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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之歌

著者：[德国]赫尔曼·黑塞

译者：蔡伸章

责任编辑：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文龙玉　华　丹

监制：吴　昊

黑塞的生平与作品

在黑塞最后一部小说《玻璃珠游戏》（1943年出版）的“问学领域”里，受教的学生每年皆必须提交一份“生命历程”——作者可以选择自身过去的时期，写出一个“虚构的自传”。透过这些生命的描写，学生们便可以学到如何“将自己的个体视为面具，视为一种生命活力（entelechy）的短暂装扮”。

在这种习作里，学生享有充分的创作与表现的自由，而此往往能使作者惊异地透析了自身的知性与德性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黑塞小说的虚构叙述者包含了由鲁迪（MagisterLudi）、纳奇特（Joseph Knechi）所作的三种“生命”——而他们正代表着“这本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纳奇特的生命与黑塞自己的小说之间，是可以找到一种十分恰当的类比的。虽然黑塞本人从未写过一部单独叙述他全部生命历程的作品，但是在某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的所有作品——以歌德的名言来说——乃是“一部伟大忏悔录的断简”。在黑塞作品的背景里，不管它是《彷徨少年时》里的古印度、《乡愁》里的中古欧洲，或是《玻璃珠游戏》里的乌托邦式的诗情幻境，他小说里的主角往往都是——在顺应小说的环境下——黑塞本身的“化身”。在自传性的随笔《一个魔术师的童年》里，黑塞道出了他心中的秘密，说他小时候最狂热的希望乃是拥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隐身消失，或改变自己的形状。而在长大之后，他所希望的魔法则是，能在他虚构世界的角色之后，随己之意戏谑性地将自己隐藏起来。

此种美感的“散播”，我们可以从他许多虚构的“顶替者”——从《在轮下》（1906）的海纳（HermannHeilner），一直到《荒原狼》（1927）的哈勒（HarryHaller），乃至于《东方之旅》（1932）里的H.H——中很明显地看出来——而这种特色正是黑塞之原创力所在。一般来说，黑塞在他的小说里，並不十分刻意于客观地描写真实世界，他所执意追求的毋宁说是自我发现的“奇遇”，或以《玻璃珠游戏》的表现手法来说——他刻意创造“虚构的生命”，以期将作者的“生命活力”，在各种“短暂的装扮”中展现出来。

然而，黑塞作品里的这种自传性倾向，並不只呈现在主要角色身上。不管小说的背景是布于过去、现在或未来，故事的布局及次要角色皆直接取自黑塞本身的经验。

在学童性的小说《在轮下》，中古时代的故事《知识与爱情》，以及预言性的《玻璃珠游戏》等迥然不同的作品里，故事的背景皆巨细靡遗地落脚于“摩尔布隆”（Marlbronn）的西斯特西安修道院（Cistercian）里，而黑塞学校生活的一部分便是在这里度过的。而在其他许多短篇与中篇小说里，黑塞对他的故乡“卡尔夫（Calw）”镇描写之细致，也是任何注意的读者都能觉察出来的。此外，黑塞的朋友们在他的叙述里亦经常以各种不同的角色出现：友人毕士托里斯（Pist orius），《彷徨少年时》（Demian）一书里对古物怀有高度兴趣的风琴家，系仿自黑塞的心理分析家朋友约瑟夫·朗（Josef B.Lang）；《玻璃珠游戏》里的卡罗·佛罗蒙特（Carlo Ferromonte）的名字与音乐天分则取材自黑塞的侄儿卡尔·尹森堡（Karl Isenberg）；透过同样的“姓名考源学”（Onomastics）手法，黑塞亦将他的太太妮侬（Ninon）引进《东方之旅》里，在该书里她被称为“外乡人妮侬”。

虽然黑塞的小说大部分是由自传性的事实架构而成，但他的作品通常亦同时展现着一种“相反的运动”，因为他的作品经常融和着“虚构之物”。在《一个魔术师的童年》的几个地方，黑塞对他早年的记述，实已超越了“自传性的事实”，而进入了想象的神奇领域里——不管是否真实——此种想象领域皆比外在的现实，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例如，“小巧人”即充作黑塞童年时的护灵）。同样地，在《温泉疗养客》中，与一个狂暴荷兰人的邂逅，以及在《巴登疗养札记》中，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型的年轻人的对话，皆是由作者凭其超凡的虚构想象力，将之塑造成《荒原狼》之类的插曲的。

而此种戏谑性的转化现实的最惊人例证当推“生命故事简述”的结尾处，在此，黑塞对他个人至执笔时为止的生命历程的重大事态重加申述，并对未来的生命旅程进行探测。据此，黑塞臆测道，像他这种不肯随俗的人是迟早会跟命运的律则发生冲突的。他自忖，到了晚年，他将会被逮捕——例如，或许会因为利用魔法勾引少女而被捕。在监狱服刑期间，为排遣无聊，他乃在牢房墙壁上画了一幅精美的山景，画面上有一列火车正穿入山洞，如此虽身处牢中，他倒能苦中作乐，闷中自娱。而当黑塞不耐于牢房的沉闷与审问时，他便爬上他画中的火车里，然后跟着火车消失于他想象世界的山洞里，而将现实中的牢房与惊愕的狱卒留诸其后。

这其中的奥妙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不管黑塞写的是小说或是自传，他在结尾时总是设法使其进入他所谓的“精神的无时领域”，而此种领域是超乎时空的——超越乎牢房墙壁上的画，或以他最早期作品之一的“书名”名之“超越乎午夜的时刻”。

黑塞心灵与作品的主要特色并非得之于生命与艺术之间，亦非得之于事实与虚构之间，而系得之于精神的有意义实体与日常的短暂世界之间。一旦我们了解此种精神领域对黑塞是如何的真实，我们便可以理解，他作品里形式上维系着自传与虚构的“无常性障碍”，为何经常会突然消失。在他自传性的《纽伦堡之旅》里，他叙述到他曾看到过他的旧友毕士托里斯，对黑塞本人而言，这一点绝不仅是他私底下的一个笑话而已。另外在《彷徨少年时》里，他曾提到过朗博士，于此，黑塞至少想暗示两件事情：第一，作者与心理分析学家之间的基本关系十分恰当地由毕士托里斯与辛克莱之间的暧昧友谊显影出来；第二，他宁愿在此种共有的精神领域，而不愿在他日常生活的现实层面上，跟他的朋友相遇。

基于同样的理由，画家路易士·摩里特（Louis Moilliet）在《东方之旅》里，亦以“恐怖的路易士”之名出现。至于黑塞本人，他早在《荒原狼》一书出版前几年，即自称为来自荒野的一条狼。而这一切神秘化的效用——“真实”人物在虚构世界里出现，然后又以虚构的角色在“现实”世界里再现——乃是为求模糊“诗与真理”（借用歌德自传的书名）之间的界限，而使读者进入“精神之无时领域”——黑塞本人感到最自在的地方，也是他绘制为他最具特色的文学领域。

虽然就这种广泛的意义来说，黑塞的全部作品皆属自传性的，但是，他在40之年，突然首次地开始生产坦诚的自传性随笔，却绝非偶然。事实上，黑塞本人即曾表示，多年来他一直不明白，他的作品对他生活环境的主观性依赖有多深。1921年，他承出版社之请，着手准备他作品的选集，而有机会重读了他大部分的早期小说。“这些故事所叙述的皆是有关我自己，它们反映出我所选择的途径，我的秘密之梦与愿望，我个人悲戚的苦痛！”他终于恍然大悟，“即使是当我执笔时我深深以为，我所描写的乃是离我很远的外地人的命运与冲突，但是最后我却发现，它居然就是我自己的命运与冲突。”换句话说，许多年来，黑塞太亲近自己作品的结果，反而使自己无从了解，他的作品是如何正确无讹地环绕着他自身意识的共同中心。

一直到1916年之后几年里，他亲身体验了心理分析的经验之后，他才学会以超然的态度客观地正视他早期的作品，此外，心理分析并启发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有意识地，且毋须以虚构之物作媒介。

我们强调黑塞之转向自传性的创作，乃是由心理分析所直接促成的，至少系基于两个理由。首先，黑塞自传性的随笔并非意在为他人写下他生命的记录，而是为了设法从他自己的过去，去了解当前他自己的痛苦的意义。换言之，他所感到兴趣的并不在于为外在事态——现实——提供一个公正而客观的记录，而在于对他自身的内在成长——即“精神的实体”——作一个痛苦的重估。其次，接受心理分析并不单只产生了自我分析的诱因而已：它同时亦为黑塞提供了分析的工具。如果黑塞在检视了自己的过去之后，终于能够探测出他自身生命里的“原型”形态的话，那么它实应归功于杨格（Jung）的影响，黑塞本人系杨格的挚交，对于他的著作亦极为熟悉。例如，在《一个魔术师的童年》里有一个主旨一再出现——“我生活在天堂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黑塞在研究杨格之后曾得到一个基本信仰——每个人在他的生命里必须再制定一个“原型神话”，俾使自己跟一切万有投生于率性的至福状态与童似的统协状态中——此即黑塞所称的“魔术”——个人被日渐扩大的意识投入危机与绝望之中，因为他已被晓以传统的两极化真相，在此种两极化之中，共认的道德观已摇撼了自然的统一性。

黑塞对他1911年东印度之旅的记述——特别是有关在锡兰鹿庇杜鲁塔拉加拉山（Pidurutalagala）的神显奇迹——明白地指出，他十分天真地动身前往东方去寻求欧洲人所失去的乐园。但是后来他终于明白，率真之情的丧失并不是一种社会与地理现象，而是一种个人及心理上的现象——此种洞见在《生命历程略述》中曾有深刻的描述——黑塞最后终于领悟到，每一个人为了认识自身灵魂的“混沌”，必须亲自走过他自身意识的地狱。

在黑塞的一些作品里，特别是在《温泉疗养客》的结尾处，生命两极之间的二分性（是与非、善与恶、精神与实体）似乎令人气馁地难以相容。两年后在《纽伦堡之旅》里，他曾描述到他是如何培养出备受纪德与托马斯·曼所推崇的那种微妙的嘲讽气质，以作为对应冲突的工具。如果我们以嘲讽的态度去看待“现实”的话，我们便能自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至少在精神上而言是如此，因为我们已不再严肃地看待它们了。

然而，最幸运的人则可以超越冲突而进入一种新的率真状态——精神的无时领域。此种人性发展的三重奏——从率真经过绝望，而达到了嘲讽，或最好是更高层次的意识——乃是黑塞所有重要作品的精神基础：这在黑塞首次经验了心理分析之后不久所写的小说，诸如《彷徨少年时》与《流浪者之歌》等，很典型地表现出来。

但是同样明显的，黑塞在重述他自身生命的故事时，亦企图显示它的一般性人性或它的神秘面：他揭开了自己的真面目以作为人类丧失了率真性之后的原型；东方之旅转变成对“失去的乐园”的一种神秘追求；他的外祖父拥有神话与传说里“智慧老者”的特质；纽伦堡之行既是返回过去之旅，亦是对现在的一种探索。

如果说黑塞的心路历程是从在他虚构世界的折射镜里，无意识地冥思其生命为起步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杨格心理学的影响之下，进一步地去操纵自传性回忆录的放大镜，以探测他自身生命的潜在轮廓的。当他进达于沉思性散文的客观性的阶段时，他已不再以放大性的手法孤立地去探测生命，而是站在更大星座的一个定点上，用望远镜去观察它。

这些晚期的散文大部分写于四五十岁之时，它们大多乞灵于一些平常小事，诸如迁入一所新居，首次造访巴登的25年纪念日、他妹妹的死亡、偶然发现他外祖父所写的诗。换言之，此种创作冲动已不纯粹是内省的、自我分析性的，而是外在的，更具一般性的沉思。更清楚地说，黑塞的创作焦点已自作者自身的主观性，转移到环绕着他的世界现实。

事实上，我们从这些散文中往往比那些表面的自传性作品更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传性事实——虽然前者所提供的资料只是一种副产品而已。因为到了这个境界，黑塞自身的人格已不是他兴趣的妄念中心，他的生命已是透过他所认识的人，他所住过的房子，间接反映出来的。

黑塞为早他而逝的妹妹与哥哥汉斯所写的一些纪念性散文，即显示着此种新的客观性。在这些散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家庭一分子的黑塞。黑塞二十几岁时的自传性作品，完全侧重于狂热地抒发作者本人的个性，此时的黑塞正开始探讨他自己的意识，几乎完全忽视了这类的家庭关系：此时黑塞笔下的家庭被刻画为年轻人所反叛的——过时价值肩负者。在这些早期的作品里，黑塞只描述着对他写作生命的成长较为重要的孩提生活面，读者一点也看不出，黑塞是成长在一个有5个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毕竟，魔术师是没有兄弟姐妹的。

但是在晚年的回忆里，作者已获得了相当的自信与坚实的自我感，他已经能再度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单元——家庭——的一分子，他已无惧于它的威胁，而自然也毋庸再反对它了。在获致了这种平静的心态之后，黑塞便能在“精神的无时领域”里找到一个定点，去回顾他现实中的生命。

此种焦点的显著转向在黑塞的晚期自传性作品里，很明显地呈现出来——它摆脱了狭义的自我，而走向更广泛社会功能中的个人——这恰好符合了黑塞小说的发展。

《彷徨少年时》《流浪者之歌》《荒原狼》皆是主观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故事的主题完全萦绕着主角的个人问题。相反地，在《东方之旅》与《玻璃珠游戏》里，个人则从属于整体，而故事的主题亦着重于描述个人与“联盟”及“卡里塔里问学领域”（Castalia）之类的人类组织之间的关系。

黑塞生活的每一个时期，从孩提时代的魔术经过成熟时期的危机，一直到老年时期的安详，皆包含在此处所收集的自传作品里。但是由于黑塞主要所关切的乃是形态、意义与关系，而非自传的细节，因此有关人名、日期、与环境背景的外在架构，皆缺而不载。而毫无疑问地，阅读这些自传性散文的读者，其主要关切所在亦必在于作者本身意识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概括性地提供一些黑塞所省略的或语焉不详的基本资料的话，那么它将多少有助于读者对黑塞的了解。

黑塞大部分的成长期——约在17岁以前——皆是在奥腾堡（Württemberg）的卡尔夫镇度过的，他于1877年7月2日诞生于该镇，时值人马宫（射手座）高照之夜（这一点他经常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虽然这个家庭从1881年至1886年之间，系住在巴塞尔（Basel，瑞士西北之一城市），但是黑塞真正视为其故乡，且在他故事与小说里一再予以描述的乃是卡尔夫镇——位于黑森林边缘一个风景如画的城镇。卡尔夫镇同时也是黑塞经验里一个更普遍面的象征。他经常提到，在精神上，他对德国文学与文化最感到亲切的时期当推1750至1850年之间，此一时期的德国文学与文化对他的影响，几乎在他作品里的每一个地方皆已呈现出来。黑塞对此一文化的最直接门路，乃是由他自身区域里的思想家与作家所提供的——斯华比亚1的虔诚派教徒，诗人霍德林（H.lderlin）与穆生克（M.rike），哲学家谢林与罗格尔——这些人皆生长在邻近的城镇里，进同样的学校、在同一所大学里接受高一层的教育。然而，黑塞对德国古典文化的终生忠诚，却绝不是地方性或局部性的，因为，黑塞对卡尔夫的印象，自孩提开始，即由一个不平凡的家庭，加以精炼与扩充。

黑塞的父亲，约翰涅斯·黑塞（Johannes Hesse）是一个来自爱沙尼亚的波罗地海裔德国人，他一直到死为止，一直操着纯正的高级德语——这无疑对黑塞本身的文学风格有着极深的影响。约翰涅斯·黑塞在印度的玛拉巴海岸（Malabar）当了4年的传教士之后，因健康关系不得不回到欧洲。回到欧洲之后，他任职于“巴塞尔传教协会”，当“卡尔夫传教出版社”主任根德特博士（Dr.HermannGundert）的助理。在卡尔夫，他认识了根德特孀居的女儿玛丽·因斯伯格（Marie Isenberg），不久，他们便结为夫妻。玛丽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卡尔与希欧（Theo）来到他们的新家庭；兹后，这对夫妇生下了4个孩子：亚特勒（Adele）、赫曼（Hermann）、漠斯（Hans）与“玛璐拉”（Marulla）。因此算起来，这个南德国的家庭总共有6个孩子，而这个家庭的掌门人则是一个古怪的老祖父，他除了会讲好几种流畅的欧洲语之外，且为印度文化与语言的权威。而黑塞的外祖父根德特博士则曾在玛拉巴海岸待了20年之久，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且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在他汗牛充栋的著作中，最重要的巨作当推《马来亚南土语（Malayalam）——英语》辞典，这部巨著是他穷毕生之力所完成的。

由于他伟大人格的感召——这一点在黑塞的几篇自传性文章，尤其是《关于我的外祖父》一文中，很明显地反映出来——以及经常在他家的外国访客的影响，根德特在无形之中已为南德文化加上了一层国际性的界面，而此对他外孙儿的心灵发展影响至深：这使他迷上了东方，爱上了东方的哲学与文学。德国古典文化、东方主义，以及全基督教会精神，培养了黑塞对宗教的广泛兴趣——这些乃是黑塞孩提经验的三种主要因素，而这三种因素乃发展为他日后作品的主题。这个记载丰富的家族史——黑塞家族与根德持家族皆是勤奋不懈的通信者及记日记者——显示出在童年的一段时期里，黑塞乃是家中的小暴君，一个使父母及师长皆感到十分头痛的脾气古怪、情绪不稳的孩子。或许，这些童年的小插曲正显示着黑塞日后在学校功课上的麻烦以及他对权威的终生抗拒。

但此种破坏性的因素并未出现在黑塞的回忆录《一个魔术师的童年》里，相反地，这几年的岁月在他的回忆录里反而被柔和地谱成一个轻柔的魔术与乐园的金色世界。毕竟，黑塞虽然是个任性的孩子，但同时也是资质非凡的学生。因此他顺着一个传教士家庭的后代所应当走的路，踏入学问专精之途，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在1890年，他乃被送往戈宾根（G.ppingen）的拉丁学校，就学于著名的鲍尔牧师，在《学校生活记趣》一文里，黑塞曾欢愉地追忆着这位师长（黑塞在他几本小说里亦曾追忆到戈宾根的学校生活趣事）。在这段期间，黑塞积极准备国家检定考试，以便进入奥腾堡任何一家著名的神学院，然后，成绩优异的学生便可进入杜宾根大学（Tübingen）。1891年夏，黑塞通过了考试，并获准进入墨尔布隆神学院，该学院的前身为西斯特西安修道院，一百年前，诗人霍德林亦曾在这里学习。

虽然在刚入学时，黑塞对自己身为墨尔布隆学生的新的身份，似乎感到十分着迷，但是不到半年，他便逃学了，最后还是由当地的警官把他强行带回学校的。在1892年3月至5月间，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甚至陷入一种无助的沮丧状态，最后他父母不得已只好把他带离墨尔布隆。从《生命历程略述》来看，黑塞的学校问题部分可以他在13岁时决心作为一个作家来解释——此种呼唤，他记述道，是学校规定的课程上所没有的。此后，约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从一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但是环境的改变却只导致他一连串自杀的企图，以及头痛与头晕的不断加剧而已。1893年秋，黑塞再也无法忍受学校生活，他恳请父母把他带离学校，就这样，以16岁之龄，他正式的教育便告结束。在其后6个月，他一直在家里过着懒散的日子，有时整理家里的花园，有时帮助他父亲的出版业务（根德特在1893年逝世之后，黑塞父亲便继任为出版社的主任），有时则在他祖父的书房里读书。1894年，为了对学术性生涯表示抗拒，黑塞乃跑到贝罗特（Heinric Perrot）的楼钟工厂当学徒。这次的学徒经验为黑塞初期的许多小说提供了宝贵的材料，黑塞初期的小说经常提到德国村镇的技艺匠、学徒与流浪汉，此外，黑塞对足智多谋且手艺灵巧的老板也深怀敬意，甚至在50年之后，贝罗特在黑塞的最后一部小说里，也变成为《玻璃珠游戏》的创始人。

1895年，黑塞的生活形态又再度改变。刚开始时，他在杜宾根的一家书店当学徒，而在其后的8年间——先是在杜宾根，后来又转到巴塞尔——他自己居然当起书商来，在闲暇之时，他则广泛地阅读，为自己提供他在学校所排斥的教育。同时，他又动笔写作：1899年，他的第一本诗集《浪漫之歌》，以及题为《午夜后的一小时》的散文集，先后出版了。紧接着才情焕发的浪漫作品之后，他在1910年又出版了《赫曼·洛雪尔的匿名作品与诗品》（Hermann Lauscher），1902年，他又出版了第二卷诗集。

黑塞后来在他《迁入新居》一文里，对他这几年，墙上挂满着尼采、萧邦等人画像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涯，曾有着生动的描述。

虽然黑塞早期的作品曾受到相当的注目——李尔克与出版商费希尔（S.Fischer）对他皆赞扬备至——但是直到1904年，他的小说《乡愁》（Peter Camenzind）出版之后，他才受到广泛的称誉，以及经济上的多少独立。那年，黑塞跟玛莉亚（maria Bernoulli）结婚，玛莉亚比黑塞年长9岁，是个强烈内省型，且颇有音乐天分的女人。之后，黑塞放弃了经销书籍方面的业务，迁往康斯坦士湖（Constance）岸旁的凯恩赫芬（Gaienhofen）村落，决意以写作为生。其后8年间，黑塞夫妇生下了3个孩子，而黑塞本人则似乎自我陶醉于与世无争的生活。

寓居凯恩赫芬期间，黑塞亦写下了他一些最受欢迎的故事与小说（如《在轮下》及《生命之歌》Gertrude）。声名日噪的结果，使他不得不卷入成功文人的作秀生活。除了与人合办一份“自由——反对派”的杂志《三月》（M.rz）之外，他亦被坚邀为战前的其他流行期刊撰稿。除此之外，他亦为好几十本书籍撰写书评，并编辑了好几本选集及德国浪漫文学的作品。就一切外在的标准来衡量，黑塞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年轻作家。但是，表面上的幸福却只是虚饰着他内心所潜伏的情感不满而已——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在他的小说《艺术家的命运》（Rosshalde，1914）里，曾毫无保留地被揭穿，该部小说曾对艺术家的家庭生活作了一个结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丈夫与父亲。

1911年，黑塞跟画家汉斯·史都杰纳吉（Hans Sturzenegger）前往东印度旅行，但是到了印度之后，他发现一个完美的东方乐工的期望却落空了。一直到10年之后，黑塞才终于能够坦然面对他的东方经验，并在小说《流浪者之歌》里，将之客观化。但是同时，他仍然试图透过外在的推动力，以补偿他内在的混乱。

1921年，他举家自凯恩赫芬迁到伯恩，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跟他同时代许多德国人与法国人不同的是，他自一开始即对这次战争大感恐慌。黑塞透过许多流传极广的反战论文——皆收集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一书里——强烈地抨击当时迷漫全欧的好战心态，他这种反战态度触怒了他的许多朋友与读者，他们立即转过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敌视他。这种严重的心理震荡复因他家庭的遭遇而加剧：1916年，他父亲病故，他的幼子也病得相当厉害，而他太太也因情绪上的严重困扰而不得不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在这些重重压力的烦扰之下，黑塞终于不得不于同年年底住进鲁柴伦（Lucerne）附近的松麻特疗养院（Sonnmatt），接受杨格的一位门生约瑟夫·朗博士（Dr.Josef B.Lang）的照护。但是不要以为黑塞经此打击就无法再从事任何有意义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仍然积极地为瑞士的救援组织工作，并在瑞士编辑一份双周刊的周日杂志，为德国战俘出版文学刊物，且为被德国拘禁的人编辑一份报纸。此外，我们必须提醒的是，心理分析对黑塞的震撼，并不只是一种启示而已，它同时对他过去自伟大文学作品间接求得的洞见，也作了一种系统性的证实。黑塞与朗博士之间的心理晤谈一直持续到1917年，其间，他又经由朗博士的介绍而结识了杨格，由于这两位心理学大师的启发，他确有一种精神解放之感。在经过了传统是非观念冲突的历练之后，黑塞终于学到在他自身灵魂及世界里认识它们的存在。但是此种认识并没有迫使他的思想与情感接受社会既定的形态，他决意接受他自身意识里的“混沌”状态，在此种混沌状态里，善与恶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原初基督教伦理般地醒目而清楚。此种心灵解脱的直接产物乃是小说《彷徨少年时》，该小说是黑塞在1917年的几个星期内写成的。这部小说的激进伦理理念在他1920年出版的《混沌之一瞥》里，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篇论文中，更为系统地表陈出来。这两篇论文曾引起艾略特的注意，他在《荒原》诗作的注脚里，曾提到这本书。

当战争结束时，黑塞便结束了他在伯恩的业务，此时，他决心彻底摆脱他的过去。1919年初，他离开了家庭，只身搬到南瑞士的“迪西诺”（Ticino）。在鲁加诺（Lugano）山上的蒙达纽拉（Montagnola）镇里，黑塞度过了他后来所称的，他一生中最快乐且成果最丰硕的一年。为了象征这种新的开始，黑塞在那一年——匿名辛克莱（Emil Sinclair）——出版了许多作品——包括小说《彷徨少年时》以及几篇散文。除此之外，黑塞还写下了他两部最优美的小说——《克林梭最后的夏日》（Klingsor’s Last Summer）及《克林与华格纳》（Kleinand Wagner）——并开始小说《流浪者之歌》的创作。1919年，他甚至严肃地考虑要放弃他写作的生涯，改行当画家（虽然他主要仍以写作为业，但是水彩画已愈来愈成为他的重要副业，同时也是他收入的来源之一）。

然而，1919年的幸福感并没有持续下去。接下去，黑塞便面临到他所说的，他一生中最沮丧且成果最差的岁月。此外，战后的通货膨胀使他的积蓄耗光，而他的德国版税也几乎化为乌有。为了贴补他拮据的经济状况，他开始在自己诗集与童话故事上加上插图，以收取佣金。在1923年成为正式的瑞士公民之后，黑塞即因此后一直令他深受其苦的风湿痛，而首次前往巴登（Baden）温泉作秋季之旅，他在巴登经常住在维雷纳——霍夫饭店（Verena-Hof）的同一个客房里[根据有关记载，黑塞在1924年曾再婚；但与露蒂·布恩卡（Ruth Wenger）女士的此次婚姻仅持续了几个月，而于1927年正式仳离]。1925年至1931年，黑塞皆在苏黎士过冬，而中断了他在蒙塔诺拉的隐士生活。

黑塞最后30年的生命，应始自他与妮侬女士（NinonDobin）的婚姻以及他们迁入蒙达纽拉的新居（1931年），这所新居是他友人汉斯·鲍德玛（Hans C.Bodmer）为黑塞兴建的，此一阶段，黑塞的生命，无论在气质或在内涵上，皆异乎他过去的50年。此后，黑塞每年秋季仍然到巴登温泉乡疗养几个星期，并经常在殷嘉定（Engadine）的西尔斯·玛里亚（Sils Maria）避暑。但是这些短暂的居留，只不过是他新生命平稳节奏的一个温和节拍而已。黑塞前40年的生命系以狂热的外在动作——逃学，离家出走，走遍欧亚两地，远离家庭生活——为其主要特色。1919年至1931年间，外表上至少平静了一些，但他的内心却为一种精神重估的狂暴过程——即他所谓的“自我炼狱的旅程”——所撕裂。而在最后一个阶段里，他的生命则似乎闪烁着内在的平和与外在的宁静。

确切地说，在30及40岁出头之时，黑塞仍然介入于外在世界：他不断地写信给友人抗议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他写了几十本书的书评，特别是在德国被禁的作家所写的书籍；他帮助许多朋友与同事逃离了纳粹的魔掌。而在战后，他立即获得新的赞誉——诺贝尔文学奖与歌德奖等殊荣——先后降临到他身上。许多读者业已认识到，黑塞的作品业已完整地保存了，在国家社会主义12年的文学与文化真空状态中所丧失的许多价值（精神的无时领域）。

虽然底下的世界动荡不安，但是黑塞在蒙达纽拉山上的生活，皆始终根据某种不变，甚至是神秘的形态运行着。或许，黑塞是因为久习于这种生活形态，才不敢前往德国或瑞典去接受文学上的殊荣吧！

值得吾人三思的是，在1943年《玻璃珠游戏》出版之后，黑塞几乎不再写任何小说及分析性的自传。直到1962年8月9日他死之前，他自我表白的必要性皆由公开的信函及回忆性的散文来补足——或许，这是他最适当的自我表白方式吧。

一般黑塞的爱好者，对黑塞的小说虽然赞誉备至，但是他们对黑塞事迹的了解却十分有限。黑塞的读者如果能够一阅《黑塞自传（孤独者之歌）》的话，他们将立即会发现，黑塞小说的引人之处并不全在于它的“虚构性”，最主要的仍在于作者表现他自身生命的“性质”。

事实上，黑塞早年的生活形态正是“疏离化”青年的一个典型——既无法接受过时的价值，又不愿出卖现行体制，于是自弃于结构化的社会以寻求自我。而黑塞成年后的精神危机则反映出本世纪许多中年以上的人的“良心危机”（crisede conscience）——他们因过去十年的“世态”——战争、贫穷、技术化——而被迫重估自身的价值。而我们的“老”黑塞，正如《玻璃珠游戏》的那些“宁静致远”的哲人一样，正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模式。他自安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不为狂热地追求自我个性所扰，他在蒙达纽拉山上创造了他自己的“卡斯塔里”，而在“现实”之中，生活在价值完美无缺，生命根据永恒不变的形态而运作的精神领域里。在以下的篇章里，我们将再度幸会“辛克莱”“悉达多”“哈勒”、古德孟特及纳希特等人——其实，这些人皆是黑塞自己。或以黑塞自己在《玻璃珠游戏》里的“自剖”来说，自传性的作品往往能显现出作者本身的“生命活力”。就此而言，黑塞的虚构性角色绝不只是短暂的“装扮”而已。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

黑塞主要作品表

·《浪漫之歌》（Romantische Lieder，1899），第一本诗集。

·《午夜后的一小时》（Eine Stunde hinter Mitternacht，1899），散文小品集。

·《赫尔曼·洛雪尔——青春时代》（Hermann Lauscher，1901），初版题为《赫尔曼·洛雪尔的遗文与诗，黑塞编》。

·《诗集》（Gedichte，1902），后改题为《青春诗集》（Jugendgedichte，1950）。

·《乡愁》（Peter Camenzind，1904），奠定新进作家地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心灵的归宿——在轮下》（Untérm Rad，1906），长篇小说。

·《生命之歌》（Gertrud，1910），长篇小说。

·《印度纪行》（Aus Indien，1913），印度旅行游记。

·《艺术家的命运——湖畔的画室》（Rosshalde，1914），长篇小说。

·《漂泊的灵魂——流浪者的故事》（Knulp，1915），长篇小说。

·《孤独者之歌》（Musik des Einsamen，1915），诗集。

·《美丽的青春》（Schön ist die Jugend，1916）。

·《彷徨少年时》（Demian.Die Geschichte einer Jugendvon Emil Sinclair，1919）。

·《梅尔恩》（Märchen，1919），创作童话。1955年有增补版。

·《流浪》（Wanderung，1920），随想录、诗与画之合集。

·《画家的故事》（Gedichte des Malers，1920），画与诗之合集。

·《克林梭最后的夏日》（Klingsors letzter Sommer，1920），3个中短篇。

·《悉达多求道记》（Siddhartha，1922），长篇小说。

·《温泉疗养客》（Kurgast，1925），疗养手记。

·《画本》（Bilderbuch，1926），景物印象记与小品文。

·《纽伦堡之旅》（Die Nürnberger Reise，1927），游记。

·《荒原狼》（Der Steppenwolf，1927），长篇小说。

·《观察》（Betrachtungen，1928），评论。

·《危机》（Krisis Ein Stü ck Tagebuch，1928），限定版诗集。

·《夜里的安慰》（Trost Der Nacht，1929），诗集。

·《如何阅读世界文学》（Eine Bibliothek der Weltliteratur，1929），为替雷克莱姆文库所撰之世界文学指引，黑塞之读书论，后又加上《书的魔力》与《最喜欢阅读的书》两篇。

·《知识与爱情》（Narziss und Goldmund，1930），长篇小说。

·《内在之路》（Weg nach Innen，1931），小说集，为《悉达多求道记》与《克林梭最后的夏日》合集本。

·《东方之旅》（Die Morgenlandfahrt，1932），中篇小说。

·《小小世界》（Kleine Welt，1933），小说集。

·《寓言集》（Das Fabulierbuch，1935），寓言与短篇小说集。

·《回想录》（Gedenkblätter，1937），1950年有增补版。

·《新诗集》（Neue Gedichte，1937）。

·《诗集》（Die Gedichte，1942），首次于瑞士所出之诗全集。

·《玻璃珠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1943），长篇小说，副标题为“名演出家约瑟夫·克纳希特传记之试作，附录克纳希特遗稿”。

·《梦的痕迹》（Traumfährte，1945），短篇小说与童话集。

·《战争与和平》（Krieg und Frieden，1946），为献给罗曼·罗兰之作，1949年有增补版。

·《后期的散文集》（Späte Prosa，1951），论述幸福之感想与小品文。

·《书简集》（Briefes，1951）。

·《黑塞与罗曼·罗兰往返的书信集》（Hesse, R.Rolland, Briefes，1954）。

·《往昔回顾》（Beschwörungen，1955），后期的散文集续编。

·《阶梯》（Stufen，1961），旧诗作与新诗作之合集。

黑塞年谱

·1877年7月2日，黑塞生于德国南部席瓦本地方的小镇卡尔夫，是约翰涅斯·黑塞与玛丽·黑塞的次子。

·1881年4岁一家移往瑞士的巴塞尔。双亲从事指导海外传教士工作。

·1882年5岁黑塞已经会做即兴诗。

·1886年9岁一家搬回卡尔夫镇。

·1890年13岁为准备进入神学校，就学于杜宾根拉丁语学校，立志要做诗人。

·1891年14岁9月，考入墨尔布隆神学校。

·1892年15岁3月，突然离校，放弃学业。5月，为医治神经衰弱，被送至神学者之家寄居，意图自杀，未遂。11月，进入肯席达特高级中学。

·1893年16岁10月，由高中退学。10月底，到书店见习。3天便逃跑。回到卡尔夫帮忙父亲的牧师工作。

·1894年17岁在卡尔夫担任机械师的学徒，被讥为“神学家的工人”。

·1895年18岁10月在杜宾根的赫肯豪书店见习。暂时安定下来，开始写诗与散文。

·1899年22岁自费出版第一本诗集《浪漫之歌》（Romantische Lieder），发表散文集《午夜后的一小时》（Eine stunde hinter Mitternacht）。是年秋天，转往巴塞尔莱席书店任职。

·1901年24岁第一次旅行意大利。由于莱席书店的好意协助，《赫尔曼·洛雪尔——青春时代》（Hermann Lauscher）一书刊行。

·1902年25岁出版《诗集》（Gedichte），献给母亲，但在诗集付印前，她已去世。

·1904年27岁《乡愁》（Peter Camenzind）由柏林费舍书店出版，深获好评，奠定了新进作家的地位。次年由此获得维也纳的波耶仑费尔特奖。与玛莉亚·佩诺利结婚，移居波登湖畔的小村凯恩赫芬。沉湎于大自然中，专心创作。刊行小传《薄伽丘》（Boccaccio）、《圣法兰西斯》（Franz von Assisi）。

·1905年28岁长子布鲁诺诞生。

·1906年29岁《心灵的归宿——在轮下》（Untérm Rad）出版，大获成功。此外，还写了小品文多篇。

·1909年32岁次子海那出生。访问作家威尔赫尔姆·拉贝。

·1910年33岁出版描述音乐家的小说《生命之歌》（Gertrud）。和瑞士的音乐家缔结深交。

·1911年34岁盛夏至年末，到新加坡、苏门答腊、锡兰等地旅行。三子玛尔丁诞生。

·1913年36岁出版游记《印度纪行》（Aus Indien）。

·1914年37岁描写画家的小说《艺术家的命运——湖畔的画室》（Rosshalde）出版。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伯尔尼的俘虏保护组织工作，为德国俘虏热心地效力，奋不顾身地高呼和平主义。

·1915年38岁《漂泊的灵魂——流浪者的故事》（Knulp）、诗集《孤独者之歌》（Musik des Einsamen）出版。罗曼·罗兰对黑塞的和平主义发生共鸣，8月来访。

·1916年39岁《美丽的青春》（Schön ist die Jugend）出版。父亲约翰涅斯去世，三子玛尔丁病笃。妻玛莉亚精神病日趋严重，这一连串的精神压迫，加上慈善事业过分忙碌，使黑塞患了神经衰弱，健康状态逐渐恶化，住进鲁柴伦的松麻特疗养院，接受精神分析学泰斗杨格的门生精神病医师兰克的治疗。开始阅读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杨格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1919年42岁以辛克莱的笔名发表《彷徨少年时》（原书名《德密安》，Demian），在青年群中掀起冲击的狂飙，以此获得方达诺奖，次年第十七版复以真名重刊，辞奖不受。是年离开玛莉亚夫人，移往瑞士南部的蒙达纽拉定居。刊行童话集《梅尔恩》（Märchen），及随笔与短篇小说《小庭院》（Kleier Garten：Erlebnisse und Dichtungen），热衷于画水彩画。

·1920年43岁《画家的故事》（Gedichte des Malers，诗与水彩画）、《流浪》（Wanderung，随想录、诗与水彩画）、《混沌之一瞥》（Blick ins Chaos，评论集）、《克林梭最后的夏日》（Klingsors letzter Sommer）等出版。

·1922年45岁《流浪者之歌》（原名《悉达多求道记》，Siddhartha）出版。

·1923年46岁5月，T.S.艾略特来访。9月，与第一任妻子玛莉亚正式离婚。每年秋末都到苏黎世附近的巴登硫矿温泉治疗坐骨神经痛与风湿病，如此有30年之久。获得瑞士国籍。

·1924年47岁1月，与露蒂·布恩卡结婚。妻子的母亲莉莎是瑞士女作家与画家。这次婚姻仅维持三年即告破裂。

·1925年48岁出版《温泉疗养客》（Kurgast）。秋天，到德国南部的三个城镇旅行，在慕尼黑遇见了托马斯·曼。爱好卓别林的电影，对幽默与讽刺开了眼界。

·1927年50岁《荒原狼》（Der Steppenwolf）出版。跟第二任妻子露蒂离婚。与妮侬·杜鲁宾相识，后结为终身伴侣。《纽伦堡之旅》（Die Nürnberger Reise）出版。

·1929年52岁把20年间最重要的诗作集为《夜里的安慰》（Trost der Nacht）出版。开始撰写《如何阅读世界文学》（Eine Bibliothek der Weltliteratur）。逐渐恢复健康。

·1930年53岁《知识与爱情》（Narziss und Gold-mund）出版。

·1931年54岁11月，与学养丰富的美术家妮侬·杜鲁宾结婚。开始撰写《玻璃珠游戏》。

·1932年55岁出版《东方之旅》（Die Morgen-landfahrt）。为了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发表《感谢歌德》（Dank an Goethe）。

·1935年58岁《寓言集》（Das Fabulierbuch）出版。

·1936年59岁弟弟汉斯自杀身亡。获得瑞士最高文学奖凯拉奖。

·1939年62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黑塞在当时的纳粹德国是“不受欢迎的作家”，印刷用纸配给也被停止。

·1943年66岁在瑞士出版20世纪伟大的巨著《玻璃珠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二卷。

·1944年67岁一生挚友罗曼·罗兰去世。德日军败势日增。

·1945年68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版短篇与童话集《梦的痕迹》（Traumfährte）。

·1946年69岁接受法兰克福市的歌德奖，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表献给罗曼·罗兰的评论集《战争与和平》（Krieg und Frieden）。此后，一直过着闲适安逸的生活。

·1947年70岁纪德来访。伯尔尼大学授予黑塞名誉博士荣衔。

·1950年73岁勃朗斯怀克市赠给黑塞拉蓓奖。

·1951年74岁出版《后期的散文集》（Späte Prosa）、《书简集》（Briefes）。

·1952年75岁庆贺75岁的纪念会在德国、瑞士等地举行。编成六卷的《黑塞全集》（Gesammelte Dichtungen）由兹鲁肯普出版社出版。

·1954年77岁出版《黑塞与罗曼·罗兰往返的书信集》（Hesse, R.Rolland, Briefes）。西德总统颁发功绩（Pour le Mérite）勋章给黑塞。

·1955年78岁获得德国书籍业商会和平奖。出版《往昔回顾》（Beschwörungen）。托马斯·曼去世。

·1956年79岁在西德卡尔斯鲁厄市设立“赫尔曼·黑塞奖”。

·1962年85岁8月9日，在蒙达纽拉的家中，因脑溢血于睡梦中逝世。安葬于鲁加诺湖畔圣阿邦第欧教堂墓地。

孤独者之歌

一、一个魔术师的童年（1923年）

啊，生动而古远的传奇，

我又再度来到您的身边，

倾听您动人心弦的歌谣，

您的笑声，您的梦境，

以及您轻声的低泣，

是多么令人难忘。

魔术的耳语传来了您衷心的警告；

虽然我看似沉睡与酒醉，

但您仍不忘把我唤起再迷离……

儿时教导我的，不只是父母与师长而已，还有某种更高超、更奥妙且更神秘的力量，也曾指引过我。其中之一乃是牧羊神——它以跳着舞的小印度神偶的打扮，站在我祖父的玻璃柜里。跟其他神仙一样。这个神祇在我童年岁月里即已敲开了我的心扉，在我尚未读书识字之前，他们即在我的心房里填满了古老的东方形象与观念，因此在后来，当我碰上了印度和中国的传奇故事，我心中便油然而生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像遇到旧友、回到老家。但事实上，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欧洲人，我的生活不免习染着狂热、贪婪与难以抑制的好奇心等西方的特质。

所幸，正如大部分的小孩子一样，在我上学以前，我即学到了生活中最珍贵、最不可或缺的东西——它们是苹果树、雨水与阳光、河川与森林、蜜蜂与甲虫、牧羊神以及我祖父藏室里的神像所教导予我的。我知道自己在天地间的位向，我毫无畏惧地与动物及星辰沟通。我与地上的果园及水中的鱼群，共处同一天地，我会吟咏许多首大自然之歌。我还会变魔术，我拥有了童年时期的一切传奇智慧。

后来，我开始接受了正式教育。但是学校教育并不注重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能，它主要系侧重于一些华而不实的文字游戏，虽然如此，我还是乐于去学习它，而且，有些东西我还是终生不忘；举个例来说，至今我仍然记得许多优美而隽永的拉丁古语、诗歌、名言，以及地球上许多城市的住民，当然不是今日的住民，而是1880年代的居民。

到了13岁那年，我尚未郑重地考虑过我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干什么样的事。正像其他一般男孩一样，我羡慕着许多不同行业的人：猎人、撑船人、铁路守车员、走钢索的人或是北极探险家。然而，我当时最大的梦想还是做个魔术师。也许是出于对一般人所谓的“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大人们的愚蠢阴谋的抗拒心理，很早以前，我对这种现实世界就持着一种强烈的排斥态度，有时出之于畏避，有时出之于轻蔑，而在内心里则存着一股炽热的希望，想用魔术去改变它、转化它、提升它。在我孩提时代，此种变魔术的愿望皆指向童式的外在目标：我希望能使苹果在冬天里长大，希望透过魔法使我的口袋里装满着金子与银子。我梦想用魔法摧毁敌人，然后宽宏大量地饶恕他们，使他们自惭不已；我希望能寻获埋藏在地下的珍宝、希望能使死人起死回生、希望自己能够隐形。而其中，我认为最珍贵且贪慕不已的魔法乃是隐形术。而在我一生当中，此种愿望一直以许多不同的形式伴随着我，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即使到了后来，当我长大成人并以摇笔杆为生之后，我亦时常企图在我的作品里隐形消失——此种企图时常招致其他作家的误解，引起他们的非议。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了解我的全部生命一直深受此种变魔术的欲望所影响；由于它的影响，这些变魔法的欲望乃与时而变；由于它的影响，我乃逐渐逃避外在世界，全心贯注于我自己；由于它的影响，我开始希冀以智者的隐形来取代魔术外衣的粗糙隐形，智者虽以隐形之身，但却能观照一切。我是一个活泼而快乐的男孩，我乐于与美丽而多彩多姿的世界同游，我到哪儿皆感到自在，我乐于跟动植物相处，亦乐于生活在我自身幻想与梦境里的原始森林，这种炽热的欲望一直令我陶醉不已。有时，在不知不觉中，我也会使出许多魔法，而等到我意识到时，反而使不出这么多的名堂来。

我很轻易便可赢取别人的爱，同时也善于影响他人，我既可扮个捣蛋鬼，也可以扮个令人赞赏的人或神秘人物。有一阵子，我曾使我的小朋友与小亲戚对我的魔力、对我控制魔鬼的神力，以及拥有皇冠与珍宝，深信不疑且敬畏有加。虽然我父母很早就让我结识了蛇蝎，但是长久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乐园里。

我儿时的梦想——天地皆是我家，我周遭一切皆是一个有趣的游戏——一直长存在我内心，历久不衰。有时，偶尔心中的不快或渴念，使原本快乐的世界现出一片阴霾与蒙混，但是我通常能找到一条出路，走向其他较自由、更可塑的幻想世界，而当我从这个世界回来之时，我往往会发现，外在世界已再度迷人起来，再度值得我爱。长久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乐园里。

我父亲的小花园里有一个木棚，我在那儿饲养了几只兔子与一只乌鸦。我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陪伴着它们；兔子们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气息，我在它们身上可以嗅到杂草、牛奶、血液，以及生育的气息；而乌鸦那乌黑的黑眼珠则闪耀着永恒生命的灯光。在同一个地方，我花费了无数的晨夜，单独或在一个朋友的陪伴之下，守着融流的蜡烛，草拟着种种惊天动地的计划——发现广大的财宝，寻找曼陀罗花的根，发动常胜的十字军横扫全球，我将挥起正义之剑处死强盗，开释可怜的俘虏，歼灭强盗的据点，将叛徒钉在十字架上，饶恕逃离的奴仆，赢得公主的爱情，并能了解动物间的言语。

我的外祖父的大图书室里有一本相当厚重的书，我经常在这儿看书。这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古书包含着许多神奇的老图片——有时候当你首度开卷时，你便可发觉到它们，而当你随手翻动书页时，它们往往显得耀眼夺目；但是有时候，你花上老半天去寻找它们，但却老是找不到，它们早已隐身遁走了，就好像它们根本就未曾存在过似的。这本书里也有一个故事，一个美丽但不容易了解的故事，因此我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它。而这个故事也不是经常可以找得到的，有时花上个把钟头已算是不错的了，它经常会彻底地消失，然后隐藏起来，就好像连住所与地址皆已改变了似的；但是有的时候，当你读起它时，它却显得十分友善，而且很容易了解；而另外一些时候，它则显得一片漆黑而门禁森严，就像阁楼里的一扇门一样，有时在天黑的时候，门后往往会传来鬼魂的呻吟或低叫声。总之，它看来就跟现实一模一样，而有时它却变成魔术的奇幻世界，这两个世界并存地交织着，但它们对我却同样地熟悉，它们同属于我的世界。

而放在我外祖父那珍贵的玻璃柜里的跳舞状的偶像，也会发生同样的情事，它并不是经常保持原状的——它并非一成不变地保持着同样的面孔，或跳同样的舞。有时，它看来的确像个神像，一个在陌生而难以了解的国度里所塑造，且为陌生而难以理解的居民所膜拜的奇妙而古怪的形象。但是，另外一些时候，它却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它意义无穷、十分凶恶、粗鲁不堪、冥顽不灵、难以信赖而又嘲俗讽世似的——它似乎在设法诱我发笑，以便随后对我施展报复。虽然它是由黄色金属铸成的，但却可以改变表情；可是，它会恶意地使我一笑。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它看来却全然像个象征——只是个木然的象征而已，既不美亦不丑，既不善亦不恶，既不发笑也不可怕，只是像神秘符号般地令人不解其奥秘所在，犹如石块上的地衣（青苔）、圆石上的细纹；但是在它的神秘外形之后，在它的脸庞与形象之后，却潜藏着无限之物——神明——后来，我以湿婆（即大自在天Shiva）、维湿奴（即护持神Vishnu）、上帝、生命、道、婆罗门（Brahman）、阿特曼（Atman）或永恒之母名之；但是我对它的敬意未曾或减。它既是父亲亦是母亲，既是男人亦是女人，既是太阳亦是月亮。

而在神像旁边及我外祖父的其他柜子里还放置着其他许多宝贵的东西，有的是木质的念珠，有的是一卷一卷的刻着古印度文字的掌叶，有的是绿冻石雕成的乌龟，还有用木头、玻璃、石英及黏土做成的小神像，上面盖着刺绣的丝布与麻布，还有一些铜制的杯子与碗、盘等，不一而足，这些东西皆来自印度与锡兰，来自盛产羊齿、海岸呈掌状的极乐之岛，来自泰国与缅甸……我们从这些珍异的宝物里，皆可嗅出海岸的气息、嗅出远方的气息、嗅出香料味与肉桂香、嗅出檀木的幽香……这些东西皆经过热带雨与恒河之水的浸渍、原始森林的遮荫，以及赤道阳光的照晒。

而这些东西全都是我外祖父的，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他蓄着白胡子，满腹经纶，无所不知，他才是我们的一家之主，我父亲与母亲皆对他敬畏有加；他不只拥有这些魔法附身的印度神像与雕像，杏仁壳做的杯子，檀木造的箱柜，偌大的图书室与大厅，他还是个魔术师、智者、哲人。

他几乎懂得人类的所有语言，差不多三十多种，或许他也了解诸神的语言，也许连星辰的语言，他也能了解，他会说也会写巴利文（Pali）与梵文，虽然他是个基督徒，同时亦深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好几十年来，他一直住在炎热而危险重重的东方古国，他曾乘坐舟船、牛车、马匹与骡子远游各地，我们这地方几乎找不到一个比他更有学问的人，毕竟，我们这个国家只是地球上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上亿以上的人有他们不同的信仰、习俗、语言、肤色、膜拜对象、美德与恶习。我爱他、尊敬他、畏惧他，几乎什么事情我都求之于他，仰之于他，从他身上以及从牧羊神偶像上，我不断地学习东西。这个人便是我母亲的父亲，他个人一直潜藏在神秘的森林里，正如他的脸庞大半潜隐在他胡子的白色森林里一样；他的眼神流露着悲天悯人之色，亦流露着咄咄逼人的智慧光芒，许多国家的人都十分仰慕他，他们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他，这些人分别用不同的语言：英语、法语、印度语、意大利语、马来亚南语，跟他交谈，而在一席长谈之后，他们便默然离去，并不留下身份，这些人或许是他的朋友，也许是他的密使、信差或代理人。从他这个莫测高深的身上，我得悉我母亲的一些秘密，原来她也曾在印度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她也会说马来亚南语与康拿里土语（Kanarese），并会唱一些这两种语言的歌曲，她往往用一些奇怪的魔术般腔调跟她年迈的父亲交谈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有时，她也跟她父亲一样，挂着一种异乡人的微笑，一种隐秘不宣的智者之笑。

而我的父亲则不同，他孤立地站在一旁，既不属于我外祖父的偶像世界，也不属于城市的世俗世界。他像一个受苦者与追寻者般地傲然而立，他饱学而良善，且一点也不虚假，他只是全神贯注地服务真理，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高贵、祥和而正经的笑容——且不带有一丝神秘感。这并不是说他脸上没有慈祥之色或聪敏之相，而是说他从未消失于笼罩着我外祖父的那股神秘的阴影里，他的脸孔从未消融于童稚与神似般的气息中——这两种气息相互作动的结果，有时看起来像一团愁云惨雾，有时看起来却像一出优雅的笑剧，有时看起来又像一个沉哑而凝然内敛的神明面孔。

我父亲从未跟我母亲用印度语交谈过，但会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以及微微带着波罗的海腔的纯正、清晰的德语。他这口标准的德语尤其令我着迷，而他也乐于教我；有时，我也满怀敬意与热忱地，拼命想去模仿，虽然我明知我的根已深入于我母亲的土壤里，深入于乌黑眼睛的一团神秘之中。我母亲充满着音乐气息，而父亲则不然，他根本不会唱歌。

跟我一起长大的还有我的姐妹与两个年长的哥哥。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一个古老而驼背的城市，而它周围则是林木遍野的山脉，山势虽不雄奇，但山林却十分阴暗，山间里流出了一条美丽的河川，河状弯弯，水波缓缓，我热爱这一切并以之为家，我对山林与河川的一切生物与上帝皆十分熟悉，我乐于与石头及洞穴为伴，乐于与小鸟、松鼠、狐狸及鱼儿为友。

这一切皆属于我的，都是我的家——除此之外，还有玻璃柜、图书室，还有我外祖父的慈祥笑脸以及我母亲幽暗而温暖的眼神、乌龟玩偶、神像、印度歌曲与名言……还有那些引导我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更大的家园，以及更古远的祖先的东西。

高挂着的铁丝笼里有一只聪明的老鹦鹉，它有一副学究型的脸孔及一张尖嘴，它会唱歌，也会说话，它来自远方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嘴上挂着丛林的语言，身上散发着赤道的气息。

我们的家是一所古老的大宅邸，宅内有许多空房间，有地窖，也有会传出回音的长廊。来自许多世界的光线皆曾交汇在这所大宅里。有些人来此祈祷、朗诵《圣经》，有些人来此研习印度语言学，许多美妙的音乐在此演奏，佛陀与老子的智慧之光在此绽放光芒，来自许多国家的宾客，衣服散发着陌生与宽恕的气息，穷人在此不虞温饱，假日在此皆有盛会庆祝，科学与神话在此并行不悖。

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外祖母，我们相当畏怯她，而对她也不十分熟悉，因为她不会讲德语，她只念法文《圣经》。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复杂情况并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我们这个家庭的嬉游之光是多彩多姿的，生命之声是丰富而百家争鸣的。毫无疑问的，这种家庭气氛是十分美妙的，但是更美妙的则是我个人一厢情愿的世界，这个世界比我现实生活的游戏更为多彩多姿。现实永远是不足的，我们还需要魔术。魔术在我们家里及我个人生活中并不陌生。除了我外祖父的柜子之外，我外祖母也有她自己的箱柜，这些柜子里装满着亚洲的织物、衣服与面纱。此外，偶像的迷人笑眼里，许多老房间的神秘气息里，也都存有魔法。而我内心里有许多东西，跟这些外在事物是相互呼应的。然而，有些东西与关系，却只是单独为我而存在的。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像它一样的神秘，一样的难以捉摸，一样的超乎寻常的事实，但是似乎也没有任何东西像它一样的真实。

即使是那本巨书里出没无常的图画与故事，我亲眼目击的事物在顷刻之间的变化，其真实性亦非寻常事物所能比拟。同样的一眼，但是星期日晚上的前门、花园木棚及街景，与星期一早晨之间，其差别有多大！同样是起居室里的壁钟与基督圣像，但是在我外祖父与父亲的灵魂笼罩着它们时，其状貌却完全不同！而当我自己的灵魂伴随着它们而赐予它们以新的名称与意义之时，它们的状貌又为之全然改观！一切固定、稳定，而又经久不变的东西，是多么的渺小啊！而一切正形变化、渴求变动，随时准备消失与再生的东西，则显得多么活泼健朗啊！

但是在所有的鬼灵精里，最神奇而又最美妙的当属“小巧人”。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时，我并不认得他。这个小巧人是个细小、灰色、影状的东西，他或许是个精灵，或许是个小妖精，或许是个天使，或许是个恶鬼，他有时在我梦中走到我面前，有时则在我散步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我对他的服从，有甚于我对我父亲、我母亲，甚至有甚于我对理智与畏怯。当我看得见这小东西的时候，他往往单独存在着，无论他到哪里或做什么，我总想要模仿他。

他往往会在我遭遇危急的时候出现。当一只恶狗或一个比我大的小孩欺负我，而在我情况最危急的一刻，这小巧人便及时出现，他跑在我前头，为我指示方向，解救危难。他会指示我花园篱笆较为松散的地方，使我在瞬息间逃遁而去，或者，他会指示我该怎么去避难——伏在地上、转身、逃走、高声喊叫或是保持沉默。有时候，他会把我想吃的东西取走，有时候，他会引我到我掉落东西的地方。有时候，我每天皆可以看见他，但有时候，他则一连好几天未曾露面。在他不露面的一些日子里，生活往往变得十分沉闷而混乱，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似的。

有一次，小巧人跟我在市场广场上游玩，他跑在我前面，我则在后头跟着他，后来，他跑到一个大喷水池里，喷水池里有个一人高的石盆，池里四道喷水即落在这个石盆里；他蠕着身子爬上石壁，我也在后面跟着他爬上去，当他扑通一声跳下石盆之时，我也只好跟着他往下跳——结果，差点我就溺死在这里。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有个漂亮的少女把我拉出来，这位少女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但是我跟她并不熟；而经过她这次的救难之后，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个长时间的快乐友谊。

有一次，我父亲因我行为不当而训斥我。我虽极力为自己辩白，但父亲似乎完全无动于衷，毕竟，小孩要取得大人们的谅解是十分不易的。经过了一场轻微的惩罚之后，父亲递给我一个漂亮的小口袋形日历，作为记取我这次教训的象征。但是我心里对这次事件始终心怀不满，而一直耿耿于怀，最后我终于决定离家出走，而当我走过一个溪桥时，这个小巧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跳到桥上的横木上，用手势叫我把父亲的礼物丢到河里。我立刻照着他的话去做；当小巧人在的时候，我一点也不会迟疑，只有当他不在或弃我而去时，我才会感到迟疑与犹豫。记得有一次，当我跟父母一道走着时，小巧人突然出现。他走在街道左边，于是我也跟着跑到左边，我父亲命令我回到另外一边，但是小巧人却拒绝跟着我，而坚持走左边，于是我又不得不回到街道的左边。这时，父亲已懒得再管我，最后还是随我喜欢走在他那一边。但是他心里十分不高兴，回到家时他便质问我为何不听话，坚持要走街道的另一边。在这时候，我往往感到十分尴尬，或甚至十分伤心，因为还有什么事情比跟人提到小巧人更困难的事呢。还有什么事情比背叛小巧人，提到他的名字，或说出他的底细，更糟糕，更可恶，甚至更罪恶的事呢？

事实上，我根本未去拜访他，或希望他在我身边。如果他在的话，那最好，我会毫无条件地跟着他走；如果他不在的话，那么他就仿佛未曾存在过似的。小巧人没有名字。然而，一旦小巧人出现了，我便非得跟随着他不可，什么东西都阻止不了我。无论他到那里，我总要跟着他走，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然而，并不是他命令或劝告我做这个做那个的。实际上，要不模仿他做的一些事情，就如同阳光下我的影子不追随我的动作一样的困难。也许我就是小巧人的影子或镜子影像吧，再不然，他就是我的影子或镜子影像；或许，当我想起我正在模仿着他时，我就正在他面前行动，或跟着他一起行动吧。

但是可叹的是，他并不是经常在我身边，当他不在时，我的行动便失去了天真与必要性，一切事情皆似乎走了样，我每采取一步行动都感迟疑。也许，所谓自由的领域也就是幻象的领域吧。

那位把我从喷水池里拉出来的快乐女郎，终于变成我的好朋友。她活泼、开朗、年轻、漂亮，又显得傻里傻气，一种近乎天才的温柔的傻气。她耐心地听着我叙述有关强盗与魔术师的故事，有时候她似乎十分相信，有时则半信半疑，但是她至少认为我是来自东方的智者之一，这一点倒是颇能迎合我心。她十分赞赏我。如果我告诉她一些有趣的事，她往往在尚未了解重点时，便大声，甚至失态地笑出来。对于这一点，我经常板起脸孔跟她说：“听着，安娜小姐，如果你根本不懂得一个笑话，你怎么可以笑出来呢？这不是愚不可及吗？再说，这对我也是一种侮辱啊。除非你能了解我的笑话，否则的话，你便不应该随便笑出来——你不应该装出笑容，表示你懂得，不是吗？”但她还是继续笑着。“不，”她叫道，“你是我所见最聪明的小孩子。你真了不起。将来你一定会当上教授、大使或医生。至于我的笑，请千万不要见怪。我之所以笑，只是因为我欣赏你，因为你是我们这里最聪明的人。好，现在接下去解释你的笑话给我听吧。”于是，我又一五一十地对她解释一遍，但是她仍然问东问西，最后总算真懂了。如果说，她刚才笑得十分开朗、十分大方的话，那么她现在应该说笑得近乎疯狂，而且甚具感染性，以至于我也抑制不住地跟着笑出来！

有些比较困难的绕口令，我必须一行作三次地，很快地对她叙述。例如：Wiener W.scher Waschen weisse W.sche——维也纳的洗衣工人洗着白色的亚麻衣衫。我坚持她也必须跟着绕口令，她开始只是笑着，接着她试着把3个字带在一起念，但是无论如何她还是念不出来，最后她还是大声地笑了出来。安娜小姐是我认识中最快活的人。在我孩子气的想象中，我觉得她实在很笨，而她确实是有点傻里傻气，但是她却是个快乐的人儿，有时候我倒觉得，快乐的人乃是大智若愚的人，虽然这种智者看似很笨。的确，愚笨往往比聪明更能使人快活。

随着岁月的逝去，我跟安娜小姐的友谊已开始慢慢中止，我已是一个入学的学童了，已开始能感觉到种种诱惑、悲愁与聪明的危险性……此时，这个小巧人再度引导我去接近她。曾有一段时间，我拼命地在想着有关两性差别与孩子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使我觉得心焦如焚，有一天在心焦创痛之余，我下了决心，除非这个可怕的谜题能够获得解答，否则的话，我宁愿一死了之。

由于脑子盘旋着挥之不去的疑团，我郁郁不乐自学校穿过市场广场回家，一路上我一直阴阴沉沉地把双眼瞪着地上，但突然间小巧人出现了！他已变成一个稀客了，好久以来，我觉得他已不真实了或他觉得我不真实了——现在，我突然再度看到他，小巧而伶俐的身影匆匆地跑到我跟前；他只在我面前出现一瞬间便冲进安娜小姐的房子里。之后，他突然消失了，但是我却已跟着他跑进房里，当我突如其来地冲进安娜小姐的房间时，她立即大惊失色地叫出来，因为她正行卸下衣服，但是她并没有赶我走，不久之后，我终于了解我当时急于想知道的一切事情。如果不是当时我年纪太小的话，那件事很可能会演成一场风流艳事呢。

这位快活而傻里傻气的女人不像一般成年人，因为她虽然愚笨，但却十分开放，自然，她既不矫揉造作，也不会局促不安。而大部分成人则刚好相反。当然成人世界也有一些例外——我母亲是生气盎然与神秘聪颖的缩影，而我父亲则拥有着一切正直与智慧，至于我外祖父，他现在已不完全是属于人类了，他属于潜隐的多方面世界。但是，若算起成人世界的众生相，倒应以泥塑的神人最叫绝——虽然我们不得不敬畏它们。

他们跟小孩子说话那种扭捏作态的神情是多么的可笑！他们的声音多么的虚假、他们的笑容多么可笑！看，他们自视甚高——他们有的是头衔与忙碌。看，他们盛装夹着公事包、书本，走过街道，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是多么地做作，他们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等着被认出来、礼敬与尊敬！礼拜天常有些达官贵人前来我父母家里，“登门求教”——有些人戴着高帽子，笨拙的双手被套在手套里不得动弹——这表示他们的尊容，律师、法官、部长、教授、局长、委员长，还有他们趾高气扬的太大。他们一举一动——脱下外衣、进入房间，起立、坐下、发问、回答，乃至于辞行，都要他人从旁协助。

但是我并不把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世界看得太认真，因为我父母也不属于这种世界，他们甚至觉得它很可笑。虽然他们并不矫揉造作，不戴手套，也不攀龙附凤，但是我总觉得大部分的成人都是十分奇怪而可笑的。他们总自以为自己的工作、行业及官位，是多么地重要，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十分伟大而备受尊敬！但是孩子们的工作与游戏则根本微不足道，他们只配被叫到一旁责骂。这是不是孩子们所做的事比成人们比较不重要、比较不好、比较不对呢？事实上并不尽然，成人们只是有权力罢了，他们下命令，他们统管一切。他们就像小孩一样，有他们自己的游戏。他们玩的游戏是当救火员、当士兵，他们喜欢去酒店与俱乐部，而这一切他们皆带着一种权威与不可一世的姿态去做，就好像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那种样子似的，他们所做的事无一不是光明正大而且十分美丽壮观。

好吧，就算他们之中有些是聪明人，如教师等，但是，这些大人物不久以前自己不也曾经当过孩子，但是却很少人没有完全忘掉孩子是什么，孩子是如何生活、工作、游戏、思想以及孩子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的，这不是十分奇怪而令人生疑的事吗？事实上，知道这些事情的成年人，可谓少之又少！他们不仅是暴君，而且也是恶棍——他们用不屑而厌恶的态度对待小孩、拒人千里（指小孩），他们老是用不赞许甚至是恶意的眼光瞪着小孩。

有些心怀好意的大人有时虽然喜欢降格跟孩子们谈天，但是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才好。为了方便跟我们沟通，他不得不很辛苦且很尴尬地将自己降为小孩子，但不是真正的小孩子，而是矫揉而愚笨的“假小孩”。事实上，所有的大人皆无一例外地生活在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然而从各方面来看，他们并不见得比我们聪明，也不见得比我们优异，也许他们唯一比我们强的就是那种神秘的力量吧。是的，他们确比我们强大，除非我们服从他们，否则他们一定打我们骂我们，强迫我们就范。但是，这算得上是真正的优异吗？每一头牛与每一只大象不都比这些大人强大吗？但是，他们有权力，他们能发号施令，因此他们的世界及他们做的事便都是对的。但话说回来，有许多大人却似乎很羡慕我们小孩子似的，这真叫人感到莫名其妙。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十分天真地、毫无隐瞒地将这种心理表露出来，或许他们会带着些微感叹地说：“是的，你们小孩子才是真正幸运的人儿！”如果这不是假话的话——而这确不是假话，每次我听到这类感叹时，我就知道这不是假话——那么大人们，这些有权有势、有威严的人，绝对是不比我们这些必须服从他们敬畏他们的人，要来得快乐。在我们的音乐教本里，的确有一首歌曲有着令人吃惊的这么一段重叠句：“能够再度当个小孩将是多么幸福啊！”事情的奥秘就在这里。我们小孩子的确拥有某些大人们所欠缺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比我们大些，强些而已，而在某些方面，他们却比我们可怜！他们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们的尊严、他们的自由与行动，乃至于他们的胡子与长裤，的确令人羡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小孩子也有令他们羡慕之处，甚至在他们所唱的歌里，他们也做过这种表示！

尽管如此，但我暂时还是快乐的。世界上或甚至在学校里，我有很多事情看不惯；但是我还是快乐的。从许多方面，我所得到的教导与启示，皆指出人类不只是因为自身的快乐才踩在地上的，真正的快乐只有经过未来证明具有价值才算数；我学过的许多名言与诗文皆作如是表示。虽然这些主题也常引起我父亲的注意，但并不太能打动我的心，如果我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或是因欲望不能满足而感到痛苦，或遭受父母的责怪而觉得委屈，我通常并不企图由上帝那里去寻求庇护，我往往是从其他旁门左道去寻求重获光明的。如果平常的游戏引不起我的兴趣，或是铁道、玩具店、童话故事书都令我生厌了，那么最美妙的新游戏往往会即时出现在我面前，我只消在夜里躺在床上闭起眼睛，让我自己消失在我面前那彩色圈圈的缤纷世界里——那么，幸福与神秘之光便会重新烧起来，我的世界将会变得充满了希望与意义！

我第一年的学校生活并没有使我改变多少。但是，学校生活的经验慢慢使我学到——信任与坦诚只会给我带来伤痛而已，由于一些老师的漠不关心，我学会了撒谎与自我掩饰的处世艺术。自此之后，我懂得做假了。

慢慢地，第一朵花谢去了；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我也学会了生命的虚伪之歌，学会了跟现实妥协。至此，我才彻底了解为什么大人的歌本里会有“能够再度当个小孩将是多么幸福啊”之类的诗歌，这时的我也开始羡慕起那些还是个孩子的人了。

在我12岁那年，我开始兴起了学习希腊文的念头，我希望自己能像我父亲，或如果可能的话像我外祖父，那么的有学问。从那时候开始，我必须面对我的生命计划；我必须努力读书以便成为一个传教士或是语言学家，因为选择这些行业是可以获得奖学金的。先前我外祖父也曾选择这条路的。

表面上，这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突然间，未来却出现在我面前，路标突然横在我路途上，每一天、每一个月都把我更拉近了既定的目标，每一件东西都把我引离了我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日子，引离了虽然有意义但却没有目标与未来的生活情调。大人们的生活已经抓住了我，开始只抓到了一点头发或一只手指，但不久，它将完全把我逮住——把我推入所谓大人们的“生活”——根据目标、数目而过的生活，秩序、工作、职业与考试的生活；不久，我将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教授、牧师，有一天我也会戴着高帽子与皮手套去作官式的拜访——我将无法再了解孩子，我甚至会羡慕他们。但实际上在内心里，我并不喜欢这一切，我并不想离开我自己这个事事美好而珍贵的世界。说实话，当我想到未来之时，我内心所期盼的乃是十分秘密的目标。我内心所热切希望的是当一个魔术师。

长久以来，我一直保存着这种一厢情愿的梦想，但是最后，它的万能也开始慢慢失灵；它有敌人、有反对力量跟它作对——真实、严肃，而不容否认的东西。慢慢地，花儿凋谢了，我也随之慢慢地脱离无限的世界，而走向有限的真实世界，大人们的世界。慢慢地，我成为一个魔术师的欲望，在我眼里已变得较没有价值了，虽然我仍然继续狂热地抓着它不放，但是它在我眼里已变成一种孩子气的愿望了。

而我生活的原始森林也已变貌了，乐园就这样僵冻在我周围。我再也不是乐园里的王子与国王了，我已不能变成一个魔术师了，我正学着希腊文，两年后我还得加上希伯来文，而6年后，我便要上大学了。

我外祖父书本里的神妙故事仍然十分美丽，但它仅出现在我记得页码的几页里，而我已无法再找出其他新的奇迹了。作舞状的印度神像笑容已显得十分冷漠，我也很少正眼去看它了，而它也不再对我送秋波了。而——最糟糕的——莫过于是我越来越少看到那灰色的家伙——小巧人了。

但是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种现象；我仍然十分快乐而且野心勃勃，我学会了游泳，也学会了溜冰，我的希腊文得到第一名，整个事情看起来都十分光彩。但是不知怎么的，每一件东西似乎都笼上了一层较苍白的色彩，带上一种相当空洞的声音，我已懒得再去看安娜小姐了，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的经验里已丧失某些东西了，某些我没注意到，也不十分惦记的东西，但是它毕竟是无声无息地走了。

现在，我最感到迫切的需要，最热切的殷求乃是一种更强烈的刺激，我必须振作自己，重新开始。我喜欢放有许多调味品的食物，我喜欢细嚼着甜食，有时候我捡了几个小钱，使自己沉溺在某种特殊的乐趣里，因为其他事情似乎都不够新鲜与有趣。此时，女孩子也开始吸引我了；这种新的感觉是在小巧人再度出现，并把我引到安娜小姐的房间之后不久产生的。

二、学校生活记趣（1926年）

在学校生活里，我有幸遇见了两位我所敬畏的师长。第一位是名叫席米德（Schmid）的老师，他任教于卡罗拉丁语学校，因为他性格严厉、脾气暴躁、表情吓人，所以其他一般学生并不欢喜他。我所以特别看重他是因为我是跟着他开始学习希腊文的（我们当时只有12岁）。在这所半乡下地方的小学校里，我们早已习惯于我们不是惧怕就是憎恶，不是有意逃避及欺骗就是背地里嘲笑与轻视的老师了。他们拥有极高的权威，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他们行使权力往往到达了可怖或甚至于没有人性的程度——学生手心被打得流血或耳朵被捏得出血是常有的事——但是此种道学式的权力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敌意的力量而已，它只令学生觉得可怖可惜而已。当然，一个老师之拥有大权，亦可能是由于他的地位比我们高，因为他代表着智识与人性，或是因为他曾把更高世界的事象灌输给我们，但是在我们拉丁语学校的低年级里，我们却从未遇见过这种老师。我们曾遇见过少数几位较有天良的老师，他在我们忙着彼此互抄练习题的时候，视若无睹，望向窗外，或阅读小说，以解除他们自身及我们的无聊。我们也碰到过一些邪恶而暴躁的疯老师，他们在发怒的时候，不是拉着我们的头发便是重重地敲打我们的头（其中有位老师更可算是冷酷的暴君，他经常一面讲课，一面用他的大钥匙有节奏地敲打着坏学生的头盖）。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我遇上了席米德教授。我们这一班里共有25个学生，其中5名学生决定修习“人文学”，也就是所谓的希腊文，而其他学生则修习绘画、自然史之类的一般学科，而希腊文是由席米德任教的。这位教授并不受一般学生爱戴，他是一个身体虚弱、脸色苍白、忧思苦虑，而又一脸阴沉的人，他不留胡子，一头黑发，神情严肃而不苟言笑，即使偶尔讲出讥诮话，也往往出之于嘲讽的口吻。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没有附和全班一致的看法，我并不完全清楚。或许，这只是因为我个人对他不快乐的一种同情。他身体看起来瘦弱不堪，像是生病的样子，而他太太身体也不好，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而且几乎从未露过面，他跟所有的老师一样，生活十分清苦。或许是某种情况，很可能是他太太健康不佳的原因，使他无法像其他老师一样以兼职的方式增加一些微薄的收入吧，而这一点也使他看来跟其他老师有所不同。

我们5位学生由于修习希腊文，因此看起来似乎比其他一般学生高级一点。我们学习希腊文的目的是为了准备从事更高深的研究，而其他学生则准备当个劳力工人或做买卖的生意人——现在，我们已开始学习这种神秘的古代语言，比拉丁文还要古老，还要神秘，而且特殊的语言，我们学习这种语言并不是为了赚钱或旅行世界，而是为了认识苏格拉底、柏拉图及荷马等伟人。当时我对世界的某些形貌，多少已有些了解，我父母及祖父母对希腊学术皆十分熟悉，而透过希瓦伯（Schwab）著的《古典世界的神话》一书，我早已认识了欧迪色斯2、波里费摩斯（PolyPhemus）、费顿3、伊卡尔斯4及坦塔勒斯5诸人。一般我们学校读本的文章，就跟乐园里的孤鸟一样平淡无奇，但是我记得其中却有一篇霍德林所写的雄奇诗文，当时虽只是一知半解，但却已令我心醉不已，而且我猜想它必然跟希腊世界有某种秘密的关联性。

这位席米德先生并没有使我们学校的生活好过一些。事实上，他往往加添我们的麻烦，而且经常是不必要的麻烦。他对我们要求极多，至少对我们“人文学”的学生是如此，他不仅严厉，而且经常是粗暴的；他突然发起脾气时，神情相当恐怖，我们这几个学生往往如惊弓之鸟般地处于难以言状的恐惧之中。但是这一切我们在其他老师的淫威之下早已领受过了。而在席米德的教导之下，我则经验过某些新的东西。在他身上，除了领教过恐惧之外，我还经验过敬重，我发现到，即使在你敌人身上，你亦可经验到敬爱。有时候，在他闷闷不乐时，眼看他黑发下那张憔悴的脸显得那么悲戚，那么无奈，那么恶意重重之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心情郁闷时的扫罗王（Saul）。但是当他心情好转时，他的脸立即显得开朗起来，接着他会在黑板上写几个希腊字母，并讲一些希腊文法与语言，但是我内心所感觉到的不只是学究式的枯燥言语而已。我深深地爱上希腊文，虽然希腊语的课堂颇令我畏惧，我常喜欢在练习簿上涂一些希腊字母，我觉得它们似乎是一种魔术符号。

在我学习人文学的第一年里，我突然生病了。这种病我至今仍然不太清楚，但是那时候医生通常称之为“成长病”。我服用了鳘鱼肝油及甲酸，有一阵子，我双膝也用鱼油精加以按摩。这一场病使我的生活变得好过多了，虽然我喜欢人文学，但是学校令我太讨厌太恐惧了，我不得不承认这场病对我无异是一种恩赐、一种解脱。我在床上卧了很长一段日子，由于我床边是一道白壁，因此我便在这个方便的表面上画上水彩画，记得我当时画的是一幅代表着7个斯华比亚人的画，这使我兄弟姐妹都觉得十分好笑。但是过了两三个星期以后我还卧病在床，我内心突然担心我的希腊文可能会跟不上了。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位同学被派来告诉我学校的上课情形，这时我才知道席米德先生的人文学在希腊文法上已前进了好多页了。这些我必须立即设法弥补过来，在7个斯华比亚人的陪伴之下，我花了许多个钟头对抗自己的怠惰，努力克服希腊语连接词的问题。有时父亲也来帮助我，但是在我病好可以自由走动之时，我的希腊文仍然落后许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求助于席米德先生的私人授课。他愿意私下给我补课，因此在一段时期里，我每隔一天便必须前去他那阴暗而了无生气的住所，席米德苍白而沉默寡言的太太便住在这里跟她的重病搏斗着。我很少看到她，而她不久之后便死了。

席米德先生这所房子阴阴沉沉的，给人很重的压迫感，像是鬼魂附在里面一样，每当我跨进他家门槛时，我总觉得像是踏入一个完全不同，不真实的恐怖世界，我发现这个可敬的聪明人，这个在学校里令人畏惧的暴君，突然神奇而古怪地改变。我开始直觉地了解到他痛苦的表情，我也为他感到痛苦，因他的感染而感到痛苦，因为他的情绪一向十分恶劣。

记得，他曾两次带我外出散步，在没有文法或希腊文负担的空旷气息里信步而行，在这两次短暂的散步里，他的态度显得十分优雅，对我很友善；他平静得近乎温和地问我有关我的嗜好及未来的希望等问题，从那时候开始我逐渐喜欢他了，虽然回到课堂之后，他似乎把我们曾一起散步过的事全忘光了。我记得在他太太入土之后，他将垂在前额的长发摆回后头的性格动作，似乎愈来愈多见，且更突然。他确是一个十分难以相处的老师，我相信我是唯一喜欢他的学生，尽管他性情暴躁，脾气反复无常。

在修完席米德的课程不久，我首次离开了我的家乡及这所学校。我是因为纪律的原因而离开那所学校的，因为在那时候，我已变成一个十分不听话而任性的孩子了，我父母也不知道如何处置我才好。此外，我还必须尽可能地准备好“区域性”的考试。此一官方性的考试每年夏天为整个奥腾堡省举行一次会考，任何通过此次考试的学生皆可获得一笔奖学金，以进入神学院进修。父母的意思当然是希望我进入神学院，而我们这一地区有好几所学校是专门培养学生进入这类神学院的，因此父母便把我送到这种专门学校就读。我进入的是戈宾根（G.ppingen）的一家拉丁学校，该校的老牧师鲍尔（Bauer）素以督导学生应付省区会考著名，每年都有一大堆学生来自渥腾省各地，前来接受他的督导。

鲍尔牧师是一个严厉的老学究，喜欢鞭打学生：多年前我的一位年长的亲戚曾当过他的学生，也曾被他重重鞭打过。鲍尔先生是公认的一个十分古怪的人，他对学生要求很多，但对学生也极好。当我初次告别了家门，抓着母亲的手，站在这位著名牧师的书房前等着时，我心里头并不觉得有什么害怕。我相信当他走出来，招呼我们进入他房间时，我母亲一定不觉得他样子有何惊人之处；他只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一头散乱的灰发，相当突出的眼睛布满着血丝，老旧得令人难以名状的外衣沾满了绿色的污点，老花眼镜低挂在鼻尖，而右手则拿着一根带有瓷碗的长形烟枪，几乎伸长到地板上，他不断地将浓厚的烟云吹进早已烟雾迷漫的屋子里。而即使是在澡堂上，他也烟不离手。这位怪老头，他的驼背，他满不在乎的姿态，他老旧的衣服，他悲戚而凝重的表情，他奇形怪状的拖鞋，他长形烟雾四溢的烟枪，在我看来极像个老魔术师，而我现在就要被关进他的牢房里。跟这位脏兮兮的，满头灰发，超凡入圣的古代人在一起，也许是件可怖的事；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可能也是一种愉快而迷人的事——无论如何，这总是一种奇遇，一种奇妙的经验。我已准备好同时亦乐于去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独个儿站在车站上，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对我吻别登上火车，看着火车开走，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外面，独个儿站在世界里，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我现在必须找寻自己的路，独自保护我自己——事实上，至今我头发虽已斑白，但我还是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离别之前，我母亲曾跟我一起祈祷，虽然那时候我已经不十分虔诚了，但是在她祈祷与祝福的那一刻，我内心里确曾郑重地下了一个决心——在离家之后，我在这里一定要守规矩，一定不要再使母亲丢脸。但是，最后，我算是失败了！

我后来的学校生活给她及我带来了更大的风暴、更严厉的考验，以及更严重的失望，还有更深切的悲哀、更多的眼泪、更多的争吵与误解。但是那时在戈宾根的日子里，我仍然完全忠于我的决心，尽量守规矩。但是，确切地说，所谓的守规矩并非指模范学生的标准而言。事情是这样的，我跟其他4位男孩，在一位女保姆的监管之下一起生活，但是，无论如何，我是无法遵照她的命令、她的意思去“生活”的。我从来没有意思要赢得她的好感，有很多机会，我可以赢得她的欢心，获得她的好感，但我从来不想这么做，因为我并不承认她的权力与威势。有一天，我可能因为一些令她不高兴的孩子气小动作，而惹得她大发脾气，她立即唤来一个高头大马的学长，痛打我一顿，我十分顽强地反抗他，我宁愿把自己抛出窗外，或是咬住他的喉咙，也不允许一个没有资格处罚我的人来惩处我。结果，这个彪形大汉终于不敢惹我，他乖乖地退缩回去了。

我并不喜欢戈宾根，我被抛进去的这个世界，对我一点也没有吸引力，它是贫瘠而荒凉的，粗糙而破旧的。

当时，戈宾根并不像现在一样，是个制造业十分发达的城市，但是当时它已拥有六七个高耸的工厂烟囱，还有一条小溪，跟我的家乡相比，它可以说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城市——在垃圾堆里它变得越来越穷——虽然这个城市的外围十分美丽，但是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们能够离开学校的时间一直很短暂，我前后只去过一次霍亨斯塔芬（Hohenstaufen）。

噢，不，这个戈宾根实在彻底令我厌恶，这个枯燥的制造业城市一点也比不上我的家乡，如果我把我那山明水秀的家乡介绍给我的同学的话，他们一定不肯相信，因为在我们学校里，我是唯一来自卡尔夫镇的学生。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来自全省各个地方，他们来到这儿的目的，只是想利用这个“跳板”，通过省区的会考而已。

而这个跳板对我们这个班级亦同样有效。在戈宾根的学业结束时，我们班上大部分同学皆通过了会考，而我亦名列其中。

戈宾根是一个沉闷的工业城市，再加上女管家的严厉监管，我在戈宾根的外在生活可说十分不愉快，但这一年半的时间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且成果最丰硕的一段时期。在与鲍尔牧师的接触中，我经验了过去我在卡尔夫从席米德教授身上领受过的师生关系——一种一位知识上的长者与天才学童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位外貌怪异得近乎可怖的老学究，这位戴着小型眼镜瞪视我们的怪老头，这位经常在拥挤的课堂里猛抽他长形烟斗的老长者，在我心目中，曾是我最尊敬的领袖、导师、法官与半神。过去我也曾经有过两位我所尊敬的师长，但是比起这位可爱、可敬而又可畏的长者来，他们却像影子般消失了。在这长者之前，戈宾根的不愉快生活随即消失了，甚至连我跟同学的友谊也随之消逝无遗了。

我，这个敏感而挑剔的学生，向来不肯屈降于任何形式的依赖与屈从，但是现在对这位神秘的老头却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似乎完全不在意我的不成熟、我的笨拙，我的卑下，他似乎认为我的一切优点都是极其自然的。他似乎毋须浪费多少唇舌便可表示他的赞赏。如果他品评我的拉丁文或希腊文作业时，他会说：“黑塞，你做得真好。”经他这么一说，我往往会快活及兴奋好几天。

即使我们这位牧师只能使他一些较优秀的学生爱上拉丁文与希腊文，并能启发他们对学术的信仰与责任的话，那无疑已是一次伟大而值得赞赏的成就。而我们这位独特的老师的最难能可贵之处乃是，他不但有能力探出他最优秀的学生，培养他们理想主义的气质，并且还能因材施教，甚至还能顾及到这年幼学生的孩子气及好玩的天性。

我们这位可敬的苏格拉底，同时是一个聪明而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他一再地想办法使学校能对13岁大的小孩子具有吸引力。他除了擅长于教授拉丁文的句法（句子结构）与希腊口音的规则之外，并经常能给予我们学问上的启迪。在当时那种严酷、沉闷而单调的拉丁文学校的环境下，我们更易于体会到这位师长的教学方式是多么地新鲜、独特而又富于启发性。在他的春风化雨之下，他刚开始令我们发笑的古怪样子，不久便成为他权威与纪律的工具了。就这样，原来看似不能跟他的权威相匹配的怪态与嗜好，他居然将之变成他教育的工具。举例来说，他那过去曾使我母亲吓了一跳的长烟斗，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竟然已不再是可笑或恼人的附属品，而变成是一种权杖——一种威严的象征。任何一位学生，只要获准摸一下他的烟斗，或是奉命把它清除干净，那他即刻成为全班所羡慕的宠儿。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荣誉差事”，是我们每一位同学所热烈争逐的。我个人曾有幸担当过的“风囊”差事即是一例。风囊的差事是每天必须拂拭老师的桌子。当有天这项工作被停掉而转移给另外一个同学时，我内心确实感到像是被重重地处罚似的。

记得有个冬天，我们正坐在烟雾迷漫、热气罩闷的课堂里，而太阳正从满覆霜雪的门窗里射进光线，我们的老牧师突然站起来说：“小鬼，躲在这儿要闷死了，外头阳光四射不好多了吗。现在我们出去绕着这幢屋子跑一圈吧，在离开前先把窗户打开！”又有一次，当我们为准备会考而忙得焦头烂额之时，他突然出其不意地邀请我们到他的寓所，到了那里，我们在一个奇怪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一大堆玩具士兵，于是我们便在桌子上摆开了交战的阵势，当战斗展开之时，老牧师还是依然故我地在我们两军之间，吞云吐雾。

美妙的事情常是短暂的，而美好的时光亦往往是不会持久的。当我想起这些戈宾根的时日，我学校生活中唯一遇到良师，唯一全心全意地在念书的短暂生涯之时，我亦往往情不自禁地想起了1890年的暑假，我待在卡罗的老家之时。那年假期，学校并没有指定我们任何假期作业，但是鲍尔牧师却要我们抽空研习艾索克拉底（Isocrates）的“生活规范”，这个“生活规范”原是包括在我们希腊文的佳文摘选集里，他告诉我们说以往他最优秀的学生都曾熟记这些生活规范。至于我们是否愿意听他的话，好好地默记它，则可随我们自己的意思。

我脑海里依稀记得，那年暑假我曾跟我父亲作了几次散步。有时，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卡罗上面的森林度过：白松树下有许多伏牛花与覆盆子花；旷野里，珍珠菜盛开，蝴蝶、红蝴蝶以及龟甲蝴蝶，到处飞舞。我们可以随处闻到松树脂与蘑菇的扑鼻气息，有时，我们甚至可以亲身面对兔子。我跟父亲曾在森林里漫步，亦曾在石南花丛间竞跑。有时，他会问我艾索克拉底的文章背得怎么样。于是，我每天便会花一些时间去背诵这些“生活规范”。至今，我整个希腊文教育里，唯一留存在脑海里的就只有一些荷马的诗歌以及艾索克拉底的这些文句而已。

时至今日，我的希腊文已几乎全忘光了，而我的拉丁文也大部分被抛诸脑后了——要不是我一个戈宾根的同学至今健在且仍然保持友谊的话，我怕连这一点东西也记不住了。我这位老朋友每次写信给我都用拉丁文，而我每次阅读它时，我都必须自这些结构优美的古典章句里头去寻找灵感，这时，我似乎依依稀稀地闻到了我年轻时代的气息，以及牧师鲍尔老烟斗里的烟味。

三、我的外祖父（1952年）

此诗为1833年，我外祖父根德特（Hermann Gundert）为其父50岁生日所作，时值其母亲谢世后不久。

啊，难道我要悲恸，

太阳的下山，

黑夜的来临，

经过了竟日的疲劳，

在重重的云层下，

黑影重落下来，

在夜晚的沉寂中，

星座绽开了它的光辉。

在秋日凋萎的败叶之间，

你将昂首跨洋过海，

寒夜里的一线生息。

但是在山上你的四周，

淡酒酿成了

扑鼻芳香里的熟果，

饮尽了母性的元气。

盛开的花朵，

在新生的世界里蠕动，

一颗友善的星星，

正点点致谢，

向花儿与花圈致意，

满载谷物的蓬草，

向着谷仓呻吟。

这些都是来自上帝

未曾约束的世界里的意象。

它们在大千世界里变幻，

而只有一物依然故我

返诸我身边：

那是紧锁着它们的人类的眼睛！

你难道还不是梦想着

母亲怀抱的花朵？

你难道还不是不耐于

试采它元气，试采它光彩的成熟葡萄？

无疑，你是干枯田畦里的蜀穗，

眼看他同根生的兄弟，

掉落在收割者的手掌，

眼看着马匹带走他的手足，

前去不知在何处的仓房。

离开了变幻莫测的同根生地表，

你仰望着永恒的天空，

晚风将败叶吹袭到你身上，

枯叶掉落在枯发上，

你在风云交会之中，

望穿欲振乏力的枝头，

望向星辰争辉的长空。

当年轻的气盛消退之时，

你蹑足地走到山峰，

对着无数心灵，

立誓成为阳光。

现在，他看出黑夜已经来临，

生命的阳光，躲藏在地表深陷的山谷里，

至此，

他唯一的愿望乃是模仿星星，

永远凝视着太阳，

在星光齐放的光芒中，

凝视着太阳。

你站在你国度的门槛上，

这儿是你哭泣的摇篮，

这儿是期盼着你的世界！

你头上绝美的人杰，

欢呼你欢畅的活动，

而你底下可信的群众，

正昂首蹒跚而行。

向上伸出你的右手，

你伸出给你永恒爱人的手，

在战斗中，幸存于世的人，

将助你走完最后一步！

而你的左手

你死不瞑目的眼睛，

以及你爱的永志之大，

将会把你不死的讯息，

留传给你年轻一代的

香客！

我的外祖父根德特是在他19岁那年，写下这首诗的，创作这首诗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他慰藉他父亲丧妻之痛的心迹。读者稍加留意即可明了，作者的心智受黑格尔、印度思想，以及霍德林的影响至深。此后，这首杰出诗作的作者未再动笔写过类似的东西。事实上，这首诗书成于作者生命中最混乱且最危急的时期，时值这位年轻人由狂热的泛神信仰转变为立志远赴印度从事传教工作的转变期。

我个人过去曾保有我母亲亲笔所写的这首诗作，之后应马巴（Marbach）席勒博物馆的请求，将它转赠予它们收藏。这首诗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再次传到我手里，当时我对它的明朗之美，它思想所蕴含的暗流，以及它羞涩的隐秘性，至为感动，只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乃决定据有此一小珍宝。至于对根德特的继承人，我则送了一份印刷本给他们，并礼貌地向他们致谢，但是他们却十分惊讶与困惑，不知如何去处理这份奇怪的礼物；至于其他接到印刷本的人，他们很敬重地收下了它，但是对这首诗的诗意洋溢则并没有表示任何兴奋之色，也似乎没有为该诗字里行间所闪烁的秘密之火所感动。

后来，我所接到有关该诗的反响便有所不同，他们一反以往其他人对该诗的冷漠态度。第一个真正为该诗所吸引且为之感动不已的乃是鲁肯道夫博士（Dr.Lützkendorf），此人在20年前曾写过他第一篇评论我的作品的论文，可说是我精神及宗教上的前辈。我现在引述一下他在1952年2月间所写的一封信：

“在我撰写你作品的评论并试着根据类别与出处来分类你的作品之时——我至今尚不知我何以敢如此毫无顾忌地做这种尝试——我突然发现到，根德特是一个十分奇怪而玄秘的人物，缘此，我很想能更详细地去了解这个人。无疑的，他是一个具有神启的热情与超凡的耐力的人，而这两种特质似乎都是经过神秘的孟加拉圣火之光照而精炼成的，这两种特质曾经引起我多次的揣测，我总是觉得他可能是你亦同样拥有的许多特质的来源与泉源。

我很高兴能够如此奇妙地在他1833年所写的这首诗里遇见他。从许多方面来看，此次幸会的确重新肯定了我的看法，即使在我们这时代也一样，我们并不见得能够单从到处可见的嘈杂声、喧嚣声，以及一片不负责任的叫声中，去形成我们的判断。一百年以前，这位年轻人的心灵里即放射出不朽的本质与深刻的潜移默化；而此种影响力延续至今。如果他不是你的外祖父的话，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听到他的名字——而我们毕竟还是认识他了。

当然，即使在今日，世界上也有其他的根德特存在着——那些能够自安于完成其生命巡行且有力量建立其不朽声名的人。我相信此种力量亦内藏于一个国家里，同时亦坚信，尽管我们不免对我们这个时代感到绝望，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还是有理由不对它怀抱着悲观的态度的。

我不知道这封优美书信的作者是否知道根德特在我题为“一个魔术师的童年”的散文里所扮演的角色。这篇散文现在收在《梦境之旅》一书里。在这篇散文里，我追忆着，我外祖父谢世时我才只有16岁，尽管他的博学，但是我却能以成人的方式去认识这位圣人，而且，我从他身上亦会遇到一种回响，一种由外表上的严苛与知性上的光彩所组成的神奇的斯华比亚世界的残余之物——它们虽然隐藏在对上帝的虔敬与奉献之中，但仍然生机盎然，而这种生机潜藏在斯华比亚的拉丁学校、福音教派修道院以及著名的杜宾根预备学校里，一直持续达两百年之久，它不断地丰富及开拓它此种珍贵的传统。

不仅是著名的知识与精神典范，如孟吉尔（Bengel）、欧丁吉尔（Oetinger）以及布仑哈特（Blumhardt）等人属于这个斯华比亚的教会与学术的正统世界，即使是霍德林、黑格尔与莫里克（M.rike）等大师，亦莫不在这个世界的熏陶之下，而成就其名山伟业。

在这个世界里，正如我外祖父的住宅一样，有一股烟味、咖啡味、旧书味，以及一种植物标本味；这个知性世界虽然带有神学色彩，但它并不愿意排除任何由虔信主义走向激进自由思想的倾向，年复一年之后，它便注入本区拉丁学校的优秀分子身上，再经过一代一代的培养之后，它便造就了一群卓然独立的人物，这些特出的俊杰之士即使本身未成为一世之星，他们至少是属于这圈内的人；而这些才俊之士往往会留下论文、书信与图画，并将此种传统流传给他们的孩子或学生。此种传统所累积下来的财富——一种知识的结晶——是德国其他地区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对我而言，有关于我外祖父最生动且最珍贵的记忆乃是以下的事件——

当我在墨尔布隆神学院最低一年级就学时，我还不满15岁，在此进修的目的是要进入预备大学；在这段期间里，我经历了我学校生活中最严重的危机，我犯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并无可弥补的过错，使我个人及我那颇有名望的家族蒙羞：我逃离了学校，在森林里被寻找了一整天，甚至还被报告到警察局。我在严冬的天气里在森林中度过了一个晚上，最后才自病房里被送回家休养，结果我休学了，而我的学校生涯几乎亦因此而中断。但是令我心里感到最难过的，倒不是因为自己被当成犯人及敌人，而是一般人经过我身边时往往蹑足而行，好像是我患了某种神秘的传染病似的，那种异样的和蔼与困窘的焦虑神情，看来真叫人难受。

回到家里之后，我的第一个责任，同时也是我最重大且最困难的责任，乃是前去拜访我所敬爱，但此刻却变成我最畏惧的外祖父。我相信我父母对这次的拜访一定抱着莫大的期望，他们一定恳请这位可敬的长者好好地省视我一番，期能在他的教诲之下痛改前非。在我前去见他的一路上，在进入他的旧宅，登上楼梯，进入他阳光普照的书房的整个行程，就像一个罪人走向圣坛的天路历程一样。

书房的外室里摆着成千成百的书籍，立即吸引了我强烈的注意，这些书我后来读过不少。这儿显得暗淡而安静，透过这儿唯一的窗户，我可以看见这幢建筑的后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当我怀着恐惧的心情，战栗地走入圣堂时，迎面立即扑来一股烟味、纸张与墨水的气味，阳光直射到摆满着书籍、杂志、许多种语言的手稿的书桌上，这位长者背对着阳光直射而入的窗户，坐在阳光穿射而过的烟雾层里的旧沙发上，缓缓地从他写字的姿态抬起头来。我低声地向他问安并伸出我的手，并开始准备听候他的训斥。他略为一笑，嘴唇从宽广的白胡子突了出来，接着他那熟悉许多种语言的嘴唇绽开了，之后，他明亮的蓝眼睛也跟着眯起来。这时我紧张的心情立即放松下来，我终于明了，我所面对的并不是裁决与惩罚，而是了解、长者的智慧与耐性，以及一种讽刺与恶作剧的暗示。他终于张开嘴说话了：“是赫曼吗？我听说你刚刚闹了一场小脾气出走了。”

“闹脾气出走”是50年前，杜宾根的学生用来描绘那些因狂妄、反叛或绝望而起的怪异出走与冒险所用的特别用语。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获悉我的外祖父，这位典型的基督徒与学者，也曾生活在那种耍脾气的危险气候里。正当他在这段狂热而危险的青春时期——或许也就是我外祖父跟他的密友正生活在青年才子的狂妄与自杀的绝望之间的一刹那——我外祖父写下了这首诗——也就是120年后的今天，我再度使它重见光明的那首诗。

因为这首诗的因缘，最近一位巴黎的德国文学学者写给我一封信说：“我真想告诉你，根德特的那首诗对我而言是多么地珍贵，它犹如大树身上的藤蔓一样。它之对我显得特别重要乃是因为这是我了解家族传统的意义的一种方式；它诚然是一种负担，但是它却可以帮助我们前进，如果我们有力量超乎它危险的牵累的话。从史怀哲身上我可以学习到这一点；或许你知道沙特乃是他的大侄儿，更详细地说，沙特是史怀哲的巴黎籍叔父的孙儿。史怀哲的叔父是一位德国文学专家，沙奇思（Hans Sachs）的学生，而他本人的白胡子与粗鲁的幽默，则恰如沙奇思一样。可能是因为有这种老师与牧师的祖先的缘故，沙特本人可以放胆地步入虚无主义的世界里；而他的追随者则因没有这种防卫本钱为后者，因此他们往往悲恸以殁……”

现在我自己也已子孙成群，而且也几乎到了我先祖的年岁了，然而知悉他至今仍然被怀念不已，且其影响力已超乎虔敬派的传教界，我内心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喜悦与满足，虽然他本人或许并不把这种荣誉当成一回事。虽然他晚年以后，可能对这方面的事物全然失去兴趣，然而，他本人确一度走过霍德林、黑格尔与莫里克的老路，写过诗，甚至偶尔亦沉醉在使性子（耍脾气）的出走里。

四、往事追忆（1925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年间，我曾两度试图以传奇及半幽默的形式，对我的生平作一种简要的叙述，其目的是使那些未明我的身世的朋友，对我多少有些了解。在这些尝试中我个人感到比较满意的是一篇题为“一个魔术师的童年”的杂文。另外一篇是我个人比较大胆的尝试，该文是模仿沙特的形式，以一种“臆测式的自传”，对未来从事预测，后曾于1925年在新·伦德桥（Neue Rudschau）出版。

本文即为该文略作修正之作。多年来，我一直计划以某种方式将这两篇杂文合并起来，但是由于这两篇作品语调与气氛迥异，因之我一直无法找到一种方法，将之结合起来。

我生于“现代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亦即在“中古世界”行将返回之前。我出生在7月间一个温暖日子的初夜时分，我出生时刻的温度是我终生在无意识中所热爱及追寻的；当我碰不到这种天气时，我往往会若有所失地怀念它。我永远无法适应寒冷的国度，因为这个缘故，我大半生的旅行一直朝向着南方。我双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一直深挚地爱着他们，如果我不是很早就被灌输以“第四诫”的话，那我会更诚挚地爱着他们。但不幸的是，十诫对我一直有着不幸的影响，虽然它们本意至善，道理正确——而我的本性也驯若绵羊、柔如皂沫——但是我对每一种戒律却始终顽抗不从，尤以我少年时期为然。每当我听到“你应该”之时，我全身立即冒起火来，而变得桀骜不驯。可以想象的，这种特性在我学生时期对我一直有着深长而不幸的影响。

事实上，即使是在学校里，我们的老师在一个叫做“世界史”的有趣课程里，也一再教导我们，我们这个世界经常是由那些勇于制订自己的律则并且打破传统规范的人所治理，引导及改变的，而这些超凡伟人确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是这些跟我们其他一些教诲一样，根本是欺人之谈，因为不管我们是否心存善意，每当我们鼓起勇气来抗议某种命令或甚至是某种愚蠢的习惯或做事的方式时，我们不但得不到赞赏或引为模范，甚至被师长恶用其威权加以处罚、取笑及压服。

所幸，早在我进入学校之前，我就学知了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而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拥有敏锐、微妙而且发展极为良好的感觉，我一直依赖着这种感觉生活，而且从中获得极大乐趣，虽然后来我曾屈服于形而上的诱惑而难以自拔，甚至有段时间，完全忽略了我的感觉，但是过去培养得十分细致的“官能特长”，尤其是在视觉与听觉方面，却始终存留在我身上，而在我的知性世界里，扮着一个生气盎然的角色，虽则后者似乎抽象一点。因此，正如我所说的，早在进入学校以前，我即拥有某种对应生活的能力。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熟悉我所住的城镇的街道，我知道谷仓近旁的场地、森林中、农庄里，以及机械房内的许多东西，我认得树木、鸟儿与蝴蝶，我会歌唱，吹口哨，以及生活中其他许多重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我在学校里还学到各种不同的知识，我很快地学会它们，并且从中得到乐趣；特别是拉丁文，我从中得到真正的乐趣，我写起拉丁诗几乎就如德国诗一样地快。至于在说谎与耍诈方面，过去我孩子气式的坦率与轻易，曾使我一再地吃到苦头，直到我进入神学院第二年，感谢我导师跟他一个帮凶的指点迷津，我在这两方面终于有了惊人的成就。这两位教育家使我睁开眼睛注视一个残酷的事实——幽默感与对真理的热爱，并不是他们希冀从学生身上看到的品质。他们将某一过错归罪于我，这个过错并不严重，而且我全然是无辜的，但是由于他们无法迫使我承认我是犯错者，因此这原本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却转变成一种“审讯”，他们不断地打我、折磨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我坦白认错，确切地说，而是他们要维护所谓师道尊严的体面。

就在我刚刚结识了值得我尊敬的老师之时，这对我的打击是难以言喻的，从此以后，不仅我与学校师长的关系，甚至连我跟一切权威的关系，也因之遭受歪曲与受损。整个来说，在学前七八年之间，我一向是个好学生，因为无论如何，我在班上经常名列前茅。直到这些纠纷发生之后，经过了这场非人所能忍的委屈之后，我才愈来愈与学校发生冲突。这件不愉快的事违背了我的意志，令我伤痛不已，久久不能释怀，直到20年之后，我才能处之泰然。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自我13岁开始之后，我开始认识到，我要成为一个诗人，此外不作他想。然而，这个了解却逐渐变成一种痛苦的认识。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教师、一个医生，一个牧师、一个机械技师或是一个邮局员工，也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画家、建筑师；世界上每一种行业都有一条门径，这就是先决条件，而学校乃是初学者必须经过的学习阶段。唯独诗人没有这条门径！要当一个诗人并非不可，它甚至会被视为一种荣誉；但是却要当一个成功而出名的诗人——但是，不幸的是，一旦一名诗人功成名就之后，他往往已经作古。因此，要当一个诗人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正如不久之后我发现到的，要想成为一个诗人乃是一件荒谬而可羞的事。这种状况使我很快地了解到一个事实：要当诗人可以，但一定当不成。其次，我更了解到，对诗的自然天才与兴趣，在教师的眼中皆是可疑的；你的才气不是受到不信任，便是遭到取笑，甚且经常受到极大的侮辱。事实上，诗人的处境正跟英雄一样，英雄尽管身强体壮、英俊潇洒、雄姿英发、气宇不凡、成就出众——过去的英雄的确功成名就，每一本学校教本对他们皆充满着溢美之辞——但是在当世，在真实的生活里，一般人对他们却怀有敌意，而特别是所谓教师，他们像是经过特别的挑选与训练，专门来防止这类出众的自由人的冒起，并尽可能去防范这类人伟大而光辉的成就。

由于这些认识，我在我跟我遥远目标之间所看到的只是呐喊的深渊而已，每一件事情皆不确定，每一件事情都没有价值，只有一事是不变的：那就是，我立志要做一个诗人，不管那是容易的事或是困难的事，不管那是可笑的或是可信的。这项“决定”——或不如说这个“命定”——的外在结果——是这样的。

在我13岁那年，即当此冲突方行开始之时，由于我在家与在学校的表现不如家人对我的期许，因此父母便把我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拉丁学校。一年以后，我进入一所神学院，开始学习希伯来文，而正当我开始了解dagesh forte implicitum是什么意思时，我内心突然起了一阵风暴，而导致我逃离神学院，遭到严格监管的惩罚，甚至被神学院退学。

后来，在一所大学预科学校里，有一段时间我曾力争上游；但是到后来，我仍不免遭到监管与退学的结局。此后，我曾当了一个商人的3天学徒，随后又离弃，而最令我父母伤心的是，其后几天几夜里，我甚至跑得无影无踪。后来约有半年的时间，我充当我父亲的助手，而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曾在一家机器工厂及塔钟工厂做工。

总而言之，约有四年的时间，父母对我百般费神，但是每一件尝试最后皆归于失败；没有任何一个学校肯收留我，我在任何一个学校的教育皆持续不久。每一次试图把我磨炼成可造之材的企图皆归于失败，好几次的逃学或退学皆使父母蒙羞，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有能力甚至有决心专心向学！而且，我即使不十分勤学，但至少没有什么重大的过错——所谓懒惰的德性，我虽然对之敬畏有加，但却从未学会。

在我16岁那年，由于我的学校生涯已彻底宣告失败，乃下决心开始集中精力于自我教育，而值得庆幸的是，父亲的房子里有外祖父的一个大图书室，室内藏有许多旧书，其中包括18世纪的德国文学与哲学。因此在我16岁至18岁之时，我不仅写下了许多诗，同时亦读过了半数的世界文学，并亦旁涉艺术史、语言学及哲学，这些已够得上任何正常大学的标准。

最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我乃去当一名书店店员。我跟书本的关系一直处得比恶习跟齿轮更好，在我当机械工人之时，齿轮对我简直是一种折磨。刚开始时，我所涉猎的是现代文学，特别是最现代的文学，它们使我沉醉其间，而得到了近乎如醉如痴的乐趣。但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开始注意到，在精神领域方面，停留在现在、现代，乃至于最现代的生活，几乎是不可忍受且毫无意义的，所谓精神生活，只有求诸过去、求诸历史、求诸古代及原始世界，方能寻获。

因此在我初次的文学热消退之后，我便开始感觉到我必须从小说的沉醉中回到古老世界；为此，我乃自书店转到一家古物店。不过，我之所以找上这个差事只是因为我需要它维持我的生计。而在26岁那年，由于我的文学作品初度获得成功，我便放弃了这个工作。

如此，经过了许多风浪与波折之后，我的目标现在已达成了：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啊，我终于成为一个诗人了，我终于赢得了跟世界这场漫长而难缠的战争了。我就学与自我力学的辛酸岁月——在这期间我经常濒于毁灭——现在已被抛诸脑后或一笑置之了——甚至是过去对我抱着绝望态度的亲戚与朋友，现在也给予我鼓励的微笑了。我终于获得胜利了，现在即使我做了最愚蠢或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它也会被认为十分了不起，正如我过去曾自以为了不起一样。现在我首次了解到，过去年复一年我曾经历了多么可怕的孤立、禁欲与危险；春风得意的确易使人志得意满，我开始变成一个自满的人。

从外表上看来，我的生活的确过得不错，既平静又适意。我有了妻子，也有了孩子，亦有了房子与花园。我自得其乐地写着我的书，我被视为一个和蔼可亲的诗人，我的生活与世无争。1905年，我出力创办了一个期刊，该刊物主要是为了反对威廉二世的政府，虽然我本人对政治目标并不看得太认真。后来我又前往瑞士、德国、英国、意大利与印度尽兴一游。总之，我的一切似乎都显得十分顺利。

之后，在1914年夏天，无论是外在或内在的事情都突然改观了。我逐渐明白过来，我们过去的幸福乃是建立在不稳的基础上，因此，我决定开始进入一段自我省察的阶段。所谓的“伟大的考验的时候”终于来临了。我开始反省到，我跟其他人的最大不同在于，我欠缺了其他人所拥有的——热情。基于这个原因，我又再度返诸自身，并与我的环境发生冲突。我开始学习不去理会我对自己及世界的不满，而在这个经验中，我首次步上了走向生命的第一个门槛。

我一直没有忘怀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年里的一件小事情。在那一年里，我曾前去访问一家大型的军医院，希望能寻求到一种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使自己适应业已改变的世界的方法——这种事情在当时似乎是我不可能办得到的。在伤兵医院里，我遇见了一个老处女，她过去一直依赖私人的收入，在舒服的环境里生活，而现在则在病房里充当护士。她以十分兴奋的口吻告诉我说，她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伟大的时代，内心是多么的快活与骄傲。

她的意思我十分了解，因为对这位妇人来说，战争使她无所事事而自私自利的生存，转变成一种积极而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当她在一处挤满着为炮火所伤全身裹着绷带的伤兵，而两旁的病房里全是肢体被切断的残疾者与垂死重患的走廊上，叙说着她内心的快慰时，我心里几乎凉了半截。虽然我明白这位热心大婶的热忱，但是我却无法分享它，我无法对她表示什么。如果以十个伤兵来求取另外一个热心的护士的话，那么这些妇女快慰的代价未免太大了。

不，我一点也无法分享这个伟大时代的快乐，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一直感到十分难过，有几年的时间，我一直拼命地保护自己，极力设法去闪避这晴天霹雳的不幸对我的打击，而我周围的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却似乎显示出，他们对同样的不幸事情却充满着快活的兴奋之情。当我从报上读到名作家表露他们对战争的福泽的文章及教授们为战争所作的摇旗呐喊，又眼见名诗人书房里所涌出的讴歌战争的诗文时，我内心感到更加的难过，甚至深恶痛绝。

1915年某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地将我内心的不齿公开表示出来，同时我对一般所谓饱学之士居然率先宣扬仇恨，散布谎言，将大灾大难吹捧上天的作风，亦深表遗憾。这种与众不同的悲切表示立即引来喧然大波，我祖国的报纸直斥我为叛国贼——这对我倒是一种新经验，因为我跟报界虽然有许多接触，但却从未像今天这般地遭受大众的唾弃。痛斥我的这篇文章，竟然由我的祖国的20家报纸一起印出来，而在我所有的报界朋友中，只有两个人胆敢起来为我辩护。一些老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现在才认清，长久以来他们胸中一直豢养着一条毒蛇，将来，他们胸中所跳动者将只有恺撒及帝国而已，而绝不会容纳像我这样堕落的人。陌生人写来的谩骂信件堆积如山，而书面则明白告诉我，持着这种罪不可恕的观点的作者，根本是不容于世的。在这些无数的信件中，我所认出的唯一装饰——是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的——乃是一个圆形的小印记，上书：“上帝惩罚英国。”

或许有人会以为，对于这种误解，我会一笑置之。但我的反应并不是这样的。这次经验本身虽不重要，但是它对我生命的重新转变却深具意义。

读者应该记得，第一次的转变发生于我明了自己要成为一个诗人的那一刻。自此，黑塞乃由一个模范学生突然转变成坏学生，他被处罚、被退学，他所作所为几乎一无是处，他一再使他自己及他父母烦恼——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看不出，现实世界与他自己心灵的声音，有任何调和的可能性。我又再度地发现到，自己与自己过去感到完全满意的世界发生冲突。我又再度地发现，世界上一切的一切皆已弃我而去，我又变得孤独而悲愁了，我所说与所想的每一件事情，又遭到其他人的故意误解。在现实世界与我认为是善的、可喜的、明智的事情之间，我又听到了一种绝望的呐喊。

然而，这一次我并没有忽略了自省。不久以前，我自己还勉力探讨我痛苦的原因，不仅探求外在因素所造成的，同时亦省察我自己的内在因素。

而此至少使我认清：

人类及神明皆没有权利指控虚妄及野蛮的世界，而我更没有这种权利。如果我跟世界的整个进程有如此尖锐的冲突的话，那么我内心里自然免不了会有种种混乱。注意，事实上，世界上即是一片混乱。与我内心的混乱交战并将之转变成秩序，并不是一件乐事。思索至此，我即刻顿悟到：过去，我跟世界相安无事所花的代价并不太高；事实上，我过去的内在平静正跟世界外在平和一样的腐化。我过去更相信，经过了年轻时代漫长而艰苦的战斗之后，我终于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我终于成为一个诗人了。同时，名利双收对我产生它惯有的影响，我变得志得意满而好逸恶劳了，而当我仔细反省时，我却发现我这个小说家跟一般低俗小说的作家并无二致。我的一切都过得太顺利了。现在，我已越来越觉悟到，让世俗的杂务去缠它们自己的世界，我自己应当全心全力投入整体性的混乱与罪恶中。至于如何从我的作品中去探察我这种心力，则应由读者自己去摸索了。

话虽如此，但是我仍然时常存着一个秘密的希望，我希望谨慎而负责的人亦能够成功地通过类似的考验，我们不要只是责怪邪恶的战争、邪恶的敌人、邪恶的革命，我们还当自问：我自己如何也变成这个罪恶世界的一分子？我当如何才能重获我的率真？因为，我们唯有承认自己的痛苦、罪恶并受苦到底，而不只是一味责怪别人，我们才能重获自己的率真。

而当这种新的转变开始在我的作品及我的生活上表现出来时，我的许多朋友却开始摇头了。还有许多朋友甚至弃我而去。失去了他们犹如失去了我的住宅、我的家庭，以及其他的东西与安逸一样，而这乃是我已改变的生活形态的一部分。

虽然失去了这些朋友，但是令我吃惊不已的是，我发现到，我居然能够忍受，我照样地生活着，照样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找到某些值得我去爱的东西，虽然这种孤独的生活带给我的只是痛苦失望与失落之感。

虽然失落了这些，但是我在战争的年月里却拥有像福星或守护神之类的东西。当然，痛苦仍令我感到十分孤独，直到此种转变开始之前，我仍时时刻刻地感到自己的命运就像被指控一样，我拼命想摆脱它（痛苦），然而，在另方面，我的痛苦以及我对痛苦的妄念却是我用以对抗外在世界的护盾。

事实上，大战期间，我是在政治纠纷、谍战、贿赂、腐化等极其可怕的环境中度过的，即使在大战期间的德国任何一个地方，也很少令这类可怖的情事集于一地的，我所住的是伯恩市，那儿是中立与敌对外交战的会聚所——那是一个外交官、间谍、特务、新闻记者、投机分子及奸商一夕之间涌入的牛鬼蛇神出没之地。我生活于外交官与士兵之中，我接触过许多敌国来的人，我周遭的气氛完全是一片间谍，反间谍，尔虞我诈，交相指控，私人投机、政治冒险等汇聚而成的一团迷雾——而在这些年里，我居然若无其事地生活着！

我被秘密跟踪、被窃听、被监视，我不仅是敌人，甚至是中立国，甚至是我自己国人的怀疑目标，但我居然完全没有注意到。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何以能在这种气氛中活下去，而且毫发无损，安然无恙。但事实就是这样！

战争结束之时，正值我的转变完成与我痛苦的考验达于最高潮之时。此时，我的痛苦已与战争或世界的命运全然无关；即使是德国的战败——我们旅居国外的人，早在两年以前，已可以确定地预测到了——在那时已不再是什么可怕的事了。我完全沉醉在我自身及我自己的命运上，虽然我有时亦觉得自己亦经常在思考着人类的命运。在反求诸己之后，我发现了全世界对战争及杀人的嗜欲，我发现了人类的不负责任及它的自我迷醉，它的懦怯；我先必须摆除自己的自尊，然后才能摆除我的自贱；我现在最重大的职责乃是彻底去实现我对混乱的省视目标，我必须超越混合的本质与率真之情，不计成败地去重新探测它。

世界上每一个觉醒的人，每一个获得意识的人，皆多少有机会穿过原野，走向这条窄路——试着去追随其他人，终将一无所获。

当朋友对我不忠时，我有时会感到悲痛，但却从未感到憎恶，我觉得这倒是对我的一种“再保证”。当我过去的朋友对我说，我过去的为人乃至作为一个诗人，都是极富同情心的，但是我现在这种“有问题”的态度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们说的并没有错。

至于我的兴味与个性，我想我早已超越他们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能够了解我的字汇。当我的朋友责备我说，我的作品已丧失了美感与和谐性，他们说的可能没错。但是，这种批评只会令我发笑而已——对于一个被判死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而言，还有何美感与和谐性可言？纵使我终生的信仰是做一个诗人，而今我连一个诗人也当不成，那么我生命的整个美感冲动是不是完全错了？但即使是这个问题，现在也已无关紧要了。在我历经自我炼狱的过程中，我所遭逢的尽是虚伪与卑贱，或许，这也是我的职业及我的才气的幻想所使然吧，但这一切毕竟是微不足道的！

事实上，我既不想以诗人为业，亦不想拥有诗人的天分。

我认为我的职责所在——或者说，我个人救赎的方式——既不在于诗人或哲学的领域里，亦非任何专家的行业——而只是让我生命中一息尚存但在我生命里却生机盎然的东西——活下去而已。而这就是“生命”——就是“上帝”。

而后，当此种致命的亢奋消退之后，所有的一切看来便完全走样了，因为它生前的意识内涵以及它的称谓皆已失去其意义——前天的神圣之态至今看来有如闹剧。

昔日的光辉已变成今日的阴影！

当我内心的交战亦告结束之时，我乃于1919年春，退居到瑞士遥远的一角，隐姓埋名地当起隐士来。由于我大半生的心力皆专注于印度与中国的智慧（而此亦承自我双亲及外祖父母），而我个人的体验部分又是以东方的图形语言表现出来的，因此我常被称为“佛陀”。对这一点，我往往觉得暗自好笑，因为我自己压根儿也不了解宗教。

但是话说回来，他们如此称呼我，也许有点道理，因为我也许有点慧根，这是后来我才发现的。如果一个人必须为自己选择一种宗教的话，那毫无疑问的，我内心深处必然会选择一个保守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罗马教会。

然而，我之作如此选择，并非出于我内在的亲和性，这并不全然是我恰好生为虔诚清教徒的儿子；无论就气质上或本性上来说，我都是一个清教徒（而这一点，跟我对现今清教教派的深恶痛绝，并无丝毫矛盾之处）。因为真正的清教徒是反对他自己的教会的，正如他反对其他宗教一样，因为他的本性迫使他肯定“变动”在“存有”之上。而就此而言，佛陀当然也算是一个清教徒。

由于这种转变，我肯定文学工作的价值及以诗人为终生职志的信念，终于被连根拔起。写作已不再能给我真正的乐趣。但是，作为一个人总要有某种乐趣的；即使在我最悲痛的时候，我仍然持着这种看法。我可以摒弃生命及世界上的所谓正义、理智与意义；我发现到，世界——即使没有这些抽象的东西，亦照样可以过得很光彩——但是生活如果没有一些乐趣的话，我压根儿也无法活下去，而要求这一点点的乐趣，乃是至今我仍然相信的——我内心里的一点点火焰——从这个小火焰中，我为自己计划重新开创世界。

我经常从一瓶酒里，找到我的乐趣，我的梦境，而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它对我的“生之乐趣”经常有所帮助，因此，它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它毕竟是不够的。其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种全然新的乐趣。到了行年四十之时，我突然兴起了绘画的念头。这并不是我自认为是一个画家，或立意当个画家。只是因为绘画是十分美妙的经验：它使人更快乐且更有耐性。之后，我手指头沾上的不只是黑色的，像写作一样，而是沾上红色与蓝色的。对于我尝试画画，我的许多朋友也都感到不高兴。每当我从事某些十分必要、美妙而有趣的事情时，别人便开始感到不高兴。他们喜欢我保持原来的样子，他们不愿我改变面貌。但是我的面貌就是不肯听话！它坚持要经常改头换面：那是必要的。

另外一种对我的指责则似乎完全是合理的。一般人常说我没有现实感。他们批评我写的诗及我画的画不符合现实。当我动笔写作时，我经常忘了有学养的读者对一本好书的要求，而更糟糕的是，我根本就不尊重现实。我认为现实是一个作家最不必去考虑的东西，因为，现实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的，因此写出来不是令人感到很乏味吗？只有更美妙且更有必要的东西，才需要我们的注意与关切。现实是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感到满足的。因为它是偶然性的，生活的垃圾。现实，这种卑微、令人失望而贫瘠的东西，根本是无法改变的，除非我们断然否定它，并在这种过程中，证明我们比它强大。

在我的作品里，一般人经常对现实缺乏一般惯有的尊重；而当我作画时，树林往往有脸孔，房子会笑或跳舞或哭泣，但是，不管树木是李子树或是栗子树，它们大部分是无法被决定的。我必须接受此种指责。我承认我自己的生活经常显得像一部传奇，我经常可以看到并感觉到外在世界及我的内在世界，以一种我只能称之为魔术的方式相互连接着，且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我还曾有过几桩更荒谬的事情。举个例来说，我曾对著名的诗人席勒，作过一次无害的观察，由于这样，所有的南德（德国南方）滚木球俱乐部，皆指斥我为祖国神圣遗产的亵渎者。现在，几年之后，我已成功地学会不去说任何亵渎祖国神圣遗产，或使人怒火中烧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现在，由于所谓的现实对我已不十分重要，而且过去往往像现在一样地盘据着我，而现在距离我似乎反而变得十分遥远，因为这些原因，我已无法像平常人一样地将未来与过去分开来。由于我有很多时间皆活在未来里，因此我并不需要在今日就结束我的传记，我大可让它平静地继续发展下去。

现在我简略地来叙述一下，我的生命是如何完成其曲线的。1930年之后，我写下更多的作品，自此之后，我才又回到我写作的老行业来。至于我是否可算是真正的诗人，则有一些年轻朋友写了两篇论文从事探讨，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由于现代文学仔细钻研的结果，诗人在现代文学的特色已逐渐消失，因此诗人与文学家之间的区别几乎已无法区分了。但是对于这一点，有两位文学博士候选人却持着相反的结论。其中一位持着比较同情态度的作者认为，在诗意如此淡薄的情况下，所谓诗作亦不成其为诗了，而且因为素朴文学已不值得发扬下去，因此所谓的诗已可以任其平静地消失了。而另外一个人对诗丝毫并不持着赞美的态度，他相信我们宁可承认一百个非诗人，也不要错认一个血液还拥有一滴真正“诗灵”6的血液的诗人。

过去，我主要专注于绘画及中国的神符，但在其后几年里，我则愈来愈潜心于音乐。到了晚年，我开始兴起一股野心，想写某种歌剧，试图以一种调侃，甚至是一种玩世的态度，去观看所谓现实的人类生活。我个人一向向往着生活的神异概念，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是个现代人，我一向认为霍夫曼的《金壶》和《欧夫特汀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是比任何自然史或世界史，更有价值的读本（事实上，每当我阅读后者之类的书籍时，我经常将之视为娱乐性的寓言）。

但是，现在我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生命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具体地刻画及分辨一种业已完整且已经确认的人物已毫无意义，在这新的生命历程里，我最大的任务乃是从可估量的世界，进入大千世界，而在“变动不居”之中，试图在永恒与无时的秩序寻求自身的位置。而对我而言，要表达这种生命思想或态度，唯有透过神话，而我一向认为歌剧乃是神话的最高形式，这可能是因为我已不再真正地相信用我们滥用而呆板的言语所表现的文字魔术吧，然而无论如何，我仍认为魔术仍然是一种生命之树，它乐园里的枝旁苹果，至今仍是可以成长的。在我的歌剧里，我将去做我在诗里从未处理得十分成功的东西：为人类生命建立一种高尚而具有欢畅意义的东西。我将赞美大自然的纯真与生生不息，并且指出它通向精神无时之域的路途，在这种境地里，透过无可避免的痛苦，它被迫转向精神领域——它遥远的对极——而在自然与精神的这两极之间，生命的摆荡，将被呈现得像彩虹的圆拱一般地活泼、欢畅、完整。

但是，老天，我却一直没能成功地完成这出歌剧。我这方面的经验正跟我的诗作一样。当我发现到，我想说的每一种重要的东西，在《金壶》及《欧夫特汀根》里，已被清楚地说上千遍以上时，我终于不得不放弃后者。而我在歌剧方面已遭遇到相同的命运。正当我完成了多年准备的音乐研究，且已作过多次的手稿，并再度试图尽可能发挥透视力，去洞穿我作品的真正意义与内涵之时，我却突然地发现到，我在歌剧里所要表现的东西，很早以前在“魔笛”里，已十分精妙地被完成了。

因此我便将工作搁在一边，专心致志于实用的魔法。

如果我当一名艺术家的梦想成为泡影，如果我拥有“魔壶”或“魔笛”的功力的话，那么我至少是一个天生的魔术师。经由老子及《易经》的东方途径，很早以前我就深悉所谓现实的偶然性与变异性。现在，透过魔法，我已可根据我自己的希望驾驭这种现实，我必须承认我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然而，我亦必须承认，我并非经常自限于这种所谓“纯静魔法”的高贵园地，事实上，自始至终，我一直惦记着我内心小火焰里的黑暗面。

在七十开外之年，正当我荣获两家大学的荣誉博士之后，我因用魔法诱拐少女被审。在牢房里，我请求监狱当局让我以作画排遣时间。此项请求获准之后，朋友们乃为我带来绘画颜料与工具，我在牢房的墙壁上画了一些小风景画。以此，我又再度回到艺术天地，虽然从事艺术工作的过程，我曾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是它未曾阻挠过我迈向这方面的努力，我未曾放弃过对智慧与抽象的追求，亦未曾放弃对创作的原始欲望。因此我再度作起画来，我调配色彩，着笔于画纸上，再度陶醉在无穷尽的魔法的魅力里：朱红色的鲜明、欢乐的声音，金黄色的完整而清脆的音符，蔚蓝色的动人曲调，以及阴灰色的混合音乐。当个小孩是多么快乐的事呀，我继续着这种创作的游戏，而将宜人的景色画在壁上。这幅景色几乎包含着能够在生活上给予我乐趣的每一件东西：河流、山岳、海洋、云彩、丰收时的农夫，以及我能从中得到乐趣的其他许多美妙的东西。而图画中间，有一辆小火车在奔驰着。它笔直地驶进一个山洞里，火车头埋进山洞内，犹如苹果里的一只虫，而山洞口则喷着黑烟。

我过去的游戏从未有如这次般地令我着迷。在我返诸艺术时，我不仅忘了我是一个囚徒——我甚至时常忘了我的魔法运作，当我用我的毫笔创造出一棵小树、一朵小云彩的时候，我自己就似乎变成了魔术师了。

现在，我跟所谓的“现实”已完全格格不入了，它拼命地捉弄我的梦境，一再地粉碎它。我几乎每天皆被狱卒带到一个阴森森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放着许多文件，有几个深具敌意的人坐着质问我，不断地审讯我，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我的话，他们不断地威胁我，对我咆哮，有时对待我像个3岁小孩，有时对待我像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不必为了认识这鬼东西的法庭、文件与法条，而落到这儿被控。在所有人类为自己莫名其妙而创造的地狱里，我觉得这个地狱最可怕。当你打算迁居、结婚、申请护照或公民身份证之时，你便必须来到这个地狱，你得在这个文件世界的令人窒息的空间里，痛苦地忍受好几个钟头，你得被无聊、性急、满脸不悦的人不断地盘问、咆哮，你最单纯且最真实的陈述，皆不为他们所信，你有时被当成学童，有时则被当成罪犯。这个，我想每个人都知道的。长久以来，我一直就在这个文件地狱里，我一直感到窒息与干涸，如果不是我的绘画不断地宽慰我，使我跟我的书复苏的话，我美丽的小风景，将无法给予我新生的空气与生命。

有一天，当几个狱卒再度拿着传令，匆匆地跑来叫我时，我正站在墙壁上的画前，当我正陶醉在自己快乐的活动之时，他们却强要把我拉走。此刻，我感到十分疲倦，而对这种拉拉扯扯，对这整个粗暴而毫无生气的现实，甚为反感。我觉得此刻正是结束我痛苦的时候了。如果我连耍玩我天真艺术家的游戏都要被干扰的话，我只好诉诸这些更厉害的艺术——我花费多年生命所修炼得来的魔法。如果没有魔法的话，这个世界是无法忍受的。

我内心默念着中国符法，站着屏息约一分钟之久，然后使自己从现实的幻象中解放出来。我友善地请求狱卒稍待一刻，因为我必须走进图画里去照料一下火车里的一些东西。

他们听了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不止，因为他们认为我神经一定有问题。

然后，我便把自己变小，踏进图画中，上了火车，然后随着小火车钻进山洞里。黑烟从洞口冒出来，过了一会儿，黑烟同整个画面一起消失，而我亦随着消失了。

而狱卒则仍然留在牢房里，吓得目瞪口呆。

五、忆印度之旅（1916年）

每当我看到汉斯·史特辛纳吉（Hans Sturzengger）从印度带回来的绘画时，昔日我们相偕旅游印度的深刻印象，便如潮水般地涌进我的脑海里。他的这些作品唤醒了我们过去的几个月旅行，而这次旅行对一个画家及我皆是深具意义的，在这次旅行中，由于我们在船上及登岸之后的朝夕相处，我俩已结为知心好友。也许，这次的旅行对他跟我皆产生同样的影响；我像认识了一个陌生而奇异的领工，同时亦经验了我过去所忘怀的，而此种经验使我发觉到，我从自己身上可以发现到许多东西，同时我亦必须面对许多考验。

1911年夏天，我们相偕旅经瑞士及上意大利的炎热地区，到达了热内亚，然后由热内亚沿海路一路前往殖民地海峡。最后，我们终于在一个潮湿、炎热，但却宜人的夜晚，到达了槟榔屿，一个亚洲城市的瑰丽生活终于迸现在我们眼前；这是我们首次看到在无数珊瑚岛之间闪闪发光的印度洋，我们惊异地看到印度城市、中国城市、马来西亚城市的街市生活多彩多姿的风貌。狂乱而多姿的人潮在街巷里汇聚成人海，而在夜晚，海面上则反映着蜡烛之林、椰子树、羞涩的裸体小孩、皮肤黝黑的渔夫、原始时代的木船！

从已经相当欧化的港市一直到南苏门答腊的肃静的热带森林，映入我们眼帘的画面不断地变化，直到最后我们总算看到了印度，我们心目中的亚洲、我们理想中的人间乐园！

即使是这些形象后来有所改变，它们的价值与意义有所更异，但是，我们造访遥远先祖的梦幻经验则迄今犹存，这次的印度之行使我们回到了人类传奇性的童年时期，使我们对东方精神怀着更深挚的敬重之心。对于生为西方之子的我们而言，我们是永远无法回到原始人类与原始民族的极乐率真境地的；我们只有从“东方精神”之中，才能找到心灵的最后归宿。

然而在我们旅行当中，我们却很少想到这些事情，更少谈到它们。因为我们旅途中的每一刻的官能印象已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忙着找寻中国庙宇与剧院，忙着观赏蝴蝶与大树，以及其他美丽绝俗的珍品，而我的旅伴则在一个异国城市里，全心品赏一个画家创作的艰辛之处。我看到他高坐在人力车上，单独耸起于新加坡中国街道上的拥挤人群，在沙尘飞扬与炎热天气之中从事素描，直到人潮将他卷走时为止。

在我们周围这个大千世界里，有太多美妙而难以捕捉的画面了，有太多千奇百怪的异国风貌了！汉斯·史特辛纳吉有办法在他的素描将这些景象带回来，一直令我感到惊讶、羡慕。但是，我的记忆里却可以储藏千百种这类的画面，而这种画面在当时那一刻却是无法记录或笔记下来的——

有一个下午，在中南半岛的大赌场——柔佛——的狭小而阴暗的房间里，有几百个中国苦力挤成一堆，等着他们下赌注的结果——他们屏息地注视着赌桌，他们的全部生命似乎全集中在他们贪婪而警醒的眼睛上。

有一个晚上，在船上的甲板上，我们静静地站在栏杆旁，浩瀚长空满布着星辰，暗淡的夜里闪烁着磷光。

有一个晚上，在一家马来西亚的戏院，几个演技精湛的演员，手脚灵活如小猴，他们以惊人的演技，失望但仍热心地演着一出欧洲的讽刺剧——但却几乎没有任何嘲讽内容。

搭着河船穿过原始森林，前往一个马来西亚的村落是一种多么神秘的经验啊！从远处我们可以看到海岸边，没有人居住的一小块地；在一片青绿的丛林里，椰子树拔地而起，而其下则是多肉多汁的香蕉。再过去，我们可以看见茅屋的草编屋顶，一块小稻田，一个原始的登岸地。

裸体的黑肤小孩，带着好奇的眼光站在岸边，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当木舟经过海岸之后，这些人影便无声无息地溶掉，在瞬间完全消失了；当船驶到一段安全距离时，我们可以望见躲在棕榈树干之后的一双双黑眼珠的闪光。

我们看见了大河河面上，由千百只舟船汇聚而成的“河上市集”——舟船上的各种行业，小型的船上店铺堆满着地毡、水果、回教祈祷书，以及各种鱼类。

我们看到了岛屿：岩石岛屿、珊瑚岛屿、泥土岛屿、沙石岛屿，有的岛屿小如洋菇，有的岛屿大如瑞士。我们在夏日的落日下，看到它们平躺在远处深蓝色的海面上，在正午时分，看到它们燃着难以名状的色彩，在暴风的阴霾下，看到它们像鬼魂般地消失了。

伺候过我们的有中国人、马来西亚人、锡兰人，有的人留着长辫子、有的人蓄着高发髻。还有动物，我们所看到的动物，既不是野象，也不是老虎，而是许多种美丽的形状怪异的动物！我们看过大小猴子，有单独的，有举家聚集在一起的，有成群结队而行的。我们看到整个家族，甚至整个部族的野猴，攀附在森林的树枝上，我们看到驯良的家猴，在主人的命令下，爬到椰子树上采摘椰子。我们还看到河上的鳄鱼、跟在船尾的鲨鱼、原始的大蜥蜴、灰色的水牛，还有苏门答腊的红色大松鼠。或许，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当算是小鸟吧，河面上有白色的苍鹭，还有老鹰、发出尖叫声的犀牛鸟，还有像多彩宝石的纤小鸟儿。此外，更精美的还有甲虫、蜻蜓、大如人头的灰色丝蛾、金龟虫、蜥蜴，以及种种奇形怪状的蛇类。

而最令我们惊异的莫过于花朵了：森林瘴疠之气里的灰白色大花萼，高耸的树上开满了许多朱红色的花朵，还有浅绿色的棕树花朵，成圆锥花序渐次而上，长得比人体还要高！

但是，更有可观的还是各色人种——印度人那种若即若离的步态，温柔的锡兰人的那种轻柔、楚楚动人的眼神，就像驯鹿的目光一样，坦米尔（Tamil）苦力古铜色脸孔里，眼球闪着泛白，一个显赫的中国人的微笑。街头上，一个乞丐的喃喃自语——一种清喉式的语言——许多不同的民族不用言语而希望得到了解的方式，对受压迫者的同情，对压迫者的虚荣的不齿，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最令我们感到温暖的特殊感觉都是——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是手足、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命运中的战友！

他们由我们的身边擦身而过，显露出各自独特的风味、姿态与种族特性：印度的回教徒自负而自觉；中国人则踏着轻松的步履，神情华贵而欢畅；瘦小的锡兰人显得害羞而柔顺；漂亮的马来亚人伶俐而亲善；日本人看起来显得聪明而活泼。然而，不管他们的肤色与身材有何不同，他们却有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同是亚洲人，正如我们都是外国人一样，不管我们是来自柏林，斯德哥尔摩，苏黎世，巴黎或是曼彻斯特，我们同具有某种神秘且相去无几的姿态，且同样是欧洲人。

而这种特色本身正是它的动人之处，它观察起来往往会令人感到意外的惊喜，事实上，使所有欧洲人结合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共同之处，正如亚洲人所共有的特色一样，虽然他们彼此并不互相了解，甚至相轻视。但是我觉得更美丽且更重要的是，从它的新鲜与美感之中，我一再地发现到，不仅是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亚洲，各有其统一性，超乎它之上的人类——亦有其统一性与关联性。这一点也许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不是从书本上得到，而是亲眼从异种民族身上看到的话，那么它将显得更新奇，更宝贵！

这虽然是一句老话——人类是超越国界与地区之上的——但是，对我而言，它却是我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更觉得这句话的可贵之处。

只有从这个观点去体会人类的内在平等与民胞物与的精神与异中求同的真义，国家与民族的多彩多姿才能获其最深切的魅力。过去我跟其他许多游客一样，经常将外国的居民与城市，视为好奇的对象，一到国外就如同进入动物园一样，只是觉得它们看起来很有趣而已，并没有想到它们跟我们的关联之处！当我放弃了这个观点之时，我才能真正地将马来亚人、印度人、中国人及日本人看成人类与亲友，有了这种新的经验之后，我的旅行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这些话，我很少跟汉斯·史特辛纳吉提起。但是，每当我看到他印度之行的作品时，那些细长、乌黑、眯起的眼睛，便不再是我观看好奇的对象，相反地，它们竟然带着和善、善解人意，而又讨人喜爱的人性气息，凝视着我。

我们无法同这些人交谈，但我们却可以领会到，他们的灵魂正如同我们的一样，跟我们完全相同，他们终其一生亦珍惜着梦境与欲望，他们跟我们的不同就如同树上叶子的不同而已。

六、庇杜鲁塔拉加拉山（1911年）

为求在平静而安宁的气氛下，对印度道一声崇高而敬穆的再见，我乃在最后停留的几天里，在一个晨雨的冷寂之中，独自登上了锡兰的最高峰——庇杜鲁塔拉加拉山。若以英尺来计算，它的高度委实可观；但实际上，它只有2500多米而已，登上去并非难事。

奴瓦拉·伊利雅（Nuwara Eliya）的冷绿山谷在清爽的清晨细雨里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典型的英印合壁屋舍露出其波状锡皮的屋顶，它宽广的网球场及高尔夫球场，依稀可见；锡兰人蹲在他们的茅屋前捉虱子或裹着羊毛巾坐着发抖；这一片景色了无生气地摆在那儿，很像德国的黑森林。除了几只小鸟之外，我几乎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后来在一个花园篱笆里，我才看见一只肥大、青绿色的变色虫，它捕食昆虫的恶形恶状的动作，曾引起我注视了好一会儿。

通过了一个小山涧之后，山路便开始往上升，稀稀落落的屋顶消失了，我脚底下有一条潺潺溪水在喘笑着。狭窄而陡峭的山路平稳地上升达足足一个钟头；良久才得遇上一个路转，使我能一窥山脚下的风光，但是眼底下所呈现的老是同样绮丽，但却沉闷的山谷，以及海面与大饭店的屋顶罢了……

雨逐渐停了下来，冷风也消退了，而太阳则偶尔会穿破云层，出来露几分钟的脸。

我现在已爬到山肩了，山路现在开始穿过平坦的田庄、有弹性的沼泽地，以及几处漂亮的山川细流。这儿的山杜鹃花（rhododendron）长得比家乡的还要艳丽，一般树木都有三人高，银色衬毛的植物盛开着白色，令人想起了薄雪草（edelweiss）；我发现了许多我们所熟悉的森林花，但是形态却显得待别高大，有点像阿尔卑斯山上的植物。而且，这儿的树木也似乎不顺着材线成长，它拥有厚重的树叶，强直而长，像是要直冲到最高点。

我已爬到最后一层山了，此时山路突然又再度往上升，不久我发觉自己再度为森林所包围，一个奇异、死寂而又感人的山林，这儿的树干与树枝像蛇群般地交缠着，它们透过厚而长的白色苔须，呆痴地瞪视着我，树叶与浓厚的气息游离其间。

这一切山景看来皆很好，只是不像是我心里暗自想象的那幅景象，我内心里已暗自恐慌，生怕早先的许多失望又要平添一个新的失望。

最后，我终于挨到了森林的尽头，我如释重负地步出了森林，走到了一处灰色的炉床，心里总算感觉温暖得多了。再看看眼前的山巅，它像是戴上了小型的金字塔形石帽。寒风袭来，我赶紧拉紧了外衣，然后慢慢地爬上了最后一百步。

我在山上所看到的或许不是典型的印度景观，但它却是我从全锡兰所带走的最伟壮及最纯粹的印象。清风刚刚清扫过整个狭长的奴瓦拉·伊利雅山谷，举头四望，我可以看见深绿色的锡兰高山山脉，堆积成豪迈的山壁，而其中间乃是美丽、古远、神圣的金字塔状的亚当高峰。亚当高峰的极远处则平仰着平静无波的蓝色海洋，海洋与亚当高峰之间有千百座山、宽广的山谷、狭小的山涧、河川与瀑布，纵横交错，横贯其间，锡兰——这个多山的岛屿——也就是昔时传说中的人间乐园之所在。

在我眼底下很远的地方，气象万千的云层列队而过，雷声响彻山谷，而在我身后则有漩涡荡漾的云雾升起于蓝黑色的长空里。在潮湿的大气之中，远近景物皆已变形，它们浸透于彩色的猛烈融和之中，使这片大地看起来像是真正的天堂，而人世间的第一人犹如从它深蓝色的，云层环挂的山脉里，下凡到山谷里去似的。

这一片原始景观给予我的感受比我在印度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更为强烈。这个乐园的鸟儿与棕树、富裕海岸城市的稻田与庙宇、热带低地的充裕物产，而这一切及原始森林本身皆是绮丽而迷人的，但是它们却显得奇怪而有点异样，它们对我并不十分亲近，且非属我身。只有在这儿，在这寒冷的空气与沸腾的云层中，我才能领悟到，我们的生命与北方文化是彻底地根源于原始而贫瘠的土地里。我们在家乡怀着一股感激的亲密心理，渴望着南方与东方，而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乐园，这个万物齐备的大千世界，我们发现了乐园里单纯、率真而又童心未泯的人们。

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在这里是没有本地身份的异乡人。长久以来，我们即失去了这样的乐园，而我们希望拥有及建造的新乐园是无法在这个赤道地区或暖和的东海里找到的，因为它存在于我们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北方文化里。

七、纽伦堡之旅（1926年）

游记（旅游回忆录）的作者，很不幸地，通常不能被列为——能为自身的行动作清楚解释的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解释对他自己或其他人而言，皆是合情合理的。

所谓的解释，也可以说是理由，在我看来，通常是十分暧昧的，因果关系是永远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胜的，它只能在思想上获胜。一个彻底知性化的人，或确切地说，一个完全“超脱”其本性的人，是应该能够认识他生命中的一种永续不断的因果关系的，因其如此，他是有理由将他接触得到的因果关系与冲动，作为他唯一所能把握的东西，因其如此，他自身便能包藏他所有的意识。然而，我却从未碰见过这样的一个人，或这样的一个神。事实上，世上是没有一个人根据“理由”而行事的；一般人只是拼命地装着他们是根据“明理”而“行事”的，且装着很卖力的样子，但是，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虚荣与美德，而向别人夸示，他们是依理而行的。

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我至少能够举出自己的一两个例子来证明，我自己的行动冲动——不是我个人的“理由”（理智）或“意志”所能解释清楚的。如果今天，我自问我由迪希诺到纽伦堡的秋季之旅，理由何在——前后长达两个月之久——我必然会严肃应之，但却无言以对。一年以前，当我在斯华比亚作短暂停留之时，我一个住在布劳贝伦（Blaubeuren）的斯华比亚朋友曾向我抱怨说我一直没有到他家走走，于是我答应在我下次的斯华比亚之行时，一定设法弥补这个不敬。表面上看来，这是我此次之行的第一个动机。但是即使是这项承诺也有其背景与间接的理由，这是我后来才明了的。我虽然很喜欢去看看一个十分欢迎我前去拜访的老朋友，然而我天生是个喜欢安逸的人，且一向极力逃避旅行与群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前去一个遥远的小村落旅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我作这个承诺并不只是出于友谊或礼貌，其实还有其他原因——在布劳贝伦的名字之后，还潜隐着一种梦想及一种神秘、一种回忆，记忆与诱惑之流。首先，布劳贝伦是一个可亲的古斯华比亚式的小乡镇，一所古老的斯华比亚修道院的所在地。其次，布劳贝伦及那所修道院有一些著名而珍贵的东西可看，特别是一个歌德式的祭坛。但是，光是艺术史的诱惑还是不足以推动我前行。在布劳贝伦的情结里，还有其他东西的回响，一种斯华比亚式，带着诗意的东西，这种东西特别令我迷恋：在接近布劳贝伦的布劳托普（Blautopf）曾住着一个可爱的劳小姐，这个劳小姐曾由布劳托普的地下游行到侬涅霍夫（Nonnenhof）的地窖，然后在一个空旷的泉水中出现，然后从水面上浮上来——这个神话故事的作者如是写道。

而我对布劳贝伦的渴望也就是源起于这个迷人的神话。但是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理智才认识到，看一看布劳托普的真面目以及可爱的劳与她侬涅霍夫的地窖里的浴室，才是我欲望的目标，也是我答应前往布劳贝伦一游的主要原因。

我经常发现，不仅是我，即使是其他能为自己的行动提出理由的可羡的人儿，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这些理由而是出于某种爱意而行事的，我个人绝不否认我个人的这种特殊的爱意，因为它乃是我年轻时候最美丽、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在我年轻时，有两个诗里的女性乃是指引我诗性及感性的幻想力的高贵典范，一个是《地精》7里的可爱的劳（Lau），另外一个是《格林·汉尼希》8这部小说里的美丽动人的朱迪斯（Judith）。

许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想起她们，也没谈起她们的名字，更没重读过她们的故事。现在，突然想起了布劳贝伦这个字眼，我又再度看到了可爱的劳，看到她浮在水面的胸脯，看到她撞在地窖温泉的石块边缘的双臂，我会心地想了一下，我现在已知道我此行的动机何在了。除了可爱的劳之外——我几乎不敢巴望在她先前的住处里看到她——在我此行的憧憬里，还交织着我年轻时候以及它所热切追求的梦幻世界的回忆，我对诗人莫里克、古老的斯华比亚的俗语、游戏、神仙故事，以及我童年时代的语言与景物的怀念。

实在说来，不管是我的故居或我孩提时候的城市，皆无法在我身上产生类似的魔力，我重访过它们太多次了，因此它们对我已完全失去了魔力。但是“布劳贝伦”这个声音所唤起的意象，却将连结我的心灵与我的青春、故土及同乡的一切仍然活着的联系集中起来。所有这一切关系，回忆与情感皆在爱的象征——可爱的劳——之下浮现出来。当然，我还没有觉察到一种更强大的魔法。

我对一切懵然不知，它们还没进到我的意识里，刚开始，此行完全是为了一种承诺——而这种承诺也许在两年或十年之后，才会兑现。

之后，在初春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邀请，前去乌姆（Ulm）作一次公开的朗诵。如果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一定会循例写一封礼貌的明信片，表示歉难接受等等，然后事情便了结了。但是来自乌姆的这次邀请却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来到，是时我的生活很不如意，我被忧虑、责任、沉闷压得喘不过气，而且来日也嗅不出一些欢畅的气息，在这种静极思动的情况下，出外一动自然是一件乐事。因为这样，我乃没有写出这封礼貌的明信片，而是再把这封邀请信读了一次，这时我已开始想到乌姆就在布劳贝伦附近，我将邀请信搁在书桌上一两天，然后我决定接受了，但有一个条件，朗诵会不能在严冬，而必须在春天或初冬举行。乌姆的有关人士将时间安排在11月初，我接受了，但是心里头却有一点保留，我对所有远期的约会一向有这种顾忌，但是我还是接受了，因为我暗自想着：“反正到时候无法分身的话，再打个电报表示我的歉意并不迟。”

由于当时是春天，距离11月份尚远，我对这个约会并没有想得太多。我心里头还盘据着其他思绪与顾虑，即使偶尔想起乌姆的事情，我也只是略为后悔地想到，我自己又再度被我自己都不相信其价值的一种场合所诱惑了，到时候，它又将变成一个烦人的责任了。演唱者、演奏者与演员的职业必须在公开场合上亮相，因此他们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出现之前6个月或一年里，不断地重复烦人的练习，而他们的职业也要求他们不受表演时的情绪与念头所左右，如此他们才能自由自在地去表演。但是对于一个作家，一个深居简出的乡下人，一个学究式的沉默寡言的人来说，想到下下个月的12号，要在某个城市举行一次公开的朗诵会，无论如何是会感到恐慌的。如果他非得将就不可的话，那么他便必须将一切事情搁下好几天，打点行李，核对时间表，在陌生的城市里旅行，住在旅馆，然后又要对着一群陌生人大声朗诵自己的诗作。因此，一个诗人如果是为了虚荣心、名利欲，或是为了好旅游，而被诱来从事公开朗诵的话，那么他往往必须为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我动身前几个月的情形是这样的：夏天来到了，是时我生命的旋律并没有好转，我对外界的挂虑一直笼罩着我，同时，我的老嗜好绘画与阅读已失去了它们大部分的魅力，因为我的眼疾已愈来愈严重。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希望的实现又将落空了，我的生命必须在一种新的标示之下才能再度求得意义。

经过了多年来的努力与牺牲，我已成功地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隐居之所，我可以隐藏在这个安乐窝里自得其乐，也可以在我这个小世界里追求我的游戏与罪恶、思想与幻想、阅读、作画、饮酒、写作——现在，这个希望总算得到实现了，但是我却将这个实验完全享受光了，虽然我的眼睛又灵活起来，但是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与作画——却已不再是一种乐事，当这种状况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令人有如坐针毡之感时，某种新的状况，一种对生命的新尝试，一种新的“肉身成道”——一如以往我时常经历过的——便告出现了。

现在的问题是去体会我痛苦的极限，闭起眼睛，尽量把自己看淡一点，默默地承受命运。从这个观点来看，11月初的乌姆之旅毋宁是一件乐事。即使此行一无所获，它至少可以给我带来转变、新的景物、新的人儿。再说，它还可解除我的寂寞，使我尝一下人间烟火，多关心人间世事，总而言之，它毕竟是我一个入世的机会。很好，这是值得一试的。

于是，我便开始展开了旅行计划。在前往乌姆朗诵之前，我要先行往访布劳贝伦——无条件地先访布劳贝伦。我要到那儿去看看我可爱的劳，看看我的老友，我绝不愿意把我在公开朗诵之后经常发生的失望与厌恶，带到那里去。因此，我准备在10月底就动身出发。但是从我住的迪希诺村（Ticino）到布劳贝伦，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因此我必须设法把这段遥远的旅程切成好几个写意的小片段，尽量使它愉快一点，易于消化一点。无论如何，我决意在苏黎世稍事停留，在那里我有不少朋友，如此住处有了着落之后，我便毋须担心住在旅馆的恐怖，我可以略微享受一下城市生活，音乐、美酒、电影或许还有剧院。但在另方面，我仔细一算，这次的旅行可能要花不少钱，在乌姆朗诵的酬谢金只够几天的旅游费用，光靠这些钱是无法从事几个星期的旅游的。因此，当我突然接到奥格斯堡（Augsburg）的另外一个朗诵邀请时，我毫不犹豫便接受了。据我所知，从奥格斯堡搭火车前去乌姆只有两个小时的行程，因此我根本没有必要作中间的停留。我特别指定，奥格斯堡的朗诵会必须在乌姆朗诵会之后两天举行，于是我们便达成了协议。

现在，我旅行的计划已变得更重要，而且成行的可能性也更大了，因为现在我欲往访的已不只是乌姆及奥格斯堡，以及那些古老可敬的斯华比亚城市而已，从奥格斯堡，我可以顺道前往慕尼黑，我在那儿有许多朋友，而在许多年以前，我亦曾在那儿度过一些美好而快乐的日子。

我临时将我的计划通知我在苏黎世、乌姆及慕尼黑的朋友；热情的回音与邀请更使我的游兴倍增，而且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我认为在一天的时间里，由苏黎世赶到布劳贝伦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在清晨七八点钟就出发，这在晚冬时分是有点太早，但是毕竟作一点小牺牲是值得的，会心地笑了一下，我把火车的时刻记了下来。

在夏季里，我的主要行业并不是文学，而是绘画，因此只要我的眼睛状况许可，我便坐在我们美丽的森林的边陆地带的栗树下，十分勤奋地画着水彩画——阳光普照的迪希诺山丘与村落的绘画，4年以前，我还自以为我对这个地方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熟悉，而4年以后，我对它的一草一木甚至更为熟悉，且更感亲密。我图画的纸夹已愈来愈厚了，就像岁月的逝去一样的轻巧，一样地不引人注意，在不知不觉之中，田野变得更黄了，清晨变得更冷了，而黄昏的山色也变得更浓了，我青色的色彩必须加上更多的金色与红色。突然间，麦田变得光秃一片，9月到来了，夏日之后的清澈来临了。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我绝无法像这个季节般地听到如此清脆的生命之声，在其他的季节里，我绝不会像现在这般饥渴而小心翼翼地啜饮着大地的色彩，就像品酒家喝下了他最后一杯的名贵葡萄酒一般。

此外，在这个季节里，我在绘画方面也有一些小成就——我对绘画始终怀有相当的野心——我卖出了几张画，而一家德国月刊也答应某人写的有关迪希诺的散文由我作插画，我曾看过插画的清样，也收到了我当艺术家的酬报，我曾半开玩笑地想到，有天我或许能够彻底逃避掉文学，而以更具吸引力的画家这一行为生。就这样，我过了几天的好日子。

但是当我欣喜过望，用眼过度，而致无法继续画画时，许多秋天的景象又告出现，不安的情绪又再度袭来。如果说，我现在的生活状况正在下降，如果我决意出外走动、旅行游览、改变一下环境的话，那么我还等着作什么。于是，在9月底，我便决定动身了。

现在，突然间我有许多事情做了。我现在必须为几个星期的旅行打点行李，此行我无意全部过着一个旅行者的生活，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到处停留，最后能抽空画画或写点东西。无论如何，我必须随身携带我的绘画材料及我中意的几本书。西装与衬衫必须准备齐全，纽扣必须配齐，破损的地方必须补好，我所有的衣柜与抽屉全都打开了。

但在最后一刻，我准备在朗诵会上穿的黑色西装，样子不好看，必须大事修改一番。就在货车关上门的前一刻，我又接到了纽伦堡寄来的一封邀请信，希望我能直接由奥格斯堡前往纽伦堡一行。这个邀请有待考虑。纽伦堡十分适合于我这次的旅行，而且额外的花费也不大。于是我接受了，但是我答应在奥格斯堡5天之后才能前去。这中间相隔的时间，或许足够我以悠闲的姿态云游于奥格斯堡与纽伦堡之间吧。

现在，我已可以动身出发了。苏黎世是我的第一个目标。之后，我打算在巴登略事休息，那儿有硫磺温泉，我可在那儿作一次温和的疗养。但是我的行李车已经出发了，当我携着手提包准备出发时，9月的骄阳正开始明亮地照射着，葡萄园已长满成熟的蓝葡萄，在这时节前去阴寒的苏黎世旅行，真是活受罪。但是我根本没想到此行我将错过了葡萄的丰收季！解开行李，足不出户，再缩回我急欲逃避的“过热之茧”——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罗卡诺（Locarno），我有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在那儿，我不必跟阳光与葡萄道别便可开始我的新生活。于是，我决定先往罗卡诺一游。

我选择得很对，罗卡诺的确是我旅行的一个好的开始。我在布里欧内（Brione）与哥多拉（Gordola）的艳阳高照的山边，吃了好几磅的甜葡萄，或者由于独处太久了，我十分乐于坐下来与此间的朋友谈天说地。

我在罗卡诺一共待了5天，而第三天一早，我就感觉到旅行的好处之一，我居然没有收到信件！邮件所带来的一切烦恼，一切请求，以及对我的眼睛、心灵及情绪的一切不合理的要求，都突然不见了！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解脱而已，到了下一站我将停留久一点，如此，不如意的事件便要跟着来了，至少是信件将尾随着我而来。但是至少今天、明天及次日，我是没有信件的，我又像个人，像个上帝之子了，我的眼睛、思绪、时间与情绪又将再度属于我了，仅属于我及我的朋友而已。出版商不会再来警告我，印刷厂不再来向我要回校订稿，也不会再有人来请求我签名，不会再有年轻的诗人或学生登门向我求教，更不会受到某个德国疯人协会的威胁信与谩骂信的骚扰，这一切令人气闷的事绝不会再来侵袭我，我将可享受到安静与平和！

老天，只是因为一连两天没有接到信函，我才第一次看出我一天要吞下这么一大堆没有价值且难以消受的垃圾（信件）。几天不看报纸也同样令我意识到我一天要看多少没有用的东西（不过现在我已好几年不看报纸了）；每天浪费这么宝贵的晨间时间去看这些腐蚀人心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是多么不值得啊！

现在有机会摆脱掉这一切，能随心所欲地去决定思索些什么、忘掉些什么，以及幻想些什么，是多么快意的事啊！更重要的是：不必经常被提醒着文学，提醒着自己所属的阶级与行业——一种身份不明而且并不十分光彩的职业——但是一般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却误将自己的才气投入这一行！我经常试图退出这种骗局，而每次在失望之余，我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是十分残酷的，它所要求于诗人的并不是他的诗文与思想，而是他的地址与人格，喜欢他时便对他尊崇备至，不喜欢他时便把他一脚踢开；看上他时把他捧上天，看不顺眼时便把他贬得体无完肤；中意他时不计代价地宠溺他，不中意时便翻脸唾弃他。所谓世态炎凉，莫此为甚。

曾经有一次我借由匿名之助，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成功地表现了我的思想与幻想，既不受盛名与敌意之累，也不受冷嘲热讽所干扰，但是后来我被识破了，新闻记者蜂拥而来，把我团团围住，在众人的严加逼问之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曾以匿名写稿。我短暂的喜悦便至此结束，其后我便成为黑塞，这个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能向自己施加的报复乃是拼起老命写一些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欣赏的东西，这样一来，我的生活便变得平静多了。

然而，我还是无法完全免于别人的注意。一个我所认识的读者，有一次居然热烈地高呼我为《乡愁》（Peter Camenzind）一书的作者。这真叫我脸红，面对这样的人，我能说些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说，我已经记不得那本书了，我已15年没读过它了，它在我的记忆中已跟《沙金根的号角手》9混得模糊不清了？而且，我嫌恶的并不是作品本身，而只是它对我生活的影响；确切地说，由于我的作品获得完全出乎意料的成功，我乃被迫永久投入于文学，后来我虽然花费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仍然无法从中脱身。他可能完全无法了解这一些，他会把我对文名的嫌恶，解释为虚伪做作或故作谦逊。无论我再怎么解释，他都会误解我的，因此我只是略显羞涩地不发一语，并尽早逃开。

当我继续我的旅程之时，我决定一路直驱苏黎世，如此便能经验到另外一次的旅游之便；因为只要一上路，要道别便变得容易多了。记得前几回，当我辞别我罗卡诺的朋友，打道回府时，我总觉得我们下次相聚可能要等待一段长时间了，在这种离情依依的情况下，分离对我来说，往往是一件困难而令人沮丧的事。

在这方面，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看得开的人，因为我不会看轻及憎恶感情与情怀，我往往会自问：我们真正是依赖什么而生活的？如果不在我们的情感之中，我们到底要往何处去寻求生命呢！荷包装得满满的，银行一大堆存款，锦衣玉食，乃至美女陪侍，如果没有什么情感的话，又有何用？不管我多么厌恶他人的感伤，但是对于我自己的感伤，我却始终珍爱有加，甚至有点溺爱它。感情、爱意，以及对情感激荡的敏感感应，这些都是我的天赋，为它们我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本能。如果我是一个以依赖体能为生的摔跤手或拳击手的话，没有人会认为我不应该把我的体力视为我生命的第一本能。但现今这个时代对诗人的要求，以及诗人对自身的期许却是他们正应该憎恶诗人之成其为诗人的这些品质——对灵魂的易感性、恋爱的能力、热爱生命及放射生命光芒的能力，将自己投身于感情世界，并自其中体验超乎古今世俗的东西——他们必须憎恶这些东西，必须引此为耻，必须警戒一切所谓带有感伤色彩的东西。好吧，既然他们如此执迷不悟，就让他们这么去做吧；我个人可不愿与他们为伍，我个人的情感比世界上所有聪明的东西，更亲近我心，亲近千倍以上，只有它们才能使我在战争期间，避免涉入这些聪明人的感伤，介入他们对枪林弹雨的欢欣鼓舞。

就这样，我怀着欢畅的心情离去了。

一路上，我经过了许多在我生命中扮演过某种角色的地方：G.schenen, Flüelen, Zug，特别是Brunnen。我马不停蹄地经过了这些地方，我情愿沉醉在苏黎世里。当然，苏黎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我来说，它乃意味着带有亚洲文物的地方，在那儿，我有好几个在暹逻待过许多年的朋友，在他们家里，我可以寻回成百个有关印度的回忆，我可以嗅到大海与远方的气息，稻米与咖喱的气味迎面扑来，金光闪闪的暹逻神座照射着我，神情肃穆的佛陀神像直视着我。从这个古异的洞穴进来而进入音乐、展示会、剧院，甚至是电影的现代世界，无疑是一种“纯粹的喜悦”。

即使在今天，我对这个城市仍然怀着乡间孩童式的态度。我发觉自己很难将这个城市全部吸收进来，因此我情愿让自己被它的一景一物所迷惑；在街车里，我看过无数张面孔，见到无数个招牌，我赞叹骑着脚踏车、双手插在口袋里，专心地听着自己吹的口哨的机械匠或学徒，我仔细地观察着站在混乱路口的警察，用他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挥着疯狂的车辆，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被电影院的广告所吸引，我目不暇接地望着一家家商店的橱窗，惊异地发现居然有这么多的书本、玩具、皮衣、雪茄，以及其他迷人的东西，然后我又偷偷溜进小巷后街里，看看果菜摊贩、二手货商店，以及一些廉价品的零售店。

无论是在米兰或苏黎世、慕尼黑或日内瓦，我逛街的最后一站通常是这种紊乱肮脏的侧街小巷，而我最后的歇脚处不是在郊区的运动俱乐部，便是在布置简陋而低俗的小酒店。

想着，想着，终于到了苏黎世，事先我曾拜托我朋友的太太爱丽丝到车站来接我，我坐在车站的餐厅等着她，并叫了一杯马康酒。天气很冷，我打着寒战，声音嘶哑，我真后悔不在巴登停留，后悔好久没有回去迪西诺。还好，没多久爱丽丝就来了，我们搭车子到她家，一进门就看见她家的那尊大佛像，对着我作嘲笑状。我朋友的太太曾赞成我一路旅行下去；如果我不耐地放弃的话，那我一定会后悔的。所谓不耐，我想，你们比较正常的人一定不知道我们这种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晚上没有睡好觉，如果我们次日一大早就必须起床，在火车上坐上好几个钟头，安排计划，履行义务。我在气恼之下，次日便拒绝早起，一直睡到我满足为止，反正起床之后，还有充分的时间打电报。

谢谢老天，昨夜跟今晨总算还过得不错，我朋友回来了，我们一起进餐，喝了一杯酒，我吃了一点安眠药，当晚的确睡得不错，次日约在10时至11时之间，才起床。

吃过中饭之后，我又开始任由命运的摆布，往德国的边境行进。现在，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一开始我马不停蹄地一路开往布劳贝伦的旅行计划，以及一大早在火车上苦苦磨蹭，根本是错误的。我不应该直赴布劳贝伦，而应该先在杜特林根（Tuttlingen）下车，然后在那儿过一夜，即使爽约晚一天到朋友家及柯罗兹尔·布雷（Kl.tzle Blei）亦无所谓。

我只好听天由命地坐在车厢里，对面坐着一位胖胖的生意人，膝上盖着一张毡子，正沉睡着，窗外的景色飞逝而过，昔日我所熟悉的康斯坦士湖、莱因河，以及莱因瀑布一一呈现在窗前，后来海关人员进来检查我们的护照，海古山脉（Hegau）已呈现在我们眼前，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昔时我生活在这里的种种情景。没多久，我们就到达了西根站（Singen），我突然想起，我有几个朋友仍住在这里，我不应该过此而不去拜访他们。但是我很快就了解，在我拟定我的旅行计划时，我何以没有想起西根及这些朋友，因为我不太愿意回想起我住在康士坦斯湖的岁月是有其原因的。当我打开窗户，向外张望时，有一位穿着制服的人走过来礼貌地跟我说，火车将在这里停留40分钟。这样也好，我下了火车，打电话到城里，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太太跟儿子飞奔而来，我上次看到他儿子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如今已变成大学生了。一见面，我们相谈甚欢，当40分钟到了时，我匆匆上了车，像是了却了一件心事，心里轻松了不少。

在还没到达杜特林根之前，天色已经黑了，灯光亮了起来，我对面那个生意人，一个撒克逊人，醒来立即开口说话。他似乎满腹怒气，他是从意大利来这里做生意的，不管在意大利或在瑞士，他似乎都干得不如意——“你听，”他说，“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你是骗不了我的。生命根本是骗人，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能骗多少就有多少。”

我完全同意他谈话的内容，但是却不同意他的语气，我一直保持沉默，而到了杜特林根时，我心里觉得很舒服。现在我已到了斯华比亚，我的家乡了，我打算在一个斯华比亚的城镇度过一夜。车站里有个饭店来的脚夫，我跟着他前去一家古雅的旅店。这家旅馆是一座建筑坚固的古老大厦，房间很舒服，我用冷水清洗一下我那仍然发热的眼睛之后，便叫来一份鸡汤当晚餐。鸡汤很对胃口，由于我对这个城市仍很陌生，因此我决定到城里四处逛逛才回旅馆睡觉。

我将外衣的衣领翻起，燃起一根雪茄，然后出外溜达。

我也已经认识了主要街道，因此我便转进第一条侧街，踏过了一些木材，登上了一个草木丛生的斜坡。突然间，月亮出来了，皎洁的月光反射在一池清幽的水上，屋顶的尖顶直指着苍茫的长空，四周静寂无声，后院的篱笆后传来了狗吠声。我沿着起伏不平的路面踱步，过了一道小桥才折了回来，冷水的清香触起了我的思情，这里的屋顶尖顶正像我家乡的一样，当我想起了家乡，想起了我愚蠢的人生以及我孤寂的老年时，月亮又再度现出脸来，从屋檐下看过去，它显得又小又洁静，此时我又忆起了我的童年。我想起了我立志当一位诗人的那一刻（虽然在此之前，我已曾写过诗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12岁时在拉丁学校所用的读本里，常有一些有关腓特烈大帝、大胡子伊夫拉德（Everard）的诗歌、故事与轶事，这些东西我读起来都感到兴趣盎然，但是其中我觉得最神妙、最迷人、最美丽的东西乃是霍德林所写的一首诗——芬芳醉人的《夜》10。这首诗我经常反复歌咏，而在一种既感神妙狂热，又觉畏怯之中，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信念：这就是诗！这就是诗！我平生第一次从我父母所操的语言中，感受到一种深度、一种圣洁、一种震撼力，当我还是个学童，完全不解其含意时，这些不可思议的诗歌居然在我心田激起了一种预言的魔力、一种诗的秘密！

……夜月出来了，

在众星的烘托下，出奇的冷艳，

它唯我独尊地放射着皎洁的光芒，

目中无人地升起于山巅，

悲凄的冷漠里，

不失其雍容华贵的气质。

虽然我年轻时也读了不少诗，而且读得十分热心，但是没有任何一首诗像我童年读的这一首那么令我着迷。后来，在我21岁首次读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11的诗时，我才感受到同样的震慑力，霍德林的那首诗随即撞击到我的脑海里，我童年时首次与艺术对遇的那一股惊异之感又重新涌现出来。

在霍德林的月光下，我沿着溪旁的沉睡街道，慢慢地踱步回到我的旅馆，与我年轻时代的一个庇护所不期而遇，既叫我震惊，亦令我感到快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继续在我年轻时代的深井里，听到那种声音。

次晨在用过了早餐之后，我发现到杜特林根城已失去了魔力，这错不在我，也不在于我无法在白天发现这个城市的有趣之处，而是我自己的观察使我确认，整个来说，杜特林根是一个相当沉闷的城市。但是这个发现并没有使我感到难过，我照样沿着湖边的路走回到那个有尖屋顶的地方，除了月亮跟夜晚的优雅气氛之外，所有的一切皆跟昨夜一模一样。我暗自庆幸，我昨夜来到这里正是时候，因为在那个宝贵的时刻里，杜特林根正是一个神仙故事里的神秘城镇。

现在，我可以了无牵挂地离开这个地方了。我买了一份三明治，在车站里领回我的逻逻制手提箱，然后心满意足地登上了火车，这班拥挤的星期日列车是开往美丽的多瑙河河谷的。

我看到了明艳阳光下的布隆（Beuron）与温伦瓦格（Werenwag），我很想下车前去探访这些引人的胜景，但是一想到我布劳贝伦的朋友，必然因为我昨日没有出现而大感失望，他们可能正焦急地在等着我，我便强令自己安静地坐定下来。不久，火车便投入浓雾里，在河谷的一个弯曲处，阳光消失了，我几乎已分辨不出车站月台上的地方名称。当我在午后不久到达布劳塔尔时，我发现这儿的天气亦同样的灰暗、薄雾茫茫。我亲爱的朋友来了，我们站着对看了一下，这些年来，我们都没有什么改变，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感到深挚的喜悦。至少对我这个离开童年家乡达二十年之久的人来说，我自然无法掩藏内心的快活与温暖，每次见面发现自己从小认识的朋友居然没有什么改变，激动之情，真非言语所能表达而出。

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以回溯到我们14岁之时，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保持着他那时候的娃娃脸，即使他现在走起路来已带着一种教授型的稳健步履，蓄着一个大胡子，一脸沉重的表情，且头发已经斑白，它还是无法瞒得过我的，直到他死亡之日为止。我敢说，我这位童年时的朋友，在我心田里仍将保持着他15岁时的模样；我相信，我在他的印象里也是这个样子。

久别话旧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兴致勃勃地沿着沉闷的街道一直走下山谷，一面走路一面聊天，由于谈兴正浓，我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洋溢着喜气的小城市里充满着人形屋顶的古色古香的住宅，过了住宅区，我们便进入了幽静的修道院区。

突然间，我想起了可爱的劳，我向我朋友提起她的故事，提起她在侬涅霍夫地窖里的石板浴室，并告诉他说，对我来说，这个地窖及这个浴室是布劳贝伦最重要的东西，我要求他带我去看看这个浴室。但是我朋友对地窖及浴室的事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也开始怀疑，这个故事是否只是莫里克杜撰出来的一个美丽故事而已。后来，我们碰上一个人，他是修道院的管理者，他是一个负责的看管者且是布劳贝伦名贵古物的鉴赏家。当我向他解释我的请求，详细地描述莫里克故事里所叙述的情节时，他的脸突然亮了起来。是的，的确有这么一个地窖，而且确实还有一个连接它与布劳托普的地下水道。我们约定次日见面，见面之后我们便相偕前往我朋友现在住的一个过去为修道院的大宅，他的太太很热心地接待我们，并马上招待我们吃中饭。我吃了斯华比亚的马铃薯沙拉，喝了一些上好的淡贝西该梅酒（Besigheimer），这是我回到故乡后首次用斯华比亚语讲话，我现在已不是外地的绅士了，而是本地的同胞兄弟，我现在已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隐士了，现在当地人已找我问东问西，打听昔日的同窗好友、过去的师长，以及他们的子女的消息了。在此地的修道院，我遇到了一位教授，他的父亲是我过去就读的拉丁文学校的董事。我约定明天要见面的另外一个同学，现在已是一名乡间牧师，他的孩子现在也在这所拉丁文学校就读。当我的主人很小心地进食，摸着他的大胡子，以及跟他的太大用极其体面的话交谈时，我仔细地端详着他，我看到了他眼角的小皱纹，但是这一切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在我心目中仍然是个小男孩时代的威廉。

我在布劳贝伦一家修道院的附属建筑住了两天，建筑的形状极其吓人，但是我倒觉得它十分可亲。然而我并非一天24小时皆觉得很快活，夜晚我难以入眠，而且周身觉得不适。我忧虑地想着乌姆的约会，我渴念地忆起我在南方的“老窝”，有时我则以十分羡慕的眼光望着我的朋友——他已有了地位，积极地在做事，每天都有责任要执行——但是这些在我心里只不过是芝麻小事，我并不把它们看得十分认真，而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皆十分重要而写意。

碰到几个昔日的修道院的老师，真是一种意外的喜悦，他们过去常把我看成怪物；因为在我15岁那年，我曾经因为忍受不了学校生活，而逃离了修道院，后来这件事几乎变成一个传奇故事在这所学府流传着。但是现在的情形如何呢？这些拥有着一副光滑柔嫩的可爱娃娃脸的漂亮年轻学生，是否跟我们在修道院学校就读时同样年岁呢？在这些前额及男孩发型之后，是否为着跟我们过去一样的问题而困扰着？他们是否跟我们过去一样渴望着沉浸在辩证与哲学的世界里？他们是否跟我们一样有着炽热的理想呢？我的朋友也认为，时下的年轻人在修道院里的学校生活比我们那时候轻松得多了，他们虽跟我们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他们所受的困扰却少了许多。但是谈到这些话时，我亲爱的威廉已不再是个15岁的少年了，而我当然也已年华不在，我们的眼角边已有许多皱纹，而我们斑白的头发已清晰可辨。

我们的侬涅霍大地窖之行多令人兴奋呀！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走下一个古老的梯道，经过了一个阴暗的地下室入口而进入一座高耸、建筑坚牢而古朴的石壁地窖，向导为我们指示绕行处，而地下水道便是自此伸展出去的，这时我已忍不住地问起有关浴室的事，向导用手电筒照射着屋内的一角，在粗糙的石壁之间终于显现出一块铺设较为平滑的水泥地，它看起来显然比其他石壁新一点，这就是劳的浴室！在这一块倒霉的水泥地涌出了秘密的冷水，可爱的劳便在这里游泳，而她的胸脯也就是在这里浮起的。

我们并没有问起，今日的斯华比亚人是否已完全不相信神明了，他们是否真的不知道神明附身在劳及莫里克身上以及这些神奇的事迹，在这方面，斯华比亚比德国其他地方都要来得丰富。我们宁可让那些恼人的问题存而不论。

斯华比亚的神学家与语言学家似乎都有赶火车的习惯，然而在最后一刻钟，他们却都能赶上火车。而我们似乎也有同样的情形，中世纪以惊人的速度结束了，而我也必须赶往乌姆作公开的朗诵。我们在间发之间才赶上火车的，但这也使我们逃避掉了话别的依依之情。次日黄昏时分，我们抵达了乌姆。

现在，我突然想起我忘了提起我在巴登作客期间的一个小事件。有一天在医生的诊察室里，我遇见了一个来自乌姆的人，他这次也邀请我到他家作客，现在他正跟我一个乌姆的老相识在火车站里等我，这位老相识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曾引我到这个城市游览。我被引到一个一团和气的家里，这一家的大大小小都令人觉得和蔼可亲，我在这里并不觉得陌生，我人还是在斯华比亚。但在另方面，我在这里却必须履行我的责任。但是既然来到这里，我就必须开始思考我的朗读，虽然我一肚子不情愿——即使到现在，我还是无法弄明白我自己的态度。

我个人之所以不喜欢公开朗读的原因不只是因为我不情愿面对社交场合里的孤立感，事实上它是很容易可以克服的，它主要是因为在这种场合里，我必然会面对到我自身本质上根深柢固的混乱与冲突，而它乃是由我对整个文学的不信任所造成的，在公开场合里大声地朗读，特别是朗读我自己的作品，无异是一种酷刑。我个人并不相信我们当代文学的价值。我了解每一个时代皆必须有其自己的文学，正如它必须拥有当代自身的政治、理想与风格一样。但是我却深深地相信，我们当代的德国文学正处于一种过渡性而动向不明的阶段，它先天的种子即已不良，后天上的土质亦不好。外表上虽然多彩多姿，但内部却问题重重，它无法结成充实、成熟而坚实的果实是可以断言的。依此发展下去，我认为今日的德国诗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是绝对无法产生真正的创作，真正的文学作品的；几乎在当前的每一部诗作里，我皆能够看到某种僵化模式、陈腔滥调的痕迹。而在另方面，我倒还能看出过渡性文学的价值，我亦能看出，一种动向不明及诗魂未确的诗，却能以其最大的诚意，表现其自身及其时代的缺陷。

基于上述原因，我对今日诗人的许多优美而结构完美的诗作虽未能欣赏与赞同，但是我对年轻诗人许多粗糙而结构欠佳的诗作却抱着同情的态度，因为它们至少毫无保留地表现出他们的诚意。

这种差异也可以直接适用到我自己的小世界及一般文学。

我喜好1850年以前那个阶段的德国诗人，我喜欢浪漫主义诗人，歌德，霍德林、克莱斯特12，我认为他们的作品乃是真正的不朽之作。我一再重读尚保罗（Jean Paul）的作品，他如布列他诺（Brentano）、霍夫曼13、史迪夫特14，爱森道夫15皆使我百看不厌，正如韩德尔、莫扎特，以及舒伯特以前德国的所有音乐皆令我百听不厌一样。

这些作品的完美性几乎是无可置疑的，即使到了今天，它们虽已无法表现出我们的感情与问题，它们已是超乎时间以外的“完成品”，至少对我们今日许多人而言，它们仍是如此。

从这些作品中，我学会了热爱诗歌，它们的旋律，在我的感觉之中，正如空气与流水一样地自然，它们是引导我生活的典范。多年来，我已认识到，模仿这些优美的典范是徒劳无功的。我深知我们今日的文艺价值不在于为我们这时代或千秋万世树立一种形式，一种风格，一种古典主义，而是在我们的痛苦之中，以最大的诚意表现出我们心中的呐喊。

我们这一代诗的全部风貌，总是在坦诚、退让与自我舍弃的要求，以及我们自年轻时即熟悉的其他要求与美的表现之要求等，这两种不同本质的要求之间，困惑不定，来回摆动的。

即使我们为求最大的诚意，乃至不惜自我舍弃——即使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又何以去寻求表现它的工具呢？我们现今的文学语言无法为它提供此种工具，而我们的学院派语言亦无法为它提供工具，我们的书写方式早已固定了。

在孤立的状况下，有些具有绝望的勇气的作品，像尼采的《瞧，这个人》（Ecce Homo）似乎力图指出一条途径，但是到头来，它们只是更清楚地显示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途径。心理分析似乎能为我们提供某种助力，但是它却未能带来任何进展，不管是心理分析学家或是任何受到心理分析训练的作家，皆未能使此种心理学家摆脱太过狭窄，太过武断，且徒劳无功的学院派的迷信。

够了，我们已经说得差不多了。现在，假设我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被邀请作一次公开朗读，站在听众面前手持着我的手稿，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尖锐的形式面对这个问题，如此，我手中的文稿便会变成无用的废物，我必须毫不考虑到美的因素以追求坦诚。在这种情形下，我最好把灯熄灭，告诉听众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对你们朗诵，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你们，我只能说我在努力使自己不说谎话。这一点务请你们帮助我，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回家吧。”

虽然有这种禁忌，但是在好几次的公开朗诵里，我却极力说服我自己，务必不要辜负主办者的期望。但是每一次，我都吃惊地发现，虽然只是短短一个钟头的大声朗读，但是它却能使人筋疲力尽，它甚至会使人崩溃。如果它是一个抽象化或理想化的诗人去面对一群抽象化或理想化的群众的话，那么整个事情将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是纯粹悲剧性的，再不然，它必然会导致诗人的自杀或遭听众丢石头。

所幸，在现实的经验世界里，事情便完全不同，我们还有一点欺骗的余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尚有一种古老媒介——幽默——存在的余地。在这样的夜晚，我往往尽量运用这种东西，尽量利用每一种幽默，特别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幽默。现在，且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种纯粹光线的折射线，这种对现实的卑劣适应。

现在，假设一个对自己以及他诗品价值抱有极深怀疑的诗人站在一个挤满听众的大厅之前，而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灵魂深处的复杂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诗人何以能够高声朗读他的诗作，而不至于走得远远的然后上吊自杀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在于诗人的虚荣心。即使他不把他自己或是他的听众看得太认真，他还是免不了带有虚荣心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即使是禁欲主义或甚至是自我怀疑者亦然。

我说这些话并非出于害羞，我相信就自我的抽象化而论，我是比欧洲一般人优秀的：我比其他一般人更了解我们身上的“永恒自我”省察“道德主义”的状况，我能带着同情、嘲弄与中立的眼光去省视它。否则的话，我如何将我的“我”暴露在所知不及我的读者的嘲笑的眼光下呢？正因为我所知比一般人为多，因此我才冷淡地去注意诗人的虚荣心。

无可否认地，诗人的虚荣心远大于思想性的人，但是思索的天分与虚荣心并非彼此相斥的。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人比知识分子更虚荣、更仰求于回响与肯定。关于这种虚荣心，我虽不比任何诗人强烈，但是至少也有几马力，而它在我现在面对听众这种绝望的情况下，确能给我一些帮助，这些听众期望从我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但是我身上却有某种东西，一种包含有三分之二虚荣心的东西，此种东西使我拒绝向聚集在大厅里的人群投降，使我坚拒向他们承认我的一无价值。这种东西使我觉得值得去控制这些群众，值得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使他们静听着我的思想与诗品，虽然它们的意义与意向完全不同于听众的意义与意向。

于是，我总咬紧牙根作最大的努力，因为在知识方面，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强于群众，因此我赢得了胜利。听众鸦雀无声地听着我的朗读，我故意制造一种印象，使他们相信我所说的一切皆是肺腑之言。

然而，这一切我只能勉强支持一个钟头左右，再下去我就必须停止下来，因为我差不多已经筋疲力尽了。

但是，在日常经验的阴郁层面里，能够为我提供动力，使我肯定自我的，则不仅关乎我愚蠢的虚荣心，我个人动物式但却极为狡猾的激情而已；听众自身以及我与他们的关系亦提供了一臂之力。而这一点正是我比我许多同事强一点的地方。听众怎么样，根本不是我所操心的，他们的反应如何，我完全无动于衷。即使听众跟我之间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例如我的朗读完全失败，甚至被嘘下台——我也不太在乎。我心里头甚至也有一个人主动地附和着台下的嘘声。不，台下大厅里的听众既不会使我感到害怕，而我也并不期望他们什么。

我现在已不年轻了，这一切我会了如指掌。我知道许多这类的管账者后来会当面或私下写一封信，对我要求一些十分自私的东西。我知道有些人在一个著名的客人面前会跟他磕头，但是背地里却对他放冷箭。我知道有些野心勃勃的人在你面前会大献殷勤，对你恭维一番，直到他们发现到他们近乎卑屈的奉承得不到什么反应，甚至遭了白眼之时，他们才悻悻然掉头而走。我也知道当一些智识低下之人看到聪明才智之士及大众瞩目的人物也同样是人，也同样有可笑之处，有虚荣心或窘态之时，往往会暗自窃喜，我知道他们这种卑微的心理，这种恶意。

我知道鲁登道夫16的演讲比我的朗读会可以吸引多过百倍的人，一个拳击赛可以吸引千倍以上的人。但是由于我自己系生活在中产阶级社会以外，我只是以客人的身份参与其间，因此我在那个社会是否获得成功，是否赢得尊严，我个人是完全不在乎的（只要我不被自己的虚荣心吸引到那个社会即可）。我享有一切外人的优点，我是一只脚跨在印度而生活的隐士，我无所求于世俗，而世俗也无法从我身上取走什么，我很了解这些优点。

但是使我能够排除万难与禁忌，偶尔作一次公开的朗读，并不完全是由于我对公众的满不在乎及我虚荣心的推波助澜。谢谢老天，还有其他某种东西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种比较好的东西，唯一好的东西——那就是出于爱。这一点似乎跟我说的，我对听众的冷漠相互矛盾，但它确是真的。我是凭着由经验得来的灵巧性，将更大的爱、更温暖的热情，从我对公众的冷漠，转移向个别的人。如果这个我所爱的人，我乐于为他献出自己灵魂的人果真在座的话，我总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针对着这个人而朗读。如果他不在场，或我看不到他的话，我总想着他，假想他在我眼前，我可以想着我不在场的朋友，或我所爱的人，我的姐妹或是我的儿子，或者，我也可以把眼光集中在大厅里某张聚精会神地听着的脸孔。我会紧盯着他，爱他，将我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殷切之情投注在他身上，以期获得知心。而这就是帮助我脱离苦海的护符。

而乌姆的情形则不然，在这里的大厅里，我不但可以看到一些友善而熟悉的面孔，我同时也处在朋友之中，这儿是斯华比亚，是我的，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适意而轻松。我们是在一幢十分漂亮的建筑物——市立博物馆——里晤面的，这次的朗读会是由这个博物馆长主办的；他邀请我次日去参观博物馆，而他跟其他人也来到我主人的家聊天喝酒，整个来说，这次的朗读会可以说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次的朗读会总算过去了，我感到很疲倦，但也相当快乐。

但在我来到乌姆差不多有两天的时间了，一个人对美丽的事物的记忆并不十分可靠，在我年轻时，我曾来过这个美丽而不俗的城市一次，但是我对这里的景物却忘掉许多了。不过我并没有忘记城墙和教堂祭坛，拉萨斯古楼（Kathaus），我记忆中的印象跟我现在所看到的差不多。而在另方面，有许多景物我看起来就像初次看到的一样，斜靠在河边的渔夫住处、城墙上的小地精庙、狭窄街道上的中古世纪民房，还有古怪的人字形屋顶、雄伟的大门等。我带着老照相机猎取我所喜欢的每一个镜头：波罗奈的狗、窗帘半掩后面的斯华比亚面孔，文具店的橱窗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小装饰品，流露出一些圣诞节的气息——这些东西是永远令我着迷的。

我徘徊于这些景物之间，流连于无名的回忆里。我听到了不少乌姆的笑话与故事，我把日前大声朗读过的神仙故事指给我主人家的小孩看，上面有我亲笔画的一些彩色小插画——在战后通货高涨期间，这些插画曾帮助我度日。

我在乌姆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当我躺在床上时，我想起了此次斯华比亚之行的种种情形，我想起了西根、杜特林根、布劳贝伦，及乌姆等地方，还有那个可爱的博物馆，突然间我想到，这一切受过去的影响有多大，许多死者曾加入谈话，甚至有许多生动的部分是由死者口述的。在这次的旅行中，死者几乎无时无处不在我身边。这些早已逝去的死者的话语一直活在我心中，他们的思想教育我，他们的作品使沉闷的世界变得美丽而麻醉，这些贫病交迫、受苦受难的人是由于需要，而非出于快乐而从事创作，不是很奇怪的事吗？这些伟大的建筑师系因为对现实的憎恶，而非接受而去从事巧夺天工的事业，不是很奇怪的吗？

毕竟，中世纪的城市居民都是面包商、生意人，他们都是舒服、健康、肥胖的人，他们是不是真的建立了这些大教堂，真的要它们？他们是不是因为其他少数人的不满而被迫去兴建的？如果现实世界是对的，如果我们这一类人只是神经衰弱症患者，如果我们应该安分守己地当个老百姓，当个一家之主，当个纳税者，努力从事本业，生儿育女，才算对的话，如果工厂、汽车、办公室才是男人的正途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建造了这些博物馆？他们为什么还雇用管理员去看管布劳贝伦祭坛呢？他们为何展览了这么多的绘画、平面艺术，并由政府付出大笔钱呢？为何保存了这些古怪的东西、无稽之物，这些艺术家的病态游戏，为何去收藏、保管、展示这些东西，并为其广为宣传呢？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是否真有其意义，真正值得保存呢？为什么乌姆的住民以拥有保存他们古老的市政大厅的眼光为傲，而把一些古老的危楼、厂房与民房拆掉呢？为什么我听说乌姆地方的最高荣誉乃是在于它的现代化建筑十分适合于它古老街道的类型呢？为什么今天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显得如此丑陋呢？从苏黎士一直到乌姆，只要是经过人类双手改动过、修建过的地方——除了少数拥有古代建筑的几个小岛之外——几乎每一处皆不堪入目呢？放眼看去，到处尽是火车、工厂、公寓住宅、仓库、军营、邮局，一处比一处丑陋，一处比一处令人失望，它们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使人想以一死以求解脱。

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在于说明它丑陋与令人失望的理由，我对人口的成长与经济法则都没有什么兴趣，我只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你，这位旅途中的疯诗人，你是否因为生活感到痛苦、厌恶，而不想活下去了，你这一切痛苦的根源是否完全起于你忽视设法使你自己去适应现实？

虽然我曾准备再次去思索这些现实问题，但是我所得到的答案却跟自己过去所得到的一样：你对这个可悲的世界的抗议完全没有错，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做法是绝对正确的。

我再度地感觉到两种对极——现实与理想、现实与美感——的深渊里的闪光，我可以感觉到那种空中桥梁的摆动——幽默。是的，只要带有一点幽默感，我是可以忍受火车站、军营，甚至是文学朗读会的。只要一笑置之，只要不要把它看得太认真，只要经常记着它是可以毁灭的，那么一切事情皆可以忍受下来。有一天机器会疯狂地相互撞击、军火库会爆炸……是的，我们大可不必把这个滑稽的世界看得太认真！

奥格斯堡的旅馆接客车把我安置在旋转的玻璃门前，旅馆内正播放着留声机音乐，现代人发明的这种聪明的玩意儿，使他们即使在休息与轻松的片刻里也用不着找人聊天，想些什么，或注意些什么。我走到柜台前面登记房间，一个脚夫随即走过来，眼前的一切都显得十分摩登——餐厅、走道与衣帽间。服务生带我到二楼，打开电梯门，到了二楼，他为我开了门，一个高大而明亮的房间立即呈现在我眼前，而窗户则朝向着冬日的花园。在偌大的德国城市里，我见过的旅馆没有一家比得上这家的漂亮与脱俗，能够找到这种地方，我真感到喜不自胜。在这个房间里，唯一令我感到刺目的是那个电话——这种玩意儿真是危险。还好，如果不用它，我尽可把它拿掉或甩掉。但是，首先我必须利用它向我的赞助人宣布——夜晚的艺术家已经抵达了。然后，我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打开行李，整理一些东西，叫来一杯牛奶与白兰地酒。

不知不觉之中我睡着了，醒来之后发觉天色已黑，且天气转冷了。我走出旅馆，沿着一条宽广的街道，走向一个演奏厅，这次我并没有把场面把握得很好，也没有把我惯用的心理伎俩搬出来运用，但是不久之后，我又在听众之中挑出了一张面孔，我将目光转向他，勇敢地大声朗诵我的作品，偶尔啜一口清凉的饮水，在我内心开始对这场朗读会产生反感之前，整个事情已告结束了。还好，事情总算过去了，我匆匆地赶到会客室，穿上我的大衣，燃起一根雪茄。

现在，听众开始涌进来了，我勉强装出笑容，一一向他们致意，而内心且暗自庆幸在这个城市里我没有任何一个熟人——但是这时我面前却站着一位双颊红润的女士，她笑着用斯华比亚话说：“你完全认不出我了，是吗？”她是来自黑森林，来自我家乡的一个女人，过去跟我妹妹进同一个学校，后面站着的是她女儿，一个漂亮的女孩，双颊也是红润的，我们会心地笑了一下，并决定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下。但是我随即发现，那天晚上我有点昏昏然，有个绅士拿着我的一本书走到我面前要求我签名。那时我心里头正想着纽伦堡，于是我便在书扉上写一些东西，随即带着友善的笑容把书还给他。这个人读了一下又把书本交还给我。我读了一下：“纽伦堡之夜留念！”它必须涂改一下。

于是，我们便相偕前往我的旅馆喝杯酒，这个来自卡尔夫镇的女人谈起卡尔夫的种种情事，我们聊起我们记得的每一个卡尔夫镇人，她的女儿坐在一旁，觉得我们的旧事十分有趣。

当我从堂皇的梯口走回房间时，夜已深了。事实上，从事朗读这种东西原只是为了赚取面包而已，但是我欠缺的并不是面包，而是空气——有生机的空气、有内容的空气，以及相信我的职业与活动的空气，但是奥格斯堡并没有这种空气，而我也没有得到任何酬报。

次日天气很好，我走出外面去看看奥格斯堡的街头景况，后来才知道这一天是个集日。我从历史并没有学到多少，我的知识完全是来自诗人，我从莫里克诗中所得到的有关布劳贝伦的秘密，比我从当地教授口中听到的还要多，我从阿尼姆（Arnim）的“皇冠的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Crown）一诗里，得悉了有关奥格斯堡的种种，从瓦克洛德17及霍夫曼诗里的记忆中，获知了有关纽伦堡的种种传说。毫无疑问的，纽伦堡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市。但是特别对我具有吸引力的东西却不在于此。

在市场里，你可以看到无以数计的牛油、乳酪、水果、蔬菜，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食物，我发现许多农人，尤其是农妇跟他们身边的小孩都穿着他们古老的民俗服饰。在狂喜之中，我几乎冲动地想去环抱我第一次看到的人的颈子，我在路摊之间追随着她好久。绣着许多小花的紧身胸衣，紧围着手腕的皱边衣袖，还有那有趣而别具一格的头巾——它们使我想起我的童年以及卡尔夫的牛畜市场，在那儿有成百个农夫及农妇，每个人都穿着他们的民俗服装，远远看去，我们就可以凭他们皮制马裤的色彩，分辨他们是不同于其他地区、森林区，或是邻近的谷类区的农人。

我在奥格斯堡的最后几个钟头最为美妙，也最令我回味无穷。

除了我所经历过的所有的美好可感的事情之外，我在临别以前还碰到过一件特别值得我怀念的事情。在奥格斯堡，有一对14年前读过我的一部作品的夫妇曾写信告诉我说，他们那时候生下来的一个女儿，便是用书里的一个人物的名字取名的，现在这对夫妇特别跑来看我，并邀请我也一起用餐，饭后他们用车子在短短的几个钟头，载我前去看看古老的奥格斯堡最重要且最优美的胜景。虽然他们的这份情意以及他们对我现在自己都觉得一文不值的作品的厚爱，使我感到有点亏欠，但是这几个钟头的确是我在奥格斯堡期间最美的时刻。啊，我在这个传奇性的城市里，看到了多么美丽而别出心裁的东西！圣莫里兹的圣器收藏室里面有许多弥撒祭袍，其威仪不下于罗马，而附近小教堂里，则有尊摆着坐姿的主教——不是木制或石雕的人像——而是身穿华贵法衣的木乃伊。我认为最美丽的无过于教堂的铜门。我看到一个留着棕色大胡子、身着浅绿色衣服、背着一个背包的乡下人走进来，我看着他在宏伟的大教堂里走着，似乎在找寻什么东西，最后他像是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然后在礼拜堂内跪了下来，他赤着脚，目光注视着祭坛上的画像，双臂敞开，双手作恳求状，之后，他开始祈祷，用他的眼神、他的嘴唇、他的双膝、他伸展的双臂、他敞开的双手、他的灵肉全神地在祈祷，他对外界几乎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于我们这些在圣堂里寻求铜制歌德式窗户而非上帝的充满着好奇的眼光的不信神的人，他完全不理会，也没受到干扰。

当晚我旅行到了慕尼黑，在那儿我有几天的休息时间，这可以让我清理一下混乱的思绪，且可让我后悔我来到了纽伦堡。

次日，为求增广我的见识，我特别跑到一家大报社的编辑室，但是我在那儿并不觉得舒服，我甚至连一刻钟也待不下去……

也许，我不该对慕尼黑要求太多，因为我在那里始终觉得良心不安。我在慕尼黑有不少过去一度十分亲切且彼此之间相当熟悉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我实在应该去拜访他们。但是对我目前来讲，这种任务似乎是太过艰巨了，如果我前去拜访他们，将会发生什么事呢？三十几个朋友会以友善的态度垂问我说我日子过得怎么样，我这一向都在做些什么，我是否满意我的生活，我的健康情形怎么样，我日常做些什么活动诸如此类令人不胜其烦的问题，而我只能微笑地坐在一旁，不住地点头，而这些简直烦闷得可怕。

但是，一般来说，我一定会去看看我认为是真正朋友的少数几个人，但是我绝不会到他们有妻儿缠身的家里去看他们，或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去打扰他，我们会相约在某个晚上在某家旅舍或某个地下室，开怀畅谈天下大事，讨论经济萧条，并畅饮着Waldulmer或Affenthaler的酒，我们会谈起我们的旧事，谈起康斯坦士湖的夏日，意大利之旅，或在战争中遇难的友人。在这些日子里，我的情绪并不很好，这不只是因为我对文学已感到十分厌烦，同时还有其他原因。

我6个星期的旅行即将结束了，我从迪西诺顺道游览至此，已几乎到了最后一站了，在旅途上，我的内心一直盘据着一个问题：再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你在旅途中曾发现到什么，你曾得到什么？你是否能够返回你的工作岗位去过你隐士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带着伤感独自生活在你的书房里，或者你将从事其他事情？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我已经做过了公开的朗读，我曾跟朋友享受过开怀而热切的谈话，几乎到任何一地我皆畅饮过美酒，我曾在温暖而友善的气氛里，与朋友度过最美妙的时刻；我也强使自己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场合，在凭吊古老建筑的一刻，我曾忘我地陶醉在悠远的古意中，而在旅途劳顿之时，我偶尔又会渴念我遥远的隐居地——但是一切并没有什么改变，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解决。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情势的压力，因此当我最后将完成纽伦堡之旅时，我的情绪并不十分愉快，也许是这种恶劣情绪的影响，纽伦堡之旅叫我十分失望。

我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阴郁的日子里离开的，我再次旅经奥格斯堡，我看到了天主教大教堂与圣莫里兹教堂隆起于市街上，然后我经过了一个不知名的乡村，最后，我到达了一个荒野、崎岖、无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长满了许多大松树，松树的尖端已被暴风雪吹落了。这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南方人来说，它却是恼人而烦人的。如果我继续朝着这个方向，一路走下去，我暗自想着，那么毫无疑问地，更多的松树将会显现出来，雪也会飘得愈来愈多，再下去可能是莱比锡或柏林，然后是斯毕斯贝根（Spitsbergen）或北极。谢谢老天，假设我接受邀请前去德勒斯登18的话，那情形真难以想象！

如果前去德勒斯登的话，那么旅程将变得遥远得多，因为当我抵达纽伦堡时，我内心感到十分快乐。在这个歌德式的城市里，我暗自期许着各种奇迹出现，我希望碰到霍夫曼与瓦克洛德的幽灵，但是这类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十分恶劣，当然这不应该责怪这个城市，而应该责怪我。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个真正迷人的古老城市，它的古迹此乌姆更丰富，它的古意比奥格斯堡更浓厚。我看到了圣罗伦兹大教堂及圣西巴德大教堂（St Sebald），我看到了拉萨斯（Rathaus）古老僧寺天庭里的古雅而迷人的喷泉，这一切景物皆十分美丽，但它却被一个庞大，非人性，商业化的城市所包围，到处都有引擎声轧轧作响，汽车如长龙般地迤逦而过，每一件东西在不知不觉之中，皆似乎配合不同时代的节奏而颤动着——一个不知道如何去建造拱形圆屋顶和雅致喷泉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似乎要在下一个钟头崩塌似的，因为它已不复有意旨或灵魂。

啊，我在这个疯狂的城市里看到多么美丽而迷人的事物呀！这里不乏有名胜、有教堂、有喷泉、有杜瑞19的故居、有古堡，而更可贵，更令我珍惜的是，它还有许许多多稀奇的小东西。

在一家标有地球标志的药剂师店铺里，我的双眼舒舒服服地洗了一次澡，在一个坚实而美观的古老建筑里，我看到了一个初生鳄鱼的标本、鳄鱼的蛋壳，及其他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是这些并不能鼓起我的游兴，因为我是在该死的机器的烟雾迷漫之中看到这些东西的——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被一个非人的撒旦世界所吞没，在这种非人的世界里，一切皆处于垂死状态，每一件东西皆濒于毁灭与崩溃，厌生而无意旨，虚华而无灵魂。

即使是我在文学俱乐部所领受到的友谊，即使是我办成了最后一场朗诵会而松了一口气之时也无济于事。

在纽伦堡，我觉得自己老态龙钟，而有行将就木之感，在这里我唯一敢想象的是入土为安，也许是因为这种垂老心境的影响，我很喜欢接近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大学生，有次曾使我感到十分困窘。他请求我在我一本书上题些字，当我想不出要写什么时，他建议我题一些希腊字——引述要出现在我一本著作里的《新约》里的一句话。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写过希腊字母，天知道我的希腊题字会写成个什么样！另外一个年轻人是诗人，在我纽伦堡的短暂停留时，我大部分时间皆跟他在一起，我很高兴有他作陪。我过去就对他怀有好感，而其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曾写过一篇评论我的作品的杰出论文，在该论文里，他十分精辟地描写着我在诗的领域里的成就，及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写过一篇短文，该文的主角格拉伯（Grabbe）是个诗人，且拥有真实本领的魔法。这位年轻人跟随我来到纽伦堡，一到夜晚，他总是耐心地陪着我在酒店里消磨时间，虽然他自己并不喝酒，他和蔼可亲的脸，他细小的双手，有时使我觉得他像是天国派遣来的一个小天使，以保护我度过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的最恶劣的时间。

而我只是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心中想的只有一件事，尽快离开这里。我突然想起我在慕尼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一个十分可靠的朋友，于是我便打电报告诉他说，我实在无法忍受纽伦堡的一切，我希望搭快车到慕尼黑去，希望他能来接我。我随即匆匆地把我的日常衣物塞进手提袋里，离开大饭店，赶往车站，直赴纽伦堡，我虽然身心俱疲，但内心却轻松了许多，毕竟，我是得到释放了。在我看来，纽伦堡这个城市注定是要毁灭的。这班火车设备很好，一路不停地直达慕尼黑，但是车行甚久，我在抵达以前，几乎无法消受下来，我像个垂垂老矣的九十老翁，头脑昏乱，双目涨红，双膝无法伸直。这或许是我旅行中最优美的一刻。我终于保住老命来到慕尼黑了，我将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抛诸脑后，我已不需要再举行任何公开的朗读会了。我的朋友就站在我面前，高大而强壮，双眼含笑地挨过来帮我提手提袋；他简单地告诉我说，我们一伙儿朋友在一个酒窖里等着我们。说实在的，我宁愿上床睡觉，但是酒窖委实太迷人了，因此我随即一口答应下来。文学界及文艺评论界的名人都齐集在一个大桌子旁，等着我们，正牌摩莎雷上品酒（Moselle）随即端了上来。酒中的谈话与讨论十分有趣，我觉得很满意，因为话题完全没有扯到我身上，我乐得坐在一旁洗耳恭听。

我端详着每一张熟悉的面孔，畅饮摩莎雷酒，恍恍惚惚之间，似觉睡神已降临到我身上，如果我喜欢的话，明天我将躺在床上，躺个一整天，一年，甚至一整个世纪，任何人皆不能对我有所要求，没有火车的汽笛声来扰我，没有点燃的灯笼来烦我，我毋须写希腊文或其他文字。

我跟朋友在邻近的乡间里待了好多天，一方面是为了静养以恢复元气，一方面则是为了计划如何安排我的回程之旅。我内心突然感到不安，或者应该说我害怕回到家，最后我决定先通知仆人把信件转来给我。结果，信件果然如潮水般地涌过来，使我忙碌了好几天，在所有不太重要的事情中，有些东西却是十分有趣，有位年轻诗人写了一封书信，他的手稿我必须寄回给他。过去他曾写过阿谀性质的虚伪书信给我，使我对他的印象相当恶劣！现在他终于坦白地对我表示，他觉得我笨拙，愚蠢，令人讨厌，他这番坦白话倒使我觉得很开心。放胆去说，年轻的诗人弟兄继续努力下去吧！我们期之于现代文学的不是文饰之辞，而是坦诚。

我曾诱使我一个巴伐利亚的挚友，离开他上巴伐利亚的村落，与我共度一个美好的晚上，每忆及此，胸中感怀之情油然而生。现在，我无俗虑缠身，我对文学与冒险事物又可持着比较率真而坦然的态度，我可以私自前去拜访我几个同行。我曾跟伯恩哈特（Josef Bernhart）晤谈了个把钟头，虽然谈得并不投机，毕竟，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是永远谈不拢的。

我也曾跟汤玛斯曼（Thomas Mann）共度过一个夜晚，我对他表示，长久以来，我对他的敬爱丝毫未变，我想知道，这位深知文学事业的暧昧与绝望，而又能一本其良知与尊严从事其文学工作的可敬的作家，是如何完成其名山伟业的。我坐在他桌旁，直到夜深，他幽默的言谈中不失热情与讽嘲。这个夜晚亦令我感怀不已。现在我想前去拜访另外一位杰出的作家林吉纳兹（Joachim Ringelnatz），我们共饮了各种美酒，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夜晚。辞行之后，我走到街车车站，搭乘电街车回家，在尽兴之后，安然而眠。

在纽芬堡（Nymphenburg），我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几乎要被宠坏了，我的双眼竟日泡在冷水里，在巍峨的古老树木下走上走下，看枯叶在秋风里轻快地飘落。我经常带着戚容地望着它们，也经常带着笑脸地望着它们。而正像它们一样，我今天赶往慕尼黑，明天又赶往苏黎世，我极力想摆脱痛苦，拼命想拖延死期的到来。人为何要如此地保护自己，我哀伤地自问。因为这乃是生命的游戏，我自我解嘲地回答道。

因为笑声是沉闷生活的最佳解毒剂，我特别向我朋友打听，慕尼黑是否有真正的古典式喜剧演员。有的，我的朋友就认识一位，叫卫伦庭（Valentin），我们从报纸查到他正在一家小剧院主演一出叫做“慕尼黑的橡皮骑士”的戏剧。该剧院10点以前是上演史特林堡的戏剧，10点以后才轮到卫伦庭演出。

该剧虽侧重于表现卫伦庭的滑稽动作，但是有时亦喜中含悲，令人哭笑不得。例如，他在寒夜里坐在城墙上，拉着手风琴，想起他年轻时的生活、战争与死亡，往往令观众为之鼻酸。或者是，当他带着哲思语气叙述着他梦见自己变成一只鸭子，噬食着一只小虫时，观众内心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哀。这幕戏以最简单的形式，将人类悟性的不当，神奇地表现出来。这幕悲剧情境正如他拉着手风琴的一幕一样，虽然赢得哄堂大笑，但是我却看不出观众有任何欢愉之色。

在这个黯淡的时代里，每个人多想发笑呀！他们老远地从郊区赶来，冒着寒风，排着长龙，付了金钱，直到夜深才归，为的只是要发笑。我也笑得很厉害，如果这场滑稽剧能够上演到天亮的话，我会觉得更开心。天晓得，我什么时候会再有发笑的机会。一个愈伟大的喜剧演员，他愈能将人类的愚昧状况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十分露骨，十分地难以救药，而观众也会笑得更厉害！我后座的一位少女居然忘形地将双肘靠在我肩上。我转过头看她，心想她可能爱上我了，但事实上，她只是笑得失态而已，好像着了魔似的。卫伦庭是我这次旅行最珍贵的回忆之一。

但是，现在我在慕尼黑已经流连太久了，打扰朋友也太久了。作为一个男子汉，我提醒自己说，该走就得走。然而，这儿不是罗卡诺，我实在舍不得说再见，我无法带着优越感回顾遗下的一切，现在，我是要回到我的笼子里，回到我冷酷的小天地，回到我的放逐之地。

落叶虽然在风中拼命地挣扎，但是它终归是要回到风儿要它去的地方。现在，我将走向何方呢？我到底能把我的归家之日拖延几天呢？或许我要继续旅行很久一段时间，或许是整个冬天，也许我今后的岁月将一直飘游下去。

不管到那一个角落，我终归是会找个朋友的，我将在夜晚进酒吧聊天，或许在某一微明时刻，我将见重逢我的元气与我青春的圣堂。不管在什么地方，我当不只会为阴风与落叶含悲，我也会为之发笑。毕竟，正如我所自视，我身上是带有幽默家的气质的。我只是还没有将此种幽默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已，也许我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还不够吧。

八、迁入新居（1931年）

迁入新居不仅意味着开始新的事物，同时亦意味着放弃旧的事物。现在在我迁入新居之时，我心里头当然十分感激将这幢住宅送给我的好友，这份感激之情与恒久不渝的友谊，使我想起了他跟其他一些帮助我们整修房子的朋友。但是对这所新居作一个陈述，用叙述文将它表现出来，赞美它、歌颂它，却是我做不到的，因为在从事新事物的第一步之时，我们如何去行文礼赞及吟歌赞颂呢？在夜晚未到临之前，我们如何去庆贺明天呢？当然，在为新居献词之时，我们在心里头可以暗自祈祷，也可以恳请朋友们为我们新居及我们新居的未来祝福。至于说，为新居说什么话，发表什么感想，宣布与它的任何关系，则只有等个一年半载再说。

但是，在迁入新居之时，我却可以也应该回忆一下我先前曾住过的其他房子——为我的生活与工作提供庇荫与保护的处所。对于先前我住过的每一所房子，我皆心存感激，因为它们每处皆为我保存无数个回亿，并帮助我回溯起我住在那儿的时间的本来面目。因此，正如一般人在长久一聚的家庭聚会，谈起过去的时光，忆起逝去的故旧一样，今天我也想回忆一下先前住过这所漂亮的房子的人，回忆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并将有关他们种种告诉我的朋友。

虽然我生长在一个风格独具的古老大宅，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太缺乏教养了，我只顾自己而根本没有注意及爱惜我所住的房子。对于房子的大小，它的墙壁、角落、高度、色彩，以及地板等等，我既不感兴趣、也不怎么喜欢它。我所关切的只是我带进房子里的东西，如何把它们摆开、垂挂起来、安置下来。

一个12岁的男孩布置他第一个房间使它成为已有的方式，根本跟他的鉴赏力或室内装饰无关；这一类布置的冲动，实远重于鉴赏力。因此，在我12岁那年，当我骄傲地占有我的第一个房间时，我既没有想到要把这个高大的房间分隔一下，也没想到用色彩或其他家具，将它布置得更漂亮、更好住，同时也根本没有注意到睡床的位置、衣橱的摆置等等，我只注意到房间里的一些地方，对我而言，这些角落不仅是方便之处，同时也是神圣之所。

当时，我最重视的乃是我的立桌，它是我要了很久才得到的，而在这个桌子上，乃是它斜盖下的空间，我费了不少心血在这儿摆设一些秘密的战利品——一些别人不需要也不愿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我却独具纪念价值，并兼有部分的魔法属性。这些东西包括一具小动物的头颅、枯干的树叶、一只死脚、一个绿色厚玻璃碎片，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这些别人所不知的东西，乃是我私人的秘密，对我来说，这些东西比我所有的其他一切东西，更有价值。

仅次于这个秘密宝藏的是桌盖的上端，而这个地方已不再是私人的隐秘处，而是装饰、展示及自炫的地方。在这里，我不是要藏匿及保护些什么，我倒想到展示及夸耀一些美丽而动人的东西，例如一束美艳的花朵、大理石的碎片、照片，以及其他的图画等，而我最大的希望乃是在这儿摆上一个塑像，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只要是立体的艺术品即可，什么样的形状皆无所谓，由于这种欲望十分强烈，有一次我甚至偷了一马克，买了一个80芬尼的小型泥塑恺撒半身像，一种没有什么价值的大量生产的东西。

这种12岁时的渴望，一直到我20岁时仍然存在着，当我在杜宾根当书店学徒时，我用赚来的钱买来的第一批东西之一乃是，蒲拉克西蒂利20所塑的“汉密士”21的雪白石膏半身像仿造品。如果是在今天的话，我很可能不愿将它摆在任何房间里，但在那时候，我对雕塑品的原始魅力的感受，正跟我当男孩时对泥塑半身像的感觉一样的强烈，由此看来，尽管汉密士塑像在形式上比恺撒的半身像要高贵一些，但是在鉴赏力方面，我几乎没有进步可言。我必须说的是，在我住在杜宾根的4年里，我对我住的房子与房间根本漠不关心。当我到了杜宾根时，我在4年里一直住在海伦柏吉街（Herrenberger Strasse），我住在原先为我双亲所安排的一个房间：在一个不起眼的街道的丑陋房子里的一个陈旧而沉闷的房间。虽然我对许多形式的美皆十分敏感，但是我对这个陋室却安之若素。事实上，它并不算真正的陋室，因为从早到晚我一直在书店里工作，当我回到家时，天色通常已经黑了，而我除了独处、自由自在地看书、做我的工作之外，已别无所求了。在那时候，我心目中的漂亮的房间只是有装饰的房间而已。因此，我在房间里弄了很多装饰品，钉上了不下一百张我所崇拜的人的画像，有些是大型照片，有些是从期刊里剪下来的小型照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有次我曾以高价买下了一张年轻时候的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照片及两张尼采的画像：其中一张是留着长胡子，目光向上的著名画像；另外一张则是在户外坐着轮椅的油画照片，画中尼采满面戚容、满脸憔悴、神情空洞。我经常站在这张画像前，仔细端详它。此外，那儿还摆着汉密士的塑像，以及我能找到的最大的一幅萧邦画像的复制品。

1899年秋天，即我22岁之时，我由杜宾根迁往巴塞尔，在那儿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平面艺术：当我在杜宾根的时候，我公余之时的全部精力几乎全集中在文学与知识方面的领域里，特别是歌德与尼采的作品，更令我沉迷得如醉如痴。

而到了巴塞尔之后，我眼界大开，我开始注意到建筑与绘画，而后在这两方面也颇有心得。在巴塞尔教导我的那一小圈子的人深受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所影响，布克哈特前不久刚过世，而他在我后半生的地位，已取代了先前尼采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由于平面艺术的熏陶，住在巴塞尔的几年间，我首次试图以一种讲究品位与尊严的方式去生活，我在一处古色古香的巴塞尔式屋宅里租下了一间十分漂亮的房间，这个房间颇具旧式风格，有一个古老的大瓦炉。但是，我的运气实在不好，那个房间虽然华贵，却并不温暖，虽然老壁炉里烧了许多木柴，而窗下从清晨3点钟开始，从阿班门开来的牛奶车与市场车，便把安静的卵石路吵得震天价响，使我无法入眠。最后，我终于落荒而逃，搬到一处现代化郊区里的一个漂亮的房子。

此外，我再也不愿住在一个不期而遇的房间，我一再地搬家，而且一定挑选我最中意的房子。在我1904年的第一次婚姻及1931年我迁进“鲍德美家宅”（Casa Bodmer）之间的二十多年间，我前前后后地换了4次不同的房子，且自己建了一幢。这些事情我至今还记得。

到了此时，我已不愿搬进丑陋的房子或一般平常的房子。

我曾看过许多古代艺术，我曾到过意大利两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亦曾改变及充实了我的生活：在放弃了我过去的职业之后，我决定成婚并迁到乡间定居。我的第一个太太米亚曾参与这项决定以及我们居住地与房子的选择。她决定在乡下过一种简单而健康的生活，日常之需力求简单；但是，她却十分强调生活的美化——亦即，住在景色优美的堂皇住宅里，她要求的住宅既需美观又需特出。她理想中的房子是半农庄木屋，半宅邸式的，屋的四周有参天古木，屋顶有苔藓，而正门之后又有喷水池。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梦想与期望，这也是受了米亚的影响。因此，我们所寻找的房子，预先已有了腹稿。刚开始时，我们在巴塞尔附近的漂亮村落里寻找。之后，在我初次造访了亚米希芬（Emmishofen）的“伊米尔街”（Emil Strauss）之后，“康斯坦士之湖”亦列入我的考虑，最后，当我回到我双亲在卡罗的老家，撰写《在轮下》之时，我太太发现了乌特希（Untersee）的Gaienhofen村落教堂对面一处安静的小广场上空着的农村屋宅。我同意了，于是我们乃以一年150马克的租金租下了这所农村屋宅，这笔房租在那时候并不算少，但我们觉得它很便宜呢。

1904年9月间，我们开始布置房子，我们苦等了好久，家具与睡床才自巴塞尔运到。接着我们的兴致便开始高了起来，我们动手将二楼的大房子及一楼的两个房间涂上油漆。

实际上，我们租的只是半幢建筑物而已，另外一半是仓库及畜舍，农夫留着自己用。这个半木造的生活空间，楼下一层包括一个厨房及两个房间，较大的一个房间是用大瓦炉取暖的，它充作我们的起居室及餐厅；墙壁旁有一排粗木凳，室内既温暖又舒适。较小的一个房间供我太太使用，室内摆着她的钢琴与桌子。起居室有一个旧式的木板楼梯通到楼上，起居室一直通达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房间角落里有两扇窗，由窗户望向教堂可以看到一部分的湖泊与湖边景色；这便是我的书房，书房内有一个我建造的大书桌，这个大书桌至今我还在使用着，这是那时候一直留到今天的唯一家具；同时室内还有一个立桌，而墙壁旁则摆满了书籍。要进入这个房间，我们必须格外留心形成门限的横梁；任何人一不小心都会使头部碰到走道上的低横木，这事情已发生过许多次了。当年，年轻时的茨威格第一次前来我的住处时，他匆促而又兴奋地跨进门来，在我未及警告他时，他头部已撞上了横木，他足足躺了一刻钟，才苏醒过来。这一楼有两张床，而上面还有一个大阁楼。这幢房子没有花园，只有一个小草丛及两三棵果树，以及一个边缘土地，我沿着屋子的边缘地带栽种了一些红醋栗及一些花儿。

我在这所房子里住了3年，而在这期间，我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同时也写下了许多诗作与小说。在我的“图画书”及其他作品里，我曾记述了这一段期间的生活的许多形貌。

事实上，以后的房子所能给予我的东西，再没有像这所房子所给我的那么地珍贵与独特了。就这点而言，它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婚姻的第一个避难所，我的职业的第一个工作室，在这里，我首次感觉到恒久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偶尔也会有拘禁感，一种被界限与责任所包围的感觉。

在这儿，我第一次沉醉在创作的美丽梦境里，并在我自己选择的地方得到了某种归宿，而它是以贫乏而原始的工具做成的。我在这些墙上一根一根地钉进钉子，不是我特意买来的钉子，而是从我们搬家的包装盒里取出来的钉子。我把麻絮与纸张塞进楼上的空隙里，并把它涂上红色，为了栽种花朵，我设法改善屋旁恶劣的土质，改进它的干燥与遮阴。我是本着一般年轻人的活力以及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感觉，并为着我们全部生命而设想的信念去整顿这座房子的。我们试图在这所木屋里，建造一种简单、正直、不时髦的自然乡间生活。这种理想及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源自罗斯金、摩里士及托尔斯泰。它部分获得成功，但部分却归于失败，但是我们俩却同样出之以全然的热忱，我们每一件事情皆以忠诚与虔诚的心情去实行之。

每当我忆起了这所房子以及我们在凯恩赫芬的前几年时间里，有两个场面，两种经验便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第一个画面是一个温暖而阳光普照的夏日清晨，我28岁生日那天的早晨——

那天我起得很早，是被一阵不平常的声响所吵醒，或应该说是吓醒的，我跑到窗口一看，底下站着一个管乐器的乡村乐队，他们演奏着一个进行曲与赞美歌，该乐队是我的朋友芬克（Ludwig Finckh）由邻近的村落里召集来的，号角与竖笛的声音在清晨的阳光里飞扬着。

这是与这种古宅有关的场面之一。另外一个场面亦跟我的朋友芬克有关。这次我也是从睡梦中被吵醒，但却是在夜半时分，站在我窗下的不是芬克，而是我的朋友布却尔（Bucherer），他告诉我说芬克为他年轻的太太刚买下且经过整理布置的小屋失火了。我们默默地走过村落，眼见天空一片血红，这座古怪而有趣的小巫屋刚刚经过扩大、上漆与布置，而现在却烧得片瓦无存了，而现在他还在度蜜月，明天他将带着他的新娘子回到他们的新居。当我们去接这对新婚夫妇，用这个恶讯向他们祝贺时，灰烬堆里还在冒着烟呢。

当我们要向我们的农庄屋舍说再见时，我们心里头并不十分难过，因为现在我们已决定要兴建属于自己的房子了。做这个决定，我们曾经过各种不同的考虑。首先，外在的环境对我们是有利的，由于我们一向过着单纯而节省的生活，因此每年都有余钱省下来。而且，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渴望拥有一个适当的花园，以及一个视野更宽阔、位置更高的地方。另外，我的太太的健康情形一向不好，且已有了一个孩子，因此像浴缸与热水器等奢侈品已不像3年前那般完全不需要了。

我们又想到，如果我们的孩子要在这个乡间长大，那么，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房子里、在自己的树荫下成长，不是要好得多吗？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们是如何为这个看法自圆其说，我只记得我们是很郑重地在考虑这个问题。

或许，这只是中产阶级家庭的一种情感而已，虽然，我们夫妇俩的中产阶级欲望并不十分强烈——但是，归根究底来说，我们初次成功的“硕果”到底还是腐化了我们，还是我们血液里确实潜藏着农人的理想？即使在那时候，我仍然无法十分确定我们的农人理想；它可能源自托尔斯泰与古特尔夫（Jeremias Gotthelf），同时亦因德国最近所掀起的，由城市生活转向乡村生活的新生运动而得以强化，此一运动具有道德及艺术上的基础——这些优美但措辞不当的信心信条仍然活现在我们的心灵里——正如我在《乡愁》一书所表现的情况一样。同时，我也无法确知所谓“农人”一词，究系何指。直到今天，我所能确知的只是，我正好是与农人相反，我是一个游牧民族、一个猎人、一个不安定的孤狼。

当时我的想法可能跟我今天相去无几，但是当时我下的定义不是“农人——游牧民族”，而是“农人——都市住民”，所谓的农人，我的理解并不是离开城市的那种偏远性，而是接近自然与根据直觉而非理智而生活的那种安全感。至于我乡间生活的理想本身是否只是一种理智的命题，我则根本不去管它。而我们天生似乎亦具有将生活哲学加以伪装的惊人技巧。我在凯恩赫芬生活的失败，并不在于我喜欢陶醉于农人生活的虚伪理念里，而在于我个人有意识地追求某种跟我的真正本性所要求的截然不同的东西。我无法断定，在这件事情上，我受我太太米亚的理念与希望的引导到达何种程度；然而，我现在回想起来，在早先这些年里，她的影响的确远超过我所能承认的。

总而言之，我们是决定买土地自己盖房子。我们在巴塞尔有一个建筑师朋友，而我的岳父母则为建造费用提供了大部分的贷款，至于土地，在哪里都可以买到便宜的，我想每平方米，约两三个“格罗辛”22即可买到。就这样，在我们住在“康斯坦士之湖”的第四年，我们终于买下了一块土地，并开始盖一幢漂亮的房子。

我们在村外选择了一个适当的地点，在这儿望向乌特希的视野更为宽阔。我们可以看到瑞士的国土、雷其奴山（Rcichenau）、康斯坦士大教堂的尖顶，以及其他更遥远的山脉。这座新盖的房子比我们原先住的宽敞得多，舒服得多，有小孩的房间、仆人的房间，还有客房；屋内皆附有衣柜与洗手间，现在我们已不必像过去一样跑到屋外的水源去取水了，屋里已备有自来水，地下室有酒库、培养根的地窖、我太太冲照片的暗房。在我们搬进去之后，曾发生过一些令人失望与担忧的事情，污水池经常塞住，污水积满了厨房的水槽，几乎要溢出来，我跟水匠费了好多工夫，用杆子与铅线将污物清除出来之后，水流才恢复畅通。

但是整个来说，这所房子总算整理得还不错，住起来很舒服，此外，屋里还有许多过去我从不敢奢想的一些小奢侈品。我的写作房有一个造在墙内的书架，一个可折合的大桌子。四周墙壁挂满了图画，我们现在已有几个艺术家朋友，这些图画有些是我们买的，有些是他们赠送给我们的。自从麦克斯·布却尔（Max Bucherer）搬走之后，又有两位来自慕尼黑的画家布鲁梅尔（Blumel）与雷纳（Renner）在夏天在我们附近定居，我们很喜欢他们，且一直跟他们保持友谊。

后来，我又想到要在我的书房里装设一个精心设计且十分豪华的取暖系统——一个绿瓦砌成的大壁炉，煤炭放在里面可以慢慢燃烧。我们为它费了很大的功夫，在刚动手建造壁炉，我即将一车子的磁瓦退回给工厂，因为它们并不像当初我想要的那般青绿美观。但是，这个壁炉也显示出一切方便与技术改进的黑暗面。老实说，这个壁炉烧得很好，但是当天气转变成暴风雨时，它会产生瓦斯而无法排出去，然后轰隆一声巨响地爆炸出来，我至今仍然记得这声巨响，顿时整个房间充满了煤炭瓦斯、浓烟与煤灰，我必须尽快将煤炭弄出来，将它熄灭，然后匆匆地赶两个钟头的路去拉道夫却尔（Radolfzell）去叫陶工来，在后来许多天里，这个书房无法生火，我也暂时无法在里面工作。

这种意外事件一共发生过三四次，有两次在发生意外后，我便立即离家。在发生爆炸时，房里充满了浓烟，于是我便提起皮包，匆匆离家，先到拉道夫却尔叫陶工之后，便从那儿搭火车到慕尼黑，我在那儿的一家杂志社担任助理编辑，因此至少可以找点事做做。

对我来说，这所房子的花园甚至比房子本身还要重要。过去我从未拥有自己的花园，现在既有了自己的花园，我就必须按照自己乡居生活的原则，自己动手设计花园、自己栽种花木，照顾它们，这项工作我一直持续不断地干了许多年。我自己动手在花园内盖了一个木棚，以放置燃木与整理花园的工具；我跟一个农家小孩一起工作，他指导我怎么做，我用木桩造成小路，栽种了树木、胡桃树、菩提树、梓木、一排山毛榉、许多草莓丛，以及漂亮的果树等。果树在冬天皆被兔子及小鹿咬坏了，而在其他季节里，它们都盛开得十分美丽，在那时候，我们不愁没有草莓、蔗莓、菜花（花椰菜）、豌豆及莴苣吃。同时，我亦为大理花设了一个栽植床，同时在进口路旁的两侧里，种了几百株向日葵，而其下则广植数千株红色与黄色的蔊菜。

至少有十年时间，我亲自栽种了无数株蔬菜与花朵，为栽植床施肥浇水，清除道上的杂草，劈砍所需的一切燃木。这类工作开始时干起来很有趣，但到了最后，它简直变成折磨人的事情。干农人的活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游戏的话，那自然很好玩，但是倘若它变成一种零工与责任的话，这其中的乐趣便消失了。

我们的朋友波尔（Hugo Ball）在他的著作里，曾指出这段凯恩赫芬的插曲的意义，虽然他对我的朋友芬克未免太不客气且有欠公平。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友谊比他写的，更温暖，更多纯真的乐趣。

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强烈地重塑我们环境的意象，如何去伪装它或修正它。以及我们记忆的图像受到我们内在生命的影响有多大，可由我对凯恩赫芬的第二个家的回忆得到证明。即使到了今天，我对这所房子的花园印象仍然很清楚，至今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见我书房内的一切细节，我甚至可以指出我每一本书摆在哪里。但是我对其他房间的记忆，在离开那所房子的二十年之后，已显得十分模糊了。

因此，我们便安谧地在这所永久住所里安顿下来，在我们的大门旁边有一棵高耸的树木，一棵强壮而古老的梨树，我特别在树旁建造了一个木凳；我忙着整顿花园、栽种花木，而我的大男孩也拿着他的小铲子跟着我一起干活。但是，好景不长，我逐渐对凯恩赫芬感到厌倦了，那儿对我已渐渐失去生气了。

我经常出外作短程的旅行，外面的世界显然宽阔了许多，最后在1911年，我甚至远走印度。今天的心理学家，满脑子都是卑贱，居然称此为“逃避”，当然，这种因素亦存在于其他人身上。但是，无可否认的，它同时亦是希冀获得透视与整体观的一种企图。1911年夏天，我前往印度，而在年底才返国。

但是这些还是无法令我尽兴。这时我们内在与外在的不满交缠而来，男人与太太最容易引起纠纷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来到了。我们的二儿子与三儿子出世，长子已到了入学的年龄，我的太太偶尔怀念起瑞士，怀念起城市、朋友、音乐，我们逐渐地把我们的住宅看成市场上的地方，把我们在凯恩赫芬的生活视为一个插曲。1912年，当我们为这所房子找到了买主时，这段日子便算了结了。

在凯恩赫芬住了8年之后，我们现在想搬去的地方是伯恩。当然，我们并不想住在城市里，这显然违背了我们的理想，我们所要的是伯恩邻近的一个安静的乡间，最好能找到一幢我一个画家朋友卫尔迪（Albert Welti）居住多年的那种高雅的古老房屋。我曾在伯恩拜访过他几次，他典雅而古拙的住宅很讨我喜欢。我内人是因为年轻时候的回忆，使她深爱着伯恩，它的生活方式，以及古老的伯恩住宅，而我则是因为像卫尔迪这样的朋友的影响，而作了这个决定。

但是，当我们决定离开康斯坦士湖，迁往伯恩时，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们搬家前几个月，我们的朋友卫尔迪跟他的太太相继过世，我前往伯恩参加他的葬礼，现在情况已演变为，如果我果真想搬到那儿的话，那么我最好是接替卫尔迪的房子。我们内心委实不太愿意过继他的房子，因为那儿有太多的死亡味道了，我们在邻近一带寻找其他的房子，但几乎找不到适合我们的。卫尔迪的房子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伯恩的一个贵族家庭所有的，因此我们是可以接下租约，并接管某些家具及卫尔迪的狼狗。

无论就哪一方面来看，在伯恩附近，卫特柯芬堡（Wittigkofen）之上，位于莫清布尔威格（Melchenbuhlweg）的这所房子，都可以说是我们古老梦想的真正实现，自从我们住过巴塞尔之后，这种房子在我们心目中，已愈来愈固牢成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理想住宅。它是一种伯恩式的乡间住宅，具有伯恩式的圆形屋顶，此种圆形屋顶由于比例很不对称，因此这种房子的形状反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迷人之态，尤其对我们而言，它似乎结合了农舍与地主宅邸的混合形貌，半带原始风味、半带优雅的贵族气息，这所房子可远溯至17世纪，其后在德皇时代，曾经过增建与内部重修，房子四周广植古树，而整座房子完全为一棵高大的榆树所遮蔽，房子的每一个角落皆充满着异乎凡俗的气息，有时它令人觉得十分适意，有时则令人觉得十分神秘。其旁有一片农地及一间农舍，它们皆租给一家佃农，我们常去这家农舍买一些牛奶及花园用的堆肥。

我们的花园坐落在房子的南侧，它经由石阶直通到极为对称的两个阳台，距离屋子约两百步的地方乃是所谓的“小树林”，树林里栽植了几十棵古树，其中有一些是山毛榉，小树林坐落在俯视邻近四周的小丘上。

房子后面有一个漂亮的喷泉喷出汩汩水流，朝南的大走廊上长满了巨大的紫藤，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邻居及通往山脉的许多丘陵。我在我残缺不全的小说《梦幻之屋》里，曾精确地描写过这里的房子与花园，此一未完成的作品的书名是献给我的故友卫尔迪的，他最出色的绘画之一即以此为名。

房子里面保存有我最感兴趣且最珍惜的东西：古雅的瓦炉、家具、优雅的法国大摆钟、古色古香的长镜，以及一个大理石制的壁炉，每个秋天夜晚我都在这儿生火。

总而言之，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出我们更喜欢的任何东西——但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阴气沉沉、闷闷不乐。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新生活的开始是源自卫尔迪夫妇之死，在我们感觉中总像是一种不祥之兆。但也无可否认的，我一开始即享受到这房子的种种方便、无与伦比的视野、醉人的日落景色、美好的水果，还有我们可以找到朋友、聆听动人音乐的古城伯恩，一切的一切皆显得适意而柔和；直到多年之后，我太太才对我承认，从住进这所房子一开始，她虽然跟我一样地爱上了这个住处，但她内心里经常有一种压迫感与恐惧感，是的，她经常感觉到一种突然死亡或幽魂式的恐惧。

这种气氛慢慢形成了一种压力，逐渐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甚至部分地损坏了它。我们搬到那儿不到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这次大战不但摧毁了我的自由与独立，同时也使我感受到严重的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开始为我的全部思想与工作寻求新的根基，此时，我的幼子，我第三个小男孩又患了严重的慢性病，同时我太太的情绪病的症兆又开始显现出来——而我自己则因为战争的缘故，一直被公共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而眼前的道德危机则越来越绝望，过去还能使我感到一些快慰的东西，已几乎完全崩塌下来。战争末期，我苦待在那遥远的房子里，既没有灯火，也经常没有煤油，我们一到夜晚，就必须在黑暗中摸索，同时，我们的金钱已逐渐耗光了，最后，经过了漫长的恶劣时日之后，我太太的疾病终于爆发了，她不得不长期住进疗养院里；而这么偌大而乏人照顾的住宅，我个人根本无力料理家事。于是，我只得把孩子们送到外面寄宿，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跟一位忠仆住在这个荒凉的房子里，如果不是我战争的职务在身的话，我早已远走高飞了。

最后，在1919年，当我战争的职务结束时，我便再度获得自由之身。我决意离开我住了将近7年之久的伯恩鬼屋。我离开伯恩并没有遭到什么困难。我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现在开始，在道德上我只有一种生存的可能性：不计一切地专注于我的文学工作，只为它而生活，不要把金钱上的困难或其他杂务看得太认真。

我旅行到鲁加诺（Lugano），在索伦戈（Soreugo）住了几个星期，寻觅新屋，然后在蒙达纽拉（Montagnola，找到了卡慕锡古宅（Casa Camuzzi），并于1919年5月间搬到那儿。我只把放在伯恩的书桌与书籍寄到那儿，其他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是我至今所住的最后一所房子，一共住了12年，在前四年我整年都住在那里，在第四年以后，我只有在比较温暖的季节，才住在那里。

我现在即将要离开的这座华贵而古怪的住宅，对我具有非凡的意义；它是我住过或拥有过最美丽，且最具独特风格的房子；确切地说，我并没有拥有整幢房子，我只是租下了一个四房的公寓而已。

我现在已不再是大官邸的主人了，我已非拥有自己的房子与孩子及仆人的一家之主了，我已不再养狗，也没有花园可以栽种了；我现在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文人，一个衣着破旧而来历不明的异乡人，每天只是靠着牛奶、米饭与空心面为生，而在秋天，则从森林里带着栗子回家当晚餐。这种生活形态虽然只是一种实验，但是它居然获得全部的成功，虽然这些年的日子过得十分辛苦，但是生活却是美丽而充实的。它就像是从多年的噩梦中惊醒过来一样，我重新呼吸到自由、空气与阳光，我生活在孤寂之中，默默地写作。在第一个夏天里，我相继写下了《克林与华格纳》（Klein and Wagner）以及《克林梭最后的夏日》，在完成了这两部作品之后，我内在的压力终于松弛下来，因此在冬季里，我便开始动手写《流浪者之歌》。由此可见，我并没有被摧毁，我开始振作起来，我仍旧能够集中精神、能够工作；在物质方面，这些年来，若不是我几个朋友不断地忠心支援我的话，我可能根本无法活下去，继续我的写作生涯。如果不是我在温特莎（Winterthur）的朋友，及来自暹罗的朋友的支援的话，我将无法产生这些作品，此外，我还必须特别感谢爱米亚特（Cuno Amiet）的友谊，因为他代我扶养我的儿子布鲁诺。

就这样，过去12年来，我一直住在卡慕锡古宅里；这幢古宅与其花园曾出现在我的《克林梭最后的夏日》及其他作品里。我曾给这幢房子上了几十次漆，画了无数次画，并试探过它复杂而怪异的形式；特别是在前两个夏天，为了跟它话别，我特别在阳台、窗口，以及各个方向的平台上、屋角及花园的墙壁上，作了无数幅画。

我的意大利式宅邸，一个巴洛克式狩猎小屋的仿建宅地，是25年前一个迪希诺（Ticino）建筑师的奇想之作，曾住过许多不同的房客，但是没有像我住得这么久，我相信也没有人比我更喜爱它，也没有人像我一样把它当成自己真正的入籍国。古宅的大门堂皇地敞开着，房子台阶一直下达到花园，到了花园之后，又有许多平台、台阶、斜坡与障蔽物继续延伸到一个深长的狭谷，在那儿可看见南方盛产的各种树木，树与树之间有紫藤及各种藤蔓交缠着。

这所房子几乎掩藏在自己的村子里。从底下的山谷望上去，它正俯视着平静的山脊树林，这座拥有螺旋状台阶与小屋塔的古宅，看起来就像爱森道夫（Eichendorff）小说中的乡间城堡一样。

在这12年间，这里的一切改变了不少，不仅我的生活改变了，连这所古宅跟花园也有所改变。在花园尽头的巍峨的老洋苏树，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棵，它年复一年盛开得枝叶扶疏，而在秋冬两季，它便长出鲜红色的豆荚，样子看来十分奇怪，但遇有秋天的暴风雨来袭时，它们便一一被吹落了。科林索（Klingsor）的大兰花，接近我的小阳台，它像出塞似的，大白花几乎伸进了我的房间，有一次当我离家时，它却被切断了。

有一年春天，我久离家门自苏黎士归来之时，竟然发现了我忠实的老正门不见了，那个地方好像被封起来似的，我满腹狐疑地站在它前面，居然找不到进门处，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在梦境里：他们没有通知我，就把房子做了一些小整建。但是这些整建并没有改变我对这所房子的眷恋，毕竟比起先前的房客，这个房子更像是属于我的，因为在这里我并不是一个已婚的男人，也不是有了孩子的父亲，我单独住在这里且怡然自得其乐，在经过了一次几乎完全绝望的大风浪之后，我独个儿在此疗伤止痛静养生机，我奋力地度过这些令人气馁的艰辛岁月，在这儿的多年岁月里，我独享着最深切的孤寂，同时亦身受其苦，但是我却写下了许多诗作，作了不少画，我独自以吹泡沫自娱，自我年轻时候以来，几乎找不到任何环境比它更令我眷恋。为了对这所房子表示感激之情，我经常为它上漆，为它高歌，我尝试许多方式去补偿它所给予我的，以及它对我的意义。

如果我仍旧是单身的话，如果我不是再次找到终身伴侣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离开卡慕锡古宅的，虽然在许多方面，它对一个垂垂老矣而身体欠安的人来说是有点不方便。

在这段神话般的时日里，我经常觉得很冷，我也忍受了其他一切的苦楚。因此近年来，我偶尔也想到，虽然我并不把它看得十分认真，或许，我可以再搬个家，买的也好、租的也好，甚至自建的也行，我将为我的迟暮之年，找个比较舒适而健康的避难所。但是这些只是我的希望与想法，别无其他。

不久之后，这个可爱的神话竟然实现了。1930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当我们坐在苏黎士的“大侠之家”聊天时，话题突然转到住家，我觅屋的偶发性念头突然被提起。我的朋友B君突然站起来，放声大笑，他大声说：“你将可以如愿归宿。”

初时，我觉得它只是个笑话，喝酒后的即兴之谈。但是，这个笑话却当真起来，当初我们梦寐以求的房子，现在居然矗立在那儿，巍峨而壮观，而且它将由我支配终生。现在，我又得重新安顿下来，这所意外得来的房子又将是我“终生”的栖身之地，希望这次我果真能找到终生的栖身之处。

要为这处居所写故事，我想只有留待他日；毕竟，我才刚进这个“窝”。

现在，搬家的其他事宜皆已就绪。我们要当面举杯庆贺，并感谢诸好友的汗马功劳。现在，且让我们举杯，一饮而尽，为我们诸好友及这所新房干杯——一饮而尽。

九、巴登疗养札记（1949年）

自从一位慈善的医生初度送我到巴登（Baden）疗养迄今已有25年了，对于这一次的巴登疗养，我内心里是有备而去的，因此我能在那儿得到新的体验与观念，而我的一本小书《温泉疗养客》便是据此写成的。直到最近，即使在老年的凄清之中，我亦认为这本小书是我较好的作品之一。而事实上，我本人亦时常带着一种纯粹的同情态度，回味这段往事。

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不习惯于矿泉旅寓的闲散生活，部分是因为我结识了新的朋友，看了新书。在这段夏日的疗养时光里，我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沉思与自省的气氛，一种客观地观察我的环境与我自己的气氛，也就是介于《彷徨少年时》与《荒原狼》之间的中途气氛，当时，我正处于无心的怠惰与密集的工作之间的悬疑阶段。

由于疗养院与旅馆、交谊厅的音乐会与懒散的散步所代表的逸乐生活实在微不足道且无关紧要，因此我思索与写作的欲望，很快地便集中在另外一种比较有分量，比较有生气的题材——我自己身上——我试着去探索艺术家与文人的心理学、写作的热情、严肃性与虚荣心，这方面的探索，就如所有的艺术一样，试图在寻求某种不可企及之物，而即使它获得成功，其结果亦必然无法符合或近似于一个作家所追求及企求的东西，它只能为他补偿一些什么而已，正如冬天里暖房窗户上的冰花一样，我们已无法从它身上看到两种敌对温度之间的交战，而只能看到灵魂与梦的森林的神奇景观。

确切地说，在过去二十年来，我仅重读过《温泉疗养客》一书，而这也是为了战后这本书重新发行的缘故，在这次重读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切艺术家与作家所熟悉的一切经验，而此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更确定而稳定的判断，而是说，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们可能会有惊人的改变，变得更渺小或是更美丽或是更没有价值。

这新版的《温泉疗养客》是跟《纽伦堡之旅》合成一书出版的，这两个作品无论在题材或写作的时间上，都有紧密的联系，而在我重读这两部小作品时，我心里头则认为《纽伦堡之旅》而非《温泉疗养客》是比较好，比较成功的作品，由于这种判断已几乎成为定论，因此在我重读完毕而必须作出相反的结论时，我着实吃了一惊，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有些失望，虽然如此，但是我最好的结论仍然是——这两部作品轮廓虽然相似，但是《温泉疗养客》还是比较动人且比较有价值的作品；由于这个新的结论，有一阵子，我甚至认真地考虑要把《纽伦堡之旅》剔出这部新的合集里。这次审慎重读的结果使我发现到，整个的来说，我几十年前所写的这部作品《温泉疗养客》，不仅是一部比较诚实，同时也是一部赏心悦目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我在今天几乎无法写出来的。

自从这次发现以后，时间又很快溜了过去，对老年人来说，它飞逝得近乎神奇，比起过去坚实而稳健的岁月来，老年人的岁月具有纤维素劣质布料的那种易于破损的性质，现在距离我写下初度作客巴登的札记已有足足25个年头了。我必须承认，每次我重返巴登时，这些札记皆曾引起我的某些焦虑，因为在好几次的场合里，跟我一起作客的客人在读完该书时，总要我谈谈我过去的那一段经验，而无意间被人搭讪，被迫忍受一些不必要的谈话，在这些年里，已着实令我觉得十分反感与困扰。而在最后这几年里，这种厌恶感正随着我对宁静与孤寂的饥渴，不断地增加，我极度厌恶当“别人的舌头”，这早已不是一种玩笑或一种荣誉，而是一种不幸，事实上，我每次愤然离开我一度感到“十分美好的隐居地”——例如，在巴登疗养——其主要原因皆是出于我对这些不速之客的恐惧与反目，这些不速之客死缠在我住所的前门，他们全然不理会我对宁静的渴求或愤怒的表示，他们老是在我的房子外面鬼鬼祟祟地踱步，而且经常尾随我到我的葡萄园的最隐秘的角落。他们满脑子想探出这个乖张的人的底细，看他个究竟，且不惜侵入他的花园与私生活，他们隔着窗子，睁大眼睛地偷看着坐在书桌旁的他，鼓其喋喋不休之声，将他仅存的对人类的尊重与他对自己生存意义的信心，摧毁无余。

事实上，我跟世界之间的这种紧张感早已形成，且不断地累积起来，而自从德国正式展开侵略行动之后，它已几乎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苦楚。

因此在我决定再度前往巴登疗养时，这几乎是一种逃避。我曾到过那儿好几次，通常是在晚秋去的。矿泉浴、旅馆生活里那种有点令人麻木的有规律进程，11月里白天的早逝，半空的建筑物里舒畅的温暖，都是令我感到欣喜的；我要不是像过去般，尽量轻松下来，跟随着例行作息表生活，便是在失眠的夜里伏在床上写诗，以获取白天所无法得到的清醒；无论如何，这总算是一种转变，而在迟暮之年里，有时，它亦不失为一种刺激物。我们决定前去，而我太太也答应随行，虽然邻近的苏黎世，比矿泉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们收拾了行李，连同书籍与写作材料，打道上路。我们再度住进一个相当舒服的老饭店，自从我第一次来此疗养之后，他们经常欢迎我回家作客，他们平静地看着我逐渐老化，乃至变成一个年老的绅士。

在过去25年来，我在这幢建筑里有过许多经验，我曾回想过许多东西，也曾梦想及写过不少东西。在我饭店的小桌子抽屉里，《知识与爱情》（Narcissus und Coldmund），《东方之旅》，与《玻璃珠游戏》的手稿下，曾放置过成百封信、日记纸，以及我住在这儿所写下的几十首诗，来自许多国家及我不同时期的同事与朋友皆曾到这儿拜访过我，我曾在这儿度过许多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夜晚，许多面包与白开水的日子。

在这幢建筑物里，就如整个城市一样，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留下我的回忆。一般自承没有祖国的人经常珍惜此种地方，这种充满了古老回忆，带着某种自嘲，但并非没有亲切的爱的地方。在三楼一个有三扇窗户的窗明几净的房间里，我曾写过《夜里沉思》与《回忆》等诗文，前者是在新闻报道德国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与焚烧犹太教堂的前一天晚上。而另外一首诗作《床诗歌》则在我50岁生日前几个月，在这幢建筑的另外一侧写成的。我接到我弟弟失踪的消息是在大厅里，而一天以后，又在同一个地方获悉他的死讯。

许多年来，我一直占用着这幢建筑最古老部分的同一个房间，如果我回来时发现蓝——红——黄色花纹的壁纸已不在时，我一定会感到很难过的。所幸，这些壁纸、书桌与台灯皆仍然保持原状。我很感激地对这小小的临时住家致意。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安宁而舒适。在这家旅馆里我常见的客人中，有一位女士跟我一样，好多年来皆定期来到这里，过去她曾好几次缠着我喋喋不休地谈着她的话，而在上一次，我倒首开先例地真心打开我的话匣子。我们一直逃避她，而如果我发现她在旁无人陪她聊天时，我便装着匆忙地在找人的样子，如此一来，便不会有人存心阻挡我了。

至于在阅读材料方面，我们带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并且已开始开卷阅读了。

这次重读该书，我们再度为它飘忽而慑人的气氛所迷住，特别是在一个夜晚当我太太饭毕之后匆匆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凶手在前门外跑来跑去”时，这种气氛显得更为强烈。

“我要去看看他。”我说着便匆匆跑出去。

的确，有一个年轻人在走廊与玄关处走上走下，神情激动不安，全身颤抖着，这个年轻人显然是外国人，而令我吃惊的倒不是他东方人及犹太人的模样——而是我觉得熟悉且十分同情的模样；事实上，使我太太说出是凶手的模样只是他的情绪状态——一种不安而激动的困扰样子。但是我第一眼就看出他不是个凶手，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一定正处于极端兴奋、极大的压力与痛苦之中。这个人也注视着我，但是他的眼光与其说是在求助，毋宁说是要找人说话。

我慢慢地挨过他的身边，并仔细看他一眼，开始觉得很同情，但后来却越来越感到害怕。我看得出来，这个人心里一定有话要说，他内心的压力似乎使他无法承受下来。我在侧面的走廊里停住脚，一股悲戚感突然袭上我的心头，因为我几乎可以确定，只要我一转回头，他一定会跟我说话，甚至会在我面前放声大哭，这点着实令我感到害怕。我当时正处于一种绝望，逃避他人，并对我活过并为之工作的一切东西的价值与意义感到深切怀疑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事情比一个企图从我身上寻求我所无法给予他的东西——信心、同情的反应、对他的问题抱怨或控诉给予接纳性的注意——的人给我的打击，更令我惧怕，更把我逼进绝望的边缘的。我们战术上的状况是相互迥异的：我是衰弱、疲惫，而且是居于守势的；而他则年轻而强壮，而且他背后存有一股热血澎湃的强大动力——他的兴奋、愤怒或神经质。我惧怕他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我不应该老是在大厅与走廊里走动，我也不能让他看到我的太太，她就在房里等我，万一他闯进房里，是会把她吓坏的。

看在老天面上，我得赶快回到房里。这个疯狂凶手讲话、抱怨或攻击冲动的心理状态，我是颇能了解的，因为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许多人是在这种狂热状态下跑来找我的，这有时是出于他们揣测到我身上的一种特殊理解品质，有时则只是因为我不期然地碰上他们。我听过许多抱怨、告白、激烈的辩论、长久压抑的痛苦与积怨的突然爆发，它对我时常转变成一种有价值的经验，加强我的信念，或增强我的洞识力。但是，现在，在我的生命处于一种困难而贫瘠的阶段下，新人及新交友的介入，在我的经验中却变成一种负担，一种危机；而现在，一个强壮而难缠的人对我的打击，当然更会激起我深切的憎恶，它激起我的全面防卫与反抗，我大摇大摆地走回房间，这表示我丝毫不带有友谊的成分。而他却第一次地朝我走过来，当他在昏暗的灯光底下向我转过头时，我看到了他激动但姣好的脸孔，一张年轻、开朗，但却充满了决心与果断之色的面孔。

他说，他跟我一样，是旅馆里的一个客人，他刚读过我的《温泉疗养客》，内心激荡；不能自已，他绝对必须跟我谈谈这件事情。

我简单地回绝他说，在我这方面我一点也不想谈天，我一直在回避聊天狂的人的侵扰，这些人太使我厌烦了。但不出我所料，他并未就此打住，于是我只得答应他明天才拨空听听他的话，但我声明在先，谈话时间只能在一刻钟左右。他敬了一个礼就走了。我回到我太太那里，她仍继续高声地读着《白痴》，读到罗戈金的朋友希波里特（Hippolyte）与柯里亚（Kolia），正进行着他们冗长的对话，此时，我觉得他们像极了走廊上的那位陌生人。

上了床以后，我突然觉得这位陌生人已赢得了游戏：我十分后悔我今晚不当下听他讲话，因为此刻，明天的事情与责任已开始盘据在我心头，弄得我难以入眠。这个人看了我的书令他激荡不已是什么意思呢？他确是做过这种表示。也许，他在书本上所看到的事情令他觉得难以消化，引起他的反感吧，他因此要求我解释，或想对我表示抗议吧。为了这件事情，我翻来覆去地想了半个夜晚，这样，这半个夜晚便不属于我，而属于这个陌生人了。我必须躺在床上，猜想他的种种，我必须为他可能问及的问题，草拟一个腹稿，我必须躺在床上，从记忆中重新去搜集《温泉疗养客》一书的大概内容。而在这方面，这个恶毒的陌生人显然也占了便宜，因为他刚刚才读过这本书，因此他对我25年前所写的书甚为了解。当我对明天的谈话的态度，有了相当的把握之后，我才开始转而思索其他一些事情，最后才得以入睡。

次日，我们俩人：这个陌生人跟我，皆在等待下午我们相会的这一刻。他来了，我们坐在昨晚这个吓人的人突然出现的同一个通廊上。我俩相对地坐在一个古老而精致的游戏桌旁，有时候兴致一来，我也在这个桌子上下棋。虽然是在白天，但是这里并不比昨晚亮多少，然而现在我才第一次看清楚我对手的脸。我很高兴能看清楚他的脸，因为这使得我更易于采取守势。不过，这张脸确是流露着一种同情之色，一张漂亮而有教养的犹太脸，这个来自东方的犹太人曾经在虔诚的环境中长大，通晓《圣经》，正准备当一名神学家与犹太教牧师之时，却慢慢产生种种疑虑，因为他曾经遇到真理，遇到生生不息之气。他曾经历过心灵的震荡与启示，他第一次经历了我曾经历过好几次的经验，他曾处于一种我曾自自己及其他人身上所领会到一种精神状况——一种知觉、认知，及知识与精神恩宠。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认知一切，生命本身看起来也就像一种灵启，而早先阶段的见识、理论、教训与信条皆崩溃下来，像浪花一般地被卷走了，律则与权威的条目被打破了。这是一种神妙的状态，很少人能经验到它，即使是精神的追寻者亦然。

而我也有过这种经验，我曾被一种神奇的旋风所震动，我亦曾经目不斜视地正视着真理。透过两个探索性的问题，我发现奇迹在这年轻人身上是以老子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对他而言，恩宠的名字乃是“道”，对他来说，如果有什么律则或道德的话，那便是：放眼寰宇，不存轻侮之心，任生命之流穿过汝心。对于任何获致此种境地的人，特别是第一次获致它的人，此种心智状态具有一种绝对的目的论性质，且与宗教上的改宗有着密切的关系。所有的问题皆可获得解答，一切的疑惑皆可获其永久的消除。但是，究极而言，这最后的目的，这永恒的胜利终究只是一种妄想而已。这些疑惑、问题及战斗仍将继续下去，生命无疑地将变得更充实，但仍然困难重重。而在这一点上，老子的学说似乎是站得住脚的。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累累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

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胶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

我独异于人，

而贵食母。

现在，有一本书已落入这个年轻人手上——《温泉疗养客》。他反复地阅读它，而它已变成他的一个绊脚石，他无限的开敞性已面临了限制，他普遍性的肯定面对了抗拒；他读到了一本愚蠢而十分不适当的书，阅读这本书反而破坏了他高超的至福，他的普遍性和谐的经验；在这本书里，他听到了一个自我中心、专事挑剔，而又狂妄的心灵对他的讲话，他无法唤起自身的优越感与自娱性，将这种烦人的声音转变成一种大和谐，他无法用笑声来回答它；他碰到了这颗石头而被它绊倒，这本书非但不能取悦它，反而折磨它、激怒它。

最激怒他的莫过于这位作者在他艺术家的观点及清教徒式的喜好上所表示出来的狂妄，它以通俗剧的形式挑剔大众的喜好，而它又无法掩饰它自己最深切的情感生命里亦喜爱这种通俗剧，这种官能之娱。更愚蠢、更令人不快的是，这位作者谈论印度“全一”概念的那种态度与语气；他引介这种概念就好像把它当作是某种可以随便囫囹吞的东西，就如小学生被教以九九乘法表一样；他，这位作者似乎把它当成一种教条，一种权威性的真理，然而，对初学者而言，Tvam Asi应该是一种美丽的泡沫，一种骗人的思想的“现晕光游戏”。

这大概是我们谈话的内容，而正如事先我们所约定的，这次谈话并没有超过一刻钟。而且，整个谈话应该是由他负责的，因为我并不表示抗拒，同时也没有提醒他注意——如果我们坦然面对一切的话，那么我们便不应该对一本书感到生气，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作者的真意是什么。同时在这一刻钟的谈话里，我并没有指出，我的书本正如任何诗的创作一样，其所包含的不只是内涵而已，事实上，内涵正跟作者的意向同样不重要，对我们艺术家来说，重要的事乃是，作者的意向、意义与思想的无可测度的价值，是否可以超于内涵本身的可测度价值。

但是这些我并没有说出来，因为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确切地说，他所说的只是内涵而已，其他的他并没有触及。在这一刻钟的谈话里，我准时准备放弃为该书辩解的权利，因为就这本书的思想来说，这位读者的批评是有理由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本书使一个高贵而纯洁的人感到痛苦，总是叫我难过的。

我太太并没有参加这次谈话，这将可使这位年轻人更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过了一刻钟之后，她出现了，并跟我们坐在一起，有她在旁，原本几乎张不开嘴的我，终于能够说出一些快慰的话了。

虽然到了能够说再见的一刻，使我松了口气，虽然这样的谈话再继续下去实在没有什么用，然而，我内心深处的确感到十分难受，因为除了我这副迟暮之年的面具之外，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提供给这位真诚的追寻者，也无法为他显示些什么。如果我能给他一些欢畅的东西，我一定乐意地献出来，我想一点点快活的气息至少能带给他些什么。

隔了几天以后，我这次晤谈所得到的沮丧感已缓和下来，我想到这位老人的僵冷沉默与毫无抗拒的退缩，或许能给这位年轻人某些启示，如果他能在反省与冥想之中，再入于道的话，那么他所得到的收获，必然跟我对他的请求所采取的其他任何态度一样，想到这些，我胸中的负担，才得以释怀。

十、给玛璐拉（1953年）

亲爱的妹妹！昨天，他们把你安葬在柯恩特尔（Korntal）的古老墓园里，在这个罪恶滔天的时代里，这个地方可能最没有失去它的精神与芳香，它的宁静与尊严，它仍保持它昔日的神圣面貌。

我们父亲墓旁的枞木，在它很小的时候我曾见过它一次，此后便一直没有见过它了，现在它居然已成长成一棵高大而庄严的巨树了。几天以前，我们还把它砍掉，连根掘起，以便为你的墓地腾出空间，我们是应该这么做的，因为这是你的地方，你应该留在他的身边，因为你作过很大的牺牲，服侍及安慰他孤单的晚年。

这些长年的服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也因此你赢得了我们黑塞一家大小的特别尊敬，你毫不迟疑所作的牺牲，事实上，是以放弃你其他方面的爱与其他方面的交往，换取来的。即使是你晚年生活的贞洁性，也显示出它深受父亲的影响。如果说，在我们母亲死后，在柯恩特尔的这几年间，这位虔诚的老人放射出此种平和而安详的气息，以及欢愉的严肃的尊严的话，如果说，对认识他的人而言，或甚至对只凭一眼而认识他的人而言，他就像早期基督教时代的主教那般地令人难忘的话，那么你的出现、你的牺牲、你的先见之明与照顾、你的陪伴与合作，尤其是在他失明的那些年里，实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是一个早期的基督教徒。”有一次，伍尔姆（Wurm）主教曾对我如此表示。而另外有一次，他曾写信告诉我说，我们的父亲是他平生所见最值得尊敬的两个人之一。

现在，父亲过世已四十年了，伍尔姆主教入土也差不多有这么久了，大部分认识父亲的人都十分尊敬他。父亲的墓旁长满了苔藓，巍然的枞木现在也必须把它的位置让给你，而你，亲爱的妹妹，你现在已经回到父亲的身边了。亲爱的妹妹与哥哥们，现在你们全都离开我了，因此在这段日子里，你的记忆、父母的记忆，以及我们童年神仙故事的记忆，又将重新在我脑海里活现出来。在我生命的历程里，我一向十分尊敬这个记忆，我还为它作了一个小小的备忘录，而在我的许多小说与诗作里亦一直设法保存这个神仙故事的某些东西，这并不是为读者而做的，它主要还是为你、为我、为我们5个兄弟姐妹而做的，因为只有你才能了解无数个秘密符号、象征，在我们共同经验的每一种认识与再发现中，只有你才能感觉到同样的心痛的温馨感。

如果说，在此刻我站在你墓旁的思绪里，我忆起了这些小说诗文，我感到的不只是一种苦涩的喜悦而已，而是其他某种东西，一种痛切之感，一种对我自己及我的作品的不满。是的，是一种近似乎悔恨之心的东西。

在这些作品里，我几乎经常只提到一个姐妹，虽然我倒想要有两个。早先，我偶尔也会对这一点感到吃惊。确切地说，在许多情况里，将两个姐妹合成一个，只不过是出于我个人缺乏天分，使我无法写出有许多角色的故事，而造成的一种单纯化手法，一种省事而方便的处理方式。我时常觉得，在欠缺戏剧化才能与戏剧化气质的情况之下，我最好采取这种表现方式。当然，在几十年劳而无获的奋斗中，我很容易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找到借口。原谅自己及自我辩白的理由。

从前，有一个东方的大诗人在批阅了一个学童的诗作之后，曾针对诗中的一句“几棵梅树开花”，道出了一句名言：“一棵梅树开花就够了。”因此，在我看来，在我的故事里，将两个姐妹化成一个，不仅可以说得过去，可以原谅，它或许甚至还有一种强化一体性的妙处呢。但是在仔细的自我反省之下，我又觉得这种写意的化解问题方式，除了能为自己辩白之外，实在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在私底下认识我们的朋友看来，我故事里的一个姐妹通常不是指玛璐拉，而是指爱德尔（Adele）；而且，你的名字玛璐拉，我相信只在我作品里出现过一次——也就是在那篇乞丐的故事里，而爱德尔的名字则经常跟读者见面。

我特别提到这点，并不是说我要向你解释或要祈求你的谅解。事实上，我们之间是用不着这些事的。爱德尔跟我比较接近，特别是在早年的时候，乃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一个早熟的小孩子寻求及喜爱年纪比他大的朋友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特别是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我跟爱尔德两岁的差距根本不足以造成我们友谊上的困难，而且一个男孩偶尔得到温柔的母爱，偶尔又能扮演骑士的角色，更足以促进彼此间的情感交流。

虽然我的故事里只有一个姐妹，然而你俩并不只是一种象征而已，也不是说爱德尔在我心目中比较亲密、有趣及重要，恰恰相反地，即使在我早岁时，我即已看出并感觉到你俩是各有其强烈个性的女人，而这种差异的分野与魅力，与日俱增。

我们这6个兄弟姐妹，毕生皆相待以诚，而我们在性格与气质的差异中，反而比在我们的共同之处里发现到更多的喜悦与乐趣，发现到更多彼此相亲相爱的机会。事实上，当我们长大时，我们当中有几个已因习养的关系而失去了我们的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手足之情却未曾因之而稍减。

或许，我们6人可以比拟为一种六重奏曲吧——由6种不同的乐器里奏出6种音响的混合乐章，我们只是没有钢琴与第一小提琴而已，或者说，这两种乐器我们也有，它们只是不再同一双手，而在这个乐曲里，我们每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主奏者；每一个人从出生，到面临种种考验与忧患，在订婚及结婚之时，乃至于在遭受危险、威胁，与悲恸的时侯皆然。

或许，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孩子——这一点我倒不敢确定——偶尔都会羡慕迪欧（Theo）与爱德尔天生的那种热情、欢畅与吸引力，或者是卡尔的那种友善的随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都有他自己的才华与贡献的能力，即使是我们亲爱的小汉斯亦然，如果不是那位禽兽不如的老师的恶意打击以及他不幸因入世不深而选错职业的话，相信他的日子一定会更幸福。因为——这一点我也不敢确定——这只是一种可能——如果我们将一切的力量与适应力皆用来对抗生活的话，我们将不免跟汉斯一样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因为我们都一样的敏感且同样具有强烈的好恶之心，因此我们将不免像汉斯一样地易于受到自我怀疑、焦虑与极度的痛苦所伤害。

比起爱德尔，这个喜欢热闹、渴望美丽的雪中人儿来，你显得比较冷静、比较挑剔，但是你并没有将欢乐拒之门外。如果说，你没有爱德尔的热力与那种神奇的热情的话，你却在拥有更多的先见之明、更正确的判断力、比较不轻易盲从或得意忘形之中，得到了补偿；而在这方面，父亲的训练与典范，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你的机智在许多事情上及许多身上表现出来。对幻想世界与艺术，你的态度比较不具适应力且对它们有所保留，你也喜欢美丽的事物，但是你却不喜欢别人用它来笼络你，你也不会突然受它所诱惑或为它冲昏了头。只有虚有其表，只能悦人耳目的东西，你通常以怀疑的眼光看着它，它必须也存有真的价值。

我记得，有次你告诉过我或写给我的——有关你对诗的看法。我的记忆不一定正确，但它可能是这样的：有时你对一首真正的诗亦极为赞赏且十分喜爱它，你并不认为，一个正确的理念用诗来表现就一定比用散文来得好，而且你更不认为一个蹩脚、混乱而不完整的理念，一裹上诗的外衣之后，就可以变得更好或更完整。在你去年生日，我曾寄一首诗给你，这是我最近几年贫瘠的岁月里，能够挤出来的唯一诗作，我并没有想到你的品评。我并没有想到以美丽的诗文来感动你，我只是想向你表示，我曾为你花费一些心思而已。后来，我把这首别别扭扭的诗寄出去了？我还记得你说了些什么，当我知道我的礼物受到亲切的接纳时，我心里头真觉得既惭愧且感动。

有一次——这件事我今天必须承认——我曾对你略感不快、略感失望，但是今天想起来，这件事情我完全错了。那是我生命中相当困苦而悲惨的时候，也就是在我尚未因完成《荒原狼》而得以净化感情（Catharsis）之前，我前往纽伦堡旅行。那时你正在慕尼黑，在我结束了纽伦堡事务，而在那些时日的重压之下，得知慕尼黑有几个好友正等着我喝夜酒，心中的快慰真是无以复加，特别是你也将在场，你这位来自美丽而圣洁的生命之晨的人。那时候，我是被我生命必须渡过的狭窄海峡里的狂风巨浪挟带到那里的，因此我急盼跟我最亲近的人见面聊天，一个我童年时代的密友，聊些美丽而遥不可及的东西，获得其他方面无法得到的了解，是的，也可以说是寻求其他人所无法给予我且无法代表的某种保护与救助。

当我在慕尼黑家里看见你时，我们相见并没有缺乏欢乐，但是你似乎并没有准备对我扮着知心者的角色，在这个场合里，我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热诚的交流。当时我企图从你身上寻求的是没有其他人所能给予我的，即使是爱德尔，或甚至是我们的父母亲亦然。当时我内心觉得很困惑，直到过了一阵子之后，我才了解且由衷地感激你保持了你的平静与距离，是为了跟随我到达我惶惑的荒原里去。

在蒙达纽拉有你作客，是最快意不过的事了。在那里，我们在平静与快慰之中过日子，到了夜晚你总是高声地对我朗诵一些东西，从英文书籍里翻译一些章节，在我的请求之下，你向我清楚而简明地报告你所读过的一些东西。除此之外，我还记得在父亲鳏居期间，你充任他的帮手与伴侣，跟他一起生活的情景。而在那段日子结束之时，突然传来了往后使我们更完整、更亲密且更深刻地结合在一起的消息——爱尔德的死讯——在她死后，我们变成最后一对留在人间的兄妹了。

自从那时以后，我们又再度彻底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你正承受着长期而沉重的痛苦，虽然自此我们仅能相会一面。

在这最后一次的亲近时期，某些东西又曾稍微消退了，某些困扰我们亦曾使我们分离一些的东西。事实上，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在公开生活的地位，我的盛名之累，以及仰慕我才华的人，乃至于我虚假的赞誉者，也经常造成你的负担。爱德尔对这一点看得比较淡薄，它甚至给她带来了一些欢乐，使她因有了一个出名的哥哥而沾了一点光，对她而言，这毋宁是一件优美而热闹的事。但是，在你那高贵的冷静里，你对这种名声、这种公开场合、这些祝贺与仰慕者却持着批判性的眼光。当然，你是知道我对这些事情的想法的，但是你却看出我跟我的生活，越来越受到这种猖獗的怪物的吞噬，你看出我被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看出我的私生活被剥夺殆尽。而正在这个时候，你献身于我全部所有的私生活，你很愉快地与我分享着它。不管是否出名，我总是你的哥哥，而你当妹妹的也喜欢我，如果名声从你身上及我最亲爱的小圈子里把我给偷走的话，你很自然地会把它看成是你我两人的损失。然而，你却能坦然接受这种沉痛的损失，你了解我是无法逃避它的，我不仅必须写我的书，同时也必须接受我涂鸦的可喜与可厌的后果。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从未彻底跟你讨论过，也未曾跟我们其他兄弟姐妹讨论过。这就是我们自小培养出来但以后却一直未予保存的信心。爱德尔、你、汉斯，你们3个人各以自己的方式，忠实于我们双亲的信心，我有理由相信，你自己的信心最接近于我们的父亲，它差不多很完整地表现在你的基督教义问答及17世纪的美丽赞美诗上。

我本人从未严肃地跟父母谈过我个人的批判观点，我对这种信心的疑惑，以及我个人以一种特殊的告解性虔诚之心，逐渐自希腊、犹太教、印度及中国方面的来源寻求出我自己的方式——我想我这方面的宗教体验，正可作为跟你谈话的大好题材呢。但是，这样的谈话却一直没有实现过。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始终不情愿提出来，这可能是我们都同样尊重别人的信念，也同样不轻易改变信仰所使然吧。正因为如此，我们兄弟姐妹乃能创造出一个超乎教条深渊的和平的坚忍状态，并且乐居其中。如果你的基督教信仰跟我的世俗信仰相互裸对的话，那么它们将如水火般地难以相容。然而，指引着你的生命及我的生命的冥冥中的信心，却像一个内在的罗盘，它乃是你我共有的东西，或许，让它像圣灵般地存留在我们内心里也许对我们比较好吧。

玛璐拉，我现在要向你告别了，尽管我无法像你在上次噩梦里那般地肯定我们会再相聚。但是，我并没有失去你，正如我不曾失去所有我最亲爱的死者一样。正如爱德尔或母亲偶尔也跟我在一起一样，无疑地，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遗忘了一些庄敬神圣之物，你一定会给我一些警告的，如果我因为疏忽、匆促或一时的任性，而做出不正确的事，或说了不真实的话时，相信你一定会从旁扶正我的。

我相信，同时也希望，你将在你贞洁、秩序及不朽的真理的圈子里，投给我真情的一瞥，我相信，即使是兄妹之爱也可以是不朽的。

十一、殷嘉定话旧23（1953年）

亲爱的朋友：

一个人写作的时日越久，则他越会发觉语言的功夫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含混。单单这个原因已使我觉得，我距离封笔的时间已为期不远了。因此在我将我的殷嘉定经验告诉你们之前，我们必先了解我们所谓经验究系何指。

在我的意识生命里，这个字眼正像其他许多东西一样，业已丧失了许多价值与重要性，它就像类如狄尔泰（Dilthey）的作品里的金玉良言，一直下坡到新闻记者笔下他如何去“经验”埃及、西西里、哈姆森（Knut Hamsun）或某某舞蹈家的“大贬值”一样（因为这类新闻记者甚至未曾看过这些事情，更遑论忠实地记述它们）。但是如果我要实现我的愿望而以文字的迂回方式，告诉你们一些事情的话，那么我自己则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强调说，我的老生常谈跟我的写作方式对你我仍具有同样的普遍性，我这种经验对你们正如同对我自己一样，绝不只是我们日常生活千百件事情里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言印象，或一个偶发事情而已。

另外一件跟语言或我的职业无关的事情是，老年人经验事情的方式，而在这方面，我不应诉诸虚构之物或幻象，而必须忠于我所知道的：一般年轻人是不知道老年人面对其经验的方式的。在本质上，他们并没有新的经验，事实上，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有了适当而注定的初次经验，他们的新经验已愈来愈少，而且他们所经验的“善”，是他们先前碰到过好几次的事情的重复，或许只是在已完成的画里加上几笔而已，他们只是在过去的事件上轻描淡写地涂上几笔而已，他们所谓的新经验只是十件、百件外衣上的最上一件而已。

然而，他们却象征着某些新的东西；虽然不是初次的，但却是真诚的，因为除了其他东西之外，他们还要含着面对自我及自我省察。第一次看过大海或听过《费加罗的婚礼》的人，其印象往往不同于看过或听过10次、15次的人，而且其印象通常更为强烈。讲得更明确一点，后者对海洋与音乐虽然较不热心，但却更有经验，换言之，他们更为耳聪目明；他不仅能以不同的眼光去收讫“非新的”印象，且具有更多的辨识力，同时他必然会从这些经验中回想起他先前的印象：他不仅会以新的方式去更新他对海洋或《费加罗的婚礼》的经验，同时也会再度遇见他早先的自我，他年轻时候的耳目，不管是带着微笑或耻笑，带着优越感、同情心、羞耻、喜悦、悔恨的心理。—般来说，年纪较大的人是应该本着同情或汗颜之心，而非优越感，去感受他先前观察及经验的方式的，尤其是创作性的人，艺术家等，当他发现了他生命全盛时期的光辉——它的生命活力，强度与创造力——消逝之时，他的感受很少是“啊，我那时是多么脆弱与愚蠢”，而是“啊，如果我现在有当年的一些力量，那该多好”。

除了人性与智性方面的经验而外，另外一种对我极为重要的经验乃是景色的经验。除了我家乡的景色以及与我生命形成因素有关的景色——黑森林、巴塞尔、康斯坦士湖、伯恩，及迪希诺（Ticino）之外——我从旅行、漫游、绘画及其他研究中，我亦吸收了一些具有个性的景色，我认定它们为主要的路标；例如上意大利塔斯卡尼（Tuscany意大利西部之一行政区）、地中海，德国某些地区，及其他地方。

我看过不少景色，也十分喜爱它们，但是让我深深爱上且历久不变的只有几个地方，其中最美丽及我印象最深刻的乃是殷嘉定。

我前后到过这个山谷可能有10次，有时只待了几天，但通常皆待上几个星期。我第一次去到那里，大概是在五十年前，那时我是跟我的太太及我童年时的好友芬克，前往伯尔根（Bergun）之上的布雷达（Preda）度假，在回程时，我们决定做一个更艰难的徒步之旅。下了伯尔根，一个补鞋匠帮我在鞋底下补了几根新钉子，然后我们一行3人乃背起背囊经由阿布拉（Albula），踏上一条漫长而美丽的山路一路前行，然后再取道自彭特（Ponte）到圣莫里兹（St.Moritz）的一条更长的山谷路径——这条乡间道路没有汽车通行，只有许多单匹马及双匹马的马车在沙尘滚滚的马路上行进。到了圣莫里兹，我太太便搭了火车先行返家。而我们则继续往上爬，此时我的旅伴已因不胜高处气压与夜间睡得不好，而变得气闷不语，尽管沙尘滚滚，气候炎热，但是，恩斯山的最上层山谷仍像是天堂的预言一样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一上去就感觉到，这些山脉与湖泊，这个山林与花草的世界所要向我倾诉的，似乎比我们初次晤面我所能吸收与消化的还要多，我心里暗想着，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度来此一游，我直觉地感到，这座气势宏伟的山谷，形状不凡，山势严肃而和谐，油然有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一观。

在西尔斯·玛里亚（Sils Maria）度过一夜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殷嘉定最后一个湖泊的河岸。我催促着因旅途劳累而显得疲惫不堪的旅伴睁开他的眼睛，远眺着通达麻罗亚（Maloja）的湖泊，看呀，这幅景色是多么的超逸与美丽啊。这没什么好看，他不高兴地说，伸手指向前头的无尽深处：“算了吧，那只不过是一般的戏剧效果罢了。”

见此胜景，我乃向他提议，由他沿着乡间小路前往麻罗亚，而我则循着湖泊另一端的小路前行。那晚我们在Osteria Vecchia山舍的平台上相会，我们分别远远地各坐在一个小桌旁，默默不语地吃着我们的晚饭。直到次日凌晨，我们才恢复邦交，开起口来。午后，我们踏着轻快的步伐，顺着伯格尔道路的小径而下。

我第二次前往殷嘉定是在几年以后，那次我是乘赴西尔斯（Sils）与我柏林的出版商晤面之便前去的，我只在那儿停留两三天，并且住在同一家旅馆里。第二次的作客只留给我少许印象。但我依稀还记得，我曾与霍里斯奇夫妇（Mr.&Mrs.Arthur Holitscher）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

在那次之后，经过了好几年，我一直没有再到过殷嘉定。那几年，我一直住在伯恩，也就是令我伤痛不已的烽火之年。之后，在1917年之初，当我因战时劳累过度及战争忧患而生病之时，我的医师催促我到安静的地方去休养一段时间，此时我一个斯华比亚的朋友正在圣莫里兹山上的一家疗养院休养，他邀请我到那里静养。是时正值冬季中期，也就是战争的第三个严冬，我从一个新的旁道结识了这个山谷——它的美景、它崎岖的地势、它舒畅人心的神奇治疗力。我又开始睡好觉并恢复了胃口，我白天不是滑雪便是溜冰；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心情已开朗得愿意同人聊天并听听音乐了，我甚至可以做一点工作了，偶尔我也滑雪到柯维葛利（Corviglia）避暑地，那时还没有电缆车通达到那里，我通常是只身到那儿的。1917年2月间，我在圣莫里兹度过了一个令我难忘的早晨。我是因公事前往那里的，当我到达邮政大楼广场时，一个戴着皮帽的人从邮局里走出来，邮局前面已聚集了一大堆人，这个人当众开始大声读着刚刚到达的紧急讯息。

群众都向他围拢过去，我也朝着他走过去，我听得懂的第一个句子是：“沙皇退位了（Le czar demissiona）！”这个人所宣布的是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自此之后，我经过圣莫里兹前后不下一百次之多，而每次几乎都要想到1917年2月间一个早晨的事情，偶尔也回想起那时候的朋友，而现在他们几乎全部离开人世了，我也忆起了在香塔雷拉（Chantarella）作短期疗养之后，所感受到的灵魂的震撼与激荡——我似乎听到一种叫喊声、警告声与训诫声，呼唤我回到现在，回到世俗人间。就这样，我一来到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昔时的一景一物，我自己的脸孔及我的自我，总会回过头来看我，长久以前的自我看见了我昔日的每一个场景呈现在我眼前：我碰见了一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愉快地背着他的背囊，在8月的炎热天，踏行了许多里路；我看见了一个12岁的小孩在战乱的苦难中突然惊醒；我看到了一个伤痛欲绝的老年人找到这里来休养身心，以期恢复元气。就在这里，步入老年的我，曾跟托马斯·曼最小的女儿一块儿滑雪；而有时候则由我的朋友恐怖的路易士及他的猎犬陪伴着；而在夜里，这位沉默的笔耕者则埋头写着他“知识与爱情”的手稿。

啊，遗忘与记忆的秘密节奏是如何神奇地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运作呀，隐秘、欢畅而又烦人，即使对现代心理学的方法与理论略有涉猎的人也难免会感到吃惊！如果我们可以遗忘的话，那该是多好，多快乐的事啊！每个人都知道人的记忆是储藏的，因此它们是可以控制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所遗忘的大混沌里找到他的方向呢。有时候，在经过了多年之后，我们所遗忘的某些片断，恰如农夫所掘出的埋入宝藏或战时弹片一样，突然重见天日，在这种时刻，我们记忆中所有众多、珍贵而光辉的内容，在我们眼中便像是一堆尘土一样。

我们诗人与知识分子仰赖于记忆者颇多，它是我们的资本，我们必须仰赖它生活——但是，如果在我们遗忘及抛弃的地下世界里，突然有这种东西侵入而使我们大吃一惊的话，那么我们重现出来的东西，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往往比我们先前所小心保存的记忆，更具有分量与威力。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漫游及征服世界的冲动，对新事物的饥渴，对旅行及异国的爱好，这些东西素为大部分有幻想力的人所喜好，尤以在他们年轻时为然；而这类喜好也可以说是对忘怀一切、抛弃一切压迫性的东西，以及尽可能以新的场景来掩饰熟悉的景物的一种饥渴。而在另一方面，老年人则倾向于固定的习性与重复的事物，倾向于寻求同样的地方、人们与状况，因此他们往往奋力地要去保住他们记忆中的东西，他们永不知足地要向自己保证储藏在记忆中的东西，他们或许暗自希望这种储藏会增加，希望有一天他们所遗忘的某种经验、某种场景、某张面孔会重现，而增加了他们记忆的内容。

所有的老年人，不管他们自己知道与否，都在寻求显然是无可复得的过去；然而，过去并非是不可复得的，它并非是绝对一去不复返的，因为它在某种情况下，譬如说透过诗，是可以寻回的，它是可以从逝去的领域里，重新寻回的。

另外一种以新的面貌寻回过去的方法，乃是与几十年不见的故旧见面。我有一个朋友曾经住在殷嘉定的一幢十分漂亮而舒适的房子里，他是一个魔术师，柯林索（Klingsor）的朋友。那时，他跟他3个漂亮的孩子住在一起：两个男孩，还有最小的一个女孩。我一见到这个女孩就吃了一惊，因为她的眼睛比她的小嘴巴还要大。我已有十几年没有见过这位魔术师本人了，他已不再上山来，但是几年以前，我碰巧见到他的太太，而在她家里又见到她已成年的孩子：一个已当了音乐家，一个在大学就读，另外一个女孩则仍然保存着她大眼睛及小嘴巴的特征；她已变成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了，在言谈之中，她似乎很崇拜教她比较文学的一个巴黎教授。那天下午，我们的朋友费斯奇（Edwin Fischer）演奏巴赫、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他也在座。当我们在伯恩时，这个音乐家还是年轻人，没想到现在已成为一个音乐家了。

我每次回到这儿，我所钟爱的过去都会跑来向我致意，而这次也不例外。跟它一对比现在及今日的我便会带了悲欢爱憎，它使我们感到羞愧，使我感到悲伤，令我觉得快慰。

看着昔日我毫不费力便可爬上的斜坡，而在今天我——便费了很大的气力恐怕也难以登上，忆起昔时曾经跟我在殷嘉定共度许多美好时光的朋友，如今早已一一作古。但是，无论如何，在言谈之间或在独自沉思之时，唤起了往日的光阴与朋友，或是翻阅着堆积如山的相簿，总是一件快事！

随着气力的衰退，我散步的距离已逐年缩短，且越来越吃力；而在另方面，在回味起昔日的岁月时，这种回忆的乐趣则愈来愈大。我太太妮侬（Ninon）也出现在我记忆里，我们一道滑雪的冬天，距今已几乎有30年了，自此以后，我每次皆偕她同行，她也曾跟我、费斯奇、瓦瑟曼（Wasserman）与托马斯·曼，同往魔术师的家，而两年以前，当我跟我摩尔布隆的同窗好友哈特曼（Otto Hartmann）——这位德国精神最欢畅、最高尚的代表——意外地团聚时，她也在场。

今年夏天，我抄着新路来到这里，因为在我们启程那天，伯吉尔的道路被落石挡住了，而桥也被摧毁了，我们经由桑迪奥（Sondrio）、迪南诺（Tiranio）、波希齐欧（Poschia vo）以及伯尼纳（Bernina）隘口，抄着一条迂回的新路前行，这是一次漫长而趣味横生的旅行，忆及此次旅行，上千个景物涌上我的心头，混成一堆，然后又慢慢消失了。我记忆中最清晰的印象乃是上意大利满山葡萄园的成百层绉形梯状山丘。

那时候我内心渴求的是，没有人烟，原始粗犷，而最好带有浪漫气息的景色；但是随着岁月的消逝，我才逐渐爱上了人与景色的交相辉映，透过农地与葡萄园，制造，控制，及和平地征服着自然的景物。

在这个夏天里，我最重要的对遇乃是人与音乐。多年来，在夏季里，大提琴手佛尼尔（Pierre Fournier）常在我们所住的旅馆作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佛尼尔一直是此中的佼佼者；而我个人则认为他是所有大提琴家之中最纯粹的一个，在这方面的造诣，他并不下于他的前辈卡萨尔斯（Casals），他的演奏技巧的严谨性与精确性以及演出内容的高超品质，甚至优于卡萨尔斯。

多年来，我们对卡萨尔斯一家人即很面熟，我们经常在演奏会里聆听他的演奏，但是在旅馆里，我们却没有什么来往，偶尔见面时只是礼貌地点个头而已，再不然就是看到对方被好奇的人所包围时，投给对方一个怜悯的眼神而已。而这一次，在沙马州（Samaden）的拉萨斯（Rathaus）音乐厅的演奏会之后，我们已变得更熟悉了，他很热情地表示，改天有机会，他乐意为我单独演奏。由于他马上要离开了，因此这个室内演奏必须在次日举行，不巧的是那天我身体不舒服、筋疲力尽、脾气暴躁，而心情又很沮丧，但是由于有约在先，我还是不得不在次日下午勉强前去这个音乐家的房间。由于心情不好，我生怕自己在这样荣幸的机会里表现失态。

进入房间之后，大师请我坐下，然后他自己也坐定下来，随即奏起他的大提琴。琴声一起，原先疲惫、失望的气氛，以及我对自己及世界的不满立即为之一变，我立即沐浴在巴赫纯净而严肃的气氛中，我觉得自己好像突然超越了那天对我已失去魔力的山谷，而跃入一个更高，更清晰且更透明的高山世界，它扩大了我的官能，向我呼唤，使它变得更敏锐。

我肃穆地坐在那里，足足听了一个半钟头的两首巴赫的演奏曲，中间只有短暂的休息及简短的交谈，这个气势澎湃、严谨而朴拙的音乐。对我就犹如面包与美酒之于饥饿的人一样，它具有滋养及清涤之作用，它助使我的灵魂重获其勇气与生息。

过去，我也经常参加类似的音乐会，我也曾结识过许多音乐家，并跟他们建立了密切而亲热的关系。自从我退隐之后，我便很少出门，而这些快乐的时光便随之减少了许多。除此之外，在音乐的鉴赏方面，我个人一向持着苛刻而保守的态度。我虽不是音乐厅里的鉴赏家，但是我自信我在室内音乐方面，是具有鉴赏力的。在童年时我曾学过小提琴及歌唱，而我的姐妹，特别是我的弟弟卡尔，则擅长于钢琴，卡尔与迪欧都是歌唱能手，我年轻时就时常听业余音乐家所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或舒伯特的乐曲，这些业余者的演奏虽然不是第一流的，但是多听也并非没有好处，举个例子来说，我年轻时听卡尔在邻房卖命地引吭高歌着一首奏鸣曲；当他最后唱对了谱之时，我往往可以分享到他胜利的快活与战果。后来，在我首次听到著名音乐家的演奏时，我便如醉如痴地沉醉在名家的魔力里，听到伟大的名家驾轻就熟地驾驭着技巧问题的圆熟通透的乐声，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但是这种魅力并没有持续多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陶冶之后，我已成熟得可以觉察出演奏技巧的有限性，而将鉴赏的焦点由感官的魅力转向作品本身及作曲家的精神——而非姿仪万千的演奏者或独奏者的精神。

过了几年以后，我对技巧专长的魔力变得很敏感，我十分注意投入于作品里的那种强调力、热情或甜美感，我不再喜爱机智或不切实际的演奏者与音乐家，我比较赞扬客观性。多年来，我已可以接受禁欲方面的夸张性。而我的朋友佛尼尔则能彻底地满足此种态度与喜好。

偶然搭车重访过去几十年来很少改变或根本没有改变的地方，实是一件乐事。现在，我徒步已无法走多远，但是搭车却可以满足我重访旧地的希望。多年来，我一直想要重访我年轻时第一次徒步旅游的地方：阿布拉（Albula）隘口与布雷达（Preda）。我这次旧地重游是抄着我昔时徒步旅行的相反方向前行的，过去有许多有趣的马车行走的圣莫里兹与彭特之间的沙尘滚滚的小路，如今已完全认不出来了。但是出了彭特，也就是今日所称的“邦特”（La Punt）的地方，我们又很快进入了沉默的岩山世界，在这里，我已逐一地认出昔时的形状与地点；在隘口上面，我在道旁的山丘绿地里望了良久，远眺着狭长而多彩多姿的山脊及小阿布拉，我忆起了1905年夏季漫游的种种景物，光秃秃的石头山脊以及卵石地仍一如往昔地保持其俯望之态，隔了一会儿，我们突然兴起了一种遁世弃俗的念头——能够远离人群与文明，在山林或海边独居，过着一种超越时间，不计岁月的日子，该是多么写意呀！

游移于无时的原始世界与短暂的个体生命之间，固然写意，但可也是恼人的，因为这会使人意识到人类所经验到及能经验到的一切似乎都是如此的短暂，如此的微不足道。

在高处休息之后，我想回到旅馆，我已回味了够多的过去了。但是还有小布雷达，隧道口的几幢房舍，在我新婚时，我曾在那儿度了几星期的假期。此时，那有如孔雀眼睛的深蓝色的小山湖，又浮现在我的记忆之海里，我想再看看它，不久，我便到达了广布松树与落叶松之处，我甚至在隘口的这一边，辨出了时光与文明的一些小迹象；在另外一个歇脚处，山谷里的一片静寂突然被嘈杂的马达声所撕破，我原先以为是牵引机或掘土机，但结果只是一个除草机，它就在稻田之下，远远看去显得很小。现在，湖泊出现了——波布戈纳湖（Palpuogna），它一平如镜，冷清而碧绿的湖面上，反映着森林与山边，另外还隐现着3个粗犷的深色悬崖。

这个湖就跟它昔日一样地美丽而迷人，唯一不同的是，湖泊较低的一端已筑起了坝及各种改进设施，而湖边则停靠了许多汽车。但是，来到了布雷达，我却突然感觉到，我缅怀旧事之幽情及重游旧景的雅好居然彻底消失了。我先前曾想着要在此寻访我们曾住过一次的小屋，探问一下屋主是否还在。但是一到了这里，我却不想这么做了，我突然觉得探悉老尼可拉及他的亲戚早已离开人世，实在并没有什么意思。很可能是我早已遗忘的我年轻时候及我第一次婚姻的旧事，在我心中悸动；旅途的劳顿与炎热的暑气固然令我感到难受，但是真正在我胸中隐隐作痛着，恐怕还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不安之感与悔恨之情，以及我对往者已矣不可复元的悲叹吧！

我一路不停地行经小布雷达，虽然我很想重访它，而即使在回程上，我也是匆匆而过。在我对自己的不安之感与悔恨之情作了一番心理省察之后，我并没有发现我早年生命有任何特别的罪恶或缺失，因为即使有的话，它们也早已被遗忘了，但是我的确再度经验那种奇怪，沉闷，而永远无法被压抑下来的莫名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对我这一代及我这一类的人打击很大，如果他们想起了1914年以前的时光的话。任何一个曾被原本平和的世界的首次崩溃以来的世界历史所惊醒、所震动的人，是永远无法彻底地摆脱共谋的罪恶感的，虽然这种心理更适合于年轻人，因为岁月与经验应该已教导过我们，这个问题正跟我们皆具有原罪一样，我们不必因此而感到良心不安的，我们尽可将它留给神学家与哲学家去烦恼。但是，由于在我一生当中，我所生活的世界已由一个美丽、好玩，以及自得其乐的世界转变成一个恐怖的地方，因此我有时不免会回复到一种良心不安的状态。

在这个夏天，我似乎注定要跟过去作另外一次的不期而遇。我这次随身带来的读本并不多，只接到一些转来的信。有一天，我意外收到一件不经由蒙达纽拉转寄，而是由我的出版商直接寄达的邮包。邮包里面是一本新版的《知识与爱情》（Narcissus und Goldmund），这本书在我成书之后，甚至在25年前出版的校对时，我一直没有再读过它。我曾两次将这本小说的手稿由蒙达纽拉携到苏黎世，再由苏黎世携到Chantarella，我还记得我曾为了书中的两三章而不眠不休，但是这一切事情已逐渐被我淡忘了，正如大部分的作者在他们逝去的岁月过程所经历的事情一样，我从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去回想这些旧事。现在，我无意中去翻开它时，它似乎是在向我挑战，并发现我乐于接受挑战。于是，《知识与爱情》便成为我这两星期来的礼物。这本书算是我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它经常在一般人嘴上被谈到，但是在他们嘴里，它并没有得到称赞与感佩；恰恰相反，仅次于《荒原狼》，这本书引起了最多的非议与责难。这本书是在德国最后一个战士与英雄时代结束之前不久问世的，这本书不但没有战士精神、英雄色彩，甚至显得十分懦弱，有些人告诉我说，这本书助长了不可自利的生命欲望；它是肉欲而无耻的，德国与瑞士学生主张禁掉它、烧毁它，而一些英雄的母亲，想起了纳粹大统领（Fuhrer）及那伟大的时代，甚至用极其无礼的措辞表示他们的不齿。

但是二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去重读该书并非基于这些原因；事实上，这主要是因为我生活与工作的方式的某些转变，而无意中促成的。过去，我接到新版的校稿时，我总是设法去重阅它，并借此机会改写，特别是缩短它们。但随着我眼睛毛病的增加，我便尽量避免这种工作，而有一段长时间，这个工作甚至由我的太太代劳。但是我本人对《知识与爱情》的爱意，却未曾丝毫或减，这本书是在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写成的，它曾忍受过无数的呵责与打击，但是它却一直挺身为我说话，正如《荒原狼》的情形一样。然而，它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却如其他的回忆一样，早已在时间的流程中消逝了，我已不太认得它了，现在我早已封笔了，因此我已可以自由自在地花上一两个星期恢复这个形象，并设法修正它。

这是一个十分友善而有益的重聚，因为这本书里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懊丧与悔恨。而这并不是因为我完全同意它所说的一切，当然这本书是有它的缺点；正如隔了一段长时间我再重读我的一切作品一样，我总觉得它有点浪费笔墨，拖得太长，同样的事情时常用不同的话重复过。也不是因为恐怕重读旧作会羞愧地发现自己过去才气不足；这次的重读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省察，它再次清楚地为我显示我自己的限制。

我惊奇地发现，我大部分篇幅较长的小说作品，并不如我写作时所相信的，能够像文学大师般地呈现出新人物的新问题与图像，而只是一些我所熟悉的问题与类型的重复变貌而已，虽然我已进入了生命与经验的新阶段。仅是我的“哥多孟特”（Goldmund）包含在“柯林索”（Klingsor）的胚胎里，即使在“柯奴波”（Knulp）身上亦可发现到他的影子，正如“卡斯塔里亚”（Castalia）与“纳奇特”（Joseph Knecht）系脱胎于“玛里布隆”（Mariabronn）与“纳西塞斯”（Narcissus）一样。

这种认识并没有使我感到痛苦。它也并没有减损我的自尊，事实上，它乃意味着某种积极肯定的东西，它为我指出，尽管我存有许多野心并曾花费过不少心力，但是整个来说，我仍然忠于我的本性，且从未放弃过自我实现的道路，即使是在危机与困顿的时候亦然。

我写作的韵律——它的节拍，它扬起与下落的节奏——对我并不陌生，同时它亦没有破坏我的过去或我生命中逝去的阶段，虽然它所放射的光彩并不是今日的我所能重现的。

这种散文仍然适合于我，而我也并没有遗忘它主要结构、次要结构，或是措辞的任何东西，更没有忘记它戏谑式的笔触，我脑海里对过去我所运用的语言的记忆，甚至我对作品内容的记忆更清楚，更忠实！

至于其他的——真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忘记了这么多！不错，无论翻开哪一页或是指着哪一个句子，我都立即可以认出那是我的笔下之作，但是几乎无论在哪一页或是哪一章，我却无法说出下一页或是下一章是什么。在我记忆中有些特别动人，特别成功的地方，在重阅之下也觉平淡无奇，甚至有点失望了。至于在我撰写时觉得有点蹩脚，不能使我完全满意之处，现在已难以找到了，即使找到了，现在读起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在这次仔细而缓慢的重读之中，我也想起了与撰写这本书有关的一些事情。在此，我不妨把其中一件事情说出来予你听听，因为在事情发生之时，你们当中或许有人在场。

那是在我年近三十之时，我应邀前往史图加特（Stuttgart）朗诵我的作品，并顺道往访我儿时住过的故居及在我现已不在人世的朋友家中作客。那时，《知识与爱情》的草稿已近杀青，而我事先也没想到，居然带了那个手稿，在大庭广众之前，朗诵着记述着有关黑死病的那一章。听众敬畏有加地聆听着，那时候，我特别珍惜这种描写，我笔下的黑死病，似乎在听众之间造成了强烈的印象，某种冷寂的气氛散布充满了整个大厅，或许它只是一种不快的沉静吧。但是在听讲结束之后，我跟一个“小圈子”的读友在一家气氛别致的酒店共进晚餐之时，我却意外地发现哥多孟特在黑死病区漫游的那一章，却强烈地震撼了听众的生命直觉。而我自己在当时朗诵之际，则已完全投身于那一章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公开表现了自己新的写作方式，但我并不是毫不犹豫地上了台的，对于这种新的表现方式，我自己并不敢太过自信，因此我本来是十分不情愿接受朋友们的晚餐聚会的。而在听讲结束之后，不管好歹，我总算感觉到，我周围的人在听完了我的故事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并以加倍的热情拥抱着生命。

在这次的晚餐聚会里，大众狂野而嘈杂地争着座位，争着叫服务生，争着要菜单与酒牌，到处看到笑脸，到处听到欢叫声与喜气洋洋的祝福声，我旁边的两个朋友为了叫火腿蛋或什么的，不得不拉开嗓门大叫，以压制周围的一片吵闹声。我觉得自己就像进入了哥多孟特酒酣耳热的境地里，哥多孟特在热切求生的群众之中，为了麻醉对死亡的恐惧，往往尽情豪饮，忘形于狂欢尽兴之中。但是我毕竟不是哥多孟特，由于跟这种纵乐之欢格格不入，甚至厌弃有加，我反而有一种失落感，对我而言，我是无法忍受它的。因此我横步到门口，偷偷地溜走，溜得不见人影，以免被人发现又被拖了回去。这是不漂亮，也是不光彩的举动，我自己也知道，但它却是我无法克服的一种直觉反应。

毕竟，我以后只再作过一两次的公开朗诵，因为我已发誓不再作这样的公开亮相。

现在，在我写这些札记之时，这个殷嘉定的夏日也即将溜走了，这是我整理行装，准备离去的时候了。写这些东西给我增添的麻烦并不值得；随着年华的逝去，我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我带着些微失望之感，动身返家，我体力的衰颓固然令我失望，但更令我失望的是，我已无法写出比这封公开信更好的东西了——毕竟，我亏欠你们这件东西已有好久的时间了。

虽然如此，但是前头至少还有一些美丽的东西在等着我，我途经玛洛亚（Maloja）与夏维纳（Chiavenna）的美丽归途——从高山的冷清中，进入夏雾朦胧的南方，进入梅拉（Mera）、海湾，以及一些小城镇，一直到达柯莫湖（Como），湖边的花园墙壁、橄榄树，以及夹竹桃树——永远是个迷人、令人心旷神怡的旅途。我将再度怀着感激之情，放开心胸去呼吸着这一片令人回味无穷的芳香。

珍重吧！再见，朋友们！

十二、温泉疗养客（1924年）

开场白

题辞：怠惰是一切心理学的开端。

——尼采

据说，斯华比亚人行年四十之时，方届慎思明辨之年，斯华比亚人自信心虽然不强，但有时候却视此为一种侮辱。事实上，这句评语对斯华比亚人简直是一大恭维，因为斯华比亚人即使到了四十，不管他们才气多大，真正拥有慎思明辨工夫的，毕竟还是少之又少。老实说，一个人年纪只要过了45岁，那么老化的智慧或心态便很自然地显现出来，特别是当身体的初期老化，带来了各种不同的警讯与苦恼。在这方面最常见的病痛莫过于痛风、风湿痛与坐骨神经（Nervus ischiadicus）痛，而带着我们这一类病前来矿泉洗温泉浴的，正是这类病痛。因此，这种气氛是十分适合于我现在所陷入的这种心境的，在这种地灵人杰的气氛之下，我们便可以在此地“灵秀之气”（genius loci）的引导之下，自自然然地飘入一种略带疑惑的虔诚心境，一种单纯性的智慧，一种十分单纯化的微妙艺术，一种十分慧黠的反智主义之中，此种气氛，此种心境，就像浴池所发散出来的热气一样……这些硫磺水的气味形成了巴登矿泉的特殊风味。或者，简单地说，我们矿泉里的来客，我们这些患关节炎的人，是一群特别看得开的人，我们根本不在乎“2加2等于5”，我们并不执著于伟大的梦想，或许是出于补偿心理吧，只要能拥有一百个稍慰人心的小小梦想，已足够叫我们感到心满意足了。

如果我所言不差的话，我们巴登的病患特别需要有关“二律背反”的知识，我们的关节愈僵直，则我们愈迫切需要一种弹性的、两面性的、两极性的思考方式。我们的病痛是真正的苦痛，但是它们并不是英雄式，一点也谈不上风光，我们的痛苦既不会惊天动地，也不会赢得别人的尊敬。

我说话的这种语气，就仿佛我将我个人的“时间生命”以及“坐骨神经痛”的思考方式，提升为一种典型、一种统一模式一样，如果我现在的谈吐，看来不像是为我一个人说话，而是代表着一整个阶级的人，一个年龄群起来发言的话，那么，此刻，至少是现在，我必须承认，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没有一个心理学家——除非他是我灵魂上的孪生兄弟——会认为我对我的环境与命运的心智反应是正常而合乎标准的。恰恰相反地，只要稍微一推敲，他便立刻可推敲出我是一只才具平庸的孤狼，是属于孤立型的分裂症者。

然而，我却平静地运用着人类一切“依时效而得到的权利”，甚至是心理学家的权利，亦不例外，我不仅往人类身上去探索，甚且远及于事物上，我探索我环境的安排，甚至远及于整个世界、我的思考方式、我的气质、我的悲哀与喜悦。我认为我的思想与感觉是正确、是正当的，这是我不容别人侵犯的乐趣，虽然我周遭的世界时时刻刻要我相信相反的事实；是的，我从来不考虑到多数人与我的对立，我个人宁可相信，我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而我对我个人所不敬重、所不喜欢且不屑去学习的伟大的德国诗人的判断，也是这样的，因为绝大多数在世的德国诗人的兴味皆跟我相反，他们喜欢火箭，而不喜欢星星。火箭是壮观的，火箭是迷人的，火箭万岁！但是星星，星星又是如何呢？我孤独的心影充塞着它们恬静的幽光，充满着它们宇宙之音的和谐之声——啊，朋友，那毕竟是完全不同的意境呀！

温泉疗养客

当火车抵达巴登时，我略感困难地下了火车，此时巴登的魅力立即向我扑来。

站在月台的阴湿水泥地上，张望着旅馆派来的脚夫，我看到三四个同车的旅客举步维艰地步下车来，从他们绷紧臀部的紧张神情、不稳的脚步，以及伴随着小心翼翼的动作而显露出来的一脸无助且略带泪水的面部表情，一望可知他们必系坐骨神经痛病患。确切地说，他们每个人都有其特殊表情，他自己痛苦的样子，他自己的走路方式，他自己独特的迟疑动作，他自己蹒跚的步态，以及他自己跛行的窘态，同时每一个人皆有其特殊面部表情，从他们共同的特色里，我第一眼即认出了他们是坐骨神经痛患者，我的难兄难弟、我的同病相怜者。任何熟悉“坐骨神经痛”动作的人，皆可立即辨识出这种动作。

我立即打住脚，观察这些与众不同的人。看啊，这3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比我更难看，他们比我更依赖手杖，举手的动作此我更痉挛，放脚的动作比我更迟疑、更勉强，他们3个人的病情皆比我更重，更痛苦，更堪怜，这种情景使我在巴登的养病期间觉得好受多了。我周围的人皆跛行着，每个人皆步履维艰，有时甚且要坐在轮椅上，每个人皆长吁短叹着，他们皆似乎没有理由比我更能绽露笑容，怀抱希望！

当我离开车站，内心愉快地信步沿着下行通向矿泉浴池的道路而行时，我的每一步路皆证实并加深了这种宝贵的经验：沿路所见每一处的病人皆提心吊胆地慢移着他的脚步，有的病人深深地斜靠在长凳上，疲惫地呆坐着，有的病人则缓步地穿过喋喋不休的人群。

完全是出于同情与善意，我以慈悲的眼光注视着这些鼓舞人心的人儿。一个老妇从一家糖果店里，像是被巨浪卷出来一样，她的动作明显地显示出，她早已不想再去掩饰她的残疾，她不再抑制自己的反射动作，她彻底利用每一种可资利用的缓和动作，运用每一种辅助性筋肉的动作，她像一只海狮般地在街道上游行、扭着身子，极力要保持平衡，只是动作慢些而已。我内心默默地向她致意，祝福她顺利前行，我赞扬着这只海狮、赞扬着巴登以及我自己的幸运。

我看到自己的前后左右尽是一些挣扎不懈的人，一些活力远不如我的竞争者。我能在坐骨神经痛初发之际，能在初期关节炎初现症状之时，即时前来就医，是多么幸运的事呀！撑着拐杖，掉一下头，带着悲悯的眼光回顾身后的海狮，内心油然地涌起一股熟悉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是无法表明的一种心理过程，在这种难以名状的心境之下，语言学上的两种对极——恶意与同情——很深刻地结合在一起。老天，这可怜的老妇！所幸我的病情没有坏到那步田地。

但是，即使是在那庆幸的一刻，即使在我沉醉于自己美好的幸福感里，我仍能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一种恼人的声音，我十分不情愿听到但又急切需要的声音——理智的声音——它以它冷静而令人不悦的音调，略带遗憾的口气，轻声地提醒我说，我宽慰的缘由根本是一种错误，一种不当的过程：我只拿自己，这个拿着麻六甲的杖子，微微跛行的摇笔杆者，跟每一个佝偻着身躯、寸步难行的人相比，而暗自庆幸，但却丝毫没有考虑到那些状况跟我背道而驰的人，完全没有想到那些比我年轻、比我挺直、比我健康且比我活力百倍的人。或许，我曾注意过他们，但却拒绝跟他们相比；事实上，当我初来此两天时，我完全相信，我所看到的这些用不着拐杖，且没有任何跛行迹象，就可在街上溜达的神态自若的人，不是我的难兄难弟，我的同病相怜者，而是本地健康、正常的住民。

有些坐骨神经痛患者走起路来不需靠手杖，而且也没有痉挛的动作，而许多关节炎患者看起来像是完全没有病痛的样子，他们走在路上几乎谁都认不出来，我撑起麻六甲手杖，走起路来虽然只是有点异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这初期的病变是一无障碍的，如果说我能从这些真正不良于行的人身上，唤起一些羡慕的眼光的话，那么在这些视我有如慰藉的海狮的人眼里，我还不是一样地可以得到某种戏谑式的同情；简单地说，在我锐眼的观察之下，痛苦的程度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审察，它毋宁说是一种乐天式的自欺——来到这里几天之后，我终于慢慢地了解到这种事实。

初抵此第一天，我完全陶醉于这种快乐里，我沉迷在这种天真的自我肯定的狂喜中，而这种感觉的确使我感到十分惬意。矿泉里形形色色的来客一直吸引着我的目光，四目所及，到处可见病情比我严重的病患，每个跛脚的人的神态皆能令我暗自庆幸，穿身而过的每一部轮椅，都能唤起我欣然的同情与自足的兴味，我慢步踱下街来，这条街道是如此的便捷，设计是如此的美好，初抵达的来客可以从车站，沿着略为起伏但相当整齐的斜坡，一路滑行到古老的矿泉，自此坡路便如下沉到沙土的小川一样，消失于矿泉旅馆的入口处……

在打定了主意之后，我怀着欢畅的期待心理，来到了我预定停留的海立根霍夫（Heiligenhof）旅馆。我只打算在这里忍受三四个星期，每天洗温泉浴，尽可能多走动，尽量抛却一切兴奋之情与忧心之虑。待在这里有时会感到单调，有时会感到沉闷，因为这里的生活注定是十分刻板的，而这儿的孤独难耐、群居及旅寓式的生活尤其令我厌恶，某些不适不得不勉强承受，而想克服它又觉不情愿。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新鲜而全然不熟悉的生活，也会为我带来一些愉快而有趣的经验，虽然它不免带有一些资产阶级而相当乏味的性质——但是毕竟，经过了长年宁静、狂热、朴实无华及深居简出的读书写作的生活之后，我难道真不需要暂时再出外散散心，跟其他人交往一下？

而最主要的是：在克服了这些困难，在度过了从现在开始几个星期的治疗之后，我将焕然一新地离开这家旅馆，活力充沛地踏上同样的道路，在百病消除、元气恢复之后，我将轻快地对着这些浴池，说声再见，轻快地抖动膝部与臀部，舞着脚步，直奔车站，打道回府。

但是不妙的是，当我踏入海立根霍夫旅馆之时，细雨就飘飘落下。“你没有给我带来好天气。”柜台上的小姐在给我友善的问候时，随口这么说。

“是啊。”我若有所失地说，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真的是我唤来这场雨的，难道是我制造这场雨然后顺便将它带来的？这种说法虽然不合常理，但也不能使我这个神学家，这个神秘主义者开罪。是的，正如命运与性质可作某一概念的名称，正如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姓名、地位、年龄、面孔、坐骨神经痛，是我自己选择及创造的，我必须为之负责，这场雨也一样，我必须为它负起责任。

我一面填写登记卡，一面跟这位年轻的小姐这么表示，然后开始跟她商谈我订房的事情——我这种经验是常人所无法体会的，我这种恐怖、这种苦楚，不是任何头脑简单、随遇而安的人所能知觉的，只有习惯于孤独与寂寞的，只有滞居在一家陌生的旅馆里的人，才能领会得到。

平常的一日

为了平白地描写矿泉里平常一日的生活情况，我将选择一个平常的日子，一个不怎么极端的日子，一个半阴郁、半开朗的日子，一个没有特别外在情事、没有不寻常的征兆或是内在魅力的正常的日子。

但是无论我如何小心翼翼地去重构一个心平气和的日子，一个纯粹加减的日子，我必须痛苦地承认，我们每天，或甚至是矿泉里的一天，皆必须自早晨开始，无论如何，我是没有多少赞颂的诗篇的。或许，这跟我个人的苦楚、坏习惯、难以入眠，以及我生命的每一面、我的哲学、我的气质与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吧。这种事情不能说不是一种耻辱，我实在很不情愿去承认这个事实，但如果不说实话，那写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清晨，对一般人来说，乃是清新的欢畅时刻、新的一日的开始、年轻活力的快乐时辰，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死寂、苦恼，而令人沮丧的；清晨与我，两者是无缘相爱的。

而在同时，我对爱森道夫（Eichendorf）与莫里克（Morike）的许多首诗篇里所回避得极为明朗与清澈的“清晨之乐”，并非没有半点体认，半点神入；在诗篇、在绘画，以及在记忆里，我也曾发现，清晨是诗意的，打自孩提开始，我一直保存着真正清晨之乐的半褪色记忆，虽然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未曾感受到清晨的快乐。使我的生活变得沉重而困难的每一件事情，皆似乎在清晨撞头，它像一个巨人般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的生活显得甜蜜而美丽，且不寻常的东西，所有的恩宠、所有的生之喜悦、所有的生命乐章，皆似乎远离于清晨。只有从正午开始，生活才变得好受一些；碰到运气好一点的时候，到了迟暮及夜晚之时，周遭的气氛便为了改变——美妙、飘忽、若隐若现的景象似乎融化于上苍的柔和光线里，它充满了秩序与和谐，充满了魅力与音乐，它为千百个恶劣时辰，带来了最宝贵的补偿。

话虽如此，但在此地，清晨对我的生命却有一种好处：在这里疗养的期间，每天开头的第一件大事乃是清晨的责任，一件十分容易而做起来舒服的任务。这就是下浴池。当我早晨醒来时，不管是几点钟，第一件等着我的事，不是什么烦人的事，不是穿衣服、刮胡子、看信件、做体操，而是沐浴，一件轻松、温暖而舒服的事情。

下浴池是一件十分舒服惬意的事。舒软的热气弥漫在相当古老而略带回响的石板地窖，每个地方都流着矿泉涌出来的热水；浸在浴池里，我便有一种躲在洞穴里的那种神秘而安适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我小时候躲在自己用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及一张床铺堆成的小洞穴一样。我个人所私用的小浴间里，有一个石造的深浴缸，沉在地板下，浴缸内充满着刚自矿泉里涌出来的热水。我慢慢地爬下了两个小石阶，然后把“滴漏”24倒转过来，然后全身浸入散发着硫磺气味的辛辣热水里。根据疗养院的指示，我浸在温泉里必须尽量移动我的四肢，作出运动与游泳的动作。刚开始几分钟，我很费力地遵照指示，活动我的四肢，但之后，我便一动也不动地躺着，闭上我的双眼，假寐一下，然后又睁开眼睛默默地注视着细沙在滴漏里滑落下来。

一片枯叶从窗子吹进来，一片小叶从我记不得名字的树上，掉落在我浴缸边缘，我细看了它一下，读着它叶脉与纹脉上的谜样文字，嗅着苍生所独具的“生之气息”，这生之气息令我们感到战栗，如果没有这生之气息，那么这种世界里将没有所谓美妙之美了。大自然的造化是多么美妙的事啊，美与死、喜与朽，彼此是如何地互动与互依啊！我能感觉到我身外的官能之美，同时亦能感觉到我身内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分界线。正如花朵是短暂而美丽的，黄金是持久而沉闷的一样，大自然生命的一切交动皆是短暂而美丽的，而精神则是不朽而沉闷的。此刻，我拒绝精神，并不是因为我认为精神乃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死亡”，我认为那僵化、无果、无形的精神，只有舍弃其不朽性，才能重获形状与生命。金子必须变成一朵花，精神必须变成肉体、变成心灵，才能活着。不，在这宜人的清晨时辰里，在这更漏与枯叶之间的“时间”里，我宁愿不去理会精神，或许，在其他时候，我的想法或有不同；现在，我要活在短暂之中，我宁愿当个小孩，宁愿当一朵小花。

在温泉里躺了半个钟头之后，我被提醒着我毕竟是活在短暂之中。我按铃叫侍应生过来，他随即出现并将一条浴巾盖在我身上。我从温泉水中站了起来，一种短暂感突然袭上我的心头，此时我的四肢顿感无力，这种热水浴的确令人感到十分疲倦，在泡了三四十分钟的热温泉之后，我的四肢只能缓慢而吃力地动作着。勉强爬出了浴缸之后，我把浴巾垂在双肩，然后拼命地摩擦自己的身体、尽力抖动四肢，以提起元气，但是无论怎么动，都使不出力气，于是我只好陷到椅子上，觉得已有两百岁老，费了许久我才勉强使自己站了起来，穿上衬衣，再着上衣袍，然后离开浴间。

此时，治疗的一条规定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该规定指示，沐浴之后必须再度上床。洗过澡之后我已觉困倦欲眠，此时上床睡一觉正是时候，但是此时旅馆的生活早已开始热络起来，地板回响着女仆匆促的脚步声，服务生送来了早餐、砰然闭门声……结果，除了假寐了几分钟之外，根本无法入睡。

然而，能够躺下来，再度闭上眼睛，不去想那些每天早晨必须要做的蠢事情，心里总是舒服一些；此时此刻，什么穿衣服、刮胡子、绑鞋带、道早安、看信件、决定某种事情，以及重复每天的例行公事等烦人的事，完全被抛之脑外。

9点整，我出现在餐厅里，坐在我的小圆桌上，默默地跟为我端来咖啡的漂亮女孩子致意，把半卷面包涂上奶油，然后把另外半卷塞进口袋里，割开放在桌上的信件，把早点塞进口里，把信件塞进口袋里，看到一个无聊的病人在走道上等着，远远地对我露出诱人的微笑，似乎想跟我搭讪，他甚至开始用法语开腔了。我决意不理会他，迅速地走过他身边，低声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匆匆地走到街上。

在街道上、在矿泉的花园或在树林里，我常能成功地打发掉我所期盼的孤立的晨间时光。有时候，我坐在公园的凳子上，背对着阳光与人群，任由我的思绪徜徉在夜晚的心思里。早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散步，我很喜欢将早餐留下来的半卷面包剥成面包屑喂着梅花雀与小山雀。我喂养这些小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心里头尽量不去想到离此仅数里之遥的德国，那儿即使是有钱人家，也没办法享受到这种白面包，许多人根本吃不到面包。我尽量抑制这种十分明显的思绪，不使其进入我的思绪，但是我常发觉，要抑住这种思绪实在很费力。

或在晴天，或在雨天，或在工作，或在散步，我总是在某个地方、某些时候，将晨间打发掉了，一日的最重要时辰，午餐的时间到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美食者，但是即使对我这种习于精神喜悦与禁欲生活的人来说，这个时刻也是庄重的。

我默默地坐在餐桌旁，低头望着餐桌上的鱼、烤肉、水果，有时我也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瞪着女侍应生的小腿，她们腿上皆穿着黑色的长袜，有时我也将目光移向侍应生领班的腿上。侍应生领班的双腿尤其值得我们一看，它们往往给我们全体病患带来极大的慰藉。这位侍应生是个可亲的好好先生，他过去曾一度患过相当严重而痛苦的风湿病，甚至无法走路，但是在巴登疗养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完全康复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事，他也曾亲自跟许多人提过这件事。我们经常若有所思地瞪着他的双腿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些女侍应生的双腿又苗条又灵活，真够我们羡慕，也更值得我们深思。

由于我经常独来独往，因此用餐时间便变成我结识其他来客的唯一场合。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只是偶尔跟他们交谈几句而已，但是我经常看着他们坐着用餐，而仅此我就认识了不少东西。我邻居的那个德国人，他的声音每天夜晚及早晨皆从隔墙传到我的耳朵，吵了我几个钟头的睡眠，而现在在餐桌上居然以这么低的腔调在说话，如果他不是从64客房走出来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的声音！

有个荷兰来的女巨人，身长6尺，壮如泰山，外表堂皇，可以扮得上我们矿泉里的女皇。她的姿态雍容华贵，举止有诱人之处，当她撑着一把细小得看似随时会断掉的华饰手杖，登入饭厅时，她的怪样子显得有点风骚、不稳，甚至有点吓人。也许，她那把拐杖是用铁做的吧。

另外，还有一个外表道貌岸然的绅士，我想他一定是个来头不小的人，至少是个国会议员之流的人物。有一次，在一个可怕的夜晚，我梦见了这个人乃是我的父亲，我站在他面前接受他的盘问，他盘问我，第一，为什么没有爱国心？第二，为什么去赌博而输掉了50法朗？第三，为什么去勾引女孩子？在做过这个可怕的噩梦之后，我一直深恐碰到这个在梦里令我战栗不已的人物。也许他本人没有我梦中的印象那么可怕，他也许会跟我点头，也许会跟我微笑，也许会跟女侍应生开点玩笑。但是当正午来到，我又看见了这位严峻的绅士时，他并没有跟我点头，也没有跟我微笑，他只是容光焕发地坐在他的那瓶红酒前，他前额的每一皱纹及他的颈背，皆显出他毅然决然的勇气与决心，他威严的表情的确令我望而生畏，那天夜里我祈祷着，希望在梦中不要再见到他。

而在另方面，凯塞林（Herr Kesselring）先生则是个高贵可爱，充满魅力的人物，此人正值青年，我不晓得他是干哪一行的，但他无疑是个正人君子。他轻柔的金发垂在他的前额，他面颊上的酒窝看来十分迷人，他明亮的蓝眼流露着孩子气，显示出他的热情与魅力，他轻巧的手幽雅地滑落在他色调雅致的外衣上。他从头到脚都散发着玫瑰的气息，就像雷诺瓦25画里的少女一样。但在某日黄昏时分，这个甜美的少年给我看一些他所收藏的一小册春宫照片时，我不仅大吃一惊，也深感失望，我对他的失望之情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但是我在这个餐厅里所见过最有趣且最可爱的客人，今天并没有出现，我只见过他两次，他有一双欢愉的棕色眼睛，纤细而灵巧的双手，他是所有病人中最孤单且最闪亮的青春之花。亲爱的伴侣，回来跟我们共享这一顿美食、共进美酒，你的出现将使我们满堂生辉！

今天我打算到八德路的店铺橱窗去消磨掉时间。在这一带的许多店铺里，矿泉里的来客可以买到许多他们不可缺少的东西，邮政卡片、黄铜制的狮子与蜥蜴、塑有名人画像的烟灰缸，以及其他许多我不敢表示意见的东西，因为我虽然对它们观察许久，但是却无法弄明白它们的性质与用途。

当我看到这些橱窗所展示的不是日常之需之类的东西，而是所谓礼品、奢侈品，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小玩意时，这个世界的陌生尤令我感到恐慌；在这上百件的东西里，我能够模糊地辨明其意义、用途与创意的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而我认为有保存价值的却连一种也没有。有些东西甚至使我困惑良久：是要把它放在帽子上呢？或是放在口袋里？还是放在啤酒杯内？或是属于纸牌之类的游戏？

后来我又转向一些展示着图片卡的店铺。在这方面我清楚得多了。我敢说我对巴登的图片卡是下过一番功夫研究的，我在这方面下苦功的目的是为了对矿泉里的一般病人有较深的了解，从他需要的征候去判断他的心理状态。从这些旧巴登的美丽风景图片来看，早年巴登的温泉浴显然比较不郑重其事，也可能不像今天这般地讲究卫生，但是那时候，这儿的生活情调与沐浴活动一定比现在有趣得多。这些有塔楼、有山形屋顶、有古式服装的古老景观，给人微微一种思乡怀旧的伤感，虽然我们不见得真愿活在那种时代……这些城市、街景及澡堂的图片，不管是16世纪的或是18世纪的，皆静寂而柔和地放射出一种内在的沉静哀愁，它们所显示的一切皆是美丽的，自然与人类、屋宇与树木之间皆呈现出一片平和，毫无格格不入的异态。美与和谐覆盖着一切，从赤杨的树丛一直到牧羊女的披风，从开有垛口的墙门一直到桥梁与喷泉，无一不抒放着雅逸的气息。

踱着，踱着，不知不觉中，太阳已逐渐接近山上的森林线了，蓝空在淡黄金色云层的覆盖之下，照亮着山谷，我面带微笑地感觉到我的好时辰已经接近了，我想起我所爱的人，忆起熟悉的歌曲与诗歌，我感受着世界所洋溢出来的幸福与喜悦，忘情地抛弃了一日的全部负担，像鸟儿、蝴蝶、鱼儿与云层一样地投身于快乐、短暂及童稚性的形式世界里。

在外头度过了半日之后，我疲惫、懒散、愉快地回到旅馆。

此时，我的感觉是我的整个坐骨神经痛的哲学几乎快陷入瓦解了。愉快、疲惫、轻松地漫步归家，那夜我终于舒舒服服地进入梦乡。睡神，那只胆小无比的小鸟，那天夜里居然壮起胆来接近我了，它带着我振起蓝翼，飞向天堂……

沮丧的时刻

当我回想起我初来巴登几天时的乐观心境，想起我那时候的童稚式兴奋与喜悦，想起我对这种治疗的天真信心，想起我自认为除了有一点小病痛之外，身体上大体上还是年轻、健康，而且相当令人满意的那种志得意满、自欺、浅薄的孩子气虚荣心，我心里便起了一股莫名的冲动，想站在镜子前对自己大声说话。老天，这些梦想是怎么蒸发掉的，这些希望是怎么消失的！我现在在镜中所看到的这个人多像一只猴子。是的，我感到极端的疼痛，不仅走着会痛，即使是坐着也会发痛，因为疼痛不堪，打从前天开始，我几乎一整天都躺在床上。早晨，当我从浴缸里爬出来时，我几乎连两个石阶也走不了，我喘着气，冒着汗，双手紧抓着栏杆，鼓起全力才稳住脚步将浴巾盖上，然后便倒在椅子上。

穿上了拖鞋，着上了衣袍，我勉强撑起身体，拖步走过硫磺泉，再由硫磺泉拖向电梯，从电梯走到我的卧室是一段艰辛、痛苦，几乎走不尽的旅程。早晨的行程，我几乎使尽了一切想象得到的助物，我叫澡堂服务生扶着我，扶着门柱、每一根栏杆，沿路扶着墙面而走，我完全不理会外表是否雅观，用最笨重、最可怜、近乎半游泳的姿态行走，就像当初我所戏称为海狮的老妇一样。

记得在接受治疗之初，旅馆里的人曾告诉我说，我一定会有这些反应，洗温泉浴是会令人感到十分疲倦的，许多病人在治疗初时，疼痛往往会加剧。哦，是这样吗，我点头表示了解。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疲倦会如此令人难受，病痛会加速得这么厉害，这么折磨人。仅在一星期之内，我几乎变成一个老人了，我成天要不是坐在旅馆里就是坐在花园里，几乎有凳子的地方我就坐下来，而且我一坐下来就很难站起来，我已无法走楼梯了，甚至进出电梯都需要电梯服务生搀扶。

而外面的事情也颇令我失望。苏黎士距离此地很近，我有好几个好朋友住在那里，在我来此路过当地时，我曾顺道去探望他们，他们知道我来此接受矿泉治疗，其中两个人曾表示要前来探望我。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人来看我，当然没有人会来的；我暗自盼望他们来看我，只表示了我自己的幼稚而已。当然，他们是不会来的，我自己也知道，他们是多么忙碌，这些竟日忧烦的可怜虫，当他们从剧院或餐馆回来或款待客人之后，准备上床时，时候已是多么晚了；我真笨、真幼稚，居然认为这些人会乐于来探望我，这个生病而又令人厌烦的人。但是我这个人事先总是预想着最写意的事情，怀抱着最大的期望，当我碰到一个人时，我总把他想象成最好的，而一旦我发觉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时，我便觉得十分失望、十分伤心。

这种情形就曾发生在住在这家旅馆一个相当漂亮的少女身上，我曾跟这位少女寒暄过几次，对她印象也相当好。在听说过她所喜欢的几本低俗的小说之后，我略感吃惊，但是我随即自我安慰地想着，我本人虽是文学方面的行家与鉴赏家，但却无权去干预他人在这方面的判断与理解。在驳斥了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之后，我便又自我安慰地把一些美好而高贵的事物，归诸于这位少女。但是昨天晚上，就在这间大厅里，她居然在大庭广众之前，大献其丑！一个讨人喜欢、欢愉，甚至可说是美丽无比的少女，她带着沉静的眉毛与无邪的眼光，端坐在钢琴前，但却出其不意地以不熟练但却强有力的双手，残杀了一支可爱的18世纪小步舞曲！

我感到震惊而悲哀，双目充满着羞惭的血丝，但是在座的其他人似乎没有发觉发生过某宗可怖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被这种羞窘得近乎绝望的感觉所呆住了。啊，我多么渴望我的孤独，多么渴望躲进我的洞穴里，永远也不离开一步，我宁愿独个儿沉浸在我洞穴里的痛苦与悲愁之中，只要里头没有钢琴、没有文学闲谈，没有受过教育的同伴！

就这样，巴登的所有一切，全部的治疗活动，皆令我觉得十分反感。在旅馆的客人当中，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许多人是第六次、第十次来此作客的，根据或然率来看，我所经验到的痛苦应该是跟他们的一样才对：痛苦将随年加剧，因此我必须每年来此，以期暂时解脱痛苦。然而，医生却仍然坚定地给我一再的保证，但毕竟，那是他的职业。如果我们病人外表上看起来还不错，样子显得容光焕发的话，那么该归功于丰富的食品与石英灯——它晒得我们容光焕发，如此，我们回到家时便如同自高山上回来一样的气色健朗。

有时候兴致一来，我也会跟其他病患攀谈起来。在吃过饭之后，我们随处站在走道上不拘形式地谈着政治局势、股票、天气、矿泉，以及我们的生活哲学与家庭责任等，对于这些话题，我的看法大体上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有时我的谈兴会突然消失，话挂在嘴里吐不出来，这时我便匆匆离开，独个儿去寻找我的宁静。

在这里我所习惯的另外一种“散心之事’乃是上电影院。我有许多个晚上皆花在这方面的娱乐上，如果说我上电影院的第一个理由，只是为了保持孤独，避免别人的谈话以及逃避那个荷兰佬的势力范围的话，那么第二个理由应该说是为了娱乐，为了散散心。（现在，我已经习于散散心这个字眼，过去这个字眼在我的字典里是找不到的）

此地的电影院我已上了许多次了，画面的游戏不仅吸引住我，甚至使我麻木了，我不仅毫无抗议地接受了最令人毛骨悚然且最乏味的代替品，接受了这种冒牌的戏剧跟它那种可怕的音乐，我甚至在肉体上与心智上也可以忍受那种地方的恶劣气氛。我已开始可以忍受任何东西，囫囵吞下任何东西，即使是最愚蠢与最丑陋的东西亦然。在两三个钟头的时间里，我一直注视着一个全场都是以一个古代女王为中心的戏，片中有马戏团、有教堂、有善斗的奴隶、有狮子、有圣僧、有太监……为了拍这部片子，好几百个人员与动物被安排在镜头之前；然而，这本来可以是十分精彩的演出，却被拖得太长且愚不可及的字幕说明所糟蹋，被误导的戏剧化所污损，同时亦被没有头脑、没有心灵的观众所贬值了。

曾有好多个时刻，我实在无法忍受，几乎想溜走，但对一个坐骨神经痛患者来说，溜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我只好又按捺下来，把这个低俗电影看到底，但是，也许明天或后天，我照样还要到那里去呢。但是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在电影上看过动人的东西，那也是不公平的，至少我曾看过一个比许多诗人更具有启发性的法国耍杂技者与滑稽表演者。事实上，我所痛恶的，激起我愤怒与嫌恶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我自己，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电影观众。

谁强迫我上那儿去忍受那种可恶的音乐？去看那种可笑的字幕？去听观众的鬼叫声呢？在刚才那部长片里，我看到十几只原本勇猛有力的狮子朝天吼叫，但过了两分钟以后，却看到它们在沙土上被拖着走，变成僵死的尸体，这时我听到的是全场如雷的哄笑声！我惭愧地低下头，在我撑起身体，拖步回家时，我终于痛下誓言，再也不上电影院了。

这是不是我在这里学到的最后一种坏习惯呢？不，我还学会了其他的恶习呢。我还学会了碰运气的游戏呢，我曾好几次在绿色的赌桌上玩得兴奋不已，亦曾在一部赌博机器上喂了不少个银币。但是我玩得并不好，因为我口袋里的钱并不多，然而，我却颇擅长省下我的赌本，有两回，我足足玩了一整个钟头，结果只输掉一两个法朗而已。

当然，这种游戏并不能给予我真正的赌徒经验，但是我多少能够嗅出赌博的味道，我必须承认它给我极大的乐趣。我同时必须承认，我对赌博并不会感到良心不安，我对它的感觉正如我对这里的音乐会、与病人的聊天，以及电影里的狮子一样；事实上正好相反，这种恶习所含带的不名誉与反社会的气息，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令我真正感到遗憾的倒是，我无法真正成为一个看得开的赌棍。

赌钱跟其他一切中产阶级的矿泉浴娱乐是完全不同味道的。在绿色的赌桌旁，没有人看书，也没有人说些无聊的话，也没有人像在音乐会里那样编织短袜，亦没有人打呵欠或抓颈背，甚至是风湿病患者也不坐下来，他们站着，他们用自己的双脚站了好长的一段痛苦时间。在这种场合里，大家从不说笑话，也不谈病痛，更听不到一点笑声。赌厅里洋溢着一种欢腾但不失庄重的假日气氛，来宾沉默而相当自觉地进入赌厅，就如同进入教室一样，他们只敢低声私语，并不时以敬畏的眼光注视着身穿常礼服的绅士。后者的举止显然不同于凡夫俗子，他们一定是社会上的名流或身居要津者。

我在此无法观察出这种仪式性的气氛及隆重而亲善的严肃性，其心理缘由究竟何在，因为我早已承认，我这一套心理学只能适用于探察我自己的心灵状态而已。或许，赌厅里所洋溢的庄重态度、严肃气息，以及聚精会神的气氛只是因为一般人所关切的不是音乐、戏剧或其他任何类似的童稚游戏，而是他们所知最严肃的，最受人喜爱，且最神圣的东西——金钱。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在此不打算观察这些东西，这不是我能力所及的。在此我只想重新指出，跟其他任何大众化娱乐不同的是，赌博是在一种庄重的气氛下进行的。而其他方面的娱乐，就以看电影来说吧，一般观众几乎不用去控制他喜悦或厌恶的言语或非言语的表现，而赌博则不然，赌徒即使是最有理由宣泄其情感的时候，也就是在赢钱或输钱的时候，也不得不维持住他的自制与尊严。我曾经看过同样的一个人，在平常玩牌的时候输掉了20“山丁”26，便连诅带骂地大发脾气，但是一旦上了轮盘桌，即使输掉了一百倍的钱——我不敢说“连睫毛动一下也没有”，因为睫毛事实上经常都动得很厉害——但是我却敢说，他绝不至于爆出不雅的骂，或大声喊叫，而惊动了他身旁的赌客。

这难道是在说我同情赌博吗？是的，我个人的确认为赌博是有一些好处，但是我亦不否认赌博是有一些害处，事实上，我个人即有此经验。一般经济学家之所以反对赌博，通常是基于道德上的理由，但是我认为此种论据并非十分中肯。一般经济学家往往认为，赌徒赢钱太容易的话往往会轻视劳动的神圣性，另外他亦有输光所有钱的危险，而且，由于长期在观察着珠子与铜币的滚动，他必然会遗忘了中产阶级经济道德的基本概念，而致不重视金钱。当然，这些论调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个人对这些危险性并不看得很严重。

但是站在心理学的立场上来看，我倒认为对今日许多患了严重心理不安症状的人来说，突然损失一笔钱或是对金钱的神圣丧失信心，不仅不是不幸，它甚至可以说是解除他们心理障碍，最稳当且是唯一可能的手段，对今日主宰我们全部生命的“工作与金钱崇拜”来说，暂时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机运，偶尔尽兴玩乐，信任命运的无常，似乎是十分有益的，而且，它正是我们今日拜金世界里，最欠缺的东西。

不，依我看来，赌博的缺点完全是在于心理方面。

根据我个人相当满意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一个人每天花个20分钟在轮盘的紧张情况及赌厅里十分不真实的气氛下，乃是十分兴奋而有趣的事。对一个沉闷、空虚而疲惫的人来说，这是我试过最有效的灵丹之一。它唯一的大缺憾仅在于，在赌博时，所有的兴奋之情皆来自外界，因此它是纯粹机械性与物质性的，而一旦我们相信了兴奋的机械化的有效性之时，我们或许会忽视而致丧失了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如果我们纯粹仰赖轮盘的机械方法去锻炼灵魂，而不用思考、梦想、玄想或冥想的方法去锻炼它的话，那么其结果正如同我们运用沐浴或按摩的方法，而不用体育与运动的方法去锻炼我们的体魄一样。

此外，我们从电影上所得到的机械性兴奋也是一样，电影用纯粹物质性的“影像”，以取代我们自身真正的艺术视觉力——对美妙而有趣之事的一种发现、选择与保存——它们皆属同样的骗局。

正如同我们的身体除了要按摩之外还要运动，我们的灵魂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赌博，而是其他更吸引人的刺激——它自身的努力。因此，思考与记忆上的严格训练，闭目而视，在夜间重构白天所发生的事情、自由联想与玄想等，实比机运的游戏好上百倍。我在此补充这些东西，完全是为了大众的幸福着想，而另方面也是为了修正我前述的外行人之见——因为在这方面，在纯粹心理学教育与经验上，我已不是个门外汉，而是一个相当老到的专家了。

现在，我似乎又离题太远了，以上拉杂一堆似乎注定无法为任何一个问题，提供一个结论，它们仅能将素来紧压着我的一些偶然联想贯穿起来而已。也许，这就是矿泉里来客的心理学的一部分罢了。

现在，就回到我们的正题——黑塞这个人吧，这个矿泉里的来客，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无精打采、形容倦怠、步履蹒跚的垂垂老人吧。他不讨人喜欢，令人没有好感，他那种单调刻板的生活，我们委实无法衷心祝福他长命百岁。像他这种人即使提早离开人生舞台，我们也不会感到遗憾。如果某天早晨，他在澡堂里因衰疲过度，滑进水中长浴不起的话，我们也不会引为憾事。

然而，我们对这位矿泉里的来客表示不感兴趣，只是指涉他的目前状态，他即刻的身体状况而已。我们不应当忽视他状况变动的可能性，此种状况是可以用新的公分母予以重新估计的。此种奇迹在过去经常出现，而在未来的任何时刻亦有可能发生。

当我们看到病人黑塞，而摇头叹息说此人命不该活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相信的命不该活，其意思并不是“灭绝”，而只是一种“转化”而已，因为我们一切想法的根基以及我们的心理学基础乃是对上帝，对“统合”的信仰而已——而“统合”即使是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透过恩宠与了解，重新恢复过来的。

任何一个有残疾的人，只要跨过一步，虽然是穿过死亡的一步，皆可以恢复康健而重获生命。任何一个罪人，只要跨过一步，虽然是跨过行刑的一步，也可以变成清白与神圣。任何一个饱经忧患、失落而堕落的人，只要获得一点恩宠，便立刻可以重获生机，而变成一个快乐童子。但愿读者们在读到我这些肺腑之言时，不要忘记我这种信仰，我这些一得之见。如果本人作者对统合的灵魂认识不足以作为一种“不灭的砝码”的话，那么他本人也无法寻出他此种见地与奇想的勇气、理据及胆识，以及他的悲观论与心理学究竟建基于何处。

恰恰相反地，我愈冒险走向一端，我愈暴露出自己，我愈无情地批判，我愈甘心沉溺于奇想，则对方一端的统协之光便照射得愈亮。如果没有这种永无休止，不断变动的调适的话，我哪有勇气野人献曝、自作决断、全力去感受并表达我的爱与恨，又有何勇气生存于世呢？

病情好转

再过不久，我的疗养将告结束。感谢上天，我的病情已见好转。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彻底绝望了，我感到的只是病痛、疲惫、沉闷与自我憎恶。我几乎想把拐杖装上橡皮包头。我几乎想去看看来客的名单。现在，通俗音乐我不仅听了一刻钟或半个钟头，我在音乐会几乎泡了足足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现在，我在晚上不止喝下一瓶啤酒，我几乎喝下了两瓶；我几乎把所有的钱全耗在赌场里。

此外，我在旅馆的餐厅里，也跟我的邻座打起交道来，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人，如果不是透过谈话的方式交往的话，相信我对他们会怀有敬意。跟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交谈往往是乏味而令人失望的。而更不幸的是，跟我谈话的陌生人往往认为我是专家，因此他们总避免去讨论文学与艺术，结果我们谈到的尽是无稽之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最具有魅力的人，看来也跟常人无异。

疼痛、坏天气——我几乎每天都得了新的感冒——以及可怕的疗后疲劳——这一连串的痛苦日子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所幸，有一天这一连串的痛苦日子终于结束了。后来有一天，我因疼痛而筋疲力尽，我一直躺在床上，甚至连洗温泉浴也不去，但是仅此一天而已，次日，事情突然大为好转。

转折点的那一日是十分值得回味的，因为那次的转变来得十分突然，十分令人惊喜。一个人如果肯下决心的话，那么即使是在最恶劣的处境下，也可以杀出一条生路来的，这一点我一直深信不疑，即使在我治疗最失望及最沮丧的期间里，即使是在我最消沉的时候，我亦从不怀疑我可以从这泥沼里爬出来。爬起来的过程，缓慢而费力地征服外在世界，逐步地寻求并发现最合理的态度——据我所知，永远是一条可能的路，一种十分有可能、十分值得赞许的理智之路。

然而，我从早先的经验得知，另外还有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途径——那就是运气、恩宠与奇迹。奇迹现在已十分接近于我了，或许我即将脱离苦海了，但这不是靠着理智或自觉性的努力，而是靠着恩宠——而这种东西是我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

有一天，当我再度从恍惚状态中惊醒时，我突然心血来潮，决定继续我的治疗，继续我的生命，当然，当时我的情绪并不很好。我的双腿仍然疼痛，我的背部仍然酸痛，我的颈背僵直，我站起来已感困难，更不用说步行到电梯、到澡堂。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勉强移步到餐厅，心里好生气恼，而且也没有什么胃口，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自己，突然间，我不再只是双脚沉重、面无喜色的矿泉来客而已，突然之间，我同时变成了自己的目击者。

我坐在窗明几净的餐厅里我那个孤单的小圆桌旁，而在同时，我又看到我是如何地坐着，我看到我是如何拉开椅子坐下去的，以及我因坐下来的痛楚而稍微咬一下嘴唇，我看到自己是如何机械地拿起花瓶将它移近一点，我也看到我是如何缓慢而犹豫地从餐巾环上取出餐巾的。此时，其他客人也进来了，他们像《白雪公主》里的小矮人一样地坐在他们的小桌上，随手从餐巾环上摘下他们的餐巾。

然而，来宾黑塞才是我观察的主要目标。一脸严肃但倦容满面的黑塞，正把一点点水倒进他的杯子里，并折断了一小块面包，但这完全是消遣性的动作，因为他既不想喝水也不想吃面包；他喝了几口汤，用灰暗的眼睛扫视餐厅内的其他餐桌，望一下画着风景的墙面，看着侍应生领班匆匆地去餐厅里走动，瞧一下穿着黑色短裙，披着白色围巾的漂亮女侍应生。

现在，不停地注视着我及其他宾客，注视着黑塞在乏味地吃着，他同来的客人也乏味地在吃着的，不是患了坐骨神经痛而在此地作客的黑塞，而是一个相当反社会的老隐士——孤魂野鬼的黑塞——这位诗人，这位流浪的怪老头子，蝴蝶、蜥蜴、古书及旧宗教之友，一个有决心、有力气面对世界的黑塞，这个不愿为填写住宿证明及安全保证所扰的来客。这个老黑塞，这个最近变得相当“消沉”与“陌生”的“我”，现在又再度回来观察我们了。

他观察着，胃口缺缺的客人黑塞有心无意地把弄着叉子，切割着一条美味的鲜鱼，然后面有难色地将鱼肉一片一片地塞进嘴里；他观察到，他木然地将他的杯子与盐瓶移来移去，一会儿把脚从椅子下伸出去，一会儿又缩回来，而其他客人也做着同样无聊的事情；他观察到，虽然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胃口，但是侍应生领班及其他漂亮的女侍应生们仍然十分周到地侍候着这些沉闷的客人；他观察到，在外头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餐厅屋翼的大窗之后，重重云层正从天空飘过。

矿泉里的来客黑塞正举起他的杯子，他只是因为无聊才将杯子举到嘴边，实际上他并不真想喝水，此时，吃着的我与观察的我突然又结合起来，我即刻将杯子放下，因为我内心突然涌起一种想发笑的强烈欲望，一种十分孩子气的欢畅，我突然了悟到这整个状况的荒谬绝伦。在这一刹那的时间里，我从这些充满了面无喜色、生病、被宠坏，以及昏庸迟钝的人的餐厅形象里，看到了它所反映出来的我们整个文明化生命，一种没有强烈冲动，强迫性地沿着固定的轨道行走，且跟上帝或天空里的云层毫无牵连的生命。

在此刻，我想起了与此完全相同的成千家餐厅，想起了室内播放靡靡之声的无数咖啡厅，想起了我们同胞生活上的所有常规……而这些东西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来说，跟我倦怠的手把玩着叉子，跟我茫无目标地扫视着餐厅的无神双眼，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在这一刻里，餐厅与世界、病人与人类，在我眼里，已不显得可怕与悲愁，它们只显得十分可笑而已。你只要尽情地去笑，把符咒打破，把机械性毁掉，如此，上帝、鸟儿及云层，便会从我们荒凉的餐厅里飘过去，如此我们便不再是矿泉餐桌上的孤绝的来客，而是多彩多姿的世界里上市的快乐上宾。

豁然想通以后，我内心突然想爆笑出来，我尽快放下杯子。我花了极大的力气才控制住它，使它没有爆发出来。

这次，我还是成功地控制住自己。我极力保持着静默，我极力按捺住我喉咙里的压力，我鼻子里的瘙痒，我急切地想找个小小的发泄或宣泄口，以免被呛着。当侍应生领班走过来时，在他腿上捏一下不好吗？或是用我的杯子给女侍应生拨一点水不好吗？不，这不行，这种事情是使不得的，正跟三十年前一样。

当我想到这里时，我的笑声已被鲠在喉咙的上方，我开始直视着我的邻桌，直视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的脸，一个面容憔悴的灰发女士，她的手杖靠在她身旁的墙上，她正忙着玩弄她的餐巾环，此时正值席间的空当时间，我们所有的来客皆在利用着我们排遣时间的惯常手段。

一个男士正细心地阅读一分旧报纸，你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心里头早已熟悉这些消息，但是他却一再地在啃着有关总统病况及加拿大一个教育团体的活动报告的消息；一个老妇人正把两包药粉倒进玻璃杯里，这是她准备饭后服用的。她的样子看来有点像神仙故事里，下毒害人的可怕老妇；一个态度优雅而略带倦容的绅士，看起来令人想起了屠格涅夫或托玛斯·曼小说里的人物，举止不俗而面带忧容，正审视着画在墙上的一幅风景画；我仍然最喜欢我们的女道人，她精神甚佳，姿态完美，像往常一样地坐在她的空盘子前，看起来既不愠怒亦无倦容。

餐毕之后，一个旅馆的宾客走过来跟我打招呼，一个态度冷峻而且城府颇深的绅士，他经常递报纸给我且常要强跟我打交道；不久以前，他还跟我长谈了有关学校系统与教育的无聊话题，我漫不经心但十分谦虚地回答了他所珍视的一切原则与观点。现在，这个家伙又像往常一样地从走道上突袭出来，挡住了我的去路。

“日安，”他说，“你今天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当然，我是很高兴。在午餐的时候，我看到云层从天空中飘过去，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这些云彩乃是由纸张做成的，它们乃是我们餐厅里的一部分装饰，我很高兴发现到真正的空气与云彩。它们在我眼前飘走，它们身上并没有价格的标签，它们并没有死亡！你可以想象，我发现到这一点，心里头真是快活得无以复加。毕竟，实体还是存在着，存在于巴登里！这简直是太神奇了！”

这位绅士听到这些话，似乎颇不以为然的样子。

“哦，是么，”他几乎费了一分钟才弄清楚我在说些什么，“那意思是说，你一向认为实体是不存在！这么说，我倒想问你，你所谓的实体是什么意思呢？”

“嗯，”我说，“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哲学问题。但我也可以十分简单地回答你。亲爱的先生，我所理解的实体正如同其他人所谓的自然。我心目中的实体并不是在巴登经常包围着我们的东西，不是有关疗养或病人的故事，不是关节炎与风湿痛之类的老生常谈，不是散步及夜总会，不是菜单或节目表，也不是澡堂里的服务生或矿泉里的宾客。”

“这么说，这里的宾客对你来说便不算实体了？举例来说，像现在正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我——便不算是实体啰？”

“对不起，我绝无意冒犯你，但是事实上，在我看来，你的确不是实体。当你呈现在我面前时，你并没有那种令人信服的特质——真实感——你并不能让我真正觉察到什么、经验到什么，或让我感觉到发生过什么。先生，你存在着，这点我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你的存在并不在我眼睛的时空感的水平上。容我坦白以道，你是存在于纸张、金钱、贷款、道德、法律、智力、尊敬的水平上，你是德性、无上命令、理智的时空伴侣，或许，你所涉及的是无自体或资本主义。但是你本人的确不具有我从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只蟾蜍、每一只小鸟身上所能发现到的那种令人信服的实体。先生，我个人对你怀有无限的敬意与嘉许，我并不认为或怀疑你的不存在，但是我却无法真正经验到你、更不可能去爱你。你跟你的关系与价值，跟德性，理性、无上命令，以及人类一切的理想，是共有此种命运的。总而言之，你真是伟大。我们真以你为荣，但你绝不真实。”

这个绅士眼睛睁得大大的。“现在，如果我在你脸上掴一巴掌的话，那是不是就能使你相信我的实体了？”

“如果你尝试那种实验的话，这对你是绝对不利的，因为我比你强壮，而且，此刻，我已神奇地摆开了一切的道德禁忌；除此之外，即使你提出这个证明也无法达到你的目的。确切地说，我将用一种十分神奇的自我保存工具加入于你的实验，但是你的攻击并不能使我相信你的实体与你的存在，也不能使我相信存在于你身上的灵魂与意旨。”

“你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当然，那给予你某种特权。你似乎十分憎恶智性，概念化的思想，甚至想去攻击它。但是，诗人，这跟你自己所宣称的又如何能配合呢？我曾拜读过你许多文章与著作，但是你说的一套完全与此相反，你所支持的是理性与智性，而非‘非理性’与‘偶然性’的自然，你一再为理念辩论，并认为智性是最高的原则。现在，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呢？”

“哦，我果真是如此吗？是的，我或许是这样吧。你知道，在这方面我一向是很不幸的，我经常自相矛盾。而实体经常是这样的，只有智性与德性不然，你自然也不然，我敬重的先生。举个例来说吧，当炎夏走了一段路之后，我迫切地想喝一杯水，于是我宣称水是全世界最美妙的东西。但是过了一刻钟之后，我却觉得水是全世界最没味道的东西。而这正是我对吃饭、睡觉、思想的感觉方式。我跟所谓‘智性’的关系，正如同我对吃饭或饮水的关系一样。有时候，我觉得世界上最不可缺、最能吸引我的东西莫过于智性、抽象化、逻辑、理念。但是当我满足了这种需要并渴求相反的东西之时，一切智性之物之于我正如同腐败的食物一样，令我厌恶异常。我从经验中得知，这种态度是反常，而缺乏明确性质的，而事实上也是不应该的，但是我却无法理解它为何不合常理。因为正如我必须经常轮回于吃饭与斋戒、睡眠与不眠之间一样，我同时必须游移于自然主义与智性主义、经验界与柏拉图主义、秩序与革命、罗马公教主义与宗教改革精神之间。当然，我承认，一个人终其一生必须能不断地崇尚智性、轻蔑自然，必须永远具有革命性而不可保守等等，自然是合情合理，而且十分稳当可靠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却认为这种态度简直是要命、疯狂，令人厌恶的，这就好像一个人活着只是为了吃饭和睡觉一样。然而，政治与知识、宗教与科学的一切派别，皆一无例外地建基于——视此种疯狂行为为合理、为自然的先决条件上！

“先生，你也认为，在某一个时候，我狂热地爱着智性，并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我又极度憎恶它、贱视它，而思以自然的率真与丰饶代之——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是不当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认为自然的东西是没有个性的，健康而自明的东西是不能见容于世的？如果你能将这一点清楚解释给我听的话，那么我将欣然在口头上及文学上坦白承认，在全部的论点上，我都被你击败了。我将尽可能地承认你的实体，我甚至愿意将全部的实体光圈借给你。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根本就无法解释清楚！你现在站在这里，在你的背心底下无疑存在着你所吃下的饭菜，但是你背心底下却没有心灵，在你伪造得很精巧的头颅里，无疑存有智性，但却没有自然性。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东西像你这么不真实得那么可笑，你这个风湿痛病患，你这个矿泉里的来客！你的纽扣口里泄出了你的长篇大论，你的缝口洋溢着智力，但是你的心里除了白报纸与关税表格、康德与马克思、柏拉图与税表之外，却空无一物。我一出拳，你就完蛋！如果我一想到我心爱的东西，那怕是一棵黄色的小樱草花也好，你的实体便完全消失了！你不是东西，你不是人类，你只是一种理念、一种贫瘠的抽象体。”

当我握紧拳头、伸出手臂，以便向这个家伙证明他的“非实体性”时，我已变得十分激动，虽然我的情绪尚佳，我的拳头直向他挥出去，但他却不见了。

当我放下拳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离开旅馆正走向空旷的河堤，我一个人站在美丽的树木底下，河水潺潺而流，似在低鸣。此时，我再度狂热地爱上了智性的对极，我内心里头如醉如痴地爱上了愚蠢的、了无章法的机缘世界，爱上了阳光的照射与地上的阴影之交运，爱上了流水多彩多姿的节奏。啊，我依稀地记得这些节奏！我记得有次我曾在印度的一个河床上，我曾与一个老渡船夫并坐而谈，他的名字我已不记得了，那像是千年以前的事情；那时，我对全一理念的沉迷程度，绝不下于多边性与偶然性的运作。我想起了我心爱的人，想起了她的耳朵躲在她的耳际里偷窥着外头的情景，此时，我真想摧毁我建立在理智与理念上的一切祭坛，为这个若隐若现的神秘耳朵，建立一个新的祭坛。世界的本质是统一性的，但是它的表现却是多样性的，美仅存在于暂时性状态之中，而恩宠只有罪人才能体验得到，那对美丽的耳朵，正像爱色斯27、护持神28或者莲花一样，可作为极好的象征与“圣征”。

一般来说，要获得救赎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义者所采取的“正义之途”，另外一种是罪人所采取的“恩宠的途径”。我是一个罪人，而我却错误地企图以正义之途来达到救赎。也因此，我一直未能成功。正义之途对于义者犹如甜奶，但对于我们罪人却犹如毒药，它使我们心怀恶意。但是我却注定要一再地犯着这种错误，正如在智性方面，我这个诗人注定必须不断地重新努力，以思想而非以艺术来克服世界一样。我不断地孤军奋斗，长途跋涉，力图以理智克服困难，但是最后我得到的却是痛苦与混乱。但是这种死亡往往伴随着再生，我经常灵触到恩宠，而痛苦与混乱也不再令我觉得可怕了，如此一来，错误的途径往往有益于未来的借鉴，失败的滋味往往变得极其珍贵，因为它们往往使我回返赤子之心，使我重新经验到恩宠。

如果我们不要把《新约》里的话当作是诫命，而当作是有关我们灵魂秘密的一种深刻智慧的话，那么它所说过最具智慧的一句话——有关生活艺术与幸福的追求的一个简短陈述——乃是“爱邻如己”，而这句话在《旧约》里亦可找到。如果一个人不能爱邻如己的话，那么他便变成一个自我主义者、逐利之徒、资本家、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可以获得金钱与权势，但是他却无法获得一颗真正快乐的心灵，因为他已背离了我们灵魂中最优美、最甜美的喜悦。

或者，如果我们爱邻人甚于我们自己的话——那么他便变成一个充满自卑感的可怜虫，他渴望着去爱每一种东西，但对自己却充满着怨怼与不满，他活在一个作茧自缚的世界里。

而在另一方面，爱的平衡、爱的能力，不假他求而能爱自己、不减损对自己的爱而能去爱别人！一切幸福、一切福泽的秘密，皆存在于这句名言里。如果深入去探讨的话，我们可返诸印度方面去求其真义：爱你的邻人，因为他就是你自己！

一切的智慧都是如此单纯的，它们很早以前就已经如此适切而清楚地表陈出来！但是它为什么仅在偶然的时候，仅在美好的时日里，才属于我们，而非永远属于我们呢？

回首前尘

当我写到这最后几页时，我人已不在巴登了。我——脑袋里充满着新的计划与新的打算——已再度回到我的草原，再度回到我孤独的隐居之所了。感谢天，黑塞，这温泉疗养客，现在已经死了，他现在已不关我们的事了。现在的他已变成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黑塞了，现在的他当然仍患有坐骨神经痛，不同的是，他现在患有坐骨神经痛，而不是坐骨神经痛盘据着他。

当我离开巴登之时，这离别事实上是相当困难的。我已养成了对一切人与物的热情，而我现在却必须切断这种深情——我必须与我的客房、我的主人、河堤上的树木、悉心治疗我的医生、我喜爱的貂鼠，漂亮而亲切的女侍应生罗丝丽（Rosli）、杜鲁蒂（Trudi）及其他人，赌厅、许多同病相怜者的面孔与身影……断绝关系了。

再见吧，态度友善、性情和善、热心助人的热疗机助手们！再见吧，荷兰的女巨人，还有你，一头金发的凯塞琳！

我跟海立根霍夫旅馆主人的离别之情尤其令人回味。他笑着听我的致谢，我对他旅馆的溢美之辞，然后问我，医生给我治疗得怎么样？当我告诉他说，医生对我的病况赞扬有加，我有完全治愈的希望，因此现在我可以信心十足地离开巴登时，我的主人却神秘兮兮地笑起来，他用友善的姿态将手垂在我肩上：“是的，你可以信心满满地走你的路。我衷心地祝贺你。但是，听着，有些东西或许你不知道：你会再回来的！”

“我会再回来？回到巴登？”我问道。

他大声地笑着：“是的，不错，是的，不错。他们全都会再回来，不管是否治愈，迄今为止，每一个人都已回来过。下回你也会变成常客。”

我并没有忘了那个临别之言。或许，他说得对。或许，他日我会再回来，而且或许会回来许多次。但是下次回来时，我跟这次一定不一样。我会再度洗温泉浴，我会再度接受电疗。我会再度吃得饱饱的，我会再度开酒戒或赌戒，我或许又会觉得垂头丧气，但是一切的一切皆会跟现在完全不同，正如我这次回到我的荒郊野外，会跟我先前的每一次不同一样。

从细处来看，每一件东西都是相同的；从整体来看，每一件东西皆是相似的。然而，每一件东西都是新而不同的，因为高居其上的星星并不相同。因为生命并不是一种计算，它不是一种数学的总和，而是一种奇迹。因此终我一生，每一件东西皆卷土重来，同样的需要、同样的欲望与喜悦、同样的诱惑，不断地干着同样愚不可及之事，重遇着相同的境遇，然而，它却永远是一种新的游戏——它永远令人感到美丽、危险与兴奋！

如果将来某个时候，我回到了巴登，我将会浸在温泉水里，但是我的感觉将有所不同，我与我邻居的相处态度也将不同，我将会有不同的忧虑与不同的游戏，而我写下来的东西也会有所不同。我会犯下新的过错，我会以新的方式去寻求上帝，但是我确信，我这个行动、思想、生活着的人，必将认识它的真面目。

如果要对我在巴登的生活作一总结，作最后的一瞥的话，那么它至少有一不满之处、有一美中不足之处、有一可悲之处。此种悲哀并不在于我的愚昧、我缺乏耐性、我的神经质、我轻率的判断；简言之，不在于任何我个人的不当与失败，事实上，这种缺憾乃是生为人类所不可免的。不，我的悲哀、空虚与痛苦是在文学方面的——我无法真实而坦诚地将生命——甚至是生命的一小部分——记录下来。我必须承认，我所感到苦恼与羞愧的不是我的罪恶与缺憾，而纯然在于我表现实验的失败，在于我文学造诣的贫瘠与匮乏。

事实上，这正是我失望的根源。或许，我可以用一种明喻来加以说明。

如果我是一个作曲家的话，我将可以毫无困难地谱出一种具有两种声音的曲调，一种包含两线音调，两列音调的曲调，以及两种可以彼此互通、互辅、互对、互限，但彼此之间却具有一种最深切的相互关系与交互效果的音符。任何会读乐谱的人，皆可以读通我的双重曲调，从每一种音调里，看懂并听出它的“反调”——它的兄弟、它的敌人、它的对极。

而我想用自己的媒体——我自己的文字——将之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双重声音、双重乐章，此种不断前进的对比，我奋力以试，但始终未能成功。我个人常认为，生命的真谛即在于此，在于这两极的起伏，在于世界这两个基柱的交动。

我总认为，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罪恶与圣洁，经常在暂时之中成其对反，但是它们亦不断地彼此交会。对我来说，人类最高超的金玉良言却是这寥寥数语，这寥寥数语用神秘的象征将此种二分性表达出来，在这些神秘的隽语与譬语里，伟大的世界对比同时被视为是必要性与幻影。

中国的老子曾以短短数语道出了生命的两极——在一刹那之间彼此灵触。而耶稣许多话里，甚至更高超、更简素、更浅白地道出了同样的奇迹。

我常觉得，千百年来宗教、教言、心理学一直力图明示善与恶，是与非的学说，且不断以更微妙、更严格的方式对正义与服从作更高的要求，但其最终达于极点所获致的神奇洞识往往是——在上帝的眼中，一个忏悔的罪人，其价值往往高过99个正义之士。

或许我们当今世界的不幸就在于此——世界上最高的智慧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但是一般汲汲于名、孜孜求利的苍生却视若无睹。如果一个人能穷数年之功，甚至不惜冒生命之险去捕捉这些珍贵的真言，一如他追求生命中的其他事物的话，那么他最后将会有不虚此生之感。

而这正是我个人的问题与困境。

这方面我一向说得多做得少。我一直未能成功地将生命的两极结合在一起，也未能谱出生命乐章的二重声音。但是，我将永远听从我内心的呼唤，永不放弃这种努力。而此正是推动我小时钟的主要源泉。

《荒原狼》

《乡愁》

《彷徨少年时》

《漂泊的灵魂》

《流浪者之歌》

《在轮下》

《生命之歌》

《东方之旅》

《读书随感》

《孤独者之歌》

《美丽的青春》

《玻璃珠游戏》

《艺术家的命运》

《知识与爱情》

这部《孤独者之歌》（又名《黑塞自传》）共收十二章，包括《一个魔术师的同年》《学校生活记趣》《我的外祖父》《往事追忆》《忆印度之旅》《纽伦堡之旅》等，可以说是了解、认识黑塞那颗炽热又复冷静的心魂最佳的告白。黑塞曾于一九四六年荣获歌德奖，同年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罗曼·罗兰称誉：“黑塞的人生态度是歌德似的，新德意志精神的复兴基础即奠基于此。”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

1877—1962，德国文学家、诗人、评论家。出生于南德的小镇卡尔夫，曾就读墨尔布隆神学校，因神经衰弱而辍学，复学后又在高中读书一年便退学，结束他在学校的正规教育。日后以《彷徨少年时》《乡愁》《悉达多求道记》《玻璃珠游戏》等作品饮誉文坛。1946年获歌德奖，同年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他的世界声誉达于高峰。1962年病逝，享年85岁。黑塞的作品以真诚剖析探索内心世界和人生的真谛而广受读者喜爱。

一生追求和平与真理的黑塞，在纳粹独裁暴政时代，也是德国知识分子道德良心的象征。

蔡伸章

中国台湾人，毕业于文化大学哲学系。译有《未来的冲击》《文学评论精选集》《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巨变中的世界》等数十个作品，现专事译述工作。

[1]斯华比亚（Swabia）：昔为德境西南部之一公国，现为保伐利亚之一区。

[2]欧迪色斯（Odysseus），出自希腊神话，以撒卡城邦（Ithaca）国王，曾参加特勒城（Troy）之包围战，回程中发生许多冒险故事，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之主角。一般通称为优力西思（Ulysses）。

[3]费顿（Phaëthon），出自希腊神话，为太阳神Heios之子，曾驾驶其父的日轮马车，几将地球毁于大火，幸宙斯放雷电杀之，方免其祸。

[4]伊卡尔斯（Icarus），亦见希腊神话，为Daedalus之子，以装蜡之翼逃出克里特岛，因过分接近太阳，其翼为太阳火团所融，坠海而死。

[5]坦塔勒斯（Tantalus），出自希腊神话，为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而被贬，站立于齐颚之水中，渴时欲饮而水下退，饥时欲摘头顶树上累累之果而树枝上升，乃不得饮食。

[6]诗灵（Parnassus），希腊南部之山名，为古希腊祭阿波罗及缪斯之灵地，为希腊传说中的诗人之山。

[7]《地精》（Gnome Das Sturttgaiter Hutzelm.nnlein），为莫里克（Eduard M.rike，1840～1875）所著的小说，相传地精是居住在地下保护珍藏之小神。

[8]《格林·汉尼希》（Green Heinrich），为德国小说家果特菲·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的作品书名。

[9]《沙金根的号角手》（Der Trompeter von S.chkingen），是一首感伤的抒情诗，作者为谢菲尔（Josef Victor von Scheffe，1826～1886）。

[10]霍德林（H.lderlin）后来才完全完成了这首诗，并题之为“面包与美酒”。

[11]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纪元前一千年左右之波斯宗教家，为波斯回教祆教之创始人，亦作Zoroaster。

[12]克莱斯特（Heinrick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戏剧家。

[13]霍夫曼（Ernst Theodor Wilhelm, Hoffmann 1776～1822），德国音乐家、作家兼画家。

[14]史迪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58），奥地利作家。

[15]爱森道夫（Joseph von Eichendorlf，1788～1857），德国浪漫派诗人。

[16]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Ludenorff，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名将。

[17]瓦克洛德（W.H.Wackenroder，1773～1798），德国文学家。

[18]德勒斯登（Dresden），德国Saxony邦首府，其附近以产陶瓷著名。

[19]杜瑞（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兼木刻家。

[20]蒲拉克西蒂利（Praxiteles），公元前第4世纪之雅典雕刻家。

[21]汉密士（Hermes），见希腊神话，为司道路、科学、发明、口才及幸运等之神，并兼宙斯及其他众神之使者。

[22]格罗辛（Groschen），德国的货币单位，相当于10个芬尼。

[23]殷嘉定（Engadine）事件是本文作者（黑塞）给他朋友的一封公开信。

[24]滴漏（hourglass），又称曳漏，为一种计时器，盛沙或水银于玻璃器中，下有小孔，可使所盛之沙或水银恰于一小时流尽。

[25]雷诺瓦（Pierre 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画家。

[26]山丁（centime），法国或瑞士所用之钱币，其币值相当于1%法郎。

[27]爱色斯（Isis），为埃及神话中司丰饶之女神。

[28]护持神（Vishnu），为印度教三大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