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犹太裔社会学家，1893年生于匈牙利。曾师从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1918年获博士学位，1922年流亡到海德堡，1930年到法兰克福大学执教。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他被迫流亡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社会学讲师，1947年在英国逝世。除本书外，尚有《知识社会学问题》（1925）、《保守主义思想》（1927）、《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等社会学名作。

内容简介

本书为卡尔·曼海姆的重要社会学著作之一。作者在书中对人格的塑造和社会组织范围的失调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站在欧洲大陆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角度讨论了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危机，他指出：现代社会失调，出现文化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放任原则和无计划调节原则间的冲突。他认为，没有人格的转变，社会的转变是不可思议的。在本书中，作者对当代社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文化危机的社会原因，还有专制、战争等课题，也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德）曼海姆著；张旅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

（汉译经典）

书名原文：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ISBN 978-7-5447-2257-5

Ⅰ．①重…　Ⅱ．①曼…　②张…　Ⅲ．①社会结构—研究—现代　Ⅳ．①C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9403号

书　　名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

作　　者　〔德国〕卡尔·曼海姆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孙文栋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257-5

定　　价　2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汉译经典］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丛书策划：贺鹏飞　兴安

王洛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王晓朝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尹吉男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叶廷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白　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冯　川　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李银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西　川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刘再复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终身教授

许金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渊冲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吴正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余中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汪民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汪剑钊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中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郭本禹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少杰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臧仲伦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穆宏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戴锦华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鸣谢

本书在过去的五六年里，一直处于写作之中，因此，其中某些部分曾以种种形式发表过：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作为《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A．W．Sijthoff's Uitgeversmaatschappij新版本，莱顿，1935年）一书以德文节本形式出版。某些章节的初稿或作为讲演稿或作为文章也用英文发表过。第一部分作为在伦敦大学贝德福德学院（Bedford College）的《霍布豪斯纪念演讲》⁽¹⁾以其现在的标题于1934年发表，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讲演稿出版。第二部分草稿在《社会学评论》第26卷第2号（伦敦，1934年）上发表。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与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发表的演讲一致，并作为C．A．W．曼宁编辑的《和平变迁：一个国际问题》（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7年）一书的一章出版。第五部分的概要在R．B．卡特尔、J．科恩和R．M．W．特拉沃斯编辑的《人类事务》（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7年）一书中以“社会建构的目前趋势”为题发表。我要对《霍布豪斯纪念演讲》的董事、《社会学评论》编委会，以及允许我再次使用这些部分的出版者A．W．西吉托夫和麦克米伦公司表示感谢。

根据诸部分的出版时间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别也许还是值得的，因为尤其是1935年出版的德文本，在我们目前社会的最初阶段便预测到了该社会的某些最新趋势。尽管这种预测在当时似乎是相当令人迷惑的，但自那时以来，不仅事变已经沿着该书所表明的方向演进，而且被该书诊断为有前途之新趋势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似乎也在增加其正当性。这对我们正在讨论的社会科学之预测是否完全成为可能的时期也许是值得一提的。尽管某些假设的这种明显确证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对于探索理解我们社会目前某些变化之路的作者来说，却是鼓舞人心的。

相当于本书一半以上的新内容，正如导言所指出的那样，反映了作者思维的最新发展。

没有我的朋友和学生的热诚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在德文版本中，我已对在本人基本兴趣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我的妻子，以及提供类似的背景和经验、在讨论中有助于澄清许多问题的A．勒维表示了谢意。在本书的英文版本中，我必须首先感谢E．席尔斯（芝加哥大学），他不仅备好了那些与德文版本相符的章节的译文，而且还以某些同类的项目补充了我收集多年的文献目录。他的颇有价值的理解和广博的知识不仅意味着敏感性，而且还意味着新的激励。我把许多激励性建议归功于H．格斯博士。虽然新的部分最初是以英文写作的，但是，如果没有与文学学士J．特蕾西小姐（牛津）、经济学学士J．弗劳德夫人（伦敦）、文学学士H．西特小姐（芝加哥）就几乎所有的项目进行彻底的讨论的话，以一种新的语言或多或少适当地表达我的思想大概是不可能的。对于文学学士O．迪克先生（伦敦）和G．帕尔先生在阅读手稿上的帮助，我必须向他们致谢。A．施瓦茨斯蔡尔德先生一直给予我热诚的协助，尤其在准备索引和核对文献目录出处方面，我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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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布豪斯（L．T．Hobhouse，1864—1929）系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曾先后长期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任教，主张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统一，著有《认识论》、《发展和目的》、《社会学原理》。——译注

导言　社会重建时代的意义

1　从欧洲大陆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观点看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危机

对导致民主崩溃的社会过程进行更为彻底分析的必要性。计划与自由能和谐共存吗？

本书的德文版本是献给“我的德国老师和学生”的。因此，它最初是献给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改革时代巨大变迁的人。如果本书以英文出版，其功能便自动改变。它不再是一种为那些实际有着这些经验的人的利益所做的自我启蒙的尝试，而是试图对关于这些变迁仅有道听途说的知识，并对传统稳定性仍抱有极大幻想的世界说明这些经历过变迁的人的观点。

我们不应当试图轻视或隐瞒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事实之中，即尽管那些生活在危险区的人经历了这种作为现代社会的真正结构变迁的转变，但是，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崩溃以及极权主义体制的采纳，似乎是仅限于几个国家一时的危机征兆。

对于那些免于这些动乱的人来说，认为世界仍在遭受战争结果的损害，是个令人安心的消息。他们认为专政在历史过程中往往是作为紧急状态中的暂时解决方法而建立的，并乐于以此种想法安慰自己。另一方面，对危机有着直接了解的人，即使是专政的强烈反对者，也一致认为社会秩序和人的心理正在发生彻底的变化，如果这是一种邪恶的话，那么它是一种迟早必定蔓延开来的邪恶。此外，他们还确信我们不应当让自己为这一瞬间的间歇所愚弄，而应当利用其获得新技术，没有这种新技术，应付新的局面是不可能的。经验上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它不但渲染了对孤立事实的解释，而且还歪曲了从整体上对地位的诊断。凡是人和社会问题受关注的地方，在不同的国家和群体之间就应当有不断的思想交流。用虚假的假设麻醉自己或歪曲事件的意义，以便适合与其说是事实本身不如说是国内盛行的情绪所证明的参照系，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在此，过度的悲观主义与过度的乐观主义可能恰巧是同样危险的。那些被命运赋予机会在许多不同国家生活并与种种观点认同的人的任务，总是会以下述方式思考或自我解决不同态度间的这种冲突：或是与不同意见持截然相反的看法，或是以新的综合调和意见分歧。

作者学会既以德国人的观点又以英国人的观点思考这种事情，并从中获得了最大的益处。就其目前形式而言，本书首先受作者在德国的经验影响，尔后又受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并且是调和这两者的尝试。

对于本书来说，“书有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俗话，可能确实是适用的。当本书各章完成的时候，其作者完全处在自由民主社会的解体趋向所产生的经验影响之中。他的注意力主要地集中到了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民主机构的失败方面；他目睹了其对解决现代大众社会问题的软弱无能。他看到了自由主义秩序的无计划性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是怎样转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曾保持了社会进程均衡的“自由放任”原则，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是如何导致了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混乱。

由于这些经验，他体会到旧意义上的“自由放任”将不再起作用；而在工业社会的现阶段，不论形式如何，计划都不可避免。如果这种计划不想粗暴地对待社会自发力量的话，他不完全清楚它应该采取何种形式。那时，他并不奢望从对自由民主国家的研究中学到任何东西，因为他不愿意分享盛行于中欧的看法，即民主制已经走完了其通常的历程。

这种怀疑论的看法并不与作者个人倾向相一致。本书甚至在那时也是从把自由和个人的责任看做是一切价值之最的人的观点来写作的。但是，他，以及类似于他的人，都渴望防止自欺欺人。对于他来说，对在自由民主危机中发生的一切进行唯实论的描述和理论分析，似乎比仅仅以意识形态上断言自由和自决的功罪更为重要。

对于这种失败的具体分析——作者认为——至少要注意祸害的原因。社会有机体不可能靠纯粹的热情获得康复，而只能通过对病灶的认真研究来治愈。

在这种意义上讲，本书的德文版本本身是完满的，它代表了作者试图解释现代社会运行的一个阶段。与德文版本相比，英文版本几乎是一部新作。这不仅因为它包含了新的篇章，而且还因为原有部分也根据实际材料重新加以证明和进一步精心写作。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最重要的视野上的差别是，作者最近一直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制度几乎未受干扰地发挥功能的国家。这给予了他就近研究其原则之效能的机会。虽然这有助于他扩大其经验框架，使自己免除对我们时代民主生命力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但是在新的环境中，他遇到了某些他不愿以一个纯粹探究者的精神面对的事实。由于这个国家的暂时的安全，他总想对这样一种乐观主义让步：该乐观主义能使他忘却我们全都正坐在火山口上，忘却实际经历过爆发的那些人对于正在我们西方社会底下裂开的火山口的性质和深度有更多的了解。

2　作为现代社会失调主要原因的自由放任原则和无计划调节原则间的冲突

本书的目的——就人格的塑造和社会的组织范围来研究这些失调。没有人格的转变，社会的转变是不可思议的。

作者感到，记住我们社会面临的并非暂时的不安稳，而系结构的根本变迁，是重要的，因为这一体会是预防措施的唯一保障。只有当我们懂得了处于危机地带的西方社会为什么正在经历一个解体阶段时，才会有这样的希望：仍在享受比较和平的国家将学会通过民主计划控制事变的未来趋向，从而避开这一进程的消极方面，即专政、顺从和野蛮状态。对于作者来说，这似乎是，在从多种视角研究问题和权衡有关近10年变迁的种种解释之后，我们必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目前这一时期，计划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自然希望它将采取的形式与专政所体现的形式完全不同。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系统的性质和功能并不要求牺牲我们的真正自由或民主自决的思想。

一个十足的唯实论者，自然会看出计划可能易于腐化为专政和对所有的自由的压制。但是，正是这种唯实论的态度阻止作者立即拒绝计划的思想。有关社会结构和现代行政管理技术的变迁的精确分析——正如本书试图表明的——没有给我们留下其他抉择。因此，同意本书的诊断，有赖于读者是否将承认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和结构基础已经完全转变。如果给定这一假设，那么便不再存在计划与“自由放任”之间的任何选择，而只有好坏计划之分。作者本人宁愿生活在一个社会秩序和控制技术不允许一伙人把其“美好生活”的构想强加给其他人的时代。但是，我们无权选择社会秩序及其控制技术。它们已经存在，我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就是朝着最有利的状况组合和塑造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每种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是否存在任何本质上保证不被专横滥用的计划形式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每种区分了计划中的有价值的现代要素与倒行逆施的专政构想的研究，都超出了理论的重要性。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直至目前为止，历史尚未产生真正的计划尝试，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诸实验都是与东方专制主义精神或军事独裁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对于现存极权主义国家的素朴的研究和描述是相当不充分的，只有根据近10年的具体经验对事实进行理论分析，才能辨别真伪。

唯实论不允许一个人预言乌托邦式的未来。必须十分严肃地说，机会仅仅只有一次，具有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的西方国家应及时地把握方位，并非常热情地使其古代遗产恢复生机，以便应付新形势。但是，今天这种复兴不可能只是一个情绪问题。新的政策还必须伴有理论阐释的过程，以便发现某种将允许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自决存在的计划形式。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成功的社会组织不可能获得机会。在“终于对付过去”的精神下，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不可能成功地受到影响，或者甚至被转向。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大，以及对民主文明的威胁愈来愈明显，不存在为何不应当转变我们的思维习惯的理由。

如果我们想要有效地引导社会力量，我们就不该仍旧专注于不断地追求眼前的利益。新形式的政策只能在更高的觉悟，即热衷于实验的觉悟程度上获得成功。

如果我们想要控制我们在这一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情境，而不是让其控制我们的话，我们就必须尽一切我们可资利用的科学能量来研究民主体制危机和遭难的原因。同时，我们还必须力图毫无偏见地理解独裁国家中的心理变化和制度性组织的发展，是对同样的基本情境——工业时代晚期已成为普遍的情境——的不同方式的反应。

在这些环境中，我们的调查研究必须充满“你的事业正在进行”这样的情感，虽然不是在我们应当模仿独裁的解决方法的意义上讲。相反，我们必须致力于其研究，以便当类似的危机在我们中间发生时，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西方民主传统精神的方式应付它们。我们必须永远铭记，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往往只是解决这些国家突然面临的具体困难的慌乱尝试。甚至在私生活上，个人也爱寻衅地反应，一旦他不受从理论和实践的情境控制，便力图对别人的自由横加限制。精神枷锁常常是由愚昧无能和无知的恐惧造成的。因此，既懂得自由民主社会的困境及其在危机时期的失败，又研究被称之为专政的强制解决方法是重要的。

这是使独裁要素与计划分离变得有望的唯一方式。或许在政治史的下一个阶段中，人们能够发现将使自由与计划两原则统一起来，以便一方面避开在无计划的社会进程中必定产生的混乱，另一方面又确保权力和极权主义的扩张本身将不被看做为目的这样一种社会机制。这只能通过思想、实验和政治活动来获得。一个人愈是习惯于把政治问题既部分地看做是权力问题，又部分地当做成功或不成功的社会组织问题，便似乎愈少带有乌托邦色彩——不仅会强调前一方面，而且也会重视后一方面。这使得运用我们的全部智能去发现这样一种结合的社会控制变得十分重要：它将确定个人自由应在多大程度上不受限制，以便既保护个人自由，又维持共同体的效率。

本书所采纳的为民主和自由主义而辩护的方法，不同于通常的方法，因为它并不把这一问题仅仅看做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具体的社会学分析，解释什么样的自由、民主和文化才能在已改变的社会系统中存在。通常对于自由、民主和文化的辩护可能被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因为这种讨论一般以指出自由本身优于严密管辖，自决优于独裁，以及自发的文化优于自我表现的审查制而告终。只要问题以抽象的形式出现，任何具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对于作者来说，这种胜利似乎来之太易。我们今天并不关心任何抽象形式的自由是否比任何抽象形式的严密管辖更好。问题宁愿是要发现各国中的什么样的结构变迁导致了盛行于19世纪的自由、文化和民主类型的衰落。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灾难情境不可能仅仅通过下述方法来诊断：重复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学相关的古典的自由辩论，以及应用仅在社会发展的前一阶段和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才有效的分析，更不必说医治了。

显然，只要自由和民主仅仅被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或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这些紧迫的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只有当我们能够像自然科学家调查一个动物物种，并依据该物种所能生存的唯一环境来研究它那样，从社会学上分析这些问题时，我们才真正开始设法解决它们。同样，政治组织原则的适当性，只有通过经验方法，亦即通过认识那种或允许机制在社会中发挥功能或消除这一机制的社会过程，才能被发现。

但是，仅仅依赖对社会的经验分析还不够。经验主义只有在为适合新问题和扩大的经验而构造理论时才回答理论问题。除非我们愿意修正有关民主和自由的传统解释和达到新的思维水平，否则，曾经势不两立的自由与计划的概念是否并非确实不可调和这一假定的问题，便不能得到答复。恰恰因为盲目调节与周密计划都干预事物的假定的自然秩序而没能清晰地区分这两者的人，将永远不能理解审慎计划的社会与垄断集团自私的花招之间的区别。仍旧使用作为反对绝对主义官僚制的防御物来使用术语的人，永远不会懂得在今天计划为什么应当意味着某些不同于在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时代官僚机构干预所意味的东西。如果计划一词包括每一种调节，而又没有区分任意干预与协调控制的话，它便太过于含混，以致没有提供任何这样的线索：为什么恰巧在这一代中计划开始具有了真正的意义。

一个人可以通过以下事例表明所有的政治思维都会特别依据特殊的时代背景自动地系统阐述其基本术语。对于这些基本概念的更为详尽的分析，将总是揭示出一种把人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精神体验的诸特征看做是绝对的，因而以一般的思想定义来概括它们的无意识倾向。

例如，就自由而言，19世纪不可避免地意指那些在其自己的社会秩序中已成为可能和习惯的自由形式。随着这种秩序的改变，新的情境便产生了，于是，越发明显的是：旧的界说是建立在范围过于狭窄的实例之上的，这些基本术语不得不作修改，以包括新的经验材料和更为广泛的问题。⁽¹⁾这似乎就是为什么每个新时代要从重新界定其术语开始的理由。国家、主权、权威、财富、法律，等等，在历史进程中总是不断地被重新界定。但是，易于采纳更为广泛意义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观念。所有的观念都必须描述为历史性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植根于时代的文化背景之中，并随着人性概念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伦理和心理的变化而改变。假定这些历史性术语因政治的、道德的和心理学的思想不如自然科学的思想更为科学才改变的，将是错误的。每一个时代都重新界说这些术语，因为在历史性的科学中，新的经验材料只有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才能获得。诸自然科学总是重新界说其术语，以便与知识的增长步调一致。新的事实一迫使其修改有关现象的流行的符号表示，它们便扩充其定义。尽管自然科学家能够在任何时候扩大那种新的经验事实的范围以包含愈来愈多的数据，但社会学家却往往不得不等到新环境中事实借以出现的新社会秩序的出现。在历史性的科学中，社会秩序的变异只有在历史过程中才呈现出来，而且，只有变迁着的社会情境才显示出这种变异的范围有多宽。

社会的解组和重建仍然远未得到推进的国家，将首先反对这种对所熟悉的术语——如自由与计划——进行重新解释。其尚未能够认识到以前的事态只是存在的一种可能形式，旧的思维习惯为其概念的构成所囿，亦即只能用以解释其自己时代的基本关系。但是，尽管存在这种反对，我们仍必须强调这一事实：直到我们认识到转变过程包括思维本身之后，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才能被领会。

出于这一理由，在对我们社会的基本变迁给予经验分析的同时，人们正尝试着考虑思维本身以及把现在冲突着的思维方式解释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这种社会学的解释会有助于表明为什么现代的问题不能在以前问题的框架内，或通过旧的思想资质加以解决。

如果某人以危机感萦身的观察者之观点看待西方世界变迁，显然这些变迁并非由一系列不快之事和孤立的骚乱所构成，而是由一种旧社会秩序的缓慢的或有时迅速的解体，亦即重建的最初踪迹在其中已经可见的解体构成的。我们今天知道，把历史过程看做是从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社会秩序戏剧性转变的倾向和谈及彻底的重建的倾向，反映了革命团体的情绪，并无意识地把所有的重点放在少数惊人的事件上。这将会忽略以下事实：甚至在所谓革命的时期，新旧事物也都是混合在一起的。仍旧是在这样的时期，在往往被忽略的社会调适过程中也可发现决定性的变迁。革命的火焰在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这种不断变迁中，只照亮了几个较惹人注目的阶段。没有静静的准备，革命的热情不可能使改革普遍推广蔓延开来，出于这一理由，如果革命者做得过火，政令变化过多，那么，经过一定的时间，反动便接踵而至，或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各种在整个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新制度融于旧制度之中。形象地讲，重建一个正在变迁的社会很像替换正处于运动的火车的轮子，而不像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一所房子。

这种只是很少强调魅力和事变以及按照过渡而非绝对对立来思考的、对社会过程的研究，不该忽视这一事实：甚至在种种琐碎的微观过程中也往往能够发现全新的建构原则，假如以某种方式得到整合的话。因此，主要原则并非不常常潜隐于细枝末节的面具背后。如果注意力不是放在进化与革命的对比上，而是集中于变迁本身的内容，显然，今天所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则全都处在转变的过程中。它们正在遭受其正常生存方式的同样的脱节（dislocation）之苦，某些国家显示出明显的危机征兆，而另一些国家则在社会太平的幌子下，以更为缓慢的速度正经历类似的变迁。这一事实仅仅是由于对各国的压力分配不均衡，以及某些国家存在着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所致。

今天，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清楚地预言未来社会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得知，甚至当代情境中全新的东西通常也只是后来现实中的一种因素，因为历史总是有多种力量在发生作用，这些力量比寻找单一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改革者所愿承认的要多。尤其是最近几年教育了我们：甚至革命的体制也已放弃了许多原初的框架，而明显太平的国家则不情愿地迫使自己调整愈来愈适应于相反的体制。在社会太平的假象下，这些国家至少已变为半极权主义的，而另一方面，极权主义国家却已经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有的计划。由于民主制中的调节和国家干预、俄国共产主义所产生的变更，以及德国若干重要经济领域中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悄悄排斥，这些国家中许多含有相当不同观点的倾向开始趋同。所有这些致使我们猜测：虽然出现在工业时代晚期，但只有现代社会的转变才使之显露出来的深层力量，迟早会迸发出来。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旧的自由放任和新的调节原则被允许不加控制地并存时，紧张和困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领域，这种对抗的结果可见于这样的事实：每个国家的生产在逻辑上正朝着国际经济交换方向发展，而不是接受我们通过巧妙的保护手段创造的民族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技术进步与现代货币和信贷经济共同显示出增进共同利益的种种希望，然而，由于危机，大众正在逐步贫困化，增加的生产面临着日趋缩小的市场。我们正在集中国家主权的权力和资源，摧毁最后的自治残余，也就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最后的反抗机会。但是，这种把社会整合成空前庞大的单位的过程，正在为由军事技术的最新设计而强化的、大大小小的专制国家的这样一些绝对主权要求所抵消，它们并非在为世界的秩序尽力，而是正在为世界的毁灭效劳。

甚至就这些国家的内部秩序而言，我们不仅在专政下而且在民主制中也发现了正在起作用的敌对社会力量。在后者中，调节内部组织的种种倾向处于相争状态，而没有什么公众认清事实或看出任何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政治家和理论家仍在按照自由主义来思考，尽管为有计划的国家铺平道路的制度和政令的数量与日俱增。由于使人们的原则与其现实行动之间出现鸿沟的意识上的分裂，这些政令和调节正在隐蔽地发挥作用。但是，这绝不会减少其重要性；相反，它们越发造成危害，因为没有人停下来思考后果。于是，它们处处与更自由的体制相抵触，使其运行陷于瘫痪。

另一方面，在极权主义国家，有助于更具弹性的因素正在奋力地表现出来。因具有调节癖而把计划看成是一种国家的拘束衣的专政，并不能够压制批评和自我改革的冲动。其体制像一个濒于爆炸的汽壶，由于没有提供制度作为安全阀来起作用，因此始终存在着它可能爆炸的危险。以清洗取代明智的重建是非常不适当的。所有这些征兆都证明，每个国家都在探索组织工业社会的新方式。民主尚未发现一个公式以确定社会过程的哪些方面能够用调节加以控制，而专政又不可能看出干预每件事情并非计划。因为计划只有当它基于社会中的创造性趋向之时，亦即当它控制了生机勃勃的活力而又没有压制活力的时候，才能具有积极的价值。

某些过程既在国内又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它们只有在新的计划形式中才能找到归宿。只要诸社会力量自行其是，冲突便恰巧在它们即将获得解决办法之时爆发。但是，人们在最后时刻还未把这些潜在的趋向变为切实可行的体制，正是由于人的不适当，而非仅仅由于社会力量本身。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让外在的趋势各行其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能够看出正确的要做之事的新型人，以及将做此事的新的政治集团。

尽管迄今为止，主要的历史变迁对于个人和局部性群体来说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但是，社会的进化现在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就行动者而言，没有充分的洞见，这些过程是不能得到调节的。此外，尽管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承担过创造社会整合的职责——因为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种种冲突着的倾向任意妥协的结果——但是今天却存在着这样一种迹象：如果从事政治的集团仍然不愿超越自己的眼前利益来看待事物，那么社会便将遭遇噩运。在目前的事变阶段，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先见之明，一种新的解决冲突的技术，而这种新技术又是同在许多方面与以往已通行的心理学、伦理学和行动计划完全不同的心理学、伦理学和行动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只有通过人本身的改造，社会重建才成为可能。人的目的的重新解释、人的能力的转变，以及我们的道德准则的重建，并非是一个开导性说教的问题或空幻的乌托邦。对于我们来说，它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理智地做什么。

3　对往往与社会和历史相关的心理学的需要

对与纯经济过程相对的社会学过程本身及其对文化影响的研究。说明社会学分析技术的三个案例。

面临这种需要，我们便涉及到构成本书主题的某些问题，即心理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发展与社会过程具有何种关系的问题，以及发现各种能够解释为何文明在我们眼前正在崩溃的社会学因素（sociological factors）的问题。

尽管争论不休，但是经济理论依据生产与分配系统的失调能够对目前危机的许多症状加以说明。然而，如果我们询问我们的心理、伦理和文化生活为什么正在显示出同样的崩溃迹象，我们便几乎不能提供一个有关的科学解释。我们到处都发现扼要描述这类症状的尝试。从真正解释的观点来看，它们不过是一曲挽歌。⁽²⁾指出一部展现人的迅速变化——人的行为的突然改变——与社会系统在当代的大变迁之间的联系的著作，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人类研究的这方面失败之主要原因是，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未有历史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我们有一门对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进行实验研究的实验心理学和一门通过自我观察而确定人类心智的一般特征的、基于内省的旧心理学。但是，这种类型的心理学是抽象地涉及人，而对于历史和当代行动的理解却总是暗示另一种不同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能够解释特殊的历史类型是怎样从人的一般才能中产生出来的。为什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为什么当战争和革命继和平时期之后而爆发时，人类的行为却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现在正是把心理学和诸社会科学锻造在一起的时候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是以某些心理前提为基础的，这些前提为有关科学所不加深究地采纳，但并没有询问数据是否得到核实，或者说，就人的行为的一致性而言，是否可以有意识地使经济和政治事件的研究带有高度或然性的假设。没有经济研究，特别是经济史，不对利润动机的常态或变异以及该动机与其他人类激励的关系的常态或变异加以某种构思，也没有政治科学不包括有关权力的性质和特权欲望的无意识学说的。

在所有这些领域，就前一门特殊的科学而言，人性是否永恒的，或者人的基本态度是否随着社会体制的变迁而改变，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在缓慢的转变时代，存在着一种把人性的本质看做是永恒的倾向，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地把盛行于自己时代的人性的历史形式看做是永恒的。因此，在革命时代，人性的变异问题总是以新的模样出现。今天，就这种变异的范围而言，事变的迅速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使从理论和经验观点上，以历史变迁为特定依据，再次研究这一问题成为必要。我们尚未具有这样的当代思想家：他们能够总结许多定会在实验和专著中找到的有关人类心理的新发现，并能试图以此为基础解释我们时代的大变迁。相反，最重要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却满足于一种早已过时的庸俗心理学，他们甚至不能理解事变的表面原因，何况更为深层的原因了。

当然，将科学的心理学用于分析历史经验和诊断现时的症状，并非易事。主要的困难是：我们尚未习惯于根据社会情境的变化来研究人的心理。由于难以评估的理由，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几乎不是专注于个人及其性格，就是集中于这样的外部世界，通过典型的简化，该世界因而被看做是若干模糊理解的因素的结合。我们确实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坚持不懈的观察：它总是领悟到每种心理现象的社会层面，并按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不断相互作用对此加以解释。

当我们转向事变的科学研究时，在我们日常经验中把心理与社会情境孤立开来的、颇为同样的探究方法，却充满了我们的思维。因此，只有当我们能够依据历史背景，亦即通过密切联系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研究人的心智变化时，以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历史才将是可能的。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时，不像分别研究每一阶段人的心理的唯心主义进化哲学，它把意识的发展不是看做为自主过程，而是把它视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因此，它创造了一种研究社会事件的更大脉络的、有价值的思维模式。当诸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不得不把复杂的过程还原为基本要素以及不再担心因次要原因的困惑而迷途之时，它们以这种思维模式发挥作用。一个使我们看到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过程之间的中介环节的假设性规划，导致在思想上出现一个伟大的经济。在指出这种优点时，必须立即补充说，思维模式一不被用做研究现实的工具，亦即不被视为使用的假设，而是作为一个教条来应用，便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即它可以导致观察者过分囿于其观念，以及阻止他在给定的情况下使用其他代用或补充模式。每一种思想体系只能应用于某一种过程。只有当假设的解释能够在没有歪曲内在性质的情况下整理某一限定经验范围内的事实时，它才适用于其特有的目的。这正是此种体系为什么不能直接被一般化的理由。它在一种范围可以发挥作用，而在另一种范围却不能，或者只有通过修改才可应用。“在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这对于物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应用的体系同样适用。例如，它适用于对历史作经济解释的马克思的体系。在某些时代，事件的发展过程即因果顺序可以与规划相一致，因为这些时代的主要动力是技术和经济。但是，也可存在另外一些这样的时代：在其中，具有强烈反响的至关重要的变迁出现在非经济技术领域，或者说来自对人的意识的猛烈冲击。

探索经济对于我们精神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所有结果，常常是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认识到在以交换和市场买卖为主的资本主义下，一切都趋于被视为商品，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某些在这种体制下长大的人，倾向于以一个商人的眼光看待每一种关系，无疑也是真实的。他们愈来愈趋于把自然物想象成商品，以唯利是图的观点看待个人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多次被讨论的心理现象，也就是自我疏远和非人性化将获得发展。一个人型对于这个人来说，生来就如同树不是树，而是木材一样。此外，正如齐美尔（G．Simmel）⁽³⁾所指出的，货币经济制度不仅在经济问题上，而且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都发展出我们抽象思维和经验的能力，是可能的，因此，货币不仅形成了我们的经济思想，而且还形成了我们的全部意识。

但是，这种按照经济过程来反复思索我们精神生活的方法，并没有详尽无遗地论述以精神同当代历史的关系来解释精神的所有可能性。以我们之见，有许多关系与经济无关，但却是社会关系。正如我们刚刚讨论的经济要素一样，这些关系对于心理和文化过程的内容和发展同样具有很大的作用。为了认识到这些非经济的、但却是社会学的关系（sociological relationships）的存在，我们只要考虑一下这样的简单事实就行了：儿童的行为在托儿所和客厅是相当不同的，成年人在其家庭圈子里过着一种生活，在俱乐部又过着另外一种生活。在托儿所及其社会学环境（sociological surroundings）中，数百种在另外一种社会学环境（sociological setting）中被禁止的事情却被允许。以心理学术语来说，这意味着禁止和缺乏禁止在不同的群体中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起作用。因此，自我表现的形式以及起着终极作用的文化条件，总是与社会群体的不同类型以及在其中所产生的过程相关。没有人会宣称托儿所或客厅、家庭或俱乐部是由经济关系所支配的经济团体，尽管某些经济因素渗入其中。因此，存在着无数像权威与下属、疏远与孤立、威望与领导那样的关系和过程，它们对于心理表现和文化的作用可以在各个不同的环境中被意识到。

在本书中，我们将主要集中研究这些真正的社会学关系和过程对精神生活和文明的作用，亦即对许多方面通常被忽视的、精神生活的社会学条件作用（sociological conditioning）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只有当我们还要求人们注意基本社会过程的心理作用时，理解对整个文明的社会学影响的真实程度才有可能。反映在人类心智变化中的不仅是社会的经济框架，而且还有人们在其中斗争或合作的、或大或小的其他环境的变迁。人们怎样、在何处以及为什么相会，权力和影响、风险和责任如何来分配，人们是自发还是奉命行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是可能的；所有这些分别和共同列举的情况决定了说什么，怎样说，什么遭到了有意识的压制，或者被压抑成为无意识的，公共道德命令在多大限度内被视为对所有的人有约束力，或被认为只在某些群体中才有效。任何注意到当一个旁观者到来时“密谈”（tête-à-tête）不仅改变了话题而且还变换了音调的人，都将认识到，在社会结构中、社会群体功能中以及在主要社会过程中的每一个变化，对于自我表现的形式以及最终对于文明的状况是如何施加相应影响的。

对于这些并非经济的而是社会学的影响的研究，甚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谅必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真正理解了他的问题并以开放的精神复苏它的话。直到他重建了最初的技术冲动（impulse）所赖以传播的所有社会历史环节之后，他才能通过经验方法确立其论点：心理变化最终归因于生产技术过程的变迁。因此，如果在分析时代的转变时，他总是喜欢把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层的变化视为因果链条中的第一个中介环节，财产观念和司法管理中的变化次之，然后是政府组织和统治阶级中的变化，那么大约在这一点上，他将不得不讨论那些我们刚刚讲到的中介性社会环节。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阻碍了道路，因为由于把经济和政治因素看成是绝对的，这便使着手研究社会学因素本身成为不可能。因此，这些既非经济又非政治，而是社会的关系形成了戏剧的真正中心，其中，社会变迁被直接转化为心理变化。如果加以正确理解，这些社会的而非经济的因素就是多次讨论的“媒介”（Vermittlung，中介）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相当于作为一种媒介物而起作用的传送带，通过这种传送带，支撑我们社会的诸基本原则（其中经济原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被转变为心理作用。

以我们之见，产生出人的心理社会学关系和过程的数目比通常所料想的要多。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按照原则，假如没有直接被转变为心理和文化表现上的变化，社会构型（configuration）中不会发生丝毫的变化。由于观察方法的缺陷，我们总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仍旧是社会学盲，因而未能注意到我们的社会之中正在发生什么，更谈不上系统地研究它。现在，所有这些社会的而非经济的关系并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任何想要从其心理层面对全部社会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必定自然以最重要之点开始。

在这种种社会关系中，一对对立物，即冲突着的竞争与调节原则，在目前转变时期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本书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探索我们社会的精神面貌变化和文化变迁与这些原则的作用的相应关系（a large proportion），指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每一个生活领域，调节原则正在取代竞争原则。

人们也许会对于我们刚才反驳的陈述——重大的心理变化总是出现在经济领域，而竞争与调节是经济原则——提出异议。但这种异议往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竞争与调节都是普遍的社会学原则，它们在任何社会领域内都同样有效。为了在爱情、艺术、宗教、政治等方面取胜，就得展开竞争，在所有这些领域，问题的社会层面在智力成就中都得到了反映。竞争原则首先发现于经济领域，以及该原则对经济的作用被加以更为详尽地描述，仅仅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思潮在那些反映了工业兴起的社会科学中盛行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该原则的普遍有效性只是逐步才得到承认的原因，因为人们只看到了这一原则的特殊情况，其心理和文化的作用从没有得到清晰的阐述。任何领域——如政治、科学或艺术——中的从竞争向调节的转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归于经济原因，但不能否认，它有其自己的意义，因为在每种社会活动中都感受到其影响。

如果这些问题是以此种方式解决的，那么文化的社会学研究的下一个任务，将是极为详尽地规划——假如有可能的话——支撑心理和文化变迁的社会变迁。这种经验主义不像一般所想象的社会观察那样简单。今天，甚至还有某些科学家认为，如果他们献身于一项社会研究，他们将所发现的每一件事情进行编目、列举和描述，以建立一些相互关系，那么，他们便对我们有关社会和文明的知识作出了科学的贡献。然而，甚至对社会现象稍微深入一步研究都将证明：对事实的朴素观察是不充分的，因为社会学状态大多是以歪曲的形式呈现的，要想揭示它们，以及把其变迁看做是基本过程的功能，就要有理论知识和训练有素的观察。如果我们举出更为简单环境中的一些事例，以证明心理和文化过程的社会学意义对于未受训练的观察者来说几乎总是含混不清的，以及还证明社会学就在于分析在表面之下起作用的社会因素，或许将不会被认为是不必要的离题。

我们可以从那种社会选择过程是在心理变化之后起作用的例子开始。对于外行来说，每种意见似乎都是由一定的个人首先提出的，然后又为他人所采纳。相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一开始便极少有逻辑地仔细思考情境。我们通常涉及的是该情境的零碎部分，而且仅仅是该部分最流行和最常规的方面。如果这是真实的，每个个人的意见便是社会选择的长期过程的结果。成百上千的人在类似的环境中已各自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尝试作出系统的阐述。我们无意识地吸收了可能产生的情境的各种局部定义。从这些类似但又多样化的个别解释中，我们搜集似乎表现了我们自己对案例看法的意见。如果情境发生变化，我们则考虑我们以前所曾抵制的修改，同一意见的另一说法将再次流行。当然，发表看法者并不知道这一选择过程，他实实在在地认为他形成了他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只是适应流行的变化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逐步变化借以能够得到解释的唯一方式。人们以无限的多样性重复同样的论据，尽管存在明显的模仿，但紧紧与变化着的情境相应的意见倾向的变化，则为人们所感觉到。这些事实与以前思维习惯的复兴——如果重现的情境恢复了该思维习惯的生气的话——所起的巨大作用共同证明：选择不仅发生在自然王国之内，而且也出现在精神王国之中。

再举例而言，当外行谈及国家特征的突然变化时，他再次曲解了心理倾向。在最近几年，人们是多么经常地听到这样的议论啊：德国人怎么会在一个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实在是莫名其妙。外行以及甚至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心理学家易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选择个别人作为其标准，然后把他看做是所有已发生的变迁的体现。如果不同阶段的、遍及一个大规模共同体的心理变化被投射在单一的个人身上，那么为了自夸是社会心理学家，一个人只要把这一数字扩大百万倍就行了。在此种情况下，显然，根本的错误在于虚构了整个国家正在逐步经历一致的变迁，而不是对社会机制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我们要想避免这种错误，我们就必须把这种复杂的转变划分为若干相继的阶段，其中在每一个阶段都运行着不同的社会机制。

我们首先必须纠正含有这样意思的“德意志人”措词：抽象地看，“德意志人”已演化出一种新的思维和经验形式。这种抽象地谈论“人”类表明，外行对最简单形式的社会学一无所知。每个研究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起源的人都知道，并非所有的德意志人都发生了变化，甚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种新观念即这种纳粹冲锋队哲学的最初迹象在无代表的边缘地区和某些群体中就已经可见。通过在革命的社会中占有社会优势的过程，曾一度受到鄙视，后来上升到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理想，逐渐代表了整个共同体的标准。但是，如果其他两种社会学法则（sociological laws）不起作用的话，这种替代不可能发生。

首先，存在着这样一种通常为经验所证明是正当的通则，即人们倾向于模仿统治阶级的行为和见解。在此种意义上，国家的特征确实是代表统治阶级并逐步为其下属所采纳的行为。今天，这为另一种机制所强化。在目前集中宣传的阶段，新的思维与行为的模式能够以比从前可能有的更短的时间和更大的规模得到普及。从前，统治阶级的风俗习惯成为普遍的，需要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现在，其可能在几年内就被接受。因此，为了看出这些心理变化是如何相互适应的，我们应该研究三种社会学机制的作用。这些机制是：下层群体的兴起，对统治阶级的自发模仿，以及宣传新的思想与行为准则的现代手段。

我们将再举出一个不可避免地使朴素的观察者误入歧途的、按照透视法缩短的透视例子。众所周知，18世纪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生活与著作显示出明显的乐观主义和进步信念。这种态度，或是通过深入他们私生活中的事件去探索这种乐观主义的原因，或是通过对时代的心理倾向进行历史的研究，亦即通过在往事中探索这种坚定的进步信念的最初踪迹，能够获得解释。但是，作为普遍情绪的最终解释，这两种方法都确实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过按照共同的社会情境解释个人的乐观主义，该情绪才能得以说明。

在18世纪下半叶，法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同样地受到关注，由于经济过程和政治领域的发展，他们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在这些阶级中，所有的群体都获得了在社会等级中上升的机会。进步中的普遍喜悦以及行动和改革中的信念导源于共同的经验。这是自身采取乐观主义历史观或相信那种解释的一般倾向的起因。在战败之后的德国如此广泛存在的悲观主义倾向，具有同样的社会学意义，尽管信心已为绝望所代替。这种倾向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流行上可以反映出来。专注于个别作者的生活，而忽视了形成共同经验背景和引起这种进步精神的社会学条件的专门研究，必然不能理解对于这些个人来说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局限于现实的一部分的学者，成为一种按照透视法缩短的透视的牺牲品，在这种透视中，他无意识地把这些孤立的个人生涯视为其仿佛本身是完满的。

如果我们查看一下物质生产，我们便全都知道，每一个过程只是遍及整个社会的劳动分工的一个要素。但是，当我们研究精神生活和探索情绪、态度、视野的发展时，我们易于忘却我们在此也仅仅是看到其共同历史的一部分，个人的观点，比如他个人的乐观主义哲学，往往只是始终如一的社会和心理发展的一种反应。

真正的社会学的经验主义永远不可能由零散的观察构成，而必须总是既有对细枝末节的强调，对包括整个过程之性质的理论重建。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个精心选择的有代表性的事件往往比一份未加分析的材料更能说明真正的社会结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从原则出发以及发现其借以自我表现的事实，也会是非常有用的。然而，无论我们可能选择什么样的程序，事实与结构总是不断相互关联的，事实只有当其在整个机制中的功能得以充分实现时，才变得大于数据，因为只有社会的整体结构才揭示了诸部分的真实功能和意义。

我们必须永远从装配各个部分，也就是考虑其所有的不同方面开始，以便它们能够被视为基本社会过程的若干层面。如果诸事实想要被加以科学地研究，就必须从其所有的社会学方面对其加以领会。在社会学和文化领域，与牛顿把下落的苹果不是看成一个苹果，而是视为重力定律的表现这样的成就相匹敌的只是例外。这些领域的现象尚未得到适当的分析或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因此支配其变迁和发展的种种社会学原则也极少被视为一个连贯的主题。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谈论苹果而极少谈及重力定律的阶段。正如只要货币被视为其似乎如此的具体而平凡的东西便不可能系统阐述货币理论一样，以及正如货币只有当其变化及其所涉及的过程被转变为其经济和社会功能的术语时才真正变成可理解的一样，我们必须把人类和社会历史的其他现象变为功能与结构分析的术语。现在也应该是为社会行为而类似做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为经济行为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承认心理学、美学、法学，或任何与其说是社会学还不如说是人或文明的科学的效力。我们只是指出，只要所有这些分支科学不能把其个别结论转变为社会学术语，它们便忽视这些学科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今天，对宗教、艺术或法律进行系统和历史的研究而不考虑其社会含义，或研究心理和精神生活的历史而不把个人在对付其对手时的心灵反应同整个社会情境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

4　本书的局限和缺点

科学大众和在其中起作用的典型保护机制的问题。

为某些社会学尝试提出如此众多的正当理由，或许是太雄心勃勃了。如果作者没有从经验中懂得每一门新科学在获得承认上都有类似的困难，那么他会乐意让其研究不言而喻。但是，当正是这些困难使我们对于支配思想传播的过程有了如此多的了解时，我们必然要更为详细地阐述这一主题。

一门新科学一出现，方法问题也必定会出现，因为既定科学无意识地试图贬低新来者，或者那种贬低一不可能，它们便试图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以及自己的参照系解释这一新来者的发现。

当然，在理论上，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确立案例的事实，获得真理，每一成就的价值必定会得到评判的论坛，就是对科学的宣传。实际上，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并不存在那样的科学宣传，而只存在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等等科学公众，他们继承了许多人类群体的特征，往往暴露出宗派思维的所有症状。但是，对这种集体态度的仔细分析表明，每一门科学不仅是设计研究某些生活领域的方法的能手，而且还是产生阻碍获得完全和适当的社会知识之路的禁止和防御机制的能手。

历史学家总是太经常倾向于使其学生铭记：没有被排除在文件和档案之外的东西才是值得列为事实的，因此当代的全部历史是不值得科学对待的，因为它没有机会接近所保存的文件秘密。大家知道，档案保管员感觉有多么的优越啊，不把这种优越的傲慢以及与此相随的方法归结为对其工作重要性的夸大估计以及一种为档案搜集事实时所付出牺牲的补偿，是困难的。

对于探究事实的特殊方法的同样过度强调，往往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现场考察者身上也能被观察到，尽管其形式不同。如果不借助理论上的推理也是可能的话，那么，他只有当通过直接观察的方法获得一项分析时，才把该分析看做是“实在论的”。除了崇拜测量并倾向于只把可测量的要素看成是知识的真正本质这一点之外，同样的情况也常常适用于统计学家。

当转向在诊室工作时有机会通过交感直觉探究潜藏的动机或探测无意识动机深层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时，人们觉察到一种把档案保管员和现场考察者的骄傲方法看做是肤浅涉猎的新的自满。以其之见，这些人只接触到人类历史的制度表面（institutional surface），亦即掩盖着生机勃勃精神的纯粹外表。对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而言，只有个人的经验方面才是紧要的；潜藏的个人动机是事变的主要原因。

但是，所有这些社会历史学者都必须正视理论家的反对，这些理论家有时作为经济学家，有时又作为社会学家提出了方法论的异议，认为所有这些探究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仅仅是勉强从其脉络中撕扯下来的碎片，其真正的意义只有通过设想一种为包括每一方面的社会功能而设计的社会运行模式才能被揭示出来。

理论家认为，从真正的经验主义观点来看，透视的损失超过了由过度注意细节而获得的更大的精确度，亦即见树不见林。一旦一门知识是在孤立的情况下被研究的，它便变得不真实，而且尽管也许听起来似是而非，但只有按唯实论来行动的人才是这样的理论家：他将这些零散的观察拼合，以形成一个首尾一致的方案。他的理论能力愈强，便愈加清晰地认识到，只有配得上实在之名的认知才是那种经历了调查和统计研究阶段，并能从其所有不同的方面把事件看成是完整的社会秩序——其要点通过详尽阐述推理能够得到描述——之碎片的认知。经济理论家习惯于使用演绎推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假设性思维模式。这往往使他们认为更高的科学尊严是附属于这种思维过程的，而大家知道，与其他任何公平对待和不得不应付特定实在领域的工具相比，这种演绎法并非是更好的理解实在的工具。

因此，所谓的概念论者与经验主义者之间的这种无益的争论将继续下去，尽管意见的冲突确实仅仅是虚构的，因为没有被仔细界定的概念，便不可能有经验主义，而没有经验主义，也就没有实在论的概念。

诸科学如此经常相互表示的轻蔑，即它们彼此为防避对方的方法而设计的防御机制，是一种专家中流行的职业意识形态，它具有两种起因。每个专家一旦相信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他便信心十足地行动，因为他无意识地将他所正在作用的部分实在与实在本身混为一谈，而且，如果一个方法是处理他自己问题的最佳方法，他便极力主张将其在每一个领域采纳。除了对熟悉的方法之价值的、这种或多或少可理解的错觉之外，这种相互的反感具有在形式上甚至更为原始的纯粹社会学起因。否认大学院系之间存在为威望而展开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这种方法冲突的剧烈性往往是出于这样的事实：一个受旧学术传统支持的系，或能够主张方法的更大精确度的系，能够提高其学术威望。

然而，没有一个方法本身是更为精确的。数学不比潜隐动机的知识更受尊敬，具体的描述不比建构性的推理更接近实在。它们的价值都是由它们必须探索的范围的性质决定的。测量只能应用于某些适合于测量的事物；它一被用于研究动机便变得不准确了。描述只有当它正在处理通过直接现象传达了自身实际是什么的主题和关系时，才比建构性推理更有实在性，而如果我们想要论述那种意义只有通过重建整个社会的脉络才得以发现，并构成该脉络一部分的社会学事实的话，那么，理论上的推理在其结果上将比强调有形的细节要更为精确。

今天，我们越发清楚地看到，防御机制正在每个思想领域起作用。正如只有当追查出各国相互对抗的防御机制之灾难性后果的真正根源时，国际合作才是可能的那样，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必要合作，直到这些方法论上的防御机制被揭露以后，才同样成为可能。

如果社会科学家认识到，不仅事实的搜集和描述而且对新问题的理论阐述都必须与变迁着的社会过程齐头并进的话，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社会科学中，有关问题并没有通过赤裸裸的事实暴露自身，而是呈现在一系列只有通过适当的分析才能阐明的冲突和危机之中。

由于当代对于所谓事实的癖好，我们易于忘却：一个时代，只有当各种探究方法、系统阐述的能力，以及对复杂现象的分析没有落后于资料的搜集时，才能学会认识自身。我们的时代应该拥有丰富的、给予时代以广阔的新经验范围的、基本事实的知识，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充分地发出其质问。这一情况只有当理论阐述的传统与纯粹的事实搜寻技术同样受到尊重时，才能发生。

现在，无可否认，由于这种专门事实搜寻的时期所产生的防御机制，甚至连我们的最优秀的社会学家也避开了最大的主题。但是，因为对于社会进程的性质和趋向的某种兴趣在每一个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建设性的社会学主题就留给了门外汉。不要小看他们充当必不可少的兴趣的保护人，必须承认情况是严重的，因为这些业余理论家忽视了科学实验和经验分析所取得的富有价值的成果。因此，在下一个阶段，他们的综合工作并非基于区别开的分析知识，而主要是由一些精心思索的基本假设构成的，尽管这些假设曾具有意义，但现在却过时了。既然如此，显然，这种纯粹的事实搜寻时期已持续得够长久的了。我们必须力图创造一个理论整合的时期，亦即一个必须以专家在探究其特殊问题时始终感觉到的同一责任感来进行整合的时期。诸综合性假设只有当它们把它们借助综合的细节知识开始解释的变迁加以系统阐述时，才有价值。

我确信，我们有关基本问题的社会学知识的贫乏可以追寻到以下事实：诸专门化的社会科学一直专注于细枝末节，使自己脱离了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则不知不觉地被推给了其他专业。解决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任务落入了政治教条主义者和文学随笔作家之手，当然，他们作为一种社会精英并非不重要，但极少享有传统的恩典和为可靠地精制科学的论据所需的训练。政治教条主义者对于社会学问题的关心不是出自对知识无私的热爱，而是为了为其政党辩护。文学随笔作家试图获得一种个人的综合，这种综合的关键在于个别作家的偶然的传记，而非对经过科学研究的资料的证明。常常试图以思辨为基础来解释政治生活的哲学家，由于脱离了实际情况而没有接近社会经验主义，他通常满足于为他自己的思想派别所坚持的一些形而上学教条辩护。使我们的社会知识难于达到科学水平的，正是这种无益的劳动分工，而不是资料的缺乏。

只要专家们不愿把他们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把综合留给爱用堂皇辞藻的人，社会学就将继续忽视基本问题。只要科学知识分散在各种不同的专家手中，便没有人负责从整体上考虑问题，同时整体问题也会转入那些另有投机企图的人手中。如果社会科学家希望获得真正的知识，他们就必须像思考科学的专门化问题一样彻底地思考科学整合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到严肃的对待，那么，陈腐的防御机制所造成的禁止将得以克服。对结果的综合将会被托付给科学家本人，而非不负责任的门外汉。

以下探究体现了一种按照社会学程序解释我们的时代已经产生的大量孤立事件的尝试。不是以叙事体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系列社会学问题和冲突来描述我们自己的生活或社区生活中的事件将是容易的时代，大概即将来临。试图把这些问题和冲突变成其社会学术语在今天就像勘察一个新国家一样，因此，作者感到，坦白他只是在摸索他的道路，而不是创造终极幻想或绝对证明，则更好一些。这种不完满性——在各种意义上讲——影响了本书的形式。它是一系列在不同的时期围绕同一主题而写的短文，同时也是依据这一危急时期的症状来诊断社会结构变迁的尝试。尽管本书似乎产自事件本身，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计划，而是试图从边缘各点伸向同一一中心。因此，某些重复在所难免。矛盾的阐述处处都没有得到调和，在此，这似乎表现出我们思维的真正尴尬困境，因为我通常感到，当我们的主要任务宁愿是破除旧的思维习惯，发现理解世界变迁的新线索时，我们不应当在太早的阶段以绝对的一致为目标。作者在看待其稿件的零散性质时，有时以这样一种想法安慰自己：除非满足于以教条主义形式重复旧的学说，否则，或许没有人今天能够立即形成一个完满的画面。具有封闭体系的教科书，如历史哲学，大多是安排已获得的零散的知识，甚至这通常也是以习惯的方式来做的。而我们目前的问题，不仅是记录新的种种来自我们时代迅速变迁的事实，而且还尽可能地看到我们既有思想的背后。这种对于传统探究方法的漠视——现在在社会学上是必要的——当然只能是一阵阵的，而且完全是陌生的，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我们必须形成一个不仅有关事物本身，而且还涉及我们借以思考这些事物之方式的清晰的观念。每一种思想体系可惜太迅速地趋于在某种群体中成为习惯，而任何想要理解事件中的新要素的人，都必须能够指出以前的研究原则为什么隐匿了他渴望发现的真正事实，以及解释新的探究方法确实像什么。然而，每一个今天正在力图如此行事的作家，都会感到这样一些特殊集团的压力：该集团全都想要通过其专门假设来影响他正在摸索的参照系。这些精神领域的压力集团竟会肆无忌惮地使用其支配的全部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其职业任务不是寻求真理，而是完成某种方案。如果政治家想要获得追随者，他便不得不起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纲领。他必须表现出仿佛他对每件事情都有一个答案。但是，如果还想存在有关政治和社会的科学的话，那么在时机成熟之前，不必有义务发现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法。社会学家必须能够说：“我到此为止而不再前进了，我把其余的一切留给了我的继承者。”

这些研究不打算导致政治宣传所促进的世界观，而是想要为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作出贡献——无论其是多么的微薄。越发明显的是，这种综合可能永远不会简单地通过分享专门科学所得的成果来达到，而只有通过学会在不使一个人的思想被封闭的状态下进行思维来实现。在后面我们将要更多地谈及这种相互依存思维的性质。⁽⁴⁾综合的技术只有通过以诸个别具体问题着手，并时时追寻从中产生的所有深一层问题而又没有过分顾及专门科学的界限，才能被创立出来。以这种方式，获得一个有关社会状况的多维见解是可能的，这种见解当然不等同于有关社会结构的综合构想，而仅仅是向该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因此，本书每一章都从一个本身完满的明确的问题开始，逐步尝试着着手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并为创造当代社会的首尾一致的画面而作出一定贡献。

在最初两项研究中，我们涉及消极的崩溃现象和大众社会的心理危机；这些与我们文明的最新变迁紧密相关的问题有关。在第三项研究中，我们研究精神衰退的更为极端的后果和朝向战争的趋势。只有在第四项研究中才安排了这样一个精心思考的讨论，即使我们有理由希望会导致人与社会转变的另外一些过程，与正在摧毁目前体制的毁灭性力量是否在并列起作用。显然，在这一点上，不仅我们的思想⁽⁵⁾而且我们的整个本性都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在对现时代的观察时，一个人不可能不注意到，新的影响人类行为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正在被发现，并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这种脉络来考虑，各种不同心理学派的社会意义是明确的。在最后的研究中，我们将建议新的社会秩序问题怎样才能得到解决。虽然我们所能做的最多事情就是描述解决的主要原则，但这是值得尝试的，因为我们至少应当有一个清晰的基本观念。只有未来才能提供这种诊断的细节。

我们希望本书对那些正在力图获得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会有所裨益。因此，不但受过教育的外行，连专家都会欢迎在辩论的关键性地方加进文献目录注释。这些目录旨在进一步促进各方面的研究，使学者依靠自己来彻底探究在各个领域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因索的相互依赖性。在此，我们主要受以下事实的妨碍：文献目录通常是从专门知识的观点编辑的，其极少集合那些往往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事件之真实的、即多维的性质的研究。仅仅这一事实：别处只有在广泛而零散的原始资料中才能发现的书籍和特有的文章在此却以同一文献目录被提及，本身便会有助于现存知识的新型利用。无需说，该文献目录甚至没有使人想到完满的观念，并将常常暴露出著者知识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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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第六部分：“计划水平的自由”。

(2) 赫伊津赫（J．Huizinga）的《明日将来临》（赫伊津赫译，伦敦、多伦多，1936年）和加塞特（J．Ortega y Gasset）的《大众造反》（伦敦，1932年），对症状进行了有价值的收集，但没有以社会学观点分析事件的原因和结构。

(3) G．齐美尔：《货币哲学》，莱比锡，1900年。

(4) 参阅本书第四部分。

(5) 对认识论问题不特别感兴趣的读者，或许应当忽略那些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似乎是太过于技术性的几页。

第一部分　当代社会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要素

1　启蒙运动问题

必须加以重新阐述：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受理性力量与非理性力量引导；我们世界中道德行为的范围是什么？

危机有其教训，我们必须铭记。对于我们多数人而言，人性及其改变的可能性问题，只是通过最近几年的事变才被提出来的。两种成见：一为有关持久的“民族特性”的信念；二为对“理性在历史上逐渐进步”的信念，似乎已同时烟消云散。

突然变得明显的是，我们日常的、并且往往还是我们科学的心理学，是无意识地建立在某些含有整合完好而稳定的社会这样意思的假设之基础上的。显然，甚至对于个人和大众的最认真的研究，一旦其忽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情境，也会产生虚假的心境。恒久的民族特性和缓慢变化的习惯，只有在静态或缓慢变迁的社会，才会被发现。只有当社会结构满足协调发展的某些条件时——例如，当社会的心理发展与社会的技术发展并驾齐驱时，才会有理性的进步和混乱的力量受到压制。

就这两个被广泛持有的理论而言，后者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更有关联。我们对于理性和非理性要素在我们的人格和社会的形成上所占的分量，比维护有关民族特性的不变性的教条更感兴趣。无论如何，民族特性的教条总是为那些希望保持现状（status quo）的人所珍爱，另一方面，进步的信念主要同人与社会之可变性的积极态度相关。

我们始终知道，某些社会群体是由潜在的非理性冲动赋予活力的。最近几年事变的最富有灾难性的结果，绝不仅仅是这些群体沉湎于非理性主义。更糟糕的，是事变使另外这样一些群体感到不知所措的情形：我们曾希望该群体对过度的非理性进行某种抵制，然而现在，它们却一下子丧失了理性在社会中强而有力的信念。

迄今统治着社会，并至少自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以来便赋予我们文化以其特有格调的群体，突然陷入此种软弱无能的境地，这再次表明，坚信人的使命是多么的重要。⁽¹⁾它证明，社会群体如何想象一般历史进程以及该群体在这一进程中的功能，绝非不重要。为此，我们必须修正我们关于历史进程之主要特征的观点。

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历史发展画面上，包括我们关于确实已引起目前混乱的非理性力量的最新经验。有关理性在历史中进步的信念，可能确实只是一种幻觉。然而也可能是，当人们预言理性在历史上不断成长时，他们只考虑到全部进程中的一种要素，只是在最近，我们才能够感觉到其他潜在因素的全部力量。

显然，这些问题导致我们返回到理性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在专门化的尝试中趋于忽略，而只赋予专家的部分观察以意义的更为综合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必害怕回溯到我们世界观的根源和复活某些基本问题。理性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就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受理性反思指导，又在多大程度上受非理性力量支配，道德行为在社会上所能实现的程度有多大，或盲目冲动的反应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有多大的决定作用而言——在目前事变的影响下现在又一次全都受到质问。今天，我们有可能比以往更准确地系统阐述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它们不再仅仅是历史哲学思辨的主题。自理性时代以来，我们已获得了大量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洞见，我们现在确实需要的东西，就是一种能使各知识领域中的新知识符合于恰当位置的综合框架。

2　本研究的三个出发点

（1）人的能力的不均衡发展；（2）不同的行动范围以其不同的任务影响人的理性、非理性和道德性的发展；（3）现代社会不能再维持这种不均衡。

证实这一阐述的两个例证；

（a）基本民主化的原则；

（b）日益相互依赖的原则。

让我们以将会弄清本研究三个主题的实例开始下列探究。让我们想象自己伫立在某个大城市繁忙的街角上。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运动。左边一个人正吃力地推着一辆手推车，右边一架马车则碎步徐徐前行。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从各种不同的方向隆隆驶过。在天空某处，还可听到飞机的嗡嗡声。所有这些并没有什么异常现象，亦即今天没有什么将会唤起惊奇或诧异。只有当细致的分析已揭示出生活中最明显之事的意外含意时，我们才发现支撑这些现象的社会学问题。手推车、马车、机动车和飞机全都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与此相应的技术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典型运输工具。尽管它们的历史起源不同，亦即尽管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正像在以上景况中那样，它们全都是相互适应的。它们的同时运行并不造成严重的摩擦。这种“不同时代之物的同时代性”，首先为艺术史家平德尔（W．Pinder）在他自己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所注意到。⁽²⁾诚然，在艺术中，渊源十分不同的形式和影响的并存，并不必然导致严重的紧张或危机。例如，在古老的大教堂内，罗马风格的墙壁、哥特式的柱子，以及巴洛克式的装潢可以持续地和平共存。

但是，尽管各个时期的发明在许多社会和智力生活领域可以极少冲突地相互并存，但也存在这种非同时代性会导致大灾大难的情况。我们只需凭借想象力对以上所描绘的景象做某些变更，便可立即看到定会产生的紧张及其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让我们假定，刚才还如此和平无害地恰巧飞抵我们上空的飞行员突然投下一系列炸弹。顷刻之间，其身下的一切都陷于毁灭，所有生灵都遭涂炭。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认，在我们目前的情境中，这一发展绝非离奇的幻觉，而宁愿被归入那种随时都可实现的恐怖。

面对这种可怕的情景，我们对于人类进步的无限热情不知不觉地减少了，而这种进步则是上几代人的信条。诚然，就技术科学知识而言，人类自发明手推车以来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自问——今天，人类心智在其他领域与手推车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那一时代，在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不同吗？我们的动机和冲动确实在另外的，或比我们祖先的动机和冲动更高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吗？

飞行员投弹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人类能够利用发明才能的最现代产物满足原始的冲动和动机。因此，当一座城市毁于现代军事科学技术之时，这必须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现代技术对于自然进行控制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人的道德力量的发展及其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的知识的发展。由这种全面类比所表明的现象，现在可以用社会学术语来描述，即这是人类的能力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仅历史的社会群体，而且个人都可以遭受崩溃的威胁，因为其能力没有均等和协调发展。在儿童心理学领域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儿童在智力上可以极为迅速地发展，而其道德判断力和性情却仍旧保持在婴儿水平上，相同事情在社会群体的生活中同样可能存在。如果这种整体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个人是危险的，那么，在社会中它必定迟早导致灾难。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论点如下：如果理性的社会控制和个人对自身冲动的驾驭没有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那么当代社会的秩序必然要崩溃。

人类能力发展的这种不均衡有两重意义。就其涉及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技术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已经超过道德力量和对社会力量运行的洞见这一事实而言，我们将谈及的是“人类能力发展中的一般性不均衡”。同样，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为掌握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必需的良好判断和道德品行，从未在所有群体和阶级之中有过均等的分配。我们将把这第二种类型的不均衡，称为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和道德能力分配上的“社会不均衡”。

我们的第二个论点是，理性的展开（unfolding）、冲动的指导以及道德所采取的形式绝不是偶然的，它们也不仅仅主要牵涉单一的个人及其碰巧所具有的特征。相反，这取决于现存社会秩序所引发的问题。

如果我们转而注意这种秩序，我们将会发现，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因素以及创造种种塑造智力精英和情感精英之机会的因素，基本上就是功能在社会中的现存分配。在这种意义上讲，偏袒某些群体和迫使其他群体处于被动状态的正是社会结构，因为社会结构把需要某些思维和决策活动的任务分派给某一群体，而其他群体只有通过放弃所有的洞见或独创性才能适应其地位。例如，在印度，这种智力和情感特质的功能分配呈现出种姓制度的形式，祭司种姓本身集中了所有的智力和心理文化及成就，而武士种姓实际垄断了行使权力的心理能力。（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与教士之间的心理和智力功能的社会分配与此类似，尽管其并非如此粗糙。

让我们把下列内容作为第三个论点：早期存在的社会能够经得起某种理性与道德力量分配中的不均衡，因为该社会本身正是以理性要素与道德要素之间的这种社会不均衡为基础的。一个专制君主统治的社会——引证一个极端的案例，以便我们能以纯粹的形式来观察现象——是凭借以下事实存在的：统治社会所必需的见识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见于专制君主本身，而其他人——如奴隶和臣民——不可能看到整个情况，从而也没有主动性。与此相比，现代社会中的新奇的要素就是，这两种形式的不均衡与该社会的持续存在有着根本的不相容性。对于控制整个过程的理性和道德的普遍缺乏以及它们的不均等的社会分配，都将不允许该社会延续下去。

这种均衡的双重缺乏为何最终与我们的社会类型不相容的缘由，一经我们思考两组对于该社会的运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事实时，便清楚了。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激起那些以前只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被动角色的阶级行动起来。让我们把这种新的、广泛的大众活动称为社会的基本民主化。另一方面，还有另一种因素在我们的社会也在起作用，我们将称之为日益相互依存的过程。诸个别活动正在相互连接成更大整体的程度在不断增加，便是如此。

我们现在将对这两个过程进行更为确切的分析。

3　基本民主化的原则

以及使独裁成为可能的诸反对力量：垄断（a）洞悉社会的实在运作，（b）发布命令，（c）动用武力这三种机会的倾向。

今天，愈来愈多的群体在极力参与社会和政治控制，要求体现其自己的利益。这些社会群体来自智力差的大众这一事实，对那些以前试图使大众保持在低智水平的精英是一种凶兆。只要这些统治阶级能够假定大众的无知会使其脱离政治，那么，在智力上控制大众对于该阶级来说还是值得的。甚至今天，独裁者们在其获得权力以后，也试图削弱大众的行动意志，而正是通过该大众新的被动员能量，他们才得以上升到其目前地位的。当然，这可以一时获得成功，但从长远来看，工业体制最终会导致一种不断地把新的活力注入大众之中的生活方式，而且大众一旦以种种方式参与政治，其智力上的缺陷，更尤其是其政治上的缺陷，便成为普遍关心的事情，甚至威胁到精英本身。如果今天我们常常具有这样一种印象：在危机时期，民众的精神变态统治了世界，那么，这并非因为以往更少存在非理性，而是因为迄今为止，它在更为狭窄的社会圈子里和私生活中找到了宣泄的途径；只有在今天，作为工业社会所造成的总势头的结果，非理性才正在闯入公共生活的舞台，甚至有时还支配了那一舞台。

只要民主只是一种伪民主——就其在开始只把政治权力授予一小撮有产的和受过教育的集团，然后又逐步地只授予无产者这一意义上讲——它就会导致理性的成长，即使此时这实际上仅仅等同于其自己利益的理性体现。但是，自从民主变得有效以来，亦即自从所有的阶级全都积极参与民主制以来，它便日益转变为舍勒（Max Scheler）所谓的“情绪的民主”（Simnungs-demokratie）就此而论，它很少导致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表达，而更多地招致大众情绪的突然爆发。这好像是，世界上日益加剧的利益冲突，今天可以在如下利益之整合中结束：这些利益虽原本敌对，但能够被导向理性的妥协，或适应于合理性的组织形式。但是现在，这似乎是非理性的东西终究要盛行。在新近革命的动乱时期，这种大众的能量以日益增大的气势硬是达到了顶点。任何一直非常天真地认为自己将会利用这些能量的统治集团，不久将发现自己处于受逼迫而非摆布他人的尴尬境地。

在此，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一个理性的思维习惯分布不均的社会必定会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当民主化进程变得普遍的时候，让大众保持其以前的无知状态是愈加困难的。人们要么是期望这样的民主：在其中无论怎样，他们都必须试图使每个人或多或少地达到类似的理解程度；要么是必须倒转民主化进程，实际上，这正是独裁政党必然力图要做的事情。

解决社会危机的专政方法能够持久成功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集中化来控制个人的意志。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要了解这些尝试在多大程度上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条件所抵制。今天，描绘出促进与阻碍这种民主化进程发展的力量对比是困难的。正如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描述的那样，在社会的物质设备控制的集中——生产资料的集中与政治和军事武器的集中——上每迈进一步，都日益威胁着民主化的动力原则，并且既在共产主义也在资本主义下导致极少数人统治。在前者，智力和行政功能趋于极度的官僚化；而后者则易于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封建主义⁽³⁾。

除了资本的集中和集聚（centralization）以外，主要还存在三种垄断社会权力地位的方式，它们全都与基本民主化的进程相冲突。

（1）控制精英以往把其决策奠定在易为广泛而包罗万象的群体所理解的一般人生观上，而理性化进程（正如我们以后将有机会更为详尽地指出那样）则增加了在有限的领域内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重要性。此外，社会知识和决策权，因纯粹实践的缘故，愈加集中于数量有限的政客、经济领导、行政官员和法官手中。

（2）与这种知识垄断相随的，则是行政管理活动集中于日益与其他社会阶层相脱离的官僚机构之中。⁽⁴⁾

自由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的组织与目前和最近的将来的组织之间的重大区别，主要不是在现代劳动分工的更大效率和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上。这些因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后果上，几乎类似等级制的官僚秩序的产生终究比任何这些因素都更为重要和更有渗透性。作为冲突着的社会群体的调解者或某些阶级的同盟者，官僚机构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新的功能单位将知道怎样垄断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将试图对外人封闭其官阶，甚至达到使其官职世袭的地步。

（3）然而，在不久将来的决定性政治冲突中，最重要的必定属于“军事力量工具的集中”。甚至在早期社会秩序中，这一领域也为那些成功地控制了该领域的少数人提供了垄断权力的专门机会。目前仍在发展中的战争工具的集中，使新的右翼和左翼独裁者组织一种由军事技术员和专家构成的从前土耳其近卫军式的队伍大为可能。⁽⁵⁾像支撑土耳其政权的军队一样，军队在社会上可以如此地与全体居民相隔离，以致它总是能够被用以反对居民。军事工具的集中，减少了大众民主意愿的实施和种种类型的起义及革命的机会。

18和19世纪所发生的民主化的奥秘在于这样一种简单的事实：一个男人意味着一杆枪，一千个人的反抗意味着一千杆枪。今天，反对力量的相对强度不是按人头计算，而是依据一枚炸弹所能杀死或恐吓住的人数来衡量的。上个世纪的一般民主化的保证不仅在于工业化，而且还在于普遍的征募这一事实，而这种征募，尤其在战争失败之后，可能成为总暴动的手段。对于未来而言，一切将有赖于军事技术需要一般居民和相对少数的职业军队支持的程度。

尽管存在这些强有力的相反趋向，但基本民主化发展的前景还不是毫无希望的。产生和维护基本民主化的诸力量是工业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只有当工业社会也被摧毁时，它们才能被摧毁。在形成舆论中和在各种行为领域中，必定会采用日益暴力的方法来反对基本民主化这一事实，再好不过证明了基本民主趋向仍在运行，并不断从现代社会组织的错综复杂的构造中再生出来。这种社会在其纯粹性质上是以日益增长的内部分化为基础的，因而其较小的单位不可能完全受中央机构的控制。因此，在这些较小的单位中，对于想要反抗的个人来说，总是存在着逃避的可能性，以及产生新的活动形式的持久驱力。⁽⁶⁾受压制的要素学会了使其策略适应于各式各样的威胁，甚至包括军事威胁。⁽⁷⁾因此，只有当政治和经济官僚机构，能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信得到小的私人团体和围绕企业工厂而聚集起来的集团，或为追求某种共同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团体的默认时，这些官僚机构才能应付复杂的社会机器。

4　日益相互依赖的原则

资本主义体制的弹性与刚性。对我们的问题的确切阐述：能够探查诸种理性形式的社会根源吗？

智能与道德能力不均衡发展的第二种危险可见于这样的事实：作为社会各部分紧密相互依赖的结果，现代社会可能比早期社会的秩序更不易承受这些非理性的情感震荡。诚然，在许多方面，现代社会比早期社会更有弹性，因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它具有更大的可任其自由动用的储备。例如，某些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从未想到它能够维持这种庞大的失业大军长达如此多年。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所有部分的相互依赖使现代秩序比更为简单的经济组织形式敏感得多。实际上，庞大机制的各个部分愈是精密地相互适应，以及各个要素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干扰的反应就愈重，即使是最轻的干扰。例如，在一个组织良好的铁路系统中，事故的影响要比其在公共马车运输系统中更为深远，而在后者中，事故和错乱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当然的。在战前俄国的多少有些简单的经济中，成百上千，甚至几百万人能够死于饥饿，但不会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失调。与此相比，在目前的世界经济中，某个市场上的产品过剩便成为其他市场的不幸。某个国家的政治蠢事则决定他国的命运，大众在行动上野蛮的、冲动的和情感的爆发，对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都意味着大灾大难，因为现代社会有机体的相互依赖日益猛烈地传播着每一个失调的结果。⁽⁸⁾

如果在短时间内，我们不能在社会控制以及我们自己本性的控制上达到我们在技术上已达到的同一理智和道德阶段的话，那么，社会秩序将会崩溃。如果我们愿意让事情取决于这种一般诊断和含糊不清的预言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配是社会学家，甚至不配是科学家。我们在此已提出的、有关我们社会的理性要素之成长以及该要素与非理性要素的关系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学研究才能澄清，因为这些力量的发展与某些社会情境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关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经认为，人类精神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理性和道德进步的倾向。对于每一个了解当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就道德和理性的进步而言，在最近几十年中，我们与其说是取得了进展，还不如说是出现了倒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类心灵突然被置于逆境之中，便会相当直接地退化到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然而，当我们以社会学而不是按照关于社会进步的哲学理论——其可能仅仅是一种独立于环境的心中的哲学信念——阐述问题时，我们必须首先扪心自问：哪种情境会助长某些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不管不顾性，哪种情境又会有产生责任能力的反作用。如果我们以此种方式阐述我们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把一般哲学问题分解为能够被具体观察的特定关系。或许，以此种方式对我们所关心的广泛而多方面的问题进行重要的阐述，已成为可能。当然，也存在某种我们永远无法用科学加以回答的问题，即一个给定的个人为获得理性和道德的生活方式所必须遵循的唯一和个别的途径是什么？然而，我们却能够易于诊断导致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典型情境。

5　“理性”一词的各种意义的澄清

实质的和功能的理性及非理性的形式。自我理性化。反思。作为自我理性化和反思之最重要源泉色社会的功能理性化。

在转向某种理性或非理性形式借以产生的工业社会典型情境这一中心问题以前，我们必须首先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一般性质和种类进行某些观察。很少有单词是以如此多的矛盾方式来加以使用的。出于这一理由，我们将不得不仅限于解释“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单词两种最重要的用法，而这两种用法，以我们之见，在社会学分析中则是必不可少的。

社会学家在这样两种意义上使用“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单词，我们将把其称为“实质的”与“功能的”理性或非理性。⁽⁹⁾

说明“实质的”理性的性质并非十分困难。我们把明智地洞彻诸事件在给定情境中的相互关系的思维活动，理解为实质理性的。因此，明智的思维活动本身将被说成是“实质理性的”，而其他一切或是虚假或完全不是思维活动的东西（例如，有意识与无意识的驱动力、冲动、愿望和情感）将被称为“实质非理性的”。

但是，例如当我们说这个或那个工业或行政管理人员已经“理性化”的时候，我们还在另一意义上使用“理性的”一词，不论在日常用语中，还是在社会学中，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理性的”这一术语，我们所理解的绝非个人进行思维和认知活动的情形，而是这样的事实：一系列行动以如此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以致它能够导致既定的目标，而在这一系列行动中每个要素又都获得了一个功能的位置和角色。此外，当一系列行动的这种功能组织为获得既定目标而最有效地协调手段时，它便处于最佳状态。⁽¹⁰⁾然而，达到这种最佳状态或者甚至按照以某种标准所衡量的那样把目标本身视为理性的，绝不是我们所说意义上的功能组织的特征。一个人可以通过如此地组织其禁欲行为：以致它将导致一种非理性的末世学目标，或无论如何导致一种非理性的心醉神迷状态，来奋力达到这种非理性的末世学⁽¹¹⁾目标，如救世。不过，我们应当把这种行为称作理性的，因为它是组织化的，而且每一行动在获得最终目标上都有一个所扮演的功能角色。一系列行动在功能上是否具有理性，取决于以下两条标准：（1）与一定目标相关的功能的组织；（2）从观察者或试图使自己适应于该目标的第三者的立场来看时，后果的可预测性。

乍一看，实质理性与功能理性之间的区别似乎并不如此重要。人们可以提出以下说法作为反对的理由：一系列功能上合理性的行动必定是某人以想象筹划的，在其执行中，它必定还为执行它的人所仔细思考，因此两种形式仅仅是同一类型的合理性的不同方面。然而，这绝非或至少不总是真实的。而且，一个人只需要思考一下军队便可认识这一点。例如，普通战士准确地执行整整一系列功能合理性的行动，而并不具有任何就他的行动的最终目的而言，或每个个别行为在整个框架内的功能角色而言的打算。然而，每个行为在功能上都是理性的，因为上述两条标准适用于此：（1）该行为是依据一个限定的目标而组织起来的；（2）一个人能够边预测自己的行动边使自己适应于该目标。然而，不仅当组织——如在军队中那样——归根到底依赖于某种远离行动者的当局的计划时，而且还当此种组织和可预测性能够被追溯到传统地继承的法规时，我们可谈及行为的功能合理性。甚至靠传统而团聚在一起的社会在功能意义上也是理性的，因为其活动是明确可以预测的，个人的行动是从该行动在达到全部行动过程的目标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其意义的。一个人对于这些个人行动所能说的最多的话，便是它们往往尚未被完善地组织起来。

因此，如果在功能合理性定义中所强调的是按一定的目标来协调行动，那么每一件摧毁和破坏这种功能安排的事情，在功能上就都是非理性的。这种毁坏不仅会出自实质的非理性，如白日梦以及难以驾驭的个人的猛烈爆发——提及最极端的情况，而且还会由与所专注的一系列行动不相协调的完全的智力活动所造成。通过富有启发性的例子，可以领会来自实质非理性的干扰，例如，某国的外交官仔细筹划好一系列行动，并就某些步骤取得一致意见，不料其中一员突然成为精神崩溃的牺牲品，然后与计划相反行动，从而破坏了计划。然而，当外交使团的行为受到也以同样程度的照管和完善性组织起来的军部某些行动的反对，并因此被弄得软弱无力时，该使团行为的功能合理性也会遭到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军部的理性化从外交官的立场上看，就会被视为功能的非理性。⁽¹²⁾因此，显然“功能的非理性”这一术语从不以某个行为本身，而只是依据该行为在全部行为复合——该行为是其中一部分——中的地位来表示这个行为的特征。

既然我们已经做了这些区分，那么我们便能有把握地进行下列阐述了。一个社会愈是工业化以及其劳动分工和组织愈是先进，功能上具有理性的、因而亦可事先预测的人类活动领域的数量就愈大。在早期社会，个人只是偶然和在有限的领域以功能合理性的方式进行活动，而在当代社会，个人则不得不在愈来愈多的生活领域以此种方式进行活动。这立即致使我们着手描述那种与行为的功能理性化最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的理性化，即自我理性化现象。

我们把自我理性化理解为个人对其冲动的系统控制——一种总是成为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的控制，假如一个人想要计划其生活，以便每一个行动都受原则的指导并被导向他所期待的目标的话。当我是一个影响广大的组织的一员，而其中每一个行动都必须审慎地与所有其他的行动相适应时，我的行为方式、我对我冲动的控制和调节与我或多或少处于孤立和独立状态并能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任何事情时的行为方式及对冲动的控制和调节，显然是相当不同的。⁽¹³⁾作为一个工厂工人，我必须比作为一个独立的工匠更全面地控制我的冲动和愿望，而在后者那里，我的职业活动竟是组织得如此松散，以致我能随时满足不总是与正在进行的工作有直接联系的愿望。现代社会在其行政管理人员方面或许达到了这样一种功能合理化⁽¹⁴⁾的最高阶段：在其中，参与的个人不仅被规定了其具体行动——这种任务的合理化在工厂工人的泰罗制化中可能更为先进——而且还另外具有在很大程度上以“职业”（career）的形式被强加给的生活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个人的诸阶段都预先得到了指定。⁽¹⁵⁾对职业的关心需要最大限度地自我控制，因为它不仅包含了实际的工作程序，而且还包括按规定调整一个人被允许持有的观念和情感，以及他的闲暇时间。

于是，我们看到功能合理化的不同形式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客观活动的功能合理化最终引起了自我理性化。但是，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遇到的那样，自我理性化并没有体现行动主体理性化的最根本的形式。与纯粹的自我理性化不同，反思和自我观察才是其更为根本的形式。

如果我调整我的自发愿望或突然的冲动，以便达到一个给定的目标，这正是一个自我理性化的例子。因此，如果我遵循思维技巧的法则或坚持一种特殊类型的体力工作的技术所规定的动作，那么，通过精神训练的作用，我便正在使我的内在动机服从于一个外在的目的。另一方面，自我观察不仅仅是这种形式的精神训练。自我观察的目的主要在于内在的自我改造。人大多都为了更为根本地重新塑造或改造自己的缘故，才对自己及其行动进行反思。在正常情况下，人的注意力所朝向的不是其自身，而是他希望操纵、改变和形成的事物。他通常不观察他自己怎样发挥功能。他生活在直接的经验活动之中；他全神贯注于这种活动，但平常并设有领会它们。当他执行某种计划行动失败，并作为这种失败的结果可以说被迫回想自己的时候，他才反思并初次看到了自身。“反思”、“自我观察”、“思考自己的情境”，此刻都承担着自我重组的功能。显然，那些更频繁地面临这样一种情境的人：在其中，他们不可能习惯，不可能不假思索地行动，因而必然总是要重组自己，比只此一次就使自己适应的人，将有更多的反思自身及情境的机会。后者的冲动和驱力，就某些对于它们来说是重要的情境而言，是组织化的，它们可以说是无摩擦地发挥功能。⁽¹⁶⁾由于上述的那一原因，具有灵活性类型的人——犹太人便是其中之一——比所谓“坚定的”和根深蒂固类型的人，往往更倾向于具有抽象性和反思性。同时，越发明显的是，一个必须执行以按期待的目标进行思维和行动为基础的更为复杂的程序的社会，在某些情境中必将趋于产生反思类型的人。从这种观点来看，认为反思——正如许多浪漫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在所有环境中都存在压制生命力的力量，显然是谬误。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帮助我们适应于如此复杂，以致幼稚和缺乏反思的人在其中完全不知所措的新情境，反思则保护生命力。

6　功能的合理化绝不增加实质合理性

诉诸领袖。现代社会秩序运行的模糊不清所引起的忧患。自由社会秩序在心理上更有助于实质理性。

于是，我们在此还看到，理性化的社会根源能够清楚地被加以确定，在我们的社会产生了种种形式的合理性的力量，确实源于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工业化。诚然，日益的工业化暗示着功能的合理性，亦即根据客观的目标组织社会成员的活动。这并没有在同一程度上促进“实质合理性”，也就是依据某人自己对事件的相互关系的洞察在给定的情境中明智地行动的能力。无论谁预言社会的进一步工业化会提高平均的独立判断能力，都将从近几年的事变中认识到他的错误。危机和革命的猛烈震荡，暴露了一种迄今为止一直在地下运行的趋向，即功能的合理化对理性判断能力的麻痹作用。⁽¹⁷⁾

如果在分析最近几年的变迁时，人们没有忘却各种类型合理性之间的区别，他们将会清楚地看到工业的合理化足以增加功能的合理性，但在独立判断能力的意义上，它为实质合理性的发展却极少提供余地。而且，如果仔细地思考一下源于此种解释的两种类型合理性之间的区别，人们将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其纯粹的性质而言，功能合理化必定使普通的个人丧失思想、洞察力和责任心，以及必定把这些能力转让给指导理性化进程的个人。

在一个功能理性化的社会，对于一系列复杂活动的仔细思考仅限于少数组织者这一事实。保证了这些人在社会上的关键地位。少数人因视野的不断拓宽而能够愈来愈看清情况，而普通人一旦把决策的职责交给组织者，其理性判断力便稳步下降。在现代社会，不仅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那样，借以能够看出各个活动之间主要结构联系的地位，以及能够获得这些优势地位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正是导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日益加大以及“诉诸领袖”最近已变得如此广泛的事态。每一个整合为功能合理化的复合活动的新行动，都使普通人放弃部分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个性。他日益习惯于受别人领导，以及逐步放弃了他自己对事变的解释，而接受别人所给予的解释。当理性化的社会生活机制在危机时期崩溃时，个人不可能通过他自己的洞察力修复它。相反，他自己的虚弱使他处于惊恐无能的状态。在社会危机中，他任凭为明智决策所需的努力和能量耗尽及浪费。正如自然界为原始人所难以理解以及他最深层的忧虑感是来自于自然力的不可预测性一样，就现代的工业化的人来说，包括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等等在内的、正在他赖以生存的社会系统中起作用的诸力量的不可预测性，已经成为同样普遍恐惧的根源。

自由主义社会的秩序为实质合理性之成长的心理准备提供了更多的良机。以较小经济单位和适度的个人财产占有为基础，这一工业化时代的最初阶段产生了较庞大的精英群体，其成员在判断上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们不得不依据自己对于事变过程的多少有些理性的解释来指导和组织经济单位。与这些具有明智性的自私自利的自主实业家并存，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界成长起来了。他们共同捍卫实质合理性的生存。

7　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的社会原因能够加以探索吗

大众的冲动。简单化的大众心理学的缺陷。非理性的积极意义。驱使非理性冲动进入政治领域的社会机制。

现在，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发现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要素的起因。在工业化过程中使愈来愈多的人和空前多的人类生活领域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使众多的人民大众聚集在巨大的都市中心。现在，多亏了专注于社会问题的心理学，我们才知道，大城市的大众生活趋于使人们比那些在较小类型的群体中得到有机整合和保持稳定的人，更易于服从建议和产生无法控制的冲动爆发及精神衰退。因此，工业化的大众社会不仅在社会而且还在个人的私生活中趋于产生最自我矛盾的行为。⁽¹⁸⁾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产生了整整一系列最高程度的可理性地预测的行动以及依赖于整整一系列压抑和放弃冲动的满足的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众社会，它产生了乌合之众所特有的所有非理性和情感的爆发。作为一个工业社会，它如此精制社会机制，以致最轻度的非理性干扰都能够具有最深远的影响。而且作为一个大众社会，它有助于大量的非理性冲动和建议，并产生未升华的精神能量的积聚，而这每时每刻都有摧毁社会生活的整个精巧机器的危险。马克斯·韦伯已经认识到许多这类二律背反现象，但显然他不可能预见到最近源于这种二律背反的危机。然而，认为这一过程必定无条件地和无论如何都导致它在今天如此经常造成灾难，则是不正确的。

作为对勒·邦（Le Bon）那样作者的简单化的大众心理学的答复，我们必须坚持认为，虽然聚集一团［亦即人群（crowd）或任何无差别无定形的聚集体］的人易于接受建议和受感染，但大多数人本身并不必然构成一团，进一步说，非理性并不必然瓦解社会。今天我们能够相当明确地指出哪些社会条件在大众之中趋于产生非理性的爆发，以及在哪些条件下，这些爆发有害于社会。在此我们只能提供几点评论。

首先，正如我们已说过的那样，许多人本身绝非必然产生心醉神迷和非理性。只要社会在整体上保持其旧有而整合完好的形式——如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它展现的就绝非是混乱的大众反应的症状。⁽¹⁹⁾从心理学观点来看，理解整合完好，有机的社会之关键可在以下事实中被发现：在这种社会中，集体的冲动和欲望为构成该社会的诸较小群体所吸收。然后，这些较小群体把这些能量导向其特殊目标。在冲动的范围内，“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社会法则也获得了公认。在原始社会，禁忌和集体象征形成的奥秘主要是冲动的自由表现为各种社会控制机制所制止，以及被导向某些有利于群体的目标和行动。只有因社会的解体而处于自由状态并围绕一个新的目标正在寻求整合的冲动能量，才具有那种习惯而模糊地被认为是每一类型大众行为特有的、爆发性的破坏性质。某些当代大众社会中的专政所正在奋力做的事情，就是通过组织来协调革命时期所释放的冲动，并把其导向预定的期待目标。大众的冲动对于新目标的被有意识导向的固恋（fixation），取代了有机的，也就是说通过缓慢的选择过程发现其目标的、早先形式的希望固恋（wish fixation）。例如，人们试图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其功能首先是摧毁旧的情感环境，然后通过运用新的象征，使这些分崩离析的冲动更加服从于一个人自己的目标。这些过程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起作用，并且，中世纪封建社会解体之后，那时正在自我建立的政权发现有必要像某些我们的独裁者那样利用新的宗教情感来收回其权力，抑制和控制处于自由状态的非理性要素，这不仅不是不可能的，而且实际上甚至是大有可能的。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非理性并非总是有害的。相反，当它作为一股有助于理性和客观的目标的驱力而起作用时，或当它通过升华而创造文化价值时，或当它作为纯粹的激情提高了生活的乐趣而没有因缺乏计划破坏社会秩序时，它是人类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力量之一。⁽²⁰⁾实际上，甚至一个被正确组织起来的大众社会也考虑所有这些铸造冲动的可能性。当然，该社会必须创造宣泄冲动的机会，因为由于普遍的理性化而造成的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味，意味着不断地压抑冲动。正是借助这些冲动，大众社会中的“运动会”和“庆祝会”的功能与社会的更为一般的文化目的的功能，才得以被发现。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文明迄今一直能够利用升华引导非理性的精神能量并给予其形式。

我们现在能够阐明什么构成了非理性特有的危险。在一个大众趋于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没有被整合进社会结构的非理性会强行闯入政治生活。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因为大众民主的选择装置在那些理性指导必不可少的地方为非理性打开了大门。因此，民主本身产生了它自己的对立面，甚至为其敌人提供了武器。在此，我们再次碰到了在别处⁽²¹⁾被我们更精确地描绘为“消极民主化”的过程。

大众社会的非理性要素愈益闯入政治领域这一事实，只有依据社会学而非心理学才能得到解释。指出人类精神中通常可存在哪些非理性，哪些具有神经官能症形式的冲动的畸变，是心理学上的问题。而指出这些非理性表现于一个给定社会的哪几点上，以及它们呈现出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和形式，则是社会学的任务。忽视了社会学观点的心理学认为，当它发现了某些破坏性的心理力量——如虐待狂——之后，它便能够以纯粹心理学术语描述该力量的作用和意义，而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恶行在一个给定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必须承认，在此种意义上讲，现代工业社会在其目前的形式下本身并没有完全理性化。它以暴力的形式接纳了政治非理性。如果社会的政治安排中的薄弱之处——暴力可以在此立足——不总是吸收那些存在于人类精神之中的非理性冲动，那么，这些冲动便会不是为了发泄就是为了创造文化价值而转入其他领域，因此，它们有可能被动员起来达到暴力的目的。⁽²²⁾

在现代社会的庞大组织以及工业体制较为平稳的运行背后，潜伏着诉诸暴力的可能性。在外交政策或为统治权而展开的内部斗争范围内，恰好确定在何时何地血腥的暴力将取代和平的妥协是困难的。这种仍未被利用的非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实际运行中始终存在，并时时动员（mobilize）着大众的冲动。同是在工业组织领域的工作生活中广泛理性化的人，随时都可能转变为“机器的毁坏者”和残忍的武士。

这种不协调成长的根源可直接追溯到史前阶段。幸亏人种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调查研究，我们才知道：历史上所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全都起源于游牧群体对通常为爱好和平的农业民族的原始共同体的暴力征服。⁽²³⁾这种力量的要素如此深深地渗入较和平的小规模的农业社会，以致它在其结构上留下了持久的烙印，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甚至直至今天，这种矛盾仍未得到解决。工业社会是在这种由武力调节并最终与此合为一体的政治秩序中成长起来的。生产与分配的过程受体现在各种交换技巧之中的、计算和妥协的方式支配，但用国内外政界最时髦而又明智的话说，暴力则是“最后的手段”。

正如我们已提及的那样，心理学家们竟然到了只观察单个人而无视他与社会的关系的地步，以致他们倾向于认为这种灾难性的非理性的持续存在是出自人性中的“永恒邪恶”的要素——虐待狂的冲动。然而，他们忘记了社会自游牧征服时代以来总是为这些非理性力量找到了工作。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指出人类社会中的每一理性与非理性力量背后所存在的、决定该力量何时会出现以及将采取何种形式的社会机制，则是这一讨论的主要对象之一。这种社会机制还调节个人生活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要素的成长与抑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地处理这一问题需要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十分密切的合作。⁽²⁴⁾但一般人也必须学会看出社会学问题与心理学问题之间的联系。战争与社会革命总是在甚至最有理性和可预测性的行为类型附近徘徊；这不是由于它们不可更改的人性，而是因为它们此时此刻既在一种方向上，又在另一方向上为社会结构的这样一种两重性所驱使：某些人此时此刻既是最详尽拟定其行动的计算动物，又是认为在一个给定的时刻他们显露最恶劣最深层的人类野蛮行为和虐待狂是正确的那种狂暴之徒。

8　道德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要素的社会原因能够加以探索吗

眼界与责任的幅度。道德理性化的三个阶段和导致这三个阶段的社会过程：（1）部落团结，（2）个体竞争，（3）大群体的在整合。

有助于智力领域理性的成长与崩溃的因素，同有助于道德的成长与崩溃的因素是十分类似的。在此我们还发现，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导致了责任心极大增强的、极好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面，暴力又以我们自己的社会形式助长了像电流短路一样起作用的无责任感。在此，也不可以说，作为心理遗产，人本身有着内心矛盾的冲动和同一程度的善恶。在此，我们还能够确切地指出。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机器在哪一点上对其公民此时要求一种行为，彼时又要求另一种行为。因此，我们不但应当乐于追踪这些线索，而且还应当愿意看看哪一种社会机制导致了一种道德行为，哪一种机制又造成了这一行为的崩溃。

即使以最为大致的轮廓来描述人类道德史，从两种观点来看也必定要涉及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人类行为。这两种观点可以适当地被概括为以下问题：在任何给定的时代，人的视野（range of vision），亦即自觉的领会和预见，伸展至其社会行为领域的程度有多大？一个特定时代的有代表性的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职责？显然，这两个问题并没有穷尽所有有关从社会学上理解道德的问题，而在此我们只是涉及那种对于目前的讨论来说具有重要性的方面。

在道德戒律（moral discipline）范围内，通过某些修改，我们仍可利用功能的和实质的观点。一个给定类型的道德戒律的功能层面，存在于那些一旦在行为上得以实现，便可保证社会平稳运行的准则之中。这些准则的类型很多，它们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

实质的道德是由某些如信念命令（dictates of faith）和各种各样的情感那样的具体价值观，以及在品质上可以完全是非理性的准则构成的。在从最原始的时代至今这一整个历史阶段中，我们能够区别出两种禁律或禁忌形式，即那些保证刚刚谈及的社会发挥功能的禁律或禁忌，以及表现了特殊的情感态度、传统，或者甚至是一个群体的癖性的禁律或禁忌。⁽²⁵⁾

现代大众社会在功能上愈是合理化，它便愈是趋于使实质的道德无效，或使其转入“私人的”范围。在公众事务上，它力图仅限于具有纯粹功能意义的普遍准则。宽容的思想仅仅是对把所有的主观或宗派信仰从公众的讨论中排除出去的倾向，亦即消除实质非理性，而仅仅保留那些有助于社会关系平稳发挥作用的习俗的倾向，给予哲学的系统阐述。

只有当通过我们在本研究的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那种大众社会的机制，实质的非理性仍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获得成功并消除了理智和理性化时，才亦会在伦理领域出现为内在的价值观而进行的教条的争论和斗争。正如前面所阐述的那样，存在两种我们能够用以判断道德变化及其对实际事务影响的主要标准——人们的预见范围及其责任感的范围。

在此能够区分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²⁶⁾（1）游牧部落团结阶段的人；（2）个人竞争阶段的人；（3）超个人的群体团结阶段的人。

（1）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道德的早期历史，是从迪尔凯姆（Durkheim）所谓的游牧部落道德的机械团结那一水平开始的。例如，可以想一想日耳曼游牧部落，该部落在古代末期突然出现在欧洲，其成员全都是由逃避不了的团结和服从凝聚在一起的。群体的行动是最终为传统和恐惧所强化的、相对同质的行为的结果。从道德观点、预见范围、意识，以及担负责任的能力来看，这一阶段具有这样的特征：个人尚未觉醒，因而没有意识到他作为独立生灵的存在。他仍旧不能依据独立的观点来看待生活和承担个人的责任。社会学对这种社会行为的解释是，整个群体使自己适应于集体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因此个人只有作为这种集体适应过程的必要部分才能保全自身：他必须与他的群体共存亡。

（2）与机械团结的这一世界相比，起源于该世界的个体竞争的世界在某些部分体现出巨大的进步。在这个世界中，个体第一次诞生了——一个人能够以不同于群体习惯和传统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及并不惧怕个人的责任。参与个人竞争的每一个人不得不进行个人的调适。他必须以自己利益服务的最佳方式使自己适应于事变。个人责任心成长的主要刺激就是小规模财产占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他不想在竞争中失败的话，他就必须预先决定其行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因此，个人竞争导致了主观理性——亦即依据一个人自己的观点来预测机会和预见其行动的直接结果（但并不必然是整个社会中的基本因果关系）的能力——的出现。这种主观理性是一种竞争性思维。社会不是预先计划的结果，而是从许多对抗性活动的偶然整合中发展起来的。人人都为自己而反对他人，并没有介意从这些冲突的活动的混乱和有限的个人责任中正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

虽然这种制度可以使许多人敏锐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行动的直接后果，但他们仍旧对这种个人活动的网络与整个事变过程的联系视而不见。

（3）我们当代的世界是这样一种大群体，其中，至今仍然在日益相互分离的个人不得不放弃其私利，服从更大的社会单位的利益。一方面，大规模工业的技术迫使个体财产所有者放弃其相互竞争的态度，联合其资本，形成愈来愈大的企业和工业组织。这些企业和组织像庞大的军队一样被用来对抗其他巨大的工业康采恩——其本身就是已经部分地放弃冲突和相互对抗的产物。另一方面，以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懂得了团结和联合行动，尽管他们是从与雇主的组织的冲突中懂得这一点的。换言之，敌对个人之间的竞争行动所产生的态度，转变为一种新的群体团结的态度，尽管该态度得以衍生的群体不是包罗万象的。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团结不再是机械游牧部落团结，后者是既在理论上又在历史上都先于个体化和个人责任心成长的水平上显现人类特色的。无论怎样痛苦，今天正在学会自我服从的个人，都不得不通过他对社会趋向的性质缓慢而日渐醒悟的洞察以及多少有些深思熟虑的判断而如此行事。他逐步认识到，通过放弃局部利益，他有助于保全社会和经济系统，从而也有助于保全他自己的利益。这意味着，正是最初使人们相互竞争，因而其预见范围只伸展到社会过程诸孤立部分的那一过程，现在正促使他们理解事件的相互依赖性和有助于他们透彻地洞察整个社会机制。简言之，尽管只是朦朦胧胧，但最高度的理性和道德在社会成员中却唤醒了需要制订计划的意识。个人现在开始认识到，他必须计划其整个社会面不仅仅是社会的某些部分。进一步说，在这一计划制订的过程中，他必须对整体的命运表示一定的关心。诚然，目前我们只是处在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其中，每一个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都在专心致志地为自己捕捉计划和控制社会的机会，以便以此种权力来反对竞争的群体。虽然完全有可能的是，这一代注定仅仅经历这种为偏见的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但是这些冲突却是每个人按自己的利益和反对其邻人利益来行动的时期之最后残余。今天，个人不是按照共同体或整个人类的福利，而是依据他自己的特殊群体的福利来思维的。然而，这整个过程趋于训练个人采取进步的、更为长远的观点：它同时趋于把深思熟虑的判断本领反复灌输给个人，并使他适合在计划其借以生活的社会的整个事变过程时分担责任。

9　道德中的非理性倾向

民主的双重功能。我们时代的心理失调做造成的危险。谁应当制定计划？谁来计划计划者？

人类以机械的群体团结阶段到自由竞争阶段发展的巨大进步，以及从一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过渡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和根本变化证明：精神生活与行为上的深远变化能够通过适应而产生，因此对人的全盘改造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是由工业化和民主化所造成的发展的一个方面，尽管还要和困难作斗争，但这一方面还是有指望的。在此，现代的大众整合和民主化进程的某种错综性也对我们刚刚讨论的、道德力量的缓慢而持续的成长构成威胁。在这一点上，民主化与现代技术的其他成就——即无线电广播与报刊是类似的，因为依照其被指导的方向，其既能产生建设性的结果，也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正如科学能够被用来发明越来越多的疾病疗法，或生产更多的毒气一样，现代民主的成就也能用来促进社会毁灭性要素的力量。在此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个散播既能以建设性方式也能以道德毁灭性方式起作用的、社会影响的手段。对此我们可以再引证一例。

弗里德里希·梅奈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其《论国家至上的观念》⁽²⁷⁾中以充分的证据表明：当许多思想家发现基督教道德与资产阶级道德在国际政治中没有通行时，在他们心中造成了何等令人恐惧的道德不安！我们通常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那种东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在于这样的事实：统治阶级逐渐地不得不使自己相信，不仅在夺取政权上而且在维护政权中，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尽管这些手段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此，对于统治阶级——君主及其幕僚——来说，很早就存在着一种双重道德：在私生活中通行以上所提及的、缓慢出现的基督教资产阶级道德，而在所有那些“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这一范畴所能包括的活动中，暴力的道德则被视为正当的。在历史的进程中，论述这一矛盾的作家人数增加了，但他们没有解决问题。梅奈克非常仔细地描述了这些理论，但因为他没有采用社会学的方法，所以他没有看出，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文献的增长仅仅是那种把愈来愈多的阶级吸引到积极的政治生活舞台上来的、政治总动员的理论表现。随着管理问题的增加，两种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增长。可以这么说，既然早已存在着那种较下层公民借以能够保持其高尚道德，而只有统治阶级才因此受这些冲突条件支配的、社会和道德劳动分工，那么，作为这种民主趋势的结果，甚至对于地位最低的人来说，问题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鉴于迄今为止，强盗的道德只有在极端的状况下以及对于统治集团而言才被有意识地看做是正当的，那么，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这种暴力要素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与期望的完全相反）实际上得到公开和普遍的承认。如果群氓一旦掌握从前推翻即使是小而世故的领导群体的智力政权（intellectual powers）的秘诀的话，预见等待着公共道德的命运是不可能的。如果抢劫是国家及国际关系的历史起源与目前的基础，以及整个群体通过抢劫和掠夺仍能获得成功和社会地位，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已变得清清楚楚的话，那么，工业化的逐步教育的影响和社会等级的上升便是徒劳的。一旦对暴力的认可成为社会道德的一般原则，劳动和竞争领域中的长期道德训练的成果就会几乎自动地被毁灭。

于是，所有的社会阶级在政治上都将是活跃的这一民主原则，便获得了一个特有的双重功能。在功能合理性的行为与大众精神变态之间的冲突——我们以前提到过它——中，民主化进程是作为一种社会升降机而起作用的。有时，它把人群的被抑制的非理性和不受控制的冲动升至更为个性化的、克制的和理性的社会精英层次，例如在它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就是如此。现在，在日常生活的诚实与“执政者的理由”的双重道德之间的紧张中，民主化进程像一个下行的电梯，从社会的上层至下层降临犬儒主义，在极端的情况下，前者以此为战争的不道德辩护。

然而，鉴于犬儒主义和冷嘲原本是窘迫被升华的形式，或试图对与自己完全不一致的行为负责的那一复杂灵魂的逃避机制，那么，一旦这种犬儒主义弥漫于大众社会群氓之中，它便成为鼓励公开表现原始野蛮行为的套话。这确实是如H．S．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和帕累托为精英所阐述的那种旧的种族和暴力理论的命运：该理论已经成为较下层公民的日常道德，他们今天正实践着那种以前只有在政治领袖的秘密谈判中方可见到的暴力外交。在此，“公开性”的民主原则也使以往只有在秘密状态下才被允许的行为和思想成为公开的。

总之，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的理性和道德戒律能够达到计划和自我负责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破坏性意志是怎样以同一种能动的驱力成为公众力量的。但这绝非全部。这一发展的最坏方面是，具有被我们视为智力发展与精神发展之间不均衡象征的“手推车精神”的人型（human type），已经学会怎样利用报刊、无线电广播和所有其他民主社会为操纵大众心理而任意支配的技术。结果，他能够依据自己的观念来塑造人，并以此方式成百万倍地增加他自己的人型。⁽²⁸⁾

与此同时，新的因素也开始塑造人性。直至现在，我们能够相信，各种形式的教育与宣传之间的相对自由的竞争，通过自然选择会使最适合现代条件的、理性而受过教育类型的人上升到首位。但是，当宣传工具集中在几个人之手时，它们可以为更原始的类型所垄断，然后，已经出现的精神衰退便成为持久的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只有当人类开始独自调节其事务，而又不允许历史像以前那样遵循它自己的无计划过程时才出现的新问题。

让我们通过实际上以个人经验的形式呈现的问题结束这一讨论。我们正在朋友中简短地讨论对于人，为其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巨大可能性做计划。某人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以致能够计划社会，甚至计划人本身了。那么，谁计划那些将制订计划的人呢？”我愈是长久地反思这个问题，它在我身上就愈是阴魂不散。然而，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似乎是清楚的：这一问题具有双重含义——一为宗教的寂静无为的意义，另一个则是唯实论的政治之意。首先，这似乎是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行为，仿佛我们正在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行动，但实际上我们正在依据强加于我们并在我们控制之外的规律行动。我们确实能够指导和控制某些领域的理性和非理性力量，但在某一时刻之后，我们对此又鞭长莫及，并为之所支配。

但是，在其唯实论的政治意义上，该问题暗示出没有人已经计划计划者。由此断定：计划者只能从已经存在的群体中补充自己。因此，一切将有赖于存在于具有目前跟界的群体中的那些将产生控制现代生活的庞大社会机器的能量、决断性和能力。它将会是那些原始遗迹——“原罪”——借以无拘无束起作用的群体，还是那些通过逐步教育，迄今为止已经发展出理性和道德能力，以便其不仅能为某个有限的群体而且还能为整个社会行动并为此承担责任的群体？诚然，这种群体在今天只是少数。但是如同历史上的所有冲突一样，这种冲突也将由少数决定，因为大众总是采取控制社会的富有创造性的少数选择给他们的形式。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某些未解决的问题的世界，因此，与其给予一个乐观的回答，不如以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告终，或许更有裨益。让每一个人都自己决定：他喜欢以宗教和寂静无为的形式询问：“谁计划计划者？”还是乐于以政治和实在的形式询问：“哪一个现存的群体将计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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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问题的最佳论述仍是索尔（Sorel）的《对暴力的反思》，巴黎，1912年（英译本为：Reflection on Violence，纽约，1912年）。最近，拉斯威尔（Harold D．Lasswell）在《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纽约，1935年）和《政治：谁何时以及怎样得到什么》（纽约，1936年）中已着手详尽论述神话的社会功能。还参阅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入门》，伦敦、纽约，1936年，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及文献目录。

(2) W．平德尔：《欧洲美术史上的世代问题》，柏林，1926年。

(3) 关于在资本主义下形成新的寡头政治的可能性，参阅卡尔·布林克曼（Carl Brinkmann）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贵族统治”，载《社会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9节，第22页及其以下，图宾根，1931年。

关于苏联情况的材料绝不是清楚或总是值得信赖的。在最近几位作者中，尤金·莱昂（Eugene Lyon）的《乌托邦中的分配》（纽约，1937年）和艾伯特·威廉斯（Albert Rhys Williams）的《苏维埃》（纽约，1937年）包含了丰富的资料。还参阅韦布夫妇（Webbs，S．and B．）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版第二卷（伦敦，1937年）。所有这些著作必须加以慎重考虑。关于社会主义下的官僚制问题，马克斯·韦伯的文章：“社会主义”（见《社会学和社会政治论文集》，图宾根，1924年）也是颇值得一读的。

在美国，除了G．梅耶斯（Gustawus Mayers）的《美国财产史》（新版，纽约，1936年）这一优秀的旧著外，最近还出版了几部含有论及美国财团的形成和功能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的著作。它们是安娜·洛彻斯特（Anna Rochester）的《美国的统治者》（纽约，1935年），狄克逊·维克托（Dixon Wector）的《美国社会的英雄传奇》（纽约，1936年），E．C．林德曼（E．C．Lindeman）的《财富与文化》，F．兰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的《美国的60个望族》（纽约，1937年），H．莱德勒（Harry Laidler）的《美国工业中控制的集中》（纽约，1931年），M．伯勒（M．Berle）和G．敏斯（Gardner Means）的《现代的公司与私有财产》（纽约，1932年）。

(4) 关于下文，参阅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论官僚制的一章，载《社会经济学概论》第2卷，第3部分，第6章，第3节，第650—678页，图宾根，1925年。还参阅O．H．冯·加布伦兹“工业官僚”，载《施莫勒斯年鉴》第50卷，1926年，第539—572页。

(5) 参阅S．B．迈金莱（Silas Bent Mckinley）的《民主与军事力量》（纽约，1934年）和A．沃格特（Alfred Vogt）的《军国主义史》（纽约，1937年），它们包含了大量的论述这一主题和同类主题的资料以及丰富的参考文献。

(6) 参考此处。

(7) 可以预言，随着军事技术的集中和特别禁卫军的产生而来的，将是一种旨在瓦解军队的新的革命战略。根据已经进行的观察，一些相当荒唐可笑的武装军队能够借助宣传而获得胜利。例如，在这方面，拉斯威尔（H．D．Lasswell）提到，在广州起义中，2000人的冲锋队只有200枚炸弹和27把左轮手枪。在上海，6000人只有150件武器。在1917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因受宣传的影响而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参阅拉斯威尔的文章：“革命战略与战争宣传”，载赖特（Quincy Wright）编辑的《舆论与世界政治》（芝加哥，1935年）一书，第215页。关于现代武装政变的技巧，参阅马拉波特（C．Malaperte）的《武装政变的技巧》（纽约，1933年），更近一些的有波斯特盖特（R．Postagte）的《怎样制造革命》（伦敦，1934年）。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俄国革命史》（新版第一卷，纽约，1936年）既含有对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敏锐分析，又包括许多对一般武装政变的精彩评论。A．诺伊伯格：《武装起义：一种理论阐述的尝试》，苏黎世，1928年。

(8) 关于相互依赖的原则，参阅R．缪尔（R．Muir）：《相互依赖的世界及其问题》（伦敦，1932年）。

(9) 如果我们完全仅仅引证有关“理性”与“非理性”的最重要的文献，过将会使我们离题万里，更不必说试图计算对问题的这种阐述所涉及的各种观点了。因此，我们将仅限于涉及那些对社会学家最有用的理论。德国社会学把“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概念置于其关注的中心。

在这方面，G．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是最为重要的。前者的《货币哲学》（莱比锡，1900年）试图测定因货币的使用而造成的生活理性化的社会学后果。马克斯·韦伯的全部著作归根结底针对这样的问题：“哪种社会因素导致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理性化？”在他的著作中，他在许多意义上使用了“理性的”选一概念，其中，“目的合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目的合理性行动》）类型是最为著名的。虽然我们有格拉伯（H．J．Grab）的小册子：《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理性概念》（卡尔斯鲁厄，1927年），但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究和阐明进一主题。还参阅冯·斯切尔亭（A．von Schelting）：《马克斯·韦伯的科学学说》（图宾根，1934年，第一和第二节）。

除了马克斯·韦伯对“理性的”使用外，我们还应当参考帕累托（Pareto）对“逻辑的”与“非逻辑的”行为的区别，以及对“衍生物”（derivations）与“剩余物”（residues）的区别，所有这些都是对政治思想进行社会学分析的重要指南。参阅他的《社会学通论》（巴黎和洛桑，1917年）［英译本为：《精神与社会》，纽约，1935年，A．邦吉奥诺（Andrew Bongiomo）和A．利文斯通（ArthurLivingstone）译］和《社会主义体制》（巴黎，1926年），以及包斯奎特（G．H．Bousquet）编辑的其著作摘要：《威尔弗雷多·帕累托社会学概要》（巴黎，1925年）。还参阅波凯南（Eranz Borkenau）：《帕累托》（伦敦—纽约，1936年）。

在盎格鲁—撒克逊文献中，J．杜威（John Dewey）试图界定思维概念的各种著作，对于社会学家似乎是最富有成效的。在此我们只将提及他的《我们怎样思维》（波士顿，1933年）（新版）和《人性与行为》（纽约，1922年）。米德（George H．Mead）的死后出版的著作《精神、自我和社会》（芝加哥，1934年）对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还应当注意G．桑塔亚纳（G．Santayana）的《社会中的理性》（伦敦，1937年，第三版）。这些理论论述了知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顺便地说，这也是在德国文献中被竭尽全力论述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框架内的一个问题，尽管方法多少有些不同。塔尔考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纽约—伦敦，1937年）亦论述了这一问题。

除此之外，L．T．霍布豪斯（L．T．Hobhouse）的理论应当加以考虑。参阅其著作之一：《理性的益处：实践逻辑研究》（伦敦，1921年）。在有关这一主题的英国学者中，M．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在其《社会心理学》（伦敦，1928年，第三版）一书的第三章“理性的作用”中，论述了这一问题。

*“rational”意为“理性的”，“合理性的”，本译著根据内容的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译法。

(10) 以下我们并不关心“最佳的”功能理性，因为它对于这一研究的主题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11) 研究死、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等等的宗教神学。——译注

(12)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见于政治领袖与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所代表的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期间的冲突，亦即由于将军们的抱怨和反对，总是使政治家所制定的计划招致挫折的连续冲突。B．施沃特弗格（Bernad Schwertfeger）在《世界大战的末日》。《德国战争领导的想法（1918）》（波茨坦，1937年第35—41页和119—142页）中分析了这一冲突的最引人注目的阶段。

(13) 所有的行动都服从于一个唯一的目标。由马克斯·韦伯给予了卓越的论述，见前引书。有关这一历史过程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论述，是L．许京的《清教主义家庭》（莱比锡和柏林，1929年）。

(14) “rationalization”意为“理性化”，“合理化”，本译著根据内容的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译法。——译注

(15) 参阅K．曼海姆：“力求成功的本质与意义”，见《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档案》，第63卷（1930年）。作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的“职业”概念，一直未得到现代社会学的重视。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经济与社会》（尤其是“官僚制”一章）中有许多颇有价值的评论。还参阅C．H．库利：“个人竞争”，见《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研究》（纽约，1950年），第163—228页。M．拉札斯费尔德-亚豪达和H．蔡斯尔：《马林塔尔的失业》，莱比锡，1933年。H．D．拉斯威尔：《世界政治与人身的不安全》，纽约，19135年。对这种现象的更为清晰的分析之一，是E．C．哈格海斯的“机关办公室与个人”，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xiiii卷（1937年11月）第404—413页。

(16) 托马斯（W．I．Thomas）对于有创造力的腓力斯人（Philistine）与波希米亚人（Bohemian）两种类型的区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托马斯对三种人格类型变化的不同反应进行研究，而我们则对由变迁或相对静态的条件造成的人格类型感兴趣。参W．I．托马斯和滋纳尼基（F．Znaniecki）：《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纽约，1927年，第2卷，第1853页及其以下。

(17) 关于工业化对实质合理性的可能性之影响的不同解释的说明，参阅维布伦（Th．B．Veblen）：《既得利益集团与普通人》（纽约，1920年）。

(18) 关于现代社会中的大众的非理性问题，除了参考此处中引证的文献目录外，还参见帕累托《社会主义制度》（巴黎，1904年），特别要注意以下索引中的标题：“通过观念联想来推理”，“联想、情感及动机决定人的行为”，“情感”，“人道主义情感”，等等。还参阅H．D．拉斯威尔：《世界政治与人身的不安全》（纽约，1935年）；W．J．根特：《群团与阶级：社会分工概观》（纽约，1904年）；R．巴尔贝泽《乡村人的萎靡》（巴黎，1911年）；C．M．凯斯：“群体冲突中的本能因素与文化因素”，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28期（1922年7月）；W．特劳特：《民众的和平与战争本能》（伦敦，1915年）；G．瓦拉斯：《人的政治性》（伦敦，1915年）；H．D．拉斯威尔：《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芝加哥，1930年）；R．米歇尔斯：“反资本主义群众运动的心理”。见《社会经济学概要》第9卷（图宾根，1926年），第1卷，第241—359页；K．巴施维茨：《大众的空想》（慕尼黑，1913年）；W．莫德：《实验大众心理学》（莱比锡，1930年）；Th．盖格：《大众及其行动》（斯图加特，1926年）；G．科尔姆：“大众”，载《社会科学档案》第54卷（1924年）；E．戈泰因：“恐慌社会学”，载《第一次德国社会学家代表大会协议》（图宾根，1911年）；R．E．帕克和E．W．伯吉斯：《社会学入门》（芝加哥，1921年），第13章：“集体行为”，该处附有具有价值的具体著作文献目录。更近一些的著作，有J．沃梯格和Y．格赛特：《大众造反》（伦敦，1932年）和E．格劳沃：《战争·虐待狂·和平主义》（伦敦，1933年）。

(19) A．勒维（Adolf Lowe）的《自由的代价》（伦敦，1936年），对英国社会结构的连接方式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见解。关于同一主题，还参阅迪贝柳斯（W．Dibelius）：《英格兰》（伦敦，1930年）。C．维尔德哈根：《英国人的政治结构与德意志精神》，节庆演说，布雷斯劳，1932年，以及他的《英国人的特征及其自然与历史基础》，莱比锡，1925年。

(20) 在涂尔干（Durkheim）、哈尔布沃茨（Halbwachs）以及其他人的影响下，这一现象最近一直成为若干饶有兴趣的研究的对象。参阅E．梅奥（Elton Mayo）：《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纽约，1933年）；罗斯利斯伯格（F．J．Roethlisberger），迪克森（W．J．Dickson）：《管理与工人》（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34年）；怀特海德（T．N．Whitehead）：《自由社会的领导》（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36年）。还参阅H．de．曼（Henri de Man）：《工作的乐趣》，纽约，1931年。不幸的是，涉及闲暇时间的利用和娱乐的、社会稳定的基本重要问题，一直没有受到社会科学家的足够关注。

(21) 参考此处。

(22) 不幸的是，当代社会科学一直极不关心有关暴力及其出现的条件的理论分析或系统性分析。当然，关于战争［参阅赖特（Ph．Q．Wright）：《战争的根源与和平的条件》（纽约和伦敦，1935年），斯太因麦茨（S．R．Steinmetz）：《战争社会学》（莱比锡，1929年）］和某些类型的个人犯罪，显然是例外。除了H．拉斯威尔（Harold Lasswell）的《政治：谁何时以及怎样获得什么》（纽约，1936年），第三章：“暴力”和《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纽约，1935年，处处可见）外，暴力在政治中的意义没有在任何重要的程度上得到论述。刊载在《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莱曼（F．Lehman）和阿斯科利（M．Ascoli）编辑，纽约，1937年］一书中的、斯配欧（H．Speier）的“社会分层”一文，对于社会各阶级之间发生的暴力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做了某些令人感兴趣的评论。还参阅本书的第三部分。

(23) 参阅　F．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社会学体系第2卷：国家》（耶拿，1926年）以及麦克劳德（W．C．Macleod）：《政治的起源和历史》（纽约，1931年）。

(24) 关于文化与人格之间的相互依赖问题，在美国社会学文献中可发现几种类似和非常有价值的趋向。在老一代的著作中，首先参阅库利（Cooley）、米德（Mead）、托马斯（Thomas）、帕克（Park）、伯吉斯（Burgess）、费鄂斯（Fairs）等人的著作。卡布夫（F．B．Karpf）在《美国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概括了这些作者的观点。参阅K．扬（K．Young）编辑的《社会态度》（纽约，1931年），该书除了有费鄂斯、帕克以及其他人的文章外，还包含了沿着这些路线研究的参考书目。在最近几年中，一种具有同一主题、但更多地受精神分析影响的新倾向已出现在拉斯威尔（H．D．Lasswell）、道拉德（John Dollard）、弗罗姆（Erich Fromm）、霍奈（Karen Horney）等人的著作中。几年来，社会科学研究学会一直拥有一个特设的“人格与文化委员会”。关于英国的类似的倾向，参阅卡特尔（R．B．Cattell）、特拉沃斯（R．M．W．Travers）和科恩（J．Cohen）合编的《人类的事务》（伦敦，1937年），以及刊载在《为民主而教育》（J．科恩和R．M．W．特拉沃斯合编，伦敦，1939年）一书中的、我的文章：“大众教育与群体分析”。

(25) 参阅布利福尔特（R．Briffault）：“关于性的禁忌”，载卡尔沃顿（V．Calverton）自施麦尔豪森（S．D．Schmalhausen）编辑的《新一代》（伦敦，1930年）。

(26) 当然，不言而喻：首先，这些阶段绝非详尽无遗，而还能进一步区分；其次，我们并非意指所有的社会必然要通过每一个阶段。从我们在本书中关心的问题的观点来看，我们使用该词仅仅是作为分类历史上的社会的一种大致的手段。

(27) 参阅F．梅奈克《近代史上的国家至上观念》，第2版，柏林，1925年。

(28) 关于现代宣传技术的书目，参阅H．D．拉斯威尔、R．D．凯塞和B．L．史密斯：《宣传与创立活动：一份附有注释的文献目录》（明尼阿波利斯，1935年）；蔡尔德斯（H．L．Childs）：《宣传与专政》（普林斯顿，1936年）；H．D．拉斯威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伦敦，1927年）；斯特恩-鲁巴斯（E．Stern-Rubarth）：《作为政治工具的宣传》（柏林，1921年）；拉萨克（J．Rassak）：《舆论心理学与政治宣传心理学》（巴黎，1927年，1921年）；拉姆雷（F．E．Lumley）：《宣传的威胁》（纽约，伦敦，1933年）；艾肯-史尼斯（F．B．Aiken-Sneath）：“现代德国的报刊”，载《德意志生活与文学》第1期（1936年10月）第53—68页；纳尔逊（R．B．Nelson）：“希特勒的宣传机器”，载《现代史》第39期（1933年），第287页；“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技巧”，载《宣传分析》第1期（1938年），第37—53页。还参阅卡·扬和R．D．劳伦斯：《关于检查与宣传的文献目录》（俄勒冈大学，新闻丛书第1号，俄勒冈，尤金，1928年），杜波（L．Doob）：《宣传》（纽约，1936年）；还参阅利格尔（O．W．Riegel）：《为混乱而动员》（新哈芬，1934年）。

第二部分　当代文化危机的社会原因

1　发现社会因素在智力生活中的作用的障碍

我们社会结构的二律背反也表现在智力上。本文研究的三个主题：自由主义对现代大众社会中的文化具有解体性的影响；专制的调节原则甚至比各种力量的不受控制的运行更富有灾难性；自由社会的机制本身为以专制手段解决其问题开辟了道路。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在我们时代的心理危机中所反映出来的、当代社会的解体与转变的征兆。现在，我们必须分析社会解体对文化发展的作用。直到现在，很少有人注意这样的事实：文化生产依赖于某些已经明确界定的社会因素的作用，以及进一步说，补充过程——由文化所产生的应用、也可以说是文化消费，以及公众的选择——也依赖于某些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骚乱和动乱便会产生。

如果科学家确实是最后才发现文化生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和平时期，以及在我们发现自己所处于其中的社会高度分化的水平上，这两个领域似乎是相互独立运行的。在每一个具有某种程度的复杂性的社会中，文化生活不仅产生出自己的诸项制度，而且甚至似乎分别存在于一个确实在许多方面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连续性的世界。

在稳定和高度分化的社会，作者与公众在其制度的固定性和传统的独立性上变得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他们往往没有领悟我们今天全都正在经历的大震荡的真正意义。当整个结构在震颤的时候，他们却仍在深信幻觉，认为这仅仅是所谓的社会力量的暂时作用。但是，社会力量总是在文化中获得表现的，即使在其作用未被觉察之时也是如此。如果文化与社会被弄得相互分裂，并且被视为完全独立、因而相互作用的领域的话，那么，问题的阐述就是虚假的。社会过程被包含在文化生活本身的结构之中，所以它从未片刻不受其影响。⁽¹⁾

因此，当我们谈及社会（基本结构）时仅仅想到经济和政治。以及只有当这些领域冲击文化时才谈及文化社会学，这是错误的。

以下我们打算证实其在导言中提出的主题，即：正在经济生活中引起这种危难的张力也同样在文化领域起作用。⁽²⁾恰如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与调节这两大相互对立的原则在经济领域进行斗争一样，我们的文化生活也正在受到两方面的威胁：只要民主的大众社会在自由主义的意义上被允许无指导或不受控制地发挥功能，文化生活便面临某些一定的危险；但是，独裁的形式一取代了自由的形式，文化生活还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因此，对于这两种实情，还应当补充上第三个方面，即：这些导致自由社会文化崩溃的同一社会原因，本身为专政铺平了道路。

然而，如果我们不像斯宾格勒那样，仅仅一般性地谈论对文化的威胁和文化的衰落，而是能够转而详尽地揭示和分析这些导致文化崩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原因，那么，我们在讨论的最前沿所提出的这三点便获得了科学的正当性（并且对于指导我们文化的那些人来说具有实践价值）。

因此，我们的任务并非是进行某些预言，而宁愿是寻求一条有助于我们观察最基本的社会因素对文化影响的效果的线索。

2　分析社会对文化影响的两种方式

未调节的社会过程对相应的文化形式的影响。调节的社会过程对文化形式的影响。

［A］对未调节的（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文化生活结构的描述。精英的塑造。公众的形式。知识界整合成为社会。

（a）精英的塑造。知识分子社会学。精英的功能。在大众民主时代的自由社会起消极作用的、塑造精英的四个过程（“消极自由主义”和“消极民主”之过程）。

社会领域是由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的，其中每一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文化的进程。

（1）首先，我们具有自由而未受调节的那一部分社会生活，它以自发的形式陶冶智力生活和文化生活。

（2）其次，我们具有那些在文化领域呈制度（institutions）形态的社会组织。在此，我们想到了教会、学校、大学、研究机构、报刊、无线电广播，以及各种类型的组织化的宣传对智力生活和文化生活施加的影响。

现代、自由的大众社会中的文化生活，主要受未加调节的社会秩序所特有的规律支配，而在独裁统治的大众社会，正是制度对社会生活有着最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本章的第一部分将力图更为精确地研究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的社会对文化的不加调节和控制的作用。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描述出自文化生活的制度性组织的主要后果。

然后，我们将开始对含有最低限度形式调节的自由社会的类型进行社会学描述，并试图探索文化在该社会成长的过程。乍看上去，这种无组织类型的社会生活是作为任意而无联系的整体出现的。然而，一旦更为细致地检查，便可看出，正如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所能见到的一样，类似的过程也在自由社会类型的社会的非经济领域起作用，只不过，凡是我们正在论及文化的地方，我们便发现这些过程还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将会为其他方法所研究。无论怎样，对自由社会的文化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始于那些创造了文化的人的生活，亦即知识界及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

尽管存在大部分精力都专注于知识分子社会学问题这一事实，但该问题仍处于初级阶段。⁽³⁾

依据我们的观点来看，智力精英的任务就是推动文化生活，给它以形式，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创造生机勃勃的文化。我们可以区别下列主要的精英类型：政治的、组织的⁽⁴⁾、智力的、艺术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如果说政治和组织精英的目的在于整合大量的个人意志，那么升华那些在日常的生存斗争中，社会未完全耗尽的精神能量则是智力、美学和道德宗教精英的功能。该精英以此种方式促进客观的知识以及内向、内省、沉思、反思的倾向。虽然没有这些知识和倾向，社会便不能存在，但如果没有或多或少的有意识控制和指导，它们在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将不会充分发挥其作用。

我们在此不可能详细涉及升华、内省、沉思等等复杂的心理学问题。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的文化升华的方式是由各种各样的以下两点在其中起作用的环境决定的：首先，社会成员正常花费其空闲时间的习惯方式；其次，知识分子——其有着多于平均量的闲暇时间以及自己的生活样式——得以补充的方式。一个把其全部能量都耗费在组织上的社会，很少留有内省、沉思和反思的机会。在该社会中，政治和组织精英会占有支配地位，而反思、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精英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话，他们也很少发挥作用。一个不允许升华的群体获得发展的社会，既不能指导其文化，也不能促进其创造力。只有在一方面普通人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升华其剩余能量，另一方面又存在居支配地位的文化群体的地方，才出现创造和吸收文化的、相互适应的阶级。斯巴达可以被举为一种政治和军事精英压制了所有其他精英的文明的例子，而在美国，精英一直专注于组织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智力前景。甚至在大众民主制中，文化升华——例如像艺术和流行式样中那样——只有当创造和陶冶情趣的鉴赏家小群体已经存在，并缓慢地向社会其余成员散播升华的内容和技术时才能产生。在所有文化生活领域，这些精英的功能就是以初级形式表现文化和心理力量，指导集体的外倾与内倾；他们对文化首创和文化传统负有责任。⁽⁵⁾如果这些小群体被毁灭或在选择上受阻，文化形成和延续的社会条件便消失。

自由民主社会的文化危机首先归于这样的事实：以前有助于创造性精英发展的社会过程，现在有着相反的作用，亦即变成精英形成的障碍，因为更为广泛的仍处在不利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积极地参与了文化活动。凡是通行竞争原则的地方，便出现类似的情况。在那里，人们还可以观察到，在某种条件下，竞争原则通过那些正力图在质上出类拔萃的人，导致最佳的可能存在的成就，而在另外的环境中，这同一原则却降低了社会水准，因为它导致了不公平的竞争。与此恰好相同，也存在社会力量未加调节的运行能够在文化领域导致消极后果的情况。以下我们将指出自由主义和文化民主在大众社会时代的某些毁灭性作用的症状。我们将这些症状称为“消极自由主义”和“消极民主化”的病症，⁽⁶⁾并且将这些症状与这样的过程相并列：在该过程中，自由主义和民主化通过自由地自我适应的社会机制的作用，在早期曾导致最高度的文化创造力。在讨论精英在自由社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中，存在四种今天具有特别意义的此类过程，它们是：

（1）精英群体的数量日益增多以及由此造成的它的权力的下降。

（2）精英群体的排他性土崩瓦解。

（3）这些精英的选拔原则的变化。

（4）精英的内部构成的变化。

3　第一个过程：精英数量的增加

及其所导致的后果。

由社会的秩序对于精英形成的第一个作用，是增大向精英群体的涌入，因而增加这些群体的数量。起初，与数量相当有限的、以前控制着或多或少易于管理的社会的这些群体的僵化和排他性相比，这种增加导致了富有成效的多样性。但是，超越某一点以后，这种多样性现在又让位于散漫性。当然，一个社会的精英愈多，每一个精英便愈是趋于丧失作为领导的功能和影响，因为他们相互抵消力量。在一个民主的大众社会，尤其是在一个具有巨大社会流动的社会，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成功地对整个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4　第二个过程：精英的排他性的崩溃

晚期自由大众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缺乏及其原因。我们为什么没有动当代的艺术风格？独裁集团为什么没有遇到有效的道德抵制。

第二个恶化的转变在于这样的事实：民主大众社会的开放特性，同该社会规模的增长以及普遍的公众参与的趋势一起，不仅产生了过多的精英，而且还剥夺了这些精英为升华冲动所需的排他性。如果丧失了这种最低限度的排他性，那么，对情趣即风格的指导原则作深思熟虑的培养便成为不可能。如果对于世界的新的冲动、直觉和新鲜的探究在小群体中来不及成熟，它们将被大众理解为纯粹的刺激。其结果，它们与充满现代大都市生活中的许多一时的轰动便一起消失。在曾经是新的轰动之后，我们所不断发现的是日益增多的热望，而非创造能力和成就。有关著名艺术史家里格尔（Riegl）在上世纪末所指出的那种症状——即：由于“比德迈”（Biedermeier）⁽⁷⁾式德国没有产生其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因而从显然属于过去的旧风格的迅速而成功的复兴中获得其灵感——的社会原因就在于此。不过，相应的非确定性和领导的缺乏还可在其他文化生活领域，亦即哲学解释、政治生活等等领域被发现。如果这种变化的研究者不习惯于注意在直接而具体的事件背后起作用的社会机制，他便倾向于相信：在这一时期，人性一下子发生了变化，人类今天比早期更少有才能、创造性和首创精神。然而，把晚期的自由大众社会缺乏领导诊断为在选拔精英方面出现恶性变化的结果，可能更好一些。我们必须进一步承认，正是这种对于现代大众社会的指导的一般缺乏，才为具有独裁野心的群体提供了机会。如果这种群体成功地获得了某种政治整合，它们便能够贯彻其纲领，而不会遇到其他社会群体的任何大的抵抗。它们没有真正的抵抗，是因为能够给予价值观、情趣和评判标准的所有精英，全都相互抵消了力量。

现代大众社会的指导的普遍缺乏在战后德国能够最清楚地被观察到，那时的德国，主要由于通货膨胀，旧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和心理上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以此种方式被震出其自己的社会壁龛的群体类似无组织的群氓，他们极少成为被整合的。

这种情境中，这些人对新的经验变得很敏感，但对出现持久的反应模式的机会却微乎其微。与德国相比，英国则是那些大众社会中的最新趋向因旧的有机纽带的存留及其伴随的作用而被延缓的国家之一。法国也使一些较小的城市和省份作为使其免受大众社会机制侵害的反对力量。

5　第三个过程：支配精英选拔的原则的变化

选拔的三个重要的原则：血统、财产和成就。种族原则与成就原则。授予特权的民主形式及其似是而非的谬论。

选拔精英的方式的最新变化还促进了消极民主化。如果一方面，为了创造文化，精英必须是相当排他的，那么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应当以某些限定的方式从社会中得到补充。确实，人们不能否认，像等级制一样的排他性智力群体能够创造文化生活，甚至是过分精制的文化——一个人只需想想巴比伦和埃及的秘传的祭司文化就行了——但是，恰恰因为这种社会的近亲繁殖，这些类型的文化趋于丧失其生命力和活力。⁽⁸⁾出于这一原因，文化要想繁荣的话，那么理智地讲，这些群体就应当既是排他的，又是易接近的。每一个从某种其他社会阶层加入精英队伍的人，都随身带来了新的兴趣和新的观点，活跃了这种精英借以生存的氛围。同时，他又是精英与那些精英为了其听众而必须求助的其他群体之间的中介。

但是，甚至在这种选拔范围内，大众民主也表现出消极的症状。如果一个人回想一下迄今为止一直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选拔精英的基本方法，便可区别三种原则：依据血统、财产和成就的选拔。贵族社会——尤其在它根深叶茂之后——主要按照血统原则挑选精英。作为一项补充，资产阶级社会逐步采用了财产的原则，也就是仍对智力精英通行的原则，因为教育或多或少只为富家子女所享受。当然，成就原则确实与早期的其他两项原则有关，但是，成就原则日趋成为社会成功的标准，则是现代民主（只要它是朝气蓬勃的话）的重大贡献。⁽⁹⁾从整体上看，现代民主制是一架结合所有三项原则的选拔机器。其精英鱼龙混杂，成功者有男有女，他们依靠三原则中的一项或多项获得其地位。从社会公正的着眼点来看，无论一个人对于这种结合的态度可能是什么，它都无论如何以相当巧妙的方式把抑制性的保守选拔原则与触动的进步选拔原则结合在一起。⁽¹⁰⁾依据成就的选拔在此是能动的要素。在一个只有成就原则才是要紧的开放性大众社会精英的选拔怎样进行，我们尚未有明确的想法。有可能的是，在这种社会中，精英的交替将会太过于迅速，基本上应归于统治群体影响的缓慢而逐步扩展的社会的连续性，在该社会中将是缺乏的。然而，对当代大众社会的真正威胁似乎不在于成就原则突然居支配地位，而在于该社会最近表现出一种放弃作为某些群体权力斗争因素的成就原则的倾向，突然确立了作为广泛排斥成就原则之主要因素的血统及其他标准。

我不必详尽地阐述这一事实。颇有意思的是，最近公开赞扬的种族原则绝不是一个真正的血统原则。该原则不再像较早的时代样是一个少数贵族的血统和传统的纯洁性问题，相反，它在此已成为民主的，并相当突然地把没有任何成就便处于社会支配地位的特权给予了广大民众。迄今为止，主要以生物遗传为理由来要求某些职务和地位，而把其基于成就的成功仅仅放在次要地位，一直是常常令人妒忌的贵族特权。然而现在，在许多国家，甚至一个特定群体的最不重要的成员也希望不通过任何对成就的公认，而仅仅根据其生物遗传就被视为优等人。在此，我们对那种我们曾经称之为消极民主化的过程再次进行特有的说明。既然在现代民主社会第一阶段中，不受限制的自由和自由竞争之原则足以显示出一般平等，因而对每一个人表明了同样的义务和权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原则便有了反作用。在此种意义上讲，整个平民现在成为一个特权群体，普通人被赋予纯洁种族的一员，同时又免除其个人成就责任的特权。在正迅速地改变其意义的诸政治原则之间盛行的冲突中，决定因素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权术。因此，提出异议：从长远来看，给予每个人同样的“特权”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这在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并不切题。我们将不去探究被免除了成就原则的大众社会的疑难性质。而仅仅指出，为民主本身的兴起提供了正当理由的，恰恰是这种新的选拔原则。只有在这种原则的基础上，大众社会才能有勇气反对以前居支配地位的传统原则。某人可能已经看到，除非机会均等的原则与客观的成就原则和公正的社会选拔原则相结合，否则，大众社会必定堕落为法西斯主义。

6　第四个过程：精英构成的变化

本土精英与流动精英。西方文明大体是流动精英创造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与世俗人道主义。社会退化在个人心理上的反应。

最近几年，文化创造中的进一步紊乱起因于精英构成的人为的变化，⁽¹¹⁾知识界的土著要素与流动要素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深远的变化。为了理解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就必须记住西方文明的文化精英从其起源便是地方文化的代表，即来自乡村的有着固定社会地位的代表，与并不限于任何一定地域的知识分子代表的融合。既然现代文化生活有其牧师教育的起源，它便从一开始就吸收了相当多的国际主义要素。牧师文化主要是一种国际秩序的表现，它作为特殊的地方和民族环境的反映只占第二位。世俗人文主义继承了基督教人文主义，并采取了以尘世为基础的国际文化运动的形式。但是，随着文化的民主化，在人文主义者和有教养的人的阶层中也开始出现了一种地方主义倾向。在迟到的都市艺术风格中首次创造了一种真正的地方色彩的，正是按照地区和省份进行创造和思维的、已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因此，与普遍的看法相反，西方文明的历史不能被描述为从地区和省份的文化到民族和国际的文化的演进。相反，紧随着国际文化整合（尽管这只限于狭窄的精英圈）的汹涌澎湃的巨浪，先是地方性的，然后是区域性的和民族性的文化模式便逐次成长起来。以我们之见，文化生活是由一些殖民僧侣首先带到北欧的，他们把超地方和超部落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强加给蛮人。长期以来，正是这些移居者——这些个人并不限于任何特定的地方——促进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传统。土著要素只是非常缓慢地才逐步具有其自己的文化的。从那时起，两种文化群体在每一个国家就一直处于相互冲突之中。其中一种群体，不仅在眼界上，而且在实际中，始终限于其地方舞台，把甚至来自毗邻地区的无论什么东西都视为异乡的和外邦的。与此并列的是，也一直存在着某些流动的个人的影响，他们没有合并于土生土长的居民之中，而宁愿生活在以一种真诚的伙伴关系把欧洲的文化共同体愈加联合在一起的那些地方和人民中间。站在革命知识分子边的法国大革命，是流动的都市知识分子的表现方式；相反，接踵而来的反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则体现了那些更为深刻地受着其地方和省份的独特而个别发展影响的群体之兴起。只要有机体的进化延续不断，这两种类型的人及其思潮便相互增进。流动类型的影响把那些因对本乡本土有着情感依恋的特性和放心未来的意识而变得更为稳固、惬意和满足的土生土长的类型，从知识地方主义中解放出来。同时，后一种类型又迫使更为抽象和过于流动的要素考虑具体的事实、地点和缓慢成长起来的其直接环境的传统，并在心理上同化它们。⁽¹²⁾

正如我们可以从当代的经济形势中观察到的，在技术和国际贸易的最高度的发展中所出现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和运动一样，障碍现在也正出现于文化领域。地方文化的代表正试图把与国际文化相联系的那部分代表排斥在他们之外，因而有摧毁自人文主义发轫以来有助于组成我们文明的一切的危险。波恩（Bonn）教授所描述的经济生活中的那种反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也发生在现代世界的某些大国境内。⁽¹³⁾更确切地讲，土生土长的群体正孤立于流动的要素，因而正在同我们的文化从基督教和世俗的国际倾向中所获得的一切相异化。

诚然，许多伴随这种非殖民地化过程的心理和智力现象只有按照这种退化才能得到解释。在过去，正常的选拔机制往往把文化价值的载体推至顶点，或者随着上升的群体的兴起而对其加以教育。而现在，消极的选拔却把杰出的地位给予了那些不能达到现代文化标准以及缺乏驾驭其冲动和自我控制的人。作为其胜利的结果，这些人的价值观变成了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诸动机的内在冲突也在个人心理生活中产生了。最后，在这一领域，消极的选拔在以下意义上也出现了：早期的文化载体开始为其缓慢得到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感到羞耻，并逐渐把这种价值观看做是软弱的表现和懦弱的形式。需要如此多代人的努力才实现的冲动的升华逐渐瓦解，混乱而未受训导的精神要素愈来愈明显地转为公开。因此，精英的消极选拔最终转变为人类心理盛行的经验和特征的消极选择。在文化领域，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之中的积极选择，亦即有效的抑制力量，控制着反社会的原始的冲动，但是，在消极的选择中，它只是消灭了那些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才获得的升华。⁽¹⁴⁾

7　自由大众社会中公众的形成

（b）何谓“公众”？文学持续成功的社会学基础。有机的、瓦解的和组织化的公众。重心从正规的选民向前非选民主和青年转变。

然而，文化社会学的任务不限于描述精英是怎样产生的。它还涉及精英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在此所考虑的下一个问题是精英与“公众”的关系。为了阐明这一点，首先有必要谈一谈形成公众的过程。

精英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某些社会结构，虽然这些结构纯粹是暂时的，但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和稳定性。其功能是作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媒介。在此还可以指出，从少数人的自由民主到真正的大众民主的转变摧毁了这种中介结构，提高了完全流动的大众的重要性。在文学和戏剧领域，这可以表现为这样的事实：在早期，一旦作家有了自己的读者公众，他就能够引起至少一代人的兴趣。在解体的大众社会里，公众只是暂时被整合在一起的，他们相聚一堂只是为了看一场既定的戏剧，然后便四处分散。在这样的公众面前，演戏的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剧团，而是仅仅为了演出这场特殊的戏剧才凑合在一起的戏班子。正是在瓦解阶段的社会中，这种公众才取代了以前从完全稳固的群体中挑选出来的永久性公众。这种变幻无常、动摇不定的公众，只有通过新的一时轰动的事件才能聚集在一起。对于作家来说，这种情况的后果便是，只有其第一部作品的发行往往会成功，而当他们创作出第二和第三部书时，欢迎其第一部书的同样的公众可能已经不再存在了。凡是在有机的公众解体的地方，作家和精英便直接转向广泛的大众。其结果，与通过被称为“公众”的社会单位的那种中介来行事时相比，他们更易于受大众心理法则的支配。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人们在自由大众社会的最近阶段试图以有组织的公众形式获得一种新奇和多少有些强制的解决。于是，工人的戏剧就在工会或其他类似的组织化的群体面前演出。就此而论，在自由大众社会极端状况下，出现了一种在被调节和有计划的社会中才具有其前途的解决方法。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从有机的公众经解体的公众再到未来的人为组织化的公众这样的公众发展的转变。

正如我们根据戏剧所表明的那样，恰好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如在政治领域——也同样能够指出公众形成的现象。在此，在少数人的民主的阶段，广大群众与精英之间也存在中介团体，例如由或多或少坚定的选举追随者所代表的中介团体以及由报刊所界定的各种政党。在民主扩大为大众民主的阶段，那些迄今没有选举权的人和尚未下定决心的年青一代的角色，作为以上描述的、那些或多或少确定的政治中介群体的支点而变得更加具有决定性。⁽¹⁵⁾出于这些缘故，在自由的大众民主中力求获得某种重要性的政党，便转向了这些尚未组织起来的大众，并通过诉诸情感的、非理性的象征——如那些通过社会心理学才可得到理解的象征——沿着所期待的方向影响他们。但是，在此也如同拥有戏剧公众那样，专政一旦获得了权力，它便会把呈现为热诚一时的群体整合形式的、曾是其自愿的追随者变成组织化的政党。

8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c）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当代智力活动受轻蔑的社会原因。原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文人。在自由主义下，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已变为“相对独立的”阶层。使这种自由成为可能的机会的消失。知识分子的社会来源的变化及其对文化质量的影响。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理论化过程的态度。在社会生活和智力生活中施加压力的倾向。

我们面临的深一层的问题，是精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及其与各种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

智力文化的载体是否是或多或少的贵族“社会”的成员，或该载体是依赖于个人的资助、自由和自动地自我整合的公众，还是组织化的群体这一问题，与这些精英的命运以及社会中流行的看法的类型并非无关。现代的、通过教育扩大社会升迁机会的第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¹⁶⁾脑力劳动市场上的人比社会今天所需要的从事脑力工作的人要多。⁽¹⁷⁾

这种过分供给的真正意义不仅是智力职业丧失其社会价值，而且还是文化和智力活动本身为舆论所轻视。外行认为，智力文化为了其自身的缘故总是被高度地评价。然而，智力文化的社会价值是那些生产它的人的社会身份之功能，似乎是一个社会学原则。照此而论，获得一般认识对于智力文化来说不仅需要长久的时间，而且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生产该文化的那些人的社会地位往往对被置于该文化上的价值起决定作用。与具有贵族血统的武士阶级相比，智力型贵族只是非常缓慢地获得其地位。我们能够指出许多奇特的情况，如大学教授的身份取决于拜其为师的贵族青年的人数。我们从希腊史中知道，造型艺术被蔑视了非常长的时间。因为从事这些艺术的人起初都是奴隶。另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突然需要受过教育的官吏，对于现代智力文化的社会升迁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减少了宫廷神学的市场价值和某些其他形成的智力活动，而引起了法律教育的价值的上升。

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相反方向的运动。知识分子的供过于求降低了知识分子和智力文化本身的价值。这种拥塞没有在民主社会的前一阶段出现与这样的事实密切相关，即那一阶段是少数人民主的时代。除了贵族家庭之外，有教养的阶级主要是从有产阶级中如此得到补充的，以致财富逐渐成为教育不可分割的先决条件。因此，知识分子在“上流社会”获得了它的地位。虽然真实地讲，在18世纪许多学问高深的人是来自较下层的阶级，但他们所走的是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¹⁸⁾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愿望的适应是由以下事实保证的：在许多方面，他们依附于这些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富裕阶级民主到文化不再是少数人财产的大众民主的现代转变，起初具有有益的结果。知识界与“上流社会”的联系过于密切，导致了知识分子按照阶级的框框形成其文化观。结果，智力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阶级的特征。知识分子从“上流社会”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为或多或少与其他阶层相分离的阶层，以及从所有社会阶级中得到补充，导致了自由的智力和文化生活的惊人的繁荣。像沙俄知识分子或整个欧洲最近100年的真正有价值和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所体现的那种极大的精神可塑性和深深的道德责任感，是人类最大的成就，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从前总是参与智力生活的阶级偏见。然而，既然随着知识分子供给的增加，从中选拔这些知识分子的阶级就文化创造目的来说愈来愈贫乏，那么，这种建立在日益拓宽的基础上的选拔，便有了相反的效果。

对于智力活动无疑最不适应的，不是经济上最贫穷的阶级，而是在现代生产过程中最没有前途的阶级。出于这种原因，在这些阶层的居民中所形成的基本冲动，趋于产生出就他们的其他方面人类素质来说十分有限的类型。如果在某一社会中，各个阶级有着十分不平等的生活标准、不平等的闲暇机会，以及颇为不同的心理和文化发展的机会，而该社会又把文化领导的机会给予愈来愈广泛的种种阶层的人，那么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那些在生活上注定处于更加不幸地位的群体的通常观点，越来越趋于成为整个社会流行的观点。在极少数人于文化上是活跃的贵族统治的社会，较少幸运的阶级的、下层普通水平的文化仅限于其自己的生活领域；而现在，作为大规模上升的结果，普通人贫乏的智力和狭隘的眼界却赢得了普遍的尊重和重视，甚至突然成为人们寻求遵循的模式。正如今天主要仍在英国发生的情况那样，上层阶级能够同化来自下层阶级的逐步涌入；然而，一旦这种涌入变成大规模的，旧的智力阶级便丧失其同化的能力，并且其本身也被淹没。

认识到这种实情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如下询问：“为什么在无产阶级怀着自己的文化抱负首次涌现出来并开始施加文化影响的时期，文化没有呈现出大众的特征？为什么文化衰落的消极症状，只有当文化民主化开始影响不同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时，才首次显而易见？”为了解释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首先询问近来哪些社会阶级确实已正在握有政治和文化领导权。回答是：下中等阶级。其包括下层雇员、小官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农，以及穷困的领取年金者。⁽¹⁹⁾

从本质上讲，既不存在这些阶级不应当提供文化精英及其他任何精英的理由，也不存在从这些群体中进行的选拔不该有积极价值的理由。在原则上这是正确的。然而，更为精确的分析却指出了当这些阶级有助于形成精英时文化特质为何发生变化的原由。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²⁰⁾等人以来，我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社会阶级有着相当不同的观点，一个阶级的精神特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相应地，一个群体对于进一步工业化的进展和技术的合理化所具有的兴趣，在目前情况下是极为重要的。某些阶级和群体就其生存而言，依赖于工业化的发展和大规模生产单位的创造。它们的经济地位使其对技术的合理性以及人的理性能力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抱有同情心。显然，把其存在归功于工业化、大工厂的技术发明，以及某些社会关系的理性化的无产阶级，将无意识地趋于沿着这一方向推动社会的发展。⁽²¹⁾因此，例如在无产阶级独掌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把这一原则推进到如此遥远的程度，以致即使不出于其他理由，它也继续积累和投资，以便作为一个与农民对立的社会阶级而自我扩展。

指挥着自己小小的个体经济单位的小业主、小店主和手工业者把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生产视为敌人，因而对于进一步的工业化和理性化有着迥然不同的态度。⁽²²⁾为了维护其独立性，他们必须摧毁康采恩、大工厂和百货商店。如果他们打算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技术合理化将会被搁浅。任何完全有能力以社会学术语进行思考的人都懂得，若不引起人的全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相应退化，是无法在一个领域压制理性的。任何想要返回到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去的人，也必定沿着前资本主义路线改造我们的全部观点。为了挽救自己，他必须人为地阻止由于技术合理性的促进而越发迅速地向未来工业化和大规模的组织前进的、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正如工业无产阶级力争通过把每个人都变成无产者来改变阶级体系的形式一样，“新中等阶级”则试图通过任意使用所有为使工业发展进程倒退，限制合理化工业的扩展以及阻止具有全部人道理想的现代理性类型人发展这样的政治手腕来挽救自己。从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情况来看，显然，按照这些群体或阶级的愿望而进行的社会秩序的变迁不会自我发生，而必须通过强力使之达成。虽然一个人可以仅仅赞同无产阶级、工业化、理性和启蒙，但是，在目前阶段，此种社会秩序同我们所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的人一样，不具有自发产生的机会。它似乎需要使用强力，或无论如何需要有计划的干预。它必须通过各种社会和智力的控制技术加以系统地培养。因此，也是在这一点上，民主社会的无组织性成长终于成为专政。而且，专政还把所有那些由于以强制制度取代自发发展过程而产生的危险，随身带入了文化领域。

9　大众社会中的智力生活问题

自由主义的社会机制在智力生活领域的错误发展，可部分归因于从少数人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过速转变。“多数”本身并非是邪恶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批评了自由民主社会的功能的某些反常发展——不怕被误解为该社会的反对者。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自由制度和民主的巨大实力就在于它们能够承受批评，只要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便有足够的弹性以发现导致革新的道路和方式。我们批评的源泉既不在于对今天如此广泛的大众给予势利的谴责，也不在于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之原则进行低劣的抱怨。根本的驱力宁愿说是向那些仍把自由与公正视为根本价值观，并思考在现代世界的技术和社会变迁的条件下保卫这些价值观的适当方式的人发出呼吁的愿望。这首先意味着对正在这个大众社会时代出现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中的恶化倾向及垄断的成长保持警惕。我们坚信，像社会发展早期阶段上的各种社会或多或少所获得的模式那样，现代社会迟早能够将其各种要素形成稳定而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模式。现代社会的主要困难，与其说在于它的庞大性，不如说在于自由主义的组织方式尚未达到这样的级段：其中，它能够产生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所需的有机关连（organic articulation）［Gliederung（划分、分段）］⁽²³⁾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表明，当同样的人形成不协调的一群时，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²⁴⁾我们如此之多地听到的那种卑鄙行为，实际上归咎于不协调的一群，自由社会运行中的缺陷大概是过渡的征兆。对一个只存在知识分子有限选择的社会适合的选拔过程及其相应的制度，在未曾打算用它们处理的大众涌入的冲击下正在土崩瓦解。

但是，即使我们已经提到的、自由社会运行中的缺陷只是过渡的结果，这也不意味着它不能毁灭文明。然而，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专政绝非是与自由主义的赘疣和消极倾向必然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就是说，专政不是自由民主社会秩序的替换物，因而本身也不是包治该社会出现的一切弊病的灵丹妙药。专政本身是从大众民主力量的消极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其仅仅是一种使自由社会发展中一个天生短暂的阶段保持稳定以及为维持某一群体片面的利益，而以其全部缺点强化和延长这一阶段的暴力尝试。

10　起因于文化生活调节中的、特别是专政中的若干问题

专政本身尚非计划。当代的专政为什么趋向于极权主义。计划社会中的批评问题。晚期自由主义社会的舆论危机。从乌托邦论到怨恨。专政下的批评。甚至在智力生活领域也不能回避计划。计划与强制的区别。

我们不能因为独裁统治社会的整个机制影响文化，便在此对其详加描述。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至少像在分析自由放任社会的作用时所做的那样，仔细地探索专政对于文化的个别作用。但我们必须忍住而不做这种分析，因为一方面，专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另一方面，在文化领域可供仔细观察的创造性计划的事例目前是太少了。所有沿着这些路线的评论都必须以某些相当简单的事实为依据。

首先：专政本身并非计划。全面独裁的权力为某种计划措施所必需，这是可能的——而且这“某种措施”在未来的研究和实际生活的实验室中将会制定得更为明确。⁽²⁵⁾但是，希望仅仅通过建立对社会的专政来治愈危机状态的社会，就如同医生相信他通过禁止病孩哭泣而正在治愈他一样。

仅用一例就可使人们明白，专政不同于计划那种在极权主义国家的意义上将会计划一切的文化计划的正确方案，还必须为批评安排空间。它将必须提供这样一些论坛，其中，富有成效自我批评的结果，即那些受计划影响的人的经验，能够被收集起来和公开表达。任意的批评和不负责任的公开的喋喋不休谈论确实会有一个毁灭性的影响，但是，对批评的完全压制只能有消极的结果。甚至最为虔诚的自由主义者也必须承认对当权集团的活动进行这样一种不负责任批评的毁灭性作用，该批评仅仅为了获得对批评者注意这一目的，而批评者本身并未感到一定要提供一种改善环境的积极建议。在此，我们再次获得了一个消极发展的自由主义——在大众占优势的时代允许自由主义所提供的自由被用来无拘无束地反对自由主义自身，以及准许自由主义自身创造的社会机制被对手滥用的自由主义。

我们愈是沿着自由民主社会的历史向前，该社会的反对者便愈加频繁地散播一些意义不明而又“包罗万象”的、给予了每个人某些东西的纲领，或者对于他自己提出的未来的解决方法拒绝给予甚至是最少的阐述。这两种方针是暗示大众的心理学定律的明显例证，它们使对付社会危机极为困难，因为它们使我们突然从理性的解决后退到信仰的治愈。

这些对立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为了获得支持而依赖于普通人的精神被动性以及对社会事务缺乏判断力的智力专家的狭隘眼界。在蛊惑运动的高级阶段，说话不明确、在试图塑造未来中藐视理性的应用，以及一味地要求盲信，都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的智慧。于是，一个人享受着双重便利：一方面，只在批评其对手时才不得不使用理性；另一方面，同时又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无节制地动员所有消极的敌意和愤恨情绪——依据齐美尔（Simmel）的“集体行为的消极特征”原理。⁽²⁶⁾这种情绪比积极的纲领更容易使众人统一。由于不对一个人自己的目标宣称任何积极的东西，便避开了在自己的追随者中造成分裂的危险。尽管旧的社会反抗形式至少建构了所谓的乌托邦——就其把白日梦与实际的可能性混为一谈这一意义上讲，它确实是批评不当——但在后来阶段，甚至连创造白日梦的智力上的努力也不需要了：一个人只需要激发受挫的情感和公民内心中的不满，而完全不需要在一个人的纲领中考虑智力的一致性。

说到旧的批评形式的非可能性，即未依据计划被整合成社会秩序的、自由而不受控制类型的非可能性，甚至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今天也会承认，在政府的工作日益需要专门的技术知识以及最重要的事情都是由专门委员会而并非由一般议会会议的审议解决的世界上，适当的控制不可能依赖于普遍的认可和彻底的公开性。这对于主要需要如此精专的知识，以致不负责任的瞎扯既无控制价值也无指导价值的各个文化生活领域，确实同样适用。十分可能的是，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提供某些形式的类似我们的俱乐部、顾问委员会，或者甚至宗派这样的封闭性社会群体。在这些群体中，可以进行绝对自由的讨论，但并不会面临更为广泛的公众的早产而不能解决问题的批评。在这些群体中的讨论会是相当自由的，因为人们将不必为过早地传播所表达的观点而担忧。另一方面，必须从宪法上规定，任何出自这些排他性的封闭群体的劝告和建议，将确实传至当时的政府，并对此施加适当的影响。但是，对于进入这些“秘密社会”或“团体”的许可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且它们还必须保持封闭性，与群众有着生活接触，了解他们的境遇和需要。最早创立舆论原则的自由民主社会很快忽略了在社会上保密的真正意义。它逐渐打乱了以前社会中的、往往是非常明智地做出的设计——如根据年龄或社会等级的上升逐步进入不同的保密阶段的体制。我们不必否认舆论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超过许多好的作用，因为它使腐败变得更为困难。但是，我们越是发展到大众社会，无关节（inarticulated）的公开性原则（这就是说，许多人以群众的形式聚集一团而又未进行有机的再划分）便越是自相矛盾——就其趋于扰乱社会创造的根本前提以及其转变为具体的行动而言。这些根本的前提之一是，社会思想在被精制成为切实可行的形式以前，大众不该对此加以批评。公开性的范围日益扩大的恶果在以下命定的事实中能够最清楚地被观察到：自世界大战以来，对外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讲已变得日益公开，在以前外交圈子里进行内部讨论就已满足需要的领域，大众情绪的浪潮不得不被加以认真对付。自然，这绝不证明以前的保密和国际外交中的阴谋诡计是正当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只是跳出了秘密外交的油锅，又落入了日益任凭公众的奇思怪想摆布的外交政策的火坑。我们从这两种极端的歪曲中至少可以学到理智地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在一个以关节方式接合完好的社会，舆论不是难以预测的、偶然的情绪整合，而是为自身创造了批评喉舌的公众控制的原则。这些喉舌被如此地合并到了社会，以致它们能够指望完全的保密，假如有必要的话。然而同时，它们又具有这样的补充制度和规则：依据这种制度和规则，这种保密的滥用——重用亲戚、裙带关系，等等——能够通过道德约束力的行使而被制止。这种对批评进行计划的确切细节在此不可能制定出来。像医药一样，社会制度是由不同的成分按不同的比例混合而成的，未来将给我们提供具体的细节，假如我们愿意以我们习惯于观察自然现象的那种分析方法来观察社会的话。

借助诸现存的专政，我们有了研究这种现象的重要试验室。只要它们继续存在，处于控制的中心地位的人就必须因当代社会的庞大性而把某些信息和批评的渠道控制在自己手中。在专政下，也必须有能够观察被统治者的反应的途径。⁽²⁷⁾间谍活动的密探系统与地方当局不受控制的权力哪一个终究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尚未确定。只要专政不以新的疏浚意见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议会、新闻界，等等，是其中之一，最终结果只能是崩溃。因此，没有计划的专政在此也引起退化，因为它在那些以前按权限等级组织起来的从属地位中建立了许多不协调的小专制政府。

如果有计划的批评最终没有被整合进专政的结构中，它必定由于这一缘故而失败。或是不满于以如此的形式爆发，即在造反和反革命中爆发，以致它不再能够被同化进社会有机体之中，或是居支配地位的群体丧失了与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活网络的联系和变得如此官僚化，以致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洞见不再成为可能。不现实的严密管辖破坏和最终以“计划”的手段，阻止了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有序运行。

在所有这一讨论之后，人们也许有理由提出疑问，在大众社会的这一阶段一切是否并非无望？以及我们是否并非正在走向无法逃避的社会和文化衰退？这绝非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意见是，自由的大众社会在其发展上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其中，不断的放任自流导致了大灾大难。甚至在文化领域，如果设有计划，我们也将不能取得进展，而且我们必定最终认识到，对在少数人民主中盛行的个体化精英类型适合的教育体制，如不做某种更改，便不可能成功地延续到大众教育。⁽²⁸⁾一句话，我们不应当等到低劣的管理使这些把计划视为单方面强权统治并为其利益而发挥功能的群体掌握权力。计划既不意味着依靠凌驾于生机勃勃的社会团体之上的专横力量来进行的统治，也不意味着以独裁的企图取代创造性的活动。计划意味着依据有关整个社会机制及其运行方式的全面知识自觉地攻击社会秩序失调之源。它不是治疗症状，而是攻击战略要点，充分认清结果。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文化领域（严格地讲也在经济领域）从未有过绝对的自由主义，例如，与社会力量无指导地起作用相并列，始终存在着教育的调节。自由国家也调节所有这样的制度：借助该制度，其不仅决定被提供给各阶级的知识种类，而且也实际培养这些为该社会的持续存在所需的模式化的行为型式并有助于精英获得这类型式。因此，如果我们强调最满意的安排将是使自由而有创造力的主动性领域符合有计划的制度框架，那么，这不会与自由民主社会的性质相悖。在未来，这种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领域必须永远被加以指导，以便防止歪曲和崩溃的可能产生。然而，如果诸事变在未来要想得到控制，我们就必须具备有关文化生产与崩溃的社会过程之法则的知识。此外，必须永远铭记，从少数人的民主向组织化的大众民主转变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其本身必须加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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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习惯于谈论社会时文化的影响，并以此种方式系统阐述我们的问题。如果某人把“社会”想象为一个与文化领域相脱离的独立自足的领域，这是错用了术语。然而，如果某人把社会看做是某些（调整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的）因素和原则的总和，并在此意义上研究社会对文化的影响，这被证明是正当的。当我们谈及社会生活对文化的影响时，我们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亦即在各种社会组织的原则如何影响文化的形式与内容这一意义上理解这一影响的。

(2) 参考此处。

(3) 某些国家存有关于知识分子和精英的广泛文献。由于是从他们在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身份来期望的，因此研究带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因为主题非常复杂，文献十分广泛，我们在此仅限于提及最有启发性的几项。不过，有关这一主题的系统而综合的著作是不存在的。

大概问题首先在最先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术语的沙皇俄国获得讨论。在这一方面，我们可参考拉甫罗夫（Lavrov）的《简明历史》，米海洛夫斯基（Mikhailowsky）的《论文集》（俄文），奥威山科-库利科夫斯基（Ovesianko-Kulikovsky）的《俄国知识分子史》，马萨伊科（T．G．Masaryk）的《俄罗斯精神》，两卷本，伦敦，1919年（德文原本，1913年）。［我感谢剑桥大学的波斯坦（W．Postan）教授提供了这些参考文献］。W．帕累托的著作对于理解整个精英问题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在此引证《社会学通论》（巴黎—洛桑，1917年；英译本为《心与社会》，邦吉奥诺和李文斯通译，纽约，1935年，四卷本）；在该书的“问题纲目”中，应首先参考：“社会阶级或等级”，“精英及其循环”；还进一步参阅他的《社会主义制度》（巴黎，1926年），尤其是参考资料索引：“贵族”、“相同社会现象的持续”，“平均主义社会中的贵族的形成”，除了帕累托的著作外，Ch．莫拉斯也以法文促进了讨论：《智者的未来》；J．本达在其著作中应用了更为综合的方法：《大出卖》（纽约，1927年），《永恒的目的》（巴黎，1929年）；还进一步参阅L．弗兰：《精英循环》（巴黎，1911年）；莫路易斯：《领导阶级：贵族、名流、精英》（巴黎，1910年）；P．鲁西尔斯：《现代社会的精英及其角色》（巴黎，1914年），A．M．C．桑德斯和P．A．威尔逊：《职业》（牛津，1933年）；W．麦克唐纳《脑力工作者及其工作》（纽约，1924年）；W．考茨尼西：《需要学问的职业方面的失业》（牛津，1937年）。关于德国的讨论，参阅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版，1930年，第121—134页（L．沃斯和E．西尔斯合译的英译本为Ideology and Utopia，纽约，1936年，第136—146页和文献目录）。还进一步参阅H．斯佩尔：“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学”，载《社会》（1929年），以及其发表的“社会政治团体”和“关于脑力劳动者的地位”两文。还参阅W．H．布鲁福德：《18世纪的德国》（剑桥，1935年），E．康-布拉姆斯泰德：《德国的贵族与中产阶级》（伦敦，1937年）。除了本研究的出版物外，我还在尚未发表的研究中详细论述了全部的知识分子问题。

(4) 在此，我将只引证下列其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的组织精英的文献，F．马尔萨尔：《工业精英和金融精英》，巴黎月刊，第19号；F．德莱希《民主与金融家》（巴黎，1910年）；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第三部分第6章：“官僚制”（图宾根，1925年）。还参阅F．W．陶西格和C．S．约瑟林：《美国商业大亨》（纽约，1932年）；K．戴麦特：《德国军官团及其社会—历史基础》（柏林，1930年）；K．维登费尔德：（资本主义与官吏）（柏林，莱比锡1932年）；B．米利亚姆：《商人史》（纽约，1938年）；J．P．帕劳斯基：《大企业中的企业首脑的角色》（巴黎，1924年）；T．奥德卫：《领导艺术》（纽约，1935年），J．N．怀特海德《自由社会的领导》（马萨诸塞，坎布利奇，1936年）。

引证著名金融家和企业家传记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但还有许多研究如汉泽曼（Hansemann）和巴林（Ballin）、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和布莱赫勒德（Bleichöder）以及赫斯特（Hearst）、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福特（Ford）等等那样人的自传、书信和今昔文件的机会。这对于揭示了最引人注目的、具有社会学重要性的、选举统治阶级之方式的政治传记和回忆录这一广大领域，同样适用。

(5) 例如，我想起了像贝多芬时代维也纳贵族沙龙那样的圈子。奥地利和匈牙利贵族那时致力于音乐，贝多芬得到了知音和慷慨的支持。我们有关他作为一个被误解成寂寞的天才的肖像，愈来愈被揭示出是一个浪漫的传奇［瓦尔特·理兹勒（Walter Riezler）：《贝多芬》，柏林和苏黎世，1936年］。

同样，北德的贵族沙龙也是重要的，克洛卜施托克（Klopstocks，18世纪德国叙事诗和抒情诗诗人。——译注）一家、M．克劳狄乌斯（Matthias Claudius，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德国诗人。——译注）以及其他人在此相会于埃姆肯多夫（Emkendorf），或丹麦雕塑家托瓦尔森（Thorwaldsen）与兰茨奥斯一家（the Rantzaus）在此暂时逗留于布赖滕堡（Breitenburg）［施勒斯维希—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参阅布兰德（O．Brand）：《施勒斯维希—荷尔斯泰因17至18世纪之交的精神生活与政治》（基尔，1927年）。

我们不必提及魏玛宫廷对歌德、席勒和维兰德（Wieland，德国洛可可时期的诗人和文学家。——译注）、慕尼黑对瓦格纳的重要性。但是注意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富商和银行望族怎样在文化生活中发挥其作用是必要的。与朋友勃特拉姆（Bertram）一起为鉴赏德国中世纪艺术做了如此多的事情的博伊赛利（Boisserée）兄弟，属于最初来自比利时的、科隆的一个富商望族。他们对中世纪绘画的收藏和研究唤起了浪漫主义派的兴趣。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德国作家、批评家（1772—1829），其哲学思想曾启发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运动。——译注］与他们在巴黎相识并一同来到科隆。当歌德于1810年在海德堡看到收藏品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琴凯尔（Schinkel）——柏林伟大的建筑师——对哥特式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国王都同样受博伊赛利兄弟周围的浪漫主义圈子的影响。如果这种对中世纪德国的绘画和艺术的兴趣取代了德国王侯及其宫廷对法国和意大利艺术的偏爱，这要归功于爱国主义以及对与“拉丁艺术”相反的“日耳曼艺术”的、日益觉醒的民族自豪感。类似的重要圈子在汉堡贵族中也可见到，在此，龙格（Ph．O．Runge）在贵族商人望族中找到了许多知音。将近上个世纪末，这种社会群体的进步精神与德皇培养出来的官方学院派的、乏味的氛围发生抵触。“蒂尔加滕区”（Tiergerten），这个新兴柏林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的生机勃勃的中心，成为身为柏林一犹太富户之子的李贝曼［Liebermann，德国油画家和铜版画家（1847—1935），领导过德国印象派，是柏林人脱离派（1899年）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译注］所领导的“印象派”和“脱离主义者”的社会环境。艺术商卡西勒（Cassierer）对这一领域的意义，就等同于独自制作的出版者费斯彻（S．Fischer）对于现代德国文学的意义［参阅P．科恩-波赛姆（Paul Cohen-Portheim）：《欧洲的发现》，伦敦，1932年，第三部分，第2章，柏林和蒂尔加藤。关于博伊赛利兄弟，见恩南（Ennen）论文，载《德国传记大全》，莱比锡，1876年，第3卷，第87页。还参阅A．德赖斯德内：《艺术评论的兴起》（慕尼黑，1915年）；W．本亚明：《狐皮收藏家》，见《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1937年］。

(6) 以书市的竞争情况为例，由于这种情况在今天的普遍存在，它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好地说明了竞争和民主化过程可以造成消极后果的方式。最近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日益增加的出书倾向：“诸如企鹅文库或R．贝恩德岑（Reclam Baendchen），费顿（Phaidon）版，以及乌尔斯泰因（Ullstein）小说或罗沃尔特（Rowohlt）小说那样的非常便宜的丛书，出版以前曾以较昂贵的版本出版的图书。当然，这些便宜的版本适用于更为广经的公众，否则他们不可能买得起这些书。但是。由于这类书籍的出版含有极小的风险和较低的成本，经常发现一些新作家的、小气的出版商便不去出版他们的作品，因为他惟恐失去市场。创始新生事物的风险变得太大了，有助于文化价值观民主化的倾向，同样有助于商业集中和市场控制，从而助长了垄断和极权主义官僚制的影响。

(7) “比德迈”一词为贬义，来源于一幅漫画《比德迈老爹》——一个中产阶级贪图安逸的诙谐形象，在艺术上指一种介于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风格，即“比德迈风格”，勃兴于19世纪上半叶，曾为德国、奥地利等国的中产阶级所乐道。——译注

(8) 关于知识分子对古老的非欧文化的作用，参阅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宗教社会学文集》（图宾根，1920年），第1卷（中国）第276—536页，尤其是第5章：“士大夫阶层”，第395页及其以下；第2卷第2章：“印度知识分子的正教与异教救世说”，第134—250页；第3卷：“古代犹太教”。

(9) 在17和18世纪的德国，贫穷但有天赋的少年，通过教育在社会等级中上升在19世纪更为容易。幸存下来的中世纪城镇学校以拉丁文授课，在上大学以前不存在专门的考试。中、小学之间的划分尚未存在。当有产阶级和贵族退出了所有的学校，以私人家庭教师教育其子女的时候，这种教师的职位为穷学生维持生活而又未太脱离其工作提供了良机。只有以洪堡［Humboldt，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外交家兼教育改革家（1767—1835）。——译注］的中学毕业考试（Abitur）入门以及附加的研究部分，才首先建立起那种19世纪所特有的、财产与教育之间的联系［布鲁伏德（W．H．Bruford）：《18世纪的德国》，伦敦，1935年］。

1800年后，学者和进入文职机构的申请者中的、更为严格选拔的趋向，导致划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一为柏林和魏玛沙龙的文雅的（往往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都市化知识分子，另一为像雅恩［Jahn，体育家，号称德国体操之父（1778—1852），宣扬民主观点，对青年人有巨大影响。——译注］和阿恩特［Arndt，德国散文作家、诗人和爱国者（1769—1860），他表现了拿破仑时代德国民族的觉醒。——译注］那样的人领导下的、在条顿人运动中所发现的平民类型知识分子。

注意到这种早期的平民知识分子与国家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在思想态度、姿态和象征上有着广泛的相似性，并非没有趣味。人们还注意到，一方面向往自由自革命，另一方面又追求国家社会主义，甚至反犹主义的、内心矛盾的倾向已经出现了。大体上讲，使这种矛盾的倾向符合这种或那种模型的，主要是演进的总趋势。

“组织”精英，尤其是经济和财政的上层阶级，形成了一个几乎是封闭的新的贵族阶层。当时身为“巴伐利亚国家统计局大臣的弗里德里希·察恩（Frierich Zahn）把以下人物列入了经济上层阶级：

（1）拥有100公顷（约250英亩）耕地以上的庄园主。

（2）从事贸易、商业和运输业的独立经营者，但不包括所有的家庭工业，以及所有的依据其职业——即有技能的手工业者的职业——来判断似乎属于中等阶级的那些人（“德国经济结构”，载《政治科学简明辞典》第4版，附录（耶拿，1929年），第986页。“以此假设，察恩估计，依照1925年的人口调查，上层阶级是全部受雇者人口的百分之一。他通过计算曾在《我们时代的人》中发表的著名人物传记，试图估计达到各种地位的社会升迁的机会。《名人录》，莱比锡，1925年。（巴伐利亚国家统计局出版物，《德国人的社会升迁与衰落》第61页。）

以上数字表明，在100位著名实业家中有70位是著名实业家的儿子；在100位富商、出版家、银行家中有67.2位是富商、出版家和银行家的儿子；在100家地产占有者中有85位是同一地位人的儿子。还有某些新来者。15％的其父属于中下层阶级的人以及13.9％、17.8％和14.8％的其父属于上层智力阶级的人，已分别成为著名实业家、出版家、商人或银行家、地主。这种社会变迁如何经常地出自上层阶级的内部通婚，还不得而知，但是，它却是思考作为加入精英行列手段的成就的重要性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10) 关于领导群体，参阅马歇尔（T．H．Marshall）的文章：“英国贵族”，载《经济社会史年鉴》，1937年，A．庞森拜（Arthur ponsonby）：《贵族的没落》（伦敦—莱比锡，1912年），D．维克托（Dixon Wector）：《美国社会的英雄传奇》（纽约，1937年）；陶西格（F．W．Taussing）和约瑟林（C．Joseblyn）：《美国商业大亨》（纽约，1932年）；兰德伯格（F．Lundberg）：《美国的60个望族》（纽约，1937年）；迈耶斯（G．Myers）：《美国财产史》（新版，纽约，1937年）；H．尼克森（Hoffman Nickerson）：《美国的富翁》（纽约，1930年）。

(11) 在德国学术成就中，一直被从事的一个有价值的尝试就是澄清土著的社会要素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参阅J．纳德勒：《德国部落文学与地方文学史》（累根斯堡，1912—1928，第4卷）。还参阅H．克雷内：《贵族的衰落》（莱比锡，1882年）。F．滕尼斯“论19世纪的德国贵族”，载《新评论》，1912年。P．法贝克：《瑞典（和芬兰）的贵族：人口统计研究》，耶拿，1903年。萨沃格南：“贵族的灭绝”，见G．萨勒芒编辑的《社会年鉴》第1卷，第320页。G．J．乌斯本斯基，A．N．特皮格尤：《俄国农民与贵族的衰落》（莱比锡，1892年）。以我之见，反过来询问并表明流动要素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义至少同样重要。还参阅：E．斯通魁斯特：《边际人》（纽约，1937年）；R．E．帕克：《种族混血儿的心理》，见《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6卷，1931年1月，第534—551页，以及“移民与边际人”，出处同上，第33卷，1928年5月，第881—893页。尤其是A．J．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2版，伦敦，1935年）。

(12)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不代表地方要素而代表流动要素这一论点，在这一方面并不适用。众所周知，该集团的许多领导人物都是来自日耳曼民族的相对外部的位置。希特勒作为一个奥地利人，一个外乡人，对于“德意志帝国”怀有一种自卑情结。罗森贝格［Rosenberg，（1893—1946）纳粹主义理论家，著有《鲜血与荣誉》一书。——译注］来自波罗的海地区，黑斯［Hess，（1894—1987）纳粹党组织的首领之一，记录和整理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大部分。——译注］来自埃及，K．海姆（Klaus Heim）来自南美，是施勒斯维希一荷尔斯泰因（Schleswig Holstein）的造反农民的著名领袖，雷文特洛乌伯爵（Count Reventlow）战前在美国居住多年，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rtrop）在加拿大工作过（J．根舍（John Günther）的《欧洲内幕》和K．海登（Konrad Heiden）的《国家社会主义史》阐述了这些事实］。但是，当我们正在思考社会流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这并不总是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在德国内部的发展与该发展对德意志帝国外部，亦即前殖民地或旧的德国农民的拓居地——如罗马尼亚或匈牙利的德意志人的影响之间，有一个文化延迟时间，W．施奈德（Wilhenlm Schneider）在他的《我们时代的德侨文学创作》一书中全面地描述了这一事实。

大体而言，这些拓居者形成了少数派，他们不得不保护其文化遗产以抵御接纳他们的人的压力。由于这种守势地位，他们往往成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变化只有带来极端的厌恶。既然缺乏对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民族统一的刺激，那么他们，的文化发展便只好更为缓慢地进行。正是这种落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的德侨作为战后德国的职业政治家如何受欢迎。他们个人的落后性与德国下层中等阶级或在世界危机中被抛弃的那一阶级的一般落后性是相应的。因此，极端流动的国家社会主义职业政治家群体——来自海德堡大学的戈培尔博士是他们所能产生的最老于世故的类型——能够拥护与他们的个人经历、血统、温床和“土生土长性”（Bodenständigkeit）恰恰相反的东西。德侨中的落后阶级反映了德国落后的下中等阶级的需要和观点，他们很少读书，看最低级的报纸，在小商店柜台内和办公室工作中没有得到任何其他的智力训练。

(13) M．J．波恩：《反殖时代》。1933年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所作的公开演讲。

(14) 退化现象早为赫伯特·斯宾塞所注意到，他称其为：“再野蛮化”。他把这种症状主要归因于军国主义的压力。这种症状不仅在国家拥有军队之时，而且还当军事观取代了市民观之时才出现。参阅他的《事实与评论》中的有关章节。

(15) 关于社会阶级在政治上受到关心的程度，参阅H．亭斯坦（Herbert Tingsten）：《政治行为》（伦敦，1937年）。还参阅迪克斯（A．Dix）：《德国国会选举（1871—1930）与民众划分的变化》（图宾根，1930年）。

国家社会主义党比战前类型的政党，如社会民主党，更多地吸收青年一代这一事实，不仅表现在选举结束上，而且在各代党员人数上甚至展现得更为清楚。

依据1931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通讯报道”，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构成如下：

18—30岁的党员占总数的37.6％；

31—40岁的党员占总数的27.6％；

41—50岁的党员占总数的19.6％；

50岁以上的党员占总数的14.9％。

这就是说，65.2％的党员不超过40岁，只有约15％的党员超过50岁。如果人们看一下有关社会民主党的同样的数字，这些数字的意义便清楚了。

18—30岁的党员占总数的19.3％：

31—40岁的党员占总数的27.4％；

41—50岁的党员占总数的26.5％；

50岁以上的党员占总数的26.8％。

（见1927年1月16日和27日《柏林日报》）。

(16) 知识分子的社会等级的降低在战后中欧和东欧可得到最佳的研究。首先，储蓄金和租金由于通货膨胀而消失。依靠薪金和其他形式货币收入的各个中等阶层失去其社会保障，只有费尽辛劳，一个中等阶级的家庭才能供得起其一个成员上学。在这点上，注意到家庭规模有重大关系，是饶有兴趣的。有许多孩子需要照料的家长便不能在任何一个孩子的教育上有那么多的花费，而想要其儿子上大学的家长就要节制生育。几乎50％的德国大学生来自具有一两个孩子的小家庭，大约25％的大学生有两三个兄弟姊妹，只有余下的25％有4个或更多的兄弟姊妹。［《德国高等学校统计》第12卷，（1933—1934年），柏林，1934年，第21页。］

如果影响中等阶级职业机会的经济条件有利于拥挤不堪的大学。那么战后的政治变迁，即奥匈帝国崩溃自分离后的新民族国家的兴起，则使具有专业的阶级难于生活。战前维也纳大学为哈布斯堡王朝全境培养律师、法律顾问和公务员。战后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建立了自己种族的、新的官僚机构，给予土生土长的中等阶级、农民和城市资产阶级以新的社会升迁的机会以及与受过教育的阶级同化的新的机会。这些国家鼓励他们讲本族语言，扶植自己的文学，建立民族报刊，等等。这意味着对于维也纳大学的德国毕业生来说市场是大大地压缩了。但是。职业市场的调整特别地缓慢，大概只有通过采用定额、法律措施和其他政治措施才能恢复供求平衡。［W．M．科兹尼希（WalterM．Kotschning）：《学问职业中的失业》，一项有关职业计划和教育计划的国际性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37年，第33页］科兹尼希的研究给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数字，从而揭示出所有东欧和中欧国家中的、拥挤的职业的糟糕状况。在此只提及几部论述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的著作，贝克（W．M．Becker）：“论再改革时代的知识无产者”，载《文化史档案》第8卷，1911年，R．米歇尔：“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艺人和大学生的放荡生活及其与智力无产者的关系”，载《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第3辑，1932年6月。R．卡赛尔：《知识分子的社会问题》（维也纳，1920年），B．劳艾克：《脑力工作者的无产阶级化》（慕尼黑，1920年）；H．奥伊伦尼贝格：《德国大学自其现代创办以来的来访人数》（莱比锡，1970年）；考茨尼格，见前引书，第2章；R．赛勒：《大学职业的贫困》（耶拿，1933年）。

(17) 某一说明共和政体德国这种局面的例子会有助于表明我们的意思。在过去几年中，每年的供过于求是相近的：医生为100％—200％，物理学家为100％—200％，化学家为100％。

这些数字只涉及刚刚有资格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的年度增长，不包括那些曾经从事过该职业的失业后备军。参阅《大学职业状况调查》，（柏林，1932—1933）。

科兹尼希（见前引书）概括了大量不同国家所有可资利用的材料，并明确而真实地确证了这一阐述。

(18) 例如，参见穷匠的儿子文凯尔曼（Winckelmann）。据说他以下列方式过日子“他在整个冬季不上床睡觉，而是坐在屋角的读书椅子上，前面摆着一个桌子，两旁是书橱。他白天教完了他的班级和私人学生之后，晚上还要学习到深夜。然后他关上灯，在椅子上睡到清晨4点钟。在4点钟，他重新打开灯阅读到6点钟，然后他再一次和他的学生一起忙碌着。”里克（E．Reicke）：《学者》，耶拿，1910年，第142页。还参阅布鲁福特（W．H．Bruford）：《18世纪的德国》（伦敦，1936年）；人们还同样可以参考费希特（Fichte）、海涅（Heyne）等人。

(19) 在以上提及的（参考此处）著名人物传记的分析中，F．察恩给出了某些有关上层的智力阶级构成的数据。

（《德国人的社会升迁与衰落》，巴伐利亚国家统计局文集，F．察恩编辑，第116号，第58页。）

在此，某些涉及德国的其特有的数字也许是有启发性的。1830年，约有半数的大学生来自高级官吏和自由职业的家庭，而只有约1/5的大学生属于一般被称为“中等官吏”的阶级，该阶级那时主要包括教士和教师。1930年，这些其家长不是属于高官便是属于自由职业的大学生的百分比降至1/5，而来自中等官吏的大学生的百分比却从20％增至30％以上。下中等阶级的孩子异乎寻常地大量涌入大学，能够为下列近似的数字所证实：来自下中等阶级的学生1914年为30000人。1930年则为60000人。

关于这一主题，参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战后统治阶级成分的变化》（斯图加特和柏林，1934年）一书，尤其是第162页有关“受过大学教育者的问题”的文献目录。科兹尼希，见前引书，第162页及其以下。还参阅哈特索内（E．Y．Hartshorne）《德国的大学与国家社会主义》，伦敦，1937年。同一作者还有“德国的大学与政府”，（载《美国学会年刊》1938年11月号）以及“德国学生主体的数量变化”，载《自然》1938年，7月，第23号。列维（A．Lowe）：“民主制中教育的任务”，载《社会研究》（1932年）。就美国而言，参阅雷诺兹（O．E．Reynolds）《大学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纽约，1927年；对于意大利来说。参阅V．卡斯特里利的优秀论文，载《社会学档案》，丛书B，5—6（国际社会学协会），意大利居民问题研究会出版，罗马，1935年。

(20) 马克斯·韦伯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的最佳概要，可见于他的《经济与社会》第三部分《社会经济概论》中题为“身份·阶级·宗教”的那一章。许多经验研究一直是按照这一主题进行的。像科恩豪斯（Arthur W．Kornhouse）的“经济群体的态度”（载《舆论季刊》第2卷，1938年，第260页）那样的文章具有代表性。还参阅德雷巴（D．D．Dreba）：“现代文学主题概要：社会态度”，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9卷，1934年，第513—514页。

(21) 然而，一个重要的限定因素必须得到清楚的认识。从社会学上讲，已失业的工人与正式受雇的工人有着不同的观点。持续失业对于文化的毁灭作用绝不会被估计过高，因为失业者态度的变化所施加的影响，自然要超出特殊的阶级界限之外。失业的最重大的消极作用在于摧毁了所谓个人的“生活计划”。“生活计划”是个人理性化的极为重要的形式，因为它抑制个人对每一个暂时的刺激进行直接的反应。其被破坏，特别提高了个人对建议的敏感性，强化了对奇迹般的“万应灵药”的信任。继续工作的希望和理性的自持对于精神生活领域有着与节俭对于经济领域同样的作用。这种态度逐渐导致了“生活计划”的产生，以及为了人的精神能量较迟地应用于社会的缘故，对冲动自愿望直接满足给予某种程度的抑制（关于对“职业”的阐述，参考此处）。

(22) 参阅L．D．佩斯尔：《中产阶级问题（工商业中产阶级）》，载《社会经济概论》，第9卷，第1章；“资本主义社会阶层”（图宾根，1926年，第70页）；Th．布劳尔“中产阶级的政治”，载第9卷，第2章。

(23) 关于这一点，参考此处。

(24) 关于论述群氓和大众的文献，其始于西格海勒（Sighele）和勒·邦（Le Bon）的名著，而且自那以后在各国又被提高到更为广泛讨论的水平，对此，我只引证几部能够使读者在其中进一步发现参考文献目录的一般性著作。在有关这一主题的德文文献中，参阅弗洛伊格尔斯：“大众”，载《科隆社会学季刊》，1930年，增刊，第3号；科尔姆的词条：“大众”，载《社会学小辞典》（A．费尔康德编），斯图加特，1931年；S．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纽约和伦敦，1922年；L．维泽：《普通社会学体系》，论“大众”一章，第2版，1933年。在英语文献中，首先参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伦敦，1930—1935年）中论及“群氓”和“大众”的文章；瓦拉斯（C．Wallas）：《上流社会》（1914年）；克里斯顿森（Christensen）：《政治与群氓的道德》（纽约，1915年）：托马斯（Thomas）：《工业、情绪和骚乱》（纽约，1920年）；泰勒（J．L．Taylor）：《社会生活与群氓》（伦敦，1923年）。还参阅前面提到的加塞特的著作：《大众造反》（1933年）；Th．盖格：《大众及其行动》（斯图加特，1928年）；R．F．米勒：《领袖·梦想家·造反》（纽约，1935年），W．德拉鲍威克：《民主的脆弱与独裁的魅力》，社会心理学文集；P．加奈特的前言，巴黎（法兰西的墨丘利编辑），1934年。还参考此处的文献目录。

(25) 我们在此至少必须试图指出给予现代专政以极权主义形式的决定性原因。与今天现存的专政和文化计划形式不同，旧的专政和文化计划形式没有一个具有极权控制的特征。关于旧式的专制主义（depotism）形式，人们知道，那些没有身处反对统治集团之政治和智力中心的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受一个集中化的权力支配。因此，沙俄从未像现在的专政那样是“极权主义的”。甚至中世纪教会的文化计划——尽管其支配着良心——也没有像今天在专政中盛行的对文化活动监督那样强而有力或苛刻。其原因似乎在于两个基本因素。首先，现代的沟通手段——铁路、电话和收音机——的性质，使集中控制在今天比任何较早的时期更有可能。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便是大众的“基本民主化”。作为广泛动员现代社会成员的结果。专政必须克服的抵抗是如此之大，以致它必须渗透到最小的基层组织和社团之中（甚至渗透到为在饭馆和咖啡馆讨论而聚会的小群体之中），以便获得和保持其权力。能够批评和反抗的智力阶级在其来源上太过于庞杂，以致不使用某些强制要素便不能充分对此加以控制。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文化计划没有必要如此彻底，因为大众在文化上仍然是从属的，并且通过传统和礼仪而被弄得柔顺和服从，而知识分子则直接服务于教会。专制主义（absolutism，又译绝对主义）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般民众的文化和政治的被动性。与此相比，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参与说明，为何当代的专政尽管把所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组织集中在手中，但仍然不得不利用庞大的宣传机器，以及为什么对于工业和军事专政来说，给予某些阶层的人以控制其余之人的手段是贤明的。我们在此仅仅展示了那些在现代社会中引起基本张力的因素。然而，我们没有描述内在的对抗和因这些张力而引起的诸事件的具体次序。不过，我们能够同时看到可能解决目前张力的一般轮廓，即一种利用计划并从目前诸原则的冲突中创造稳定系统的权威主义民主。关于专制主义时代（Age of Absolutism）集中控制在行政管理上的障碍，参阅海克斯彻（Eli Heckscher）：《重商主义》，夏皮罗（M．Shapiro）译自德文版本，两卷本，（伦敦，1935年）。

(26) 参阅G．齐美尔：“关于消极集体行为方式的附录”，见他的《社会学》（莱比锡，1908年），第473—478页。

(27) 独裁的专政比民主的政府形式——在此，政治生活的必要改变总能通过由唤起舆论而导致的内阁变化来获得——具有少得多的弹性。这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签订霍尔—赖伐尔（Hoare-Laval）协议和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1880—1959）系英国政治家，地道的“绥靖”主义分子。曾一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比旧称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爆发后，他与法国的皮埃尔·赖伐尔（P．Laval）签订了由意大利瓜分埃塞俄比亚部分领土的所谓“霍尔—赖伐尔协议”。——译注］辞职时可以见到（自那以后，舆论的力量在英国明显下降）。在法西斯国家，“舆论”与其说表达了公众的意见，不如说统治阶层的意见深印在公众的心中；无论这些国家采取某些类似音乐协会、作家协会等等那样的文化官僚制的形式，还是采取政党官场的形式或劳动管理机构的形式都是如此。然而，如果领导者不打算失去与大众的联系的话，就必须有某种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提供内部信息流以及所有的冲突、缺点和偶然不适当的命令借以都能得到反馈的组织。而且实际上，这种沟通的方式确实是存在的。具有“宣传分支机构”的德国宣传部——其在全国大约有20个局——具有迅速联系的方式，因为它们通过电传打字机相互联系。柏林的中心局能够同时与所有的地方分局沟通并从中获得信息。因此，距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个人能够通过通信联系组织某种会议。通过这些渠道，地方党组织能够依次传递报刊中没有披露的消息，以及批评某些无效的措施，等等。受控新闻及出版界幕后的类似控制方式——虽然是在一个不同的领域——也表现在官方书评的发表中，这些书评都是由几百名评论员在“帝国文献协会”的指导下起草的。新出版的图书被加以评论，而评论却发表在不是为了售卖，而是被分发给所有评书的报纸和出版物的期刊上。如果某一部书籍受到这种官方喉舌的尖锐批评，没有一个日报的撰稿者胆敢不同意，而且更严重的是，没有一位报界人士敢于让这种不同意见的书评付印。即使他成功地比官方喉舌更为迅速，他也完全有理由担忧，生怕以后就他为何允许这种批评发表而不得不面临查问。“缺乏直觉”是他懂得而惧怕的一种责备。因此，在私人住宅内的政治宴会、娱乐场、狩猎聚餐会和特别招待会的幽暗之处，也就是在组织化的新闻“舆论”表面的背后，站立着通过使用所有现代技术和装备来讨论和影响时事的官方的准公众（the quasi-public）。

(28) 关于教学法同题，参阅第Ⅳ部分：《计划水平的思维》，第171页及其以下，第175页及其以下，以及第269页。

第三部分　危机、专政、战争

1　社会瓦解与人格紊乱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正经历表现为导致专政以及或许还导致战争之强烈危机的、社会迅速瓦解时期的欧洲大陆国家，能够大规模地研究这种关系。只有当我们同时观察到更主要的趋势并修正我们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时，才有可能对这些动态给予更深刻的理解。

在第一部分，我们评述了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群氓行为和非理性的因素。在第二部分，我们留心观察了较少爆发、多为缓慢起消极的、对文化具有害作用的社会机制。对于这些对社会生活的消极作用的列举大概不会是全面的，如果我们不去研究有助于危机、专政和战争的其最具灾难性形式的瓦解之原因的话。事变的这种节律为每一个人所回想；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次序的相互联系和必然性尚未得到充分仔细的思考。导致我们时代转入战争这一总趋势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因素，尚未得到足够清晰的分析。

通过使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社会的瓦解与个人行为的紊乱，以及甚至某些层次的人类精神的紊乱之间必定存在更为深层的相互关系，以及反之亦然，一个社会越是被强固地组织起来，行为形式以及相应的精神态度（attitudes of the mind）似乎便越是得到强固的整合，拉近的经验给我们指出了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一个人只要看一看像博斯⁽¹⁾（Bosch）和格吕内瓦尔德⁽²⁾（Grünewald）画的那样的画，便可看到中世纪秩序的瓦解本身表现出普遍的恐惧和忧虑，其象征表现就是对具有精灵的地狱的关注和对魔鬼的普遍恐惧。在中世纪秩序中，魔鬼要素虽然是意念中的，但它在宇宙平面图上却占有其地位。社会秩序一出差错，精神病便蔓延，恶魔的力量不再被整合进宇宙秩序。在一个适当发挥功能的社会，神经官能症者只是难以确定的两可病例。在一般瓦解的状况中，正是他树立了模式。但是，社会瓦解与精神崩溃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似乎比通常致使一个人相信的这种一般阐述要严密得多。例如，甚至依据与有关现象的初步接触，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也会看出，在整合完好的传统社会长大的人的主要联想，比正在形成或变革过程中社会的普通人的主要联想更为因袭习俗。我们通常称为想象的那个东西或许基本上以不构成通常思想脉络一部分的、出乎意外的精神联想和联系为特征。同样，广泛存在于美国的、对新颖和轰动日益增长的意识似乎与这样一种形成中的社会相应，在其中，稳定社会群体，形成民俗，并因此而确定精神联想流是非常困难的。在英国，不但在科学中而且于生活上对想象的较少鼓励，或许也受上述标题的影响，尽管将该国的诗人和社会上不受欢迎的粗俗者除外。由于想象和自由联想主要是源于无意识的游离要素，因此它们在个体中的溢流或抑制差不多与社会现存的一般压力是相应的。依据个人有机体的遗传资质和早期生活史，该有机体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承受这些压力，但从长远来看以及在同许许多多的人交往中，一般的原因将足以产生一个居支配地位的模式。然而，也存在一些另外的迹象。随着紊乱的行为在被迫离开其社区并与工业和都市文明接触的懈怠者、流浪汉和原始人中盛行，对于该行为的研究表明：紊乱的行为是紊乱的行为和人格最频繁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瓦解部分。⁽³⁾另一个同一方面的情况是：凭借自我观察，个人可以认识到，其心理调适随着其借以生存的不同社会群体的约束力的变化而不断地放松。因此，最依俗例和最有秩序的人在外国旅行时很容易摆脱其固定的精神联想和习惯。所有这些仅仅是社会和精神崩溃的不同形式，其自然应当被更为仔细地研究，仅是，只有当从综合理论的观点对这些崩溃形式加以关注时，它们才揭示出一般社会倾向的意义。如果我们留心观察生活在欧洲大陆社会解体部分的人们突然变化的行为，那么更为广泛的相应的现象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历史正在我们眼前展现一项悲哀的实验，并表明一旦使基本的整合因素与行动相脱离，个人将会发生什么。这是研究社会学机制与心理学机制不断相互联系的最佳场所。个人特征的这些转变应当由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在具体的实地调查中联系社会机制的转变而加以研究。但是，除非以下两个先决条件被满足，否则这些研究不会提供给我们必要的答案：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关于发展的主要趋向的更为广泛的假设，以能够对社会领域的各个部分分别加以更为仔细的观察；其次，某些有关人的心理及其与社会构造的关系的普遍歪曲必须加以纠正。就近几十年事变的若干主要趋向而言，众所周知的事实便是能够重建它们的内在次序。描述法西斯国家正在经历的社会和心理，基本转变的主要方面是可能的。就后者而言，即就我们过去常常用以工作的虚假的心理学假设而言，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已尽力修正我们某些过时的假设，以便我们能够揭示这些变迁的特征。苦恼的是，在思考这些主要问题时，我们从来把这两部分不同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在本章中我任意采用某些在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总是出现的基本询问的理由。让我们以往往首先从这一角度提出的更为一般的询问开始：“心理学为解决战争或和平变迁的问题所能作的贡献是什么？人性中存在必然有助于战争的什么东西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借以变成具有完全不同心理的军事状态的过程是什么？”

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从前致力于经济收益即提高其生活水平的人，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倒转了其价值尺度，现在却似乎把其国家的荣誉、声望和光荣置于比以前更高的地位上，简而言之，为什么人们有时喜欢枪炮，有时又喜欢黄油？最后，如果这些基本的心理变化发生的话，它们是战争的最终根源，还是社会中的制度失调的结果？”⁽⁴⁾

2　关于人性的某些自明的信条

战争是由人固有的侵略性造成的吗？本能学家、内分泌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行为学家对这一问题讨论的某些结果。

让我们从普通人的观念，即往往也是未受过社会学或心理学训练的其他领域专家的观念开始。如果这种人被问及战争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其回答将是，由于其本能的遗传和不可改变的侵略性，人性是战争的原因。

就其后果而言，很少有比这种思想意识更危险的了，因为它造成了对导致战争的侵略性的默许。但是，如果有某种观点在最近的心理学讨论中已经被修正的话，它就是这样的观点，即实际存在着任何像侵略性或获取性那样的已明确定型的本能。相反，我们只能说，存在着这样一些起源模糊的本能倾向，其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环境并能够由社会来成型。

本能学家、内分泌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与行为学家（更不用说其他学派了）之间的讨论已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尽管遗传染色体、某些确定的神经联系和腺系统限制了个体的可变性，然而人仍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虽然两者都相信人的可变性，但行为学家比精神分析学家更进一步。对于行为学家来说，小孩是从只有模糊的本能倾向开始的，随着他长大成人，这些模糊的倾向便逐渐受到行为形成的情境的制约。经过一定的时间，这些被铸成的倾向便变成了习惯，其具有与先天反射同样的自发性表现。这样，正是不同社会所特有的情境，塑造了这些倾向的实际形式。因此，行为学家相信，如果我们能够重组社会，以便给人以不同的情境的话，那么，我们便能重造其基本的行为和态度。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就某些基本驱力的可塑性范围而言，精神分析学家全都很少是乐观的。依据其理论，像性和侵犯性这样的冲动是人的行动的根本和不可变更的源泉。对于这些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可塑性只有在这些基本驱力可发生一定的嬗变时才能被观察到。有鉴于他们大多数人也许太倾向于重视儿童早期出现的固恋，另外一些人——我与他们一致——则正在意欲至少以同样的程度关注制度对于成人精神生活影响的能力。这些制度不仅决定了冲动必然遭到压抑，而且还决定了将为受压抑的驱动力所支配的渠道的种类。

让我们以所谓的侵犯癖性为例。⁽⁵⁾即使一个人同意它是能够在所有的环境下突破的原始驱力，那么，在他身上也有如此多的质变余地，以致没有必要以侵犯和争斗为基础来建立社会秩序。

鲍威特在其《好斗的天性》一书⁽⁶⁾中系统阐述了完全相同的天性借以能够得到表现的某些不同方式。它们是：疏浚（canalization）、并发症、偏转、替代、柏拉图化、升华，等等。例如，像在古希腊传说中那样，当愤怒的埃杰克斯⁽⁷⁾（Ajax）宰杀了羊而不是人的时候，或者当战斗的渴望转变为竞争冲动的时候，所谓好斗的天性的偏转便产生了。这种升华的事例可见于如好战的耶稣会、救世军和童子军那样的组织，它们使这种天性服从于用于社会的目标。因此，这类组织升华了天性，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在以军事系统的方式流行的争斗和社会学刺激中所得到的满足。⁽⁸⁾

诚然，并不存在所谓必然有助于战争的好斗天性。这种天性的存在仅仅说明，为什么当社会结构提供给我们某些情境时，我们的心理资质能够使我们去战斗，或者在某些环境下甚至迫使我们沉溺于侵略。一旦社会秩序的结构是为了避免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它就能够通过教育的控制防止尚武态度的形成，或者，如果这类态度已经得到确立，那么该社会秩序的结构能够把其分解为若干分要素，并对此重新加以整合，或赋予其新的功能。

人们必须记住，像表现于个人生活中那样的愤怒、憎恨和虐待狂的冲动与尚武态度绝非相同。这是个性心理学家易于忽视的事实。朴素而自发的憎恨与所谓训练出来的憎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⁹⁾同样，偶然的勃然大怒与好斗的性格的形成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敢说故意地树立尚武态度与有意识地树立和平态度使社会组织至少耗费同样多的能量。此外，和平的态度与工业化社会的方式更为一致，对于我们来说，像战士而不是像公民那样举动更不自然。

显然，我们在此涉及到个性心理学需要社会学帮助的地方。既然人们的先天心理资质使他们或变成尚武或成为和平的可能性同样悬而未决，那么一个人大体上具有这种还是那种品质则有赖于社会制度和政体的性质。

因此，旨在完满性的战争与和平社会学应当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历史上有过什么大体上有助于和平态度的社会吗？（2）和平的现代社会出于什么原因以及通过什么机制转变为好战的社会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将不详细讨论。只要阐明曾经好战的民族没有战争也生活了几百年就足够了，这本身就是对那些宣称战争是人的本能资质之必然后果的人的有力回答。首先，我们发现，在所谓原始部落中，某些部落与战争无缘，或无论如何只显示出温和的好斗态度。⁽¹⁰⁾然而，这些态度很少是道德的成就而更多地是狭隘的生活环境的结果。正如爱斯基摩人的情况一样，其没有侵略性的原因，主要是与自然直接斗争的艰难性和群集的缺乏。一般而言，正是食物采集者和农夫被认为是和平的。此外，贸易和商业也往往有助于和平；然而，笼统地这样讲是危险的，因为在某些条件下同样的因素也可以促成战争。

就在我们的现代文明中，人们能够无战争地生活几百年这一事实而言，荷兰人是一个典范。虽然好斗者在数量上远远胜过和平者，但正如我所提及的那样，仅仅后者的存在就足以表明，假如没有战争，人性也能很好地成长。因此，主要的问题是阐明那些往往使和平态度转变为好战性格的机制，即社会过程。

一旦和平的态度在一个给定的社会被确立起来，群众尚武态度的自发成长将体现一种集体退化的情况。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社会退化，即什么造成了所有那些基于无冲突运行的社会所需的平稳运行趋向的这种消亡？

我认为，社会上既定态度的突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任何一种如导致社会部分或整个解体那样的集体的不安全。尤其是目前的危机已经使我们认识到，集体的不安全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旧态度迅速崩溃和新态度产生的重要因素。

3　不安全的种种形式及其对行为的影响，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崩溃

动物社会中本能反应的紊乱是对社会解体的反应。人类社会中的集体不安全的意义。生物退化与文化退化。

但是，一般地陈述集体的不安全可以突然改变人性是不够的。一个人还必须界定不安全的历史特定形式及其影响个人心理的方式。

因旱灾或动物瘟疫而被迫迁居或抢劫毗邻的游牧民族的不安全，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一些民族在现代世界所经历的不安全。但是，甚至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必须区分几种可引起一般不安全感的不同原因。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绝对主义与日益成长的工业主义之间的失调导致了不满，以及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和军队之间的高度紧张。以战争来寻找发泄机会的正是这种张力。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大众的结构性失业把其潜在的敌对转变为绝望，劳资之间的根本紧张便愈发尖锐。这导致了骚乱，甚至导致了局部的社会崩溃的状况，而在此种状况下，战争似乎成为把注意力从内部困境中转移开来的最简单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从清楚地理解社会的这种局部崩溃的意义及其对社会成员的态度和精神的反作用开始。

虽然我不断地强调这些现象的历史差异，但在分析之初，我并不希望忽视类似在动物群落中所表现的、人类社会的一般生物基础。

无疑，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依据动物生活的类推用以解释人类社会，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¹¹⁾然而，我确信，如果某人在仍然存留的共同特征框架与那些归结于人的特性的差异之间仔细而明确地加以区别，就能够进一步弄清迄今为止一直被不适当描述的事件。在这一方面，观察一下群居的动物怎样对其社会组织的紊乱加以反应，也许是有帮助的。

在蜜蜂中，行为的突然变化能够在蜂王突然死亡和蜂群的社会秩序受到打搅时被观察到。这些行为的变化是如此彻底，以致它们一直被合理地称为退化，或者甚至是返祖现象。这种退化能够在工蜂——即其性的能量已被转变为工作能的雌蜂——中被十分清楚地观察到。一旦社会组织被打搅，这些工蜂便返回到其本能行为的早期生物阶段，突然间，这些工蜂开始像雌蜂一样举动，排泄单性生殖的卵（即从未受精的卵）。它们恢复了那种其种系发生演化中的先前阶段：其中，尽管其祖先以群体来生活，但尚未因类似等级的劳动分工而被迫将其性的能量转换为工作活动。此外，许多这种工蜂仍在继续退化，直至达到这样一个阶段：此时蜜蜂尚未以蜂群生活，代替采蜜和照料幼子，它们变成了个体掠夺者和强盗。⁽¹²⁾

因此，这似乎是，在社会动物中，本能与社会组织之间已存在着严格的关联作用。一旦这种社会组织被打搅以及部分或全部消失，依靠社会获得的反应也随之消失，并且出现或可能出现对早期阶段本能模式的返祖现象反应。⁽¹³⁾对于对整个社会过程无知的单个蜜蜂来说，这种灾难大概是作为这样一种灾难出现的：在其中，其本能的驱力突然被剥夺了该驱力的正常对象，其结果，像排卵那样的替代活动便产生了。

就社会秩序的崩溃或局部崩溃在人类社会中也会引起像行为的早期阶段退化而言，蜜蜂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类推是适用的；但这种退化并非生物的，而是社会的。与蜜蜂不同，人不会立即返回到其本能史上的早期生物阶段。由于人性的可塑性，他从有关其态度的一种历史——社会的精心制作回复到早期的精心制作，尽管其仍旧基于同一本能。一旦和平的社会因局部解体而变得不安全，它就要摧毁如此艰难建立起来的和平态度，并趋于以那种仍旧存在于和平社会的军国主义模式的社会残余取而代之。

甚至在与此种社会解体有关的态度转变的细节上，也与动物生活有相似之处。例如，就蜜蜂来说，忧虑和退化始于一种社会秩序的崩溃，该崩溃使本能丧失其在正常情况下被导向的目标。当蜂群生活特有的正常劳动协作被扰乱时，蜜蜂的工作驱力由于没有满足的方式而被放弃。⁽¹⁴⁾

这种社会秩序的局部瓦解难道不是那种失业已成为普遍症状的社会不安全的显著特征吗？然而，对于人来说，灾难不仅在于外在的工作机会的消失，而且还在于这样的事实：与社会制度的平稳运行实际有着复杂联系的、人的精致的情感系统，现在丧失了其固恋的对象。几乎所有使他为之奋斗的小目标突然消失了，他现在不仅缺乏工作场所、日常任务以及利用经过长期训练而形成的整合的劳动态度的机会，而且其惯常的欲望和冲动也仍未获得满足。即使通过失业救济，直接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而整个生活组织和家庭的希望和期待也被弄得破灭了。一个人只要记住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多少里比多能量在正常状况下被投入于社会抱负，便可认清这意味着什么。

提高社会等级的欲望的受挫，不仅意味着必须放弃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而且还意味着社会尊重也遭到毁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自尊的丧失。这种普遍不安全的症状在不同的阶层——小业主、职员、手艺人、无技艺的壮工、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是不同的。然而，尽管他们存在社会差别，但是被毁的自尊却在他们所有的人身上起作用。拉斯威尔已经证明，一旦“成功的自我”以前的理想被搅乱以及以前的态度被弄得无目的，旧的冲动便向内转化，并采取自我惩罚形式，从而退化为受虐狂的，或心理上自我毁坏的放荡。在这种情况下，替罪羊——如犹太人——通过提供使侵略倾向再次外化的机会，即为每个阶级中的受挫者所同样欢迎的机会，而给予了一个真正的解脱。⁽¹⁵⁾

4　从无组织的不安全到有组织的不安全

象征和替代目标在专政中的功能，抱负水准的变化。象征转变的三个阶段。既定关系的崩溃使集体的重新调适更为容易。人际关系和社会特性的新的僵化之趋向。有助于专政之弹性的因素和有助于专政崩溃的因素。领导在专政中的功能。

这是无组织的不安全的时期，这个时期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这也是一般的心理和情感试验的时期，以及我们对于制度、习俗、传统和历史地确立起来的声望的信念衰退的时期。所有这些都是用以揭露意识形态以及既定原则和价值观的效力借以逐渐受到怀疑的社会学条件。这是怀疑主义的阶段，虽然该阶段对于个人是艰难困苦的，但对于科学却是多产的，因为它摧毁了以往僵化的思维习惯。在这种一般的试验中，不能自我重组的个人可能夭折，但对于社会的主体来说，这意味着选择新的行为模式和新的有代表性的统治类型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就心理而言，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任何其他新的社会固恋在某些时刻似乎有着均等的机会的缘故。实际上，米歇尔⁽¹⁶⁾已经注意到，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兴起时，某些曾经一直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往往成为法西斯分子。

最终，长期的预测也停息了，至少在那些受到社会局部瓦解最强烈影响的社会群体中是如此。当个人逐步认识到他的不安全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为其同类的大众所共有时，以及当不再有任何设定不容置疑之标准和决定其行为的社会权威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清晰的时候，大恐慌便达到了高峰。个人的失业与一般的不安全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如果在正常时期一个人失去了工作，他也许确实绝望，但他的反应或多或少是惯例性的，而且遵循一般的忧伤模式。即使他通过偷窃来反抗社会，他的活动也将囿于某种非他创造的模式。

人在不安全的情境中的忧伤甚于如霍奇森⁽¹⁷⁾（Hodgson）的“不幸的老公牛”那样的群居动物的忧伤：

心衰体弱病恹恹，

被逐出他曾带领的牧群，

公牛母牛一百头呦……

因为公牛还可以依赖于没有为基于无孔不入的劳动分工的社会成员资格所腐蚀的本能的激励。这种社会摧毁了反应的自发性。如果人通常的奋斗目标被取消，他便迷惘而失去取向。他的依社会形成的本能在条件变化时是无效的，他的旧有的情感奋斗在无组织的不安全之情境中失去了归宿，他的常识在视野上太过于狭窄，以致无法在这种具有难以理解的结构的无形社会中理解其周围发生的一切。

动物与人之间的另一个差别就在于此，因为蜜蜂在失去目标之后要返回到早期生物本能反应的阶段，而被剥夺了其原初目标的人，则在象征目标和象征活动的创造中得到了解脱。因为人是一个生活在共同体中的生物，所以他的反应不仅以本能为基础，而且基于他自己创造的符号，如文字、偶像和观念，它们充当着基本的沟通方式⁽¹⁸⁾。

某些这样的符号，如文字，代表了真实存在的事物，而另一些则是充当真实活动的替代物的象征或象征活动。如果所期望的目标为我们力所不及时，亦即如果我们发现在真实事物上不可能获得充分而直接的满足时，那么我们便使用这些符号作为替代物。实验心理学给我们提供了表明替代活动在较为简单的情境中是如何发挥功能的信息。我参考了由勒温⁽¹⁹⁾（Lewin）、奥弗桑基纳（Ovsiankina）、马勒尔（Mahler）、里斯纳（Lissner）、霍波（Hoppe）等人所从事的实验和调研。勒温引证了一个有教益的实例。⁽²⁰⁾一个低能的稚童想把球抛得很远，虽然他失败了，但却是愉快的，因为他在已经进行的朝气蓬勃的运动中找到了替代物。拉札⁽²¹⁾（Lazar）称这种类型的儿童为“姿态儿童”（gesture-child），因为当别人正在为具体目标奋斗时，他却以姿态使自己满足。

在无组织的不安全时期，正常的人由于对他在工作和社会承认方面的努力缺乏直接和真正的喜悦，然而趋于成为“姿态成人”（gesture-adult），依靠代用的目标而生存，并满足于姿势和象征。

正如勒温所认识到的那样，代用的目标或作为替代物的活动这一术语本身并无意义，只有依照个人原初的意图或原初的张力系统来衡量时，它才有意义。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常的工作激励就是获得，即提高收入水平的欲望，所以任何目标都将被视为补偿某些这一方面失败的替代物。只有当原初的张力系统即为金钱而奋斗持续存在时，象征的替代物才被感到是不真实的。

一旦能够改变原有的抱负标准，诱导人们为这样的象征目标奋斗仿佛该目标是原有目标，以便他们期望国家的威望而不是黄油，那么，他们就不会感到前者是象征，而把它们看做是真正的满足。

依据个体心理学的观察报告，一旦个人的张力系统被建立起来，除了儿童以外，改变是极为不容易的。但是，以我之见，任何革命时期的特有的特征是：最初的期望的破灭同时为千百人所想到，寻求替代物也遵循同样的节律，何为真实或不真实的意义是共同确定的。如果有许多人认为有枪炮比有黄油更好一些，那么对于单个人来说，从一种张力系统转换到另一种张力系统比假如他不得不独自重组系统更为容易。

变象征系统为新的实在的集体转变分三个阶段进行。只要改变象征的功能和意义的真正能动转变是在其表面的背后发生的，象征便可以在外表上保持不变。这种转变的三个阶段是：

（1）象征是一个纯粹代用的目标；

（2）象征成为新形式的、自发的群体整合的新驱力（我们可以称其为象征的乌托邦阶段）；

（3）象征成为组织化群体的刚性标志。

在第一阶段，人们逃避到象征之中并依附于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逃避那种——依据弗洛伊德——每当里比多能量无目的地持续很久时便使我们不知所措的焦虑。锤子和镰刀、卐型标志、褐黑两色衫、红黑两色旗、伸出的胳臂、握紧的拳头、类似“国家的自由与光荣”那样的空话，全都是为转移的能量提供发泄机会和目标的种种虚构。

但是，人们通过这些纯粹的姿态和替代目标一被整合为自发成长起来的群体，他们就达到了象征发展中的乌托邦阶段。乌托邦象征迫使人们行动；它使人们逆既定的关系系统而动，在这种逆行中，人们不仅试图摧毁这种关系网络，而且还试图对以前的情境界定提出异议，贬低原先的抱负水准的意义和重要性。

因此，不仅新的象征获得了重要性，而且它的现实威望也被提高了。为国家的荣誉和光荣奋斗似乎与为经济收益奋斗同样完全是真实的事业。新的象征为什么似乎不仅仅成为替代物以及为何确实成为新的社会实在的另一个缘故是，它也同样产生了自己的相互关联的活动网络。虽然这些活动可能一度是枯燥无味的，而且主要由毫无道理的、没完没了的讨论构成，或主要由在诸群体中闲逛和四处串联构成，但后来它们却导致了准军事的操练，以及时时对那种仍是公认的秩序的社会系统施加影响的“压力集团”的形成。

在乌托邦阶段，⁽²²⁾个人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第一阶段，象征仅仅是诸个人生活中的偶然的替代物，而现在，它不但成为重组其全部人格的因素，而且成为使他们变成一种新式的具有凝聚力的群体的酵素。在这种情境中，显然，个人的根本变化只有在某种突然的震荡中摧毁其既定习惯和期待的网络的地方才会发生，而且其新的希望和价值观的稳定化与新群体的整合密切相关。旧的传统开始衰微，新的社会调节形式在出现，于是我们便谈到了人和社会的再生。在古代世界产生了新的基督教精神的东西，或者在中世纪末期的教派中导致了近代形式的乌托邦精神的东西，也许正是这同一种心理机制。

在象征的整合的乌托邦阶段，可觉察到某种社会分化。并非所有的象征都同样对每一个人有感召力。这些象征的成长与其所属的特殊群体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即使不同的群体有着同样的象征，它们也强调该象征的不同层面，因为对于社会的前不安全阶段的记忆仍在人们心中无意识地起作用。因此，对于某一个人来说，由于他所属的群体是目前因沉睡而受到威胁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因而安全和秩序的象征或许具有感召力；或者相反，因为这个人是如同其威望与国家的成长有密切关系的军队或官僚体制那样的群体的成员，所以他重视荣耀。也有另外这样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地方独立或民俗构成了失去的天堂，平等体现了最高价值，因为，甚至在以前稳定的社会中，他们一直是流浪者。各象征与各社会阶层特有的愿望是直接对应的。

但是，这种重造人与群体的自发阶段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在大众社会，它必须为严格组织的阶段所接替；因为就现代大众社会的成就而言，只有那些为一定的组织所发起或通过社会结构的全面作用而不断再生的成就才能持久。因此，基于热情的自发活动让位于刚性的组织，而对于这种组织来说，象征也仅仅变成毫无生气的标志。正如在前面的例子中，为了在社会上变得有效，憎恨不得不被转变为培养的憎恨一样，新的情感态度和工作激励现在趋于由群体所反复灌输和强化。⁽²³⁾

通过人类关系——在现代国家，其趋于定型化为军国主义模式⁽²⁴⁾——的这种僵化，社会从无组织的不安全阶段过渡到有组织的不安全阶段。从整体上讲，社会仍是不安全的，因为社会功能紊乱的原因并没有被消除，造成结构性失业的经济失衡仍旧存在，或许因自给自足的倾向甚至还有所增加。然而，尽管国家是不安全的，但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建立起来了。随着为已丧失工作的蜂房提供某种程度的心理替代物（如不必要的道路、劳动营和重新武装），这种社会结构同时有助于以较少的开支管理国家经济。通过使每一次剥夺与某种心理替代物平衡，即通过找到替罪羊和为集体引导的热情创造机会，逐渐而无抵抗地降低生活标准现在已成为可能。面包越少，马戏就越多！⁽²⁵⁾

这种新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它不仅为经济和行政活动而且还为新的心理调整提供了途径。不仅政府和工业是计划的，而且精神干扰和总崩溃也是为了这样一些人的利益而加以精心指导的：这些人仍然保持其理性计算，并且由于他们或多或少地处于总崩溃的焦点之外，因而能够保持清醒。他们甚至可以有意识地期望战争或绝对主权，因为在经济上对整个国家是非理性的东西对于特殊的群体——实业家、军队领导和官吏的群体——仍可以有利。这些人的心理主要地依据这样一种赌博来解释：在该赌局中，虽然国家受到损失，但他们却发了大财。正如通过在自己的国家内使用战时在被占领土使用的同种方法，军管的等级制度重新自我确立起来一样，一旦达到有组织的不安全阶段，工商界大亨便把其国家视为几乎等同于殖民地的剥削场所。于是，他们为准备帝国主义的扩张而采用新的情境，因为对于他们的巨大的垄断集团来说，他自己国家的有限领土是太小了。

在新的伪活动网络内，似乎发生了心理的再调适。通过创立新的花费少的光荣和荣誉系统，社会抱负再一次获得了满足，以及在失去其工作之后又丧失其自尊的人，通过把别人置于其控制之下的、某种组织之中的地位再次获得了满足。在政党中，没有一人处于最底层，因为在最底层的是被逐出者——犹太人。先见和预测也得到了恢复，因为任务再次具有某种模式，庆祝活动和对抗演习必须提前很长时间做准备。诉诸各种形式的自我毁坏的理由不复存在，不断炫耀组织化的国家力量消除了那一理由。

不安全的组织首先具有以下优点：不再有目标丧失的感觉，只要系统发挥功能，情感的和象征的气氛笼罩着系统的刚性的军事秩序，人们就会自愿使其个人的偏爱服从和屈从中心机器的支配。那些以前缺乏方向的人现在享受着该机器的无法逃避的自动作用。对于这些人来说，自由在某些方面已经消失，并不要紧。只有像知识分子和某些企业家那样，以前懂得应用和尊重思想自由价值的社会典型人物，才痛惜自由的丧失。大多数人都扎根于旧类型的传统社会，缺乏个人首创的习惯和享有责任心的能力。他们十分渴望服从规则，并且当他们能够从一种明确界定的情境向另外一种明确界定的情境渐变时便感到高兴。

在这种社会中，那些作为领导的人享有在某一日唤起憎恨，在下一日又平息憎恨的可能性。社会变成某人在其中一按按钮，被期待的反应便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构。某日可以鼓吹对邻国的憎恶，另外一日你又决定与此友好相处十年。在无组织的不安全阶段，与有组织的不安全阶段相比，个人有着相当不同的心理特征。在前者中，人们的心理反应是重要的，大众心理支配着一切。在后者中，这似乎是，至少就公共事务而言大众已放弃了其个人的精神生活，乐于转变为机器人。它仿佛是社会学家只要涉及领导人物特有的心理就行了。

在无组织的不安全的最初阶段，这些领导人物并没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一切都是流动的，为数众多的下层领导便会上升——取代没落阶层的名人，但他们的影响只是暂时的。然而，在第一次纷扰以后，一种转变成指导群体与被指导群体的新的分化便产生了。自发的象征整合只能发生在一个小的共同体中。在大众社会，当最初的自发反应之后，或多或少需要有意识地控制这些象征以及与此相关的情感。这种操纵是由那些个人心理素质和能力特别能使其成为领导的人进行的。⁽²⁶⁾

马克斯·韦伯注意到，即使在原始共同体中，心理病理类型人物也通常成为先知、救星和改革者，他们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摧毁了旧的巫术态度。以他之见，这是因为在习俗主要由巫术认可的社会中，正是精神变态者才是不受调节的，因而敢于破除这些不再适合已变化的情境的旧习惯，能够发现新的和更好的被调适的态度。因此，正是心醉神迷的犹太先知才摧毁了那些在官方祭司身份中体现的、既定的传统的态度。

以理性预测的方式训练出来的、旧的国家官僚，或以前的工商界巨头会发现象征—操纵的秘诀，是人们所没有料到的。这些人需要与新型的领袖结成联盟，而该领袖以及下层领导必定主要是来自那些即使在正常的时候、非理性态度也在盛行以及无组织的不安全的灾难最为严重和长久的社会阴暗角落。因此，领袖本身必须体验到那种遭受社会局部解体强烈震动的人所共有的情感节律。但是，只有情感非理性这一个方面是不够的，领袖和众多的下层领导还必须有一种随着无组织的不安全让位于有组织的不安全而越发敏锐的预测感。

与象征—操纵相关的预测不同于——例如——商业预测。如同妇女在事业上可能很少有用，但却精于判断其丈夫的情绪一样，做官无望的人也可能是预测和表达他人变幻多端的手段或情感的专家。在现代大众社会，这些领袖有目的地把自发的象征态度转变为受操纵的思想、感情和行动模式。

在最初阶段，区别合理性的利益与满足愿望的梦想及姿态是非常不容易的。利益与非理性的象征性奋斗之间的相互关系，比某些抽象的思想家通常想象的要深得多。作为高度的理性和理智化时代及群体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仅过高地估计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的驱力，而且以太过于鲜明的对比进行取舍，18和19世纪的哲学家及经济学家的商业精神和自由主义精神也是如此。

甚至在理性的奋斗中，非理性的倾向也潜在地存在着，当格洛弗（E．Glover）说“对实在和大体上自我保存的情境有意识地全神贯注”往往掩盖了无意识的促动因素时，他并非有什么错⁽²⁷⁾。由于无意识的冲动，如变态的或转移的虐待狂态度，或者为了荣誉的缘故，我们沉溺于理性的计算、赚钱和无情地追求个人利益，这是频繁出现的事情。另一方面，当美国社会学家沃斯（L．Wirth）写下“利益潜伏在任何种类活动的表面之下，只有在某些生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较小程度上还在政治领域，它才是清楚而明白的”这段话时，他便切中了要害。⁽²⁸⁾因此，以我之见，关键的问题并非是非理性的动机是否在理性的态度下掩饰自己，或者某些无意识的利益是否在理性行为的背后起作用。既然合理性与非合理性的利益交织在一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发现，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各种形式的潜伏在表面之下的合理性利益才变得清晰可见。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要询问那些有助于使意识带有所谓合理性的利益，因而有可能导致我们正在思考的那种社会崩溃的社会因素是什么。

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系统具有较大的弹性，是因为它不仅控制生产与消费，防务与行政，而且通过调节它还有助于使人们的愿望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境。它能够延缓崩溃，是因为它控制着进程的主观方面，而且即使不是对经济的不平衡，至少也是对心理的失调能够给予补偿。

然而，有助于系统可能崩溃的基本矛盾是存在的。而且这种矛盾可见于促进冲突着的冲动成长的诸机制在系统内的相互对抗作用。一切都有赖于在有组织的不安全时期一直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新的组织，是否强大到足以建立新的一套比旧的动机即追求经济收入和更高生活标准的愿望更为实在的价值观和象征性奋斗。这并不意味着我正在假定人的愿望本身只有当符合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一概念时才是真实的。例如，我们全都知道，对于专制主义⁽²⁹⁾的普鲁士重商主义体制来说，培养人们为利润奋斗而不保持其以前的谦卑的标准是多么的困难。但是我相信，任何背离资本主义的新体制都不得不认真对付大众可能再次迅速地与其最初目的是经济获利的旧张力系统相认同的可能性。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新的荣誉和声望标准将再次被认为是纯粹的替代物。因此，控制诸象征的新精英的难题，就是通过新的社会技术的附加制度压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机制。如果在工业系统和残存的财产系统中存在着使旧的一套获取愿望仍保持生机的因素，那么这些精英很可能失败。

甚至在有组织的不安全阶段，新形式的心理调节与荣誉和威望的心理促动一停止发挥功能，失业所产生的根本危机就将为人们所感觉到。一旦资本主义的抱负产生了突破，新象征仅仅被认为是纯粹的象征，以及人们不再相信相应的活动，那么整个宣传机器就会变得徒劳而无意义。一旦这种情况大规模地发生，甚至渗透到武装力量之中，危机便会变得明显起来，大恐慌也再次爆发。但是在这个阶段，心理崩溃即大恐慌比它在无组织的不安全阶段要危险得多。

造成一般紧张的不全是目标的丧失，还有我一贯所谓的“动机的消失”。制度，即具体化的关系固然尚存，但它脱离了那些最初通过它起作用的动机。这种与世间的商品及其权力的疏远在早期基督教中曾经出现过。工业社会的更为基本的机制一坚持自己的权利而反对极权主义上层建筑，这种异化或动机的消失就可能发生。众所周知，战争的最大危险就在于上述那种情境。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亦即在仍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威望和荣誉的象征在大众的眼里迟早将丧失其实在的特征，因此对于社会机器的忠诚也将成为问题。

在无组织的不安全阶段，目标的消失没有导致战争，因为心理崩溃尚未被引导。混乱是猛烈的，以致足以摧毁一部分旧精英，但不能被用于对外侵略的目的。既然情感渠道已经建立，战争机器已经准备好，那么通过在战争中求得庇护以及因此而防止全体居民异化来使大众的精神摆脱日益增长的社会张力，对于精英来说可能是更为简单的。

总之，这一简略的研究并不企图对战争的原因给予全面的分析。我的例子甚至没有被打算当做对作为促发我们时代战争之因素的失业、不安全、法西斯主义这样一种演化过程的详尽研究，而只是更为具体地表明，如果心理学被整合进有关目前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分析之中，它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这些思考的意义并不是说心理过程是独立的，因而是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之事的终极原因，而是指除非经济失调的心理含义和心理后果被置于适当的地位，否则，这种失调是不可能得到充分理解的。如果想要获得真正的控制，那么就必须在变迁的主要阶段重建具体的次序，即结构变迁的真实衔接。

战争本身并非是某种类似侵略性那样恒定不变的天性之结果，而是部分通过制度错误地精制心理倾向的结果和部分在不协调的诸制度发生冲突并引起普遍的不安全感时，把人们不顾一切的逃避变成集体侵略的结果。

几乎没有人想要战争。能够被人们称做客观历史动力的最富悲剧性的例子，便是那种领导及其民众都确定不期望的不知不觉陷入世界性灾难的新道路。通过并没有为创始者所打算的经济、社会和心理作用的积累，为正在行动的人们所明显厌恶的事情便发生了。我们竟然为了极少数人——倘若有的话也极少——内心确实想要达到的目的武装和训练人，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噩梦。我们是为自己的谎言所欺骗的说谎者。公众的言论从来很少不被相信。我们的大多数伟大理想通过其在市场上的全盘应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遭到怀疑，而且每当命令一来，我们照样前进。当我们独在之时，我们最可怕的梦魇就是因我们储备的炸弹爆炸而造成的文明毁灭，但是，直到敲诈纠缠住敲诈者以前，我们仍在以战争的恐怖相互敲诈。我们预料将会有战争，人们预言战争开始的日期。只是谁同谁以及为何战斗尚未知晓。民族主义的口号号召一小群热爱自己家园之人成为杀死另外一小群热爱其家园之人的英雄。很少有一代人不愿意付出微小的牺牲而更乐于甚至不弄清缘故便付出最大牺牲的。

几乎设有人想要战争。战争产生的后果大多是灾难性的，因为人们在活动中不懂得从长计议，使一种制度与另一种制度相适应，以及按照真正的心理学来思考。但是，如果甚至连社会科学家也不指望使部分观察结果相互关联，以便察觉整个社会结构失调的原因，亦即如果社会科学家也不旨在真正的知识，而是把其研究像水密舱一样进行分隔以逃避责任，并以这种或那种其本身是无意识地推动战争的精神一部分的虚构的特定本能哲学进行工作。那么，人们怎能懂得根据远见卓识来行动呢？

解开正在使我们窒息的这种网络只能通过行动来实现。尽管怀疑主义如此频繁地从反面被提出来，但认为我们很少能够或不能够了解我们社会的运行和行动所能采取的形式，是不真实的。只要我们已经具有控制，不然将会征服我们的情境的意志以及赞成我们时代所必须的那种思想的勇气，那么，我们就足以能够懂得去理解事变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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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德兰中世纪晚期重要画家（约1450—1561）。——译注

(2) 德国16世纪“最不可思议的”画家之一（约1455—1528）。——译注

(3) 某些文献目录的条目：帕克（E．R．Park）：“种族混血者的心态”，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6卷，第334—551页，1931年1月；托马斯（W．J．Thomas）、兹纳尼基（F．Znaniecki）：《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纽约，1927年；施里克（B．J．O．Schrike）：《美国的侨民：种族关系研究》，为尤里乌斯·罗森沃德（Julius Rosenwald）基金会所承担的、有关美国黑人生活与教育的研究的报告，纽约，1936年；斯通奎斯特（Everett Stonequist）：《边际人》，纽约，1937年；R．E．帕克：“迁居与边际人”，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36卷，第534页；安德森（N．Anderson）：《流浪者》，无家可归者的社会学，芝加哥，1923年；威尔曼斯（K．Wilmanns）：《从精神病理学观点看流浪者》，莱比锡，1906年；埃利奥特（M．A．Elliott）和梅利尔（F．E．Merrill）：《社会的解体》，纽约，伦敦，1934年；奥马来（Mary O'Malley）：“有色人种的精神变态”，载《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第71卷，1914年；道拉德（J．Dollard）：《南部城镇的等级和阶级》，耶鲁大学出版社为人际关系学会出版，新哈芬，1937年；亚历山大（F．Alexander）：“精神分析与社会解体”，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2卷，第6号，1937年，第781—814页；阿德勒（Alfr Adler）：“关于个人与社会解体的精神病学层面”，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2卷，第6号，1937年5月，第878—887页；斯蔡尔德（P．Schilder）：“社会解体与个人紊乱之间的美系”，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2卷，第6号，1937年5月；布拉莫（H．Blumer）：“社会解体与个人的紊乱”，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37年5月，第42卷，第6号，第871—878页；梅奥（Elton Mayo）：“关于社会解体的精神病学和社会学”，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2卷，第6号，1937年5月；在同一期号的该杂志中，还参阅：“社会精神病学精选参考书目”。

(4)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存在着相当多的性质十分混杂的文献。初步的概观可以通过L．L．伯纳德（Bernard）和I．B．伯纳德（Bernard）的《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华盛顿大学研究项目，新丛书，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第4号，圣·路易斯，1934年）一书获得。（在这方面，我基本上参考了在以上概观中没有提及的研究。）

(5) 关于侵犯性和忧虑，参阅S．弗洛伊德：《抑制、症状和恐惧》，维也纳，1926年；琼斯（E．Jones）：“恐惧、内疚和愤恨”，载《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第10卷，1929年；艾萨克斯（S．Isaacs）：《稚童的社交发展》，一个早期阶段的研究，伦敦，1935年；格洛弗（E．Glover）《战争、虐待狂、和平主义》，三篇论文，伦敦，1933年；金斯伯格（M．Ginsberg）和E．格洛弗：“和平与战争心理学论丛”，载《英国医学心理学杂志》，第14卷，1934年；威廉斯（F．E．Williams）：《苏俄与神经病搏斗》，伦敦，1934年，第6章：“愤恨”。还参阅情感生理学方面的论著：坎农（W．B．Cannon）：《饥饿、恐惧、盛怒的肉体作用》，1915年；克利尔（G．W．Crile）：《情感的起源和性质》，1915年，及其《人，一种适应机制》，1916年，肯普特（E．J．Kempt）：《自主功能与人格》，神经病和精神病专辑第28号，纽约和华盛顿，1921年。

(6) 鲍威特（P．Bovet）：《好斗的天性》，由格雷哥（L．Y．I．Greig）译成英文，伦敦，1923年，第82页。

(7) 埃杰克斯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以魁梧骁勇著称。——译注

(8) 鲍威特，见前引书，第78页。还参阅H．S．乔利：《忠诚的无知》（巴黎，1899年）；P．鲍威特：《巴登-波威尔的天才》（纳沙特尔，1921年）；G．巴登波威尔：《童子军》（伦敦，1908年）和《女童子军》，（伦敦，1921年）；P．A．克拉森：《军礼主义》，耶拿，1913年；H．贝格比：《威廉·布思传》，载《救世军创建者》，第2卷，伦敦，1920年；F．de．L．布思-塔克：《凯萨琳·布思传》，见《救世军创建者》，第2卷，伦敦，1892年。

(9) 罗伊斯（J．Royce），《种族问题、乡土观念以及美国的其他问题》，纽约，1908年，第48页。

(10) 戴维（M．R．Davie）：《战争的演变》，战争在早期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新哈芬，1929年，参阅第4章：“哪里有战争与哪里无战争”，第15章：“对于和平的压力”，以及附录C；霍布豪斯（L．T．Hobhouse），惠勒（G．C．Wheeler），金斯伯格（M．Ginsberg）：《物质文化与更纯朴民族的社会制度》，伦敦，1930年，第228页及其以下；佩里（W．J．Perry）：《文明的成长》，第10章，“战争的起源与发展”，1937年，伦敦。

(11) 某人一把社会本身与有机体进行比较，便会对生物学的类推立即产生怀疑。这种类推通常使人误入歧途，因为有机体与社会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整个类推是无效的。例如，在人类社会中，某人可以放弃其职位，履行他人的职能，而使心脏功能付诸实现的细胞却不能履行肺的功能。但是，做正文中所提及的陈述之后盾的并不是这种寻求外在的相似性。那里的目的是引出与人性仍然相关的生物基础。以及这样一种人类社会的生物框架：对比该框架，人性和社会所特有的差异尔后能够更加容易地得以描绘。

(12) R．布伦提到上述事例，见《弗洛伊德本能说的生物学对比》，关于本能冲突的动力与经济的实验报告，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莱比锡、维也纳、苏黎世，1926年，第24页。布龙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收集那些能被认为是主要心理机制之初级形式——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压抑、复归、替代、移情——的动物生活事例。在弗洛伊德和H．冯·哈廷伯格那里可找到理论前提；“变换与目标选择及其对本能说的意义”，见《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第7卷，1921年，第401—421页。后者的英文简报可见于《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英文版），第1卷，第346页。

(13) 虽然布伦所描述的情况使工蜂的退化是由于个体原因所致，还是与蜂群的社会秩序的解体密切相关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但是冯·巴泰尔-里本（H．von．Buttel-Reepen）所从事的实验似乎有利于我的假设，即：社会秩序的变化是这种退化的主要原因。冯·巴泰尔-里本把蜂王移出蜂群，众蜜蜂一意识到这点，它们便表现出极大的骚动，并且可以听到特有的绝望噪音，参见冯·巴泰尔-里本：《蜜蜂有反射器官吗？》，莱比锡，1920年。为了进一步参考蜜蜂在异常情境中的特殊行为，参阅O．拉斯：“蜂房中的变态”，载《布赖斯高弗赖堡博物学协会报告》，第18卷，第229页，布赖斯高的弗赖堡和莱比锡克，1894年；《蜜蜂报》，第13卷，20号，第229页，登霍夫博士的文章；Th．科万：《英国养蜂者指南》，第25版，伦敦，1924年。第23章：“蜂王的丧失”。

(14) 大概在这种情况下，所给予我们的便是受挫的喂养本能。以喂养蜂王为己任的保育蜂似乎是最先发觉蜂王失踪的蜜蜂。由于这种蜂不能消除其已备好的丰富食物，另外一种本能，即营造巢室和排卵的本能便得到了释放。给予这种解释的冯·巴泰尔-里本补充说：“个人可以完全相信这种程序是全部以反射为基础的。不需要任何种类的思维。”冯·巴泰尔-里本，见前引书，第24页。

(15) 参阅H．D．拉斯威尔：《世界政治与人身不安全》，1935年，伦敦，纽约。还参阅J．金（J．King）：“社会变迁的形式对人们的情感生活的影响”，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9卷，第124页。灾变理论的历史观已为泰加特（F．J．Teggart）所阐述，见其书《历史理论》，新哈芬，1925年，尤其参阅第196页。韦兹（Th．Waitz）：《人类学入门》，科林伍德（J．F．Collingwood）编辑，伦敦，1863年。E．戈森：“恐慌社会学”，载《德国社会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协议》，图宾根，1911年。R．威尔德：“大众心理的起源与过程”，见《无意识意象》，1935年，第21卷。

(16) R．米歇尔：《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慕尼黑，1925年，第266页。

(17) 英国诗人（1871—1962），擅长写朴素和神秘的抒情诗。1913年发表《公牛》而一举成名。——译注

(18) 就动物语言的性质而言，我乐于参考海姆佩尔曼（F．Hempelmann）给予的简短而富于启发性的概论。依据他的观点，动物语言仅仅是给定的生理状况的直接表达。它从不是建立在沟通一定意义的自觉意图基础上的。表达只是作为特定反应的刺激或信号起作用的。由于动物大多缺乏洞悉诸事件联系的能力，因此它们对于这种信号的正确反应仅仅是适当调适的结果。F．海姆佩尔曼：《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动物的心理》，莱比锡，1926年，第530页。

(19) K．勒温：《人格动力论》，文选，纽约，伦敦，1935年，第5章：“代用的活动与代用的价值”。勒温参考了以下稿件：W．马勒尔：“不同实在程度的替代行为”，见《心理学研究》，1933年，第18号，第27—89页；K．里斯纳：“通过替代行为获得所需要的放松”，载《心理学研究》，1933年，第18号，第218—250页；M．奥弗桑基纳：“中断行为的延续”，载《心理学研究》，1928年，第11号；F．霍波：“成功与失败”，载《心理学研究》，1931年，第14号，第1—62页：还参阅K．科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伦敦，1935年，第670页及其以下。

(20) 勒温引证的实例见前引书，第2章：“低能动力论”，第250页。

(21) 同上。

(22) 关于乌托邦的社会功能，参阅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入门》，伦敦，纽约，1936年，尤其是第6章：“乌托邦精神”。

(23) 这种从纯粹情感阶段经乌托邦阶段，再到有组织的阶段的过渡，也许一直是以往制度创始的典型过程。只有今天当我们正在目睹新制度在我们中间突然成长的时候，我们才体会到象征要素在原始制度中的重要性。我们的制度大多数早已凝固成没有象征意味的关系和功能（例如以我们的商业关系或邮政为例）。在原始共同体中，对制度的象征性赞美仍然盛行，并且通过巫术或纯粹的风俗仪式而诉诸原始情感。

(24) 就此种军国主义模式而言，存在着特殊的选择理由。我们已经看到，在无组织的不安全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当旧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消失的时候，向早期社会模式退化是怎样被期待的。在内陆国家，旧的军队模式自然有巨大的力量。从旧军队被遣散的官员在战后忙于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被解散的干部重新组成为准军事组织。军魂设有别的组织化的安全观，而只有战时国家特有的观念。

(25) 马戏在此指统治者企图以“小恩小惠”麻痹人民的手段。——译注

(26) 拉斯威尔在其若干著作中对这种象征的操纵给予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

(27) E．格洛弗：《战争、虐待狂与和平主义》，伦敦，1933年，第133页。

(28) L．沃斯为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写的序言，见前引书，第xxiv页。

(29) 又译绝对主义的（absolutist）。——译注

第四部分　计划水平的思维

1　人的思维及意志的再定向

自我观察的新旧形式。人的思维与行为的三个决定性阶段：偶然发现、发明和计划。思索社会行动后果的不同方法。线性因果关系模式。以均衡为准则的循环因果关系模式。按照相互依赖来思维。多维结构模式。新的行为类型与新的思维类型相应。来自关键地位的操纵。发明性思维和行为与计划性思维和行为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

改造人的主要问题就是改造其思维与行动。正如障碍总是出现在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一种经济体制、一种政治主张向另一种政治主张的转变中一样，当我们不得不以新的方式思维或行动时，我们便遭到同样的抵制。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一个类似的广泛的问题。我们目前困难的最佳解决方法，就是要充分地意识到这些抵制以及思考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抵消。

当人类随着缓慢而未中断的进步学会记录其自己的历史之时，这是人类进化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当人类能以实验精神实践自己的历史并从社会过程的必然发生的力量中创造形成历史本身的知识和意志时，人类便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旧的史诗形式的编史工作把个人和个别事件置于突出地位。以往和目前的社会学观点的新贡献是，它把历史视为一个实验和改革的场所。与这种从史诗历史观到社会学历史观的转变相应，现在还正出现一种新型的处于类似社会学水准的自我分析。对外部事件的分析很快便刺激人们不断地以同样的方式分析其自身。任何想要知道怎样才能通过改变人来改变世界的人，必须首先仔细地观察目前世界怎样使我们变成目前这种人的。自传在这方面是最有价值的信息源之一，因为同时可以观察到两种情况：首先以及间接地，我们能够观察到以往人们反省态度的性质——他们以何种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观察自己；其次，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是如何培养不同形式的人格的，以及这些不同形式的反省态度是怎样无意识地发挥某些社会功能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的自我分析形式是对于社会事变的新态度的表现，其不应与旧的自我观察形式相混淆。

在历史上至少存在两种形式的自我观察，它们不应当被混淆。旧形式的自我观察大体上源于一种利己主义。例如，圣徒们自我观察主要是为了自我赎罪和自我完善的目的。即使在他们的哲学和自我观察的行动中存在着利他主义，他们也只是一再地关心自己。另一方面，现代的观察者（如卢梭）关心自己，主要是为了他能够把其心理缺陷起源的知识用作治理整个社会的普遍良药。现代的具有社会学倾向的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以同样的传统一旦查出某些他自己的心理疾病——如负罪感和自卑感——是出自幼年时期的环境失调，便直到他已创造出一种能使他与其他人的类似心理障碍作斗争的理论之后才会满足。这种形式的自我分析有一种拉平的倾向和不顾个人的差别，因为它只关心人格的一般层面及其转化能力。大概没有人比冯·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更好地详述了这种心理学观点，继路易斯·雷鲍德（Louis Reybaud）之后，他把圣·西门的一生描绘为“实验”的一生。⁽¹⁾

在这种类型的实验的自我观察中，有计划的思维已无意识地在起作用。人并不承认其自身或同类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人性是上帝的不可变更的礼物，他也不像按照泛神论标准那样，把和谐顺从的心灵看做是在理智上不可能被理解，而只有通过敬畏才可被领会的自然的一部分。相反，正像他探究这个世界的客观事实一样，他通过实验探究自身。

为了理解这种态度，我们必须清楚，思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包容的和仅能用智力抽象地了解的事实，而是与行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思维的形式与内容随着我们正在思考的情境变化而变化。思维不创造世界，而是相反，在一个具有给定结构的给定世界中，一个给定的思维形式只是一个在某种时刻可能适当或不适当的工具，要不然就是一个处于日益变得适当的过程中的工具。不存在思维“本身”（as such）；特定类型的生物在具有特定类型结构的世界中思维，以便发挥某些特定的生物功能。

在以下若干段落中，我们想要详尽说明，思维性质的变化与思维确实是其一部分的行为和行动性质的变化有着怎样密切和直接关系。新类型的行为在历史上一出现，相应类型的思维也必然随之产生。然而，甚至连实用主义者一般也没有认识到存在着诸种十分不同的行动类型，而且只要对这些类型不加以仔细辨别，思维的基本转型就不可能得到适当的描述。

我们在此将对行动半径与预见半径加以区别。就行动半径来说，我们把其理解为由我们最初的活动直接造成并或多或少处于我们控制之下的因果次序长度。就预见半径而言，我们把其理解为在有关这种最初活动的给定情境中，或多或少能够被准确预测的因果链条长度。在正常情况下，每一种行动都建立了无限的因果次序，人通常只能预见和控制其行动的更为直接的后果。因此，在给定的社会中，技术控制和制度控制的程度愈大，行动与预见半径就愈大。

例如，如果我在春天播下种子，那么在某种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我能够以合情合理的准确性预言，相当大的部分以后将长成庄稼。然而，也存在大量的难以预测的社会和自然要素。例如，我不能知道我的庄稼是否将会为干旱或洪水所毁坏。我也不能知道某一毗邻部落的战士是否不会践踏我的未成熟的庄稼。但是，我一旦采用新的制度（institutions）——例如，灌溉、防旱，或一群看守我的庄稼地的武装卫士——那么就越来越多的因果链条上的环节在我直接控制下而言，我的行动半径扩大了，相应地，我的预见范围不仅变大了，而且还更可靠了。

在我们能够试图检查已变迁的社会秩序的需求怎样产生了相应的新型的思维以前，我们必须清楚以下可为上述研究提供参照系的、思维史中的三个基本阶段的性质。

就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而言，最初的思维足迹——其还暴露了动物行为与原始的人类思维形式之间的关系——以试错（trial and error）作先导的偶然发现这一事实为特征。不但动物对自然的适应而且受习俗和传统统治的原始群的行为都是以偶然的发现（Finden）为基础的。在人不断地与自然界直接作斗争以及自然选择调节每一个过程的世界上，某一个体或群体在大量的可能性中偶然发现了适合某个给定情境的若干种类的反应。那么，思维的成就就在于记住已发现的正确的解决方法。就那些不能保持和流传正确的做事方式的群体不可避免地要衰亡这一意义而言，自然选择从此以后便通过这种成就起作用。为了保持这种发现，并不需要能引导成功适应的、精确并引起反射的环境知识。所有这一切，必然是部落祖先依据这种发现所制定的积极的习俗和禁忌应当被忠实地保持。如果环境或社会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需要一种新的集体行为，那么，旧的群体组织形式必须或被摧毁，或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以便更好的调适通过或多或少的个人有意识的“试错”实验可以再次被发现。这些更好的调适通过同样的模仿和禁忌方式又反过来成为传统，并且，只要人们在社会上能够适应这些习俗，社会秩序能够得以起作用，该调适就会被保持。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的原始阶段是此种类型社会生活的范例，现在被公认为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最初形式。甚至今天，我们仍以尚处在“偶然发现”水平上的思维与行为类型对许多情境作出反应。

当个别的工具和制度被有意识地加以修改，然后被导向特定的目标时，人类便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从而突破了这种“偶然发现”类型的推理范围。这一思维史阶段可以被称为发明（Erfinden）阶段。在这一水平上，人类不得不想象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事先仔细考虑在具有这种期待目标的一定时期内如何以一种给定的方式分配其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必考虑手头的直接任务之外的事情。但是，他至少必须能够想象其思考的目标怎样适应于直接环境。他还必须能够预见事件的最有可能的后果。从最简单的工具到犁的应用和家畜的驯养再到蒸汽和电的应用的整个技术的发展，还有所有为了获得一个给定的目标而把思维方式与行动方式精心地结合起来的发明——我们对此以后将要更为确切地描述——都是在这种类型的思维框架内进行的。在同一意义上，一个人能够以明确的期待目标“发明”，或建立一个社团，或组织行政人员，并在现存的社会中给予其一个位置。

一旦这些目标、方法和制度在只有被部分调节的社会框架内得到发明，在有关个人的背后起作用的选择过程便决定他们是存活下去还是衰亡。在发展的这种“发明”阶段，历史事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与有意识形成和思考的制度的结果的特有混合物。这首先意味着这种类型的思维与其有限的目标本身就是自然事件的产物。一个人在社会上成功地觉察到什么与没有看出什么，他把什么样的直接任务作为其目标，以及他为了什么目的组织自己和社会，全都依赖于自然选择。他并不按照自己的狂想，而是依据并非由有关人员创造的适应和必要性使个人和集体理性化，并对其进行压制。通过理解来控制社会过程与由社会过程来调节智力成就是并存的。在某一时刻，人占了上风，而在另一时刻，人的理解又屈从于实际社会情境。

今天，我们大体上仍徘徊在这一阶段。但是，在自然选择的更大的力量场内支撑着我们的自觉目标的张力，正逐渐迫使我们向另一个阶段过渡。当人与社会从对个别对象和制度的有意发明进展到精心调节和明智掌握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将谈及“计划”⁽²⁾和“有计划的思维”（Planen）。从前，这些关系是由随机的因果作用简单支配的和通过冲突、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选择调节的。当人意识到调节现存关系之间的这些分歧的必要性时，以及作为对这一点的响应，新的思维模式出现时，最有决定性的变迁便发生了。最初，思维模式是一个线性的模式；人们预见可能的因果次序链条，而对于该链条来说，只有最初的阶段是由行动与思维的主体首创的，其余则任其依据自己的规律一意孤行。在我们的新思维模式中，凡是因果链条中的最初要素为那些其运动趋于均衡的进一步的要素所补充的地方，线性思维模式便采取了循环流动的形式，而且在该形式中，所有的因素都同时相互作用，而不是处于无限的接续之中。⁽³⁾

循环流动是自动进行的，干预这一流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相互关系的这种封闭循环仍处在发明性思维（inventive thinking）的水平上，因为正如在古典经济学中所能最清晰地看到的那样，它是一维的。当在发展的最高阶段，诸种以前被认为是封闭圈的领域，如政治、经济，等等，被视为相互作用以及导致了多维结构时，这种一维的模式便被转变为多维模式。这种多维的结构并不被认为是静态的，因为它不断地为变迁所支配。而且从现在起，其各个部分的变迁，只有当按照变迁着的整体来理解时，才会被认为是得到了适当的解释。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是与新的行动方式平衡的。因为计划不仅改变了因果链条上的个别环节，增加了新的环节，而且还力图从存在于每个情境中的关键地位掌握事变的整个复合。只有当恰如其分的关键地位被发现并通过新的方法来应付时，事变周期的机制才能被把握和指导。从事变周期的中心来指导行为更为有效得多，因为通过利用关键地位，因果链条上的许多环节能够或被发动，或被控制，甚至被防止发生。代替直接目标的过于有限的力量，现在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直接控制整体的可能性以及对个别情况更为间接控制类型的可能性。一旦对整体进行计划以及关键的地位变得一目了然是可能的，因果链条上的个别环节便不再被视为本身是不可改变和完满的。

于是，计划方法的最基本要素是，它不仅仔细思考个别目的和有限的目标，而且还了解这些个别目的对更为广泛的目标最终将有什么样的作用。计划方法不仅限于制造机器或组织军队，而且同时还力图设想两者在整个社会进程中所能导致的最重大的变迁。

当然，显而易见的是，把理性地力争实现直接目标的发明性思维与计划性思维划分开的界线，并非是不容变更的。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出在何种程度的预见上以及日益变宽的自觉调节范围的哪一点上，会发生从发明性思维到计划性思维的转变。这种转变与以前的偶然发现、与发明之间的转变恰巧同样都是模糊不清的。最原始的发现形式大概是那种两个几乎盲目相互作用的自然因素借以相互冲突的形式：此时，变化无穷的情境面临着数量有限的可能的反应。从这些反应中，正确的行为通过无意识的适应和选择而定型化和稳定化。因此，我们也许会问，以有意识地寻求更为有利的情境为基础的发现是否已是发明，或发明是否只有当诸因素以一种新的方式自发地被结合在一起时才出现。无论怎样进一步研究有关确定转折点的问题，都将是无聊的，因为转变在现实中是不确定的这一事实，并没有消除这两种思维类型之间的基本差别。以前广阔的竞争舞台和由此产生的选择过程，因规章制度的干预而日益狭窄，以及各种起作用的力量得到了自觉的控制而言，“计划”被认作为思维与行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⁴⁾

2　无计划活动与计划活动

只有当无计划领域居支配地位时才能相互并存。自由主义体制如何发挥功能？什么样的社会过程导致把人类活动像水密舱一样分割开来？行会系统如何发挥功能？作为两种计划社会形式之间过渡的自由主义。偶然发现、发明和计划诸阶段所特有的思维形式与行为方式必须相互适应。

然而，有某种决定性的法则此时此刻正支配着我们。只要无计划领域居支配地位，受自然选择调节的无计划领域与精心组织起来的范围就能无摩擦地并存。社会进程按照计划运行的范围和时间跨度越大，使该进程适应于未调节的社会就越难。凡是创造和维护特定目标和特定机构（工厂、学校、政党）的计划含有对这些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联系进行调节的地方，这些计划在沿线的任何一点上都不能被偶然而任意地中止。这确实出于两种理由：首先，因为所有的计划都使个别要素变成刚性而不能适应的；其次，因为甚至在无计划的领域，变迁和个别适应的机会也愈来愈少。

每一个为给定的目的创造和准备的要素，一进入自由的竞争和选择领域，它便丧失了其适应性。这不仅对于生物有机体，而且对于机构都是如此。根据一般经验，小的经济单位、小工业企业和小商店比不能自我再调适的、庞大而无弹性的康采恩在经济危机中能够更好地维持自我。同一原则也适用于受过专门训练的人，这种人适合在高度合理化和分化的企业中工作与那种在其自然成长的过程中已成为多面手的人相比，其本身显示出有更少的适应性。当家庭失去其社会地位时，被培养成工程师或高级官吏的父亲，比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其生活模式由于这一缘故而有着足够的弹性和适应性的母亲，更难适应于新的职业和情境。为了特殊职业而被培养的丈夫，由于训练和职业所强加的能力的片面理性化而丧失其适应性。另一方面，妻子往往因为其没有专门的职业而仍保持那些在无组织社会范围内为最基本的、冲动和思维的原初形式。然而，这种最适应于未受调节的社会斗争范围的思维形式⁽⁵⁾表现为这样一种特征：其只在必要时才看一步，而并不使其行为过于系统化。

在以冲突和竞争为基础的未加调节的选择占优势的自由而非计划的领域，思维大大超前于直接情境也许是危险的。过于事前思考和过于依靠某些事变的人，就其将会发现使自己适应于其情境空前的变迁是更为艰难的这一点而言，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在受到调节的领域，情况则不同了。在此，必须边思考着逻辑结局边进行调节，成功的机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是否具备事先仔细思考情况的能力。

个别的逃避机会和无计划领域的弹性构造，与日益增大的计划的必要性，都可通过日常生活的事例来说明。一方面，当在交通十字路口，大约每分钟便从左右两个方向驶来一两部都在各行其道的汽车时，并不需要交通警察。这些单个汽车在其运行中有足够的弹性，以便能够在一个相当宽阔的街道上自发地相互适应，即它们能够各行其道，彼此照应。另一方面，一旦每秒钟有5或10辆汽车从四面八方出现时，通过警察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便成为必要的了。作为其数量增加的结果，这时汽车充满了整个宽阔的街道，没有更多的彼此回旋的余地。由于这种拥挤状况，不可能考虑个别的适应。每一个单元都必须放弃自己的目的，而适应于警察的计划，该计划包含了所有的单元，在不同时间让不同的一组通过。这简单的例证能使我们准确地看到，日增的事件密度（Dichtigkeit des Geschehens）使通过竞争或相互适应来产生自然平衡的可能性越发无望。

通过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不久前用以支持其反对在危机时实行国家干预的例子，客观事件次序的变化或许能够得到更生动的说明。该思想家说：“如果当我登山探险时，一朵云彩突然遮住了我的去路，那么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登山者，我既不应当倚靠我的手杖，也不应当仰仗某些貌似正确的预测继续前进，因为我可能获得比以前更糟的结局。我应当等待，直至云彩散去，然后沿着我面前的一条清晰的路继续行进。”在此，我们能够看到，当常识性箴言试图以只同自由主义社会有关的概念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状况时，这种箴言有着怎样的缺陷。自由主义时代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确实类似未调节的自然过程，因为像大气状态的变化一样，经济周期的涨落似乎也具有一个能够有把握地预见的、节律性复发的确定模式。然而，自从范围不断拓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理性化以来，这种类型的等待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周期重现的有利阶段来说，这不再像曾经有过的那样，是一个等待的问题：在目前情境已经变化的条件下，该阶段并非仅仅是“自行”地出现的。另一种举例说明大概适合目前的事态。它仿佛是当我们正在按计划制造机器，遇到种种困难以及对想法完全丧失信心的时候，我们却放弃完成一半的工作，任其自然。⁽⁶⁾今天，自动起作用并趋于以往意义上的均衡的、自然经济要素的自由运动，已不复存在。相反，趋于重建这种均衡的诸要素正一步步地偏离它们的方向。

这些“干扰性”的偏离，部分出于明智或愚蠢的调节尝试，部分来自政治、技术和心理因素的干预。在这种发展阶段，各种经济事件只有当我们领会了它们与那些完全独立于它们，但在某一方面又与它们相关的一系列因素的联系时，才能得到理解。然而，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力图创造一个多维的整个社会过程的结构观，而不是一维的经济事变观。

以往，在自由主义社会的秩序中，超经济因素当然影响着经济领域，但那时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是相当偶然和波动的。那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情况中，事情非常像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各自独立发挥功能。理论试图把事件的个别剖面设为独立领域——它依据某些公理和界定分明的观点系统提出了纯经济学、纯伦理学体系、纯政治科学、纯心理学。当理论这样做的时候，除了总能被用于保护理论的完整性的论据外，它还在自己时代的实际情境中得到了对其任务的支持。因为，由于它那个时代的社会性质，人们确实在明显分割开的领域生活和从事工作，其有时进行纯经济活动，有时进行纯宗教活动，还有时进行纯政治活动，等等。

所有那一时期的实践箴言和统治集团的理想都表现出要改变以往曾盛行的习俗。个人重组自身，因而也间接地重组了社会。“警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私事的观念，以及经济生活也应当免除国家干预，宗教不应影响教育，经验观察应走自己的路而不受宗教和形而上学支配，外部的法律合法性不应与内在的精神生活和良心的范围相混淆等要求——所有这些箴言同样都揭示了各种不同领域的彻底分离。如果我们不仅想要揭示时代所特有的思维与居支配地位的生活模式之间的这种令人吃惊的相似，而且还要对此予以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像社会学家那样提出问题：哪些潜隐的社会机制引起了那一时期的生活远比今天更按若干分割的领域发挥功能，以及哪些机制使那时的思想家相应地构思世界？

为了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提醒自己，中世纪的社会与我们之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样，并没有显示出诸领域的明确分离。中世纪的行会本身使政治权力、经济活动、宗教、艺术等结合在一起，并把它们全都限制在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内。从技术到价格，从宗教到闲暇时间的利用，行会几乎调节着生活的一切。其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在城镇经济的狭窄范围内，无论是作为整体的个人还是他生存的任何一个领域，没有什么能够逃避于此。组织经济生活的中心团体是极权主义的，它使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服从自己并把它们融为一体。因此它能够在每一方面完全支配个人，从而计划整个社会。

极权主义的计划在那时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纯政治、经济和心理的）有效活动半径与被统治区域的广度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中心调节。从以下事实来看，这显然是决定的因素：继行会秩序之后的自由经济产生于这样一些个体生产单位之中，它们或是从一开始就能避开城镇统治的狭窄范围（农村工业），或是能够不顾行会内部所有清规戒律的存在而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们能够无视其限制。

从这种观点来看，自由主义是作为两种计划秩序形式之间的过渡阶段出现的，这两种秩序一为地方当局的秩序，另一个为那时正在空前明显出现的领土国家组织的秩序。自由主义出现于并且确实只存在于这样的自由的社会范围之内：在该社会范围内，能够逃避地方权威统治的经济臣民能直接使自己适应市场，而不受另外的控制支配。⁽⁷⁾

这些经济臣民，只有在本身正在扩展到这种自由范围的国家尚未发现任何充分有效的影响手段的时候，才能如此长久地保持自己的这种地位。终于，影响手段的范围变得如此之大，以致在新的整合水平上其能够控制整个结构。⁽⁸⁾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时，我们便不得不解释那种社会的个别成员是如何在其活动中逐渐把整个社会过程分解为各个领域的，以及如何一步步地把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与宗教人（homo religiosus）以及后者反过来又与政治人（homo politicus），等区别开来的。这些区别首先产生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其后，继之而来的才是对据说在客观实在中能够知觉到的事实——纯经济学、纯政治学等等全部领域彼此被僵硬地分割开来——的重新发现。使社会现实领域分割开来是普遍的幻想。严格地讲，在社会现实中不存在什么领域——只有在人类的活动中才存在领域。既然个人在其日常生活中是以如此的方式来举动的，以致他把其宗教动机与行为同其经济动机与行为区分开来，那么，便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个人行为。在社会规模上，既然这些新型的分割开的活动如此地整合在一起，以致某人的一系列经济或宗教活动与另外某个人的一系列经济或宗教活动相对应，那么各种领域便趋于呈现出一种客观形式。

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两组因素。首先，避开地方市镇经济当局并逐渐变得自由和流动的诸个人，成为种种无计划的社会群体和阶级的一部分。在那里，他们是以无事先受到调节和规定的方式举动的。反过来，在必要时，他们则使自己适应于他们当时借以生活的环境的需要。

当流动的个人出现在市场时，他越来越作为经济人而举动。当他在私生活中与邻居交往时，他接受了邻居的伦理观念。当他遇到他借以获得其他社会经济关系的人们时，他随着与每个人接触的不同而改变其策略。一个并不太强大的国家偶尔也通过纳税、警察控制等强行进行干预。正如官方机构和工厂与家的分离在形成新的特性类型上起着积极作用一样，宗教在私生活上也起着某种作用，于是，日常生活与节日之间的悬殊差别日益成为这些世界之间的鸿沟的指征。因此，在自由主义时代，不同领域的社会生活都对个人有着影响，然而尽管这些领域并存，但它们极少地同时对他产生影响，或直接而持续地相互联系。

一旦诸领域的这种分割在自由主义时代出现，它便通过第二组因素稳定化。那时尚未有能够在一个广阔的范围内组织个人活动或把较小的经济单位统合在一起的中心权力。经济和社会单位的整合使分割商业和社会生活中所需的行为准则越发困难。⁽⁹⁾例如，随着竞争着的经济和社会单位在规模上的扩大，它们便试图为自己夺取种种权力（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宣传的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协调这些权力，以及适合其自己的计划和制度。因此，可以说，在社会发展的最新阶段，一种新的诸领域的融合是由全面影响这些领域的制度造成的。

一个人能够看到这样一种趋向的征兆：社会和经济单位一体化，它们从内部，亦即通过工会获得“政治工资”的尝试和“国家保护的”卡特尔价格，奋力统一各种社会因素。这种趋向在那种正在靠通过广告调节消费者需求来剥夺消费者选择自由的大经济企业中，同样是显著的。在这种情形下，非经济活动对于经济领域的干预——其在自由主义时代只是偶然的——目前指导着经济事变本身的进程，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旧的界线也因此而被消除。

所有这些细节都清楚地表明，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社会发展最新阶段上的思维类型与适应于以前阶段的思维之间存在着基本区别。同样必定越发清楚的是，在目前的思维情境中，同样的张力也出现了，对此我们在今天社会的实际发展中已经观察到。片面思维因坚持半心半意的理性化和领域分离而卷入的冲突，与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过程中见到的冲突是同样的。⁽¹⁰⁾

不仅那种使所有权力与控制机构得以理性化和整合，但又允许冲突原则在该机构政策核心持续下去的政治政策，而且在自己的范围内计算了每一个细节，但又没有调查自己驱力的心理性质与起源的经济活动类型，都在实践上犯有局部理性化和领域分隔的同样错误。这些缺点不可能依靠这些领域理论家的片面思维从方法论上加以克服。

某些精神态度与偶然的发现、发明和计划这些阶段相对应，并且在开始时是并存的。但是，只要这些态度相互不和谐，它们之间的关系含糊不清，那么，它们便会造成行动时而以发现，时而又以发明或计划为基础时在外部世界引起的那种同样的思维混乱。

发现和发明在计划出现时绝不会丧失其功能。但是，正如另一方面，计划总是以发现和发明阶段为基础一样，只有通过计划才能解决的思维上的问题不可能被随意留给发现。同样，按照相互依赖性进行思维（其是计划的一个层面）并不以其对领域的分割取代抽象作用。但是，一个人必须明确地了解每一个思维阶段是如何与其他阶段相联系的，以及这些阶段是怎样相互补充的。然而，所有这些只有当我们更多地了解计划思维的性质以及把它与其他思维形式更清晰地区分时，才能得到回答。

3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作为两种思维方式含糊不清地共存之征兆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从发明阶段获得最重要的抽象思维特征的尝试。该方式所忽略的实在层面。专门化思维和按照分隔的领域思维的最重要方面。该方式所忽略的实在层面。对以前被分隔开的事物加以综合的必要性。

为科学理论与实践思维（practical thinking）之间的极度张力所大吃一惊的受过教育的外行人，首先认识到两种思维以及两种不同的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方式是并存的。⁽¹¹⁾

外行人所具有的一般印象是：社会科学家们知道他们要比实践者更为清楚和精确地了解事物，但是在达到某一目的之后，他们并不尽力去回答那些实际扰乱实践者在社会上生活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此。不过，我们首先必须详细地研讨支撑这种感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在某种意义上讲，实践者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问题恰恰出现在确实引起社会紧张的那一层次上。按照我们以上作出的区分对事情溯本追源：实践者的不满就是一种因社会科学仍处在片面思维阶段而引起的张力的征兆，而在与真实的社会生活冲突密切相关的实践调整中，人们越来越不得不按照相互依赖的思维解决其问题。涉及社会关系的科学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参照系方面，仍处于人类想要理解个别对象和关系，以便能够再生产出它们这样一种历史阶段。因整个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当代实践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家的思维，愈来愈为诸领域的相互作用造成的冲突以及诸独立制定的计划间的抵触所驱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区别，绝不只是科学家们天真地习惯于想象的那种区别——即粗浅的知识与更为精密的知识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模糊的概念与清晰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尽管这种区别当然也有很大的真实成分。这主要是对待不同层次、实在的态度，以及不同的处理实在的方式的问题。在纯理论和经验精确度上，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已达到了高水平。但是，就综合性观察技术而言，一个明智的记者或某些事务的领导往往以更为错综复杂的方式阐述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思考几个例子，以表明处于发现这一水平上的片面思维是如何支撑整个探究和现代社会学研究主要成就的框架的。我们将进一步表明这种参照系是怎样排斥一切能够促使科学工作向相互依赖地探究社会问题的计划思维，从而向目前社会中存在的那种真实的实践生活世界转变的事物的。

社会科学的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以及这些成就是以什么为基础的？由于我们在此并不关心详细的方法论和逻辑，因此我们将简略概述在那些处于我们问题框架内的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思维过程。⁽¹²⁾在一个从具体到最抽象的上升的系列中，我们具有以下几种理论探究方法类型：

1．对具体、个别的社会实情的确切描述⁽¹³⁾（例如，对一个给定的家庭、给定的宪法等的确切描述）。

2．对若干属于同样范畴的个别社会实情的比较描述。我们试图查明同样的现象会怎样变化。通过比较各个时期和各种国家的许多家庭或宪法，我们可以成功而准确地界定对应的一般概念的范围和特征。或者，我们也许发现采用这样一些“类型”更为有用：该类型恰恰由于其比一般概念更少带有抽象性，因而将更为适当地反映出所比较的个别事实的变异性，以及更为公平地对待该事实的具体个性。所有这一切几乎完全属于观察和描述性的，而不是严格的分析知识。我们由此而升至——

3．按照因果联系对社会客体的解释本身。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把现存的客体想象为以往发展的结果。同时，我们还把该客体分解为若干要素，而把后者的现存的结合作为对它们起作用的力量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便达到——

4．寻求诸一般因素作用规则的观点。然而，这本身是在以下两种层次上形成的——

（1）正如常识性观察通常所应付的那样，诸因素（力量）是通过其具体的有形性和直接性在描述性概念的层次上被加以理解的。

（2）诸因素被还原为甚至更一般、更抽象、更形式化的原则（它们随着其历史内容的日益增加而变得空洞）。

例如，在具体描述的层次上，一个人可以把宪法界定为公民和国家官吏基本权利义务在（以契约为基础的）制度上的稳定化。只有精确的分析才表明在此所应用的概念是特定的概念，这就是说，常识性观察所产生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这些概念可以被进一步研究和还原为那些构造它们的更为简单的过程。“国家”、“契约”、“制度化”、“义务”、“权利”、“自由”、“职责”、“权力”，等等，都是复合物，必须从其实际作用上对它们加以仔细观察，并把其作为诸力量的潜势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加以解释。第二种界定则把宪法构想为共同体中各种为最高权力而斗争的群体之间的现存权力均衡在形式上的定型化，因而能够确实超越具体事实达至这样的程度：它发现，宪法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讲并不是可直接感知的事物，而是许多具体、个别法规的特定内容从中能够得以解释的原则。

现在，一个人甚至能够更精确地解释这些体现了基本力量的原则，并能够进一步询问：权力真正意味着什么？“它是一切迫使其他人采取某些行动的行动”这样一种回答，由于其仍有较大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因而所说明的则是于具体程度上彼此仍有根本区别的广泛现象中的共同要素。通过这种抽象，越发明显的是，除了物质强制借以显现的相当明显和有形的权力形式外，在经济生活、行政机构和形成意见的机构中也有权力要素。因此，在考虑各个群体的国家权力之争和界定权力均衡时，所有这些因素必须被置于一个共同的成规之下和得到充分的考虑。换言之，通过以正确的方式深化抽象的过程，日益形式化的定义包含了越来越多具体过程和现象，这些过程和现象以前则会被认为是终极而不可还原的事实。（同样，“自由”也可以被进一步形式化和还原为最抽象的原则。参阅我们自己对界定的尝试，参考此处。）

所有这些思维过程中的把具体观念还原为更抽象的观念（所有力求精确的科学所必须经历的阶段）的倾向，还可见于把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还原为若干基本过程和自明概念的尝试。这种方法目的在于按照这些自明的过程和关系解释每一个社会事件。凡是控制和社会指导成问题的地方，人们便希望通过按照这些基本概念行事，最终能够造成某些称心合意的结局。同时，这种还原过程还暗示了一种按量衡量那些基本因素的倾向。

如果某人更加严密地检查这一程序，显然有两种东西被明显而有意识地省略了。其一是当我们在唯一的（“偶然的”、“历史的”）情境中遇到个别事件时对该事件的绝对确切的知觉，另一个则是有关那些并不在每一个社会起作用，但界定了某一社会模式之特征的规则和相互联系——“中介原则”（principia media）——的研究。关于这些中介原则，我们以后还要更多地论述。下面我们将指出，从直接目标背景着手的思维方式内含于以上描述的科学参照系之中，即该思维方式处于发明性思维水平上。只有对依据一般原理生产孤立的个别客体感兴趣的人，才会力图发现支配该客体起源及整个一类客体转化的一般规律。这种人已超出了偶然的发现达至这样的程度：他并不按其发现的那样来对待这些客体；他忽略了它们唯一而个别的特质，上溯到一般因素，以便使它们如此地重新结合在一起，以致他可以“发明”一种新的客体。甚至在寻求规律和一般化的最疏远的社会学思维过程中起作用的心照不宣的意图，也是这样的问题：我怎样才能借助基于社会互动一般原则的措施或制度来满足这种或那种社会需求呢？但是，这个问题是在没有更深刻地研讨该制度借以嵌入具体环境的方式这一情况下被询问的。直接的飞跃是从直接的具体性上升到最一般的规律和原则范围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每一种超越特殊历史框架的尝试中那样——事实仍旧是，在这类思维过程中，这样一种精神类型在起作用：该精神看到了“一般世界”框架内的个别客体和个别关系，但同时并不试图重建期待这些个别客体于其中发挥功能的实际框架。如果一个人把“世界”理解为某个特殊事件与确实引发该事件的种种因素的相互依赖状态，那么在这种处理中居支配地位的、似乎真实的巨大抽象，并非产生于抽象的探究类型所特有的广泛而有创造性的世界观（conception），而是出自对世界的疏远性（remoteness）。这种高度抽象的思维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的最精制化，该方法试图从实践与理论上认清唯一而孤立的个别对象、个别因果序列和个别愿望复合，但尚不敢涉及将会把这种个别对象，或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中整合进去的具体结构。⁽¹⁴⁾

当社会发展下一个阶段的社会科学家寻求适当处理个别客体存在于其中的实际脉络的方法时，他不会为虚张声势和痴心的抱负所驱使。他将不得不寻求这种方法，因为纯粹的大量被抽象解释的个别客体和积累的得到部分调节的习俗及制度不再平稳地发挥功能。最先注意到各种行动是如何相互冲突的务实的事务主义者，比科学家更为迅速地被这些真正冲突的经验导向性质不同的对该冲突的思考类型。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起初几乎并没有更多地加强那些他从社会活动的前一阶段继承的追求精度的努力。

科学与实践的这种脱节（科学的方法落后于实践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似乎是极为严重的。这是由于社会的功能分工所致，因此，在我们这一领域，实践者比理论家更接近学科内容；然而，正如在每一种劳动分工状况中那样，那些正在从事共同工作的人在这点上也必须防止彼此过于疏远。无论如何，在分化的高级阶段（我们现在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一阶段），只有当我们一再地回溯到最初的参照系，把其与新的情境相比较，因而发现下一个所采取的步骤时，必要的纠正才能成功。

为了从另一角度看问题，让我们现在询问一下，除了已经提及的方法外，流行的思维方法和我们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就都是由什么构成的。回答主要是在专门化方面。只要科学研究中存在任何像劳动分工那样的事情，专门化就会永远存在。于是，剩下的决定性问题只有以下两项：

（1）专门化被导向何方以及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加以引导的？

（2）为了专门化而被分割的实在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研究的哪个稍后阶段上被重新加以结合和整合的？

现代的、科学工作的专门化遵循两条路线。首先是学科内容的路线，其次是方法的路线。学科的专门化有着自明的必然性。单个研究者不可能亲自从事研究每一种可能存在的社会生活领域。在这种意义上讲，当某一个研究者关心家庭，或进一步专门关心某一给定时期的家庭或给定社会阶级的家庭，而另一位研究者却关心宪法时，我们必须表示赞同。只要一个人记住他正在处理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若干片断，那么，这种专门化就不会有任何损害。

如果我们从方法的着眼点来看专门化，我们将会看到，它遵循我们已经描述的抽象方法。我们并不检查我们面临的情境的每一片断层面，而是依据那种一被逻辑地执行，便导致所谓“纯领域”产生的、抽象原则思考情境。例如，一个人从政治、经济、教育、生物或心理学的观点来研究有着不同表现的家庭，并在这种抽象的基础上建立了只有政治、经济、教育、生物或心理层面存在于其中的诸同类领域。这种类型的专门化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碎片，不如说是整体的剖面，当它以明确界定的概念进行抽象时，它是明确而始终如一的。只要别忘记我们仅仅是在涉及实在物的碎片、剖面和领域，这种起因于劳动分工必要性的、分割出总脉络剖面的方式，便是可采纳的和十分富有成效的。

因此，事件的有机整体是由两方面的分析分割开的，当学科的专门化与领域的刚性分割结合在一起，以致家庭、宪法等都仅仅从某种抽象观点来探究时，这种划分甚至变得更为显著。由此，与具体实在的双重脱离便得到了实现：由学科内容的专门化所造成的抽象程度因划分成各个领域而得到了强化。

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可允许的，甚至确实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初步的学科内容的专门化，精确的观察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按某种观点进行抽象，为了分析的目的而充分明确的概念便不可能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再现的：在两重的专门化行为发生以后，我们的科学试图在多大程度上重新整合在一起？

在此，我们能够作出以下评论。或是我们保持在学科内容专门化水平上，没有人依据真实的结构着手把众多片断集合在一起；或是如果整合确实产生，那么领域的抽象和分割仍然保持，整合只出现于单个专门学科，因此我们便有了纯经济学、纯心理学、纯社会学，等等。但是，没有人在理论上以诸部分重建整体，或表明诸领域在日常具体环境中真实的相互依赖性。⁽¹⁵⁾

在此，也可以说，只要这种分割实在的方法与那一时代流行的实践种类相一致，并在此种意义上继续顺当平稳地起作用，那么，对其就不可能提出什么反对。然而，如果把该方法作为唯一可能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其便会受到最重要的批评，其理由是：在重建和计划阶段，实在不再可能通过只利用这些旧方法来把握。

越发明显的是，我们不可能不以那种表现出发明阶段特色的思维来行事。对于这种思维方式所表达的理论精确度——作为专门观察结果的详细准确性——的需要，不应当再受冷漠。不过，同样必须清楚的是，今天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任务远远超出了以上描述的研究框架。

4　个别和唯一

发明性思维阶段的个别和唯一。社会愈彻底地组织化，预先确定个人行为的必要性就愈大。这需要对那些特定历史社会时期所特有的原则加以研究。何谓中介原则（principia media）。

当社会从整体而不是在孤立的细节上有意识地开始指导自己的进程时。把一般原则作为领悟和控制个别的对象及关系的工具和达到直接目的的工具来利用，便遇到了障碍。在这种阶段，首先明显的是，每一个对象并不存在于“一般世界”之中，而是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世界：该世界具有因建构于不可改变的基础之上而越发受束缚和变得刚性化的结构。当然，如在具体现实中所发现的那样，个别对象比若干一般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多少要有更多的东西，这以前就已经为人们所知。然而，人们曾设想，一个人只涉及“一般世界”，个别状况的偏离是由于某些也源于一般原则的、尚未知晓的因素造成的。个别事实的唯一性之所以被认为是令人费解的，并非因为它存在于具有其自己特殊力量的、为并不必然包含于一般规律之中的中介原则所支配的特殊世界之中，而是因为尚未被认识的一般因素被认为是与该事实发生时的已知原则结合在一起，或因为该事实的个别性似乎出自其自己的源泉。

每一个基于专门化和劳动分工的社会，实际上都产生出分隔的、或多或少孤立的制度和关系，但并没有创造整体的社会构造（fabric）。这就是这种社会为什么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所有那些由某种文化情境和模式特有的个别特征所导致的偏离的原因。在发展的这一阶段，大多数制度都是独自成长起来的，并且只是以非常渐进的方式通过自觉的行动更改的。任何独立的发明，如一个新的宪政、新的军事组织、新型的学校，显然都只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其基本部分产生于一个缓慢、传统、选择的发现过程。只是在后来，宪政才被法典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其最初是无限复杂冲突的直接产物，也就是社会结构的种种均衡状态的表现。新的军事组织或新的教学大纲确实同样如此：它们每一个都利用已存在的东西，并依据针对某种或多或少明确的目标的原则有意识地对其加以修改，以便其最终呈现出新创造的外观。但是，用于建构这种新的社会创造物的极度抽象原则将会失去其刚性，使自己适应于特殊具体情境的特殊中介原则，以及整个结构将会以此种方式适应于它不得不存在于其中的更大的世界，这大体上是个假设。通过使用和实践经验，抽象原则的产物将被“试车”和变得个别化——至少希望如此。但是，我们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功能的分化越是变得彻底地组织化，它们就越能够较少地依赖于引起调整和给予“人为”建构的社会制度以生机勃勃弹性的、不受控制的“偶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个别情况也必须被仔细考虑，如果要使它对其环境不产生任意的作用的话。手工业生产系统还能够把制造技术传给其懂得个体配合和适应会产生最佳结果的学徒。而大规模的泰罗制工厂则必须排除一切个体的个人操作。旧式的行政管理能够通过自愿和不被支付薪水的行政官员——其传统的阶级观与一般教育和处世本领相结合，有助于在每一种特殊状况中作出最佳决策——来进行。而现代工业社会的完全组织化的行政管理机构，则要求在技术上受过训练的专家占据以前为来自有地位阶层的自愿官员所充斥的位置。每一项决策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心打算上都必须依据规则来进行，个别情况必须尽可能全面地被预见到。⁽¹⁶⁾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甚至不得不违背其意愿，以便不仅注意在此也必须了解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关注思考那些只在给定时空内适用于特定社会领域的特殊规律的任务。事件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的增加，以及预先确定以前自我关照的程序或制度及其个别适应的确切个别形式的必要性，迫使我们寻求中介原则。

对社会情境的精确描述，使我们面临一个我们在自然界中也会遇到的问题，不过，对于自然界来说，其极少具有紧迫性。⁽¹⁷⁾在自然界中，我们也涉及特殊领域。不错，沼泽提供了一个由生态、共同生活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生物相互依赖的代谢作用，以及所谈及的沼泽的历史所产生的特殊环境的封闭系统。但是，我们从来不必像我们今天不得不处置我们的社会那样，全面建立和指导整个自然系统，因此我们从来不必深入个别自然界的历史和结构。人类越来越趋于调节其整个社会生活，尽管其从不试图以自然所给予的原始力量着手创造第二天性。如果我们获得了如此的成功，以致能够调节出的移动和依据某些经验规则，有规则地为了特殊目的利用个别力量，如果我们控制气候如同我们控制社会因素一样具有必要性，如果我们试图把具体相互作用中的所有生物规律纳入我们的调节框架之中，那么，我们将在自然界面临我们目前在社会领域面临的同样问题：即把整个自然系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和局部阶段看做是一个依据某些其特有的原则发挥作用的、相对独立的整体。但是，由于我们尚未获得如此成功以及我们是否将在自然界空前地达到这一点还令人怀疑，因此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满足于诸一般力量的观察，以便使它们联合起来去获得唯一的局部目标。⁽¹⁸⁾在此似乎不存在对于绝对相互依赖思维的任何直接需要，我们可以以这样一种模糊的阐述为满足：大自然中的唯一性是由无数偶然的情境和力量构成的。

然而，这最后的系统阐述掩盖了如下事实：在某些生活领域，并非所有的情境都是偶然的，某些事实、力量和原则是特有的。一般来说，用于事实、力量和原则的“偶然的”一词，只有当一个人同时解释了他怎样为了对比起见而界定“永恒的”和“必然的”这两个术语的时候，才有意义。

如果问题是以此种方式提出的，那么显然在抽象思维阶段。大量的具体事件被认为是偶然的，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于抽象对象的创造以及在形式上可以说是决定该对象的因素上。如果我们还试图重新塑造具体环境，那么我们迄今为止称之为“偶然的”一切事物，就会被划分为那种确实是偶然的事实、力量和原则，以及在其具体形式上对于这一特殊领域确实是基本的事实、力量和原则。换言之，我们那时将会在有关领域的中介原则层次上工作。

5　历史中的唯一与一般及其对逻辑提出的问题

日常经验中的中介原则的浮现。不同科学领域的例子。对中介原则的质与量的分析。因果关系诸因素的等级问题。

现在是更为详细地谈论这些中介原则的时候了。⁽¹⁹⁾我们到目前为止已注意到，这类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有规则地重现的特殊规律，也就是某一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环境中的特殊关系。对于其特征的粗浅的观察，导致许多思想家谈及特殊的历史逻辑，并使他们误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个人命运与事变的一般规律完全无关。历史学家们试图把每一时代的唯一性领会为某种只有通过直接的直觉（浪漫主义）才能理解的东西，或者将其推演为某种类型的唯一的历史辩证法（历史循环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一种解决方法完全放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第二种方法建构了两种独立和共存的逻辑：一为处理一般事物的一般化逻辑，另一为探索唯一历史结局中的诸事件之间关系的逻辑。由于后一种理论方法产生了完全独立于概括性因素论的辩证法，因此，它也倾向于使用非科学的方法。在具体形式上，这种方法主要是由从某些群体的特殊目的中获得其历史进程眼光的历史哲学引申的。我们认为，尽管如此，辩证方法的阐述者还是正确地懂得，某些历史和社会单元的个别发展必须科学地加以研究，而不能仅仅听凭于历史学家以史诗体表示因果关系。以上阐述者所犯的错误，就是在重建社会的个别框架或个别发展时没有考虑普遍因素。

我们想要引入讨论的中介原则，归根结底是具体环境中的普遍力量，因为这些原则是由各种在给定时空内起作用的因素整合而成的——一种也许永不重复的诸环境的特殊结合。再者，一方面，这些原则可还原为包含于它们之中的一般原则（这就是以上描述的抽象方法为什么成就如此卓著的缘故）。但另一方面，由于它们是在发展的某一阶段面对我们，并且必须被放在其带有某些其独有的特定分原则的个别模式内来加以观察，因此它们应被置于其具体环境中来加以论述。

理智地观察社会领域的门外汉，主要通过无意识地利用这种中介原则来理解事件。然而，其思维具有这样的特征：他总是趋于把社会结构的一般原则本身与该原则的具体形式混淆起来，因为该原则是在一定的时间或特定的社会秩序中逐步存在的。在静态的时期，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区别一般而抽象的社会规律与只在某一时代通行的特殊原则，因为在只有微不足道的变化的时期，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差别对于观察者来说是不清晰的。某一个别时代所特有的真实的常量和原则在此时间内具有同样程度的固定性。

现在让我们试图对在日常经验中出现的中介原则进行更为精确的探查。每个人都生活于对某些可能存在的事件的期待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人的生活都囿于期待的眼界。我们的期待眼界认真对付那些依赖于社会经验恒久不变的事件，比如对遵循某些社会风俗习惯、尊重某些社会等级制度等社会保证的恒久不变具有依赖性的事件。然而，它也考虑大量不可预见的事实。当我们热切地拿起一张报纸的时候，我们已对某些因我们不能详细地预见其将会是什么而使我们感兴趣的事件的发生有所准备。虽然我们总是在我们的眼界中为未能预见的事实留下空隙，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对一切事情都有所准备——不意味着我们对所有各种事件有着同样热切而全神贯注的态度。我们大概认为报纸将报道一例抢劫案，或内阁的垮台，或某种商品的价格在某一范围内的波动。换言之，我们准备看到我们希望是“正常”和有关的、某种类型或某重要层次的事实和事实的复合。个别事实可以发生变化；只要整个社会情境是稳定的，其发展是持续的，这些个别事实必须被吻合进去的协调框架和系统或多或少保持恒定不变。

生活在社会结构正在不断变迁时代的人的期待范围是相当不同的。他不仅考虑其以前从未经验过的无数个别事实——因为在这方面，他像生活在静态社会的人；而且还对支配以出乎意外的形式出现和结合起来的新型事实的原则的可能变迁有所准备。例如，一个人不仅考虑货币购买力的波动，而且还要思考货币体系彻底崩溃的可能性；一个人不仅慎重考虑内阁变化的可能性，而且还要仔细思考非议会政府将会夺权的可能性，或甚至国家政权将完全不能得到确立的可能性，或国家政权将改变其有关使用暴力或宣传原则的可能性。一个人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不但个人可以突然变成不可信赖和不诚实的，而且在整个关系领域、经济领域或私生活方面，以前一个人通常所能依赖的信赖和诚实已突然消失了，因为战争、革命和几乎相当于内战的崩溃摧毁了旧行为归根结底实际基于的社会事件的框架。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谈及为了期待的范围更加广泛而抛弃较早和更为有限的“眼界”。在这些时期，人类历史以更加本质的形式呈现出来；它使观察者有机会理解那些构成社会历史个别时代之基础和框架的中介原则目前转变的水平。在这样的状况下，社会科学家们被给予了把那些他们认为是永恒的结构规律与那些发展的个别时代或阶段所基于的规律区分开来的机会。进一步正确诊断那些最早个别和明显孤立出现的事实、不适应于旧结构的事实、提出新的组织原则的事实的可能性，以及进一步系统阐述在这些事实的聚集中出现的新的结构规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为了给我们称之为中介原则的东西提供更为精确的画面，我们将对比以上提及的更为复杂的规律，进一步引证若干与一定历史结构密切相关的中介原则类型。法律社会学的最新研究⁽²⁰⁾再次证实，每一个案件必须依据尽可能少有异议和基于逻辑小前提之上的一般理性指导规则来加以审理的形式法律的基本原则，只通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而对于一般资本主义来说，如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那样是行不通的。⁽²¹⁾

这种基本原则的目的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各党派依据契约法事先预测诉讼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这些订立契约的党派在法律面前具有近乎平等的任其支配的力量；但是在尔后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合作者们却具有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我们发现司法上的非理性要素以如下法律程式的形式日益增加：该法律程式把案件的裁决留给法官斟酌处理，而免除了旧的形式法律的原则。诸如“公共政策”的考虑、“真诚”的考虑或“本质上关心”的兴趣一类的条款，使得法官有机会无视形式上和平等主义的法律应用，以及为社会中的真正掌权者的影响打开了大门。企业法日益被用来损害小投资者，这同样也是有利于少数掌权者反对多数无权者的这种趋势之征兆。

在这种情形下，亦即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貌似民主的统治下，一个公开赞扬法西斯主义情形正在发展，即法律面前不平等。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与形式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垄断资本主义与日增的法律非理性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其能够被证明为正确的范围而言）是历史有限的中介原则。

还有另外一种心理一般化（psychological generalization）也能够被表明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中介原则。过去一般认为，被迫失业总会导致造反的态度。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失业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慢性或结构性的失业大体上产生的是冷漠，而并非具有牺牲精神的造反。其主要原因是现代的失业摧毁了个人的“生活计划”（life plan）。在这种环境下，造反和侵犯失去了其目的和社会方向。⁽²²⁾

让我们以另外一种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的行为，但与某一特殊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中介原则为例。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只要最能代表早期经济形式的阶级（小店主、手工业者、小农）的社会升迁希望尚未完全破灭，并且其无产阶级化尚未被弄到彻底无遗的地步，他们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新兴的职员（black-coated workers）阶级必定与他们合流。这些职员阶级是现代大规模商业行政管理的产物，尽管其有着最新的起源，但趋于以类似于旧式的下中等阶级的方式活动。但是，推论下中等阶级——不论其是旧式的还是新式的——总是反对无产阶级则是错误的。他们将怎样举动以及将同谁合作完全有赖于其历史环境。但是，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必须把这些中介原则及其相应的概念（“晚期资本主义”、“结构性失业”、“下中等阶级意识形态”，等等）视为特定历史环境的具体表现，都应当记住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正在使抽象和一般的决定因素（一般因素）分化和个别化。在某种意义上讲，中介原则仅仅是这样一些暂时群集的一般因素：其如此紧密地缠结在一起，以致它们能够作为单个因素发挥作用。从我们的例子来看，显然我们在此基本上正在涉及历史和个别环境中的一般因素。我们的最初观察意含一个自由地形成合法人格的社会秩序发挥功能的一般原则；第二个观察意含失业的一般心理作用；最后的观察则意含这样的一般规律：社会升迁的希望往往以使个人真实的社会地位黯然失色的方式来影响个人。认为白领工人的特殊心理在其历史背景中能够按照社会升迁的一般心理得到完全解释，与认为这种社会类型的特殊心理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不考虑人类精神的一般原则也能被详细地计算出来，同样都是错误的。

这些例子表明，中介原则在日常思维中总是起着作用，其充满了普通人的眼界。正如我们所见，现代人的不安全并非起因于出现太多的未预料和新奇的事物。他显然已习惯于个别实际情况的变化。他的紊乱宁愿说是由于这样的实情造成的：他不得不非常迅速地改变其“期待眼界”的“原则”。如果他在这方面失败了，他就会绝望并且像黑贝尔⁽²³⁾（Hebbel）笔下的人物那样只能慨叹：“世界在我之外。”任何没有及时修正其中介原则和不能看透当代问题的人，不仅将会发现世界“在他之外”，而且还将确实为其所压倒。

自现代发轫以来，理解每一个新时期的中介原则一直是社会学思想家的特定任务。像马基雅维利和托玛斯·莫尔⁽²⁴⁾那样的思想家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封建世界的崩溃和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出现才成为可能的。亚当·斯密、圣·西门、洛伦兹·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以及卡尔·马克思的成就也是对社会发展进程中重大变迁的智力反应。我们的时代也必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求获得这种知识。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情境中，这不再仅仅是不顾及其前后脉络去发现这种新的中介原则的事情：我们必须不断地通过其相互关系来研究这些原则，力争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对它们施加某种影响。

我们愈是在我们的社会研究中强调总体情境，“结构”概念就愈是硬同我们的分析纠缠在一起。一个时代不仅受单个中介原则支配，而且也是由整整一系列这种原则决定的。不过，若干相互关联的中介原则则产生了一种若干因素的具体模式以多维的方式借以密切关联的结构。在我们频繁提及这种多维性时，我们的意思是，尽管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依照不同的观察者所取的剖面）各自体现了整个事件的个别层面，但现存的实在实际上存在于许多这种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其中起作用的具体中介原则之中。

每一个具体的诸事件的复合，如内阁的变化或经济循环的涨落，本身都是整个结构的一部分，而通过完全充分的分析，该部分又必定能够或多或少确切地被追溯到所谈及的个别事件。另一方面，每个重要的诸事件的复合不仅是现存结构的一部分，而且同时还带有稍稍超越前一阶段的多维模式。这种由个别事件积累的力量引起的结构变迁，在诸事件本身的每一个适当描述中也必须被加以考虑。

大量的相互关联的中介原则形成了一个结构。若干中介原则的相互依赖的变迁构成了结构的变迁。但是，若假定科学家或国务活动家一眼就能发现发生于我们社会之中的结构变迁的组织和趋向，那么没有比这样的假定更为错误的了。所谓构型的直觉感知（完形体验，Gestaltschau）可自称能够领会个别心理活动——不仅仅是以前通过分析而得到理解的诸要素之总和的个别活动——的基本现象。在这方面，使人想起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即旋律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包含于旋律之中的个别音调和音程的单纯总和被直接感知的。但是，只有在视、听领域内，此种意义上的整体才会在个别心理活动中直接出现和被感知到。相比之下，一个时代的所有社会和历史事件的结构过于错综复杂，以致不可能一眼就理解。它不是可直接感知的，而只有在该结构的所有要素于其中都被注意、比较和结合的长期思考之后才能逐步被领会。

我们今天确实能够看到的大多数情况便是政治、经济、技术和心理领域中的各种中介原则的相互依赖的改变。这些改变必须被视为相互依赖的，亦即必须发现某些触点，例如，政治领域变迁触及经济领域变迁之点，以及这两种客观领域的变迁以新的心理态度的形式引起主观变化之点。虽然观察诸个别实情和支配它们的一般抽象规律，是缓慢发展时期高傲的主张；但我们却有机会揭示更为综合的关系以及随之出现而发生于其中的基本变化。

正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种调研方法都有自己特殊的精确标准，没有什么能比不加区别地把这种标准从一个问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更为错误的了。当一个人正力图分析孤立的个别对象及其借以出现和发挥功能的方式时，大概最好是把具体的现象还原为其最抽象的要素以及尽可能以可测量的形式表达这些要素。凡是存在确定具体“趋向”或某种其他中介原则之问题的地方，这种类型的量的精度只能非常渐进地得到，或许永远不会完全获得。作为最初的近似法，问题将是对这些中介原则作出质的分析，区别各种因素和倾向，把混乱的事实转化为对诸力量的复杂相互作用进行正确描述。仅仅因为这种质的分析不符合或至少尚未符合可测量性理想就放弃此种分析，将是相当错误的。

竭力强加给数学和测量方法，逐步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境：在该情境中，某些科学不再询问什么是值得认知的，而只把可测量的东西作为值得认知的。⁽²⁵⁾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应坚决主张，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绝对要关心总体社会情境所提出的直接任务，这只有通过质的分析才能得到充分领会。只有当这一点已经得到解决的时候，一个人才应当考虑复杂的问题怎样才能被分解为更简单的要素。假如这一点业已达到，我们就应当询问，怎样才能通过简化的要素检验结果，以及更为广泛的原有主题是如何必然由我们已检验过的个别要点而产生的。直到质的分析已被作出之后，量的分析才能产生。把社会事实的复合仅仅还原为可测量的要素，证明很少具有科学的洞见。但是，针对质的分析容许有量的控制的诸点来检验我们的知识，则是一项严格的科学任务。

以此种方式，我们能够作出下列主张：（1）诸个别事实和产生该事实的因素，只有当对它们质的分析已充分发展，从而表明数字并非抽象地显示事实，而是核实对清晰、系统阐述的假设的回答时，方可依测量而定。（2）量的抽象的测定，由于该测定没有考虑由各种同时存在的中介原则所造成的对一般规律的偏离，因而其本身大体上是不精确的。

就通过计算和测量来处理问题的研究方法，即只寻求抽象规律和以描述单元为目的，而不管其特殊的历史脉络的研究方法而言，对这些中介原则的故意的忽略是错误的源泉。就历史的具体性而言，甚至这一领域的最大精密度也没有成功地达到精确程度。如果社会研究想要忠于其对精度的要求，那么它就必须欢迎导致中介原则被发现的每一个步骤，即使该发现是通过迥异的方法实现的。不可否认，这些原则最初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其相对重要性的确定首先依赖于若干估计，这些估计在相当程度上能够为进一步的发展进程所证实或驳倒。例如，如果阐明军事手段目前在较小的、由职业士兵组成的军队中的集中，既削弱了一般民主化和市民自治的机会，同时又加强了已掌权的群体的力量，那么该论点通过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政治事变的进程便能加以证实或反驳。无论怎样，只有当社会过程先被解析为大量特定中介原则时，历史才能或证实，或反驳这种关于这些原则实际存在的观察。当只有一两个这种中介原则被用于理解总过程时，研究者易于陷入把某些变迁归因于另一个原则的危险境地。例如，夸大的经济解释的危险就是如此：正如我一再希望强调的那样，从该解释的普遍原则的立场来看，其易于导致不是完全掩盖所有其他的心理和政治因素，就是试图只从经济要素中推导这些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掌握着这些中介原则的丰富网络，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有机会进一步发现这些中介原则，并愈加准确地指明这些原则在造成社会变迁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如果一方面存在着教条地谈论各种中介原则及其在社会进程中之重要性的危险（例如，把既定时期的经济或政治因素的作用看成绝对的），那么另一方面，也存在这样一种相反的危险：这些原则将作为同等重要的力量仅仅被置于并列的地位，而并不试图使之相互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起作用的诸力量具有不相等的作用，以及存在着如中介原则等级那样的东西，这是十分可能的，特别是当多维结构被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时，更是如此。与配给所有的因素和原则以同样的作用以及在最佳状态下也只是累加的方法相反，那些不是寻求建立“自变量”，就是试图建立“作用因素等级”，并在此意义上给予结构一个中轴的方法，可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等级”只有依据经验才能被建构，而大多数理论家则被引导按照流行的科学风气，或既定社会阶级的利益所特有的某些期待和成见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技术专家捍卫对历史的技术解释，经济学家捍卫经济解释，政治家捍卫暴力论，出世的学者捍卫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的冲突“从哲学上”是不能解决的而只能通过统一各个观察者的观点，从经验上加以解决。

6　发现中介原则的障碍

“即时”（in statu nascendi）观点与事后（post-mortem）观点。

发现新的中介原则的主要困难是，我们必须在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并与我们所有的实践关注密切相关的对象中寻求这些原则，而且进一步地说，存在这样的困难也是因为我们力图借以观察该原则的立场本身不是完全坚定的。我们自身处在这些能动力量的发展和相互作用之中。无论谁认为他事先知道个别中介原则，将采取什么途径以及确切了解社会将趋于采用什么样的结构，这从一开始就削弱了他对于新出现的变迁经验观察的能力，以及把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结构视为其仿佛已取得了的最终形式。描述发展中的历史过程的科学技术必须被创立出来。这种技术应为那些正在努力发现目前存在的趋向的人以及决心按照开放的抉择对付未来事件，即以开放的精神探究意义不明确的事实的人服务。这种思维类型与历史学家——他喜欢呈现一幅有关意义不明的往事基本上是什么的清晰画面——所感到的那种安全的需要，以及想要竞争着的政治集团具有确定性的愿望发生冲突。

为了使我们自己的观点清晰可见，我们希望人们想起两种对立历史观点的显著特征。第一个是专业历史学家的事后观点。

这种观点是以这样一种看法为基础的：现时（the present）由于其仍处在浮现过程中，故而是不能被科学地加以研究的，因此想要知道哪一系列事实确实重要，也是不可能的。与即时方法相比，这种对于事后观点的强调，似乎并非起因于问题的客观困难，而是出自学者的主观忧虑。一个人在研究以往的事件中，没有能够把握那种有助于其对现时直接观察的细密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危险，似乎要比在评价和权衡现时因素时误入歧途的危险大得多。实际上，一个没有以理解现时的意愿来探究以往的人，是从来不会通过以往来确实理解现时的。正常的过程如下：我们通过在我们当代世界中出现的相似或矛盾的形式来理解以往的情境。这种仔细观察“实际”（In actu）生活，因而使以往具有现实性的现实感（在该词的最佳意义上），仍是所有历史认识和社会认识的“中枢神经”（nervus rerum）。

既然事后观点是在一系列事件已经发生之后试图确定哪些因素和中介原则是重要的，那么这种观点便是完全理亏的。马后炮式的历史观所犯的最基本的错误是：它把每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视为唯一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它掩盖了对于即时研究问题的理性观察者来说总是清楚的事实，即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大量的因素在相互作用，一个因素的明显胜利往往绝不灭除其余的因素，而只是使它们比那些其重要性更为直接可感知的因素更少明显表面化。令人吃惊的新情境的突然出现，往往只不过是那些以前被压制和遮掩的因素上升到首要地位罢了。正如我们所见，在骚乱时期，期待的“眼界”暴露了所有当代“即时的中介原则”（principia media in statu nascendi），并通过整个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强调大量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真正的科学观察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中介原则作为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来加以描述。⁽²⁶⁾

那些以其现时的眼界来看待发展着的中介原则，仿佛其肯定知道该原则的结果将是什么的政治群体，也是与科学的态度相悖的。因此，这些群体放弃了实验态度而赞同预言家的态度。这也是一种事后方法，其基本上与史学家的方法如出一辙。当此种方法声称领会了正在发生的事件之意义，以及使确实成问题的东西变成无问题时，该方法确实所做的事情仅仅是按照其自己的意愿教条地描述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以这种尚未实现的未来条件为基础，它开始给予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事情以意义。众多事件按照这种被期待的未来相应地得到了解释。这种观点对于政治行为也许是有利的。一个人自命能够肯定地指出遵循哪条道路这一事实，有时能使他不仅影响个人，而且还影响广大群众，其态度在紧要的形势下是决定性的。在这样行事的时候，一个人不仅预言历史，而且还部分地创造历史。然而，这种坚贞不渝地忠于某一合乎需要的可能性的政治好处具有如下不利之处：当危机时刻，种种错误被暴露无遗时，过于教条的政治家便不能够易于重新自我调适。在这种条件下，为群体活动所必需的自我校正，只有在严重受挫和付出重大牺牲之后才能得以实行。

除了事后探究历史的方法和决定政治家的预言态度以外，我们还必须为第三种观察方法辩护：该观察方法是即时的，并且是按照实验态度着手的。把期待眼界看做开放眼界而不是作为已标明既定事实之图的探究方法，必须得到发展。地图只为踏着为其到来而准备好的道路的旅行者服务。然而，即将详细考察我们历史之新剖面的我们，必须自己寻找道路。但是，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筑我们的道路。历史呈现给我们一个充满障碍的世界。面对这些障碍，巫术时代的人曾试图迫使潜隐的力量按其意愿发挥作用。在较后的时代，宗教宿命论虽然在执行个别任务中具有能动性，但仍试图让整个事变听命于上帝。计划时代的基本态度似乎是这两种方法类型的综合。它再次显示了干预基本力量之相互作用的勇气；另一方面，它又继承了宗教心理的某种谦卑，因为它并不自命作为这些力量的创造者来产生效力，而是作为这样一种战略家而起作用：这种战略家只是监视在社会中起作用的因素，以便及时察觉正在浮现的新的可能性，并在那些必须作出重大决策之处强化之。

7　建立、计划、管理的概念必须相互区别

战略的概念。计划与历史。

上一句话迫使我们对建立（establishing）或创建（founding）（Gründung）与计划（planning）作出明确区别。建立是发明的最高级的阶段之一。但是就我们的定义的意义而言，它实际上并非计划。当我们谈及重建（reconstructing）社会而不是另建（building anew）它的时候，我们便触及到了在此出现的问题。如果社会界（social world）能以一个人借以处理个别问题或直接目的的方式，借以使一个工厂合理化或建立一座城市的方式，或者换言之，借以依据抽象规律和拇指规则创造个别事物的方式来形成，那么计划本身将不会是新的思维类型。但是，由于计划意味着从中心点空前地深入迄今为止只是非常间接相互关联的介入区（intervening areas），并且最终包含了对这种尚未计划的区域的全面控制，因此，源于发明性思维阶段的行为在这一范围只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殖民者兴建了一座完整的城市时，这不是我们所说意义上的计划。这种事业很像计划，但它与计划在两个基本方面有着区别。

开拓殖民地，也就是一座城市的创建或建立，与计划的区别首先是以这样的事实为根据的：拓殖在抽象的环境（abstract milieu）中建造城市。它往往遇到必要时才考虑打算周围地区，而并不对该地区本身进行计划。尽管对于事变内部进程有着全面的预防措施，但就外部世界而言，整个结构是在无计划的情况下建立的。在某种情况下，它有可能像任何历史地“演化的”、面临其他城市的竞争和其他外部困难的城市那样衰落下去。区别建立与计划的第二种方式是，在建立中，建构材料首先被集合在一起，然后又被置于预定的相互关系中。预定建造的房屋首先存在于图纸上。如果已竣工的建筑物不同于蓝图，那么不是图纸有误，就是其施工过程存在问题。这当然不意味着建立是一个创造性活动。只有当材料的内在性质和物理的、化学的及其他规则是建筑者本人创造的，它才是创造性的。对于建立或创建来说，以下定义就足够：制订计划的人利用自然所给予的力量，但又是以如此方式来利用该力量，以致从一开始他就把所有为建筑所需的诸要素集合在一起，依据其直接目的对它们加以组织，并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某些新的东西。例如，根据这个定义，大规模的组织、合理设计的铁路系统，以及邮政机构都可以具有建立的特征。⁽²⁷⁾

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可能是被建立或创立的，因为建构社会的要素总是在某种历史关系中获得的。在某些群体中，诸因素从不被视为纯粹的力量，而是与中介原则连接在一起，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中的各种不同的层次上相互作用的。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计划是不可能的，而只是表明它不应当被视为与建立或纯粹的创新相同。建立是从实施前已存在于建设者心中的、确定而完美的方案出发的，并且像费希特的观念（Fichtean ideas）一样，它从这种超感觉的状态转变为现实。实施的问题仅仅是适当的手段的问题。另一方面，计划则是以利用可直接得到的东西开始的。计划的目的、手段和基础都处于同一程度的历史现实上：人与物在社会中的聚集是计划的基础。这提供了手段，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获得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并以正确的方式着手塑造社会。

在处理中介原则时，我们没有自由、无限的支配权。我们所需要的并非这种权力，而是那种借以依据计划意志所能发现的最有利的控制点，来与这些原则运行的趋向一致或相反发挥作用的正确战略。

为了正确理解计划的主要特征，还必须把它与不再是政治化的管理（administration）区别开来。⁽²⁸⁾社会结构一从计划阶段进入完全组织化的状态，以及所有或大多数在斗争中产生的历史力量（historical forces）一旦通过战略而得到控制，这种管理便出现了。当然，我们也能决意把这一阶段看做是计划的。然而，我们应当乐于把这个单词留给力争控制社会过程的迄今尚未协调的中介原则的预告性战略（predictive strategy）。计划就是把一个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愈加完全由人类从某些中心位置来调节的统一体的重建活动。当然，有可能的是，紧随计划时代而来的将是纯粹管理的时代。还有可能的是，在后一阶段，所有我们现在称之为历史的那一切，即未受控的社会力量的、不可预见和命中注定的支配，都将告终。因此，与管理相比，计划则是仍在历史框架内起作用的指导形式。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计划是故意被应用于人类事务的预见，因此社会过程不再仅仅是冲突和竞争的产物。我们究竟是否将会完全成功，不是在此争论的问题。这也不是我们是否更喜欢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逃避这一任务；我们时代氛围中的所有紧张状态都起因于目前正在进步的人类意志和思维的这种再定向（redirection），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趋向，我们便不可能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8　计划的意志方面与情感方面

计划并非纯理论任务。首创可来自少数。起因于部分计划的对抗。变竞争态度为合作态度的前景如何？整合诸意志的一般模式。作为人的再教育的当代危机。

我们以此表示，社会计划并非是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空洞理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预先谈论计划战略的原因。如果计划包含发现那些社会过程的终极中介原则据以能够专心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关键地位，那么，计划则暗示了那种在所需干预之点进行干预的意志和权力的存在。⁽²⁹⁾

现在，这种有事业心的“计划意志”不能仅限于个人。另一方面，它也不必是提供了初始冲动的多数。少数人现在能够带头决定集体意志和实行社会重建。由于现代经济、政治、管理和文化的制度具有一种集中化的倾向，因此获得权力的少数人能够利用这种机制。然而，我们已经表明，那些正试图实现新社会的群体仍保持旧的眼光，并力图片面地为自己或它们所代表的集团而计划，是重建时代的似是而非的怪事。由于这样，这些群体在其规划中产生了双重矛盾。首先，它们想要一个有利于特殊利益的极权主义体制，即制订只能完全有益于特殊群体的特别利益的计划。其次，为了达到这一点，它们在极端的程度上加剧了权力竞争和冲突，因而促进了典型的无计划和非理性的自然选择过程。这些矛盾并非是想象的，而是得到了诸事件的直接证实，尤其是自从这种夺取制订计划之关键地位的斗争在独裁下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加蓬勃地展开以来。只要这一阶段的片面控制占优势，一个人就不能谈及成功的计划，因为曾经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现在却集中于最上层。随着权威地位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单元内以及世界舞台上出现，集中于这些权威地位中的紧张也产生了。现在问题是：这种冲突能否结束，计划能否以如此方式来获得，以致争霸的激烈斗争将会结束。这种愈加整合的关系网络能够被用来保证合作而不是敌对吗？或者换言之，存在这种社会体制能够如此地指导我们的冲动，以致盛行的对抗能够自发地或通过计划和指导被转变为合作这样的任何机会吗？

新的社会情境将永远不会产生以新的方式思考和整合其冲动的新人，是可能的。新的社会情境将永远不会产生适当数量的所需类型的人，也是可能的。但是，在社会系统中，通过少数人的正确指导将能导致思想与意志变化的种种倾向的存在，同样也是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对于人的基本冲动的表现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不可能有什么异议，因为我们在历史上已经历了比这大得多的变化。甚至没有计划控制，资产阶级类型也会逐步从封建环境中的适合的飞地产生出来。而且，随着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的成长，取代了竞争的现代工业官僚制也产生了。

每当对立的群体获得权力时，便可见到这种冲动与观念的再定向过程在我们这一代人和环境中运行。在新的位置上，旧问题以新的伪装出现，群体对于问题的态度则不知不觉地彻底改变了。

正如我们以后将要见到的那样，如果教育的审慎的变化得到了计划，且又与同一方向上的平行的社会趋向相一致，那么确实能够加快转变的速度。当教育与正在同一方向上运行的社会力量密切结合时，它便加速了转变过程，而当不存在它所涉及的真正情境时，它则变成了空洞的说教。在此，关键的问题仍然是人的转变的中介原则是否与社会系统的中介原则成功地协调一致。

在此之际，我们只希望解释在整合目前社会发展阶段的种种倾向中起作用的形式机制⁽³⁰⁾（formal mechanisms），并且也按照开放的抉择思考这个问题。可以想象：冲突能够导致空前更大的整合，以致在单个国家和国际体系内最终只保持几个冲突着的权力集团，而在极端的状况下只保持两个这样的集团。为了明晰起见，我们将像这一过程在若干政治集团内以及它们之间出现的那样对此分别加以考虑。如果大的单元是按照尚未计划的社会的旧原则即冲突得以整合的，那么将会发生以下情况：迄今为止，冲突一直既是崩溃的手段，又是整合的方法。因此，暴力的使用在每一点上都将导致愈来愈密集的集中，这并非是不可能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只能保留两个强有力的对手。接踵而来的整合采取了某一完全征服了其他政党的胜利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这样的机会：被征服的群体将间接地吸收胜利的集团的某些权力，并为其自己的利益自下影响计划的制订。然而，斗争将陷入僵局或同归于尽也是可能的。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发生的冲突中，来自外部的压力将迫使诸政党达成和平妥协——如它们纠葛的仲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在国际规模的冲突中，亦即在大规模整合的权力单位，如民族、大洲或其他类型的联合群体相互对抗的地方，和平妥协更为困难得多。由于只有冲突原则在此起作用，因此，某一大的交战群体将会获得整个战场的胜利，并通过这种胜利来实现统一计划的巨大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这种最后的争夺将会导致同归于尽的可能性。

但是，另一条道路仍然是开放的——这就是统一的计划将通过理解、协商、妥协来实现，亦即迄今为止只在一个给定的国家群体——在这个群体的飞地内，和平就是通过上述方法建立的——才有可能的心态，将在国际社会的关键地位中取胜。诚然，这种眼界的变化将是世界史上的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将体现一个第一次不是基于恐惧或高压统治，而是以理解为基础的解决主要危机的方法。两个交战的集团只有在它们害怕共同的敌人时，才实现其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和平，迄今为止，这一直是冲突的一部分性质。如果我们不得不使我们的希望只依赖于冲突原则，那么虚构某种外部敌人，如因其潜在的威胁而迫使仍处于敌对状态的群体达成协议的火星人，在世界范围整合的前一个阶段则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这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敌人不可能被考虑，因此我们必须力图弄明白能否以另外的方式达成某种排除冲突范围内的暴力和压迫的谅解。从理论上讲，以下方法是可能的，但不能被保证发挥作用。

在以往所有的战争中，格斗者之一总会有希望消灭对手。与此相比，愈加明显的是，现代战争则使两方同归于尽。对于未来战争之可怕的毁灭力的恐惧会变得如此强烈，以致它将会像面对实际的敌人时所具有的恐惧那样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会由于害怕即将来临的全面残杀而达成妥协，民族国家将会使自己服从于着手为一切人计划的中心组织。

依我们之见，没有什么比建构有时被称为乌托邦的东西更遥远的了。但是，只有当我们想要假定，无需某种社会方案迫使，冲突的各党派便会因内心自发变化而“突然”经历了某种转变的时候，这才是乌托邦的。然而，我们已经假定恐惧是洞见背后的原动冲动（motor impulse），并且仅仅表示这样一种希望：恐惧以我们已提出的方式借以发挥作用的情境将会出现。于是，问题仍然是，一般的战争，或它所体现的某种毁灭能否像共同的敌人那样引起同样类型的恐惧。对敌人的恐惧在某种情境中导致了内心的变化，以及通过讨论和解释即妥协，可以说唤起了辩证的理解。在我们已经提及的情况中，现代军事武器所普遍拥有的可怕的力量，可能会像“第二天性”一样发挥作用。正如古人共同对付大自然的敌对作用，并以此种方式获得组织化的劳动分工那样，这些有着可怕爆炸力的军火可以扮演大自然曾经扮演的角色。

诚然，目前支持这种假设的情况并不多，尤其是现在正值我们目睹了在权力的非理性寻求和行使中出现的完全压倒一切的退化之时，更是如此。然而，在晚期工业发展阶段，大众非理性日益增加的效力和神经质的忧虑可以产生反作用，以及出现某种“精神宣泄”（catharsis）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这种对张力的消除也能导致冷漠。然而，相当可能的是，正如宗教战争之后，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一般宗教狂热和非理性之时一样，现在紧接着这种非理性主义高潮之后也应当出现倾听理性（reason）的新的意愿。在过种比较中，我们必须牢记，崇尚理性和启蒙的宽容固然仅限于有限的精英群体，但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本身却是相当广泛的。对此还应当做如下补充：那时仅发生在小的精英群体中的变化，原则上讲，在现代大众中也能得以实现，尤其是因为在这一案例中，我们所正涉及的是那些已经历我们称之为“基本民主化”的东西的阶级。

大众的新的活力及其随之带来的非理性的上升，可以从可能发展的观点，而不是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观点来评价。一个人能够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看做是启蒙总过程的最初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广大的人类群体第一次被引入政治实验领域，从而逐渐学会理解政治生活的结构。一旦从这种脉络来看，以下情况并非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当代大众的热情是向迄今为止一直在政治上冷淡的阶级之政治生活渗透的最初征兆，以及尽管气氛极为紧张和与那些试图控制过程的人的意志相悖，实践对大众在政治思维上的教育正在我们眼前发生。不应当忘记，在它的对待社会进程的态度上，典型理性的工人运动，是作为破坏机器的运动开始的。这些显然只是内含于我们时代的诸种冲突倾向中的可能性，从我们此处的意图来看，没有什么比像预言书那样描绘这些前景更遥远的了。然而，如果由于害怕出现乌托邦，一个人就不去提及某些现存的因素，并且仅仅因为某些发展倾向暗示了人的转变的可能性就压制它们，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9　改造人的问题

直接环境和整个社会结构方面的社会学。关于人的转变的三个最新理论及其对计划的意义。实用主义。作为人为分割思维与行动之表现的唯心主义哲学。通常形式的实用主义是偶然发现阶段上的思维性质的适当刻画。在发明阶段，实用主义对于群体来说是有效的，但不在适用于个人。个人行动的范围与集体的范围。计划阶段自我纠正的可能性。行为主义。大众社会时代的心理。显行为之意义的发现。行为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该方法的抽象性。行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作为暴力压迫与暗示最有效结合的法西斯主义。非理性主义在形式上最大限度地有序，而在内容上则趋于无政府状态。深层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不仅改造显行为而且还改造整个人的尝试。无意识问题。按照深层心理学，只有当心理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相互依赖被理解时，才会达到计划阶段。人的可改造性的限度。计划所遵循的次序。静态社会与动态社会中的精英教育的问题。

新的可能性——新的困难。社会科学中的新的劳动分工的必要性。按问题单元思维。超前与滞后某一时代的危险。实在论的思维必须始终考虑不确定性素。两种危险：理性主义的教条主义与有时自称为非理性主义的精神懒惰。

我们时代的直接任务似乎是以动态的术语和依据那种将如此协调目前居支配地位的诸倾向，以致它们将不再冲突的战略，认真思考我们的经济组织。因此，政治问题就是以如此的方式组织人的种种冲动，以致它们将致力于正确的战略要点和沿着所期待的方向指导整个发展过程。如果这些是问题的话，那么依据人今天的状况来想象“一般人”（man in general）的静态心理学则是在思路上犯了错误。人们也许注意到，那些在经济和政治上是进步的思想家在其政治分析中往往认为永恒的人性是当然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把人类（Man）与他们在现代社会秩序中发现的那种人混为一谈。在探究心理问题时，我们必须发现一条介于这种无意识的保守主义与错误指导的乌托邦主义之间的道路，⁽³¹⁾因为认为人性永恒不变与假定它可以随意塑造并且是无限可塑的，同样都是错误的。

我们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的方法还应完全不同于目前正在消逝的时代的方法。我们既不应当从“一般人”开始我们的分析，也不应当在从最抽象的原则推演纯粹个别情况时仅限于这种个别情况。相反，我们应当永远试图通过个别事实和个别人的特殊社会脉络来观察这些事实和个人，因为前者反映于后者的特征之中。正如发明性思维依据力学和组织的一般原理装配个别机器或形成个别组织，而同时不考虑有关特殊领域的中介原则一样，旧的心理学只研究一般的和“抽象的”（in abstracto）人类心理。在疗法上，它全神贯注于治疗个人，但其特殊的症状则是依据一般原理来诊断和治疗的。心理学的新发展预示了计划时代的途径的来临。我们不再让那些在给定的情境中分别需要的更改听凭无意识的适应，或如我们过去常说的，听任“命运”，而是试图为最佳的可能适应事先做准备。类似的发展还可见于所有那些以社会学的心理学（sociological psychology）取代抽象的心理学的科学倾向（即不是谈及一般的人，而是谈及儿童心理、青少年心理，甚至更为具体地谈及无产阶级青少年心理、青年女工心理、失业者心理，以及各种职业心理，等等的倾向），以及沿着历史学和社会学路线进一步划分问题的科学倾向。因此，一个人力图研究僧侣类型、封建类型和资产阶级类型的起源。这些代表了向相互依赖的探究方法（interdependent approach）迈进的第一步。不存在人类心智（mind）本身的变异，而相当理智地讲，只有由情境决定的变化（显然，某些情境，如家庭情境，对这种变化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也不存在经济或社会结构孤立地发生任何变迁。只要与某种经济秩序相应的人的类型尚未出现，这种经济秩序便不可能形成。⁽³²⁾

当心理学把其注意力转向社会现象时，它首先知觉到直接环境——直接情境。但是，它将不可避免地伸展到那种环境的变迁和那些塑造出时代的社会力量最初源于的社会历史领域——亦即其中介原则。当心理学把注意力集中于这种层次的社会事件时，它不再仅仅依据个人的直接环境解释个人的变化。它将宁愿依据我们赖以生活的社会相应特征整合历史上人的类型的显著特征。为了区别这两种探究类型，我们可以使用如下措辞：“环境社会心理学”⁽³³⁾和“结构社会心理学”。

以我们之见，当某些种类的行为甚至在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型中也能够以高度的准确性被预言和产生时，心理学将在其发现结构社会学领域的关键地位这一程度上接受计划思维的方法。它将寻求偏转侵犯性冲动并把其导向升华的规律。它将注意人类精神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冲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正在进行的普遍理性化。它将研究导源于社会结构的社会地位是怎样形成思想与经验的。以这些观察为开端，用更为唯实论的方式具体形成个人的交往将是可能的。计划的方法在此已经起作用，借此人们将成熟起来而不再具有这种看法：心理态度和人格类型只能采取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中借以想到它们的形式。因此，我们主要的关心之事，就是在广泛的历史规模上发现或重建可变性的范围，然后把这些心理态度和人格类型与它们赖以产生和所属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

这种努力，在不再指望形成理想的一般人，而是以形成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大概将会需要的个人为目的最新教育倾向中，最清楚不过了。例如，当为了制止过分野心和竞争的个人之人性而在学校取消年级和分数时，⁽³⁴⁾那种在我们社会的最上层得以充分体现以及通过与他人竞争的胜利来获得其自己的奖赏的人的类型便宣告结束。同时，现代教育应当而且能够培养那些具有升华能力即力求内在价值——也就是力求不剥夺他人也能得到物品——的能力的现存类型。就群体教育沿着这些路线重新加以定向而言，人能够得到改造，以便他适合其主要动因不是竞争和自然冲突的社会。以往，只是在专门技术培训中我们才给予人某种供给他从事其工作的必要技术知识的教育。与此相比，当代教育则缓慢而有意识地开始不仅计划技能、知识、技术的沟通，而且还计划那些迄今一直是我行我素以及甚至社会结构所依赖的原则借以也会获得转变的、特性形成的中介原则。换言之，通过这些努力，整个人都将重新被加以塑造，以便通过利用这些新的人格类型，从社会心理层面改造社会结构成为可能。

人们可能提出反驳——而且并非没有正当的理由——说这种尝试不是完全新的，例如，教会也一直声称它正在教育全人类。正如国家后来遵循教会的榜样来教育公民，以及在这之前宫廷社会把“廷臣”（courtier）定为其教育理想一样，教会也依据它认为是值得想望的模式来建构人的类型。然而，对于我们来说，目前的尝试与早期发生的尝试之间似乎有两重主要的区别。

首先，以往的社会仅限于产生只适应于部分情境和只能在那里成功发挥功能的类型，而我们今天正试图产生一种不仅适应某种社会环境，而且还适应我们社会结构的中介原则的类型。因此，从一开始，这种类型就更加灵活，更能适应当代生活所赋予的各种情境。

其次，作出以下假定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教育理想一直是通过无计划的偶然发现和选择取得具体形态的，而反思目前已增加到如此的程度，以致我们能够依据理想不得不履行的社会功能有意识地选择理想或给予其新的形式。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各国长期持续的禁欲主义理想是以什么样的社会学意识被修正和重新解释的；在英国，清教徒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克己、节俭和约束的根源是如何逐渐变得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巴特勒（Butler）的《众生之路》中所表现的精神反叛上〕；在德国，同样的反禁欲倾向在尼采、马克斯·韦伯和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是如何表达的。在所有这些事例中，道德论据愈来愈少地被加以应用，并逐步为功利主义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分析所代替。例如，出现了社会学家把早期新教禁欲主义与资本的原始积累联系起来的尝试。

认为我们不得不涉及给定的人类类型，因而必须依据不可改变的人性的命令（dictates）安排我们的社会，这绝非是正确的。相反，我们所做的宁愿是首先按照旧的人类类型停滞不动时的状态接受它，然后通过明智的战略力图在它还在行动时对其加以指导。力图在我们于动态环境中遇到某人时来改造他，以便我们能够不断地根据社会背景的刺激的变化来刺激其心理反应、行为和观念的变化，是有希望的和彻底的唯实论的。每当某个学派被想象为实验共同体（experimental community）时，这种有计划的改造似乎在起作用。

一旦我们达到了这种思维阶段，某些心理学和哲学思潮的进步意义便突然变得明显起来。其中，这对于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尤其如此。

以下我们想要研究心理学和某些哲学流派中的这些基本倾向是如何从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趋向中产生的，以及这些倾向在社会进程中是怎样发挥一定功能的。存在于某一时期的各种不同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理论并非个人的偶然发现，而是集体实验的结果；以及甚至在这些领域，人的智力也面临某些其相互依赖性只有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才是明显的、实在但往往又潜隐着的任务，这基本上没有被认识到。个性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哲学家如此完全适应其特殊任务，以及如此对其专门领域的困境和细节感兴趣，以致他们不能看出这些特殊的任务为什么恰巧出现在历史过程中。他们不能看出产生这些困境和问题的种种联系；他们认为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当然的，而没有认识到每一个失调和每一个冲突在其借以产生的社会中都具有典型性，因此，一旦社会学诊断懂得了如何分析社会情境，它才是最佳的。然而同时，从这些哲学、心理学和教育理论中，以及甚至从一般社会科学中，我们能够看见科学人（scientific man）是怎样探究其研究对象的。在其对他人的心理和一般社会冲突的探究中，他无意识地受某些在社会中自发成长起来，并为科学家不知不觉接受的居支配地位的思维习惯所指导。因此，对科学对待社会的无意识的卷入（例如，这种对待是如何把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起来的），就是社会性质本身变化的征兆，不把这些科学上的变化看做是社会变迁征兆的社会学，是不彻底的。

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实用主义”的实证意义，⁽³⁵⁾即探究新的思维方法为新的计划时代做准备的意义，是它不再在思维与行动之间设置抽象的屏障。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迈向相互依赖思维的重要一步。实用主义意识到那种每一思维活动借以本质上成为行为（conduct）一部分的有机过程，并拒绝某些孤立于世界的哲学家所发明的、行动与纯理论之间的旧的人为区别。只有对过着隐居生活的人来说，思维的性质才能呈现为纯粹沉思冥想的，即自我包容的（self-contained），而不是生活与行动的工具。在如同原始时期所过的那种生活中，没有思维不是直接与行动相关的。忽视或否认思维在行为中的这种整合，就是否认思维在其真正的性质上是由情境决定的。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再次明确行动的创造意义和认识到只有新型的行动才能产生新型的思维，是非常有益的。正如在以新的改造技术取代旧的抽象说教的尝试中所能见到的那样，这种精神在教育中已结出了果实。这在于创造儿童借以能够实践其被教授的原则的情境。纯粹的劝告和规劝已被放弃了。

虽然在拒绝了破坏思维与行动统一的唯心主义抽象的实用主义中有健康的要素，但它在目前形式下的局限是，它使思维借以产生的行动的脉络之构想太过狭窄。如果某人把行动只理解为事物的实际日常处理，并只注意有着直接任务和局部利益的个人，那么应当清楚的是，他只是正在偶然发现的水平上——在实践的、直接的、往往是无意识的适应动作成为首要行为的事态下——论述思想。在这一阶段，思维只扮演配角，因为它缺乏建设性力量。它只弥补了某些孤立的“预感”（hunches）之间的缝隙，其唯一的任务就是当某些东西在试错（trial and error）过程中出现时说明其意义。当发明事先设计了一个所要建构的对象的观念，并把这个具体的对象解析为若干抽象的要素，以便把它们重新组合成一个有助于其自己目的新对象时，思维才首次与直接的偶然发现区别开来。无论如何，这个阶段都证明：抽象能力起源于比偶然发现有着更高水平的活动——即来自发明性思维阶段。

一旦思维从偶然发现阶段过渡到发明阶段，直接领会思维与行动之间的联系便成为不可能的了，这就是把思维想象为与实践必要性无关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歪曲的起因。这一思维阶段使谈及预期行为和指导行为的“观念”似乎成为可能。正如经典例证所表明的那样，房子的观念在房子存在于外部世界以前就在建筑师的心中存在了。

一旦思维是按照这样的观念来想象的，它很快被导致把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想象为先验于任何经验的。然而，正如否认在这种实践水平上即在发明性思维水平上，先于所发明对象的某种程度的抽象具有必要性是不正确的一样，过分强调这种抽象独立于其具体活动的背景之外也是危险的。发明阶段的思维不受直接活动的需求支配。然而，这并非是绝对或自主的。

对于我们来说，难点的解决似乎在于这样的事实：发明性思维在单个人的活动半径内是不能得到理解的。出于这种原因，此种思维显得是绝对的，如果某人把绝对理解为它与个人活动脉络分离的话。但是，发明性思维显然仍与更为广泛意义的行动的脉络相关联。这在某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产生于整个历史群体（historical group）之内的该群体的思维与行动之网时，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通过仅仅思考个人的行动在这一阶段并没有揭示实用主义的思想性质，而只有当某人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人行动是群体行动的某一部分时，才能达到这一点。甚至从发现到发明的转变也不该仅仅归功于个人的成就，相反，而应归因于这样的事实：群体在其集体适应上从具有非常简单的劳动分工（例如，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的更为原始的生产形式过渡到更多复杂的劳动分工。由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功能的进步，以前作为整体来对待的客体和制度，对于只关心自己在集体工作中份额的、与该客体和制度打交道的个人来说，似乎仅仅是个断片。抽象绝非决定于客体，而是由认知主体的活动形式，尤其是由该主体是其中一员的群体组织决定的。于是，思维意味着“群体的思维”。活动范围愈宽，劳动分工愈多，不得不从不同任务的着眼点弄清同一事物的成员人数愈多，社会化的个人便愈是不得不把其注意力从那种纯粹个人的立场来看总会出现的、个别制度和过程转移开来，并产生一种能为整个群体所应用的抽象技术。因此，有多少集体的、能动的探究处理历史共同体之事的方法，便有多少可能的抽象形式。这样，劳动分工和社会功能的划分在任何给定的共同体中所产生的观点比任何一个个体所实际需要的要多，以致他学到的东西有可能比他在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还多。共同体以其语言和概念逐步建立了一个与其历史上通行的方法相应的经验和抽象观念的储藏库。这就是为什么当个人沉思他可资利用的大量的抽象观念时，他具有乍入这个世界，思维范畴和过程就被给予了他这样一种感觉的原因；以神话表示这采取了信仰的形式：他的概念和认知来自彼岸世界。在实际状况中，现存的一系列观念（这同样适用于词汇）从没有超出该社会的活动眼界和半径。因此，认为处于发明水平上的思维完全独立于行为的来龙去脉之外的错觉起因于这样的事实：在具有复杂劳动分工的高度分层化的社会中，集体的行动框架从表面上看已经丧失了。由于个人不再有机会看到他自己的行动和经验是如何从集体的行动和经验中成长的，因此他能保持其智力自主的错觉。在发明性思维水平上，实用主义的解释对于群体来说是正当的，但对于个人而言则不然——无论如何不是直接的。

个人的活动半径不同于群体的活动半径，可通过许多更为简单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人们往往观察到，个人在社会上所做出的发明，并非出自偶然的灵感，而是经过发现和发明活动的缓慢积累产生的。貌似孤立发展的个人发明框架是沿着集体兴趣——其部分与群体生活的共同活动半径紧密相关，尽管存在许多中间环节——的路线成长壮大的。这是对若干独立的个人在同一社会内同时做出发明这一事实的唯一正确的解释。⁽³⁶⁾与发现和发明相符合的，同样也符合于认知的形式和技术。作为自由主义时代的产物，实用主义的错误是，它只想到个人的活动，而没有看到个人实际上只代表整个社会群体的活动和经验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试图只按照单个人的实践活动来理解思想的决定，情境决定思想便永远不能得到证实。如果历史共同体的整个背景都被加以考虑，行动转化为思想的关键点将更容易被发现。个人的具体而有形的行动，只有当为了正确地安置这些行动，该行动得以产生的群体的历史条件、任务和功能在想象中已得到重建时，才变得易于理解。只有在这些更大的范围内，个别阶级和个人的特殊功能及其强加的禁止才能得到理解。社会学的智力生活史基本上只是某一给定社会的功能单位和行动趋向的事后（post factum）重建，通过这种重建，即使借助了许多中间环节，我们也能解释这个或那个人为什么对这个或那个问题感兴趣，以及他为何依据其立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领会或歪曲事情。

在有计划的思维阶段，认知与行动之间的空隙在某种意义上讲比它在发明被导向直接目的的发明水平上更大。因为总计划比在以前的水平上甚至更进一步超前于直接行动。正如我们所见，作为发生在历史共同体中的所有思维活动的综合，思想实际包含的东西比单个人在其自己的狭窄经验范围内不得不解决的直接任务所需的东西要多。在一个各种活动被相互依赖地组织起来的复杂社会中，个人在其自己的经验过程中发现，通过自己的行动，他愈来愈被卷入到集体活动和组织之中。

在自由社会，对于各种目标在社会中相互补充时它们之间的联系，个人只能在其从事日常事务时艰难地遵循。由于囿于自己的个人动机——寻求利润，等等，个人在社会上只看到许多其他类似自己的个人在各自扮演对抗他人的角色。这些个人的行动在社会上是如何完全被整合在他的视野之外。也就是说，在自由社会的秩序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整合发生在参与者的背后。个人仍旧无法识别正在形成的更大规模的社会，看不到他自己行动的后果，因为他只能看到自己的事业范围，只想到自己的活动。诚然，一个人能够仔细思考这样一种“前定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的精制规划：通过该规划，与表面现象相反，这些冲突着的行动形成一个自我均衡的事变周期。⁽³⁷⁾

完善使个人受社会约束的链条上所失去的这些环节的任务只赋予了哲学家，或者说后来又只赋予了社会科学家：于是只有依靠假设，而在实际上他却不能描绘出所有这些环节对日常生活的作用。这在越发紧密地组织化的社会，情况便不同了。如果我在这种更为组织化的社会中行动，我行动的后果便是更为清晰可见的，因为该行动没有直接陷入压倒一切的、如同自由主义中那样的广大竞争网络，而是沿着充分协调的功能分配的旧有轨道运行。诚然，不可能从第一步直接看到最后一步，但我们的行动极少使我们模棱两可地进入整合的社会活动网络。在这种社会中，个别商人、生产者，以及所有其他在社会中处于依附地位的人，由于相互依赖的日增，而不得不在决定其如何行动时考虑政治和心理的或然性。某种程度上独立活动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个人——以及甚至那些在危机中其安全受到威胁的依赖者——强烈地被促使接受这样的观点：不仅考虑其自己的直接利益，而且还考虑其活动对社会本身的最终效果。在这种情形下，短期上看似乎有效的行动在从更为长期的观点来看时，可以被认为是挫败了其自己的目的。因此，获得这种观点的人能够看见他在更大的历史情境中的处境，以及该历史情境在那种于总的社会过程中起作用的力量场中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他至少能够察觉自己的行动与集体的行动，亦即其自己的眼界与集体的眼界（后者可被理解为在一个给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已变得明显可见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整合）之间的联系。⁽³⁸⁾个人发现或至少在自己的行为中有机会发现那些依赖于更大的关系网络的层面，在自由秩序中，这些层面是如此潜隐，⁽³⁹⁾以致甚至难以看到在当代社会系统中居支配地位的矛盾。

因此，计划的方法甚至比在追求各自的个人目的的自由主义社会更多地超出了个人的直接行动的范围。个人的行动与思维之间的张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同时，个人的活动半径与集体的活动半径之间的差别却缩小了，因为边体会个人行动的含意，边把其行动整合到集体活动中去，对于个人来说，现在已经成为可能。但是，这只有当一个与计划水平相应的新的自我观察类型得到发展时，才会成为可能。这种新的态度在于这样的事实：在以上描述的过程中，个人不仅能够察觉所有的有关事实和所有有关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他最终必须察觉它们，假如他想要避开毁灭的话），而且还能够看到他在社会进程中的特定地位，理解他的思想是由他的地位形成的。甚至在理论上讲，迄今难以想象的新的计划的可能性也出现了。个人不仅获得了其自身的知识，而且还能学会理解决定其行为的因素，因而甚至能够尝试调节该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思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自发和绝对，因为他现在察觉到自我决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永远不能独自地、只能通过分享那一方面的社会趋向来达到这一阶段。

他的理解仍旧是独立于他之外而产生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但是，通过他对这种决定的理解，个人第一次把自己抬高到历史过程之上，而历史过程现在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屈从于他自己的力量。在这个阶段上，情境决定思维被提高到自觉的程度，以致就情境是错误的源泉而言，它可以得到纠正。人们试图超越其自己眼界的相对狭窄性，因为生活本身变得更加广泛。他们试图预期即将来临的事件，以便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克服其局限性。此外，他们还矫正其狭窄的眼界，因为他们期望消除个人和群体中的行动与见解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

行为主义是大众社会这样一种阶段上的思维的典型产物：在该阶段，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能够预测群团（mass）通常的行为比理解个人的私人动机或改造整个人格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讲，行为主义基本上属于计划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一个人试图在个人行为范围内引起将会是“正确的”和适合于彻底组织化社会的反应，然而并不改变整个人格，或者甚至并不试图使整个人格在所有方面都适应于全面变迁的社会。

正如发明性思维仅限于把个别对象和活动置于如同给定的世界之中一样，行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该世界相关，因为它只试图协调某些实在的领域，并为这一目的而对所有其他领域采取了听任和不可知论的态度。⁽⁴⁰⁾

行为主义试图预测和控制的生活领域是纯行动领域——外在的个体行为。况且，它只在这样的程度上才对此感兴趣：该行为必须被准确地理解，以便在相应的实际情境中处理它。为了这一目的，一个人必须事先排除所有那些行为（conduct）从内在动机中得到的以及使理解确实成为困难的种种意义。在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⁴¹⁾一书核心的谋杀审判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表明，同样的行动随着构成其基础的动机不同而能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正是这种多重的意义，只有通过行为主义试图排除的“理解的”解释，才能得以领会。多重意义的存在被否定了，因此不需要涉及它。行为主义所感兴趣的人只是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亦即不是个体，而仅仅是行动链条上的可靠环节。人的行为被简化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在基本方面成为可测量的。由于自然行为是由生存适应所形成的，因此它被如此仔细地观察和解析为如此抽象的成分和因素，以致通过心理工艺学（psycho-technics）以及再加上成功的良机，它能够得到重建。

就行为主义思维是抽象的而言，亦即就它在协调外部行为中只涉及部分的，也就是对于抽象的社会生活领域来说，它仍旧在发明性思维框架中活动。由于它拒不理解环境和作为整体的个人，它仍旧是零碎地发挥作用，并在方法上也确实不是综合的。然而，就其试图使预测和操纵事件过程的抽象剖面，即一个社会的所有单元的组织化外部行为成为可能而言，它已处在通向计划的道路上。其意图是只使几个社会生活的领域相互协调，以及使只就体现了行为的外部层面和组织化环境的外部层面而言的若干领域相协调。但是，在此已涉及到计划可能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们试图从某种战略优势地位来领会某一时期的中介原则。就计划而言，行为主义由于否认对个人和社会有进行真正改造的需要，因而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局限。

一旦行为主义的这种基本特征被察觉到，它与法西斯主义的相似之处便清楚明白了。⁽⁴²⁾这并非仿佛行为主义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而是说在政治领域，法西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以行为主义水平计划和改变政治世界。这为各国的宣传类型以及那种并非为了改变和启蒙大众，而是为了使之屈从和效忠才借以利用宣传的方式所证实。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整合每一种可能存在的行为或至少依靠强力使之达到外在和谐的社会高压统治装置。在意识形态上，法西斯主义颂扬人的本能力量，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深入人格的深处或适当处理其真正的复杂性。然而，它却有一个通过外部强制与大体上以调节外部行为和整合情感为目的建议的最大结合来改变人的抽象安排原则。在外部协调上，它达到了功能理性化的最高阶段，但甚至没有开始接近任何种类的实质理性化。正如典型的法西斯首领把精明的预测与非理性的未加升华的能量结合在一起一样，在这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中，形式上最适度的秩序与总是趋于无政府状态的无定形的非理性残余是并存的。

我们在我们的分析中力图描述的东西在以下某一著名的法西斯首领的纲领性演讲中，即在概括其纲领中得到了非常生动的表达：个人的气质、品格和能力是如此的不同，以致把众多的个人完全融合为一个统一体是不可能的。而且，试图通过教育来培养这种统一体也并非政治领袖的任务。每一个这种尝试是注定失败的。人性不可能通过个别枝节来改变，而只能通过若干世纪的进化得到转变，这是一个给定的事实。不过，一般而言，种族的基本特征的变化是这些其他变化的必要前提。如果政治领袖试图以此种方式达到其目的，他将不得不按照世世代代而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思考和决策。他可以指望使其运动拥有只有通过在一个群体中相互适应才能形成和谐模式的各种各样的有才之士，而不是理想的“通才”。如果一个政治领袖背离这种认识，而一味寻求完全反映了其理想的人，那么，不仅他的计划将遭到破坏，而且组织也将很快陷入混乱。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整个人格，而不仅仅是其外部行为，我们就必须透过外部行为而深入那种只有通过交感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才能在其中领会外部动作之各种意义的意识王国。因此，我们必须力图从易于接近的表面标志进入心理现象的更为深层的背景之中。弗洛伊德、阿德勒型以及其他类型的精神分析学在另外一类心理学家（行为主义者）正固执地反对“理解的”方法之时出现和流行，并非没有征兆意义。

精神分析学，⁽⁴³⁾至少就其一般方法而言，是那些并不把在任何给定时刻所看到的人视为不可改变的心理学研究类型之一。对无意识的发现使深入那些可在自我的更深层次上导致心理调适的潜隐机制成为可能。行为主义主要关注于外部行为，回避为应付更深层次的精神生活所必需的“理解”观察类型，而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类似的观点则把注意力转向了那种副作用影响个人的全部心理组织的伤害。在此既包括起源于外部原因的创伤，也包括在那种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内一直是如此重要的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自卑感。在最终的分析——并没有决定它能否成功——中，精神分析学试图改造整个人。⁽⁴⁴⁾这是一个系统阐述这些支配一般心理生活的终极抽象原则。以及那些只顺从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社会典型者的心理中介原则的问题。当最为复杂的心理变化被还原为驱力理论的若干基本定律——如快乐原则、唯实原则、死亡本能，等等，以及试图按照如压抑、升华、投射等等那样的基本过程解释整个机制的时候，便获得了抽象的原则。只对某些时期是有效的中介原则的存在，最近已为下列研究所证实：该研究表明，在父权制社会，情感是以完全不同于母权制社会的情感的形式来表现的。⁽⁴⁵⁾在这方面，我们被赋予了全新的任务——努力描述精神生活的历史变化，即研究每一个社会，以便看看它在努力维护其权威和秩序中对个人造成了何种压抑和禁忌。每一种社会秩序以及各种造成社会秩序的特殊社会情境，都产生了各种各样既为它们部分压抑又为它们部分促进的神经官能症。

转变和计划的意志表现得颇有胆量，其一心试图甚至调节那些迄今为止最为模糊不清以及如同自然力一样起作用的心理生活领域，即无意识的适应和畸形。简言之，甚至个人的抑制与释放机制也能沿着最有可能的方向得以认识、解析和转变。梦将会得到研究，那些其精神成长在社会情境中一直被扭曲的男男女女也将会完全转变。精神分析方法最初纯粹是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它只能以个人在某种抽象社会中的抽象伤害领悟个人。社会学的探究是在这样的程度上进行的：只按照若干标准情境处理早期的童年经验，而不考虑各种家庭（如无产阶级家庭、资产阶级家庭，等等）之间的社会差别。个人通过内心的启蒙过程和明智的指导分析的导泄作用将会在自己的框架内得到转变。然而，对彻底的计划来说，所缺乏的则是至少就其可能性而言一直极少为精神分析学所利用的实用主义洞见，即心理构造与心理活动相匹配，以及只有当被调节和启蒙的个人借以能够置身于正确轨道上的新环境，随着他的习惯性失调和伤害的揭露而被创造出来时，人才能得以改变。此外，该计划还缺乏看出若没有整个社会的变迁，某些失调便不可能得到纠正的洞见。

精神分析学起源的地方，即医生的诊室，不但从积极的方面而且还从消极的方面参与了事情的规划。它与精神病学的具体关系给予了它非常仔细地观察大量病例的机会，但这又让它只是非常含糊不清地意识到社会环境。它缺乏对完整的计划所必需的社会机制的社会学洞悉。人是作为个体而被重组的，尽管这种重组渗透到以前从未触及的深处。但是，发明性思维的水平仍然保持在精神分析试图调节或建立个别对象——单个人，但又不确实使其适应实际生活情境这一范围内。不过，就从个人的整个精神经济（spiritual economy）的观点来分析行动的抽象过程，即正确与不正确适应的抽象过程而言，计划的方法已经出现了。在这方面，里比多经济的概念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因此，为行为主义所完全忽视的层面在此被提高到核心问题的高度。但是，在我们看来似乎仍处于精神分析最初阶段的一切，却是那种代表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时代的方法的产物：个人被诊断时的典型隔离、社会相互依赖的含糊不清、个人与其环境关系的过分简单化，全都正在逐步地得到克服，并在已经可见的新的社会学再调整过程中被修正。由于这种更为具体的社会学观点，各种重要的差别被发现了。因此，一般而论的家庭及时地让位于某一给定时期的给定社会阶级的家庭。对失业、对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人格类型所造成的心理危机的观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兴趣。⁽⁴⁶⁾就这点而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儿童的特殊问题是由童年的抽象问题引起的。⁽⁴⁷⁾

象征的形成过程不仅在单个人的生活中，而且在各个阶级中也都被加以研究。阶级本身并非无差别地受到对待，而是被视为从历史和社会上来分层的，人们探索一般机制借以产生各种历史的社会情境中各种不同微细程度的特殊机制的方式。⁽⁴⁸⁾

由此我们开始研讨计划水平。理解那些把心理机制与社会机制联系起来的关键之点，亦即理解在给定的时空内支配心理类型与社会类型的中介原则，占有愈来愈突出的地位。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我们能够想象怎样通过精心地重组各种因素群来计划最佳的、可能存在的人类类型的阶段。我们能够继续改变那些成为以往社会的遗产，但不再是必需的禁令。这已是启蒙运动的意义，该运动在试图消除迷信和那些变得无意义的禁欲主义形式时，至少预示了一个新的控制冲动的社会经济以及新的对仍然必要的节制的自觉指导。尽管许多事情仍然含混不清，非常多的主张仍旧存疑，但这种探究方法已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致我们至少在逻辑上能够预见我们的目标，即以社会学为基础，并借助心理学有计划地指导人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正在使社会最高的善与个人的精神安宁处于突出地位。精神分析学的有前途的开端与像杜威⁽⁴⁹⁾学说那样的实用主义的巧妙形式一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完全可以导致有希望的结果，尽管我们尚不能够预见其性质。

仅仅判定在我们时代的、导致人类转变的尝试中，我们是否正在为不可能存在的事情而努力，在此并非我们的任务，但是，若不确切地分析我们在此已经正在涉及的问题，社会变迁的社会学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是不会有疑问的。无疑，存在着某种先天遗传特性和某些社会组织原则支配的界限。这种界限不可能事先知道，而只有通过实验才会呈现出来。人的可改造性的明显界限不是抽象哲学讨论的主题，而是实在论的探究、教育和社会研究的主题。哲学讨论最有可能导致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和人类学的教条，该教条来自对已经正在消失和不再给予哲学概括提供正当根据的情境的分析。这种讨论只会使我们难于超越我们的特殊社会所造成的人类生活形式。实际上，作为科学领域的迟来者，哲学往往冒把其概括建立在经验数据和发现原则——经验主义本身正处于否定其过程中——之上的危险。除了只概括过去时代的结果的、遁世的哲学体系外，也总是存在另外的类型，即提出某些在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将会成为重要研究工具的原则和建立专家尔后将把细节嵌入于其中的参照系的先驱者类型。如果试图遵循这一榜样，那么我们的任务似乎就是辨别出在目前正在前进的经验研究中无意识地起作用的因素，亦即证实在最近几年的分散而表面孤立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的倾向中，计划意志处处在发挥作用，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尚未成为有意识的。今天，既基本上相关但又分散的个别研究，如不意识到相互的存在还继续下去，是不充分的。计划意味着使孤立的事实符合其位，以便诸个别研究者体会到他们的发现之间常常有潜在的联系。

究竟大众的外部行为改造是正确的开始途径，还是我们必须从个人的全面改造开始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请务必记住，计划并非建立，在后者中，主要的建构材料处于相对完成的状态，只要加以装配就行了。计划是战略，而战略又是这样一种程序：在其中，行动只需要在行动本身期间展开行动的手段。就此而论，行动将主要被导向最可能从现状导致期待目标的手段以及将逐渐改造使用该手段的人的手段，而不是获得最佳的可能品质或遵循更有利的道路。本身为最佳的、影响和形成人的心理学方法及社会学方法，从战略观点来看也许是相当不适合的。在这一点上，按照开放的选择来思维，不断地从正反两方面权衡每一种行事的方式，大概才是最佳的。

如果在计划中，我们使战略观点保持突出的地位，那么，有可能的是，为了超越给定的社会情境，我们也许不得不从应用行为主义的技术开始。人们从那种将由人的外部行为转向内在心灵来改造人的技术，压缩能从外部被组织成为一个适当起作用的、相互依赖整体的程序的技术着手。只有当某种秩序是这样造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减轻那些感到这种方法忽视了“整个人”（whole person）并归根结底使其畸形的人的忧虑。这种方法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迄今为止，人一直是通过不受控制的成长和选择过程从外部加以改变的，真正被情境同化和对该情境的内在适应远远落在后面。对于人来说，正常的方式始终是首先自我发现一个新的情境，并通过一系列或多或少的无意识行动对此加以适应，然后再造成那些使个人与情境和谐的内在的心理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始终是其工作的奴隶的人退休回到其生活目标上来，并突然发现巨大的没有被利用的能量是可利用的时候，他将首先从纯粹模仿开始，以习惯的方式度过其余暇。只有在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之后，他心中的内在活动才会相当缓慢地被改变。然后，他将依据其性格和情境培养其消遣、升华、冥想，等等能力。最近一直在社会等级中上升的阶级⁽⁵⁰⁾以同样的方式重新塑造自己，他们只有在其外部环境被改变之后，才会把其能量从工作和竞争转向文化以及使它升华。

教育的自然过程由表及里地进行，如果就具有新的情感和观念的启蒙运动的例子而言，它在历史上往往仿佛是智力革命先于“实在的运动”，那么，一个人便忽视了这样的事实：甚至在这些“观念”出现之前，转变已在许许多多我们今天仍不清楚的实在情境中开始发生了。作为具有明显社会后果的、包罗万象的智力趋势，启蒙运动只有在由表及里渗透的社会变迁使个人在社会上已经做好接受某些事物的精神准备之后，才能被整合为一项运动。证实转变的技术借以由表及里进行的方式的进一步事实，是我们关于失足青少年的经验。例如，依据这一范围的结果，通过把组织完备的犯罪团伙的个别成员带出该群体和试图让他独自改进自己来改变他，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群体必须从其头目开始被给予新的指导。然后个人才会随着普遍的潮流前进。⁽⁵¹⁾

社会转变的第二个战略方法总是从个人内心的转变开始的。最大的困难是，这种方法显然只能应用于非常有限的少数人，因为以教育的方法实现政治、制度、经济上的大规模变迁的可能性目前尚未存在。这仍是在一小批人身上从事实验的我们的实验学校的专门问题。这种实验——尽管他们会失败——仍将是英雄的事业，其有足够的理由简略地解释实验方法的社会学意义。

通过每一个人的人格的转变来改造社会，最初只能创造出先驱者类型。即使这些方法完全获得成功，它们也只产生少数更为完美的人的类型，而且还总是存在这样的危险：当这些类型一被置于与自己完全不同地组织起来的实际生活之中时，他们便会失灵。这些初学者将总是因以下事实而遭受痛苦：他们的内在转变始终是通过与社会的转变步调不一致的教育造成的。在此，我们在我们有关失足少年团伙的例子中所见到的那种人性必须通过群体来转变的规律，并非同样适用。只有尚未远离原始游牧部落团结的人，才会只能通过群体来转变。那些来自已经个体化的社会群体的个人，无论如何比有着不健康背景的失足儿童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个别地加以重新塑造，尽管这是不彻底的。这在他们被置于人为的孤立环境之中以及在类似寄宿学校等等那样的特殊条件下受教育时，尤其如此。

每一个没有低估先驱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人，都必定会承认，这种使他超前其时代的个人内心转变或多或少是正当的。⁽⁵²⁾而且，不应忽视的是，在更为古老、稳定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对精英的专门教育给个人带来的危险比它在今天要小得多，因为在今天这些为专门的先驱作用而受培训的少数精英将不能生活和自立于有着自己特别氛围的本阶级之中。

一个不平等的、或多或少类似等级制的静态社会能够赞颂其作为先锋的统治阶级的人格的教养和升华。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领导群体大概将不得不只在统治阶级的特殊氛围内证明其价值。另一方面，只通过教育和由里及表地培养精英的新方法面临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任务（即使在其中该方法是完全成功的）：发展某些不顾现存社会的外部结构和通常条件而仍将完全保持均衡的先驱者。于是，人们希望这些精英具有某种静态社会所不需要的东西，即他们甚至在不确定的环境和完全不可预测的情境中也保持其人格和性格的稳定性。在此，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发现某种方式，使这些先驱者如此柔顺、具有适应性和果断，以致不顾其教育给予他们的广阔视野和超前其时代的人格，他们在革命世界的盛衰中将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把目的的坚定性、远见的政策与罕见的适应和行动能力结合起来，将是必要的。

新旧精英之间的连续性在此似乎是值得向往的。这种连续性不仅对于旧精英而且对于新的发展中社会都是重要的。人类若不通过旧的文化遗产的载体及其理性化和升华的技术来建立某种连续性，就永远不能保持其曾经获得的文化水平。正如如果不是倒退到落后的生活标准上去，革命无论怎样激进都不应当毁坏生产机器一样，积累的文化遗产的载体也不能被抛弃，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开文化灾难的话，在此也必须有某些通过使新老领导群体的合并，能够把老年精英有价值的遗产与青年精英新的眼界以可能的最佳方式结合起来的计划方法。精英的功能和角色、他们的连续性，以及他们被整合进社会的方式，无论从我们认为是问题的什么角度来看总是不断地再现。如果新老精英群体想要理解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精英的功能进行历史和社会学研究则是极其重要的。

总而言之，外在的转变方法的危险就在于它仅仅从表面上改变社会，而没有实实在在地改造人。

因此，形式的秩序和功能的合理性与常常有暗中破坏重要社会制度危险的内心的紊乱和方向的缺乏，是并存的。内在的方法的危险是由以下事实构成的：少数因这种教育而拥有某种精神财富和个人文化（personal culture）的人，一旦其赖以活动的特殊环境被突然的社会大变动所毁灭，便只能坐以待毙。在此，就既利用外在方法又利用内在方法的相互依赖的行动和思维把社会的转变与个人人格的转变在每一步骤上都结合起来这一意义而言，只有这种相互依赖的行动与思维才能对我们有所助益。此外，正如大多数理论上的悖谬现象一样，问题在抽象思维的水平上是无法解决的。片面的思想逻辑体系被夸大的一致性，从该体系的来龙去脉中抽掉了某些如果在行动上是和谐的，则能够渐渐地被统一成愈来愈适当的行为模式的东西。如果经仔细思索的抉择被用作为表明事变的可能趋向的路标，而不是最终的公式，那么这些理论上的悖谬在实践上总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

我们现在从多种角度已经看到，有计划的思维主要依赖于新的察觉社会结构中的相互依赖联系的能力。关于相互依赖，我们的意思是指首先探究一个特殊要素在诸抽象领域（如经济学、心理学，等等）之一中的种种作用，尔后诸领域的相互作用本身又成为一个问题。这种思维像每一种其他思维一样也有其难点。最大的难点之一便是劳动分工问题，此外，控制方法也同样是个难点。

试图涉及个别、孤立对象的抽象思维，已为自己创造了作用极佳的劳动分工。我们必须遵守这种劳动分工，因为我们将总是不得不在这样一种程度上来解决必须处理的个别问题，仿佛相互依赖的问题并非相干似的。某些有关社团结构、学校组织、政府构造等等的技术问题，大体上是依据普遍有效和并不局限于既定社会环境的抽象规则来处理的。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永远返回到一般规则必须被修改来适应具体情境这一点上。囿于情境的中介原则将不得不一再地被挑选出来。某一给定的政府形式的唯一性只通过抽象的功能原则是不能得到解释的。权威借以组织的方式、大规模经济系统的性质，以及公民的显著特征，全都影响宪法的具体实施。

只要个别的对象、过程和制度能得到精确研究，科学中的旧式劳动分工便是适当的。然而，如果某人把个别对象与它的特殊环境的具体关系作为他的中心问题，那么这种分工便是完全不适当的了。当问题以此种形式出现时，曾分离的诸领域的整合便成为问题。认识这种新型整合的必要性的障碍主要可见于哲学和属于早期历史阶段的方法论之中。正如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早期的看法或早期类型的研究建立了一门打算用来为自己无力解决正在出现的新问题而辩护的哲学。例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强调，统一那些已乱事情的脉络中取出的诸断片并非科学的任务。要不然，他们又坚决认为实在本身的性质就是如此，以致它不允许分离的截面在思想上重新得到组合，或重建个别的社会形式。

就具体的、历史的个别社会及其中介原则而言，科学上的不可知论必然属于尚未达到计划水平的知识阶段，在该阶段，每一领域的思想仍在发明孤立的个别对象的框架内活动，这对于我们来说已是足够明显的。本书最基本的目的是要表明，对于这种类型思维的绝对性的要求权已被社会进程所设定的任务弄得无效了，向相互依赖的思维转变已成为必然。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广大的知识领域不能为单个研究者在以前的科学劳动分工下所掌握，那么，这种全方位筹划的新的思维类型，如不借助于广泛的劳动分工甚至更少有机会为个别思想家所获得，其结果是，劳动分工和专门化甚至比以前变得更为必要了。但是，劳动分工所遵循的路线必定与以往状况完全不同。新旧劳动分工不得不考虑的方面和科目必须依照新的原则来安排。然而，这种新的原则充其量不过在于集合每一个解释具体情境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所选择的主题是属于一个还是几个现存的专门科学领域。劳动分工将由对情境和结构作具体分析的问题——单元来决定。

不能再生产出总结构的抽象发明性思维，试图通过其原则和事实的夸大的系统化，提供某种替代物以满足人对总图像的渴望。这种思维不是把相互依赖的社会事件的整个网络作为其问题，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无疑具有某种教育价值的、形式的社会学体系。

现在无可否认的是，在依照唯一的标准获得具体的历史类型以前，所有的抽象思维在思维体系上都达到了依据若干自明的原则来安排其所有内容的最高水平。当然，一个体系在某种范围内就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但是，如果这种有助于形式系统化的倾向使研究者和理论家脱离相互依赖思维，那么它便会是有害的。当相互依赖思维尽可能详尽地算出所有相关的因素——其相关性是由所解决的问题决定的——时，它是最有用的。当它仅限于运用几个从外部强加给学科内容的形式原则时，它是极少有用的。有助于美国教育中所使用的教科书类型分类的偏见和在德国思想中是如此显著的、依据哲学体系的模式而系统化的压倒倾向，有时可能是看到对象本身的障碍。例如，当某人认为从形式上整理的事实本身包含了整个实在的时候，这种情况便发生了。系统与结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系统是智力的、自足的整理（ordering）原则；而结构则是社会实在本身的组织（organizing）原则。后者从来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因为它总是比任何部分社会情境包含更多的东西。只有当把不同的经验趋向与结果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接近它。因此，尽管理论思考必须是如此非教条和具有弹性的，以致其能够适应于事件的所有偏离和分枝细节，但是，为了从该思考中引出真实的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该思考在此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对具体情境的分析将不得不首先从强调那些在结构上相关的事实及其相互联系开始。这种对相关事实的选择只有通过本书开始⁽⁵³⁾所提及的社会学转化才能获得。它以专门的观察训练和习惯于理论分析的智力传统为先决条件。某些类型的事件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反映了旧中介原则向新中介原则的转变。这些事件是在任何经验研究中都必须加以搜寻出来的事实。因此，以虚假想象的经验主义名义不加区别地搜集所有事实，仿佛一个与另一个差不多，这是相当错误的。对于某个或多或少对事件的真实过程漠不关心并且不必采取行动的人来说，诸事实只具有同等价值，因此事件的主要趋向似乎是不重要的。然而，即使在其最孤立的领域，人的知识也以某种方式与社会过程相联系，如果听凭无意义地搜集事实的、无序的经验主义产生某种有教养的盲目性，从而对我们借以生存的社会之真实性质视而不见，那么这正是此种知识的命运。与这种方法相比，研究社会的正确方式，首先是掌握那些可以说体现了社会过程之关键地位的重要事实。一旦掌握了这些事实，它们几乎将自发地迫使研究者运用综合的方法。尽管从社会行为的观点来看，强调不加区别的经验主义毫无用处是重要的，但是把人类思维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夸大到教条地否定调查询问法之价值的地步也是危险的。最大的危险是头脑缺乏某种开放性，这种头脑易于把有关中介原则的陈述作为公理而不是灵活的假设，即总是易于受最小的矛盾事实妨碍。

中介原则方面的发现不能依据类似一般规律的归纳证明那样的标准来评判。专心于一般规律研究的社会学家，必须运用专门科学的成果来分析整个情境，但是，获得专科成果本身并非他工作的本分。诚然，综合的方法大体上根据专门科学通过归纳法所搜集的事实，但它使这些事实免于抽象，并显示出该事实在具体环境中是如何起作用的。把理论与具体的事实进行比较、联系、综合，以及把前者归因于后者，是在此必须运用的基本方法。

在应付这些任务时，社会学必然要冒着将包含一定数量的直觉的危险。但是，把每一个不可能得到测量的事物都贬称为“直觉的”，仿佛真正的知觉只有通过量的测量才是可能的，这是一种不幸的习惯。直觉的种种形式是如此之多，以致确实不能把它们全都包含在一个标题之下。以幻想来想象一个对象，因而它最终只成为一个夸张或理想化的表象的诗人的直觉，与更为深刻的经验主义者的直觉处于相当不同的层次上。尽管真正的经验主义者的想象公认为是不可测量的，但它却如此完全如实地被导向对象，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讲，它获得了某种新的，亦即自成一类的精确形式，因此，在此使用某人旨在诗人的幻想所使用的同样的“直觉”一词，只会有助于掩盖这种类型知觉的真实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讲，就真正的经验主义者不得不运用其才能使人想起并不直接在场的事物或重建对象的种种层面和该对象与不能直接知觉到的其他种种对象的相互关系而言，在该经验主义者的思想过程中只存在想象。如果以此来想象，我们的经验主义者的直觉便是某种可分析的和可分解为诸要素的以及在其所有的阶段可转变为控制和证明方法的东西。不断的比较和正确的分析、牢记所有可能性的灵活而非教条的假设，以及向新的事件学习的准备，都保证任何靠直觉学到的东西都将受到事实的严格检验。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正在涉及尚未得到探究的问题，直觉方法在发明性思维中也是不可避免的。

计划思维特有的单位是“情境”以及甚至更为复杂的构型。⁽⁵⁴⁾在计划水平上，按照整个情境来思维是愈来愈必要的。了解某人在心中怎样共同适应不同系列的事件，察看个别事件、制度和精神态度如何相互决定，不仅在实际生活中，而且就科学本身来说都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需要这样一种专门知识：该知识就其能够在有意限定的范围内以归纳的确定性证实规律性这一意义而言是精确的。但是，这种按照自己的标准衡量是极为精确的、最新类型的思维，一按其他标准来衡量便极为不精确了，因为它没有眼界，使个别对象脱离了其借以起作用的前后脉络。它疏远了实在，因为它摧毁了个别对象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行动单位。由于这一缘故，情境分析成为探究实在的正确方法。

在发现水平上，思维本质上应当是完全“本能的”以及应当无自我意识地产生其最佳结果。当思维以抽象和专门的术语呈现出它忽略了其本身并非最终结果这一事实时，它便具有了发明性思维的性质。与此相比，有计划的相互信赖的思维是更为理性和反思的，但同时比发明性思维更少带有抽象性，因为它总是意识到其功能和不断地仔细检查其方法，以便对此获得更好的控制。有计划的思维是按照作为总的生活过程的重要部分的思想来设想自己的。

每一种前为止我们已论述的思维方式的危险区是，思维方式不是超前就是落后于最适合一个给定历史阶段的思维种类。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些思维方式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主要是由所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和所必需深入的实在层次界定的。我们注意到这种落后的灾难性结果（参考此处，参考此处），在那里我们表明了人是怎样试图通过只在水密舱中思维和只考虑个别、孤立的目标来解决起因于诸事件相互依赖性的问题的。在此我们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思想落后于使我们深入某些社会生活领域的任务会有多么的大。我们的困境在于我们正在接近一个不仅调节个别制度，而且调节这些制度借以相互关联的方式都成为必要的时代。

除了落后的危险外，还有一种有关“超前”的同样大的危险，该危险在于过早地在简单的人们仍完好地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情境中运用复杂的思维与行动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下，行动与思维习惯无意识地借以相互适应的、原有“力的相互作用”被破坏了。理性在某些领域不会容易超过这种无意识适应的自发行为。相反，这些领域的每一个反思活动都减弱了自发能力，而且几乎是这些能力的贫乏的替代物。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本身是邪恶的，而是表明它只适用于某些行动领域。发明只有当发现仍成功地走自己的路时才有破坏性，大概只有在无法再通过更为简单的行为方式来掌握某些问题的情境中，我们才第一次从发现过渡到发明。另一方面，凡是在需要发明的地方，每一个发明性思维的个别活动都代替了许多代无意识的实验。

因此，通过历史的变迁，各种不同的行动领域出现了，它们反过来又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行为与思维形式。虽然这些行为与思维类型按若干阶段相互关联，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更新的行为与思维方式必须总是取代旧的方式，因为多种多样的历史层次并存是可能的。甚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存在许多困难，对于这些困难，我们仅仅是适应，而无法确切地知道我们如何行事。甚至今天，每一个技术革新也都是在发明性思维水平上引起的，如果在那些需要专注于直接目标的抽象思维的地方，我们为了有利于有计划的探究而试图压制这种思维，那么社会生产过程便会停顿。计划思维方面的真正危险是，它趋于转变为一种刚性系统，而并非不断地实验。计划水平上的“教条主义”，只是一种把计划视为纯理论规划的错误观点。在计划中，达到了实验思想与行为的最高水平。只有在纯行政方法已僵化的地方——或者，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只有在人们于发明性思维水平上对从具体事实推断出的一般原则进行系统化的地方，教条的、系统的一致性才是可能的。当我们研讨尚未知晓的事情时。教条主义的、僵化的一致性是无用的。在此，甚至已成为适当工具的计划思维也不得不采取询问、探究的态度。

如果计划思维想要保持某种战略，它就必须有勇气采取相互依赖的研究方法所需要的冒险行动。但是，它永远不能如此具有权威性，以致排除作为计划之基本部分的调查要素。

所有的例证都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任何今天关心人的转变的人，都将不得不利用心理学所给予的顿悟以及他通过社会研究所意识到的目的与手段。然而，如果他把其打算教育的人仅仅纳入一个预想的范畴，他将是一个贫乏的教育者。相比之下，如果他首先使自己沉浸在其学生的真实困难和冲突之中，然后记住应用其理论知识，那么他会得到适当的方法。就思维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仔细思考问题，但是在行动上，这意味着我们应当不断地意识到，在未来的长期中，计划思维将不得不在尚未知晓的领域中活动。

中介原则不能被演绎，其转变也不能被事先预言。但是，尽管如此，以调查精神在智力上奋力向前则是可能的。这种对从智力的着眼点来看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事实的思考，绝不能与今天自称为非理性主义的无思想性（thoughtlessness）混为一谈。在我们目前的历史情境中，计划思维抗衡着这种日益成长和越发带有毁灭性的非理性。

当代人必须学会善于应付历史和社会的难局，以便他不会为该时代的盲目力量所任意驱使。他必须以所有科学分析的敏锐性勇敢而理智地面对其目前的境况。但是同时，他还必须以如此方式着手事情，以便他将不仅转变自身，而且还转变其思维习惯。

事实性知识的积累与独立判断能力之间的区别，亦即细节的纯粹整理与按照情境解释细节之间的区别，长期以来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是清楚的。这种区别目前正在成为理论家们关心的事情。一种新型的科学精密度已经在处理问题。在计划思维水平上，如常识表达方式所表述的那样，“掌握情境”，亦即“控制情境”，首次确实在科学上成为可能。与发明性思维水平上的思维的抽象性相比，计划思维最终是具体的，因为它是从事情的来龙去脉着手的，正是深入了具体情境，一个人才把另外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要素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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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L．冯·斯坦因：《自1789年至我们时代的法国社会运动史》，G．萨勒芒编辑，新版，慕尼黑，1921年，第2卷，第141页。

(2) 关于根据文献目录观点的计划、计划经济，等等，参阅利德勒（Emil Lederer）：“国家计划”，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和梅耶（G．Meyer）：《论计划经济理论》，载《社会研究期刊》（1934年，3月），第228页；芬德雷（Mackenzie Findlay）（编辑的）：《有计划的社会》（纽约，1937年）；霍尔（R．L．Hall）：《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伦敦，1937年；冯·哈耶克（F．A．von Hayek）等：《集体主义经济的计划》，伦敦，1935年；兰格（O．Lange）和泰勒（F．Taylor）：《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明尼阿波利斯，1938年；里宾考特（B．Lippincott）编辑，伍顿（B．Woottn）：《计划还是不计划：现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比较》，伦敦，1934年；莱维斯（H．Lorwin Lewis）：“民主计划”，载伯吉斯（E．W．Burgess）和布拉莫（H．Lorwin）：《美国社会学学会刊物》，1935年8月，第29卷第3号；海曼（E．Heimann）：“经济计划的类型和潜力”，载《社会研究》，第2卷，1935年。然而，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考虑有关社会结构方面的文化和教育计划问题。最有趣的尝试之一可在考茨尼希（Kotschnig）那里发现，见前引书第10和11章。《美国历史协会社会研究委员会的结论与报告》（纽约，1934年）包含了类似的教育计划内容。有计划社会的大量心理问题尚未被社会科学家论及，因为他们主要专注于经济方面。参阅K．曼海姆：“社会建构中的目前趋势”，载《人类事务》，卡特尔（R．B．Cattell）、科恩（J．Cohen）等人编辑（伦敦，1937年）；斯培厄（Hans Speier）：“自由与社会计划”，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37年1月），第12卷。

(3) 我们在此涉及以下支撑亚当·斯密的构想的摘要：技术进步增加了利润——利润的增加意味着资本的增长和劳动需求的追加，由此工资也随之增加——工资的增加提高了出生率，故最终提高了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增进了劳动分工的机会，因而导致了新的技术进步——于是，循环再次开始。〔参阅略维（A．Löwe）：《经济学与社会学》，伦敦，1935年，第4章〕

(4) 随着把无计划的事情逐步整合进有计划的社会，便达到了从技术上控制自然的重要阶段。受到新的控制的自然领域丧失其原有的特征，成为社会过程的功能部分。未受技术控制和从未受社会行为影响的那一部分自然，目前仍将是超社会的。然而，对于那些已处于技术支配之下的自然的诸层面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层面突然被带入社会相互作用场，并对于实践者来说，成为类似任何其他真正的社会问题那样的问题。以下两种说明将足以澄清有关自然过程转化为社会生活问题的这一点：

（1）受节育调节的人类繁殖不再能够主要按照生物学来解释，而只有联系社会过程的其他方面来说明。生物力量并没有因此而中止，而是与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

（2）整整一系列劳动分工的发明和技术发明，尽管增加了劳动生产率，因而使广大群众免于饥饿引起的死亡，但通过其影响能够使生产与分配的社会过程如此复杂化，以致作为其费解和没有适当发挥功能的结果，人们甚至比在自然力尚未受控的时候遭受更多的痛苦。

(5) 彻底了解这种思维与行为方式的英国人杜撰出某些借以体现这种态度的措词，如“等着瞧”和“对付过去”。当在崩溃状况的社会情境中，拿破仑把其思维与行为建立在“走一步，看一步”这样的箴言之上的时候，作为行动者，他意指同样的情况。

(6) 在导管中，液体通过微粒子的自由运动而趋于自己的水平均衡。在我们目前的经济体制中，过程不再是这样：日益增多的、大而固定的晶体悬浮在流体之中，最终共同阻塞了流通。

(7) 从社会学观点来看，自由最抽象的定义一般是：自由仅仅是有效的中心控制范围的增大与群体单位受影响的大小之间的不均衡。只要有组织地控制落后于自发的社会整合，就存在选择的可能性和逃避的方式。因为自由基本上是自发性首创的机会，所以一切都归结于这样的问题：个人在给定情境中选择的可能性有多大？可资利用的逃避高压统治装置的方式是什么？在这些选择和逃避的可能性中，具体要素像或多或少形成个人特征及其所组成的群体特征的基质那样起作用。这些特征的具体历史形式按照这种基质大体上能够得到解释。（但是，有关问题的进一步鉴别，还参阅本书的最后部分。）

(8) 专制主义只是表面上的极权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它并不具备统治它对此享有主权的领土上的居民的、所有生活领域的手段。

(9) 整合与相互依赖是两种不同的原则。然而它们是密切相关的。

(10) 然而，坚持认为这是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专门化的唯一理由，大概并非完全正确。十分恰当的是，社会学为何成为一门专门科学的一个理由，即社会学的学科内容为何不与或不应该与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相重叠，是有关社会学合法性的纯学术间的争论。从一开始，社会学家们就已感觉到，如果他们想要证明其权利的存在，他们就必须证实他们有一个别人所没有从事的学科内容。因此，在美国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社会学家们变得专心于家庭、城市发展、移民与同化、犯罪行为、懈怠行为以及其他没有为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先于社会学的科学——所探讨的问题。

(11) 以上对于社会科学中的思维问题的评论，是一篇目前尚未发表的较为冗长的方法论研究论文的概要。在此，我们只在本书有限的篇幅所容许的范围内研讨该问题。在A．略维的《经济学与社会学》（伦敦，1935年）一书以及论文“经济分析与社会结构”（载《曼彻斯特学派》第7卷第1号）中，有从经济学观点阐述类似问题的尝试。弗兰克（H．Frank）爵士的论文“民族主义与经济理论”（载《竞争伦理学》，纽约，1936年）包含许多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刻评论。

(12) 关于下列研究，参阅我在《社会学的目前使命》（图宾根，1932年）一书的论述，在其中，我力图利用一个并非不同于以上给予的方法论概要的框架来确定社会学领域及其学理上的形式。

(13) 显然，这种对于独特现象的纯粹描述本身已含有一般性和重复的倾向。它可能不是“科学的”就是“艺术的”。科学的描述处于发明性思维水平上，因为它无意识地挑选出那些相当一般并为对象的再生产所需的特征。科学的描述并不是不加区别的描述，这可通过这样的事实看出：被描述的并非是一切事物，而只是那些“为理解客体所必需的”特有的特征，也就是说，科学的描述仅仅意味着我们只是描述我们将不得不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或生产客体的话。艺术对独一无二的事物的描述具有相当不同的指导原则，即情绪和情感的刺激、文化价值观，等等。

(14) 某种特殊思想类型的发展趋于压制或完全贬低其余经验和思想类型的重要意义，是思想史的特色之一。我们在后面（参阅本书文献目录第五部分第一章）将表明，我们的以“发明性”思维为基础并最终基于技术需要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怎样趋于掩盖了以下事实：对于客体的直接物理和心理接触及知觉提供了同样正当的知识源泉。认为这些接触和知觉性没有提供“知识”绝不是正确的——我们因此获得的知识，与那种试图“生产”和“利用”客体，因而按照功能构想它的抽象的发明知识相比，仅仅是类型的完全不同。

发明性思维并不像其直接呈现的那样仅限于客体。上述的、从最具体到最抽象排列的理论探究方法的分类清楚地表明了进一点。另一方面，以直观为基础的知识非常接近身旁的客体，并力图边发现客体边从该客体中获得其信息。直观的方法目的并不在于为了以“客体的诸要素建构客体而理解客体”。然而，发明性思维甚至在其更为抽象的时候也涉及客体的再生产。出于这一理由，直观的知识因保持缄默和非建设性而受到谴责。正如在偶然发现水平上起作用的无意识力量通过其成就的性质可以及时地变得清晰可见一样，也存在某些发觉那种内含于直观中的知识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所有保持直观方式的内在价值和所有被日益增加的技术理性化所压制，或至少为其掩盖的人类理解类型的内在价值的尝试说成是浪漫主义的。这些尝试具有历史作用，因为他们挽救了古老而面临灭绝危险的知识形式。歌德的“颜色论”，以及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的“格式塔”理论、现象学和德国的“存在哲学”，等等，都属于此种尝试。

我们以上所说的有关相互依赖的思维和中介原则的一切都与直观的思维倾向是相反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浪漫主义的——逃避现时代的一般理性化过程。我们想要如此地精炼和扩充理性分析的方法，以致其能够使我们在具体的关系中科学地领会具体的对象。这甚至当仍然按照抽象发明和领域分割水准工作的这种类型的研究者，把相互依赖的思维视为侵入非理性领域时，即是如此。对于他来说，其抽象程度之外的事实是不可理解的非理性事实，他将乐于把这种事实留给即时的直觉感知和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然而，他忘记了两种情况，即这些中介原则只有当依据他的抽象的坐标系统来衡量时，才是非理性的，以及在此已描述的方法并不试图靠直觉或领悟（Schau），而是通过理性化的参照系进一步分化来把握个别的。一旦看到这一点，那么进一步观察最高阶段的理性化——计划的思维——最终与直觉思维有着同样的任务（即在具体的关系中领会具体对象），是饶有意味的。但是，鉴于直觉是在回避理性分析时这样做的，那么计划的思维在这样做时则利用精制的思维工具。

(15) 美国社会学因其主题的精细的专门化——其通过新的经验研究技术的形式自专门学科的精密知识已结出了累累硕果——在世界大战之后的15年中越发著名起来。然而，自大萧条以来，对于这种类型专门化的不满已明显增多，并在许多著作中取得了成果。最近，社会科学研究会通过其关于大萧条之社会影响研究委员会，已出版了一部含有13篇论文的专集，其概括了各个学科可能有的科研项目，并在克服这种早期无计划的专门化上体现出巨大的进步。参阅《大萧条的社会影响之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会报告书，第27—39页（纽约，1937年）。

(16) 在这方面，参阅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第3部分第6章“官僚制”，第650页。

(17) 当我们在技术与自然科学领域说一台机器必须“试车”的时候，我们确切的意思是指以抽象原则如此难以把握的、诸部分相互间及其与外部情境的这种紧密适应。

(18) 在此，我们以前关于把自然从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建构中排除出去的评论现在变得重要起来。正如所举的例子那样，自然只有在断绝了前后关系（context）的断片中，亦即在它已成为技术操纵一部分的地方，才成为我们社会调节的一部分（参考此处）。从社会观点来看，被排除在这些社会关系之外的东西并不成为一个问题。

(19) J．S．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逻辑体系：演绎的与归纳的》第2卷第6编第5章第5节中使用了“中介原则”一词。他是自己从培根那里获得这一词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于中介原则一词的应用与穆勒是同样的；区别在于我们的一般原则与他的不同。自本书的德文版本——其中，我是依据计划思维的背景来提出中介原则理论的——问世以来，略维（Adolf Löwe）在其《经济学与社会学》（伦敦，1935年）一书中富有成效地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术语的某些主要层面。他所提出的非常有激励性的批评可见于T．帕森斯在《美国社会学杂志》（1937年第43卷，第3号，第477页）上发表的文章。还参阅金斯伯格（M．Ginsberg）在其《社会学》（伦敦，1934年）一书中对“中介原则”的描述，其讨论了穆勒著作中出现的那种相应的传统背景中的问题。

(20) 关于引证的事实，参阅F．诺伊曼：《结盟自由与帝国宪法》柏林，1932年，第53页；J．W．赫德曼：《总附加条款中的逃避》（图宾根，1933年）；K．盖勒：《论经济法》，曼海姆，1932年。

(21) 参阅：“法律社会学”，载《经济与社会》，第2卷。

(22) 我有意引证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已论述过的例子，以便把方法论问题与我们在此正在论述的思想的脉络联系起来。参考此处，参考此处。

(23) 德国诗人、戏剧家（1813—1863），席勒奖金获得者。他在其历史剧中运用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使冲突戏剧化。——译注

(24) 莫尔（1478—1538），16世纪初期英国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早期空想主义者，《乌托邦》一书的作者。——译注

(25) 因此，社会科学中的许多经验研究仅仅是因为数据近在手边，而不是因为研究者面临其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才得以进行。

(26) 例如，当我们试图处置有助于少教人统治的权力手段的集中与抵消该集中的基本民主化这样一些冲突着的原则时，或描述有助于理性之成长，但又为有助于非理性之成长的力量所抵消的典型情境时，便是如此。参阅本书第一部分。

(27) 就其纯粹的形式而言，建立或许只能存在于拓殖之中。但是，甚至这一点也足以表明其理论的可能性。例如，我们的交通工具，就其经历了从发现到合理调节的铁路系统的发明之每一阶段这一意义而言，确实已传统地发展壮大起来这一事实，证明没有什么是与这种理论的可能性相悖的。

(28) 关于管理的性质，请进一步参考此处。

(29) 当弗里耶尔（Freyer）在其《经济与计划》（汉堡，1933年）一书中说，计划并非一项纯理论活动以及没有权力，其便是不可想象的时候，他是正确的。这一主张赞同我们的以知识社会学为基础的论点，即一切思维都是由实际情境和意志决定的。然而，在以下论据中，弗里耶尔阐述中的法西斯主义成分却显示出来：过分强调权力导致人们认为权力和暴力是计划的真正决定性方面。人们囿于这样的箴言：一旦某人握有权力，计划便会自行出现。这种态度在发现和发明层次上具有某种正当性，但在目前层次上，它只会导致严重的危机，因为仅仅依靠独裁，现存的冲突就决不会被消除。相反，它冻结了以前最有机会发现新的适应的那些要素的给予生机的流动。

还参阅梯里希（Paul Tillich）的《社会主义的抉择》一书，波茨坦，1933年，该书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现了探究这些问题的正确途径。

(30) 正如我们在此所做的那样，我们以这种形式和抽象的方式——通过忽视参与权力整合的实际对手——来解释这种权力整合问题，也许并非完全有道理。但是，我们的理由是：一方面，在目前局面已陷入的一般动荡中，具体的权力配置不可能事先被确定；另一方面，作出政治预言并非我们的任务。对于检查我们的问题——哪种社会力量和环境，或在以往，或在未来能够把敌视转变为理性的洞见和合作——来说，享有事变的可能趋向的大致轮廓就足够了，有时这比完全坚持历史的具体形式的分析更能弄清楚基本力量。

(31) 赫兹勒（Joyce O．Hertzler）在《乌托邦思想史》（伦敦，1923年）中认为，所谓“空想家”的主要特征是，他们设想了一种虽然不存在，但是，一旦被构造出来便有助于其理想的人性类型。实际上，这种以非存在和不可能有的人为基础的构造值得被称为“乌托邦”的，它与科学的社会学风马牛不相及。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也应当相信，人的存在只有以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借以了解人的存在的那种形式才是可想象的，以及我们是否没有理由更精确地分析人的可改造范围。即使某人确信人是可以更改的，有计划的探究也必须从那些我们在现代社会所发现的心理反应形式开始。然而，就出发点而言，这种唯实论不必导致抵制这样的另一种乌托邦形式，该乌托邦形式敢于把我们社会中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的形式视为在一个有着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每一个计划尝试在这后者的实证意义上都是空想的：它试图以如此方式指导给定的事实——包括心理事实——以致新的事实将会出现并取代现存的事实。

关于乌托邦概念的这种实证意义，参阅我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由沃斯（L．Wirth）和希尔斯（E．Shils）译为英文〕（纽约和伦敦，1936年，第176页及其以下），以及我的文章：“乌托邦”，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此处涉及有关问题的进一步的文献，还参阅H．弗勒耶尔：《政治乐园：自柏拉图至现代的乌托邦史》（莱比锡，1936年）。

(32) 在这方面，激励马克斯·韦伯研究加尔文主义的那种情况仍然颇有教益。人们试图把计件工价引进传统观念盛行的地区。结果是，在增加人们收入的新原则尚未得以实现的某些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女工一获得其维持习惯生活水准所需的数额，便停止工作。甚至资本主义也只有当它同时创造出在货币收入上受“多多益善”的原则支配的、相应的人的类型时，才能发挥功能。参阅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载其《宗教社会学文集》第1卷第94及其以下，图宾根，1920年（同名英译本由T．帕森斯所译，纽约，伦敦，1930年）。

(33) 作为环境社会心理学的范例，我将参考布斯曼（A．Busemann）的《教育环境学》（萨勒河畔哈勒，1927年）及其编辑的《教育环境学手册》（萨勒河畔哈勒，1932年）。两书都有充分的文献目录。与这些著作相比，本书第一和第三个研究必须被视为结构社会心理学研究。大量的环境社会心理学文献在莫非（Gardner Murphy）和巴克莱（Lois Barclay）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第1版（纽约，1931年）以及他们与纽考姆（Theodore M．Newcomb）合编的第2版（纽约，1937年）中得到了概述。两版都含有广泛的文献目录。

(34) 参阅卡瑞（W．B．Curry）：《学校与变迁着的文明》（伦敦，1934年），尤其是“竞争与分数”一章。

(35) 关于实用主义的文献，我只引用了W．詹姆斯的《实用主义》；J．杜威的《逻辑理论研究》（芝加哥，1903年，1909年），及其名著《人性与行为》（纽约，1930年）和《逻辑》（纽约，1938年）。还参阅G．H．米德：《精神、自我及社会》（芝加哥，1935年）；《行动哲学》（芝加哥，1938年）。

(36) 关于有关这一点的许多说明，参阅威尔康德特（A．Vierkandt）：《文化变迁的稳定性》，莱比锡，1908年。还参阅奥格伯恩（W．F．Ogburn）《社会变迁》（纽约，1929年），第90页及其以下。更近的文献有吉尔费兰（S．C．Gilfillan）的《发明社会学》（芝加哥，1935年），第71页及其以下（个人的非重要性），还参阅国家资源委员会：《技术趋向与国家政策》。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37年。

(37) 这种探究见于从曼德维尔（Mandeville）到亚当·斯密的英国智力史。

(38) 这会导致我们在此离题太远，以致不能穷根究底地询问有关这种集体眼界在各种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被整合的这一确实重要的问题。在某些时期，整合确实只在于社会经验的交流。手工业者与产业工人，农民与城镇居民交换世界呈现给他们的不同印象。同样，科学家在该阶段仅限于不同专家之间的成果交流。然而，这种综合大体上只是机械性的，借助建设性的想象力从这些局部断片中推断某种世界图像或观念，确实是知识分子的任务。这种系统整合的形式是否为整个社会所期望，哪个地方被给予哲学还是一般的综合知识，最终有赖于社会的具体需要（参见下一个注释）。

(39) 在此询问这种探寻诸事件相互依赖中的相关环节以及与此过程相关的个人地位的可能性是否被实际利用，并非不重要；如果没有被利用，那么这是为什么？当我们正在论及功能理性化的作用日益衰减的时候（参考此处），我们便触及到这样的社会心理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只注意询问社会结构的客观性质是否达到了使其易于为那一个社会的思想家所明了的程度。当我们试图估计可能阻止个人觉察那些可以说潜在地有助于个人理解社会系统的客观因素的障碍时，我们便谈到了主观或然性。因此，如果某人利用这种区别，并把我们分析的最终结果与参考此处和参考此处的分析相比较，那么便会出现似是而非的论点：当社会发展的最新阶段比自由社会的秩序提供了更好的客观洞悉社会情境的机会时，它还产生了这样一些机制：其功能使个人认识这些客观可能性在心理上极为困难。

(40) 因此，就彻底和首尾一贯的行为主义而言，它否认“理解心理学”试图理解的那种精神层面的存在或至少否认其具有恰当性。参阅瓦特森（J．B．Watson）：《从行为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心理学》（费城，1919年）；还参阅《行为：比较心理学入门》（伦敦和纽约，1925年）；J．B．瓦特森《行为主义的胜利》。J．B．瓦特森的评注和麦克道格尔（W．MacDougall）的揭露，1928年。关于把社会学建构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令人感兴趣和绝非太教条的尝试，参阅戴维斯（Jerome Davis）和巴恩斯（H．E．Barnes）：《社会学入门》（波士顿和纽约，1927年），该书还含有详细的文献目录。还参阅贝恩（Read Bain）和兰德伯格（George Lundbrerg）的文章，载《美国社会学趋向》（纽约，1929年）、《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学期刊》以及《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

(41) 该书系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所著的小说。描写性格迥异的三兄弟与他们行为放荡的父亲的冲突，探索基督教的真谛。认为人通过领悟深刻的心灵准则能够达到意识的转变。——译注

(42)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文献目录指南可见于G．桑坦格劳和C．布劳卡勒的《法西斯主义文献目录指南》，罗马，1928年。它应当为同一出版者所出版的《法西斯主义文献》所补充。在L．罗森斯·托克弗兰克的《法西斯经济组合的理论与实际》（巴黎，1934年）一书中也有大量的资料。H．菲纳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伦敦，1935年）；G．萨尔维米尼：《在法西斯主义之斧下》（纽约，1936年）。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出版物文献目录，参阅安格尔（E．Unger）：《国家社会主义文献》（1919—1934年），“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报告”，第1号。柏林，1934年。波劳克（J．K．Pollock），海尼曼（H．J．Henemann）：《希特勒的政令》，安阿伯，1934年。在巴黎还有法西斯主义研究学会。还参阅舒曼（F．L．Schuman）：《纳粹专政》（纽约，第二版，1936年）；布拉迪（Robert A．Brady）：《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与结构》（纽约和伦敦，1937年）；劳施宁（H．Rauschning）：《虚无主义的革命》（苏黎世，1938年）。英文版译为《毁灭的德国革命》（伦敦，1939年）。

关于有关苏维埃专政的文献。参阅梅纳特（Klaus Mehnert）：《苏联（1917—1932年）》（柏林，1933年）。关于更近的资料，参阅西德尼（Sidney）和韦伯（Beatrice Weeb）的巨著：《苏维埃共产主义》（纽约和伦敦，1936年），第二卷。还应当查阅康特罗维茨（Hermann Kantorovicz）的著作：《专政：社会学研究》（剑桥，1935年），该书附有爱尔金（Alexander Elkin）编辑的一套很好的文献目录（《政治学》第4期第i号，1935年8月）。

关于各种政治体制用以培养其公民形成公民效忠的方法，参阅梅里亚姆（C．E．Merriam）编辑的丛书《公民形成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导论卷由梅里亚姆本人所著，取名为《公民的形成：公民培养方法的比较研究》（芝加哥，1931年）。丛书最重要的单卷本是施奈德（H．W．Schneider）和克拉夫（S．B．Clough）所著的《成为法西斯主义者》（芝加哥，1929年）和科索克（Paul Kosok）的《现代德国：冲突的效忠的研究》（芝加哥，1933年）（后一部著作并没有论及国家社会主义统治时期）。所有各卷均有文献目录。

(43) 作为精神分析学文献目录介绍，参阅里克曼（John Rickman）：《精神分析学索引（1893—1926年）》。国际精神分析学文库第14卷，伦敦，1928年。除了《弗洛伊德全集》外，还参阅精神分析学期刊：《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无意识意向》、《精神分析教育学杂志》、《精神分析活动》，以及精神分析学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国际性出版物。

关于个性心理学，参阅A．阿德勒和E．维克斯伯格的上述所有著作以及《国际个性心理学杂志》。

关于人格问题的文献目录取向，参阅A．A．罗巴克：《性格和人格文献目录》，马萨诸塞，坎布利奇，1927年。

(44) 这种倾向在冯·魏茨萨克尔（V．Von Weizsäcker）的《社会病与社会痊愈》（柏林，1930年）中得到了最佳的表现。“我们将把只适合于治愈神经官能症，而并不只是隔离其（因而是维持其）医疗态度称为理解的态度。这在于这样的事实：通过从一开始就与病人合作，也就是说，医生与其一起进入神经官能症发作的场域，仿佛医生本人处于同样的地位，而且就知识和判断的形成而言，他把自己置于同样水平之上……”“把一个人的健康与个体的器官和功能在解剖学和生理上的正常状态混为一谈将不再允许了。这种真正的疑病症探究使少数专家一方面束缚于曾经伟大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束缚于这样一种病人：其希望不惜任何代价使他的症状得到治疗，以便不必经历症状所表明的、其人生更深刻的变化。”

(45) 参阅B．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伦敦，1937年），第178页。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外（马林诺夫斯基只是有保留地应用该理论），马林诺夫斯基还应用了山德（A．F．Shand）在其《品格的基础》（伦敦，1930年）中制定的基本心理原则。在有关同一主题的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中，参阅M．米德：《萨摩亚人法定年龄的来临》（纽约，1928年）。后一部著作的女作者依据对所谓“原始”部落的少女生活的引人注目的生动观察表明，代表了更先进文化中的青春期的心理危机在那里并不存在。因此青春期的心理冲突似乎并非来自个人的生物结构，而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冲突、苦恼的氛围造成的。

(46) 在这方面，重要的著作有拉扎斯费尔德-亚荷达（T．M．Lazarsfeld-Yahoda）和蔡斯尔（H．Zeisl）的《马林塔尔的失业：关于长期失业之影响的具有附录的社会学图解的尝试：在社会学图解的历史中》（莱比锡，1933年）；《无工作的人》，对皮尔格利姆托拉斯所作的报告，剑桥，1938年。关于文献目录，参阅艾森伯格（Philip Eisenberg）和拉扎斯费尔德（Paul F．Lazarsfeld）的非常有价值的文献目录概览，“失业的心理作用”，载《心理学简报》第35卷，第6号，1938年6月。第358—390页；还参阅威廉姆斯（James Michel Williams）：《人的失业救济方面》（北卡罗来纳，查佩尔希尔，1933年）；贝克（J．Bakke）：《失业者》（伦敦，1933年）；苏瑟兰德（E．H．Sutherland）和洛克（H．J．Locke）：《无家可归的人》（费城，1936年）；卡迪纳（Abram Kardiner），“经济保障在个人适应中的作用”，载《家庭》，1936年10月，第187—197页；以及“安全与文化的约束”，出处同上，1937年10月，第183—196页。还参阅H．D．拉斯威尔：“精神病学家与政治学家能够相互学到什么”，载《精神病学：人际关系生物学和病理学杂志》第1卷，第1号，第33—39页，1938年，以及“精神分析与社会分析”，见《意向》第19卷，第377—383页，1933年；还参阅K．勒温（Kurt Lewin）：《人格动力学》（纽约—伦敦，1935年）；布朗（J．E．Brown）：《心理与社会秩序》（纽约，1936年）；莫尔诺（J．L．Moreno）《谁将幸存》（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34年）。还参阅《社会测量：人际关系杂志》，1937年。

(47) 关于说明性文献，参阅艾克霍恩（A．Aichhorn）：《堕落的青年》（维也纳，1931年，英译本为《任性的青年人》，纽约，1936年）；霍姆伯格（A．Homburger）：《童年精神病理学》（内含广泛的文献目录），柏林，1928年；弗兰森-海勒斯伯格（L．Franzen-Hellersberg）：《青年女工》（图宾根，1932年）；托玛斯（W．I．Thomas）《不适应的少女》（犯罪学专著，第4号），波士顿，1931年；鲁特（E．B．Reuter）、米德（Margaret Mead）和弗斯特（R．G．Foster）等：“关于青春期的社会学研究”，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2期，第1号（1936年7月），第81—94页。

(48) 我们在此只提及这种探究的几个例子：弗罗姆（Erich Fromm）：《救世主信条的形成》（维也纳，1931年），及其《社会研究杂志》中的文章。里希（W．Reich）：《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哥本哈根，1933年）；道勒德（John Dollard）：《生活史的标准》（新哈芬，1935年）；霍奈（Karen Homey）：《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纽约，1937年），“文化与神经官能症”，作者同上，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36年4月第1期第2号）；J．道勒德：《南部城镇的等级和阶级》（新哈芬，1937年）；E．弗罗姆的文章——见霍克海默编辑的集体著作《权威与家庭》（巴黎，1936年）——也朝这一方向迈进了一步。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已由H．D．拉斯威尔所完成，参阅《世界政治与人身的不安全》（纽约，1936年），及其著作的文献目录，载《精神病学》第1卷第1号，1938年。

(49) J．杜威：《民主与教育》（纽约，1916年）。还参阅B．罗素：《教育与社会秩序》（伦敦，1932年）及其演讲：《为民主而教育》（伦敦，1937年）。

为了有助于收集有关近来教育问题的文章与进一步参考文献目录，参阅卡尔沃顿（V．F．Calverton）和施马尔豪森（S．D．Schmalhausen）（编辑）：《新的一代》（伦敦，1930年）。还参阅科恩（J．Cohen）和特拉沃斯（R．M．W．Travers：（编辑）：《为民主而教育》（伦敦，1939年）；拉伯德（E．D．Laborde）：《现代教育问题》（剑桥，1939年）。

(50) 我在后面将不得不更多地谈论这一论题。参考此处。

(51) 斯拉瑟（F．M．Thrasher）：《团伙：关于芝加哥1313个团伙的研究》，新版（芝加哥，1937年）。

(52) 参考此处和参考此处，在该处先锋的必然性是显而易见的。

(53) 参考此处。

(54) 参考此处。

第五部分　为自由而计划

1　社会技术的概念

（1）我们对于计划的矛盾态度

传统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功能主义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对抗。浪漫主义者对把科学应用与社会关系的非人性结果的反抗的意义。探究社会技术的方法与相应类型的社会哲学携手并进。

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思想使自身适应社会过程的需求和计划所包含的新难题。旁观者很难不以非常复杂的情感来看待我们思维中的这一转变。一方面，他充满了合理的自豪：人的智力乐于接受新的挑战并富于深谋远虑；另一方面，他又为一种压抑感所困扰，很想知道整个企图是否不是一种纯粹的智力冒险，一种决心以自己独立的技能在实践上指导全部社会历史过程的、现代精神的鲁莽方案。无论我们如何掩饰。我们对于计划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矛盾的态度，因为我们都是这样两种动机借以结合的过渡时期的产儿：一为对干预人类事务有着自由主义的厌恶，另一为对想要探索人性新的可能性的、标志着一个社会时代的试验具有热情。

在许多方面，我们很像歌德所说的那个学习巫术的艺徒，当他师傅离开房间时，他以其秘方念咒呼唤地狱的精灵，而当精灵出现的时候，他却恐惧地哭喊：“我所呼唤的幽灵千万别出来呀！”我们竟然确实全都宁愿让我们时代的重大决策听凭命运安排。实际上，我们害怕承担责任。但是，在变迁日趋深入之时，我们没有能力决定自己是否要承担责任，是否想要计划。依据社会学的分析，不仅决定如何行动或思维不完全取决于个人，而且他对命运的态度也是如此。他自我意识以及对他与历史关系意识的程度有多大，似乎大体上依赖于其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少具有控制自然力或防止巨大灾难的技术手段的社会，盛行的人生哲学几乎把每一个事件都看做是盲目的命运的安排。客观的安全的缺乏在该阶段为两种冲突着的态度所补偿是可能的。或者社会能够通过英雄主义及其训练教会个人对付冒险和危险，或者它能够培养他具有一种顺从更高且又令人费解的意志的消极倾向。得到改善的社会技术一旦使调节某些生活领域成为可能，对于客观上的不安全的这些反应，便为其他反应所代替。在较短的时间内，个人的责任感将有所增加，尤其是在目前已得到控制的部门内。因此，颇为可能的是，在某一计划周全的未来时代，其公民将把我们对于以智力掌握我们社会命运问题的忧虑以及我们对于创造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厌恶，视为陈腐心态的最后残余。

一旦我们认识到宿命论的流行会因大量的社会控制将掌握在我们手中而必定下降，那么不久将变得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今天不能对我们的社会命运采取宿命论的观点或反对计划的思想。在起草了一整套法规并对人性的形成审慎地施加干预之后，我们在危机发生以及所有的制度陷于冲突之时就不会退却。

这种日益增加的干预导致了对社会和人类事务的新的探讨。代替以表面价值取人看物的消极和默祷的观点，我们正在形成一个积极而善于管理的态度。这种新的探讨反映在相应的心态中：功能主义的思维类型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功能主义首先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并且能够被说成是技术观点。⁽¹⁾它只是最近才被移入社会领域。

在观察对象时，功能主义者心中所具有的未吐露的问题从不是：“那个东西是什么？”或者“其本质是什么？”而总是：“它是怎样产生的？”他从未把任何事物看做是自在的终端（an end in itself）；它只是在它与别的实体的关系中展现其真实的性质。

这两种思维类型之间的对抗往往确实是激烈的，但是，代替偏袒，我们应当试图理解它们每一方不得不为人类精神发展作出的特殊贡献。

浪漫主义的思想家们最先认识到我们的观点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因新的技术精神的崛起而大为惊恐。在其反对盛行于革命者之中的、抽象和机械论种类的思维的斗争中，他们试图维护旧的“有机的”思维方式的尊严。无论怎样朦胧不清，他们都感觉到，一旦这种技术方法从自然科学被移入人类事务之中，它必定导致人本身的深刻变化。他们预感到，无论我们把功能的思维模式应用于无生命物还是我们同类的生灵之中，它都有着全面的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正在处理的事物是异己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新的管理态度倾向于是非人性的，因为它迫使个人关系变为机械范畴的。在此种意义上讲，传统的精神完全有理由反对技术精神的这种扩展。浪漫主义的思想家们及其同时代的信徒正在保卫人类经验的素朴无华的直接性（immediateness），期望仅仅按照诸事物自我表现的本来面目接受它们。人与物都是按其自身的理由而并非仅仅是作为其他实体的功能存在的。他（它）们的这种存在是其内在本性的实现。对待他（它）们的唯一适当方式就是直接地与此打交道，而不是通过迂回的道路，亦即作为其他事物的功能来处理他（它）们。同样，不论是道德的还是宗教的，精神体验一旦被作为超验的实在来尊崇，它们便被现代的方法剥夺了真实性，而被想象成人为的产物。功能的方法不再把观念和道德标准看做是绝对价值观，而是视为这样一种社会过程的产物，如果有必要的话，其能够为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指导所改变。

这种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批评无疑是深刻的，在未来仍将保有其价值。其任务是不断地提醒我们想到功能方法的局限性以及把它普遍化的危险。功能的方法只是人类精神所创造的许多方法之一，如果它将代替我们探究实在的更为真实的方式，那么世界将是十分贫乏的。

但是，如果浪漫主义的抨击没有认识到新的思维方式的必然性，或没有看到其如何深深地扎根于社会过程之中，那么其对于此种思维方式的抨击便是不公正的。如果这种抨击没有理解改变社会的冲动越强烈，人们就越是不得不想起他们曾经按功能被动接受的东西，那么它便是目光短浅的。我们必须重复地说，把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际关系之中并非纯粹是任意的；以往积累起来的调控遗产已使我们的社会不得不带有计划性。一旦采取初步的行动，我们就不能回避掌握驾驭社会机器的充分技巧的任务，以免我们自己被其轮子碾得粉身碎骨。

但是，人类事务的技术管理不仅仅是产生一种新的思维类型，它还与断言技术发明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因素的哲学密切相关。

技术的重要意义首先明显地表现在经济生产领域。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开始活动的正是这些技术发明。它们首先对诸经济关系本身起作用，然后其影响又自我转化为若干替换物，以便同样影响其余社会领域。人类的精神并没有被排除在这一转变之外。人们观念的变化最终是这样一种社会过程的功能：正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该过程因其是自变量而含有变迁着的经济技术。

然而，经济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仅仅为新的技术精神提供了第一个明确的证据。自那以后，技术发明的范围迅猛地扩大，一个人不能不看到军事技术、社会组织、教育、劝说诸领域的改进——只举出几个例证——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其每一个领域的变迁都趋于影响社会的整个构成。

以我之见，我在本书中所提倡的技术至上论的扩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意味着放弃在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中通行的更为简单的图式。既然变迁的浪潮不仅仅源于一种领域的社会过程，那么我们对历史动力的印象自然要比马克思的复杂得多。不存在技术为什么应当只在经济领域才是重要的，以及其为什么应当是对事件的框架起决定性影响的唯一因素的理由。我们全都一定承认，炸弹和飞机的发明、坦克和毒气的使用，以及军队的机械化已经产生了最广泛的作用，更能破坏整个经济秩序，以及将其过程纳入完全不同的轨道。战争技术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国际战争的形式，而且也改变了国内战争的形式。它使重新铸造阶级体系，产生一种既不代表资产阶级也不代表无产阶级精神类型成为可能。经济领域之外的技术变化为现代的独裁体制开辟了道路。这种体制通过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产生了完全不同于一个人通常期待的事物，如果他受纯经济诊断指导的话。因此，作为独立的力量，这些不同的技术值得分别研究，该研究将会公平对待它们内在的本性，并依据它们对社会的影响对此进行分类。

（2）社会技术的初步分类

社会技术的界定。与多维的社会观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本书为描绘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而提出的三个主要假设。

在分析这些技术时，我们将从基本的区别开始，这种区别以后将导致我们进行更为基本的分类。起初，“技术”、“技术发明”两词只用于像机器那样的有形物体。属于这一意义上的发明有：电视、电话、电报机、无线电收音机（精神沟通的工具）；铁路、汽车、飞机（交通工具）；枪炮、炸弹、坦克（攻防工具）；铲、犁、拖拉机（生产工具），以及卫生保健的改善等等。这些东西使大规模建立社会秩序并对其有效地加以维持成为可能。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这样一种水平的技术进步，对于把它描述为技术的，我们一开始就踌躇不决，因为与它相关的并非可见的机械，而是社会关系和人本身。

然而，组织技术的进步仅仅是把技术观念应用于人类协作形式，被视为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人类通过训练和教育而在其反应上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化，他的全部后天新获得的活动都是依据一定的有效原则在组织化的框架内得到协调的。组织技术与我们已描述的任何技术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它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若不产生相应的社会组织，这些机器便不能在公用事业中得到应用。

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些社会技术时所必须考虑的，并非是狭义的社会组织，如泰罗制、商业管理。具有完全标准化行为的理性化组织形式，仅仅是正在发生的变迁的最为突出的典型。任何按照更为富有弹性的组织原则对人类群体的深思熟虑的重建，都写下了社会技术发展的新篇章。这要求在组成群体的各个人中依据一定的计划进行劳动分工和责任分担（包括预见、独创和风险预测）。大众社会迅速成长所造成的无数问题已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尚未成功地进行充分的大规模的比较研究，以便这些在政治、公众生活、家庭、社会工作、艺术，以及智力范围流行的更富有弹性的组织形式，能够加以比较并制定出其基本原则。在它们中所发现的不同程度的自由与压抑，它们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外部关系以及竞争与协作之间的联系从未发展起来。例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正如与他国打交道的某一国家一样，家庭也具有与其他群体交往的外交政策，甚至诸俱乐部和宗派也是基于相似的规则。

我们愈是逐步认识到现代社会的迅速运行不仅造成了社区的解体，而且还导致了其他社会群体和机构的崩溃，研究大规模富有弹性的组织技术就愈为重要。精巧的重建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完备的有关健康的社区生活原则的知识，这种重建不可能有效。以往，一个解体的社区通过试错或接受传统模式，能够自我重新调整。而在失业和无计划的移居破坏了社区生活的平衡，整个市郊和城市不得不按照一时的通告来建设的时代，不懂得如何协调社会的各个方面力量而又要创造一个新秩序，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我们采纳了某种公社组织（communal organization）的既定模式，将能够发现确定利用我们的闲暇或产生实现共同目标的热情之最佳方式的标准。只有当我们对一个共同体可以有理由被指望追求的道德目标以及共同体精神借以能够发展的社会条件有着明确的构想时，我们才能带头计划这些至关重要的试验。在组织新的共同体中心时所涉及的思考与那种能使一名主席决定哪个主题在一般集会上来论述，哪个又在专门委员会内来说明的思考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时刻，即将来临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涉及更有弹性的社会技术类型。

思想家和学者自他们首次开始讨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一直兴盛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功过，或分析英国宪政的奇迹及其实践的可能性那时起，就始终对管理有弹性的社会组织的原则感兴趣。但是，发现最佳运行体制的问题确实不仅仅完全限于政治学，它也是一个一般组织问题。甚至在思考独裁与民主之间所有形形色色可供选择的对象时，我们发现，我们不仅涉及立法机关与行政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还涉及正如在家庭、车间、教室或俱乐部中频繁产生的一般性群体组织问题。这在我们考察经济民主问题以及发现民主组织的原则并不限于政治学的时候，甚至更为显著。正是因为它是群体管理的一般原则以及其本质只能通过一般组织理论或科学的指导来揭示，因此它也常常出现在经济领域。涉及人类行为的改造和形成的研究体现了另外一种范围的社会技术。虽然这些研究和试验迄今为止大多限于实验室，但它们的真正的意义，只有当它们在其实际借以发生的社会范围内被研究时，才会明显地显现出来。人工试验的优点是，在此种条件下较为容易孤立各种不同的因素和弄清特定的刺激与其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愈是了解这些因素和对应关系，我们的实地调研和历史考察将愈是清楚和富于技巧性。

但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些试验仅仅是初步的。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发现社会情境在多大程度上可被想象为将行为限制在某些特定方面的刺激合成。每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每一种人类交往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人类行为的部分或总体的改造这一事实，展现出这些科学必然是多么的不可分割呵！只有当它们一致行动时，才有可能发现社会的条件作用对人类的全面影响。

受过心理学训练的社会学家将群体的整合和社会的组织视为产生特定行为的技术。由于心怀这种假设，他便能够指出某些个人反应是怎样由独裁政体造成的，而另一些反应又是如何由民主政体产生的。一个人只要记住普通英国人与普通普鲁士人在行为上是多么不同就行了。前者更倾向于响应试验性（tentative）的声明，而后者则更趋于对绝对陈述作出反应。同样，专业活动，或至少组织这些活动的方法也对个人有明显的影响。如果进行典型性对比，那么习惯于工业生产活动的工作者的职业态度，与作家或自由的报刊撰稿者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使他的工作标准化并力图均匀地分配时间，而后者在工作时几乎不顾及时间并多少受创作情绪指导。后者的整个精神经济（spiritual economy）与前者的是不同的，因为他将试图把他的工作更大程度地建立在灵感的消长上。虽然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体质、习惯、个人差异、童年经验的残余仍起相当的作用，但是一个人不应当低估在一个社会中占优势的组织系统所造成的心理问题。人趋于成为他发现自己处于其中的、诸特定群体组织的人：这些组织在不同的时间影响其生活的不同层面，造成不同的反应模式。每一种反应模式从个人在反应时所从事的群体活动的特殊形式的立场出发，都能够得到最佳的理解。

我们开始更为明确地认识到，这些对人类行之有效的技术不仅是偶然的，而且还构成整个社会和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只有当我们记住这一事实的时候才能被理解，代替满足于纯粹描述性的探讨，我们必须力图研究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功能。

我将在整体上把这些以塑造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为其最终目的的实践和动作看成是社会技术。没有这些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机械发明，横扫我们时代的变迁便永远不会成为可能。

尽管马克思因其所生活的时代的特征而认识到生产领域中的技术的推动意义是值得称赞，但他可能要对两点疏忽负责。首先，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他没有认识到非经济领域中技术的重要意义；其次，他没有看到，正如经济技术可以成为某些渗入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变迁的核心一样，非经济领域的技术反过来也趋于散播具有同样深远作用的影响。任何军事技术、群体组织、管理或宣传上的新发明都有助于改变社会。

然而，我们能够指出马克思为什么必定低估与经济系统相反的政治和军事系统的重要性，以及把后者仅仅视为经济技术变化的副产品，而不是战争和武力技术变化的直接后果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工业革命中，经济技术是如此迅速地发展，以致它使所有其他事物的重要性都相形见绌。具有诸种技术发明和日益扩大的劳动分工的、新的经济社会，先是摧毁了封建秩序，然后又瓦解了专制国家的组织。它一时看上去仿佛经济技术才决定事件发展的速度，构成新社会的基础。这是因为军事和行政技术的新成就以及宣传和劝导上的心理学方法尚未完善。这种歪曲的看法还应对在那一时代的大多数思想体系中流行的错误负责；它把经济人的动机与实在人的动机混淆在一起。经济社会的人的副本一直被认作是人类的真实写照，因而助长了非常片面的人的概念。

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及其受特殊时期的限制，在世界大战时已变得明显，而在战后不久甚至更为清晰，因为此时国家的经济组织完全从属于政治，甚至连贸易也不得不让位于军事目的。军事影响的重要性并不受这样的事实影响：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组织的两种动机和两种形式携手并进，国家常常为了经济扩张而重新武装，而另一方面，它的整个经济生活又服从于军事的重新武装。因此，在某些环境中就将会有战争，尽管从经济观点来看，依靠战争显然很少获得发展；而在另一些状况下，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却占优势。因为动机和行动常常并非起源于内部而是出自个人借以自我发现的情境，所以显然在社会的军事部门与商业部门交叠在一起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后期，我们将会发现，个人同时既有军事动机又有商业动机。因此，借助统治类型的领导群体，军人和实业家将把诸种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服从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仍然是含糊不清的原则。但是，对于那些看到了幕后的人来说，显然各种社会技术的进步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的典型张力，全都反映在驱使它们的动机上。无论重心随着不同领域技术的进步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转移之原则的重要性是什么，经济领域似乎并不是完全最重要的，尽管它当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们并没有远离这样一种多维的社会构想，其中，对社会历史动力的考察必须准备认真考虑若干影响的焦点，如经济生产、政治权力、行政管理和心理影响的技术进步。每个真正的理论进展就在于发现曾被认为是自变量的现象之所以似乎如此，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使这一现象如此非凡重要的特定历史背景。

因此，坚持经济原则绝对至上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它只会妨碍我们对于其余各领域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们与技术进步之关系的研究。今天，一开始就主张多元论，然后牢记技术进步的种种中介原则，并随着该原则的干预的出现而从经验上对此加以研究，是更为明智的。

但是，虽然我们必须在我们证实自变量存在的尝试上持谨慎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领域相互作用的问题就不是问题。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按照动态平衡来想象经济领域。尽管有助于整个社会变迁的诸基本冲动可以来自其他领域而非经济领域，以及随着它所处的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但是，它们仍然趋于产生一个均衡。社会动力学的重要主题是社会诸基本制度之间的不断的相互调适。尽管重心暂时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但它包含了对所有不同领域的重新安排。而且，虽然变迁的最终源泉可以变更，但在这些变革的背后仍存在目的无意识的统一：解决构成我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少数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问题是永远存在的，除此之外，对于群体整体来说还必须补充几项内容：首先，群体需求的物质供给，其次，行政管理工作，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塑造人在联合——上述两项在那种特殊社会借以存在的联合——中的行为之种种方法。有可能的是，我们将能够发现这些重新安排的公分母，即不同社会技术领域重心的这种转移的共同点，但是，今天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整个群体的安全将证明比其他任何事情是更有决定性的，并且最终将形成所有其他功能的基础。

另一方面，还可能的是，我们尚未研究大量的历史片段，以便能够根据经验决定是否存在着任何总的原则。在这种经验研究阶段，我们必须以强调某些可见于所有这些领域并既能得到确立而又无过分危险的基本原则为满足。

在本书中，我冒险提出了三个诊断事件过程的假设，并把它们用于几种不同的领域。

（1）我们时代的大多数症状是由从自由放任向计划社会的过渡所造成的。

（2）从少数人的民主向大众社会的过渡是又一系列变迁的原因。

（3）社会技术的变化是已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社会生活的第三种一系列变迁的原因。

我全神贯注于这三个基本的发展趋势，因为它们是如此地基本，以致无论进一步的变迁可能是什么，其作用都会持续不断。与这些趋势相比，权力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就其结果而言证明是纯粹第二性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要贬低其重要意义。而是说各种源于阶级斗争的因素只可用来更改这些趋势可能采取的具体形态。

以另一种方式来说，认为我们时代的主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从引发它的情境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却高估了一种选择对象的重要性。这种歪曲的看法还应对以下另外一种阐述负有责任：经济社会的发展支配着若干基本的可能性，因此阶级对抗总是戏剧的主角。自从作出这种阐述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新的阶级在成长壮大，它们不可能被列入诸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或军人特权阶级那样的范畴；忽视工人与实业家之间的经济划分的政党组织也已经产生出来。这些问题使持续的阶级紧张的重要性相形见绌了。

因此，权力斗争的问题仍然存在，阶级冲突也仍是重要的，但它们所产生的具体模式太容易变化，以致无法作为未来事件的永久性框架来接受。与此相比，自由放任向计划的转变、大众社会的来临，以及社会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所造成的主题，必定是持久的。一个人如不假设这些主题的存在便不能设想未来，而没有人能够预言哪种阶级模式、哪种计划形式将占主导地位。因此，从理论观点上看，这些原则的抽象性并非缺陷，而是优点。发现决定事件框架的基本原则始终是科学思维的任务。只有在此后，其任务才转向那些仅仅修改社会结构的规则。

对于政治家而言，这些修改也许比基本的假设更为重要，但我们不应当允许以我们的政治利益来界定诸原则的等级。从理论上讲，把一组因素作为其仿佛是唯一可能存在的组合来对待的不利处境是，当其他构型（configuration）居统治地位时，这种假设便失去了价值。对于我的假设——我所提出的三个原则比我们已经检查的那些原则更为抽象，因而也更为基本——的验证是：这三个原则充分说明了在特殊的阶级模式已被更改之后大量的变迁仍将持续的原因。一旦这一点得到承认，我便是低估国民之间权力斗争的重要性以及该斗争的阶级含义的最后一人。每当我的分析成为历史，以致竟要检查事变过程中的任何特殊阶段时，我并非从没有提及各种不同的阶级对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贡献。

因此，我们的三个原则并不要求解决我们社会的所有具体问题，但它们试图注意各种迄今为止仍被忽视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藏匿极深。因此，无论孤立事件的累积作用可能如何，这些原则将解释可能持久存在的症状和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前两个原则上；在本书的这一最后部分，我想要详细分析第三个原则。

2　社会技术发展的若干阶段

（1）社会技术从工匠技艺水平到大众组织的转变

部落社会与中世纪社会。自由主义时代。作为大规模应用社会技术的第一个实验的绝对国家军队。社会技术在美国社会、苏俄和法西斯主义中的不同意义。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打算按照社会技术的变迁解释社会历史的最重要的变迁，无论它是如何的简短。如果在社会技术的变迁中确实可以发现民主国家转变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终极原因，那么，探询以往更为原始的技术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社会性质的影响是值得的。

发展于部落时代并在中世纪社会本身不断被感觉到的诸古老的制度形式，也是建立在影响人类行为的必要性基础上的。它们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起作用和缓慢变迁，以致人们几乎没有感到它们所施加的压力——像大气本身的压力一样的自然的压力。首先在家庭，然后在教会和学校中形成的风俗、习惯、教育，以及社区生活的常规，都对个人发生作用，从而努力创造某种总是服从社会理想的人的类型。

在前一种社会中，这种影响保持在总是与经济技术领域的工匠技艺相应的阶段。其方法是建立在日常经验的无意识应用基础上的。这些方法几乎总是从以往被接收下来和重新加以适应，它们几乎不曾被预测以获得最佳的可能存在的结果，或者甚至几乎不曾被精心思索过。然而，由于传统社会的非常缓慢地发展和缺乏社会流动，这些方法是有效的。经济进步是如此缓慢，以致这些社会在一代人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变迁。习惯的家庭抚育、教会的理想，以及流行的公共道德全都有时间成熟起来和抛弃不成功的方法。因此，传统人的类型是被创造的，其思想与行动的准则与保证社会平稳地运行是十分一致的。同时，由于缺乏专门化，这种思想与行动的习惯具有足够的弹性，以致使个人自由地自己适应未能预见的情境。

手工制品的特色在社会制度中亦可发现。这些特色就是模式选择上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它与个人变化范围的广阔以及轻视机械性的精确度相关。尽管确立品格的技术仍旧是简陋的，但由于发展的缓慢，以往的社会还是设法生存下来了。大多数人是在养育他们的群体中度过一生。从一地迁往另一地，或从一个阶级转为另一个阶级的比例是极小的。与狭隘的传统观念发生冲突的迅速变迁是不存在的。

正如我们在别处文中已见到的那样，尽管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巨大的能量涌入经济生活的心脏，但其余的社会秩序在许多方面并未受到影响。启蒙时代出现的心理激变与我们时代的心理激变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造成这种革命的人们的阶级相比之下还很少：只有企业家、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积极参与了这一变革。然而，敏感的耳朵将会听到，在启蒙运动先驱者们的喧嚣中所听到的那种同样的脉搏正在我们时代的变迁中剧烈跳动。就变迁的目的而言，一个人可以追溯到传统的生活形式（form）借以逐渐成为理性讨论之主题的那一过程的开端。但是，那时不存在对于传统模式的激进抨击，因为经济和精神的平衡还是通过小的适应性强的社会单位来修复的。为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而参与斗争的，当时还不是组织化的大众，而是小规模的工业单位和几乎没有组织化的群体。它们比我们现代的大众组织更灵敏地适应于满足新的需要，而刚性的大众组织一旦被建立起来，它们便会顺着纯粹惯性力量向前运行。在那时，把新类型的不满者结合进一个以小单位之间的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社会是更为容易的：被取代的手工业者、孤立的知识分子、失败的商人、在野的、呼唤着的改革者，全都在或短或长的斗争之后于社会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作为他们斗争的结果，社会改革常常以新制度的形式得到推广。传统的、缓慢流动的社会生活之河能够抵御阵阵微风；波浪虽然弄皱了水面，但河流不会淹没两岸。

今天，成百上千的人依照劳动市场的规律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近十年所发生的结构变迁比以往整整一个世纪还多，每一个星期所产生的心理刺激也比以前生活的几年要多，普通人所经历的相邻世界间的紧张比十字军第一次东侵时的基督徒骑士可能感受到的紧张更强烈。一个人怎能以手工技艺阶段的技术在这样的世界上工作呢？正如手工技艺只能满足小范围的顾客的需要一样，培养品格的传统方法对于大众时代常常是不适当的。

最早凭借个人经验懂得指导大众社会是多么的困难的群体，也就是最早体会到适当处理这一问题之必要性的群体。一个人可以把中世纪教会视为可能的先驱，然而，尽管教会期望有计划地控制思想和情感，但它并非是一个好的范例，因为由于其农业环境和社会技术的不成熟，它不得不把过多的事物留给传统权威。再有，它并没有充分利用在现代社会技术史上被认为是真正先驱的理性化的方法。绝对国家的军队是最早的这样一种伟大的建制（institution），它不仅通过军事训练的方式和其他克服恐惧的手段为人为地创造一致的大众行为设计出理性的方法，而且还以这些方法教育广大群众（他们基本上来自下层阶级）如何按照所规定的方式来行动与思维——如果有可能的话。

这种军队创制了这样一种社会和心理服从模式：隐蔽社会机体的强制性一不可能，该模式便不断重现。例如，就速效而言，在普鲁士军队中盛行的组织类型总比任何其他整合大众社会的方式有着更大的成功。这在危机之时，亦即民主方法失灵之时，尤其显著。然而，从长远来看，严厉、专横的军事体制并非是最有效的。过分炫耀暴力会导致能量的浪费和需要大规模的以控制和刺探为目的官僚组织。日益成长的社会需要开拓者，使大众过分集中和受到刚性训练的技术给个人的调适剩下的范围过少，因此它没有与社会发展所引发的问题并驾齐驱。由于这一缘故，被用来在美国建立大众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心理技术比坚持任何军事化的训练有着更为持久的效果。美国大众宣传的倡导者发现，最成功的心理技术基本上是以指导个人的自发行动为基础的，或者至少给予他们一种其正在自己决策的错觉——尽管他们以前曾经受滔滔不绝的建议和劝说。美国没有存在过封建制度，这阻止了许多地缘传统和习俗的复活。她没有必要认真对付它们，当需要时也能够容易破除地方传统。由于巨大的移民浪潮使每个民族的人都涌入了这块新的拓居地，“美国化”便成为一个大众心理问题。它不得不通过民主方法加以解决，这不仅在于缺乏任何真正的中央权威，而且还因为至少某些移民是高度独立和具有独创精神类型的人。这种技术发源于民主国家，发明者们从未想到通过独裁方式把任何特殊的心理学观点强加于人。他们满足于培养现存的态度或适时地逐步改变它们。

俄国的宣传机构也利用这些对不稳定社会中的大众冲动给予实践指导的新发现，并把它结合到开明的群众专政中去。在美国，新的社会技术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就是社会福利和通过对大众心理的巧妙操纵来限制人的行为。家和社区的心理影响经常为美国社会的特别的不安定性所摧毁，当局不得不努力通过这些技术在每一点上建立必要的社会一致性，尽管它的成长必须人为地来刺激。另一方面，俄国开明专政的问题是，在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短期内把农民大众改造成为工人，以便他们在其新的工作中能够得到信赖，以及进一步规劝他们接受被认为对于维护机器时代的计划国家来说是基本的理性世界观。在美国，宣传机构必须在选举时期以及其他在性格上完全不同并且没有共同传统的群众的场合，解决创造共同的情感和行动的问题。俄国的社会技术面临着更大程度的难题，它必须逐步把短暂的情感统一转变为一种教育运动，该运动应当包括所有的人在内并逐步将其变为新社会的公民。

这不可能仅仅通过情感宣传来实现。除此之外，它还必须开发独创性的技术以满足新的情境的需要。完全除去对于情感的精心利用外，极权主义国家拥有其他全部可以自由支配的心理劝说手段。其不仅是宣传问题，而且还是整个教育制度问题，以及在主要基于模仿的思想标准化背后所存在的、由有组织的国家强制逐步注入的、标准化的恐惧力（power of fear）问题。其目的就是把一时的情绪变为永久性的心态。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大学足以加强偶然宣传的效果。但是，甚至余下的社会生活领域，如专业团体、报纸、形成癖好的业余消遣，全都服从于同一目的：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技术。这些方法比以模糊不清的大众心理和不明确的目的进行工作的、旧的传统学校、教会、全国性社团的方法更富于合理性。极权国家是更有效率的，因为它们协调了其资源，不让其制度在某些相反的方向上运行。

在以往的传统社会，具有宗教影响的教会通常掌握在持有一套特殊的哲学和政治见解的人手中，而国立的诸书院是由十分不同类型的人指导的。它们自然相互抵消。任何教会、书院、家庭不顾其所有的差别而试图逐步灌输给个人的道德说教，都受到了通称为“生命力”的那种东西的有效抵制。这仅仅是无政府主义的生存斗争，它唤起了无法控制的自作主张的冲动。仅从效率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技术浪费了巨大的能量，因为由于其缺乏计划，它以一只手削弱或者甚至摧毁了它以另一只手得来的效果。目的的协调一致，无疑节约了时间和能量。甚至当一个人对于所期待的目标没有热情，或认为索取更多地为损失所平衡的时候，大体上也是如此。

无论怎样，俄国政府把这种认识变成了行动，因为通过协调的社会技术，它已经使心理影响的理性化达到其将要达到的范围。对曾被严格保持分离的社会力量的这种几乎是机械式的协调，与对心理影响的有意识操纵，都是现代社会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发现；但是，在社会所作出的设法影响人们的纯粹尝试中，并没有任何新东西。

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模仿俄国这种整体规模的协调，但又有所不同。当然，法西斯主义已强行将其方式应用于学校，而并不仅限于宣传，但是，由于非常简单的理由，它不可能把其思维和行为的训练转变成真正的启蒙工作。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业化在运动中能够容忍更为理性的思维，尽管许多思想路线已被禁止。但是，法西斯主义在每一个主要的生活领域和每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中却不得不利用非理性和情绪的方法，因为法西斯体制没有解决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困难，而只是掩盖之。然而，法西斯主义国家也有一个方面优越于自由主义国家。它正在经历的危机迫使其进行某种尝试以解决现代大众社会的心理问题，特别是失业向题。诚然，法西斯主义尚未通过军事工业的人为手段成功地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更谈不上获得了持续的繁荣或更高的生活水准。相反，它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但是，无论它的方法多么残忍，它至少试图消除持久失业的心理作用。它的社会技术小心翼翼地抛弃了大众的启蒙，而诉诸最原始的冲动，但是，甚至以此种歪曲的形式，它至少涉及到每一个未来的大众社会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这正是民主自由国家的繁荣的大众政府处于落后的危险境地之所在。这些国家也正在遭受失业的打击，只要世界性的萧条仍然持续，它们很少有复苏的希望。但是，它们甚至尚未设法对付新时代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社会正在相当平稳地运行，因此决定这些比较兴旺的国家之政策的人，没有体会到其地位的不稳定。当然，法西斯分子的劳动营是一种极为不同的、解决与失业有关的心理危机的方法，但从社会技术的观点来看，它仅比那种认为通过失业救济能够解决失业的社会和心理问题的自由主义方法推迟了一个阶段。

因此，英国中产阶级观察家几乎没有认识到他正生活于大众社会之中。他尚未在自己的国家中觉察出大众存在的征兆，因为通过习俗和宗教在家庭、国立与公立学校、大学培养品格的传统方法，仍旧相当平稳地发挥作用。帝国的积累的财富，总是产生某些逃避经济和社会困境的新出路，因而阻止了许多大众社会问题的丑陋征兆直接浮现出来。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以及其他较繁荣的国家永远免除了这些问题，而是说它们或许相当幸运，以致能够研究别国的经验，从而对从家庭的（household）和工匠技艺的社会技术阶段向大规模的方法的过渡进行计划。这种暂缓应该加以利用，以便能够细致地研究途径和方法。像英国这样的没有毁坏民主与自由制度并渴望保持它的国家，将不得不面临新的难题，假如对付大众的新的社会技术的问题将会变得严重的话。

（2）民主政体从极权国家的社会技术应用中所能得到的教训

曲解的与真实的协调意义。为顺从而计划与为自由而计划之间的差别。

我们必须永远铭记，一旦社会生活的基本传统悄悄地改变，我们便生活在一座其基础已被暗中损坏的建筑物之中，从传统秩序到暂时混乱的变迁，可以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完成。因此，在突然的危机中，新的社会技术不受控制的涌入，会导致与正在独裁国家蔓延的症状恰好相同的症状。因此，完全有理由在这些技术使我们感到不知所措之前来研究其性质，蔑视它们则无济于事。我们必须首先对它的意义获得真正理解，把永久的要素与因滥用专政而引起的暂时歪曲区别开来。

因此，一个人不应当把这些新技术仅仅视为宣传，而无知地加以反对。我们不可仅仅从少数贵族的文化观点——这一方面产生了少数精英，另一方面又容忍大众应当保持无知状态这一事实——来判断它们。现代的社会技术对于一切大工业社会都是绝对必要的：它对于该社会的心理、经济和工业的保护同样都是重要的。像其他种类的技术一样，它既是极好的，又是非人性的。它所以为极好，是因为它解决了巨大的困难。一个人只要这样扪心自问就行了：假如一个带有种种冲突倾向和崩溃危险的大众社会无力重建其整个社会技术，它怎样才能延续下去？影响人类行为的计划技术之发明，为从家庭、教会和学校于其中正丧失所有影响力的混乱中解救出来提供了某种希望，尽管必须承认以其目前的形式，这种技术还仅仅是临时凑合的代用品。我们之所以称之为非人性的，是因为它是一部在真空状态中运转的机器，本身并无善恶。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其目的。当德国当局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想多久就多久地消除了对波兰的憎恨时，它提供了一个有关该技术之实际价值的极好事例。这种憎恨是所有最为根深蒂固的集体情感之一，即使所有德国人都没有突然变得喜欢波兰人，那么从社会学观点来看，以下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憎恨的情感通过使其不能在社会中获得整合，因而在政治上无法发挥效用的方式而能够被驾驭。

如果这种有计划劝说的力量不是用来掀起冲突，而是用以鼓励我们所有有关和平、合作和理解的希望所依赖的行为，那么它将会简化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乐于赞同在战略重点上实行大量干预，假如它仅限于培育那些有助于和平、理解和礼貌的人性教育要素的话。为了至少是确保最低限度的礼貌和道德义务而协调教育与宣传的国际协议，大概就是一种可能提不出什么反对的一致性。

如果我们想要认识新的社会技术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就必须记住以其目前的形式，它还不得不同非常原始的心理学一起发挥作用。它以种种从宣传家、官吏和批发商的经验汇集而成的种种规则为基础，并带有他们的观点的色彩。它还远未达到能使我们估计其真正价值的真挚而精巧的程度。宣传家以一种对人类某些可能性的非常肤浅的分析产生影响。但是与这种心理学并存，一种更为精巧、更有社会学的心理学正在我们社会中发展，并且尚未得到充分评价。我们想到了现代社会工作、少年法庭、个人与群体教育的巨大进步；我们想到了行为主义所谓的重建条件反射（reconditioning）的尝试，该尝试能够消除在早期儿童时代所形成的恶习，并以新的有益的习惯取而代之；我们想到了成人再教育所获得的成果，它们都证明：大多数一般被归因于性格缺陷或缺乏天才的特征，是由于早期生活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环境造成的。我们的冲动和精神生活几乎是病理型障碍性发展，在此种情况下，通过进一步的教育能够加以改正。

成人教育的实验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弄清楚人们借以做出政治行为的愚蠢方式。代替在勒·邦（Le Bon）那流行的人群行为心理学中查找易于得出的解释，认为没有政治责任可能性的人直到他们逐步获得某种政治经验和学会像尽职的成年人那样行动以前必定愚蠢地行为，是更为明智的。在没有获得任何初步的训练和经验的情况下，一个人为何应被期望一下子成为十分成熟的政治家呢？没有人会期望他不经培训就去开蒸汽机，或对错综复杂的商业问题发表高见。在社会技术的精制中，我们不可忘记提及精神分析学。在揭示无意识精神中，它所做出的发现尽管目前确实仍是假设，但却及时地推动我们去研究新的精神层面。

当我们思考某些社会技术的可能性时，自然以非常复杂的情感来看待它们。我们自己不可能摆脱这样的观念：对人的精神的影响愈精细，我们对社会关系的把握愈富有技巧性，我们可能坠入陷阱的危险就愈大。对成就的自豪愈大，对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的恐惧也就愈大。但是，正如不存在从理性化退却一样，背弃这种日益增长的知识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宁愿从若干新的可能性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无可否认，人们一旦认识到可以从这种日益扩展的社会技术中获得权力，他们便开始对此加以滥用。如果一个人分析一下描述社会技术这种协调应用的言词，源于这种滥用的基本缺陷便昭然若揭了。极端的特征是，在群众专政的气氛下，协调表现为“一致”（Gleichschaltung），虽然两词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按照正确的理解，协调意味着所有的资源在一人支配下明智地相互作用，也就是一个管弦乐队的种种乐器的和声演奏。这种彼此的和声能够用来产生单调或复调音乐。意味深长的是，协调往往被释为一种正步走式的标准化——产生一种贫乏的一致性。与此相反，假如认真思考一下问题，中央集权制的社会技术并不需要一致顺从，也就是它不必被用来产生绵羊式的人，这将会是明显的。目前的若干试验只是对协调观念中所包含的某些可能性的效颦。社会协调类似管弦乐队的和声。它仅仅意味着我们并不把诸工具全都控制在我们手中——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制度和社会技术，如家庭、学校、工作和闲暇，等等，全都相互抵消，但又相互协调其创造力。它们是被用来产生一致顺从还是多方面的个性，则有赖于计划者的意志。

与独裁的平等主义者相当不同，那些仍旧认为对社会力量自由放任是可能的，而不试图进行任何计划或协调的人，绝无这种洞见。这些旧式的自由主义者必须记住，我们不可能返回到这种自由观中去。大众社会阶段的社会力量的专横暴虐，即无约束的自由主义，并不导致自由，而却在首次真正的震荡中导致混乱。在大众社会，正是这种为统治权而全力斗争的群体的胡乱折腾，才引起了反动、对社会技术极权控制和垄断的愿望，以及计划就意味着标准化和压制自发性这样一种信念。如果在这种早期阶段，人们认识到社会技术的协调控制能够给予巨大的权力，但又设有及时地认识到最佳的计划并非为了顺从一致的计划，那么进一步的发展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类的束缚。因此，该控制发生在何种旗帜下，这几乎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建立在稳固基础之上并在目标和功能方面健全的社会秩序，由于在制度上使其公民听命于开动社会机器的技术专家，最终也将成为官僚制的牺牲品，如果它没有及时意识到情境中固有的危险的话。

因此，我认为，既然具有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已经到达了大众社会阶段，那么它们就应该比独裁体制更为智慧地应用这些传统来解释大众教育问题。这些国家能够依赖以个性独立、相互体谅、公平竞争之理想为基础的风俗以及开明而可接受的规约，使它们把诸态度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根深蒂固的态度与独裁主义的制定法律的倾向以及色情受虐狂者屈从时的愉快截然相反。这样，在民主国家，逐步重新界定计划意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这个单词并非与一致顺从相关，而与使种种社会技术手段相和谐这一意义上的协调发生联系，简言之，计划就意味着为自由而计划。在我们这个集体性的时代（collective age），真正的自由主义必须作为一种补充而起作用，这暗示每一种计划和社会技术有可能培养个性，但不准以自由为代价来获得秩序。

在此种意义上，计划就意味着为自由而计划，亦即控制那些社会的平稳运行所依赖的社会进步的范围，但同时并不试图节制为创造性的演变和个性提供了最大机会的领域。

这种自由当然并非是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即放任（laissez-aller）的自由，后者在今天不再可能存在。它是这样一种社会的自由：由于该社会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有了整体协调的社会技术系统，因而能够保护自己在某些生活领域免遭独裁的侵犯，并使这些避难城堡在该社会的结构和构造中享有特权。

任何为自由而计划，亦即在受调控的社会秩序中为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城堡做准备的人，当然也必须为必要的一致顺从而计划。自由主义时代能够把其全部的注意力倾注在自由观念的宣传上。因为它能够依赖它从中世纪旧的社区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传统顺从的基础。我们在今后几年内将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以便用新的模式来取代目前正在崩溃的旧的传统顺从模式。我们将发现我们在无限竞争的时代所丧失的新价值观。这包括与社会其他成员的认同、集体的职责，以及为了我们的态度与行为而拥有共同背景的必要性。但是，一旦新的共同体获得了必要的观点统一——并非是被抛弃的顺从一致——那么，不存在为何不该在教育系统和社会本身的结构中为逐步的改进——其在个人人格上达到顶点⁽²⁾——做好准备的理由。今天，我们有能力为促进人格的成长创造机会，因为现代社会技术比旧类型的社会能够为社会在若干基本生活领域中平稳运行提供更为健全的保护。

但是，单是大众存在这一事实并非是一个障碍。把他们分割成若干小群体，并在其中为首创性和个性留有余地，绝不是不可能的。在这些每一个人都感到大部分事情依赖于他的行动和懂得依据自己职责来行动而不是沉迷于一群匿名者的小群体中，个性几乎肯定能借以发展的社会模式逐渐形成了。社会学已经达到了有可能说出哪些社会力量和明星群（constellations）在历史进程中培养了个性的阶段。为自由而计划并不意味着规定个性必须采取的一定形式，而是意指具有确定哪种教育、哪种社会群体、哪种情境将为引发首创精神提供最佳良机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具有形成一个人自己的性格和决定其命运的愿望。

3　社会控制的概念

作为对非理论的理性控制的计划。依据社会控制的转变来改造社会。较为简单的社会控制形式。直接影响与无名压力之间的差别。社会能量的嬗变。对显示出怎样才能一不同系列的社会刺激获得同样结果的历史事例的分析。与所有社会技术相联系统一原则：（a）该原则使人们按某一个人的愿望举动，（b）通过我们借助该原则得以自由处置的手段的种种结合，能够获得同样的行为。

作为对非理性的理性控制的计划

社会几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将失去社会技术的协调所能赋予我们的无数机会。

计划了的自由只有通过精心和巧妙地掌握这些技术才能加以获得，因此，每一种对人所能施加的影响都必须在理论上加以理解。制订计划的权威应当能够依据经验决定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使用何种影响和依据对社会的科学研究作出其判断，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加上社会学实验。这种倾向在某些领域已经明显。例如，今天我们正在开发一种新的科学研究，即税制社会学⁽³⁾，以便发现在不同的国家用何种方法最能发挥作用。同样，人们将会希望，鉴于时代盛行的习俗，我们将能够根据经验决定在其他社会领域都采纳什么样的策略。因为正如不同国家的不同公民纳税时对于道德义务有着不同的感受一样，导致他们按军队秩序做一些事，而以自由合作精神行另一些事的思维习惯，即民族心理中的陈规俗套，也是不同的。

在仔细思考正确的技术时，社会科学显然将必须以种种不同的效率概念发挥作用。除了能够被定义为“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效果”这样的纯技术概念外，其他更多人的思考也必须加以注意。从纯技术观点来看，严酷的税收形式也许暂时是有效的，因为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勒索了最大的金额，但是，从心理和长远来看，它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它可以动摇所有今后税收所依赖的纳税人的信心。因此，一切经济的、行政的和教育的法典不仅要乐于思考一时的技术效率，而且还要愿意考虑更为深层的心理效果。利润不是经济生产的唯一尺度的社会将宁愿依靠给予工人以更多的心理满足的方法来运行，尽管从产出的角度来看，收效较低。甚至我们自己这种标牌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准备为纯经济目的而战斗，但不也被迫削减利润以利于社会服务吗？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由于对整体利益更为关注，因而更有可能发明新的预测形式。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已改变的效率概念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所应用的心理、社会和技术手段不仅依据其纯技术效率，而且还要按照其对于品格和个性的作用来加以评判。一个不仅能够对付纯经济（economy proper）而且还能对付人类经验（human economy）的计划社会。为什么不应当考虑这种观点呢？我们甚至能够更上一层楼。社会键盘掌握得愈好，亦即社会技术的知识愈精确，并不必然导致过度的干预。我相信计划者的智慧将经常导致审慎地拒绝干预许多领域。我通过举出一个较小规模的例子或许能够说明我心中的事情。例如，一个旨在计划其全部活动范围的实验寄宿学校，会着手仔细考虑其教学大纲和时间表，但同时也会看到应当给予这样一些娱乐时间，在其中，如果没有劝说和干预的话，孩子们总是自作主张的，以致他们能够产生自己的首创精神。同时还能够为男孩子们独自地远足，或自己找到其个人首创精神借以能够自由发挥的工作做些安排。这绝不与那种应当仔细控制教育影响的原则相左。甚至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隐蔽带与公开的战场是并存的。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它们仍将存在，但是由于对它们为品性的形成和社会效率所作的贡献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它们将被导致和谐。

这种并没有剥夺非理性特殊魅力的、对非理性的理性掌握，也就是这种对于非理性的深思熟虑的认识，只有当不仅彻底掌握了有关的标准化技术而且还完全把握了在生活中随意产生的自发形式时才是可能的。我们曾经谈及的乐器的键盘和复调和声并非偶然的比喻。类比到此为止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完全精通音乐技艺的人，才能真正表达音乐感受的非理性。同样，一个确有计划的社会并不压制生活的真正的原动力或使其理智化（intellectualize），而是力图通过对情境的巧妙把握比任更为原始和僵化的控制阶段更能充分利用有机的力量。

甚至最伟大的社会技术专家也没料到他自己创造了基本的心理和社会过程。他的知识愈多，他将愈加清楚地看到，社会技术的真正改进意味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利用，即日益掌握原始材料。真正的技能将不是使我们变得非人性，而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成其为人。只有那些因生来就处于目前社会状况之中而感到这种状况是“自然的”人，才将会反对真正的计划，并因此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实：这种所谓的自然性正是对社会事变过程和个人发展的间歇性干预——亦即因其无意识地被应用而通常造成弊多利少状况的那种干预——的偶然产物。我们这个各种不同的人为制度（institution）频繁碰撞于其中以及各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不断导致冲突于其中的社会的愚蠢状态，反映在个体神经病日益增加的趋势上以及国际关系的灾难性恐慌和危机中。

假如社会能够得到控制，我们就必须自问我们怎样才能改进我们干预人类事务的技术，以及这种干预应当从哪里开始。这种“从哪里”的问题，亦即所攻击的要害的问题，给我们带来社会控制的概念。⁽⁴⁾以往的社会以多种形式来应用这种控制，就总是存在最重要的影响所起源的焦点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谈及“社会控制的关键地位”，是合乎道理的。当我们能够从替换以前的控制系统这一角度来解释主要结构的变迁时，我们便将会获得探究历史的新方法。如果从整体上来看社会的话，那么，个体控制的替换就绝不是仅仅出自直接原因，而是整个构型变化的功能。

诸控制以往是否任意成长起来的，或者即使在那时它们是否无意识地被加以协调的，以及这种协调在未来是否能够得到审慎的鼓励这样的问题，现在冒出来了。理解社会控制改变的关键一部分在于社会技术性质的变化，另一部分则在于人类本身的转变。

在一个社会控制的技术尚处于摇篮时代的社会中，影响来自身边，也就是来自父亲、邻居和酋长。行为准则必须被反复灌输，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之，如果社会想要运行的话。这种具有狭窄的社会影响范围的原始群体，往往趋于强加给太多的禁忌并总是处心积虑地坚持迪尔凯姆所谓的“机械团结”。

但是，在一个有着更为精细的劳动分工的社会中，人的行为能够为更加微妙和较不明显的方式所影响。正如迪尔凯姆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分工创造了互补功能，因此，每一个人都比在不存在这样的分工以及每人都可以说是为自己生产的社会更依赖于他的邻居。由于劳动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在没有人发出命令时，仍然持续见效的新的种种压力便产生了。某些情境不断重现，施加很少有机会逃避的压力。这种“环境压力”明确允许个人作出自己的调整，但限制了大量可能存在的调整。即使社会没有能力应付这些情境，它们在最重要的生活领域也能够被预见和易于认识。当我们研究属于同一时期和同一阶级的人物之传记时，这种相似性便以最为引人注目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通常面临同一类型的情境，即使当时他们认为其环境是唯一的。显然，以使某些社会阶级面临某些限定的情境为内容的社会控制，根本不同于那种个人在其中直接受影响的原始社会的控制。只有当社会结构达到相当复杂的发展阶段时，社会控制才能变得富有弹性，以致激起若干对典型条件的可能反应，而不是硬性和迅速地规定行为规范。通过情境或环境的力量而起作用的社会控制类型只见于某种水准的社会，其重要性随着该社会的复杂性的增长而增加。同样，回答社会控制是通过一个核心领导集团来实施还是民主地分散于整个社会这一关键问题，不仅取决于社会秩序，而且还有赖于社会技术。

在这一点上，再次变得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社会控制问题的讨论不与整个社会的运行相联系，而却人为地被划分为水密舱式的若干部分，如经济学、政治科学、行政管理和教育，那么这种讨论便是绝望而抽象的。只要我们只专门研究这些领域之一，其性质便背着我们被隐藏起来。我们没有认识到所有这些表面上分离的科学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亦即它们涉及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施加适当影响，来保障社会秩序发挥功能的社会技术。

一旦这种目的的统一性被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人类制度的政治和社会特征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人类的种种制度并不像乍一看时它们似乎具有的那样仅仅是为获得一个有限对象而设计的，它们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永久要素，并且是并列成长起来的。在其更为广泛的层面上，经济学不仅是调节生产与消费的方式，而且还是调整人类行为的有效手段，在某些行动领域，它有助于使人的行为适应事情的一般趋向。行政机构不仅仅是为执行某些决策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正在转变为政治干预的工具，以及用于实施所规定的调节的方法能够充当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均衡的间接手段，这在今天则变得愈来愈明显了。制定法律（立法）与解释法律（司法）之间的教条的区别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看到，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正在创造法律。社会学家不仅把教育看成是实现抽象的文化理想——如人道主义或技术专门化——的手段，而且还视为影响男人与妇女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懂得了为什么样的社会以及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而教育学生时，教育才能被理解。⁽⁵⁾

如果我们不是分别研究每一个活动分支，而是从整体上思考所有的社会活动，那么我们将能够把它们作为社会技术来归类，其唯一的存在目的（raison d'être）就是按照社会的意愿影响人的行为。⁽⁶⁾这导致我们继续作出假说：精神能量需要产生习惯，社会的眼界（outlook）保持恒久不变，只有具体的表现形式才会发生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谈论这种能量的嬗变（变态）。

现在让我们更加详细地继续检查这种精神能量的转变，以及举例说明同一活动（体力劳动）在两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众所周知，在罗马社会，尤其在大庄园（1atifundia）中，工作是由奴隶所从事的，主要的刺激就是鞭笞。到了罗马统治之末和中世纪之初，这种奴隶经济体制便转变为农奴制，此时代替残忍的暴力诸方法一起被用以唤起劳动热情。首先，奴隶过去被判为独身生活，现在则被允许结婚，因此他们能够拥有一个住宅和家庭而不是生活在简陋的工棚里。这或多或少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以便通过以家庭纽带来强化的方式调动自我维护其主人之经济利益的本能。于是，这种动机便从另一面得到了加强，奴隶被给予了一小块土地，分享一份果实，因此他们对产量一般也有了兴趣。最终他们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因而社会本身所唤起的雄心大志又被社会调节所制止，因为他们没有希望迁到乡间最好的庄园。这些对于他们活动自由的限制为沟通的缺乏所进一步加强。

奴隶转变为农奴是在这两种解决劳动问题中使用不同刺激的范例。代替奴隶制中所应用的原始而野蛮的强制方法，在农奴制中则有着综合的刺激。血缘关系、对土地的深厚情感、离开土地在法律上的无能为力，以及农业生产的既得利益，全都为唤起必要的工作热情，创造了一个巧妙而均衡的体制。人类首创精神所采取的特定行进方向，亦即刺激的变化形式，仍然是社会技术变化的功能，只有参照整个社会秩序，它才能被完全理解。在我们的例子中，人们之所以转向更为复杂的系统，这不仅因为它给予了农奴更浓厚的工作兴趣，而且还因为掠夺奴隶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结束。该战争是奴隶劳动的源泉。⁽⁷⁾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我们注意到某些体制如何使用不同的强制和刺激方法来获得同一结果的，那么社会能量的嬗变（变态）则是明显的。尽管社会能量嬗变的原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是贴切的，但它仅仅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滥用它将是错误的。⁽⁸⁾试图衡量能的量也是愚蠢的；⁽⁹⁾我们有可能被引入理论上庸俗无聊的境地，因为能量守恒的物理原理的关键要素是，能量只有以种种形式实际出现的时候，才能加以衡量。在此，能量守恒的类比仅仅用以强调两种重要的事实：首先，只有一个构成所有社会技术之基础的原则，即影响人的行为的原则，也就是引起人们以所期望的方式行动的原则。其次，同一行为（体力劳动，就我们刚刚分析的事例而言）有时能够通过一种直接强制行为来获得，有时又可以通过遍及整个社会构造中的种种社会控制的结合来获得。

4　社会控制的分类

一旦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论辩所依据的主要前提，我们下面的任务便是详细研究社会能量嬗变的一般假设。政府社会学将不得不面临的显著问题，是证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其支配的社会控制，以及说明这些控制发挥作用的性质。控制的这种转换，即影响人的行为的方法的嬗变，只有在制定初步的分类方案之后才能被详尽地加以研究。在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的社会通过哪种控制来发挥功能以前，我们仍要走很长的路，至于在我们能够形成一个保证对这些控制的最有可能的支配的具体计划以前，所要走的路就更长了。然而，如果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控制的关键之处能够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的话，便会收获颇丰。无论如何，这是研究任何社会结构的最佳方法。

在下一节中，我将力图以这种方式对社会控制进行分类。我充分意识到我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制定构成社会控制基础的主要原则和举出这些控制之若干效果的例子。出于这种概括性研究的目的，我打算对影响人类行为的有关技术进行如下分类。首先我们具有两种主要的区分：

（1）影响人类行为的直接方法。

（2）影响人类行为的间接方法。

（1）影响人类行为的直接方法

个人影响。盛行于封建社会的直接控制。封建社会中象征的意义。个人影响的方法与形式。通过条件反射和训练养成习惯的意义。适合于整个社会的习惯与为特殊的制度培养的习惯。内心受压抑域的意义。报偿问题。社会本身既造成期待又产生满足。在计划社会中避免产生该社会所不能满足的期待的可能性。传统和习惯不起作用的领域所需要的赏罚。产生新的首创精神的技术。刺激创造性的想象。

这类方法总是基于个人影响并且是就近发挥作用的。因此这种影响的效果总是与施加影响的人同一，外行人并没有注意到他只不过是社会主张的无意识倡导者。因此，如果家长告诉孩子不要做某事，那么我们相信，正是这些家长希望建立这些特殊的规则。另一方面，社会学家懂得，一定的社会是通过这些家长来表达意见的，⁽¹⁰⁾该社会为了其平稳运行面或多或少依赖于这些规则。学校教师与牧师发挥同样的功能。一个反对派领袖恰好与政府使用同样的影响行为的方式；唯一的区别是，由于他厌恶某些制度，因而打算以其他制度取而代之。从社会学观点来看，与那些只关心顺从的人相比，他所能发挥的改造人类行为的功能是同样重要的，因为他促进了历史进程所需的能动的变迁。

与这些个人的影响相反，如果这是一个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控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或文化环境来影响个人的行动、观点和习惯的问题，那么我们便谈到了对人类行为的间接影响。

间接影响的主要特征是，它从远处发挥作用，原初控制不是源于近处，而是来自遥远之源。社会权威相隔很远，它通过管理自然的、制度的或文化的因素劝说或迫使个人按它所喜欢的那样来反应。当然，有人在这一系列影响的背后发挥作用；这些制度象征着真实的人，然而，驱使普通人显然是自愿而并非由于外部行贿或压力来做他所期望的事情的，不是私人个体，而是情境本身的无形压力。

在这些环境中，个人可能具有一种自由的幻觉，而且他确实在实际上自我进行调适。但是，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种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或多或少都是由对情境的社会控制事先决定的。

尽管方法这么多种多样，我们不可忘记我们已阐述过的内容：间接影响最终是通过直接影响起作用的。如果某些社会领域是通过自由竞争来调节的，那么个人眼盯着的就不会是系统，而是与他讨价还价的实际竞争者，或想要更为便宜的商品，并认为他在别处也能买到该商品的顾客。就个人来说，抽象的权力和竞争的压力就体现在与他个人打交道的其他人的具体行动中。

依据这一理由，在影响人类行为的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之间，乍一看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区别，因为在两种情况下，社会秩序都是通过具体的个人之口表达意见的，而且在两者中，仿佛这个个人就是最终的影响源。然而，当我们更为仔细地调查问题时，我便会认识到，一个正在惩罚其子的父亲所激起的反应与竞争过程所引起的反应是不同的。如果一个父亲依次传递了无论什么意见，他都是这个意见的作者，于是我们只能相当笼统地说社会是通过他表达意见的；而如果我服从竞争规律，那么面向制约我行为的社会相互作用的特殊模式便是可能的。这种区别对于计划者来说是绝对重要的，因为如果他想要改变地位，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就会求助于父亲，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则试图改变竞争过程。关于这种区别，我们在以后将会更多地谈到。

无论一个社会更多地依赖于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都取决于大量的因素，尤其是取决于该社会的规模、范围、组织、沟通和社会流动。例如，封建社会保持了其直接个人影响和依附的社会模式。因为尽管其地域广大，但它是农业社会，其中社会调节是以邻里和个人关系为基础的。它从不涉及那种仅限于绝对国家和民主官僚制的抽象的官场观念。当封建社会成长时，它仍坚持这样的等级制度：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以忠诚的纽带维系在一起的领主。强调直接控制会迫使这个社会采用复杂的金字塔结构。系统的一般化以及把普遍性原则用于社会事务与中世纪的封建时代精神是水火不容的。后者按照个人或阶级特权来思考。公平对待并不意味着给予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而是保证每个人自己的权利，也就是他的等级所赋予他的权利。没有自由，只有特许权。只有当所有的人依据公民身份的观念都成为平等的时候——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概化（generalization）和包含（subsumpition）的方法才在法律思想中起作用。直到获得这一点以前，抽象地思考法律或政治组织是不可能的。

相应地，居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是以象征和类推而不是逻辑概括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权威的象征表现仍属于个人接触占优势的领域，最高程度的抽象只能借助想象的方法来达到，而不是通过一般概念来获得。注入这些象征之中的里比多能量（1ibidinous energies），与对个人领主的效忠仍具有同样的性质。不像为了其自身或国家的缘故而服从系统的法律调节时所具有的那样，存在向抽象的飞跃。

个人影响的模式产生在库利（Cooley）称之为首属群体的那些社会单元之中：⁽¹¹⁾地方社会单元、家庭、邻里、村社。这种个人影响也存在于现代社会，如存在于家庭、托儿所、学校、幼儿园、邻里关系和闲暇时间之内。它在大众社会中并没有消失，而是趋于局限在某些生活层面。其真正的作用随着某些新的小群体——如友谊圈、互助会、政治派别和派系——的出现在我们中间能够最清晰地被看到。发明新习俗的，主要就是这些小而能动的团体，因此最初的模式是通过试错过程创造的。这些群体的习惯、情感、同情心和癖性更多地是由个别领导和重要成员的个人特性所决定的，而很少是在更大规模和更为持久的共同体中形成的。这些动摇不定的群体越是稳定和制度化，这些个人特性就越是迅速地被消除，或不知不觉地转变为非个人的传统。

对于通过什么手段以及在多大的自觉程度上个人影响的感觉才变得有效这一问题的详尽研究，大概需要写整整一部心理学专著。因此，我们将仅仅指出直接影响的某些重要方面。首先，存在着这样一种整体性的习惯机制，这种机制为训练所决定并保证社会成员中的某种顺从一致——大体上与理性和情感判断无关的顺从一致。

一个人通常区分两种习惯：遍及整个给定社会的一致习惯与符合特定制度和协作组合的习惯。例如，当一个人养成按一定时间饮食、工作和睡眠的习惯时，他正在学会分担一般社会活动；但是如果他养成某种职业习惯，或某种阶级的风俗的话，这只能被视作为特殊制度做准备。

教育的主要目的通常是为了获得基本的社会一致性。它通过直接的传统来传承社会以往始终在摸索的行为模式。从事像原始部落渔猎那样的某种集体活动的惯用方法，以及促进协作和压制自私动机的技术均属于这一范畴。甚至像对获胜认可的技艺即体会哪种小计谋在个人交往中是可容许的直觉能力这样的琐事，无论是最好秘而不宣的，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被禁止的，全都是通过个人样板传授的。因此，从处理一般情况的技巧到群体组织的传统常规，一切都服从同一规律。但是，不仅显性行为而且情感和意志反应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沿传的。

谁能讲出英国人的自我控制形式是怎样传袭的，或情感上的抑扬在德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中间有什么不同呢？正如其他社会习惯那样，自我表现的正常方式也是通过个人接触公开地承传的。这对于智力水平同样如此，并且适用于书写和讲话的风格。为了表明没有经受责任控制而几乎是机械接受的种种水平思维的存在，我们有理由使用思维习惯这一术语。我们按照我们所想的那样来想，并非因为对于事实的长期思考才使我们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而是因为我们的看法早在儿童时代就已经直接而逐渐地灌输给了我们。

但是，即使某一天我们决定重新思考我们所有的成见，独立认真思索我们所有的看法，我们也应该发现由于这些直接承传的方法的强度，无意识的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仍会被感觉到，其阻止我们任何进一步深入。这些心理禁区存在于许多领域，性领域仅仅是其中最明显的方面。正如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有迫使自己严重违背自己的意志，才能对有关无产阶级的已选定的命运的教条进行批评分析一样，一个爱国主义者也被禁止抛弃对其群体的集体性自恋。两人不仅在其生活的关键领域已采纳某种思维习惯，而且还建立了某些像“禁止接触的警告”那样引起反应的意识禁区。

但是，这些条件反射，即精神之路上的这些辙迹，有时也面临变化。在我们所获得的某些情感中，存在着某些潜在的精神爆发，在适宜的环境下，这些爆发便可以动摇我们整个习惯体系。小的潜隐的不满，也就是受压抑的渴望。可以得到复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谈话，每一种教学方法都不是鼓励就是阻止这种精神反抗。在阻止的情况下，潜隐的恐惧和忧虑要素被植入其禁止个人奋力超越其有限活动范围之界限。因此，再思考从不是纯粹的智力活动。它是情感和意志的，因为在再思考之前，必须先有祛除以前的心理习惯所发出的魔力的勇气。

树立某种世界观，并因此产生一致性的许多方法之一，一直就是所谓对情境的界定。某种对情境的解释、某种公认的价值观、某种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都被认为是当然的。我们在家庭、托儿所和学校采纳它们，试图与之共存，只当它们与我们的直接经验之间的张力变得过大时，我们才逐渐对此加以修正。我们通常并不试图独自这样做，而是与那些发现自己处在类似地位中的人通力合作，共同反对既定的界定。开始，人们只是倾向于发牢骚，一般地表示不满，后来，从他们琐碎的诋毁中便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和对情境的新的界定。

不仅我们最琐细的习气，而且我们人格的整合模式，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接环境和所受的直接影响来形成。理想的人物、英雄、绅士、可敬的经纪人，都是以此种方式在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中变得有名望的。

如果一个人询问这些异己的标准是怎样传授的，所期待的行为是如何产生的，那么就能够举出从蛮力⁽¹²⁾到自发性这一范围的一整套方法。在这套方法的一极，便是包括所有引起痛苦和恐惧的手段在内的暴力强制。而在另一极，我们则发现非暴力的强制，如爱的取消、怠慢、⁽¹³⁾冷待、冷淡。我们还必须对通过刺激获益和进展的愿望来唤起自发行动的奖酬进行独具一格的检查。赞扬、奉承和劝说都能被用来产生自发的响应，它们是否比物质占有更为有效可靠，则依赖于社会的脉络和既定的习俗。采纳以奖励为主的技术之益处是，它产生了自由选择的幻觉。在此我必须强调这样的事实：一个社会不仅产生奖励的希望，而且还不得不培育与其相符的愿望。如果它仅仅提供没有人准备为之奋斗的新的奖酬，那么它得不到响应。如果它培育了其按原则所不能满足的愿望，那么它将产生不满并终致造反。从主观观点上看，自由选择和兴味索然的动机都是实在，但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它们则大体上是由社会所培育的，在这方面并非与蛮力产生的反应完全不同。如果个人研究他自己的心理，他会正当地认为其反应是自发的，但这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社会即使不知道他在为社会所提供的奖励而奋斗似乎也要使其产生条件反射。诚然，个人是否因为他必须做某事而做某事，或者社会是否以如此的妙法调节其情感价值观，以致个人专心于某事或感到他的荣誉危如累卵，过往往有赖于所采用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在一个有限的背景下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作为一种惩罚，汤姆被命令油漆花园的篱笆，他设法通过交换刷漆的特权使其他男孩们给他各种礼物。结果我们再次看到，许多事情有赖于事实在社会上借以呈现的方式，惩罚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变成了奖赏。

虽然赏与罚两者都是社会刺激，而且我们所力求的奖赏也是由社会决定的，但是一个主要基于命令和惩罚的社会要比以奖励为基础的社会更为野蛮，则是千真万确的。试图通过引发人们的欲望来唤起其行动的方法，构思更为巧妙，收效也更为理想。若只孤立地注意反应速度，其功效便不可能获得正确评价。我们还必须记住，等待命令的极度紧张和对惩罚的恐惧，不但摧毁了个人的自发性，而且破坏了一般的反应能力，因此，它们在必需它们的某些范围变得萎缩起来。

这似乎是，社会自己逐步灌输期望决定可能满足的范围以及源于这些期望和满足的能动的张力与社会秩序本身变迁的需要密切相关。不同层次的期待正如它们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所存在的那样，是促使各种群体行动并给予其方向的奋斗的直接表现。因此，这些期待是社会借以能够影响其成员内心的、最重要的心理要点。

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自然要对不同阶级中的这些期待水平努力施加影响。这种社会避开了自由社会所陷入的种种困境，因为它能够使期待水平适应它可能满足的愿望。如果它不能产生足够的财富，它便会产生克制自己的美德，或在节俭中自我创造满足。另一方面，在自由社会，期待水平是由通常不能加以控制的外部条件产生的，它绝不会适应于各个社会阶级或整个社会的需要。那么，我们的理论是：不仅愿望和期待的产生，而且连报偿的产生也都是社会过程的产物，驱使我们工作和付出牺牲的能动冲动，必须在期待与报偿之间的张力中加以探索。这种处于促进状况的创造性张力，以往是自发地产生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迅速的变迁和竞争机制造成种种新的期待，若同时没有产生满足它们的手段，自然将会产生普遍的不满，而且，如果要想在未来避免这种不满的话，指导和计划将是所需要的。这种将报偿与某些受社会制约的期待相互关联的理论，当然只为那些已经看出物质利益绝非最终的利益以及人们并非主要专注于物质满足的人所赏识。正如奈特（Knight）已看到的那样，甚至我们对食物的兴趣，大体上也是社会标准问题而非生物需要问题。⁽¹⁴⁾在此我们无意中发现另一同类的事实。不仅社会使其报偿与期待水平相协调，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甚至敏感度在不同的社会也是不一样的。显然，英国人的教养造成了一种对最轻的批评也敏感的脆弱，而在其他许多国家，最粗野的辱骂和夸张常常作为一种必要的威慑因素。在对待儿童和成人方面，英国人的指责经常隐匿于偶尔的议论之中，或者似乎必须体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因此，在英国，私人交往教会人们注意态度的最微小变化，感知愉快的奚落和诙谐，仿佛它们是刻薄的拒绝。这导致了赏罚技术上的十分经济，英国人这种打折扣说话的普遍倾向，只是有关心理满足和指责的种种社会敏感性的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类型的技术的利用，大概只有在多少有些静态的社会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社会中，敏感性在幼年时期已刻骨铭心，并或多或少地暗含于整个社会秩序之中。在此，我们再一次举例说明了一个特定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种种敏感特质，是如何由我们的直接环境通过个人交往的媒介来逐步灌输的。

在论述了我们可以视之为处于暴力强制与纯粹自发性之间的折中办法的奖酬之后，我们必须继而论述纯粹模仿，它是一种处于自发性与对蛮力的屈从之间的无主之地。许多事情在社会上得以做出，并非由于特别的奖酬或强制，而是因为人们发现了某些简单的解决办法，并作为条件反射或通过模仿采纳它们。“事情总是做得完”与“事情简直做不完”都是口号，它们有助于为这种解决办法铺平道路。另外，社会流动的缺乏也使未加重新考虑便通过模仿来沿传大部分习俗成为可能。如果设有异样的经验表明在其他国家或其他社会阶级中，同样的事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亦即同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那么大部分事情便能依照纯粹的常规和惯性来完成。因此，同样在经济领域，如果不存在与现状相比较的其他可能性的话，那么人们将会满足于这种现状。因此，纪德（Gide）在其《来自苏联的报告》一书中正确地评论道：劣质商品在俄国会被毫无怨言地接受。他又说：只要我们的邻居的境况不比我们更好，我们就会心平气和。采纳强制或奖赏体制而不是让期待的行为听凭传统和模仿的安排的必要性，似乎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赏与罚只有当传统不适合任务时才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需要详细的观察和实验。但无论如何，愈加明显的是，各种试图造成一定类型行为的应用方法，如不涉及它们所存在的国家，在抽象中是不能得到解释的。这似乎是，动态的社会不得不持续采用新的刺激和限制，以便破坏和取代许多习惯性的传统模式。但是，这种对于新的旨趣的不断追求使生活更加困难，因为只对新的愉快才引起反应的人比受常规支配的人更加难以控制得多。

但是，一个动态的社会不仅必须鼓励其成员为奖赏而工作，而且还必须发展生机勃勃的首创性和自发性，尤其在统治精英之中。在此我们谈到了直接影响人类行为之技术的下一层次。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社会能够提供某些刺激以使人们利用其首创性和享有经验，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全都知道，某种类型的人更喜欢平静生活，其既没有冒险精神，也不愿意负责任，而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则只有在为其首创精神留有余地的专业中才是幸福的。但是，这些类型上的差别不仅根源于生理和遗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出自早年的条件作用（conditioning）。在直接影响的框架内，有一整套通过教育来鼓励和抑制首创精神的方法；不同的社会借以操纵忧虑感和安全感的方式构成了其教育战略的重要背景。如果一个社会打算主要通过强制和军事命令来管理，那么一般忧虑感就会被增大，恐吓成为其主要的技术之一。否认传统宗教充分利用了这种恐惧的散播和竭尽全力创造一种负罪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需要英雄和先驱者，那么它将看到其公民是如此受教育，以致他们对于死亡和意外之事没有任何恐惧。伊斯兰教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死亡本身并不可怕。

但是，我们能够更深入一步。在从完全的被动到主动这一等级的一极，存在对创造性的想象力的培养——某种不仅鼓励首创愿望，而且还激励想象或至少造成必要的心态的教育——的可能性。在此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创造能力。在其他品质之中，它当然意指一种好奇和意想不到的心理联想天赋，但这种天赋既能为社会所禁止，又可受其欢迎。如果一个社会重视对思维不落俗套的训练，它将从美学、道德或科学上来诱导这种训练。我们知道，某些原始人只鼓励其孩子做几种单调的游戏，而另一些原始人则鼓励可培养想象力的游戏。⁽¹⁵⁾

这些例子再一次表明，如果通过个人交往来影响人的行为的应用技术，来研究他们被掰开的他们来龙去脉，便不能完全得到理解。为了理解影响者与被影响者的行为，有时只考虑父子、师生、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就足矣。但是条件作用和劝说的过程通常只有当我们顾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构型时，才能被充分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行为变化的最终源泉就是超越个人关系的、带有焦点的社会控制。这种类型的控制是作为最后一着而产生的，它并非源于实际施加影响的个人，而是来自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因而是从远处发挥作用的。出于这一理由，我们将谈论影响人类行为的间接方法。

（2）影响人类行为的间接方法

该方法的种种形式

我们将分五部分论述这种间接影响。

（1）以无组织的大众影响行动。

（2）以具体的群体（concrete group）影响行为。

①以依靠传统制度、习俗，等等的共同体。

②以依靠理性化行为的组织化团体。

（3）通过场结构（fleid-structure）影响行为。

（4）通过变更情境影响行为。

（5）通过社会机制影响行为。

最后一部分依据这样的理论：就影响人类行为的间接方法而言，最终引起个人条件反射的，是客观的社会活动脉络（context），而并非家庭教师、父亲、丈夫、妻子或邻居的可直接感知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是共同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经常发生冲突。某一青年的种种竞争倾向可以通过个人交往——例如，通过与不断激起这些倾向的兄弟一起生活或与树立榜样的家庭共同生活——而引起。但是，如果他成为一位商人，这些倾向便又是由市场的客观社会模式来稳定的，在某种重建之后，它们在客观的社会脉络中取得了自己的地位。重建在于协调心理冲动——妒忌、自作主张、出人头地的欲望，以及把之扭转到新的方向，以便它们可被用于对社会具有价值的客观目的。在竞争（competition）中，这些冲动导致了客观的成就，而在敌对（rivalry）中，它们则为纯粹的主观目的——消灭其同胞的目的服务。

但是，一旦这种重建完成，个人便不再能够依据其直接环境来解释，而只能按照以竞争机制来完成的客观的社会任务来说明。从这时起，他的反应是由市场的社会背景而非他自己的品性决定的。他的竞争态度趋于成为无意识的，并且出自该态度沉浸于其中的起伏不定的个人动机。这种态度与他的生活的商业层面结合在一起。从此时起，这个男孩的行动必须按照其竞争环境，而非其主观上的无意识或他的直接环境的要求和刺激来说明。后一些方面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他的生活包含许多方面，其中职业方面易于变得相对独立。让我们求助于一个在性质上或许不同，但传达了同样原理的例子：少年合唱队所唱的某一声部本身并无意义，但是如果一个人听了整个合唱队的合唱，该声部便能够得到理解。大多数在劳动分工的脉络中发展起来的人类活动也具有这种性质。如果一个人只专注于个人动机的主观层面，这些活动的意义是不会变得清楚的，而只有当顺着集体目的的客观脉络去观察这些活动时，其意义才清晰可见。举例来说，交换的意义只有对那种看出其怎样不知不觉地调节了整个劳动分工的人才是显而易见的。从主观上看，每个人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虽然获利的主观欲望是由交换和竞争的整个结构引发的，但本身并不包含全部过程的意义。从社会的着眼点来看，交换和竞争则是进行客观控制的手段，以及不断迫使人们按照他们认为是适当的行为来举动的方法。

究竟有多少这类社会发明呢？

有许许多多的社会控制，但我们不想详细地描述它们，而只是试图拟定它们能够借以分类的基本原则。作为看得见的控制而起作用的、最简单的、最容易识别的社会单位，就是群体。这种群体是大量的，无需详细说明，因为它们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借以与之相触的形式而众所周知。它们包括从家庭到国家，从俱乐部到联合股份公司在内的每一个具体群体。它们有自己的控制，该控制随着群体的目标和功能的变化而变化。除了这些界定明确的群体外，一方面，还存在着某些来整合和无组织的、偶尔存在的大众和人群（crowd），它们受特殊的心理规律支配；另一方面，也存在若干功能单位，即活动的构型，它们横切于具体群体与人群。就其范围而言，我们将详尽讨论情境、场结构和社会机制。从有计划的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控制逐渐变得比时常被描述过的具体社会群体更为重要，后者只有当缓慢发展的社会试图赋予其全部的社会控制权时，才能继续处于活动中心。一旦社会发展超出了这些群体的作用范围，它们便不再成为政治性的。这意味着社会不再把它们作为最恰当的社会影响的焦点。正如部落曾经破坏了作为政治机构的家庭，国家又依次破坏了部落一样，具体群体也趋于为功能的社会单位所取代，更为抽象的社会构型则成为真正的控制力量。我们将特别注重这些作为控制例证的功能单位，其部分因为它们以前从未从这些角度被充分研究过，另一部分则因为大众社会似乎显示出一种通过它们来自我重组的日渐明显的趋势。但是，我们必须从那些尚未被整合成具体群体的社会聚集（conglomeration）形式——如偶然存在的大众和人群——着手。

（1）以无组织的大众影响行为

人群行为的分析。作为行为解体发生与其中的社会单元的人群。

从人类行为的社会条件作用的观点来看，人群或群伙（mass）是一种极端的状况。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它体现了两种群体整合形式之间的过渡阶段。在旧式群体被摧毁的革命时代，个人往往发现他的行为是由群伙中的众人而非群体的内部组织规定的。人群至此尚未具有社会目标或功能，因此个人的行为不可能由他在人群中的功能所决定，或由其成员间的相互控制来调节，因为这些成员尚未受个人关系约束。人群对于个人的作用纯粹是感染力性的；它并未使他的冲动服从于功能任务。这种特殊类型的人群行为已恰当地被视为非控制的。我们为什么如同我们在人群中所做的那样来行为的缘故是，与我们的家庭、邻居、工作相关的禁忌被抛在了一边；借助群伙的匿名，庄重的公民却投掷石块，神圣的受雇者却向警察开火。

大多数对于大众行为的错误描述应归于以下事实：对于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的眼睛来说，所有的群众都是一个样。我们在本书的前几部分已经看到，只有无组织的群伙才带有无论什么样的人群行为的迹象，每一个社会上的组织化活动的特定形式对于人的行为都有其特定的作用。以各种方式影响个人的不仅是有关人员的数量——或者至少不主要是——而且还有指导他们活动的目标以及与此相随的内部组织。在此把人群看做是群体的极端状态，即其活动仍然是无组织的并且没有获得任何特殊功能的人群，是充分的。

我不想在此详尽分析大众行为的意义，因为它在第三部分已被更仔细地描述过。我也不想探究这样的意见：作为一种暂时的社会实体，人群的功能就是摧毁旧的行为形式，以便以不同的模式把其结合起来。我们现在必须转向由与人群相反的群体来实施的社会控制。

（2）通过具体群体影响行为

我们所说的具体群体，指的是那些其轮廓在时空上被明确界定的社会单元。就其存在而言，通常是毫无疑问的；其名称、功能和成员也是周知的。与那些收听无线电广播节目，或仅仅由于对新思想感兴趣或拼命赶时髦而联合在一起的、形成文学、宗教或艺术运动一部分的、模糊不清的公众相比，家庭、氏族、俱乐部是够具体的了。像情境、场结构和机制一样，这些动摇不定的公众也形成了社会单元，但它们仍太不定形和过于模糊不清，以致无法被安置到任何固定的社会位置上，或没有任何确定的轮廓。

具体群体通常被分成两类：共同体（communities）与社团①（associations）。第一类包括家庭、部落、村社，它们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生物有机体。这些群体从未被计划，它们包揽了其成员生活的一切方面。成员资格来自出身而不是精心的选择。

另一方面，像官僚机构或联合股份公司那样的社团，是以某种明确、理性的期待目标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它们并不包揽其成员生活的一切方面，一个人可以自愿参加或退出。

①通过依靠传统制度的共同体

具体群体的界定：共同体与社团。制度化和理性化的集体行动模式。民俗的意义。民俗在计划社会中的地位。象征和原型的意义。

共同体通常受某种特殊的控制形式支配，并通过诸如习俗、习惯和常规那样的不成文法来管理。权利和禁律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尽管不存在被推选出来的握有惩罚权的官吏。准则是由一个人可称之为相互控制的那种东西来维持的。谁能充当共同体的代表并定要规则必须被服从，则往往依赖于情境。举例来说，一个青年男子想要结婚，但他不得不养活他的老母亲，便没能同样供养起妻子。嫂子（弟媳）、伯（婶）母或邻居都会就这一问题造舆论。用心理学术语来说，这意味着任何人都能体现超我并成为群体的代表。

这并非不是真实的，尽管在这些群体的成员中间存在着明确的传统的声望等级。另一方面，在社团中则存在规章制度以及能使其保持下去的行政人员，而这些规章制度绝不会影响该成员在群体之外的通常的生活。规定的行为模式随着所涉及的共同体与社团的类型不同而迥异。

共同体与社团产生了不同类型的集体行为，这种差异与制度性（institutional）反应同理性的反应之问的差异大体上是一致的。

仅仅为了界定起见，我将把那些系无意识传统的产物的协调活动模式看做是“惯例”或“制度上的”，而把那些被有意识地导向某种明确的目标和或多或少严格适应于这一目标的、协调的社会活动视为“理性的”。除了其功能以外，制度还体现了某些象征价值观和直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对尚未为抽象的推理所触及以及只有通过直接求助于无意识才能发挥作用的人类精神要素具有吸引力。仪式和礼仪，如入会式、婚礼、严峻考验、加冕礼中实施的仪式和礼仪，全都受这一模式支配。它们最初产生于偶然的活动和试错过程中的发现，并在习俗缓慢变化的静态社会中变成习惯。制度从来就不是对社会需求的简单而直接的答复，这已为某些思想家所正确假定。它根植于往事，若不涉及其历史，便永远不能对此加以充分的理解。

与这种传统的集体调适形式相比，理性化的集体行为是从消除传统象征要素，赞同那些为有关团体的功能所必要的、亦即完全依据目前情境的需求来判断的要素开始的。

这些“集体采纳的传统制度构成了一个社会盛行的风俗，也就是萨姆纳⁽¹⁶⁾（W．G．Sumner）所谓的那种民俗。有计划的社会是否应当禁止改变调节社区生活的风俗，是一个极难的问题。过于强有力地抨击这些风俗是不明智的，因为它们深探地扎根于人们的习惯和情感之中，他们在这些习惯被打搅时往往比在从他们那里夺走物质利益时反应更为强烈。⁽¹⁷⁾另一事实也充分表明谨防如在风俗和宗教中所保持的那种传统态度和制度的毁灭。在正常的条件下，以价值观一下子取代传统的态度和制度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正是它们才使人的行为规规矩矩。摧毁它们便在社会结构和个人的行为系统中造成缺口，而现代大众宣传涌入了这一缺口。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摧毁它们的通常并非计划者；工业社会本身确实在毁灭这些很久以前在大部分生活领域形成的风俗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宣传如此容易通过大众方法灌输新的价值观的缘故。甚至在采取了这种生活系列所需的一切预防措施之后，人们也不禁会说，无论这一习惯系统会多么根深蒂固，全面地阻止其改变是不明智的，因为若不改变人及其习惯，我们便往往不能重建社会秩序。我们不可试图否认教育、家庭、托儿所和旧式学校中的这些传统实践常常是充满迷信的，并造成了扭曲的心理。如果我们不改变这些状况，有组织的变革是无望的。

解决的方法大概将是发明这样一种战略，它更精确地界定了不得不在其中进行变革的若干阶段。首先，它必须区分应当被消除的有害要素与那些仍有助于使人们团聚在一起和有能力影响事变进程的要求。如果我们根除它们，我们仅仅是在以由专政和大众法令锤炼而成的高度人为的价值观取代生气勃勃的形式。经历过最近10年之后，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越发清楚地看到，通过以理性（reason）的名义反对习俗和传统制度的启蒙来进行的战争，必须部分地被抛弃。假如问题是简单明了的，那么正确的便是，凡在传统的方法证明是愚笨的并能够为一个更加理性的控制形式所妥善取代的地方，这种战争就应当继续下去。另一方面，这种对传统的战争在新的社会力量不能以新的民俗取代旧民俗的地方还导致了绝望的枯竭。显然，新的行为模式只能以格外缓慢的发展速度产生出来，并且需要一种几乎与被预测到的思想（calculated thought）相反的、真正的想象。

民间传说中的象征要素具有他们自己的特殊感染力——对无意识精神要素的感染力。由于理性尚未得到心理学的充分解释，现代意识极少以新的权威性象征成功地震撼无意识深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天主教通常接受异教徒的礼俗，把它们结合到自己的体系之中，至多给予它们一个新的解释的缘故。它感到本身无力反对部落时代远古的真正的原型（archetype）。这一富有远见的政策向我们表明，怎样在没有完全摧毁原型、风俗和传统制度旧体系的情况下在这一领域导致文艺复兴的。原始模式的魅力往往能够通过赋予以前的制度以新的意义，并以新的生活方式吸收之而得以保存。这对于那些在一个社会进入新的阶段之后对其仍有价值的传统尤其如此。把这一点应用于我们的中心问题，即设计一个将是民主立宪的计划社会的问题，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不应试图破坏它们的那些使社会关系的构造至今几乎未与古代习惯法断开的传统，亦即不应力图只以权威主义模式取代该传统。这些传统构成了破坏易于重建的传统遗产，假如这一遗产将再次被需要的话。

②通过依靠理性化行为的组织化团体

通过依靠理性化行为的组织团体社团与组织；组织化的行为。管理的社会学意义。

正如我们所见，社团是具有可辨明轮廓的具体群体，并且由为某些理性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成员组成。它们充满了导致理性地调节行为的精神，因为必要的行动全都是由中心目标决定的。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行为是完全组织化的，并且社团发展成为组织。因此，我们是谈论社团还是组织，大体属于程度问题，这有赖于所应用的理性化的数量。

如果一个机构通过形式的法规来管理并供养务必使这些规则得以遵守的行政人员，然而又为各种各样的决定，即就一个既定政策的智慧而言的若干不同观点，留有余地，那么我们将谈及的便是理性化的行为，而不是理性地组织化的行为。俱乐部或商业会议的程序就属于此类。

但是，如果调节继续进行，也就是说，如果参与这一协调行动的个人的行为是被仔细预测和全面前定的，以及其后果或多或少可以在量上得到鉴定，那么，我们将谈及的便是理性化和组织化的行为。我们的群体已发展成组织。在人口增长与技术发展之间，亦即在大量的由组织所从事的任务与使日益增加的活动标准化的必要性之间，很有可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由于密切相关的活动的这些系统之迅速发展，它们应当被分门别类地加以思考。军队和工厂通常是以这种类型的组织来管理的。不仅它们的基本程序，而且它们的最终目标，以及用以获得该目标的手段都是事先加以计算，并在此种意义上加以组织化的。

行政机构是现代组织现象最重要的范例，我们仅限于分析这种机构，因为它在此及有关领域清晰地表明了新问题的范围。行政机构不可能随随便便产生，它有预先界定的目标。在社会事务上，这意味着行政机构只有在活动不再是政治的地方才能被建立起来。就政治活动而言，我们通常指那种为了最终见解和价值观而斗争的群体行动。行政机构既不斗争也不决定目标，而只是获得目标的手段。

如果我们考虑纳税或商业行动的政治术，我们所说的“行动”，意指竞争群体与决定发展趋向的当局之间的斗争。那些掌握政策的人——核心群体或精英——发现自己在指导组织。假如目的与手段在某一时间内一直是事先决定的，最终目标上的冲突便自然消失，为保证这些目标而必须采纳的措施可以由严格的规则来调节。行政人员能够被产生出来以执行决定，我们称其部门为群体行动的管理部门。这与居于群体之首并决定它对其他群体的对外政策的政治部门有着非常不同的性质。实际上，每一个小群体、家庭和政党都有这一政治层面，因为它有自己的策略、活动、价值观和政策，需要远见、决策和对危险的预测。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技术变得更加复杂，曾经冲突着的小单位不仅在经济范围内而且在权力上也被并入了更大的群体之中。因此，它们接受了共同的领导和政策，形成飞地的、非政治的管理行动领域愈来愈广泛。由于社会活动的两重性（政治的与管理的），我们必须培养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必须能够指导政策和具有更为广泛的政治首创精神；而另一种人则必须能够以毫无疑问的效率准确执行这一政策。这些品质过去往往集中在一人身上；它们在政府官员和较小商业单位的经理身上过去能够被发现，但行政机构的成长则趋于分散它们。

这种例子再次明显表明，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将会流行的社会类型的产生，基本上依赖于群体的性质和该群体不得不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行动范围。随着立法活动与行政活动之间鸿沟的加深，既能制定政策又能执行政策的旧类型的人将会变得更少，他们让位于少数具有首创精神的人与多数只能进行行政活动的人。

组织与行政管理是典型的现代社会控制的形式。它们一直被如此用心地加以研究，以致从国家的关键职位上来指导它们的运行是可能的。一般公众应当通晓现代官僚制的概念是极为重要的。在此，对新的可能性进行真正的社会学研究仍是通向明智稳妥的政策的第一步。

（3）以场结构影响行为

群体与场。横贯诸具体群体的场结构。对个人施加的环节影响。把场结构并如计划社会的可能性。

基于人类行动的相互依赖，但并非集中于具体群体、共同体或社团是社会控制是存在的。这意味着我们的行动能够为其他人的行动所控制，尽管他们也许并非是一定群体的成员。

这种控制赖以奏效的社会学范畴可以被称为场结构；它处于具体的有机群体与巨大的组织之间的某处。⁽¹⁸⁾

如果个人的行为受其本地群体调节，以及他吸收了其风俗和信仰，我们便立即认出这个群体的影响。我们看到，个人及其习惯是怎样打上与从其直接环境源源而来的印象相应的制度模式之烙印的。我们还能看到，当个人面临机械性的组织模式而不是传统、弹性的制度印记时所发生的情况。换言之，我们看到，一个人怎样能够一方面由地方风俗习惯的注入，另一方面又由他在行政机构——无论它属于国家还是私人公司所有——中的活动来引起条件反射的。但是，显然也有某些与这些影响不对应的人类品质，对此以下事例将予以说明。

当零售商和后来的批发商在中世纪末期的城镇内发展的时候，由于他们具有纯粹的地区性（regional）利益，固而人们发现这些人的眼界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地方社区的传统眼界。从一开始，商人就体现出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他愈是依赖自身的国际关系，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是自己社区的一个公民就愈加明显。尽管他的大多数公民伙伴打上了社区对个人影响的烙印，但他只是部分地受其影响，他更多的反应是来自我们称之为商界的场结构。这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一种特殊的相互依赖的活动网络，甚至在中世纪末期，这种网络也含有当代世界的商业中心。诸市场的竞争与相互依赖固然是重要的，但仍只是孤立的因素（就它们自成单位而言，我们将以社会机制为标题分别对此加以论述）。商业作为一种场结构要大于这些机制的总和。新的贸易、经济变换、运输、旅行推销、通信、簿记和投机买卖形成了连贯活动的一部分，以及完全超越了具体群体范围的新的行为形式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见，该领域本身并不按照共同体或社团组织表现为具体群体，为了描述这一领域，我们必须引入物理学通称为磁场的概念。

如果我们不能以群体制度或机械的组织模式，而只能通过对分割性（segmental）影响的压力或多或少的自由适应来解释个人的行为，⁽¹⁹⁾那么我们便谈到了场结构对个人特性的影响。场中主要的压力是通过往往从整体上横贯一个给定社会的、诸个人相互依赖的活动传播的。

每当社会发展出新的横切若干具体群体界限的行动范围，而不是在同心圆中扩展时，我们便谈到了场结构。凡是在海外进行经济或政治征服之后必然要赢得新市场的地方，以及新的工业产生了新的国内贸易的地方，或需要宣传机构劝说人们从事不熟悉的工作的地方，具体群体所采纳的前定模式便易于崩溃。每当冲突和竞争激烈进行，个人不得不作出自己的调整的时候，以及每当不可能预见事变的趋势之时，支配场结构磁波的定律比既定的风俗或理性组织对人性有更多的作用。

在这种场结构的分割性影响下，与经济人所在的有机共同体的理想不同的、其新的品格便产生了。⁽²⁰⁾

所出现的问题是，在冲突和竞争为通常的调整形式的地方，社会控制是否成为可能。甚至调节在此也是可能的，因为大规模的冲突和竞争并不导致混乱，而是在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导致联合。如果某人想要干预这些场而又不凶暴地对待事件的自发性的舌，那么特定种类的调节就是必要的。适应于场结构性质的调节只在某几点上干预事变过程。这类调节并不像在习俗或管理中那样事先决定行动路线。

给李普曼（Lippmann）⁽²¹⁾增光的是，他认识到法律有时能够采取这种形式。正是他证明，法律调节与行政调节之间的差别是：行政事先规定了必须做什么事情，创造了标准的模式，而法律则让各党派自由活动和决定何时要求法官扭转困局。但是李普曼没有看到我们是让某些行动我行我素，只在以后才使其服从法律程序，还是一开始就使其听凭行政控制并不取决于我们；因为只有当诸相对独立的小单位正在为征服新的社会生活领域而竞争时，法律才能按照溯及法⁽²²⁾来实施。这些单位在规模上一经成长壮大，因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强化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技术，便把自由的场结构转变成具有一个或一小撮领导凌驾于其上的、垄断和组织化的场结构。此时，政策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在愈来愈多的领域只有行政调节才有效。

因此，只有当冲突着的社会原子是由诸如冲突和竞争那样的社会和自然规律来调节时，我们将谈及的才是场结构。既然如此，社会原子的活动便是通过自发的调节协调的，而且像商业循环中的萧条样，系统中的缺陷是波浪式地奏效的。这种力的相互作用并没有阻止依照某些诸如财产法或合同法那样的规则开展光明正大的竞赛，而规则通常只界定系统的框架，而不是个人的竞赛活动。权力和首创性一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我们应当宁愿谈及完全组织化的范围，而不是场结构。

我们的心只被训练用来留神完全自由（自由放任）与传统调节和合理性调节之间的粗略取舍，其很少意识到支配场结构的控制。这类控制就是社会原子的自发调节与通过一个中心权威对竞赛规则有意适应的结合。只要最终控制能够依据战略重点在竞争和自发调节能占优势的诸场中得到实施，那么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就可以成功地把这些场结合到它的结构中来。只有当中心权威被迫修改竞赛规则，以防出现危害社会或民主协商的中央计划的恶果时，该权威才会使人们感觉到它的影响。这种解决办法将会激发行动的个人产生创造性的冲动，而又不会使每一个社会活动陷于混乱。

（4）以情境影响行为

情境的界定。情境的某些类型。社会对情境无穷无尽变化加以限制的尝试。对动力的理解控制着真实计划任务。作为社会控制之形式的冲突之管理。

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并对他们的行动形成潜隐的主要动力的另一种社会模式，便是情境。我所理解的情境，是指一种在某些人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构型。虽然诸参与情境者不必在心中具有明确的共同目的，但他们的活动必须与某种界定了其努力的性质的共同主题相关。“情境的压力”一语，暗示了这样的事实：互动过程中的独特构型可以起到如控制我们行为那样的作用。我们可能因明确的清规戒律而被迫以给定的方式来活动；但也可能没有清规戒律，只因情境的压力而活动。情境并非出自真空，而宁愿说是一系列事件之河中的逆流，也就是受某些社会力量支配的过程中的相反倾向。在一群有进取心的友人的、相互关联的活动中，从张力、竞争和有关的情感纽带中出现了千百个情境，如果只有几个似乎是引人注目的，这是因为这些情境更清楚地显示了支配共同行动的动态趋向，或者因为它们改变了事变的进程。虽然诸情境不是独立的，而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但它们都有自己的控制权。如果一个人卷入某一情境，他便不是完全自由的，物质与精神因素在危急关头所体现的力量与其他有关个人的意志所体现的力量的结合，对个人具有某种制约作用。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情境可以按照使其引人注目的若干趋向来分类。

首先是种种灾难性的情境，它们极少是有生气的。它们表示某种由于不能调适有关因素而无法再继续下去的关系的破产。因此，失恋可能以自杀而告终，或者商业企业可以走向破产。这两种情境不但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而且还调动了许多不同的物质与精神因素。其次是反叛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某一伙伴在张力己变得承受不住之后试图改变力量的平衡。如果一个孩子在青春期因父母没有认识到他现在必须被给予更多的自由而与家庭破裂，那么我们所正在论及的便是反叛情境。

虽然如果情境不反映力的冲突，它们通常便并不引人注目，但和谐的情境和那些由于建立更高层次的新的均衡而导致再调整的情境不应当被忽视。幸福的婚礼，或因交换礼物或参加喜庆活动而带来的亲密友谊，象征关系已达到了均衡。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强调起见，从许多情境中精选出一种来体现通过调适而获得的幸福。再调整的情境是在尚未适应的精神和物质因素于不断地冲突之后而变得清晰可见并能够得到重新安排以便满足情况的需要时获得的，普兰特（Plant）⁽²³⁾在其新作中选择灾难情境——“偶然的崩溃”作为诊断正在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的最佳手段，是正确的。这是从纯粹描述性的、人为静态条件下的现场工作迈向动态地深入洞悉群体生活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所举的例子中的孩子在与家庭断绝关系之后，成功地确立了其作为青少年的身份，或如果破产的商人成功地使其债权人同意重新进行财政安排，那么一个重新调整的情境便出现了。

情境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特殊的兴趣，因为像场结构和（将在以后讨论的）机制一样，它们体现了不同于具体群体控制的控制，然而却仍影响个人。场结构是重要的，因为磁性影响波和由以支配该波的关键控制点超越了具体群体的界限，而且可以说是独立于具体群体。这些通过群体来辐射的波影响着个人，但又避免了在个人的环境中起作用的正常控制。情境也避免具体群体的控制，但完全出于不同的理由。它们获得了某种自治，并非因为它们比具体群体更有综合性，而是有时恰恰因为它们更为微小。幸亏它们的独特性和变化无穷，情境才能更易于逃避中心群体控制的警戒。情境把其相对独立性归功于深入社会原子生活的困难。虽然情境的运动与变化也是受一般力量指导的，但它们那意料之外的结合却在不断产生某种全新事物的创造性进化中发展。因此，种种真正的情境共同产生了逃避标准化指导形式的独立控制。

这些新的控制比那些源于具体群体的控制更为发散，但正是由于这种发散性，它们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虽然诸情境在其性质上是动态的和唯一的，但它们一经社会化——也就是说被构入社会框架——便在某种程度上趋于标准化。因此，我们必须区别所谓模式化的情境与非模式化的情境。

凡是在先驱者正在开辟新天地以及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境，因而对此不存在既定模式的地方，非模式化的情境便能得到最佳的研究。在领导者的指导下，必然要发现新的调节形式。这就是革命或战争之后较小规模发生的事情，此时，旧制度崩溃，史无前例的情境不断出现。但是，一旦新秩序围绕新的情境被建立起来，便会出现某种把这些情境与更为熟悉的情境调和起来的趋向。从长远来看，社会不可能容忍无法预测的情境，并且极少愿意公平对待生活的变化。它将把这些情境整理成强加了某种程度一致性的模式，并以此来消除它们的不规则性。由此，我们便获得了模式化情境的现象。社会过程不断地在两极之间运行：产生本身成为控制的情境，或从外部控制情境。

当社会试图限制情境的变化时，它利用其掌握的一切手段。首先，它利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基础尽可能地稳定。通过储存食物、建筑堤坝和积累资本，社会有助于消除经济上的不安全因素。通过招募军队和警察，社会力图使政治秩序稳定化。通过制定规则和保证一致的行为，社会事先限制了大量可能的情境。此外，还有隐蔽情境变化的智力方法。通过把情境强行变为公认的范畴，社会能够以忽视情境的独特性为代价拒绝承认情境的新奇性。在易卜生（Ibsen）的戏剧中，娜拉（Nora）的丈夫尽可能长久地拒绝承认其妻子的问题，不能被解释为旧式婚姻和旧式家庭主妇的问题。在此他具有作为其后盾的社会传统力量。

在每一点上，社会都不得不这样发挥作用，因为显然不管怎样被人为地产生和智力上过分地强调，只有这些部分真实、既定的相似性才给予人们解决其困难的机会。如果人们总是面临新的问题，并对其新奇性详加认识，他们便只会感到为难。

我们必须仔细关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这些要素，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发觉动态控制，亦即能够公平对待社会变迁和个性的控制。使我们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直到现在，社会一直是怎样处理这些新的情境的？它对情境仅仅是完全放任不管吗？”

一经更为仔细的检查，我们便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社会通常一直成功地建立了自动装置，无论怎样无意识，该装置都始终起到了对情境进行社会控制的作用。在社会情境中起作用的、至关重要和未加调节的力量，往往采取冲突的形式。因此，管理冲突是一种控制情境的特殊方法。有某些专门职业，其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调节冲突的技术。法官，甚至更多的是仲裁人，能够被说成是国内典型的调解人，⁽²⁴⁾而外交官则试图消除国家之间的摩擦。

管理冲突的技术往往在于把张力从它最初借以出现的渠道中转移出去。如果许多未加调节的情感力量在别的领域被给予发泄的机会，它们便会感到满足。决斗和神裁法（ordeal）证明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导致了某种愤恨唤起的激情和复仇的渴望借以获得精神发泄的解决办法。甚至议会和法庭上的辩论也为必然会在给定情境中发展的不满情绪提供了某种口头发泄的机会。法官往往只通过按照一般法律原则重新界定情境来处理两党都声称是正确的、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满足物质需要，而重新调整也只在于消除智力上的不确定性。社会工作者观察到，许多家庭冲突的发生，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青春期不像在成长的事实是通过入会仪式当众公认的原始部落那样，是被明确确定的。⁽²⁵⁾如果这种动态的变化，如在我们的社会中那样，没有得到界定，那么家长和孩子便会试图按照各自的利益对此加以界定。

目前为止，我们所描述的消除冲突的这些方法，只涉及再调节的心理层面。这些方法似乎是相当不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没有触及造成冲突发展的更为深层的力量。虽然它们往往比力图重新调整基本物质因素的控制更少有重要性，但它们不应当被轻率地不予考虑。我们的许多失调是心理上的，我们应该能够像对付社会问题那样对付心理问题。对冲突的法律调节的任何仔细分析都将表明，法律调节常常按照心理再调节水准处理它的问题。法官往往确实像魔术师一样行事，他利用国家权力和权威把所有的变化都塞进现存调节框架，并按照既定的犯法类型界定这些变化，以及尽可能长地忽视案件的新奇性。但是，一种有希望的新趋向目前正在发展。

在许多以往以歪曲现实为代价来保证秩序的领域，目前正在进行更为实在的实验。调解委员会和仲裁法院体现了新的处理动态情境的技术。其中，皮古（Pigou）注意到它们的重要性。⁽²⁶⁾这些对于邪恶的社会基础有着更多的了解，并为了消除这些邪恶而建立的机构，正试图发现比治愈症状有更多作用的解决办法。这类在纯社会学领域进行的最令人感兴趣的实验之一，就是芝加哥专门调查委员会关于黑人骚乱的报告。⁽²⁷⁾这些骚乱爆发后，便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便它可以利用社会学知识发现导致骚乱的种种原因。即使一个人认识到报告的局限性，它也表明了这样一种迹象：集体失调总有一天能够通过依据科学知识的仲裁来处理。与科学的重建和对这些冲突进行社会学的再调节相比，盛行的法律程序在许多方面似乎仍然处于巫术水平。这种程序不是治愈病根，而是对本质上一致的行为滥用名称。恰当地说，社会往往就是病人，我们通常所谓的该惩罚的反应或病理反应，一经得到更为仔细的观察，便证明是健康的有机体对不健康的社会情境的健康反应。

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特殊情况，即起到控制作用的情境而言，认识到不仅权力的集中而且它的分散对于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必要的。权力分散的价值是它有助于使当局接触社会单元的生活，公平对待涉及具体情境的变化因素。一旦中央政权的统治权得到保障，它就应当立即把许多职能授权给地方机构和职业团体，而该机构和团体的仲裁不仅应当在于按照旧法律对新情况进行习惯性归类，而且还应在于直接表达于个人冲突中获得清晰反映的社会实际需要。这些地方机构和职业团体应当不断地向制定法律的中央权威报告法律在任何具体环境中发挥作用的情形，以及生活要素中的创造性倾向是什么。

与具体情境和群体所给予的控制相反的遥控的重要意义，在教育领域同样是引人注目的。现代教育方式的基本变化源于这样的发现：塑造性格和整合人格的重要线索在于根据学生来掌握情境。只有独裁主义的教育才试图形成孤独的品质、态度和习惯，以及逐渐灌输现成的知识，以便公民能够更为迅速地反应中央的指令。任何旨在培养出能独立判断和自发合作的公民的教育，将训练学生反应情境。情境是借以能够教育儿童运用自己的判断，因而应付日常生活基本冲突的、最简单的脉络。

有些职业训练头脑按照情境来思维。任何优秀的法官或社会工作者都自然倾向于把社会看做是由许多独特的情境构成的。这种观点的不利一面——假如它会成为普遍的话——是，它将永远不会获得构成社会运行基础的更为综合的原则，或永远不能学会按照中介原则或整个社会结构来思维。渴望一下子改变社会的革命者将非常易于只专注于更广泛的原则和过多重视总的社会结构、场结构和对具体群体的集中控制。以我之见，如果这些方法的任何一个变得排外的话，它都是不令人满意的，只有两者的明智结合才有可能公平地对待社会。

酷爱集中调节的过于组织化的社会之危险是：它将导致竞争区域的消失和缺乏任何生活过程可借以发展的情境。但是，正如现代教育精心利用计划情境来从事其训练一样（实验学校若不为了一系列计划情境，又是为了什么呢？），有计划的社会也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仔细地保留动态情境。

（5）以社会机制影响人的行为

与情境和场结构部分交叠的机制。从属机制与自动机制。某些控制的首要问题。

这种控制类型的最佳例证是竞争、劳动分工、权力分配、产生社会等级和疏远的方法，以及决定我们在社会等级中是沉还是浮的机制。

区别社会机制与情境和场结构是极为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并不相互排斥，其界限趋于彼此交织。情境和场结构能够部分或全部由社会机制产生。例如，竞争本身就是一种机制，但是，如果它产生了贸易，以及一国的贸易依赖于另一国的市场，那么便会形成调适有关个人反应的同质范围，因此正如我们所见，我们应当谈及的便是场结构。另一方面，竞争也可以导致情境。竞争的情境来自竞争的过程。我们是否把注意力转向过程的某一个别截面和有关因素的某种特殊结合，也就是说转向情境，或者我们是否把整个竞争过程作为具有全部累积结果的机制来研究，这纯属强调问题。竞争可以被合理地视为社会的基本过程。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只要竞争能够不被打搅地发挥功能，它便总是趋于产生同样的结果。例如，如果社会的竞争机制被引入现存的社会生活领域，其结果便会立即被看到。如果因把铁路引入国家的边远地区而促进了商业活动，一个人便能目睹竞争的后果，看到它怎样不断地唤起新的奢望，毁灭古老的习俗和破坏群体的团结。竞争往往被误认为是一个纯经济过程。实际上，它从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竞争可以存在于行政框架、军队、科学、爱情或任何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之中。官僚机构、军队或科学团体的领导也许决定通过竞争最有可能获得某种成果。这必定改变其下属对待工作、同事、可用资源的管理，等等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机制以自己的焦点和影响起到了某种新型控制的作用。

一个人愈是仔细地审查像竞争那样的机制的心理作用，我们以前关于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区别便愈是明显地需要加以扩大。虽然把家长和邻居所给予的、有关技艺、发明能力和可信赖性方面的儿童教育视为个人的影响，仍然是合理的，但认为这种教育由情境，因而由一个给定社会的机制来促进，甚至控制，也总是可能的。为一定类型的活动创造需求和机会毕竟是这些机制——竞争、劳动分工、社会功能的划分、权力分配、必要的等级——的性质。正是这些机制不是培育了首创精神、冒险能力和责任心，就是造成了服从和顺从。采取这后一种观点，亦即机制是终极控制的观点则尤其重要，如果通过试图矫正某些这种教育上的有害影响，某人逐渐认识到这些影响不能通过简单地重构个人影响的形式，而只有通过改变该个人影响借以发生的情境来改变的话。以我之见，这就是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中的最新社会学趋向的意义。例如，K．霍奈（Karen Homey）正确地指出，神经过敏的竞争状态与我们的竞争体制有着紧密的关系。⁽²⁸⁾在此，个体疗法达到了极限，为了取得效果，就应当改变整个社会的竞争机制。在目前我们讨论的水平上，我们认识到，愈加明显的是，机制正在个人影响的背后发挥作用，尽管为了某些教育的目的，仿佛直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那种举动并非没有价值。

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决定人们在社会等级中将是沉还是浮的机制。这种机制有时不是完全独立的，因为它往往依赖于另外一种机制——竞争。但是也存在升迁机制是独立的另外一些情况，例如，当社会等级的提高依赖于资历原则时便是如此。在此，升迁机制将起到直接控制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竞争的副产品来发挥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等级的升降原则的精心调节就是某种自成一类的控制。

虽然决定两种机制是相互独立，还是彼此依赖，并因而对所有现存机制精心造作，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认为全部机制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将是错误的。因此，一个人总会正确地询问这些机制中的哪一个是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正确地强调了劳动分工的至高无上性和指出了它借以调节财产制度、整个法律系统和阶级划分的方式。我愿再次强调，首位的问题虽然重要，但绝不会改变下述事实：在某些时期，对机制的强调可以从一种向另一种转变，这本身会依赖于社会技术的性质的变化。如果军事技术获得了重要性，劳动分工便将依照军事需要来调整。社会升迁也可以不通过竞争，而按照军事模式的需要来控制。正如人们在军队中所做的那样，他们的社会等级的提高将是简单的。

一个人必须防止走两个极端，一是只专注于较次要的从属性机制，另一个则是只留神调节整个社会结构的主要原则。没有较次要机制的知识，社会结构的研究是无价值的。而没有主要的动态过程之感，次要机制的研究同样是目光短浅的。

法西斯主义非常善于耍弄零散的机制，而对这些机制对整个社会有反作用却一无所知。例如，法西斯分子通过把政党作为组织化的晋升手段，把种族差别作为社会剥夺继承权的手段，来控制社会升迁机制。因此，他们显示出这些机制究竟能有多大的力量，以及不顾这些机制的长期效果及其所引起的不公正来应用这些机制，究竟能够造成多大的危害。

调节社会升迁的最有指望的可能性，大概就是有希望保证各种职业的供求更好协调以及更为公正地选拔候选人。因此雇用不应当依赖于运气、不公平的竞争、恩惠、幕后操纵和裙带关系。真正的难处在于客观选择方法的现存的人为性。检测往往仅揭示出简单、静态的特质，而没有公平对待只在涉及具体情境时才变得明显的复杂、整合的特性。在这一领域也有某种改进的希望。正如一个灵巧的儿童心理学家不但不把其知识仅限于测试结果，而且还观察玩耍时的孩子们和研究他们于日常交往中的个性一样，检验方法也可以通过审慎地调研候选人处理情况的能力来补充。瓦沃基营实验（Wawokye Camp Experiment）通过把待板的测验与对孩子们在自发情境中的行为的自然观察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有关这类联合方法的饶有意味的范例。⁽²⁹⁾

这些例子表明，学术方法由于变得更为实在和通融而正在好转。机械性的方法与现实生活不断变化的条件之间的缝隙正在稳步地减少。机制失去其人为性，一经适当利用，其便能产生最深层的生机勃勃的物质力量。

我们已描述的种种控制并非详尽无遗，它们也不依据任何一种分类原则。缺乏任何有关诸社会控制的统一分类以及它们经常重叠在一起，是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的。诸控制有一个客观实体，但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却是以各种不同的层面——随着我们自己在总体系中地位的不同而变化的层面——出现的。山脉确实是随着自己的结构形成的，但对于旁观者来说，它所采取的形状要依赖于他所站立的地点。在社会事务方面，我们的立场不仅是由被动的观察，而且还由我们专注的方向决定的。我们通常活动的性质决定了哪种社会机制将被作为一个单元来对待；我们干预社会事务的性质界定了我们行动的半径，这反过来又界定了有可能被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事件的构型。任何新型的控制都揭示出诸事实之间的潜隐关系——以前未引起注意的关系。因此，灵活的心比沉思冥想的心更能深刻洞悉这种对象的性质，该对象往往依附于某些确实根本就不是单元的单元，而这些单元之所以似乎是如此，只是由于按照人为的水准来观察它们所致。在此我们有一个现代生理学方面的类比。在生理方面，像肝、脾、心脏那样的致密的器官，以前被认为是有机的单元。更深一步分析之后，很快变得显而易见的是，为了某种目的——如生产糖，某些明显分开的部分单元（脾、心脏、神经系统各自的一部分）是作为一个单元来协调的，而且就事实而论，形成这种功能单元的并非有形的大器官，虽然乍看上去这种大器官是唯一实在的实体。形成单个构型的因素的种类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影响社会的方法以及我们洞察的性质和深度。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我们以前论述的真理：职业的性质，也就是处理对象的方式往往决定一个人所能掌握的范围。法官或外交家一般倾向于按照情境来思维，因为解决个别冲突是他们的职业，但是议员则往往倾向于按照机制和场结构来思维，并从主要关键地位来协调社会事务。简言之，社会结构能够被划分成多少种类，有赖于我们时代可能存在的社会控制。随着社会技术的变迁，人们将从其他战略重点进行干预和按照其他单元详细阐明整个过程。

5　社会控制领域的嬗变规律

社会控制及其与社会过程联系的研究具有种种不同的重要性。首先，它表明目前的控制不必被视为最终的和不可改变的；其次，它纠正了我们这样的想法：只有刚性控制——如管辖和组织——存在，以及控制必然会导致一致性；第三，分析已经显示出，控制技术的进步在于使该技术更少地带有机械性，以及补偿其非人的超然性。如果生活是由理解动态控制意义的真正的智慧所控制的，那么它不必像在听凭于我们时代如此普遍的半心半意的调节时那样，变得一成不变。在以有益的控制取代有害的控制时，我们必须首先认清一个自由社会是如何运行的。我们知道，甚至在一个无计划的社会，也总是存在以一种控制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的问题，但在此，这些变化是通过环境的积累无意识地发生的。

因此，在描述了社会控制之后，下一个问题便是研究支配一种控制取代另一种控制的嬗变规律。实际上，个人的行为和社会性的转变大体上始终是由控制方法的变化造成的。不过，控制当然是在心中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和没有认识到更广泛的变迁后果的情况下无意识地转变的。

正如存在某些从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换的可能性一样，也存在许多转换控制的方式。显然，全面的描述本身将需要一卷。这些方法的大多数也易于接受进一步观察。在此，我们只能通过若干例子指出嬗变过程的性质和问题。

（1）控制从直接影响到间接影响的嬗变

直接灌输的原始应用。民主教育中的实验态度。工业发展后期的理性化导致了更大的自然性。以间接影响形式消费者习惯的现代形式。社会对工作激励的影响。社会对闲暇的利用和升华的影响。

当我们把广泛的直接影响换成间接影响之时，最重要的嬗变形式便自然产生了。换言之，当我们选择某种社会通过其模式和关系本身就会迫使个人改变其行为的影响形式而非某种反复灌输的形式时，影响人类的能力便有了重大发展。直接的反复灌输方法应用得十分广泛，如吹胡子瞪眼、建议、情感感染、说教、鼓动，甚至旧式的教育。这些往往只是一个没有机会利用间接社会影响方法作为训练手段的社会所采纳的暂时解决办法。教育愈是愚笨和适应性差，它就愈是力图对学生的心直接产生作用，而不是让地作出自己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讲，杜威等人相信实验教育，亦即鼓励儿童自己进行调适，为现代民主所必需，是正确的。同样，基于自然调节的现代社会将允许其公民尽可能多地从经验中学习，并在其中避免不必要地使用震荡的方法。

在此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该情况表明，那些主张增加计划会使我们愈来愈脱离事情自然状态的人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按照健全的原则来计划的社会，比一个具有粗劣的社会技术的较为原始的社会在调节方法上要自然得多。任何管理上残缺不全的社会将总是半途而废；它没有能力做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所能做的事情——使个人产生这样一种自然的实验爱好，其合乎整个社会之意并只在严格的限制下和缺乏其他选择时才诉诸直接方法。

下面我想举几个例子，以便表明在最近的发展状况中，理性忧导致了一个更为自然的存在，并有意识地倾向于抵消过太调节的非人性的作用。例如，对工业化社会的性质具有朴素认识的维多利亚时代培养了一种非自然崇拜，而现代大众社会尽管有着更大的组织，但却倾向于鼓励公民借助系统的体育文化、户外运动⁽³⁰⁾和新鲜空气，回到自然中去。在此，这仿佛是作为工业主义和都市化最初结果的早期畸形，只是由于新的条件的突然发展而对此又无减缓办法造成的。在这些方面，更多地计划和大量使用社会技术至少已导致了更为自然的条件。下面的例子表明，在其他方面，与正确的科学洞见相结合的计划能怎样解放受压抑的自然本能。

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已经注意到神经官能症往往是由于以下事实造成的：儿童从试错中吸取教训的自然能力由于突然一系列的禁止而丧失。我们让一个婴儿在各种情境中实验其身躯。在开始，我们全都赞同自发的经验。只有当孩子的智力得到了发展并能询问问题时，我们才通过智力禁忌对实验态度的自然成长加以干预。其中，我们以人为的意识形态对孩子掩饰了性和生育问题，以后，男性、女性、死亡的事实以及生活中的财产与继承问题全都是以这样一种精神来对待的：该精神趋于不仅在孩子而且在青少年中引起对其独立判断能力的终生不信任。这可能不仅导致发展受挫，而且还造成根深蒂固的忧虑感，以致直到他生命的终止，他都不能在心中摆脱这些问题。往往只有通过分析和再教育来消除这种恐惧，才会使他有能力自己进行决策和通过实验生活吸收知识。⁽³¹⁾在此，显然我们更为精深的知识通过解放自然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恢复人类的原有能力。

但是让我们转向另外一种例子，这些例子证明更熟练地利用间接影响将会减轻直接影响的任务。如以消费者的习惯为例。除非一个社会对这些习惯显示出某种先见之明，否则，它便不能运行。在原始时代，这总是采取反复灌输某些消费类型的形式。爱好的形成受道德的控制，个人总是被培养来观察某些风俗习惯，以便规定其欲望的范围。这些欲望能够通过家庭经济或任何其变种——如市镇经济——来满足。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往往引起用以控制消费者习惯的方法的改变。随着工业经济的扩展，以往的消费习惯变化了，从而欲望横流。个人竞争因新的渴望的人为刺激愈是变得无政府主义化，预见消费者选择的失控的波动和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市场便愈加困难。自由的工业经济系统崩溃的原因之一，是消费者选择的绝对自由使协调生产与消费成为困难。

甚至在目前资本主义阶段，也存在某种走出因无限选择而造成的暂时混乱的倾向。大的工业康采恩和百货商店不仅同样对标准化的需求感兴趣，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劝说顾客只要若干经过深思熟虑的式样，而不是鼓励无限的选择的广告。一个人为了购买汽车、煤气、无线电收音机和用电，只要考虑一下通行的广告就行了。这种刺激需求的方法，确实是一个有计划但并不严加管制的社会应当力求的东西：不是通过权威或反复灌输，而是靠巧妙的指导来诱导这样的遵从：其给予个人每一个自己决策的机会。一个有计划的社会总是指导投资，并通过有效的统计上控制的广告尽全力指导消费者的选择，以有助于生产的协调。

能够观察到从直接影响方法到间接影响方法转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引诱人们工作的动机。令人惊奇的是，甚至像我们的动机这样的我们最内在的体验也总是受到社会和心理的操纵。当然，对动机的操纵并非是现代社会发明的，它只是使这种操纵更加具有自觉性。

因此，马克斯·韦伯已经注意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导致人们工作的动机是随着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变化的。例如，无产阶级工作主要是为了谋生，而中产阶级一旦基本需求得到了供给以及其安全需要获得了满足，便主要为扩大权力和提高声望而工作。这种新的动机的引入大体上是中产阶级持特有的观点的原因。我们称之为知识界的群体主要是受其动机驱使的。该群体的成员只有当他具有与其特殊的兴趣和资格相符的工作时才是幸福的。尽管无专门技能的劳动者想要得到任何可消除其不安全的工作，但一个受过专科学术训练的人，不仅在知识上而且在职业选择，以及力求与某种自尊相一致的心理报答上，都是专门化的。

就这一意义而言，在正常的情况下，存在着借以驱使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们进行工作的动机分级。每当一个人上升到更上层的阶级，从无技能的劳动者上升到有技能的劳动者，从小商贩上升到大企业家，从小官吏上升到精通某种学问的专职人员时，也就是说，一旦处于精英行列中，他便从一组动机转向了另一组动机。

现在，这种从一组动机向另一组动机的转变以及与此相随的冲动的逐步升华，将形成有计划的社会不得不处理的问题之一。有计划的社会不仅不得不指导这种迫使人们工作的动机之转变，而且还必须指导公民对其闲暇和白天工作结束之后剩余的能量的利用。当财富的分配更加均等，商业循环的涨落消失时，普通人将不会感到迫使其工作的直接环境压力，他的心会沿着新的道路发展，正如以前只有在有闲阶级中才具有的状况那样。

这种发展永远不能只归因于外部情境。剩余能量能否被导入益于社会的升华渠道，将大体上依赖于社会上运行的教育力量，以及那些树立了更好地利用精神的榜样的精英的指导。⁽³²⁾

发现支配剩余能量升华的社会条件的问题，大概将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不仅少数精英而且每一个阶级都将面临精神分析学家所称之为里比多经济的那种东西的问题。有关闲暇利用的比较研究一看便表明，高地位、高收入和保障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文化。除非物质的增长与个人榜样和按照明智的闲暇利用标准来实行的劝说结合起来，否则，它会在厌烦、神经官能症和普遍颓废中毁灭。升华和修习是不得不教授的过程。普通公民不可能发明新的利用其闲暇的方法。如果旧的方法已经破坏，而传统又不能通过试错过程产生别的方法，混乱和野蛮状态将随之而来。这已为最近的经验所证实。当贫民窟的居住者被迁居到现代公寓之时，他易于感到抑郁，如果不做出某种努力使他的全部生活方式与变化的条件相适应的话。郊区的家庭主妇因难以忍受地厌烦其生活方式和缺乏任何形式的社区生活而变成了精神病患者。

如果不存在升华的技术所基于的普遍保障，一个人便不能通过教育和个人影响来下传这种技术。另一方面，除非剩余能量受个人影响和教育的指导，否则，只有保障并不保证剩余能量将被转入任何特殊的方面。保障和忧虑的免除打通了许多人的剩余能量借以所能流通的渠道。

甚至隐士和僧侣也只有当他们获得最低限度的保障——无论来自天然财富还是取自土地的收入——时，才能升华和发展一个人可称之为精神生活的东西。中世纪末期的托钵僧团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在农业社区，乞讨在乡镇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保障或者甚至良好的生活水平本身并不足以产生默祷。阻碍后者的真正力量是冲突和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允许僧侣从事任何种类活动而惟独商业活动除外的缘故。正如我们所见，甚至乞讨也被认为是适合默祷生活的。在自然经济中，施舍物能够被相信提供了真正的收入来源，虽然这些施舍物只提供了一个朴素的生活，但它们却带来了保障，使避开竞争和斗争机制及其对精神生活的作用成为可能。

但是，社会不仅要求应升华某些动机，而且有时还要求应毁灭某些升华。例如，弗洛伊德在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中表明，引起抵制某种类型的升华和退化到赤裸裸的驱力的，通常正是战争。⁽³³⁾依据他的看法，我们在文明的环境中对他人的痛苦和死亡一般抱以同情，便是升华和认同的结果。但这仅仅是在和平的文明生活环境下发挥作用的。为了在战时幸存下来，我们必定要返回到这样一种更为原始的心态中去：在其中，我们消除了与我们的对手的认同，并在原始的自作主张中保持对他人的痛苦的冷漠。如果我们从我们的社会控制问题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动机的升华和退化过程，我们便看到升华的成功有赖于协调直接与间接影响的方法。

以往，社会只通过直接影响来调节像升华那样的微妙的变化。在目前条件下，这种过程只有当它在直接与间接影响两种水平上同时发挥作用时，才是有效的。在我们的例子中，通过间接控制（创造财富、安全，等等）产生一般的升华前提，和通过实例为想望的升华形式提供具体模式，迫在眉睫。

（2）间接影响范围内的控制的嬗变

分权和使官僚制出现生机问题。非人格化。个人服务从属群体到组织的转变。官僚制中客观性的成长。融合诸态度以满足新制度需要的过程，如情感与超然的结合或客观仁慈的发展之过程。现代精神分析的移情是个人关系与非个人关系独特混合的例子。新的官僚制概念。管理与竞争两种原则的结合。转向对控制的民主控制问题。

我们现在必须研究间接影响范围内的控制的这种嬗变规律。这一范围内的某些问题是：人群行为（crowd behaviour）怎样以及何时能被转变为协调的群体行为？由组织化的行为代替首属群体和社区的影响或者以后者取代前者可能要做多少事情？组织化控制的新的可能性和有助于新型官僚制的倾向在此尤其重要。但是，在那些并非由官僚制而是通过情境、场结构和机制控制的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情境控制应何时为场结构控制或社会机制控制所取代？从这各式各样的问题中，可选出若干从新的并不主要依赖于直接压力的计划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基本的问题。正如我们不得不首先证明对心理影响的审慎指导不会必然导致更大的机械性和人为状态一样，认识到自觉管理间接控制，尤其是按照集中与分散和官僚制管理组织，如果加以正确指导便能够防止非人性化和保证维护某些态度，这似乎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从所有的组织可能性中只涉及分散和新的官僚制形式这两个问题的缘故。我希望以此种方式表明有计划的遥控操纵在这一领域中能够达到多大的成效。

就分散问题而言，显然，现代社会技术的性质助长了集中化，但这只有当技术效能是我们的唯一标准时才确实如此。如果由于种种理由——主要是与维护人格相关的理由，我们审慎地想要在一定限度内分散某些活动，我们便可以这样做。这种审慎的分散将不同于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一味赞美的、前工业文明的黄金时代的分散，或者不同于手工业者对机器来临的敌意。我们不能恢复小型技术单位的前工业时代，但凡是在可行的地方，我们便能够审慎地把相对自治的诸单位嵌入整个工业体系之中。我们一开始探究某些被忽视的新工业技术的可能性，我们便会在此获得成功。例如，众所周知，电的发现起初由于电力中心服务于几个工业单位，并因此起到了中心机构的作用而促进了集中。但是小型内燃机的发现却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的机会：在未来的工业领域内，地方中心可以不依赖于地区电力中心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利用这一方面的还是那一方面的技术享乐，则颇有些依赖于计划群体的决策。同样，一旦主要问题的集中得到了保证，便总是存在某种次要分散的可能性，也许我们只把这种极大的重要性归因于影响人类的手段——收音机、宣传机构、群众集会、体育运动、电影，等等——的集中，因为我们仍处于向大众社会过渡的最初时期，大规模和直接成功的情感整合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以下情况也是可能的：正如前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遵从和协调的最基本的条件一经获得保障，我们将再次给予局部影响以重新崭露头角的机会，也就是为个性提供活动余地，但无论如何又没有从关键地位打搅计划程序的机会。

但是，分散并非集中化、机械性和非人性化诸危险的唯一矫正方法。使官僚制富有生气是又一个选择，因为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促进分散，有计划的社会将总是不得不依赖于非常强固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

改进官僚制的问题属于新兴的组织科学的范围，如果加以正确地构想，它将不仅包括提高效率问题，而且还包括消除冷漠而非人的组织氛围问题。为了正确评价这个方面，一个人只要记住以下情况就行了：甚至在过渡阶段，也就是在发现与发明之间的中途，新的社会技术和制度的任务也是把以前由首属群体中的个人交往所提供的某些服务转为组织化的管理。例如，我们因此必须牢记，国家官僚机构的所有职责都曾经是由作为其上司的仆人的官吏履行的。同样，对小商贩的个别留意已为大百货商店的职员所取代，社会服务往往是从私人的慈善事业发展而来的。该过程的基本要素是，原与像家庭或邻里那样的首属群体密切相关的，爱、照管和互助的原初态度已变得组织化了。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我们往往遗憾的是，这种态度竟被从一个有机的社会环境转向一个更加人为的环境。我们所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作为那一变迁的结果，我们的社会关系何以已变得明显的无人情味，亦即怎样被剥夺了全部情感。诚然，首先采纳社会组织的方法正是为了非人情味的效率。正如我们所见，正是由于新的任务的稳步增加，国王的私人奴仆才发展成为一种无人格的官僚，后者甚至使个人对国王的依赖变成非个人情感的事情，把车间和大商行的活动变为只服从于效率、便利和功利的、服务观念尚未产生于其中的制度。

在这种发展的中间阶段，只有对原有功能的这种理性化组织的消极后果才是显而易见的，官僚制一词暴露了公众对于这种新的、仿佛人民是物似的管理人民的方法的敌视。但是，这种对于官僚制的早期的厌恶为新体制的某些更为显著的益处所抵消。首先，广大群众能够更为有效地得到服务，旧方法的任意性能够为更多地加以预测的效率所取代；第二，新的官僚制随身带来了新的处理人类事务的客观性。官僚制程序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抵消喜于恩赐、裙带关系和人身支配的原始倾向。这种有助于客观性的倾向在顺利的情况下可变得如此强烈，以致仍存在于主要从统治阶级队伍中选拔的官僚中的阶级意识要素，几乎能够完全为要求公正和公平的愿望所取代。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直到官僚制出现以前，甚至不能产生非个人情感和无阶级性的公正观念，因为在等级社会中，自由是按照“特许权”，即各种等级的分级特权来界定的。然而，这种新的客观性的成长并不像乍看到它时那样，必然意味着人类关系必定会变为非人格和非情感的。新的客观公正观念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发展起来，以致情感变得与情况的处理相关而与被帮助的个人无关。客观性与情感相结合，而不是互相排斥。帮助已成为制度性的，因此现代人宁愿具有其明确界定的权利与义务，而不愿得到个人的庇护。我们宁愿选择以亲身照顾显示其同情心的医院护士，而不要过分亲密和慈母般的保姆。因此，官僚制的兴起产生了一种前所未知的要求，即应当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来处理我们的许多私事。

这些情况的分析告诫我们，情感与情绪的新的融合，往往与其说是由个人孤立的经验造成的，不如说是由那种一群体的功能借以被逐步传输给另一群体的综合社会过程产生的。

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得不接受许多首属群体任务的官僚制这一事实，导致了某些奇特的情感综合，如情绪与超然的结合。情感的实际融合，随着各国的社会发展性质的不同在各国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这方面，注意到虽然百货商店在每一个工业社会都已崭露头角，但在每一个国家，它一直是以非常不同的精神来组建的，是令人感兴趣的。尽管在英国和德国，顾客得到了相当非个人情感的服务，但在法国，富有个人情感的服务类型却受欢迎。店员会陪着顾客到收款台，往往还要送到门口，因为法国仍然是“店小二”之邦，百货商店已继承了对于其非个人情感的组织来说反而是异己的精神态度。

这种万花筒似的态度融合与我们活动的功能的变化是相应的。这种融合有助于更大的弹性，使我们有理由希望：一个制度的眼前的缺点，尔后可以通过导致新的精神态度的、诸因素的新颖结合来消除。为了说明诸态度的创造性的结合，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的例子。

现代公共官僚机构已经证明，组织能力能够与经商能力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若没有个人对利润的贪婪也能刺激竞争和商业效率。此外，商业活动已经表明，在大的商业企业中也能体现服务精神。

在对人的态度及其通过社会影响来实现的转变进行更为综合的研究时，英国本身就值得撰写一章。或许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本身既高度人情化又如此被客观对待的“友爱”。这种客观的友爱大概是邻居之间存在着天然义务的原始共同体中的、相互协调的结果。由于社会的逐渐扩展，这种态度能够扩大到一个人的所有同胞，或者甚至扩大到居住在该国的外国人。个人的成分被改变了，但没有丧失其真正的品质。睦邻感仍旧保持，但没有丝毫的亲昵，或者甚至更深的义务的想法。然而，这种非个人情感的友爱才是美德，其新的功能是对在现代社会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关系之不可容忍的抽象性的补偿。

最后，这种满足了新制度的需要的诸态度融合还可见于我们现代社会服务的发展。一个人只要想一想那种一方面不得不做物质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又必须从事新式慈善事业的、不平常的心理类型，即社会工作者就行了。这种新的社会服务正迅速地取代素朴、物质的慈善观，而愈来愈趋于变成心理上的。社会工作者不仅给予物质帮助，而且还给予精神治愈。他使普通交往带有一点情感和活力，但本人并不变得受约束或依附于此。在所有这些发挥着一定功能的组织化的社会服务的新形式中，都存在着对关系中情感要素的几乎是有意识的操纵。

这再次表明，组织化的活动能够具有弹性，更高的组织原则产生了新的精神态度。如果新型的社会工作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必然要发生下列社会过程。曾经被广为分散的活动现在必定会重新结合起来，官方的官僚制必然要与首属群体的慈善事业调和在一起。此外，假如必须提供适当训练的话，就应当明智地从尚未丧失人性的阶级以及情感与某种克制在其中并不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派别和小群体中选拔全体职员。⁽³⁴⁾除此之外，还应当优先选择那种只做有效用的工作的情感型的人。

在所有这些发挥着一定功能的、组织化的社会服务的新形式中，都存在着对关系中情感要素的几乎是自觉的操纵。我们的时代正值公务员逐步发展成为社会公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它已经懂得了某些在小群体时代似乎是不可能的东西：这种情感要素在每一点上都处于个人控制之内，并往往与客观性和冷淡密切相关。对老一代的成员来说，病人与分析者之间的精神分析关系似乎必定是完全不自然的，以及对里比多态度的几乎是荒谬的操纵。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人都应当通过公家为“移情”提供其基本的服务，似乎在关系上必定是矛盾的。作为没有移情便不能获得治愈的移情，其仿佛是某种只能在亲密的关系中发展的东西；然而当它实际产生的时候，它却是亲密与客观性、亲近与冷淡、吸引与排斥、友谊与疏远的奇妙结合。它给予帮助，但没有明确的指导。精神分析社会学将不得不发现，若没有上述那种能使情感与超然以如此全新的结合方式融合起来的社会发展，对于这种个人与非个人的要素奇特混合的迅速接受能否是可想象的。

所有这些例子表明，对官僚制的成长的普遍惊恐，只有当公众墨守制度和组织都是完全刚性的，而不能产生新的精神态度这样的旧的信念时，才是合乎道理的。

邪恶不在于官僚制本身，而在于对处处已经体会到的新的可能性有着不适当的看法。对官僚制的讨论易于采取两种不同的途径。或者认为官僚制本身是邪恶的，或者已经领会了它的种种可能性。作为所有官僚制不共戴天的仇敌，善良的自由党人总是以相互制约来代替普遍的官僚制控制，以便各个完全自由的个人可在他们当中保持均衡。显然这种体制总是导致如此激进的分散化，以致它在目前的社会技术阶段难以切实可行。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困难。作为大规模工业的结果，凡是（因为大规模工业运行的风暴毁坏了共同体）几乎每一项经济或其他方面的事务具有社会特征的地方，以共同利益和计划利益抑制对私利的欲望便越发变得必要。今天，哪种趋向最有可能持续下去——以中央调节逐步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火行为，还是通过创造竞争机会和在官僚制框架中发展更有人性的组织，使官僚制传统具有生气更好一些——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相信，无论这种对抗在今天怎样似乎难以克服，它都将为事件的进程所扫除，因为民主制——如果其与专政会并驾齐驱的话——将不得不使其工业服从某种程度的控制。这将自动地导致资本主义传统与国家社会主义传统的结合：出现一个甚至行政机构借以也会产生种种新的可能性的进程。这种发展大概将通过行政与竞争这两种原则的结合来产生，并随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类型的不同在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基本的问题是：这些原则中的哪一个将会提供包容另一原则的框架呢？究竟有计划的社会将会成为框架以及使竞争机制在某些特定的地点发挥作用，还是应通过冲突和竞争来决定基本关系以及在飞地内进行行政管理呢？以我之见，解决的办法在于前一个方向，尽管在过渡时期，正如在美国那样，演化有可能将始于后者。在美国，竞争固然仍占统治地位，但有计划的干预却在日益增加。

在这方面，大多有赖于转化和战争是否加速了向计划发展，以及中央官僚制要素在哪种情况中趋于占优势。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控制和协调机构的国家本身能否被控制，亦即计划原则能否与自由和民主相和谐。议会制度史在这方面就是控制之控制的历史。依据我们的立场，政府史必须被重新解释为对人的控制借以再次服从于人的控制的、特殊社会技术的历史。

如果某人进行综合观察，便可看出这种技术仅清晰地显现于国家组织领域不过是偶然的。一旦控制之控制的原则被发现，其作用的范围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由政府及其与现存控制的关系来规定。在这种背景下，这当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是一个必须从社会和技术方面来加以讨论的问题。一个人甚至能够更进一步说，直到精心思考了政治问题的技术含意之后，适当地制定政治问题的框框才是可能的。

立宪发展史确实只是曾一度独立的诸控制中心的普遍集中过程。这种集中迫使各个为权力而斗争的竞争单位放弃其局部目标，以有利于具有新而统一眼界的中央权威。主权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集中的权力将向哪一个方向运行，因此，从这种观点来看，统治者是国王，还是人民及其代表，或者甚至是一个领袖，几乎无关宏旨。社会控制的原初焦点——如公园和城邦国家那样的领土权，或者像贵族、教士和平民那样的功能阶级单元——都是任意成长起来的。下面所要解决的事情是，这些控制是否应当加以集中，以及是否应当根据纯粹客观的理由对权力进行再分配。

6　作为社会控制史的议会民主政府史

（1）控制之控制发展的三个阶段

（a）偶然发现；发散的无定形的控制；就原始意义上讲，它既是极权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的。

（b）发明；建立代表权威和采取制裁的特殊机构；按照议会体制发明控制诸控制的机构。

（c）计划；控制所有的控制之观念的出现。

如果我们把民主政府作为有关控制的集中以及对控制进行控制的技术史这样一章来研究，我们便再次面临偶然发现、发明和计划这三个阶段。无需强调涉及这些前后相继阶段的结构变迁并非总是与立宪史的现行阶段相一致这一事实。然而，我们相信这种类型学将有助于解释政治变迁中的基本因素。⁽³⁵⁾

当控制还是无定形的时候，我们仍处于偶然发现阶段。只要群体没有行使政府职能的专门组织，诸控制便分散于整个社会。每当需要它们处理各个方面的行为，如劳动管理、宗教节日的组织，或处理支配异性之间和代际之间关系的规则时，它们便会显露出来。在这种无定形阶段，控制仍是自发的。没有掌握强制权力的专门官吏，也没有代表官方的一定当局。表现了共同体自发的、非理性的道德感的诸习俗，决定着是非的界限。这些行为准则是通过共同体的直接压力强制实行的。通过习俗来调节不但是极权主义的，而且从广义上讲也是民主的。因此。它依据直观的赞同而不是精心的计算达到了现代社会所向往的理想。就习俗支配了我们现在应称之为私人关系和公务的事物而言，它是极权主义的，因为在这一阶段，这两个领域还是合二为一的。因此，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不存在逃避这种极权主义调节的权力，但这并非自然意味着没有冲突和个人分歧。同时，习惯法只有在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赞同它和有助于它的产生这一意义上讲才是民主的，因为它的规则是逐步选择的结果，许多代人都感到该规则是健全的。它的解释有其特有的尊严，因为这种解释是群体的共同发现。整个共同体都参与了这一发现，诸规则为面临新情境的个人所逐渐稍有更改。因此，从属与权威、自由与强制、合意与变化是并存的。

当建立了具有通过法令来强化的特殊统治权威的、专门制度性组织时，发明阶段便到来了。由于新的原则需要社会功能的分工，曾一度统一的社会要素现在产生了相互分离。

（1）虽然不再有任何意见的一致合意，但在民主制度下，必定会再次达成协议，否则它将为权威——国王、寡头，等等——所取代。

（2）理性化的法律逐渐与习俗相区别，基本法与直隶法迟早发生分离。这种理性化的过程可以被推进到如此之远，以致在现代法规中，基本法可以确定支配社会法律框架的基本组织原则，而个别法律是从其中推演出来的，或者作出某种尝试以便两者调和在一起。在此，我们已经达到了发明阶段，因为社会调节的框架已被精心地设计出来，并被组织形成制度；但我们尚未达到计划阶段，因为这种类型的体制还容忍人类行为的许多其他领域存在于司法管辖之外。这确实是自由主义的宪法所依据的原则；它是发明阶段有关政府管理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除了按宪法确定的某些基本关系外，调节已被放弃，以便有利于自由放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而仅仅表明其他形式的调节和控制涌入了缺口，它们往往不受政府及其理性化的法律体系支配。

因此，这些我们称之为习俗的无定形的控制以理性化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并且正如它们在偶然发现阶段所做的那样决定着大部分人类行为。自由主义的立法使传统习惯和习俗的权力几乎原封未动，它把立法仅仅是作为唤起那种理性的法律所暗示但没有产生的基本合意之酵素来应用的。

在行为调节的这一阶段，竞争——尤其在经济领域——引起了特殊的行动形式，也就是借助自由调节来争夺利润。这种行为既不是以前的习俗的结果，也非现代理性化的法律及行政管理程序的产物，因为自由国家审慎地制止干预那些领域。当然，调节过程并非完全没有控制，而是受竞争机制和被称之为商界的场结构的指导。因此，商业系统是随着作为其理想的经济人的出现而产生的。虽然只有当遵守某些如公平竞赛那样的道德义务和某些如支配着私人财产和契约之神圣不可侵犯性的规范那样的法规时，商业机制才会与其特殊的经济规律和系统压力一起发挥作用，但是它起到了保障相互控制的自动装置的作用，并且保持在我们已经提及的另外两种系统的范围之外。如果我们从政府的立场来看待自由主义体制，我们便可以说它包含了两种系统：其一是逃避了政府控制和传统风俗习惯的系统，其二是避开了独立市场的场结构的系统。这些都是以后将为现代的协调计划体制所容纳的范围。

自由主义时代的伟大成就（当然前几个世纪对此也有贡献）是对社会的法律框架进行议会控制的制度。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是通过民主方法对控制之控制的发现。但是这种发现不能应用于每一种控制，因为正如我们刚刚见到的那样，许多如习俗和市场规律那样的控制那时还处于中央政府管理的范围之外。中央对于习俗的控制已经失败——这部分地因为它与地方影响和直接影响的技术太过于密切相关，部分地因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结合还太不成熟，以致无法以理性的方式自觉地影响习俗。这一领域被让给了匿名的传统力量。教会作出了某种中央指导的尝试，但尚未充分有效地实际控制事变的过程。由于缺乏强大的集中技术以及仔细思考大规模的结构联系和认清其社会含意所需的知识，经济过程也设有能够受到影响。只有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才达到了对政府管理领域进行计划的阶段，从而中央干预在此也于理论上成为可能，控制之民主控制的技术不得不被扩大到包含一切领域。

正如我们必须不断重复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实际未受中央权威支配的控制都必须由中央来支配，而是仅仅表明中央控制能够更为频繁地干预，以及当它不这样做的时候，它会审慎地放弃使用其权力。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考虑支配这种控制机制的基本过程以及把这种机制引入计划社会的困难。

（2）对保持议会民主体制有序运行的基本社会技术的分析

国家主权问题；分权问题；防止武装政变问题；以对情感的理性操纵取代自发的合意问题；把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整合进共同体问题；领导精英的选择与轮换问题；防止人群心理成长问题。

（1）第一步是建立国家主权，这在专制主义时代已经实现。它由从地方有限的当局收回有关法律和权威问题的最高决定权构成。这包括对现存社会控制的广泛整合和协调，尽管正如我们已经所见，它使许多这样的控制原封未动。从社会技术方面来讲，国家在法和秩序方面的主权与皇家军队和官僚制——这种新的中央集权的明显代表——是同时产生的。若没有这些，主权的其他要素便不能获得集中。国家现在力求创造一个能够维持其军队和官僚机器的财政体制。但这正是专制主义失败之所在。首先，货币只有通过新的工业及其出口商品才能获得，但这些由于其经济技术的限制而不能加以集中。重商主义试图建立国有制商业，实行国家控制，但在这种制造业时期，经济技术发展得如此不完善，以致只有少数大的康采恩是赢利的。此外，经济正过渡到这样一个扩展时期：其中新的发明和新征服的国内外经济区构成了直接的难题，而且本身需要大量的自主的心，亦即整个起先锋作用的精英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专制主义不得不在经济范围内给予资产阶级一块明确的地盘，而在军队和官僚制中已获得的集中不能转移到经济领域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对主权的民主控制愈来愈成为可能。从这一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原则产生了两种自由形式：一是以相互控制于其中盛行的领域（商业领域和风俗方面）的存在来表现自己的自由形式，第二是承认中央集权，但力图民主地对此加以控制的自由形式。在该形势下，凡是经济领域因其新的技术而愈加变得与军事和官僚部门一样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自由便面临把中央集权化的民主控制也应用于第一个领域的问题。无需强调，在那个时候，这种民主当然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寡头统治，但即使以这种形式其成就也能产生民主控制的新模式。

（2）民主控制获得了两项重大的成就。首先，它保证了新的最高权威的代表不会滥用其权力和发展成为不负责任的独裁者。这是通过使行政服从立法权而获得的，或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是通过迫使立法、行政和司法在水密舱式的隔绝中从事其工作的分权来获得的。它是通过使权权相争以收渔翁之利来保证自由的旧花招，但是，在主权建立以前，正是地方权威保持了它们之间的平衡，而现在，诸职能单位——立法、行政和司法——却相互拆台。

（3）民主议会政体还渴望在国会中所代表的诸控制群体之间保持权力平衡和防止任何一个党派或任何议会之外的群体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能通过武力政变（coup d'état）推翻国会。这就是为什么该体制暗示把任何阶级或同业团体组织成政治单位是危险的以及最终诉诸那种独往独来，自由自在并发现其利益有时为这个党派有时又为那个党派所代表的孤立的个人的原因。每个阶级或同业组织都不再控制个人，因而以危及国家主权的方式积聚权力。在资本主义现阶段，这种危险已经在增加，因为作为社会技术的集中化倾向的结果，像卡特尔、托拉斯和工会那样的联合体都在议会之外行使其自己特有的权威，并在危机时期威胁权力平衡。

（4）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以理性的操纵取代对立群体之间曾一度自发产生的合意。冲突着的利益之间的一系列妥协保持了系统的动态平衡。因此议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调解冲突的新技术。它是消除智力和心理分歧的方法，因为讨论起了泻药的作用。在从前某一时期，只有经过真正的顽强尝试才能在无穷无尽的争执中产生暂时的和解；现在议会已经恢复了权力平衡，因此，说计算人头而不是砍头是正确的。执政的分歧不再由行动检验，而是通过某种计算来揭示，也就是以投票来表现。正如讨价还价中的那样，对立的政党自愿把其最大的要求削减到能够达成协议的程度。

（5）议会体制的特有优点是，它使存在于任何讨价还价过程中的游移不定和冲突着的动机分离。每当两人或两个群体进行讨价还价时，在两者中，从讨价还价中最大获取的动机与尽量保证讨价还价的动机不断地起伏不定。但议会制度能够被看做是某种旨在完全分离这两类动机的心理学上的发明。一方面，选举的功能会强化和整合那些对维持讨价还价感兴趣的动机。通过选举政府，投票者使自己事先承担了完成讨价还价和维持国家中的基本社会关系的义务。另一方面，通过议会论坛，公众讲台已建立起来，以便在议会本身内表达私利。在简单的易货或如此具有封建主义特征的私人契约中，总是存在利益冲突。两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决心自主行事，或者若无实现自主行事，便冒缔结契约失败和现存制度毁灭的危险。与此相比，虽然国会议员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但达成协议的愿望可以被视为是当然的。政党讨价还价和局部利益的公开表现，是以那种对在立法程序之后达成协议的基本愿望毫无怀疑的方式进行的。经济交换也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民主形式，价格相当于那种两党放弃其部分要求以便保证讨价还价的不稳定的均衡点。当提出经济价格问题时，整个社会行动便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因为如果出现最小的分歧，这种社会行动便不会发生。议会的妥协同样是一种均衡的表现，但它更为稳固，因为它防止争执的危险如此加剧，以致进行社会行动都成为问题。今天，我们比以往更加敏锐地认识到，达成协议的这种愿望与局部利益的制度性表现之间的分离，已经大大地松弛了冲突的张力。议会体制的这种心理层面甚至更为显著，如果一个人把它与一个由矛盾情感驱使并在爱憎两极之间游移不定的人相比的话。一个灵巧的心理学家总会为此时产生恨，彼时又为爱创造机会。这至少能使他在其生命有限周期内表明一致性。能否对个人游移不定的态度进行这种巧妙的分离在此已经离题，但是尽管这种分离似乎奇特，它却为议会制度所大规模地获得，该制度通过这种使同意与不同意分离的技术以及给予它们借助制度来自我表现的机会的技术，使长期行动和合作成为可能。

通过更为长期地区分这两种动机类型，议会制度不仅创造了长期行动的可能性，而且还减少了情绪紧张，因为它照顾到不满的表达。只有当我们看到右翼和左翼专政怎样因对立的情感既不能被疏浚，也不能被转变为建设性的批评而受到损害时，我们才能体会到议会技术的辉煌成就。自下的破坏活动和自上的清洗都是议会制度的可怜的替代物。

（6）议会体制还保证领导精英的选举和转换，至少在政治领域是如此。选举有助于控制那些将行使权力的人的升迁，更重要的是，选举为消除那些滥用其威望或追求与主题需要无关的政策的人提供了理性而和平的方法。因此，连续性和弹性都得到了保证。

（7）民主控制必须防止另一种危险：大众心理。我们在本书其他部分频繁地看到，人数的增长本身对民主并非危险，因为当我们遇到大量的不仅作为群团（mass）而且以群体（group）组织起来的、或由开明的自身利益驱使或受观念激励的个人时，我们发现他们在其交往中不再仅仅是情绪的，而且还是理性的。大众民主的危险只有当无组织的大众受到变幻莫测的情绪波冲击时才会发生，尤其在危机时期如此。商业循环的节律愈是在萧条时期威胁大众的安全，他们愈是易受暗示的影响，在某种条件下，他们在兴奋的激情中，甚至会放弃其最高特权，特别是其民主权利。民主之父们总是想到此种危险，他们通常以种种防止在情绪或一时宣传的重压下改变体制的严峻考验为条件，使改变宪法本身成为困难。还有另外一种服务于同一目的影响在起作用，W．李普曼⁽³⁶⁾鲜明地称之为“多面选民”。这意味着同一选民属于许多不同的群体；他是国家的一员、地区的一员、同业组织的一员，等等。在此我们获得一个深刻的社会学发现：个人的动机和欲望可以随着它们借以表现的群体的不同而变化。但是，也有抵消大众易受暗示影响和削弱精神病式的反应的其他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由专家筛选意见或把重要的问题提交委员会或议会。

（3）自由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似性

民主责任与理性计划的结合；从政治国家到社会服务性国家；若干例子；国家并吞社会。

非常精巧的民主控制机器完全任凭计划社会的支配并能够使其避免退化为专政。就社会技术而言，唯一真实的问题就是把民主职责与理性计划结合起来。直到我们认识到发明阶段的自由主义政府与计划阶段的极权主义政府之间的差异以后，我们才能确定民主机器是否将会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运行。就政府试图把一切控制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意义上讲，不仅仅在法西斯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政府才是极权主义的。西方民主制在其目前发展阶段正逐步把自由主义的政府概念转变为社会概念。这主要因为国家不再把自己的注意力仅限于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个领域，而是正在转变为社会服务性国家。这种转变因普遍的备战而正在加速。

正如社会服务所例证的那样，这种变化的本质就是从对自由和财产的消极保护转向对生产过程和财富分配的尽量积极影响。

当国家着手社会改革，并通过税收间接地力图造成收入的日益平等和把财产从富者转入穷人手中的时候，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不干预传统便被放弃了。因此，每朝社会保险方向迈进一步，都是对以前那种每个人都应当照料自己利益的原则的破坏。社会保险是向积极的国家概念的巨大的迈进。每当国家试图从中央指导商业循环或抵消其副作用时，这种趋向便得到加强。大工业或大银行崩溃之后的形形色色的津贴或政府的补助、各种类型的货币操纵，以及对公共建设的鼓励、公用事业概念的扩大及社会工作者的兴起，全都是立宪国家转变为基于社会服务的国家的征兆。此外，像极权国家一样，民主国家也正在依据计划利用每一项心理学技术。宣传、无线电广播和娱乐都正在成为国家不能不处理的、公众关心的事情。广播制度是为集中宣传提供机会的典型事例。无论英国广播公司（BBC）如何民主地安排节目，该节目都对大众的闲暇产生影响。仅仅选择生产什么和禁止什么这一点，就会对人们的情趣和状态产生作用。由于广播节目、电影工业和娱乐中心的高费用，闲暇组织不是愈来愈落入国家之手，就是落入商业康采恩之手。我们似乎只有在商业化的闲暇与国家控制的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在这种意义上讲，结构变迁正在所有的国家发生，除非发明利用这种集中影响的新的可能性，否则，闲暇的质量将被降到指导与被指导这样一种最低标准。与自由主义国家相比，现代国家，无论一个人对此喜欢与否，其都拥有几乎全部的控制权，它几乎完全依自己的乐趣而定，无论其是否打算趁机利用这种乐趣和把它的活动转变为公用事业。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权力必定增长，直至国家变得与社会几乎同一为止。这并非是社会正在容纳国家，而是恰恰相反，国家正在容纳社会。如果目前的趋势仍未受到制止，国家将变得愈来愈雄心勃勃和强大，而不是消亡。

尽管议会把其制度仅仅视为疏导社会变迁力量的通道，但现代国家却将自己视为调节这些力量的潮流。以往的国家并不操纵导致变迁的经济与社会过程，但商业循环问题却包含了这种管理的尝试。对于自由主义国家来说，商业循环及其全部效能仍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一个人至多能处处筑坝挖壕以转变潮流——但是，对于现代国家来说，这是一块实验场地。西方国家一经着手这一基本的普遍安全问题——对商业循环的管理——正如专政从一开始所做的那样，它们将逐步不得不操纵所有的社会控制。它们将不得不影响各个阶级和个人的社会沉浮，关心失业的心理作用。这不仅是为倒闭的工业提供信贷和为新的拓居地建造房屋的问题，而且还是把有关人们的心理状态的问题纳入其问题周期。

（4）对主权的民主控制正在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是可能的吗？社会技术观点与政治实践观点之间的分歧

备战会加速使民主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半极权国家；如果这一转变过程受批判意识指导，民主形式的协调控制便可出现；在计划机器与民主机器中不存在使它们不一致的东西。

如果这些论据不能使任何人信服，那么就让他记住极权主义国家的存在将会导致备战。下一次战争将是极权主义的战争，在该战争中，每一个拒绝使用协调技术的国家都将崩溃。与极权主义国家竞争迫使民主体制至少利用某些国家的方法。这从另外的角度再次向我们表明，现代半极权的民主制与明显极权的国家有着同样的基本结构，因为正在改变其全部结构的现代社会有着基本的模式。为了应付结构变迁所造成的问题，政治组织或多或少都进行有效的实验。因此，转变成极权主义的过程仅为普遍的备战所加速，而非其所创始。

这种共同的结构趋向愈加明显，询问就愈成为必要：既然现代国家在对每一种社会控制实行极权主义监督时已被转变为社会服务机构，那么对其进行民主控制还是可能的吗？或者，极权主义的主权必然包括专政吗？

与英国流行的有关民主与计划是相互排斥的理论相反，我们相信民主控制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对必须要干预的领域有着清晰的理论认识并善于制造有利的舆论，那么便能从无差别地发生于一切国家的社会控制的日益集中演化出对这种控制的民主指导。

从性质上讲，无论在计划方法还是在民主方法中，都不存在使这两者相互矛盾的东西。议会民主体制已经创立了一种使集中与公众控制的思想相结合的、主权集中的方法。因此，对于民主和自由的保护者来说，最明智的策略不会是阻止计划，而是力图发展某种通过制度性的保护措施使民主控制能够得以维护的计划。当然，这不能按照已经过时的自由放任公式来获得，而只有通过为在计划框架内为自由和自决创造及保留活动余地的、空前自觉的技术管理才能获得。

我并不否认，制定这些保护措施的良机及其最终的成功机会不仅是社会技术问题，而且大体上还依赖于社会政治因素。如果阶级之间的无法克服的对抗使这些保护措施失去价值，那么任何技术知识都将无助于我们。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当忘记，如果我们不具有那种向我们展现出怎样才能为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最有益地应用权力的技术知识，那么甚至最绝对的权力也是无价值的。

认为我们正生活于阶级冲突时代，因而对社会技术的思考不具有重要性的政治理论，耽搁了对计划与民主是否可以和谐共存这一问题的理性的讨论。作为对这种态度的反应，我们必须强调，只通过策略和阶级冲突是不能解决社会的技术问题的。⁽³⁷⁾对于被培养来以虚假的选择或相信民主或计划，而没有按照可能有的理论分析水平来综合的几代人来说，必将有一个可怕的命运。因此，在类似我们自己这样的理论分析中，应把技术可行性问题与政治策略考虑明确区别开来是必要的。由于我们时代的不稳定性，总会出现这样的诸因素的结合，其可以使某种今天在政治上似乎不可能的东西成为可能。策略情境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由于这些因素的无法预测性，让公众误认为计划只有在其按照独裁的路线来执行时才有可能，将是错误的。

在下一节中，我将对政治策略的考虑与社会技术的考虑加以鲜明的区分，并试图证明：鉴于我们已经讨论的民主控制的基本准则，这些社会技术因素与计划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5）根据在有计划的社会获得民主控制准则的可能性对该准则进行政治和技术的分析，就这一点对战争和阶级战争的某些层面的讨论

对第四章第2节提出的与计划社会相关的各项进行分析。

几乎每一个我们已经描述⁽³⁸⁾的控制通过修改都能输入计划的社会。

让我们从第一个准则即主权的建立开始。显然，在一个当然含有控制集中之意的计划状态下，比在尚未控制某些关键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建立国家主权要更为容易。造成困难的不仅是主权的存在，而且还有民主控制问题和保障领导群体轮换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得到和平的解决，任何错误的政策都能通过人民代表的变更而得到纠正。

在理论上不存在民主控制的形式为什么不应被移入计划社会的理由。计划社会不同于19世纪社会的唯一方式是，愈来愈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最终是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全都受国家的控制。但是，如果若干项控制能够为议会主权所牵制，那么许多方面的控制亦能如此。这是重组机构的问题，而不是全盘取而代之的问题。例如，把按功能线索分权的原则应用于计划社会比应用于自由民主社会能够更为容易。在计划社会，各个计划领域是相互依赖的这一事实，并没有使这一原则失效。换言之，不存在主权在计划社会应当采取专政形式的必要理由。

当然，这种保证任何部门都不会保持独立和一意孤行的功能均衡，必须服从于更强大的权威：指导这种协调的最高权力。在一个民主国家，主权能够为全权所无限强化，但并没有放弃民主控制。如果自由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计划意指独裁者的无限权力，因而反对任何类型的计划，那么，他们便与那种一看到所有现存的计划社会都是独裁的，便断定计划与独裁必然是不可分割的常识观察者犯有同样的错误。没有什么讨论比按照post hoc，ergo propter hoc（此后，因为这一点所以）来争辩的讨论更贫乏的了。除非功能分析阐明事实的意义，否则，事实本身什么都没有证明。只有对关于民主与计划能否和谐共存的功能进行分析，才能阐明现存的实验。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实在是一个基于单一原则的系统这一假设出发，我们便从一开始就阻塞了通往这种分析的道路。成功的社会系统总是混合类型。而且，虽然政党专政在现存的计划国家确实十分流行，但它并非出于功能上的缘故才这样的。相反，可以证明的是，这种政党专政把其起源和稳定性归结为政治因素，而非那种给予政府广泛的行动权力但又不丧失民主控制的、功能上的不可能性。

对于议会机构在重建时代能够持续进化的说法，有两种反驳论点。首先是阶级战争的存在和国际战争的可能性。依据第一个理论，议会体制迄今为止只是因为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对抗从未真正加深才成功的；它们的冲突仅仅是虚假的。但是，既然真正的对抗已经发展，民主议会体制的局限就将变得十分明显。我想要强调，这是反对维护民主制的可能性之最重要的论点，我对它的讨论并非旨在证明阶级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不比任何其他的考虑更大。但是，我愿再次强调，这种可能性虽然非常之大，但仅仅是一种选择，对于那些对专政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起的作用留有印象的现存阶级来说，没有一个阶级确实渴望为其绝对的胜利而付出专政体制的代价。如果我们认识到专政一旦被建立起来，除了在战后和已经战败的国家之外，在目前社会技术条件下消除它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那么我们全都会对更赞同地面向诸种选择可能性真正感兴趣。在这一意义上讲，我应当乐于对阶级战争必定阻碍计划在民主基础上发展这一说法的绝对性加以限制。

首先，说阶级斗争迄今为止只是虚假的，这是低估了以往冲突的重要性。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在某些国家以革命的方式所解决的问题，在另一些国家却是在进化转变过程中处理的，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不仅依赖于国家的经济财富，而且还决定于许多其他的心理因素，其中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事情的信念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没有绝对的阶级对抗，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绝对冲突的边际情境当做了正常的情境。在某一种构型中似乎势不两立的阶级在另一种情境中却可以携手并进。它们是否合作，或者它们是否喜欢革命的方法，在别的因素中将依赖于未来的机会与以往的经验。而且，就此而论，从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专政中可自然增长的损失是否没有超过更为缓慢的议会调节的可能损失，将逐渐成为讨论的重要问题。关于这一点，懂得在阶级对抗所造成的能动变迁与议会调节之间并非存在真正的不相容性也是有益的。就那种认为在国际战争时期或之后，只有革命的夺权才能成功的论点而言，其必然要关注已经变化的社会技术和军事技术在战时和战后的运用。如果这一战争将在社会总崩溃中结束，那么在胜者与败者之间便会有很少的差别，有可能的是，被压迫阶级会成功地进行革命。但是，在普遍混乱的状态下，控制战争机器部分的军事集团会建立其政权也是可能的。如果战争将在对峙中结束，或者假如某些国家仍完全保持整合，那么，诊断将采取不同的形式。战时必需的计划很可能在战后仍被保持。当然，将不会有希望返回到自由放任的秩序中去。鉴于此，任何战时的战略都应当首先集中于从计划的立场维护一致性，其次专心于留神别严重损坏议会控制。所有这些再次证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断地伺候进化方法在任何阶段的机会，以及我们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有关把民主控制方法移入计划社会的可能性的纯技术分析。

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下一个所要讨论的情况，亦即防止在计划的社会武装政变或防止使用超议会权力的可能性，在政府管理技术已经得到协调的国家是相当简单易懂的。为了使议会机构免遭攻击或颠覆，国家就必须足够强固。在每一个社会中，甚至在专政下，讨价还价与妥协也是决策的基础，以及也当心仲裁者高居诸方之上。从长期来看，通过把诸派系利益聚集在独裁者周围来体现不同利益的更为原始和无机的方法，以及以强有力的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棘手问题，与理性和完全组织化的社会，比与高度均衡的议会政府体制是否更为和谐一致，还是一个疑问。

使合意与游移不定的、自私的群体的利益从制度上相分离以及通过议会体制把敌意升华为建设性的批评，有可能促进理性行为在现代社会的成长。再有，使解决办法如此难以发现的并非是计划与民主的功能不一致，而是政治和策略的要素。

进一步讲，凡是对种种以前完全未受调节的过程实施计划的地方，如商业循环的操纵、公共工程的安排、男男女女的再教育、社会升迁的调节、社会服务的协调，在现代社会便有一种强化协调和控制的自然倾向，这丝毫不表示抛弃民主的职责。

最后，民主的巨大危险是人群行为的不受控制的爆发，这或许是民主平稳发展的最大障碍。但是，当我们对大众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以及在制度与心理影响之间达到更大的协调时（这在以往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避免这种危险。

总之，说议会机构并非由于阶级战争和其他社会失调的存在，而是因为缺乏改革的意志和能力才停止运行的，似乎更为合理。这就是说，我们没有为更广泛的社会变迁提供社会和经济方法，以及直到这些自由自在的失调变得如此严重，以致民主议会制度的政治框架太弱而无法把这样的社会凝聚在一起以前，我们仍允许社会制度和阶级利益冲突。凡是控制得到理性协调的地方，控制之控制迟早要按理性化的路线进行。民主议会机器显然构成了使社会控制理性化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为什么不应当在被操纵的大众社会，把能在民主议会国家成功地安排数量有限的几个关键职位的控制之控制形式，应用于更多数量的控制的理由。

（6）关于把民主议会控制移入计划社会的某些社会和技术困难的讨论

对于民主与计划在理论上的一致性持乐观态度，不应当使我们看不到不得不民主地控制整个社会机器时所出现的困难。

在此，我所正在谈及的困难，并非我们已经提到的那种，在向新的社会秩序过渡时总是易于出现的政治和策略困难，而是由于把民主议会控制移入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而引起的纯技术和功能上的困难。当然，我们将只论述几个这样的困难。这并非期待达到最终的解决，而是出自这样的信念：社会学家的新任务至少会发现支配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一旦这些原则被发现，进一步的思考和实验如同在任何其他技术领域那样也有成功的良机。技术发明总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应用的结果。如果原则相抵触，颇有可能的是相应的经验过程也将产生抵触。因此，现在根据原则来讨论困难或许是有益的。

（1）计划社会的最终目标能够民主地决定吗

人们往往注意到，使极权主义者按照民主路线进行计划的最大障碍，是整个计划的最终目标必须事先决定。从理论和哲学观点来看，那些认为在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达到任何最终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时代是太过于个体主义和颇为牢固地分化为种种群体和派系——其每一个都力求绝对性并可还原为一个共同点——的时代。与发明阶段相应的自由主义社会，就其戒除了以官方调节来决定最终目标而言，能够避免这种问题。这是该社会在所有宗教和人生哲学问题方面宽容的意义。这也是大多数道德问题按时代的代表性思想进行形式化的原因，而关于形式化，其所理解的是指那种力图避开有关道德规范内容的任何决定，并使道德权利的准则形式一致的观念的思想。例如，在启蒙时代的伦理学中，故意不明确界定自由的内在性质。对于“何为自由”这一简单问题没有给予答复。相反，自由以否定性的措辞，或以仅限制其范围的箴言形式，如用在防止某人自由侵犯他人自由的必要范围内才限制个人行动自由的格言，被说成是国家对个人私生活的不干预。所有这些方法意味着自由主义国家把社会动力的目标及其所包含的观点分歧都留给了社会过程，因而逃避了自我作出重大决策的责任。

在独裁和极权国家，情境是颇为不同的。在这些国家，独裁者借助一小撮冲锋队员使因缺乏国家的统一目标而即将陷入混乱的国家奇迹般地返回到统一的轨道上。当然，这种奇迹是依靠集中营、标准化、暴力和宣传造成的。现在，那些尊重自由和人性的人感到为这种创造单一目的的方法所付出的代价太大是自然的。因此，我们必须自问：在社会目标的绝对不确定性与封闭性教条体制的专横的强迫接受这两极之间，找到中庸之道是否是不可能的。这类教条往往只是某些在得到权力以前已经以狂热者著称的独裁者，或其追随者中的半受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庸俗意识形态。

人们常说，计划在民主国家有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况便是战争情况。于是——论据就是如此——在危机之时，由于把胜利作为目标，获得对唯一的目的和终极价值的公认总是容易的。问题是：难道有计划的社会，尤其在目前过渡时期，不能制定出若干显然决定于必要性而不是出自战争需要的重大目标吗？因此，凡是在所有的价值观——至少在目前阶段——似乎是相对的地方，在理论上也许无法解决的难题在实践上却能即刻获得解决。哲学上的悖论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整个社会都发现自己处于几乎军事化的紧急状态这一事实所简化。

商业循环中的大动荡愈明显，群体和个人的无数欲望就愈迅速地融为安全需要。未来国家的口号很可能将是“安全公正第一”，那些能够允诺安全和更大的公正的人将拥有无产者，并在对法西斯主义有了最新反面经验之后，使中产阶级和组织型精英中的理性分子站在他们一边。

（2）以实践经验决定的基本目标层级

如果为不断的战争恐怖所强化的对安全的渴望是来自长长的一系列不幸（值得注意是，这些不幸是由商业循环的涨落引起的），我们便已经获得了某些指导我们制定有关此事的最简单规章的指征。对商业循环的操纵有着明确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含意，这些包括组织必要行动的层级。

每一项与工业重组和对投资的鼓励与劝阻相关的事情都将优先，因为整个循环的效果比个人欲望的满足更为重要。如果规划中包括军备，那么需求规模将由军事成就来决定。这是不幸的，但这大概将是迫使民主体制建立强制性需求层级的因素之一。基本同样的情境将导致对我们在下几个段落所着手的、两个深一层的问题的意见的修正。人们将会懂得，消费者的选择并非是神圣的，企业主将发现，如果他在投资时能够受中央计划指导，他对其企业会有更多的控制。

（3）消费者选择的限制

这种对经济机器的双重操纵大概将在没有大量的纷扰或宣传的环境的压力下逐渐完成。

放弃绝对的选择自由——假如这有必要的话——对消费者将不会有过重的压力；这主要因为绝大多数居民从未有这种选择自由，他们一直为贫困所迫而购买标准化的商品。仅仅满足多样化渴望的发明与那些标志着真正科学进步的技术发明到底完全不同。这类奢侈品总是使重组我们的技术装备成为必要，它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对大众情趣的这种不断变化进行预言的不可能性，至少部分地造成了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困难，因而是失调的重要根源。使情趣比较一致，将包含相当的牺牲，但是，如果这些牺牲能够提供更大的社会安全，它们似乎将不会太大。

此外，正如我们所见，⁽³⁹⁾在民主的社会，这种对未来消费的无数多样化的缩减，可以依靠一系列广告活动来获得，假如精心地使这种活动与生产相协调的话。这仅仅是发明一种新的促进我们基本需要的一致性——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才衰落的一致性——的手段。传统主义时代总是懂得如何通过风俗习惯劝诱人们享有衣、食、住方面的一致性，如像它比无目的的变迁更有尊严。自由主义时代对于多样化的强烈的渴望并非深深地扎根于人性之中，而是无政府竞争所引起的连续刺激的产物。为了牟取额外利润，一个人不得不创造新的需求，以致现存的式样很快变得过时。依据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教条，消费者的选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的进步都有赖于此。没有什么能够比这更错误的了。脑力生产中的思想自由与我们基本需要的标准化完全可以和谐共存。李普曼诙谐地把自由主义时代的消费者的地位比作在饭店按菜单点菜（à la carte）进餐的顾客，而在计划的社会，他将不得不忍受和菜（table d'hôte）。⁽⁴⁰⁾但是，也存在妥协的可能性。在一个计划得当的社会，可以按每个惠顾的范围提供齐全的系列饭菜。这避开了这些个人癖性的混乱、不确定性，但又按不同的需求类型考虑到较多的花样。种种活动正趋于遵循这种模式，尽管没有引起大量的注意。就衣、食、住而言，大众社会带来了其系列化的大众生产，但不会必然产生任何精神匮乏。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种极其重要的原则：在民主计划的社会，划清因计划而必须标准化的领域与那些可允许个人自由但又没有打乱整个计划的领域之间的界限，是相当可能的。在标准化的房屋中生活，拥有标准化的收音机，驾驶标准化的汽车，而在智力上不会也变得标准化，是颇为容易的。同样，坐落在标准化建筑群中并有像钟表那样运行的行政管理的大学，在教学上仍可以完全是个性化的和非俗套的。诚然，每当任何事物在社会上被过于细致地计划和组织时，便会因这种标准化变得包罗万象而产生一种抽象的倾向。但是，这只适用于我们完全无力支配这些力量之时。我们一确定我们计划的范围，便总会有控制这种倾向的方式和手段。但是，人们会问：“改进的冲动如果不是出自为获得买方公众的青睐而展开的竞争，又来自何方？直至现在，舆论一直是按照价格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这最终刺激了新的发明和更符合一般口味的商品的生产。”

我相信，像其他许多似乎在理论上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样，这一难题能够为诸技术的巧妙结合所解决。我相信，至少存在这样两种社会与技术的革新：其一旦结合在一起，就消费品而言，将允许公众决定未来的生产趋向，但又不会冒不明智的大规模投资的风险。

今天，我们已有工业产品博览会。发明某种类似物将是可能的，在这种博览会上，发明者和承包商能够展览其新的产品式样，专家评审团与科学引导的公众投票相结合能够决定哪些产品应大批生产。统计学以改进的抽样调查方法证明，相对少量的精选样本的检查正确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愿望。⁽⁴¹⁾

舆论必须有助于决定哪些部门的生产应得到发展。它应受专家委员会（并非不像行会）指导，而该委员会只会批准艺术性强和技术上完善的式样，其鉴定可通过我们刚刚描述的民主投票来核查。

在此我们已经抓住了要点：中央对资本的控制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而企业家所享有的某些权利将被剥夺。这些趋向反映在现代社会财产观念的缓慢转变之中。

（4）财产概念在现代的转变

意为不受限制地使用所有物的旧财产概念始于罗马法，并且直至近代以前一直受到维护，但现在正经历逐渐的转变。越发明显的是，对资本收益和利息的享有与处置资本的权利是两种颇为不同的东西。有可能在未来，财产将如此发展，以致通过适当的税收和义务性慈善事业，这种不受限制的使用权能够被削弱，资本的处置可由中央通过信贷控制来指导。外国信贷最终也能受到控制。如果中央能够把投入的资本逐渐地导入正确的渠道，那么不诉诸剥夺也能获得很大的成就。法西斯主义正在勉强地进行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实验——对资本家进行未公开承认的剥夺。它设法使处置权社会化，但又没有把以前的工业精英逐出其职位。

资本主义原有形式的转变不在于剥夺私人财产的要求权（claims），而在于从资本家的权限中收回资本所有权的某些职能。企业家仍可以保留其组织职能，有较高的收入，以及保持其社会威望。但是，正如封建领主在路易十四宫廷中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一样，他也将被剥夺其权力。主要区别将是，依据最新发展趋向，企业家将为其不得不履行的新的管理任务所补偿，而在法王的宫廷，贵族因权力的丧失而得到其声望的崇高性的补偿。一旦记住了俄国的经验——在那里，旧精英和必不可少的专家的灭绝大体上造成了文化水准和生产质量的普遍下降，那么，进步群体就会努力争取而不是疏远技术和组织精英。

（5）计划社会的升迁与社会服务的扩展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发展会产生的话，那么只有当以宪法保障和有效的安全保障来防止产生寡头统治以及计划保证最有才干的人上升到首位时，才有指望新兴的阶级将会同意保留前统治精英的某些部分；因此，在理性的时期（如在下一代有可能的话），首要的职位将只按照成绩来分派。这意味着必须给予更广泛的获得必要教育的机会，和必须以供求为基础来计划职业，以便防止脑力无产者的增长。在拥挤不堪的职业中可使用招收限额制（numerus clausus），假如它不是依据对某些群体的歧视，而是基于高度的工作资格和能力的话。

在保证最有才干和最合格的人晋升的同时，还必须保证有一个面向每一个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抚恤金、健康和失业保险必须是计划所承担的首要任务。一旦自由放任经济得到矫正，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因为该经济以其在托拉斯和卡特尔时代借以存在的扭曲的形式造成了经济秩序的失调。除了保证各职业将对天才开放以及保证提供基本保障以外，在高度发达的社会技术取代了旧式的邻里帮助的时代，社会服务的扩展也是计划的真正精髓。

社会服务可以被称为理性调节形式。其目的是引起对在现代社会的荒野中迷途的群体和个人的再调节。这种再调节在工业时代的初期纯粹是外在的，并且仅限于物质帮助，但现在它也正被扩大来包括心理帮助。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社会展现出一种干预公民精神活动和开始从经济指导转向心理指导的日益增长的趋向。

（6）智力领域的自由能与就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而言的强制相结合吗

教条主义的思想家倾向于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迈向计划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全面干预。另一方面，我们则相信计划者能够确定在哪里止步。⁽⁴²⁾我们相信，直到基本的社会关系被组织起来以后，心理自由才是可能的。目前存在着某些为维护计划社会所必需的基本美德，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所有的教育资源来创造它们。这些基本的美德与所有世界宗教（基督教是其中之一）伦理所持有的富有生命力的美德，如合作、兄弟般的帮助、正派，并非很不相同。这种教育主要被用来摧毁以某些逾越常态的人为培养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心理无政府状态。这些逾常的态度之一便是竞争癖，其并非源于追求客观成就和社区服务的欲望，而是出自极端的自我中心性或往往来自神经过敏性的焦虑。民主计划的社会必须彻底发展种种新的自由形式，但是一旦发展起来，它就必须以任何社会在保卫其基本原则时所展现的那种热情来保卫这些自由形式。民主应当以自己的价值观教育公民，而不是一直软弱地等到其体制为私人军队从内部所摧毁。宽容并不意味着宽容不宽容者。一旦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领域达到整合和均衡，必定会在更高的精神生活水准上出现颇为广泛的自由，尤其是智力讨论的自由。但是，思想自由不仅因为其本身是美德才将得到确立的，其确立还由于意见之畅通无阻的交流是社会进步的唯一保证。以计划来维护智力生产的行动自由是智力生产所必不可步的，甚至有必要更深一步进行讨论。既然研究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那么便存在研究为少数总能对其发展过程施加某种压力的机构所垄断的趋向。这不可避免地把独立的思想家置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以定期补助金来促进自由交锋的活动是越发必要的。这些补助金应当由这样的混合评审团来分配，其包括适当比例的不代表官方机构观点，但公正对待未被这些大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团体所注意的智力生活变化的评审员。只有那些不受机构庇护而独自艰苦奋斗，因而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新的需求和潮流的人，才能产生新的所需方法和真正的创造激励。控制了所有研究工具并可得到原料的大机构总是通过这种刺激作用获益，因为它们始终有按既得利益集团反应的危险，也就是变成自给自足和最终僵化的危险。同样，业余爱好者的先锋群体能够从事有价值的实验新观念的工作，并在所投资本数量或有关技术的性质使中央极有可能垄断控制的领域，如电影和无线电广播领域，对公众产生作用。自由和民主文明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其乐于吸收种种突出的人才。这些装置能容易地被并入计划社会的框架。成人教育已经使唤醒工人阶级中愈来愈多的人和鼓励他们自我教育变得容易。

自我教育不再仅仅是智力的，它还是宗教和艺术的。⁽⁴³⁾艺术家和劳动者混合组成的拓殖团和殖民队有可能发现新的自我表现形式。作为这种罕见的社区生活的结果，将会出现对工作与闲暇的新的价值评价。一旦基本的社会一致遵从得到了保障，提供可塑性、远见、进取心、活力和新的现实感便是倍加必要的了。这种审慎地提供新的机会和刺激的建设型计划在措辞上并非矛盾，而是所存在的唯一真正的计划形式。关于这一点，使人想起了古代的婆罗门，他们非常强调谨小慎微地遵从宗教仪式，但又十分宽容种种哲学学说——甚至连无神论派别也得到认可。社会学的解释是，一旦社会在礼仪这一层次上，或以任何其他产生基本一致遵从的理由得到统一，在更高层次上允许自由和可塑性是更为容易的。现在，从哲学上讲，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划清这种遵从的范围与必要的自由和独创性的范围之间的界限。我是最后低估确切界定这些界限的困难或忘却即时出现的问题的人。一旦我们试图精选出这些基本的美德，我便不得不确定我们对这类问题的态度。社会应有权把禁欲主义的清规戒律强加于其成员，还是禁欲主义的美德仅同特殊的宗教相联系，应鼓励军人的美德还是该以兄弟般的和平主义精神教育所有的公民？即使我们承认这类争论呈现出非常大的困难，那么仍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对此完全保持沉默是极其危险的。如果现代社会不想逐渐陷于混乱的话，它就必须就这几点作出决断。幸亏这类问题在实践上比在理论上通常更能容易地得到解决。必须记住，甚至在自由秩序中，学校和教会也不得不对这几点作出决断以及从来没有形成决议。当计划社会使专家的劝告为其所用，必及社会服务机构就那一点向社会报告它对个人调节的效果时，该社会为什么不应当做出自己的决策呢？在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中，功能上的考虑应占优势可以认为是一般规则。⁽⁴⁴⁾这就是说，决策应当以依据道德规范对维护社会秩序所作的贡献来判断该规范价值的原则为基础。如果战争迫在眉睫，将需要英勇的美德。如果消费超过了生产，将需要限制，甚至是禁欲的限制。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基本的美德一般是习惯一类的事情，其极少包含个人的深思熟虑和决定。

（7）把长期政策与暂时的问题分隔开来的必要性以及采用以果断决策为本的领导原则的必要性

尽管在那些涉及纯社会结构和牵涉长期政策的制度和方案与那些仅仅反映暂时和起伏不定的变化的制度和方案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前者必须以宪法来捍卫，以便它们将不受一时的情绪左右或不为纯粹的平民投票所撤销。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部门应当按照其重要性和可塑性来分类。与长期政策有关的问题与那些有助于导致调整波动不定的需求的问题应泾渭分明。这就是在甚至连动力要素也受到控制的社会有意识地计划社会变迁的意义。

为计划社会的运行所必需的最低组织限度与自由和多样化，必须占优势的领域之间的这种明显划分越发成为必要，因为这是与授权国家的更为自觉的政策及其更为迅速的决策能力相竞争的唯一方式。出于这一理由，应在某些职位上和处理某些事务中采纳这种领导原则。这种领导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相反，它是在对付于旧制度衰落之际兴起的新群体时，或在紧急状态之中作出闪电般的决策时所采纳的正确方法。它只有当其在无民主认可下或不负责任地起作用时，或者当其趁机变成绝对和不能消除的原则时，才是邪恶的。

（8）大众社会时代的公民投票，情绪的教育问题

我们必须下决心使真正的民主原则适应大众社会，而不是把某些民主方法本身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民主中的公民投票要素，我们便有理由说，在经历了上一个时代即完全民主制时代之后，它最有助于系统的毁灭。公民投票原则迫使人们趋向我们已谓之为人群心理的东西。这种人群心理是所畏惧的首要邪恶之一，也就是民主站立于前的一处悬崖绝壁。在滑稽的特征多于国家命运的转折点的特征的环境中，动员全体居民举行公民投票，是那些一旦社会背景和社会技术发生变化，便易于变得无意义的民主习俗之一。公民投票只有当其应用于小社区的公民时才是合理的。现在既然公民投票是在拿破仑三世最先给予它的伪装——被操纵的大众情绪表现的伪装下出现的，那么它在民主社会中不再扮演诚实的角色。现代公民投票把个人看做旁观者，而在较小的民主群体中，他却是公社的一位积极的合作成员。⁽⁴⁵⁾人们知道，旁观者是完全不负责任的；⁽⁴⁶⁾他在那里仅仅是看热闹，无意斟酌实情或领会场面的含意。公民投票已丧失其原有的功能；它不再诉诸生活于具体群体中的个人或把个人的注意力转向具体问题，而是被呈献给模糊不清的情绪性群团的成员。民主的目的不是利用大众的情绪，而是阻止民众情感的游移不定的反应挫败国家的理性和深思熟虑的意见。

在讨论公民投票的优缺点时，民主制度的新科学不应是过于教条主义的。相反，它应是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并根据已变迁的社会的、新的社会学和心理背景讨论民主原则的正在变化的意义。

那么，将显而易见的是，公民投票在大众社会范围内的功能已完全颠倒，因为它不再把一般的意愿看做是诸公民深思熟虑的意图的表现，而是巧妙鼓动和强有力的宣传机器的结果。由此而论，大众社会的民主原则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就我们必须重新发现情感在大众社会整合的意义而言，我们必须超越启蒙时代和理性主义的界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新的水准上使情感与理性协调起来。就情感在新社会的功能来说，民主政体必须从极权国家那里懂得，大众社会的情感整合不可能通过适应于小共同体民主，或18和19世纪仅限于上层阶级的民主的技术来实现。但是，承认情感在现代社会所必须起的作用，将不会导致我们接受借以使用现代极权技术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只利用大众情绪中的最低共同点，把公民的合作仅限于波动的情感反应。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在新的意义上重新发现情感的重要性，更多地强调对那些最终整合诸群体的基本问题的鉴别，那些作为共同体历史生活之产物的基本价值观，以及旨在合理地进行社会重建的新理想。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主要在情感领域有效的群体整合形式。不存在把这种情感流导入它能与理性、判断和责任行动通力合作的渠道的尝试。代替以此种方式利用这些情感，以致抑制了智能的发展，现代民主教育应当把情感要素作为大众再教育的必要开端。现代思想理论不仅不像启蒙时代那样在看法上是过于理智的，反而承认情感在发现和推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在群体教育领域中的更大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知道，若没有一定的热情，便不能吸收知识，亦即只有在最终源于群体无意识奋斗的集体过程脉络中，才能认识到某些问题的意义。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情感本身就是目的或真理的试金石，或者说不意味着群体教育仅诉诸情感。一旦加以巧妙地处理，情感并不阻碍更高层次智能的进化；其在群体教育上的功能最终为理性的判断铺平道路。如果我们的诸教育制度得到了协调和计划，它们将逐步从情感阶段发展到情感的控制。如果大众教育是民主地计划的，它并不包含信条的反复灌输，而是从完全的情感一致存在于其中的某些问题着手，并逐步过渡到更有个性的批评性自控水平。

但是，在那些群体及其传统生活的崩溃未过火的民主国家，唯一可能的就是从首属群体的情感一致着手。如果教育计划包含导致基本一致遵从的任务，显然它甚至会更加困难。对于社区的重组和分裂的人格之再调整，将需要进行自觉的尝试。

只有达到那种基本整合时，才有可能着手为人格的成长创造机会和分化种种态度的工作。而只有在这种整合的背景下，该工作才会成功。在那种有意识的初步再整合过程中，宣传可以起到宝贵的作用，因为如果加以正确理解，宣传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复灌输虚伪的信条，而是对付尚未被纳入我们所借以生活的群体中的冲动和欲望的最成功的方式。它同时也是最简单、最肤浅的再整合形式。但是，鉴于在法西斯主义中，宣传的精神被强加给所有其他的制度，那么在现代计划的民主中，它只应当体现教育影响层级中的某一层面。其目的应是争取解组的群体和无组织的个人，以便尽可能迅速地重组他们，尽管是在最表面的情感程度上。但是，因为民主意味着对人民的逐步教育以及对判断和精练的培养，所以初步的整合应被逐步地转让给其他教育手段，并应当仔细地设计其各个层级：不是为了在不同程度上反复灌输同样的教条，而是旨在教育个人摆脱其对大众情绪的依赖。一旦这种再教育得到了大规模的贯彻，公民投票便会再次在民主社会发挥真正的作用。

（9）现代社会中的某些客观主义倾向和政治要素的减少

最近对于大众社会中的公民投票这一要素的强调，反映了我们在其他方面已遇到的、我们时代普遍的自相矛盾。组织的成长和制度的普遍相互依赖有助于理性和超然的增加。另一方面，大众情绪又趋于扫除一切远见和预测的痕迹。

尽管人民应当为公务的指导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对于民主是极其重要的，但同等重要的是，这些贡献仅应充当某一指示以服务于政府，而不应在其粗糙状态下被直接付诸实践。许多事情有赖于我们新的社会技术，能否升华这些真正的共同体冲动，并将之并入社会秩序之中。乌合之众的情绪对政府工作干预的灾难性后果，还对独裁的社会提出一个难题，该社会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对此加以解决的。这种社会不是力图通过利用每一种靠庆典和体育运动转移舆论的技术来抵消参与决策的欲望，就是在决策之后举行“自发的”示威。

幸运的是，现代社会还有其他受其支配的种种机制，只要它将应用它们的话。因为选举有理由只被看做是一种指导，也就是给予那些不得不执行公众命令的顾问团的终极指示。只有在这一点上，对公务的最终指导才会被视为政治事务，并且仍会是一个情感问题，而作为一般规则，把政策付诸实践的转化将逐渐变成纯技术事务。

政治要素的减少对于任何形式的计划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情感和群体评价的不断闪现妨碍了计划的执行。因此，关注我们社会中的所有那些一旦作出基本的主要决策便趋于使大多数问题成为非政治的因素，是值得的。这尤其适用于对商业循环的操纵。弄清商业循环的涨落和弥补其造成的损失的任务，部分只是政治问题；它大体上是科学技术之事。显然，就给予某些群体的支持伤害了其他群体，而对这些伤害的任何弥补都仍将进一步产生反响而言，任何来自关键地位的干预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然而，一旦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达成妥协，问题比其在自由竞争时代更加仅限于其科技层面，因为那时社会是由冲突的原子构成的，社会机器不能适应于实际情况的真实需要。

对商业循环操纵的另一后果将是官僚制的扩展和职业晋升的计划，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政治要素的减少。

商业循环愈是使（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的）失业成为最重要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便愈是依赖于按照某些原则而不是自然的竞争机制来进行的现存职位的分配。

由于社会服务的增长，选派委员会和职业指导署迟早将支配这一领域，这是非常可能的。这些机构不仅将负责候选人的登记注册，而且还将负责选举、再教育和培训。如果这些趋向不想发展成为某种在党员中分配所有良机的新的政党分赃制形式，那么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工作以改进客观测验方法。分配应当以对候选人的客观审查为基础这一要求，对于民主来说，必定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机会均等和选择适者的旧民主原则在未来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现存工作的公正分配比以往甚至更为重要。今天，对失业的恐惧能够被用来逼迫每个公民变得完全依赖于政党组织或国家。预防这种政党分赃制之所以是必要的，不仅因为其本身是不公正的，而且还因为由于不再突出成就，其必定导致社会的腐败。英国正令人满意地行进在通往有计划的晋升体制途中，因为在这一点上，它至少已尝试通过资助奖学金以及以竞争考试填补某些空白（至少是重要的空白）来纠正财阀统治原则。这种体制是能够持续下去的。但是如果晋升是按如才干、成就那样的客观标准来调节的，我们一般生活中的最重要的范围之一将不会是政治的。假如对商业循环的调节也逐渐变成非政治的，那么强调只在计划的第一阶段，一切事情似乎才更有政治性，而此后愈来愈多的生活领域按纯粹功能标准来管理，将是可能的。

理由似乎是，在计划的第一阶段，这些领域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所有政党都在寻求对权力的绝对垄断，以及只为满足自己的局部利益而利用现存安排。它们愿意计划，但仅仅是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在这种群体自我中心主义中没有什么新东西，它在以往就一直存在，因为人们总想增加其分赃。新事物是，现在每一个群体都渴望绝对的垄断，并且只有按照整个社会机器来思维才能达到其目的。虽然在一开始，新趋势因所有的部分目的都在于彻底消灭其对手而完全是灾难性的，但存在该趋势固有的内在矛盾将导致问题解决的一线希望。

首先，使所有政党为垄断而斗争的专制主义会在新的权力平衡中寿终正寝，因为任何一个群体在那一方面所取得的任何明显进展都会动员其余居民并迫使该群体合作。其次，甚至连独裁群体也不得不学会按照整个社会机器来思维这一事实，有助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心智的成长：或许甚至是在长期的冲突之后——他们认识到从长远来看，计划只有在消除更为明显的财富差别和机会不均之后才能平稳地发挥作用。这种趋向最终将把阶级战争变为旨在不同改革方案的合法斗争。再有，这种发展并非是必然的，但它是可能的。因此，强化有助于那一方面的每一种趋向越发变得重要。

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计划的第二阶段将逐渐减少大量的纯政治问题，而实际解决的事情将占主要地位。这一过程以往曾较小规模地发生过。随着国家的成长，正如我们所见，许多地方利益和宗派利益便服从于更大整体的利益。随着条理清楚和协调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成长，不久将显而易见的是，许多曾似乎是意见和目标问题的微观决策大体上有赖于协调技术问题的解决。但是，政治生活尚未从眼前消失，它现在与关键的地位而不是与日常生活的构造相关。

卫生或清洁问题通常是以非政治手段解决的。它使用最科学的方法问题，政治分歧是不可思议的。同样，科学计划倾向于把日增的大量问题看做是非政治的。但是，在疾病的合理性治疗和避免传染因某些哲学和迷信信念而被宣告为不合法的时代，卫生问题却曾经以非技术立场来对待过。只要任何与传统态度的背离都被认为是异端左道，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一旦某些程序可防止传染的危险能以科学的精确性得到证明，那么所余留下来的只是价值观问题——生命是否值得抢救——在这一问题上不会有多大困难便能取得一致意见。无疑，卫生问题中所包含的价值观比社会科学的价值观要简单得多，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政治和哲学含意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紧密地与纯事实交织在一起。⁽⁴⁷⁾但是可以证明，调解这种价值观冲突的明显的不可能性最终根源于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至少在我们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则与稀缺商品的不平等分配相关。

一旦全体居民都得到了赡养，安全被视为一项基本的权利，也就是对于社会服务的普遍要求权，以致每个人都有权按其优点在社会组合中占有适当的位置，那么斗争的这一点便消失了。阻止政治妨碍计划之轮的必要性，是那些从长远来看在计划社会有助于机会均等的因素之一。因此，从基本平等的意义上讲，计划最终导致民主的扩大。因此计划趋于抵消其本身部分造成的危险——对关键地位的独裁垄断。两种倾向都是计划所固有的，哪一个应当得到强化，这是政策问题。这种有助于平等的倾向并没有阻止任何人计划不平等的财产和权力分配。社会既能按等级形式亦可以按民主形式来加以计划。但是，以阶级或等级不平等为基础的计划大概不会持续很久，因为这些不平等在社会中将造成如此之大的张力，以致甚至得到那种作为系统发挥功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的最低限度的默许，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概括一下这些倾向，我们便会发现，尽管相当困难，总是有使社会组织的旧原则适应新原则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冒险地说，在这一过程中，在旧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原则与计划之间达成妥协是完全不可能的，而计划与民主不仅可和谐共存，而且甚至还是互补的。除了其中含有自由人格信念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外，在自由主义的残余中没有什么可挽救的东西。以自由放任原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技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接收那种把希望仅仅建立在社会力量之间自发调节基础上的社会技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已把原子化的小单元阶段远远地抛在后面。因此只有通过对自由进行计划的技术才能获得旧的自由的理想。

自由与民主不能再由那些对能使其有效的社会技术和借以能使其付诸实践的政治策略方法完全无知的人通过对抽象原则毫无根据的赞美来维护。如果我们在本书中对于技术的论述要多于对策略的讨论，这是因为就社会条件和社会技术而言，还有社会学为重建我们的社会进行创造性贡献的现实机会。但是，在政治策略领域作出任何正确的预测，或提出任何合理的劝告，对于科学家来说都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策略所对付的是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变幻不定的构型。一个人能够对于不同社会系统与社会技术的和谐共存及其可能后果给予正当的分析，但是即使就目标取得一致意见，一个人也只有在有限的时期内，也就是在诸群体和阶级的相对地位仍保持不变时，才能给予策略上的指点。正如我们所见，哪些群体在阶级斗争和国际领域的夺权或维护权力中将应当合作，是不可能得到绝对阐述的，因为这将有赖于敌人的性质和攻击之源。没有一种理论思考能够指出未来战争的联盟将采取何种形式，而理性地分析我们社会重建中的技术问题则是可能的。

建立有关策略问题的理论的困难有时使人们在政治领域变成非理性的。他们总是动辄假定政治仅仅是一个权力问题。他们有时说：“等到我们当权。其余一切将会随权力本身而来。”然而，法西斯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若没有社会学知识，权力便是盲目的，并因使社会成为公民的监狱或因把我们卷入混乱而告终。如果我们打算在未来几十年内完全认识什么事物，那么这必定是：除非权力与对社会情境的科学理解和赋有人性的理解相联系，否则，其本身是不充分的。如果有什么创造性事物来自目睹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理想在实践上退化的时代的普遍觉醒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种新的对待社会事务的实验态度，也就是一种向所有历史教训学习的准备。

但是，一个人只有当他相信理性的力量时才能进行学习。就时间而言，看到比率的局限性——尤其在社会事务方面——是健康的。认识到思想如果脱离了社会的来龙去脉，便不会发挥强大的作用，以及观念只有当其获得社会的支持时才是强大的，亦即传播没有实在功能和不被组成社会构造的观念是无益的这一点，是健康的。但是，这种对于观念的社会学解释也会导致彻底的绝望，从而阻止了个人思考定将为当代所关心的问题。知识界的这种可导致其太迅速地放弃其作为新社会的思想家和先驱者特有功能的沮丧，在比其他历史时期更依赖于领导精英之所想的社会环境中甚至更富灾难性。思想受社会制约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变化的理论，只有当其含意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并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时，才是有教益的。

在技术十分发达的时代，精英的意见更少具有重要性，尽管这可能模棱两可。受压抑的少数派的观念将自动失去中肯，但领导精英所持有的观念的力量，将随着该精英实力的加强而增加。就俄国共产主义的性质来说，列宁以及后来斯大林所持有的观念并非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同样，在德国，异教或反亲犹太主义的观念就其目前范围而言，并非直接起源于实际社会环境，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在掌权的或大或小的集团以前所持有的观念。如果我们把这一论据应用于我们自身，它意味着我们在转变时期于现存的自由调查研究条件下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将由我们时代的主流所塑造的人来执行社会计划的未来时期，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诚然，甚至今天，观念也不能自我创造新世界，但是健全的思维是否在今天持续下去，它是否对统治精英起作用，对于未来的事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思考趋于使什么是最佳计划形式以及如何切实可行地把计划与自由要素结合起来，这样的考虑在目前重建时期甚至更为需要。在长期探究抽象原则之后，这样的时刻必定会来临：此时，更多的人将认识到——尽管他们不得不从自己的不幸来认识——社会的重建是关系到每个公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多数灾难只有当我们懂得了政治所形成的一套问题永远不能以偏见而只有通过逐步和真诚的社会研究来解决时，才能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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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功能主义的思维类型的历史及其对哲学的影响，参阅Pierre-Maxime Schuhl：《机械化与哲学》（巴黎，1938年），以及本人在《经济史评论》中发表的论文：“社会学的有机体概念的历史”。

(2)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作的题为《计划的社会与人格问题》的三次公开演讲中，论述了有计划的社会为人格的成长所能提供的种种机会。这些演讲迄今尚未发表。

(3) 关于税制社会学，参阅H．苏尔坦：《国家收入》，作为部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财政学理论社会学化的尝试，图宾根，1932年；F．K．曼：《财政社会学》，载《科隆社会学季刊》第12卷，1933年，第1号。

(4) C．F．罗斯（Ross）。E．A．罗斯（Ross）：《社会控制：秩序的基础通论》（纽约，1901年），该书具有很早就注意到那个问题的优点。但是，我认为，看出其根本的含义在那种早期阶段还是不可能的，只有当某人从社会技术和计划的角度讨论这些含义时，它们才变得清晰可见。还参阅库利（Ch．H．Cooley）：《社会组织》（纽约，1909年）及其《社会过程》（纽约，1918年）；麦克艾沃（R．M．Maciver）：《社会》（社会学教科书），尤其是第二册第二部分（纽约，1937年）；凯斯（C．M．Case）：“强制的某些社会学方面”，载《美国社会学学会刊物》，1922年，第117卷，第75—88页；拉姆利（F．E．Lumley）：《社会控制方法》，纽约，1925年；伯纳德（L．L．Bernnd）：作为社会控制的命题之客观标准的转变》，芝加哥，1911年；“社会控制”，载《美国社会学会刊物》，笫12卷，芝加哥，1918年；史密斯（W．R．Smith）：“作为更大的社会控制之训练的校训”，载《美国社会学会刊物》，第17卷，1923年；米德（G．H．Mead）：“自我的起源与社会控制”，载《国际伦理学杂志》，第35卷，1924—1925年。

(5) K．曼海姆：《大众教育与群体分析》，见前引书。

(6) 我们在此将仅仅表明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解释过的内容——把诸领域相互分割开来的倾向为什么会出现在自由主义时代。从纯经济学着眼的思维习惯，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绝对区分，以及教育的自治，只是标志着社会进化的某一阶置：在这个阶段中，出于结构的缘故，协调是通过制衡而产生的。但是，甚至在此种意义上，不同的行动领域也并非像它们在抽象的分析中似乎具有的那样如此简单和不带有政治性。例如，对于财富管理始终是政治的，因为它不仅是维护某一生活标准的手段，而且还管理不同领域的人的活动。甚至即使不存在自觉启动各部分社会机制的权威，这些部分也总是相互影响和趋于均衡。然而，就它是按照如一架机器那样发挥功能的理论原则来事先计划的这一意思而言，这种均衡并非是极权主义的。

(7) 参阅马克斯·韦伯：“古希腊罗马文化毁灭的社会基础”，载《社会经济史文集》，图宾根，1924年。

(8) 弗里德里希（C．J．Friedrich）：《立宪政府与政治》（纽约，伦敦，1937年，第12页及其以下），该书谈到了以电功原理来解释人的行动，但忘记强调能量守恒的思想只有在能量可以被衡量时才是恰当的。而且，他忽视了各种社会技术具有统一性这一基本假设：尽管它们有着外在的差别，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只履行一种功能——影响人类行为。只有当一个人把这一点作为其研究的基础时，谈及能量的转换才是可能的。另外，把同一趋向的表现方式的改变解释为这一趋向的变异，也是办不到的。当然，就弗里德里希不仅把强制的活动而且还把自发的活动都看成是这种能量的表现而言，他在这一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诚然，正如造成同意或自发地期望尽义务一样，获得对一种令人厌恶的秩序的服从也是一种影响行为的方法。民主方法的更大的效率恰恰在于这种能力：在独裁方法只获得服从的地方造成同意。

(9) 为了衡量以上提及的两种迫使人工作的方法所耗费的精神能量，奴隶劳动所获得的结果将不得不与监工所耗费的能量相比较，然后再与农奴所产生的结果相比较，以便把监工耗费的能量与维持整个系统运行所需能量进行对比。显然，这些量是不可测量的，因而正如正文所解释的那样，我们以上所强调的并非是所耗能量的均等，而是关于依据何种（在人们的工作或事业中引以为自豪的）方式和通过什么样的社会技术的结合，在不同的社会中产生同样的功能的问题。

关于自发的方法和独裁主义的方法的心理作用，参阅以下最新投稿：勒温（K．Lewin）和里皮特（R．Lipptt）：“研究独裁与民主的实验方法：初步的评论”，载《人际关系研究》，卷一，1934年，3—4号。勒温和怀特（R．K．White）：“由实验所创造的社会风气中的侵犯行为模式”，载《社会心理学杂志》（1939年5月）。

(10) 参阅塔夫特（Jessie Taft）：《受控关系中的动态疗法》，第二章：“与一个7岁男童的31次接触”，纽约，1933年。

(11) C．H．库利：《社会组织》，关于豁达大度之心的研究，纽约，1924年。帕克（R．E．Park）和伯杰斯（E．W．Burgess）：《社会学入门》，第2版，芝加哥，1924年，第5章第2节C．《初次与第二次交往》。

(12) 凯斯（C．M．Case）：《非暴力强制的某些社会学方面》（纽约，1923年）。

(13) 拉姆利（F．E．Lumley）：《社会控制方式》（纽约，1925年）。

(14) 奈特已非常清楚地了解了这一事实。他正确地强调，经济利益就其绝大部分而言并非是最终的，而是其他价值观被置于显然是物质的东西上，而且人类斗争确实是围绕这些内在的估定价值展开的。一旦理解了这一点，便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估定的价值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附属于物质产品的？例如，食物和住房何时带有社会声望以及获得声望的愿望何时才能通过徽章和头衔得到满足，F．奈特：“民族主义经济理论”，载其《竞争伦理学》，第315页。关于声望问题，参阅尼考尔森（H．Nicholson）《声望的意义》，剑桥，1937年；汉斯·斯皮特（Hans Speter）：“荣誉与社会结构”，载《社会研究》，1935年。

(15) 参阅米德（M．Mead）：《新几内亚的成长：原始教育的比较研究》，伦敦，1931年，第6页和93页。

(16) W．G．萨姆纳：《民俗》，关于Usages（惯例）、Mamers（习惯）、Customs（风俗）、Mores（风俗）和Mores（伦常）的社会学重要性的研究，波士顿，1907年。

(17) 当我们已经说了这番话之后，这不必使我们大惊小怪，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物质利益而言，生活标准基本上是一种习惯的观念。一旦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物质财富的丧失只是因为人们不再能够依据其传统习惯生活才引起出乎意料的焦虑的。

(18) 勒温（K．Lewin）把场的概念从物理学引入了心理学。布郎（J．F．Brown）最近又把之应用于社会学，但是就我们讨论有关社会控制系统的现象而言，我们的方法与他的方法十分不同。我认为，只是在这一点上，其概念的意义才变得明显可见。参见K．勒温：“场论与社会心理学实验：概念与方法”，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4卷，1938年。J．F．布朗：《心理与社会秩序》，纽约，1936年。

(19) 我们所理解的分割性影响是指这样一些影响，该影响并不影响整个人格，而只是影响某些受场结构影响的个人的种种反应。正如正文将要说明的那样，场结构的影响像从远处的焦点放射的磁线一样横切社会。

(20) 参阅W．布伦坦诺：《历史上的经济人》，莱比锡，1923年；W．佐姆巴特（一译桑巴特）《资产阶级》，现代经济人思想史，慕尼黑，莱比锡，1920年。K．曼海姆：《追求经济成功的本质与意义》，载《社会科学档案》，第63卷，1930年。

(21) W．李普曼：《健全的社会》，伦敦，1938年，第316页及其以下。

(22) 指有追溯既往效力的成文法。——译注

(23) J．S．普兰特：《人格与文化模式》，纽约，1937年。

(24) 参阅弗里德里希（C．G．Friedrich）：《立宪政府与政治》，纽约和伦敦，1937年，第一部分，第5章和7章。

(25) 福斯特（R．G．Foster）：“关于青春期的社会学研究”，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36年。

(26) A．C．皮古：《实用经济学》，伦敦，1935年，第117页。

(27) 芝加哥种族关系专门调查委员会：《芝加哥的黑人》，种族关系与种族骚乱的研究，芝加哥，1922年。

(28) K．霍奈：《我们时代的神经过敏的人格》，伦敦，1937年。

(29) 纽斯泰特（W．I．Newstetter）：“瓦沃基营”，一个群体调节的实验，载《美国社会学学会会议录》，第25卷，1930年。

(30) 另一方面，一个人必须认识到体育运动本身可以基于各种不同的心理满足。例如，它可以从具有队组协作惬意感的社会竞赛退化为夺奖癖。这就是大众社会共有的心理退化过程。如果一个社会有意识地教人们享受共同体娱乐的真正愉快，该过程便能够被拨正。关于体育运动的不同意义及其心理含意，参阅M．克洛伊兰：《体育运动与纪录》（科隆英国语言文学研究文集，第23卷H．施奥弗勒编辑）莱比锡，1935年；H．施奥弗勒《英国：体育运动之邦》（英国学期刊，第9卷）。莱比锡，1935年；前面的一卷包含了历史文献目录。以下著作包含了某些建议：K．皮特斯：《（体育）运动心理学》莱比锡，1927年；李塞：《（体育）运动社会学》，柏林，1921年；F．哈贝尔：《群众体育运动：对条件与表现方式社会学分析的尝试》，海德堡，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33年；E．克拉弗特：《从比赛纪录到群众体育运动》，柏林，1925年；L．古利克：“体育运动与文明”，载《儿童》，第1卷，第17页，1911年。

(31) 斯蔡尔德（P．Schilder）：“作为心理疗法——尤其在群体治疗中——的意识形态分析”，载《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936年，第93卷；以及他的论文：“社会解组与个人崩溃之间的关系”，载《美国社会学杂志》，1937年，第42卷。

(32) 关于各种闲暇利用形式的心理学含义，参阅帕特里克（G．T．V．Patrick）：《松弛心理学》，波士顿，1916年；R．斯皮茨：“重复、节奏、无聊”，载《无意识意向》，精神分析心理学杂志，第23卷，1937年；O．费尼蔡尔：“无聊的心理”，载《无意识意向》，第20卷，1934年；A．温特尔施泰因：“最新的恐惧”，载《好奇与无聊》，第2卷，1930年；K．格鲁斯：《作为内心净化的消遣》，载《教育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杂志》，198年12月7日；T．D．斯吐波斯：“作为受压抑的行为理想的‘精神生活’”，载《国际伦理学杂志》，第30卷，1919—1920年；H．L．斯图尔特：“奢侈与闲暇伦理观”，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24卷，1918—1919年；K．哈恩：《关于闲暇的教育》，牛津，1938年；关于闲暇的社会学含义问题，参阅G．A．兰德伯格、M．科马罗斯基、M．A．麦沃尼：《闲暇：郊区研究》，纽约，1934年；St．蔡斯：《机器时代的闲暇》；P．T．弗兰克：《机器造成的闲暇》，1932年；L．C．沃克：《闲暇的分配》，纽约和伦敦，1931年；J．P．斯皮彻：《闲暇的商品化》，1917年；K．布卢默：《电影与行为》，纽约，1933年。还参阅全套“电影与青年”。佩恩基金会主席，W．W．查特斯；F．C．斯波：《基督徒的闲暇利用》，1928年；D．伯恩斯：《现代世界的闲暇》；H．W．杜兰特：《闲暇问题》，伦敦，1938年；W．博伊德、V．奥吉费：《闲暇的挑战》，伦敦（新教育研究员基金会），1935年；A．斯特恩海姆：“极权国家的闲暇”，载《社会学评论》。第30卷，1938年。

(33) S．弗洛伊德：《反映》，A．A．布利尔和B．库特奈尔译自德文论文：“关于战争与死亡的时代潮流”（摘自《神经病学文集》），英译本为原著作者亲定，纽约，1922年。

(34) 以我之见，论题可按照这些问题来写。参阅K．特鲁海尔：《公务员》，一部关于对官僚制进行社会分析的论著，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本杰明·克劳斯宫廷图书印刷所），1934年。

(35) 参阅谢帕德（W．J．Shepard）论政府的文章，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安排本章的材料时，我认为该文章是有助益的。

(36) W．李普曼：《健全的社会》，伦敦，1938年，第254页。

(37) 请进一步参考此处。

(38) 参考此处。

(39) 参考此处，在此，我们讨论了涉及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

(40) 欧美餐馆叫菜，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谓之“点菜”（à la carte），客人可按照菜单自选食物，随意点菜。另一种谓之“和菜”或“客饭”、“份儿饭”（table d'hôte），指按照餐馆所配好的全餐叫菜，其包括冷盘、汤、主菜、饮料、甜点等。两种方法均源于法国。——译注

(41) 美英舆论分析研究所成功地预告了即将来临的选举的结果。

(42) 这一争论与我们以“消费者选择的限制”（参考此处）为题所讨论的内容部分相似。但是，在那里争论只涉及经济生产领域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致性问题，而现在我们则正在就这一问题涉及这个智力领域，在其中，某些基本的一致性在更高水平上似乎并非与自由不能和谐其存。

(43) M．贝克（Maximilian Beck）：《哲学与政治》（苏黎世，1938年，欧罗巴出版社）。

(44) 参阅本人的文章“大众教育与群体分析”，见J．科恩（J．Cohen）和R．M．W．特拉沃斯（R．M．W．Travers）编辑的《为民主而教育》一书，伦敦，1939年。

(45) A．D．林德赛（A．D．Lindsay）：《民主的本质》（William J．Cooper基金会演讲），伦敦，1935年，其对于民主最初经常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给予了最富有启发性的分析。

(46) 关于旁观者的心理，参阅A．菲尔坎特（A．VierKandt）的《社会规范》，斯图加特，1923年，第5部分，第45条。

(47) 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价值评价性质问题，参阅K．戴维斯（Kingsley Davis）：“社会科学在人际关系上的应用”，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36年4月。

第六部分　计划水平的自由

对自由的真正理解是行动的前奏

只有涉及给定的社会和给定的社会技术，自由才是可能的。两个例子：个人关系与组织化群体中的自由和自我表现。与社会技术阶段相关的自由之问题。

1．偶然发现阶段。动物生活水准的自由。工具的意义。

2．发明阶段。在此自由在于确定集体行动的中介目标，虽然最终目标也许仍是含糊不清的。财产权与决定个人命运的权利。使我们借以免于自然困苦的技术导致了新的依赖形式。文明积累的结果既改变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又改变了我们的特性。

3．计划阶段。从关键地位控制积累的结果成为自由的准则。“自由的保证”按不同的历史发展水平变化：（a）避开压力的可能性，（b）诸机构间的制衡系统，（c）把自由的人的行动整合进民主控制的计划的范围。放任的自由与计划的自由。自由之质不仅随时代而变化，而且在某一社会的不同行动领域也是不同的。更深的觉察为更加对未来负责提供了条件。

计划提出了基本的哲学问题：“与许多阶级在无计划社会所过的几乎无法容忍的生活相比，一个计划完美的社会难道不是一座监狱，一套拘束衣⁽¹⁾吗？在无计划的社会，许多人或许受到不安全的威胁，但个人（至少潜在地）仍是自由的力量，能够自主应付困难。社会技术的不断发展难道不会导致对个人的全面奴役吗？”这种发问被证明是非常正当的，如果人类完全有可能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那么就必须发现答案。

思考社会技术高度发达时代的自由的可能性越发成为必要，因为仿效以往时代的自由观是任何真正理解我们问题的障碍并妨碍了新的行动类型的转变。普通人与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都有模模糊糊的自由观，因此对于这一术语作出历史和社会学的解释并非无聊的思索，而是行动的前奏。

我们逐步认识到，当代已导致社会技术发展的诸力量，表现出人类精神不仅要控制其环境，而且还要通过后者控制自身的愿望。半心半意的技术导致对人类的奴役；而深思熟虑的技术则导致更高度的自由。

自由的问题在宗教史和人的哲学中始终是最经常出现的问题之一，绝非偶然。尽管在历史过程中已尽全力解决这一问题，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问题总是以过于抽象的形式来表达的。就涉及问题的主观层面而言，以往的哲学已深入最深层的自我。但是，关于客观层面却不能说同样的话。与外部世界相关的“人是自由的吗”这一问题，只有当一个人不从整体上考虑宇宙，但意识到自由的形式只能根据给定的社会以及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技术而定这一事实时，才能成为具体的。在某一种社会为可能的自由类型在另一种社会不可能合理地被要求，后者可以有自己支配的另外的自由形式。简言之，实际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技术的水平，并且还决定于下列因素：

1．在现存社会结构的框架内对社会事务所能实施的控制。

2．某一给定社会模式中所能存在的预见类型。

3．在目前发展阶段对管理科学渴望的强度。我所说的渴望，意指统治精英利用有关最公正、最有效地处理社会事务的方法的任何现存或潜在知识的热望。

根据以一般术语想象自由而不管具体历史情境的素朴之心的抽象方法，自由与人类主动性的强度，即影响尚未受控或无法控制的社会环境的愿望是相符合的。这一界定是含混的，因此，主动性在一个给定的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任何种形式存在这一问题，依据社会结构的性质可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关于另外一个问题：一定类型的社会环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造以及最佳的干预点在何处？同样是悬而未决的。对于这些询问的回答将再次依赖于历史情境的性质。

我想以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证明自由的各种可能的类型在不同的社会是不同的。在友谊中，如果我总是有机会违反我的伙伴的意愿，我便自认为是自由的。如果妥协是必要的，我会仍然感到自由，假如我自愿同意这一妥协的话。但是，如果我的伙伴通过物质力量或心理强迫——如催眠——获得其方式，我将不再感到自由。因此，在像友谊这样相当简单的社会关系中，自由是以不断的反抗机会、不断的采取主动的可能性，以及自愿与伙伴的意愿相妥协的连续过程来表现的。在同一水准上，强迫总是与永久的服从，即永久牺牲主动性相一致的。

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小的组织化群体，情况则是相当不同的。认为该群体的自由在于其所有的成员都发挥了自由意志以及要求群体所采取的每一步骤总是不同冲动之间的动摇不定的一种妥协，将是无知的。尽管组织化的行动是必要的，但组织化的群体只有当个人服从既定规则时，才能集体行动。然而，一个人并不认为某人在加入一个组织时必须放弃所有的主动性和自由意志，而是感到尽管牺牲了无限的个人自由，但自由的组织与独裁组织之间的区别通过调节集体行动的方法仍能见到。在前者中，自由在于明确界定完全的行动自由可能存在的领域，以及对支配所调节领域的规则的民主控制。但是，如果一个组织不断做出努力来调节每一个行动领域，不允许个别成员对其活动的目标和组织发表意见，而官员又是专横地自上任命而非选举的，那么我们不应再称该组织是自由的。这一例子将充分证明，按照彼社会关系解释此社会关系以及抽象地谈论缺乏自由，而不是思考在一个给定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自由形式，是多么愚蠢啊。

在我们的下一个例子中，我们将涉及另一方面的自由。在此我们还将研究群体形成的各个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中的问题。但是，这次我们所将理解的自由，并非指如此多的行动自由，而是指自我表现的可能性。如果更有实力的伙伴从不允许别人自发地表达其情感，而迫使他扮演伪君子，那么我们绝不应称友谊是自由的。如果存在不断的情感的平等交流，亦即某种基于共同观点的情感和谐；也就是说如果存在对形势和事件自发讨论那样的结果，我们就应当说自我表现的自由是存在的。

在一个组织中，这种情感上的自由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组织化的群体只有当其成员从一开始就变得习惯于某些制度性的态度（institutional attitudes）时，才能发挥功能。只服从命令是不够的，情感还必须易受控制，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代替在第一例中所发现的完全的自我表现的自由，教育和培训已产生了某些永久性的精神态度，因而无论如何在某些方面压制了这种自由。

在第二阶段，社会关系发展得如此复杂，以致种种制度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它们还能被民主地控制。但是，运用同样的原则，我们还能够确定一个组织是否蛮横地剥夺了其成员的人性和把他们变成机器人，确定情感控制是由权威还是依据赞同建立起来的。

当性格培养达到这一阶段时，并非每一个影响都被视为专横的，只有那些因考虑其特殊环境的现实需要未经群体同意而由少数人强加的影响，或擅自干预自我表现的影响才被看做是专横的。无论如何，自我表现的自由不能按照可从一种社会环境转到另一种社会环境的标准来衡量。家庭中的自由是一回事，游乐场上的自由是另一回事；宗教教派的自由不同于政党的自由，自由的社会保障在观念上也必须相应地改变。

但是，这些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观念的变化只有在我们不仅根据任何给定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和环境，而且还从我们已讨论的社会技术发展三阶段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时，才变得重要。

在偶然发现阶段，即试错阶段，自由表现为对环境的直接作用和对环境刺激的反作用。如果阻止某人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满足其随时出现的愿望，他便感到缺乏自由。在这一阶段，并非不像某种被阻止随心所欲地运用自己的躯体时而感到受阻的动物，人在他不被允许像他所希望做的那样处理事情或对待人的时候，也感到其自由危若累卵。自由在这一阶段用以自我表现的直接性在人类已懂得使用简单工具时基本上没有变化。区别只是由于与这些工具的认同，当人被拒绝使用或占有仿佛是其身躯的延伸的工具时，他才会感到受挫。虽然简单工具的使用没有超出偶然发现的阶段，但它却是一个进步的标志，因为调节过程越发变得具有能动性。人及其欲望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此时是由改变部分环境而非攫取任何自我出现的快乐造成的。任何对这些环境偶然改变的阻碍都被视为对自由的威胁。

在这种对环境的能动调节的过程中，我们过渡到第二阶段——发明阶段。由于工具及其组合应用的知识的积累，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与某种或许仍是非常模糊不清的终极目标之间设立愈来愈多的中介目标和手段。在发明阶段，我们学会了使我们自身愈来愈摆脱碰巧出现的自然条件束缚，因此这种对于中介目标的日增的控制是成为我们自由的最重要表现。雇主、有产者、官僚和将军都比其下属有更大的自由，因为他们能够决定事业的目标和获得目标的方法。除了决定一个人自己的命运和处置其自己的财产的自由外，自由将依赖于一个人在决定将由集体行动实现的目标中所能施加的影响。

尽管使我们免于自然的暴虐，但技术却导致了两种新的依赖形式。所有的技术进步都与附加的社会组织密切相关。如果我在狩猎中使用更精良的武器或灌溉土地以使其更加丰产，那么像武器生产或运河开凿那样的必要准备，只有通过集体劳动分工才能完成。因此，技术一使我摆脱自然的束缚，它便在同一程度上使我遭受不可避免的合作所必需的社会强制。

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技术为何易于产生新的决定论形式的原因。这种新的决定论形式不知不觉影响了目标的选择，最终又影响了人类心理。有助于对环境的技术改造的第一步，如导致人类采集树叶制作舒适的床而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或最近的洞穴中的第一次冲动，具有直接的反作用。人开始了一系列使其更加灵巧的行动，这一文明的进程改变了他。当我们思考每一个发明都有助于改变人类这一事实时，即刻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并非是人在改变其环境中也改变着自身的第一个时代。人在以往总是相当无意识地这样做。我们越是思考这一过程的历史，下述情况便愈加明显：甚至在以往，性格的形成也绝不是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内在发展。文明的作用的积累不仅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关系，而且还改变了我们自己的特性。

在第二阶段（发明阶段），更为复杂得多的“第二天性”取代了第一天性。这种“第二天性”就是技术——以及掌握技术所需的组织化的关系。技术愈使我们免于环境的暴力，我们便愈深陷于我们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之网。从人的观点来看，只要这些关系不能在总体上被把握，因而受到控制，这种“第二天性”便比第一天性并非更少具有混乱和威胁。人类毁于饥荒和地震还是导致战争和革命的社会失调，是无关紧要的，其结果都恰好相同，虽然最初的灾难在第一种情况下出于自然原因，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来自社会原因。正如自然事件在其被研究以前是无法预言的一样，事件的整个过程也是无法预言的。我们自由地生产和操作个别工具，或设计某些组织，然后详细地对此加以厘定，但我们无力在这一阶段于理论和实践上控制大众心理，或商业循环，或失调的制度的累进后果。

仍旧是在这一范围内，显然自由的意义随着情境的不同而改变，人与自然直接斗争的自由同他与“第二天性”斗争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前一个自由水准上，如果人能使自己直接适应于一个给定的情境，那么他便是自由的。只要他面对绝对偶然的条件，他便具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如果任何人以情境阻止他进行自己的实验，他便感到受阻。

这种直接的自由感，也就是在进行某人的调节时没有受阻的感觉，在社会技术发展的下几个阶段产生新的决定论形式和自由的形式时也能得到维持。尽管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但是只要人们一心想要实现其直觉愿望和寻找自发的自我表现的形式，那么这种初级的自由将会保持。在发明阶段，对自由的测验不仅是自发性，而且还是创造社会调节借以成为可能而并非只是如实地接受事物的欲望。当一个人制作或选择自己的材料，或建立一个具有明确的期待目标的组织或至少参与其管理时。简言之，当一个人自由地发明创造时，他便感到自由。为了这种自由起见，人们愿意放弃其初级的行动自由。如果他们不得不采取必要机械的步骤以使机构运行或放弃某些自我表现的形式，他们并不感到受阻，假如他们有权决定所期待的目标或在决定目标上有发言权的话。他们允许教育和宗教机构审慎地对性格施加影响，系统地灌输并非试错结果或自发成长过程结果的习惯和理想。当然，让制度来塑造人本身并非新事物，因为人类始终是由风俗习惯来塑造的，但在以往，这一直是出自不负责任和看不见的历史之手。现代的决定因素是，像学校和师范学院那样的分离出来的机构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审慎地建立的。但是，对诸机构的这种巨大的相互作用的调节从未被尝试过，而且在第二阶段总是被视为十分危险的。

虽然这种大量的未经调节的机构像自然本身一样是不可接受和难以控制的（假如在不同的水平上），但是正如人们承认在早期阶段不可能控制自然力那样，他们同样无可奈何地接受这种决定论。如果在发明阶段居支配地位的教育倾向所塑造的人被告知通过协调社会机构，他们能够带来秩序而摆脱混乱，那么他们会感到这不仅是蛮干的建议，而且还是对人类自由的侵犯。

虽然社会力量的盲目作用正在毁灭人性，但仅仅因为这种毁灭是不可名状的和由历史的看不见的手导演的，他们便认为它是其自由的重要部分。在早期，对于天性的任性的完全屈从被认为对个人自由是基本的。当一个医生通过接种把未开化的人从瘟疫的盲目力量中解救出来时，他却感到他的自由受到威胁。使偶然发现阶段上的人们相信，如果他们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向自然力挑战，他们便能自由，这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他们相信借助人的调节来与盲目的社会力量搏斗会使人类比以前更为自由，将需要彻底的再教育。新的自由形式直到人们在精神上为此做好准备以及不按照早期阶段的社会存在思维以前，将始终遭到拒绝。

新的自由观产生了尽可能控制社会环境的作用的愿望。这并非仅仅是白日做梦，它依据如下事实：社会技术的巨大进步允许我们依据一定的计划，从关键的地位影响对社会事务的处理。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人生观将会改变，我们将感到只要这种机构的混乱争执持续下去，我们便不再是自由的。为了消除这种混乱，我们必须如同我们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那样自愿放弃我们以往的自由权。假如通过这样做，我们获得了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控制。在许多领域，我们已经放弃了那些允许个人利用其发明创造力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没有从整体上顾及社会后果的自由形式。除非我们自愿接受进一步的自由之意，因而尽力调节整个社会网络，即调节所有的社会关系，以便按照民主公认的计划保证群体的集体自由，否则，牺牲这种初始形式的自由将导致对我们的全面奴役。从现在起，在让群体所制定的社会秩序来决定人们种种方面的个人生活时，人们将会发现某种更高形式的自由，假如该社会秩序是某种人们自己已经选择的秩序的话。

在我们刚刚到达的阶段，能像我们在一个不公正或恶劣的组织化社会中所喜欢的那样行事比接受我们自己已经选择的健康社会中的计划要求似乎有着更大的奴性。公正民主的计划，并不包含放弃我们的自由这一认识，是那些展现了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最高形式的自由之基础的、辩论的主要动因。

指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往往只为富者所享有，而“穷光蛋”不得不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这是正确的。该社会的真正代表倒是这样的自由工人，其有权在“自由”市场上出卖其劳动，或者如果他愿意的话，有权放弃斗争和挨饿。对于既没有时间又无获得必要教育的手段的穷人来说，应用教学的自由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社会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机制产生了阻止我们进行健全和理性决策的不安全、忧虑和神经病，那么选择我们自己人生哲学的自由，即形成我们自己意见的自由又有什么用呢？

那些墨守在发明阶段流行的自由形式的人反驳道：“如果最佳的社会秩序仅仅是强加给个人的，以及他不能逃避于此，它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不是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最贤明的制度又有什么用呢？无论怎样不适合，我宁愿自己制定解决困难的局面的方法，而不愿被迫让情境塑造自己，无论其设计得多么富有技巧。

这种对立清楚地表明，只是因为第二阶段的自由概念被用于第三阶段，问题才无法得到解决。正如对于发明阶段上的个人来说，保持获得调节的绝对自发性的愿望是不可能的一样，想要理性和有计划的社会而又不摒弃任意干预的奢侈，也是不可能的。

自由的保障在三种阶段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一阶段，自由确实等同于逃避的自由。避开暴虐、使头颅挣脱绞索、逃避直接压力等可能性都是自由最显著的标志。在数量日增的孤立的机构充满了社会框架，而且广义地讲，每一个机构都被允许走自己的路的第二阶段，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在于使这些机构互斗以从中渔利。这反映在制衡的政治理论上。在该阶段，权力的均衡似乎是通过个别机构的相互监督和控制来保障的。凡是不存在所有下级掌权者都服从更高权威的地方，自由只能通过或多或少的下属权威的均衡来保障。

在第三阶段，亦即计划阶段，自由不可能在于个别机构的相互控制，因为这永远不会导致计划的协作。在最高阶段，自由只有当它得到计划的保障时才能存在。它不可能在于限制计划者的权力，而在于某种通过计划本身来保障自由之基本形式的存在的计划观，因为每一个为有限的权威所强加的限制都会毁灭计划的统一性，结果社会将会倒退到以前的竞争和相互控制的阶段上去。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计划阶段，自由只有当计划权威把其编入计划本身中去的时候，才能获得保障。无论最高权威是个人、群体，还是国民议会，民主控制都必须迫使它在其计划中为自由留有充分的余地。一旦所有影响人类行为的手段已获得了协调，为自由而计划便是保持自由的唯一逻辑形式。

这必须被仔细地加以考虑，因为如果我们总是认为自由能够通过限制计划的统一性来保障，而不是坚持自由的宪法保障应包括在计划本身之内以及实在的政治保护设施应为维护自由而建立，那么采纳错误的策略将会是容易的。凡是一个社会的关键之点已经确定的地方，自由就只能通过根据这些关键之点的战略指导，而不是靠毁灭这些关键之点来保障。

与自由放任相反，自由的问题一被视为在于在已被计划的结构内创造自由区，整个问题就变得更为详细了。具体的问题取代了统一而抽象的概念。历史上对于自由、运动自由、表现自由、意见自由、联想自由以及出自任性和宽容的自由的种种解释，全都是新社会必然要遇到的特殊义务，因为有计划的自由的来临，自然并不意味着所有早期的自由形式必须被消除。我们在本书前几部分中看到，向更高的社会水准演进并不排斥保存以前的行动、思想和自由的类型。相反，有计划地保留古老的自由，防止了计划中的过大的教条主义。我们已经认识到，甚至当社会在其现存的许多领域已经达到一个新阶段时，某些旧的调节形式仍旧能够持续下去。无论这种调节在哪里可能存在，计划在哪里不受危害，都必须尽全力维护初始形式的自由，一个人调节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发明阶段合法地得到了保留，不顾机械化的日益增加，它有助于保存活力和强化首创性。因此，在有计划的社会，自由的保障之一将是维护个人的调节能力。同样，在发明的第二阶段所获得的自由无论可能在哪儿都必须在有计划的社会予以保留。必须为通过小群体的首创性来创造新机构作出宪法上的规定，以便满足地方圈子（local circles）而不是中央官僚机构的需要。大多数公共机构，如医院、学校、大学，都不是由国家维持的，而是通常不得不自立，以便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正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最优良的传统之一。这种团体首创原则，也就是这些必须由小群体来承担责任和风险的想法，是发明阶段的特征，而且确实有效。它们可以削弱过大的中央集权的倾向，因为这种技术是防止官僚制的保证，并有助于使计划当局接触实际环境。当然，一旦社会达到了计划阶段，分离主义和地方自治便不能像在发明阶段那样被允许有最终决定权。然而甚至在未来，社团必须主动地提出新的制度，但集中控制也是必要的，以便批评任何可能从整体上与计划相冲突的倾向。这种批评可能易于再次导致专横的官僚制，它总是打着客观批评的幌子反对这些机构的自然成长。

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当比官僚机构更大的权力机构不存在时才能发生，因为计划社会的民主建构问题主要在于避开官僚专制主义。

这完全有赖于我们能否发现某些把民主的议会控制传入计划社会的方式。如果这种控制毁于建立计划社会的努力之中，计划将是一个灾难，而不是一种疗法。另一方面，公社控制下的计划，结合新的自由的保障措施，是目前社会技术阶段可能存在的唯一解决办法。诚然，获得这种新社会的机会是有限的。该社会并非是绝对前定的。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新的自由的出发点。我们已经看到，自由的特质不仅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而且在一个为行动自由留有不同余地的社会的种种界线内也是不同的。我们目前的社会在既定关系的网络内提供了一种自由。但在这些关系之外——在那些我们的世界仍处在形成之中的领域——它却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自由。

在既定关系的框架内，尽管我们承担着这样一种相互依赖系统的沉重压力：它往往对于我们的活动只给予泥瓦匠在已建好的墙上替换旧砖那样的余地，但我们只能逐步改变微小的细节。但是，在墙的周围也存在不得不制作新东西的空间，也就是从关键地位要求新活动的空间。正如在初始的自由占有优势的第一阶段中那样，在此也同样要求我们的行动带有自发性。先驱者的活动余地正在于此，因为面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选择他将强化什么，废除什么。因此，当我们到达大众社会阶段时，人的自由并没有灭绝；相反，这是真正需要其活力的地方。只要我们乐于注视那部分需要自由的生活，我们便会看到，今天的人类在决定其命运上比以往非社会学的伦理纲常使我们信奉的自由有更多的自由。只要我们有勇气看必将看见的东西，说必将说的话，做必将做的事，那么当那种自由现在即将兴盛起来的时候，为什么要以浪漫主义的渴望在往事中寻觅已失去的自由呢？如果加以正确地理解，大众社会的最新趋向以及我们对于社会学因素决定论不断增加的意识并没有使我们免除对未来的责任；责任随着历史进程的每一个进步而加强，并且从未比今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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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拘束犯人或疯人的紧身衣，在此喻约束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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