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书简/（俄罗斯）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8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2117-2

Ⅰ.①哲…　Ⅱ.①恰… ②刘…　Ⅲ.①哲学-俄罗斯-近代-文集　Ⅳ. ①B512.4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0367号

书　　名　哲学书简

作　　者　〔俄罗斯〕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

译　　者　刘文飞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贾英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4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117-2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一

熟悉俄国文化的人，对恰达耶夫这个名字不会十分陌生，普希金的诗作《致恰达耶夫》曾广为人们传诵。但是，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及其对俄国思想史的影响，也许了解的人就不多了。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1794—1856）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父母早亡，他由姨妈和舅舅抚养成人，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数年，后进入俄国近卫军，参加了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表现英勇，战后却令人意外地离开了军队。他曾与十二月党人接近，但觉得与他们的思想和理想也有一定的距离。1823—1826年，恰达耶夫去西欧各国游历。西欧和俄国的对比，使恰达耶夫的思想受到震动，归国后他幽居数年，一直处在沉思之中。此后，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莫斯科的各种沙龙中，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哲学、宗教观点，对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评判，向人们描绘着理想的未来社会，引起了知识界和上层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他的书信、手稿等等也为人们所争相传阅。在当时，恰达耶夫的一言一行，都会成为社会的话题，他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俄国诗人维亚泽姆斯基曾称恰达耶夫为“流动讲坛上的教师”。

每一民族都需要自己的思想家，无论它处在其发展的何一阶段，无论这一民族的精神天性是怎样的。恰达耶夫曾在《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写道：“人民群众服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他们自己并不思考；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给民族的集体理智以冲击，并推着民族前行。在少数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其他的人在感受，其结果，便实现了共同的运动。”在俄国思想史上，恰达耶夫恰是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之一。当然，这与恰达耶夫所处的时代有关，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许多欧洲思想家、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文明的历史、人类的使命等等的思考；而在俄国，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民族的特性及其地位和使命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就是俄国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的产物。《哲学书简》对于俄国文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观点和结论，而在于它较早地向人们展示出了思想的力量和意义，使俄国初步具有了自省意识、批判精神和思辨传统。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之于其民族和国家的意义。

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恰达耶夫的时候说：“恰达耶夫以一封《哲学书简》为我们思想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地超出了一位勤勉的俄国研究家依据‘地方统计数据’完成的数立方俄丈的著作，远远地超出了杂文‘流派’一位敏捷的社会学家所做的一切。”

二

《哲学书简》由八封信组成，这些书信写于1828—1830年间，是写给一位名叫叶卡捷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潘诺娃的夫人的，她是莫斯科一个沙龙中的女主人。在恰达耶夫写作后几封信时，他与那位夫人的书信往来已经中止了，所以，恰达耶夫心目中的收信人，自然不止潘诺娃夫人一人，而是所有的俄罗斯人，所有的后来人。在这些书信中，只有第一封在恰达耶夫生前发表过。

在第一封信中，作者要“谈谈我们的国家”，弄清它的历史及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同时，也追溯了宗教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第二至第五封信所探讨的都是宗教的意义和力量。恰达耶夫旨在证明，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包含着哲学、历史和科学，历史和科学不过是宗教哲学的组成部分，宗教具有巨大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人类的进步只可能存在于这样一种宗教前提下的统一之中，俄国的进步自然也不例外。在第六和第七封信中，作者对欧洲的历史进行了考察，站在宗教的立场上，他对摩西、大卫、穆罕默德、苏格拉底、马可·奥勒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等历史人物作了评说，对古希腊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宗教改革运动，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却评价甚高，认为它保持了精神的生活，维护了欧洲的统一。第八封信具有总结意味，认为基督教的生活是人类真正的生活，至高理性光照下的精神统一是整个人类未来的方向。

作为一位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深爱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哲学，无论是谢林早期那种主张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融合为一的“同一哲学”，还是他后期那种主张世界源于上帝、又归于上帝的“天启哲学”，对恰达耶夫都深有影响。1832年，恰达耶夫在致谢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哲学与宗教结合的伟大思想”，是他“精神活动的灯塔和目的”：“我存在的全部兴趣，我理性的全部求知欲，都为这唯一的思想所包容了；随着思考的深入，我愈发坚信，人类的主要兴趣就包含在这一思想之中。”这段话对于理解《哲学书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恰达耶夫从对俄国现实的观察入手，追溯至俄国的历史，认为俄国落后的现实是由其历史造成的；对俄国历史的反思，使他步入宗教范畴，他认为，欲解决俄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只有借助宗教的影响和力量；对宗教及其作用的意识，则使他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在宗教之中看到了“最初的推力”和“普遍的规律”，而追求与“绝对理性”和“至高思想”的接近，就是个人和整个人类的使命。在“宗教与哲学的结合”中，恰达耶夫看出了、同时也向当时的人们指出了俄国和世界的未来。

《哲学书简》中的第一封信于1836年9月底在《望远镜》杂志上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读者被激怒了，作者被斥为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10月19日，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三天之后，甚至连沙皇本人也出面干预了，他颁布了一道谕旨，称自己已读该文，认为它“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哲学书简》的作者于是被官方宣布为疯子，官方派出的医生每天去给恰达耶夫“治病”。这一切都是因为，恰达耶夫对俄国的一切进行了空前严厉的批评。请读一读恰达耶夫在那些信中关于俄国所说的话：

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

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

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在向前运动，可我们却沿着一条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就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任何自我的东西；他们所有的知识，均局限于他们外在的生活，他们整个的心灵，都存在于他们身外。我们正是这样。

在恰达耶夫看来，俄国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空白”，俄国人“徒有基督徒的虚名”，甚至连俄国人勇敢的天性，也被恰达耶夫视为一种“恶习”。俄国和俄国人，在恰达耶夫的眼中真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了。很难想象，这样的话语出自一位立过赫赫战功的俄国近卫军官之口；很难想象，这样的话语是在俄国因战胜了拿破仑而沉浸于无比的欢乐和自豪的时刻道出的。

然而，恰达耶夫却自认为是爱国的，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其爱国之心的，即他所言的“否定的爱国主义”。在《哲学书简》之后所写的《疯人的辩护》（1837）一文中，他更为直接地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恰达耶夫在这里所说的“真理”，大约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要对俄国人道出关于俄国的“真话”，使他们能对祖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是指俄国所面对的“绝对真理”，即天启赋予俄国的使命。恰达耶夫的话，使人想起了一位古希腊哲人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恰达耶夫接着写道：“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作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

如恰达耶夫所言，“爱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忧国忧民的、痛心疾首的爱国主义，无疑要比随波逐流的、歌功颂德的爱国主义更为有益。然而，古今中外，“良药苦口”这一朴素的道理，却总是难以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三

在俄国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着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的激烈争论。作为一个地处东西方之间的大国，俄国始终为自己的文化和地域归属而苦恼不堪。俄国究竟该何去何从，这便是赫尔岑所称的“俄国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сφинкс pyccкoй жизни）。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俄国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类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思考和认识。在这一背景下，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迅速分野为所谓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个阵营。

毫无疑问，恰达耶夫是典型的西欧派。整个《哲学书简》的立论基础就是：俄国应当走西欧的路。恰达耶夫认为：俄国没有自己一贯的历史，在欧洲那些老的文明国家中，特定的生活方式早已形成，而在俄国，一切却要重新开始，俄国不得不为自己创建一切，“直至呼吸的空气，直至脚下的土壤”（《第二封信》）；“欧洲所有的民族都有着共同的面孔，有着某种家庭般的相似”，“整个欧洲曾被称为基督教的世界”，只有俄国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因此，追求在宗教、精神和文化上与欧洲的统一，是俄国摆脱狭隘、孤立和落后的必由之路（《第一封信》）；“因此，我们越是努力地与欧洲社会融为一体，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越好”（《第七封信》）。基于这一认识，恰达耶夫还对俄国与欧洲的“交往历史”作了回顾，对彼得大帝的改革及其成果作了无保留的称赞（《疯人的辩护》）。与此同时，恰达耶夫也对当时刚刚出现的斯拉夫派进行了抨击。

在思考俄国之命运的时候，恰达耶夫也对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作了比较。由其带有强烈倾向性的宗教立场出发，恰达耶夫申明了西方较之于东方的优越性：“世界自古以来就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东方和西方……东方首先出面，从其静观的深处将光芒投向大地；随后，西方到来了，带着自己包容一切的能动性、其生活的语言和强大的分析，它掌握了人类智慧的成果，终结了东方开始的一切，最后，将一切都融进了自己广大的怀抱。但是，在东方，恭顺的智慧跪在历史权威面前，在对他们的神圣原则顺从的服务中耗尽了自己，最终，他们睡着了，封闭在他们静止的综合中，没有猜透那些为他们而准备的新命运；与此同时，在西方，人们却在高傲、自由地前进，他们只对理性和天国的权威俯首，他们只在未知东西的面前停步，他们永不停息地将目光投向无限的未来。（《疯人的辩护》）”将东西方的文化绝对地割裂开来，自然是不合理的，再在宗教的基础上比高低，更是荒谬。但是，恰达耶夫对于东方先文明、后落后之原因的思考，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例如，在《第六封信》的一条注释中，恰达耶夫曾写道：“您知道，中国从远古起就拥有了三件伟大的工具：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三件工具极大地促进了我们人类智慧的进步。然而，这三件工具帮了中国什么忙呢？中国人完成环球航行了吗？他们发现过一片新大陆吗？他们是否拥有更为广博的文献，超过我们在印刷术发明前所拥有的文献？”也许，恰达耶夫无权提出这里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他不可能读到、也不可能读懂多少中国的文献，但他提出的前三个问题却是尖锐而又发人深省的，当然，其原因并不简单地如他所言的那样，是因为中国人不信基督教。值得注意的是，约一百年之后，鲁迅又不约而同地向国人发出过同样的质询。

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他们虽然从根本上是势不两立的，却又是相互依存，甚至是相互转化的。别林斯基就曾认为，斯拉夫派的出现，正是对西欧派倾向的一个矫正，“就是对无条件模仿的反驳，就是俄国社会谋求独立发展的见证”（《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264页）。别林斯基本人起初是一个坚定的西欧派，但后来其观点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样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出现在恰达耶夫身上。在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中，也能感觉到一些矛盾，比如，他完全否定俄国的历史，却又对作为俄国历史组成部分的彼得时期推崇备至；他认为俄国的封闭性、无归属性是缺点，却又将其视为俄国未来潜在的可能性和使命；他称俄国之无历史，正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但他为改变这一历史而提出的药方，却同样是“借用和模仿”，在《书简》之后，恰达耶夫的观点也曾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变。似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全盘西化的主张是很难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的，这倒使人想起了赫尔岑在归纳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时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门神伊阿诺斯，或是像一只双头鹰，我们望着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却又像有一颗共同的心脏在跳动。”

西欧派和斯拉夫派最初的思想对垒，大约出现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而恰达耶夫发表在三十年代末的《哲学书简》，无疑是这场思想斗争中出现最早、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在俄国思想家中，恰达耶夫较早地意识到了俄国历史道路中的东西方问题，并旗帜鲜明地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以及他的《哲学书简》在俄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四

在《哲学书简》及其所引发的事件之后，恰达耶夫始终被禁止发表文字，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准在出版物上公开出现。恰达耶夫于1856年去世，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里，他似乎也没有创作出在规模和影响上可与《哲学书简》相媲美的作品，因此，一些俄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者曾认为，恰达耶夫的后期思想是沉寂的，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是其创作上的“静止和衰老期”。直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对恰达耶夫文化遗产的系统整理，随着对恰达耶夫思想研究的逐步深化，这一看法得到了修正。当时，一位名叫沙霍夫斯科依（Д·И·Щаxoвcкoй）的俄罗斯学者搜集到了恰达耶夫的大量文稿，并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和翻译（恰达耶夫的文稿大部分用法文写成）。后来，他整理出的、后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中的这份珍贵资料，得到了B.阿斯姆斯、З.卡缅斯基等关注恰达耶夫后期思想的学者的重视，其俄文版陆续得以发表（见苏联《哲学问题》1983年第12期、1986年第1期）。

沙霍夫斯科伊将他搜集到的恰达耶夫的零散文字一一编号，并划分为三辑：一，片断与思想（1828—1830，编号为1—104）；二，箴言与各种见解（30—40年代，编号为105—144）；三，片断与各种思想（50年代，编号为145—232）。后在苏联杂志上用俄文公开发表的为第二、第三辑，我们将这两辑中的文字翻译了过来，且冠之以《箴言集》的名称。这些文字，可以使我们对恰达耶夫的晚年思想有一个了解，并进而更为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恰达耶夫。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我们在本书中保留了俄国学者对“箴言”的编号，但编号并不始终是连贯的，其中缺少的段落是俄编者删去的。

恰达耶夫后期的《箴言集》内容比较丰富，涉及的面也很广，但其关注的问题大致仍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二是关于信仰和认识问题的讨论；三是对俄国历史发展问题的探讨。恰达耶夫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还与谢林相识，并长期保持通信。而他后期的这些片断表明，他开始更关注起黑格尔的学说了，更关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了。至于信仰和认识问题，原本就是《哲学书简》中集中探讨的问题，而在《箴言集》中，我们发现，恰达耶夫仍坚持对基督教的信仰，但在谈到认识问题时，他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非宗教性”，即更多地从理性的、批判的角度来看待认识（第173条等），他的学说也仿佛在某种意义上由“宗教的哲学”转变为了“哲学的宗教”。《箴言集》还向我们表明，在《哲学书简》之后，俄国的历史经验、俄罗斯民族的特性以及俄国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仍然是恰达耶夫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仍然对斯拉夫派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仍认为俄国的出路在于与西欧的联合，与世界的发展保持同步，仍认为基督教统领下的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理想未来，但是，我们发现，他在论述之中也开始越出宗教的范畴，较多地从社会、地理、政治等角度来理解和分析民族的特性（第159、160、192、193条等）。

总之，《箴言集》告诉我们，《哲学书简》之后的恰达耶夫，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和创作，他不仅没有停止自己的思想探索，而且在诸多方面深化、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曾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不是那种自愿停滞在某一种思想中的人，不是那种用历史、哲学、宗教等一切东西来抬举自己理论的人；我多次大规模地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请您相信，每当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就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在我所成长的那个艰难环境中，我始终保持了自己思想和个性的独立，我以此而感到自豪，我敢于指望，我的祖国能够判断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致A.屠格涅夫，约1843年：转引自苏联《哲学问题》1986年第1期第120页）在为思想所累之后却决不放弃思想，在忠实于自己思想的同时也不停止对其的修正，较之于其理论创建和思想体系，恰达耶夫这种“思想骑士”的精神和风度更为我们所珍重，而他的精神和风度反过来也确立并加强了他在思想史中的意义和地位。

哲学书简

第一封信

愿你的统治到来。⁽¹⁾

夫人⁽²⁾：

我最喜欢的正是您的坦率和您的真诚，在您的身上我最看重的也正是这种坦率和真诚。请您设想，您的信该会多么地让我吃惊。从我们相识的最初时刻起，您性格中这些美好的素质就使我着迷，正是它们唤起我来与您谈论宗教。我们周围的一切只会迫使我保持沉默。请您再次设想，在接到您的来信时，我是多么地吃惊啊！如您所料，这便是我所能告诉您的我关于您的性格之意见的全部了。我们将不再谈论这些，我们将立即转向您的书信中那严肃的部分。

首先，您的思想中那使您非常激动非常疲惫、如您所言甚至有损您健康的骚动自何处而来呢？难道，它是我们的交谈所遗下的一个忧伤的后果？取代了那本该在您的内心唤起一种新感情的宁静和安详，这一后果给了您忧愁、不安，以及一种近乎良心谴责的情感。然而，难道我应当为此而感到惊讶吗？这是事物那一忧伤秩序的后果，我们所有的心灵和所有的智慧都处在这一秩序的统治之下。您不过是在向诸力的作用屈服，这些力量在此统治着所有的人，从社会的最高峰顶到一个仅为主人的开心而活着的奴隶。

而且，您又如何能抗拒这些条件呢？那些使您有别于众人的素质，会使您尤其易于受到您所呼吸的空气那有害的影响。我允许自己对您说出的这简短的话，会使您的思想在环绕着您的一切之中获得一种稳固吗？我能净化我们生活其中的氛围吗？我应该事先预见到结果，我也的确预见到了结果。因此，那些常常出现的沉默，当然，很少能给您的心灵带去信心，自然而然地会使您陷入慌乱。我不会相信，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只能在心灵中引发一种没有完全被唤醒的宗教感情，此状态毕竟胜过完全的昏睡——我只能为自己的决定而后悔了。但是我希望，此刻遮蔽着您的天空的云朵，会逐渐地化为美妙的露珠，滋润那颗被撒落在您心灵之上的种子，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语在您身上所起的作用，对我来说便是一些更重要结果的可信保障，您本人智慧的劳作无疑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请毫无恐惧地让心灵运动吧，它会在您身上唤起宗教的意念：从这一纯洁的源头中涌出的，只会是纯洁的情感。

说到外在的条件，请您且为这一意识而满足吧：以统一和真理直接抵达其接受者的至上原则为基础的学说，自然最能回应宗教的真正精神；因为，它整个地简化为一种意念，即将世上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汇合成一种思想、一种感情，它仅限于逐渐地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体系，或是教会，教会当确立真理在人们之中的统治。任何一种别的学说，自身便已是脱离始初学说的一个事实，事先便抛弃了救世主崇高的遗教，即神圣的主，看着他们，让他们像我们结为一体，也不追求在人间确立神的统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您有义务在众人面前传播这一真理：您的使命当然不在于此。恰恰相反，派生出这一真理的原则本身，由于您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有责任在其中只承认您的信仰的内在明灯，别无其他。我是幸福的，因为我促进了您的思想向宗教的转变；但我又可能是相当不幸的，如果我同时又使您的良心陷入了窘迫，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窘迫无疑会使您的信仰冷淡下来。

有一次我好像对您说过，保持宗教情感的最好方式，就是遵循教会制定的各种仪式。这是一种恭顺的练习，它所包含的内容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多些，最崇高的智慧会有意识地、周到地接受这一练习，它是对上帝的真正的服务。除了严格地履行与信仰有关的各种义务，没有任何东西能如此地强化信仰。而且，基督教的大部分仪式都是由最高理智赐予的，对于每一个能洞察其隐含真理的人来说，它们都具有真正生机勃勃的力量。在这一总体上看具有绝对性质的规则中，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具有比众人所具有的信仰更高一层的信仰，那一信仰可使精神抵达一切确信的源头，与此同时，它与民众的信仰又丝毫没有抵触，相反，还会加强民众的信仰，这时，只有在这时，才允许蔑视外在的仪式，以便更自由地投身于更重要的劳作。但是，一个人若将其虚荣的幻想和其智慧的迷误，当做一种可以使他摆脱普遍规律的崇高的清醒，那么他就大难临头了！您，夫人，除了穿上与您的性别相称的羞怯的衣裳外，您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请相信，这最能平息您激动的精神，让一道静静的欢乐流过您的生活。

请问，我们能否设想，甚至是从世俗观念的立场出发来设想，对于一个其发达的智慧能够在认识和静观的庄严激情中找到美的女人来说，一种关注的、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向沉思和宗教事务的生活，是一种更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您说，在阅读的时候，能最强烈地唤起您的想象的，是那些宁静、严谨生活的画面，诸如日落时分美妙的乡村，那样的画面能给心灵以安宁，并能暂时地使我们远离痛苦、庸俗的现实。但是，这些画面不是想象的创造；这些诱人构想中任何一个构想的实现，均取决于您一人；您也具备做到这一点的所有条件。您看，我所宣传的并非是过于严肃的道德：在您的迷恋中，在您的想象最入魔的幻想中，我竭力想找出一种能给您的心灵以安宁的东西。

生活中有特定的一面，它不与人的肉体存在、而只与人的精神存在相关联。不应当蔑视它；对于心灵而言，如同对于肉体一样，也存在着一个特定的体制；应该服从它。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我深知；但是我感到，在我们国家，这一真理还很经常地被视为新鲜事物。我们独特的文明之最悲哀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刚刚发现的真理，在其他一些地方、甚至是在那些于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民族中间，都早已成了老生常谈。这是因为，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

这一绵延了数世纪的人类思想的神奇线索，这一人类精神的历史，它们使人类达到了人类如今雄踞的这个高度，可它们却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在其他国家早已构成交往之基础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还仅仅是理论和思辨。比如：您具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构造，可以接受世上一切真的和善的东西，您天生就具备一种能力，能认识给心灵以最甜蜜、最纯洁之欢乐的所有东西——您坦白地讲，尽管具备所有这些优势，可您得到了什么？您不得不去想的甚至不是生活的内容，而是一天的内容。有一些条件，它们在其他国家构成不可或缺的生活框架，所有的日常事件都非常自然地发生在这一框架中，没有这一框架，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精神生活，就像健康的肉体生命离不开新鲜的空气一样——可构成这一框架的那些条件，在我们这里却丝毫没有。您明白，这里所谈的还完全不是道德的准则，不是哲学的真理，而仅仅是完善的生活，是意识的那些习惯和素养，它们能使大脑不受拘束，将规范引入人的内心生活。

请看一看您的周围。难道您感觉不到，我们大家都没有坐在原地？我们都有着一副旅行者的模样。任何人都没有一个特定的生活范围，任何事都没有良好的习惯，任何事都没有规则；甚至连家园也没有；没有任何能留住我们、能使我们产生同情或爱的东西，没有任何坚固的、常在的东西；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离去，没有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周围的外部世界留下任何痕迹。在自己的屋子里我们仿佛是在岗位上，在家庭中我们有一副异乡人的模样，在城市中我们觉得像是游牧人，甚至还不如那些在我们的草原上放牧的游牧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荒原也比我们对我们的城市有更多的依恋。请您不要认为，这里所谈的话题是不重要的。就是不谈这些，我们的命运已够悲惨的了，我们别再在其他的灾难上添加关于自身的虚假认识了，我们将不贪图纯精神的生活；我们要学会在经验主义的现实中理智地生活。——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再谈谈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不游离开我们的主题。没有这个开场白，您也许就难以理解我欲向您道出的东西。

每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它充满疯狂的躁动、激烈的不安、草率和无目的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人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成了世上的流浪者。这是一个强烈感受的时代，广泛设想的时代，民众伟大激情的时代。民众的追求在骚动着，没有显见的原因，但对后代而言却不是毫无益处的。所有的社会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所有的社会都要将其最明亮的回忆、其历史中英勇的成分、其诗歌、其所有最有力最丰富的思想归功于这样的时期；这是所有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否则，民族的记忆中便可能没有任何值得珍重、值得喜爱的东西；各民族也许只能去依恋他们生存其上的土地的微尘。各民族历史中这一诱人的阶段，就是各民族的青春，就是一个各民族的能力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时代，关于这一时代的记忆将构成各民族成年时期的欢乐和教益。可我们却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时期。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这样一个疯狂行动、民众的精神力量翻滚游戏的时期，我们完全不曾有过。我们在这个年龄段上的社会生活，充满着浑浊、阴暗的现实，它失去了力量和能量，它除了残暴以外没有兴起过任何东西，除了奴役以外没有温暖过任何东西。在它的传说中，既没有迷人的回忆，也没有为人民所怀念的优美形象，更没有强大的教益。请看一看我们所经历过的所有年代，看一看我们所占据的所有空间吧——您找不到一段美好的回忆，找不到一座可敬的纪念碑，它可以庄严地向您叙述往事，它可以在您的面前生动地、如画地重现往昔。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置身于僵死的停滞。如果说，我们偶尔也有所激动，那也绝不是因为希望或是对某种共同利益的希冀，而是出于一种儿童般的轻率，婴儿常以这样的轻率竭力想欠起身来，将两手伸向保姆拿给他看的那件叮当作响的玩具。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其生活不能比原始时代不稳定条件下的生活更顺利、更轻松、更愉快一些，那么，个人在社会中真正的发展就尚未开始。当善的种子即使在面对日常事务时尚且在犹豫地、无规则地摇摆不定，当生活还完全没有调整好，您又怎能指望善的种子在某个社会中成熟呢？这是精神世界中混乱的动荡，就像地球的历史中在现存状态之前发生的那些大转折。我们至今仍处于这样的阶段。

我们在迟钝的静止中度过的早年青春的岁月，没有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任何痕迹，我们没有任何我们的思维得以立足其上的个性的东西；而且，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性的进程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的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到任何东西。但是，各民族的生活正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各民族的未来就源于这些思想，它们的精神发展就来自这些思想。如果我们想占据与其他文明民族同样的位置，我们就应该以某种方式在我们这里重复人类所有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各民族的历史均有助于我们，我们面对的是数世纪运动的成果。当然，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也许，一个人一生也研究不透这一硕大的课题；但是，首先应该弄清事情本身，弄清何为这种人类的教育，以及我们在共同的队列中所处的位置。

西塞罗说，如果关于过去事件的记忆不能联结起现在和过去，那还有什么人的生活呢！我们来到世界上，就像一些陌生的孩子，没有遗产，与在我们之前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没有联系，我们心中没有保存在我们之前出现过的任何教训。我们中的每个人都不得不自己去系上那被截断的种族之线。在其他民族那儿已变为习惯和本能的东西，我们还不得不用锤头将其砸进脑袋。我们的回忆不会超出昨天；可以说，我们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至于我们每前行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个新的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所接受的永远仅仅是现成的思想，因此，我们的大脑中没有形成起伏不平的脑沟，持续的发展会使它们成为智慧，它们会构成智慧的力量。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在向前运动，可我们却沿着一道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就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任何自我的东西；他们所有的知识，均局限于他们外在的生活，他们整个的心灵，都存在于他们身外。我们正是这样。

民族，也是精神的存在，独立的个性也是这样。世纪教育着民族，就像岁月教育着单独的人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说，却是某种特殊的民族。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似乎没有组合进人类，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出一个严正的教训。我们注定要去讲授的教程，自然不会消失；但是谁能说出，我们何时才能在人类之中寻找到自我，在完成我们的使命之前我们还将遭受多少灾难？

欧洲所有的民族都有着共同的面孔，有着某种家庭般的相似。虽然欧洲各民族被笼统地划分为拉丁人种和条顿人种，被划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但是仍存在着一条共同的线索，它将所有的民族联结为一个整体，它可以使每个人清楚地看出，哪个民族更深地介入了它们共同的历史。您是知道的，不久之前，整个欧洲曾被称为基督教的世界，这一说法曾被广泛地接受。除了共同的特征外，欧洲的每一民族还有着自己独具的个性，但无论是共性还是个性，都完全是由历史和传统织就的。它们构成了这些民族代代相袭的思想遗产。在那儿，每一个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一遗产中自己的份额，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生活中为自己采集这些知识和习惯的储备，并使自己从中得到好处。请您自己来比较一下，然后说明：那些勉勉强强能统领生活的基本思想，我们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很多吗？您将看出，这里所谈的不是知识的掌握，不是阅读，不是什么与文学和科学相关的东西，而仅仅是指智慧的相互关系，是指孩子们在摇篮中所掌握的那类思想，那些思想与孩子的玩具一同环绕着他，与母亲的爱抚一同被传达给他，以不同情感的形式与他所呼吸的空气一同渗透进了他的全副身心，在他还没有步入世界和社会之前就塑造出了他的精神实体。您愿意承认这也是思想吗？这就是义务、正义、权利和秩序的思想。它们诞生于构成社会的那些事件本身，它们作为不可或缺的成分进入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

这也构成了西方的氛围；这比历史还要丰富，比心理学还要深刻：这就是一个欧洲人的生理构造。您在我们这里能发现什么呢？我不知道，能否从所谈的这些话中立即得出某种完全绝对的东西来，并由此抽取出某一无可争议的原则；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民族的思维不与任何在社会中逐渐成熟、缓慢地相互派生的思想相接触，其对人类智慧共同的渐进运动的参与，仅局限地表现为对其他民族盲目的、表面的、并常常是拙劣的模仿，该民族这一奇怪的处境，对这一民族中每个个人的精神会产生强大的影响。

因此，您会看到，我们大家都缺少足够的信心、智慧的清晰和逻辑性。西方的三段论我们不熟悉。我们最优秀的智慧在为某种极为简单的命题而苦恼。那些优秀的思想，除了原因或结果外，都在我们的大脑中死去，转化为徒劳无益的幽灵。当一个人找不到自己与过去、与未来的联系时，他便会丧失自我。这时，他便会失去所有的坚定性，所有的信心。没有为一种连续的感觉所统领，他会发现自己已迷失在世界上。这样的迷失之人，在每个国家里都能遇到；在我们这里这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完全不是所谓的轻率，人们常指责法国人有这种轻率，这种轻率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它能轻松地把握事物，不局限智慧的深刻和广泛，能将非同寻常的美和优雅带入交往；这是一种生活的无虑，这种生活失去了经验和预见，除了脱离家族的个体之短暂的存在外，它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这种生活既不珍重名誉，也不珍重某一思想体系的成就或研究的成就，甚至不珍重家族的遗产和那些无数的遗命和前景，在以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远瞻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中，正是这样的遗命和前景构成了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在我们的脑袋中绝无任何共同的东西；其中的一切都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不稳固、不充分的。我甚至觉得，在我们的目光中有着某种奇怪的不确定性，某种冷漠的、无信心的东西，与处在社会阶梯低级阶段上的那些民族的面容有些相像。在别国，尤其是在南方，那儿的面容是多么地富有表情，多么地生动，在将我的同胞们的面孔与那些人的面孔作个比较之后，我不止一次地因我们面孔上的这种哑然而感到吃惊。

外国人将那种在民族底层尤为常见的不顾一切的勇敢，当成了我们的长处；但是，他们只有可能观察到我们民族性格的个别体现，他们不可能就整体作出评判。他们没有看到，那种能使我们时而表现得非常勇敢的素质，却使我们永远无法面对深刻和顽强；他们没有看到，与对生活中的危险表示漠视的同时，我们也对善和恶、对真理和谎言表现出了同样充分的漠视，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失去了所有那些能将人们推上完善之路的刺激因素；他们没有看到，正是由于这一无所顾忌的勇敢，甚至连我们的上流阶级也非常可惜地难以摆脱那种种恶习，在其他国家，只有社会的最底阶层才会染有那样的恶习；最后，他们没有看到，如果说，我们具有一些年轻的、不发达的民族所具的美德，那么，那些成熟的、高度文明的民族所具的长处，我们却一个也不具备。

当然，我不想说，我们所有的全都是恶习，而欧洲各民族所有的全都是美德。上帝饶恕我！但是，我是在说，为了对各个民族作出正确的评判，就必须研究那构成它们生活本质的普遍精神，因为，只有这种精神，而不是各民族其他的性格特征，才可能将各民族带上精神完善和不断发展的道路。

人民群众服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他们自己并不思考；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给民族的集体理智以冲击，并推着民族前行。在少数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其他的人在感受，其结果，便实现了共同的运动。除了某些仅仅具有人的外貌的不开化部落外，这一现象存在于地球上所有的民族之中。欧洲的原始民族，如克尔特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日耳曼人，都有过自己的祭司、弹唱诗人和史诗作者，他们都是强有力的思想家。请看一看合众国的物质文化正在竭尽全力欲将其消灭的那些北美部落：他们那里也可以遇到一些思想非常深刻的人。

现在，我要向您提问：我们的智者、我们的思想家在哪里？有谁曾为我们思考过，如今是谁正在为我们思考？要知道，我们置身于东方和西方这世界的两个主要部分之间，我们一侧倚着中国，另一侧倚着德国，我们本该在自身之中结合起精神世界的两大品质：想象和理智，让整个地球的历史融进我们的文明。但是，天意没有赐予我们这样的角色。还不止于此：天意对我们的命运似乎毫不关心。它将我们排除在它对人类智慧所做的善举之外，它竭力让我们自己面对自己，它在尽量避免介入我们的事务，不愿教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没有历史的经验；一代代人、一个个世纪逝去了，却对我们毫无裨益。看一眼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

一桩奇怪的事情：甚至在涵盖一切的科学天地里，我们的历史也与任何事情都无干系，它什么也未曾说明，什么也未曾论证。如果那引起全世界之愤恨的鞑靼军队在扑向西方之前不曾经过我们生活的国度，我们未必会在全世界的历史中占据一页。如果我们没有从白令海峡一直绵延至奥德河，人们也许就不会注意到我们。曾经有一位伟大的人⁽³⁾想要启蒙我们，为了让我们爱上教育，他向我们投来了文明的斗篷；我们捡起了斗篷，却没有去触动教育。又一次，另一个伟大的君主⁽⁴⁾，使我们意识到了自己光荣的使命，带领我们胜利地从欧洲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⁵⁾自那些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凯旋归来之后，我们带回的只是一些思想和愿望，这些思想和愿望的结果，就是那个巨大的不幸⁽⁶⁾，它又使我们后退了半个世纪。我们的血液中有某种与一切真正的进步相敌对的东西。总而言之，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仅仅是为了给遥远的后代提供某种他们能够理解的严肃的教训；无论如何，如今我们构成了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空白。对于我们社会现实的这一非同寻常的空洞和特殊性，我的惊讶是无法充分表达的。当然，在这一点上，负有部分责任的是那难以理解的厄运，但是，像在精神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个人本身在此也负有部分责任。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上来：历史，是理解各民族的一把钥匙。

当现代文明的宫殿在北方诸民族充满激情的野蛮与基督教崇高思想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时候，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屈从于我们凶恶的命运，我们转向了可怜的、为上述民族深为蔑视的拜占庭，它们蔑视拜占庭的精神法则，那一法则本该成为我们教育的基础。由于一位爱虚荣的人⁽⁷⁾的意志，这一诸民族的大家庭刚与整个世界相分离，我们便随之接受了一种被人类的激情所歪曲的思想。在欧洲，当时一直盛行着生机勃勃的统一原则。一切都来自这一原则，一切都归向这一原则。那一时代所有的智慧运动，都朝向人类思维的统一；所有的动机都扎根于这一压倒一切的需求，即寻找一种能成为新时代天才鼓舞者的全球性思想。我们与这一创造奇迹的开端没有关系，我们成了征服的牺牲品。我们推翻了异族的统治，可我们与大家庭的脱离，却妨碍我们去运用这一时期在我们的西方兄弟那儿出现的思想，这时，我们落入了更为残酷的被奴役境地，而且，这种奴役还被我们的胜利这一事实所神圣化了。

当时似为黑暗所包裹的欧洲，已为多少明亮的光线所映照！如今一个人引以为自豪的众多知识中的大部分，已经为个人的智慧所预见到了；社会的性质已经确定，并诉诸多神教的古代世界，基督教的各民族获得了他们尚嫌不足的美的形式。我们却仍封闭在我们的宗教孤立中，在欧洲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曾抵达我们。我们与伟大的世界性工作毫无干系。宗教将一些很高的素质赐给了诸新民族，在一个健康理性的眼中，这些素质使诸新民族超越了诸古代民族，亦如后者对霍屯督人⁽⁸⁾和拉普兰人⁽⁹⁾的超越；这是一些新的力量，宗教以这些力量丰富了人的智慧；这是一些风尚，由于对一种赤手空拳的权力的服从，这些风尚从前有多粗俗，现在就变得有多柔软——所有这一切都完全错过了我们，当基督教世界在沿着神圣缔造者给它指明的道路庄严地迈进，带领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虽然具有基督徒之名，却原地未动。整个世界都被重新改造过了，可我们这里却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我们像从前一样庸庸碌碌地活着，缩在由木头和麦草构成的茅屋里。总之，人类的新命运错过了我们。我们虽然被称为基督徒，可基督教的果实却没有在我们这里成熟。

我们通常以为，在统一精神力量直接、显见的影响下非常缓慢地实现的欧洲诸民族的这一进步，我们可以迅速地掌握，甚至不用费力去知道完成它的方式，我要向您提问，这样的想法难道不是太天真了吗？

基督教中有完全历史的一面，它是宗教信条最基本的成分之一，可以说，它包含着基督教所有的哲学，因为它表明了，基督教过去给了人们什么，将来会给人们什么，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就完全不理解基督教。从这一观点出发，基督教就不仅仅是一种包含在人的智慧这一易逝形式中的精神体系，而是一种永恒的神的力量，它在精神的世界中广泛地起着作用，其醒目的显现应该成为我们常设的训诫。这正是被列为信仰之象征的教义、关于信仰统一教会的教义之真正的含义。在基督教的世界中，一切都必须有助于——真正地有助于——大地上完善制度的建立；否则，主的话就得不到证实，主说，他将永在自己的教会中，直到世纪之末。这样一来，应当是作为赎罪之结果的新的制度，即神的统治，与应当为赎罪所毁灭的旧的制度，即恶的统治，便没有任何区别了，我们所剩下的便只是关于完善的虚空幻想了，哲学家们宠爱着这一幻想，历史的每一页却在反驳着这一幻想——这是一种空洞的智慧游戏，它只能满足于人的物质需求，它只能在将人立即打入更深的深渊之后，然后再将他抬上一定的高度。

但是，您会说道，难道我们不是基督徒吗？除了欧洲的文明之外，另一种文明难道是可能的吗？——毫无疑问，我们是基督徒；但是，阿比西尼亚⁽¹⁰⁾人不也是基督徒吗？理所当然，一种与欧洲文明有别的文明也是可能的；难道日本不够文明吗？而且，如果去相信我们一位同胞的话，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比俄国还更为文明吗？但是，难道您认为，我刚刚所言的、作为人类终极使命的万物之秩序，应该由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会和日本的文化来完成吗？难道您认为，这些脱离神的和人的真理的盲目偏差，能将天空带向大地吗？

在基督教中，应该区分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对单个个人的作用和它对普遍理性的影响。这两种东西在高等理性中会自然地交融，并不可避免地走向两个不同的目标。但是，这一神的智慧之永恒使命的实现期限，却不能被我们局限的目光所包容。因此，我们应当将在人的生活中某一特定时间显现的神的作用与在永恒中完成的一切区分开来。在那一天，当赎罪的事业最终完成，所有的心灵和大脑都汇流为同一种情感、同一种思想，那时，使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相互隔离的所有墙壁都将倾塌。但是今天，每个人都必须清楚自己在基督教的普遍使命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他能在身内和身外找到什么样的手段来促进全人类所面临的那一目标的实现。

由此，必须有一个思想的圈子，一个应当实现上述目标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上帝向人们揭示出的思想应当在其中成熟并充分实现的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智慧活跃在这样的思想圈子里。这样一个思想的圈子，这样一个精神的范畴，反过来也自然会影响到特定的生活制度和特定的世界观，这样的生活制度和世界观是各个不同的，但是，它们却在我们这里造就着和所有欧洲民族一样的生活习俗，这一习俗是十八世纪那场巨大的精神劳动的结果，所有的激情、所有的需要、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幻想和智慧的所有努力，都参与进了那场精神劳动。

在数个世纪里，欧洲所有的民族携手并进；如今，无论它们多么努力地想分道扬镳地各走自己的路，它们仍持续不断地相遇在同一条路上。要确认这些民族之发展的亲缘关系，并不需要去研究历史；只要去读一读塔索⁽¹¹⁾，您就会看到，所有的欧洲民族全都跪拜在耶路撒冷的墙角下。请您回忆一下，在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一直操着同一种与上帝交流的语言，一直有着同一种宗教权力和同一种信仰。请您想一想，在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时间里，每一年都和每一天一样，都和每一时刻一样，欧洲各民族都将同样的话语递向最高的主，颂扬着他最伟大的善举。一种奇异的和谐，它比生理世界中所有的和谐还要壮丽上一百倍！这样一来，如果说，这一欧洲人在其中生活的、人类可以在其中完成其终极使命的范畴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说，我们信仰的软弱，或曰我们教义的不完善，至今仍使我们远离这一基督教的社会思想在其中发展、形成的共同运动，将我们降入那些注定只能间接地、迟到地接受基督教所有成果的民族之列，那么，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复兴我们的信仰，给自己以真正基督教的动机，因为，西方的一切都是由基督教造就的。我在谈到我们应该从头重复人类的所有教育时，所指的就是这层意思。

一个近代社会所有的历史都是在观念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历史便成了真正的教育。在这一基础上被最初确立之后，社会的前行依靠的则仅仅是思维的力量。在社会之中，需要总是跟在思想之后，而不是出现在思想之前；在社会之中，信念从来不产生于需要，而需要则永远是从信念中诞生出来的。社会中所有的政治革命，实质上都是精神的革命：人们寻求着真理，却顺便找到了自由和富足。这一点可被用来解释现代社会及其文明的特征；否则，它就是完全不能被理解的。

宗教迫害，为信仰而遭受的苦难，基督教的布道，异端，宗教会议——这便是充满了最初几个世纪的事件。这一时代的所有运动，包括野蛮人的攻击，都是与新思维的这些最初的、幼年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占据了接踵而来的下一个时代的，则为等级的形成、教会权力的集中和基督教在北方诸民族中的持续传播。紧接着，是宗教情感最巨大的高涨和宗教权力的巩固。智慧在哲学和文学上的发达，风俗在宗教强权下的改良，终结了各新民族的这一历史，像古代那一特选民族的历史一样，这一历史也同样可以被称为一部神圣的历史。最后，新的宗教转折，宗教对人的精神新的冲击，还决定着社会当今的生活方式。因此，各新民族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需求，从来都是包含在思想之中的。一切积极的、物质的、个人的需求，都会被思想所吞没。

我知道，人们不去赞赏人的天性为追求自己可能的完善而体现出的这一神奇的迸发，而仅仅在其中看到了狂热和迷信；但是，无论人们怎样看它，请您自己判断一下，那完全是从不分善恶的同一种情感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发展，会在这些民族的性格中留下多深的痕迹。让那种浅薄的哲学去随心所欲地数落那些宗教战争和为偏执所点燃的火焰吧，我们却只能去羡慕那些民族的命运，它们在观念的斗争中、在为真理的事业而进行的血腥战斗中为自己缔造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世界，这样一个思想的世界我们甚至连想也不敢想，更不用说全身心地置身于其中了，如我们所幻想的那样。

我再说一遍：当然，在欧洲各国中，并不是一切都已为理智、善良和宗教所渗透——远远不是。但是，在那些国家中，一切都在暗暗地服从着那一已在那里有力地统领了数世纪之久的力量，一切都是由各种事实和思想的长久持续性所派生的，那一持续性决定了社会当前的状态。比如，这便是可证明此点的诸多例证中的一个。英国人，这一其面容最为生硬、其设施最具近代精神的民族，客观地说，除了宗教的历史外并无任何其他的历史。造就了其自由和富足的英国人的最后一次革命，如同自亨利八世起到此次革命前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一样，不是别的，都恰是一个宗教发展时期。在整个时代，纯政治的需求都仅仅是次要的推动力，它时而会完全消失，或成为思想的牺牲。在我写下这些词句的时候⁽¹²⁾，同样的一种宗教需要正一直在激动着这个特选的国家。总体地看，又有哪个欧洲民族不曾在自己的民族意识中找到这样一种特殊的成分呢？这样的寻找至多需要费一番力气。那种特殊的成分将以宗教思想的形式始终不渝地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素质，表现为其社会躯体的心灵，贯穿于其存在的整个历史。

基督教的作用，绝不局限于它对一个人的精神的直接影响。它注定要完成的巨大任务，只能通过无数精神的、智慧的和社会的组合体来实现，在这些组合体中，人类精神的绝对胜利应该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充分的空间。由此，显而易见的是，从我们时代的第一天起所发生的一切，更确切地说，从救世主向他的信徒们说“你们去走遍世界，向世人传播我的《福音书》”的那一刻起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对基督教的所有攻击，都毫无例外地为其作用的普遍思想所覆盖。只需要去注意一下，基督的权力怎样坚实地存在于所有的心灵中——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心甘情愿地或被迫地——便能确信其预言的实现。因此，尽管现代形态的欧洲世界还具有各种的不完备、不完善和缺陷，仍不能否定，神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已在其中实现，因为它包含着无限发展的开端，拥有处在萌芽和元素状态中的、为最终扎根大地所必需的一切。

在结束这些关于宗教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思考之前，我想在此引用一下我先前就此写下的、为您所知的话。

我曾写道，毫无疑问，我们尚未学会认识基督教无处不在的作用，无论在何处，人类的思想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它相互伴随，尽管其目的与它相互对立——对于这一作用，我们没有明晰的认识。只要一提起基督的名字，这个名字便能吸引无论在做着什么事的人们。除了其绝对的包容性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如此清晰地体现出基督教的神圣起源，这一绝对的包容性就表现为，它能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渗透进心灵，在理性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把握住理性，甚至能在理性似乎与其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使理性服从自己，凌驾于理性之上，并借此将意识中原先没有的真理带进意识，唤起心灵中至今仍觉陌生的感受，赐予我们以各种情感，这些情感会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我们领进共同的制度。它就这样确定了每一个性在共同劳动中的角色，并迫使所有的人去为共同的目的而努力。若对基督教持此种理解，基督的任何一个预言便都会具有可触真理的性质。这时，你就能清楚地区分所有杠杆的运动，他那只万能的手会使这些杠杆运动起来，为了将人引向他最终的目的，却不侵犯他的自由，不泯灭他的任何一个天赋能力，而恰恰相反，会使其能力增大十倍，使其自身具有的力量达到无限的发挥。这时，你就能看到，没有一个精神成分没有在新制度中受到影响，智慧最顽强的努力及情感的热烈迸发，坚定精神的英雄主义及温柔心灵的恭顺——所有这一切都可在其中找到位置和表现。基督教思想能抵达每一个智性，与我们各个不同的心脏的每一次跳动相互融合，它能吸引一切，而它所遭遇的障碍，却有助于它的成长和巩固。它与天才一起升向其他人难以抵达的高度；它与胆怯的精神一起摸索着运动，脚步匀缓地前行；在静观的智慧中它是绝对的，深刻的；在屈服于想象的灵魂中它则是空灵的，充满着形象；在温柔的、爱恋的心房中，它表现为仁慈和爱情；——它有力地拉着每一个远离它的意识向前，使其充满热情、清醒和力量。请您看一看，性格是多么地不尽相同，驱动的力量是多么地繁多，有多少种不同的成分在服务于同一个目标，有多少颗不同的心在为同一种思想而跳动！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基督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请完全展开新社会的进化图，您就会看到，基督教在将人们的所有需要变为自己的需要，在所有的地方用精神的需求取代了物质的需求，在思想领域激起了那些在它之前的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曾知晓的伟大争论，那些可怕的观念冲突。这时，各个民族的生活会变成一个伟大的思想，一种无边的情感；您就会看到，一切都成为了它，仅仅为它——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家庭和祖国，科学和诗歌，理智和想象，回忆和希望，欢乐和忧伤。幸福的人，就是那些能在心底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它所创造的部分，置身于上帝亲自传达给世界的伟大运动。但是，并非一切都是能动的武器，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自觉地劳动；总有一群人在盲目地运动，不知那使其运动的力量，也看不到他们奔向的目标——它们是死寂的原子，是保守的庞然大物。

但是，该回到您这里了，夫人。我承认，我很难舍离这些广阔的前景。在自这一高度呈现于我眼前的图画中，有我所有的安慰，只有那对人类未来幸福的甜蜜信念，才是我的避难所，当我因环绕着我的可怜现实而感到疲惫不堪，感到需要去呼吸更清新的空气，去目睹更晴朗的天空。但是，我不想滥用您的时间。我得向你展示出一种观点，应该带着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基督教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角色。我关于我们的国家所说的话，您应当感到是充满苦涩的；与此同时，我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真理，甚至还不是全部。而且，基督教的意识不能忍受任何的盲目，而民族的偏见则是那种盲目的最坏体现，因为它最易使人们相互分离。

我的信拉得太长，我想，我们两人都需要休息了。在开始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以为可以三言两语地说完我想对您说的话；但是，在更深的思索之后，我发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写上整整一本书。这会合您的意吗？我将等待您的回答。但是无论如何，您都将再接到我的另一封信，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观察我们的主题。我将非常地感激您，如果这封冗长的信能使您原谅我让您的久等。我在接到您的来信的当天，就坐下写回信了；但是，一些忧愁、沉重的顾虑当时却完全吞没了我，在与您就如此重要的话题开始交谈之前，我必须先摆脱那些顾虑；后来，我又得把我潦草不堪的字迹再重抄一遍。这一次，您不会等得太久了：明天我就将重新拿起笔来。

1829年12月1日于大墓地⁽¹³⁾

【注释】

(1)《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

(2)即叶·潘诺娃。

(3)指彼得大帝。

(4)指亚历山大一世。

(5)指俄国1812年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以及俄军1813—1814年间的远征西欧。

(6)指十二月党人起义。

(7)佛提乌。——原注
译注：佛提乌（约810/820—9世纪90年代），9世纪中后期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向东方发展拜占庭教会的势力，与罗马教廷产生冲突，导致了东西教会的大分裂。

(8)南部非洲最古老的民族。

(9)居住在北欧地区的萨阿米人的旧称。

(10)即今埃塞俄比亚。

(11)指的是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12)即1829年。

(13)“大墓地”指的是莫斯科，恰达耶夫意喻之为“死人之城”。

第二封信

如果说，我在此前成功地传达出了我的思想，那么，您就应该确信，我绝对不是想说，我们缺少的仅仅是知识。的确，我们的知识并不太多，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在没有那些广博的精神宝藏的情况下行事，在其他国家里，这样的精神宝藏已经积累了数个世纪，可任由人来支配，我们却要另起炉灶。而且，即使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和思考来获得我们所缺乏的知识，可我们自何处获得那些活的传统、广博的经验、关于过去的深刻意识和稳固的理性习惯呢？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所有能力巨大宏扬的结果，也正是它们构成了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世界，使欧洲各民族具有了真正的优势。因此，现在的任务不是去扩大我们思想的领域，而是去调整那些领域，使它们转向新的方向。至于您，夫人，您首先需要一个新的生活范围，在其中，那些偶然落向您的大脑的新鲜思想，那些由这些思想在您的心灵中派生出的新的需求，也许能得到真正的体现。您应该为自己创建一个新的世界，既然您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已经让您感到陌生了。

首先从我们心灵的现状说起，我们的心灵无论被建造得多么高大，就需求而言它仍是受制于周围环境的。因此，您应该弄清楚，就您的处境而言，您在交际界和您的家庭中能做些什么，以使您的情感和您的生活方式相互和谐，使您的思想和您的家庭关系相互和谐，使您的信仰和您所见到的其他人的信仰相互和谐……

要知道，众多的恶的产生，原因就在于，我们思想深处所发生的一切与服从社会需求的必要性相去甚远。您说，财产不允许您在都城里好好安置一番。这又有什么，您有一处迷人的府邸：为什么您不能在那里稳稳地活到您生命的终点呢？这是一种幸福的需要，由于您一个人的缘故，自这一需要中会派生出那种最富教益的哲学指南也能赐予您的好处。请把您的居所收拾得尽可能精致吧，请用漂亮的家具去装饰它，为什么不将某种优雅和喜庆置入其中呢？要知道，这绝不是敏感的一种特殊方式，您的操持的目的将不是庸俗的满足，而是一种全心专注于内心世界的可能性。我恳请您不要蔑视这些外在的琐事。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想的显现非常贫乏的国度里，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中不用某种诗的成分和良好的趣味来环绕自己，那么就很容易丧失各种感受的准确和关于优雅的各种概念。我们特殊文明的一个最惊人的特征，就是对各种享受和生活欢乐的轻蔑。我们勉勉强强地在与一年四季的极限作斗争，这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在这里，可以严肃地问自己：它是否为理智存在的生活而负有使命。既然我们居住在这一残酷的气候中，不时做出不谨慎的事来，那么，我们如今至少该努力地在此创造些条件，使人多少可以淡忘掉那气候的严酷。

我记得，过去您曾满怀兴致地阅读过柏拉图。请您回忆一下，这位古代世界最理想、最华丽的智者，曾怎样关切地以所有的生活幸福来环抱其哲学正剧中的人物。他们时而在伊里斯迷人的海滨或格诺斯的柏树林荫道中散步，时而置身于老梧桐树凉爽的浓荫下，或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享受甜蜜的歇息，时而待白昼的暑热消退后，尽享阿季克的傍晚那芬芳的空气和淡淡的凉爽，最后，或是头戴鲜花，手持酒樽，环绕着摆满美食的餐桌，以舒适的姿势卧躺着，作者刚让他们在地上风光了一番，又将他们带往他自己也非常想居住其中的月亮上的空间。⁽¹⁾我还可以在教会一些最严谨的神父的著作中，在圣徒约翰·兹拉托乌斯特⁽²⁾那儿，在圣徒纳西盎的格列高利⁽³⁾那儿，甚至在圣巴西尔⁽⁴⁾那儿，为您指出一些对幽居的迷人描写，这些伟大的人物在幽居中找到了安宁和崇高的灵感，这些灵感使他们成了信仰的灯盏。这些神圣的男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贬低自己的长处，他们关心的是那些充斥着其生活之大部的对象。在如今被视为我们之功绩的这种对生活幸福的漠视中，其实有着某种厚颜无耻的东西。延缓我们进步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我们的家庭生活之艺术的反映。

接着，我希望您也能在您装饰得更尽可能美的这种避难所中，为自己创建一种完全单一的、有条有理的生活方式。我们大家都缺少秩序和连贯的精神，我们要改正这一缺点。没有必要去重复有节奏生活之优越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只有对特定规则的持久的遵从，才能教会我们毫不费力地遵从我们天性的最高法则。然而，为了精确地支撑一定的制度，就必须排除妨碍这一制度的所有东西。常常是，你从一天的最初几个小时起就被抛出了计划的圈子，于是这整整一天也就被破坏了。没有什么能比我们在那类似死亡的入睡之后所体验到的最初感觉、最初思想更为重要的了，睡眠区分开了一天和另一天。这些感觉和思想通常决定着我们整整一天的心理状态。这一天若以家庭的争吵开始，便可能要以无法挽回的错误而结束。因此，您要学会使一天的最初几个小时尽可能地重要些、庄重些，您就能立即使心灵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您要努力地在完全的独处中度过这几个钟点，您要排除可能对您产生过强影响、可能使您过于心散的一切，做了这样的准备，您就能无所畏惧地迎接那些随后会遇上的不愉快的感受，在另一些条件下，这些感受也许就会使您转而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斗争，且无胜利的希望。再说，既然这一时间已被错过，你之后也就无法再将时间用于独处和专注的思考了。生活会用其或愉快或枯燥的所有关注来吞食一切，您在生活琐事的车轮上滚动。当我们可以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不会让一天中这唯一的时刻白白流逝。

我承认，我赋予了这种日日专心、调整心灵的需求以重大的意义，我相信，没有另外一种手段可使自己摆脱周围一切的吞食；但是，您当然清楚，这还远远不是一切。那一穿透您全部生活的思想，应该永远高居于您之上，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是您的明灯。我们带着精神财富的朦胧本能来到世界上，但是我们在一种更为全面的思想中才能完全理解这个世界，这一思想是自那种本能发展而来的，其发展要持续一生。这一内心的工作应将一切作为牺牲，为了适应这个工作，则应建立我们的生活之完整的秩序。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心灵的沉默中进行，因为世界不同情任何深刻的东西。它会使眼睛离开伟大的信念，深刻的思想会使它疲倦。您应该具有坚定的情感和专注的思想，这些情感和思想独立于人们的各种观点，一定能将您领向目的地。请不要去因为社会的那些感官的满足而去嫉妒社会，您能在独处中得到社会上的人理解不了的享受。我毫不怀疑，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明朗氛围之后，您就将从自己的住所平静地打量汹涌骚动的一切，世界对于您来说就会消失，您将欣喜地享受着心灵的宁静。而在那里，应该接受趣味、习惯和对您新的生活方式的眷念。应当摆脱各种会割裂、歪曲生活的忙乱的好奇，第一件事就是要排除心灵迷恋新奇、追逐热点并因此而经常贪婪地等待明天的顽固爱好。否则，您就得不到宁静和顺利，而只会得到绝望和厌恶。您愿意让尘世生活的水流在您宁静住所的门槛前被打破吗？如果愿意，那就请您从您的心灵中驱逐出所有这些由世俗事件激起的不安激情，以及所有这些由日常新闻引发的精神激动。请您在所有的喧嚣、尘世所有的回声前关起门来。请给自己以禁止，如果您有足够的决心，甚至该禁止阅读所有肤浅的文学，它们实际上也是喧嚣，不过是以书面的形式出现的罢了。我认为，对于正确的精神方式来说，没有什么比阅读新奇读物的渴望更为有害了。我们到处都能遇到这样的人，他们已变得无法严肃地思考、深刻地感受，因为构成他们之食粮的，仅仅是这样的新作，这些新作谈论一切，却不深入探究任何东西，这些新作允诺一切，却什么也不履行，在那里，一切都带有可疑的或荒谬的色彩，它们所能留下的只有空洞和疑虑。如果您在您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中寻找满足，那么就必须做到，您永远也不会看重新奇之事中的新奇。

毫无疑问，您的趣味和需求与这一生活方式呼应得越和谐，您的自我感觉就将越好。您将外在的东西和内心的东西、可见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结合得越紧，您未来的道路就越轻松。然而，不应当对您隐瞒您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多，数不胜数。这里不是一条生活的车轮可在其上循旧辙而滚动的康庄大道：这是一条小道，在其上将不得不穿过荆棘和刺丛，甚至还要穿过密林。在欧洲那些老的文明国家中，特定的生活方式早已形成，因此在那儿，当您决定要改变环境，只需要选取一个您希望迅速置身其中的框架就行了——位置已事先准备好了。角色已经分派完了。当您刚一选定合适的生活种类，人和对象便已自动占据在您的身边。您只需用合适的方式去对他们加以利用。在我们这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您安身于一个新的环境之前，得付出多少费用和艰难啊。为了让周围的人根据您的新处境来看待您，为了让蠢人沉默，为了减轻好奇，得损失多少时间、浪费多少精力啊。这里的人们难道知道什么是思维的力量吗？这里的人们难道曾体验到，信念由于各种原因而有力地介入了心灵，违背了事物的惯常进程，通过某种意外的照耀，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引，信念把握了心灵，完全颠覆了您的生活，将您自己抬升得高于您自己，高于环绕着您的一切？活生生的东西可曾在这里激起心灵的回声？

很自然，每一个满怀热情献身于信仰的人，均会在这种任何时候都不会为任何事情所激动的人群中遇到障碍和反对。您将不得不为自己创建一切，夫人，直至呼吸的空气，直至脚下的土壤。就字面意义而言，也是这样的。这些服务于您的奴隶，难道不是他们构成了环绕着您的空气吗？这另一些奴隶满脸汗水掘出的垄沟，难道不正是负载着您的土壤吗？奴隶！这个字眼中包含着多少不同的方面，包含着多少恐惧！这就是我们大家全都无力步出、注定要在其中灭亡的魔法世界。这就是我们大家全都要撞上的该诅咒的现实。这就是会将我们那些最高贵的努力、最慷慨的冲动都转化为虚无的东西。这就是那会麻痹我们所有人意志的东西，就是那会玷辱我们所有美德的东西。背负着致命的罪孽，它在什么地方，那颗也许不会在这难以承受的重负下熄灭的美好的心灵？他在什么地方，那位非常强大的人？他强大得足以在与自身的永恒矛盾中不使自己讨厌自己，经常想的是一样，做的却是另一样。我再次回到了原来的话题，自己也没有发觉谈的是什么，是从何处谈起的：请您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再稍作停留，然后我将回到您的问题上来。

这就是使我们受尽折磨的瘟疫，它的根源究竟何在呢？基督教社会最惊人的特征，却恰恰成了同在基督教怀抱中的俄国人所拒绝的东西，怎么会这样呢？宗教在我们这儿的这一相反的作用是自何而来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已可以使人对我们引以为荣的东正教产生怀疑了。您是清楚的，没有一个古代哲学家曾试图想象过一个没有奴隶的社会，他们也没有对奴隶制表示过异议。亚里士多德，基督到来之前的世界上所有的智慧之公认的代表，就曾指出，人们生到世上，一些人是为了做自由人，另一些人则为了戴上镣铐。⁽⁵⁾您同样清楚，据那些甚至是最顽固的怀疑论者们称，我们应将欧洲奴隶制的消亡归功于基督教。而且，众所周知，解放事业的最初行为都是宗教行动，都是在祭坛前完成的，在大多数奴隶释放证书上我们都会读到这样的句子：pro redemptione animae——为了赎买心灵。最后，众所周知，宗教界人士在各处都做出了榜样，释放了自己的奴隶，罗马的最高司祭们率先号召在他们管理的宗教区域中废止奴隶制。在我们这儿，基督教为何没有带来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恰恰相反，俄国人只是在成了基督徒之后，只是在戈东诺夫⁽⁶⁾和舒伊斯基⁽⁷⁾的朝代，才开始了奴隶制？让东正教会来解释这一现象吧。

让它说一说，面对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的强暴，它为何没有提高它母亲般的声音。请您看一看，尽管我们有着外在的强大，可我们被关注得多么地少。正好是在此时，我们的大炮同时在博斯普鲁斯和幼发拉底轰鸣。⁽⁸⁾而与此同时，也在此刻证明了奴隶制的废除是基督教之功绩的历史科学，却甚至不曾怀疑，一个有四千万农奴的基督教民族还处在镣铐之中。问题在于，各民族在人类之中的意义，是由其精神上的强大所决定的，各民族引起的关注，取决于其在世界上的精神影响，而不取决于其发出的喧嚣。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

在谈到了那种我认为是适合于您的生活方式之后，您也许会想，我希望您过僧侣般的封闭生活。但是，这里所谈的仅仅是清醒的、有意识的生活，它与禁欲主义道德那阴暗的严谨毫无共同之处。我谈的是一种有别于公众生活的生活，它带有积极的观念，带有充满信念的感情，这种感情能聚集起所有其余的思想、所有其余的感情。这样的生活可与所有合法的生活幸福完满地协调：这样的生活甚至需要那些幸福，与人们的交往则是它的一个必要前提。孤独包含着一种危险，在孤独中，时而有一些更大的诱惑在等待我们。关注于自己的智慧，是以它所创造的虚假形象为本的，就像圣安东尼⁽⁹⁾那样，他让他想象出来的幽灵落户于他的荒原，可那些幽灵后来却使得他不得安宁。况且，如果要发展一种没有激情、无须努力的宗教思想，那么，即便在尘世的忙乱中您也得保持这样一种内心状态，在其中，生活的所有诱惑都将失去其力量。

应当去寻求一种轻柔、纯朴的心理情绪，它可以毫不费力地使真和善的理想与理智所有的活动、心灵所有的冲动相互融合。尤其必须追求让内心充满神启的真。这些真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们能为每一个理性的人所接受，它们能与所有智慧的特殊性相调和。有多条通向它们的全能的途径：民众不假思索地奉行着的恭顺的、盲目的信仰，深刻的知识，心悦诚服的景仰，充满灵感的思考，崇高的心灵诗歌。然而，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全副心身地指望经常出现这样的时刻，我们能使我们的灵魂处在宗教情感最有力的影响之下，我们会感到我们丧失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向往善，左右我们的是一种崇高的力量，它发现了地上的我们，并将我们带向天空。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力，我们的精神才会以非同寻常的力量敞向关于天空的思想，最崇高的真理才会自动地流向我们的心田。

多次回过头来谈到我们精神活动的基本性质，谈到那能引发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的东西，就不能不指出，有相当一部分的思想和行为都取决于某种完全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这里所进行着的最好的、最崇高的、对我们最为有益的事情，都绝不是我们所生产的。我们所实现的幸福，都是我们所固有的那种服从未知力量的能力之直接的后果（而）⁽¹⁰⁾我们自身的活动之唯一的实在的基础，是与关于我们的利益的概念相关联的，处在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那个时间段里；这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以及所有有灵性的动物都熟知的自卫本能，只不过为适应我们特殊的天性而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想将什么样的漠然带进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左右着我们的，永远只是这被理解得或深或浅、这或远或近的利益。无论我们为普遍幸福而行动的愿望多么热烈，我们所想象出的这一抽象的幸福，仍仅为我们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无法完全排除开自己：在我们希望他人得到的东西中，我们总是会放进某种自己的东西。因此，最高理性在用人的语言表达其法则的时候，迁就了我们软弱的天性，只吩咐我们做一件事：与他人一起行动，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以使他人与我们一起行动。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样，他与哲学的道德学说完全相反，那种哲学力求接近绝对幸福，即包罗万象的幸福，似乎，在我们尚不知道什么对我们自己有益的时候，却要我们来形成一个普遍利益的概念。什么是绝对幸福呢？这是一个牢固的法则，遵循这一法则，一切都在走向自己的使命：这就是我们关于它所知道的一切。但是，难道关于这一幸福的概念将左右我们的生活，难道不该对它了解得再多一点吗？我们毫无疑虑地行动着，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普遍法则，在相反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具有我们生活的基础，而这是一种荒谬，但是，我们行动着，确实自己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我们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推动，我们有可能体会到那力量的作用，在其后果中对它进行研究，并时而与它混为一体，但是，要从所有这一切之中抽取出一个我们精神生活的积极法则——这却是我们做不到的。朦胧的感觉，缺乏必要力量的未成形的概念——除此之外，我们再也得不到什么了。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包含在《旧约》中上帝的这一可怕的玩笑中了：亚当知善恶后，成了与我们一样的人。

我想，从我所说的这些话中，您已经预先猜到了神启的必要性：我认为，正是这些话证明了这一必要性。人通过观察在他眼前遵循单调、不变的法则循环往复的自然现象，学习认识自然规律。通过综合地汲取前辈的观察，他创建了一个为他自身的经验所检验过的认知体系，而计数的伟大武器则使这一体系具有了数学上可信的不变形式。虽说这一认知的范围还远远没有包括整个自然，也没有抵达对万物普遍原理之意义的高度，但它却包含着许多绝对积极的认知，因为这些认知是针对有生命的东西的，这些生命体的延续可以被情感所认知，或被可信的类比所预见。总之，这里是一个经验的王国，既然经验可以把可信性传达给概念，并把概念带进我们的大脑，那么，自然世界便能被我们所知。您非常清楚，这种可信性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能在一个现象出现之前很久就预见到它，能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作用于无生命的物质。

这样，我们指明了人所具有的可信认知的手段。如果说，除此之外，我们的大脑还有着个人首创的能力，亦即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所无法左右的一种能动的素质，那么，无论如何，他也只能将这种力量用于他所获得的物质；而在精神层面上，人能将这些手段（用于何处呢）？为了揭示精神层面的规律，他必须观察的是什么呢？是理性的自然，是吗？但是，理性的自然难道和物质的自然是一模一样的吗？它是自由的吗？难道它不必遵循那自在的规律吗？因此，在探究理性的内在和外在体现时，我们将得知的是什么？它是自由的，这便是全部。如果我们借助这一探究达到某种绝对的东西，对我们之自由的感觉，难道不会刻不容缓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将我们抛向我们在此之前刚刚挤出来的那个推论的圈子？在此之后我们会回到原地吗？这个圈子是难以回避的。但这还不是一切。我们假定，我们实际上抵达了某些已被充分证明的真理，理性不得不立即接受它们。我们假定，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些理性生物必须遵从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这些真理将只与人的整个生活中的一部分、只与他尘世的生活相关联，它们不会与另一部分发生任何关系，那一部分我们完全陌生，无论什么样的类比也无法为我们揭开那一部分的秘密。既然它们只能触及精神生物之存在的一部分，只能触及其生命中的一个瞬间，它们又如何能成为精神生物真正的规律呢？如果我们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认知这些规律的，那么，它们就可能仅仅是精神世界所经历的某一个时间段上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承认它们就是精神世界的普遍规律呢？这不等于是在说，对于每个年龄段都有专门的医学，这就是为了，比如，在对儿童疾病进行治疗时，无须知道成年人的病症？为了给出一个适合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无须去了解那个适合于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健康状况不是由我们生命中所有时刻的健康状况所决定的？最后，我们可以在特定的时代沉湎于各种诱惑和无节制，而不会受到后来生活的惩罚？有这么一个人，他认为，存在着一个适用于青春的道德，存在着一个适用于成年的道德，还存在着一个适用于老年的道德，教育的意义（仅仅）是对幼儿和青年而言的，请问，您对这样的人持什么样的看法？然而，这正是我们哲学家的道德所认定的东西。它教导我们今天该做些什么，却不去思想我们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而未来的生活，如果不是当今生活的明天，它又将是什么呢？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精神生物的生命完整地拥抱着两个世界，我们只知道其中的一个，因为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与构成生命的众多时刻之整个序列相联系的，所以显而易见，我们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认知那一必定适用于两个世界的规律。因此，这一规律注定要由那样一个智慧来交给我们，对于那一智慧来说，只存在着一个唯一的世界，只存在着一个一致的事物秩序。

然而，请您不要以为，我们是在说，哲学家们的道德学说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知道得最清楚，他们的道德学说包含着伟大、出色的真理，那些真理曾长期地引导着人们，就是现在，仍能有力地在心灵中引起反响。但是，我们也清楚，这些真理不是人的理性想象出来的，而是在整个人类生活的不同时代由上天授予的。这便是自然理性教给我们的那些始初真理中的一个，天启以其崇高的威信将这一真理神圣化了。人间的智慧值得赞美，但光荣只属于上帝一人。人永远只能在神的光芒的照耀下前行。这光芒恒久地照耀着人的脚步，可是他却觉察不到那照耀其道路的明亮光线的源泉。《福音书》的作者说：他照耀来到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永在这世界上，但这世界却不知晓他。

人类的理性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所掌握的始初概念，使我们看到了上天仅在《新约》和《旧约》这两部伟大的启示录中所揭示出的那一思想，于是，我们淡忘了原始的天启。对神的精神和人类精神这一最初的交往没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就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任何东西。一位基督徒，如果在自己的学说中找不到精神存在的伟大之谜的答案，自然就会诉诸哲学家们的学说。与此同时，哲学家们只有通过人才能对人作出解释：他们使人与上帝分离，他们给人以这样的思想，说他只依赖于他自己。他们常常想，基督教没有解释清楚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有东西。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些只有哲学才能传导给我们的道德真理。这是一个巨大的迷误。没有一种能够取代神的知识的人类知识。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人类精神的所有活动，都恰恰是上帝对世界的不断作用的反映。对这一运动之结果的探究，只会给他以坚定其信仰的新的理由。在各种哲学体系中，在人的所有努力中，一个基督徒所看到的，仅仅是世界各种精神力量与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相适应的程度不一的发展，但是，他无法在人类理性慌乱、犹豫的摇摆中发现人的使命的秘密，而只能在源自上帝怀抱的各种学说所授予人类的象征和深刻的形象中发现这一秘密。他追随着这一尘世思想不断汇入其中的学说，在其中找到一些始初训诫的或深或浅的痕迹，那些训诫是造物主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人的那一天传授给人的；他思考着人类精神的历史，在其中发现了一些超自然的光照，这光照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不间断地照耀着人类的理性，穿透了这理性乐意披裹的所有的迷雾、所有的黑暗。他处处注意着这些自天而降的全能的、永恒的思想，没有这些思想，人类也许早就迷失在自己的自由中了。最后，他知道，人类精神仰仗这些思想还可以接受更完善的真理，这些更完善的真理是上帝在离我们更近的时代赐予他的。

因此，他远不想去把握人的大脑中所有的虚构，而仅仅追求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更好地接近主的道路。他只向往天国的传统；由人们带入这一传统的歪曲，对于他来说是次要的事情。那时，他无疑会明白，存在着一个可靠的法则，就像在整个人类观念的无垠大海上寻找拯救的航船，他将跟随引导着他的那颗星辰坚定地前进：这颗星永恒地闪烁着，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的云朵将它遮蔽；所有的眼睛都能见到它，在所有的地方也都能见到它；白天和黑夜，它都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上。如果他有一次得知，精神世界的所有程序，都是上帝投向我们心灵的始初概念和我们的理性对这些思想的促进这两者惊人结合的结果，他就会明白，这些原则的保持，它们世世代代的相传，都是由一些特殊的规律所决定的，当然，也存在着某些显见的征兆，根据这些征兆，可以在人间所有的圣地间认知一个思想，在那一思想中，像在神圣的约柜中，包含着真理之坚定不移的保证。

夫人！在世界成熟得可以接受那些将面向它的新真理之前，在人类的教育通过其所有个人力量的发展而逐渐结束的时刻之前，一种朦胧的、然而深刻的感觉曾使得少数被选中的人不时看见沿轨道而行的真理之星那明亮的痕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琐罗亚斯德⁽¹¹⁾，尤其是柏拉图，正是这样看见了那难以形容的光芒，一道非同寻常的反光映上了他们的额头。他们的目光投向那个该有一轮新太阳升起的点，已在一定程度上望见了那太阳的霞光。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因为从人改变了其天性的那一刻起，真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曾（向人）展现过它的全貌，要透过还遮蔽着真理的那层迷雾去认知真理，是不可能的。相反，在新的世界中，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认知这一真理，那么，这则只是一个心甘情愿的闭眼：如果说他偏离了可靠的道路，那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对幽暗的本质之有罪的屈服，这一本质与更积极地促进他接近真理的唯一目的一起，留存在他的心中。

您当然预见到了，夫人，这一议论的结论将是什么：源自其中的结果将自动地呈现给大脑。往后，我们将探讨那些结果。我相信，您能毫不费劲地把握住它们。此外，我们将不会再像这一次一样，以一些顺路遇见的离题话来打断我们的思路，我们将会交谈得更有序、更系统些。再见，夫人。

【注释】

(1)见柏拉图的《斐多》和《会饮》。

(2)约翰·兹拉托乌斯特（约350—407），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拜占庭的宗教活动家，一生宣传禁欲主义理想，批判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数次被放逐。

(3)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约330—约390），又名博戈斯洛夫，希腊宗教活动家、诗人，小亚细亚纳西盎城主教，将柏拉图的辩证法用于神学，著有长诗《我的一生》、《我的命运》、《我灵魂的痛苦》等。

(4)巴西尔（约330—379），宗教活动家，小亚细亚恺撒里亚主教，教父学的代表人物，其《周六说》阐述了基督教宇宙说的原则，在中世纪广为流传。

(5)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6)鲍里斯·戈东诺夫（约1552—1605），沙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的妻弟，在费多尔在位时就已掌握实权，后在1598年成为沙皇，他在位时巩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农奴制。

(7)舒伊斯基（？—1588），公爵，大贵族，将军，沙皇的重臣，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政敌，1586年被放逐，后被杀。

(8)指俄国军队于1829年对土耳其的远征。

(9)安东尼（约250—356），基督教隐修院的创始人。

(10)（）中的文字为俄文版编译者所加，下同。

(11)即查拉图士特拉。

第三封信

Absorpta est mors ad victoriam...⁽¹⁾

我们关于宗教的思考变成了哲学的推论，而这哲学的推论曾使我们又返回了宗教的观念。现在，我们将再次来诉诸哲学的观点：我们尚未道清这一观点。在纯思辨的天地里观察宗教问题，我们只能以宗教来结束哲学问题。然而，无论信仰多么有力，智慧仍应学会依靠它自身所包含的力量。有那样一些心灵，在其中，信仰在需要的时候定会在理智中寻找理由。我感到，您恰好就具有一颗这样的心灵。您与学校的哲学过于接近，您的信仰产生的时间过于短暂，您的习惯与普通的宗教虔诚在其中自给自足的那种封闭的生活还相去甚远，因此，您无法去仅仅左右感情。您的心灵不能没有推论。是的，感情中包容着许多彻悟，心灵无疑也具有巨大的力量；但是，感情对我们的作用是暂时的，它所激起的激动不能长久地延续。相反，推论获得的一切却能永远地与我们同在。深思熟虑过的观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无论内心是何种状态，而且，观念一旦被感觉到，便已是稳固的、不变的了：一切都仰仗于我们心脏跳动的力量。此外，心灵容不得选择：它在自身之中找到了什么，就不得不去与什么相调和，我们一直在自己造就自己的智慧。

您强调说，就天性而言，您倾向于宗教的生活。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您是错了。您是将偶然被唤起的飘忽感情、将想象力那梦幻般的古怪愿望当成了天性的需求。不，不能这样，人们不是怀着这种不安的激情献身于真正使命的，既然在生活中存在着真正的使命；人们是怀着坚定的决心、宁静的信心接受自己的命运的。当然，可以、甚至应该改变自我，对于一位基督徒来说，对改变自我之必要性的坚信，对在这方面自己之责任的意识，正是信仰的对象，是所有愿望中最重要的一个。基督教学说在我们的存在可能、必要的再生之基础上看待一切，我们所有的努力也正应该朝向这样的再生。但是，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陈旧的自我被废止，由基督造就的新人正在我们身上诞生，这时，我们就应该利用一切手段接近我们所渴望的这一转变：要知道，在我们付出自己的全副力量之前，这一转变是不会来临的。

再说，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在这里也不打算研究全部的哲学；我们的任务要简单一些：我们要发掘的不是哲学中包含的东西，而是哲学中所没有的东西。我希望，这一任务不会使我们感到力不胜任。对于一个有信仰的心灵而言，这是理解人类科学并使其有利于自己的唯一手段，但是同时，必须知道这一科学的构成，并尽可能地从我们的信仰出发对其中所有的东西进行观察。

蒙田说过：“L’obeir est le propre office d’une ame raisonnable，recognaissant un celest superieur et bienfacteur．”⁽²⁾您也知道，他不被视作一个倾向于信仰的智慧，但这一次，就让这个怀疑论者的这一思想成为我们的指南吧：从敌对阵营中招募自己的盟友，是件好事；这相应地也会削弱对方的力量。

首先，除了服从的智慧之外，没有别的智慧；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还不是全部。请您看一看某个人吧：他整个一生都在做，都在寻找着什么可以服从的东西。开始，他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种力，他意识到这种力与那在他之外推动一切的力是不相同的；他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生活；与此同时，他相信，（他内在的）力不是无边的；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这时他就会发现，那处在他之外的力在统治着他，他不得不服从于那种力，这便是他全部的生活。自智慧最初的觉醒开始，便有了两种认识，一种是对处于我们自身之中的、未完成的力的认识，一种是对处在我们之外的、完成的力的认识，这两种认识会自动渗透进人的意识。虽然，这两种认识不像我们的情感所获得的、或是我们在与他人交往时所感受到的那些认识，它们不是以明晰、确定的面目走近我们的，但是，我们关于善、义务、美德、法律的所有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相对立的一切，却都产生于我们所意识到的服从的必要性，即要服从那独立于我们变化着的天性、独立于我们背叛意志的激动、独立于我们慌乱愿望的东西。我们所有的能动性，都是一种力的显现，这一力强迫我们排入共同的队列，排入从属的队列。无论我们赞同这个力，还是抗拒这个力，结果反正都是一样，我们永远处在这个力的统治之下。因此，我们只应竭尽全力，尽量真实地看清那种力对我们的作用，只要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所认识，我们便会带着平静的信仰献身于它：这种力，不为我们所知地作用于我们，永远也不会出现错误，它带领宇宙走向其使命。这便是生活的主要问题：去发现至高的力对我们天性的作用。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精神世界的本原，正像您所看到的，它也完全适合于肉体世界的本原。但是，对于自然而言，这一本原被我们感觉为一种不可克服的力，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服从它，而对于我们来说，它则只是一种与我们自身的力共同起着作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因我们自身的力而发生变化的力。这便是我们人为的智慧提供给世界的逻辑形态。但是，这一人为的智慧，我们用它来任性地取代那起初划分给我们的那部分世间智慧，这一恶毒的智慧，它常常歪曲我们眼中的对象，使我们所见的对象完全失去了其实在的面目，但是，它对事物秩序的遮蔽，还不足以使我们丧失认知的能力，我们仍能认识到服从对于自由的统治地位，认识到我们为自己指定的法律对整个世界之法律的依附。因此，这一智慧绝不会阻碍我们，它将自由当做特定的现实，承认整个的现实对精神序列的依附，正如我们对肉体序列所做的那样。因此，智慧所有的力量，它所有的认识手段，都是以它的恭顺为基础的。它越是服从于它自己，它就越有力量。于是，人类的智慧便只面临着一个问题：去获知它应当服从什么。我们一排除各种智慧和道德活动的这一最高法则，就会立即陷入恶劣的推理或恶劣的意志。真正哲学的使命仅仅在于，首先是要确立这一状态，然后再表明这一应在生活中左右我们的光来自何处。

例如，智慧为何在其任何一次活动中都达不到数学计算那样的高度呢？什么是计算？智力活动，智慧的机械工作，其中没有推理意志的地盘。数学中的分析所具的神奇力量自何而来？问题在于，智慧在这里的活动是完全服从于特定规则的。物理学中的观察为何成果甚多？因为它克服了人类智慧的自然嗜好，并赋予人类智慧一种与通常的思维过程完全相对立的倾向：它将智慧置于它固有的对自然的服从状态。⁽³⁾自然哲学怎样才能达到其崇高的可信性呢？将智慧带向完全从属的、否定的活动。最后，那使这一哲学具有巨大力量的杰出逻辑，其作用何在呢？它束缚了智慧，它使智慧处于服从的全球重轭下，它使智慧变得盲目、屈从，就像智慧所研究的自然一样。培根说：人为了统治自然而面临的唯一道路，就是那引他去向天国的路：只有怀着婴儿般的依顺，才能进入那天国。⁽⁴⁾

接着再说。逻辑分析如果不是智慧对自己的强暴，它又是什么呢？若给智慧以自由，它就将只以综合来起作用。只有借助凌驾于自我的特殊努力，我们才能走分析的路：我们常常滑向自然的路、综合的路。人类的智慧开始于综合，而综合正是古人之学术的突出特征。但是，无论综合是多么地自然，无论它是多么地合理，常常甚至比分析还要合理，毫无疑问的是，从属的、分析的过程毕竟是思维之更有效的表现。另一方面，认真地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自然科学中最伟大的发现，都是纯粹的直觉，都完全是独自实现的，也就是说，是源自综合能力的。但是，您会发现，虽然直觉就其本质而言构成了人类智慧的基本属性，是人类智慧最能动的工具之一，但是，我们仍不能将它与我们其他的能力相提并论。问题在于，我们像对待其他能力那样纯粹、简单地把握它，在这一能力中，有着某种属于最高智慧的东西，它的使命就是在我们身上反映出这一最高智慧，因此，我们才将我们那些最杰出的发现都归功于直觉。

这样一来，显而易见，人类的智慧仅靠其内在的力量是难以抵及其积极的知识的，它无疑要转向外部。因此，我们智慧力量真正的基础，实质上不是别的，就是逻辑的自弃，它与道德的自弃同样，都源自同一法则。

其实，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不仅通过经验和观察，而且也同样通过推理。每一个自然现象，都是或多或少地带有前提和结论的三段论。因此，自然本身向智慧指出了一条路，智慧为了认识自然就必须走这条路；也许，在这里智慧只需服从那一通过事物的运动呈现在他面前的法则。这样一来，古人，比如说斯多葛派，在带着他们杰出的预感谈到对自然的模仿、对自然的服从、与自然的协调时，他们比我们更接近万物的本质，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将世界粉碎为部分，而只是宣告了精神自然的这一基本素质，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力量、任何的法则是我们从自身之中创造出来的。

至于那召唤我们起来行动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那对于个人幸福的愿望，那么，如果说关于这一幸福的概念只是我们智慧的臆造，人类又将走向何方呢？也许没有一个世纪、没有一个民族有过关于这一概念的独特观念。如果说，一个人的心中没有一个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所共有的、因而并非个人所创造的关于幸福的世界性概念，那么，整个人类如何能在无止境的进步过程中向前迈进呢？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我们的行动才能成为道德的呢？那一迫使我们遵从法则、热爱真理的服从感，能否使我们的行动变成精神的呢？但要知道，法则之所以是法则，正因为它不是源自于我们的；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正因为它不是由我们所杜撰的。我们时常建立起远离责任的行为规则，这只是因为我们无力避免我们的习惯对于我们的判断的影响；在这些场合中，我们的习惯为我们规定了法则，而我们遵循着它，将它视为普遍的世界法则。当然，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适应所有的精神法则；这样一些伟大的个性，在历史中使我们羡慕不已。但是，在这些精选出的灵魂中，责任感的发展没有经由思考，而是经由那些隐秘的召唤，那些召唤在人们的意识之外左右着人们，犹如伟大的训诫，我们没有寻找它们，却能在生活之中找见它们，它们比我们的个人思想要强大得多。它们源自所有人共有的思想：智慧常常会感到吃惊，或是由于一个例子，或是由于那些能使我们高于我们自身的各种条件幸运的结合，或是由于那些我们也许必不可少的整个生活便利的构造；所有这些都是世纪之活生生的教导，那些特定的个性遵循我们所陌生的法则传授出了这些教导；如果说，惯常的心理看不清精神运动这些隐秘的推动力，那么，一种更为深刻的、将人类思想的遗产视为精神自然之本原的心理，则会在这中间找到其大部分问题的答案。同样，如果说，善行的英雄主义或天才的灵感不是源自个别人的思想，那么，它们却全都是失去世纪之思想的果实。无论我们思想过了还是未曾思想，反正有某个人早在我们来到世上之前就已替我们思想过了；因此，无论道德的行为多么自主、独立，其基础都是责任感，也就是服从。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服从发展到完全失去自己之自由的地步，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正是人的完善的最高程度。须知，人的心灵的任何运动，都是由那引发出世上所有运动的同一种元素所唤起的。到时候，这一元素如今与自然的脱离也许就会消失，它也许会与自然相融合。关于自己个人意志的感觉，如今使它脱离了普遍的秩序，使它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到时候，那世界意志的感觉，或者，换言之，那内在的感觉、关于自己对整个世界能动的依附这一深刻的认识，也许会在它的身上苏醒。如今，它充满着自己独立的观念，充满着为那使它与周围的一切相隔绝、那使它看不清所有对象的个人元素；但是，这绝不是其个人自然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只是其竭力疏远普遍自然的后果，所以，如果它摆脱了其如今这有害的我，它难道还不能在与周围世界始初的联系中重新找到思想、包容一切的个性和纯粹智慧的所有力量吗？难道他还会继续感到自己过的是那种狭隘、可怜的生活吗？那种生活只会使他将一切都归结到自己身上，仅仅通过其人为理智的棱镜去观察世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他会重新开始过这样的生活，这一生活是上帝在将他从虚无中拯救出来的那一天赐予他的。我们的天赋那肩负崇高使命的活动，又重新获得了这一贯的生活。一位伟大的天才⁽⁵⁾曾说过，人具有对某种美好生活的回忆：一个伟大的思想并非平白无故地被抛到大地上来的；但是，有一句应该道出、而他却未道出的话是：然而，这里也有着一道界限，在人类思维发展的那一时期，无论是这位杰出的天才，还是其他一位什么人，都无法跨越这道界限。这一已经丧失的、如此美好的生活，还可以重新被我们获得，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而无法自环绕我们的世界找到出路。

时间和空间，这就是当今人类生活的界限。但首先，有谁能禁止我挣脱时间那令人苦恼的怀抱呢？我从哪儿借用来了这一时间的观念？是从关于过去事件的记忆中得来的。可这记忆又为何物呢？它不是别的，就是意志的能动：可作此证的是，我们所记忆的，不会超出我们所想要记忆的；否则，在我的一生中相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会全都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就会一刻也不停地拥挤在我的脑袋中；与此相反，在我给自己的思维以充分自由的时候，我所接受的仅仅是与此时的心态、与使我激动的情感、与控制着我的思想相关的那些回忆。我们创造的过去的形象和未来的形象一模一样。有什么会妨碍我放弃过去的形象呢？这形象静立在我的身后，仿佛，我可以任意地毁灭位于前方的将来那摇摆不定的影像，并步出那个被称作现在的过渡瞬间，这个瞬间如此之短，在我道出其名称的这一时刻，它便已不存在了。自始至终，我们都在自己为自己而创造，这一点毫无疑问；上帝没有创造时间；他让人来创造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有什么用呢？这是一个致命的想法，它随时随地地包围着我，压迫着我。它会完完全全地从我的意识中消失吗？它那曾紧紧压迫过我的虚妄的真实，会毫无踪迹地消失吗？我的生存再无界限；对无限的洞察没有障碍；我的视线沉入了永恒；地平线消失了；在伸展于我眼前的无际平原上，天穹不再以大地为支撑；我看见自己置身于一处无限的所在，这所在没有被分割为日、时和瞬间，而是永远统一的，没有运动和变化，在那儿，所有的物质都消失在彼此的身上，总之，一切都永恒地存在。每一次，当我们的精神得以抛弃它自己给自己缚上的镣铐，它便接近了这样的时间，这也正是它此时所处的时间。它为何要经常冲破那为钟表单调的摆动所度量的事物直接替换的界限呢？它为何要不断地奔向那听不到命定钟声的另一个世界呢？问题在于，无限就是思维自然的外壳；在它的内部，存在着唯一的、真正的时间，而其余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给自己的，目的何在，却不知道。

我们再来看看空间：然而，众所周知，思维不能存在于空间；思维逻辑地接受可感知世界的情况，但它自身却不居住在这个世界之中。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现实被给予了空间，这都仍是一个思维之外的事实，它与精神的实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一种形式，即便它是不可避免的，它也仍只是一个能使我们看到外部世界的形式。因此，比起时间，空间更不会关闭那条道路，那道路通向我们在此所言的新生活。

这就是人应该追求的崇高生活，就是一种完善、可靠、明晰和无限认识的生活，但是首先，这是一种完善服从的生活；这是一种他曾经有过、在将来也同样会有的生活。您知道吗，这生活是什么？就是天国：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天国。从今以后，我们就应当向天国迈进，在此不应有什么疑虑。要知道，这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自然在一定条件下充分的重建，是理性生物各种努力的最后边界，是精神在世界之中的终结使命。我不清楚，是否我们每个人都要被召唤去走完这条巨大的道路，是否我们每个人都能抵达它那光荣的终点，但是，我们进步的极点则可能是我们的自然和整个世界的自然完全的融合，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我们的精神才能抵达完善，而这也就是崇高理性之真正的体现。⁽⁶⁾

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抵达我们朝觐地的边界时，在我们的生物体和世间的生物体间这一伟大融合完成之前，我们能否至少将那些有神性的生物体溶解在世界之中呢？在任何程度上将自我和与我们相似的生物体相混同，这难道不处于我们的把握之中吗？我们能够掌握它们的需要、它们的利益，能够共享它们的情感，以至于最终，我们便开始仅仅为它们而生活了，仅仅通过它们来感知了。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无论您欲怎样称谓我们所具有的这一能使我们与周围的一切相融合的能力，无论您称之为同情、爱还是怜悯，它反正都是我们的天然属性。热望中，我们可以与精神的世界亲近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于，精神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和我们所知的一切，都将被我们感知为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此外，即便世间的事件并不非常地关注我们，那么，只要有一个已是共同的、却仍是深刻的关于他人事业的思想，也就足够了：只要有一个我们与人类能动关系的内在意识，也就足够了，这就足以使我们的心脏更有力地跳动在整个人类的命运之上，而使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行为与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融汇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培养出我们天性的这一出色特性，在灵魂中日益壮大地发展它，我们就能抵达一个高处，自那一高处，我们将要走过的整条道路之剩余的部分，便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凡人之中，那能攀上这一高度并能留在那里、而不会坠落至其起步之处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生活，都是生与死之间永无休止的摇摆，是一种漫长的濒死状态；而此时，真正的生活开始了，从这一时刻起，沿着真和善前进的任务，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了，因为，从这个时候起，精神世界的法则对于我们而言已不再是难以洞悉的秘密了。

然而，我们周围的生活又是怎样进行的呢？情况完全相反。精神自然的法则在生活中显现得既迟缓又模糊，如您所见，它是绝对臆造不出的（它不依赖于我们），就像物理学的法则一样。需要我们做到的一切，就是在这一意识于我们的理性视野前出现之时，拥有一颗敞向这一意识的灵魂。在生活的一般进程中，在我们的智慧的日常关注中，在灵魂惯常的昏睡中，较之于物理法则，精神法则的显现要模糊得多。是的，精神法则无边际地统治着我们，决定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我们智慧的每一次运动，但与此同时，借助某种奇异的融合，通过一个不断延续的奇迹，它在我们身上保持了我们自主性的意识，它将一种威严的责任感放置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负责，对我们心脏的每一次跳动负责，甚至要对每一个刚一触及我们的智慧便又转瞬即逝的思想负责；不仅如此，它还在避开我们的智性，躲进最深重的黑暗。发生着什么事？不知道真正的推动力，人成了这一推动力之无意识的工具，他在为自己创造着自己的法则，他主动为自己缔造的这一法则，就是他所称的精神法则，换句话说，就是智慧、崇高的幸福，或者就叫法则，或者还叫别的什么。⁽⁷⁾在其可悲的迷惑中，人将其生活的真正法则所具的所有积极的、绝对的、不可违背的东西，都归结到了他亲手创作的这一脆弱的作品上，这一作品他可以任意地毁坏，实际上，他也正是在每时每刻地毁坏它，与此同时，仅仅借助于他的理性，显而易见，对于这一内心那隐秘的本质，他能够理解的只有他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不会再多。

然而，虽说精神法则存在于我们之外，并不依赖于我们对于它的认识，和物理法则完全一样，但在这两种法则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过去、乃至现在的生活中，无以计数的众人都没有关于自然之物质推动力的最起码的认识：上帝想让人的理性自主地、逐渐地发现这些力量。但是，无论理性的生物站得多么低，无论他的能力多么卑微，它总能对那唤他起来行动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为了思考，为了对事物作出评判，必须具有关于善和恶的认识。若是从人那里剥夺这一认识，他便既不能思考，也不能判断，他也就将不再是理性的生物了。没有了这样的认识，上帝也许便不再让我们继续生存哪怕一个瞬间了；他是将我们和那一认识一同创造出来的。这一以难以理解的形式被置入我们灵魂的未完成的观念，构成了理性的人的全部实质。您刚才看到了，可以从这一观念中抽取出什么东西来，如果能在它始初的纯洁中、如我们初见它时那样恢复这一观念的话；但是，还需要看一看，如果能在我们自己的自然天性中找到我们所有认识的本原，那便可以得到什么。

索科尔尼基，（1830年）6月1日

【注释】

(1)拉丁文，意为“胜利淹没了死亡……”，引自使徒保罗的书信。

(2)蒙田（1533—1592），法国哲学家；这句话引自他的《随想集》第2卷第12章，意为：“服从及一颗智慧的、承认天上主宰和胜利者的心灵之真正的义务。”

(3)古人为何不会观察呢？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原注

(4)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所引之语，见其《新工具》第68章。

(5)指柏拉图。

(6)这里必须说明两点：第一，我们没有强调指出，整个天国都包含在这一生活中，而是说，天国仅仅是在这一生活中开始的，因为，从死神被救世主打败的那一日起，死亡便不再存在了；第二，这里谈的当然不是时空中的物质融合，而是一种观念中和信念中的融合。——原注

(7)见古人著述。——原注

第四封信

意志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一种思维。无论你认为意志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你反正都得承认那促使意志行动的某种动因，因此，意志不能被视为一种自由的因素，而只能被视为一种有条件的因素。

斯宾诺莎：De anima⁽¹⁾

如我们所见，每一种自然现象都可以被视为一个三段论；但是，每一种自然现象也同样可以被视为一个数。人们或是迫使自然在数中显现出来，在行动中看待自然，这便是观察；或是对自然进行抽象的计数，这便是计算；最后，或是以在自然中发现的度量为单位，并对它们进行计算。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是在观察之上添加了计算，并借此实现了科学。这便是实证知识的整个范围了。需要指出的仅仅是，确切地说，自然之中并不存在数量；如果说数量存在于自然之中，那么，分析的推论就可与创造性的推论同日而语。分析的推论将要出现，因为，其完成的可靠性没有受到任何的局限，因此，这一可靠性是万能的。⁽²⁾真正的数量，亦即绝对单位，只在我们的智慧之中；在宇宙之中，只有数的假象。物质以这些假象的形式显现于我们眼前，这些假象给了我们数的概念：这就是数学直觉的基础。于是，关于对象的数的表达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从自然数据中创造出来的思想意识上的机械论。起初，我们将这些数据带进抽象领域，接着，我们将它们当做度量来加以接受，最后，我们便随意运用它们了。因此，数学上的可靠性也同样有其界限；我们将提高警惕，别让这一点溜走。

在解释自然现象时，数的科学对于经验式的思维来说无疑是足够了，同样，对于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来说，它也足够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在绝对条件下，它也能同样适应于需求可靠性的智慧。一个因循的、静止的、几何的论断，无论几何学家们怎么看待它，它仍是某种非理性的、非神性的东西。如果说，数学中包含着完成的可靠性，那么，数就会是某种实在的东西。比如，毕达哥拉斯派、希伯来神秘派以及一些与他们相近的人，就是这样理解数的，他们将各种各样的力添加在数之上，在数中发现了一切事物的本原和实质。他们的观点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是由数的大小构成的，他们不曾想到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在自然中还看到了别的什么，我们全心全意地信仰上帝，我们若敢于将圆规递到造物主的手上，我们就是在做荒唐之事；我们忘记了，度量和界限是同一种东西，无限是众多属性中的第一属性，可以说，正是无限构成了造物主的神性，所以，若将崇高的存在变成一种度量仪器，我们便会丧失他所具有的永恒的自然，将他降低至我们的水平。在无意识中左右着我们的，还有一些多神教的观念，这也正是那些迷惘的源头。神的思想里不可能包含有数；源自上帝的创造，像水流一样不可计量，没有止境，而人需要在被无穷所分离的自己的有限理性和上帝的无限理性之间寻求一个结合点，正因为如此，人便十分热衷将神的万能封闭在自己之自然的范围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神人同形论，这比无知者的神人同形论还要有害一百倍，那些满怀火热愿望的无知者们，不会接近上帝，认为精神存在难以与他们的理解相协调，因此便将神降低到了与自己一样的物的水平。实际上，哲学家们的作法也与此难分伯仲。一位对此素有研究的伟大思想家曾说：“他们将与自己的理性相近的理性添加在上帝身上。为了什么？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自然天性中看不到任何优于其理性的东西。然而，神的理性是万物的起因，人的理性却只是结果，在这两者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难道说，”他又补充道，“闪耀于太空的大犬星座和奔走于街道的一条公犬，这两者也可同日而语吗？”⁽³⁾

如您所见，所谓精确科学之一切实证的东西，都来源于各精确科学对数量的研究，换句话说，都来源于对有限对象的研究。很自然，智慧有可能整体地包容这些对象，达到它所能达到的认识对象的最高可信度。但是，您也同样看到了，在这些真正的创造过程中，无论我们的直接参与多么积极，我们仍无法从自身之中抽取出这些真理来。派生出这些真理的那些最初的思想，是由外部给予我们的。于是，自这些与我们可以达到的可靠性最为亲近的认识，立即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些逻辑的结果：它们只诉诸某种有限的东西，它们不是直接在我们的大脑中诞生的，在认识的这一领域，我们只发展了面对有限的能力，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未曾发明。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将以这些认识的成就为基础的方法运用于别种认识，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发现，无论被认识的对象是什么，其绝对形式都必须是某种有限之物的形式；我们会发现，在认识领域中，其位置应独立于我们之外。须知，这才正是可靠性的自然前提。而在面对精神领域中的对象时，我们处于何种状态呢？首先，心理和道德范畴诸因素的界限何在？没有界限。再者，道德作用在何处实现？在我们自身之中。于是，理性在实证知识领域中所运用的那种方法，能否被它再用于这另一个领域呢？绝对不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获得清晰呢？至于我，于此一无所知。奇怪的是，无论这一推论多么朴素，哲学却从未涉猎到它。哲学从未清晰地列出人类认识这两大领域间本质上的差异；它总是将有限的和无限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受情感支配的和不受情感支配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即便它也曾道出别的什么话，但在其思想深处，它从来都不怀疑的一点就是，精神世界可以像物理世界一样被认识，可以手持圆规展开研究，像对待物体的大小那样，对精神的大小进行计算、测量，像对待没有灵性的生物那样，对被赋予理性的生物进行实验。人类的理性是多么地懒惰啊，这真叫人吃惊。为了逃避高等动物的清晰认识所需的高度紧张，人就歪曲了这个世界，就歪曲了他自己，然后，他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走他自己的路了。他为何会这样行事，我们还是感到不解。

此外，也不应该认为，在自然科学中，一切都归结为观察和实验。自然科学杰出方法的奥秘之一就在于，正是那成为观察之对象的东西，实际上却往往控制着观察本身。如果您愿意，可以称这为否定的因素，但这一否定的因素可能比肯定的因素还要有力、有效。新化学的成就就应归功于这一因素；这一因素使普通物理学摆脱了玄学，自牛顿时代起便形成了物理学的主要原则和基本方法。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恰恰意味着，这些科学的完善及其所有的力量，正源于一种将自己完全局限在其所属领域之内的本领。这便是一切。而另一方面，观察的过程本身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在做什么呢，当我们在观察太空中的天体运动或物体中的力的运动时，当我们研究那些推动物体的力或震动那些构成物体之分子的力时，当我们在研究化学、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理学的时候？我们从研究中得出了结论，称有过什么，还将有什么；我们将自然界中相继、直接发生的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并从中引出最近似的结论。这就是实验方法的必经之路。但是，在精神方面，你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在那无处不在、不可逆转的法则的作用下都发生了什么，遵循那一法则你们也许能得出结论，能同样以前一个事实为基础预先断定随后将出现的事实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恰恰相反，在这里，一切事情的完成，都依赖于意志的自由活动，这些活动是互不联系的，除了自己的任意之外，它们不遵从别的法则；一句话，在这里，一切都归结于人的愿望和自由的作用。实验的手法在这里有什么用？什么用也没有。

在人类理性可能达到其最高可信性的那些知识范围内，这便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进程所教给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再转向这些知识的内容中所包含着的教导。

实证科学自然永远是研究的对象，如您所知，早在一百年之前，实证科学就已经达到了它们如今所处的状态。三个发现促成了它们的飞跃，使它们攀上了这样的高度：一是分析——笛卡儿的创造，一是观察——培根的创造，一是天体几何学——牛顿的创造。分析仅局限于数学领域，在此与我们无关；我们仅要指出的是，分析导致了没有根据的强制因素在精神科学方面的运用，这对精神科学的成就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由培根所发现的研究自然科学的那种新方法，对于整个哲学来说都具有最伟大的重要性，因为，这一方法给了哲学以一种经验论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又长久地左右着整个现代的思维构成。但是，在我们当今的研究中，使我们尤为关注的是这样一个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所有的物体都趋向于一个共同的中心；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个规律。

初看上去，会感到自然界所有的力都取决于一种全球性的趋向；与此同时，这一自然的力又绝对不是唯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那一支配着自然的规律才具有那般深刻的意义。引力本身不仅不能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甚至连任何东西都还不曾解释。如果只有引力这一种东西在起作用，那么，所有物质便都会变成无形的、因循的一大群。自然界中的任何运动，都是由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力所导致的，在宇宙运动中，这一真理体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天文学家们在肯定了天体服从引力规律、引力规律的作用可以被精确地计算出来之后，却将世界的整个体系转变成了一道几何算式，如今，借助于某种数学动能，那名为引力定律或万有引力定律的规律，已被当成最普遍的自然规律了。但是，还有另外的力，没有那另外的力，重力便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这便是最初的推动，或曰推力。这样，自然之中便有了两种动力：引力和推力。在科学所告知于我们的关于这两种力合同作用的明确观念中，那两个世界平行论的整个学说就彻底完蛋了：现在，我们不得不仅仅将这一观念用于另外两种力的结合，我们前面提到过这精神领域中的两种力，一种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力，这便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愿望，另一种是我们意识不到的力，这便是我们身外的某种力对我们的作用，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⁴⁾

我们熟悉引力的多种表现形态；引力不断地在我们的眼前表现出来；我们测量着引力；我们对引力有完全准确的认识。如您所见，所有这一切恰与我们关于自身力量的概念相吻合。关于推力，我们所知的仅仅是它绝对的必要性；我们关于神对我们心灵所起作用的认识，也恰恰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一视同仁地确信这两种力的存在。这样一来，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具有对一种力的清晰、准确的认识，具有对另一种力朦胧、模糊的认识，但对两种力均确信无疑。这便是对世界物质秩序的直接解释，您也知道，它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智慧面前的。但是，还是必须注意，天文学的分析将我们太阳系的规律扩大到太空中的所有星系上了，而分子学说却将它视作物体构成的起因，称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将我们星系的规律视为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因此，这一观点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我们在事物之间所作的所有划分，我们方便或任意地在我们之间杜撰出来的所有区别，所有这一切都丝毫没有被运用到创造因素之上。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有一种内在的感受，感受到了一个比我们周围的可见现实更为崇高的现实。这另一个现实，是否就是唯一的、真正的现实，是否包容了所有的存在、使我们自身也消融在普遍统一之中的那种客观的现实？在这种普遍的统一之中，理性那由于其不完善及其天性的局限所造成的所有差异、所有界限都将消失：到那时，在无限的万物之中，将只剩下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作用。实际上，无论是关于我们自身天性的内在感受，还是对宇宙的认识，都同样不允许我们在不断运动的状态之中去接近以另一种方式创造出的一切。这便是世界性的作用。因此，在哲学中，运动的观念应能走在任何别的观念之前。但是，必须在几何学中寻找运动的观念，因为，只有在几何学中，我们才能找到纯粹的、摆脱了任何专断玄学的运动观念，也只有在线性的运动中，我们才能获得各种运动的完整知识。为什么呢？一位几何学家除了已知的运动之外，想象不出任何别的运动。因此，他的出发点不得不是这样的：运动着的物体自身是消极的，任何运动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于是，在最高的抽象之中，在自然本身之中，我们便会独立于被观察的对象，经常返回某种作用（action），某种外在的、始初的作用。因此，运动的观念遵循逻辑那不可抗拒的需求，就会自动地唤起关于那一作用的概念，那一作用与运动中的对象所包含的每一种力、每一个原因都有差异。

顺便说一句，人类理性之所以非常难以摆脱一个旧的迷误，即认为所有的观念都是通过外在感受而在理性中产生的，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所有的问题均在于，世上并不存在任何东西，会使我们对我们自身独立的力量产生怀疑，而感觉论者之体系的不合理之处仅仅在于，这一体系将对非物质的直接作用加到了物质的头上，并借此迫使物体与意识相冲突，而不去使同一自然中的对象（在这里）相互联系，在物质领域使意识与其他的意识相互联系。最后，我们将怀有这样的思想，在纯粹的运动观念中，物质性是毫无所指的：物质的运动和精神领域中的运动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元素是空间和时间，而后者的元素仅是时间；而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运动观念的产生而言，仅有时间的观念便已足够了。这样一来，运动的规律便成了世上之一切的规律，我们关于物理运动所言的一切，也完全适用于理性的运动或精神的运动。

从所言的这一切之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那就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人的个人作用当成次要、偶然的原因（principe occasionnel）：当成一种力，这种力之所以起作用，仅仅是由于它结合起了另一种高级的力，正如引力只有在推力的合作下才起作用一样。这正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一体系与我们之“我”的哲学无关。他们错了。恰恰相反，这一哲学与所谈到的体系结合得非常融洽：这一哲学在此被领向了自己真正的重要之处，这便是一切。我们谈到了那种左右着世界的双重作用，但是绝对不能据此便认为，我们个人的能动性就趋向于零；也就是说，应该探讨一下我们所具有的力，并试图尽量正确地认识它。人常为一种他所感觉不出的力所驱使，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一外在的作用是通过意识影响到他的，因此，无论我脑中的那个观念多么清晰，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它。而意识，就意味着起作用。因此，我实际上是在不断地作用着，虽然我与此同时在服从着某种东西，什么比我强大得多，我能意识得到。两者不相排斥，两者相伴相随，在我的眼里，第一个事实和最后一个事实一模一样。如果有人向我提问，这样的作用如何能外在地对我产生影响，那么，这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您当然也明白，这里没有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该有更高层次上的哲学来回答这个问题。普通的理性只需要去建立外在作用的事实，并将这样的作用当做自己的信仰之一；其余的事情便与它无关了。再说，他人的思想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意识的，有谁不清楚？我们是如何服从他人的意见和信念的呢？凡是思考过这一点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一个理性服从于另一个理性，与此同时，它也保持着自己全部的力量、全副的能力。因此，毫无疑问，那个关于意志自由的伟大问题，无论它多么复杂，都不会过于难解，如果人们能够完全领会这样的观念，即被赋予理性的生物，其自然天性全都包含在意识之中，被赋予理性的生物具有意识的能力，因此，无论意识通过什么途径汇入他的大脑，他的自然天性都不会有任何损失。

问题在于，那个曾长期统治哲学界的苏格兰学派⁽⁵⁾，把意识形态的所有问题都给弄乱了。您知道，他们试图找出每一种人类思维的起源，把一切都解释清楚，摸清那根联系起当前概念和过去概念的线索。他们通过联想的途径接近了一定数量的观念的起源，然后便得出了结论，称我们意识中所完成的一切也是在同样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此之后，他们便再也不愿接受任何其他的说法了。因此，他们设想，一切都取决于觉悟的事实，整个经验论的心理都建筑在这个事实之上。但是试问，除了我们大脑中我们无法参与的、不断发生的思想变化之外，世上难道还有什么更能呼应于我们的感觉吗？难道我们不能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智慧独立于我们所进行的不间断的工作吗？再说，即使能将我们的思想简化为某种有限的数字，即使能完全弄清它们的起源，这一课题仍然是丝毫没有得到解答的。当然，我们的大脑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与那儿事先已发生过的事情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是，据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的思想的每一个变化，我的思想轮流具有的形式的变化，都是由我自身的力所导致的：在这里，还有另一种巨大的、与我的作用完全不同的作用。这样一来，经验论的学说至多说明了我们自然天性的一些现象，但关于这些现象的总体，它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最后，人自身的作用只有在他符合规律的时候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来。每当我们离开它的时候，制约着我们之作用的就不再是我们，而是环绕着我们的东西。服从于这些陌生的影响，步出规律的界限，我们便自己毁灭了自己。另一方面，在臣服于神的力量时，我们对这种力从未有过充分的意识；因此，这种力便永远不会践踏我们的自由。因此，我们什么时候感觉不到我们的依属性，我们便有了自由：只要认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是与我们所做、所想的一切合为一体的，这就足够了。不幸的是，人对自由的理解却不是这样的，约夫说：就像一头小野驴一样，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⁶⁾

是的，我是自由的，难道我能怀疑这一点吗？当我在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难道我不知道，我有权不去书写它们吗？如果说，天意已难以拂逆地决定了我的命运，那么我在这方面还有什么作为呢，难道我感觉不到天意的权力吗？但是，与关于我的自由的观念相连的，还有另一个可怕的观念，其可怖的、无情的后果，就是对我的自由的滥用，就是作为这一滥用之后果的恶。我们假设，当一个物质分子哪怕有一次采取了任意的运动，比如说，它不再向其体系的中心运动，而竭力要脱离开它所处的活动半径，那么，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无限空间中的每一个原子不都会偏离自己的位置吗？世界的整个秩序不都立即会被倾覆吗？此外，所有的物体便会在无序中任意碰撞，相互摧毁。可这是什么，您明白吗？这正是我们每个人在每一瞬间所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时常做出任意的举动，每一次，我们都在撼动整个世界。我们在创造物的深处进行着这些可怕的破坏，我们不仅用外在的行为，而且还在用每一个心灵的运动、每一个最隐秘的思想来进行这样的破坏。这便是我们呈给至高无上的神的场景。他为何能忍受这一切呢？他为何不将这个暴乱众生的世界清扫出空间呢？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为何要赋予他们这样一种可怕的力呢？他愿意这样。他说，我们要按我们的样子造人。⁽⁷⁾这一神的样子，就是我们的自由。但是，在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形式将我们创造出来之后，他又赋予我们一种认知的能力，使我们能认识到，我们是与自己的创造者相对立的。难道可以相信吗，在赋予我们这一与世界秩序背道而驰的惊人力量之后，他会不愿给这一力量以合适的朝向，他会不愿向我们指明使用这一力量的合适方法？不能相信。起初，整个人类都在倾听至高无上的神的话语，全人类就像是一个人，在这个人的身上包含着未来的几代人；然后，至高的神会启发个别精选出来的人，使他们保持地上的真理；最终，他要使我们中间一个合适的人具有神的威信，他要将他所有的秘密都告诉给这个人，使这个人与他融为一体，并委托这个人来向我们传授我们能够获悉的神的秘密。这便是神圣的智慧教给我们的东西。然而，我们自己的理性难道不能将同样的东西告之于我们吗？如果上帝不给我们以教导，世界和我们自己难道能够存在哪怕是一瞬吗？一切难道不又要转变为混乱吗？毫无疑问会这样的，我们自己的理性，匆匆步出欺骗性的自信所导致的迷惘，步出傲慢的深渊，它要道出与信仰同样的话：上帝必须从人被创造的第一天起就教导人，引导人，他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停止这样的教导和引导，直到世纪的终结。

【注释】

(1)意为“论灵魂”。斯宾诺莎并无以“论灵魂”为题的著作或著作章节，此段实引自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中的《论上帝》一节。

(2)在这种情况下，能推动群山的已不再是信仰，而是代数。——原注

(3)见斯宾诺莎。——原注
译注：此段引文见《伦理学》第一部第17节。

(4)毫无疑问，将牛顿定律用于可触对象，这是一个非常的举动，那些对象的数目还会与日俱增的。但不应忘记，重力坠落定律是由伽利略建立的，天体运动定律则是由开普勒建立的。属于牛顿的不过是一个幸运的灵感——将这两个定律结合为一体。然而，与这一光荣的发现相关的一切却是非常重要的。曾有一个几何学家深感惋惜，说牛顿在工作时运用过的公式，有一些还不为我们所知，这样的惋惜是毫不奇怪的。当然，若能寻得天才的这些护身符，科学当能获益颇丰。但是，能否真的认为，牛顿天才的所有秘密、他所有的才能，就都包含在他的一些数学手法之中呢？难道我们不清楚，在这一崇高的智慧中还具有某种比计算能力更高的东西吗？试问，一个无神的理性中可曾出现诸如此类的思想？如此巨大的真理可曾给予一个无信仰的灵魂？能够想象吗，在牛顿从灾病流行、人烟稀少的伦敦逃向剑桥时，物质定律映亮了他的大脑，遮蔽自然的帷幕开启了，这时，他虔诚的心灵中所充盈着的仅仅是一些数字吗？今天还有一些人，一想到牛顿曾注释《启示录》，便忍不住要露出怜悯的微笑，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些人不明白，那些构成全人类之骄傲的伟大发现，只能由那样一个牛顿来完成，他是一个非常恭顺的、却又包容一切的天才，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却又强大有力的天才，而绝不是那些人所想看到的那样，是一个高傲的人。我再重复一遍：可曾见到，一个冷漠宗教的人，更不用说一个否定上帝的人，能像牛顿一样，使科学跨越其已被划定的界限？——原注
译注：作者此处有误，牛顿为躲避瘟疫不是逃进了剑桥，而是逃离了剑桥。

(5)于18世纪60-80年代出现在苏格兰的几所大学中，在与休谟的怀疑论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论战中产生，承认最高精神世界的存在，又称常识学派，代表人物有李德、奥斯瓦尔多、毕蒂、斯图尔特等。

(6)约夫（？—1607），1589年起的首任全俄牧首，1605年被逐。据俄编者注，恰达耶夫此处引文与约夫原话有出入，约夫的原话为：“可空洞的人却爱卖弄聪明，虽说人生来本像一头小野驴。”

(7)引自《创世记》。

第五封信

Much of the soul they talk，but all awry．

Milton⁽¹⁾

您看到了，这一切又将我们领至一个绝对的定理：人的理性不能将规律给予它自身，因为这一理性无力将规律强加于任何其他被创造出来的物。精神自然的规律和物质自然的规律一样，事先就被明示给了我们：如果说，我们看到的后一个规律是现成的，那么，我们便没有丝毫根据可以认为，前一个规律是另一种样子的。但是，精神规律的光芒源自遥远、未知的领域，就像那些运行于其他太空中的太阳，它们的光照虽然微弱，却仍能抵达我们，当那光照在我们面前闪烁的时候，我们应当睁开眼睛，接受这一光芒。您看到了，我们通过逻辑推论抵达了这一结论，这些逻辑推论揭示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间的某些混淆。学校的心理学，（虽然也）具有几乎同样的起点，但它却导致了不同的后果。它仅仅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了观察的方法，也就是那种最不适用于其研究对象的方法。它没有使一切达到真正的统一，却混淆了本应永远分离的东西，它没有找到规律，却找到了混乱。是的，毫无疑问，万物之中存在着绝对的统一：这也正是我们努力试图证明的东西；我再补充一点，任何一种健康哲学的基本信仰也就在于此。但是，这是一种客观的统一，完全独立于我们所能意识到的现实；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向伟大的一切投去了特殊的光芒；它造就了因果的逻辑，但它与泛神论毫无共同之处，当今大多数哲学家都信奉泛神论，这是一种悲伤的学说，它如今给所有的哲学流派都抹上了一层荒谬的色彩，使所有现代体系都成为同一种体系，而无论这些体系怎样发誓要忠于唯灵论，要完全像诉诸物质层面的事实那样诉诸精神层面的事实。

智慧就其天性而言倾向于统一，但是，不幸的是，人们暂时还不明白，什么是事物真正的统一。为了理解这一点，只要去看一看大多数思想者是如何理解灵魂之不朽的，便足够了。永远活着的上帝，和像他一样永远活着的灵魂，一个绝对的无限和另一个与之相邻的绝对的无限——这难道是可能的吗？绝对的无限不就是绝对的完善吗？两个永恒的存在、两个完善的存在怎么能够毗邻而立呢？问题是这样的。在由意识和物质两部分组成的存在中，没有任何逻辑根据可以使人预测到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同时毁灭，因此，人的大脑便会很自然地想到，其中的一个部分会比另一个部分活得更久些。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多探讨探讨。在我称之为死亡的那一瞬间之后，在与我有意识的存在毫无共同之处、纯粹为自然现象的那一瞬间之后，就算我还能再活上一万年，可离不朽的距离仍然很远。像人的所有本能的观念一样，灵魂不朽的观念起先也是朴素的、理智的；但是，这一观念后来却陷入了非常迷蒙的东方土壤，在那里变得超越了限度，最终成了一种渎神的教条，在这个教条中，造物和造物主被混为一谈，将这两者永远划分开来的界限被擦去了，精神受到了无止境的未来的重压，一切都混淆了，混乱了。然后，这一观念又与从泛神论者那里承袭来的诸多观念一起，进入了基督教，它在这一新的力量中找到了可靠的支点，借此便可完全地使人的心灵服从于它了。与此同时，众所周知，基督教将不朽视为对绝对神圣之生活的一种奖赏，因此，如果说你还不得不去努力赢得这一永恒生活的话，那么，你显然是无法事先就拥有它的；作为完善生活的奖赏，它怎么可能成为罪孽生活的结果呢？这真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虽说人类的精神受到了最崇高的光源的照耀，但它还是无力掌握完整的真理，并常常摇摆于真理和谬误之间。

应当说，任何一种哲学根据需要都被囿于一个没有结果的命定之圈。在精神领域，它起先要为自己规定一个规律，然后便开始服从这个规律，既不知道该怎样服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在形而上学领域，它总是事先就建立某种开端，然后，由它所造就的整个物质世界便根据它的意志从这一开端中流出。这，就是永恒的petitio principii⁽²⁾，而且，这一错误还是不可避免的：否则，理性对于这一问题的所有参与，显然都将趋向于零。

例如，当今最积极、最严谨的哲学就是这样行事的。⁽³⁾起先，它建立了这样的事实，称我们的理性就是认知的工具，因此，首先就必须让理性学会认知；它强调指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以合适的方式运用那一工具。接下来，这一哲学又竭尽全力地排除、拆卸理性。然而，它是借助什么来进行这一必不可少的先导工作、这一意识的解剖学的呢？不正是要借助这一理性本身吗？这样一来，那一在它最初的、主要的手术中必须使用的工具，如它自己所坦白的那样，它还不能掌握，那么，它又如何能抵达未知的认知呢？这一点无法理解。但这还不是一切。比起所有先前的哲学体系来，这一哲学更加自信，它认为，对待理性就应该像对待外在的对象一样。以那您用来打量（外部）世界的那同样一只眼睛，您就能看到自身的存在：正比如，您将世界摆在自己的面前，您也可以将您自身摆在自己的面前，您可以像对世界进行思考和实验那样，也对您的自身进行思考和实验。自然和理性所共用的混淆规律，使您可以一视同仁地面对自然和理性。以一系列物质层面相混淆的现象为基础，您就可以作出关于普遍现象的结论，那么在精神层面，是什么妨碍您从一系列一致的事实中归结出一个普遍的事实呢？您有能力事先预见到一个物理的事实，带着同样的自信，您也能预见到一个精神的事实；在心理学中，也可以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大胆地前进。这就是经验论哲学。幸运的是，这一哲学在当今只是某些顽固地行走在老路上的落后人士们的领地。

但是，光芒已经穿透了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哲学的所有运动，甚至包括那非常宽容忍让、似乎只想着自我取消的折中主义在内，都在争先恐后地欲使我们返回更可靠的道路。在当代的各种思想潮流中，有（一个）流派需要特别予以关注。这是一种纤细的柏拉图主义，是深刻的、幻想的德意志的一个新产物；⁽⁴⁾这是一种充满着崇高的沉思诗歌的先验唯心主义，它已经动摇了各种哲学偏见之陈旧大厦的基础。但是，这一（新的）流派目前尚且置身于一个只有空气吹拂的空灵的高处。它仿佛在透明的空气中飘忽不定，时而闪烁出某种轻盈、温柔的反光，时而又消失在朦胧或昏暗之中，甚至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幻象，那样的幻象经常出现在南方的天空中，但一个瞬间之后便消失了，没有在空中和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我们将希望，这一出色、伟大的思想能尽快地降临于有人居住的空间：我们将满怀最热烈的共鸣来欢迎这一思想。而此时，我们则要让它沿着它弯弯曲曲的道路前进，而我们自己却要走那我们应走的、较为可靠的路。

这样一来，如果像我们所确信的那样，无论是精神世界中的运动，还是物理世界中的运动，都是最初的推力之后果，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两种运动接下来都要服从于同一种规律，因此，精神生活的所有现象都可以类比地引出？这就是说，在自然界中，物体的碰撞是传导给物质的这一最初推力的继续，同样，意识的碰撞也在继续着精神的运动；在自然界中，每一事物都与它之前、之后的所有事物相关联，同样，每一个单个的人也是与所有的人、与他之前和之后的所有人类思想相关联的：自然是统一的，同样，用帕斯卡的话来说，人类的继往开来，就是一个永恒存在着的人。⁽⁵⁾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在数世纪间完成的意识工作的参与者。最后，物质元素或原子的某种建设性的、无休止的工作，亦即物理存在的再生产，构成了物质的自然，同样，精神元素或思想的诸如此类的工作，亦即灵魂的再生产，构成了精神的自然；如果我将所有可触的物质视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也同样应该将所有的意识当成一个统一的意识来看待。

毫无疑问，灵魂教育的主要杠杆就是词：离开词，无论是个人身上的意识起源，还是人类的意识发展，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若要唤起全球意识的伟大现象，仅靠词还是不够的，词远非人际交往的唯一手段，因此，词也完全无法包容世界上所有的精神工作。数千条隐蔽的线索将一个智性生物的思想与另一位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我们那些最隐秘的思想找到了表露出来的万能手段；那些散落的思想相互交叉，融为一体，从一个意识转移到另一个意识，开花结果，最后，便诞生出了统一的意识。有时，一个出现的思想似不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丝毫的影响；而与此同时，运动却开始了，推力却发生了；一个思想会及时地找到另一个有亲缘关系的、被它惊动的思想，触及那一思想，这时，您就能看到这一思想的再生及其在意识世界中惊人的作用。您知道这样一个物理实验：把数个小球挂成一列，推动第一个球，最后一个球便会跳开，而中间的那些球却保持静止状态。思想经过人的脑袋，也是这样进行传导的。⁽⁶⁾有多少伟大、出色的思想来自那方，控制了无数的大众和一代又一代人。有多少崇高的真理在我们中间活跃着，闪烁着，起着统治作用，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庄严的力量或闪亮的明灯来自何处，同样不清楚，它们是怎样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西塞罗曾说：“自然如此塑造了人的面貌，让人表达出深藏于内心的情感：无论我们的内心情感是怎样的，我们的眼睛永远会将其表露无遗。”⁽⁷⁾这话完全正确：在有理性的生物身上，一切均可传导出他隐在的思想；一个人能完全被亲近的人所了解，意识也就这样诞生了。因为，意识的出现所循的途径与其余的一切所循的途径毫无二致。这里的诞生也与其余的任何一种诞生一模一样。无论其天性如何，在每一种生产中起作用的都是同样一种规律：一切都是通过事物的关联或融汇而产生的，独立于其他的每一种力量，每一种权力，都是要起作用的。需要注意的仅仅是，诞生这一事实本身可能是在我们的直接观察之外进行的。在物理世界中，您会观察到各种不同的自然力的作用，如引力、同化、亲合等等，但归根结底，您仍能看到那难以觉察的事实，看到那给出物理生命的行为本身，同样，在精神世界中，我们也能清晰地分辨出由各种不同的人类力量所导致的结果，但是最终，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些脱离我们直接认识的东西，是精神生命传导的事实本身。

什么是世界的意识，那与世界的物质相适应的世界意识，那精神现象一如在物质性中流淌的物理现象那样在其间流淌着的世界意识？这不是别的，就是那存在于人的记忆之中的所有思想的总和。一个思想要想成为人类的财富，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世代；换句话说，一个思想只有以传统的身份才能成为普遍理性的财富。但是，这里所谈的绝不是由历史和科学传达给人类智慧的那些传统：这些传统只构成了世界记忆的一个部分。还具有很多那样的传统，它们从未在群众集会上被宣布过，从未被行吟诗人们所歌颂过，从未被镌刻在圆柱上、抄录在文献中；它们产生的时间也从未被计算过，它们被归结为天体的运动；批评从未将它们置于其公正的天平；是一只无形的手将它们置入内心深处，是母亲的第一次微笑、父亲的第一次温存将它们传导进新生儿的心灵。这便是全能的记忆，其中聚集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经验：每一个人都像接受空气一样地接受着它们。就在这一范围之中，完成着所有的意识奇迹。诚然，这一世世代代聚集起的经验并不能完整地抵达人类的每一分子；但是，它毕竟构成了宇宙的精神实质，它在人类的血管中涌动，它体现在人类躯体的构造中，最后，它还是其他一些更隐秘的传统的继续，那些传统没有扎根于大地，但它们却构成了所有社会的起点：毋庸置疑，在每一个部族中，无论该部族与世界的基本走向相差多远，都总是能找到一些明确程度不等的关于崇高存在、关于善恶、关于正义和不正义的概念，没有这些概念，部族的存在就是不可能的，就像不能缺少部族脚下土地的简单物产、不能缺少给部族以栖身之地的树木一样。这些概念自何处而来？无人知道；是传说，这就是全部的答案；欲追溯它们的起源，是不可能的：孩子们是从父亲和母亲那儿得到这些概念的——这便是它们整部的家谱。然后，从这些始初的概念处开始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又聚集起经验，建立起科学，就在这一无形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人类的精神。就是这样，通过对现实的观察，我们接近了推论引我们去的地方，接近了最初的推力，没有这样的推力，如我们所证明的那样，自然界中就不会出现任何的运动，无论是在此处还是在彼处，都需要这样的推力。

请问，您能想象一个有意识的生物却不具任何思想吗？您能在一个人的身上事先看到尚未起作用的理性吗？您能在一个孩子的出生见证人将一些东西教给他之前，看清这个孩子脑袋中装有什么吗？有人在林中野兽处找到了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已养成了野兽的习性；后来，这些孩子又恢复了他们的智慧能力；但是，这些孩子却摆脱不掉他们最初的生活时光了。一个最强大动物的幼崽，若在出生后立即被母兽所弃，不可避免地会死去；而人，这动物中最弱小的生物，在六到七个月的时间里都需要乳房的哺乳，在其出生后的数天里，他甚至连颅骨都还没有长硬，若是离开母亲的怀抱，他又怎能度过其生命最初的时光呢？这就是说，这些孩子在与父母分离之前，已经接受到了精神的种子。我敢担保，在他的眼睛刚刚望向世界的时候，如果他一次也没有感受到其同类的目光，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同类的声音，就在这样的背离中一直生长到有意识的年龄，那么，他与那被自然科学家归为一类的其他哺乳动物就不会有任何区别。称每一个人都像动物一样是其自然的首创者，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假说更无意义呢？然而，正是这一假说构成了所有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人们假设，这一微小的、无形的、还通过脐带与母亲的子宫相连的生物，是理性的赐予。但是，这一假设的道理何在呢？难道根据他身上可以感觉到的电波动，您就能确定上天给他的赐予？还是在他无意义的视线、他的眼泪和刺耳的叫喊声中，您已经辨认出了一个按上帝的面貌被创造出来的生物？试问，有某种思想，它不源于由母亲、抚养者或其他什么人在他生命的最初时光置入其脑的概念圈子，他具有这一思想吗？第一个人不是一个哭喊的孩子，他是一个成熟的人，因此，他完全有可能与上帝同形，自然，他曾与他同形：但是，不言而喻，人的胚胎是绝无神形的。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能够可以无止境地受教育，这一点构成了人之真正的自然天性，这也正是人较之于所有造物的优越之处。但是，为了使人能够向上抵达理性生物的属性，还必须让他的额头受到最高理性的照耀。在造人的那一天，上帝曾与人作过交谈，人也倾听了他，理解了他：这便是人类理性真正的起源；心理学永远也找不出比这更深刻的解释来。后来，人部分地丧失了接受上帝声音的能力，这是他被赐予的无限自由之自然的后果。但是，他没有丧失关于上帝之最初话语的记忆，那些话语还回荡在他的耳中。正是这上帝说给第一个人的第一句话，代代相传，惊动了摇篮中的人，并将人带进了意识的世界，将人变成了能思考的生物。为了将人从虚无中解救出来，上帝此时又在运用同样的手段，以创造出一种新的能思考的生物。因此，上帝常常通过人的同类来诉诸人。

这样一来，那一称人是带着现成的理性来到世上的观点，如您所见，无论是在现实经验中还是在抽象推论中，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崇高元素之不断、直接作用的伟大规律，在人的一般生活中反复出现，就像人在整个创造中的实现一样。那儿，是数量中所包含着的力量，这里，则是传统中所包含着的原则；但在两种情况下，重复的都是同一种东西：对生命的外在作用，无论这一作用是怎样的，它都起先是瞬间的，然后，就是长久的、不断的了。

无论怎样囿于自我，无论怎样探究心灵的深处，我们在那里永远也找不到任何东西，除了我们从大地上的先驱处承袭来的思想。这一领悟，无论怎样去分化它，肢解它，它永远是从第一个人直至我们的每一代人的领悟；而且，当我们在思考我们智慧的能力时，我们只是在效果不一地利用这一世界的理性，以便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观察，那一部分被我们视为我们个人存在的继续。灵魂的不同属性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一种观念，我们在自己大脑中发现的这一观念是现成的，但我们却不明白它是怎样出现在大脑之中的，而这一观念本身也会引发另一个观念。但是，据您看来，那第一个观念，如果不是来自我们置身其中的那一观念的海洋，又是来自我们体内的何处呢？失去了与其他意识的联系，我们（静静地）拔着草，而不去评判自己的天性。一个人的思想就是人类的思想，如果不统一这一点，就无法弄懂，什么是思想。像被创造的宇宙中所有其余的部分一样，在意识的世界中，仅凭完全孤立存在的事物是理解不了任何东西的。最后，在最高的或客观的现实中，人的理性实际上只是上帝思想经常不断的再现，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人在时间中的理性，或曰主观的理性，显而易见，就是他自己仰仗自由意志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当然，学校的智慧是算不清这一点的：对于学校的智慧来说，只存在着一种理性；对于它来说，这个人与他自造物主之手出世时的模样毫无二致；（虽然）他被创造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他不会去滥用他的自由；无论他怎样任性，他都像那些没有灵性的对象一样，仍是始终不渝的，服从于那一恒久的力；数不胜数的迷误，他那些最愚蠢的偏见，他使自己受到玷污的罪孽——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在他的灵魂中留下任何痕迹。他还是那个他，和上帝赋予他灵气的那一天一模一样，他还是那样纯洁，那样无瑕，和他年轻的天性还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时一模一样；对于学校的智慧来说，人永远是同一个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样子，恰恰是我们应该具有的那样；这一大堆不充分的、幻想的、不协调的思想，我们就称之为人类理性，据学校智慧的意见，这些思想就是纯洁的理性，是源自上帝的上天的光芒；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它，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及它。人类的智慧就是这样推论的。

然而，人的智慧永远能感觉到一种需求，要依据理想的样板重造自我。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它所做的，仅仅是在塑造这一样板，这一样板常常从它那里滑开，他便长期不断地为这一样板而劳作；这也就构成了古代的一桩伟大任务。在那一时代，人不由自主地注定会在自己身上寻找样板。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已经具有了基督教传授出的崇高教诲，可哲学家还顽固地逗留在古代世界囿于其间的那个圈子里，不去设法在人的自然之外寻找完善理性的样板，比如，他想不到去面向那崇高的学说，那学说是以在人间保持世界之最古老的传统为其使命的，他想不到去面向那本惊人的书，那本书非常清楚地带有绝对理性的标记，而这一理性，正是他一直在寻找却不可能找到的理性。只要您怀着真诚的信仰想一想那由神启所揭示的学说，那不可分割地统领在这一学说中的精神完善之壮丽的体现，就会令您吃惊，您会发现，您在那里所遇见的所有杰出智慧，仅仅是一个广大理性的组成部分，这一广大理性充满、穿透了世界，在那一世界中，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您会感到，那儿的一切都在趋向对那一理性之天性的理解，那一理性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条件，那一理性（正是）人所从不具有的，人丧失了它，也永远不能重新获得它，我们在基督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理性。您会看出，在这个问题上，哲学上的唯灵论与其相对立的体系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无论我们是承认人类的智力为一空洞之处，认为“感觉中若先是无物，则大脑中即无任何之物”这一感觉论者的古老公式，还是去假定，理性在以其具有的力量起着作用，跟着笛卡儿重复一句“我思故我在”，其结果都是一回事，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诉诸的都将是同一种理性，即我们此时正在自己身上寻找的理性，而不是在始初赋予我们的那一理性；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将完全不是真正的精神元素，而是一种被人的任性所歪曲、损坏了的元素。

然而，在所有已知的体系中，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体系，毫无疑问，是这样一种体系，为了清晰地理解智慧现象，它努力去认真地建立一种完全抽象的理性，一种进行着绝对思考的存在，与此同时，它却不是自精神元素的源头出发的。然而，这一体系用来塑造其样板的素材，就是当今状态下的人，因此，他为我们所揭示出的，仍旧是人工的理性，而不是始初的理性。这一哲学的创造者，一位深刻的思想家⁽⁸⁾，他没有看到，一切问题仅在于，要看到这样一种理性，它只有着一个意志追求：获得那至高无上的理性，并使其起作用，但是，这一理性，其运动属性（mode）就在于对规律的绝对服从，像所有的存在物一样，它全部的力量都在趋向一个无止境的追求，即与那另一个理性相融合。如果他以此为自己的出发点，他自然能走近真正的纯粹理性的观念，因为，这一理性就是绝对理性的朴素反映，对这一理性的分析无疑会使他得出非常重要的结果，此外，他也不会陷入那荒谬的学说，谈起人的理性之自律，谈起某种绝对规律，那种规律处于我们的理性之中，并赋予我们的理性以升华至充分完善的能力，最后，另外一种更为自信的哲学⁽⁹⁾，全能的人的我的哲学，其存在与他并无关系。

但是，还是应当给他以应有的评价：他的创举就是在今天仍值得我们表示出各种各样的尊敬。我们应将当今所有健康的思想，都归结于那一流派，他以这一流派丰富了哲学的知识；我们自己，也仅仅是他的思想的逻辑结果。他以一只确信无误的手为人类理性奠定了界限；他表明了，这一理性必须接受两个最深刻的信念，它们就是：上帝的存在及自己无限的生活，但他却没有证明这两个信念的可能性；他教导我们，说存在着一个最高逻辑，它不适合于我们的尺度，它独立于我们的意志，统领着我们，另外，存在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不同，与此同时，它又与我们辗转其中的世界同时存在，我们的理性在担心陷入虚无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这一世界，最后，正是由此，我们应当汲取我们所有的意识，以便之后将它们用于现实的世界。归根结底，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他仅仅被赋予了修建哲学新道路的使命，如果说，他为人类的精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也仅仅在于，他迫使人类精神作了向后的转向。

我们此时所进行的探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无论世界上有多少观念，它们都是一定量的传统概念的结果，这些概念很少成为单个理性的财产，就像自然界的力量很少成为人体的属性一样。柏拉图的原型，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康德的apriori⁽¹⁰⁾，所有这些不同的思想，都会被所有深刻的思想家们视为先知式的灵魂显现，是先于所有经验知识和所有独立的智慧作用的，所有这些始初存在的理性胚胎，都归结为这样一些观念，它们被从意识传导给我们，这些意识又在我们之前抵达了生命，并负有使命，要将我们引向我们的个人存在。没有接受到这些结果，人就可能仅仅是一些两腿或两手的哺乳动物，而无论其额角是否近乎于直角，无论其脑颅的尺寸有多大，无论其躯体是否处于直立状态，等等。在人被创造的那一天，有一只手神奇地将一些观念装入了第一个人的意识，就是这只手，引导天体旋转在椭圆形的轨道上，就是这只手，给了有机体以生命，而正是那些观念，将理性所具有的运动传导给了理性，将人推向了那个他将在其中奔走的巨大圆圈。这些观念是通过灵魂的相互触及而产生的，是在隐秘因素的作用下出现的，那一隐秘因素在被创造的意识中保持着最高意识的作用，这些观念支撑着精神自然的生命，就像同类交往和类似因素在支撑着物质自然的生命一样。最初的作用就这样在所有的地方继续着；它就这样形成了某种预见，这一预见是常在的、直接的，它在对所有的存在产生着作用。

这一结论既已作出，那么我们还应当探讨什么，就很清楚了：我们只需要去追踪一下人类历史中这些传统的运动，便可以弄清，那一最初被置入人的内心的观念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是在何处得到完整而纯洁的保持的。

【注释】

(1)英文：“他们过多地谈论灵魂，却全是歪曲的。——弥尔顿”引自弥尔顿的《失乐园》。

(2)拉丁文，意为“逻辑错误”。

(3)指苏格兰学派。

(4)指谢林的哲学。

(5)语出法国哲学家帕斯卡（1623—1662）的《空洞论导言》。

(6)众所周知，笛卡儿关于上帝存在的著名论证，源自生活于11世纪的安瑟勒姆。在笛卡儿出现之前，在他将这一论证引入哲学之前，这一论证在人类意识的某一角落中被埋没了将近500年。——原注
译注：坎特伯雷的安瑟勒姆（1033—1109），英国中世纪的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派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从上帝这一概念本身推论出上帝的存在，认为信仰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他说：“为了理解我去信仰。”笛卡儿发展了安瑟勒姆的思想，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无限实体”，它是包括“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在内的“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原因。

(7)语出西塞罗的《论法律》第一卷第9章。

(8)指康德。

(9)指费希特的哲学。

(10)拉丁文，意为“先验”。

第六封信

可以说，在意大利，随后是在其他基督教国家中，在动荡、内战、缔约、罪孽和疯狂等发生时，仍能看到有许多的人在各种有益、愉快艺术的舞台上劳作；而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国家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一现象。

伏尔泰：《风俗论》

夫人：

在我的前几封信中，您已经看到，去正确地理解许多世纪间思想的发展是多么地重要；但是，您还应该在其中找到另一个思想：只要体验到了这一基本观念，认为人的精神中没有任何别的真理，而只有上帝在将人领出虚无时用他的手装入人内心的那一真理，便不可能再向通俗的历史那样去观察许多世纪的运动了。这样一来便清楚了，某种预见或某种绝对智慧的理性不仅在左右着现象的进程，而且还对人的精神产生着直接、持续的影响。事实上，如果说，人的理性为了开始运动，必须首先获得一个来自外部的推力，如果说，人最初的观念和最初的知识只能是最高理性神奇的授予，那么，能否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一塑造了他的力量，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能始终保持它最初的那种作用呢？

然而，关于理性生物的历史生命及其进程的概念，对于您来说应该是绝不陌生的，如果您完全掌握了我们事先约定的那些观念。您看到了，纯形而上学的推论无条件地证明了对于人的精神的外在作用的连续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跑向形而上学的需要也没有了；结论自身就是无可辩驳的，去推翻它，就意味着推翻引出这一结论的那些前提。然而，如果对精神世界中上帝理性的这一持续作用的特性作一番思考，就一定会看到，这一作用不仅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是与其最初的动机相同的，而且它最终还会使人的理性保持完全的自由，发展其所有的能动性。因此，存在着这样一个民族，上帝最初授意的传统在这一民族深处的保持，要比在其他人中间更为纯洁，时而会出现这样一些人，精神存在那最初的事实会在他们身上得以恢复，这样的事情是毫不令人惊奇的。除去这一民族，除去这些被精选出的人，您就不得不承认，在所有的民族那里，在世界历史的所有时代，在每个个人的身上，上帝思想的呈现都同样地丰富、同样地生动，自然，这也就意味着对精神领域所有个性和所有自由的否定，换句话说，就是对存在的否定。显而易见，个性和自由的存在，是以不同的智慧、精神力量和认识的存在为前提的。那种对最初的授意极度的恭敬，或是对最初被置入人的精神之中的那一真理尤为广泛的接受，均被我们归结到了少数人物、某一民族和专门负有保持这一宝物的个别智慧的身上，我们所肯定的只是一个精神事实，与此相似的是经常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另一个事实，即一些民族或个人拥有着某些特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正是另一些民族或个人所丧失的。

在人类的其余部分，这些传说同样被保持着，其纯洁程度视每一民族的状态而有所差异，只有在由外在理性于人的大脑中催生出的这些强大真理之光芒的照耀下，人才能在每一个地方沿着事先为他划定的道路前行；但是，那光芒的源泉在大地上却只有一个。诚然，这颗巨星并不发光，就像人类的知识那样；它并不将欺骗的反光远远地投向四周；集中于一点，既是发光的又是无形的，像世界上所有伟大的秘密一样，既是燃烧的又是隐在的，像生命的火焰一样，它一直在照耀着，这是一种非言语所能描述的光芒，一切都在趋向这一共同的中心，与此同时，一切又都仿佛在闪烁着自己的光芒，在趋向相互对立的目标。⁽¹⁾但是，当精神世界的巨大灾难降临时，由人所造就的所有空洞的力量，转眼之间都将消失，在覆盖一切的大火中，只有永恒真理的圣殿能幸免于难。只有这样，历史的宗教统一才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一观念才能升华为真正的历史哲学，在这一哲学中，理性的生物和其他所有的创造物一样，都是对普遍规律的服从。我非常希望您，夫人，能够掌握关于历史现象的这一抽象的、深刻的观点；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上帝意志的静观一样，更能扩展我们的思想，纯洁我们的灵魂，这上帝的意志统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它在将人类引向其终极目标。

但是，我们首先要努力得出一个历史的哲学，它能使光芒溢满人类记忆的无垠领域，对于我们来说，这光芒应当成为未来的霞光。对历史的这一预备性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将是有益的，因为它能自动地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体系，如果有什么东西注定要阻碍我们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至少可以因为这一体系而感到满足。此外，请您别忘了，我并不是从讲坛的高度向您介绍这些思考的，这些书信也仅仅是我们那些被打断的交谈之继续，那些交谈曾使我获得了许多愉快的时光，那些交谈，我再重复一遍，在我需要它们的日子里，是给我的真正的慰藉。因此，这一次，您别期望从我这里得到比平日里更多的教导，您自己也要像惯常那样，用您自己的猜测来弥补这份笔记中所有不充分的地方。

毫无疑问，您已经看到了，人类精神的当代潮流，在怂恿人类精神将各种知识都换上历史的形式。对历史思想的哲学基础作一番思考，就不能不承认，与它迄今为止一直所处的地位相比，它如今正在被呼唤去攀登一个无比巨大的高度；可以说，智慧如今只是在历史的范围中才能自由自在地感觉到自我，它每一分钟都在竭力依赖过去，它对自身中重新出现的力量非常珍重，但要透过其记忆、透过对所走过道路的理解和对数世纪中左右其运动的那些因素的认识，才能理解这些新的力量。这一为科学所接受的潮流，自然是非常有益的。是该意识到了，人的理性并不局限于它在狭隘的现在所汲取到的那一种力，在它之中还有另一种力，这种力将逝去的时间和神赐的时间融为一种思想，构成了人的理性的真正实质，并将人的理性领向其真正的能动范畴。

但是，夫人，您不觉得叙述的历史还不够充分吗？因为，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这一历史只能包含人的记忆中所持有的东西，而人的记忆并不能持有所发生的一切。这样一来，显而易见，当今的历史观念并不能满足于理性。尽管有那些有益的批评工作，尽管有各门自然科学在近期的竭力相助，如您所见，这一历史开始既没有达到统一，也无法达到那一精神教导的高度，而关于左右时代更替之普遍规律的清晰概念，无疑要传导出那样的精神教导。人类的精神永远追求这一伟大的目标，专注于对逝去的一切之意义的思考；但是，那种具有各种历史分析方式的表面教益，平庸哲学的这些训诫，万能美德的这些范例（这一美德似乎能把自己展现在尘世那喧闹的市场上），历史这一卑鄙的教益（这一教益从未创造出一个纯洁的人，却将许多人变成了恶棍和疯子，在无止境的重复中导演着可怜的世界喜剧）——所有这些，都使理性离开了那些真正的教导，理性本该从人类的传说中去汲取这些教导。当基督教精神还在科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那一尽管表述不佳、却很深刻的思想，也将神圣灵感的知识传播进了这一领域，那一思想自身也是这一灵感的产物；但是，在那一时代，历史的批评还很不完善，人类记忆对许多事实、尤其是原始部落之历史事实的保存，都是歪曲的，宗教的光芒还无法驱散这一深重的黑暗，历史的研究虽然已为至高的光芒所映亮，却仍在摸索中前行。如今，对历史事件唯理论的研究方法，也许会带来无与伦比的丰硕结果。世纪的理性需要全新的历史哲学，这一哲学与如今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应很不相同，就像当代天文学那些精确的发现与喜帕恰斯⁽²⁾和其他古代天文学家借助日晷进行的观察很不相同一样。需要指出的只是，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一切，但早在摩西和希罗多德的时代，可以被用来预感到一切的事实，却已绰绰有余了。因此，无论积累起了多少事实，它们也永远无法赢得充分的可信，只有将这些事实进行分组、理解和分配，才能使我们得到那种充分的可信；就比如，那一促使开普勒发现了天体运行规律的数世纪积累起的经验，并不会自动地在他的面前揭示出自然的普遍规律，众所周知，开普勒的这一发现还需要虔诚思想的某种超自然的映照。

首先，由徒劳的教导所堆砌起来的这些世纪和民族的对比有什么用处呢？这些语言、民族和观念的谱系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一种盲目的或固执的哲学，总能依靠它关于人类自然普遍一致的老理由来摆脱这些对比和谱系，以它所喜爱的关于人类精神自然发展的理论来解释时间那奇异的交织，人类精神的自然发展似乎没有显示出神圣天意的任何介入，是仅由人类精神自然自身的推力所完成的。众所周知，对于这一哲学来说，人类精神就像一个雪团，越滚越大。此外，它在各处都能看到自然的进步和完善，据它的意见，这些进步和完善属于人的自然天性，或者，它看到的就是一种无原因、无意义的运动。循着智慧的特性，打量着其各个不同的代表——无论是阴郁的、无望的，还是对酬报充满期望和信念的——这一哲学在人身上所见的要么仅仅是在阳光下无意义地忙碌着的蚊蚋，要么是仰仗其高尚天性而不断攀升的生物；但是，它在自己面前所见的永远只是一个人，别无它物。它自愿地使自己坠入了无知，它表现得似乎是理解物质世界的，但实际上，它理解的只是物质世界向智慧那无聊的好奇心、向感觉呈现出的东西。物质世界所不断倾泻出的光芒，却没有抵达这一哲学，最后，当这一哲学下定决心，去承认事物进程中的计划、意图和理性，要让人的理性去服从它们，并将由此产生的所有结果运用于普遍的精神世界，可这时，这一切对于哲学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无论是去寻找时代的联系，还是永恒地研究实在的材料，都将是毫无结果的。应当努力去做的，是去弄清伟大历史时代的精神意义；应当努力遵循实践理性的规律去准确地确定每一世纪的特征。

此外，若是更认真地作一番观察，我们将会看到，历史素材几乎已经被消耗完了，各民族几乎已道尽了他们所有的传说，如果说，某些遥远的时代还可以在某个时候得到更好的探究（但被用来进行这一探究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那种只会在民族古老的遗骸中刨挖的批评，而应是某些纯粹逻辑的手法），那么，至于那些字面意义上的事实，却已经被抽取殆尽；最后，我们时代的历史，除了思考之外已无事可做了。

既然我们认清了这一点，历史自然就应该步入哲学的共同体系，成为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很自然，会有许多东西脱离开历史，会有许多东西被让给了小说家和诗人们。但是，历史将会更多地显示出它迄今为止一直为迷雾所笼罩着的东西，它将在新的体系中占据首要的地位。这些事物并不仅仅由于文献才具有了真正的性质：从今以后，可信之标志也许要靠精神理性来赋予了，就像自然哲学的那些公理那样，它们虽然是通过经验和观察发现的，但只有几何学的理性才能将它们归结为公式和等式。比如，在我们看来，一个还很少被理解的时代就是这样的（而且，不是就其资料和文献的缺乏而言，而是就观念的不足而言的），在这一时代，所有的时代都汇合在一起，一切都在结束，一切又都在开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时代，人类全部的过去都在与它的未来相互融合着：我指的是基督教时代的最初时期。我毫不怀疑，将会到来这样一个时代，历史的思维将无力再脱离开这样的庄严场景：人的所有古老的伟大将毁灭，而他所有新的伟大正在诞生。前来接替、延续这一人类存在之重建时代的，是一个漫长的时期⁽³⁾，对于这一时期，哲学偏见和盲信不久前建立起了一种不真实的概念，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那浓密的黑暗中却隐藏着非常明亮的灯盏，在看似静止的思想中却保存着各种各样的力量；只是在历史研究采取了新的走向之后，人们才开始理解这一时期。

随后，一些伟岸的身影将步出包裹着他们的黑暗，如今，这些身影还淹没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之中，然而，就像那许多光荣的名字那样，它们曾被人们投以过多荒谬的或罪孽的敬重，却又总会陷入被遗忘的境地。顺便提一下，某些不为人的理性所理解、或为人的理性所鄙视的《圣经》人物，某些环绕着过多荣光的泛神论智者，如摩西和苏格拉底、大卫和马可·奥勒留⁽⁴⁾等，他们新的命运也都将是这样的。到那时，人们就将一劳永逸地体会到，摩西向人们指明了真正的上帝，而苏格拉底告诉给人们的则只是怯懦的怀疑，大卫是崇高的英雄主义的完善化身，而马可·奥勒留实际上则只是人为的崇高和虚荣的美德之有趣的范例。同样，人们回忆起内心深受折磨的卡图⁽⁵⁾，也仅仅是为了正确地评价那种宣扬疯狂美德的哲学⁽⁶⁾，评价人为自己所创建的那种可怜的崇高。在一系列光荣的泛神论人物中，我以为，伊壁鸠鲁的名字是可以摆脱那些针对它的偏见的，关于他的记忆将激起新的兴趣。同样，其他一些响亮的名字也将遇上新的命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名字将被人带着一定的厌恶提起，而穆罕默德的名字则将被人满怀深深的敬意提起。前者将被人们视为黑暗的天使，在许多世纪中，他一直在压抑人间一切善的力量；而后者则将被人们视为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他属于那样的人，他们最能促进上帝的智慧为拯救人类而制定的那一计划的完成。最后——该说吗？——荷马那伟大的名字也许也蒙着一层耻辱。柏拉图由于其宗教本能的驱使而对这一诲淫者作出的判决，⁽⁷⁾将得到人们的承认，不仅被作为其幻想式的行为之一，还被视为一个例证，以证明他能预见人类未来思想的惊人能力。这样的一天将要来临，在那一天，那个以可怕的方式鼓励人类堕落的有罪诱惑者的名字，将带着耻辱的色彩被人们忆起；总有一天，人们应该痛苦地悔过，悔过他们曾衷心地奉承过这一他们最深处情欲的纵容者，这个人为了让他们喜欢，亵渎了传说那神圣的真理，使人们的内心充满了肮脏。所有这些观念，至今才刚刚触及人类的思想，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毫无生机地静卧在几个独立智慧的深处，如今，这些观念将永远地在人类的精神感觉中占据自己的地位，并将成为健康意义的公理。

但是，这一意义上的历史之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在于，要在人类智慧的记忆中给退出世界舞台的各民族腾出相应的地盘，让命运的预感充满现存各民族的意识，这些民族负有实现这些命运的使命。每一个民族，在清晰地理解了其过去生活的不同时代之后，都可以赢得其真正意义上的现实存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其未来注定要经过的舞台。这样一来，在所有的民族那儿，都可能出现真正的民族意识，这一意识是由某些积极的观念、由那些以回忆为基础的显而易见的真理、由那些统治所有智慧并促使它们趋向同一目标的深刻信念所构成的。到那时，摆脱了迷误和偏执的民族性，就不再会像迄今为止的那样，只服务于人们的分离，而将要使各个民族相互融合，以便产生出一个和谐的全世界的结果，也许，我们将看到，各民族将在人类共同需求的正确意识中彼此挽起手来，这一需求已为每个民族所正确地理解了。

我知道，我们的智者们在期待着源自哲学智慧和普遍教育成就之间的这一融合；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各个民族虽然是一些复杂的存在，但它们实际上仍像单个的人那样，也是精神的存在，所以，同一种规律在同时左右着民族和个人的精神生活，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伟大的人类家族的活动，必须依赖于一种个人感觉，在这一感觉的作用下，各个人类家族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不同于其他人类的，才能意识到自己独立的存在和独特的需求；这一感觉是世界意识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可以说，它构成了集体的人类存在之个性的我；因此，在对未来幸福和无限完善的希望中，我们同样也无权分离出这些大的人类个性，以及构成这些大个性的那些小的人类个性，因此，需要无条件地接受一切，就像接受那些为了达到更完善的状态而事先被赋予的原则和方法一样。

这样一来，由哲学向我们揭示的这一世界主义的未来，恰恰就是一个嵌合体。应当首先造就出各民族的家庭道德，这一道德与它们的政治道德有所不同；应当首先让各民族学会像单个的人那样彼此理解、敬重，让它们知道自己的陋习和美德，让它们学会悔过它们犯下的错误，改正它们作下的恶，不要回避它们要走的善的道路。我们认为，这就是个体和群体真正完善的首要条件。只有领会了自己逝去的生活，个体和群体才能学会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有在对自己过去清楚的理解中，它们才能汲取到影响未来的力量。

您看到了，若对事情持这样的观点，历史批评便不仅仅是对空虚的好奇心的满足，而成了一个最崇高的法庭。它将对所有世纪的光荣和骄傲进行不可更改的审判；它将仔细检查所有的声望和每一种荣光；它将结束所有的历史偏见和虚伪的权威；它将竭尽全力去捣毁那些妨碍人类记忆的虚伪形象，以便让理性能看到其真正的过去，能从过去中得出某些关于现在的可信结论，并带着坚定的希望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在它面前敞开的无限空间。

我认为，到那时，一种巨大的荣光，希腊的荣光，也许会完全暗淡下去；我认为，这样的一天会到来，到那一天，精神思想怀着神圣的悲伤将在这一诱惑和错误的国度前止步，出自这个国度的欺骗天才，曾如此长久地在其余所有的地方散布诱惑和谎言；到那时，某位费纳隆⁽⁸⁾那颗纯洁的灵魂会怡然自得地陶醉于由最可怕的下流（人类曾陷入这样的下流）所派生出的情欲杜撰，这样的事情就已是不可能的了，一些强有力的智慧⁽⁹⁾再也不会让自己沉湎于柏拉图的情感训诫。相反，那些深刻的思想家，那些真正的思想英雄，在新社会的霞光中，他们一只手为新社会指明了前方的道路，同时用另一只手与濒死的多神教怪物战斗，这些宗教智慧那些古老的、几乎已被忘却的思想，以及那些受上帝之托保存上帝造人时之最初话语的智者们所具的神奇的天启，到那时将会得到非常惊人的、仿佛是意外的运用。也许，到那时，在某些被选中的智慧所获得的那些关于未来的神奇预见中，人们看到的主要是时代间无条件联系之深刻意识的表现，因此，他们会明白，这些预言实际上并非针对某一特定时代的，而是与所有的时代同样有关的旨意；此外，人们将发现，为了看到各个时代像那左右精神世界的永恒规律之每天每日的夺目显现一样，在循序渐进的社会阶段中不断实现，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就足够了；于是，神启所言的那些事实，对于我们来说，就会像那些席卷我们的事件本身一样，是清晰可触的。⁽¹⁰⁾

最后，我们认为，这便是这一认识下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在我们的体系中，这一教训向我们解释了作为解答人类之谜之关键的理性生物的世界性生活，归纳出了完整的历史哲学。不再以我们的自然机械完善的无意义体系、那种已为所有世纪的经验所彻底推翻的体系而自慰，我们也许会认识到，能自行其事的人，永远在行走着，但他所走的却是一条无止境地堕落的路，如果说，所有的民族都时而有过进步的时代，有过人的世界性生活中的清醒时刻，有过人的理性的崇高迸发，有过人的自然天性神奇的努力——这一切都不可否定——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一个社会整体上的经常不断的前进运动，事实上，只有在我们作为其成员的社会中，只有在那非人类之手创建的社会中，才能看见真正的上升运动，才能看到不断运动和稳固持久的有效原则。我们毫无疑义地接受古人的智慧在我们之前发现的一切，我们对这些知识加以利用，并借此对接了那条被野蛮时代所打断的伟大的时间链条；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各民族在走向它们如今所处的状态时，并无一个伟大的历史现象将古代世界和新的世界隔离开来，这一现象完全独立于所有先前发生的现象，独立于社会之中人类观念任何的自然延续性，独立于事物间任何必不可少的联系。

夫人，如果一个智者将目光投向过去，在超自然的力量向他指出了新的方向时，他便会看清世界真正的模样——放荡的，虚妄的，沾满着鲜血。这时，他就会承认，他曾为之赞叹不已的民族和几代人的进步，实际上只是把各民族和一代代人引向了无比深重的粗俗，比我们称之为野蛮的那些部族所处的境地还要粗俗；正是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古代世界之文明的不完善，他会毫无疑义地确信，古代世界的文明中没有任何稳固、永恒的东西。埃及深刻的智慧，伊奥尼亚迷人的美，罗马严谨的美德，亚历山大夺目的光芒，这一切与您何干？——他会这样问自己。世界上那些灿烂的文明，都同样地古老，它们是地球上所有的力量孕育而出的，它们被视为各种各样的荣光、伟大和大地的主宰，最后，它们是与曾统治过世界的最广泛的权力⁽¹¹⁾、

与全球性的帝国相联系的——您又如何能面向遗骸呢？如果那些天知道自何处而来的新民族，不愿参与这一长期的工作和这些理性的高傲努力，它们当会逐渐地毁灭这一切，倾覆这一壮丽的大厦，并在这大厦的废墟上插进犁铧，那么，这一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用处呢？人进行创造，难道就是为了在某一天看见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都变为灰烬吗？人积累起一切，难道就是为了在某一天丧失掉一切吗？人攀升得如此之高，难道就是为了更深地坠落吗？

但是，夫人，您别弄错了：并不是野蛮人毁灭了古代世界。这是一具腐朽的尸体；野蛮人不过是在风中扬起了它的灰烬。难道这些野蛮人不会更早地向古代社会展开攻击、至少动摇一下古代社会吗？但事实是，一直支撑着人类社会的那一生活原则，已经枯竭了；那一直决定着社会运动的物质需求，或者如您想说的那样，那一现实需求，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对人类的预备教育；而人类的精神，无论它怎样努力地想步出其尘世的范围，它仍只能偶尔攀上那社会存在之真正原则所在的崇高范围，因此，它无法将它的最终形式赋予社会。

我们过于长久地保持了这样一个习惯，即在世界上仅仅注意到一些单独的国家；因此，新社会较之于古代社会的巨大优越性，便仍未得到应有的评断。我们忽视了，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社会已构成了一个真正的联邦体系，而只有宗教改革运动⁽¹²⁾才中止了这一体系；在这一悲哀的事件之前，欧洲各民族均将自己视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躯体的组成部分，这一躯体在地理上被划分为若干国家，在精神上却构成了一个整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教会的规章，它们没有任何别的公法；在那时，战争被视为内讧；最后，这一世界为同一种特别的需求所鼓舞，为同一种追求所驱动。中世纪的历史——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同一个民族——基督教民族的历史。其主要的内容，构成了道德观念的发展；纯政治的事件在其中只占据次要的位置；上一世纪的哲学所十分憎恶的那些为观念而进行的战争，却恰恰证明了政治的次要。伏尔泰正确地指出，只有在基督徒那里，观点才会成为战争的起因；但是，不应该停留于此，还应该去探讨这一独特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只有使思想的元素具有完整的现实性，思想的王国才能在世界上立足。如果说，事物的状态如今似乎有所改变，那么，这正是分裂的结果，这一分裂破坏了思想的统一，与此同时，也毁灭了社会的统一；但是，事物的本质毫无疑问仍一如从前，欧洲仍是与基督教相吻合的，无论它在做什么，无论它在说什么。当然，欧洲再也回不到它青春年少的状态中去了，但是，还是不能怀疑，这样的一天将要来临，到那一天，那将各基督教民族分割开来的国界将再次消失，新的社会那一始初的原则将以新的形式、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再次显现出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信仰的对象；他不能怀疑这样的未来，就像他不能怀疑其信仰立足于其上的过去一样；然而，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智慧来说，这都是一个已被证明了的事物。这一天的到来，甚至会比预料得还要早，有谁知道呢？一件巨大的宗教工作目前正在一些大脑中进行；在科学、这一当今世纪最高女主宰的进程中，可以看到某种转折性的运动；灵魂充盈着庄严和专注；说不定，这些就是某些伟大的社会现象的先兆，这些现象将在理性中唤起民众共同的运动，这一共同运动将以健康思想的可信论据来取代如今这些信仰的期望？谢天谢地，宗教改革运动没有毁灭一切；谢天谢地，当灾难降临基督教世界的时候，面向永恒生活的社会已经完全建成了。

因此，不应该在某个单独的国家中研究新社会真正的特性，而应该在这个构成欧洲大家庭的巨大社会中进行研究；在这个大社会中，具有稳定和发展的真正因素，这一因素将新世界和古代世界区别开来；在这个大社会中，有着所有伟大的历史明灯。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新社会会遇到许多转折，但它却丝毫不会丧失自己的活力，而且，它的强大还将与日俱增，每一天，这个社会中都将诞生出新的力量。于是，我们看到，阿拉伯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不仅不能毁灭这一社会，恰恰相反，只会促进它的巩固。应该指出，在火药发明之前，最初有两个强盗民族攻打过欧洲，结果，绝不是枪炮使欧洲幸免于难的，而与此同时，古代世界两个保全至今的国家，却遭到了其中一个强盗民族的侵袭。⁽¹³⁾

罗马帝国衰弱的原因，通常被归结为风俗的败坏和由此导致的专制，然而，这一世界性的转折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罗马：当时，灭亡的并不是一个罗马，而是整个文明。法老时代的埃及，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拉吉德王朝的第二埃及，亚历山大的一直伸展至印度河的整个希腊，最后，是从此希腊化了的犹太教——在罗马民众之中，所有这一切都混杂在一起，融汇成了同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代表了太初有道以来所有的世代，它包含着人类迄今为止所发展起来的所有精神力量和智慧力量。因此，当时衰落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帝国，而是整个人类社会，这个社会毁灭了，却又在这一天重新建立了起来。如今，当欧洲控制了整个地球，当自海洋中浮现的新世界得到了欧洲的改造，当其余的人类部族都臣服于欧洲，只有在它的恩准下才能存在，这时，便不难看出，在旧的大厦倾塌、新的大厦在原地神奇地拔地而起的时候，大地上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在这里，自然的精神元素获得了新的规律、新的组织。古代世界的材料，当然还可以被用来建设新社会，因为至高的理性不会毁灭他亲手创造出来的东西，精神世界的物质基础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另一些人类的材料，那些全新的、新发掘出来的、没有被古代文明所触动的材料，被天意赐给了我们。北方各民族那有力、专注的智慧，与南方和东方的热情精神融为一体；仿佛，大地上所有的精神力量都显现了出来，并在这一天汇合在一起，以便给世代相袭的观念以生命，直到今天，这些观念的元素一直被埋藏在人类心灵最隐秘的深处。但是，无论是大厦的建筑设计，还是凝固这些不同材料的混凝土，都不是人类之手的产物：是真理的观念造就了这一切。这便是必须理解的一点，这便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事实，纯历史的思维即便运用人类思想所有已知的手段，也永远无法对这一事实作出令智慧满意的解释。这便是整个历史范畴所环绕着的那一轴心，借此，人类文明的整个事实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当然，这一时间的伟大，它与它之前之后所有事物之间紧密的、必不可少的联系，本身就已使它脱离了人类事务的寻常潮流，人类的事务是永远也摆脱不了某种任意、某种乖戾的；但是，这一时间对人类智慧的直接作用，这一时间迅速给予人类智慧的那些新的力量，它在人类智慧中迅速唤起的新的寻求，尤其是智慧之神奇的左右能力，这一能力是由他所缔造的，仰仗着他，人才开始在任何情况下都渴求真理、做能够理解真理的人——正是这一切，使这一历史时刻带上了的天意和至高理性的惊人印记。

您看：人类的思想打那之后多么不愿返回那些不再存在、无法存在、也不应存在的事物，它基本上永远是以此一时刻为对象的。您看：难道最高理性的意识没有完全进入新的精神层面吗？难道世界智慧中这一能吸引其余众者的部分，事实上不就出现在我们时代的第一天吗？我不知道，也许，那一将我们与古代世界隔开的界限，并不是所有的眼睛都能看清的，但是它却自然能为每一个这样的智慧所感觉到，这一智慧得到了道德情感的教育，能够明白，是什么将理性的各种元素分离开来，又是什么将它们连接为一体。请相信我，这样的时刻将会到来，发生在十五世纪的向泛神论的回归，曾被非常错误地称为科学的复兴，届时，这一回归在各个新民族中所留下的，将是这样的回忆，就像一个返回善之道路的人，在回忆其青年时代那荒诞、有罪的迷醉。

而且，您要看到，依靠这种特殊的光学骗局，古代使我们看上去像一个无尽的世纪序列，与此同时，新的时期却仿佛是从昨天才开始的。事实上，古代世界的历史，即便从希腊的佩拉斯吉人⁽¹⁴⁾的定居算起，在我们的时代之前的延续也不超过一个世纪，而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开始得还要晚。就在这样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古代世界中有多少国家灭亡了，然而，在各新民族的历史中，您所见的却只是地理界限各种各样的移动，而社会和各个民族却一直未被触动！我无须对您细说，诸如摩尔人被赶出西班牙、美洲部落的灭绝和鞑靼人在俄罗斯的统治的垮台这样的事实，就能证明我们的推论。同样，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也是一个例子，其衰落的回声已传到了我们的耳边，再次呈现出了一幅可怕灾难的场景，而这样可怕的灾难，基督教各民族还从未经受过；随后，就该轮到那些离我们的体系最为遥远的其他非基督教民族了。这就是真理之全能的作用：它会推开一些民族，却将另一些民族接受进自己的范围，它会无限地扩大，领我们接近那被预知的世代。

应该意识到，人们对现代文明所长期持有的冷漠是令人吃惊的。然而，您也清楚，要正确地理解现代文明，就意味着要同时去解决整个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历史哲学在其最广泛、最普遍的推论中，无论愿意是否，都不得不返回到这一文明上来。实际上，这一文明是否包含有所有逝去世纪的成果呢，未来的那些世纪是否也会成为这一文明的成果呢？问题在于，精神的存在完全是由时代所造就的，时代应该完成对精神存在的加工。在世界上传播的那些众多的观念，从未如此集中，像在当代社会中这样；在人存在的全过程中，他全部的能动性从未如此强烈地为一种观念所控制，像在我们今天一样。首先，我们无条件地继承了人们曾经说出或做出的一切；其次，我们观念的影响已遍及每一块地方；最后，在全世界如今只存在一种精神权力；因此，精神哲学的一切基本问题，都包含在关于现代文明的这一问题之中。但是，人们以为，既然他们高声地谈到了人走向自我完善的能力，谈到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并借此道出了一切，说明了一切，似乎人素来就能不知疲倦地向前进，永远不会停下来，永远不会走回头路，似乎在理性的发展过程中，永远不会有什么障碍或倒退，而永远只有完善和进步。如果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我刚刚向您谈起的那些民族，为什么在我们听说了它们之后就停步不前了呢？为什么亚洲各民族都陷入了因循守旧的状态呢？为了达到它们如今所处的状态，要知道，它们和我们一样，也曾作过寻求、发明和发现。但是，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们为什么停下脚步，并从此再也想象不出任何新东西了呢？⁽¹⁵⁾答案很简单：问题就在于，人的自然天性的进步，绝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得那样，是无止境的；这一进步是有界限的，它永远也跨越不了那一界限。正因为如此，古代世界的文明也并不永远是向前的；正因为如此，从希罗多德的造访直到希腊统治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埃及再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正因为如此，其文明曾存在于自赫拉克勒斯石柱⁽¹⁶⁾至恒河岸边广大地域间的卓越、灿烂的罗马世界，在新的观念映亮了人类智慧的时刻，也就步入了每一个纯粹人类的进步最终必然会遭遇到的静止状态。抛开古典的迷信，只要仔细地思考一下这一充满后果的时刻，就能弄清楚，除了使这一时代显得与众不同的风俗的极度败坏，除了关于美德、自由、爱国的所有概念的丧失，除了人类知识的某些领域中真正的衰落，在这里还能在其余所有领域中看到绝对的停滞，智慧步入这样的境地，它们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狭小圈子中旋转，超越了这个圈子，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笨拙的混乱。问题在于，人的物质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他就不再进步了：他若不向后退，就算是好事了！我们不会弄错的：在希腊，像在印度斯坦一样，在罗马，像在日本一样，所有的智慧工作，无论它在过去和现在获得了什么样的力量，它过去和现在都永远只朝向同一个目标；诗歌，哲学，艺术，所有这一切，过去和现在，在那里永远都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在东方的学说和智慧传统中被拔高的一切，都不仅没有与这一普遍的事实相对立，反而肯定了这一事实，因为，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思想之混乱的放纵，只能用人身上物质存在的幻想和自我陶醉来解释，这一点有谁看不出来呢？但是，不能认为，这一作为整个人类活动之一贯推动力的尘世需求，仅仅是一些情感欲望；它所体现的，正是对幸福的普遍需求，这一幸福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它有赖于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有赖于各种局部原因，但是，它永远也达不到纯粹的精神需求的水平。只有基督教的社会才能真正地为精神的需求所鼓舞，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新的民族走向完善的能力，它们的文化的所有秘密也就正在于此。您能看到，无论在它们那里出现了怎样一种别的需求，那一需求也永远要服从于这一强大的力量，这一力量左右着灵魂的所有能力，迫使理性和情感的所有力量都为自己服务，并引导人身上的一切去完成他的使命。

当然，这一需求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就其天性而言，它是无止境的。因此，基督教各民族便将不断地前进。而且，即使基督教各民族所追求的目标，与只有它们才认同的那一幸福毫无共同之处，它们也会顺便找到那一幸福，并享受之。其他民族所一心寻求的那些生活的欢乐，也能为各基督教民族所获得，这符合救世主的话：“你们当先去寻找上帝之国和上帝之真理，其余的一切则自然将抵达你们。”⁽¹⁷⁾因此，统领这些民族的那一观念，使这些民族所有的智慧力量获得了巨大的规模，这种规模能保障它们既拥有大量的肉体幸福，也拥有大量的精神幸福。而且，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的停滞还是希腊的衰落，永远也不会落到我们头上；更难以想象，我们的文明会彻底地毁灭。为了确信这一点，只要向四周看上一眼就足够了。整个世界也许都应该颠倒过来，新的转折，像那个给了世界以如今之形式的转折一样，其目的也许就在于让现代文明灭亡。但没有第二次的全球洪水，就不可能想象出我们文明的彻底灭亡。比如说，即便让半个地球都沉入大海，另半个地球上得以保全的我们的文明，也足够用来复兴人类的精神了。不，那一将征服宇宙的观念，永远也不会死去，不会灭亡，只要不使它的意志凌驾在那个将它置入人类灵魂的人之上。较之于庸俗的历史以土壤、气候、种族等等的影响为基础，尤其是以必要完善的理论为基础而得出的那些结论，我认为，这一由对历史的思考而得出的哲学结论要更为积极，更为清晰，也更有教益意义。

然而，应当意识到，如果说，直到今天，基督教对社会、对人类智慧的发展、对现代文明的影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教徒的过错。您知道，在宗教改革前的整整十五个世纪中，或者至少，在从他们认为的原始基督教消失的时代至今的整个阶段中，他们所看到的，只有罗马教皇的统治；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去追寻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发展过程；对于他们来说，这一时代只是历史中的空白：他们又怎能理解诸新民族的教育呢？没有任何东西能向新教的偏见那样，极大地歪曲了近代历史的画面。正是新教竭力夸大了科学复兴的重要性，说句实话，这种复兴其实从未有过，因为科学从未完全消失过；正是新教杜撰出了众多不同的进步原因，其实，这些原因的影响是非常次要的，或者说，这些原因完全是来源于主要原因的。幸好，出现了一种较少偏颇的哲学⁽¹⁸⁾，它源自较高的观念，在当今又面向过去，修正了我们关于这一有趣阶段的概念。依靠这一哲学，许多新东西便迅速地显现了出来，以至于，最顽固的叵测之心也难以在这些确凿的事实面前立足了，我认为，我们有权利说，如果人们的悟性循着这条途径走向预见，那么，这样的时刻就已经不远了，明亮的光芒将驱散还局部笼罩着新社会的那片黑暗。⁽¹⁹⁾

我们不能不再次回到那种顽固态度上来，新教徒带着这种顽固态度断定，从二世纪起，至多是从三世纪起，基督教便停止了存在。我们若相信他们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内，得以保全下来的不过是那些没有完全毁灭的东西。他们认为，这十一个世纪的迷信和愚昧是非常黑暗的，在整整这段时间里，除了比在泛神论各民族处更为可怕的偶像崇拜之外，他们看不到任何东西。在他们看来，若没有韦尔登派⁽²⁰⁾，神圣传说的线索就会完全中断，路德再晚出现几天，基督的宗教就会停止存在。但是，试问，在这样一种学说中能看出神性的标记来吗？这一学说丧失了基督教的力量、永恒和活力，它是一种易逝的、荒谬的学说，它无法像它所许诺的那样，使人类复兴，将新的生活带入人类，它只能瞬时地在大地上显现，以便随后隐灭，它之出现，仅仅是为了立即消失，或者，是为了成为人类激情的工具。于是，教堂的命运就取决于利奥十世⁽²¹⁾欲建起一个圣彼得殿堂的愿望⁽²²⁾？如果他不曾下令为了这一目的而在德国发售赎罪券，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几乎不会留有任何基督教的痕迹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关于坦诚宗教的这一狭隘、渺小的观点更能证明宗教改革运动根本上的迷误。这难道不意味着与耶稣基督本人的话、与他整个宗教理念的相对立吗？如果说，只要天空和大地不消失，他的话就不应消失，他本人就会永远处于我们中间，那么，由他亲手立起的圣殿又怎么会濒于倾覆呢？这圣殿又怎么可能长期空着呢，就像一座被遗弃的、将要倒塌的房子呢？

然而，要意识到，他们是逐步行事的。如果说，他们起先在整个欧洲点起了火，随后又割断了将各基督教民族联为一个家庭的那根线索，那么，他们这样做了，正是因为基督教已处在了灭亡的边缘。实际上，为了拯救基督教，所有的人难道不都应该作出牺牲吗？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宗教对于人类智慧那持续不断的作用更能证明我们宗教的神性了，这种作用虽然随时代而变化，虽然会与各个民族、各个世纪的不同需求有所融合，但是，它永远也不会被削弱，更不用说它的完全中止了。这一宗教那强大的力量，在由我们天性的恶习和泛神论的有害遗产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中永不停息地起着作用，这一力量的作用场面，是最能让其中的理性满意的。

说天主教会是从原始教会中产生出来的，这一说法的根据何在呢？难道说，从三世纪起，教会的神父们就不再为基督徒的堕落而感到悲伤了吗？难道那些抱怨不曾在每一个世纪里、每一座教堂中经常不断地重复吗？难道那真正的虔诚不曾扬起自己的声音，反对宗教界的恶行和恶习，如果理由充分，还要反对神权的控制吗？有什么能比那些笼罩世界的黑夜中时而燃起的明亮光芒更为壮丽呢？有时，这些光芒就是最崇高美德的例证，有时，则是信念对民族精神和个人精神的神奇作用；教会将这一切收集起来，并由此造就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财富：永恒的圣殿也是用这种方式装备起来的，它能最佳地赋予圣殿以可靠的形式。基督教原始的纯洁自然是难以永远保持的；基督教应该接受人的理性自由可能使它带上的所有印记。此外，圣徒教会的完善是以基督教社团的为数不多为前提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基督教社团往往被淹没在泛神教巨大的社团之中；因此，其完善不可能属于整个人类社会。众所周知，教会的黄金世纪，就是它的苦难最为深重的世纪，就是那受难还没有结束的世纪，当救世主的血还在流淌，这种受难就应该是新秩序的基础；去幻想事物这一秩序的回归是荒唐的，只有那些折磨最初一批基督徒的不朽苦难，才能孕育出这样的秩序。

现在您是否想知道，这一曾自诩为重新找到了基督教的宗教改革都做了什么？您看到了，这是历史可能向自己提出的那些最重要问题中的一个。宗教改革运动使世界又回到了多神教的分离状态；它恢复了那些巨大的精神个性，恢复了救世主欲消灭的那种智慧和灵魂的孤独。如果说，宗教改革运动加速了人类精神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它却从理性生物的意识中抹去了有益的、崇高的统一观念。基督教世界中每一次分裂的实质，就是对那种隐在的一致的破坏，基督教所有神圣的观念和所有的力量都包含在这种一致中。正因为如此，天主教会从来不与那些脱离它的社团和解。它的悲哀也就是基督教的悲哀，如果分离的事实在何时得到了合法权力的承认，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一切又都将迅速转变为人类观念的混乱，一切都将成为谎言、腐朽和灰烬。为了让精神的王国立足于大地，真理应该被显著地强化；观念的统治只有具有了人类的自然天性所具有的形式，才能是稳固和持久的。之后的问题就是，圣餐仪式会转化为什么呢？这一仪式是基督教思想的一项奇异的发明，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它就是在将灵魂物质化，以便更好地使灵魂合为一体。如果可见的统一将被推翻，如果人们将只满足于丧失了外在现实性的内在的意见交流，那么，圣餐仪式会转化为什么呢？如果人们彼此分离，那么，人们在与救世主的一致中又能得到什么呢？如果说，凶狠的加尔文⁽²³⁾、杀害塞尔韦特⁽²⁴⁾的手，疯狂的茨温利⁽²⁵⁾专制君主亨利七世⁽²⁶⁾以及他那位虚伪的克兰默⁽²⁷⁾，如果说，这些人认识不到那伟大的仪式所包含的爱和团结的力量，我是不会因此而感到惊奇的；但是，让人费解的是，路德派教会（在这一教派中，对圣餐仪式的歪曲还没有成为教条，但它已受到其奠基人带有醋意的反驳）中某些深刻的、真正富有宗教精神的人士，居然也错误地看待这一仪式，盲目地服从了加尔文主义那僵死的观念。不能不承认，所有的分裂派教会都具有某种突出的、费解的对于破坏的热情；它们似乎在迫不及待地追求自我毁灭，似乎在处心积虑地推翻所有那些能使它们长久存在的东西。是那位给大地带来了生命并战胜了死亡的人教会我们这样做的吗？难道我们已经在天上，可以逍遥法外地抛弃万物现存秩序的前提了吗？而这一万物的秩序，如果不是理性生物最纯洁的愿望与其存在需求间的结合，那它又是什么呢？在其众多的存在需求中，首要的需求就是社会、智慧的亲近，观念和情感的融合。只有在满足了这样的前提之后，真理才能成为活的真理，才能从思辨的领域降落至现实的领域；只有到那个时候，观念才能成为事实，并最终获得自然之力的特征，观念的作用才能像所有其他自然之力的作用一样可信。但是，在一个只存在于愿望和想象领域中的理想社会里，所有这一切又怎会发生呢？这便是不可见的分裂派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分裂派教会的确是不可见的，就像所有不存在的东西一样。

终有一天，相互分离的各个教会将怀着充分的和解之意，在深深的忏悔和自责之中认识到，脱离了母教会，它们就等于远离了对救世主这一祷词的履行：“圣父，请以我的名义庇护他们，庇护你交付给我的他们，好让他们像我们一样结为一体。”⁽²⁸⁾这一天，就将是所有的基督教信仰联合起来的日子。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罗马教皇制就是一个人们想加以介绍的人间机构，如果说，此类大小的现象可以是人的双手的产物，那么，就其实质而言，它则是源自基督教精神的：这是一个可见的统一标志，与此同时，由于分离的发生，它又是重新结合的象征。在这一基础上，又怎能不承认，在它之后存在着一个凌驾于所有基督教社会之上的最高权力呢？又有谁能不因他那非同寻常的命运而感到吃惊呢？尽管它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波折和不幸，尽管它也有过一些错误，尽管有许多怀疑的攻击，它站立得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失去了人的浮华，它却因此而更加强大了；如今对它表现出的冷漠，却反而使它更加巩固了，反而对其永恒性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它曾赢得基督教世界的尊重，得到了一种特殊本能的支撑，在这一本能的作用下，各民族在它那里看到了它们尘世幸福的支柱，将其作为永恒获救的保障；如今，它在世间诸强国间保持着一种谦恭的态度。但是，像从前一样，它仍在完善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它在集中着各种基督教观念，使它们彼此接近，并向那些甚至反对统一观念的人重申了他们之信仰的这一最高原则——在这一神圣使命的作用下，它永远庄严地翱翔在物质寻求的世界之上。无论目前对它的关注是多么地少，但是，如果发生了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如果罗马教皇制从地球上消失了，那样的话，您就会看到，所有的宗教社团将会陷入怎样的混乱，那时，一个伟大社团的这一活生生的历史纪念碑，就将在人们的眼前倾塌。各宗教社团将四处寻找它，寻找这一它们如今很少珍重的可见的统一，但是，在任何地方都将再也找不到它了。毫无疑问，那种如今充满着基督教理性的关于伟大未来的珍贵意识，向基督教理性展示出了一种特殊的、使它有别于一般理性的崇高生活，到那时，这一珍贵的意识不可避免地将会消失，就像那些以对能动存在的回忆为基础的希望一样：当所有的活动都是毫无收获的了，这些希望便都将消失，过去的记忆本身也将离我们而去，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注释】

(1)企图准确地确定这一光源处于大地的何处，是无益的；但有一点是可信的，即世界各民族的传说都一致承认同一些国家为人类最初知识的祖国。——原注

(2)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80～190—前125），古希腊天文学家，天文学的创始人之一。

(3)指中世纪。

(4)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安东尼王朝的皇帝，曾进行马尔克曼战争，后著有《自省录》，成为晚期斯多葛派的代表。

(5)指的是小卡图（公元前95—前46），古罗马共和派，在反对恺撒失败后自杀。

(6)指的是斯多葛派哲学。

(7)柏拉图曾在《国家篇》中称，荷马史诗与崇高的道德原则和艺术的教育使命有所不符。

(8)费纳隆（1651—1715），法国大主教，作家，著有哲理空想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

(9)如施莱尔马赫、谢林、库辛等。——原注
译注：施莱尔马赫（1768—1834），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认为宗教为内心的体验、对“无限”的依附感，翻译过柏拉图的著作；库辛（1792—1867），法国哲学家，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根据“常识”从过去的各种体系中批判地选择真理，曾在法国宣传康德、黑格尔、谢林等人的学说。

(10)到那时，比如，人们便不再会像不久前有人所做的那样，在地球上的某个国家中寻找伟大的巴比伦了，他们会感觉到，他们自己就生活在巴比伦隆隆的倾塌声中，也就是说，他们明白，那位向我们讲述这一可怕倾塌的富有灵感的未来世纪历史学家，所指的并非某一个强国的倾塌，而是整个现实社会、我们所见的社会的倾塌。——原注

(11)亚历山大、塞琉古王朝、马可·奥勒留、尤里安、拉吉德王朝等等。——原注

(12)指的是16世纪发生在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

(13)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中，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教训。仰仗这两个国家，我们成了世界的现代人，在我们身边，那一世界留下的只有灰烬；以这两个国家的命运为基础，我们可以认识到，若是没有万能之手在其他地方所给予的新的推力，人类将会怎样。
您知道，中国从远古起就拥有了三件伟大的工具：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这三件工具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人类智慧的进步。然而，这三件工具帮了中国什么忙呢？中国人完成环球航行了吗？他们发现过一片新大陆吗？他们是否拥有更为广博的文献，超过我们在印刷术发明前所拥有的文献？他们的弗里德里希们和波拿巴们也是在致命的艺术中消耗了自己，就像在我们这里一样？至于印度斯坦，它那起先遭到鞑靼人占领、随后又被英国人占领的可怜命运，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清楚地表明了每一个不立足于直接源自至高理性之真理的社会所具有的软弱和僵死。我个人认为，这一作为最古老的自然文明和所有人类知识萌芽之承载者的民族，其不同寻常的毁灭还包含着某种特别的教训。我们能否有权在此将一个规律附加在各民族的集体智慧上？我们每天都能在个别人的身上看到这一规律的作用，而那一集体智慧，无论如何也没有从流传于人间的大量观念中借用来任何东西，也不服从于普遍规律的作用，但它却是独立于人类家庭的，是完全自我封闭的，这一智慧的活动越是任性，它就越是会不可避免地更深地衰落。事实上，是否有另一个民族也曾落到如此可悲的境地？它不是另一个民族的战利品，而成了几个商人的猎物，这几个商人在其祖国自己也是被压迫者，而在这里则成了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而且，印度人的这一前所未闻的毁灭，是其恭顺之后果，此外，众所周知，印度社会的开始衰落，更要早得多。它的文学和哲学，以及用来表述它的文学和哲学的语言本身，都属于早已消失了的事物层面。——原注

(14)传说中的希腊地区的古代先民。

(15)在谈到某一个文明民族，说它处于停滞状态时，应当补充一点，它是从何时起步入这一状态的，否则，这句话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原注

(16)指直布罗陀海峡。

(17)《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3节。——原注

(18)指法国浪漫史学派，该派认为人类的发展具有不间断性和有规律性。

(19)在写下了这几行文字之后，基佐先生又相当有力地坚定了我们的希望。——原注
译注：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曾为法国政府首脑。

(20)中世纪出现在法国南部的异教派别。

(21)利奥十世（1475—1521），1513年起的罗马教皇，他于1520年革除了马丁·路德的教籍。

(22)指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该教堂起建于15世纪，历时近150年，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贝尔尼尼前后参与建造。

(23)加尔文（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宗的创始人。

(24)塞尔韦特（1511—1553），阿拉贡王国（今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神学家、医生和人文学家。

(25)茨温利（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

(26)亨利七世（1457—1509），英国国王，1485年即位，在位期间奠定了英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27)克兰默（1489—1556），英国宗教改革家，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后被视为异端，被处以火刑。

(28)《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2节。——原注

第七封信

夫人：

您愈深地思考不久前我对您说的一切，您就会愈是坚信，所有这一切已经数百次地为各种派别、各种观点的人们所道出了，我们不过是将一种特殊的兴趣带给了这一对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在这一对象中发现这样的兴趣。然而，我毫不怀疑，如果这些书信偶然地面世了，人们一定会指责它们的悖论。即便你是在带着程度不等的坚定态度坚持一些最平常的概念，这些概念也总要被视为什么非同寻常的新东西。至于我，我认为，丧失了现实基础的悖论和体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地逝去了，如今，若还要步入人类智慧这些往昔的怪戾，那就简直是一件愚蠢的事。毫无疑问，如果说，在今天，人类的智慧不像在那些伟大的灵感和发现时代中那样博大、崇高、硕果累累，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它却无与伦比地变得更严谨、更清醒、更坚定、更有条理了，总之，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精确了。我要怀着真正满足的感情补充一句，从某一时候起，它也同样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无个性了，这构成了反对那些个别意见之轻率的最可靠的保障。

我们若对人类的记忆作一番思索，就会得出一些与那些偏见不相符的有机观点，这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看法，应该坦诚地决定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了，就像上一世纪人们对自然科学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要在历史所有唯理的唯心论中去认识历史，就像在自然科学所有经验的现实中去认识自然科学一样。由于历史对象和历史研究方法永远是同一种东西，因此，很清楚，历史经验的圈子应该是封闭的；对历史经验的运用永远不会穷尽，但是，对于一朝建立起的规则，却再也没有什么可添加的了。在物理科学中，每一个新的发现都会给智慧一个新的舞台，都会为观察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为了简短起见，我们只需回忆一下，仅仅是一台显微镜就使我们认识了古代自然科学家一无所知的整个世界。这样一来，在对自然的研究中，进步是永无止境的；而在历史中，被认识的永远只有人，我们也永远只有一种工具来进行这样的认识。因此，如果说，在历史中真的隐含着重要的教益，那么，人们在历史中所追求的也只是某种确定的、一次便能完成实验的东西，亦即某种纯粹唯理的东西。帕斯卡的那个出色的思想，我觉得，这一思想我好像已经为您引用过一次了，这一思想就是：人类的继往开来，就是一个永恒存在着的人。⁽¹⁾这一思想应该及时地从抽象真理的形象表达变为人类智慧的实在事实，从今以后，为了向前迈出的每一步，这一智慧将不得不去抖动人类观念那条穿越所有世纪的巨大链条。

但是，试问，人能在什么时候不再像如今这样在自己身上寻找完全个性化的、特殊的意识，而去掌握那种能使他时刻感到自己为一伟大精神整体之部分的一致意识吗？是的，毫无疑问，他一定能的。您只要想一想：我们怀着个性化的情感，但同时，我们心中也带有与祖国、家庭和我们所处的思想界相联系的感觉；时常，这后一种感觉甚至会比前一种感觉还要生动。最高意识的萌芽以最显明的方式生活在我们身上。它构成了我们的自然天性的实质；我们现今的我，并不是由某种必然规律预先给予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将它装进了我们的灵魂。人们将会看到，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使命，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消灭自己个人的存在，并用完全社会的、非个性的存在来取代它。您已经知道了，这一工作构成了精神哲学的唯一基础；⁽²⁾现在，您又看到，历史思维也同样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接下来，您还将看到，从这一观念出发，所有那些遮蔽、歪曲了人类共同生活不同时代的迷误，都应该得到审查，不是带着冷漠的科学需求，而要怀着精神真理的深厚感情。怎能把自己与那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混为一谈呢？怎能把自己与虚无联系在一起呢？只有在真理中，这样或那样的自然之引人入胜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为了达到这些高度，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应该掌握一个原则——永远不要与想象的幻境妥协，也不要与记忆的习惯妥协，但是，要怀着那样一种勤勉去追踪积极、可信的东西，迄今为止，人们在寻找美好、有趣的东西时，总是带有这样的勤勉。我们的任务，不在于用事实填满自己的记忆；那些事实又有什么用呢？众多的事实就一定带有可信性，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一般而言，历史理解上的可疑，并不是以事实的缺乏为前提的，就像对历史的无知，是不能用对事实的陌生、而只能用思考的缺乏和判断的错误来解释一样。如果说，在这一科学领域中，人们希望仅仅借助事实的帮助来达到可信或接近真正的知识，那么，有谁会不明白，这样的事实是永远也攒不够的？常常是，一个被成功地抓住的特征，会溢满世界，会比整部历史记事证明得更多。因此，这便是我们的法则：我们将对我们熟悉的事实进行思索，我们将努力地在头脑中更多地保持活的形象，而较少地保持死的材料。就让其他人随心所欲地在历史的旧尘土中刨挖吧；至于我们，则将给自己立下别样的任务。这样一来，我们会始终感到历史材料是充足的；但是，对于历史的逻辑，我们则将永远抱有怀疑；我们应当经常对这一逻辑加以细致的检查。在时间的潮流中，如果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只能看到人类理性的作用和绝对自由意志的显现，那么，无论我们在我们的智慧中积累起多少事实，无论我们用怎样纤细的技巧从那些事实中引申出什么来，我们都无法在历史中找到我们所寻找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始终表现为一个人们在所有时代中都曾见到的人类游戏。⁽³⁾对于我们来说，它像从前一样，仍是那种发展的、心理的历史，我在不久前对您谈过这一历史，这一历史试图用个性和因果之间想象的关联、用人的幻想和这些幻想之虚妄的必然后果来解释一切，因此，这一历史便将人的理性交给了这一理性自身的规律，它不明白，正是由于自然的这一部分较之于所有其他部分的无限优越性，至高规律的作用在此处才必须比在彼处更为显著。⁽⁴⁾

为了不至于空口无凭，夫人，我要在那些最显明的例子中给您举出一例，以证明某些流行的历史观点的荒谬。您知道，艺术是人类智慧那些伟大思想中的一个，它是依靠希腊人来完成的。我们来看一看，希腊人天赋的这一伟大创造究竟是什么。在人身上为物质的所有东西，都被理想化、崇高化、神圣化了；自然的和合理的秩序被颠倒了；那些就其起源而言应当取代精神存在低级范畴的东西，却被提升到了人的高级意念的水平；情感的作用被加强到了无限，那一在理性中区分神性和人性的伟大界限被抹去了。由此而来的，是各种精神成分的混乱组合。智慧倾向那些它最少关注的对象，而对那些它最应该认识的对象，它则抱着同等的热情。思维的所有领域都变得同样诱人。情感的和虚妄的诗歌，取代最初那理性和真理的诗歌，渗透进了想象，于是，从此以后，那一为了使我们可以看到无形的自我、可以静观无形之物而被创造出来的强大能力，却仅仅被用来使可触的东西更加可触，使尘世的东西更加尘世化；其结果，我们的肉体存在增大了，可我们的精神存在却相应地缩小了。虽然，诸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这样的智者，曾与当时这一精神的致命倾向作过斗争（虽说他们自己多多少少也受到了这一倾向的污染），但是，他们的努力却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只是在人类精神为基督教所重建之后，他们的学说才获得了积极的影响。这便是希腊人的艺术所创造的东西；希腊人的艺术就是对物质的封神仪式，这一点不可否认。那么，这一事实已被人所理解了吗？还远远没有。人们看着希腊艺术流传至今的那些杰作，可他们并不理解其意义；人们欣赏着这一天赋（幸运的是，大地上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天赋了）那些惊人灵感的画面，甚至不去提防在欣赏时内心中产生的不洁情感和大脑中出现的虚妄意念；这是某种崇拜、醉意、诱惑，在这样的情感中，道德情感会丧失殆尽。但是，这样的情感是由我们自然天性中一个不变的方面所引起的，我们是在用我们的躯体来理解这些大理石的和青铜的躯体，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只要对你在盲目欣赏这一艺术时所充溢心头的那一情感加以冷静的认识，就足够了。您随后将看到，这些形象所有的美、所有的完善，都完全源自它们所体现出的那种最充分的愚笨：只要有理性的光芒在他们的形象中闪现，那俘获我们的理想便会顷刻消失。因此，我们所见的甚至不是理性存在的形象，而是某种类人的动物，是某种杜撰出来的生物，是一种由智慧不羁的放纵所派生出的怪物，这一怪物的形象不仅不应使我们获得任何的满足，而只可能使我们离开它。于是，历史哲学那些最重要的事实就这样被歪曲或被覆盖了，歪曲和覆盖它们的，是偏见，是那些学生式的习惯，是那种思想的陈规，是骗人幻想的诱惑，寻常的历史观点正是以所有这一切为前提的。

您也许会问我，我自己是否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对艺术的沉醉。不是的，夫人，恰恰相反。甚至在我知道这些沉醉之前，某种潜在的本能就已迫使我预感到了它们，将它们视为应充盈我的生活的甜蜜诱惑。当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⁵⁾将我带往都城，在都城里，征服在短短的时间里集聚起了非常之多的神奇作品，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甚至怀有更多的景仰，将我的崇敬投向了偶像的祭坛⁽⁶⁾。后来，当我在这些偶像故乡的阳光下再次见到它们时，我又再次得到了极大的享受。⁽⁷⁾但是，必须说实话，在这种享受的底部，却甚至有着某种痛苦的、类似良心折磨的东西；因此，当真理的概念把我映亮时，我不曾拂逆这一概念中任何一个论据，而是立即、直接、完整地接受了它们。

但是，夫人，让我们回到那些巨大的历史个性上来，我不久前对您说起过，根据我的意见，在人类的回忆中，历史没有给这些个性以他们应有的地位。关于这一问题，您所获得的只是一个不充分的概念。我们从摩西开始，这是所有历史人物中最高大、最伟大的一位。

从前，甚至在自命为思想深刻的那些人的眼中，这位犹太民族伟大的立法者也不过就是某个幻想世界中的人物，就像我们在每个古代民族历史最初几页中看到的所有那些英雄、半人半神者和先知一样，他被视为一个诗意的形象，在这一形象中，历史思维所发现的仅仅是：人类传统将他带至一个时代，他成了这个时代富有教益的典型、象征或体现——谢天谢地，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已没有一个人怀疑摩西的历史真实性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环绕着他名字的那层神圣的氛围，对于他来说是仍然是有害的，因为，那氛围妨碍他去占据他应有的地位。这位伟大人物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还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评价。他的面庞被那环绕着他的神秘之光所严实地遮蔽了。摩西没有得到足够的研习，因此，他没有像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通常所作的那般，给我们以那样的教益。无论是一个社会的人或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活动家，都没有在他的生活历史中找到其所包含的完整教导。这，是那些习惯造成的后果，是宗教使智慧养成了这些习惯，这些习惯使《圣经》中的人物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模样，这使得他们与真实的他们完全不同了。⁽⁸⁾然而，摩西的个性却是伟大与朴素、力量与善良、尤其是严厉与温和的非同寻常的结合，我认为，这样的结合为思考提供了永不枯竭的食粮。我觉得，历史上还没有过任何一个人，其性格中结合起了如此矛盾的属性和能力。在对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进行思考时，我不知道，究竟是何种现象更令人惊奇：是他为其始作俑者的那一历史现象呢，还是作为其个性之体现的精神现象。一方面，这是一个有关被选中民族的庄严概念，这一民族负有在大地上保持统一上帝之观念的崇高使命，同时，这也是许多特殊方式的呈现，上帝运用这些方式，旨在给他的人民以一种特殊的构造，借助这样的构造，那一观念不仅能在人民中间得到完整的保持，而且还富有勃勃的生机，能逐渐地显得强大、难以遏止，就像自然的力一样，在这一力量面前，所有人的力量都将消失，总有一天，整个理性世界都将服从这一力量。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善良到软弱的人，他只会在软弱中表达自己的愤怒，只会通过加强训诫的方式来发出命令，他会接受第一位路遇者的指示；一个奇怪的天才，他同时是一个最强大和最恭顺的人！他在创造未来，与此同时，他也在谦卑地服从真理向他显现出的一切；他在向人们说话，流星的光芒环绕着他，他的声音穿透了一个又一个世纪，他像厄运一样惊倒了各族人民，与此同时，他又会服从敏感心灵的第一个活动，服从人们向他提出的第一个可信的论据！这一崇高难道不令人吃惊吗，这难道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吗？

有人想缩小这一崇高，他们强调说，他一开始只是想把自己的人民从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虽然他们也对他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在他的身上，他们竭尽全力所看到的只是一个伟大的立法者，而且，在当前，他的法律仿佛是非常自由化的。他们还说，他的上帝只是一个民族的上帝，他全部的神智学都是从埃及人那里继承来的。当然，他是一位爱国者，但是，一个伟大的灵魂，无论它在大地上负载着什么样的使命，它难道会不具有爱国主义吗？而且，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规律，其对人们的作用，只能通过你所从属的那个家庭圈子、只能通过它所诞生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家庭来实现；为了清晰地对全人类说话，就应当朝向自己的民族，否则，你的声音就难以被听到，你也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一个人对与他亲近的人们的精神作用愈是直接、具体，这一作用便愈是可靠、强烈；一个词愈是具有个性色彩，它就愈是有力。驱动着这位伟人的至高存在，在这里能得到最为清晰的认识，它就体现在他为实现其肩负的事业而采用的各种手段之绝对的现实性和可靠性上。同样有可能的是，他在自己的部族或其他民族处发现了一个民族的上帝，他也利用了这一事实，像利用了其他许多他自历史汲取的材料一样，目的是将其崇高的一神论引入人类的大脑。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对于他、还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耶和华都不是一个全世界的上帝。他愈是努力地将这一伟大的教义封闭、隔绝在自己的部族中，他愈是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诉诸一些非同寻常的手段，那一深刻的、包罗万象的意图就会在伟大智慧的这一工作中得到愈清晰的体现，这一意图就是：为整个世界、为所有未来的后代保持统一上帝的观念。在当时整个大地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多神教中，还能找到另一种更为可靠的手段吗？这一手段就是为真正的上帝建立起不可侵犯的祭坛，要使成为这一圣殿之捍卫者的民族憎恶每一个多神教徒的部族，并将这一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所有的命运、所有的回忆和希望都与这一原则联系起来。请您带着这一观点去读一读《第二戒律》⁽⁹⁾，您就会感到惊讶，它不仅将神圣的光芒投向摩西的体系，而且还投向了整个神启哲学。在这一非凡叙述的每一个字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左右着作者大脑的超人观念。那些可怕的普遍灭绝同样可以用这一力量来解释，这些灭绝是摩西下令进行的，它们与他的软弱天性是非常对立的，似乎是一种比无神论更难解的哲学之产物。这一哲学认识不到，人作为天意手中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工具，作为天意所有秘密的被托付者，他只能像天意或自然那样起作用；对于他来说，时代或世代没有任何目标，他的使命不在于向世界提供出一个公证裁判或道德完善的范例，而在于将那一无限的观念带入人类的头脑，这一观念是无法在人的体内独自产生的。人们是否想到，当他压抑住自己挚爱之心的哭泣，下令灭绝整个整个的部族，用上帝公证裁判的利剑来恐吓人们，在这个时候，他所关心的不过是他所带领的那一愚昧的、不驯服的民族的迁徙？真是一个卓越的心理！这一心理该如何行动，才可能抵达所观察现象的真正原因呢？这一心理躲避劳作，将各种相互矛盾的特征混合在同一个灵魂中，而它自己实际上却从未观察过这些特征在一个个性中的结合！

而且，摩西是否从埃及人的智慧中汲取了什么旨意，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他首先想到的只是让自己的民族摆脱奴役的桎梏，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难道由于这一点，那样一个事实就会变得不可信了吗？那一事实就是：他在这一民族中落实了一个观念，这一观念或是他自别处继承来的，或是他从自己精神的深处发掘出来的，他用在人的自然天性中可能找到的所有坚固和永恒的条件来环绕这一观念，并借此给了人们一个真正的上帝，因此，人类才应将其源自这一原则的所有精神发展都无可争议地归功于他？

大卫，是那些我们最为熟知其特征的历史人物中的一个。有什么能比他的传奇更明朗、更有戏剧性、更实在呢？有什么能比他的面部表情更富有典型意义呢？他的生活故事，他那些崇高的歌（现在和将来在那些歌中惊人地融为一体），如此美妙地勾画出了他灵魂的追求，以至于，对于我们来说，他的个性中已经没有任何隐在的东西了。我们从他那里获得的印象，就像从古希腊和罗马的英雄们那里获得的一样，但他只对那些深刻宗教化的头脑发生作用。这一切又同样是由于，《圣经》中所有这些伟大人物都属于一个独特的世界；环绕在他们额头的光芒，使他们远离了所有的人，不幸的是，将他们带向了智慧不愿前往的地方，带向了一个充满各种顽固要求恭顺的恼人力量的区域，在那里，你将永远面临着一个不可拂逆的规律，在那里，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一规律面前俯首臣服。然而，如果不在时代发展的开端显露得最明晰的地方去研究它，又怎能理解这一发展呢？

将苏格拉底、马可·奥勒留与《圣经》中这两个使徒作对比，我想以这一迥异的崇高范例的对照，来迫使您更好地对产生出他们的那两个世界作出评价。请您读一读色诺芬所录的关于苏格拉底的传闻，如果可能，就请您丢掉那与他的记忆相关的成见；请您想一想，他的死亡为他添加了多少荣光，请您忆一忆他那著名的恶魔，忆一忆他对恶习的那种迁就的态度，应当意识到，他有时竟将这一态度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¹⁰⁾请您回忆一下他的同时代人对他作出的种种责难；请您回忆一下他临死前说的那句话，这句话永远地向后代说明了其思想的摇摆性；最后，请您回忆一下从他的学派中产生出来的所有那些不和谐的、不合理的、相互矛盾的学说。说到马可·奥勒留，则应抛弃所有的迷信；请您好好地想一想他那本书⁽¹¹⁾；请您回忆一下里昂的屠杀⁽¹²⁾，回忆一下他将整个世界都交到其手上的那个可怕的人⁽¹³⁾，回忆一下他所生活的时代，回忆一下他依靠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而采用的崇高化手段。然后，再请您将苏格拉底哲学的成果和摩西宗教的影响作一个比较，将罗马皇帝的个性与这个人的个性作一个比较，这个人从一个牧羊人成为一位皇帝、诗人和智者，他是一个先知、立法者之伟大、神秘理想的化身，他成了那一奇迹世界的中心，人类的命运应在那一世界中得以完成，他最终确立了其民族深刻的、特殊的宗教走向，这一走向应包容其民族所有的存在，通过这一途径，他在大地上建立起了万物的秩序，只有依靠这样一种秩序，真理王国在大地上的出现才成为可能。我不怀疑，在您这样做了之后，您将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说，诗意的思维为我们塑造出了摩西和大卫这样的人物，用那些超人的本质和环绕着他们的特殊光芒，那么，另一方面，健康的思维，无论它多么冷漠，却不会看不出，他们还不仅仅是两位伟大的、不同寻常的人物，我认为，您将会清楚地看到，在世界的精神生活中，这样的人物无疑就是那左右生活的最高规律的直接显现，他们的出现是与物质层面的伟大时代相呼应的，那样的时代会逐渐地改变和重建自然。⁽¹⁴⁾

随后到来的是伊壁鸠鲁。您当然明白，我不会给这位人物的名声以特殊的意义。但是，首先应当向您说明，既然这里谈的是他的唯物主义，那么，他与其他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差异仅仅在于，较之于大多数古代哲学家，伊壁鸠鲁具有更直接、更一贯的判断，他没有像那些人一样，迷失在无休无止的矛盾之中。他认为原始的自然神论是荒谬的，其实他自己亦属此列；他认为唯灵论是骗人的。他的物理学实际上完全是从德谟克利特那里继承来的（培根曾言，德谟克利特是古代唯一理性的物理学家），却不低于其同时代其他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的认识；说到他的原子学说，如果除去其中的比喻，那么，即便是在分子哲学已获得认同的当代，它也远远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可笑的。但是，如您所知，他的名字首先是与其道德学说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学说才是其不佳荣光的原因。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其道德的评判，所依据的仅仅是其教派的杂滥，是人们在他死后对这一教派所作出的或多或少是任意的解释；他自己的著作，如您所知，并没有流传到今天。面对一个欲望的姓氏，西塞罗自然是要发抖的；但是，请您比较一下这一受到斥骂的学说——就其本来面目观之，以我们对其作者个性所知的一切为基础，扬弃这一学说在泛神教世界中所导致的那些后果，因为，这些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那一时代普遍的思维方式，而不能归结于伊壁鸠鲁的学说本身——我是说，请您将这一道德与古人其他的道德体系作一个比较，您就会发现，它既不那样高傲，也不那样严厉，既不像斯多葛派的道德那样难以履行，也不像柏拉图主义者的道德那样模糊、软弱，它的出众之处就在于热忱、虔诚、人道，它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基督教道德的成分。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这一哲学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而古人的实践思维则完全地丧失了这一成分，这便是统一和团结的成分，便是人人相亲相爱的成分。这一哲学尤为突出的地方，就是健全的思维，就是没有高傲，而当时其余所有的哲学学说，都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且，这一哲学在内心的宁静和温情的欢乐中看到了最高的幸福，这些宁静和欢乐，就是天上神灵的幸福在大地上的体现。伊壁鸠鲁自己就给出了这样一种宁静生活的范例；他几乎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献身于最温情的爱好和学术事业。如果他的道德学说在当时能够植根于各族人民的头脑，没有在当时统治世界的放纵风气的影响下被歪曲，那么，毫无疑问，它就会将温情和人道传入人们的心灵，而无论是斯多葛派浮夸的道德，还是柏拉图主义者们幻想的思辨，都绝对无法给出这样的温情和人道。我还要请您关注的是，伊壁鸠鲁是古代哲人中唯一一位其性格绝对无可指责的人，是其弟子们怀着近乎崇拜的爱意和敬意将其回忆的唯一一位。⁽¹⁵⁾现在，您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必须努力地将我们关于这个人的概念稍做修正。

我们将不再回过头去谈论亚里士多德。诚然，近代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与他相关，但是，哪怕是顺便对他作一个解释，也是一桩过于庞大的工作。我只请您注意，就某种意义而言，亚里士多德是新智慧的产物。非常自然的是，在其青春时代，这一新智慧因对知识的巨大需求而感疲惫，它会全力以赴地投向人类智慧的这一机械师，这位机械师借助自己的手柄、杠杆和滑轮，迫使认识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运动。同样，非常清楚的是，他是按照阿拉伯人的趣味行事的，是那些阿拉伯人最早发现了他。在这个突然出现的民族那里，没有任何它可以依靠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很自然地，一个成熟的智慧对于它来说便是一桩合适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阿拉伯人、经院哲学家们和他们共同的老师，他们均完成了各自不同的使命。这一切给了智慧以更多的根据和自信，智慧的发展过程也变得更可信了；智慧掌握了一些方式，这些方式可以使它的运动更为轻松，使它的工作更为迅速。一切都趋向更好，如您所见，依靠被建立起的智慧那隐在的力量和彻悟，恶变成了幸福。现在，我们应当转回身去，再走向那条宽光的道路，意识曾在这条道路上行走，在它除了其天国自然中金色和蔚蓝色的翅膀外尚无任何工具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穆罕默德。如果考虑一下他的宗教对于人类的那些良好后果，他的宗教产生了这样的后果，首先是因为，他的宗教与其他更为强大的原因一起，促进了对多神教的根除，其次是因为，它在地球上广大的区域、甚至是在共同的精神运动似乎都难以抵达的那些地方，传播了统一上帝和全球信仰的观念，并借此使无数民众面对人类的终极命运做好了准备——如果考虑一下这一切，就不能不承认，尽管这个伟人所关注的毫无疑问是他的时代和他出生的地方，但是，他却获得了人们更多的尊敬，远远地超过了所有那些徒劳无益的智者，那些智者不会让自己的任何一个思想有血有肉地体现出来，不会将坚定的信念融进任何一个人的心灵，他们不去努力地使人类分离的各部分结合起来，而只会给人类带来分裂。伊斯兰教是统一规律最出色的显现之一；对伊斯兰教作另样的评判，就意味着在否定基督教包容一切的影响，伊斯兰教也是源自基督教的。我们的宗教最本质的属性就在于，它能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形式，为了充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它甚至在带有迷误的情况下也能结合为一体。在神启宗教伟大的发展过程中，穆罕默德的学说应该被视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最极端的教条主义也应毫不困难地认识到这一重要的事实，它自然会这样做的，只要它对这样的问题认真地思考过一次：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将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当成了我们宗教的天然敌人？因为，偏见就是由此而来的。⁽¹⁶⁾而且，您知道，在《古兰经》中，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提到了耶稣基督。⁽¹⁷⁾看不到基督教无处不在的作用（哪怕是仅仅提到了救世主的名字），看不到救世主对所有智慧的影响（那些智慧与他的戒律有着形式不同的关联）——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对于伟大的赎罪事业的清晰概念，无法对基督王国的秘密有任何的认识；这样的话，就会将负有基督徒使命的许多人都排除在赎罪者的行列之外——这不就意味着要使基督的王国沦为琐碎小事、使全球的基督教只属于一小撮人吗？

作为新宗教在东方的出现所引起的宗教动荡的结果，穆罕默德的宗教在那些初看上去不是、而实际上确是源自基督教的一系列现象中占据首位。因此，除了它对基督教社会的建立所起的否定性作用外，它还将各民族不同的利益融汇进了各民族共同安全的统一利益，除了阿拉伯文明给我们的文明带来的广泛素材外（这两个文明是两个环境，在其中应能看到曲折的道路，那是天意为完成人类复兴的任务而选择的道路）——在伊斯兰教对信奉它的各民族之精神的影响中，又不能不承认它所源自其中的那一学说的直接作用，在这一情况下，那一学说不过是适应了地点和时间的某些需求，其目的就在于将真理的种子传播到尽可能广大的地区。当然，那些能怀着充分的知识和信念服务于主的人，是幸运的！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世上还存在着无限之多的力量，它们服从基督的声音，然却丝毫也意识不到，是一种至高的力量在推动着它们。

我们余下要谈的，只有一个荷马了。如今，关于荷马对人类智慧之影响的问题，已不再会遇到任何怀疑了。我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荷马的诗歌；我们知道，荷马诗歌怎样促进了希腊性格的确立，而希腊性格又确立了整个古代世界的性格；我们知道，这一诗歌是另一种诗歌的接班人，那另一种诗歌更为崇高，更为纯洁，但只有一些片断流传至今。我们还知道，这一诗歌使一些新的观念取代了旧的观念，先前的那些观念是自希腊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些始初的观念被新思维推翻了，它们在萨莫色雷斯⁽¹⁸⁾的神秘仪式中，或是在其他被遗忘真理的寺宇中，找到了避难所，从那时起，它们的继续存在，就仅仅是为了少数被选中的人或献身者；⁽¹⁹⁾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认为，就是存在于荷马和我们时代之间的那种共同的联系，就是世界意识中那躲过他而保全至今的东西。然而，实际上，当今历史哲学的全部兴趣也就在于此，因为，当代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如您所见，就是去寻求历史现象之经常和永恒的后果。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当今世界中的荷马，仍然是那个他所创造出的、他也在世上充当过的提丰⁽²⁰⁾或阿里曼⁽²¹⁾。我们以为，致命的激情英雄主义，肮脏的关于美的理想，对尘世的难以遏止的追求——这一切，我们都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您能看到，在世界上其他文明社会中，从未有过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希腊人以这种方式将恶习和罪孽理想化，并奉为神明，只有在他们那里和继承了他们之文明的各民族那里，才会存在恶的诗歌。根据中世纪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各民族的基督教思想如果完全地受制于那只引导它的手，它便会走向何方。因此，我们北方的祖先不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诗歌：北方人的大脑具有一种完全别样的思维方式，他们最少依偎尘世的一切；如果北方人的大脑单独地与基督教结合，那么，它更有可能在朦胧、不确定的幻想中迷失方向。然而，曾在北方祖先血管中涌动的血液，在我们身上已不复存在了，我们不是在向恺撒和塔西陀描写过的诸民族学习生活，而是在向那些构成了荷马世界的人们学习生活。

只是在不久之前，转而对我们自己历史的关注，才重新使我们稍稍走近了自己家庭的怀抱，使我们多多少少恢复起了父辈的遗产。我们从北方诸民族处继承来的，只是一些习惯和传统；智慧所汲取的只是知识；最历史悠久的习惯也会丧失，最根深蒂固的传统也会被丢弃，如果它们不与知识结合在一起的话。然而，我们所有的观念，除了宗教观念之外，毫无疑问，我们都是从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得来的。

就这样，在古代的西方，荷马诗歌起先曾使人类思想的进程脱离了对伟大的创造时代的回忆，后来，它对新的西方又作了同样的事情；荷马诗歌与古代的科学、哲学和文学一起被传给了我们，它如此有力地迫使我们与它们结合，以至于，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已有了许多获得，可我们仍然在谎言的世界和真理的世界之间摇摆不定。虽然，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研究荷马了，或许，也很少有人阅读他了，但是，他的神灵和英雄却仍然在争夺基督教思想的地盘。问题在于，在这一深刻尘世化、深刻唯物论的诗歌中，在这一非同寻常地迁就我们天性之放纵的诗歌中，确实包含着某种惊人的魅力；它会削弱理性的力量，会以它的幻影和诱惑使理性处于某种愚蠢的麻木状态，会以它强大的幻想使理性昏迷、入睡。当深刻的道德情感（只有对整个古代的清晰认识以及智慧对基督教真理的真正服从，才能产生出这样的情感），还没有使我们的心灵充满对这些欺骗和疯狂（这些欺骗和疯狂至今仍在牢牢地控制着我们）的世纪、对人类生活中这些真正的农神狂欢节的蔑视和厌恶。当自觉的忏悔还没有使我们为那无意义的崇拜而感到羞耻，而我们过于长久地对这个卑鄙的伟大、这一恐怖的美德、这一不洁的美丽滥用了我们的崇拜——在这之前，那些陈旧的、恶劣的印象就一直会是我们理性中最生动、最能动的成分。至于我，我认为，为了使我们在神启的精神中获得彻底的再生，我们还要经过某种伟大的考验，还要经过全力以赴的赎罪，这样的赎罪应该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所充分地体验，应该为整个地球所感觉到，就像感觉一场巨大的自然灾难那样；否则的话，我想象不出，我们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除去那玷污了我们记忆的污秽。⁽²²⁾所以，历史哲学必须理解荷马精神。现在，请您作出判断，历史哲学应该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荷马的个性。请您想一想，借此，历史哲学是否应该凭良心将抹不去的耻辱印记烙上荷马的额头！

就这样，夫人，我们看完了我们整个的人物画廊。我还没有向您道尽我可说的一切，但是该结束了。您知道吗？实际上，我们俄国人，无论是与荷马、希腊人、罗马人，还是与德国人，都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与他们完全不同。但是，有什么办法？我们还是不得不用欧洲的语言说话。我们在异乡所受的教育，迫使我们紧紧地依靠着欧洲，以至于，虽然我们不具有欧洲的思想，但除了欧洲所用的语言外，我们却再无其他的语言；因此，我们除了用这一语言来说话外，别无他法。如果说，我们为数不多的思想习惯、传统、回忆以及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没有将我们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我们实际上不属于精神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体系，那么至少，我们社会生活的外貌却将我们与西方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联系实际上是非常微弱的，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将我们与欧洲联结得非常紧密，也没有使我们全身心地感觉到正在欧洲进行的那场伟大的运动，但是，它却使我们未来的命运与欧洲社会的命运休戚与共了。因此，我们越是努力地与欧洲社会融为一体，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越好。直到如今，我们一直在绝对孤立地生活。我们自其他民族那儿学到的，只是些表面的东西，只是些简单的装饰，而没有渗透进我们的心灵。但是如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其力量已大大地增强，它对人类其余部分的影响已远远地扩大了，以至于，我们很快就将全身心地被融汇进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也许，我们也不应该再长久地囿于自己的孤独了。让我们尽我们的所能，为我们的后代铺一条路。如果说，我们无法遗赠给后代连我们自己也不具有的东西，如信仰和时代造就出的智慧、突出的个性、在长期积极活跃且成果丰硕的智慧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观点等，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留下一些思想，这些思想虽然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但是，它们代代相传，也包含有某种传统的成分，借此，它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力量和更大的繁殖能力，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思想。这样，我们便将为后代做一件大好事，我们也就不会在世上枉活一生了。

再见，夫人。只要您愿意，您完全有权利迫使我继续对这一问题发表看法。然而，在一场交谈者彼此完全理解的推心置腹的交谈中，又有什么必要将每一个思想都穷尽到极点呢？如果我对您所说的一切，已足以使历史研究向您展示出某种新东西，使历史研究能唤起您比平日更为深刻的兴趣，那我就将感到完全满意了。⁽²³⁾

大墓地，1829年2月16日

【注释】

(1)见《第五封信》。

(2)见另信。——原注

(3)无论是希罗多德、狄度·利维乌斯，还是图尔的格列高利，都不应受到指责，说他们强制性地使天意介入了所有的人类事务；但是，是否应该说，我们不想使人类的智慧再次带有上帝普遍介入这一迷信的观念呢？——原注
译注：利维乌斯（公元前59—公元17），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图尔的格列高利（约540—约594），高卢图尔城主教，著有《法兰克人的历史》。

(4)在那个人们谈论颇多的罗马，在什么都有、但人们却仍然对其知之甚少的罗马，有一座惊人的纪念碑，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古代事件，就是停在时代潮流之中的另一个时代的事实，这就是：大斗兽场。我认为，在历史上还没有过任何一个事实，能像这座废墟一样传导出如此深刻的思想，这一事实更为清晰地描绘出了人类生活中两个时代的特征，更好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公理：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社会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进步，也没有过真正的稳定。实际上，这座竞技场，罗马民众曾成群结队地涌向那里，为的是陶醉于流血，在那儿，整个泛神教世界都在可怕的娱乐中被反映了出来，在那儿，那一时代的生活在其最狂热的享乐、在其最耀眼的华丽中被揭示了出来——这样一座竞技场挺立在我们眼前，不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当人类自然的所有力量均已被消耗在社会大厦的建造上，当这座大厦的倾覆已经从四面八方显露了出来，当一个新的野蛮世纪已准备开始，在这样的关头，世界正在向何处去？在那儿第一次涌出的鲜血，那鲜血该会浸透新大厦的基础。因此，这座纪念碑难道不抵得上整整一部书吗？但是，真是咄咄怪事！充满着它所包含的那些伟大真理的历史思想，它连一次也不曾传导出来！在涌向罗马的大批旅游者中间，当然也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站在邻近那座著名的山冈上，从那里他可以轻松地看到斗兽场奇妙的剪影，似乎，用他的话来说，他看到了，数个世纪在他的眼前展现开来，向他解释了其发展之谜。可这有什么？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凯旋者和卡普勤修士。似乎，除了胜利的进军和宗教的进步之外，在那里从未发生过任何别的事情！一个狭隘、渺小的观点，我们应将全世界所有的虚妄作品都归结到这一观点上来！这是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些最出色的历史天才中的一位，所给出的真正的侮辱！——原注

(5)指俄国1812年的卫国战争。

(6)指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作品。

(7)恰达耶夫曾在欧洲各国游历3年，并于1825年到了意大利。

(8)您能发现，事实上，《圣经》中的人物应该是我们所最为熟悉的，因为，没有任何人物的特征被描绘得如此出色。这也正是《圣经》作用于人的最强大方式之一。如果说，应当给我们一种可能性，去与这些人物紧密地融为一体，使他们能对我们的内心产生影响，使他们借此培养出一些能够接受更为必要的基督影响的灵魂，那么，在《圣经》中就能找到这一方式，它如此清晰地描绘出了这些人物的特征，使这些人物的形象被难以磨灭地铭刻在脑中，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仿佛他们是与我们很亲近的人。——原注

(9)指《圣经·旧约全书》中“摩西五经”的第五书《申命记》。

(10)如果我不是在给一位妇女写信，为了使读者能够对此产生一个概念，我也许会建议他去着重读一读柏拉图的《会饮》。——原注

(11)指马可·奥勒留的《自省录》。

(12)指马可·奥勒留当政时在里昂对基督徒的迫害。

(13)指马可·奥勒留的儿子康茂德（161—192）；康茂德自180年起成为罗马皇帝，后被宫廷内侍所害。

(14)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苏格拉底那巨大的荣光更为明白无误，他是古代社会中唯一为自己的信念而死的人。这理想的英雄主义的唯一范例，像香雾一样真的会迷惑民众。但是，我们已目睹了整个的民族为真理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在他的问题上犯同样的错误，难道不是不理智的吗？——原注

(15)毕达哥拉斯并不构成例外。这是一个神化般的个性，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往他的身上添加一切。——原注

(16)起初，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对基督徒没有任何好感；他们对基督徒的仇恨和蔑视，只是他们与基督徒之间长期战争的结果。至于基督徒，很自然，他们也起初将穆斯林视为多神教徒，然后又将他们看成自己信仰的敌人，那些人也的确曾是他们信仰的敌人。——原注

(17)原文如此。

(18)希腊一岛屿。

(19)荷马诗歌的影响，自然是与希腊艺术的影响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前者就是后者的楷模；换句话说，是诗歌造就了那种在同一方向上继续发挥影响的艺术。是否存在过一个作为个性的荷马，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历史的批评永远无法抹去荷马的记忆，一个哲学家应该关注的，只是与这一记忆有关的思想，而不是诗人的个性本身。——原注

(20)提丰，希腊神话中口中喷火的百头怪物，宙斯击败他后，将他压在埃特纳山下，他就从山口向外喷吐火、石块和烟雾。

(21)古代宗教中的罪恶之神。

(22)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不久前重新敞向历史思维的、还没有被荷马精神所污染的那一领域，是一个真正的幸事；印度思想的影响已经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非常显著地体现了出来。求上帝保佑，我们能尽快地通过这条间接的道路抵达那一目标，直到今天，还没有一条更近的路引我们去向那里。——原注

(23)将这些书信付印，我们也许应该请求读者迁就其文体上的弱点，甚至错误。用一种外语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又没作任何文学上的推敲，我们当然完全能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缺少的是什么。但是，首先，我们认为，如今，内行的读者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赋予形式以过多的意义，只要他认为值得，他就会费一番工夫，从不完善的叙述中引出思想。其次，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传播思想，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这样的社会条件，一个认为自己有重要的话要讲给人类听的人，却别无选择：尽管他所掌握的也许仅仅是一些可笑的、歪曲的语汇，但他除了以通用的语言来说话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好做。最后，我们认为，为了将其科学院讲坛上的官方语言传授给四面八方的臣民，现在的文学强国显得过于贵族化了，它所看重的仅仅是真理道出的一切，而并不特别关注这一真理表述得好还是差。这也正是我们所指望的。——原注

第八封信

是的，夫人，用理性之普通语言说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不能再局限于盲目的信仰和心灵的陶醉，该直接地面对思想了。情感不能自动地越过这大堆大堆的人为需求、彼此敌对的利益和左右生活的不安关怀。在法国和英国，思想变得过于复杂，过于受利益的支配，过于个性化；在德国，它又过于抽象，过于怪癖，以至于，心灵的吩咐在那里实际上失去了它所具有的力量。至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目前还不值得一提。现在，不得不将问题归结于这样一个课题，这一课题是以对所有可能性的估算为基础的，也许，这一课题的解答，能让所有的意识都感到足以胜任，能符合所有的情绪，而且不会伤害任何人的个人利益，因此，它可能会吸引最为顽固的大脑。

这并不是说，情感的对象永远是被排斥在思想世界之外的。但愿情感对象的日子别重新到来。到那时，我们会发现，它们将空前地有力、宽广、纯洁。我毫不怀疑，这一时代将很快到来。但是，在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环境下，情感还震撼不了灵魂。去充满这样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是的，人类少年时代所具有的富有活力的天赋，如今又出现了某些复苏。但是，这只是一个明媚日子的朝霞；平原暂时还全被暗影所笼罩着，只有几座山峰为最初几道霞光所映亮。

对于每一个关心真理的人来说，真理的一些突出征兆是显而易见的。夫人，您知道我这里的征兆指的是什么吗？这就是以合适的方式仔细研究过的所有历史事实的总和。现在，应该将这些事实组合为一个匀称的整体，给它们穿上合适的形式，再将它们表达出来，以使它们能够作用于最冷漠地面对善、最封闭地面对真理的那些人的灵魂，作用于那样的人，他们还一直在过去游荡，可过去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已经逝去了，当然，再也不会返回了，但是，对于那些慵懒的心灵而言，对于那些永远猜不透今天、永远留在昨天的卑微灵魂而言，过去还在存活着。

最终的洞悟应来自历史的共同意义。这一意义应该被归结为至高心理的一个观念，以使人类永远被视为一个抽象之中的理性生物，而绝不是一种特殊的、个性化的、局限于此一时刻的生物，像那在同一天里出生并死去的蜉蝣一样，只与诞生和腐烂这一个规律相关联。是的，应该揭示出，人类究竟是靠什么而生活的：应该向众人展示隐秘的现实，这一现实存在于精神自然的深处，此时，还只有借助某种特殊的洞悟才能看到这一现实。只是不要变得过于特殊，过于幻想化或公式化，主要的是，只能用世纪的语言与世纪说话，而不要用那种陈旧的、已变得令人难懂的教条语言，这样一来，毫无疑问，成功是有把握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如今，理性、科学、甚至是艺术，都在热情地迎向新的道德转折，一如在世界拯救者的伟大时代里所发生的那样。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您谈了基督教真理对社会的影响。但是，我并没有道尽一切。很难相信这一点，而且，我将要说出口的，又完全是一个新的思想：基督教的道德意义已得到了足够的评价，但是，几乎还没有人认识到其纯粹智性的作用以及其逻辑的强大力量。还没有人谈到过基督教在当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具有的意义。如今还没有人意识到，我们所有的论据，都是基督教的论据；我们仍认为自己处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和三段论的王国中。问题在于，一些哲学家和叛教者曾抱怨过那些世纪，说当时只有偏见、愚昧和残忍是万能的，他们喋喋不休的抱怨使我们完全忽视了，信仰的作用是多么地富有成效。当不信神的狂热过去后，那些最虔诚、最恭顺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已显得像是陌生人了，只有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之后，他们才能使自己思想中的一切复归原位。是的，这些大脑已不再有兴趣去以合适的方式研究纯粹人类生活的现实了。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是过于轻视了。他们按照习惯静观超人的作用，却没有发现在世界之中起着作用的自然之力，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精神活动的物质条件。无论如何，当代理性是该承认了，它所有的力量都应归功于基督教。该意识到了，只有在天启赋予的各种非同寻常手段的帮助下，只有依靠天启置入人类思维所有对象中的生动的明晰，当代科学的宏伟大厦才能得以建立。最终，这一骄傲的科学也应该承认，它如今腾升得如此之高，也依赖于严谨的戒律和坚定的原则，首先，就依赖于本能和对真理的热情追寻，科学在基督的学说中找到了它们。

幸运的是，我们已不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时，顽固的派性被视为信念，小集团的攻击被视为虔诚的勤勉。因此，可以指望，能开口说话了。但是，您当然同意，真理不会作出让步。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要一个标签：对于一个合法的权威来说，让步就意味着对所有权力、所有积极角色的拒绝，让步也许就是自我毁灭。在这里，问题不在于对威望的模仿，不在于某种外在的印象。每一个威望都会永久地丧失意义，幻想已退向永恒。这里谈的是一个最真实的事物，它比语言可以表达出来的东西还要真实。要知道，逝去的一切决定着未来：这便是生活的规律。拒绝自己的过去，就意味着使自己丧失未来。但是，那被一场伟大的基督教迷误⁽¹⁾据为己有的三百年，完全不是那样一种不会被磨损的回忆。拒绝者因此可以任意地建造自己的未来。自古已有的社团，所呼吸的向来只是希望，只是对自己之使命的信念，而这些拒绝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未来的观念。

但是，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重要的条件。在那些有助于保护世上之真理的诸多因素中，《新约》经书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这本包含有建立世界新制度之真正行动的书，人们自然而然地带有特殊的、不容置疑的敬重。一个写下的字，不会像一个道出的字那样飞走。写下的字会在理性上留下烙印。写下的字会以其不可摧毁性和长久的神性表达，来威严地强迫理性服从它。但是，与此同时，在编纂精神的同时，字也剥夺了精神的机动性，字压迫着精神，将精神塞进了狭小的文字框框，并千方百计地束缚住它。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本书那样，阻挡住高度爆发中的、无限向前的宗教思想，没有任何东西能给宗教思想在他的灵魂中的稳固确立设置如此多的困难。在当今的宗教生活中，一切都是以字母为基础的，至上理性那真正的声音却哑然了。从真理的讼经台上传出的，只是一些丧失了力量和威信的话语。在善的建设之中，布道成了偶然的现象。而与此同时——最后，应该直接地承认——《圣经》中传给我们的布道，不言而喻，是面对一些在场的听众的。它不可能被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人所同样地理解。它会具有特定的地域和时代色彩，这会将它封闭在特定的界限之内，它只有借助或多或少是随意的、完全是人类的解释，才能冲出那些界限。这个古老的字在面向世界时，又怎能保持它作为其时代之真正话语时所具有那样一种力量，那彼一时刻的真正的力量呢？难道不该有一个与历史进程相关的新声音在世上响起吗？这一声音的召唤不会让任何人感到陌生，它们会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中同样地鸣响，在当今的世纪，阵阵回声会争先恐后地抓住它们，使它们响遍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字——这一面向所有世纪的字，并不仅仅是救世主的话语，这是救世主完整的天国形象，这一形象头顶着救世主的光环，染有救世主的鲜血，背负着十字架。总之，上帝就是将这一形象一劳永逸地刻在了人类的记忆中。当圣子说，他给人们送去了精神，他自己将永在人们中间，难道他已经想到了这本在他死后才编出的书？在这本书里，无论是好是坏，反正谈到了他的生活和他的话语，并收有他的门徒们的一些笔记。他能想到吗，正是这本书使他的学说在大地上赢得了不朽？当然，他本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是想说，在他之后，将出现一些人，这些人能深刻地静观、研究他的完善，这些人能履行他的学说、遵循他的生活榜样，在精神上与他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些人能够将他全部的思想、全部的生活代代相传：这正是他想要说的话，这也正是人们没能理解的话。人们想在这些书页中找到他所有的遗产，而这些书页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解释歪曲过无数次了，已经被任意地折弯过无数次了。

（众所周知，基督教的巩固，不曾借助过任何一本书的作用。从二世纪起，基督教就已征服了世界。也就是从那时起，人类便义无反顾地奉从了基督教。）

有人设想，只要这本书传遍了整个世界，世界便会归向真理：这是一个可怜的幻想，失去信仰的人才会狂热地沉湎于这样的幻想。

他神圣的理性存在于像我们和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们之间，而绝不存在于教会编纂的一本书中。正因为如此，信徒们对圣餐仪式中真的有躯体存在这一信条的固执信奉，它们对救世主躯体无限的崇拜，才是值得尊重的。正是在这里，基督教真理的源泉得到了最清楚的认识：在这里，最明白无误地体现出这样一种必要性，即要努力用各种合适的手段使神人在我们中间的出现成为真实，不断地唤出他的肉体形象，让那一形象常在眼前，那形象庄严崇高，就像是一个样板，就像是新人类永恒的训诫。我认为，这一点值得进行深刻的思考。关于圣餐仪式的这一奇异的信条，曾是挖苦和蔑视的对象，曾受到人们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完整、纯洁地被保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它的意义何在呢？是为了在什么时候成为各种不同的基督教学说相互融合的工具吗？是为了届时在世界上揭示出目前还隐藏在命运秘密之中的那道新的光芒吗？我对此深信不疑。

因此，应该将人类思维烙上的印记视为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意识和人类世界性发展之融合的真正基础，实际上仍存在于别处，存在于一个活的字，这个字会随着时代、国家和人物的变化而变化，它永远是恰如其分的，它既不需要说明，也不需要解释，其真实性不需要立足于戒律的辩护，这个字是我们思维的一个自然的工具。因此，就像新教徒们所强调的那样，似乎所有的智慧都包含在一本书⁽²⁾之中，这一假设——我甚至不想说出口——是不真实的，至少，它与哲学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这些非常坚定的信仰之中，存在着一个至高的哲学，那些信仰会迫使人们承认另一个更纯洁的真理源泉，另一个更尘世化的权威。

应该善于评价这一基督教的理性，它非常自信，在这些人们中间显得非常准确：这就是真理的本能，就是被从行动领域领向意识领域中的那一精神因素的结果；这就是完全服从于条理的思维之无意识的逻辑。被基督教的缔造者带至尘世的对生活的惊人理解，自我献身的精神，对分裂的厌恶，对统一的热情向往：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纯洁地保持着的一切。上天揭示出的思想，也就这样被保持着，通过这一思想，一个伟大的行为完成了，不同的灵魂融汇成了一个灵魂，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精神力量融汇成了一个统一的力量。这种融合，就是基督教的全部使命。真理是统一的：神的王国，尘世的天国，《福音书》上的所有诺言——所有这一切不是别的，正是人类所有思想融汇为统一思想这一过程的预兆和实现；这统一的思想，就是上帝本人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实现了的精神规律。自觉后代的所有工作，就是去唤起这一最终的行动，这一行动就是一切事物的界限和目的，就是人类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世界演剧的完结，就是伟大的、启示的综合。

【注释】

(1)指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2)指《圣经》。

疯人的辩护

哦，我的兄弟！我道出了许多痛苦的真理，却不怀有任何的痛苦。

——柯尔律治

一

使徒保罗说：仁慈忍受一切，相信一切，承受一切。于是，我们就将忍受一切，承受一切，相信一切——我们就将是仁慈的。但是，首先，刚刚以非同寻常的方式歪曲了我们的精神存在、使一生的劳动都付之东流的那场灾难，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不祥叫喊的结果，当我们的文章出现时，在某一社会阶层中便响起了这样的叫喊，我们的文章，可以说是很有刺激性的，但它当然还是完全配不上人们向它发出的那些叫喊。

事实上，政府只不过履行了它的职责；甚至可以说，在此刻对我们所采取的这些严厉的措施中，没有任何令人称奇的东西，因为，毫无疑问，这些措施还远没有超越那些人士的期待。实际上，受到最优秀的企图之鼓舞的政府，如果不去遵从那被它真心视作国家之严肃愿望的东西，它又能做什么呢？完全是另一回事情——社会的号啕。爱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一个萨莫耶德人⁽¹⁾，他爱那使他的眼睛变得近视的故乡雪原，爱那他蜷缩着在其中度过了半生、那被熏得乌黑的毡帐，爱那变了质的、在他们四周散发着臭味的鹿油，他对其祖国的爱，与一位因其光荣岛屿的机构和高度文明而自豪的英国公民相比，自然是不一样的；而且，毫无疑问，如果强迫我们以萨莫耶德人的方式去爱我们出生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就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是的，我们俄罗斯人向来很少感兴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因此，如果有恶毒的指责稍稍触到了痛处，也不应该生社会的气。所以，我敢说，我没有丝毫的恶意要反对这些可爱的公众，这些公众曾如此之久、如此之狡诈地抚慰过我：我将冷静地、毫不动摇地努力弄清我奇怪的处境。请问，我竭尽所能地想弄清楚，一个被国家的最高司法机构判定为患有疯病的人，与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上帝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之中，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我从未获得过人民的掌声，也从未追寻过民众的宠爱；我一直认为，人类只应该跟随自己自然的领袖，跟随那些上帝册封的君主，我一直认为，人类在其真正进步道路上的前行，只有在那些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自天国获得了引导人类的使命和力量；我认为，普遍的意见绝不能与无条件的理性混为一谈，正如当今一位伟大的作家⁽²⁾所认为的那样；我认为，民众的本能远比个人的本能更可怕、更狭隘、更自私，所谓民众的健全思维，并非健全的思维；我认为，真理并不是在民众中诞生的，真理是不能用数字来表达的；最后，我认为，强大、夺目的人类意识，永远都只体现在单个的智慧中，这个单个智慧是人类意识之范畴的中心和太阳。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突然面对着这些愤怒的民众——这些其赞扬我从未获得过、其抚慰我从未领受过、其任性从未触及过我的民众，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的思想，本不是面向这一世纪的，本不想说给当今的人们听，我本想将它藏在我意识的深处，遗赠给理解力更强的后代，这一思想虽早已在小圈子里被公开了出来，但是，它若挣脱其锁链，逃出其修道院，冲向大街，在呆若木鸡的民众中间又蹦又跳，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我是无法解释清楚的。但是，我能充分自信地加以说明的，是以下的问题。

三百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它从西欧借鉴来了最严肃的思想、最有益的知识和最快乐的享受。但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已经不满足于这一切了。我们的沙皇中最伟大的一位⁽³⁾，众所公认，他开创了我们的一个新时代，我们的伟大、我们的光荣和我们如今所具有的所有财富，都应该归功于他，一百五十年前，是他在全世界面前弃绝了旧俄罗斯。他以强劲的气息荡涤了我们所有的机构；他在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掘出一道鸿沟，并将我们的传说成堆成堆地抛进了那道鸿沟。他亲自去了西方各国，他在那儿是个最不起眼的人，但在他回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却已是一个最伟大的人；他向西方躬身，待他挺直身体，却已成了我们的主人和立法者。他将西方的语汇引入了我们的语言；他给自己的新都城取了一个西方名字；他扔掉了祖传的封号，而采用了西方的封号；最后，他甚至拒绝使用自己的名字，在签署国家法令时，他不止一次地使用过西方式的名字。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西方，接受来自西方的时尚，并消化它们。应当说，我们的君主几乎一直在牵着我们的手，几乎一直在强拽硬拖着国家，是这些君主自己强迫我们接受了西方的风俗、语言和服饰。我们通过西方的图书学会按音节拼出物件的名称。是西方的一个国家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给了我们；我们完整地译出了西方的文学，将西方的文学熟记在心，用西方文学的碎布残片来装扮自己，最后，我们会因与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会因西方迁就地同意将我们纳入其行列而感到骄傲。

应当意识到，彼得大帝的这一创举是壮丽的，这一强大的思想左右了我们，将我们推上了我们注定要在其上出色行走的那条道路。他对我们所说的那句话是深刻的：“你们是否看到了那边的文明，那无数劳作的成果，是否看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竭尽全力创造出的科学和艺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要放弃你们的偏见，不要再心怀妒意地捍卫你们野蛮的过去，不要再自吹你们长达数世纪的愚昧，而要将自己的目标定为：去把握各民族所完成的所有成果，去把握人类理性在整个地球范围里所赢得的所有财富。”一个伟大的人并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民族而工作的。这些被天意选中的人，从来都是被派向全人类的。起初，他们被某一个民族所具有，然后，他们却被整个人类所吞没，这就好比，一条大河，在滋润了广大的地区之后，又将自己的流水奉献给了海洋。当他离开王位和祖国，躲在各文明民族的最后几排中，他所呈现给世界的是这样一个场景：为了在人类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一个人类的天才正在为步出祖国那狭隘的院墙而付出新的努力。这就是我们应该把握的经验；我们也的确利用了这一经验，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前进在那位伟大的帝王为我们划定的道路上。我们巨大的发展，不过是这一宏伟规划的实现。有史以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向俄国人这样不偏袒自己，这是彼得大帝教导它那样做的，同时，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在进步的竞技场上取得如此光荣的成就。这个非同寻常的人那崇高的智慧，明白无误地猜透了，在文明和世界精神运动的道路上，我们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他看到了，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历史素材，我们不能在这样一个软弱的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未来；他清楚地知道，面对作为所有先前文明最近之表现的欧洲文明，我们没有必要死憋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必要像西方各民族那样，再经历民族偏见的混乱时期，沿着地域观念的羊肠小道，沿着地方传统的坎坷轨道，我们应该以我们内在力量的自由爆发、以民族意识的热情高涨来把握我们肩负的使命。正是他，使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历史的残余，这些残余充斥着历史社会的生活，阻碍了社会的运动；他用人们中间存在着的那些伟大、壮丽的思想开启了我们的智慧；他把我们完全转交给了西方，一如时代将他转交给了西方一样，并将西方所有的历史交给我们作为历史，将西方所有的未来交给我们作为未来。

难道你们认为，如果他在自己的民族处找到了丰富有益的历史、生动的传说和根深蒂固的机构，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民族投入新的形式？难道你们认为，如果他面临的是一个轮廓清晰、表达明确的民族，组织者的本能就会迫使他转而朝向这一民族本身，去寻求他的国家之复兴所必需的手段？另一方面，他的国家是否能允许人们抽取它的历史、并将欧洲的历史系在它的身上呢？然而，这一切均不曾有过。彼得大帝在自己家中找到的，仅仅是一张白纸，他用他那只有力的手在那张白纸上写下了两个字：欧洲和西方；从那时起，我们便属于欧洲和西方了。不应有这样的误解：无论这个人的天才多么伟大，无论他的意志具有多么非凡的能量，他所做的事情，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民族中间才能得以实现，这一民族的历史没有为它指明它应该在其上运动的道路，这一民族的传统无力创造自己的未来，这一民族的回忆可以被一个大胆的立法者不受惩罚地抹去。如果说，我们很驯服地听从那位君主要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召唤，显而易见，这只是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任何可以与之抗衡的东西。我们历史面貌最深刻的一个特征，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缺乏自由的创举。请你们好好地看一看，你们便会发现，我们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的事实都是外来的，每一个新的思想几乎永远都是借鉴来的。但是，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的民族感情来说，并无任何羞耻可言；如果这一发现是真实的，那就应该接受它，这就完了。存在着一些伟大的民族，它们也像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是难以用我们理性的正常法则来对它们加以解释的，但是，它们暗中却受到了天意之最高逻辑的左右：我们的民族正是这样一个民族；但是，我要再重申一遍，所有这一切与民族荣誉均毫无关系。一个民族的历史不仅表现为一连串相继发生的事实，而且还表现为一个环环相扣的思想链条。每一个事实都应是思想的体现；思想或原则在追求实现时，应向一根红线一样穿过事件：这样，事实才不会消失，它会在大脑中留下沟痕，在心灵中留下烙印，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再将它从那里赶走。造就这一历史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万物的力量。历史学家出现了，找到现成的历史，并将它叙述了出来；但是，无论这位历史学家出现与否，历史反正是一直存在的，历史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多么卑微、渺小，也都在其存在的深处负载着历史。我们所具有的就是这样的历史。我们应该习惯于没有历史地生活，却不应向首先看出这一点的人扔石头。

当然，很可能，我们狂热的斯拉夫人在他们各种各样的搜寻中，能不时地为我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刨出一些奇异的东西来；但是，我认为，他们能否在什么时候从我们的历史土壤中抽取出某种东西，那种东西可以填满我们灵魂的空洞，可以给我们含混的意识以缜密，这却是值得怀疑的。请你们看一看中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每一个事件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绝对必要性，每一个事件都在人类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为什么呢？因为，在每一个事件的后面，你们都可以发现思想，因为，中世纪的历史，就是近代思想的历史，那一思想体现在艺术和科学之中，体现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之中。因此，这一历史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了多少沟痕，这一历史多么强烈地动摇了人类智慧赖以生存的基础啊！我清楚地知道，不是每一段历史都能发展得如此严谨、合乎逻辑，像这一惊人时代的历史一样，在这一惊人的时代，在统一的最高因素的统领下，基督教社会被建立了起来；因此，毫无疑问，这正是一个民族或各民族大家庭历史发展的真正特征，丧失了这种历史的各个民族，应该在别的什么地方、而不要在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记忆中卑恭地寻找其继续发展的因素。与各民族生活相关的东西，几乎就是那与单个人的生活相关的东西。每一个人都生活着，但是，只有天才的人或被置于某些特殊条件中的人，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比如说，让某一个民族，由于并非它所创造的各种条件的汇合，仰仗并非它所选择的地理位置，落户在一个广大的空间中，它意识不到该做些什么，而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它突然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这当然是一件令人吃惊的现象，可以尽情地为这一现象而惊叹；但是，你们认为，历史关于它能说些什么呢？要知道，实质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纯物质的事实，一个地理的事实，不错，是规模巨大，但也仅此而已。历史会记住它，将它带进自己的编年史，然后翻过一页，一切便将这样结束。只有从这一民族为一种思想所渗透的那一天起（那一思想被委托给了这一民族，它肩负着实现这一思想的使命），只有当这一民族开始履行这一思想的时候（它带着一种虽隐在、却顽强的本能，这一本能将各民族引向其肩负的使命），它真正的历史才将开始。这就是我竭尽全力为我的祖国所召唤的时刻，这就是我希望你们承担起来的任务，你们，我亲爱的朋友和同胞们，你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我刚刚清楚地看到了，神圣的爱国之情正在你们身上夺目地燃烧。

世界自古以来就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东方和西方。这不仅是一个地理的分界，同时也是以人类自然天性为前提的事物秩序：这是与自然界的两个推动力相呼应的两个原则，这是拥抱整个人类生活结构的两个思想。关注自我，在自身之中深化、封闭，人类的智慧在东方被创造了出来；向外伸展，研究所有的方面，与一切障碍作斗争，它又在西方得到了发展。遵循这些始初的条件，社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在东方，思想深入自我，步入寂静，躲进荒原，使社会的统治者拥有分配所有尘世幸福的权利；在西方，思想到处游荡，为人的所有需要而奔走，渴望各种各样的幸福，将权力置于法的基础之上；但是，在两个区域内，生活都是有力的，硕果累累的；在那里和这里，人类智慧都不缺少崇高的灵感、深刻的思想和宏伟的创造。东方首先出面，从其静观的深处将光芒投向大地；随后，西方到来了，带着自己包容一切的能动性、其生动的语言和强大的分析，它掌握了人类智慧的成果，终结了东方开始的一切，最后，将一切都融进了自己广大的怀抱。但是，在东方，恭顺的智慧跪在历史权威面前，在对他们的神圣原则顺从的服务中耗尽了自己，最终，他们睡着了，封闭在他们静止的综合中，没有猜透那些为他们而准备的新命运；与此同时，在西方，人们却在高傲、自由地前进，他们只对理性和天国的权威俯首，他们只在未知东西的面前停步，他们永不停息地将目光投向无限的未来。就在这里，他们也仍在前进——这你们是清楚的；你们同样知道，从彼得大帝时代起，我们就认为，我们是与他们一起前进的。

但是，如今出现了一个新流派⁽⁴⁾。不再需要西方了，应当毁灭彼得大帝的创造，应当重新回到荒原上去。他们忘记了西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懂得去感激那位给我们以文明的伟人，不懂得去感激那给我们以教益的西方，他们拒绝了西方，拒绝了那位伟人，这一新烤制出来的爱国主义满怀激情，已在忙着将我们称为东方的可爱儿孙了。他们说，我们干吗要到西方各民族那儿去寻找文明呢？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一种比欧洲好上无数倍的社会制度的各种萌芽吗？为什么不等待时间的作用呢？依靠我们自身，依靠我们纯净的智慧，依靠我们强大天性的深处隐含着的有效因素，尤其是，依靠我们神圣的信仰，我们很快就将超过所有这些耽于迷惘和谬误的民族。西方有什么值得我们羡慕的呢？是它的那些宗教战争吗，是它的教皇制、骑士制和宗教裁判所吗？这是一些好东西，没什么可说的！西方难道就是科学和所有深刻思想的祖国吗？不，众所周知，东方才是那一切的故乡。因此，我们要退向东方，我们与这一东方戚戚相关，我们不久前刚从那里获得了我们的信仰、法律、美德，一句话，我们从那里获得了那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民族的一切。古老的东方在退出舞台：可我们不就是它自然的继承者吗？那些神奇的传说从此将流传在我们中间，那些伟大、隐秘的真理将存在于我们中间，自万物之始，这些真理就被托付给东方保存。——现在，你们明白了，那场刚刚在我的头顶上呼啸而过的风暴来自何处，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民族思维中正在发生一个真正的转折，出现一种狂热的反拨，反对文明，反对西方的思想，而正是这一文明和这些思想将我们造就成了如今的模样，就连如今鼓动我们反对这一文明和这些思想的反拨，本身也是这一文明和这些思想的结果。但这一次，推力不是来自上层。相反，在社会的上层，对于我们强大改革者的记忆，据说，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备受推崇。所以，这个头完全是由整个国家所开的。刚获得自由的民族理性这第一个举动，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呢？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那些最先进的智慧，却背叛了那造就了我们之荣光、我们之伟大的一切，每一个真正爱国的人，都不可能不因此而深感痛心；因此，我认为，一个诚实公民应做的事，就是尽其所能地对这一非同寻常的现象作出评价。

我们生活在欧洲的东方，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有东方的历史，其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如我们前面所见，东方拥有有益的思想，这一思想曾为理性巨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曾以惊人的力量完成了其使命，但是，这一思想已注定不可能再次登上世界舞台了。这一思想将精神本质置入了社会的头脑；它使一切权力都服从于一个不可摧毁的至上规律——历史的规律；它对道德等级体系做了深刻的加工；虽然它将生活置入了非常狭隘的圈子，但是，它却使生活摆脱了所有外在的作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迹。但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这里却根本没有。始终不渝地屈从于尘世生活的精神本质，从来不曾在社会的上层确立过；历史规律和传统，从来不曾在我们这里取得特殊的统治地位；生活，在我们这里也从来不曾是一成不变的；最后，在我们这里从来不曾有过丝毫的道德等级。我们仅仅是一个北方民族，无论是就思想还是就气候而言，我们与克什米尔那芳香的谷地和恒河那神圣的河岸都相距甚远。是的，我们有些地区是与东方国家毗邻的，但是，我们的中心不在那里，我们的生活不在那里，而且，在某个天体的摄动移动地球的轴心之前，在新的地质灾变又将南部生物抛向极地冰原之前，我们的生活将永远不会在那里。

问题在于，我们还从未从哲学的观点出发观察过我们的历史。我们民族生活中的那些伟大事件，没有一件得到过应有的归纳，我们历史中的那些伟大转折，没有一个得到过仔细认真的评价；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所有这些奇怪的想象，所有这些追溯过去的乌托邦，所有这些关于不可能之未来的幻想，这样的幻想，如今正在激动着我们爱国主义的头脑。五十年前，德国学者⁽⁵⁾发现了我们的编年史；然后，卡拉姆津又以优美的文体叙述了我们君主的事业和功绩⁽⁶⁾；在我们今天，一些糟糕的作家、拙劣的古董爱好者和几个不成功的诗人，既没有掌握德国人的学术，也没有掌握那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文笔，便自信不已地描绘、重塑起那些我们谁也不记得、谁也不再爱的时代和风习来：这便是我们的民族研究的总结。应当承认，从这一点出发，未必能够获得对我们所面临的命运之严肃的预感。然而，今天所有的事情都与此相关；正是这些结果构成了当前历史研究的全部兴趣。我们时代的严肃思想，首先需要对那样一些历史时刻进行严谨的思考和仔细的分析，在那些时刻，某一民族的生活有深度不等的体现，其社会原则得到最纯粹的表达，因为，该民族的未来就存在于此，其可能进步的因素就存在于此。如果说，在你们的历史中很少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说，你们的生活并不强健、深刻，如果说，你们的命运所服从的那一规律，并非一个在民族功勋的明朗光芒中得到加强的灿烂元素，而是某种远离阳光、躲在你们社会存在之地下范畴中的苍白，混浊的东西——这样的话，你们也不要抛弃真理，当你们实际上是被葬在你们无边无际的棺木中，过的只是死人的生活时，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过的是诸历史民族的生活。但是，在这片空洞中，如果你们碰上了这样的时刻，那时，民族过上了真正的生活，民族的心脏开始真正地跳动，如果你们听到，人民的波浪正在你们的四周喧嚣、汹涌——哦，这时，请你们停下脚步，思考思考，研究研究，你们的劳动是不会白费的：你们会知道，你们的民族在伟大的时代能做出什么，它在未来能将什么期待。比如，在我们这里，就有过这样一个时刻，它结束了那可怕的皇统中断时期⁽⁷⁾，在这个时刻，已被领至极端的民族，已感羞愧，终于发出了它伟大的、警惕的呼喊，它以自身隐含的所有力量之自由的迸发，战胜了敌人，它赞扬了那个高贵的姓氏，这一姓氏如今仍在统领着我们：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如果人们回忆起我们的历史在此前数个世纪中留下的空洞，回忆起我们的国家在这一难忘时刻所处的特殊状态。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人认为我欲一笔勾销我们所有的回忆，事实远非这样。

我只说这么多，我要再重申一下，是该以清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过去了，但这不是为了从过去抽取出陈腐的遗物、为时间吞没的陈旧思想和陈旧的反感，我们君主和我们人民的健全思维，早已结束了那样的反感，而是为了认识到，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的过去。我在我的著作中试图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这部著作没有完成，我那篇奇怪地刺痛了我们民族虚荣心的文章，就拟为这部著作的引言。毫无疑问，在这篇文章的表达上有匆忙之处，在其思想中有尖锐之处，但是，贯穿其中的感情，却丝毫不是反对祖国的：这是一种怀着心痛、怀着苦楚表达出来的对我们之软弱的深刻感受，仅此而已。

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它获得光荣，我也能够对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质作出评价；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的有所不同，这也是实情，那些人的喊叫打破了我的宁静生活，将我停泊在十字架脚下的帆船又抛向了人们愤怒的海洋。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我爱自己的祖国，就像彼得大帝教导我做的那样。但我承认，这种怡然的、慵懒的爱国主义是与我格格不入的，这种爱国主义能让人们在玫瑰色中看待一切，充满各种幻想。遗憾的是，如今，我们这儿许多干练的头脑也已被传染上了这样的爱国主义。我认为，我们走在别人之后，是为了比他们做得更好，是为了不重蹈他们的错误、他们的迷误和迷信。有人断定，我们注定要重复那些处在比我们更差处境中的民族所完成的所有疯狂举动，我们注定要重新经历它们所经历过的所有灾难，我认为，说这话的人，表现出了对我们所要扮演之角色的深刻无知。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处境作出正确的判断，仅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我们的处境就是幸运的；我认为，这便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即有可能从思想的高度静观、评判世界，这一思想是脱离不羁之情绪的，是不具卑微之私欲的，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些情绪和私欲会模糊人的视线，歪曲人的判断。此外，我还坚信，我们负有使命，要去解决社会层面的大部分问题，要去实现旧社会中生成的大部分思想，要对人类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我常常说道，我也乐意重申一遍：万物之自然赋予我们以使命，我们将成为真正的、有良心的法官，去判决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的伟大法庭所面临的诸多诉讼。

请你们看一看，在那些国家中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那些国家，我也许是赞誉过多了，但是，这些国家却是各种形式的文明之最完整的样板。在那些国家，可以不止一次地观察到：一个新的思想刚一出现，所有狭隘的个人主义，所有孩子气的虚荣，所有固执的、蠕动在社会表面的党派习气，便会立即扑向这一思想，掌握这一思想，颠倒这一思想，歪曲这一思想，于是，一分钟之后，被所有这些因素碾碎的思想，便走向了抽象范畴，在那里，一切徒劳无益的尘埃全无了踪影。而在我们这里，却没有这些热情的兴趣，这些现成的意见，这些已形成的偏见；我们用处女般纯净的头脑，迎接着每一个新的思想。无论是我们的机构（这些机构是我们君主的自由创造，或者是被他们强大的犁铧翻耕过的生活方式之寒酸的残余），是我们的风俗（这是笨拙的模仿和古老社会制度的残片之奇妙的混合），还是我们的意见（所有这些意见甚至是徒劳地建立在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之上的）——所有这一切，与天意赐予人类的所有幸福的迅速实现，都是不相矛盾的。只要某一个权威的意志在我们中间开口说话，所有的意见便会退避三舍，所有的信仰便会俯首归降，所有的智慧便会敞向它们所面临的新思想。我不知道，也许，最好还是经历一下其他诸基督教民族所经历过的考验，像那些民族一样，从这些考验中汲取新的力量、新的能量和新的方式；也许，我们特殊的位置使我们预先摆脱了那些苦难，而那些苦难曾伴随着基督教诸民族长期、艰苦的开化过程；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一问题：现在需要努力去做的，只是认清自然状态下的国家当今的特征，并从中抽取出所有可能会有的教益。诚然，历史已不再受我们支配，但是，科学却属于了我们；我们无法重新完成人类精神的所有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参与人类精神进一步的劳动；过去已经不服从我们了，但是，未来却取决于我们。毫无疑问，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服从于自己的传统和回忆：我们将不会去羡慕世界在其中挣扎的那个狭小的圈子。

毫无疑问，大部分民族都怀有一种统领当今生活的关于完善生活的深刻感受，都怀有一种充盈每一个今天的关于逝去岁月的顽强回忆。我们且让这些民族去与它们不可挽回的过去斗争吧。

我们从未在时间逻辑之不祥的压迫下生活过；我们从未被强大的力抛进世纪在各民族面前掘出的那些鸿沟。利用这一巨大的优势，我们应该仅仅服从于文明理性的声音，仅仅服从于自觉意志的声音。我们将认识到，对于我们来说，不存在不可违背的必要性，仰仗天国，我们不立足于陡峭的斜坡，那陡坡曾将许多民族引向其未知的命运；我们将认识到，我们有权利丈量我们迈出的每一步，有权利慎思触及我们意识的每一个思想；我们将认识到，我们可以期望更为宽广的幸福，这幸福之宽广，会超过那些进步之最热情的服务者所幻想的幸福，为了达到这些最终的目的，我们只需要最高意志作出一个权威性的行动，这一最高意志包容了民族的所有意志，体现了民族所有的追求，不止一次地为民族指明了新的道路，在民族的眼前展现出了新的地平线，并将新的文明带进了民族的理性。

怎么，难道我要给我的祖国一个鄙陋的未来？或者，你们认为，我是在为我的祖国吁求无荣光的命运？这一伟大的未来，毫无疑问将会实现，这些美好的命运，毫无疑问将会到来，但它们只可能是俄罗斯人民那些特殊品质的结果，在这篇惹了祸的文章中，那些品质被第一次点了出来。无论如何，我早就想说出这些话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如今有机会作出这样的坦白：是的，在这一该受指责的、面对一个伟大民族的举动中，是有一种夸大，因为，这一民族全部的过错，归根结底就在于，它被抛到了世界上所有文明的最边缘，远离那些文明在自然而然地积累着的国家，远离那些已闪烁了数个世纪的文明发祥地；是有一种夸大，因为没有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世界，是建立在一片没有经过先辈精耕细作过的土壤之上的，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东西曾向我们叙述往昔的年代，在这片土地上，也没有任何新世界的禀赋；是有一种夸大，因为没有给这一非常恭谦、有时却非常英勇的教会以应有的评价，在我们因编年史缺乏而留下的空洞中，只有这一教会提供了慰藉，我们父辈们每一个勇敢的行为、每一次壮丽的自我献身，我们历史的每一页出色的文字，其荣誉都属于这一教会；最后，也许，这也是一种夸大，即便是短暂地为这一民族的命运而感到过忧伤，因为，自这一民族的深处，曾产生出彼得大帝那强大的天性、罗蒙诺索夫那包容一切的智慧和普希金那优雅精美的天赋。但尽管如此，还是得承认，我们公众的喜怒无常还是令人吃惊的。让我们回忆一下，在我们这里所言的那篇惹祸文章发表后不久，我们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新戏⁽⁸⁾。请看，还从未有过一个民族曾受到过如此激烈的抨击，还从未有过一个国家曾被拖进这样肮脏的境地，还从未有人向公众的脸上投去如此粗野的咒骂，然而，却从未有任何一出戏曾获得如此圆满的成功。难道，一个对自己的国家、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的性格进行了一番深刻思考的严肃头脑，因为不能用丑角之口道出那使他苦恼的爱国主义情感，就注定要沉默不语吗？我们为什么那般地迁就一出喜剧中那无耻的训教，却因一段洞察现象之实质的严谨文字而如此地胆怯呢？应当意识到，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暂时还只具有爱国的本能。我们离年长民族那种自觉的爱国主义还相距甚远，那些年长民族在智性劳动中得以成熟，通过科学知识和思考赢得了文明；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所用的却是年幼民族的方式，那些年幼民族还没有为思想所惊扰，它们还在寻找属于它们的思想，它们还在寻找它们在世界舞台上将要扮演的角色；我们的精神力量还没有在严肃的问题上得到锻炼；总之，直到今天，我们几乎还不存在精神劳动。我们以惊人的速度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这一程度能叫欧洲感到吃惊。我们的强大使世界感到恐怖，我们的强国占据着地球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但是，应当意识到，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只能归功于我们君主们的强大意志，而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自然条件，对这样的意志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们是由我们的统治者和我们的气候所加工、浇铸、创造出来的，仅仅是由于恭顺，我们才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请你们从头至尾地看一看我们的编年史——在其中的每一页上，你们都能看到权力的深刻作用和土壤的不断影响，却几乎从来也看不到社会意志的体现。但是，也要公平地承认，俄罗斯民族为了自己的统治者而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对自己国家的自然作出了退让，但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却表现出了一种崇高的智慧，因为它意识到自己命运的至高规律：这是不同层面的两个因素之非同寻常的结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以为，人民会歪曲其存在，会使其自然发展的原则本身失去活力。我希望，从我们立足的观点向我们的历史所投去的匆匆一瞥，将昭然若揭地向你们展示出这一规律。

【注释】

(1)生活在俄罗斯北部的部族。

(2)指法国宗教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拉门奈（1782—1854）。

(3)指彼得大帝。

(4)指斯拉夫派。

(5)“德国学者”指的是米勒（1705—1783）和施勒策尔（1735—1809）；米勒于1725年移居俄国，1731年成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733—1743年间曾考察西伯利亚，著有《西伯利亚史》、《名门家谱》等，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大量俄国历史文献，人称“米勒存稿”；施勒策尔曾于1761—1767年间在俄国科学院工作，著有关于俄国历史的著作，如关于俄国编年史家涅斯托尔的著作等，后返回德国任哥廷根大学教授。

(6)指俄国历史学家、作家卡拉姆津（1766—1826）及其所著的《俄罗斯国家史》。

(7)指俄国历史上所谓的“混乱时期”（1605—1613）。

(8)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二

有一个事实，它凌驾在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我们全部的历史，它包含着历史之所有的哲学，它体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时代，并确定着各个时代的特征，它同时是我们政治伟大之重要的因素和我们精神软弱之真正的原因，这一事实，就是地理的事实。⁽¹⁾

【注释】

(1)原稿未完，至此为止。

箴言集（选译）

106

人们都说，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就算如此吧。但是，还必须证明，人类除了被称为西方和东方的两个方向外，还有第三个方向。

107

我宁愿去抨击我的祖国，宁愿使她伤心，宁愿贬低她，也不愿去欺骗她。

108

俄国自由主义者是一只无意义的蚊虫，在太阳的光芒中飞动；而这个太阳，就是西方的太阳。

109

自然界每一个对象的背后，都有着我们用智慧或想象放置进去的某种东西：这也就是艺术家应该在其作品中再现的无形之物，因此，使我们感动、使我们激动的正是这种东西，而绝非我们所见的对象。

110

人们的悲哀在于，奴隶地位并不让他们感到屈辱，这类人生来就是做奴隶的。

111

德·梅斯特尔伯爵⁽¹⁾说：“夸张是诚实人的真理。”他指的也就是有信仰的人，因为，一个诚实的人是不可能没有信仰的。

【注释】

(1)德·梅斯特尔（1753—1821），法国政论家、宗教哲学家，主张宗教天命论。

112

不友善对于夸夸其谈而言是致命的，只要它别引起愤怒或蔑视。

113

有一些人的身上写满了“不”；一个有信仰的人会本能地远离这样的人。

114

有一些人丧失了肯定的能力，他们害怕道出决定命运的“是”，就像一个被父母不可抗拒的意志抛入仇人怀抱的少女。

115

词只在有呼应的环境中才能鸣响。

117

总说漂亮话的人，永远也无法把话说得漂亮。

118

有一些蠢人如此没有接受力，连天才的阳光也无法使他们开花。

119

有一些能人如此能说谎，连他们道出的真理也变成了谎言。

120

只有疾病是传染的，而健康是不传染的；同样，谬误是传染的，而真理是不传染的。

正因为如此，谬误传播得迅速，而真理却传播得缓慢。

122

显然，神将意志的自由交给了人，便部分地放弃了他在世上的主宰，而让人这一新的因素在世界秩序中有了一方空地；因此，趁人类还没有滥用自由而将恶引入这方空地，可以，也必须每时每刻地呼唤神，让他来统领尘世，也就是说，请他来重建统领世间万物的秩序。然而，像我们的一些导师那样去吁求他，让他的主宰降临天国，这样的吁求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在天国的主宰从未中断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就其天性而言该生活在天国、然而却不听信神的造物，被赶出了天国，而其他那些为天国神秘光芒所照耀的造物，却从不滥用其自由，一直行走在神的道路上。还应当指出，如果所言的体系是正确的，在神的主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么，无论是尘世还是在天国，就哪儿也没有他的主宰。我们欲相信，这一后果并未被这一学说的拥护者所意识到。

123

我们的“导师们”肯定基督教带来的幸福，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幸福，那它也绝对不是注定要出现的，而纯粹是偶然的；基督教的使命在于对单独个性的作用：社会和全人类与它无关。在他们看来，人类在走向毁灭，也应该走向毁灭；耶稣基督无援地走了，他也应该那样走掉。基督教是针对单独个性的，如果说它也曾有益于人类，那也是由于一时疏忽而发生的事情。而且，基督教完全不关心尘世的幸福，它只关注天国的幸福。世界应该走向完全的衰落，千万不要去阻止它朝向毁灭的运动！最后，“愿你的统治到来”，救世主道出的这句崇高祈祷似乎含有基督教学说全部的社会思想，与这一观点相呼应的，只有那种永远不会实现的非分愿望。显然，这一过分的、愚昧的禁欲主义观点实质上与无信仰者的观点如出一辙，或相差甚少，因为，两者都否定基督教的恩惠，或者，都将那些恩惠视为这一宗教无意造成的结果，两者均有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即基督教与尘世的利益无关。

124

有一些人用智慧造就自己的心灵，另一些人则用心灵造就自己的智慧；后者能比前者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情感中的理性要多于理性中的情感。

125

宗教源于它对欲认知事物的信仰：此为信仰之路；科学对某种东西的信仰，则要通过一系列的相关因素来加以确认：此为归纳之路；可见，两种道路殊途同归，结果均为认知。

126

宗教是对神的认知。科学是对宇宙的认知。然而，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宗教是对神之实质的认知，而科学则是对神的行为的认知；因此，两者最终都将走向神。科学中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类是内容或成就，另一类是方法或手段；因此，在定义科学与自然之关系的问题提出时，需要明确地向人们指出，他们想谈论的是科学的实质还是科学的手段；而正是这一点没有被人们所区分。

127

去爱那些你所爱的人，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然而，还要去稍稍地爱一下那些你所不爱的人。

128

获得幸福的方式仅有三种：只想着神，只想着他人，只想着一种思想。

129

在道德领域，运动并不局限于运动，还应该有目的；否定达到完善、亦即抵达目的的可能性，或许就意味着运动的不可能。

13l

有些人从来不为获得满足而行善；自然，他们无法抵达绝对的幸福，他们清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只存在一种相对的幸福。只有那些目标专一、渴望走近完善的人，才能最终达到完善。

132

强迫社会向前运动的，不是那些在真理和谬误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不是那些在钢丝绳上跳舞的人，而是那些有原则的人。中庸之道在较好的情况下可以延续一个社会的存在，但它却永远无法使社会前进。只有对完善的信仰才是有益于发展的，只有对真和美的热烈追求才是有益于发展的。

133

惩罚的法律不仅为了保护社会，其目的还在于人类社会最大可能的完善。这两大任务极好地相互呼应着；而且，其中的任何一个任务都是无法独自完成的。刑事立法的使命，不仅在于保护社会免遭内部敌人的伤害，而且还在于促进正义感的发展。应该以这一观点来看待各种惩罚，包括死刑，死刑无论如何也不是报复，而是可怕的训诫，遗憾的是，其效用却是相当可疑的。

134

众所周知，基督教从起源起便遭到了一些最激烈的攻击，只是通过绝望的、忘我的有意识斗争，它才主宰了世界。在当今，有一些人仍将基督的宗教视为某种神话。然而，人们是否清楚，这个神话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怎样的条件下被创造出来的呢？是的，有人指出，基督教神话出现的土壤，不是犹太人中有教养的阶层，而是那些无知的、乐于接受最荒谬信仰的居民。但是，这是完全不对的：相反，我们看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达到了社会的上层，并立即在那些最杰出的人士中间得到了巩固。另一些人则对我们说，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个犹太教派，它所有的道德说教都包含在《旧约》中，耶稣基督只在其中添加了几个在当时流传甚广的思想。应该承认，这后一观点虽与基督教的观点相去甚远，却也包含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即便不能与实证的基督教相符，也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推论的基督教相符。实际上，这就是普通的人的作为吗——将生活、现实和权力都交给所有这些零散的、无力的真理，毁灭一个世界，创造另一个世界，将所有那些零散的思想、不同的学说综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战无不胜、硕果累累、不断前进的学说？能用所有意识均理解的一种语言道出世间道德真理的总和并为每个人带来善和真吗？多么奇怪的事情啊！即便被置于这样渺小的境地，基督教的伟大现象仍带有最高理性独立作用的印记，人的逻辑方式无法解释这一作用，无论什么样的逻辑虚构在此都是于事无补的。

135

有三种无法战胜的东西：天才，英勇，诞生。

136

哲学方式的不能令人满意，这在对语言进行民族学研究时尤其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君不见，无论是观察是分析还是推论，都丝毫也介入不进人类理性这些伟大工具的创造之中？谁也说不出，一个民族借助何种方式创造出了自己的语言。但是毫无疑问，它绝非我们的逻辑体系中所采用过的任何一种方式。这不过是一种自始至终的综合。这些不同的组合是最巧妙、最深刻的，人们在民族生活史的初期用这些组合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缠绕着他们，他们需要将这些思想抛入生活，与此同时，这些组合中又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此外，始初的人类语言无疑是突然出现的，原因同样很简单，没有词语就无法思维。然而，如今分布世界各地的这些语言的集团和家庭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从来都无法解释清楚。而正是在这些惊人的现象之中，潜藏着一些人类理性最富创造力的方法，也正是那些最应该得到研究的方法。

137

你们是想得到幸福的。那么，你们就尽量少地想到自己的幸福，而去关心他人吧；可以打个赌，一千比一，你们若这样去做，定会抵达各种可能获得的幸福之最崇高的境界。

138

众所周知，在康德看来，理性的工作就是对我们自身知觉的不断检测：他认为，我们认识的、观察的仅为我们自身，因此，我们也就仅能影响到我们自身。显然，人的理性不应局限于此，同样，它也不应安于费希特的观点，费希特的观点实质上为同一种批判哲学的过度发展。而且，始自康德、止于费希特的这一“我”的提升，注定会使人的理性感到某种恐惧，迫使他放弃努力，无法在将来仅指望自己的力量；不自觉地，人的理性被迫在谢林的“绝对同一”中寻找避难所，在自身之外，在某种非“我”中寻找帮助和支撑。不幸的是，理性转向了自然，更为不幸的是，它最终与自然融为一体了。这便是理性目前的状态，尽管有思辨哲学的流行，尽管有那一哲学欲提出的各种或谨慎或大胆的观点。如今，理性一直在利用人类理性的各种成就，并使理性回到了永恒的脚下。这便是当今哲学的使命，我们认为，这一使命它履行得不错，虽说，它也许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

139

软弱的敌人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嫉妒的朋友却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140

自我们着手创建我们新的民族性以来，关于种族的争论就成了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一思想观点是相当有趣的。整个历史哲学在他们那里竟成了对人类各大家族的生理学分类；由此还得出了一些关于人类的社会发展、关于人类理性的运动、关于世界未来的意外结论。所有的思想，无论它们多么抽象，在当今都会被染上某种唯物主义的功利色彩，因此，这些思想回答了当今的特定需求，并部分地步入了政治领域。遗憾的是，这一工作远离了文明的伟大发祥地，远离了杰出思想的源泉。对于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尚扮演消极角色的种族来说，这一特殊革命的成就还是相当可疑的。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而言，这却是一个有趣的、重要的现象，因此，需要大批有识之士来关注它，并努力地对它加以界定。

141

存在着不同的种族，这一点无人怀疑；各种族将自己必不可少的特性带入了地球上的知识宝库，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显而易见的是，问题如今还不止于此；问题还在于，各种族是否应该永远保持那些特性；是应追求各个民族的融合，还是该让蒙古人永远为蒙古人、马来人永远为马来人、黑人永远为黑人、斯拉夫人永远为斯拉夫人？一句话，是应按视全人类为一个种族的《福音书》所指引的道路前行，还是该使人类向后转，返回其在“人”一词尚未出现时所驻足的源头，也就是说，该返回多神教的时代？实际上，问题就在于，这是一种狭隘的哲学，它以一些颅相上和语言上的特征为基础，将各民族划分开来，它只是在灌输民族间的敌意，在国家之间设置新的障碍，它的目的完全不在于将人类建设成为一个兄弟间的单一民族。

142

毫无疑问，现实的并非物质的，因为，任何一个正确的思想都是现实的，却未必都表现为物质形式；但与此同时也不应忘记，完善的现实自身也具有物质实现的特性，因为任何一种完善的现实都包含一种它借以面世的形式。每一个数学公理都是这样的，任何一种绝对真理也都是这样的；基督教的真理同样如此，只不过它还没有显现于这个世界而已；最后，神的主宰也是这样的，只不过那完善的现实还没有物质化而已。

143

你们拥有认识的形式和内容、主体和客体、“我”和“非我”，这是必须承认的。所有的哲学体系都试图抵达这一点，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我们当今的哲学充分意识到了它所面临的目标，这便是它与先前所有体系的区别。

144

没有对抽象完善的盲目信仰，就不可能走上真正的完善之路。只有相信难以获得的幸福，我们才能接近可以获得的幸福。没有这个在我们遥远的前方闪烁着的光点，我们就难以在环绕着我们的深重黑暗中迈步。每当这颗闪耀的明灯隐没了，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它在黑暗天穹中的再现。在通向绝对完善的道路上，分布着许多人们可以追求的小的完善。

145

我认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每一个正直的、爱国的俄国人都很容易去抱怨那些人，那些人以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将祖国推入这场毁灭性战争的人，那些人没有意识到祖国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却将自己的理论当做国家正确的政治，将自己不完善的观点当做真正的民族情感，最后，那些人提前唱起胜利的凯歌，将社会舆论引入了歧途，在使国家流于肤浅和平庸的这条湿滑的路上停下来，此刻还为时不算太晚。

146

我认为，面临我们的灾难，不要接受那种毫无顾忌的爱国主义的种种愿望，那种爱国主义已将国家引到了毁灭的边缘，现在，它想使国家摆脱灾难，又在坚持自己的幻想，不愿承认由它所造成的绝望现状。

147

我认为，天启既然召唤人们去向崇高的命运，那么它同时也会给人们以实现崇高命运的手段：于是，从它的怀抱里便站起了一些伟大的智者，他们为人们指明了道路；于是，全体人民都沐浴着知识的灿烂光芒，摆脱了那些无能却狂妄的领袖们的统治，摆脱了那些在沙龙和小团体中赢得成功的无聊聪明人的左右。

148

我认为，每一个将祖国的利益置于个别时髦思想之上的俄国人都会发现，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深受民族政党的压迫和拖累；其中之一即将自世界舞台上消失；另一个也面临着危险，将失去一等强国之地位，失去智慧和勇敢之高尚、顽强努力的成果。

150

谢天谢地，我既没有用诗歌也没有用散文使我的祖国偏离正确的道路。

151

谢天谢地，我没有说过一句会将社会舆论引入迷途的话。

152

谢天谢地，我一直从祖国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出发爱着我的祖国。

153

谢天谢地，我对祖国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都有正确的判断。

154

谢天谢地，为了祖国的利益，我没有接受那些抽象的体系和理论。

155

谢天谢地，我没有将沙龙和小团体中的成就置于祖国的真正利益之上。

156

谢天谢地，我没有与那些偏见和迷信妥协，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环境——这是对几种时髦思想浅薄迷恋的结果。

157

你们是怎么想的，政府这三十年的压迫难道不该有吗？这政府的观点和行为都残忍又顽固，它败坏了较为驯服的人民的思想。

158

有人以为，我们是在与法国交往，是在与英国交往。一派胡言，我们所交往的是整个文明，而不仅仅是文明的结果，我们面对的是文明本身，是工具，是信仰，是借助数千年的劳动和努力而得以变化、发展、完善的文明。这便是我们所面对的东西，我们刚刚来自昨天，对于那些东西，包括记忆在内，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练习和发展。

159

创造出英格兰民族的，既不是英格兰人的性格，也不是英格兰人的智慧；英格兰民族是由英格兰人的历史创造出来的；当然，这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的民族更聪明；不能说英格兰是一个享受特权的种族，但能说英格兰是一个享受特权的国家，其历史就是一个自始至终的连续成功。不是英格兰人民给了自己一部宪法，而是诺曼的爵士们从诺曼国王那里夺来的。如果没有封建爵士的利剑，阿尔弗勒德大帝⁽¹⁾的那些古老法规就不会出现。从前有人说，是法规造就了人民，现在又有人说，是人民造就的法规。这两种说法都对。但是，必须注意一下史实发生的年代。首先是历史造就了法规，然后是这些法规熏陶出来的人民继续着历史的事业，他们依据其获得幸福的程度，发展或是歪曲着这一事业。这便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将不同的种族划分为享受特权的种族或应被排斥的种族，是没有意义的。

【注释】

(1)阿尔弗勒德大帝（约849—约900），871年起为英国西撒克斯王，统一了附近诸多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下令编成第一部全英法典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160

在那些阻碍我们智慧发展、在我们的智慧发展过程中留下了特殊印记的诸多原因中，应当指出的有这样两个：首先，是缺乏中心，缺乏发祥地，在那样的中心，国家的活跃力量能够合为一体，各种思想得以成熟，良好的素质会在从那里辐射开来，传遍整个世界；其次，是缺乏旗帜，在那样的旗帜周围，应该聚集起大批团结的、威严的智者。思想不知源于何处，像是被一阵偶然的风吹来的，它穿过各种各样的障碍，开始悄悄地渗进人们的大脑，而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它又会突然蒸发了，或者潜入了民族意识的某个黑暗的角落，为的是之后不再浮至表面：这便是我们的思想运动。每一个民族都具有其特殊的素质，这一素质会在民族的社会生活中留下其印记，它会在数个世纪中左右该民族的道路，并决定着该民族在人类的地位；在我们这里，这一能动的素质就是地理的因素，这便是人们所不愿承认的一点；我们的整部历史，就是我们命中注定要获得的无边的大自然的产物。正是这自然将我们撒向各个方向，在我们存在的最初岁月就将我们抛入了广阔的空间；它在我们身上培养出了对各种物质的力量、对统领我们的各种权威的盲目顺从。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正确智慧的用武之地；在各种意识完全孤立的状态中，思维的逻辑发展难以进行，灵魂对完善的直接追求难以进行，人们彼此之间的同情也难以进行，那样的同情本可以将人们联结为一个个紧密的、巨大的整体，在这样的整体面前，所有物质的力量都不可避免地会低头；一句话，我们只是广阔空间（一种未知的离心力将我们抛进了这片空间）的地理产物，只是自然地理学中奇怪的一页。因此，我们在世界上的物质意义有多么重大，我们精神力量的意义就多么渺小。我们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却又是精神生活中最次要的因素。但是，祖国的这一生理现象，今天无疑是不利的，将来却可能表现为巨大的优势，对前者视而不见，便会有丧失后者的危险。

161

原因和作用不是分离的；开端和结果是一个整体。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开端只有在引起了什么作用或派生出什么事物时才成其为开端。在个体之中，常常只有某一个方面，只有在宇宙之中，在事物的整体之中，主体和客体才会完全融为一体，才会有充分的同一。这就是谢林的体系。既然“非我”可以对“我”产生作用，那么试问，“非我”之中是否有“我”呢？如果“非我”之中的某种“我”是的确存在的，那么其性质是怎样的，它对始初的“我”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费希特提出的问题。人类智慧的运动不是别的，就是循序渐进的推论。人类理性在抵达这一巨大推论的终点之后，便将获得其充分的力量。黑格尔。

161—a

在其体系的第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其哲学活动的第一阶段，费希特认为，认知之外，世界上再无任何真实的东西，由于一切认知都是包含在“我”之中的，因此，实际上，在“我”之外便不存在任何东西了。有人反驳他说，知识自然是以可认知的对象为前提的，因此，在“我”和认知之外还存在着什么东西。后来，费希特放弃了先前的理论，却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对此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他一直将其新观点视为其早期观点的结论。无论如何，为了正确地评判费希特的学说，只需我们不要急于为他的第二个方法命名，而将其体系的第一部分仅视为预备性的经验，作为对“我”或主体的深刻分析，是一种属于历史的经验。

162

你们是否想过，让俄国成为世界命运的主宰，这对欧洲和俄国自身来说是有益的吗？

163

另一个问题。欧洲该作出何种选择：土耳其的完整还是俄国的强大？

164

这场战争是什么？是真正信徒间的一场家庭争吵。

165

遗憾的是，我们可怜的斯拉夫人常要逛逛第三厅⁽¹⁾。

【注释】

(1)可能指俄国的政治监视与侦察机构“第三厅”，属俄国御前办公厅，辖独立宪兵团，存在于1826—1880年间。

166

众所周知，谢林仅被视为斯宾诺莎的继承者，他发展了斯宾诺莎的学说，使当今的泛神论最终成型。毫无疑问，在他看来，自然的能动力量只为了证实自身才在世界之中显示其作用，因此，自然界的现象可以等同于逻辑操作，而不能等同于物质事实。但由此却不能得出结论，说自然凭借着关于宇宙自然力量的这一观点就能转变为理性，这距泛神论还很遥远。实质上，这不是别的，而正是哲学术语，是人类语言的软弱将它带给了我们，是我们理性走向统一思想的需求将它带给了我们，众所周知，这整个体系都是在那一思想的鼓舞下形成的。唯心主义者用唯灵论的语言解释世界，但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唯心主义者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大写的精神和思想。在每一个自然现象的背后，他看到的是精神的行为，但这一精神行为在他看来总是有别于现象的。他说：你们去推论吧，你们去计数吧，你们会得出一定的逻辑结论，这些逻辑结论的真实存在却仅仅取决于你们自己；然后，你们会在自然之中与事实相遇，那些事实与这些结论相符，如你们所知，那些结论是类比行为的结果；你们由此得出结论，在自然和你们的理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这便是这一学说的出发点。但显而易见，这里谈论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决定物质运动的一种力，自然仅为各种物质的总和。然而，在自然的内部或自然之外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力，这位唯心主义者却不知道；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假设，这种力更像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可他却清楚地知道，人类理性所运用的那些方法，并非是他从自然世界借用来的，而是他在自身之中找到的，因此，这些方法与自然所运用的那些方法的同一，并非自然参与或作用于我们智慧的结果，而是一个始初的事实，也就是说，这里有两种各自独立、却又一致作用的理性，有两种不同的、却又是同一层面上的力量。因此，在他看来，彼此同一的不是思维和自然，而是受它们两者控制的一种规律，这一规律以特定的方式既体现于自然，也体现于理性的人。其体现之一，可以为我们的意识所感知，另一种体现则要通过观察来感知；这两种不同的知识相互补充，当今的知识自然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知识。个别的逻辑和思维规律是与特殊的自然规律相吻合的；在我们之中和我们之外的两者之间永远不会有矛盾，只要我们在滥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不要歪曲自己的判断，因为，众所周知，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有认知的权利和可能，同样也有迷惑的权利和可能；最后，真正的同一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理性和自然之间，而存在于我们的理性和另一种理性之间。就应当这样去理解绝对同一的学说。

168

费希特的学说遭到了诸如此类的攻击。有人认为，他步入了虚无主义，也就是说，步入了对外部世界的逻辑取消，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费希特指的仅仅是认知理论（Wissenschaftslehre），因此，非常自然地，他使自己的“我”、即有认知能力的“我”具有了崇高的、可能的绝对性，因为，每一个认知都来自于“我”，自然也结束于“我”；但是，比如说。雅各比⁽¹⁾的看法就是错误的，他欲举升我们的“我”，将它置于世界和神的废墟之上。他的建构没有完成，仅此而已。请你们再读一读他死后出版的著作，你们便会相信，他离对外部世界的否定还相距很远。对于他来说，所探讨的仅仅是认知问题，因此，他需要确定认知的性质；由此而来的，便是他的哲学的主观主义，便是他所指出的我们理性活动的巨大意义，我们理性的活动，也许在逻辑上就包含着其他所有的活动，甚至是神的活动，但这只是一个预备方式。如果他能对客体进行观察，他无疑会给客体以应有的地位。我认为，为了构建关于“我”的学说，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使这个“我”具有了放大的规模，将他置于造物的中心。这便是能够对他作出的所有指责。

【注释】

(1)约指弗里德里克·雅各比（1743—1819），德国作家、哲学家，倡导所谓感觉和信仰的哲学，反对唯理论。

169

基督教起源于思想，但就其本质而言，它应该暂时地放弃其基本原理，在实际中得以确立；它那些不可避免的失败就由此而来。如今，基督教已得到确立，它显然又在试图再次上升至它那纯粹的思想。这便是这一宗教运动的基本特征，我们是这一宗教运动的见证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应该完全脱离事实，从今以后只置身于抽象思维的领域。那样的时候将会到来，那时，基督教会走出深山，现实和思想会构成一个整体，都将为生活所吸收，生活将现实和思想拥抱在一起，会在最后的阶段以崇高的方式自然地将它们合并。

但是，在不停地前行了数世纪的精神之伟大进化过程的这一最后阶段到来之前，必须实现向基督教基本原理的转变，这一原理应该以新的辉煌、新的力量再现出来。

170

在转向我们将要探讨的那些新问题之前，让我们稍稍返回几步，停下来想一想，何处是作者的出发点，那便是他对信仰的客体和纯粹理性的客体所作的区分。然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他的两种规律的学说，一个是通过神的启示发现的规律，另一规律他称之为人为的规律。

171

首先，在他道出“信仰”一词的时候，他显然仅指宗教的信仰。而且，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绝对非哲学的观点。有一些事物，只能通过信仰才能认识，也就是说，为了理解那些事物，事先就必须去相信它们；还有一些事物，只能把它们当做信仰的教条来认识，也就是说，你们一旦理解了它们，它们也就立刻成了你们的信仰。用哲学的语言来说，信仰不是别的，就是人的认识过程的一个瞬间，或一个阶段，仅此而已。将科学和宗教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而且怀着真诚和坦荡这样去做的——这就意味着回到了经院哲学，回到了阿伯拉尔⁽¹⁾之前的时代，也就是说，造成了一个时代错乱现象，不多不少整整相差九个世纪。我能很好地理解这样一个教条的神学家，他即便在当今也不步出经院的旧轨，对于他来说，世界自阿尔琴⁽²⁾时代以来便不再向前发展了，因为教条就其本质而言是静止的、顽固的；因此，教条的信徒便会永远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但是，我承认，我难以理解那样的作家，他追求当代智者的名声，可与此同时，却又将宗教视为一个不可侵犯的领域，智慧只有在遵循自治原则的前提下才被允许渗入那一领域。如今还有谁不知道，信仰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思维因素之一；有时是信仰导致知识，有时是知识导致信仰，因此，它们之间并无截然的分界，知识总以一定量的信仰为前提，同样，信仰也总以一定量的知识为前提；在信仰的底部必定有知识，同样，在知识的底部也必定有信仰；最后，如果我们对一个事物没有这样那样的信仰，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它，同样，如果我们对一个事物没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我们也就不可能信仰它。

【注释】

(1)阿伯拉尔（1079—1142），法兰西哲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在有关共相本质的辩论中发展了概念论学说，主张“理解而后信仰”，著有《是与否》，《我的受难史》等。

(2)阿尔琴（约735—804），盎格鲁-撒克逊学者，查理大帝的顾问，图尔修道院院长。

172

然而，什么是哲学的自然基础呢？“我”和“非我”，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主体和客体。无论你们是否承认这些第一性的事实，不从这些事实出发，你们还是无法严肃地研究哲学。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些自然无法自我证明、也不能与前一个事实相区分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信仰的对象。然后，在哲学工作完成、你们已经取得某种确信的时候，在你们的大脑中体现出来的那种确信所具的逻辑形式又是怎样的呢？就是信仰的形式。是你们的理性使你们具有了这样的信仰。我们走不出这个圈子，只会在它封闭的墙上撞得头破血流；在这个圈子之外，是无边的怀疑，是最大的无知，是虚无。因此，从哲学中抽出信仰——这就是在毁灭哲学自身，或是在使这一思维工作变得难以实现？或更有甚者，这就是在将认知的能力带向虚无？

173

你们看，人的智慧总是在将某些真理当做信仰的对象，当成先验的、基本的对象，没有这样的对象，任何一次理性行为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些真理出现在理性的运动之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那种曾动摇了惰性物质、在空间里分置世界的力相呼应的。人的理性长久地因这些真理而存在，这些真理也在长久地满足人的理性；但是后来，人的理性的发展使它走向了一些新的真理，而这些旧的真理便转变成了信仰。这便是智慧发展的自然进程。在无论是个体的理性还是整个人类的理性所走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站立着信仰。在认知之前，人的理性会信仰，而在认知之后，它会再次信仰。它总是从信仰出发，目的是再返回信仰。一天之内，你们难道没有过二十次的信仰行为吗，虽说与宗教毫无干系？你们想将人的理性的各种信仰归入统一的宗教情感范畴？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再转向另一学说。

174

什么是规律？即一种定律，现象借助其力量得以或应该趋向可能的完善。因此，每一种规律都是已在的，我们仅能认识它或不认识它，但无论我们对它认识与否，它都同样存在，同样在与它相适应的范围中起着作用；精神层面或自由王国中的东西难以充分地重复，在物质层面或必然领域中也是一样，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遵循规律的，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规律。区别仅在于，如果我们认识到了第一个规律，我们就应该遵循这一规律，因为这是我们存在的规律，是我们向前运动的条件；如果我们认识到了第二个规律，我们就不得不使它适用于我们的需要，或将它当成说教，或将它用于物质需求。说到对规律的认识，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通过个体理性的活动，通过体现于人的理性中的崇高理性的直接作用，或是通过延续了数世纪的全球理性之缓慢的向前运动；但是，无论借助哪种方式，我们都无法发明或创造出规律本身。任何一个规律，如果它是正确的或真实的——也只有在正确或真实的前提下它才能完成规律的使命——它便永远存在于神的理性之中。会有一天，人能认识到这一规律；规律会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他的面前，步入他的意识，这时，人的立法者便与崇高的立法者相遇了，从那一时刻起，对于人来说，规律便成了世界的规律。这就是我们所有立法——政治的、道德的和其他立法——的起源。当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属于人的立法权的假设是成立的，但是，若从一般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假设又是不成立的。当然，人在不得不为的压力下会将立法推广至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明白，他在闲暇中编写并收入其各种法典的所有法律，无论是现行法律，还是民法或刑法，所有这些法之所以为法，仅仅是因为它们呼应了已有的那些规律，用西塞罗的话来说，那些规律既非人的大脑的臆造，亦非民族的意志，而是某种永恒之物；在这些永恒规律的左右下，社会存在着并发挥其作用。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种针对他们的作用，反正都一样；人们应该知道，当那些他们认为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规律突然变得不灵或荒谬了，这就意味着：要么是他们与真正的规律相悖了，要么是那些规律根本就不是规律，因为，我再重复一遍，规律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规律倒更像是在创造我们，但我们却可能将完全不是规律的东西当成规律；我们就是这样行事的，这既牵涉到肉体方面，也牵涉到精神领域。最后，规律即原因，而非作用，因此，将规律视为人类理性的成果——是否就意味着关于规律之观念的错误呢？如果说规律是人类理性之成果的话，那么我就要问你们，什么是废弃不用的规律呢，它昨天还不曾有，仅从今天起开始存在，因此它也可能完全不存在？这是难以理解的。

175

不过，在我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正确的观点是这样的。客观地看，存在着两种规律：物质世界的规律和精神世界的规律。前者的目的在于保护生物和作为生物之总和的自然，后者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类和作为人类之总和的人类社会，两者都要求每一个体或每一层面的和谐。但显而易见，这两种规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规律，得到客观认识的这一规律，可以同时在两个领域中起作用。这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规律——就是生活的规律或存在的规律；毫无疑问，它既不会发展，也不会过时，只有生活和存在会发展，会过时，而规律则是永远不变的。当然，人在其理性和自由天性的左右下，可能认识不了这一天性的诸多规律，也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它们，或者，在认识了规律的同时却不服从于它。但与此同时，规律却是永远不变的，它对人的作用也同样是不变的。人类理性的进步不在于向世界提供了自己发现的规律，而在于不断地接近对统领世界的那些规律更完善的认识。人创造不出那些规律，那些规律是造物主在始初时传授给人的，但是，随着自己在时间中的向前运动，人会发现一些他所不知的新规律；他能学会更好地理解那些他已知的规律，并为那些规律找到新的用武之地。例如，对神启所揭示规律的认识，在人们当中与日俱增地传播着，可规律本身却没有过时，也没有发展，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加的需求，它每天都会派生出一些新的力量，但它自身却一直是不可动摇的，与它步出神的理性之怀抱时一模一样。

176

我认为，可以说，只有在艺术领域中，人才可能被赋予创造的才能；在这其创造的真正领域中，在这唯一的世界中，人能从虚无中创造出某种真实，通过意志唤起生活。在此领域之外，我们只能寻找或找见真实的东西。然而，尽管我们在艺术中有着无限的创造力，我们的创造还是服从于某些定律的，这些定律同样不是我们发明的，其存在早于我们的创造，像所有那些永恒的真理一样，它们早在我们意识到它们之前就已作用于我们了。美的观念不是人的产物，像任何一个真实的观念一样，人能在所有的创造物中找到它的印记，它会在他身边表现为数千种不同的形式，通过自然界每一对象中那难以形容的特征体现出来；他接近了它，把握了它，由于这一神赐的能力而向世界推出其大量的创造性作品，这些作品或是崇高的，或是迷人的，他用这些作品使世界充满想象，他用这些作品来装饰地球的表面。

177

作为结论应该指出，刚刚所说的一切已被本世纪所有严肃的人士所道出，并重复了上千遍，可非常自然的是——我们对此竟一无所知：欧洲的编年让我们感到陌生，我们面对着本世纪的生活，可我们却没有加入进去。我们不会看错：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无论它如何重要，无论它如何荣耀——直到今天，也仅仅是一个政治角色；至于本意上的思想运动，还与我们无干。而且，在西方宗教人士偶尔带到我们这偏远地区来的那些科学思想中，又有多少偏差，又有多少被北方的严寒所封冻了。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我们这里是一幅悲哀的场景，杰出的智慧在左右摇摆，一面是渴望超越发展过于缓慢的（如同社会精英一贯认为的那样）人类渐进运动，一面是童年文明的缺乏，这种文明还没有被严肃的科学所触及，这样一来，智慧就会不自觉地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各种各样虚荣的构想，不得不承认，有时甚至受制于深刻的迷惘。

178

人很少能意识到他所创造出的善，一个举止对于他来说往往是毫无意义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是一个超人的英雄业绩。在我们那些看上去最英雄主义的行为中，却往往最少大公无私。对他人灾难的同情，并非促使我们作出高尚行为的唯一动机；动机往往就是一种强化灵魂之活力、体验自我之力量的普通愿望。在另一些情况下，使自己毫无必要地面临某种危险的需求，也会使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们的一个同类。危险也有其可爱之处；勇敢不仅是美德，它同时也是一种幸福。人被创造成了这样，他在行善时所体验到的所有幸福中最崇高的享受，就是天启那神奇的构想，天启将人作为工具以实现其目标——即其创造的所有人可能的、最崇高的幸福。

181

我认为，若说中国天朝一位最饱学官吏的逻辑器官与一位柏林教授的逻辑器官在功能上稍有不同，这是不会有人来争论的。那么，你们又怎能让彼民族与此民族的智慧具有同样的构造呢？彼民族既未受到古代世界之传说的影响，也未见识过宗教阶层及其与市俗权力的斗争，既不知经院哲学，也不知封建制度及其骑士，不知新教，总而言之，对于那些影响过西方智慧的一切东西均不得而知，而此民族则一直生活、成长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当然，不受思想和情感延续性的左右，在我们中间也可能会出现几个天才人物，几个精选出的人士，但与此同时，却又不能不抱怨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一个民族就整体而言是不幸的，不具备所有这些前提。毫无疑问，基督教的道德影响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它的逻辑作用，则不能不承认，它在我们的国家中几乎等于零。我们再补充一句，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的历史哲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183

有一些人对你们说，在基督教和社会秩序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基督教没有为社会做任何事情，它没有、也不应该为社会做任何事情，基督教仅面向单独的个人，基督教允诺的幸福仅属于未来的生活。实际上，它是否教给人们与此世幸福相关的什么东西了呢？它什么也没教，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兄弟，仅此而已。

184

应该承认，有这样一种对祖国的爱，甚至连B.先生这样最卑鄙的人也能够拥有。首先，你属于你的祖国，就像属于朋友和真理那样。

186

你们能允许数种文明形式吗？

187

你们想过吗？一个国家在它有权把握自己未来的时候，却脱离了其正确的道路，笨拙地放弃了未来，这样的国家还配赢得这种未来吗？

188

你们想过吗，东方的历史和人类智慧的基本素质造就了旧的东方，而在旧东方的土地上能够建立起一个基督教的新东方吗？

190

自俄国君主不再将国家的土地分赐给数以千计的宫廷人士起，还不到五百年。请问，在那日复一日地将所有自由人都变为奴隶的权力之下，又怎能诞生出关于正义、权利和法律的哪怕是最基本的概念呢？仰仗一个出现于我们之中的自由的君主，仰仗一个我们用爱戴簇拥着的宽宏大量的胜利者，在俄国已经不再有专制政权这种危害人民、败坏社会意识的丑恶表现了，但是，始终原封不动的奴隶制度却在继续使一切变得暗淡，继续玷污、败坏着我们祖国中的一切。任何人都摆脱不了它不祥的作用，也许，连君主本人也难以摆脱。从摇篮时起，他周围就围满了那些拥有奴隶或其父辈亦为奴隶的人，于是，奴隶制度的氛围便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越是认为自己与奴隶制度无关，他就越是受到了奴隶制度的影响。认为奴隶制度所针对的仅仅是那些不幸的、赤贫的、深受压迫的民众，这是一个很大的迷误；完全相反，应该探讨一下奴隶制度对因它而获利的那些阶级的影响。仰仗自己的信仰，这一信仰主要是禁欲主义的，仰仗种族的天性，这一种族很少关注更好的、没有保障的未来，最后，仰仗那常将他们与其主子分割开来的距离，俄国农奴值得抱怨的东西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多。此外，他们如今的状态只不过是他们过去状态的自然结果。使他们陷入奴隶状态的，不是战胜者的强力，而是事物的一个自然过程，这一过程在他们内心生活、宗教情感和性格特征的深处体现了出来。你们需要证据吗？那就请看一看俄国的自由人好了！在自由人和农奴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区别。我甚至发现，在农奴们恭顺的外表中有着更多的安分和安宁，而在自由人那焦虑、浑浊的目光里却较少这些东西。问题在于，俄国的农奴制度与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那些奴隶制度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在我们所知的古代的奴隶制中，或如我们在美利坚合众国所见的那种奴隶制中，其结果仅仅是这一可恶制度自然会导致的那些后果：奴隶的不幸，奴隶主的堕落。而在俄国，奴隶制度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

191

我们刚刚说过，俄国的农奴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可是外在地看，他们却没有背负奴隶制的印记。无论是就权利而言，还是就种族差异而言，他们与社会上其他阶级的差异并不大，社会舆论也是这样看的；在其主子的家中，他们分担着自由人的劳动，在乡村，他们与自由村社的农民们混居在一起；在全国各地，他们都与自由国民们混淆在一起，没有任何显见的区别。在俄国，一切东西——道德，理想，教育，直到自由——都带有奴隶制的标记，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实现的也许只有自由。

192

你越多地思考，便能越深地坚信，如今在我们这里正发生着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件事情还没有构成一个一般的观念，因为它没有找到准确的体现，然而它却包含着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不是一桩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不得不去断定，一个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百年间都是在错误道路上行走的民族，能否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仅仅依靠自觉意志的活动而沿原路返回，与其发展进程决裂，重新开始其进程，在其生活线索不知为何曾中断了的地方重新接上这根线索。与此同时，还不得不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即便不是这一非同寻常之问题的解决，也至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社会实验，这样的社会实验，就连那些最大胆的乌托邦主义者在他们最大胆的幻想中也不曾想象过。当然，试图去确定这一事件可能的时限，是过于大胆了，然而，由于人民的情感与世界的发展规律并不总是吻合的，由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动力的规模而取决于社会软弱的程度，因此可以期待，民族情感暴风雨般体现的时刻已经不远了，至少，它会出现于社会的知识阶层。也许，你们会认为，一场西欧式的革命将对我们构成威胁——你们请放心吧，谢天谢地，问题还不至于此。西方世界的出发点与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很难获得同样的结果。此外，在俄国人民中，有一种注定的静止，有一种无望的恒定，这就是——人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之性质完完全全的漠不关心。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比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圣经》上的这句名言：“权力并不来自上帝。”现存的政权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神圣的。众所周知，我们社会构造的基础是家庭，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等的家庭权威，仅此而已，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比如，我们不说：我有权做这件事或那件事；我们总是说：这件事是允许做的，那件事是不允许做的。在我们的概念中，不是法律在惩罚一个犯法的公民，而是父亲在惩罚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我们深爱着家庭生活方式，于是我们便欢天喜地地接受无处不在的父权制。立法的概念，权利的概念，对于俄国人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彼得大帝在位之后王位继承人无序、奇怪的更替，尤其是那种可怕的王位虚悬期。显然，如果人民具有接受立法概念和权利概念的天性，那么他们就会明白，他们为之抛洒热血的那位君主，根本就没有权利走上王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第一个自封为王者还是其他所有的称王者，就都不会赢得那样众多的拥护者了，那些拥护者追随着他们，将城镇夷为平地，甚至威胁到异国的城镇。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使我们步出这个概念圈，我们整部历史都是建筑在这些概念上的，这些概念如今仍在构成我们生活的诗篇，这些概念只承认上赐的权利，而摈弃所有关于自然权利的想法；无论社会构成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整体而言的人民是从不参与的：两手交叉抱在胸前——这是地道的俄罗斯人最喜爱的一种姿势——他们打量着所发生的一切，习惯性地迎接着打着父亲旗号的新主宰，因为——这里用不着自我欺骗——他们需要主宰，而任何一种别样的秩序都会被他们轻蔑或愤怒地拒绝。

193

新学派想干什么？重新发现、重新建立民族素质，民族由于粗心大意而让彼得大帝在什么时候秘密地偷走了这一素质；然而，没有这样的素质，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进步。一个赤裸裸的真理就是——我们是第一次认同这一点——无论是民族还是个人，如果缺乏对自己个性的深刻认识，缺乏自我意识，就难以在进步的道路或其发展的道路上前进一步；此外，缺乏这样的感觉和这样的意识，他们就难以存在；但是，这一点却证实了你们之学说的错误，因为民族从未丧失过自己的民族性，同时也从未中断过存在；与此同时，如果我没有出错的话，我们如今终究是存在着的！

194

当无限理性获得了在人的身上体现出来的有限理性的形式，它自然应该在其新的存在方式中保持其先前存在的特性，它首先应该保持意识的能力。因此，人所具有的并非两足动物的素质，如唯物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人所具有的是对其天性纯真的、虽然是不充分的感受。这就是说，人的智慧从来都不是对万物的无知。当这一智慧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它就会产生出关于存在规律的或明或暗的认识。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会具有存在的基本素质，它就不会是精神的存在。但是，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智慧在其自由天性的作用下应该获得解放，脱离泛世的理性，作为一个主体获得发展，从这一时刻起，充分的无知就会成为个人存在向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回归，堕落的“我”将再生。基督教也在逻辑层面上为自己制定了这样的目标，它实际上也实现了，因为这种转折的完成，可以在不打破推动精神世界的各种不同力量间的平衡、不完全违背所有创造规律的情况下进行。在人们那赎罪的牺牲被带向各各地⁽¹⁾的那一天，世界的理性被放置进了个人的理性，并永久地在其中占据了一个位置。从此之后，人便开始能动地具有了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真理；恶的面前耸起了一道它难以逾越的屏障；但善所面临的道路也不是纯净的；阴暗的幽灵还在游动，人的巨大个性曾将这样的幽灵投向他们所见的每一个对象；从今以后，人所能做的，就是在真理中生活。

【注释】

(1)耶稣受难处，在耶路撒冷郊外。

195

但是，无论人类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多少个历史阶段，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或当它生活在原始大自然的怀抱中的时候，或当它在内因的作用下已经向前迈进的时候，最后，或当它的发展已创造性地成为世界理性的直接显现的时候，无论何时，人类都难以步出意识的范畴；这也正是人类一切活动都展开于其中的范畴；理性就是理性，它只能去意识；从早到晚，人们所做的只有这一件事情，甚至连人们的感觉也会随着他们的体验而转变为大脑中的认识，理性参与了一切与肉体相关的事情，这种持续不断的参与在人身上创造出了一个统一体，会使人得到比纯粹智性更多的东西。

195—a

因此，那个创造出了其科学学说的天才人物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但即便这样，也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如果一个人除了意识之外什么也不做（这是完全正当的），在他之外仍存在着某种可成为其认识对象的东西，因此，要想揭示认识本身的规律，首先就必须弄清认识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这样的事情却无人做过，人们只研究了主体，即认识者，却没有去研究客体，即被认识者。在此之后出现的体系，自然应该将其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人类认识的客体之上；事情的发展也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却溶解在自然之中，溶解在一切之中；这是关于其所有后果的泛神论。一种新的反拨是必须的，“我”不拒绝自己的权利，却应该承认完成的综合事实，在宇宙和神的面前置身于真理和真实。这就是当代哲学的最后一章。

196

你们看，在这一体系中，理性将成为一个最高范畴，或生活的最终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生活要经历好几个阶段，还要再经历好几个范畴，但比起康德的那些思想范畴，这些范畴要重要得多。人类统一生活的这些阶段是互相联系的，是一环套一环的，人类的“我”对这些阶段的感觉或明或暗却从未中断过：在每一个特定的阶段，它都努力地想使自己弄清楚，它体验到了什么，它周围发生着什么。因此，人类的进步就表现为，它在不断地接近这样的境地，到那时，它便能对那构成其内容的东西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抵达这一目的后，人类便进入了绝对理性的境地，绝对理性，也就是那种能够在完善中意识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理性——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197

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个关于“我”的著名学说的错误究竟何在，这一学说试图断定，没有确信无疑的认知，就不会有任何东西的存在，认知是被认知的对象存在的前提，这被认知的对象，也就是某种尚未被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和在人对其进行认知之前就已存在的东西；但是，也不能否定，这一学说在人类理性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问题在于，对个性的这种大胆颂扬，包含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多产特性。如果说，费希特没有看到客体，这当然不是因为哲学认识的不足，而仅仅是因为，他被他迷醉于其中的工作所吞食了，在构建内在事实的道路上，他不得不进行那样的工作。在他之后出现的黑格尔，谢林的学生，自然而然地要被引向对外在事实的构建，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问题并不在于，他是否过分地沉湎于客体，他在其普遍和解理论中是否给个人留下了足够的地盘。从这一观点出发对他的学说作一个冷静的观察，也许能得到一个最正确的评价。然而，他的哲学实际上是综合的，因此，他不能像费希特那样停在半道上，费希特停下了，尽管有谢林哲学思想的强大推动力，他还是返回了分析。因此，黑格尔将人类理性的综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话是正确的，但是，请允许我们指出，他并没有彻底完成他的思想；他在其学术活动的高峰期过早地死去了，没有来得及道出他最后的话，最终完成他的学说。不过，黑格尔自己有几句话，能更好地说明其体系的目的，远胜过我们所能作出的归纳。他说道：“人类理性已认识了分析的艺术，但还没有学会综合。它已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这很好，因为上帝就是精神，而自然就是物质；但是，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它却忘记了那个能将两者结合为一体的神奇字眼，就像歌德笔下的那个学徒，他让水流进了主人的家，却不知道怎样挡住水流，如果不是幸好有及时赶到的主人救了他，他无疑会被淹死。”你们猜一猜，谁是哲学中的魔术大师。

198

难道你们真的认为，从思维范畴中抽出热烈的智慧，再将它塞进充斥着人的鄙俗的狭隘、卑微的世界——这是一桩小事？环绕着你们的，是众多注定留不下痕迹的人或人的命运；你们为什么不将那崇高的学说宣传给他们呢？但是，你们别去引导那在专注、恭顺地沉湎于自身的人；你们别去引导他离开他不由自主地在其上行走的道路，他脱离不开那条道路，他不会拐弯，他也许会将你们引向堕落。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吗，他的运动轨迹已事先划定了？在他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就意味着在反抗自然规律。你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笑话——将几块石头抛在一个思想者的脚下，好让他绊一下，好让他嘭地摔倒在马路上，待他站起身时，已是满身泥泞，满脸血迹，衣衫褴褛。为周围的空旷所刺痛、所伤害的他，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秘密，对你们来说更是如此；实际上，这密实心灵的深处所隐藏着的东西，又怎能猜透呢？被你们和你们那些同谋驱赶到他可怜心灵中去的那些思想和情感，又怎能猜透呢？你们弄不明白，在他艰难的生活中，安宁和生活窒息了多少天赋、多少活力。世界不接受他，他也不接受世界。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有人接触到他提出的思想，他的牺牲、他的痛苦就不会白白付出了，你们中间的某个人会获得他非常慷慨地给出的那些思想的火花。当然，这是一种神经错乱。但是，你们自己曾称他的语言是有力的，他的心是勇敢的，你们是否该向他张开网，阴险地将他诱骗？如果这里并无痛苦的嘲笑，那么你们怎么敢堵住他的嘴、捆住他的身体呢？如果你们不挡住他的路，谁知道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也许，水流会洗净你们背负着的所有的肮脏？也许，他能斩断束缚着你们的绳索？

201

你愈多地思考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就会愈深地相信，在天启的普遍计划中，西方教会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形式中被造就出来的，其全部的历史不过是其内部一种构成元素的逻辑结果。可以去指责它为达到其目的所采用的各种手段，但是应当承认，这些手段不仅是最能动的手段，而且也是西方教会所经历的各个时代中唯一可能的手段；它忠于自己的使命，从未偏离过为它指定的方向；在充满斗争、失败和辉煌胜利的数个世纪中，它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其使命的惊人感觉；最后，虽然不能否认，它是虚荣的、偏执的、蔑视尘世的幸福，但必须承认，天启的蓝图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202

什么是最必需做的事？难道不该去实现教会所提出的思想吗？因为，一切都应服从于这一崇高的嘱托。去指责它循序渐进地、满腔热情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难道不是荒谬的吗？如果它不时地在各种异教之间来回摇摆，世界又会怎样呢？那些异教是与它同时出现的，并一直存在，直到最终被十六世纪的一个伟大异教所吞没，这异教欲以其神秘教会的空虚来取代教会的真实性。

如果你们问我，是否每个教会成员的心中都带有关于环绕着他的伟大事业的完善意识，我会回答你们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在神圣的教会中，只有在那思想已经走过人类理性的所有环节之后，那样的意识才可能出现；那时，从头至尾地走完局限理性的路，它会步入最高理性的领域，并永远置身于其中。然而，毫无疑问，在那个领域中永远有关于这种理性的深刻感觉，这些集中在少数精选出的灵魂、少数受到神圣之光照耀的大脑中的感觉，将辐射向基督教社会的所有的人，使他们充满力量，充满深刻的个性情感的真理。

203

东方教会的任务，看来是完全不同的：它因此也将走不同的道路；其作用在于，用自己的力量显示出基督教的力量；它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崇高的使命。在一片又一片的荒漠中诞生，在环绕着它的野蛮所造成的孤独中生活，它自然是禁欲的，静观的——其起源使它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虚荣。应该意识到，它将恭顺发展到了极端；它千方百计地想局限自己：它会在各种各样的君主面前下跪，无论这些君主是什么样的，无论他们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无论他们是东正教徒还是分裂派教徒，无论他们是蒙古人还是塞尔柱人⁽¹⁾；当压迫变得难以承受时，或当异族的统治降临到它的头上时，它只会用眼泪打湿教堂门前的台阶，或在臣服之后用静静的祷告请求上苍的帮助，除此之外，它很少能做出其他的举动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无法做出其他任何事情，如果说它也曾想换上别人的衣服，那么它就会背叛自己的使命，这样的说法也是正确的。只是在俄国宗主教制的光荣时代，它才敢于出面追逐名利，我们也知道，这种反自然的高傲将换得怎样的回报。

无论如何，我们国家历史上那些最美好的篇章都归功于这个教会，这个如此谦卑、如此恭顺、如此屈辱的教会，而且，我们国家的完整也应归功于它。这便是它注定要向世人昭示的一个教训：一个完全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形成的伟大民族，一个我们愿提供给严肃人士思考的有益场景。

【注释】

(1)西突厥人的后裔，后自中亚进入小亚细亚，11世纪建立塞尔柱帝国。

205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哲学家的著作，这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非常聪明的人，他完全孤独地远离其祖国的哲学集团，但不幸的是，他对莱茵河彼岸所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完全不了解，他在以法兰西学院所教授的方式评判哲学。应该说，这个诞生出了现代哲学创始人的国家，并没有利用其他的遗产；在当今，这种杰出的遗产既非是库辛⁽¹⁾先生的财产，亦非朱弗鲁阿⁽²⁾先生的创造。

【注释】

(1)库辛（1792—1867），法国哲学家，主张折中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根据“常识”在过去的各种体系中批判地挑选真理。

(2)不详。

206

比如，我们这位作者大声地反驳了法国一个非常著名流派的主张，该流派欲取消个人情感，而代之以社会情感。他的反驳是完全正确的，可他的错误之处却在于，他将这一幼稚的理论与德国哲学家的学说相混淆了。我们要大胆地对他说，在法国人的人文理论和那种严肃哲学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严肃哲学的对象，是一些与社会生活中那些局部问题完全不同的另一些问题，而在社会生活中，相互碰撞的是那些各种各样的无序理论，或是逻辑的，或是政治的。严肃哲学的目的在于确定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间的关系，在于调和理念和现实：所有这些问题自古以来都是由人的智慧提出来的，基督教借助信仰对这些问题作了独特的解答，但是，这些问题还是永远难以被理性所解决。因此可以说，这一哲学的事情也就是基督教的事情，它在纯粹思维的基础上得到了转移或继续；如你们所见，这与傅立叶的学说相去甚远，与人类在法朗吉大厦⁽¹⁾中的安居还相去甚远。当然，社会问题也会步入此一领域，但它们还在前方，还有待生活问题解决之后对它们的解决，然而在哲学领域，它们则应该是能自我揭示的，当理性被最终确立，当理念得以实现，当逻辑作用得以实施——在此之前，哲学对这些问题是无话可说的。

【注释】

(1)傅立叶学说中的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

207

一般而言，对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分歧的，即基督教造就的精神个性与多神教派生的精神个性是有所不同的，如今，哲学正忙于对逻辑个体的重建。这里所说的绝对不是对“我”的毁灭，绝对不是用大众人类的某种抽象意识来取代“我”。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在更真实的基础上对“我”的重建，仅此而已。如果你们想知道哲学欲以何种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我就会告诉你们：它首先会在自己周围寻找一种东西，在这种东西中，它想要实现的那伟大的综合事实已经实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种东西中，世界的两种基本元素从来就没有分离过，两者之间没有过对抗性的矛盾，这就是它在绝对存在的理念中所要寻找的东西。而绝对存在具有绝对理性的属性，因此，绝对理性也就成了它研究、思考和分析的对象。它会牢记它在每一个地方所遇见的绝对理性的所有表现，它会思考每一个单个的绝对理性，它会研究所有的世纪，走向具有历史总结意义的当代，最后，它试图揭示那些尚未实现、却已在未来的朦胧远方显现的作用；它将这整个工作交给了人的思维，建议人的思维采用它制定的方法。它不仅不想毁灭主体，恰恰相反，它要主体去完成整个任务，强迫主体超前地意识到自己的天性；另一方面，它给了我们关于客体的准确、清晰的概念之后，又将主体和客体一起带出不确定的抽象领域，将他们领进了现实，因此，它应该在其作用的最终才能见到的那种主客体的和谐，如今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便是我们当今的哲学。

211

这是一本公认的关于基督教的好书，它谈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所有的哲学体系，可关于东正教会它却一个字也没谈到，虽说它的目的似乎是反东正教会之学说的，这该如何解释呢？

212

基督教是存在着的。它不仅是作为宗教存在的，而且也是作为科学、作为宗教哲学存在的；承认它的不仅有无知的民众，而且还有最有修养、最有思想的人士。这些就连它最凶恶的敌人也难以否定。因此，它的敌人们就需要证实以下三点中的一点：其一，耶稣基督从未存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宗教因而就是由某个机灵的魔术师创造出来的；其二，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存在过，那么他本人就是一个机灵的魔术师；最后，其三，他是一个宗教狂，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坚信自己神的出身。如果这三个假设中的任何一个是成立的，那么就不得不去解释，起源于虚妄的基督教何以能达到我们现今所见的状态，何以能产生它已经产生出的影响。

213

社会主义能够胜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而是因为其对手的不正确。

214

要想证实教会将我们造就成了什么模样，只需看一看我们国家当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便是教派信徒、分裂教派的问题。

215

一方面，是欧洲社会朝向其无知命运的无序运动，与此同时，西方的基础本身也在动摇，准备坍塌在创新天才的脚下；另一方面，是我们祖国庄严的静止，是其人民绝对的安静，我们祖国的人民在用平静的目光打量着所面临的可怕风暴：这是由人类社会的两半在当前所呈现出的一个壮观的场景，这是一个有教益的场景，一个赞赏不够的场景……同样的十页纸。

216

如果这个人承认他不知道有些事情，他还是可以忍受的；可是不，他需要知道一切的一切。然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他却不知道：如果一个人不幸被赋予了河马的外貌，他就应该谦虚些，或者，就应该天才些。另一个人的智慧也诸如此类，但至少，他最好坐在家里，幸福地、孤独地静观自己的长处或其孩子的长处；他不会吊在你们的脖子上，说他比你们知道得更多。

217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就包含在两个概念之中：存在和精神。当然，这是无可指责的。归根结底，在思维和自由意志的世界中，除了作用及其结果之外，还可以找到些什么。什么也没有。不幸的是，这两个基本概念间的距离被辩证法所填充了，这的确是一个严谨的、非常严谨的辩证法，但它常常会转化为真正的唯名论，转化为狭隘的语言游戏，这种游戏只有在这种语言中才可能进行，在这种语言中，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动词不定式用于每一个名词。一种奇怪的语法，它用同样的一个词来表达原因和结果，并由于语言中的错误而消灭了因果关系。显然，黑格尔赋予了辩证法以过大的作用；显然，他不明白他所处的世纪，那个世纪为实践的观念所吞没，迫不及待地渴望达到目的；用黑格尔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抵达现实性。试问，你们是想让我们饱受这些无尽口角、这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折磨，沿着铁路以光速奔向最终的结局？这不可能。

218

众所周知，一件东西的拥有要通过两种方式：或通过生产，或通过交换，换句话说，要想拥有一件东西，就需要去生产，或是去购买。但是，如果您没有能力生产一件东西，或是没有资金去购买它，也没有能提出交换的等价物——但仅凭信用，您也同样可能拥有它；那东西真正的所有者若相信您之后能付出等价物，便会很乐意将东西转让给您。应该说，没有什么会引发享受的渴望，没有什么会导致对未来的些许盗用，也没有什么会增加开支，会寅吃卯粮。但是，在精神层面，思想和认识却只能通过智力劳动和科学来获得，在这里，简单的交换是不可思议的，在这里，无法用一种思想去换得另一种思想，有时，一个人会向自己作出担保，说他需要拥有之前的价值，说他在不理解思想的时候已开始使用某些思想了。在当今，这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这就是那种享受的渴望，它在另一个领域中寻找着满足。如你们所见，精神领域中的信用理论已经惊人地完善了。

219

教育的传播在社会各阶级中激起了一些新的需求，这些需求渴望得到满足：这便是事物的现状。一切问题全在于此。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向我们解释清楚，这种需求是否合理。一个工人也想拥有闲暇时间，以便像你们一样阅读一本新书，像你们一样看一出新戏，像你们一样偶尔与朋友们聊一聊天；当然，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还要如此卖力地传播教育、组织启蒙教育、让科学为众人所理解呢？也许应该让大众继续留在愚昧之中。贫困阶级为了获得尘世幸福的那些手段，无疑都是恶劣的，可你们是否想过，封建领主们为了获利而采取的那些手段就更好一些？应该向他们提供其他一些更合理、更有效的手段，这些手段会较少地妨碍你们那些舒适和闲逸的习惯，而不应该去凌辱他们。凌辱不是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一个渴望得到你们花不出去的小钱的穷人，有时是残忍的，这是对的，但他永远也不会像你们的父辈那样残忍，正是他们造就了你们，并给了你们所拥有的一切。

220

有许多人在说，社会失去了有保障的安宁。但是，你们所言的这种梦寐以求的安全感，社会又何时享有过呢？在中世纪，当每一个男爵都抢光周围的土地，并竖起他的高塔，当起义者捣毁村庄，社会享有过安全感吗？在意大利，当每一个城市都因其拥有全套刑具的独裁者时，社会享有过安全感吗？在反胡格诺教徒的战争期间，当科林尼被杀死，法国国王处死其臣民？或是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当整个德国都燃起大火，到处可见瓦伦斯坦⁽¹⁾和梯利⁽²⁾的刺刀？或是当尸体的花环装饰着我们克里姆林宫的白墙？或是当拿破仑军事入侵的时候，民族的精华牺牲在战场上？最后，如今在这样一些国家中，不存在信用，标准利率为百分之十，巨大的资本由于怕暴露而白白藏着，老爷们赶在农奴杀他们之前杀死农奴，戒严状态是国家的正常状态，在这样的国家中，社会还享有安全感吗？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能将两种完全不同的、但在编年层面上彼此联系的因素相互混淆。社会有遭受打击的危险，但它能够自卫，它会在这场自卫中启蒙。毫无疑问，它将找到步出灾难的方式。这已不似在古代，当时，是荒谬的、盲目的偏见在与普遍的理性斗争，而如今，是严肃的需求同样在捍卫自己，在与同样严肃的需求作斗争。

【注释】

(1)瓦伦斯坦（1583—1634），德国统帅，三十年战争期间任帝国总司令。

(2)梯利（1559—1632），德国伯爵，1630年取代瓦伦斯坦担任德国军队司令。

22l

哲学的“我”在这里毫无意义。宗教情感、天真的愿望、基督教最初年代那青春的信仰，这一切已不再、也不可能抓住大众的心了。只是对于某些零散的人、对于个别永远处在童年状态中的灵魂而言，这一切才可能成为安慰。神的智慧从未想到去阻止世界的运动。人类的大部分思想都是由它赐给的，那些思想至今仍在激励着人类。它无法、也不想废除人类精神的自由。它将人所能享有的一切幸福的天赋置入人的心灵，然后让人类去自行其事。你们怎能说，这一萌芽已在当代的风暴中夭折，或是已经失去了希望，这可是最有罪的渎神、超出各种革命带给世界的所有的恶，因为，这就意味着使世界失去希望，失去《福音书》敢于承认为善的那种力量——

222

我们前去解放土耳其的基督徒，为了使他们获得权利的平等。这能不叫人笑出声来吗？

223

一个海上的强国——却没有海岸线，没有殖民地，没有商船队。这能不叫人笑出声来吗？

226

你们在谋求思想代言人的称号：请你们还是努力地拥有思想吧，这样会更好一些。

227

法律，如你们所知，也会像犯罪一样惩罚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