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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青年希特勒：蜕变从这一刻开始

作者：库比席克

出版方：九州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7月 1日

ISBN：978751082983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青年希特勒：蜕变从这一刻开始

译者序 

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开始了大规模反犹排犹运动。在这场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民族灭绝大屠杀中，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犯下了滔天罪行。据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统计，纳粹党共屠杀了约570万犹太人。是怎样的因素制造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杀人恶魔，我们有必要从他所在的社会环境、家庭生活背景、教育经历、性格发展以及个人爱好等方面进行研究。本书以回忆录形式，对希特勒的青年时期进行了详细记述，是研究希特勒不可多得的一份重要资料。

本书作者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大概还比较陌生。的确，这位谦逊、温和，酷爱音乐的奥地利人从未制造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的名字，却随着另一个人物的发迹，而变得特殊起来。

从1904年到1908年，作者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唯一伙伴。在那段青涩窘迫的岁月中，他们曾分享过同一个房间、同一块面包，以及连对父母也不愿倾诉的秘密。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再也找不出另一个像作者这样，能如此长时间和近距离地观察青年希特勒的人。

确实，如库比席克自己所说的那样，“阿道夫?希特勒性格的初步形成这段时期鲜为人知，而人们已知的，关于他早年的经历，却又虚假不实。”在国内，关于专门记述希特勒青年时期的书籍资料甚少，而许多较权威的关于希特勒的传记在描述这段时期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引用了本书的内容。

本书作者库比席克是真实见证希特勒成长的人，这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初恋、辍学、他的艺术梦想、他的家族、维也纳历险以及他性格的发展、政治观点的形成等。在书中，作者用生动质朴的语言为我们揭开了青年希特勒的神秘面纱，带我们走进了希特勒隐秘的内心世界。因此本书非常值得国内二战迷和希特勒研究者细细品读。

作为20世纪制造战争杀戮浩劫的恶魔，希特勒的暴行和他发动的战争不仅毁灭了自己和他的“理想帝国”，还使得整个欧洲和半个亚洲在战火和硝烟中成为了废墟，超过20多亿人口惨遭涂炭。

那么，阿道夫?希特勒青年时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极端思想和政治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我相信，这本书里载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本书最早用德文印刷出版（1953年），后又被翻译成几个英文版本，在欧美国家认知度较高。我本人是一个历史爱好者，特别是对二战相关历史感兴趣。在同趣好友的推荐下，这本书进入了我的视野。阅读后，我感觉有必要让国内的历史爱好者涉猎和分享。因此才下决心参照德语（为主）和英语（为辅）两个版本将其翻译完稿。而作为一名译者，我视自己为一名平凡的搬运工，唯一能做的只是默默地从仓库中搬运出这些经年陈旧的“货物”。书中观点仅代表希特勒的少时伙伴——库比席克个人观点，不代表译者观点。

毕竟历史不是被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还望各位读者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严肃甄别！

作者序 我的决定和理由

将我对青年阿道夫·希特勒的回忆记录成书，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因为我承担了可能被误解的巨大风险。我57岁时，在美军拘留营遭受了16个月的牢狱之灾，从而我的健康也被摧残殆尽，所以我必须有效地利用我的剩余时间。

1904年到1908年期间，我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的朋友，起初在林茨，而后是维也纳，我们曾分享过同一个房间。希特勒的性格初步形成的这段时期鲜为人知，而人们已知的，关于他早年的经历，却又虚假不实。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将这个阶段一笔带过，目的是掩饰过去。因此我的发现，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化阿道夫?希特勒的形象，不管人们站在何种立场去解读。

本书中既未掺杂任何不真实的事件，也没出于政治原因，省略掉一些东西，为此我一度煞费苦心。我想要说：这些都是实事的原貌。例如用希特勒后期的思想来武断定义此人，其实是不恰当的。我在记述时，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套路，仅仅把他看作是从1908年以后，或者战争爆发后，就一直杳无音信的挚友。

要想精确地回忆起40年前的往事，的确很困难。但我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友谊，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它的不同寻常。我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些细节，比其他事情更能令我印象深刻。此外，我还要感谢阿道夫?希特勒，因为他让我父亲相信，我有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我属于维也纳音乐学院，而非家具装潢作坊。阿道夫?希特勒为我化解了来自我家庭的阻力，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也给我们的友谊增添了实质性的内容。另外，感谢上帝赐给我优秀的记忆力和听力。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借助了我朋友曾经寄给我的信件、明信片、画作，以及我很久以前的一些简短笔记。

 奥古斯特·库比席克

 埃费丁，1953年8月

第一章 初会

我于1888年8月3日出生在林茨。

我父亲结婚之前曾在林茨的一个家具制造厂当过家具商助理。他过去常到一家小餐厅去吃午饭，那儿正是他邂逅我母亲的地方，因为我母亲是那家餐厅的服务员。很快他们坠入爱河，并于1887年7月结为夫妻。

起初这对年轻的夫妇居住在我外公外婆家。我父亲的工作很辛苦，收入却很微薄，我母亲在怀上我的时候又不得不放弃了工作，而我就出生在这么一个窘迫的家庭环境中。1年后，我的妹妹玛利亚出生，可她还在很幼小的时候就夭折了。第二年，黛蕾丝出生，她在4岁时也离开了人世。我的第三个妹妹，卡洛琳，患上了绝症，勉强支撑了几年，8岁时同样离我们而去。接连失去3个孩子，让我母亲的悲伤无穷无尽，她的生命中处处都承受着再失去我的恐惧，因为眼下我是她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所以母亲把她全部的爱都注入到了我一个人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库比席克家和希特勒家的这两位主妇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两位母亲都遭受过同样的苦难。希特勒的母亲也曾失去过3个孩子，古斯塔夫、艾达和奥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阿道夫一直是她母亲的独子。在希特勒5岁的时候，他的弟弟埃德蒙出生，但6年后不幸夭折。其他的幸存者就只剩下他的妹妹——1896年出生的保拉。尽管阿道夫和我平时都很少提及这些死去的兄弟姊妹，但我们总能感觉到作为家族血脉之延续者的一份特殊责任。

 阿道夫偶尔称呼我为“古斯塔夫”而非奥古斯特——给我写信的时候他甚至还把这个名字搬到了信封上。然而他并没发现，他给我起的这个别名其实跟他第一个已故兄长的名字是一样的。可能是他将“古斯塔夫”和我的小名“库斯特尔”搞混淆了，抑或只是他想给某人，比如说我，起这样一个名字来取悦他的母亲，毕竟他们家一直都把我当儿子一样对待。

 与此同时，我父亲也开始自立门户，他在克莱姆大街9号开办了自己的家具生意，丑陋而老旧的贝恒艾特公寓便成了我童年和青年时的家，至今它都还一成不变地矗立在那里。昏暗狭窄的克莱姆大街与它的延伸部分——铺着草坪和种植着树木的宽阔而大气的人行道——相比，显得相当的寒酸。

我们不良的居住环境肯定也是导致我妹妹们幼年早亡的一个因素。在贝恒艾特公寓，情况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公寓的底楼是家具作坊，二楼才是我们的住处，包含两间卧室和一个厨房。直到如今，我父亲就一直没摆脱过来自金钱方面的困扰，店里的生意十分惨淡，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考虑要关门歇业，回到以前的老板那里去谋一份工作，然而每一次他都能够在最后关头克服所有的困难。

那时候我也刚开始上学，这段经历很不愉快。我母亲为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潸然落泪，她的悲伤成了我努力发奋的唯一动力。然而在我父亲看来，除了要我在适当的时候接手他的生意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算问题——是什么能让他这么奴隶般的没日没夜地工作——是我母亲想要我上学的愿望，无论我成绩有多糟糕她都希望我能继续学习。首先我必须在语法学校学习4年，然后可能要被送到师范学院去念书。但我对此并不同意，可喜的是，我父亲早就有了别的打算，在我10岁的时候，他把我送进了公立学校。这样一来，我父亲便想当然地以为，我的未来规划就此被最终确定。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还有另外一样事物在支配着我的生命，让我心甘情愿为它出卖自己的灵魂，那就是音乐。9岁那年，我收到一把作为圣诞礼物的小提琴，从那时起，这份爱好便被赋予了充分的表达。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圣诞节的每一个细节，在我现在垂垂老矣，追忆往昔之时，我才发现，我有意识的人生好像就是从这把小提琴开始的。我们邻居的大儿子是个年轻的小学实习老师，他给我上小提琴课，我学得是既快又好。

当我的第一个小提琴老师在乡下找到工作的时候，我已进入了林茨音乐学校的初级班，但我很不喜欢那里的氛围，也许是我比其他小学生都更优秀的原因吧。假期过后我又去上了一些私人课程，这回是跟着一个匈牙利军乐团的军士长学习，他很快就让我明白，其实我啥都不懂，而后他才开始教我用军乐方式演奏小提琴的一些基础原理。那家伙，真是老科佩斯基实打实的军营广场操练。有时候，我真的是受够了他那套讨厌的军士长规矩，而他每次都会用这种保证来安慰我：“只要有更大进步，你就一定有机会被军队收编为音乐学徒。”在他眼里，为军队服务是一个音乐人荣誉的顶峰。后来我放弃了在科佩斯基那里的学习，并升到了音乐学校的中级班，那时培养我的人是海因里希? 德绍尔教授，一位兼具天赋与实力并有着细腻感情的老师。同时，我还学习了小号、长号和乐理，并成为了学生管弦乐队里的一员。

我已经在天真地考虑着要让音乐成为我终生的事业，直到冷酷无情的现实让我的想法落空，我才不得不以一名学徒工匠的身份去帮我父亲打点生意。那时我刚刚离开公立学校不久。以前，每当店里人手不够的时候，我就得去充个数，搭把手，因此对这活儿还算比较熟悉。

这是一项令人厌恶的工作，拆开旧家具的填充物，换上新的又重新装回去。可怜的学徒们在令人窒息的漫天灰尘中工作，那些被带到店里的旧床垫是多么的破烂啊！不管是有害还是无害的细菌，都在这些旧床铺上留下了痕迹。怪不得家具装潢商都活不长。但我很快便在我的工作中发现了愉快的方面：个人品位和对艺术的感觉在此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份工作与室内装修也并非毫无相通之处，一方面它能够让我参观到一些富有的家庭，另一方面也可以增长我的见识。到了冬天，就基本上无事可做了。那么这个空闲时间，我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当中。当我成功地通过了熟练工测试之后，我父亲就想去承揽同行的其他生意，我完全理解他的意图，但就我内心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怎样提高我的技术水平，而是如何搞好我的音乐学习。这么一来，我只好选择待在我父亲的工作间里，因为比起在其他老板那里工作，我有更多的自由来支配我的空闲时间。

“通常在一个管弦乐队里，小提琴总是泛滥，但中提琴永远难求。”

直到今天，我都十分感激德绍尔教授为我提供的这句座右铭，并辅导我转型成了一名中提琴手。当年，林茨的音乐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度，奥古斯特?古勒里希是音乐社的负责人，作为李斯特的信徒和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合作人，古勒里希是林茨音乐界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这也使之招致了许多诽谤，有的人甚至把音乐社说成是“土包子的集会”。每年音乐社都要举办三场交响音乐会和一场特殊音乐会，通常是唱诗班还有管弦乐队配合表演。我母亲虽然有着卑微的出身，但她也热爱音乐。她几乎从不错过任何一场类似的演出。当我还是小孩儿时我就被我母亲牵着去看音乐会了，母亲会为我现场讲解。当我开始精通几样乐器的时候，我对这些音乐会的鉴赏力和理解力也自然就提高了。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一名管弦乐队里的演奏者，演奏中提琴或者小号都行。但是目前，对于忙于改造布满灰尘的旧床垫和糊墙这种活的我来说，这仍然是个问题。

那些年，我父亲得了许多家具装潢商通常都会染上的职业病。一次慢性肺炎发作让他在床上躺了将近6个月，我不得不一个人到作坊去工作。如此一来，便有两件事情并列出现在我年轻的生命中：一样是工作，它唤醒了我的力量甚至是我的肺；一样是音乐，这是我的挚爱。我从不曾想过这两者会有任何联系。然而它们的确有。我父亲的一位顾客是省政府里的官员，他负责管理歌剧院。一天他找上门来，想要我们帮他修理一套洛可可式家具的坐垫。这活儿完成以后，我父亲吩咐我把坐垫送到歌剧院。舞台监督指引我来到舞台，叫我把垫子重新安到家具上。当时，台上有一场排练正在进行，我不清楚他们演的是哪一出，但想必这是一部歌剧。我仍然记得，当我置身舞台之上，站在这些歌唱者的中间，我立马就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魅力。犹如脱胎换骨般，我平生第一次重新认识了自己。

剧院！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表演者神采焕发地站在台上，衣着华丽而整齐。他们在我眼中就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命。他们演唱得如此辉煌，以至于我都无法想象，这些人竟也能像普通人那样讲话。管弦乐队对他们强有力的声音作着回应，我伫立在这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场所，此时此刻，音乐迄今对我意味的一切似乎已不再重要，只有将舞台联系起来，才能使音乐达到一个更高、更庄重的境界，达到想象的极致。但是身处此地的我，这么一个可怜的小家具装潢商，却正忙活着给一套洛可可家具装垫子，多么可悲的工作！多么不幸的存在！戏剧，那只是我曾经搜寻过的字眼。演出和现实开始在我的意识里变得混乱。那个一头乱发，套着围裙，卷着衬衫袖子，显得其貌不扬的小伙子，正站在舞台侧面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笨拙地倒腾着他的家具垫子，好像在为他的存在做着辩护——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个穷苦的家具装潢商？一个可怜的、被人鄙视的傻子？一个为了生计四处奔走，被当成活梯一样摆来搁去的下人？如果那个小家具商拿起他的工具走向舞台前排的脚灯，那他绝对会显得从容不迫，他会跟从着乐队指挥的手势唱出属于自己的乐章，而这只是为了要向坐在剧院正厅前排的观众们证明，他敢于拒绝那个谨小慎微的世界，事实上，他并不真正是那个苍白消瘦，来自克莱姆大街一个家具作坊的店小二，在这个剧院的舞台上，他也能拥有自己的位置！

 从那时以后，我就保持着对剧院如痴如醉地着迷。在顾客家里刷墙的时候，我胡乱地往墙上抹着糨糊，心不在焉地贴着充当涂底层的报纸，然后又漫不经心地铺着墙纸，而我无时无刻不在做着美梦，梦想着剧院里咆哮般的喝彩，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名乐团指挥，神气十足地站在管弦乐队的面前。然而这些美梦不仅没有对我的工作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促进效果，反而有时还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比如，一部分墙纸会因为我的粗糙做工而不幸错位。但有一次，当我回到店里的时候，我害病的父亲立马便让我认识到了我身上肩负的重担。

因此，我就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家里无人知晓我的思想状态，因为与其要我将自己心中的豪情壮志透露只言片语，不如让我咬舌自尽。即便是对我母亲，我也隐藏了自身的愿望和打算，但或许她还是能够猜到，是什么在占据着我的思想。然而我又怎能给她增添更多的担心和忧虑呢？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让我吐露自己的心事。我感到深深的孤独，像一个被抛弃的人，仿佛也正是这种年轻人特有的孤独，让我的生命第一次显露出它的美丽与危机。

 剧院给了我新的勇气。我几乎不曾错过任何一场歌剧演出。无论干完工作后多么劳累，我都会毅然决然地向剧院奔去。当然，用我父亲发给我的那点儿工资，也就只买得起一张剧院的站票。因此我常常习惯性地来到剧院里一个所谓“散步走廊”的地方，那里有着最开阔的视野，此外我还发现，没有别的地方能比这里的音响效果更好。就在“散步走廊”的正上方是贵宾席，它由两根木头柱子支撑着。这些柱子对“散步走廊”的那些常客来说是很受欢迎的，因为这里是唯一一处能够让人倚靠着并且毫无阻碍地看到舞台的地方，可是如果你斜靠着墙，这两根柱子就总会在你视线里出现。我很高兴能够背靠着这些光滑的柱子休息，尤其是当我结束了一整天在活梯顶上的艰辛工作之后！当然，要想占到这个位置，那就必须赶早！

一些琐碎的事情总是经常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长久的印象。我仍然能回想起自己那时冲进剧院，不确定是选左边的柱子，还是右边的柱子。然而，两根柱子中的一根，通常是右手方那根，早已属于了一个比我还更热心的人。

 我一半是恼怒，一半是惊喜，朝着我的竞争对手瞟了几眼。他是个面色苍白且身形羸瘦的年轻人，与我年龄相仿，他闪耀的眼睛正贯注于演出。我推测他来自一个较好阶层的家庭，因为他总是显得穿着讲究并且不苟言笑。

 我们彼此都注意到了对方，但却仍然没有半个字的交流。过了没多久，我们便开始在演出的幕间休息时相互交流，很明显，我们两个都不赞同这部歌剧其中一个部分的角色分派。我们共同探讨并为我们一致的批评而深感欣喜。我对他能够快速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而深感惊讶，在这方面他无疑是我的老师。而另一方面，当谈及纯粹的音乐之时，我又感到了自身的优越性。我已记不得这初次碰面的确切日期了，但我确信那应该是在1904年的万圣节前后。

这种日子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他从没向我透露过他的任何情况，我想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谈论我自己，但是，之后不管剧院上演什么，我们都更加强烈地驱使自己去观看，我感到我们两个都对戏剧有着同样的热忱。

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我陪同他回家，前往洪堡大街31号。临别之际，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阿道夫?希特勒。

第二章 一段友谊的成长

从此以后，每逢演出，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来到剧院门口见面，并且在大多数夜晚，我们都会沿着兰德大街散步。

林茨，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并吸引着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各地民众，然而在此之前，它只是个乡村城镇。在林茨的郊外，仍然保存着那些坚如堡垒的农舍，经济型公寓住宅在使用至今的牧场周围迅速增长。人们坐在小酒馆里喝着当地的葡萄酒，无论置身何处，你都能听见各地的方言。镇上的交通运输仍然依靠马车，他们特别注意保护林茨所遗留下来的“乡村气息”。虽说镇上的人大多是农民出身，而且有的同一些乡下人还沾亲带故，可他们却刻意要跟乡下人划清界限。当地大多数有权势的家族几乎都彼此相识，商界人士、政府公务员还有部队官兵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要阶层。

每天晚上，在城里的主要街道上散步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主街道与火车站相连，直通横跨多瑙河的大桥，它被意味深长地称作“兰德大街”。由于林茨没有大学，所以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都十分热衷于效仿大学生的行为举止。兰德大街的社会生活，几乎可以跟维也纳戒指路的人文风貌相媲美，至少林茨人是这么想的。

耐心，仿佛不包含在阿道夫自身那些杰出的品质当中，无论何时，只要我一失约，他就会立马寻到我店里，不管我是在翻修着一台黑色马毛沙发还是在捣鼓着一台老式的翼状靠背椅。我的工作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种令人生厌且对我们的私人关系构成阻碍的事物，除此之外便无任何意义。一旦失去耐心，他便会快速地旋转起他那根随身携带的黑色小手杖。我对他平日里那种极其休闲的生活状态感到相当惊讶，于是我就无意识地问起他是否在从事什么工作。

“当然没有。”他粗鲁地回答道。

针对这个我认为十分异常的回答，他做出了相当详尽的说明。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去找工作的必要，因为所有的工作都被他统称为“糊口的营生”。

这种观点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它驳斥了目前支配着我人生的每一个原则和信条。起初我认为，他的这些言论只不过是年轻人的自吹自擂，因而他的强势姿态，以及他那种严肃而自大的讲话方式并没能将我唬住。但不管怎么说，我对他的观点还是感到有些震惊，至少我暂且忍住了没往下问，因为他看上去好像对不适合他的问题相当敏感，这点我已经明显地察觉出来了。所以还是跟他谈谈《罗恩格林》（那是一出令我们无比心醉的歌剧）显得更恰当一些，总比拉扯我们的私事强。

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纨绔子弟，刚继承了一笔财产，能够负担得起生活，用不着依靠那种“糊口的营生”——在他嘴里，这几个字眼充满了轻蔑之意。我从没把他想象成是那种羞于找工作的人，甚至丝毫都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肤浅而无所事事的懒汉。每当我们路过园丁咖啡厅的时候，阿道夫总会变得情绪失控，因为他见不惯玻璃橱窗里面那些倚靠在大理石面桌子旁，用毫无意义的闲侃打发着时间的年轻人。而这群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阿道夫对这种与之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到多么的愤怒。但说不定坐在“橱窗里”的其中一些人已经有了一个好工作和一份有保障的收入。

或许这个阿道夫是一名学生？这曾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手中那根顶着精美象牙箍儿的黑色檀木手杖分明就是一个学生的特征。但仔细一琢磨我又感到有点奇怪，他选中的朋友竟然只是一个时刻担心别人会闻到他身上的糨糊气味的家居装潢匠。如果阿道夫真是一名学生，那么他肯定在某个地方读书。于是我又突然把话题引向了学校。

“学校？”这是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火爆脾气。他不愿听到任何与学校有关的事情。学校再也不属于他关心的范畴，他说。他痛恨学校的教师，以至于他都没再跟他们打过招呼。而且他还特别讨厌那些被学校变成懒汉的同学。不行，关于学校的话题看来是个禁区。然而我还是将我在学校的失败经历告诉了他。“为何没有取得成功？”他好奇地问道。尽管他对学校的教育充满了蔑视，但他似乎对我在学校的差劲表现感到相当遗憾。他这种矛盾的思想让我困惑不解。但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多少能够推断出这样的结论：他一定刚离开学校不久，可能是所法语学校，也可能是所实科中学，并且想必他的求学生涯是以彻底失败告终，否则他绝对不可能对学校产生这种完全排斥的情绪。除了他的自我矛盾以外，他在我面前还总是显得反复无常和令人捉摸不透。有时候他在我看来甚至几近凶险。一天，在我们散步的时候，他突然停下脚步，从他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册子——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他为我朗诵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诗歌。

诗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确切地讲，我是无法将这首诗与阿道夫日后给我朗读的其他诗作区别开来。但在我清晰的记忆中，我的朋友喜欢创作诗歌，而且老是随身携带他的诗作，就如同我经常揣着我的工具一样。后来，阿道夫向我展示了他的一些未完成的画作和设计——这些迷乱而令人费解的设计完全超出了我的欣赏水平。当他告诉我说，他还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放在他房间里，并且已决定将他的毕生奉献于艺术的时候，我才恍然明白了我朋友的真正为人。他属于那种特殊类型的人——那种我曾经在天真烂漫的时候梦想过要做的人：一名艺术家。他鄙视那种纯粹的“糊口营生”，立志献身于诗歌创作，绘画和歌剧欣赏。我对他钦佩之极。我为亲眼见证的这份伟大志向而感到激动不已。那时候我对艺术家的看法依旧很懵懂——大概就跟希特勒的思想差不多。但正因如此，艺术家这一身份对我们而言才显得更加的迷人。

阿道夫很少谈及他的家庭。他经常对我说，不跟大人们牵来扯去是个明智的做法。因为这些思想奇怪的人，只会迫使别人偏离自己的计划。比如他的监护人，一个叫作迈尔霍费尔的莱翁丁农民，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让阿道夫去学一门正经手艺。当然，阿道夫的姐夫也持这种观点。

我只能这么做个概括：阿道夫和他家里的关系肯定颇为异常。显然，在这些大人当中，他只接受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但当时他只有16岁，比我还小9个月。

然而他的许多想法都与资产阶级的观念格格不入，我其实对此毫不在意——相反，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他的不同寻常，在我眼中才显得更具魅力。他决意献身艺术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一个年轻人能做的最好决定。我也曾偷偷地遐想过，要把那灰尘满天，噪声不断的家具作坊变成纯粹而高尚的艺术场所，然后将我的一生，交付给音乐。

对年轻人来说，初次邂逅一段友谊的地方，绝不可能没有意义。我和阿道夫的友谊就诞生在剧院，诞生在辉煌的场景和壮美的音乐当中，我觉得这似乎是一种象征。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本身就构建在这种令人愉快的气氛之上。

此外，我和阿道夫的境遇也无太大差别。学校的教育早已无法满足我的需求。尽管我把爱和忠诚都献给了我的父母，可是大人们对我来说也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最重要的是，在被诸多问题困扰的情况下，我却找不到一个人来倾诉。

尽管如此，我们这段友谊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我是一个安静、非常善解人意、适应能力强、有点儿心不在焉的年轻人，所以我总是愿意屈服，也可以说我有着一种“音乐人格”。而阿道夫，感情极其强烈并且容易冲动。一些十分琐碎的事情，比如几句轻率的言语，都能导致他大发雷霆，使得事件的本身和他那种莫名的恼怒显得极不相称。但也可能是我在这方面对阿道夫有所误解吧。或许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针对同一件事情，我可能会认为它是无关紧要的，而他却会看得很重，甚至对其相当较真。是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典型性格，任何事物都能激起他的兴趣——就没见过他不感兴趣的事儿——但也能使其烦恼。

尽管有这么多源自我们迥异性格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未出现过严重的危机。我们也没有像其他很多年轻人那样，时间一久，关系就变得冷淡，甚至不相往来。恰恰相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十分小心地回避着冲突。说来也奇怪，像他这么一个固执己见的人，竟然也能偶尔体贴地想到，他的某些言语可能会伤害我的自尊。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之间磨合得越来越融洽。

很快，我便意识到了我们的友谊为何能够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是因为，我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而且我对自己扮演的这种被动角色并没有感到任何不满，因为这让我意识到，我的朋友是多么的需要我。

他，也是个孤独之人。阿道夫的父亲已去世两年。尽管他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但他母亲对于他思索的那些个问题确实也爱莫能助。我仍记得他曾经是如何就那些我完全不感兴趣的问题跟我侃侃而谈的，比如什么多瑙河大桥上的义务征税，或者是哪条街上举办的慈善基金募捐。

其实他要的只是一吐为快和一个愿意倾听他的人。当他对着我一个人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会比划出一些夸张的手势，经常弄得我一惊一乍的。他并没有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听众而感到苦恼。像阿道夫这种年轻人，他对自己看到和体会到的周遭事物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必须要为自己蓄积在心中的那份汹涌澎湃的情感找到一个宣泄口。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长篇大论的评说，他自身的压力和紧张情绪便得到了释放。

通常，他发表这些演说的地方都选在户外，比如弗莱堡的大树下，或是多瑙河畔的丛林中，其势如火山爆发。仿佛当真有什么东西正在努力挣脱他的身体。像这般如痴如醉的模样，迄今为止，我只在剧院看到过——是一名演员对强烈情绪的表现和诠释。最初，当我见识到这种情感爆发的时候，我被震撼得瞠目结舌，甚至都忘了鼓掌。但我很快意识到，阿道夫并不是在演戏啊！的确，他没有演戏，也没有夸张，他的演讲中所流露出的都是真情实感，因为他的表情总是绝对的严肃。他是怎样做到流利地进行自我表达的？怎样做到生动地传递自己的内心感情的？而当他的情绪完全失控的时候，又是怎样做到出口成章的？这些事实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惊叹不已。首先打动我的并不是他演讲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方式。对我而言，这是种值得称赞的新鲜感受。我从未想象过，一个人仅用语言就能制造出这样的一种效果。而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赞同，我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是说，赞同他的观点对我而言有多么困难，而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仔细地思考过他提出的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仅仅将我们的友谊假设成那种局限的单边关系，那就错了。这未免也把阿道夫想得太低级，也把我看得太微不足道了吧。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能够达成互补。在阿道夫身上，任何事物都能引起一种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表明立场，他的情感爆发只是他对所有事物都热切关注的一个表现。而我，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显现出一种沉思的天性，每次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发表意见和评论的时候，我总是放弃辩驳，并且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观点。除非我们谈的是音乐。

当然，我必须承认，阿道夫对我的索取是没有底限的，他几乎霸占了我所有的闲暇时光。由于他自己没有一个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所以我不得不随时待命。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对我有所要求，但也时刻准备着为我做任何事情。事实上，我并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的友谊没给我留下任何时间去结识新朋友，然而我也并不需要其他朋友，因为在我看来，阿道夫顶得上十几个普通朋友。只有一件事情才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关系走向决裂——假如我们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我可不是开玩笑。那时候我也不过17岁，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但在情感方面，命运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这个独一无二的方案——我在后面“斯蒂芬妮”那一章当中做了详细阐述——不仅没让我们反目，反而还深化了我们的友谊。

我知道他也一样，除了我以外便没有其他朋友。关于这一点，我回忆起一个非常琐碎的细节。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兰德大街散步。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青年从拐角处走来，他看上去体态微胖却又显得相当时髦。他认出了阿道夫是他以前的同学，于是便停下脚步，满脸堆笑地招呼道：“你好啊，希特勒！”他亲密地拉住阿道夫的手臂，询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我当时以为阿道夫会给予他相应的友好回应，毕竟他向来都很重视得体而有礼教的行为举止。但我朋友却气得涨红了脸。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这种表情的变化肯定是个凶兆。“你在搞什么，冒失鬼。”他反应激烈地朝他同学甩出一句，同时迅速地把他推开。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臂，继续走我们的路，根本没把那个年轻人放在眼里，直到今天，我仿佛都还能看见他同学那张困惑而尴尬的红脸。“都是未来的公务员，”他怒不可遏地说道，“还有许多这样的人，以前跟我是同学。”过了好一阵子他的情绪才得以平复。

另一段经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尊敬的小提琴老师海因里希?德绍尔去世了。阿道夫陪我一同参加了葬礼，但令我惊讶的是，他根本就不认识德绍尔教授。当我对他的行为表现出诧异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我无法忍受你和其他年轻人在一起厮混以及同他们交谈。”

这还不算完，即便是我跟一个普通关系的人待在一起，都会让他感到不高兴。但最让他压不住火的事情是听到有人建议他去当公务员。无论何时，只要一听到“公务员”这几个字眼，即便和他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他都会感到无比的愤怒。我发现，他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在针对他去世已久的父亲，那个曾经很想让他成为一个公务员的人。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叛逆性防御情节”。

我必须跟阿道夫一样，把公务员看得非常轻贱。像这类观点，或者说立场上的统一，是我们友谊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在了解到他对行政工作所抱有的强烈排斥情绪之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会更乐意把友情交给一个普通的家具装潢匠，而不是那些被溺爱的宠儿——他们从良好的家庭社会关系中得到庇护的保证，能够准确地预知未来的人生道路。而阿道夫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他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还有一个事实似乎注定要让我成为阿道夫眼中的理想伙伴：我们彼此都认为，艺术是人间最美好的事物。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能用这么夸张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感情。但在实践中，我们都一直遵循这一原则，因为音乐早已成为了我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作坊工作只是为了谋生。对我朋友而言，艺术更是显得至关重要。他处事的极端方法，可怕的严肃情绪，还有永不停歇的活跃思维，都需要得到一种平衡，而只有艺术能够帮他做到这一点。

因此，我满足他对一个朋友的所有要求：首先，我跟他以前的同学没有共同点；其次，我与政府机关也没有任何牵连，我完全为艺术而活；另外，我还很懂音乐。我们精神上的相似点和我们性格上的不同点，都使得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到底人们是应该像阿道夫一样，不紧不慢地找寻人生出路，根据过渡时期的需要，随意地选择一个伙伴？还是应该相信友情的缘分，听候命运做出的安排？我把这个讨论留给大家自己去评判。我所能告诉大家的是，从我们初次在剧院相识，到后来他在维也纳陷入窘境，我都一直是那个与阿道夫?希特勒相伴相随的朋友。

第三章 青年希特勒的画像

我手里面并没有阿道夫当年的照片——也许在我们交往的这段时期里，他根本就没有留下过任何照片。对此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奇怪。因为在本世纪之初（20世纪），我们那里还没有便携式照相机，即便是有，我们也不可能买得起。那时候，人们想要照相，就只有去照相馆，其消费同样也很昂贵。放纵行事之前，我们须得考虑再三。在我的印象中，我朋友从未表达过想要去照相的意愿。他从不爱慕虚荣，即便在斯蒂芬妮走进了他的生活以后，他都依然如故。我料想阿道夫?希特勒在成名之前最多照过5张照片。

已知的关于他最早的照片是一张婴儿照，拍摄于1889年，那时候的阿道夫才刚出生几个月。照片上显示了他的特征部分——鼻子、脸蛋、嘴巴、明亮而锐利的双眼，以及刘海。这个男孩看上去简直像极了他的母亲。我初次见到希特勒夫人的时候便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他的妹妹保拉却长得更像他们的父亲。但我从来没见过他们的父亲，这些都是从希特勒夫人那里了解到的。

希特勒学生时代的照片都是班级集体照，没有肖像照。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上面都出现了同一副格格不入的面孔，仿佛一切都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在我看来，这些照片反映出阿道夫人格当中的本质特征，即“保持不变”。还有一张他16岁时的侧面肖像素描，那时候他在斯泰尔念书，艺术家斯托姆莱赫勒为这幅画起名叫“生命的真谛”。显然他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将其视作一幅上好的肖像画。

阿道夫大约中等个头，身形修长，那时候身高已经超过了他母亲。他的体格远远算不上结实，相对他的身高而言显得格外消瘦，一点儿都不强壮。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极为糟糕，这也是他的首要遗憾。林茨的冬天潮湿又多雾，因而在此期间，他必须得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不然他就会害病或者经常性地咳嗽。总之，他的肺很虚弱。

他的鼻子挺拔而匀称，但绝不显得打眼。他的额头宽阔而略向后倾。令我一直感到惋惜的是，在那时候他就已经养成了把头发朝着眉毛梳的习惯。然而，这种传统的面部特征描述在我看来却显得异常滑稽，因为在阿道夫的面貌中，眼睛是如此的出众，以致让人们都注意不到他的其他五官。我一生中从没见过哪个人的长相里——怎么说呢——眼睛具有如此鲜明的特色。阿道夫的眼睛随他母亲，明亮而清澈，但他的眼神同他母亲相比，则更显犀利。尤其是在阿道夫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还能诠释出不同的感情。在我看来，他洪亮的声音远不及他传神的眼睛。实际上，他拥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即便他的嘴唇不动，别人也明白他想要讲什么。阿道夫头一回到我们家来做客的时候，我把他介绍给了我的母亲。那天晚上，我母亲对我说：“你朋友那双眼睛真不得了啊！”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母亲道出这句话的时候，她语气中的恐惧明显多过赞赏。如果有人问我，从哪些地方能够看出一个年轻人的独特品质，那么我只能回答——“从眼睛里”。

当然，他的口才也是不同凡响。但由于当时的我涉世未深，因而并没想到他这个优点会在将来产生怎样的特殊意义。但有件事情我一直深信不疑，那就是阿道夫终将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一开始我觉得他适合当个诗人，后来我又认为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直到最后，在维也纳居住期间，我才确信，他真正的天赋是在建筑领域。但对于这类艺术抱负而言，卓越的口才不仅会失去用武之地，而且还将变成一种阻碍。尽管如此，我却总是喜欢听他高谈阔论。他的语言非常的精练。他不喜欢地方语言，尤其是维也纳方言，那种软绵绵的口音令他感到极其厌恶。然而，严格地说，阿道夫讲的并不是奥地利德语。他的发音，尤其是他讲话的韵律，明显带有巴伐利亚风格。我想也许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他3～6岁时，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真正形成的年龄段，他们全家都居住在帕绍——他父亲是帕绍的一名海关官员，所以他的口音自然也就受到了当地语言环境的影响。

毋庸置疑，我的朋友阿道夫在早年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了演讲的天赋。这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很健谈，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每当他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无法自拔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要怀疑，这样的演讲练习究竟意义何在？但与此同时我又会考虑到另一方面，难道我没有把他所说的一切奉为真理吗？有时候，阿道夫甚至会把我或者其他人当作实验品，来测试他的演讲威力。有件事情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在阿道夫快满18岁那年，他成功地说服了我父亲，让我去维也纳音乐学院深造，把我从家具作坊中解救了出来。鉴于我父亲那种顽固不化的本质，这已经算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成就了。从那时起，我对他这项天赋便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从中获益良多——我认为，只要具备希特勒的超凡口才，就没有任何达成不了的事情。

他有这样的习惯：故意用缓慢而有节奏的手势来渲染自己的说辞。每当他谈起自己喜爱的事物时——比如多瑙河上的大桥、博物馆的重建工作，或者甚至是他为林茨设计的地铁站——我就偶尔会把他的话题打断，然后问他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实现这些计划，毕竟我们只不过是两个穷鬼。这时，他会向我投来怪异而不怀好意的一瞥，就好像他根本没有听明白我的问题。对此我从没得到过答复，他最多也就抬手一挥，示意我闭嘴。后来我便习以为常，不再去寻究此事的荒谬之处——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居然口口声声地告诉我说他要兴建许多庞大的工程。如果我只用耳朵去听他的讲演，那整件事情所呈现出的无非就是愚蠢的幻想和十足的癫狂，但我的眼睛让我相信，他绝对没跟我开玩笑。

阿道夫十分重视礼教和恰当的言行举止。他谨小慎微地遵循着社会教条，然而却对社会本身漠不关心。他总爱强调他父亲的职位，一名海关官员，相当于军队里的一个上尉。人们绝对想象不到，当他谈到自己父亲的时候，表现得有多么暴躁，主要是因为他父亲一直打算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公务员。尽管如此，他在待人接物这方面，还是有很多考虑得比较周全的地方。他从不会忘记问候我的家人，在寄给我的每一张明信片上，他都不厌其烦地写着“问候你的双亲”。

我们在维也纳一起居住的时候，我发现他每天晚上都会把裤子小心翼翼地压在床垫下面，这样一来，当他第二天早晨穿上裤子的时候，就能够欣喜地看见一条完美的折痕。阿道夫懂得一个美好形象的价值，尽管他并不爱慕虚荣，但他知道怎样做才能让自己显得更加体面。他极好地运用了自身的表演天赋，并十分机灵地将他的演讲才能与之相结合。我过去常常纳闷，像阿道夫这样天资聪慧的人，为什么没能在维也纳过上如意的生活？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职业上的成功根本不是他的志向。在维也纳认识他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矛盾：一方面，他衣冠楚楚，谈吐有涵养，时刻彰显着自信的风采；而另一方面，他却过着咎由自取，忍饥挨饿的悲惨生活。人们肯定会想，他这不是自视清高就是虚伪做作。但我认为两样都不是，他只是显得与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格格不入罢了。

阿道夫带着饥饿，投身到一项真正的艺术当中。虽然他偶尔也能碰上打牙祭的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维也纳通常都没钱购买食物。即便有钱，他也更愿意空着肚皮，把钱拿去看戏。他缺少常人那种对生活娱乐的理解。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在维也纳，他只靠牛奶和面包度日。

他藐视一切同肢体锻炼有关的事物。因此，当年流行的体育运动，在他看来根本不值一提。我以前在某处读到过一段关于青年希特勒是怎样壮着胆子，横渡多瑙河的描述。我并不记得发生过这种事情，要说下水游泳，倒也有过一次，就是那回我们跑到罗德溪去泡澡。他曾一度对自行车俱乐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每逢冬季，运动员们就会到溜冰场去骑车。而这又仅仅是因为他爱慕的女生经常去那里训练溜冰。

走路，是阿道夫唯一喜欢的运动，他无时无刻不在走动，即便到了我的工作室，还有我的房间，他都仍会迈着步子踱来踱去。在我印象中，他从来就没消停过。他能连续走上数小时而不会感到疲惫。我们曾经从各个方向对林茨的周边环境进行过探索。阿道夫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比较自我一些。与其他事物不同，大自然对他的吸引并不像学习那么枯燥，我根本没见到过他从哪本书上去了解大自然。他的求知欲在此已达到了极限。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一度对植物学充满了激情，并且还亲手培育出一个小型植物园，但这不过是一名学龄儿童的爱好罢了。细枝末节并不重要，他所感兴趣的是大自然的整体，他将其称作“室外”。这种表达从他嘴巴里讲出来似乎有种“家”的感觉，事实上，他确实也把大自然当成他的家。早在我们交往的第一年，我就发现他有种喜欢在夜间漫步，甚至能够在某个陌生的地方彻夜徘徊的特殊癖好。

置身户外，将会对他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时的他，同待在城市里的自己相比，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他的本性在此显露无遗。当我们沿着静谧的小径漫步在米尔地区的山毛榉树林时，或者当我们踏着轻快的步子徜徉在夜幕笼罩的弗莱堡之时，他都会显得相当的从容与淡定。伴随着步伐的节拍，他的思绪变得更加畅通，目标也变得更加清晰。长久以来，我一直无法理解他身上特有的这种矛盾。当明媚的阳光洒向街道，清新的风把植物的芬芳带到城里的时候，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就会把他从狭窄而拥挤的马路驱赶到田野和树林。但我们几乎没有去过乡下，因为他向我保证过，他不可能再到乡下生活。居住在一个乡村对他而言是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尽管他对大自然有着无限的热爱，但每次我们返回镇上的时候他都显得特别高兴。

直到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之后，我才理解了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他离不开城市，他需要从各种各样的事件中，获得大量的感受和体验，他觉得城里的一切，都与之息息相关，因而所有的事物都囊括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他希望人们各自怀有不同的爱好、志向、目标、计划以及愿望。只有处在这种问题丛生的环境当中，他才会感到舒坦自在。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总体上就显得太过单调，太没意思，太不重要，它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满足阿道夫那无尽的探索欲望。此外，城市作为一个由许多建筑物构成的整体，其本身就是一种令他着迷的事物，所以我们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只想在城里居住。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不仅总让他感到亢奋和烦躁，而且还不断地榨取他的天赋和激情，所以他又渴望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平衡方法。大自然则为其提供了这种平衡，因为不管他如何尝试，他都无法“改良”大自然，大自然的永恒法则凌驾于人类意志之上。在此，他能重新找回自我，并且完全不必像在城里那样，被迫选择立场。

我的朋友自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让大自然为他服务。他以前在城外找到了一处幽静之地，于是便乐此不疲地反复前往。当地的一草一木在他眼中都显得如此的熟悉。在那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搅扰他沉思的心境。处在大自然的环抱之中，就如同待在一间安静而温馨的房间里，使他能够从容不迫地酝酿出那些富有激情的构想和计划。

有段时间，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他就会跑到钟塔路，在一条长椅上开展他的“户外学习”。比如读点闲书，画些素描和水彩。他创作的第一首诗歌便诞生于此。另外还有一处更清静、更隐秘的地方，后来也成了他的最爱。我们喜欢坐在山顶一块挑出的岩石上俯瞰多瑙河的美景。那柔动的波涛总是能将阿道夫深深地打动。不知有多少回，我的朋友在这块大石头上面向我倾吐心声，阐述他的所有计划！当他的感情完全压倒理性的时候，他就会释放出天马行空的想象。记得有一次，阿道夫生动形象地为我描述了克里姆希尔特的匈奴国之旅，当时的我，仿佛梦幻般地看见勃艮第国王的强大舰队在河中缓缓下沉。

我们的远途旅行跟其他人大不相同。无须太多准备，有根结实的手杖便足矣。阿道夫会找出一件彩色衬衫来搭配他平日里穿的衣服，并且，作为着手远途旅行的一个迹象，他会把普通领带换成一根坠有两个流苏的丝带。我们不会携带任何食物，但我们会想办法去弄点干面包和牛奶。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是多么的美妙啊！

我们鄙视火车和汽车，无论到哪里都靠步行。每回只要一碰上我父母带我们两个一起外出度周末，我和阿道夫就得早早地动身出发，以便能在目的地和我父母会合，因为他们偏好乘坐火车。跟我父母一同出游有个好处就是，我父亲会在一家乡村小客栈请我们饱餐一顿。我们都特别喜欢去一个叫瓦尔丁的小村庄，因为它的附近就是罗德溪，一到暖和的初夏，我们就喜欢去罗德溪游泳。

我记忆中浮现出一件小事。阿道夫和我从客栈来到罗德溪洗澡。虽说我们两个都是相当老练的游手，但我的母亲还是对此感到担心。于是她跟着我们，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看护我们。那块倾斜的岩石上布满了苔藓。我可怜的母亲只顾着注意我们，却没有留心脚下，她不慎在光滑的苔藓上滑了一跤，掉进了水里。当时我离她太远，无法立时帮到她，但阿道夫当即跟着她跳进水里，将她拉上了岸。他一直保留着对我父母亲的喜爱。直到1944年，在我母亲80岁生日之时，他还特意给她寄来一个食物包裹。

阿道夫特别喜欢米尔地区。从珀斯特灵堡到格拉玛斯特滕，我们可以徒步穿过霍茨珀德和埃兰德斯玛，或者漫步在草木丛生的利希滕哈格废墟。阿道夫测量过废墟中的城墙（尽管它们所剩无几），还把测量数据记在了他经常携带的写生簿里。他先用寥寥数笔勾绘出城堡的原貌，然后画出护城河和吊桥，最后再在城墙上装饰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哥特式尖顶塔楼。他曾就此对我高声讲道：“这是我创作的十四行诗的理想背景。”但当我想对其作进一步了解的时候，他却说：“我必须是第一个评价它好坏的人。”而就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向我坦白，这是在为一出戏剧扩充素材。

我们曾踏访过古仁的圣乔治，本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些农民战争时期的遗迹，我们却未能如愿以偿，于是阿道夫想到了一个奇怪的点子。他确信当地居民仍然保留着一些关于那场伟大战争的模糊记忆。因此，第二天，在徒劳地尝试了从我父亲那里为我争取一天的假期之后，他一个人又去了。他在当地逗留了两天两夜，但我已经忘了是怎样的结果。

为了变换视觉角度，从东面去欣赏他所热爱的林茨，我不得不忍受着乏味，陪他一起登上芬尼山顶。阿道夫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他觉得林茨人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兴趣。虽然我也喜欢俯瞰城市的风景，但绝不是从这个方向。然而，阿道夫却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这个无聊的地点写生。

另一方面，圣佛洛里安也变成了我的一块圣地，因为这里曾经是安东?布鲁克纳工作过的地方，在他去世以后，此地便被神圣化，我们幻想着自己见到了“上帝的乐师”，听到他在宏伟的教堂里用大管风琴演奏极富灵感的即兴创作。然后我们穿过唱诗班脚下的地板，来到一座简易的墓碑前，那是大师在十年前被安葬的地点。奇妙的僧院唤起了我朋友高涨的热情和兴趣。他在辉煌的楼梯前驻足停留了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简直太久了。图书馆的壮丽让他叹服不已！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僧院里过于花哨的套房与布鲁克纳居住过的陋室形成的强烈反差。当他看到房间里那些简陋家具的同时，他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天才总是要与贫穷相伴的。

这次参观对我具有启发作用，然而对阿道夫来说，这是天性使然。他决不允许任何人洞悉他的性格。他的心中藏着令人费解的秘密，对我来说，他在许多方面都一直是个谜。但有一把钥匙能够解开他所有的秘密之锁，那就是他对美的热爱。当他站在圣弗洛里安僧院这样宏伟的艺术杰作面前时，我们之间的隔阂便会荡然无存。然后，激情燃烧的阿道夫，会放下心中的所有戒备，让我感觉自己完全沉浸在我们的友谊当中。

包括鲁道夫?赫斯在内的许多人，都曾这样问过我，后来是谁邀请我到林茨去拜会元首的？在我认识希特勒之初，他是否具有幽默感？因为他的随从说他缺少幽默感。毕竟作为一名奥地利人，他本该继承一些奥地利人的幽默感。当然，人们普遍都感觉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尤其是在跟他接触不多的情况下。这种绝对的严肃，似乎遮蔽了希特勒的其他特点。青年时期的他同样如此。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显得格外认真，这种表现与他十六七岁的年龄很不相称。他可以认真地去爱，去赞美，去恨，去鄙视。但有一样他无法做到，那就是对某件事情一笑了之。哪怕是他不感兴趣的事物，比如运动，这样一种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在他眼里都显得同等重要。他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新问题，他都绝不会敷衍对待。要是在现实中没有找到答案，他就足不出户，花大量时间翻阅书籍，冥思苦想并对这个问题刨根究底。这种惊人的钻劲儿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品质。而其他年轻人的一些思想在他身上却难觅踪迹：“得过且过”、“活在当下”、“听其自然”的愉快态度。即便是年轻人正常的“越轨行为”他都无法容忍。说来奇怪，在他的思想中，这并不是一个年轻人该干的事情。正因如此，他的幽默仅限于最亲密的圈子，就如同一种避讳。通常只针对他身边的人，换而言之，就是那些不会再对他构成任何威胁的人。基于这种原因，他那冷峻而乏味的幽默常常带着讽刺，但一般都是无恶意的讽刺。比如有一回，他看见我在音乐会上吹奏小号。通过模仿我的动作表情，他获得了极大的快感，并且还一再调侃，说我的脸鼓得像个鲁宾的天使。

我若不提及希特勒的另一个品质，本章便无法结束，但我必须坦率地承认，现在谈论这个似乎显得相当矛盾。希特勒善解人意并且充满了同情心。他对我倾注了许多关怀。无须言表，他便能准确地理解我的感受。经常在我困惑无助的时候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他总是明白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无论如何，他都会腾出时间去帮助他关心的人。是他，说服了我父亲送我去学音乐，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这一切并非偶然。当然，这种做法也是出于他的常规态度，即分享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把我的生活也当作自己的生活在过。

这就是我根据回忆所描绘的青年希特勒的肖像。但是，对于悬在我们友谊之上那个不得其解的问题，我至今都没找到任何答案：上帝创造此人，究竟意图何在？

第四章 希特勒母亲的画像

当我第一次见到45岁的克拉拉?希特勒时，她已经是个守了两年寡的妇女了。尽管当时的她，脸上写满了生活的苦难，头发也开始变得斑白，但是，同她那张唯一存世的照片相比，形貌几乎无异。克拉拉?希特勒直到死去的那天都保持着她的美丽。无论何时，只要我一见到她——不知为何——我就会对她产生一种同情，就总觉得想要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十分高兴阿道夫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并且信任的朋友，正因如此，她也很喜欢我。她时常向我倾诉阿道夫给她带来的担忧。她非常希望能争取到我的帮助，去说服她的儿子，遵从他父亲为其做出的职业选择。可我不得不让她失望，然而她并没有责怪我，因为她肯定觉察到了这一点：阿道夫的态度之坚决，远远超出了我对他的影响程度。

正如阿道夫经常享受我父母家的款待一样，我也时常去看望他的母亲，并且临走的时候，希特勒夫人总是不断地叮嘱我下次再来。我把自己当成了他们家的一员——平时几乎没人去拜访他们。

每当店里提前收工的时候，我就会迅速地洗漱整理，直奔洪堡大街。31号是一栋还算凑合的三层式公寓，希特勒一家就住在第三楼。我会直接冲上楼，按响门铃，希特勒夫人会为我打开门，然后热情地欢迎我。这份贴心的友好似乎抹去了一丝苦难的阴霾，她脸上掠过的每一次微笑都能带给我愉悦。

我依然能记得那幢简陋的公寓。狭小的厨房里配备着一个绿漆家具，窗户只有一扇，向外望去就是院子。起居室里有两张床，一张是他母亲的，一张是小保拉的，从这里的窗户可以俯视整条街道。边墙上悬挂着一副他父亲的画像，那张典型的公务员脸颇显庄重且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胡须照着弗朗兹?约瑟夫皇帝的样式做过精心梳理，使他严肃的表情得以缓和。阿道夫则在卧室外面的壁橱里睡觉和学习。

在我头一回拜访他们家的时候，阿道夫的妹妹，保拉，只有9岁。她是个相当可爱的小姑娘，安静且不苟言笑，但长得既不像她母亲也不像阿道夫。我从没见过她开怀大笑。我们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但阿道夫跟她并不是特别的亲近。这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差异而造成的——他总是亲切地将保拉说成是“小孩儿”。保拉一直没有结过婚，现在居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国王湖。

我在希特勒家认识的另一个人是一位大约二十出头，容貌出众的年轻女子，她叫安吉拉，虽然和保拉一样，她管克拉拉?希特勒叫“母亲”，但起初，她在这个家庭的身份一直让我感到困惑，后来我才解开了这个谜团。安吉拉生于1883年7月28日，也就是说比阿道夫早出生6年，是他父亲跟前妻生的孩子。她的母亲，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在她出生的第二年就去世了。5个月后她的父亲和克拉拉?波尔兹尔结婚。安吉拉自然对她的生母没有什么记忆，于是她把克拉拉看作是她的母亲。1903年9月，在我与阿道夫相识的一年前，安吉拉嫁给了一个叫拉包尔的税务局官员。她和丈夫居住在她继母的附近，并且时常来看望她，但从不带她的丈夫来，至少我从来没见到过拉包尔。安吉拉的性格一点儿也不像希特勒夫人，她是个快活的人，一个热爱生活并且喜欢笑的人，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些活力。她的面容俊秀，一头漂亮的乌发扎成了一条辫子。

通过阿道夫的描述以及他母亲的一些暗示，我了解到拉包尔是个酒鬼。阿道夫对他痛恨之极。他将拉包尔视作一个混账的化身，因为阿道夫鄙视的一切都在他身上得以体现。他把时间统统耗费在了酒吧里，他喝酒，抽烟，还去赌博，把钱输得精光。除了这些之外，最重要的一点，他还是个公务员。好像这还不够，拉包尔认为他有责任去捍卫他岳父的观点，即说服阿道夫，让他去当一名公务员。单凭这一点，就完全足以跟阿道夫结下梁子。每当阿道夫谈及拉包尔的时候，他的脸上便呈现出着实吓人的表情。也许是阿道夫对他姐夫的明显憎恨，使得拉包尔远离了洪堡大街。与安吉拉结婚没几年，拉包尔就去世了，与此同时，他与阿道夫之间的恩怨也算是抵消了。后来，安吉拉又和一个德累斯顿的建筑师再婚。她于1949年在慕尼黑去世。

我从阿道夫那里了解到，他父亲在他的第二段婚姻里还生下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他的童年是在希特勒家度过的，但当他们搬到兰巴赫居住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庭。这个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兄弟于1882年11月13号在布劳瑙出生，比阿道夫年长7岁。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还去过几次莱翁丁，但据我了解，他从未在洪堡大街出现过。他从未在阿道夫的生活中扮演过任何重要的角色，他对希特勒的政治生涯也没有任何兴趣。他曾出现在巴黎，然后是维也纳，再后来到柏林，到今天，年过70的他居住在汉堡。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和一个荷兰女人，并且育有一子，叫作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威廉在1939年出版过一个小册子，名为《我的叔叔阿道夫》。阿洛伊斯和他第二任妻子生的儿子叫海因茨?希特勒，作为二战时期的一个军官，在东面战线阵亡。

希特勒夫人不喜欢谈论她自己以及她的担忧，然而向我诉说她对阿道夫的疑虑却能使她感到宽慰。显然，她对阿道夫那么含糊，且对她来说毫无意义的言论——今后要成为一名艺术家——并不是很满意。她对这个独子今后人生幸福的操心让她日渐忧郁。经常，我同希特勒夫人坐在一起，而阿道夫自己则闷在小厨房里，“你可怜的父亲若泉下有知，岂能瞑目”，她常对阿道夫这样说，“因为你完全违背了他的意愿。顺从，才是一个好儿子的表现，但你并不了解这个词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学校表现得这么差劲，并且至今也没能够到任何地方去的原因。”

我渐渐学会了理解这个女人所承受的痛苦。她从来都不抱怨，但她对我讲述了她年轻时候吃过的苦。

所以，一部分根据我的经验，一部分根据我所听到的故事，我便对希特勒家族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我偶尔会听到他们提起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一些亲戚。但我很难搞懂这到底是他父亲那边的亲戚，还是他母亲那边的亲戚。总之，希特勒一家只在瓦尔德维尔特尔有亲戚，这点与其他公务员不同，其他公务员的亲戚可能遍布全国。只是到后来我才了解，希特勒父亲和他母亲方面的血统已经融合到了第二代，以致从他的祖父到阿道夫都同出一系祖先。我记得阿道夫确实曾拜访过一些他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亲戚。他曾经在魏特拉给我寄过一张彩色明信片——魏特拉隶属瓦尔德维尔特尔，毗邻波西米亚。我不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他从不情愿提及他在那些地方的亲戚，但他比较喜欢描述那里的风景，贫瘠的乡村，与多瑙河畔富庶的瓦豪村庄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原始而艰苦的农村是他先辈们的家乡。

克拉拉?希特勒夫人原姓波尔兹尔，她于1860年8月12日出生在希皮塔尔，瓦尔德维尔特尔的一个贫穷乡村。她的父亲约翰?巴普迪斯特?波尔兹尔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她母亲婚前的名字叫作约翰娜?勋特勒。希特勒这个名字在各种文件中的拼写不同。有的写作希德勒，也有的写作勋特勒，然而希特勒这个名字是被阿道夫的父亲首先使用的。

据相关文件记载，阿道夫的外祖母约翰娜?勋特勒，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一个女儿。如此一来，克拉拉?波尔兹尔就和勋特勒（希德勒）家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兄弟。而格奥尔格又作为阿道夫父亲的父亲出现在多勒斯海姆的洗礼名册上。所以克拉拉?波尔兹尔就是她丈夫的第二代堂兄妹。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们结婚之前总是提到克拉拉，但仅仅是把她当作自己的侄女。

克拉拉?波尔兹尔有着一个悲惨的童年，这段时期的她在一个子女众多的穷苦家庭中度过。我时常听她谈起自己的妹妹约翰娜，这个姨妈在阿道夫成为孤儿后还经常照料他。后来我还听说了她的另一个妹妹阿米莉亚。1875年，在克拉拉15岁的时候，她的亲戚，布劳瑙的海关官员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请她到他家去帮他照顾妻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当时已经和安娜?格拉斯尔-霍勒结婚，而也就在第二年，他继承了希德勒这个姓氏（后来被他改为希特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段婚姻——跟一个比他大14岁的女人结婚——没有留下子嗣，并最终分离。当他的妻子在1883年去世以后，阿洛伊斯?希特勒娶了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在这段婚姻中，他们生下两个孩子，一个是阿道夫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另一个是阿道夫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在他和第一任妻子分居期间，克拉拉还一直住在他家里，而当他的第二段婚姻又开始的时候，克拉拉就去了维也纳。他的第二任妻子弗兰西斯卡在生完第二胎的时候便患上了重病，于是阿洛伊斯?希特勒将他的侄女召回了布劳瑙。1884年8月10日，仅仅在他们结婚两年之后，弗兰西斯卡便去世。（在这段婚姻中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小阿洛伊斯，是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出世的，并由他的父亲抚养。）1885年1月7日，就在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六个月之后，阿洛伊斯?希特勒便迎娶了他的侄女克拉拉，而当时克拉拉已经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于1885年5月17日，也就是在他们结婚5个月后出生，而1887年的11月9日就夭折了。

因为克拉拉?波尔兹尔是阿洛伊斯的侄女，所以这对夫妇的婚姻仍须得到一份教会的豁免。而那封申请书——由一位奥匈帝国公务员用干净工整的字体手书而成——现在仍然保存在林茨主教区的档案馆里，编号6.911/Ⅱ/2 1884。这份申请如下：

阿洛伊斯·希特勒与其未婚妻克拉拉·波尔兹尔的结婚申请

敬爱的主教：

怀着最谦恭的礼敬在下面签署姓名的两位，已决定结为夫妻。依照附上的家谱，他们受到了教会规定的限制，因为他们是第三代与第二代旁系亲属的结合（近亲结婚），所以他们谦恭的请求尊敬的主教基于以下理由，仁慈地豁免并成全他们的婚姻：根据附上的死亡证明，新郎从今年8月10日起就成了单身，并且还是两个未成年小孩的父亲，一个两岁半的男孩（小阿洛伊斯）和一个一岁零两个月的女孩（安吉拉），他需要一位女性助手帮助他来照料两个孩子。作为一名海关官员，他在白天总是远离自己的家庭，甚至经常是到了晚上也不能回家，所以几乎无法担负起孩子们的教育和培养义务。自从孩子的母亲去世之后，新娘就一直在照顾他们，并且孩子们也非常地喜欢她，所以我们可以正当的假设：也许这对孩子们的培养会是有益的并且这段婚姻也将是幸福的。此外，新娘也别无他法，她可能再也不会有另外的机会去获得一段美好的婚姻了。

基于以上理由，签字人重申他们谦恭的请求，请求教会对他们亲密关系构成的阻碍进行仁慈的豁免。

 1884年10月27日于布劳瑙

新郎：阿洛伊斯·希特勒——新娘：克拉拉·波尔兹尔

申请中附上的家谱如下：

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         约翰娜·希德勒（嫁给波尔兹尔）

                          克拉拉·波尔兹尔

林茨教会声称自己无权发放豁免并将其转发给了罗马，因而这封申请是经由罗马教廷裁定并予以的批准。

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的结合被所有与之相识的人描述成是一段非常幸福的婚姻，这大概是基于妻子顺从且随和的本性。有一次她这样对我讲道：“我年轻时的憧憬和梦想并没有在我的婚姻中得到实现”，接着又逆来顺受地补充道，“但是这种事情当真存在吗？”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生产，这对虚弱的妇女而言，无疑会在心理和生理上造成沉重的负担。1885年儿子古斯塔夫出生；1886年女儿艾达出生，两年后夭折，1887年另一个儿子奥托出生，奥托只活了3天，然后，在1889年4月20号，又生了一个儿子——阿道夫。在这些赤裸裸的真相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苦难啊！阿道夫出生的时候，其他3个孩子都已夭亡。于是那位备受折磨的母亲对她的第四个孩子倾注了大量的关怀。有回她告诉我，阿道夫曾是个体质虚弱的小孩，因此她总是生活在再次丧子的恐惧中。

也许前面三个孩子的夭折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彼此是近亲的缘故吧。我把这个疑问留给专家来作出最终定论。但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要强调一点，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此乃重中之重。

我朋友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正如我亲身体会的——言行一致。他的本性中包含着一些坚定不移的，不可动摇的，一成不变的甚至是顽固不化的成分。这一切都体现在他极其严肃的生活态度之上，并且构成了他其余性格的基础。阿道夫根本无法改变他的想法或者他的本性。他思想中这片僵化的区域所储存的东西永远都保持不变，对此我深有感触。我尤其记得，1938年，当分别30年后的我们再次聚首之时，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一点没变，库比席克，只是老了一些”。如果这是真实的我，那么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从未改变。

我试图为他性格中这个基本的显著特征找到一种合理解释。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我能想象——尽管我完全是一个遗传学领域的门外汉——近亲结婚的生物效应肯定固定了某些领域，而那些“停滞的观念”就导致了他这种特殊性格的产生。阿道夫?希特勒性格中的顽固，恰恰是给他母亲带去无数悲伤的主要原因。

母亲那颗脆弱的心再次受到命运无情的摧残。1894年的3月24日，即阿道夫出生5年后，她又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是个儿子，名叫埃德蒙。埃德蒙同样也难逃厄运，于1900年6月29日在莱翁丁夭亡。虽说阿道夫对前面3个在布劳瑙出生的孩子没什么记忆，并且也从来不提起他们，但他却清晰地记得他的弟弟埃德蒙，因为他弟弟死去那年他已经11岁了。有回他告诉我，埃德蒙死于白喉。他们家最小的孩子是个女孩儿，名叫保拉。保拉生于1896年1月21号，且一直存活了下来。

因此，像这样的早夭便夺去了克拉拉?希特勒6个孩子中的4个。也许她那颗母亲的心已经被这些磨难给伤透了。如今她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好好照顾两个活下来的孩子，为此，她不得不在她的丈夫过世后，忍受着孤独与寂寞。令她稍感欣慰的是，保拉是个安静听话的孩子，但她的独子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焦虑，这份焦虑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阿道夫真的很爱他的母亲，这点我可以向上帝和所有人保证。我记得在他母亲弥留之际，他曾多次展现出他对母亲的爱，非常深沉又非常感人。他从不谈及自己的母亲，只是流露出深深的感情。他是一个好儿子，但却无法满足他母亲的最大心愿——从事一项稳定的职业，这超出了他的能力。我们在维也纳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总是将他母亲的相片随身携带。后来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概括他对父母的感情：“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爱我的母亲。”

第五章 希特勒父亲的画像

尽管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近两年，但在我与阿道夫相识之初，他父亲对这个家庭的影响仍旧“无处不在”。这位母亲让他的人格在各个方面都化为不朽，顺从的天性导致她几乎已失去了自我，因而她的思想和言行全都秉承了那位死去的父亲的意旨。但她缺乏足够的精力去执行她丈夫的遗愿。宽宏大量的性格加上对儿子的溺爱，使她在对阿道夫施行教育的过程中阻碍重重。我能够想象这个男人对家庭的影响是多么的透彻和持久。他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他那无法撼动的权威受到了绝对的尊重。如今，他的相片被挂在了房间里最好的位置。我仍然记得，在他们家的橱柜上，精心地陈列着他生前抽过的一些长烟斗。它们几乎成为了他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威象征。每当希特勒夫人谈到她丈夫的时候，她就会指着这些烟斗反复强调，仿佛它们见证了她是怎样忠实地延续了她丈夫的传统一样。

阿道夫谈到他父亲的时候，总是怀着深深的敬意。除了职业选择上的分歧以外，我从没听见过他对他父亲提出过任何异议。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反而越发地尊敬他的父亲。针对父亲对他未来的职业做出的独断规划，阿道夫并没有责怪之意，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父亲的一种权利，甚至说是一种义务。然而对他姐夫拉包尔来说，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这个不学无术的小税务官员，竟然也敢奢望这种权利。阿道夫当然不会允许他干涉自己的私事。但即便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父亲的权威依然存在，并且影响着阿道夫的个人奋斗和发展。他父亲的态度激起了他的反叛心理，使他从最初的隐蔽抵触发展成后来的公开对抗。正如阿道夫自己描述的那样，父亲经常给他一顿痛打。但阿道夫把这种暴力场面的发生归因于自己的执拗以及对父亲的冒犯。

海关官员阿洛伊斯?希特勒，终其一生都彰显着一种仪式性。因而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反映他人生各个阶段的完好照片。关于婚礼的照片倒是不多，因为他的婚姻总是笼罩在不幸的阴云之中，但是当他获得一些晋升的时候，他就会给自己留影作纪念。大多数照片上所显示的，就是他板着那张庄重的公务员脸，穿着深色的双排扣制服和白色的裤子。这个男人的脸给人印象深刻。他长着一个宽大的头，蓄着一脸络腮胡——他最不容忽视的一个特征，那是在效仿他的最高领袖奥匈帝国皇帝。他的目光显现出的是敏锐和廉洁奉公。作为一名海关官员，他不得不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一切事物。但在大多数照片中，庄重的眼神压过了这种“好奇的”注视。即便在阿洛伊斯?希特勒退休之后，他照的相片都还反映出这个男人在精神上依然保持着工作状态。尽管他已年过60，但一点儿也看不出那种典型的岁月痕迹。有一张照片——也许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在他莱翁丁的坟墓上也能看到——上面显示着一位恪尽职守的男人——阿洛伊斯?希特勒。另外还有一张他的早期照片，时间要追溯到他在莱翁丁居住的时候，这张照片更侧重于他的私人生活，上面显示的是一个喜欢安逸生活的富有公民。

阿洛伊斯?希特勒从一个女仆的私生子到一名受人尊敬的公务员，这个过程就是他努力不懈地提高社会地位的一个奋斗历程。

在《我的奋斗》中，阿道夫这样描述过他的父亲：

“作为一个落魄小商贩的儿子，他从没想过要踏上他父亲的老路，年仅13岁的他，毅然离开了瓦尔德维尔特尔。他无视乡亲们的‘忠言逆耳’，只身前往维也纳学习手艺，那一年是1850年。想必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因为当时只有3个向导跟他一起踏上了这条未知的征程。17岁那年，他度过了学徒的见习期，但他不仅没有满足，反而相当失望。长时间的穷困潦倒给了他追求更高目标的决心。以前在乡下，牧师是穷人心中最高荣誉的化身，而到了首都，这个角色则一直被公务员扮演。怀着一份‘准成年人’的不屈不挠，这个17岁的老男孩投身到一项新的奋斗当中——成为一名公务员。我想他花了23年才等到那个回归的成熟时机——他曾对自己立下过誓言，若不干出点儿‘名堂’，绝不还乡。1895年6月25日，连续为国家服务了将近40个春秋的他，在政令下达的情况下，以58岁的年纪退出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他在海关的同僚们形容他是一名一丝不苟、尽职尽责的官员，一个十分严厉却也有“弱点”的人。作为一个长官，阿洛伊斯?希特勒并不是很受欢迎。在办公室以外，他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信仰坚定的思想开明者。他对自己取得的地位感到非常自豪。每天上午，他都会抱着一种官员的守时态度光顾一家小酒馆，他的几个老酒友都觉得他很好相处，只是偶尔他也会勃然大怒，并且变得相当粗鲁，这既显示出他先天的暴力因子，又说明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甚严。

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位父亲的工作同绝大多数奥匈帝国海关公务员的职责并无多大差别，但是当某些个人因素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另一番情形便暴露出来。《我的奋斗》是一部政治著作，而并非自传。阿道夫?希特勒在此书中所谈的内容，只是为了迎合他自身的政治目的。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想要掩饰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的出生源于他父亲的第三段婚姻，他的父亲是个私生子，他母亲曾是他父亲的远房侄女，他是近亲结合的后代，他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而不是第一个，他是六个兄弟姊妹中，两名幸存者之一。

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私生子身份在多勒斯海姆教区的教堂注册簿上得到了确凿的证实。根据资料上的显示：42岁的女仆安娜?玛利亚?施克尔格鲁贝于1837年7月7日产下一子，取名为阿洛伊斯。孩子的教父就是她的雇主，一个名叫约翰?托梅施拉格尔的施通勒斯农民。据目前所知，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她唯一的一个。他的母亲并没有透露孩子父亲的身份。

1842年，当这个私生子年满5岁的时候，安娜?玛利亚?施克尔格鲁贝嫁给了磨坊工人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多勒斯海姆教会的注册簿上载有以下明文：

“签字证人特此证明，经确认，他们熟识的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是安娜·玛利亚·施克尔格鲁贝之子阿洛伊斯公认的父亲，故请求将他的名字登记在洗礼簿上。”

这份登记申请由教区的神父和4名见证人共同签署。

1876年，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在魏特拉当着公证员的面，在一份关于遗产继承的官方声明中再次确认了是阿洛伊斯的父亲的身份。那时候他84岁，孩子的母亲已去世了三十多年。而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也已经在布劳瑙担任了多年的海关官员。

由于这个男孩在他母亲婚后并未被正式收养，所以他的姓氏仍然是施克尔格鲁贝。如果，阿洛伊斯的生命中没有出现约翰?格奥尔格的弟弟——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那么他会一直沿用原来的姓氏。因为奈波穆克曾立下一个遗嘱，将一笔钱留给他哥哥的儿子。但是，作为条件，阿洛伊斯必须继承希德勒这个姓氏，所以后来，在1876年的6月4日，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这个名字，在多勒斯海姆教会的注册簿上，就被改成了阿洛伊斯?希德勒。米斯特尔巴赫当地的政府部门于1877年1月6日正式批准了这项更改。于是从此以后，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便管自己叫阿洛伊斯?希德勒，虽说这次姓氏变更的本身意义不大，但却保证了他获取遗产的资格。

有一回，当我们谈到他亲人的时候，阿道夫告诉了我他父亲更改名字的故事。这个“老头子”以前从没做过一件像这样令他开心的事情，“施克尔格鲁贝”这个名字在他看来似乎过于粗野，甚至有些土里土气，此外还颇显笨拙，一点儿都不实用。然而“希德勒”这个名字他又觉得太乏味，并且不够阳刚，还是“希特勒”这个名字好，既中听又好记。

阿洛伊斯并没有将“希德勒”这个家族姓氏“照单全收”，在此基础上，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拼写形式——“希特勒”。这是他的一个典型性格，喜欢不停地改变。在他整整40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只调动过4次，而这跟他的上司并无关联。他工作过的几个地方——萨尔费尔登、布劳瑙、帕绍和林茨——都处在得天独厚的位置上，它们拥有一个海关官员梦寐以求的各种环境。但每次都还没等他们安定下来，他又开始着手搬家。有记录显示，他在布劳瑙工作期间，曾更换过12次住址，可能还不止。在帕绍的两年里，他搬迁过两次。退休之后，他从林茨搬到了哈费尔德，又从哈费尔德搬到兰巴赫——起先住在莱恩加特勒的小旅馆，然后又搬到施崴格巴赫的一个铁匠作坊，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更换了两次住处——最后才是莱翁丁。我刚认识阿道夫的时候，他就已经记得自己搬过7次家，转了5次学。这种情况也难说不是糟糕的居住环境造成的。当然，阿道夫的降生之所，珀梅尔旅馆——阿洛伊斯?希特勒非常喜欢住在旅馆里——是整个布劳瑙最好的，也是最拿得出手的建筑。然而，就在阿道夫出生不久之后，这位父亲又决定要搬走。事实上，他经常是从一处体面的住所搬到一个相对简陋的地方。房子的好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不停地搬迁。如何解释他这种怪异的癖好呢？

也许只是因为阿洛伊斯?希特勒讨厌让自己固定在一个地方，由于他的工作性质迫使他必须具备一种可靠的稳定性，所以他就想在自己的世界中创造一些改变。一旦他熟悉了周围的某些环境，他就会感到厌恶和乏味。生活的意义在于改变自身的状况，我从阿道夫身上也感受到了这种品质。

阿洛伊斯组建过3次家庭。也许这样的状况真的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倘若如此，那他的命运的确可谓曲折离奇。我们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饱受了他那些不安定因素的折磨。当安娜还在世的时候，阿洛伊斯?希特勒就已经和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因而对于他们最终的分离以及安娜的突然去世，阿洛伊斯也负有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之后旧戏重演，当他的第二任妻子患上重病，即将去世的时候，他的第三任妻子克拉拉又怀上了他的孩子。正好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孩子成为婚生子。阿洛伊斯?希特勒这个丈夫当得并不容易。对此，希特勒夫人那张疲倦而紧绷的脸比她偶尔的暗示更具说服力。这个家庭的夫妻之间总是缺少内在的和谐，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从未娶到过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女人。安娜比他大14岁，弗朗西斯卡比他小24岁，还有克拉拉，比他小23岁。

阿道夫的父亲总是在不断地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他这种异乎寻常的癖好，在那些安宁舒适的日子里就会变得越发的显著。我从这位父亲的性格中找到了一些关于他儿子的古怪习性的解释，因为阿道夫经常性的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长久以来，我对此一直深感迷惑。当阿道夫和我悠闲地漫步美丽古镇的街道上时，一切都显得平静而祥和，我的朋友在享受这种意境的同时又开始改造他所见到的一切事物，某栋房子的位置不对，必须拆毁；某一小块空地可以被合理利用；某条街道需要改修，使其给人的印象更为紧凑；夷平某座粗制滥造的房产大楼，使人们能够尽情地观望城堡等。就这样，他总是在重建整座城市。但他的关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即便是一个乞丐站在教堂门口乞讨，都会成为他滔滔不绝的理由，他声称国家应该出台一个针对老人的计划，使他们免于乞讨。一个农村妇女一路走来，手里牵着一条可怜兮兮、拉着牛奶小货车的狗——批判社会的时机到来了，他认为在禁止虐待动物这方面人们缺乏自觉性。两个年轻的中尉在大街上闲逛，他们得意扬扬，军刀碰得叮当作响——足以让他对军队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因为制度上的缺陷纵容了这种懒散之风。他对一切事物的现状感到不满，并总是想要将它们改变和完善，这种倾向在他的身上已根深蒂固。

他这种怪癖的养成，绝非源自于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而是从他父亲那种不安分的性格中继承过来的先天特质。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好比一台能够带动千百个轮子的发动机。

然而，这种品质却从不同的途径，分别影响着这对父子。父亲那难以自控的本性被一种稳定的因素给束缚着，那就是他的职位。单位的纪律给他反复无常的性格制定了目标和方向。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工作上那些艰巨又紧急的任务中获得拯救，使其免于陷入精神错乱。

海关官员的制服作为一种万能的掩护，使他私生活中暴戾的一面得以继续发展。尤其是身在其位的便利，使他能够毫不客气地将建立在部门之上的权威归为己有。尽管阿洛伊斯?希特勒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倾向在奥地利的公务员中并不罕见——但他绝不会质疑国家乃至皇帝本人的权威。只有恭顺地俯首称臣，阿洛伊斯?希特勒才能够安全地穿越他人生中的险滩和沙漠，如若不然，他可能会一败涂地。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示出，他为何执意要让阿道夫成为一名公务员的原因。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为儿子的将来作出铺垫，更重要的是指引他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了解到服从权威的必要性。很可能这位父亲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态度产生的内因，但从他对自身观点的绝对坚持来看，想必他也感觉到，儿子的处境已危如累卵。他对阿道夫是如此的了解。

怀着同样的决心，阿道夫拒绝遵照父亲的意愿行事，但对于自己的未来，他只有一个非常朦胧的构想。在他父亲眼中，成为一名画家可能是个最糟糕的结果，因为这就将意味着漫无目的地徘徊，而他父亲对此表示强烈的反感。

由于阿道夫?希特勒拒绝进入政府工作，所以他们父子之间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阿道夫选择与父亲背道而驰，决绝而不可撤销。这的确是他人生中的一个伟大决定。在往后的岁月中，我都一直站在他这一边。他认真地尝试着找寻自己人生中的正确出路，不仅仅是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而是一项能够施展他才华的真正任务。

在阿洛伊斯去世前不久，他把13岁的阿道夫带到了他在林茨海关的办公室，想给儿子展示一下他未来的工作环境，结果枉然。从本质上说，阿道夫之所以断然拒绝从事他父亲的职业，是因为他排斥这个国家的现存政权。另外一条道路虽然通向一片未知的领域，却最终让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一个国家所有权力的化身。一方面，他无怨无悔地选择了一条险恶的道路，而另一方面，他又狂热地想要改变现行秩序。这看上去好像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品质。但事实上，它们却起到了互补的作用。尽管他让所有的事物都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但他却置身于风暴中心，丝毫不受影响。

阿洛伊斯?希特勒去世得很突然。1903年1月3日，上午10点——65岁的他依然健壮，而且精力充沛——他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酒馆喝酒。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昏倒在自己的椅子上。还没等医生或牧师赶来，他就已经死亡。

当这个14岁大的儿子看见他死去的父亲时，顿时泣不成声。这证明阿道夫对他父亲的感情比人们想得还要深。

第六章 逃离学校

当我第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学业。不可否认，他仍然在施泰尔实科中学就读，并且每逢礼拜天就要回家一趟。按照他的说法，仅仅是出于对他母亲的尊重，他才同意做出这种“最后的努力”。之前在林茨实科中学上三年级的时候，他的成绩确实很糟糕，因而校方就建议希特勒夫人让阿道夫转校。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只有当差生离开以后，学校的优生率才会提高。照此一来，省城里的学校就把他们不满意的学生，全都转到镇上去读书。这种狡诈的做法激怒了阿道夫，因为这意味着从他转到施泰尔实科中学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会被别人看作是一个失败者。至此，他已经把学校看透，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鉴于自身的未来规划，学校已无多大用处。缺少的知识可以通过自学来弥补。

艺术，早已俘获了他的心。他怀揣着年轻人的激情投身到艺术当中，他确信这才是自己的使命所在。同艺术相比，学校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显得黯淡而乏味。他的最终目标是要获得自由，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他鄙视其他与之想法不同的年轻人。学校的氛围令他深恶痛绝，于是他选择离开作为一种解脱，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友谊也获得了价值和重要性。他的老同学无法给予他的东西，他只有在新朋友身上去寻找。

对于阿道夫的教育情况，我曾做了个简单的了解，基本内容如下：

1895年5月2日，6岁，兰巴赫，菲什瀚，学前班。

1895—1896年，哈费尔德，一年级。

1896—1898年，兰巴赫国民小学，二年级、三年级。

1898—1900年，莱翁丁国民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1900—1901年，林茨施泰因街，奥匈帝国州立实科中学，一年级。

1901—1902年，降级，林茨实科中学，复读一年级。

1902—1903年，林茨实科中学，二年级。

1903—1904年，林茨实科中学，三年级。

1904—1905年，施泰尔实科中学，四年级；1905年秋天申请退学。

上小学的时候，阿道夫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对知识掌握得很快，甚至无须努力就能取得进步。他的第一个老师卡尔?米特迈尔，给他打过一张“每科满分”的成绩单。米特迈尔一直活到了1938年，当人们问起他对以前的学生还有何记忆的时候，他对当年那个苍白而虚弱的男孩所言甚少。小阿道夫以前很听话，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的事情弄得井然有序。至于其他，也就没什么突出的地方了，不好也不坏。顺便提一句，阿道夫?希特勒在1939年当上帝国元首之后，特意回到了他的母校，并坐在自己以前的课桌上重温了当年的往事，因为就在此处，他学会了读和写。同往常一样，他利用此次造访之便利，尽可能地对学校进行了一番改造。他以个人名义，买下学校的旧址老楼，并下令建造一座全新的教学大楼。老米特迈尔的继任者以及他的学生被一起邀请去参观了上萨尔茨堡。

但当阿道夫?希特勒于1900年9月进入林茨实科中学学习的时候，事情发生了转变。在《我的奋斗》中，他是这样描述那段往事的：

“我在学校的失败，从一开始便已注定。我喜欢哪样就学哪样，尤其是对我今后的绘画事业有所帮助的东西。凡是我觉得不重要的或者是对我没有吸引力的，我就会完全忽视。这段时期，我的成绩显得极不均衡，根据不同的学科以及我对它们的重视程度的差异，大致可分为‘良好’和‘优秀’，但也有‘中等’和‘不及格’。我学得最好的，也是我最喜爱的课程是地理和世界历史，论及这两样，我是班上的佼佼者。”

人们很容易从阿道夫这段回忆校园生活的自我描述中获得一个假象。阿道夫在对我谈起他的校园生活之时，显得相当勉强，并且总是带着一种难以理解的愤慨，不得不承认，他这段经历的确给我们的友谊罩上了一层阴影。所以我当时获取的印象跟他15年后在书中的描述大相径庭。

起初，这个11岁的男孩发现自己很难适应新的环境。每天，他必须经过长途跋涉，才能从莱翁丁赶到镇上念书。不过他经常对我说，这样的日常步行给他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至少，这一个小时的上学路途，确保了他的一点儿自由，对此他不胜感激，因为之前他一直居住在郊外。镇上的一切对他来说，显得怪异而不友好。他的同班同学，大多数都来自林茨的富有家庭，他们瞧不起这个每天从“农村”赶来的古怪青年。老师们则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学生的家庭背景上。这里的一切同他在小学的经历是如此迥异，小学的老师脾气随和，对自己的每个学生都比较了解，而且还经常在晚上同他们的父亲一起吃酒。这个男生已经习惯了靠吃老本，在小学顺利地度过每一学年。

刚到新学校的时候，他也曾尝试过在他擅长的领域发表一些即兴演讲，但他这种惯用伎俩在此却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因为老师们看重的是学生的成绩。由于他在学习中找寻不到丁点儿快乐，所以他开始变得暴躁并且放任自流。他在班上几乎无人关注，他没有一个朋友，也不想去结交任何朋友。偶尔一些娇生惯养的同学会暗示阿道夫，实科学校并不适合他这样的“乡下孩子”——也许是导致他变得更加畏缩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所有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曾声称和他建立过亲密的朋友关系。

教一年级数学的校长，汉斯?康曼达，给希特勒的成绩打了个“不及格”，还有学生们惧怕的男教师马克斯?颜士拿，给他的自然史也打了个“不及格”。如此一来，实科中学学生阿道夫，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后，便带着一张印有两门“不及格”的成绩单回去交给了他父亲。这样的成绩表现，决定了这个学生将无法升到下个年级继续学习。阿道夫从未跟我讲过他父亲对此事的反应，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到。

如今，他不得不从头再来。这回，他的年级主任是爱德华?休谟教授。休谟教授除了教德语外还上法语课，法语是实科中学低年级开设的唯一外语课程，据我了解，这也是阿道夫?希特勒学过的唯一外语，或者说是被迫学习过的唯一外语。与此同时，他也渐渐地适应了学校的环境。在一年级复读的时候，他的学习进展得相当顺利。然而，到了二年级，他便旧病复发，许多课程只是刚刚及格。他父亲又收到一张，显示着数学“不及格”的成绩通知单。显然，这样的结果并非出于老师的刁难。希特勒痛恨数学，因为它太过枯燥，要求复杂的系统运算。为此我们还经常展开讨论。后来在维也纳，希特勒意识到，若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就必须要懂得运用数学。但这丝毫未能缓解他对数学的强烈反感。

三年级读完，他又有两科“不及格”，照样有数学，另外还多了门德语。尽管他后来声称，休谟教授是他最尊敬的三位老师之一。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休谟教授向阿道夫的母亲阐明道，除非转校，否则阿道夫不可能升至四年级。因此，不能说阿道夫?希特勒是被赶出了林茨实科中学，只能说是被“外寄”。

如果说以前他留在学校是受制于父命，那么现在则是母爱在鼓励他继续学习。无奈之下，他转到了施泰尔。在读完但丁的《神曲》后，他对我说，学校就像是“炼狱”。

在施泰尔读书期间，希特勒寄宿在绿色市场19号，一个名叫艾德勒?冯?希奇里的法官家里，但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返回林茨。不出所料，他在学校的表现是一如既往的糟糕。1905年9月1日至15日期间，他又参加了补考。这次除了数学常规性的“不及格”以外，还多了一门几何学。

众所周知，阿道夫?希特勒于1923年11月发动过一次失败的暴动，在为其叛国罪做鉴定的时候，曾经担任了希特勒三年年级主任的休谟教授，给出了这样的证词：

“希特勒确实在某些学科上颇具天赋。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透彻一点，他喜好争辩，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脾气暴躁。因此显然，他很难将自己融入到学校的框架之中。像他这么有天赋的人，若不是不肯用功，还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在发表完这些极为负面的评价之后，休谟教授又语重心长地补充道：

“然而实践证明，一个人的在校表现跟他今后的人生没有多大关联，那些被标榜的学生也可能会淡出我们的视线，渐渐销声匿迹，而一旦那些困难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拓展空间，他们就会壮大起来。我以前的学生希特勒似乎就属于后者，我打心底希望他能够从最近的艰难中恢复过来，并祝愿他早日实现心中的理想，给每一个德国人带来荣耀。”

这些写于1924年的文字，绝非是针对那次暴动事件的权宜之词。它们反映出这对曾经的师生之间所达成的一种默契。休谟教授间接地表明，阿道夫?希特勒当时暴动的目的源于他在学校的理想。然而对于教德文的休谟教授来讲，希特勒并不是个好学生，从他寄给我的信件和明信片上的语法错误便能证明这一点。

另一个受到了希特勒积极评价的老师是接替了颜士拿的自然史老师西奥多?基辛格教授。阿道夫之所以尊敬他，并不是因为他学识渊博，而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跟阿道夫不谋而合。基辛格非常喜欢户外运动，是一个耐劳的步行和登山爱好者。他是所有信仰民族主义的教师中最狂热的一个。在那个时期，政治分歧在教师群体中也明显存在，跟普通群众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紧张的政治氛围对青年希特勒的智力发展而言，要比他在学校接受的教育重要得多。通常情况下，一所学校的价值体现并不取决于它开设的学科，而是它自身的氛围。

顺便提一下，基辛格教授后来也给他以前的学生希特勒做了评价。这份引人注目的证明材料上写道：

“就我个人而言，希特勒在林茨的时候，既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在班上他绝对不是什么领导者。他身形修长且挺直，他的面容苍白而消瘦，就像是肺结核病人，他的眼睛明亮，目光炯炯有神。”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受到了希特勒积极评价的老师，是教他历史的利奥波德?波希博士。他是诸多老师当中，唯一一个在当时就已经深受希特勒仰慕的人。希特勒一般不愿与我谈及他以前的老师，然而波希是个例外。

希特勒最尊敬的老师，利奥波德·波希教授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这个人的描述是众所周知的：

“也许我命中注定，要碰上这样一位历史老师，他深明教学与考试当中最重要，但又很少人懂得的一个原则，即去芜存精。在我的历史老师，林茨实科中学的利奥波德·波希博士先生身上，这一必要条件得到了理想化的满足。他是一位和蔼而又严肃的老绅士，他不仅能用出众的口才捕获我们的注意力，同时还能点燃我们的热情。时至今日，当我回想起这个头发灰白的男人，我都感动不已，他那激情洋溢的言语有时会让我们忘掉现在，并如同魔法一样，将我们带回过去，他能撩开时间的迷雾，把枯燥的史实转变成鲜活的现实。我们坐在教室，个个满怀激情，有时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

利奥波德?波希是唯一一个在《我的奋斗》中被提及姓名的人，希特勒用了两页半的字数来对其进行描写。然而这样的描述无疑显得有些夸大。有事实为证：根据希特勒在林茨最后一张成绩单上的显示，他的历史只得了个 “中等”，也许此事跟转校有关。但无论如何，波希博士给这个极其敏感的男生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如果说学习历史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唤起人们对它的热情，那么波希教授无疑是个称职的老师。

波希是奥地利南部边区的人，来到林茨之前，他曾在马里博尔还有其他一些毗邻德语区的地方任教。因此在民族主义者当中，他可谓阅历颇深。我相信，波希对德语区人民的绝对热爱以及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治的反感，让年轻的希特勒深受启发。这种炽热的精神为他的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阿道夫?希特勒终其一生都对那位昔日的历史老师心存感激，的确，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学校和老师的怀念之情也在不断增添。1938年，希特勒造访克拉根福期间会见了阔别已久的波希。他花了不止1个小时与这位虚弱的老人在房间里独处，临行之时，他对随行人员讲道：“你们无法想象那位老人给我的恩惠有多么巨大。”

要想知道希特勒对他老师们后来的评价到底可不可靠，还得从他以前的同学所持的相反观点中去求证。真实的情况是——正如我亲眼所见——阿道夫带着一种固有的憎恨离开了学校。尽管我总是小心谨慎，不把话题往这上面引，但有时候他又控制不住要对其进行猛烈抨击。他从未与任何一个老师保持联系，就连波希也没有。相反，当阿道夫在街上碰到教过他的老师的时候，他就故意回避，装作没认出来。

另一场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斗争，正在与他和老师之间不断爆发的小规模冲突同时进行：跟她母亲的精神较量。不要误会了我的表达。事实上，如我亲眼所见，阿道夫竭尽所能的想要消除他母亲的忧虑，因为母亲是他生命的全部。但当他在学校的失败已成定局，并且偏离了他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轨道之时，这种努力的尝试就变为了一种徒劳。他解释不清他为何要选择另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阿道夫内心的矛盾远胜于他跟老师们永无止境的游击战。我并不知道他对自己的糟糕成绩如何看待，但对他母亲而言，这就意味着阿道夫不会被大学录取。他选择的“另一条路”是个什么样子，连他自己都不能确定，即便在他母亲去世多年以后，他也仍然无法讲清。就这样，她把自己对儿子未来的担忧一起带进了坟墓。

1905年的深秋，阿道夫已处在了危险的边缘。从表面上看，这个16岁的男生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是在施泰尔实科中学复读四年级，还是永远的离开学校。但此番决定，意义重大：到底是应该为了母亲，继续踏上那条他认为是错误并且毫无希望的道路，还是应该不顾母亲的担忧，毅然选择“另一条道路”，一条他只能说是朝向艺术（可想而知，这样的字眼怎能让他母亲感到宽慰）的道路？

但鉴于阿道夫的本性，这并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决定，因为现实中根本没有出现让他左右为难的状况。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上第二条路，离开学校。他深知这样的决定会对他母亲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痛苦。

在1905年秋天的那几个月里，阿道夫挺过了一场十分严重的危机，而这次经历也成了我们友谊中最沉重的一段时光。危机的表现是阿道夫患上了重病。在《我的奋斗》中，他将其描述为呼吸道疾病。但他的妹妹保拉，却提到过他的一次咳血症状。又有人断言，这是由某种心理暗示引发的胃病。在他患病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望他，因为我得照常向他汇报斯蒂芬妮的消息——斯蒂芬妮是阿道夫当时很倾慕的一个姑娘。根据我的回忆，他的病症实际上是肺部感染。我记得很清楚，自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在遭受肺炎和剧烈咳嗽的折磨，尤其是在潮湿多雾的日子里。

同时，由于害了这场大病，他母亲也不再耳提面命地敦促他继续上学。如此一来，正好符合了他的决定。然而，这种疾病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自我暗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身内部病变引起的必然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纯粹的先天遗传？我不得而知。

从阿道夫走下病床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打定了主意。校园生活已经成为他的过去，现在他要扬起风帆，毫无顾忌地朝着他的艺术家生涯驶去。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没有任何明确的人生目标。当他在《我的奋斗》中描述这段空白时期的时候，感到有点别扭，于是他将其命名为“闲暇生活的空虚”。从表面上看，这种概括是恰当的。他既不用上学，也不需为任何实习而操心，他就待在家里享受母亲的照顾。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游手好闲的懒汉，相反，他把人生的这一章节安排得相当充实。他画画，写诗，阅读书籍。总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没遇到过无事可做的情形。如果我们在看戏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厌倦，他就会立马转身离开，然后重新振作，投入到另一项工作当中。不可否认，他的生活因缺少清晰的目标而显得杂乱无序。他仅仅是将各种感受，经历和素材在他身上堆积起来。至于这么做的目的何在，我完全无解，反正他总是在不断地四处寻觅。

与此同时，阿道夫用实际行动向他母亲证明了一件事情：学校的教育在他身上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对母亲解释道：“一个人通过自学能够获得更多知识。”于是，他开始在俾斯麦大街的成人教育图书馆订阅书刊，随后又加入了博物馆协会，以便从中借阅书籍。同时他也经常光顾斯托约尔的租书馆和L.汉斯林格图书公司。我记得从那时起，阿道夫就总是扎在书堆里，其中，《德国英雄传说》尤其令他爱不释手。每当我干完活儿以后，他总是会要求我把他看过的书学习一遍，以便能同他一起讨论。现在，忽然之间他就具备了那些在学校所欠缺的品质——勤奋，有兴趣，享受学习。正如他自己吹嘘的那样，“我用学校自己的武器战胜了学校”。

第七章 初恋斯蒂芬妮

说实话，作为我朋友的青春期恋爱的唯一见证人——除了斯蒂芬妮本人——我感觉并不是那么的惬意，从他16岁开始，这段恋情一直持续了4年。我害怕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会让那些期待有重大揭秘的人失望。因为阿道夫同这名望族女孩的关系，被当时的道德观念限制在了一个准许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情况纯属正常。若不是当今社会的性道德观如此颠倒，人们肯定也会认为，青年男女“出轨”是不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他们之间——简单地讲——“什么也没发生”。

在此，我不能提及这位女子婚前和婚后的姓氏，还请诸位见谅。我之所以偶尔将其透露给那些致力希特勒青年时期研究的人，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诚恳，而且也没有什么坏心眼。斯蒂芬妮，这个比阿道夫大一岁，或许大两岁的女孩，后来嫁给了一个高级军官。现今居住在维也纳的她，已成了一名寡妇。所以，想必读者能够理解我的谨慎。

190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如往常一样，在兰德大街散步，突然，阿道夫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激动地问我，觉得那个跟她母亲手挽手的金发美女怎么样。“听我说，我已经爱上她了”，他毅然地补充道。

斯蒂芬妮是个相貌出众的女生。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一头浓密的金发向后盘成一个发髻。她的穿衣打扮着实讲究，单从举止上就能看出她来自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

当时的斯蒂芬妮可能只有17岁，或者最多18岁。她的表情显得落落大方，浓密的长发，依然盘着格雷特式的发髻，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她的整体气质给人的感觉是清新而健康。

傍晚沿着兰德大街散步，是林茨人当年最热衷的一件事。女士们喜欢浏览商店橱窗，然后买点讨喜的小物件。青年一代也有他们自己单纯的娱乐方式——朋友约会。年轻军官对其中许多调情的环节尤为擅长。

想必斯蒂芬妮一定居住在乌尔法尔，因为她总是挽着她母亲的手，从大桥一路走到主广场，然后沿着兰德大街散步。每天下午5点钟，几乎是准时，这对母女就会出现——当时我们就站在施密托尔街口守候。若直接冲过去跟她打招呼，势必显得十分唐突，因为这位年轻的小姐根本不认识我们两个。所以阿道夫只能用眼神的一瞥来代替问候。从那时起，阿道夫就一直对斯蒂芬妮保持着密切的关注。然而他变了，变得失去了自我。

通过调查我了解到，斯蒂芬妮的母亲是一名寡妇，并且母女俩确实住在乌尔法尔，偶尔陪伴在她们身边的一个男青年，其实是斯蒂芬妮的哥哥——维也纳的一名法律学生。这个消息令阿道夫如释重负，因为之前他一直对那个身份不明的男青年耿耿于怀。但有时候，我们也会见到这两位女士跟一些年轻军官走在一起。像阿道夫这种身体虚弱的穷小伙，自然不能够跟这些身着华丽制服的年轻中尉相提并论。阿道夫对此也颇有感触，于是他只好通过雄辩来宣泄自己的感情。而这种愤怒，最终导致了他对整个军官阶层，乃至军队总体的仇视。“自负的蠢货”是阿道夫以前对他们的惯用称呼。更让他感到生气的是，斯蒂芬妮竟然跟这些（他坚持说是）穿着紧身胸衣，搽着香水的懒汉在一起厮混。

当然，斯蒂芬妮并不知晓阿道夫对她的一往情深，她将阿道夫看作是一个有些害羞，却又异常顽固，并且信心十足的追求者。当斯蒂芬妮对他试探性地一瞥回以莞尔一笑之时，他会感到无比的幸福，他的心情会变得与以往任何时候都截然不同，仿佛世间万物都是那么的美丽，那么井然有序，而他自己又是如此的心满意得。但当他的目光被斯蒂芬妮冷漠地无视之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就会顿时陷入崩溃的境地，那一刻，他就恨不得把整个世界，连同自己，一起摧毁。

这样的现象，无疑是每一段炽热初恋的典型特征，也许有人会把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感情误解成一种雏恋。如果只考虑斯蒂芬妮的个人想法的话，这种解读也并不为过，但对于阿道夫而言，他同斯蒂芬妮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初恋。即便他后来在维也纳过着艰苦的生活，这段恋情所散射出的光辉也依旧不减当年。可见阿道夫对她的感情是一份深厚而纯洁的真爱。在之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代替斯蒂芬妮在他心中的地位——这与普通男生的恋爱是多么的不同，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对象。我不记得阿道夫还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女孩。反正后来在维也纳，当露西?维德在歌剧《罗恩格林》中扮演的爱尔莎唤起了他的热情时，他给出的最高评价只是，她让自己想起了斯蒂芬妮。从外观上看，斯蒂芬妮是饰演爱尔莎一角的理想人选，不仅如此，瓦格纳歌剧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也同样适合她扮演，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很想知道，她是否具备必要的声音条件和音乐天赋。阿道夫倾向于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正是她那如瓦尔基里一般的外表，从未停止过对他的吸引，同时也引燃了他无限的激情。他为斯蒂芬妮创作过无数首情诗。其中有一首诗，题目叫作《献给爱人的赞美诗》，出自他的黑色小本子：斯蒂芬妮，一位出生高贵的少女，她身着一件飘逸的深蓝色丝绒长衣，骑着白马，伫立在那鲜花盛放的草地，她散开的秀发宛如一道金色的波浪搭在她的双肩。春日里，碧空如洗，万物纯净，处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我仿佛又看见了阿道夫那张神情专注的面孔，听到他饱含深情地吟诵着这些诗歌。斯蒂芬妮已经彻底地占据了他的思绪，以至于他所谈论的一切，所实践的一切乃至为将来所计划的一切，都围绕着她而进行。尽管阿道夫从未跟她有过只言片语的交流，但随着他与家庭的逐渐疏远，斯蒂芬妮对我朋友的影响也越来越深。

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则较为缺乏想象力。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曾就此事进行过反复的争论——我对阿道夫与斯蒂芬妮这段关系的回忆尤为清晰。他以前总是坚称，一旦他同斯蒂芬妮相遇，任何事情，彼此都能了然于心。他说，像他和斯蒂芬妮这样的特殊人类，根本犯不着用普通人的语言来交流感情，优秀的人类可以凭借直觉来相互了解。阿道夫始终相信，斯蒂芬妮不仅能够准确地了解他的想法，而且在与之分享的过程中还充满了激情。但他从未跟斯蒂芬妮谈过任何事情，即便她知道阿道夫的心中所想，也不见得她就会感兴趣。倘若我胆敢像这样提出质疑，他就会狂怒地冲我吼道：“你根本就不懂，因为你无法理解超凡之爱的真正意义。”为了使其平息，我便委婉地问他，能不能仅通过眼神来向斯蒂芬妮传递那些复杂的知识。他回答道，“有可能！但这种事情我跟你解释不清，反正我心里有的，斯蒂芬妮心里也有。”当然，我总是小心谨慎地在触碰这些敏感话题。但我很高兴阿道夫对我如此的信任，因为除我之外，他没再对任何人谈起过斯蒂芬妮，包括他母亲。

他希望斯蒂芬妮用拒绝他人的方式来回报他的爱。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斯蒂芬妮周围的青年男子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军官，因为他认为斯蒂芬妮这是在转移视线，目的是为了掩饰她对阿道夫的强烈感情。但她的态度却又常常引来阿道夫的嫉妒，当斯蒂芬妮无视这个苍白青年的守候，将注意力转向护送她的年轻中尉的时候，阿道夫就会感到深深的绝望。不过想来也正常，为什么一个青春活泼的女生要满足于一个神秘崇拜者的渴望眼神，更何况其他人对她表达倾慕之情的方式又是如此的优雅与不同？当然，我绝对不敢当着阿道夫的面表达出这些想法。

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我该怎么办”，要知道，以前他从来不询问我的意见，因而我对此感到无比自豪，风水轮流转，我终于也能在他面前找到一种优越感了。“很简单，”我解释道，“你先接近那两位女士，然后抬起你的帽子，向她母亲作自我介绍，再请求允许拜访她的女儿并护送她们母女回家。”

阿道夫怀疑地望着我，对我的建议考虑了许久。最后，他还是拒绝了。“如果她母亲想了解我的职业，我怎么说？毕竟我必须直接提到我的职业，最好是跟在我名字后头——‘阿道夫?希特勒，学院画家’，或者相类似的职业。但我还不是一名学院画家，我总不能把我将来的状况拿到现在来说吧。对她妈妈而言，职业要比名字重要得多。”

我思索了很久，觉得阿道夫只是出于害羞而不敢接近斯蒂芬妮。但令他退却的原因还不止这一个。那时候他对两性关系的概念非常保守，以至于同一个女生的正常接触，在他看来都是件有损尊严的事情。由于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调情，所以他坚信斯蒂芬妮除了盼着他来求婚以外，便再无其他渴求。我对此完全不敢苟同，但正如他处理所有疑难问题的惯用方式一样，阿道夫已经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这个同他完全陌生，并且从未跟他有过言语交流的女孩，做到了他父亲、学校，甚至是他母亲都没能做到的事情，他为自己的将来拟定了一个明确的计划，目的是为了能在4年后迎娶斯蒂芬妮。

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最后，阿道夫委托我去收集更多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

我偶尔看见斯蒂芬妮的哥哥与音乐社里的一个大提琴手交谈。通过这名乐师我了解到，斯蒂芬妮的父亲曾是一位政府高干，几年前便已过世。她的母亲现有一套舒适的房子而且还能领取遗孀抚恤金，她把这笔钱用在了对两个子女尽可能最好的教育上。斯蒂芬妮读过女子高中，现已被大学录取。她有许多的追求者——她长这么漂亮，倒也不足为奇。她喜欢跳舞，去年冬天，她同母亲参加过镇上所有重要的舞会。那个大提琴手还补充道，据他目前所知，斯蒂芬妮尚未订婚。

阿道夫对我的调查结果相当满意——“尚未订婚”这一条在他看来怎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在我的汇报中，只有一点让他感到有些焦虑，斯蒂芬妮喜欢跳舞，并且根据那个大提琴手的确切说法，她跳得很好，而且乐在其中。

这完全不符合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想象。一位瓦尔基里般的女子竟被一些“傻瓜”中尉揽在舞池里跳华尔兹，细想起来简直糟糕无比。

他排斥一切属于年轻人的娱乐。这种古怪的，酷似禁欲主义者的性格特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毕竟阿道夫的父亲也曾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男人，当年这位相貌堂堂的海关官员，肯定引得无数女生对其频频回头。可阿道夫为何如此与众不同？再怎么说他也是个十分中看的年轻人，他体型匀称而苗条，一双非比寻常的眼睛给他那张冷峻而严肃的面孔增添了几分生气，他眼中闪烁的独特光芒会让人们忽略他脸上的苍白与憔悴。然而——同抽烟、喝酒一样，舞蹈，与他的天性相悖。这些事物根本就不是为他而存在的，但从来都没有一个人，甚至是他母亲，用这种观点来劝过他。

长久以来我一直是他嘲弄的对象，现在我终于也有机会调侃他一把了。我一本正经地声明：“你必须上舞蹈课，阿道夫。”跳舞，立时成为了他的一个难题。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我们每天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剧院”或者“多瑙河大桥的重建”，所有的话题都被一件事情给占据——舞蹈。

只要遇到不能立马解决的问题，他就会沉溺在自己的归纳总结里。“想象一个拥挤的舞池，”他曾对我讲，“再假设你是个聋子。你听不见舞蹈音乐，然后瞧一眼他们漫无目的又毫无进展地移动。难道这些人不像疯子吗？”

“阿道夫，这的确不是什么好事，”我回答道，“可斯蒂芬妮喜欢跳舞。如果你想要征服她，那你就必须跟其他人一样，漫无目的地，如同白痴一般地去跳舞。”此言一出，他顿时暴怒。“不，不，绝不！”他冲我大叫。“我绝不会去跳舞！懂不懂！斯蒂芬妮跳舞，只是被这个不幸的社会逼迫所致。一旦她成为我的妻子，她断然不会对跳舞产生一丁点儿渴望！”

与平常相反，这回他讲的话连自己都无法相信，因为他三番五次地向我提出关于跳舞的问题。我很怀疑他是不是在家里秘密地同他妹妹练习过一些舞步。希特勒夫人曾给阿道夫买过一架钢琴，于是我想，兴许过不了多久，他便会找我去弹奏华尔兹舞曲，到时候我就装成聋子调侃他。他跳的舞根本不需要伴奏。我也刻意提醒过他要注意音乐与舞步之间的协调，因为他对此似乎没有什么概念。

但这绝对无法同另一件事情相提并论。阿道夫终日苦思冥想，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万般无奈之下，他萌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绑架斯蒂芬妮。他向我描述了整个计划的所有细节，还给我分派了角色，但不是很有价值的那种，他负责实施绑架，而我只负责上前攀谈来转移她母亲的视线。“那么你们俩靠什么生活？”我现实地问道。我的问题让他渐渐清醒，这个大胆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更糟糕的是，斯蒂芬妮对阿道夫怀着一种不友好的情绪。每次经过施密托尔街口的时候，她会把脸转过去，就当阿道夫根本不存在一样。这种做法将他带到了绝望的边缘。“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大喊道，“我要做个了结！”

这是阿道夫第一次，也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次，企图要自杀，而且是很认真的。他告诉我，他会从桥上跳进多瑙河，然后一切就结束了。但他坚持声称，斯蒂芬妮必须跟他一起死。于是一个详细的计划再次出炉。这出骇人惨剧的每一小部分都被他详尽地描述了出来，包括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作为唯一生还者的后续行动。这阴森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甚至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很快雨过天晴，阿道夫迎来了他在1906年6月份中最高兴的一天，我确信这段经历在他印象中同我的回忆一样清晰。夏日到来，花卉节即将在林茨举办。同往常一样，每个星期天我和父母亲都要去卡迈尔教堂做礼拜，而阿道夫就站在门外等我，然后我们又一起来到施密托尔街口守候。我们的位置非常的有利，因为那里的街道十分狭窄，游行的马车必须紧靠人行道才能通过。乐队牵引着鲜花装扮的马车驶过簇拥的人群，车上载着年轻姑娘和夫人们。但阿道夫根本没正眼瞧过这些女人，因为他在兴奋地等待着斯蒂芬妮的出现。阿道夫焦急地抓着我的手臂，直到把我弄疼的时候她都还没出现，我已经放弃了见到斯蒂芬妮的希望。忽然，这对母女乘着一架布满鲜花的漂亮马车驶入施密托尔大街。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那位母亲身穿浅灰色的丝绸礼服，打着一把小红伞；斯蒂芬妮穿着一件漂亮的丝质长袍，也许是由于光线的原因，她的面容如魔法般地显现出玫瑰色的光辉。斯蒂芬妮也装饰了自己的马车，但跟其他大多数马车不同，她没用玫瑰，而是用了一些简单的野生花卉——红色的罂粟花，白色的雏菊还有蓝色的矢车菊。她的手里也捧着一大束这类鲜花。马车渐近，阿道夫变得更加魂不守舍。他从未见过斯蒂芬妮如此迷人的一面。正当马车经过我们的那一刻，一个圣洁的眼神降临阿道夫。斯蒂芬妮给了他一个愉悦的微笑，并从花束中取下一支，掷给了他。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过阿道夫如此喜悦。马车驶过之后，他把我拖到一旁，然后深情地注视着那朵鲜花，这个象征着斯蒂芬妮之爱意的信物。我仿佛依旧能听见他激动得颤抖的声音：“她爱我！你看见了吧！她爱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阿道夫辍学的决定引发了他同母亲之间的一场争吵，而后他就害了病，斯蒂芬妮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他一直把斯蒂芬妮送给他的花，装在盒子里。我同阿道夫的友谊在他看来必不可少，我是唯一一个分享他秘密的人，只有通过我，他才能得到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每天我都不得不到施密托尔街口去蹲点，以便向他汇报我的调查发现，尤其是告诉他这对母女跟什么人讲过话。阿道夫觉得，要是我每次都独自站在同一个角落，容易让斯蒂芬妮感到很不自在。其实我并没这么做，但我也没有跟他说。幸好，阿道夫从未想过我可能会爱上斯蒂芬妮，若他在这方面有丝毫的怀疑，那都将意味着我们友谊的结束，正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因素，所以我才能将全部消息毫无偏颇地汇报给我那位可怜的朋友。

阿道夫的母亲对儿子的变化留意已久。一天傍晚——我记得十分清楚，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相当尴尬——她直接问我，“阿道夫这是怎么了？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你。”我支吾了半天，然后赶忙溜进了阿道夫的房间。

每当我给他带去一些关于斯蒂芬妮的新消息时，他就会显得格外高兴。有一天我告诉他，“斯蒂芬妮有一副美妙的，如同女高音一般的嗓子。”他听后一跃而起。“你怎么知道？”“有时我离她特别近，我能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就我对音乐的了解而言，我能断定，像她这种声音清澈而纯净的人一定是个很好的女高音。”这番话让阿道夫喜出望外。我也很高兴能让憔悴在病床上的他，感受到一时的快乐。

每天晚上我都会抄近路来到洪堡大街。阿道夫时常向我描绘出一幅宏伟蓝图。“我已经决定了，”在听完我的汇报后他十分郑重的宣布，“我决定为斯蒂芬妮修建一座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房子。”然后他要求我必须对此发表看法，尤其是对音乐室的形状和大小是否感到满意。他说，他在这个房间的音效设计上花费了很多心思，还让我告诉他，钢琴该摆在什么位置，等等。一切看上去就仿佛他的计划已无懈可击一般。我胆怯地问了他一个关于建造资金的问题，却招致了他粗鲁的回应，“噢，让资金去见鬼！”——这是他的一种惯用表达。

我们曾就这幢别墅的建造地产生过一些争论，作为一名音乐人，我完全赞成建在意大利。阿道夫却坚持要建在德国，而且要邻近一个大城市，这样就方便他和斯蒂芬妮上剧院或者听音乐会。

刚能下床，他就跑到施密托尔街口去“蹲点”了，他的病尚未痊愈并且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如往常一样，斯蒂芬妮和她的母亲准时出现。看到阿道夫憔悴的面孔和空洞的眼神，斯蒂芬妮冲他微微一笑。“你注意到没？”他兴奋地问我。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体就恢复得更快了。

1906年春，当阿道夫离开林茨，前往维也纳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些详细的交代，主要是告诉我，直面斯蒂芬妮之时我该如何表现，因为他确信，斯蒂芬妮很快就会趁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向我询问他的情况，看他是不是又生病了。那时我必须这样回答：“我的朋友没生病，但他不得不去维也纳艺术学院进修。等他毕业之后，他肯定还要花一年的时间到国外旅行。”（我坚持要求说成“去意大利”，他说很好，那就意大利吧。）“4年后他会回来向你求婚。如果你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婚礼的筹备将毫不拖延地展开。”

当然，阿道夫在维也纳旅居期间，我还得通过书信向他例行汇报斯蒂芬妮的情况和消息。由于寄明信片比寄信更便宜，所以阿道夫在临行之前给斯蒂芬妮起了一个秘密代称，叫“本基泽”，这是他以前的一个同学的名字。1906年5月8号，他从维也纳给我寄来一张彩色明信片，看得出来，尽管他在当地见到许多新鲜有趣的事物，但他仍然无法停止对“本基泽”的思念。上面写道“我渴望回到我热爱的林茨和乌尔法尔”，“乌尔法尔”加了下划线，当然，它代指斯蒂芬妮，因为她住在那儿，“真想再次见到‘本基泽’，不知她近来如何”。

几个星期后，阿道夫返回林茨，我到车站去接了他。我依然记得，我们轮流拎着他的行李，他急切地想要了解斯蒂芬妮的情况。我们当时显得有些慌忙，因为再过不到1个小时，就是傍晚散步的时间。阿道夫不会相信他走之后斯蒂芬妮没问过他，因为他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她正盼望着与他相见，正如他渴望见到斯蒂芬妮一样。但他心里还是暗自庆幸，我没有机会向斯蒂芬妮阐述他对未来的美好规划，因为那时候他的前途尚不明了。我们一路匆忙赶往施密托尔街口，都没来得及在洪堡大街停一下，问候他的母亲。阿道夫怀着激动的心情翘首以待。斯蒂芬妮同她的母亲再次准时出现。她朝着阿道夫投来惊讶的一瞥，已然足够——他并没有更多奢求。但我却失去了耐心。“你看，她想要你上去跟她讲话！”我对阿道夫说。“明天吧。”他回答道。

但这个“明天”，从未到来。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个让他坐立不安的局面。当然，斯蒂芬妮的反应也仅仅停留在第一阶段的眼神交流。在那次气氛愉快的花卉节上，斯蒂芬妮带着淘气的微笑掷给阿道夫一朵鲜花，这件事情尤使他对其充满了期待。此外，她的一举一动，只要超出了严格的习俗规定，都会毁掉她在阿道夫心中的形象。也许阿道夫并非羞怯，只是害怕同她近距离的接触，会使自己的幻想破灭。因为在他眼里，斯蒂芬妮不仅是所有女性优点的化身，而且还是一个对他的宏伟计划抱有极大热忱的女人。除了他自己以外，阿道夫没再给予任何人如此之多的关注和理解。因此，哪怕现实与他的想象存在一点点出入，都会让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表的失望。

当然我确信，只要斯蒂芬妮一开口跟他交谈，这种失望无比的感觉定会油然而生。因为她本来就跟千千万万的普通少女一样，阳光，年轻，也有着与常人无异的兴趣爱好。为了让斯蒂芬妮更加贴近自己心目中的女性形象，阿道夫总是把她想得很崇高，很神圣，而这无疑是白费苦心。因此，只有严格地控制彼此的距离，才能够保护他心中的偶像。

虽然希特勒极其鄙视资产阶级社会，不过在恋爱这件事上，他所遵照的规矩和礼仪比许多资产阶级人士都要严格得多。这样的行为准则在他和斯蒂芬妮的关系中建立了一道屏障。“我还没被正式地介绍给她。”——我经常听到他讲出这种话，尽管他通常对此不以为然。严格遵守社会习俗是他本性中的一部分。很显然，也正是他的整洁着装和近乎天性使然的恰当举止，让我母亲对他喜爱有加。此外，我从未听过他使用一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或者讲述一段不确切的故事。

因此，抛开所有显而易见的矛盾不谈，希特勒对斯蒂芬妮产生这样的奇特爱情，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在爱情的领域，任何意想不到的状况都有可能发生，甚至有时候，它还会变成一种危险。曾经有多少个怀揣着伟大梦想的男人都被那反复无常的爱情截断了奋进的道路。这很有必要引起人们的警惕啊！

出于本能，青年希特勒在他对斯蒂芬妮的恋情中，找到了唯一正确的生活态度：他拥有一位爱人，但与此同时，他又未能真正将其拥有。他规划着他的整个人生，仿佛他深爱的人已非他莫属。但由于他自身回避任何形式的约会，所以他现实中的爱人也只能停留在他的想象世界里。他的愿望、计划、构想统统为爱而生。只有这样，他才不至脱离人生的轨道，的确，这段奇特的关系，通过爱情的力量，强化了他的个人意志。他幻想有一天，斯蒂芬妮成为他的妻子，和他一起生活在他亲手设计的花园洋房里，共同布置他们的浪漫天地。事实上，正如他后来在上萨尔茨堡的所作所为一样，只不过那时候，少了一个她。将梦想与现实混合就是青年希特勒的特点。一旦他的爱人有变得彻底虚无缥缈的危险时，他就赶紧跑到施密托尔街口，确信她的真实存在。希特勒坚定地选择了他的道路，不是为了原本的斯蒂芬妮，而是为了那个幻想出来的她。因此，斯蒂芬妮对他而言意味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现实，另一部分是愿望和理想。不管怎样，斯蒂芬妮是他人生中一个最美丽、最丰富、最纯真的梦。

第八章 痴迷理查德·瓦格纳

我故意要将希特勒的初恋同他对理查德?瓦格纳的热情这两个章节编排在一起，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其作品著称的理查德?瓦格纳，在德国艺术领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若不是斯蒂芬妮的外表和行为举止与理查德?瓦格纳塑造的女性形象如此一致，她绝不可能满足希特勒心中的理想标准。对希特勒而言，斯蒂芬妮身上集合了所有女性的优点——从而影响了他今后多年的人生道路。在戏剧的世界中，希特勒找到了他的挚爱，像艾尔莎、布伦希尔德，还有《名歌手》里的爱娃，就某种意义而言，斯蒂芬妮亦如瓦格纳的灵感创造，并注定要从这位戏剧大师的梦境降生到纷繁的尘世之中。

希特勒同斯蒂芬妮的关系也能体现出他对瓦格纳痴迷的一面。从另一种角度上讲，当他见到斯蒂芬妮的一刹那，他对理查德?瓦格纳的感觉就变为了一种真正的激情。但直到他的心中萌生了对这个女孩的爱，他对艺术的敏感才提升到了热爱的程度。事实上，这份爱只是种一厢情愿的暗恋，并且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回报。因此，在这种单相思的煎熬之下，他只得努力地向这位艺术大师靠拢，希望能够从瓦格纳的作品中找到这份苦恋所给予不了的慰藉。从青年时期一直到死，他都始终追随着这位来自拜罗伊特的男人。正如这段怪异罗曼史中的斯蒂芬妮变成他的一个想象产物一样——其实在常人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多年以后，阿道夫?希特勒的心中也创造出了一个“瓦格纳”，一个融入了他的自身理解和想象的理查德?瓦格纳。

希特勒没有受过多少系统的音乐教育。除了他母亲的培养以外，他在音乐方面受过的最好的教育，源于兰巴赫本笃会修道院唱诗班的一位名叫莱昂哈德?格鲁纳的神父，当时的阿道夫作为唱诗班的一员，在他那里培训了两年。这小子加入到唱诗班的年龄是8岁，正是在接收能力很强的一个时期。但凡对当年奥地利的文化水平有所了解的人都该清楚，除了比较正规的唱诗班以外，几乎找不出其他更好的音乐培训机构。尽管小希特勒那纯净而美妙的嗓音总是能够给人们带来愉悦，但不幸的是，这段大有希望的开端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想必他的父亲对此也毫无兴趣。这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音乐成绩一直都是“优秀”，但到了实科中学之后，他就没再上过音乐辅导课，因为学校里根本没有开设此类课程。谁要是想进行音乐方面的培训，就只得自掏腰包上私人课程，或者去读音乐学校。即便阿道夫的父亲同意他去上私人课程，他也腾不出任何时间，因为每天光是从莱翁丁到实科中学的路程就超过了两个小时。

阿道夫对我受到的音乐教育极感兴趣，但他又时常感到不安，因为我在音乐方面的知识比他掌握得多。从我们平常谈到的关于音乐的话题中，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表述十分专业并且相当到位。如果说我走的叫正道，那么他则是独辟蹊径。他甚至无须经过任何的系统学习就能够道出音乐中的所有原理。一谈到音乐，他的理解力立马就能被唤醒。我只能说，他对音乐的感觉十分强烈，以致常常使我为之惊讶，因为实际上他对此一无所知。当你叫他正儿八经地去演奏某种乐器的时候，这份无师自通的天赋便会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像演奏乐器这种事情需要的是系统的培训，反复的练习，坚定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心态，尽管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我不得不说，对于这些必要的品质，我的朋友知之甚少。他的感情用事，他的幻想，以及他那份过了头的自信都使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品质变得毫无意义，他确信自己能行。然而，直到他将我的小提琴抵在下颌，拿起琴弓准备演奏的时候，他那份必胜的信念才变得不那么肯定。我仍旧记得他当时的尴尬表情，因为这活儿并不像他想得那么容易，我从他手中接过乐器，给他来了一小段，可他却不愿意听。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能够战胜他意志的事情，这着实让他恼怒不已。当然，那个时候他早已超过了乐器启蒙的年龄。

有一天他冲我吼道：“你总是把音乐吹得跟巫术一样，现在我倒要看看它有多了不起！”带着这句开场白，他宣布了他准备学习钢琴的决定，并大放厥词，无须数日他便能熟练地掌握其演奏技巧。于是他报名参加了约瑟夫?普鲁拉斯基开设的音乐课程，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不靠勤奋和努力，这种技艺是学不来的。他在普鲁拉斯基那里的经历与我之前在老中士科佩斯基那里的感受相似。普鲁拉斯基根本就不在乎乐感的培养或是什么具有亲和力的即兴创作，他所看重的是熟练的指法和严格的纪律。所以阿道夫便陷入了一个窘境。要是叫他放弃这次尝试他又觉得拉不下脸，毕竟之前自己也信誓旦旦地放了话，但这套愚蠢的指法练习又着实让他懊恼不已。对于这次分歧，我倒是处之泰然，因为在音乐这方面，阿道夫糊弄不了我，正如我在其他方面也无法撼动他的权威一样。而后我注意到，普鲁拉斯基那种“疯狂的音乐体训”给他带来的强烈不满正在逐渐消退——每当我跨进洪堡大街19号公寓的门槛时，我就越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钢琴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甚至在我面前他都会尽量避免去打开琴盖，而普鲁拉斯基的名字在我们的谈话中也提到得越来越少，因此，“学习弹钢琴”这码事儿便被悄然搁置。我不知道阿道夫在这件事情上坚持了多久，反正肯定没超过一年。但对于被普鲁拉斯基随意支配的希特勒来说，这应该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了。尽管如此，当后来我们在维也纳为学生舞台创作歌剧的时候——很不幸的是这部歌剧一直未完成——阿道夫不仅担当歌词创作，而且还负责作曲，还好他至少把主题曲留给了我。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一个事实，尽管先前的所有迹象都与之相反，但是音乐的要义在于灵感，而不是指法练习。

然而，阿道夫对我的音乐天赋还是予以了肯定，他不仅对我没有丝毫的嫉妒之心，而且还能享我成功之喜悦，哀我失败之痛苦，有如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一般。渐渐地，我发现他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他的信任是我精湛技艺的练就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份信任也为我们的友谊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白天的时候，我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装潢师助理，在灰尘满天的作坊里修补着被耗子啃坏的旧桌椅，但是一到晚上，当我来到希特勒的公寓，我便忘却了工作，抛开了烦恼，同他一道，踏入一片纯净而崇高的艺术领地。

我犹记得阿道夫与我共同分享过的一次演出：佛朗兹?李斯特的清唱剧，《圣伊丽莎白逸事》。那时候，我有位教小号的老师，名叫维尔特尔迈斯特。在一次课程结束后，老师直接问我是否愿意参与《圣伊丽莎白逸事》这部巨作的演出，我当时别提有多么激动，膝盖一下就软了。“那我们就开始吧！”说完之后老师毫不迟疑地同我开始检查起小号的乐谱。演出当天，我在音乐大厅练习的时候还认识了乐队指挥，奥古斯特?古勒里希。即使今天我回想起那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我都激动不已。刚满17岁的我自然成为了乐队里最年轻的演奏者，而且没有哪样乐器比小号更挑人。

在拥挤的大厅内，我看见了我的母亲，她就坐在阿道夫的旁边，脸上泛着鼓励的微笑。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我觉得，有一部分来自人群中的热烈欢呼应该是属于我的。无论如何，至少阿道夫的掌声是给我一个人的。此情此景也让我的母亲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经过这次成功的登台亮相之后，有一回，阿道夫在同我夜间散步的时候建议我，应该把人生目标放到音乐领域。他那些一针见血的言词至今都还在我耳畔回响：“你必须放弃你的装潢工作，它会害死你。（不久前我才害了一场大病。）这种工作不管是对你的身体还是心灵都没有任何好处。在音乐方面，你的确是个饶有天赋的人，你不仅是一名出色的独奏者——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你还可以成为一名舞台或是音乐会的乐队指挥。你在剧院演出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关注你，我发现你是如此的胸有成竹，想必整个乐谱你早已烂熟于心。音乐能够体现你的人生价值，音乐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它才是你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你，属于音乐。”如今，阿道夫道出了我深埋已久的心声。成为一名乐队指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有此知音，我备感欣慰。尽管冷酷的现实总是事与愿违，但我们的注意力却越来越多地放在了对未来的规划上。

我父亲得了病。作为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我最终不得不接手他这份白手起家的艰难事业，将所有的重活都揽在了自己肩上。父亲的夙愿就是想要我在适当的时候接管他的生意，这是他的全部希望，也是他耗尽毕生精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他与阿道夫的父亲不同，他不会逼迫我去按照他的意愿行事，因为这会让我在他规划的道路上行进得更加艰难。他几乎从不表现出他对我的关注，但我深知这份事业对他而言有多么的重要。

当我脑子里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之时，阿道夫?希特勒挺身而出，展示了他作为我朋友那份赖以信任的情谊。他坚定地支持我选择音乐作为职业的想法，并积极地为我谋划，试图将我这个想法变得可行。于是，在同他结识了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发现了他的一个品质，一个我之前从未意识到，而之后又再没体会过的品质：耐心。他心里相当清楚，单凭一味的正面顶撞，绝不可能让我父亲坦然接受这么一个重大决定——不管我们下了多大的决心，但是他找到了一个可以集中进攻的软肋，那就是我母亲。我母亲对音乐有着一种天生的喜好，因此她倒不会反对阿道夫的提议，尽管她也十分清楚，这种音乐教育所耗不菲。有了我母亲的支持，才更有可能获得我父亲的同意。阿道夫认为，要想把这件事办成，就需要同他们进行一次巧妙的接洽。 

为了音乐，我和阿道夫不得不努力地克服重重困难，而与此同时，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记得那个时候没有电影院，也没有收音机，想听音乐的唯一办法就是去音乐厅，而现如今对大多数人来说，去音乐厅已经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对当年的我们来说，音乐厅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平时感兴趣的事情或是想要做的事情都围绕着音乐厅而发生或进行。当我幻想着自己能够指挥一支交响乐团的时候，阿道夫则忙着设计他的超大型史诗级剧院。

加之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又是在林茨的剧院大厅内，是这次碰面奠定了我们的友谊。这段友谊始于低矮窄小的地方剧院，通过维也纳歌剧院和城堡剧院得以延续和发展，并最终在拜罗伊特得到了升华——我作为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客人，应邀参加了在拜罗伊特举办的瓦格纳音乐节。

希特勒对音乐厅有着一份天生的喜爱与激情。我确信这与他的童年印象有关，尤其是他在兰巴赫的经历。我不敢确定他以前是否跟我讲过他在本笃会唱诗班的表演经历，对此我确实也想不起来了，但根据近来的研究，人们会发现，他以前很可能经常参加表演。作为一个唱诗班男童，他处处都有参加演出的门路，或许他还对其他形式的音乐表演产生过兴趣。那里的巴洛克风格的舞台被业内人士视为精品，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唱诗班里唱歌，怎会不叫人对音乐产生激情呢？

12岁出头的他从莱翁丁来到林茨的兰德斯剧院，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描述：

当时，上奥地利州的首府有一座音乐厅，相对而言还算不错。所有剧目都能在那里上演。在我12岁那年，我第一次欣赏到了《威廉·退尔》。几个月后，我又在那里观赏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出歌剧《罗恩格林》，我顿时便为之着迷。我那年轻的生命对这位来自拜罗伊特的大师燃起了无限的激情。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时至今日，我都把当时在地方剧院的这段平庸经历看作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因为我知道，它们只可能会变得更好。

讲得好啊！如果叫我来评价，我绝不会对林茨的兰德斯剧院那么客气。可能是因为我感觉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音乐指挥的缘故吧，所以相比他而言，我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在看待那里的一切，包括当时那只管弦乐队。然而，也可能是因为我缺少一种强烈的移情心理，使得我不能够像他那样忽视场地的缺陷，并对其以后的演出质量抱有幻想。阿道夫经常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不管表演有没有瑕疵，他只看作品本身的艺术内涵。有一回，由于一个舞台置景工人的疏忽，导致出演罗恩格林的演员从帆船的大艇上落了下来，掉进了一大堆用来表现海水的锯末里，当他浮出“海面”后，又只得靠自己，奋力攀爬回甲板，重新和其他演员站在一起——这一情形不仅搞得台下的观众捧腹大笑，就连爱尔莎都忍俊不禁——即使是这种情况都丝毫不能损毁这出剧目在阿道夫心中的美感。是啊，这些搞笑的插曲同大师在创作歌剧时的伟大构想又有什么关联呢？但是，他那种不同寻常的包容力也仅限于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在其他时候，他仍然显得像个苛刻而强硬的批评家。

兰德斯剧院是一座十分庄严的建筑，但它的舞台对于上演瓦格纳的歌剧来说则显得过于紧凑，并且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考量，都不尽如人意。它不具备与表演水准相匹配的硬件设施。其主要缺点并不是在于没有合适的戏服，而是它根本就没有设立统一管理服装的部门。管弦乐队的人手不够，导致其无法满足相应的音响要求。我只需举一个事例便足以证明，在《名歌手》上演的时候，有一些乐器并未被使用，我可以站在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将它们列举出来，比如，低音单簧管、英国管、木管乐器组的低音巴松管，还有所谓的瓦格纳铜号，另外，弦乐器组还缺三名演奏者。但就算是有这么多现成的乐手来补齐整支乐队，那个窄小的舞台也不可能为他们腾得出足够的空间。这才是一名乐队指挥真正的可悲之处。一支由20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去尝试演绎瓦格纳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一种冒险。而唱诗班，不用说，更是丢脸，他们穿着毫不相称的戏服，其存在完全有赖于公众对他们的包容，比如在《名歌手》演出的时候，他们中的所有男性都挂着英式的假胡子，直接把阿道夫气得暴跳如雷。对于一个地方性舞台而言，兰德斯剧院的歌手倒还不错，但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算得上是真正的瓦格纳歌手。

舞台布景总是在不断地遭受人们的批评。演员在台上每走一步，后面的背景布就拍打个不停，当遇到需要表现山体或岩石的背景之时，这种情况就会让人感到相当不悦。一想起“神殿的火焰”，就是《黎恩济》结尾时的一幕场景，我就不寒而栗。当时，舞台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宫殿，宫殿上设有一个伸出的阳台，黎恩济和伊蕾娜就要走到这个阳台前，试图平息下面暴怒的民众。在他们左右是一些燃烧的树枝，代表那场“大火灾”的起始。根据舞台效果的需要，置景工人必须用火焰来烧毁支撑宫殿的一根柱子，从而引发宫殿坍塌这幕剧情。这根柱子由一组支架牢牢地固定住。可那天不知是谁松开了支架，那根柱子猛然一下就朝着观众倒了下来。对于类似的事件，人们必须加以防范啊！希特勒说这些“朴实”的表演承载着某种美好的希望，此话也对，就像我们后来在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所获得的感受一样。但令我至今都为之惊叹的是，如此可悲的表演竟能给我们带来“启发”或者说使我们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理想主义根植在我们那颗年轻的心中，因而我们对这些表演的批评绝不会带有任何敌意。

每当剧院上演瓦格纳作品的时候，总是一票难求。我们经常要在门口排上一两个钟头的队，才能在站票区抢到一个位置。幕间休息总是漫长的要命。当我们兴奋之余想来点冷饮的时候，一个迎宾的白胡子老头儿会卖给我们一杯水，然后就允许我们继续占着自己挣来的地盘。喝完水后，我们会在空瓶子里放上一枚小硬币，然后还给那个老头儿。通常演出会持续到半夜。看完演出后我会陪阿道夫回家，但这段路程实在太短，以至于根本无法平息我们当晚所受到的心灵震撼。因此，他会反过来送我回克莱姆大街。然而在此过程之中，他会陷入到忘我的境地，热情和兴致有增无减，于是我们又会沿着原路返回洪堡大街。我不记得阿道夫什么时候疲倦过，夜晚总是能够点燃他的激情，而白天他的确又无事可做。如此一来，每当我们看完一场演出过后便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两个在各自的家门之间往返游荡，直至我们开始打哈欠或者发现自己已经忍不住要合眼。

阿道夫从小就对德国古代英雄故事极为着迷。对于青年时期的他来说，这些故事总是百读不厌。他曾有过一本古斯塔夫?施瓦布写的书，内容是德国早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只不过作者用了一种通俗的手法将其呈现出来。他对这本书简直爱不释手，在洪堡大街住家的时候，他总是将这本书摆在书架的最好位置，以便拿放。当他害病在床之时，这本书就会为他敞开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大门。我记得我们在维也纳合租的时候，阿道夫就有一本珍藏版的《德国英雄传说》，这是他的精神支柱，因为这本书能解决他当时艰难度日的苦恼。

他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熟知和掌握绝非像有些人那种图新鲜，或是装腔作势。他所着迷的是这些事件的本身，在他的思想中，从来不缺乏对历史和政治的考虑，因为他觉得自己属于那个世界。除了活在这些光荣的德国古代英雄中以外，他想不出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自身存在的价值。他觉得自身的命运和这些早已不复存在的伟人是紧密相连的。相比他们的人生而言，任何努力与奋斗都会显得黯然失色，那是成就了伟业的英勇作为，是最具英雄气概的崇高人生，从此进入瓦尔哈拉殿堂，同他之前所崇敬的英雄一样，变为一段不朽的神话。希特勒思想中这些奇特而浪漫的想法不应该被忽视。在一个施行苛政的世界里，这种年轻人的沉思将被视为一种幻想，但现实情况是，纵使他活在当下，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格也仅仅留在了对德国英雄故事的虔诚信仰中。

狡诈而虚伪的资产阶级在他看来已一无是处，在与这个世界斗争的过程中，他本能地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去探寻，在原始的历史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同类。他将其视作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段仅从不完整的历史记录中被了解到的失落时代，鲜活地呈现在了年轻气盛的希特勒面前。他总觉得自己要是能活在1500年前该有多好，而这种强烈的意愿却经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好像我也成了古代人。难道他当真和那些混沌时代的英雄们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不然他怎会把这些人物给我描述得如此真切，仿佛他们就生活在路边树林的营帐里一般？抑或我们发现的这个古老世界只是他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时空的转换经常让我对他的神志感到担忧：也许有一天阿道夫会发现，他已无法挣脱自己创造出来的时间黑洞。

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对阿道夫有着致命地吸引，在他们身上，阿道夫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对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产生一种特殊的认同感。阿道夫12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欣赏到了《罗恩格林》，这部歌剧将他儿时的梦想转化成了美妙的诗歌与音乐，使得他年轻的生命对古代德国那个无比壮丽的世界产生了无限的向往，从那一刻起，瓦格纳，这位已逝的天才便走进了他的人生，并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希特勒从瓦格纳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他相信的，所谓“古今德国，精神轮回”的证据，而且这些作品还巩固了他这样的信念：远古世纪的某些风俗或精神必能为今所用。

在我与阿道夫?希特勒相处的几年里，我见证了他从一个男孩变为一个男人的过程。作为一名狂热的音乐人，我也曾有过偶像，我也曾试图效仿他们成为一名伟大的人，但是，瓦格纳对于我朋友而言，远不止是一个偶像或者追赶的榜样那么简单。我只能这么说，他的言行举止无不“显现”出瓦格纳的性格特征，简直犹如被瓦格纳灵魂附体一般。

他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同瓦格纳有关的读物，不管是写得好的还是写得差的，不管作者的立场是赞赏拥护还是厌恶反对，只要是阿道夫能弄到手的，他就一概接收。他对描写瓦格纳的人物传记相当热衷，尤其喜欢读他的笔记、信件和日记，另外还有他的一些自我评价和自我反省。如此日复一日，他便进入了这个男人的生活中心。每个琐碎的细节乃至一段最无关紧要的时期他都了然于心。在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本来还在侃侃而谈的他会突然打住，然后开始背诵瓦格纳的笔记或书信中的一些段落，甚至还可能是他的一篇论文——《未来艺术之性质》或者《艺术改革》，当然这取决于他当时的谈话内容——也许是在谈论，从一个想象出来的、专门的基金会里拨出一笔钱，为拙劣的地方音乐厅开出一份硬件更换清单。尽管要撵上他的思路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总是神情专注，期盼着希特勒那份恒定不变的概括性结论。他会说，“你看，瓦格纳的行事作风与我相同，就连他都不得不去应付身边那些愚昧之人。”

我个人认为这种对照是相当夸张的。瓦格纳活了整整70岁，在他那漫长而多产的一生当中，必定经历了大起大落，他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尝到过失败的痛苦，但我的朋友，这个向来喜欢把瓦格纳和自己的人生进行对照的年轻人才刚满17岁。他除了画过几幅水彩和几张建筑设计草图以外，再无任何值得示人的作品，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那时候，他的重大人生经历也无外乎就两件事，一是他父亲的去世，二是他在学校遭受的挫败。然而他却把自己形容成是一个饱受迫害的殉道者，因反击敌人失力而遭到放逐。

他极其热心地收集着瓦格纳的每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生片段，并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灌输给我。他对我讲述，瓦格纳创作《漂泊的荷兰人》的灵感就源于他当年和他年轻的妻子，在斯卡格拉克海峡面对风大浪急的海洋的切身感受。我认真地听完了年轻的瓦格纳那段充满危险而又颇具革新精神的航程——数年的漂泊与被放逐。我跟阿道夫都特别喜欢路德维希二世，素有艺术守护者之称的路德维希二世曾在瓦格纳的陪同下造访过威尼斯，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旅行。其实阿道夫并不是不愿意承认理查德?瓦格纳人性中的弱点，比如他那种肆意挥霍的生活作风等，只是他看在瓦格纳创作了那么多不朽巨作的份上，忽略了那些细枝末节。

在那时候，瓦格纳虽说已经逝世了二十余年，但公众围绕他作品而产生的认知上的分歧却掀起了一阵经久不衰的浪潮。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想象，当时的音乐青年对这种论战有多么地热衷，但在我和阿道夫看来，他们当中无非只有两种人：瓦格纳的朋友和瓦格纳的敌人。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在音乐方面的论战则显得太婉约，太乏味，人们顶多也就相互置之一笑。然而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院或者其他的录放设备，只有剧院，了解剧院将要上演的节目就是许多老百姓心中的大事。无论何时，只要一碰上演出，我们就变得无比激动，简直比台上的演员都更显得生龙活虎。我们尝试了许多种方法想要释放自身那份不受约束的激情，但都徒劳无获，直到曾为瓦格纳工作过的指挥家——奥古斯特?古勒里希的出现。他不仅是大师作品的有力诠释者，更是瓦格纳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的忠实监护人。在我们眼中，他俨然就是一位圣杯守护者。

毋庸置疑，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崭新的德国艺术形式的诞生。这种新音乐剧的诞生完全让人们始料不及，它首次将诗歌和音乐进行结合并置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后来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

阿道夫的最大愿望就是造访拜罗伊特，这座德国的圣堂，去瞻仰万弗雷德庄园，那位天才的故居。他想要在瓦格纳的墓前致敬默哀，想在这位大师建造的剧院里欣赏他的不朽之作。如果说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中仍有诸多的愿望和梦想未能实现，那么至少这一件，他算是如愿以偿。

对我这么一个64岁的老头来说，这的确是一段令人愉快的回忆，这些回忆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又重新燃起了一颗年轻的心，就如当年我在拜罗伊特的感受一样，跳动得如此火热！实际上我是不愿意错过这些青年时期的经历——目睹希特勒在最初阶段对瓦格纳的痴迷。鉴于我在他和斯蒂芬妮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跑腿送信的中间人，我凭着比他过硬的音乐基础，越发积极地参与到他这段关于瓦格纳的经历之中。当然，他暗恋斯蒂芬妮这个秘密，使得我同阿道夫走得更近，毕竟，没有什么比分享秘密更能夯实一段友谊，况且，我们还都对理查德?瓦格纳抱有极大的热情。

第九章 年轻的民族主义者

当我回忆起青年希特勒的政治信仰和观点的时候，我似乎又听到了他对我讲话的声音，“你不懂”或是“简直无法跟你沟通”，有时他甚至会对我加以斥责，比如说，当我不经意地对他的错误观点表示认同的时候，他会怒不可遏地冲我吼道：“在政治这方面，库斯特尔，你就是个白痴。”

实际上，我这辈子就只有一样爱好：音乐。阿道夫也曾认同，艺术应该摆在人们生活中的首要位置。但在随后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对政治的兴趣变得逐渐突出，虽说他也从未放弃过在艺术上的抱负。人们可以这么理解：在林茨居住的时候，艺术是我们永恒的话题，而到了维也纳，我们的生活则被政治所占据。我感觉在他眼里，我的价值仅仅体现在艺术方面。他越是对政治感兴趣，我们的友谊就越显得无关紧要。但他以前并未对我表达过这种观点；因为他一向是极其严肃地在对待我们的友谊，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

政治一直都是我们关系中的一个临界点。我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者具体地说，我没有足够强烈的意识去捍卫我的观点并且把它们强加于人。对阿道夫而言，我并不是一个令他满意的讨论伙伴。他更愿意改变我的信仰，而不仅仅是将我说服。但事实上，我不假思索而又毫不质疑地接收着他的一切言论，甚至有时还背下几段，以便能使我在讨论中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但我可不想发展成他的对立面，这样正好迎合了他口头争论的癖好。就政治而言，我的确不是块好料。好比一个置身于音乐大厅的聋子，虽然看得见别人演奏，却不知所奏何曲。老天并没赋予我驾驭政治的天赋。

阿道夫对此感到相当失望。在他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竟有像我这般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家伙。为了培养我的政治兴趣，他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当然他的态度一点儿都不客气。在维也纳期间，他多次强迫我陪他一起去议会旁听，但我对此相当反感，我宁愿把这些时间花在弹钢琴上。然而阿道夫是不肯善罢甘休的，我必须跟他去，即便他十分清楚，议会里的事情总是让我无聊得想哭。但如果我当时这么讲的话，那我就惨了。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家都成长在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家庭。这样的信条并未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得以体现——恰好相反！这又是希特勒身上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他的父亲很喜欢谈论政治，并且从不掩饰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听不惯任何针对君主制的反对之词。作为奥匈帝国的一名海关官员，他的立场十分明确。每年8月18日，奥匈帝国皇帝诞辰之时，他就会穿上他的节庆制服。他是帝国和皇室的忠实仆人。也许阿道夫小时候没怎么听到过他父亲谈论政治，因为他父亲认为，谈论政治的地方应该是酒吧，而不是家庭。无论人们在酒吧里侃得怎样热火朝天，回到家里总是风平浪静。我不记得阿道夫曾列举过他父亲的任何一个政治观点。

在洪堡大街的公寓，仍然少有关乎政治的迹象。阿道夫的母亲，克拉拉?希特勒，是一个单纯而真诚的女人，她对政治毫无兴趣。阿道夫的父亲尚在之时，克拉拉可能偶尔会听到他对政治局势的一些抱怨，但她并没有耳濡目染或者把话传给她的孩子们听。这位性格易怒的丈夫和父亲，并没把他在酒馆里的情绪带到他的家庭，这样的做法兴许并无差错。希特勒家不欢迎客人前来谈论政治，我也不记得在他们家听到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即使是一些闹得满城风雨的政治事件，都无法渗透到这户平静的人家，甚至连阿道夫自己也要遵守家里的潜规则。

我所见到他们家的唯一改变，就是克拉拉夫人（克拉拉?希特勒）在1906年底，从洪堡大街搬到了乌尔法尔。这次搬迁绝不是受到她丈夫那种不安定性格的影响，而是根据实际考虑做出的决定。那时，乌尔法尔（现在是林茨的一部分）仍然是一个具有乡村气息的独立教区，是退休者的理想居所。由于当地不用履行纳税义务，因而许多东西，比如肉，就比镇上卖得更便宜。克拉拉夫人希望能更好地利用她每月的抚恤金——数目适中，共120克朗。其中90克朗留给她自己，剩下的30克朗，阿道夫和保拉一人一半。不管怎么说，重归田园生活令克拉拉夫人倍感亲切。布吕腾大街9号的房子至今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每当路过那里的时候，我仿佛依旧能看见站在小阳台上的克拉拉夫人。对阿道夫来说，能跟斯蒂芬妮“同处一岸”，令他无比满足。由于阿道夫搬到了乌尔法尔，因此我们每晚回家的路程也变长了。但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时间去探讨一些有深度的话题。多瑙河大桥这点路程，对我们来说显得微不足道，所以，要是我们特别关注某些问题，就只得在桥上来回漫步，直到我们所有的话题都被聊尽为止。准确地讲，阿道夫需要时间倾吐，而我，需要时间聆听。

每当我想起阿道夫的家庭成长环境，再回忆起他所受的政治压力之时，我脑海中就总会浮现出一幅龙卷风的画面，无论外围的风暴多么猛烈，其中心依然平静。在研究像阿道夫?希特勒这种异乎寻常的政治天才的时候，人们要把外部影响和这个人的自身倾向区分开来，因为我认为后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毕竟那时候，许多年轻人也跟阿道夫一样，接受着相同的教育，经历着同样的政治事件，从所见所闻中感受着激情和愤怒，但是这部分人最终只成为了能干的业务员、技师或厂长，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

民族主义思想支配着林茨实科中学。学生们在私底下抵制所有的传统制度，比如爱国主义演讲、王朝节日还有王朝宣言，他们反对学校的宗教仪式，却参加圣体节的游行。阿道夫?希特勒认为这种氛围比实际的教育重要得多，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述：

“资金为南疆协会以及学联会而募集，矢车菊和黑、红、黄三色旗，让人们的立场表露无遗，我们用‘Heil’（万岁）互致问候，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代替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颂歌，无视一切警告和处罚。”

德国人在奥匈帝国的生存斗争让当时的年轻人大受鼓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在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中间显得孤立无援。诚然，林茨大体算得上是一座德国城市，它远离重组后的边区，但与之毗邻的波西米亚却总是动荡不安。在布拉格，示威游行接连不断。就连帝国皇家警察也承认，他们不敢保证德国居民免受捷克暴徒的侵扰，这在林茨引起了极大的公愤。和平时期的布拉格几乎都处在了城市告急的边缘。

当时的布德韦斯仍然由德国人管理，在这个小镇的议会中，德国人占据着多数席位。阿道夫有一些同学来自布拉格、布德韦斯或是帕赫阿提茨，每当被别人戏称为“吉卜赛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气得跺脚，因为他们只想跟其他人一样，成为一名纯粹的德国人。很快动荡便波及到了林茨。林茨城里居住着几百个捷克人，他们都是一些老实而谦逊的工人或技师，平时没人对他们过多在意。而如今，一个叫汝拉泽的捷克修道士成立了一个索科尔俱乐部——捷克文化组织，他在捷克的圣马丁教堂布道，还为一所捷克学校募集校舍修建资金。这在镇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资深的民族主义者已经从这个狂热分子的举动中察觉出，这是在为捷克人的“入侵”做准备。当然，这样的说法无疑有些夸张，但正是这个捷克人的举动让慵懒的林茨人感到了某种威胁，结果，他们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加入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斗争行列当中。

就其个人政治发展的可信程度，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道：

“谁懂得年轻人的心理，谁就会了解他们为何在听到战斗号召之时，如此亢奋。他们通过千百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虽然他们只是这场伟大斗争的一个真实缩影，但他们反映出的状况通常都更令人信服。”

实科中学里那些民族主义教师走在了这场“保卫战”的前沿。历史老师利奥波德?波希博士，是一个活跃的政客。在镇议会里，他是国民党的权威之一。他痛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多民族国家（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一个超民族共同体的楷模），所有满腔热血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都将他的话奉为至理。

“为了自身的优越地位，他们一次又一次卑劣地出卖了德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利益，谁还愿意为了这样的王朝继续卖命？”

带着这样的反问，阿道夫明确且义无反顾地背弃了他父亲所支持的泛德主义计划。当阿道夫让他的思想列车一往无前地行进时，我很难跟上他的大部分讲话，于是我只好让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尽情发挥。然而，在他的演说中经常出现一个词语，“帝国”。他喜欢用这个词来结束他冗长的倾泻。一旦他将话题带入死胡同并且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进行的时候，他就会直截了当地说，“帝国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我问他，谁来为他画板上这些庞大的建筑工程埋单，他会自信地回答，“帝国”。任何琐碎的事务都可以交给“帝国”去处理。省剧院的硬件更换将由“帝国舞台设计师”负责（众所周知，1933年后，真的有人填补了那个职位。我记得阿道夫?希特勒在十六七岁时便创造了这个名词）。在他看来，即使是对残障人士的照顾或者是对动物的保护，都属于“帝国”的管理范畴！

在奥地利，“帝国”这个词通常是代指德国的势力范围，当地居民被称作“帝国的德国人”。但是当我朋友使用到这个词语的时候，它不光是指德国，尽管他总是避开对“帝国”的准确定义，但很明显，这种混合的表达，包含了一切他看中的政治要素。

怀揣对德国人民和“帝国”的热爱，他排斥着一切外来事物。其他的国家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趣。虽然当时的许多年轻人都渴望体验异国风情，但阿道夫完全没有这样的冲动。即便是艺术家对意大利的传统向往在他身上也难觅踪迹。他所有的计划与构想，永远都只在一个国家施展，那就是“帝国”。

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毫不含糊地指引着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制，并展现出了他性格中的所有特质，尤其是他钢铁般的意志——一旦他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他就不会改变。民族主义思想根植在他脑中，成了他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任何失败与挫折都无法使他妥协。从16岁一直到死，他始终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他与身边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大不相同。在他心中没有无关紧要的事物；即便再琐碎的事，他都会给予关注。对待任何事情他都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越是跟自己没有关系，他就越要加倍关注。通过这种方法，他就能填补自身存在价值的缺失，从而才使得他谋求改变的强烈渴望有了目标和方向。虽然他尽心竭力地试图解决一切障碍，但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有时我真的为他感到遗憾。像他这么一个颇具天赋的人，什么样的幸福不能获取；而他却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他总是为了一些事情跟整个世界争执不休。也正是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让他同大多数普通年轻人区别开来。我从未见过他对什么事情一笑置之，每件事情都必须经过他的彻底研究和验证，以便能与他的政治目的吻合。传统的政治观念在他眼中一文不值。总而言之，整个世界都必须被他从头到尾地全部重组。

有人会以为，青年希特勒将身体和灵魂都献给了当时的政治斗争，这样的概括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只是一个苍白、虚弱、羸瘦的年轻人，不为人知而又涉世未深，性格内向又没有进取之心，所有的激进行为都是他一个人在执行。只有某些极其重要的想法和解决方案他才会在晚上对我提及，然后同我一起探讨，因为首先他需要一个听众；其次，我跟他一样，也是一个卑微、孤独的人。若允许我做个不恰当的类比——青年希特勒同政治的关系恰似他对爱情的看法。他越是在精神上积极从政，他在实践中的政治参与就越是受到抑制。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或组织，也没有参与过政党的示威游行，他总是小心谨慎，不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除我之外的其他人。如我所见，他第一次跟政治“眉目传情”是在林茨。仿佛他已经预感到，政治将同他结下不解之缘。

而目前，他只是把政治当成了一种思维练习。这种含蓄的做法展示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反常特点——耐心。政治对他来说仍然意味着数年的观望、批判、学习和积累经验，由于阿道夫将政治视为私事，因而当时的公共生活在他眼中显得毫不重要。

有趣的是，阿道夫早年对军事抱有强烈的反感。这似乎与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描述相悖：

“在浏览我父亲的藏书室的时候，我发现了许多军事书籍。其中，有两册描写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流行杂志是我当年的最爱。不久之后，这场英勇的斗争便成了我最宝贵的思想体验。从此，我对战争和军事的热情变得日益高涨。”

1924年，他在兰德斯堡监狱坐牢的时候撰写了《我的奋斗》，我猜测他在书中对这段“回忆”的描述只是出于某种权宜之计。因为当年我认识的那个阿道夫?希特勒，对战争和军事没有丝毫兴趣。那些围着斯蒂芬妮身边转的年轻中尉，不仅是他的眼中钉，更是他强烈憎恶的对象，就连强制性服役制度都让他极为反感。不，他绝不会在别人的强迫下成为一名士兵，就算要当兵，他也要遵从自己的意愿，誓不加入奥地利军队。

在结束关于阿道夫的政治发展这一章之前，我想先回顾两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它们比其他任何关乎政治的事情都重要得多：一是青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二是他对教堂的看法。

在林茨，阿道夫?希特勒这样描述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

“如果不是事实，今天我就很难讲出这样的话：‘犹太人’这个词头一回填充了我的精神食粮。我父亲尚在人世的时候，我不记得他何时在家中提到过这个词。我相信自己了解这位老先生的想法，他肯定觉得，给这个词加以任何的负面强调，都是一种文化衰退的表现。在他一生当中，他多少曾获得过一些富有见地的想法，这些想法不仅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谐共存，而且还影响了我，即便是学校也无法改变我从他那里继承来的观念。

在实科中学，我的确认识一个犹太男孩，但大家都不相信他，并且还跟他保持距离，主要是因为他跟我们的经历不同，每次别人跟他开玩笑他都显得相当沉默，另外我跟他的接触也不多。

直到十四五岁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犹太人’这个词，有时是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当一些宗教异议人士在我面前夸夸其谈的时候，我总会感到一丝厌恶，我无法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感觉。但这些问题根本提不起我的兴趣。林茨的犹太人很少……”

所有这一切听上去似乎都非常真实，但却与我的印象不符。

首先，在我看来，当描述到他父亲性格中的自由思想时，他进行了着重的修饰。既然阿洛伊斯?希特勒在林茨的圈子已经普遍认同了舒纳勒的思想，那么我可以推断，他父亲也是个反犹主义者。

其次，在叙述他的校园生活时，希特勒遗漏了一点，那就是实科中学的一些老师是公开反犹的，并且毫不隐讳地在学生面前承认他们对犹太人的憎恶，而且希特勒在实科中学肯定也意识到了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性。实情必定如我所言，当初我刚认识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反犹主义倾向就已经很明显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我们沿着伯利恒大街散步，途经一座犹太小教堂，当时他就对我说：“这个东西不该出现在林茨。”

据我所知，到了维也纳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就彻底变为了一名反犹主义者。尽管他在维也纳的经历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种思想肯定不是萌生于此时。

在我看来，阿道夫?希特勒的描述其实是想要表达以下观点：“在林茨，这个犹太人口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形势还不至于使我感到焦虑。只不过到了维也纳，在见识了不计其数的犹太人之后，我才被迫去面对这些问题。”

他对教堂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我的奋斗》中，他几乎没有提起过教堂，只有他在兰巴赫的一段童年经历的描述：

“由于闲暇之时，我会去兰巴赫的修道院上声乐课，因而我总能获得绝佳的机会，在教堂典礼那节庆般的辉煌中陶醉。如同我父亲当年在乡村小教堂的感受一样，我自然也对修道院长的光辉形象崇拜不已。至少在当时，情况是这样。”

希特勒的祖辈们必定是笃信宗教且常做礼拜之人，这恰恰体现出农民的本性。但希特勒的父母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各不相同，他母亲对宗教倒是很虔诚，然而他父亲却是个不拘一格，又不怎么热心的基督徒。但很显然，他父亲对教会比对犹太人问题重视得多。鉴于君主与教会的密切关系，身为国家公务员的他，决不能容忍别人将其视作一个反教权主义者。

只要小阿道夫还亲近他的母亲，他就肯定会受到克拉拉夫人的影响，并接受教堂的庄严与美丽。这个苍白年幼的唱诗班男童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尽管希特勒对此所言甚少，但一切情况似乎已昭然若揭。他了解这些宏伟的建筑，在他稚气未脱之时，教堂一度令他深深着迷，这其中也少不了他母亲的鼓励。但随着岁数的增长，他逐渐忘却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变得更像他的父亲，他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产生的。林茨实科中学的弗朗兹?赛尔斯?施瓦茨，是阿道夫的宗教老师，他没对这帮年轻人产生过什么启发或影响，因为学生们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

我的回忆可以被总结为几句话：我认识阿道夫?希特勒这么久以来，从没见他去过教堂。以前他知道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同父母一起去教堂做礼拜，他也接受这个事实。尽管他偶尔也承认，他对这样的做法很不理解，但他从未试图劝我不去教堂——他母亲是个笃信宗教的女人，但无论如何，阿道夫自己是不愿牵扯其中的。此外，每当他对这些事物发表评论的时候，他都会带着某种宽容和耐心，而这种表现与他惯常作风相悖。很明显，他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此事之上。主日礼拜结束后，我们通常会在教堂外碰面，对于这种周日的例行礼拜，他从未发表过任何不敬之词，也没有采取过什么不恰当的行为。令我惊讶的是，他甚至从未把它当成一个辩论的机会。

有一天，他兴奋满怀地找到我，向我展示了一本关于审判女巫的书，还有一次是一本关于宗教法庭的书。不管这些书中记载的事件令他感到多么激动，他都不会对其下任何政治结论，可能他觉得在这方面我不是个合适的听众吧。

每个星期天，他母亲都要带小保拉去做弥撒。我记得阿道夫从没跟她们一起去过，或者说克拉拉夫人从没叫他去过。正如她对宗教的虔诚一样，她已经顺从了这样的事实——他的儿子是个例外。也许在这件事上，她对那位父亲的不同观点持保留态度，因为丈夫的箴言与奋斗历程仍然是她为儿子树立的标准与榜样。最后，我想用以下语言来描述希特勒当年对教堂的看法：他绝不是对教堂漠不关心，而是教堂给予不了他任何东西。

总而言之，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早在当年，我就见证了他对德国人民炽热的奉献精神。只有依靠人民，他才活得有意义，离开人民，一切皆为虚无。

第十章 希特勒重建林茨的梦想

正当我犹豫着，到底是该把我朋友列为未来的大音乐家，还是大诗人的时候，他突然向我宣布，他打算成为一名画家。我立刻回想起他在家里，以及在远足的时候画过的速写。在我们的友谊不断发展的同时，我还见到过他的许多习作。以前，当我还是个家居装潢匠的时候，我偶尔也会画点速写，但我总是发觉相当困难，因而我便更加佩服我朋友的天赋。他习惯将各种纸张随身携带。我总感觉创作的起始部分是最头疼的，而对他来讲却恰恰相反。他会提起画笔先在纸上果敢地勾勒出他的主题思想，语言描述无法达到的效果，将由他的画笔代劳。这些原始的粗线条的确有一些令人着迷之处——目睹一幅创作由模糊的轮廓逐渐变为清晰可辨的画面，这着实令我兴奋不已。但是，他不怎么喜欢完成草图。

我初次到他们家去拜访的时候，他的房间里凌乱的摆放着许多速写，素描和设计图。这儿是一张“新剧院”，那儿又是一张“利希滕伯格山峰酒店”。整个房间就像是一个建筑师的办公室。看着他在画板上创作——比一般的即兴之作画得更小心，更细致——我暗自确信，想必他早就掌握了这项专业的必要技巧和手法。我不相信有人竟能瞬间记下如此复杂的事物，因为我眼前的一切都是即兴创作。

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赋，单从这些作品的数量上，便能窥见一斑。我这里有一张水彩画——当然，说它是水彩画并不合适，因为它只是一幅用蛋彩画颜料来上色的铅笔画。水彩画是通过得当的手法对某些气氛和意境进行瞬间捕捉，从而将所绘之物赋予新意与活力，这正是水彩画的典型特征，但阿道夫却根本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它体现出来。有些该靠直觉一笔带过的地方，他却小心细致地涂抹。

对于阿道夫的艺术作为，我所谈到的内容全都指他的初期尝试。我目前拥有的唯一一幅他画的水彩，就出自那段时期。尽管历史可能赋予了它某种独特的吸引力，但这幅画依然显得十分笨拙，毫无感情而且相当青涩。画中用鲜明的颜色描绘出了林茨的地标建筑，珀斯特灵贝格城堡。阿道夫把它赠送给我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我们不要指望能从这幅水彩，以及往后他的数百幅作品中，获得什么艺术启示。他的意图并不在于表达个人情感，而只是闲来无事，聊以自娱。所以他选择了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事物，比如他偏爱的建筑，或者偶尔一些风景。如果这些明信片和图画不是出自阿道夫之手，想必它们也无人问津。

他真正的画作则另当别论，但这些作品至今保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尽管他曾给过我几幅，但后来也只剩下了一幅意义不大的建筑画。画中描绘的是施托克鲍尔大街7号的一幢别墅。当时这栋建筑刚刚修好，它引起了阿道夫的极大兴趣。所以他把这幢别墅画了下来，当作一份礼物送给了我。这幅画除了显示出他对建筑的热爱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回想当年那段岁月，我不得不说：阿道夫从未认真地对待过绘画，这只是他志向以外的一种兴趣爱好。但建筑对他而言却意义重大。他沉浸在自己想象的建筑中，忘乎所以。一旦构思出一个想法，他就跟着了魔似地往里钻。其他任何事情都变得无关紧要——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尽管我觉得与他为伴是件苦不堪言的差事，但那些时光却令我难以忘怀。我陪他伫立在新落成的总教堂门前，这个苍白消瘦的年轻人，上嘴唇显现出固有的深棕色，他穿着一件椒盐色的旧外套，肘部和衣领都已被磨薄，他的眼睛注视着建筑物的每一处细节，分析着建筑的风格，他时而批评，时而赞美，还针对建筑材料，发出自己的不满——他的所有见解都显得如此的全面和专业，就好像他才是教堂的建造者，他愿为这幢建筑的每一处缺陷埋单。然后他会拿出写生簿，任其画笔在纸上奔走。他会声称这是解决问题的不二途径。而我必须把他的构思与现实事物进行比较，从而表达我的赞同或反对，同时我还要装出一副激情满怀的样子，仿佛我们两个都是吃这行饭的人。

他强烈的改造欲望在此能够得到酣畅淋漓的发泄，因为每座城市总有那么多好坏不一的建筑。没有哪回他走在大街上不会受到刺激。他脑子里经常有一半是装着不同的建筑设计，我甚至偶尔都忍不住要想，是不是整个镇上的建筑都排列在他的大脑中，就像一幅巨型的全景图，一旦他选取了一个细部，就会把所有的精力投放到上面。我记得有一天，当中心广场的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堡银行的旧楼被拆毁的时候。他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密切地关注着重建工作。他心中忐忑不安，生怕新建筑会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当重建工作刚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去了维也纳，于是他便让我定期向他汇报工程进度。1908年7月21日，他在给我寄来的信上写道：“银行一旦建成，就请寄给我一张彩色明信片。”由于当时没有可用的彩色明信片，所以我只好弄了一张新大楼的照片寄给了他。顺便提一句，新建筑得到了他的赞许。

像这样能让他产生持久兴趣的建筑还有很多。无论哪里兴修楼房，他都会拖着我一起去看。他对所有即将修建的房子都怀有一种责任感。但相比这些实体样本，他还是更喜欢自己的原创设计。这样至少他的改造癖不会受到限制。起初，我疑惑地观察着他的所有举动，想弄明白他为何如此顽固地让自己去钻营这些计划——在我看来永远都无法实现的计划。越是脱离现实的计划，就越容易使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在他看来，这些计划的每个细节都跟真的一样，就好像它们已经被付诸实施，并且全镇的重建工作都是根据他的设计来进行的。我经常感到混乱，分不清他到底是在谈论一个现实中存在的建筑，还是在描述一个他自己想象创造出来的建筑。但对他而言，这没有多大区别，现实中的建筑物只是相对次要的事物。 

接下来是对林茨城的重建！在重建林茨这方面，他有许多的想法和愿望，然而他并没有随随便便地对其进行改造，因为一旦他做出决定就不会轻易地改变。他性格中那不可动摇的延续性在此显露无遗。这个15岁男孩的所有计划在他50岁时得以实施。比如拿多瑙河上的新桥来说，从计划到执行，其间就好像只隔了几个星期，而并非几十年。计划已经存在，到后来，威望和权力也有了，于是计划就变成了现实。这种事情的发生有着异乎寻常的规律性，仿佛这个15岁的男孩，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有朝一日将拥有必要的实力和资金。这在我看来，简直难以领会。我无法想象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我只好把它看作一个“奇迹”，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的确，这个鲜为人知的男孩为家乡的重建所草拟的计划，与他在1938年后为林茨所设计的规划方案如出一辙，甚至连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相同。我简直不敢在后文对这些早期的计划进行记述，唯恐我的诚实受到质疑。但是，我下面陈述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在1906年8月3日，我18岁生日这一天，我的朋友送给我一幅别墅草图。这与他为斯蒂芬妮所设计的别墅颇为相似，采用的是他最喜欢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幸亏我将这副草图护存了下来。图中展示了一幢气势宏伟的府邸式建筑，建筑的正面被一个嵌入式的塔楼分开。从这幅平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房间的布置上确实考虑得很周全，各个房间都围绕着音乐室而协调构成。像旋转楼梯这种精巧的建筑构造，也被单独描绘了出来，此外还有门厅，架设大梁的天花板。在另一草图中，正门入口用几笔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来。阿道夫和我还一同为这份生日礼物选择了一处合适的建造地址——鲍威尔伯格。当后来我在拜罗伊特见到希特勒的时候，我极其小心地不使他回忆起这座想象出来的房子。因为他可能真的会在鲍威尔伯格给我修建一座比最初那个设计还要好的别墅，并且会非常具有时代气息。

我至今还保存着他为林茨新音乐厅设计的两幅草图，在他无数的设计中，这两幅堪称上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老剧院都脱离了时代的发展。林茨的一些艺术爱好者成立了一个协会，他们筹划着要兴修一所现代剧院。阿道夫闻讯之后立马就加入了这个协会，并且还参与了一个关于设计构思的角逐。他在自己的计划和草案上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有绝对的把握，建议会被采纳。当协会决定放弃新建剧院的想法而改为对老建筑进行翻修的时候，阿道夫的全部希望也就此破灭，同时，他的愤怒也达到了极点。

我是指1908年8月17日，他的来信中那些辛辣的言辞，“看来他们打算再次修补这堆老垃圾”。

他义愤填膺地声称，他最想要做的就是将他的建造说明书打包，然后寄往这个地址——“负责实施改建工程的剧院重建协会委员会”。这个小恶魔，最擅长用调侃称谓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在我收藏的两幅草图中，其中一张要追溯到那个时期，就是画有观众席的那一张。圆柱将墙壁隔开，包厢则置于其中。栏杆上装饰着各种雕塑。一个巨大的穹顶覆盖了整个大厅。除了工程的大胆创意之外，阿道夫还向我介绍了这座建筑的音效情况，作为一个音乐人，这点尤使我感兴趣。画面上清晰地展示出，声波怎样从管弦乐队发出，然后通过穹顶天花板的反射，倾降到下面观众席上的每个人。阿道夫对音效的问题也很感兴趣。我记得有一次，他建议改变人民公园大厅的内部结构，因为那里的音效一直让我们很不满意，他想通过改变其天花板的形状来解决这个问题。

精美而紧凑的主广场一直都令阿道夫感到十分愉悦，他唯一的遗憾就是位于多瑙河河畔的两座房子，它们妨碍了人们欣赏河流与山丘的风景。在他的计划中，他并没有对主广场的原有观景处进行改造，而是将这两座阻碍视线的房子放到了更远的位置，远到足以让人们在加宽的新桥上欣赏到多瑙河的壮丽风光。后来，他的确实施了这个解决方案。他觉得位于广场之上的市政厅已经配不上林茨这个正在冉冉升起的城市。于是他设计了一座更加雄伟和庄严的市政厅，这座市政厅必须运用现代风格来修建，必须跟当时流行的新哥特式风格的市政厅（比如维也纳和慕尼黑的市政厅）区别开来。希特勒还着手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去改造旧城堡——这个曾经管理过旧城市的丑陋盒状物。他发现了一张城堡的老图片，由梅里安绘于城堡遭火灾之前。他觉得城堡面貌应被复原，然后把它变成一座博物馆。

还有一座建筑也总是能唤起阿道夫的激情，那就是兴建于1892年的博物馆。我们经常在博物馆里那块长达110米的大理石浮雕带前驻足欣赏，从这些浮雕里感受这个国家的历史。对这些事物他总是乐此不疲。在他的计划中，博物馆将被扩大，要超出邻近的科芬园，并且浮雕带需被延伸至220米，用他的话讲就是，全欧洲最大的浮雕带。在他眼里，哥特风格的复兴不过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他对林茨人不能勇敢地面对维也纳人而感到气愤。因为出于对维也纳圣斯蒂芬教堂的尊敬，林茨教堂的顶尖被限制在了134米，比圣斯蒂芬教堂矮4米。阿道夫对新的石匠公司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个公司的成立，与兴建大教堂有关，也正如他希望的那样，石匠公司将会给林茨培养出一大批能工巧匠。

他认为火车站与城镇离得太近，铁路网阻碍了交通，同样也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对此，阿道夫想到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而这个解决办法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他将火车站从城里移到了乡下，然后在地下架设轨道穿城而过。拆掉老火车站后腾出的空地被他设计成了公园的一个延伸部分。读到这儿，大家千万不要忘了那是在1907年，而且他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18岁青年，他既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也没有获得过任何的资格认证，尽管如此，他却提出了这些革命性的城市改造计划，他对已经存在的构思不屑一顾，他证明了自己有多么能干。

希特勒也用同样的方法去改造林茨周边的事物。在重建维尔德贝格城堡的计划中，他采取了一种有趣的思路。他想要恢复城堡的原貌，然后将它发展成一个类似户外博物馆的地方，并且还有常住人口——十分新颖的构想。一些工匠和工人会被吸引到这个地方。他们做的生意既要继承中世纪的传统又要服务于现代社会，就好比一种旅游产业。这些城堡中的居民还要按照古代的样式来穿着打扮。管理方式就采用以前的旧行规，并且还要在城堡里建立一所声乐硕士学院。这片“与世隔绝的岛屿”（这是他的原话），将成为所有中世纪民俗研究者的一块圣地。在对丁克尔斯比尔和罗藤堡加以对比和改造之后，维尔德贝格就不会光是彰显其建筑特色了，它还要展现出当年真实的生活。参观者必须在大门口买票进入，这样就能支持当地居民对城堡的维护工作。阿道夫在选择合适的工匠上花费了很多心思，我记得当时我们就这个项目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毕竟，那时我正着手我的研究生考试，所以我有资格发言。

利希滕贝格的铁塔是一项不同寻常的工程，它是纯粹的现代设计。登山铁路一直通向山顶，在那里会兴建一座舒适的酒店。整个工程的核心是一座高达300米的铁塔，这个钢结构的建筑让阿道夫煞费苦心。要是在晴朗的日子，通过铁塔最高平台上的望远镜还能够看见维也纳圣斯蒂芬教堂顶上那只镀金老鹰。我记得我还看过这项工程的草图。

多瑙河上的一座超大跨度的宏伟高桥是一个非常胆大的设计，与之相比，其他所有的工程都会显得黯然失色。为了这项工程，阿道夫还计划修筑一条高速道路。这条道路将始于古格，当时那里仍然是个丑陋的采沙坑，因此这里将用来填埋城里的废品和垃圾，填埋后的空地会用来建造一座新的公园。而新的道路就将从这片被大规模清理后的地方开始，一直延伸到城市森林。（顺便说一句，城市工程师在不知晓希特勒这个计划的情况下，于不久前才开始实施这项工程，而这条道路的修建方案与希特勒的计划如出一辙。）

位于雅格迈耶森林的“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之瞭望塔”——迄今仍然存在——在他计划中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挺拔的纪念碑。在一座名人堂内集合了所有大人物的半身塑像，这些都是曾为上奥地利州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站在名人堂的制高点，人们将领略到一望无边的壮美疆土，而在整个宏大建筑的顶端，将放置一座齐格弗里德的雕像，他手中高举诺统宝剑。（凯尔海姆的解放纪念堂和条顿堡森林的赫尔曼纪念碑都是其参照对象。）从这个地点，大桥呈单拱之势飞跨至彼岸的陡坡之上。阿道夫的这个灵感来源于一位骁勇骑士的传说，相传他被敌人追击至此，逼上了绝路，于是他纵身跳入了可怕的深渊，然后游过多瑙河，抵达了对岸。一想到这座大桥的规模就让我感到发怵。桥拱的跨度算起来超过了500米，而两岸的峰顶离河面有90米高。我非常遗憾这些罕见工程的真实草图都未能保存下来……我的朋友曾断言，这座横跨深谷的大桥，将会成为林茨所拥有的一座举世无双的宏伟建筑。每当我们在河岸伫立之时，阿道夫就会对此计划为我做出详尽地描述。

这个大胆而超前的计划给我留下了一个奇特的印象，使我至今都无法忘怀。尽管整件事情让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假象，但它的独特魅力却使我难以抗拒。这些记录在碎纸片上的东西令我朋友绞尽脑汁，它们不光是朦胧的奇思妙想，这些看似荒谬的构想还包含了一些引人入胜和令人信服的东西——一种优秀的逻辑思维。他的各个想法之间都有着本质的联系，将这些想法全部合在一起就是一条清晰而理智的思维链。像“还原中世纪风格的维尔德贝格城堡”这种纯粹的浪漫主义构想，很明显地暴露出理查德?瓦格纳在他心中如父亲般的地位。所有的工程都结合了极其现代化的技术设备，比如用地下铁路代替平交道。这并非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而是一个严谨而系统化的过程。这段“以建筑谱写的乐章”将我深深吸引，也许，正是因为它看上去似乎是完全可行的——尽管我们两个穷鬼不可能实现这些计划，但这丝毫没有妨碍我朋友的热情与信心，总有一天，他会把这些庞大的工程全部付诸实施，这是他坚信不疑的。金钱是无关紧要的——只在于时间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活到那么久。他这种绝对的信心打败了我理性的思考方式。我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最多也就成为一个著名的指挥家，而阿道夫呢？一个颇具天赋的画家或者制图师，还可能成为一个有名的建筑师。然而获得重建一整座城市所需要的金钱、权力和名望与达到这些职业目标相比，显得多么的遥不可及啊！但是，他本身就具备令人无法理解的奇思怪想以及容易冲动的性格，谁知道我这位朋友会不会就这样耗在了林茨的“重建”上，因为他对任何事情的态度都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曾对此深表怀疑，并且偶尔会忍不住提醒他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把我们两个全部的身家加到一起也不足几克朗——连买张画纸的钱都不够。通常，阿道夫都会无视我提出的异议，而且还很不耐烦，我依然记得他在这种时候的冷酷表情和轻蔑的姿态。他想当然地认为，有一天这些计划都会被准确无误地执行，于是他就为这一刻的到来做着准备。即便是那种最不切实际的打算他都想到了最细微处。怎样运输用来修筑多瑙河大桥的材料？用石材还是钢材？末尾桥墩的基础如何设置？基石能否承受重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问题显得相当不专业，然而从另一种角度来说，这些问题又一针见血。阿道夫对林茨未来的幻想如此沉迷，以至于成了他的生活习惯，比如，我们经常“畅游”名人堂，纪念堂或者我们的“中世纪户外博物馆”。

有一天，正当他在“国家纪念馆”的宏伟构想中沉醉之时，我突然把他打断，然后认真地问道，如何解决这项工程的资金问题，我首先得到的是他的一个粗鲁回复，“噢，让资金去见鬼！”但很明显，我的质疑对他起到了作用。后来他跟其他那些想要快速发家致富的人一样，做了同一件事情——买了张彩票。然而阿道夫买彩票的想法却与别人不同。对其他人来说，他们只是希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梦想中得头奖，但阿道夫从彩票买到手的那一刻起，就确信自己已经中了奖，只不过忘了去领钱。他唯一的担忧可能就是如何将这笔数目可观的资金花在刀刃上。

他的一个典型之处在于他经常把最冷静的计算混入到他那些奇异之极的构想当中，同样的例子就发生在买彩票这件事情上。尽管他已经在自己的想象中花掉了那些奖金，但他还是仔细地去研究了彩票，并且精确地算出了我们的中奖概率。阿道夫邀我同他一起进行这项风险投资。对此他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每张彩票的售价为10克朗，而我就得分摊一半。可是他与我约定，这5克朗不能用我父母给我的钱，必须靠我自己去挣。那个时候我也挣得一些零用钱，并且偶尔还从顾客那里得到一点儿小费。阿道夫坚持要搞清楚这5克朗是从哪儿来的，当他了解到我贡献的这部分投资，确实是我自己的劳动报酬之时，他就放心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到国家彩票局去买彩票。他花了很长时间来打定主意，我至今都不知道促使他做出选择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尽管他对神秘主义完全持怀疑态度，并且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非常理性，但他的行为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谜。最后，他找到了他的制胜法宝。“就是它！”他说道，然后小心地将彩票放到了他那本用来写诗的黑色小本子里。

我觉得开奖之前的那段间隙是我们友情岁月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爱情与热情，伟大的思考和崇高的理想，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曾拥有。唯一缺少的就是金钱。现在金钱我们也有了，夫复何求？

尽管头彩意味着一大笔资金，但我的朋友绝对不会将这笔钱草率地挥霍掉。相反，他会对这笔资金的花销精打细算。要是把全部的资金都耗费在他的其中一项工程上，比如说重建博物馆，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因为这只是他宏大的城镇规划方案中的一小部分。把这笔钱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倒是更合理一些，这样能够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使得我们离终极目标更近一些。

要是为我们自己修建一栋别墅那成本就太高了，这样会耗费我们所有的财产，等到我们搬进这座富丽堂皇的别墅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身无分文了。阿道夫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说我们可以租一套合意的公寓。在对各种因素和条件进行了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和调查之后，我们选择了位于乌尔法尔的科尔臣大街2号公寓楼的第二层，因为这座房子处在一个十分优越的位置。这幢建筑紧靠多瑙河畔，我们能欣赏到延伸至珀斯特灵堡的葱绿田地，风景宜人。我们悄悄地溜进房子，打开楼道内的窗户，欣赏着风景，阿道夫还为公寓绘制了一张平面草图。

我们这就算是搬进去了。大一点儿的那间套房应该是我朋友的，而小一点儿的那个则是留给我的。阿道夫对房间做了安排，使得他的书房离我的书房尽可能得远，这样一来，他在作画的时候就不会被我的乐器练习给打扰了。

我的朋友同时还负责设计室内家具，他按照比例将每样家具的每个部分绘制成平面图。这些家具造型优美，品质上乘，由镇上最好的工匠制作而成，绝非那种工业流水线制造出的廉价物。甚至连每个房间的墙面装饰设计都出自阿道夫之手。而他只允许我做一些窗帘布置之类的事情，尽管他交给了我几个房间，但我还是必须就房间的布置征得他的意见。在我们“合作布置”公寓的过程中，他一定很享受那种把控全局的自信行为。对于中头奖，我们是志在必得。阿道夫的自信感染了我，让我像着了魔一般也有了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我也期望着能够赶快入住科尔臣大街2号。

尽管朴实无华是我们这个家的基调，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高雅的个人品位。阿道夫想让我们这个家成为艺术爱好者的天堂。我负责提供一些音乐方面的娱乐活动。他负责背诵或朗读诗歌，再或者阐述他的一些近期作品。我们会定期到维也纳去旅行，参加一些讲座和音乐会，然后上剧院。（那时候我意识到维也纳在我朋友的思想世界中是个很重要的部分，奇怪的是他却选择了乌尔法尔的科尔臣大街。)

中头奖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会保持着单纯的本性，身着质地上乘的衣服，但一定简约而不招摇。出于对我们穿着的重视，阿道夫想出了一个美妙的主意，让我感到欣喜若狂。他建议我们应该穿得完全一样，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两兄弟。对我而言，光是这个想法就已经能够凸显中奖的价值和意义了。它显示出我们在剧院的一次邂逅怎样发展成了一段深厚而浪漫的友谊。

当然，我将不得不搬出我父母的房子并放弃我的生意。我未来的音乐学习可容不得我花费时间去处理这些事务，因为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对艺术的感悟会与日俱增，使得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阿道夫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的事情，甚至连这个家的日常运转他都想到了，当然，随着开奖日期的临近，这种考虑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应该请一位文雅的女士来操持这个家，使其正常运转。她必须是位中年以上的妇女，而且她还得没有任何干涉我们风雅生活的期望或企图。我们还一致同意为这个大家庭请几个必要的雇工。这样一来就万事齐备了。这幅愿景在我的脑海中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位中年女士，她的头发渐白，但显得极其有尊严，她站在明亮的大厅前，迎接着两个年轻人，一个17岁和一个18岁的才华横溢的绅士，他们的客人都是从他们圈子里精挑出来的高尚之人。

我们准备在夏天出去旅游。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就是拜罗伊特，我们可以去欣赏大师们的音乐作品。游罢拜罗伊特，我们要去造访一些著名的城市，宏伟的大教堂、宫殿、城堡，还有工业中心，船坞和港口。“这就是德国的全部。”阿道夫讲道。这是他比较爱说的一句话。

开奖的日子到了。

阿道夫拿着开奖结果发狂一般地冲到我的工作间，我很少见到他像这样被气得发疯的样子。首先他迁怒于国家彩票局，说这是由官方组织的，对善男信女们的剥削利用，说这种公开的诈骗建立在顺民的牺牲之上。然后他又将锋利的矛头指向了国家本身，说它就是由11个或者12个或者鬼才知道有多少个的国家组成的拼凑物，这个怪胎就是哈布斯堡王朝联姻的产物。除了活该，人们还能对这两个被骗走了最后几克朗的穷鬼说点什么呢？

阿道夫理所当然地认为头等奖是属于他的，对这种想法他从未感到过自责或内疚，尽管事实上，他也对彩票的状况进行过多时的研究，他精确地推算出，在彩券发行量甚多而奖项提供甚少的情况下，我们中奖的概率是多么的渺小。对于他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我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但它的确存在。

这是他第一次丧失了他的意志力，而这种意志力过去总是推动他关注的事情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这是他所不能够忍受的，因为这比失去金钱，比放弃公寓和以尊容待客的女管家还要糟糕。

在阿道夫看来，把自己的未来放在自己手上，比去相信彩票局这种政府机构要靠谱得多。这样至少能够让他免于遭受打击。于是，在经历了一小段彻底的消沉之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到了他先前的工程计划上。

他最喜欢的一个计划是对林茨到乌尔法尔那座大桥进行更新。我们过去每天都要经过这座大桥，而且阿道夫还特别喜欢这段路程。当1868年5月的那场洪水毁掉了这座木质老桥的5根支柱时，人们决定要将它修建成一座铁桥，铁桥于1872年竣工。这座丑陋至极的铁桥，路面狭窄，尽管那时候还没有汽车，可大桥总是拥挤到一种可怕的程度。

阿道夫喜欢倾听那些为了抢道而相互咒骂的车夫，他们粗鲁地诅咒着，手里的鞭子打得噼啪作响。尽管他通常对眼下的事物不怎么感兴趣，而是更倾向于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但他还是为这种现存的状况想到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即在不改变桥身的情况下，给桥的两侧加上一个两米宽的人行道，使其分担人流量，从而缓解道路交通的拥堵状况。

当然，在林茨，没有人会听从这个年轻梦想家的建议，因为他甚至拿不出一份像样的在校成绩单。而如今，阿道夫对大桥的重建变得更加的执着与热衷。

这座丑陋的钢铁建筑必须被拆除。新大桥一定要让从主广场一路而来的观光客有一种十分协调的视觉印象，这不是一座桥，而是一条路，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街道，而气势非凡的雕塑将突显整体的艺术氛围。

据我所知，希特勒当时为新桥所做的大量设计，一幅也没被保存下来，这的确是一大遗憾，因为要是将这些草图同阿道夫?希特勒在30年后设计并下令兴建的这座大桥相比，会显得非常有趣。虽然1939年战争爆发，但多亏了他对新林茨建设的迫切渴望，使得这个在林茨规划建设中的主要工程竟然得以竣工。

第十一章 蜕变从那一刻开始 

那是和我朋友一起度过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时刻。这段经历如此的令我难以忘怀，以至连当时的一些琐碎细节——当晚阿道夫的穿着打扮以及天气情况等等——都还让我感觉历历在目，仿佛这份感受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面对远处灯火通明的城市，我站在弗莱堡山的孤顶，目睹苍穹的神秘与焕然一新，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永恒气息。当我回首我和阿道夫?希特勒这段友谊，我记得最清楚的既不是他的演讲，也不是他的政治思想，而是在弗莱堡山上的一个小时。就在那时，他的未来人生被最终确定。当然，出于对他母亲的尊敬，他会假装维持自己既定的艺术生涯。因为即使是当一名画家，都比他声称自己想成为一名政治家现实得多。他在林茨城的山顶上做出了要成为政治家的决定。也许用“决定”这个词并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这不是他的自愿行为，只是出于长远考虑，他不得不踏上这条道路，虽说也超出了他的意志。

阿道夫身穿一件黑色大衣站在我家门外，他的黑色礼帽遮住了他的脸庞。那是十一月一个寒冷而令人不快地傍晚，他招手示意我立刻出来。我当时正在对楼下店里的工作做一些最后的处理，之后就准备同他一起上剧院。那晚，剧院将会上演《黎恩济》，我们还从没看过瓦格纳的这出歌剧，因此我们都激动地期待着一饱眼福。为了将“散步走廊”上靠柱子的有利位置弄到手，我们不得不赶早。阿道夫又向我吹口哨，提醒我抓紧时间。

随后我们热情满怀地来到剧院，我们屏息凝神，共同见证了罗马护民官黎恩济从最初的崛起到后来的垮台。当这出歌剧谢幕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我朋友将手插在衣兜里，一路沉默寡言地迈着大步向城外走去。通常，在经历了一些令他有所触动的艺术体验之后，他会立即开始滔滔不绝地评论，尖锐地批判某场表演，但看完《黎恩济》之后，他保持了很久的沉默。这让我感到惊讶不已，于是我就主动问他，看过这出歌剧后有什么感想。然而他却朝我投来一种几乎是带有敌意的眼光，“闭嘴！”他粗鲁地说道。

狭窄的街道上弥漫着潮湿阴冷的薄雾，空气中透着几分沉重。人行道上只有我们两个的步子声。阿道夫朝着通往弗莱堡的道路走去。他只管大步向前，而一言不发。他看上去几近凶险，面容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苍白。他竖起的衣领更是加深了我这一印象。

我本想问他，“你打算往哪儿走？”但他那苍白的脸庞是如此的令人生畏，以至于让我又把问题咽了回去。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他前行，阿道夫登上了弗莱堡的山顶。我突然发现我们已不再身处于偏僻和黑暗之中，因为此时在我们头顶，繁星闪耀。

阿道夫站在我面前，他抓起我的两只手并紧紧地握住，他以前从未有过这种举动。当他紧握我的双手时，我感到他已被深深地打动。他炯炯的目光，透露出极度兴奋的神情。他的言语并不像平常那样从他嘴里连贯而有条理地道出，他的声音显得相当嘶哑、粗糙，甚至有些失控。从他的声音中我能够感觉到，这次经历给他带来的震撼是多么的巨大。

他的言谈渐渐地放开了，措辞也变得更加地随心所欲。阿道夫?希特勒在那一刻讲的话我以前从未听过，后来我也再没有听到过。我们伫立在星空之下，仿佛我们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生物。

我无法将我朋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复述出来。有种奇怪的感觉向我袭来，以前即便在他讲得最来劲的时候，我都不曾注意。我觉得他身体里面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说话，让他自己亦如同我一样被打动。虽说有时候演讲者也会被自己讲的话感染，但当时他的状况绝非如此，相反，我倒感觉他仿佛是带着惊讶和强烈的感情在倾听来自他本身的元力爆发。我并不想尝试着去解释这种现象，但是在这种完全陶醉和痴迷的状态下，他用不切实际的幻想，将黎恩济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转化成了他自己在某种层面上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根本没有承认黎恩济是他的榜样或楷模。然而这并不只是一种低劣的改编，事实上，我不得不说，这出歌剧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用他的夸张措辞来讲，就是如洪水决堤一般。他用幻想为他的未来以及他的人民描绘出了一幅壮丽而振奋人心的画卷。

之前我还一直确信我的朋友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一名画家，或是一名建筑师。现在看来，情况已不再如此。这个时候的他已有了更高的追求，只是我还不能完全领会而已。这让我感到相当惊讶，因为我曾一度认为艺术家的职业生涯才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然而现在他却侃侃而谈：有一天，人民将会授予他权力，他将带领人民摆脱奴役，争取最大的自由。

在那个奇特的时刻，跟我说话的人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他谈到了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将被委以一项特殊的任务，而当时的我，作为他的唯一听众，却几乎无法理解他的意思。直到许多年过去之后，我才意识到，那个令我朋友陶醉的时刻，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话一讲完，他便陷入了沉默。

我们下山来到镇上，钟声敲响了三下。在我家门前，我们相互握手道别。但我惊讶地发现，阿道夫并没有往他家的方向走去，而是又朝着山上折返了回去。

“你现在去哪儿？”我惊讶地问他。他简单地答道：“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甚至后来的几个月里，他再也没有提及弗莱堡山上的那1个小时。起初我还感到很奇怪，我无法解释他的怪异行为，因为我并不相信他将这些都统统忘掉了。事实上，我在33年后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忘记。但他对此绝口不提，因为他想让那一刻完全属于自己。我能够理解，也尊重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毕竟，那是属于他的时刻，而不是我的。我只是扮演了一个具有同情心的朋友，这种谦恭的角色。

1939年战争爆发前不久，当我作为帝国元首的客人，第一次到访拜罗伊特的时候，我以为提起那晚在弗莱堡山顶的事情会让主人家高兴，所以我告诉阿道夫?希特勒，说我还记得那件事。可以想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见到过无数的人又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这种阅历的提升将会给一个17岁青年带来怎样的改变。但几番交谈之后，我感到他已清楚地回忆起了那个时刻，在他的记忆中，仍然保留着所有的细节。他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我的叙述证实了他自己的回忆。后来还有一次，阿道夫?希特勒欣赏完《黎恩济》之后拜访了瓦格纳夫人，当时，作为应邀客人的我也在场。如此，我自己的记忆也得到了加倍证实。希特勒就这段故事给瓦格纳夫人做出了简短概括，令我一直难以忘怀。他郑重地讲道：“蜕变就从那一刻开始。”

第十二章 前往首都维也纳

我对阿道夫留意了很久，我发现无论是谈论艺术、政治，还是他的将来，他都不再满足于那个亲切、熟悉但又庸俗的林茨了。他将目光越来越频繁地投向了维也纳。维也纳仍然是一座光辉灿烂的皇城，它是一个拥有四千五百多万人口的国家的一座主要城市，它承载着阿道夫对未来的所有憧憬。我说的时间是1907年的夏天，就在头一年，阿道夫通过一次旅行，了解了维也纳。到1906年的四五月，他已经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足以让他对当地所有事物的兴趣上升到热爱的高度——霍夫博物馆、皇家歌剧院、城堡剧院、环城大道上的宏伟建筑——但如果想要了解隐藏在这座城市华丽外表下的忧伤和苦难，那么这段时间还不够长。通过艺术想象制造出的大量假象对他来说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他人在林茨，而心早已飞向了维也纳，他无视眼前现实，把幻想当成真实情况来对待，如今，这种惊人的能力已经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我必须要更正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犯下的一个小错误，他在书中错误的声称自己初到维也纳之时还不满16岁，而事实上，他那时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其他的描述则与我的完全相符。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朋友在谈到对维也纳的印象时的高涨热情。然而，他描述的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幸运的是，他第一次造访维也纳时寄给我的明信片，我还保存至今。一共是4张明信片，它们除了对写传记有用以外，还是重要的笔迹学文献资料，因为它们是现存最早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真迹。他的字体显得异常成熟并且相当流畅，使人们难以想象，这竟是出自一个还不到18岁的年轻人之手。然而其中的错误拼写却显现出他受到的不完整教育，同时也说明他当年对此毫不在意。他寄给我的所有彩色明信片大都是些关于一些颇有意义的建筑。但像他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年轻人，肯定会选点儿别的明信片寄给他的朋友。

这些卡片中的第一张——日期为1906年5月7号——是当年的明信片中的一张杰作，肯定让他破费不少，这张明信片伸展开来是一幅卡尔斯广场的全景三联图，图中间印的是卡尔斯大教堂。明信片上的原文如下：

“在寄给你的这张明信片上我得先说声抱歉，因为我没能及时跟你联系。是的，我已经安全抵达维也纳，并且准备畅游一番。明天我要去歌剧院，看《特里斯坦》，后天看《漂泊的荷兰人》，等等。尽管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但我依然思念着林茨。今晚去市立剧院。祝好运！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在明信片的图画中，维也纳音乐学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他之所以选择这种特定视觉的图片，可能是因为他早就想到了某一天，我们会一起在维也纳学习，所以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用这种颇具诱惑的方式来提醒我这样的可能性。在图片下面一点的空白处，他补充道：“问候令尊令堂。”

我想解释一下他的这句话：“尽管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但我还是思念着林茨。”此处的“林茨”，代指斯蒂芬妮，一个让他离得越远就爱得越深的姑娘。试想一个孤独的异乡人，身在一座无情的大都市，写着一些只有他的密友才能看懂的话，这必定有助于缓解他对斯蒂芬妮的冲动与渴望。

就在同一天，阿道夫给我寄来了第二张明信片，上面描绘的是皇家歌剧院的舞台。这幅出色的图片展示了舞台的部分装饰和设置，大概他对此比较感兴趣。他在上面写道：“歌剧院的内部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振奋。虽然这幢雄伟建筑的外观具有艺术纪念碑一般的庄重感，内部结构也令人赞叹，但却并未给人留下高贵的印象。只有当气势磅礴的声浪涌遍整个大厅，还有当风中的低语让位于声浪的可怕咆哮之时，人们才会感受到那份庄严，才能忘却剧院内的金碧辉煌与天鹅绒之满溢。阿道夫·希特勒。”

皇家歌剧院（现名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卡片的上方再次补充道：“问候令尊令堂。”

阿道夫到了维也纳，简直是如鱼得水。他把我和斯蒂芬妮忘得一干二净，没有祝福，也没有问候，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明信片上通篇覆盖的全是他最近的亲身经历。他那拙劣的文笔清楚地显露出，他的表达能力还不足以妥当地诠释出他内心的深切感受。这种糟糕的语气听上去就像一个因入迷而变得口吃的狂热者，但同时又揭示出这段经历对他的重要性。毕竟，这是我们少年时代在林茨的一个最大梦想，就是某一天能在维也纳的歌剧院观赏一场完美的演出，而不是我们省剧院里的那种表演，为此我们期盼良久。当然，阿道夫这种热情洋溢的描述，意在打动我对艺术的拳拳之心。因为没有什么能比艺术共鸣更能唤起我对维也纳的兴趣。

第二天，也就是1906年5月8日，我又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两天之内，他在同一个地方，寄给了我三张明信片，这让我感到相当惊讶。这一回，明信片上展示的是维也纳歌剧院的外观，从文字内容上看，他的动机昭然若揭。

他写道：“我非常思念我亲爱的林茨和乌尔法尔。迫不及待地想再次见到‘本基泽’。不知她过得如何。我将于星期四下午3点55分抵达林茨。如果你有空并且愿意的话，来见我。问候令尊令堂！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乌尔法尔”这个词加上了下划线，可能是由于行文匆忙而导致的拼写错误，但当时阿道夫的母亲仍然居住在洪堡大街，而不是乌尔法尔。所以，这个词代指的是斯蒂芬妮，它和“本基泽”这个商定好的代称，意思相同。“迫不及待地想再见到本基泽”这句话反映出阿道夫的典型性格。“如果你有空并且愿意的话，来见我”这句话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尽管这对他来说是件紧迫的事情，但他尊重我对父母的孝顺之情，因而也没忘记在卡片上问候他们。

很不幸的是，我已无法证实，阿道夫是否真的在这之后的星期四返回了林茨，或许这种暗示仅仅意在满足他对斯蒂芬妮那份难以抑制的思念。他在《我的奋斗》中声称自己在维也纳只待了两个星期，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他在那里住了将近4个星期，有一张日期为1906年6月6日的明信片可以为证。这张卡片展示了弗朗岑斯大道和国会大厦，上面一如既往地写道：“向你及你的父母，致以我最良好的节日祝愿和问候。阿道夫·希特勒敬上。”

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思慕之情，让他的首次维也纳之旅变得既美妙又理想，带着这段回忆，阿道夫进入了1907年那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夏天。这一次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两年前经历的重大危机相似。那时，在认真地反省之后，他最终决定跟学校划清界限，做个了结，不管他母亲为此感到有多么痛苦。一场大病加速了他的转变，但这样的转变只给他换来了“闲暇生活的空虚”。不上学，也没有职业规划，他跟母亲一起生活了两年，而且还没挣得一分钱。不过这两年他也没有虚度。那时候，我同阿道夫朝夕相处，我可以证明他对学习的热情有多么的高涨，但这种自学与他的艺术行为一样，没有明确的目标。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放任自流。一场意义深远的改变将给他一成不变而漫无目的的人生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从表面上看，这种独辟蹊径的做法显现出的是一种严重的消沉情绪，我也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我知道这与他狂热的献身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我帮不了他。在那段时期，只要我们一两天不见面，他就会变得难以接近，沉默寡言，甚至是态度冷淡。如果我上门找他，他的母亲会显得非常惊讶。“阿道夫已经出去啦，”她会说，“他肯定是去找你了。”实际上，阿道夫会独自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城镇附近的田地或森林，一待就是一整天。当我最终找到他的时候，他会因我的到来而表现出一丝喜悦。但当我向他询问原因的时候，他的唯一答案就是，“让我一个人待着”，或者是一个粗暴的回答，“我不知道”。如果我坚持要知道答案，他也会理解我这份同情，然后用一种温和的口吻对我说：“不打紧，库斯特尔，但即便是你也帮不了我。”

这种状况一连持续了几个星期。然而，就在一个宜人的夏日傍晚，正当我们沿着多瑙河畔散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和。阿道夫又恢复了以前的情绪。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和往常一样，我们看着斯蒂芬妮同她母亲手挽手地走过。阿道夫依然被迷得神魂颠倒。虽然他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见到她，但对阿道夫而言，这种碰面，永远都是那么的意义非凡。然而斯蒂芬妮大概早就厌倦了这个沉默不语，苍白消瘦的年轻崇拜者。见到她的次数越多，我的朋友就越发地迷醉在自己编织的梦境中。他已不再抱有那些浪漫的想法，比如私奔或者自杀。他用饶有说服力的言词向我阐明了他的思想状况，他对那位心爱之人的幻想，日日夜夜在他脑海中萦绕不去，他无法工作，甚至无法专心地思考，他害怕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他会疯掉，可是他又没有想出打破局面的办法，况且责任也不在斯蒂芬妮。“只有这么做了，”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必须离开——远离斯蒂芬妮。”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就这个决定为我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一旦他搬到一个远离斯蒂芬妮的地方之后，他们就无法每天相见，那么他就更能承受这段关系。可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么一来，他可能会完全地失去斯蒂芬妮——他是深信自己已经赢得了她的芳心。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或许阿道夫已经意识到，如果想赢得斯蒂芬妮的芳心，他就必须开口跟她讲话，或者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他甚至可能也开始发觉，在兰德大街的眼神交流似乎显得有点幼稚。可是，他本能地觉察到，倘若当真与斯蒂芬妮相识，那将猛然毁掉他的人生梦想。的确，正如他所言：“如果我向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自我引荐，我就不得不立马告诉她我是谁，我有什么，我想干什么。我的自身条件会使我们的关系顿时终止。”他内心明白，他们的关系只有建立在一种坚实的基础上，才能避免被嘲笑，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能想到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奋斗。于是他立马开始陈述自己的详细计划。比如她要是充满惊讶地问起我朋友的近况，我该怎样回答。对此我接到了清楚的说明。（她从没问过！）阿道夫自己也意识到，想娶斯蒂芬妮，就得为她提供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

虽然他跟斯蒂芬妮的感情纠葛是导致他离开林茨的决定性主观因素，但对我朋友这种性格的人来讲，原因不尽然如此。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渴望逃避家里的压抑气氛。对于一个年满18岁的青年男子来说，他已不再好意思继续承受母亲的照顾。这是一种痛苦的窘境，如我亲眼所见，这种状况差点把他憋出病来。一方面，他爱自己的母亲胜过世间的一切，克拉拉夫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阿道夫真正亲近的人，她对阿道夫也有着同样深切的爱，尽管她被儿子的迥异天性深深困扰，但有时她也为他感到无比骄傲。“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她过去常说。另一方面，克拉拉夫人感到自己有义务去实现她已故丈夫的心愿，说服阿道夫从事一项稳妥的职业。但在她那个性格独特的儿子看来，何谓“稳妥”？他的学习一塌糊涂，并且无视他母亲的愿望和建议。一个画家——这就是他自己声称想要成为的人。这似乎并不能让他母亲感到释怀。因为她是一个心灵单纯的人，任何与艺术或是与艺术家有关的东西，在她眼中都显得轻浮而毫无保障。阿道夫试图将自己打算去学院深造的想法告诉他的母亲，从而改变他母亲的观点。听上去倒不错，毕竟，阿道夫提到的学院是一所真正的学校，在他母亲看来，这或许能够弥补他在实科中学的缺失。他们的家庭讨论总是令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阿道夫在为自己的艺术事业作辩解的时候，表现得如此的善解人意而又极富耐心。这同他平时的作风完全相反，在这种事情上，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或是变得狂暴。通常，克拉拉夫人也会向我吐露心声，因为在她看来，我也是一个志向远大并且颇具艺术天赋的年轻人，我在音乐方面的造诣，胜过她儿子在绘画方面的随意涉猎，她经常觉得我的观点比她儿子的想法更具说服力，且阿道夫对我的支持也十分感激。但是，在克拉拉夫人的眼中，阿道夫跟我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我已经学会了一门正当手艺，并且已经通过了熟练工考试，结束了我的学徒生涯。我将永远有个避风的港湾，而阿道夫才刚刚踏入一片未知的领域。这种景象让他的母亲倍感焦虑。尽管如此，阿道夫还是成功地让克拉拉夫人相信，送他去艺术学院深造，势在必行。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有多么的高兴。“现在母亲不会再有任何反对之词了，”他有一天告诉我，“九月初，我必去维也纳。”为了这项计划，阿道夫还同她母亲算了一笔细账。他的生活费和学费将用他父亲留下的一小笔遗产来支付，如今这笔钱由他的监护人暂行保管。阿道夫指望这笔来之不易的资金能够让他在维也纳生活一年。他说，过后再想其他办法，也许他能靠卖画来挣点钱。

这项计划的主要阻力来自他的姐夫拉包尔。作为一个见识狭隘的税吏，拉包尔自然不能理解阿道夫的想法。他声称这是荒谬之举，是时候让阿道夫明白一些事理了。尽管拉包尔同阿道夫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争吵，但他总是屡占下风，所以他就干脆避免与阿道夫进行过多的争论，而是试图从克拉拉夫人那里下手。阿道夫掌握的这些情报，大多来自“小孩儿”——他过去常常这么称呼他11岁的妹妹。当保拉告诉他，拉包尔来见过他母亲的时候，阿道夫会勃然大怒。“这个伪君子正在破坏我的家庭，”有一回他暴怒地对我讲道。拉包尔显然还与阿道夫的监护人取得了联系，因为有一天，那个富农迈尔霍费尔从莱翁丁前来拜访了克拉拉夫人。这个人最想让阿道夫成为一个面包师，并且已经给他找了个学徒工作。阿道夫担心他的监护人会劝说他的母亲扣留这份遗产。这将导致他的维也纳之行泡汤。尽管这个决定有好一阵子都处在悬而未决之中，但计划还不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所有人都在反对阿道夫——甚至连公寓里的其他住户都看不下去了。克拉拉夫人或多或少地听取了这些善意的劝言，被这些唠叨弄得困惑不已。通常，当阿道夫意志消沉地在林间徘徊之时，我就同他的母亲坐在他们家的小厨房里，感同身受地倾听着她的悲叹，尽量地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同时客观地替我朋友作出辩解，并尽我所能地帮助他。我很能够设身处地为阿道夫着想，如果不是顾及到他母亲的话，就凭他那旺盛的精力，早就卷起行李走人了。他已经开始厌倦了这个庸俗的生活空间。他几乎无法在野外独处数小时后又回到这个狭隘的世界，他总是处在一种愤怒、艰难和倔强的纷扰之中。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忍受很多东西，但我们一起分享的，关于斯蒂芬妮的秘密，却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她所散发出的那种不可企及的动人魅力，平息了一场风浪。尽管阿道夫老早就打定了主意，但由于他母亲是如此的容易受影响，因而这件事情便被暂时搁置。

而与此同时，维也纳又在向他发出召唤。对阿道夫这样的热血青年来说，这座城市充满了无数的机遇。这些机遇也许能让人升至高峰，也会使人坠入谷底。这是一座宏伟壮丽同时又冷酷无情的城市，她向人们允诺一切而又背弃着一切——这就是维也纳。她要求向她投怀送抱的人们压上最高的赌注。而这，就是阿道夫的意愿。

毋庸置疑，阿道夫将他父亲以前的经历视为榜样。如果阿洛伊斯?希特勒没有去过维也纳，那么他会成为怎样的人？也许是一个贫穷落魄的鞋匠，苟活在瓦尔德维尔特的某个贫民窟。看吧，维也纳把这个由鞋匠抚养大的孤儿练就成了什么样！

自从1906年春，他初次造访维也纳以来，这些极其模糊的想法就已经在他的思想中渐渐地具体化。像他这种献身艺术的人，只有到了维也纳才能发挥出他的天赋，因为这座城市集合了所有领域的最高成就。在维也纳短暂停留的那段时间，他已经去过了皇家歌剧院，并欣赏了《漂泊的荷兰人》、《特里斯坦》和《罗恩格林》。用这种标准来看，林茨剧院的表演则显得粗俗与欠缺。在维也纳，城堡剧院的经典剧目在等待着这个年轻人。还有世界上最好的乐团——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然后是藏有无数奇珍和精彩的博物馆，例如霍夫图书馆，能为他提供无数的学习和自我提高的机会。

林茨，已经无法满足阿道夫的需求。这座城市需要着手改建的地方已由他完成，只不过是在脑海里，再没有任何具有吸引力的问题等待他去解决了。而且我一直都在林茨向他汇报镇上所有变化，比如上奥地利州银行的新大楼，萨尔茨堡的中心广场，或者正在计划兴建当中的新剧院。但他想看到的是更为壮观的事物——维也纳市中心的宏伟建筑，广阔而堂皇的环城大道——而不是林茨那窄小而粗陋的兰德大街。此外，他日渐增长的政治兴趣在保守的林茨城得不到满足，因为那里的政治生活一直是按部就班地运转。风平浪静的生活怎可能激发一个年轻人的政治兴趣，这里没有紧张的局势，没有斗争，也没有动乱。从一处微澜不兴的地方转移到风暴的中心，这的确是一种刺激的冒险。哈布斯堡王朝的所有精华都集中在维也纳。30个民族为了他们的生存和独立而产生的斗争，制造出了一种如同火山爆发般的气氛。投身到这种无拘无束的斗争中，那颗年轻的心该有多么的欣喜！

伟大的时刻最终来临。阿道夫满心喜悦地来到我的工作间，那时我正忙着干活。“明天我要走了，”他简单地说道。他叫我到时候陪他去火车站，他不想让他母亲去送他。我知道在其他人面前与自己的母亲告别会让他感到多么的痛苦。他最不喜欢在公众场合流露自己的感情。我答应他到时会去帮他提行李。

第二天我腾出时间到布吕腾大街去接我的朋友。阿道夫已经收拾好了所有东西。我帮他提行李箱，箱子又沉又重，里面装的全都是他舍不得搁下的书，我行色匆匆，避免撞见他们一家子告别，但是我也没能完全避免。他母亲在哭泣，而一向与阿道夫感情不是很深的小保拉也伤心地呜咽着。阿道夫下楼赶上我，帮我拎起箱子，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眶也湿了。我们坐电车来到火车站，谈着一些无足轻重的琐事，就像那些想要隐藏自己真实感情的人一样。与阿道夫告别让我感到很伤感，而且一个人回家更加重了我这种情绪。好在店里还有很多活儿等着我去做。

不幸的是，那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只记得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他的任何消息。那时候我才深深地感到，他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在我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年轻人是不会对我感兴趣的，我料想他们只会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的兴趣爱好不同于他们那些无知而肤浅的行为。阿道夫显得比大多数的同龄人都要成熟得多。他的视野宽阔，并且他对一切事物的由衷热情时常能够感染我。如今我感到非常的孤独和难过，于是我就来到布吕腾大街，去克拉拉夫人那里寻求一点安慰。也许跟喜爱阿道夫的人交谈，会让我感到好过一些。

我以为阿道夫已经给他母亲寄过信了，因为他毕竟已离开了两个星期，我想我可以要到他的地址，然后给他写信，同时，根据他事先的指示，我要向他汇报这里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对阿道夫来说，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十分重要。我在施密托尔街口见到了斯蒂芬妮，当她发现我独自一人的时候，确实有些意外，因为她知道，这么久以来，我仅仅是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而主角却不见了。在她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这表示什么？尽管阿道夫只是一个沉默的崇拜者，但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定，更顽强。她并不想失去这个忠实的崇拜者。当她询问的眼光扫过我的时候，她的表情显得如此的意外，弄得我差点上前去跟她攀谈。但斯蒂芬妮不是一个人，陪伴她的还有那个无时不在的母亲，况且我的朋友已经给我下了严格的指示，要等斯蒂芬妮自己来问我。是的，一旦她感到阿道夫已经奔向了他远大的前程，她会在第一时间找个机会，独自跑到桥上，急切地恳求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怎么了。也许他遇到了一场意外，或者像两年前一样害了病，更或者死了。不可思议！尽管那样的对话并没有发生，但我无论如何也可以写满一封4页纸的信了。可阿道夫究竟怎么了？我无从知晓。克拉拉夫人替我把门打开，热情地欢迎了我，我能感觉到她正盼望着我的到来。“有阿道夫的消息吗？”她站在门口问我。看来阿道夫也没有给他母亲写信，这就让我有些担忧了。肯定发生了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也许在维也纳，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发展。

克拉拉夫人给我搬出一把椅子。我看见她卸下这个担子后显得多么的轻松。唉，可是以前那种悲叹又来了！我从心里能够感受到。但我还是耐心地倾听。“如果当初他在实科中学学习得当，他都可能被大学录取了，但他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她又接着说道，“他和他父亲一样固执。为什么就非要到维也纳去啊？还不如留住他那点遗产。这点钱马上就会被他花光。之后怎么办？他靠画画，什么钱都赚不了。写诗写故事一样赚不了钱。我帮不了他——我还要照顾那个小的。你也知道她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但她还是要参加一些像样的培训。阿道夫什么也不考虑，他只管走自己的路，好像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他一个人。我等不到他出息的时候了……”

克拉拉夫人看上去显得比以前更加忧心忡忡。她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她的眼神毫无生气，她的声音听起来显得疲倦而又逆来顺受。我有这样的感觉，现在阿道夫不在了，她如释重负，然而她看上去显得更苍老，身体状况更糟。为了让她的儿子放心地离去，她肯定隐瞒了自身的状况，抑或是阿道夫冲动的本性曾维持着她的活力。而现如今，她孤身一人，在我看来她只是一个衰老而体弱多病的女人。

很不幸，接下来几周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忘记。阿道夫把地址简短地告诉了我。他住在维也纳第六区，斯通帕街29号，Ⅱ单元，二楼17号，套房的女主人有个奇怪的名字叫查克雷斯。他就写了这么多。但我猜测在这种固执的缄默背后还有更多的情节，因为我知道，阿道夫这种沉默通常表示他碍于面子而不愿意讲出来。

因此，谈到他的第二次维也纳之行，我要引用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描述，这段描述被普遍认为是真实可靠的：

“……我曾经到维也纳去参加了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那时我带着我的一大沓画作便踏上了征程，我坚信，入学考试对我而言就是小菜一碟。在实科中学的时候，我是班上绘画最好的一个，而自那以后，我的绘画技巧更是突飞猛进，所以我对自己特别的满意，我自信能够做到最好……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我迫不及待而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入学考试的结果。我对通过这次考试是如此的自信，以至于当拒绝的消息传来之时，我感到犹如被晴天霹雳击中一般。是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我跑去见院长，向他了解我为什么会被学院的美术系拒绝，这位先生告诉我，从我出示的这些作品来看，我在绘画方面没有天赋，我的才华似乎更多地体现在建筑领域，他说我不该读美术系，而应该去读学院的建筑系。我从未上过建筑学校，也没有受过任何建筑方面的培训，这点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失败，我离开了席勒广场，这座雄伟建筑，在我年轻的生命中，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在突然间被告知的能力似乎与我自身的认识产生了分歧，对于这个长久以来困扰着我的问题，我至今都无法认清原因。

“几天后，我自知我会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这条道路何其艰难。由于固执，我已经在实科中学错过了机会，而现在我尝到了苦果。在艺术学院建筑系的学习是基于实科中学的建筑课程的，而想要接触后者，要求学生在二年级的时候必须通过录取考试。这些条件我一个都不满足。因此我所能预见到的就是，我已经不可能实现当艺术家这个梦想了。”

他被艺术学院拒绝了，他在维也纳甚至还没站稳脚跟就已经失败了。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但他觉得讲出来有碍于他的面子，所以这些事情他都瞒着我，也瞒着他的母亲。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多少已经对这个艰辛的决定做出了反省，但他绝口不提。我尊重他的沉默，而且我什么都没问，我猜想肯定是他的计划出了差错。直到第二年，我们一同在维也纳居住的时候，所有这些情况才渐渐变得清晰。

阿道夫的建筑天赋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他应该被视作一个例外——学院里还能找到许多没有天赋的学生。那个含有偏见且官僚化的判定结果是不公正的。然而阿道夫对这个羞辱性待遇的反应却是典型的。他并没有尝试着去获取那种特殊待遇，或者在那些不了解他的人面前尽失风度和颜面。当时他既没有不服也没有进行抗争，而是选择了一种理性的退却，用顽固的意志来对付这场灾难，“现在我过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这是他对席勒广场那位先生放出的愤怒之词，就像两年前他同学校的老师做出的了断一样。无论生活给他带来怎样的失望，他都会勇敢地面对所有的困难，并且继续坚持走完自己选择的道路。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写道：“当苦难女神将我拽入怀中，并威胁要把我击垮时，我反抗的意志不断增长，最后，意志胜利了。”

第十三章 希特勒母亲的葬礼

我记得阿道夫的母亲在1907年初做过一次大手术。当时她就住在赫伦大街的修女会慈善医院，阿道夫每天都去探望她。我忘了她得了什么病，但很有可能是乳腺癌。尽管克拉拉夫人后来恢复得又能持家了，但她身体仍然非常的虚弱，经常都得上床休息。然而在阿道夫抵达维也纳的几个星期后，她的状况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转，因为我偶尔会在散步广场碰见她，在那时候的散步广场还是个集市，从乡下来的农村妇女到这里卖鸡蛋、黄油和蔬菜。“阿道夫还平安，”她心满意足地告诉我，“要是我能知道他学的是什么就好了！可惜他只字未提。也罢，我想他肯定很忙。”

这是个好消息，我听了也很高兴，因为阿道夫并没有写信告诉我他在维也纳的活动。我们的通信主要关乎“本基泽”，也就是斯蒂芬妮。但这件事情肯定不能让他母亲知道。我询问克拉拉夫人近来身体可好，她摇头轻叹，顽疾缠身的她，夜晚经常无法入眠。但她提醒我不要告诉阿道夫，因为她觉得自己会很快好转。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她叫我有空常来看她。

那时我和父亲正忙于店里的工作，确实，生意还从没像那年一样好过，收到的订单源源不断。然而，除了这项粗活以外，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我的音乐训练上，我在音乐社和交响乐团两处地方演奏中提琴。时间就这么慢慢过去，等我抽出空去拜访克拉拉夫人的时候，已经到了11月下旬。而当我见到她的模样，我一下震惊了。她那副和善的面容显得多么的枯槁和憔悴啊！她躺在床上，向我伸出了她苍白而枯瘦的手。小保拉将一把椅子推到了她旁边。她马上开始谈起阿道夫，对他信上满载希望的语气感到无比欣慰。我问她，有没有将她的病情告知阿道夫，并告诉她，万一她自己写不了信，我可以代笔，但她赶忙拒绝了。她说，要是她的状况还不见好转，她会请人把阿道夫从维也纳叫回来。她很自责，因为这样不得不打断阿道夫的工作——难道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小的那个每天都要去上学，安吉拉自己操心的事都已经够多了（她怀上了第二胎），而她的女婿拉包尔又完全靠不住。自从她站到了阿道夫这一边，袒护了他去维也纳的决定之后，拉包尔就开始跟她置气，现在再也没有在他们家露过面，甚至还不让他的妻子去看望她。所以她讲，除了上医院，别无他法——医生也是这么建议的。希特勒家的家庭医生非常有名，叫布洛赫医生，是镇上尽人皆知的“穷人的医生”，他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医生，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的病人。如果说布洛赫医生都建议希特勒夫人到医院去的话，那说明她的处境肯定是很危险了。我不知道我究竟该不该通知阿道夫。克拉拉夫人说，阿道夫的远行对她来讲是件可怕的事情。在那次拜访中，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她对儿子的爱是那么的深切。她不遗余力地为阿道夫的幸福设计着想。最终，她答应我会把自身情况告诉阿道夫。

当晚离她而去的时候，我对自己感到非常失望。难道就没有办法来帮助这个可怜的女人吗？我知道阿道夫的母亲是那么的爱他，我必须帮她做点什么。要是他母亲真有个三长两短，笨拙的小保拉恐怕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回到家里，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母亲。尽管她们两个素不相识，但她立马就提出了去看望希特勒夫人的想法。可是我父亲不同意，在礼数这方面，他考虑过多。他认为人家都没开口，而我们自己就去帮助别人，这是不礼貌的。几天后我又去看望了克拉拉夫人。我发现她已经能下床，而且还在厨房里忙活。她感觉自己稍有起色，但又后悔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阿道夫。那晚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很久，她显得比平常更健谈，她一反常态地给我回顾起她的一生。有些我已经了解，但更多的只能靠猜测，因为许多话她都没讲出来，不过后来，一个满怀希望的19岁青年，向我透露了她这段悲剧人生。

但我的工作很紧张，我父亲是个严厉的老板。即便对于我的艺术抱负，他都经常性的告诫我：工作第一位——之后才是音乐。随着一场特演会的临近，交响乐队的排演是一出接着一出。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所有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早上，当我正怀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填充一张床垫的时候，阿道夫突然出现在我店里。他看上去十分憔悴，脸色苍白，见不到半点血色，他的目光呆滞，声音沙哑。我感到在他冰冷的外表下肯定隐藏着一个灾难性的事实。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仿佛他在同一段无情的命运做着抗争。

没有一声问候，也没有询问斯蒂芬妮的消息，更没有向我讲述他在维也纳的经历。

“医生说，无法治愈。”——他就冲我抛下这么一句。我被这一确切的诊断给惊住了。也许布洛赫医生已经告诉过他克拉拉夫人的状况，可能他还请了另外的医生前来诊断，但是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他眼中的愤怒熊熊燃烧，脾气骤然大发。“无法治愈——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咆哮道，“不是疾病无法治愈，而是那些医生根本没有能力去治愈。我母亲还没老。四十七岁并不是一个绝望的年龄。可是一旦这些医生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就称其无法治愈。”

我了解我朋友的习性，他把所有事物都转化成问题来对待。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悲伤而又如此愤怒地陈述一件事情。阿道夫面容苍白，激动得全身颤抖，在我看来他就像是在和死神讨价还价一般，他毫无悔意地在为自己的受害人争取着生存的权利。

我问阿道夫，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他没有听见——他太专注于自己的据理力争了。突然他停了下来，用一种理性而务实的口吻宣称道：“我应该留在林茨替我母亲操持家务。”“你行吗？”我问道。“必要时，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他的话到此戛然而止。

我同他一路走到街上。我以为此时他会向我打听一下斯蒂芬妮的情况，也许他刚才只是不愿意在我店里提到她。如果他问起斯蒂芬妮，我会很乐意地告诉他，因为我已经严格地遵照了他的指示去行事，而且我还有好多事情要讲给他听，但是我期待的对话并未发生。我也希望阿道夫能从精神上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斯蒂芬妮身上找到一丝安慰。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斯蒂芬妮对他而言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他压抑着自己不去想她，他对母亲的牵挂和焦虑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绪。

我已记不清阿道夫是什么时候从维也纳回来的。也许是在11月底，甚至可能是12月份。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我记忆中一段无法抹去的时光，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我们友谊岁月中最美好、最亲密的一段时光。这些日子给我印象极为深刻，仅用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在我们交往的岁月中，没有哪段时光能像这样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如此多的细节。他如改头换面一般，到目前为止，我确信我在各个方面都对他有了彻底的了解。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多，而且我们的友谊具有排他性，我们坦诚相见，彼此之间毫无保留。然而在那几个星期，我的朋友看上去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放下了那些曾经让他感到相当焦虑的想法和问题，放下了对政治的一切思考，他甚至都顾不上他的艺术爱好。现在他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只想当好一个孝顺的儿子。

当阿道夫声称他要操持起布吕腾公寓的家务之时，我根本就没当真，因为我知道阿道夫一向把这些琐碎的家务事看得很轻，尽管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对他的良好意图表示怀疑，在我的想象中，这不过是一些善意的姿态罢了。

但我完全想错了。在这方面，我对阿道夫还不够了解，我没想到，在亲情与孝心的驱使下，他竟能如此高效地料理这些令他难以忍受的家务活，这让他母亲倍感欣慰。有一天，我刚到他们家，就发现阿道夫跪在地板上，系着一条蓝色的围裙，正在清理厨房，看样子都打扫得差不多了。我惊讶之极，这其中一定有些向我炫耀的成分，因为克拉拉夫人忍着病痛，微笑着对我说道：“你瞧，阿道夫什么都能干。”另外我注意到，阿道夫改变了家具的布置。他母亲的床现在位于厨房，因为那段时间此处是暖和的。而橱柜则被摆到了起居室，起居室里还有一张长椅，那是阿道夫睡觉的地方，如此一来他离母亲的床铺就很近了，夜间也好有个照应。小保拉睡在卧室。我忍不住问他是怎么做饭的。“等我把地擦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阿道夫讲。在我见识他的厨艺之前，克拉拉夫人告诉我，她每天早上都要跟阿道夫讨论正餐吃些什么。他总挑她最爱吃的菜买，然后精心地烹制，以至于比她自己做的菜都还可口。她非常享受这些食物，她坚持说，在阿道夫回家之前，她从未有过那么好的食欲。

我望着起身坐在床上的克拉拉夫人，言辞中饱含的热情让她一贯苍白的面颊有了几分血色。儿子归来的喜悦加上阿道夫对她的孝敬，使得她那张忧愁而憔悴的脸庞显得容光焕发。但在这位母亲的喜悦背后，是清晰可见的苦难与痛楚。那深深的皱纹，紧绷的嘴唇和深陷的眼眶都显示出医生的诊断是多么的正确。

诚然，我本该清楚我的朋友最终会失败，但无论做什么事情，即使是这种“超常规的”任务，他都要彻头彻尾地做完。看到他在操持家务时的认真劲儿，让我不忍心对他进行调侃，阿道夫平日里总是穿戴整洁，一丝不苟，因而见他穿身旧衣服，系条围裙就觉得很好笑。而对此我也没做任何评价，他态度的转变让我十分感动，要知道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做到了怎样的自我约束。

克拉拉夫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可能是因为儿子的出现改善了她以往的状况，使她振作起来。有时候她甚至会在下午起身下床，到椅子上去坐着。阿道夫对她的每样需求都做好了预先的准备，他对她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我还从未见过他这般柔情款款。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所见所闻。他没有说过一句气话，没有任何抱怨之词，更没有粗暴地对待自己所坚持的选择。在那些日子，他完全忘掉了自我，只为他母亲一人而活。虽然根据克拉拉夫人的描述，阿道夫继承了他父亲的许多特点，但我意识到，他的本性还是与他母亲的更加贴近。当然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陪着母亲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四年。除此之外，还因为这对母子在精神上，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一致性，我以前一直都没有发觉这一点。而他们之间的所有分歧则是次要之事。阿道夫从没提及他在维也纳所遭受的挫败。眼下，对未来的担忧似乎已不存在。一种轻松与安乐的气氛环绕着这个即将离世的女人。

阿道夫也一样，好像已经忘却了所有那些曾令他牵肠挂肚的事情。只有一回，在我同克拉拉夫人告别后，他追到门口，问我最近见没见到过斯蒂芬妮。但这个问题此时听来，语气有所不同。不再有以前那个冲动的恋人所表现出的性急，而是一个年轻人发自内心的焦虑，此时此刻，他害怕命运会夺去他最后一点儿生存的意义。我从他仓促的问题中推测出，在那段惨淡的日子里，这个女孩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他远远不止是奢望跟她建立一种亲密关系。我让他放心，我经常碰见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路过大桥，一切似乎都未曾改变。

12月的天气寒冷刺骨。一连好几天，多瑙河上都笼罩着潮湿而厚重的雾气，阳光更是难得一见，即便有阳光，也是相当微弱的那种，仿佛根本没有释放出一点点温度。他母亲的病情出现了明显的恶化，于是阿道夫叫我每隔一天过去一次。每当我走进厨房，克拉拉夫人会略微冲我抬起手，以示问候。一个无力的微笑掠过她的脸庞，如今却因病痛而变得扭曲。我记得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在检查了保拉的练习册之后，阿道夫发现她在学校的表现并未达到母亲的期望值。他拉着保拉的手，把她领到母亲的床前，让她承诺今后刻苦学习，成为一名好学生。也许阿道夫想用这种小场景来向他母亲表明，他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如果当初他继续留在实科中学，直到被大学录取，他就会避免在维也纳所遭受的不幸。正如他后来所讲到的，那个决定性的事件让他平生第一次有了一种落差感，毫无疑问，在那段苦涩的岁月里，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使他变得更加的消沉。

两天后我再次来到布吕腾大街，轻叩他们家门，阿道夫立马替我打开了门，我走进屋里，他合上了身后的门。他告诉我他母亲的状况很不好，现正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就连他的情绪都比他的话更能让我意识到势态的严重性。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阿道夫也表示同意。我们握手告别却相对无言。

圣诞节邻近，终于下起了雪，整个镇子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但我并没有要过圣诞节的感觉。我走过多瑙河大桥来到乌尔法尔。我从人们口中得知，克拉拉夫人已经受了终傅。我想将拜访时间尽可能地缩短一些。我敲开了门，迎接我的是保拉。我迟疑地走了进去。克拉拉夫人坐立在床上。阿道夫用手抱着她的肩膀支撑着她。因为她坐起来的话，剧烈的疼痛会减轻一些。

我仍旧站在门口，阿道夫示意叫我走。正当我打开门要走的时候，克拉拉夫人伸手招我留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将要去世的女人当时对我的低声嘱咐。“库斯特尔，”她说道——通常她叫我库比席克先生，但在那个时刻，她用阿道夫对我的惯用叫法来称呼我——“我走以后，和我儿子继续做好朋友，除了你他没有别的朋友了。”

我含着眼泪答应了，然后离开了房间。那是在12月20日的傍晚。

次日阿道夫来到我们家。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从他神志恍惚的表情上，我们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的母亲，已于凌晨时分去世了。她的临终遗愿是葬在莱翁丁，阿道夫父亲的坟墓旁。阿道夫言语哽咽，母亲的去世让他深感悲痛。

我父母也向阿道夫表达了他们的同情，但我母亲意识到，最好是把这份同情立刻转化成实际行动。葬礼必须尽快做出安排。阿道夫已经找了殡仪承办人，葬礼举行时间被定在了12月23日上午9点。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进行：遗体送往莱翁丁的准备，必要文件的获取和讣告的印制。所有这些都需要阿道夫克服自己感情上的打击，平静地做出安排。

1907年12月23号，我和我母亲来到那栋将要举办丧事的房子。天气已经变了，冰雪开始融化，街道上覆盖着雪泥。这一天，空气潮湿，薄雾笼罩，人们几乎看不清河面。我们带着鲜花走进公寓，按照习俗同死者遗体告别。克拉拉夫人被平放在床上，她的脸庞用蜡做过美化处理。我觉得死亡降临这个女人犹如让她从病痛中解脱一般。小保拉啜泣着，而阿道夫却克制着自己。但一看他的脸就能明白，他当时有多么的悲痛。不仅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双亲，还因为他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深爱着他而又让他深爱着的人。

我母亲和我下楼来到街上，正好神父也到来。遗体被放置在棺材中，抬到了楼下大厅。在神父为死者做完祷告后，一支小小的送葬队伍便开始出发了。阿道夫紧随棺柩，他穿着一件黑色风衣，戴着一双黑色手套，按照惯例，手托一顶黑色礼帽。深色的衣着让他本无血色的面颊更显苍白，他看上去严肃而镇定。在他左边，同样一身黑色着装的是他的姐夫，拉包尔，在他们两个中间是11岁的保拉。已身怀六甲的安吉拉坐在一架封闭式的马车上，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整个葬礼让我产生了一种悲凉感。除了我和我母亲以外，只有少数布吕腾大街 9号的住户和几个以前他们在洪堡大街的邻居、熟人参加了葬礼。我母亲也觉得这个送葬队伍显得过于凄凉，但出于内心的善良，她马上又为那些避开葬礼的人找到了借口。她说，明天是圣诞节，许多女人再想参加葬礼也绝不可能在这时候离开家。

到了教堂门口，棺材被抬下灵车，送进了教堂，做完弥撒之后又是第二轮祷告。由于遗体要被送往莱翁丁，因而送葬队伍经过了乌尔法尔的豪普特大街。队伍临近之时，教堂的钟声已经撞响。我本能的朝着斯蒂芬妮家的窗户抬眼望去。她不该在这个时候抛弃我的朋友，也许是我强烈的愿望起到了作用，在阿道夫最悲痛的时刻她受到了感召。我依然记得就在那时，一位年轻的姑娘打开了窗户，斯蒂芬妮好奇地望向正下方这支路过的小队伍。我朝阿道夫瞟了一眼，他依旧面不改色，但我确信他也看见了斯蒂芬妮。后来他告诉我确实如此，他承认，在那个痛苦的时刻，他爱人的注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斯蒂芬妮当时来到窗户边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一个巧合？也许她只是惊讶于教堂的钟声，想知道为何一大早就响起了。当然，阿道夫则确信斯蒂芬妮是想对他表达自己的同情。

在豪普特大街上，另一驾封闭式马车正在等候，当送葬队伍解散以后，阿道夫和保拉坐上了这辆马车。拉包尔则坐上了他妻子那辆马车。然后，灵车和两辆马车驶向莱翁丁，安葬克拉拉夫人的遗体。

次日清晨，即12月24日，阿道夫来到我家。他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仿佛时间多走一分钟，都有可能让他彻底崩溃。他似乎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他眼神空洞，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点点活力。当他察觉到我母亲对他很是担忧的时候，他解释道，这是因为他整夜未睡的缘故。我母亲问他打算在哪儿过平安夜。他说拉包尔夫妇已经邀请了他和他的妹妹，保拉已经过去了，然而他还没打定主意，不知道是去还是不去。我母亲劝他同家人和和气气地度过这个圣诞节，如今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已经遭受了失去亲人的沉痛打击，阿道夫默默地聆听着我母亲的劝告。可当我们两个私下在一起的时候，他却直率地对我说，“我不会去拉包尔家。”

“那你要去哪儿？”我失去耐心地问道，“毕竟是平安夜啊。”

我想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过节，但他甚至都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主动回绝了，全然不顾自己的悲伤情绪。

突然他精神一振，双目放光。

“也许我该去拜访斯蒂芬妮。”他说。

我朋友这个回答具有双重特征：首先是因为，在他和斯蒂芬妮这段关系中，除了他的一厢情愿和美好幻想之外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而他却能在这种时候，将其抛之脑后；其次是因为，即便他在经过理性反省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宁可坚持自己的一厢情愿，而不是去向真人表白。

后来他向我承认，要想见到斯蒂芬妮，的确存在太多的限制因素，虽然他心里十分清楚，在没有预约，彼此不认识而且又是平安夜的情况下，这种突然造访是不符合礼仪和社会习俗的，而且还可能意味着他们之间关系的终结。但他告诉我说，在来的路上，他碰到了斯蒂芬妮的弟弟理查德，他回林茨过圣诞节。这样一个不期而遇打消了他的念头，因为有理查德在场会让他感到很棘手。我也没再多问，阿道夫是否在用这种托词来欺骗自己，或者说是否只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这些都不重要。我当然也亲眼看见了斯蒂芬妮出现在窗前，而且当时她脸上所表现出的同情也是相当诚恳的。然而我很怀疑，在阿道夫的特殊装扮以及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她到底有没有把他认出来。但我没有当面对他表达过这种怀疑，因为我知道，那样做只会扑灭我朋友的最后一个希望。

我能想象1907年的那个平安夜，阿道夫是怎样度过的。他不愿去拉包尔家，这我能够理解，尽管我邀请过他，但他不愿打扰我们这个温馨小家庭的节日庆祝，这我也能够理解。我们家的和睦气氛只会让他感到更加的孤独。与阿道夫相比，我感觉我就是命运的宠儿，因为他失去的一切我都仍然拥有：一个供养我的父亲，一个爱我的母亲和一个随时为我敞开大门的安定家庭。

但他呢？那个平安夜他该何去何从？他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人会敞开怀抱迎接他的到来。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充满了空虚。

于是他去了——冲着斯蒂芬妮去了。也就是说——冲着他的梦去了。

后来他告诉我，那个平安夜他在外面闲逛了很久，直至早晨他才回到家里睡觉。至于他想了些什么，感受到什么，遇到了什么，我无从知晓。

第十四章 “跟我走，库斯特尔！”

每当阿道夫谈起准备去维也纳的打算时，他就常常像这样跟我说着玩儿。但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话已让我有所动容的时候，这种想法便在他头脑中日益加深，他确信我们将一同前往维也纳，他读艺术学院，我读音乐学院。带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他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描绘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图景，如此清晰而又如此详尽，以至于让我都分不清这到底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还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我觉得从表面上看，这些幻想无不具体可行。当然，在生意上我已驾轻就熟，我的付出和努力不仅让我的父亲感到欣慰，也让我的顾客们感到满意。然而每天数小时待在灰尘漫天的工作间，也使我的健康受到了损害，我们的家庭医生——我的“秘密盟友”——强烈建议我别再继续从事室内装潢行业。这意味着我将尝试选择音乐作为我的职业。尽管障碍重重，但我这份夙愿正在逐步转变为现实。在林茨，所有要学习的东西我都已经掌握。我的老师也对我投身音乐艺术的决定表示赞许和鼓励，但这意味着今后我就必须住在维也纳。如此一来，我朋友起初那句戏谑之词“跟我走，库斯特尔！”就演变成了一种坚决的邀请和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过我感觉要是没有阿道夫的毅然介入，我的保守天性是不会允许我改变职业并前往维也纳生活的。

当然，我的朋友主要还是在为自己考虑。因为他对只身前往维也纳抱有一丝恐惧。然而他的第三次维也纳之行却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毕竟以前，他的母亲尚在人世，因此尽管他身处异乡，但那个家，仍然存在。当初他也并不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征程，因为他知道，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无论遇上何种情况，他的母亲都会张开双臂迎接他的归来，为他毫无保障的生活提供一个坚实而可靠的物质基础。如果将他的生活比作一场风暴，那么他的家就是风暴中心的宁静之地。而如今，他已无家可归。前往维也纳将是他的最终决定，他毫无回旋余地地走上了一条难见天日的道路。去年秋天在维也纳度过的几个月里，他没交到任何朋友，也许是他自己不愿意吧。他母亲的家族里，有几个亲戚住在维也纳，以前阿道夫和他们也曾有过一些联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初次造访维也纳期间，阿道夫就曾在他亲戚那里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再没同这些亲戚有过来往，甚至也从不提起他们。我完全能理解他为什么回避这些亲戚，因为阿道夫担心他们会问起他的工作和生活。那时他们肯定就会发现艺术学院已经拒绝了他，而他会忍饥挨饿，饱受苦难，便不再仅仅是需要帮助那么简单了。所以，捎上我同他一块去维也纳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不仅是他的朋友，而且还是唯一一个分享了他恋情秘密的人。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阿道夫这句“跟我走，库斯特尔！”听上去就变得更像是一个友好的请求。

1908年元旦过后，我和阿道夫一起去祭奠了他的父母。那是寒冬里一个晴朗的好日子。这一天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白雪覆盖了所有常见的地标。阿道夫对每一条路线都了如指掌，因为这曾是他数年求学的必经之路。

他非常的镇静，这种转变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他母亲的去世一度让他情绪失控，甚至在生理上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损耗，致使他接近崩溃。在圣诞节期间，我母亲曾邀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以便能让他恢复体力，同时也能让他暂时避开那所空荡而冷清的房子，因为里面的每样东西都会让他回忆起他的母亲。他确实也来了，但只是严肃而安静地坐在桌前。这可不是个谈论他未来打算的好时候。

如今，当他面无表情地走在我旁边的时候，他看上去比我更显老成，也比我更成熟，更有男人味。他一如往常地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在谈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表现得如此的超然，就好像是在讨论另外一个人一样。安吉拉告诉他保拉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她丈夫对此已经表示同意，但拒不接受阿道夫上他们家去，因为阿道夫的失礼行为曾得罪了他。这样一来，阿道夫便解除了一个最大的担忧，因为他们家的保拉最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庭。而他自己从未想过要寻求拉包尔的救济。他向安吉拉表达了感激，并且通知她，将父母的所有家具留给保拉。葬礼的费用靠她母亲的遗产支付。顺便提一下，在这之前安吉拉产下一名女婴，也取名叫安吉拉。阿道夫补充道，他的监护人，莱翁丁镇长，已经答应为他处理遗产的事情，而且还要帮助他申请一笔孤儿抚恤金。

所有这些听上去都显得十分通情达理。而后他开始谈到斯蒂芬妮。阿道夫说他已经决定要终止现在这种局面。等到下个时机一出现，他就会向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进行自我引见，因为在圣诞节期间，这种可能性显得十分渺茫。他说，是时候将这事儿挑明了。

我们走过被白雪覆盖的村庄。那儿有一座小平房，61号，这里曾经属于阿道夫的父亲；曾让他父亲引以为豪的一个大蜂箱仍旧摆放在那里，但现在它已属于别人。它的旁边是一块墓地。他父亲的坟墓就靠着东墙，如今他的母亲也安葬于此，那块小小的新冢上盖满了雪。阿道夫神情肃穆地站在坟前；他看上去显得十分沉痛，而眼中却不含一滴眼泪。他深爱的母亲活在了他的心中。我站在他身旁，默默祈祷。

在我们回来的路上，阿道夫跟我讲，他可能会在林茨待到1月底，直到房子和遗产得到最终的妥善处理。阿道夫说，他预见到了他和监护人的激烈争吵。他的监护人当然是想为阿道夫做最好的打算，可如果这种“最好的打算”就是让他去莱翁丁给一个面包师当学徒，那对于阿道夫来说，又有何用？

老约瑟夫?迈尔霍费尔是希特勒的监护人，现今年事已高的他仍住在莱翁丁。当然，他曾经常被问起与青年希特勒相处的经历，以及对他的印象。他总是用一种简洁而漠不关心的方式来回答所有的问题——起初是敌人，然后是朋友，而后又成了监护他的敌人——不管提问者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总是相同。

约瑟夫会说，1908年1月的某一天，希特勒已经长得老高了，深棕色的上嘴唇，声音低沉，俨然已是个成年人了，他来见他，讨论遗产的问题。可希特勒劈头一句就是：“我又要去维也纳了。”所有劝诫他的尝试都失败了——一个倔强的小伙子，就像他父亲，老希特勒。

约瑟夫?迈尔霍费尔保留着一些重要的相关文件。阿道夫在监护人的要求下，为自己和他妹妹写的孤儿抚恤金申请书如下：

尊敬的帝国皇家财政部。以下签署姓名的两位在此恭敬地恳请对他们发放孤儿慈善抚恤金。如今，在他们的母亲，帝国皇家海关官员的遗孀，于1907年12月21日去世以后，两个申请人便失去了双亲，而且均系未成年人，他们自己无法独立生存。两个申请人分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布劳瑙客栈；保拉·希特勒，生于1898年1月21日，菲什瀚，邻近上奥地利州兰巴赫，两名申请人的监护人是约瑟夫·迈尔霍费尔先生，住在莱翁丁，靠近林茨。两个申请人都定居在林茨。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顺便说一下，很明显，阿道夫帮他妹妹保拉签署了申请，因为署名处的“希特勒”字样都向下倾斜，这是他后来典型的签名方式。除此之外，他还把他妹妹的生日给搞错了；保拉不是生于1898年，而是生于1896年。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无收入来源的24周岁以下的孤儿，将有资格索要孤儿抚恤金，其金额相当于其母亲获得的遗孀抚恤金的一半，而这条法规只针对国家公务员的子女有效。自从克拉拉夫人的丈夫死后，她每月可获得100克朗的抚恤金；因此，阿道夫和保拉一共争取到的抚恤金为每月50克朗，那么摊下来阿道夫每月就能得到25克朗。当然，这笔钱是不够他过日子的——他每月都要支付查克雷斯夫人10克朗的房租。

申请得到了批准，第一笔支付款于1908年2月12日发放，那时候阿道夫已经到了维也纳。顺便提一下，三年后，他为了妹妹保拉，放弃了自己那部分抚恤金，尽管他本可以继续领取抚恤金，直到他年满24岁，也就是领到1913年的4月。这份自动弃权声明日期为1911年5月4日，至今仍保存在他的监护人约瑟夫?迈尔霍费尔手中。

阿道夫去维也纳之前，他还在监护人面前签署了一份关于财产继承的文件，文件中也提到了他父亲留下的共计约700克朗的遗产，以及他应得的部分。很可能他在前两次的维也纳之行中已经花掉了他的一部分遗产，但由于他节俭的生活方式——他预算中唯一的大项目就是书籍——他剩下的钱，至少能帮他在维也纳渡过开头的难关。一想到我们两个即将前往维也纳，我就觉得阿道夫比我幸运，不仅是因为他已有了一些资金和一份固定的月收入，尽管是个小数目——这样的小数目我仍旧必须和我父母商量——还因为，在战胜了他的监护人之后，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自作决定，不像我，什么事情都得征求我父母的同意。再者，移居维也纳对我而言意味着我必须放下我的生意，不像阿道夫，或多或少还能够继续过他以前的生活。所有这些情况让我越来越难以下定决心；阿道夫曾一度无法理解这些原因，但在困难的开头，他还是奋勇当先地挑起了大梁。早在我们的友谊刚开始的时候，当我还只敢想象自己的未来属于灰尘满天的家具装潢作坊之时，比我将近小一岁的阿道夫，就已经让我清晰地意识到，我应该成为一名音乐家。自打将这份信念植入我脑中以后，他就从未放弃过说服我的努力。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安慰我；在我自信将尽的时候，他支撑着我，他赞扬过我，也批评过我，他不时对我蛮横无理，对我大发雷霆，对我粗暴批评，但他从未放弃他给我规定的目标；如果有时候我们发生激烈争吵，以至于接近不可挽回的时候，我们会怀着热忱到剧院观赏一出表演，以此重叙旧谊。

上帝呀，在这个世界上没人任何人，甚至连我的母亲都不如这般的爱我，了解我，没有人能够像我朋友这样让我心中的秘密愿望变得公开，并得以实现，尽管他从未接受过任何系统的音乐培训。

1907年的冬天，这时候我们店里的生意比较萧条，于是我就腾出了更多的时间。我跟一个林茨剧院的作曲家学习和声学课程。我的学习进展得非常顺利，我对此也抱有很高的热情。不幸的是，在林茨，我学不到关于乐理的其他专业课程，比如旋律配合法，管弦乐作曲法，还有音乐历史。这儿连一所教授指挥和作曲的学校的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创作的灵感了。只有维也纳音乐学院才开设有这种课程；此外，在维也纳，我还有机会欣赏到一流的表演和音乐会。

尽管我已打定主意要去维也纳，但不像我的朋友，我缺少执行这个计划的必要决心和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可阿道夫已经打好了底子。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已经成功地说服了我的母亲让我开始我的音乐生涯；毕竟，有哪个母亲不喜欢听到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指挥家这种预言，尤其当她也是个酷爱音乐之人的时候？如此一来，她很快便成了我们的同盟。另外她对我健康状况的担忧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我的肺已经再也经受不住作坊里的漫天灰尘了。我母亲对阿道夫的喜爱犹如克拉拉夫人对我的喜爱一样，所以，她被争取了过来，现在，剩下的一切就要看我父亲的表态了。倒不是因为他曾公开的反对过我的愿望。我的父亲与阿道夫的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点我是根据阿道夫对他父亲的描述来判定的。我父亲向来是沉默寡言，不问世事。他成天就只知道钻营他的生意，他以前白手起家，成功地熬过了大萧条，如今他建立起一家口碑颇好且生意兴隆的小企业。他评价我的音乐品味叫“毫无用处的浅薄涉猎”，因为他不相信靠这些无用的吹拉弹奏就能换来一个有保障的生活。最后一点，他无法理解，既然我了解贫穷困苦的定义，可为什么甘愿为了一个茫然的未来而放弃安定和保障。我经常听到他说，“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或者苦叹道，“我这般含辛茹苦是为了啥”。

我开始加倍努力的工作，因为我不想被看作是为了学音乐而懈怠了生意。我父亲把我的辛勤工作看成是我想要留下，并且准备在某一天接管他生意的迹象。我母亲深知我父亲为事业付出的血汗，因此她保持沉默，以免让我父亲生气。所以在那个时期，当我的音乐人生完全需要仰仗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而展开的时候，我们家的势态便陷入了僵局：我在店里疯狂地工作，一句话都不多说。我母亲也没什么话可说，而我的父亲以为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计划，照旧工作。

在此关头，阿道夫来到了我们家。他一眼便瞧出了其中的玄机，随后马上介入了进来。从一开始，他就把我带回了“状态”。之前在维也纳，他对音乐进修做了详细的咨询，现在他将这些信息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我，他用那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告诉我，去歌剧院和音乐会有多么享受。我母亲的想象都被这些生动的描述给激发了出来，所以这样的决定，就显得更有必要。然而，阿道夫还必须说服我的父亲。

这是一项艰难工作！要是这个老家具商无视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事物，那他口才再好，又有何用？我父亲非常喜欢阿道夫，但毕竟他眼前看到的，只是一个辍学的年轻人，自视清高，又不务正业。

我父亲曾容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但实际上他更希望我找到一个更可靠的伙伴。因此阿道夫就注定处在了一个不怎么讨喜的位置。不料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去争取我父亲的同意。如果他们双方在观点上发生激烈争执，我表示完全理解；若当真那样，阿道夫简直就如鱼得水了，他会使出浑身解数，打出手中所有的王牌。但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发生过任何的，哪怕是最普通的争论。阿道夫对待整件事情的表现就好像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一样，他还特别暗示，这个决定完全取决于我父亲。他接受了我父亲模棱两可的事实，并给出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由于音乐学院的新学年已于去年秋天开始，因此我应该先到维也纳四处逛逛，等待选拔。如果培训机构如期举办培训，那到时候再做最后决定也不迟，但要是没考上，我可以回家，继续帮父亲做生意。阿道夫，他这样一个痛恨折中办法的人，这样一个总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的人，竟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如此亲和，如此周到，实在出乎我意料。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欢欣喜悦，因为现在我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并没有让我父亲生气，我母亲也为我感到高兴。

阿道夫在2月初便返回了维也纳。在走之前他告诉我，他的地址仍然没变，他必须回去继续支付查克雷斯夫人的房租，叫我来维也纳之前及时给他写信。我帮他提着行李，将他送到了火车站，要是我没记错，他一共带了4个箱子，每一个都相当的沉重。我问他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他回答道：“我的全部家当。”几乎都是书。

到了火车站，阿道夫再次提起了斯蒂芬妮。他说，很不幸，他没机会跟她说话了，因为他从没见过她一个人出行。有些话他只能对斯蒂芬妮一人说。“也许我应该给她写信。”他概括的补充道。但我认为，这个被首次提出的想法，仅仅是他缓解尴尬的一种表现，或者顶多算是一种拙劣的自我安慰。我的朋友踏上了火车，他站在车窗前向我挥手。当火车启动时，他朝我喊了一句，“尽快过来，库斯特尔！”

我的好妈妈已经开始在帮我打点行装，为我前往伟大而未知的维也纳做着积极准备。到最后，就连我父亲也想为我帮上点忙；他给我做了一支用铁箍加固的大木箱，我把我的音乐碟装在了里面，我母亲用衣服和鞋子填满了剩余的空间。

与此同时，阿道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日期为1908年2月18日，上面展示的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铠甲收藏；以“亲爱的朋友”开头，这种称呼形式说明，在他母亲去世后，我们之间的友谊产生了质的飞跃。

“亲爱的朋友，我焦急地期盼着你到来的消息。尽快写信给我，以便我能为你做好一切款待的准备。整个维也纳都在等着你，因此你赶快过来。我一定会来迎接你。”在明信片的背面，他写道：“现在这里的气候有所改善，我希望你来的时候也能遇上好天气。是的，正如我之前所言，你先住在我这儿。之后我们再作打算。在所谓的‘拍卖大楼’里，人们只需要花50～60弗罗令就可以买到一架钢琴。好吧就这样，衷心地祝福你和你的父母，来自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然后是一句附言“再次请求你，赶快过来。”

在卡片上阿道夫像往常一样称我为“古斯塔夫（Gustav）?库比席克”。有时候他写成“古斯塔夫”，或者“古斯塔弗（Gustaph）”，他非常不喜欢我的名字，奥古斯特，所以总是叫我“库斯特尔”，听上去就更像古斯塔夫而不是奥古斯特。也许他更希望看到我正式把名字给改了。在我的圣徒纪念日那天，他甚至称呼我为古斯塔夫（8月28日，圣?奥古斯汀节）。我的名字下面是缩写，“斯塔德（Stud）”。我记得他喜欢将我称作“斯塔德玛斯”。

这张明信片与之前的几张不同，它显得更振奋人心。阿道夫的典型情绪反映在贯穿其中的幽默上。他说“整个维也纳都在等着你”，而且他意欲为我“做好一切款待的准备”。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尽管他现在前途未卜，但在林茨经历了他母亲去世，那段黑暗而压抑的日子后，他在维也纳感受到了轻松和自由。不过，想必他也过得十分孤独。在卡片上，第一句话里的“焦急”无疑是认真的。在重申“赶快过来”的邀请时，他甚至用到了“再次请求你，赶快过来”这样的形式，由此事实可见，他期盼我到来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他甚至想用“便宜的钢琴”这样的消息来引诱我，让我赶快过去。也许他曾暗自担心，我那优柔寡断的父亲会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

启程的日子到来。早上我同母亲一起去了教堂；尽管我母亲毅然地坚持着自己的决定，但我感到我的离去让她非常痛苦。我犹记得当我父亲看见我母亲哭泣的时候说过的话，“孩子他妈，我搞不懂你为何如此沮丧，”他说。“又不是我们逼库斯特尔离开家，是他自己要走。”我的母亲带着悲伤，在离别之际，一心要给我物质上的享受，她拿给我一块美味的烤猪肉；还有用来涂在面包上的黄油，被她装在了一个特殊容器里。她给我烤制了一些面包，塞给我一大块奶酪，一瓶果酱，还有一罐咖啡。我的棕色帆布袋里装满了食物。

在家里吃过了告别午餐后，我来到火车站，所有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我父母目送我离去；我父亲握住我的手说，“永远保持一颗正直的心”。我的母亲两眼含泪，亲吻了我，当火车启动时，她在我额头上做了个画十字的动作。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总能感觉到母亲温柔的手指在我额头上画下十字。

第十五章 斯通帕街29号

维也纳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一种熙熙攘攘的感觉。我站在原地，提着沉重的箱子，显得如此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处处人潮涌动！纷乱嘈杂！这简直太糟了。我差点就转身上车，打道回府。但冷漠而抱怨的人群却将我推搡到了检查口，检查员和警察就守在那里，我又辗转来到候车大厅，四处张望我的朋友。我永远都会记得阿道夫在维也纳对我的初次欢迎。当我站在那儿，依旧被人群的呼喊和拥挤弄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感觉从1英里开外就能辨识出我是个乡巴佬，而阿道夫表现得就像是一个已经司空见惯的城市居民。他身穿一件质地上乘的黑色风衣，戴着黑色的圆顶礼帽，手持一根象牙柄手杖，他的现身，几近优雅。看得出来，他见到我非常的高兴，他热情款款地问候我，并按照当时的习俗，轻吻了我的面颊。

首先是要解决我行李搬运的问题，还得感谢我母亲的礼物，这些包简直太沉了。我正准备寻找一个搬运工，阿道夫一下抓起一个把手就开走，剩下的包袱就交给了我。我们穿过了玛利亚希尔夫大街——处处车水马龙，行人穿梭往来，各自奔波忙碌，那可怕的喧闹声几乎让人们听不见自己的话音；但弧光灯是如此的令人震撼，以至于把整个广场都照得跟白天一样。

很快，阿道夫带我转进一条分支路，斯通帕街。我犹记得当时我有多么高兴，这条街既安静又黑暗。右边有一座看上去相当漂亮的新房子，阿道夫在它跟前停下了脚步——29号。当时在我眼中，那是一座很气派的房子，外观华丽而不同凡响，我甚至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有点好过了。然而阿道夫径直走了进去，然后穿过了一个小庭院。在庭院的尽头有一座粗陋的房子。我们爬上昏暗的楼梯来到二楼。这层楼上有几个房门敞开着——我们的是17号。

阿道夫打开房门。一股恶心的煤油味冲我迎面招呼了过来，直到现在，这种气味都还能让我联想起那座公寓。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厨房，但此事与房东太太无关。阿道夫打开了第二扇门。在这个小小的栖身之所，一盏煤油灯还亮着。我开始环顾四周。

第一件让我感到吃惊的事情就是在他桌子上，床上，到处都摆满了他的绘画草稿。阿道夫清理了桌子，在上面铺上了一层报纸，再从窗边拿来一瓶牛奶。然后又拿出了香肠和面包。但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我把这些东西推到一旁，打开了我的背包时，他的脸色立马就严肃得煞白了。我包里有冷烤肉、填馅面包，还有各种美味的食物。他看后只说了一句：“瞧，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啊！”我们大快朵颐，简直堪比皇帝。每样东西吃起来都有一种家的感觉。

待所有的兴奋都散去，我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接下来我将要面对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斯蒂芬妮。我向他坦白，我已经很久没去兰德大街散步了，阿道夫则表示，就算为了他我也应该去。还没来得及回答，我就听见有人敲门。一个外表看上去相当滑稽的干瘪小老太溜进了屋。

阿道夫起身，郑重地介绍了我：“我林茨的朋友，古斯塔夫?库比席克，他是个学音乐的学生。”“幸会啊，幸会啊，”这个老妇人重复了几遍，然后告知了她自己的名字：玛利亚?查克雷斯。从她单一的声调和特殊的口音中我意识到，查克雷斯夫人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确切地说，她是维也纳人，甚至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但她也许并非出生在赫洛斯或者莱兴费尔德，而是出生在斯坦尼斯劳或者诺维伊钦。我从没问过，也从不了解，毕竟这些都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查克雷斯夫人是在这个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唯一同阿道夫和我有过交情的人。

这第一个晚上就弄得我疲惫不堪，我记得阿道夫带我在城里四处观光，一个刚来维也纳的人，岂有不参观歌剧院就上床睡觉之理？于是我就被拽到了歌剧院。那里的表演尚未结束。我崇拜那宏伟的门厅，那庄严的台阶以及那大理石栏杆，那柔软而厚实的地毯还有那镀金装饰的穹顶天花板。一旦离开了斯通帕街的粗陋住宅，我就感觉好像被传送到了另一个星球，而这种感觉是如此的令人难以抗拒。

而后我又坚持要去参观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塔。我们转而来到卡特纳大街。但傍晚的雾气如此厚重，以至于让人们都难以看到教堂的尖塔。我只能看见大部分黑压压的教堂正殿，在灰蒙蒙的雾气中死气沉沉地延伸开来，几乎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仿佛这座建筑并非出自人类之手。为了向我展示一些其他不同寻常的事物，阿道夫带我来到河畔玛利亚教堂，与体积庞大的圣?斯蒂芬大教堂相比，它更像是一座精致的哥特式小教堂。

当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们每人还必须支付1便士给那个看门的怪老头，因为我们叫醒了他来打开大门。查克雷斯夫人已经在阿道夫的房间为我打好了地铺。尽管午夜已过多时，但阿道夫仍旧兴奋地说个不停。然而我已经停止了倾听——这一天的经历对我来说实在太多了。与家人分别，母亲悲伤的面孔，旅途，抵达目的地，喧闹声，熙来攘往的街头，维也纳的斯通帕街，维也纳歌剧院——我困意已浓，合眼入睡。

当然，我不可能搬进查克雷斯夫人家。因为她那里的房间太小，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一架钢琴。所以第二天早上，等阿道夫终于一觉睡醒的时候，我们便一起出门，为我寻找住处。由于我想住在离我朋友尽可能近的地方，因此起初我们沿着附近的街道四处闲逛。我再次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维也纳，这座迷人的城市。阴暗的庭院，窄小的房屋，昏暗的楼道，还有没完没了的楼梯。阿道夫付给查克雷斯夫人10克朗，我本来也是打算在这儿租一间房，但我发现，10克朗一月的房间简直太小了，里面根本放不下一架大钢琴。而当我们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房间时，那女房东又不愿意接受弹钢琴的住户。

我相当郁闷，情绪也很低落，而且充满了思乡之情。这个维也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城市啊？处处皆是冷漠无情之人——在这儿过日子一定特别可怕。我忧心忡忡地同阿道夫漫步在措勒大街。我们又看到一则告示，“房间出租”。我们前去摁响了门铃，一位衣着整洁的女佣打开了门，她向我们展示了一间精心布置过的房间，里面摆着两张华丽的单人床。“夫人马上就来，”女佣说完，行了屈膝礼便转身离去，我们两个立刻明白，这对我们来说太奢华了。随后，“夫人”出现在了门口，她一个非常讲究的女士，不是很年轻，但显得十分优雅。

她穿着一件丝绸睡袍和一双毛皮拖鞋。她微笑着向我们打了招呼，然后审视了阿道夫，之后是我，接着她叫我们坐下。我朋友问她哪间房出租。“这间，”她指着那两张床回答道。阿道夫摇了摇头，然后简略地说道：“那么其中一张床得搬出去，因为我朋友得有地方放置钢琴。”那位女士明显有些失望，因为是我租房，而不是阿道夫要租房，于是她问阿道夫是否已经有了住处。当他给予了肯定回答的时候，她建议我把钢琴搬到阿道夫那儿去，然后我们两个一起住进这个房间。正当她绘声绘色地向阿道夫提出建议的时候，突然的一个动作扯掉了她睡袍上的束带。“噢，不好意思先生们。”那女士大声呼喊道。接着立刻合拢了睡袍。但那短短的一秒，足以向我们展示出，在她的丝绸外衣下，除了一条简单的短裤外，她什么也没穿。

阿道夫的脸，红得像朵芍药，他抓住我的手臂对我说：“过来，库斯特尔！”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走出的房子。我所记得就是，当我们返回到街上的时候，阿道夫猛然大叫道：“好一个波提乏夫人！”显然，这种经历也是维也纳的一部分。

想必阿道夫也意识到，在这座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里，要找到我的一处栖身之所，谈何容易，在我们回去的路上，他建议我们合租一个房间。他会向查克雷斯夫人阐明情况；也许她会在房子里为我做些安排。

最后他成功地说服了查克雷斯夫人搬到她的小屋，让我们住进她那个稍大点的屋子。我们同意每月支付她20克朗的房租。她对我弹钢琴这事儿也毫无异议，因此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次日清晨，当阿道夫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就只身前往音乐学院的登记处。我出示了林茨音乐学校给我开出的介绍信，很快就进入了考试。首先是一项发声测试，然后是一段即兴演唱，最后是一项谐调测试。一切进展顺利，而后我被叫到行政办公室，面见了恺撒院长——我感觉自己仿佛当真在受到皇帝的接见一样，他跟我谈了一些关于课程的问题。他建议我去注册大学校外生，上音乐历史课。然后他向我介绍了乐队指挥，古斯塔夫?古特海尔，除了要跟他学习其他东西外，还要学习指挥法的实践运用。正因如此，我被招进了音乐学院的交响乐队，担任中提琴手。所有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直接，抛开最初的慌张，我感觉已是胜券在握。我平时常常从音乐中汲取能量，获得慰藉；如今，它甚至已经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我终于逃离了灰尘漫天的家具装潢店，我也终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艺术当中。

我在附近的利尼恩大街上发现了一家钢琴店，名叫“菲戈尔”。我察看了一下那里是否提供乐器租赁；当然，出租的钢琴谈不上品质优秀，但最后我还是找到了一架相对较好的三角钢琴，我租下了它，每月需支付10克朗租金。阿道夫晚上归来——我不知道他白天是怎么过的——他看到大钢琴后相当惊讶。因为对于我们那样的小房间而言，放一架竖式钢琴就比较合适了。但是没有一架三角钢琴我怎能成为乐队指挥呢？诚然，事情并不像我以前想象得那么简单。

阿道夫马上帮我想办法，将它摆到了一个最好的位置。为了获得充足的光线，他不得不同意把钢琴摆在窗户旁。经过多次尝试后，房间里的所有家具——两张床，一口箱子，一个衣橱，一个脸盆架，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都各自被放到了最佳位置。除了这些，乐器占据了右窗旁的整片空间。桌子被放到了其他窗户旁边。床铺与钢琴的距离，以及床铺与桌子的距离，几乎一样，都不到一步宽。对阿道夫来说，能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弹奏钢琴对我的意义。他马上试了一下。从房门走到钢琴的边缘——三步！那就够了，因为三步一个折回，而且他的三步可以当别人六步。阿道夫不停地来回走动，频繁掉头，几乎是在沿着他自己的中心线移动。

从我们房间里向外望去，只能看见被煤烟熏黑的后墙。只有当你紧靠窗户，伸直脖子向上望去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一小片天空，但即使是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片天空，都经常被烟尘或雾气所笼罩。碰上运气特别好的时候，阳光会穿透下来。当然，阳光根本就照不到我们的房子，更别说我们的房间了。但仍有少许阳光，能够持续几小时的照在对楼的背部，这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补偿吧。

我告诉阿道夫，我已经出色地通过了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现在我很高兴我可以潜心修学了。阿道夫直言不讳地说道，“我还不知道我有个这么聪明的朋友。”这话听上去并不那么的讨喜，但我已经习惯了他这种评说。很明显他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很容易被激怒，当我开始谈论我的学习时，他粗暴地喝止了我。他最终借助钢琴稳定了自己的情绪，他声称他也懂一点钢琴。我说我愿意教他——但这下我又触及到了他脆弱的神经。他火冒三丈地冲我咆哮道：“收起你这套垃圾，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之后他又冷静下来，用一种安抚的口吻对我说道：“我为什么要当一个音乐家呢，库斯特尔？毕竟我还有你啊！”

我们的生活近乎拮据，当然，靠我父亲每月给我的那点钱是干不了什么事儿的。通常在每月月初，阿道夫的监护人就会寄给他一笔钱。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也许只有25克朗的孤儿抚恤金，而且他还必须立即拿出其中的10克朗付给查克雷斯夫人；如果他的监护人再把他父母的遗产分期拿给他的话，那么可能还不止。也许他还有亲戚的资助，比如，驼背的约翰娜姨妈；但我也不了解。我只知道那时，他经常是忍饥挨饿，尽管他不愿意向我承认。

阿道夫每日三餐都吃些什么呢？一瓶牛奶，一个面包，一些黄油。他常常会买一块儿罂粟籽蛋糕或者油煎圈饼加在午餐里。他就是那样勉强撑过去的。每隔两个星期我母亲会寄给我一个食物包裹，那时我们就可以饱餐一顿。但在钱这方面，阿道夫的确是精打细算。我从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对此他多半是羞于言说吧。有时候，愤怒会让他释然许多，他会生气地叫喊道：“这难道不是狗过的日子吗？”虽说如此，可当我们又可以上歌剧院看演出，或者去听音乐会，或者读一本有趣的书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高兴，很满足。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吃的午餐。任何有关此事的询问都会被他故意驳回——这些有什么好讨论的。由于我每天下午都有些空闲时间，所以我时常在吃过午餐后就径直回家；但我从未看见过阿道夫待在家里。也许那时他正坐在尼利恩大街的施舍处，因为我在那里吃过几顿午饭。不，他不在那儿，我又来到“上帝之眼”（政府办的廉价食堂），他也不在那儿。晚上当我问他为何从不去施舍处的时候，他对这些象征着社会阶层划分的可鄙制度发表了鸿篇大论。

作为大学里的一名通校生，学校允许我在食堂吃饭——当时还是老食堂，因为当时由德国校园协会建立的新食堂还不存在——我就给阿道夫拿了一些便宜的餐劵，他最终同意和我一起来吃饭。我深知他喜欢吃甜食，所以，除了主餐外，我还拿了一些糕点。我想他肯定会觉得很享受，因为饥饿就写在他的脸上，可当他悻悻地狼吞虎咽过后，却恶毒地朝我说道：“我搞不懂，处在这些人当中你怎么还能如此尽兴！”确实，这里曾聚集了来自整个王国，各个地区的学生，其中还有少数犹太学生。这个因素足以让他望而止步。但说实话，尽管他很有毅力和决心，可他还是熬不过饥饿。他挤到我旁边，背朝其他人，饿狼似地吞下了他最爱的油煎圈饼。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我，多次心怀窃喜地看着他，在反犹主义和对油煎圈饼的热情之间摇摆不定。

接下来好些天，他只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过日子。我当然也不是那种被娇生惯养的孩子,但这样的生活，我确实吃不消。

我们没有结交任何朋友。除了他自己以外，阿道夫不允许我将任何时间花在别人身上。我们友谊中的排他性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更明显。在这方面，他曾直言不讳地斥责过我。

平易近人是我的性格特点，在林茨尚且如此，到了维也纳，我更是游刃有余。有一天，波斯切蒂教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是否愿意在我的专业领域担当一些教练工作。然后他向我推荐了一些学生。她们分别是克罗米尔的一个啤酒商的两个女儿，勒德乌齐的一个地主的女儿，还有斯巴拉多的一个商人的女儿。

这些年轻小姐所居住的豪华寓所，与我们那个总是散发着煤油恶臭的贫民窟形成了惊人的反差，这让我感到沮丧之极。通常在课程结束后，她们会邀请我吃些茶点，内容之丰富，对我来说顶得上一顿正餐。后来西里西亚猎人村(列支敦士登)的一个服装制造商的女儿和阿格拉姆(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旧名)一个治安官的女儿也加入了进来，组成了一个乐队，我的六个学生散布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每个角落。

而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她们中来自西里西亚的那个女生，发觉自己跟不上功课，完成不了我布置的那点家庭作业，于是自己找到斯通帕街来寻求我的帮助。当看到这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时，我们可爱的房东老太太调侃似地扬起了眉毛。她想多了，我所关心的确实只是她还不懂的音乐知识，我向老太太解释道。正当那位姑娘迅速地做着笔记之时，阿道夫进来了。我向我的学生介绍道：“我林茨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一言不发。但在他粗暴地冲我发火之前，那女孩已经出去了——因为自从有了和斯蒂芬妮那段不幸的经历之后，他开始变得仇视女人。“本来这架大钢琴，这个怪物，就已经把我们搞得苦不堪言了，难道你还想把我们的房间变成和这帮音乐女子约会的地方吗？”他火冒三丈地质问道。

我有责任使他相信，那个可怜的女生并不是在享受爱的喜悦，而是在遭受考试的痛苦。结果，他开始发表长篇大论，向我阐述，女人求学，纯属胡扯。他的言语让我感觉像是遭到了一顿猛击，仿佛我就是那个把自己的女儿送进音乐学院的服装制造商，或者那个啤酒生产商。阿道夫对社会的批判越发猛烈。我安静地畏缩在钢琴凳上，他愤怒地踱着三大步来回走动，将无尽的愤怒转嫁到其他事物上，先是对着门，然后又是对着钢琴发脾气。

总的来说，初到维也纳这段日子，阿道夫的心理开始变得不平衡了。他会为了一点儿小事就大发雷霆。很多时候，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我是错的，他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如今，我认识阿道夫已经有三年多了，不管是他学业上的挫败，还是他母亲的去世，总之所有艰难的日子我都陪着他一起熬了过来。我不知道他产生这种极度消沉的情绪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我觉得这种状况迟早会得到改善。

他同这个世界是对立的。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他看到的始终是不公平，仇恨和敌意。没有什么能幸免于他的批判；没有什么能让他看得过眼。只有音乐还能让他稍微振作，比如在每个周末，我们到城堡小教堂去听宗教音乐的时候。在城堡小教堂，人们能够免费欣赏到来自维也纳歌剧院的独唱表演，以及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表演。阿道夫特别的喜欢这支童声合唱团，他无数次地告诉我，以前他在兰巴赫接受的此类训练是多么地令他难忘。但要知道，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其他童年经历令他尤为痛苦。

他成天都在忙个不停。我不知道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应该做些什么。但不管怎么讲，学校开设的课程应该还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他就坐着看书，一看就是数小时，然后又坐着写作，直至凌晨；或者有的时候可以看见，在钢琴上，桌子上，在他的床上，我的床上，甚至在门上，到处都布满了他的设计。而他会站在那里，神情焦灼地凝视着他的作品，蹑手蹑脚地在他的画作之间移动，这儿改动一点，那儿又校正一下，并且总是喃喃自语，用夸张的手势表达着他内心的激动。如果此时我打扰了他，那我就要倒霉。我对这项复杂而具体的工作感到十分敬重，不管我看见什么，我都会说喜欢。

当我失去耐心的时候，我会打开钢琴，而他会迅速地将这些纸张乱叠到一起，堆进一个壁橱里，然后抓起一本书，匆匆前往美泉宫。他在草坪与树木之间的一处宁静之地发现了一张长椅，在那儿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他。他在户外学习中取得的所有进步大都是在这个座位上完成的。我也喜欢这个安静的地方，置身此地，会让人们完全忘记自己是处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在之后的一些岁月里，我经常都来看望这张孤独的长椅。

看来一个学建筑的学生能比一个学音乐的学生，花在户外的时间更多，工作的独立性也更强。有一回，当他再次写作至凌晨之时——丑陋而多烟的小煤油灯几乎快燃尽，而我依然醒着——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工作了这么久，到底弄出个啥样的作品。他仓促地递给我两张写有许多潦草文字的纸，作为他对我的回答。我震惊了，上面写道：

“后景为神山，神山之前，是被参天橡树所环绕着的献祭巨石；两个强壮的战士擒着一头将要拿去献祭的黑色公牛，他们牢牢地拽住牛角，将这头野兽那强有力的头按在献祭之石的凹槽上。在他们身后，伫立着一位身穿浅色法袍的牧师。他手持一把用来屠宰公牛的长剑。周围全是神情庄重，留着胡须的男人，他们靠在盾牌上，手执长矛待命，专注的观看着整个仪式。”

我看不出这种奇怪的描述与建筑学之间有什么关联，于是我就问他，这究竟是何物。

“一出戏剧。”阿道夫回答道。

然后，他开始饶有兴致地向我描述起各种情节。很不幸，我早已忘记。我只记得那部分故事发生在巴伐利亚山脉，在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候。山里的人不愿意接受新的信仰。相反，他们被自己的誓言所束缚,屠杀基督教传教士。这是整个剧本中戏剧冲突的基础。

我真想问问阿道夫，是不是艺术学院的课余时间太多，让他有空去搞戏剧创作，但我知道他对任何与他专业有关的问题都十分敏感。我欣赏他的态度，因为他为了争取自己的学习机会，肯定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我猜想这就是为何他在这方面显得特别敏感的原因。虽说如此，但我还是感觉整件事情有点蹊跷。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让我担心。我以前从没见过他用这种方式折腾自己。相反，在我看来，他是太过疯狂，而非缺乏自信。但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发生了转变。他在自我批评中越陷越深。然而，这一切只需要轻微的一触碰——就好比当人们打开电灯开关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明亮清晰了——因为他的自责演变成了对时间的谴责，对整个世界的谴责；带着阻塞在他心中的无限憎恨，他会迁怒于所有的事物，他与那些不理解他，不欣赏他，甚至遭受迫害的普通大众相对立。我看着他在我面前踱来踱去，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宣泄着他的无尽怒气，然后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我坐在钢琴旁，手指停放在键盘上，默默倾听，被他憎恨的颂歌搞得心烦意乱，然而更多的是为他感到担忧，因为他面朝空墙的吼叫，只有我这么一个听众，或许还要加上在厨房里忙活的查克雷斯夫人，但她可能是在担心，这个已经疯掉的年轻人是否能够交出下个月的房租。但他狂热的言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人们根本听不进去。所以，这些伟大展示又有何用？

当这番被憎恨所驾驭的高谈阔论，上升到与整个世界相对抗的时候，他猛然的一句话才向我揭示出，他的身躯已在万丈深渊旁摇摇欲坠。

“我应该放弃斯蒂芬妮。”这是他能讲出的最糟糕的话，因为只有斯蒂芬妮是与普天之下，所有的丑恶人类都有所区别的生物——她，让阿道夫炽热的爱恋得以寄托，给了他饱受折磨的人生以意义和目的。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他唯一的妹妹还是个小孩儿，他还剩下什么呢？他没有家庭，没有房子；他只有爱，只有斯蒂芬妮在他遭受所有苦难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虽然只是他的想象。直到现在，这种想象还在发挥着足够强大的作用。但很明显，在目前这样的精神抽搐中，即使是这份坚定的信念也支离破碎了。

“我还以为你准备给她写信呢？”我插了一句，意在用这种建议来帮助他。

他用一个极不耐烦的手势表达了对我的漠视（直到40年后我才了解到，他当时真的给她写过信），然后对我说了一席我从未听他讲过的话：

“只有疯子才会等她。那个妈妈肯定已经为斯蒂芬妮挑好了她要嫁的人。爱情？她们才不会管有没有爱情。找个条件好的，就这么简单。而我是个条件差的，至少在那个妈妈的眼中是这样。”

接着他就对那位“妈妈”进行了一阵猛烈地嘲讽，外带那些上流圈子里的每一个人，还有那些为了继续享受不当的社会权利，而对婚姻做出精明安排的人。

这钢琴简直弹不下去了，于是我躺到了床上，不一会儿，阿道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书上。我犹记得当时我多么的惊愕。要是阿道夫已不再对斯蒂芬妮有一丝眷恋，那么他会变成什么样。

我的感受很矛盾：一方面，我很高兴能看到他从这段毫无希望的恋情中解脱出来，而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斯蒂芬妮是他唯一的理想人选，也是唯一能给他带来前进动力和生活目标的人。

第二天，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尖锐的争吵。我得练习钢琴，而阿道夫却想要朗读。因为外面下着雨，他无法到美泉宫去。

“这种无休止的弹奏，”他冲我吼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很简单，”我回答道，然后起身从我的音乐箱里拿出一张时间表，用图钉将其固定在了壁橱的门上。这种做法对我们彼此都有利。我清楚地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外出，什么时候不外出，而眼下正好是我练习钢琴的时间。“那么现在，把你的时间表挂在下面。”我补充道。时间表！他才用不着这些东西呢。他的时间表装在他的脑子里。他涉猎的领域繁多，但都很系统化。平常他几乎只在晚上工作，到了白天就睡觉。

我很快就适应了音乐学院的生活，我的老师们对我的工作也感到满意——他们为我提供了全职教学，从这点就能看得出来，还不是一般的满意。当然，我对此引以为豪，甚至有点骄傲自满。音乐这门艺术看起来似乎与以前的教育关系不大。所以我既愉快又满足，每天早上我都高高兴兴地起身前往音乐学院。但正是这份成竹在胸的感觉，这种志在必得的自信，让阿道夫在苦恼的对比中难以入眠，尽管他从不提及。

所以现在，贴在墙上的那张时间表，想必在他眼中就变成了一张我未来保障的官方认定书，而这，引发了一场大爆炸。

“这座学校，”他叫喊道，“有太多思想僵化的老公务员、老官僚，有太多愚昧无知的弱智官员。整个学校就应该被炸掉！”他的脸色乌青，嘴巴紧合，嘴唇几近惨白，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眼神里透露着凶煞之气，仿佛所有的憎恨都贮藏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

我正准备指出，那些在他盛怒之下，被草率定性的人，毕竟都是他的老师和教授，他们多少都给他传授过一些知识。可是他先发制人。

“他们拒绝了我，他们排斥了我，他们抛弃了我！”

我被震惊了。原来这就是真相。阿道夫根本没有被艺术学院录取。此时，关于阿道夫那些令我困惑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解答。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他的不幸，我问他是否把这件事情告诉过他母亲。

“你脑子里在想啥？”他反诘道，“我怎能让处在弥留之际的母亲承受这份担忧呢？”

没办法，我只好认同。

我们彼此沉默了很久。也许那时候，阿道夫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然后，我试图将对话拉回到现实中。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他。

“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他暴躁地重复着，“你又来了是不是——还怎么办？”

对于这种问题，想必他已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因为他肯定没跟任何人谈论过这件事情。

“现在怎么办？”他再次嘲弄着我焦虑的疑问，而不是正面回答。他坐在桌旁，周围全是书。“现在怎么办？”

他挑了挑油灯，抽出一本书，开始阅读。我只好去摘下贴在壁橱上的时间表。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的举动，平静地说了一句，“没关系”。

第十六章 希特勒改革社会的梦想

当我们乘坐马车，从美泉宫穿过玛利亚希勒夫大街驶向霍夫堡的时候，我们经常看见身着节庆制服的老皇帝。碰上这种情况，阿道夫并不会耽搁许久，而且事后他也不会提及。因为皇帝仅仅是奥匈帝国的一个象征，所以阿道夫对他不感兴趣。

反差和对比巩固了我对维也纳生活的记忆，使我一直铭刻于心。在动荡的1908年期间，有两个政治事件激起了民众的不安情绪。

一件是皇帝的钻石婚纪念。弗朗茨?约瑟夫于1848年登基，他在位期间，整个国家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从1866年开始，奥地利42年都没有卷入过任何一场战争。只有很少一部分老兵才知晓柯尼格拉茨会战，或者库斯图萨战役。因而老百姓将皇帝视作和平的捍卫者，他们热情高涨，着手准备着庆典。

另一件是并吞波斯尼亚，这项裁定同钻石婚纪念有关，它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对外扩张只能表明这个国家内部的虚弱，很快，处处都弥漫着火药味。事实上，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早在6年前就很有可能发生。所以说那场战争（1914—1918）的爆发也绝非偶然。

那时候，生活在我们两个无名小卒周围的维也纳人，在对老皇帝的忠诚与对战争的恐惧之间左右为难。

我们注意到，每个地方的阶级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社会底层人口数量庞大，他们经常是食不果腹，住在没有阳光的低劣公寓里。鉴于我们自己的居住环境，毋庸置疑，我们也属于这一类人。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跑到外面去体验这座城市诸多的苦难与悲惨——这种不幸就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那潮湿而成块剥落的墙壁，虫洞满布的家具，还有臭气熏天的煤油味，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典型写照。当我们空着肚子来到市中心的时候，我们看见衣着讲究的公务员出入于富丽堂皇的高级公寓，以及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奢华酒店——旧贵族、工商界领袖、地主、富豪——极其铺张地举办着各式宴会；一面是饥饿与穷困潦倒，另一面却是不计成本的享乐、纵欲和无度的挥霍。

我是因为太过想家，而无暇对这些社会反差发表政见。但阿道夫呢，无家可归，又被学校拒收，社会地位卑微，又根本没有任何逆转的机会，在这一时期，他的反叛情绪达到了顶点。这个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让他饱受其苦，同时也激起了他对我们周围，那些大肆敛取不义之财的骄横之人的极端憎恨。只有通过对国家事务的猛烈抨击，他才能够容忍自己那“狗一样的生活”。不可否认，导致他现状的原因，大部分应该归结于他自身的错误；但这一点，他永远不会承认。比饥饿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缺乏个人卫生，因为他的身体对一切事物的敏感几近病态。无论怎样，他都会让自己的床单和衣服保持整洁。要是在街上看见这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你断然不会想到，他每天都忍饥受饿，还住在第六区一处令人绝望而且虫满为患的偏室里。周围的环境卫生极度恶劣，虽然他是被迫居住于此，但这才是激起他反对社会普遍现状的真正原因，而非缺少食物。这座古老的皇城，成了社会舆论和政治观点生长的沃土，那种虚假的城市魅力以及浪漫情调正显示出它内部的腐朽与衰败。希特勒后来所拥有的一切，均得益于这座行将就木的帝国之都——维也纳。尽管他后来这样写道：“以‘吃忘忧树的人’来命名的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意味着5年的苦难与窘迫。”此番言论只显示出他这段经历的消极面。而积极的一面是，他在不断反抗现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后来的岁月里，几乎没怎么发展。

尽管他对劳苦大众极富同情心，但他从未直接接触过帝国首都的本地居民。他很不喜欢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从一开始，他就无法忍受他们那种悦耳却又绵缠的口音，相比而言，他倒更喜欢查克雷斯夫人操的一口笨拙的德语。除此之外，他还讨厌维也纳人的唯唯诺诺和冷言少语，他们似乎永远都是得过且过，放任自流，并且做事不计后果，目光短浅。而阿道夫的性格正好与之相反。我至今还记得，阿道夫总是不苟言笑，仅是因为他不喜欢和人们发生肢体接触；但所有的事情又使他的内心躁动不安，并驱策着他想出一些彻底而全面的解决办法。对于维也纳人嗜酒这一特点，他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且对此相当鄙视！我们只去过一次普拉特的“开心花园”，而且还是出于好奇。他不明白人们为何要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当他从观看杂耍表演的人堆里，听到嬉笑吵闹声之时，他会摇头叹息，心中充满了对这些愚蠢行为的愤慨，而且还问我能否理解他们在干什么。他觉得这些人肯定是在嘲笑他们自己，对此他深表理解。另外，他还十分厌恶维也纳人中的混杂人群，捷克人、马扎尔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鬼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人混杂在普拉特。对他来说，普拉特简直就是一座维也纳的巴别塔。他有一个奇特的矛盾点一直让我着迷：他所有的想法和抱负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即怎样帮助众多普通而无辜的社会底层人民——这也是他对自身状况的定义——他们无时无刻不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但事实上，他又总是避免和这些人接触。普拉特人群混杂，让他深感厌恶。

另一方面，他同样对统治阶级的傲慢和自负相当抵触，他也明白，在那时候，人们更指望不上那些，因被排挤而变得冷漠和消极的先进知识分子。人们开始意识到,哈布斯堡王朝已是穷途末路，气数将尽。但在那些对传统君主制极力拥护的人群中，他们一度信奉着一种宿命论，对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总是逆来顺受，就像维也纳人通常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又何必强求”。这种苦乐参半而又听天由命式的语气同样也在维也纳的诗歌中盛行。比如诗人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瓦尔德甘斯——这些我们闻所未闻的名字，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对诗歌的鉴赏力，而是因为这些诗作的表达手法对我们来说很陌生；我们来自乡下，比镇民还要朴实。此外，我们是与那些逆来顺受之人不同的一代人。当这种令人绝望的社会状况在老一代人中间产生的时候，他们竟然无动于衷，这就迫使年轻的一代陷入到种族批判的狂热之中。同样，阿道夫也意识到了批判与反击的迫切性。他从不知道什么叫作顺从。他认为顺从只能让他丧失生存的权利。但他似乎又让自己脱离了同时期的人群，这些人在当时显得既傲慢又无序，阿道夫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拒绝加入当时存立的任何政党。尽管他总是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他却总是独来独往，坚定地依靠自己去实现他的目标。

还有件事情我应该提一下——阿道夫拜访过梅德林区的工人阶级。尽管他从没跟我讲过，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但我知道他是想独自去研究工人家庭的住房与生活状况。他对任何单独的个体都不感兴趣；他只是想了解一个阶级的整体情况。因此他在梅德林并没有熟人，他的目的是客观地从一个横面去研究整个社会。

尽管他尽量避免与别人进行私下接触，但他却越发地喜欢上了维也纳这座城市；即便其他人都不存在，他照样可以活得高高兴兴，但前提是绝不能离开这座城市。怪不得后来他在维也纳认识的几个人都觉得他是一只孤狼，一个怪癖之人，他们把阿道夫精美的演讲、高贵的举止还有优雅的谈吐，看成是一种为了掩饰自己穷迫状况的矫揉造作或者傲慢自负的表现。实际上，年轻的希特勒在维也纳并没有朋友。

他越发的热爱维也纳的建筑，就拿环城大道来讲！当阿道夫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那耸立的高大建筑，让他仿佛觉得自己那些胆大的艺术梦想竟成为了现实，他花了好长的时间才从这种挥之不去的幻觉中清醒过来。渐渐地，他才从这些摩登建筑展览中找到了自我。我经常陪他去戒指路散步。那时候他会详尽地为我描述这样或那样的建筑，指出确切的细节，或者给我解释它的构造原理。他当真会花上数小时，站在一幢建筑物面前。他忘却了时间，更忘却了周围的一切。我对他这种长时间的驻留和复杂的审视简直无法理解；毕竟，这些东西他之前都看过，而且已经比大多数的本地人都还更了解。当我偶尔失去耐心的时候，他便粗鲁地对我咆哮，还问我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朋友；如果是，我就应该分享他的兴趣。然后他又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回到家里，他会给我绘制平面图、剖面图，或者进一步详述某些有趣的细节。他借来许多关于各种建筑兴建始末的书籍，例如皇家歌剧院、国会大厦、城堡剧院、卡尔斯大教堂、霍夫博物馆、市政大厅；他带回家的书是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本大众建筑手册。他向我展示了不同的建筑风格，而且还特别为我指出，环城大道那些建筑中的某些细节部分，显示出了当地工匠十分高超的技术水平。

他对建筑的研究并不止于它们的外观。他对某些建筑的偏门、楼梯，甚至是后门和一些鲜为人知的通道都了如指掌，这一度令我感到相当惊讶。他从任何方向都能进入一栋建筑；他最讨厌那种为了掩饰某些布局的缺陷而把外观修建得金碧辉煌的建筑。美丽的外观永远都靠不住。他认为石膏是一种下等材料，任何一个建筑师都不应该使用这种材料。所有的一切都瞒不过他的法眼，他时常会为我指出一些旨在营造视觉效果，却华而不实的建筑。这样一来，戒指路便成为了他论证自己观点和考量自己建筑学识的一个参照实体。

与此同时，他的大型广场重建计划也已经初步成形。我清晰地记得他的阐述，比如，他把霍夫堡皇宫与大众公园之间的英雄广场视为一处群众集会的理想之地，不仅是因为与之毗连的环形建筑包围着集会的群众，形成得天独厚之势，还因为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都会感受到一种如史诗般的震撼效果。我觉得这些言论属于闲着没事儿的异想天开，可尽管如此，我总是不得不参与到此类体验中。施瓦曾伯格广场也深受阿道夫的青睐。有时在皇家歌剧院的演出间隙，我们会来到施瓦曾伯格广场，于暮色之中欣赏那如梦如幻的灯光喷泉。那样的壮观场面，令我们无比满意。布满泡沫的水花不断升起，在各种聚光灯的照射下交替呈现出红、黄、蓝三色。色彩与水体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为整个广场增添了一分超凡脱俗的感觉。

诚然,受到戒指路建筑风格感染的阿道夫，也对维也纳的大型工程颇感兴趣，如音乐大厅、剧院、博物馆、宫殿、展览馆。可是渐渐的，他的规划设计风格也在改变。首先，这些雄伟的建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显得如此完美，以至连思维广阔的阿道夫都找不出任何改善的理由。其次，在这方面，林茨与之大不相同。他曾对自己在林茨见过的每样建筑都感到很不满意，比如像老城堡，还有其他一大堆建筑。所以，难怪他要为林茨设计一座更庄严的新市政大厅，因为老市政厅夹在主广场的楼群中间，显得相当狭小，也不那么雄伟；而到最后，当我们的散步结束时，他已经把整个城镇翻修了个遍。维也纳则不同，不仅因为给这么大一个城市构想一个合乎比例的单位对他来说具有难度，而且还因为随着他政治认识的增长，他开始越发地意识到，维护公众健康与建造适宜居所的必要性。在林茨，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人们会对这些工程有怎样的反应，也没考虑过他的大型工程是否会对民众造成影响。然而到了维也纳，他开始为了人民而建造。他在深夜长谈中为我解释的一切、描绘的一切、计划的一切，都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建造而建造，而是把居住者的需求和愿望放在首位，做出认真而负责的计划。在林茨，那些都是纯粹的理想建筑，而到了维也纳，它们成了社会建筑；这就是他的进步所在。这样的事实基于一个外部因素，那就是阿道夫以前在林茨过得相当安逸，尤其是在乌尔法尔的农舍。而现在恰恰相反，住在维也纳斯通帕街一间晦暗的偏室，直到现在，当他每天早上醒来，一看到那空白的墙壁和这惨淡的景象，他就会感到，建筑的意义并不在于卖弄和炫耀，而是一个关乎大众健康的问题，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个怎样让贫困人群脱离苦海的问题。

“戒指路的宫殿旁，徘徊着成千上万的无业游民，旧奥地利的凯旋大道下，无家可归之人蜷缩在泥泞的管道中。”希特勒用这些文字在《我的奋斗》中宣称自己态度的改变。从对皇家建筑的崇拜，到对社会悲剧的沉思。“至今一想到这些悲惨的铁皮棚，拥挤的膳宿公寓，密集的人群，想到这个绝望、污秽、充满愤怒的阴暗画面，我不由得全身颤抖。”

阿道夫告诉我，去年冬天，当他还是独自一人在维也纳生活的时候，为了节省燃料，他就经常跑到公共休息室去取暖，因为他那个不争气的火炉总是消耗甚多，散热甚少。而在公共休息室，人们可以免费取暖，还有大量报纸可供阅读。我猜测阿道夫在同那些常客的交谈中，对这座大都市那令人愤慨的住房条件，有了初步的直观了解。

在我们找寻住处，也就是我即将入住维也纳的时候，我曾有过一种预感，我感到在前方不远处，等待我们的将是苦难，窘迫与污浊。穿过阴暗而臭气难挡的庭院，上上下下的楼梯，污秽肮脏的走廊；经过一家老小挤在一堆且昏黑无光的狭小房间，当地的人们如同周遭的环境一般，显得腐朽而糜烂——此情此景仍然使我无法忘记，同样，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在一所看似合乎我们居住标准的房子里，我们见识到了邪恶的极点，妖媚的“波提乏夫人”，在我们看来她远不如那些穷苦大众。从那以后，阿道夫每日每夜都会在房门与钢琴之间没完没了地来回踱步，用强有力的说辞，为我阐释着这种邋遢的居住环境的成因。

他从我们两个的住处开始说起。在一块巴掌大的地方，竟然堆起三座建筑，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侵占了别人的电力、空气，还有生活空间。

“这是为何？因为买下这块土地的人想要尽可能的获取最大利益。所以他必须将房子修得尽量的紧凑，尽量的高。整座公寓就像是一个被隔开的大盒子，把人们一个一个地向上堆叠，垒得越高，他获利就越大。承租人从他们那里得到房子后，必须使之物有所值，因此会转租一些房间出去，通常都是把最好的房间租给别人；就比如像我们善良的查克雷斯夫人。而为了将可用房间提供给其他租客，承租人又只好挤在一块住。所以每个人都想从他人身上获取利益，结果是，除了房东以外，所有的人都没有足够的生活空间。把地下室当房子出租，同样是个丑陋的现象，那里没有照明设施，没有阳光，空气也不流通。如果对成年人而言算是难以忍受的话，那么对儿童来讲，将是致命的。”

在对房地产投机者和开发商的猛烈声讨中，阿道夫结束了他的演讲。他有句话至今还在我耳畔萦绕，其中有个词我当时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些依靠人们糟糕的居住状况为生的“职业房东”。那些可怜的租客在一般情况下是绝对见不到房东的，因为房东不会住在这些公寓中——但愿不要发生这种事——他们住在希青或者格林津郊区的某个奢华别墅里，享受着从别人身上榨取来的财富。

有时候阿道夫会站在承租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这些可怜的穷鬼来说，一个像样住所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光线——每个房屋必须有独立的窗户。必须有为儿童修建的花园和运动场。空气——必须要看得见天空；还要有一些绿化，一小片自然景色。可是，看看我们住的这栋楼，他说道。阳光只能够照在房顶上。通风——简直可以不用说了。水源——一个简单的水龙头支在外面，8户人家只能提着桶拿着罐子到这儿接水。整个一层楼共用一个极其肮脏的厕所，连大小便都要排队。最要命的是，臭虫满天飞！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时候我已经知晓阿道夫被学校拒绝了——我不时会问他白天去了哪里，因为他会回答道：“我正致力解决维也纳的住房问题，为此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所以我常常得四处走访。”

那些日子，他经常整夜地凝视着他的设计和画作，但从不对此发表任何言论，而我也没有过多追问。可是，大概到了3月底的时候，他突然宣布：“我要离开3天。”

第四天，他疲惫不堪地回来了。至于他去了哪里，在哪儿睡的，饿到了啥程度，恐怕只有老天爷知道！从他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我推断他去了维也纳几个较偏远的地方，也许他到过施托克劳或者马希费尔德，去考察当地是否有可用的土地来帮助缓解城市的人口拥挤。接着他又挑灯夜战，直至天明。最终，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成果。首先，是一些简易的平面图——带有最低设施配备的工人公寓：厨房、客厅、父母和小孩的单独卧室、厨房的自来水、卫生间，并且还有一样在当时闻所未闻的新设施——浴室。然后阿道夫又向我展示了他用印度墨水工笔绘制的各种房屋户型的草图。这些草图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一连好几个星期它们都挂在我们家的墙上，而且阿道夫还乐此不疲地为我反复讲解这些工程。从我们吹不着风，见不到光的生存现状中，我意识到我们周边的环境与阿道夫想象中，那种光照通风条件极好的房子形成了越发强烈的反差。因为，只要我的眼神从这些漂亮的草图上稍微一游离，我就会看见那堵胡乱刷成，并已开始剥落的墙壁，而且上面还残留着我们在夜间扑杀臭虫后留下的痕迹。这种鲜明的反差使我朋友的宏伟计划，不可磨灭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廉租公寓将被摧毁。”带着简单的声明，阿道夫开始了他的工作。要是他用别的办法我反倒会感到惊讶，因为他在拟定每个计划的时候都会倾尽全力，把事情做到极致，他最憎恶的就是那种权宜之计或者折中的办法——生活导致了这种无奈。但他的任务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个人投机倒把行为将被禁止。随着工人区的拆除，多瑙河沿岸一带将增加一片开放式的休闲区域，宽阔的道路将贯穿其中。大型建筑区域将由铁道网络连接。分散在城区内的各个与之匹配的站点，将取代大型的火车站，与城镇中心相连接的是一些当地的小型车站，这些小型车站为固定的区域服务，为人们上下班提供舒适而迅捷的交通。汽车在当时还难以被设想成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维也纳的街道仍然是出租马车的天下。而骑自行车只是慢慢成为了一种廉价而实用的旅行方式。在那时候，唯有火车才能够提供大批量的运输。

在阿道夫的设计中，他的关注点绝非片面而单一。但像今天修建的那种家庭型住宅，或者业主私有型住宅，也并不是他中意的“解决办法”。他的构想仍然基于老式的经济公寓住宅，一栋多户型。这样就衍生出了他那种最小容纳四户人家的房子，两层楼，结构均匀，底楼和二楼各两套住房。这种基本单位是比较普遍的类型。要是情况需要，还可以将4～8个这种基本单元，结合成一座能容纳8户或者16户家庭的公寓大楼，但是这种公寓大楼也得保持“与地面接近”，也就是说，它们仍然是两层楼，只不过横向组成。周围布置的是花园，操场，还有成片的树木。16户人家的楼房就是极限了。

设计完用来缓解城镇人口拥挤的必要住宅之后，现在我的朋友就能够将注意力转向问题的本身了。阿道夫拿出了一幅大型城市地图，这幅地图大得在桌上都铺陈不开，因此只得将它在钢琴上展开，他在地图上设置了铁路网和公路。工业中心被标注了出来，住宅区也被合理地划分了出来。在他专注于这些浩大工程的时候，我都一直陪伴在他左右。的确，为了这项任务，他将房间内的每一平米都利用了起来。若不是见阿道夫在此事上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会把整件事情看成是一种有趣而又愚蠢的消遣。事实上，我是对我们糟糕的居住条件太过失望，以至于几乎变得和我朋友一样的狂热，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细节仍然保留在我记忆中的确切原因。

阿道夫以他自己的方式思考着一切。我仍旧记得一度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他的新维也纳里，还有没有必要让酒馆存在？如同对尼古丁的看法一样，阿道夫对酒精也持坚决地反对态度。如果人们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那为何还要到酒馆去呢？总之，他为这个新维也纳找了一种解决办法，这个彻底而大胆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新式饮料代替酒！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林茨弗兰克公司的办公大楼去翻修几个房间，那家公司专门生产一种咖啡替代饮料。阿道夫到那里来看我。公司为每个工人提供一种极为可口的冰镇饮料，一杯只要1赫勒（奥地利青铜币）。阿道夫对这种饮料非常满意，以至于数次反复提及。他说，如果能向每个家庭供应这种廉价而有益健康的饮料，或者类似的不含酒精的饮料，那么人们就能告别酒馆。当我告诫他道，据我对维也纳人的了解，他们是不大可能戒酒的，这时候他便粗鲁地回答道，“没人会要你参与！”似乎言下之意就是，维也纳人也不会让我参与。

阿道夫尤其反对那些建立了烟草垄断的国家，而奥地利便是其中之一。他义正词严地讲道，照此下去，这个国家的生命与健康将葬送在自己手上；因此必须要关闭烟草制造厂，并且禁止进口烟草、雪茄以及香烟。但是，与他的“人民的饮料”情况不同，他并没有找到一种烟草的替代品。

总而言之，阿道夫越是将自己的想象掺入到对这项工程的认识中，他的整个事业就越发地接近乌托邦。只要不违背他计划的基本原则，一切事务都合乎情理；可是，当他想出了计划实施的细节之后，阿道夫又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因而弄得我完全是一头雾水。在用我父亲挣来的血汗钱，为这个臭虫满天的屋子付清了我应承担的10克朗房租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同情阿道夫的想法——在他的新维也纳里，将不再有地主、房东和租客的存在。土地将收归国有。房屋住宅将不再成为私有财产，而是由某种房屋合作社管理。人们将不再缴纳房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房屋土建成本的供款，或者是一种房屋税。到目前为止我姑且还能与之为伍。可当我胆怯地问道，“是不错，但照这样做的话，你是无法承担如此昂贵的建筑成本的。谁来为这些工程埋单呢？”此语一出，立即招致了他最猛烈的反击。已陷入狂怒的阿道夫粗暴地回应着我，而我也只好似懂非懂地招架着。但他的解释我几乎已不记得，反正大多都是些十分抽象的概念。倒是他惯用的感情表达方式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它们越无实际意义就越让我印象深刻。

整个工程的核心问题尚待解决，正如阿道夫自己的形容“处在革命风暴之中”。这种呆板的措辞，首次出现的场合是在我们破旧不堪的住所中。我不知道阿道夫这些语句是不是从他大量的阅读中捡取的。尽管他从未刻意地停下来解释，可不管怎样，每当他奔逸的思维将要陷入停滞的时候，这句豪迈的“革命风暴”总会给他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我发现这句话要么“囊括一切”，要么就“毫无意义”。对阿道夫而言，它的意义“囊括一切”，而对我来说，它就是“毫无意义”。直到阿道夫用他那具有催眠效果的口才，对我进行了一番引导和劝诫之后，我才最终相信，仅仅需要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便可打破那个陈腐的旧世界，而后，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宏伟计划便可得以实现。就好比一场夏末的和风细雨让遍地的蘑菇破土而出。

另外一个总是反复出现的表达是“德意志理想国”，这与“帝国”一词均出自一个概念，同为他思想的主旨。这个“理想国”从基本原则上说是国家与社会的统一，而社会主要是就工人阶层的劳苦大众而言。阿道夫越发认真地想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打造一个按需分配的国度。但是，这仍然是个十分朦胧的构想，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读之书的影响和约束。如此一来，他便选择了这样的措辞，“理想国”——好像是从他诸多书籍中的一本上读到的——理想国的细部将留给后世去发展和建立，而他只是暂且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当然，“帝国”才是他的终极目标。

阿道夫首次采用的第三种措辞也与他大胆的建筑工程有关，并且已经成了当时的一种不成文的准则：“社会改革”。这种措辞也包含了他头脑中许多尚未成形的思想和认识。但通过对政治文献的殷切学习以及对国会大厦的数次造访（我也被拽了去），他渐渐为“社会改革”这个词增添了一种具体而切实的意义。

有朝一日，当革命风暴袭来，理想之国诞生，被迟迟延误的社会改革就将成为现实。这一刻的到来，意味着“职业房东”们的廉租公寓将被拆毁，而全新的现代住宅将在努斯多夫后面那片美丽的草地上拔地而起。

我一直以来老想着我朋友的计划，因为我把它们看成是阿道夫在维也纳旅居期间，性格与思想发展的典型写照。诚然，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的朋友是不会对劳苦大众坐视不理的，因为我知道他断然不会对任何事情置若罔闻，况且，无视重要现象的做法也有悖于他的天性。然而我从不曾想到，在维也纳郊区的经历会如此强烈地唤起他的整个人格。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朋友从本质上说是一名艺术家，在面对绝望无助的劳苦大众时，如果他感到愤怒，那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他却依旧对此摆出一副冷漠之态，就好像自己还没被这座城市给拖下深渊。我思忖着他的敏感，他的唯美主义，还有他一直以来，对跟陌生人发生肢体接触的恐惧——那时他很少跟别人握手，次数屈指可数——我认为这种做法足以使他与民众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仅限于他在个人交际上的态度。然而在他情感丰富的内心深处，他永远的与下层人民站在了一道。这并不是同情，而是出于直观判断，他感到自己被剥夺了人身权利。这些还不止。他不仅与民众一起承受着苦难的折磨，而且他还殚精竭虑地想要把这些人民从贫困和不幸中解救出来，他正是为了这些劳苦大众而活。毫无疑问，这种想要重塑新生活的强烈愿望，是他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而这也导致了他一步一步地陷入困窘之境。只有通过“为民着想，造福于民”的崇高事业，他才能重新找回心理平衡。持续数周的惨淡景象和极度的消沉已经过去；他再次充满了希望与勇气。

但是眼下，只有善良的老妪，玛利亚?查克雷斯委身于这些计划。确切地说，她并未真正的参与其中，因为她已经不再帮阿道夫整理这些杂乱堆放的设计草图了，只要这两个从林茨来的学生能够按时交租，她就谢天谢地了。

就林茨而言，阿道夫无非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精致而极具魅力的城镇，用卓越的建筑来抬升它低微的省城地位。但对于维也纳来说，阿道夫则想将其打造成一座适宜人居的现代城市，而其名声与威望则次之——这是他对皇家维也纳的冀望：最为重要的是那些居无定所的老百姓，他们已经与自己的热土和同胞变得疏远，定要让他们重新在这片坚实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安居乐业。

一个住在玛利亚希勒夫城郊，一处阴暗偏室里的19岁青年，将这座古老的皇城在他的画板上变成了一个由4户、8户、16户住宅组成的宽阔、阳光且充满活力的都市。

第十七章 逆流直上

毋庸置疑，阿道夫在那时候确信自己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名建筑师。他究竟如何才能打开通往实践的大门呢，即便是通过彻底的自学，他也无法获得任何推荐信和学历证书——这从未让他感到过丝毫担忧。而对此我们几乎闭口不谈，因为我的朋友十分确信，待他学成之日，社会状况将会发生改变（既非平静，也非动荡不安，这是由于他的革命风暴所导致的结果），到那时，传统意义上的学历将显得不再重要，而真才实学才是人们唯一的衡量标准。

“那时，建筑为我所爱，我对它的狂热也在情理之中。除开音乐，建筑在我眼中可以位列艺术之首。在这样的情形下忙碌，我感受到的不是工作的压力，而是莫大的满足。直至深夜，我还能够阅读或者绘图。我从不知疲倦。这加深了我对未来的信念。尽管要实现我的美梦，尚需经年累月地磨炼，但我几乎敢肯定，有一天，我会在建筑圈内享有盛名。”

以上文字引自他的《我的奋斗》。

就这样，阿道夫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回想在林茨的岁月，他曾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全部贯注在了自己选择的学习上，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战胜了学校对他所谓的偏见、不公平，以及愚蠢的待遇，因此，当他在维也纳的住处想起相同问题的时候，便显得得心应手。他诅咒艺术学院保守而僵化的官僚主义作风，称他们完全不懂，何谓真正的艺术。我还记得他言辞极端地讲道，学校狡猾的设置这些障碍，唯一目的就是要毁掉他的前程。但他会向这些无能的“老棺材”证明，没有他们，他照样能够一往无前，逆流直上！从他对学院猛烈的抨击中，我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将这个年轻人拒之门外的老师们，无意间激发了阿道夫更多的热情和能量，这是他们的教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但我的朋友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在学习期间，他靠什么维持生计？要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不知道我的朋友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而自学。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带着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学习，人们断难想象，从他那虚弱的身躯里，竟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围绕着任何实际目标而展开。相反，他不时还会迷失在大量的计划和思索当中。相较我的音乐学习而言，我的进度完全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我只能说阿道夫的网撒得太宽，涉及的知识面太广，对于任何事情，即便是与建筑学联系甚微的事情，他都一并囊括；而且对待每一件事他都务必做到仔细、精确。照此一来，如何确保所有事情都能善始善终——更不要说他层出不穷的奇思怪想会扰乱他的专业训练。

他那种遍地撒网式的辛勤付出，与我在音乐学院的系统学习形成了一种反差，这丝毫无益于我们的友谊，但愿我们之间那不可避免的冲突只是因为各自的工作而造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在波斯切蒂教授分配给我一些私人学生之后，我们的分歧变得越发的明显。他说，如今是个人都能看出他霉运缠身；他最大的一个难言之隐就是他目前还挣不了一分钱。

一天晚上——我记得是在我给一个学生上完课之后——我找准时机，试图劝说他去寻找一些有报酬的工作。他说，当然，要是一个人走运，他就能够给这些年轻的小姐们上课。我告诉他说，这并不是我主动要求的，而是波斯切蒂教授自己将这些学生分配给我的——很遗憾，她们要学习的是和声学而不是建筑学。顺便说一句，我这人性格过于保守，要是我像阿道夫这么有天赋的话，我早就去寻找一些兼职工作了。

他饶有兴致地聆听着，就好像整件事情与他毫无关联一样。我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绘画，这是他真正能做的事情，就连他的老师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在报社或者出版社找一份工作怎么样？也许他可以给书籍绘制插图，或者给报纸画漫画。他推脱道，他很高兴我对他的绘画技艺如此的信任，但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将这类书报插图绘制的工作留给摄影师，因为就算是最好的画家，他的创作速度也没有摄影师快。

那么我接着说道，从事戏剧评论工作如何？

这项工作他完全能够胜任，因为每次在剧院看罢演出之后，他都会向我发表一番严谨，具体却又不失趣味的综合性评述。偌大个维也纳，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倾听他的观点，他应该试着去联系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社。但又必须要求他小心谨慎，不要过分地暴露出他的偏见。他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道，无论是意大利歌剧，俄国歌剧还是法国歌剧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人们同样也应该接受外国的作曲家，正所谓艺术没有国界。为此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然而无论何时，只要一讨论起音乐，我总会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在替自己作辩解，而是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在代表学院说话。虽然我十分乐意分享阿道夫对理查德?瓦格纳的巨大热忱，但我也不能够排斥其余的作曲家。然而阿道夫却固执己见，毫不妥协。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在我对阿道夫饱含激情的说辞中，我引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段唱词，“亿万生灵，信仰吧！全世界的爱正把你包围！”艺术家的作品必定是属于全世界的。因此，在他还未接受戏剧评论这份工作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可化解的矛盾，阿道夫如是说。于是乎，这个计划也同样泡汤了。

阿道夫在这个时期里搞了大量的文字创作。实际上，我发现其中主要是剧本和戏剧。这些创作大都取材于德国神话，或者德国历史中的故事情节。但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部是真正完成了的。可不管怎么说，要靠这门手艺挣些钱，倒没什么大问题。阿道夫向我展示了一些草稿，那壮观的舞台设计让我为之惊讶。然而除了关于基督教诞生的那个剧本以外，其余的我都记不清了，但它们共有的特点就是制作成本不菲。我们已经习惯了瓦格纳那些自命不凡的制作构想，但是阿道夫的设计构思，会让所有大师的作品都相形见绌。我对歌剧制作还算精通，因此不假思索地便道出了我的疑惑。我对他解释道，像他这样的舞台布景，不是寒冰就是烈火，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任何一个制作人都不会接受。他应该选择那种比较适中，比较柔和的舞台布景。总而言之，他最好别去碰歌剧，就去搞纯粹的戏剧创作，或者喜剧——这在老百姓当中是很受欢迎的。最有利可图的事情莫过于撰写几部平庸的喜剧。平庸？单是这个词就足以将他激怒。因而这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我渐渐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即便我说服了阿道夫，让他将自己的画作或者文学作品递交给了某个报社编辑或者某个出版商，那样还是不行，他很快就会跟老板吵起来，因为他决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给不给他钱都一样。他只是不甘忍受别人对他发号施令，因为阿道夫只听命于他自己。

所以我只好采取另一种办法。有了我父母的慷慨资助，加上我教授私人课程挣得的报酬，使得我在经济上优于阿道夫，因此，我总是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并且最好要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在这些事情上他显得极其敏感，只有在我们去散步或者远足的时候他才会同意让我请客。

后来，在我们彼此分别以后，阿道夫想到了一个独特的解决办法，使他既能够维持基本生计，又能够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于他的绘画天赋更多地体现在建筑上而非人物肖像上，因此他就以最工整最细腻的画笔将维也纳的著名建筑（比如卡尔斯大教堂，国会大厦以及类似建筑）勾画出来，并加以着色，绘制成图，然后等他一有空，就拿出去卖掉。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述：“当时（他指1909年到1910年）我靠创作素描和水彩画为生。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这样做符合我的职业选择。”换句话说，他宁可忍受饥饿，也不愿放弃自主。

由于我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当时，我也无法对阿道夫开展的特殊学习给出任何建议。再说我都自顾不暇，哪还有闲情去为他操心。然而我所留意到的是，他泡在书堆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尤其记得他有一本又大又厚的《建筑史》，因为他最喜欢任意从书中选出一幅图片，蒙住标题，然后告诉我图上所示为何建筑，比如沙特尔大教堂，或者佛罗伦萨的碧提宫。他记忆力惊人，总是过目不忘，这当然也是他工作中的一大优势。

他不知疲倦地从事着他的绘画工作。我记得他在林茨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制图术的基本要领，尽管这些知识仅仅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我不知道阿道夫究竟有没有将他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上，我也记不得他到底上没上过建筑制图课。

他从不愿意跟那些有相同专业兴趣的人混在一起，或者与他们就一些共同话题展开讨论。他宁可独自一人坐在美泉宫花园的长椅上，就书上的事物与一个虚构的自己展开对话，而不是去会见一些专业人士。他那种令人称奇的学习方式能够敏锐地洞悉事物的本质，但与此同时，他又焦急地避免着同任何的实际应用发生联系，这种怪异的精神自足让我想起了阿道夫和斯蒂芬妮之间的关系。他对建筑学的无穷热爱以及对建筑物的强烈兴趣，在我看来基本上只能算作一种精神上的消遣。就如同以前的惯例一样，当他需要为自己的感觉找些实际依据的时候，他就会跑到兰德大街去看看斯蒂芬妮。所以他会不时地从那些枯燥乏味的理论学习中逃离出来，转而前往环城大道，好让他内心的平衡在那片光辉景象的感召下得以恢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了阿道夫为何如此偏爱环城大道，在我看来，像圣?斯蒂芬大教堂或者美泉宫这类建筑的样式虽然更古旧，但它们却更具影响力和说服力。可阿道夫就是不喜欢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因为他觉得这类建筑在装饰上过于华丽，不符合他的口味。环城大道的建筑是在城市防御工事被拆毁后才兴建而成的；如此说来，它们的建造时间应为上世纪下半叶，并且建筑风格都是统一的。然而恰恰相反，几乎每种建筑风格都呈现于其中。像古典风格的国会大厦（准确地说是伪希腊风格），新哥特式风格的市政大厅，还有文艺复兴晚期风格的城堡剧院——这是一项令阿道夫尤为赞赏的工程。然而它们都有个共同点，让我朋友特别着迷——它们的排场。但是他之所以全神贯注于那些建筑物，并且把环城大道当作自己的专业训练平台，其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能从上辈人留下的这些建筑中，轻松地了解到它们的建造历史，复制他们的设计，通过他自身的努力，让每个建筑重新竖立起来；缅怀那个时代成就非凡的建筑大师们——西奥菲尔?汉森、森珀、哈斯瑙尔，还有冯?德?努尔。

我忧心忡忡地发现，那些新构思、新体验和新计划总是一再将我朋友的专业学习的步骤和安排给打乱。只要这些新鲜事物与建筑有一点关系，他就会将其纳入他的普及教育中，但在他的职业规划中，存在着许多客观的矛盾因素，此外，他对政治动向把握得越来越紧。我不时会问起阿道夫，拜访国会大厦与他的职业准备这两个相去甚远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会回答：“只有在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建造。”而有的时候他的回答是相当粗鲁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回答我如何去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他讲道：“即便我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告诉你，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尽管他总是粗鲁莽撞，喜怒无常，不可信赖并且死不悔改，但我从来都不会生他的气。

我就此打住了对其职业的追问。我最好还是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用我的行动告诉他，一个人要怎样去达到自己的目标。毕竟，我连实科中学的门槛都没跨进过，我只读过一所公立学校，但如今我照样成为了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不比任何一个大学生差。然而我朋友的学习进程与我正好相反。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专业训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深入和具体，而阿道夫的学习却变得越发的笼统，越发的冗杂，越发的抽象，并且还脱离了实践。“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他越是顽强地重复这句口号，他离目标的实现就越是变得遥遥无期。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典型倾向：在找到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职业之前，他们总是被自己的一些豪言壮语所累。而我的朋友一直都处在这种情况。

在《我的奋斗》中他写道：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试图利用我的记忆和理解力，找到一种正确的阅读方法。回首当年，我在维也纳获益良多，这是一段宝贵的岁月……我不断地阅读，为我的知识打下基础。工作之余的时间我全部用在了学习上。我至今相信，我的创造力大致始于我的青年时期……”

我的朋友脑子里全是书，我无法想象，要是阿道夫离开了书籍他该怎么活。每当他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把书一叠一叠地堆放在旁边。任何时候他的身边都不能没有书，即便不读，也必须把它们摆在周围。无论何时出门，他胳膊下总要夹本书。虽说这是个麻烦，但他宁可抛弃户外的天空也不愿落下自己的书。

书籍就是他的一切。在林茨，他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书，分别在三个图书馆申请了会员。在维也纳，他去霍夫图书馆的次数相当频繁，有一次我十分郑重地问他，是不是打算把图书馆内的所有书籍全部看完，结果我却得到了一些粗鲁的回复。有一天他带我来到图书馆，向我展示了庞大的阅览室。我简直被这些数不清的书籍给震撼住了，我问阿道夫他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书。于是他便开始向我解释怎样使用图书馆里的目录和分类表，这让我感到更加困惑。

在他专心阅读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干扰他。但有时候是他自己干扰自己，因为他一翻书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并且不管我对他讲的事物感不感兴趣，我都必须耐着性子听完。有时候他会将一本书塞到我手上，然后要求道，作为他的朋友，我应该看看这本书。在林茨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得更为频繁。他倒不是为了让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他的目的是想找一个能和他一块儿讨论这本书的人，即便这人只是个听众。

针对人们的读书方式，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

“我知道有些人不停地读书，一本接一本，但我并不会赞美他们学识渊博。诚然，他们从书中获取了大量的‘知识’，但他们的大脑根本没有将各种素材归类、区分。”

在这方面，我的朋友无疑心得颇多，他走在了多数读者的前面。从选定书籍的那一刻起，他的阅读就已开始。阿道夫很会抓住作者向他传递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且他对诗歌也很有感觉。他不把读书当成一件打发时间的事情；他在读书的时候，始终全神贯注。如果我不把他的阅读当回事，而且还在他学习的时候弹钢琴，他定会暴怒。

阿道夫选书的方式很有意思。最重要的是目录，然后才开始通读全文，他不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而是挑重点读。一旦读完，他就在自己的记忆中整理归类。我经常好奇，他的脑袋如何装得下这么多东西，但他吸收得越多，他就记得越清楚。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他书中所记载的多是德国英雄的传奇故事。不管他的情绪如何，抑或外部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他总会一头扎进书堆，把这些书再读一遍，尽管书中的所有故事情节，他早已谙熟于心。我记得他在维也纳读过一本书，名字叫《众神与英雄之传说》（日耳曼神话之珍藏本）。

早在林茨的时候，阿道夫就已经开始接触古典文学。他曾评说道，在歌德的《浮士德》中，蕴含了太多常人无法理解的哲理。有一回，他有幸在城堡剧院里欣赏到了由约瑟夫?凯恩茨担当主角的歌剧，《浮士德》的第二部分。阿道夫看过之后颇受感动，而且还在我面前反复提过好多次。诚然，谈及席勒的作品，《威廉?退尔》对他影响最深。但说来也奇怪，他非常不喜欢《强盗》。他对但丁的《神曲》极为钦佩，尽管我觉得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还过于年轻。我知道他对赫尔德感兴趣，我们还一起欣赏了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他喜欢施蒂夫特尔，也许是因为阿道夫在他的书中，见到了几幅与他家乡风景相似的图片，然而罗塞格尔却将他深深地打动，正如他以前的形容，“太受欢迎了”。

有时候他会挑选一些时下流行的书籍来看，但他只是为了把握一下当前读者的心理，让自己对他们形成一种看法，而并不是冲着那些书本身去的。冈霍弗尔在他眼中不值一文，但阿道夫对他所熟悉的奥托?恩斯特的作品却是赞赏有加。在现代戏剧方面，我们看过弗兰克?韦德金德的《青春的觉醒》，还有维尔布兰特的《巴尔米拉的工匠》。阿道夫在维也纳还读过易卜生的剧本，但感触不是很大。

至于哲学方面，他一直都推崇叔本华的著作，后来还加上尼采。然而我对此了解甚少，因为他将这些哲学家，可以这么说，据为己有——这是他不愿与任何人分享的私有财产。这种形式的保留也许还有另一层意思，毕竟音乐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它给我们带来的共同话题要远胜于哲学，因为哲学对我而言是个相当遥远的事物。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之前提到的，关于我对阿道夫的专业学习的看法和观点：他的阅读量惊人，凭借着超凡的记忆力，他获取了大量的知识，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一个20岁年轻人的标准。但是，他回避任何实质性的讨论。

在敦促我阅读某本书的时候，他大概已经预感到，不管讨论任何问题，我都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甚至可能在为我选书的时候，他就已经萌生了这种想法。实际上他对“其他观点”毫无兴趣，对阅后讨论亦是如此。

他对书籍的态度基本上等同于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他激情满怀地对他能够发现的一切事物照单全收，但他极其小心地同任何可能使其经受考验的事物，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他是一个探索者，当然，即便是在他的书里，他也只去寻找适合他的东西。有一天，我问他是不是打算光靠这些书籍来完成他的学业，他惊讶地看着我，然后冲我吼道：“你依靠老师，这我完全能够理解，但对我来说，老师简直就是多余的。”在这次对话之后，他便给我安了一个“知识乞讨者”和一个“智力寄生虫”的名号。我们一起在维也纳生活的这些日子里，我从没发现他从那一大堆书中找出个什么明确的东西，比如他行为的准则和意图；相反，他只是在为自己已有的原则和意图寻找证据。照此推断，他读书的作用（也许除了德国神话）并不是一种思想熏陶，而是一种自我校验。

我记得在维也纳的时候，他经常引用一些书上的话来解决他的诸多疑惑，“你看，这人阐述的观点同我完全一样”。

第十八章 歌剧院之夜

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皇家歌剧院，这段往事是我们友谊中的一个亮点，我朋友的记忆也同这些美妙的经历紧密相连。林茨的剧院见证了我们青年友谊的开始，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一踏入这座全欧洲最负盛名的歌剧院，那份昔日的感觉又会被我们重新拾起。随着我们不断地成长，我们彼此形成的反差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志向，以及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都使我们之间的隔阂变得越来越大。然而，我们对于一切美丽和高尚的事物都抱有强烈的热忱，所以作为这种美好品质的最高艺术表达形式，维也纳歌剧院的演出，将我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林茨，我们的关系既稳定又和谐。可是到了维也纳，冲突和紧张日益加剧，我想这主要归因于我们狭小的生活空间。幸好我们共同的艺术体验巩固了我们的友谊。

作为两个身份卑微的穷学生，要想获得观赏演出的机会，我们不得不煞费苦心，这是不争的事实。按道理说，维也纳的剧院也应该有那种“人行道”上的廉价站票，就像过去在林茨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买到过这种票，即便是通过音乐学院也买不到。所以我们只好买全票——2克朗——可以想象，每个月，当阿道夫缴清房租后，他可能总共就只剩下15克朗的生活费，因此2克朗对他而言已经是笔很大的数目了。并且，即使是买全票，我们都不得不下大力去争取，因为门票只在演出前一小时开售。

在演出门票最终到手后，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抢占“人行道”的空位了，好在“人行道”离售票处还比较近。它就位于皇家包厢的正下方，而且此处的音质效果极佳。女人是不准来“人行道”的，这无疑让阿道夫感到莫大的喜悦，但另一方面，这个位置也有它的缺点，因为它被一道铜栏杆分隔成了两个区域，一半是公务员区，一半是军人区。正如我朋友所言，这些年轻的军官到歌剧院来更多是出于社交目的，而不是来欣赏音乐的，他们买一张票只需要支付10赫勒，但我们这些穷学生却要花上他们20倍的数目才能获得相同的资格。这种现象总是让阿道夫愤怒不已。瞧瞧这些优雅的中尉，他们不停地打着哈欠，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演出间隙的到来，以便能够让他们去大厅显摆，就如同自己刚从包厢里走出来一般。他说在“人行道”上，观众们的艺术理解力和他们的票价是成反比的。此外，“人行道”的军人区从来就没占满过，但在公务员那一边，半数的学生、年轻职员和技工们几乎都是脚踩脚的并肩而立。

“人行道”的另一个缺点就是，那里通常都会被用来安插个别雇来的喝彩者，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又常常会搅扰我们的兴致。其操作手法非常简单：一个想在演出的某段时间获得掌声的演唱者，会在当晚雇佣几名喝彩者，雇主会给他们购买当场演出的门票，另外还会给他们一笔报酬。这些专业的喝彩者被按照一定比例，安插在观众中间，因此，经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某个最不恰当的时刻，一阵响亮的掌声从我们身边爆发出来。搞得我们相当恼怒。我记得有一回，在《汤豪舍》上演之时，我们还用嘘声示意那群喝彩者安静。那时候连管弦乐队都停下了，但其中一个仍旧不断地大声叫好，于是阿道夫一拳就招呼了过去，打在了他的身上。散场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喝彩者的头儿带了个警察在外面守人，阿道夫被当场盘问，由于阿道夫做出了聪明的自我辩护，因此警察就放过了他，但后来他立马在街上追到了那个告状的喝彩者，然后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由于在“人行道”上不允许穿戴外衣和帽子，所以当我们准备去歌剧院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在屋里，这样就省去了衣帽间的费用。诚然，晚上从过热的剧院里出来常常使我们感到寒冷刺骨。但是在欣赏完《罗恩格林》或者《崔斯坦》后，再冷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令我们讨厌的是，如果想省掉开锁费（给看门人的小费），那么在10点钟前我们就不得不赶回家。根据阿道夫的精确计算，从歌剧院走到我们家至少要花15分钟，因此到了9点45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离开。结果，阿道夫从没能完完整整地听罢一出歌剧，然而他错过的最后一段就只好叫我用钢琴弹给他听。

理查德?瓦格纳，那梦幻般的音乐依然是我们最为钟爱的事物。对阿道夫而言，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这位大师给我们营造出的音乐世界相提并论。比如说，当我想去皇家歌剧院欣赏一些威尔第的巨著之时，他会威逼我，直到我放弃我的威尔第，陪他来到韦灵的人民剧院观赏瓦格纳的歌剧。他觉得就算是瓦格纳的一部平庸之作也要比威尔第的一部上乘作品优秀百倍。我虽然不是这么想的，但又有何用？同往常一样，我只得屈服。因为阿道夫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对瓦格纳的作品提出反对之词。毫无疑问，他已经在皇家歌剧院观赏过了一场更好的演出——我已不记得是《罗恩格林》还是《崔斯坦》。但这并不是重点。聆听瓦格纳对他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上趟歌剧院那么简单，重要的是，他将有机会被传送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世界中，而这就是瓦格纳的音乐对他产生的效果。他需要那种入迷的状态和感觉，他需要逃离现实，在音乐的梦幻世界中徜徉，如此一来，他才能忍受自己天性中那难以控制的紧张情绪。

无论是人民剧院的演员还是管弦乐队，其演出水准都相当高超，远远领先于我们以前在林茨所习惯的任何表演。在林茨的剧院观看演出的一个好处是，人们无须在售票处排队就能买到一个便宜的座位。然而那冷冰冰的现代建筑风格以及剧院内部毫无新意的压抑氛围却总是让我们感到有一些不愉快，而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倒是与它那里缺少魅力的演出比较匹配。以前阿道夫经常戏称这些剧院为“布施处”。

我们在维也纳欣赏这位大师的不朽之作的时候，获得了绝对的享受，不可否认，正是林茨的剧院为此做了奠基。我们对他的歌剧早已谙熟于心，因此在我们看来，上至皇家歌剧院，下到韦灵最小的剧院，全都好像是为我们新建而成的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世界。

当然，我深知《罗恩格林》（我相信我们在维也纳居住的这段时间里，他看了不下十遍）还有《纽伦堡的名歌手》都是阿道夫的最爱。正如其他那些喜欢言引歌德或席勒的人一样，我们也会引用瓦格纳的名言，尤其是《名歌手》里的语句。众所周知，瓦格纳试图在剧中用汉斯?萨克斯这个人物将他朋友佛朗兹?李斯特给高大化，然后用丑化剧中人物贝希梅森这种方式来攻击他的宿敌汉斯利克。阿道夫经常引用剧中第二幕的第三个场景：

“成功，至今与我无缘。

虽然我感觉得到，但是我理解不了。

我不能将它留住，也无法将它忘掉。

即便我将它抓住，又无法将它衡量。”

就这样，我朋友参透了这条永恒不变的准则，而理查德?瓦格纳还曾严责他的同代人缺少这样的理解力，可以说，这条准则也适用于阿道夫自己；尽管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父亲、家庭以及他的老师们肯定也曾“感觉”到他有一些过人之处，但他们对此却无法理解。就算人们最终了解了他的目的也仍然无法“衡量”他的意志。这几句话是他的一种日常自勉，也是总能在他情绪低落时，起到帮助作用的一份慰藉。 

我们参照着剧本和乐谱，去学习那些我们在林茨未曾见过的瓦格纳的作品。所以我们丝毫不逊色于维也纳的瓦格纳迷，自然，我们很快就加入到了瓦格纳崇拜者的行列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见到这位拜罗伊特的大师的作品，我们都会毫不吝惜地发出赞美和感叹。

当我们在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欣赏了由古斯塔夫?马勒指挥的经典瓦格纳歌剧之后，我们就把以前在林茨的最高艺术体验归纳成了用心良苦却又水平低劣的地方性表演。然而阿道夫不会满足于以前那段遗憾的回忆，如果真是那样，他就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了。他热爱林茨，他把林茨当作自己的故乡，虽说他的双亲已经去世，但那里还留着一个令他朝思暮想的人，斯蒂芬妮。有谁知道她对这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有多么的重要，而又是什么让他日复一日地站在施密托尔街口为她守候。林茨的文化生活必须要达到与维也纳旗鼓相当的水平：带着这份野心，阿道夫开始了认真地工作。

在即将离开林茨的时候，他曾对剧院建设协会寄予了厚望，并且还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个积极分子。为林茨修建一座更好的新剧院本是个很不错的想法，但这件事情却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于是当此事石沉大海的同时，阿道夫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因此他开始独立工作。他努力要为自己的家乡设计一座不朽的建筑，就像他在皇家维也纳所熟悉的那些建筑一样，而在此过程当中，他也获得了快乐和满足。

他已经把城里的火车站从市中心迁到了郊区，这其中包括丑陋的车间，被煤烟熏黑的厂棚，还有老旧而笨重的火车。这使得他能够将公园的面积扩大，并且还可以添建一座动物园，一个温室，当然，还有一处灯光喷泉。在这座精心设计的公园中心，将会矗立起一座全新的林茨歌剧院，其规模略小于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但在艺术水平和硬件设施上与其不相上下。老剧院将被改造成一座表演大厅，其标准均参照歌剧院的建造规格。

就这样，我的朋友改变了家乡的可悲环境，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些灵感都源于维也纳的艺术吸引力。

我们几乎看过理查德?瓦格纳的所有作品。像《漂泊的荷兰人》、《罗恩格林》、《汤豪舍》、《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名歌手》，甚至还有《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帕西法尔》，这些经典都让我们难以忘怀。

当然，阿道夫偶尔也会观赏一下其他歌剧，但它们绝非像瓦格纳的歌剧那样，对他意义重大。我们曾在林茨看过一场难得出色的《费加罗》，这让阿道夫喜出望外。我依旧记得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讲到，将来林茨剧院应该致力于歌剧表演，像这出《费加罗》就是他们实力的体现。而另一方面，《魔笛》这出歌剧则是个完全失败的例子。韦伯的《自由射手》也相当的糟糕，以至于让阿道夫都不想再看第二遍。但到了维也纳，一切都有所不同。在我们观看过的完美演出中，不仅有莫扎特的歌剧，还有贝多芬的《费德里奥》。阿道夫从不喜欢意大利歌剧，虽说像多尼采蒂、罗西尼、贝里尼，尤其还有威尔第和普契尼这些意大利作曲家在当时都非常的时髦，并且在维也纳极具知名度，其作品的上座率也极高。

我们一起看过的威尔第的歌剧有《假面舞会》、《游吟诗人》、《弄臣》和《茶花女》，但他唯一喜爱的是《阿依达》。在他看来，意大利歌剧的故事情节太过戏剧化。他反对用骗局、诡计和无赖行为作为一幕戏剧性场景的基本元素。有一次他对我说：“要是没有匕首，这些意大利人该怎么办？”他又觉得威尔第的音乐过于朴素，太过依赖于旋律。相比之下，瓦格纳的音乐显得多么的大气磅礴而富于变化！有一天当我们听到有个手风琴手在弹奏《善变的女人》时，阿道夫对我说道：“那儿，你的威尔第！”正当我回答道，没有哪位作曲家的作品能够幸免于这样的亵渎之时，他生气地冲我吼道：“你可以用手风琴来演奏《罗恩格林》的旁白吗？”

阿道夫评价古诺的《浮士德》太过庸俗，甚至连柴可夫斯基、斯美塔那都难入他的法眼。毫无疑问，他对德国神话的痴迷，势必在此对他构成了阻碍。我认为音乐应该是属于全世界的，它不受到地域和种族的限制，而阿道夫驳回了我的观点。在他脑子里满是德国人的行事作风，德国人的情感表达，德国人的思考方式，其余的一概无视。除了德国的大师以外，他不接受任何的外国音乐家。他经常告诉我，能与这些大师们同属一国之公民，让他深感荣幸。

当听到瓦格纳的音乐时，他就如同变成了另一个人；暴戾之气离他而去，他变得安静，温顺而又易于相处。他的目光中不再透露出那种坐立不安的神情；他生命中那份难以承受之重已变得无关紧要。他不再感到孤单，他不再继续反叛，也不会再抱怨社会对他的误解。他陶醉而入迷。他情愿让自己沉浸在那音乐的广阔天地里，因为这对他而言要比枯燥乏味的现实世界更为真实。瓦格纳的音乐将他从我们的偏室，这处腐朽的禁锢之所，传送到了古代德国的极乐之地，而那个理想世界就是阿道夫所有付出和努力的终极目标。

30年后，当他在林茨与我重逢之时，他大概还以为我已经成为了一名颇具影响力的乐队指挥，因为他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还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当我以一个卑微的政府雇员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希特勒，当时的帝国元首，对我讲道：“这么说你成了一名文书？但是你是个艺术家啊。看来我们得好好谈谈。”他这番话是在暗示我想不想去指挥一支交响乐队。

我心存感激地婉言拒绝了。因为我感到自己已经不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了。当他意识到我无法接受他这份慷慨的帮助之后，他便转而回忆起我们在林茨剧院和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将我们普通的友谊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而后他还邀请我去拜罗伊特。

我从不曾想到会有其他事物能够超越我学生时代在维也纳的完美艺术体验。然而在拜罗伊特，这种事情就发生了。作为我老朋友的客人，我应邀来到拜罗伊特，在那里，我对理查德?瓦格纳的体验，达到了我人生中的最高点。

第十九章 希特勒创作的歌剧

因为我和阿道夫在维也纳所学的专业不同，所以很快我们这段友谊就显现出了它的脆弱之处。每天早上，当我准备去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我的朋友还在床上酣睡；而到了下午，当他想工作的时候，我的乐器练习又打扰了他。这种情况经常引发我们之间的冲突。

“什么音乐学院，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有什么可教的东西？”他想要向我证明，即便是像他这种没有上过音乐学院的人，也同样能够达到我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他说这依靠的并不是那些教授的智慧，而是个人的天赋。

抱着这份野心他开始了一项令人惊奇的实验。我至今也说不清，他这项实验到底价值何在。阿道夫回想起了他以前接触过的一些基本乐理知识。语言似乎很难达到他的目的，于是他摸索着看能否将单独的声音与音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他想让这种音乐语言被赋予情感。对于一部最终将要呈现在舞台上的歌剧来说，声音与感情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然而我，一直对自己在音乐学院所了解到的真谛表示深信不疑，并且还或多或少地带着些藐视情绪在看待他的实验，因此这让阿道夫感到非常的生气。他独自在这些抽象的实验上忙活了好长一段时间，或许是因为他想从根本上颠覆我的学院派知识吧。当几年过后，一名俄国作曲家在维也纳以相似的实验引起了一阵轰动之时，我才回想起我朋友的那次创作尝试。

那段时间，阿道夫搞了大量的创作，其中有一些原创故事，但主要的还是戏剧。他在屋子里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至于具体做了些什么，他却对我言之甚少。他只是偶尔朝我床上扔来几张他的近作，或者自鸣得意地从他风格古怪的作品中挑选几页读给我听。

我知道，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植根于理查德?瓦格纳的世界，也就是说，故事背景通常都是古代德国。有一天我无意间对他说道，据我在音乐历史课上学到的知识，世人在瓦格纳死后出版的作品中发现了一部名为《铁匠维兰德》的音乐戏剧的创作提纲。事实上，这只是篇简短而仓促的文字，连一个上演本的草稿都算不上，并且也没有对任何素材进行过音乐处理。

阿道夫听罢便立马从他那本《众神与英雄》中翻到了维兰德传奇。说来也奇怪，虽然在维兰德传奇中，尼杜尔国王的行为动机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野心和贪婪,但我的朋友对此却并不是特别反感。对黄金的渴求，是德国神话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而这既没有给阿道夫带来一点消极影响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积极影响。尽管故事中还描述说，维兰德为了复仇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强暴了自己的女儿，并用他儿子的颅骨做成了饮酒用的高脚杯，但这些似乎都未能让阿道夫有所触动。当晚他便开始了创作。我确信他在第二天早上就会得意地向我展示出他的戏剧新作——《铁匠维兰德》。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早上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当我中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地发现阿道夫正端坐在钢琴前。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没有过多的解释，他直接对我招呼道：“听好了，库斯特尔！我将要把维兰德写进一出歌剧。”

我当时被震惊得哑口无言。

阿道夫一边享受着我的惊诧反应给他带来的快感，一边继续弹奏着钢琴，或者对他而言，应该叫作继续“玩”着钢琴。老普鲁拉斯基在世的时候，曾经教过他几手，但毫无疑问，他这样的水平离我所理解的“弹奏钢琴”尚有一段距离。

当我回过神之后，我便问阿道夫，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又是如何下手的。

“很简单——我来创作音乐，你，把它记下来。”

阿道夫的计划或构思几乎总是超出常人的理解范围，而我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但如今就连论及音乐——这片我的特殊领域——我都实在无法跟上他的步伐。对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我毫不质疑，但恕我直言，他毕竟不是个音乐家；他甚至连一样乐器都不会。他一点儿音乐方面的理论知识都不具备。他怎么能够凭空想象出一部歌剧？

我只记得当时我作为一个音乐人的自尊被伤害了。于是我一言不发地出了门，走到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坐下写作业。

然而，我的朋友对我的行为一点儿也不感到生气，当我晚上回到家里以后，他却显得越发的平静，“好了，序幕完成了，听着！”

于是他便凭着记忆为我弹奏了他自己创作的歌剧序幕。

当然，对于这段音乐，我一个音符都想不起来了。但有一样东西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由自然音乐元素构成的咏叹调，他打算用传统的乐器来进行表演，可是由于这种演奏听上去还不是很优美，所以我的朋友决定采用一种现代交响乐器，那便是瓦格纳大号。至少这样的音乐能够让人们接受。他的每一个独立的音乐主题都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说整段序幕让人们感觉水平低下的话，那可能只是因为阿道夫还演奏得不够好，也就是说，他无法更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当然，他的作品完全是受到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影响。整个序幕由一系列单个的主题构成，尽管他选择的每个主题路线都有着很好的发展空间，但不得不承认这已经超出了阿道夫的能力范围。毕竟，他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的专业培训，他又能够从哪儿获取这些必要的专业知识呢？

在他演奏结束后，阿道夫想听听我对他作品的评价。我知道他对自己这份作品的期望很高，而且我也知道，在音乐这方面，我的赞赏对他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但是，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

我对他讲道，基本主题还是不错的，但他必须得知道，单靠这些主题是不可能构成一部歌剧的，并且我还声称自己十分乐意教给他一些必要的理论知识。

此话一出，便立马激起了他的愤怒。

“你以为我疯啦？”他冲我吼道，“你有什么资格教我？废话少说，把我刚才在钢琴上弹的东西丝毫不差地记下来。”

当我的朋友用这种方式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我是非常了解的，并且我也意识到，与他针锋相对是落不到好下场的。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把他弹奏的东西记录了下来。但没过一会儿，查克雷斯夫人就敲响了门，示意我们时间已晚，于是阿道夫只好打住。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去了学校，当我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阿道夫就责备我居然“在他歌剧创作的关键时刻”一走了之。他已经为我备好了乐谱纸，准备马上开工。由于阿道夫的演奏总是随心所欲，不同我保持一致，并且也没有统一的音调，所以我很难跟上他的节奏。我试图让他明白，为了更有效地配合，他在弹奏钢琴的时候必须得保持一种统一的音调。

他大言不惭道：“谁是作曲人，是你还是我？”

我所能够做的就是记录下他的音乐思想和理念。

我只好叫他重弹一次，以便能让我记下，他也照做了，这么一来我们才有了点进展；然而对于阿道夫来说，这种进度实在太慢。我告诉他我想亲自把刚才记下的通弹一遍。他表示同意，于是我便坐上了钢琴，而他则变成了我的听众。

说来也奇怪，我倒是更喜欢我自己弹奏出来的效果，也许是因为这部作品本身在他的头脑中就有着一个精确的构思，所以无论是他的拙劣技艺还是我的记谱法和演奏，都无法与之相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歌剧的序幕上耗费了几天，或者更准确地说，几夜的心血。阿道夫要求我将整个作品用一种合适的公制形式表达出来，但不管我怎么做，阿道夫都觉得不满意。因此很多时间我们就耗在了这件事情上面。最后我成功地使他相信，这么做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可一旦我试图一次性演奏完整个章节的时候，他又开始极力反对。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在那些费心劳神的夜晚，是什么让我朋友陷入到了绝望的边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友谊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这段歌剧序幕就像是一部已经完成好的作品一样储存在他的大脑中，正如他从前那样，在还未动笔之前，心里就已经有了一座大桥或者是一座音乐厅的设计方案。然而，虽说他是铅笔素描方面的专家，并且他能够通过绘画，勾勒出他的想法，但是这样的手法运用到音乐领域可就不那么灵验了。而他想利用我来助他完成歌剧的企图，却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因为我的理论知识只会对他的直觉构成阻碍。他脑海中这个大胆而重要的构想，在还未付诸行动之时，就已经将他带到了彻底绝望的边缘。尽管他看上去依然显得不可一世，但有那么一瞬间，他却对自己的使命感产生了怀疑。

很快，在满怀激情的壮志与实力不济的现实之间进行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他找到了一个摆脱这种窘境的办法。这是个独特而又新颖的办法：他坚定地宣称，他将使用一种与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古代德国）相符合的音乐表达形式来为他的歌剧谱曲。我本欲反驳道，照他这么想，是不是观众也该换成古代条顿人，方能显得尽善尽美。可还没等我把这话讲出口，他就已经开始满怀热忱地着手研究他的新方案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不管我怎样苦口婆心地对其进行劝说，他都不肯善罢甘休。非但如此，他反而还要让我相信他的解决办法是可行的，因为他坚持声称，本世纪的人必须要学会欣赏歌剧的内涵。

他想知道在古代德国的音乐中有哪些东西被保留了下来。

“几乎没有”，我简短地回答道，“除了一些乐器以外。”

“那有些什么呢？”

我告诉他，这其中有些鼓类乐器，比如拨浪鼓；另外在瑞典和丹麦的一些地方还出土了一种骨制长笛。考古专家们成功地复原了这种长笛，但它发出的声音并不那么悦耳。但最有价值的当属“卢埃”（Luren），一种将近两米长的铜管乐器，其状弯曲如兽角。这种乐器可能只是在农庄被当作喇叭来吹奏，它们发出的声响根本算不上是音乐。

他专心致志地聆听着我的讲解，而我也以为这么一来便足以让他打消自己的念头，因为他总不可能用拨浪鼓、手敲鼓、骨制长笛，还有“卢埃”来演绎一出歌剧吧。但是我错了。他开始谈起那些用弦乐器来伴奏的吟唱诗人，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

他继续道，从这些曾被诸多日耳曼部落使用过的乐器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

这时我的书本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我向他陈述道，“研究表明，条顿人有一套自己的音乐纵向体系，并且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类似于和声的技法；有迹象显示，他们的音乐中甚至还有大调和小调的区别。但不可否认，这都只是些科学假设，也就是所谓的臆测……”

这足以催生我朋友那夜以继日的创作动力。他那层出不穷的新构思着实让我为之惊讶，但我很难记录下他这些超出了提纲的突发奇想。根据阿道夫武断的理解延伸，维兰德传奇中存在着许多戏剧化的场景，因此必须将其中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转化成音乐语言。为了使整个作品能够被人们的耳朵所“忍受”，我最终还是说服了阿道夫，让他放弃使用那些从日耳曼古坟里挖出来的原始乐器的想法，用一些类型相似的现代乐器来代替它们。经过几夜的努力，在歌剧的各个主旋律被最终确立之后，我感到了一阵满足。

后来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在这部歌剧中，除了英雄维兰德以外，其他的角色都还缺少一些必要的实质内容。于是阿道夫将整个演出划分为了两个部分：表演和背景介绍。与此同时，他还用炭笔在纸上为这个长着翅膀的英雄设计了舞台布景和服装。

由于我的朋友在本该用诗文创作的剧本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建议他先完成歌剧的序幕，他同意了,不过是在经过了几场激烈的争吵以后。基于我为这项工作提供的大量帮助，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我还建议他把这些曲子编成管弦乐，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就可以请一支交响乐队来演奏，但这项建议立马遭到了他的否决。因为他既不想让这段序幕被归为标题音乐，也不愿意去迎合任何一个“观众”，毕竟，众口难调。他近乎狂热地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上，就仿佛有一位急不可耐的歌剧制作人，正期盼着能在第一时间从他手中夺取底稿一般。

他马不停蹄地写呀写，而我则忙于音乐创作。当我体力不支，闭眼睡去的时候，阿道夫却将我粗暴地唤醒。我的眼睛几乎都快睁不开了，而他还在我跟前念着他的底稿，在激动之下，他的言语显得磕磕绊绊。此时已过午夜，所以他不得不轻声讲话。而这种举动与他用韵文所描述的火爆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致使他那饱含激情的声音听上去显得有些奇怪和失真。我对他这种行为举止早已了如指掌，当他全身心地贯注于一件自愿接受的任务之时，他就会强迫自己毫不停歇地活动下去，就好像有个魔鬼在控制着他的身躯。在那种忘我的情形下，他从不会感到疲倦，也不会想要睡觉，他甚至可以连饭都不吃，最多也就是偶尔抓起牛奶瓶仓促地朝嘴里猛倒一口，他对这些事情必定是毫无察觉的，因为他已经完全地沉浸在了自己的工作中。但我以前从未如此直接地被他这种令人钦佩的专注态度给打动过。这种精神将牵引他走向何处？他将精力和天赋都花在了一些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事物上。他那虚弱的身躯到底还能支撑多久？

我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继续倾听。我也不再去追问那些会令我感到郁愤满怀的问题。其实我完全能够轻松地在我们当时任何的一场争吵中，找到退出的借口。而且我在音乐学院的熟人也会很乐意帮我另寻住处。可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毕竟我也时常告诫自己，这段奇怪的友谊将会对我的学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又有谁知道我在我朋友这些夜间活动上耗费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可为何，当时我没有选择离开？是的，我承认我想家，而阿道夫在某种程度上又有点让我联想起家乡。但毕竟思乡之情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能够克服的东西啊。那除此之外又是什么原因呢？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我呢？

说实话，其原因正是我们一同度过的这些时光，这些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的时光。我知道我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通常都有着怎样的兴趣爱好：调情，肤浅的肉体享受，闲逛，还有思考许多无关紧要并且毫无意义的问题。而阿道夫则与他们完全相反。在他身上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认真劲，一种追求完美的态度，一种对周遭所有事物产生强烈兴趣的天性，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种对艺术乃至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无穷的奉献精神。正是他这些特殊的品质将我深深吸引，让我的身心在数小时的疲劳工作后，恢复了平衡。所有这些都值得我去付出那几个无眠之夜，值得去承受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些近乎激烈的争吵——我已经习惯了用一种平静而理智的方式来处理。

我仍然记得，这部歌剧中的一些戏剧化情景连续在我梦里浮现了好几个星期。但如今我只记住阿道夫设计的某些图片。阿道夫觉得用钢笔和铅笔并不能够很快地表达出他的思想，因此他常常用木炭来作画。他会以寥寥数笔迅速地勾画出剧中的场景，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表演部分：首先，维兰德从舞台的右边出场，然后他的兄弟埃吉尔从舞台的左边出场，最后，他的第二个兄弟斯拉格希德从舞台的后面出场。

我回想到歌剧的第一幕场景——狼湖,依旧历历在目。《古冰岛诗集》是一本在阿道夫眼里显得十分神圣的书籍，通过这本书，他了解了冰岛，这座崎岖不平的北方岛屿，以及在创造天地之时组成当今世界的几种重要元素：猛烈的暴风、裸露的黑色岩石、灰白的冰川、火山的烈焰。这就是他为自己的歌剧所做的背景设置，在那天地混沌初开之时，在众神与人类的灵性被激发的伊始。一天上午，维兰德和他的兄弟们正在狼湖岸边钓鱼，三片薄云随风而至，飘到了他们的眼前。那是三位披着闪亮盔甲的瓦尔基里。她们穿着白色的长袍和魔法衣，以便能让她们在天空中飞翔。我记得当时由于阿道夫明确表示剧中不能删掉她们，所以这些飞翔的瓦尔基里曾一度搞得我们头痛不已。总之在我们歌剧中要“飞”的场面还有很多。在最后一幕，维兰德还得为自己锻造一双翅膀，他照样要用一双金属翅膀飞行，而且在视觉效果上还必须营造出一种轻松自然的感觉，以免让观众对他的手工技艺产生质疑。这对我们两个创作者来说又是一个技术难题。但阿道夫对此却特别的着迷，也许是因为之前正赶上利连索尔、莱特兄弟、法曼和布莱里奥第一次将“重于空气”的东西送上天空的缘故吧。“飞翔的瓦尔基里们”最后分别嫁给了维兰德、埃吉尔、斯拉格希德这三兄弟。周围的居民在号角声的召唤下纷纷来到狼湖，参加他们的盛大婚礼。

要想听我把这些老套故事的各个情节讲完，那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再说我也不可能将我们的作品一字一句地记得清清楚楚。但是，那些用饱含激情的韵文表述出的戏剧事件，以及那些用过于朴实的旋律组成的基本音乐都鲜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不知道我们的歌剧最后变成了什么样。我只记得有一天，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降临到了我朋友头上，而且要求他必须马上想出解决办法；尽管阿道夫有着出众的能力，但他也没有三头六臂，因此他只好将那部歌剧半成品放置一边。后来他对这件事情谈论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他甚至对此绝口不提。也许，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这种创作歌剧的努力尝试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我尽量小心翼翼地不去提起这件事情。

现在，《铁匠维兰德》这部阿道夫的歌剧，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第二十章 “空中花园”

令人可喜的是，我朋友的音乐兴趣在维也纳得到了拓展。先前他仅仅是对歌剧感兴趣，而现在他还越发地喜欢上了音乐会。虽然以前在林茨的时候，他经常去听林茨音乐社组织的交响音乐会，那几年他听过的音乐会少说也有六七场。但那时候他并不是冲着音乐会本身，而是冲着我来的。因为当时我在乐队里表演，这是他前来捧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并不认为像我这种性格温和而内向的人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所以每一回他都热切地期盼着我的演出结果。至少我记得在每场表演结束后，他对我的评论，要远多于音乐会本身。

而维也纳改变了这一切，显然，音乐学院每星期发给我的两三张音乐会门票对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每次我总会拿一张门票给阿道夫，有时候甚至全部都给他（当我碍于声乐练习去不了的时候）。由于这些赠票通常都对应着较好的座位，因此我们并不用像去皇家歌剧院那么紧张。

在同他讨论到这些音乐会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阿道夫对交响乐的品位正在逐步提升。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共同爱好。

古斯塔夫?古特海尔是音乐学院指挥学院的院长，同时他还是维也纳音乐会协会的乐队指挥。但令我们尤为喜爱的还是音乐学院的院长——费迪南德?洛伊，他偶尔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担任乐队指挥，他还是一个布鲁克纳的忠实崇拜者。尽管勃拉姆斯与布鲁克纳这两位大师都已经去世了十多年，但在当时的维也纳音乐界，仍然充斥着关于他们两位的高下之争。令人敬畏的音乐评论家爱多尔德?汉斯利克（我们总是称他为“书记官贝克梅瑟”）也已去世，但他造成的恶性影响依然存在。汉斯利克曾坚定地支持勃拉姆斯而对安东?布鲁克纳展开猛烈地攻击。他是我们俩公开的敌人，就因为他也曾有失客观地抨击过理查德?瓦格纳。另一方面，费迪南德?洛伊是布鲁克纳的铁杆拥护者；还有维也纳歌剧院后来的负责人弗朗兹?沙尔克，他也是布鲁克纳的支持者。

对我们来说，要想在这场争论中选择一个立场并不困难。我和阿道夫都喜欢布鲁克纳，他创作的交响乐能够将我们打动，能够使我们为之振奋。此外，布鲁克纳还是从我们那儿走出的名人，称颂他的作品就等于是称颂我们的家乡。然而，我们并不能把这些当作排斥勃拉姆斯的理由。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年轻人的代表，将赞美送给两位大师，对老一代人的狂热置之一笑，因为这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多余的。至于阿道夫，他想得更远。他说，林茨应该成为安东?布鲁克纳的圣地，就像拜罗伊特成为理查德?瓦格纳经典作品的汇集地一样。还要让林茨音乐大厅（他刚完成不久的设计）成为人们缅怀布鲁克纳的圣堂。

除了这些古典音乐大师们的伟大交响作品之外，阿道夫还尤其喜欢浪漫主义作曲家的音乐，像卡尔?玛利亚?冯?韦伯、弗朗兹?舒伯特、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还有罗伯特?舒曼。他很遗憾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事业仅致力舞台而非音乐厅，因而在音乐方面，人们只能从他的一些序曲创作和一些歌剧桥段中去领略他的风采。

另外我还必须提一下爱德华?格尔格，他是阿道夫非常喜欢的音乐家，他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总能给阿道夫带来欣喜和愉悦。

总的来说，阿道夫对名家作品的独奏演绎并不是特别地钟爱。但某些演出他也绝对不会错过，比如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尤其还有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

但在频繁地接触这些音乐会的同时，阿道夫还产生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长久以来，我一直不明其因。要是换做其他年轻人能有机会欣赏这些演出，他们必定会满意得无可挑剔，然而这并不是阿道夫的表现。

他分文没出地坐在音乐大厅的好位子上，幸福地享受着贝多芬那辉煌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多么愉快，多么满足。然而，环顾整个大厅，他只能够数出四五百人的听众。与千千万万无缘到场的音乐爱好者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毫无疑问，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光是学生，还有那些工匠和普通工人，他们本来也应该像阿道夫一样，不用出钱或者支付一笔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费用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前来聆听这些不朽的音乐作品。对于这种状况，维也纳还不算是典型，因为在维也纳，音乐爱好者们要想搞到音乐会的门票还算相对容易。但在维也纳之外的一些小地方，比如一个镇上，哦对，阿道夫也在林茨亲眼目睹过，在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上，这些小地方做得多么的欠缺！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享受音乐会不该再继续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免费门票的制度尚不健全（尽管阿道夫自己已从中获益良多），需要一个彻底的改进措施。

这是阿道夫典型的思考方式。他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一番概括总结。即便是听音乐会，这样纯粹的艺术体验，其他人往往都是被动地接受，事过便作罢，而到了他那儿，整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因为在他梦中的“理想国度”里，没有任何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想必他的“革命的风暴”已经刮开了艺术的大门，甚至锁定在了许多艺术娱乐领域的“改革”上。

毫无疑问，当年的许多年轻人都曾有过同他一样的想法。他们都极力反对某些阶层在艺术领域继续享有特权，因此阿道夫的抗议并非孤立无援。但事实上已经有无数的社团、组织和机构为这个目标做出了努力的尝试，而到最后都是无果而终，更不要说这些狂热的青年先锋了。然而我朋友对这个悲伤之地的挽救方式可谓独一无二。虽然其他人总是满足于用适度的方式来逐步达到他们的目标，但阿道夫鄙视折中的办法，他一向是致力那种一劳永逸的总体性解决方案，不管它何时才能够实现。对他而言，当一个基本构思从他脑海中浮现出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成为了现实。

他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绝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阐释，而是立刻着手将解决办法的所有细节详尽地制订出来，就如同接到了“上级单位”的命令一样。可以说他这些细致的计划几乎都好得同现实没有什么区别。一旦他脑子里有了一个具体化的构思，那么将其变为现实就只待一声令下。然而，在我们交往的岁月中，这个命令却从未被下达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内心深处，我总把阿道夫看成是一个空想家的缘故，尽管，我一直都对他那些看似合乎情理的言语深信不疑。而当时的他，更是绝对相信，有一天，他将以个人的名义，下达这个指令，到那时，成千上万个由他经手的计划和工程便会被付诸实现。当然，这些罕见的言语他也只能跟我讲，因为他知道，我相信他。我时常倾听他的构想，但想必任何一个人，在了解了他的项目发展规模后都会忍不住要问：“谁会为此埋单呢？”以前在林茨的时候，我的确经常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再明显，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而到了维也纳，我学会了克制自己，学会了在表达投资质疑的时候不要那么直接。阿道夫一直认为这种问题是多余的，而且他的回答也在发生改变。在林茨，他的标准回答是“帝国”，我觉得这就跟没回答一样。到了维也纳，他的回答又变得稍微清晰了一点：“这是财政专家考虑的事。”但用态度粗鲁的回答来封住我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你将成为最后一个问我这种问题的人，看在你对此一无所知的分上”，或者是更简短的回答，“请你留给我来操心好不好”。

他总是在他的谩骂与抨击中，抑或在我们的激烈讨论中，突然使用一些措辞（他以前从未用过的特殊表达）来表明他正在着手构建的某一项方案。只要他的构想还不具备明确的目标，他的措辞就会不断地改变。如此一来，在连续数星期频繁地出入于音乐厅之后，他首先提出了“在各省展开巡演的管弦乐队”。我当时以为在维也纳真的有这样的管弦乐队，我以为阿道夫是在陈述一件事实。然而后来我才发现，他提到的这支“可移动的管弦乐队”（因为“巡演”这个词让他联想起了太多的二流演出团体）实际上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由于他从不满足于折中的办法，因此很快他就将其名称改为了“帝国移动交响乐团”。我仍然记得阿道夫为自己的发明感到十分欢喜，在我们为这个机构制定好计划之后，他决定要建立10支这种乐队，并且要将他们派往我国的各个地区，这样一来，即便是身在这个帝国最远角落的人们，也能够享受到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一天晚上，正当他对这种管弦乐队表发鸿篇大论之时，我问道，在这世上，他为何只对音乐方面的事物倾注如此之多的关注。我心想，难道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而他的回答却简明扼要，“因为目前有你在我身边”。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把我看作是一个未来的乐队指挥，只要有我在他身边，他就一直能够利用我的建议和我的专业知识来完善他的事业。当然，我听着这些话心里还是相当舒服的。但是，当我鼓起勇气，满怀希望地问他会把乐队交由谁来负责的时候，他却立马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嘲笑着宣称道，“肯定轮不到你呀！”不过之后他又一脸严肃地补充道，也许他会考虑让我担当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指挥。然而我却有意冒犯地回答道，我可承受不起这项殊荣，因为我只想指挥一支现实中存在的管弦乐队，而对于那种幻想出来的乐队我并无兴趣。此话已足以使他勃然大怒，因为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计划产生质疑。“要是我把这样的重任委托给你，只怕你会笑得合不拢嘴！”他冲我叫嚷道。

对于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一些细节，我记得比阿道夫的许多其他计划都还要清楚，因为首先它涉及我的专业领域；其次，在这件事情上，他给了我比平时更多的发言权，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之前——我在参与他的歌剧创作《铁匠维兰德》之时的情形。我们当时对待这项任务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有天晚上，就为了一个双踏板竖琴的问题，我们吵了一架。当然，堂堂“帝国移动交响乐团”，双踏板竖琴肯定是要用的。但是，阿道夫却坚持声称需要给乐队配备3台这种极其昂贵的乐器，昂贵且不说，关键它们还很难运输。于是我对他说道，“你这么搞目的何在？即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家也只能驾驭一台双踏板竖琴。”阿道夫听后愤怒地冲我吼道：“荒唐，只用一台双踏板竖琴，那乐队如何演奏‘魔火’？” “到时候‘魔火’这段是不会包含在演出节目里的。”我回答道。“一定会。”阿道夫坚持道。于是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不要忘了，一台双踏板竖琴要花费18000弗罗令。”我以为这样一讲会让他改变主意。“噢，让该死的钱去见鬼！”他叫喊道。问题就是这么被解决的。帝国移动交响乐团将配备3台双踏板竖琴。

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以前我们为了那些仅存于想象中的事情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莞尔一笑，但那些时光的确是相当美好的，尤其是当我们发现那朦胧的梦境比现实的生活更加令人激动的时候。我对我朋友那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感到十分惊讶，通过这种想象力，阿道夫就能找到通往他梦想世界的道路。然而，那些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幻想，对阿道夫而言却显得至关重要。

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基本构思还是颇具说服力的，我自己也曾时常考虑这个问题。而阿道夫的解决办法是既聪明又简单：乐队将由一位才华横溢的指挥组建起来，能够胜任古典、浪漫和现代交响音乐的演出，而且根据之前确立的计划，这支乐队将被派往乡下。阿道夫问我，在我看来，组建一支什么样规模的乐队比较合适。单凭他这句询问，而不是自己去翻书，就足以使我感到自豪。直到现在，我们当初一起“构建”乐队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诸如什么弦乐器、木管乐器，还有什么铜管乐器、打击乐器等，并且我还记得阿道夫是如何将他的布置做得细致入微，又是如何针对乐曲的编排问题向我质疑发难的。这样他便不会忽略掉任何一个小细节，而且能够把乐队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得十分周全。这就是他性格中，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特点，也是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一个悖论：他想要建造的可能是一座“空中花园”，但与此同时，他又会将这些工程设计得无可挑剔。越是显得天马行空的构想，他就越要将其做到尽善尽美。

午夜已至，而我们的工作仍在继续。这支由上百名演奏者以及一支数目可观的合唱团组成的管弦乐团，能够与任何一支大型管弦乐团相媲美。接下来就是硬件设备问题。当我把那些苛刻的要求列举出来之后，阿道夫感到相当的震惊。不仅仅是那些一流乐器的运输安全需要得到保证，还有数量庞大的音乐资料，唱片、桌子、椅子等，这些都需要得到细致妥善的处理。总不能让一个一流的大提琴手每天都坐在不同的椅子上吧，这些他还是清楚的。后来，他让我去和管弦乐协会的干事接触一下，以便了解更多的关于乐器购买的问题，然后又让我到音乐家俱乐部去打听了聘请音乐人的相关事宜，最后，他叫我做了个预算。阿道夫对我的调查结果感到非常满意。他用一个轻蔑的手势驳回了我的高额预算；但我们在乐队的服装制订上产生了分歧，而且为此我们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整个乐队首先要让观众看上去顺眼，这是件基本而又重要的事情。我向阿道夫建议了一套很合适的制服，但他却不认可。所以到最后我们综合了一下意见，决定采用一套看上去显得既高贵又低调的黑色礼服。

对于我们的乐队来说，最致命的莫过于交通运输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有些地区还没有覆盖铁路。而这些地区恰恰又是关乎整个计划的重要之处。但当时还很时髦的汽车可以在街道上行驶。在那个年代，人们还会驻足停留，盯着这些发出噪声和臭气的交通工具以每小时10英里的“危险”速度，在戒指路上来来往往。那用这种交通工具来运载我们的帝国管弦乐团如何？这将毫无疑问地提高乐队的机动性，因此也就能够扩大演出范围。我忘记了我们把这个想法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因为我个人对此是比较反感的；我无法想象，当我们的乐队在伴随着这种“鬼叫声”到达目的地后，人们还有何心情去接受其他的悦耳之音。

好吧，先抛开恼人的运输问题。乐团抵达目的地之后将会受到当地市长的隆重接见，乐团所到之处皆盛装彩扮，载歌载舞。第一个问题来了：乐团该在哪里演出？只有很少一部分城镇才拥有那种能够容纳得下上百名演奏者和数百名观众的音乐大厅。“那我们就在户外演出。”阿道夫说。“在繁星闪烁的天空之下举办音乐会肯定会使人们永生难忘，”我补充道，“但只有在天气情况允许的条件下，这种美好的气氛才能贯穿始终。”此外，这类音乐会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就只有天上的星星，因为那种音响环境实在不敢恭维。整个计划几乎就是建立在如此艰难的事实基础上。阿道夫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不是到处都有教堂吗，我们为何不在教堂里演出？”从纯音乐的角度来看，我对这种想法找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阿道夫建议我去询问一下教会的权威们，看他们对于帝国移动管弦乐团在教堂里办音乐会持什么态度。就我的观点而言，这件事情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但我对此保持了沉默，后来阿道夫也忘了追问我的调查结果。

我们在项目规划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阿道夫想了解一支乐队排练一出交响乐需要多少时间，并且他也为乐队缺少固定的规章制度而感到苦恼不已。我曾对阿道夫说，没有比巴赫，格卢克，汉德尔还有海因里希?许茨更早的作曲家，而他直接拒绝接受我这种观点（其实也没有哪一位德国作曲家是他坚决拥护的）。“在那之前呢？”他询问道。“之前的就不适合用来乐队演奏了。”我回答道。“你听谁讲的。”他冲我吼道。我平心静气地告诉他，就此事而言，我的回答绝对是可信的，如果不信他可以自己去学习音乐历史。“我正有此意。”他气愤地说道。如此一争，我们的讨论便陷入了僵局。

其实我当时根本没有拿他的话当真，因为我明白，要学习音乐历史并不容易，况且这种事情还在他的专业兴趣范围之外。再者，他也了解，这是我比较在行的领域，我在大学里专门学习过这些课程。然而第二天，当我发现他正抱着一本厚厚的《音乐发展史》苦心钻研的时候，我简直大吃一惊。接下来有好几天他都一心苦读，无暇旁顾，但这并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他又向我询问有关音乐历史的其他著作，然后把我介绍给他的书一一通读。

“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创造出了许多优美的音乐。”他评论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出同样的成就呢？毕竟有一样乐器在哪儿都是现成的——人的声音。因为那些睿智的先辈们还在音乐起源的一片黑暗中摸索前行。所以说，对一件事情无知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就不存在。”

我对阿道夫那种做事情认真彻底的精神一直都很敬重。但有时候他对每件事情都要刨根问底的做法又搞得我相当的绝望。对于任何事情，只要没有陷入那种无可挽回的僵局，他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即便已经证明了他是错的，他也不会当场承认，而是会将其归为有争议的话题。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他这种性格和态度会让艺术学院的老教授们抓狂到什么程度。

不管怎么说，现在乐团就算是建立起来了吧，帝国移动交响乐团将开始执行它的演出计划，先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接着是格卢克和汉德尔，再到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然后才是浪漫派的代表，安东?布鲁克纳，他的交响作品将把整台演出推向高潮。另外，考虑到年轻观众的需求，阿道夫自己将作为现代派的代表独领风骚。他并不打算去迎合维也纳音乐界的评论人士，而且平常一有机会他便会对他们展开攻击，称他们为“纯专家”或者“业内行家”。

从我们建立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一开始，阿道夫就为自己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笔记本，这件事情我记得相当清楚。那是个简单便携的小册子，在参加完每一场音乐会后，他就会把作品名称、作曲家和乐队指挥的姓名全部记在那个小册子上，有如他对这些事物的个人评价。如果他说，“这个将囊括在我们的演出计划中。”那么这就算是对一部作品最高的赞誉了。

在以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我都在思考着这支“帝国移动交响乐团”。的确，留声机已经问世多年，虽说它的样子看上去像个发出咝咝声响的可怜怪物，但是它的问世，却打开了“机电化音乐”的大门。无线电报尚处于初级阶段。与此同时，虽说唱片和无线广播已经发展到了占有绝对优势的程度，以至于“表演性音乐”的存在仿佛都成了“机电化音乐”的补充。但我朋友试图通过帝国移动交响乐团来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旧在所有的天才艺术爱好者中保持着共鸣：怎样将完美的表演直接呈现给那些热爱音乐的人们——即不用任何机械辅助设备——无论他们身在何方。

第二十一章 逃兵役插曲

这一天是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应该是在3月初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由于阿道夫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件，所以我过去一直都很谨慎，生怕在这方面伤害到他的感情，但他当时立马就察觉到，此信必定非同寻常。“库斯特尔，出了什么事儿？”他饶有同情心地问道。

我只是简单地回答道：“这儿，拿去看吧。”

读罢此信，阿道夫脸色骤变，他的眼神中闪烁着一种不祥的光芒，根据我以往的经验，这种光芒必定预示着他将要大发雷霆。果不其然，他发飙了。

“库斯特尔，你无论如何也不准去注册，”他咆哮道，“你要是去了，那你就是个蠢货。最好的做法就是把这张混账玩意儿撕成粉碎。”

趁他还未在盛怒之下将我的征召令撕成碎片之前，我纵身跃起，将其一把夺了过来。

当时我被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简直是心烦意乱，而阿道夫很快便稳住了情绪。他颇为郁闷地在钢琴与房门之间的狭窄空地上踱来踱去，随后他马上拟定了一个计划，试图帮我摆脱这种窘境。

“还不确定你能否通过体检。”他越发镇定地说道，“毕竟从你上回肺炎发作被治好到现在，才刚过一年，要是你的体检不合格，那就等于是白激动一场。”

阿道夫建议我应该赶在医疗机构抵达之前先回到林茨等待体检。如果体检结果为健康，那我就一刻也不能耽误，直接秘密地穿过奥地利边境，逃到德国的帕绍。绝不要为奥匈军队效力。他声称道，这个气数已尽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值得让任何一个士兵为它去卖命。由于我的朋友比我小9个月，所以他根本没指望能收到他的征召令，除非等来年，也就是1909年。但很显然，他目前已经打定主意，坚决不加入奥地利军队。抑或，他是颇为得意地把我当作他的实验品，想用我来检验他的办法在实践中是否真的能够奏效。

第二天，我就此事专门咨询了音乐学院的院长，在看完了我的征召令后，他向我解释道，作为音乐学院的一名学员，我可以只服役1年，但他又建议我可以去注册预备役，理由是，我父亲是一名商人，而我是家中的独子。在预备役里我只需要进行8周的训练，然后再待上几个月就算完事。我问他，跑到德国逃避兵役这个办法如何。他听了这一非同寻常的建议之后感到相当震惊，并极力地奉劝我不要采取这种做法。

对于阿道夫而言，即使是在预备役服役都算是一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极大妥协，他不厌其烦地对我展开游说，试图让我赞成他的计划，并收拾行李，赶紧动身。

回到林茨后，我把阿道夫的建议告诉了我父亲，说实话，我对这个想法地着迷程度还真不是一星半点。对于服兵役这种事情，我真的是没有一点点激情，即使是8个星期的预备役生活，在我看来都是一种煎熬。

我父亲听了我的想法后简直比我院长都还要惊慌。“我的天，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些啥？”他摇着头冲我大声地质问道。如果我秘密的越过边境，或者直言不讳地说，进入无人区，那么依照法律我就会受到起诉，他声称道。最要命的是，如果事实成立，我将再无机会踏进家门半步，而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父母亲也将永远地失去他们唯一的儿子。

我父亲的这番话，再加上我母亲的泪水，唤醒了我的理智。就在当天，我父亲去拜访了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政府官员，看能不能将我列为预备役人员，他即刻草拟了一份申请表，并建议我在通过服役体检之后上交给他。

我写信告诉阿道夫我已经采纳了音乐学院院长的建议，并准备于几天之后进行体检。在那之后我会和我父亲一同前往维也纳。这个时候，阿道夫大概也想通了，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他的计划并不适用于我，因为在他的回信中，他压根就没有提及此事。当然，也有可能是表示他还不愿放弃这个计划，因为我们毕竟只能从理论上去讨论这个计划的危险性。而另一方面，在得知我父亲将同我一起来维也纳之后，他感到非常的高兴（事实上我父亲后来并没有去成）。我还写信告诉阿道夫，说我来的时候会带上我的中提琴，万一碰上乐队招人，我还能挣点外快。在维也纳学习期间，我染上了结膜炎，是林茨的一位眼科医生治好了我的病，所以我提醒阿道夫，要是在火车站看见我戴着眼镜可别感到意外。

幸运的是，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当时的回信，收信人为“斯塔德?穆斯?古斯塔夫?库比席克”：

亲爱的库斯特尔：

感谢你的来信，你可知道，当得知你父亲当真要来维也纳的时候，我有多么的高兴，我恨不得马上向你表达我心中的喜悦。要是你和你父亲不介意的话，我将在星期二上午的11点钟到火车站来接你们。你在信中提到，林茨那边的天气很好，这几乎让我有点嫉妒，要是不下雨，我们这边照样也是好天气。听说到时候你还要把你的中提琴带来，我很乐意，到了星期二，我就会去买两克朗的棉花和糨糊来堵住我的耳朵。还有，我知道你快要瞎了，这让我颇为伤感；因为你会比平时弹错更多的音符。等你完全瞎了之后，我也就被你逼疯了。噢，天啊！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祝你们全家复活节快乐，并请你向令尊令堂转达我最诚挚的祝愿。

你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

信上的日期为4月20号，也就是说，这封信是阿道夫在他生日那天写给我的。就阿道夫当时的生活状况来看，他没提及自己的生日，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可能甚至根本没有想起那天是他的生日。

信中但凡是提到我父亲的地方，都显得毕恭毕敬。甚至连接站这种事情他都要向我询问。但一说到天气，他又开始调侃讽刺了，“要是不下雨，我们这边照样也是好天气”。后面当他把矛头指向我的中提琴时，他的冷幽默也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还拿我的眼疾来调侃，直到他大呼过瘾似地讲出了那句“噢，我的天”，整篇书信才以一种非常老套的形式收尾。阿道夫的拼写还是一如既往地糟糕，从信中的一些初级德文的拼写上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若是叫他以前的德语老师休谟教授来给这封信做个评价，那他肯定连个“中等”都不会给阿道夫，还有像标点符号的使用这些，就更不要提了。

在约定的时间到来那天，我去参加了体检。体检结果上显示我身体健康，符合规定要求，于是后来，我便提交了参加预备役的申请。

当我回到维也纳的时候——没戴眼镜——阿道夫热情地迎接了我，因为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但我现在还是能够继续和他一起生活，这让他感到非常的高兴。当然，他对我这个“预备役军人”也是极尽调侃之能事。他说，他想象不出军队里那些人究竟能用什么手段来把我变成一个士兵。是啊，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但好在我还能够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到家后，阿道夫为我画了一张肖像素描，还在头上给我画了顶竖起的帽子，帽子上还插着根羽毛。“瞧，这就是你，库斯特尔，”他开玩笑道，“你还没入伍，看起来就已经像个老兵了。”

在度过了这个漫长而萧条的寒冬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春天。自从之前我重温了一遍家乡林茨那片亲切的热土以后，我顿时感到我们在斯通帕街居住的这间偏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暗淡。想起以前我们在林茨无数次的乡间漫步，我不由得想说服阿道夫和我到维也纳的乡下做几次徒步旅行。因为如今我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我的学生们在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后，都各自回了家，而且她们在临行之前还赠给我一个精致的小礼物，让我惊喜不已；所以在我们的共同资金中又多了一笔小钱（总之，我当时是这么考虑的）。当戒指路上的花坛开满鲜花，当我们为春日里那和煦的阳光所诱惑，我便再也无法忍受这座城市那令人窒息的高墙了。而阿道夫也和我一样，期盼着前往郊外，逃离这座城市的喧嚣。

我知道他很喜欢乡下的自然风光，他喜欢那些葱郁的树林，还有远处连绵起伏的淡蓝色山峰。早在查克雷斯夫人那散发着煤油恶臭的房间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之前，阿道夫就已经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跑去美泉宫公园，但这仅仅是他自己的处理方式，对我来说还不够，此时的我想看到更多维也纳的乡间景色。阿道夫又何尝不想，但他解释道，首先，他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费用，这个不要紧，因为我已经决定，这次旅行费用由我一人支付，为表诚意，我已于头一天把我们两个人旅行所需的物品都准备齐全了。其次——这事儿更难处理一点——如果说我们想要做个全天旅行，那他就必须得早起。早起对他而言是件最痛苦的事，他宁愿做任何事情，只要不叫他早起。

要知道在早上把他叫醒是件相当危险的任务——他完全有可能会变得六亲不认。“你一大清早把我弄醒干什么？”他会冲我吼道。即使我告诉他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也绝不会相信我。我会斜身探出窗外，仰着脑袋望向上方的一小片天空。“晴空万里啊，阳光明媚啊”，我会自叹道，但不会转过身去看他，而很快阿道夫又死死地睡去。

如果我还算顺利地将他叫醒并且踏上了旅途，那我必须对前几个小时的尴尬行程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一旦被我“这么早”叫醒之后，他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言不发，而且闷闷不乐，你问他什么问题，他也只是勉强地哼几声。只有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郊外的开阔绿地之时，他才会变得豁然开朗。当然，那个时候他就会显得很高兴，很满足，甚至还会感谢我当时坚持把他叫醒。

我们的第一站是维也纳森林的黑曼斯科格尔山，当日的天气简直好极了。我们伫立在山顶，发誓要游遍这里的山山水水。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又去了趟维也纳森林。尽管我们穿的衣服和便鞋看上去不怎么提劲儿，但其他的事情我们还是准备得很充分。那天我们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根据我们的标准，从图尔纳费尔德开始，途经里德和普克斯多夫，最后再返回到市区。那乡间的景色让阿道夫醉心不已，他说这让他联想起了米尔地区的某个美丽之处。毫无疑问，他内心的思乡之情此时正在蔓延，尽管那里已再无任何一人值得他留恋，但那片土地却承载着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美好回忆。

为了到瓦豪去旅行，我特意向音乐学院请了一天的假。我们必须很早就乘火车到梅尔克，直到亲眼目睹了那不可思议的修道院之后，阿道夫才充分地感受到了早起的价值。可他一旦沉迷其中，那谁也拉不走。他不会遵从旅游指示牌的引导，而是东窜西游，到处寻找秘密通道和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他想考察这些建筑到底是怎样用石头建造而成的。的确，很难想象这些庞大的建筑居然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的。过后，我们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参观图书馆。

然后我们坐上大汽船，在河中游览了美丽的瓦豪。虽然这次游历只是与他心爱的多瑙河的一次重逢，但阿道夫就如同变了一个人。因为维也纳这座城市离多瑙河并不算很近，不像在林茨，他可以站在横跨多瑙河的大桥上，等候一位与众不同的金发美女从乌尔法尔一路走来。他对多瑙河的思念几乎能赶上对斯蒂芬妮的痴迷。此时，那些城堡、村庄，还有山坡上的葡萄园都分别缓缓地移入我们的视线，然后又缓缓地离我们而去。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并不是在前行，倒像这美丽的风景伴随着平静的节奏在我们的眼前浮动。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世界，如此景致，就像魔法一般的神奇。阿道夫置身船头，全身心地贯注到了这片景色当中。直到汽船驶过克雷姆斯，沿着树木成行，单调乏味的河岸继续前行，阿道夫仍是不发一言。谁也不知道他的思绪飘到了哪里。

就好像是上天执意要为我们的奇幻旅程做些平衡，所以我们下一站来到了菲施门德。我相当失望。难道这还是刚才那条令我们满心愉悦的河流吗？难道这还是为我们所熟悉的那条亲爱的多瑙河吗？码头、仓库、炼油厂，还有坐落于其间的渔棚、贫民窟，甚至还有真正的吉卜赛营地。我们究竟是到了哪儿？这简直就是另外一条“多瑙河”，它不再属于我们祖国那幅美丽的画卷，而是属于一个奇怪的东方国度。回到家后，阿道夫显得忧心忡忡，而我也感到大失所望。

然而在我脑海中最鲜活的一段记忆，要属之前那个夏天，我们做的一次登山旅行。前往塞默灵这段旅途比较遥远，远到足以让阿道夫从早起的恍惚中回过神来。火车驶过维也纳新城之后，立马就是一片多山地带。铁路只得修成弧线才能绕上塞默灵的最高点，为了攀升至980米的高度，许多弯道，隧道还有高架桥都是必不可少的。阿道夫对这些轨道的大胆设计感到相当兴奋，惊喜也是接连而至。要是能够对其进行细致考察，他甚至愿意下车，顺着铁轨走完全程。我已经做好准备，在下个机会到来的时候，听他对高山铁轨的修建发表一通重要演讲。因为他肯定已经想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设计，比如更高的架桥和更长的隧道。

塞默灵到了！我们下了车。多么美好的一天，那里的空气是多么的纯净，天空如此湛蓝！在阳光的照耀下，绿草上的水珠晶莹透亮，茂密的树林挺拔有力，放眼望去一片墨绿，在高山的顶峰，依然覆盖着皑皑白雪，有如白塔，直入云霄。

返回维也纳的火车要到傍晚才离开；我们拥有充裕的时间，这一整天都是我们的。

阿道夫很快想出了我们的目标。哪座是这里最高的山呢？据我们所知是拉克斯山。于是，我们就去攀登拉克斯山。

阿道夫和我对登山这项运动都毫无概念。我们平生征服过的最高“山峰”不过就是米尔地区的一座缓和的山丘。以前我们也仅仅是在远处望着阿尔卑斯山。但是现在，我们置身于阿尔卑斯山的环抱之中，并为其两千多米的海拔感到震撼不已。

对于阿道夫来说，他的意志力总是可以弥补任何缺失。我们根本没有带口粮，因为我们原本就只是打算从塞默灵高地下来，一路走到格洛格尼茨。我们甚至连个包都没背，而且身上的衣服都是我们在城里散步时穿的那种。我们的鞋子过于轻便，鞋底单薄，而且不带鞋钉。我们穿了长裤和外套，但一点儿的都不保暖。然而，阳光明媚，我们又是年轻体壮，所以——出发吧！

登顶前的豪情壮志已经完全被下山时的狼狈不堪给掩盖，以至于我都记不清我们是选的哪条路线了。如今我只记得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登上山顶的一处平台。当时我们好像是登上了顶峰，但可能并不是拉克斯山的顶峰。我还从来没有登上过一座大山的顶峰；我有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仿佛我已不再属于地球，而是来到了天庭的门口。

阿道夫显得颇为感动，他站在山顶的平台山，一言不发。

我们极目远眺，宽广的大陆尽收眼底。草地与森林犹如一张巨型彩色地毯，教堂或村庄点缀其间。人类的事业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或许也是我和阿道夫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情绪高涨的我们早将疲惫抛到了脑后。我们在兜里找到点干面包，于是就靠它充饥。沉浸在快乐气氛中的我们根本没有去留意天气的变化。刚才不是还晴空万里吗？转瞬之间，乌云就已浮现，雾气也笼罩而来；其变化之迅速，就像是舞台剧的场景切换一样。

大风骤起，将云雾吹至我们眼前，宛如一张摇摆不定的长罩子。一声闷雷从远处传来，闪电不时地在我们头顶上交织，其状神圣而令人敬畏。

穿着“戒指路散步装”的我们开始感到有点发冷了。于是我们便匆忙地往山下的村庄赶去，单薄的裤子贴在我们腿上被吹得哗哗作响。但山路崎岖，布满了坚石，我们穿的鞋子根本就不适宜爬山，此外，由于当时风暴正在向我们逼近，所以我们只得全速前行。起初只是能听见雨点打落在树叶上的声音，而后来，雨越下越大，与其说是雨，倒不如说是挂在树梢上的水柱，直愣愣地浇打在我们身上。我们只顾拼命地跑呀跑，能有多快就跑多快，根本不指望能够采取点什么有效地保护措施。不多时，我们全身上下就找不到一处干地儿了，简直被淋成了落汤鸡。

不管我们绕到什么地方，始终都找不到一处避雨之所。阿道夫并没被这场暴风骤雨给吓到。令我惊讶的是，虽然雨水已经浸透了他的全身，但他的心情却显得十分愉悦，雨下得越大，他就越显得从容。

我们沿着石块路蹦跳着跑步前行，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小棚屋。我想，继续像这样在大雨里奔跑也不是个办法，再说，天色已渐晚，于是我建议阿道夫到那个小屋里去过一夜。他立马就答应了——在他看来，这段探险之旅的确是没法再继续了。

我查看了一下那所小木屋，屋子里的左侧堆放了一些干草，容我们两个休息一晚上是不成问题的。阿道夫脱下鞋子、外套和裤子，然后开始拧衣服。“你也饿坏了是吧？”他问道。当我告诉他我的确是饿了的时候，他反倒感觉好受了一些。一份痛苦，两个人分担，便成了半份痛苦；明显这句话也适用于饥饿。

与此同时，我在小木屋的右内侧发现了几大匹粗帆布，那是农民们下山时用来包裹干草的。阿道夫穿着已经湿透的内衣站在门口，一边拧着衣服袖子，一边瑟瑟发抖，看着这一幕我心里真的感到相当愧疚。因为他的体质相当虚弱，稍微受点冷就要得肺炎。所以我拿起一匹帆布铺在了干草上，我叫他把打湿的衬衣和内裤脱掉，然后用布裹住身体。他也照做了。

他光着身子躺在铺好的布料上，我扯起布料的一端严严实实地将他裹了起来，然后我又抓过第二块布料给他盖上。给他盖好之后，我又拧干了我们所有的衣物，然后将它们全部晾了起来，最后我也找了块布将自己裹住，躺下休息。如此一来，我们晚上便不会受冷了。我又额外抓起几块布分别搭在了阿道夫和我的身上。

我们两个都没戴表，所以不知道时间。我们只知道外面一片漆黑，而且雨水还在不停地敲打着木屋的屋顶。远处传来阵阵犬吠声；可想当时我们离住户还不算很远，这点让我感到很欣慰。然而，当我给阿道夫讲明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却显得漠不关心。他似乎觉得，就当前环境而言，其他的人都是多余的。他尽情地享受着这次冒险之旅，尤其是这种浪漫的结局对他最具有吸引力。渐渐地我们就暖和了起来，要不是我们还忍受着饥饿，这间小屋子就能称得上是舒适了。

我又想起了我的父母，而后我就睡着了。

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稀疏的阳光已经透过木板照射了进来。我们的衣服都差不多全晾干了。

我依然记得，叫阿道夫起床是件多么费神的差事。当他最终醒来之后，只见他双脚蹬出铺盖，把帆布往身上一缠就走到门口观望天气。他那苗条的身材配上搭在身上的白色帆布，看上去就像个印度苦行僧。

这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愉快的远足旅行。

正是因为我去医疗队体检这件事情中断了我们在维也纳的生活，所以这些旅行和冒险才变得如此的美妙，同时也为我们在斯通帕街，那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增添了几分慰藉。

第二十二章 希特勒对女人的看法

每场歌剧演出的间歇时间，我们都会到休息大厅去活动一下筋骨，在那里，女生们对我们的关注让我感到受宠若惊。起初，我常常好奇的想知道，我们俩到底谁才是她们关注的对象，私下我一直以为是自己，想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后来，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我才发现，这种直白的好感并不是投给我的，而是冲着我朋友来的。阿道夫对每一位擦身而过的女士都有着一种吸引力，虽然他穿着朴素，举止矜持，但偶尔还是有一两位女士朝他回望，要知道，根据严格的歌剧院礼仪，这种举止是相当不得体的。

令我更加不解的是，阿道夫竟然对她们的举止无动于衷；相反，他很少理会那些女子向他传送的秋波，或者顶多是气愤地在我面前对她们评说几句。虽然这些评论确实显示出我朋友对异性的强烈兴趣，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这种好感去占别人的便宜，这点让我感到相当诧异。他究竟是不解风情还是对这种事情完全不屑一顾？我推断是后一种因素，因为阿道夫是个敏锐而挑剔的观察者，以至于他时常忽略掉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跟他自己相关的事情。可是他为何又不抓住这些机会呢？

试想一下，一位美丽聪慧的姑娘将会给我们在玛利亚希尔夫那处偏室的无聊生活（阿道夫将其称作“狗过的日子”）带来怎样的乐趣！维也纳不是一座公认的美女之都吗？这话着实不假，我们也用不着去怀疑。那当时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望而却步呢？对于其他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些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事实：我是在他的建议下和他住到一块儿的。当时他根本没有想过我对这种生活的感受。就他的行事作风而言，他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凡是他觉得是正确的事，我就应该照做。说到同女生交往这个话题，他无疑对我表现出的羞怯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使得我只能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消磨在他身上。

有这么一段小插曲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有天晚上，我们从歌剧院的休息大厅返回到“散步走廊”，一个身穿制服的服务生朝我们走来，他拽了一下阿道夫的袖子，递给他一张便条。阿道夫一点儿也没感到惊讶，如同司空见惯一般，他接过条子，对服务生道了声谢，然后匆忙地打开便条过目。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卷入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之中，或者至少说见证了一段风流轶事的开始。但阿道夫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又是一个”，然后就把条子递给了我，他用近乎嘲弄的眼神瞟了我一眼，还问我想不想去赴这个约。“这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我略显恼羞成怒地回答道，“我可不想让这位女士失望。”

每次只要是和女性有关的事情，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女性，都“与我无关”。即便是在大街上，我的朋友也是受人倾慕的对象。每当夜晚我们从皇家歌剧院或者城堡歌剧院看完演出回家的时候，偶尔就会遇到个别路人走过来跟我们搭讪，她们不仅不在乎我们寒酸的外表，而且还邀请我们到她们家去过夜。但是，同之前一样，只有阿道夫受到了邀请。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常常不解自问，这些女孩儿到底看上了阿道夫哪一点。虽说他的身材在年轻人当中还算不错，但是他相貌平平，根本谈不上人们通常所形容的那种“帅气”。要说帅哥，我在舞台上见得多了，我了解女人心中的帅哥是啥样的。也许她们是被阿道夫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给迷住了，或者难道是他那禁欲主义者一般的冷峻面孔？再不然就是他对异性明显的不屑，招致她们禁不住想去测试他的定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女人们好像总是能够嗅到我朋友的与众不同之处——男性则相反，比如他的老师们。

那时候，对哈布斯堡王朝衰败的预见，使得整个维也纳沉浸在一片浮华与逍遥的气氛当中，在维也纳人闻名的魅力之下，掩盖着沦丧殆尽的道德。当时有这么一段流行的口号，“砸锅卖铁，奔赴天堂”。这句口号渐渐地让中产阶级陷入到了“上流社会圈子”那种肤浅而病态的精神状态之中。那种对肉欲享受的炽热追求，大量的反映在了亚瑟?施尼茨勒的戏剧作品中，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定下了基调。当时有句很有名的话是这样讲的，“奥地利将毁在女人的手上”，从维也纳人的社会看来，这还真不是句假话。在这种脆弱的环境中，处处都萦绕着人们缠绵而情色的低吟，而我的朋友却心甘情愿地过着他的禁欲生活，在对那些年轻的姑娘、小姐们示以怜悯的同时，他还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绝对算不上是人身攻击，而对于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男青年，阿道夫则将他们的个人体验当成争议之谈搁置起来。他会在我们夜间谈话的时候，将这些想法表露出来，而且语气总是显得格外的冷漠和客观，就好像这种事情离他十分遥远一样。

这个部分与本书其他章节的叙事手法相同，若要了解在我们的友谊岁月中，阿道夫对女人持何态度，我就必须将我的个人经历完整的与之相结合。从1904年的秋天到1908年的夏天，也就是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都与阿道夫形影不离。他从一个15岁的男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子汉，在此期间，他向我吐露过许多不为人知的心声，其中有些事情甚至连他母亲都不知道。回想在林茨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特别要好，如果说当时他和某个女生有了交往，那我自然也会知晓。要真是那样，他每天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和我处在一起，而且他的兴趣爱好也会产生变化，反正总会显现出许多类似的迹象。所以说，除了他的梦女郎斯蒂芬妮之外，他心里就再也没装过其他的女生。然而，1906年的五六月份还有1907年的秋天，这两段时间，我给不出他的任何信息，因为当时阿道夫是独自一人在维也纳生活。但试想一下，若阿道夫真是邂逅了一段爱情，难道在我们重逢之后这段关系就终止了吗？难道就不会留下任何一点儿蛛丝马迹吗？所以我敢肯定地讲，无论是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阿道夫都从没和任何一个女子发生过关系。

自从跟他生活在一起之后，我和阿道夫就时常针对两性关系展开深入地讨论，而我在这方面的个人经验也几乎全都基于那些明显无意义的道听途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阿道夫的确是做到了言行一致。支配着他道德品行的并不是他的欲望或情感，而是他的知识和判断力。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极端的自制力。他无法忍受维也纳某些圈子的肤浅氛围，而且我也没见过他在对异性的态度上做出过任何的自我妥协。但我必须要声明的是，阿道夫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性取向上，都绝对正常。只不过他的非凡之处体现在别的地方，而非声色领域。

他过去经常绘声绘色地向我阐述早婚的必要性，他说这种做法能够为人类的延续提供有效的保障；他认为国家应该鼓励每个家庭多生育子女（后来这一想法得到了实施）；他还给我详细地阐述了良好的居住环境，同健康的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并向我描述了在他的理想国中，爱情和两性关系的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以及子女问题将会得到怎样的解决。每当他谈论起这些话题，我就会联想到斯蒂芬妮，因为这些颇具说服力的设想，毕竟大都源自于阿道夫心中所憧憬的那种，同斯蒂芬妮厮守一世的理想生活方式，只不过他将这些想法转而上升到了政治和社会层面。他曾想过要让斯蒂芬妮成为他的妻子，在阿道夫眼中，斯蒂芬妮就是他理想中的典型德国女性。因为她，阿道夫有了结婚生子的冲动，也是为了她，阿道夫才设计了那座漂亮的乡村别墅，从而为他理想中的家庭公寓确立了标准。

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些美好的愿景。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再见到斯蒂芬妮，而且提及她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即便是在我回林茨去处理服兵役的相关事宜的时候，他也没有叫我去打听过斯蒂芬妮的消息。难道斯蒂芬妮对阿道夫而言已经不再重要？还是因为这被逼无奈的分离让阿道夫强烈地意识到，最现实可行的做法就是将她彻底的忘掉？而每当我几乎要被自己的推论给说服的时候，就总会突然冒出一些明显的迹象，强力地向我证明着，他依然全心全意地爱着斯蒂芬妮。

其实我很清楚，阿道夫心中的斯蒂芬妮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失真，她甚至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理想。他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冲到兰德大街去证实他挚爱的客观存在。他再也没收到过她的任何消息。显然，他对斯蒂芬妮的感情已经脱离了事实基础。难道说当初那段充满希望的恋情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吗？

我的回答是，既对又不对！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也该有个了结。阿道夫再也不像从前那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带着青春期的放纵，有恃无恐地追逐着自己那份渺小的希望。然而另一方面我却无法理解，如今的阿道夫，虽然已是一个怀揣有具体理想和目标的成熟青年，但他为何又要如此顽固地去坚守一段毫无希望的爱情；这等境界的确能够让他对这座大城市的各种诱惑产生免疫。

我很了解我的朋友在男女关系上持有的严格观念，并且我时常对阿道夫所恪守的道德观感到惊讶。他的爱情观和婚姻观肯定不是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而他的母亲总是将他视如珍宝，所以她也肯定没有给阿道夫带来这方面的影响；再说他母亲也用不着给他这种的影响，因为她会认为阿道夫在女生面前的行为举止相当得体。阿道夫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奥地利公务员，这便是他的背景。所以说，针对他这方面的许多保守观点（我以前也曾或多或少地跟他谈起过），我只能果断地给出这样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激情导致了他这种态度和观点的产生。他对道德的理解并不基于他的个人经验，而是抽象的逻辑推论。

另外，他依然很尊敬斯蒂芬妮，尽管对阿道夫而言她已变得遥不可及，但作为德国女性的一个理想标准，她超越了阿道夫在维也纳见过的任何一样事物。我时常注意到，当一个女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他立马就会谈到斯蒂芬妮，然后开始拿她们作比较，但比来比去总是斯蒂芬妮更好。

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那位“遥远的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男青年的名字，她甚至都没有对阿道夫的深情爱意做出丝毫的回应。然而她带来的强烈影响，不仅使得阿道夫萌生了个人的道德观，而且还极力地驱使着他去奉行这些道德准则，就如同一个将毕生都奉献给上帝的修道士。在维也纳，这座连卖淫都值得让艺术家去称颂的罪恶之巢，他这种作风无疑是个例外。

事实上，阿道夫曾在那段时期给斯蒂芬妮写过一次信。我已无法确定他寄出这封信的时间究竟是在我来到维也纳之前还是之后。如今此信已不复存在，我也是通过一种特殊途径了解了此事。我曾将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爱恋告诉了我的一位朋友，他给阿道夫?希特勒写过传记，是一位尊重科学而又客观公正的学者。他查到了一个老妇人的住址，这个老妇人是一位上校的遗孀，现今居住在维也纳。我的学者朋友前去拜访了她，并当面对她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就是告诉我朋友一些关于她年轻时候的事情，他让这个老妇人回忆以前是否认识一个住在洪堡大街，后来搬到乌尔法尔布吕滕大街的年轻学生。他还提示性地补充道，每天傍晚，这个学生都会在他一个朋友的陪伴下，到施密托尔街口去等她。这时候，那个老妇人便开始讲述她以前跟那些年轻军官们的娱乐，比如什么打球、远足、火车旅行等。尽管她很愿意配合，但她就是怎么也记不起还有这么个奇怪的男青年；在获悉了他的名字之后，除了无比惊讶以外，她仍然回忆不起任何线索。但突然之间，一段回忆在她脑海中浮现出来，多年以前她收到过一封来信，信的内容含混不清，大意是乞求她要保持信念，等他学成归来，有了社会地位再跟她联系。信上并未署名，从此信的风格上看大致可推断是阿道夫写的。那位老妇人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当阿道夫心中的思念开始蔓延的时候，他再也没有直接地提起过斯蒂芬妮，而是一味地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到他的专题研究上，比如由国家提倡的早婚，以及女性工作者通过贷款购置嫁妆的可能性，还有为育有多名子女的年轻家庭提供带有花园的住房。我记得当时我们还针对其中一项特殊的提议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阿道夫提议创办一座国家家具生产厂，以便能够减少年轻夫妇的家庭装修成本。而我对这种家具工业化生产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毕竟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有资格发表意见的。质地上乘的家具必定为手工制造，而不是机器生产。只要我们用其他办法削减成本，那这些年轻的新婚夫妇就可以把上好的家具带回家，柔软的羽毛床垫，布艺的椅子，有品位的长椅，如此一来，人们就会领略到装潢大师的精湛技艺。

在无数次的深夜长谈中，阿道夫跟我谈论过许许多多的事情，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浓缩成了一句特殊的短语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这句经常穿插在我们激烈讨论中的陈词滥调叫作“生命之火”。一旦碰上爱情、婚姻或者两性方面的问题，这个神奇的公式就会立马呈现。维持“生命之火”的纯洁性是构建理想之国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我朋友在孤独时刻的精神支柱。出于我思想上固有的严谨，我并不太理解阿道夫这句“生命之火”，因为这个短语的意思还会偶尔产生变化。但到了后来，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正确地理解它的意思。所谓生命之火就是神圣爱情的一种象征，它的激发或产生必须要求男女双方在肉体和精神上保持高度的纯洁，这样一来，就能使每段婚姻变得更有价值，从而也能为国家培育出健康的后代。

像这种短语或者说措辞，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他的言论中——阿道夫还有一大堆类似的表述——对我产生了一种古怪而又深刻的影响。头一回听到这些庄重的措辞之时，我还感到相当可悲，我暗自嘲笑着这些夸夸其谈的公式法则，因为我觉得它们根本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尽管我对此嗤之以鼻，但这些话还是留在了我的脑子里，就如同长着无数倒刺的蓟花粘住了人们的衣袖，总是挥之不去。因此，如果我碰上这类情况，哪怕是最不着调的情况——假设有一天傍晚，我在玛利亚希勒夫大街独自散步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孩，一个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孩，或许她还有点轻浮，因为她公然地转过身来看着我。至少这一回我敢肯定她感兴趣的人是我！事实上她必定相当轻浮，因为她竟挑逗般地向我挥手！但突然之间，“生命之火”这几个字就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稍微考虑欠妥，我那团神圣的火焰就将永远的熄灭。虽然我很讨厌这种教化方式，但在那种时刻，它们还真的挺管用。这些短语之间都存在着联系。起初是“革命的风暴”，接着是为“德意志神圣帝国”设立的无数个政治口号。也许有一些短语是阿道夫在书上翻到的，但其余的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渐渐地，这些简单的语句演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于阿道夫喜欢关注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因而每个新的现象都能用来检验他的政治哲学是否完备。

有时候一些回忆会奇怪的并列出现在我脑海中，所以在讲述了神圣而无与伦比的“生命之火”后，我马上又要谈到罪恶之巢，在我朋友的理想世界中，“罪恶之巢”这几个字是种低级的表达。当然，在他的理想国度中是绝对没有罪恶之巢的。阿道夫用这几个字来描述维也纳当时诸多的卖淫场所。由于道德的沦丧在那些年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各种形式的声色场所随处可见，既可以是在市中心的优雅街道上，也可以是在郊区的贫民窟中。阿道夫对这一切感到无比的愤怒。但针对这股淫乱之风，他所谴责的不仅是大多数“身体力行”，参与其中的市民，还有那些理应为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承担责任的人。阿道夫把这种性交易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纪念”。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想出解决的办法，以便能使这种“爱情交易”在今后不复存在。

有天晚上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我们当时去剧院观看演出，剧目是韦德金德的《青春觉醒》，按照惯例，直到落幕我们才离开。然后我们穿过戒指路，朝着回家的方向，往锡本施滕大街走去。这时候，阿道夫出人意料地抓住我的手臂对我说：“库斯特尔，跟我来！我们必须亲眼见识一下罪恶之巢。”我没明白他怎么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可还没等我缓过神，他已经拐进了昏暗狭小的施皮特尔贝格街。

于是我也就这么跟着去了。我们缓缓走过一排低矮的房屋，灯光照亮了落地橱窗，从外面一看，里面的房间一览无余。房间里坐着一些女子，有的靠在玻璃窗后，有的倚在敞开的玻璃窗前。她们中有几个还相当年轻，而其余的则提早上了年纪，显得面容憔悴。她们衣衫不整地坐在那里，或是化妆，或是梳头，或是照镜子，然而却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从街上走过的男人。偶尔会见到一名男子停下脚步，斜靠在玻璃窗旁，打量着被他相中的小姐；紧接着一段仓促的讨价还价就将悄无声息地展开。而后，作为交易达成的一种迹象，玻璃橱窗里的灯将被关掉。这种行业惯例让我倍感惊讶，因为人们竟能通过橱窗的明暗变化来了解交易的进展情况。作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惯例，嫖客们从不会在那些未亮的橱窗前逗留。

而我们甚至都没敢靠近那种亮着灯的玻璃橱窗，只是在对面的伯格街若无其事地迈着步子。就在我们走到了街道的尽头之时，阿道夫突然来了个大转身，然后我们把这个罪恶之巢又逛了一遍。我本来觉得有这么一次体验就已经足够，可没想到阿道夫竟然还把我拽到了对街，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他沿着那排明晃晃的橱窗一路往下走。

或许这些小姐们也看出了阿道夫的“特别之处”，抑或她们已经意识到，她们将要应付的是个具有道德约束的人，比如说，一个偶尔光顾这座不洁之城的乡村宗教信徒；无论如何，她们大概已经想好，定要加倍施展自己的魅力。当我们经过其中一个小姐的橱窗时，她趁机脱掉了内衣，假装是在更换，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小姐也赶忙脱下丝袜，展示出她那裸露的长腿。当这段刺激的体验结束后，我感觉自己心潮澎湃。我们最终到达了韦斯特班大街，一路上我什么也没说，然而阿道夫却对这些妓女们使出的勾引花招感到相当的愤怒。

回到家后，阿道夫便根据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演说，其态度之冷漠，立场之客观，就好像是要他在消灭肺结核病或者是尸体火化的问题上表态一样。令我惊讶的是，在论及此事的时候，他竟能不带有丝毫的内在感情。现在他已经了解了性交易市场的惯例和规则，他声称道，所以他的考察目的已经达到。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男人想要得到性满足，而女人只是为了挣钱；女人挣钱又是为了能够和她们的爱人长相厮守，所以他总是假定这些女人是有爱的。而实际上，这些可怜之人的生命之火早已熄灭。

在此我还要讲述另一桩事件。有天晚上，在玛利亚希勒夫大街和诺伊包大街的拐角处，一个长相俊秀，穿着时髦的男人走过来和我们搭讪，还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当得知我们都是学生的时候（“我朋友是学音乐的，”阿道夫解释道，“我是学建筑的。”），他便邀请我们到库默酒店共进晚餐。他招呼我们爱吃什么就点什么，这是阿道夫头一回在维也纳把甜点和馅饼吃了个够。他还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来自弗克拉布鲁克的制造商，他说他对女人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因为她们都是些拜金主义者。随后他又谈论了他最喜爱的室内音乐，这倒是令我兴趣倍增。吃完饭后我们向他道了谢，他陪同我们出了餐厅，然后我们就回家去了。

回到家后，阿道夫问我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很不错啊！”我回答道，“一个很有内涵，很有艺术鉴赏力的人。”

“其他呢？”阿道夫追问道，脸上还挂着一丝神秘的表情。

“其他指的是什么？”我疑惑地问道。

“库斯特尔，很显然你还被蒙在鼓里，看看这张小卡片你就全都明白了。”

“什么卡片？”

原来，那个男人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塞给阿道夫一张卡片，上面草草地写着让阿道夫到库默酒店去找他的邀请。

“他是个同性恋。”阿道夫用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解释道。

我震惊了。以前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个词，对于这个词的实际意思我简直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于是阿道夫就为我解释了这种现象。当然，这也是他长久以来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他希望看到这种变态行为受到严厉地打击，而且他自己也总是尽量小心地不去与这种人接触。那个弗克拉布鲁克制造商留下的卡片则被我们扔进了火炉。

阿道夫憎恶这座大城市里的所有性倒错者，对于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总是在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便像自慰，这种普遍存在于年轻人当中的行为，他都完全无法接受。但凡涉及性方面的事情，阿道夫都会严格遵守他为国家的将来设立的道德准则。尽管他总是对世间人事充满了兴趣，可那时候，他为什么不去交几个聪明而有上进心的朋友，一起寻找刺激，从而逃离孤独呢？他为什么总是避免与人接触，甘愿成为一个独行客呢？凭借他的过人天赋，他能够轻易地在维也纳的社会圈子中获得一个位置，一个能让他从总体的颓废中摆脱出来的显要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不仅能够得到新的见识和启发，还能使他的孤独生活发生一次彻底的改变。在维也纳，除了那种低俗之人以外，仍然还有许多低调的正派人士。因此在道德层面上，他完全没有理由去避免和其他人接触。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傲慢导致了这种情况的产生。因为他相当贫穷，所以他变得极其敏感，这也是导致他在生活中显得孤僻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认为，参加任何形式的娱乐聚会都是一种有失身份的表现。自许甚高的阿道夫将调情或者同某个陌生女子发生性关系，看成是一种肤浅而堕落的表现。正因如此，他从不允许我涉足这种事情。任何形式的越界，都将无可挽回地导致我们友谊的终止。抛开这层令阿道夫讨厌的关系不谈，他绝对不会容忍我对其他人产生任何一点儿兴趣。同往常一样，我们的友谊必须完全凌驾于各种事物之上。

尽管我知道阿道夫对所有的社会活动都相当的反感，但有一回我还是尝试着为他安排了一些活动。在我看来，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有时候，音乐爱好者们会跑到音乐学院的办公室，向学校要一些学生，到他们那儿去参加设在晚上的音乐表演。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能够赚取一笔急需的酬劳——我们通常会得到5克朗的报酬，相当于一顿晚饭钱——而且还为我们枯燥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一些亮点。作为一名优秀的中提琴手，我往往都是很吃香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识了海利根施泰特大街的一个富商——加霍达博士。他们家族的人对艺术和文化品位都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作为维也纳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强化了这座城市的传统艺术生活。当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提到了我的朋友，于是他们便请我下次将他一起带过来。这正是我的目的所在，这下我就满意了。

后来，阿道夫的确也跟我去参加了聚会，而且他还觉得很享受。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家的藏书馆，这是阿道夫衡量这个家族的真正标准。然而令他稍感美中不足的是，整个晚上他都只能当一个沉默的倾听者。不过，这是他自己选定的角色。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他本可以和这些人相处得很融洽，但由于他本身不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便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像这类音乐晚会，他还跟我去过两回，除了不大得体的着装让阿道夫显得有些难为情以外，在其他方面，他并没感到有任何不适。

在这座堕落的城市中，我的朋友用那些不可撼动的原则在他周围筑起了一堵堵高墙，使他能够阻断一切来自外部的危险，构建起属于他个人的自由天地。正如他经常所说的，他害怕被传染。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句话不仅是指性病传染，更多的是指代那种大众的传染，即最终被当前的趋势拉进腐败旋涡的危险，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他，因为他们都把阿道夫看成是一个怪人，后来有些和他接触过的人甚至还叫他冒失鬼、自大狂。

但是，他坚定地奉行着自己的原则，在抵御一切诱惑的同时，他也错过了一段美好而炽热的爱情。他依旧独身一人，像个苦行僧一样地守护着他那神圣的生命之火。

第二十三章 政治觉醒

到目前为止，我所刻画的阿道夫的形象并不算完整，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叙述他对政治的热忱。之所以稍显唐突地把这章安排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并不是因为我对此缺乏了解，而是因为我的兴趣爱好更多地体现在艺术方面，然而对于政治，我几乎从不关心。

到了维也纳音乐学院以后，我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一名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政治扯上任何关系。虽说以前在林茨的时候，阿道夫对艺术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政治，但是到了后来，我朋友的发展方向却恰恰与之相反。在维也纳，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心，他对政治的态度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压倒任何兴趣爱好的程度。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他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几乎都要从政治领域中去寻根究底，哪怕这个问题本身与政治并没有多大联系。他原本是透过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在看待周围发生的现象，然而渐渐地，他就习惯了站在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去审视所有的问题。

他对人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以至于他开始将自己的专业设计调整为政治考虑。因为，如果他真的想实现自己的计划，无论是那些仅存于他头脑中的工程，还是某些已经在图纸上详细规划好的工程——一座由诸多大型建筑组成的崭新林茨，比如像横跨多瑙河的大桥、新市政大厅等，维也纳的贫民窟也将被一大片住宅区所替代。一场革命的风暴必须首先改变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状况，只有这样，阿道夫才有机会去实现他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

政治，逐渐在他的个人价值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只要上升到某个政治层面，任何困难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对待所有的现象，他务必都会寻根究底，弄它个水落石出，也正是这份一如既往的坚持，让他在这座大都市那嘈杂的政治生活中找到了所有政治事件的聚焦点：国会大厦。

“库斯特尔，跟我来。”某天他冲我喊道。我问他想带我去哪里——我要到大学里去听课，还要为我的钢琴考试做准备。然而我的反对在他看来根本无效。他说我那点儿小事儿简直无法跟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提并论，他已为我买好了门票。

我当时猜他可能是想带我去看一场管风琴音乐会，或者到霍夫博物馆去看场图片展览。可我的课程和我的考试怎么办？要是通不过考试那我可就惨了。

“走吧，别磨蹭了！”他不耐烦地催促道。我很熟悉他脸上的这种表情，一副容不下任何反对的样子。此外，我平时也很少看到阿道夫在早上8点30分以前起床，因此我感觉这件事情必定非同小可。

于是我便做出了妥协，随他一同来到了戒指路。9点整，我们准时进入体育场大街，在一处小侧门前停了下来，这时候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很明显，都是些无业游民。到最后我才弄清了事实的真相。

“这是去国会？”我紧张地问道，“你叫我来这儿做什么？”

我记得阿道夫曾偶尔跟我谈起他造访国会的经历——我个人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但还没等我讲出一个字，他就已经把入场券塞到了我手中，门开了，在专人的指引下，我们来到旁听席就座。

坐在旁听席上，朝下面一望，人们能够很直观地看见庄重的半圆形议会大厅。它的古典之美适合为任何形式的艺术表演提供舞台布景——音乐会、唱诗班合唱，如果稍微调整一下，连歌剧演出都行。

阿道夫试图给我讲解现场发生的事情。“那个坐在正上方，看起来很无助，还不时地摇动手中铃铛的人是议长。他后面那排人是各个部长；在他们前面站着的是速记员——他们是这幢房子里真正干事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他们的原因，但我也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始终都只是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所有奥地利议会的议员以及各省代表本应该坐在相对的席位上。但他们大多数都在大厅内穿行游走。”

我的朋友又继续向我介绍议会的流程。一名议员提交了一份议案，目前正在呼吁议会的支持。几乎所有对此项议案不感兴趣的议员都纷纷离席退场。但很快议会主席会发起一场辩论，于是整个会场气氛就变得活跃起来。

阿道夫对议会的流程的确相当谙熟，就好像手里拿着议程表似的，所有情况的发生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在音乐表演中，只要即兴演奏一结束，整个交响乐队就会齐奏乐曲；而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议会中，只要议员发言完毕，整个会场就会立即喧哗起来。在这一环节，他们又全都涌回议会大厅，开始扯着嗓门互相声讨。议长摇响了手中的铃，示意众人保持安静。作为回应，议员们掀起桌上的盖子，然后又将其拍下。有的还吹起口哨，各种各样的语言在空中回响，有德语、捷克语、意大利语、波兰语，鬼才晓得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语言。

我看着阿道夫，心想，这难道不是开溜的最佳时机吗？但你猜我朋友如何反应？他一跃而起，双手紧握，激动得满脸通红。若是这样，我倒宁愿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座位上，虽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吵嚷些什么。

我的朋友在国会里待得越来越过瘾，而我却在想着如何溜之大吉。记得另一回，阿道夫又逼我同他去国会——如果我拒绝，那将有可能成为我们友谊的终结——一名捷克议员正在席上做 “反对陈述”。阿道夫向我解释道，这是一种限时演讲，在该议员发言期间，其他议员不得打断。这个捷克人说的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决不可停下，哪怕他只是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当真觉得这个人似乎从头到尾都在重复一句话。当然，阿道夫和我一样，一句捷克语都听不懂，我心里很是窝火，因为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我现在有点想走了。”我对阿道夫说。

他气愤地回答道：“什么？现在就走？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居然跟我说你要走？”

“主要是我听不懂那个男的在说什么。”

“你没必要听懂他说的是什么，这是‘反对陈述’，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那他讲完之后我可以走了吗？”

“不行！”他一面愤怒地驳回我的请求，一面拉住我燕尾服的后摆把我拖回了原位。

因此我只好留下，任由这位即将筋疲力尽的捷克强人做着不知所云的陈述。在那一刻，我对阿道夫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惑。阿道夫有着出众的智力，而且他所有的感官都很正常，但我就搞不懂他怎么能够在一句话都听不懂的情况下，还依然稳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专注地聆听着演讲。但我转念一想，也许是我错了，我大概还没有领悟政治的要义。

那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阿道夫非要逼我跟他一起去国会。我总是无法解开这个谜团，直到有一天我才意识到，阿道夫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想找个伴儿来倾诉自己的观后体会。那时候他会耐心地等着我晚上回家。不等我打开家门他就会问道：“这老半天你跑哪儿去了？”还没等我吃下几口晚饭他又会问道：“你什么时候睡觉？”

他这些问题都有着特殊的含义。由于我们的房间非常狭小，所以只要我不蜷缩在钢琴的长凳上或是睡在床上，他就能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因此他这么问我的原因就是想为他接下来的发言做好准备。

只要我爬上床铺给他腾出了空间，他就开始来回踱步。单从他激动的声音中我就能听出，他早已按捺不住要发表自己的想法。他只想通过一种宣泄来舒缓他极度紧张的情绪。

于是，我躺在床上，而阿道夫亦如往常一样，在我跟前激动地走来走去，仿佛我并不只是一个学音乐的穷学生，而是一股能够决定德国人民存亡的政治力量。

另一次夜间谈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谈话中，他近乎歇斯底里地谈到了那群人的不幸遭遇，他们的命运受到了威胁，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危机。说着说着，泪水竟打湿了他的眼眶。

但在做完这番沉痛的描述之后，他又回到了积极乐观的想法中。他又开始重新构建他的“大德意志帝国”，它包含了其他所有的“宾客国”——这是他对帝国其他民族的称呼。

在我无法再忍受他那冗长的抨击与谩骂之时，我就会睡着。只要他注意到我合上了眼，他就会把我摇醒，然后大声质问我是不是已经对他的发言没了兴趣；如果是，我便可以像那些没有社会良知和民族精神的人一样，昏昏睡去。所以我又不得不咬着牙，强迫自己不要合眼。

后来，阿道夫在处理起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和气了。他会提出几个他自认为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来同我讨论，而不是独自沉浸在他的乌托邦幻想之中。就比如有一回，他猛烈地抨击了储蓄团体，它通常由一些工人自发组成，在许多的小客栈都能见到这种现象。成员每星期存入一笔钱，到了圣诞节再将他们这一年的储蓄全部领走。管钱的人通常就是客栈或酒馆的老板。阿道夫之所以批评这些团体是因为这些工人在所谓的“储蓄之夜”的花销要远大于他们储蓄的数目，那么实际上受益的就只有酒店老板。还有一回，他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他的理想国中，学生宿舍将会是什么样——采光充分的卧室，用来学习和玩音乐，还有画画的公共书房；简单却有营养的食物，免费的音乐会或歌剧院的门票，免费的旅游；还有到大学的免费交通运输。

有天夜里，他谈到了莱特兄弟的飞机。他引用一份报纸上的新闻说道，这些著名的飞行家在他们的飞机上安装了一支相对轻型的重机枪，并对其效果进行了数次试验，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实现空中射击。这让当时以和平主义者自居的阿道夫感到相当愤怒。他批评道，但凡人们发明出一样东西，它就会立即被运用到战争当中。“有谁想要战争？”他诘问道，“肯定不是那些‘小人物’——绝不可能。战争是掌控在那些无冕之王的手中，他们执掌着军工厂，在利益的驱使下轮流的发动战争。这些有头有脸的绅士远离战火的硝烟，在后方挣着大把的票子，而那些不明真相的‘小人物’却在前线为他们卖命。”

总的说来，“小人物”与“被出卖的劳苦大众”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有一天，我们见到许多工人在戒指路上游行示威。我们夹在国会大厦旁的观望人群中，清楚地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我担忧地朝阿道夫问道：“这种场面是你说的‘革命风暴’吗？”一些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高举着标语牌，牌子上只写着两个字：“饥饿”。没有什么口号比这两个字更能打动我的朋友了，因为他自己就经常饱受饥饿的折磨。

当时的他就站在我身旁，热切地用他的眼睛捕捉着现场的每一幅画面。尽管他受到了这些人的强烈感染，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冷漠，他冷静地审视着整个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仿佛他的兴趣只在于学习游行示威的方法。虽然他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但他决不会想要作为一份子参与到游行之中。更何况，这实际上是一次反对啤酒涨价的游行。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这里，戒指路上挤满了亢奋的市民。他们还带来了红旗。但是，游行者们那一张张苦大仇深的面孔远比旗子和标语更能展现出局势的严重性。

游行队伍来到了国会大厦，试图冲进去抗议。这时，一路跟随他们的骑警突然拔出长刀向人群乱打。作为回应，人群向骑警掷去一阵雹子般的石块。整个局势已是剑拔弩张。但最后警察的增援赶到，设法驱散了游行示威者。

这个壮观的场面让阿道夫震撼到了极点。但是在我们回到家以前他是不会表达任何感受的。是的，他站在了底层人民这一边。但他同时也反对组织这种游行的人。谁是真正的操纵者？谁在幕后肆意地诱导着这些劳苦大众？他们中没有一个走上了前台，为何？因为他们更想在混乱中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根本不想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谁是这些劳苦大众的领导者？他们并不是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小人物”，而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们渴望获得权力，他们想利用人民的贫穷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最终，在对这些政治压榨者的强烈声讨中，我的朋友结束了他那激昂愤慨的演说。这就是他个人的示威。

在经历了这次事件以后，有个问题就一直搞得他相当痛苦，尽管他从不曾对我提起：他自己到底属于哪一方？从他身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个人情况来看，毫无疑问，他属于“饥饿标语”下的那个群体。他悲惨地生活在一个臭虫满天的偏室；很多时候，他的午饭仅仅由一点儿干面包和牛奶组成。也许有些游行者的生活都比他过得好。那么他为什么不加入到这些人的行列中？又是什么让他望而却步？

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吧。他是一个奥地利国家公务员的儿子，他父亲的级别相当于一个上尉。作为一个颇受尊敬的海关官员，人们向他的父亲脱帽致敬，在朋友当中，他父亲讲的话总是掷地有声。而街上那些人与他父亲绝对扯不上任何干系。

他觉得，比受到政治道德沦丧的统治阶级的影响更可怕的是变成无产阶级。他无疑活得像无产阶级，但他却不想变为无产阶级。也许促使他进行深入学习的是他的一种直觉，即只有通过彻底地学习才不致使他沦为劳苦大众。

最关键的是，任何党派或者任何社团运动都不能使阿道夫产生兴趣。诚然，他经常对我讲，他是舍勒的忠实追随者，但也只是在我们房间里私下对我谈起的。像他这种一文不名的学生是很难在乔治?里滕?冯?舍勒的队伍中崭露头角的。舍勒运动要有更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才能足够引起阿道夫的关注。舍勒为戒指路上的游行队伍提供了什么？然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对奥地利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缺乏理解。在当时的政治领导中，阿道夫最钦佩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但与教会的联系阻碍了他党派的发展，使其内部政治问题丛生。所以，那时候阿道夫的政治理想找不到精神归宿。

虽然他不愿意加入任何党派或组织——有个例外我将在后面提到——但有个人还是得陪着他走上街头，看他如何对其他人的命运产生强烈的兴趣。在这方面，维也纳市为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考察实体。比如，当下班回家的工人经过我们身旁的时候，阿道夫会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库斯特尔，你听见他们说话没？他们是捷克人！”还有一次，我们碰到几个一边大声说着意大利语，一边比划着手势的制砖工人。“看吧，这就是你的德国维也纳。”他愤怒地调侃道。

“德国维也纳”也是他经常重复的短语之一，但阿道夫总是用一种讽刺的低沉腔调把它念出来。这个融入了捷克人、马扎尔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还有加利西亚犹太人的维也纳，难道还是座地地道道的德国城市吗？我的朋友发现，维也纳的现状是德国人在哈布斯堡王朝努力奋斗的象征。他讨厌维也纳嘈杂的街道，他后来将其称作“近亲结合的产物”。他痛恨这个毁掉了德意志精神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支柱：王朝、教堂、贵族、资本家，还有犹太人。

他觉得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必须灭亡，越快越好，因为它存在的每一刻都是对德国人的荣誉、财产，乃至生命的一种损耗。他看到了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厮杀，那是这个国家即将衰落的决定性征兆。他造访国会去感受这个“病人”的脉搏，它的早亡已在众人的预料之中。他耐心地期盼着那一刻的到来，因为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崩塌才能够开辟出通往他理想世界的大道。

他将所有的仇恨都集中投放到了犹太人身上，他认为这些在维也纳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犹太人威胁到了德国人的生存。我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一点，另外，一件看似琐碎的小事情也浮现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朋友的艰苦生活已经无法再过下去了。我想，帮助他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利用起来。我有个音乐学院的同学在《维也纳日报》当记者，我把阿道夫的情况告诉了他。这个年轻人对阿道夫的落魄处境感到相当同情，他建议我叫阿道夫带些作品到他办公室，以便商量具体事宜。那天晚上阿道夫创作了一篇短故事，内容我已记不清楚，我只记得题目叫《次日清晨》。真是相当晦气，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找那个记者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的争吵。阿道夫刚一见到那个人，甚至连脚都还没踏进办公室，他就转身要走，下楼的时候他冲我吼道：“你个白痴！你没看见他是个犹太人吗？”说实话，我还真没看出来。但后来我就小心谨慎，再不做这种引火烧身的事儿了。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有一天，正当我在家为考试做准备的时候，阿道夫满脸兴奋地闯了进来。他说他刚从警察局回来，玛利亚希勒夫大街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当然，同犹太人有关。盖恩格罗斯商店的门口来了一个“汉德礼”。“汉德礼”这个称呼过去常用来代指东方犹太人，他们穿着长衣和靴子，站在大街上贩卖鞋带、纽扣、背带，还有其他一些小物件。与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相比，“汉德礼”的社会地位最低，而前者在奥地利的经济生活中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按照当时的规定，“汉德礼”是不能够乞讨的，但这个男人居然哀求着伸手向路人乞讨，而且已经讨到了不少的钱。一个警察要求他出示证明，他连忙摆手，说自己只是个靠贩卖小东西为生的可怜病汉，并坚称自己不曾乞讨。那个警察要把他带到警察局，于是想请某个旁观者自愿做证人协助调查。尽管阿道夫从不喜欢参与公共事务，但他还是自告奋勇地充当了证人，他说他亲眼看见这个“汉德礼”身上揣了3000克朗，证据确凿。根据“汉德礼”的说法，这笔钱是靠帮助东方犹太人移民到维也纳而得来的。

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写道：

“有天当我经过市中心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穿着长衣，披头散发的男子。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这是个犹太人？在林茨他们可不像这个样子。我朝他斜瞟了几眼，但我越是盯着他那张陌生的脸庞仔细打量，我的第一个问题就越是呈现出另外一方面的考虑：难道这是个德国人？由于我总是碰上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开始靠书籍来解决我的困惑。”

我清楚地记得，在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上，阿道夫表现得多么的热切，尽管我对此毫无兴趣，但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对我细心阐述。在音乐学院里，既有犹太老师，又有犹太学生，我从没和他们产生过什么过节，实际上，我还在他们当中结识了几个朋友。阿道夫自己不是也对古斯塔夫?马勒抱有极大热忱吗？他不是也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作品着迷吗？人们不该因为“汉德礼”造成的不良影响，就对整个犹太人问题做出武断定论。我试图小心谨慎地扭转阿道夫的偏见。然而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

“跟我来，库斯特尔，”他对我说道。为了再次节省车费，我只得同他走路前往布里吉特瑙。当阿道夫领着我来到犹太教堂的时候，我简直惊讶极了。我们走进教堂。“别摘帽子，”阿道夫冲我耳语道。确实，里面所有人的头上都盖着帽子。此时阿道夫还发现，一场婚礼正在教堂中进行。婚礼现场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仪式开始的时候，人们轮流吟唱，我挺喜欢这种感觉。之后犹太教士用希伯来语布道，最后将经文护符置于这对新人的额前。

从我们这次奇怪的造访中我推测出，阿道夫的确是想对犹太人问题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从而能使他相信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仍然存在。我也希望这能够或多或少地化解他的一些偏见。

但是我错了，因为有一天阿道夫回到家后对我明确地宣称道：“今天我加入了反犹联合会，而且我也把你的名字报了上去。”

尽管我已经习惯了他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独断专行，但这一次他真的是把事情做绝了。令我更加惊讶的是，平日里总是避免加入任何社团或组织的他，这回居然加入了反犹联合会。我虽对此保持沉默，但却已经暗下决心，今后我自己的事情还是得自己做主。

回望我们在维也纳生活的那段日子，以及我们无数次的夜间长谈，我敢断言，当时的阿道夫已经悟出了一套指引他未来道路的人生哲学。它集合了阿道夫在走街串巷之时的见闻和经历，并通过他的阅读和学习使其得到了扩展和深化。然而我从他那里接收到的一切，仅仅是他人生哲学的一种初级表现形式，虽说听上去总是显得混乱与不成熟，但却更富有激情。

可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觉得我朋友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除了我之外，他再没交过第二个朋友，所以他那些详细的计划和政治抱负自然也就付诸东流了。然而到后来，它们竟然都变成了现实，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第二十四章 消失

音乐学院的考试已经结束，我以优异的成绩从众多的学员当中脱颖而出。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到约翰尼斯萨尔去指挥一场由学校举办的音乐会，对于那些个怯场的表演者和乐队指挥来说，这场惯例性的期末音乐会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最令我感到兴奋的事情莫过于第二天晚上的演出，因为就在当晚，歌唱家罗西演唱了我创作的三首曲目，另外，我创作的弦乐六重奏曲的其中两章也是头一回被搬上了舞台。这两样作品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麦克斯?耶恩奇教授和我的作曲老师到后台来向我祝贺的时候，阿道夫也在场。指挥学院院长古斯塔夫?古特海尔也捎来了他的祝贺，尤其是音乐学院的校长还亲自来到后台，同我热情地握手。这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了，想想看，就在一年前，我还待在灰尘满天的家具装潢店里干着粗活儿。阿道夫喜形于色，看上去他为他朋友的成功感到无比的自豪。但我完全能够想象出他内心深处的实际想法。当然，他从不曾体会到在维也纳一无是处的辛酸与痛楚，直到他看见我被包围在众人的掌声与祝贺之中，看见我朝着我的最终目标踏实地步步迈进。

再过几天这学期就将结束，一想到快要回家，我的心情就无比的激动和喜悦。虽然我在学业上收获良多，但在维也纳，我的思乡之情从始至终都不曾有丝毫的减退。

阿道夫没了家，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我们待在房间里，商量着该如何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查克雷斯夫人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讨论中，她还颇为踌躇地询问了我们的计划和打算。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一起。”我立刻宣称道。我不单是指要同阿道夫待在一起——这似乎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还表示我们两个都会继续在查克雷斯夫人那里租房子，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还处得不错。另外，我的计划也相当之坚决。只要学校一放假，我就会立马赶回林茨去陪我父母，等到秋天的时候，我还得经受为期8周的预备役训练。最迟11月下旬我就能返回维也纳。我答应查克雷斯夫人，每月我都会按例缴纳房租，以便她能把房间继续留给我们。

查克雷斯夫人也想到摩拉维亚去拜访几个亲戚，可能要在当地逗留数日，正苦于空房无人看守。但阿道夫立马就给这位老太太送上一剂定心丸。他说他会看着房子，直到查克雷斯夫人访亲归来。然后他也要去瓦尔德维尔特尔待上几天，去找他母亲那边的亲戚。

查克雷斯夫人对我们的解决办法感到相当满意，还声称我们两个是最令她满意的租客：当然了，像我们两个这种品行端正的年轻人，既按时交租，又从不带女孩儿回家，她在维也纳打着灯笼都没处找。

后来我和阿道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他，下学期我会到维也纳交响乐团去应聘中提琴手。到时候我手头会更宽裕，也就能够更好地帮助他。当时已变得十分易怒的阿道夫却没对我的提议做出任何回应。他也没把他以后的打算向我透露半个字，但由于我当时已经沉浸在了自己成功的喜悦中，因而也没把他的表现当回事儿。而令我感到相当意外的是，他竟然没有要求我去探听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要好人做到底，把所有我能打听到的，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都写信告诉他。阿道夫也承诺会与我经常通信，把我喜欢听的维也纳趣闻统统告诉我。

分别，对我们彼此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1908年7月初，那天的确是个意义特殊的日子。虽说我天性随和，甚至有些逆来顺受，但和阿道夫相处这么久以来，并不一直都是顺心如意，然而我们的友谊却总是能够战胜任何的个人得失。现如今，我们已经相识了近四年，并且都已经适应了彼此的行事作风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在林茨体验到的宝贵的艺术经历，还是欢乐的冒险之旅，无疑都使我们在维也纳的友谊得到了发展和升华。在维也纳，阿道夫就像我的一个家人；他分享了我在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他对我的了解程度胜过其他任何人。我也应该感谢阿道夫，正是因为他，才有了我和音乐学院的缘分。

这份感激之情在一段能够产生共鸣的友谊中不断加深，并将我们彼此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从此以后，我甘愿忍受他的怪癖。生活让我慢慢地变得成熟和理智，而我同阿道夫的情谊却在不断加深。尽管我们的住所空间狭小，尽管我们的兴趣爱好有时也迥然不同，但是，在维也纳，我们比以前相处得更加融洽。为了他，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去国会也好，犹太教堂也罢，哪怕再到施皮特尔贝格街去走一遭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我已经开始期待我们来年的生活了。

当然，我在阿道夫心中的位置远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作为一个跟他来到维也纳的同乡，我的作用也许只是让他极不情愿地回忆起自己艰苦的家庭环境，以及少年时代的绝望与无助，虽说我的出现偶尔也能让他想起斯蒂芬妮。但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感激，感激我成为了他的忠实听众。尽管他有着不可战胜的劝导天赋，但他绝对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像我这样，即便内心完全反对他的观点也会在嘴上表示赞同。然而对他个人以及他满脑子的想法而言，我的观点毫无价值。他只需要我听他说话，毕竟，他总不可能一个人坐在美泉宫公园的长椅上，对着自己发表鸿篇大论吧。当他灵感顿生，需要一吐为快之时，他才会想起我；就好比一名即兴演奏者需要一样乐器来诠释自己的感情一样。对阿道夫来讲，其实是这段友谊中的“帮助性”（如果此种表达不为过的话）让我变得更有价值，而并非拜我谦逊的本性所赐。

于是我们就此作别。阿道夫一再向我重申，说他极不情愿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他讲，独自一人待在我们俩住过的房间里是多么的枯燥乏味，对此我表示充分理解。当时我还没写信告诉我父母我的返程日期，要不是我思乡心切，或许我会在维也纳多待两个星期。

他陪我来到了火车西站。我安放好行李之后又下车来到月台同他道别。阿道夫讨厌那种伤感的气氛。越是在伤感的时候，他就越表现得冷酷无情。所以当时，他只是握住我的双手——这是他极为罕见的行为——扎实地使了一把劲。然后，他头也不回，甚至略显草率地转身离去。我沮丧地踏上了火车，好在火车及时发动，防止了我改变主意。

我父母见到他们的儿子回家简直高兴极了。晚上，我把自己在期末音乐会上的表现讲给了他们听，我母亲眼神中的幸福光芒就是对我最好的回馈。当第二天早上，我父亲看见我穿着蓝色围裙，挽起衣袖在作坊里干活的时候，他也同样感到了一阵满足。

只要我一闲下来，我就开始想念阿道夫。我很愿意写信告诉他斯蒂芬妮的情况，即便他没有要求我这么做。但我那段时间一直都没看到过斯蒂芬妮，我想她可能是跟她母亲度假去了。

由于我在维也纳还有些待办事宜，所以我把它们全都交给了阿道夫去处理。他要帮我将一笔会费交给音乐家俱乐部的财务主管里德尔。另外我还想麻烦他去帮我领取每一期的会员刊物。

阿道夫十分上心地帮我打理好了这一切，1908年7月15日，他给我寄来一张印有“战壕街”的彩色明信片，在明信片上，他向我做了这样的肯定答复：

亲爱的库斯特尔：

我联系了里德尔3次都没能找到他，直到星期四的晚上，我才把钱交给了他。十分感谢你的来信，尤其是你寄来的明信片。它看起来显得相当乏味，我是指明信片上的喷泉。你走之后，我工作得十分努力，有时候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在我走的时候，我会写信告诉你。如果到时我姐也要去，那我就觉得没什么劲了。这儿的天气已经不再暖和，有时甚至还会下雨。我正准备把你的报纸和期刊全部寄给你。祝愿你们全家幸福。

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信中描述的那座极其乏味的喷泉修建在人民公园。旁边那座用来装饰喷泉的雕塑出自雕塑家哈纳克之手，名为“美人的喜悦”，在阿道夫看来，用这种命名来描述这么一件迟钝的作品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他提起他姐姐的时候比较有趣。他指的是安吉拉?拉包尔。阿道夫根本不希望他姐姐也到瓦尔德维尔特尔去，因为自从上次同他姐夫大吵一架之后，他便再也不好意思见她了。

没过几天，阿道夫又寄来一张卡片，日期为1908年7月19日，图片上展示的是齐柏林飞艇。上面写道：

亲爱的朋友：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你没必要再给我寄送黄油和奶酪了。但我还是应该好好地感谢你，你想得十分周到。今晚我准备去观看《罗恩格林》。祝你们全家幸福。

阿道夫·希特勒

在卡片的边上他还写道：“查克雷斯夫人要我感谢你寄来了钱，并叫我代问你父母好。”

我曾告诉过我母亲，说我朋友生活很艰难，有时还要挨饿。我母亲听后十分同情。在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她于1908年夏天的那段时间里，给阿道夫寄去了几个食物包裹。他之所以叫我不要再给他寄送食物，是因为他的瓦尔德维尔特尔之行即将到来。这些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观看《罗恩格林》，真是令我羡煞不已。

我很想知道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我经常想他。也许他此时正利用房间的便利，重新开始了他的大型项目设计。他早就想过要重建维也纳霍夫堡皇宫。当我们在维也纳市中心漫步的时候，他总会联想到这一宏伟的工程，他脑海中已经构建好了所有的细节，只待将它们在图纸上描绘出来。他很见不惯用砖头修建的旧霍夫堡皇宫和宫廷跑马场。砖头，在他看来，根本不适合用来修建纪念性的建筑，因为它不够坚固。所以必须要摧毁它们，然后按照相似风格，用石头重建。此外，为了同新皇宫的半环形圆柱保持一致，阿道夫想在它的对面修建一座与之相匹配的建筑，如此一来，整个英雄广场便被环抱其中，使之显得更为壮观。城堡大门得留下。环城大道上将屹立起两座宏伟的凯旋门——问题是它们纪念的是何种“胜利”呢？聪明的阿道夫并没有解答——它们将把广场和霍夫博物馆完美的融为一体。昔日的宫廷跑马场将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能与霍夫堡皇宫相媲美的纪念性建筑，它将由另外两座凯旋门连接，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用我朋友的话讲，像这样的英雄广场才配得上维也纳的中心地位。

但我把他想错了，阿道夫心里装的并不是维也纳，而是林茨。对他而言，在承受了失去双亲的悲痛以及背井离乡的无助之后，这也许是平息那份怨恨的最好办法。林茨，这个让他饱受命运折磨的地方，如今也该明白，他有多么地爱它。

阿道夫寄来一封信，真是稀罕，因为他为了节省邮费，通常都只给我寄明信片。尽管他不知道要给我“提供”什么信息，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跟我聊聊他的隐士生活。信上的日期为1908年7月21日，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会奇怪我为什么这么久都没给你写信。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不知道能为你提供什么消息，也不清楚有什么事情能让你特别感兴趣。首先一点，我人还在维也纳，而且也没打算要离开。查克雷斯夫人已经到她兄弟家去了，所以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不过我的隐士生活过得还挺不错。唯独有一件事情我还不习惯。在此之前，查克雷斯夫人总会一大清早就来敲我的门，把我弄醒，然后我就开始工作，而现在，我只得靠自觉了。林茨有什么新鲜事儿吗？剧院重建协会似乎已经偃旗息鼓。等银行竣工以后，请你给我寄来一张图画明信片。现在我想请你帮我两个忙。第一件事，麻烦你帮我买一份《多瑙河城市——林茨导游地图》,不是沃尔勒版，而是由克哈科维泽出版的正宗的林茨版本。封面印有一张林茨姑娘的图片，背面是一张林茨全貌的特写，有多瑙河、大桥，还有城堡。加上邮票一共要花60海勒。请你尽快给我寄来，要么你先替我支付邮费，要么选择上门收费，都行，反正我会还你。但一定要确保汽船公司的时间表和林茨地图都在其中。因为我忘记了一些确切的数字，但是在沃尔勒版中我又找不到。第二件事，当你下次去坐船的时候，麻烦你帮我搞一张今年的导游指南。这笔“任意付费”的花销我也会还给你。那么就麻烦你帮个忙，行不行？我这儿没什么其他新闻，除了今天早上我消灭了一支臭虫大军，因为它们差点就要在我的血液里快活地徜徉了。现在我的牙齿简直“热”得打战。我估计没有哪个夏天出现过像这么冷的天气。你还是老样子是吧？好了，祝你们全家幸福，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请求。我依然是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对重建林茨的新计划是如此的热衷，以至于他从收入中抠出60海勒给我，让我帮他购买克哈科维泽版本的城镇导游地图。信中提到的“银行”代指上奥地利州和萨尔茨堡的新银行大楼。阿道夫唯恐这幢建筑会毁坏整个林茨主广场的严密布局。我知道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打听到剧院重建协会的确切消息，因为剧院和多瑙河大桥都是他最热衷的项目工程。

尽管他穷困潦倒，但阿道夫的确相当勤奋，光从他把导游地图的费用给我寄来这一点就能够看出。并且他提到的那种“任意付费”的导游地图在船上是可以弄到的。

哦，还有臭虫！真是种老天的捉弄。实际上我自己倒是没受什么影响，可阿道夫的确深受其害。以前每当我睡着之后，他便开始夜间捕虫，通常是在第二天早上，他就会小心翼翼地亮出一枚大头针，向我展示他的夜间行动成果。在那个时候，维也纳的许多住户都会遭受臭虫的侵扰。好家伙，又一支臭虫军被处以了极刑。

又过了一阵子我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但随后我便收到一封他的亲切来信，信上的日期是1908年8月17日，这或许是他写给我的最直白的一封信了。上面写道：

好朋友：

首先请你务必原谅我这么久没给你写信。这种情况有它自身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我不知道自己能找点什么话跟你说。之所以现在给你写信，仅仅是为了向你表明，在收集到这么点儿小新闻之前，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和时间。首先我们的房东太太查克雷斯夫人要感谢你寄来的钱。其次，我衷心的感谢你的来信。也许查克雷斯夫人觉得写信比较困难（她的德语简直不敢恭维），所以她叫我向你转达她的谢意，感谢你们一家人的慷慨。不久前我突发急性支气管炎，这才刚刚缓过来。你的音乐家俱乐部似乎正面临一次危机。上次我寄给你的报纸到底是谁发行的？我早就已经付了钱。你有没有它的更多信息？现在我们这边的天气好得不得了，下着倾盆大雨。相比今年我们遭受到的酷暑煎熬，这真的算是上天的恩赐了。但目前看来，这种日子我享受不了几天了。也许在这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就要离开维也纳。到时我会细言相告。最近我搞了大量写作，绝大多数是在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你最近读过委员会关于新剧院的决议吗？在我看来他们是打算再次修补这堆老垃圾。照这么下去他们就折腾不了多久了，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得到授权。不管怎样，通篇的讨好言语充分显示出，这些备受尊敬的权威人士对修建剧院的认知犹如一头非洲河马对演奏小提琴的了解。要是我的建筑师手册显得不那么破旧，我会把它包起来，然后寄给他们，收件地址我会这么填：“负责执行剧院翻修的剧院重建委员会”，献给当地出身极高贵，最大公无私并值得称颂的全体委员，用以最终的建设和必要的装修……

好了，我就写到这儿。向你以及你父母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我依旧是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这绝对是阿道夫的典型风格。即便是常规性的称呼“好朋友”都显示出他正处于一种情绪化的状态之中。随之而来的冗长介绍也与他的性格特征相符，以前为了使自己的夜间演讲得以继续，阿道夫总会用到这种“铺陈”手法。

“愉快的雨天”这个玩笑是在为他后面洒脱而犀利的文笔做热身准备，类似的一个玩笑也在1908年4月20日，在他寄来的一封信上出现过。一开始，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就因其悦耳的乡音，被他说得一无是处。随后阿道夫又将矛头指向音乐家俱乐部。但这些才刚刚拉开战斗的序幕，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因为之后，他便怀着满腔愤怒，朝着意欲翻修“老垃圾堆”的林茨剧院协会发起了一阵狂轰滥炸。他猛烈地声讨着这群市侩庸人，因为他们玷污了阿道夫最喜爱的工程，一项让他倾注了多年心血的工程。读着这封来信，我仿佛看见阿道夫在房门与钢琴之间的狭小过道上来回踱步，为这些官僚化的市政议员操碎了心。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将要开始一段旅行，这是事实，8月20日，也就是3天后，他从瓦尔德维尔特尔给我寄来一张印有魏特拉城堡的彩色明信片。好像他并不是很喜欢在他亲戚家住，因为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他从维也纳给我寄来的一张卡片，上面是圣徒节的祝福。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查克雷斯夫人去了摩拉维亚，阿道夫去了瓦尔德维尔特尔。然而斯通帕大街的生活又再次回到了原来的轨迹。而我——苦恼万分的我——不得不到奥匈帝国第二步兵团去报到。至于这8个星期我做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训练期间我完成了什么——我觉得还是不提为妙。这8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一段最空虚的时光。但最终，在1908年11月20日，我总算熬出了头。我终于可以向身在维也纳的阿道夫宣告我的到来。

我写信告诉他，为了节省时间我会乘坐早班车，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就能抵达火车西站。我想，他一定会在老地方——月台栅栏边接我。然后他会帮我分担沉重的行李，里面还装有我母亲捎给他的一些东西。他想我吗？我又回来了，可是我没在栅栏边看见他。我又跑到候车室去找他。结果忙活了半天我连他的人影也没见着；阿道夫不在这儿。可能他生病了。他确实在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提到过，他仍旧承受着他的老毛病，支气管炎的折磨。我把东西全部放到了行李寄存处，然后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斯通帕街。查克雷斯夫人见到我后非常高兴，但她马上又告诉我房间已经租出去了。“那阿道夫呢？我的朋友呢？”我惊讶地问道。

查克雷斯夫人盯着我，她脸上的皱纹像一道道刻上去的痕，眼睛瞪得老大，“难道你不知道希特勒先生已经搬出去了吗？”

“我不知道啊。他搬哪儿去了？”我问道。

“希特勒先生没有告诉我。”

“但他肯定给我留了点东西啊，比如一封信或者一张便条之类的，不然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房东太太摇了摇头：“没有，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没留下。”

“一句祝福的话都没说吗？”

“他什么都没说。”

我问查克雷斯夫人房租付清没有。是的，阿道夫已经付清了他的一半。查克雷斯夫人又把我付的那一半退还给了我，因为我已经把房租交到了十一月份。我们两个的离开让她感到非常遗憾，但也于事无补，当晚她给我铺了张临时床铺让我留宿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只好出去另寻住处，在格拉索尔霍夫我找到一个采光不错的小房间，然后还租了一架直立式钢琴。

无论如何，我还是十分想念阿道夫，尽管我也经常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他会找到我的住处。为了方便他找到我，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了查克雷斯夫人。现在阿道夫有三种方式能够联系上我——通过查克雷斯夫人，通过音乐学院的办公室，还有就是通过我的父母。如果他想再见到我，他一定会采取以上三种方式的任意一种。我本可以通过警察总署人口注册中心的办公室去找他，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阿道夫还是没有出现。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难道是我的过错导致了他的离开？

我又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确实，我们因为观点不同发生了一场争吵，但跟他一起相处，这简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他自己也是习以为常嘛。只是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他当时沉默的原因。但毕竟他自己也说过很多次，等到了秋天我回到维也纳的时候，我们又一起合租。在临别之时他也没给过我什么暗示，即便是在他生气的时候他也总是不露声色。在这4年里，我们的关系之铁，以至于很多事情都成了理所当然，就比如我们决定以后要一起在维也纳生活这件事。

当我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时，我反而只会让自己确信，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我们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厚，都更有意义。是的，在维也纳最后几个星期的美好时光——无论是歌剧院和城堡剧院里的美妙经历，还是拉克斯山的探险之旅——将我们的友谊推向了顶点。

难道这就是阿道夫对我不辞而别的原因吗？

我越是绞尽脑汁地去想，就越能体会到阿道夫对我的重要性。我感到无助和孤独，我们度过的友谊岁月在我的脑中不断涌现，我简直不知道还能将这份情谊寄放何处。尽管我承认我的学业会因此而进步，但现在，我的整个生活却已变得稀松平常，甚至几乎到了枯燥无味的地步。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欣赏一些美妙的演出无疑能够给我带来些许安慰，但知音难觅，又使我感到沮丧。每次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观看演出的时候，我都希望能看见阿道夫。也许他会在表演结束后，站在出口等我，然后我会再次听到他那熟悉而不耐烦的声音，吼道：“喂，走了，库斯特尔！”

但我渴望见到阿道夫的愿望再次落空，而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些事实。他不想再回到我身边。他的离开绝非偶然，既不是暂时的闹情绪，也不是因为一连串的小矛盾而产生的不合。要是他想来找我，他早就找到了。

我感到很哀伤，因为他想要的是终止这段为我所珍重的友谊，不带丝毫感激，也不留一点后路。所以后来我回到林茨，在迂格街找到了拉包尔夫人，向她询问阿道夫的住址。

当时她一个人在家，带着一种可以理解的冷漠接待了我。我问她，阿道夫现在住在维也纳的什么地方，她说不知道，而且回答的有些不悦，她说阿道夫再也没跟她通过信。于是我的尝试再次遭遇失败。然后拉包尔夫人开始责怪我，她说正是因为我自己的艺术野心，致使年满20的阿道夫至今学无所专，也没有社会地位，我直抒胸臆，为阿道夫做了强力的辩解。毕竟安吉拉也只是在重复她丈夫的观点。但我后面的反驳却比不上阿道夫。由于谈话的气氛变得越来越不愉快，所以我便起身，冒失地离开了他们家。

岁末已至，而我还是没有阿道夫的任何消息。40年后，我才从林茨，一个研究阿道夫?希特勒的档案管理员那里了解到，我朋友搬出斯通帕大街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房租太贵，而且他已经在梅德曼街一个所谓的“男士酒店”里找到了一个更便宜的住处。阿道夫消失在了大都市的暗影深处，开始了他那段不为人知的苦难生活，就这段时期而言，找不到任何一个可靠的见证者，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那就是，在他人生中这段最困难的时期里，他没再交过一个朋友。现在我能够理解他当时的行为。他不愿意结交朋友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贫穷感到羞耻。他想独自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独自去承受命运的安排。那是一条荒草丛生的道路。在与他分别之后，我突然发现，置身于一座大都市的人群之中，竟会如此的孤独。

就这样，我们青年时期的一段美好友谊便走到了尽头，它虽不波澜壮阔，但却回味无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态也开始变得平和。我很庆幸当初阿道夫突然终止了我们的友谊，因为，如果是等到以后，我们分歧加剧或者感情淡化，致使这段友谊走向终点，那么它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相比被迫告别而言，阿道夫的结束方式的确更让我难以承受，尽管，这一切尚未真正结束。

第二十五章 再见希特勒

1912年10月，在维也纳音乐学院进行了4年的深造之后，我被马里博尔市立音乐剧院聘为乐队副指挥，并在当地完成了我的首次亮相——指挥洛尔青的《军械工》。我对我的第一份独立工作感到相当满意。尽管这个镇略小于林茨，但当地人十分热爱艺术。我指挥了几部轻歌剧，其中，弗洛托的《玛莎》尤为成功。春季将罄时，我带着我的乐队前往皮耶什佳尼去作夏季演出。到了秋天，我又返回马里博尔继续工作，我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进了这个令人愉快的小镇。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使我信心十足，热情高涨！

一天晚上，当《爱娃》的首演结束后，我被舞台导演叫到了他的包厢里，他给我引见了克拉根福市立剧院的老板——他们剧院当时正差一个歌剧指挥。显然，我当晚的表现给那位老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当场就跟我签约了下个季度的演出合同。因此在1914年的初夏，也就是马里博尔的签约季末，我在返回林茨的途中，专程前往克拉根福去探访了一下我未来的工作环境。一支由40人组成的优秀乐队，一座上好的剧院，还有一个现代化舞台，所有这一切尽在凯尔滕州首府，这座因热爱音乐而闻名遐迩的城市。在这里，我能指挥《罗恩格林》，甚至也许《名歌手》，如此条件，夫复何求？我仿佛已经听见了小提琴奏响的神圣弦音。

然而，我这些即将实现的美梦，却很快随着对俄战争的爆发而化为灰烬。几个月后，我以奥匈帝国第二步兵团预备役士兵的身份，奔赴加利西亚前线，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战争与我朝思暮想的音乐形成了天壤之别。尽管我根本不是块扛枪打仗的料，但和我所有的战友一样，我尽我所能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1915年，在喀尔巴阡山脉挺过了一个恐怖的寒冬之后，我被送到了匈牙利，条件恶劣的易普杰斯野战医院。

伤员和病号将从这里被运往布达佩斯，这是一段为期7天的颠簸路途。每到一处较大的中转站，就会卸下一批新死的士兵。我万念俱灰，甚至已经开始盘算他们会在哪个站把我丢下。然而神奇的是，我竟然熬过了途中所有的恐惧与磨难，幸存了下来——但我的活力，已经一去不返。

经过数月的恢复之后，我回到家中，发现一切都已改变。我父亲的身体已被工作拖垮，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夙愿，不再想让我这根独苗，去接管他苦心建立的生意。1916年，他关闭了作坊，在埃费丁附近的法瀚购置了一块小农场。他本希望通过调养恢复身体健康，但为时已晚，1918年9月，当我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已在病痛的折磨下，绝望离世。我多么希望能让他的晚年过得更快活一些。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还待在维也纳的一个运输队，1918年11月8日，我们部队被遣散。现在我该做什么呢？所有的地方剧院全都已经关门歇业。我只好在维也纳东游西逛，看能否找到一个工作。虽然国立剧院依然在营业，但想在那里谋份工作简直难于上青天。多年前，为了维持生计，我曾在一支乐队里当过大提琴手，而现今，它已经解散。除了几家大型咖啡馆里还有几只伴舞乐队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不，那种环境不适合我。有一阵，我在一家新开的电影院指挥一支“六件乐队”，为无声电影配乐。可是我并不满足，我试图找一个大提琴手的工作，但是徒劳无获，也没有人需要聘请家教。

在收到我母亲的来信前，我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她告诉我，埃费丁的镇议会在公招秘书。母亲知道如何对我进行诱导，她将这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形容得妙趣横生。她已经向市长介绍了我的音乐才华，另外还补充道，他们希望未来的镇议会书记官重组音乐社——战争导致了老音乐社的解散——并负责具体的安排。

回到家里，我仔细考虑了一番；工资少，艺术机遇有限，但与此同时，我已经放弃了成为职业指挥的希望，为了讨好母亲，我填写了申请表。然后我返回维也纳，仍旧一心想要进入乐队。1920年1月，我收到一封来自镇长的通知书，上面写道，地方委员会从38位申请人中，挑选了我来担任书记官一职。于是，我就成为了公务员。

我渐渐地熟悉了工作，几年后我又通过了上奥地利州政府雇员考试。虽然我级别低微，但我因此获得很多自由时间去从事我的音乐。我建立了一支不错的乐队，很快，我在镇上的音乐生活就开展得有滋有味。无论是音乐会所的弦乐重奏，或是户外的管乐表演，还是唱诗社的节庆演出，我都在这些工作上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整段时期内，我没有找到哪怕是一丁点儿与我老朋友相关的消息，他就用这么一种如此怪异的方式抛下了我，而我，最终也放弃了所有的尝试，因为我根本想不出任何同他取得联系的办法。他的姐夫拉包尔老早就去世了，他的姐姐安吉拉也已不在林茨居住。时隔这么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我朋友身上发生。较我而言，他的确是个更优秀的士兵，这点我敢肯定；抑或，他像我们这一代其他许多的年轻人一样，已战死疆场。

我偶尔会听到人们谈及一位德国政治家，名叫阿道夫?希特勒。但我想他们指的肯定是某个与他名字相同的人，毕竟希特勒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罕见。想必再次听到我老朋友的消息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或者至少是一名艺术家，绝不会是某个尸位素餐的政客，而且还待在慕尼黑。

之后的一个傍晚，当我穿过静谧的市集广场之时，我漫不经心地在一家书店前停下了脚步。书店的展览橱窗内摆放着《慕尼黑画报》。画报的头页印有一张年龄在35岁上下，面容消瘦苍白的男子头像——我立马就认出了是他。那正是阿道夫；他几乎没怎么变化。我仔细地算了一下，从我们一起住进斯通帕街到现在，一共过了多少年——整整15年啊！他的脸看上去显得更严肃，更成熟，更有男人味，但几乎未见衰老。

图片下打出的标注是“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演说家，阿道夫?希特勒”。原来我的朋友真的就是众人口中所谈论的那个政客。我非常遗憾他没能像我那样，走上一条艺术家的道路，并且我深知这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葬送自己的所有愿望和梦想。如今，他不得不靠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为生。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尽管他的确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演讲者——像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我当然也能够理解他对政治的兴趣，但政治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甚至几近危险的任务。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工作职责能够使我置身本地的政治事件之外，因为作为镇上的书记官，我必须对所有镇民一视同仁。而我朋友才是真正的一头扎进了政治，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他因过激的行为被关进兰德斯堡监狱的时候，我丝毫没感到惊讶。

然而他又东山再起，舆论界向他投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政治理念也正在逐渐被许多奥地利人所接受，对此我更是不以为奇，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像阿道夫当年在维也纳跟我形容的那样，困惑而盲从。当我读到他的演讲时，我脑中闪烁的记忆画面又真实再现：斯通帕街29号那间昏暗的陋室，侃侃而谈的阿道夫在钢琴与房门之间来回地踱着步子。那时候，我是他唯一的倾听者；而现如今，他的听众数以万计。他的名字已传遍街头巷尾，很快人们就会问道：“这个希特勒究竟是何方神圣？”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有资格回答。我不是还有他寄来的信件和画作吗？我几乎都快把这茬给忘了，于是我来到我父母亲位于法瀚的房子，我爬上阁楼，还好，那个老旧的木柜依然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当初，我母亲卖掉了小农场之后，这个柜子就跟着我们一起搬到了这里。我找到了钥匙，打开了柜子，里面放着一个蓝色的大封袋，上面有我亲手写下的几个字：阿道夫?希特勒。对于这个封袋，我已回想不起，在对战争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痛苦折磨之下，我已完全将它遗忘。就像我的朋友一样，要不是他以一名政客的身份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视线前，想必我也会渐渐地将他忘记。

我打开了封袋，里面装着我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信件和图画。尽管我承认，这袋子里保存下来的东西，只是我从他那里收到的一部分，但其中大多数都是比较重要的物件。我把这些卡片和信件又重新浏览了一遍。怎么处理呢？我该不该把这些函件又给他寄去？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肯定正忙着处理其他的事情，哪会有这么多的闲工夫来怀旧。说不定他早已忘记了那个在剧院认识的、痴迷音乐的“瘦子木匠”。那我该不该给他写信呢？也不行，这样做在我看来更是毫无意义，因为当初他就一直在鄙视我，说我对政治缺乏兴趣，而现如今，我只会让他感到更加失望。

所以，能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关注他，我就已经相当满足了。现在他的支持者大概有上百万之多。凭借激进的构想与理念，他足不出户就能给我们畏缩的奥地利带来兴奋与动荡，这更是让我选择沉默的直接原因。

在阿道夫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政治家的名衔以后，我却没有立马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也许这看上去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回想过去，我们青年时期的友谊建立在一样我们共同的爱好之上，那就是艺术；而政治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因此阿道夫在我眼里也失去了他的魅力，同样的，我也不能期望他对我再抱有任何的兴趣。

后来，在1933年1月30号那天，我听新闻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德国的总理。我立刻回想起那晚在弗莱堡的山上，阿道夫对我说过的话，他说有朝一日，他将成为像黎恩济那样的人民领袖。这番在他16岁时看到的幻景如今真的变为了现实。于是我伏案写下一篇短信，寄给了身在柏林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并没有期望能够收到任何回复。毕竟，身为一个总理，处理国家大事肯定要比给小半个世纪前结识的老朋友写回信重要得多。然而在我看来，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向一个久违老友获得的成就和地位致以祝贺，总该不是件错事吧。

但令我倍感惊讶的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信，信上写着：

上奥地利州，埃费丁，镇书记官，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先生（收）

阿道夫·希特勒

1933年8月4日，慕尼黑，“棕宫”

我亲爱的库比席克：

直到今天我才看到你于2月2日给我的来信。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我已收到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因此请你不要见怪。我很高兴能在分别多年之后得知你的消息和住址。我十分愿意——以前我那段艰苦的奋斗经历已成往事——与你一起，重温我人生中那段最美妙的岁月。有机会你可以来见我。愿你和你的母亲诸事顺心，我记忆中仍然珍藏着我们过去的友谊。

 你的，阿道夫·希特勒

看来他并没有将我忘记。在百忙之中他还能想起我，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将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称作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岁月”。说明他已经忘却那些痛苦的经历，留下的都是些愉快的回忆。但信的结尾处让我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他写道：“有机会你可以来见我。”说来容易做来难。我总不可能就这么直愣愣地跑到他在上萨尔茨堡的别墅，然后笑着对他说：“我来了。”这样的重逢只会让他感到厌恶。再说我又能跟他谈点啥呢？同他相比，我的人生经历显得既无意义又无趣；要是跟他谈论埃费丁，只会让整个气氛变得更加沉闷。而与我们相关的话题也就仅限于此，再无其他可言。因此我打消了去拜访他的念头，并劝慰自己，这样的善意邀请就像信尾的常规祝愿一样，不过是出于一种礼节上的考虑而已；25年前，这份祝愿是带给我的双亲，如今只对我的母亲。

当然，如果一个朋友能够像这样，始终如一地对待自己，那的确是件好事，但我认为，这段再续的友谊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平等性，因为很明显，命运已让我们产生了天壤之别。

然而，1938年3月12日，就在莱茵河畔布劳瑙，这片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土地上，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德军开过边境，进驻奥地利。当天傍晚，阿道夫?希特勒在林茨市政大厅的阳台上（还是跟以前一样破旧），向聚集的民众发表了演讲。我本来也打算去听他的演讲，但我当时正忙着给德国军队安排住宿，根本无法从埃费丁抽身。但同年4月8日，当希特勒再次来到林茨的时候，我曾试图拜会他。当天，他在克劳斯火车制造厂的车间里参加完一场政治集会之后，下榻于维辛格尔酒店。酒店门前的广场上人群簇拥，难以靠近，我绕到了冲锋队设置的警戒线前，并告诉他们我想面见元首。起初他们用怀疑的眼光对我上下打量，可能以为我已经疯了。只有在我把希特勒的亲笔书信拿给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对我才变得肃然起敬。这些冲锋队员随即叫来一名军官，当他也亲自看过信件之后，我便立马得到了放行的许可。在他的指引下，我来到酒店的大厅，这里简直就像一个蜂巢；有三五成群站在一起热议国事的将帅，有在报纸的插图上见到过的各部部长，还有纳粹党内的高层领导和一些身着制服的高级军官。许多忙碌的副官在大厅内各方奔走，闪亮的肩章清晰可辨。所有这一切都在围绕着那个我想要见到的男人而进行。被弄得头晕目眩的我，一下子意识到了这次贸然来访的愚蠢。我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的老朋友已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元首，而他那位高权重的身份却在我们的友谊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昔日那段肝胆相照的岁月，那段亲密无间的时光，定然已为过往。

因此我所能做的就是悄悄地离去，免得搅扰了这些正在执行重要任务的达官显贵。

负责呈递我信件的是一名高级副官，名叫阿尔伯特?鲍曼，很快他找到了我，并告诉我说，总理今天状态不佳，恐怕不能接见任何人了；问我是否愿意于次日中午再来。之后鲍曼邀我小坐了一会儿，因为他还想问我点别的事情。“元首年轻时总是很晚才睡觉吗？”他哀怨地问道。因为不过午夜他是绝不会睡觉的，但是陪他熬夜的随从人员又不得不在第二天早起。鲍曼继续抱怨说，希特勒脾气暴躁，没人能与他相处得来，还有他古怪的饮食习惯，每餐只吃些素食，布丁和果汁。“元首一向就吃这些东西吗？”

我说是的，然后补充道，他年轻时还是喜欢吃肉的。而后我便告辞。这个阿尔伯特?鲍曼是众所周知的马丁?鲍曼的弟弟。

第二天我又来到林茨，整个城市的居民都活动在大街上。越往维辛格尔酒店靠近，就越是感到拥挤。最终，我好不容易才从人堆中拼杀出一条路，来到了酒店大厅。兴奋与躁动似乎比昨晚更甚，因为今天是奥地利全民选举的前夕。

可以想象，所有的重大决定都必须由希特勒亲自作出。我简直找不出比这都更倒霉的重逢时刻。我回想了一下，当初我们在火车西站相互告别的时候是在1908年的7月初；今天是1938年4月9日。也就是说从我们突然的分离到今天的重聚，中间过了将近30年。30年啊，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这30年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我无法想象要是希特勒看见我会有什么反应。也许他会跟我简单地握个手，或者友好地拍拍我的肩；把我领出门之前再说上几句温暖人心的客套话——这已足以让我满足。我呢，虽说是准备了一些比较得体的发言，但我对称呼形式还是感到有点担心。我总不可能还用“阿道夫”来称呼帝国元首吧，况且我也知道他是个讲究形式的人。所以还是用正常形式的称呼为好。但我甚至都不清楚到时候有没有那个发言的机会。

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自然也受到了我内心情感的影响。

当希特勒从酒店里的一个房间突然走出来的时候，他一眼便认出了我，高兴的他冲我喊道：“库斯特尔！”他撇下身边的随从人员，走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臂。我依然记得他用双手紧紧地握住我伸出的右手，他凝视着我的眼睛，明亮的目光仍旧显得那么的犀利。我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他明显也跟我一样，已被此情此景所深深打动。

大厅内的众位名绅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这个被元首热情接待的奇怪公务员究竟是谁。

我尽量让自己保持镇静，然后发表了一通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他专心地聆听着我的发言，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在我讲完之后他朝我轻轻地点了点头，似乎在对我说，不错啊，库斯特尔！抑或在想，如今就连我少时的朋友说起话来都与其他人无异了。但在我看来，任何亲密的言行举止在这个地方都会显得不合时宜。

他想了几秒之后对我说道：“您跟我来。”用的是很正式的称呼“您”，不像他在1933年写给我的信中，用的是“你”这个寻常称呼，也许是因为我的讲话中也全都是用“您”来称呼他的缘故吧。但说句实话，听到他在众人面前对我用“您”这个敬称，反倒让我感觉相当欣慰。

元首走在前面把我领至电梯处。我们登上二楼，来到了他的房间门前。他的副官为我们打开房门后便自动离开，留下我们两人单独相处。希特勒再次握住了我的手，久久地注视着我，然后他开口说道：“你还是那个以前的你，库斯特尔，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一眼就能把你辨认出来，你简直一点都没变，只不过老了一些。”

随后他领我来到桌前，邀我就座。他向我一再强调他与我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对我的祝贺他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今日的成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而目前并不是个推心置腹的好时机，但他希望将来会有这么个机会。到时候他会通知我，他建议我最好不要直接给他写信，因为这些信件很有可能永远到不了他手上，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为他节约时间。

“我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的私生活了，我根本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讲完这番话后，他起身走到窗前，望向窗外的多瑙河。那座以前经常惹他莫名生气的老铁桥依旧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果不其然，他又立马开始抱怨道：“那个丑陋的东西居然还在！不过它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你等着瞧吧，库比席克。”

然后他又转过身微笑着对我说：“我真想和你再到那座桥上去走走，就跟以前一样。可是这已经不大现实了，我所到之处，身边必定围满了人。但相信我，库比席克，我已为林茨规划了一幅宏伟蓝图。”

对此我的确深信不疑。他曾穿遍了林茨的大街小巷，就只为发现有待改变的地方。如今他又开始跟我从每一个计划慢慢谈起。新的多瑙河大桥被称作尼伯龙根大桥，是现代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典范。他向我详细描述了这座大桥的两个桥头堡的形状。之后是剧院——其实所谈之物的顺序我早已谙熟——所有设备都必须更新，要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的舞台。当新歌剧院在火车站的旧址建立起之后，剧院将专门被用来演出戏剧和轻歌剧。此外，要想让林茨成为名副其实的“布鲁克纳之城”，还必须为这座城市建造一座现代音乐厅。“我要把林茨打造成一个文化中心，并且我要亲眼目睹所有的一切变为现实。”

我本以为这次会面即将结束，但希特勒接着又开始设想要在林茨组建一支大型交响乐团，这时，我们的谈话便突然切入到了一个私人话题。

“告诉我，库比席克，你现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我告诉他，自从1920年成为一名政府雇员之后，我一直在从事书记官这个工作。

“书记官？”他问道，“书记官是干什么的？”

我有些尴尬，这个问题叫我一时半会儿如何解释得清呢？当我还在苦苦思索合适的回答时，他又打断道，“这么说来你成为了一个公务员，一个文书！这不适合你干啊，你的音乐呢？”

我诚实地回答说，那场我们输掉的战争毁了我的前程，要是不换别的工作我就只能挨饿。

他冷酷地点了点头，说道：“是啊，我们输掉的战争。”然后看着我对我说：“你不会一辈子都当一个文书的，库比席克。”此外，他还想再到我提起的埃费丁去看一看。

我问他是否当真。

“当然，我会来看你的，库比席克。”他声称道，“但我只会专程为你而来，然后我们可以沿着多瑙河散步。在这里，我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他们从不让我一个人出去。”

他想知道我是否还热衷于音乐。

这下终于谈到了我喜欢的话题。可最后我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我在镇上参加的一些音乐活动。因为同他平日里处理的那些重大国际事务相比，我的小型音乐会表演简直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担心讲多了反而会让他感到厌烦，但我想错了。为了节约时间，像这种事情我只好一笔带过，然而他却不依不饶地打断道：

“什么，库比席克，你竟然会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埃费丁演奏交响！简直不可思议。你演奏过哪些曲目？”

我重新数了一遍，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有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还有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

接着他又询问我那支乐队的实力如何，以及什么编制；他对我的回答充满了惊奇，同时也对我的成功表示了祝贺。

“这正是我必须要帮你的地方，库比席克，”他大声说道，“给我列份清单，告诉我你需要什么。还有，你的个人状况如何，日子过得不算拮据吧？”

我回答道，虽然我的收入只能算凑合，但对我而言，够用就行，因此我没有什么个人要求。

他侧过头看着我，表情有些惊讶；显然，他还没见过像我这样无欲无求的人。

“你有子女吗，库比席克？”

“有，我有3个儿子。”

“3个儿子！”他钦佩地叫道。他表情郑重地重复叨念了几次。“你都有3个儿子了，库比席克，而我还没成家，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但我愿意照顾你的儿子。”

于是我又跟他谈起了我们家那几个小子——希特勒想要了解他们成长的每一个细节。我跟他讲，我这3个儿子都颇具音乐天赋，而且其中两个还是优秀的制图员，他听后相当高兴。

“库比席克，我应该承担起这3个孩子的教育义务，”他对我说，“我不想让这几个颇具才华的年轻人重蹈我们的覆辙，你最清楚我们在维也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在我们分别之后，我还体验过更糟糕的日子。不能让年轻人的聪慧天资遭到贫穷与苦难的扼杀。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尽心竭力，尤其是对你的孩子们，库比席克！”

我忙不迭地要补充几句，元首后来确实在林茨的布鲁克纳音乐学院为我的3个儿子安排了音乐学习，学费均由他办公室支付，另外，在元首的嘱咐下，一名来自慕尼黑艺术学院的教授还给我儿子鲁道夫指点了一些绘画技巧。

我期望在最后还能跟他短暂的握个手，为这次愉快的交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希特勒起身站立，我以为这次会面到此结束，于是我也站了起来。但他只是叫来了他的副官，然后将我儿子的事情跟他做了些吩咐和交代；那位副官趁机提醒他我手里还保留着一些他年轻时写的信。

于是我便把他的信件、明信片还有一些画作摊放在了桌子上。看着我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纪念品，他感到相当惊讶，还问我是如何将这些纸质物件保存至今的。我告诉他，我把这些东西全都装在一个写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封袋里，然后把这个封袋放进了我们家阁楼上的一个黑漆衣箱里。他对那幅珀斯特灵堡风景水彩格外感兴趣。他给我解释说，有些特别聪明的画家能够临摹他的水彩，其技术之精湛，甚至可以使人难辨真假。这些人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总不乏有些愚蠢的买主任其宰割，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绝不要将原作出手。

由于已经有人向我索要过这些资料，所以我只得询问元首的意见。“这些史料是你的私人财产，库比席克，”他回答道，“没人敢向你索取。”

由此他又谈到了拉比齐的书。拉比齐也曾就读于林茨实科中学，入学时间比希特勒晚两年，出于讨好的目的，他写了一本关于希特勒学生时代的书。但希特勒却感到非常生气，因为他同拉比齐根本不曾有过任何私交。“库比席克你瞧，我对这本书从头到尾就没有一点好感；只有那些真正了解我的人才有资格写我。如果说非要指定一个人，那么就是你，库比席克，”说着他转身对旁边的副官补充道，“马上记下来。”

然后他再次握住了我的手，“你瞧，库比席克，我们真是应该经常见面啊。以后只要一有机会我便会派人来请你。”

会面结束了，还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的我，离开了酒店。在接下来的数日里，躁动与不安闯进了我那平静而清闲的生活，我突然发现，要当这么一位名人的少时伙伴也不尽然是件美事。尽管此事我以前从没跟任何人说起，而且后来也很少在别人面前提及，但我很快就看到了这段青年友谊的阴暗面。其实，早在1938年3月以前，我就已经对之后将要应付的一切做好了心理准备。那时候，奥地利还没有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有一天，一辆汽车停在了我埃费丁的家门前。车里走出3名穿着党卫军制服的人，他们从柏林一路而来就是为了找我，并自称是受元首委派前来收集所有与希特勒年轻时期相关的文件资料，然后将它们带到元首官邸，以便妥善保存。幸好我当时并没犯傻。因为很明显，希特勒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他又怎会派人前来索取呢？这必定是某些党务办公室的单方面行动，因为他们已经得知，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总之，我拒绝把这些资料交给那3名党卫军人员，我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我猜想他们可能都以为奥地利人很好骗，以为自己穿上这么一身警察般的装束就能够解决问题，但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粗鲁的举止根本不是那种渴望获得材料的表现。更糟糕的是，这几个难缠的老百姓甚至连党员都不是！在他们铩羽而归之时，必定也会作此想法：元首年轻的时候怎么会找这种老顽固当朋友啊。

还好，我顽强而出色地抵住了第一轮进攻。之后的类似事件我更是应对自如，因为我有希特勒对我的保证，这些材料属于我的私人财产。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党内各个办公室都争先恐后地想要把我争取到手。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每当希特勒同他的亲信谈及他的童年生活时，他就会经常提起我的名字。人们只要一问起他年轻时的经历，就总会得到一个恒定的答复，“去问库斯特尔吧。”因此，他那些内部圈子的人，在收获甚少的情况下便开始意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这么一个奥地利人，他对青年时期的希特勒相当了解。而恰令他们感到幸运的是，自从1938年3月奥地利被合并以后，这个看似难以触及的“库斯特尔”突然就成为了德国公民，如今，已处于所有政府部门掌控之下的他，显得唾手可得。

帝国部长戈培尔派了一名非常可爱的人来见我，我已记不清他的军衔和职位，只记得他名叫卡尔?瑟夫。瑟夫为我讲解道，他们正准备出版一部关于元首的大型传记，其中1904年到1908年这一段，他们想交予我来撰写。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会把我接到柏林，以便让这方面的权威专家配合我展开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想让我现在就开始把当年的每个事件再仔细地回忆和整理一遍。我跟这个年轻人解释说，恐怕到时候我腾不出任何的时间来接手这项任务，因为自打德奥合并以后，我们这种地方政府雇员每天都被浸泡在工作里。他可能也意识到我是在找借口回避，只不过没想到我的表述方式如此滑稽。但他还是奉劝我不要低估了“我对历史那份独有的责任”，这是他的原话。他讲如果我有兴趣同他们合作，他能够轻易地帮我摆脱现状。但我明确地回绝了他。在离开的时候，他向我承诺，说他会再择“一个更好的时机”登门造访。由于越往后面，“时机只会变得越糟”，所以我再也没见到过卡尔?瑟夫。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他用大度而得体的方式为宣传部完成了一项棘手的任务。

然而同马丁?鲍曼打交道就不是那么的惬意了。他显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事件的唯一负责人。他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任何人抢在他之前拿走我的资料。他的来信和便笺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他是《希特勒传》的总编纂一样，任何人在未经他检验和许可的情况下，都不得与我进行只言片语的交流。他的目的是将我保存下来的材料移交到中央党务办公室——所谓的原本归属地。当他的企图遭受挫败之后，我接到了他的一条严格指令，他命令我不准将这些资料转手，更不准在未经他授权的情况下拿给别人看。就这一点，马丁?鲍曼根本犯不着用这么严峻的方式来对我进行告诫，因为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后来我又接到了他的另一条指令，他要我立刻着手，把我和阿道夫?希特勒年轻时的友谊和经历写成一本回忆录，然后把初稿呈递给他过目。当时我回复他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先跟希特勒本人商量之后再做决定。这一招着实相当管用。从此以后，但凡遇到某些咄咄逼人的权势人物对我施加压力，我就只好这样说：“很抱歉，我必须先将您的建议同元首进行私下商量以后才能给您答复，敢问阁下尊姓大名？”此法一用，立竿见影，收效甚奇。从而我也会受到他们的温和对待。

相反，与鲁道夫?赫斯的会面则是一段美妙而令人愉快的回忆。他造访林茨的时候邀我前去做客。他派了辆汽车把我接到了珀斯特灵堡的贝格邦酒店。帝国部长赫斯在那里热情地接待了我。“您就是库比席克吧！”他面带喜色的招呼道。“元首跟我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啊。”我立马就感受到了一种真诚的友好。

也正是通过与赫斯的这次会面，才使我确信了自己以前的一种想法：越是跟希特勒关系密切的人，就越了解我的故事。鲁道夫?赫斯和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夫人是对希特勒的青年时期了解得最多的人，因此他们知道我也不足为奇。

部长还邀请我到酒店的一处露天平台上同他一起用餐。之后他让我详细地讲述了我以前所有的生活经历，而且他还不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屡屡向我提问。就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鲁道夫?赫斯比其他人都更近似希特勒，而我对此也感到十分高兴。就连在座的其他来宾也积极地参与到了我们的谈话中，整个气氛显得相当的活跃，明显比跟中央党务办公室那些官员谈事情要有趣得多。

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处在这么一个能够俯览整个林茨城的制高点，我可以把我谈到的所有地点，指给这位帝国部长看。在矗立着兵工厂的那座山后面就是莱翁丁的城郊，希特勒读实科中学的时候每天都要从那里经过；洪堡大街，自从克拉拉夫人的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住在那里；在我们下方不远处是乌尔法尔的布吕腾大街；反正还有好多与我朋友相关的重要地点。

鲁道夫?赫斯以其朴素和率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印象，他与那些次要政治人物的处事方式截然不同。唯一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他当时可能是抱恙在身，气色有点反常。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渐渐地被奥地利人所熟悉。而在此之前，人们根本就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在上奥地利州还有一个朋友，在这种幸运的状况持续了数年之后，我最终还是被人们给挖掘了出来。当然，我并不是一名纳粹党员。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无法理解，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希特勒的少时伙伴必定是党内的二号人物。但即便当年，我在政治上都一直是他的一个摇摆不定的支持者。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政治分歧，而是因为我对政治根本就不感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根本就不懂政治。

当然，我很快就被淹没在了人们的各种请求之中，他们不是想得到我的支持就是想让我在元首面前为他们美言几句，更有身陷是非者希望我出面去帮他们调解，反正各怀目的，理由不一。虽然我对将要担负的重大责任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但我还是很乐意地答应了他们。直到我的尝试失败之后，我才恍然意识到，成为“阿道夫?希特勒青年时期的朋友”并不意味着我就有干涉政事的权力。人家礼貌而坚决地给我指明到，这些事情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希特勒视察埃费丁的计划并没有实现。突然有一天，我十分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帝国总理府的挂号信，它的到来，打破了我那墨守成规的无聊生活。拆开信封的一刹那，我的心仿佛就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那些印在牛皮纸上的内容成了我这辈子最欣喜的回忆。根据帝国元首的指示，我受邀出席今年在拜罗伊特举办的瓦格纳音乐节：我须于1939年7月25日，星期二，前往万弗雷德庄园，届时，希特勒的管家卡伦贝格先生会为我打理一切。

我长久以来的人生梦想即将变为现实。我的喜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打我记事以来，游访拜罗伊特就成为了我心中的最大愿望，我一直期盼着自己能够在那片神圣的土地上，倾听大师的不朽杰作。但我一直苦于囊中羞涩，无法展开这段奇妙的旅程。而如今突然之间，我便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火车经过帕绍、累根斯堡、纽伦堡并最终抵达拜罗伊特，当我走出车厢，第一眼看到建在山上的歌剧院时，我兴奋得差点昏死过去。卡伦贝格先生非常热情地迎接了我，还为我引见了住在林茨大街10号的莫申巴赫一家——当地一处环境优美的寓所——并请我在他们家入住。

我来得正是时候；1939年的音乐节随着《漂泊的荷兰人》的上演而正式拉开序幕，一支由132人组成的交响乐团震撼登场，让我醉心不已。

次日上演的是《崔斯坦和伊索德》，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表演。7月27日，星期四，《帕西法尔》上演。为了欣赏这出歌剧，我在家里特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不仅钻研了钢琴乐谱，而且还读遍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学资料。随着柔美的旋律奏出“圣餐”的主题，我周围的世界也开始发生转移。在我平庸的一生中，我从未感到自己如此享受，如此痴迷。

8月2号，星期三，在最后一部歌剧，《诸神的黄昏》拉下帷幕的同时，我的拜罗伊特之旅也宣告结束。我收拾完行李之后，便准备去向卡伦贝格先生辞行，并感谢他这么些天来对我的细心关照。“你非得直接回家吗？”他微笑着问道，“如果你肯多待一天那将会是个明智的选择。”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暗示，于是我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8月3日下午两点钟左右的时候，一名党卫军军官来到我的房间，并把我接到了万弗雷德庄园。在庄园的入口处，我见到了等候我的朱利叶斯?肖布上将，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大厅，我发现之前我在林茨见到过的好多名人都聚集于此。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夫人同帝国部长赫斯谈笑风生，布鲁克纳上将等军中高层与冯?诺伊拉特男爵站在一起相互交流。我突然发现在场人员半数以上都是军人，而令我更为惊讶的是，这些将军一个个表情冷峻，他们热议的话题多与波兰有关，大致内容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武装较量。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之下，我颇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一种类似“怯场”的下沉感油然而生，就跟之前我在维辛格尔酒店的感受一样。

也许希特勒是想在返回柏林之前跟我做个友好的告别。我忐忑不安地准备了一些感激之词，盼望着能派上用场。大厅的深处有一扇双开的折叠大门。

忽然，大门洞开，一名副官立于门侧，示意肖布上将带我入内，于是我们便穿过大门来到了里厅。“我的元首，库比席克先生已到！”报告完之后，肖布上将转身退出并合上了大门，留下我跟元首独处。

这是两个老朋友的一次愉快重逢。他双目放光，神色喜悦地走到我跟前，丝毫没让我察觉到他肩负的重任与承受的巨大压力；此时此刻，他仅是瓦格纳夫人请来的一位座上宾，也同其他人一样，感受着拜罗伊特的美妙氛围。他双手握住我的右手向我表示欢迎。我呆站在这一神圣的场所，聆听着他的问候，竟感动得语塞。只有当我听见他说，“我们坐下谈，好吗？”，我才从一片茫然的情绪中回过神来。

我向他讲述了我这些天在拜罗伊特的各种体验，告诉了他我探访过哪些与瓦格纳相关的地方，当然，还有我对节日演出的具体看法和评价。一讲到这些话题我便恢复了自控力，现在我们谈话的方式就跟年轻时一模一样。希特勒似乎也想起了当年我们在林茨观看瓦格纳歌剧时的情景，于是他向我透露道，他准备让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去感受瓦格纳的作品。呵，我对这些计划简直太了解了！早在我们35年前的谈话中，这些计划的初步设想就已经被确立。但如今，这不再只是一个幻想。他告诉我说，今年有6000名付不起钱的老百姓，在官方的精心组织下，同其他客人一道，参加了本次拜罗伊特音乐节。我说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啊。他听完笑着讲到——这番话我记得很清楚——“库比席克，现在你终于见证了我在拜罗伊特的成就，因为曾经，当穷困潦倒又名不见经传的我，第一次发表这些想法的时候，你是在场的唯一听众。那时你总爱问我，怎么把这些计划付诸实现。而如今你看，它们就出色的摆在你面前。”然后他开始跟我介绍他对拜罗伊特做过的贡献，以及会在将来实施的计划，就好像非得要给我列出个清单似的。

但此时我还肩负着一项具体的任务。我的口袋里揣着一大包印有希特勒肖像的明信片。要知道在埃费丁和林茨，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就为了能获得一张由元首亲笔签名的明信片。我在拿出卡片之前犹豫了好一会儿，因为我这种请求看上去似乎显得相当庸俗，然而此时的希特勒又正好坐在桌子旁，如果我错失了这次机会，恐怕我允诺别人的事情就得黄了。一想到家乡那帮虔诚的老百姓，我便鼓起勇气拿出了明信片。

他接过了所有的卡片，不紧不慢地掏出了眼镜，这时我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他一边签名，我一边用吸墨纸将墨痕拭干。签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抬起头，看着站在一旁手托吸墨纸的我，微笑着说道：“看得出来你确实是个文书，库比席克。但我只是没搞懂你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换做是我的话，早就走人了。对了，你之前为何不来找我？”

我被问得相当尴尬，于是马上找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看见你在1933年8月4号给我的回信上说，只有等你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我们才有机会一起叙旧，所以我就想等你忙完了我再来找你。况且在1938年之前我还是奥地利人，想去德国就必须要申请护照，如果我挑明了我的真实意图，他们肯定不会把护照发给我。”

希特勒开怀大笑。“是啊，在政治上你永远都是个小孩儿。”我听完也乐了，因为我还以为他会用另一个词来形容我。当年斯通帕大街的“白痴”被换成了“小孩儿”。

元首将捆好的卡片全部递给我，然后起身站立。我对他感谢再三并小心地把卡片放进了我的外套口袋。我本以为会面到此结束，可他马上又严肃地说道：“过来！”

他打开了通向庭院的落地长窗，我跟着他走下青石台阶，一条幽雅的小径将我们引向了一道高大的雕花铁门，他缓缓推开铁门，一座静谧的花园呈现在我们面前。鲜花与灌木生长得异常茂盛，参天大树在我们头上织成了一座穹顶，让整个花园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又走了几小步，我们便来到了瓦格纳的墓前。

希特勒双手握住了我的手，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

葱郁的常青藤覆盖在这位大师的花岗岩墓板四周，一切寂静无声，没人来搅扰这份神圣的宁静。

希特勒打破了沉默，“我很高兴能与你在此重聚，因为这里一直都是我们两人最崇敬的圣地。”

命运总像谜一样令人琢磨不透。

对我们过去在维也纳的生活比较了解的人，肯定都清楚，当时我的未来俨然已成定局。在完成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我就准备展开我的歌剧指挥生涯——毕竟以前我还是获得过一些成就。同样，阿道夫的未来看似也毫无悬念，漫无目的地学习加上对专业训练的鄙夷，最终只能换来失败的结局。如今，命运已作出了裁定。此时此刻，当年那两个从斯通帕街的陋室里走出的穷学生，又携手站在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坟前。如今他们分别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呢？那个至今依然涉足音乐的“定局者”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上当文书，而另一个所谓未来堪忧的自负青年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元首。他们各自又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呢？只有一点可以清晰预见：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前者会一直默默无闻，而后者将被载入史册。

瞻仰完瓦格纳的坟墓之后，我们一起返回了别墅。温妮弗雷德夫人的儿子，即大师的孙子，维兰德?瓦格纳，在花园的入口处等候我们。他为我们打开了别墅里的所有房间，因为元首准备带我参观瓦格纳的所有遗产。于是我们的旅程便围绕着这幢古老的建筑而展开。其实我早已在图片上领略过瓦格纳故居的风采，只不过一直无缘拜临。

在音乐室里陈列着一架大师用过的三角钢琴。琴盖依然敞开着，令我为之动容。另外我还参观了宏大的图书馆。维兰德离开后，希特勒把我引见给了瓦格纳夫人，她明显很乐意与我相识。当我们谈到对大师作品的崇拜之情时，我突然便想起了以前在林茨观赏的那场颇具纪念意义的演出——《黎恩济》。这时，希特勒也开始向瓦格纳夫人描述起他那晚的独特感受，其中还包括那句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感叹：“蜕变就从那一刻开始。”

分别之际，希特勒给了我一些建议。他建议我回去的时候可以在慕尼黑逗留几日，感受一下帝国交响乐团（想当年我们为这事可没少费心）的演奏水平，还可以参观一下气势恢宏的德国艺术展览馆。他觉得要是我们以后在上萨尔茨堡的伯格霍夫别墅见面肯定会不太方便，所以他特别叮嘱，只要他人在拜罗伊特，我就可以随时来找他。“我真想让你永远都留在我身边。”他握着我的手说道。我离开的时候他站在花园门口向我挥手告别。不久，我在理查德?瓦格纳大街便听到了人群的高声敬呼——元首正搭乘专机从拜罗伊特飞往柏林。

1940年7月8日，元首办公室给我寄来了一份瓦格纳音乐节的首轮邀请函，我顿时陷入了左右两难的窘境。战争的到来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职能和义务；丢下繁重的任务而跑到拜罗伊特去偷闲会不会显得很不负责任？虽说元首也曾表达过希望与我再次见面的想法，但现如今，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全国最忙碌的人莫过于希特勒自己。因此他能否出席还是一个问题。为了减轻我的负罪感，也为了使这次出行显得合情合理，我只好告诉自己，这是元首的叮嘱。

与1939年不同的是，今年除去《漂泊的荷兰人》以外，就只上演了一部《尼伯龙根的指环》。瓦格纳夫人邀我共享一个包厢，她告诉我说，她已经跟元首通了电话，元首说他会赶在《诸神的黄昏》上演之前，从总部乘飞机过来，但演出一结束就必须立即返回。“库比席克先生，元首还问我你来了没有，”她补充道，“他想在幕间休息时见你一面。”

1940年7月23日，星期二，下午3点整，小号手——当时由国防军担任——吹响了齐格弗里德的主题曲，宣示歌剧正式开演。我刚坐下不久，希特勒就进入了他的包厢。庄严而嘹亮的声音凸显出觉醒的主题。我忘乎所以地沉醉在了这部惊世杰作里。

在第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瓦格纳夫人的二儿子，沃尔夫冈?瓦格纳，匆匆地跑来叫我跟他走，说是元首想见我。于是我们来到了休息厅，有二十来人聚集在此相互交流，他们言语之间显得甚是激动。我差点没认出希特勒，因为他穿的是一件田野灰的制服，而不是1939年那身便服。但他的私人副官已经向他通报了我的到来；跟以前一样，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向我致以亲切的问候。他看上去气色相当不错，心情似乎也更加爽朗，甚至比前几次见到我都还要高兴。也许这场战争已让他的心情变得越发的沉重，因而看到我这个少时朋友便倍感亲切。

他把我拉到一边同我单独相处，其他客人则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交流。

“这是我今年唯一能够观看的演出。”他说，“但是没办法，我们正在打仗。”然后他又略显愤懑地补充到，“这场战争会导致我们的重建计划推迟数年，真是耻辱，我当大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又不是为了天天打仗。”

在波兰和法国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的元首，居然会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让我感到相当震惊。也许我的出现提醒了他这样一个事实：光阴似箭催人老；毕竟我们相识之初，恰值风华正茂。尽管他现在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壮，但当他发现我这个少时伙伴已年华垂暮之时，他必定也意识到，无情的岁月同样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这场战争夺去了我的大好时光，”他继续道，“你是了解我的，库比席克，你知道我一直都想建设好这个国家，这才是我一辈子的愿望，你懂我意思吗？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年轻时做过多少的设计和构想。到目前为止，才仅仅实现了几样，仍有大量的计划有待完成。但还有谁能担此重任？现在我只能眼睁睁看着战争夺走我的大好时光。耻辱，悲哀！时间不等人啊，库比席克，我们只会越来越老。再过几年，想做都来不及了。”

带着年轻时那种激动而急不可耐的颤音，他开始向我描述他对国家未来的规划：高速公路的扩建延伸，商业运河的现代化以及铁路网建设等等。简直令我应接不暇。我再次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他是想让我这个少时伙伴见证他所有计划的实现。也许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公务员，但对他而言，我是他青年时期唯一的朋友。因而他可能会觉得，把这些想法向一个连党员都不是的同胞倾吐，总比讲给成天围在他身旁的军人或政客听要好得多。

当我试着将谈话转向我们的往事之时，他立马接住我的话茬继续讲道：“两个穷学生，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身份。没人知道我们还挨过饿。爬山时兜里就揣一块面包。而如今世道不同了。去年，一群青年坐着我们的船抵达了马德拉岛。瞧，那边就是雷博士，还有他年轻的妻子。他就是这个组织的建立者。”接着他又开始谈起了国家的文化建设项目。节日剧院门口聚集的民众正在热切地期盼着元首的出现，但此时的他，话匣子已打开，想收也收不住了。就像过去他在查克雷斯夫人的房子里发表长篇大论时的状态，而且他也知道，只要他谈及的问题与艺术有关，我就会特别感兴趣。

“这场战争已经把我拉下了水。但我希望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等仗一打完，我就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然后开始实施我余下的所有计划。库比席克，到那时我会派人来请你，我要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

剧场内的国防军乐队奏响小号，表示演出继续进行。我感谢元首对我以诚相待，并祝愿他诸事顺利，马到成功。他陪我走到门口，然后驻足目送我离开。

《诸神的黄昏》落下帷幕，这的确是一场感人肺腑的表演。我缓缓地走出剧院，发现阿道夫?希特勒大街已被隔离管制。于是我站在元首将要路过的地方，希望能再看他一眼。几分钟后，元首的车队抵达剧院门前。希特勒站在他的座驾上接受民众的夹道欢迎。他的护卫队贴靠着警戒线，分驶于街道两侧。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永生难忘。音乐总指挥埃尔门多夫、兰格女士、苏希妹妹还有一位老夫人——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住在万弗雷德庄园——他们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我一直没搞懂是什么原因。但现在，车队朝着我们的方向缓缓驶来，我站在绳子拉成的警戒线旁抬臂行礼。就在那时，元首认出了我，他示意司机让整个车队停止前行，而他的座驾却向我这边靠了过来。他探出身子拉住我的手，冲我微笑着说道：“再见。”

元首的座驾又回到了护卫队中间，他调正身姿，与众人挥手作别。然后车队便径直向机场驶去。

突然之间，我成了在场舆论的焦点。所有的旁观者都想知道，我这个奇怪的老百姓凭什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获得元首的青睐。我自己有口难言。叫喊声与人群的拥挤已变得越来越可怕。在此之前，元首同我的会面一直都是私下进行，最多也就当着一小群人的面，因此我们之间的友谊始终保持着一种私密性。但如今，随着我们的关系被公诸于众，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了这段青年友谊的重要性。所有人都争着跟我握手。我那几个朋友还想帮我解释几句——可完全是徒劳！激动的民众根本听不进去。我被人群推来撞去，每个人都想看我到底长什么样。鬼才知道他们究竟把我想成了什么人。也许以为我是一个别国派来讲和的外交官——若是如此，被推两下也算值了。最后，我好不容易才钻到了一个可以顺畅呼吸的地方。“女士们先生们，”我喊道，“让我走——我只是他的一个少时朋友。”

1940年7月23号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日子。战争局势正在剧烈扩大，根本说不清到何时才能到头。

我废寝忘食地投入到了地方机关的工作中。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因而我的任务变得更加繁重，几乎都快压得我喘不过气了。除此之外我的生活里还增添了另一份担忧：我的几个儿子全都应征到了军队。

1942年我加入了纳粹党。并不是因为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产生了改变，而是因为我向我的上司们做出了妥协，他们认为这场艰苦的斗争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每个人都必须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当然，我的确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名追随者，但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拥护者，我还有一个更深更广的名义——少时伙伴。我本可以很轻易地拒绝入党，只要我用平时那套话来搪塞他们：“这件事情我想先跟希特勒私下谈谈。”可是国家正在打仗，我不想搞特殊化。

我们镇长曾经问我：“元首从没要求过你入党吗？”当然没有——我是他的朋友，仅此而已。希特勒不是也清楚地表明过我是他朋友吗，他不是还觉得我在政治上是个“小孩儿”吗？所以我告诉镇长说，希特勒从没问过我为何不入党的事。

但我记得有一回，好像希特勒就此事给我做了一点暗示。1939年我去拜会他的时候，他把我介绍给了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夫人，他还笑着指出我身上没有佩戴任何党徽或勋章，当得知我此行的身份是“理查德?瓦格纳”德国妇女联合会，林茨分会的代表时，他对瓦格纳夫人说道：“这就是库比席克先生。他是你那个德国妇女联合会的一名成员，简直是太好了！”他言下之意是：我朋友加入的唯一组织竟然是一个妇女组织，这下你知道他是哪类人了吧。

旷日持久的战争投射出一道长长的阴影，使身处灾难中的每个人又增添了一份失望和一份痛苦。在此局势之下，我尤其想到了布洛赫医生。这位在林茨被称作“穷人的医生”的老好人，通过希特勒以前的年级主任，休谟教授，给我捎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恳请我帮他在元首面前求情，希望希特勒念在他给克拉拉夫人看过病的份上，不要派人来骚扰他。我认为这种要求显然毫不过分。回想当初在维也纳的时候，我和阿道夫就经常针对犹太人问题发生争执，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敢苟同他的一些基本观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很无辜地给他引见了一名犹太记者，他当时就跟我翻了脸。然而我相信对于布洛赫医生，希特勒还是会讲点情面的。虽然我与这位老先生素未谋面，但我还是立马给帝国总理府写了一封陈情书，其中还附上了布洛赫医生给我的来信。几星期后，我从马丁?鲍曼那里收到了答复，他严令禁止我以后再为他人求情；至于布洛赫，他同样会按照对待其他犹太人的方法去处理；他还声称这是元首的明确指示。我并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没有亲自看到我的请求，至少布洛赫医生还是继续过上了相安无事的生活。然而我的担忧并未因此而减轻。令我最受打击的是，我已然失去了和希特勒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并且随着战争的持续，这种可能性只会变得越来越渺茫。

一切尘埃落定，我们输掉了战争。1945年5月，在那段令人惶恐不安的日子里，我惊愕地听见收音机里传出的消息，德意志帝国战败，一场烧遍整个欧洲大陆的战火终于被扑灭。《黎恩济》的结束场景立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护民官葬身于宫殿的大火中。

……人民还是抛弃了我，

 尽管他们成就了我的美名，

 每一个朋友都抛弃了我，

 虽然他们曾带给了我幸运。

即使在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我也一直没有参与任何政治事务，因为从本质上说，我只能算一个非政治人士。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外界压力，我都从来没否认过我与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关系。

我在这方面的最大担忧是以前我保存的那些关于希特勒的纸质物件。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保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几年前，我就已经将这些信件、明信片，还有素描用玻璃纸封装了起来。现在我又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坚固的小皮箱里。我把箱子提到埃费丁住所的拱形地下室，然后撬开了地上的几块砖头，挖了个深坑把它埋了进去。整件事情我做得极其谨慎，生怕留下任何痕迹。幸好我的行动采取得及时，因为第二天我就被美国人逮捕，随后在臭名昭著的格拉森巴赫拘留营吃了16个月的牢饭。当然，在我离开这段时间，他们在我家里进行了彻底地搜查，但始终徒劳无获。最后，我于1947年4月8日被释放。

起初我经常被他们叫去审问，先是在埃费丁，之后又是在格蒙登。其审问内容都几乎无异，比如：

“你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朋友，是吧？”

“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1904年。”

“你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是啊，但我的确是他朋友。”

“他还什么都不是，你怎么会跟他交朋友？”

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曾经这样问我：“你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你从他那儿捞到了什么好处？”

“什么也没有。”

“但你自己承认过你是他的朋友啊，他给过你钱吗？”

“没有。”

“食物呢？”

“没有。”

“他给你介绍过美女吗？”

“也没有。”

“他后来接见过你吗？”

“接见过。”

“你经常见他吗？”

“只是偶尔。”

“你用什么办法见到他的？”

“我就是直接去找他。”

“这么说当时你跟他走得很近，是吗？”

“是，很近。”

“单独的吗？”

“是。”

“没有任何警卫在场吗？”

“没有。”

“那你本来可以杀了他，是吧？”

“确实。”

“那你为什么没有杀他？”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