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经典
053

〔意大利〕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著
王　坚　译　刘训练　校

圭恰迪尼格言集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圭恰迪尼格言集/（意）圭恰迪尼（Guicciardini，F.）著；王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

书名原文:Francesco Guicciardini：Ricordi

ISBN 978-7-5447-2855-3

Ⅰ.①圭…　Ⅱ.①圭…　②王…　Ⅲ.①圭恰迪尼（1482～1540）－哲学思想　Ⅳ.①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9929号

书　　名　圭恰迪尼格言集

作　　者　〔意大利〕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译　　者　王　坚

校　　订　刘训练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胡慧华　孙晓彬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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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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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8

字　　　数　81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855-3

定　　　价　1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说明

本书正文依据以下英译本译出：Francesco Guicciardini, Maxims and Reflections of a Renaissance Statesman （Ricordi）, translated by Mario Domandi; introduction by Nicolai Rubinstein, New York: Harper＆amp; Row, Publishers, 1965（该书译自意大利文版Opere inedite di Francesco Guicciardini, ed. Giuseppe Canestrini, Firenze, 1857, Vol. 1, pp. 81—224：“Ricordi politici e civili”），“英译者序”即取自该书。

本书正文C辑在翻译时，还参考了：Francesco Guicciardini,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Cecil Grayson; translated by Margaret Gray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该书《格言集》部分主要依据Spongano编辑的1951年佛罗伦萨Accademia della Crusca版译出）。“圭恰迪尼的生平与著作”即取自该书的“导论”。

本书偶尔也参考以下两部早年的英译本：The Maxims of Francis Guicciardini, translated by Emma Martin, London, 1845；Counsels and Reflections of Francesco Guicciardini, translated by N. H. Thomson, London, 1890（这两部英译本很容易找到网络电子版）。

圭恰迪尼的生平与著作
塞西尔·格雷森（Cecil Grayson）

1494年，当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侵入意大利时，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成为稳定与繁荣黄金季节的“豪华者”洛伦佐（Lorenzo the Maganificent）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三十多年下来，意大利成为他国势力逐鹿的对象，也做了教皇与君主们野心和阴谋之下的猎物。这场“悲剧”演出到最后一幕，罗马遭洗劫（1527年），佛罗伦萨共和国走向终结（1530年），在查理五世手上，神圣罗马帝国（以下均简称为帝国）大业卒得以完成。历经诸般繁复而又时常激烈之变动，受此磨练，近代第一位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与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亦一起呱呱坠地。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两人都是佛罗伦萨人，而且均在意大利军事、外交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他们的人生之路各有交叉，并因为相互赏识、共同关注意大利福祉而结为好友，但是，论起两人的角色与个性，却存在广泛的差异。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似乎就是为权力与责任而生。他生于1483年，出身于一个古老而丰裕的佛罗伦萨之家。他的家族与当权的梅迪奇关系密切，并且频繁地在政府任职。圭恰迪尼很走运，因为他父亲皮耶罗避免对人做政治承诺，所以历经1494年梅迪奇被逐、萨沃纳罗拉共和国（Savonarolan Republic, 1494—1498）时期、对共和国（皮耶罗曾对之寄以同情）的反对、1512年梅迪奇复辟，他都能幸存下来，从未失宠。圭恰迪尼接受早期教育，并在佛罗伦萨、费拉拉（Ferrara）、帕多瓦（Padua）学习法律，就主要是在这段时期内完成的；与此同时，比他大14岁的马基雅维利，已经担当服务国家的大任，做了驻法兰西、切萨雷·博尔贾（Caesar Borgia）和罗马的使节。

1503年，圭恰迪尼碰上一个机遇，可以去做教士，而且可能“成长为教会中的要人”，但他父亲反对他走这条路。从圭恰迪尼自己的《回忆录》（Ricordanze）——这是一本描绘他个人职业、事务的日记，也是了解其早年生活的主要材料来源——所表现出的态度看，显然他的动机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要做大官、建伟业。他父亲向儿子讲是非，不许儿子这样做，因为他不愿让“子嗣中有一人为贪慕高官厚禄而去做教士”。圭恰迪尼读完博士后，开始从业做律师，并任大学讲师（1505—1506年）。这时，他渴望与亚拉马诺·萨尔维亚蒂（Alamanno Salviati）的女儿玛丽娅（Maria）结为伉俪，因为他们那个家族有钱有势，能对他以后的事业发展大有帮助。在这件事上，他父亲的提醒成了耳边风。《回忆录》中的记载表明，圭恰迪尼为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这一步棋倒是没有走错。此次结合，给他带来了不少委任状，还有诸多其他回报，并且帮助他在佛罗伦萨社会及各种交际场合中表现得老练成熟，从而为下一步进入政界开启了大门。他得意洋洋地记述了自己如何被选任到各种与法律有关的职位上，这些官帽背后自然跟着高薪，但使他最为得意的是戴上官帽后，他就能在博士同侪中鹤立鸡群。他还得意地讲自己参加参议会时，是屋子里面最年轻的成员；又讲到与竞选对手相比，他得着了更多的票数。他并不看低金钱上的回报。相反，在《回忆录》中，他宣称自己对财富的关注是持续的，对收支状况，也总会多留几个心眼。这些都是对其个性中若干侧面的最佳写照：对权力和位置看得极重；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标志，也决不放手。在他那个年代的佛罗伦萨社会，要做这样的成功者，以法律为职业，自然是最适合不过了；而且，与萨尔维亚蒂结盟，也最能让他得势。因此之故，1509年，他岳父49岁便早早谢世一事就无异于是对他的狠命一击了——“靠了他，我才积累起如此多的资本”。

不过，这场变故并没有打断他进取的雄心。1511年，他28岁，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国王斐迪南（Ferdinand）宫廷的大使。这个决定委实难下：放弃他那正如日中天的法律工作，或许是无益的；要么就接受委任，体面地到那个天主教徒君主的宫廷里去任职？荣耀，还有丰厚的金币薪酬，魅力无可抵挡。于是，他于1512年1月29日出发，从陆路经阿维尼翁（Avignon），耗时两个月，抵达布尔戈斯（Burgos）。他做了为期两年的大使，不过外交上很难说有什么成就。他们交流的节奏太慢，总是赶不上事情变化的步伐。1512年8月，佛罗伦萨爆发了一场革命：依附于法兰西老盟友的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政府倒台，梅迪奇复辟。表面上，这场复辟打的是梅迪奇的私人旗号，实际上，他们却是与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神圣同盟联手而来。圭恰迪尼抢先一步跑到国外而得以躲开的危险，就这样登场了。不过，他却由此而得以显贵。在他离开的期间，前度委任他的政府已经被梅迪奇取而代之，但他却以家族传统智慧，又得到了梅迪奇的宠幸。他回国后，经验与钱财两丰收，即使是更为重要的职位，也能胜任了。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乔瓦尼·德·梅迪奇（Giovanni de’ Medici）当选为教皇利奥十世；圭恰迪尼回国不久后，父亲即去世。这对于圭恰迪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对父亲衷心地热爱、崇敬，所以后来在《回忆录》中，他难得一见地为此抒起情来。不过，利奥的上台，对他来说，却是一件难得的好事。这对他此后很多年里的职业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514年早些时候，他回到佛罗伦萨，便重操旧业，开始将自己积聚下的财产投资于家室及其它业务，并为日渐扩大的家庭预算做准备。他被委以重任，出任政府要职，除1514年一度被冤枉外，一直受到梅迪奇的宠幸，并最终于1516年6月得到教皇的任命，成为摩德纳（Modena）总督。1517年7月，他还被补授为雷焦（Reggio）的统领。这些市镇本是1512年从费拉拉公爵（Duke of Ferrara）手上抢来的，现在成了教会的地盘。对圭恰迪尼来讲，这些地方的境况真是一个挑战——派系斗争造成的分崩离析，武装团伙的遍地施虐，以及经济的凋敝，这些都需要由一个铁腕人物来收拾。圭恰迪尼对这些重任应付裕如。他正派而不留情面，在那里铲除嗜血的争斗，去纷扰，存秩序，使得敌人惧、人民敬。1521年，教皇与皇帝查理五世一起，对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打了一个胜仗；教皇吞并帕尔马（Parma）后，也将它划归到圭恰迪尼的管辖范围之下。圭恰迪尼赶到那里，正是时候。在他主导下，跟法兰西打了一场著名的保卫战。主持这次战事，后来还被他认为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有光彩的成就。这一年，利奥十世谢世，当选为新教皇的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Ⅵ）让圭恰迪尼继续留任。1523年，朱里奥·德·梅迪奇（Giulio de’ Medici）在阿德里安之后即位，是为克雷芒七世（Clement Ⅶ）。他将圭恰迪尼提升为罗马涅地区（Romagna）最高长官。这样，圭恰迪尼就成为教皇国中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以北的实际统治者。

诸如此类的任命，给了圭恰迪尼梦想中的荣耀与财富。他肩负重任，君主气派十足，而且有名有实。他发出的话，在一大片土地上，就跟法律一样。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再没有一个佛罗伦萨人，能在这么些年里，得到如此光荣伟大的驻外委任；几代人里也不会再有这种事了。后来，人们尽管对他多有指责，但是，他却从来不曾为谋取私利而滥用职权。他积聚的财富，都是取自正道。他在罗马涅地区给人的印象，和在其它地方一样，于公于私都绝对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正派人士。

在那些年里，他结识了马基雅维利。后者于1512年丢官，又慢慢地与“梅迪奇家的君主们”重建联系。他已经写出了《君主论》和《李维史论》（The Discourses），现在正忙于撰写梅迪奇吩咐他的佛罗伦萨史。卡尔皮（Carpi）托钵修士的寒酸使者，与梅迪奇教皇治下北意大利有权有势的世俗代理，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谓天上地下。然而，他们的结交却是迅速而持久的。他们口头交流过对意大利与欧洲政治形势的看法后，又继续通信。马基雅维利活力十足而又幽默诙谐，他给稳重端庄而不苟言笑的圭恰迪尼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嬉闹活泼。他们两人一起，跟托钵修士玩了一个恶作剧；对马基雅维利戏剧《曼陀罗花》（Mandragola）的头一个版本，圭恰迪尼还负起了责任，并打算与马基雅维利合作，在法恩扎（Faenza）将它搬上舞台。

在那些年月上演喜剧，可不太合适。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争斗日趋白热化，以至于生性犹疑的克雷芒七世，也不得不在两军争锋中做出痛苦的选择。他们的较量，始于1521年，但似乎到历时长久的伦巴底（Lombard）一役，帝国军队在帕维亚（Pavia）之战中生擒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后，才得以告一段落。这里没有什么可含糊的，不过，法兰西国王将会信守承诺了要给他豁免权的马德里条约；倒是克雷芒在圭恰迪尼挑拨之下采取的行动，最终加速了意大利毁灭性灾难最后一幕的到来。帝国势力在意大利的增长，让教皇慌了神。教皇召回圭恰迪尼，让他到罗马来做自己的顾问，在其建议下，教皇还组建了科尼亚克同盟（the League of Cognac, 1526年5月），与威尼斯、米兰，还有弗朗索瓦一世一道，共同反击查理五世，以将帝国势力赶出意大利。圭恰迪尼被委任为教皇的副手，到了驻伦巴底同盟军的军事统帅乌尔比诺公爵（Duke of Urbino）手下。圭恰迪尼希望速战速决，结果公爵拖泥带水，致使战役大败亏输。罗马反遭攻击之后，教皇被逼无奈，只得签下停战协定；不过，他接下来并没有遵守它。他重新攻打那不勒斯，结果却又被迫另签一个停战协定，并解散了他的部队。与此同时，在北边的帝国军队在波旁（Bourbon）率领下，开始向南进军。深信停战协定的克雷芒，并不如圭恰迪尼那般惊慌。后者调谴同盟军去保卫佛罗伦萨，他们及时赶到，制止了一场针对反梅迪奇统治初发叛乱的残酷镇压。但是，波旁却绕过了佛罗伦萨，他在同盟军的尾随之下，一路畅通无阻，麾师罗马。在罗马，教廷的兵力根本不足以阻挡其进军，所以尽管波旁授首，他的部队仍得以进城，并肆行劫掠（1527年5月）。

罗马遭洗劫、克雷芒囚于圣安杰洛（Sant’ Angelo）城堡之后，紧接着的是梅迪奇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共和国以尼科洛·卡波尼（Niccolò Capponi）为正义旗手（Gonfalonier），重新开张。这些变故下来，圭恰迪尼的事业一落千丈：他不做罗马涅地区最高长官，做了克雷芒的大臣；他想出妙计，组成联军，结果却主要因为乌尔比诺公爵的无能与克雷芒的蠢行，终致灰飞烟灭。历经11年长期在外的梅迪奇宠臣生涯之后，他现在几乎已是别无选择，只得回到这个刚刚轰走老主人的城市里，做一个布衣公民。尽管他仍有望可以去影响新政府，而且他与卡波尼关系也不错，但是，想在这时再得到善待，却只能是奢望了。陷入困境当中的他，显然再也无暇来为马基雅维利之死（1527年6月）伤感。和其他往日里支持梅迪奇家族的人一样，他现在苛捐杂税缠身，之前在罗马涅地区精心储备起来的金币，亦被盘剥一空。他还被召去，对佛罗伦萨为同盟军提供的支出做解释。在官方的质问下，他终得以洗清侵吞公款的污名。尽管他还在为教皇的康乐而忙活，并期盼重返罗马涅地区，但无可掩饰，事实却是他已经从显赫、有权有势而受宠的人上之人，沦落为一个置身于对他充满敌意的社会之中，且实际上处于无业状态的公民了。

在斐洛切托（Finocchieto）的庄园里，圭恰迪尼对自己命运的急转直下做了反思。他是为躲避一场突发的瘟疫来到这里的，他的一个女儿于此时去世，也让他备感神伤。他在一封慰藉信中对自己的成败得失重新做了评估，并虚拟了一份写自己和自己在佛罗伦萨政府前所作所为的控辩报告，聊以自慰。往事如烟，回想起来，怅然若失。当他沉思、玩味并琢磨起自己的钱权两失、与克雷芒共同进退，以及那条关于同盟军的毁灭性建议时，宗教和哲学都不能成为安慰他的好药石了。一切的一切，尤其是那条同盟军的建议，成为他良心上的最大负担。因为正是这条馊主意，使得尽人皆知，全意大利现在都陷入了至为凄惨的境地，而他自己，也做了自身雄心的牺牲品。

之前，政治活动是圭恰迪尼的全部生命；现在，他几乎从中全身息影。他新近到手一个新庄园，该园位于圣玛格丽塔（S. Margherita），名为蒙蒂奇（Montici）。在这里，圭恰迪尼开始为写作佛罗伦萨史收集材料。他上溯到1375年，以之为开端，然后从编年史家及其他诸子百家中广为取材，并做精心汰选。后来，他放弃了这部作品（发现于近年间，并被赐名为Cose fiorentine），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部视野更为广阔的史书。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将自己的沉思予以笔录或重写，并以《格言集》（Ricordi）为题，流传至今。圭恰迪尼并不打算将这本书公之于众，但他记下了自己的体察与教训——多年来，他一直为此笔耕不辍，现在，他的人生经验已臻于炉火纯青，于是又将它们重制或提纯。1530年，当圭恰迪尼为这些格言做了“最后的”增补和重订之后，他的境况又起了变化。

1528—1529年间，佛罗伦萨与教皇的关系恶化。当查理五世最终战胜了同盟军后，克雷芒与他签了一个合约，要把梅迪奇重新扶上佛罗伦萨政坛。那时，反梅迪奇党人不顾迫在眉睫的危险，反而愈加盛气凌人。谣言传来，要将圭恰迪尼打入大牢，或是流放。1529年9月，帝国军队在奥伦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率领下，进军佛罗伦萨城；与此同时，圭恰迪尼选择了自愿流放。佛罗伦萨打算抗战到底，于是，永垂史册而壮烈非凡的围城之战便开始了，它出人意料地持续了近一年之久。当时，圭恰迪尼前思后想，内心激荡，好生矛盾。对佛罗伦萨人认他为反贼，他心中愤懑，恨不得把教皇引进城来，替他报仇雪恨；不过，他对佛罗伦萨自由政府又毕竟颇有好感，有心回护，故而取舍难定。他在里米尼（Rimini）碰上了克雷芒，于是居中说项，请其许佛罗伦萨大使以优越的投降条件。然而，这不过是白费心机而已。顽固的佛罗伦萨政府不但不领圭恰迪尼的情，还将他传讯，让他到法庭上去应对合谋反对国家的指控。1530年3月，他遭官方放逐，家产充公。这样一来，虽然之前要投靠故主，他心中犹有疑虑，但到现在，去和罗马的克雷芒结为一体，却再也不必顾忌什么了。

这一年，经历这种种世事之后，圭恰迪尼又给他的《格言集》添加了一些新的体会，还删节了许多其他的内容。这本书，以其对人之本性及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的深入思考，与对圭恰迪尼本人处世哲学及所作所为的深刻反映，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自百余年前，它第一次全文出版以来，有人对之赞不绝口，也有不少人对之心存反感。后面这种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不满圭恰迪尼在佛罗伦萨历史上后来某个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对他产生成见，也有一定关系。除此以外，他冷酷的现实主义，他的汲汲于名利，以及他在宗教虔诚、个人伤感和脉脉人情味上的明显缺失，也表明他是一个只受理性算计及宏大欲念支配的人；这样一种个性，并不受人欢迎。在《格言集》中，那些直白而又时常带着箴言式简洁的话，确有可能给人造成上面这种印象；不过，它却常常掩饰了那些天生不信任个人情绪而喜欢约束之、且如无必要永不言弃的人心中的真实张力。圭恰迪尼笔下的体会与“警句”，与其友人马基雅维利写的东西（尤其是《君主论》），在很多地方恰成一致。由此，他还曾经被认定为“第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基雅维利以其热情洋溢的现实主义，抵消了上述特性；这还给他带来了十足的魅力，尤其在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当中更是如此（今天对我们来说，亦如此）。他和圭恰迪尼两人的共同特色证明：他们的时代，佛罗伦萨的特殊状况，还有梅迪奇，赋予了他们（或许还有更多人）颇相类似的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因此，把《格言集》放到那段风云激荡的时代情境之下，并考虑圭恰迪尼在当时政局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不是以此作为衬托，而是以之为必不可少的钥匙来阅读并评鉴，就比什么都更重要了。他的格言集，应当被视为是作者在不同时间、思考不同问题时做出的一系列私人评论，而不应被看做一个有系统或是哲学性的完整有机体。这中间，除了某些圭恰迪尼有意为之、从不回避的前后矛盾以外，它们描绘他的个性、观点，呈现出极为连贯的图景。对其主要特色，上文已经有所触及；但仍有一些，还得继续说说。

从圭恰迪尼的某些论道中推出他不关心伦理道德与宗教事务，或是想将公共行为与道德原则分家，却是错误的。他独特的经历，不断地使他要去面对怎么处理道德与成功之间关系的问题。马基雅维利从来没有像他那样位高权重，所以在这一点上，还颇有不如他之处。圭恰迪尼做了教皇治下的总督，引导他的其实正是他自身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还有正道直行的想法。不论在《格言集》中，他有没有直接说破这层意思，总之，在全书中，这些理念却是贯穿始终的。当然，他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都强烈地认识到，仅有德性还不够，邪恶与无知常常得势；而且，即使是至为正义的事业，也可能因为运气太坏而遭损毁。这些认识，使得圭恰迪尼常常聚精会神于权宜之计，或是那些为了生存和成功而有必要去做的交易。在一个并非人人都是好人，欺诈或许比诚实更能使人得利的世界里，那些想要发达或是做统治者的人，选择总是有限的。对德性、事功均不想放弃的人，意识到个中困境，心中不免一边充满悲悯，一边却丝毫不减其现实主义的目光。

马基雅维利坚信，博通古今，即可找到人类历史的某些典范，并能使政治生活臻于完美；圭恰迪尼却绝无这种自信，对以通则或先例来决定人的行动，他不以为然。在《格言集》中，他一再拒斥以罗马为范例（见C辑第110条）、以逻辑推演来预测世事（见C辑第114条，亦参见C辑第182条）、假想中可以之衡量万物的同一标准（见C辑第6条），显然，这都是在有意暗指他的朋友。在他看来，与此相反，天下万事，都只能日渐一日，凭借个人经验赋予我们的洞察能力与先见之明，而不能凭借书本来予以解决。这种不同，理所当然，应该视为这两个佛罗伦萨人之间根本的差异：他们一个秉承了15世纪人文主义的特色，对人的能力持宽泛的理想主义看法；另一个则面对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从文艺复兴到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这一时段——产生了人力有限的见解。

《格言集》中出现的这种差异，更明显地可见于圭恰迪尼的另一部作品——《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的评论》（Considerazioni intorno ai Discorsi del Machiavell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Considerations on Machiavelli’s Discourses on Livy）。这部书是他在罗马时开始写的，最后未成全璧。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共和国深为激赏，并且深信人性不会变，历史会不断重复，通过考察过去，尤其是罗马的过去，就可以为任何现有的政治问题提供借鉴。受此激发，他作《李维史论》。尽管他也坚信，有时由一个强人来统治，确有必要，但是，他却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共和主义信念，并对大众政府信心十足。对马基雅维利的这些看法，圭恰迪尼的《评论》虽然在很多地方是同意的，但是，他所表达的信念却几乎与之全然相反。他对政治上的一般法则，总是狐疑不信的。马基雅维利划上等号的地方，他偏分得清清楚楚；马基雅维利从历史上找出的典范，他要使之土崩瓦解，站不住脚；对马基雅维利所举的事实，他以详尽的分析、时常更为准确的资料，来对之做比较、修正和限定。尽管圭恰迪尼对人类天性向善寄以相当的信心，不过，他绝不同意马基雅维利所坚称的罗马提供了一个万世不易的典范，或是人民群众能被委以决定政治的重任。他自己的见解（同样可以见之于《格言集》），就是赞同一个由有能力、称职，而且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少数人来统治的政府，赞同那种15世纪已然流行于佛罗伦萨的由精英主导的共和主义，反对他同时代那种扩大参议会，从而赋予无知无能者以政治权力的做法。⁽¹⁾另一方面，对马基雅维利之情有独钟于仁慈君主，圭恰迪尼也不敢苟同，他宁愿见到善存在于包纳了正义与良制的政治系统当中。在这一点上，圭恰迪尼比马基雅维利更现实，他的观点，反而更为贴近马基雅维利自己所谓的“具有实效的真理”（verita effettuale delle cose）这一说法。马基雅维利把史料用于支持他从罗马史中拈出的典范模式，圭恰迪尼却从这些史料出发，小心求证出带有限定性的结论。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以历史展现出他对人与事的把握之宽广有力和富于想象。与之对照，圭恰迪尼则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了解透彻，拿出来的都是精良而稳健的见解。总之，再没有别的书，可以比这两本评论更能凸现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之间的相同与差异了。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两位著者的观点与学术特色，它们实在是大有帮助。

有一点，至少是他们两人都同意的——就是教会不但腐败，而且要为意大利的毁灭与分裂负很大的责任。圭恰迪尼不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但是，宗教原则却是他为人的根本。他以诚实、讲道德的方式，来体现其对宗教原则的关注。他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了某些恻隐之心（Piagnone sympathy），《格言集》中C辑第28条所述，便是例证。以他曾在梅迪奇教皇手下服务多年，来对之进行驳难，却是将事情估计得过于简单，而且是对他职业生涯的误解。依着古老的家族传统，他与梅迪奇牵牵连连，自1512年起，他的命运便与之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梅迪奇对他的宠幸及委任，使他得以在追求荣耀与财富上一展自己的抱负，并维持好自己日渐庞大的家庭。在罗马涅地区，他虽是由教廷指派，却按他自己的主张，成功地统治了那里。这样做，他不独是为主人服务，意在扩大梅迪奇的基业，更是为自己及自己治下的百姓们服务。人们确实应对之感恩，因为那时梅迪奇确实就是代表了佛罗伦萨，而在上一个世纪，他们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1527年，梅迪奇统治成为明日黄花，如果佛罗伦萨需要圭恰迪尼变换身份继续为城邦服务，他还是会很乐意接受的。佛罗伦萨拒绝了他的服务，而且将他的好感置之不理。1530年，圭恰迪尼之所以做出那样的抉择，此处种下的因缘，要远远超过他对梅迪奇的忠诚。

1530年9月，在帝国军队的围攻之下，佛罗伦萨终于投降。克雷芒谴圭恰迪尼来处理一应事务，并处罚反对派领袖。圭恰迪尼下手过狠，从那时起，他便因此事而累及自己的声名。正义旗手卡尔杜奇（Carducci）及其他人被审讯、拷打，最后斩首。还有很多人被判放逐。前政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得到了宽大处理。圭恰迪尼的报复行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决意要为城邦的利益而做清道夫，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要了却与那些曾经驱逐并盘剥过他的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要为他这种行为美言几句，恐怕只能追溯到他在他们手上时，也并未得到宽大的处理。

1531年，圭恰迪尼请求回罗马涅地区去，刚好那里也有一些市镇想请他回去（与他过去的政绩无关），但是克雷芒却将这个位子给了他的对手巴乔·瓦洛里（Baccio Valori），而将他委任为博洛尼亚（Bologna）副领主。博洛尼亚人原本是怕他的，但很快就对他尊敬有加了。圭恰迪尼又像以前一样有钱有势，不过为时并不长久。1534年，克雷芒薨，圭恰迪尼重回佛罗伦萨，充任当时城邦实际统治者亚历山德罗·德·梅迪奇（Alessandro de’ Medici）的手下。按他过去的作为及品性，他这样做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就像他接下来在那不勒斯履行职责，为这个很不中用的梅迪奇进行辩护一样。那时有佛罗伦萨流亡分子在查理五世面前指控亚历山德罗·德·梅迪奇，圭恰迪尼的辩护就是在查理五世面前做的。当时以降，这次辩护使圭恰迪尼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人们谴责他，没讲一句好话。圭恰迪尼是否真心相信自己口中的话，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搞清楚。他既已投身侍奉并支持梅迪奇，便难以回绝这一类工作。他当然也有其他选择：在佛罗伦萨靠边站，或是被逐离城市。圭恰迪尼没有这样做，他的选择，责任与其后不可避免的后果当然都应由他自己来承担。亚历山德罗放荡无行，与他的首席顾问相比，恰成对照。1537年，亚力山德罗为同族洛伦齐诺（Lorenzino）所杀，一点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流亡分子们的希望破灭了，接下来，主要是在圭恰迪尼的唆使下（他极力想避免重返大众政府），帝国正式批准著名战士乔瓦尼·德·梅迪奇（delle Bande Nere）之子科西莫（Cosimo）继位；流亡分子们兵败势微，一齐被赶走了。对那些被抓的领头人及同情者，年轻的科西莫残忍无道。圭恰迪尼本想对他施以影响，然而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连自己那个顾问的位子也丢掉了。最后，圭恰迪尼终于梦醒，于是退出公共生活，回到庄园，集中他晚年的精力，一心著述《意大利史》。1540年5月23日，他去世了。

这部他自己没能为之命名的高质量著作（1537—1540），详尽地写了1494—1532年间的历史。与以往以单个城市或国家为对象的史书（圭恰迪尼自己就于1509年写了一本《佛罗伦萨史》，涵盖了1378—1509年间史事）不同，这部书先把意大利视为一个民族国家整体，再来给其修史。他所取的材料，里面有他自己因为身居高位、处于事件中心而得来的直接经验，也有各种文件及正式公函，尤其是那些他有机会搜罗到的佛罗伦萨函件。16世纪以来，随着它早年即以各个语种广泛传播，这部史书以其对意大利历史上最关键而且复杂的时期作了大手笔的阐释、分析而口碑载道。它现在还是有关那段时期历史知识的主要材料来源。尽管圭恰迪尼个人也卷入局中，但是他下笔时，却能冷静客观、超脱公正。这本书的长处或者非止一端，但至少在这一点上，却是处理得非常成功的。即使是圭恰迪尼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家，他确实有着杰出的写史才能。就为这个，他深为人知，而且也理当为人所深知。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逐渐重新发现圭恰迪尼及其著作，而且尝试摆脱传统偏见及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情感，来对他本人及其思想重新评价。一度遭恶意诽谤的马基雅维利，现在已经呈现出更为真实也更讨人喜欢的面孔；圭恰迪尼要经历的，也是类似的一个过程。反梅迪奇的作家们，还有19世纪历史学家们做的道德判断，使圭恰迪尼蒙尘多年，且包袱沉重。或许，到了今天，我们像理解和同情马基雅维利一样，来理解并同情他的同时代友人圭恰迪尼，正当其时。

【注释】

(1)在《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Dialogo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1521—1522）中，他重谈什么样的政府最适合佛罗伦萨的问题，结果是基本上倾向于建立一个像威尼斯政府那样的体制。

英译者序

如果圭恰迪尼的《格言集》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样出名，它们就一定会为谁是早期16世纪意大利文艺（the early Cinquecento）中最不讲道德的政治散文而一决高下。伟大的批评家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以持自由民族主义之故，常常热衷于发掘那些被忽视或名气不大的意大利作家的精彩之处。他把圭恰迪尼这本政治格言，称为“（将）意大利的腐化，经典化为一种生存定律”。⁽¹⁾《格言集》赤裸裸而又无休止地宣扬自利，要理解这种玩世不恭的锦绣文章何以招来世人的白眼，并不犯难。不过，以为圭恰迪尼的工作是要将政治行动与伦理学分家，就对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特殊贡献不得要领了。因为，正是他与他的朋友马基雅维利写书的功劳，政治学才最终并且彻底地从它对伦理学和哲学的依托中解放出来。

在圭恰迪尼的思维世界里，政治和社会行动不是由超越世俗的伦理、神学或宗教原则来决定，而是应当建立在自利（el particular）与理性的基础之上。诚然，两者都要讲体面，但这已经不再是骑士时代那种体面了。圭恰迪尼从佛罗伦萨人的意义上来理解体面，以为它是一项没有回报的责任，从中，你可以收获到别人的承认与尊崇。换句话说，体面不再是一个塑造与衡量生命的抽象物，而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一种与其它东西并列的力量，非常——甚至是第一位的——重要，以性质论，它和其他物事毫无区别。就其他物事而言，圭恰迪尼又拈出经验与天赋才能两项，以之为政治行动得力的首要条件。这种种品质，如能兼备于一人身上，则能使其人富有见识，从而得以目睹事理之真相，然后按此行动。

圭恰迪尼再三强调经验的必要性，这可能诱使我们去他那里发掘经验主义的源头。但仔细读他的《格言集》，就会发现在后来人那里搞得清清楚楚的经验与理性之分野对立，在他那里根本就不存在。当他告诉我们（见C辑第12条）各国的箴言警句都存在相似性，这是因为每个地方的人都拥有相同或是近似的经验时，他只是树立起经验的同一性（homogeneity），从而使得我们以一贯、理性而又带有普世性的手段处理事务成为可能。对他来说，经验与理性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明确地说（见C辑第10条），不管天赋才能多高，没有经验的帮助，必将行之不远；另一方面，强加的学习不能够提升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却有可能毁了他（见C辑第47条）。在B辑第160条当中，他告诉我们即使不得善终，也得按理性的原则来行事，并告诫如果只是偶然地成功，就不要忘乎所以。接着，在B辑第70条中，他又告诉我们经验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有大智慧的人所学得的又要超过那些捉襟见肘者。简单说，经验和理性不但没有分化为两极——更不要说它们是死对头了——而且它们实在不可分割，要增长见识，多开眼界，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圭恰迪尼还不断提醒我们，命，还有人性中的非理性及反复无常，都绝不能置之不理。在他写的东西里，我们几乎总能听见他的叹息：“尽管机警和见识可以成就不少事业，但光有它们仍然不够。人，还是需要好运”（C辑第30条）。盲目的命运支配着人事，这看似把我们从理性和经验中学会的一切搞得毫无意义。但是，这里又有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前后矛盾。博学多识虽然不能使我们铁定成功，但是，它们肯定是必要的。尽管拐了几个弯，但圭恰迪尼还是像马基雅维利一样，试图以心灵的力量来对抗那些命中注定的无可奈何。“记住，”他提醒我们，“守株待兔者，最后会成为偶然机遇的牺牲品。仔细地思考、观察并研究所有的细节，甚至是那些最不为人所注目的东西，才是正道。即便如此，要把事情办得像个样子，还是极费力气。随波逐流的人，你想他能做成什么事！”（C辑第187条）无疑，圭恰迪尼想让他的后人从这本《格言集》中领会到：统治着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几股力量，是可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而要知会并控制它们，则需要人们的努力、才能、经验、头脑，以及好运。

*　*　*

圭恰迪尼《格言集》最近的研习者们，对其文本传承方面的争论关注甚多，而对其中的思考与智慧，则关注甚少。这种争论，也仅仅出现于约三十年前，为此，双方都做了不少饱含细节、很见学问的研究。显然，这里不劳我们来讨论那些双方征引过的繁琐证据。但是，这个问题对学术探索提出了一个很有兴味的挑战，因此，最少把它们的大致轮廓在这里摆一摆，还是值得的。

朱塞佩·卡内斯特里尼（Giuseppe Canestrini）在圭恰迪尼手稿的基础上，于1857年以“Ricordi civili e politici”为书名，第一次出版了《格言集》。⁽²⁾他将两辑合二为一，以第二辑打头，然后作了连续的编排。圭恰迪尼家庭档案中有两份《格言集》手稿，后来被称为B、C辑，B辑共有181则格言，C辑221则；还有两份亲笔笔记，后来叫作Q1和Q2辑，各有12和29则格言。Q1中的12则格言都重复收入Q2辑中。可以肯定，这两本笔记都是1512年圭恰迪尼任西班牙大使时写的。而在我们称之为B的那一辑天头上，圭恰迪尼以亲笔记录，告诉我们这些格言“1525年前记于其它笔记本，1528新年伊始，我很得闲，遂抄录于此本之上，同时，亦将此本中原有格言之大部，一并录入”。在B辑第138条中，圭恰迪尼提到他写下这条时的日期，为1523年2月3日（佛罗伦萨时间，依我们的算法，是1524年2月3日）。在B辑172条前面，他又写到：“1528年4月间开始增补。”至于C辑，可以敲定是写于1530年间，是时适逢佛罗伦萨之围，及围解。它一共有221则格言，其中127则是从B辑而来（合并了一些，每则都经过重订），5则从A辑而来（某一时从中取材更多），91则系新增。

概括来讲：圭恰迪尼数次写作和重写他的《格言集》，并进行修改、润色，有些本子他还全盘舍弃。把Q1、Q2两个笔记本合在一起再看，就会发现《格言集》有三份手稿：1512年的这些笔记，共29则格言；1528年的手稿（B辑），共181则格言，其中171则写于1525年前，1528年4月，圭恰迪尼将现今已佚的另一份手稿上所有格言誊录于这份手稿上，另10则即或于其时补上；1530年的手稿（C辑），共221则格言，91则为新作，其余皆依旧稿重订。

当罗伯托·帕尔马罗基（Roberto Palmarocchi）推出他的《格言集》版本时，⁽³⁾争论就起来了。他按编年顺序来编排第一、二辑（B和C辑），并各自编号。大约在同时，米凯莱·巴尔比（Michele Barbi）发表文章，⁽⁴⁾试着指出在Q1、Q2辑之外，确实曾有过三个《格言集》版本，他将之命名为A、B、C辑。A辑，当然就是1528年圭恰迪尼抄录B辑时所据的那些手稿，现在已经渺不可得。米凯莱·巴尔比将B辑手稿与16世纪下半叶以来《格言集》的各种印刷本与手稿（藏于意大利境内各图书馆）加以对照，得出了他的结论。这些文件的来源看来是清晰的。手稿中有一份（Biblioteca Riccardiana 3.2967）提到：“皮耶罗·圭恰迪尼，尼科洛的儿子，给了堂·弗拉维奥·奥尔西尼（Don Flavio Orsini）一份这些‘训诫语’的本子……大多是圭恰迪尼的伤心之作。”⁽⁵⁾那很有可能发生在1561年。十五年后，一个《格言集》的印刷本出现在巴黎，由科波奈里（Corbinelli）出版。⁽⁶⁾1582年，威尼斯也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由弗拉·西斯托（Fra Sisto）出版。⁽⁷⁾大多数现存的手稿，在另一方面，是难以确定日期的；但它们当出自于16世纪下半叶，有一些是17世纪，有一件或是早在1562年，恰值皮耶罗捐出原件一年后。问题的全部争议中心在于，皮耶罗献出的，到底只是B辑的本子，还是圭恰迪尼抄录B辑所本的另外一份手稿。米凯莱·巴尔比，拉法埃莱·斯蓬加诺（Raffaele Spongano）继之，都坚决断言A辑的存在。⁽⁸⁾他们指出B辑中那句座右铭⁽⁹⁾及前23条格言，都是从Q2辑中29条格言中改写而来，其中仅有1条例外。而且，B辑第24条至第171条，与A辑（总共161则）中头147条几乎完全对应。是以，猜想圭恰迪尼在1528年4月时，把Q2与A辑置之案头，稍事修改后，将两辑都誊入B辑，并且新订了10条格言，就非常符合逻辑了。

对帕尔马罗基而言，上述说法并不那么合乎逻辑。他反问道：真如米凯莱·巴尔比所说，为何B辑中第172条（1528年4月开始增补的第1条）和A辑中的第155条看起来一个样？况且，他说：“如果说A辑第1条与B辑第24条对应是没错的，那么B辑中前23条中有5（实际上是6）条可以在A辑中找到——尽管次序有些变动——这同样是没错的。”⁽¹⁰⁾他在文末指出，A辑最后11条格言，除第155条外，都没有在B辑中出现，但有不少却重录于C辑。如果B辑是由Q2与A辑誊抄而来，那么圭恰迪尼略去A辑中最后11条，而仅仅在两年后写作C辑时，才将它们选录，这多少在情理上有些讲不通。

1951年，拉法埃莱·斯蓬加诺出版了注疏本《格言集》，这是一部很见功力的杰作。他将所有的手稿（有几件是他发现的）加以比较对照，并对不同版本作了细致入微的语言学与编辑工作的分析，最终成功地证实出A辑手稿确实存在。他之所述，即使不能算是板上钉钉，也应是至为可信。但是，因为我开始即提议这里只描绘问题之轮廓，而不给出定论；并且因为纵然只想稍稍对拉法埃莱·斯蓬加诺的分析作一番展示，我也得自食其言，去搬弄出诸多繁琐的细节来予以支持，所以，这里我觉得只引述他的结论，而不介绍他的证据，总是说得过去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基于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出圭恰迪尼写过四个版本的《格言集》。

不过，因为A辑中的文本与B辑差别不大，所以此处倒也不必重复收录。我已经译出并按C辑、B辑、Q2辑的顺序依次编排，这和他们的编年顺序是恰恰相反的。C辑文本最成熟，是深思熟虑后的版本。以区区之见，人们最好是先读完它，再以之为参照，来读其它的。为方便读者比较，我附上了各个版本之间的一个对照表。另外，我还做了一些脚注，以俾读者在阅读时更能洞悉其文中之意。⁽¹¹⁾

我想对我的同事与朋友卡洛·阿斯凯里（Carlo Ascheri）、爱德华多·萨科内（Eduardo Saccone）致以谢意，因为在我深入理解圭恰迪尼某些艰深、洗练文字背后的义理上，他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帮助。当然了，书中出现的所有错误，都应由我来负责。

马里奥·多曼蒂（Mario Domandi）

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

1964年6月

【注释】

(1)Francesco de Sanctis,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Napoli, 1873, Ⅱ, p. 118.

(2)Francesco Guicciardini, Opere inedited, ed. Giuseppe Canestrini, Firenze, 1857—1867, 10 vols., Ⅱ, pp. 81—224.

(3)Guicciardini, Ricordi, in: Scritti politici e Ricordi, ed; Roberto Palmarocchi, Bari, 1933.

(4)Michele Barbi, “Per una compiuta edizione dei Ricordi civili e politici del Guicciardini,” in: Studi di filologia italiana, Ⅲ, pp. 163—196.

(5)Raffaele Spongano, Ricordi, edizione critica, Firenze, 1951, p.ⅩⅩⅠ, n. 1.

(6)题名为Più consigli et avvertimenti di M. Fr. Guicciardini Gentilhuomo fior. in materia di republica et di privata, Paris, 1576。

(7)题名为Considerazioni civili sopra l’Historie di M. Francesco Guicciardini e d’altri historici. Trattate per modo di discorso da M. Remigio Fiorentino, Venezia, 1582。

(8)同样可见于出自一位优秀批评家富比尼（Mario Fubini）之手的“Le quattro redazioni dei Ricordi del Guicciardini,” in: Studi sulla letteratura del Rinascimento, Firenze, 1948, pp. 138—207。

(9)应当指B辑开头的那句格言，参见本书B辑。

(10)Palmarocchi, Scritti Politici e Ricordi, p. 372.

(11)中译本的绝大部分注释都采自这个英译本，略有增删。——中译者注

格言集

C辑

1.虔诚信神的人说，人有信仰，可成大事，正如福音书所言：信仰，可以使山为之动。其中原因在于，信仰带来坚定。有信仰，即意味着对那些不合理性的事物，也简单直截地深信不疑，奉之如至真；而对那些合乎理性之物，则信服得五体投地，逾越了理性所能允许的界限。因此，有信仰者就其信仰而言，是固不可彻的。他走自己的路，不畏难，无所惧，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纵然愁苦穷绝，也欣然忍受。

世事悠悠多变，机缘巧合势所不免。时光漫漫，坚守不移的人，好运总有可能突如其来。只因信仰是坚守之母，所以可以归结为是信仰成就了大业。

当今之世，可以称为这种坚守者最佳表率的，要数佛罗伦萨人。和人类的理性算计相反，他们在外援无望，内部又分崩离析，正是内外交困、压力重重之际，却一心备战，坐等教皇与皇帝的联合夹击。⁽¹⁾虽然看似他们连七天都守不住，但实际上他们却竭力反击，拒敌于城下，已达七个月之久。之前，人人相信他们必败无疑；现如今，假若他们获胜，也没有人会大惊小怪。佛罗伦萨人已经将他们的行事作风展现于世，这种顽强不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信念——就是费拉拉的教友哲罗姆⁽²⁾在布道时所预言的：他们不可摧毁。

2.有些君主会把他们的密谋和企图向他的大使们和盘托出，并告知他们与别国君主谈判时的真实目的。有些君主却认为，只将那些他们想让别国君主相信的内容告诉自己的大使，这样会更好。因为如果他们想耍花枪的话，先将大使蒙在鼓里，是很有必要的。大使们的差使，正是要代表君主来对付并取信于别国君主。以上这两种做法，都各有其道理。一方面，知道君主心存欺骗的大使，很难像他相信谈判是坦诚无欺时那样，言行举止表现得热忱、坚定而富有效率。不仅如此，他在谈判时表现出来的敌意和多变，也可能让君主的把戏被拆穿——对真相一无所知的大使就不会了。而在另一方面，大使如果彻底相信了君主给他的假信息，就常常会坚持过度，超出事体的需要。一旦他相信自己的君主就想达成某项特定目的，他也就很难像通晓真相时那样，谈判时表现得稳健中庸而小心慎重了。事无巨细地指导大使谈判是不可能的，君主只好让他自行判断，见机行事，以便不辱使命。而假如大使对谈判目的不明所以的话，他就很难去实现它，反而会因此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

依我的意见，君主只要看准大使是个审慎真诚的人，对自己又充满善意，而且被君主照拂，衣食无忧，根本无心他顾，就不如把自己的企图全盘告知。但是，如果君主拿不准大使是不是这种人，他就不如保密，让大使们拿去说服别人的东西，和他们自己所知的东西一样多，这样做更安全些。

3.经验证明，即使是伟大的君主，也得大费周折才能找到治世能臣。如果君主不是个好伯乐，或者是个小器鬼，舍不得花钱养士，他当然就会缺少好帮手，这不奇怪。怪的是当君主完全没有上述两种毛病时，他也找不着多少千里马。你想，各类人等都是急于为他当差，供他使唤，而他又是有足够的钱粮来供养这批人的呀！

深究起来，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君主手下的大臣——现在我指的是那些身居要职之臣——不唯要有超世之才，这样的人本来就少；而且，他还必定要极为忠诚厚道，这样的人就更少了。要找到具备这两种基本品质之一的人，难；要找到兼备二者的人，难上加难。行事谨慎、不想敷衍了事的君主，对这些难处心知肚明，他会历练新手，以备将来选任为大臣。他会给这些人出各式各样的难题，锻炼他们，还会开出丰厚的薪金，以使他们变得老练而忠实。所以，尽管难以寻得已然具备这种种素质的千里马，但假以时日，还是有望能塑造出来的。

勤于政事的世俗君主们，周边有比教皇更好的能臣，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臣子们对世俗君主更为尊敬，并且他们也想着自己能够长久地任职下去，因为世俗君主往往比教皇活得更长久，而且他的继位者又很像他本人，尤其是接位后他对前任君主已经起用，或即将起用的人，是更易于信任的。何况，这些大臣本来就都是世俗君主的属下，或者已然在他的治下获得了丰厚的家产，所以也就自然要对君主及其继承人心存敬畏了。

教皇那边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他们通常命短一些，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锻炼新人，也因此而难于去信任他前任的大臣们。另外，因为臣使们来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各个国家，他们所食的俸禄又不属教皇和教皇的继任者们管辖，所以他们既不怕新教皇，也没有想到要在他那里继续供职。最终，这些人比世俗君主手下的臣僚们更懒散些，也更不可靠。

4.为了争得些许蝇头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国王便不惜对他的仆侍们轻慢相待，或者弃之不顾，反过来，当这些仆侍们——假设他们并未有违忠诚与荣耀之道——逃走，转入更能照拂他们利益的门下时，国王又有何德何能，来抱怨这些人对他不忠！

5.假若人们深明贤良、感恩之道，那么主人不时而尽可能地赐予仆人们恩惠，是他的职分。然而，经验证明——正如我本人从自己的仆人们身上发现的那样——一旦他们心满意足，或者一旦主人未能像起初时一样施惠于他们，这些人就会断然绝然背弃他而去。

因此，为着更好地保证自己的利益，过分的慷慨是主人应予避免的。他的手头应该紧一些，不可过于大方；他应当激发仆人们的期望以维系其忠诚，而不当只是去餍足他们的胃口。

但是，要使这一招奏效，他又必定要不时对仆人之一施以厚赠。此计甚妙，因为人性生来更能接受希望的驱使，超过恐惧。有人示范在前，从主人那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就会使他们激动鼓舞，这种感情远过于他们得见大多数人境遇不佳时的沮丧气馁。

6.以绝对的、毫无差别的口径来谈论世间万物，并按书本上的教条来处置它们，大错特错。因为环境不同，例外的情形和相互差异几乎存在于所有事物当中。以同一标准衡量万物，实不可行。例外和差异必须要靠审慎的判断力来识别，而不能去书本中寻找。

7.请注意，除非万不得已，谈话中不要说那些重复起来会使人不快的内容。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这些话常常会为你招灾惹祸。在这件事上一定要万分小心。即使是审慎之人，也在所难免，总要为此跌跟头。但是，避免它纵有万分的难度，避免了它更会有万分以上的好处。

8.如果实在是有必要，或者怒火中烧不吐不快，要说某人的坏话，那么最少要注意，出言冒犯，只能到他本人为止。举例来说，奚落某人，就切勿旁及诋毁他的家人、亲戚，或国家。只想侮辱某人，却出言不逊，殃及多人，招致怨恨，可以说是愚不可及。

9.常读这本格言，仔细思量它们。知晓明了其内容总是比实践它们来得容易些，但如果习以为常，将它们记忆常新，实践也就不会太难。

10.不要相信那些只要天生才智，不要后天经验就够用的说法。任凭天分再高，凡亲身介入处理过世事之人都会承认，后天经验帮助我们实现很多光有天生才智所不能实现的目标。

11.不要因为世人多数不知感恩，就不去对人施恩。不图回报的慷慨布施本身就是一桩高尚并近乎神圣的行为，这且不论，在你的施惠过程中，只要碰上一个感恩者，他的涌泉相报便足以抵消其他所有人的忘恩负义。

12.纵然语言表达各有差异，但意义相同或相近的箴言警句，总能在各国都找到。这是因为人生经验与格物致知才是它们的源头，而这些在各国各地，都是一样或近似的。

13.想知道暴君们的想法，就去读一读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笔下弥留之际的奥古斯都与提比略（Tiberius）的最后交谈。

14.朋友比什么都更珍贵；因此，要不失时机地交友。聚在一起的人们常常只是聊点闲天；但是，不知何时何地，朋友却会帮助你，敌人会伤害你。

15.和所有凡夫俗子一样，我也曾经追名逐利。并且，我所得到的常常还能超过我的本来期许。然而，我却从未从中找到起初我所盼望的满足感。仔细想来，为什么我们要减少自身那些无谓的贪欲？这里就有一个极富说服力的原因。

16.位高权重是人人追逐的目标。因为它的好处一目了然，表面看来，总显得风光满面。然而，它带来的烦恼、压力、疲倦和风险，却隐藏在后，隐而不彰。如果它们和那些好处一样显而易见，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去追求职位与权力了。除非，越被尊重、敬畏、膜拜，人们就看起来越接近并近乎于一个上帝。谁不愿意像上帝一样呢？

17.对那些自称因为爱清静而自愿下台的人，不要过分相信。他们几乎总是因为不慎或被迫才离职放权。经验证明，一旦寻得机会可以官复原职，他们总会迫不及待地将他们自吹自擂的安宁清静生活弃如敝屐，拥抱权力之快就如干柴靠近烈火。

18.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教会那些屈身于暴君统治下的人如何生存有道，行事谨慎；正如他同时教会暴君们如何维持他们的暴政一样。

19.不串通别人，就搞不了合谋，因此之故，合谋变得极其危险。因为大多数人非蠢即恶，和这样的人搭伙，风险甚大。

20.把合伙共谋的事看做铁板一块，必定成功，反而对它的结果最为有害。要想成就一次合谋，天时、地利与人和，都是必需的。这些因素增加了阴谋被曝光的风险。你看，搞合谋是多么危险！所有这些能为其他事业增加保险的因素，到这儿全成了安全的危胁。我想，原因在于，在一切事务中都要扮演主角的幸运之神，对于那些想远离其管辖的人很感愤怒。

21.在好几个地方，我都说过，并已经形诸文字：1527年梅迪奇家族的下台，是因为他们太把共和政体当一回事；而我还担心的是，人民将因他们对城邦的控制过于严密，而丧失他们的自由。⁽³⁾这两个结论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梅迪奇的统治遭到大多数人的厌弃，所以它要维持自身，就得有一批热心党羽的鼎力支持。这些人不但能在政府中大捞油水，而且深明如果梅迪奇被扫地出门，他们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再也不能在佛罗伦萨混日子。然而，要找到这一类的扈从者，着实不易。因为梅迪奇竭力使自己显得待人公道，不欲对亲戚朋友有所偏私，他们已经习惯于在委任大小官职时，对各类人等广开门路、慷慨无私。

如果梅迪奇反其道而行之，就肯定该挨批评。但即使像现在这样做了，他们还是招揽不到多少追随者。因为，尽管大多数人对梅迪奇的方针政策并无挑剔，但是，他们仍然不是他的拥趸。人们心中要重返大参议会⁽⁴⁾的念头是如此根深蒂固，所以，即使对之平易可亲、和和气气，并释放善意，亦无法去除其想法。梅迪奇的朋友们是心甘情愿受他统治的，但是，要他们冒险来维护之，这些人就不会干了。在危难之际，他们只想重施1494年故伎，但求明哲保身；这样做时，一旦当局遭遇猛攻，他们就宁愿任其自生自灭，也不会设法去抵挡了。⁽⁵⁾

大众政府的操作，与梅迪奇的理想做法应当恰恰相反。通常，佛罗伦萨人民对大众政府是热爱的。这种政府，就不再是在一人或少数人的主导之下、拥有明确目标的政治机器，而是在那些数量庞大的无知庸众掌控下，天天变来变去、没有恒常目标的东西。所以，大众政府要维持自身，就得保持人民对它的拥护。它得想尽办法，消弭公民之间的内斗，以免他们无可借重，竟而至于诉诸革命。一句话，大众政府必须践履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方能海清河晏，息事宁人，皆大欢喜。如此以往，大众政府得以维持的基础，将不在于它所不能容忍的少数党人，而在于无数同人（friends）。这时，对国家做严密统治已是难以为继，大众政府已然变质。这样下去，自由不但不能再得到保护，反而只会被摧毁。

22.有一种老生常谈是：假若只要做了这件事，那件事就会发生；或者，假若只要没做那件事，这件事就不会发生。这些说法如果有可能得到检验，人们马上就会发现它们纯属胡说八道。

23.未来的事玄秘莫测，充满变数，所以即使是最为睿智之人，掐算起来也时常会出错。实际上，当我们仔细端详他们做的预言，尤其是那些涉及具体事务的预测——笼统的结论，相对而言更易于估算出来——我们会发现它们和那些见识更少的人算计的结果一样不可靠。

因此，因为害怕一个未来的恶，而放弃一个现在的善，通常都是不明智的，除非那个恶的出现是如此的确定无疑和迫在眉睫，或是在程度上远过于这个善。否则，就会因为一种结果可能证明为毫无根据的恐惧，而失去本来可以到手的善。

24.受人恩惠的记忆，最易于稍纵即逝。因此，依靠那些因情势所限不能辜负舍弃你的人，强过于依赖那些你的施惠对象。后者不记前恩，或并不恰如其分地估量恩情，或称理所当然，施恩者应该付出，他们自己则应该享受，都是常有之事。

25.做一件对某人有利，却势必对另外一人造成不利的事，必须三思而后行。被损害者只会夸大，而不会忘记人们对他的冒犯。受惠一方却要么记不得他们得到的好外，要么认为他们蒙恩不足。

26.人们理当更为重视实质与现实的东西，甚于形式。但是，人们易于为甜言软语、礼节谦恭着迷上当的程度，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所有人都自信他们当得更为隆重的礼遇，所以当他们发现你对他们应得的待遇毫不上心时，便会怒不可遏。

27.对于那些你心存疑虑的人，最佳也是最为保险的防范措施就是安排妥当，使他想害你的时候无能为力。把安全寄托在别人的好心和明事理之上，丝毫不值得称道。人性没有那么美好和忠诚。

28.没有人比我更憎恶僧侣们的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及放荡不检点了。这些恶习每一种本身都是惹人反胃的；自称献身于上帝事业的僧侣们，不管是染上其中一种还是全部染上，都是彻头彻尾的恶心事。此外，这些恶习生来是如此的针锋相对，以至只有在彻底畸形的人身上，才能发现它们共存不悖。

尽管如此，因为已在数位教皇手下任职，而且也是为我自己好，我不得不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若非如此，我就会像爱自己一样爱马丁·路德——不是说我将对那些基督教通常解析给我们的律令不以为然，而是想看到这帮无赖们各得其所——要么戒除恶习，要么就去职走人。

29.我曾多次说到，现在也坚持认为，佛罗伦萨人要猎取他们狭小的领土，比威尼斯人要取得远为广阔的土地还要难。佛罗伦萨所处的地方大家享有不少的自由，这些地方可不容易灭掉。它们不但难以征服，一旦征服，还不易维持。此外，佛罗伦萨的边上是万世长存的教会，强邻在即，尽管有时它显得畏缩不前，但最后总是以空前响亮的腔调来重申它的权利。相反，威尼斯征服的地方人们都惯于被奴役，既懒于反抗，也不想造反。它的邻居也只是些寿命和记忆都不长久的世俗君主。

30.仔细体察世情，不可否认，运气在人类事务中是一种重要的主导力量。我们发现人类的一些重要事务，竟然常常受到偶然事故的影响，而这些偶然事故竟非人力所能预见或避免。所以，尽管机警和见识可以成就不少事业，但光有它们仍然不够。人，还是需要好运。

31.即使是那些将一切归功于审慎、能力和德性，而尽其可能不去理会运气的影响之人，也不得不承认，出生或生存于一个极度珍视你那出众的品行、才能的时代，很是重要。以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⁶⁾为例，此人因其本性犹疑谨慎而声誉鹊起，他在一次战争中发现鲁莽冲动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延宕等待却使人受益匪浅。世易时移，他这种战略可能就吃不开了，他的时代需要他这种品性，这就是他走运的地方。显然，如果一个人能改变其本性以适应时代需要，那么此人必定更少受运气的摆布。但是，做到这一点是天下最难之事，几乎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32.野心⁽⁷⁾本身并非邪恶，有抱负的人如果以光荣而诚实的方式来寻求名声，也并不应当受到谴责。事实上，正是这种人才能创造伟大而出色的业绩。缺乏雄心的人总是冷冰冰的，毫无血性，他们乐于享受安逸，不愿有所作为。

然而，如果野心只是用来追逐个人的无限权力，那么它就是万恶和可憎的了。君主们大多不能免俗，只要他们硬起心肠，就会撇开一切良心、荣誉、仁慈之类，只管要拿到他们的权力。

33.谚语云：不义之财，传不过三代。如果此言在理的话，那么因为这些钱财的来路不正，所以即使是首先把它们弄到手的人，也不应有什么资格来享用它们。我父亲曾向我解释过为什么第一代是可以享受的。他说按圣奥古斯丁所言，没有人会邪恶到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上帝总是惩恶扬善的，他把此人在此世的享受作为对他善行的报答，而接下来就要对他的恶行惩罚个够了。因为不义之财必须清洗洁净，所以不会让它传到第三代。但对此我的想法却是，因为存在诸多的反证，所以我不知道这句谚语本身是否准确，假设它是没错的，那么也应该是另有其因。家道中落，只是一种人事的自然浮沉变迁。富家子弟，当然常常比他们创业奠基的父辈更容易败落，因为时间越久，变故就会越多。另外，创业者对他亲手创下的基业，自然更为爱惜。因为他知道获取之道，所以也懂得怎样保持它们完好无损，加上他节俭持家，也不会大搞铺张浪费。而不费吹灰之力就得来万贯家财的后人，就不懂得这种珍惜了。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他们，哪里懂得什么生财之道。所以，经过浪费和疏忽，把祖传家产从他们的指缝间挥霍一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34.所有以渐进消逝而非剧烈变动的方式，最后走向终结的事物，都比你起初时猜想的要活得长久。以一个病入膏肓的肺痨患者为例，尽管他已经油灯熬尽，行将就木，但是仍旧可以苟延残喘不止几日，而是几个星期、几个月。同理，一座重重围困之中注定要陷落的城市，其粮草供应可以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时间都要持久。

35.理论和实际的出入多大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悟性十足，但就是记不得，或是不知道怎样把他们的知识付诸实践。这些人的知识，就像锁在箱笼当中拿不出来的宝贝，百无一用。

36.如果你正想招人青睐，那么注意，千万不要去断然拒绝别人的请求。你可以拐弯抹角给他一个含糊其词的回答，说不定到后来求助者未必还需要你的帮助呢；也有可能情况一变，就为你提供了绝佳的托辞；更有甚者，不少人还会蠢到被几句话愚弄和摆布的地步。所以，即使你并没有为他做什么，也没有打算过要做，你仍旧可以用漂亮的言辞使他心满意足；反之，设若你径直拒绝了他，接下来不管干什么，他都不会喜欢你。

37.对于你不想让人知道的，就矢口否认；而对于你想让人家相信的，就总要一味地证实。即使反证不少，甚至于铁证如山，都说明你在扯谎，但你的满口否定或肯定，还是常常至少能给你的听众制造一些疑惑。

38.尽管梅迪奇家族现在权势熏天，而且坐拥两位教皇，但要制伏佛罗伦萨邦，比过去平民科西莫⁽⁸⁾之这样做，还是要难上百倍。科西莫的成功，除得力于他过人的才能以外，还受惠于他的时代境况。那时大多数人对自由闻所未闻，所以科西莫得到少数几个人的辅佐，就能攫取并接管政权，而不得罪那些芸芸众生。实际上，在他那个年月，每逢强人内斗，中下阶层的人总能逮着机会改善自己的境遇，屡屡揭竿而起，发起革命。

毕竟，现在人们尝到了大参议会的滋味，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不再是只从四个、六个、七个、十个，或二十个公民手中，而是要从全体人民的手中，来篡取权力了。这些人是如此的迷恋自由，所以无论梅迪奇家族或其它强人想出什么招，哄骗示好也好，治理得当也好，对人民吹吹拍拍、抬举有加也好，都无法使他们忘怀。

39.儿子们品性贤良，所以我父亲在他那个年代，被视为佛罗伦萨最为幸运的长辈。纵使这样，我常常想到，通观全盘，我们带给他的烦恼，实在比慰藉为多。你由此可以想见，那些疯疯癫癫、不务正业、颓废堕落或毫无运气者，他们的父亲是个什么情形。

40.拥有职权是一件大好事。运用得当，即使超出你的权力之外，人们仍然对你心存畏惧。臣民们搞不清你职权的确切范围，他们常常会立即选择服从，而不会质疑你有没有这个权力发号施令。

41.如果人人明智而贤良，当权者就理应对之温文尔雅，而非苛酷严厉。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要么不良要么不智，所以统治者就要更多倚赖强硬手段，而非善意。谁不这样想，谁就犯错。当然，谁要是有高超的技巧能将这两种手段调剂混合为一，那肯定会营造出一片最为和美的和谐融洽景象。可惜老天很少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的人，也许一个都不会让他出世。

42.不要为获取好感而绞尽脑汁，不要为其比保持你的令名花费更大的力气。名声坏了，好感就会丢掉，人们接下来会藐视你。保持名节，友人、好感和善意就都不用愁了。

43.多次在政府任职管理的履历使我观察到，每当我想让大家和睦相处，民情内部呈现出和谐，等等，在我自己采取行动之前，先让双方充分地争吵辩论，旷日持久下来，总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双方都累得人仰马翻的时候，他们会求着你出面调和。于是，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之下，我满载盛誉，不露丝毫个人野心的痕迹，可以把起初看来毫无希望办成的事，做得滴水不漏。

44.父亲曾经提醒我：尽量显出你的好，这样做好处用之不竭；但是坏东西不能持久，所以如果只有表面文章的好，没有真好，就很难延续久远。

45.父亲过去还曾在称赞节俭的美德时说，往荷包里压一枚硬币，胜于你花掉十枚硬币。

46.我在执政时从未喜欢过严刑峻法、过度惩诫，我也认为无此必要。除了有时要做杀鸡儆猴之用，平时只要保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即使赦免去四分之一的罚金，也足以震慑那些犯罪分子。

47.强加的学习不能够提升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却有可能毁了他；对于天资甚高的人来说，则可以使之全面发展，甚至臻于非凡的境界。

48.掌握政治权力可不是凭良心支配就能做到的。细看其源头，几乎全都是以暴力起家——只有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建一个共和国例外，其他都是。皇帝是这样做的，教士们也是这样做的。后者使用精神的和世俗的两种武器，对我们搞双重的暴力袭击。

49.要保守秘密，就要对所有人保持缄默。有很多原因会使人们去传播闲言碎语，有人因为笨，有人因为利益，有人却是想图个虚名，以显得他无所不知。假如你不必要地向别人吐露你的秘密，就不必对他跟着你依葫芦画瓢感到惊奇。将你的秘密公之于众，又不碍着他什么事。

50.只能使城头变幻大王旗，却不能铲除你的苦难根源的革命，不要枉费心机去参与。这种变化只能使你原地踏步。举例来说，梅迪奇的手下、乔瓦尼·达·波皮先生被逐下台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贝尔纳迪诺·达·圣米尼亚托先生⁽⁹⁾——一个品性和才能和他毫无二致的人，这又能带来什么好处？

51.在佛罗伦萨，任何想揭竿而起、推翻当局的人都是不明智的，除非此人是出于不得已，或者是想当新政府的头头。因为一旦他起事失败，他的身家性命、家私细软就都岌岌可危了；即使取得成功，他也只能从他所期望的好处中分得一小杯羹。赢面太小，赌本太大，玩这样的游戏简直是蠢到家了。而且，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只要你启动造反，接下来新的造反就会接连不断地折磨你。

52.帮助别人取得了权力，使其养尊处优，天长日久下来，自己却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回报，这是一种经验之谈。据说原因在于上台的君主知道他帮手的能力，他怕有朝一日这人要索回他所付出的一切。但是，也有可能的是，这个人自信他劳苦功高，因此不知深浅，漫天索价。这还没完，一旦得不到满足，他就会气急败坏。君臣之间，因此衔怨而产生猜忌。

53.辅佐我登上王位的人，每次想让我按尔等之意进行治理，或想让我放权予尔等，以减损我自己的权威，你们都是在一反既往，帮我的倒忙。因为你现在做的正是在寻求盘剥你过去帮助我摘到的果实——全部或部分。

54.担负守城职责的人，首要的目标在于尽其所能，拖延时日越久越好。俗话说：时间就是生命。拖得越久，起初看不到也想不到的转机就会越多。

55.不要倚着未来的收益，现在大把花销，因为血本无归或收益小得令人大失所望，都是常有之事。而相反，你的花销用场却会与日俱增。很多商人，就是因为这个疏漏而破产的。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们不惜举债还利。而债务利息却是从来不知休整收缩为何物，只知道扩张吞噬的。所以，只要碰上生意不顺或现金周转不过来，它们就会将他压垮。

56.理财有道不是教你如何避免花销——花销常常在所难免——而是教你如何花得值；也就是说，花1个格罗索（grosso），能起到24个夸特里尼（quattrini）的作用。⁽¹⁰⁾

57.星相学家们比谁都更走运。一百个谎言中夹杂着一个真事，人们就信了他本人和他搞的骗局；其他人在无数真话中讲了一句假话，人们就不信任他了——即使他说的是真话，人们也不相信。这是因为人天性好奇，他们想知道未来，却苦于没有其它门路，所以就拜倒在这些口称能对他们泄露天机的人手下。

58.哲学家这话说得多聪明可信：有关未来的变故，没有人能够说个准。随便你去哪里，走得越远，就越会发现这个说法确凿无疑。

59.教皇克雷芒⁽¹¹⁾为不足挂齿的危险而感到惊动不安，我曾对他说：对这种毫无来由的虚惊，最好的药就是回忆一下有多少次被类似的场面无谓地吓倒。我这样说并非教人无忧无惧，而是劝阻他们，让他们不要时时成为惊弓之鸟。

60.天赐予超世之才，只是使人徒生烦恼、不幸。与资质平平之人相比，这种人内心更为躁动，加倍地不安分。

61.人人生来气质禀赋各异，有人天性乐观，东西还未到手，他们就已经志在必得；有人却毫无自信，未曾到手之物，他们不抱任何希望。我个人倾向于后者而非前者。像我这种气质的人，犯错的机会少一些，但是日子会过得更艰难。

62.和对失的担忧相比，人们通常——涉世未深者尤甚——更易于为得的希望而动容。其实，应该反过来才对，因为两种热望相比，保持东西不失应该比得到东西更显得自然。出现前面这种错位的原因在于，一般来讲，希望比恐惧更能使人耸动。因此之故，人们易于当惧不惧，却在毫无希望的时候仍旧抱有梦想。⁽¹²⁾

63.我们看到，老年人比年轻人还更贪婪。其实，这种事应该反过来才对。因为老年人已经时日无多，不需太多东西就应当会满足。人们常常说他们贪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更胆小，这我是不相信的，我见到很多老人更为残酷，生活更为不检点——即使行动不是如此，想法上也是如此——而且比年轻人更怕死。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人活得越久，他的习性就越是僵化，对人世间的事物就越是依恋爱慕。结果，老人越是心有所执，就越易心为之动。

64.1494年以前，战争总是旷日持久，打仗也没那么血腥，要征服别人，同样更费时费力。那时已经启用了炮战，不过技术笨拙，危害有限。因此，那些掌权者下台的风险，并不太大。在法兰西人进入意大利时，他们提高了战争的效率，竟至于到1521年，只要输掉了战争，国家也就完蛋了。普罗斯佩罗先生以其成功保卫米兰一战，第一次教会了我们怎样抵御一支席卷而来的三军。⁽¹³⁾观察这个例子，就会发现统治者与他们在1494年前一样安全，只不过所凭借的手段变了而已。过去，他们靠的是人们征战杀伐时装备技术的落后；现在，他们掌握了拱卫防备之道，而且已经相当纯熟。

65.第一个把部队的行李取名为“辎重”（impedimenta）的人，想得再好不过；那个想出“就像拔营而去那么难”的人，也想得不错。兵营开拔之前，要把所需要的大小物事收拾齐备，着实极费工夫。

66.不要相信那些侈谈自由的人，因为几乎所有——或许全部——这种人都是在打他们的私人算盘。经验常常证明——对我们这也是一条真实的警世铁律——一旦这些家伙发现他们在一个专制政府下面能更好地混职发迹，他们就总是趋之若鹜。

67.没有一个官职会比指挥部队需要更高超的才能。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职位本身的重要，还因为作为指挥官，他必须思虑周到，并能时时随机应变。他要有良好的超前预测能力，又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补足自己的劣势。

68.别人都陷入战争，自己却保持中立，对于无须惧怕谁做赢家的强者而言，是明智之举。因为强者毫不费力就能保护好自己，同时有望浑水摸鱼，从中受益。如果你不是强者，搞中立就是不妥而且有害的举动了。战争中的赢家和输家，都会想着拿你来做献祭。在一切中立中，最坏的又数那些因犹豫不决，而非由主动选择导致的中立。换言之，如果你优柔寡断，计无所出，你甚至会把那些本来对你发表一个中立声明就会满意的那一方也得罪掉。这种失算，往往在共和国中出现的机会远比君主国中为多，因为它常常来自于决策者们大搞派系纠纷。一派说要这样，另一派又说要那样，结果永远都是谁也不服谁，得不出一个决议。1512年发生的那一幕，就是如此。⁽¹⁴⁾

69.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从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人们说话、遣词造句、服饰和建筑的风格，他们的文化，所有这些东西，甚至是口味，都在变化。一种在这个时代备受赞赏的食物，到了另外一个时代，就常常不对人们的胃口了。

70.对一个人勇气的最佳试验，是在他遭遇不测之难时的表现。那些迎难而上之人——此种人甚少——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英勇无畏之士。

71.当你观察到一座城市开始衰落，一个政府正在起变化，一个全新的帝国正在扩张，或是类似于此的骤然起变——有时候这种事情是一目了然、显而易见的——这时你要千万小心，不要估量错了变化的时机。由于事情本身的性质，又因为它面临的种种困难，这种变化会来得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慢得多。搞错了这些事实会对你极为有害。所以小心吧，很多人就是因为走错了这步棋结果跌跟头的。在个人私事上这种情形也同样存在；但是公共的和大众的事务上，这种情形更为普遍。因为后者兹事体大，所以运行进展缓慢，而且，其间可能遭遇的变故也是甚多。

72.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比亲眼见到你的仇敌在你面前跪地求饶更称心快意，更显得荣耀非常。而一旦处置得当，荣耀更会倍增。宽恕敌人，在胜利面前适可而止，是适宜的。

73.亚历山大大帝也好，凯撒也好，所有以仁慈著称的伟大统帅，一旦知道会有损他们的战果，就不再会心慈手软了（除非他疯了，才会在这时候显示妇人之仁）。只有于他们的安全无损，而对增加他们的名声大有帮助的时候，这些人才显得宽厚仁义。

74.报复并非总是出于仇恨，或是内心有一把邪火。有时候报复是必要的，你可以让人们见识到你不是好惹的。对于你的报复对象，即使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忘记找他报仇雪耻，这是很好的。

75.教皇利奥曾告诉我一句他父亲洛伦佐·德·梅迪奇常说的话：“记住，那些说我们坏话的人并不爱我们，他们可不是为了我们好才这样干的。”

76.过去与现在存在于世的东西，将来也会存在，只是名字和外观会有所改变。没有慧眼的人，当然识不得它们。这些人因此也搞不清他自己将何去何从，形不成什么有用的评估判断。

77.我在西班牙担任大使时，观察到每当他们强悍而精明的天主教徒国王，阿拉贡的斐迪南⁽¹⁵⁾陛下，要开创某项新事业，或是要做一项重大决定时，他就会走这么一个路数：在他的决定公之于众前，朝野上下就已经呼声鼎沸，人人都在力陈国王就该这么做。正在大家对此呼之欲出的时候，他就相机公布他的决定，这时，就会获得他的臣民和治下不可思议的支持与偏爱。

78.在合适的时间办某些事情，是相当容易成功的——实际上，它们几乎可以自己成事。而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办这些事，则不但事情易于失败，甚至等到时机真正来临，事情也通常不可能成功。因此，不要发疯似的贸然草率行事，也不要人为地激化事态，而是等着事态成熟，等来正确的时机。

79.“聪明人要善用其时”，这句话如果理解不当，就会很危险。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很多情况下确实不得不要当机立断，马上行动。但是，一旦当你处境维艰，或卷入一堆麻烦事中的时候，你还是拖延时间，尽量等待为妙。时间常常会启发你，帮助你摆脱困境。按这样来理解上述俗语，总有裨益；对它做别样理解，就很危险。

80.能看到同样的机会重现眼前，这样的人是走运的。即使是聪明人，也可能会浪费或错失第一次机会；如果认识不到也抓不住第二轮机会，这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81.不管一件未来事体的发生看起来有多么必然，也不要全然地倚赖它。应该有个备选方案，以便能在非其所望的事情发生时，不必打乱一切。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明智的办法，因为事情常常会超出通常的预想，走入截然相反的地步。

82.祸患常起于忽微，成功亦常源于细节。所以，注意并权衡所有事物，不论巨细，是上上之选。

83.我曾这样想，不管自己花多少时间去思考，这下子没想到的东西，接下来我也想不到。但实际上，以我及其他人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人们对事物思考得越多越好越是深入，他们的理解就会越透彻，执行就会越顺畅。

84.如果想成为一个管事的人，那么就不要让任何一桩事务与你失之交臂，以免等你想做的时候，机会已经悄然逝去。一旦当你不间断地管起事来，事情便会一个接一个到你手上来，不需要你特别费力气去找事做。

85.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运道，即使同一个人，运气也不总是一样。你很可能做这件事时走运，做那件事时却背运。我自己在做那些不费资本但费自己的力气之事时相当走运，在其它的事上则一概运气不好。做事时，我常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86.做大事或正在寻求权力时，你要藏住你的败绩，夸大你的成就。这种骗术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但是，此时你的成败更取决于别人怎么看你，而非事实如何，所以给人们营造一个形势一切大好的印象，是个好法子。负面评价会妨碍你成功。

87.从亲戚朋友那儿，你能得到不少你自己和他们都意识不到的好处，它们远远超出那些已经被意识到了的好处。你开口请求他们帮忙的时候并不多，但平常时会，只要别人相信你一旦有需要就能喊他们过来帮你，你就受益匪浅了。

88.国王，甚或是参与国家大事的任何人，对那些不宜外露的事情，不光要保守秘密，而且还要君臣上下，事无巨细，均保持缄口不言。只有那些适宜公布的事情，可以例外。臣民左右对君主的事务毫无所知时，他们就会胡乱猜测，好奇心十足，国王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很敏感。

89.除非来源可靠，否则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消息，我是不太相信的。人类天性爱相信这种新闻，所以总有人乐意制造它；反之，那些预测事态有多么不可能发生，或存在意外情形的新闻，却不易于制造。因此，当我从不可靠的渠道听到某事将要发生的消息时，我对之的疑虑，总要超过听到那些对某事未必会发生的预测。

90.依赖于君主宠幸的人，对他的举手投足、轻微暗示总是很为关注，以便能够及时揣透上意，服侍周到。而这又常常把他们自己害得够惨。保持头脑冷静，不要操心过度，等到关键时候一到就自行出来给君主服务，才是明智之举。

91.洛多维科·斯福尔扎以邪恶的手段，为了得到米兰公国，毁灭了整个世界。他成功后，他的儿子们如果还能执掌这个公国，我就不知道该怎样拿上帝的正义来解释这件事了。⁽¹⁶⁾

92.不要因为上帝帮助这个人成功了，就说上帝是善的；也不要因为上帝没让那个人成功，就说上帝是恶的。因为与此相反的事情，时常有之。然而，我们还是不要去大发上帝不正义的谬论，上帝的行事之道难于猜测，应予称之为“深不可测”（abyssus multa） 。⁽¹⁷⁾

93.本当由君主来做的，公民私人来做，他就僭越了君主的权力，并且做下了“犯上”的罪行（crimen lese maiestatis）；同理，本当由平民和私人来做的，君主来做，他也同样背离了本分，是一种“扰下”的罪行（crimen lese populi）。因此之故，对费拉拉公爵投身于那些本该由私人来做的生意、买卖，以及其他低端业务，应予以强烈地谴责。⁽¹⁸⁾

94.如果你常常在君主面前献殷勤，希望从他那里觅个一官半职，你就要设法让他不断见到你。因为不期而至的事务常常会有，如果你在他的视线以内，他就会记起你来，并委以任务。如果你没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就会把任务派给别人。

95.不自量力，昏头昏脑闯入危险关中之人，可以称之为有勇无谋；晓得危险，但不会无端害怕的人，才可称为勇士。

96.有个旧说法是所有聪明人都是胆小的，因为他们把所有的风险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就怕得有根有据。我想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一个把危险夸大到超过它本来面目的人，不配叫做聪明人。我倒宁愿把那种能够正确估量危险，但又不风声鹤唳、做惊弓之鸟的人，称为睿智之士。想来上面这两种人，都是有见识的，但他们的区别在于，那些胆小怯懦的聪明人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却总是把宝押在最坏的情况上；而我之所谓的睿智之士，尽管他也识得全部风险，却想着哪些是为人力所能避免的，哪些是天公作美就可使之意外消失的。他不会让所有的风险来把自己搞得坐卧不宁，而是满抱并非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一定会要发生的希望，凭借其智慧，采取行动。

97.克雷芒被任命为教皇后，佩斯卡拉候爵⁽¹⁹⁾对我说，这也许是他所见到的唯一一件举世期望发生的事。其中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一般来讲，能够决定当世大事的，总是一小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这一小部分人所追求的目标总是区别于那些大多数，所以最后必定结出和后者所想望的不一样的果实。

98.尽管生性谨慎的君主会偏爱那些胆小的智者，但是如果他知道那些勇敢的智者个性沉稳，他也不会厌恶他们。这种人他想着自己有办法收服满足他们。君主最讨厌胆大而不安分的人，他估摸着自己没有办法收服满足这种人，所以最后就会想到收拾他们，搬掉自己的碍脚石。

99.在谨慎的君主不把我当敌人的情况下，我宁愿他把我看成一个胆大而不安分的人，而不是一个胆小鬼。这样的话他就会想方设法来拉拢满足我，而不是像其它情况下一样，乐意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²⁰⁾

100.在暴君手下混事，和他保持一定距离，做他不即不离的朋友，比和他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要好。假若你是一个为人高尚的公民，你会受益于他的权力——有时受益程度比他那些密友还高。而说不定哪一天他倒台了，兴许你自己还有希望救自己的命。

101.要在一个残忍嗜血的君主治下寻求自保，任何方法或灵丹妙药都是不管用的。你只有像对待瘟疫一样，跑得越快、离他越远越好。

102.被困城中而又希望获取援助者，总是夸大自己的难处；被困而又获取外援无望，除了对敌人搞疲劳战，令其失望后知难而退以外，别无选择的人，就总是掩盖自己的难处，在别人面前把它说得很小。

103.暴君会费尽心机来揭开你心底的秘密。他会对你礼数周到，亲状可掬，会极为详尽地和你讨论问题，还会派人骗取你的信任，靠近你，以便监视你。要躲开这些圈套，可不是容易的事。如果你不想让他知道你的底细，就得想周到一些，以巧妙高超的手段，对一切会出卖你的事故做好防备。君主花费很大力气来刺探你的秘密，你也得和他一样，想方设法来隐藏它们。

104.内心开放，品格挚诚，就像佛罗伦萨人所说的那样，“快人快语”，这样的人值得欣赏，而且人人喜爱。相反，假心假意的人，却面目可憎，人见人厌。然而，戴上假面具，对你自己是非常有用的；坦诚相见，却只会更便宜别人。尽管如此，照样还是不能否认，欺诈本身绝非一桩好事。对那些平日里总是赤诚开放待人，只有在极少见的重要关头才搞点欺骗的人，我是要唱赞歌的。这种人由此可以获得披肝沥胆、坦诚开放的美名，而美名又可以为他们带来良好的人缘。在某些重要关头，这些东西甚至于有可能比搞欺诈还更灵验，帮助还会更大，因为大家认为你不是骗子，所以就会更轻易地相信你说的话。

105.即使有的人是出了名的伪君子和骗子，他的鬼把戏还是能不时地奏效。此事说来奇怪，但还真确有其事。我记得比所有人都更绰绰有余地顶着这个雅号的天主教国王，尽管人们不该信他，但他还是从来不缺信徒。这种现象要么来自于有人头脑简单，要么来自于有人内心充满贪欲。后一种人对能魇足他们愿望的东西很是轻信，前一种人则不过是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

106.在我们的国民生活中，最伤脑筋的事莫过于为我们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好归宿。所有人都觉得别人对自己评价还不够高，他们自认要更高一等，所以就开始想着要攀附那些他们实际上高攀不上的人。我见过不少父亲辞退求婚者的事，直到他们四处设法寻访均碰壁之后，才发现原来轻松地答应前面的婚事，才是好的。因此，人们应该要把自己以及别人家的底细估量准确，而不要被不自量力的高傲自重引入歧途。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我仍然拿不准自己会不会按这个办，而且我还拿不准自己会不会犯这个自高自大的人类通病。而这里提出忠告，也并非是要我们自甘卑贱，就像弗朗切斯科·韦托里⁽²¹⁾那样，把我们的女儿随便许配给第一个求婚者。

107.最好不要生而为人所统治⁽²²⁾，如果不得已，那么做一个君主下面的臣民，强过俯首称臣于另外一个共和国。这个异邦会压制它的臣民，只给它自己的公民共享一部分权力。君主治下则几乎一视同仁，自他以下，臣民相互之间大同小异。因此，所有人都可望从他那儿得到恩典和任用、提拔。

108.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运气好一些，就会只犯小过，或是只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犯错。

109.自由的成果，我们的自由制度所要服务的目标，不是一个人人管事的民治政府——政府应由那些有能力和适宜的人来治理——而是大家共同遵守正当的法律与秩序，这两者，在一个共和国里，远比在一个为一人或少数几人统治的国家里更能得以安然保持。正是这一点，给我们的城邦带来了困难和困扰，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有自由和安全，他们还要自己来管事治理。

110.举例时言必称罗马，可谓大错特错。对比要站住脚，就必定要找一个像他们一样条件的城邦，并且按他们的样板来进行统治。拿一个情形与罗马不一样的城邦与之对比，就像牵一只公驴来与马比赛一样，结果只能搞出个荒腔走板，乱了套了。⁽²³⁾

111.常人往往诟病律师之间意见不一，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这种情形的存在，并非由于律师们有什么不对，而是来自于事情本身的性质。通则大概是很难把所有特例都包容进去的。通常，有些案子是难于按法律条文来断的，人们对此的意见虽然并非总是整齐一致，但却是断案的更佳根据。这种情况在医生、哲学家、商务仲裁人，以及有关公务治理的商讨论证中普遍存在。其中，不同律师之间判断的分歧最大。

112.韦纳弗拉的安东尼奥大人（Messer Antonio of Venafra）过去说的话很在理：“把六或八个聪明人放在一起，聪明人都会变成傻瓜、疯子。”在所有问题上得不到一点共识，人们就愿意老是争来争去，而不是去解决它。

113.把法律看做是让任何事物都服从于法官们想当然的任意裁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法律从来没有给法官取舍的权力，只是当有些案子不能按成文的固定条例来裁定时，就必须听从法官来自行裁决。经过对案件的情形经过、所有细节及分歧的认真考虑、权衡，法官必须依从他的良心，按照他认为正确的决定来断案。在此情况之下，法官作决定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他只需对上帝负责，只有上帝，才明白他是否判得公正。

114.有些人把落脚点放在当今大事上，来动笔探讨未来。如果他们是见多识广之人，那么他们的东西倒是会看似值得一读。不过，这些东西还是只能产生误导作用。因为推理是一环套一环的，下一个结论建立在上一个结论的基础上，只要其中一个错了，从它出发推出的结论就都是错的。而每一个细微、特定情境的改变，都有可能促成结论的变化。因此，世界上的事，就不能凭借陈年往事来推导，而只能日渐一日地加以判断和解决。

115.我在某些记于1457年前的老笔记本上，发现有明智的公民这样记过：“要么由佛罗伦萨来毁掉蒙特⁽²⁴⁾，要么由蒙特来毁掉佛罗伦萨”。他是通晓我们的城邦必须降低蒙特的影响的，要不然，它就会膨胀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然而，尽管这种冲突由来已久，但它还是没有产生预料中的无序后果。显然，事态的进展速度比他猜测的要慢得多。

116.治理城邦的人，不应该被看似危险的东西吓唬住，不管它多严重、多切身和多迫在眉睫。正像俗话说，魔鬼不像他装出来的样子那么可怕。时来运转，危险常常会自己消失；即使它来了，你也总能从险境中找出补救和缓和的手段。对这条格言仔细考虑吧，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总用得着。

117.使用先例进行判断误人不浅。除非两者在方方面面都类似，否则先例毫无助益，因为每一个细微的区别，都有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而要明察秋毫，没有一双锐利好使的眼睛是不行的。

118.极其珍视荣誉的人将无往不胜，因为他会为此而不畏艰辛，不怕危险，或不计成本。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说这句话并把它写下来：没有这股子热衷的劲儿，搞什么行动都只能是死路一条、白费力气。

119.文件一开始很少搞伪造，通常都是到后来，因为时势和必要，才这样做。要在这事上面保护你自己，有个好办法，就是等到行事计划或文件拟好之后，马上做一份权威的复本，并贴身收藏好。

120.在一个分裂的城市里，大多数暴行都是因为派系之间相互猜忌而起。每个人在怀疑对方要搞阴谋时，都会抢先动手，以占据先机。因此，治理这么一个城市，首先也是首要的一招，就是去掉人们的猜忌。

121.搞什么革新，都不要想着老百姓会支持你。以他们为基础，一点也不牢靠。平民们没有追随你的勇气，他们所想的和你所相信的也截然不同。请看布鲁图斯和凯歇斯的例子，在他们谋杀掉凯撒之后，他们不但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得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因为大众的危胁而不得不托庇于神殿。

122.看人们是怎么样地自欺欺人。自己没有犯的罪，就说是凶残邪恶；自己犯了的罪，却说成是轻如鸿毛。好坏都以此标准来定，而不是经由仔细体察我们这些行动本身的性质及倾向。

123.很显然，古往今来人们称之为奇迹的许多事情，实际面目远非如此。毫无疑问，所有的宗教都有它自己的奇迹，因此，要以奇迹做证据，来证实一种信仰比另一种信仰更真实，总是软弱无力的。奇迹或许可以很好地显示上帝的力量，但却不能证明基督教上帝就胜过了犹太教的上帝。也许，把奇迹说成是像预言一样，只是大自然的秘密，其道理之高深非人类智慧所能企及，不无正确。

124.在每一个国家，和几乎所有城市，我都观察到人们通过一些特定的方式祈祷，以求得同样的效果。在佛罗伦萨，圣玛丽亚·因普鲁内塔⁽²⁵⁾的人们求雨，求好天气；在其它地方我见到修女圣徒们也在做同样的事：上帝的恩典普惠世人，这是一个明白有力的证据。当然，也很明显的是，这些祈祷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人们的轻信，而非他们亲眼见证了其效果。

125.哲人，神学家，及所有那些钻研超自然现象及无形之物的人，说了无数的胡话、蠢话。实际上，人类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上面这些人搞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些智力游戏，而不是去发现真相。

126.显然，人人都想十全十美；即使是白玉微瑕，一点点缺陷，人们也不想要。但是要做到这样，却非常之难。所以，花费太多时间对事物精打细磨，是错误的做法；时光耗在如何使事物完完全全地称心如意上面，机会就会跑掉。实际上，即使有时你想你是成功的，事后也会发现毛病。世界生来就是这样，几乎所有事物的所有部分都不免有些不完美之处。既然如此，你最好还是知足，接受它们的本来面目，只要不是最坏的，就是好的了。

127.在战争中，我常常见到战报传来，让你觉得大事不好，大势已去；而马上接着来的另外一份战报，却告诉你胜利似乎在望。有时候，情形则刚好相反：好消息先到一步，接下来是坏消息。类似的起伏跌宕我看得多了。从中可见，作为一个好将军，不应该轻易地沮丧或振奋。

128.观察国家事务时，你更加注意的应该是凭君主个人的品性和习惯，哪些事他最会想着去做；而不是凭那些事本身的原因，哪些事他最应该去做。君主行事，常常依照的是他们自己的喜好和见识，而不是哪些事他们应该做。观察国务时如果忘记了这一点，你就会犯大错误。

129.如果一项行动落实下去，就是一桩罪行或一场不义，那么取消这项行动，就不能说是做了一件好事或行了一次恩典。因为在侵害与恩宠之间，在值得称颂与该受谴责的行动之间，克制邪恶，不搞害，仅仅是一条中间道路。因此，不要让人们来说我没做这个，我没说那个；真正的好品德通常在于你有能耐宣称，我做了，我说了。

130.君主最防备的就是那些天性不知满足的人，因为无论怎样宠着他们，也无论拿多少大把的金银珠宝赏赐他们，还是无法确认是否得到了他们的效忠。

131.不知足的臣民和绝望的臣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不知足者尽管也想害你，但是他们不会轻易冒险。他们宁愿等待时机，而时机可能永远不会有。绝望者却会四处寻找搜罗机会，他们会贸然投身于所有政变与阴谋当中。因此，你只要稍稍防范前者就够了；对于后者，可要长防不懈。

132.我生就一副随和的性格，不适合参加谈判。和我对阵的人，总是感觉轻松如意。然而，我还是认清了在一切谈判中都最有效的一条路：也就是不要轻易地露出你的底牌。你不妨离你的底线远一点，让对方拉着你一步一步、很不情愿地朝它的方向走。谁要是这样做，谁就能得到超过预期的好处。而谁要是像我那样做，就最多只能满足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了。

133.只要无损于你的尊严，又没有什么害处，就不如把你对别人的不快隐藏起来。尽管很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但这确实是很明智的一步棋。因为接下来你常常会需要这些人帮忙，如果他们知道你对他们有恶感，那么你就很难得到他们的帮助。我自己就不得不时常去向那些我深为厌恶的人那里寻求援手，而这些人，相信我对他们有好感，或至少没有搞清真相，他们毫不迟疑，就帮了我的忙。

134.人之初，性本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都是愿意行善去恶的，除非有其他原因诱使其背道而驰。但是人性是如此的脆弱，而诱惑又是如此之多，所以人们会很容易就让自己偏离正轨，弃善从恶。因此，明智的立法者就会确立奖惩，以胡萝卜与大棒双管齐下，来促使人们的天性稳固不变。

135.如果有人天生倾向作恶，不做好事，那么我们就可以称呼他为一个畜类，一头怪兽，而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缺少人之为人的那种天性。

136.有时候傻子和聪明人相比，更能成就大事。其中原因在于，聪明人除非是被迫为之，否则总是更倚赖于他们的理性，而很少碰运气；相反，傻子做事却喜欢碰运气，不喜欢讲理性。而有时候运气一来，事情反倒会不可思议地成了。面对当前这场风暴，佛罗伦萨的聪明人可能会早已选择放弃投降；而不听理性命令吩咐的傻子们选择了抵抗，然而迄今为止，他们却做出了我们这座城市过去所不可想象的巨大成就。这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天助勇者！（Audaces fortuna juvat）⁽²⁶⁾

137.假若坏政府的害处一目了然，让人看得细致入微，那么那些不懂政府管理的人就会要么设法去学会管理，要么心甘情愿地把管理重任交给能人。但是难处就在于，人们，尤其是平民大众们，由于自己的无知，根本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事情会被搞坏，因此，他们也不会承认这些都是自己犯错的后果。他们不清楚领导无方会产生多么大的害处，所以要么就坚持要亲力亲为，做他们理解不了的活，继续犯错；要么就让他们自己被一个不称职的人来统治。最后，常常是只能以城市的彻底毁灭来了此残局。

138.不管是聪明人还是傻子，最后都抗拒不了必然。没有一句话比下面这句谚语表述得更好了：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Ducunt volentes fata, nolentes trahunt）。⁽²⁷⁾

139.人必有一死，城市也有寿命，然而两者之间，仍旧有所区别。人类由易腐蚀的材料构成，即使他们没做什么错事，最终也不免消亡。城市的构成材料会不断地自我更新，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缺陷会让它们消亡的。只有运气太坏，或者政府败坏，也就是说，统治者统治无方，才会导致它们的消亡。而单纯由于运气不好给城市带来毁灭，也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城市体格强健，抵抗能力极强，要摧毁一座城市，总是需要非同一般及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城市的败落，几乎总是由统治者的错误引起的。如果管理有方，那么城市就可能永远屹立不灭，或者最少比迄今为止所知的任何城市所拥有的寿命都要长得多。

140.“人民”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指一头野兽，它疯狂、错误百出和惶惑无知，没有一点品味、见识和恒心。

141.对于那些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或是那些现在发生于遥远地方的事情，我们的无知不必令人感到奇怪。仔细想想，即使对于我们自己的城市，对于它的现状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是没有掌握多少真实情况的。在宫廷与集市之间，通常布满重重云雾，或建起一堵厚墙，没有一双眼睛是能够穿透它们的。因此，人们对他们的统治者在干些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就跟他们对印度新闻的了解一样多了。这个世界轻易地充斥着各种谬误及虚无缥缈的念头，原因就在这里。

142.一个人如果能逮着机会，把他为谋个人私利而办的事情，装点成是为公益而做，那么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天主教国王所办的事业显得如此光辉显赫，就是利用了这个方法。所有的事其实都是为着加强他个人的权力和安全而做，但通常要么就穿上加强基督教信仰的外衣，要么就装扮成是为了保卫教会。

143.在我看来，所有的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他们同时代广为人知的许多事情预设为众所周知，所以在著作中就懒得提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有关罗马、希腊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史实知之不多的原因。例如，我们在地方法官的权威及各地差异，在政府建制，在战争艺术，在城市的规模，还有在很多类似这样的为其时作家所熟知，并因此而省略不记的相关问题之上，就都缺乏史料。史学家们当时应该要知道，当城市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之时，有关这些物事的记忆就都会随之漫漶；而写史的唯一目的，则正是要保留这些记忆，使之垂于千古。只有这样去想，他们才会花费更多的心思，以使出于其笔下的历史事迹，让后来人读起来，仍能像当时的人所了解的那样，一切都历历在目。

144.消息传来，说威尼斯人与法兰西国王结盟，一起反对西班牙天主教徒国王，⁽²⁸⁾当时，我本人就在西班牙。阿尔马扎罗（Almazano），西班牙国务秘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跟我说了一句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谚语：线条最易于从它最脆弱的地方断掉。言下之意就是，因为人们是不会按理性和为他人着想来出牌的，所以挨打受罚的，总是最弱者。每个人追求的都是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最后大家都会同意让那个最弱者来受损害，反正大家都不怕他。当你面对强者的时候，请牢牢记住这句时时为事实证明为真理的谚语。

145.尽管人生苦短，但是那些懂得如何利用时间、不虚度光阴者，还是能挤出不少时间的。人的潜能无限，那些能干和行事果决的人，可以成事无数。

146.只有先忍耐一个坏东西，才能得到一个好东西，处于这样的境地，很是不幸。

147.认为胜利取决于事业正义与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与之相反的例子，天天都可以见到。是谨慎、力量和好运带来胜利，而不是正义。千真万确，正义在手，坚定的信心会由此产生，人们也将确信正义的事业必会得到上天眷顾；正是这些信念使人变得激情燃烧、顽强不屈，而有可能因此得到胜利。这样的话就可以说，事业的正义性，确有其间接作用；但是，说它能够直接帮助你，就与实际不符了。

148.那些想让战争尽快结束的人，常常把战争拉长了。⁽²⁹⁾他们没有静待必要的军需补给，或让时机事态适当地成熟，结果把本来容易的事情，搞得其难无比。每天他们都想着快快获救，常常一个多月就浪费掉了，更不用提的是，他们的草率冒进甚至可能给他们招来更大的灾祸。

149.进行战争却又想省着钱花的人，最后反而会花费更大。没有一件事会像战争一样让人花钱如流水，源源不断。粮草军需越是充足，打仗结束得就会越快。为了省几个钱而使得军备不足，就会让战争拖得更久；更有甚者，结果它还会让你破费无数，不敷计算。因此，战争当中最怕支出无度，还有手头没有储足一笔巨额现金。这种情况危害是最大的，按此来做，就不是去结束战争，而是去滋养拉长战争。

150.如果你得罪了某人，就不要再相信和信任他；即使有一注业务，如果成功，将会使他名利双收，你也应该要这样。因为有些人对他们被冒犯的记忆刻骨铭心，这就会促使他们即使有损于自己的利益，也要报仇雪恨。他们或是因为自身对这种复仇的快感非常看重，或是因为激情的蒙蔽，因而不再分辨得清什么是自己真正的名誉和利益。用心记住本条格言吧，因为犯类似错误的人不在少数。

151.我之前说过的有关君主的那些事，⁽³⁰⁾对于你必须去与之打交道的其他人，也同样管用：不要大费力气，眼睛老盯着按道理他应该去做哪些事；而是要更加注意，凭着他个人的品性和习惯，哪些事他最会想着去做。

152.在你一头扎进一项新的事务之前，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一旦卷入，你就必须继续。而卷入进去之后，你就常常会碰到很大的麻烦。这些麻烦，假如你一开始预见到了哪怕是一点点，你也会拒之于千里之外；但是你既然已经是局中人，你就没办法回避了。在争执、派系纠纷和战争中，上述情况出现得最为频繁。所以，在你进入这些或类似其它事务之前，任何小心和思量都不是多余的。

153.看起来，大使们通常都站在他们所驻国的君主这一边；所以有人怀疑他们是受人贿赂，或是为了寻求贿赂，或者最少是被对方的礼遇和优待所迷惑。然而，这也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所驻国君主的事务老在大使眼前晃来晃去，其他的事情他们不甚了了，所以就会错误地把前者判断得比它们的本来面目更重要。派遣他们的君主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因为他站得远一些，得以通观全局，能够平和地看待每一件事。他很快就能识别出他的大臣们的错误，但常常把它归因于这些人的图谋不轨，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归结为是这些人缺乏见识。如果你要做大使，就好好注意这一点吧，兹事体大，不要轻视。

154.君主的秘密真是无穷无尽，他要考虑的事情也是无边无际；匆匆忙忙就判定他们的行动，总是显得焦躁草率。很多时候，当你想着他是为这个目的去做事时，实际上他却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当你想着他是随随便便、想当然地鲁莽行事时，事实上他却是计划周密、老谋深算。

155.据说假如不是事无巨细了解透彻，就做不出良好的判断。但是我却常常见到判断力很差的人在只知道事情的大致轮廓时，做出了比通晓所有细节时更好的判断。因为观其大略时，恰当的结论常常会自己浮现出来；而当他耳朵里灌满了细节时，他会为此困惑不已。

156.我历来是一个行动坚决果断、定性十足的人。然而，当我做出一项重大决定时，我还是通常会为我选择要走的路而感到一丝遗憾。这并不是因为我想假如重来一次的话，我会选择其他方案。而是因为，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会把每种选择各自的风险都罗列出来，放在我的眼皮底下；一旦做出决定，我就不再操心那些未被选中的方案所具有的风险，而只去留意那些接下来我必须去实际应付的风险；当我只留意这些风险自身时，它们就显得比当初与别个相比时更大得多了。要从这种不安中解放出来，还真得用心回想一下那些被你撇在一边的风险。

157.得到一个多疑与不信任别人的名声，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人是如此虚伪，如此阴险，搞起阴谋诡计来是如此狡猾和深沉，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极重，对别人的利益则只有漠视；所以，少相信一点，多怀疑一点，总是没错。

158.有一个好名声能让你得到的好处，时时都摆在你面前。但这些好处与你从中得到的无形的好处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你自己都可能不清楚它的原因，但是因为你在人们中间的口碑，这些好处自然而然就自己来了。有句话讲得真是有见识：好名声胜过家财万贯。

159.我对教会规定和僧侣们引入的禁食、祈祷等虔敬仪式并无异议。但是，不要害人，尽你所能帮助别人，才是最高之善；与这些至善相比，其他的都只能算是细枝末节了。

160.尽管我们知道自己必有一死，但我们仍然像知道自己将要永生一样活着，这件事委实不可思议。我不相信，其原因是在于那些刺激神经的眼前之物，比那些缥缈遥远的东西，更能使我们为之心动。因为死亡是切近的，日常经验时刻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点。我想真实的原因应该是大自然希望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运作程序与规则来生活。它不想让这个世界了无生气，毫无意义，所以就赐予我们一种不去想着死亡的能力，以免世上充斥着无精打采、麻木不仁。

161.当我想到人的生命是怎样地受到意外、偶然、疾病还有暴力的摆布，想到要有多少因素聚合在一起才能使某年有一个好收成，我就会为见到一个老人、一个丰年而惊愕，叹为奇迹。

162.在战争还有在其他不少重要事件中，我常常见到人们疏于准备；等到他们意识到了的时候，又迟了。而接下来的事态证明，他们确实应当及时准备，忽略这一点使他们吃了大亏。这是因为一般来讲，计划是远远赶不上变化的，你做好准备，想着一个月就会发生的事情，通常三四个月下来，它都不会发生。这条格言很重要，你要注意了。

163.古人有句话说得实在是太恰当了：官位考验一个人（Magistratus virum ostendit）。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比把权威和责任交给一个人，更能让人认清这个人有几斤几两了。有多少人嘴巴上说得动听，动起手来却是一窍不通；又有多少人坐在交椅上像模像样，或在大庭广众之下看似是个能人，一旦被任命上去，就会发现原来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草包老爷。

164.好运常常是一个人最坏的敌人，因为它使人变得邪恶、漫不经心、傲慢无礼。经受住了逆境考验的人，未必能通过好运这一关的检验。

165.一方面，君主或主人看起来应该比其他人更了解其臣民或仆人们的个性，因为他不得不不断地去了解这些人想要什么、企图什么、在干什么。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事情反过来也有道理。因为臣民们也好，仆人们也好，在别人面前，他们是更放得开的；但一到他们主人面前，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并极其小心地掩饰他们的性格与想法。

166.千万不要认为攻击者——例如他在围攻一座城市——能够想尽他的敌人所能想到的所有防御法子。自然，防守者会动用的一般防卫手段，都能为熟练的攻击者所预悉。但是，危急和穷困迫着防守者去想的那些非同一般的救护方法，就是那些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了。

167.我相信，世间没有一样东西会比轻浮、不负责任更坏。不管事情是多么的危险、败坏、有害，没有原则的人，总是会心甘情愿地做它们的工具。所以，要像远离大火一样逃离这种人。

168.如果一个人伤害了我，那么他是因为无知还是出于有意，又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无知比有意为之，还要更坏。因为恶意有其特定目的，会按其特有规则运作，并且总是不能为所欲为地作恶。而无知既没有目的，也不讲规则，只是杂乱无章，疯狂地胡搞一气，像盲人一样乱打乱砸。

169.不管你是生活在一个共和国、一个寡头政体中，还是生活在一个王国中，都要记住这条规律，那就是你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设想，随心所欲。因此，假如你的某个计划泡汤了，就不要马上怒不可遏，或飞快地投身造反——最少，只要维持现状你还能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位置，就不要这样干。如果硬要这样，你就会给自己，甚至于给整个城市都制造折磨；而到最后，你肯定会发现自己恶化了自己的处境。

170.君主的命真好！他们可以轻松地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在别人的肩上。他自己做事时犯了错，违了规，本来应该要责任自负的，然而最后几乎都由他身边那些人来背黑锅——都是他们提坏建议和教唆的结果。我想，与其说这是由于君主自己有意要精心制造这一效果，不如说是平民大众们更乐意于呵斥那些与他们更接近的人，以泄其愤。对这些人，他们知道攻击起来容易得多。

171.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公爵有个说法，君主和弓弩可以同样的方法来检验。弓弩好不好，由它射出去的箭说了算。同样，君主中不中用，也可以看他派遣出去的人。我们由此可以想见，佛罗伦萨雇卡尔杜奇为法兰西大使，雇瓜特罗蒂为威尼斯大使，雇巴尔多为锡耶纳大使，雇加莱奥托·朱尼为费拉拉大使，这个政府是个怎么样的货色！⁽³¹⁾

172.不是为他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大众福利，才让君主上台登基的；缴给他的赋税收入，都是为了留着照拂其治下及臣民们的利益用的。因此，君主的节俭吝啬比公民个人的吝啬更可恶。君主囤积财富，和他的宗旨，即从来不是要做一个主子，而是要做大众利益的保卫者和管理人，是相称的。

173.君主的大肆挥霍比他的吝啬小器更为可恶，也更为有害。因为不从大多数臣民那里征敛，君主就没有东西可以挥霍；这比他吝啬起来不给臣民任何东西还要更坏一层。然而平民大众看起来却更欣赏一个喜欢浪费而不是过于节俭的君主。这是因为，尽管君主挥霍起来只能肥了一小部分人，而大部分人要为此付出，但是，正如我在其他地方⁽³²⁾说过的那样，人们的希望大于恐惧；这些人喜欢把自己想象为受到眷顾的少数人中的一员，而不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多数人中的一个。

174.尽你所能去与君主及那些当权者交好。尽管你现在没遭什么罪，生活平静，也无意于找麻烦、参与公共生活，然而，说不定什么时候事情一来，你就会要寻求当权者的帮助了。而且，仅仅人们相信你不受权力的欢迎，就会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来让你受害。

175.统治者或执政官必须要万分小心，不可对和自己有个人恩怨的人显出敌意，或是寻求报复。借公权来报私仇，会为你招致严厉的批评。而显然你总能寻到机会，公道地达到同样的效果，却不会被人怨恨。

176.祈祷上帝让你永远站在胜利者这一边吧，因为这样的话，即使你并没有出力做事，也会从中得到好评；反过来，假如站在了失败者一边，即使你是完全无辜的，也会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背黑锅，挨臭骂。

177.佛罗伦萨的人真蠢，时不时就有这样的事，对那些鼓起动乱来的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进行惩罚。相反，所有的做法都是让这些人得以豁免逃脱，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停止犯错。这可不是一条驯服傲慢无礼者的好路，它只能把绵羊变成雄狮。

178.工业与贸易的全盛时期，是在它被公认为有利可图之前。一旦变为人所共知，它们就要开始衰落了，因为激烈的竞争将使它们变得利润微薄。所有事情都是这样，越早起家越好。

179.年轻时，我曾经嘲笑过人们懂得唱歌、跳舞、戏耍，及诸如此类的无聊游戏。我甚至还瞧不起人们写得一手好字，晓得如何骑马，如何打扮漂亮，所有一切使人显得更重表面文章而非实际内容的东西。但是到后来，我就后悔这样做了。尽管花太多时间引导年轻人去精通这些技艺，确实显得很不明智，但是人生经验还是教会了我，这些装饰与才能，即使对于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也是能增添其荣誉和光彩的。不懂这些东西的人，甚至还可以说，是缺少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更何况，精通这些技艺还可能为你开启获取君主恩宠的门路，而这又可能为你获取高官厚禄铺垫基础。因为毕竟，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君主们，不是按其所应然，而是按其实然的状态，活在世上的。

180.战争中最危险的就是自以为己方必胜无疑。因为战争不管看起来多么简单、局面已定，它仍然可能遭遇多种变故。当在精神和武力上缺乏准备时，这些变故制造的混乱将会更为严重。而只有想到战争一开始就会碰上困难，才会去做这些准备。

181.我服务于天主教廷政府连续十一年，上司和人民对我的照拂，我深感满意。如果不是因为1527年罗马和佛罗伦萨的那一场事变，⁽³³⁾我还会在那儿呆得更久。在那期间，我毫不在意自己能否连任，回想起来，没有哪一件事能比这一件更能让我在我的位子上安然稳坐了。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不偏不倚，克尽厥职。我的口碑，由此也得到大幅提高。仅仅从这些口碑本身，我就已经得到比我使用奉承、友谊等其它手段更大，也更光彩的好处。

182.我常常观察到，当聪明睿智之士在重要关头做决定时，他们总是要通过分析，认定两到三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在假定其中某种情况会出现的基础上，做出最后决定。一定要记住，这一套方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通常，甚至总有三或四种你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而你的决定就不管用了。所以，做决策要尽量稳妥，要想到不可预期的事完全有可能发生。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把自己限制得死死的。

183.明智的统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投入战斗，除非他知道自己占据了绝对优势。战斗成败常常系于时运，而失败则后果严重，不值得去冒险。

184.我并不想让人们不参与日常讨论，或在快乐、友好、亲善的气氛中交谈。我只是说，谨慎一点的做法是：除非极有必要，不要谈论你自己的私事；如果提到它们，也只说那些与你的意见或谈话目的有莫大关联的事情就够了；别的事，就不要说了。按其他的方式去做，你也许更惬意些，但更为有用的是按此方式去做。

185.人们常常称赞别人出手大方，慷慨解囊，排场浩大，但他们自己大多数人却并不这样做。因此，你要量入为出，算好它们真实而合理的收益，再来花销。在庸众的口舌面前，要不为所动，也不要去想着得到这些人的认可和赞颂。对他们自己都不奉行的东西，他们的称赞不会是真心的。

186.行为处世，不能一成不变地死守某条绝对的、确定不移的规则。在与人交谈时，对那些应该保密的事，即使是对朋友，也最好不要过于坦白。然而在另一方面，当朋友们发觉你对他们有意地不够开诚布公时，他们就肯定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情。只有当别人认为你信任他们时，他们才会信任你的。因此，当你对别人不露丝毫口风的时候，你也就不再可能从他们那里听到什么了。在这种事上，和很多很多事一样，你必须要认清不同人的品性，区分不同的事情，区分场合。因此，具备见识，也就是必要的了。如果天性没有这种洞察能力，那么凭经验是很难学得圆满的，靠书本，则毫无可能。

187.记住：守株待兔者，最后会成为偶然机遇的牺牲品。仔细地思考、观察并研究所有的细节，甚至是那些最不为人所注目的东西，才是正道。即便如此，要把事情办得像个样子，还是极费力气。随波逐流的人，你想他能做成什么事！

188.为了避免一个极端，你和中间道路离得越远，就越易掉进你害怕的，或与此一样坏的极端中去。同理，你越想将你占有的东西利用殆尽，就会越快地失去而不再能够利用它。例如一个珍爱自由的人：他越想利用它，就只能越少享用它，很快，他就会陷入暴政，或是一个并不比暴政好多少的国家当中。

189.所有城市、国家，还有所有的统治，都有终结的时候。不管是因为生来如此还是由于偶然事故，天下万物都会在某个时候寿终正寝。当一个公民生活于他国家的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也没有必要感其式微，自叹命苦，他只能怪自己不走运。他的国家发生的事情属于不可避免，而自己生逢末世，亲历劫难，确实背运。

190.有一句箴言可以安慰那些不得志的人：向后看，不要向前看。换句话说，想想有多少人比你还要混得差劲。这个建议很不错，还能收到使人们满足他们命运的效果。但是要按此去做，却并非易事。因为上天老早就把我们的眼睛生的位置安排好，除非我们跟自己闹别扭，否则就只能朝前看。

191.旷日持久才做出决定的人，不当受到责备。尽管有时候某些事情需要早做决断；但是，通常来说，匆忙之间做出决定的人，总是要比不慌不忙做决定的人要犯更多的错误。真正值得狠狠批评的是决定做出后，执行起来的迟缓不力。甚至可以说，这种拖拉作风除了偶有用处之外，总是害人不浅的。很多人都犯这个错，要么是因为懒惰，要么是因为想避免麻烦，或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我把它说出来之后，你多半就会对此多个心眼了。

192.做事时记住这条格言：只是做了一个开头，或是指出一个方向，提供一个动力，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穷追到底，不到结束决不松劲。做事时盯得这么紧，保管你事半功倍。反其道而行的人，通常在事情刚刚开始，还没碰上多少困难时，就假设它已经做完了。你要记得，在人身上疏忽、无能、邪恶的品性是多么严重，所以很多事情生来就有诸多障碍、困难。用好这条格言吧，我有时就为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就像反其道而行之的有些人最后弄得灰头土脸一样。

193.如果你正在密谋反对政府，记住千万不要用信件进行联系，因为它们常常容易被拦截，而成为你无可抵赖的罪证。尽管现在也有不少靠编密码写信的方法，但是仍有不少办法可以把它们破译出来。使用亲信，比写信安全多了。但只凭这个原因，平民百姓要涉足这种事情就太难太危险了，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使唤。即使有一小撮人在跟前，他们也不能信任，因为背叛他们因而取悦君主，对这些人来说，也是件获益良多、损失很小的事。

194.尽管我们需要万事谨慎，但是我们也不必让脑海里老是盘旋着种种困难，以至于最后要使你觉得事情不可能成功，因而就放弃它。实际上，你要想到只有去做了，事情才能变得容易：在实践过程中，困难或许会自行消失。这是确凿的，行动者可以天天见证这一点。如果教皇克雷芒明白这个道理，他做起事来就会更果断和光彩一些。

195.君主手下的人如果想为他们自己或友人寻求恩宠或提升，就要非常小心，不要时不时就直接向君主索要。他应该等待、寻求机会，巧妙适时地把他的事提出来，讲解给君主听。一旦这种时机来临，他就要迅速地把握好，而不是任其白白流走。按此行事者，很轻易就能遂了自己心愿，并不惹君主的厌烦。而且，在得了这个便宜之后，他还可以更好、更自由自在地去获取下一个。

196.当人们得知是你的处境迫使你按他的愿望行事时，他就会对你不太尊重，并会利用你。因为通常人们的行动是由其自利心理，或是坏心肠决定的。与之相比，理性的衡量，你应该得到什么，他们对你有什么样的义务，就都不重要了。甚至当想到是他们自己使你倒尽大霉时，这些人下手也不会更轻一些。因此，必须要像防备火灾一样防备受此羞辱。如果人们下了功夫，用心记住了这条格言，那么很多现在被流放的人就不会遭到驱逐了。将这些人赶出家门的，正是他们曾经效忠的这个或那个君主。对他们来讲，这已是毫无用处；君主们看到他们被流放，就会想：“没有我，这些人什么事都做不成。”这些人很倒霉，因为君主想拿他们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本就不会考虑他们。

197.处理那些困难或有争议的公共事务时一定要小心，如果可能的话，就把它分割成一件又一件独立的事情，而且只有等第一件做完了，才去论及第二件。这样做的话，那些反对其中一件的人就有可能不会反对其他各件了；反之，假如将它们一锅煮的话，有人只要对其中一个部分不满意，他就会反对整个事务。皮耶罗·索德里尼在重建特别法庭的法律时如果采取了这个方法，他就可能成功了，并且还有可能在此之上加强了大众政府。⁽³⁴⁾这条格言不光对公共事务有用，对于私人事务，也一样行之有效，如果你想让别人在几次狼吞虎咽中也吞下苦果的话。

198.相信我：所有的事情，或公或私，其成功都倚赖于正确的方法。是成是败，就看你做事时用的是这条方法，还是那条方法。

199.如果想掩盖你的某个企图，就努力找出与之对立的想法，并使用你能找到的最强烈和最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支持它。因为别人想着你做某事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就会轻易相信你的决定是你的理性指挥的结果。

200.将一个原本会反对你计划的人，变成你的支持者，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他来做这个计划的头领，并让他认为，好似他就是这个计划的创始人或主持者。不用心的人通常能用这种手法加以制服，因为这能使他们的虚荣心得以满足。这种人把虚荣看得比实际收益还更重要。

201.世上坏人多于好人，尤其是在事关财产、权力时：这种说法看似显得苛刻、多疑，而且上帝也肯定不会同意，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因此，除非对于那些你从亲身经历或完全可靠的消息来源上证明是好人的人，与所有人打交道时眼睛都睁大一点，总是明智的。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同时又免于在名声上受多疑之累，那是最好不过。但是其中关键还是在于：不要相信任何人，除非你有把握这样做。

202.假如你以这样的方式复仇，让被伤害一方都不知道伤害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你的行为至多可以被认为是为了泄愤、出气。公开地复仇，让所有人都知道是谁干的，这种方式更显得你有雅量。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被人所指单纯是为了泄愤和出气，而是为了荣誉而战。换句话说，你以你的所作所为向别人证明你是一个不能容忍侮辱的人。

203.君主应该避免让臣民有太多的自由。因为人生来就是渴望自由的；而且人天性不知满足，他们总会想方设法对现状加以改善。这种欲望，比之于他们对自己从君主那儿得到的舒适生活与各种好处的记忆，总是更为强烈。

204.不管你怎么做，都无法阻止你的下属官员巧取豪夺。我是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的，但是我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以身作则，还是没有办法拦住我手下那些小头目及其他官员。这其中一个原因是金钱万能，今天人们尊敬一个富翁甚于一个好人；另外一个原因是君主们的无知与忘恩负义，他们纵容作恶者，对那些好生为他服务的人，给的待遇还不如那些做得差的人。

205.有两次我担任军中要职，参加极为重要的远征。最后我从中学到的是：如果在那些著述中有关于古代部队的历史是真实的——大多数我相信是的——那么相形之下，我们的部队只是一个赝品，已经远远不及他们。现代的统领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战术。他们行军无方，缺少谋略，那阵势就像他们在小镇的主街道上懒洋洋散步一样。当我参与的第一次远征的统帅普罗斯佩罗·科隆纳提醒我，说我之前从未有过作战经验时，我坦率地回答他：我只能遗憾地说，这次服役也没能让我学会什么东西。

206.我不想讨论是让医师来照拂我们的健康好，还是像罗马人以前很长时间里所做的那样，根本不劳他们来费神更好。有可能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也有可能那些本该精心、仔细观察病人最轻微的症状的医师，工作起来马虎粗疏；还有可能是我们时代的医师们除了能治好一些司空见惯的小毛病外，别无所长，他们技术的顶峰，充其量也就是能治好一个重状隔日热。但是因为疾病本身有其复杂之处，所以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动起手来就只能想当然了。何况，出于野心勃勃，而且处于激烈竞争当中，医师们这些可憎的家伙常常不知良心和谨慎为何物。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难于证明，于是为了给他们自己增光，或是使他们的对手失色，他们天天把我们的身体用于解剖实验。

207.相信占星术——即预测未来的科学，大概是疯了。这门东西，要么就全然是错的；要么它研究的对象，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理解或达致的。不论如何，其结果都是一样：要通过占星术来了解未来，简直就是做梦。星相学家们从来就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胡说些什么；除了偶然说中，他们的话都没有准头。把星相学家和另外一个人随机做出的预测放在一起，后者能够命中真相的概率和前者一样高。

208.法律科学现在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一宗案件的审判当中，如果一方呈上的是极有说服力的论证，另一方呈上的是一个法学博士的书面论证，后者会对法官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从业律师们就不得不去遍读所有文献，把本该用于思考的时间用于阅读，搞得身心俱累，更像是一个搬运工在做体力活，而不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行事。

209.我想土耳其人那种快捷、近乎随意式的判案方式，并不比基督徒的审理方式更糟糕。后者使诉讼当事人费去了太多的时间、金钱，给其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即使是最后胜诉者，也会发现还不如一开始就输了合算。更何况，即算是土耳其人如我们想的那样完全是随意的断案，那最少还有一半的人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再考虑到我们这边法官的昏聩无知、恶毒残忍，那么看来在土耳其人那边，比我们更加不公的审判，还是为数甚少的。

210.谚云：少而精。说得太多，写得太多的人，最后往往证明他只不过是生产了一大堆冗长的废话；反之，产量小，则经过精雕细琢，最后简明扼要。因此，从这本格言集中把最好的内容选择出来，要好过将它们照单全收。

211.我想我可以肯定灵魂是存在的——我是指我们称之为“灵魂”的那些与我们有极度精神关联的虚无缥缈的生命。基于我有过对它们的体验，我对之深信不疑。但我相信，对于它们的本质，它们是什么，那些自称全知道的人，和那些从未为此动过脑筋的人一样，都是所知甚少。有关于灵魂及预测未来的知识，正如有时某些人通过艺术或疯狂达致的那样，属于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甚或是它的高级代理人，由它而催生万物。这一切只为上帝知晓，我们则一无所知，它们是人类心智所不及的。

212.在下面三种政府形式——由一人统治、由少数统治、由多数统治——当中，我认为对于佛罗伦萨而言，由少数寡头统治是最坏的。在佛罗伦萨，它是不自然的，就像暴政一样不可接受。寡头们的野心和相互争斗，会带来和暴政一样多——甚至可能更多的邪恶。它们很快就会使城市分裂，连暴君能做的好事，它们都做不了了。

213.总能找到理由，来支持与我们的决定与行动相对立的决定和行动，因为完美得不能挑出一点错误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彻头彻尾的恶，没有一丝好处；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尽善尽美，没有一点不好。这使得很多人不敢动弹，因为小小的缺陷使他们不安。这种人实在是大惊小怪，过分小心，居然会被一点细枝末节吓住。这样毫无必要，我们只要估量一下各边的难处，下定决心选择缺陷最小的那一方，就可以了。记住，我们是不可能想到一个在方方面面都完美无缺的决策的。

214.人孰无过？只不过有些人多些，有些人少些。所以，如果没有相互的理解与宽容，友谊、雇佣、伙伴诸种关系，均不能持久。我们必须学着去了解别人；我们必须记住，改变也是不会令所有的缺点一齐消失的，换一个环境，我们可能会碰上同样甚或是更大缺点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宽容——只要与此相关的事情在可以被宽容者之列，或者它们根本算不得是什么大事情。

215.很多事情做了之后就会招致批评，然而只要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做的后果，它们就应该得到赞赏。相反，又有很多本该受到诟病的事情，却载誉而归。因此，不要受表面事物和现象的误导，匆促地进行毁誉。假如想让你的判断真实准确、不偏不倚，就要透过表面，深入其里。

216.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按自己的心愿来选择他的等级出身，也不能选择他将不得不要生活于其间的环境、命运。所以，在赞颂或谴责一个人之前，你不应该盯着他的境况，而要看他在这种境况下如何应付。毁誉都要以人的行为，而不是他的出生条件来定。在看一出喜剧或悲剧时，我们不会对扮演主人或国王的演员表示出比对扮演仆人的演员更大的敬意，我们只是关注他们演技的高低。

217.不要因为怕制造敌人或得罪他人就忘记了你的职责。尽职尽责会给你带来美名，其好处，比偶尔制造一个敌人带来的害处，要大得多。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活着，做事时就不可避免会时不时地得罪别人。我们用之于给别人带来欢乐的手段，同样可以在必要时用之于使别人不快：这些事情要办得有模有样，就得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并且姿态要低调，理由要动听，方法要光明正大。

218.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些时刻想着他们自己的利益，念兹在兹，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每一个行动的人，结果是挺好的。但是，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就会犯大错误。例如，老是想着捞几个好处，而不是想着怎样去保持荣誉，维持好名声、好口碑，就是这样。

219.决策已然做好，声明也已经发布，但是在事情未曾完工之前，因为某些原因而打算改变主意，这时候坦诚的做法就是开诚布公。但是如果没有权力或能力来改变原始计划的实施，要保持自己的名节，维持原状就更好了。中间变卦，于其名声有损，最后也只会失败，因为由此产生的结果肯定会与他一开始或后来所宣称的发生矛盾。但是如果他坚持原来的想法，万一事成——这是很有可能的事，还能显得他牢靠可信。

220.当国家落入暴君的魔掌当中时，好公民有义务去与他合作，并利用其影响来为善去恶。显然，让好人掌权，任何时候都是有助于城市利益的。无知而狂热的佛罗伦萨人总是对此持有异议，但是他们应该会见识到，当政府周边围绕的都是一些无知蠢人和邪恶小人时，梅迪奇的统治将使他们大难临头。

221.当那些时常联合起来反对你的敌人们开始发生内讧时，你想以分而制之的方法攻击其中之一，结果却通常只能是使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因此，你必须要看准你的敌人之间相互怨恨些什么，要观察其它的条件和环境，在此基础上做出最为明智的选择：是进攻其中之一，还是坐山观虎斗，任他们去拼个鱼死网破。

B辑

仅有闲情逸致本身，不足以产生奇思妙想；没有闲情逸致，奇思妙想根本就不会产生。

1.公民不靠派系斗争和篡权，而是以明智有为的方式，服务于国家，来赚取他们在本地的名声和荣耀，此种行为是可嘉而有益的。愿上帝赐予我共和国民中，有此种雄心抱负者，遍地皆是。然而，如果公民们只是以此来追逐权力，那就可怕至极了。一崇拜权力，人们就不会再有任何尊严、正直的考量与顾忌，他们只管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2.骨子里算不上好公民，在人家眼里也不会长久地被视为好公民。因此，就算你只是想装出好公民的模样，你仍得勉力为之，以使自己货真价实。否则，你的装蒜最终总会露馅。

3.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从恶行中得不到利益和好处，那么人人都会乐于行善。但是因为人性是如此的脆弱，而使人作恶的诱惑又是应有尽有，所以，人们很容易见利忘义，背离本性。因此，明智的立法者会用胡萝卜与大棒，确立奖惩，来保持而不是毁损人的天性与自然倾向。一个共和国，如果没有赏、罚双管齐下，好公民就会难得一见。在佛罗伦萨，我们天天得到这种见证。

4.如果听说，或是从书上读到，有哪个人不是想从中得到什么利益和好处，只是天生倾向作恶，不做好事，那么，我们就可以称呼此人为一个畜类、一头怪兽，而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缺少人之为人的那种共通天性。

5.大众政府免不了大的缺陷，还会表现欠佳。尽管如此，我城邦中睿智而有德之公民，仍然甘愿选择它，因为它不是更坏的。

6.可以说，在佛罗伦萨，明智者都同样是好公民。因为如果他不做好公民，他就不会是明智的。

7.真正的睿智之士，很少会以慷慨来取悦大众。表现得慷慨大方，其实还不如表现得精打细算值得称道。

8.在共和国中，人们热爱正直的公民。对那些睿智的公民，人们宁愿尊敬，不会热爱。

9.神啊！让人相信我共和国即将沦丧灭亡，而不会维持长久的理由，何止千万！

10.有见识的人可使能者人尽其才，发挥大用，远胜于其他使用人才者。

11.一个公民享有超越于他人之上的声望，根本无损于一个大众政府下的人人平等，只要他这种声望是拜大众的热爱与崇敬所赐，并且受到人民意愿的掌控。实际上，要是没有这层倚靠，共和国反而会难以维持。如果在佛罗伦萨——我们的城市中，蠢人们能够好好理解这一点，就不错了。

12.执掌权位的人发号施令时，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谨慎小心。我不是说完全不要这些，而是说这些搞过头了，就会有害。

13.偷偷地做你自己的事，总归是有好处的。如果你能在这样做的同时，又不在友人面前显得偷偷摸摸，好处就更大了。因为很多人在发觉你拒绝对他们开诚布公时，他们会感觉受到藐视，因而生出怨意。

14.在我死前，我想看见三件事情：在我们的城市中，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共和国；意大利从此免于受到一切野蛮人的袭击；世界在这帮无赖教士的暴政之下，得以解救。然而，不管我能活多久，我仍怀疑自己能否目睹到其中任何一件的实现。

15.别人都陷入战争，你却保持中立，这种做法蠢得近乎疯狂。除非，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无须担惊受怕，因为契约或自身力量足以保证你的安全。否则，打输了的一方会因为你没有帮到他们而不满，赢了的一方会把你当成下一个猎物。如果这里讲理你不信，那么就请看看我们城市的前车之鉴吧。在教皇朱利奥二世和天主教徒国王联手发动的反法兰西国王路易的战争中，我们取中立态度，结果下场是什么！⁽³⁵⁾

16.如果你实在打定主意要中立，那么最少要和想要你中立的那一方签订一个中立协议。这也是表示有所偏袒的一条路子。假如你选的那一方胜了，他要再对你下手，可能就有点不情愿或是难为情了。

17.控制肉欲比放纵肉欲，更能使人得到满足感。人欲横流，稍纵即逝；而要将人欲制服，却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前者来自于肉身；后者却由我们的灵魂，以及良知来掌握。

18.尊严与美名比财富更受人向往。但是考虑到当今天下，没有财富就不足以得到或维持令名，所以有德者还是有必要追逐一下财富——但是不要漫无节制，而是要以刚刚够得到或维持名声和权威为度量。

19.我佛罗伦萨公民大多数都是穷人，然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却是每个人都极想变成富翁。这种贪欲使得人们只顾追逐个人利益，不考虑也不关心公德、名誉。我们的城市，也就因此难以维持它的自由。

20.公民们的鲜血，是暴君统治得以稳固的胶泥。愿人人奋起，不让此类建筑出现在他们的城市。

21.如果共和国的公民们在一个尚能忍受——尽管有些缺陷——的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就应当永远不要设法拿它去换一个更好的政府。这种改弦更张，几乎总是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改变者无力创造出一个新政府，并使其完完全全切合自己的原始设计与本来想法。

22.城市中的大人物犯下的大多数罪行，都来自于他们的猜忌心理。因此，当某个人已经变得有权有势后，那些毫无正当理由就想把他拉下马的人，根本就不值得感激。他们这样做，会增加那人的猜忌心理，接下来加重他的苛政。

23.穷人的狠毒通常易于由偶然遭遇导致，富人的狠毒却更多来自于本性。所以，一般来讲，狠毒在富人那里比穷人那里当受更多非难。

24.不管是谁，君主也好，平民也好，只要他想通过大使或是代理人之手，来让别人相信他的谎言，他首先要做的，就是骗倒自己这边的人。如果大使们自信代表了君主的想法，他们的言行举止所能表现的热忱与效率，就远非他们心知肚明自己是代君主撒谎时可比了。

25.做或不做一些小事，常常能够决定伟业的树立。所以，即使是做小事，也要谨慎小心，仔细周到。

26.败家容易兴家难。因此，如果你生计尚好，就赶紧设法，竭尽所能，不要让它从你指缝间白白流走。

27.你的敌人权势是如此显赫，以致你根本无法复仇；对这样的人怒形于色，真是愚不可及。即使他们冒犯你，你也当毫无怨言地忍受，打落牙齿和血吞。

28.战争中时刻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变局。因此，我们无须为好消息而备感振奋，也无须为坏消息而沮丧莫名，事情往往总在变化当中。那些在战争中机运来临的人可要注意了：千万不要放弃它们，因为它们转瞬即逝。

29.命中注定，商人可能破产，水手可能溺毙。同理，那些掌管教区年长月久之人，最终命运也通常好不到哪里去。

30.佩斯卡拉候爵曾对我说：普天下人想望一致的事，罕有发生。这是确实的，原因大概在于推动事情运转的，通常只是少数人。而这少数人所心仪的目标，和大多数人的所想所欲，几乎总是对立的。

31.永远不要与宗教或其它看似依附于上帝的事物发生口角。在愚人那里，这些东西是深入肺腑的。

32.宗教信仰过火有害于世界，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它弱化人们的心灵，把人卷进千次万次蠢行当中，还使得人们懒于再从事慷慨大方而且雄浑博大的事业。我这样说的意思，并非是要贬低基督教信仰及对其的神圣礼拜，而是要奉劝说服这些人搞清什么是适量、什么是过火；我还要做的，是刺激人们去用心思考哪些事真正值得重视，哪些事却可以安然地不闻不问。

33.所有能用的对敌防范措施都是好的——他说过的话，做出的承诺，他的友人的言辞，所有其它的保证。不过，由于人性是反复下作的，时代境遇又是在变化着的，所以，最佳也是最为保险的方法，莫过于妥善安排，以使得自己的安全，不是来源于敌人不情愿，而是由于他想害你时亦无能为力。

34.世间万事，没有一件比看到敌人在你面前跪地求饶、任由处置更能显示你得到天命眷顾。这样一件大好事，确实值得你费尽心机去谋取。但是，以得当的方式来处置你这种好运——宽恕敌人，展示仁慈——荣耀更会倍增。这才是雅量大度、高尚伟岸的大丈夫本色。

35.这里的格言，只是些能在书本上写下来的规则。其实，具体的事物处境各有不同，必须要视情况不同具体对待。各种具体的情形，不会写在任何地方，只能靠你自己的判断力来识别。

36.古人对这句格言大加赞赏：官位考验一个人。这不但因为公共职责在手，很能考验出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更因为位高权重，处置自由，非常能展现一个人内在的真实倾向与人格。人手中握有的权力越大，按其本性行事的阻碍和疑虑就越少。

37.千万注意不要和你国家中的当权者关系搞僵。也不要以为凭你的生活姿态与规律，就能使你逃出他的手掌心。说不定什么时候事情一来，你就不得不要寻求他的帮助了。

相反，如果一个当权者要惩治某某，或报私仇，他就不应当气急败坏，而要静候时机。无疑，时间一久，他总能寻到机会实现或部分实现自己的心愿，同时又不给人留下邪恶或易怒的口实。

38.城市或人民的统治者要管制住这些人，就必须保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在惩罚的度量上，他不妨宽松一点。除了那些实在罪大恶极，或有必要杀鸡儆猴的案子之外，1里拉的罚金，收他个15分钱⁽³⁶⁾，一般也就够了。

39.如果仆人们通情达理，深明感恩之道，那么主人尽其可能地赐予恩惠，是他正当的职分。然而仆人们的品性常常恰好相反，一旦他们心满意足，就会弃主人而去，或把他惹恼，所以，对他们还是手头紧一些更好。给他们所期望的，但又只维持到刚刚够让他们免于绝望的境地。

40.运用上面这条格言时，你又不可使自己得到吝啬的恶名，这样就会让人对你唯恐避之不及。不时对仆人之一施以厚赠，就能轻易地躲开这个坏名声。希望总是能鼓舞人们的，一次慷慨施与给人留下的印象，胜于你百次克扣别人酬劳；它为你赚来的名声和好处，也将远远盖过后者。

41.人们记仇的时间要超过记恩。事实上，即使是那些记住了恩情的人，也不会恰如其分地估量它，而会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应得更多的蒙恩。相反，得罪人的事，给人造成的不快反而要超过它们实际的伤害。因此，不考虑其它因素，做一件对某人有利，却势必同时对另外一人造成不利的事，必须三思而后行。诚如上面所说，这样做的结果是，算起总账，你将发现得不偿失。

42.依靠那些有求于你或刚好志同道合的人，强过于依赖你的施惠对象。因为人们通常并不感恩。如果你不想被人蒙混的话，就按这条规律来考虑问题吧。

43.把我上面写的格言看过，你或许能学会生存之道，以及如何恰如其分地估量事物的本来价值。可是，你千万不要停止对人施恩。因为，撇开慷慨布施行为本身就很高尚先不论，只要你偶尔碰上感恩者，有时他一个人的涌泉相报，便足以抵过众多其他人的忘恩负义。这很有可能是因为高居于我们头上的全权者很欣赏高贵的行为，因此他老人家决不会允许它们总是徒劳无功。

44.想尽办法去交友，因为不知何时何地，何情何境，朋友总归可能帮到你。这条格言看似是一句老掉牙的话，但只有那些有过深刻教训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它所包含的独特价值。

45.内心开放，品格挚诚，世上人人喜欢，而且确实可敬；但是，它却可能是有害的。相反，因为人心险恶，所以假心假意相当实用，而且有时人们还不得不戴上假面具；不过，欺诈本身毕竟还是面目可憎，人见人厌。这样，我自己都搞不清要选哪一样了。算来，人们还是兼收并蓄的好。换句话说，在日常事务中，还是按前者行事，由此你可以得一个为人诚恳的名声；而在某些重要关头或极少见的场合，则不妨搞点欺骗。如果你能这样做，那么你的骗术将会发挥更大更好的用场，因为你有了诚实的口碑之后，大家就会更轻易地相信你说的话。

46.因为上述原因，我不能为那些老是在假心假意、阴谋诡计中过日子的人唱赞歌，但是我能原谅那些不时使用它们的人。

47.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想掩饰你的某些所作所为，那么就对之矢口否认——哪怕它就要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总归是个好办法。满口否认，或许动摇不了那些拥有证据或相信反面说法为实者的信念，但是它最少可以制造一些疑惑。

48.保密对于统治者而言，其作用真是不可思议。这不仅因为他的计划一旦公开，就会遇到阻碍甚或趋于流产；更重要的是，当臣民左右对君主的事务毫无所知时，他们就会产生敬畏之心，并且好奇心十足，国王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很敏感。即使是再细的举手投足，也会带来他们的评头品足，并在接下来使他的大名得到宣扬。一个统治者理应使自己君臣上下都习惯于三缄其口——不但对那些不宜外露的事情应如此，即使对那些把它公之于众后捞不着好处的事，也要这样。

49.这条奉劝诸位如非必要，总得保守秘密的格言，对每个人都是适用的。不说别人知道你的秘密后会对你产生其他邪念，你自己就会成为那些知情者们的奴隶。所以即使情势所迫，你不得不吐露真相，你也应当尽量拖延。假如说得太快，留给别人大把时间，他们就会想出一大堆鬼主意。

50.不时发泄情绪，或喜或怒，于人而言虽然颇为惬意，但总归有害。因此，尽管难以控制，但设法戒除，才是明智之举。

51.我在西班牙担任大使时，曾在他们精明而高贵的国王——阿拉贡的斐迪南陛下的宫廷中，观察到每当他试图开创某项新事业，或甚至是要做好其他事时，他不会将其决定首先公之于众，并予以论证。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高超的手段进行处理，使得不久之后，国中人人高呼：“由于如此这般的原因，国王一定要这样这样做。”——早一开始，每个人就都已经知晓了他的心事。他会宣称自己将落实那些人人坚信为正义与必需的事务。他推出的决定，由此就会获得不可思议的支持及偏爱。

52.有些人将一切功劳都算在审慎、能力与德性（virtue）之上，而不理会运气的因素。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不能否认，活在一个高度赏识你那出众的品行、才能的时代，算是交了好运。从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同样一种才能或品行，在这个时代可能会吃香，到另外一个时代就可能被低估、埋没；同样一种行为，在一个时代可能讨人喜欢，到别的时代可能就会惹人厌恶。

53.对那些准备冒死为国家争回自由的热忱爱国者们，我不想打消他们的积极性。但我必须要说，在我们的城市中，任何人想要推翻当局、改变建制，以扩张其私人利益，都是不明智的。这是一桩危险的勾当，显然，没有几件阴谋曾经成功过。况且，即使取得成功，你想要得到接近于你期望中的好处，也几乎不可能。此外，今后你将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当中，因为你不得不老是提心吊胆，害怕那些被你驱逐出去的人会回来抢走你的位子。

54.结果只能使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革命，请不要枉费心机去参与。原先彼得压迫你的恶政，现在由马丁来实行，你又能得到什么额外的好处？举例来说：如果你看到戈罗大人滚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和他毫无二致的人，你又何必喜形于色！⁽³⁷⁾

55.实在是要卷入阴谋的人，得把这件事记在心上：设法保其万全，反而更难成功。这种事总是费时太多，牵扯入局的人也太多，因此搞得非常复杂，这就增加了阴谋被曝光的风险。你得想想，在一切此类事务中都要扮演主角的幸运之神，对于那些努力想远离其管辖，自己作主的人，是很感愤怒的。总之吧，搞阴谋时，冒点风险总比老去想万全之策要好。

56.不要把计划建立在你所没有的事物之上，也不要寅吃卯粮，因为未来的收益常常无法兑现。显然在大多时候，大商人们就是因此而破产。为了猎取未来的高额利润，他们不惜投资举债，欠下得定期定量归还的利息。但是，无利可图或收益姗姗来迟的事时有发生，所以使得你本想借此大赚一笔的事业，变成对你的毁灭性打击。

57.不要相信那些告诉你，因为他们爱清静和平，殆于角逐，所以才告别公职的人。其实，这些人几乎总是因为气急败坏、迫不得已，或是做了蠢事才离职放权的。他们心里所想，与他们宣称的恰恰相反。这事天天都有例证。一旦这种人寻得些许机会，可以官复原职，他们会将自吹自擂的安宁清静生活弃如敝屐，抓权之快，有如干柴靠近烈火。

58.如果你官司缠身，那么在锒铛入狱之前，得仔细思量每个细节。尽管要翻案证明你的清白是很难的，想要一个勤勉的法官为此而来好生翻检你这些材料，毫无可能。但是，如能扯开一个小口，那么，真相就很有可能会大白于天下。

59.和所有凡夫俗子一样，我也曾经追名逐利。并且直到如今，由于上天的眷顾和我的好运，我所得到的还超过了我的本来期许。然而，我却从未从中找到起初我所盼望的满足感。仔细想来，为什么我们要减少自身那些无谓的贪欲？这里就有一个极富说服力的原因。

60.位高权重是人人追逐的目标。因为它的好处一目了然，而坏处却隐藏在里面。无疑，它会使人陷入到满是危险、猜忌、烦恼和操心之中；如果人们能看到这些坏处，或许他们就不会再如此汲汲于名利了。但也许，人的这种诉求，即使是那些高贵纯洁之人，也是来自于高人一等的普遍愿望——尤其是这样做时，最能使我们看起来近乎于上帝。

61.突发事件远远比那些在意料当中的事更能考验我们。因此，我把那些在突遇难题与不测时能不为所屈、坚忍不拔者，称之为英勇无畏之士。据我所知，此种人并不多见。

62.很多事情，如果我们能得知它没有做，或是反着来做的结果，人们现在对它们的毁誉，可能就应当要改写。

63.无疑，年纪越大，贪婪之心愈盛。人们常常把其中原因归结为心灵会随年岁增加而变得脆弱。这我可不相信，因为如果老年人认识不到人越老，需求越小，那就只能说他蠢到家了。何况，据我观察，老年人，起码是大多数老年人，纵欲（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念，残忍之心，及其他恶习，是与日俱增的。我想这可以解释为：人活得越久，对人世间的事物就会越习惯，而他们对此的垂怜眷顾之情，也就会更盛。

64.出于同样的原因，人活得越老，死去的念头就越会成为他的负担。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就越来越会表现得似乎他会永生一样。

65.通常大家都相信，并且实践也证明：不义之财，传不过三代。圣奥古斯丁说：上帝容许创业者享受他的财产，以作为对其一生善行的回报。但上帝不会让它传之久远，因为获取不义之财，上帝总归是反对的。有一次，我对父亲说了我所想到的另外一个原因：通常来说，创业者们是在穷困中长大，知道爱惜自己的基业，也懂得怎样保持它们完好无损；但他的儿孙们都是在锦衣玉食中长大，所以很快就会把家产挥霍一空。后者既不懂何谓生财之道，对如何保持它们，也不甚了了。

66.人们渴望生养孩子，这是一种正常的想法，不必被指责。不过，我还奉劝诸位，要少生几个才是幸福。因为即便孩子聪明伶俐，带给父母的也总是操心多于慰藉。我父亲就是一个例子，在他那个年代，他因为儿子们品性贤良，所以曾被视为佛罗伦萨长辈的模范。由此你可以想见，那些生下不争气的子女者，他们又是个什么情形。

67.土耳其人的民事审判快捷草率，胜于总揽全局，但我想这也不能全盘否定它。因为即使一个人闭上眼睛断案，也或许会有一半的案子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并且涉案双方都能免于花费太多时间、金钱。凭我们这里判官们的审理方式，即使是最后胜诉者，也会发现与其花费、操心无算后打赢官司，还不如一开始就输了合算。再考虑到我们这边法官的昏聩无知、恶毒残忍，法律的含糊其辞，结果在我们这里，白的也常常会被混淆成黑的。

68.以为依法把案件移交给法官判断，是让案情服从于法官们想当然的任意裁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法律没有给法官们有所偏私的权力。因为处境不一，情况万殊，所以法律条文是无法涵盖每一个案件的；法官只能依从他的良心，按照他认为正确的决定来审慎地宣判每一个案子。法律赋予他一定的回旋余地，在此范围内他无须向法庭负责，他的决定在法律上找不到，他能得以自行判断。不过，他却没有被授权来剥夺他人财产。

69.我们从经验中发现，主人对于仆人，甚少有照拂之心；只要高兴，他们便不惜对仆侍们羞辱虐待，或者弃之不顾。因此之故，仆人们如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倒是明智的。当然，他们还得始终保持自身的正直与尊严。

70.年轻人得明白，经验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有大智慧的人所学得的又要超过那些捉襟见肘者。任何人仔细思量，都会轻易想通此中道理。

71.尽管你是天纵奇才，但是，如果没有人生经验的教诲，你对有些事情的接触和理解，总是有隔膜的。亲身介入，处理过诸多世事的人，对这条格言的理解会更到位，因为他们已经从经验本身领教到了经验的价值。

72.无疑，大肆挥霍的君主比过于节俭者更受人欢迎。然而按理来讲，应当反过来才是对的，因为挥霍者总得敲诈勒索、抢劫掠夺，而吝啬鬼则不取人分文。大多数人都受害于奢华君主的巧取豪夺，只有少数人会因为他的慷慨中饱私囊。依我的看法，这是因为人们的希望大于恐惧，所以想从他那里分一杯羹的人数，要多过那害怕他压迫的人。

73.与兄弟、亲戚关系密切，会给你带来无数好处；因为你不能一一看到它们，所以有些好处你自己都意识不到。它们会在很多地方使你受益匪浅，还会让别人不敢随便冒犯你。因此，即使以有所不便为代价，也要维持住他们的尊敬与爱意。人们常常在此点上犯错误，他们为一些看得见但微不足道的烦恼所动，不顾那些看不见的巨大好处。

74.比别人位高权重，就可以对之发号施令，超出你的本来权力以外。下属们是弄不清楚你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的。实际上，他们常常会以为你有比你的职权大得多的权力；对那些你本来无权发布的命令，他们也会服从。

75.我曾经这样想：一件事情，在经历过千万次思量之后，我还会一仍其旧，像当初一样看待它。但是经验告诉我，这种想法大错特错。谁要是不这样认为，你就可以嘲笑他。人们对事物思考得越多，他们的理解就会越透彻，执行就会越顺畅。

76.有机会得到你所想的，就不要犹豫迟疑。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当你把它抓在手里了，才能说你是真的得到了它。同理，当某件令你不悦的事危胁着你的时候，就以拖延时间，尽量等待为妙。因为正如你时时可见的那样，时间会带来变故，然后帮助你摆脱困境。聪明人老是这样说——“人要善用其时”——也就是上面这些意思。

77.有人对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志在必得；有人却相信只有到手之物，才能称为己有。毫无疑问，期望少一点，总比期望过高好。所望太甚，所得就会愈小；一当期望落空，还会令你伤感莫名。

78.想知道暴君们的想法，就去读一读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笔下奥古斯都与提比略的最后交谈。

79.好生读他的书，就会发现同样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也在极为出色地教那些屈身于暴君统治下的人如何学会生存有道。

80.“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Ducuntvolentes fata, nolentes trahunt），这句话讲得太有道理了。能证实这一点的证据，平日里俯拾皆是；就我而言，我相信没有另外一句话比它讲得更好。

81.暴君会费尽心机来揭开你的心底秘密，来看你对他的政府是不是满意。他会关注你的行动，会向和你交谈过的人打探消息，会与你讨论各种事情，提出问题并征询你的意见。如果你不想让他知道你的底细，就得小心谨慎地对付他施展的各种手段。你得避免使用那些引起疑心的措辞；即使在与亲密的友人说话时，也得言语慎重；回答应对暴君本人之际，也得注意不要留下什么把柄。如果把他正想方设法对你设置圈套的事时时记挂在心，你就会赢。

82.如果你是一个地位颇高之人，又恰恰在残忍嗜血的君主治下，那么除了逃走之外，人们还能给你什么更好的建议！但如果君主行为有道，不管他是由于谨慎，或是迫不得已，还是环境使然，你得设法让自己备受尊敬，并让人相信你是勇敢之士——但同时，又得显出你个性沉静，除非万不得已，不会急于改弦易辙。这种情况下，君主就会对你态度和善，并会竭力使你找不着由头制造事端。但如果你显得不安分，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想着他们无论如何设法，也不会使你安分守己，他们就一定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将你除去。

83.在上述情况下，不做暴君的亲信，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他不光对你会更温婉可亲一些，而且在很多事务上，他也不会像对他的密友一样，对你态度随便。由此，你可以受益于他的权力，而且，说不定哪一天他倒台了，你仍能保持你自己的势力。不过，对那些在此种国家里地位并不算高的人来说，这条格言就并不适用了。

84.不知足的和绝望的臣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绝望者只想着要推翻你，即使代价再大，也要想方设法。不知足者尽管也想搞政变，但是他们只愿等待，而不会自己去制造时机。

85.人性是如此邪恶，所以不用强硬手段，你根本管治不好。但这样做时，你必须技巧高超，最好是想方设法让人相信：你本性厌恶苛酷严厉，只是因为要替维护大众福祉着想，才迫不得已使用它。

86.人们理当更为重视实质的东西，甚于形式和表面。但是，如果你对人甜言软语、大献殷勤，那么你能从中得到的好处，依然令人难以置信。我想原因在于所有人都把自己估量得比实际上的还更重要。所以，当他们发现你对他们应得的待遇毫不上心时，便会怒不可遏。

87.不做兑现不了的承诺，这是很光彩的事情，也是堂堂男子汉的作风。但是因为人们通常是非理性的，所以不管理由多么充分，任何被你拒绝的人，都会对你不满。相反的做法，就是对人轻易许诺。完后，很有可能情况接着一变，你就再也不必信守诺言了。这样的话，你无须付出什么，就来换来别人对你的满意。再说，即使你真得去兑现那些诺言，你总能找到托辞嘛！更有甚者，不少人还会蠢到被几句话愚弄的地步。不过，不管你从中得到的好处有多大，背信弃义却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此，你得设法用一些含糊其词而又能使人兴奋的回答来搪塞别人，尽量避免做出实实在在的约定。

88.要谨言慎行，切莫做出对你只有害处毫无好处的事情。除非万不得已，或者有利可图，谈话中不要当面或背后说任何人的坏话。无事生非地去招惹仇敌，大概是疯了。而几乎每个人都要犯这种轻率的毛病，所以我得给你提个醒。

89.不考虑后果就闯进危险关中之人，可以称之为有勇无谋；晓得危险，但为形势或尊严计，坦然面对的人，才可称为勇士。

90.很多人相信聪明人不可能勇敢，因为他把所有的风险都摸得一清二楚；我觉得刚好相反：一个怯懦的人，谈不上是个聪明人。因为一个把危险夸大到超过它本来面目的人，是缺乏判断力的。要讲清这个很容易使人糊涂的道理，我得指出来：并非所有的危险，最后都会如约降临。有一些，可以凭人的勤奋、勇气和努力来避免它；另外的，则可以靠机遇来扫除，而转机和变数又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要正确地估量风险，不等于说这些风险的来临就是板上钉钉。人们要鼓起勇气，而不是出于害怕那些他已知必得去冒的风险，就不去做那大丈夫当做的体面事。当然，之前他得好好地搞清哪些有用的资源他能动用，哪些地方机遇最有可能对他产生偏爱。

91.学习会毁损一个人的心灵，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对于一个资质平平的人来说，这话不无道理。但对于天资甚高的人而言，学习则能使之完善。良好的天赋加上优质的教育，可以把人塑造成一个至为高贵的全人。

92.人们让君主上台登基，不是为了让他去照顾他的个人利益，因为没有人会毫无来由，就向他俯首称臣。君主要为大众福利着想，所以他们得好好地被牵制。因此，如果一个君主不再为人民服务，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君主，而是一个暴君。

93.君主的贪婪，相对而言比公民个人的贪婪更可恶得多。这不仅是因为他占有的资源越多，别人的被巧取豪夺也就越严重；还因为私人的财货本来就是私人的，应该归他自己享用——只要不招惹别人，他想怎么处置就可以怎么处置。而人们上缴给君主的收入，却是为了留着恩泽广大臣民们利益而用的。君主据为己有，就是凭空剥夺他人财产。

94.我认为费拉拉公爵以商图利的行为，不但可耻，而且让他沦为了一个暴君。他僭取了本不属于他，而应当归于公民私人的业务。如果平民们反过来企图干预君主的事务，他们所犯的过错，也不过与费拉拉公爵在平民面前犯的过错同样严重而已。

95.细看其源头，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都是以暴力起家。除了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不包括在外地）建立一个共和国以外，世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合法的权力。皇帝的权力是在罗马帝国的躯体上构筑起来的，篡权之甚，罕有其匹，所以也逃不脱这条规律。教士们为压服我们，动用了精神与世俗两种武器，搞双重的暴力袭击，他们更不是什么例外。

96.世事多变，玄妙莫测，所以估摸判断未来之事，实属不易。我们从经验中看到，即使是最为睿智之人，掐算起来也总会出错。因此，因为害怕一个未来的大恶，而放弃一个现在的小善，这种做法我实在不敢苟同；除非，那个大恶的出现，是如此的确定无疑和迫在眉睫。你所担心的事情，常常并不会发生，所以你就发现自己会无谓地失去某些好东西。有句谚语说得很有见识：万事皆顺理成章（di cosa nasce cosa）。

97.讨论国务时，我发现人们常常会犯这样一个错误：他们按照理性，而不是凭其品性、脾气来判断君主会做什么。实际上，举例来说，如果你想搞清法兰西国王打算做什么，你应该对法国人的天性和习惯多关注一些，而不是老去想一个审慎的人应该如何行动。

98.我一再说过，这里还想说一遍：懂得如何利用时间的有才之人，不应该去埋怨人生苦短。他可以专心致志于很多事情，并懂得如何有效用好时间，这样的话，他的时间就并不匮乏。

99.想做事，就不要让任何一桩事务与你失之交臂。事情会一件接着一件到你手上来，因为你的第一步为第二步做了开局，而且你的行为积极，还会为你带来名声。从这样的角度考虑，你也得相信这句谚语：万事皆顺理成章。

100.想出这些格言来，就已经够难了；将其付诸实践，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人们常常未必会按他们所懂得的道理来做事。所以，如果想用好它们，就从你自己开始努力吧！培养良好的习惯，尽你所能，不但要用好这些格言，还要毫不费力地去按理性的吩咐办事。

101.统治世界而且备受荣耀的罗马人，在皇帝手下也会卑躬屈膝，以致残忍倨傲如提比略之流，也要为他们的不中用感到恶心。当人们读过科尔涅利乌斯·塔西坨笔下这些记载后，哪里还会为我们这里公民们的低三下四感到稀奇！

102.对别人的不快，还是尽量隐藏起来为妙，否则双方就会彻底失和。隐藏得好，没得罪他，很多情况下他就可能并愿意帮助你。我就做过这样的事，结果得了好处。有时，那些我深为厌恶但并没有感受到我的恶意的人，会像好朋友一样，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帮大忙。

103.所有以渐进消逝而非剧烈变动的方式，最后走向终结的事物，都有比你起初时猜想的要活得长久。这是因为事情变化的速度，远比人们想象的为慢；而且，一旦人们顽强不屈，坚持到底，就更能超乎想象地忍受并战胜困难。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例子，由于饥荒、军需不足、缺钱及诸如此类的原因，战争似乎再也拖不下去，但是出乎意料，它却往往能更旷日持久地打下去。同理，一个肺痨患者，也会比他的医师及周边故旧所认为的更能苟延残喘；一个生意人，在他被高利贷搞得关门大吉之前，也能比人们想象的要挣扎得更为长久。

104.和大人物打交道时，千万得注意，不要被他们惯常拿来哄人的甜言蜜语及表面亲善所欺骗。这些手腕他们是想耍就耍的，总得要把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你要摆脱他们是很难的，但还是得要自我控制好，保持冷静，不要轻易地为之所动。

105.极其珍视荣誉是一种无上的美德。这样做的人，将在任何困难面前毫无惧色，而且不义的事，有所不为。依此道一以贯之，你将无往而不胜（Expertus loquor）。

106.你或许在笑那些侈谈自由的人，我并不认为所有的都该笑，不过例外的也就是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如果想到他们在一个专制政府下面能更好地混职发迹，他们就总是趋之若鹜。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打自己的私人算盘，认识到尊严、荣耀之价值者，总是寥寥。

107.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公爵以邪恶的手段，攫取了米兰公国；由此，他使得整个意大利都被奴役，遭受毁灭；基督教世界的种种灾难，亦继之而来。他成功后，他的儿子们如果还能执掌这个公国，那么我将实在无法想明白：上帝怎么会容忍这种事发生。

108.我相信：有善心而且为国着想的公民理应去和暴君搞好关系，这不但是为他自己的安全考虑——一旦他被猜忌，就不免有身家性命之虞——也是为国家的好处考虑。这样做的话，他就能以自己的言行，去促成很多好事，同时制止很多恶行。那些指责他们的人是疯了；如果暴君周边围绕的都是一些邪恶小人时，他们和他们的城市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109.当我们佛罗伦萨无法制服锡耶纳时，最好他们那里有一个善于统治的政府，这样对我们有利。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总会愉快地和我们打交道；他做事时会有理性，而不会被锡耶纳人天然就对我们怀有仇恨这一事实所支使，他可不会热心于让托斯卡纳卷入战火。不过，现在教皇是我们这一边的了，锡耶纳被管得一团糟，才对我们有利。这样的话，我们吃掉它就比较容易了。

110.如果现在的教皇占领了费拉拉，那么下一步他的继任者将铁定要把统治托斯卡纳作为目标。因为那不勒斯王国正在强硬的君主统治之下，所以要攫取它，实在不易。他们这种心肠，可谓路人皆知。

111.在一个大众政府治下，保存那些富豪巨室，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有利的。老百姓对他们怀恨，于我们就是好事一桩。如果他们被统统干掉，那么老百姓对他们的怨恨，就会转移到我们头上来。

112.我父亲曾经给皮耶罗·索德里尼提过一个很好的建议，那就是劝他把梅迪奇家族恢复为平民。这步棋能使我们消除城邦中最坏的一件事情——流放；同时，还能在城里城外，一并铲除梅迪奇家族的势力。在城里，他们被削为平民后，发现自己不过与别人一样，平起平坐，就不会再动复辟的念头；在城外，其他的君主们本来相信梅迪奇家族在城里还有一大帮党羽的，一看到他们被置为平民，无权无势，就再也不会尊敬他们了。不过，我想父亲的建议要实施成功，没有一个比皮耶罗·索德里尼更明智英勇的执政官、正义旗手，恐怕还是无望。⁽³⁸⁾

113.人民的天性，和单个的私人一样，都不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总想索取更多。因此，当他们第一次提出要求时，不予理睬是明智的选择。如果让步了，你就很难拦住他们的下一个要求。实际上，迁就相当于就是鼓励他们提出更多要求，并且提得比当初还更坚定。给的吃喝越多，他们就越是饥渴。

114.以过去为鉴，可以识将来。因为世界总是没有什么变化，现在有的，未来会有，过去也有；同样的事总是一再发生，只不过换了一个名字和外观。不过，因此之故，倒也并非人人都能看穿它们——只有那些有慧眼的人，才会对它们仔细观察，精心研究。

115.世上那些才能仅及中人者，无疑会比那些拥有超世之才的人享受得更多，命活得更长，某种意义上还更快乐。心比天高的人，总是想着去做那些极费心思的难事。资质平平的人，更乐于去参与做那些能满足其动物本能的事，而不太想望对人类有什么贡献；相反，那些天才们却挑战人类极限，企图超凡入圣。

116.那些眼尖的人会发现，从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不光语言、时尚、风俗会变，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口味和爱好，都在变化。此种差异，甚至在同一时代不同的国家里，也能发现。这里，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可因相异的建制而培育出来的不同风俗，也指不同人的口味和胃口。

117.有的事在时机不对的时候办，很难或不可能成功；时机一成熟，要成功反而很容易。如果你搞错了办事的时机，那么不但事情会流于失败，甚至等到时机真正来临，事情也通常不再可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聪明人善于忍以待时的原因。

118.数次在政府任职期间，我体察到，当议论蜂起，无论如何我得采取行动时，我不必提出什么结论。相反，我只要提议搁置并延期做决定，就能使各派各系自己寻出一个结论。这时，一个我当初提出来肯定会遭到抵制的议案，现在时来运转，反而人见人爱，他们会求着我实施它。

119.一个经常动用苛酷严厉手段的统治者，人们对之惧怕，可谓毫不稀奇。臣民们对那些可以而且无所顾忌就会对他们加以伤害或毁灭的人，肯定是畏之如虎的。但是我却欣赏这样的统治者——他们只是稍稍动用刑罚、高压手段，却深明猎取并保持令人惧怕的名声之道。

120.我绝非是说统治者在任何时候手上都不要染有血腥，而是说除非万不得已，他就不要这样去做。如果这样做，我得补充说一点，极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得不偿失。因为这时他不但得罪了他攻击的那些人，也会令旁人不悦。尽管他为自己除去了一个敌人，扫除了一座障碍，但他却没有把种子清除掉。别人会前仆后继，他们常常会像希腊神话中的蛇怪许德拉一样，砍去一颗脑袋，又会长出七颗新的来。

121.记住我过去说的：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就被这些格言牵着鼻子走。有些事情因为情形不一，它们反而百无一用。这种情况下，任何教条都不管用了，书本也不能给人多少教益。这时，你得首先依靠你的天性，其次诉诸经验，来寻求启迪。

122.显然，没有一个官差或职位会比指挥一支部队需要更审慎而高超的才能。作为指挥官，面对无穷无尽的事情，他都必须要有前瞻性和掌控能力。而且，事情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他得比百眼巨人阿耳戈斯还多个心眼。因为这个职位本身的重要性，以及践履此职必须要具备的思虑周到，我深信与它相比，其他的职位都不过尔尔。

123.“人民”这个说法，不过是说一个疯子，一头充斥着纷乱与谬误的野兽而已。他们发出的空头议论，离事实之远，有如在托勒密看来，西班牙之远离印度。

124.依我的天性，总是希望教会国家倒台的。但是命运如此，我曾迫不得已服务于两任教皇治下，为他们出力。若非如此，我就会像爱自己一样爱马丁·路德，满心希望他那个教派堕地不起，或最少为教士们搞的凶残暴政剪除掉一些羽翼。

125.勇敢是一回事，顾及体面而敢于面对危险，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两种人都认识到了危险，但是，前者自信危险无损于己，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去直面它；后者或许内心对危险怕得有些过分，但是他岿然不动——不是因为无畏，而是因为他硬起心肠，宁愿受伤害，也不要丢面子。

126.在我们的城市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上台执政的人，和他那些开国大功臣们总会闹翻。据说原因是那些执政者会猜忌他的手下人，因为这些人通常都很有才识和能力，甚至于可能还有些不太安分。此外，应该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帮手们已然养尊处优，他们常常不知深浅，漫天索价，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气急败坏。君臣之间，因此衔怨而产生猜忌。

127.辅佐或为别人登上王位立下不世奇功的人，现在企图在君主面前指手画脚，这就相当于把他前面立下的功劳通通作废。当权者不再对他示以宽容是理所应当的；他罪有应得，也谈不上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128.如果一件事落实下去，最后理当受人责难，那么将此事取消，就不值得称道；如果有一件事不去做它，最后也理当受人责难，那么现在将它做了，同样不值得称道。

129.卡斯蒂利亚人有谚语云：线条最易于从它最脆弱的地方断掉。在所有竞赛或争斗当中，不管理性、诚实、感恩之情多么管用，面对着更强或更恐怖的对手，弱者从来都只有束手。因为人们总是乐于追逐利益，甚于履行义务。

130.我不懂得如何自抬身价、捞取浮名。不过，我知道，如果懂得这门艺术，我将受益匪浅。让人们相信你强大无比，会有不可思议的好处。单单靠这层虚名，他们就会来追捧你，不需要你证明更多。

131.我曾经说过，佛罗伦萨人猎取到狭小的领土，要比威尼斯人或其他意大利君主取得远为广阔的土地，更能令人惊讶。因为自由的空气弥漫于托斯卡纳，所以佛罗伦萨扩张起来，只会四处碰壁。而那些由惯于被奴役的人们组成的国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说，由这个政权或那个政权来统治，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此种人民，从来不会做旷日持久或顽强不屈的抵抗。此外，佛罗伦萨紧邻教会，也是它的一个巨大障碍；教会已然根深叶茂，这大大地阻拦了我们的领土扩张。

132.人人都同意：政府由一个好人来统治，胜于由少数人或大多数统治，即使他们也是好人。其中原因，不言而喻。人人也都同意：政府由一人统治，较诸其它形式的统治，也更容易变坏；而且一旦变坏，它就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坏的。这种蜕变极易发生，因为政府是世袭的，而一个好而明智的父亲要生下一个同样品性的儿子，总是罕事。我希望政治思想家们好好考虑一下所有的境况及风险，然后告诉我对于一个新城市而言，到底该用哪种政府形式：是由一人统治好，还是由大多数，或是少数人来统治好？

133.主人和其他人相比，并不太了解他的仆人；君主的了解臣民，情形也与此类似。因为仆人和臣民在主子面前，言行举止是不会像他在其他人面前一样的。他们会想尽办法掩饰自己，实际上会竭力表现得与他们的真实面目截然相反。

134.如果你起居于宫廷，或是追随着某位大君主，而且想参与到他的事务当中去，那么你必须要设法让他不断见到你。因为不期而至的事务常常会有，君主会把它们委给在他的视线以内或身边的人去办；如果你还要让他来找你或等你，机会就会白白丢掉。而失去一次机会，不管它有多不起眼，通常都意味着你由此失去了接手其它要事的门路。

135.修道士们四处鼓吹那些宿命的东西，大谈那些有关信仰的讲不清楚的义理，他们是些傻子。与其把人们的脑子搞糊涂，不如让他们别为那些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瞎操心思。因此，少费口舌，对他们只要诉诸这样的说法就行：“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就得那样，那是我们必得相信的东西。”

136.在佛罗伦萨，即使是那些好公民，以及并不仇视自由的人，也得好自为之，莫与像梅迪奇家族这样的政权走得太近。因为假如他那样做，就会招致人民的质疑和恶感，继而带来诸多后果，而这些，又都以尽量避免为妙。但是我依然坚信，因为怕事，最后放弃并丧失一切因与政府关系紧密所能享受的好处，也大可不必。只要没有贪婪的恶名，或者没有得罪什么大人物，即使改朝换代，你也会发现，原来人民铲除的，正是那些惹你讨厌的玩意；对你的其他指控，此时也会杳然不知其所踪；你终于时来运转。一开始你还心有戚戚，怕遭灭顶之灾，或戴上不光彩的帽子，此该都成为历史。虽然如此，这事情还是太大了，人们很容易由此跌跟头。况且，不可否认，比之于那些完全作壁上观的人，你这种做法毕竟还是会使你的名声更为受累。

137.我一再说过：主人对仆人，关怀甚少，即使是为最微不足道的缘故，也会狠狠地糟蹋他们。因此之故，这些仆人如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只要不违背忠诚与荣耀之道，就是聪明人的做法。

138.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拥有好运，那么他做事时信心就会更足。但是我们得记住，一个人的运气不但时时在变，就算是同一时间做不同事情，也可能不一样。观察仔细点，就会发现人们可能在这类事上好运连连，而在另一类事上却倒霉透顶。就我自己而言，迄今（1523年2月3日⁽³⁹⁾）为止，我在很多事上已经享受过了好运，但在做生意还有追求自己看重的荣耀之上，则未必有那么好的运气。我越无心插柳，柳越是成荫；我越是有心栽花，花越是不开，而且开花的希望还越来越小。

139.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他不得不身负的几乎所有邪恶、危险与焦虑，都是从他自身的无穷欲望中来。

140.世事流动不居。事实上，依从其本身性质，它们会顺应自己该走的路，发展变化，一直到底。不过，过程却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慢。我们在估量它们时，依据的是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而它们要走完自己的一生，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论行动的步伐，它们总比我们慢——它们也在走，但是因为本性如此，却慢得不为我们察觉。正是因此，我们对它们做出的判断，十有八九都是错误的。

141.仅仅为贪图享受而追逐财富，是一种低级和畸形的趣味。然而世事败坏如斯，任何人要想有个好名声，不追求财富却是不行的。有了钱，美德自会熠熠生辉、广为人知且备受尊敬；穷困潦倒时，却只会默默无闻，没人看重。

142.那些只能得到一次重大机会的人，或许并不能称为幸运儿，因为只有极为审慎之人，才知道怎样好好地利用它。但是无疑，如果同样的这种机会能在你面前出现两次，那你就确实是幸运之星了，因为连第二次机会都搞不清如何抓住的人，肯定是个十足的傻瓜。第二种情况下，一切都拜运气所赐；而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的审慎同样必不可少。

143.在共和国中，自由是正义的仆人。自由的唯一目的，就在于防止一个人受到另一个人的倾轧。因此，设若我们能肯定，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统治的政府下面，正义已能卓然树立，或许我们就不必对自由再作如是之倾慕了。这也就是为何古代那些智者及哲人们对维持法律和正义最为得力的国家之评价，要高于对自由政府的原因。

144.当我听到那些来源不可靠，且似是而非、为人所喜闻乐见的消息时，我总是姑妄听之。因为人们总是乐于制造那些能迎合别人胃口，或听起来惟妙惟肖的新闻。我倒是更喜欢听那种非同凡响或在情理以外的消息，因为对这些没人上心的新闻，人们是不太乐意去生产或相信的。这种事我经历过多回了。

145.星相学家们太有福了！他们只是搞出些经不起推敲的玩意，因为不论他们的术数还是他们自己，都是漏洞百出的。但是，他们说中一回所能招徕到的信众，比他们说破一百回所失去的还要多；而其他人只要一次撒谎被发现，以后不管他说什么，讲多少真话，都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这是因为人们太想知道未来的事，却苦于没有其他门路，所以就匆匆拜倒在那些自称能泄露天机的人手下，就跟病人相信那些口称能保障其健康的医生一个道理。

146.祈祷上帝不要让你站在失败者这一边吧。否则的话，即使你可能是无辜的，你还是免不了要蒙受羞辱。你跑到大街上，广场上，四处奔走，仍然还是洗不清自己的。相反，如果你站在了胜利者这一边，即使你名不副实，也会得到表彰。

147.众所周知，在私人事务上还是自己握有产业的好，即使你的法定权力并不会受到影响，而判定产权的司法程序也是公开并且固定的。但是，在那些倚赖国家政策或统治者意愿的事务上，你得到的好处更是无与伦比。那样的话，你无须违犯那些永世不变的理性原则，也无须改变既定的结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时时有之、俯拾皆是的机会，将那些企图剥夺你财产的人打压住。

148.要得到上司的青睐，就得尊敬上司的权威；而且，不要怕过火，越尊敬越好。最易于得罪上司的事，莫过于以为他不要得到那些他自以为理当享受的尊崇和关注。

149.按李维所提起的叙拉古人之令，即使是暴君家的女儿，也得杀掉。这委实残忍，但并非全无理由。因为当暴君被铲除之后，那些原来在他手下过得很好的人，将会千方百计地去扶立新君——即使他们不得不将这位新君主玩弄于股掌之间。而考虑到要找一个新人来担此大任并不容易，他们会设法从前主人的子嗣中挖掘人选。因此，一个刚刚逃出暴政魔掌的城市是不能保障其自由的，除非它把暴君的后裔及族人清洗殆尽。这条律令对其男性来说，必须如此，无可商量；对其女性而言，我以为当视其不同情形，及此妇人与所在城市的品格而定。

150.我以前就说过，靠杀头是不足以保证一个城市的安宁的。这样做，就像砍希腊神话中的蛇怪许德拉的脑袋一样，反而会制造出更多的敌人。然而，正如建造房屋要用石灰，国家需要以鲜血作为胶合剂的例子，也不少见。这里并不存在一条可用于识别所有不同情形的规律，它们必须得靠局中人自己的审慎和脑筋来判断。

151.并非人人都能随意地选择他所中意的地位与职业。恰恰相反，我们常常得接受命运的安排，去做那些与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存状况相称的工作。因此，把他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真正的美德；就像看一出喜剧一样——只要扮仆人的也演得不错，我们就不会吝于赞美，说他不如那个披上龙袍扮演国王的人。简单说吧，所有人在他自己的位置上，都是可以得到美名和荣耀的。

152.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旦犯错，依各人的造化和境遇而定，总是会有或大或小的害处。只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犯错，不会造成什么大碍，此种人可以称为幸运儿。

153.我不犯人，人亦不犯我，能这样生活的人，运气真好。不过，一旦落入我不犯人，人即犯我的处境当中，就得抢先一步，做出行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想尽办法使自己免于受害，与已然受害后再来亡羊补牢，一样的正当。当然，你得小心仔细，分辨不同情形。因为毫无根据的恐惧而强词夺理，说自己被逼无奈，只有先下手为强，不足为训；凭空捏造事实，说自己担惊受怕，以证明贪婪残忍暴行之必要性，同样大可不必。

154.梅迪奇家族再高明，现在要制伏佛罗伦萨邦，也会比他们的平民先辈做同样的事难上百倍。其原因在于，在他们先辈那会儿，城邦人还不知自由和自由政府为何物；实际上，当时的政权总是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对抢走国家政权的人，人们是不会与之为敌的，因为政府无论在谁手中，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多大关系。但是1492—1512年的大众政府在他们心目中，已经种下根深蒂固的记忆，所以，除少数妄图从暴政中营私的人外，其他人对攫取政权者，都会视为仇雠，因为他们认为这人拿走了他们也有份的东西。

155.任何佛罗伦萨人，如果不站在科西莫⁽⁴⁰⁾这一边，就别想在政府里当上头头——事实上，即使是科西莫他们，也得借助于罗马教廷的支持，来维持自身。任何人，不论他是何方神圣，要做这个梦，自己都是不可能拥有足够强大的根基或是党羽的；除非，他有像皮耶罗·索德里尼⁽⁴¹⁾一样的好命，能在一个需要民众领袖的大众政府之下，谋得此职。如此说来，所有垂涎于这个位子的人，都得站队：不选择梅迪奇，就得选择老百姓。

156.任何人想把希望寄托在老百姓身上，以取得权力，都是毫无意义的。老百姓的想法和决定总是反复无常的，机运，而不是理性，决定了他们的这一切。想搞懂他们到底要什么，只能碰运气去猜，不能费心思去想。

157.在佛罗伦萨，如果你是毫无希望成为政界领头羊的那种人，那么卷入太深，把你所有的宝都压在当局身上，就是疯狂的行径了。因为这样做来，你之所失，远远要大于你之所得；更不用说你还有被流放的危险了。如果我们不能像热那亚的阿多尔尼家族和弗雷戈西家族⁽⁴²⁾一样，去做那党争中的头头，那么就没有人会来向我们献殷勤。我们还将会被打入冷宫，身败名裂，且身无长物，不得不为保命而摇尾乞怜。你还记得贝尔纳多·鲁切拉伊⁽⁴³⁾吧，这就是一个上好的前车之鉴。想想这些事，我们得学着机灵点，并且与当局的头头们去搞好关系，以免他们对我们无端猜疑，视为仇寇。

158.如果我能以一己之力达成目标的话，我将非常乐于去改变我不喜欢的政府。但是，只要想到我得与其他人——大多数时间里是些疯疯癫癫的恶人，既不知道怎么样闭嘴，也不知道如何行事——合伙，我就再也不会费心思去想这种事了。恶心之事，莫此为甚。

159.朱利奥与克雷芒同为教皇，但个性截然相反。⁽⁴⁴⁾前者胆气非凡，甚至无所畏惧：他生性冲动、不耐烦、开放而直白。后者则没什么胆量，甚至于有可能是胆小如鼠，他生性谨慎、有耐心，而且多疑。然而，这两种相反的脾气，却能产生相同的结果，并都能起到大作用。在一个中用的君主那里，不管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都可以结出好果实。前者如暴风骤雨，可以摧毁挡在它面前的一切物事；后者则精心等待、善用时机，以削弱并制伏敌人。在有些事情上，可能这种脾气有害，而那种脾气有益，不一而足。不过，任何人如能将两者合而为一，并适时而动的话，此人肯定将超凡入圣。但是，考虑到这种结合通常不太可能，所以，我还是相信，欲成大事者（omnibus computatis），审慎并有耐心比冒失与草率更为适宜。

160.尽管我们做事时会追随那些最佳的意见，不过，未来多变，结果殊难逆料，可能并不尽如人意。然而，我们仍然不必气馁，不要像那牲口一样，成为命运刀俎之下的鱼肉；而要有男子汉的作风，听从理性的召唤。真正的智者即使不得善终，也总是要走最佳路线的；他们不会往坏路上走，纵使这样可能成功。

161.如果想得到佛罗伦萨人民的追捧，就得避免被冠以有野心的名声；并且即使是在细枝末节上，在日常生活里，也得从来不表现出高人一等，比别人更新鲜奇特、优雅精致。在一个全然建立在平等之上，且处处充斥着妒忌的城市中，如果某人被认为是他不想和大家平起平坐，或是想在庸常的生活方式中搞鹤立鸡群，那么他当然会招人忌恨。

162.在理财上面，最重要的事，当然是砍掉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但对我而言，真正的精明，在于和别人花同样多的钱，却得到更多的回报；说得俗一些，就是花一个夸特里尼（quattrini），起到五分钱的用处。

163.记清楚，尽管赚了钱的人比什么都没捞着的人花销更大，但是，如果你没有预先攒好些资本，就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投资，那肯定是疯了。赚钱的时机不可能持续久远，如果机会在时你没有好好加以利用，你就会发现，当它一去不返时，你还是像以前一样一穷二白。更不值的是，你还会失去时间，丢掉脸面。因为时机来临却不知如何利用好，这样的人，总是会被视为见识有限。用心记住这条格言吧，我有生之年，见过很多人在此处栽跟头。

164.我父亲过去说：“往荷包里压一枚硬币，胜于你花掉十枚硬币。”这条格言得记住它——倒不是说要为人吝啬，或是不舍得那些正当有益的花销，而是说，要遏制铺张浪费之风。

165.文件一开始很少搞伪造。通常都是到后来，当人们有时间想那些坏点子，或是在打理事务时发现，有些东西对他们大有好处，才在文件上做手脚，以便使之符合他们想要的面目。所以，如果你要起草重要文件，最好养成立即回收的习惯，并且将其权威的版本，藏于家中。

166.在佛罗伦萨，生女儿是件伤脑筋的事，因为要为她们找个好婆家，相当费劲。想要配对成双时不犯错，父亲就只有好好地估量他自家的底细，以及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这样做，能让他减少麻烦。不过，如果他自视太高，或是对个中道理失察，就只会更麻烦。我就见过不少甚至是相当聪明的父亲，他们辞退求婚者，事后才发现原来是拒绝了一桩求之不得的事情。这也并非是要我们自甘卑贱，就像弗朗切斯科·韦托里那样，把我们的女儿随便许配给第一个求婚者。简单说，这件事——命中注定的除外——确实需要好好掂量。我自己也是嘴巴上说得动听，但实际上碰到这种事要处理时，却未必会很高明。

167.显然，为全体人民或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尚不如服务于某个特定的人那样，更能使其刻骨铭心。因为是服务于大众，所以就不会有人感到他受了特别的优待。因此，当你为人民或为社会操劳时，你就不必想着当你自己落难或沦入匮乏时，他们会冒险来帮你；也不必想着因为惦记着你的服务，他们会摒弃自己的私人利益。尽管如此，你还是不要去对公共服务嗤之以鼻，甚而有机会也懒得提供。因为做这种事可以为你招徕名声与好感，其好处，要大于它给你造成的麻烦。此外，有些情况下，人们对此的记忆还是有用的，那些受惠于你而心有戚戚焉的人，可能会起来帮助你。当然了，比之那些你私下里帮助过的人，他们对你的感情或许浅一些，但是最少，在那些无须费多大劲的事情上，他们还是乐于帮你的。况且，有这种小小的心意之人，并不在少，他们的感恩汇成一起，就相当可观了。

168.做好事所能得到的回报，并不见得时时都会摆在你面前。为此，那些不愿意仅仅为对得起自己的缘故而做好事的人，想着这是浪费时间，就根本不会去做这种事。这样想问题的人，失算不小。因为纵使做好事没有给你带什么看得见的好处，它最少也能让你口碑载道，名声在外。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这些东西或有不可思议之大用。

169.身为某地的长官，如该处即将受到攻击或是围困，其首要之务，当是倾其所有、千方百计地拖延时日。即使他没有十足把握，也得尽其所能，从他的敌人手里争得时间，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因为，往后拖得一日，甚至是一时，也可能会产生变故，从而使他得救。

170.请一个智者出头，让他来估量一下某件事情将有什么后续的效应，然后把他的话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当你事后再做返观时，就会发现他那些预言没有多少会真正兑现；就像你新年时会发现星相学家们对上一年的预言命中率极低一样。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变幻莫测。

171.搞不清细节的人，处理要事时，鲜有能做出良好判断的。不起眼的一些小事，常常能改变全局。然而有时候，我却见到有人在只知道事情的大致轮廓时，做出了比通晓所有细节时更好的判断。当头脑不清醒，心中也不平静的人耳朵里灌满细节时，他就会一下子困惑不已，或者内心把持不定。

1528年4月开始增补

172.推演未来，并做决定时，算盘不要打得太精，只是有可能的事情，就不要说：这个或那个一定会发生，如果这个发生我将如此如此，如果那个发生我又将这般这般。这样做是危险的。通常情况下，总有第三或第四种可能，出现在你意料之外。因为你之前做的决定没有考虑到这些可能性，所以到时你就只有傻眼的份了。

173.要毫不迟疑地对迫在眉睫的危险采取应对措施，尤其是在战争中，你觉得一切都晚了的时候。依事物的本性和它将遭遇到的各式各样阻碍来看，变化常常是远远赶不上计划的。你想着一切都晚了，因而不曾采取的举措，说不定正当其时。这种事，我经历过很多次。

174.千万不要吝于去做那些能为自己带来名誉的事情，想办法去取悦人们、赢得朋友吧！保持或是改善了自己的名节，友人和追捧自会滚滚而来。一个人如果没有做好他的本分，就没人会尊敬他；如果他名声臭了，就会孤独无侣，人缘丧失殆尽。

175.你越想避免一个极端，与之背道而驰，就越易因为你对如何守其中庸懵然无知，而掉进你所害怕的极端中去。如此说来，大众政府本以逃离暴政为依皈，但它的步子迈得越大，就越容易掉进暴政当中去。天啊！我们的佛罗伦萨同胞还没有学会这个道理。

176.当我们想对那些烦人的法律或其他事物做些什么的时候，佛罗伦萨的老治法，便是反其道而行之，搞出一套与之前完全相对的东西。过后，我们发现了新毛病，因为一切极端行径都是邪恶的，故而又有必要拟定新的法规条律。这就使得我们天天都在制造新法律。我们总是设法避免祸害，却没有去想点办法，找一找灵丹妙药。

177.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如果情形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那么事情就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这种推理真叫荒唐！如果这些说法可以得到检验，那么，即使那些我们想着能制造变数的情形真的起了作用，大多数时候，事情的结果还是会和原来一个样的。

178.当邪恶或是无知之人当政时，美德与善行得不到褒扬，一点也不稀奇。因为邪恶者恨它们；而无知者则根本不识货。

179.一个人，只要不是对信仰和贤德弃如敝屐，只要对他国家的福利还算热心，也不戕害他的邻居，就能算是一个模范好公民了。我们在圣马可的朋友好得有些过头，近乎于虚伪了⁽⁴⁵⁾。即使这并不是惺惺作态，老实说，也只是对教会很有好处，对城邦的安居乐业，它毫无裨益。

180.梅迪奇家族试图管理政府时，在很多方面都犯了错误，他们滥用了大众政府的做法；例如，他们把候选人名单拉得老长，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公共生活，等等。要在佛罗伦萨搞暴政，就得有一批热心党羽的鼎力支持。而梅迪奇的方法既不能为他招徕大群的朋友，也不能为他制造小批的党羽。大众政府如果按搞暴政的做法来治理，也会犯错误——尤其是它对城市中一部分人搞关门主义时。没有普遍的满意，大众政府是无法维持自身的。它要照抄暴政的一切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只模仿暴政令人厌恶的那些做法，而不学一学它之所以强大的地方，就蠢得发疯了。

181.彼特拉克这样来说佛罗伦萨人，可谓一语中的：“嗟彼天人，才调无伦，非无急智，终鲜矣仁。不端不庄，心浮气躁，杂念纷陈！灼之何火？病之何药？刺之何针？”⁽⁴⁶⁾我们天性活泼，脑子转得快，但是有欠稳重、不够成熟。

Q2辑

1.仅有闲情逸致本身，不足以产生奇思妙想；没有闲情逸致，奇思妙想根本就不会产生。

2.公民不靠派系斗争和篡权，而是以审慎的善行，服务于国家，来赚取他们在本地的名声，此种行为是可嘉而有益的。愿上帝赐予我共和国民中，有此种雄心抱负者，遍地皆是。

3.骨子里算不上好公民，在人家眼里也不会长久地被视为好公民。因此，如果想要有一个好公民的模样，就得勉力为之，首先使自己货真价实。

4.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不是想从恶行中得到利益或快感，那么几乎没有人会去做坏事。显然，作恶能为人带来好处的机会实在是不少，所以，人们很容易就会背离本性。这时，为了使他们的天性得以保持，胡萝卜与大棒，奖和惩，赏并罚，就能派上用场了。没有这双管齐下，好公民在一个共和国，还真是会难得一见。在佛罗伦萨，我们天天见证这个道理。

5.大众政府免不了大的缺陷，还会表现欠佳。尽管如此，我城邦中睿智而有德的公民，仍然甘愿选择它，因为它不是更坏的。

6.可以说，在佛罗伦萨，明智者都同样是好公民。因为如果他不做好公民，他就不会是明智的。

7.真正的睿智之士，很少会以慷慨来取悦大众。表现得慷慨大方，其实还不如表现出精打细算值得称道。

8.在共和国中，人们热爱正直的公民。对那些睿智的公民，人们宁愿尊敬，不会热爱。

9.聪明人中少有勇士——不是因为勇敢和智慧是对立的，而是因为聪明人把风险摸得够清楚，所以他就怕了。很少人，还有额外的能力去恰如其分地判断这些风险。因此，聪明人没有勇气，是他的缺点。但实际上，一个把风险夸大到超过它本来面目的人，并不配叫做十足的聪明人。

10.只有聪明人才真正的勇敢，其他人要么鲁莽霸蛮，要么就是有勇无谋。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勇士都是聪明人，但并非所有聪明人都是勇士。

11.神啊！让人相信我共和国即将沦丧灭亡，而不会维持长久的理由，何止千万！

12.规则写在书本上，具体的情形却要靠你的判断力来识别。

13.有见识的人可使能者人尽其才，发挥大用，远胜于其他使用人才者。

14.一个公民享有超越于他人之上的声望，与大众政府下的人人平等毫无冲突，只要他这种声望是拜大众的热爱与崇敬所赐，并且受到人民意愿的掌控。实际上，要是没有这层倚靠，共和国反而会难以维持。如果在佛罗伦萨——我们的城市中，蠢人们能好好理解这一点，就不错了。

15.执掌权位的人发号施令时，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谨慎小心。我不是说完全不要这些，而是说这些搞过头了，就会对自己有害。

16.偷偷地做你自己的事是很明智的。如果同时你还能尽量显得不偷偷摸摸，那就更值得称道，而且好处更大了。很多人会因为你拒绝向他们开诚布公，而生出怨心。

17.在我死前，我想见到三件事情：在我们的城市中，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共和国；意大利从此免于受到一切野蛮人的袭击；世界在这帮无赖教士的暴政之下，得以解救。

18.别人都陷入战争，你却保持中立，这种做法蠢得近乎疯狂。除非，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无须担惊受怕，因为契约或自身力量足以保证你的安全。否则，打输了的一方会因为你没有帮到他们而不满，赢了的一方会把你当成下一个猎物。如果这道理你不信，那就请看看我们城市的前车之鉴吧。在教皇朱利奥二世和天主教徒国王联手发动的反法兰西国王路易的战争中，我们取中立态度，结果下场是什么！

19.人是很虚伪的。因此，你最为保险的安全防护措施，莫过于使你的敌人对你无能为力，而不是让他不情愿害你。

20.控制肉欲比放纵肉欲，更能使人得到满足感。人欲横流，稍纵即逝；而要将人欲制服，却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前者来自于肉身；后者却由我们的灵魂，以及良知来掌握。

21.尊严与美名比财富更受人想望。但是考虑到当今天下，没有财富就不足以得到或维持令名，所以有德者一定要去追逐财富——但是要以能够维持名声和权威的方式，并以仅够维持它们为度量。

22.我佛罗伦萨公民穷得叮当响，但都极想变成富人。这种贪欲使得人们只顾追逐个人利益，不考虑也不关心公德、名誉，因此，他们也就维持不了这个城市的自由。

23.公民们的鲜血，是暴君统治得以稳固的胶泥。因此，不让此类建筑出现在他的城市，匹夫有责。

24.年轻人得明白，经验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有大智慧的人所学得的又要超过那些捉襟见肘者。任何人仔细思量，都会轻易想通个中道理。

25.如果共和国的公民们在一个尚能忍受——尽管有些缺陷——的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就应当永远不要想着去换一个更好的政府。通常，这种改弦更张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改变者总是无力创造一个完完全全切合他的原始设计与本来想法的新政府。

26.城市中的大人物犯下的大多数罪行，都来自于他们的猜忌心理。因此，当某个人已经掌权后，人们就必须尽可能小心地对付他。除非有把握将他拉下马，否则最好任何人都不要去反对他。

27.如非必要，总得对所有人保守秘密；一旦让别人知情，你就成为他的奴隶。况且，这些人的知情可能还会给你酿成祸害。所以，即使情势所迫，你不得不吐露真相，你也应当尽量拖延。假如说得太快，留给别人大把时间，他们就会想出一大堆鬼主意。

28.放开手脚，不时地率性而为，或者说得更直一些——发泄情绪，或喜或怒，这样做于人而言虽然颇为惬意，但总归是有害的。因此，设法戒除，才是明智之举；但是，这样做是有难度的。

29.穷人的狠毒通常易于由偶然遭遇导致，富人的狠毒却只是来源于本性。所以，一般来讲，狠毒在富人那里远远要比穷人那里要受到更多的非难。

【注释】

(1)圭恰迪尼此处指的是在奥伦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神圣罗马帝国将领菲利贝托 （Imperialist General Philibert）统率下，对佛罗伦萨的围攻。查理五世经康布雷和约（the Peace of Cambrai, 1529年8月5日）而一举成为意大利之主，并终结了与梅迪奇教皇克雷芒七世之间的“永久同盟”。佛罗伦萨人宁愿同时对抗皇帝与教皇，也不愿意让梅迪奇重新回来。他们英勇抵抗，几近于胜利，但8个月后，战斗失利。1530年8月12日，他们投降，梅迪奇重返佛罗伦萨，洛伦佐的私生子、乌尔比诺公爵亚历山德罗获得世袭的爵位。

(2)教友哲罗姆（Brother Jerome of Ferrara），无疑是指萨沃纳罗拉。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意大利改革家、多明我修道会的托钵修士，他一度成为梅迪奇家族倒台后佛罗伦萨共和国（1494—1498）的精神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后来，他因批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被逐出教会并处死。

(3)圭恰迪尼用了uso di liberta和uso di stato这样的词句，在意大利语中，这本来是富有整齐效果的。将它们分别译为“共和政体”（republican institutions）、“对城邦的严密控制”（tight control of the state），就不再有这种效果了。

(4)大参议会（the Grand Council）始于1494年梅迪奇被逐之后。公民只要年满29岁，交过税（netti di specchio），而且父亲、祖父或曾祖曾在政府三个最为要害的部门之一中任过职（此条件被称为beneficiati），就有进入的资格。大参议会内部又选出一个80人的议事会，充任元老院（Senate）。它还创制首席行政官，批准所有法律。在佛罗伦萨约55，000人口中，大约只有3，000刚刚出头的人，有此资格进入大参议会。是故，1494年的佛罗伦萨政制虽然比它所模仿的威尼斯政制是要民主多了，但它仍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

(5)梅迪奇被逐之后，他的党羽和友人之所以没有几个人受害，部分原因在于萨沃纳罗拉对那些本想这样做的人起了制约作用。

(6)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也译作费边），古罗马军事家，曾五次出任执政官。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采用迁延战术，避免与汉尼拔正面决战，史称“费边战术”，而他本人则被讥讽为“拖延者”（Cunctator）。他在晚年作为保守派的代表，反对西庇阿远征非洲的战略。——中译者注

(7)“ambition”在英文中亦可解作“雄心、抱负”。——中译者注

(8)科西莫·德·梅迪奇（Cosimo de’ Medici, 1389—1464）。经历一次短暂的流放以后，科西莫于1434年重回佛罗伦萨，击败了他的有力对手阿尔比齐（Albizzi）家族，并成为佛罗伦萨政府背后真正的掌权者。尽管他没怎么改变城邦的结构，但他操纵选举，指定投票名单，得到了大众的青睐，而且使其他巨室大族依附于他。他享有无人可与争锋的权威，直至1464年去世那年，城邦仍授予他“国父”（Pater Patriae）之头衔。

(9)乔瓦尼·达·波皮先生（Ser Giovanni da Poppi）是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的秘书；贝尔纳迪诺·达·圣米尼亚托（Bernardino da San Miniato）是洛伦佐在热那亚的军事代理人。显然，这两个人都不讨大家喜欢。

(10)意思也就是一分钱起到两分钱的作用。

(11)教皇克雷芒七世（1523—1534年在位），即朱利奥·德·梅迪奇（Giulio de’ Medici），他是朱利亚诺（Giuliano）的儿子、“豪华者”洛伦佐的侄子。正如圭恰迪尼常指出的那样，他是一位精明但是胆小、犹豫不决的教皇。

(12)见本辑格言第5、173条。

(13)普罗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 Colonna），当时的著名将领，参见本辑第205条。

(14)佛罗伦萨人拒绝加入神圣同盟（Holy League）——参见B辑第15条格言的注释——但对法兰西又基本上不予帮助，只是竭力取一个软弱的中立姿态。尽管法兰西人在拉文纳（Ravenna）取得了出色的战绩，但当他们还是被赶回阿尔卑斯山脉时，佛罗伦萨就成了西班牙军队和教皇手中的猎物。红衣主教乔瓦尼·德·梅迪奇（未来的教皇利奥十世）回到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重返政坛，1494年宪法被废除。

(15)阿拉贡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 1452—1516），以“天主教徒斐迪南”（Ferdinand the Catholic）而知名。圭恰迪尼以佛罗伦萨大使的身份，驻其宫廷两年（1512—1514）。

(16)洛多维科（Lodovico Sforzaa, il Moro，1451—1508，“摩尔人”），是公国法定继承人吉安·加莱亚佐（Gian Galeazzo）的叔叔，在他毒死自己的侄子（圭恰迪尼和他那时候的人都相信这一点）后，他因曾在其侄未成年时摄政（自1480年起），故得到皇帝以公爵册封。在圭恰迪尼看来，洛多维科是将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引入意大利，尔后直接导致对意大利毁灭性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最终为路易十二所驱逐，在法兰西以囚犯身份死去。他的儿子们跑到德意志避难，此后，他们再也没能抢回已经落入皇帝查理五世之手的公国。

(17)见《罗马书》11∶33。圭恰迪尼很少引用圣经。

(18)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一世（Duke Alfonso I of Ferrara）是个出色的商人。他的生意才能闻名于全欧洲。

(19)佩斯卡拉候爵（Ferrante Francesco d’Avalos），帝国的将领，他是帕维亚一战（1525年）中大败法国人的主要功臣。被逐的斯福尔扎家族有一个同党莫罗内（Morone），曾经试图请他参与为意大利利益而反击外敌，他却将这个阴谋向皇帝告密。从此，这个人的性格和图谋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

(20)此条格言显然与上一条相互矛盾。斯蓬加诺认为这只是一个小错误，他说圭恰迪尼出于一时疏忽，把“个性沉稳”（quieto）写成了“不安分”（inquieto）。此处很难作其它想。

(21)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 1474—1539），佛罗伦萨外交家、政治家，圭恰迪尼及马基雅维利的密友。主要作品有《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 dal 1511 al 1527），但以与马基雅维利的通信更广为人知。在共和国及梅迪奇统治时期，他在城邦事务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22)圭恰迪尼此处是指人们生于一个为异邦所统治的国家。

(23)圭恰迪尼此处似乎是直接针对马基雅维利而发。

(24)蒙特（Monte）即过去佛罗伦萨的国债。城邦形形色色的借款在1347年归总为一个统一的国债，全部都付百分之五的利息。当资金短缺时，城邦会想法比预定次数多两次甚至是三次增加借贷来规避，这时，固定利率就会——而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五。

(25)圣玛丽亚·因普鲁内塔（Santa Maria Impruneta）是佛罗伦萨南边约五公里处的一个小镇。据说它由当地一个供有圣母玛丽亚像的古圣殿而得名。因为这个古圣殿位于一片松树（pine）林中间，所以被称为派讷特（Pineta）的圣玛丽亚，后来变调为因普鲁内塔（Impruneta）。这个圣像据说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26)天助勇者，圭恰迪尼还是指佛罗伦萨之围。见本辑第1条格言注释。

(27)出自塞涅卡《道德书简》第107封信（Seneca, Epistles, num. 107）。——中译者注

(28)皇帝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在拉文纳之战后，支持神圣同盟。当威尼斯人见到他们的领土利益与之冲突时，便开始寻求法兰西的帮助。圭恰迪尼说的，正是1513年威尼斯的转向法兰西。

(29)在页边空白处，圭恰迪尼写着：“我们在克雷莫那（Cremona）的命运。”他是指1526年科尼亚克（Cognac）联军攻取克雷默那时的错误，贸然行动。

(30)参见本辑格言第128条。

(31)言下之意，就是状况不佳。卡尔杜奇（Baldassare Carducci）、瓜特罗蒂（Bartolommeo Gualterotti）、巴尔多（Bardo Altoviti）、莱奥托·朱尼（Galeotto Giugni），他们都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末期（1527—1530年）的大使。

(32)见本辑格言第5、62条。

(33)1527年5月，帝国军队洗劫了罗马。克雷芒七世有一段时间龟缩于圣安杰洛城堡，但最后还是屈服了。同月，梅迪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

(34)在威尼斯，特别法庭（the Quarantia）是指一个由四十位杰出人士组成、审判重要民事与刑事案件的特别法庭。法官们都是由大参议会选出，但特别法庭在国家中仍旧是一个独立、稳定而备受尊敬的机构。佛罗伦萨偶尔，但极少召开特别法庭。到了索德里尼的时代，剩下的就只有记忆了。在共和国，它于1527年后重建；正是这个法庭，作出缺席审判，判处了流放圭恰迪尼。

(35)神圣同盟（朱利奥二世、西班牙的斐迪南，还有威尼斯）想把法兰西人赶出意大利。年轻的将领加斯顿·德·富瓦（Gaston de Foix）统率着法兰西军队在拉文纳一战（1512年4月11日）中取得大捷。不过，他本人在此次大战中却丢失了性命，而胜利也只是使法兰西收获寥寥。很快，他们就迫不得已，只有往阿尔卑斯山脉撤退。佛罗伦萨回绝了神圣同盟对它作的示好，对法兰西却也不予帮助。此时，西班牙人要求佛罗伦萨罢黜皮耶罗·索德里尼，重新扶起梅迪奇家族。在遭到拒绝后，一支西班牙军队在雷蒙·德·卡多纳（Ramón de Cardona）率领下，袭击并残忍、彻底地洗劫了佛罗伦萨以北几公里处的普拉托（Prato）。接着，皮耶罗·索德里尼辞职，梅迪奇家族重返政坛。

(36)1里拉（lira）值20分钱。

(37)戈罗·盖里（Goro Gheri），梅迪奇的仆人。1512年政变之后，他做过洛伦佐的秘书、乌尔比诺公爵。在洛伦佐于1519年5月逝世前，此人在佛罗伦萨政治中扮演了非同小可的角色。

(38)圭恰迪尼道出了索德里尼公认的平庸，马基雅维利还有一首讽喻小诗写得好：那一夜，皮耶罗·索德里尼刚完蛋，他的幽灵来到地狱门槛。冥王（Pluto）却喊道：笨汉，你跑来地狱，有啥活好干？不如去灵泊（Limbo），与早夭儿做伴。

(39)佛罗伦萨的日历以3月25日为新年之始。照我们的算法，这一天应是1524年2月3日。在共和国中，圭恰迪尼被视为反索德里尼党人的首领。他的位置很微妙，足以使他自我放逐。

(40)参见C辑第38条的注释。

(41)参见本辑第112条。

(42)在1339—1528年这段风云变幻的时间里，阿多尔尼和弗雷戈西家族（the Adorni and Fregosi）曾多次坐镇热那亚总督府。他们之间的激烈抗衡，常常使得一个家族上台的同时，另外一个家族却遭遇流放，并窜通其他政权，暗图恢复。在圭恰迪尼那个时代，热那亚经由了从米兰人的统治，尔后转手于法兰西人的过程。前者的代理人，正是阿多尔尼家族；弗雷戈西家族则伙同查理八世，继而又与路易十二一起来搞夺权。后来，当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从夺权成功的法兰西人手上将城邦解放出来时，阿多尔尼和弗雷戈西家族已经与血腥、动乱产生了甩不脱的干系，以至于在热那亚，他们的名号都遭到了禁止。

(43)贝尔纳多·鲁切拉伊（Bernardo Rucellai）是大洛伦佐的顾问与亲戚，洛伦佐1494年去世后，他继续为皮耶罗·德·梅迪奇（Piero de’ Medici, 1389—1464）出谋划策。他与皮耶罗翻脸之后，发现自己已被全然拒之于政治权力以外。

(44)教皇朱利奥二世（Julius II，1503—1513在位，也译尤利乌斯二世）为教廷增加了新领土，并在某种程度上顺利地加强了行政集权。他是一个坚强的战士和率直的对手，不论是在家时骑在马背上，还是在教皇的任上。教皇克雷芒七世生性却恰恰相反，参见C辑第59条的注释。

(45)圭恰迪尼指的是在圣马可（San Marco）修道院中的僧侣们。在共和国时期，这些人在佛罗伦萨公共生活中，一再扮演积极的角色。

(46)出自彼特拉克写给薄伽丘的一封信（标明日期为1363年），在这封信中，他对那些批评自己的人以及他们对《阿非利加》（Africa）中部分诗作的指责，做了自我辩护。

对照表
Table of correspondence

译后记

这本小书的翻译，缘起于刘训练兄的推荐。刘兄虽然年纪轻轻，但博学多闻，近来大读马基雅维利，为他作文章、出全集，用力甚勤。想来圭恰迪尼这本书，就是他在读马基雅维利时，顺藤摸瓜，索而得之的产物；不然，孤陋寡闻如我辈，又如何能知道马基雅维利还有这么一位富有见识的朋友，这位朋友又写了这么一本富有见识的小书——更不要谈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了。

不知何故，马基雅维利虽然名满天下，但圭恰迪尼却一直名声寂寞，门庭冷落。以译者本人为例，在翻译本书前，虽然对圭恰迪尼也有些模糊印象，但一直以为他不过是个精通厚黑学的野狐禅大师，难登大雅之堂；译完本书之后，才知道这完全是个误会。原来，他不但是一位见多识广、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政治家，还是一位自成格局、体察入微，讲究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高明学者。他是马基雅维利的知交，但不是马基雅维利思想上的附庸，相反，他敢笑马基雅维利是一个胡乱从罗马取经的书呆子。

像这样一位大家，如果总是被忽视、被误解，而且在汉语世界中，也找不到一个他的著作译本，岂非憾事？

所以，这里除了要表达对刘兄推荐译书的谢意之外，还一定要对他做学问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罗精神致敬。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恐怕不但如圭恰迪尼辈将继续在汉语世界中湮没无闻，连学殖的积累，也会沦为一句空话。

译者

2011年12月31日于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