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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1节：钟情于跃轨自杀(1)

第2节：钟情于跃轨自杀(2)

第3节：还能有多压抑

第4节：日本才是礼仪之邦？(1)

第5节：日本才是礼仪之邦？(2)

第6节：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第7节：女中学生的短裙

第8节：跟的就是风(1)

第9节：跟的就是风(2)

第10节：什么都来排个榜(1)

第11节：什么都来排个榜(2)

第12节：“战斗在一线”的日本老人

第13节：缺乏人情味的日本

第14节：不可忽视的暗战(1)

第15节：不可忽视的暗战(2)

第16节：性骚扰的代价(1)

第17节：性骚扰的代价(2)

第18节：没实现的幸福(1)

第19节：没实现的幸福(2)

第20节：当信仰成为生意

第21节：体力活儿(1)

第22节：体力活儿(2)

第23节：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第24节：黑人和日本人(1)

第25节：黑人和日本人(2)

第26节：钱汤

第27节：君子之交淡如水(1)

第28节：君子之交淡如水(2)

第29节：文字密码

第30节：为啥学外语(1)

第31节：为啥学外语(2)

第32节：樱花之美

第33节：也许是我多心(1)

第34节：也许是我多心(2)

第35节：既感人也吓人

第36节：日本人的“型”文化(1)

第37节：日本人的“型”文化(2)

第38节：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1)

第39节：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2)

第40节：文士与武士

第41节：与地震同行(1)

第42节：与地震同行(2)

第43节：两面三刀的日本人

第44节：首选职业居然是驾驶员(1)

第45节：首选职业居然是驾驶员(2)

第46节：从川端到三岛

第47节：我骚扰故我在(1)

第48节：我骚扰故我在(2)

第49节：道即是空

第50节：拉面王之死(1)

第51节：拉面王之死(2)

第52节：性虐

第53节：“美国养的狗”(1)

第54节：“美国养的狗”(2)

第55节：欺软怕硬

第56节：寿司为什么这样红(1)

第57节：寿司为什么这样红(2)

第58节：哪怕附庸风雅

第59节：搭讪培训班(1)

第60节：搭讪培训班(2)

第61节：間違い

第62节：打官司(1)

第63节：打官司(2)

第64节：爱美的国民

第65节：图书馆(1)

第66节：图书馆(2)

第67节：風俗

第68节：被割裂的古典(1)

第69节：被割裂的古典(2)

第70节：国技相扑

前言

﻿ 别跟我说你懂日本

跟着王东读日本

作者：王东 出版时间：2010.7 江苏文艺出版社 页数：232

内容简介

　　介绍谈到日本时，我们谈些什么？！拘谨的日本人其实最搞笑；日本才是礼仪之邦；为何那么多人青睐卧轨自杀；情人旅馆是怎么回事；日本女中学生的裙子为什么那么短，还能有多短？何谓“我慢”的文化…… 　　这里，有日本生活的全景展现，这里有夸张而且搞怪的日本男人，和好笑又善良的日本女人，还有在日本吃穿住用行等等风俗…… 　　既熟悉又陌生、既喜欢又不喜欢、向往、隔膜、羡慕、嫉妒、恨……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一样，让我们这样敏感……

作者简介

　　留学并移居日本十余年，由于对日本社会从外到内的深刻了解，对日情感经历了纠结——平常心的变化。看到国内绝大多数人依然在纠结的情感中挣扎，忍不住挥笔写来，受众多网友追捧，竟洋洋洒洒写了二十多万字

第1节：钟情于跃轨自杀(1)

　　钟情于跃轨自杀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

　　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但是，对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来说，他们放弃生命的决定并不是为了思考或解答什么哲学问题。

　　早晨的电车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常搭乘的京浜东北线和琦京线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命案发生在NEC、博报堂等大公司云集的田町站，那男子当场死亡，影响了包括我在内18万人的行程。报道没有谈及死者的动机，不过，这一类的自杀，我早已司空见惯。

　　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年里，每个月乘车都会遭遇几桩此类“人身事故”。日本警察厅统计了2009年上半年的自杀人数，17076人，比2008年同期增加768人，而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低谷被认为是主因。日本已经连续11年来年自杀人数超过30000人，2008年的统计是32249人。我查阅过警察厅之前的年度自杀调查报告，数据颇为详尽，但有一个遗憾是没有自杀手段上的区别统计。某社会调查数据网站上的数字显示，2005年这种跃轨自杀事件为685件。另外，《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提到，2008年仅仅在JR东日本铁道的运营区域内，就发生了280件跃轨自杀事件。如果加上其他私营、公营铁道的话，在东京及周边的首都圈，每天差不多都会遇到一桩。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线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东京地区大面积的交通阻滞。

　　我没有亲眼见过赴死者纵身一跃的场景，但有几次算是擦肩而过。一次是在赤羽车站，对面站台有人自杀，遗体已经被清理完毕。站台上剩下他的几件遗物，一只黑色公文包静静地立在地上，平淡无奇，仿佛还等待着它的主人再次将它拎起。另外两次也是在赤羽车站。我搭乘的电车只有一半驶入了站台，便紧急刹车，乘客被通知从指定的几个车厢出口下车，车头方向已经有工作人员拉起了拦阻线。我坐在车尾，起身随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了一个生命的巨大质量的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车站入口处看到了被担架抬出的自杀者，十几名高举布幔的警察将担架围在中间保持移动，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地下亦无血迹。事后通过新闻得知，自杀者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跳下铁道的人这么多，铁路和警察方面早就有了反应迅速的应对机制。以我的经历而言，似乎只要二十几分钟就能清理完毕。据说，他们有专用的尸袋和遮挡并清洗现场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别人的感官。所以，当今早电车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让我竟有些不耐烦了。

　　这些跃轨自杀者虽然是少数，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车辆的驾驶员和自杀者身边的人们而言，眼睁睁看着一个活人迎面扑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说，这类电车的驾驶员本不是一个和死亡距离如此之近的职业，但前赴后继的自杀者，令他们每天的当班都隐含着未知的风险。

第2节：钟情于跃轨自杀(2)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某日在站台上，几名中学生大声喧哗忘乎所以，同伴中便有人出来劝说打住，以免“迷惑”四周。为了不“迷惑”别人，日本人在生活中会表现得比较自立，遇到问题不喜欢求助而独力硬撑；另一方面，在日常公德方面，这也造就了一种无形的约束。记得还有一次，四五个小学生，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在车厢里不小心弄洒了饮料，就用随身的纸巾蹲下去擦拭。旁边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观，等到女孩儿们的纸巾用罄，有人不吭声地递过来几张。女孩儿们一边擦，一边向四周鞠躬致歉。这是一次有关不可“迷惑”的很好的诠释，可能会有人感慨于日本人在恪守社会公德上的水准，但跃轨自杀者的激烈举动，则展示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自杀的手段很多，若必求一死，跳楼或许最为可行。其他如服毒、烧炭、割腕等，都是一己的自行了断。但跃轨的做法，无疑就是要给别人带来“迷惑”，就是要让自己的死成为公众事件。之所以自杀事件在赤羽多发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此间为一交通枢纽，造成的不便也比较大吧。同样，首都圈地区的跃轨，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时期的繁忙线路和车站，每一次都能令数万人被迫迟到。假如有人准备赶往机场，说不定还会因此错过航班。听说自杀者还会给家人添不小的麻烦，因为依照法规，运营受阻的铁路部门有向家属要求一笔高达数千万日元赔偿的权利，尽管考虑到其处境，多数时候并不付诸实施，可遗属还是要按惯例缴纳所谓“迷惑料”。所以，跃轨自杀者的做法，就是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给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负责任的“迷惑”。在他/她的心里，除了对生存的无可留恋之外，也许还有一种反社会的心态在吧。

第3节：还能有多压抑

　　还能有多压抑

　　日本社会普遍性压抑状态的最主要根源，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日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矩”。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车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护栏上倚着一位胖硕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装革履，但一任雨水冲刷，而他的大量呕吐物遍布全身，顺水流下。他间或仰头向天，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声嘶力竭的号叫。在夜雨中繁华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简直充满了强烈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我不知道这位胖子遇到了什么烦恼，可那号叫无疑是深刻压抑之下的癫狂释放。事实上，相似的场景，十几年来我亦屡见不鲜，其背后映射出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压抑状态。这种压抑最主要的源泉，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日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ルール”（规矩）。

　　和朋友聊天说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贺卡的习俗，其实是一个体现压抑氛围的好例子。据2007年的统计，日本人人均邮寄105张贺卡，以人口计算总数高达130余亿张，相当惊人，因为中国除夕当日，中国移动和联通的手机拜年短信也不过77亿条。比起拜年短信，日本的贺卡更花费心思，然而，也更称得上是一种负担。一个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贺卡可能多达数百张，绝大多数充斥泛泛的客套话与千篇一律的祝愿。很多人之间平日根本不相往来，却要出现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贺卡发送名单上。对一个率直（美其名曰，或称懒惰）的人来讲，这些贺卡也许真的会导致精神上的负累。他必须克制自己的随性念头，老老实实地加入到贺卡群体中去。凡此勉为其难之事，旷日持久即为压抑。虽然以民俗、传统等面目修饰，实则累积于潜意识当中。

　　有时在餐馆，我会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团伙，在其间常会发现一些纯属无奈参加聚会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佐以敷衍性的言谈，眼神中却流露出不得不屈身于此的痛苦。这也是压抑。关于日本人的集团性特征，留后再议，此处只是强调，作为“社会人”，压抑是如影随形的生活的一部分。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任何文明都有约束制衡个体生命的道德伦理及法规典范，但在当下世界，日本的“ルール”之繁多琐细，确实堪称独步。

　　每个人承受压抑的能力自然有别，疏导排遣压抑的方式也各异。实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一次痛快淋漓的宣泄，前面说的“碍事型”自杀是激烈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长号的胖子，也算比较鲜明。另外，压抑还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听说的所谓“变态”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余虽只是毫无姿色的臭男人，也还被偷窥过洗澡呢。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压抑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越往下走压得越重。作为来自底层的反弹，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下克上。“下克上”现象是了解日本传统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其源流可以上溯到镰仓幕府时代，在所谓武家社会中，主公与家臣虽有大义名分，但当主公的作为得不到家臣拥护时，家臣可以废立甚至弑主。这和中国历史上中唐以后至五代的藩镇等军事集团的形态极为相似。中国自宋代起的中央专制权力和文治主义的加强，也正是为了防止此一现象。“下克上”折射出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军国色彩，下级武士主导的明治维新实际上也是一次成功的“下克上”。外人看日本社会体制，往往是上下等级森严，下级俯首听命的一面，其实并不尽然。

　　在日本的二战历史叙述中，“下克上”这一词语颇为常见。二二六兵变是下克上，侵华战争扩大化也是下克上。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历史认识中的焦点话题，日军的暴行某种程度上亦来自于战区指挥官们为避免一线官兵重压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纵容。大本营要求暂缓进攻作战的命令，被战区指挥官们漠视的原因之一，正是下面官兵发泄的亢奋已经按捺不住。少数军官或宪兵在试图制止或呵斥士兵们的暴行时，遭到士兵恶言相向乃至暴力威胁的例子，散见于日军的各类回忆录中。在战后的混乱中，士兵谋杀军官，甚至用私刑处死上级的例子也曾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日本的官方声明是否表示反省谢罪，只要其社会中的压抑现象仍旧如此，就继续存在着酝酿失控行为的土壤。

　　一位归国生活的朋友说，在中国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坏”。理由是他们失去了日本社会的“ルール”束缚，一下子随心所欲起来就很放纵，“发扬了日本人的缺点，汲取了中国人的毛病”。我对此没有深入观察，但听说过几个个例，如某某日本人对在中国可以随便闯红灯甚至吐痰颇感快慰乐不思蜀。

第4节：日本才是礼仪之邦？(1)

　　日本才是礼仪之邦？

　　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文明上的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从清末至今，对日本人的“有礼貌”描述不绝于书，这个礼貌和压抑之间有何关联？这就要说到咱们的一位先贤：荀子。

　　初到日本，日本人随时随地表现出的礼节，确实曾给我以不小的震撼。在站台上，看到人们彼此鞠躬道别或挥手致意；在电车中，看到大家因肢体接触而相互点头抱歉；在商店里，看到服务员热情而亲切的笑容……不论之前对日本的印象究竟如何，这种普遍的温文有礼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对日本的尊重和羡慕。特别是在和中国的某些生活经验对比之下，一种几近自卑的感觉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语学校的初级教材中，前几课就教了“礼仪正しい”这个单词，不用说，是用来形容日本人举止言谈的。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此极为自豪，乐于在外国人心中加强塑造此一形象。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文明上的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人道德修养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即便是在两国交恶，日本对华侵凌不休的时期。不过，这当中的心态倒很值得探究，我以为多数是因恨铁不成钢而痛发牢骚，极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两国文化内在的歧异。今日中国大陆的道德滑坡、世风沉沦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来说事儿的更大有人在。但我以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之现状有特殊的成因和责任者，决不能据此便以为日本比中国更加“文明”。以文化角度论，中日之间的现象差异，实际上源于“心”和“礼”的道德观分歧。

　　中国人讲早期儒家，一般只说“二圣”孔孟，前者曰“仁”，后者曰“义”。此后的圣贤，要数朱熹（“理”）、王阳明（“心”）。一位先贤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国教科书中对荀子的论述着眼于其朴素唯物主义和性恶论，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也恰恰是荀子。清末，中国知识界曾经有一场“尊荀”与“排荀”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是章太炎，后者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不过，双方都把焦点放在了荀子的政治思想上，康梁等“排荀”派更是把荀子攻击为导致中国“两千年专制”的元凶。事实上，荀子在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谱系中从来不是主流，“排荀”派和日后的激进知识分子一样，大嘴放言，怎么偏激怎么说。章太炎指出的荀子的一些思想亮点确实敏锐，但古文大师的影响力大体局限于象牙塔之内。

第5节：日本才是礼仪之邦？(2)

　　韩东育的《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是一篇对此问题论述得比较透彻的好文章，值得有心人仔细研读。他在文中引用李泽厚的观点，即中国儒学仁重于礼，所以“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韩东育详细分析了荀子理论对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徕的影响，即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荻生徂徕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张，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韩东育承认，荻生徂徕“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公德欲完全覆盖私德，亦难免天真”。

　　了解了这点之后，着实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微瑕不足以掩瑜。于是，许多人明明缺乏公德观念，却毫不怀疑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简捷的托词。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注重，“礼”成了便利的装饰。在日本社会中生活久的中国人，常常对日本人的“礼”讥为“虚伪”，倒不仅是怨言而已。

　　事实上，从前面提到的几个中学生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态度也可看出端倪。对类似有违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的对错进行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礼”的层面上给别人“迷惑”。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当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反应的社会环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的敌国领土上）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就可毫无顾忌地倾泻而出了。

第6节：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小巧文库本的价值

　　书的价值，绝不在尺寸。所以，便于携带、价格便宜的文库本在日本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社科院的郑也夫研究员访问过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对日本人于电车中所读书籍的疑问：他们在看哪一类的书呢？

　　坐了十几年电车，我也在路途中读过不少书刊，特别是较长途的行程之前，总要在书架前犹豫一番，琢磨带哪本书更好。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远，车行两段，各七八分钟，对读书而言并不合适——刚刚翻了几页，就要下车。所以，甚至有点怀念以前要乘近一小时车上学的日子了。

　　作为电车中的老读客，庶几知道日本人在读什么。一般来说，阅读报刊和书籍的各占一半。而在书籍里面，似乎有三大类：小说、漫画和学习资料。小说以小巧的文库本居多，漫画的开本也比较小，学习资料则往往是针对各种资格考试。　　说到日本人的优点，我个人最推崇的一项是普遍性的喜爱读书。明治年间，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常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在西方国家的切身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

　　日本民众爱看小说这一幕，相信也给彼时来日的中国人以相当的刺激。于是，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全中国人都爱看所谓的新小说，中国也就有救了。梁任公拳拳之心真是历历可鉴。我没怎么搭乘过中国的地铁或轻轨，不大清楚人们在车厢内做什么（网络上吵嘴打架的雷人视频倒蛮多），也就揣测郑也夫先生对日本人读书现象的特别在意，是否亦有感而发。

　　我乘车时多数时候读的是中文书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观上的显著差别就是开本。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开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长不足以告慰国人。所谓国际大开本很是流行，一本书大咧咧摆在那里，仿佛在宣告自己与世界接了轨。最离谱的是，翻开不少开本颇大的书籍，会被几百个文字周边的广大空白晃了眼睛。我不知道那些“留白”是作何用处的，谁要写那么多圈点题评，难道是把书页当做了山水画？这可谈不上“此处无物胜有物”的美学意义，完全是不折不扣的浪费。书的价值，绝不在尺寸。中文图书中，我曾购有一套江苏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联合出版的“诗词坊”、“小说轩”系列丛书，开本和日本文库本相差无几，深为喜爱。该丛书篇幅虽小，内容却佳，我至今仍时不时拿出来翻看。

　　韩国学者李御宁的名著《日本人的缩小意识》，精辟地指出了日本文化中对“缩小”的执著追求。具体而微的文库本，无疑就是这种“缩小意识”的一个体现。文库本的肇端，是1927年岩波书店推出的名著普及书。当时出版社的动机既是为了对抗市场上豪华昂贵的经典巨著，也有推动文化传播的志向。结果，便于携带、价格便宜的文库本成了日本图书出版业的重要力量。不过，如今的文库本内容五花八门，更因成本较低，出了很多垃圾读物，已经和昔日的名著普及本的意义相去甚远。

　　欧阳修说适于读书的时空，有“马上、枕上、厕上”之论，“马上”今天应该换作“车上”了。其实不仅在车上，捧着一册大开本在哪里阅读都不方便，日本式的文库本则称手得多。当然，文库本的特点决定了内文字迹较小，但这对爱书之人而言算不上大碍。去书店闲逛时，我最爱流连的就是文库本专柜。那一排排小书构成整齐的阵容，却生出小蚁雄兵般的气势。在家具店里买的书架，也专门设计有文库本的隔层。不过因我没那么多收藏，就腾出来给了中文书。结果，那些和国际接了轨的大开本们，很滑稽地卧也不是站也不是。让我想起有一年去采访来日比赛的NBA球队，酒店在床头还得多加一张躺椅，给那些大个子们垫脚。

第7节：女中学生的短裙

　　女中学生的短裙

　　许多外国游客都会注意到，日本女中学生们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其超短的裙子。

　　初来日本的第一个冬天，见到中小学生们的短裤短裙，心里是免不了有点惊奇的。虽说自己高中时代也不惜落下风湿的毛病，在东北的寒风中扮酷穿单，但眼见那些年纪更小的童男童女光着两腿，不禁心生同情。问其缘由，有人说是为了从小磨其筋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并慨叹吾国之小皇帝们过于安逸。不过，若把目光投向稍大些的女中学生们，似乎又不仅是这个高尚的原因，因为那短裙的边际实在有点太高，有时简直到了大腿与臀部的交界。这很难说是一个单纯为了历练意志的必要手段。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女中学生制服的印象，大约始自电视剧《血疑》中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来到日本之后，才了解了它现在所蕴涵的丰富意义，以及寄托了多少男性的粉红色遐想。在新宿、涉谷等繁华地带，时常能看到三两个身穿校服的女中学生无所事事地伫立，而身边逛荡着个别上班族打扮的中年男子。有时，那男子会趋前搭讪，女孩们则偶尔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女孩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超短的裙子，不管是穿着中文称之为“泡泡袜”的白色长袜（一般是将它叠在小腿部分，仿佛绑腿），还是黑色或蓝色半长袜，总之两截大腿是一定要露出来的，宛如刻意招展的旗帜。

　　起初，我对这些唧唧喳喳的女中学生和色眼迷离的男人们绝无好感，把他们看做社会公害。但随着年纪增长，我渐渐学会用一点理解的态度去看待。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位老男人对年轻女性肉体的畸恋，在那些中年男人脸上，我似乎看到了同样的对衰老和死亡的由衷恐慌。而反过来打量女中学生们，我看到的是一种不知所措，混杂着对青春仿佛陡然暴富之后的挥霍欲和困惑感。

　　承蒙天涯网友kanishka指教，告知那一段大腿的专业术语：绝对领域。这才得知该“领域”在“萌文化”中的重要性，真教人不得不感叹廉颇老矣。去网络上查找了一下，原来短裙、绝对领域、膝盖以上的长袜之间，还有4︰1︰2.5的“黄金比例”（误差容许度±25％）。据说，此一“绝对领域”对于男人来说是令其眩晕、魅惑、感到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但既然眩晕且魅惑，还哪里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感？于是乎，屡有中年警官、大学教授为了一窥“绝对领域”之上的风光，不惜身败名裂。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女中学生的裙子的底边开始从及膝不断向上提高，算下来差不多每年一厘米。不知道这与泡沫经济的破灭有无联系，但肯定昭示了世风的潜在变化。许多外国游客都注意到了日本女中学生们展露出的大腿，而日本舆论界也表达了对其所暗示的“援助交际”现象的忧虑。于是，如何让女中学生们把不断缩短的裙子长度放下来，俨然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学校是超短裙之争的第一线战场。不过，另一个有趣的数据是日本中小学教师猥亵学生案件的增长，2004年达到历史纪录的190余人，去年公布的资料则是下降到通常水准的160余人。这或许充分体现出了此一斗争的严酷性与复杂性。不久前的一个话题是新潟县的高中特意制作了劝说女生们把裙摆放长的海报，可见校方的用心良苦，然而据说女生们反应冷淡，认为“此举毫无意义”。

　　女中学生露出的大腿，成了少女们的亚文化象征。但在来日的中国人看来，自有不理解之处。我曾多次听到陪同的访客表示诧异，有男也有女。他们不是诧异于日本女生的裙子之短，而是那双腿的“难看”：“她怎么敢穿这样的超短裙？”确实，大腿现象若有一点值得称道的，便是众腿平等。姑娘们不管自己的腿多“难看”，也照样坦率露之。有的女生大腿粗如水桶，小腿孔武有力，在中国若敢穿超短裙恐怕要被人公然耻笑，在日本却可以安之若素。

　　进一步说来，日本女生公开袒露大腿可以说是为了迎合男性的意淫，将女性置于被亵玩的角色；可中国人对女性“腿型”（外貌）的苛求，实在是异曲同工甚至犹有过之。况且，穿着超短裙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性的暗示，一位新潟女高中生说：“我把裙子卷短并不是为了显得可爱，而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这么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日本人强烈的群体性意识。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日本人的“跟风”嗜好。

第8节：跟的就是风(1)

　　跟的就是风

　　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日本人深刻而独特的群体意识。

　　2008年秋天，一场“香蕉荒”突然席卷了超市。起因是一位女星在某电视台节目中谈到她吃香蕉减肥的经验，没想到，随即掀起了民众轰轰烈烈购买香蕉的热潮。

　　香蕉在日本超市中属于一年四季都大批量贩卖的普通水果，价格也很便宜，一束（四到五只）通常不过一百多日元。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抢购潮，住所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出现了有价无货的状况。店方在告示牌上写着道歉之词，表示一定尽快从海外大量进口，确保供货。接下来的数日内，往日供应充足的香蕉，始终处于紧俏难得的境地，偶尔见到剩下姿色不佳的几束，价格反比过去涨了不少。这种怪象大约维持了半个月，香蕉们才恢复了清静。

　　短暂而疯狂的香蕉抢购热，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的话题，但集中于香蕉本身究竟能不能减肥的讨论，很少有人批判其背后折射出的非理性。当然，日本人自身对此习以为常，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日语称之为“ブーム”（英语Boom的外来语发音），每年若没那么几次，还真是怪寂寞的。

第9节：跟的就是风(2)

　　按道理说，日本民众的教育水准普遍较高，作为个人，似乎应该有比较强的主见。事实却是，大多数日本人面对“ブーム”首先的选择就是跟风，而且争先恐后，劲头狂热，唯恐被落于“ブーム”之外。这体现出的是日本人深刻而独特的群体意识。有人会提到日本人的排队现象，确实，一家拉面店的门口若有两三人排队等候，就不愁会扩大到五六七八人，因此有店家特意雇人排队来充门面。我还见过更滑稽的跟风一幕：某年东京电影节期间，在涉谷车站前，几十个男青年脱得只剩短裤，在广场上高喊励志口号。路过的陌生男青年陆续有脱衣加入者，那兴奋劲儿如同“找到了组织”。此类胡闹不雅的举动，一个人做会被当做疯子，但数十人一起做，就俨然成了一场狂欢式的“祭り”。

　　新的通信手段和传播技术显然也有助于跟风。2010年的春天某日，涉谷的一条街道上突然聚集了大批少女，因过度拥挤导致踩踏，多人受伤。祸首竟只是一则通过手机短信迅速蔓延开来的假新闻：某明星即将在此现身。

　　加缪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有罪而历史无罪。这是个人和历史的对应。谈到日本人，我们或许可以把个人与群体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看似古怪的结论：群体有罪则个人无罪。日本人期待加入群体的一个原因，是在集体的名义笼罩之下，个人行为的动机与后果受到了洗净与庇护。前述的街头闹剧，堪称一场精到的展示。当然，战争罪行和责任问题亦完全符合此一特点。日本官方可以一再承认日本“给亚洲等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并不肯追究特定个体的罪愆。

　　说日本人的群体意识独特，也不妨拿来和中国人作一比较。日本人有没有个人意识？有。在个人生活层面，他/她的个体感很突出，比如和家庭成员的疏离态度，比如另类小众的私人喜好，都显得相当“个”；然而在社会生活层面，他们又追求“群”，比如积极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比如热衷于追逐社会潮流。中国人呢？似乎正好和日本人相反。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国人常常要显示自己的个性，特立独行，别树一帜，甚至成为不惜违背公德的个人主义者；在个人生活层面，中国人更重视并依赖家庭、亲友等关系，并愿意为此作出哪怕是违心的让步牺牲。

　　在群体里，日本人仿佛以一种消泯自我的方式，更确定地找到了自我。如果不允许被加入群体，或因某些原因难以融入群体，那么将意味着生活上的困境。2006年，嫁到日本的中国籍女子郑永善杀死两名幼儿的案件轰动一时，报道中就提到她在人际关系上遇到的严重隔阂。子女在同一幼儿园或学校的日本妇女们一定要组成所谓“妈妈会”，经常举行聚会活动，虽无强制性，但若不参加就会被排斥，并殃及孩子。来自异文化的郑永善，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2007年，郑永善案件宣判，法院以她在案发时处于“心神耗弱”的精神状态为由，判处她无期徒刑。

　　跟风，说白了就是要紧随群体。抢购香蕉是小事儿，追捧韩流也不算啥，最危险的是杀人、自杀之类的也会有跟风现象。某人在车站站台上企图把无辜者推落铁轨未遂，几天内就会出现追仿的案件。2008年6月加藤智大的秋叶原杀人案造成了7人死亡、10人受伤的惨重伤亡，效仿他在网站上宣称要大开杀戒的人纷纷冒头。据已公布的材料显示，案发几天内，宣称要“杀更多的人”的帖子多达300余件，令日本警方在很多公众场所提高了戒备等级。之后一个月内，仅东京警视厅就发布了100余次警报（一般每月两三次），共有从十几岁学生到中年职员的33人被逮捕。所以，每当看到媒体爆出什么大案，我就想到不知又会有多少“模仿犯”？

第10节：什么都来排个榜(1)

　　什么都来排个榜

　　日本人从小就重视情报资讯，有了数据，自然就能排榜。数据排了榜，也就更富参考意义。所以，日本人喜欢排榜，事无巨细地排榜。

　　已故历史学者黄仁宇有个著名的论述，即中国过去之所以落后僵化，在于缺乏“数目字管理”。这是个新颖但含混的观点，甚至黄仁宇本人也没能阐释清楚“数目字管理”的含义到底为何。而且，他最大的理论缺陷是以现代中国的客观条件，根本无法做到他所孜孜以求的“数目字管理”。首要的技术限制在于资讯收集与传递的方式，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或许因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在数据资料上面的重视程度确实有所不足，特别是和日本人相比较。比如涉及历史争议问题时，日本人往往会质疑中方的数据，并拿出己方详尽的资料作为对照。这固然说是一种偷换概念、浑水摸鱼的狡猾做法，可中方在辩驳时会颇感费力。毕竟，数据有其直截简明的说服力，胜过长篇累牍的说理。

　　说起日本人对数据的热爱，可能比生鱼片还来得自然深厚。无论是论著、教材，还是报道、宣传品，随处可见数据的统计。市面上有不少专门罗列数据的书籍，内容五花八门，并且每年更新。表弟就读中学时，学校发了一本叫《数据书》的书，我看了很是喜欢。该书全由世界各国各种数据组成，在中国的那一节，我竟然看到了“马1019万匹，猪46806万头，鸡30亿只……”给初中生发放这玩意儿（表弟慷慨将书赠我，说“没意思”），却可见日本人对情报资讯的重视做到了从小抓起。

　　有了数据，自然就能排榜。数据排了榜，也就更富参考意义。所以，日本人喜欢排榜，事无巨细地排榜。www.goo.ne.jp是比较流行的门户网站之一，其中专设了一个排行榜栏目，现在有6000多个排行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看起来很好玩儿。比如竟然有女性心目中男性“脚踩两（多）只船”迹象的排行榜。前十项中，隐藏或不让对方看手机高居榜首，经常和某人发短信排第三，手机短信量暴增排第五，曾删除通话通信记录排第六。和手机相关的独占四项，凸显了手机在当代人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个榜看似无聊，倒还值得有志侦察与反侦察的双方参考。而《日本经济新闻》的副刊则有个栏目，叫做“何でもランキング”，即“什么都能排个榜”。大概这一天一榜委实有点太频，于是我看到“最适合家长与子女一起搭乘的索道排行榜”，真难为了责任编辑那为赋新词的用心良苦。

第11节：什么都来排个榜(2)

　　“何でもランキング”的精神在日本人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展现。日本内阁府和总务省年年公布一个排行榜，即全国各个都市车站附近停放的自行车数量，并且分正当和违章两类。内阁部门组织调查这种排行榜，中国人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难以理喻？

　　排行榜之所以流行，其实还是国民性使然。榜单的最大功用，可能提供了一种指示，令观者省略调查不用思考，一下子直奔结论。你知道什么最人气最便宜最方便最舒适……统统有排行榜为证。前面说过日本人喜欢跟风，排行榜无疑是一个有助于掌握风向随大流的得力工具。不过，若你信了这个排行榜，但亲身体验之后心有不甘乃至大呼上当，也千万别怪人家，只能说你自己大概品位独特吧。就像常见的各种期刊上的美食排行榜，连拉面店也排出几十名的高下先后，详细到了面的分量、汤的浓度、肉的可口等细节，可倘若你按照榜单的指引去亲尝，没准儿会感到大失所望。

　　但是，排行榜这玩意儿还是有其妙处的。假如把几十年来一直持续的某些排行榜拿出来纵观，会从中品味到世相的起伏、人心的嬗变、环境的迁移。简单的例子，就拿日本政府与民间机构每年都做的外国好感度排行榜来说，几十年来中国的排序上下，充分验证了国际政经格局与中日关系的风雨历程。20世纪70—80年代，对华好感的日本民众比率则一般在70%~80%之间。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不久，美国民间机构PewResearchCenter公布了一个在日民调，对中国持有好感的日本民众为21%，厌恶的则高达69%，是在24个候选国家中印象最差的。同年，日本内阁省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也显示，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较2007年再度下降，以31.8%创下1978年开始调查以来最低点。不管是探究国家战略发展，还是研讨社会文化变革，排行榜都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参照。

第12节：“战斗在一线”的日本老人

　　“战斗在一线”的日本老人

　　世人皆知日本人长寿，其实，心理层面的“拒老”和他们依然忘我的频繁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吧。

　　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获得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名作《梄山节考》，说的是日本过去农村存在的弃老习俗，也就是把年老体衰的老人遗弃到深山等地令其自生自灭，有的甚至是由子女亲手杀害。《梄山节考》背景所在的长野县，今日仍是日本的农业大县，所不同者，近年因青壮劳动力不足，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所谓研修生从事繁重劳动。

　　弃老是人群在生活条件恶劣、物质严重匮乏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之策，就如同部分地区流行的溺婴习俗一样。弃老也好，溺婴也罢，最直接的动机是来自经济压力。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限，人口过剩的情况下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强制淘汰，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毛骨悚然，可当时或许浸透了无奈。值得研究的是，不同的人群在物资困境面前的选择迥异，有时弃老，有时溺婴。

　　据学者考证，中国在中古时期以前的部分地区也曾有过弃老的现象，但相对而言，溺婴行为无疑更为显著。特别是南方的福建、江西等地，自唐宋迄明清，虽官府着力疏导禁绝亦无多大效力。日本亦曾经广泛存在溺婴现象，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概况》说，18世纪，溺婴在日本全国几乎成了惯习。可弃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着实有点难以想象，历朝历代无不鼓吹孝道，遗弃虐待老人要受到法律严惩。《唐律》中对背地里诅咒父母的都以谋杀罪论处斩刑，《梄山节考》的那种做法一定是难逃活剐了。

　　从浅显的意义去理解，溺婴扼杀的是将来，而弃老抛弃的是过去。两种行为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我学养不足，未敢妄议。

　　不知道是不是弃老的习俗影响，日本老人普遍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不甘于老，甚至忌老。我有过几次在电车上试图让座给老人却遭到白眼和拒绝的经历，虽然他/她脸上手上的老年斑历历在目。给年长者让座的行为，至少在东京并不多见，多数年轻人对站在面前的老人视而不见，或许也有免得自讨没趣的打算。同时，大量的老人们依旧活跃在社会的各种岗位上，哪怕是体力劳动。刚来日本那年帮同学搬家，约了一辆我们称之为“小红帽”的运货车，司机是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我心里很惊讶，在中国，这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年纪啊。老头儿穿着制服，和我们一起搬上搬下，身手很是利落矫健。当时我的日语不过初级，也按捺不住问他为何还干这份工作，让老头好像觉得我这个外国青年有点好笑。

　　在日本生活久了，这种老年劳动者随处可见。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骑着自行车送货的老妇，两鬓风霜的警备员……见得久就习惯了之余，也有一些感想。对照起来，相当的中国人在心理上过早地自认衰老，并且急于进入休闲养老的阶段，除了照顾孙辈，恐怕没什么劳动的意愿。而日本老人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老去，更积极地工作并参与社会生活。世人皆知日本老人的长寿，心理层面的“拒老”和频繁的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老人驾车，在2005年的交通事故统计中，死亡的驾车者四成多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2009年6月，新的道路交通法施行，要求75岁以上的老人在更新驾照时必须做包括观察力、反应灵敏度等内容的体检。尽管如此，若看到满头银发的司机，还是小心点为好。

　　不过，日本老人的这种“元气”（健康），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当代日本社会仍盛行的弃老之风。老人缺乏来自子女的赡养，自然要继续打拼或自我照顾。日本有大量的老人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养老看护产业。日本舆论一直在说社会的老龄化和少子化，这是长期的焦点话题。根据日本政府每五年一次的“国势调查”，2005年一人独自生活的老人家庭高达386万个。他们当然不是都没有子女，但子女一般都过着独立的家庭生活，来往有限。在经济上，老人如果没有资产收益，就主要依靠年金和积蓄，所以不少老人仍需要就业。

　　有一次电视台采访一位刚满百岁的老妇，她还守着自己开的一个杂货店，每天上货记账。百岁生日这天，子女们没有人来看望，只有远在外地的孙子打了个电话：“要加油啊！”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一场景怕是不可思议吧。

第13节：缺乏人情味的日本

　　缺乏人情味的日本

　　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

　　根据日本警察部门发行的2008年白皮书记载，该年度日本共发生了1297件杀人案。四五年来，此一数字基本上在1000~1300件上下浮动，但其中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每年只有几件。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一篇《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提到那种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和记忆的谋杀案之要件，首要一项是杀害对象以家庭成员为主。若以日本的情况来看，奥威尔似乎不必大发感慨，因为日本的谋杀案当中，杀亲的比例真是高得可以。

　　手头一份2007年日本警方的数据显示，杀人、杀人未遂案件共有1052起，其中家族内部的死活之争为503件，几乎占到了一半。亲人相残的现象，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议论。新上台的民主党政权中，以放言无忌著称的金融财政大臣龟井静香语出惊人，把此类案件的增多归罪于日本的大企业“人情味渐渐淡薄”的文化，直指经团联对此负有责任，遭来了经济界的一片反弹。不过，曾任警察高官的龟井不肯收回他的此番言论。

　　日本人如此多的家族相残，原因何在？佐藤弘弥写有《家族内杀人事件：社会心理学的考察》，提出了几个社会背景，简略而言分别是：日本独特的“核（心）家庭”为主的模式不利于亲人之间的沟通，贫富差距的扩大，教育中人性内容的欠缺和世界性暴力泛滥的影响。“核家庭”问题，正好涉及前面说的“弃老”现象。佐藤弘弥认为在相当多的“核家庭”父母子女互杀案中，如果有祖父母的存在，或许会起到减轻摩擦的作用。至于贫富差距，他自相矛盾地承认，杀亲案在富裕和贫困家庭中都有发生；而世界性暴力泛滥，什么9?11影像冲击之类的就有点胡扯，若真的想栽赃，倒不如把责任推给日本国产的内容肆无忌惮的暴力漫画与电玩。

　　我对日本人杀亲现象的关注，来自2007年伊始的半个月，媒体每天都有新的家族内杀人事件报道，特别是两件所谓上流社会的碎尸案轰动一时。一件是某漂亮少妇将在摩根斯坦利日本公司工作的丈夫用酒瓶打死后碎尸遗弃，此案发生于2006年底，告破于2007年初。少妇遗弃尸体时，曾将一部分尸块扔在了新宿某日本语学校旁边。媒体一度沸沸扬扬说什么涉及中国黑社会，死者是中国来的偷渡客，充分发挥了一番想象力。在这一点上，日本媒体还是比较专业的。1997年神户的酒鬼蔷薇少年杀人碎尸案，少年写给警察的挑战书上的笔迹，被某媒体找来“专家”鉴定，说显示凶手曾在中国华北地区留学，其实不过没好意思直陈是中国人所为而已。

　　这位少妇供称受害于家庭暴力，后来又承认她和丈夫各有外遇。一个居住高级住宅区的富裕家庭如此下场，当然很吸引大众眼球。差不多同时，也是东京涉谷区，又发生一起医生次子将妹妹杀死碎尸案，更是备受瞩目。医生在日本意味着大富之家。初识一位日本朋友时，他得知家父是医生，就说：“在日本，同学里如果据说谁是医生的孩子，大家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可是，这桩爆发于医生家庭内部的惨案，无疑揭露出了富丽堂皇之后的阴霾。舆论对于杀人动机的推测，很多集中于乱伦的可能性。有的说被害的女儿与医生父亲乱伦，令兄长感到可耻和愤怒，因而冲动杀人；有的说兄妹之间存在奸情，是“禁断之爱”导致了悲剧。舆论如此热衷于乱伦，实质上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流露，迎合了平民的妒富心理。在警方就此案的最后调查书中，没有提到凶手任何涉及乱伦的动机。然而，这个案件的另一个插曲，是以细致著称的警方，却犯下把凶手杀人的木刀、碎尸的锯子等重要证物全部“当垃圾扔掉了”的事故。若换在别国，黑幕论阴谋论恐怕不知道要有多火暴吧。

　　反思杀亲案的增多，日本人动不动就归咎于近年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更关键的肇因，或许还是在文化深层。在日本的各类文艺作品，把家族亲情渲染得催人泪下的并不少见，但那终归是创作。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比如“核家庭”的迅速增多，才是杀亲频发的根源。

第14节：不可忽视的暗战(1)

　　不可忽视的暗战

　　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对于中国的复杂心态，其基调是不安感。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萨殊利讲过一个中日高铁谈判过程中的小故事：趁日方代表中的某人起身出去的空当，一位日本专家悄声对他说：刚才那位是我们大使馆的官员，我讲话不方便。

　　高铁项目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跨国商业与技术合作，这一幕表明了日本政府试图监控谈判过程的立场。事实上，对于和中国相关的事务，日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保持着警觉。表面上的“友好”说辞，并不足以掩盖其内心的戒惧。谁要是信以为真，就只能怪自己“很傻很天真”啦。

　　在中日关系的定位上，日本警察厅的白皮书有很清楚的立场。《公安维持与灾害对策》（日语中的“公安”一词大体等于汉语的“国家安全”）一篇里，第五节题为《对日有害活动的动向和对策》，列举了几项对日本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要点。排在首位的自然非朝鲜莫属，其次就是中国。白皮书说中国利用派遣留学生、交流研究人员等手段，“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收集情报”，日方对此类“（违法行为）要给予严正取缔”。

第15节：不可忽视的暗战(2)

　　其实，“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收集情报”，是日本同样针对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在日本的一些中国人会不时接到日本有关部门人士的邀请，有礼貌地请“喝杯咖啡或吃顿饭”。一位从事科技研究、又任职于侨团的中国人说，日本警察甚至等在他的公司门口等他下班，就为了“想和您聊聊”。在利益诱惑或哄骗之下，有的中国人成了对方的帮手。四川大地震后，日本媒体很重视中国西南的核研究及军工产业状况。于是，在电视台的直播间，日本主持人请来一位身材肥硕的中国妇女打电话给绵阳某单位，据说那个号码属于机密的某核研究机构。妇人得令，当即拨通了号码，中方没说什么就挂断了，她还似乎因没有完成任务而有些悻悻然呢。

　　公开发行的白皮书，提醒着日本公众注意中国的“对日工作”危险，却当然不会提及日本的“对华工作”。几个日本人在中国新疆等地被逮捕，日本舆论说他们是“测绘”，好像仅仅是行万里路的地理爱好者罢了。这种巧舌如簧在白皮书里最经典的表现，莫过于把右翼声援藏独、阻挠长野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首脑访日的种种活动都归在了“和平运动”的名下。上述事件的现场，我都曾亲见。特别是在长野，穿着二战旧式军装的男子振臂高呼：“杀死中国人！”在他们挑起的拳脚冲突中，有中国留学生流血受伤。原来这一切皆属于“和平运动”，教人不禁哑然。

　　我提起这些并不带半点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不过实话实说中日两国关系的客观状态。“世代友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口号毕竟是口号，真相到底如何心里必须清楚。虽然日本人总被指责虚伪不实（这可是有传统的，《旧唐书》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不以实对”），但警察厅的这本白皮书倒蛮坦诚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好面子，好话吹捧和小恩小惠就容易飘飘然当真，所以正视这种坦诚很有必要。

　　白皮书统计了2008年日本右翼组织针对外国的敌视活动，按国别区分的话，矛头指向中国者高居榜首，共有3720次，动员了10000余人和2500多辆汽车，远远领先于对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国的规模。警察厅的说法是北京奥运等因素使然，但实际上，这折射出了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对于中国的复杂心态，其基调是不安感。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中写道，昭和天皇关注的是“为什么战败”而非“为什么开战”，问结果而不问原因。这可能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思维。日本人感到了深重的不安，却很少考虑他为什么会不安。

　　顺便提个小花絮，每年的8月9日是日本右翼一定要纪念的“反俄日”。为何定在这天，不妨考考大家的现代史……

　　答案：8月9日是1945年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的日子。因为1941年，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与日本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所谓《中立条约》，有效期五年。1945年4月，苏联单方面通知日本不再延长此条约，但日本认为苏军在条约仍旧有效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属于“背信弃义”。

第16节：性骚扰的代价(1)

　　性骚扰的代价

　　痴汉一旦被抓，迎接他的首先是72小时的逮捕和可长达20天的拘留，罪名成立后还得服刑。

　　痴汉者，盖公然猥亵他人之徒也。一个“痴”字，既有对智商的嘲讽，又兼对恶习的批判。不过，日本某网站做线上民调，坦诚自己是痴汉的有56人，否认的712人，这个比例并不算小。前面说过少女的“援助交际”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扩散，痴汉行为也从稍晚的千禧年前后出现大幅增长。仅以东京警视厅的统计来看，2004年在（轻轨）电车、地铁内破获的痴汉事件共2201件，约是1996年的三倍。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人士，想必会对这十来年的变迁痛心疾首。

　　通常所说的痴汉，就是在交通工具内对异性上下其手的色狼，当然据说也有少年男子受害。和一般偷偷摸摸的罪案不同，这类在公交车厢内的犯案，要点是周围人越多越好，方便浑水摸鱼，也令受害者害羞而不愿声张。所以，痴汉多发的地点，往往在载客量最大的线路；多发的时间，以早晚高峰期间为主。当年，日方邀请撰写《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位中国爱国者来访，特意安排了搭乘早班电车，体验所谓“通勤地狱”里日本劳动人民的辛苦。我觉得可惜的是，他们没能目击一次痴汉事件。

　　东京地区痴汉事件发案率最高的三条线路，分别是琦京线、中央线和山手线，其中以琦京线为最，一条线占了三分之一。我恰好要乘琦京线上班，转眼间经过了十一年，颇有一些“眼福”。被女孩子紧紧抓住，站务员将其带走的见过三四次，女子在站台上狂追奔跑男子的也有过几次，双方的速度均宛如田径大赛角逐，有痴汉行为但女方隐忍不发的就更多了。一位看上去精神状态异常的中年男人，似乎专门在傍晚高峰期挤车，而且有选择性地挑拣附近站有年轻姑娘的门口。我已经记住了他的相貌，目前好像仍逍遥法外。这样的痴汉可能因看得出神智有异的缘故，非但女方不敢反击，旁边的人亦不愿多管闲事，助长其越发明目张胆。我还见过在空荡车厢中，一病态男子刻意贴近车门边的女孩，以手臂将其包围。这种情况下，女方只能忍耐两三分钟，于次站下车躲开。日本法律虽规定，痴汉若猥亵罪成，要被判处半年到七年的刑期及罚款，可对心智不健全者恐怕全无威慑。

第17节：性骚扰的代价(2)

　　最近，琦玉县警方举行了“打击痴汉大队”的成立仪式，调集了百余名女警，以两三人一个小组的形式搭乘痴汉多发的琦京线。同时，警方还指出，近年来痴汉现象增加的一个原因是网络上的痴汉论坛。这类论坛据说有100余个，上面有对某条线路、某个时段的得手概率的情报分析，也有“成功经验”的交流切磋。为了避开敏感字符审查，这些色狼多用隐语，如“JK”代指他们的“猎物”：女高中生。

　　痴汉固然可恶，更可怕的是被人误认为痴汉，近年来成为日本社会备受争议的“痴汉冤罪”话题。日本司法奉行无罪推定原则，却在痴汉这儿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旗号搞有罪推定。也就是说，如果某女性咬定你是痴汉，你就只能自认倒霉。一旦被抓，首先是72小时的逮捕和可长达20天的拘留，罪名成立后还得服刑。一位上班族因有损名誉和旷工，失去工作与婚姻的概率很大，说摧毁人生并不为过。一些拒绝承认有过猥亵行为的人诉诸法律寻求清白，但长达一两年的诉讼后，纵然胜诉亦得不偿失，有人甚至家破人亡。坦言之，痴汉这个帽子只要被扣上，就是不“痴”，也要闹到你“痴”。

　　误认痴汉的情况，大抵有三种：一是因过分拥挤贴着异性身体，尤其是那些穿着性感暴露的女孩儿，导致男性正常生理反应；二是有些女性心理敏感阴暗，讨厌中年男性体味或视线；三是恶意诬告，意图谋取赔偿金。去年大阪曾有一桩诬告案，女方还有同伙充当“证人”，但后来良心发现自行撤诉，否则那人真是百口莫辩。类似冤案争议越来越多，有被诬者和律师组织起来，誓言要维护权益，却远非易事。为缓解痴汉现象和冤案，有的线路设立了一节女性专用车厢，可并无多大效果。有人呼吁实现男女分车，或车厢内安装摄像机，但成本过高，又如何能入得了交通企业经营者的法眼？

　　身处盛产痴汉的琦京线，我有两点心得：一、两手不能空空，最好高举抓住吊环；二、离女人远点，尽管老爷们儿聚一块儿感官不适。警惕性一定不能少，痴汉之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不，写这篇文字时，又有一位34岁的警官因痴汉被迫退职，换得不起诉处理。

　　日本有种色情店铺，顾客在装饰成车厢的房间内猥亵女性，据认为能缓解痴汉冲动。可是自掏腰包的安全交易，哪里还有光天化日之下的惊险呢？套用流行句法，人家摸的不是大腿或屁股，摸的是刺激啊。

第18节：没实现的幸福(1)

　　没实现的幸福

　　一个党命名幸福实现，不同于一般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标榜式的冠名，直截了当地许诺“幸福实现”，气魄何其大也。

　　2008年夏天，日本的众议院选举因执政党交棒而载入战后史册，但还有一个新角色不能忽略，那就是突然冒头的幸福实现党。

　　日本的政党成立并不难，当年著名职业搏击运动员猪木凭借粉丝拥戴，当选参议院议员，就打着“体育和平党”的旗号。这两年，自民党苦于声势不震，一直有游说超级女星藤原纪香出来参选的创议，也是看中了她对粉丝的号召力。“人气”的喜剧演员、作家、歌手在日本都能杀入政界，候选人有无政治才干、政策是否可行并不重要，这是日本选举政治的特色之一。同理，拥有众多信徒支持的宗教团体，若决心组成政党，自也可以打开一片天空。以新兴宗教创价学会为母体的公明党，靠着号称827万个信徒家庭的拥戴，始终在日本国会中占据数十个议席，更以“关键少数”的姿态与自民党合作当了多年的执政党。

　　翻开众议院选举那天的《朝日新闻》，政党竞选的整版广告只有三家，自民党、民主党自不待言，另一家便是幸福实现党。一个党命名幸福实现，多少有些好玩。不同于一般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标榜式的冠名，直截了当地许诺“幸福实现”，气魄何其大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党的母体宗教组织就叫“幸福的科学”。我曾见过几位幸福实现党的拉票员，都是妇女，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前车筐上贴着“幸福实现党”的标志，在烈日下的街头绕来绕去，嘴里喊着“幸福实现党”。说实话，这比其他党动用宣传车大喇叭声嘶力竭要环保。可是，选举结果揭晓，推出了337名候选人的幸福实现党全军覆没，幸福居然就真的没实现。

　　选前的舆论预测，这个幸福实现党的实力几何是最神秘的悬念。“幸福的科学”号称有1100万信徒，为选举砸下了100亿日元的真金白银，谁能保证它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公明党？面对如此惨败的结局，连不看好它的媒体也觉得有点意外。不过，在日的部分中国看客们或许颇为幸灾乐祸，因为幸福实现党的竞选纲领鼓吹对华强硬，听着就不舒服。

　　“幸福的科学”最牛之处莫过于“不差钱”，100亿日元仅是小意思。教主大川隆法有五本著作打入日本畅销书排行榜前五十名，最火的《太阳之法》销量400万册，光是版税稿费每年也有数十亿进账。信徒每人每个月都要交纳三五万，日本的宗教法人又可以免税，1100万人一年下来就能集资1700~2800亿日元的巨资。如按照我国官方说法，几乎足够北京奥运全部场馆的投资了。“幸福的科学”宣传之道无他，就是烧钱。最近，车站墙壁上无意间又多了一些广告，上书“佛陀再诞”，原来是“幸福的科学”教主大川隆法的作品改编成了动画片。制作动画影片传教，大概是针对青少年群体，手笔不可谓不大。同时，“日本著名作家大川隆法，1986年创办了幸福的科学出版社，多年致力于为人们讲述成就幸福人生的科学，为无数人提供了精神启蒙。”这是中文网络上对《佛陀再诞》的介绍，大川著作的中文版显然也是以钞票开路。

第19节：没实现的幸福(2)

　　可是，为了选举这么多钱花下去，居然连个响儿都没听到，幸福实现党上下之撮火可想而知。而且，选票统计下来，幸福实现党在比例选区拿到了46万票，小选举区一共100余万票，声称的1100万信众大打折扣，有胡吹法螺之嫌。教主大川隆法毕业于日本高等教育的顶级学府东京大学法律系，1986年抱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创立“幸福的科学”，没想到选民们竟然连送到嘴边的幸福都不想实现，简直不识好歹。据说，在教团内部已经出现了争议，即围绕明年的参议院选举到底还要不要再战。倘若连战连败，“幸福”将何去何从？有人给出了答案：奥姆化。

　　1990年，奥姆真理教组成了真理党参加众议院选举，最终一败涂地，导致教团内部矛盾丛生，走上了激进化的反社会道路。当年的奥姆真理教发言人上佑史浩说，他在今天的“幸福的科学”身上看到了类似当年奥姆的氛围，因为这类新兴宗教一旦教主的预言受挫破灭，信徒就会产生动摇，为了巩固信徒的支持，什么末世劫难即将来临之类的极端说辞就要出炉了。早稻田大学高才生上佑史浩昔日为奥姆代言，辩才无碍口若悬河，吸引了很多女粉丝，是万众瞩目的明星人物。他以过来人身份现身说法，敲响了日本社会对“幸福的科学”的警钟。

　　事实上，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之后，新兴宗教在日本的发展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日本的新兴宗教之繁盛都是世界少见的，宗教法人团体有18万个之多。日本人为什么信仰如此之多的宗教？五光十色的新兴宗教真相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第20节：当信仰成为生意

　　当信仰成为生意

　　日本的“怪力乱神”实际上既丰富又有趣，这些年还在继续蓬勃发展着。

　　多年前朋友聚会，说要来一位牛人同胞，在佛教系的某宗教法人任职，极擅长宣法布道，很受教徒推崇。在日本的中国人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但和宗教沾边的，以前只听说过有人被雇用假装僧侣站在街头化缘，弄得我看到类似场景总想大不敬地掀起那遮住面孔的斗笠确认是不是同乡，这登坛讲法级别的还是头一次有幸结识，心下颇为期待。

　　此君来时的样貌，完全想象不到他会和宗教相关。我为自己的以貌度人暗自惭愧不已。仙风道骨，超尘拔俗，这些想法简直太俗气了。人家西装领带，手提公文包，与东京市面上不计其数的公司职员全无二致。他也是留学来日，无意间认识了某教派中人，因该教派本有向海外发展的志向，教中长老见他伶俐，是可造之才，便延揽入教。交谈之中，他并没有对我们传讲佛法（也可能觉得我们不可教也），重点放在探讨成立一个宗教法人的经济前景，看来大有自立门户的雄心。

　　酒酣耳热后，大家曾兴致勃勃地表示要好好运作一番。但那次一别至今，因友人归国，失去了和此君的联络，也不知他的宗教法人志向有没有成功。

　　前面说到日本的宗教法人多达18万多个，放眼望去，日本列岛真是教派林立，遍地皆神。那朋友在这种饱和状态下还想开宗立派，似乎并不容易。不过，日本历来有一个说法，叫做“信徒三百人，可享白米饭；信徒三千人，可驾奔驰车；信徒三万人，可建大馆所”。我想他在宗教法人内部厮混日久，必有心得。若只要招揽到几百名信徒便衣食无忧，何必每天加班加点地劳碌奔波做一个“傻大力Man”（指工薪族）？

　　这还真的不是一个荒诞梦想。

　　前几日，石川县金泽市国税局指称某宗教人士逃税，数额高达10亿日元。这位还没有取得宗教法人资格的人士别开生面，弄了一些玻璃瓶子装上自己的DNA（皮屑之类），命名为“御真体”，号称能祛病消灾、逢凶化吉，售价100万日元，已经售出1000余个。咱们淘宝网上有人卖亲手格毙的蚊子遗骸，不过6元/只，而且意图在于炒作，不过是想吸引眼球找家好一点的企业去做“傻大力”。人家老头儿身上搓下点儿皮屑，居然就能换来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人类的种种宗教，多少都有敛财功能，但像日本宗教在经营方式、规模、效应上把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大概举世罕有。大家都知道丰田、日产、索尼、松下这些日本的世界500强级巨头，若把全球宗教按财产多寡排个500强，日本系占据的比重恐怕比企业500强中的分量更大。1936年创立的佛教系新兴宗教真如苑此前买下了日产汽车的一处工厂，准备改为建设宗教设施，仅土地费就花了739亿日元。1970年从世界救世教中分离出来的神慈秀明会，请来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了一座美术馆，掏出了250亿日元的巨款。

　　宗教团体的庞大资金，自然主要来自信徒的奉献，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方式造就。前述“幸福的科学”不收会费，但有所谓布施制度，每个月从信徒银行账户里扣除1000日元，名曰“植福”。若按照其1100万信众的宣传，一个月便是110亿日元，令许多业绩不错的中坚企业也要相形逊色。所以，我国有志青年假如想东渡日本创业，日语流畅口才突出的话，开宗立教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韩国人文鲜明创立的那个以声势浩大集体婚礼著名的统一教，在日本还有56万信徒呢。再说了，卖皮屑都能卖到10亿，还有什么不敢想的？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关注其卓越的科技成就与精巧的文化表象，但日本的“怪力乱神”实际上既丰富又有趣，这些年还在继续蓬勃发展着。

　　说到这里，不妨补充两句关于日本僧人荤食和婚娶的事儿。某友人结婚时，因新娘曾就读于佛教教团设立的大学，有几位僧侣也参加了婚礼，和我们一并痛啖鸡鸭鱼肉。日本僧侣的破戒，一定程度上是明治维新“废佛毁释”的结果。明治政府为了确立国家神道的权威打击佛教，毁弃寺庙，逼迫僧侣还俗，算得上一次“法难”。过去看南京大屠杀的书籍中，有难民称“日本人也信佛”所以逃入寺院躲避，显然不知道当时日本政府对佛教的态度。不过，中国历史上亦曾有“三武一宗”的“法难”，但事后大致得到恢复，而日本僧侣的“不戒”继续流传下来了。

第21节：体力活儿(1)

　　体力活儿

　　体力劳动者在日本的地位和经济状况，远高于同等年纪的普通白领上班族，这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而言是相对公正而合理的。

　　夏日的正午，和国内来东京采访的几位记者一起闲逛，经过一处工事中的建筑，看到几十位打零工的男子坐在路边休息。或许是因为他们毛巾缠头、工装敝旧的样子，有一位记者问：“这是不是日本的农民工啊？”另一位半开玩笑地说：“他们会不会也要跳楼才能拿到工资啊？”

　　“农民工”这个概念在日本当然是没有的。这些打零工者的身份其实很复杂，有的是学生，有的没有固定职业，还有的可能有正式工作，只是来此赚点外快。至于收入，很多是当天发放，用不着威胁要跳楼。

　　1997年夏天，我曾做过一次类似的工作。当时，横滨与大阪为了争取代表日本申办2004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要迎接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初选。通过同学介绍的一位专职中介零工的中国人，我成了当日横滨市募集的数百名工人中的一员。早晨六点集合听取说明，七点开工，中午休息一小时，午后四点结束。据说薪水是14000日元，经中介人转账后到手10000日元。那份工作就是清理市容，包括洗刷路面、护栏，清除垃圾，给行道树浇水，等等。我和数名日本男人分到一个小组，负责清洗一段路面，不能借用机械，而是跪在地上很仔细地作业。记得当时最讨厌的，是遇到时日已久的口香糖残渣。和同事们相比，我显然太不专业,人家备有工装、头巾、防晒油，我的手臂到午后就被太阳晒得蜕了皮。午休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吃盒饭，彼此自我介绍，有的人不爱讲话，有的则早就认识，是零工界的老战友。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靠这种短期的体力劳动谋生。一位掉了一颗门牙的中年男子爽朗健谈，不少人都认得他，这是我对日本底层劳动人民至今仍比较深刻的印象。

　　此类零工虽然劳累筋骨，但收入还算不错。基本上，每天在8000~12000日元之间。同学当中，身体强壮的喜欢去建筑工地或房屋解体，最初差不多一天10000日元，熟练之后可以翻倍。一个人若是专门找这种零工来做，维持日常生活没太大问题。

第22节：体力活儿(2)

　　之所以讲起往事，是因为想到了体力劳动的收入问题。后来，在公司里和一位负责送货的佐川急便司机小伙子聊天，因为听说他们的收入不错，就冒昧地问了一句。小伙子的理想是辛苦几年攒些钱，去北京学习汉方（中医）。他坦率地说，一个月收入在60万~70万日元左右，同僚中新来的低一些，资历较深的或可达到100万日元。当然，他们每天开着车运货送货，“身体不好会吃不消”。

　　好了，我们来对照一下。我曾经做过的清扫零工，若每周工作六天，大概能拿到30万日元。建筑工地的一个熟练工人，据悉每个月大抵50~60万日元，快递公司的送货员也在这个水平。而根据数据统计，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的平均基本月薪是66万余日元，记者是49万日元，律师是55万日元。诚然，单纯的数字比较并不全面，这些脑力劳动者可能有比较多的休假、更加自由的时间安排以及数字不菲的额外收入，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薪酬上的粗浅对比。

　　那天，我把以上情况讲给记者们听，他们颇有感触，也吃惊于体力劳动者在日本的地位和经济状况。蓝领货车司机们固然辛苦，收入却远高于同等年纪的普通白领上班族，这对于一个市场经济社会而言是相对公正而合理的。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条件低迷于社会底层，并且受到轻慢与歧视甚至羞辱，决不是健康社会的表征。脑体倒挂是怪现象，脑体差距过大同样不正常。体力劳动不但是艰苦的劳作，而且更是维持社会运转存续的基础活动，理所当然地要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我的体力劳动经历其实并不算丰富，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洗过碗，在塑料制品工厂做过小药瓶，街头摆过摊，厨房帮过闲，最长的历练是在烤肉店做服务生。这些工作虽然劳累，但精神上却非常充实，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多帮助，特别是像我这种之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青年。坐办公室久了，会怀念起过去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光。从成长的角度来讲，那或许是我在日本最宝贵的收获。

第23节：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做人难，做男人更难

　　丈夫或父亲是家庭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角色，通常会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视和嫌弃，他唯一的价值就是按时把工资拿回来。

　　初来日本那年，著名喜剧演员、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因病逝世，成为举国震动的重大讣闻。战后的日本荧幕上，最具代表性的男性形象，一个是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另一个是渥美清的闲人形象。对中国人学习日语影响极大的教材《标准日本语》初级上册开篇不久，就提到了渥美清与山田洋次导演合作的寅次郎系列名作《男はつらいよ》，可见其非同一般的地位。《男はつらいよ》，直译就是《做个男人真辛苦》。我以为此片之所以长红不衰，除了贴近生活的轻喜剧色彩和寅次郎身边不断出现的美丽女子之外，光是这个片名便足以让无数日本男观众感觉被说到了心坎儿上。

　　对很多日本成年男人来说，“真辛苦”恐怕是他们的真实心声。在我的小人之心度来，寅次郎在各地游游荡荡，结识了一位又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子，但总是在最后关头选择告别，这不仅营造着有情无缘的淡淡伤感，更暗示了一种逃离的机敏，逃离作为已婚男性所要承担的责任。一旦成了家，可怜的寅次郎恐怕就会变成一头终日劳碌的牲口。

　　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把镜头对准几个上班族的家庭，对照丈夫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一位丈夫每天从妻子那里得到800日元的零花钱，在早晨上班路上买了一罐咖啡之后（120日元），为了省下钱买本新发行的漫画，中午只好去找最便宜的吉野家牛肉饭果腹。而同时，他的妻子和一些主妇朋友们在宽敞的西餐厅内共进午餐，随后去逛商场，喝下午茶，享受着西式甜点的美味。从两种差距巨大的生活内容来看，丈夫仿佛是供养妻子的一个雇工而已。有午餐的调查数据为证，各行各业在外面吃午饭的平均花费是500~700日元，唯有一类人例外：主妇。她们的平均值是1500日元。

　　伊恩?布鲁玛在《镜像下的日本人》中写道：“外国人看到的是，日本家庭主妇是如何柔顺地接受丈夫的颐指气使，或者至少丈夫什么也不想动手做，结果经常就下结论说，日本的男人处于非常大的支配地位。”这大抵是外国人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日本家庭内夫妻关系的普遍印象，所以，才会有那种“娶妻当娶日本人”的愿望。可是，假如不能说此一印象完全错误的话，它至少也饱含水分，必须大打折扣。外国人看到的是在公开场合或影视作品里，日本妻子对丈夫的谦卑侍奉，甚至是同行时紧随身后的亦步亦趋。但是，在真实的家庭生活里，丈夫的地位远没有那么光鲜。在某些情况下，丈夫/父亲是家庭中地位最为低下的角色，遭到妻子和子女的蔑视和嫌弃，他的唯一价值就是按时把工资拿回来。

　　男人的家庭地位问题，体现的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表象和内在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它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文化与族群当中，但日本或许是最严重的例子。而且，日本人没有觉得这种分歧有什么不对，相反还视之为文明的体现。

　　从本质上讲，压在日本男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并不是女人本身，而是来自社会对男人的要求，比如必须努力工作抚养家庭，就像已婚男子在身份上被称之为“世带主”（一家之主）。刚来日本时，听到一个传闻，说日本女性喜欢嫁给中国男性，因为他们会早点回家帮助妻子操持家务。但是在生活中，却能够看到一些日本男人哪怕是在外面的公园里坐着吃饭团，似乎也不急着归宅。还有一个传闻，说倘若这个男人天天下班就往家里赶，会被妻子认为在事业上没有出息，不能和上司与同僚搞好关系。另外，《男はつらいよ》中的寅次郎是一位漂泊者，他可能给无数离开故乡到异地、尤其是大都市中拼搏的男性带来了感动。

　　你可以说日本男尊女卑，但这个“卑”以另类的方式转化成要女人依靠男人养活；更“尊崇”的男人一旦成了家，就只能扛起责任。如果负不起，那他就会成为失败者，失败者在日本的结局可想而知。

　　一切，似乎出现了有趣的翻转。

　　2007年，日本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可以对半分割养老年金，这个看上去很进步的保护妇女权益的变动，却导致了重大社会风波，即所谓“熟年离婚”的激增。在步入老年之际提出离婚的妻子们表示，能分得丈夫的年金可以保障她们的经济来源，但她们不愿意“粗大ごみ”（大型垃圾）般的丈夫扰乱生活。什么生活呢？以前丈夫很少出现在家里，主妇们优哉游哉；现在糟老头子退了休，赖在家里好不腻歪。

　　看了以上种种，不知道对日本式妻子情有独钟的同胞们会不会有所感触。老光棍寅次郎先生看似傻乎乎的，我倒一直觉得他很聪明，就像咱们的后主刘禅：“此间乐，不思蜀。”

第24节：黑人和日本人(1)

　　黑人和日本人

　　一般来说，日本人对黑人的看法正面较多。其中美国文化的影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刚来日本留学不久，学校的吉田老师请我们一伙中国留学生吃饭。他是著名汉语学者藤堂明保的弟子，讲一口流利得与中国北方人无异的中文。在饭桌上，吉田老师问起我们初来后对日本的观感，无须任何顾忌，尽管放言。我们也请他谈谈对中国的看法，不知怎么说到了种族偏见问题。他说：“我不客气地讲，有的中国人对黑人抱有歧视。”我当时想了想，觉得似乎难于反驳。

　　不好反驳的原因，是我虽然来日不久，但看到的一些迹象表明黑人在日本社会中好像确实比较受欢迎。日子久了，这个印象越发得到了证实，至少他们颇能讨得日本女孩的欢心。某一段时间，去六本木和涉谷的酒吧比较多，见到的黑人身边往往围绕着日本女孩，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在以红灯区闻名的新宿歌舞伎町，入夜后街头就晃荡着一些为软色情酒吧拉客的黑人，熟悉的朋友说他们很“嚣张”，而且“一个个都是日本人配偶”。按照日本法律，外国人不得从事“风俗”（色情服务）行业，但身为日本人配偶者即可例外。朋友还说，问他们都自称美国人，其实不少来自非洲，“英语都不太会”。

　　中国历史上因为与西域、南洋的交流，黑人较早就出现于史籍。而日本人对黑人的最初印象，是织田信长见到意大利传教士带来的黑奴。信长对他的肤色充满好奇，买下他后恢复了他的自由，并赐予其武士身份和日本名字“弥介”。江户时代的日本奉行锁国政策，明治维新开国后，日本人因为敬畏白人，也对黑人持“未开化人种”的看法，可当时的日本极少有黑人出现。自甲午战争后，日本逐步跻身国际列强，但身为被白人视为有色人种的黄种人，依旧受到歧视。在反对人种歧视的口号下，日本人和黑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同道关系。日俄战争是黄种人首次彻底打败白种人之战，有趣的是，美国黑人居然为之欢欣鼓舞。而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了废除人种歧视的议案，却被英美等国封杀。

第25节：黑人和日本人(2)

　　大批的黑人来到日本，是以二战后的美国占领军身份。说到由此而生的黑人日本人混血儿，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自然会想起著名的电影《人证》。这类混血儿多少受到了一些歧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歧视未必来自于肤色，更多或源于那些母亲们的经历。去年年底，美（黑人）日混血的演唱歌手JERO不但拿下年度唱片大奖的最佳新人奖，还在红白歌战中登场，成为很受喜爱的艺坛新星。

　　一般来说，日本人对黑人的看法正面较多。其中美国文化的影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棒球中的黑人球员、黑人歌手，也包括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话说回来，日本女孩喜爱黑人的一个无须讳言的原因，自然关系到性。在日本的成人影视作品（所谓AV）中，日本女演员与黑人男演员的片子并不少见，有的音像出租店甚至还设有黑人对日本女优的专栏。一些出名的AV女星会专程前往国外，与一众黑人共同拍摄作品，找白人搭档的反倒寥寥。假如从表象上来看，这类作品也许会被当做日本女性对性愉悦的张扬追求，然而，考虑到AV的主要观众是日本男性，其内涵就不那么简单了。

　　几年前，在一家中国商品贩卖店购物时，见到一位黑人顾客，操着流利的京味儿中文讨价还价。随后，我和他一起乘电梯下楼，好奇地问：“请问你的中文在哪里学的？”

　　“北京啊。语言学院。”

　　“水平真不错。”

　　“谢谢。”他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

　　我又问：“在日本生活得怎么样？习惯吗？”

　　“很好啊。”他说。

　　我想请他对比一下在两个国家生活的感受，觉得过于冒昧，电梯又到了底层，只好道别。现在想来，未能听他深入聊聊中日文化的比较，有一点遗憾。

　　其实要想问这个问题，有一位人选最适合不过，他就是北野武旗下的黑人艺人佐马洪（ゾマホン，Zomahoun）。佐马洪出身西非贝宁，1987年至1994年间作为公费留学生在中国北京语言学院留学，并获得硕士学位，据说对孙中山的思想极感共鸣，热爱毛泽东。他说最想去的国家是日本，来中国则是因为中日相邻而且中贝之间有公费留学制度。在华期间，他曾为非洲国家使节担任翻译，还打工洗车，后来经日本友人介绍赴日，一度潦倒，1998年被发掘参加北野武的搞笑节目而走红。日本维基百科称他为“亲日派”，他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第26节：钱汤

　　钱汤

　　钱汤的起源，据说是镰仓时代的寺院为僧侣们洗澡所设，也免费接待外来民众光顾。寺院主导的这个公益事业中断后，就出现了收费的公共浴池。

　　打开电视，看到一个节目在谈钱汤，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公共浴池，想来已经有多年没去过了。现在住所的附近也有一家，某日经过门前时想起十几年前的往事，便去了一次。

　　钱汤的起源，据说是镰仓时代的寺院为僧侣们洗澡所设，也免费接待外来民众光顾。寺院主导的这个公益事业中断后，就出现了收费的公共浴池。古时的钱汤曾容许男女混浴，后来江户幕府下令禁止，但未能悉数封禁。当时的钱汤不仅是维持公共卫生的场所，更起到平民交流和娱乐场所的作用，就像今天的一些大型温泉洗浴设施也会安排文艺演出助兴。不过，随着现代住宅自带浴室的普及，除了温泉之外，普通钱汤受到了极大冲击，成为不折不扣的夕阳产业。据说在原本比较集中的大阪，钱汤正以每年几十家的速度关门停业。

　　十几年前寄住的留学生寮破旧不堪，一楼的洗浴间冬天难以利用，打工回来要去洗澡，只好去邻近的一家钱汤。那一家在钱汤中属于中上档次，入浴费约800日元，设有三种水温不同的池子，还有药浴和冲浪浴、露天浴及桑拿室。午夜以后，里面的顾客不多，我曾浸泡在水中，享受难得的休憩时光。

　　这次去的钱汤简陋得多，费用亦只有350日元，但因年深日久却颇有古意。比如男女更衣室之间，并不像现在的洗浴设施那么隔绝，当中只有一板区别。在分界线处，有一个类似排球比赛中球网处高坐的裁判席那样的椅子，足以俯瞰两边。后来查资料，那个位置叫“番台”，专供管理者高踞之用。那天的番台上，坐着一位四十余岁的妇女，不知道是店主的女儿还是儿媳。男子的更衣处尽在她目光所及以内，男客们要在她面前脱去衣服。这种现象，初来日本的中国人肯定会感到惊异。事实上，在那些大型温泉洗浴中心里，也不时有负责清扫等工作的中老年妇女在一众裸体男人当中走来走去。而在公共厕所中，中老年妇女清洁工人更是进出无碍。记得来日之初，我到打工的东阳町车站上厕所，发现男女厕所居然混用一个，而解手时听到响动，回头惊见一位女清洁工来取工具，着实吓了一跳。分析的话，如果以善意角度出发，可以理解成中老年妇女如同母亲，男人们都是母亲所生，在母亲面前自然也没什么好特别扭捏；可假如带批判眼光来看，这或许能体会出歧视女性的潜台词：难道中老年妇女的性别特征是因年老色衰而被完全忽略？

　　这么一想，文化差异就出现了。我来日本那年，赶上媒体报道北海道的一桩人权诉讼案。几个俄罗斯水手脱了衣服后直接跳进钱汤的浴池中，导致店主在门前立起了“外国人禁止入内”的牌子，结果被人权组织告上法庭。店家后来败诉，但在钱汤里添加了“要先在淋浴处把身体清洗才能入池”的提示标志。我想到小时候曾去过的一些公共浴池，也和日本的钱汤不同。大家先泡到浴池中，然后再去淋浴，据说这样才能洗干净身上的脏垢。因此，倘若去得晚了，水池里会比较脏，水面上漂浮晃动的皮屑灰垢至今仍能记起。泡完了再冲洗，先冲洗再去泡，两者之不同实蕴有观念分歧。

　　看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写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提到当时的日本人对清留学生印象不好，其中一条是“不爱洗澡”。来自北方的中国人因水资源缺乏（特别是京津地区），洗澡频率不如日本人是必然的。别样的生活环境，也就造成了文化的差异。

　　前几年，西安某大学闹过一出日本留学生“下流剧”事件，险些演变成中日学生的严重冲突。可是，说那几个日本青年故意在中国学生面前公然侮辱主人，我倒觉得未必。在日本生活略久的国人，看日本人的一些“祭り”或电视节目恐怕都会有“下流”的观感。就在那些天，巧合的是，我正在读夏目漱石的小说《从此以后》，里面主人公的用人喊着要去看“支那留学生的演剧”，因为“那些支那人居然好意思，脸皮真厚”。夏目没有说明中国留学生们演的是什么戏，即便是对于深受汉学熏陶、能写一手不亚于中国诗人的汉诗的他而言，文化差异的鸿沟可能也是在所难免的。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我常觉得日本男子在他的奋斗生活当中，有两个安慰，一个是日本人所最喜欢的热汤沐浴……”至于夏目小说中提到的情节，东京大学教授上田在1898年的《关于中国留学生》一文中写道：“尤甚者，于男女关系，旅日中国人中声名狼藉者不知凡几，永田町边常闻丑恶之声。”不知道他说的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永田町为今日日本国会所在的政界重镇，世事变幻果然无常。

第27节：君子之交淡如水(1)

　　君子之交淡如水

　　“絆”既承认了在家族、友人等状态下人和人的难以割舍，又指出了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可能会对任何一方构成牵扯妨碍。

　　我们这一代人，在烟雾缭绕的录像厅里消磨了太多的青葱岁月，而吴宇森、周润发等人合作的《英雄本色》等一系列江湖枪战片，曾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当时，我看到的录像多是带日语字幕的版本，还觉得蛮奇怪，来了日本后，才知道这些电影在很多日本影迷心目中也有着近乎神圣的地位。在我初来日本的那几年，至少有过两个元旦的后半夜，电视台连续播放着《英雄本色》和续集。日本雅虎的一个网民投票中，《英雄本色》在二十年后仍然能占据最受欢迎国外电影的前五强席位。一个中年影迷留言说他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观看时的感动和震撼，以及诸多迄今仍不可超越的枪战场景。

　　因此，在录像带出租店里，我特意看了香港电影所在的片架，一部影片的名字吸引了我：《狼たちの絆》。从剧照一眼便知，该片是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的《纵横四海》，日文译名是什么意思呢？我开始注意到“絆”这个字。

　　“絆”在日语中最主要的意思，用于形容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难以切断的联系”。比较常见的用法，如夫妻之“絆”，亲子之“絆”，朋友之“絆”等。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中文里“绊”的意义，从感情色彩上讲并不算正面的。绊脚石、绊马索是阻碍性的麻烦，绊子等同于阴谋圈套，羁绊常常指无奈的束缚。事实上，“绊”字源于套住牲口的皮带，词典中解释成“行走时被别的东西挡住或缠住，引申为束缚或牵制”。日本人却把这个字用在本应表示友爱情感的场合，说明了什么？

第28节：君子之交淡如水(2)

　　有时和朋友聊天，会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日本人在日语中采用中文汉字的时候，是何种情景？有何种思考？我不是语言学专家，但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有些汉字的意思中日两国大抵一样，有些相差甚远。这个甚远里面，有的显然是交流中生成的误解或臆想，有的却包涵了他自己的主观感情与思考。这个“絆”字，又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不论如何，“絆”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的钥匙。日语词典中对“絆”的近义词给出了“缘”，可是，中国人一看就能理解，“絆”和“缘”两个字有太大的分歧。“絆”的含义指“难以切断的联系”，但没说出的台词却是对“假如能够切断的话”的暗暗肯定。哪里会有动物心甘情愿地被拴住操纵呢？体现在日本人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上，很容易能体会到一种对伦常情感的复杂立场。一方面，“絆”承认了家族、友人等状态下人和人的难以割舍；另一方面，“絆”指出这种难以割舍可能会对任何一方构成牵扯妨碍。前面讲过日本社会存在的弃老、杀亲现象，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而这种疏离淡漠或许多少来自对“絆”的认知。

　　老实讲，“絆”字的意义是现实的，它突出了人际关系的两面性。相信每个对自己的内心诚实面对的人都会有同感，我们在亲人、爱侣、友朋等种种关系里，固然得到过真诚热切的爱、慷慨的信任与支持，但也会遭受曲解、伤害和违心的迁就。参见之前的中日“心”与“礼”之别，中国人一下子就要深入内心，作最直接的善恶价值判断，所以只好遮掩或迁就人际关系的“絆”；而日本人却用表面化程式化的“礼”，将人际关系的交往多半停留在礼仪层面，刻意地避免被“絆”。

　　2003年，霍建起导演的影片《暖》在东京电影节获奖，是一次迟到的“追封”，因为此前他的《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创下8亿多日元的惊人票房，而且是在岩波剧场一家影院。与之相比，该片在中国本土市场据说连一张拷贝都卖不出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我在岩波看了一场，观众几乎全是白发老人。打动他们的，应该是影片中的父子关系。在日后张艺谋执导、高仓健主演的《千里走单骑》中，又出现了一对交流冷淡的日本人父子与一对长幼情深的中国父子的对照。

　　世人谈中日两国的发展方式和里程之对照，这个人际关系上的区别有必要加以注意。日本人的“絆”意识造成了一些中国人看来有虚伪、冷酷之嫌的现象，但减少了社会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摩擦，降低了由此而来的内在损耗，从集团性上增强了运行力量。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或否认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理念。两种态度各有其优点缺陷，中国人温情但有点理想化，日本人现实但失之冷淡，其偏颇之处都会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也许，在这两者中间，有一个中庸融合的境界最好吧。

第29节：文字密码

　　文字密码

　　人类创造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可避免地蕴涵了言说者的情感态度。一个民族的语言特色，必定与其性情、习俗等有极大联系。

　　有一段时间肠胃不好，去药店买药，店家推荐了一瓶“征露丸”。我还不知道其疗效，仅仅看了小盒子上的文字图画，就决定要买来试试。为什么？因为“征露”就是“征讨露西亚（俄罗斯）”之意，显然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军方药品，这个历史背景便颇有趣了。

　　该药疗效不错，特点是味道极重，手上拿过也会残留下强烈的气味。后来和日本朋友说起，原来它是备受欢迎的家庭常备药品。如今，该药已经进军中国市场，名字改成了“正露丸”。在日本，“征露丸”和“正露丸”两种名字都有存在，后者是刻意为之，欲减少一点战争背景的杀伐之气。然而，在对古文经典熟悉的人看来，这是个更加好玩的小把戏。汉字的“征”，本来就有“正”在，因为中国传统史观，或者说儒家道统讲“征”是为了“正”秩序。亚圣孟子说“征”是“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征之为言，正也”。“正露丸”比起“征露丸”，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义战”的意识形态都大大增强了，不但没减轻兵火之气，还浇上了轻蔑的油。反正俄罗斯人又看不懂汉字背后的玄机。

　　俄罗斯人不管“正露丸”，却曾对被称为“露西亚”而耿耿于怀。露这个字，不管是暴露还是露水，意思都不大好。尤其是日本自诩旭日东升，朝露岂不要被蒸发？所以，今天的日语中称俄罗斯，都用“ロシヤ”（简称ロ），和“支那”一词的命运多少相似。

　　在称呼外国外族的名字内加入褒贬色彩，源流还在我国，如新之王莽曾诏令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今之部分韩国人自诩高句丽后代，连“汉城”都受不了，必定抓狂）。而近代以来，东亚一下子被拉扯到西方主导的全球概念当中，那么多外国要命名之，选用哪一个汉字便成了值得琢磨时人心态的要点。事实上，很多外国地名虽然在现行日文中采用按照发音的片假名，但原本都有汉字。和汉语对应的话，维纳即维也纳，伊太利即意大利……葡萄牙英吉利等则完全相同。汉字表意，即使是单纯取其谐音，总让人有意在言外的感觉。中文日语里最突出的例子，非“美国”、“米国”莫属。有日本朋友玩笑说，你们中国人总说我们日本人崇America，可中文为什么叫“美国”，America就那么美？我只好用狡辩的口气说：日文不是也叫英国，English难道就那么“英”？

　　选字之时，感情色彩是必定有的。最初中国人翻译西方列强国名，还清一色加了“口”字旁，以示对“非人”夷狄的蔑视，遭到抗议后不得不作修改。英国之所以“英”，因为大不列颠帝国当时雄踞世界霸主，中国败于其发动的鸦片战争备尝屈辱，日本则曲意要与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结盟（1902年的日英同盟）。反观美国，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美国在列强中对华最为友善，每每冀望它能主持公道；而日本人却难忘“黑船”带来的惊恐，更和美国在东太平洋存在利益冲突。日美之战于1941年爆发，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军方就制订“橙色计划”筹备对日作战。一个用“美”，一个用“米”，各有根源。

　　我不敢妄议日语研究，但说到当代日语对中国人名的称呼，还有一个问题颇感兴趣。如若华人使用汉字姓名，而这些汉字日语内也都有对应的情况下，有的用片假名直接音译，有的用汉字和日语音读，其间规律何在？举简单的例子，成龙一般被称为ジャッキー?チェン而非“成龍”，姚明则有ようめい（日语音读）和ヤオミン（直接音译）两种读法。问过一些日本友人，都说不出所以然。以日语音读方式读中国人名，有时会闹出笑话，比如男星李亚鹏的“亚鹏”发音接近日语的“阿呆（蠢货）”；但若用直接音译方式读中国人名，同样难以避免尴尬，比如“王（ウォン）さん”听起来和“小狗”的昵称类似。

　　人类创造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可避免地蕴涵了言说者的情感态度。中日互相指称的“支那”与“倭”的纠葛，至今仍余波荡漾。不过，日语有汉字有假名，又有音读有训读，咱们的汉语明显吃了亏。一个民族的语言特色，必定与其性情、习俗等有极大联系。日语的片假名或平假名、音读或训读“双轨制”，本身并无多大必要，似乎就是故意在隐藏着所指。罗兰?巴特意识到了日语的这一特点：“功能性后缀词的广泛应用以及接续词的复杂性，意味着：主体通过某些预防性、重复性、拖延性以及坚持性等手段——它们最终的容量恰恰把主体转变成一个空无言语的巨大外皮……”说白了就一句话：本来就不想讲清楚。昔年日本官方在致唐廷的国书中，用训读把“天皇”写为“须明乐美御德”，连张九龄这样的一代贤相也着了道儿。

第30节：为啥学外语(1)

　　为啥学外语

　　日本外语培训机构的宣传材料上写着其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就能看懂外国电影。”

　　闲聊在日本找工作，朋友说最好是教中文，理由很简单：“咱们是中国人啊。”说老实话，这还真就未必。以前听说日本警察聘请中文老师，指名不要福建福清人，因为他们在北京留过学的毕业生，面对福清出身不识字不会普通话的嫌疑人一筹莫展，根本没法沟通。所以，即便是中国人，也不一定就能教汉语。

　　另一位友人的亲身经历更有意思。他曾到著名的语言教学企业NOVA应募中文教师，第一道考试是日文表达能力，日语专业的他顺利通过；第二道是中文水平测试，有填写拼音和汉字，更有一道题“请默写出李白、杜甫、白居易每人的三首诗作”！结果，友人身为中国人，栽在了中文测试这一关，后此事被传为“美谈”。

　　如今，因经营问题导致破产的外语教学业巨头NOVA已成往事。每当我经过车站，想到那曾经醒目的“车站前留学”广告牌亦难免欷?#91;。这家公司1981年创立，开展业余外语教学事业，1995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2003年时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该年度，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达1233亿日元，NOVA独占一半。巨无霸垮台后，市场进入群雄乱战的局面，在电车和地铁放映的广告中，现有多家企业各显风采，不知谁能再度一统江湖。

第31节：为啥学外语(2)

　　值得深思的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之对比。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而前者，NOVA的宣传材料上写着其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就能看懂外国电影”。近年来，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都积极推进“终身教育”，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到各个业余外语学校报名的退休老人颇多，这股学习热情的动机当然更加单纯。

　　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出国、升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各种资格考试，但多限于较容易掌握的应用层面。而业余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不同状况，尤其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功利性当先的应试教育与趣味性为首的素质教育的分野。

　　前面说过内阁府调查各车站前停放的自行车数量，事实上，内阁府调查（或称总理府调查）是日本政府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有些类似中国古代乐府采诗官的职能。内阁府也曾调查过日本人对学习目的的看法，最多的答案是“出于兴趣”（25%），其次是“打发时间，排遣心情”（20%），“丰富教养”（15%），“出于职业需要”和“增加家庭日常生活的知识”都只有13%。不要小看这个“出于兴趣”，当国民普遍性地对知识抱有单纯而强烈的兴趣，会带来面目一新的气象。

　　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人类历史的证明。作为国家之间民众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极为明显。甚至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区别，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症结，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几十年前，常见的说法尚且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几年，一部著名的广告片则鼓吹“知识改变命运”。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个人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愿望，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身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挫败。

第32节：樱花之美

　　樱花之美

　　春樱一年一度灿烂地绽放，数日之后便纷纷凋零。这短暂而热烈的美，便成了日本人的精神象征。

　　春天赏樱是日本人的重要传统习俗，初来那年的翌日，我在毗邻靖国神社的武道馆附近看到正当盛时的樱花和络绎如织的游人，想起了川端康成的诺贝尔受奖词——《我在美丽的日本》。

　　每年初春，日本气象部门就会在媒体上发表樱花开花日期预测，称之为“樱前线”。十几年前，我所居住的关东地区大概是四月初开花，现在因气候暖化之故，时间略有提前，而且花期也有所缩短。

　　春樱一年一度灿烂地绽放，数日之后便纷纷凋零。这短暂而热烈的美，便成了日本人的精神象征。其实中国亦有樱花，我喜爱的晚清词人况周颐词作中有多首吟咏樱花，如这首《浣溪沙》：

　　烂漫枝头见八重。倚云和露占春工。十分矝宠压芳丛。

　　鬓影衣香沧海外，花时人事梦魂中。去年吟赏忒匆匆。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对比中日樱花，如是说：“中国樱花不繁而实。日本樱花繁而不实。薛昭蕴词离别难云：‘摇袖立。春风急。樱花杨柳雨凄凄。’此中国樱花也。入词殆自此始。此花以不繁，故益见娟倩。日本樱花唯绿者最佳。其红者或繁密至八重，清气反为所掩。唯是气象华贵，宜彼都花王奉之。”

　　况周颐那个年代的人，对日本人民族性格及文化的了解有限，故对日本樱花有此评语。日本樱花要的就是“繁”，比如群花像瀑布直泻一般的枝垂樱。只有“繁”，才突出了谢落时的须臾壮烈。

　　樱期的东京，几个传统的赏樱名所都是人声鼎沸，特别到了周末，处处摩肩接踵。说到“名所”，中国人自然容易联想到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到的上野：“上野的樱花烂漫时，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百余年之后，上野依旧是名所。游客中虽不复见盘着辫子的清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着实不少，时不时能听见乡音。另一个名所就是武道馆后面的千鸟渊公园。千鸟渊是一条狭长的湖水，两侧樱树绚丽怒放，和水波相映衬，美得盛大又不失温婉。到夜里，湖畔灯光亮起，水面鳞光唱和灯下樱影，若能泛舟湖上，当有其乐何极之感叹。

　　但是，或许如况周颐所说的中国式美学观影响，上野或千鸟渊的盛景见过一次之后，总想着找些僻静的赏樱之所。我个人推荐位于东京东北的水元公园，交通虽不大便利，但游人少了很多，樱花开得有些寂寞，却别具孤高。

　　令我感慨的，是日本人对于赏樱的兴致。即使是街道里不知名的小公园，也能看见有人用精良的照相机对准樱花拍照。据说，有的爱好者会守上整整一天，拍几百张照片。在名所的差不多每一棵樱花树下，都有人铺下塑料布，席地围坐，一众男女老少怡然地饮酒赏花。为了确保一席之地，看起来提前几天就要去占位。

　　这种感怀自然之妙、体验生命之美的风雅之举，中国人本来也有。南宋词人姜夔的《卜算子》就写道：

　　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

　　又见水沉亭，举目悲风景。花下铺毡把一杯，缓饮春风影。

　　姜夔生活的临安，在南宋时代达到了繁华的顶峰，自然风景也堪称人间“天堂”。姜夔在另一首词中写到的孤山曾有梅花万株，一旦开放有如“香雪海”，而宋人喜欢在其间徜徉，或坐或饮或歌。这份感知并欣赏自然美的传统，古人是非常珍视的。不过，以今日观之，很多美丽的自然风景，若能幸免于污染和扭曲则已属不易。而许多人满足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欢愉，浑然不解如何感受时序变幻中花鸟山水的佳境了。

　　和研究日本文学的张石老师闲谈，他多次向我强调文学写作中自然景物描写的重要，并指出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薄弱处。对自然之美的忽略与漠视，或许是中国文学嬗变过程中最令人遗憾的折损吧。

第33节：也许是我多心(1)

　　也许是我多心

　　“绘马”上的心愿，发自进学者居多，其次，较为常见的是保佑阖家安康或爱情幸福，小小“绘马”，充满了庶民的温情与浪漫。

　　去过日本的神社或寺庙的人，或许会对那些写有祈愿的小木牌“绘马”留有印象。我有时陪别人前往游览，最大的乐趣就是流连于挂满“绘马”的架子前，看看大家都许下了什么心愿。这么做似乎略有偷窥之嫌，也不知道我的好奇会不会破坏了人家遂愿的灵验度。带着一点愧疚感，看的时候就在心里默默表达一下我的祝福，愿大家都心想事成皆大欢喜。

　　“绘马”上的心愿，发自进学者居多，尤其是像汤岛圣堂（日本的孔庙），是期盼入学考试顺利者的首选。接下来较为常见的，是保佑阖家安康或爱情幸福，祈祷世界和平的也颇不少。小小“绘马”，充满了庶民的温情与浪漫。

　　在外国游客常去的明治神宫等地，外国人写的“绘马”越来越多，尤其是港台来客，好像很热衷在异国留下自己的祈愿。一只“绘马”收费约500日元，诸神既然收了钱，当然要办事。不过好在汉字多少相近，日本的神明们连蒙带猜估计也能懂。

　　看得多了，其中也有堪琢磨的。前几年，旅日华人棒球巨星王贞治作为日本国家队主帅，率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在那前后，我在某神社看到一只“绘马”上的愿望竟然是：“期望王贞治快点加入日本国籍。他怎么还不加入啊？”这个口气显然表明“绘马”不是王贞治教练本人所写，而来自于某位对他在国籍上仍不是日本人而颇为焦虑的粉丝。

　　祖籍浙江青田、母亲是日本人的王贞治，曾在日本棒球界创下旷古烁今的伟大成就，甚至有日本球迷把他的地位和天皇相比。1977年，日本设立国民荣誉奖，第一位得主就是王贞治，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非日本国籍受奖者。如果姓王的华人对日本人自我介绍姓氏的话，只要说“王選手”或“王監督”的“王”即可。

第34节：也许是我多心(2)

　　日本是强者崇拜的社会，王贞治身为外国人，以实力赢得日本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喜爱。但是，这个“王教练快点加入日本籍”的小“绘马”折射出了另一种心情。

　　2002年，媒体爆出王贞治已故妻子存放在东京一座佛寺的骨灰被盗。事隔很久之后，有人打匿名电话到王贞治执教的球队，用骨灰勒索300万日元，警方介入调查但无疾而终。2003年，产经系的富士电视台在一个搞笑节目中，把王贞治的头像放在马桶坐垫上，遭来棒球界的强烈批判而被迫公开谢罪。

　　假如说把王贞治这些遭遇和他的外国人身份联系起来过于敏感的话，还有两个例子，不知道是否纯属巧合。

　　旅日围棋大师吴清源在棋道领域的地位，比起王贞治之于棒球，应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1961年，在即将迎来首届名人战的前夕，吴清源在路上散步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虽然性命无碍，但棋艺受到严重影响，很快告别了巅峰状态。无独有偶，韩国旅日棋手赵治勋九段因在日本围棋史上首度包揽“大三冠”（名人、棋圣、本因坊），声势如日中天。但1986年的棋圣战前夕，赵治勋突然遭遇车祸，被撞成重伤，所幸年轻的他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日后重现了辉煌。赵治勋车祸案发生后，韩国舆论大哗，联想到之前的吴清源车祸案，“阴谋论”的指责纷纷涌现。然而，日本方面也有种种辩解：吴清源最惊人的时代是在中日交战期间，将日本同代高手统统打到降级，那时候并没有人对吴清源下毒手。同理，赵治勋的“大三冠”是1983年就已达成，刻意制造车祸的说法值得商榷。这么说来，确实言之有理，吴清源、赵治勋在自述中也都把车祸当成不幸遇到的意外事故。然而，在日本围棋界，成就最高、几近统治地位的两个外国人先后成了交通意外的受害者，不能不说是非常少见的概率。

　　在日语里，“外国人”和“外人”这两种说法看似意义相同，实则有强烈的感情差别，后者暗含了“非我族类”的歧视或敌意。“外人”在日本社会的成功，即便是在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过去的现在，还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连王贞治的国籍，也成了那位日本人的心头大事。不过，日本人又是非常现实的，所以巴西人拉莫斯能成为日本足球队的核心国脚。征战1998年世界杯的那支日本队中，有一位举国舆论众望所归的巴西球员吕比须；2002和2006世界杯的国家队阵容内，又有巴西人三都主；2010年，上场的将是名字古怪的混血儿斗莉王。

第35节：既感人也吓人

　　既感人也吓人

　　按照各宗教法人报上来的两亿多信徒总数，每个日本人身上要摊到至少两种宗教。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似乎还不止于此。

　　早在清朝，就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是个严重问题，甚至要为中国近代史以来的衰败与挫折负上很大责任。如今谈及社会风气，对国人没有宗教精神而痛心疾首的人士亦大有人在。有人更批判国人的宗教观念充满功利盘算，很不纯粹坚贞。可是，要说不够纯粹坚贞，日本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可比咱们厉害。

　　按照各宗教法人报上来的两亿多信徒总数，每个日本人身上要摊到至少两种宗教。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似乎还不止于此，圣诞节去教堂，元旦参拜神社，时不时到佛寺施舍香火钱，今天皈依这个明天改宗那个也不值得奇怪。初来日本的中国人往往会吃惊于看到佛教僧侣们挈妇将雏喝酒吃肉，搞不懂对外在形式很在意的日本人何以到了宗教这里却变得相当洒脱随性。

　　新兴宗教立正佼成会在1946年到1950年期间的调查表明，入教者的动机是因为疾病的占48%，贫困占18%，家庭不和占18%，这个结果被学界概括为“病、贫、争”，看起来虽然比较功利，却是人类寻求信仰安慰的传统而普遍的动机，也符合战后日本社会百废待兴的状态。对比之下，近几十年来生活富足之后，崛起的新兴宗教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幸福的科学”调查其信徒，有69%的人是为了“追求真理”，其次，10%的人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这两个宏伟志愿听起来都蛮感人，仔细琢磨却也有点吓人。尤其是看到教主大川隆法以通灵本领，让孔孟老庄、天照大神、耶稣圣母、林肯甘地、空海道元（日本佛教史上高僧）等地球历史名人都从他口中说出“灵言”这一招，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宋代词人刘过《沁园春?斗酒彘肩》词中提到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等多位前贤，就被岳飞的孙子岳珂讥为“白日见鬼”，若和大川教主的《灵言集》相比，简直连小巫都没资格。

　　“幸福的科学”并非特例，作为日本新兴宗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个信徒数十万、号称要“拯救人类”的世界真光文明教团教主冈田据说是五天人事不省后得到神的启示，和吾国史上的洪秀全何其相似乃尔。宗教信仰属于个人自由，只要不损害公共和他人利益，可新兴宗教的“末世论”和“救世论”就比较值得关注，尤其是在末世究竟何时怕说不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把敌意矛头指向简易的外国“敌人”。幸福实现党主张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修改和平宪法；而另一个曾因全部白色装束被电视台追踪报道的“千乃正法会”教徒，东奔西走是为了躲避“共产主义者用电波对日本的袭击”。

　　假如以为这些教团的信徒都是底层民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幸福的科学”派出参选国会议员的信徒不乏日本四所顶级高校——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的毕业生，职务的来头则包括索尼、松下、日本央行等耀眼招牌，中国漫画迷熟悉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作者佐藤文也等文化界名人亦在其列。他们，所谓的“精英阶层”为什么会信仰“幸福的科学”？连日本媒体也不禁如是问。

　　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精神空虚。进了名校或大企业，有了财富和地位，物质生活的满足可能会让人对人生的意义与目的越发迷惘满怀疑虑。这不是日本人独有的问题，全世界有很多人遇到了类似的困惑，并因而转向了对心灵的进一步追问和探寻。这个过程未必是简便顺利的，有时甚至意味着灵魂的痛苦拷问与煎熬。不过，日本人或许有点例外，因为其特点是内在的“空”，自然就少了很多的艰难挣扎。本尼迪克特在名著《菊与刀》里着重强调的有趣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加以说明。她指出，有的日军士卒在被俘前拼死顽抗，一旦被俘后却能完全扭转，俨然变成帮助盟军的“模范士兵”。本尼迪克特说这些日本人脑子里“完全没有行为准则”，实际上，前述的信众们与之近似，才会轻易地被一种新兴宗教的玄谈灌了顶。

　　多嘴几句，日本一些新兴宗教一直想在中国拓展“事业”，如“幸福的科学”就以授权出版“日本畅销书”的方式，推销大川隆法的“哲思”。有兴趣者不妨看看中国新世界出版社的《常胜思考》（大川隆法著），据称是“引领人生走向成功与幸福必备的一本书……给予了中国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等甚至是人生上的建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咱们的学术“超女”于丹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庄子的心》，出版社正是“幸福的科学”，翻译者是在日本的“孔子直系子孙”。这世界是不是很奇妙啊？

第36节：日本人的“型”文化(1)

　　日本人的“型”文化

　　日本社会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

　　电视里介绍日本著名空调生产企业大金试图削减成本，选择和中国的同行格力合作，因为格力具有日本企业“无法比拟的人力和流通优势”。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转让某项先进技术，导致大金高层内部爆发激烈争执，有人甚至为此提出辞职。最后，大金董事会仍力排众议，决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厂试验生产时，日方的代表们纷纷大摇其头。一位大金技术人员拿着格力制造的多出毛刺和棱角的部件说：“这就是金型的问题。”

　　日语里的“金型”，中文指工业用金属模具。但“金型”又不仅是一个名词，这个“型”字在日本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制品的型号、类型之外，乃至于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装内常带一个名签，可以写上本人姓名和血型，虽然听说它的用处在于发生意外需要抢救时防止输血事故，我总觉得还有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听说过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实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国民比例约为4：3：2：1，O型也并不比A型少很多。）毕竟，个人血型与性格、气质之关联的理论首倡者即为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这个与西方星相学比肩的学说之风靡程度，让战前的日军领导层竟一度想收集全军官兵的血型，推断每个人的个性与能力，进而重新编组他所属的军兵种，亦可见日本人心目中“型”之观念的重要。

第37节：日本人的“型”文化(2)

　　“型”——顾名思义，含有模式化、精确化和门类化的三大特点。日本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型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总要置办一些家具和用品，但购买时在规格上一般不用费什么脑筋，因为有周密的“日本工业规格”的规范在。比如去商场买一台燃气灶，你不用担心厨房灶台那个凹处的长宽能否容纳，它的“型”一定会恰恰好。

　　“日本工业规格”就建立在对“型”的强调基础上，它使得工业制品具有统一而精确的品质，也给市场树立了讲求秩序的规范。前面说到的血型性格论，实际上是想把对工业制品的要求推广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门别类，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龃龉矛盾，打造成一个内耗低、行动效率高的集团。不过，人到底是人，不是机器部件，所以，日军那个“血型部队”的“伟大理想”没几年就被放弃了。但今日乘坐电车或地铁，车厢内的液晶屏幕上还是会不断放映不同血型、星座者的当天运气好坏，偶尔和自己对照一下，倒也不失为路途中的一项小小消遣。

　　因为讲求“型”文化，于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指出格力的缺陷，毋宁说是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两国之间工业水平差距的一个根本要素。中国人或许至今仍未充分认识到，这种小部件的生产其实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日本的“金型”制造者们并非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90%是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的小厂，称之为作坊大概也不为过。大企业的光鲜，要靠这些小厂的支撑。而小厂当中的佼佼者，也会成长为巨无霸，如同本田当年只是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中国企业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进500强”，可与其有一堆大而无当的“伪巨头”，不如出现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业，以坚强的技术能力和品质保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在中国的书店里，看到过一些日本的财经、企管、经营类书籍，常常闪烁着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等赫赫大名。可是，我觉得更有参考价值的是那些有关日本“超强”中小企业的著作，他们的成功经验有更大的借鉴启发意义。在我居住的琦玉县，有家极小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资本金500万日元（30余万人民币），从业人员六名，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铅球制造者。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以来，历届奥运会铅球项目金银铜牌得主全部指定使用该企业的制品。这间小小的有限会社，又何尝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山田洋次导演的著名电影《清兵卫的黄昏》，故事背景是江户时代贫瘠的山形县，至今仍然是比较偏远的农业县，但那里有一家生产电源线圈的小公司，其产品占据日本市场的40%，60名员工年销售额30亿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电机的供货商。该公司的社长上野说，他们也曾把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大连、广东等地，还包括监狱，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成本，进一步加强技术开发，确立未来的优势。该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笔资金，研发世界第一的自动卷线机，已经持续了六年。上野说，鉴于中国制品的品质和付货日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造业的回归日本将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对那些美滋滋于招商引资、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警醒。

第38节：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1)

　　Part2

　　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

　　我们或许都曾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过日本，也读过一些“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一类的文字，但是，大部分的书多半不会有助于对日本、日本人的客观认知，有时甚至会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因为，太多的人习惯暗自迎合国人的心理，以一种猎奇甚或揶揄的态度审视日本，或是故意强化了其中的某一点。

　　遵纪、守时、严谨、细致、勤奋、敬业、居安思危、善于学习……这是日本；欺软怕硬、跟风、两面三刀、不近人情……这也是日本。走近她，了解她，还原我们一个更加真实的日本！

　　服务之多寡

　　我向来对“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我坚信人人平等，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等于非要把对方奉为高高在上的神明。

　　2009年8月15日，谢幕在即的自民党麻生太郎内阁成员中，只有消费者行政担当相野田圣子参拜了靖国神社。而去年的8月15日，包括野田圣子在内，当时的福田康夫政权共有三名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今年剩下野田一人。野田圣子在参拜后表示：“不管自己是不是内阁成员，都把这个日子看得很重要”，并承认在参拜记名时写的是“内务大臣”。

　　事实上，这位野田圣子在中国更大的名声不是靖国参拜，她就是每每被提及的前东京帝国饭店“洗厕工”，为了表示对自己工作的热爱与敬业，曾多次喝过自己擦洗过后的马桶里的水。此一事迹在中文世界颇为流传，野田圣子也成为极受称道的励志典范，催生了不少大发感慨推崇备至的文章。然而，我向来不觉得她的作为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无法认可把马桶水能喝当成做好本职工作与否的标尺，也不相信那水有励志之效。喝马桶水的故事给野田圣子带来了知名度，加上她本来就出身于政客世家（祖父曾任参议院议员、建设大臣），所以政坛之旅一帆风顺。但就她曾从事的服务业而言，我称她的行为是“过度服务”，没必要也令人不舒服。

　　这种“过度服务”，我亲身体验过一回。那年搬家，几位工人忙碌到最后，只剩下客厅天花板的吊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没有利用桌椅，一名级别稍低的瘦削工人跪倒俯身，另一个人踏在他脊背上，把吊灯安好。我的心底顿时涌起极大的愧疚，也担心那位承重的工人能否吃得消。当他们说全部完成时，我竟有些不知如何作答是好。手边就有足堪借用的桌椅，他们不用的缘故显然是刻意为了以过度的方式为此次服务作结。客观来说，此举也封杀了我对他们的服务有什么不满的可能。后来，看张石老师的文章中提到日本人的“型”文化，想到这样的“过度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型”。他们用此做法来象征劳动过程的辛苦工作以及劳动者的任劳任怨，顾客应该会觉得自己的钱花有所值。可是，对于这一幕，我非但那一刻不舒服，至今想来仍旧耿耿。

第39节：走近她，了解她，原来如此(2)

　　如今，来日本的中国游客多了，对日本服务业的切实体验自然也多，有时候能在游客们的博客、发帖或发表文章上看到各人的感受，大体上以称道居多。我在留学阶段的两年多里，课余的零工基本上属于餐饮服务业，算是有一些亲身体验。毕竟是“无商不奸”，日本亦不例外。在笑容招待的背后，啤酒里面掺点水、结账时故意多算（成群结伙的客人一共喝了多少杯酒谁能记得清呢）等把戏也时有发生。不过，就餐饮业而言，服务者和顾客之间是一种比较直接的互动关系，前者要殷勤有礼是最起码的职业要求，同时，顾客也不能过于肆意。前面说到了“型”，服务者展现出热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还离不开顾客的配合。无论是服务者或顾客，最好都能有礼亦有节。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到国人热议的所谓“日本跪式服务”。

　　在中文Google上检索“日本跪式服务”，登时出来27万多个条目，算是蛮多的数据，也体现出中国人对此话题的关注。可有趣的是，这又是一个文化差异导致的扭曲概念。中国宣传“日本跪式服务”，是表现把客人奉为主子甘为奴才的情操；但跪姿在日本文化中与中国意义大不同，日本人的跪是正常坐姿，礼仪端正而并无奴性，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就有如何“正坐”。在日本的餐饮业，服务员以跪姿记录客人点菜再正常不过，尤其是榻榻米风格的传统食肆，因桌子低矮又席地而坐，纵想不跪也难。

　　由此可见，国人热议“日本跪式服务”折射出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日本餐饮服务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而是一些人对“服务”的“过度”理解，把提供服务者的敬业精神和卑贱人格混为一谈。换句话说，他们恐怕要的不是服务员，而是奴才；在意的也不是服务，而是自我虚荣心的满足吧。

　　我向来对“顾客是上帝”的说法不以为然，因为我坚信人人平等，做好自己的本分不等于非要把对方奉为高高在上的神明。这种说法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切为了赚钱的强烈功利心态。而且，假如理解了日本的“型”文化，也没必要对所谓“日式服务”感动莫名。当人的微笑可以用电子图像程序打分评定高低的时候，那微笑似乎也不算微笑了。

第40节：文士与武士

　　文士与武士

　　日本的武士强调“文武合一”，他们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

　　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他们还记着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已经并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明治天皇时期，政府采取渐进手段，以发行债券或赎买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级。一部分高级武士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但随着二战战败，1947年麦克阿瑟宪法颁布，华族阶层也成为了历史。今天在书店里还能看到介绍华族世系的书，某家后人现在是谁在做什么，可见日本民众也很八卦。不过，别说华族，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么样的。有皇族远支凭借身份，办个某某功劳奖，只要花钱就能买得到，还颇受部分在日中国人企业经营者的欢迎。

　　在我九年前的住所附近，一户住宅的门口立着块石碑，上书“幕末剑士某某习武之地”。我初次经过时停步注视了片刻，脑海中想象着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样子。

　　士的概念当然出自中国。许倬云在《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中说：“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强调忠诚，地位介乎于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六艺中，射、御和军事有关，书、数代表要学习文化知识，礼、乐则要求严格遵守礼仪。显然，这个概念与后来日本的武士有诸多接近。

　　日本武士的产生是在平安时代，一些地方领主建立保卫自己的私人武装，并利用其扩张势力。这种武装逐渐成熟为制度化的专业军事组织，其基础是宗族和主从关系。到了10世纪，朝廷无力镇压地方势力的叛乱，不得不借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进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认，成为特权统治阶级。武士制度的完备象征是德川幕藩制，整个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由以将军、大名为代表的高级武士到最低级的“足轻”（步卒，低级武士）组成。而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起，就实行了兵农分离制度，武士完全脱离了生产。

　　不过，武士之间的生活水准是相差极大的，即便同为藩主大名，在长崎的也和在山形的截然不同。占武士大多数的是中下级小人物，他们如果不能依靠一位有钱有势的主公，生活往往是在穷困中勉强维持。江户时代的一个笑话说：“小武士的家里除了被子和锅，还有一块大石头，因为当他感到冷的时候，可以举石头取暖。”在《黄昏的清兵卫》中，下级武士清兵卫在吃饭时还要用饭团把汤碗擦一遍。倘若依附的主公犯了事被开革，或是财政困难必须削减人手，低级武士们就只能成为浪人，有的便去为黑社会之类的势力做打手，成为“用心棒”。虽然现代日语中的“浪人”指的是升学受挫准备再战的学生，但在那个时代，浪人是日本社会重要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避免国内矛盾的激化，官方就常常默认或怂恿浪人的对外武装侵略，浪人对于对外战争则充满野心。举个例子，郑成功为反清复明，曾派人到日本借兵，幕府虽然拒绝，但下面的浪人们纷纷请战。

　　据1872年统计，日本共有士族425872人，连家属合计1941286人，他们每年的俸禄消耗了日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支配力量，从体制、职能上看，变得更类似西方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与中国差异明显。

　　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或许可以说，当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

　　日本的中学世界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的宋代，称之为“文治主义”。这或许是士的概念在中国经过漫长演变，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清末学者汪士铎批判宋儒及理学，有一段观点颇值注意：“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礼，而略其经世之说。又以军旅未学而讳言兵，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他提到能辅助孔子之道的，分别是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后两者都是军人。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式的文士，没有法家兵家的辅弼，不足以令国家富强。

　　中国的士变成文士，与武士的脱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宋代以后，文士因掌握行政权力，压抑武人的地位，形成文臣和武将之间长期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严重内耗。而反观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武士“文武合一”，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武士被要求学习文化，欣赏艺术，哪怕是附庸风雅。“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还兼做代人抄写的零工。或可以说，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个“军人政权”了。

　　文士与武士，眼界和看法自然不同。清末，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华游历了数月，说了解了中国的病根在于“经毒”和“烟毒”。所谓“经毒”，自然是指中国文士对经书的沉湎。在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眼界最为开阔者之一王韬的交谈中，他说：“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这段话鼓吹暴力手段的积极意义，已经显露出日本未来国策的端倪。

　　王韬对此持反对意见，称之为“日本儒士一孔之见”，因为“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是残民以逞而已，非治国家之道也”。王韬的说法也没有错，日本后来确实因暴力倾向失控而滑向了残民以逞的地步。可是，王韬那一刻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中国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

第41节：与地震同行(1)

　　与地震同行

　　日本人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麦克米切尔的著作《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一个实例，不妨说说地震。

　　2009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热衷议论的话题。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未来30年内，东海地区里氏8.0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关东地区里氏6.7~7.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茨城县海域里氏6.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近一段小震多发，类似数字便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颇为吸引眼球。似乎谁说得越危言耸听，谁就卖得越好，有点像恐怖电影。

　　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没感到特别的惊恐，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后来的十几年里，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严重的是2005年新泻地震。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在那一刻，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有的甚至画起了十字祈祷，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了淡定（暗示着一种因勇气而生的优越感）。当天一共震了三次，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第三次时，发现手机信号因通话量过大而阻滞，我也有些慌了，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如何。他笑了笑：“没事。请放心吧。”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起来。

第42节：与地震同行(2)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已经有地震的记载，并且描述了给当时人们生活造成的威胁。一个族群在岛国这种相对封闭的土地空间内，不断经受地震的考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该族群的身心发展。托尼?麦克米切尔说人类自身为了因应周遭环境，会持续地发生着变异，他称之为“天择”。今天的日本人祖先主要是从东亚大陆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移民，他们在日本列岛上的生活历程和人类进化史相比虽然短暂太多，但可以相信，“天择”必定也是在悄然进行的。

　　在主要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地震或许是来得最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一种。地震对人类生物性的潜在触动可能极其漫长，在心理层面却见效很快。以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为例，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最初的两年是恐惧，曾经有午夜遇震半裸着身子跑下二楼的“可耻”举动。但当几年之内的地震都没伤到一丁点儿皮毛之后，会进入一段懈怠期，就是躺在床上继续大睡，您爱怎么震就怎么震。这段懈怠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了。我还不知道如何为之命名，它的感觉是恐惧掺杂着茫然，成为头脑中的一个预警装置。它带来的变化，就是开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样，筹划买点应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在陌生的建筑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一种因为较长时间接受突发危险冲击的紧张，渐渐演变成了本能性的戒惧反应。

　　日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1月17日是防灾暨义工日，7月1日是国民安全日，9月1日是防灾日。日本关于防灾的各种演习、训练、宣传可谓繁多，客居的外国人有时也要被组织起来学习防灾知识。寓所楼下几十米是一座小公园，公园内有一栋铁皮屋，名为防灾仓库，里面储藏有工具、生活用品等，以备不时之需。这种铁皮屋是很多公园内的固定风景，而且有专人定期检查。许多国家假如能把防灾工作做到接近日本的程度，相信会减少极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数日前，一辆大阪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骤然起火，满载的乘客以“镇静有序”的方式全部脱险，无一人伤亡。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如果和中国对照的话，我不禁想到历史学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的一段论述：中国历史上太多的面临异族军事侵略导致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最初的失利之际缺少应有的警觉。佐藤慎一说得很对。在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威闯入东亚世界时，中国人认识到此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足足花了几十年，在被人家零打碎敲中频频割地赔款以换得片刻苟安。失败太多，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觉？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来攻击就是元军那未竟的远征，又为何始终保持了对外患的高度警觉？

　　关于地震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特质，已有不少人论述过，比如生死观、美学观，等等。我以为，对外界事物和身处环境的恒常警觉，该算是地震的一个副产品吧。

第43节：两面三刀的日本人

　　两面三刀的日本人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台大历史系高明士教授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二战后期，美国不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应军方要求，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本尼迪克特那本名著《菊与刀》就是此一计划的产物。菊与刀的意象对比，也体现了一种两面性。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伦理会依照境遇变化而随之改变。一个日本人可能温和礼貌，也可能粗野残暴，这要看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可以迅速完成从一面到另一面的转变。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ープランド”打广告揽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权，一面是寄生般压榨男人的另类女权；一面是风花雪月、触景生情的闲情逸致，一面是血光迸现、残忍好杀的漫画电影；一面讲究“礼仪正しい”和社会公德，一面又在街头随地小便、在车厢里脱鞋晾脚……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不大愿意见到外国人日语过于流利一样：太容易被你摸透岂不就显不出咱们大和民族的独特了？而且，一个外国人即便意识到了日本的两面性，他还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伪，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实大有难度。其实呢，根本就不必去区分什么真伪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可以说，日本就建立在这个两面、双重的基础之上。

　　回到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无论是称赞的还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绝，仿佛真相在手，实则以偏赅全。这种现象由来久矣，估计也还会继续下去。

第44节：首选职业居然是驾驶员(1)

　　首选职业居然是驾驶员

　　背着行囊的自己，走出空荡荡的车厢，踏上一个不知名小站的清冷的月台，等候下一趟列车如约而来，带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铁男”不是石油工人，“铁子”也不是好朋友（中国东北方言，“铁”比喻关系亲密），他们是爱好迷恋铁道的男孩和女孩。

　　最近日本媒体报道的一个现象是“铁子”的急剧增加。从普通年轻姑娘的嘴里，听到如数家珍的铁路站名、列车型号，实在教人有点吃惊。在刚刚结束的铁道知识大赛中，1000道问题有九人全对，其中女性占据七席。事实上，日本人对铁道的无尽热爱，在书店、图书馆中和电视节目里都有体现，这是一个值得揣摩的现象。

　　来日本那年乘地铁，瞥见广告上说翌年是日本地铁开通七十周年，我想到祖国，很是感慨了一回。几年后的住处附近的小公园里，有一辆旧式蒸汽机车车头的实物，说明牌上写着那是早年东京至横滨的机车。夜里，我偶尔散步路过，会在它周围徘徊片刻，思忖它驶过了怎样的历史烟尘。

第45节：首选职业居然是驾驶员(2)

　　来日后看到针对日本男中学生的调查，说孩子们长大后的第一志愿是电车（今日的列车基本已经电气化）的驾驶员，这也曾让我感到震撼。电车驾驶员的理想无疑比做官发财更显温暖，虽然这个行业的收入也还不错，按去年统计平均年薪641万日元，在主要职业中排行第19位。不过，我想这么多男生以及那么多女子对铁道、列车充满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向往，原因肯定不止于此。在某种程度上，铁道和列车就代表了日本的现代史进程。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啻真理。立志维新的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公共工程首推铁路建设。日本第一条铁路由东京至横滨，1870年完工，1889年延伸到神户。政府还鼓励私人兴建铁路，出现铁路投资热潮，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形成。到1890年，日本已经拥有1400英里铁路，40%为政府投资经营，60%属于私人。而中国第一条铁路是英国人1876年在上海建成，却被清廷赎回拆除。两相对照，夫复何言？历史此后再度重演。日本在二战战败后图谋恢复，还是把交通建设定为基础，故有新干线的问世；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却长期忽略交通建设，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的症结造成大量无畏损耗。

　　铁路在人类历史上起到的划时代意义，是如何形容都不过分的。它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距离观念乃至社会行为方式。安德鲁?戈登在《二十世纪日本：从德川时代到现代》中指出，日本人注意到火车是按时间表行驶，因此需要精确的时间观念。直到20世纪初，关于日本铁路运营的投诉，还主要是误点和工作散漫，但是在慢慢地改善之下，带动了整个社会遵守时间观念的形成。不要小看时间观念，它的变革反映了人的生存模式的演变。在日本，通过铁道，大致可以做到按时出发抵达，哪怕就是为了赴一次朋友的小聚。而那种因车辆阻塞而难以守时的交通状况，体现的是一种深层的失败。

　　如今，日本拥有遍布全国的细密铁道网，每年输送人数比中国略少，是美英德法四国总和的二倍，号称“铁道王国”。一个汽车工业极其发达的国家，却有如此之高的铁路载客量，中国人尤其应该深思缘由。本来，东北以辽宁沈阳为核心，在日本殖民时期建成了中国密度仅见的铁道系统，可能发展出类似日本都市地带电车线路的运行体系。遗憾的是，这条正确的路非但没有走下去，反而被毁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高速公路，和奔驰其间的流水般的“私家车”。

　　将来某一天，我会离开日本，最令人怀念的两样事物之一，就是那铁道与列车组成的交通网络。当然，也会有遗憾，即始终没能实现一次“青春十八”的远途旅行。顾名思义，“青春十八”饱含着青春的气息，它能让你凭借一张低廉的车票，以不断换乘的方式在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全国自由游历。“青春十八”车票的推出，还是在日本铁道（JR）国有化的时代。不过，虽然它的主要贩卖对象是利用假期出门旅游的学生，但并非仅仅限于学生才能购买，没有年龄限制。可是，告别校园进入社会之后的人们，又能有多少闲暇时间呢？等你退休了有了时间，精力却或许不济了。所以，还拥有青春时光的人啊，要懂得珍惜。

　　我曾多次想象：背着行囊的自己，走出空荡荡的车厢，踏上一个不知名小站的清冷的月台，等候下一趟列车如约而来，带我驶向未知的远方。

　　吾欲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可惜，青春如梦。

第46节：从川端到三岛

　　从川端到三岛

　　三岛（日本）式的美正是不带道德评断，在恶中追求美，甚至是愈堕落愈美丽，最终成了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暴烈的偏执探险。

　　这可不是针对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两位作家的文学评论。

　　《朝日新闻》头版报道，原来谷崎润一郎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那年输给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给谷崎写推荐信的包括他的竞争者三岛由纪夫，三岛自己也没获奖，窃以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大把大把的遗珠之一。

　　没来日本之前，对日本文学的最强烈印象是川端康成。川端出身东京大学国文系，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出身法文系（京都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拿出了五位诺贝尔得主说事儿，东京大学只有三位，但在文学奖上是东大一面倒的局面），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物哀传统和思辨洋风。不过，晦涩的大江令人知难而退（我一直不敬地认为，大江获奖和高行健一样，唯独法国人最感光荣），川端却常常能抚慰我心。特别是生活在日本以后，重读川端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有一次傍晚乘电车，站在靠门的窗畔朝外望去，看到了玻璃上光影幢幢中浮现的一位陌生姑娘的脸庞。她就站在我的左近。心头一紧，想到了《雪国》中那段经典描写：

　　“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像，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寒山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这是美的一刻。在川端的作品中，此类珠玉片段不胜枚举，而这些珠玉之所以动人心魄者，在于它罕见的纤细微妙。后来去日本棋院的特别对局室，看到墙上悬挂的川端手书“深奥幽玄”，心底赞叹了良久。

　　可是，随着在日生活和阅读的延续，越来越发现比起川端，三岛由纪夫给我的触动更深，感受更丰富。三岛后来居上，超越了川端。三岛的出身是东京大学法学系。法学专业的文学家阵容已经足够强大，这里又多了一位重量级选手。不算同样法学专业的亲近感，三岛在我看来，可能是现代最能代表日本精神的作家了。

　　大多数作家的写作总是暗中围绕他的生活。《春雪》中宫廷和公卿的繁文缛节，贵族学校学习院的规制情形，身体羸弱的清显与研习法学的本多，都可以在三岛的个人履历中找到对应。和川端的破落家庭背景不同，三岛成长于官宦门第，中学读的是皇族和华族子弟学习院，这个经历对他日后的精神世界很有影响。贵族学校是个有趣的地方，三岛在此间体会到了“所谓优雅就是触犯禁忌，而且是触犯至高的禁忌。这种观念第一次教会他肉感，这是长期以来抑压着的真正的肉感”。这让人联想到2008年自杀的AV女星麻生美由树，她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学习院系统。这位只有短短20年生命的女子，以极其张扬的方式宣扬自己曾和几十名艺人的性爱经历，叛逆行为之下可见心灵的高度扭曲。

　　三岛的作品中洋溢着美，美是他的哲学、他的宗教、他的生命源泉。但他和川端不一样的，在于美发自“肉体与知性的均衡即将被打破”又“难以打破的紧张之中”，因此，他的美是突发的、矛盾的、极端的。粗暴野蛮和优雅华丽被扭结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美感。华族出身的三岛喜欢用一个词：优雅。然而，这个词出现的场合常常比较怪异，比如在《春雪》里：“尽管如此，那是一种多么恬静而优雅的挫折啊。”“优雅的挫折”又或“这是一种优雅的死，犹如把脱下的华丽的丝绸衣裳乱扔在桌面，不觉间滑落在黑暗的地板上”。而这种美感是真正日本式的，它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域，而是上升到了民族文化象征的高度。三岛（日本）式的美正是不带道德评断，在恶中追求美，甚至是愈堕落愈美丽，最终成了一次极具破坏性的、暴烈的偏执探险。同样是选择自杀，川端是口含煤气管，三岛则是最残酷血腥的切腹。

　　我国诗人北岛在诗作《单人房间》中曾写道：“他渴望看到血/自己的血/霞光般飞溅。”三岛也说过渴望见血，他“一看到血，心里就痛快”（《午后曳航》）。结果，三岛确实用他的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期望。

第47节：我骚扰故我在(1)

　　我骚扰故我在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也都有传授各种“击退法”。

　　说实话，最近好一段日子没有被いたずら了，还有一点失落感呢。

　　“いたずら”汉字写作“惡戯”，直译就是恶作剧。但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含义也指代来自陌生人的骚扰，如“いたずら电话”。推销贩卖内容的电话虽然也令人生厌，但还不算“いたずら”，那种骚扰电话多在深夜打来，有时只是沉默，有时则发出各种古怪声音或自说自话。一般这类电话很少显示来源，因为可以设定成隐藏号码的184模式（在拨打号码前加上184），甚至有利用公用电话的。你固然能将电话设置为拒绝接受不显示号码和公用电话的来电，但会有万一耽误正事之虞，所以，且把被骚扰当做电话的一个功能吧。

　　我接过的骚扰电话多数是默不做声的，但也有例外，曾在午夜两点多接到一通，那端传来一位女人低沉的抽泣。挂断之后，我睡意全无，走到窗前，想到这世上此刻有多少伤心人夜不能寐，对那位来电者已没有怨言。若真的能减轻一点她的苦恼，被骚扰一下倒也无妨。不过，某男性友人在夜深亦曾被骚扰过，对方女子发出挑逗的呻吟声，被他身边团聚不久的发妻听到，掀起了一场无中生有的轩然大波。

　　据媒体报道的案例，某夫妇在两年内接到了50000余次骚扰电话，两人心理生理上都遭受严重伤害，骚扰者使用的是无须登录个人情报的卡式手机，导致警方调查进展缓慢。被逮捕后，与受害者相识的骚扰者说她的动机无他，只是觉得对方冷淡了自己。这种骚扰是怨恨使然，但我们通常受到的应该源于孤独。想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站在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里，投下硬币，拨通不相识的号码，既花钱，又挨冻。为的是什么？孤独啊，孤独。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客，多少会理解这种心情。对方只要接了电话，旋即挂断也好，破口大骂也罢，都是一种安慰。

第48节：我骚扰故我在(2)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传授各种“击退法”，我估计效果不彰。相识的国人里几乎人人都有过被骚扰经历，严重的如一位女留学生，对方听出她是外国女性后，一天拨打数十次，最后逼迫她花钱更换号码了事。实际上，“いたずら电话”仅是骚扰之一种，尾随（ストーカー）、偷窥、窃取内衣等都算在内。

　　尾随就是被跟踪，据统计90%是男跟女，10%是女跟男，一半以上是出自“喜爱之情”。警方的案例数据是2008年发生14567件，比2009年增加一成。但这仅是警方立案的部分，应当是冰山一角，我认识的人当中被尾随过的不下十人，却只有一位报了案。

　　陶渊明《闲情赋》中为了思慕的美人，“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这种情感我们能够理解。尾随者若就是想瞄着“美人”（不论性别）的背影，踩着“美人”的脚步，那倒和陶渊明的理想差不多。然而，有的尾随事件最后发展成住所被探知，以及偷窥、盗窃等暴力犯罪。因此，尽管很多尾随者似乎满足于默默地亦步亦趋，可是对被跟踪的人来讲，当然是很不愉快乃至惊恐的体验。

　　尾随者的心理状态被称做“执拗”，但它和“いたずら电话”一样，验证着人的孤独和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感。在电话或跟踪给对方造成的不快里，和陌生人发生了联系，因此获得了“我骚扰故我在”的自我认知。

　　香港的日本电影专家舒明提到一个现代日语中几乎成为“死语”的词：垣間見。它指的是平安时代的贵族男子躲在贵族女子的住处附近，偷窥她的容貌。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有宋玉被邻女窥墙的典故，所谓“垣間見”也就是扒着墙头或墙缝偷看。舒明认为，日本文化中对这类基于“好色”（爱美）之心的偷窥，非但不加批判，反而赞其风雅。这应当是今之尾随、偷窥者们的有力辩辞吧？但是，跟着走几步路看看也就罢了，偷内衣、拍照片、打电话等可就大大不妥。

　　骚扰可能违法，可还有合法骚扰者。两位相貌不错的女性朋友曾遭受过日本警察的“合法骚扰”：一位忘记带外国人登录证，虽有学生证为凭，而且离住处不远可以回家去取，就是不容她分辩；一位明明带着护照，偏被怀疑伪造。她们都被几名警察大张旗鼓地带回警署，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等她们错过了本有的约定或被气哭，再宣布无事释放。这种变相的“いたずら”固然等而下之，可还真的拿它没办法。

第49节：道即是空

　　道即是空

　　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都有“中空”这个特征，比如俳句的写作、茶道、华（花）道等。

　　初学日语不久，知道了“季语”这个词。所谓季语，就是表示季节景物气候的词语。据说在俳句的写作中，一般是必定要有一个季语的。可俳句本来只有十七音而已，去掉季语，还能剩什么呢？后来买了一本信笺，发现扉页上全是写信时常用的固定季语，如“值此春寒料峭的时节”、“在这初雁带来秋日气息的日子”……诸如此类的文字，让人想起中国隋唐时代的《书仪》。《书仪》专门罗列按照节气时令的问候套话，并组成固定的首尾格式，辞藻华丽雅致但空洞僵化。《书仪》的流行，是因为有人要模仿贵族的高雅和教养，而葛兆光指出，这种拼盘“使得过去人间交往的真情实感与舒卷自如的文人书札，变成了标准尺寸的零件装配”。日本人可以说把《书仪》的模式与精神学到了精髓，并将其空洞僵化加以发扬光大。

　　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中，对自然四季的变换感觉敏锐是其优点，但季语作为符号，实际上没有意义。它们是空的。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都有这个特征：中空。比起季语更闻名也更突显的，莫过于那几样“道”，如茶道、华（花）道。

　　茶道的说法，唐人称“茶圣”陆羽著《茶经》，“于是茶道大行”。此一茶道，意思是饮茶的习俗和品位。如果茶真的有道，那么道应该在茗品、茶器、泉水和汤侯，而不在于居所、礼仪、姿态和服饰。归根结底，茶是要喝的，人是饮茶品茶的主体。日本的所谓茶道，用外在的烦琐甚至古怪的形式，冠以生硬比附的玄谈奥义，弄得买椟还珠，失去了品茶的真谛。

　　曾经看过一次茶道表演，表演者属于著名的里千家流派。坦率地说，不论是茶道、花道，我无法区分这些流派的区别（日本插花艺术协会有500多个流派加盟），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煞有介事。那次观看表演是一次不大舒适的经历，只能出于礼貌表示赞赏并忍耐到结束。不敬地说，有时还会因表演者夸张的动作感到滑稽。

　　茶自中国传播海外，不论日本还是欧美，最初都是上流阶层的奢侈品（与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不同）。日本室町时代，茶只在贵族与武士中流行，被称为“书院茶”。受到禅宗影响，本来是僧侣的村田珠光将饮茶与宗教文化融合，提出“和、静、清、寂”的原则（华道的基本理念更宏大：天、地、人），茶道或以此为肇始，到千利休而发展完备。不过，我认为考虑到日本历史上宗教势力与世俗武士政权的纠葛关系，茶道的过度阐释毋宁说是僧侣以风雅和修行为名，试图在精神层面控制武士的一种手段。因此，茶道从场所到仪式设计了那么多的繁文缛节，而茶室的入口（日语称“躙口”）更是个只容一人跪爬进去的小洞，里面空间亦颇狭小。这个入口与小屋据说源自《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在斗室中与文殊菩萨及四万八千弟子相会，寓意为悟道者的心境之无限广大。可是，茶道以禅宗为极其重要的理论攀附，那些形式上的拘泥却成了“障”，根本无法抵达它所鼓吹的境界。“和、静、清、寂”固然高妙，难道离开形式的束缚就不能参悟了吗？

　　在今日的大阪城内，可以看到丰臣秀吉当年的“黄金茶室”之仿制品，整个房间全用黄金打造，极尽奢华。它表明茶道之所以受到推崇，得自武人对风雅的追慕。茶道的玄谈确实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茶道的集大成宗师千利休也死于丰臣之手。

　　战后的日本对外宣传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营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风雅形象，所以，茶道华道的海外普及工作开展得很有声色，佐以日本的经济成就，更增加了蛊惑力。假如说对东方文化所知有限、容易被表象迷惑的西方人会轻信还情有可原的话，中国人人云亦云就有点不应该。插花固然能陶冶人的审美情趣，品茗文化也是生活艺术，但言过其实则大可不必。认识的在日华人中，有些女性热衷学习华道、茶道，归根结底是出于知识上的短板和对“先进文化”的自卑感。

　　听说中国近年来兴起所谓“茶艺（道）表演”，更有说法称茶道从中国传到日本，现在又回到中国云云，不禁哑然失笑。茶道是空洞的，“茶艺（道）表演”或许连空洞也谈不上。

　　饮茶就饮茶，插花就插花，至于“道”，还是免了吧。

第50节：拉面王之死(1)

　　拉面王之死

　　《朝日新闻》的调查，得出“国民食品”的双璧是咖喱饭与拉面，寿司、荞麦面、乌东面紧随其后。

　　意大利男足有一年来日本比赛，托蒂在下榻的酒店吃了一碗日本拉面，花了1000多日元，大呼太贵。以他的收入水准来看，这抱怨颇令人不齿。不过，日本饮食中，拉面确实算性价比比较差的：一碗面很难吃得饱（对成年男子而言），成本又极其低廉（售价却通常七八百日元上下）。但是在日本的吹嘘和包装之下，拉面的名声响亮得很。一些中国来客吃过之后，也大赞日本拉面如何了得，甚至有乐不思蜀之感，可那喜悦我想大概一半是出于新鲜，一半是对“日本”的膜拜。

　　《朝日新闻》的调查，得出“国民食品”的双璧是咖喱饭与拉面，寿司、荞麦面、乌东面紧随其后。拉面的受欢迎程度虽然略逊咖喱，但食用频率更高，22%的受访者称每周要吃两至三回以上。以汤的口味论，拉面的排行是酱油、大酱（味噌）、猪骨和盐。

　　偶尔也会去吃碗拉面，谈不上有特殊爱好，仅仅为了换个口味或贪图简便。但在生活中，拉面的身影可谓无所不在：电视里播放着各地“名物”拉面，拉面大赛；书店里排列着拉面词典、拉面全书；超市内各式各样的拉面商品琳琅满目；网络上有人气旺盛的拉面爱好者组织、研究会、讲习所（就差没组党了）；每一处商店街都少不了拉面店，每一家都自诩风味独特、用心良苦（常见的写着“魂入り”）……当然，人愿意吃什么是他的自由，我感兴趣的日本拉面文化体现出的一个特征：过度阐释。

第51节：拉面王之死(2)

　　吃食物，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能，但在人类社会中，吃什么，怎么吃，从来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意义。罗兰?巴特来日本兜了一圈，写下著名的《符号帝国》，26条随笔里多则和吃有关。近年来，由于日本人平均寿命长，日本饮食跟着沾光，似乎成了延年益寿的重要原因，颇受好评。但是，我总觉得这有点夸张，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食品卫生、文化传统、保健医疗、社会体制等相比，人的寿命和饮食习惯的关系究竟有多大？

　　2008年，日本拉面界的旗帜性人物武内伸因肝硬化逝世，享年48岁。他曾获第二届“拉面王”大赛冠军，担任日本拉面协会副会长和横滨拉面博物馆的宣传负责人，经常在媒体上品评拉面，号称权威拉面专家。在他生前出版的《百吃不厌的百家拉面店》一书封面上，赫然写着他“吃过4000碗拉面”的业绩。媒体报道大多没有明说他的病因与拉面的关联，声势浩大拉面业界可不好对付，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一日三餐皆拉面”的过量油脂摄取，是他肝脏机能崩溃的罪魁祸首。病故前两年，武内伸去看医生，医生便问：“你平时吃什么？”武内伸说是拉面，医生警告他不许再吃，他回答：“我是职业拉面评论家。”令医生哑口无言。以身殉拉面，武内伸或许算是死得其所吧。

　　世人多以为日本饮食口味清淡，实际上绝大多数拉面既咸且油；世人多说日本文化以简约为特色，拉面文化却极其鼓吹种类繁复之能。拉面的面多半很便宜，一碗分量的便宜者不过几十日元，其要点在于汤。一般而言，拉面的汤多以猪骨、鸡骨大火长时间熬制，备受推崇的是乳白色的浓汤，所谓“浓厚豚こつ”。每家店都强调自己的汤与面如何别具一格，但原材料的高度同一性决定了结果的大同小异。在那些介绍拉面的书籍里，“独特”的拉面简直如日本的神祇（“八百万神”之说），教人眼花缭乱。我没有武内伸阅面无数的资历，仅就个人经验来说，对此颇不以为然。

　　日本人承认拉面源于中国，但已经被改造成了彻底的日本式食品，这话没错。可要把它上升到天花乱坠的“道”的境界（有“面道”一词），就有点儿滑稽。面道和花道、茶道等一样，都是过度阐释出来的空洞理论。用大剂量的褒美之词，佐以琐细的门类流派划分，加上自己信以为真的虔诚，就成了“道”。惊鸿一瞥般的罗兰?巴特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却有敏锐的直觉，他的随感中论述日本饮食的两则，题目分别是《没有中心的菜肴》和《空洞》。拉面的唯一功能就是暂时填补我们肠胃的空洞，可坦率地说，每当我中午吃过拉面，往往临近黄昏就再次感到了空洞的存在。

第52节：性虐

　　性虐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摆脱不了一种“恶”的特质。

　　2006年文仁亲王（明仁天皇次子）的妻子诞下日本皇室四十一年来首位男丁那天，我和友人约在上野附近吃饭，店主贴出半价的告示，因为皇室男嗣后继乏人的难题终于暂时得到了解决，不用为是否拥立女天皇而头疼了。

　　日本历史上曾有代理性的女天皇，但近代以来天皇制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得女天皇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虽已不再是“现人神”，天皇传统上还担负着祭司的职责，目前每年仍要主持祭祀活动，而女性因为经血缘故被认为是不洁的，所以难以从事此职务。说这些并非为了讨论天皇制，而是意在探讨对女性的视点，由此谈谈日本的性虐待影像作品。

　　音像出租店内，都有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单间，专门摆放AV；软色情电影则可以和普通影片同列，但要表明限制级别。两类作品中，大抵都有SM专栏，即性虐待题材。其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所谓“绳缚”，照片上的裸体或半裸女子被绳索捆绑成各种姿态。

　　粗略而言，日本性虐待作品的暴力残酷程度并不太突出，通过肉体的剧烈痛苦换取快感也算不上主流，它更看重的是唤起观者心理上的愉悦和释放，甚至是达到“安心”的状态。比如说“绳缚”，几乎是每部SM片子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以至于有“紧缚师”的职业和“绳缚美学”，但它并不是以刺激肉体痛感为目的的。这就涉及女性性征的文化意义。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女性摆脱不了一种“恶”的特质。她的生殖力，她的激情和诱惑，对男人来说是邪恶、神秘而可畏的，男人可能会被耗尽精力或摆布命运，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恐惧。这种针对女性的看法存在于很多文明之中。在中国，韩书瑞在《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中提到守城者面对叛军，“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朝城下撒尿或扔染有经血的污物，使叛军的炮火失准。类似的说法，直到1900年的义和团之变尚且流传甚广。而现代日本的AV中，对女性的性虐待实际上是男性焦虑与恐惧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五花大绑的捆缚，似乎是要拘束女性身体内部的“恶灵”；鞭打（一般下手并不重）、滴蜡、剃毛等刑罚更像一个“净化”（日本人称之为“调教”）的仪式。值得一提的是，音像制品架子上与性虐待相伴的栏目常常是强奸。强奸是性的暴力，但在此题材影片中，仿佛着重强调的是女性放弃了抵抗，反而显现出对性和暴力侵犯的需求。她的面部表情是痛苦的，不过与其说痛苦来自被强迫的性行为，不如说是在力不从心地抵御自己身体内部的“恶灵”，最后却免不了失败。同样，男性的性暴力得逞的意义，与其说是对女性肉体的野蛮征服，不如说是通过侵略性的“反击”验证了女性诱惑的“危险”。

　　谈性虐待，还有一类精神上的略加补充。这类片子的主题包括女性在公众场合裸身或性事，在“亲友”（多属于表演性）面前媾合，等等。不论女性是否自愿，它的暴力是精神层面的，是以对“耻感”的打破来取悦观者。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再次验证了前述的观点：女人能够为了身体内部潜伏的欲望，出卖自己的羞耻之心。

　　“绳缚”、“拘束”之类的行为被称做“ソフトSM”（轻度性虐待），在一般的娱乐性报刊杂志上并不少见，可见其普及程度。而有关“SM美学”的论述与表现，首推官能文学作家团鬼六，其近年改编成电影的作品《花与蛇》系列，或可作为欲窥门道者的参考。但是，在观看的时候，不妨想想伊恩?布鲁玛的一个提问：“在这样的娱乐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第53节：“美国养的狗”(1)

　　“美国养的狗”

　　很多人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后的一个印象是“欺软怕硬”，另一个是“翻脸无情”，都体现出了日本人的高度现实感。

　　夏天去横须贺看海，登上了日本最早的西洋式灯塔：观音崎灯台。在顶层的平台上，能够眺望远处的东京湾入口处，两三艘巨轮正缓缓航行。旁边有一老一少日本人，老人正在讲述六十多年前的经历：“海面上全是美国人的战舰，有七八十艘呢……”

　　他说的大概是1945年8月29日的历史现场，日本战败后，美国海军哈尔西上将率领第三舰队驶入东京湾，准备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那是日本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

　　归途中没有靠近美军基地，也无从看到第七舰队的军容（恰逢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来日不久）。不过，街边的诸多英语招牌和美式店面，显示出这里浓郁的美国氛围。前首相小泉次子的竞选宣传车驶过，高音喇叭聒噪着，仿佛在提醒大家此地是日本。

　　导演北野武的主业是电视明星，他在主持的一个节目里，率一干同胞和在日各国侨民大鸣大放，很有意思。这一集的主题恰好是日美关系，北野武请几位在日美国人先说说看不惯日本的地方，一位不知在东京大学留学还是授课的美国男子语出惊人：“日本就是美国养的一条狗！”

　　这话似乎也只有美国人敢如此直说。北野武等日本人的脸上，刹那间有些挂不住。他问在座的其他外国人：“赞同的请举手。”结果，呼啦啦一片手臂的森林举起，两三个伊朗人更是恨不得手脚并用。好在接下来“认为自己的国家也是美国养的狗”的问题，亦博得韩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侨民的认同，多少让日方挽回了一点颜面。接下来，北野武等人展开讨论，一系列的论据拿到了桌面上，表明若依照现行国际法的定义，日本至少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

第54节：“美国养的狗”(2)

　　当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本要向驻日美军支付一定的防务费，这有点像黑社会的保护费，只不过数额越来越大，2008年涨到了2000亿日元。北野武不仅愤愤然：这么多钱可以干多少事情啊！若说美军的正常活动开支倒也罢了，前几年一名澳洲妇女在日本被美军强奸，日本官方出面给了一笔“慰谢料”（赔偿金），连这个钱也要代付委实离谱。在日美军强奸案多年来屡有发生，但日方很难对美军嫌疑人实施调查和逮捕，因为对方拥有治外法权。美军车辆行驶高速公路免费，车牌自成体系，发生事故日本警察无权过问……据说美国政府每年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备忘录，详细列举要求日方“改善”的各种事项，甚至具体到手机更换签约公司后可以免费保留原号码（过去不可以，需要缴费）。

　　美日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关系，虽然还谈不上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地步，但有点类似明帝国与朝鲜王国的宗主国与藩属国架构。在明帝国建构的华夷秩序中，宗主国负责保证藩属国的国家安全，但并不深入干涉或全部包揽其内政外交，只要求藩属国“事大以诚”。日本今天的境遇，乖乖掏钱埋单，忍受治外法权，采纳被“建议”诸事，却维系着“盟友”的招牌，堪称一种实质性的“事大”。明治维新的豪杰们殚精竭虑，要让日本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可惜一百多年后，仍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强权。当然，这也是咎由自取。

　　不过，日本人既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自尊”，为何在美国人面前就可以放弃“自尊”？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对此，评论家大宅壮一说：往好听里说，日本人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民族；说得难听些，日本人是没有骨头的民族。其实，曾喊着要“一亿玉碎”的日本人倒并非没有骨头，只是非常现实而已。很多人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后的一个印象是“欺软怕硬”，另一个是“翻脸无情”，都体现出了日本人的高度现实感。

　　列出了一大堆在日美军的宗主特权，那么，日本到底是不是美国养的一条狗呢？屏幕的下方打出了制作人员的名单字母，节目就要结束，北野武和观众说了再见。

　　有的问题不必说出答案。

第55节：欺软怕硬

　　欺软怕硬

　　和日本往来，不宜轻易示弱，指望同情和理解更有点冒险。因为欺软怕硬本来就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日本人的劣根性中，这一条或许是最令人生厌和鄙视的。

　　某晚在车站，看到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满头白发的老司机下了车，打开后门，试图推醒一个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乘客。老司机大声叫着：“客人先生，客人先生……”男子始终如同酒醉酣睡般没有反应。我猜想他多半是装傻，就站下来看热闹。老司机连喊带推几十遍，只好回到驾驶席打电话报警。不出三四分钟，三名警察驾车赶到，老司机上前诉苦，一警察便走过来查看。就在此刻，奇迹发生了——男子双目睁开，生龙活虎地从座位上站起下车，仿佛一下子回了魂。我不禁莞尔，也证实了自己没有看错。生活中多加留意的话，类似故事或可一见，因为欺负弱者，畏惧强者，本来就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东京的池袋附近是在日中国人活动较多的地域，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前些日子在此举行反华集会，高呼：“支那人滚回去！”“支那人都是罪犯！”顺便，他们还抨击以在日韩国人为主提出的争取外国人参政权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日美军强奸了多少日本妇女，他们绝不会到美军基地前喊“美国佬滚回去”和“美国兵都是强奸犯”。对于美军或美国人在日本享有的超出日本国民之上的特权，他们也从未如此大张旗鼓地痛斥。看人下菜碟，莫过于此。

　　今天的银座依然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灯红酒绿的繁华商业区，然而，六十多年前，这里曾竖有一张巨型广告牌，上书“告新日本女性书”：“我们寻求新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实际上就是募集18~25岁的女性，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8日，内务省就用密电通知各地警察机构，着手为占领军筹建“慰安设施”。这是教人哭笑不得的日本式效率。尤其滑稽的是，这个官方性质的卖淫组织在皇居前的成立仪式上宣称：“我等并未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条约中之我方义务（可美国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并无要求为军队提供性服务的条款），为社会之安宁作出贡献。”该机构名为R?A?A，每名日本女性每天“接待”15~60名美国士兵，直到美军因性病激增下令取缔。R?A?A的一大“成就”居然是为了治疗性病，美国首次将青霉素的专利卖给了日本公司。

　　在人类的武装冲突历史上，针对对方女性的性暴力是一种常态，近年来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指出，在占领军“全体日本妇女都是潜在的妓女”的观点下，原有的日本人“野蛮残暴”的印象，被柔顺逢迎的女性形象所替代，日本的“慰安政策”对日后的日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像日本这样主动“献身”胜利者的做法，特别是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的确是最为独特的例子，或许只能从强者至上的文化角度来予以说明。

　　强者通吃，弱者受弃的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是日本人拼搏精神的内在驱动力。可是，这种价值观极端化之后的另一面，就变成了欺软怕硬的恶习。今日的日本社会中存在很多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设施和政策，舆论也对弱者加以同情甚至讴歌，但在本质上，日本仍然是一个强弱迥然、强者崇拜的体系，体恤弱者只是为了装点其文明程度。比如，已经在日本中小学校园中常态化的“いじめ（恃强凌弱）”现象，文部省对之的定义是：“对比自己弱小的一方进行持续的心理、身体上的攻击，因对方深刻的痛苦而感到快乐。”被欺负的弱者没别的错，就错在弱；而强者欺负别人也无须更多理由，皆因其弱。至于孰强孰弱，只是一个现实的判断。

　　在一家中餐馆吃饭，华人老板娘正教育看上去刚来日本不久的孩子：“谁要欺负你，就一定要还手。他们要是人多，你就抓住一个使劲儿揍。”这话糙，理却不糙。媒体采访一位加入黑社会组织的在华日本残留孤儿后代，他说因祖母是日本人缘故，七岁时来到日本进小学就读，遭到同学的谩骂殴打等“いじめ”。他看到父母忙于辛苦工作，也不愿让他们担忧，于是决定反击。当他将一名带头欺负他的日本同学打倒在地后，“いじめ”也宣告停止。

　　人要现实点没错，整天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那是狂想症，但欺软怕硬又无疑现实得过了头，看似精明到家，却不知强弱总在变动之中，早晚免不了吃亏。和日本往来，不宜轻易示弱，指望同情和理解更有点冒险。当然，我也绝非在赞赏愤青，没有什么比战斗意志大于战斗力的人更虚弱了。要想和日本这样的对手平等交流，还真没别的捷径，只要你不是弱者。

第56节：寿司为什么这样红(1)

　　寿司为什么这样红

　　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中确实有比较健康的一面，但把生食和日本人的人均寿命延长扯到一起，更多的成分恐怕是商业噱头。

　　我不喜欢吃“生もの”（未经加热、盐渍的食品，主要指鱼、肉类），所以对其看法难免有个人好恶在内，爱好生食的朋友或有不同观点，我只是略抒己见而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食不同不相为仇。

　　有人初来日本，就对生鱼虾牛马肉样样垂涎，而我在日本生活十几年，仍无法适应刺身（生鱼片）、寿司等食物，有时作陪国内来客勉强吃一点，肠胃总要造反。或许是情绪上的抵触暗示了身体的反应，我总以为人类在进化中从茹毛饮血到用火加热，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没必要非得逆流而上。其实，生鱼生肉咱们古人也曾吃过，叫“脍”，后来因防疫等缘故而放弃。当然，基因中来自远祖的积淀，可能导致一些人对生食（本文用意皆不包括水果蔬菜）的偏爱，但要为之建构优越性理论就难免牵强了。

　　来日本那年夏天，关西地区爆出一个名叫O157的细菌食物中毒的大案，在学校食堂就餐的近万名学生中招，数人死亡。一时间，日本举国的“生もの”生意遭受重创，我打工的店铺临时撤下了菜单上所有的生食。O157的病因就是未经充分加热，但近年来虽然时不时仍有病例，大规模的集团感染少见了，舆论的关注程度也不热心。毕竟，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人类的记性是很健忘的。

　　生鱼片和寿司是日本人生食的代表，最大的危险应该是寄生虫，所以进食时配以芥末和姜，据说为了消毒。但据我观察，日本人当中皮肤病比例颇高，怀疑和生食习惯有关，后来读德国著名学者海因里希?施里曼一百多年前的《清国、日本游记》，发现他对日本人皮肤病和食用生鱼的关系有同样看法。一位日本朋友体毛比较丰盛，自嘲说刺身和寿司吃得太多，可见他们自己也有感受。

第57节：寿司为什么这样红(2)

　　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以寿司为首的日本料理在海外的流行。Sushi是英语中的专有名词，N多的好莱坞明星都说寿司是他们的最爱。寿司为什么这么红？

　　任何一种人类的“民族料理”，都不仅仅意味着食用价值和味道、原材料、烹饪方式的差别，更蕴涵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特别是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来。波兰学者J?Cwiertka曾留学日本，专门研究日本和韩国饮食，他指出，所谓日本料理的概念，是和日本的民族国家概念一同打造出来的。给菜肴安上国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这个国家的印记。比如说纳米比亚（信口借用）料理，很容易有蛮荒色彩；而说日本料理，就产生了精致的印象。

　　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之后，到过日本的西方人对JapaneseFood予以普遍恶评，简直到了“除非真的没东西吃，不会去碰那些难以忍受的食物”（英国军官亨利?诺里）的地步。然而，今天的日本料理，尤其是寿司，成功地打入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美食界”，成为中产阶级以上民众喜爱的异国风味。在第三世界国家，日本料理也常常具有高档食肆的身份。事实上，这个变化本身只能说明人类的无理性本质。

　　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中确实有比较健康的一面，但把生食和日本人的人均寿命延长扯到一起，更多的成分恐怕是商业噱头。很显然，生食和地球上其他长寿地域的居民并无必然联系。J?Cwiertka认为，寿司在日本以外最初的滥觞，是美国的加州。当地有为数不少的日本裔居民，但更重要的是，寿司被赋予的自然、健康、反传统意义迎合了此间声势浩大的“雅皮士”运动。“雅皮士”代表食物寿司因而登堂入室，成了高收入、高学历而又特立独行、热爱自然的“精英”们的宠爱。他们将这股时尚带到了欧洲，又进而影响了欧美的普通大众，以至于回转寿司的店铺如今遍布西方主要城市，有的华人餐馆也像模像样地搞起了日本料理。

　　在华人世界，日本料理的身价也比较高，连廉价快餐吉野家都跟着沾光，仿佛应了南宋哲人陆九渊那句话：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尽管那些生鱼虾牛马肉若出自纳米比亚人之手，很可能要被斥为“教化未开”。

第58节：哪怕附庸风雅

　　哪怕附庸风雅

　　企业在商言商，却肯花费不小的金钱于社会文娱活动，尤其是一些阳春白雪的项目，看上去有附庸风雅之嫌。

　　某年亚冠去J联赛鹿岛鹿角队的主场，在体育场内墙壁上看到俱乐部的赞助商名单，有当地的十几家企业。和中国联赛俱乐部不同的是，日本各俱乐部以地域为依托，一般是由现地的多家企业共同出资协办，只不过彼此金额略有差异。日本男足虽然这些年来火热过几次，但J联赛俱乐部极少有赚钱的，大多是赤字，依靠企业赞助维持。那么，企业们又拿不到中国式的“冠名权”，为什么要掏钱呢？理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J联赛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是提高日本足球运动水平，第二是以体育文化促进国民身心健康，第三是推动国际交流发展。这第二条的责任，就落在了提供财力物力支持职业俱乐部的企业身上。他们出钱建设球队，丰富所在地民众的娱乐文化生活，是为了履行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曾和几位在日本活跃的前中国运动员有过交流，对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的角色略有了解。日本的竞技体育除了职业化的棒球、足球等项目之外，大部分是企业在担任培养、训练运动员的角色。很多企业内部设有体育部或社会活动部，一方面以运动员担任企业形象宣传，凝聚企业向心力；一方面把这笔开销当做回馈社会的支出，因为观看体育比赛是大众性的娱乐。有的企业对运动员们的管理比较宽松，可以为他们的专业训练创造较多方便；有的企业还真的把运动员们当普通职工，一半的时间要花在工作上。当然，后者的做法对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生活保障无疑大有裨益，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沦落到去搓澡。

　　《体育日报》提到了日本体育界多年来流传的一句格言：“运动员应该甘于清贫。”这种说法的真正含义是要求运动员有一种求道般的刻苦精神，同时抗拒金钱的诱惑。当然，日本体育界亿万富翁大有人在，可穷人也确实有。获得过奥运女子马拉松金牌的野口曾长时间失业，靠失业救济金生活，连房租都负担不起。获得过柔道金牌的上野雅惠和获得银牌的横泽由贵都在三井住友海上保险公司上班，收入和一般薪族相同。位于大阪的玩具商米奇屋，支持着11名日本运动员，其中的野村在奥运会上曾获柔道金牌。米奇屋表示，每年用于这些运动员的经费是10亿日元，主要为了烘托公司“给孩子一个梦想”的理念。这些运动员平时不用来上班，但要出席社内大型活动。

　　企业办体育，是日本体育事业的最鲜明特色。以前看到的数据统计，雅典奥运的日本代表团中，居然有一半以上的身份是企业员工。但是，企业办体育并非没有波折，最大的不利影响莫过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就只好削减预算与规模。近年来，日本竞技体育在奥运等场合的表现平平，多少触动了各级政府机关对加大体育事业投资的念头。不过，总体来讲，体育作为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主流模式。

　　企业表现其负责任的态度，不仅体育，更广泛的包括各类文化事业。温家宝总理访日那年，在国立剧场和时任首相安倍共同观看演出。我在剧场内看到该剧场的所有者艺术文化振兴基金的介绍，虽然是国立，但其背后是123家遍布各个领域的大企业以及无数个人的解囊捐赠。事实上，日本的诸多文化设施其创立、运营都依靠无关企业对社会文化活动的支持，如汽车巨头丰田也会出资办一座音乐厅。日本政府和民间对于此类在文娱事业上有“负责”表现的企业，官方会在税务方面给予优待，普罗大众则增加了好感与信任。

　　企业在商言商，却肯花费不小的金钱于社会文娱活动，尤其是一些阳春白雪的项目，看上去有附庸风雅之嫌。同时，日本民众对文艺体育之类事物的热情固然很高，但由于跟风性格等缘故，其中附庸型颇为不少。可是，我倒觉得即便是附庸风雅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它至少还表明“风雅”在价值观上的优越地位，好歹没让“风雅”成为被讥笑挖苦的贬义词。

　　某个夏夜，东京热闹的池袋车站前聚集了百余人，我走近一看，是在围观一位青年的音乐演奏，左手弹键盘右手举小号，一心两用。不论春夏秋冬，繁华的车站附近总有很多这一类自弹自唱的青年，也有或多或少的路人驻足旁观。他们有的摆了筹款或贩卖自制专辑的架势，有的似乎只是单纯为了表现自我。这位双手互搏的青年技艺花哨，观者甚多。突然，人群中挤出一个黑社会分子打扮的中年人，以骄横的步子走向那青年。我心头刚刚闪过砸场子之类的概念，却见中年大哥从钱包中掏出两张万元纸币，放在了青年募款的盒子里。青年没停下来演奏，略一颔首表示谢意。周围的人们一起鼓掌，向那位大哥致敬。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它展现出了“风雅”的力量。

　　前些日子去横滨中华街，听说原来仅有的一家音像店也早歇业了。某友人曾感慨，中华街殷商巨贾不少，饭店雕梁画栋鳞次栉比，但没有一家书店，“好像中国文化就是吃”。我想，或许是诸公们都不愿被视为“附庸风雅”吧。

第59节：搭讪培训班(1)

　　搭讪培训班

　　搭讪培训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走俏，都和这个个人电脑时代大有关联。

　　听说搭讪培训班是国内最近的一个朝阳产业，同时也有卫道士站出来批判，斥之为“臭名昭著的泡妞学”。老实讲，搭讪确实是一门学问。相信很多青少年都曾有惊鸿一瞥之下极想与之攀谈的经历，可惜因自己的怯懦未能付诸行动，眼睁睁地目送斯人背影远走。能不能搭讪，敢不敢搭讪，搭讪应该说些什么，搭不上怎么收场，搭上了又能怎样……这学问太大了，想一想都觉得心惊胆战。那些开班收徒的搭讪“达人”，简直让人心生妒意。

　　中文的搭讪，对应为日语的ナンパ，乃是日本各大都市繁华地段常见的风景。到网络上查一下，除了大量的“ナンパ术传授”、“ナンパ成功率比较”之外，还有“ナンパ研究会”的组织。ナンパ的定义，一般认为是在公众性场合以主动交谈的方式，针对陌生的异性（也可以是同性）提出约会或性行为的试探。从这个意义上说，“搭讪学”当然包括所谓“泡妞学”，后者说法的“政治不正确”在于忽略了女性的主动搭讪权和同性之间的搭讪行为。假如是女性要和男性搭讪，日语称之为“逆ナンパ”。我想，ナンパ爱好者们不仅追求着成功的ナンパ，更渴望着热烈的逆ナンパ吧。走笔至此，不禁想到明末清初歌伎卞玉京对诗人吴伟业说的那句“亦有意乎”，这就是标准的逆ナンパ，可我们的吴伟业先生竟然“若不解”！数百年之下，ナンパ爱好者们恐怕犹想愤而捶之。

第60节：搭讪培训班(2)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ナンパ还是逆ナンパ，都不应该涉及金钱交易。虽然这未免有些理想化，因为金钱可能是劝诱异性的有效手段之一，但不论男女张口就开价无疑有变成“援助交际”之嫌。一位曾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友人给我讲过他的成功经验：大学时代和同窗在居酒屋聚饮，正好旁边有两位姑娘，就邀请她们过来合为一桌。酒阑人散，他和同窗各与一位姑娘去了情人旅馆，翌日清晨道别。这大抵等同于中国人所说的“一夜情”。

　　自午后起，若是在年轻女孩喜欢游逛的涉谷、新宿等地，车站周边看上去等待ナンパ的男子比比皆是。其中一些身穿黑色西装的家伙搭讪动机通常并不单纯，可能是劝诱女孩去拍摄色情电影或图片，介绍色情行业的工作等，这算不上真正的ナンパ。几位朋友在独行时遇到过类似搭讪，只要默不做声径自前行，那些家伙跟随数米之后就会识相走开。开口拒绝或接话，都是不明智的做法，或将带来更多的纠缠。不过，大庭广众之下动手动脚的现象比较少见，那是触犯《迷惑防止条例》的违法行为。

　　有时我在车站附近等人，便可旁观ナンパ的过程，总体而言似乎败多成少，尤其是单独的男女之间，绝对需要愈挫愈勇锲而不舍的脸皮。但假如是几个男生看准几个女生上前搭讪，一方面人多壮了胆，另一方面女孩的戒心也有所减轻，热热闹闹同赴酒馆的场景倒是见过几回。

　　搭讪的至难，在于那开口的勇气。据说，有的公司为了培养新进员工的社交和推销能力，还命令他们来ナンパ一下。电视上也曾有过从未谈过恋爱的大龄男青年，在别人的鼓励和开导下，尝试着对路过的年轻女性搭讪。我觉得搭讪培训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走俏，都和这个个人电脑时代大有关联。那些沉浸于虚拟世界中的“宅”人，与活人打交道的能力肯定在退化。别看今天被人批评“臭名昭著”，或许，未来的搭讪教员们会博得心理医师般的地位也说不定呢。至于对ナンパ的道德评价，恕我直言，我还真的很难判断，在对陌生异性的大胆搭讪和正式相识后盘问对方收入多少是否有房有车父母身份如何之间，究竟哪一个更不道德。

　　既然中国的搭讪事业也如火如荼，总不好说它是独特的日本文化，尽管日本人的性意识、社会氛围等都对此有所影响。能体现日本人特点的是各大学的ナンパ成功率排行榜、哪个地方最利于ナンパ之类的资料统计。据说，东京的上野是男孩ナンパ女生的最佳地点，因为那里多博物馆、美术馆和公园，是艺术专业和文科女生较多的“名所”。而ナンパ的沙漠则是大企业密集的丸之内，那些女白领们多半精明得很，不解风情。

第61节：間違い

　　間違い

　　凡事皆有利弊，使用相同的汉字固然令中国人觉得方便易懂，可无形中也阻碍了对日语、日本文化加深了解的意愿。

　　已故的披头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农曾与日本女子大野洋子结为夫妇，另一位艺术大师、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最后一任妻子也是日本裔女子玛丽亚?儿玉。博尔赫斯曾在晚年来日本小住过一个月，多少弥补了一点毕生未能履及中国的遗憾。他在接受访问时说：“在日本，你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的阴影。这与政治无关，这与日本文化是它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无关。在日本，人们感受中国就像感受希腊。”

　　这段论述出自既非中国人又非日本人的第三方之口，博尔赫斯肯定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但也提到“日本文化是它自己的文化”。就像西方人有时会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貌分别，对于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异同，很多人也稀里糊涂。比较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两种：一种是汤因比，他把日本文明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视为中华文明的卫星文明；一种是亨廷顿，他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并列，共存的还有西方、非洲、东正教、伊斯兰、拉美、印度六种文明。两种看法都对也都不对，汤因比看到的是古代文化的延续性，亨廷顿看到的是当代国际格局的现实性。比西方人怎么看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怎么看。在这一点上的误会，中国人尤其有过沉痛的教训。

　　在日本诸多接纳外国留学生的学校里，中国学生相对其他国家学生而经常感到骄傲的，是汉字。那些非中国留学生（甚至包括废除了汉字的韩国留学生）提起汉字无不切齿，可中国留学生却能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利用书写汉字进行基本交流。初来乍到的中国人也比其他国家游客更不易迷路，因为汉字随处可见。近年来，随着海外游客和居留外国人的增多，东京等都市的很多指示标志都变成了日语、汉语、韩国语、英语四种说明，前两者的相近乃至相同尤为醒目。凡事皆有利弊，使用相同的汉字固然令中国人觉得方便易懂，可无形中也阻碍了对日语、日本文化加深了解的意愿。昔年梁启超著有一本名闻遐迩的《和文汉读法》，号称是任公与友人罗某的心得结晶，却充分表现出当时国人对日本的无知。事实上，和他相过往的日本人士普遍具备汉学修养，双方的粗浅交流确实没多大困难，但这个错觉称得上贻害深远。中国人看到汉字，就认定意思差不多，进而觉得日本不过尔尔，这样的人今天怕还有不少吧？

　　梁任公倘若今日来到日本，面对那与汉字平分秋色的外来语片假名，想必会大呼头痛。别说外国人，就连年纪稍长的日本人也常常搞不清楚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没了汉字的庇佑，或者大家会更加认真一些？

　　来日后不久，见到“間違い”这个词，一下子想到《论语》：“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中文原意是说君子哪怕是在吃饭的一段时间里也不能违背仁的操守，但日语把“间违”两个字拿出来发展出“間違い”这个词，似乎是错误的断句导致。“間違い”的主要意思是完全不对，倒很符合这个词的来由：完全不对。中国人看待日本，以这种“完全不对”的眼光望去，要比人云亦云或自以为是好得多。

　　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他小时候写作文给日文教师中川，提到“中日同文同种”，中川笔下毫不留情地嘲讽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把蒋校长气得哭了一场。中日两国的“同种”问题，留待日后再说，“同文”也谈不上。日语和朝鲜语都属于黏着语，语法上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相近，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日文中的汉字，成了一个亲缘的障眼法。

　　不过，片假名虽多，毕竟也是咱们汉字的偏旁部首演化，非要弄一个“新和文汉读”也不是不可能的。某年女排日本巡回赛赛场，听几位中国记者对话：“去哪儿啊？”答曰：“木街儿。”又问：“怎么回去啊？”又答：“毛撇钩一儿。”我听得满头雾水，虚心求教，才知道“木街儿”就是“ホテル”（Hotel），“毛撇钩一儿”是“モノレール”（Monorail，单轨铁道），大笑不已。

第62节：打官司(1)

　　打官司

　　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是强者主导，弱者与其抗争，不如显示出足够可怜以换得强者施舍的同情。

　　这几天，又有几场中国战争受害者起诉日本国家责任的诉讼正在或将要进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民间人士就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暴行，向日本国家或企业索赔的案件为数颇多，涉及慰安妇、强制劳工、无差别轰炸及屠杀等多个方面。因法律程序所限，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大多拖沓冗长，就结果论，个别以企业为被告的案件达成了和解，多数是以日方承认受害人陈述的事实但没有责任给予如数赔偿告终。比较典型的，如东京高等法院最近就七名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四家建筑公司并索赔1.4亿日元一案的二审判决。判决承认“强制掳走平民并强迫劳动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不法行为”，也“可以理解”原告认为这种行为违犯国际法的主张，但援引日本最高法院之前作出的“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个人索赔权已被放弃”最终司法裁决为由，驳回原告的请求。

　　我去旁听过几次庭审，听到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讲述当年的惨痛经历，是一段非常伤感的过程。可是，诚实地讲，我的心里也逐渐质疑起不断涌现的此类诉讼的意义。

第63节：打官司(2)

　　在一次浙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的现场，我见到了表情严肃的王选女士。对于她的事迹，我早有耳闻，常年投身于对日民间索赔的支持工作，值得敬佩。然而，我看过国内舆论的很多评价，有点像李白“白发三千尺”的修辞手法，说句不敬的话，窃以为过于夸大了。王选女士是能够“让日本沉没”的人吗？日本就这么轻易地沉没了？她和那些诉讼真的令日本“十分头痛”了吗？或者，一连串的驳回诉讼请求是最明确的答案。

　　我理解受害者及家属想要个说法或得到赔偿的心情，这是他们不容剥夺的个人权利，也是对人道尊严的捍卫。但在现实境况下，若以诉讼的方式来说，结果基本是注定是失望的，过程也未必会如他们所想“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恶行径是广为人知的。战后审判中因此而被处死的B/C级战犯约920人，荷兰（236人）、英国（223人）、澳大利亚（153人）都多于受害最巨的中国（149人）。事实上，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迟到的诉讼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无意中加强了今天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是强者主导，弱者与其抗争，不如显示出足够可怜以换得强者施舍的同情。几无胜算的诉讼这种做法，恰恰强化了中国、中国人的弱者形象。与相识的一些日本人提到这一话题，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受害者“本当に可哀相です（真可怜啊）”，但这仅仅意味着表面上的、甚至是礼节性的同情。

　　和客观上“示弱”的索赔诉讼相比，另一类诉讼更有必要，却鲜有实例可寻。

　　特别是这两三年里，日本的媒体存在一股热衷中国负面报道的“ブーム”。此一浪潮的根源是日本对变动中的中国越发强烈的戒惧与茫然，但表现为民众对华恶感比重的增高和媒体推波助澜的混杂互动。在主流大报的中国报道中，右翼色彩的《产经新闻》说出“中国媒体都归解放军总参谋部掌管”不足为奇，自由主义色彩浓重的《朝日新闻》也杜撰“去长野欢迎奥运火炬的中国人每人得到了大使馆发的两千日元”。一家发行量较大的周刊则说，姚明的父母“是中共强制撮合结婚”，为了进行“人种试验”，姚明是“试验产下的怪物”。北京60年国庆演练当晚日本共同社记者“被打”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作了发生原因的细节说明，但以《朝日新闻》为例，其报道仅说中方“表示遗憾”，原因“中国警方没有解释”。所以，日本媒体涉及中国报道的水准往往极其低下，缺乏良知的擅改、隐瞒与偏见和钳制新闻自由其实是一丘之貉。

　　对付这种几乎是信口开河的“报道”，法律诉讼倒不失有效的手段。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政要，多次起诉《经济学人》、《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外国媒体涉嫌诽谤，并且每每以胜诉令对方道歉赔偿告终。

　　姚明的那个例子，如果起诉恶意诽谤应当极有胜算，而多少会警醒一下越来越口无遮拦的日本媒体。这样的官司也许更有现实意义吧。

第64节：爱美的国民

　　爱美的国民

　　我们常说做事希冀“尽善尽美”，在日本人这里，“尽美”似乎比“尽善”更重要，抑或“尽美”本身就是“尽善”。

　　电车或地铁的车站里，有时会看到挂满整面墙壁的画展，作者是附近中小学的学生。某些展览有特定的主题，某些则任由孩子们自由挥洒。倘若有点时间，我很乐于驻足观赏这些稚气未脱的作品，也能从中试着了解日本儿童的心灵。虽然我对美术没有什么鉴赏力，但其中一些画作的构图与色彩，表现出了让观者惊奇于作者年龄的水准。类似的儿童画展，在不少公共场所都有展示，事实上也展示着日本人对美育的重视。

　　如此看重美育，是因为爱美。

　　戴季陶的《日本论》有一个显示他不凡眼力的章节，即“爱美的国民”。他把“爱美”视为日本之所以强盛、发展的两个最基本力量之一，这不能不说是洞见，超出了那些絮絮叨叨于什么君主立宪的前辈和同侪。戴季陶说：“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高尚当然只是一面，粗俗的另一面其实也有。《浮世绘》的很大一部分渊源，本来就是春宫画。但普遍这一点应当是确定无疑的，而且至今依然。

　　不过，戴季陶对日本人爱美的论述，停留在称道肯定的层面，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似乎也认可了“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的日本式观念，所以未曾涉及当“美”被当做终极追求的时候，会发生过犹不及的扭曲。最常见的例子，是“美”与“善”的冲突。至美非但不一定意味着至善，相反，可能是以“恶”的面目出现。在日本文学中，被誉为“耽美”、“唯美”的大师级人物谷崎润一郎，是一位极具标志性的研究对象。他的美学观追求虐待快感和官能享受，自诩为“恶魔主义”。在名作《春琴抄》里，盲女琴师春琴与仆人佐助畸恋，佐助为了保持毁容的春琴在自己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欣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谷崎的“唯美”虽然另类，但日本人的爱美之心，使他们对大众美育的普及深入下了不少工夫。1950年，战后的百废待兴阶段，以“振兴日本美术教育”为宗旨的美育文化协会成立，成为幼儿园到大学的美育教师们的专业组织，并发展为日后的财团法人。以美术教育为例，日本从幼儿园起步的层级传授，使得民众的鉴赏力与创造力都得到提升，进而回馈经济产业，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大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无论是服装、平面视觉，还是工业外观、建筑等各个领域，日本的设计师成就有目共睹，其源头应当来自扎实的美术教育。任何一项事业，若能达到举国普及的程度，就必然会有所成就，就像乒乓球。

　　另外，美育和日本人经常被称道的一个特点——认真——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常说做事希冀“尽善尽美”，在日本人这里，“尽美”似乎比“尽善”更重要，抑或“尽美”本身就是“尽善”。因此，他们带着对“尽美”的宗教般的热情去发掘、打磨、修缮，自然也就达到了认真的境界。

　　九年前的春天，在东京曾和已故的画家陈逸飞先生畅谈过几次。陈先生向我讲述他的“大美术”概念，以及他在时装行业上的事业心。他说：“说到美术，大家就以为不就是画画儿？这个误区必须要走出来。”我提到与日本相比中国教育中美育环节的薄弱，他也深有同感，并说曾就中国美育的内容、现状等缺陷向高层反映过，希望能得到重视改善。如今，陈先生遽归道山亦有四年了，想起那时的情景，教人格外欷?#91;。今夜写作此文，谨敬心香一瓣。

　　谈论日本，最后总是要说回中国。戴季陶说：“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一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这话当然意有所指。在那一章的结尾，他苦口婆心地道：“我希望中国的青年们要猛醒啊。”

　　中国的青年们，你们听到了吗？

第65节：图书馆(1)

　　图书馆

　　自中央以下直到地方，各级图书馆馆长都在本地公务员体制中处于较高的级别，显示出了日本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曾说过若有一天离开日本，有两样事物最堪怀念，一是铁道，二是图书馆。

　　之所以对图书馆这么看重，主要是受过刺激使然。十八年前考上大学，最向往的就是那号称藏书160万册的图书馆。可是，入学以后才发现，我能借阅的开架书库藏书大概连十分之一都不到，需要填写资料的闭架书库则可窥而不可求。为了借几本英国文学作品，我不得不和脸色乖张的管理员陈述法学专业学生阅读侦探小说的必要性，她或许是感到不耐烦，总算恩赐了一本。后来，我在校外找到区立的图书馆，交了押金办个期刊阅览证，虽然书刊有限，好歹不用受欺。那座图书馆是一栋敝旧的建筑，后来的命运应当和少年宫、工人俱乐部之类的公共设施一样被地产商“开发”了吧？

　　初来日本的寓所不远处，就是东京某区立图书馆的一座分馆。因为靠近规模较大的团地（国营公寓）小区，这座分馆的声势也颇壮观，我进去之后顿有流连忘返之感。后来，不管搬迁到哪里，安定下来就去找附近的图书馆，不论大小，每一次都给人以深切的感动。目前居住地是一座人口50万的城市，共有五座图书馆，总藏书80余万册，最大的中央图书馆落成不久，设备先进舒适；此外还有两个图书分室和几辆汽车组成的“移动图书馆”，方便较为偏远的住户。只要拥有当地的住民身份，就可以办理一张证件，除了书籍杂志，还有大量的音像制品，全部免费借阅。一旦有想借的书刊或音像制品本馆没有收藏，可以通过流通系统从所在市、县的其他图书馆调来。这种公立图书馆的建设和维持费用来自民众的税金，对于爱书人而言，为这个交税是心甘情愿的，并且也身受其益。

第66节：图书馆(2)

　　在外国人居民较多的地区，图书馆内或有一定数量的外语书籍，一般是汉语、朝鲜语、英语、葡萄牙语等几个语种。本市的中央图书馆内，中文书籍大约有一千册，娱乐性的从金庸、梁羽生、古龙到安妮宝贝、韩寒等，严肃的有古典诗词曲赋到新文学大系。不知道负责选购者是哪一位，作为小型书架，基本上做到了雅俗共赏、学娱兼备。

　　图书馆在日本所受的重视，从一个细节上可见。日本的国家公务员薪俸等级中，首相以每月2255000日元高居榜首，和首相平级的是国会两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月薪2073600日元）；接下来的一级包括内阁大臣、最高检察署署长、两院副议长，还有一位就是国会图书馆馆长，月薪1513800日元。自中央以下直到地方，各级图书馆馆长都在本地公务员体制中处于较高的级别，显示出了日本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

　　现代图书馆在日本的历史不过110年。此前是皇室、贵族、武士的文库时期，日后出现了逐渐扩大的庶民文库和贷本屋（租书店）。福泽谕吉在欧洲考察的记述中，详细介绍了西欧各国的图书馆，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1872年，明治政府设立书籍馆，掀开了新的一页。1899年，明治政府下达图书馆令，将图书馆作为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环，导致日本的图书馆数量出现了飞速的增长，从该年的全国32座变为1912年的541座。此后，图书馆的发展脚步几乎毫不减缓，1936年，全国已经有了4609座。需要指出的是，图书馆在这个时期的意义，更主要是作为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宗旨是宣传“良善的知识”，“排除不好的东西”。所谓“良善的知识”，其核心不外乎是天皇的《教育敕语》代表的国家主义信念；而“不好的东西”与其说诲淫诲盗的书刊，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观念等“异端”思想。

　　今天的日本各级公立图书馆，恢复了社会公益设施的面貌。加上私立图书馆，一共有3126座，藏书3.7473亿册。另外，大学图书馆尚有1660座，藏书3.896亿册。日本是书籍的出版大国，但学术性著作肯定也面临着销路不佳的处境。我总觉得这么多图书馆的另一项功能是客观上“消化”了学术性著作，毕竟，一本书只要大部分图书馆都能购入的话，至少就有了几千本的销量。对于社会的文化事业发展来说，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第67节：風俗

　　風俗

　　日本是“風俗”业大国，其中的业务形态，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去日本走了一圈，可千万别说您考察了日本的“風俗”。

　　“風俗”应当是现代日语和汉语最容易产生误会的词语之一了。在日语中，它的本意和汉语基本相同，就是指某地的风土人情、习俗世相。后来，对于麻将店、舞场等娱乐场所，官方因为担心影响社会风气，即所谓伤风败俗，要求这些店铺办理“風俗许可”，渐渐地就把此类需要许可的店铺称之为“風俗店铺”。提供性服务的色情业，当然也要申请“風俗许可”，于是就有了“性風俗”。这个词继续流行简化，乃剩下“風俗”，变成色情业的代名词。日本的词典中也特别注明：“風俗”不说清楚的话，会导致严重的曲解。若自称考察“風俗”，就等于坦承寻花问柳了。

　　日本是“風俗”业大国，其中的业务形态，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以消费金额来看，从最便宜的2000日元（ピンクサロン，粉色沙龙）到100000日元以上（高级ソープランド），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日本对各个产业的市场规模有详尽的数据统计，比如说汽车业，2008年大约是49.4兆日元；再比如24小时便利店业界，2008年约为6.7兆日元。不过，“風俗”产业的统计就非常困难。一来因为不少业者逃税漏税，更有大批色情店铺的后台是黑社会组织，能够用洗钱等方式转移收益；二来一些店铺虽然只是为陌生男女提供见面聊天场所，但双方此后会发生金钱肉体交易，而这一块金额就没法计算。所以，关于日本“風俗”产业的具体规模，有的数字说是1兆多，也有的认为多达7、8兆，总之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整个广告业界的市场规模也不过3.9兆而已。

　　先说说日本“風俗”业的一个现象。与明治维新差不多同时，日本有些年轻女子赴海外卖身，此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二战。在清季士人的记述中，当时上海有所谓“东洋茶馆”，其中的“彼邦二八妖姬，高髻盘云，粉妆替雪，亦觉别饶风韵”，恩客只要两块大洋，“则广中大庭，不难销魂真个”，以至于“少年寻芳客趋之若鹜”。而在日本本土，中国留日学生的前辈郁达夫，是在名古屋的一家妓馆里告别了童贞。但是，今天的日本“風俗”店铺时常能看到“不接待外国客人”的标志，有的店铺虽然没写，进去后也会被婉言拒绝。公共浴池拒入外国客，人权组织可以起诉国别歧视。可“風俗”业就可以公开这么做，因为恐怕没有哪个外国人会诉诸法律公然捍卫自己的“买春权”。问过在色情按摩店做店长的日本人，他解释说那并非歧视外国人，主要的原因是安全，既防止双方语言不通引发误会，也便于政府的卫生管理，假如是“日语流畅整洁和善”的外国人，一些店铺并不会拒之门外。这几年日本经济不景气，色情业受到了不小影响，为了赚钱，也有店铺反倒欢迎起外国游客，而且价码翻番利润加倍。

　　“風俗”店集中的地段就是“風俗”街，即红灯区，日本各大城市都有一条甚至几条这一类街道。最著名的或许是新宿的歌舞伎町，其实近年来因为警方取缔较力，声势略有萎缩。海外寻欢客慕歌舞伎町之名，纷纷来此觅求“日本妹”，可往往遇到的都是乔装打扮的本国同胞。对日本人来说真正闻名的色情店铺集中地，是距离上野不远的吉原，该地是全日本最大的ソープランド中心，150余家占据了全国总数1400家的1/10强。自1958年4月1日起，公开卖淫在日本历史上首次成为法律禁止行为。不过，ソープランド的存在使得这个法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伊恩?布鲁玛指出，ソープランド的服务内容是一场“肥皂式性杂技表演”，而且，尤为特别的是，在此过程中，男性顾客“保持着相当的被动状态”。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如同花道表演一样，在完成她的工作后有礼貌地送别。

　　吉原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江户时代的“游廓”，距今已近400年。顺便说一句，此间有多家“高档”店铺以接待明星、大款著称，著名女星松岛子出道以前，被传闻说是吉原的“泡姬”，身价为80000日元。

　　吉原邻近的莺谷，有密集的情人旅馆，是“韩国出张”（按客人指定去旅馆或住处提供性服务）型色情店的大本营。由于韩国和日本之间有三个月的观光免签协定，带动了这一产业的迅速壮大。吉原加上莺谷，应该是日本色情业比重最大的地域了。

　　我所住的西川口，车站的另一边曾是日本具有全国性知名度的红灯区，三年前因居民反对，警方采取强力措施，一度令大部分店铺关门。市政府和街区负责人士呼吁要把“風俗”街改造成美食街，可不出两年，化整为零的“出张”型色情店卷土重来，势头极猛。食色性也，可看来经过这一轮交手，食还是抵不过色。

第68节：被割裂的古典(1)

　　被割裂的古典

　　日本人一方面非常看重古代中国的文明成就，另一方面又贬损敌视当代中国的一切，这种分裂耐人寻味。

　　东京申奥落败，最伤心的应该是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普通民众对申奥的兴趣向来不高，但明年即将卸任的石原，把这一战当做了其政治生涯尾声的重头戏，所以失利后愤而出言指责里约热内卢搞猫腻，弄得巴西人甚为光火。去年年初，曾代国内的某体育杂志采访过石原，那也是他首次接受中国大陆媒体的专访。在交谈中，他提到了自己曾受的汉学教育，对唐代诸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喜爱。这倒不是吹牛或客套，他那一代人的古典汉学教养确实还蛮扎实。1998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位作者来日，曾和他见过面。石原当时大谈中国古典文学，事后对客人的水平还颇有微词。

　　采访结束，请他题个字，他写的是“欲曙天”，语出白居易《长恨歌》。白居易在日本的声名极盛，我想“老妪能解”应该是重要因素，日本人直观汉字也能明白八九不离十。

　　石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尊崇和他对现代中国的态度，无疑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大家都知道日本天皇的年号取自中国典籍，明治、大正出自《易经》，昭和、平成取自《尚书》。一方面是如此看重古代中国的文明成就，另一方面又贬损敌视当代中国的一切，这种分裂耐人寻味。最荒诞的是我有一次在涉谷拿了本右翼的反华杂志，名曰《大吼》，封二上写着“‘大吼’出自《水浒传》中‘鲁智深一声大吼’”。拿《水浒传》和鲁智深辱骂中国人如何如何，平添了几许滑稽色彩。

　　近年来，一些政经界名人对日本年轻一代的汉学素养下滑而忧心忡忡，但实际上，教科书中汉学的内容并不太少。表弟的高中国语教材中有一册《精选古典/汉文编》（明治书院出版，文部省检定），不妨看看其目录。

第69节：被割裂的古典(2)

　　故事类包括：断肠（《世说新语》）、漱石枕流（《世说新语》）、推敲（《唐诗纪事》）、塞翁失马（《淮南子》）、卧薪尝胆（《十八史略》）；诗包括古体、近体两类，有《诗经》的“桃夭”、“硕鼠”两篇，《乐府诗集》的“子夜四时歌”，《文选》的“生年不满百”，王之涣《登鹳鹊楼》，王维《竹里馆》，常建《塞下曲》，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月夜忆舍弟》，崔颢《黄鹤楼》；史传类选了司马迁《史记》的《鸿门之会》；思想类，《论语》选了学问六章、人生五章、政治理想五章，《孟子》选了“忧患安乐”、“牛山之木”、“仁者无敌”三篇；古文则有屈平《渔父辞》、陶潜《五柳先生传》、韩愈《杂说》、柳宗元《捕蛇者说》四篇；寓言类较多，有《公输》（墨子）、《混沌》（庄子）、《不龟手之药》（庄子）、《沤鸟舞不下》（列子）、《唇亡齿寒》（韩非子）、《慈惠亡国》（韩非子）、《且买履》（韩非子）、《不死之药》（战国策）、《以不解解之》（吕氏春秋）。文字之外，尚且附有中国文化史年表、古汉语重要句型表、孔圣等历史名人画像、书法绘画作品和文物等图表资料。老实讲，作为外国教科书，这些安排相当丰富。但是，细心看来，其中有一个特点，即几乎集中于唐代之前，只有《十八史略》是宋人所著，至于宋代以后完全付诸阙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体现了日本中国史名家内藤湖南的观点，即中国自宋代就进入了近世，所以古典的概念就局限于唐以前的上古、中古。从某种程度上，它再次印证了日本人把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完全割裂开来看待的不当观念。

　　导致这种观念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蒙元、清的两次异族入主。元军进攻日本挫于台风，很多官兵被俘，日方将南宋新附军之外者尽数屠戮，“唯唐人不杀”，从中可见其“华夷观念”。而清代明对日本人的对华态度之影响，学者葛兆光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一文论述甚详。

　　后来和一位日本友人聊天，谈到日本人对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裂看法（石原似乎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认为分裂的根源在于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必须要树立一个“野蛮落后”的摈弃对象，也就是“恶邻”中国与朝鲜，这实质上是极度缺乏自信甚至过于自卑造成的扭曲。不论如何，日本人的这个观念倘若不知修正的话，绝对是极大的不智。

　　此外，古典汉学的熟悉程度，也在日本的老年人和青年人中形成了一种断裂。2006年，三位六七十岁的老企业家，丰田汽车的丰田名誉会长，JR东海的葛西社长和中部电力的太田会长联合投资建造了一座“理想的学校”，要为日本培养“有教养的人才”。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是深厚的汉学素养。葛西自称曾熟读《论语》至今不忘；太田能写汉诗；丰田虽是工学博士，但喜爱中国古典文化。有趣的是，这座名为海阳学园的中学只招收男生，因为“担负日本未来责任的是男人”，招来女权社会团体的一片声讨。

第70节：国技相扑

　　国技相扑

　　力士相搏摔跤本来正常，但把人刻意增肥到严重不正常的地步，怎么看都是变态。

　　虽然近年来陆续发生了力士吸毒、体罚致死的重大丑闻，相扑仍是日本的“国技”。从电器街秋叶原乘电车向东数分钟，就到了相扑的圣地两国国技馆。十余年前的相扑比赛时必定是座无虚席，特别是贵乃花、若乃花两兄弟最威风的20世纪90年代，常常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只是如今外国籍力士越来越多，特别是蒙古人独领风骚，令不少志在“维护传统”的日本人感到不快。随着本土相扑选手的声势下滑，赛事的上座率亦不如以前。而外国人练相扑的动机，金钱是最大诱惑，只要进入幕内级别，每年至少就有1500万日元以上的收入。

　　我很尊敬的“知日”前辈李长声老师曾毫不讳言他对相扑的不佳观感，认为它是日本文化中落后粗俗内容的表现，我亦深有同感。相扑的外国粉丝中来头最大者，莫过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但我总觉得他喜爱观看的动机很阴暗。事实上，目睹两个全身赘肉几近下垂的躯体互相推搡，视觉上很难有任何愉悦可言。

　　提到相扑，就都往中国古代的角力拉关系，甚至扯上《水浒传》的浪子燕青、蒋门神，等等。力士相搏摔跤本来正常，但把人刻意增肥到严重不正常的地步，怎么看都是变态。其实，相扑选手此前并没有这么胖。明治时代的力士们平均身高1.70米，体重约100公斤，因为社会地位较高待遇不错，平均寿命为56岁，比当时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43岁高出一大截。然而，当代力士的体重出现了和日本经济比翼齐飞般的增长，平均身高1.84米的情况下体重159公斤。把入门时挺多也就八九十公斤的小伙子，吹气似的体重翻番，这个增肥技巧无他，除了吃就是睡。一位曾打入日本相扑界的中国选手说，他们只有中午和晚上两顿饭，必定有一顿是力士火锅，食品主要是鱼类、肉类、蔬菜和豆制品，主食是米饭，有时也吃面条或饺子。但身高1.80米的他的体重最多时也只有135公斤，在相扑界算是轻量级，退役后降低到115公斤。日本裔选手中，武双山身高1.84米，体重178公斤，真是好一座移动肉山。而美国夏威夷出身的曙太郎是首位外国人“横纲”，身高2.04米，体重达220公斤！

　　过度肥胖必然带来恶果。据统计，1980年至2002年间去世的100名相扑高级选手，平均寿命是63.6岁，比同期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78岁低了一大截。罪魁祸首，自然是畸形的增肥。一时风头无两的横纲贵乃花体重曾达159公斤，始终为内脏疾病所苦。但新一代的王者蒙古人朝青龙身高1.84米，体重124公斤，他的成功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愈来愈肥的风气？我不知道。

　　那位中国前选手对我说，相扑的竞技体育成分可能比它的文化意义要小，它作为日本的传统国粹，可能和中国的京剧差不多。我以为在相扑这个现象上，体现出的是日本人非理性的固执一面。不管是不是糟粕，只要我们自认为是国粹就足够了。

　　相扑如果不算体育，那么会有什么实战价值吗？

　　那位巨无霸曙太郎曾改写了日本相扑的历史，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决定去参加自由搏击。在记者采访中，他说以前在相扑界留下的毛病是不和人厮拼就全身难受，这绝对是为自己找台阶。两场搏击赛事，都没有任何悬念可言。第一场，曙和美国黑人拳手萨布交锋，仅仅进行了几十秒，一味挨打毫无还手之力的他就被对方重拳击倒。第二场，曙的对手换成日本拳手武藏，尽管他比武藏的身高高出19厘米，重量更是对方（99.9公斤）的两倍还多，依旧是惨败。

　　由于东京的治安恶化，一些现役相扑选手为了“回报社会”，自发地组织了“保安队”，在训练场附近的街道巡逻。看上去，这些身穿和服、脚踩拖鞋的家伙个个都是庞然大物，俨然不负力士之称，但真的较量起来，还真就很可能斗不过一个普通男子。别的不说，只要你快跑出五十米，让他们放马来追，自然就会纷纷瘫软在地。

　　朝青龙的走红，为蒙古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增分不少，但从人道角度讲，这行业真不值得推荐。不中看、也不中用的相扑，且就让日本人继续“国粹”吧。

　　需要补充的是，相扑历史上首位中国选手为20世纪70年代的清乃华，但他是生长于日本的福建籍华侨子弟。从中国赴日的首位选手是前上海柔道运动员王瑜（已经退役），此后北京柔道运动员吕超（艺名仲之国）和内蒙古的恩库特福欣（艺名苍国来），后者成绩最突出，25岁的他在2009年底成功打入幕内，成为清乃华以来的第二位中国籍入幕力士。苍国来身高186公分，体重约125公斤，也属于轻量级选手，依靠摔跤技巧取胜。我曾陪他参加过大使馆的春节招待会，是一位非常淳朴的小伙子。以摔跤或柔道技术为基础，看似不纯，我却以为才是正道。

以下为出版书籍删除部分

之二十九：表里

　　我来日本后的第一份短工，确切地说是和色情业相关的。

　　同学介绍了一个上海人阿平，他交给我1000张色情录像带的宣传单，让我挨家挨户的信箱投递，报酬是4000日元。这1000张全部发放完毕，大概需要三四个小时。我发了三天后，因为担心违法决定辞职，但没有拿到工钱，那家伙也联系不到了。当年我步行奔波过的街市，恰好是十年后的居所，回忆起往事总有万千感慨。

　　这些宣传单之所以违法，是由于上面推销的全部叫做“裏ビデオ”（里录像带）。与“裏ビデオ”相对应的，还有所谓市面常见的“表ビデオ”。两者都是色情录像带，区别在于性器官的直接暴露与否，以及前者违法后者合法。我给别人家里发宣传品，自己家的信箱里每天也都要被塞进几张。在那个网络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今人所说的“无码”作品需要这种直销手段。

　　表和里的对应，一度是日本社会的一大热门议题。除了“裏ビデオ”，还有“裏本”，就是性器官完全暴露的色情画册。日本社会那些年曾有持续的论战，或可称之为“阴毛之争”。伊恩•布鲁玛把这当作日本人表里不一的虚伪道德观念的展现：“在大众娱乐方面，强暴、虐待狂、酷刑，所有这些都是许可的，但是官方的底线则画在阴毛的暴露上。这更令人回忆起学校老师测量学生那一头乱发的长度，而不是指点其深刻的道德信念。”

　　确实，我当时也对此深感不解，反正是色情片，难道在男女性器官上加上一团马赛克就会降低败坏社会风气的危险么？一位日本友人的解释是，马赛克增加了朦胧和含蓄的气氛，符合日本的美学观念。这个说法听起来满有道理，但后来我发现他也收藏了一些“裏本”和“裏ビデオ”。

　　“裏ビデオ”、“裏本”的全盛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发宣传品的时候大概是最后的辉煌。日本各界、包括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这团马赛克和官方斗争，换来了官方将马赛克的方块数量减少5%的“退让”。这具有一种日本式的滑稽色彩，依据什么算出了5%的数字？5%会保证公共道德的安全么？正如伊恩•布鲁玛所说，日本的色情音像制品中有很多比那团马赛克更具威胁的东西，可那似有若无的法律就是盯着一小团马赛克。去年，李安的《色，戒》在日本公映，被定为成人限制级。有华人同事满怀期待去了电影院，后来懊恼地说：“日本怎么这样呢？居然还打马赛克！”

　　与色情音像制品上的表里不一类似的，是日本的色情服务业。日本法律规定不允许卖淫，一般的色情店铺禁止提供“本番”（性交）服务，可曾因“土耳其浴室”诨名引起外交纠纷的“ソープランド”却可以公开营业。“ソープランド”被日本警方称作“特殊的业务形态……容易成为卖淫的温床”，可谁都清楚，那里的“本番”是不折不扣的卖淫，何以就不违法呢？这就是表里的学问。事实上，“裏ビデオ”、“裏本”虽然名义上违法，繁华街头却经常能看到贩卖的店铺，并没有见到警方严加取缔。那些塞入住户信箱的宣传品标明了电话号码，如果警察想抓贩卖者易如反掌，而我对违法的担心仅仅是因为外国人的身份。

　　“裏ビデオ”、“裏本”的退潮，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个是DVD的普及，使得出版者得以利用高清晰的像素实现“薄马赛克”的境界，中文称之为“薄码”，比起过去录像带的视觉效果有了欲盖弥彰的效果，更出现了“裏DVD”；另一个是网络的传输，出版者在日本以外通过网络传播“无修正”（无码）影像作品，国外发送和日本国内接收都不违法，造成了“事实合法”的状态。

“裏DVD”或“无修正”作品的网络贩卖公司，多数把据点放在了美国的夏威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好玩的是其中两家著名的厂标，一个叫“虎！虎！虎！”，一个叫“神风”，搞得好像要二次进攻美国，可他们不远万里，不过是为了“出口转内销”罢了。

之三十三：吓住你

　　那年去参加了汤姆•克鲁斯《最后的武士》的见面会。该片英文原名为《Last Samurai》， “Samurai”的日文汉字是“侍”，即武士。在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中，几乎都涉及日本的“Bushido（武士道）”，特别是为何以美国人身份选择这个题材。汤姆•克鲁斯和导演爱德华•兹维克都为“武士道”精神大唱赞歌，称他们历来对日本传统文化和武士精神钦佩有加，更为此片研读了大量相关资料。汤姆•克鲁斯说他已可以就这个话题滔滔不绝地谈上几个小时，并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奉行武士的诚实、忠诚、乐于助人等传统美德。

　　虽然这些说辞不乏人在日本而着意客套的成分，但日本的武士道确实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像Samurai等一些专有名词，如harakiri（切腹），都由日语发音进入了英语词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以财力为后盾，加强对外文化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武士道思想武装的日本军队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得到了对手的敬畏。

　　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相继胜利，为自己挣得了一个列强的席位，但在欧美列强的眼里，仍旧是难免遭到歧视的，并未被当做平等的对手。这个境遇在二战之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欧美人被疯狂的日本人吓住了。

　　被关押的中国沈阳集中营里的美国战俘罗依•威尔回忆，美国空军空袭那天，他看到一架受创的日本战斗机毅然撞向了一架B-29轰炸机，爆炸的碎片由天而降，“简直是让我敬畏，这是唯一一句我所能用来形容的话，一种致命的敬畏感。”此后，面对连人带机一起俯冲下来的“神风特攻”，西方军人感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可能远远大于它造成的物质与生命损失。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员甚至提出了一个古怪的点子：把日本天皇的肖像画在盟军战舰的船舷上，以此来避免特攻队的自杀袭击。当然，这个主意没有被付诸实施，却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被吓到了。所以，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军第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说了一句或许是发自肺腑的话：“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士兵。”

　　为日本兵的“名声”写下最后浓重一笔的，是那位在菲律宾战斗到1974年的小野田宽郎，他的绰号就是“Last Samurai”。英国的朋克摇滚乐队Camel曾以他的经历为题材，发行过一张专辑。从军前小野田曾在中国生活过，会说一些中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关于小野田事迹的记述中也提到中国网络上对他的评价以赞赏居多。这在日本人看来，大概是又一桩被“武士道精神”震慑的例子吧。

　　对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未能彻底清算的原因，多数的观点是强调美国意图利用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把它作为“反共桥头堡”。然而，单纯的政治理由还不够充分，不容忽视的是内心对日本这个对手的“敬畏感”。人类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丛林，不管涂抹了多少文明的粉饰。在自命不凡的话语霸权面前，曲意逢迎，和颜悦色，可能换来的是被轻视，被羞辱。

　　再来看小野田这个“最后的武士”。主持人窦文涛和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在谈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时，称小野田的行为体现了“近乎病态的职业精神”。我觉得“近乎”和“职业精神”几个字都可以去掉。事实上，小野田在这三十年中并没有中断对外部信息的获取，他通过收听广播、阅读报刊等方式知道日本皇太子结婚、东京奥运，还把听赛马比赛当作唯一的娱乐，很难想象对战争的结束懵然无知。他说以为日本建立了美国操纵的傀儡政权，流亡政府的战斗仍在继续，这在最初的几年内是可能的，但若说三十年始终没搞清楚，即便在日本社会里对此也有很多怀疑。

　　三十年内，小野田和几名先后或降或死的同伴发动过多次“作战”。这也和1972年在关岛被发现的残兵横井庄一、1974年底在印尼被发现的中村辉夫（台湾原住民）构成显著差别，横井等人只是在密林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而小野田的“作战”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破坏的“いたずら（日文汉字：惡戯）”。

之三十九：一瞬

　　今天的日本各大报仍然保有属于诗歌的版面，刊登着读者投稿的俳句与川柳。两者都只有短短的十七音，所以一登就是几十首，充分展示了民众极高的创作热情。我国大跃进时期曾有一场全民写诗热潮，据说有一人日书千篇的纪录。相比之下，日本人每年创作的俳句恐怕也要有几百亿首。全国人民热心作诗，哪怕泰半是梨花体，也比“九亿麻”要风雅一点。

　　王安石在诗中批评韩愈的平淮西碑，“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俳”显然是贬抑之辞。汉语中俳谐的意思是诙谐戏谑，难登大雅之堂，不过，日本人把俳句发展成了日本诗歌的代表体裁，“俳”的本意已无足轻重了。

　　对俳句的最初印象，自然是松尾芭蕉的名作：“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此后，就是美国诗人庞德那首据说深受俳句影响的《地铁车站》。芭蕉的意境颇富禅机，庞德的意象韵味深远，但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爱好者而言，为俳句所倾倒似乎有点困难。中国文人费心创制的“汉俳”，我总觉得是那个崇日年代的背景使然。要说短歌，我们的五绝不过二十字，词中《十六字令》更仅有十六字。俳句在西方的影响较大，窃以为有一个要素：语言里动词的时态。汉语动词本身没有时态变化，因此，对俳句的接纳程度反而不如西方。

　　不过，理解日本文化，俳句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途径。罗兰-巴特在薄薄的小册子里不惜篇幅地论述俳句，不是仅仅因为文学批评是他的本行，更因为对俳句的看法“也可以用来谈论人们在我称之为日本的那个国度旅行时碰到的每一件事。”事实上，看日本民众们的作品，的确涉及广泛，生活中的一切皆可入“俳”。

　　提到俳句，好像就一定要说起禅宗，这个话题稍后再议。若从字面来看，俳句，尤其是很多古典俳句，是对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的迅速捕捉。借助于时态，这个瞬间仿佛被定格成了一幅小画，用罗兰-巴特的话说是一个“偶发事件”，用三岛由纪夫的话说则是“时间结晶体的美丽的断面”。它表现出的，是日本式的时间和美学观念。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念，如果从计时刻度上讲，似乎有点粗放，不知是不是大陆民族的生活环境所致。中国人眼中的美，大约也有一种绵延感，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对照来看，日本人可能一方面囿于狭仄的空间，一方面身处多突发灾害的自然，对时间有着更细致的感受。当你用愈细微的时间刻度去寻求美的时候，就愈发容易感受到美的难以久驻，而愈是难以久驻，就更显示出美在须臾之间的魅力。春之樱花，夏之花火，秋之红叶，冬之初雪，日本人喜爱的四季风物，皆有此一近似的特征。俳句本来应该是打油诗，却成了主旋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精短体裁最适合体现那不能过多定义或描述的一瞬。

　　即便在篇幅较长的叙事文学里，俳句式的特点还是屡屡出现。且看三岛在《春雪》中刻画的一个场景：聪子走过后院时，女侍在喂鸡。“有几根鸡毛白晃晃地飘落，快接近地面了”。这是日本文学式的一瞬。着眼点并非散落在地上的鸡毛，甚至也不是正在飘落的过程，而是 “快接近地面”的刹那。

　　人类的进化史，是时间观念的进化史，其度量单位越来越细，如百米赛跑的计时要算到0.00秒。日本文化的瞬息之美的一闪，颇能打动很多现代人的心灵。但是，刻度变细微了，长度的延续性毕竟还在。这就教人觉出日本人的一大不足，即局限于一瞬，忽略了长久。俳句纤巧，长诗却是短板；资料详密，论断却显局促……李宗仁所以称日本人是优秀的战术家，但战略观有短视之嫌（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登场的民主党政权创设了一个叫做“国家战略局”的机构）。

　　最后开个玩笑。突然看到女诗人赵丽华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诗云：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正好十七个字。

之九十八：暴力畸恋

　　2000年，日本电影界最热门的影片，非深作欣二的《大逃杀》莫属。影片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争议，甚至闹到险些被禁映的地步。在被限定为15岁以上允许观看并公映之后，该片风波不断，尤其是几年之后，长崎发生小学六年级女生杀害同学的惨案，震惊列岛，而凶手据说是《大逃杀》的粉丝。在舆论压力下，发行公司一度不得不推迟了影片的DVD贩卖计划。

　　与日本国内的意见纷纭相比，中国大陆虽无法引进此片，但通过盗版光碟和网络下载看到这部电影的中国观众却似乎多数为之叫好。在某种程度上，《大逃杀》如同王家卫的作品一样，成了一部小资时尚电影。假如能从该片中看出微言大义，不啻眼光了得、思想深刻。某人在网络发表的感想说第一次看觉得它是日本变态电影，接下来看了一些评论，才知道其内涵有多么充沛。我倒想说：你的第一感本来是正确的，因为那些“内涵”全是自欺欺人。《大逃杀》如果说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展现了日本式的对暴力的畸恋。

　　我看《大逃杀》的第一感，是联想到了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青睐的代表作《蝇王》。两者的相近之处，首先要说岛国背景，故事也都发生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之上；其次都是少年之间的自相残杀，暴力悲剧接连上演。或许，深作欣二和影片原著小说作者都受到了威廉•戈尔丁《蝇王》故事的影响。然而，若是读过《蝇王》，不难发现两者的思想深度有何等之大的差距。《蝇王》也写少年们的残忍暴力，但是在冷战和核时代的背景下，着眼于探究追问人性的恶所从何来所到何地；《大逃杀》从一开始的所谓“共和国”政府制定少年们必须互相杀戮的“法则”，就荒谬离奇地把故事置于为了暴力而暴力的境地。尽管作者和评论者为影片生硬地添加了大量的思想色彩，说什么以血腥暴力的手段达到反血腥暴力的目的，以及是人生和社会的寓言等等，真正靠谱的或许只有最后一点仿佛沾边，即社会的压抑氛围下依靠想象的暴力来获得排遣。在其他社会里，压抑同样存在，对暴力的想象都是人的排解方式之一，比如中国文化中对“以武犯禁”的武侠的偏爱。不过，多数对暴力的想象将重点放在暴力行为的后果，常见的是“匡扶正义”、“还了一个公道”。设若将想象的重点放在了暴力的本身，就像《大逃杀》，少年们被发放了各种各样的“武器”，以便制造各种各样的暴力，各种各样的死法。

　　深作欣二的《大逃杀》因为争议而备受关注，票房反响很好，后来又拍了续集，却声势不再。而类似的暴力电影算是日本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比较著名的导演有三池崇史、塚本晋也、石井隆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影片充斥血腥暴力场面，动不动就血浆迸溅，动不动就人肉横飞，还有折磨考问的详细展现。应该说，此类电影体现的就是高度精神压抑之下的扭曲和极端幻想，但在日本，他们的声望好像并不如在海外那么闻名，属于比较小众性的创作者。在日本之外，他们的作品得到了更高的评价，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更诡异的是，俨然时尚的象征。这个命运颇有点像寿司，本来并不算什么好东西，但因为被“嬉皮士”中意，给它赋予了上流社会、精英阶层的意义。以《大逃杀》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来看，在文化青年或者说小资分子聚集的豆瓣网站，三成半的人给与该片五颗星的最高评价，四成多的人给了四颗星。为什么？事实上，此类暴力电影在日本海外受到好评的现象，从这里也能看出一点端倪。电影中的暴力和社会主流伦理价值观有所冲突，因而一些热衷与表现自己的另类、独特、非主流的小资人士，会由于对电影的赞赏来获得身份验证。这种人士表述他们在观影过程中的独到感想（当然是称颂为主，才能显示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内涵”），也在无形中给影片贴上了“时尚”的标签。小资人士以独特标榜，却是最乐于随波逐流的，如果是“时尚”，不紧跟怎么行？于是，《大逃杀》就变成了众人趋之若鹜的经典佳作。

　　本文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不以为然，没办法，个人观点。说的是暴力电影，也适用于日本的暴力漫画、小说等。

之八十三：右翼的成分

　　最初留学的日语学校毗邻东京饭田桥的日中友好会馆，听说那块地皮是当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购得，所有权现在属于中方。此地的一个特色是右/翼街头宣传常常光顾，大喇叭里要么声嘶力竭要么高唱军歌。1996年秋，港台保钓人士首次登上钓鱼岛，展开了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旗，令日本右/翼深受刺激。接下来的数日内，右/翼的黑色宣传车围着转圈，某一次差点和我们留学生发生了冲突。我还记得那是个矮小的中年男子，把手中的饮料罐一扔，骂着“支/那/人滚回去”就要和我们动手，这边数名中国留学生也准备一拥而上，但被学校的日本老师们竭力拦住。校方报警后，警方派出了手持盾牌、头戴钢盔的机动队，我们“享受”了几天高级别的“护卫”。前几年，中日关系恶化时，我的那所母校还遭到右/翼用钢珠枪的射击，在校门的玻璃上留下了两个弹孔。

　　那一次算是和右/翼分子有直接的“交流”，此后见过很多这类人等，尤其是每年八一五的靖/国/神/社，冷眼旁观之下只觉得他们和吾国愤青一样粗鄙而且滑稽；也翻看过一些右/翼的理论刊物和书籍，假如不是一团自相矛盾的浆糊，就是癫狂不经的发泄。但是，右/翼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力毕竟是不容忽略的存在，所以了解这个特定的群体仍有重要的价值。

　　右/翼两个字，其实是个大箩筐，什么货色都能装。一般来说，右/翼的意识形态基本原则大约有三项：首先是“国体护持”，讲尊皇（抽象意义上的皇），讲大和民族的优秀和独特等等；其次是反共，源流可以上溯到战前的所谓“正统右/翼”；再次是反日本国内的左翼，战后日本的左翼运动一度声势浩大，曾是他们针锋相对的敌手。可是，虽然有这三项原则，但具体到现实来说，右/翼当中的各种立场真是五花八门。战前的右/翼团体大致分“正统右/翼”和“任侠右/翼”两类，前者有一定思想含量，比如支持孙中山政治活动的“大亚洲主义”者们，后者则属于被官方或财阀收买，打击对抗民权运动的黑社会打手。战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出来了鼓吹“体制变革”的“新右/翼”。同样是右/翼，在对外关系上有的反美，有的亲美；有的反韩国，有的主张“日韩友好”；比较有“反”的共识的，应该是中国（包括台/湾的蓝系党派）、朝鲜和俄罗斯。还有的右/翼不但反日本现行的政经体制，乃至于笼统地反现代科学技术。

　　最能体现右/翼思维之混乱的，或许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在日朝鲜半岛裔的右/翼成员。中国人在日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右/翼活动，就是街头的黑色宣传车，他们被称为“街宣右/翼”或“行动右/翼”。对此，中国人大多是一笑置之，并认为他们是拿工资的另类“上班族”。不过，若说他们中有不少是在日朝鲜半岛人，恐怕会令人感到惊异吧。我们普遍觉得，朝鲜半岛人因为背负曾受日本殖民统治的伤痛记忆，对日本的态度会趋向强硬。但前公安调查官（国安官员）菅沼光弘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发布会上语出惊人，称“街宣右/翼”中在日朝鲜半岛人和受歧视的部落民后裔占了九成以上。这一现象，也得到了一些同为在日朝鲜半岛后裔的人士的证实。

　　日本的右/翼有韩国/朝鲜人？听上去有点荒诞，但有其社会心理学的动因。在日朝鲜半岛人在日本社会中曾是受压迫歧视的族群，这增强了他们的集团凝聚力，导致成立了不少黑社会组织。另一方面，越是被压迫歧视，却越可能形成一种扭曲的身份认同，表现出比主流更偏激的保守意识。中国媒体曾报道中日俱乐部之间的足球比赛，在日本球队效力的朝鲜球员郑大世仿佛杀红了眼一般，大概是一个可资印证的例子。

　　最近，部分日本右/翼人士在东京中国人最活跃的池袋搞了两次集会，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人。有一点奇怪的是，集会的主题之一是反对给与在日外国人参政权，而此运动的全力推动者是在日韩国/朝鲜人，多数中国人并不感兴趣，但这些右/翼显然有意选错了对象，原因或可推敲。最后补充的是，随着中国人在日本生活或旅游的增多，接触右/翼人士的机会亦可能增加，值得注意。前面提到的那伙右/翼在池袋闹腾之后往别处行进，一位中国留学生拿了张纸写着“反对排外”的字样在路边反驳，他们二话不说上前就施以殴打（参与者将全部过程拍摄下来制作成炫耀“胜利”的视频），警察也仅仅把留学生拉开，并不制裁施暴者。文明人非要和野蛮的暴徒理论，窃以为倒也大可不必。

之六十六：裕仁的责任

　　回顾从九一八事变到密苏里败降的“十四年战争”，最大的一个不解之谜，恐怕要算是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简略地说，他的内心真实想法究竟为何？他本人在世时，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当他作古二十余年后，仍然如此。

　　裕仁正式登基是1926年，但实际上因为其父大正天皇病重，早在1921年就已经摄政。1923年关东大地震，他在巡视灾情中曾被左翼激进人士行刺受伤。这或许警示他虽然贵为“现人神”，身边仍旧危机暗伏。而最大的危机，还是明治时代的元老凋零殆尽，他开始处于一个极其微妙而又孤立的位置之上。

　　明治维新的真正领导核心是一批元老，对天皇，对军队，对党派，对平民，皆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裕仁在平民眼里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现人神”，但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可以“指正”他。然而，对于奉天皇为最高统帅的军人势力的扩张，势单力孤的西园寺公望最终无能为力了。关于日本明治政体的奇特与弊端，留待别篇另议，这里只说说天皇与军部的关系。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引用蒋介石日记中记载，谈及1935年日方强迫何应钦签订 “何梅协定”后，裕仁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呈递国书时对蒋私下破例道出：“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史料亦记载，在1941年决定对美英开战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对军方的战争决定表示遗憾，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吟诵了明治天皇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主题的短歌一首，然后退席。2006年，日本媒体以显要篇幅报道了已故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日记，记载裕仁曾对富田说，因为1978年靖/国/神/社将甲级战犯合祀之后，他再也不去参拜。凡此种种，表现出的都是对战争和主导战争的军方的反感。可是，历史更加清清楚楚地表明，裕仁从未对这些他所反感的东西做出明确的对抗。一方面，他是“现人神”，拥有军队的统帅权，他的决策被称为“圣断”，“忠君爱国”是军人最高守则，士兵们战死是为了他而献身；另一方面，他的意见并未得到有效遵从，军方一些策划他根本无从得知，少壮军人、右/翼分子更以“清君侧”为名击杀首相大臣。两相对照，形成了一幅扭曲到荒诞的诡异图景。所以，关于裕仁的战争责任认定，出现了各执一词的困境。解脱责任的观点认为裕仁是军部操纵下的傀儡，无力改变局面；强调责任的观点认为裕仁有能力扭转大局，根本就是军部的一丘之貉。两种观点都能找出相应的例证。前者如对美英开战的御前会议，后者如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之后，他的不满令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

　　归根结底，这种扭曲除了在日本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寻求原因之外，还必须看到裕仁的个人因素。他的性格特点，简略而言就是懦弱。1928年，裕仁的岳父临终前曾对女儿说：“今上有时意志薄弱，须皇后内助。”这位老丈人应该说眼光很准。

　　裕仁的爱好是研究植物学，寡言少语，用今天的话来讲是比较标准的“宅男”。加上天性懦弱，他才会对军方如此纵容。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二二六兵变后，他对打着效忠天皇的旗号的叛军首领严加镇压。在日本一直有传闻，说叛军有意图拥立裕仁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所以令裕仁震怒。雍仁亲王和裕仁性格完全相反，喜爱登山和网球，在社交界颇为活跃，更顶着陆军少将的军衔和陆军中不少将校交好，有关他的风言风语着实不少。也许在裕仁看来，军方废立的威胁是现实的存在，他在处理和军部的关系上必得小心行事。

　　懦弱的性格辅以畸形的体制，裕仁在日本朝着失速状态的疾行过程中采取了差不多听之任之的态度。据说，他在晚年曾对太子明仁（现平成天皇）的家庭教师说过后悔没有制止战争。因此，尽管他从内心里可能不赞同侵略和战争，道义上的责任仍是绝对无法推卸的。

　　今天虽然没有了军部，但保守势力还在，与天皇之间的扭曲亦然。保守势力多年来一直在推进国歌（君之代）国旗（日之丸）法案，石/原/慎/太/郎执政的东京都还屡屡惩处有分歧意见的教师。可明仁天皇本人不但质疑“强制教育”的必要性，还少有地批评政府处理不当。这个现象也从侧面说明了战后美国主导的日本政体改造大体上换汤不换药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