瞧我！”宝琦笑着用手指顶着娇妻的鼻子，说：“看你这样，不还是娃儿嘛！”说着，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张露萍对自己的丈夫留下这句话后，便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这一幕，对她的丈夫来说，是记忆中他们夫妻俩人的最后一次定格。几十年后，张露萍的丈夫回忆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张露萍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

从这一天开始，曾经名扬一时的“干一场”，再也没有在延安出现过。不过，几天后的成都街头，则多了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她就是张露萍。

“1939年的一天，我在成都虎南门外的北平朝阳学院读书。午后我正在校园里走路，突然后面有人大声地叫我，我回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原来是张露萍站在我面前。此刻的她身体健壮，衣着入时而豪华，身着咖啡色薄呢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脚上穿的棕鞋浅口半高跟鞋，手上还拿着一件黑丝呢大衣。一位从延安归来的朋友这样一身酷似名门小姐的打扮，使我不胜惊奇！”昔日的同窗女友杨梦萍在几十年后这样回忆张露萍突然出现在成都时的情形，说。“当时我紧张而好奇地问她说：‘你怎么如此打扮？’露萍便取笑我说：‘笨蛋，不这样打扮我能平安无事回成都吗？你去请两三天假陪陪我好吗？’白天我陪她一同到了西郊她大姐的新家。当晚我们俩谈得很晚才睡。我问起她去延安和一些与她同去的同学如周玉斌等人的情况，她说：‘凡我能告诉你的，我就回答，不回答就不深问好不好？总之，延安物质条件是差，我刚去时很恼火，现在都习惯了，我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抗日救国事大，个人事小。你现在一心读书，也没有什么？千万不能与国民党人混在一起！’我说：“你回来能够来看我，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同意你的要求。’……我们一起玩的三天，第四天一早我要回校便向她告别。记得那天下小雨，有些冷。她强行要我穿走她的那件从延安穿回来的黑丝绒大衣，说：‘过几天进城顺便来取。’我悄悄问她还回延安吗？她说：‘不去了，我以后就在大后方工作，什么地方还没定下来。’大概三天以后，她来取大衣，并说：我明天就去重庆。我依依不舍的说：‘我来送你。’她摇摇头，说：‘不必了，方便的时候给她来信，回成都时再来看你。’可这一别，她音讯渺无，竟成永诀……”

与成都的女友杨梦萍分手后，张露萍在组织的安排下，很快抵达了山城重庆。这里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此地到处都是特务和警察。这一天，一辆从成都方向来的汽车，满载乘客驶进车站。车子刚停稳，稽查处检查哨的几个特务便捷步过去，挨个盘查下车旅客。一位头戴法兰西小帽、露出披肩的长发、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蹬棕色小皮靴、手提着精致小羊皮箱的时髦女郎出现在特务面前。她那目中无人的傲气，竟然让一向狗仗人势的小特务们看傻了，呆呆地接过她递来的证件，一定神，才发现那位傲气凌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这就是由延安来到重庆执行特别任务的张露萍。此时的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满目疮痍和“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闲情中观景，又似乎在借着观景在等什么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间，迅速转过身子，抬起那双骄傲的眼睛，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时，立即一改散懒的样儿，猛地加快脚步，一拐弯就进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处——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这个性急的姑娘还没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给任务”。“小同志，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任务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时，在“周公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是叶剑英同志，他见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女同志这么性急，便安慰道：“重庆是个好地方，有得玩，又得吃，你先适应几天，再谈工作和任务如何？”。“那好吧，我服从首长命令。”张露萍小嘴一撅，生气时仍然那么惹人喜爱。

“这个小鬼！”叶剑英望着离去的张露萍的身影，笑着对曾希圣、雷英夫说。

之后的日子，张露萍正是过着十分闲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观景，并把重庆几大“名吃”尝了个遍。而她并不知道，这些日子里，“周公馆”发生了一件让叶剑英等中共领导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黄昏，突然有位年轻人趁着黑暗，偷偷潜入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同志，我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周公馆”是八路军和中共南方局办事处的居地，到处是国民党特务分子。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让敌我双方异常敏感。值班的警卫人员见这位瘦高个儿、白净净脸的文弱书生突然闯入，不免几分警惕道：“你认识谁吗？”

那年轻人摇摇头。“可我有急事呀！”他紧张而急促道。

“那你跟我进来吧。”警卫人员带他进了屋。“我见你们的最高领导。”他坚持说。

这时，楼上的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正在商量要事，他们一听值班人员介绍说有位不明青年来了，叶剑英和曾希圣用眼睛对视了一下，说：“你先去看看。”

曾希圣下楼。见了这位青年问：“请问，你是……”

“我姓张。”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因为他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接受他扶了扶金黄色丝眼镜，道：“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戴笠手下的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这不是敌人心脏的人物吗？曾希圣一听内心强烈一震。他强忍震动地静心听着小伙子继续讲：“我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如此冒然！曾希圣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庆这个敌人的大后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随时警惕。这也是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一向强调的原则。他感到眼前这个年青人太特别了。

“我恨透了国民党对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离开这个特务狼窝！请让我到延安去吧！”年轻人很慷慨激昂地说着。

曾希圣毕竟是位老革命者，面对这类事，他开始冷静起来，并带着笑容对小伙子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样，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很感动地点头。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样。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在敌人方面会很快察觉出来，这样对你和对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议如果你那边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然而我们经历调查和研究后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圣说。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青人更是连连点头。“好，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再次扶了扶眼镜，很感激也很兴奋地与曾希圣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馆，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件事在周公馆引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不过很快又平静了，因为像类似的事，周公馆常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警惕，再警惕！”这也是周恩来经常教育大家的话。

然而问题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个张蔚林不仅又悄悄地来到了周公馆，而且这次还带了一位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另位人。他给曾希圣介绍，说这位高个子是他的同事，叫冯传庆，同在戴笠的军统总部搞电讯。俩人的要求一样：想到延安去，跟蒋介石对着干！

这事有点玄乎！曾叶剑英听取曾希圣汇报后，说，对这俩两个年轻人要进行教育和考察，视教育和考察之后的情况再定。

曾希圣按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对张、冯二人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建议他们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

张、冯二人后来确实积极主动地把蒋介石方面不少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公馆，而且这些情报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干这样的事肯定属于要杀头的，但张、冯仍在继续干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叶剑英向中央和周恩来同志也作了专门汇报，组织决定要重用这个通向敌人心脏的“特殊渠道”。

“他们过去是否是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共产党，主动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经我们反复研究，同意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同志为介绍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曾希圣同志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曾与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一起处理张、冯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同志在解放后这样回忆说。

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最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从戴笠手底下跑到共产党的“周公馆”来的几位“毛小伙”吧：

张蔚林，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的年轻人，只有在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里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

张蔚林(1916—194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庭。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平时，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多久，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个学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巨鹿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因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 在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蒙蔽、欺骗一些人去军统工作。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后迁重庆)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累累罪行，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而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相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人民抗战的革命党。不久，军统又派赵力耕、杨洗、陈国柱(均为武汉通讯技术训练班毕业)等人，到皖南的宣城、宁国补充那里的潜伏电台通讯人员。由于身在偏僻的敌占山区，生活较为艰苦，加之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上层人员又克扣薪水，引起了张蔚林的严重不满。1938年5月，他暗中串连赵力耕、杨洗等人和其他电台人员，联名向军统局拍发电报，要求增加工资，搞得上司们十分狼狈。于是，电台科长以张蔚林秘密串连、煽动闹事为名，报请电讯处，请求批准给他严重处分。当时，电讯处长魏大铭是挂名的，实权掌握在副处长董益三手中。董曾担任过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张蔚林是他的得意门生。因此，董收到请求处分张蔚林的电报后，把它悄悄压了下来，并借机把张蔚林调到重庆，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负责侦收各个电台发出的讯号和控制电讯器材的供应工作。

张蔚林来到重庆后，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几位年轻人在一起时常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痛恨自己身陷敌营，决心找到共产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对于张蔚林订阅《新华日报》，董益三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到：

张在一科工作一段时间后，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说张的行踪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还订阅《新华日报》。这里仅有他一个人订此报纸。我即找他来个别谈话，问他为什么要订这种报纸，他回答是出于好奇，因这种报纸上载的文章与别的不同。最后他对我说：“董处长既然这样，我以后就不订了。”我又问他是否有组织联系。他说绝对没有，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关于冯传庆，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冯传庆(1912--1945)，又名冯小虞，中共党员，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个电讯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亲冯念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变”前任绥远归化电报局长，后因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离开归化，不久病逝。母亲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归化纳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带着八岁的儿子冯传庆和一岁的女儿冯晓湘回到杭州，以养蚕刺绣抚养儿女。1922年，10岁的冯传庆患了一场麻疹，因母亲忙于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烧不退，脸上长满了疮疤，奇痒难禁。他咬紧牙关，顽强地与死亡搏斗，终于活了下来，但脸上却从此留下了几颗清淡的麻点。寡母的勤奋操劳，幼年生活的穷苦．疾病的折磨，培养了他顽强坚毅的性格。

冯传庆自幼聪颖好学，愤发读书，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所不会。他尤其喜欢书法，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比刻的还好。他从小富于理想，热爱生活，幢憬光明的未来。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派到山东威海卫当电台报务员，后调到国民党交通部所属的天津电信局任无线电报务员。由于他的勤奋，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掌握了精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他能在复杂纷乱的电波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电台呼号；他能排除种种干扰，搞清并收听对方的电码：他能修理中外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使他在国民党交通部无线电通讯系统内部．被誉为第一流通讯技术人员，也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7年夏，冯传庆被戴笠发现并看中了，强行把他由国民党交通部调到军统局工作，并要他在这之前，先到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践踏着我大片美丽的国土。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冯传庆先是迷惑不解，继而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对于军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他也是略有所知的，因此，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却要去庐山受训，然后到军统去工作，他感到痛苦、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在庐山受训期间，冯传庆给母亲、妹妹写了一些信，叙述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在信中，他还给妹妹冯晓湘写了如下两首七言诗：

四方多难上庐山，

万般无奈一往还。

纵使上清无限好，

难忘忧患满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

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世上庸俗骨，

历来不惯住仙乡。

1937年深秋，冯传庆来到军统局重庆电讯总台，担任总台领班。不久，升为仅次于总台长倪耐冰的报务主任，直接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他为人正直谦和，对他下属的领班、主任报务员和报务人员都一视同仁。他看不惯那些包括戴笠在内的高级特务们专横跋扈、谄上压下的作风。对他们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荒诞无耻以及以种种莫须有罪名，随意监禁、杀掉电台工作人员的法西斯暴行，更是深恶痛绝。尤其使他感到愤慨的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军统局，不是去做对抗战有益的工作，而是压制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逮捕、囚禁、杀害中共党员和爱国学生，甚至派遣特务去延安潜伏，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战。他厌恶国民党，更厌恶军统，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心寻找新的出路，为抗日救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冯传庆来到军统局任职以后，他的母亲、妹妹和妹夫赵名高一家，也先后迁到了重庆。这时，他已经26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母亲和妹妹都十分关心他的个人问题，但每次提到此事，他总以“国难当头，好男儿应为国家分忧，而不为家屋所累”为由谢绝了母亲和妹妹对他个人婚姻的关心和焦虑。

1939年初，冯传庆和张蔚林因工作上的关系而结识了。由于有着共同的思想和语言，他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无话不谈。

1939年1月，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确山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火山，一起来到“周公馆”要求见“领导同志”，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述的曾希圣受叶剑英同志委托，并决定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负责打入军统内部的一个突破口。这个决定是兼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时任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共同作出的。

后来，张蔚林、冯传庆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安文元当了叛徒。其余几人都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敌人杀害。我们在此介绍一下这几位为中国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基本情况吧：

杨光烈士（1917——1945年），辽宁海城县人。原在家乡读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后在西安等地继续读完高中。故乡的沦亡，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在杨光的心灵上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他深知，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对蒋介石及其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1938年秋，杨光因生活所迫，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第12期受训，于同年10月被分到军统重庆第一电讯总台任报务员。本来，杨光报名投考军校，是想献身于抗日救国事业，谁知却受了欺骗，进入军统，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这使他心情异常沉重。而当他进入重庆电讯总台后，目睹了军统的种种罪行，更使他悔恨万分，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在共产党员张蔚林、冯传庆的教育帮助下，他的觉悟不断提高，主动要求从敌人的营垒中杀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后在张蔚林、冯传庆推荐下，由南方局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军统我地下特支成立后，在特支和张露萍同志领导下，积极投入地下秘密斗争。 1940年3月，杨光在敌人的大搜捕中被捕，于1941年3月被敌人转囚于息烽集中营。在四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乐观开朗。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拒绝了敌人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的企图，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爱国的。1945年7月14日，杨光同志与张露萍等六人一道，被敌人以押到重庆释放为名，秘密枪杀于息烽快活岭，时年28岁！

赵力耕烈士（1917——1945年），辽宁省海城县人。赵力耕自幼刻苦读书，成绩优良，尊敬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赵力耕正在海城中学初二读书，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赵被迫离开故乡，流亡关内，几经辗转，于1934年到达西安，在这里继续读完高中。在从海城流亡到关内的途中，他目睹了日本侵略在奸淫掳掠、血腥屠杀的种种残暴罪行和东北同胞扶老携幼，流离散失所，倍受蹂躏的苦难，对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无比仇恨。他暗暗发誓；要收复家乡，投身抗日，做一个有热血的爱国青年。1938年，因生活所迫，赵力耕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到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与张蔚林、冯传庆结识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赵力耕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后经张蔚林、冯传庆推荐，由南方局发展为秘密党员。不久，军统电讯处我地下特支建立，在特支和张露萍同志领导下，赵力耕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入艰巨的地下斗争。他经常利用值班之机，截获军统的重要情报，经破译后转交张露萍。有时情况紧急，他还以他熟练的发电技术，巧妙地将重要情报直接拍发给延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因“红色电台”案被敌人杀害，牺牲时28岁。

王锡珍烈士（1917——1945），河南汲县人。王锡珍是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后因生活所迫，于1938年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在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后与张蔚林、冯传庆接触，接受了革命思想，经南方局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军统局电讯处地下特支成立后，在张露萍和特支领导下，王锡珍积极投入艰巨的地下秘密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后王锡珍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捕，在狱中他坚毅不屈，痛斥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军统的黑暗，受到同监难友的爱戴。当监狱当局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时，王锡珍同志予以断然拒绝。牺牲时年仅28岁。

还有一位陈国柱烈士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他的相关档案。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组织的首脑机关里，有了这样第一批年轻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员，可想而知，军统的所谓“固若金汤”必定会冒出莫大的笑话来。

张蔚林、冯传庆等秘密共产党员，整天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能让敌人发现，这是个非常难的大题目。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延安来的美女——张露萍的出现，让叶剑英灵机一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借与张蔚林的妹妹为名，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的内行们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同志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一天，张露萍从外面回到周公馆，叶剑英就把她找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由她去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任务，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

“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年11月底，张蔚林便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的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宿舍。与之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等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一台台“X光透视机”，把蒋帮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透了个通体给我党我军。负责情报接收的雷英夫同志曾在解放后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一个特务潜伏小组准备打入延安，由于张露萍他们提供了准确情报，使这个特务小组还未进入延安，即被我军抓获。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她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她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

然而，就在“军统电台特支”的这群年轻共产党员们全心全意、英勇奋战在敌人心脏，为我党获得源源不断情报的紧要关头，一件意外的事，让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在工作时因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这时，张蔚林十分紧张，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会不会暴露等问题。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之际，逃了出来，并径到周公馆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了此事。

军统这边，马上发现了张蔚林的逃跑，于是特务们迅速搜查了他的住处，从抽屉里发现了有张露萍写给他的一封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有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马上追查！”戴笠立即下令！

而周公馆这边在听取张蔚林自己的陈述后，在并不了解敌人已经对他的宿舍搜查之时，认为张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现在扣押他可能只是为了惩罚，倘若现在逃跑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建议他还是先回去，以观后情再定。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响了他的恩师董益三的家门。但这时情况已经极其严重了……董益三在解放后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把三个真空管烧坏了，当时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从禁闭室跑掉了，电讯检查科科长肖茂如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同时稽查处又派人四处搜寻，后到了他住的张家花园，结果在那间屋里搜出了入党申请书和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材料……我说赶快向军统局本部报告，待我电话刚放下，外边守门的警卫来报告说张蔚林要见我，我即通告他进来，我气愤地问他：‘张蔚林，当初我问你有无组织关系，你说没有，现从你家搜出了东西，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事情到了这步，无法帮助你了。’随后我派了二个哨兵，把他送交毛人凤了……”

张蔚林被关在稽查处看守所。想到组织和冯传庆等同志的安全，心急如焚。怎么办？张蔚林看准了这个看守所所长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对情况不熟，于是张蔚林谎称要取钱用，求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上了当，手下的人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于是几位地下党同志安全撤离。第二天戴笠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这也就有了戴笠震怒，拨枪就把毛烈给毙了。

张蔚林被捕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当即逮捕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洗、安文元。

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已将整幢大楼包围，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情知不妙，借着夜幕，机警地翻后墙走了。冯传庆一路狂跑，竟然“飞”到“周公馆”。这时，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紧追不舍，知道坏了大事。气喘嘘嘘的冯传庆一进周公馆就要求见叶剑英或曾希圣和雷英夫，因为他不认识其他人。周公馆的工作人员知道出了大事，可又不便贸然让他去见叶剑英，于是临时决定由一般干部陈家康去见了冯传庆。冯传庆简单地把情况讲了一遍，然而异常紧张地说他们已经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在抓他，现在无路可走，只有到这里来请组织上想办法。一听这个情况，周公馆的同志便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马上从三楼走下来，问冯传庆到底怎么回事。冯说：“电台已被包围，正在抓人，我是翻墙跑出来的……”又补充说：“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

叶剑英朝他摆摆手，脸色异常严峻地：“其他同志可能已经被捕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

冯传庆望着叶剑英的表情，说：“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

“先休息，调整一下情绪和心情，再作行动。”叶剑英同志一边安慰，一边冯传庆要求他要镇定和经受住新的考验，并告诉了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因为情况紧急，必须马上转移。见冯传庆因仓促出走，穿得单薄，叶剑英便脱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铜色皮袍，披在冯传庆的身上，又帮他化上装，戴上礼帽，手拿文明棍，装成一位有钱人，还交给他200块大洋做路费。末后一再叮嘱冯专庆：“路上要住在旅馆、大饭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两点，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防空洞钻出来，到了嘉陵江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

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便在江边的一个渔民草棚子里倒下睡着了……早晨渔民一来，发现有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他的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便把他抓到了警察局。正在到处抓而空手归的特务们拿出通缉令一看：嗬，巧了，你小子就是“共匪”冯传庆啊！

张蔚林他们出事时，张露萍并不在重庆，她刚好去了成都探亲，对这边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她给南方局军事组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相距几百公里，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等候在关卡上的特务抓捕了。 原来，特务的这一招是叛徒安文元所为，他供出了“军统电台特支”的整个组织情况及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于是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了这份电报，于是也就有了张露萍在重庆一露面便被抓的结局。

张露萍被捕后，据周公馆的同志们介绍，曾出现过一件怪事：不久，张露萍突然出现在了“周公馆”附近。许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仅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后跟踪的特务们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也远远地走了。对此情况，雷英夫同志后来回忆分析道：“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红色电台案”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向自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一套”的戴笠丢足了脸面，因此对该案的审讯异常机密而歇斯底里。特别是在对付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身上最花力气。但所有的审讯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到军统电台的“间谍”，她仅仅是“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这样的供词。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七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当年与张露萍同在息烽监狱同囚几年的周大泉同志这样回忆道：“我和萍姐等共计三个女难友被国民党特务由重庆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当时特务头子周养浩不在监狱，我们三位女难友暂时被送进‘义斋狱室’。步进牢室大门时，第一个迎面见到的便是萍姐。她用奇异的目光注视并问我：“小妹妹，你有多大年龄呢？”我回答说今年只有16岁，她和牢房里其他妈妈姐姐们都以满腔怒火来表达反动政府对我这样的善良少女们的迫害。接着，萍姐便与站在身旁的两个孩子打招呼，其中一个便是《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来，把水倒给姐姐们喝，他们在途中一定很辛苦了，让她们到里面坐’，萍姐对他特别友好和关心。傍晚，萍姐又靠近我身旁问：‘小妹妹，你们为什么被特务抓来呢？’我向萍姐讲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她沉默一会儿后非常惋惜地说：‘你是一个有理想、有热血的青年，反动派把你当罪人关起来 ，真是岂有此理，横行霸道，你要永远记着这仇恨！’从此以后，我和萍姐被关在一起过着铁窗生活。在深夜里，有时听到她细微的哭泣声。有一天我问萍姐，你为什么夜里哭了？萍姐开朗的笑着说，哭是弱者的表现，我永远不会哭，我要和敌人永远斗到底。萍姐对革命的信心，对敌斗争坚强意志是值得人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从1943年被关进息烽监狱，到194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见到萍姐在坚苦的环境中采取各种方式对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比如：按女监狱规定，每月应当发给卫生纸、牙刷、牙膏、肥皂，以及一年两次服装，但特务们经常把这些费用贪污掉化为己有，几个月不发。萍姐为了揭穿他们黑幕，借这机会对敌人进行斗争。有一次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并说，如果特务头子周养浩向难友们谈话时你就揭发这情况。后来我真按萍姐的方法去做了，狗特务还真不久就把我们的日用品发下来了，难友们都为斗争扔赢得的胜利而感到高兴。萍姐则鼓励我说：‘小妹妹这是你斗争的开始，以后斗争还多着。’在息烽监狱规定每年有两个庆祝日，第一个是监狱成立纪念日，第二个是监狱特务头子周养浩生子纪念日。萍姐利用这机会把‘纪念会场’当作战场。难友们把会场布置一番后，当大家步入会场时，发现映入眼帘的竟是人民巨手握着的一把火红灿烂的大火炬，它象征着共产党领导的光辉大道。特务们气得直骂娘。萍姐在狱中经常帮助和教育我，有一次她对我说：泉妹，除了小妹和小萝卜头外，你年龄最小，许多事情还得下工夫学习，做人要有坚定的信念，勇敢的精神，机智的行为和灵活的对敌方法。她的这些金玉良言，令我终身难忘，成为了我一生的座右铭。监狱条件艰苦，又有几个小孩子，萍姐为此还精心饲养了一只白鸡，洁白的羽毛鲜红的鸡冠，也不知她是从何处拿到这只鸡的。她十分精心地饲养这只鸡，生下蛋后，就给生孩子缺奶水的难友徐宝芝和小萝卜头吃。自己则从不舍得吃一个蛋。有一次因为萍姐又让敌人出了一次洋相，他们们就严刑拷打她，给她戴上脚镣手铐隔离禁闭。我就悄悄问她是不是把鸡宰了给你补补身子骨。萍姐坚决不同意，说：我吃了太浪费，还留给难友徐宝芝的小妹妹和小萝卜头吃。之后，萍姐还经常鼓励我说：泉妹，你还年青，如果能够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里的革命先烈们的斗争史告诉后一代，让他们牢记当年他们的父辈如何为了民族事业人类解放而奋斗的。1945年春，国民党军统总部来令准备将萍姐处死，消息不知怎的萍姐知道，在临刑那天早晨萍姐收拾打扮并换上所存的一件衣裳，等待时间，当敌人来呼唤萍姐时，她面不改色，大义凛然，满脸笑容向战友们告别，萍姐昂首阔步走在敌人前面登上汽车，萍姐是雄赳赳地唱着国际歌离开我们的……”

张露萍在息烽监狱的日子里，还流传了她痛斥和痛打特务头目、俗称“笑面虎”的监狱主任周养浩的故事。

周养浩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对美貌如画的张露萍垂涎三尺。一日，他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没说两句便嬉皮笑脸，上前想耍流氓。张露萍厉声喝斥：“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人了!”厚颜无耻的周养浩不信这一套，继续将身子挨紧张露萍，欲动手动脚。“啪!啪”张露萍毫不含糊，举手就给了他两巴掌。周养浩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张扬，指着张露萍威胁道：“你!你不识抬举，等着瞧!”张露萍痛打周养浩的事，很快传遍了全狱，搞得这个衣冠禽兽坐卧难安，狼狈不堪。

又有一日，狱方突然搜查难友李任夫的铺位，发现李与张露萍在来往的纸条中大骂周养浩是“活王八”。“妈的，他们反了！”周养浩气得七窍生烟，立即召集全体监狱“犯人”，当众毒打李任夫40大板，并罚戴重镣和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连带上了重镣，罚吃半月盐水饭。贼心不死的周养浩，又利用这个机会假献殷勤，再次找张露萍“单独谈话”，又嬉皮笑脸地夸她如何“年轻漂亮”，“前途远大”，只要“听话”，就可以释放等等花言巧语，还写条子叫会计室发200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张露萍。“见你鬼儿子去！”张露萍一把抓过条子，“刷刷”撕成两半。

“你等着死吧！”周养浩气急败坏地甩手而去。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突然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七人到重庆开释。

开释？笑话！机警的张露萍立即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随后，她镇静地拿出梳子，精心地将头发梳了又梳，一直梳出她认为最满意、最时髦的发型。“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后边的够不到，你再给我梳梳。”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着，眼泪早已忍不住流淌在脸颊上…… “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说完，张露萍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那件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并戴上红宝石戒指，然而像个美丽的神女，昂首走进牢房……

特务们的汽车迅速将张露萍等“红色电台案”的共产党员们拉出息烽监狱，驶向密密的快活岭丛林。这是一次预谋的屠杀：特务们将车子行至离息烽县城三公里左右的快活岭的一个军统被服仓库时，便按事先准备的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强行叫张露萍等七人下车。当张露萍他们刚刚下车，走上仓库的台阶时，“哒哒……”只听一梭梭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的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关等人中弹倒下……当刽子手正在为自己“干得漂亮”而狂笑之际，突然，张露萍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她扭过头来，怒目圆瞪，手指着流着鲜血的胸脯，向刽子手骂道：“笨蛋，朝这儿来，打准点!”这一景，吓得刽子手个个汗毛倒竖，连退几步。“哒！哒哒！”少许，才又见一个特务慌忙地连放数枪，张露萍再中六弹后才倒下没有再起来……她死的时候，那只美丽而仇恨的眼睛一直开着，永远盯着那些向她扫射子弹的敌人。女英烈的这一幕，让心怀鬼胎的特务们仿佛中了魔一样害怕，后来传说在特务的营房里经常有人突然会喊：“张露萍显灵了！”开始，特务们还是咬着耳朵悄悄地说此事，后来所有的特务都知道了，个个心惊肉跳。有特务说，他在晚上站完岗回宿舍时，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背后挨了一掌，他猛回头一看，是张露萍在朝他笑，吓得他“嗷”地尿了一身；另一个特务提着油灯巡夜，当他走到“义斋”附近时，突然一阵狂风，油灯被刮熄了，他回头就跑，边跑边喊：“253显圣了!253显圣了!”（注：“253”是张露萍在监狱里的狱号）。小特务这么一嚎叫，把所有特务们都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闹得整个看守所鸡犬不宁，彻夜无眠。最要命的是那个周养浩，他本来就做贼心虚，知道张露萍的“鬼魂”最会来纠缠他，于是备了一桌包括三“牲”在内的丰盛祭品，摆在张露萍的墓前。周养浩像条丧家狗似乎的一边叩头，一边跪着祈求饶恕道：“杀你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不得不如此啊！乞求你在天之灵饶恕罪人……”

第四章：另一种背叛

一

“红岩”里的每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党的事业成与败，在于所有党员同志的忠诚与背叛。同样，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否，也在于每个革命同志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的坚定与否。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能否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坚定自己的事业，信仰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的人；信仰不坚定的人，就不可能将事业进行到底；背叛信仰的人，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翻开“红岩”烈士名册的档案，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一些家庭出身富裕和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对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无私无畏，赤胆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热爱和向往。这种超越阶级关系的崇高献身精神和背叛本阶级的无所畏惧的远大理想追求，都值得我们以此为榜样。马克思经典主义作家曾多次论述道：那些认识了本阶级的剥削本质和反动性，从而转达向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才是真正崇高的人。

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必定是胸襟坦荡，理想远大，从不追求个人名利，鄙视物质享受，从不被任何东西诱惑，将伟大之爱献给普天大众，把热情与激情挥洒在有意义的工作和事业之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平与解放的伟大斗争事业中，有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的人，永远受人尊敬和世代不忘。

“红岩”故事里，有我们熟悉的出身平寒、革命坚定的“江姐”、“许云峰”式人物，也有像“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职业革命家车耀先、罗世文等，更有一批出身在富裕的地主土豪等反动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所表现的忠诚程度，实令山河动颜，天地动情……

在“红岩故事”的革命烈士诗抄里，有首当时当时署名“六面碰壁居士”的《囚歌》在监狱里最流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身躯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现今年岁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它是著名爱国将领叶挺先生的遗作。对于叶挺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写出这样一首光辉诗篇，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因此我们在此对叶挺先生作些介绍——重要的原因是：叶挺生前也是被关在重庆的，他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进行过坚定而不屈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党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前期，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营长，后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强攻汀泗桥，智取贺胜桥，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队被誉为“铁军”。后升任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于8月1日与贺龙同志一起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的创建者之一。同年12月又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迫流亡海外，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前，叶挺回到祖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许以高官厚禄，要他反共，但叶挺严词拒绝。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投入到了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欣然到延安受命。毛泽东在欢迎叶挺的大会上致词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北伐名将，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则在致答谢词时，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达了他回归革命队伍的决心：“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路险，勇于登攀；我有一段，爬到半山，又折回头去，如今才追赶上来。今后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与大家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在叶挺领导下，新四军纵横驰骋于扬子江畔、淮河之滨，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战功卓著。然而，这支抗日有功部队，却遭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一方面克扣、拖欠其军饷弹药，使之陷于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在新四军中的我党某些负责人总是以极左的思想来看待和对待叶挺，使其精神受到很大伤害。在双重压力下，叶挺屡次向中央反映，并曾主动要求放弃职务。然而党中央对叶挺高度信任，使他有了继续留任的决心。这时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则在不断设立种种阴谋，欲歼之而后快。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代电，强令在长江、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将驻皖南新四军部队移防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北移。 6日行进到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的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叶挺领导下的新四军历时7个昼夜浴血奋战，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一部分被俘外，数千人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被杀害，军长叶挺被扣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富有天才军事才能的叶挺被捕后，蒋介石得意万分，想借此机会拉拢叶挺。“皖南事变”后，叶挺等10人被国民党军警押到宁国。期间，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战区司令上官云湘奉蒋介石之命，向叶挺提出只要他发表声明，诬指新四军首先袭击友军，就可让他当战区副总司令。面对袭击新四军的刽子手，叶挺强压心中怒火，一言不发，拂袖而去。碰一鼻子烟的上官云湘只得把叶挺解送江西上饶监狱。之后，蒋介石又多次派顾祝同、罗卓英、黄伯韬等人，相继以老同学、老同事名义轮流做东，做叶挺“工作”，结果无一成功。相反，面对这些不抗日、专搞内战的“老同事”、“老同学”，叶挺多次拍案怒起：“不想你们这些身为国家军队之高级将领，却在侵略者面前如此软弱！我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1941年7月起，叶挺落入军统之手，被送往桂林城郊七星岩洞秘密囚室，内部由“桂办”警卫组长沈默(沈醉之弟)带领12名特务日夜轮班看守，洞外另派一排宪兵担任警戒。1942年1月3日，叶挺又被秘密押往重庆。这回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了。

蒋：身体很好？

叶：还好!

蒋：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蒋：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蒋：你这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实是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叶：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

蒋(大声)：你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你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吗？

叶：如果这样说，新四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蒋：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你是不是共产党？

叶：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蒋：你觉得共产党对，你就到那里去，你觉得国民党对，你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你一条正路，你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

叶：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你到第二战区去好好休养，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非常生气）：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叶回来还同郭谈话约一时，最后结语：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这份保存在重庆红岩历史档案馆的“馆藏A类档案-A251”编号的重要材料，是当年叶挺自己亲笔记录蒋介石与之谈话的回忆材料。1996年，叶挺将军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叶正大中将，在延安参加纪念“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活动时，时任军委领导的杨尚昆同志对叶正大说：“我想起一件事，说明你爸爸真不愧是北伐时率部打出‘铁军’威风的硬汉。‘皖南事变’时他被关押，连老蒋(指蒋介石)亲自劝降，威逼利诱，都被他巧妙地顶回去了。我那时就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看见过这个‘笔录’。后来转到哪里去了，我就记不清了!” 事后，叶正大设法通过组织多方查寻，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浩繁的文件资料中查出来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因为不能让叶挺就范，蒋介石认为极丢面子，下令取消对叶的所有“优待”，移禁白公馆看守所。大特务沈醉在解放后回忆这个情况时这样说：“我去看过三四次，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对国民党报纸看了很厌恶，看一下就丢在一边，但又无聊，无可消遣，无人谈话，往往又把丢在地上的报纸拾起再看下去。看守所长侯子川很凶残，打骂犯人，但对叶不敢随便，有时叶还叫他不要对人太过分，没有必要增加别人痛苦。有次戴笠顺便去看叶，先叫我去通知叶，戴进去时，叶还是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把大葵扇。平时去，他还有说有笑。戴去，他理都不理。侯怕叶不认识，便介绍说：“戴先生来看你。”叶坐着不动．说：“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诉过我吗？”戴向他招呼，叶把嘴噜一下，“请坐”。戴看这样，知道没有什么好谈，只问一下他生活情况，叶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看他冷淡，心里老大不高兴，站了一会就走了……

后来叶挺又被转往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在这里，由军统技击班副主任李克炼带领24名便衣和武装看守警戒，叶挺戏称他们是“24大金刚，24个饭桶”。

叶挺夫人李秀文开始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通过李济深的关系，她打听到丈夫叶挺被关押在重庆，于是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戴笠。半个月之后，戴笠才同意李秀文母女到歌乐山下五灵观招待所，与从囚室下来的叶挺相见。当见到长发长须的丈夫时，李秀文泣不成声，叶将军见到母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蒋介石原以为李秀文会劝说丈夫妥协，结果李秀英给叶挺带去的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问候和敬意。叶挺对此极为激动，他知道因此知道了自己在坐牢并不孤立，尤其是听说中共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他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疾笔写下了“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著名《囚歌》。该《囚歌》写成后，由其夫人带出后及时交给了文豪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看后，感慨地称之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后来便在社会上广泛传诵。渣滓洞监狱难友胡作霖还在监狱里将《囚歌》谱成曲，成为渣滓洞的“洞歌”。

自“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叶挺被关事件一直同国民党政府交涉，每次都提出要求恢复叶挺的自由，然而国民党方面总是从中作梗，使叶挺的事一拖再拖。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将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蒋介石仍然不从。1946年3月，我党提出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生俘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再次要求释放叶挺，这时蒋介石才被迫同意。

叶挺获得这一消息后，自然异常兴奋。但由于叶挺的身份特殊，他出狱后到底想干什么，这是许多人士都很关注的事。叶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特务沈醉在他的回忆材料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回忆：

毛主席提出要放叶，我特地好奇地去看叶，看他出狱后办什么。叶毫不迟疑像做了长时间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答我：“我出去第一件事需办的，便是请求恢复我的党籍。”我十分惊异，一直没想到他是一个脱离了共产党的非党员，直到那天我才明白这一情况。他说完后昂起头来，凝视窗外，久久不发一语。我怕碰钉子，赶忙辞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报告，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囚禁5年多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这时他已长发披肩，胡子齐胸。行前，他拢着长须，对长期看管他的特务沈醉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说完，叶挺发出爽朗的笑声，登车驶向他早已向往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驶去。

叶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党申请。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修改了的电文这样回答叶挺：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

4月8日，中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叶挺与夫人、杨眉、阿九、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乘坐的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途中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叶挺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亲笔在《新华日报》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叶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载入红岩革命史册。

二

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反动阶级的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他的特殊性——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其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现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与忠贞情操。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同志，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关于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的狱中情况，像“江姐”、“许云峰”和《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并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江青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刘国鋕、曾紫霞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在敌人监狱里蹲过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有个“疯老子”，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领导的韩子栋。韩是有数的几个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生活过的见证人。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罗世文、车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务抓逮的。俩人开始关在成都的一个院子。罗是苏联留学生，与大特务邓文毅、蒋经国在苏为同学，因此邓文毅想劝罗世文投降，但被罗拒绝。

到息烽监狱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后来又从息烽监狱押到重庆，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后的7、8月份。到重庆途中，经过桐梓时因下雨，桥冲垮等修桥过程中，罗世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内容写得比较简略，不知周总理到底收到没有。到渣滓洞是这年的7月20日左右，关在渣滓洞二楼。当时我关在4号牢房，罗世文关在8号。只关了几天，特务传说罗、车在四川熟，关系多，想法要把他俩另押到一个地方。到了8月10号，突然听说要将他两人押南京，罗世文这时用了纸片写了道：‘此去凶多吉少，高举我们的旗帜。”这纸条后来由我传给许晓轩。许又给了文光甫，文在皮鞋内夹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务们将罗世文和车耀先叫了出去，说是将他们送南京去。几天后仍没有回来，这时我和许晓轩、宋绮云等被押白公馆。在白公馆见一个姓杨的特务用的正是罗世文的脸盆，我们就怀疑起来，后慢慢打听到罗世文和车耀先已经被敌人杀害了……罗世文在狱中表现是好的，

韩子栋在同一日回忆时又补充道：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里的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达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共产党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则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共产党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正常。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我了解清了，他罗世文确实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新华日报》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指监狱的特务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真要揍我。还好，他没有揍我。后来我把怀疑的原因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罗世文的气才消失了很多。他告诉：他关在重庆时，邓文仪（他在苏联的同学）带了很多东西去看他，跟他谈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罗很生气地严厉痛斥了邓。说到为什么有人给他送东西一事时，罗说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不过罗说有可能他被捕以后，是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问蒋介石要人，这样可能他罗在监狱的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罗还说到了为什么看守们喊他是“张先生”时，罗说这是他关在重庆时的化名。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共产党员假共产党，好像溶铁炉中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牢里的残酷斗争，使我后来断定罗世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于共产党的。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共产党而献身的。罗世文给我讲党史、讲长征，也讲到他在四川被张国焘关起来的事。讲西安事变时，说张学良不和周恩来商量就决定跟蒋介石飞南京，张学良到了飞机场，周恩来才知道，但已经来不及挽救了。我听到这里，一块块堵着我心上的石头，像是突的蹦了出来。讲抗战时，国内外的青年，纷纷奔向延安的动人情况，说的有声有色。在监狱里，是罗世文把我的精神鼓起来了，我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了，我病弱的身体，不知从那里又来了劲。于是，我也把自己的情况、监狱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汇报。在我向他汇报的中间，大概他是用现身说法鼓励我，他给我谈他的家世，他是大盐商家出身，他的母亲为什么鼓励她的独生子参加革命等等。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毛泽东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神，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如果监狱看守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样对我们的狱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后来罗世文自己就去当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给监狱里的同志们提供了很多进步书籍看。

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我们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同志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残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龚浩然，另一位与罗世文一直坐过同一监狱的人。他这样回忆与罗世文的一段特殊经过：

1943年5月份，我被关在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去后即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很端正的人，年略30多岁，（我当时有19岁）。他对我很关切。大概有半年多之后，我听同我关在一间牢室的姜士豪说：“那位身材高大的人，是罗世文，他是中共党员，是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因成都地区闹抢米风潮而被反动派迫害逮捕来的。”姜士豪又说：“罗世文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他俄文很好”等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罗世文也了解我是被迫害才到监狱的，他当时说我是“时代的牺牲者”。他曾很关心地叫我读一些苏联小说。他平时见到反动派管牢的人，就骂。有时反动派强迫我们做苦工，打石头，抬石头抬木料，罗世文就说这是反动派想以罚苦役来摧残我们的身体，而我们要认为这正好是松松我们筋骨的好机会，大家要为今后“天亮了”（天亮了，就是共产党解放我们大家的暗语）作准备。他当时就是“横眉冷对反动派”。牢中有人病了，他非常关心，常常询问病情。平时他的学习从不厌倦，只要有光线看得见，他总是在看书看报。当时同牢里有几个苏联人，其中有一个是苏联的船长，还有一个是南斯拉夫人。罗世文常与他们用俄语交谈。他总是充满着革命激情。我曾听许晓轩说过，反动派曾要罗世文写悔书，并以高官厚禄来引诱他。罗世文当时把敌人大骂了一顿，甩手而去。记得有一次监狱开了一个哲学辩论会，反动派大讲精神为何伟大，罗世文当场以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及马克思的哲学论点，把反动看守驳得体无完肤。我们听了罗世文的辩论雄才，由衷的激动和高兴。当时反动看守气坏了，罚罗世文和我们一起去做苦工。1945年底我被释放时他还关在那里。我始终坚信罗世文是一个好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关于传说中的罗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写的《罗世文传》也许是记录罗世文这位“红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笔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内容，以供大家进一步了解罗世文——

在“江姐”江竹筠家乡的自流井一带，有一河叫清溪河，它从威远县西北缓缓流向东南，再在贡井地区与旭水河汇合后，即称为釜溪河。就在威远县与贡井交界处的观音滩，有一座三曲拱的大石桥，长约五十公尽，宽约五公尽，两边桥头各有一对生龙活虎的石狮子，更增添了大桥的威势。观音桥两岸，平畴活野，竹林蓊翳，垂柳指舒，景色佳丽。在观音桥紧靠威远县一边的向家岭上，在那层层高大繁茂的果树森之间，有一座建筑得壮阔美观的大院子。这，就是罗世文家的——罗家大院。1904年农历6月21日，罗世文就在这里出生。

罗世文家族早年由湖北迁来四川自流井。罗世文祖父罗声衢是自流井的一个盐业资本家，为自流井旧式盐业中的杰出人物。他在帝国主义经济侵入内地，引起封建经济分化破败的情况下，毅然吸收了西方先进蒸气机吸取盐水，并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地发明了多种凿井和运盐工具以及分井火的方法，推动了自流井的盐生产，成为当时当地井盐革命的领导人。据说，罗声衢发明的盐井钻机，还被美国人引用去打石油，结果才有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而美国从此步入了20世纪的世界强国。

罗世文的父亲罗万隆，长期经营盐运，其前妻无子，娶了罗世文的母亲。过门不久，前妻生了儿子，罗世文的母亲就遭到虐待。生罗世文后，母亲因与丈夫不和，只身悲愤地和艰辛地领着年幼的罗世文生活。1907年，罗声衢生意亏损，又负官运局及票帮债务达数十万两，被抓入狱中作抵押，不久因忧愤过度，庾死狱中。从此，罗世文与母亲相依为命。幼时的罗世文就聪颖过人。入私塾读书后，更加刻苦勤学。他从小就手不释卷地纵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史籍、小说和诗文等。罗世文家族中有一些留学日本的长辈回到家乡，不但给家乡带来了不信神而信科学的民主思想，而且也给罗世文等小学生讲外语，讲自然科学，开拓了罗世文的眼界，为他打下了外语基础。

威远、自贡一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爱听老人讲故事的罗世文生前的革命传奇——

这得把时间推到1911年，四川人民为反抗清政府出卖粤汉、川汉铁路建筑权，掀起了大规模的保铁路风潮。这年9月15日，威远县爱国鋕士、同盟会会员胡驭垓领导威远民军起义，杀死威远县县吏，宣布威远独立。随即，吴玉章与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的荣县起义成功，同时也宣布了荣县独立。不久，义军从荣县、威远一带向自流井进攻。义军统领杨绍兰带兵驻扎在威远县观音滩一带，有的就借住在罗家大院。次日晨，义军从观音桥向对岸山堡的五子营八安寰营的清兵发起进攻。义兵们端着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冒着清兵的毛瑟枪、五子枪、九子枪等射出的枪弹，冲过观音桥，在马鞍山与清兵展开了一场大血战。正在激战中，从成都传来了清帝退位的消息，义军又经观音桥撤回威远。这段时期，年仅七岁的罗世文亲眼看见起义军扛着土枪、长矛，头扎白头巾，住在自家大院，就十分好奇地前去听起义军讲打仗，杀清兵的战斗故事，听他们讲推翻满清皇帝的道理。不几天，起义军回到观音滩，许多人手里都提着一串一串的清兵的耳朵（当时义军以此论功请偿）。义军还抓住了一些清兵士兵，要当众斩首。罗世文家族的长辈出面为这些士兵求情，说这些士兵都是无辜的，杀了怪可怜。于是义军就把这些俘虏留下来了。不久，义军撤回了威远、荣县。但是，起义军推翻满清皇帝的壮举和他们英勇战斗的事迹，却给罗世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5年底，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演出了复辟帝制的丑剧。这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皇帝“登极”前一星期，蔡锷在云南组成“护国军”，宣布独立，并于1916年1月，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后，讨伐袁世凯。其时，朱德率领一个旅转战和驻扎川南一带，朱德部下一位姓张的连长讲故事。张连长经常受朱德之命，率一连人驻在观音桥。11岁的罗世文经常和同学一起请张连长讲故事。张连长经常受朱德旅长的指导，思想比较进步、他给孩子们讲：“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独吞了革命果实，投靠外国洋人，压迫国内人民，大搞专制独裁，还要想当皇帝。我们云南“护国军”在蔡锷领导下兴兵讨袁，就是为了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罗世文听他讲得很有道理，又想起小时候看到的辛亥革命军战斗的情景，对讨袁的护国军十分尊敬，对妄想称帝的袁世凯充满了仇恨。晚上回到家里，恰好窗前的腊梅开花了。黄灿灿的小花，迎着凛冽寒风，傲然开放，在晚风中散了出幽微的清香，使罗世文心旷神怡。他在梅树下久久徘徊，蓦然想到：今天，北方正是冰封雪裹，寒风凛冽，可我们这里，怒放的梅花却预告着春天的到来！这不正象征着当今中国的政治形势吗？这盛开的梅花终究胜过那富贵的解语花，温暖的春风一定会融化那漫天的冰雪！想到这里，他不禁欢快地跑进屋里，提笔写下了《咏梅》诗：

北国银山冽，

南庾已报春。

浮香羞解语，

寄意陇头人。

这首诗写出后，受到老师好评，也在同学中广泛流传。1920年秋，16岁的罗世文经前清举人罗爱棠的推举和资助，到重庆读书。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异常。但是一想到儿子就要长久地远离自己，又不禁暗暗地心伤。晚上，母亲亲切地说：“娃儿，你都16岁了，这下又要出远门，妈给你说一个媳妇，你娶了亲再走吧！”罗世文一听，不禁睁大眼睛，诧异地望着妈说：“妈，这怎么行，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谈这些事哩！”

“妈就你这个独根苗看着你娶媳妇，妈就放心了！”母亲说。

“妈，你听我说。”罗世文深情地看着母亲开始起了皱纹的脸，说：“你不是经常教育儿子要作一个有用的人，使天下的女子再不象你那样受苦，使天下的儿童，再不象儿子那样受苦吗？！我到重庆，就是要去学习，去工作！我怎么能为生活上的事情影响我的学业呢？你说是吗？妈！”

儿子的雄心壮志，使母亲十分欣慰。她高兴得把儿子拉到自己的怀里：“你说得对！好好去学习吧！妈不拉你的后腿了！”

不几天，罗世文踏上大路，从观音滩步行百十里，走到邓井关搭盐船。一路上，罗世文看到船工们划船、接船，劳动十分沉重，生活却异常艰苦。船工们划船、拉牵时，都要喊着高亢的小河号子，那号子既好听，又令人悲怆：

脚蹬石头手爬沙，

挣点铜钱养我妈！

嘿唷嘿唷！……

穷人的困苦，给富家出身的罗世文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心如火烧火燎一样难受。

最使罗世文气愤的是，盐船一路上都要受到各地军阀的检查。在每一个关口、码头，驻防在那里的哨兵们横行霸道，不给他们上税、行贿，就不让上岸。这一切，让罗世文深感世道的不平。

经过四天的航行，罗世文终于到达了他渴望已久的目的地——重庆城。在码头和街道上，罗世文看到那些肮脏褴褛、啼饥号寒的乞丐们到处皆是，紧皱双眉，愁肠百结：怎么城里贫富差异也这么大啊！

罗世文住在叔伯姐姐詹五姐家。这是一个古董商人，詹五姐在丈夫去世后继承了一笔很大的遗产，生活条件颇好，所以对对娘家来的亲戚也十分照顾，经常给予瞻济。罗世文安身于此，少了许多麻烦和不便。不久，罗世文以优异成绩考取教会学校——青年会的英语补习班，学习了一年的英语。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绩考取顾重庆甲等商业学校第13班。

重庆商业学校是一所职业学校，设在重庆机房街，开设中文，外文、数学、薄记、会计等课程。校长梅际郇，号树雨，是一位知名的举人和学者，很重视学习。罗世文进校后，校长又换成胡宇光。他是一位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常请社会上的知名的进步人士来校讲课，学校风气也很纯正。罗世文在商业学校，刻苦好学，所以每学期几乎都是头二名，因此皆为免费读书。这期间，“五四运动”对重庆影响很大。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传播，使得罗世文受益不浅。他如饥如渴地看着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天》等报刊杂志。他尤其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开了罗世文的心灵窗口，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许多进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渐明白了要想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从此，罗世文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革命活动，期间他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吴玉章和杨闇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员肖楚女等同志。在这些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罗世文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在参加革命活动中，不断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月20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纪念列宁的专题演说。在四川成都，吴玉章和杨闇公等同志领导群众在少城公园举行了列宁逝世追悼大会，并发表了宣言和演说。在重庆，则由肖楚女和罗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学生和群众团体代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候，重庆“一肖一罗”即肖楚女和罗世文，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

1924年5月21日，杨闇公同志由成都返潼南故乡后，来到重庆。罗世文热情邀请杨闇公到进步青年中讲演马列主义的真理。而杨闇公同志则以敏锐的目光，很快发现了罗世文是个革命的人材，并认为罗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并对其给予特别的器重和培养，提携罗世文担任重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从此，罗世文与肖楚女、杨闇公等同志一起，成为领导重庆市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

这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乘军阀混战之际，私运伪币来渝，被重庆军警团重庆督察处查获。船主不但拒绝检查，反而将督查的士兵六名一齐捆绑，掀下大江，淹死四人，重伤两人。重庆军警团即将船主及船上伪币押回督察处。日本领事不但不依国际公法让中国人按法律处理该船主，反而污蔑中国兵士侵犯日本轮船警察权，要中国放人、道歉，赔款。卖国贼的重庆关督察江岳生不但不处理日本船主，反而将日本船主释放，还对其道歉认错。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极大愤慨。

罗世文立即与杨闇公等同志商议，决定要以这件案子作为一个事例，激发重庆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肖楚女和杨闇公赞成罗世文的主张，他们三人开始领导了这场在重庆近当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革命运动。11月20日之后，肖楚女接连在《新蜀报》发表评论，愤怒声讨日本商船私运伪币、打死中国地方检查官的暴行，同时揭露江岳生等卖国官员投降媚外、压制舆论的行为。罗世文则以重庆学联领导人的身份，到省立二师、川东师范和联合中学等学校以及市商会等群众团体进行讲演和鼓动，主张由人民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全市群众猛力抨击日商船惨无人道、道貌岸然的行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川重庆的种种罪行。集会和宣传获得巨大成功。随后，肖楚女代表报社，罗世文代表学联，同其他几位群众代表登上日本领事馆之门，同日本领事馆及其代理人进行谈判斗争。在谈判中，日本领事馆骄横地说：“我们日本政府同贵国政府签订的条约中规定，我们日本有在贵国行使警察权、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的权利，因此，日本商船的船主由我们处理，贵国不得进行干预！”罗世文一听此话，勃然大发怒！他立即愤慨地批驳道：“贵领事所谓的，‘警察权’、‘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等等，都是中国反动腐败政府在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炮舰和强权之下产生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四万万人民从来没有承认，今后也永远不会承认！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行使所谓的，‘警察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并且强烈要求立即取消这此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次日本船商德阳丸号船主在中国的国土上违反中国的法律，害死中国的士兵，当然该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按照中国法律进行治裁！你们有什么理由干涉和破坏？！”罗世文和肖楚女等同志的义正词严、气壮山河的发言，驳得日本领事张口结舌，狼狈不堪。然而，日本人勾结重庆当地政府反动官员，企图大事化小。罗世文他们看穿日方的阴谋，12月13日上午，在他们的组织和发动下，在打枪坝召开了有七千多人参加的“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商船惨杀我同胞案”的群众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并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呼吁通电，同时向日本领事馆提交了抗议书，也向重庆伪政府提出了六点要求。这次群众大会及后来的盛大游行活动，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杨闇公十分高兴地指出：“今后只要善于用其气，加以培养，必不可限量的，真是可喜！”罗世文也从杨闇公、肖楚女身上学到了领导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与卓越艺术，同时也深深感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工作，必须抓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每一个非法行为，使其在中国到处碰钉子；我们的斗争，必须和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利益个结合；我们的一切口号都要出自人民的肺腑；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1924年至于1925年间，罗世文与杨闇公同志先后组织进步青年成立了“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团结重庆进步青年和劳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革命斗争。在罗世文、杨闇公同志领导下，“平民学社”和“劳工互助社”推动了重庆的革命运动，并为重庆和四川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

1925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罗世文正准备迎接学校的毕业考试。当他随手拿起当日的《新蜀报》草草看了一篇文章后，猛然将右手捏成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哼，帝国主义竟在中国枪杀我同胞啦！”被惊醒的全班同学立即都围过来看报，那上面赫然登着震惊全国的“五卅”大血案的消息。同学们顿时气愤万分，纷纷响应罗世文的建议，举行声援上海学生运动的全市大游行。随即，他和肖楚女、杨闇公一起，领导了山城各界成立了“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并于6月25日召开了全重庆市的声援大会。之后又举行了大罢工。为了指导革命运动，罗世文与肖楚女不辞辛劳，创办了《爝光》杂志。这份革命刊物立即遭到了封建军阀刘湘的忌恨。刘湘为拔除这个眼中钉，立即派人草拟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禁令》，派专人交给肖楚女、罗世文二人。禁令上说：“……爝光刊物编辑人肖楚女，发行人罗世文，假爱国反帝之名，行宣传共产之实，……勒令查封该刊物，经办人员限期三日出境。如有违者，定依法究办。”接到禁令后，肖楚女于愤慨之余，连夜草拟了《肖楚女的人生观》一文，据理批驳刘湘的禁令，申张革命的正义。次日，《新蜀报》全文刊出此文，轰动全城，弄得刘湘手足无措，恼怒万分。罗世文在愤慨和激动之中，挥笔写下了三首绝句：

勒令淫威下，

爝光得永生。

燎原燃野火，

草木目春荣。

苛政猛于虎，

先行誓必争。

急风知劲草，

抱璞守忠贞。

落帽秋风易，

牺牲革命常，

前矛如海塔，

后启允鹰杨。

这三首诗，有力地表达了罗世文对反动军阀迫害的轻视和卑视，以及对革命真理传遍四方的坚定信念。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派肖楚女去广州，而罗世文恰好于本期在商业学校毕业，遂决定派他取道上海赴苏联留学。

1925年10月上旬的夜晚，年轻的罗世文在重庆南岸弹子石码头上船之后，依着船弦望着奔腾浩荡的长江，望着象蒙艟旦舰一般耸立在长江和嘉陵江汇流处的朝天码头，心里充满了依依不舍之情……在离渝前夕，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

经过八天的航行，轮船于下午抵达上海港。罗世文下船后，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恽代英同志和已经在此工作的肖楚女同志的热情接待。三天后，罗世文同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同志一道，向海参威前进，开始了他革命人生中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经历。

在苏联，罗世文同向警予及从另一条过来的刘伯坚、王仁达、李大章等同志编入中国班。从此，罗世文同志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东方大学在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关怀下，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建设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他们选派了优秀教员，提供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各种图书、资料，生活上也给予较好的照顾。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罗世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手不释卷地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革命战略战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为其经验。尽管学校苏联专家、教师上课时都配有翻译，可以不学俄文，可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学习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他还是刻苦地学习俄语和德文。由于他在中学时即已通晓英语，再加上他天分高，记忆力强，又刻苦，所以罗世文的俄语、德语水平迅速提高，很快能阅读俄文和德文的原著了，这给他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插上了翅膀。

在罗世文留学苏联时，正值国内北伐大革命高潮时，许多留苏学生特别是共产党员们都陆续被调回祖国参加战斗。罗世文心急如焚，多次向组织要求回国，可组织上要他继续学习。1927年春，重庆发生了反动军阀王陵基镇压革命运动的“3·31”惨案，罗世文的老师和挚友杨闇公同志在此次惨案中壮烈牺牲。得到这个噩耗后，罗世文无比悲愤，决心为烈士报仇雪恨，并写下了《寄张无》的诗篇：

涂山诀别几经秋，

故国不堪江水流。

可惜身无双羽翼，

归来聚首斩顽酋！

这年3月21日，中共负责人周恩来和赵世炎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惊天动地的武装起义，从北洋军阀手里解放了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可起义不久，蒋介石却阴谋发动了血腥的“4·12”反革命政变，以极其卑鄙残暴的手段，对上海起义的工人进行了残暴的大屠杀，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消息传到苏联的东方大学，罗世文怒不可遏，立即和留学生们一道举行了声讨蒋介石的示威游行。

1928年春，罗世文写下了《无题》二首，寄回家中，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彻底改造旧中国的壮志雄心：

妙女妖娆笑语迎，

频频挥手唤盐人。

凝眸一盼翩翩去，

飘渺浮香散入云。

夕阳西下鸟栖迟，

惹动游子故国思。

力拔五山虹贯日，

黄河正是水澄时。

1928年夏，罗世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方大学。他用了半年时间周游了俄国、德国和法国，于年底回到祖国。有人见这位留学的洋学生什么都没带，只带了几箱书，而且还都是些要“杀头”的马列主义书籍。罗世文笑着说：“我什么也不愿意带，就只带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人告诉我，这些书在国内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我不怕，因为我回来就是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

不久，党中央派罗世文回四川老家工作。这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风云四起，特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震惊神州大地，也鼓舞和激励了各地党组织的斗争热情。罗世文回川后，也立即投入了领导士兵的革命暴动运动。

根据地下党四川省委意见，罗世文来到国民党地方军队28军第7混成旅进行策反工作。经过罗世文的艰苦努力，旅长邝继勋被争取过来。1929年6月，第7混成旅正式起义。在全旅官兵大会，旅长邝继勋首先发表演说：“弟兄们！官兵们！同志们！我们第七混成旅今天正式起义了！我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邝继勋环视了全场一周，然而提高嗓门道：“那是想到了这些年我赤膊带刀，领着弟兄们拼杀，想给老百姓们办点好事，想为工农大众打江山。可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却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因此我们就要起义！就要变成革命武装——工农红军了！”

一片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党代表罗世文宣布道：“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正式成立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按“八一”南昌起义的形式，叫做“前敌委员会”，前敌委书记是罗世文，前敌委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为邝继勋，前敌委员中有在川军中很高威信的刘伯承同志，他虽未到任，但被列名其中。下辖三个师编制，以罗世文为首的中共党员分别负责该起义部队的各级政治工作。

起义部队在罗世文、邝继勋的领导下，在初期时连连得胜，所到之处，工农红军的革命义举和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深得人心，极大动摇了地方反动政府的统治。

后因叛徒出卖，起义部队在同军阀刘湘部队的战斗中终因兵力悬殊，队伍被屡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罗世文冲出敌人包围圈后，后孤身一人，藏匿于乡村之中的草丛之中数天，他被饥饿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烧！“一定要克服艰难险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庆！”罗世文这时想的最多的是要回到重庆，向省委汇报这次起义的全部情况。于是他重新挺立起来，迈开艰难的步子……

罗世文此次的直接发动和领导的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四川现代革命斗争史上留了光辉的一页。回到省委后，罗世文被留在省委任任宣传部秘书。这时的中共四川省委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争取群众”的方针，各地党组强发展很快，并且陆续发动了许多工人暴动、农民游击战争等，而这些革命武装斗争，一方面对反动军队和旧政权巨大打击，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股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尤其是重庆地方军阀，他们屡次破坏了中共四川省委机关。1930年5月初，省委书记刘愿庵与省委几位负责同志正在省委机关开会，突然被叛徒带来的反动军警包围后全部被捕，后来刘愿庵同志和省军委书记李呜珂、省委宣传部长陈攸生、省委秘书邹进贤等先后牺牲。

白色恐怖下的革命斗争异常残酷，罗世文看到自己的领导和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却丝毫没有动摇与悲观，相反他的革命意志和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强。这期间，他以一个革命理论家的身份，不断发表革命檄文，抨击反动统治，宣传革命精神。

鉴于中共四川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先后被捕和牺牲，罗世文同志同省委各部委秘书长商议，从成都调程子健等同志到重庆，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罗世文同志任宣传部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一中央精神，对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大。一位中央大员到四川后，不顾罗世文等人的反对，坚持主张武装起义，结果在之后的三四个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党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皆以失败为告终。血的教训，让罗世文不得不亲自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9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休止了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也进入了正常状态。

1931年初，罗世文鉴于重庆白色恐怖严重，提出将四川省委迁往成都等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这段时期，由于各地暴动和起义陆续失败，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加之与党中央联系也时断时续，常常几个月得不到上级的任何指示。罗世文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领导四川省委积极主动的工作，他经常鼓励同志们：“虽然我们暂时与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像失去舵的孤舟，然而我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继续战斗，直至胜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人民武装抗日。罗世文敏锐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立即开始领导成都及全省的抗日运动。这时期，红军四方面军由鄂豫苏区进入四川北部，罗世文领导下的四川省委，向苏区派遣了不少党团干部，并积极组织革命兵变和农民暴动，策应红军入川，通过罗世文的努力工作，红军在入川后兵力迅速得到扩张，装备和实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10月，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到川陕苏区工作，一与他同行的有党中央派到川陕苏区的廖承志同志。罗世文出任中央驻川陕根据地党代表，并任川陕苏区党校校长，廖承志任川陕苏区工会秘书长。作为我党重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之一的罗世文同志，这阶段他的专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给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的学员讲授农民问题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时，他以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仅靠一两千字的提纲，就把问题讲到透彻而生动，极受工农干部出身的学员们的赞扬。在今天的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里，还保存了罗世文同志当年讲课用的提纲。在川陕根据地，罗世文与分裂主义者张国焘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结果他被握着党内军政大权的张国焘死死地控制和打击着。1934年春的一个早晨，心中异常忧闷的罗世文独自漫步在通江边上，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阳，百感交集，吟成了《过通江城》三首：

千锤百炼是钢精，

共济同舟斩棘荆。

党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

泾渭何愁不晏清。

肺石光辉昭日月，

熊熊烈火炼忠贞。

巴山气爽艳阳天，

跋涉蚕丛已十年。

味胆铭心期报效，

同袍黾勉著先鞭。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对党的忠诚，而向张国焘表达自己的逆耳忠言，却反被误解的痛苦之心。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罗世文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自觉革命信仰和坚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张国焘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拒绝罗世文、廖承志同志的逆耳忠言，而且于1934年冬，派杨立人找罗世文、廖承志谈话，给他们扣上“蒋介石特务”的帽子，并非法逮捕关押了他们，几次想杀罗、廖俩人。由于罗世文和廖承志是党内难得的高学历的同志，张国焘觉得暂还可以利用一下而没有当下动刀动枪。这期间，罗世文被张国焘重兵监视起来，让他专门起草文件，刻蜡纸，同时还要做相当的苦工。在此期间，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屈一系列残杀白区区的党员、团员的罪行。特别是有一次罗世文亲眼看见张国焘用非刑拷打一位绰号叫阮胡子的共产党员，将其背烧烂、脚打断。当时阮胡子见罗世文在旁边，向他看了一眼，高喊道：“我快死了，总有人知道我不是坏人，我是冤死的啊——！”目睹自己的战友被张国焘这样称为之“同志”的人折磨得舍冤而死，罗世文心如刀绞。心里受尽了特殊的痛苦和难言的折磨！罗世文还看到张国焘杀害了曾经在上海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为保卫党中央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以及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99师296团团长吴子太、98师独立团政委李仲泮等同志。罗世文把张国焘犯下的一笔笔罪行都记在心头！

1935年3月，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张国焘公开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红军分裂。被看管的罗世文夫奈跟着张国焘的部队连续两次穿过草地、翻越雪山。长征路上，罗世文穿着单薄的破棉袄，拖着一双肿胀的双脚，面对饥饿、疲劳、寒冷和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屡次处在生死边缘之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和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后因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识破，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了！罗世文也在这时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顿时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党中央对罗世文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政治立场给予高度评价，任命他为红军大学的理论教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到这所革命大学授课。罗世文作为革命理论家，他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的课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欢迎。同时革命熔炉对罗世文也带来了许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罗世文作为张国焘分裂党的见证人，积极参加了党中央发动的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活动，并且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延安革命同志们极大启发和教育。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形成。四川地方军阀刘湘迫于全国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压力和同蒋介石的矛盾，企图选用与蒋对的各种势力，特别是想借用我党力量，与蒋介石抗争，以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同志回川作为我党代表，担任刘湘高级顾问同刘渣进行联系谈判。1937年底，罗世文到达成都，即拜会了昔日的宿敌刘湘。然而这一回他是被刘湘当作重要宾客安排到了戒备森严、豪华堂皇的刘湘公馆。曾几时，刘湘查封了他罗世文和肖楚女合办的《爝光》杂志，并勒令他罗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后刘湘残暴地枪杀了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及陈攸生、邹景贤等四川省委重要干部！与这样一位血债累累的政治宿敌住在同一院庭，罗世文心头难平，可是为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和争取刘湘，期望这位四川军阀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罗世文努力而艰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间，川军到前线作战时，刘湘没有执行蒋介石要他把部队调到济南的命令，而是主动把川军调到中汉路以北与我八路军靠拢，挫败了蒋介石的一次阴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成渝两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在罗世文高超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迅速得到了发展。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家，罗世文极端重视统战工作中积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不仅亲自担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还兼任成都地区的《新华日报》总推销。

1937年冬，罗世文会合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周凤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前先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同志，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领导机构——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罗世文为书记。成立四川省委后，罗世文即去到武汉八路军这办事处，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在由武汉乘船回四川一路上，罗世文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不由心潮湿澎湃，写下了《别汉入蜀》诗篇：

金陵铸鼎梦难圆，

赵构君臣走蜀川。

龙虎苍茫留国耻，

龟蛇黯淡失汤坚。

企图揖盗输缯策，

忍作焚萁蒿里篇。

豚犬诸郎难个事，

终朝坐食误坤乾。

秋风夏口望渝蓉，

百虽蚕丛寓意浓。

劫后馀生仇禹贡，

瞻前乐死反尧封。

闇公首义披荆棘，

楚女横流布阵容。

此去西南偿夙愿，

开来继往为工农。

返川后的罗世文，带领省委同志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委、重庆市委以及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三台等中心县委，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达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鉴于四川地区大、交通联系不便等情况，加之当时成都与重庆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实际情况，在请示周恩来及南方局同意后，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1937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一部报纸——《新华日报》，并决定由罗世文负责此报建设。《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进方向，也温暖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灵。

然而，从1938年开始，假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骇人听闻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公然进犯革命圣地延安等我党建立的解放区，而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及革命组织进行残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剌，在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进攻的同时，老蒋把屠刀同时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两百名别动队员潜来成都，策划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当时，特务们选中了重庆银行设在南门外的米仓库。3月12日这天晚上，由康泽的别动队为骨干，纠集暴徒几百名，故意抢劫了这个仓库。而在这个米仓的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时事新刊》的印刷部门。在暴徒抢却时，《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同志正在印刷处校稿，当他闻声走出去观看时，即被预先布置的反动特务别动队员抓捕，诬称朱亚凡是此次抢劫的现场指挥者，这便是一幕由国民党特务们精心导演的中国版“国会纵火案”！

抢米事件次日，成都街头的所有国民党反动报刊几乎同一口径刊登“共党分子朱亚凡指挥抢米”的醒目标题的文章，企图借此彻底毁誉中共四川地下党。成都时局一下紧张起来。特务们竟敢直接公开地前来威胁具有公开身份的罗世文。在形势极端困难时刻，罗世文大义凛然地对那些为他担忧的同志们说：“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真诚。即不应危害我！”可是，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嚣张。敌人终于露出凶狠之丑恶面目。4月18日晚，罗世文为了新华日报分馆能坚持发行报纸和清理有关机密，化装前往新华日报分馆。当他刚一进分馆，早已预先埋伏在那些的反动军警特务立即冲进报馆将其逮捕。临别时，他向坚持在报馆工作的同志们说道：“同志们！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当局同意办的。国民党这样无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们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新华日报坚持办下去！这是我们党的报纸！这是人民的心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天晚上，敌人还逮捕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同志。罗世文和车耀先俩人从此并肩在监狱里与敌人展开一场场新的特殊战斗。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得知抓到了“共党要犯”，亲自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和司法科长余锋，亲自审问罗、车二人。可戴笠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俩位共产党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戴笠先生，你来得正好！我要请问你：我八路军驻西安、重庆、成都办事处，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华日报，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创办的吧？我是成都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非法逮捕我？！”“犯人”罗世文来了个“倒审问”。

戴笠楞了半晌后，才十分尴尬地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慈悲摸样道：“哎呀，对不起，罗先生、车先生，你们的被捕，纯属误会！你们两位都是国家栋梁，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望你们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罗世文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行！你对我们的拘捕，既然出于误会，好就马上把我们释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狈地：“那怎么行呢？”

罗世文质问戴笠：“你既然说拘捕我们是误会，却又不释放我们，那我们算犯了什么罪？你们这样作又叫什么呢？”

戴笠被张口结吞：“这个……这个就只有委屈你们一下了！”

万般无奈的假相装过后，屡屡失败。戴笠马上改了口气，露出凶相要罗、车供出党机密。罗世文坦然大笑，说：我是你们请来的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及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另一个职务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就是全部“机密”，这个“机密”可以了吧？车耀先也只承认自己是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会长，曾任川军团长，而且没有承认本人是共产党员，其他问题，一概不知。

戴笠劝降不成，恼怒成羞，下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入狱不久，罗世文每每躺在冰凉的地铺上，耳边听着呼啸的松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遥遥望延安方向，写下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客渝梦题延安宝塔》的诗句：

巍巍宝塔立中央，

砥柱擎天荫四方。

纵使环球风雨变，

敢销兵气日重光。

延安圣地正春风，

含笑梅花映日红。

且喜山川多蔚秀，

物华天宝庆年丰。

在之后的五年多监狱中，罗世文顽强而艺术地领导同志们在监狱这个特殊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而精彩无比的斗争，为所有狱中同志所敬重。1947年8月18日，渣滓洞监狱付所长刘掳乾假借“另移南京”之名，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出监狱，秘密杀害。残暴的刽子手们又向罗世文、车耀先的尸体上泼洒汽油，然后焚尸灭迹……

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党的杰出理论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其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和赤诚之心，实现了他生前“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的豪言。

三

说起“红岩故事”中的人物，自然少不了一个特殊人物，这就是《红岩》的主要作者、在“11·27”大屠杀中的脱险共产党员之一的罗广斌。这位“特殊人物”身上有许多“特殊”：其一是他的出身，大地主、他哥哥罗广文是四川的大军阀之一，并且与刽子手徐远举关系不一般；其二他是《红岩》主要作者，没有他的存在，也许“红岩”不会像现在这么红火和经典；其三：他出狱后为组织所写的“狱中八条”及在解放初为那么多同志评定身份所起的作用。其实再有一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待遇而致死的悲惨命运。

“红岩”从历史走来的几十年中的每一个不易的细节，皆与罗广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罗广斌身上的“忠诚与背叛”的故事本身就构成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罗广斌于1924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1948年3月加入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关于他的身世，罗广斌自己写过的一份《自传》中这样说：

“……我出世时，父母亲都在作‘官’（均系国民党员），家里除在忠县已有田产数百石而外，又在成都开始买田置产业。抗战前夕，被父亲送往日本学军事的哥哥罗广文，在蒋介石匪军中以杀‘奸匪’夺功(曾在瑞金受伤)崭露头角，家庭声势就更加显赫，在重庆、川西洪雅，又陆续买了许多产业。我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向上的、兴旺的封建剥削家庭长大，一直被尊称为‘幺老爷’，过着优裕的享受生活。

“抗战时期为了躲避空袭，随父亲到川西一个小县洪雅读初中(1938年)，因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较早熟，15岁(1940年)便和一个贫苦的女同学恋爱，原来以为家庭很爱自己，一定会同意的，但家庭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能门当户对。母亲还说：‘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家教，影响家声。’第一次，我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会的恶毒，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在家里被囚禁似的管制，三年多不准恋爱和通信。这三年多中间，自己开始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有了新的看法，经常处在极端不满和抗拒的愤恨情绪中，甚至和父亲闹翻了打起架来，一心想离开家庭，脱离封建社会的控制。

“1944年，得到在联大念书的马识途同志(地下党员)的帮助，离开了家庭到昆明联大附中读书，那时心里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很快地在许多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进步和新的认识，终于在1945年7月，由马识途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民青社’。分析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个人和个性的解放，能够自由恋爱，后来在若干次斗争锻炼下，思想认识才逐渐得到改造，‘一二·一’学生运动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学运中，自己亲眼看见了国民党特务如何屠杀青年学生，才真正认识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通过这回群众运动，懂得了群众的力量和决心，更坚决地参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后，由于特务跟踪，便撤往乡下工作，那时马识途同志考虑是否吸收我入党(当时我并不知道，对党也无认识)，后来觉得我出身地主家庭，应再经过考验才行。1946年和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调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原来在昆明指导我进步的另一位同志齐亮(已牺牲，当时在《新华日报》)继续培养我工作和学习。当时在西南学院搞过一些活动，担任新闻系主席和系联会(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后加入了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民建中学任教，从这时起就开始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在民建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刘国鋕(均已牺牲)同志介绍入党，候补期为九个月。”

罗广斌在家人的眼里，特别是他那位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司令的哥哥罗广文眼里，他这位“不务正业”的弟弟，实在是属于“不可救药”一类的浪荡公子。然而哥哥并不知道其实他的这位弟弟不仅不浪荡，而且非常有思想，只是他追求的与他哥哥完全相反。

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后又押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因为有个国民党川军兵团司令的哥哥，所以特务机关对罗广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罗家本身也费了很多心思想救他出来。不过，其哥哥罗广文则另有想法，他曾与徐远举交待过：这个花花公子，得给他点厉害看看，让他明白不干“正道”就得吃亏。徐远举念罗广文的关系和“好处”，一直期望罗广斌能够“收敛”一点。但早已成为共产党员的罗文斌根本不听劝告，仍“我行我素”。

叛徒冉益智曾接受过徐远举之托，要他对罗广斌进行劝降。冉说：“徐远举问我，罗广斌在重庆做过什么。我说，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学生，在学生中有活动能力，后在民建教书，曾经写过申请书，尚在候补。徐说：你去劝劝他，叫他承认了关系，我准备送给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匪派张界同我去渣滓洞，与罗广斌在李磊屋里谈话，由李磊在旁监视着。我对罗说：‘处长叫你承认关系，你有特别的人事关系，承认了可以恢复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装腔作势、东说西说，罗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后来李磊出去了。我和罗说：你承认了吧，又不要交出组织，可以不写悔过书而恢复自由，是合算的。但罗仍不承认。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和刘国鋕对质哩？你到秀山不是因为陈明德的被捕吗？’罗脸红仍不承认。其实，我确知罗的一切，他入党是刘国鋕介绍的，过去是和彭咏梧发生关系，领导西南的学运和重大的学运，他去秀山是和陈家骏(女、西南学生)、姚炳奎一道去的。姚是我交给萧胖子(泽宽)，秀山的关系是萧胖子管的。这些资料一扯又宽了，我没说出，也没继续再追。便在罗要求弄点药品之后，结束了这次谈话。回来之后，只对徐说，罗不承认。……后听张界说，罗广斌承认了关系，但他表明态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时处决，三、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

可以看出，罗广斌在敌人面前还是非常坚定的。原国民党罗广文部二处(情报处)少将处长、起义将领林茂(解放后担任过四川荣县政协常委)，1998年应厉华等邀请，来到歌乐山烈士陵园协助整理资料。由于他一直是在国民党从事情报工作的，与徐远举的西南长官公署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帮助罗广文营救罗广斌的活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3月18日，这位84岁高龄的老先生向厉华等同志仔细地介绍了相关情况：1948年，林茂由西南长官公署调到罗广文部任处长。9月的一次饭后，一处处长刘牧虎请林茂喝茶时希望林茂能够出面帮助罗广文司令官一个忙，刘牧虎说：“罗司令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徐远举给抓了，你是从长官公署过来的，能不能给通融一下，不要给杀了！”随后，机要秘书方勉耕、政工处长谷若虚也请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远举说情，希望看在罗司令官的份上，希望对这个“共产党”人能够特殊处理。林茂为了能够得到罗司令长官的信任，答应帮忙，并表示一定争取把罗广斌保出来。11月在一次宴会结束后，林茂找到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要求他在徐远举面前活动，第一能先做到不杀，第二能够尽早释放。杨元森把林茂的请求报告给徐远举。后来知道，考虑到罗广文的实力，徐远举答应先不杀。1949年3月，林茂应徐远举之请，到歌乐山下的“乡下办事处”参加应变会议，会后在与杨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等打麻将时，林茂向杨元森提出罗广斌的问题。第二天，杨元森告诉林茂说：“徐处长说他没有忘记这个事，他会酌情办理的。”同年8月，徐远举、杨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务后徐请林吃饭，席间，林茂对徐远举说：“罗司令长官的弟弟罗广斌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向徐处长请求一下，务必请您关照，早些设法把罗广斌放出来。”徐远举回答说：“你回去告诉罗司令长官，请他放心，我会相机行事的。”1949年的11月27日下午，林茂为了取得与罗广文司令部的联系，到长官公署利用通讯设备。徐远举见到林茂后说：“我现在把罗广斌提出来交给你，希望你把他亲自交给罗司令长官。”林茂则表示：“把罗广斌交给罗司令长官无法办到，因为我只带了两个警卫在身边，又还没有找到罗司令长官，事情还多得很，实在难完成这个任务啊!”徐远举见状只好说：“你实在办不到，我就自己办好了。”事后，林茂肯定地：“在大屠杀的时候，徐远举是怎样处理那些有特别人事关系的‘政治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徐远举要利用他手中的这些人质，使罗广文这样的人物为国民党效命到底，他不杀罗广斌，可又迟迟不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林茂的这段话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在“11·27”大屠杀过程中，徐远举曾经对白公馆那些有各种“关系”的“狱犯”还是费了一些心思处理的。像罗广斌这样有背景的人，其实他徐远举并没有想真杀，如果当时握着重兵、又在疯狂一刻时真要像对付许晓轩、刘国鋕等共产党员的话，那么罗广斌和另外十几个难友肯定也是出不了白公馆的。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假如徐远举没有心存一丝同罗广文这等国民党实力派要人的“旧情”，那么“红岩”可能不会有脱险的幸存者了，没有了幸存者，我们还真的不知道“红岩故事”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被世人如此了解，红岩的革命烈士精神和光辉形象还是不是能够像现在这样光芒四射！

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有时并不像经纬那么分得清楚。

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是，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的当晚，罗广斌争取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并组织了连他在内的白公馆19名难友的越狱脱险。这是他在解放前所做的贡献之一。

1959年，中共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经过对罗广斌被捕和狱中表现情况，作出如下结论：“……罗广斌同志是由叛徒冉益智的出卖行为和罗之母亲将罗回家的消息泄露而被捕的，同时证明其在受审期间和在狱中无不利于党的行为，由于罗和同狱的其他同志对敌监狱管理人员杨钦典平时曾做过一些争取教育工作，故能于我军迫近重庆时，乘敌人慌张之隙，得杨钦典之协助，组织和率领同狱人突狱脱险。也由于敌人企图以罗广斌同志为人质，以钳制其兄罗广文，故在被捕受审期中未受酷刑，亦使得免于与其他同志一起被敌惨杀。据此情况，认为该同志被捕一段无其它问题。”

解放后，罗广斌以一腔热血投入到了参加被害烈士情况整理工作，并以亲身经历，到处讲“红岩故事”，一时成为当地的“故事大王”。1950年9月，他任青年团重庆市北碚区工委组织部长。当年12月至1953年8月任青年团重庆市九龙坡区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53年9月至1962年7月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青联副主席(1957年12月后下放到重庆长寿湖农场鱼场劳动锻炼，代理场长、党委委员)，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做创作工作。1961年小说《红岩》的创作成功，罗广斌从此名扬中华大地。但文革一开始，由于江青对《红岩》和中共南方局大加诬蔑，造成对罗广斌的残酷迫害，并惨无人道地对这位从反动家庭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使用了法西斯的残害手段，致使罗广斌于1967年2月10日不幸去世，终年42岁。10多年后，罗广斌才得到盖棺定论！在罗广斌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共青团中央、国家出版局等单位都送了花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夏衍、林默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等领导送了花圈。

笔者在采写本书时，专门到罗广斌家探望了他的夫人。老夫人亲口告诉我：她不相信在敌人监狱里视死如归、革命异常坚定的罗广斌会“跳楼自杀”。她认为，这是造反派对她丈夫的又一种诬蔑，并说：除此她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文革”中有人将罗广斌留下的许多关于“红岩”狱中的珍贵历史材料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老人家希望借我的笔，能还罗广斌死因的真相和有可能通过相关渠道重新找回那些被强行抄走的宝贵材料。

对这样的问题，我似乎只能对天呜呼！

四

这里有一个镜头，让许多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那是1986年11月27日——重庆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杀纪念日，在某地举行的一次隆重的革命烈士纪念会上，一位满头白发的伟大母亲颤颤畏畏地走向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气，用宏钟般的声音，对千百人深情地说道：

“我，一个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生于光绪末年——1900年。有生86年来，经历了许多历史性演变，让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经步入暮年的84岁时，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的长期教育、培养，使我能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提到我的儿子，正是他，通过长期耐心的启发教育和直接的引导，使我树立起了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所以应该说：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一个光绪末年出生的“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在她暮年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称自己的儿子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最重要的老师”，这是多么令人称奇的故事！

王朴是谁？王朴是“红岩”故事里一位党的重要干部，一位与“江姐”江竹筠、李青林等革命者同一批被敌人屠杀的革命烈士。在这位革命者家乡的烈士纪念碑前，我们看到了他的“墓志”：

王朴烈士，原名王兰骏，四川省江北县仙桃乡人，生于1921年11月27日。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江北县特支委员、江北县工委书记、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兼管统战工作。1948年4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壮烈牺牲，时年28岁。

王朴幼时即勤奋好学，深受历史上爱国志士、革命先驱伟大精神的熏陶。中学时代，王朴目睹国家忧患、民族危机，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博览群书，尤喜研读马列著作和《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等党报党刊，并尽力传播。他先后入重庆求精、广益、复旦中学读书，均因反对学校当局倒行逆施而罢读。1944年入复旦大学，即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建立联系，参加党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社的工作，积极投入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一直到1947年6月。在此期间，他为反对国民党诱骗大学生参加反动军队，为反对特务屠杀重庆电力工人和昆明学生，不畏艰险，奔走呼号。他为到解放区去的战友资助费用并做动员和组织工作。1945年7月，他响应党关于革命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回到家乡，动员母亲金永华捐资兴学。先后创办莲华小学、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1947年冬，他与其母遵照党组织的决定，陆续变卖田产1480余石，并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以此为掩护，为川东地下党提供大量活动经费。在党的领导下，王朴同志不辞艰辛，积极工作，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培养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临危不惧，掩护其他同志撤走，自己则坚守岗位。被捕后，敌人施酷刑 、饵高官，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保护了组织的安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昂首挺胸，高呼口号，从容就义，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慨。

王朴烈士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以振兴中华、解放全人类为已任，一经认识革命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坚持学习，坚持革命斗争，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不愧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王朴烈士永垂不朽！

江北县人民政府

1986年5月立

王朴，是在数百位“红岩”革命烈士名单中闪烁着异常光芒的一名共产党员，当年担任西南行政领导的邓小平同志都亲自向其亲属勖勉“化悲恸为力量”，知其有监狱“三条遗言”的响当当的革命烈士，而与王朴在监狱审讯中屡次较手的大刽子手徐远举则佩服“他是白公馆‘政治犯’中的杰出人物”。

王朴，你像闪电，

把春雷带到了嘉陵江畔；

你像流星，

划破了山城漆黑的天。

闪电哪能比你勇敢，

流星也只闪耀在一瞬间，

而你，你却用鲜血，

写出了万代传诵的诗篇……

同志们这样赞美王朴。其实，在《红岩》小说里，由于当时创作上受一些传统的创作模式和那个时代难免的一些“左”的思想影响，对王朴这样出身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的形象，相对被排斥在共产党群体形象之外。从小与王朴一起上中学、大学到一起参加革命的吴子见同志曾这样评价过王朴：他出身豪门，却对革命真理和共产主义事业怀有特别崇高的追求，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短短的一生，又平凡，又不平凡。他朴质而不浮夸，谦虚而不自满，老老实实地求真理，干革命，诚诚恳恳地把自己的一份力量汇集到革命的洪流里去，完全是一个普通革命者的面目；然而他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立定志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直到贡献自己的生命，又说明了他的不平凡处。他的生活、思想、作风和牺牲精神，都在我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位中学同学、老革命同志陈必智这样回忆自己的战友：

那时王朴叫王岳。他同王朴私交也好，我们又都是江北同乡人。经常在一起审时论世，说古道今，也算是“谈得拢”的知友。也许是王岳同学的那副眼镜和留了个中分头的缘故，我总觉得他是一个生活简朴，少年老成的忠厚长者，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极富幽默感而又言简意赅，令人信服和乐于接受。他对时事的理解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在我的身心上都起了引导和启蒙的作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处在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的抗日战争时期，身处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在向往光明、渴求进步，但一时又下不了决心，整天处在矛盾的心情下度日子，生活中多有苦恼。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有时候喜欢把这些复杂的甚至是消极的心情写成短文，在壁报或报刊上发表。对当时这种颇为盛行的空话连篇，只喊口号，不讲实际的文章，王朴是看不大起的。他经常半开玩笔半认真地向我说：“别学那种光在嘴上吼‘赴敌’啦！‘让我走’啦……的文风，谁拉住他们哪？能上前线当然好，在学校读书就不算爱国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打枪坝事件’不都是学生搞起来的。学生嘛，只要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要干的爱国活动多的是……”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们念的是复旦中学，在重庆化龙桥的红岩咀旁，虎头岩下，师生中的政治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在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进步同学和中间状态的同学先后组织了全校性的“复活歌咏队”、“复活剧社”等文艺团体，还正式演出了抗日话剧《三江好》、《塞上风云》、京剧《打渔杀家》《南阳关》，以及其他独唱、合唱晚会。可当时学校内的反动势力也颇强大，一些明里暗里的反动学生在学校训导处的支持下，经常惹事生非，竭力破坏校内的进步学生运动。有些同学包括我在内，自视很高，对一些中间状态的同学和老师抱有反感，于是我们陆续在壁报上对这些人和事，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揶揄、讽刺和打击。一次，王朴在放学后同我一道回宿舍时，他把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塞在我手里说：“这书写得好，也许你看过了，但再读读也好！”接着，他便提到我们刚贴出去的壁报，笑着说：“大作拜读，好，有火药味！……”我暗自得意：你总算明白我不是那种“不闻窗外事”的人了。可他马上接下去说道：“枪要伤人，要瞄准敌人才行！何必把自己陷进四面树敌的形势下去呢？你文中把“班门弄斧”写成了“搬门弄斧”了——不要急嘛，我已悄悄地给你改正了——你看，对象既没选准，子弹也卡了壳。为人之道，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办事，得罪人太多是不对头的革命行为，应当纠正。”那时，我还不太能完全接受他这种体现团结斗争策略的意见，反而认为他有点息事宁人。但王朴则不然，他确是一个爱憎分明、敌我能辨的既有思想性，又是维护正义行动的人，尽管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已具备了一个革命者的素质。当时学校里有国民党特务分子，那个明目张胆、面容狰狞的但家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教室的座位，正在我背后。有一天晚自修时，他蛮横谩骂“复活社”是共匪活动，而且越骂越凶。我火了，要他检点一些，不要影响大家自修。这家伙抢起书桌板，就向我劈来，十分猖狂，激起了全班同学的气愤，在群起拦阻和指责下他才收敛。回宿舍后，王朴等二、三班的同学了解情况后，大家商量说要给这家伙点厉害看看，杀杀他的威风。于是，正当但家瑞回到自己床位时，宿舍电灯突然熄灭，高中三个班级的大同学们围上去，狠狠地按住他的嘴，专拣不是要害的地方，将其着着实实地重揍了他一顿。但家瑞也搞不清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打了他，学校当局赶来查问此事因果时，这个猖狂一时、色厉内荏的家伙，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是首先骂人打人的。校方一听也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整个“报复”事件的主谋是王朴。大轰炸后，复旦中学校园被炸毁，校址东迁木洞东温泉。经过那次“夜揍”事件后，反动学生有所收敛，他们转入暗处来“复仇”。王朴等四个进步同学所住的那间宿舍，经常发觉在熄灯后有人在门外偷听。王朴等知道后，决定再来一次反复仇：他们约定好，在个漆黑的夜里，将门虚掩，留一人守在门后，其余三人躺在床上装作叽哩咕噜地在密谋什么。稍许，门外果然有人轻手轻脚地走来，直靠门板。那个抵住门扇的同学，突然一松手，又猛地将门拉开，只听得“扑通”一声，一团黑影滚进房里。亮灯一看，正是那个逢人点头哈腰、惯耍两面派的反动学生。此次王朴等虽未出手捶这小特务，却也让其在众目睽睽下丢尽了脸面，从此再不敢嚣张了。

同学吴子见回忆说：1939年秋，当时我和王朴都在重庆南岸文峰塔下的广益中学主风吹草动班念书。这是个施行奴化教育的教会学校，校长杨芳龄是个买办教育家，思想极其反动，他公然恬不知耻地恶毒地宣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并强迫学生进行宗教活动，要学生一切听命于他。这些都激起了我们很大的反感和愤怒。在初中阶段，我们只有暗暗地反对他，比如做礼拜时破坏圣经，在圣经上写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宗教和反他杨芳龄的话，讽刺和打击那些去参加所谓“查经班”的同学，骂杨芳龄是汉奸等。到了高中，我们见的世面多了些，便公开和杨芳龄对抗。我们一连和杨芳龄顶了几次，有一回杨芳龄气冲冲地跑到高中班的教室说：“我管不了你们了，高中不办了，你们给我走。”其实他的高中班是要办下去的，不过就是要赶走王朴和我们几个反对他的学生罢了。当时我们商量觉得再在这学校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干脆自动退学，免得劳烦杨芳龄挂牌开除。这样，王朴和我等共九个同学便开了广益中学。虽离开了学校，可我们也不愿散伙回家，一则被学校赶出来回家不好交代，再则我们还想好好补习一下功课，争取下学期另考高中。于是大家商量，跑到重庆白龙池一个柳姓同学家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但他家的房子已被炸毁，家里的人搬下乡去了。我们若住那里，不但吃住不方便，更麻烦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空袭警报，敌机袭来，当时空战就在我们头上进行。怎么办？正在这时，王朴提出一个办法，到他的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当时他的家住在重庆南岩老厂仰天窝，那是个幽静山岗的读书好环境。大家很赞成王朴的意见，他回去商量的结果，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欢迎我们大伙去。我们在王朴家里组织起来集体自学。七个少年互相督促勉励，每天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温习各种功课，伯父伯母对我们集体自学的行动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伯母每天还亲自下厨为我们烹调可口的饭菜，让我们吃饱吃好，好好温习功课。那一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等同学记忆犹深。

王朴在青年学生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意识。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铃、冯励青等老师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师生的周会讲台，公开揭露其所在学校的校长颜伯华吞食公款、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要求校方公布账目，提出由师生代表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并清查以往账目。他的这一行动，在全校引起震荡，进步的师生们都支持他，但也震怒了校长颜伯华等人。不日，校长颜伯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高声宣读了国民党当局严防共产党领导学生动乱的密令文件。会后，颜又把王朴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说“现在政府正在查处学校共党领导的学生动乱，你要考虑好自己的前途；现在离高中毕业才一个多月，你想好了，如果想升大学，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朴看出校长明显在暗示，如果他王朴给他拉回面子，那么颜某人可能在考大学问题上“帮忙”。本以为可以吓唬吓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校长颜某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王朴根本不吃这一套，竟当场毫无惧色地回答道：“颜校长，你对我讲这些，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话就直说吧！”校长颜伯华一听这，气得直喘粗气：“好！你鬼儿子厉害！现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开除你的学籍！你卷铺盖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朴甩袖而去。当晚，学校的进步师生们在宿舍前集会，声援王朴，一直闹到深夜。校长颜伯华预感问题严重，派亲信连夜赶到六十多里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状。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学们动员王朴尽快离校。就这样，王朴暂时辍学了。

王朴在读中学时，家住在乡下。为了看进步书，他经常托同学在重庆市里的书店选购《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等马列和其他进步书籍。他的先进觉悟和进步思想，就是通过这些进步图书中获得的。这一天离校时，他在给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世的未来——幻变的梦境，正如一颗流星的殒华，那瞬间的闪耀，残留下一道光芒，让窥窃者隐约判别它的去向吧！”。王朴在他学生时代，就以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曾对同学说：“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被学校开除后的王朴，并不感到是耻辱，或就此沉沦，而是在家里更加刻苦的自学。这期间他读完了《资本论》、《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传》等；他也爱读鲁迅和沙士比亚的著作。此时的王朴，已是一个学识渊博、政治见解日趋成熟，并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了。因此当时他对自己家庭财产有看法，认为这是对农民的剥削所得。“既然是剥削所得，应当归还给大众。”他的这一朴实马列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脑子中。为此，他后来主动慷慨资助了一位失去家庭供给而又要继续上大学的同学吴盛儒的全部费用。他认为吴盛儒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资助他上进，求学是应该的。王朴的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坚决坚定地动员家母无私奉献家产支持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像王朴那一代成长于抗战初期时期青年，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有两大问题：一是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大片国土沦陷，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一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人生的道路何在？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都要追求这两大问题的解答。王朴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正义感特别强，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追求得更加热切。以他的富裕的家境，本可以好好念书，深造学问，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可是，这些东西和他的志趣、抱负和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相反，是伟大的民族斗争烽火和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成了他人生最崇高和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对此，他也常自豪地对同学们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关心国家大事了。”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生活书店也在重庆设立了分店，发行进步书籍。从那以后，王朴就是《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的忠实读者。他每次进城总要买一批书刊回来，所以在他入狱前夕，几乎保存了全部的《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刊物。生活书店出版的重要书籍，他一本不漏地购买齐全。他有读书的良好习惯，对理论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马列主义原著，他有计划地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度写眉批、做笔记。在假期中，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读书上。王朴眼睛近视，从少年时代起就戴上深度的近视眼镜，可并没有影响他如饥如渴地学习与读书。求知过程中，他逐渐建立了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以后对民族的道路看得清楚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找到了方向。王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和争取了家庭成员的进步。他父亲在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个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善良妇女。王朴先动员母亲一起跟他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这个计划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与同学见面，兴奋地说：“我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争取母亲对革命的同情，这是王朴献身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表现了王朴对革命事业的远见和忠诚于党的高尚品质。

重庆及四川，长期以来经受过封建军阀的长期黑暗统治，各派军阀在此长期混战，搞得民不聊生，社会黑暗重重。所以，这里的爱国青年，无不对封建军阀和反动统治切齿痛恨。可是蒋介石为首的同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腐败、残暴与黑暗的统冶，更甚于原来的地方封建军阀。这更引起了爱国青年的反感与憎恨。王朴的表现尤其强烈，每说到反动派的种种罪恶，他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抗战时期，他就得到这样的结论：不推翻蒋介石反动派的统治，国家民族是不会得救的，更不用说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这时期，王朴通过接触和学习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思想进步更大了，认识社会和时局的能力也更强了。抗战初期，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提出了抗日战争的道路与发展规律。这本书在当时蒋管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反动派深为忌嫉。许多同学们都听过王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蒋介石看了《论持久战》一书后，勃然大怒，喊左右来问：“为什么不用我的名义写一本这样的书？”有一个人答道：“报告委员长，这是人家毛泽东先生亲自写的，一般人没有这样高的见解。”蒋介石哑然失措，立即喝退了左右。每每讲到这样的故事，王朴总会发出畅快而爽朗的笑声。

剥削阶级出身的王朴，虽家境富裕，但他的个人生活却相当简朴，直到上大学，仍然穿着朴素的布制服。他从不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衣着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还有劳动的习惯，王朴有几个弟妹，可在家庭中，他除了带领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还经常干家务劳动。他一生讨厌奢侈和浮华的生活。

1944年，王朴进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更加积极地参加进步同学的活动。王朴的一位复旦大学同学何燕凌先生回忆道：1944年夏天，北碚夏坝复旦大学新生入学的日子里，新闻系新同学中一个既热情又冷静、既活跃又沉默的四川本地青年，引起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复旦“据点”核心组的注意。他刚入学就把不少同学吸引到他的周围，带领他们一起看《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不久，这位新同学又组织一批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壁报《文学窗》。我党在复旦的“据点”核心组就是通过《文学窗》壁报社的骨干分子主动地与这位同学取得联系。他就是王朴（王兰骏）。我党的复旦“据点”在1944年秋季入学的新闻系同学中能够比较顺利地打开局面，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王朴。后来《文学窗》社的成员越来越多，开展活动有所不便，王朴和复旦“据点”核心组经过商议，议定在《文学窗》周围再办几个风格各不相同的进步壁报，以便更广泛地开展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之后，王朴即受委托在新同学中做串连工作，先是组织了读书会，为成立新的壁报社团打下基础。1945年初，在王朴等人的推动和影响下，以杂文为主的《风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说为主的《榴红》、以诗歌为主的《声音》等进步刊物，相继出现在复旦校园内，为复旦的民主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和热，也促使更多同学走上进步的道路。之后，党组织又在复旦筹办《中国学生报》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王朴被作为骨干吸收到了《中国学生导报》社，被推选为报社的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为这份进步的学生报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创办《中国学生报》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于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进占贵州独山，当时整个“蒋管区”动荡起来。这时，我党针对时局的发展，提出让敌后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工作者下乡的号召。正准备入党的王朴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开始筹划下乡的问题。这时，他的打算是回江北故乡去办所革命学校。这就是后来由他动员母亲捐献家产创办的“莲花”中学。

莲华中学不是一所简单的普通学校，而是一所在我党领导下的特殊学校。它的诞生和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有着紧密联系，应该说是当时重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工作。我们党历来重视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工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多次号召共产党员、青年知识分子下乡搞革命。1944年12月9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九周年大会报告中，针对国民党搞的“青年从军运动”，号召大后方30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同年12月，中共南方局确定青年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此后，南方局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1945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了更明确的指示，指出：“南方局在目前时期工作，除开一般的民主号召和上层联络工作外，应大力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在大后方农村建立可靠基础。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利用合法与非法的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并努力获得成绩。”（《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268页），这此，中共南方局据此再次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工作做了更详细的布置。王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与动员下，毅然回到江北老家的农村，主持创办莲华中学。

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抗战胜利了，人民渴切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顽固地坚持内战独裁分裂的方针，“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就撕掉协议，对革命势力大打出手，在昆明发生了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血腥事件，接着是袭击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强迫封闭重庆的《新华日报》。更猖狂的是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和各解放区，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国民党气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在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生凋蔽，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民变四想，尤其是在国民党最后巢穴的四川、重庆，此时正处在极其恐怖和黑暗的黎明岁月时。

王朴就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离开了复旦大学的校园，抛弃了城市的舒适生活，动员并获得母亲的全力支持下，来到农村兴办革命学校。开始办的是小学，后来是莲华中学，再后来改名叫志达中学。所有过程，都是王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是1945年秋，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青年组、新华日报、育才学校的党组织，派了黄颂文、李青林、王朴、张宏雅、陶昌宜、杨明远、徐干、谢诚、喻晓晴、褚群、伍集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江北创办莲华小学。第二阶段是1946年至1947年间，由四川省委派杨仲武、王敏 、钟歧青、黄雅律、张勉等同志来了莲华中学，并在此成立了党的特支。王朴就是在这个时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个阶段是1947年秋至1948年期间，中共川东临工委正式宣布了中共北区工委的成立，特派齐亮同志来担任特支书记，根据革命需要，齐亮同志提出将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分子严重关注的莲花中学改名为志达中学，并明确该校完全由党承办。第四阶段是1949年，中共川东地下党又派张仲明来莲华中学（志达中学）领导江北党的工作。不难看出，莲华中学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学校，它是在革命斗争中诞生和发展的。它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为农村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农民，服务乡里；二是作为革命工作据点，党的活动中心，担负着在农村发展党员、组织队伍、发动群众、领导斗争，包括准备开展游击战斗和川东地下党筹集经费的任务。临到解放时党员发展七面余人。应该说，莲华中学在党的领导下，在外来同志和本地进步青年的通力合作下，毫不愧色地完成了它的光荣任务，写下了伟大的历史篇章。其中有后来都在“红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李青林、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而王朴和他母亲金永华则是其中的主角。

有个“老莲花”这样回忆道：

莲华学校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发展起来的。创办之初，一批青年同志，王朴和他的母亲金永华，还有李青林、杨明远等背着行李卷，刚来到江北县复兴乡大树时，租了李家祠堂作为小学场地。这儿离复兴乡镇所在地有18华里，离仙桃乡也有12里，那个小山坡上，杂草从生，满目荒芜。王朴母子俩和李青林等带着学生挖山坡，抬石头，运泥土，为学校开辟了一个活动操场。随后他们又去仙桃乡搬运课桌条凳。同时大家动手整寝室、修厕所，打扫清洁卫生……一切皆由自己动手。八月筹备，九月便招生开学了。当时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破烂的戏台作为办公室，两侧看楼便孩子们的教室，老师们则住在戏台两边，仅能遮雨，不能挡风。每人只配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凳和一盏青油灯。当时老师每月的薪俸是几斗米到一石米不等，但大家相互间团结友爱，相互帮助，许多外地来的同志衣单被薄，当地同志就从家里拿来东西接济他们。大家安贫乐道，朝气蓬勃。王朴则从家里拿出他的全部藏书办起了图书室。“莲华”师生养成的艰苦朴素作风，深受当地乡亲们的赞扬，称其这才是“兴家立业”的样子。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有一个校风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恰恰也是莲华中学的校风，师生之间团结无间，从校长、教员到校工完全是革命同志，每周过一次民主生活，工作严肃紧张，教学工作之余，大家谈心、唱歌、打球、充满了健康活泼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莲华”的办学方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他们既重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更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最初来的一批教师，像教务主任杨明远和教师潘学愚、徐干都具有大学文化，他们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论和方针，具体地运用到了“莲华”，实行“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在学校内外写满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大字标语。杨明远老师编写的教学提纲和教材深入浅出；语文、算术课则强调教会学生写条子、写信、记账、打算盘；政治常识课，就讲《新华日报的》的新闻、社论；文艺欣赏课则以《活路》杂志上的诗歌为主要课文，指导学生阅读通俗文艺作品。“社会是一座大课堂”，学校结合当地情况，深入农村搞社会调查，并运用地主剥削农民、农民惨痛生活的现实材料教育学生，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根据所在学生年龄较大、求知欲强的特点，学校注意教育质量，帮助学生们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更加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马列主义常识及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师生们正确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责任。在莲华有一位重庆有名的教育工作者叫杨宜德，他多年担任教务主任，是革命的同情者，他治学谨严，教学有方，尤其注意品德教育，他的努力，开创了“莲华”的崭新教学局面。王朴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齐亮毕业于西南联大，他们都有较高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素养，所担任的政治课、英语课教学，始终能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讲得有声有色，深受学生们欢迎。在党的领导下，莲华、志达中学前后培养了400多学生，他们后来有的参加了共产党，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多数在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这证明王朴、齐亮他们确定的两个“结合”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莲花”和志达中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当时复杂而严峻的重庆与四川地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而坚定的革命战士。而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横行霸道的环境下，王朴、齐亮等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将这所红色学校办下去，其精神实在可贵。办校是需要花大钱的，哪儿来钱？“只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办法！”每一次学校出现财政危机时，第一次出面承担这种责任的总是王朴。王朴有什么办法？就是回家向他的母亲金永华去要。母亲能答应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王朴家的家业是由王朴的父亲和祖父一点点积储起来的，现在要捐出来，而且捐的是冒灭门风险的共产党，这样的事母亲能同意吗？然而王朴做到了，不仅动员了他母亲金永华将徐州老家的家产田地1480石、折合黄金1000多两，陆续变卖成现钱，给了莲花学校和志达中学，又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并以此为掩护，直接为川东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

王朴的这种毁家助党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同志中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富家子弟，他对组织和同志时常慷慨相助，自己则始终过着俭朴生活。吃饭时，他都是与学校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误了餐，也只在厨房煮碗面条充饥，从不特殊。有一次，王朴与老师喻晓晴一起，从重庆市区回“莲华”时，步行了八、九十里路，却只在路上吃了碗咸菜稀饭，可同志们知道当时的王朴口袋里装着几百银元大洋。王朴说：这钱是他家捐助党的，不能随便用。他的这种精神和忠诚，无不令人钦佩。由于他平时总以刻苦耐劳的俭朴生活磨厉意志，所以后来在狱中能始终坚贞不屈、经受各种酷刑等其它严峻的考验。

王朴于1948年4月27日被敌人被捕，也是因叛徒出卖而入狱。作为一名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徐远举曾以为可以从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结果无论严刑拷打，王朴像许建业一样，始终表现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英勇气慨，没有丝毫能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烈士的妻子楚群同志在丈夫牺牲37年时的一个纪念大会上有过一段极其动情的回忆：

我爱人王朴是由于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出事而牵连被捕的。当时我带着仅有十个月的儿子狗狗，就在莲华中学校长办公室，与他“一别永诀的……我们分手时，儿子小狗狗还在香甜的睡梦之中。特务们抓走他时，他还悄悄暗示我留在学校，对付有可能突然袭击而来的其他敌特分子，他自己却推说城里还有一摊子急需处理。临别前，他拿出来一对“歇福儿”牌的金笔，我挑了一支，给他也留了一支。王朴被捕后，齐亮等领导我们抓紧营救工作，母亲还备了三包厚礼，去找过当时反动派政权的杨森市长的二姨太，可没有什么下文。于是齐亮又导演了一场“寻夫记”，要我打扮起来，抱上孩子，跟着王朴的二姨妈到重庆特务机关那里，探到了王朴被捕是因一张支票的牵连而入狱的。当时特务告诉我，说王朴的罪名是：“物资助匪”。为了营救王朴，我到了王朴老家的徐州，求母亲出钱，可老人家已经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办“莲花”学校所用，最后给了我一只手表和一对金戒指，说家里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老人家听说儿子被捕入狱，非常伤心。我将一对金戒指带回后，交给了王朴的组织同志，作为了我和王朴所缴的党费。后来我知道，就在这时，王朴已经在渣滓洞黑牢里被叛徒刘国定始出卖，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许我们家属送东西和保释了。

楚群同志回忆说，王朴在被捕初期，由于身份没有暴露，特务们根本没有谁去理会他。到了刘国定出卖他后，特务头子徐远举才亲自出现审讯。

徐远举：“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

王朴从容镇定地：“不认识。”

徐远举又叫来刘国定对质：“刘国定，你认不认识这个王朴？”

王朴立即回过头去，与曾经的上级、叛徒刘国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此刻的“领导”就象一只癞皮狗似的那么狼狈。王朴什么都明白了，他上前当场就给了这位出卖他、也出卖了许多革命同志的“领导”一个响亮的耳光。从此，王朴就以共产党人的坚定气节，面对面地与敌特分子公开地进行斗争了。他历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多次受电刑和坐老虎凳，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讥嘲敌人，成为狱中硬汉之一。

1949年10月28日，王朴与陈然、成善谋、雷震、华健、兰蒂裕等“共产党重犯”被敌人残杀于重庆郊区的大坪刑场。最后时刻，他面对匪徒们的子弹，竭尽全力呼口号、高唱《国际歌》……牺牲前，他留给母亲和妻子、儿子的仅是三条革命遗言：

——小群！我还年轻，莫为我牺牲泪以弹！党还有许多任务交给你去做的，你能“化悲恸为力量”也就是给我们报大仇了。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你还年轻呢，记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给咱们的小狗狗起个名字叫“继志”，要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长大了真正能够懂得“继无产阶级之志，继共产主义之志，继承革命先烈们的遗志。”

……

步步寻真理

岁岁思党亲

廿八战刑场

花甲喜相眼

情漫邹容路

泪盈党史新

松柏仰虹日

蓬勃万代春

这是王朴的妻子楚群同志在爱人37个忌日时在王朴墓前留下的一首悼念诗。这一年，王朴的家里喜事连：儿子狗狗又添“接班人”，老寿星母亲金永华入党后被评为“先进党员”，妻子楚群同志的身体恢复健康……还有，王朴的家乡为这位英名长存的烈士建了一个可以让世代人瞻仰的墓地。

五

那场“11·27”大屠杀中，当特务们堵住渣滓洞牢房，用机枪和卡宾枪向狱室内扫射的一瞬间，有一位英勇的共产党员突然冲在同伴和难友们的前面，企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部分同志逃生，然而无情的子弹不仅穿过他的身躯，令他当场倒下。当时这位英雄还有一丝生息，不曾想到的是凶残的敌人后来打开牢门，在他的身上浇上汽油，又点燃起来，他和他用身体掩护下的一个小孩最终未能逃脱灭绝人性的屠杀……

这位烈士名叫丰炜光，牺牲时31岁。在“红岩故事”中的共产党员中，丰炜光是又一位典型的剥削阶级出身的叛逆者。

丰炜光，四川广安人，其父丰聚文自幼从商，因经营布匹发迹，设丰泰隆号，既做外货入川生意，又兼营洋纱买卖，成为广安县商界巨子。丰聚文得财后，修别墅，置粮田，富极一时。其所生四子，炜光行四，名宗铸，生于1919年农历7月，乳名润生。小时候的炜光皮肤白净，眉目清秀，又聪明活泼，是丰家的宠儿。刚进学堂读书时，生意忙得团团转的父亲竟然要亲自接送，可见宠爱。据说头一天上学回家，父亲问小儿子：三加二减五等于几？小炜光眼睛一巴眨巴，又掰着手指数了数，答：没得了！丰聚文大喜，称儿子是一定是个天才，将来丰家希望全靠他了。稍长，炜光即可制作能转的风扇，这让丰聚文更立誓要将家业传给四儿子的信心了。

丰家有个厨工的女娃，名曾传碧，比炜光略小。俩个小娃娃整天在一起玩，炜光经常牵着女娃的手，像是亲兄妹一般。跟下人的孩子在一起，丰家人很不高兴了。小炜光的母亲对丈夫说：只要炜光读书了，他们也许会分开的。谁知小炜光上学不久，便向父亲提出要曾妹妹与他一起上学，“否则我也不去”。丰聚文不忍爱子弃学，，只好依了。上学后的小炜光，常到父亲处要钱，有钱的父亲并不在意，可后来儿子越要越多，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到学校一打听，小炜光拿钱后光知道去买书和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交学费。丰聚文对此很生气，不仅不再给儿子钱了，连曾传碧上学也不让去了。

丰炜光因此与父亲第一次争执吵架，这年他14岁，发誓不再上学，除非还让“曾妹妹上学”。丰聚文气不打一处出，最后还是依了儿子。可这以后，小炜光觉得自己的家里没了亲人，只有佣人和他的女儿曾传碧妹妹反倒成了他的依靠。。他开始看不起父母和自己的兄弟们，因为他们不把佣人和曾妹妹当人对待，然而佣人和曾妹妹相当善良朴实而且可亲可爱。后来曾传碧妹妹失学了，这对心心相印的青梅竹马，终因门第悬殊而各奔东西，成为丰炜光少年时代留下的一桩遗憾的事。

1933年到1935年间，徐向前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广安一带的绅士们终日惊恐万状，不少人跑到了县城或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正在读书的炜光问父亲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丰聚文便把国民党对红军的反动宣传——“红军是一些长得红眉毛、绿眼睛、红头发，专门要吃小孩”等等说给了儿子听。小炜光感到疑惑。于是当学校有地下党派来的青年团员在演讲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时，他去听了，觉得这些人不像父亲说的那么可怕，相反很有正义感嘛！这时，爱又读书的丰炜光又读到了蒋光慈的《咆哮了土地》，巴金的《家》，以及进步作家丁玲、张天翼、殷夫等的著作，他感到耳目一新，心中顿然开朗：原来他们都是些好人啊！回到家里，小炜光对父亲说，共产党并不是什么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而是打富济贫的好人，他甚至劝父亲把占有的田土送给穷人种。丰聚文立即瞪眼斥道：小崽仔，老子好不容易积存的千把挑谷，费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送了人，你不想活了？老子送你去读书干啥的？从现在开始，你也别上啥学了，干脆回家做生意吧。小炜光不同意，这回专横的父亲并没有依了四儿子，他觉得不能再顺着这个“孽种”了。丰炜光只得辍学从商。

1936年，地下党在广安城里组建了共青团支部，追求进步的丰炜光成为该县第一批共青团员。经过团组织的教育，他从一个侠义、进步的社会青年渐渐成长为自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青年。当时地下斗争缺乏经费，丰炜光便把他在“丰泰隆”号里赚的钱，全部献给了组织作活动经费，不够时还到家里拿。这事被父亲知道后，大骂他是“败家子”！开始成熟的丰炜光，为这事他不与父亲正面冲突，而是软磨硬泡，后来他又不声不响把商号上的事情几乎全部甩给了管事的佣人，自己则一头投入到了职业地下工作去了，担任共青团广安街道支部书记。根据组织安排，为动员群众，丰炜光出面与其他几位进步青年一起办了家“四友书店”，他出任经理。有了这块革命阵地的丰炜光，整天忙着经营那些进步图书的买卖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四友书店”从此成了当地传播新思想和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时间一久，人来客往，影响很大。反动当局多次滋生事端，皆因丰炜光等采取多种形式与之周旋而获得继续开张。

“西安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各地，广安人民纷纷起来支持抗日。这时的丰炜光忙得不亦乎。1938年，广安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可以将团龄算作党龄。丰炜光接到组织的这个通知后，高兴得一夜未合眼，从此他对党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38年，地下党派人回广安代市办纺织合作社，借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掩护从重庆市区来的地下党员。可办合作社需要大量资金，丰炜光知道后，连夜赶回自己家的商号，将全部盈余拿了出来，贡献给了组织。同时他又动员自己的财主父亲出钱。父亲当然不从。“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嘛！”丰炜光就以商铺亏损为由向父亲借贷。无奈，老头子只得又“出血”了一部分。

1942年秋，地下党新派来的县委负责同志，由于隐蔽不当，受到特务监视，没能与原县委接上头，这样，单线联系的丰炜光等同志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是他热衷追求革命后的第一大挫折。

无数次，丰炜光站在家乡的山坡上，任凭风雨吹打，像个失去方向的孤儿，仓皇内心一次次向天呐喊……

炜光，你有啥子不高兴的就说嘛！别这样糟蹋自己啊！他的年轻妻子一次次跟着他风吹雨淋。可依然换不回丰炜光的那颗盼望组织的心。

“我要到成都去！”终有一天，丰炜光对妻子说。

“到成都干啥子去？”妻子问。

丰炜光没有说。他参加革命，不想连累家人。其实，他在近半年里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找到党组织。他知道当地的一名共产党员去了成都方向。他丰炜光的堂兄丰宗铁、大哥丰宗锦也在成都。尤其是宗铁堂兄为人正派，同情穷人，有可能也是共产党员哩！所以丰炜光想：如果找丰宗铁，也就可能就找到了党组织。这样他才下定了决心到成都去。

临出发前，妻子特意给丰炜光找来两个农民抬滑竿，丰炜光本不想要，后一想到路途遥远，关卡甚多，如果扮成富商或阔少会一路顺当些，于是便答应了。可当抬滑竿的农民将丰炜光抬出广安城门后，他就嚷着要下滑竿自己走。“少爷，你是不是瞧为起老子嘛！”两个农民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生气道。丰炜光笑了，说：你们是人，我也是人，你们有一双脚，我也有一双脚，为什么要你们抬着走？两个农民憨厚地着说：你是有钱人，当然该坐滑竿啦！丰炜光嘴一撅，说：有钱人，有钱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从你们穷人身上搜刮来的嘛！丰炜光接下来又给两位农民讲了很多社会现象，并对他们说，农民不是命穷，富人也不是命中就富，只要穷人联合起来与富人斗，穷人就能富起来。两个农民听了直点头，说他们从娘肚子下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丰少爷这样的读书人。丰炜光又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当他提到共产党时，这两个农民面面相觑，惊骇得不知所措。丰炜光板着脸，说：共产党又啥不好？他们都是为穷人说话做事的好人哪！两个农民如梦中醒来，小心翼翼地问炜光：你是不是共产党？丰炜光突然大笑起来，说：我还不够条件呢！中午，三个人在一个店子里吃饭，丰炜光一个人掏钱，三个人不分贵贱在一起吃喝。饭后，两个农民见自己只跟着少爷走，还白吃少爷酒饭，内疚地提出如果少爷不让抬，他们就回去了。丰炜光则坚持把他俩留住，依然每天照常给他们滑竿钱。一个白面书生、富家弟子，宁愿不坐滑竿，每天跑得满脚起泡，还请他们吃饭喝酒，这是没有见过的“怪事”。四天下来，丰炜光竟然把这两位农民教育成思想进步的革命者，后来都上了华蓥山，参加了游击队。

再说丰炜光到了成都，才知丰宗铁只是个进步人士，不是共产党员。又一次失望，让丰炜光久久地徘徊在成都街……这时他想起了在广安一位已经被捕的共产党员彭明同志。天真可爱的丰炜光想：如果把彭明营救出来，不就有了党了吗？于是他就去找大哥丰宗锦，得知大哥的药店生意兴隆，家道富裕，很有积蓄。只是大哥不在家，嫂嫂不肯将钱借他。丰炜光就给嫂子做工作，并把借钱的目的和盘脱出，并保证今后一旦有了钱后，如数还她。嫂子听了小叔子的话虽觉唐突和惊异，但见他待人诚恳，忠厚，又沉着，不像是浪荡子弟，于是便如数拿出了丰炜光所需的十多两黄金。后来，丰炜光的哥哥知道妻子把黄金她给了兄弟，再三追问其用场，妻子始终不说，一气之下，服安眠药自尽了。为这事，丰炜光觉得很对不起嫂子，内心也十分悲痛。

成都没有找到党组织，又无工作，生活渐感困难。几个月后，丰炜光又经历艰辛，回到了重庆开始找党。此时抗日战争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抢夺胜利果实，正在全面准备内战，“陪都”重庆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丰炜光在每天东奔西走，依然不知党在何处，最后连身上的衣服都买光了。有一次，他正帮一个老板在店面抄写账目度日，突然一辆警车在街上刹住，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冲击店里，把他的老板抓走了。丰炜光这时才回想起这位老板平时的举止言谈，顿时如梦初醒：哎呀，这老板不就是我要找的党内同志吗？丰炜光想到这儿，拨腿追赶远去的警车，可最后几经打听，依然不知特务们把他的老板关在何处。1946年春，丰炜光在几度失望中又回到广安。这年冬天，地下党派谈剑啸从重庆回广安清理地下党组织时，漂流、彷徨了三年多的丰炜光，才算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不久，他担任中共代市特支书记。

1947年，地下党代市特支接到中共东临委指示，要求开展农运工作，发动当地群众，进行抗丁、抗粮、抗税运动。出身富家的丰炜光生来皮肤白懒，即使太阳晒也照样细皮懒肉的，有人就觉得他不像是共产党员。可他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同志们的前头，每天与穷人促膝谈心，给青少年讲革命故事。吃苞谷的日子，他白天与农民一起下地，晚上帮助他们搓苞谷。与老农一铺睡，没有半点少爷和读书人的架子。农民为此亲切地叫他“丰老师”。

1948年7月，中共川东临委指示各地下党组织，联合在华蓥山区举行武装起义，要求代市首先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丰炜光接受任务后，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战斗。8月5日，正值代市赶场。丰炜光的口袋里藏长刚刻好的“华蓥山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的印章，挤在人丛中，寻找他的通讯员曾令森。俩人后来见面后，丰炜光则因为还有帐项要算清，于是他在镇上的一家店铺里留了下来。这时，伪镇长谢相等一伙人见到了丰炜光，他们招呼他一起打牌。丰炜光本无心思跟这帮人打牌，但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便同意了。坐下打牌，一晃就是几小时。当丰炜光想脱身时，伪镇长和几个随行人员就是不放他走。丰炜光再往周围一看，见有不少乡丁在晃来晃去，猛然觉察自己被软扣了。怎么办？他灵机一动，便以小便为由离开牌桌，想给自己的同志送个信储蓄，但特务和乡丁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丰炜光心急火燎，恰在这时，有两个自己的同志闯入丰炜光的视野，他立即发出暗号。稍顷，这两个同志便来到牌桌边对丰炜光说，一家纸业社那边的工友有事，要他快去处理。炜光听罢，刚起身要走，周围的四五个特务和乡丁便呼啦一下围了过来。看来脱身是不可能了。为了稳住敌人，他又若无其事地回到牌桌。敌人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丰炜光在那俩个同志走近他时，已经把暗号传了出去，心领神会的同志们获得了安全转移。事后人们才知道丰炜光是被叛徒骆安靖出卖的。

1948年8月27日，这一天，渣滓洞里来了一批刚刚被捕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被叛徒出卖才进了这个人间地狱的。丰炜光是其中之一。

“你就是丰炜光吗？跟我走一趟！”一个特务气势汹汹地押着丰炜光，将他带进审讯室。

丰炜光并不认识坐在他对面审讯他的刽子手漆玉麟。当对方开腔“三少爷，请坐，请坐”时，他骄傲的丰炜光拿出一副“少爷”姿态，用脚一蹬藤椅腿，椅子正好转了九十度，丰炜光稳稳地正好坐了上去。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莫来客套。既然进了魔鬼的杀人场，老子就没有准备活着出去！”从不耍少爷作风的丰炜光，这回在特务面前竟然耍尽阔少爷架势。

漆玉麟和特务们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少爷“共产党员”。“三少爷火气不要那样大嘛！”漆玉麟难得能放得下这么轻的语调，说：“我们有话好商量。对你，我们徐处长是很器重的，说象你这样富豪家庭出身的年轻，干共产党的事情，是误入歧途，上了共产党的当，只要你洗手不干了，就放你出去。”

丰炜光用眼睛瞪了一下对方，没有理睬。

漆玉麟又说：“不要嘴硬，平你细皮嫩肉，能经受得起什么刑具，我劝你早识时务，你们共产党所谓的重庆市委书记、委员不都自信了，鲤鱼拉不破大网，何况几条小泥鳅，你想想嘛！”

丰炜光一听，断然大怒：“他们算啥子嘛？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叛徒！再说，看看全国的战场，你们国民党的网不是早已破了吗？要不了多久，人们会把你们的破网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哈哈……”说完，丰炜光仰天大笑。

漆玉麟气得直在审讯室转圈，可就是没用刑。

丰炜光乘势回击对方：“我从入党的那天起，就发誓要捣毁你们的魔窟，有什么可后悔？我倒要劝你们这伙人多留条后路，不要死心塌地跟蒋介石跑了！真到那时，可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给我带出去！”漆玉麟再也无法忍受了，发疯似的吼道。

做好受苦刑准备的丰炜光，见自己好好端端地走出审讯室时，反而感到十分疑惑：特务们想什么阴谋了？哼，管它呢！丰炜光挺着胸膛，哼着歌，回到了狱室。可在这里，他发现难友们却用一种鄙弃的目光在看他，这是怎么回事？更有甚者，放风的时候，丰炜光走到一个小孩跟前，其他难友一下把还不懂事孩子从丰炜光身边领走了。丰炜光被孤孤零零地冷落在一边……那一刻，这位从不屈服的“阔少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心里在呼喊：党啊，我没有背叛您啊！你们怎么啦？

这天夜里，丰炜光这位硬汉，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哭了……

第三天，特务又把丰炜光带进审讯室。这回是大名鼎鼎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大特务徐远举亲自来审问他。

丰炜光才不理会他徐远举是谁呢，一概不理，他早已作好受刑和牺牲的准备。

徐远举这回搬出的人物也不一般，他说丰炜光你是市长杨森的老乡，还说杨森这人很重感情，很讲义气，非常关心家乡人，因此特意吩咐徐某人在办这桩案子的时候，尽量做开导工作。徐远举还表示希望丰炜光给身为市长的家乡人争个脸面。

“他杨森算个什么东西？他无故杀害了多少平民百姓，狗屎一堆！”炜光话突然大声打断徐远举的话，又说：“我们共产党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就是为全国人民、广安人民争气！让杨森这样的混蛋早点上历史的审判台吧！”

“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用刑！”徐远举再也装不出假慈悲了，命令特务将丰炜光折腾个半死。之后数日内，又连续对丰炜光用重刑。然而丰炜光始终没有低下过骄傲的头颅。

昏死了几天后的丰炜光，第一次再出现在放风的坝上时，忽然发现自己的脚边飞来一个小纸球，他迅速拾起走进厕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祝你胜利”四个字，落款是“同志”。啊，是狱中党组织和同志们写给我的！那一刻，丰炜光好不高兴和鼓舞。他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同志们中间，回到了党的怀抱……

“11·27”大屠杀的夜晚，年仅31岁的丰炜光不幸壮烈牺牲，他牺牲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广安和代市，凡是了解他的人和同志们无不声泪俱下，都说丰炜光是富家的叛逆者，真理的英雄卫士！

六

陈俊卿，“11·27”大屠杀中的另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铁骨英雄。

本名程杰、又名程瑞瑞的陈俊卿，于1911年出生在四川省峨嵋县冠峨乡。其父亲程治安，在清末时任过峨嵋青龙场的团总，辛亥革命后，回家乡买田置地，成为峨嵋一带有名的地主。少时，陈俊卿进峨嵋县中学读书。16岁时便由家庭包办，与当地女子周淑珍结婚，后生下女儿程绍芳和程华芳。

峨嵋县是川西平原上的一颗明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然而在解放前，这里的封建军阀与地主豪绅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与压迫，还在读中学时的陈俊卿就目睹了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他同情百姓，对父亲收租放债、盘剥群众的做法十分反感，为此常与父亲争吵。有一年快到年关时，父亲叫陈俊卿去农民家中收帐。不一会儿，儿子俩手空空地回来了，并对父亲说：“人家大年三十晚上连饭碗都是空的，我们怎么好再去逼人家还帐呢？”程治安一听就责怪起儿子无能，骂他是“败家子”。陈俊卿不服，与父亲论理，结果父子俩大闹。从此，陈俊卿更加同情起穷苦百姓，在思想上与自己的那个封建剥削阶级家庭之间有了隔阂。

陈俊卿成婚早，但却懂得世事，心底正直善良，又乐于助人，他经常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送给穷人。妻子问起时，他总这样说：我家里还有穿的，可穷人家里啥子都没有呀！

1930年，考入了由乐山与嘉定创办的“联合中学”普通科第二班。次年夏天，共产党员和成弟由成都回到峨嵋，以小学教员的身份秘密开展地下工作。陈俊卿期间与和成弟结识。和成弟不断向陈俊卿讲解共产党的主张等许多革命道理，使陈俊卿仿佛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人民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不久，陈俊卿向和成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这年冬天，陈俊卿的愿望终于实现，从此开始了他彻底背叛自己的反动剥削家庭、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

1932年底，陈俊卿完成了联合中学的学业后，回到家乡，任冠峨相白马小学校长，并加入了以和成弟、唐杰为核心的中共峨嵋特支。陈俊卿任特支宣传委员，和成弟是特支的书记。1933年春，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入川，四川革命形势高涨。秋天，四川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峨嵋县委，由陈俊卿出任县委书记。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峨嵋农村发动秋收抗税斗争和壮大革命力量。1934年春天，四川军阀对川陕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峨嵋县的地方团队借此大肆抓丁派款，征粮抽税，闹得民怨四起。陈俊卿与和成弟、唐杰等商定：借此时机，发动峨嵋武装起义，准备占领县城，并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为了武装起义，陈俊卿不分日夜地到处活动，引起了“峨嵋清共委员会”的注意。一日拂晓，敌人突然包围了冠峨乡白马小学，并以“共党嫌疑”名义逮捕了陈俊卿，随后也抓捕了张克诚等县委干部。残暴的敌人用竹板抽打陈俊卿的嘴巴，欲让他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受尽毒刑的陈俊卿宁死不屈，始终不露一个字。无可奈何的敌人只得将他关押在狱中。

陈俊卿虽在狱中，却通过特殊关系依然同峨嵋地下党的同志们保持着联系，武装起义的准备一直没有停止过。1935年1月27日拂晓，由陈俊卿等地下党人领导的峨嵋武装起义正式行动。不幸的是，在起义发动的关键时刻，一名参加起义的团队士兵动摇叛变，向敌人告了密，致使敌人迅速行动，调兵包围了起义军。在城内城外联系中断的情况下，起义队伍仓促应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起义不得不宣告失败。受惊吓的当地反动政府急求国民党21军刘绍斋团开赴峨嵋，对各地大肆清乡。武装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和成弟脱险远走，军运委员会唐杰则被抓捕。后唐杰等被捕的起义同志英勇就义。峨嵋武装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民众觉醒的唤起，指引劳苦大众走向光明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由于武装起义时的陈俊卿一直在狱中，敌人将其关押一年多后，始终找不出他参加共产党的任何证据，便向陈的父亲勒索了几百块银洋，便将陈俊卿释放出狱。

出狱后，父亲对儿子说：今后你去学医，家中有产业支持你，搞共产是杀头的事，不能再干了。陈俊卿则明确告诉父亲：如今这个社会只是有钱人才看得起病，穷人生病挨饿谁管？我学医没什么用。儿子的态度令其父亲拍案大骂，宣布与陈俊卿断绝父子关系，以后陈俊卿的事与他程家没有任何关系。被赶出家的陈俊卿，带着妻子，开始自谋生路。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和封建家庭的无情压迫，没有使陈俊卿丧失信心，相反他的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信仰更加坚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西昌做小生意的陈俊卿立即回到峨嵋县，并同原地下党县委委员张克诚一起，到成都，同上级党组织恢复了联系。省委批示陈俊卿、张克诚，速回峨嵋清理被打散的地下党组织。之后的陈俊卿，一面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清理组织，一面积极组织当地的抗日救国运动。一时间，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地下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党组织曾以“青年抗日运动”的名义，邀请著名人物郭沫若先生到峨嵋作关于抗战的演讲。陈俊卿则把国民党县政府补建的峨嵋县城内有名的“泰丰茶楼”作为党的宣传阵地，经常在这里举行各种活动，广泛向群众讲解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和主张，并时常与另一个反动组织——峨嵋“成城学会”进行多次辩论，驳斥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谬论，扩大了党的影响。不久，上级批准再次成立中共峨嵋县委，陈俊卿也又一次担任县委书记。

武装暴动是当时我党在敌占区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俊卿再度将精力放在准备武装起义上，并亲自担任后勤总负责人。1947年7月21日夜，由地下党领导的暴动队伍分两路出发，突然攻打籍田区公所。不巧的是，战斗刚开始，恰遇一连敌军押送军饷由此路过。见有人攻打区公所，敌正规军立即开枪射击。没有任何武装斗争经验的暴动队伍一时乱了阵脚，惨遭打击后立即败阵下来。在处理起义善后事宜之后，陈俊卿到成都向时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同志汇报了情况。马识途批示陈俊卿到具有一定基础的大邑县唐场继续从事武装起义工作。

大邑唐场的地下党组织工作富有成效，当时已经有了100多人的武装队伍，而且又有武装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朱英汉等骨干。陈俊卿在此工作得心应手。1948年3月，由陈俊卿任总负责人的“川西南武装工委”在大邑县唐场成立，之后这支革命武装先后击溃过国民军队的多次进犯。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时，这支部队发展到上千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作战。

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共四川省委决定于1948年4月成立新的中共雅乐工委，领导雅安、丹棱、眉山、蒲江、大邑、邛崃、彭山、峨嵋、乐山、井研、仁寿、青神、夹江、洪雅等一带的武装斗争。陈俊卿和吕英分任中共雅乐工委正副书记。这时，一个配合我军解放大西南的宏伟计划正在陈俊卿心中酝酿着……不幸的是：正当陈俊卿全力组织和开辟辖总岗山周围八个县区域的革命武装——“青衣江游击纵队”时， 1948年11月底的一天，陈俊卿来到乐山五通桥的牛华溪镇上，准备办理当地一对兄弟入党的事宜时，被认识他的特务碰见后当地抓捕了他。

当晚10时，陈俊卿被带进了伪警察局五通桥分局审讯室。伪警察局长审问道：“叫啥名字，哪里人？”

“姓王，洪雅县人，”陈俊卿沉着回答。

“来这做啥子？”

“做盐巴生意。”

“胡说！你是峨嵋人，快交代你参加共产党多长时间了？”

“我是做盐巴生意的，不知道啥叫共产党。”

“刑法伺侯！”于是敌特分子们先后使用老虎凳、水葫芦、吊打等酷刑，将陈俊卿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不几日，敌特们找来一个叛徒与陈俊卿对质，并由伪乐山行署秘书郑政亲自审讯陈俊卿。

郑政：“告诉你，其他人已说了你的身份，你若交了你的组织就放了你”。

陈俊卿：“我是共产党，你要怎么样？”

郑政：“我让你交出组织，这样我们不仅马上放了你，而且还给你安排工作。”

陈俊卿冷笑一声后：“谢谢，不过我没啥子组织。”

郑政暴跳如雷：“参加共产党怎么会没有组织？告诉你，今天不交组织不行！”

“随你们怎样，没有组织就没有组织！”

郑政见威逼利诱不灵，便令军警特务们拿出竹筷，夹陈俊卿的手指。受尽折磨的陈俊卿屡屡昏迷，却又被凉水一次次泼醒。凶残的敌军特务们又将他放倒在一张凳子上，向他鼻孔里灌辣椒水，陈俊卿又一次当场昏死过去……待陈俊卿苏醒时，已发现自己躺在牢房的草堆上。“佩服你是个英雄，难怪你们的共产党尽打胜仗呢！”看守他的敌伪兵这样敬佩地对陈俊卿说。

中共川康特委侦悉敌人准备把陈俊卿押往成都，便立即组织了大邑、洪雅等县的武装准备在半途营救陈俊卿。可惜已有准备的敌人一再变动路线和时间，致使我方的这一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陈俊卿在被押关乐山时，女儿绍芳和外婆曾带着一些衣服去狱中探望。女儿见父亲在寒冷的冬天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沾满血迹的衣服，又满身伤痕，不由泪水夺眶而出。陈俊卿抚摸着女儿的头，十分安详地说：“不要哭，不要怕，要做一个勇敢坚强、对人民有用的人。”这是女儿听到的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1949年1月，敌人将陈俊卿作为重要“犯人”押送到重庆，并与中共雅乐工委副书记吕英一起囚禁在渣滓洞男牢楼下3室。

“11·27”大屠杀的那个深夜，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渣滓洞中的革命者实行血腥的屠杀。陈俊卿与吕英这对地下党雅乐工委正副书记，合戴一副手铐，肩并肩地走向刑场，为党的事业一起英雄地面对敌人的枪弹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七

在“11·27”大屠杀中，其中有位过去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年轻的归国华侨也被国民党特务残杀在渣滓洞。他叫廖瑞卿，矮矮的个子，黑胖胖的脸，说一口地道的广东话，牺牲时年仅24岁。

这位热爱祖国、忠诚共产党的华侨战士，在反蒋斗争中，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写下了永远让历史记忆的辉煌一页——

1925年，廖瑞卿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一个华侨家庭。读中学时的廖瑞卿，听父辈们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暴行我华北，在南京大屠杀…等等血腥悲惨的一桩桩事后，毅然决定要回祖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去，誓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境，以尽祖国儿女的报国之心。 1941年，16岁的廖瑞卿告别了父母和亲人，登上从印尼爪哇岛驶向祖国的轮船，这时的他，恨不能一步登上祖国大陆，立即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回到祖国后，正值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廖瑞卿顿时被这等无法想像的“怪事”惊呆了：为什么不打侵略者却要灭自己的同胞？他不解；在广州，廖瑞卿接触到的不是积极抗日的活动，而是国民党到处抓捕、杀害那些一心想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罪恶情景。胸怀满腔爱国热忱、却是报国无门的廖瑞卿，最后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只得流浪在街头。他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苦果。

1943年，廖瑞卿辗转到达重庆。一份叫《西风》的杂志社登报招聘雇员，他被录取做收发和邮购工作，算是有了碗饭。不久，抗日战争胜利，本以为可以翻身的廖瑞卿却被搬往上海的《西风》杂志社解雇了。后经同乡介绍，他到内江高等法院第十分院当录事和收发。靠微薄收入生活的廖瑞卿，却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购买很多进步书籍和杂志，如饥如渴地阅读，这使得他有了进步的思想意识和渴望追求革命的理想。那时，廖瑞卿最喜欢看的一份报纸《新华日报》，报上那些救国救民的文章和报道，常令他心潮澎湃。年轻单纯和追求进步的廖瑞卿，哪里知道此刻反动特务已经注意到了他……

1947年6月1日，蒋介石再一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进行大逮捕。3日凌晨，当山城重庆的人们正在沉睡之中，一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法院，抓走了廖瑞卿。在敌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吕祖庙看守所内，特务们多次严刑拷打，廖瑞卿承认是共产党和交待组织同伙。廖瑞卿嘲笑敌人，说我巴不得是共产党呢！他的不屈不挠，反而让敌人确信他一定是个“顽固的共党”。不久，他被押解到渣滓洞监狱。

对革命者来说，敌人的监狱是锻炼革命意志的熔炉，是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难友们爱护这位举目无亲的青年华侨。与廖瑞卿同一室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表现，让他深受教育和帮助，也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从此这位说话有些洋气、长得一副广东仔的年轻华侨与狱中的共产党员团结融合在一起，并事事处处毅然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和发动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如绝食斗争、追悼新四军战士龙光华大会、1949年元旦祝捷活动。有一次监狱特务问廖瑞卿：“你现在好像真共产党了！”廖瑞卿昂着头，骄傲地回答道：“共产党还有假？我就是！”。据说，狱中党组织已经准备考虑吸收廖瑞卿，然而垂死的敌人提前实施了大屠杀——1949年11月27日夜晚，这个远离父母姐妹，满怀壮志归国抗日的华侨儿子，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机枪弹下，他把热血洒在他心爱的祖国大地上，他把忠诚留给了他向往的共产主义信仰之上……

八

讲“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身份特殊的人物中，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讲。她就是“红岩村”的女主人——饶国模。

这位重庆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在毛泽东1945年赴重庆谈判的时候，曾经专门宴请过她；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特邀她赴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称颂她是“革命妈妈”……是她把“红岩村”——重庆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重庆的象征和代表，在那里孕育和产生的“红岩”精神，成为我党继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之后同样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并永远高扬在中国人民心中。

饶国模，女，字范英，又名绍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铜梁县云露乡，现今属重庆市大足县国梁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国梁乡这个地名，就是因为纪念饶国模的二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而得名。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饶国模，其祖父饶有山，自幼苦读四库全书，研习经史方略，一心只盼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却不料因读书用功过度，劳累成疾，不幸早逝。父亲饶树奇，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虽然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满腹经纶，才华过人，但却屡试不第，看着自己已过不惑之年，只得拿钱捐了一个九品的闲官。

饶国模父辈一家，有三子一女，饶国模排行老三。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员，后来在国民党内做事；二哥饶国梁，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饶国材，抗战初期在成都加入共产党，其女饶友瑚，1936年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与建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冯定(当时叫贝叶)结婚，后来饶友瑚不幸因肺病于1939年病逝于红岩，现葬于红岩公墓。饶国模的父母亲希望他们的儿子们将来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和国人的楷模，因此为自己的子女四人分别取了这样极具代表意义的名字。饶国模之所以能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友人和同路人，正是与她出生在这样一个新旧变革、富有强烈革命气氛的大家庭有直接关系。

在孩子启蒙教育时，父亲曾经将儿女们如到跟着，问他们长大后都想干什么时，老大国栋说：“加入同盟会，推翻清朝。”老二国梁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老四国材说：“为国为民，报效祖国。”轮到女儿饶国模说时，这位小小年纪的巾帼少女，竟然学到哥哥的腔调，站定屋子中央，双手叉腰，高声道：“我是女的，长大了第一不嫁人，第二学两位哥哥，为国家民族出力，做个巾帼英雄，不让你们须眉。”父亲饶树奇大喜，说将来我的闺女，非同一般，定当国家大梁。

青少年时期的饶国模思想进步，性格豪爽，追求上进。勤奋好学。读完中学后的饶国模，于1912年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此期间，她受到谭嗣同、秋瑾以及因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二哥饶国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响，一身爱国主义思想。她自已作主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的恋爱与结婚，表现了她在男女平等方面的进步主张。学业完成后的饶国模，回到家乡任小学学教师。后因丈夫刘国华在重庆铜元局工作，饶国模便携子也来到了重庆。她是个思想解放的妇女，因不愿在家当职业太太，便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三友实业社”，开始走实业救国之路。1930年，饶国模用自己经营活动积攒下的钱，在重庆市郊的红岩嘴买下了300多亩荒谷坡地，办起了以种植花卉、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农场，并起名叫“大有农场”。善于经营的她，既然经过六七年的辛苦经营，昔日荒芜的红岩嘴成了花果满山、绿树成荫、花香馥郁、远近闻名的好地方，人称“刘家花园”——饶的丈夫姓刘。可这时的刘姓丈夫在官场中沾染了封建腐朽陋习，当着饶国模的面提出要娶二房，，一气之下，饶国模毅然与之分居，并从此带着三个孩子，离开喧嚣的市区，住进了红岩嘴——她在此盖起一栋小楼，专供她和三个子女及佣人居住，成了真正的农场女主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迁都到重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合作从此形成。经国共双方协商，我八路军需要在重庆设立公开办事机构。 1938年春，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市区内。到了1939年，八路军办事处内由于加设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人员一下多了起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重庆后，便把重新找新地方的任务交给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办事处钱之光、周怡等人。经过地下党的各种社会关系，了解到饶国模的“大有农场”一带地方比较适合新的八路军办事处地址。更重要的是饶家与我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饶国模的弟弟饶国材是我党党员，饶国材的女儿饶友瑚也是中共党员，饶国模的三个子女，也已成为我党新发展的党员。

“我看这是个好地方，环境好，社会基础好。”周恩来很满意选择红岩村。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此在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内安营扎寨，成了公开对外活动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其实，饶国模本人在此之前，也早已跟共产党有过密切友好的联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饶国模担任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部长，发动妇女缝制棉背心数千件慰劳抗战将士，并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后来她的三个儿女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她暗底里早已支持，并一直鼓励和掩护着他们从事革命活动； 1938年12月25日，她参加了中共《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遇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饶国模以“大有农场”的名义亲自送去了花圈和慰问金，并公开声援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我是到处想找共产党都不得其门而人啊，你们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当她听得地下党负责人钱之光找来商量八路军和共产党南方局办事处设在她的大有农场时，激动地这样说。当时，饶国模和中共南方局谈定的协议是：由办事处出资3000银元，由饶国模负责具体办事处的房子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后，办事处无偿使用三年，三年后若需继续使用，每年再付给租金若干等等。

心底善良又能干的饶国模，从此便把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认真负责。房子建好后，办事处的同志们搬进红岩村工作。这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整天轰炸。为了保证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饶国模多次主动腾出农场内的部分房屋，让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董必武等人搬进大有农场内的其他房屋居住。博古同志甚至搬到了饶国模家的小楼里，与其小儿子刘圣化同住在小阁楼上。

1939年8月，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大楼正式竣工落成，并有了一个正式的门牌号——“红岩嘴13号”。新房是座三层楼，一楼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机关及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董必武欣然诗题红岩村，饶国模因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一生红缘。

“红岩有幸留英杰，英雄藉此可为家”。饶国模自觉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搬进她的大有农场后，时时处处“蓬荜生辉”，她也格外有幸。可当时根据协议，八路军办事处是作为租凭方式借用她的房子。可到了三年以后，理当再交房租钱时，她饶国模怎么也不要了，这让周恩来和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是过意不起。饶国模说：你们来我大有农场住，这是我前世修的福，谢还来不及呢！

周恩来等只得收下饶国模的这份情意，称她是“革命的好房东”、“罕世之友”。

饶国模是个心比菩萨还善的人。当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从贵阳来到重庆居住，老人们身体不太好，饶国模知道后，主动邀请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子去。她让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住到她的小楼二楼上，与她隔壁，便于照顾。周恩来的父亲，则安排住在办事处西边百多米远的农场的一排房舍里，那里空气新鲜，非常安静，便于休养。1940年11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不幸病逝，饶国模忙着张罗后事，并把自己在小龙坎福园寺的一块地皮拨出来，安葬邓颖超的母亲。1942年7月，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又在红岩中风去世，饶国模照旧忙前忙后，给逝者安葬在小龙坎福园寺。周恩来和邓颖超对饶国模的义举感激万分。之后只要是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有同志病逝，饶国模都让他们安葬在小龙坎福园寺的墓地里，前后一共安葬了10个大人和3个小孩。邓颖超同志曾经这样深情地说：“当年，饶国模把我们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她是世人难得的好人。”

红岩幸有偏风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胜迹，红岩异日放光辉。

这是饶国模写的诗句。自从中共办事处在红岩村驻扎后，饶国模自己也觉得变成另一个人了。她整天高兴和乐意为八路军、南方局的同志们做事，并乐不此彼。由于接触时间久了，同时受周恩来等革命家的影响和帮忙，她的思想也渐渐偏向革命事业，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感情，对革命事业有了向往之心。相反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变得痛恨。

1946年春，叶挺将军出狱后，就住在红岩村。当饶国模看到叶挺将军和夫人、儿女团聚的那一幕，感动万分。后来听得叶挺将军与家人的不幸后，痛哭不止，并写下长文悼念：

奋斗廿余年，肝胆俱尽费。所求在民主，荆棘无所畏。舌战法西斯，国策多考虑。中流为砥柱，破舟赖不溃。痛恨暴风雨，大雾竟作祟。神鹰遭回禄，文武星下坠。伤哉诸领袖，胡为罹此晦。痛悼诸烈士，功亏仅一篑。怀抱未畅达，临死心灵碎。往日见英姿，握手多教诲。今睹北边日，音容遥相对。造物何忌才？痛心洒热泪……

与共产党的长期交往中，饶国模开始渐渐从一个纯粹的求和行善的农场主，变成了追求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爱国主义革命者和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的参与者。1948年，当中共川东地下党困难的时候，她饶国模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支持共产党，并为川东地下党筹措经费。当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二十几位游击队员无处藏身时，她亲自出面将其秘密安排在自己的农场内。有一天，国民党的军警特务们来到饶国模的农场里检查，原本欲想在她的农场里找出一点饶国模“通共”的嫌疑，可当他们看着饶国模打着遮阳伞，挥舞着小手绢，在大声地呵斥着一群头戴破草帽、衣衫褴褛的“农场工人”们在烈日之下满头大汗干活的情形时，便悻悻地走了。然而敌方军警哪里知道，这些在饶国模吆喝下干苦力的“农场工人”，其实都是游击队员，其中还包括华蓥山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中共川东临委书记邓照明正等“要犯”。1948年，饶国模在中共地下党和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候，正式向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的李维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饶国模的申请，并让胡其芬通知饶国模。可惜的是胡其芬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党的决定告诉饶国模，自己却被捕了。饶国模从此失去了与党的直接联系，更不知道自己其实已被批准了入党。国民党在行将失败的1948年、1949年11月前的一两年里，对重庆地下党和游击队实行残酷镇压，饶国模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这时，她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回到了铜梁老家等地躲避，一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饶国模同志，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南方局的全体同志，也代表小超我们一家向您表示感谢！”1950年春，饶国模应周恩来之邀，参加了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周恩来深情地向饶国模敬酒，感谢她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为红岩村所做的贡献。1950年“七一”前夕，饶国模经过慎重考虑，正式将自己的红岩和福园寺等地的个人房产，献给了党和人民政府，真正实现了她“他年凯旋高歌日，红岩即是众人家”的美好宿愿。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便利用饶国模献出的这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办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开学典礼上，邓小平同志拉着饶国模的手，向台下的学员们亲切地介绍：“这就是红岩村的革命妈妈。”

5年之后的1955年，饶国模因工作需要，迁居北京。也就是在这一年，重庆市人民政府经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红岩“大有农场”和城内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基础上开始筹建“红岩革命纪念馆”。

从1958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至今，“红岩革命纪念馆”共接待观众6000余万人次，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示范基地。“红岩精神”就是从这里传遍全中国、全世界……

1960年6月14日，饶国模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65岁。这位旧式家庭出身的革命妇女，以她后半生的崇高献身精神和美德，实现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中央批准恢复了她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48年算起。

第五章：铁窗里的等待

像笼里的鹰

梳理着他的羽翼，

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

长期的幽禁呵，

岂能使反抗者的意志麻痹。

在铁窗里面，

无时不在磨利着斗争的武器——

用黄泥搓成的粉笔，

在地板上写出了讲义，

你，是学生，也是教师。

卡尔、

恩格思、

伊里奇、

约瑟夫

就像坐在身边，

同大家亲密地讲叙；

毛泽东的话呀，

又一遍在心里重新记忆，

再一遍在心里仔细温习。

寒冷的俄罗斯，

是怎样开遍了香花；

古老的中华，

怎样燃起了解放的火炬。

同敌人斗争的故事，

同自己斗争的故事，

一幕一幕重现在眼底，

像无数的火星

闪耀在这样漆黑的夜空里。

转动齿轮的

挥舞锄锹的，

摇弄笔杆和舌尖的，

趁着新建的花园完工之前，

你，向自己的弟兄，

裸示出深藏的灵魂和躯体，

看哪里还有暗迹，

看哪里还有污点，

进入那圣洁芬芳的田园地呀，

谁，好意思带着一身垢腻！

莫说包过脚，

老了便不能解放；

五十几岁的老大哥，

天天在读书、楔子；

还在梦里流尿的孩子，

也会用稚气的口语，

讲说革命的大道理，

描述新社会的美丽，

……

第一批24人被分别拉出去杀害后，渣滓洞内出现了短暂的平静，这是因为看守所所长李磊觉得牢里还有那么多人，照刚才一批批拉出去枪毙的速度，到第二天（28日）白天都说不定“处理”不完，于是他打电话给正在白公馆的雷天元求援。

那边的雷天元接到电话后，便带着便衣特务们和警卫部队往渣滓洞赶。这当口，渣滓洞才有了短暂的“平静”。

此刻，夜已深。雾气浓浓地笼罩在渣滓洞监狱的四周，老天还下着蒙蒙细雨。渣滓洞的牢房里，不管是反动派的看守，还是关押在牢房内的革命志士，此时此刻，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十分紧张，敌我双方都在密切注视着监狱内外的一切动向。

敌方以借“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由，强行用枪将所有在押人员集中到楼下的八间牢房，他们的意图很明确，一旦动手，“解决”得快些。“他妈的，要来接收白天又不来，深更半夜怎么移交嘛！楼上的人都下来，让那些龟儿子来点名。”为了掩饰假相，特务李磊装模作样地在监舍外破口大骂道。等所有“囚犯”下楼后，特务看守员们分头将楼上的“男犯”集中到楼下1—7室，“女犯”则集中在楼下8室，然后逐一把监房的门锁上。至于什么时候动手，得听上司命令。特务们时刻等待着上面的命令……

我方被驱赶到楼下的囚室的那一刻，多数同志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最后时刻了。“怎么办？横竖是死，冲出去跟这些狗日的反动派拼了！”有人握紧拳头，恨不得将铁牢的窗门上的根根铁条和枷琐砸个粉碎。是的，再不采取办法，恐怕只能让敌人屠杀了！怎么办？可又能怎么办呢？牢房像一只只铁笼，再勇猛强悍的勇士也只能如困兽一般……

“唉，什么时候天亮呀？天亮了，敌人就不敢胆大妄为地公开屠杀吧！”有人透过牢房的窗口，向天空看去……可是，天幕黑得根本见不到任何东西。

“真黑暗呵！”有人叹了一声。

“天还没有亮

忌讳说黑暗

黑暗黑黝黝

痛苦看不见

就是看得见

也是不忍见。

道路虽不远

走要下细点

有亮照出来

照给大家看

纵然狂风暴雨多

为了发光要大胆！

黑暗中牢房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这是大家熟悉的、在监狱里有“人民歌手”之称的古承铄在诵诗。他的这首《天还没有亮》早些时候就在狱中被难友们传达颂，此刻当他再一次诵颂时，其意显得更加凝重。

“天还没有亮

忌讳说黑暗

黑暗黑黝黝

痛苦看不见……”

同室的难友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古承铄吟起来。“不许出声！不许——！”特务们出面干涉了，他们用枪托狠狠地敲击着古承铄呆的那间牢房门。

“雷长官，你总算到了！怎么样，马上行动？”这时，李磊见雷天元带着大队人马已经来到渣滓洞，顿时来了神，他问。

“都把人赶到楼下了？”雷天元一边巡视各囚室，一边问李磊。

“对，都在楼下，只要长官一声命令，我们就……”

“雷长官，你的电话。”突然，看守所的值班人员过来报告。

雷天元进值班室接电话。“是老杨啊，有什么事？”雷天元一听对方是杨元森的声音。听着听着，雷的脸色一下难看了许多。“明白。转告徐处长，请他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任务后马上撤！”雷说完，放下电话。

在这个电话里，雷天元知道了徐远举通过杨元森向他转达的最新情况和新的指令：徐远举从罗广文部情报处长林茂口中得知，解放军已打到重庆市郊的南泉了。国民党川军司令官罗广文已经下落不明，所以渣滓洞的警卫部队必须在28日一早就要撤走，处决渣滓洞的“案犯”一事因此要提前到拂晓前办完。“越快越好，事不宜迟，这是徐长官的命令。”

“何铭，你马上给我调4箱子弹来！”雷天元放下电话，就像一条疯狗开始上窜下跳着指挥身边的特务分子。他让手下准备2000发子弹，就是为了“彻底干掉”关在渣滓洞内的这些“案犯”。

“雷长官，徐处长又给我亲自打了电话，说马上要行动了，否则没有时间了。”李磊这时提着枪也慌忙地跑到雷天元面前。

“牢房门全部关好了？”阴森的灯光下，雷天元的一双眼珠闪着贼光，他问。

“全部锁好了！”李磊答道。

“集合警卫连和交警卫七中队的全体人员！”雷天元一声吼嚎。

“集合——！”敌警卫连的几十号人在三排长刘建的哨子声中，迅速排成两行。“弟兄们，共党的军队已打到南岸罗家坝了。奉上司命令，今晚我们要把关在这里的共党分子处决完，原准备分批拉出去，现在来不及了，所以两个我命令你们：每俩人守一个监舍门，然后听枪声一起行动，要彻底干净地处决完所有犯人，不得有误！完成后长官有赏！弟兄们，行动吧！”

敌警卫连的士兵立即端着机枪、卡宾枪，快步站到楼下各个监舍的前后门窗口。随即，一把把罪恶的枪口对准困兽在狱中的我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们……

“同志们，敌人要大屠杀啦——！”

“冲啊！跟他们拼啦！”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狱中的共产党员们一看情况不对，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于是骂声、口号声、《国际歌》声和拳打脚踢门窗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顿时监狱乱成一片。

“打——”特务徐贵林第一个开枪，于是，紧跟着敌人的子弹从四面八方伸向监舍的门窗口，如雨点般地射进各个监舍，狭窄的监舍内，人与人挤在一起的难友们，个个赤手空拳，根本无力抵抗，当即纷纷倒下。

“狗日的，你们算什么本事！有种把门打开，老子不吃你的子弹！来，往我这儿打——！”共产党员何雪松从血泊中站起来，将身子紧贴在窗口，想极力想保护身后的难友。“突突……”敌人连打三梭子弹，何雪松的双手依然紧紧抓住窗口不松手，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靠住牢门。

共产党员张学云见敌人的冲锋枪伸进牢房，子弹还未从枪膛里射出的那一刻，只见他猛地跃起身子，使足力气抓住枪筒，欲想夺枪还击，无奈枪匣被窗棂卡住，罪恶的子弹将他的胸膛打成了一个窟窿。

“突突！”“突突……”这是最为暴行的一幕：刽子手们采用的屠杀手段极为卑鄙无耻，他们按照预先制定的枪杀方案，将枪架在囚室前后的门窗口，然而对准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们进行突然袭击……十几平米的监舍内原本关押十多个人整天鼻子碰鼻子。屠杀前，特务们将监舍合二为一，监舍内更成了煮饺子似的。此刻，当罪恶的子弹从前后的窗口射进监舍时，几乎没有人能逃过性命。有人在第一声枪响时便倒下了，有人的脑袋和身子被子弹打得蜂窝一般，有人在第一轮袭击时倒下后没有断气，刚有一丝抽动，便有更加猛烈的子弹扫射过来……血溅满了监舍墙壁，飞扬到舍顶后又往下直流，再从监舍的门缝中流淌到院坝内，然而汇成河流一般涌出渣打滓洞……

“你们这些畜牲！不得好死！”头部已经连中三枪的共产党员陈少白从血泊中站起来的那一刻，像个血人一样。当他无比愤怒地张嘴痛骂刽子手时，“突突突”的又一梭子弹将其一对眼珠打落在地，惨不可睹。

具有丰富武装斗争经验、在战火硝烟中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周后楷躲过刽子手们的第一、第二轮子弹的扫射后，他从战友的死堆地跃起的那一刻，将一块床板猛地砸向窗口的瞬间，然后用身子堵住敌人的枪口。“突突！突突……”不想，他身后的卡宾枪又响起，周后楷的身子顿时被打得血肉模糊……

“突突突……”

“突突！突突突……”

一番疯狂的扫射大约持续了十来分钟后，整个渣滓洞各监舍似乎一下寂静了下来，只有偶尔的痛哼声和低声的哭泣在死人堆里发出……“把牢房门打开，一个个检查！”雷天元和李磊命令道。

于是，提着卡宾枪和手枪的特务匪徒们又闯进牢房内对那些仍在抽动或者他们认为还可能有气的“犯人”补枪射击。死不瞑目的共产党员屈懋修因为愤怒地双眼还在注视着来犯的敌人，于是又一梭子弹将他的双眼打成两个淌着血水的黑窟窿；伢伢学语的“监狱之花”——小卓娅在尸堆里哭喊着妈妈，一梭子罪恶的子弹竟将小娃娃的她打跳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在床铺底下，再也没有吱一声；刽子手们补枪时，双脚受伤的陈作仪，突然愤怒地站起来吼道：“不要打脚，现在你们冲着我的头打好了!”当他身中数弹时，仍在高呼着“打倒国民党法西斯”的口号……

渣滓洞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此时已值28日凌晨3点多钟。

“今晚李所长和兄弟们干得好！”满脸溅着血迹的雷天元拍拍敌看守所所长李磊的肩膀，夸耀了几句，随即登上汽车，说：“我要回城向徐处长汇报，你们在这里看好现场。”

雷天元刚走，刽子手们便争先恐后地冲到楼上的监舍，拼命地争抢着“囚犯们”留下的各种值钱的物品和衣服。

抢劫尚未结束，另一伙带着汽油和酒精的特务们又到达渣滓洞。“别抢了！快把木柴堆到楼下的监舍，然而再倒上酒精或汽油……”李磊觉得自己手下的行为太丢人，便挥着手枪，骂骂咧咧地赶着特务们忙乎最后一桩要办的事——焚烧屠杀现场。

“卟——！”一根火柴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渣滓洞顿时火光冲天……

“快走吧！共军天亮就要到这儿啦！”

“啊！长官，那我们去哪儿呀？”

“各奔前程吧！”

火光中，惊惶失措的特务们开始狼狈地四处逃窜。

火光中，监狱的铁门断裂了。监狱的墙壁也在倒塌……这时，死人堆里有人在艰难地往外爬……

1个。2个……

5个。10个……共14人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他们是：肖中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张泽厚。还有一位叫盛国玉的女同志。

关于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那一幕，只有这些人是清楚的，下面是几位脱险幸运者的回忆——

刘德彬：“……敌人机枪开始扫射时，自己的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我当时和陈作仪同志坐在床上，立即倒下。由于门口堵塞的同志较多，自己未被中弹，这时扫射的子弹在一、二室打得密些，我们五室打得少些。这时已有个别同志中弹后高呼口号和骂特务的声音，自己当时还是想表现得勇敢，因为想到反正是死定了的，但也存在侥幸心理。因此，在敌人扫射的间隙间，黄绍辉同志拉我一把，我们就从床上卧倒屋的正中。因为屋的四周都挤满了人，特务的扫射也集中在四角。正在这时，我右臂中弹了。当时发烧流血，昏迷过去了……接着听到特务把门打开进来补枪，幸未中弹。后来房子着火了，这时我坐了起来，接着另外受伤未死的钟林、杨培基，还有一个贵州人，我们一起冲到门口，但牢门被锁了，冲不出去。这时我发现门的下面有缝隙，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把木门板开了，冲了出去……”

盛国玉：“11月27日的那天晚上，我们都睡了，突然听到特务喊：起来，起来，马上办移交！我们不知道是往哪里办什么移交，等穿完衣服走出来，特务就把我押到底楼的第八室。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只听见一声哨子吹响，听有人喊：开枪！。还有一队跑步的声音向我们的牢房跑来。‘哒、哒、哒……’随即子弹声乱响，我立即趴倒在窗边的床下。一会儿，听见特务开门进来说：还有活的没有？我不敢动，只听到那几个娃儿在哭叫，特务说：斩草除根！枪立即又打响了，以后再也听不到娃儿的哭声了。其他声音也没有了。特务又到牢房的后面补枪。又听特务在喊：有活的没有？要放火烧了！过了一会儿只感到牢房被烧了起来。我感到腰上有人压着，是个活人，她已经感觉我也活着，便轻声地说着：张大，快点起来跑！我听声音是胡芳玉，原来她把我当成了张静芳，因为平时我们叫张静芳是张大，她年岁大些。胡芳玉这时就站起来出去了，可突然又听到两声枪声，胡芳玉再也没有声音了。我心里十分紧张，不敢动。后来我看到门口起火了，心想：反正都是死了，与其在里头烧死，还不如出去被一枪打死痛快些！于是就站起来往外 ，当时出火堆时连鞋子都掉了。在地上爬了一阵，我就往厕所方向爬去，我想那里肯定不太容易被人知道。刚进厕所里面，就发现那里已经有人了。当时天冷，里面又臭又湿，我卧在里面不敢动了。过了好久，听见有人在说话，是两个女人的在说话：‘还有活的没得？打你们的人走了，快点起来跑呀！我们是兵工厂的家属！’我一听原来是来救我们的人，赶忙抬了一下手。她们就过来拉起我，说：‘这个还活着。快抬出去！’后来她们就把我抬到她们家里，我就这样被救了出来。”

刘翰钦：“我在敌人枪杀的时间卧在床上，装死不动，敌人打枪未打到。后来敌人用火烧牢房，把牢房门柱子烧断了，我和肖中鼎用床架子把门柱捅断了，出门就跑……我是走在后面，听到外面又在打枪，我便退回牢房里呆了一阵，才想起渣滓洞脚下有个煤洞，可在那里躲藏。因此，我就往打米室跑（即上楼的那个角旁的房子下面是个洞口），跳下洞子里去，见前面有个人往里面跑，我跑近一看才是是傅伯雍，他也是难友。我原先不知他的名字，后谈起了知心话，他才说出自己的名字，那时他很年轻，是学生出身。11月28日那天的白天中午，一些特务又回到渣滓洞进行搜查，我们发现后，赶紧躲进洞子底的黑暗处，特务们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一直在里面等到第二天的天亮才走的……”

28日黎明前的渣滓洞，已如一口化为烟烬的棺材，焚焦的尸死味和洒精味、汽油味混杂在一起，熏出的气味异常难闻，浓浓的烟雾冲天而起，将东方的霞光掩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群乌鸦在那里低声地呜鸣着……

这一夜，仅渣滓洞一处，反动派一下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及其他人士180人。他们是：

章培毅、汪进仪、古承铄、程仿尧、李泽、易仲康、张现华、刁侠平、胡其恩、黎功顺、陈诗伯、黄位贤、郭俊铎、胡剑峰、胡小咸、王树林、郑继先、廖瑞卿、付立志、李犹龙、伍时英、邓积玉、蔡梦慰、薛传道、毛锡霖、杨翔、赵家麟、郑寄松、邵文征、史德端、黄宁康、廖模烈、吴正钧、文学海、陈少白、陈邦文、张朗生、陈贻、潘仲宣、唐玉琨、郭重学、苟悦彬、程谦谋、何懋金、高天柱、刘笃君、伍大全、陈尧能、邓诚、唐征久、郝跃青、蒋开萍、李健民、周殖藩、丁鹏武、屈懋修、张学云、刘石朱、何伯梁、艾文宣、粟立森、周后楷、卢秉良、杨子龙、蒋启平、盛腾芳、陈丹墀、冉思源、陈柏林、周显焘、颜昌豪、段定陶、荣世政、廖忠良、白深富、曹文翰、刘祖春、李仲弦、刘振美、沈君实、唐茂传、陈子金、余祖胜、张永昌、刘德惠、张孟晋、涂鑫源、韩秉炀、马正衡、王钧、王屏、张力修、张德明、张鹏程、唐文渊、张守正、何敬平、丰伟光、王锡敏、陈本立、王德伟、蒲小路、向成义、师韵文、张文江、张铭新、刘文蔚、唐建余、张光伟、高精益、李承林、周鸿钧、陈鼎华、李明辉、黄绍辉、荀明善、赖德国、李铭山、夏惠禄、潘鸿志、唐慕陶、胡作霖、陈作仪、沈迪群、韩子重、邵全安、杨华友、杨泉新、席懋昭、吕英、周致钦、陈用舒、黄铁材、杨积超、陈俊卿、李怀普、李仲炳、李维邦、付绍裔、周尚文、李维田、何雪松、李子伯、张兆琦、陈仲书、许盛清、赵时衡、张国雄、朱镜、杨光沛、袁德朗、聂滨、叶正邦、李惠明（女）、黄玉清（女）、马秀英（女）、彭灿碧（女）、荣增明（女）、左绍英（女）、胡其芬（女）、张静芳（女）、陈继贤（女）、朱世君（女）、罗娟华（女）、邓惠中（女）、胡芳玉（女）……

和未定性人员张泽安、陈世林、邓华朗、张健、李君、赵金声、杨绪藩、胡子韩、周柏芝、刘干及叛徒陈永福、任达哉。

同日一早，徐远举又命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副总队长钟铸人将二处看守所的5人立即处决掉，并说：“尸体要处理好，不让共党拍照宣传。”在旁的雷天元递上卷宗，徐远举在李宗煌、高力生、司马德麟和欧治光、朱荣跃的姓名上打了圈后，钟铸人转身命令一旁待命的行动员肖光炯等人执行。肖光炯等打开后门，将李宗煌等5人枪杀于离看守所50米院的一个防空洞内。关在同一监舍的董务民、陶宜昌、杨亮西、贾子谦、雍国都等10人，乘机破窗脱险。

同是28日下午3时许，周养浩接到上司杨森对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杀人签批后，令徐善谋：“限令当天处决完毕”。徐善谋将批文和名单交保防处行动组长廖雄执行。廖雄原是交警一旅五中队队长，11月份才到保防处当行动组长，刚到任不久，又无大批处决人的经验，加上解放军已攻占南温泉花溪河五洞桥南面一带，国民党政府人员都纷纷逃命，行动组人手短缺，便请求抗战时的特务团老手、原警察局刑警二股股长邓培新协助。邓是上午刚上任的保防处专员。

下午4时许，廖雄和邓培新召集行动组书记金刚、原交警一旅十中队队副、1949年11月由廖雄介绍任行动员的马相时，和临时拉来的南岸稽查所服务员李家骅、稽查处朝天门检查所服务员绕真棒、稽查员麦育平、王燕开会。另外，周养浩还从“乡下”调来交警总局直属大队七中队副队长王跃彩任行动组副组长，另加一个杨进兴。他们在“新世界”底楼看守所的库房内开会，讨论屠杀地点。由于时间紧迫，会上众说纷坛，有的提出就在“新世界”防空洞内处决，但又怕枪声会惊扰军警，误认为共军已进入市区；有的提议押到大坪处决，但这无异于公开杀人；有的提议押往化龙桥、小龙坎一带的防空洞里密裁，但也怕造成误会。最后，周养浩、邓培新、廖雄商定29日一早在白公馆附近执行，邓培新负责组织押解。会后周养浩即通知“乡下”留守人员负责在刑场挖坑。

1949年11月29日

一早，交警直属大队七中队黄光书等7名队员奉中队长陈国清、副中队长王跃彩之命赶到“新世界”监狱。廖雄派王跃彩和杨进兴、李家骅、马相对、黄光书先到屠杀现场布置；廖和看守所长王汝璧点名并指挥特务将32名“政治犯”一一上绑，并押上一辆从街口临时抢来的大客车。

“你们想干什么？”这时，“政治犯”们一边上车，一边疑惑地责问特务。

“送你们到法院去解决问题。”特务只好扯谎。“走走！快出发！”廖雄紧张地命令车子马上开向刑场。随后，大客车由反动交警和特务饶振邦、麦育平等押解下离开“新世界”监狱。

车子进入大营门，经过白公馆，直奔通往松林坡的右侧山坡。

“下车！快下车！”屠杀开始，第一批四人，第二批十几人，他们刚被押到敌人事先已经挖好的土坑旁，还没有来得及停下脚步，罪恶的子弹便从不同方向扫射而来…… 第三批的十几个人听到枪声，见战友们纷纷倒下，知道敌人下毒手了，立即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们面向敌人，愤怒地向前冲，却被敌人无情的子弹猛烈地扫射着……

“狗日的，你们的死期不远了！”

“反动派不得好死——！”

“中国共产党万岁——！”

悲愤的怒吼随着咆哮的松涛和凛冽的山风，顿时使那些平常飞扬跋扈、冷酷无情的特务们那一双握枪的手不住颤抖……

年仅27岁的钟奇，是《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1949年10月他带电台准备去黔东南参加武装起义时，不幸于11日晚被捕。一个多小时前，他离开“新世界监狱”时，急匆匆地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信：“亲爱的：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此刻，他中弹后仰天倒下，那双不瞑之目却死死盯着苍天。

年仅21岁的女青年黄细亚，是一位美丽而充满热情的姑娘，她先后在《西南风晚报》和保育院幼稚院工作，并一直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9月13日被捕。她在被捕前送给同学的一首《一个微笑》的诗中这样表达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以你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牢记着吧，诗人!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现在，她在敌人的枪口下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当鲜血浸红了她的衣衫的生命最后时刻，姑娘的脸上依然充满了胜利的微笑。

血泊中倒着的单本善，他用手指着特务怒目而视道：“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

新世界大饭店总经理艾仲伦，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0月12日被捕。在被作为临时看守所的新世界大饭店底楼地下室，当时关押着100多名“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忙于逃窜，使这些被关押的人一天连一次饭都吃不上，看守的特务最后只好让当过饭店总经理的艾仲伦出去找吃的。在特务的看押下，他每天上街凭关系找人借钱，赊米、油、盐、煤炭，为“政治犯”找粮下锅。他的妻子和表弟见只有一个特务看押他，就劝他趁机逃脱，但艾仲伦却表示：“我不跑，‘新世界’里还关有100多人，还等我借钱买米回去下锅。我跑了，他们怎么办？”他本有机会跑出去，却为了更多同志的安全而放弃了生的可能。现在，他也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哒哒、哒哒……”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

“共军快进城啦！跑啊——”特务们顿时大乱，他们连刚刚枪杀的32名“政治犯的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

此刻，在重庆城内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迁至成都。

中午，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召开在重庆的最后一次开会，布置全面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事宜。

晚上10时，蒋介石住所后面已枪声大作。“父亲，再不走就太危险了！”蒋经国急出一身身冷汗，催促其父蒋介石“早早离此危险地区。”当蒋家父子两人乘车开出山洞林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不得不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当夜，“蒋总裁”就睡在“中美号”专机里，据说一夜未眠。

11月30日

天明，“中美号”载着蒋介石一行起飞，带着绝望和不舍之情飞离重庆，前往成都。蒋介石从飞机往下望，机场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一片混乱情景和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的败兵溃勇。

“娘希匹！”蒋介石愤怒地骂了一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同一天，人民解放军47军和11军指战员分别进入重庆市区。中午时分，重庆地下党领导下的重庆电信系统党支部起草并以全体职工的名义，以当天第一封电报，向北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向党中央报告了重庆解放的喜讯。

下午，川东地下党代表和重庆工商界代表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正式入城。傍晚，解放军从南纪门、储奇门、朝天门等处全面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至此，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北京。新华社发布了一则重要消息：

[新华社北京1日电]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匪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匪首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惶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两匪早于28日即已逃蓉。其他匪首大部逃蓉，小部逃往台湾。虽然陈纳德的“民运航空队”使用了它所有的飞机整日整夜地来往于渝蓉之间，但逃命唯恐落后的高级匪官，在机场演出了紧张的争夺战。路透社29日报道九龙坡机场最后一架飞机逃时的情形称：约有30名乘客丢弃了行李，争先恐后地登机，但另外有27名乘客没有挤上飞机。在陆上，成渝公路上车辆拥挤，交通阻塞，内江附近渡口待渡的车辆达数百辆。与匪官溃逃的同时，残余匪军也争相逃命，据美联社报道，多数溃逃的匪军都着草鞋或打光脚板，30%仍着夏季军服……

至此，关于重庆“红岩”故事中的“11·27”大屠杀也画上句号。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广义上的重庆“11·27” 大屠杀，不是单指1949年11月27日那一天或那一天的前后发生的屠杀，而是包括了有资料记载和经调查确证有名有姓的，在抗战后期至1949年11月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地区及贵州息烽集中营的遇难人员。“11·27”大屠杀中的死难人数，已经包括解放后经各级人民政府审定、正式公布为烈士的人，同时还包括少数因各种原因目前尚未能定性者。经核实和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为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人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其中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有285人，未定性者（含叛徒）共计31人。

“11·27”大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黑色的一幕，它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暴本性的一次赤裸裸的表现。而在恐怖下的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损失和造成那么多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的牺牲，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吸收的沉重教训。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忠诚与背叛”这个书名。

第六章：忠诚之忠诚

一

关于“红岩”的故事，小说的版本仅仅是革命先烈们在狱中的一段艺术再现，而围绕“红岩”那段革命历史的真实故事，其实远远比小说要复杂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杀之后的几十年来甚至今天还在继续的故事……

无法想象，当我走进那段历史、与那些曾经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坐过牢的脱险难友——虽然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及其那些烈士的亲属们接触之后，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红岩”真是一座血红血红的丰碑，在这块血红血红的丰碑上，凝结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撼天动地的故事。

在红岩革命历史人物中，有这样一位历经坎坷、饱受屈辱却对党忠贞不渝的人。他的名字叫谢育才，是红军时期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在解放后先后担任汕头市市长和湖南农垦局局长等职。他一生中历经苦难和曲折，曾4次被捕入狱，3次被开除党籍。即使在解放后仍一直不被重用，并屡次被党错误地判定为“叛徒”，直至1977年含冤病逝，终年74岁。谢育才留下遗愿，叮咛妻子和孩子，一定要忠诚于党，并求得党的理解，澄清事实，表现了一位具有崇高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伟大情操。关于谢育才的名字，党内的同志不知道他的名字，广大读者更不了解这位老共产党员。我们在此略作介绍，以作为对他的一份思念：

1904年生于海南万宁县贫穷农家的谢育才，思想进步、血气方刚，年轻时就在家乡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军，通过武装斗争占领了万宁县城，成为海南琼崖地区农民起义最出色的领导者之一。1926年4月，年仅22岁的谢育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的政治选择，注定了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也正是因为这庄重的政治选择，使谢育才在其后的革命道路上，不论遭受怎样的挫折和不公正待遇，始终义无反顾、终身不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海南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这时的谢育才担任了中共万宁县委书记，并出色领导了1927年11月的万宁起义。虽起义队伍因缺乏作战经验，暴动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强烈地震撼了当地的反动统治。次年夏天，国民党第11军镇压海南革命势力，局势更加严峻，原来生气蓬勃的海南革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敌人进行血腥屠杀，对共产党干部一律格杀勿论。狡猾的敌人还常常身着便装，假冒红军战士，敲老百姓的门，一旦开门，便惨遭毒手，搞得老百姓谈之色变。红色武装被迫撤退上山，或者撤至香港。11月的一天晚上，敌人荷枪实弹，包围了谢育才的家，疯狂的敌人逢人便杀，谢育才卧床不起的母亲，及其他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4个侄子全部被敌人用刺刀捅死，全家遇难的9人中最小的年仅9岁，鲜血溢满家室，惨不忍睹。谢家所有家产也全部被投收，宅居毁于一旦。谢育才得知全家被害的噩耗时，这位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仰天长啸，悲愤至极，数次晕厥在地。然而，反动派的凶毒行径，更坚定了这位共产党人的信念，他发誓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这也是谢育才为什么能够在漫漫革命征途中屡受挫折仍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跟定共产党闹革命的原因所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谢家灭门惨案当天，实际上有3个人幸免遇难：一个是谢育才前妻，一个是他们的女儿谢莹，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女。不久，他的前妻和女儿又被敌人抓住，以300大洋强迫卖到外地，前妻后来生死不明，小小年纪的女儿到处流浪，最后被谢育才的侄女带回家乡，孤苦生活……

9年后的1937年6月，谢育才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与粤军及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6条原则：1．国民党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2．国民党要实现民主自由，动员人民抗日；3．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4.我方保证取消军政委员会，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5.我方停止没收土地和打土豪筹款；6．我方取消番号，改变名称，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抗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即日发表投降自新宣言；全部投诚，有枪者点编，徒手遣散”等苛刻条件，使谈判几近陷入僵局。谢育才想着全家被杀，大仇未报，今日还要同他们同桌谈判、合作，还要一再受其侮辱和逼迫，实无法容忍，谈判现场，竟几度伤心得直掉眼泪。然而当他想到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必须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时，只好忍住家仇之恨，遵照党的指示，继续和谈。也正是因为这次公开和谈，报纸上登载了谢育才出任中共方面和谈代表的消息，让远在海南的乡亲知道他还尚在世间。海南地下党组织当即派出游击队员梁居民带着谢育才的女儿和侄女，千里迢迢赶到闽西与谢相会。劫后余生的亲骨肉相聚，谢育才悲喜交集，抱头痛哭。由于女儿谢莹不懂普通话，而长期在外的谢育才也忘了家乡话，父女俩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语言，只得由梁居民当翻译，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场的同志们泪雨纷飞。此后，谢育才将女儿谢莹留在身边，并于1939年送其到延安学习。他的侄女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遭日寇杀害。

在海南屠杀事件之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万宁县委决定将一部分较为暴露的同志撤出岛，谢育才接受广东省委指示，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协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党员干部，他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1930年初，谢育才取道香港准备回琼崖。时值香港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谢育才不慎被捕，审讯时他急中生智，报假名，称自己是在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准备返沪就学。军警找不出其余什么证据，遂将其“驱逐出境”，由便衣送至上海。

谢育才来到上海后，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工作。这年6月，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台湾沦陷日”活动，地下党要求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尤其是各党支部负责人要站在队伍前列。这是一次典型的“左”倾盲动行动，游行示威之前各领事馆周围早已布满密探，只待时机一到就抓人。危险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动总指挥却浑然不觉，时间一到，即发出行动指令，各支部党团员便开始散发传单，立刻有数人当场被捕。谢育才此时担任第三街道支部负责人，虽对如此行动有意见，也只好执行命令，继续散发传单，随即也被捕。此次行动造成很大损失，共有7名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入狱。谢育才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狭窄的空间挤了30余人，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谢育才病倒了，被送进犯人医院，在开刀中差点送了性命。1931年4月，谢育才刑满出狱，先后担任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闽粤赣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为领导闽西保田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

1940年lO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闽西南、香港等广大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委员王涛。11月根据南委安排，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被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41年6月，谢育才抵达江西吉安，住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家。7月初，到达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这时，谢育才看了前任书记郭潜写的3年工作总结，又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的介绍，感到江西省委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江西省委领导下的4个特委，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决定迅速把江西省委下面的组织建立健全。隔日，他随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一，跟着交通员李铁拐下山，直奔吉安。

到吉安后，当晚谢育才一行住在一家小旅馆。晚8点左右，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密捕。他的宣传部长骆奇勋随后叛变。审讯中，谢育才听特务叫他“谢书记”，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此时谢育才的化名是李志强，职业是教员。这时，特务又说出了谢育才何时来江西、来江西干什么等等，谢育才知道省委机关一定出了叛徒。囚在敌人枪杆之下的谢育才痛心疾首，可又无可奈何。

可憎的敌人这时又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给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并诱捕了颜福华。不久，颜福华也叛变投敌。接着，江西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捕，电台台长等也先后叛变。中共江西省委全军覆没。

为了对中共南委封锁消息，特务将在吉安的所有有可能与广东联系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拘捕，利用缴获的中共地下党的电台，命令原中共江西省委的电台工作人员，仍按照过去的信号、波长、密码，对中共南委电台发出呼叫，企图骗取南委的信任，与其通话。

这时的中共南委和南方局对江西省委的情况全然不知。原南方局机要科科长童小鹏在《“南委”遭破坏前后》中说：“到1942年问，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2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行‘管训’。对于这么严重的一件大事，南委几乎有大半年的时间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对于南委的情况、联络方式，只有新到任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最清楚，只要谢育才开口，破坏南委指日可待了，于是特务们加紧了对谢育才的逼供诱降。中统大特务冯琦亲自出版审讯，还动用了叛徒骆奇勋等劝降，可在敌人所有的招术面前，谢育才只有一句话：“想从我嘴里你们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让我放弃真理——绝不可能！”后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亲自出面劝降，熊假腥腥地说：“我们是爱护人才的，希望你同我们合作。”，谢育才冷笑地对熊式辉说，如果你答应我地下三个条件，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这三个条件，熊式辉无论也无法接受：“一，无条件释放我；二，保持我共产党员的立场和信仰；三，我不做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行。”

困在狱中的谢育才，知道南委处在随时随地的危险之中，故而心急如焚。从被捕之日起，他一直没有停止过送出情报的努力，并多次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带信给南委书记负责人方方，甚至曾秘密写报告给周恩来，但都未能成功。剩下的只有一条强行越狱之路了。第一次试图用小刀锯断木窗栏，跳窗而逃，没成功；第二次又想通过收买看守越狱，也未成功。后在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谢育才决定再次冒险越狱，他用旧牙膏皮做成钥匙，试开脚镣，还真成功了。于是他再次用仿制的钥匙试开囚室门，想不到给扭断在锁孔内，立即被特务发现，便对他加戴重镣，再也无法实施越狱计划了。

敌人见劝降无效，又用儿女私情、骨肉亲情来软化谢育才。他怀孕着的妻子王勖这时也被敌人投入监狱，不久，即在监狱里生下一个孩子，取名谢继强。妻儿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监狱时，整天哭泣，令谢育才心酸不已。可恶的敌人，后来借故把婴儿从母亲手中骗出，单独囚禁在谢育才囚室的附近。无人照料的娃儿一饿就哭声振耳，谢育才听后肝肠寸断。但敌人无法用这样残酷的心理来迫害和改变谢育才的的革命信念，他曾向狱中难友表示，“革命者为真理正义而流血亦心甚安”，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当谢育才又从零零星星的消息中得知敌人正在想尽办法寻找南委领导及驻地时，心急如焚的他再度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出狱，向南委报警!

这一回，谢育才作出了牺牲的准备。他甚至给狱中难友留下了一首“诀别诗：“为国捐躯身不忧，唯愿正气永存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让后史修！”

谢育才作出的决定，令他的战友和妻子都是想象不到的：他向敌人拿来的“自首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叛徒？你要当叛徒？”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会选择这样的道路。但她很快明白丈夫是想通过“假投降”来换取中共南委的安全。多么崇高的牺牲啊！丈夫是个好男儿，真共产党！妻子的心一下平静了。

1942年2月9日，谢育才、王勖一家人被押出集中营。

然而特务们一直将他全家紧紧盯稍着。 时间一天天过去，谢育才夫妇焦急万分。有一天，特务突然来问他：“电台的密码你知道吗？’’谢育才应道：“我不懂这个。”特务又说：“我们已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要你回‘全福处’，‘全福处’是什么意思？人名还是地名，这你应该知道吧？’’谢育才一听，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全福处”，应该指的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刘全福处，老刘负责着南委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估计敌人真的利用电台与南委接上电讯了，难道南委已经暴露？如此一分析，谢育才更加焦急，可又不能让敌人看出真相。急中生智的谢育才这样与敌人周旋道：“我想起来了，‘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我在那里住过的。”这个地方与刘全福所在的闽南平和县相距400余里。谢育才想的是：如果能找到刘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了。

敌人是如何与南委电台接上关系的呢？《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这样写道：“1942年2月(春节)后，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电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南委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南委书记方方曾将此情况提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谢育才5月中旬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这个情况与谢育才分析的现状差不多，敌人用江西的电台取得了南委的信任，并且得到南委要谢育才去曲江见郭潜的情报。再也不能等了！1942年4月29日深夜，住在后面平房里的看守，因有事外出一直没有回来，而前面房子里的两个特务，又到邻居处聊天，迟迟未归，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只能拼死一搏了，哪怕牺牲也在所不惜。

当时他的孩子已经熟睡，若带着孩子走，万一孩子啼哭，则前功尽弃，若放弃孩子离开，未满周岁的孩子明天将会怎样？生离痛过死别，孩子本来就跟着他们受尽折磨，今日一别，也许永世不得相见，是生是死，只能听天由命了。既是革命者又是为人父母，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哪有父母愿意将孩子抛弃？作为革命者，谢育才必须越狱为党报警，作为父亲，只好寄希望于庄家人良心发现，庄家没有孩子，应该不会杀害无辜的孩子吧？吻了又吻熟睡中的孩子，夫妻二人忍痛割爱，跳出窗外，越墙逃走。谢育才把事先写好的两张纸条压在园中石板上，一张条子上写了首诗：“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以表明心迹。另一张条子是写给庄母的：“庄老太太，孩子是没罪的，请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小心翼翼将园门打开一条缝，两人闪身而出，很快钻进小巷里。夜深人静，两人不敢稍懈，一路连奔带跑，朝着原先观察好的方向迅速奔去。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为了不至引人注意，谢育才用偷偷带出来的剪子，将王勖头发剪短，换上用旗袍改的短衣，女扮男装。白天他们躲藏在被盗挖过的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头积水解渴，晚上，到天黑尽了才敢出来，急匆匆赶路。途中曾碰上土匪，将他们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手表也都搜走了。

走到离泰和100多里路的时候，因为心急改为白天走公路，以加快行程，却不料碰上抓壮丁，将他俩抓到乡公所。到了乡公所，一搜身，发现王勖是女扮男装，谢育才急中生智，谎称两人是自由恋爱，遭受家庭阻挠，所以从吉安逃回家乡平远，乡长对他们的一套说辞半信半疑，因为当天是圩日，围观者很多，大家都很同情他们的“反封建行为”，乡长见他们身上没钱，又不想惹麻烦，于是就放了他们。谢育才趁机提出要求，要乡长发给路条，许多围观者也纷纷支持他们，乡长怕再添麻烦，干脆开给路条，二人因祸得福。

终于可以在大白天走路了，王勖又回复女装，穿上旗袍，两人激情满怀，希望早日到达南委!由于盘缠不够，谢育才把仅剩下的一件御寒衣物——毛背心也卖掉了，最后连那块露宿山间用的油布也卖掉做路费。日夜兼程，谢育才的脚底打起了血泡，走一步都钴心的疼，一瘸一拐，欲速不能，心中十分着急。路途中，谢育才深怕自己赶不及而使南委遭受破坏，按下山时，南委电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写了一一封信：“江西最近伤寒病流行，注意提防传染。”5月22日，谢育才夫妇风餐露宿，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经过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终于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 谢育才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中心区委书记张全福。谢育才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南委的安危，当听说南委安然无恙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当晚，谢育才奋笔疾书，将自己被捕和逃离的经过，详细写了一份报告，将江西省委被破坏、颜福华等主要领导人叛变、与南委通讯联系的电台已被敌人控制等情况，如实进行了报告，并报告了郭潜的通讯地址已被敌人掌握，建议南委立即转移。

几日后，因南委电台摇机员投敌叛变，发生了南委电台被袭事件。由于谢育才及时报警，南委书记方方和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周密布置撤退转移，又给郭潜发一密码电报，要他立即撤退。可是，郭潜却疏忽大意，收到电报后未及时译出，被特务逮捕，立即叛变，破坏了粤北省委，并亲自带特务破坏了南委，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及南委交通站长被捕。电台被袭、南委事件，都发生在谢育才越狱归来不久，谢育才夫妇因此受到特别怀疑。这既在情理之中，而同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比在自己革命队伍里蒙受不白之冤更令人痛心的了。

谢育才夫妇弃子越狱后，一直接受组织审查。从1942年7月至1944年冬的两年半时间里，谢育才隐居在潮安，过着没有党组织生活的日子，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1944年底，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谢育才参与了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工作。1946年，谢育才随华南游击队北上山东烟台，接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他的历史审查。他襟怀坦白，如实向党交代了从被捕到签字、越狱赴南委报警的全过程。由于当时江西仍属国统区，无法进行详细的调查核实，故审查结论为：不管谢育才同志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补行开除党籍处分。但姑念谢育才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所以对其进行党龄处理：一、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二、从1942年4月越狱回南委到1945年参加韩江纵队时止，作为考察期。”

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更加努力工作，为解放海南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6月，谢育才受命担任广东省汕头市首任市长，全心投入汕头市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此时，意外又发生了：谢育才夫妇在越狱时丢下的孩子谢继强，被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解放前夕，庄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在进行策反工作时，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庄表示，如谢育才想要回孩子，他愿意送还。得此消息，谢育才夫妇真是喜出望外。经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孩子终于回到谢育才夫妇身边。

广州市公安局因与庄祖方联系，被错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开除党籍、逮捕、监禁，谢育才因此事受到牵连。此间，在清理江西特委遗留的档案时，发现谢育才在离开集中营时，曾在“死结”、“密结”上签字，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所谓“死结”即“个人政治上无保留”，“密结”即“离营后要保守集中营的秘密”，这是任何人离开集中营的必需手续。在那个极其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无论谢育才如何解释，均无济于事，他再次失去了政治生命……

后来谢育才被安排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对党赤胆中心的他，一面勤奋工作，一面继续申诉。1957年，组织上根据谢育才的表现，同意他重新入党，并被派往海南农垦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然而十年浩劫期间，谢育才的问题再次被造反派们当作“特大反革命分子”和“大叛徒”被又一次揪了出来，并立即开除党籍。1977年，久经磨难、极度苦闷的谢育才郁郁而终。临终留下遗言：我虽历尽坎坷，但坚信组织最终会理解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几经周折，1999年1月8日，中共广东省纪委发出第一号文件，内容是：“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经中央纪委常委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此时，谢育才已去世22年……

谢育才是个悲剧式人物，他的经历和冤屈也非常人所及，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的忠诚天地可证，这也是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个人名字的缘故。

其实在“红岩”故事里，也有很多谢育才式的人物，他们虽然在“11·27”大屠杀中成为了“革命烈士”，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们中相当一些同志一直没有被政府和组织所认定其革命身份和烈士英名，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们以另一种忠诚，演绎了对党的信任和期待——

我知道，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事，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许云峰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或有名，或无名，甚至有的连长的什么样都不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

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关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份。许多共产党员，由于当时都是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而且不少人用的是假名。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有的继续编一个假名来蒙骗特务的审问，因此直到牺牲后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现存的“红岩”革命烈士评定，也是经历了几个过程。最早的一批是根据罗文斌等脱险难友们出狱后提供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应该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谁能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会在敌人的监狱里相互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另外的同志呢？因此这一部分人一旦被敌人残害后就再也无法有人来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在狱中的真实表现了。另一个渠道是有关部门从缴获的敌特机关的档案中查悉的材料得出某种历史性的结论，比如有人在敌人的审讯纪录中可以看到他们不屈不挠的英雄表现，但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审讯材料中把一些自己担任的职务、做过什么事等等都如实的“交待”了，这部分人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和“坚定的共产党员”，过去一直存疑。

二

“双枪老太婆”邓惠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关于邓惠中的事迹，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介绍。对这样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除了小说里有一个传说般的故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邓惠中”，而且她是跟自己的儿子一起牺牲在监狱里的。但由于解放初期在评定烈士时，有关部门发现在敌特机关保存的审讯材料里有一段邓惠中的“交待”，她把自己在党内干的什么事、曾经与敌人打过的几次战斗经过都说了，这样她就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文革”中，更是有人拿着敌特的审讯“证据”说她邓惠中是“叛徒”，因为在过去我们的一般认识历史时总把向敌人是否承认自己身份或“交待”什么事作为判别“革命的坚定者”还是“叛徒”的基本标准。所以，邓惠中这样坚强而又为华蓥山游击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女英雄，在被敌人杀害后的40多年里一直被人们误认为“大叛徒”。

过去对“革命烈士”和“叛徒”及“不确定身份遇难人士”的认定，一直是相关部门的“核心机密”，外人常常一头雾水，有冤情也无法申诉，即使申诉了也不太容易获得纠正，除了极左时代的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宁可将问题模糊一些，也不愿让那些曾经给革命带来极大伤害的叛徒获得一点点“解放”的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造成“红岩”几百名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是无耻的叛徒背叛的结果，这份罪孽谁也不想轻易从他们头上搬开。然而，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许多像邓惠中这样真正的革命烈士却蒙受了不白之冤。

“11·27”大屠杀过去60多年了，按照历史档案的保密规定，多数档案已经解密。这样，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宝贵的历史材料。下面是当年“证明”邓惠中向敌人“交待”和“背叛”的审讯记录了——

第一份是民国37年9月13日即1948年9月13日，邓惠中在自己的家乡岳池县被捕后伪军法室审讯她的笔录材料：

邓惠中45岁江西小学校长

问：你任教员有几年了？

答：有三年了。

问：你丈夫何名？

答：邓福谦，他××八年出外到84师（武汉）作秘书没有回来过。

问：现在在何地方？

答：听说被共匪去了也没有准。

问：你有好多产业、好多人？

答：有160排各，两女两子。

问：你处过什么学校？

答：××年在县女中毕业。

问：你×好久加入共产党的？

答：我29年参加组织系王治（南充）介绍在青×街教书时加入。

问：你作些什么工作？

答：在前我有组织，现在没有了。

问；你8月初五到那去了？

答：我的二儿在新场被捕，我去保他。前天从我女儿那里回来的。

问：今天晚在甚么地方拿获的？

答：学校的小房里拿获的。

问：你现在共产党内任的甚么职务？

答：我不过作点宣传。

问：机枪、钥匙、子弹那来的？

答：是他们的，不是我。

问：你究竟作的甚么工作？

答：我参加组织后对妇女宣传，有曹云清（新场人，现住后山）李中权（在新场）作农村工作，他集合有10余人。

问：你在党内有甚么地位？

答：没有什么地位。

问：你的儿子是被新场××拉去的？

答：清乡拉去了的。

问：李中权系什么地位？

答：农民地位。

问：七月十九你到×塔山去作甚么？

答：有李世杰、×光亚、何朽柏、李世昌和我去还愿。

问：六月廿九你在毛慎修家里说的甚么话？

答：当时有11人，有毛静修，少全安等开农民会。

问：你是工委会的吗？

答：地委会是蔡衣渠负责。

问：陈尚克在那里？

答：认不得。

下面是邓惠中的签名。另一份是同一年的9月21日的审讯材料：

问：你在七月廿后，开过几次会？

答：在万塔山毛慎修这两处开过会。

问：你到张远智那里是开会吗？

答：他们在开会，我说你们要攻城看你们的力量如何，能否攻下，否则我要杀你们。

问；那次开会你那有好多钱？

答：6千多万元是蔡衣渠送来的，其余的钱是我拿×李中全与毛慎修那里用的。

问；你叫你的儿同李中玄、邓华朗去作甚么？

答：怕他有危险才叫他到唐家去躲避一下。

问：他到重庆去读什么学校？

答：西南学院一年多了。

问：邓叶芸既不是正式党员，是否编为小组。

答：我编为读书会，由周亚华负责领导看书报。

问：你们入党礼节如何？

答：为党尽忠，保守秘密，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

问：杨明权买手枪弹放在张远智家里，你如何处理的？

答：我不知道

问：你卖五石谷是否交与儿子作活动费。

答：没有那事。

问：你们的经济本源怎样？

答：自武胜之暴动后上级派小二送来两仟万元钱，叫我拿来作党费。

问：徐也速是否工委书记？

答：我不清楚。

最后也是邓惠中本人的签名。材料中许多文字难以理解，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它的真实与客观性。

对这样两份敌特的档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是可以想象的。邓惠中因此一直没有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现今的重庆红岩历史档案馆中，当年每位在监狱里牺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应的材料，其首页是统一用铅印的题为《遇难烈士登记表》。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凡是确定为“烈士”的就被分为“甲”级“乙”级或甲下、乙下，依次来认定谁是最革命者、谁是一般的牺牲烈士，但在一些明显是叛徒的表格上就会写上“叛徒”字样，而对那些未确定身份者则标上“不确定”的字样。在邓惠中的表上，我们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份《遇难烈士登记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边还写有一个“叛”字。就这样，邓惠中便从“烈士”变为“人士”，变成了“叛徒”。这简简单单的几个不同的字，决定了邓惠中在死后的命运完全与江竹筠和许晓轩等人不同了。后者通过革命小说和革命戏剧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前者的邓惠中则长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耻叛徒”之列。为这，她的亲人和家属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终究不能颠倒黑白。”这类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让真相获得应有的认可亦非易事。再说，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据像罗文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呵，太复杂了！

革命者面临的考验何止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非常考验，包括被组织和自己队伍中的革命同志们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将是永远的……谁能经受？真正的共产党员能经受！真正的忠诚于组织的、又有坚定信仰的人能经受！而且，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受各种考验，这也是“红岩精神”能够万代相传的根本所在。

杨汉秀烈士的事迹，前面也曾介绍过，但由于她是被自己的亲伯叔叔杨森杀害的，而且又是单独秘密杀害的。因此虽然她当年被定为“革命烈士”，可由于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加上她狱中用的名字与真名又不一样，其亲生女儿为了找到自己的母亲，解放后费尽心血，受尽心灵折磨，最后也是在烈士牺牲40多年时才知道了母亲的真实情况。我从红岩纪念馆的档案里看到了杨汉秀女儿李继业写的一篇“亲爱的妈妈杨汉秀”文章，很受感动。下面摘选一段给读者：

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耍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身母亲又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为了要制服我，胡乱编造的谎言。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过别人。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

我家左邻右舍的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材料。

从此，屈辱、自卑笼着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

我想问养母，究竟我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佯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个恶梦的话来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学毕业前，老师拿出覆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烈属的概念还是明白，我心中就好象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难受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妈妈。却永远见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着我。

我出生我不到两个月时，妈妈急着要回渠县去参加龙潭武装起义，不能带我同行，因为给我请了一个奶妈。由于奶妈只有十八岁，妈妈不放心，又请邻居（后来的养母）抽空帮忙照顾我。妈妈怕离我而去引起别人的怀疑，她对养母说：“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于天太热，我不能带小孩去，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那时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钱，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却搞不清楚。所以，妈妈以回去收租为借口离开我，大家都不会疑心。

当时，妈妈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妈妈叫杨稚华。妈妈离开我回到渠县后，即给养父母写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杨汉秀，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事隔多年后，他们竟将我妈妈杨汉秀错记为杨益秀。

知道妈妈是烈士后，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妈妈的名字，那时烈士的名单陈列在大墓左侧的房子里，我翻来覆去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杨汉秀’三个字，我仔细地看了所有陈列内容，也没有找到杨益秀这个名字。我怀着失望与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烈士陵园，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于没有找到妈妈的名字我幻想着妈妈牺牲的消息只是误传，因为火烧渣滓洞后，家人曾去清尸，一直没有找到妈妈的遗体，我怕妈妈是叛徒，所以才榜上无名。难道……这一个个疑团，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又不知该问谁。从那以后，我怕别人问我的身世，自己也从不提起。

鉴于地下斗争的特殊性，养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们知道我妈妈是杨森的侄女这一重要线索，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诉我，怕我出去乱讲会受到株连。直到1972年我从山东回家探亲，养母才告诉我，并一再嘱咐我不能出去说。当我知道这条线索后，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世搞清楚。1975年我调回才重庆工作后，了解到一职工的父亲解放前在渠县时曾见过我的妈妈两次，他还认识一个曾给我外婆家护院的人。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一见我便感到我象妈妈杨汉秀，可是我坚持说我的妈妈叫杨益秀不叫杨汉秀，我还请他回去替我打听杨森是否还有一个侄女叫杨汉秀，他说：“据我所知，杨森只有一个侄女是从延安回来，在渣滓洞牺牲的。”他回到渠县了了解到一些情况后，来信请我亲自到渠县去一趟。1976年春节后，征得养父母同意，我在厂党委开了一张介绍信，便踏上了寻亲之路。

我先后到渠县、成都等地，找到地下党的老同志熊扬、陈云龙等，还有妈妈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给外婆家中护院的人，由于我模样、身材长得很象我的妈妈，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凡是认识我妈妈的人看见我时，全都说我长得像妈妈，甚至说我走路的姿式和说话的样子都象我的妈妈。在妈妈的一个朋友家中，我第一次看见了妈妈的照片，我带着这张照片回重庆，为了证实我与照片上的人是否是母女关系，我对养母谎称没有找到妈妈的消息，并装做很不在意地拿出妈妈的照片给他看，问她认不认识这个人，养母一见照片惊喜地对我说：“这就是你妈啥？你还真有办法，把你妈的照片都找到了我的父亲、哥哥和姐姐。那时我都28岁了……

……由于是秘密杀害的，妈妈牺牲后，一直没有找到她牺牲的准确地点，都以为妈妈是火烧渣滓洞时牺牲的。

直到1977年，我们才知道了妈妈牺牲的准确地点和经过。1975夏天，据歌乐山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发现过一具带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牺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妈妈杨汉秀。

有一天，通知我们亲属与烈士陵园、民政局的同志一道，到妈妈殉难地去挖掘清理遗骨。这一天我终身难忘，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因为妈妈离开我时我还不到两个月，而妈妈牺牲时，我还不到一岁半。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妈妈呀！当我得知要去清理妈妈的遗骨时，心中异常激动，几乎不能自己。

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妈妈呀！你知道吗？你的女儿今天终于找到你就要见到你了，你再也不会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这荒郊野岭了。妈妈，你知道吗？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儿，就要来到你的身边。

由于妈妈是被仓皇弃尸，当时只浅浅的埋了一下，几十年来任凭山水冲刷，妈妈的遗骨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只有按照当地老农指点的位置，用手在泥土里小心地扒着、找着经过仔细辨认，才找到一些骨头。我轻轻地拿着妈妈的每一块骨头，小心地放在我手里拿着的纸口袋里。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妈妈和我贴得是那么近，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妈妈牺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妈妈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多少次，希望能与妈妈在梦中想见；又有多少次因为想您的女儿在梦中哭醒。这些，妈妈你都知道吗？女儿多么希望能得到妈妈的爱，多想喊你一声“妈妈”呀！

我知道，世界上那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女？又有那个儿女不爱自己的妈妈呢？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儿女不再失去这种爱，我的妈妈英勇地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年幼的我，从此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母爱。但是，我感到更多的则是自豪，为有这样一个好妈妈而感到无比骄傲。

妈妈自从参加革命后，历经了许多磨难和严峻的考验，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从不气馁，对党对事业的追求永远是那样的执着。她对待同志、战友总是那么热情宽容，帮助别人十分慷慨，对待困难又是那样乐观，从不叫苦。

妈妈牺牲后，由于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与妈妈联系接头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也牺牲了，妈妈的真实情况很少有人知道，虽然妈妈在1950年第一批就被认定为革命烈士，但长期以来却寂寂无闻。

1977，哥哥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吴铭同志”见周副主席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字。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杨汉秀。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原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特写信将我妈妈的情况做了介绍和说明：“关于吴铭烈士，确系周副主席在延安交介绍到交际处金城同志处住，利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随他一起到重庆。那时想利用她同杨森系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还确认：“吴是共产党员、表现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虽然妈妈曾经寂寂无闻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党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她毅然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的行为，特别是她在人们不理解她、怀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都没有能动摇她跟党走的决心。她的精神得到人们的称颂，很多报刊、杂志上都登载了妈妈的事迹。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我的妈妈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李继业的妈妈杨汉秀的遗骨，晚了41年放进红岩革命烈士纪念地。就是这样一位历史非常清晰的烈士，为了给予她应有的正名，烈士的亲属和战友们曾经到处寻求组织解决和帮助寻找遗骨的工作，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仅仅为调查烈士被害过程和寻找与挖掘烈士尸体就运用了数以百计的人员，其间历尽的周折难用笔墨形容。最后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等重要证人出面作证，也不知结果如何。然而，毕竟杨汉秀这样英雄名字还是被最终列入了红岩革命史册上，可相比与杨汉秀，还有许多革命先烈的死后命运就要差得多了。

三

“11·27”大屠杀，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考验实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那里已经牺牲了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战友、亲人和组织……当然，那些革命烈士们自然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风云变幻中的主角。这些主角，他们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们牺牲后的很长很时间里，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一直就没有完结过，而且有时则越变越复杂和曲折。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那场“文化大革命”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经有一段时间，江青掌握了主宰中国文化命运的生杀大权，在她推行“样板戏”的同时，对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艺术一概否定之，《红岩》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红岩》中出现的英雄人物自然跟着倒霉。除了“江姐”命运稍许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对“红梅赞”很欣赏，所以胆大妄为的江青没敢全盘否定江姐，但江青知道有一个人特别欣赏《红梅赞》，这个人就是当年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江青为了实现她彻底否定《红岩》，便在一个重要场合放出这样的风：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没有一个好东西。这话一出，立即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牙们用来诬蔑和陷害《红岩》及其“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所有革命志士。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江青的一句话，几乎使所有与“红岩故事”相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场浩劫对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们的亲属与战友们带来的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讲绝不逊色于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实施的惨无人道的那场“11·27”大屠杀的残酷。这是因为，当年像江竹筠、许晓轩、陈然等面对法西斯分子的屠杀还可以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表现自己信仰的口号，而在这场政治浩劫中，许多革命先烈士，他们原本已经安稳的尸体和灵魂，却要被“造反派”们从烈士墓中挖出来扔弃在荒地里、阴沟下……他们的那些本来已经擦汗眼泪的亲属们，则重新被一个个撕开痛失亲人的伤疤，甚至直接或间接地被推到革命的反面，接受更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摧毁性的心理打击。在重庆，在四川，曾经出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纪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涂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明书被“没收”并烧毁，烈士的子女成为“黑五类”。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纪念会，被诬蔑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复辟会”。有一位烈士的母亲因为事先并不知道造反派已经将其牺牲的儿子列入了“叛徒”黑名单，所以依旧去参加纪念活动，结果造反派将其拳打脚踢，像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向她儿子施暴一样，让烈士的母亲坐老虎凳，最后烈士的老母亲被活活的折磨死去。《红岩》作者之一的罗文斌之死便是例证，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经在敌人的白公馆屡受特务分子严刑拷打而不曾屈服过的丈夫，怎么可能会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吓和污辱下就“跳楼自杀”了？厉华坚信，他从上世纪八十年初第一次接触到那份由罗文斌当年在出狱向组织写的《狱中报告》不可能无原由地少了两章半内容，“肯定罗广斌在《狱中报告》上面的内容更具体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狱中和平时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会想尽办法让原本完整的报告出炉，然而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厉华认为。

以为推翻了蒋家王朝、曾经统治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到了台湾，我们大陆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太大错特错了！如毛泽东所言：一切垂死挣扎的反动阶段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的，他们始终不渝地会寻找机会对真正的革命者和我们的事业进行各种各样的报复和破坏。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反革命目标，借“文革”的机会，制造“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这样严重违背客观历史的政治结论，从而造成了与“红岩”和“11·27”大屠杀中相关的所有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彻底的颠覆，由此也使他们的亲属、战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有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一起被敌人作为“重犯”枪杀于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岁就入党的“红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担任过中共地下党川东临委及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为了革命事业，他屡屡出生入死，承担组织交付的一个个艰巨而机密的事，同时袁尊一又独立担任相当量的组织工作，单线发展和培养了如涂兆兴、幸锡祥、谢以思、谭月英等一批同志入党。王璞同志牺牲后，袁尊一作为了解川东地下党组织的特殊人物，他又与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等同志并肩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接受了残酷斗争条件下的种种考验，具有卓著的组织能力和对敌斗争经验，在同志们心目中威性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时，在到重庆市临江路的地下党员何忠发那里时，因叛徒刘国定出卖了何忠发而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们被捕的。由于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特务们曾让叛徒刘国定当面与袁尊一对质，袁尊一大义凛然，将刘国定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特务头子徐远举不相信年纪轻轻的袁尊一这么“硬扛着”，便亲自审讯，结果一无所获。袁尊一的坚强表现在这位心狠手毒的特务头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在我监狱里接受改造的徐远举，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过关于袁尊一的话：“袁尊一，20余岁，四川人，地下党员，1948年夏，他去临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馆与地下党员何忠发联系被捕，以后牺牲于渣滓洞，被捕时特务们在他身上搜出一两金子，我同他见了一面，我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他说：‘家住在朝天门，只有一个老母亲……’他反复说：‘我母亲虽然没有饭吃，不会要你们的钱的。’”可见，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质诱惑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49年11月14日，敌人之所以将袁尊一作为与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杀害，足于说明他在敌人眼里的份量。就是这样一位令敌人都感到心惊肉跳的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却在“文革”中被诬陷是“叛徒”。关于袁尊一，他的战友们还知道他在生前做过几件特别令战友们感动的事，那就是他还收养了烈士王璞和左绍英夫妇的女儿小凯渝（解放后改名为雷咏雪）。袁一家为了让烈士的后代少受心灵伤害，百般呵护，关爱无比。可是袁尊一牺牲后，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到3岁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发展的地下党员谢以思，承受不了失夫丧女的沉重打击，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亲为了让烈士儿子有人继承，便将袁尊一的亲胞兄袁昭仪之子袁继武作为烈士之子，而且这一过继关系，得到了政府认可，从此没有了后人的袁尊一有了继承人。然而，令人无法理喻的是，像这样一位实际上是“断后”的共产党人，江青及其爪牙们仍然没有放过对他们的污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诬蔑为“叛徒”后，原来在敬老院的他的贤良而有觉悟的老母亲也不得到照顾，被病魔拖死于1971年；曾经是他妻子的谢以思也没有被造反派们放过，长期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牛棚里罚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于1978年，时年不到60岁。连“父亲”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过继来的儿子袁继武也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被剥夺了升学、当干部的种种权利，一直生活在最低层……

袁尊一烈士及其他的亲人们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激愤了他的战友和同志。有一位曾经是以袁尊一为革命引路人、女地下工作者谭月英（后改名叫谭群生），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的战友和上级的袁尊一烈士会在牺牲后受到如此残酷的诬陷和他全家的政治迫害，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开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迹，历时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迹》的文稿出版工作。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与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战斗中，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上级但始终没有表白过一句话的女共产党员，当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儿、妻子改嫁、养女也被领走后，便默默地将自己的女儿改名为“杨袁锋”，默送给烈士作义女。为了感谢这位后半生几乎是在为烈士而活着的、心怀诚挚爱情的女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袁尊一的事迹，在此我们摘录谭月英女儿根据她母亲几十年整理收集的袁尊一事迹而作的一次讲演：

我名杨袁锋，1962年在重庆出生后。为了纪念“11·27”烈士袁尊一伯伯，妈妈把我默默地送给袁尊一烈士为义女，以替代1952年病死的袁伯伯和谢以思娘娘的亲生女儿晓华姐姐，继承袁尊一烈士的革命遗志，将我取名杨袁锋。袁尊一烈士，他是我妈妈的引路人、党的领导同志、亲密挚友、战友。袁尊一烈士的爱人谢以思娘娘是地下党员，她对我妈妈很好，也很爱我，曾给我讲过袁伯伯的斗争故事，袁尊一烈士的妈妈孙道清婆婆和袁伯伯的寄养儿子袁继武哥哥，在重庆市市中区（现为渝中区）八一路烈属敬老院居住，由人民政府供给生活费用。我出生后，每逢假节日妈妈都带我去烈属敬老院看望袁婆婆、继武哥哥和其他的烈属爷爷婆婆，他们非常的喜欢我。我几岁时，他们就给我讲烈士的故事，袁婆婆很慈祥，最爱我，常给我讲袁伯伯小时候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烈属敬老院的生活条件没有原来好了，我妈妈还接袁婆婆和其他的烈属婆婆到我们家里做客。这样，她们更加爱我，因此我自小能听到烈士的故事。当然，关于袁尊一烈士的事迹，更多的是通过我妈妈所讲的袁伯伯的事迹……

袁尊一烈士，自小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老家是四川巴县文峰区（即重庆市南岸区老厂文峰塔）。但祖辈亲人一个也找不着了。父亲袁子舟，是一个邮局的小职员，袁尊一才几岁时父亲就死去了，留下不满30岁的母亲孙道清，和俩个儿子，一家三口毫无生活来源。全靠母亲孙道清给人做针线活和帮人劳动维持生计。为了能活命，袁尊一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走街串巷到茶馆、酒店卖瓜子、纸烟等。旧社会很黑暗，国民党的兵痞地方上有钱的阔人，可以任意欺侮穷苦人。不到十岁的袁尊一，常常受到那些恶人的欺凌，有很多次，国民党的兵痞、阔少爷、买了东西少给钱，有的干脆不给钱。从小就有斗争性的袁尊一，对那些恶人扭着不放，要他们给买东西的钱，但他一具瘦小的儿童，怎能斗得过那些恶人呢！最后反而遭到恶人把提栏用脚踢翻，瓜子倒满地，纸烟被踩烂，有时还遭到兵痞恶人的拳打脚踢，伤痛难忍，连小本钱也被赔进去了。生活的重压，社会的黑暗，使小小年纪的袁尊一就饱受了人世间的沧桑。他非常痛恨万恶的旧社会，痛恨国民党的兵痞，也就痛恨国民党的统治、压迫。他从小就最同情穷人。

袁尊一见着与他一样大的孩子早就到学校去读书了。他也很想去读书。希望能挣些钱交学费上学读书。他硬着头，不怕恶人欺负。更加早出晚归去卖瓜子、纸烟。袁妈妈见儿子很渴望上学读书，对儿子感到很心疼，就白天晚上拼命的干活，多挣钱，好让儿子能上学读书。袁尊一上小学时已经过10岁了，比别的同学大了几岁，而且他还要一边读书，一边挣钱，但他每天的功课必定做得很好，因此往往学习要到深夜。由于他学习刻苦，人又聪明，成绩很优异，一连跳了几个班，而且每学期都是班上前一、二名，所以当他升入初中时，年龄还是算小的。

在南岸中学读初中时，袁尊一就喜欢读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书籍，并且异常很崇拜这些人物。他又聪明机灵，很受老师器重。老师中的共产党员（地下党员）特别喜欢袁他，经常对他进行教育，使袁尊一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因此1937年袁尊一实足年龄只有16岁，可他就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的袁尊一就开始为党工作。在铜梁正谊中学读书时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蒲世隆、张金城组成党支部，袁尊一任党支部书记。后袁尊一考入重庆社会大学政治系，开始成为党的职业工作者。他从1943年至1948年被捕前的几年间，曾先后以商号会计、报社编辑、小学教师、中学职员等社会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工作。

袁尊一作为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川东临委和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他的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的头绪很多，范围很广，接触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很广泛；工作的机密性，负责同志们的安全等，因此要求他的工作讲究艺术性和纪律性都很高。袁尊一除了做交通员的工作之外，还负责一些党的组织工作，每个工作都需要他单独一人去做，去完成。特别是1948年4月份党内出了叛徒后，很多地下党员被捕，这时的袁尊一的工作担子更重了。他只得放弃社会职业，终日奔走于各地秘密联络和组织共产党员们。他常常起早摸黑，他对自己的爱人（地下党员）这样说过：“你我要学着饿肚子，至少也要能饿上三天顶得住，不然完成革命任务是很困难的。”

其实，袁尊一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清贫。他入党后，为了干革命工作方便，与他哥哥各住一方。他和母亲单独住在重庆市区千厮门小河顺城街的贫民院条件十分艰苦。我听妈妈讲；袁尊一伯伯和袁婆婆解放前的家，虽然住在又脏又臭的窄巷内贫民院楼上一间墙壁有缝、楼板有洞的小破楼里，但他们的家里很清洁整齐，充满生气。从1946年起，我妈妈常到袁尊一家里去，她和袁尊一及袁婆婆相处得非常好。袁家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天天吃稀粥度日，但袁尊一伯伯身上确实常常藏有黄金，这些黄金是他为党筹集的党费，是专门缴到组织给游击区支援武装斗争用的。他们家里老小饿肚子，却从不动用分文的党费，而且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想法多给党组织集经费。

袁尊一的爱人谢以思，原是何忠发烈士的弟弟何泽民的妻子，何泽民也是共产党员。但谢娘娘与何泽民结婚不久，丈夫何泽民就患伤寒暴病死了。何忠发为了解除亲媳的痛苦，把她从宜宾带到重庆，托袁尊一继续培养她入党和介绍工作。1947年2月，袁尊一正式介绍谢以思加入了地下党。为了便于掩护和抚养好王璞与左绍英烈士的女儿小凯渝，党组织要求他们结婚成家，这样在这年的4月，袁尊一与谢以思成婚。袁尊一新婚后仍住在贫民院，虽然他们的生活还是那样清贫，但为了抚养好烈士后代，夫妇俩尽力尽力，妻子谢以思还把前夫何泽民同志的一大笔存款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支援游击区武装斗争的经费。1948年8月12日那天，袁尊一就是到重庆临江路占家巷解中公寓去与华蓥山武装起义负责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同志（烈士）接头交党费而被叛徒出卖遭逮捕的。那天，他身上带了一两黄金的党费。不幸被特务搜走了。

被捕前的袁尊一，除了做共地下党川东临工委和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外，他还是一位优秀和杰出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组织者。1946年初至1948年8月，在袁尊一被捕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领导了江北县明月、统景等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特务遍布，军警林立之区，敌我之间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和激烈，也很残酷。由于袁尊一牢牢掌握党的“统战”法宝，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党性强，地下斗争艺术高超，不断壮大了明月、统景等地区的党组织，狠狠打击了当地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捕后的袁尊一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地保护了党，保护了同志，使明月、统景地区的党组织，党员平安无事。尤其是袁尊一掌握了一批川中共东临工委留下的经费和电台等设备，使得这些经费和通讯设备在后来迎接解放军解放重庆起到了积极作用。

袁尊一烈士是一位党性观念强、政治素质高的党员。他在被捕前的两年中直接发展的6名党员个个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和坚强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还被打入到敌人“中统”特务机关的某地区负责人，该同志后来为重庆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袁尊一烈士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和年轻的生命践行于忠诚党的事业的真实写照……

袁尊一，让我们铭记这位烈士的英名及其他的革命事迹吧！让我们以同志的名义，同时也记住因他而早逝的3岁女儿袁晓华及蒙冤病逝的妻子谢以思的名字。

四

薛传道，又一位28岁牺牲在“11·27”大屠杀的革命志士。因为他生前有个非常特殊的公开身份——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所以关于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屡受置议。

发生在薛传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红白”巧合颠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监狱里得知自己已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的消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还刊出了开除他的新闻报道，指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薜传道在重庆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从事反文化活动，参加共党，鼓动学潮，经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查明属实，应如何议处此案，决议薜传道永远开除党籍。”4个月后的1949年11月27日，薛传道与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难友被凶残的国民党特务们杀害于监狱之中。

1949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报》特意刊发了《薜传道先生烈士事略》的“代悼词”。全文如下：

薜传道先生，生于公元一九二一年，原籍上海，父经商，家本小康。薜先生已家道中落，故先生之历世，无异为一部奋斗史。六岁受书，十六岁时，国立中央工校成立，杜沪招生，乃考入土木科肄业。抗日军，入学一月即只身随校西迁。时先生在同学中年最少，天资聪慧，为一校师生所爱重。以家境清寒，复沦战区，生活异常艰苦，师友均乐为之助。先生愈益奋发，半工半读，孜孜不倦。肄业三年，考入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复攻土木，课余并发起组织活力社，互以革命救国相淬励。又二年，以经济情形过于艰窘，被迫休学，暂到云南滇缅路工程处及贵州农工学院服务，前后两年，公余读书，未常稍懈。一九四二年转入交通大学土木系肄业，一九四四年冬，投笔加入青年军，迨日寇请降，以青年军日趋腐败，乃慨然退伍，回中工校任教，并兼秘书。一九四七年与商育辛女士在渝结婚，感情弥笃。先生聪明过人，作事明快，除对土木工程有深邃研究外，并擅文章，下笔千言，顷刻立就。先生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曾主持办理“科学与生活”月刊，至第八期被封（该月刊社副社长成善谋先生于同年十月遇害蒙难）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沙坪坝中央工校办公室被捕，夫人商女士幸获保释。先生终遭严刑逼讯，当局以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参加共党，鼓励学潮加罪，并将党籍永远开除。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军迫近渝市之际，在磁器口渣滓洞“政治犯”监狱内，与数百志士同时殉难，年仅二十八岁。

薛传道，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爱国知识分子。入狱后，有一次特务分子对他用电刑达七小时之久。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据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他薛传道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并供出了几个到了解放区去的朋友。由于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敌占区，所以没有什么人受牵连。他太太同时被捕后，因不承认知道其丈夫的行为，并当时有孕临产，故获得取保外出。薛传道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革命阵营里的人对他知之甚少，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生前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他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负。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寻求新的教育思潮》文章，便是一例：

我常以为，中国的问题，看到底还是“贫”和“愚”二个字。救贫有赖生产的提高，医“愚”须待教育的普及；提高生产和普及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至于怎样才能使生产提高，怎样才能教育普及，那就牵涉到很多方面，需要从很多方向去研究。

说到教育，现在中国教育的情形，实在太不令人满意，不但广大的人民至今还没有能享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就是千幸万福已经进入学校的也未能真正得到教育的益处。数十年来零乱的教育制度，笼统的教育宗旨，留于中国教育界的可说只是一片荒无而已，这中间固然也有着不少赤诚献身教育的忠贞之士，凭其长期艰苦的耕耘，创造了若干点滴的成就，可惜人数有限，步调又未一致，并没有能真正表现出多少巨大的力量。频年战乱相寻，河山焦烂，使这一代中国人受着历史无情的磨难，这正是近百年来新教育的恶果。假如我们希望中国早日进入一个自由、平等、康乐的社会，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样破产的教育，苟延残喘地继续拖下去；时代是不停留的，它不会等待落伍者，墨守成规、安于现状，那只是一条死路；唯有打开新的门径，才能找新的希望，横在今天中国教育家或从事教育者面前的首要课题，应该是掀起一股崭新的教育思潮。

“思潮”二个字粗看好像很抽象，实际是很具体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反映，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有某一类的思潮；换一种话说思潮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演进的，决不是一种空洞无所寄托的观念。“教育思潮”是整过（个）时代思潮的一环，当然也离不开时代和社会，两个基本因素；同时因为教育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工作，它对于时代和社会更负有一种诱道（导）的作用；这是说教育思潮是应该追随时代，推动时代，适应社会，改造社会而具备种种连（联）系性和变化性。比如：封建制度日形崩溃、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期，教育方面即有所谓“人文主义”的生产，德国的爱拉斯摩，英国的阿斯坎，法国的拉布立都是阐述这种思潮的学者。这种思想对于摧废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曾尽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潮确渐渐的变成了“过时”，因为它原来是排斥中世纪流行的非实际的寺院教育，但结果流于侧重希腊文、拉丁文、只令学生诵古语、玩古典、记神学，而依然脱离了实际的生活，这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需要是不相容的；于是“实利主义”的教育思潮便应运而生，配合着哥白尼地动说树立的自然科学的新基础，培根首先举起了实利主义的旗帜，高呼“知识即力量”，猛烈地袭击社会上的偏执，独断迷信的偶像；夸美纽斯，总之而提出教育原理应顺从自然的主张，一时风声所向，群起响应，法国的孟坦、德国的拉托克、美国的陆克，莫不都是这一派的人物，他们认为教育的方法须顺乎自然，注重实用；教育的目的要使人立于社会上自管其生活、自殖其财产、自谋其识（职）业，以全其人类及市民的本务；教育必须挣脱传统的宗教羁绊，抛弃古典古语的教授，代之以mother Tohgue就是大名鼎鼎的卢梭，也没有跳出这个实利主义的圈子，其中原因无非是由于整个世界正在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型去改造，人与人的关系只结合在功利上面，实利主义的教育即以传授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为目的，当然最适合于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然而等到资本主义盛积而社会渐渐的陷入彷徨不宁的时机，人们想找另一条新的出路，因此就有所谓“新人文主义”的渐次抬头，其代表的就如提倡“改善吾人的动物性”使行为臻于高尚的康德，如认定“教育的目的在使人类平均调和发展其天赋各种能力”的裴斯泰洛齐，又如以为在“教育上应发述儿童的知识，使能判断善恶，陶冶意志，以养成为善去恶的习惯”的赫而巴特以及主张“养护儿童使之自由发展，以自识其本性服从其本性”的福绿裴而，都是教育史上杰出的人物。从人文主义转变到实利主义，再转变到新人文主义的这一段史实，正是说明教育思潮追随时代，推动时代，改造社会而具有种种联系性和变化性的最好例子。所以要寻求中国目前新的教育思潮，必须先分析近百年来中国教育演变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社会具备的特质，才能抓住要点，得到确切的答案……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这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他们在这种进步思想的引领下，有人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并且成立自己的进步团体，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薛传道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他在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英勇牺牲后的几十年里，却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间，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受尽了政治上的污辱。薛传道的亲和亲属们也因为他的缘故，几位在部队工作的侄女侄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连而或提前转业复员，或从干部岗位上被揪下台，饱受政治凌辱。与他一起参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更是因为丈夫的原因，几度被逼成疯。在红岩革命历史纪念馆里，我看到了薛传道的岳父、商育辛的父亲商荫荘老人在解放初期写的一份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控诉书”，内容催人泪下：

……“中美合作所”（这个响亮刺耳的名词），当初我总以为是关于经济合作等类的机关，绝不想到这是一个由美帝和蒋匪帮用世界上最残忍的刑具和最厉害的杀人武器，残害我国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的杀人合作所，更不会知道这个合作所是惨绝人寰、使人不能置信的“人间地狱”，尤不会料及在那里曾杀死了我的大女婿、迫害了我的大女儿的血腥地方！

我的大女儿叫商育辛，大女婿叫薜传道，他俩一块儿在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教书，因为他们的政治认识比较清楚，思想比较进步，对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常表不满，他们凭着青年人的热情组织了“活力社”这样就引起了美帝和蒋匪帮的注意，这样就被抓进中美合作所里去。当1949年4月我们的百万雄师横渡大江的晨光，重庆的形势随着严重，在5月25日的晚上，我的女儿和女婿，正在校内的小家庭里度着美满甜蜜的生活，重庆警司令部大批武装突然间把学校包围，又突然间把他俩抓去，马上送到所谈中美合作所里去。当晚我的女儿就在阴森森的、黑沉沉的一个庙里度过。在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中，我的女儿开始尝到了美国刑具的滋味，这样死去活来的严刑询问了几个月，她吐血了，本来她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到这时是再也不能坚持下去，而且不久就要生产。匪特们为这，才叫我女儿女婿所在的工专校长出面保释，说等孩子生出后再关押。我女儿因饱受严刑，即发生难产，好不容易由医生施用手术，母子才得以安全，就在这时重庆解放了，我女儿的命也就从敌人的刀下被留下来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我女婿就没有这样运气了。他被捕后饱尝了各种刑具和监狱的折磨，实足过了六个多月，也不像人样了。到这年的11月27日晚上，被凶狠的特务们用卡宾枪扫射而死在渣滓洞内……

集体大屠杀后，我女儿抚养着从苦难中生长的孤女，在泪与血的生活中，差不多渡过了八个月的光景，身体更不行了，神经也失常，因为这样我就电促其回浙江老家。当重庆轮在上海码头靠岸时，我即见到脸黄饥瘦、形容憔悴的女儿，她手上抱着孤女，蹒珊地走过来，开口叫着“爸爸”时，我心头有说不尽的痛苦！从她的手中接过孩子时，我就觉得这个孤女已失去了她的爸爸，当时我要流泪，又怕伤了女儿的心，强忍着。

后来我们匆匆地到了北火车站，谁知火车已开出，我们只好就在候车间的地上把孤女安放好，我和女儿便在地上对坐着。女儿开始用嘶哑的声音向我诉说她的遭遇了。她说：“爸爸！现在这个情况，正如我在八九月前有一次去中美合作所会见他（指薛传道——笔者注）的样子，他倒在乱草中，像猪崽一样，要不是从他的声音里辨别，简直认不出是他呀！他见了我，把感情尽力抑住地说：‘育辛，看上去，我是不中用了……’他的眼睛向我注视了一回，接着说：‘希望你把腹内的孩子养大，将来替我报仇。’”说到这里，女儿哽咽着说不出话，一个劲地流泪。片刻，她又接着说：“爸，传道告诉我，有一次，匪特们把他押到一个几丈见方的池边。爸，你晓得这个池里放着什么呀？是美国运来的硝酸呀！匪特们逼传道说：你要交待，否则就将你投进这硝酸池里。爸爸，他们要传道说出什么秘密，传道自然是不说的呀！这帮野兽就当着传道的面，把几个革命青年投进池内，天啊，爸爸，进去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浮在上面一茸茸的头发……爸，他们就是这样杀人的呀！”女儿又哭泣不止起来。我只能在默默无言地陪着她流泪。后来她又接着说：“不到多久，传道被惨杀了。几天后，我们去埋殓传道的尸体时，只见到焦黑的一堆，头和手足都已烧去，根本无法认辨。如果不是从烧焦的尸体下找到他未被烧去的那副眼镜架子和胸腹下的一小块毛线衫的话，我怎么可能辨认出他就是我的丈夫呀！爸，我把这两件物品保存着，我还在他腹下拾到了一颗曾经穿过他胸膛的美国子弹头呢！这三件纪念物，我都随身带着，将来要交给这个孤儿，使她长大时可以明白她的爸爸的一切和为父报仇呀！”说着，女儿要去拿取这三件东西给我看，我极力阻止她，不要这样。停了片刻，她又对我说：“在重庆渣滓洞这个人间地狱，当我们为传道的尸体收殓后，想给他一个安身之地，爸你能想到吗？用锄头一掘地，你知道泥土下面看见的些什么呀！都是白骨呀！一连掘了好几处都是这样……好容易后来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一块地方，才把传道的棺木埋了。爸，那个地方，我们走进去真的感觉阴风惨惨，真的是一所人间地狱啊！”女儿愈说愈悲伤，引得其他旅客们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同志都惊奇，都为之心痛。这时我再也不能听下去了，悲愤地阻止女儿说：“育辛，不要再说了，不要这样悲伤了，我们要化悲伤为愤恨，为新中国多做些事，让传道九泉之下安息。”女儿听了，很快回答道：“对，爸爸，我一定好好工作，把孩子抚养大，让传道放心。”

烈士的妻子在解放后一直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教书，年年月月，尽心尽职，可是她的丈夫、为中国革命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薛传道因为头上戴了一顶“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头衔，一直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行列。尤其是“文革”中，他又被扣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彻底地被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

与薛传道同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双枪老太婆”邓惠中，还有连同两个孩子皆被双双杀害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等100多人遇难人士被排挤在“革命烈士”之外。这份纠结的情怀，深深地剌伤了烈士们的亲属和战友们的心灵。为此，他们一直通过不同的方法在向政府和组织反映，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重庆和全国各地与“红岩”革命烈士相关的干部群众不断有人向当时的四川省委和中央写信反映，强烈要求重新审核“11·27”大屠杀中那些遇难烈士的真实身份，并给予公正的政治待遇。中央对尚未定性的“红岩”遇难人士问题也非常重视，责成四川省委加快复审工作。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专文给中央组织部，汇报了如何落实中央精神的专题报告，全文如下：

《 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未定为烈士的情况报告》

中央组织部：

遵照中央组织1981年12月10日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有一百多人至今没有结论，要责成有关部门查处的指示，我部立即作了研究，普派员赴重庆对在“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现将情况和意见简要报告如下：

“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11月27日（又称11·27惨案）下午开始屠杀被关押人员，根据死难遗体计算，前后共屠杀331人。1950年2月至1979年，重庆市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和重庆市民政局已经定为烈士的208人，尚有93人没有办理。

据初步了解，在没有定为烈士的93人中，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姓名、地址，或基本上有被捕前工作经过、狱中表现、被难情况等材料的43人（其中共产党员17人）。在这43人中，四川籍的有35人，湖北、上海的各2人，东北、广西、河南、江苏的各1人。1950年被审定为叛徒17人，自首4人，殉难志士8人。二是，有姓名、地址只注明某省，材料很少或基本无材料的22人。其中四川籍14人，湖北、内蒙古、河北、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南洋瓜哇的各1人；三是，只有姓名，无其它任何材料的28人。

1950年，这部分被害人员没有定为烈士的因案是很复杂的，主要是时间短促，重庆刚解放不久，就召开了全市性的追悼大会，工作做的不细，离重庆较远的来不及调查了解，致使一些应该定为烈士的没有认定，或者在无任何材料情况下只凭某个人的一句话，就被定成为“睚首”、“叛徒”、“不列名”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四川地下党的诬陷，那些尚未结论的被害人员受到了种种诬蔑，其家属、子女长期受不白之冤。他们对此反映强烈，要求重新复查审查定。因此，落实好他们的政策，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工作。鉴于此案已事隔30多年，材料不全，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还要和一定调查后才能结论的情况，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1950年没有定为烈士的93人中，注有省市，或注有省、县、乡的65人，其中四川49人，外省16人。对我省的49人，我们确定从有关地区抽调十名左右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在我部统一领导下，逐案进行复查，按照党的政策，做出正确结论。

对于外省的16人，由我省负责复查困难较多，为尽快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建议中央组织部责成有关省、市负责复查结论。如同意时，我们将把现有材料和线索报送中组部转各有关省、市、县。

二，对只有姓名，没有具体材料的28名被害人员，我们已将名单印发我省各市、地、州、县组织部门，找寻他们的籍贯和知情人员，然后再根据情况，研究开展复查工作。现将名单送上一份，建议印发有关省、市查寻。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1982年3月12日

五

在四川省委的这份报告后面所附的复查名单中，第一个名字就是薛传道，第二位是邓惠中，后面依次是胡芳玉、黎功顺、谢汝霖、唐玉坤，还有盛腾芳、盛超群、王振华、黎洁霜等人，其中还包括张露萍、冯传庆一案等无任何材料的28人。

中央要求复审“红岩”烈士的精神，及其四川省委的意见，加快了重新复审薛传道、邓惠中等人的问题，使得这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革命烈士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他们的亲人和战友们也在政治命运上获得了真正翻身。

读者也许还清晰地记得，在本书的前面曾经介绍过一位叫名盛超群的共产党员如何戏弄徐远举，给敌人交了一份所谓的“云阳县地下党的名单”，结果徐远举一伙特务抓来的竟然全是他们的国民党云阳地区的恶霸分子。盛超群的事迹，在小说《红岩》里有过不少笔墨被作者描述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国民党特务分子们恨之入骨的聪明机智的共产党员，却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原因是他有个“国民党县参议员”的头衔。其实，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认定盛超群是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一样的“共党要犯”，因此也是提前于1949年11月14日就杀害了，并且同江竹筠、李青林等一起被用镪水毁了尸。国民党如此仇恨的“共党要犯”，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讽刺式的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盛超群的儿子盛荣德，由于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此在他成人后不断向组织申诉父亲的事。“文革”中，有人已经把其父盛超群从历史的尘埃中翻出来披上“叛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参议员”的帽子了，儿子盛荣德依然不断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给他父亲平反。这样，造反派们就异常恼火，通过卑鄙的手段，网罗了一堆罪状，最后把烈士的儿子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判刑10年。在红岩革命历史档案馆里，我看到了当年判决烈士儿子的那份血泪斑斑的“判决书”——

判决书

军刑（70）字第002号

现行反革命犯盛荣德,男,27岁,家庭出身职员,四川万县市人,原系铁二局九处918队合同工,其父叛党分子。

罪犯盛荣德,长期以来,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思想反动,极端敌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煽动聚众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步反动言论,为帝、修、反进行反革命宣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造谣污蔑红卫兵运动，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无耻崇拜和吹捧苏修，公开嚎叫要叛国投敌，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为此，特依法予以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壹拾年。

刑期从1970年4月23日起至1980年4月22日止

（越西军管会盖章）（越西县人保组盖章）

1970年4月23日

在这份“判决书”中所述的“罪名”，其实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因为盛荣德的父亲是“叛党分子”。一位将徐远举这样的大特务戏弄了好一番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他的儿子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自己的监狱里被判10年徒刑，这是不可理喻的事。然而在那个颠倒是非的荒唐年代，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盛荣德始终不服判决，即使蹲在监狱里，他仍然认为自己无罪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在他心目中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父亲盛超群不是“叛党分子”，而是坚定和忠诚于党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在监狱的日子里，盛荣德的行动受到限制，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即盛超群烈士的妻子开始为儿子到处申冤控诉，然而在“文革”期间，这样的申诉结果只能加重“罪行”。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盛荣德母子俩的申诉才重新被有关部门重视，并于1979年4月10日正式撤销了对盛荣德的刑事判决，宣布“无罪释放”。在这之前的1977年初，盛荣德的母亲也为儿子的事要求有关法院重审过，结果某法院下发“1号文件”，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两年之后的1979年，在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党的领导下，开始全面拨乱反正，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文革”中的错案冤案获得了平反。“红岩”历史中的那些像盛超群这样的疑案、悬案，也被提到议事日程。盛荣德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方才被获释。

坐了近十年牢的盛荣德在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寻找能证明他父亲是共产党员和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证据，这是因为他自己坐十年牢的全部原因就是父亲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那些了解盛超群革命斗争经历的地下党同志也纷纷站出来为战友作证，政府和党组织也派出大量人力物力，对盛超群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复审，最终得出结论：盛超群不仅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是位有过重大贡献的地下党领导人，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的折磨时，没有出卖过任何同志，牺牲时他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出一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的风骨。

1981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发文——渝委组（1981）45号文件《关于盛超群同志补定为革命烈士的调查结论》，正式追认盛超群同志为革命烈士。他儿子盛荣德也在三个月后，被所在单位正式落实了作为革命烈士后代的相关政策。

这一年的11月14日，盛荣德挽着老母亲，来到当年父亲牺牲的地方，伏地整整哭了三个多小时，这是他在父亲死后的32年中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又那么痛畅……末后，他擦干眼泪，对天大喊道：“爸，你现在可以在九泉之下合眼啦！我和母亲永远想你——！爸，你放心，我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他们对党的忠诚和感情，是永远不会消失和动摇的。

我知道，在中央和四川省委及相关省、市党委的直接关怀和重视下，到1982年10月，就有40多名过去一直末定性的遇难者，正式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其中包括薛传道、邓惠中、王振华和黎洁霜夫妇等。据说，那一年的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悼念革命烈士的活动异常隆重，成千上万的群众，都是自发从各地汇集到当年烈士被害的地方，他们或焚纸祭祀，或扬洒久积的泪雨，把整个歌乐山淹没在一片凄惋而悲壮的气氛之中……

又快一个新30年了，当今天我来到歌乐山时，我的合作伙计厉华同志告诉我：到目前为止，虽然当年在“11·27”大屠杀中遇难的331中，绝对大多数已经先后被确定为“革命烈士”，如邓惠中等杰出的共产党员还载入了中共党史，然而至今仍有30多位遇难者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被确定什么身份，他们或许永远成为“无名英雄”而长眠于九泉之下。这看起来似乎对他们很不公平。然而，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当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投奔到了革命队伍，后来他们被敌人抓走后，坐穿了牢底仍然没有获得自由，也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更不可能看到如日中天的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但我相信他们不会因此后悔，因为今天中国这个样子，正是他们当年为之英勇奋斗和献身的理想……

我噙泪低吟民族的史册，

一朝朝，一代代，

但见忧国伤时之士，

赍志愤含愤赴刑场。

血口獠牙的豺狼，

总是跋扈嚣张。

哦！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那五千年的高龄，

已屈死了无数的英烈。

为你那亿万年的伟业，

还捐弃了多少忠良！

铜墙，困死了报国的斗志，

黑暗，吞噬着有为的躯体，

镣链，锁折了自由的双翅，

这森严的铁门，囚禁着多少国士！

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仇敌。

无穷的罪恶，终要叫种恶果者自食，

难闻的血腥，用噬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这是“红岩”之外的另一位被敌人杀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牺牲前所高吟的《囚徒歌》。在为新中国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有千千万万。正是无数这样忠诚于党的革命先烈们的抛头颅、洒鲜血，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今天如此伟大而强盛的中华民族！他们和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对党、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精神，世代永存。

让我们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向这些先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