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国

黎东方

简介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系已故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著。作者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本书则是丛书中最富可读性的一种。

代序

（序一）

顾毓琇

人类有文化，文化成历史，历史即文化。

黎东方教授将重印《细说三国》，函嘱以诗词代序。一九九二年以后，余已停作诗词，因此只能抄录旧作若干首，以应雅命。

满江红

长江赤壁（上阙）

滚滚长江，浪淘尽，英豪俊杰。叹蜀相，鞠躬尽瘁，出师未捷。借箭东风烧赤壁，抚琴天水悲明月。至今留，两表见忠贞，空心血。

临江仙

用李清照韵

玄武名湖湖水涨，紫金山色青青。挑灯夜饮到天明。春归碧霞岭，人老石头城。金粉六朝多少恨，秦淮旧事伤情。苍松犹在放芳馨。玉笙吹散曲，花影惜飘零。

南乡子

用辛稼轩韵

滚滚大江流，无限风光黄鹤楼。天下兴亡多少恨，休休。明月轻舟赤壁游。极目望神州，大地丰收众志酬。千古英雄无敌手，悠悠。如画江山何所求。

菩萨蛮

用辛稼轩韵

贺兰山下西江水，长安北望离人泪。街雁报平安，可怜江上寒。春光留不住，江水东流去，江岸有垂杨，能教夏日长。

以上数词，分咏南京（吴）、成都（蜀）及长安（魏）。兹录二词，祝文艺复兴，以颂黎东方教授的历史名著。

临江仙

文艺复兴一九九一年

文艺复兴今日事，开来继往精神。山河大地尽回春。九州同意志，五族一家亲。诗圣词仙书画妙，况加科技更新。年丰物阜最堪珍。仁人心日月，天际摘星辰。

一剪梅

一九七二年

浩荡长江卷浪花。大哉中华，美哉中华。黄河一泻倾天下。复兴文化，发扬文化。雪耀昆仑映日斜。易水悲笳，胡马鸣笳。巍峨五岳彩云霞。爱我邦家，护我邦家。

黎东方教授受业于梁任公先生。任公先生在清华讲《历史研究法》，东方教授得其真传，留学巴黎，讲学美邦，著作丰富，发扬文化。

作此代序，祝寿而康。

一九九八年十月于费城

时年九六

附诗四首

（一）和李白《忆东山》

奇才楚屈子，汨罗起浪花。

江山摇落处，空忆贾长沙。

（二）和王之涣《登鹳雀楼》

长城延万里，黄河九曲流。

千年大雁塔，天际耸层楼。

（三）和杜甫《蜀相》

锦城翠柏早成林，丞相祠堂最足钦。

自有丹心昭日月，长留华表矢忠忱。

三分天下隆中策，六出祁山汉帜临。

昭烈帝陵呵护在，英雄终古感知音。

（四）和杨慎（升庵）《武侯祠》

茅庐三顾怀先主，诸葛画谋史迹闻。

剑阁关山愁落叶，锦城江水漾秋分。

回想蜀汉争雄日，怅望峨眉入暮云。

五丈原头想往事，猿啼巫峡绿沄沄。

说三分——序黎东方先生《细说三国》（序二）

原出版自序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任公先生在清华讲《历史研究法》，东方教授得其真传，留学巴黎，讲学美邦，著作丰富，发扬文化。

作此代序，祝寿而康。

一九九八年十月于费城

时年九六

附诗四首

（一）和李白《忆东山》

奇才楚屈子，汨罗起浪花。

江山摇落处，空忆贾长沙。

（二）和王之涣《登鹳雀楼》

长城延万里，黄河九曲流。

千年大雁塔，天际耸层楼。

（三）和杜甫《蜀相》

锦城翠柏早成林，丞相祠堂最足钦。

自有丹心昭日月，长留华表矢忠忱。

三分天下隆中策，六出祁山汉帜临。

昭烈帝陵呵护在，英雄终古感知音。

（四）和杨慎（升庵）《武侯祠》

茅庐三顾怀先主，诸葛画谋史迹闻。

剑阁关山愁落叶，锦城江水漾秋分。

回想蜀汉争雄日，怅望峨眉入暮云。

五丈原头想往事，猿啼巫峡绿沄沄。

说三分一一序黎东方先生《细说三国》（序二）

唐振常

黎东方先生既以九二高龄于一九九八年初逝世美国，他那写完出齐从史前到民国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雄伟计划，自然中道而废，这于黎先生的名山事业自是莫大遗憾，而对喜读“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众多读者来说，更感损失无穷。所幸黎先生生前已有台湾传记文学丛刊《细说三国》上下册之刊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信守前约，今兹出版《细说三国》大陆版，我承命续为之序，今番拜读黎先生两年前寄来的这部大作，写下这篇序文，惜不能就正于黎先生之前了。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三国史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人物多，事件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治这段历史的人或如治棼理丝，或如串置散钱，能够综而贯之，然后考其得失，论其精要，以为后世之鉴，殊非易事。偏偏这段历史又很热闹，又很有趣，吸引了后世众多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现象：欲知根底，便深读历史；可是往往深读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读而问题愈多。陈寿的《三国志》，分写魏蜀吴，实是不得已的办法。正因为分而写之，每成割裂，人物与事件不能综贯，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志》中说法不同，读者取舍难定。读陈寿书，如不辅以裴松之《注》或其他材料，往往使人糊涂。此本是史书常见之事，不独《三国志》为然。但于三国历史，尤增人困惑者，则在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之盛行。《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大大影响了三国史，造成了读者印象中三国史的假假真真。小说紊乱了历史，以此为最。加上京戏舞台上搬演三国故事最多，亦复掺假。历史之有演义，非只《三国》一部。而《三国演义》最为深入人心，说明三国史之吸引人。三国史之吸引人，非从《三国演义》成书开始，应该追溯到讲史之“说三分”。

“说三分”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起初专门说讲三国故事，以及摭而大之。陆游“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蔡中郎者蔡邕，东汉末人，不过这并非“三分”之主题故事政治与战争，而衍化成了赵五娘琵琶记的爱情专题。从陆游此诗，一可见说书听书的盛况，一已显露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当然，放翁轻轻的一笔“身后是非谁管得”，如今发展到了伊于胡底的种种怪现象，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历史被糟践到了不成样子，远非放翁当年所能想象。

黎东方先生是前辈史学家，又继承了讲史说三分的民间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后方各大城市多作历史演讲，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故事，他是真正的“说三分”专家。当时，学生，教授，商人，市民，军人，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听他讲史。他所讲的是历史，不是演义。难得他多少年以后还坚持下去，尽管他或许不作口头的讲史了，却以其治史讲史所得，笔之于书，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已成的元、明、清、民国初年诸史，和现在这一本《细说三国》。

《细说三国》是真正的说三分。全书三十八章，第一章“合久必分”，是总纲，简述东汉末年形势。第二章至第三十七章，多冠以人名，由人物带出事件，间插入事件的命题，仍归结于人物，第三十八章“分久必合”，是收尾，写蜀、魏、吴的灭亡，殿以刘禹锡《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战争过去，人世循回，怀古念今，意气油然。话题转入各章中所未曾及的三国时代的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科学诸方面，约而举之，以为结束。

读竟全书，以为黎东方先生所写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正因他对三国史深有研究，每在叙述过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误，对于陈寿《三国志》他不轻信，指出所记不实或各传互为矛盾之处甚多，如诸葛亮究竟斩了马谡与否，陈寿本人就有三个不同的说法。黎东方先生于此，提出“历史不可深考性”，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与胡适之先生引张载说，指出研究当于不疑处有疑，是从事之两面去探究真实的科学原则。黎东方先生写三国史，必然时时会意识到《三国演义》的存在与真真假假的混淆历史，他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如张飞绝非莽汉，而是写得一手好字、善画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陈宫非真实，陈宫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难者，辈东方先生在维护真史的基础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举一例，孙策讨黄祖，为父报仇，卢溥《江表记》引野史《吴录》载孙策所上《表》一篇，黎东方先生以为绝妙之文，引之书中，读后确感是佳文。黎先生细考《表》中所记从征将领。在《吴志》各传中皆有如实记载，断言此《表》为真。如黎先生所言：“野史包括了真实。”

其二，读史书，往往最弄不清官制与地名。而二者一经混淆，便成混乱。《细说三国》对于宫制和地理沿革，大费功力，作了认真考订，乃得其实。如当时所谓扬州刺史，其治地并不在今之扬州，应是九江郡的寿春（安徽寿县），辖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与长江以南的江苏，就是没有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又如，火烧赤壁实是火烧乌林。赤壁在江南，乌林在江北，赤壁之战只是序幕，火烧大战实在乌林。凡此，不搞清楚，必误读历史。官制变化多端，更须注意时代之异。邓广铭先生曾有解读古史三把钥匙之说，信乎其言。《细说三国》随分点染官制、地理沿革的变化，使读者得明真相，真是一大功德。

其三，如黎东方先生所指出，中国史书多重纪传，而纪传体之失，在于分割事件，其结果乃成重人物而不明事件。《细说三国》尽管各章多以人物名篇，而着重写的则是人物所做的事，没有事件则失去了人物，因之，人与事乃相连结，索然可解。书中对事件之尤着力者，是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在两次事件中，写出了人的活动，不同性格人物的活动，所以事件与人物乃为有机构成。黎先生在他写的人物中，也时发议论，如对曹操、刘备、诸葛亮，就发了很多议论。我以为读者对他的议论，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要皆为其治史论人有得之见。中国史书纪传确有佳作，史迁班书以后愈演而愈成一种套式，只是把不同姓名的人往里面一套，以致流为履历表，于事不明，于人不可解，实在乏味。黎东方先生以其活泼之文，论人论事。也为史书增加了几分清新，其可取也。

是为序。

二○○○年四月四日草十四日修订

原出版自序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主编要我把当年在重庆“开讲三国”的经过，向年轻一代读者说一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怕说得太多了，叫人难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轻描淡写说一下。当年在重庆捧过我的场，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到今天还在背后捧我，见面的时候鼓励我。他们甚至“加油添醋”，给了我不少我无权接受的荣誉。例如，说我讲了《红楼梦》，又说我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演讲卖票的人。

在中国最先以卖票的方式演讲的，不是我，而是战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讲的是政治问题。在重庆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的，似乎是我。但是，龚德柏先生说，是他。大概是他，也许还是我，记不清了。

在外国首先卖票演讲的，可能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也许是另一人。让将来的有心入。以这个题目写一篇博士论文罢。

我开始讲《三国》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连讲了十天。地点是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为什么要在实验剧院？因为，院长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当时名叫蓝苹，其后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员的老师）；王泊生把该院的大礼堂借给我，不收场租。

为什么要讲十天？因为，一天讲不完。说书人讲《三国》，讲上一两年。也每每讲不完。十天，只不过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与若干值得一谈的小事，浓缩了又浓缩，给听众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叙述而己。十天的讲题，每天换一个，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卖票？为什么不讲别的，偏要讲《三国》？为什么要讲？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讲而卖票，是为了卖票而讲。为什么要卖票？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当时，有了免费的场子，我却没有现款去登报上的广告、印刷入场的票。好心的《中央日报》社同仁，特许我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也让我先印入场的票，后收印刷费。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纯尽义务，不收报酬。

没想到，一炮打响，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来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门票是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一连十天，总收入相当于我的教授薪水几十个月。

其后，重庆近郊化龙桥的热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讲，重庆下半城的民众也邀我到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讲了一串。这两串，我都只讲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觉得钱赚得太多，会遭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里，一口气指手画脚，说上两个多钟点，一连五天已经够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讲十天，是因为在下午讲，并且当时颇有点要钱不要命的决心）。

再其后，到了泸州、昆明，每每只讲三天。分别以曹操、孙权、诸葛亮为主题。三天的收入，当然不比十天的多。于是，我又添了唐朝与清朝两个“戏码”。唐朝的三个主题，是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清朝的三个主题，是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候，专讲太平天国，便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三个人为主题。

胜利以后，我在南京、贵阳、安顺也讲了几次，后来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我道贺，他说：“的确，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得多了。”我说：“哪里，哪里！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呢。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

为了报答这些可爱可感的贵阳听众，我特别破例写了简要的讲辞大纲，每天印了一张报纸，折起来，成为十六开的薄薄的一本“分册”，题为《新三国》，定价每分册银圆五分，一共有六个分册。

这《新三国》，其后在旧金山与槟榔屿均重印了一次。吴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给浦家麟先生，于是远东图书公司也发行了台北版（未订版权买卖契约，只是租赁版权性质）。

现在，我开始用“细说”的体裁写《细说三国》，以就正于台北及世界各地的读者诸君。这细说体裁的《三国》，应该与演义不同，也与《新三国》不同。它将与《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等等成为姊妹篇。倘若《细说清朝》已蒙万千读者谬许为可读性颇高，则这部《细说三国》的可读性，有希望不比《细说清朝》差。因为，三国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于传奇色彩。

我是一个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说我“聪明绝顶”；其实我是笨到极点的人，只是外表略带秀气而已。有许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许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许多句子我写不顺。我只是懂得，像我这样的笨人，惟有埋头苦干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顺，惟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我这个文章“厨子”，所做出来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备。但区区微衷，很希望读者诸君吃了容易消化。

这却《细说三国》，不是《三国演义》或陈寿《三国志》的修订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改编。这三部书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动。

民国时代的卢弼，编了一部《三国志集解》。堪称为我们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录了不少裴松之以后的雪泥鸿爪。吕思勉、祝秀侠与姚季农、李则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对《三国志》贡献最大的，直至今日为止，恐怕依然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作补注的裴松之，与《资治通鉴》及考异的编者司马光。我的法宝，也就是他们写的这几部书而己，不惜对读者“和盘托出”，为的是让后起之秀能够写出比这《细说三国》更好的书。此外，碑铭、地方志，有关各人的文集诗集，与当代各方学者的短篇论文，也都是我的法宝，趁此一并公开。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冶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道，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察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宮外的大官的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宮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救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人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

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与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关。老天，不仅对人世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另有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得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二、黄巾

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数不为不多，组织不为不强，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人物之不学无术，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又没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更不曾聚集或培育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其两位弟弟张宝、张粱，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黄巢、李自成等等），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计划，张角不是没有。他活动了十几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头到各地区活动，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以一万人为“一方”，有些方超过一万，有些方不到一万。每方，设一个“大帅”。这三十六万人，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兖州，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荆州，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谞与徐奉二人。这二人加入了他的组织，愿作内应。

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

这起事日期，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张角一位负责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受车裂之刑；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千多名徒众被捕、被杀。否则，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

这边，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尽量捉拿张角及其所有徒众；那一边，张角也十分紧张，在暗中通知各地徒众，同时举动。

举动的一天，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自称“天公将军”，叫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今日宁晋县西南的地方。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汉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原因是：他们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是张曼成。在河北蠡县之南博陵的，是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以后。由楮飞燕继为头目，褚飞燕改姓名为张燕，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阳的汉朝政府，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豫州，分别讨伐张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将”卢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儁。

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也是刘备的小同乡：生长在冀州涿郡。他以极少的兵，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灵帝派了一个姓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卢植不向左丰送钱，左丰回去报告灵帝，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卢植逮捕，用槛车（囚笼）押解洛阳，派“东中郎将”董卓来带卢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朝那县城的地点，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稜与叔父皇甫规，均为“度辽将军”，可说是军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过扶风都尉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做过中央政府郎中（相当于今日的司长），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县令，被调回中央做“议郎”（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转升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带，东汉时的郡治，在灵武县东南）。这样看来，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标准型的文官。

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汉朝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中国到了清朝中叶，仍然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文人，先后担任统帅。只是到了民国初年，有了保定军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会同朱儁，把豫州颍川郡的黄巾打平。他于决战之日。用夜袭兼火攻。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擞，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竟然“依草结营”。这河南禹县附近“长社”的一战，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禹县），被皇甫嵩追击，再度击溃。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河南大康县一带），及东郁（山东濮阳县一带）的黄巾。

张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打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汉灵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袭。这一次，不在深夜，而在凌晨鸡鸣之时，张梁全军覆没，被杀了七万多人，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张角这时候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剉尸，割下他的头，送往洛阳）。

张角的另一弟弟张宝，逃去了“下曲阳”（今日河北省晋县之西）。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同往追击，捉住张宝，斩他的首。据范晔说，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合埋在下曲阳的城南，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京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汉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有关“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严酷的（后来，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东北部，打败他们，不杀而加以收编，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为槐里侯，食邑八千户。不久，由于在凉州造反的边章与韩遂等人，进兵威胁长安一带的“三辅”之地，朝廷把皇甫嵩从冀州调回迎敌，大宦官（中常侍）张让向他要五千万钱，皇甫嵩不给。张让在灵帝面前，告皇甫嵩一状，说他打黄巾无功，又浪费了公款。灵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为“都乡侯”。

三、董卓

董卓是凉州临洮郡人，与皇甫嵩是大同乡；但出生在豫州颖川郡轮氏县；父亲在该地当县尉，主管境内的治安与兵役。

董卓生下不久，便被父亲带回凉州，和羌人混在一起。那时候羌人已经占了凉州不少地方。董卓天性好斗，力气不小，会骑马，又会左右开弓，喜欢腰挂双弓。他能打仗，可以当小军官，而不是将帅的材料；读过兵法，却食而不化，不会运用。政治，他却颇为擅长；可惜也只是长于权谋，不明大道。

他发迹很早，在本州做过“兵马掾”，主管武器与马匹；在中央当过“羽林郎”（羽林营中的军官）。不久，他被派在中郎将张奂下面当“军司马”，对汉阳郡的羌人作战，立了微功，升为“郎中”，慢慢地又由郎中升为“西域戊己校尉”。

汉朝校尉的军阶不低，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校尉仅次于将军，而将军的人数极少。最高的一位校尉，是“司隶校尉”，所辖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围各郡，等于一个州，称为“司隶校尉部”。他的职权，很像是首都警备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

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戊己校尉”没有“部”；西域便是他的“部”。戊己两个字，很费解。原来，这两个字代表东西南北以外的地域（甲乙是东，丙丁是南，庚辛是西，壬癸是北）：用在此处，意思是“带兵巡回各地，没有固定的辖区”。

董卓在新疆住了不太久，便丢了官。他很有办法，很决就东山再起，作了并州刺史，又升为河东太守。刺史管一州，职位低，年俸只有（名义上的）六百石粮食。太守管一郡，地位高，权大，兼管民政军政，有权指挥本郡的都尉，年俸有（名义上的）二千石。

中严元年，黄巾造反，董卓被拜为“东中郎将”，派到冀州作卢植的继任，打张角，被张角打败，又丢了官。

中平二年，凉州的造反者在边章、韩遂二人的率领之下，打进了陕西渭河流域，“三辅”（三辅，是汉朝的三个郡：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郡，长安之右的扶风郡，称为“右扶风”，长安之左为冯翊郡，称为“左冯翊”。扶风的中心是咸阳，冯翊的中心是大荔）。朝廷慌忙从冀州调皇甫嵩回来，也起用了董卓，任命董卓为“中郎将”，不再加一个“东”字。皇甫嵩与董卓这一次均不能胜过凉州叛军。朝廷改派张温来做主帅，拜张温为“车骑将军”，不像对皇甫嵩那样，加一个“左”字。董卓又升了官，由“中郎将”改为“破虏将军”，算是列入将军的一类了。

董卓打了败仗而仍能升官，可能是由于懂得“政治”，懂得送礼的重要，懂得如何送，以及送给什么人。

张温在中平二年冬天，打了一个小胜仗，把边章、韩遂赶回榆中县城（甘肃省榆中县西北）。张温派一位部下一一荡寇将军周慎，带三万兵去追击。周慎不听孙坚的话，被边章、韩遂打败，丢了辎重与车辆，狼狈撤退（孙坚当时是张温的“参军事”，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参谋。孙坚劝周慎以奇兵断边章、韩遂的粮道。周慎不听，只晓得以全力围攻榆中县城；自己的粮道反而被边章、韩遂断了）。

董卓与周慎的地位差不了多少，张温也给他三万兵，叫他去打先零种的羌人；他走到天水郡的望垣县，就被敌人围了，几乎全军覆没；用了他的小聪明，伪装筑堰捕鱼，军队在堰的那一边渡过了河，逃走，“全师而还”，有功，受封为斄。

边章与韩遂在中平三年发生内讧。边章死于韩遵之手。韩遂而且杀了其他的同伙，如北宫伯玉和李文侯，兼领了这些人的部队。

韩遂带了十几万兵，围攻陇西郡的郡城（甘肃省临洮县东北）。陇西太守李相如，向韩遂投降，参加他的造反。他们共同杀死凉州刺史耿鄙；耿鄙的一位姓马名腾的“司马”，也作了韩遂的同志。

为什么凉州有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叛汉朝的武力呢？因为在洛阳的宦官及其在凉州的爪牙，激怒了北地郡的羌人与枹罕县、河关县的汉人。他们在中平元年冬天共同推戴了湟中郡的归化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领袖，以声讨宦官为造反的借口（枹罕与河关两县均在甘肃西南部。湟中郡在青海省的东南部）。

马腾是马超的父亲。自从马腾入伙以后，凉州造反者的声势更加浩大。他们在中平五年围攻陈仓（陕西宝鸡）。朝廷升皇甫嵩为左将军，升董卓为前将军，带了很多兵来，才解了围。

董卓因此又再升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管钱的“少府”。董卓却嫌九卿的地位不够高，不肯来洛阳就职。朝廷就改派他为并州牧。州牧比刺史大，也比太守大；主管一州的军政民政，不像刺史只是刺探与监察郡以下的官吏而已。

朝廷叫他把部队交出来，统归皇甫嵩指挥。他不交；把部队带去了并州，驻在河东，待时而动。

朝廷中的大将军何进，不仅不惩办他，反而求他进兵洛阳。他带了三千兵赶来洛阳；到达之日，何进已死。

何进是被宦官们杀死的。宦官之中的蹇硕，先被何进杀死。这是又一次的宦官外戚之争，也是东汉的最后一次。

事情发生在灵帝死后不久。灵帝死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日，不曾来得及先立太子。比较大的一个儿子，是十四岁的皇子辩，为皇后何氏所生。另一个儿子，是九岁的皇子协，为王美人所生；王美人已死，这个皇子协是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大的。

传说，灵帝将死之时，有意立皇子协，吩咐蹇硕执行他的遗命。蹇硕身体肥大，手握重兵，官居“上军校尉”，统辖了袁绍、曹操、冯芳等其他七个校尉。

蹇硕真可能不曾受有如此的托孤之命；或是能力太差。灵帝死后的第三天。继位为皇帝的并非皇子协，而是何皇后的儿子皇子辩。皇子辩在历史上被称为“少帝”（他是东汉的第二个少帝。第一个少帝，是殇帝之后，安帝之前的一位）。

何皇后临朝称制，以皇太后的身份替少帝当家。她的哥哥何进，在中平元年三月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之时，已经受拜为大将军。现在，她叫何进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袁隗被加官为“后将军”，对何进很合作。

何进很快便把蹇硕逮捕，关在牢里，杀掉。次月，中平六年五月，何进又把灵帝的母舅，骠骑将军董重逮捕下狱，杀掉。六月，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忽然又死。七月，何进把皇子协由渤海王降封为陈留王；并且向何太后建议，把所有的宦官都罢免了，改用郎官。何太后不肯，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怎么好意思使唤衣冠楚楚的士人？”何进这才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下命令给董卓，叫董卓“假造反”，带兵来洛阳，吓唬何太后。

何进在八月戊辰日，进长乐宫，向妹妹何太后请旨。这一次，他不是要求罢免所有“常侍”而是要求杀尽所有“常侍”。小宦官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报告了“中常侍”张让。张让与段珪率领几十个人，手拿兵器，于何进辞出长乐宫门之时，把何进邀到尚书省的阁楼，责备何进忘恩负义。他们说：“有一个时候，灵帝生何皇后的气，几乎把何皇后废掉，是我们十二常侍每人出了一千万钱献给灵帝，这才挽回了局面。”责备既罢，他们就把何进杀死于嘉德殿之前。

消息传出，何进的部下军官吴匡、张璋与虎责中郎将袁术，砍了宮门，攻到尚书省附近。袁术而且烧了南宫。张让与段珪把何太后、少帝、陈留王都带了走。由南宫的复道（陆桥）走入北宫。卢植这时候已经当了尚书，手执一戈，站在阁楼前面的路上，仰头大骂段珪。段珪把何太后放了！何大后从阁楼之上跳下。

不久，中军校尉袁绍与河南尹何苗也带了兵来，在“朱雀阙”下面捉住了中常侍赵忠，砍去他的头。何苗的头，忽然也被吴匡叫人砍了。吴匡说：“何苗现在虽则是助攻宦官，却一向是袒护宦官，并且接受宦官贿赂的人。尽管他是何大将军的弟弟，何大将军可说是因他而死。我们要杀了他，为何大将军报仇。”

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这时候也在场。董旻同意吴匡的话，便与吴匡合兵，攻杀了何苗。这位何苗死得不明不白。他是进宮为乃兄何进报仇的，却被别人认作是报仇的对象。

最热心于大杀宦官，不仅是为了替何进报仇，也是为了替窦武与陈蕃报仇的，是袁绍。何进之企图杀尽十二常侍，很受袁绍影响。袁术之反宦官，也是受了袁绍影响。袁术是袁绍的堂兄弟。

这一天，不仅是十二常侍为屠杀的对象，所有的大小宦官都被杀得几乎是一个不留。张让与段珪等人把少帝与陈留王带走，逃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小平津”，被尚书卢植追上，杀了几个，其余的都投河自杀。

少帝与陈留王由一位小官吴贡陪伴着，在黑夜中摸索，借着萤火虫的光，走了几里，遇到老百姓的车子，搭乘，到达了雏舍镇，住了三天，在辛未日骑马到了北芒镇。

董卓是在戊辰日的晚上，到达洛阳城的西边的。他接到报告，少帝与陈留王已经住在北芒的民家，便亲自带兵到北芒，去迎他们回宮。

少帝见了董卓和他的军队，很怕，怕得哭了出来，这也难怪。董卓的兵，并非全是汉族的人，而夹有不少羌人与胡人，相貌很凶。陈留王（皇子协）年纪虽小，却一点也不怕，能回答董卓所问的话，清清楚楚，颇讨董卓喜欢。

董卓在辛未日，偕同少帝与陈留王回洛阳。这已经是大杀宦官以后的第三天了。董卓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叫吕布杀掉“执金吾”丁原。“执金吾”的职务是维持京都治安。

丁原有兵。这些兵，董卓接官了下来。董卓本只带来了三干名，全靠常常在深夜秘密离开洛阳，于第二天白天大张旗鼓入城，让老百姓与袁绍等人相信，又来了一批董卓的凉州兵。董卓得到了丁原的兵，实力增加不少。

董卓所做的次一件重要的事，是叫何太后与参录尚书事袁隗，免掉司空刘弘的官，以他自己为司空。

第三件重要的事；便是在九月癸酉日召集百僚开会，提议废掉少帝辩，立陈留王协为帝。

董卓在百僚大会的会场中说：我要依照伊尹、霍光的前例，废掉现在的喑弱的皇帝，改立陈留王。谁要是反对我的意见，我就军法从事。偏偏有卢植以区区尚书的身份，敢发言反对。卢植说：“伊尹之所以废掉太甲，因为太甲当了三年国王而始终糊里糊涂，霍光之所以废掉昌邑王，是因为昌邑王犯了一千项以上的罪过。当今的皇帝年纪轻，却不曾做过不合道德的事，不可以与太甲或昌邑王看成一类。”

董卓听了卢植的这一番话，大怒，宣布散会，准备把卢植抓下去杀。蔡邕与议郎彭卓二人，都劝董卓不可如此，他们说：“卢植是一位大儒，声望极高，倘若杀了他，会惊动全国的人。”董卓于是便仅仅免掉卢植的官。卢植也就离开洛阳，去了上谷郡作隐士。

第二天，甲戌日，董卓又召集百僚开大会，再度提议废掉少帝，立陈留王。他同时逼迫何太后颁下策书，说“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这时候，太傅袁隗，已经被董卓派人说通。袁隗扶了少帝走下大殿，把少帝所佩带的皇帝玺缓解了下来，交给九岁的陈留王。袁隗随即又扶了陈留王上殿，就皇帝位。

在场的大小官吏，没有一人敢像昨天卢植那样，慷慨陈辞。《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为了此事曾经与董卓有过争论：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袁绍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袁绍说完了这句话，便“横刀，长揖，径出”。

袁绍与董卓的争论，倘若有这回事，那是在第二次百僚大会以前。袁绍在争论了以后，当天便离开了洛阳，奔向冀州（河北）。

董卓很笨。昌思勉批评得好：为了替国家选一个好皇帝，董卓是可以原谅的，然而他无此权力，也无此声望；为了替自己篡位或揽权铺路，董卓那就不免是自找麻烦。一个糊涂的少帝，要比聪明的陈留王容易驾驭。董卓应该先把中央政府弄好；想废立，等待将来不迟。

东汉末年朝廷的大患，是宦官把持政权。董卓到达洛阳之时，宦官刚好已被杀尽。而且，外戚也完了。董卓如肯向好里做，是十分容易收效的。他似乎除了这件废立之事以外，也颇像是有心做好。他起用了很多好人、文人，又替陈蕃、窦武等人“翻案”。他提拔蔡邕，也擢用了韩馥、刘岱、孔伷，叫这三人分别为邕州牧、兖州刺史、豫州刺史，荀爽是一位布衣处士，董卓拜他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其他两位三公，司徒杨彪与太尉黄琬，也均是一时之选。刘表做过何进的幕僚，董卓于废掉少帝，杀了何太后，与何家成为仇人以后，却敢于重用刘表，发表他为荆州刺史。

综观东汉一朝的权臣，没有人比董卓的机会好。而他，偏要把局面弄糟，糟到不可收拾。以伊尹、霍光自居，而给人的印象，是“又出一个王莽”。他作了不必要的废立，杀害无辜的何太后与少帝，引起全中国有识之士的不平，也给了反对他的袁绍等人以有力的借口。

董卓的另一串蠢事，是企图以官爵权位来收买袁绍等人，反而给了他们以“造反”的凭借。他以新皇帝（陈留王协，历史书上的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封为邟乡侯；拜袁术为后将军；以曹操为骁骑校尉。

袁绍后来就以勃海郡为根据地，叫东郡太守桥瑁伪造文书，用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的姓名发表一篇檄文，申讨董卓“弒君”之罪。

韩馥本来是不想造反，而且也派人监视了袁绍的，却在接到三公的檄文以后，信以为真，转过来帮助袁绍了。

在汉朝的四百年历史之中，废立皇帝的事常有；而地方官起兵反抗中央的事不常有。

没有袁绍与桥瑁来发难，会不会有别人起而讨伐董卓，对董卓所掌握的洛阳朝廷来造反，实在是一大疑问。

当时，没有一位其他的太守或刺史，具有袁绍的号召力。袁家从司徒袁安开始，作了四代的三公级大官，号称“四世三公”（三公是司徒、太尉、司空。相当于西汉初年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袁家的门生故吏，在各州各郡做官的很多。袁绍本人又是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子，当过濮阳县县长、大将军何进的掾（科长级幕僚）、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

在宦官外戚之间，袁绍一向是与外戚比较接近。他和梁冀处得不坏，和窦武可算是生死之交，与何进又有了宾主关系。

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也大都是宁愿与外戚站在一边，而羞与宦官同流合污的。曹操亦复如此，虽则他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董卓于废掉少帝改立陈留王以后，改次年年号为“初平元年”。这位陈留王便是史书上的献帝。董卓以初平年号放在灵帝的“中平”年号之后，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缺乏知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农历正月，袁绍等人的反董同盟传檄天下，声讨董卓；同时，动员了相当多的兵力，向洛阳进军。同盟的构成人员。依照《三国志》的（魏）《武帝纪》是：

后将军袁术

冀州牧韩馥

豫州刺史孔伷

兖州刺史刘岱

勃海郡太守袁绍

河内郡太守王匡

陈留郡太守张遵

广陵郡太守张超

东郡太守桥瑁

山阳郡太守袁遗

济北国国相鲍信

他们的兵，分别集合在河内郡怀县（河南武陟西南）、颍川郡阳翟县（禹县）、酸枣县（延津县北）与邺县（临漳之西）。

董卓索性杀了少帝，他这时候已经用献帝的名义，任命自己为三公以上的所谓“相国”，成为汉朝历史上萧何以来的第一人。九岁的献帝，是地地道道的傀儡。董卓想下令征召全国之兵，来抵御袁绍、王匡等人；尚书郑泰劝他不可如此。郑泰说：“你所带的凉州汉兵、羌兵、胡兵，是天下最强的兵，任何人也抵挡不了，不必再惊动各地的百姓。百姓们都是怕死的，你倘若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们可能为了逃避兵役而‘相聚为非’。”（西汉所行的是征兵制度，东汉却已经有很多年不曾征兵了）

董卓决定：不和袁绍等人计较短长，只留部将徐荣与女婿牛辅对他们监视，自己带了献帝离开洛阳，迁都长安。走的时候，强迫数百万人民扶老携幼一起走；把繁华的洛阳城放火烧光。

这个董卓真是越来越荒唐了。对敌人不战而走，等于向天下承认自己既没有能力，又没有勇气，损坏自己的威望。烧掉两百年来的中国第一大城，似乎是实行兵法上的“坚壁清野”，不让袁绍等人取得物资；其实袁绍等人未必能打到洛阳来；而董卓自己倒先损失了这些物资，也激怒了几百万洛阳人民。

袁绍等人不仅不能打到洛阳来，而且根本就不敢打。袁绍等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真正的动机只是为了脱离洛阳朝廷而不受拘束，做割据地盘的军阀。

真正敢打想打的，只有曹操与孙坚二人。

曹操出身孝廉，当过议郎、骑都尉、校尉，还不曾当到刺史、太守、州牧一类的大官。这一次，他在陈留郡募了一些兵来，随着张邈等人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运动，只不过是一名小股东而已，谈不上有多大的影响力。

他看不惯袁绍等人拥兵十几万而天天“置酒高会”，就单独行动，带了自己的兵与张邈所派遣的一部分由卫兹统率的兵，开到荥阳县汴河的河岸，与董卓的徐丰打了一仗，被打败。曹操虽则是败了，勇气可嘉。

曹操回到酸枣，见袁绍等人，责备他们一顿，说他们不该浪费时间，失掉机会。他建议，分兵三路：一路由袁绍率领，进军黄河北岸的孟津；一路由酸枣诸将共同进军，占领黄河南岸的成皋、敖仓；另一路由袁术率领，由南阳冲进武关，威胁“三辅”（长安及其左右外围）。

袁绍等人听不进曹操的建议，继续“置酒高会”，待粮食吃完，各方人马陆续散走。而且，大家在一起酒喝多了，喝出许多意见来。桥瑁与刘岱二人由盟友变成敌人，打将起来。桥瑁被刘岱打败，杀死。韩馥与袁绍商量了以后，代皇帝和朝廷任命一位姓王名肱的为新的东郡太守。

曹操不等到各方“诸侯”散走，便已去了家乡所在的“扬州”（安徽与江苏、江西、浙江）募兵；募得了一千多人，再到黄河北岸的怀县（他的家乡是沛国谯县，今日的毫县）。袁绍这时候，也在怀县。

有一天，怀县忽然来了三名中央大员；官居执金吾的胡母班（姓胡母。名班），官居“将作大匠”的吴修（将读去声，将作大匠四个字的意思，是主持公家工程的总工程师），与“越骑校尉”王瓌（越骑，不是越人骑兵，而是擅长超越别人的骑兵）。这三名大员，是奉了董卓的命令，来怀县找袁绍等人谈和的。

袁绍不耐烦听他们的一套，吩咐王匡把这三人斩了。

袁绍连“两军相交，不斩来使”这一点很普通的规矩都不知道。他的领导才能，真是太有限了。

董卓一共派了五位大员。三位既然被杀，其他两位是：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大鸿胪有一点像外交部长，少府像财政部长）。阴修死在袁术之手；韩融由于德望甚高，不曾被害。

董卓也给袁绍一点颜色看：派兵进攻屯在河阳的河内郡太守王匡，将王匡打得溃不成军（河阳在河南孟县之西）。

袁绍等人感觉到，对董卓既不能打，又不愿和，那就另外找一个人立为皇帝，组织新的朝廷而自己充当这新朝廷的董卓。

他们以为幽州牧刘虞，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就在初平二年正月派了代表去见刘虞；不料这位刘虞却深明大义，坚决拒绝，骂了代表一顿。他们又派人去，刘虞说：“你们倘若再逼我，我就逃亡，奔向匈奴去。”

袁绍也曾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堂兄弟、在南阳当军阀的袁术。袁术说：“我反对董卓，不反对当今皇帝（献帝）。我只想讨伐董卓，不知其他。”

袁绍两面碰壁，也就打消了这个拥立刘虞的念头，也不想自己当皇帝。

那位会说漂亮话的袁术，不久却存了自己当皇帝的非分之想。

董卓，似乎也颇有此意。他当了“相国”还感觉到颇不过瘾，叫献帝任命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这很像是为未来的篡位行动铺路。这时候，都城虽则是已经迁到长安了，董卓本人还留在烧毁了的洛阳。董卓不曾来得及篡位，他被孙坚打败。

孙坚的故乡，在今日的浙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土匪，很沉着，能在几个土匪抢去他的金银坐地分赃之时，略施小计，便把土匪吓走。这小计是：走到附近的高坡子上，用手向左边招，又向右边招，使得土匪们以为来了官兵，慌忙舍弃了金银而逃。

其后，他当了朱儁的司马，跟随朱儁打南阳的黄巾，获胜，他也跟随了张温打羌人，与董卓同过事。再其后，他又以“议郎”的职位，转任长沙郡太守。

袁绍号召各地州郡之官，共同起兵讨伐董卓之时，孙坚很赞成，却没有能够带兵到怀县与酸枣，参加那个以袁绍为领袖的同盟。他与袁绍的堂兄弟、雄踞南阳的袁术，倒颇为接近。

袁术的官衔是“后将军”。后将军与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这三位将军的地位相等；比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要低；比所谓“破虏将军”、“荡寇将军”要高；比一切的“校尉”，都更高。

袁术于董卓刚刚得势之时，看清了洛阳不可久留，立即带兵占了鲁阳一带。

袁术欢迎孙坚由长沙北上，讨董。孙坚来到南阳，第一步逼迫荆州刺史王睿自杀，第二步砍掉南阳太守张咨的头，第三步与袁术“合兵”，把南阳郡的地盘交给袁术，自己继续北上，向洛阳进军。

袁术的作风，正如当时有些军阀一样，虽则是公开反对董卓，讨伐董卓，却仍旧对长安的朝廷上表，报告要政，推荐大官。

以董卓为实际主人的长安朝廷，有时候也竟然接受军阀的要求或建议；在其他的时候则相应不理。军阀们倒也不在乎朝廷有没有“回文”；只要上一张表，就假定朝廷一定予以批准。

袁术感谢孙坚给他南阳，就上了一张这样的表，推荐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

董卓有没有发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难考。事实是，孙坚从此便自称为“破虏将军”，也被其他军阀称为“破虏将军”。

孙坚把讨伐董卓的事，看得比谁都认真。他带兵离开南阳，向洛阳进发，与董卓的部队颇打了几仗。那袁术却不输送足够的军粮给他。并且，作为反董盟主的袁绍也竟然派了一个周昂，来作所谓豫州刺史。孙坚有理由生气；他回军，赶走这个周昂；也来到南阳，对袁术提出责问。他向袁术说，“董卓杀了你袁家大小几口，不曾杀我孙家一人。我去打董卓，是为公不是为私；若是论私，我可说是为你们袁家报仇。而不是为我自己孙家报仇。怎么你既不出兵，又不出粮？你是希望我战败么？”

袁术十分惭愧，答应以后不再马虎，一定源源供应军粮。

孙坚获得了可靠的支援，果然于再度进攻董军以后，大胜吕布与胡轸二人。这两位董军大将彼此之间颇有意见，也未尝不是孙坚获胜的原因。

孙坚一口气冲到洛阳。董卓狼狈撤退，溜去长安，留下朱儁守洛阳，替他董卓“扛木梢”。

朱儁却也不是傻瓜；董卓一走，就与反董的各地军阀互通声气，而且表示了愿意参加反董的军事行动，所苦的是无兵无粮。

徐州刺史陶谦，立刻送朱儁三千兵，别的太守、刺史之流，也纷纷送给朱儁以兵员与军粮。

朱儁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洛阳移到中牟，他此后的官衔，是陶谦送给他的“行车骑将军”。行是代理，“代理车骑将军”。陶谦所用的方式，也是上表给长安朝廷，推荐朱儁。

朱儁这个人，倒是颇有一点原则的。他在中牟建立了一个反董的军事中心，和董卓的军队交过锋。其后，董卓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被吕布杀死。陶谦与北海国国相孔融及博士郑玄等人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请他率军西上，到长安去主持政府，愿意供应他半年的军粮与足够的兵。同时，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也争取他，拜托了在长安朝廷中担任太尉的周忠，以献帝的诏书征召他“入朝”。

朱儁权衡轻重，决定冒生命的危险到长安，希望用自己的声望与智慧，维护献帝的安全于李傕、郭汜等等一群小军阀的胡作非为之下。于是他辞谢了陶谦等人的推戴，以慷慨赴义的心情，只身前往长安。

到了长安，李傕、郭汜等人请他担任“太仆”。又在初平四年五月，请他代替周忠担任太尉，兼“录尚书事”，总揽一切行政上的事务（实权仍在李、郭等人之手）。

朱儁当太尉当到次年（兴平元年）七月，丢官。不久，李、郭二人叫他担任“骠骑将军”，带兵到函谷关以东，镇压关东的大小军阀。朱儁还不曾来得及出发，李傕与郭汜彼此火并起来。朱儁留在长安，降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

献帝这时候已经十四岁，略微懂事。献帝叫朱儁与杨彪等若干大员，去郭汜的司令部，劝郭汜不要打李傕。郭汜大怒，认为朱儁、杨彪等不去劝李傕，而先来劝他，是偏袒李傕，就把朱儁、杨彪等十几个人，都扣留起来。

朱儁受不了如此的委屈，一气，就气死了。

以上，为了不能不给朱儁的晚年作一个交代，我只得暂时撒开董卓之死，等到现在才说。

董卓早就该死。他之所以能混到初平三年四月，是由于他那种纸老虎的威风，的确叫人害怕。他有当时全中国最强的兵；也做到了掌握年幼的汉献帝及朝廷中文武百官。他而且懂得以“不测之恩戚”叫人感激，也叫人发抖。再加上，他从羌人、胡人那里学来的一大套野蛮劲儿，例如割舌头，挖眼睛，砍手砍腿，活煮，都帮助了塑造自己为阎罗王的形象。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得出，像他这样的大独裁者虽不是用军队所能打倒，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付他、消灭他。

司徒王允是这“极少数人”之一。他说服了董卓身边的吕布。吕布当时正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董卓待他极好，收了他为养子；也可说是董卓身边最受亲信的人（董卓似乎没有亲生儿子；女婿也只有一个，姓牛名辅）。另一方面，董卓又似乎对他极坏；董卓曾经为了一件小事，拔出所佩带的“手戟”，向吕布摔来，吕布倘若没有武功，躲不开这手戟，当时一定达命。因此之故，吕布的心情，十分地不稳定。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没有记载，《后汉书·吕布传》说：董卓在这一件小事发生以后，仍旧很喜欢吕布，叫吕布做卧房附近的侍卫。这位吕布却又和董卓的傅婢（贴身丫环）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吕布私通傅婢在后。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这件事描写得有声有色，说王允有一个丫环，名叫貂蝉，为了叫这丫环去影响吕布，王允把貂蝉的地位由丫环提升为养女，伪称为“亲生之女”，然后就施行“连环计”：先把吕布请来，许吕布以此女，叫吕布作未来的女婿；然后又把这位小姐送给董卓，作董卓的小老婆，三角的局面，果然安排得十分妥帖。不久，吕布果然就杀了董卓，达到了王允的愿望。

其实，貂蝉如有其人，不可能是王允的丫环。

貂蝉二字，原为汉朝后宫之内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嫔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蝉。王允家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丫环。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后汉书·董卓传》记载了他曾经“奸乱公主，妻略宫人”。

吕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傅婢”，是否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吕布终于决定杀董卓，确是由于王允的开导。王允劝吕布不必顾虑什么父子之情，董卓与他至多只是养父、养子或义父、义子的关系，不是亲父子；况且，董卓在向他挥手戟之时、并不曾顾到什么父子之情。董卓被杀，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汉献帝小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后汉书·献帝纪》，说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杀的地点，是宫城的北掖门。动手杀他的，先是吕布的小同乡、官居骑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肃，李肃仅仅砍伤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滚下马车，吕布接着用长矛一刺，就结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滚下马车之时，还不知道吕布已经对他变心。大叫“吕布何在？”吕布取出士孙瑞所写的献帝诏书，说：“有诏，讨贼臣。”（士孙瑞是右扶风人，居官尚书仆射，这尚书仆射之官，到了北周与隋唐之时，才十分重要；在东汉之时还不过是皇帝面前的一种类似文书科副科长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宫内宫外的兵士都高呼万岁，许多老百姓跑到街上来唱歌跳舞，也颇有一些人卖了珍珠宝玉与好衣裳，去买酒买肉，大吃一顿的。董卓，的确是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的尸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脐眼里，当蜡烛，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绍、袁术家的门生故吏，集合起来，把董卓的尸首烧了，烧成灰，散布在街道上，出气，这些话，《三国演义》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于杀了董卓以后，被献帝加给了“录尚书事”的实权。

吕布被封为温侯，任命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假节，是姑且准许“持节”；“节”是皇帝所颁给的一种长于西洋人所有的“权杖”。仪同三司，是仪队及威风，比照司徒、司马、司空，这三个“司”字号的三公级大官（司马这时候已经改称为太尉）。

王允以“司徒，录尚书事”的权力，请献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为征西将军，派皇甫嵩到长安西南的郿坞，没收董卓屯聚在该处的财货，结果没收了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厅，与堆积如山的衣料、珍宝玩物。住在郿坞的董卓的九十岁母亲，官居左将军、封为鄂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齐被杀。这种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现象，是汉朝法律的一大污点，叫做“族”，又叫做“族诛”。罪大的，不止诛灭一族，会灭三族。董卓所受的处罚，是“夷三族”。

当年，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杀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等人又杀了全部宦官以后，实实在在是给了董卓一个拨乱反治的机会。而董卓胡搅一顿，造成了函谷关以东诸州、诸郡的割据。现在，董卓既死，这也是给了王允一个新的拨乱反治的机会。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够，虽不是有心胡搅，却把函谷关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惨。

他派吕布去陕县，打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被消灭了，牛辅的部下三个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希望王允赦免他们，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尝没有理由。李、郭、张三人曾经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屠杀了他们部队之中的王允同乡一一并州人，几百个男男女女）。

王允和吕布均是并州人；董卓、李傕、郭汜、张济，都是凉州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扩大为两州之间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以王允为中心的长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国统一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维持“三辅”（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治安的机会。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人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撑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磾、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的所谓“上方宝剑”。

郭汜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三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开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观”，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汜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汜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韩汜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汜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以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的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巳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郭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久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的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汜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宮里接了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汜那里，劝郭汜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汜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汜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倚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汜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汜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汜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齐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近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死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汜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张杨而且派人去洛阳，把焚毁了的宫殿加以整修，这些宫殿虽则是因陋就简，不值得一看，就当时情形来说，已经是献帝所梦想不到的了（比较大的一座殿，称为“杨安殿”，以表示这是张杨所筑，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由安邑迁回到洛阳。

朝廷的大小官吏，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薪水倖禄，雇用仆人，当然免谈。他们这些可敬的忠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干果、水果、野生的五谷，自己砍树木，捆荒草，背回家去烧饭。

而且，他们要被韩暹等人欺负，韩暹此时，已经官居“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钺”，不仅“假节”，又假了钺，钺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卫将军”，不甘心让韩暹长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请曹操来洛阳“保驾”。

曹操这时候（建安元年）已经全凭他自己的作为，崛起于群雄之中，由骑都尉而东郡太守，又由东郡太守而兖州牧。

曹操的力量，确是能胜过韩暹的。

四、吕布

曹操这时候刚刚战胜了吕布，夺回了吕布所袭占的兖州。

吕布的活动，值得先行叙述。因为，在曹操战胜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很有点所向无敌的样子。

事实上，他只会骑马耍戟；至多能带上几百人或几千人，作一个偏裨之将。他个人的武艺相当高强，然而战术的知识有限，战略的学问毫无。至于政治，他更是门外汉了。我们再说得浅一些，他有勇无谋；而他的勇，也不过是比起匹夫之勇略微高些而已。

他连李傕、郭汜之流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到关东（函谷关以东）来逐鹿中原？他慌慌忙忙离开长安，把董卓的臭腐了的头颅挂在他的赤菟马的颈子上，带了几百名骑兵溜出武关，直奔南阳，投奔了袁术。

袁术起初对他相当礼遇，因为他毕竟是杀了董卓、替袁家几十口报了血海深仇的人。他这人似乎是不识抬举，在南阳住了不久，便放任自己的部下胡闹，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他之如此，也可能是对袁术的一种抗议，袁术生平不甚慷慨，大概是“日久厌生”，不热心供应吕布及其几百名骑兵的粮饷。然而，话说回来，吕布论什么也不该在南阳有骚扰，当强盗也得选个地方。合则留，不合则去，既然宾主之间弄得不甚愉快，那就另找出路好了，以客人的身份兼为小偷，总有点儿那个！

他终于不得不向袁术告辞，一口气由南而北，渡过黄河，到并州（山西）河内郡投奔同乡张杨。张杨这人对皇帝忠，对朋友义，待吕布比袁术待他好得多了。吕布却又无法在河内郡久留。原因是，张杨自己虽然十分厚道，张杨的部下之中倒颇有人存心想把吕布杀了，送他的头去长安，向李傕、郭汜领赏。吕布见到情形不对，连张杨本人也怀疑起来，他向张杨说：“长安的朝廷悬赏捉拿我，捉到活的我，赏金大于捉到死的我，你与其杀了我，送我的头去；不如把我捆起来，送活的我去。”

张杨很幽默，不说“我没有意思出卖你”，却向吕布冷冷的说：“你的话很对。”

吕布被张杨这一句话，弄得坐立不安，想来想去，想出了“以走为妙”。于是，他带了部下若干人向东走，投奔袁绍。袁绍这时候已经逼走了冀州牧韩馥，取而代之，作了冀州牧，住在冀州的邺县（河南临漳西南），正在为了“黑山贼”大伤脑筋。

所谓“黑山喊”，也是造反的老百姓，与黄巾大同小异。他们的领袖是常山人，姓张名燕，原名张飞燕；最初在河南朝歌县的黑山起事，因此部众被称为“黑山贼”（常山是汉朝的一个郡，州治在元氏县）。

袁绍费了很久时间，很大力气，平不了张燕及其部众。吕布一到，立刻就把逆势变成优势。吕布带了几十名猛将与勇士，骑着马，冲入敌阵，横冲直撞，每次都杀了一些敌人才回来。而且，每天一次，甚至三次四次。

结果，他这种攻势战法和主动作风，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瓦解了“黑山贼”的士气，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迫使张燕接受招安。

吕布的功劳确是不小。他的威名，也建立了起来。人们看见他一马当先，能奔上敌人的小城城墙，冲进敌人的堡垒，越过敌人的水壕土堑，由不得不佩服、不欣赏。他座下的那匹赤菟马，也十分可爱。因此，大家流行了八个字的赞美之语：“马中赤菟，人中吕布”（赤菟的菟字有草头，不是小白兔的兔）。

吕布和袁绍也好不了多久。原因，仍旧是他自己与部下没有纪律。

他被袁绍送走。送走的方式，是“承制”以吕布为“领司隶校尉”，派三千壮士陪伴他去洛阳上任（所谓“承制”，在字面上是“奉了皇帝的制书，皇帝的圣旨；但在事实上袁绍从来不曾收到过献帝的这种制书。献帝这个小孩子，当时处于李傕、郭汜的掌握之中，哪里能够颁发如此的制书给袁绍或任何其他军阀，授权他们代为任命中央或地方的大官）。

吕布只得带了他的几十名部下，跟着囊绍所派遣的三千壮士。离开邺县。他在董卓死后，败于李傕、郭汜，奔向南阳，依附袁术之时，尚有几百名军官与兵士。其后，转往河內投张杨，又由河内转往常山投袁绍，走了许多地方，部下的官与兵越走越少。现在又离开邺县往洛阳走，部下就只剩了几十人而已。

这几十人，显然与袁绍的三千人不成比例。袁绍的三千人，与其称为护送吕布的壮士，不如称为押解吕布的狱卒。

袁绍早已吩咐了这些壮士，在走出邺县不远便将吕布杀害，吕布倒也相当警觉，看出了这些壮士来意不善。于是，他在某一天的夜晚，坐在帐篷里弹筝，弹了一阵，把筝交给了一位亲信继续弹。他自己却在箏声之中，悄悄地由帐篷之后溜走。

袁绍的三千壮士之中的情报人员，躲藏在帐篷前门之外不远的地方，偷听吕布弹筝，一直听到了筝声停止，似乎吕布已经就寝，酣睡。这位情报人员，去向上峰报告；上峰率领了一大批人将帐篷包围，一声吆喝，刀斧齐下，把帐篷砍碎，把帐篷里面的东西也砍碎，却不曾砍到吕布，也不曾砍到那位代替吕布弹筝的亲信。

话分两头：吕布安全脱险以后，不敢继续往洛阳走。凭他的那一点点实力，怎么够资格去就任“司隶校尉”之职？洛阳有什么人肯欢迎他？承认他？连袁绍自己都显露了并无支持他为司隶校尉之意了。

在袁绍的那一边，袁绍接到了谋杀吕布未成的消息之时，吓得心惊胆战。吕布的武艺，非袁绍下面的任何一员大将所可对敌。袁绍赶紧下令：把邺县的城门关了，叫将士登城防守，袁绍认为，吕布一定会来邺县，找他算账。

吕布却并无找袁绍算账的勇气。他想来想去，在这世界上只有张杨真对他好。于是，就老着面皮，奔往河内。

张杨果然是唯一真对他好的朋友，再度收容他，不计较他上次之不辞而别。

张杨以外，吕布竟然在路过陈留之时，又交到一位好朋友，陈留太守张邈。张邈对昌布的武艺十分佩服，对他热诚招待；临别之时，还和吕布“把臂言誓”。这四个字的意思，可能是结为同盟，也可能是“结拜为异姓兄弟”。

陈留郡属于兖州。当时的兖州牧已经是曹操。曹操接到袁绍的信，叫他杀掉张邈。曹操不肯当袁绍的刽于手，置之不理，却让张邈晓得这件事，叫张邈恨袁绍，感激他曹操。张邈呢，固然有点儿感激，却不能对他放心。袁绍为什么要杀张邈呢？因为，在起兵讨伐董卓之时，袁绍当了盟主而按兵不动，张邈当众责备袁绍，声色俱厉，弄得袁绍下不了台，损威。因此而恼羞成怒，视张邈为眼中钉，后来想出这条坏主意，借刀杀人，在暗中写信给曹操，叫曹操杀张邈。就凭这一点。袁绍已经太不够料，怎配当什么盟主！

张邈这人，有恨有怕有爱。他恨袁绍，怕曹操，爱吕布。

他听到曹操前往徐州，打陶谦，吃了败仗，后方仅有程昱、枣袛与苟彧三入留守范、东阿与鄄城三县，以为机会难得，就听从东郡太守陈宫的话，联合起来对曹操叛变，深入去河内郡，迎吕布来兖州，拥护吕布为新的兖州牧。

陈官，是京剧《捉放曹》的主角。剧中说他是中牟县县令，曾经捉住曹操；捉住曹操以后，知道了曹操是反对董卓的一位忠臣，便把曹操放了，挂印弃官，陪曹操逃亡；在逃亡的中途，见到曹操忍心杀害吕伯奢的全家大小，十分后悔，便不再跟曹操一起走，分道扬镳。

现存的间接史料，只告诉我们，放曹操的是中牟县的一名功曹（科长），不是县令；这位功曹是否姓陈名宫，史料不曾交代。

史料所交代的，是陈宫于曹操作了兖州牧之时，也作了兖州东郡的太守。似乎陈宫不曾于陪同曹操逃亡之时，中途与曹操分手。倘若分了手，他如何能在曹操得意之时当了东郡太守呢？他似乎也不曾见到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吕家在中牟之西，不在中牟之东；曹操由洛阳来，只能先经过吕家，后到中牟。

历史的特性之一，是它的“不可深考性”。没有一件历史的事实，曾经留下了全部的史料，在留下的局部或零碎的史料之中，又每每由于来源不一而互相抵牾，再加上传写史料与传说史话的人，自然而然地加油添醋或张冠李戴，于是当年的真相就越传越失真，越模糊，甚至越来越胡扯，越颠倒。小事如陈宫之捉曹放曹，或捉曹、随曹、叛曹，大事如曹操之何以在赤壁战败，都会成为后世历史家的难题。

然而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先民过去的经验，我们总不能不参考，总不能不研究。“往事不忘，后事之师。”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

陈宫之所以不惜断然反曹，《典略》说他“自疑”。《典略》这部书，是站在曹操的立场说话的。事实上，陈宫没有自疑的必要。东郡是兖州最重要的一个郡；曹操交给了他，显然是对他十分信任，他又何必自疑？我猜想，陈宫可能是听到曹操在徐州滥杀无辜，屠了好几个城，才决定反曹的。

自疑的，是张邈。张邈知道了袁绍叫曹操杀他，又很明了曹操的为人是心狠手辣，他不能不自疑，于是陈宫一建议，张邈就立刻接受。

这两人以外，还有一位热心于反曹拥吕的人：徐州广陵郡的太守张超。张超是张邈的弟弟，在他们三人的拥护之下，吕布有兵有粮，很快地作了兖州的第二个州牧，以东郡的濮阳县为根据地，逐渐扩展到兖州其他的郡，与东平、住城、济北等侯国。

不曾被吕布袭占的，只剩下东郡的范与东阿两县，及济阴郡的鄄城县，守范县的是东平国国相程昱；守东阿的，是县令枣祗；守鄄城的是县令苟彧。

曹操慌忙从徐州赶回来，走到（济宁县之南的）亢父，见到这亢父山隘还不曾有吕布的兵据守。大笑，说：“我知道吕布没有出息。”

曹操进军到濮阳，与吕布对垒，相持了一百多天，双方都把粮食吃完（这时候，老百姓更没有粮食吃，有旱灾，又有蝗灾）。

吕布感觉到死守濮阳不是办法，就移军到山阳郡（山阳郡的郡冶是昌邑县，在今天的山东金乡县西北）。曹操暂时不到山阳去跟吕布胡缠；利用这空隙时间，夺回若干处的“外县”。

到了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的春天，曹操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向吕布挑战，便进军巨野，围攻吕布驻在当地的薛兰与李封。呂布领兵来救，遇到曹操的埋伏，大败，退往东缗（金乡东北）。薛兰与李封二人，均披击溃，斩首。

吕布在东缗集合了陈宫的兵，卷土重来，总数虽不过是一万多人，却比曹操当时的兵多。然而，他又中曹操的埋伏，溃不成军。他灰了心，放弃兖州，逃往徐州，去投奔刘备。

刘备这时候已经继陶谦作徐州牧（刘备崛起的经过，我以后再说）。

吕布的好友张邈，随吕布去徐州，其后由徐州往寿春（安徽寿县），向袁术求教，在中途被自己的人杀害。

张邈的弟弟张超，替张邈守陈留郡的雍丘（河南杞县）。曹操来打，围攻了几个月，终于攻下。张超与张家的全族人口，尽被曹操屠杀。

张超的一个旧幕僚兼好友藏洪，这时候在袁绍下面当东郡太守（东郡本是兖州的一郡，曹操以兖州牧的身份，早己任命陈宫为东郡太守，郡治设在濮阳。袁绍只是冀州牧，却也先后任命了曹操与臧洪为东郡太守，叫臧洪把东郡的郡治，设在“东武阳”；东武阳是一个县的县城，在今日山东朝城县之西四十里。袁绍不仅对兖州有兴趣，也派了人和公孙瓒争夺青州）。

臧洪听到张超在雍丘被曹操围困，就点齐了东郡的兵，准备前往雍丘去救，请求袁绍批准，并请袁绍加派人马。袁绍不肯加派人马，而且不许他离开东郡去雍丘。几个月以后，雍丘被曹操攻破，张家全族被杀，臧洪气愤到极点，对袁绍绝交，翻脸，对立。袁绍派兵打他，围攻东郡的郡城东武阳县（山东朝城县西），围了一年多。他的同乡兼亲戚、广陵郡射阳县人陈琳，奉了袁绍之命，连写两封信劝他不必为了一个已死了的朋友兼老上司张超，而对现在的上司、未尝不也是一个朋友的袁绍，生这么大的气，拿个人生命与全城军民的生命来拚。陈琳的第一封信，臧洪未复；陈琳的第二封倌，臧洪复了。

戚洪在复信中向陈琳说：当年他与袁绍成为朋友，是为了同心讨伐董卓；不料这袁绍心里所想的，只是要“统一山东”，“抑废王命”（所谓山东，不是指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崤山与函谷关以东很多的地区）。

臧洪说，袁绍而且杀了那曾经参加反董同盟，又曾经劝韩馥让出冀州地盘给袁绍的一位大恩人一一张导。袁绍不仅杀了张导，而且杀了张导的全族。袁绍这人，对于穷途来归的反董同盟者吕布，不给兵支援，反而派壮士谋害吕布。此外，袁绍又杀了一个无罪而有功的入一一虎牙都尉刘勋。

陈琳收到臧洪的复信，交给袁绍；袁绍看了，知道和解无望，便下令加紧对臧洪所守东武阳城围攻。

臧洪原以为公孙瓒、袁术、被招安了的黑山首领张燕，都会直接派兵来救他，或是攻打袁绍的邺县，以间接的方法给他支援。可惜，这三人都毫无行动。

最后，东武阳城的粮食被吃光了，老鼠、牛角、羊角，也都被吃光了。臧洪叫城内的军民退出，不要与他同归于尽。他说，他是为朋友张超而死，将士与人民并非张超的朋友，不必死。然而，七八千名将士与人民，包括女子，没有一个肯出城，都心甘情愿地饿死于城破以前。城破了，臧洪被捉，与袁绍见了面，大骂了袁绍一顿以后，被杀。

吕布到了徐州的下邳（江苏邳县之东），刘备待他很好，把小沛指定给他屯驻。小沛是今日的沛县。

这吕布却恩将仇报，暗中接受袁术的收买，乘刘备在淮河边的盱眙、淮阴与袁术对垒之时，由小沛袭取下邳。

守下邳的是张飞。张飞与下邳国国相曹豹，处得不好，把曹豹杀了，城中的秩序大乱，有人开了城门，引吕布的兵进来（国相是代替该国之王或侯治理人民的官，地位相同于太守）。

吕布不仅占了下邳，而且掳了刘备的太太与儿子。这位刘备的太太是谁？儿子是谁？《后汉书》与《资治通鉴》，均没有交代。

太太也许是甘夫人，与陶谦的夫人同姓。儿子绝对不是阿斗，阿斗还不曾出世。

刘备听到根据地下邳出了问题，从前方回军，与吕布打了一仗，打不赢；转向广陵郡发展（广陵郡的郡治广陵县，是今日的江都），又吃了袁术另一次亏，只得撤军到海西县（东海县南）。

刘备在海西县活不下去，粮食没有。他老着面皮，倒过来向吕布投降。吕布却也慷慨，派车子，派马，迎刘备回下邳，把小沛指定给刘备与他的部队驻扎。

刘备原已从陶谦的手中，接了“徐州牧”；现在，建安元年六月，他把徐州牧让给吕布去做。吕布礼尚往来，也请刘备担任所谓“豫州刺史”，至于，豫州究竟能有几郡几县，服不服刘备管？那就难考了。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九月，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许县（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请侯。吕布派人去向曹操讨好，希望曹操用献帝的名义追认他为徐州牧，曹操不肯。

建安二年春天，袁术在寿春（安徽寿县）自称皇帝，吕布表示拥护，而且把女儿交给袁术的钦差韩胤，带去寿县嫁给袁术的儿子。

韩胤和吕小姐走到中途，被吕布追回。吕布是一个习惯于轻举妄动、妄动以后又很后悔、反复无常的人。吕布把女儿留了下来，把韩胤押解去许县。曹操杀掉韩胤，发表吕布为“左将军”。

袁术恨透了吕布，命令大将张勋、桥蕤，与白波的韩暹、杨奉，分七路来攻下邳。兵力共有多少，史料上只说是有数万人；但无论如何，总是多过于吕布的“兵三千，马四百匹”的。

吕布却也能干，略施小计，便大胜张勋，生擒桥蕤。这小计，是分化敌人，说服韩暹与杨奉，叫他们对袁术倒戈，答应以战利品全部送给他们。

次年，建安三年，这位举棋不定的吕布，却又和袁术言归于好，替袁术解决刘备（实际上也是替自己拔去眼中之钉。他知道刘备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小沛袭取下邳）。

刘备禁不起吕布的大将高顺一击，便丢掉了小沛。

曹操曾经于高顺来攻之时，派了夏侯惇来救，救不了。曹操自己率领大兵，来到下邳。

吕布想降，陈宫不赞成。

陈宫建议：吕布在城外打，他在城内守，互相呼应。吕布的太太（貂蝉？）不肯，说陈宫不是一个可以托妻寄子的人。于是吕布也留在城内，死守。

守了三个月，城破。城破的原因，是一位部下侯成，因喝酒而被吕布大骂，遂因怀恨而捆了陈宫与高顺，开城门，向曹操投降。

曹操的大队人马，与刘备的小部队，都涌进了下邳城。吕布与太太及少数亲信，一退再退，退到了一个城门楼子之上。这楼子的名称，是“白门楼”，楼下的城门，叫做“白门”。

吕布困守在白门楼之上，穷极无聊，我这穷字在此处的字义，是日暮途穷的穷，不是贫穷的穷。野史说，他异想天开，把秦宜禄的漂亮太太送给了关公（关羽），拜托关公在刘备与曹操的面前说几句好话。关公让秦宜禄的太太留下来，却不敢就收为已有。他向曹操报告了这回事；曹操很忙，听到报告未置可否。关公不放心，又一连几天，重复报告。最后，曹操嫌烦，说，“你把她送来给我看看。”关公遵令送去，这位秦宜禄的太太便一去不回，被曹操收了。

元朝以来的民间戏剧之中，有一出叫做《斩貂蝉》，是说：关公在月光之下拒绝貂蝉的诱惑与游说，挥动了青龙偃月刀，刀起头落，把宛转娇啼的貂蝉砍了。俞大纲先生告诉我，这出戏在《曲海》一书之中，附见于《连环计》之下。南方从安徽、江苏到广东，都有名角唱过。

京剧之中的《辕门射戟》，倒很像是真有其事，有正史作为根据：当刘备投降了吕布、屯在小沛之时，袁术派了大将纪灵率领三万兵来打他。吕布亲自带了一千多人来调解，邀请纪灵来喝酒。酒酣耳热之时吕布提议：由他自己射箭，倘若能射中他的戟的小支，纪灵与刘备双方必须退兵；否则，大家便不妨厮杀一阵。他射了，果然一箭就中了戟的小支。据说，纪灵就退了兵（这位纪灵奉了袁术之命而来，如何可以为了吕布的这一场表演，便马马虎虎地退了兵？讲故事的人，以及写这个故事在正史上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

《三英战吕布》在京剧里也有，所根据的不是正史，而是演义。它把刘、关、张三人，说成在武艺上都敌不过吕布，三人合起来也仅能与他打个平手，事实如何，姑且不论；就戏论戏，就故事论故事，的确是十分精彩。

《白门楼》是吕布一生的悲剧性结束。《后汉书·吕布传》，把他与曹操的对话，以及刘备插进来的“冷语”，记载得活灵活现。

吕布在走下城楼，束手就缚以后，向曹操说：“从此以后，天下太平了。”曹操说：“这话从何说起？”吕布说，“明公所顾虑的，只有我吕布一人。以后，您自己统率步兵，派我统率骑兵，平定天下，不成问题。”吕布转过脸来，向刘备说。“你现在是座上客，我作了阶下囚，绳子捆得我太紧，你不能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吗？”曹操听到，笑出声来，说：“捆老虎，怎能不紧一些？”说罢，就吩咐左右，叫把捆吕布的绳子放松。刘备这时候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向曹操说；“绳子不可放松。明公，你忘记了，他杀了他的长官丁原，又杀了他的义父董卓么？”吕布立刻对刘备破口大骂：“你这个大耳朵的小子，最叵信！”

叵字，是“不可”两个字连起来读的一个字，音“po”。它很像今日北京语之中的“甭”字，是“不用”两个字的连读与合写，音“beng”（但是，用字是去声，甭却是阳平）。

刘备，诚然是“最叵信”。吕布自己又何尝是可信呢？是他先对不起刘备，刘备在他被曹操击败于兖州以后，收容了他，指定小沛给他屯驻；他不该接受袁术的收买，于刘备在盱眙与淮阴对袁术作战之时，由小沛袭取下邳。后来，刘备向他投降，他一度叫刘备和部下到小沛去驻扎，可谓差强人意，然而他不久又把刘备赶走，弄得刘备不得不去依附曹操，引了曹操到下邳来，灌城，把他围困在白门楼上。这真是咎由自取。吕布自己不够英雄，怪不得别人！

五、袁术

吕布以外，当时的风云人物很多。北方有刘虞与公孙瓒，东南方有孙策，西南方有刘表，逐鹿于中原的是曹操、袁绍、刘备。最不成材的，是袁术。

袁术是司空袁逢的儿子，在血统上是袁绍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在法律上是袁绍的堂兄弟。因为，袁绍已经过继出去，当了袁术伯父袁成的嗣子。

袁术为袁逢的大太太所生，袁绍为袁逢的小太太或丫环所生。袁术一向看不起袁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一原因是：袁逢的官大，袁成的官小。袁术自己所作的官，在大家共同讨伐董卓以前，也一向不比袁绍所作的官小。袁绍作了（尚书）郎、侍御史、濮阳县县长、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司隶校尉。袁术被汝南郡举为孝廉，出身比袁绍好；其后当过尚书（不是郎一级的尚书郎，而是郎的上司）、长水校尉（掌管一些属于长水部胡人骑兵的校尉，驻防在长安西南的宣曲）、河南尹（河南郡是东汉京城洛阳的所在地，长官不称太守而称尹，尹的官阶比太守高）、虎贲中郎将、后将军。

董卓窃夺洛阳朝廷的政权，废少帝，立献帝。袁绍先走，到冀州去号召各州、各郡一致讨董；不久，袁术也走，带了自己的部队走到鲁阳。

那是灵帝的最后一年，中平六年的事。

次年，献帝的最初一年，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孙坚以长沙太守的身份，与荆州刺史王睿共同起兵，响应袁绍、王匡等人（献帝一朝，前后共有三个年号，初平有四年，兴平有二年，建安有二十五年；初平元年是公元190年，兴平元年是公元194年，建安元年是公元196年。以后，我只用献帝的年号，不再用公元的纪年。刘备、阿斗，与孙权及其子孙的年号，我写到他们之时再行注明公元的年代）。

孙坚杀了王睿，吞并了王睿的兵，又杀了不肯送军粮给他的南阳太守张咨；从南阳转到鲁阳，向袁术表示好感。

以董卓为中心的洛阳朝廷，发表刘表为荆州刺史，补王睿的缺，刘表来南阳就职。

当时中国一片混乱，敌我的界线很不分明。刘表可说是董卓所提拔的人，却不能不尊重雄踞在他辖区之内的袁术与孙坚。刘表于是上表给朝廷，保荐袁术为南阳太守（刘表自己，不敢留在南阳，把荆州的州治移到襄阳）。

袁术获得了朝廷的任命，就南阳太守之职，也上表保荐孙坚为豫州刺史。朝廷之中董卓以下的人，肯不肯批准袁术的此项推荐？有没有批准袁术的此项推荐？难考。

事实上，朝廷批准与否设有多大关系。孙坚认真当起他的豫州刺史来。他一方面自居为以董卓为中心的朝廷之下的一名刺史，一方面却积极从事讨董的军事行动。

袁术一度中止对孙坚的支援，其后因孙坚的强硬责难，而照旧送粮，使得孙坚获得胜利。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袁术又做了一件对孙坚颇为友好的事，他的堂兄袁绍派了一个姓周名昂的来当豫州刺史。袁绍是讨董同盟的盟主，自以为有权代行皇帝职权，用毫无法律根据的“承制”二字，委派大小官吏。他的动机，无非是为了扩大地盘。他已经有了冀州，又夺取并州、青州、幽州，对于这远隔黄河的豫州，也派周昂来抢，孙坚这时在洛阳之南打仗，后方空虚。

袁术替孙坚打走周昂，因此而得罪了袁绍。

袁绍表示，要拥戴幽州牧刘虞做皇帝，另组一个朝廷，与董卓的政府对抗。他向袁术征求意见，袁术不赞成。于是，袁绍把袁术看成敌人，勾结刘表，叫刘表与袁术为难。袁术也把袁绍看成敌人，勾结公孙瓒，叫公孙瓒与袁绍为难。

袁术而且写信向公孙瓒说：“袁绍不是我们袁家的骨血。”袁绍知道了，更加愤怒。

袁术叫孙坚去襄阳打刘表，借以除去肘腋之患，孙坚很快便打了一个大胜仗。刘表自已是文人，下面也没有什么名将。然而，却有一位诡计多端的黄祖。这黄祖派兵埋伏在竹林之中，用暗箭将孙坚射死。孙坚的兵，改由侄儿孙贲统率；人数不多，在一千与二千之间。孙贲带了这些兵回南阳见袁术，袁术上表保荐孙贲为豫州刺吏，把他的兵留了下来，扩充自己的武力。

袁术也逼迫孙坚的寡妇吴氏，交出孙坚在洛阳宫中所捡到的传国玺。这传国玺，是秦朝李斯为始皇帝所刻。玺上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以上，是初平三年的事。

次年，初平四年，袁术放弃南阳，移军兖州的陈留郡，驻扎在陈留郡的封丘县。他之所以放弃南阳，是因为南阳已经被他榨干了，不再有油水可供他与他的部下过奢侈浪费的生活。另一原因，是孙坚已死，他怕刘表。刘表已经派兵由襄阳北进。

曹操这时候在（山东濮县之东的）鄄城，不能不与来侵犯他的袁术一较雌雄。论兵力，袁术强。黑山余党和於扶罗的匈奴部队，都在袁术的这一边。然而，打仗不全靠兵力，更靠指挥者的指挥技能。双方大战于（河北长垣西南）匡亭，袁术大败，退守雍丘（杞县）。曹操追击，袁术再遇到（河南睢县之西的）襄邑，又由襄邑退到宁陵（河南蔡丘东南的宁陵），最后逃到（寿县、蚌埠一带的）九江郡，赶走了他自己所任命的扬州刺史陈瑞，自称“徐州伯”。

汉朝各州起先只有刺史，在东汉末年有所谓州牧，却不是每州皆有。“州伯”这个名词或官位，完全是袁术所擅自创造，于法无据。

当时的扬州，首县是九江郡的寿春（安徽寿县），辖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与长江以南的江苏，而不包括今日的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

袁术所占有的扬州，开始只有九江郡一郡（九江郡不包括今日江西的九江）。其后，向南扩展，派孙坚的儿子孙策打下庐江郡（安徽中部），以刘勋为太守。

朝廷发表了刘繇为扬州刺史。刘繇不在九江郡行使职权，渡过长江，到曲阿（江苏丹阳县），依附丹阳太守吴景与丹阳都尉孙贲。

吴景是孙坚的妻弟，孙贲是孙坚的侄儿。这两人获得在丹阳的官位，是由于袁术的保荐。袁术从初平四年起，已经和董卓的余孽李傕勾结。李傕所主持的长安朝廷，任命了袁术为左将军，“假节”，封为阳翟侯（阳翟是今日河南禹县，在当时属于颖川郡，是豫州的首县）。

袁术虽未必能够占领阳翟，做名副其实的阳翟侯，却也颇能影响长安的朝廷，提拔吴景、孙贲之流。

刘繇在丹阳郡曲阿县，与吴景、孙贲处得不好，也害怕有那么一天，袁术命令吴、孙二人打他的主意。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这二人从曲阿挤了出去。

这二人退到历阳（安徽和县）。

吴景与孙贲以历阳为根据地，与刘繇对峙。袁术派了一个姓惠名衢的老官僚，来历阳做另一位所谓扬州刺史，叫吴景做惠衢下面的“督军中郎将”。

刘繇的部队占了长江西岸（和县东南的）横江与（和县之东的）当利口。袁术的惠衢与吴景、孙贲，攻不下这两处渡口。这已经是兴平元年的事了。

次年，兴平二年，孙策向袁术要还了父亲孙坚的旧部一千多步兵和十名骑兵，以及老将韩当、黄盖等人，由寿春开往历阳，沿途招募新兵，在到达历阳之时，有了六七千人；然后，一口气夺了刘繇的横江与当利口，渡过长江，占领曲阿，部队扩充到两万多兵，一千余匹马。其后，孙策又打下了（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和（江西南昌一带的）豫章郡，势如破竹，威震江东。

孙策的力量，本可以成为袁术的力量。然而袁术没有足以令孙策心服的德。袁术言而无信，以前曾经答应过孙策，以孙策为九江郡太守，其后拿下九江郡，却派了陈纪为太守。后来，叫孙策打庐江郡，又许诺了孙策以庐江郡太守的位置，结果，又发表了刘勋。孙策之所以急于向袁术要还父亲的兵，正是因为对袁术失望，想另找出路。等到自己有了丹阳郡、会稽郡、豫章郡，局面比袁术大得多，怎么还肯做袁术的部下呢？

袁术既不度德，又不量力，竟然在建安元年。积极准备，想过一过当皇帝的瘾。孙策写信劝他打消这个念头，袁术不听。孙策就与他绝交。

袁术一意孤行，在建安二年僭位，自称“仲家”。有人说，“仲”字是他的国号。其实，他的国号与年号，均已无考（今日在贵州的苗胞，有一部分自称“仲家”，被若干民俗学家认为是袁术的苗裔。仲家这一支的苗胞，究竟是不是袁术的苗裔？这是极有趣味的、一篇未来的博士论文的题目）。

袁术只晓得，凭他的迷信，他有资格当皇帝。迷信的来源是：（一）当时流行了一句预言：“代汉者，当涂高。”他说：袁家是春秋时代辕涛涂的后代，应了“涂”字。他自己名术，号公路，也均与涂字相通。（二）依照西汉末年以来的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汉朝是火德，火生土，代汉而起的朝代该是属于土德的大舜之后，而辕涛涂恰好是大舜之后，他是辕涛涂之后。

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迷信说法，害了袁术自己。

袁术的实力，仅有两个郡而已。和曹操、袁绍、刘备，都做了对头。有吕布，而常常翻脸；有孙策，而无法令孙策肯为己用。

于是，他当皇帝当了两年半，便在建安四年拍床呕血而死。经过是这样的：他做了皇帝以后，以九江郡的寿春为京城，改称九江为淮南，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广设百官，大兴土木，立后选妃，郊天祀地。干这些名堂，没有一件不是十分费钱的。他哪里有这些钱呢？两个郡的税收，少得可怜。

结果，他当了中国历史上的最穷的一个皇帝，穷到离开寿春京城，去投奔两个老部下陈简、雷薄。于（今日霍山县的）灊山，被陈、雷二人挡驾。

最后，他决定与袁绍言归于好，向这位他一向最看不起，被他常常骂为“家奴”与“非袁氏之子”的哥哥大低其头，派人送信给袁绍，表示愿意把皇帝的宝座让给袁绍。

袁绍不给他回信，却叫儿子青州刺史袁谭派人去迎接他北上。袁术走到半途，听说曹操叫刘备领兵在徐州附近拦截；吓坏，掉转头向寿春走，走到离寿春不远的江亭，呕血而死。

六、公孙瓒

三国时代的人才多，蠢才也不少。

吕布、袁术以外，算来要轮到公孙瓒了。这三个人，不是没有一技之长，而是缺乏眼光，缺乏修养，有野心而无志气。

公孙瓒生长在幽州。幽州包括今日河北省的中部、北部，及辽宁省的南部、中部。当地汉人，有不少是慷慨悲歌之士，豪爽而尚武好义；也有许多人习惯于与少数民族共处，学会了匈奴与鲜卑、乌桓的骑射。公孙瓒本人又是“家世二千石”，高级官吏的子弟，翩翩少年，身材高、声音大，骑得好，射得准，虽则由于母亲出身卑贱，而只能在辽西郡的太守衙门里充当一名“书佐”，亦即抄写员之流，然而很快便获得太守侯某人的赏识，做了侯太守的女婿，被侯太守送往洛阳之南的缑氏县，从当时的大儒卢植先生读书。

他在卢先生那里，结交了一位同学，姓刘名备。

他不曾把书读通，不久便回家乡令支县（河北迁安之西），又转到辽西郡的首县阳乐（抚宁县之西），在新任太守刘基的下面作一个“上计吏”，相当于会计室主任兼统计室主任。他根本没有文人的气质，干这些事都是用非所长，却也表现得不太坏。

刘太守吃了官司，被关在槛车里押往洛阳，公孙瓒化装为一个仆人，一路跟随侍候。刘太守被判流放日南郡，公孙瓒也下了决心，陪他去这个传闻瘴气甚厉害的地方。所好，两人走到中途，刘太守就遇到了赦免。公孙瓒于是又回到辽西郡的令支县。

家乡的父老与地方官公举他为“孝廉”。这是两汉官场的正途。由孝廉而被天子召见，留用为“郎”，再由“郎”而外放为地方官，最后由地方官而内调为中央大官。

公孙瓒在为“郎”期满以后，被派作幽州的“辽东属国长史”。

长史的意思，是秘书长，是文官，但在这里却是武官，相当于一郡的都尉。所谓辽东属国，便是散布在辽东郡周围的若干藩属国，亦即大大小小的匈奴与鲜卑的部落。公孙瓒的职务，便是监视这些部落，不许他们对汉朝的中央造反。

公孙瓒喜欢骑白色的马，他叫所率领的卫队也都骑了白马。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白马长史。

有些法官是嫉恶如仇。公孙瓒是嫉胡如仇。每次，当他接到有什么部落造反的消息，他就会勃然大怒，集合兵马，立刻奔赴该部落去交锋，妤像是他私人和这部落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到了交锋之时，不用说，他绝不客气，而尽量猛打，尽量残杀。各处的胡入，对他的确是十分害怕。

他的长官，幽州牧刘虞，对付胡人另有一套。刘虞反对杀，所行的是怀柔政策。胡入感他的恩，已经造反的，退走；没有造反的，不再想反。

我用这个胡字，包括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严格说来，胡只能指匈奴，而匈奴是突厥种（因为突厥与今日的多数土耳其人是匈奴的苗裔）。

西汉之时，匈奴之东有所谓东胡，其血统与语言均与匈奴不同，被人类学家称为“东胡种”或“通古斯种”。

就东汉末年的幽州而论，乌桓是各种胡人之中力量最大的一种。乌桓两字，有时也被写作乌丸。东汉的朝廷，特设了一个“护乌桓校尉”负保护乌桓部落的专责。所谓保护，包含”保全”的意思，防止他们因造反而丧失生命与畜产。

东汉的最后一个“护乌桓校尉”，姓箕名稠，有人说他不姓箕而姓綦。他不但不曾护得乌恒，而且护不了自己，被两个姓张的汉人杀死。这两个姓张的，一个叫张纯，曾经作过中山国的国相；一个叫张举，曾经作过泰山郡的太守。张纯对汉朝前途的看法，与其他三个姓张的（张角、张宝、张梁）大致相同，汉朝气数已尽，新朝代即将诞生。张纯于是说动了张举，推张举为天于，而自称“弥天将军安汉王”。

这张天子与张将军，自以为抓住了时代的趋势，就在灵帝中平四年，大造其反，担负他们交给自己的历史任务，实行荒乎其唐的机会主义。他们诱惑了乌桓的一个领袖丘力居，吆喝了不少的汉人与胡人，杀掉护乌桓校尉箕稠，与右北平郡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以流寇的战术横冲直撞，劫掠了青、徐、幽、冀四个州的不少城市、乡镇、村庄。

次年，中平五年，在幽州牧刘虞的指挥之下，公孙瓒大破张纯、张举、丘力居等于（河北蓟县之西的）石门。

公孙瓒在石门打了胜仗以后，穷追张纯等人的汉胡混合部队，一直追到管子城。

他与他的追击军在管子城遇到埋伏，被敌人反包围，围了一百多天，粮食吃完，吃马；马也吃完，煮马鞍、盾牌、皮靴等等。幸亏敌人也吃完了粮食，不得不退回他们的根据地柳城；否则，公孙瓒及其残余部队，不都饿死，也都会冻死了。

这时候，公孙瓒的官位是骑都尉。他早已做过涿县的县令了。立了石门之战的大功以后，在洛阳的灵帝朝廷升他为中郎将，封为“都亭侯”。

中平六年，三月间，有一个姓王名政的，于张纯未对他防备之时，将张纯杀了，割下张纯的头，送给幽州牧刘虞领赏。朝廷加官刘虞为大司马，封公孙瓒为蓟侯，拜“奋武将军”。

公孙瓒一跃而为天下知名的名将，有希望成为拨乱反治的重镇，倘若他懂得与刘虞始终合作，服从这位富有政治经验、而且远近仰望的长官。

他却不肯如此做。

他打了一个不太大的胜仗，便自以为很了不起，不再把刘虞看在眼里，而处处与刘虞作对。刘虞派人送东西，赏赐一些忠顺的部落，公孙瓒偏要去拦截、抢去，破坏刘虞的怀柔政策。

刘虞有一个儿子刘和，在长安朝廷当侍中，与献帝处得很好。献帝在私底下拜托刘和，逃离长安，去幽州，叫刘虞带兵来，迎接他（献帝）东归洛阳。

刘和奉了这个密旨，便逃高长安，奔出武关，先到南阳，他本想由南阳再向东走，到颍川郡再转向东北，经兖州、青州、冀州，见父亲刘虞；不料，袁术认为奇货可居，把刘和以连软带硬的方式留了下来，他叫刘和写信给刘虞，把兵送到南阳来，袁术也带兵一起去。袁术是想与刘虞分功，甚至想争刘虞的功。

公孙瓒劝刘虞不必派兵，刘虞不听；派了几千人去。公孙瓒暗中写信给袁术，建议袁术将刘和扣留，将刘虞的兵吃掉。

他在表面上却装着与刘虞一致行动，也派一千多人，交给堂兄公孙越带去。

结果，袁术吃了刘虞所派来南阳的兵，也按照公孙瓒的建议，把刘和关了起来。这位刘和，颇有能力，竟然从袁术那里逃走，逃到了幽州，向父亲刘虞报告了一切。

于是，刘虞对公孙瓒就恨入骨髓。

公孙瓒不仅与刘虞成了敌人，与袁绍也成了敌人。原因是，他的堂兄公孙越奉了袁术之命，帮助孙坚，打袁绍所派去的“豫州刺史”周昂，在打的时候中了箭阵亡。

袁绍明知道孙坚已经是豫州刺史，又另行“承制”（自称朝廷授权）派一个什么周昂，乘着孙坚在洛阳前线打董卓，袭占豫州的某一部分。这诚然是袁绍的不对。

公孙越的“任务”，本是前往长安，迎接献帝。袁术不践言参加迎驾，而吃掉刘虞的兵，又把公孙越及其部队用在打周昂的小战争上面，以致公孙越阵亡，这是袁术不对。

单就公孙越之阵亡而论，公孙瓒应该第一先恨袁术，其次才恨袁绍。

军阀便是军阀，不懂得什么叫做平心静气的分析。

他进军（山东德平县的）磐河。同时，他上疏给朝廷，数说袁绍十项大罪。

这是初平二年十二月的事，董卓还不曾死。公孙瓒在他的讨袁绍疏之中，虽不明白站在董卓的一边，而责备董卓的字眼也不过是“造乱”、“无礼”几个字而已。

除了为堂兄公孙越报仇以外，公孙瓒的另一原因，也就是真正的原因，是扩充地盘。

一个月以前，初平二年十一月，公孙瓒在（河北省东南部的）东光县大胜了青州的黄巾，杀掉三万，收降七万。

由东光再向前，便是袁绍的地盘。袁绍此时名义上是冀州牧兼勃海郡太守，而实力早就伸入青州。公孙瓒要找袁绍打，袁绍仍不想和他打。公孙瓒有一个亲弟弟公孙范，在袁绍的身边。袁绍希望以公孙范为桥梁，与公孙瓒保持友好关系，就把自己所兼的勃海郡太守的官职让给公孙范（勃海郡在今沧州一带）。

谁知，这公孙范有了勃海，不作调停人，而立刻调集全部的乒，帮助哥哥公孙瓒打袁绍。

公孙瓒与袁绍双方的兵，于初平三年正月在（河北威县之北）界桥，进行决战。袁绍以步兵三万人结成方阵，用骑兵一万人布在两翼，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作为挑战的前锋。公孙瓒不懂得如何对付这样的阵势，被袁绍杀得大败，退回蓟县。

公孙瓒所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被俘。

袁绍乘胜派人追击，追到（易县东南的）故安县。公孙瓒的部队，掉过头来死守，袁绍的部队攻它不下，撤退。

袁军撤退以后，轮到公孙军来追击，追到（新城县之东的）拒马河，大胜袁军，杀了七八千人，向东扩充战果，进展到（山东西北部的）平原国，继续占领了大部分的青州。

公孙瓒于是派了一个姓田名楷的，作青州刺史。

刘备在这一次战役之中，颇替公孙瓒立了一些功。公孙瓒任命他为平原县县令，其后又升为平原国的国相（汉朝在景帝以后，有王有侯，但王侯都无权统治他们的“国”，一切由中央政府所谓“相”来当家。我称这些“相”为国相，借以别于西汉的丞相与东汉的司徒。刘备当时的官名，是“平原相”三个字，不是我给他的“平原国的国相”六个字）。

袁绍不甘心丢了他的青州，便用他的全副力量来和公孙瓒死拚，拚了很久。

拚到兴平二年，袁绍才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于（河北通县之南的）鲍丘，杀了公孙瓒的兵两万。公孙瓒退到（雄县西北的）易京。

公孙瓒之所以战败，简单说来，一是把地盘占得太大，人才与兵力不敷分配；二是不但任命了所谓冀州刺史与青州刺史，也任命了所谓兖州刺史：树敌太多；三是刘备在兴平元年为了援救被曹操所攻的陶谦，脱离了公孙瓒与田楷等人的团体，去了徐州，而且赵云也借口兄丧，回了常山郡真定县；四是与幽州牧刘虞闹翻。杀了刘虞，与刘虞的儿子刘和及刘虞的很多部属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他杀刘虞，是在刘备离开青州的前一年，亦即初平四年。十月间，长安朝廷派了一位使者段训到幽州来，加刘虞的官，也升他的官。刘虞被加官“督六州事”；他被升为“前将军”，爵位也由蓟侯改封为“易侯”。

他胁迫段训与他合作，伪造皇帝诏书，说刘虞与袁绍合谋僭位，将刘虞斩首。

事先，刘虞曾经在段训未到以前，与公孙瓒打了一仗，打败，被俘。公孙瓒等待段训来了以后，才把刘虞杀害，因为刘虞本是他的长官，背一个杀长官的名不好。

杀长官的事实，他怎么样也掩盖不了。刘虞的部属们公推阎柔为领袖，号召汉人与胡人，集合了几万兵马，与刘和的一支力量配合。袁绍也派了大将鞠义，率领几万兵，参加这讨伐公孙瓒的联军，一举而斩杀了公孙瓒的渔阳郡太守邹丹（渔阳郡的首县渔阳县，在河北密云的西南）。

渔阳郡以外，代郡、广阳郡、上谷郡、右北平郡，各地所有的老百姓都纷纷起义，杀了公孙瓒所任命的官吏。响应刘和、阎柔与鞠义所统率的联军（代郡的郡治在高柳，在山西阳高西北；广阳郡的郡治在蓟县，蓟县的故城在北京西南；上谷郡的郡治在沮阳，河北怀来之南。右北平郡治在土垠，河北丰润之东）。

公孙瓒的对策，是采取“绝对守势”。他把易京造得十分坚固，城墙之外，有土堑；土堑之外，又有土堑；传说这易京有几十重的土堑。城墙本身，有六七丈高；公孙瓒与妻妾姊妹所住的楼更高，足足十丈，不设楼梯，公文用绳子系上去，传令用特别训练的、能够大声喊叫的女人，城内，他储蓄了极多的粮食。

尽管如此，这易京终于在建安四年三月被攻破，公孙瓒放火自焚，没来得及死，被砍。袁术死在他前面三个月，吕布死在他后面三十月。

七、陶谦

吕布、袁术、公孙瓒，倘若生在太平之世，便不会表现得那么糟。

陶谦、刘表，倘若生在太平之世，则不仅不致失败，而且可能做出很好的治绩，留名于青史之中。

陶谦是丹阳郡丹阳县人，读过书，被举为孝廉，留在中央政府为“郎”，由郎而外放为舒县（安徽舒城）的县令，在当时算是“正途”出身，他官运不错，“四转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跟随张温在凉州对造反的边章、韩遂作战，立了相当军功，于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事之时，被朝廷任命为徐州刺史。

他到任以后，很快就战胜了黄巾，把黄巾赶出了徐州各郡各国，使得“境内晏然”。

他确是一位文武兼长的人才。《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把他形容得一文不值，说他亲信小人，疏远知名之士，司法与行政均被荒废。传中所指出的小人，仅有曹宏一名，关于这曹宏究竟害了多少“良善”，并未说明。传中所指的知名之士，是徐州州政府的“别驾从事”赵昱。赵昱被陶谦保荐，任为广陵郡的太守。这怎么可说是疏远了赵昱呢？事实上，别驾从事只不过是一个幕僚，其地位远不及官阶“二千石”的太守地位高。这是陶谦重用赵昱，不是疏远赵昱。

当时，陶谦已经由徐州刺史，升任为徐州牧。升他的，是李傕、郭汜所主持的长安朝廷（州牧的俸禄是“中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太守高，更比六百石的刺史高。中二千石的“中”字，在汉朝政界人物的字汇之中，指“宫中”，引申为中央的与“高于普通的”。所以，“中二千石”高于“二千石”。所谓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原义都是指的年俸，相当于若干石的谷子，其后打折扣发放，而且以一大部分折合为布帛、铜钱等等，所以事实上没有那么多的谷子）。

陶谦于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之时，不曾参加袁绍、王匡等人的同盟，却也于朱儁驻节中牟之时，送去三干名兵士与足够的军粮，并且推举朱儁“行车骑将军事”，这便是公然与董卓为敌了。

不久，董卓派遣李傕、郭汜打朱儁，击败朱儁的军队，劫掠了颖川等郡，陶谦继续支持朱儁，直至董卓被杀以后。他联合了当时的扬州刺史周乾，与五个国的国相，两个郡的太守，一个郡的前任太守，一个博士（大学教授），共同写信给朱儁，公推他为“太师”，许诺以足够的兵员与半年的军粮支援他，请他去长安打李傕、郭汜，主持国政。

在陶谦所号召的五个国相之中，最有名的是北海相孔融；两个现任太守之中，也有一位是后世的学人所知道姓名的：太山太守应劭。参加签名的“前九江太守服虔”，是我们已经领教了不少的一位“说经家”。那位博士，不是别人，是经学泰斗郑玄。

朱儁另有他自己的看法。朱儁以为董卓既死，不妨对李傕、郭汜不咎既往，“与人为善”。李、郭二人采纳太尉周忠与尚书贾诩的建议，以献帝的名义，征召朱儁入朝，朱儁就辞谢了陶谦等人的好意，而只身前往长安，以个人生命作扭转乾坤的孤注。到了长安，先后担任了太仆、太尉、行骠骑将军事等等官职，终于为了调解李、郭二人之间的争斗，被郭汜扣留，气死。

陶谦呢，自从朱儁去了长安以后，便不再与李傕、郭汜对立，而恢复与朝廷书表往来，接受了朝廷升他为徐州牧的诏旨。

《陶谦传》里面最无聊的一句话，是说陶谦与徐州境内一位自称天子的草寇“合从”。翠寇是下邳人，姓阙名宜。

陶谦贵为一州之牧，怎么会与区区的阙宜结为同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里指出了如此说法之难以令人相信：“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藉宜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

《陶谦传》又说，陶谦与阙宜合从不久，就杀了阙宜，吞并了他的徒众。事实是，陶谦从阙宜开始造反的一天，便对他讨伐，很快就击败了他，将他杀死。阙宜从造反到战败被杀，前后不到一个月，初平四年六月。

《后汉书·陶谦传》，大部分是从陈寿《三国志》的《魏书》抄来。《魏书》是魏朝史官留下给晋朝的官方记录。魏朝史官对陶谦有不得不向坏里说的苦衷，因为陶谦是魏朝的开创者曹操的敌人。

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经过徐州、去往琅邪的途中。曹嵩之死，是死在陶谦的部下，一个姓张名闿的都尉之手。曹操认定张闿是奉了陶谦之命行事。

曹嵩这人有取死之道。他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很有一些钱，花过一千万买得了太尉之官，在初平三年带了一百多辆车的行李与金银财宝由洛阳去琅邪，准备到离开今日青岛不远、诸城县东南的海边地去养老。他不仅是招摇过市，而是招摇过了小半个中国。

曹嵩与他的仆从，浩浩荡荡地到了徐州境內，陶谦派遣两百名卫兵，交给张闿，护送曹嵩。依照《吴书》的记载，这张闿抵抗不了一百多辆车行李与金银财宝的诱惑，走到泰山与华县、费县之间，就指挥卫兵，把曹嵩杀了，劫去曹嵩的财物，逃往淮南。

《后汉书·陶谦传》不曾指出杀曹嵩的人，是否姓张名闿，也没有说曹嵩是死在“泰山华费之间”，仅仅说了杀曹嵩的是陶谦驻在（峄县西南的）阴平县的“士卒”。这些士卒，属于陶谦的一名别将所管。

《应劭传》又有一个说法：杀曹嵩的不是什么阴平守将及其士卒，不是所谓张闿，而是陶谦的几名轻装骑兵。这几名骑兵，据《应劭传》，是陶谦自己所派。原因：陶谦很恨曹操，恨曹操攻打了徐州好几次。

《应劭传》的说法，不合于事实。曹操在曹嵩遇害以前，不曾攻过徐州一次。陶谦没有理由恨曹操，恨到必须杀曹操的父亲。

厉史上像这种难考的琐碎小事，太多。也不必去深考。重要的，不是曹嵩为谁所杀，而是曹操一口咬定曹嵩是被陶谦派人所杀，在初平四年带了极多人马来攻徐州，声称为父报仇。

有五个城的男女老少，几十万人，包括从陕西因李傕、郭汜之乱，而逃到徐州来的难民，都被曹操指挥部队杀光。这五个城是（现在称为徐州市的）彭城、（峄县之南的）傅阳、（睢宁西南的）取虑、（现在称为睢宁的）睢陵与（安徽泗县之西的）夏丘。

曹操屠掉这五个城，屠得真正是鸡犬不留，使得“睢水为之不流”，太残忍了！这是曹操一生的大污点。以他的能力与治绩，他本可以赢得天下志士仁人的归向。他做了这件残忍的事，暴露了他性格深处的凶恶，只有令志士仁人寒心。我在前面说过，陈宫之倒他的戈，引吕布来偷袭兖州，可能便是因为对曹操寒心。后来，曹操对刘备十分好，而刘备总是不肯对他好，其原因可能也是如此。

八、早期的刘备

陶谦在曹操来攻之时，抵挡不住，退到郯城死守，总算被他守住。

有谁在郯城助他一臂呢？刘备。

曹操之所以后来对刘备十分器重，这郯城的攻守战颇有关系。

次年，兴平元年，曹操又来打徐州，占领了琅邪、东海等县，陶谦有自知之明，知道他自己的力量与曹操的力量不成对比。去年他守得了郯城，今年未必仍能守住。他决定索性放弃这徐州几个郡国的地盘，逃回家乡去养老。

幸亏，在曹操的兖州后方，出了陈宫、张邈等人迎来吕布的事。曹操慌忙回军北向，去打吕布，陶谦这才喘得了最后的一口气。

他却也活不了多久，便发了病，一病不起，享年六十三岁。

垂死之时，他把徐州交给刘备，上表推荐刘备为徐州牧（按照当时的军阀风气，刘备只要一被推荐，不必等待朝廷的任命，立刻便可以就任办公）。

刘备曾经向陶谦辞谢，说：袁术的声望高，力量大，不妨把徐州交给袁术。这时候，孔融在场，表示了他的意见：袁术是死人一个，好比已经埋在坟墓中的枯骨，不值得考虑。

刘备于是接受了陶谦的好意，以“客将”的身份继任为官位甚高的徐州牧（他本为客将，是袁绍的青州刺史田楷，在初平四年派他来徐州，帮陶谦抵挡曹操的）。

以后不久，就有了吕布由兖州战败来奔，被刘备好意安顿在小沛，又由小沛袭夺徐州州政府所在地的下邳，以及刘备落难到广陵、海西，反过来向吕布投降，被吕布礼尚往来，安顿在小沛。

最后，吕布又把刘备赶出了小沛，刘备去投奔曹操，引得曹操来攻下邳，杀了吕布。这些话，在我所写的吕布一章，都已经说过。曹操于建安三年杀了吕布以后，不把徐州还给刘备，而交给一个姓车名胄的无能之辈，叫车冑充当“徐州刺史”（徐州牧的官职取消）。

刘备被曹操带回了许县，以献帝的名义拜为左将军。次年，建安四年，袁术离开寿春，想经过徐州，到青州、冀州依附袁绍，曹操派刘备去徐州拦截。刘备果然便把袁术吓得掉头南向，却也顺便打走了车胄，夺回那个他认为应该是属于他的徐州。

这一次，刘备享受他的徐州地盘，时间也是很短。曹操不能够容忍如此的一次对自己的侮辱；不到一年，就带了大队人马，把刘备的几千兵打得落花流水，俘虏了刘备的妻子与大将关羽。

张飞向南逃，逃到汝南，与当地的黄巾领袖合作，占了（河南正阳境内的）一个古城，暂且安身；刘备向北逃，逃到袁绍那里，参加了袁绍与曹操的延津之战。

再其后，刘备见到袁绍实在是不够料，没有战胜曹操的可能。就向袁绍求得了一个任务：前往汝南，策动当地黄巾，以扰乱曹操的后方。袁绍答应，刘备于是获得脱身。

刘备离开了袁绍，到达汝南，与张飞团聚在一起。不久，关羽在许县获得消息，知道了刘、张二人的下落，立即陪同刘备的两位夫人（甘夫人与糜夫人），来到古城。曹操派了蔡阳领兵来追，被关羽杀掉。

建安五年，刘备与关羽、张飞离开汝南郡，去到襄阳郡，投奔刘表。

刘表把他们安顿在新野县，井未重视。刘表只不过叫他们在新野这个小地方，担任前哨的职务而已，没有以对待一个前任徐州牧的礼貌对待刘备，也没有认出关、张二人是大将之才。

刘备在新野坐冷板凳，从建安五年坐到了建安十三年，整整八年之久。也真亏他有如此的耐心，人生有几个精力饱满的八年呢？

有一次，刘表请他吃饭，他在席中想到了这一点，伤感得流下眼泪来。刘表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我以前天天骑马，臀部没有肉；现在好久不曾骑马，臀部肥大了起来，感觉到年岁已大，转眼便进入老年，而功业毫无成就，所以伤心。”

刘备这时候，已有四十几岁。

其实，刘备怨不得刘表，也怨不得其他的人，该怨自己，怨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勇气有余而智慧不足，学问不足，天下的事，应与天下人共谋之，至少应访求天下之头等人才而共谋之，凭你刘备一人有那么一点雄心，就以为能够独力削平群雄，安定天下，岂非缘木求鱼？

关、张二人有万夫不当之勇，赵云浑身是胆，糜竺、孙乾也有相当的行政能力与外交辞令；这些人是好帮手，然而比起张良、韩信、萧何，有相当大的距离。

所以，刘备混了大半辈子，跑东跑西，跑不出什么名堂，站不稳任何地方。

初出茅庐之时，于一位校尉邹靖的指挥之下，他率领关、张二人及若干平起平坐、一块儿放狗跑马、爱好流行音乐与漂亮衣服的年轻朋友，旗开得胜，把家乡的黄巾军，杀得个个逃命，蒙邹靖保荐，做了中山国安熹县的尉。

中山国与涿郡相距不远，也算得上是他的家乡；实际上，是他的远祖刘胜的封地。刘胜是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之一，封在中山国为王；刘胜的一个小儿子刘贞，被汉武帝分封在中山国的陆成县为侯，于元鼎五年因所献的黄金成色不足，被武帝削去了侯爵，降为平民；传到刘备的祖父刘雄，也居然重振家声，做了小官；父亲刘弘，被地方上公举为孝廉，由孝廉而获得官职，当了兖州东郡范县的县令。

这一位范县县令，不贪污，又死得早，留下了孤儿寡母，生活十分艰苦。刘备与他的母亲懂得因时顺变，能屈能伸，就凭他们母子俩的双手，自力更生，贩鞋子卖，织席子卖，倒也活得很好，而且省得下钱来供应刘备读书，作了同郡的卢植先生的弟子（刘备出生于幽州的涿郡涿县，从唐朝到清朝称为涿州，民国改称涿县。中山国属于冀州，首县在卢奴，今天的河北定县。安熹县属于中山国，旧址在今天定县之东）。

刘备不仅有钱读书，而且有钱交朋友，这便不能仅仅靠贩鞋子与织席子的收入了。他有两个知己，中山国的大商人张世平与苏双，这两人是做马匹生意的（从塞外运马到内地来卖），很发了一点财；路过涿郡，可能卖了马给刘备，而刘备对于马，十分内行，谈起一套有关于马的马经来，引起张苏的好感（刘备不仅很会骑马，而且深通相马之术）。这两人见到刘备的若干朋友，也器宇非凡，颇有出息，就慷慨解囊，支援刘备，使得刘备有钱团结一批“徒众”，走在街上，骑在郊外，都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形成了未可欺侮的“地方势力”，相当不简单。

刘备不曾进过军事学校，所会的只是骑马、射箭、舞刀舞剑，加上一些书本上的战略常识（如《孙子兵法》之类）。当时，似乎谁也不曾进过军事学校，汉朝的中国没有军事学校；但是在高级的国立学校之中有涉及军事的学科。刘备呢，不曾进过高级的国立学校。

因此，他打黄巾军，绰有余裕，帮公孙瓒的田楷扫荡青州，也不甚吃力；等到与袁术、吕布、曹操这些人对垒，就很难应付了。

奇怪的是，他帮陶谦守下邳，而曹操竟然攻下邳不下。我们没有充分的史料，无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也许，曹操当时的兵，本不甚多，已经和陶谦拼掉了不少；而且军粮吃完，输运不继。

本来，他的运气也不算坏，以一个毫无带兵资历，又不曾得过孝廉、茂才之类的保举的人，平步青云，当了安熹的尉，比县长差不了多少。其后，为了恨巡查郡县的“督邮”之官对他搭架子，不肯接见他，就把这督邮捆了起来，打了二百军棍，绑在马桩子上。闯下这场大祸以后，刘备索性连县尉之官，也不稀罕做了，把“绶”脱了下来，挂在督邮的颈项，带了关、张二人离开安熹县，扬长而去，开始亡命的生涯。亡命了不久，攀交了大将军何进派往丹阳郡招兵的毋丘毅，随同毋丘毅去丹阳，路过下邳，顺便解决了当地的小土匪。毋丘毅保他一本，他这就又当起官来：（山东昌邑县之东的）下密县的县丞一一副县长。

县丞当了不久，不知为了什么原故，刘备又不干了。大概是年少气盛，受不了委屈罢（年纪在二十五六左右）。《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捆打督邮的事，写在张飞身上，以渲染这位作者所送给张飞的粗暴性格（正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张飞。张飞是富家子弟，字写得极好，生平的嗜好，是画美人，武艺也不错）。

不干了下密的县丞以后，刘备官运亨通，闲不了多久，又做（禹城西南）高唐县的县尉，由县尉而升为县令（大县的主管官，称为县令；小县的，称为县长）。这是他第二次当县尉，第一次当县长。

其实，古往今来，当过县长的人比比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当到了九卿，相当于今日的部长的，也十分多。只有作出很大的成绩来的，才会留名青史，为后世所钦佩。

刘备的特殊可爱处，便是不把区区县尉、县丞、县长，看成一生事业的极峰，而心满意足、不求上进。他志在澄清宇内，解救人民；所以得官不喜，丢官不忧，做了小官而随时可走。

因此，他做了高唐县县令，又为了一次对土匪作战小小失利而出走。他这一次走得很远，投奔老同学公孙瓒。公孙瓒这时候因追讨造反的张纯与招降乌桓的“贪至王”，而官拜为“中郎将”。公孙瓒对他很欢迎，立刻上表，保荐他作“别部司马”（司马之官，有大有小；汉朝最大的司马是中央的大司马，相当于西周中央政府的司马；军队中各级部队也各有其司马，所管的常常是辎重与后勤业务，遇必要时也奉命带兵作战。刘备在公孙瓒下面所担任的所谓“别部司马”，很像是掌管被招降的或自动归顺的别部乌桓，或如《续百官志》所说，掌管主力以外的另一部的官兵）。

刘备以“别部司马”的身份，被公孙瓒派往青州（山东北部），帮田楷吞并青州，颇为成功。田楷做了公孙瓒的青州刺史，刘备做了田楷下面的平原县县令，不久就升为平原国的国相。

平原在西汉之时是一个郡，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殇帝、桓帝先后封了和帝的儿子刘胜与桓帝自己的弟弟刘顾为平原王；于是平原便由郡改称而为国；太守改称国相，直至刘备当了平原相及其以后（到建安十一年曹操废国改郡为止），平原国属于青州。青州有一个郡：东莱；五个国：平原、北海、齐、济南、乐安。平原国有十个城，其中八个是县，两个是侯国。侯国没有国相，侯国的行政官与大县的一样，也称“令”，小县的地方官称“长”。

刘备这时候的官位，虽不太高，也不算低。他和本地的老百姓处得很好，不对他们摆架子，又舍得花小钱。而且，把境内的盗匪清除得干干净净。因此，老百姓对他十分爱戴。

当地的恶霸刘平，对刘备看不顺眼，派了一个刺客来。这刺客见到刘备，交谈之下，变成了刘备的朋友，不仅不忍下手，而且把刘平的阴谋告诉了他。

和刘备官位相等，而声名大得很多的北海国国相孔融，也十分愿意与刘备攀交。孔融有一次遇到黄巾来攻，抵挡不住，令部下军官太史慈来平原，向刘备求救。刘备立刻派兵去救，同时，惊喜之余，向太史慈说：“孔文举也听到说过，天下有我这么一个刘备吗？”（孔融的字，叫文举。北海国是山东潍县一带，郡治剧县在今日寿光东南）

另一位与刘备官位相同的人，徐州广陵郡的太守陈登。这位陈登，是一位太尉的孙子，一向眼高于顶，却十分推崇刘备，说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

刘备是否已经知道自己有王霸之略呢？我看，未必。他此时所表现的，似乎只不过想做一名好官而已。倘若有心当霸王，王天下，怎么做了一个国相，就那么卖劲呢？卖劲，自然是对的。应该把眼光放在全国的问题上，然后以做一个好国相作为平天下的起点，这才是王霸事业。为了做国相而做一个好国相，好到了极点，也不过是一个好国相而已。

当时的平原国，属于青州刺史田楷；田楷是公孙瓒的部下。公孙瓒是什么样子的一块材料？刘备肯做公孙瓒的部下的部下，能有什么出息？

所以，后来袁术看不起他，不是全无理由。袁术有一次写信给吕布说：“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其实，这句话别人配说，袁术不配）

刘备肯当平原相，而且肯把这平原相当作一回事，认真地去做，看情形似乎肯做一辈子。老天却不让他如此地没出息。老天叫袁绍打公孙瓒，打田楷，打他刘备，夺去平原国，逼得田楷与刘备向东边撤退，退守齐郡（山东益都一带）。

老天对刘备真好，惟恐他滞留在齐郡，特地叫曹操的糊涂父亲死在陶谦的部下之手，使得曹操对陶谦大动干戈，也使得陶谦向田楷求救，田楷带了刘备去救。

谁想得到，刘备一到徐州，便帮同陶谦的唯一“将官”曹豹，把郯城守住。对方，不是黄巾，不是袁绍，而是当时全中国最会用兵的曹操。

刘备不仅仗打得好，他的为人，也叫陶谦欣赏。陶谦在病得快死的时候（兴平元年二年之交），不把徐州交给儿子或部下，而吩咐糜竺等人，交给刘备。陶谦如此做，不是为自己，自己是将死的人；而是为了徐州的人民。

刘备做了徐州牧，处于有为之地，应该施展出一番王霸措施，庶几不负陈登之流的属望。他的表现是什么？是和袁术扭打，是不曾看出吕布的不可靠，是被吕布偷占了地盘，弄得丢掉妻子，与若干名忠实部下流落在海西郡，穷得没有饭吃，倒过来向吕布低头，求吕布收容、安顿在小沛，太差劲了。

姓刘的自古以来，头等人才极多；刘邦、刘秀、刘牢之、刘仁轨、刘基、刘铭传，等等，不胜枚举。这许多位，都不是早期的、遇到诸葛亮以前的刘备所能望其项背（文人如刘勰，其造诣也是文章理论家中首屈一指的）。

诸葛亮在刘备的生命之中，“制造了一个不同”（Made a difference）。

其实，光荣仍旧是属于刘备的，别的将军不曾肯屈尊，去找一个二十几岁的小才俊，而且不曾存过物色人才的心；他刘备舍得三顾茅庐，这便是了不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诸葛亮每个时代都有，刘备不是每个时代都有。

这是后话，留待他们俩见面之时，我再加以详叙。

单就他徐州被吕布偷了以后，竟然肯向吕布投降的一件事而论，刘州牧这一种能屈能伸，不怕人笑的作风，也说得上“很不平凡”四个字了。

区区感觉到惋惜的一点是：每到吕布对他不能放心，终于把他从小沛赶走，他不去投奔别人，偏去投奔曹操。

曹操打过陶谦，曹操曾经在郯城跟他对垒；去投奔曹操，不又是一次峴舰事件么？

也许，他不是专诚去许县的。事实是，他在（河南商丘之南的）梁国，与曹操相遇。他本该在遇见曹操之时，给曹操迎头一刀，这叫做“仇人相遇，分外眼红”。结果，不仅不曾交手，反而成了暂时的知己。我看，言归于好，可能是曹操主动。曹操这个人，从头到尾，是把眼光射在全国的局势之上的，很喜欢收天下之人才为己用，而且极擅长招降纳叛，绝不会计较刘备之曾经在郯城和他对过垒，并且很高兴刘备之已经和那偷过他的兖州的吕布，结了深仇。

反过来说，刘备主动去找曹操，也不是不可能。为了报吕布的仇，为了夺回徐州，不找曹操，找谁？

袁绍离得远。而且袁绍也是曾为敌人的。

在刘备的几个敌人之中，最对得起刘备的要算是曹操了，虽则于消灭吕布以后，没有把徐州还给他（这一点，我们怪不了曹操。曹操志在统一全国于自己所主持的汉朝政府之下，无法容许像刘备这样的雄才重占徐州。倘若刘备在许县执政，也不会让曹操官居徐州之牧的）。

除了徐州牧以外，刘备想要什么官职，曹操皆能予以同情的考虑。刘备开口了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曹操一见刘备，就用献帝的名义，任命为豫州牧。外且，刘备也真的就了职，到了任（他在任中，保荐了豫州汝南郡一个姓袁名谭的作“茂才”。这袁谭，是袁绍的长于）。

刘备在建安三年九月，跟随曹操去徐州打吕布，在十月间获胜；又跟随曹操回许县，享受曹操对他“出则同舆，坐则同席”的礼遇，被曹操以献帝的名义拜为“左将军”。不过，豫州牧的官位却没有了。

把刘备的豫州牧免了，留他在中央当一名位高而权不重的左将军，这是曹操的“败笔”。曹操究竟还不算太知人。像张辽、张郃之流，能当上一名中郎将与偏将军，就很死心塌地。刘备呢，不是张辽、张郃之比，也不是名位略胜二张一筹，就会十分满足的。

要把刘备笼络、羁摩，或甚至收为己用，曹操必须对刘备推心置腹、共成事业。这事业又必须以匡扶刘家的汉朝为主，不能名为刘家，而实际上是曹家的一种名存实亡的局面。

问题在于曹操，不在于刘备。刘备在当时没有自己当皇帝的念头，也没有自己当丞相的念头。倘若曹操能叫刘备相信，真在复兴汉朝，同时又让刘备坐仅次于丞相的第二把交椅，刘备便不会有其后串同董承，阴谋推翻曹操的事。

董承这个人，很不够意思。曹操待他不薄，把自己的车骑将军的位置让给了他，他也不过是献帝的一个侧室一一董贵人的父亲而已（四年前在洛阳主持那邀请曹操来迎驾的计划的，可能不是他，而是董昭）。

董承并非如裴松之所说，为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儿。他可能是董卓的三族之外的同姓晚辈，曾经做过董卓女婿牛辅下面的军官。不过，董卓死后，在李傕、郭汜胡闹的几年，他确是忠心维护了献帝。兴平二年七月，献帝从长安出发，向东边走，董承是随驾的将军之一。官衔为“安集将军”。中途，李傕、郭汜又捣起乱来；董承与杨奉商量，从山西请来韩暹与大批的白波徒众，才把献帝的性命保住。曹操在建安元年八月到达洛阳之时，董承已经是“卫将军”。地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

曹操在八月辛亥日，以镇东将军、兖州牧的身份，兼“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取得了支配中央政府的大权，便捕杀了一位姓台名崇的侍中、姓冯名硕的尚书与献帝身边其他的几个中下级官吏，立威。同时，却封了董承、伏完等十三个人为“列侯”。列侯是不带地名的侯爵。建安四年三月，曹操升董承的官，由卫将军升为车骑将军。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因为董承的女儿，在宫中是得宠的贵人罢。

当时，大将军的官位曹操已经让给了袁绍。这车骑将军，曹操又送给了董承。袁绍在外，而董承在内，曹操虽则实权极大，而军界的名位倒颇逊于这二人，甚至连刘备的左将军也不如。曹操自从建安元年十一月以来，只不过是“行车骑将军事”而已。

董承倘若在建安四年就已经看出曹操不能始终忠于汉室，或是对曹操在徐州的残忍作风深恶痛绝，而纯粹为了公义要除掉曹操，这是他的自由。然而，即使如此，也应该第一，自己先要站得稳；第二，应该算算自己的力量，有没有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制胜把握。

说这时候曹操已经是奸臣，未免太早。至少，曹操的奸臣面目尚未暴露。董承自己呢，以堂堂车骑将军之尊，而作这鬼鬼祟祟的、阴谋夺权的事，太不光明。至于力量，京城许县附近能对曹操反抗的兵，仅有一名校尉的部队，至多是几千人而已，能解决曹操的几十万人么？

这位校尉是种辑。《后汉书·献帝纪》说他是“越骑校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他是“长水校尉”。

另一位同谋者。偏将军王服，即使有兵，也不会甚多。这王服，《先主传》写作“王子服”，似乎可能是“皇子服”，有待详考。

《献帝起居注》这本书上说，董承向王子服说，“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犹是也。”这“子楚”是秦国昭襄王的孙儿、孝文王的儿子，其后被吕不韦支援，回到秦国取得王位，成为历史上的庄襄王。董承拿子楚的故事来说服“王子服”，以秦国的子楚来与王子服相比，很像是要推翻曹操，废掉献帝，另立“王子服”的意思。是否这“王子服”是桓帝或灵帝的一个儿子“皇子服”；或是某一位有王爵的宗室的儿子“王子服”。

《三国志》称他为“王子服”，《后汉书》改称他为“王服”，《资治通鉴》也只称他为“王服”。可见范晔与司马光均不曾把《献帝起居注》之中董承对王子服说的话，当作一回事来推敲。

另一个问题：董承与刘备等人的计划是在什么时候被曹操发觉？是在刘备解决了徐州刺史车胄以前？还是在以后？

《三国志》魏的部分，把刘备杀了车胄的事，载在董承为曹操所杀之前。《三国志》蜀的部分，与此相反，说董承被曹操杀了以后，刘备才杀车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之中，采取了《魏志》的说法，明言“蜀志误也”。《考异》引用袁宏的《后汉纪》为据，说《后汉纪》的说法与《魏志》相同。

《三国志》的三个部分，陈寿自己称它们为“魏书”、“蜀书”、“吴书”，后人却每每改称它们为“魏志”、“蜀志”、“吴志”。贤者如司马光，亦未能“免俗”。司马光及其助手，也把袁宏的《后汉纪》称为“汉纪”。

我个人的看法，《三国志·蜀书》的部分是对的：董承先在许县被捕，刘备才着了慌，提前对曹操翻脸，占领下郅杀掉徐州刺史车胄，留下关羽守下邳，自己带主力到小沛，准备迎战曹操必将派来的将官与兵士。这是建安四年冬天的事。

曹操派来的将官是刘岱与王忠。这一个刘岱，与初平元年参加讨伐董卓同盟的兖州刺史刘岱，不仅同名，而且同字，两人均字“公山”；所不同的是：兖州刺史刘岱，是青州东莱郡牟平县人；曹操的部下刘岱，是豫州沛国人（牟平在山东蓬莱东南，沛国在安徽宿县西北）。

刘岱与王忠均不是刘备的对手。王忠是（陕西武功一带的）“右扶风”人氏，并无了不起的资历，只是在李傕、郭汜胡闹的期间，因遍地饥荒而吃过人肉而已（其后，曹丕喜欢派人在野外古坟里找骷髅，挂在王忠的马脖子上，开他的玩笑）。

刘备向刘岱、王忠说：“像你们俩这样的料，来上一百个，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倘若姓曹的自己来，那就又当别论了。”

刘岱、王忠在吃了败仗以后，就回到官渡曹操的营中，据实报告。曹操于是便依照刘备的意思，亲自带兵由官渡向东边走，到小沛向刘备请教（官渡在河南中牟的东北；小沛在江苏沛县的正东）。

刘备这时候已经有了几万兵了，包括曹操的旧部一一东海郡的昌霸等人，所带来的部队。他很可以与曹操一决雌雄，却忽然怯场，见到了曹操的旌旗就下令撤退，弃军而逃，丢掉了妻子儿子，也丢掉了呆守下邳的关羽（王沈的《魏书》是这样说的；司马光不相信刘备竟然脓包到这步田地。司马光加了四个字的按语：“‘魏书’多妄”）。

刘备吃了一个大败仗，确是事实。不仅妻子与关羽都在下邳被俘，张飞与他的一支官兵也被打得与刘备的主力失掉联络，逃往（河南正阳一带的）汝南郡，找黄巾首领刘辟，合在一起。刘备自己带了少数人，去青州找袁谭。

袁谭是袁绍的大儿子。袁绍，是刘备的同学兼老长官公孙瓒的死敌。袁绍杀了公孙瓒；站在刘备的立场来说，袁绍是刘备的仇人。怎么可以去找他的大儿子袁谭呢？

刘备当时的处境也够惨，比以前吕布惨。吕布到了天下无容身之地的时候，还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杨，是同乡兼好友。张杨虽则有时候幽吕布一默，只是幽了一默而已。在最后关头，吕布被曹操围困在下邳，张杨还是带兵来救，死在中途（为部下所害，害他的部下可能是曹操所收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张杨对吕布的交情是死生不渝。刘备呢，除了身边的关羽、张飞、赵云，亲如兄弟以外，却没有一个据有一郡地盘、像张杨这样的可以投奔的好朋友。

刘备只得硬着头皮，去青州投奔仇人的大儿子衰谭。在袁绍与曹操两个仇人之间，袁绍是旧仇人，曹操是新仇人；袁绍是间接的仇人，曹操是直接的仇人。于是，刘备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与生命，投送在袁绍的手中。

刘备却也不是全无希望的。他对袁谭，可以拉上一点关系。不久以前，他被曹操推荐为“豫州牧”以后，曾经以州牧的职权，保举过袁谭为“茂才”（袁绍一家，是豫州汝南郡汝阳县的大族。汝阳县城当时在今天商水县西北。商水之南，是袁世凯的家乡项城）。

东汉的茂才，比孝廉略为高些；孝廉是每二十万人口，产生一人，茂才是每州仅有一人。孝廉是一郡的太守或一国的国相所保举的，而茂才是州牧或刺史所保举。州牧、刺史以外，能保举茂才的，仅有三公与光禄勋四个大官，而且也只能每年保举一名。

袁谭有他的父亲袁绍给他官做，未必稀罕这个茂才资格。然而，刘备保举了他，多少也是一份厚谊。袁谭对刘备之如此表示好感，至少是不会讨厌的。按照清朝的习惯，考中了秀才、举人、进士的，对于主考的官，一向是尊之为师，而且称为“恩师”；主考官对于亲自录取的人，也总是认为弟子，有机会就提拔。这一种未曾有过教书听讲的事实的“师生关系”，在清朝的官场中，是一大传统。汉朝，可能不如此之甚；却也不见得没有约略类似的情形。

袁谭对刘备确有好感，有历史为证。他听到了刘备想来青州，就立刻带了步兵与马队来迎接。这不但是礼貌，也是事实上的需要。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的刘备，不可能有足够兵力以抵御曹操的追兵。袁谭来迎接他，也是来保护他。

袁谭保护刘备，一直保护到刘备的“旧游之地”平原（刘备当年在公孙瓒的麾下，随同公孙瓒的青州刺史田楷，打袁绍的军队，打赢，被田楷先后任命为平原县县令与平原国国相）。

袁谭自然早就向袁绍递去报告。袁绍派了大将带领人马，开到平原来请刘备到河南临漳之西的冀州魏郡邺县一一袁绍的大本营去相见。

袁绍自己，亲自出城郊迎，比普通的所谓郊迎更加恭敬，出城出了二百里。

刘备在这建安五年的春天，是曹操的败军之将，是穷无所归，靦颜来投旧敌的可怜人，为什么袁绍要对他如此的礼遇呢？原因是，刘备的物质力量虽小，精神力量很大。谁有了刘备，就很足以升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号召力。

刘备有什么精神力量呢？并不是靠了《三国演义》所艳称的“皇叔”二字的金字招牌。他和献帝的血缘，极其疏远，只不过是分炊了三百年的远房本家而已。

刘备的精神力量，在于深得人心。他之所以深得人心，一是对朋友有信义，二是对老百姓极仁慈。

他无论到了哪里，关羽与张飞总跟着他，或是虽则暂时分开了，而迟早总会不避干辛万苦，跑来与他相聚。不仅关羽、张飞如此，赵云、糜竺、徐庶、诸葛亮也是如此。其后，庞统、黄忠、张松、法正、严颜、马超、刘巴、李平、马良等等文武人才，只要是和他见面了，纳交了，都愿意水远和他在一起。他对朋友，不仅是“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像曹操对他那样；也不仅是“寝则同床，思若兄弟”，像他自己对关羽、张飞一样；或是“同席而坐，同簋而食”，像他自己对平原郡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之所以获得这许多人才的爱戴，是由于他秉性真诚，习惯于对朋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先向朋友表露了无保留的信任，于是就换得了朋友们对他的信任。

关、张、赵、糜，徐、诸葛、庞、黄、魏、张、法、严、马、刘、李、马，这许多人都相信刘备将永久是他们可以信任的朋友与长官。这是何等雄厚的一种精神力量啊？

他对泛泛之交，也很愿意帮忙、出力，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力够不够，他救过孔融，也救了陶谦。

他也收容过吕布。这是他知人之明不太到家，不是他不够意思（他似乎对不起曹操，那曹操也确是一个不必太对得起的人。后来，他也很对不起刘璋，那却是必须留待以后再谈的“政治问题”了）。

刘备对老百姓好，真是有口皆碑。《三国演义》的作者，有时候把他描写得婆婆妈妈，常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未免捧得过分，帮了倒忙。他之对老百姓好，不在于常常哭，而在于把老百姓的困难，放在心里，努力予以解决。当年，他在平原当县令与国相之时，便已做到了“外御寇难，内丰财施”。

青州的人民，不仅平原国的，其他各郡各国的，也都很爱戴他；不仅是青州人民，不仅是汉人，连幽州的乌桓人与“杂胡”，都愿意跟他这位“刘使君”去到海角天涯，参加几千名饥民的行列，奔向徐州，援救陶谦，抵抗曹操。

当时，刘备自己的兵仅有一千左右，加上这几千饥民以及乌桓、杂胡，声势也就不小。但这声势也只是表面而已，如何对抗得了曹操？

陶谦把屯在徐州的、从家乡丹阳招来的四千名子弟兵，都拨给他。有了这四千人，加上饥民等等，好一个刘备，居然胆敢与曹操在郯城对垒！这种气概，果然不凡，赢得了曹操于事后以“英雄”相许。

我想，这一种不计成败，惟义是视的勇气，是刘备之所以名满四海，叫人民向往，叫读书人归心，叫割据群雄人人愿得与其结盟的一大原因。

他会不会打仗，倒没有多大关系了。以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时势之中，他迟早总会有他应有的一份的。所缺的，只是帮手；不是普通的帮手，而是像张良、诸葛亮那样的帮手。

张良，他设有福气找到。诸葛亮，由于徐庶的介绍，他终于找到了。一找到诸葛亮，他的情形便不一样：像鱼得到了水！

老天却不给他太痛快，要叫他在遇到诸葛亮以前，领教一下袁绍的无能，把他安排在袁绍那里，亲眼看见袁绍的大将顏良与文丑，被曹操下面的张辽等人击溃、斩首（关羽这时候也在曹操军的前线，杀了颜良。他是否也杀了文丑，难考）。

刘备向袁绍贡献丁一条计策，同时也是向袁绍讨了一个差使：请袁绍派他到汝南郡，联络当地的黄巾首领刘辟，袭击曹操的根据地许县。袁绍接受，交了一些兵给他。这时候，他的旧部军官与兵士，也已经有不少人陆续从徐州辗转到邺县来找他，使得他又有了一支相当像样的部队。

他带了这支部队与袁绍的兵，到了汝南，与刘辟及刘辟的朋友刘邵，会合在一起，占领了（临颍县东的）隐强县。其他各县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对刘备响应，弄得曹操在许县及其以南各县的大小官吏，都害怕了起来。曹操自己在官渡前线得到消息，也相当担心。他派遣同祖的堂兄弟曹仁，带了骑兵来打，才把隐强与其他各县夺回。刘备不敢和曹仁久战，离开豫州，到冀州魏郡邺县，向袁绍复命。

在官渡，他见到袁绍太不会用兵，迟早不免败于曹操之手，就又向袁绍讨了一个差事，去刘表那里，劝刘表出兵，对曹操夹攻。

袁绍知道刘表始终不曾有夹攻曹操之意，叫刘备不必存说服刘表的念头。这时候，汝南黄巾另有一位首领，姓龚名都，值得联络。袁绍叫刘备带了赵云等人再去汝南一趟。

赵云在公孙瓒那里与刘备同事，成了朋友；其后借口兄丧，辞別了公孙瓒，回冀州常山郡真定县（河北正定）家乡；不久，就来到青州，作了刘备的部下，带领骑兵；又随刘备到徐州救陶谦，打袁术，战吕布，抗曹操，被曹操打散。刘备在邺县安顿了下来，赵云听到消息，就来邺县，替刘备募到了几百名新兵，加强了陆续而来的刘备旧部的阵容。

这一次，刘备带了赵云等将领与若干人马南下，袁绍不曾分兵协助，袁绍此时，对曹操已成劣势，可能已经分不出什么兵来。

刘备到了汝南，和龚都的徒众合起来，才只有几千人。曹操看不起他，派了一个三等角色来打。这三等角色姓蔡名阳，一交锋便送了命。《三国演义》说他是死于关羽的刀下，有可能。但是，蔡阳的任务，并非是来追关羽，而是来打刘备。关羽之离开曹操，不是在许县，而是在官渡前线；不是奔往汝南郡真阳县乡下、传说中的张飞所占领的古城，而是于杀了颜良以后不久便奔往古济水之北，与古黄河之北的袁绍部队的阵营。曹操听到他走，谅解他的苦心，下令各将领，不许对关羽追赶。关羽不曾需要闯五个关，斩六个将（很抱歉，我们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入，常常不得不戳破戏剧性的传说，令读者扫兴。然而，真的历史，倘若有相当充分的史料，也未尝不能引入入胜，甚至更加可歌可泣）。

关羽之离曹营而奔往袁营，所冒的险，大于传说中的闯五关、斩六将，他是杀了袁方的大将颜良之人（载在《三国志·蜀书》卷六《关羽传》），而为了与刘备团聚，只身而来，死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袁绍怎么会不计较这位杀了自己的爱将颜良的大仇人呢？

而且，他一逃，曹操会不会派张辽、曹仁等好手去追他、杀他？关羽在事前也是没有把握的。如此不顾个人生死，而只求与朋友再见一面的义气，真是千古一人。

看《三国志·蜀书》卷六《关羽传》的口气，似乎关羽到了袁营以后，便随同刘备到荆州去，投奔刘表，漏记了刘备之两次前往汝南，第一次找刘辟，第二次找龚都，也漏记了刘备之去荆州，并非由邺县袁绍之处直接去，而是由汝南龚都之处，于袁绍既败，曹操南下来攻他之时才去。那末，关羽是怎样跟着刘备去找刘表的呢？难考。

曹操在建安五年十月击溃袁绍的主力；在建安六年四月击溃袁绍驻在仓亭的一部军队。此后，袁绍已不足为曹操之患。曹操就在六月间回到许县；不久以后，亲自率领精锐，来汝南打刘备与龚都。刘备避免和曹操接触，一口气去了荆州，找刘表（龚都的徒众一哄而散）。

刘表听说刘备要来，也正如袁绍前年一样，亲自出了襄阳城，郊迎。不过，袁绍是出城二百里，刘表不曾出来得如此远。在礼貌上，刘表却也相当周到：待刘备以上宾，并且，给了刘备若干兵。

刘表指定新野县为刘备的驻军之地。新野属于南阳郡，离开许昌最近，是荆州的门户。刘备在新野一住，便住满了七年，前后八年，从建安六年到建安十三年。

他活了大半辈子，还不曾有过如此的安定。他这时候兵虽不多，却也不太少，有关、张、赵几位亲如兄弟的猛将在左右，有甘夫人在身边照料饮食起居，又有荆州的若干名士常相往还，可以说，生活得相当轻松，比春秋时代晋公子重耳寄居在齐国之时的情形，还要好。

重耳有舅犯向他进逆耳的忠言：“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又有深明大义的新太太姜氏，肯为了丈夫的前程而牺牲自己的幸福。

刘备呢，到了曹操快要打来之时，才找到了诸葛亮；而可怜的甘夫人，非受过极高的教育的齐桓公之女可比，怎懂得劝刘备不可贪图暂时的享受？况且，甘夫人自从在小沛嫁给了刘备以后，颠沛流离，苦也吃得够了，怎么肯叫刘备重新走上奔波奋斗之途呢？

甘夫人的来历，不仅《三国志》毫无交代，连《三国演义》也不曾创造一套说法，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读者所得到的印象，只是：她与糜夫人地位差不多，而似乎是略逊一筹。儿子阿斗为她所生，糜夫人在曹军追及之时，于兵荒马乱之中，把阿斗交给了赵云，自己投井。赵云把井旁的墙推倒，掩盖了井，以免她的遗体被敌人捞起，加以侮辱！

我在幼年第一次读《三国演义》之时，对赵云的如此举动，极不赞成。他应该力劝糜夫人于事前，或设法捞起跳了下去的糜夫人于事后，然后赶紧用人工呼吸法施以急救。

其后研究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又学了一点历史学的考证方法，才晓得可恶的、岂有此理的，不是赵云，而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甘夫人也是死在刘备得志以前。

刘备对甘夫人始终怀念，于称帝以后追封了甘夫人为皇后。他不曾追封糜夫人为皇后，也不曾对孙夫人有过什么怀念的表示。

刘备驻防在新野的七年以上的时间，只有过一次军事行动。刘表叫他向许县进军。他经过宛县（南阳）、博望（南阳东北六十里的博望驿）、长山（方城山），到了许县西南的叶县。守叶县的曹军将领是夏侯惇。在夏侯惇的下面，有李典、于禁两位大将。

这一仗打得不错：有路旁设伏的战术，击溃夏侯惇亲自与于禁率领的追兵（李典不主张对刘备追击，被夏侯惇指定留守叶县）。

李典不主张追击，是对的。第一，刘备未曾损兵折将，就忽然撤退，很像是“有诈”。第二，叶县之南，通往博望的道路，是方城山的山隘，很狭窄，很长，两旁有茂盛的草木，刘备可能布置了埋伏。夏侯惇不听李典的话，吃了一个大败仗。

刘备是不是除了以埋伏的部队袭击夏侯惇的追军以外，也如《三国演义》所说，用火焚烧山路两旁山中的草木？有可能，但不必要。并且，倘若在秋冬的干燥之日用了火，那被烧的就不仅是夏侯惇和于禁的兵了。

刘备的这一次胜利，是否由于诸葛亮替他指挥？刘备这时候是否已经拜访了诸葛亮三次，把诸葛亮请来了身边当军师？

我们晓得，这击败夏侯惇追军的事，是在李典参加曹操的围攻邺县之前。围攻邺县，是从建安九年二月开始，到八月结束。

诸葛亮在后主阿斗的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写他的《前出师表》，说了下面的几句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可爱的裴松之，在这几句下面，注得十分明白：“刘备以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败（于曹操），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刘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也。”

由此看来，不仅“火烧博望坡”的事于史无据，而且诸葛亮那时候仍在隆中高卧，并不曾在“新野”刘备的营中，向刘备“假”得了剑与印，对关、张与关平、刘封四人颁布命令，叫关羽带一千“民兵”埋伏在博望之左的所谓“豫山”，叫张飞带一千“民兵”埋伏在博望之右的所谓“安林”；又叫关平、刘封各带五百“民兵”，埋伏在博望坡之后。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吩咐这四个人，要静候赵云与刘备先后对夏侯惇交锋，诈败，退过了博望坡，一齐放火，他们遵令而行，果然就把夏侯惇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演义的作者，把夏侯惇说成来攻的人，把刘备说成被攻的人，不曾深考过：取攻势的原是刘备，而夏侯惇只是于刘备撤退以后才“追击”的。演义的作者又把夏侯惇说成是从南面打到北面来的，未免太茫然于许昌之在新野的东北了。

一般的各朝演义的作者，与今日很多的历史小说的作家，以及电视连续剧的编导，十有九人都喜欢添补历史、歪曲历史、糟蹋历史。他们认为，文艺是文艺，历史是历史，似乎搪了“文艺”二字的虎头牌，就有了厚诬古人与欺骗今人的特权。古人已死，无法抗议；今人被骗，后患无穷。

我曾经向某一位名作家建议过：历史小说可写，但主角与故事应该另行创造。真人真事只能作为背景，而不必去“碰”。他说，中国老百姓所喜欢的是演义，不是西洋式的历史小说。

话归本题，除了击败夏侯惇追军这一件事，刘备在刘表那里不曾有过其他的军事表现，直至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兵临荆州之时。

曹操大军压境，刘备把部队从新野撤退到樊城。樊城与刘表所驻扎的襄阳仅有一水之隔：樊城在汉水之北，而襄阳在汉水之南。

刘表是当时所有的、仅知经史而不能作战的文人。他不但不能作战，也很不懂战略与军政形势。他早该于曹操、袁绍之间有所选择：或是联曹、或是联袁。联曹，曹不会让他继续割据，却可能以中央政府的高官给他；联袁，可以保持地盘，但必须不断对曹作战。倘若在最后曹胜了袁，刘表必然免不了曹的大举讨伐；倘若袁绍获胜，袁绍也未必容得下刘表。“天下定于一”的思想，是中国人的一大传统；不仅主张仁政的孟轲有此思想，那些迷信武力的军阀与暴君，自从秦始皇以来也一向是如此的。

刘表所采取的政策，既非联曹，亦非联袁，而只是在表面上联袁敌曹，在事实上所谓联袁不过是虚与委蛇而已。

到了建安五年，袁的主力被曹击溃；建安七年，袁绍本人呕血而死；刘表依然没有什么举动，静候曹操将袁的三个儿子、一个外甥，依次解决。诚然，在曹操于建安九年进围邺县、消灭袁绍的第三个儿子袁尚之时或其以前，刘表曾经叫刘备向许县进军一次，颇有直捣曹操后方，予以致命的一击的样子。然而，刘备进到叶县便不得不撤退，可见刘表并不曾派遣重兵交给刘备指挥，来试图对曹操作致命的一击。

刘表的政策，简单言之，是“坐观成败”，也就是“静候宰割”。那末，为他设想，除了联曹或降曹以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联袁是不是可行呢？苟然是可行的，但是必须行得名副其实，以全力与袁合作，夹攻曹操，攻占许县，消灭曹操；而且要出兵出得越早越好，不要等到曹、袁在官渡结束了决战以后。

刘表倘若顾虑到袁绍万一胜利，一样难以侍候，那末，不妨设计出一套天下三分的计划来，使得曹操虽败而不全败，袁绍虽胜而不全胜，在曹袁之中施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制衡力。

更好的一个政策，是放弃纵横捭阖的作风，一心以光大汉室，拨乱反治为己任，尽量扶持在许县的汉献帝，甚至把他送回洛阳，重建两汉盛时的“三权分工”、“用人唯才”的优良制度，自己功成不居，仍为啸傲山林的名士。

我这些话当然都是白说。刘表已死，即使我是他的同时人，或者他是我的同时人，我也犯了“非其人而与之言”的“失言”的毛病。他刘表那一块料，怎么听得进我这个堂堂正正、讲原则的建议？

类此的建议，只有刘备够资格听。而诸葛亮说给刘备听的，也正是这一套，只不过是由于当时的客观事实，陈义不能如此之高，而仅仅说到如何办到天下三分为第一步，与如何两路进军、北伐曹魏为第二步而已。

刘备与诸葛亮二人之所以“谈得拢”，是因为二人有共同的大前提，共同的基本观念：“汉贼不两立”。袁绍、曹操、刘表，都是一些目无汉室的军阀或权臣，都是“贼”。

袁、曹相争，是二贼相斗。曹操来伐刘表，也只是大军阀来打小军阀而已。夹在中间的刘备，其内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的爱民之心，救世之志，为天下所共见，有十几万难民选择了他，跟他走，并非偶然。

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七月来，刘表在八月死。“赤壁之战”发生在十二月。虽则这“赤壁之战”全靠孙权派周瑜、程普以三万人来帮忙助战，《三国志》魏的部分仍把刘备记载为战胜者：“（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赤壁之战”的经过，请让我先说了曹操如何消灭了袁绍及其三个儿子一个外甥（袁谭、袁熙、袁尚、高榦），然后再说。

九、袁、曹之战

袁绍从初平元年主持讨伐董卓的同盟之时开始，直到建交五年在官渡被曹操击败之时，是全中国最有力量、最能号召的一个军政领袖。在官渡战败以后，他的四个州地盘依然掌握在手，比起曹操的兖、豫、徐三个州仍要大些。在名义上，他也不比曹操低：他是大将军、司隶校尉，兼冀州牧（加上他大儿子袁谭所领的青州，二儿子袁熙所领的幽州，与外甥高幹所领的并州），而曹操至少在名义上只不过是“行车骑将军”，兼司空而已（虽则曹操在事实上也控制了徐州与兖州、豫州，及整个的许县朝廷）。袁绍的兵、军粮、财力，也一向是超过了曹操所有。由于祖先与伯父、父亲，都做过三公级的最高官吏，中国到处都有袁家的门生故吏，他本人也极会交明友（最好的朋友包括张邈、伍琼、许攸、何颙），这也不是曹操所能比得上的。总之，他倘若早一点向曹操摊牌，胜利应该是属于他的一方。

他的最大失策，是坐视曹操把献帝从洛阳接往许县，给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他的一名部下，原任冀州“骑都尉”的沮授，早就劝他抢先，把献帝从洛阳迎到邺县，他却听了郭图与淳于琼两人的话，顾虑到有了献帝在身边，就不能不遇事请旨，“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反而不太方便（曹操后来却感觉到有了献帝在身边，没有一点不方便）。

平情而论，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接献帝的时候，虽未必赤心忠于汉室，却至少是十分尊重汉室的。曹操当时给全国人士的印象，是既忠且勇；而袁绍是只知扩充自己地盘，对君父的安危漠然无动于衷的小人。

曹操在许县重建汉朝的朝廷（也替献帝建筑了宫殿，供应了宫中的开销），使得全中国的人民与官吏耳目一新。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三公级的“太尉”，任命自己为“大将军”。袁绍不肯接受，因为太尉的地位是在大将军之下（在东汉窦宪之后确是如此；西汉太尉与丞相、御史大夫是在大将军之上）。

曹操有修养，识时务，知道打袁绍还不是时候，便特别客气，以“大将军”的名位让给袁绍，而自降为“行车骑将军”（代理性质的车骑将军）。实权，曹操当然不肯放弃；“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可以不再担任，换上一个“司空、录尚书事”，不仅实权差不多，而且名义上升为三公之一。

为什么曹操不再做司隶校尉？可能也是由于袁绍反对。袁绍在灵帝末年便当了这个司隶校尉的官；其后在初平元年，因为反对董卓，或是怕董卓，而离开洛阳出走，把“节”挂在洛阳的“上东门”（东边靠北的一个城门），等于是正式辞去了本兼各职。然而，到了冀州，他却仍旧自称“司隶校尉”，以这个名义号召各州、各郡的官吏，申讨董卓（董卓所主持的朝廷，为了安抚他，发表他为勃海郡太守，他也照样就职，当起司隶校尉兼勃海太守来。一面申讨董卓，一面做董卓所间接任命的官，真是怎么说也说不通）。

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的春天，曹操、袁绍二人不曾交手。曹操忙于创建许县的新朝廷，打张绣、打吕布、打袁术；袁绍忙于消灭公孙瓒，吞并幽州、青州、并州。

袁绍虽则以多谋寡断著名，却也晓得他自己与曹操两雄下能并立。于是，在灭了公孙瓒以后不久，他就调齐了一万匹马、十万名兵士，准备一举而渡过当时的黄河，冲到许县，把献帝抢来，安置在自己的邺县。

曹操赶紧凑了若干兵马，进驻于（中牟之东的）官渡，等侯袁绍大兵渡河，一决雌雄。

这时候，董承的倒曹阴谋突然暴露，董承及其在许县的同谋者都被逮捕、灭族。刘备在徐州也就杀了曹操的徐州刺史车胄，对曹操翻脸。

曹操决定，暂时不理会意绍，先解决了刘备再说。有人劝他不可如此，万一他在打刘备的时候，袁绍渡河来央攻，岂不两面受敌？曹操说，“不要紧。袁绍不会决定得那么快。倘若我先打袁绍，那刘备倒是很可能从后面来对我夹攻的。”曹操的判断，果然没有错。他去打刘备的时候，一直打到刘备离开徐州，打到俘虏了关羽，袁绍均不曾动。

袁绍的左右，也未尝没有人才，例如田丰。田丰曾经向袁绍建议，说：“和你争天下的是曹操。曹操现在到东边去打刘备了。刘备不是很短时间可以击溃的，所以曹操要被刘备拖住在那里。你何不领大军袭击曹操的后方，一去就可以成功。这是很难得的机会；用兵，就要抓住机会。”

袁绍说：“你的意见很对。不过，我的小儿子有病，我一时不能离开家。”田丰气得用拐杖打地下，说：“唉，大事已去！”等到刘备被曹操击溃以后，田丰劝袁绍不可轻易行动。因为，曹操已无后顾之忧。田丰的新建议是：固守黄河北岸的四个州，“外结英雄，内修农战，培养实力。同时，不让曹操培养实力，用少数的精兵渡河，骚扰曹操治下的各州各郡，时而击左，时而击右，叫曹操的兵疲于奔命，叫曹操治下的人民不能安于所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到三年，就可以把曹操消灭。”

袁绍不仅不接受田丰的这一次的建议，而且叫人把他拖下去，加了手铐脚镣，关在牢里。

袁绍率领大军进驻黎阳。同时，命令陈琳起草了一篇檄文，大骂曹操。

这一篇檄文，与唐朝骆宾王的“讨武瞾檄”，同为千古名作。陈琳的文章确是不坏。这一篇檄文，从曹操的祖父、中常侍曹腾骂起，说曹腾与其他两个太监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人”；又说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是一个“乞丐”（叫化子），作了曹腾的养子以后，对权门大送红包，买得了三公级的官位（太尉）。

骂到曹操本人，檄文说曹操是一个“奸阉遗丑”，“好乱乐祸”。

曹操参加讨伐董卓的同盟，于袁绍及别的州牧、刺史、大守、国相，都不敢出击，而只知饮酒高会之时，有勇气单独对董卓的部队进攻，虽则被董卓的大将徐荣打败，其实是虽败犹荣。陈琳却在檄文里说曹操“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文人的一支笔，确是可怕。曹操后来不好，打董卓的时候何尝不好？比当时身为盟主，而一动也不动的袁绍，好得多）。

陈琳把曹操凭自己本事而发迹的经过，都一概说成由于袁绍的“弃瑕录用”：是袁绍保举了曹操为东郡太守，保举了曹操为“兖州刺史”，而且在曹操被吕布偷占了兖州之时，是袁绍派兵由北边来打败吕布，才把曹操救了下来（这袁绍打吕布的事，未见于任何其他史料）。

在这一篇讨曹的檄文之中，袁绍叫陈琳列举了曹操的若干具体罪状，说曹操杀了正言直谏的前九江太守边让、议郎赵彦；拷打了太尉杨彪；发掘了梁孝王的坟墓；用了七百个精兵围住献帝所住的宫阙，名为保卫，实则监视：曾经勾结公孙瓒，企图夹攻袁绍。

这些罪状都是事实，并不冤枉。不过袁绍自己也做了很多目无汉室，违法乱纪的事。

陈琳的文笔极有力量。这篇文章的结尾一段，既典稚而又雄健，气壮声洪：“幕府（袁绍是大将军，大将军有幕府，因此这幕府两个字便是袁大将军的代称）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贲）育（乌）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刺史高幹之军队）越太行，青州（刺史袁谭之军队）涉济漯，（袁绍本人之）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刘表之军队）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虏廷，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消灭者哉？当今汉遭陵迟，纲弛纪绝，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內以拘执，（幕府）惧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勖哉！”

这一篇檄文，是发给以刘备为首的全国各州、各郡、各国的长官吏的，篇首列了刘备的官衔：“选署左将军，领豫州刺史”，可见袁绍在当时是如何尊重刘备的政治地位与号召力。

袁绍所动员的兵究有多少？我们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很难考出确数。檄文中的“长戟百万，胡骑千群”自然是夸大之词。《后汉书·袁绍传》所说袁绍“简兵十万，马万匹”当较近于事实。曹操能集中起来的兵力，要比袁绍的少（当时，有了几千兵便已经够资格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吕布和早期的刘备均始终只有几千人，刘备在小沛扩充部队到了一万，就已经遭了吕布之忌）。

曹操的基本武力，是他所收编的青州黄巾。这些被收编的青州黄巾号称三十万人，其中老弱居多。曹操一一加以遣散，只留下了年轻力壮的汉子，其总数可能在十万以上，但不会超过二十万。这十万多兵，曹操不能够都调到官渡前线，因为在许县的西南，尚有袁绍的同盟者一一荆州牧刘表。刘表的军队也差不多是十万人左右。我的猜度是：曹操用来抵抗袁绍的兵力，至多只是全部力量的一半，也就是五万至七万左右（这只是一个猜度而已）。《三国志》魏的部分说，当时曹操的兵不满一万，似乎不确。

袁绍在陈琳所写的檄文中，说袁谭、高幹、刘表，将一起对曹操采取行动。事实是，刘表始终观望（到了袁绍既败以后很久，他才叫刘备向许县进军一次，刘备到了叶县便撤军退回新野）。袁谭与高幹也许有所行动，但现存史料上毫无记载，可见即使有过，规模也不甚大。

大战在建安五年二月开始，袁绍命令郭图、淳于琼、颜良等几位大将，先攻曹操派驻在（河南滑县之北的）白马津的刘延。

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曹操挨到四月间，才亲自带了关羽、张辽等人，到白马津来救；同时分兵攻打袁绍所派兵防守的延津县，以分散袁绍的注意力。袁绍果然以重兵加强延津的前线，曹操便突然移军奔向白马津，颜良这时候沉不住气，不等关羽、张辽等人到达，就率兵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前来迎战，被关羽一马当先，刺死于万军之中，砍下了头。袁军阵容大乱，曹操就指挥关羽、张辽等人及其部队，解了白马津之围，救出刘延与刘延手下的兵，合起来，沿着当时黄河的南岸向西面走，一直走到延津县城之南，被袁绍的兵追上。

袁绍带了刘备与文丑及五六干名骑兵，到达汉朝酸枣县东南的一个叫做延津的渡口，渡过当时的黄河（这延津从宋朝起，代替酸枣成为县的名称，位于今日黄河之北，在开封的西北，偏北，中牟的正北，偏东。今日中牟与延津之间的黄河，在当时是济水。济水发源于济源县，流向山东利津）。

曹军在延津抵挡了袁军一阵，获胜；杀了文丑。曹操退到济水以南，今日中牟之东的官渡，扎营，袁绍留在延津，扎营。

在历史中有决定性的官渡之战，在八月开始。袁绍移动他的大军，进至延津西南，中牟西北的阳武，沿着现成的河旁沙堆，造了东西长达几十重的营地。袁绍的战术构想，是伸展两翼，包抄曹军，加以捕捉。

曹操不退，把自己的部队也分成若干单位，对袁军的各单位抵抗；但是，究竟人数太少，不够分配，抵抗了以后伤亡颇重。

袁军乘势猛攻。

这时候，在袁绍的一方面。颜良、文丑虽死，尚有张郃、高览、淳于琼等若干得力的勇将。在曹操的一方面，虽则关羽不久便离开了，走往袁营去找刘备，却也还有张辽、徐晃、乐进、于禁，以及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撑住了场面。

张辽是并州雁门郡马邑县人，做过丁原、董卓、吕布的部下，在吕布被杀以后投降了曹操，被曹操以献帝的名义拜为中郎将，封为关内侯（马邑是今日的山西朔县）。

张辽与关羽是大同乡，很谈得来（关羽的出生地，是并州河东郡解县。解县的故城，在今日山西虞乡县之西）。张辽知道了关羽念念不忘刘备，迟早有一天会走，便报告了曹操，曹操很佩服关羽的义气，同时也深知留了关羽的身体，留不住关羽的心，他在听到张辽的报告以后，不曾采取任何措施，以防阻关羽走。

关羽并非是想走就走的人。他固然想回到刘备的身边，却也要先做出一两件事，报答曹操对他的厚爱。于是，他斩了颜良（可能也斩了文丑；至少是帮助了徐晃等人击溃文丑）。

关羽在自己认为已经报答了曹操以后，就把曹操所给的一切（包括“汉寿亭侯”的印），都包扎在一起，放在所住的地方，留函告别。曹操的左右，要去追捕关羽；曹操说：“他也是‘各为其主’。让他走罢。”张辽没有一个像刘备的故主值得怀念；他死心塌地为曹操服务到底（汉寿是东汉的一个县，故城在湖南常德的东北。今日的汉寿县，在常德东南。亭侯，是爵位，地位次于县侯，高于关内侯及列侯）。

徐晃也是并州人，不仅是关羽的大同乡，而且是小同乡；同为河东郡的郡民。关羽是解县人，徐晃是杨县人（杨县在今日洪洞县东南）。他原是白波首领杨奉的部下，在建安元年于曹操击败杨奉之时投降了曹操，其后打吕布、打刘备，都立了功。他在白马津，“从破颜良”；在延津，“破文丑”（《三国志》魏的部分的原作者。似乎把“破文丑”的首功记在这位徐晃的账上）。后来，他又在延津之南的“故市”，与曹操的另一部将史涣，击毁了袁绍的若干运粮车辆。”

乐进是兖州东郡卫县的人（卫县在今日山东观城县之西）。他身材短小，胆量很大，做了曹操的帐下吏。帐下吏相当于副官或卫兵队长，回家乡募得了一千多人，升为“假司马”（代理性质的司马之官。司马所管的是营中的种种杂务，有时也带队伍作战）。不久，曹操又升他为“陷阵都尉”。都尉是汉朝正式的军阶，“陷阵”二字似乎是曹操所想出来的。

乐进也参加了打吕布、打刘备。在对袁绍的战争之中，他的最大功劳是杀了淳于琼。

曹操的另一猛将，是本家弟弟曹仁。曹仁的祖父曹褒，是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曹腾的哥哥。曹仁从来喜奸骑马、射箭、交朋友，在灵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他自己有了一千多人的徒众，在淮河泗水之间的皖北、苏北游来荡去，成为非兵非匪、亦兵亦匪的一支武力。他把这一支武力带到曹操的营中，曹操任命他作“别部司马”，不久又升他为所谓“厉锋校尉”。其后，打袁术，打陶谦，打吕布，打张绣，到汝南打刘备与黄巾首领刘辟，他都很卖力。他所带领的，是骑兵。曹操也派他偕同史涣等人深入袁绍的后方，拦截袁军的运粮车辆，烧毁粮食。他的官位，这时候已被升为遥领“广阳太守”，以“议郎”的名义在曹军之中当骑兵的“督”。换句话说，曹仁当了政府的参议，兼任曹军的骑兵司令。曹操的另一位本家弟弟是曹洪。曹洪的父亲是谁？裴松之以来，没有人知道。王沈所写的《魏书》，只说了曹洪有一个伯父叫做曹鼎，当过尚书令，也当过河间国的国相，因贪污被冀州刺史蔡衍纠弹，被司法当局判处劳役。《后汉书·蔡衍传》说这个曹鼎是中常侍曹腾的弟弟。

曹腾只有三个哥哥，没有弟弟。《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弄错了。曹腾的字，是季兴；他的三个哥哥是伯兴、仲兴、叔兴。

这曹鼎只能是曹腾的哥哥或侄儿。他不可能是哥哥；倘若是，那末，曹洪便要比曹操长了一辈。

曹家的谱系不容易排，以后还有机会作一比较详细的交代。现在，让我们多谈谈曹洪。曹洪靠了伯父曹鼎与叔祖曹腾的提拔，在年轻时候就当了蕲夏县的县长。

曹洪不曾像曹仁那样干过那亦兵亦匪的事。有机会做官，也就不必走歪路了。然而他的号召力，却不亚于曹仁。曹操参加讨伐董卓的大举，曹洪带了若干人来当兵，而且在曹操被徐荣打败，跌在马下，丢掉了马的时候，把自己的马让给曹操，情愿步行，冒生命的危险（步行就很容易被敌人追到）。他向曹操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可以没有你。”于是，曹操骑上了曹洪的马，曹洪在马的后面步行，到了汴河的河岸，找到了船，渡过了汴河，奔到家乡（安徽亳州的）沛国谯县。

曹洪在家乡重新招兵，又招到了一千多人，带往（安徽寿县的）扬州刺史所在地的寿春，拜访他的好朋友、扬州刺史陈温。陈温准他在（安庆六安一带的）庐江郡与（芜湖、南京、镇江、徽州带的）丹阳郡大招特招，共招到了好几千人。

这几千人，加上在家乡所招到的一千多人，曹洪都带到了（安徽怀远西北的）龙亢县，交给曹操，作曹操的基本武力。曹洪自然也留在曹操左右，当既亲且信的助手。

其后，打陶谦，在吕布偷占兖州之时打吕布，并且夺回吕布所占的济阴、山阳、中牟、阳武、京县、密县；又在曹操奠都于许以后的某一年，进攻刘表，打败刘表的某一位“別将”，在舞阳、舞阴、叶县、堵阳、博望等等地点。

这一次曹洪打败刘表某一军官的事，不载于《三国志》的其他部分，亦不见于《三国志》及《后汉书》的《刘表传》。所谓“别将”，也不可能是刘备。事件发生在何年何月，陈寿依照他的习惯，含糊其辞，叫我们只能去猜。大概是建安二年三年左右罢，不可能是在建安五年，曹操对袁绍决战于官渡之时。

刘表派兵进攻到叶县，在现存的史书上，只有刘备与夏候惇对垒的一次。当时在夏侯惇的麾下有于禁、李典，是否也有曹洪参加？《三国志·魏书·李典传》不曾提起。

李典是巨野县人（巨野在今天属山东省，在汉朝属兖州山阳郡）。他的“从父”（伯父或叔父）李乾，在灵帝末年聚集了几千家老百姓在巨野的邻县乘氏县，筑寨自保；其后点齐了若干壮丁，跟随曹操打黄巾，在（东平西南的）寿张打了一个胜仗。曹操打袁术，打陶谦，这位李乾也追随了。

吕布偷袭兖州，叫人劝李乾背叛曹操，李乾不肯，被害。

李乾的儿子李整，为父报仇，帮助曹操击溃吕布，被曹操任命为遥领的青州刺史，可惜活了不多久便死去。

李整死后，曹操把欠给李乾的一份情意，转还给李典，叫李典以中郎将兼颍阴县县令的名义，接管李整的兵；很快就又把李典升为所谓“离狐郡”的太守。

离狐本是济阴郡的一个县，在今日山东单县之西。曹操因人设政，临时把离狐县升格为郡，为的是奖励李典。

后来，李典不断地立功，不断地升官，当不当这离狐郡太守已无所谓，曹操就又恢复了离狐的县的地位，废掉了这个所谓离狐郡。

在曹、袁对垒于官渡的期间，李典的贡献是率领了李家与亲戚各家，以及摩下的兵，向曹操的大营输送军粮及其他物资。

当时曹操左右的军官，最重要的是夏侯惇和夏侯惇的堂兄弟夏侯渊。

夏侯惇是沛国谯县人，曹操的小同乡，他从初平元年开始，在曹操作“奋武将军”的时候，就已经当了曹操的“司马”。其后，由司马而升为“折冲校尉”、东郡太守、陈留太守、济阴太守、河南尹。他的军阶也早就由校尉升为将军，先后做了“建武将军”、“伏波将军”与“前将军”。而且，封为“高安乡侯”，属于“乡侯”的一级，比县侯小，比亭侯大。

夏侯惇可说是武人之中曹操最得力的一员。曹操打陶谦，叫夏侯惇在濮阳留守。曹操打袁绍，叫夏侯惇作大军的“后拒”（后拒用现在的军事术语来说，是“总预备队”的指挥宫）。很久以后，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打孙权，带了夏侯惇去；在撤退的时候，留下夏侯惇在居巢（安徽巢县）“都督二十六军”，对孙权监视（所谓二十六军，在当时是二十六个大小不同的单位，与现在的”军”不同）。

曹操对夏侯惇特别亲近，常常和他乘坐一辆马车，也让他自由进出于自己的卧房。任何别的军官，都不曾受到如此的信任。

什么缘故？是不是仅仅因为夏侯惇在打吕布的时候，被流矢射中了一只眼睛？当然不是。

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从小就和曹操在一起，为人忠勇可靠，文才武艺又高。

有人说曹操与夏侯惇本来就是一家人一一堂兄弟，曹操的父亲曹腾，原姓夏侯，是夏侯惇的叔父。最先把这个传说写下来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一位无名氏著者；这个人留下了一部《曹瞒传》，是裴松之见到过，而引用了不少在《三国志》注文里的。另一本书，晋朝郭颂所写的《世语》，也如此说。

对不对呢？不对。因为，曹操把女儿嫁给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懋。倘若曹嵩、曹操这一支姓曹的，与夏侯氏本为一家，这就违反了同姓不婚（与其后同氏也不婚）的传统了。

曹操的父亲曹嵩，原来不姓夏侯。姓什么？我的假设是：姓曹。

曹嵩的父亲曹腾，有兄弟四人，曹腾最小，字叫做季兴。他的三个哥哥的名字，无考，据说他们的字，是伯兴、仲兴、叔兴，挺整齐。

这四个兄弟的父亲，司马彪在《续汉书》里面写作“曹萌”，裴松之在注文里加以引用，抄错了字，写成“曹节”（也可能不是裴松之抄错，而是刻书的人与印刷术发明以前，抄写的人弄错了的）。

曹萌的子孙如此之多，曹腾的兄弟与侄儿如此之多，曹腾要选一个人当养子或嗣子，又何必在姓曹的以外，去选别人家的子弟呢？

话归本题，夏侯惇对曹操是真够卖力的。

夏侯惇的堂弟夏侯渊，对曹操也极其忠心。曹操在年轻的时候，“曾有县官事”（犯了法，应该吃官司，坐牢），是夏侯渊情愿吃亏，挺身而出，把罪名都承认在自己身上，被判刑坐牢。曹操也很够意思，虽则是逍遥法外，却并没有把这位替他坐牢的夏侯渊忘记得一干二净。他到处去找有力量的亲友，可能也花了不少的钱，把夏侯渊救了出来。

夏侯渊在官渡之战的时候，职务是督战官，官位是“督军校尉”。

这官渡之战，是曹操一生最得意的一战。他以很少的兵对抗袁绍很多的兵，对抗了一百多天，终于获胜，胜得确也不易。

袁绍曾经有一次全军移垒，逼近在官渡的曹营，曹军也出垒交锋，曹军战败，退回。

此后，袁军尽管挑战，曹军只是给他一个不理。袁军堆砌了一排土山，又建筑了很多没有屋顶的木制高楼（高橹）。从土山与高橹之上对曹营俯射。曹军的兵士只能每人拿了盾牌当伞，才能在营中走动。曹操想出了用一种特制的车子，加上杠杆，把石块抛掷到对方，打毁高橹。

袁军又掘了若干地道，以垂直线指向曹营。曹操叫兵士掘了若干横的深壕（长堑），在壕中等候从地道钻来的袁军，射死他们，砍死他们。

曹操而且派遣将士，不断地邀击袁军从后方来的运粮车辆，烧毁袁军的粮食。

袁绍的错误，第一在于有力量围住曹军，而不敢冒险令两翼渡过济水，完成合围。第二，交给刘备的兵不多，未能达成袭占许县的任务。第三，不曾办到叫青州袁谭与并州高幹同时出动，分攻曹操的兖州、徐州与洛阳一带。

最后，袁绍感觉到运粮车辆不可再被曹军邀击，就命令淳于琼，带一万人从邺县向北走，迎粮。

不巧，这时候袁绍身边的一个文官许攸，因为家里有人犯法下狱，他去向主管人说情，说不通，一怒而弃袁投曹。到了曹营，就把袁绍派淳于琼领一万兵北上迎粮的事，报告了曹操。

淳于琼与一万多兵，才走了一天，走到了酸枣东南的乌巢镇，离开袁营有四十里左右，宿营（留下来过夜）。曹操却已亲自出马，带了步兵与骑兵五千名左右，追到了乌巢，在半夜里一场恶战。这时候任讨寇校尉的乐进，手起刀落，砍倒了淳于琼。淳于部一万人，被杀了一千以上，其余的非逃即降。曹操叫兵士把敌入尸首上的鼻子与牛马的嘴唇、舌头，统统割下来，交给投降的袁军，带回袁营，以瓦解袁军的士气。曹操可能也烧了袁军在乌巢镇的粮食与乌巢镇的老百姓房屋，让袁营的兵看得见火光。

曹操亲自出马，去追击淳于琼，袁绍很快也接到了情报。他将计就计，一面派兵去支援淳于琼，一面叫张郃、高览两员大将去偷袭曹营。

袁绍这一着棋，又犯了错误。张郃向他表示，曹操深明兵法，他的营一定扎得很稳，不容易偷袭。他本人虽则率兵离营，去追击淳于琼，不会不留下重兵与猛将，守住大营。袁绍说：“我也派重兵交给你，去打曹军守营的重兵，怎么样？”张郃只得勉强服从。

张郃与高览率领了袁绍所交给他们的所谓重兵，冲向曹营，用力去攻，却攻它不下。消息传来，淳于琼全军覆没，曹操本人与五千名步兵、骑兵，已在回营的中途，即将来到。张郃与高览二人心慌，对曹操既害怕，又佩服；对袁绍既怨恨，又看不起。于是互相商量了一下以后，便双双放下武器，走向曹营投降。

曹操欣然接受。

张郃与高览投降的消息，紧跟着淳于琼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袁营。袁绍本人与全军将士都惊破了胆。大家乱奔乱跑，不再像一个军队，曹操乘势来攻，一攻便把袁军杀得大败，崩溃。

袁绍本人，与儿子袁谭及八百人卫队之类跑得比谁都快，一口气跑到了当时的黄河边，在黎阳县附近渡过黄河，才敢停下来休息（汉朝的黎阳县城，在今日河南浚县东北）。

曹操收降了留在官渡之北的袁军，有八万人之多。其中，有少数可能是心中仍然不服，在行迹上被曹操怀疑是诈降。这残忍成性的曹操，竟然下令把这八万多人都活埋了。

袁绍回到黎阳，接管了驻在该地的将军蒋义渠的兵，这才重新有了一点力量，稳住了冀州及其他三州。他仍旧是拥有四州的大军阀。曹操也暂时“放他一马”，不来进攻。事实上，曹操于大战之后，也急需休养生息，把军队加以整补。

袁绍受了官渡之败这生平未有的大打击，在精神上抵不住，一病缠绵了二十个月，在建安七年五月，呕血而死。

他留下了四个州的地盘，若干万的军队，三个儿子，一个外甥，一位大太太，五位姨太太。大太太刘氏，醋劲甚大，串通小儿子袁尚，把五位姨太太一起杀死、殉葬，却又怕这五个美丽的竞争者死后得宠，在杀了她们以后又把她们毁容。

袁绍死后，部下分为两派。逢纪与审配的一派，拥护小儿子袁尚；辛评与郭图的一派，拥护大儿子、青州刺史袁谭。

逢纪与审配拥戴了袁尚作“大将军、冀州牧、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军事”，成为袁绍的继承人。袁谭不甘示弱，自称为“车骑将军”。

当时，两人虽则不和，反对曹操尚属一致。两人商定了，袁谭到黎阳来对抗曹操；袁尚留守邺县。

曹操在黎阳打袁谭，打了七十月，从建安八年二月打到九月，才打胜，把袁谭与最近才来到黎阳来帮忙的袁尚，一起追击到邺县，然后撤兵，回许县，开到西平县，准备打刘表。

这是曹操的一种姿态。有人向曹操建议过，袁谭、袁尚在有了故人在面前的时候，便团结对外；没有敌人在面前，便分裂、內閧。

果然，曹操刚撤军南下，袁谭与袁尚就互相打了起来，袁谭打败，袁尚追他，一直追到青州的首县平原。

曹操带兵重新北上，到平原来救袁谭。袁尚吓坏了，不再在平原恋战，带兵回去守邺县。袁尚的两员大将：吕旷、吕翔，降了曹操。曹操与袁谭见面，替儿子曹整聘定袁谭的一个女儿为妻。然后，曹操又搬军南下，鼓励他们兄弟二人再内讧一次。

果然，袁尚以为机会难得，就又从邺县出动，到平原来打大哥袁谭。

曹操于是就在建安九年的春天，挥军北上，来攻邺县。

替袁尚守邺县的是审配。审配有一个部下，姓冯名礼。这冯礼暗中投降了曹操，甘心作曹操的内应。他开了城门之外的“护城门”，迎进来曹操的兵三百多人（护城门，当时叫做“突门”）。

审配在城墙上看见，赶紧叫人搬来许多块石头，从城墙上向护城门的地点摔下，果然就把它堵住。进来了的三百多名曹军兵士，个个命苦，一起被杀。

曹操这一次来，是准备把袁尚彻底解决的。他在五月间叫人在邺城的周围掘一道四十里长的壕（堑）。

审配站在城墙上，对曹军掘壕的兵，密切注视；他见到掘成的壕，既窄且浅，任何男人都可以跳得过去，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心想，曹操徒有虚名，并无军事上的真才实学。因此，他也就不再关心这无济于事的长壕了。

过了几天，曹军奉了曹操的命令，于一夜之间把这四十里长的壕，加宽加深，宽加到两丈，深也加到两丈，而且引进来漳河的水。

从此，邺县的县城就变成了孤岛，和外面完全隔绝。隔绝了足足三个多月，从五月到八月，城里的人民饿死了一大半。

袁尚在七月间曾经中止进攻哥哥的平原，带了一万多人回来援救邺县。他走到距离邺县不远，漳水的弯曲之处，便被曹操围住。部下的将官马延等人纷纷向曹操投降，全军一万多兵不战自溃。袁尚逃往中山国（定县）。

袁尚的援军在七月崩溃了以后，邺县城就极难再守。审配却并不灰心，派人带了强力的弩，走出城外，埋伏在曹操常常出巡的路途之旁，有一次几乎把曹操射中。

审配有一个不成材的侄儿审荣，官居“东门校尉”。这审荣在半夜开了城的东门，放了曹操的兵进来。审配率领他的残部，巷战了一些时，被俘，曹操希望他投降。他不肯，曹操叫入把他杀了，算是成全他的名节。

邺城破了以后，袁绍的外甥高斡望风而降，曹操叫他继续做并州刺史。

袁谭这个不知死活的人，竟然乘火打劫，侵占了冀州的若干郡县，把袁尚从中山国打走。

袁尚逃往幽州，依附袁熙。

曹操写信责备袁谭，也宣布了自己儿子曹整与袁谭的女儿“绝婚”。曹操先把袁谭的女儿送走，然后才向袁谭的所在地平原进军。

袁潭放弃了平原，退守南皮县。次年，建安十年，正月，曹操的大兵开到南皮，两军正待交锋，衰潭忽然披下头发，冒充疯子，骑马逃走。他被自己的人追到，摔下马来，被这人砍下了头，提到曹营领赏。

袁尚到达了幽州不久，他和二哥袁熙被叛变的部下将官焦触、张南二人攻击，守不住幽州，逃往辽西，依附辽西乌桓的单于蹋顿。

蹋顿伙同辽东乌桓单于苏仆延，右北平乌桓单于乌延，率部众进入长城，大肆骚扰，围困了校尉鲜于辅在（河北密云东北的）犷平。

建安十年十月，曹操亲自北上，解了犷平之围，把“三郡”（辽西、辽东、右北平）的乌桓赶回长城以外。

糊涂的高幹，以为曹操去打乌桓便奈何不了他，就在这时候反了曹操。曹操在建安十一年正月回军打他，他留下一个将官守住壶关，自己逃往南匈奴那里去求救。南匈奴的单于不理他，他再向荆州的方向逃，走不到半途，在（陕西商县的）上洛，被都尉王琰捉住，砍头。

消灭了高幹以后，曹操的次一重要课题，便是如何征服长城以外的乌桓，以解决袁熙、袁尚。

一○、乌桓

曹操想对乌桓用兵，左右有许多人反对，曹操一概不管。

乌桓属于东胡种，在秦汉之际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征服。此后，乌桓不曾有过统一的组织。传说，霍去病打下了匈奴的东部属地之时，把乌桓各部落强迫迁移到沿边的几郡的长城左右。事实上这些部落，本来就是住在长城之外的。可能是：略向南移，移近了长城而已。

光武帝刘秀的建武二十五年，辽西郡的乌桓领袖郝旦。率领了许多“大人”与酋长之流，来到洛阳朝觐，表示愿意归化，留住在中国境内。光武帝心软，封了他们之中的八十一名为王为侯，让他们与他们的部众搬到长城以南，与汉人杂居，借此也利用他们来抵抗不时侵扰的匈奴，或搜集有关匈奴内部的情报。他们却也深感光武帝的恩德，经过了明帝、章帝、和帝三朝，一直不曾闹事。

到了安帝以后，汉朝内政不修，边疆的文武官吏没有控制外族部落的能力，乌桓便时而恭顺，时而叛乱。灵帝即位之时，乌桓的力量已经足以威胁汉朝沿边各郡的安全。

在（易县一带与河北省怀来县一带的）上谷郡的乌桓领袖，名叫难楼，有九千多个部落听他指挥。在（河北北部）右北平郡的领袖，叫做乌延，有八百多个部落。在辽西郡的领袖叫做丘力居，有五千多个部落。在（辽宁省）辽东郡的领袖，叫做苏仆延，有一千多个部落。

献帝初平年间，丘力居的侄儿蹋顿成为辽西、辽东三个郡的乌桓的领袖，苏仆延与乌延均和他一致行动。他帮助袁绍打公孙躜；袁绍“承制”以献帝的名义把他与苏仆延及乌延，都封为单于；也把上谷郡的难楼封为单于。

袁熙与袁尚二人跑到柳城，去投奔蹋顿，不是没有理由的。

曹操想进军到柳城，不是容易的事。那时候，从河北省到柳城，没有公路，也没有所谓“驿道”。所有的，仅是山中的小路，而且又要穿过长城。普通的商人、小贩，要走这些小路已经很难，何况大军？至于输送军粮，那更是不能想象了。

曹操用脑筋想了一阵，决定开两条渠，用水道运粮，把粮食从今天河北省的中部，运到河北省的东部。这两条渠，一条叫做平虏渠，从呼拖河（滹沱河）到泒水；另一条叫泉州渠，从坻河到潞河。这泉州不是福建的泉州，而是位于今日武清县南的汉朝的泉州。换句话说，平虏渠在今日沧县之北；泉州渠在宝洵县东南。潞河是今天的白河，因汉朝的潞县而得名，潞县在河北通县之东。

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四月间到达无终县（河北五田），七月间遇到大雨，许多河流都泛滥了，海边陆地的水也积了相当深。曹操原意想沿着海岸绕到今日辽宁省锦县一带，再向北转往柳城，由于这“傍海道”不通，就办不到了。

本地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姓田名畴，聚集了若干家老百姓，移居在山地里避乱。他本可以不管曹操与乌桓之间的事，却感觉到这是汉族的自卫问题，义不容辞。他向曹操毛遂自荐，作曹军的向导，领曹军由一条叫做“卢龙道”的小路走，由蓟县之东，穿过喜峰口经喀喇沁左旗，直抵柳城之西，全长五百多里（汉朝的里，比现在的华里短）。

曹军于八月间在柳城附近的白狼山，与蹋顿等人的兵作遭遇战，获胜，杀了蹋顿，收降了胡人汉人二十几万。袁熙、袁尚与苏仆延，逃往辽东，投公孙康。

一一、公孙度

公孙康是公孙度的儿子，公孙恭的哥哥；公孙渊的父亲。

公孙氏一家，从公孙度在汉灵帝中平六年占据辽东，到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孙渊被司马懿消灭，前后共有五十个年头，比刘备、刘禅父子占据四川与汉中多了八年。

公孙氏在幽州是一个大族，公孙瓒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另有一位公孙琙，当过玄菟郡的太守。

公孙度的父亲公孙延，是住在玄菟郡郡治的一位不敢留居在家乡辽东郡襄平县的亡命之徒，襄平的故城，在今天辽阳县之北七十里左右。

公孙度年轻之时，就做了太守衙门的小职员，很被公孙琙太守喜欢。公孙琙为什么喜欢他？说来奇怪，是因为他原来的名字不是“度”，而是“豹”，公孙琙有过一个名叫“豹”的儿子，不幸早死，于是见了这个也叫做“公孙豹”的年轻人，便十分疼爱，把他送到有名的老师那里去读书，给他娶了妻，又保举他为本郡的“有道”，送往洛阳（所谓“有道”比“茂才”、“孝廉”性质不同，却也是进入仕途的一个资格）。

公孙度做了“有道”以后，被选为“尚书郎”，由尚书郎而逐渐升做了冀州刺史，他的名字也早就由“豹”字而改为“度”字了。

他的官运很好，别人在董卓当权以后会倒霉；他却受到董卓的爱将、同为辽东郡人的徐荣的提拔，徐荣推荐他做辽东郡的太守（太守的官阶是二千石，刺史的官阶是六百石，太守比刺史高）。

公孙度就任以后，施出恶辣手段，杀掉“辽东阳国都尉公孙昭”，公孙昭不曾犯什么罪，只是曾经征调过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以伍长的身份服应服的兵役而已。

公孙度也杀了本郡的有名人物田昭，以及与田昭地位相同的名豪大姓，他的目的，无非是立威，叫人害怕。

公孙度也对外族作战：向东，打高句骊；向西，打乌桓；在这两方面，他都打了胜仗。

他仗着中原有群雄割据，互相争战；朝廷自从董卓以来，一向对他也是鞭长莫及，不闻不问，所以才敢于任性胡作非为，扩充势力。他曾经对亲信的左右说：“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

这“王”字应该是孟子所谓“王天下”的王：顺人民之意而统一中国，更换朝代的王，不过，他也了解自己的力与德，均谈不到取汉朝皇帝而代之；他所图谋的，也不过是割据一方，创造一个“独立王国”而已。

这小小野心，他确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不仅在名义上把辽东一郡擅自分为三郡，于辽东以外，新设辽西、中辽两郡，以自己的人做三个郡的太守，而升自己为所谓“平州牧”，封自己为所谓“辽东侯”；而且用船运兵，渡过渤海海峡，占领了青州的东莱等县。

曹操忙于对付袁术、吕布、刘备、袁绍，一时只得对公孙度采取顺水推舟的政策。不仅不加以讨伐，而且派人拜他为“武威将军”，封他为“永宁乡侯”。

公孙度心中十分不快地向人说：“我已经是辽东王了，谁稀罕做什么‘永宁’的‘乡侯’。”

建安九年，公孙度去世；公孙康继承了所谓辽东侯、平州牧的爵与位。

一二、公孙康

公孙康把父亲所不要的“永宁乡侯”的印与绶，送给了弟弟公孙恭。

建安十二年，袁熙与袁尚二人来投奔他，有人向曹操建议，乘此机会，以追击二袁为名，派兵将公孙康解决，曹操说：“不必，我有办法，叫公孙康把二袁的头颅送来。”

曹操的办法十分简单：不派兵，也不叫人去命令公孙康如何如何。曹操知道，倘若派了人去，公孙康反而会与二袁及其残部合在一起；不派兵去，公孙康就不怀疑曹操有顺便解决他的企图，就会杀了二袁，向曹操讨好。

曹操而且不等公孙康有所表示，就率领大军从柳城向南撤退。为的是：让公孙康放心。

曹操这一次从柳城撤退，冒了他自己所不曾预料得到的险。当时，季候不过是深秋，塞外却已经冷得很；他的部队被冻得受不了，更可怕的是，走了二百多里，没遇到水（来时，滦东地区泛滥的水，上不了长城南北两旁的山，而且已经流掉）。后来，他吩咐军士凿井，凿下去三十几丈才有水。军粮也吃光了，塞外本就不产多少粮食；牛羊之类，多数都被乌桓人之中不肯投降的带走了。曹操的错误，是忽略了在开拔以前向归顺了的乌桓人，多征发一些牛羊。于是，只得杀马充饥。杀了、吃了几千匹马，才回到了长城以南出产谷类的汉人耕种区域。

倘若二袁知道了曹操在归途如此狼狈，他们大可以率领残部来追，像俄国人在1812年追击拿破仑那样，中国可能另是一个局面。

二袁之蠢，蠢在没有先与公孙康接洽好，就贸然去投奔。他们第一是不懂政治，公孙康怎么会在他们与曹操之间，选择他们，而不选择曹操？公孙康怎么会情愿为了他们，而公然与曹操为敌？

第二，二袁也似乎从未对公孙康及其父亲公孙度的作风，稍作研究。公孙度与公孙康父子何尝有过不计利害、锄强扶弱的行为？《典略》这一本书上说，袁尚有意思于公孙康接待他的时候，出其不意，凭自己的膂力把公孙康抓住，杀掉，代替公孙康作辽东的大军阀。《典略》又说，袁熙对这个馊主意，还颇为赞同。

我认为，二袁虽蠢，还不至于蠢到这个程度。即使袁尚力大无穷，有匹夫之勇，也不能斗得过公孙康的成百成千的卫士。用空手道之类的功夫，也许能打死公孙康一人，却无法抵挡卫士们的成千的乱箭。再退一步说，袁尚有本事将公孙康的若干卫士一一打死，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接收整个辽东的地盘。

《典略》的作者，是一个比起二袁，更没有政治头脑与军事常识的人。

公孙康准备宰了二袁，向曹操讨好，用不着先知道二袁有意对他下手。换句话说，二袁有没有馊主意，不影响公孙康的“既定计划”。

于是，公孙康就埋伏下刀斧手，二袁才到，向他行拜见之礼，他就一声令下，刀斧手就把二袁踢倒，砍下了血淋淋的头。

这两颗头，加上活该倒霉的辽东乌桓的单千苏仆延的头、被装在笼子里，用极迅速的驿递方式，送到邺县曹操的新的办公处（曹操已经在击败了袁尚之时，改兼冀州牧，把兖州牧让给了一个听话的部下）。

曹操欣然接受公孙康的这一份厚礼，吩咐左右：一面把三颗头挂在邺县的马市，一面派遣钦差去辽东，以献帝的名义拜公孙康为“左将军”，封公孙康为“襄平侯”。这襄平侯是属于“县侯”的一级，比“永宁乡侯”高。

一三、公孙渊

曹操一直到死，不曾有机会将公孙氏的辽东加以吞并。

公孙康在杀了二袁与苏仆延单于不久，便一命呜呼，寿终正寝。他的儿子公孙晃与公孙渊年纪均小，弟弟公孙恭，被部下拥立为“辽东太守”。公孙恭做辽东太守，做到曹丕篡了汉朝，曹丕（魏文帝）派人安抚他，拜他为车骑将军，封他为“平郭侯”（平郭是今日辽宁盖平之南的一个县）。

到了魏明帝曹叡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公孙恭被公孙渊篡了位（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这时候在洛阳当人质）。

魏明帝派人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任命他为“辽东太守”（公孙渊是否继承了父亲公孙康的“襄平侯”，还是继承了叔父公孙恭的“平郭侯”？难考）。

孙权于赤壁之战前后，已与曹家闹翻了两次：在猇亭之战以后，又已与蜀汉的刘家言归于好。他在公元229年称帝，国号吴，年号黄龙。公元232年，他改年号为“嘉禾”；次年，嘉禾二年，他派了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带了一万名兵士与很丰富的金银财宝，乘船由海路到辽东去，封公孙渊为“燕王”，封地为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县。

事前，公孙渊曾经向孙权上表称臣，而且派了代表舒绽来到孙权的都城建业（今日的南京）。

孙权不曾料到，这公孙渊反复无常，变得极快，张弥、许晏两个人到达辽东之后，全被公孙渊砍头，把首级送到洛阳，呈献给魏明帝。魏明帝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封公孙渊为“乐浪公”。这一年，是孙权的嘉禾二年，魏明帝曹叡的青龙元年。

孙权不仅丢了两位被公孙渊杀害了的大员、一万名被公孙渊收编了去的兵士与无数的被公孙渊白赚了的金银财宝，而且丢尽了脸。孙权“气涌如山”，说：“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

孙权当时就想点齐兵马，乘船去辽东与公孙渊拚个你死我活。他的左右薛综等人，劝他不可如此。过了一阵子，孙权也就把这一口气忍了下去（这就是他比刘备高明的地方）。

公孙渊不知死活，以为欺骗了、而且，欺负了远在江东的孙权，是白捡便宜。他哪里晓得，如此的背信行为最对他自己不利。魏国君臣见到他能够这样子对付吴国，如何能相信他会始终忠于魏国？

不到四年，魏国君臣就向公孙渊摊牌，在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派了幽州刺史毋丘俭，带了兵来，用魏明帝的诏书，叫公孙渊去洛阳上朝。

公孙渊当然不敢去洛阳上朝，只得翻脸，派兵迎战，与毋丘俭的少数军队在辽宁海城之西的辽隧县交锋，把毋丘俭打了回去。随即，自称“燕王”，勾结（內蒙古的）鲜卑人，叫他们向长城沿边的魏国郡县骚扰。

孙权忍得住公孙渊的气，魏国君臣却忍不住他的气。次年，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魏明帝就派了司马懿带了大兵来讨伐。

司马懿在六月进入辽东，公孙渊叫将军卑衍与杨柞领几万步兵、骑兵守住辽隧。司马懿对辽隧佯攻，而突然转军袭击公孙渊的都城襄乎。这时候老天一连下雨，下了三十多天，辽河暴涨，海船由辽河口直达襄平城下。公孙渊与全城军民，被围到八月，粮食吃光，将军杨柞开城投降。公孙渊与儿子公孙修带了几百人出城想逃，被司马懿的兵捉住，杀掉。

公孙氏的辽东，于是结束。我必须转过来谈孙氏的江东。然后，才能够谈曹操对孙、刘二家的赤壁之战。

一四、孙策

在三国时代的各方英雄之中，孙策可说是最配得上成为英雄的一位，虽则曹操向刘备说过，“天卞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他得英雄标准，很与我的英雄标准不同，依照我的标准，孙策比起曹、刘二人更够英雄。

从表面上看，孙策创造了他的事业，多少是有所凭借于父亲的基础，事实上，他所继承自孙坚的，并无寸土尺地，只不过是旧部官兵一千多入而已。

他父亲孙坚被黄祖的兵射死之时，孙策才只有十八岁。首先，他表现出孝心和友爱，不仅把父亲棺柩运回江南，葬在（江苏丹阳得）曲阿，而且把母亲与三个弟弟拜托给一位住在江都县的前辈张纮。

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在道德上竟然如此优越，已经值得钦佩。况且，他对朝廷很忠，对人民很爱护，对朋友又极义气。

在他所交的朋友之中，以周瑜和鲁肃为最有名；周瑜这个人文武双全，不是一位轻易肯和别人攀交的。然而他对孙策的感情，超过了“水乳交融”四字所能形容，也超过了“亲如兄弟”四个字。周瑜和孙策不仅是和同胞兄弟完全一样，而且是比任何一家的同胞兄弟还要亲密。

鲁肃呢，才华不及周瑜，与孙策的关系不能像周瑜那样之兄弟而兼好友；却也超过了普通的长官与部属的交谊。原因是：孙策不是一个专门把别人当部属，或是只肯吸收庸才来供自己颐指气使的大官僚或大军阀，他所需要的，是意气相投的，同样有志气，有抱负的人物，最好是与他相伯仲的，如同周瑜一样的英雄。

他不把鲁肃当普通的部属看待，鲁肃也就不把他当作普通的长官了。

他另有一种常人不可及的地方：他能把父亲的朋友变成自己的朋友；他又能把父亲的部属变成自己的部属，像程普、黄盖那样的老将，不是喜欢低头侍候十八九岁的长官的人，孙策却颇有办法，叫这些老前辈心甘情愿、服服帖帖。

孙策而且有办法对付那毫无信义的袁术，袁术是孙坚的患难朋友，也可算得是共讨董卓的同志，孙坚之死，也实在是为了替袁术打刘表而死。不料这袁术于孙坚尸骨未寒之时，强迫孙坚的夫人、孙策的母亲吴氏，交出孙坚在洛阳宮殿废墟中所捡到的秦、汉两朝的传国玺，又把孙坚所遗留下的一千多兵士与军官吃掉，不还给孙策（兵士与军官本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孙家或袁家的。然而当时的国家没有重心，在长安的以董卓为主持人的朝廷，非袁术和孙坚所承认。全国多数地区的军队，已经变成了私人的军队，这是军阀时代的现象。以军阀的道理，来评论军阀，袁术把孙家的军队吃了不还，真是太不够朋友了）。

孙策向袁术婉转暗示，说是想“招兵”，袁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孙策真意的样子，叫孙策到江南去招。

孙策把父亲的棺枢葬在曲阿后，陪了母亲，带了弟弟三人，到江都去住了下来。那时候，江都是广陵郡的一个县，广陵郡属于徐州牧陶谦。陶谦因为孙策是孙坚的儿子，而孙坚又是仇人袁术的朋友，所以对孙策便间接表示了不甚欢迎，孙策只得又带了弟弟，陪了母亲，再度来到曲阿。这时候，刚好母舅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

不久，孙策就在曲阿及丹阳郡其他县份，竭力招兵。然而，只招到了几百人而已，形成不了一支力量。

孙策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把这几百兵带往袁术所屯驻的寿春（安徽寿县），向袁术软硬兼施，果然就要回了父亲孙坚所遗留下来的一千多名兵士与军官。

为什么以前袁术不肯把孙坚的兵交给孙策，而现在倒很客气地一说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以前孙策是一个人，一个十八岁的小孩子；现在，孙策虽则年龄不曾大了多少，而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是带了几百名兵士而来的、未可轻视的小领袖了。以前，袁术不怕孙策翻脸；现在，倘若孙策在寿春城内翻起脸来，不是随便就镇压得了的。况且，那些孙坚的旧部，难免不与孙策来个里应外合。

孙策的仪表，也叫袁术看了生出好感。袁术常常叹着气向人家说：“我倘若有一个儿子像这位孙郎，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不仅把孙坚的兵士与军官还了孙策，而且答应孙策，发表孙策为九江郡太守。

孙策在寿春等了一些时候，这九江郡太守的位置却被袁术给了一个姓陈名纪的丹阳郡人。

安徽西南部是汉朝的庐江郡。庐江郡的太守陆康，不肯送三万斛米给袁术，袁术叫孙策去打陆康。孙策自己也恨陆康，因为有一次他去拜访陆康，陆康却看不起他，叫“主簿”（秘书长）代见。因此，孙策很乐意去庐江一趟，让陆康见识见识。

袁术用不着说什么，孙策自然会去打陆康的，无奈这个袁术无聊成性，画蛇添足；他又向孙策说：“上一次九江太守的事，我错用了陈纪，很违反了我自己的原意，这一次，你把庐江郡打下来，那末，庐江太守的位置就一定是你的了！”

孙策一去，立刻就打败了陆康，拿下了庐江郡，可恶的袁术，又失起信来，任命一个姓刘名勋的做庐江太守，把自己对孙策所许下的诺言又忘记得干干净净。

孙策决心离开袁术，与他分道扬镳，各干各事。的确，和袁术这种人搅在一起，不仅搅不出什么名堂，而且迟早一定失败，同归于尽。然而孙策却不能说走就走，袁术为人度量狭小，既不肯重用人才，也不愿意放人才走，孙策倘若明说“分手”，有可能被袁术暗算。

恰好这时候，袁术与原任扬州刺史刘繇处于对立状态，刘繇原驻寿春（寿春是汉朝扬州的首县），因袁术之喧宾夺主而迁到了（江苏）丹徒去。曲阿是不属于丹阳郡，而是吴郡的一县；丹阳郡的郡治在宛陵（安徽宣城），丹阳的太守那时候不是别人，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丹阳的都尉也不是别人，而是孙策的堂兄孙贲。

吴景和孙贲，均算是袁术的一派，也均被刘繇赶走。

吴景、孙贲退到长江西岸的和县，袁术任命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叫他偕同孙贲，攻打刘繇的几个部下，驻扎在长扛东岸的樊能、陈横、张英。打了一年以上，打不了这三个人。

孙策为了自己想脱身远去，便向袁术自告奋勇．说愿意去历阳，帮助吴景、孙贲二位去打樊能、陈横、张英；不但打这三个人，而且要乘势替他袁术平定江东，赶走刘繇，使得整个扬州，名副其实地入于袁术所任命的一个扬州刺史的统辖之下（袁术所任命的这个扬州刺史，是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惠衢）。

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也可欺以其方，袁术是真话不听，假话必信的小人。他以为孙策真想再替他卖力一次，高兴得很，给孙策来个连升几级，发表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行是“暂代”的意思，在汉朝的官场习惯上，资格不太够的人，先作“暂代”，过一个时候，才实授，实授，清朝叫“真除”，汉朝叫“除”）。

孙策在当时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竟然做了将军。

孙策带了自己的几百人，父亲所留下而袁术所归还的一千多人，加上很多的“宾客”，骑上了马，离开寿春，朝着历阳的方向出发。

随他而去的宾客，据说也有几百名之多，我们的孙郎确是真会交朋友的。

可惜，他的马只有几十匹。宾客不能每人都有马骑，军官有马骑的也不多（好在，大家的事业刚刚开始，以后一定有骑马的机会的）。

从寿春到历阳，也就是从今日的寿县到和县，直线的飞行距离，是一百七十公里，汽车走公路经合肥与巢县，在二百五十公里以上；倘若走汉朝时的大路，是不会少于三百公里的。

孙策这位少年将军，前呼后拥，与若干少年朋友及一千人以上的军官与兵士，走完这三百公里的旅程之时，队伍已经由于沿途有人参加，竟然膨胀到五六千人之多了。参加的人并非是看热闹、凑热闹的，而是被孙策的英雄气概所吸引来的。他们愿意跟随他，帮他成就一番事业。

孙策的母亲吴太夫人，这时候已被吴景、孙贲从曲阿迎来了历阳。孙策感觉到历阳即将成为他的军事根据地，怕老人家受到惊扰，就派入送她移居（全椒之东的）阜陵县。

然后，孙策便率领自己的人马，渡过长江，一举攻下刘繇设在牛渚（采石矶）的大营，获得了极多的营房、官邸、粮食、兵器（孙策渡江在兴平元年，《后汉书·献帝纪》、《江表传》误作兴平二年）。

刘繇的几个部下，樊能、于糜、陈横、张英之流，都经不起孙

刘繇的几个部下，樊能、于糜、陈横、张英之流，都经不起孙策一打。他们所守的“当利口”等险要，也都入于孙策的部队之手。

丹阳有一个人，姓笮名融，外表是佛教徒，而行为是强盗，这时候啸聚在秣陵县，与当过下邳国的国相薛礼合伙，算是刘繇的朋友。孙策和他们接了三仗，第一仗杀了五百多，第二仗孙策中了箭，但伤不重，第三仗又杀了他们一千多人，从此笮融深沟高垒，不敢再出来对孙策挑战，孙策也懒得和这个人纠缠，暂时把他丢下不理，去打湖熟、江乘、海陵三个县（湖熟县的县城，在今天是南京市东南的湖熟镇。江乘县在句容的北边，海陵县，就是泰县，在长江之北）。

谈到那个笮融，各种间接史料的说法并不一致。《后汉书·陶谦传》说他带了几百名徒众，到徐州来过，陶谦由于是同乡关系，很关顾他，派他监督广陵郡、下邳国、彭城国三个郡国的粮食运输。他却中饱了这些粮食，用这些粮食所换得的钱，造了规模颇大的“浮屠寺”，有“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宝塔，又有可以容纳三干多人的庭院，在庭院的周围造了厢房与回廊。大殿中的佛像，涂了黄金，穿了锦彩。每逢“浴佛”的日子，笮融免费招待来行礼或观礼的入。接受招待的，有一万人以上。

倘若笮融仅仅如此而已，他倒不失为初期中国佛教的一大施主。虽则，在“挪用”了公家粮食的一个“小节”上，非任何以宗教为借口的辩护词所能洗刷得干净。

陶谦不曾怎样追究他挪用公家粮食的事。他对陶谦却一点人味儿都没有。曹操的兵一到徐州，他就率领了部队与信徒，离开下邳，向南逃难，迁居到广陵郡去，接受太守赵昱的丰厚招待；又对赵昱恩将仇报，在一次宴会席上杀了赵昱，把广陵首县江都城内的人民大大地抢掠了一阵，扬长而去。这哪里是一个佛教徒应该有的行为呢？

抢掠了江都以后，这笮融与他的一大股强盗渡江，在江南也为非作歹。其后到了（江西北部的）豫章郡，杀了豫章郡的太守朱皓。最后，据《后汉书》说，他被刘繇赶进了山里。

《后汉书·陶谦传》说笮融被赶进了山以后，不久就被人杀了。

《江表传》这部书却叙述了笮融屯聚在秣陵县城之南，“依（刘）繇为盟主”，而且让他分占了秣陵这样重要的县（秣陵是南京的前身；其后孙权在秣陵筑了一个大城建都，改称“建业”）。

孙策初到江南之时，由于年轻、漂亮，而且喜欢说笑话，和蔼可亲，部队的纪律又好到了极点，因此而深受人民欢迎，人民不叫他孙将军，而叫他“孙郎”。

刘繇本人，与他下面的各郡各县的文武官员，一听到“孙郎来了”，便都吓得弃官而逃。于是，孙策不须再花什么力气，就接收了大江以南的全部扬州领域。

他下命令，凡是刘繇或笮融的旧部，只要肯来投降，就官复原职，既往不咎。笮融的几千徒众，因此瓦解。

他而且规定了，凡是来他麾下当兵的，不管是否曾经在刘、笮二人那里当过兵，一概“终身免税”，“全家也免税”，至于不喜欢当兵的，他也一概不加以勉强。

结果，不到几天工夫，便有了两万多壮丁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孙策的营门。

马，他也买到了一千多匹。从此，做他的朋友不愁没有马骑了。（当时，有马可骑，好比现在有汽车可坐，难得有机会作了要人的朋友，而竟无马可骑，岂不那个？）

有了这两万多兵与一千多匹马，孙策就陡然成为当时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大角色，岂但是“威震江东”而已。

他掌握了江苏南部，也掌握了浙江与江西。他自兼会稽郡（绍兴一带）的太守，叫母舅吴景作丹阳郡太守，堂兄孙贲为豫章郡太守，堂弟孙辅为庐陵郡太守，父亲的老部下朱治为吴郡太守（庐陵是孙策所新设的一个郡，从豫章郡分出来的，豫章郡太大）。

这几位郡守，除了朱治一人以外，都是他本人的亲戚，我们可以原谅他：他虽则是英雄，但所处的时代是军阀时代，所演的角色又是军阀角色，因此也就不得不姑且为军阀之所为了（笔者对孙策颇有偏好，这是要请读者对笔者加以原谅的）。

袁术接到很多孙策在江南势如破竹的报告，欢喜了妤几阵子。没想到自己刚刚僭号称帝，孙策就派人送来一封长信，劝他“改过”。袁术气得半死，怎么肯改过？他不改过，孙策就不客气，对他翻脸、绝交。

聪明的曹操，冷眼旁观了很久，见到孙策与袁术绝交，便派人来，以献帝的名义，拜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孙策为“吴侯”。孙策欣然接受。

袁术在建安四年死了以后，大将张勋与长史（秘书长）杨弘等人，以及若干军官兵士都离开了寿春，向着孙策的地盘来，要投奔孙策。不知时务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竟然想占便宜，将张勋等人半途袭击，杀了人，抢了行李。

孙策恨死了这个刘勋，以前抢走孙策的庐江太守的位置的，也是这个刘勋。

孙策却暂时不露声色，反而装作与刘勋依然很好，劝刘勋到上缭（江西建昌）去打结寨自保的“宗民”。刘勋上当，带兵去上缭，孙策轻车远袭，取得庐江，刘勋只剩下了几百人，逃走。

《江表传》是一部野史，常有似乎有根据，而经不起查考对勘的话。然而，它也保存了许多可能是真实的事实，为其他的史料中所未见。我们因此也不能完全把这《江表传》丟在一边，也不可以在引用它所记载的事情的时候，不说明这是《江表传》上的记载。

例如，《江表传》说过，曹操在建安二年派了一位议郎，姓王名誧，来到江东，以一封所谓“戊辰诏书”颁给孙策（这戊辰二字大概是从诏书上的“某月戊辰日”而来）。诏书的内容，是任命孙策为“骑都尉领会稽太守”，准许孙策袭承孙坚的乌程侯之爵位。

诏书又说：“故左将军袁术，不顾朝恩，坐创凶逆，造合虚伪，欲因兵乱，诡诈百姓。……使持节，平东将军、领徐州牧、温侯（吕）布，上术所造惑众妖妄。知术……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是策输力竭命之秋也。……其亟与布，及行吴郡太守、安东将军陈瑀，戮力一心，同时赴讨。”

《江表传》的这一篇诏书，很令我们迷惘。曹操是吕布的死对头，怎么会叫孙策去和吕布合作呢？

《江表传》的这一段，又说：孙策兼骑都尉的军阶太小，叫人向王誧示意。王誧就“承制”拜孙策为假（读去声）“明汉将军”。王誧是一个区区议郎而已，如何敢“承制”封拜？

另一种史料《吴录》，却抄下了孙策所上的一个表，这个表似乎证明了在许县的献帝朝廷，的确有过诏书给孙策，说袁术“造合虚伪”。孙策的表上说：“兴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得袁术所表，以臣‘行殄寇将军’。至被诏书，乃知诈擅。……臣年十七，丧失所怙。……”

裴松之认为《吴录》所载的这一件孙策的表，也有问题。孙坚死时，孙策年十八岁，不是十七岁。我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孙策可能只是虚岁十八，而实岁是十七。

《江表传》又谈到了孙策讨伐刘表，对黄祖交战的经过：献帝又有诏书给他，叫他和“司空曹公”及“卫将军董承、益州牧刘璋”合作，同时打袁术与刘表。孙策正在准备出发，袁术已死。袁术的堂弟袁胤与女婿黄猗，怕留在寿春守不住，便扶了棺柩，到皖城（安庆）依附庐江太守刘勋。孙策骗刘勋去海昏县与上缭县打“宗帅”（据寨自保的宗族领袖们）。刘勋去了海昏，孙策就偕同周瑜，带两万兵袭占了皖城，俘获刘勋的兵两千人，船一千艘。

他随即溯江而上，到了江夏（武汉一带）。下面是《江表传》所“保存”的一件孙策所上的表：

“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祖，并来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同时俱进。

身跨马栎陈（阵），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

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截，焱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迸走。’

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狼’韩晞以下二万余级，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

《吴录》这一篇孙策的文章。写得太好（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却也未必一定不是他所写）。由于它太好，太能印证《江表传》所说的关于孙策打黄祖的事，我们乍看有点不肯相信。

我的第一印象，也以为怎么周瑜、程昔、吕范，都官居太守了呢？而且，他们都当上了“中郎将”！孙权、韩当、黄盖，也一齐出了笼。这就热闹到像《三国演义》所常常描写的场面：每逢发生了什么事，不论大小，这些孙家众将官都“倾巢而出”。

我尤其怀疑的是，孙权在当时的年纪很小，何以也出马，而且官居“奉业校尉”？我查了一查，《三国志》吴的部分（原被陈寿称为《吴书》，被抄书、刻书的入改称为《吴志》）卷二，孙权的传，竟然明明白白记载着；“建安四年，（孙权）从（孙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沙羡是汉朝的一个县，在今天湖北武昌的西南。《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不同于《吴录》所引的孙策的文件之处是：孙权当时的官衔是“奉义校尉”，而不是“奉业校尉”。

再查《周瑜传》与《程普传》，这两人果然也的确是参加了孙策讨伐黄祖之役的。所不同的是：《吴录》上说周瑜是“建威中郎将”，而《三国志》的“本传”，说周瑜已经当过了建威中郎将，讨伐黄祖之时，是以“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的官衔，进行作战。程普呢，一点没有错，完全如《吴录》所记，在当时是“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

吕范呢？《三国志》的《吕范传》也记载了此人曾经以“征虏中郎将”的官阶，参加“征江夏”的战役，却不曾说他‘领桂阳太守”。这可能是传抄之时的遗漏；好比孙权的官阶，把奉义校尉抄错成“奉业校尉”一样。

周瑜、程普、吕范，这三个所谓太守都是“遥领”的，而不是真已到任就职了的。当时孙策的希望，是打平黄祖，为父报仇，取得江夏郡，交给周瑜坐镇；再叫程普、吕范二入去湖南，占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倘若有可能，就把住在襄阳的刘表也解决，吃掉荆州全部。

他的心胸很大，所以就提前任命周瑜等三人分领江夏、零棱、桂阳三个郡的太守。比起那袁术来，作风迥不相同。袁术在事前答应了孙策这一郡与那一郡的太守；到了事后，他并不兑现。孙策呢，事前就先发表了周瑜等三人为三个指定了的郡的太守。

可惜，讨伐黄祖的事，由于只打了个胜仗而未能将黄祖消灭，孙策未能夺得江夏的地盘，更谈不到攻取长沙与零陵、桂阳等郡。所以周瑜等人一时也不曾当到太守；他们对孙策绝没有绝望的牢骚，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不曾能够消灭黄祖，不是孙策于事成以后，食言失信。

我又查了韩当、黄盖的传，这两人也正如《吴录》所记，与周瑜及孙权等人参加了西征江夏之役。韩当确是参加了的，官阶也正是“先登校尉”。黄盖呢，《三国志》本传里不曾提到西征江夏的事，也没有说他当过“武锋校尉”；只说他以军人而做过九任县长，于赤壁之役以前当到丹阳郡都尉，于赤壁之役以后因功被拜为“武锋中郎将”。这“武锋”二字，可能是由于他曾经做“武锋校尉”而来。

另一位名将周泰，《吴录》所引的孙策文件中未曾列入；但本传里说他当了春谷县县长，其后，从攻皖及讨江夏，还过豫章（郡），复补宜春长”。这样看来。黄盖这个当了九任县长的军人，也未尝不可能如《吴录》所记，以“武锋校尉”的名义参加那讨伐黄祖之役了。

我认为：《吴录》上这一篇孙策的表，可信。

倘若《吴录》关于孙策讨伐黄祖的一段是可信的，《江表传》的这一段既然与它颇能符合，那就也可信了。因此，我才敢说，《江表传》虽是野史，有时却也包含了真的史实。

正史比野史好，但也不是绝对可信。正史的一大缺点，为野史所没有的：是割裂史实。本来根完整的有关某人某事的史料，常常被切成几段几片，分别放在若干人的传记之中（正史的作者，自从司马迁、班彪、班固以来，就是偏重人物面不重事件的）。

例如，这件孙策打黄祖的事，就被《三国志》的编者陈寿，分別以碎片放在孙策、孙权、徐夫人、孙贲、周瑜、程普、韩当、周泰、凌统九个人的传记之中。

《三国志》吴的部分最疏漏的地方，是在《孙策传》里面，只叙述了他打下丹阳，打下吴郡，打下会稽，而不曾交代守这三郡的人是谁？这三郡的太守是谁？诚然，那位扬州刺史刘繇，很重要；陈寿叫我们感觉到，只须打走了刘繇，江东就都是孙策的了。事实，不能够如此简单；也不可能如此“索然寡味”。

倘若陈寿能在《孙策传》中，点上一点（提上一提）当时的丹阳太守是好朋友周瑜的叔父周尚，这该多么有趣。周尚让周瑜带了兵，也带了很多的船与很多的粮食，去历阳（和县）加入孙策的队伍（《周瑜传》里面，仅仅有“瑜将兵迎策”五个字；《江表传》抄录了孙策事后写给周瑜的一条命令，称赞周瑜“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

周尚是袁术的人。孙策在当时也还仍旧是袁术的部下。所以，周尚肯让周瑜送兵、送船、送粮给孙策，并不奇怪，实际上这些兵与船与粮，都可能是周尚叫周瑜送的。

周尚虽则是丹阳郡的太守，却管不到本郡的长江东岸与南岸的部分。江的那一边，例如原为本郡首县的宛陵{安徽宣城），已经在吴景充任太守之时，被刘繇占了去。

周尚即使没有一个与孙策是好朋友的侄儿，也会尽量支援孙策，以收复丹阳郡的失地的。

刘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孙策传》里看不出来，必须读《三国志》刘繇本人的传（本传）。他原来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青州东莱郡牟平县（山东黄县）人。他被本郡太守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当过县长，奉刺史之命，在济南地区担任“部从事”（视察官）。所谓“部从事”，意思是“莱州刺史部派在各地的从事”。所谓“刺史部”，就是该刺史所刺探的区域，就是“州”。留在刺史身边的从事，只叫做“从事”；派到本刺史部各地区去调查案子或住在那里坐办的，常常被称为“部从事”。

刘繇在济南当“部从事”，把济南国的国相“奏”了一本，免去官职。这个国相贪污渎职，虽然是某一个“中常侍”的儿子，刘繇却不怕他（中常侍是宦官，生不出儿子；儿子是抱来的养子。清朝有人是生了儿子以后，才去施行手术当宦官的）。

刘繇当时的官位很小，怎么能够上“奏”？我想，这是写《刘繇传》的人的“省笔”。他是在说，刘繇报告了刺史，刺史上了奏本给朝廷。这样的省笔，不足为法。

曹操欣赏刘繇这样的人，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破格录用他，做“司空掾”，在曹操自己的下面当处长一级的官（曹操在当时是司空）。刘繇不肯就职，曹操又荐他当“侍中”，他又不就。最后，曹操派他来扬州当刺史，他到了寿春，怕袁术，去了曲阿。

刘繇离开寿春，能到江南的曲阿来办公，完全是靠了孙家的力量：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与孙策的堂兄孙贲欢迎他去的。当时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孙贲是丹阳都尉（曲阿是今天的江苏丹阳县，当时属于吴郡管辖）。

建安元年袁术酝酿称帝，刘繇认为吴景、孙贲是袁术的人，就出其不意，把他们两人赶走，赶到了长江的对岸，而且派了樊能、张英等人守住长江这边的渡口，以表示对袁术及其爪牙绝交。

曹操很欣赏他，派人以献帝的名义拜他为振武将军，升他为“扬州牧”。

孙策带兵来到曲阿，刘繇一逃，逃到丹徒（镇江），再逃，逃到了江西北部今日南昌一带的豫章郡，依靠豫章太守华歆（豫章是扬州的一郡，在理论上刘繇有权屯驻）。

孙策忙于肃清丹阳郡内部的草寇与聚寨自保的宗民，又要向东继续收取吴郡，转而向南，收取会稽郡，不曾费心思注意刘繇。在吴郡与会稽郡拿到手了以后，孙策移军西向，收拾庐江，打跑了庐江太守刘勋，这才有闲暇重新应付刘繇，而可怜的刘繇已经在豫章郡得病而死。

死前，刘繇曾和笮融打了一仗，确也把笮融赶入山中。以前，当刘繇尚在曲阿当扬州牧之时，笮融和他处得还算不错，号称“同盟”。笮融啸聚徒众屯驻在秣陵县之南，和城内的薛礼合伙，替刘繇挡了孙策，交锋三次。三次以后，等到孙策吃了吴郡与会稽郡以后，笮融就不再抵得住这位孙郎了。于是，杀了薛礼，走入山中，由山路到了安徽南部，然后沿着长江南岸，到达江西湖口一带的彭泽县，杀了自称彭泽郡太守的朱皓，也一度击败了从豫章郡来讨伐他的刘繇；最后终于被刘繇击溃，死在山里面老百姓的手里。

刘繇自己不久也得病去世。孙策听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挂念刘繇家属的情形。恰好，王朗也来了信，恳求孙策照顾刘繇的儿子。孙策于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华歆如何对待刘繇的孤儿寡妇，也看看华歆在当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拥护。

孙策而且给了太史慈一项重要的任务：收容刘繇遗留下的一万多人，包括军官与士兵。孙策告诉太史慈，刘繇旧部之中，凡是肯来的，一概收编，带回江东；不肯来的，绝不勉强。

太史慈把这三项任务，都办得很妥当。带了一些刘繇的旧部回来，他向孙策报告：他看到了刘繇的几个儿子，其中以十四岁的老大刘基为最好。他观察了华歆的为人与作风，认为是一个只想自保，不能进取的人。当地的人民对他很不服从；人民只肯纳税，而不肯应征当兵。

孙策很高兴，不久就向豫章进军。在到达距离豫章县只有几十里的椒丘之时，他派遣一位曾为吴郡功曹的虞翻，去豫章向华歆劝降。华歆对虞翻说：”我早就想摆脱这太守的职务，回北方家乡去休息了。孙会稽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走。”（华歆称孙策为孙会稽，因为孙当时的官位是会稽太守）

虞翻回报了以后，孙策就赶紧带了兵来到豫章县（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华歆毫不抵抗，亲自“幅巾奉迎”（所谓“幅巾”，便是头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汉朝的衣冠，去迎接这位目无朝廷、公然并吞数郡的孙策。

孙策见了华歆，立刻下跪行礼，向华歆说：“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

华歆在当时，确是声望很高，与郑泰、荀攸等人齐名。他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在山东禹县西南），由孝廉而历官到郎中，一度退隐，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尚书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请求，外放他为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郢县的县令。他借此脱身而走，出了武关，到南阳，被袁术留住。他劝袁术由武关进军入陕，讨伐董卓。袁术只不过是想留下他，作一个点缀场面的花瓶，却没有兴趣听他那一套安邦定国的大计。华歆把讨伐董卓的建议向袁术陈说，岂不是白费？这正是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个月以后，长安朝廷派来了太傅马日马日磾。马的任务是“安集关东”。所谓关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的各州各郡。马日磾把华歆从南阳带到徐州，叫华歆姑且做他身边的掾。“掾”在通常情形之下相当于处长、科长，也可说是随从秘书。

马、华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颁来的诏书，任命华歆为豫章郡的太守（显然是马日磾已经送上奏章，推荐了华歆。

华歆在豫章当太守，一直当到了孙策率领部队来到。

孙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个来投降的部下，尊他为上宾，他也乐在江南优游岁月。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去世以后。曹操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孙权不想放他走。他向孙权说。“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无用之物’。你让我去许县，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边‘为将军效心’。”孙权就放了他去。

华歆去了许县，被曹操重用，先以“议郎”的本职，担任“参司空军事”的临时性的差遣。其后一连做了尚书、侍中、尚书令；华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征讨孙权之时，当了“军师”。这便是华歆如何报答孙家兄弟二人的礼遇了；也是他如何实现对孙权所许下的“为将军效心”的诺言！

像华歆这样卖友求荣，令人齿冷的伪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骗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义赢得社会上的虚名的，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孙策真是看错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为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王朗是东海郡郯县人。东海郡大部分在今天的苏北，郯县属于山东。他当过郎中、县长，被举为孝廉，在陶谦那里当“治中”。治中是刺史身边最大的官，与“别驾”同为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后，王朗与别驾赵昱劝陶谦派代表到长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谦就派了赵昱去。朝廷很嘉许，拜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也把会稽太守的位置给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当太守，当到了孙策兵临城下之时。他与华歆不同。华歆在豫章立刻投降；王朗却不计成败，与孙策打了一仗。他败了以后仍不投降，乘船逃往东冶。东冶离开会稽很远，在今天福州的东北。

孙策亲自带兵追击，又在东冶打败了他。他这才服输、投降。孙策仅仅责备他几句，不加以杀害，让他在曲阿以平民的资格住了下去。

王朗在曲阿住了一些时候，也像华歆一样，被曹操征召了去，做官。但是他与华歆不同，没有怎样替曹操策划征讨东吴的事，虽则他也一度“参司空军事”（本职是“谏议大夫”）。他即使也像华歆那样，当了征讨东吴之时的“军师”，在人格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曾被孙策下跪过，也不曾被孙权待以“上宾”之礼。

王朗后来在曹操那里所担任的工作，主要是在司法方面，官职是大理（等于清朝的大理寺卿）。作风“务在宽恕，罪疑从轻”。

公余之下，他写了几部书：《易传》、《春秋左氏传》、《孝经传》、《周官传》。他在太和二年去世（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同一年进行第一次的北伐，围郝昭于陈仓（宝鸡）。

王朗在去世以前，曾经奉了曹丕之命，写过几封信给诸葛亮与许靖，劝他们说动刘后主，“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诸葛亮与许靖，均不曾给他回信。诸葛亮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正议”，算是给王朗的一个间接的答复。

王朗和许靖当年在会稽分手，一别三十余年。那时候刚从吴郡“逃难”而来不久。许靖这个人，是颇富于逃难的经验的。他是汝南郡平舆县人，在洛阳当“尚书郎”，得罪了董卓，逃到（河南太康的）陈国，投奔孔伷；孔伷病故，许靖到寿春投奔扬州刺史陈袆；陈袆又死，许靖到会稽，投奔了王朗。

在会稽，他遇到从吴郡逃来的许贡。许贡是吴郡的都尉，被孙策打垮了以后而逃来的。有人说，许贡不是都尉，是吴郡太守。也有人说，太守姓陈，名瑀。

孙策于打垮了许贡以后，接着就来打垮了王朗。王朗逃往东冶；许靖逃得更远，逃去了交州（越南）。

曹操派人到交州，带信给他，请他到许县来帮忙。他拒绝了曹操的邀请，回了一封信，鼓励曹操作汉朝的忠臣。信里有这么几句话：“今日足下持危扶倾。为国柱石，秉师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言出于口，即为赏罚；意之所存，便为祸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宁；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乱。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悬）于执事。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愿君勉之，为国自重，为民自爱。”

许靖其后由交州去了益州，在刘璋下面历任巴郡、广汉郡与蜀郡的太守，其后当了刘备汉中王的太傅。

许贡留在会稽吴郡一带，不曾逃走得远，被孙策捉住杀了。

许贡的小儿子与许贡的忠心部下二三人，亡命在长江边，等候机会，为许贡报仇。建交五年四月初四日，孙策不小心，独自一人骑马外出，被他们遇见。这几个人一起动手，把孙策杀得重伤。

不久，孙策便因伤而死，年纪才二十六岁。临死以前，他把吴侯、讨逆将军、会稽太守的印绶，挂在二弟孙权的身上，向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同时也拜托了张昭等人，好好地辅佐孙权。

有关孙策之死，有两个值得一驳的传说。一是《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所载，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这是不确的。建安五年四月之时，曹、袁还不曾在官渡对垒。另一传说，《搜神记》所载：孙策杀了道士于吉，于吉的鬼魂对孙策作祟，常在镜子里面显影。这也是附会之谈。

一五、孙权

孙权兄弟五人，大哥是孙策，长于孙权七岁；三弟是孙翊，小于孙权四岁；四弟是孙匡，生平年岁不详。另一位弟弟孙朗，不见于《三国志》的本传，而见于虞喜所著的《志林》，是孙坚的一位姨太太所生的儿子。

孙家兄弟五人，都很俊秀，而孙权的相貌最好：“方颐大口，目有精光。”方颐，是骨骼坚强；大口，能吃四方；目有精光，是生命力十分充沛，好比成吉思汗幼年时的“眼中有火”。

孙权又有两点异相：一是紫髯，一是长上短下。紫髯，证明他血旺，或许也显示了祖先之中，夹杂有白种血统（《三国演义》的作者，因此就在“紫髯”二字以外，加上碧眼二字）。至于“长上短下”，是躯体长，而两腿短。站起来，矮；坐下去，高。只有不需要站着侍候人，而坐着别人侍候的贵人才是如此，刘备两手垂膝，也可说是“长上短下”。

孙权一向最受孙策喜欢，打仗时带在身边。孙策打下了江东各郡不久，就任命孙权当（江苏宜兴）阳羡县的县长。那时候，孙权只有十五岁而已。孙权的资历，虽然是零；孙策却已经示意了自己人吴郡太守朱治，举孙权为孝廉，又叫自己人扬州刺史严象，举孙权为茂才。

孙策为什么如此地喜欢孙权呢？第一是，孙策有孝友的天性。第二是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孙策有时候和孙权谈谈谋略，孙权的看法每每颇为中肯，叫孙策自叹不如。

孙权另有一个长处，很像哥哥孙策与爸爸孙坚。那就是：“好侠，养士”。能好侠，就会义声远播；能养士，就有士肯出死力。孙策早就看出了乃弟的这一点特长，所以才在临死之时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基业之后，果然颇能举贤任能。他不仅能举贤任能，而且有本事把父亲的老部下，与哥哥的部下及好朋友，都团结在一起，除了李术一人以外。

李术是孙策所用的庐江郡太守。李术居心叵测，倘若孙策不早死，这李术也很可能勾结曹操，对孙策叛变的。他怕孙策，所以迟迟未敢有所举动，孙策一死，他以为孙权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孩子罢了，就公然收容了若干犯罪的人，拒绝孙权所下绐他的交出这些“亡叛者”的命令。

他竟然回信给孙权说：“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

孙权知道李术在暗中倚仗曹操作后台，就先下一着棋，写信给曹操，请曹操不要给他支援。为什么孙权觉得有把握，曹操能允许他这个要求呢？因为，他在继承了乃兄的基业不久，曹操已经拉拢他，上表给献帝，拜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

孙权用告状的口气，在信里向曹操说：“李术杀了您所用的扬州刺史严象。”其实，严象是孙策所用，不过在手续上孙策曾经上表给许县的朝廷，推荐严象为扬州刺史，曹操，顺水推舟，就用了献帝的名义，任命了严象。

李术杀严象，是再蠢也不过的事。

孙权在信里继续向曹操说，严象曾经选拔他为本州的茂才，是他的“举将”、“恩人”。他现在决心讨伐李术，“进为国朝扫除鲸鲵，退为举将报塞怨仇。此天下达义，夙夜所甘心。水必惧诛，复诡说求救。明公所举阿衡之任，海内所瞻，愿饬执事，勿复听受”。

孙权随即进军皖城（安徽潜山），李术闭城固守，派人向曹操求救，曹操置之不理。

若干时日以后，城破，李术的头被割下示众。

孙权初露锋芒，旗开得胜，一举解决了庐江太守李术，建立了他的威望；叫远近之人不敢小看他这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军阀。

在他下面，地位最高的是张昭，他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就凭这一点，他已经抓住了打天下的要点了。古语说：“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倘若无师无友，或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无人可及，而不屑以任何人为师为友，那就不仅不能王，不能霸，可能会亡。

张昭被《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个腐儒。这便是演义体的书误人之处。它为了烘托诸葛亮的胆大而聪明，就把张昭说得十分懦弱而糊涂。

实际上张昭这个人倒是颇有骨气，也很有才干的。他是徐州彭城国人，书读得多，字写得好。本州的东海郡人王朗，琅邪郡人赵昱，均是他的好友；广陵郡人陈琳，也对他十分钦佩。彭城国的国相某人举他为孝廉，他不就；徐州刺史陶谦选拔他为茂才，他也谢绝。陶谦生他的气，把他关了起来；赵昱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他救了出来（陶谦在当时还不曾升为州牧）。

恢复了自由以后，他迁居到江南，仍旧当老百姓，无牵无挂。孙策来了，对他十分尊敬，到他家里“升堂拜母”，向他的母亲跪拜行礼，弄得他不好意思不“出山”，屈就了孙策的“长史”（秘书长）兼“抚军中郎将”。

孙策把行政方面大小的事务，都交给了他，他也确是卖力，办得井井有条。北方有很多人写信给他，说他能干，也有若干封说他能干的信，是写给孙策，由他以“长史”的职位先行拆开的。他感觉到很为难：不向孙策报告，是蒙蔽；报告，怕引起孙策不满，甚至猜疑。

孙策知道了这情形，就向他说：“以前齐桓公用管仲，把事情都交给了管仲，称管仲为‘仲父’。左右请示一件事，桓公说：‘去问仲父’；左右再请示一件事，桓公又说，‘去问仲父’。左右就发起牢骚来，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说：‘我未得仲父以前，为君确是很难，既得仲父以后，为君怎么会不易呢？’现在，北方人都说张昭能干，张昭既然是我用的，这就等于说我能干，能用张昭了。”

孙策之所以在临死以前，把孙权托给张昭，可见不是没有理由的。孙策而且向张昭说，“倘若孙权不足以担任重任，你自己担当好了。万一事情不能顺利，‘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所谓“缓步西归”，便是慢慢地、从容地归顺曹操所主持的许县朝廷。所谓“亦无所虑”，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张昭后来于曹操席卷荆州之时，主张迎降，与孙策的这最后几句话颇有关系。迎降的建议是否正确，为另一问题）。

孙策断气以后，张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劝孙权停止哀哭，赶紧办公，而且扶了孙权上马，带了队伍出巡一番，让“众心知有所归”。

此后，他一直是孙权的第一帮手；到了孙权称帝之时（在公元229年）才退休，以“娄侯”的爵位、一万户的食邑、“辅吴将军”的名义，忧游岁月，并写了两部书，一部是《春秋左氏传解》，另一部是《论语注》。

退休以前，他是“绥远将军、由拳侯”。娄侯的娄字，指娄县；娄县在今天是江苏昆山东北的“娄县村”。由拳侯的“由拳”，是（浙江嘉兴之南的）由拳县。

更前，在黄初二年孙权受曹丕封为“吴王”以前，孙权在建安十四年被刘备推举为“车骑将军”以后，张昭的名义是“车骑将军师”。再前，他在名义上是“长史”兼“抚军中郎将”，一如孙策之时。

张昭不仅在公务上对孙权竭忠尽能，在私生活上也常常对孙权“极言几谏”。孙权喜欢打猎，而且有时候用拳头揍野兽，张昭向孙权说：“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孙权红着脸回答：“我年纪轻，考虑得不远，很惭愧。”

孙权也喜欢喝酒，以灌醉陪他喝的人为乐。有一次，他和群臣宴会于武昌樊山的钓鱼台，大喝了一顿，群臣醉倒了不少。他吩咐手下人用冷水洒他们，让他们醒来，再喝。他下了一道命令：“今天要喝到醉倒在这钓鱼台之中，才能停止。”张昭是在场的群臣之一，听了这道命令，就离开宴席，出门到车子上坐。孙权叫人把他找回来，责备他：“无非是大家共同作乐而已。公（老太爷）为什么生气？”

孙权对张昭一向尊称他为“公”，不敢以他的官职相称；更不敢直呼其名。

张昭回答孙权：“当年商朝的纣王，把酒糟堆积成一座小山，把游泳池装满了酒，邀集群臣喝酒，喝到天亮，号称‘长夜之饮”，当时，他们也以为‘无非是共同作乐而已’，不知道那是一件不好的事。”孙权答复不出话来，沉默了一阵，吩咐人把筵席撤了。

孙权对张昭的这一套老前辈的教训口吻，能够容忍，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张昭反正准备了老命一条，随时可拚，不怕顶撞这位年纪比他轻了许多的老板（他比孙权的父亲只小了一岁）。

孙权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时候也难免受不了张昭的顶撞。他们二人冲突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张昭退休以后，孙权想派遣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之时。

这件事关系太大，倘若做得圆满，有辽东对曹魏的东北方加以牵制，孙权便很容易与诸葛亮制曹魏的死命了。

孙权叫人把张昭请来，问他的意见。张昭说：“公孙渊虽则派人来向我们讨好、求援，然而并无诚意，我们不可就派两个特使前住。因为，倘若他又变卦，畏惧曹魏，想对曹魏投降，就可能杀害我们的特使，我们就会‘为天下笑’。”

孙权原以为张昭一定满口赞成，连声叫好，没想到这老头子又是架子十足，自以为见解高人一等．把一大盆的冷水，向他孙权的头上猛浇。

孙权一时按撩不住堆积在胸中的怨气，就拔出刀来，放在案子上，向张昭说：“吴国的读书人，进宫的时候拜我，出宫的时候拜你，我让他们如此做，可见我对你真是尊重到了极点，然而你，却常常在大庭广众之前反对我的话，驳倒我，我常常气得发昏，很怕会在气昏之时做出令我后悔的事。”

孙权所说的“做出令我后悔的事”，所指的是：“砍掉你的脑袋”。

张昭听了，对孙权注视了一会儿，才说：“臣明知说了您不肯采纳，然而不敢不说，因为太后（孙权的母亲吴氏太夫人）曾经于临终之时把我叫了去，把你拜托给我。她的话，永留在我的耳朵里，我怎么敢不竭尽愚忠！”

原采，张昭不仅在建安五年四月受了孙策之托，又曾经在建安七年（或如《资治通鉴》所说，在建安十二年）受了吴太夫人之托。

孙权是很孝顺、很追怀他的母亲的，他听到张昭提起他的母亲，便眼泪直流，这时候，张昭也早巳涕泪纵横，静候拉下去砍脑袋了，孙权“砰”的一声，把刀从案上拿起，摔到地上，对着张昭，两人痛痛快快地同声大哭一场（然后，可能派人扶了张昭回家）。

孙权虽则和张昭对哭了一场，却未曾接受张昭的谏阻，仍然派遣了张弥、许晏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王。张昭气得托病不再上朝，孙权也继续生他的气，叫人用泥土封闭张家的大门。张昭也叫人在大门里面，同样用泥土加封一层。

后来，公孙渊果然杀掉了张弥、许晏。孙权既后悔，又惭愧，派人向张昭“慰谢”。这慰谢的谢字，含有“道歉”的意思。张昭继续称病，不出来上朝，孙权自己到张家门口，张昭还是“有病”不肯出来。孙权气极，叫人烧门，便把大门烧了。张昭已经把二门（户，单扇小门）也关闭了。过了一阵，孙权的头脑稍为冷静，叫人把火灭了。张昭的几个儿子，这时候也劝好了张昭，扶着他老人家，出来拜迎“皇帝”。孙权有了面子，很高兴，就请张昭与自己同乘一辆马车，回宫里畅谈。此后，张昭按时上朝，直到老得不能行动之时。他死在孙权的嘉禾五年（公元236年），享寿八十一岁。

孙权本人死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享寿实岁七十一岁，他前后当“吴侯”、“吴王”、“吴国皇帝”，有五十二个年头之久。

在这五十二个年头之中，前后作过他的最重要的辅佐的是孙邵、顾雍、陆逊、步骘。其中，以顾雍的任职时间为最长。

孙邵不是孙权的本族人，生长在青州北海国，曾经受知于国相孔融，当了孔融的功曹。其后，在扬州刺史刘繇下面作官，于刘繇战败以后，被孙策收用。孙权上台以后，他劝孙权对许县朝廷纳贡上表，弄好了对曹操的关系，颇受孙权赏识。

孙权先后任命孙邵为庐江郡太守（继李术之任），与车骑将军长史。那时候已经是建安十四年，在孙权与刘备于建安十三年打胜了曹操以后，刘备上表推荐孙权为“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

再过了十几年，孙权于公元222年的秋天称王，定国号为“吴”，年号为“黄武”，就任命了孙邵为吴国的丞相，代替张昭，作了他自己的第一名助手。

孙邵位居丞相，而在《三国志》的吴的部分竟然没有一卷或一分卷的传记，这是因为他与一位姓张名温的格格不入，而陈寿所根据的史料，是张温的“党羽”韦昭所写。

孙邵当丞相，当到黄武四年五月病故。《吴录》说他享年三十六岁，费解。当时，孙权已经实岁四十四岁；孙邵作过刘繇的僚屑，不可能年纪比孙权还小了八岁（孙邵死时的年龄，可能是六十三岁，被抄写的人错成三十六岁）。

孙邵于官居丞相的不到三年时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仅仅知道，在这不到三年的期间，孙权受不了曹丕催遣“任子”的压迫，对蜀汉信使往返，言归于好。这可能是由于孙邵作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建议（所谓“任子”，是拿儿子当人质，送到朝廷，听凭朝廷于自己反叛之时，加以杀害或拘囚）。

孙邵死了以后的第二个月，黄武四年六月。孙权任命顾雍做丞相。

顾雍做丞相，一做便是十九个年头，作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一月病故之时。他是吴郡吴县（苏州）人，当过蔡邕的学生，学会弹琴、写字；在建安四年被扬州与吴郡的长官推荐给孙策，当了合肥县的县长。

顾雍在作了合肥县县长以后，又一连作了娄县、曲阿县，与上虞县的县长，都有相当好的政绩。

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全部地盘，有六个郡之多；但是在名义上，许县朝廷只承认他是“领会稽太守”。孙权本人必须留在吴郡的曲阿，或丹阳郡的秣陵，不能到会稽（绍兴）久住，作名副其实的会稽太守，就叫顾雍担任会稽郡的“丞”，代掌太守的职权。

顾雍把会稽也治得像以前他治过的三个县一样：全郡的大小土匪完全肃清，人民安居乐业。

许昌朝廷所颁给孙权的军事官位，是“讨虏将军”（他的父亲孙坚曾经是“破虏将军”，他的哥哥孙策曾经是“讨逆将军”）。在讨虏将军的下面，有所谓左右司马。顾雍于做了几年会稽郡丞以后，被孙权调回来，做“左司马”。

献帝末年，孙权、刘备之间有了磨擦，孙权投降曹丕，被封为“吴王”。吴王的吴国，有类似魏国朝廷的官制，包括九卿与尚书令。顾雍先后又做了吴国的大理（最高的司法官），奉常（最高的祭祀官与宗谱官），与“领尚书令”（国王的总管一切政务的秘书长）。

孙权而且封了顾雍为“阳遂乡侯”，其后进封为醴陵侯。

孙权在黄武元年称王，第一任的丞相是孙邵。孙邵死后，顾雍就被任命为第二任的丞相，与孙权处得极好。君臣之间，除了一度被小人吕壹挑拨了以外，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他懂得孙权的脾气，绝对不在大庭广众中倒驳孙权的意见；然而他也丝毫不是阿谀奉承的佞臣。他懂得写小条子，用书面陈述若干与孙权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样，孙权保住了帝王威严，也就乐于接受顾雍的意见。

顾雍的另一特长是缄默，不把经办的公事随便对人闲谈。尤其是关于人事。他保荐了一个人，这人被孙权用了，还不知道保荐人是他顾雍。至于处理某一问题，顾雍也绝对不夸耀他呈献给孙权的方针。外面的人只晓得一切都是出自孙权的英明果断。

他性情和顺，而张昭性情刚强。和顺，并不一定是全无主张，对皇帝的任何看法一概赞同，或凡事“奏请核示”。事实上，颐雍的主张多得很，而且每每与孙权的大不相同，甚至每每与张昭的相同。例如，孙权想派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固然反对，颐雍也是反对的。

张昭有一次在武昌为了孙权想作“长夜之饮”，而中途退出筵席，出门坐在马车里生气；终于劝好了孙权停止这一夜的狂欢。顾雍也是反对孙权闹酒的，而所作的表示颇与张昭两样。

顾雍的办法是：采取“众醉独醒”、“不苟言笑”的态度，叫孙权及其酣饮的部下自己惭愧。顾雍生平绝不喝酒，在宴会场中不多说话，正襟危坐，睁大着眼睛对言行放纵的宾客注视，弄得孙权有“顾公在座，使人不乐”之感。

孙权喜欢用严刑峻法对付老百姓。张昭反对，孙权不想接受，便问顾雍。顾雍说：“法令似乎太多了些。刑罚也略为嫌重了一些。我所听到的老百姓的呼声，与张昭所听到的一样。”孙权于是就叫人把法令与刑罚加以修正。

孙权每逢准备以什么人做比较重要的官，就派遣一个“中书郎”到顾雍家里去见顾雍，征询顾雍的意见。顾雍妙得很，他倘若是赞成任用某人，便谈笑风生，留下这位中书郎吃饭。否则，他说话很少，也不留中书郎吃饭。

孙权懂得顾雍的“密码语言”，只消问一问从顾公馆回来的中书郎：“他留你吃饭设有”倘若中书郎回奏：“留臣吃饭了”，孙权便吩咐下面，缮发任命某人的公文。倘若中书郎回奏；“没有留吃饭”，孙权就重新考虑某人做某官，是否适当。

孙权遇到政策上的重大问题，却并不派人传话；顾雍也决不托人转奏。他们君臣二人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遇到这样的事，只有当面密谈。

顾雍在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去世，孙权任命陆逊做丞相。孙权叫陆逊留在武昌，仍旧当“荆州牧、都护、领武昌事”。

一方面，陆逊人在武昌，距离国都建业（南京）很远，这丞相的职务，他只是遥领而已；另一方面，陆逊虽则也是吴郡吴县人，与顾雍是小同乡，但是个性与顾雍完全不同，喜欢直言极谏，因此而与孙权处得并不太好。他只当了一年的丞相，便在赤乌八年二月当孙权派人来武昌，责备他这样那样二十条款之时，气死。

陆逊气死以后，孙权隔了一年又七个月，才在赤乌九年九月，任命那远在（宜昌附近）西陵的步骘为丞相。步骘当了八个月左右丞相，在赤乌十年五月病故（这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记载的年月。《步骘传》很含糊而错误，先说了他在“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代”字根本不恰当，因为陆逊早就死了。又说他“十一年卒”，他去世不是在赤乌十一年，而是在赤乌十年五月）。

步骘死后，孙权不曾再以任何人为丞相。

孙权一生，在早年之时英明，在晚年十分糊涂。他早年之所以有英明的表现，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张昭、顾雍二人。这正如刘备在早年漂泊南北，一事无成；晚年却大败曹操于赤壁，获得大半个荆州；又进取益州（四川与汉中），称王称帝，地位蒸蒸日上。刘备晚年之所以能够蒸蒸日上，我们也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一人。打天下的人，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不是自己个人的大才干，而是得力的、能尽忠言的好帮手。倘若刘邦没有萧何、张良、韩信，倘若李世民没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那么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我们引以为荣的汉、唐两朝。

当然，刘备除了诸葛亮以外，还有关羽、张飞、赵云、庞统、法正，帮了他不少的忙。孙权除了张昭与顾雍以外，也倚仗了周瑜、鲁肃、诸葛瑾。

投有周瑜、鲁肃，便不会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没有诸葛瑾，也不会有猇亭之役以后的吴、蜀言归于好。

周瑜是扬州庐江郡舒县（舒县的故城，在今天庐江县城之西）人。父亲周异是洛阳县的县令，叔父周尚其后是袁术的丹阳太守，祖父做过什么官，《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没有写明白，有一位“从祖父”周景，以及周景的儿子周忠，均做过汉朝的太尉（所谓“从祖父”是伯祖父，也可能是叔祖父。这种语义模糊的字眼，在中国文言文里很多，在西洋语言中更多，例如cousin可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也可能是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并且可以被用来泛称远房的任何同辈或不同辈的亲戚）。

有两个cousins当过太尉，周瑜当得起“世家子”三个字。恰巧，孙坚为了本人要出去打董卓，家眷留在长沙不能放心，也不太愿意送他们回吴郡富春县（浙江富阳）去住；却看中了这庐江郡舒县的地方，把家眷搬到了舒县来安顿。也许，孙坚与周异或另一位本地人是好朋友，是他所信赖得过的，堪以“托妻寄子”的人。

周瑜和孙策同年，小一个月，很快就与孙策成了“总角之交”。舒县的县城不大，青少年很容易碰面，即使他们的父亲并不互相认识。

在当时，周瑜的家境要比孙策的家境富裕得多。周家是“土著”，而孙家是寄寓之民。周瑜好客，爱朋友，生性慷慨，于征得家里长辈的同意之后，就把城内大路南边的大房子让给孙策住了（不会是让给孙策一个人带了仆役来住，而极可能是让给孙家全家来住。孙策当时还是一位少年，不曾结婚）。

周瑜对孙策“升堂拜母”。这是古人的一种进一步做朋友，以兄弟之礼相待的一种表示。孙策渡江进攻刘繇之时，周瑜奉了叔父周尚之命，带兵、粮接济他。孙策在江南（当时称为江东）站稳了以后，周瑜放弃他在居巢县的县长地位，于建安三年来吴郡（曲阿县）投奔孙策，孙策不只是亲自出城来迎接他，不只是分给他五十匹马、二千名兵士，而且道给他一队“鼓吹”（军乐队），送给他一座很好的住宅。

这时候，他与孙策均是二十四岁，两个人都是翩翻少年。老百姓在背后称呼孙策“孙郎”，称呼他为“周郎”。

孙策送给周瑜以“建威中郎将”的名义，叫他驻扎在牛渚（采石矶）；不久，又叫他做春谷县的县长（春谷县城旧址，在今天安徽繁昌县的西北）。

孙策有志于对黄祖报杀了父亲孙坚之仇，向西进军；便任命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一起带兵出发，攻下了（安徽潜山的）皖城。

他们在皖城遇到桥老太爷与两位美丽的桥小姐。桥大小姐、桥二小姐（俗写为大乔、小乔）。孙策娶了桥大小姐，周瑜娶了桥二小姐。两对璧人，留下了千古佳话。今天安徽庐江县的人，仍以这两位桥家小姐为荣，相信她们是出生在庐江的美女。

孙策与周瑜等人继续前进，在寻阳（黄梅附近）击溃了袁术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的部队；又在武昌附近对黄祖打了一个硬仗；回师向东，取了华歆当太守的豫章郡；分出几县，成立了所谓庐陵郡。

孙策回去曲阿，叫周瑜率领重兵，坐镇（江西峡江县之北）的巴丘。

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去世，把孙权托付给张昭。周瑜从巴丘前来奔丧，被孙权与张昭留在曲阿，作为张昭以外的最重要的一个辅佐，名义仍是“中护军”。张昭的名义仍是“长史”。

他们二人，一文一武，等于是孙权事实上的左右二丞相，虽则孙权当时尚不是吴王，只是一个继承乃兄的“讨逆将军，领会稽太守，吴侯”。曹操不久改拜孙权为“讨虏将军”，周瑜也连带地由讨逆将军的中护军，改为讨虏将军的中护军了。

建安七年，曹操向孙权要求遣送一个儿子到许县当“任子”。

任子，是人质，这是曹操用来控制各地有力人物的方法。这些有力人物在派了儿子去许县当了人质以后，就不敢造反。一造反，曹操就会杀他们的儿子。

孙权征询张昭等人的意见。他们犹豫不决。送了“任子”，以后就得一切听从曹操摆布；不送“任子”，曹操可能派兵来打。曹操已经打垮了袁绍。没有后顾之忧。

孙权想了又想，终于带了周瑜去见母亲、孙坚的太太吴太夫人。吴太夫人很喜欢周瑜，一向把他当作儿子看待。

周瑜在吴太夫人面前，向孙权陈述意见：不可以送“任子”去。倘若送“任子”去，孙权所能得到的报酬，不过是一颗侯爷的印与十几个卫兵与随从、几辆车子、几匹马而已。并且，曹操掌握了孙权的儿子为人质以后，随时可以征召孙权本人“晋京”，也就是随时会有被囚、被杀的危险。倒不如“韬勇抗威，以待天命”。当年楚国地方不过一百里而已，尚且能抗衡周室，传国九百多年；孙权已经有了东南半壁，还怕什么？

孙权采纳了周瑜的建议，不送“任子”去许县。这等于是对曹操宣布独立，不怕曹操来讨伐。

曹操却并无立即计较之意。曹操在当时（建安七年）心里所计划的，是先把袁家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外甥，以及乌桓之类的边疆部族加以解决，然后对刘表下手；解决了刘表以后，再顺流而下，收拾这割据东南的孙家老二。

在孙权的左右，另一位坚决反对投降曹操的人，是鲁肃。

鲁肃的家乡是（安徽定远东南的）临淮郡东城县，他家境富有而为人十分慷慨，曾经卖了若干亩田地来救济本县的穷人；也曾经送给周瑜三千斛米粮，当时周瑜是居巢县县长，有不少的饥民需要救济。

周瑜对他既感谢又钦佩，就和他做了很要好的朋友。

袁术在寿春听到了鲁肃的大名，就任命他作东城县的县长。他看到袁术做事毫无条理，驭下又没有纪律，不愿意替袁术卖力，就率领本族的老小若干人，与一百多名愿意和他一起走的青年人，离开东城县，到居巢县，投奔周瑜。

其后，周瑜离开居巢县，到长江以南投奔孙策。鲁肃与他的徒众，也渡过了长江，住在曲阿县（丹阳）。

不久，鲁肃的祖母去世，鲁肃扶了棺柩回东槭县安葬；葬罢，又到曲阿。

有人劝过鲁肃，叫他到许县去投奔曹操，鲁肃征求周瑜的意见，周瑜告诉他，与其到许县找曹操，不如到吴县找孙权（这时候，孙策已死，孙权继任）。

鲁肃拿了周瑜的信去见孙权。孙权款待他一桌丰盛的筵席以后，留他密谈。

孙权向鲁肃说：“现在汉室处于衰微危险的境地，我想做一番齐桓公与晋文公的事业‘尊王’，你怎样帮我的忙呢？”

鲁肃说：“以前（汉）高帝也曾经想尊奉‘义帝’，却由于有项羽作梗，不能实现他的愿望。现在，曹操就好比当年的项羽一样。你如何能够实现尊奉当今皇帝（献帝）的愿望呢？”

鲁肃继续又说：“曹操不是短期内可以打倒消灭的，我替将军设想，最好是乘着曹操在北方的事情多，你把据守江夏的黄祖解决了，然后讨伐刘表，占据全部的长江流域。然后‘建号帝王，以闯天下’。”

这简直是劝孙权造反。依照汉朝的法律，造反与劝人造反都是要灭族的。所好，当时孙权已经有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非汉朝的法律所能制裁。

孙权听到鲁肃以帝王的地位期待他，心里十分高兴，却不便明白表示接受。他对鲁肃说：“我不过是希望保住一隅地方的安宁，来辅助汉室而已。你说的这一番话，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他尽管这样回答了鲁肃，其后在行动上却完全是按着鲁肃的建议，一步一步去做的。

当时，想当皇帝的人不止孙权一个。袁术不仅想当，而且是真正当了的；虽则由于太不够料，而当了仅仅一年多，所占的地盘也极小。袁绍是不是想当，也极明显，他不过是略比袁术聪明，准备先把曹操消灭了，然后再作打算而已。

刘备在晚年由于诸葛亮等人的敦劝，才勉强当了皇帝。诸葛亮向刘备说：“以前世祖（刘秀）不肯做皇帝，耿纯向世祖说过：‘来跟随你的许多人，都存了一种攀龙附凤的希望；你坚决不肯作皇帝，这些人都只有离开了你，另找肯作皇帝的人了。’现在的情形，正如当年耿纯所说的一样。”

其实，刘备不是不肯，而是不敢。他在年纪极轻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当皇帝的思想。

刘备在涿郡涿县的家园中，有一棵五丈多高的桑树。桑树的叶子很茂盛，远看很像车上的盖（伞）。刘备小时候在桑树底下玩耍，对他的小朋友们说：“我将来要乘坐一个很大的车子，以羽葆为盖的车子。”这等于是说：“我要乘坐皇帝才能乘坐的车子。”他的叔父叫他住口：“别胡说。你再这样胡说，要送掉我们全族的性命了。”

儿童时期的非分之想，不足为刘备盛名之累。刘备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在他的早年、中年都不曾有自私或帝王欲望的表现。他对人民仁爱，对朋友义气，对汉朝的朝廷也念念不忘拥戴。他的缺点，只是对人的判断力较差，行动也不甚有计划与步骤。

反过来说，孙权之有帝王思想我们也不必深责。当时的汉朝，在事实上早已“王纲解纽”，因宦官、外戚之鱼肉人民了一百多年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谁有能力把苦难的全国或一部分老百姓加以保护，谁就够资格取汉朝而代之，或割据一方以静观世变。孙家之有权在东南保境安民，甚至进而统一中国，拨乱反治，正如当年刘家之有权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椎翻项羽的统治。

孙家不欠汉朝什么。诚然，孙坚是汉朝的官吏、汉朝的长沙太守；孙坚应该对汉朝尽忠。孙坚在事实上尽了忠：他勇往直前，打败了董卓，收复了洛阳。孙策的兵，不是汉朝的朝廷给的，一小部分是得之于袁术之手，一大部分是由于皖中青年的自动追随。孙策所占有的几个郡，都是自己打下来的；其后，曹操用汉朝朝廷的名义，对他顺水推舟，拜他为“讨逆将军”，封他为“吴侯”，任命他为“领会稽太守”，都只是些“马后炮”而已。孙策没有义务对曹操所操纵的许县朝廷效忠。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汉室，始则苦口劝袁术不要僭号，继则毅然决然对袁术绝交，终于对许县的汉朝朝廷上表进贡，尽到了以前窦融所能做到的人臣之礼。

孙权在建安七年，年纪才有二十一岁虚岁，继承哥哥的基业还只有三个年头左右。即使已经颇有帝王之志，在力量上还谈不到向着帝王的目标迈进。他答复鲁肃的话：“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未必不是他当时的肺腑之言。

要到了“辅汉”成为绝不可能，也就是曹操所挟持的“汉”，不仅不要他辅，而且在吞并刘表的荆州以前，已经向他要求派遣“任子”，把儿子送到曹操的掌握之中当人质；到了吞并荆州之时，又用“将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八个字来威胁他，孙权这才感觉到除了自为帝王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个人对曹操则不想原谅，也不想责备。我的感想是，他的晚年作为，太叫人们为他惋惜。

倘若没有汉朝的朝廷供他利用，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事业一定不能如此顺利。他确是欠了汉朝不少。

他把流离失所的汉献帝，接来许县，替献帝修了宮殿，立了朝廷，安排了日常起居，筹划了宫廷经费。他对献帝也不能算是太对不起，他把大部分的汉朝领土、十三州部中的七州一部，都统一于许县的汉朝朝廷之下，使得这些州部之内不再有小军阀、盗匪，或作乱的胡人，也不再有显著的贪官污吏（由于朝廷中不再有宦官、外戚作祟），叫人民安居乐业。他偿还给汉朝的不算少；事实上超过了他的所欠。可惜的是，他以辅汉的忠臣开始，而以篡汉的贼臣结束。但孙权与刘备，均没有人能加以“篡”的恶名。

一六、诸葛亮

诸葛亮在出山以前，是很普通的一个文士，对曹操并无恩怨，和孙权这一边也没有什么联络。虽则他的胞兄诸葛瑾已经由于孙权姐夫弘咨的介绍，在孙权身旁当了一名左参议之类的官。

诸葛亮究竟是那一省的人？我倘若说他不是河南省人，就难免为万千的河南乡亲所不能宽恕。实际上，依照今日户籍办法的规定，他应该是一位在河南省设有户籍的中国国民。

倘若严格地按照生在什么地方，才算是什么地方的人，那末，他应该是山东人了。他的出生地，是（今日沂水县附近的）琅邪郡阳都县。

更严格的算法，是算他的“近代祖先”，与“远代祖父”。他的近代祖先，是诸城县的葛家。这诸城县的葛家，迁居到别的郡县，喜欢自称“诸葛”。

他的最古的祖先，是河南东部的葛国的国君，曾经与商朝的成汤作邻居，被成汤讨伐过。

所以，说来说去，他还是敝省河南的人。

也许，湖北省的朋友们会抗议。理由是，诸葛亮所住的“隆中”不在别处，在湖北襄阳的西边郊外。

河南人的答复是：襄阳在当时离开我们的南阳太近。而且，诸葛亮自己说过：“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诸葛亮从来不曾说过“躬耕襄阳”啊！

然而，像诸葛亮这样我们都喜欢的人，就让他多兼几个省籍，有什么不好呢？古希腊的大诗人荷马，不是曾经有过七个国家声称荷马是它们的国民么？

诸葛亮之所以获得一千七百多年以来这么多人的喜欢，第一大概是由于他既忠且勇且智。忠臣很多，勇将也不少，忠勇而兼有计谋的，便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了。

他而且颇有文才。《隆中对》与《出师表》均足以确定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依我个人的愚见，他最感动我们的地方，是他对刘备的一份死生不渝的义气。他明知由于荆州南郡之失与关羽之死，消灭曹魏已不可能。然而他依然出兵六次（所谓“六出祁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

他另有一点十分可爱的地方，是长得漂亮，一表人才（他所娶的太太传说极丑，倘若真是如此，那就更足以显出他的“伟大”。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诸葛亮娶一个丑太太，是十分聪明的举动。否则，他就不能专心办公了。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有一位热心的朋友向我建议，公开演讲时，说诸葛夫人是“三心牌”：见面的时候恶心，摆在家里放心，想起来伤心。其实，诸葛夫人并不难看，“难看”的谣言的主要来源，是黄承彦老太爷自己一封信。黄老太爷在信中向诸葛亮说，“我有一个女儿，虽然长得难看一些，却可以帮你做一些扫地煮饭之类的粗事。”谣言的另一来源，可能是南阳的女孩子们或襄阳的女孩子们“同行相嫉”，见到诸葛夫人嫁得了那么漂亮的小伙子，就妒火中烧，纷纷想象诸葛夫人的毛病，例如太高了，太矮了；眼睛大得像驴子，或小得像一条线；耳朵肥大像猪，或长长的像兔子；脸是马脸，又麻；或脸是扁得像饼，鼻孔朝天，等等……这虽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却可以说得上是“仇人心中出无盐”了）。

我应该把文章写得略为平淡一些。诸葛亮与他的夫人，未必是一对堪比于孙策与桥大小姐，或周瑜与桥二小姐之“一对璧人”；也未必是“郎才女貌”。至少是，郎才而女不太丑罢。

一般老百姓另有他们喜欢诸葛亮的原因：诸葛亮会呼风唤雨（借东风），会制造自动的木牛流马，也会把周瑜气死，把王朗骂死。这些，都是上了《三国演义》作者的当。

诸葛亮哪里会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呢？他也不曾制造出不需人力推动的木牛流马；妙计他诚然有，而且很多，却未必每一次都能胜利。总之，只是比起一般的文臣武将，较有能力而已，不是天才，更不是“妖道”。

他生平不曾穿过那八卦袍，也没有不分寒暑，手摇鹅毛扇子一柄。他头上戴的是不是有青丝带的帽子（纶巾），也大有问题。

最先说诸葛亮“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的，是《三才图会》的著者王圻。王圻是明朝入。

宋朝的苏轼，认为“手执羽扇，头戴纶巾”的，是周瑜。苏轼在他的“赤壁怀古”一首《念奴娇》词里写了：“遥想公瑾（周瑜）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比王圻早了好几百年，离开三国时代较近，似乎他说的话要比王圻的“可靠”。却也未必。苏大先生的诗词好，文章好，字也写得好。考据与考证的学问却常常有毛病。《赤壁赋》中的赤壁，并不是当年周瑜对曹操打仗之时的赤壁。赋中有“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的话，把这两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也说得很不精确。

他在“赤壁怀古”的这一首词之中，说周瑜刚刚娶了“小乔”不久。事实是，已经娶了她九年以上。

苏轼不曾注意到“赤壁之战”发生之时，并不是夏天，而是冬天，周瑜不需要挥动他的“羽扇”。

那末，究竟是谁有“羽扇纶巾”？是宋朝苏轼所说的周瑜呢？还是明朝王圻所说的诸葛亮呢？是不是王圻确有所本，而苏轼并无所本？是不是王圻与苏轼都不过是“说说罢了”，没有下过什么考据与考证的功夫？

倘若我们去请教京剧专家，他们的答复就很容易叫我们立刻有“无可奈何的满意”。专家说：“历史是历史，戏是戏。”“羽扇纶巾，诸葛亮在戏台上已经用了；就让他用下去罢。周瑜，有两根野鸡毛插在头上，就不必也用羽扇纶巾了。”

京剧之中的诸葛亮是老生，而周瑜是小生。历史上的诸葛亮却比周瑜小上七岁。当时，建安十三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

京剧之中的渚葛亮，嘴唇上挂了很长很多的黑颜色的胡子。这个我当然反对，但是还可以容忍。周瑜呢，一位盖世英雄，被专家们插野鸡毛在他的头上，披了粉红色的袍子在他的身上，而且逼着他用娘娘腔说“小生”式的湖北话，真正岂有此理！

诚然，“历史是历史，戏是戏”。但是，我们学历史的人从来不敢糟蹋京剧家们的戏；为什么京剧家们老是喜欢歪曲我们的历史呢？

乘此机会，我代表敝同行若干人对三家电视台的某一些历史连续剧的制作人、编剧人、导播人、登广告的提倡人，同时附带地提出相当严重的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你们把吕四娘送进了少林寺，和许多和尚混在一起！也抗议你们把雍正皇帝也写得年轻英俊，一度迷惑了吕四娘。对不起。

话归本题，我们还是谈谈诸葛亮罢。他家原姓葛，老家在徐州琅邪郡诸县（山东诸城），迁居到阳都县（沂水）。他本人流落到荆州南阳郡的邓县。汉朝的邓县故城一名“隆中”。不在今天的河南，而在今天的湖北，襄阳县之西二十里。

他之所以流落，由于父亲诸葛珪早死，随了叔父诸葛玄到（江西南昌）豫章郡。诸葛玄受刘表之任命，当过很短时间的豫章太守；被曹操派来的朱皓赶走，去了襄阳闲住；不久，病死。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失了依靠，就作了农夫，在“隆中”长住下来。

诸葛亮住在隆中，所过的生活是地地道道、半耕半读的生活。他不能不耕，因为叔父诸葛玄已死，他自己在刘表的衙门里并无一官半职。他不能不读，因为志趣很远很大。

他读书的方法，是注重大的问题及其解决方略，而不肯浪费时间与精力在琐碎的、咬文嚼字的“小题目”上。

几十年前，笔者曾经在巴黎请教过袁世斌（冠新）先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办大事”’袁先生说：“脑筋清楚，就可以办大事。”我又问：“怎么样的脑筋，才算得是清楚？”袁先生脱：“清楚，就是有条理：懂得提纲挈领，把事情分出一个大小先后。”

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可能便是如袁先生所说：研究出事情的大小先后，及其处理的方法。

他的三位同学，都和他不同，喜欢把书上的字句完全记住，完全背得。这三位的姓名是：石韬、徐庶、孟建（他们的字，是广元、元直、公威。诸葛亮自己的字，是孔明）。

诸葛亮曾经看出这三位同学的志愿与能力，说他们将来可以做官，做到刺史、太守（后来石韬果然做到太守、“守典农校尉”。汉朝的“守”字等于民国初年的“署理”二字。如徐庶在长坂坡之役以后，因老母留在樊城，落入曹军之手，而回到北方投了曹操，在曹操下边做到了“右中郎将”与御史中丞。孟建做到了凉州刺史、镇东将军）。

三位同学在当时问诸葛亮：“你自己的志愿与能力呢？”诸葛亮不肯答复，只是笑而不言。

他们三人，尤其是徐庶，其实也并不是不知道诸葛亮的志愿与能力。因为，他常常把自己与管仲、乐毅相比（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乐毅把亡掉了一大半的燕国，完全恢复，而且占领了齐国的十分之九。诸葛亮有志于使得汉朝中兴，于此可见）。

当时的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太狂妄，徐庶却深信诸葛亮确有比得上管仲、乐毅的能力。

还有两个人，也很深信诸葛亮是天才。其中的一位姓崔，号州平（名叫什么，现存的史料没有记载），是（河北省蠡县南边的）博陵县人，避乱住在荆州。父亲崔烈是名士，可惜花了钱买司徒与太尉的官位，声誉一落千丈。其后，因为大儿子崔钧参加了袁绍的讨伐董卓运动，崔烈被董卓关在牢里；董卓死后，被释放；李傕来到长安，崔烈死于李傕之手。崔州平是崔烈的小儿子。

诸葛亮的另一位知已，是长他一辈的亲戚、襄阳人庞德公。

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姐夫。庞德公说：“诸葛亮好比是一条卧龙”（睡着的龙，还不曾醒，醒了就会飞走）。

庞德公对于自己的侄儿庞统也很称许，说庞统是一只凤雏。凤雏，就是雏凤，出生了不久的凤凰，将来前途无量。

庞德公的一个朋友司马徽，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也流寓在襄阳，带了家眷与庞家同住在洄湖之中的一个小岛之上。这个岛，叫做鱼梁岛。这位司马徽颇有知人之明，庞德公称他为“冰镜”（《三国演义》的作者误写为“水镜”）。所谓冰镜，意思是，司马徽极冷静，能够冷眼观人，冷得像冰，而看人看得准，像镜子一样。

司马徽的经学、史学、子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远方青年走来跟他念书的颇有几位。知名的有向朗、尹默、李仁。这三人都在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做了重要的官：向朗当了几任太守，做过诸葛亮下面的“丞相长史”，及光禄勋、左将军；尹默作过“劝学从事”、太子仆射（教刘禅读《左传》；李仁的儿子李譔作了尚书令史、太子庶子、太子仆射（教刘禅的儿子）。

司马徽似乎不曾做过请葛亮的老师，他与诸葛亮的关系，是师友之间；在年龄上比诸葛亮长半辈。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里面说：把诸葛亮介绍给刘备的，是司马徽。刘备走到了司马徽家，专诚拜访，向司马徽请教对当时的局势看法如何。司马徽说：“我不过是一个儒生，俗士，根本不识时务。识得时务的，这里有卧龙与凤雏二人。”刘备进一步再问：“谁是卧龙？谁是凤雏？”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姓诸葛，名亮。凤雏姓庞，名统。”

《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记载的与此不同；刘备驻屯在南阳郡新野县，遇到徐庶，对徐庶十分器重。徐庶向刘备说，“有一位诸葛亮，是睡在家里的一条龙。将军想不想见他？”刘备说；“你就带他来见我罢。”徐庶说：“诸葛亮这个人，不是可以被我带来见你的。你应该屈尊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去拜访，前后拜访了三次（这三次，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第一次诸葛亮不在家，刘备遇到了崔州平；第二次诸葛亮又不在家，刘备在途中遇到了石广元与孟公威；到了诸葛家，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离开诸葛家，遇到了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最后，刘备在第三次拜访之时，才见到了诸葛亮，畅谈“时务”。也许，刘备拜访了诸葛亮三次，三次都见到了，而且也都畅谈了。第一次谈得就很“投机”，所以第二次再来，第三次又来，前后谈了三次以后，诸葛亮完全说服了刘备，刘备也说服了诸葛亮。刘备答应诸葛亮，采纳他所建议的政略与战略；诸葛亮也答应了刘备，离开隆中的草庐，跟刘备去新野。从此为他效劳，到死为止）。

《三国演义》关于三顾“茅庐”的描写，虽然极不正确而文笔十分精彩，也连带地似乎不太费力而给读者一一介绍了诸葛亮的几位好友与岳父黄承彦、弟弟诸葛均。

《三国演义》中的“茅庐”，请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称为“草庐”。《出师表》中有这么几句话：“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地位卑徽，学识鄙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有了这《出师表》里的几句话作为证据，鱼豢在《魏略》之中所说，就不攻自破。《魏略》说，不是刘备去拜访诸葛亮，而是诸葛亮到了刘备那里去“求见”。见了以后，刘备因为从来不认识这个年轻的书生，对他不甚理睬。诸葛亮偏要留在客厅，到了别的客人走了以后，他还不走。刘备仍旧不太睬他，而拿起一只刚刚有人送来的髦牛尾巴，编结这尾巴上的毛作消遣。请葛亮忍耐不住，就很冒失地说，“将军有没有別的远大志愿。还是就这样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于是，刘备才丢下髦牛尾巴，向诸葛亮说：“这是什么话？我哪里会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呢？我不过是弄着玩，解解闷而已。”诸葛亮说：“将军，你看镇南（镇南将军刘表）比得上曹公吗？”刘备说：“不如。”诺葛亮又问；“您自己比得上曹公吗？”刘备只得承认：“也不如。”

《魏略》的这一段对话，很像是《战国策》上策士的口气。很容易叫人信以为真。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自古以来，像刘备那样以一个爵为亭侯，官拜左将军，作过徐州牧，年纪有了一大把的人，肯去拜访一个二十七岁，姓名“不见经传”，毫无资历的年轻人诸葛亮，虽不能说绝对没有，至少是很不常有。这就是刘备非常人所及的地方。

诸葛亮在隆中，他在草庐里对刘备所说的一番话，已经被陈寿浓缩在《诸葛亮传》之中。

他向刘备说：“自从有人发起讨伐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各据一方，‘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其中，最厉害的是曹操。比起袁绍来，曹操的名气小，兵少；他却终于以弱胜强，打败了袁绍。这不仅是天意，或时机。人谋也有关系。曹操到了今天，兵有了一百万；地位呢，掌握了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将军，您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和曹操较量短长的。”

诸葛亮继续说：“另一位不可以和他较量的人，是孙权。孙家的人割据江东，已经有了“三世’（陈寿所指的三世，是孙坚、孙策、孙权。陈寿弄错。孙坚虽则是江东吴都富春县人，却并不曾有机会回到家乡，实行割据）。孙权这个人不仅有易于防守的地盘（有长江之险），而且很得江东的民心。刘将军，您只可以和孙权做朋友，不可以打他的主意。”

那末，该打谁的主意呢？该打刘表的主意。刘表有了这大好的荆州，北有汉水、沔水；南有南海；向东，顺长江而下，通到吴郡一带；向西，通到巴郡、蜀郡。刘表有了这可攻可守的荆州，却毫无用武的能力。“刘将军，这似乎是老天爷安排好，给您做本钱的。您是不是有兴趣呢？”

荆州以外，另有一个州，也是好地方，而主持该州的州牧比刘表更无能力。这另外一州，是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与陕西南部的益州；州牧刘璋是一个既糊涂而又懦弱的人。益州的土地很肥沃，人民很殷实，刘璋却不懂得如何保存这一大片土地，照顾那么殷实的人民。在益州的北部，汉中郡一带，有居心叵测的张鲁，而刘璋不加防备。益州的才俊之士，早就想换掉刘璋，欢迎一个配得上作他们的州牧的人了。

“刘将军，您不仅是汉室（景皇帝）的苗裔，而且信著于四海，声望极高。您本人又喜欢交结英雄，思贤若渴。您便是一个配得上到益州去作州牧的人。”

诸葛亮的结论是：倘若刘备能先取荆州，再占益州，便有了立足点。然后把荆、益两州的内政办好，把边界的要害守好，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夷，指云南、贵州的各种夷人与苗族；越，指广东、广西与越南的越人），同时“结好孙权”（与孙权结盟，建立友好关系）。这样，便把脚跟站稳，可守可攻。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把当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分析得明白透彻；也把刘备所应该采取的步骤，设计得有条不紊。

其后，刘备得到他的帮助，完全按照这个计划去进行。先取荆州，后取益州，然后荆、益两州的兵同时出动，用钳形攻势对曹操作战。

可惜，一则是曹操来得太快，没有等到刘备拿下荆州就来；二则是刘备依靠了孙权的力量才抵住了曹操，因此而不得不把荆州的最好部分（武汉一带的）江夏郡与（江陵宜昌一带的）南耶，让给了孙权；三则是虽然在周瑜死后，经过一番磨擦而向孙权用长沙换得了南郡，命令关羽由南郡攻取襄阳樊城，吓得曹操想放弃许县。刘备自己也攻占了汉中，对长安形成威胁。却不料因此而引起孙权的嫉妒与害怕，背弃了同盟的誓言，出兵偷袭关羽的后方，杀害关羽。酿成孙权、刘备二人在猇亭拚得你死我活！诸葛亮的隆中方案，终成泡影。

这些，留待以后细说。

现在，我们应该说一说，诸葛亮参加了刘备的阵营之后，有过什么表现？他在赤壁之役，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参加了刘备阵营，起先并没有立即获得什么重要的职位，如所谓军师之类，因此也就不曾能够有什么惊人的表现（火烧博望坡之事，与他无关）。

刘备自己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空头的“左将军”，虚有其号的“宜城亭侯”，论实力仅有几千名兵士，在地位上仅是刘表所收容的一员“客将”，既非州牧，亦非太守，新野一县也并非他的“防区”，只是暂时的驻军之地。如此的一个刘备，怎么能给诸葛亮什么官做呢？

诸葛亮在刘备的军营之中，倘若能有什么名义，也只能是所谓“宾客”，相当于民国初年的顾问、参议之流。

刘备对于这位二十六七岁的宾客，确是十分器重，“情好日密”，天天见面，谈个没完，老朋友关羽、张飞二人看不顺眼，说出酸溜溜的话，刘备也就老实对这两人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封了侯的人，自称为“弧”）。刘备请关羽、张飞以后不必发牢骚；关、张二人也就乖乖地不再说什么了。

刘、关、张都不是“一介武夫，未尝学问”。刘备作过经学家卢植的弟子。也就是大儒郑玄的再传弟子；关羽生平手不释卷，喜欢读《左氏春秋》<俗名《春秋左传》）；张飞呢，字写得极好，而且也善画美人。诸葛亮书读得当然不会很少，却也未必读得比刘、关、张三人都多。为什么刘备极喜欢与诸葛亮交谈呢？可能是，诸葛亮长于分析，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头头是道”，对当前的局势与随时发生的大小问题，“独具只跟”。

在这个最初的一两年，诸葛亮除了陪刘备闲谈以外，有没有替刘备办过具体的事？我想，不会设有。像刘备这样作过州牧，打过仗，经常掌握着若干人马而有志于“打天下”的人，是不至于找到了人才而仅仅以谈谈为满足的。他当然有“用”这个人才之意，否则不能有耐心和他一谈、再谈、天天谈。既然有意于“用”这么一个人才，自然就必须先拿一些小事来“试试”他的能力了。

可惜，《三国志》的《刘备传》与《诸葛亮传》，均没有记载诸葛亮被“试用”的经过。

《诸葛亮传》仅记载了刘琦向诸葛亮求教的故事。刘琦是刘表的大儿子，失宠。得宠的，是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与刘琮的生母，亦即刘琦的后母蔡氏。刘琦对自己的未来很焦虑，曾经向诸葛亮请教了好几次，诸葛亮总是不肯给他出什么主意。最后，刘琦骗诸葛亮上楼；上楼以后，刘琦叫人搬走了梯子，然后向诸葛亮说：“今天你我二人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耳朵听进了去，机密得很。你现在可以说话了罢？”刘琦的如此安排，在动机上确是为了保持机密，而不是有意对诸葛亮威胁（诸葛亮也不是一个肯在威胁之下贡献妙计的人）。

诸葛亮对刘琦轻描淡写地说出下面的几个字：“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左氏春秋》，很多人都念过，刘琦自然念过，然而別人与刘琦念了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古时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而已；诸葛亮念了，却懂得把这个故事的教训应用到“今天”刘琦与刘琮的实际问题上来。诸葛亮劝刘琦，不要蹈晋献公前妻之子太子申生的覆辙，坐待骊姬宰割，应该效法公子重耳，出亡。不久，刘表的江夏（武汉）太守黄祖，被孙权击败，阵亡。刘琦就向爸爸刘表求得了江夏太守的位置，离开襄阳，逃出了刘表后妻蔡氏的魔掌。

一七、赤壁

诸葛亮第一次在刘备集团中露头角，是以刘备的代表的资格，说动了孙权，使得孙权决心派兵，与刘备共同抵抗曹操。

那时候，建安十三年，曹操在七月间向南进军，征讨刘表。刘表吓得吐血，在八月间去世，荆州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刘琮领兵驻扎在襄阳；刘备已经率领关、张等人与几千兵士由新野退到樊城。刘琮不通知刘备，便向曹操递了降书；刘备得到情报，慌忙放弃樊城，分两路撤退。一路，上了船，由关羽统带，向江夏（武昌汉口）航行，目的在与刘琦的力量会合；另一路，由他自己与张飞、赵云统带，走陆路，由樊城渡了襄河（汉水），向正南的方向走，目的地是南郡（江陵一带）。

有若干刘表的部队，不愿意随着刘琮向曹操投降，都跟了刘备、张飞一起向南走去。而且，十几万的人民也陆续加入了刘备、张飞的行列。这些人民情愿离乡背井，由人民变成难民，是为的什么呢？一则是，他们早就听说曹操这个人很残忍，在徐州屠过五个城，又杀过袁绍的旧部八万名军官兵士。二则是刘备在新野与樊城的仁爱作风，使得当地的人民有目共睹，因此才感觉到跟他走，不会吃亏。

这十多万难民，不曾吃到刘备的亏；刘备却吃了他们的大亏。他们无心害刘备；刘备的确为他们所害。

有了他们夹在中间，塞住大路。刘备的部队与若干不愿降曹的刘表旧部，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方式行军。因此，不仅行军的速度太不够标准，而且无法安排随时能够应战的行列（作战部署）。于是，曹军追到之时，刘备吃了一个大败仗。

曹军是在当阳县的长坂坡追到刘军的。曹操本人丢下了笨重的“大行李”，选了五千名骑兵，一日一夜跑了三百多里。

刘军的一方面，虽则于战败以后有张飞带了几十个人在桥边断后，暂时阻挡了曹军一下，却也无法转败为胜，只得改变路线。不向正南的江陵走，而向东南的汉水走。走到了汉水边，等侯关羽的“船队”开到，刘备、张飞与一群新败之兵都一起上了船（难民大概是只得留在长坂坡到江陵的路上了，不可能也到汉水边，与刘军一齐上船）。

刘、关、张、赵四人与几千兵士到了江夏郡，与刘琦会合。刘琦的兵较多，有一万以上。双方的兵力，合起来勉强可以号称两万，与曹操的二十几万，不成比例。除非发生奇迹，刘备、刘琦的两万人如何能抵得住曹操的十倍以上的敌军呢？

然而，奇迹终于发生。诸葛亮走到刘备的身边，向刘备说：“事态很急了，请你派我到孙权那里，向孙权求救。”刘备于是就派了诸葛亮当他的代表，乘船向东。

孙权本人这时候不在吴县，不在曲阿（丹田），不在京口（镇江，丹徒），不在秣陵（南京），而在柴桑。

柴桑是一个依山而筑的城，在今天江西九江之西南的德化县。

孙权也正在为曹操的席卷荆州而焦虑，被曹操“与将军会猎于吴”的诺言弄得七上八下。他的第一助手长史张昭，竭力主张干脆向曹操投降。张昭的理由：一则力量不成对比；二则当年孙策曾经在临死之时交代过：倘若打不了胜仗（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孙权的另一助手“中护军”周瑜，却一贯地主战，周瑜不是一个在参谋业务中磨练出来的精打细算的人；他是一个气冲斗牛、勇冠三军的英雄，从来不把数目字看成机械性的决定因素。对曹操的大兵团的实力，压根儿看不起。

孙权在当时年纪不到三十（虚岁二十七，实岁二十六），虽则消灭过庐江太守李术与江夏太守黄祖，还不曾有过与头等角色较量较量的经验。

孙权之所以拿不定主张，由于一方面他不能不承认曹操的威望高、兵多、能力强；另一方面，他却不能甘心把哥哥孙策辛苦得来的江东六郡，轻易送给曹操。

诸葛亮到达柴桑，孙权立即召见，问诸葛亮：“你从荆州来，荆州的情形如何？”请葛亮说：“很糟，曹操十分厉害，刘豫州吃了败仗”（刘备在当时常常被喜欢他的人称为“刘豫州”。因为他以前经陶谦荐举，担任过豫州刺史；后来，于徐州被吕布偷占了以后投奔曹操，又被曹操推荐，做了豫州牧）。孙权问诸葛亮：“你看我应该怎么办？”诸葛亮说：“这个，要请您自己决定。您估计一下，倘若能够以江东六郡的力量，抵得住曹操八个州及一个部的力量，那么就不妨早一点对曹操翻脸。反过来说，倘若自问力量不足以与曹操对抗，那就索性对曹操屈服，按兵不动，把甲胄封存起来，静候曹操派人来接收。这两种办法，随您采取一种。最坏，莫如狐疑不定，表面上对曹操服从，事实上又要保存独立，那就快要大祸临头了。”

孙权说：“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他作何打算？”诸葛亮回答：“刘豫州的情形和您不同。他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是汉朝皇室的一分子，对曹操这个把持汉朝政权的奸臣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况且他又是英才盖世，早就成了全国人士所崇拜的偶像，各方慕他的名而来效力献身的人极多，很像大小河流的水都奔向大海一样。刘豫州能否战胜曹操，听由老天爷来决定；即使败了，也无所谓。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向曹操投降的。”

孙权被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气得勃然大怒。孙权心里在想：“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是‘英才盖世’，不能考虑投降！我孙权就不是英才盖世？你竟然劝我考虑投降！”

孙权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赶紧向诸葛亮说：“你也不必多说了，我掌握了全部江东领土，我手下有十万雄兵，怎么可以受别人（曹操）的控制？我早就决定了，与刘豫州合作，共同抵抗曹操。但是，刘豫州刚刚打了败仗不久，能不能作战呢？”

诸葛亮回答：“刘豫州还有不曾伤亡的精兵与关羽所率领的水军一万人之多，刘琦在江夏郡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曹操的兵虽多，听说他们在追击刘豫州之时，一天一夜走了三百多里，弄得精疲力竭，这叫做‘强弩之末’，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是北方人，不长于在水里打仗；所掳胁的荆州军民，对他们口服心不服，不能合作。孙将军，您倘若能派几员猛将，带几万兵去，与刘豫州并肩作战，‘协规同力’，一定可以击败曹操的军队，造成孙、刘、曹三方鼎立的形势。”

孙权听完诸葛亮的这一番话，很高兴。立刻下令周瑜、程普、鲁肃三员大将，领兵三万，去江夏郡与刘备、刘琦合作，共同抵抗曹操。

在诸葛亮未到柴桑以前，孙权已经先后听到过鲁肃与周瑜的主战论调。诸葛亮并不是第一位劝孙权对曹操作战的，而是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贡献这个主张给孙权的人。然而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的，是诸葛亮，不是鲁、周二人。

鲁肃是早在八月间刘表去世之时，就向孙权献计，请孙权派他作代表，到荆州，在名义上是去吊唁刘表，在事实上是去联络刘备，鼓励刘备，叫刘备放胆对曹操作战，答应给刘备支援。

鲁肃走到夏口（汉口）之时，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军；不久，鲁肃走到南郡的郡治（江陵），曹操已经在襄阳，收降了刘琮，向南猛追刘备。鲁肃走到了江陵之北、当阳之南的长坂，遇到刘备。刘备刚刚吃过一次败仗。

那时候，新败之余，刘备的阵营兵荒马乱，刘备本人自然也很心烦。鲁肃来到帐篷里，向刘备说明来意：劝刘备不必灰心，孙权一定支援。鲁肃而且向刘备描述了江东人民如何富庶，军队如何精壮。

鲁肃对刘备身旁的诸葛亮，作一番自我介绍；“我是令兄子瑜（诸葛瑾）的朋友。”诸葛亮对鲁肃也就推诚相与，成了朋友。

刘备不曾梦想到孙权会得先派人来找他，兴奋之余，就立刻叫诸葛亮作代表，到柴桑去向孙权答聘；同时，也催促孙权出兵。

历史上的小问题极多。原因是，史料总不会完全，也都不免于或多或少的主观成分。倘若有两个人叙述同一件事，结果便是两篇很不相同的故事。甚至，一个人叙述了同一件事两次，也可能写出先后不同的两篇故事来。原因：这一个作者先后所根据的史料不同，“蓝本”不同，或这一个作者先后的情绪不同，对书中人物的好恶不同。

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毛病。不仅时间颠倒，次序颠倒，而且写张的时候说张好，写李的时候又说李好。他在写《鲁肃传》的时候，把孙权出兵的事完全归功给鲁肃，不仅没有提到诸葛亮，也并未提起周瑜。在写《诸葛亮传》的时候，他又把孙权出兵之事，全部归功给诸葛亮。

有人说，这是“正史”的体例，为了避免重复面把某人的事写在某人的传中。我却以为详于此而略于彼则可，一点儿也不提起，就未免差劲了。

这一件孙权出兵抗曹的事，我们应该首先赞扬孙权。他倘若没有敢以弱敌强的英雄气概，十个鲁肃与周瑜、请葛亮，也说动不了他的。

第二，我们应该欣赏鲁肃。鲁肃是孙权面前第一个坚决主张抗曹的人，而且前后有两次都是如此。第一次，在作代表去荆州以前；第二次在从荆州回来以后。第二次，他的论调更加彻底。他在众人主张迎曹，孙权退席去“更衣室”（洗手间）之时，紧跟着孙权，跟到了“宇下”（走廊外边）。孙权被他的诚恳所感动，就拉住他的手，问他：“子敬，你有什么话要说罢？”（子敬二字，是鲁肃的字）

鲁子敬回答：“刚才那些主张迎曹的人，都是为自己着想，会误掉将军的大事。像我鲁肃这样的人，是可以迎曹的。迎了曹以后，曹会把我交给本县的地方官去量才录用，最低限度可以当个把不重要的科员（下曹从事），有小牛车可以代步，生活不成问题；倘若好好地干，也可能慢慢地升为一个州的刺史（年俸六百石），甚至一个郡的太守（年俸二千石）。孙将军，您倘若迎曹，曹操能够给您什么官呢？您将有什么样的出路？”

孙权说：“是啊！我的看法与你一样。”

周瑜的贡献，我们也绝对不可抹杀。周瑜虽则是推荐鲁肃给孙权的人，在主张上与学识上与鲁肃并不相同。鲁肃是自从见了孙权之面开始，就暗暗地向孙权灌输另创一个朝代，自为皇帝的思想。鲁肃没有一点“中兴汉室”的抱负，他奉孙权，所行的完全是现实主义，而不是正统主义；他志在攀龙附凤，做新朝的“佐命大臣”。周瑜不是如此。

周瑜向孙权直截了当地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好周瑜！这“操自送死”四个字，是何等的雄壮！周瑜，你真不愧为周瑜！当时，整个江东，整个中国，有没有另一个人，敢说、能说，曹操是来送死的呢？

周瑜向孙权作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曹军的四大弱点：第一，北方的内部并不安定，函谷关之西，又有马超、韩遂在造反；曹军有后顾之忧；第二，天气已冷，曹军的马匹没有草吃；第三，北方的兵士来到南方，水土不服，一定有很多人生病；第四，北方的兵士不长于水战，打不过江东的兵。

最后，周瑜向孙权说出最有力量的几句话，作为结论：“将军，您想捉曹操，最好就在今天决定。您给我三万精兵，让我开到夏口，我保证替您打垮这个曹操！”

孙权说：“对！曹操这个老贼，早就想废掉汉朝，自为皇帝了。他之所以还不曾如此做，起先是因为还有袁家兄弟二人、吕布、刘表和我。现在，袁家兄弟与吕布、刘表都完啦，只剩下我一人还活着。我和姓曹的老贼，在形势上不可能同时并存（势不两立）。你说我们该对他作战，很和我的意见相同。”

孙权在鲁肃建议抗曹之时，孙权对鲁肃说过：“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现在，于周瑜建议抗曹之时，孙权也向周瑜说：“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卢溥在《江表传》里对这篇故事有所补充。卢溥说：“孙权听罢了周瑜的一番话，就拔出刀来，把面前的案（矮脚小桌子）砍下一只角，对参加会议的若干人说，‘倘若有人再说我们应该迎曹，我就砍他，像砍这个案儿一样。’”卢溥又说，周瑜在会议散了以后，留在会场，向孙权说明：“那些主张迎曹的人，上了曹操的当，以为曹操的兵力，真如曹操自己所说，有八十万人之多。实际上，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只有十五六万，加上了投降他的刘表旧部六七万，总共也不过是二十二三万而已。这些刘表旧部对曹操并没有信心，不是那十五六万已经走累了的北方兵所能驾驭的。所以，曹军的人数虽多，并不可怕。我们只要有五万精兵，便可以打败曹军了。”

在卢溥的《江表传》中，也有孙权听说老天爷把鲁肃与周瑜送给他的话，只是在文字上改为：“这是老天爷用你们二人来帮助我（此天以卿二人赞弧也）！”

《江表传》确是写得比《三国志》详细。《三国志》仅仅说了周瑜要求给他三万兵，孙权如数照给。《江表传》却说了周瑜开口要五万，孙权答应了先给三万。孙权说：“五万人一时来不及集中，但是已经有三万人早就集中好，船、粮食、武器，也都已准备妥帖。你和鲁肃、程公，先行出发，我随后就派人押运粮食，带领补充员，作你的支援。你能够把这件办了，最好。倘若不甚如意，也不要紧，你尽管回来，让我与曹操拚一拚。”程公，指程普。孙权因为程普年纪大，所以尊称他为程公。

由此看来，孙权似乎早就决心抗曹了，并不是诸葛亮来到柴桑以后，才作决定的。然而，我们再读一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似乎倘若诸葛亮不来，孙权就可能不出兵。究竟是《鲁肃传》与《周瑜传》正确呢？还是《诸葛亮传》正确？事实是；在诸葛亮到达柴桑以前，孙权虽有出兵的意向，却还没有出兵的行动。诸葛亮的功劳，就在这意向转为行动的一点上。

鲁肃与周瑜二人，除了是首先建议抗曹的人以外，在赤壁之战进行期间，担任了实际的任务，其重要性远非诸葛亮可比。诸葛亮在当时不仅不是联军的统帅或军师，而且连刘备的军师也不是（他当刘备的军师将军，是在帮助刘备打下成都以后。他受任为“军师中郎将”，也要等到赤壁之战结束，刘备攻下了湖南省的四个郡以后）。

周瑜在赤壁之战期间，是孙军的“左部督”，与“右都督”程普的地位相等。

他不是孙军的总指挥官。总指挥官是孙权自己，虽则不在前线。

他更不是“孙、刘联军的统帅”。孙、刘两方各干各的，只是“并肩作战”而已。

论军阶，他周瑜还不过是属于校尉之上、将军之下，所谓“中郎将”的一级。他是“建威中郎将”，程普是“荡寇中郎将”，而刘备早就是“左将军”了（孙权是“讨虏将军’）。

论兵力，刘备与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各有一万，周瑜与程普的兵合起来号称三万，实际上也不过是两万多人而已，甚至不足两万（周瑜因箭伤而死之时，他的全部“士众”仅有四千余人，由孙权下令拨给鲁肃接管）。

鲁肃在赤壁之战期间及其前后，都极为重要。他是“赞军校尉”，比周瑜、程普两个中郎将的地位低，却少不了他这样一个人来协调于周、程二人之间。周年轻，程年老。程在起初，对周很不服帖，经过了这一次共同抗御曹操，程普才和周瑜变成十分要好的朋友。

鲁肃不仅是周、程之间的协调人，也是孙军与刘军之间的“联络官”。没有鲁肃，这个仗是没有办法打的。曹操的兵有那么多，而孙、刘两方合起来还只是这么少；倘若不能合，岂不更糟？

鲁肃的大帮手，是刘备身边的诸葛亮。两个人的政略看法，完全一致，虽则各为其主。两个人在公谊上均深信必须孙军与刘军一致行动，才抗御得了曹军；在私交上，鲁肃和诸葛亮的同胞哥哥诸葛瑾也的确一向是最要好的朋友。

孙、刘双方这一次均是死中求生，猛将全体出动。孙方除了周瑜、程普二人以外，有韩当、黄盖、凌统、吕范、周泰、甘宁、丁奉、吕蒙，可说是人才济济。刘方，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马超，这时候都还没有成为刘备的部下）。

关羽在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官拜“偏将军”，爵为“汉寿亭侯”。这个官与这个爵，都还是当年曹操在他杀了颜良以后，酬劳他的。

张飞的地位较低，只是一个“中郎将”。这中郎将的军阶，也是曹操所给，那是当张飞跟随刘备于被吕布赶出小沛、投奔曹操之时。

赵云在当时的官位难考，《三国志》本传说他替刘备主持骑兵部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骑兵团团长之类。他也许已经有了中郎将的官阶，或是仅仅为一个校尉。

周瑜要等到打完赤壁之战以后，才被孙权升为“偏将军”；关羽到了那个时像就被刘备由“偏将军”改为“荡寇将军”了。

在孙军的这一边，于赤壁之战以后，一升为“裨将军”，再升为“荡寇将军”的，是程普。

韩当在孙策之时是一个校尉（先登校尉），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已经是一个中郎将。他要挨到建安二十四年跟着吕蒙偷袭关羽的南郡以后，才升为偏将军。

黄盖在赤壁之战期间功劳最大，所以升得也快。开始作战之时，他不过是一个“丹阳都尉”，获得胜利以后，他没有经过校尉的一级，升作了中郎将（武锋中郎将）。其后，他攻取了武陵郡，孙权再升他为“偏将军”。

在孙方的其他军官之中，以吕范的军阶为最高。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吕范是“征虏中郎将”；打完赤壁之战，他作了“裨将军”；再其后，升为“平南将军”。

凌统原是一个“破贼都尉”，打完这个仗，升为校尉。

周泰、甘宁、丁奉，这三人的军阶当时都不甚高。丁奉年纪最轻。在赤壁之战时不过是甘宁下面的一员小将。

吕蒙，是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所最不喜欢的一个，因为他后来害了关公（关羽）。吕蒙也的确是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虽则是公余念了一些书，而究竟不曾把书念通的人。他茫然于盟约必须信守，抗曹必须联刘的大道理。

伹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吕蒙也立了一些功。他的军阶，是“横野中郎将”，升作了“偏将军”。

在曹操的一方，大将出马的特別少。夏侯惇与夏侯渊兄弟、于禁、张辽、李典、臧霸，都不曾被曹操带来。被带来的知名将领，只有曹仁、乐进。当时不甚知名的曹纯、李通、满宠，以及刘表的旧部文聘。

曹操之所以如此，由于根本不曾把逃难的刘备与小孩子孙权看在眼里。刘表的襄阳，他兵不血刃就拿到了手。刘备的十几万难民与若干零零落落的“散卒”，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而他曹操的骑兵五千人，一天一夜就走了三百多里。文聘与曹纯追他们，追到当阳县东北的长坂，把他们打得稀里哗拉。虽则有张飞不怕死，带了二十个兵在桥的右边大吼，“我就是张翼德！来罢，咱们拚个你死我活！”因而争取到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宝贵时间，让刘备能够带了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斜趋汉津”（不继续向南到当阳与江陵，而改走斜路，奔向汉津，亦即今日的汉阳）；虽则有赵云这另一位不怕死的人，拚了自己的性命救出甘夫人与阿斗（甘夫人并未跳井自杀，赵云不曾推倒土墙，做落井下土的事）；刘备确是吃了一个十分不好看的败仗，丢掉全部难民，丢掉事实上的全部散卒（只剩下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而且也丟掉了两个亲生女儿。这样的一个刘使君，怎么能叫曹操仍旧承认他为“英雄”呢？

至于孙权，曹操记得他是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坚打董卓的时候，虽则是比他曹操略高一筹（孙坚是打胜了的，曹操是打败了的）。然而孙坚是死在刘表的部下黄祖之手，这就不如他曹操之能够以大军压境，吓死刘表了。孙策，是人才，却受过他曹操的封拜，向他曹操低了头（不曾在死前有过袭取许县之想）。这小孩子孙权，算什么呢？

因此，曹操在连取襄阳、当阳与江陵以后，用刘表所遗留下来的大船与战舰，装载了若干万的兵士，从江陵南边的长江码头，顺流而下，浩浩荡蔼，航向江夏一一今日的武汉三镇（武昌在当时叫做鄂县，简称为“鄂”；汉口在当时称为夏口；汉阳在当时称为沙羡“汉津”）。

曹操绝对不曾料到，他拿不下江夏郡（江夏郡有十四个县与国，郡治在鄂县）。

他在航行之时，志得意满，由意满而感觉到一阵“满足了以后的空虚”。中国的天下，他已经拿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剩下的荆州江夏郡，与扬州九郡之中的六郡，益州、凉州，看来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地方，在最近的将来也拿下了以后，他曹操又怎么样呢（亚力山大在拿下波斯以后，也曾经有过如此的空虚之感）？曹操不仅感到空虚，而且也感到苦闷、忧愁。愁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一天夜晚，刚好有皓月当空；他对着这可爱的明月，又生了“明亮得像这个月亮的，我却拿不到手”的自我渺小之感。于是，他百感交集，赋诗一首，诗里面有这么四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曹操这时候已经觉察到：地上的东西，土地、权力，他虽则已经似乎是想拿什么便拿到什么。天上的月亮，或类似月亮那样的亮晶晶的东西，他却毫无办法。人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他也不过是“人”而已，怎么会逃得了空虚、死亡与忧虑？

曹操有一首“对酒当歌”，是千古名作。它把人生比作“朝露”；它把中年人“去日苦多”的怅惘，表达了出来；它描写了曹操自己用酒来填补幻灭，一般喝酒者“以酒浇愁”的心情；它也充分透露了曹操在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

曹操爱朋友，恋旧，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怨必报。报恩，是他的美德；报怨，倘若不出“直”的范围，值得原谅、同情。可惜，曹操在报怨之时，每每过分残忍。他的另一缺点，是志气高，欲望也高，高到了想“掇”天上的月亮，自找失望。

曹操在当时未尝不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却在内心中存有“失败”的恐惧，“何枝可依”的灰色预感，太可怜了。他自比周公，求为周公，而所得到的是历史上与王莽相并列的恶名；“操莽”两个字常常被史评家写在一起。

“对酒当歌”共有八节，每节四句。这八节的排列次序，我怀疑可能有错，第三、第四似乎对调了才好。第五、第六也应该对调。然而，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我按照别人相沿的排列次序，把它抄在下面：

（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五）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六）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八）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家父子（曹操与曹丕、曹植）的文采，不是孙、刘二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老天爷给了曹家父子以文采，却吝惜了道德上的修养；给了孙家父子以英雄气概（孙坚、孙策，及早年的孙权），给了刘家父子以维护汉朝正统的任务，却吝惜了文采（虽则让他们都能写几句散文）。这便是老天爷真正公平的地方：他不偏爱任何人，不让任何人“十全十美”，有了权力、财富，又有幸福。

有人说，曹操在航行长江之时，“乐极生悲”，写出这首“对酒当歌”，这是一种即将吃一个大败仗的预兆。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然而，曹操在交锋前夕，或交锋之前的若干夕，没有专心于布置水陆部队，没有专心于研究敌情、判断敌情，而一味“好整以暇”，饮酒赋诗，的确也未免过分轻敌，把刘备、孙权太不看在眼里了。

于是，到了交锋的那一天（建安十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他的沿着长江南岸而走的部队，与周瑜所指挥的孙权前锋刚一接触，便受到了挫折。

这接触的地点，叫做“赤壁”，不叫做“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在长江南岸（有很多谈历史的人，把乌林与赤壁的地点，说得相反，说乌林在南，赤壁在北，错）。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琮送来的水军（也有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

曹操的水军，在船上由水路走，他的陆军却分成两路，分别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

南岸的一路，在赤壁吃了亏。

曹操下令，叫南岸的陆军赶紧全部上船（船也是分为两路，沿着在江中两岸顺流下驶的）。

南岸陆军都上了船以后，曹操叫这些船都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

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陆军，这时候停下来，扎营。由南岸而渡过长江，来到北岸的陆军，也接到命令，上岸扎营。

二十几万的大军，当然不能都挤在乌林这一个小地方及其附近。曹操即使笨，也不致笨成那个样子；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到达的，也当然不是二十几万人全部；只不过是前锋及一部分主力而已。

船，就已经到达的而言，却极可能是被曹操下令；完全靠在一起（有没有用铁环结成一片，中了孙刘二方的所谓“连环计”，那就难考了）。事实上，船总是要用缆索扣在岸上什么地方的。

船多了，岸上不能有足够多的系缆之处；那末，把若干只船互相扣起来，只要把其中一只的缆系在岸上，就把它们都稳定了。

赤壁在嘉鱼县的西南，岳阳县的东北。它在长江南岸。

乌林在长江北岸，与赤壁隔水相对。

曹军之所以在赤壁，一遇到孙刘之军，就受到挫败，原因是：第一，孙刘军先到，曹军后到，孙刘军以逸待劳。第二，孙刘军以弱御强，以寡御众，“不战则死”；是“哀兵”。兵法上说：“哀兵必胜”。第三，曹军已经走了许多天的路，很疲乏；而且染了疾病与瘟疫的很多。是什么疾病与什么瘟疫呢？史料上没有记载（可能是消化不良与“恶性感冒”）。

曹操之所以把南岸的部队，都撤到了北岸去，为的是集中在一处，以便重新部署。他也可能是企图诱骗孙刘军追击到北岸来，自投罗网。

孙刘军这一边，未尝不想对撤往北岸的曹军加以追击。然而时机未到，他们自己人数太少，曹军太多。他们必须先使得曹军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实行追击。

在当时的战术传统上，要叫敌人出问题，不外是下列几种办法：甲，倘若敌方没有一个具有绝对威权的统帅，而是分别由几个地位不相上下的将军作“联合指挥”。那末，最好的方法是设法叫这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将军彼此不和。用造谣，用写信，用只打这一个将军的兵，不打那一个或那几个将军的兵，等等诡计。乙，分兵攻打敌阵之后或敌阵之旁，敌人所必须前往营救的仓库、营垒、城市，或京城，或同盟小国。这种战术，叫做“伐魏救赵”。外国兵法家称之为diversion。丙，分兵切断敌军与后方的交通线，或是掘堤引水，冲断这一条或多条的交通线，冲坏敌军的阵地或所守的城。

倘若“我军”兵多，敌军兵少，那就可以考虑于决战以前，将敌阵或敌城完全包围；或至少延展两翼，作即将包围或即将绕入敌后的姿态。

最后，才有决战。决战可以用全线冲进的方式，也可以用“两翼包抄”，或只打中央一点（中央突破），或左右两旁的任一点。或是把“我军”移到敌军之旁，对敌军侧击；或是引诱敌军先出动或先行军，然后予以侧击，夹击，或“切为数段”。

职业的民间说书家，以及把三国故事写成“演义”的人，不曾读过《孙子兵法》，更不曾读过“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他们心目中的打仗方式，很像是外国人比西洋拳，你一拳来，我一拳去。每一次重要的战役，例如官渡，都被他们描写成几个名将的武艺表演。颜良一枪刺来，关公一刀砍去。颜良的头落下，于是袁绍军大败，曹军大胜。倘若双方的大将，武艺不相上下，这就杀上几十个或几百个回合，十分好看。

什么是一个“回合”？我当年在阅读《三国演义》之时，正如一般的少年读者一样，完全莫名其妙。后来，在法国看到中古时代西洋人比武的电影，才得到一点灵感，悟出“回合”二字的意义（不一定正确）。

那末，什么是“回合”呢？先说什么是“合”。合，就是两马相遇，两位骑士的兵器相碰，双方从两个互相面对的地点骑马奔来，在彼此接近之时，双方的兵器不约而同互相撞击，甲的大刀砍来，乙的刀或矛挡去，于是有了撞击（矛，就是花枪）。

现在再说，什么是“回”。两位骑士，甲是由东边冲到西边来，冲过了乙，大刀碰过了乙的刀或矛。这一位甲兄的马并不停留，仍旧继续向西奔驰而去。乙兄呢，他的坐骑也继续由西向东，奔驰而去，双方各自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才能勒得住马，掉转马头，甲这才改为由西向东，而乙改由东向西，双方对奔而来，这就叫一个“回”。回奔到相近之处，兵器又互碰一下，各自继续奔去，这就又有了一个“合”。

西洋人在中古时代比武，普通是撞上两三十回合，也就分了胜负。三国时代的中国骑士比武，倘不是故意表演花招，也应该在几个回合之内，分了胜负，没有撞上几十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的可能。

两军作战，与两个骑士比武，怎能相同？作战，要靠众多的士兵拼命，将帅的责任，是指挥、谋略，与事前的布置，事后的赏罚。双方的将帅有时也会狭路相逢，不得不出手较量之时，但在通常情形之下，很难面对面，个对个，比一比膂力与刀枪技艺（关羽一马当先，对袁军出其不意，刺死颜良，那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关羽在当时并非曹军的统帅或指挥官）。

《三国演义》在叙述别的战役时，总是不厌重复地说某人与某人打了多少回合，只有在写关羽刺杀颜良之时，写得相当利落；写赤壁之战，也避免了强调孙刘的某一将领与曹军的某一将领，打了多少回合。

《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一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

简单言之，第一，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第二，诸葛亮不曾借到东风，东风是自己刮来的。没有东风，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点了火，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所倚仗的是水力，而不是风力。第三，诸葛亮不曾用“三气周瑜”把周瑜气死。诸葛亮不是那一种阴险的、在强敌当前之时而暗中谋害友军将帅的人。周瑜之死，是死在自己的箭疮。第四，周瑜也不曾有暗害诸葛亮之意。周瑜这个人光明磊落，坦诚待人，而且十分爱才。周瑜把老前辈程普都感动得说出“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怎么会容纳不了十比他小了七岁，而当时毫无地位的诸葛亮呢？

《三国演义》之中“三气周瑜”的故事，使得我们中国人很难团结。孙刘已经联合抗曹，却又要同时在暗中勾心斗角；周瑜想杀友军的人才诸葛亮，诸葛亮又终于气死友军的大帅周瑜。

赤壁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曹军的前锋，在长江南岸，嘉鱼县西南的赤壁，遇到孙刘联军，发生遭遇战。曹军吃了败仗，吃败仗的原因之一，是兵士生子病的很多。

曹军在北岸的前锋，尚未遇到孙刘联军，阵容还相当完整。于是，曹操就下令，所有在南岸行军的前锋及陆续跟进的主力，都移到北岸来。船，也都留在北岸。人，都住在北岸陆地上的帐篷里。

长江的水面阔，一向有“无风三尺浪”的名声。曹军的船很多，不扣在一起，是容易飘浮得不成行列的。所以·就“首尾相接”，被破曹操或他的参谋业务人员吩咐扣在一起。

在孙军的这一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黄盖，他向周瑜建议，用火！周瑜接受了他的建议。

于是，黄盖派人在暗中向曹军递信，接洽投降，投降的动机，他在信里说成是在主张上与孙权、周瑜不合；他认为以江东区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三国演义》说，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周瑜叫众将领“各领三个月的粮草，准备御敌”。黄盖却突然大声反对，说；“莫说三个月，便支三十个月的粮草，也不济事。”黄盖又说；“若是这个月破的便破”（倘若这个月破得了曹操，我们便可以去破他）；倘若这个月破他不了，那就只有依照张昭的主张，索性向曹操投降。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大得太多。黄盖这样的人之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张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丝毫不感到奇怪。因此也就不曾稍存怀疑之心。

到了所指定的那一天，黄盖点齐了十艘大船，装满干柴枯草，浇了油，盖了麻布，插上旗子，浩浩荡荡，驶向北岸的乌林镇，曹操的水陆大军集合之处。

在十艘大船的后面，有几只小船跟着，以备黄盖本人与放火的兵士于放火之后逃命。

黄盖自己站在第一艘大船的船头，其余九艘和小船，继续跟进，驶到江的中心，黄盖吩咐“扬帆”，大小船只，都扬起了帆，速度加快。

这些船转眼就接近了曹操水陆部队的屯聚所在。只差两里左右的距离，黄盖一声令下，点火！十艘大船上的兵士，一齐点火，燃烧枯柴干草；然后，摆好大船的舵。解开大小船只之间的缆绳，放走这十艘火球一般的大船。黄盖与这些兵士，立刻都跳上小船，掉转船头，急驶南岸。

火球一般的十艘大船，冲向乌林镇河岸的曹军兵船，兵船着了火，从一只烧到另一只，转瞬之间，成百成千的兵船都着了火。岸上的树林与帐篷，也大部分着了火，烧成一片。

曹军想救火也来不及，纷纷四散奔逃。曹操下令，全军向江陵撤退，扎在乌林镇、长江边的陆地上的曹军的帐篷与相距不远的树林，被烧成了火海，曹军未死于疾病与瘟疫的，这一次又被烧死、杀死、挤死、踏死了极多。

这一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改称为“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

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西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上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无待于火烧，倘若是因火烧而变了色，那也至多只是接近地面的一小截棱烧成或煎成黑色而已，烧不赤。

而且，赤壁是在南岸，曹军的船与帐篷是在北岸。南岸赤壁即使被黄盖烧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孙刘联军在火烧乌林的那一天，并没有“隔江观火”，鼓掌大笑，或齐声喝采。他们早就在黄盖出发以前，全部准备完成；吃完了饭，穿了军服，披挂了箭囊等武器，手执长枪或大刀短剑，而且都登上了战船与大小快艇。

当曹军在船中与帐篷中被烧得慌作一团之时，孙刘两军已经于杀声震天之中来到。孙刘两军的将士，以必死的决心来与十倍左右的敌人死拼，以少抗多，以弱抗强，在大火浓烟的战场里面，获得了全胜。

曹操下令给他的尚未被烧死或杀死的若干部队，向南郡的方向撤退。所谓南郡，是指南郡的郡治（太守的所在地，首县）。当时南郡的郡治是江陵县，在长江的左岸。

曹操自己，带了亲信部队，走在大军的前面，算是替大军开路，而实际上是抢先逃命。

他选择了最近的路，也就是比较地可以称为“直线”的一条路：经过华容县城的所谓华容道。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

曹操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华容道呢？因为，他的船已经被烧掉了，不能够溯江而上，由乌林回往江陵。而且江面上有的是孙刘联军的战船。

曹操可不可以由乌林，不向正西，而直奔西北，经过今天的沔阳与潜江两个县城，到汉水的河边呢？不可以！他没有了船，走到汉水的河边，有什么方法逃走？岂非自投绝路？

他只能奔向江陵，因为江陵还有他的若干兵，若干船，与一个可以防守的有城墙的大城。

因此，他必须选择华容道，虽则这华容道只是一条小路，不便行军，路的两旁，有数不清的湖沼与低洼的泥泞地。这时候，偏偏老天爷又下了几天雨，弄得小路上积满了水。

那小路本来就不是石头铺的（更不是沥青水泥铺的），是泥土铺的！雨水泡松了泥土，弄得路不成路，脚踏下去，提不起来，寸步难行，后边孙刘联军追得很紧。周瑜带了兵在追；刘备也亲自与关、张、赵三人带了兵在追。

曹操在这华容道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阵，才想出一个办法，叫兵士到路旁的人家去征集草料，方法软硬兼施。草料到手以后，这些兵士必须背到华容道的路上铺路。果然，泥泞的路上有了草铺在路面，人与马都能够走了。

然而，草铺得慢，人马走得快。有一段路是铺好了，前面的路尚未铺，还有兵士在铺，这些兵士，却都被蜂拥而来的人马踏死。

曹操带了败将残兵，最后总算是到达了江陵县，他略加布置，留下堂兄弟曹仁与徐晃负责防守江陵，叫柴进守襄阳，自己一溜烟回了许县。

曹操一生，从来不曾受到过如此大的挫败。然而，他虽则心里自己明白，嘴里却不服输。他向人说：“我不认为撤退是难为情的事”（“孤不羞走”）。他又说：“船是我自己烧的！”周瑜、刘备带了孙刘联军，很快就赶到了江陵县的外围。聪明的曹仁，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避免与周、刘较量短长（孙权自己暂时留在柴桑口，不曾来到赤壁、乌林；其后在十二月率兵攻打安徽中部的合肥城，与江陵城下的周瑜东西策应）。

甘宁向周瑜献计，袭取江陵之西的夷陵（宜昌），诱曹仁、徐晃出击。周瑜采纳，就叫甘宁担负这一项任务，甘宁一去，就占了夷陵；曹仁果然就派兵前来，把甘宁围住在夷陵，周瑜就分了一半兵给凌统，留在江陵城下，监视曹仁；自己带了那一半的兵去夷陵，把夷陵的围解了，救出甘宁，也给了曹军相当打击。

刘备这时候与周瑜并肩作战，热心得很，他以“左将军”之尊，不惜与上兵为伍，“身在行间”。关、张、赵三人，更不用说，刘备到了哪里，他们也带了兵在那里。

周瑜与甘宁、凌统等人所率领的孙军，是扎在江陵的江下及其外围；刘备的军队是扎在江陵对岸的长江南岸，他的营垒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公安”（公安的故城，在今天湖北公安县城的东北，油江口）。

孙刘联军与曹仁在江陵城下，相持了一年多。曹仁总是占不了上风，只有挨揍的份儿。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把他与除晃等人及其部队，都撤了回去。

孙权任命周瑜做南郡太守（程普已经于乌林胜利以后，被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曾经上表绐汉献帝，保荐了刘琦为荆州刺史。这个“表”，当然只是一种形式：汉献帝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也必然交给曹操决定，曹操从建安元年起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建安十三年六月起由司空转当了丞相。

刘琦过了不久便病死了。刘琦的部下，与刘备自己的部下，公推刘备继刘琦之任，为荆州的长官，不称荆州刺史，而称荆州牧。这时候，刘备已经于刘琦病死以前，用刘琦的名义，替刘琦收降了属于荆州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把武陵郡由自己直接控制；其余的三个郡，长沙、桂阳、零陵，他委托了诸葛亮代管调配军粮；他给诸葛亮的官位是“军师中郎将”。名为军师，而不是参谋长，相当于后勤司令之类；中郎将的军阶也不是将官一级，而是介乎将军与校官之间，介乎将军与校尉之间的一级）。

刘备不仅有了四个郡的地盘，而且接受了庐江郡的曹军将领雷绪的来归，雷绪的部队有几万人之多。

孙权见到刘备有地盘，有兵，又深得民心，就把妹妹嫁给了他。刘备是一个常常丢掉妻子的人，丢给了吕布，也丢给了曹操。甘夫人被赵云救了，不曾丢，在名义上却只是妾，不是妻，而且，甘夫人于赤壁乌林之战结束以后，活了不多久，就病故了。

刘备做了孙权的妹夫以后，便亲自由公安，乘船到京口（江苏镇江），算是谢谢他的盛情，而且，既然作了亲戚，当然该见面会亲。

刘备带去一件见面礼；写给汉献帝的“表”；在这一份“表”里，刘备推荐孙权为徐州牧，于是，不必等待汉献帝有什么回话，孙权便就了徐州牧之职。

一八、孙夫人

孙刘联军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胜了曹操。一年又一个月以后，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

再过一年，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刘备才前往京县（镇江）拜访孙权。

这样看来，刘备与孙夫人结婚的地方，不是“演义”所说在（镇江的）甘露寺。事实是，在今天湖北省石首县的绣林山。

刘备与孙夫人，一为英雄，一为美人，本可以成为圆满的结合。虽则年龄有些悬殊，却并非克服不了的爱情障碍。

可惜，孙夫人个性太强，又极喜欢模仿男子，经常带了一百多名武装齐全的丫环在身边，在闺房前后四周放哨站岗，使得刘备提心吊胆。

孙夫人不仅有武装的丫环，又有人数不少的男性卫队，驻扎在公安县。这卫队的军官与兵士，来自江东，与荆州幸地的人民处得不好（在言语上就格格不入，饮食习惯也不相同）。因此，难免有打骂老百姓，或甚至超过了打骂等不愉快的事。

刘备对孙夫人原可以爱，而且很应该爱。有了那些武装的丫环在闺房前后，甚至闺房之内，刘备对孙夫人就只有恐惧，而没有爱了。加上那目无纪律的孙夫人卫队，横行公安城内外，刘备的情绪就不仅是恐惧，而又免不了怀恨了。

夫妻之间的维系，有人以为是钱。但刘备与孙夫人之间的问题，不是钱。也可以说，不是爱。爱是本来可以有的。而是政治、军事等问题。

他们二人的婚姻，原是一个纯政治的安排。孙权极想与刘备结为长期的同盟，才把妹妹嫁给这位年已四十九岁的半老将军（孙权自己虚岁二十九岁，妹妹的年龄不见于现存史料。可能是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也许更小。母亲“吴国太”吴氏太夫人，是在建安七年去世的）。

刘备娶了孙夫人，在心理上添了一重负担。即使孙夫人极美、极温柔可爱而不以武装丫环追随，刘备也颇难对这位夫人有百分之百的爱心。因为，刘备感觉到，有了这位夫人便必须永远与孙权合作，必须永远对孙权的欲望与情绪尽量迁就。这不是像刘备这样的人所喜欢做的作茧自缚的事。

从军事的观点来说，有了孙夫人的武装丫环在闺房前后，有了孙夫人的男性卫队在公安城内外，刘备的司令部不再像一个司令部。连刘备本人的生命安全，也受了威胁。《三国志·法正传》引了诸葛亮所说的几句话：“主公（刘备）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

“生变于肘腋之下”，极有可能。刘备怎么不“惧”呢？

古今中外，惧内的岂止刘备一人？内之所以可惧，各有其可惧之处。然而可惧到孙夫人那种样子的，似乎绝无仅有。

刘备值得我们同情。然而，却不用我们替他担心。他毕竟是也有他的一套的。他能够设法，于无声无息之中，叫这位男性荷尔蒙成分略嫌过多的孙家小姐，自动在公安县的西边另筑一城，与她的武装丫环及若干男性卫士住在一起。

于是，刘备重新获得了相当的宁静，除了周期性的小干扰以外。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应刘璋之邀，到益州（今日的四川、贵州、云南）去抵御盘据汉中的张鲁。他不曾带了孙夫人同去，却也把当时唯一的儿子阿斗（刘禅），留给孙夫人抚养。

这个儿子阿斗是甘夫人在建安十二年所生，虚岁五岁、实岁四岁，刘备不是没有小太太与女仆丫环可以托付，可见刘备在感情上与形式上还不曾与孙夫人作最后的决裂；虽则孙夫人不陪伴他“入川”，他不带孙夫人入川，都是事实。

刘备是一个颇为仔细的人，他把荆州几郡的军事与政务，交给了关羽、张飞、诸葛亮，也把关于孙夫人及儿子阿斗的事，委托了赵云。赵云当时的名义，是牙门将军，兼“留营司马”。

刘备带了几万兵与“谋臣庞统”，离开公安，走向益州，孙权在江东听到消息，勃然大怒，认为益州该是他孙权所有，刘备不该先去，就下令派遣水军，到公安西边的“夫人城”，把孙夫人接回江东。

孙夫人在丈夫刘备与二哥孙权之间，选择了二哥；在益州与扬州之间，选择了扬州。她不经考虑而说走就走，带了刘禅与武装丫环及男性卫队，到长江边乘上二哥派来的船。

赵云感觉到责任重大，自己的力量与地位似乎不够，慌忙报告张飞。张飞是颇有决断与魄力的人，立刻点齐兵马，偕同赵云走小路抢先到了江边，把孙夫人及其娘子军与卫队拦住。

张、赵二人先礼后兵，劝孙夫人留在公安，取消江东之行。孙夫人哪里是这两个人的好话所劝得了的呢？她坚持非去不可。张飞、赵云说：“您一定要走，我们不敢强留；但是主公的儿子阿斗，却无论如何请您留下。”孙夫人是一个聪明女子，心里明白她的那一批娘子军与卫队，绝对不是张、赵二人及其身经百战的老兵的敌手。于是，她就只好把刘禅留了下，交给张、赵二人。

有人说，孙夫人想带走阿斗，不怀好意，可能是想把阿斗送给二哥孙权当人质，帮助二哥来协迫丈夫刘备当孙权的部下。

我不知道孙夫人的本意是否如此。孙夫人是一个女人，女人总是有天生的母性，喜欢小孩子的。况且，她自己还没有生育；阿斗又已经被她抚养了两年，彼此之间可能已经建立了母子的感情。

张、赵二人定要孙夫人把阿斗留下来，也有他们无可辩驳的理由。他们知道，刘备一辈子辛苦，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一条根。刘备以前的几个太太所生的儿子，连同他们的妈妈，都已经被吕布与曹操先后俘虏去了，或是在败兵难民群中走散得不知下落了。剩下的这个宝贝阿斗，不能又让他去当孙夫人与孙权的俘虏。

在阿斗未生以前，刘备的别的儿子丢了以后，刘备收养了一个姓寇的大孩子，改姓刘，名封。张、赵二人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却不能因为有了刘封，就不重视刘备的亲生儿子刘禅（阿斗）。

历史的变化，是谁也不能预料的。我们一般人，通常都是事后有先见之明。就张、赵二人“截江”强迫孙夫人留下阿斗的这件事情而论，他们的忠心值得我们钦佩；但是，倘若他们行动得慢一点，赶到江边之时，孙夫人与阿斗已经登上了船，后果又如何呢？是否真对刘备及其集团不利？

有了阿斗在江东，养在孙夫人的身边，当了事实上的人质，一方面孙权便可以继续对刘备放心，不怕刘备不永久与自己合作；另一方面，刘备对孙权，不得不对孙夫人与孙权继续保持礼貌，承认孙夫人是太太，承认孙权是大舅子，承认孙权有权利分享荆州的地盘。这样，就不会发生以后孙、刘二家为了荆州而失和的不幸事件。

一九、荆州问题

荆州本不是孙权的，也不是刘备的，是汉朝的皇帝的。

在东汉末年，灵帝既死，少帝既废，献帝初立之时，各州、各郡的长官于袁绍等人的号召之下，纷纷出兵讨伐董卓。当时，荆州的刺史是王睿，长沙的太守是孙坚。孙坚有决心与董卓一拚；王睿却扬言必须先杀掉他所不喜欢的武陵太守曹寅，然后才肯向洛阳进军。曹寅于是伪造了“案行使者”温毅的檄文，列举王睿的罪状，叫孙坚逮捕王睿，先斩后奏，孙坚信以为真，就设法把王睿逼得吞金自杀（所谓“案行使者”，是中央朝廷派下来的巡回监察官）。

孙坚于逼死荆州刺史王睿以后，也杀了南阳太守张咨。张咨的罪名是：“道路不治，军资不具”，“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

孙坚带了他的部队，由南阳进到鲁阳，在鲁阳见到袁术。袁术在形式上写“表”给董卓所把持的洛阳朝廷，推荐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行是“暂代”，领是“兼领”）。

从此，孙坚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孙破虏”，很少被称为“孙豫州”（常常被称为“豫州”的是刘备；刘备后来曾经由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以献帝的名义正式任命为豫州牧）。

董卓与袁术是死敌，当然不理睬袁术所上的推荐孙坚的“表”。董卓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

荆州的首郡首县是南阳郡宛县。刘表却到不了宛县去就刺史之职。南阳郡的地盘，于太守张咨被杀以后，已经由孙坚交给了袁术。孙坚上过一表，推荐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本人留在所驻扎的鲁阳，派人占领了南阳郡的各县。

刘表没奈何，就到南郡所属的襄阳县，设立一个新的刺史衙门。

襄阳县此后在刘表活着的期间，一直是荆州刺史与荆州牧的治所（刘表于董卓死后，被李傕、郭汜升任为荆州牧。襄阳县属于南郡；南郡的首县是江陵）。

襄阳由县而升格为郡，要等到刘表既死，曹操收降了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以后（原因是，南郡的首县江陵成了周瑜、刘备所攻打的目标，不久又入于周瑜之手，襄阳县变成无所隶属，不得不自成一郡）。

至于那一度为袁术所盘据的南阳郡，早已先后为张绣及曹操所占领了。

荆州在东汉原有七个郡：南阳郡与南郡之外，有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

这五个郡，刘表曾经都掌握得很紧。

江夏郡，刘表交给黄祖负责。黄祖曾经在襄阳附近用伏兵射死了来攻的孙坚，立了功；因此而受到刘表付以如此重大的责任，以江夏太守的职位，一再抵御了孙策、孙权的进攻，最后败在叛归孙方的甘宁之手。刘表却能于黄祖败死了以后，赶紧守住江夏，使得孙权的军队撤退。

零陵郡，包括今日湖南省的西南部与广西省的一部分，在西汉的时候治所在（全县之北三十华里的）零陵县；到了东汉，治所就搬到了（今日湖南的零陵县县城所在的）泉陵县来。

中国历史之所以特别难于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古今的地名常常改变，而每每变得没有道理可说，例如把今天湖南的某一县称为华容；其实汉朝的华容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或是虽则变得未尝没有道理，而这个道理甚不显明，例如把东汉泉陵县的所在地称为零陵县，而不老老实实地称为泉陵县，它的道理是：这地方在东汉作过‘零陵郡’的首县，虽则在东汉时那“零陵县”另有其地！

桂阳郡是今天湖南省东南部，与广东省的一部分（包括韶关），首县是郴县。

武陵郡是今天湖南省的西北部与湖北省的一部分（包括刘备其后新设的公安城。公安城的所在地油江口，原来是属于武陵郡孱睦县的）。汉朝武陵郡的首县是（今天湖南常德之西的）临沅县。

长沙郡是湖南省的中部。首县不称为长沙县，而称为“临湘县”。汉朝的临湘县城，比今天的长沙县城小得多。今天的长沙县城，是在隋朝的时候扩大的：隋朝政府把临湘县北门外的郊区都收进了新的城墙里面，改临湘县之名为沙县。

刘表于黄祖死后，把江夏太守的位置给了大儿子刘琦。其他五郡，只有南郡太守的姓名不曾保留下来。零陵、桂阳、武陵、长沙，这四个郡的太守是：刘度、赵范、金旋、韩玄。

刘表死后，曹操率领大军，以泰山压頂的气势，吞了襄阳县、当阳县、江陵县，与整个的南郡。他在赤壁、乌林吃了周瑜、黄盖的亏，不曾拿到江夏郡，更谈不到今天湖南省的四个郡了。

曹操留下曹仁，撤了大部分的兵回许县。曹仁在建安十四年也走了，南郡只剩下襄阳等县尚在曹军之手。江陵及几个其余的县落到了周瑜之手。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已经被他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于赤壁乌林之战的前后，运用他的老手法，形式上上表给汉献帝，推荐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做荆州刺史。他随即又派兵遣将，以刘琦的名义，用武力征询（湖南）四个郡的太守的态度。这四个太守先后都表示归顺。其中，以桂阳太守赵范不甚可靠，刘备把这位赵范换了，叫赵云做桂阳太守。其余的三个太守，刘度、金旋、韩玄，不曾更动。

于是，荆州七个郡之中，刘备有了四个郡：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孙权只获得了一个半郡：江夏与半个南郡（曹方获得了一个半郡：南阳与半个南郡）。孙权认为，刘备白占了便宜。倘若孙权不派周瑜带了两三万兵来，倘若不是周瑜接受并实行了黄盖的火攻建议，刘备与刘琦的一万多兵（不足两万），早就被曹操的几十万兵吃得干干净净了。孙权自问待刘备太好，除了救了他以外，又送了年轻的妹妹给他当“续弦夫人”。孙权不曾预料到这位老妹婿竟然大揩其油，一举而“偷”得了四个郡。

刘备而且不久又在刘琦病故之时，叫部下公推他为“荆州牧”；事前，不曾与孙权商量。孙权认为，刘备越来越过分了。回想起来，当孙刘联军追曹操，追到江陵城下之时，孙权曾经对刘备的驻扎江陵对岸“油江口”的计划，表示过同意。这油江口的小地方，属于武陵郡孱陵县，在法理上既不属于刘备，也不属于孙权，而属于当时的已经投降了曹操的荆州刺史刘琮。不过，它在事实上已经入于孙刘联军的控制之下，刘备有资格在这油江口驻扎部队，甚至建筑一个新城，取名“公安”；比起孙权之喧宾夺主，把刘琦的江夏郡据为已有，任命了程普为江夏太守，刘备的作风不见得在道义上有什么逊色，更绝对说不上欠了孙权什么人情、什么债务。

孙权不甘心，两度为了这荆州几郡的地盘，与刘备失和。事后，他自己或他下面的文人，就造出一段“借荆州”的虚构故事来，以掩饰孙权背弃同盟、袭击关羽的丑行。

当时汉朝还不曾亡，天下是汉朝的天下，领土是皇帝的领土，除了汉献帝本人行使其自由意志之时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有权力把荆州或任何一州赏给任何人，或借给任何人（倘若按照今天的中国人的思想来说，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不是皇帝一人的中国，汉献帝也没有把荆州借给别人的权力）。

有人说，孙权虽不曾借了全部荆州给刘备，却也真正借出了油江口、南郡江陵县的一部分。江陵是南郡的首县，也就是孙方的荆州的首县（曹方的荆州，已经改以襄阳县为首县）。因此，江陵与南郡被混称为一；也与荆州混称为一。那末，所谓借荆州，实际上是借江陵；借江陵，实际上是借油江口。虽则以大称小，究竟还可以把“借荆州”这三个字勉强说得通。

这一种说法，是一种不肯“实事求是”，而一味“好作调入”的说法。油江口，并不属于南郡江陵县；它是属于武陵郡孱陵县的。孙权并没有占领了这油江口，如何能把它借给刘备呢（到了孙夫人嫁给了刘备以后，才带了她的武装丫环与武装卫队来）？

孙权之所以念念不忘刘备“借去了”他自己的荆州，与周瑜之死有点关系。倘若周瑜不在建安十五年因箭疮而死，孙权对刘备之荆州“坐大”便不会有太大的疑虑（有周瑜在，孙权就不怕刘备）。

另一种使得孙权很不放心的事，是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率兵进入益州。那显然是刘备占领益州的第一步（暗弱的刘璋，绝对“耍”不过“枭雄”刘备）。这还得了？倘若刘备既有荆州的一大部分，又得到益州，岂不是有了周瑜生前所建议给孙权的、那对曹两路出兵的根据地？

周瑜在死前曾经从江陵专程去京县见孙权，建议：（一）请孙权同意他偕同奋威将军孙瑜，西征刘璋与张鲁，事成以后，留下孙瑜守益州与汉中，和马超结援；（二）然后请孙权自己与他（周瑜）由南郡共取襄阳，对曹操进迫。

周瑜的战略计划，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谋面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双方彼此互不知道有这么一种计划）。

周瑜对孙权建议了以后，获得孙权的同意，就离开京县，回江陵去准备西征刘璋。走到中途，在巴丘（湖南岳阳）箭疮复发而死。

我一向对周瑜佩服，关于这一件企图西征的事，我觉得他操之过急。他即使不在巴丘去世，而多活三五年，也未必能用硬干的方法，打进益州与汉中。

他死后留下在江陵的直接指挥的“士众”，仅有四千多人（孙权下令交给鲁肃接管，鲁肃的军职由“赞军校尉”升为“奋武校尉”。周瑜所遗下的南郡太守的位置，孙权调程普来继任）。

周瑜活着的时候，没有像《三国演义》所说，一心想害死者葛亮。他对任何人不曾有如此毒辣的存心。但是，他为了忠于孙权，为了要扶助孙权统一中国，的确也把刘备看得很不顺眼，他不想杀刘备，却极想让刘备搬到江东去，用豪华的房舍、漂亮的女子与珍奇的玩物、可爱的犬马，把他软化成一个废物，同时把关、张这两位“熊虎之将”与刘备隔离，各置一方，由他周瑜自己“挟与攻战”。

这个软化刘备，隔离关、张的计划，由于孙夫人个性太强，未能合作，而化为泡影。

孙权自己，也不十分热心于这个计划，刘备在建安十五年来京县拜访孙权之时，吕范也曾经“密请留备“，孙权没有接受。

周瑜在临死的时候，上疏给孙权，推荐鲁肃自代，认为鲁肃是个“良将”，“智略足任”，有能力镇抚百姓，同时防备曹操，注意那“边境密迩”、“近在公安”的刘备。

鲁肃对于刘备的看法，与周瑜对刘备的看法并不相同。鲁肃始终以为，有曹操在北方，孙、刘二家必须诚心合作。他是诸葛瑾的好朋友，与诸葛瑾的同胞弟弟诸葛亮也很谈得来。是他，促成了孙、刘协力抗曹于赤壁乌林之役。《三国志·鲁肃传》，一再说他主张“借地”给刘备，是不是事实呢？

鲁肃在南郡驻扎了一些时，移屯陆口。陆口是陆溪水进入长江的口，在今天湖北嘉鱼县的西南，赤壁之东。

为什么鲁肃不留在南郡，而退驻陆口呢？这件事，有点蹊跷。《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有一段话，我以前读了不十分相信，因为它很像是证明了《三国演义》所说诸葛亮第三次气坏周瑜的经过。

《资治通鉴》的这一段话是说：孙权曾经接受了周瑜和甘宁的建议，想出兵攻取益州，他派人告诉刘备，征求刘备的同意。刘备的答复是：第一，孙权不可以为曹操败于赤壁以后，就不想、或没有力量“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第二，“我刘备与益州牧刘璋是本家远房兄弟，倘若刘璋有得罪了你孙权的地方，请看我的面子，加以原谅。”孙不重視刘备的反对，仍然派遣叔父孙静的大儿子孙瑜，率领水军多人，进驻夏口（汉口），作跃跃欲试的姿态。刘备不让孙瑜的水军，通过公安城之北的长江。刘备而且“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部，备自住孱陵。（孙）权不得已，召（孙）瑜还。”

《三国志·孙瑜传》，没有一个字说到孙瑜有率领水军、进驻夏口，被刘备这样大张旗鼓来阻止孙瑜西上。

《关羽传》与《程普传》，不但不曾提起孙瑜率领水军西上，而且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关羽之接防江陵，程普之离开江陵而回任江夏太守，是在建安二十年夏天。当时孙权与刘备言归于好，把他们的荆州各郡重新划分，以湘水作为疆界，孙权把南郡送给刘备，刘备把长沙郡，加上桂阳郡，送给孙权。

这时候，张飞与诸葛亮二人均早已在建安十九年四月，与赵云离开了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进入了今天的四川，去帮助刘备打刘璋。

所以，《资治通鉴》的那一段话，极不可靠。这部《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一手所写，而是于他的校阅之下，“成于众手”。司马光虽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历史家，校阅之时也难免有时疏忽，不曾注意到这段话所根据的只是一些传闻、野史。

事实是，周瑜在死前确有邀同孙瑜，去一起打益州的意思，并且孙权也允准了。然而，周瑜一死，这个攻取益州的计划就由于鲁肃并不赞成而作为罢论，孙瑜及其水军始终并未出发。

周瑜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冬天去世的；刘备应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孙权派水军到公安来迎接妹妹孙夫人回江东，也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刘备离开公安不久。

孙权对刘备第一次翻脸，是在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打败刘璋，夺得益州以后。翻脸的具体行动，是派遣吕蒙率领两万兵进入今天的湖南，而且同时任命了三个郡的太守以下的官吏。这三个郡，是长沙、零陵、桂阳。

刘备在荆州，原本只有四个郡而已；孙权一举而夺了三个，只剩下武陵一个郡未曾抢。他大概是因为武陵为公安城的所在地，有点不好意思罢。

孙权所想夺取的三个郡，有两个郡的官吏望风投降。这两个郡是长沙与桂阳（赵云这时候已经不在桂阳）。不肯投降的，是零陵太守郝普。

刘备在益州接到报告，认为事态严重，就亲自由益州赶到荆州武陵郡的公安城来。来到了以后，他派遣关羽率兵前往湖南，与鲁肃、吕蒙对敌。

孙权自己也从扬州吴郡的京县（镇江）来到了今天湖北嘉鱼西南的陆口，亲自坐镇，指挥前方军事；同时，派了鲁肃，带一万人进驻益阳。

在益阳，鲁肃与关羽两军相遇。

传奇性的“单刀赴会”，便是在这鲁肃、关羽两军相遇以后所发生的；但是其经过与《三国演义》所说，颇有出入；并非一个人叫周仓拿了单刀去赴会，而是双方的将领拿了单刀去赴会。所谓单刀，意思是不带部队前往。双方的部队，彼此停留在一百步的距离之外。

这样的一次“阵前会谈”，其结果是极难预料的。谈得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谈得不好，混战立刻开始。

鲁肃首先发言：“长沙、桂阳、零陵，这三个郡是我们借给你们的，为什么不还？”

关羽答复，“乌林之战的时候，左将军（刘备）身在行伍之间，和你们一齐出力，破了敌人，怎么可以让他徒劳，分不到一块土地？你这次来，难道是想收回土地的吗？”

鲁肃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刘豫州（刘备），是在当阳县长坂坡。当时，他的兵，数目及不上一个‘校’；他本人而且在打穷算盘，想到很远的地方去逃难（到今日的广西梧州，找苍梧太守吴巨）。我们的主上（孙权）同情他无所依靠，就不惜花费物力、民力，让他有个安身之处。谁料到刘豫州很会做作，‘愆德堕好’（违背了道德，抛弃了友好）；现今有了益州，仍想兼据荆州的土地。这是普通的人所不忍心做的，身为一方的领导人物，怎么可以如此？”

《资治通鉴》这一卷的执笔人，在抄录了《吴书》上的这一番鲁肃的高论以后，加抄了该书的四个字结论：“羽无以答。”

这一位执笔人真是够客观的！他把《三国志·鲁肃传》中的下列几句话，完全不管：（鲁肃）“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这一位敢于插嘴，而说得极有道理的仁兄，鲁肃不应该对他厉声呵斥。这位仁兄究竟是谁呢？是不是如《三国演义》所称，周仓？周仓的姓名，不见于《三国志》。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只有“演义”的作者自己知道。依照这位作者自己所说，周仓原是黄巾的小头目。既然不过是黄巾的小头目，不可能说得出“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我个人以为这位敢于发言而被鲁肃呵斥的仁兄，一定是关羽的部下军官。否则，关羽没有办法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就打发了他走。

其实，他的似乎冒失的话，在事实上挽救了双方在言语上相持不下的僵局。没有他挺身而出，打个诨，关羽可能被鲁肃的很不讲道理的话，气得立刻打了起来。

倘若打了起来，鲁肃绝对不是关羽的对手。论个人的武艺，或是兵员的数目，均是如此。鲁肃的一万人，如何经得起关羽打？

鲁肃败了以后，孙权一定不肯甘休。那末，赚便宜的是曹操。

这曹操聪明一世，糊涂不只一时。他以前在乌林把大小船只扣在一起，“首尾相接”，已经是够糊涂的了。现在，他听说孙、刘二人就要为区区荆州的湖南三郡，而拚个你死我活，他喜欢得了不得，同时竟然也急得了不得。他下了命令给下面文武官吏，赶快准备进军汉中（今日陕西南部），收拾张鲁，为将来到益州收拾刘备的工作铺路。

刘备一生在力量上比不过曹操，比聪明也常常吃亏，现在，却聪明了起来（也许是受了诸葛亮的影响）。刘备于鲁肃、关羽二人在益阳演出了单刀会议以后，主动向孙权让步，情愿把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都让给孙权（不是“归还”），仅仅要求以一个南郡作为交换条件。孙权欣然接受，派请葛瑾来负责实现这双方言归于好的大喜事。荆州问题，于是暂告解决。

二○、益州易手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的冬天，应刘焉的儿子刘璋之邀，前往益州，防备在汉中的张鲁。

刘焉是汉景帝的后裔，和刘备算是同一支派的皇族。不过，刘焉是从鲁恭王刘余的一系传下来的，而刘备是从中山靖王刘胜的一系传下来的。

刘焉生长在荆州江夏郡竞陵县（湖北天门西北）；刘备生长在幽州涿郡涿县（河北的涿县）。

在辈分上，刘焉比刘备高一辈（刘焉的儿子刘璋，算是刘备的远房兄弟）。

刘焉当过地方官的“佐吏”，也做过私塾老师，其后被举为贤良方正，获得进身之阶，一帆风顺，当了雒阳县的县令、冀州的刺史、南阳的太守，与中央的九卿中的宗正与太常。宗正管皇族的族谱、继承次序、家规；太常管祭祀与星象、天文以及人民的教育。

灵帝中平六年，黄巾造反，天下大乱。刘焉觉得京城洛阳与中原各州各郡都不够安全，就设法活动得“益州牧”的位置，兼一个“监军使者”；同时，获得了“县侯”级的封爵（他作了“阳城侯”。东汉的县侯，比乡侯大，乡侯比亭侯大，亭侯比“列侯”大）。

益州在当时并不太平，也有所谓黄巾徒党。这些所谓黄巾徒党，于自称天子的马相的率领之下，已经杀了益州的前任长官（刺史郗俭），攻破了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简单说来，蜀郡是今日四川的西部；广汉郡是四川的西北部；犍为郡是四川的西南部）。

马相被益州的“从事”贾龙打了几个月，打平。贾龙肃清了整个益州，迎接刘焉到任。

刘焉把“州治”（州政府的所在地）从雒县（四川省广汉县）移到绵竹。

刘焉治理益州的政策，是对老百姓宽，对地方上的所谓“豪强”严。他一出手，便杀丁王咸、李权等等十几个。这些所谓豪强，有些是该杀的，有些也并无死罪，被杀得冤枉。曾经立了消灭马相之功的益州从事贾龙，对刘焉的辣手作风十分愤慨，便联合了犍为郡太守任岐，与刘焉兵戎相见，但不久就被刘焉打败、杀死。

从此，刘焉在益州境内没有可以对他反抗的人。他听说“益州有天子气”，也的确亲身经验到东汉朝廷的腐败，各州各郡的分崩离析，于是就颇动了“自为天子”的念头。暗中叫人制造了许多皇帝所需要用的马车、人辇、器具等等。不料，忽然有了“天火”，把雒县烧去了一大部分，他的那些准备当皇帝用的马车等等完全烧光。

雒县他不能再祝他把家搬到成都。

他有三个儿子留在长安。汉献帝派其中的最小的一个刘璋，到成都来劝告刘焉，不要妄想非分。刘焉把刘璋留在成都，不让他回长安去复命。

留在长安的大儿子刘范，官居左中郎将，竟然勾结了在凉州造反的马腾，准备与马腾里应外合。长安的朝廷把刘范逮捕，明正典刑。刘范的弟弟、刘焉的第二个儿子刘诞，这时候也在长安当一名小官，治书御史；受了刘范的牵累，同时被杀。

刘焉经过了这些事件，虽则在名义上仍是汉朝政府的益州牧，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君主，正如关东（函谷关以东的）许多州牧、刺史和太守。

益州有九个郡，除了蜀郡、广汉郡与犍为郡以外，还有在四川东部的巴郡，在四川与西康的越嶲郡，在贵州的牂牁郡，在云南的益州郡与永昌郡，以及在陕西南部的汉中郡。

当时汉中郡的太守，姓苏名固，对刘焉不甚服从，刘焉派遣两个姓张的去讨伐他，把他赶走。这两个姓张的，一个叫张鲁，另一个叫张修，都是“五斗米道”的分子。

五斗米道，是张陵所刨设的一种宗教组织。它的正式名称，并没有“五斗米”这三个字，可能仅仅是“道”一个字，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必须先缴“五斗米”作为人会的会费；因此，这个组织才被大家称为“五斗米道”。

《三国志·张鲁传》说：张陵是豫州沛国丰县的人，侨居在益州，进入今日成都之西祟庆县境内的一座深山之中，可能遇到异人，传道给他，也可能是自己本人悟得了道。下山以后，他教人悔过，信天；也画符念咒，替人治病。他的信徒们，称他为“天师”。

张陵得道之处，是鹤鸣山。《三国志·张鲁传》把它写成了鹄鸣山（这可能不是陈寿写错，而是抄写的人写错）。

张鲁是张陵的孙儿。中间的一辈，是张衡。张陵被信徒们称为“天师”，张衡被称为“系师”，张鲁被称为“嗣师”，亦称为“嗣天师”。后代的道教信徒，称他们为第一代天师，第二代天师，第三代天师。

第二代天师张衡，与大文学家兼科学家同姓同名。那个张衡是荆州南阳郡西鄂县人。这个张衡，在籍贯上是属于他父亲张陵的豫州沛国丰县。

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传道很远很广。于是难免有些信徒或自称信徒的人，把原来的教义与作风，加以或少或多的改变，甚至与政治混在一起。张鲁虽是嫡传，也大搞其政治；何况旁支流派，如巨鹿的张角、张宝、张梁，作为黄巾最高首领的三位兄弟，以及益州巴郡的张修？

我相信张陵本人，最初创立道教之时，只是为了治病（当时疟疾与其他的瘟疫，使得各州各郡有极多的人死亡），为了“以忠孝导民”，劝人为善。他叫病人先承认自己的过失，反省自己的过失；然后，他画符，念咒，叫病人喝下他用符咒所灵化了的水（灵水之中，他有没有放下特效药？我们无法查证。四川所出产的“常山”，便是极能治疟的草药）。

张陵与张衡，均不曾在军事上与政治上有特殊的活动。作为第三代天师的张鲁，由于刘焉的提拔与支持，竟然割据汉中，做了军阀。

张鲁不仅以“智义司马”的官职，打败了汉中太守苏固，而且也袭击了同去作战的益州别部司马张修。张修，我在前面说过，是张鲁的五斗米道的教友。张鲁如此对待教友，实在太不应该。他的动机与目的是：吞并张修的军队，以便独霸汉中。

独霸了汉中以后，张鲁就烧掉汉中与宝鸡长安之间的栈道，和汉献帝的朝廷断绝关系。

他而且与刘焉的儿子刘璋闹翻。刘璋杀了张鲁在成都的母亲与其他的家人。

刘璋是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得了痈疽而死之时，被刘焉的部下拥戴为“益州刺史”的。其后，长安朝廷的主持者李傕、郭汜不仅追认了这个既成事实，并且升任刘璋为“益州牧”，向刘璋表示好感。

张鲁在汉中郡不自称“太守”而自称“师君”（天师兼君主）。他废掉了各县的县令及其他的官吏，只设道教教会的职员，以职员兼管民政。最高级的职员称为“治头”。每一个行政区域称为一个“治”。治头之下，设大祭酒与祭酒。再其次，普通刚入教的教友，称为“鬼卒”。

人民犯法，张鲁不肯立刻用刑。第一次犯法，张鲁加以原谅。第二次，也加以原谅。到了第三次，张鲁才肯用刑。

张鲁在他所割据的全境，叫祭酒们到处设置“义舍”，义舍里有饭有肉，免费招待来往的旅客。老百姓有病的，张鲁的祭酒们叫他们静坐反省，或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过失，然后，喝下用指头画过符的水，与烧了的用笔在纸上所画的符。

张鲁确有他一大套的办法。在他的境内，新的道路极多。因为，他命令犯了罪的人，以出钱、出力来修筑道路，替代坐牢。

他在去汉中以前，在巴郡西部收了不少信徒；割据了汉中郡以后，这些巴郡西部的信徒，对他仍旧服从。

刘璋特地任命了一个姓庞名羲的，作所谓巴西郡的太守，用武力来镇压巴郡西部的这些“米贼”（米贼两个字很不好听，所指的是“五斗米道”的教友）。

汉朝原只有一个“巴郡”，没有什么“巴西郡”。首先在初平四年擅自把巴郡分成了两个的，是刘焉的“帐下司马”赵韪。赵韪把巴郡分为巴郡与永宁郡。到了建安六年，刘璋为了镇压“米贼”，就再把巴郡由二郡分为三郡：巴郡、巴东郡、巴西郡。

巴郡的郡治，设在垫江（四川省合川县治）；巴东郡的郡治，设在永宁（四川省奉节县东北）；巴西郡的郡治，设在阆中（四川省阆中县城之西）。

刘璋命令他的首任巴西郡太守庞羲，不仅要镇压郡内的米贼，还要抵御张鲁所直接指挥的汉中部的武装部队。

然而不久以后，他的喜欢听小话的作风，便使得庞羲灰心，由灰心而和刘璋貌合神离。庞羲也未尝沒有遵照刘璋的指示，对张鲁的部队交锋了若干次。可惜，每次都败在张鲁之手。

因此之故，刘璋才想到争取“外援”，派人到许县向曹操致敬。曹操以汉帝的名义，拜刘璋为“振威将军”。

刘璋再度派人到许县，向曹操表示进一步的尊敬。上一次所派的，是河内郡人阴溥；这一次所派的，是蜀郡人张肃。

刘璋派张肃押送三百名本地的土著民族叟夷，给曹操挣更大的“威服四夷”的面子。曹操果然十分开心，立刻任命张肃为广汉郡的太守。

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由许县出发，南征刘表。刘璋赶紧派张肃的弟弟张松，去向曹操表示赞成曹操这项举动。张松由长江顺流而下，到了荆州江陵县，遇到曹操。曹操一则军务极忙，二则看见张松其貌不扬，就对张松不太重视，只给了他一个县令的位置：越嶲郡的比苏县县令。张松认为，这是他生平所未曾受过的大侮辱。他这时在刘璋面前的官职，已经是“益州别驾”，是州牧以下的第三人（第一人是州牧，第二人是“治中”，第三人是“别驾”。别驾二字的意思，是，乘坐在别一辆马车上的大官。他与州牧同进同出，各坐马车一辆。他的实际职务，是参事顾问一类，也兼办对各方的公共关系与“外交”。“治中”与别驾不同，专管对内，等于是一位代拆、代行的副州牧或副刺史）。

曹操可能是一时疏忽，没有查问张松的现任官位，便贸然以区区县长的位置赏给了他。

张松很气。恰好，过不了多少天，曹操就在赤壁乌林吃了一个大败仗。张松便回去益州，向刘璋报告，曹操已经败得一蹶不振，劝刘璋与曹操断绝来往，改与刘备结盟，加入反曹的阵营。

刘璋这个人自己一向没有什么主见。这也难怪。他生长在富贵之家，在仆妇、丫环的手里长大，没有养成男子汉的刚强性格，遇事不能有所决断，只能依赖左右与部下的人代作主张。于是，他就接受了张松的反曹联刘的建议。

刘璋在张松的怂恿之下，派遣“军议校尉”法正，作自己的代表，去荆州武陵郡公安城拜访刘备，同时叫孟达带几千兵去，送给刘备指挥。

法正从公安城回到成都复命，向刘璋描述刘备如何英维、如何仁义、如何够朋友；叫刘璋听了恨不得立刻就与刘备见面，请他来成都团聚在一起。

张松借此机会，劝刘璋命令法正再跑一趟，请刘备率兵入川帮助刘璋抵御张鲁。刘璋照办。

建安十六年冬天，刘备从公安城来到了益州，抵达涪县（四川绵阳），与刘璋见了而。和刘备同来的，是庞统、黄忠，与一万名不足的兵士（关羽、张飞、诸葛亮，都留在荆州）。

刘璋请刘备驻扎葭萌县（故城在四川省昭化县南，葭萌二字被后人念成“剑门”；唐朝改称它为剑门县，元朝把这个县废了，清朝设了一个剑门驿，剑门关就在这剑门驿的北部。唐朝另把剑门之南的梓潼县，改称剑州；到了民国时代，这剑州又被改称为“剑阁县”。这剑阁县，不是刘备当年的驻扎地；剑门驿才是。我到过这些地方，虽然是山路，却有铺了长方花岗石的大道，道旁有树）。

这条大道，南边经绵阳与广汉，通到成都。北边经昭化、广元、沔县，通到南郑。南郑在汉朝是汉中郡的郡治，也就是张鲁所盘据的地点。

在这条大道之东，有嘉陵江由西北遭向东南，在剑门关东北，今日的昭化县城，与大道交叉。嘉陵江由昭化经过阆中（巴西郡）流向合川（巴郡），继续向东南流，流到今日的重庆，与长江汇合。

刘璋叫刘备驻扎葭萌，可算是选对了地方；既可北御汉中，又可东御巴西。

刘备在葭萌驻扎了足足一年，所忙的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并不急急于进军汉中，与张鲁一较雌雄。他的兵力，包括自己带来的与刘璋送给他的，慢慢地增加到三万人以上（留在荆州的，不在此数以内）。

刘璋而且把所谓“白水军”也交给刘备节制。这白水军驻扎在今日昭化县西北的白水县，与陕西的宁羌县交界；指挥官二人，一人姓杨名怀，一人姓高名沛。

刘备对刘璋翻脸，是在刘璋杀掉张松的时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曹操在建安十七年十月，大举南下，集中在长江北岸的濡须口（安徽无为县之东，濡须水进入长江之处），声势浩大，有消灭孙权之意。孙权派人送信给刘备，请刘备帮助他。

刘备告诉刘璋，准备离开四川，亲自前往华中，策应孙权，或是与孙权夹击曹操的大军，请刘璋给予大力支持。刘备并且向刘璋说明理由：孙权不能不救，倘若曹操把孙权消灭了，那他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随时以全力侵犯益州。到了那个时候，益州就很难挡得住曹操。所以，必须现在赶紧去救孙权。至于张鲁，刘备认为此人并无大志，只想保持汉中郡的地盘，没有并吞益州的野心与胆量。

刘备同时报告刘璋：关羽在荆州，也需要他去救。曹操的大将乐进，正与关羽在襄阳西北的青泥河对峙。乐进倘若得胜，就会转军西向，来打益州。这个威胁，比张鲁的威胁严重得多。

刘璋的反应很冷淡。刘备也不过是请借一万名兵士与战具军粮，刘璋却只肯拨付四千名兵士，与四千人所需要的战具军粮。刘备不能嫌少，也不能说走不走。于是，全军做出一副即将开拔的样子。刘备是真想走，还是并不想走，而仅仅作一个姿态呢？我们看不清楚。当时张松也看不清楚。张松写了一封信给刘备，劝他不要走。

张松在信里向刘备说：“现在，我们想办的大事快要成功。您为什么要丢下了这里而走呢？”

不幸，这一封信被张松的哥哥张肃看见了。张肃一则是极忠心于刘璋，二则是在主张上一向亲曹，就不顾真兄弟之情，向刘璋告了密。

刘璋立刻就下令，把张松抓来杀了。这一杀，闯下大祸。刘备因张松之被杀而知道自己对益州的企图已经暴露，没有可能再与刘璋和平共处。刘备很明白，即使撤军离开益州，刘璋也不会让他与他的部队好好地走。于是，二刘之间的战事成为无可避免。

倘若刘璋不杀张松，刘备也许会带他的兵回荆州。我这个“也许”，是建筑在刘备过去的仁义作风上，他一生注重仁义。

“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对刘表与刘琮他均未下过辣手。诚然，诸葛亮《隆中对》之中的，兼取荆益二州的政略，他曾经接受过；诚然，他这一次应刘璋之邀而进入益州，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于适当时机夺取益州之意。然而，他内心中的利与义的冲突是一直存在着的。否则，他何以不在刘表生前夺取荆州，又不在刘表死后，刘琮降曹之时，对刘琮作致命的一击（他的将士，人数虽少，却远非刘琮的部下所能抗拒）？

张松确是误了大事。张松不应该写那么一封不必要的信（有话，尤其是像这样重要的话，应该走到葭萌去当面向刘备讲，怎么可以写信？写了信则一定是委托他人代送，那末，虽不必哥哥张肃发现，也可能被代送此信的人出卖）。

张松与法正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很成问题的。不论他们的借口如何，他们对刘璋是百分之百的不忠。

刘璋对法正未加重用，法正不应该因未被重用而出卖刘璋。君子与小人之别，正在于此。君子的处世，是有原则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合而仍留，那就该留得很有道德，所谓“为贫而仕”，按照听受的待遇而出力，不必贡献全部的力与智。这叫做，待我以众人，则以众人之身份报之。

上边把我看成了庸碌之辈而不予重用，我只能在下列两种办法之中选择一种：一、不就此职，或辞去此职，在别处另找知己。二、忍气吞声，埋头苦干，做出值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同时，骑马找马，注意更好的工作机会。倘若，既已就职，又不辞职，天天大发牢骚而不肯勤于工作，同时又把职务上的机密，卖给长官或雇主的竞争者，甚至勾结长官或雇主的敌人，卖主求荣，那末，不是小人是什么？

我因此要给法正与张松一个千年以下的“论定”：这两人是小人。

法正早该离开益州。他不离开益州，每月照拿刘璋发给他的薪水，却暗中勾进来刘备，把益州卖给刘备！他不是小人，是什么？他而且是小人之中最坏的。

张松，并不曾被刘璋冷落。他当了益州的“别驾”，在地位上仅次于州牧与“治中”，刘璋有什么地方对不起这个张松呢？法正出卖刘璋，已经该死；这张松以别驾的身份而出卖刘璋，更是该死、死有余辜。也许有人会说，刘璋是不值得法、张二人对他效忠的。那末，法、张二人，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刘璋？另有一些人，被《三国演义》的纯主观的叙述所迷，以为只有刘备才是值得全中国的人所效忠的对象。小人而能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就不再是小人；君子而站在与刘备相反的立场，就不再是君子。

老实说，我个人连刘备本人都不完全佩服。他一生固然做了不少使得我佩服的事，例如救孔融于北海国被黄巾围困之时，对关、张二人的义气始终如一，屈身三顾茅庐，虚心向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才俊请教（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没有一个刘备来拜访我。现今活到七十一岁，仍旧没有一个刘备上门）。然而，刘备不是圣人，所以也做了若干难以叫我佩服的事，例如，被吕布偷了徐州，不惜厚着脸皮，倒转来向吕布投降；每逢军事失利，就把老婆、儿子一齐丢掉，只顾自己逃命，等等。

刘备不仅不是圣人，而且不是贤人，甚至有时候连英雄都不是。单就夺取益州这件事而论，人家骂他“枭雄”，一点也不冤枉。

依我，刘备该怎么办呢？上策是：为而不有。进入益州以后，劝刘璋下决心，以益州为反曹运动的根据地，广揽天下英雄志士，以有计划的步骤，东联孙权，北取汉中，西结韩遂、马超，第一步椎进到函谷关；第二步请孙权同时出兵，夹击曹操，直捣许县，救出汉献帝。刘备不仅必须言行一致，绝对不盗窃刘璋的益州地盘，而且应该始终以首功让给刘璋，于大功告成以后请汉献帝给刘璋以重赏，自己呢，不妨退隐田园，或留在京城，作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所谓大隐于朝）。

中策是，在进入益州以前，就拜托法正、张松之流，代向刘璋把话完全说得明明白白：“我愿意来益州，帮宗兄（本家哥哥）打张鲁，希望宗兄了解两点：（一）我需要足够的兵力与给养；（二）我不是一个以打平张鲁为满足的人。我的志愿是打平曹操，振兴汉室。宗兄在我打平张鲁以后，不妨派人接管汉中郡。汉中郡应该属于益州牧管辖，但是宗兄必须承诺，在我由汉中继续北进，攻取陈仓（宝鸡）以及长安之时，给我以十万兵与给养。否则，我倘若没有由汉中郡进一步对曹操作战的可能，我只得留在荆州，另作准备，请宗兄原谅我无法抽身。打张鲁的事，请宗兄另找別人帮忙。”

下策是：不接受刘璋的邀请，也不理会法正，干脆始终与刘璋为敌，从荆州进军攻打益州。这一个策略，执行起来相当吃力。因为，攻益州是仰攻，对方的守军不仅是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然而，这虽则是下策，却仍不失为一种策略。这至少是一种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的行动。

比下策更不如的一种办法，便是：先和刘璋做朋友，答应替刘璋打张鲁，接受刘璋的礼遇和厚待，而终于突然翻脸，以怨报德、杀害刘璋的爱将畅怀与高沛二人，不践言向北进军打张鲁，反过来向南进军打刘璋。这是一种什么作风？也许有《三国演义》的读者，还要替刘备辩护，说：“刘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为了打曹操，不可没有益州这大块地盘。为了取得这一大块地盘，只好暂时对不起刘璋一下了。”

我也读过《三国演义》，我也认为刘备比曹操好，而且好得多。但是，我绝对不赞成刘备或任何人，只顾目的，不挥手段”。目的是正义，而手段与正义相反，如何说得过去？并且，用反于目的之手段，以求达到反于手段之目的，又怎么能够达到？古语说，“南辕北辙”，正是指的这种作风。

我并不是一个拥护刘璋的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打刘璋未尝不可，然而不可以于做了朋友以后才打。

刘璋在杀了张松以后，随即命令各地将领，不再把公文送交刘备，刘备召见刘璋的白水军的司令杨怀与将军高沛，骂了他们一顿，将他们斩首。

刘璋、刘备成了仇敌。刘备一面派遣黄忠与卓膺，带兵向涪县（绵阳）前进；一面亲自冲进白水关，接收杨怀与高沛所遗留下来的白水军，先叫白水军的军官与兵士每人都把家眷留下来当“人质”。然后就率领这些军官兵士，开到涪县，与黄忠、卓膺二人的部队会合。

涪县很快就被攻下，刘璋的主力退守绵竹县。刘璋加派一个姓李名严的人，做守城的“督”。这李严守了不久，就伙同费观等人向刘备投降。

刘备进一步包围雒县（四川广汉）。围了差不多一年，破不了城。守城的是刘璋的大将张任。张任的部队，射死了刘备的两个“军师中郎将”之一：庞统（另一位军师中郎将是诸葛亮，留在荆州）。

刘备派人叫诸葛亮赶快来，也叫张飞、赵云同时来。

这时候，张飞、赵云的军阶，都比请葛亮高（年纪也比诸葛亮大得多）。不是诸葛亮率领他们二人，而是他二人也奉了刘备之命，与诸葛亮同来（我在1949年写“新三国”的时候，把这一点写错。《三国志·赵云传》也错）。

张飞在当时的军阶，是征虏将军；赵云的军阶，是牙门将军；诸葛亮的军阶，是次于将军一级的“中郎将”，叫做“军师中郎将”（其后，打下了成都，诸葛亮才被升为“军师将军”）。

张飞而且是已经受封为亭侯，可以称孤（曹操、孙权、刘备等人，都自称为孤。凡是封了侯的人，都可以自称为孤。封了王的人，常常自称“寡人”。三公级的官，也自称为孤）。

张飞不仅封了侯，拜了将，也当了太守，掌握实权。他是荆州的宜都郡太守。荆州本没有这么一个宜都郡。刘备因人设政，划出了南郡的西部几县，成立了这个宜都郡，郡治设在今天湖北宜都县的西北。

赵云也不仅是牙门将军，他一度当了桂阳郡太守。刘备在离开荆州，前往益州之时，把他调回公安城，当“留营司马”，对孙夫人及她的男女卫队监视（孙夫人回江东企图把阿斗抱走，他会同张飞，用武力强迫孙夫人留下了阿斗）。

张、赵与诸葛亮，都是直接隶属于刘备，军阶虽有上下，指挥权是彼此不相统属的。请葛亮的学问好、办法多，张、赵二人极尊重他的战略意见，却是事实。

三人带了不少的兵，只留下不太多的部队，由关羽坐镇荆州。关羽身边，没有什么文人，只剩下一个马良（马良是马谡的哥哥，比马谡有学问）。

张、赵与请葛亮率军浩浩荡荡地进入益州，抵达江州（重庆），与刘璋的巴郡太守严颜，打了一仗，俘虏了严颜。张飞骂严颜：“我们的大军已到，你为什么不来投降。”严颜回骂：“你们来侵夺我们的益州。益州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张飞大生其气，叫左右把严颜拖出去砍了。严颜却并不害怕，也不生气，从容不迫地向张飞说；“砍头就砍头。你生气干什么？”张飞听了，有点惭愧，气也消了。对严颜生出了佩服之心，就吩咐左右，把严颜释放。而且聘请了严颜当自己的“宾客”（相当于今日的顾问参议）。

占领了江州以后，诸葛亮陪张飞走北路，赵云走南路，目的地是雒县。张飞所走的北路，可能是溯涪江而上，指向西北，经过今日的合川、遂宁、三台，转向正西，以便帮助刘备围攻雒城。

赵云所走的，是先向西南，溯长江而下，占领江阳（泸州）。转而向北，经今日的内江、资中、简阳。他们三人未曾到达雒县之时，刘备已经攻下了雒城，转攻成都了。

张飞、赵云与诸葛亮所率领的大军，与刘备所直接统率的部队会合，把刘璋紧紧地困在成都城。

忽然，马超派人从汉中来找刘备，表示愿意来益州投奔他。

刘备大为高兴，向左右说：“有马超肯来，益州等于是已经拿下来了。”

马超是今日陕西的中部偏西的扶风（郡）茂陵县人。他的父亲马腾，原为汉朝政府的地方官，参加了凉州韩遂等人的“造反”，其后与韩遂闹翻，向曹操投降，到了许县，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为九卿之一：卫尉。马超却在建安十六年仍与韩遂等人合作，“十部俱反”，打进渭河流域的关中（包括长安），前锋占领潼关。曹操亲自带兵来抵挡他，将他打败。他回师凉州，后来又由凉州逃往汉中，依附张鲁；张鲁一度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张鲁的左右却对他很排挤。因此他才在建安十九年动了前来益州、投奔刘备之念头（父亲马腾与所有留在许县的马家大小人口，都已经在建安十六年马超再度造反之时，被曹操杀掉）。

马超带领了他的残余的少数军队，来到成都郊外，拜见了刘备与张飞、赵云、诸葛亮、黄忠、卓膺等人。刘备分了很多兵给马超，叫马超把这些兵改换服装，在外表上成为凉州的胡人的样子。

刘璋在成都的城里，接到城墙上守望兵士的报告，说马超带了许多的凉州胡人部队来，十分害怕。

刘璋决定向刘备投降。他的左右说：“城里的精兵还有三万，粮食还够吃两年，为什么要投降呢？况且您父亲与您，两代的益州牧，都对老百姓极为宽厚。老百姓与文武百官，都愿意和兵士一致作战，情愿为您而死。”

刘璋说：“不必了。我与先父做了益州的长官二十几年，并没有什么恩德施给百姓。最近这三年（从建安十七年到建安十九年），与刘备兵连祸结，军民死了很多，都是为我而死。我怎么忍心再叫成都城內的这些人又死呢？”

于是，他开城投降。刘备对他也颇能留一手，不仅不将他杀害，而且送他与家眷到荆州公安城去住，叫他把私人的财宝完全带走。又准他仍旧佩带“振威将军”印绶（这振威将军的名义，是以前曹操用汉献帝的名义颁给刘璋的）。

京剧之中有《取成都》一出，很精彩。其中，刘璋所唱的一段，把刘备骂得惨，而且预言了将来刘备的儿子阿斗也会向别人投降。戏里的刘璋，在听到刘备下令“摆酒相送”之时，唱出以下的一段动人的话：“听说一声要饯行，好似狼牙箭穿心。舍不得成都江山美景，舍不得西川老少子民。含辈忍泪换衣襟，辞别宗兄就要登程。”刘璋继续向他的宗兄刘备唱出讥讽性的祝福词句：“但愿你在此多安稳，但愿你在此享太平，但愿你曹贼早灭尽，但愿你把东吴也要扫平。辞别宗兄跨金镫，孤临行不把别的愿……但愿你后代儿孙，莫要照我一样行”（以上的唱词，是李景武先生得自北京的名票友、同仁堂掌柜周子衡老先生的传授）。

刘璋到了公安城以后，生活得平淡而安宁。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在暗中降了曹操，袭击关羽，夺了刘备在荆州的南郡、武陵郡、零陵郡。于是，在公安城的刘璋入于孙权的掌握。孙权任命他为“益州牧”，给他一些兵，叫他驻屯在秭归县。这算是帮他对刘备出了一口气，虽则他不曾能够因此而打回益州。

不久，刘璋病死；孙权叫他的儿子刘阐当益州刺史；其后，调刘阐去江东，担任吴国的御史中丞。

刘备在送走刘璋以后，摆了酒席，请全体军官与士兵大吃特吃。对于特别有功劳的朋友与部下，他另给极多的金银、粮食、布帛（布是麻布，帛是丝绸。那时候木棉与草棉均还不曾被传到中国来）。

常璩在《华阳国志》里面说，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这四个人每人都被刘备赏了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锦缎一万匹。其余黄忠、赵云等人，所得到的赏赐，多少不等。

庞统没有福气，已经在攻打雒县之时，中了流矢，阵亡。这时候，赏赐没有他的份。但是，他的父亲，也已经被刘备于他阵亡之时，拜为“议郎”，不久又升为“谏议大夫”，得到了优厚的“干俸”（谏议大夫无须办理什么公务）。庞统的儿子庞宏，后来也做官，做到了涪陵郡太守。庞统本人，被追赠为“关內侯”。

诸葛亮在这一次夺取益州的事情上，可算是“首功”。最先向刘备建议拿荆益二州的，是他；偕同张飞、赵云二人，用他的战略构想使得这二人分别扫平了川北、川南两条通往雒县与成都的大路的，也是他。

刘备不仅给了诸葛亮以如此多的金银绸缎，而且升他为“军师将军”，把自己“左将军府”的一切军政事务，都交给他管（其后，刘备东下荆州，支持关羽抵抗鲁肃。又北上今日的甘肃、陕西，与曹操争夺汉中。都是以坐镇后方的重任，付托给诸葛亮）。法正在《华阳国志》的这一段文字中，名列第二，是刘备夺取益州的第二功臣，赏赐的数量也与关羽相同。为什么呢？因为，倘不是法正作了“内应”，刘备就只有从荆州硬打进来了。

法正这个人，是个小人，有聪明而不正用。然而就刘备的立场来说，法正却是一名不得不予以重赏的大功臣。

关羽、张飞是两位忠心耿耿，从一开始便追随了刘备的“熊虎之将”；在感情上他们和刘备也确是有如同胞兄弟，虽则未必如《三国演义》所说，正式结拜了一番。他们两人既然和刘备同尝了十几年的苦，这时候当然应该和刘备同事富贵。单就这一次夺取益州的事情而论，关羽留守荆州，张飞席卷川北，功劳也确实很大。

此外，马超、黄忠、赵云功劳都不算小。马超被任命为“平西将军”、“督临沮”。所谓“督临沮”，是指挥驻扎在临沮的军队。临沮是荆州南郡的一个县，在今日湖北省当阳县的西北。

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做了汉中王，把自己左将军的官职交给马超。

刘备在章武元年做了皇帝，又把马超从左将军的名位升为“骠骑将军”，同时叫他兼领凉州牧，封他为“斄乡侯”。次年，他得病而死，年龄仅有四十七岁，很可惜。

黄忠于夺得益州之时，被任命为“讨虏将军”；战胜了夏侯渊以后，被升格为“征西将军”。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做汉中王，又把他更升一格，为“后将军”，与关羽、马超、张飞并列。关羽是前将军，马超是左将军，张飞是右将军。

赵云功劳虽大，却不在这前后左右四位“二级上将”之列（汉朝第一级的上将，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赵云在《三国演义》之中，是“五虎将”之中的第三位，比马超、黄忠高。他在《三国志》之中的名次，却列在马超、黄忠之下。

刘备取得益州，给赵云的名义只不过是一个“翊军将军”。原因何在，很难查考。但这种不三不四的将军名义，糜竺、简雍、孙乾都获得了。这三人分别做了安汉将军、昭德将军、秉忠将军。赵云到了刘备死后，才被诸葛亮先后提升为征南将军、镇东将军。

糜竺、简雍、孙乾，都是有功的人，却难与赵云相比。

糜竺是徐州东海郡朐县人（朐县在江苏省东海县之南）。他是当地的一大富豪，从祖先以来就垦殖了海上的一个大岛（郁岛），有成万的“家僮”。他当过徐州牧陶谦的“从事”，于陶谦死后到小沛迎接刘备来继任徐州牧；在刘备被吕布袭击，失掉了家眷以后，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奴客”两千人陪嫁。其后，他做了刘备的“从事中郎”（称为“左将军从事中郎”）。夺得益州以后，就被升为将军级的“安汉将军”，却并没有部队供他指挥。

简雍是涿郡人，刘备的小同乡，从少年时就在一起。他也当了“左将军从事中郎”。他第一次立功，似乎便是在这一次夺取益州之役。是他，做了刘备的说客，冒险进入被围的成都城，劝刘璋投降。刘璋接受他的劝告，就和他同乘一部马车，开了城门，来到刘备营中投降。刘备于是任命他为“昭德将军”。

孙乾是青州北海国人，是刘备当徐州牧之时的“从事”，其后跟随刘备投袁绍、投刘表，也与糜竺、简雍一样，做了“左将军从事中郎”。益州被刘备拿到手，这位孙乾由“从事中郎”而升为所谓“秉忠将军”。

赵云的将军等级，与糜、简、孙这三位“帮闲”的朋友差不多。我十分为赵云抱屈。

也许有人会说，赵云的将军头衔“翊军”二字，和法正所获得的“扬武”二字比起来，很相仿佛；比起什么“安汉”、“昭德”、“秉忠”，要高一些。这真是什么话？我们怎么可以把英雄本色的赵云，和小人法正混为一谈呢？

我一向对于刘备的为人，颇有保留。他的若干长处，我承认。他的某些作风，我深深感到不足为训。

他不仅任命法正为什么“扬武将军”（扬的什么武），赏了法正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而且叫法正做蜀郡的太守，继许靖之任。

许靖是在刘璋投降之前以刘璋下面的蜀郡太守的身份而企图爬出城墙，率先独自投降的。这个人的人格，也甚无足取；却比法正要略为好些。刘备看不起他，不让他再做蜀郡太守；所选定的继任人选，却是那比许靖更坏的法正。

许靖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名士，豫州汝南郡平舆县人，许劭的堂兄。许靖在汉灵帝的朝廷中当过尚书郎，于董卓执政以后先后投奔豫州刺史孔伷与扬州刺吏陈讳、会稽太守王朗。会稽被孙策吞并以后，王朗逃往东冶（福州附近），许靖逃往交州，接受交趾郡太守士燮的礼遇。他在交州曾经写信给曹操，对曹操表示好感。若干年以后，他离开交州，来到益州，做了刘璋的广汉太守，转任为蜀郡太守。

法正向刘备说：“您看不起许靖，是对的；但是外州的人不知详情，还以为您度量小，容不了他这样一位名士。您总得赏他一个差使。”于是刘备就任命许靖做“左将军长史”（长史是秘书长）。

蜀郡以外，其他几个郡的太守是：巴西郡，张飞；犍为郡，李严；巴郡，费观；益州郡，董和。益州郡的益州两个字，容易与益州的州名相混（益州郡是今日的云南省）。益州的牧，刘备自兼。

州政府的治中与别驾，很重要。刘备分别以彭羕与王谋担任。州政府的西曹，刘备请出了一位不肯出来的刘巴，做“掾”。

刘巴是荆州零陵郡人，一向不佩服刘备。刘备夺得益州以后，他闭门不出，刘备下令给将士不许伤害他。他终于出来，做刘备的西曹掾。这时候刘备闹穷，因为库存都已赏了诸葛亮等人。刘巴建议，铸造“当百”的大钱，这才济了刘备的燃眉之急。

二一、曹操收降张鲁

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冬天占有益州，不仅引起了曹操的不安，也激怒了孙权。

孙权之所以愤怒，是由于四年前刘备曾经阻挡他由荆州进取益州，借口刘璋是宗兄，替刘璋向孙权求情。现在，刘备自己却偷得了益州，显然是以前有心欺骗了他孙权。

孙权忘记不了鲁肃所描述的，刘备在长坂坡被曹操追击了以后的穷无所归，一副落魄样子。孙权更忘记不了，倘不是他情愿冒险，派周瑜、程普溯江西上，对曹操孤注一掷，这刘备早就性命难保。这刘备，保住了性命，又获得南郡对岸的武陵郡孱陵县，在该县建筑了公安城，居然又有了一个小小的局面，却又乘着周瑜忙于对付在江陵的曹仁，突然收降了在湖南的四个郡。如今，加上了益州，羽翼越来越丰满，比他孙权的威望高。孙权于愤怒之中，带有嫉妒。

于是，派了鲁肃带三万兵到今日的湖南，在益阳附近与关羽对垒。刘备自己见到形势不妙，亲自率领了五万兵，准备万一翻脸，就大干一场。幸亏鲁肃深知孙、刘之宜合而不宜分，使得孙权和刘备达成了以中分荆州作为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曹操的对策，是先打张鲁，占领汉中，再由汉中南下，打进益州，以泰山压顶的气势消灭刘备。

张鲁显然不是曹操的对手。曹操带兵在建安二十年三月出发，经过陈仓（陕西宝鸡）而并不南下，先向西走出散关，于五月间击破在河池（徽县）的氐人之王窦茂；凉州的造反者首领韩遂，由金城（兰州）逃去了西平（青海西宁），被他的同伙杀了，把头颅送给了曹操。

曹操这才转过头来，到汉中解决张鲁。

汉中郡的名称，早巳彼刘璋的爸爸刘焉，改为汉宁郡。张鲁也曾经被部下拥戴为“汉宁王”。幸亏有一位功曹（科长）阎圃，苦劝他不可称王；称了王以后，便和汉朝政府永久不能妥协。自称为“师君”，可以；同时自称为“汉宁太守”，也可以。况且，早在刘焉之时，刘焉曾经向汉朝政府保荐他做了什么“镇民中郎将”。

阎圃认为，张鲁不特在宗教的圈子里，仍旧自称为“师君”；在政治的圈子里却仅仅标出一个“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已经很够了。

张鲁接受了阎圃的忠言。因此，在曹操率领大军来到了的时候，心里一点不害怕。他知道，本人既未自称什么“汉宁王”，而仍是汉朝的一个中郎将兼太守。曹操不能把他当作一个造反者来治罪。而且，曹操一生以招降纳叛为作风，也许会对他不仅不惩罚，反而升他的官。

因此，张鲁一肚子装满了投降思想。

他的弟弟张卫，坚决反对。张鲁拗不过张卫的意思，就准许张卫姑且抵抗一下。

张卫选定了（陕西褒城县西北的）阳平关，作为防御阵地。沿着关的两旁，造了十几里长的小长城，把各座山头连在一起。这一座小长城，张卫集中了几万兵士来守。

曹操来到，攻了三天，竟然攻它不下。

过了三天，张卫的小长城却忽然入于曹军之手。是曹操用夜袭的方法把它攻破了的吗？颇有可能。这是《三国志》“魏’的部分，《武帝纪》中的说法。

郭颁在《魏晋世语》中说，曹操于攻了三天攻不下以后，本已决定撤退。他的“西曹掾”韩谌，劝他坚持。郭谌说：“部队已经进入敌人境内如此之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退便不可收拾。进，颇有胜利的可能。”曹操仍旧有点狐疑。

就在“西曹掾”郭谌进言的那一天的夜里，《魏晋世语》继续说，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一、有几千只麋鹿，走进了张卫的军营，弄得阵容大乱；二、曹军的前锋部队，走错了路，走进了张卫的军营里（在历史上，敌对两军因迷路或大雾而走到了一起的情形，每每发生）。曹军的一个中级军官高祚，想把自己的部队集合起来，以免零零落落地在敌人营中被消灭，于是大擂其鼓，大吹其牛角制成的“号”。这一来，竟然引起张卫大恐慌，以为曹军有一大批人冲了进来。结果，张卫投降。

《魏晋世语》的说法，与《魏名臣奏》之中的一篇董昭所上的表，颇能符合。董昭说，曹操攻阳平关攻不下来，很灰心。他叫夏侯惇和许褚，把上山仰攻的部队撤回。夏侯惇和许褚依令行事，撤回了部队的大部分，却有少数的前锋这时候因为迷路而进入了张卫的军营，把张卫的兵吓跑。曹操得到消息，就挥军前进，占了阳平关。

又有一种说法，以为进言的人不是“西曹掾”郭谌，而是“主簿”刘晔。这一种说法，见于《三国志》“魏”的部分《刘晔传》（“主簿”，相当于“秘书处处长”，在实权上小于“西曹掾”。丞相官的最高的幕僚是“长史”，等于是“秘书长”，下面办文书的，是“主簿”及其僚屑，管行政的是东西两曹，每曹有一个掾，不妨翻译为第一处处长与第二处处长）。

总而言之，阳平关是被曹操拿下来了。张卫于投降以后，被曹操下令斩首。

张鲁听到张卫失利的消息，立刻就想出来投降。阎圃劝他不可如此性急。这个时候投降，一定被曹操看不起（当时的不成文习惯法是：不曾交锋而早日投降的，免死；交锋了以后，尤其是被围城了以后，才投降的，就凶多吉少；至于，到了城破以后才投降，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张鲁倘若立刻投降，不至于像张卫那样身首异处；然而，也不会得到什么官爵。

阎圃建议给张鲁：不妨逃入大巴山之中，依附山里面的少数民族的领袖杜灌、朴胡等人，做成一种抗拒到底的姿态，然后派人向曹操谈和平解决的条件。张鲁认为此计很妙，便依阎圃之计而行。

有人劝张鲁，把堆积在汉宁郡郡治的财宝与粮食一齐烧光，以免被曹操占了便宜。张鲁不肯，反而贴上封条，静候曹军接收。果然，这件事深得曹操嘉许。

曹操不等待张鲁的代表来洽降，就先派使者迎接张鲁。张鲁也就率领全家妻子儿女，出来叩头。使者奉了曹操的命令，以汉献帝的名义，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为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与阎圃，也都被封为“列侯”。

曹操可算是仅仅打了三天加一个夜晚的仗，便获得了汉宁郡一大片的地盘。

他把汉宁郡的名称，恢复为汉中郡。

张鲁的女儿，曹操聘了作媳妇，给儿子曹彭祖为妻。于是，张鲁又升高一格，成了曹操的亲家。

张鲁的这一个女儿，是否以前被张鲁想嫁给马超的那一个？我们无法查考。我们仅仅晓得，《水经注》这部书里，说到汉水之南，有所谓“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山下有“女郎庙”。在女郎冢与女郎庙之间有“女郎道”。这个“女郎”，所指的便是张鲁之女、曹彭祖之妻。

《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八，抄录了一块南郑城的碑，碑文对张鲁大捧特捧：“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嫔。”

曹操获得了庞大的汉中郡，下令把它一分为三：除了核心部分仍叫做汉中郡以外，新设一个西城郡与一个上庸郡。西城郡以（城固之东的）安阳县与（兴安西北的）西城县为主，上庸郡以（白河县东的）锡县与（竹山东南的）上庸县为主。汉中郡与西城郡均设太守，上庸郡不设太守，只设都尉。

这三个郡必须有人总管军事。这个总管军事的人，曹操选了夏侯渊。在夏侯渊之下，曹操加派了张郃与杜袭。

夏侯渊是豫州沛国谯具（安徽亳县）的人氏，与曹操是小同乡，从少年时代便在一起，交情极好（有人说他们二人，原是堂房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这个说法，站不住，因为，曹家与夏侯家，在曹嵩以后曾经互为婚姻。我个人的看法是：曹嵩虽不是宦官曹腾的亲生子，却极可能是曹腾的同胞兄弟之子）。

曹操年轻时候，在家乡行为不端。犯了法，该坐牢。夏侯渊把罪行供认是自己干的，因此而代替曹操坐了牢。不久，曹操却也出了全力，使得地方官把他从牢里释放出来。这一件事，我在以前叙述“曹袁之争”的时候，已经提到过。

曹操起兵，参加讨伐董卓，以及对袁术、吕布等人作战，夏侯渊一直跟随曹操，先后做了曹操下面的“别部司马”、骑都尉、陈留太守、颍川太守。曹操打平了袁绍，夏侯渊的军阶升到“督军校尉”，专管兖、豫、徐三个州的军粮。此后的几年，他不断地替曹操打仗，打平了不少的各地对曹操“叛变”或“造反”的人；泰山郡的昌豨，济南郡的徐和，庐江郡的雷绪，太原郡的商曜，右扶风（郡）的隃糜县与汧县的氐人，安定郡的杨秋，终南山的刘雄，凉州的马超、韩遂、宋建。

这些被夏侯渊击溃或消灭的人，情形各不相同：昌豨与雷绪，是地方上的领袖，受了刘备的策动而起兵兴汉讨曹的。徐和是黄巾小首领。商曜是什么样子的人，无考。杨秋，很像是马超的朋友。刘雄是地道的土匪，有人说他不叫做刘雄，而叫做“刘鸣雄”。鸣雄的意思，是喊叫起来像雄鸡；这两个字不是真名，而是“绰号”。马超、韩遂，毋庸介绍。宋建，是割据了“袍罕”一带三十几年，自称“河首平汉王”的一位土豪。袍罕，在今天甘肃省导河县。

夏侯渊消灭宋建，是在建安十九年。次年，他带了凉州的将士与诸侯诸王，到一处叫做“休亭”的小地方，与曹操的大军会合，打平了张卫，收降了张鲁。

曹操先后升他为“行都护将军”、“征西将军”，留他在汉中坐镇，总管一切，自己回了邺县。

邺县属于冀州魏郡，本是袁绍大本营的所在地。曹操击溃袁绍，消灭袁尚以后，渐渐把这个邺县作为自己大本营的所在地，对许县不再重视。

建安十八年五月，他以汉献帝的名义，封自己为魏公，划魏郡及冀州的其他九郡，为魏国的领土。

这魏国与汉朝景帝以来。所有的诸侯国都不相同：魏国内部的行政，由魏公自己管，而不归汉朝的朝廷管。

到了这一年（建安十八年）的十一月，曹操索性又在魏国的都城邺县，另设一个“魏国的朝廷”，有尚书令、侍中与六个卿。

他早就目无汉室。汉朝自从汉高帝不许异姓为王以来，为“公”的只有一个王莽，这奸臣曾经逼了他的傀儡皇帝封他为“公”（安汉公）。曹操在“自封”为魏公之时，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在历史上与王莽并列了（“公”有两种：有封邑的公，是诸侯；没有封邑，而只是在朝廷中官位甚高的三公之公，不是诸侯，没有封邑。三公在周朝是司徒、司马、司空；在汉朝初年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太师、太傅、太保，是“三孤”，比三公高）。

曹操这一次收降了张鲁，并吞了汉中，不肯听司马懿的话，继续向南，越过大巴山，打刘备，而匆匆忙忙留下了夏侯渊，便回到魏郡的邺县去，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把自己再升一格，由魏公升为魏王，他叫华歆等人准备了一番。在建安二十一年五月准备完成，用汉献帝的名义颁了一道诏书给他。说他“勤过（后）稷（大）禹，功侔伊（尹）周（公）”，不把他晋封为王，就不能够“答神袛”、“慰万民”。

司马懿是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的人氏。这时候在曹操面前当“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用欺骗与武力胜了刘璋。蜀郡等地的人，心中不服。刘备自己又亲自带兵去了荆州，向孙权争夺江陵。曹操倘若在这个时候进攻，刘备的部队一定瓦解。

曹操回答司马懿说：“人倘若不知足，便要吃苦。我已经得了陇，难道还希望有蜀吗？”

曹操的另一位主簿刘晔，也劝曹操立刻进兵取蜀。曹操仍旧不听（主簿的职位，相当于秘书处处长，而并非完全相同于秘书处处长。主簿可以有两个或更多，而今日的秘书处处长只能有一个，其余的只能称为副处长）。

曹操把刘备的能力估计得不高（虽然当年曾经在许县为了拉拢刘备，说刘备是英雄，除他本人以外的唯一的英雄）。因此，曹操觉得留下了夏侯渊，加上张郃与杜袭，便足够对付刘备。

杜袭是一个文人，出生在豫州颖川郡定陵县，这时候在曹操下面当丞相府长史（秘书长）。曹操给他以“驸马都尉”的官衔，叫他主持汉中三郡的政务。他待老百姓很宽厚，有八万多逃到了山里去的人听他的话，从山里面出来，搬家到洛阳与邺县去。

张郃是冀州河间郡鄚县人，在冀州牧韩馥下面当“军司马”，打黄巾有功；其后在袁绍下面升到了“中郎将”一级，投降曹操，被曹操拜为“偏将军”，打了不少的仗，升为“平狄将军”。夏侯渊打马超与宋建，他是夏侯渊的得力帮手。

曹操叫他也留在汉中，和夏侯渊在一起。他带兵越过大巴山，深入巴东、巴西二郡，用说服或胁迫的方法，搬出了几万人口，向汉中郡的方向移动，走到（今日四川渠县之东的）宕渠山，被张飞挡住。两军相持了五十多天，张飞获胜。张郃率领残部，回去了汉中郡的郡治南郑县。

张飞在宕渠山的崖石上，留下了一块碑，字写得十分雄壮，文句也极其有力：“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宕渠，立马勒铭。”有人以为这是他的秘书写的。我认为，当秘书的先生们另有所长，写不出这样的碑。这样的碑，只有像张飞那样的大英雄，才写得出。

曹操接到张郃吃败仗的报告，不仅不处罚他，反而升他为“荡寇将军”，使张郃感激得五体投地。

此后，直至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大举向汉中进攻，曹、刘两军的接触不多。

建安二十二年十一月，刘备先对曹军作试探性的攻击，派张飞屯驻在（甘肃成县之北的）固山，另派吴兰率兵屯驻在（成县之西的）下办等处。曹操也派了曹洪与曹休来对敌。曹洪这时候是“都护将军”，曹休是“骑都尉”、“参洪军事”。

曹操吩咐曹休，“你虽然在名义上不过是曹洪的参军，实际上却是统帅。”曹洪知道了曹操有过如此吩咐，就索性让曹休主持一切。

刘军扬言，张飞屯在固山的兵，是作为切断曹军后路之用的。曹休告诉曹洪，倘若刘军真想叫张飞切断曹军的后路，便不会大肆宣传。“我们只要先打败了吴兰，张飞就会放弃固山而走。”次年（建安二十三年）三月，曹洪、曹休击败了吴兰，张飞果然撤了固山之兵而去。吴兰逃到氐人的部落里，被杀。

二二、刘备攻取汉中

刘备并不因为吴兰被杀、张飞退军，而放弃他的攻取汉中的计划。他自己也已经率领了十万左右的兵，到达前方，向着阳平关进军（当时的阳平关，在今日陕西沔县的西北，不在宁羌县的西北）。

在他左右当智囊的是法正。诸葛亮必须留在成都，坐镇后方。

刘备一举而占领了阳平关，在阳平关停顿了一些时候。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春天，带军队向南，渡过汉水的一个支流沔水，依着当地的山势，逐步向南移动，选定了定军山的山坡之下扎营。

夏侯渊不知是计，用了全力来冲刘备在这山坡之下新扎的营，没想到刘备已经在事先命令黄忠率兵埋伏在定军山山头之后。黄忠于曹军冲击刘军正冲得激烈之时，突然“乘高鼓噪”而下，给曹军以侧击与俯击。不仅把曹军杀得溃不成军，而且当场杀掉了作为曹军主帅的夏侯渊，连带也杀了曹操所任命的“益州刺史”赵颙。

曹操接到报告，亲自带了大军由长安经斜谷前来，准备与刘备拚个你死我活；很快，就到达了“遮要”。

刘备却不肯、也不敢与曹操拚，守住了阵地，说什么也不把自己的将士放出来与曹军交锋。

就这样，曹军天天喊打，刘军理也不理。两军相持了一个多月，刘备收获到心理作战的成果：曹军的兵士，纷纷逃亡，逃亡得一天比一天多。原因不是没有粮食，曹军的粮食多得很，而且后方也不曾被切断。原因是什么呢？是刘军的这一边懂得揭发曹操的真面目：“名为汉臣，而实为汉贼”。每逢曹、刘对垒，常常在曹的后方有人作刘的内应。以前，有昌豨与雷绪；以后，在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之时，又有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与人民，一齐起而响应诸葛亮的号召。

曹操决定下令搬军，走前，他说了一句“阿Q式”的聊以解嘲的话，“我本来就不相信刘备有如此的能力。他身边现在有了人才（所指的，是法正）。”

以前，他在赤壁乌林被孙刘两军烧去他的兵船，杀得他的军队狼狈而逃之时，他也说两句“阿Q式”的话：一句是：“船是我自己烧的。”另一句是：“孤不羞走（我并不认为退走是难为情的事）。”

曹操不仅撤退了他带来的大军，也下令所有滞留在汉中三郡的大小部队，一概离开。

于是，刘备占有了汉中三郡：原来的汉中郡，加上曹操所分设的西城郡与上庸郡。

汉中郡于定军山之战以后，立刻被占领；西城郡也没有什么抵抗。上庸郡远在今日的湖北西北部，曹操的太守申耽不肯望风而降。刘备派了养子刘封与宜都太守孟达，对申耽用武力威胁，申耽才终于投降。

刘备不仅仍叫申耽当上庸太守，而且也任命了申耽的弟弟申仪，当西城太守。刘封由“副军中郎将”被升为“副军将军”。另一个荆州的新设的郡房陵，也已经被孟达于攻击申耽以前，打了下来，房陵郡的太守蒯棋，死在孟达之手。

这一次定军山之役，倘不是黄忠把下山俯冲的作战命令，执行得有声有色，则刘备能不能获胜，大有问题。因此，刘备立刻把黄忠由“讨虏将军”升为“征西将军”。黄忠与刘备的关系，也慢慢地比得上关、张二人与刘备的关系了。

京剧之中的《定军山》，词儿好。它使得黄忠的英名，为将近两千年后的现代中国人所家喻户晓（美中不足的是：把黄忠描写成主将。他当时不是主将，主将是刘备自己）。

刘备一生打过了不少次的仗。真正是由他本人指挥所打胜的，次数不多。这一次定军山之战，是最精彩的一次。赤壁乌林之役，负责指挥主力（孙军）的，是周瑜。后来，攻破刘璋的雒县是围了很久才攻破的。在成都，并未破城，是刘璋自己开城投降。早年，帮陶谦守郯城，守住了。那只是与曹操的一次小接触。

二三、刘备称王

刘备在拿下了汉中、西城、上庸与房陵四个郡以后，声势浩大。同时，关羽在荆州，也准备得差不多完成，即将对曹仁进攻，争夺襄阳樊城。

当时的形势，似乎曹操已经走下坡路，夏侯渊全军覆没，他本人亲自率兵抵达遮要，竟然达不到与刘备交锋的目的而撤军，虽没有战败，也算是败。

刘备的左右与他自己，认为消灭曹操的时机，已经差不多成熟，而为了号召天下英雄与团结自己的部下，刘备不可以不称王。

刘备倒并不是最先有这个意思的人。他是“被动”的；不过，到了后来，他终于接受了左右的怂恿，于是“自称汉中王”五个字的贬语就被司马光等历史家，加在他的头上。

司马光及其助手，在他们所写的《资治通鉴》里面，对曹操相当客气。曹操之称“魏王”，也何尝不是“自称”？《资治通鉴》上的记载，却是“进魏公操爵为王”。至少就字面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汉献帝主动升魏公曹操为魏王。

刘备称汉中王，在事实上确是等于自称。而形式上是由马超、许靖等等一百二十个人联名上奏给汉献帝，说他们因为曹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僚，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所以“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备大司马。”将来，消灭了曹操以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诏擅封之）罪，虽死无恨。“

刘备同时也上了一张表给汉献帝，说：“群僚见逼，迫臣以义，……（臣）若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辄顺众意，拜受（大司马之）印，（汉中王之）玺，以崇国威。……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

一百二十人之中的领衔者，不是诸葛亮或关羽、张飞，而是马超。为什么？因为马超曾经是汉献帝朝廷正式封侯拜将的一员。所封的侯是“都亭侯”，所拜的将是“偏将军”（但是，在这一张表上所写的马超官衔，不是偏将军，而是刘备所给他的“平西将军”）。

马超之下，列名的人的次序，是许靖、庞羲、射瑷。然后才是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赖恭、法正、李严（李严以下的人，姓名没有被抄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面）。

许靖不过是“左将军长史”，挂了“领镇军将军”的虚衔，不曾封过侯，也不曾获得过许县汉献朝廷的官爵，何以名次列得如此之高呢？至于庞羲，简直是说不上有什么地位，只不过是一个“营司马”而已，比不上今日的副官处处长；射瑷，也只是上校参议之流：“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为什么这三个人，也列在请葛亮与关、张之上呢？

章学诚说：“殆不可解（差不多是无法解释的）。”我以为，可能执笔写这张表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许靖。而庞羲与射瑷和他私交不错，年纪也相当大。但是，这也不过是我的一种猜度而已（赖恭的姓名，很陌生。《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说他是荆州零陵郡的老前辈，为人仁爰谨慎，“不晓时事”。赖恭在当时的官衔，是“镇远将军”。他大概是从零陵，跟着刘备来益州的，由于是老前辈，所以也被年高而德不劭的许靖所接近）。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了请葛亮于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称帝之时，劝刘备不可违拗部下的攀龙附凤的愿望。诸葛亮引用了当年耿纯劝刘秀称帝的一番话：“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

刘备称帝，确是诸葛亮所竭力主张。称帝以前称王，是不是也由于诸葛亮主谋呢？待考。诸葛亮不曾陪刘备去汉中。在刘备身边的最重要的谋臣，是法正。这“自称汉中王”的事，很像是法正出的主意。

刘备举行称王典礼的一天，是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日。地点是（陕西沔县东南的）沔阳。马超、许靖等人设了一个坛常叫文武官吏排队，然后由领衔的人宣读上给汉献帝的奏章。读罢，就把一顶王冕，加在刘备的头上，也把一颗“汉中王玺”捧给刘备。

刘备在这“加冕典礼”完成以后，也宣读了自己上给汉献帝的表。

然后，刘备就任命“汉中王国”的文武大员，叫许靖做太傅，叫法正做“尚书令、护军将军”。太傅地位崇高，尚书令掌握实权，等于是汉中王王府的秘书长。刘巴当了尚书（于许靖死后继任为尚书令）。另一个很重要的职务是“侍中”，刘备任命了廖立。

廖立是武陵郡沅陵人，颇有才名，曾经被刘备破格提拔。在他年纪未满三十之时，就叫他当了长沙郡太守。孙权派了鲁肃、吕蒙在建安二十年前来荆州南部（湖南），争夺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之时，廖立不战而走，弃职脱逃，一口气达到了公安。刘备不仅不加以惩罚，而且叫他跟自己回益州，当巴郡太守。现在，刘备当了汉中王，又给他以“侍中”的位置。

诸葛亮是应该升官的。他升做了什么，《三国志·蜀书·请葛亮传》之中，没有记载。也许，刘备以为请葛亮已经有了很适当的职位：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不必再升。但是，左将军的名义，刘备于做了汉中王之时，就交给了马超。诸葛亮如何能留在所谓左将军府，给马超当部下呢？

重要的武官之中。赵云升做了什么，《三国志》也没有记載。有记载的，只是关、张、马、黄四人。他们分别作了前将军、右将军、左将军、后将军（汉朝以右为上，摆在左的前面）。

另一位武官，本来不太重要，却突然受了重任，有点像是当年刘邦礼遇韩信。这一位武官，姓魏名延，一生忠心耿耿，而《三国演义》的作者把他糟蹋得不像一个人，说他头上有一块反骨！事情的经过是：刘备做了汉中王以后，必须回成都处理全盘的军政事务，汉中王王府也自然要移设到成都去；不能没有一个可以坐镇一方的大将，留在汉中。大家以为，这个坐镇一方的大将的人选，一定是张飞。关羽坐镇了荆州，这坐镇汉中的任务，不给张飞给谁呢？结果，刘备却给了魏延！魏延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牙门将军”而已；出身也只是行伍的小兵。刘备为什么选中了他？因为他自从在家乡南阳郡义阳县在刘备的麾下当阿兵哥以来，不断地立有战功，说得上“勇冠三军”四个字。刘备不仅欣赏他的勇，也看出了他的“智”。他是的确具有大将风度，可以坐镇一方的入。

刘备升他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全军的人都大为惊讶。刘备当众召见他，问他：“我现在把这样的重大责任交给你，你准备怎么样办？”魏延说：“倘若曹操率领全国的军队来打，我就替大王抵挡。倘若曹操只派一个偏将，带十万兵来打。我就替大王把这十万兵吃掉了，吞下。”刘备听了，很高兴。这两句老粗口吻的壮语，也立刻使得军中的大小将士一致佩服。

魏延不仅是“勇猛过人”，而且“善养士卒”，能够获得士卒的心。刘备于众将之中，特别看中了魏延，可说是颇有知人之明（魏延其后也被诸葛亮十分信任；诸葛亮死后，才被小人杨仪谋害）。

我个人认为，刘备称王的事办得太早了一些。等到打胜了曹操，占领中原以后，称王就没有人批评，汉献帝也不会连一个王爵都不肯给他的。

他在拿下了汉中，就“自称”起汉中王来，事前事后，对孙权毫无安排；同时，关羽在荆州北部对曹军作战，也颇为顺利。孙权极想继续拉拢他而拉拢不上，十分感觉到不安全，就决计对他翻脸了。

二四、孙刘翻脸

孙权一向是对得起刘备的；不仅派了周瑜、程普，帮他抵抗曹操二十几万的大兵于赤壁乌林，不仅让他占了武陵郡孱陵县，造了公安城，不仅坐视他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与武陵郡的其他县；也不仅把亲爱的年轻胞妹，嫁给了他这个“年已半百”的老者。而且孙权又从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四年，对曹操常常作战。为了刘备而与曹操做敌人，前后整整十个年头以上。孙权对不起刘备么？

孙权与曹操在这十年之中所打的仗，比刘备对曹操所打的仗更多。孙权先是在建安十四年一方面叫周瑜在江陵猛攻曹仁，逼得曹仁放弃江陵，撤兵退守襄阳；另一方面又在（安徽无为县东南的）濡须口，亲自抵抗曹操的水陆联军。其后，孙权又在建安十八年正月抵抗曹操濡须口的第二次进攻；又在十九年五月与闰五月，夺取了曹操的皖城（安徽潜山）。在十九年秋天，抵抗曹操第三度的进犯，在二十年八月，孙权以全力攻击曹操的合肥，几乎在“逍遥津”送了自己的性命。到了建安二十一年的冬天，曹操发动水军陆军，以居巢（安徽巢县）为前进基地，来势汹汹，而孙权毫无投降之意，仍旧沉着应战，终于使得曹操本人不得不在建安二十二年三月退走，留下曹仁与张辽，在居巢改取守势。

孙权之所以与曹操结下了如此的不解冤仇，诚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与生命，却也的确可以把它记在刘备的账上。倘若不是在建安十三年为了救刘备而叫曹操在赤壁乌林丢了脸，曹操也不至于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大举讨伐，欲得他而甘心。

孙权也未尝没有取汉朝而代之的帝王思想；他对刘备的合作，也未尝不是暂时的互相利用，以对付一个强大的共同敌人；等到将来，倘若是曹操被消灭了，孙权未尝不会与刘备作一次最后的一拚，以决定鹿死谁手，帝位谁属。然面，至少在那个情形到来以前，孙权一向并没有先干掉刘备，后干掉曹操的计划。

事实是，刘备与他的大将关羽，做了一连串的不仅激怒孙权，而且令孙权失去了安全感的事。第一，是在赤壁乌林胜利以后，追击曹操之时，刘备单独行动，占领了武陵郡的孱陵县，造了公安城，自成一个局面。第二，是不告诉孙权而径行攻取了武陵郡其他各县，与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第三，孙权把妹妹嫁给了他，而他和这位年轻而尚武的夫人处得极不好。第四，孙权建议与他共同进兵益州，夺取刘璋的地盘，面他竟然反对，说刘璋是他的本家兄弟，请孙权看他的面子，饶了刘璋。后来，这位刘备竟然自己单独夺了刘璋的地盘。第五，刘备进军汉中，杀了夏侯渊，抵住了曹操，做了汉中王，竟然在事前、事后不曾与孙权有所商谈，取得默契。第六，关羽打襄阳、樊城，看来颇为顺利，似乎不久便可以囊括这两个城，继续北进，许县以南，甚至许县以北，黄河以南，以及许县城内朝廷之中，都有不少人已经或正在准备，对关羽响应，曹操倘不是接受了司马懿的劝阻，很可能放弃许县，迁都到黄河以北。然而，这位关羽却从来不把孙权放在眼里，拒绝孙权与他攀亲的提议。

这拒绝攀亲的事，是上列六件事之中最严重的一件。孙权有意思替他的一个儿子，娶关羽的女儿。这件事倘若成功。那么，孙权虽已失掉了作为刘备的二舅子的资格（大舅子是已死的孙策；孙权是孙夫人的二哥），却又成了刘备的第一武臣关羽的亲家，岂不很好。谁料到，我们的关夫子十分不懂政治，不仅拒绝了媒人的提婚，而且骂孙权的儿子为“犬子”，说“虎女怎么能够配犬子！”自比为虎，而称孙权为犬。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孙权的睥气，早就是坏得有名。他怎么受得了关羽的侮辱？即使刘备、关羽不曾在汉中与襄樊同时占了上风，孙权也会仅仅为了这拒婚与骂人的事，对关羽兴兵雪恨的。况且，又有吕蒙、陆逊这两个急于立功升官的人，不断在孙权面前说关羽的坏话。

孙权下面，懂得政治、深知非联络刘备便不能抵抗曹操，以保持江东的“独立王国”，进一步问鼎中原的，只有鲁肃一人，而鲁肃此时已死！

于是，孙权下个决心，给关羽颜色看，对刘备翻脸，不惜在暗中向曹操递降书，“以讨羽自效”，以讨伐关羽来证明他向曹操投降的诚意，对曹操报答受降之恩。

曹操接到孙权的降书之时，真是“喜可知也”。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曹操是如何喜欢。

然而，曹操高明得很，高明到非孙权或关羽所能梦想得到。曹操一方面立刻接受孙权的投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孙权为“南昌侯，领荆州牧”，一方面却出卖孙权，向关羽讨好，把孙权写给自己的降书原件，用飞箭射进关羽的司令部。目的是卖一个人情给关羽，叫关羽和孙权拚命，他同时可以坐享渔人之利。不仅襄樊可以解围，而且孙、刘双方一定会打得不可开交。两虎相斗，一死一伤。

关羽接到曹军射来的孙权投降曹操的“降表”，并不立刻加以理会。一则是，他怀疑曹操造谣，破坏孙、刘双方的友好关系；二则是，他已经留了不少部队在江陵与公安城，分别交给了糜芳与傅士仁，不怕孙权来袭击他的后方。

关羽的应付方针是，先把襄樊攻下。襄樊攻下了以后，长驱北上，占领南阳、许县、洛阳，把曹操赶到当时的济水（现在的黄河）以北，然后再一面守住济水的南岸，一面分兵到江陵、公安或江夏、长沙、武陵等郡，收拾他所一向很看不起的孙权，以及孙权下面不配和他交手的吕蒙（这时候，陆逊的姓名还不曾有多少人知道；关羽可能从来没听人说过或提到过他）。

站在关羽对面的，以前是扼守青泥河的乐进，现在是死守樊城的曹仁，与屯驻在樊城之北的于禁、庞德。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刘备称王的第二个月，几乎破了樊城。汉水在当时突然水位增高，关羽就引了汉水的水，灌在樊城城墙之外（方法是：（一）把汉水下游堵住；（二）绕着城墙，再造一圈土墙；（三）引水进入这两墙之间）。

关羽把水引得越来越多，使得城墙剩下在水面之上的仅有几块模型版那么高。城外是一片汪洋。于禁的七个军，都完全被淹得死的死，逃的逃。于禁本人，被关羽活捉，投降。关羽把他押送到江陵后方安置。

庞德困守在营外的临时土堤之上，宁死也不肯降。某一天，关羽乘了大船，亲自来和他交战。他从天明战到中午以后，把箭都射完了，对关羽及关羽的兵，用刀剑搏斗；他的部下将士，除了他与两个人以外，也都已完全向关羽投降。庞德与这两个最后在他身边的人，仍然不肯甘休，跳上小船，向曹仁大营的方向划去。可惜，命运不济，他们三人乘的这只小船翻了。他躲在船身之下的水里，躲不了多久，被关羽捉住。

他对关羽“立而不跪”。关羽用骂他的口吻，劝他投降，“你有哥哥在汉中郡，我想用你为带兵的将军。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降”’

庞德的确是有一个哥哥在汉中。他们兄弟二人，原为马腾、马超的部下，跟马超到了汉中，便留在张鲁下而任职了。曹操收降张鲁，连带把庞德也收了过来，带回许县。庞德的哥哥留在汉中，于汉中被刘备攻下以后，成了刘备的部下（哥哥的名字叫什么，无考）。

庞德和他哥哥，是凉州南安郡疸道县人，与荆州南郡襄阳县的庞统，不是很近的本家，彼此也并不认识。庞德这个人，对马超、张鲁均不十分依恋，却十分感激曹操的知遇。曹操对他也确是极好：拜他为“立义将军”，又封了他为“关内亭侯”。

古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庞德为了答报曹操而心甘情愿地死，是死得很舒服的。我们后世的人，也许觉得他不该为曹操而死，因为曹操是一个大坏人。然而，庞德却只是感觉到，曹操对他个人极好，看不见曹操对汉献帝不好，对汉朝不忠。反过来说，他倒是很晓得刘备如何对刘璋不起，连带也就万分不愿意向刘备的部下关羽投降。

他回骂关羽的一番话，是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所怎么也听不进去的。他说：“竖子！什么叫做投降？魏王有一百万身穿盔甲的将士，威震天下，你的刘备只是一个庸才，怎么敌得了魏王？我宁可‘为国家鬼’，不为贼军的将。”

这几句太不客气的话，不但辜负了关羽爱惜他，想保全他的美意，而且逼得关羽除了杀他以外，不能作别的决定（他并没有像《三国演义》所说，带了棺材找关羽比武艺）。

曹操接到关于他宁死不降的详细报告，哭了一顿，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列侯”。

庞德的大儿子是庞会，其后当了“中卫将军”，王隐在《蜀记》里说，庞会跟随钟会去伐蜀，找到关羽的后人，将他们全部杀光。这种说法倘若可靠，那庞会也太不够意思了。两军相争，各为其主，阵亡与否，被虏与被杀与否，都不是私仇，如何可以当作私仇来报复呢（所好，王隐的这部书，以“内容不可靠”著名）？

曹操对于禁之降与庞德之死，颇有感慨，他说，认识了于禁有三十年，没想到于禁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表现得如此赶不上庞德。

他赶紧振驻屯在南阳郡宛县的徐晃，带精兵前往援救仍在死守樊城的曹仁。

徐晃与关羽是大同乡：并州河东郡人，关羽出生在解县，徐晃出生在杨县。两人自幼认识，感情很好。这一次，徐晃来与关羽对垒，却一心以战胜关羽为目的。

徐晃把军队停驻在阳陵坡，不忙于进攻关羽在襄阳县之北、偃城镇的大营。曹操也追下了一道命令给他，叫他静候加派的十二营兵士到来，然后才一起前进。

关羽对樊城所筑的围墙，有两个重要的屯，一个叫做“围冢屯”，一个叫做“四冢屯”。徐晃于增援的十二营兵士到达以后，宣传要攻“围头屯”，而秘密行军，向着“四冢屯”的方向前进。

关羽在围头屯听到消息，带了五千兵来“四冢屯”援救，和徐晃恶战了一场。关羽战败，退到“四冢屯”里面去。徐晃就冲过了十重的鹿角，追关羽的兵，追进了“四冢屯”的内部，获得大胜。关羽下令撤去樊城之围，他的部队战死与沉入汉水之中的很多。

这时候，关羽得到消息，公安与江陵已经先后为吕蒙所袭取，傅士仁与糜芳二人均已先后对吕蒙不战而降。

关羽本可以改向西北的方向走，却由于和孟达、刘封处得不好，不敢经过他们在房陵、上庸一带的防地。关羽仍旧冒险先向南走（湖北到当阳东南的）麦城，又听说陆逊占了江陵西边的宜都。

关羽没想到，他盖世英雄，竟然走到末路。在无可奈何之下，叫残余的部队树起降幡，自己带了十几名骑兵，骑马走小路，改变方向，向北，希望能穿过山地，逃出孙军的掌握，走到刘备的汉中或益州。

他走到（当阳西北的）临沮，被孙军的朱然、潘璋带兵挡住去路。潘璋的一名司马，姓马名忠，捉住了关羽，关羽便这佯死在这几名四五等角色之手。可气，可叹；可恨，可悲！

刘备与关羽对于孙权，诚然都有过很多的不是，然而孙权竟然背盟弃好，投降共同的敌人曹操，杀害了关羽，真是太过分了。

关羽之死，是直接死于潘璋与潘璋的一个姓马名忠的司马之手，间接死于吕蒙之手。吕蒙虽则是孙权的忠臣，却不识大体，只晓得为孙权扩充领土，袭取荆州，不知道如此反而害了孙权，叫孙权留下叛盟卖友的恶名，也叫孙权不再能够以忠心于汉为号召，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割据一方的无立场的军阀。

吕蒙为孙权立下了这一番颇成问題的功，受到孙权的厚赏，他却无福消受。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封他为孱陵侯，赏他黄金五百斤、铜钱一亿。这些，便是他害死了关羽的代价。封他为侯爵的公文，还不曾送到他手中，他突然得了怪病。病征之一，是吃东西吃不下去（很可能是喉癌，或食道癌）。

孙权这时候住在公安城的行宫内，叫人把吕蒙抬进行宫的“内殿”，以便亲自照料，孙权找了最好的医生来治，同时悬赏：谁能冶好吕蒙，就赏他千金，有时候，医生用针灸的方法治吕蒙，孙权见到针刺入吕蒙的肌肉，便自己觉得痛，孙权很想常常去看吕蒙，又怕耗了吕蒙的精神，就叫人在隔间墙壁上凿一个孔，他从隔壁的一间窥視吕蒙的情况。每逢见到吕蒙能够略为吃下一点东西，便喜欢得不得了，对左右大臣、小臣，有谈有笑。否则，见到了吕蒙不能吃东西，他就愁眉苦脸，嗟叹不已，而且晚上就睡不着。

吕蒙的病好了一些，孙权立刻下令大赦，受群臣的朝贺，不久，病又坏了下去。孙权急得乱请道士们在“星辰之下”“打醮”，替吕蒙求寿。最后，吕蒙还是活不了，死在孙权的这所在公安的“内殿”。吕蒙以外，另一位在关羽死后就很快丧命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不是也该死呢？他早就该死了，却不该以害死关羽的罪名而死。就关羽之被害而论，曹操是没有任何责任或“共同犯”的嫌疑的。他曾经以孙权的请求“讨羽”的降书，用箭射进关羽的司令部。这虽則是居心挑起孙、刘之间的大火并；却也不能不说是送给关羽的一份深厚的情谊。他实在不想让关羽被孙权轻易地击败、杀死。

后来，关羽被杀，孙权把关羽的头送到洛阳，向曹操报功，曹操不仅不曾以对待其他敌人的方式，把关羽的头挂在城门或其他地点“示众”；而且葬之以“诸侯礼”，把他当作一位诸侯而给以隆重的葬礼。换句话说，不计较他俘虏了自己的大将于禁，而把他仍旧看成一位替他斩了袁绍的顏良的人，一度是自己的战友的“汉寿亭侯”。

曹操一生，对不起很多人，却不能被说是对不起关羽，关羽被孙权的吕蒙等人害死，为什么老天要叫曹操也跟着就在三个月之内，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送掉性命了呢？

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而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是曹操打开了盛着关羽首级的木盒子一看，看见关羽首级眉毛大动，眼睛大睁，于是一吓，就吓得头风之病大发，不久便死。

“演义”的说法未必可靠，但曹操之死，确是死于头风。死前，他很后悔不该在前几年杀了华佗。华佗是豫州沛国谯县人，曹操的小同乡，是一位配得上称为“全科”的医生，会开汤药的方子，会用针用灸，会施行开刀手术，而且有“麻沸散”能叫病人被麻醉，不觉得痛。

曹操在以前头风初发之时，曾经叫人把华佗找来，留在身边。遇到头痛，随时请华佗刺上一针两针，头痛就好了一些。

后来，曹操有亲戚得病，叫华佗去治。华佗请假回家，又借口老婆有病，一再请求延长假期。曹操派人去查，查出了他的老婆并没有病，就把他关在牢里问罪。狱吏对华佗严刑拷问，把华佗终于弄死。因此，到了曹操于关羽死后，头风恶化之时，便没有人能把曹操治好。

曹操死在洛阳，他的儿子曹丕当时还在邺县。邺县原是袁绍的大本营所在地，被曹操在建安九年从袁绍小儿子袁尚的手中夺来，作为自己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许县的地位逐渐下降，只留下了汉献帝的傀儡朝廷。

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当了魏王。这作为魏郡首县的邺，也就成了魏国的都城，获得了“邺都”二字的称呼，许县于曹丕篡位称帝以后，被改称为“许昌”。曹氏父子的家乡谯县，在某一年被升为谯郡。这三个新兴的都会：邺都、许昌、谯郡郡城，加上东汉遗留下的长安与洛阳，成为所谓“五都”。

曹丕的为人，比他爸爸性急，他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继承了魏王之位，叫人把汉朝的年号从三月起改为“延康”。

这延康年号寿命只有八个月，从十月起又被改为“黄初”。

黄初是魏朝的第一个年号，而“延康”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个年号。

妙在黄初元年只有十一月与十二月，两个月而已，汉献帝在延康元年十月逊位；曹丕（魏文帝）在黄初元年十一月即位。

曹丕篡汉，是当时一般忠心于汉朝的人所痛心疾首的事。后代的历史家，对他的如此举动，以及对他父亲之窃夺汉朝政府的大权，很少有好的批评。

我有一个姓曹的朋友，曾经在我面前替曹操父子辩护。他说，汉朝在中原的政权，早就于董卓之时落入各州、各郡的大小军阀之手，倘不是曹操东征西讨，一手削平了这些军阀，汉献帝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原是曹操自己所建立的朝廷。曹操不曾“窃夺”这个朝廷的政权，曹丕也不曾“篡取”汉献帝的帝位；而是“继承”了他父亲为他其立的帝位。

这位朋友继续说，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革，一向有革命与禅让两种不同的方式。革命包括流血，禅让是和平的。所以，禅让优于革命。曹氏替代刘氏，说成篡位固未尝不可，而实际上是禅让。其后，由晋而宋、齐、梁、陈，以及由唐而五代，直传到宋；都是一朝禅给一朝，也就是一朝被其后的一朝所篡。“我们家的孟德公（曹操）名誉虽然不好，却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吧！”

这位朋友有替他的祖先作辩护人的权利。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颇有距离。尧之传舜，舜之传禹，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仅有《孟子》、《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留下了一些互不一致的传闻，极难获得明了。曹丕在行罢禅让之礼以后，对左右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八个字，很容易引起后世历史家的反感。禹有治水的大功，曹丕的功是什么？倘若受禅的是曹操本人，那就多少有一点功绩足以称述。可惜，曹操倘若从开始便以自己的名义打天下，不利用汉献帝，不挟天于以令诸侯，那就谁也不能说他与他的儿子是篡位的奸臣了。

我在这“孙刘翻脸”的一章之中，不忙于叙述刘备如何兴兵为关羽报仇，而先将曹操之死与曹丕之篡汉作一个交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本人并不曾立刻忙于替关羽报仇，而是先做了皇帝然后才率军东下的。在刘备称帝以前，曹丕先称了帝，所以我才不得不先把曹丕篡位的事略谈一下。

刘备称帝的事，也必须一提。他是在曹丕篡位以后的六个月，听说汉献帝已经被弑，才由许靖、糜竺、诸葛亮等人的推戴，而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子日”，杀了黑颜色的公牛（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嗣武二祖（太祖高皇帝与世祖光武皇帝），龚（恭）行天罚”。

刘备“龚行天罚”的对象，在这篇祭告天地的文书里所说的，不是孙权，而是曹操父子，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

既然“龚行天罚”的对象，是已死的曹操与篡位的曹丕。刘备做了皇帝以后，便应该出兵北伐，而不该丢开曹丕不管，反而以全力亲自东征孙权。

赵云就曾经以如此的话，对他进谏，他却听不进去。诸葛亮有没有也公开表示反对，我们不知道。诸葛亮在心里根本不赞成。诸葛亮曾经在事后说，刘备很肯听法正的话，倘若法正不曾早死，他必能阻止刘备东征。

刘备本人当局者迷，一定要先给关羽报了仇，消灭了孙权，吞并了东吴，再谈其他（也许，他自以为太了解孙权了。看不起孙权及其部下的能力，觉得有把握顺流而下，一举而克复南郡，进占江夏，席卷豫章、丹阳、吴郡；然后再转师北上，讨伐曹丕）。

刘备一生“多败少成”，大都是由于在事前缺乏充分的考虑，丢开了当前的大敌曹丕，而先与孙权拚一个你死我活，这是大错。即使想先打孙权，其实也不必亲自带兵去打。黄权劝他，派一员大将去就可以；黄权并且愿意自己去冒险一试。刘备不肯采纳。于是，御驾亲征，声势浩大；然而他所带去的实在兵力，只有四万多人！以四万多人的兵力，想一举而消灭孙权，吞并东吴，真叫我们不懂。

当然，《三国志》的记载，可能错误，刘备所带去的兵，可能超过四万五万。但是，以当时益州的户口而论，太多的兵是抽调下出来的。而且，汉中郡之北，还有大批的魏国军队不能不防。

孙权交给陆逊带去抵抗刘备的吴军，有五万人，以五万对付四万，陆逊的成功不仅仅靠他的优良战术。

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亦即章武元年四月称帝，五月就丧失了张飞，张飞死于部下范彊、张达之手。七月，刘备出发。

孙权曾经在刘备东下之时，派了使者来求和。刘备盛怒未消，加以拒绝。刘备的前锋将领吴班与冯习，很快就击败孙权的李异与刘阿，收复丁巫县与秭归。

次年，章武二年，刘备在正月间叫吴班、陈式二人率领水军，守住夷陵（宜昌）的东西两岸，自己由前线回驻在秭归（这一年，是曹丕的黄初三年，孙权的黄武元年，公元222年）。

孙权的部队在这一年这一月，击溃了刘备的营盘五座，杀掉五个指挥官。然而，不过是小接触而已。

章武二年二月，刘备把陆军主力由秭归推进到（宜都县西北的）猇亭。在秭归与猇亭之间，他的军队分驻在几十个营盘，最前的一个与最后的一个，相距有“七百里”，犯了兵家“分散兵力”的大忌。

他的另一个错误，是营房全用江岸两旁山上的树木所建造，而不是用泥土与石块。

陆逊，孙权所派来的大都督，不忙于立刻与刘备交锋。而不惜花费半年的时间，研究刘军的强点与弱点，他研究出来，刘军的几十个营盘互为犄角，下容易被单独击破，只有用几十支小兵力，同时对它们一起进攻；而且，最好用火来攻。

陆逊动手的时候，是章武二年（黄武元年）闰六月。一场恶战，同时烧掉了刘备军四十几个营盘，杀掉了几万兵与大将张南、冯习，与来自（四川西南部的）越隽郡的“胡王”摩沙柯。

摩沙柯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之中被写成“沙摩柯”，可能是当年抄写的人抄错。

刘备本人逃到一座叫做“马鞍山”的高地之上，只剩下极小部分的主力。这残余的主力，也被陆逊督率了若干人马加以包围、击溃。

《江表传》说刘备把皮盔皮甲作为燃料，烧断了夷陵的山路或栈道，狼狈得很，一口气逃回了白帝城（四川奉节）。

刘备的镇北将军黄权，掌握有相当多的兵，不曾来得及援救刘备，被陆逊的部队隔断，便投降了曹丕，驻扎在今日湖北上庸一带的孟达，也投降了曹丕。

有人向孙权建议，索性对刘备跟踪追击，捉住他，吃掉益州。

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说：“曹丕正在集中兵力，借口帮助我们讨刘，其实是很想袭取我们的后方。我们不可以不对曹丕加以戒备。所以，我已经大胆地自作决定，叫追击刘备的兵停止前进了。”孙权的昭武将军朱然与建忠中郎将骆统，看法与陆逊相同。

曹丕果然在两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统率，来到（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一路由曹仁统率，来到（无为县东北的）濡须；一路由曹真统率，来到南郡的首县江陵，把江陵包围了起来。

孙权慌忙派遣吕范以五个军抵抗曹休；叫诸葛瑾指挥潘璋与杨粲等人救江陵；严令朱桓以“濡须督”的身份，死守濡须。这三路兵，有两路均被曹军打败，仅仅朱桓总算表现得还不太坏。

孙权向曹丕上书悔过，把话说得十分客气：倘若所犯的罪太大，情愿把土地人民一起“交还”给皇帝曹丕，自己“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曹丕的回答是：“联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只因为“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叫你送儿子孙登来当“人质”，你多方推诿，不曾送来。

孙权在当时已经是大魏帝国的诸侯，受封为“吴王”，照規矩确是应该送一个儿子以上到京城洛阳以“任子”的身份做或大或小的官，在事实上作为忠心于魏国朝廷的担保。

他始终不肯送，由于不愿意把鼻子交给曹丕牵，不愿意丧失他的“独立王国”的国君的地位。

于是，吴、魏之间就继续处于交战状态，吴在一方面和刘备结了深仇；一方面又实在有点儿吃不消曹丕的三路进攻。

孙权挨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厚着脸皮，以战胜者的身份，向战败者刘备求和。他持派太中大夫郑泉前往白帝城，拜访刘备。

刘备接见郑泉，同意了和，也派了一个太中大夫（宗玮）到武昌见孙权，算是答聘。孙权这时候已经把江夏郡的鄂县改名武昌，作为新设的武昌郡的郡治。他自己原本住在吴郡的曲阿县一一即丹阳。后来在秣陵县境内造了建业城一一即今日的南京。袭击关羽以后搬到公安城，为了就近支援陆逊抵抗刘备而又迁居到武昌城（刘备在自称汉中王的时候，都城在理论上应该设在汉中郡的南郑县，而事实上留在南郑县之时极短，便去了成都。其后，自称汉朝的皇帝，都城在理论上又应该设在长安或洛阳，却由于事实上的限制，只能偏安一方，把京都也都设在成都）。

孙、刘二人经过了这一番互相报聘以后，可谓言归于好。

刘备在次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后主刘禅继位，把一切军政事务交给诺葛亮管。诸葛亮坚持了他的联吴伐魏的政策，此后吴、蜀之间不仅不再有战争，而且合作到底。

二五、汉吴同盟

孙权、刘备二人，毕竟是非凡的人物。孙权能在战胜以后，反而向被他打败的刘备求和；刘备于报仇报不成功以后，慨然面对现实，接受孙权的言归于好的建议。这两位均可以称为“知过能改”，值得我们赞叹。

双方互相派遣的使者，孙权所派的郑泉与刘备所派的宗玮、费伟，也都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人才，非清朝以来的若干只会向洋人胁肩谄笑，满口“也是”的“西崽官僚”可比（西崽是上海人用来称呼洋人所雇用的中国仆役的名词）。

刘备去世，阿斗刘禅嗣位，诸葛亮主待成都的汉朝朝廷，决心把蜀、吴之间的和平，进一步发展为攻守同盟，于是派遣了邓芝作“大使”前往建业。孙权派一位官居辅义中郎将的张温来答聘。诸葛亮于是又派邓芝再度去建业，算是“答聘的答聘”。

在邓芝前往建业以前，刘备或诸葛亮曾经派了两位不甚称职的人去过：丁宏、阴化。孙权在写给诸葛亮的信里说：“丁宏掞张，阴化不尽”。孙权对邓芝却十分欣赏；他告诉请葛亮：“和合二国，惟有邓芝。”

邓芝是南阳郡新野县人，光武帝好友兼功臣邓禹的苗裔，眼见天下大乱，选择了益州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作了刘璋的部下的部下的部下，在蜀郡郫县当一名所谓“邸阁督”一一山路栈道的管理员。刘备夺了益州以后，到郫县去视察，遇到他，听到他的报告，看出他是人才，就叫他由区区管理员而“平地一声雷”升为郫县的县令；不久又因行政成绩优良再升为“广汉太守”；其后又“内调”为“尚书”。诸葛亮派他去建业，又加给他一个“中郎将”的官衔。

中郎将的军阶，虽则是不算太小，但在孙权的跟里究竟算不了什么，引不起这位大王的兴趣。因此，邓芝在建业的族邸等候了若干天，而孙权并未予以召见。

他写了一封信给孙权（这封信是下属写给长官的，在当时称为“表”）。邓芝在表里说：“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部下这一次来，也是想帮帮吴国的忙，不仅是替蜀国办事）。”

孙权接到了这一道表，念了一遍，觉得语气不亢不卑，颇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召见，见面之时，孙权说：“我未尝不想与你们蜀国‘和亲’，但是你们的国君年纪太轻，领土又小，抵不住魏国的压逼，难以自保，因此我才很为迟疑。”

邓芝回答说：“魏国虽大，吴、蜀两国合起来也有荆、扬、交、益四十州。况且，大王是‘命世之英’（盖世的英雄），诸葛亮也可以说是一时的豪杰。蜀国有一重一重的高山，吴国也有三江可资防守。所以，吴、蜀两国联合起来，像嘴唇与牙齿一样，进可以统一中国，退也能够与魏鼎足而立。大王倘若向魏输诚纳款，魏国就要大王自己去上朝，或是送儿子去当人质。倘若您不肯照办，魏国就会派大军来征讨，称大王为叛逆。蜀国在那个时候必定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江南的一大片土地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

孙权听了邓芝的这一番大道理，有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孙权是在沉思默想。想定了以后，他就向邓芝说出四个简单的字：“你的话，对。”

于是，孙权就不仅与蜀继续保持和平，而且进一步对魏国断绝来往。再进一步，他就和蜀缔结攻守同盟了。

攻守同盟的缔结，是天大的事，不能立刻便与邓芝立约签字。

孙权派一位辅义中郎将、吴郡吴县人张温，作答聘的特使，到成都来见阿斗与诸葛亮。诸葛亮和张温谈了一些时候，谈出眉目，就命令邓芝再去建业一次。

吴、蜀双方信使往还，前后有七年之久，才终于缔结成了同盟条约（条约里面，称刘禅的国家为汉，不称为蜀。它的正式名称，本是汉，而不是蜀。陈寿及后代的历史家，为了方便起见，才称它为蜀，或蜀汉，以别于前汉与后汉。吴国的君臣，喜欢称它为“西”；魏国的君臣，只肯称它为“贼”。蜀汉的君臣，也称魏为“贼”）。

邓芝去了东吴两次以后，费祎又在建兴三年或四年去了一次（建兴是刘禅的第一个年号）。到了建兴七年，诸葛亮又派了陈震前往，庆贺孙权称帝，乘着孙权高兴，便把同盟的条约签订了。

孙权是老早就该称帝了的。曹操与曹丕先后封了他南昌侯与吴王，却在封他为吴王以后不久，见到他打败了刘备，吞并了荆州的南部、宜都郡，与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个郡，声势浩大，就借口他不曾遣送儿子孙登当人质，而大兴问罪之师。孙权始则卑辞道歉，继则以不用魏国的年号，而自创一个“黄武”二字的年号作为抗议（以魏的黄初三年为吴的黄武元年），却未敢再进一步自称皇帝。

为什么到了后主建兴七年，亦即他自己的黄武八年，他竟然在四月丙申日自称起皇帝来了呢？因为，黄武七年八月，他的陆逊在（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大破魏明帝曹叡的大将曹休，他自己不再对魏国畏惧。

曹叡是魏文帝曹丕与袁绍的二媳妇甄氏所生的儿子。有人怀疑，曹叡的父亲根本不是曹丕，而是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正如有些人也怀疑，明成祖不是明太祖的儿子，而是元顺帝的儿子）。

曹丕这个人极无良心。他在曹操大军攻破邺城之时，乘人之危，用暴力强迫这位袁绍的二媳妇甄氏顺从了他。甄氏生下曹叡，他却又见异思迁，喜欢了一个姓郭的女子，逼死了甄氏。

曹丕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任城王曹彰，也不惜用毒药浇在枣子上，毒死。另一个弟弟曹植，也被曹丕欺负得闷闷不乐，死在明帝曹叡的太和六年，享寿仅仅四十一岁。

曹丕这个人，除了会写写无关宏旨的文章以外，没有什么行政的或军事的才干。刘备曾经在托孤给诸葛亮的时候，向诺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刘备的这句话，没有错。

他在内政上全靠华歆、王朗等人，本身毫无创见。他有了时间就常常去打猎。一名姓戴名陵的长水校尉劝他不可如此，他一怒便把戴陵关在牢里，处以无期徒刑（比死刑轻一等）。

他的所谓武功，只是征伐了孙权两次，而两次均无战果。第一次在黄初三年十月，三路出兵：叫曹休带了张辽与臧霸，进兵（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叫曹仁打（安徽无为县东北的）濡须，叫曹真带了夏侯尚、张郎、徐晃，围攻孙权的南郡首县江陵。这三路，都受到孙权的将领阻挡。

曹丕第二次对孙权用兵，是在黄初六年十月。他御驾亲征，到了（江苏江都的）广陵，渡不了江。这一年冬天天气极冷，江水一部分冻成冰。曹丕的水军无法行驶他们的兵船。曹丕所能做的，只是：把十几万兵陈列在长江北岸，把旌旗排成了几百里，吓唬吓唬孙权而已。

其实，孙权不是一个他可以吓唬的人。当年，他的父亲曹操，带了号称八十万的大军，也不曾吓唬倒了孙权。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丁巳日死去，继承他的是甄氏所生的魏明帝曹叡。孙权见到有机可乘，便在两个月后围攻（湖北应城东南的）石阳县。守将是魏方的江夏太守、刘表的旧部文聘。帮助文聘的，是一位擅长虚张声势的荀禹。荀禹的官职，是曹叡身旁的侍御史。他发动了外县的地方部队一千多人，在石阳郊外的山上举火。竟然使得孙权的兵误会，以为魏方大批的救兵来到，而慌忙撤围而去。

次年（曹叡的太和元年，孙权的黄武六年，刘禅的建兴五年），孙权又受了一次挫折：老将韩当的儿子韩综，率领了家属与所主管的人马几千人向魏方投降。这韩综曾经在孙权围攻石阳的时候作了武昌的留守，颇受孙权的信任。他犯了大过，孙权也看在他死了的父亲韩当份上，未加处罚。他真是太对不起孙权了。他的行动，却也反映了当时吴国内部某些人对孙权失掉了信心。

这一年，诸葛亮动员大军，由成都进驻汉中，声势浩大。

次年，诸葛亮在春天攻打（甘肃成县的）祁山，获得魏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与人民一致的响应。这真是非比寻常的一次政治性的大胜利。虽则，魏方守祁山守得很稳，诸葛亮不曾能够达到占领祁山的目的，他给予魏方的震撼确是够它受的。

秋天，魏军采取攻势，夺了马谡所守的街亭。

冬天，诸葛亮又从散关北上，围住了陈仓（宝鸡）。守陈仓的魏方将领郝昭，也守得极稳，诸葛亮破不了它，只得于粮尽之时退兵，却能在撤退之时略加布置，叫魏方的追击将领王双，中了埋伏，被斩（诸葛亮屡次伐魏的经过，以后还要细说）。

孙权这一方面，为了配合诸葛亮的攻势，曾经于五月间叫鄱阳郡太守周鲂向魏方诈降，骗曹休率兵来迎接。曹休在八月间来了以后，孙权叫陆逊在（安徽潜山东北的）石亭，给曹休军队拦腰一击，把曹休打败。九月，曹休病故，可能是因败得太惨而气死的。

再下一年，曹叡的太和三年，刘禅的建兴七年，孙权的黄武八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又在春天采取攻势，叫大将陈式拿下了武都与阴平两个郡，而且新造两个城：一个是今日沔县东南的汉城，另一个是今日城固县城所在地的乐城。

孙权获得鼓励，便终于拿出勇气，在四月丙申日自称皇帝，改元黄龙。所以，就吴的历法来说，这一年正月至三月，是黄武八年。四月丙申日至年底，是黄龙元年。

诸葛亮抓住机会，派遣位居九卿之一的陈震，到东吴去庆贺孙权称帝（陈震的官职是卫尉）。

不久，汉、吴就缔结了盟约。

陈震这一去，就实现了双方都盼望已久的同盟。

同盟的目的，是共同消灭曹叡的魏国。为了确定双方将如何均分魏的领土：彼此同意，以豫、青、徐、幽四个州给吴，兖、冀、并、凉四个州给汉（蜀汉）。中国在东汉之时，原有十二个州与一个司隶校尉部。这时候实际上魏有八个州，吴、蜀各有两个州不到，吴有扬州与荆州的一大部分，蜀有益州与凉州的两个郡。司隶校尉部完全在魏的掌握之中。吴、蜀双方决定：灭魏以后把司隶校尉部平分，以函谷关为界。双方还不曾战胜魏国，就先把魏国的领土如此分得干干净净，似乎把如意算盘打得太早，却也不失为坦白老实。

汉吴同盟的盟书，全文被保存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里面，这是一篇极有趣味的“原始资料”。

盟书首先叙述汉朝的“皇纲失叙”，以致“国柄”先后被董卓与曹操劫夺，而曹操死了以后，大权传给了曹丕，曹丕“偷取天位”，篡了汉朝。曹丕死了以后，又有曹叡这个“么魔”继续作恶，“阻兵盗土”。当年高辛氏征讨共工，虞舜征讨三苗，现在，灭掉曹叡与捕捉他的徒党的责任，不由汉、吴双方来担负，有谁能担负呢？

因此，汉、吴双方必须先立一个盟誓，声讨曹叡的罪恶，同时把曹叡的土地“夺”来，由吴、汉双方分掌，让曹叡统治下的各地区人民，知道他们将要属于哪一国。汉、吴双方虽则是已经互相信赖，却也不可没有书面的约定，说明曹叡的土地如何分割，以免将来于胜利之后发生误会：“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

盟书最精彩的一段，是关于语葛亮的一段。它赞美诸葛亮，而没有一句话提到吴国的丞相或汉、吴两国的国君。这是中外古今任何条约所没有的特殊文字：“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盟书的作者，或孙权本人，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丞相，原因是：发起这个盟约的不是别人，而是诸葛丞相。

盟书的主要部分，是下列几句：“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双方一致对魏。至于双方彼此之间，当然应该“互不”侵犯：“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倘若有一方违背誓约，做出对不起盟国的事，该怎么办？那就只得信赖“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当时的人们，极大多数信神，不像今天有些国家的朝野上下，嘴上离不开上帝，而一肚子转满了出卖盟友，男盗女娼的坏心眼。

中国在春秋时代，诸侯之间有过若干次的盟约。其后，在唐、宋之时，也有过若干次对番邦的盟约。然而没有一次，同盟者彼此之间真能有始有终，信守盟约到底，像这一次建兴七年（黄龙元年）的汉、吴盟约的。我们再查看西洋各国的历史，也绝对找不到一次有始有终的同盟，足与汉、吴的同盟媲美。

在缔结了这盟约以后，孙权把国都迁回了建业，叫陆逊陪太子孙登留守在武昌。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再以蜀汉为假想敌，而改以曹魏为唯一的共同敌人。他必须把大本营搬回建业，以便专心攻打曹魏的“合肥新城”，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江东的防守。

可惜，诸葛亮活不了几年，便积劳病故。诸葛亮倘若多活几年，一定可以与东吴密切合作，东西两方同时北伐，获得更辉煌的战果。曹叡和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人，已经十分吃力；倘若又要分兵在东边抵挡孙权的长期攻势，很容易一败而不可收拾。

诸葛亮在缔结汉吴盟约之前的两年，建兴五年，就开始了北伐，一直打到了建兴十二年，不曾休息（虽则有时候要屯兵、运粮、种粮，不是天天交锋）。孙权这方面，也确是不断地给予他以呼应。

上帝有灵，为什么要叫诸葛亮在仅仅虚岁五十四岁之时，便病故了呢？这真是“天道难知”啊！

二六、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是在帮助刘备拿下了成都以后，才在刘备下面获得了将军级的官职。以前，于取得荆州南部之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中郎将”，地位在将军与校尉之间，而职务是专管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的赋税与军粮。办公的地点是在衡阳，不在公安城。

刘备带了庞统、黄忠等人去益州，把公安城的后方事务，交给了赵云，叫诸葛亮留在江陵，辅佐关羽。张飞仍在宜昌附近的宜都郡当太守。刘备打不下雒县（广汉），谓张飞、赵云与诸葛亮西上。这三位，分兵两路，席卷了川南、川北，与刘备在成都郊外会师（刘备在这个时候，已经打下了雒县）。

取得了成都，刘备给予诸葛亮以相同于关羽、张飞二人的赏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刘备而且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兼“署左将军府事”。把所谓左将军府，亦即刘备自己的司令部交给诸葛亮代拆代行。

刘备离开成都，与曹军争汉中，其后去夷陵，替关羽向孙权报仇，都是叫诸葛亮留在成都当留守。

在这两次出征之间，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丙午日称帝，改元“章武”，叫诸葛亮作丞相。六月，张飞被部下杀害，遗留下的遥领司隶校尉的荣衔，也被刘备送给了诸葛亮。

刘备在七月沿江东下，于次年闰六月兵败回川驻在鱼复县白帝城，改称鱼复叫永安。他得了痢疾的病，又加上了“并发症”，医不好，自己知道快死，就派人把诸葛亮召来永安城，托孤给他，请他扶助阿斗刘禅继承帝位。

这时候，阿斗的年龄是虚岁十七岁。

刘备写了一封遗书给阿斗，叫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弗为”；又叫他勤读《汉书》与《礼记》；有了闲工夫，就不妨浏览诸子，尤其是《六韬》《兵书》与《商君书》。刘备听到说，请葛亮曾经亲笔抄了申不害、韩非、管仲的作品以及《六韬》，叫人带给阿斗去读。可惜这些手抄本都已经在中途被遗失了。刘备告诉阿斗，这些书不妨另外再求一份。

这一封刘备的遗书，里面有一句十分重要，而人人可以受用的话：“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换句话，仅仅以力服人，不能叫人心服；才干高强，也不见得可以服人。能服人的，是贤、是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向他的儿子阿斗坦白承认自己一生的作为，不配当儿子的模范。他写下这七个字，“汝父德薄，勿效之。”

他要阿斗与其他两个儿子刘永、刘理，不仅要以诸葛亮为师，而且要以诸葛亮为父（刘永这时候，在刘备身边）。

刘备于临终断气以前，向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刘备又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是多余的；而且说得太不应该，叫诸葛亮如何吃得消？诸葛亮度量大，不计较刘备的这句话。换上一个人，例如司马懿，就一定会有很不好的反应；“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何必为你与你的儿子出死力呢？”

我认为，刘备的确于信任之中，带了一点不信任的意思。他把阿斗不仅托给诸葛亮一个人，同时也托给了李严。李严被刘备提升为尚书令兼都护军，镇守永安，“统内外军事”，分掉了诸葛亮军政两方面的大权。

刘禅在五月继位以后，改这一年章武三年为建兴元年。他对诸葛亮很好，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不久又叫他兼领益州牧，丞相的官职仍旧。一切大小的事务，都交给诸葛亮处理。

这时候，蜀汉对东吴的和解，尚未成熟，内部又有四个郡一齐叛乱。是哪四个郡呢？昆明与晋宁县一带的益州郡；云南省保山一带的永昌郡；西康与四川西南的越隽郡；贵州安顺一带的牂牁郡。

叛乱的首领，是益州郡的土豪雍闿。他把本郡的太守张裔捉住了，押解到东吴去，向孙权讨好。

雍闿叫他的一个在永昌郡的姓孟名获的徒众，用造谣的方法煽动各地的边疆民族：夷人、叟人，等等，谣言的內容是：“官家要你们缴纳三百条黑狗，必须胸部及其以上完全乌黑。官家又要你们搜集‘螨脑’（玛瑙？），不能少于三斗。第三项的征收之物，是‘断木’三千根，每根不能少于三丈。”这“断木”是当地的土产，却没有长过两丈的。于是，各地的夷人、叟人，感觉到缴不出这三项贡品，一定要被处罚，倒不如索性造反，也许可以侥幸获胜。

诸葛亮处在这内忧外患之中，一点儿也不手忙脚乱。他先把对东吴的外交办好。到了建兴三年，才下手平定那叛乱的四郡。他自己带了得力的部队，渡过泸水，把雍闿等人及其徒众打平，杀掉雍闿与越隽郡的夷王高定。孟获被诸葛亮捉了又被诸葛亮放走，最后终于又被捉住，诸葛亮又叫他走，他死心塌地投诚，不肯再走。《汉晋春秋》把孟获屡次战败而终于投诚的经过，扩充为十分热闹的“七纵七擒”的故事。

诸葛亮对孟获尽力安抚，同时也指点他、教导他，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才。传说，孟获其后在蜀汉的政府中，做官做到了御史中丞。他的若干夷胞部队，长于爬山，被诸葛亮编成了一支特技队伍，称为“飞军”。

南方的四个郡完全恢复了秩序以后，有人建议诸葛亮留兵镇守，诸葛亮不予接受。请葛亮说，“留兵太多，就妨碍北伐的大计；留兵太少，也徒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而力量不足应付非常。倒不如完全把兵撤回，对本地人诚心相交。”果然，在他撤兵以后，“南四郡”就不曾再叛乱过。

他本人在建兴三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回来以前，他下令把益州郡改称为建宁郡。益州本是一个州，而益州又一直是一个郡，益州之内的一郡，很混淆不清。诸葛亮索性把益州郡的郡名改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十分要紧，也显出了诸葛亮懂得“正名”的重要性，确是一位大才。

建兴四年，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举动，而在实际上用全力作大举北伐的准备。他一共准备了十万人的军粮、军服与刀矛、盾牌、弓箭、箭头。在这一年，他也命令了驻防永安城的李严，移驻江州（重庆），叫李严在江州建筑了一座大城（永安城，改由一位次要的将领陈到，担任防守）。

建兴五年，北伐开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开往汉中，出发之时，他写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动的表，不仅感动了“后主”刘禅，而且也感动了一千七百多年以来很多的人，使得他们也成为忠臣义士。他劝后主亲君子、远小人，赏有功、罚有罪；尤其要把宮内的人员与丞相府中的人员一视同仁，不可稍分彼此，在赏罚上有所异同。他保证宫中的侍中侍郎等官郭攸之、费祎、董允，与专管军政的一位将军向宠，都很有能力而且可靠；丞相府的留府长生张裔与参军蒋琬，也是“忠良死节”之臣，建议后主对他们加以完全信任。他语重心长，不胜依依。

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是颇有计划的行动。他不仅策动了西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吏民，一致对他响应；而且在东边约好了已经降附了魏方的孟达，在新城郡反正。

新城郡名为一个郡，实际上是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所合并。地域包括今天湖北省西北部，与陕西南部的一部分。

孟达是扶风（郡）人，曾经在刘璋下面做官。奉刘璋之命，带了两千兵，偕同法正及他所带领的两千兵，到荆州武陵郡孱陵县公安城，迎接刘备。刘备叫他留在荆州，当宜都郡太守，把他的两千兵与法正的两千兵，都拨给他指挥（法正跟随刘备进入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替刘备攻下了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刘备调他为房陵太守，拜为“副军将军”。

关羽围攻襄阳樊城，叫孟达派兵来助攻。孟达借口山地的防守与安抚很重要，分不出兵力，而在事实上抗命，以致关羽终于失败。

刘备很生孟达的气，孟达又和刘备的养子刘封处得不好。刘备下令，夺去孟达的“鼓吹”（军乐队），不让孟达享受当将军的荣典。孟达也就投降了曹丕。

曹丕对孟达很有礼貌，而且加以重用；拜他为建武将军，封他为平阳亭侯，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郡太守。

孟达在曹丕下面虽然相当得意，却免不了內疚于心。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待他不能像曹丕对他那样好；而且驻节在南阳郡宛县的司马懿又显然对他很不放心。这时候刘备已死，主持蜀汉政务的诸葛亮，以及同受托孤之任的李严，常常写信给他，畅叙旧情，好像是他并未曾投降了敌方。

李严在一封写给孟达的信里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爱深贵重，思得良伴。”诸葛亮在他给孟达的信里，谈到李严，大加赞赏：“部分如刘，趣舍罔滞，正方性也。”孔明是诸葛亮的字；正方是李严的字。李严所写的是：我和孔明的责任太大，很希望有你这样的人，来陪陪我们。请葛亮所写的是，李严有办理行政的天才，他处理公文，随到随办，很像川流不息，从来没有过积压公文的事。换句话说：倘若又有你来，像他这样的协助我，该有多好！

孟达终于抵挡不了诸葛亮与李严的“策反”，在暗中答应了叛魏归汉。

后主建兴五年（魂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孟达竖起了反旗。他预料司马懿不能立刻把他怎样，最快要在一个月以后（亦即诸葛亮的援兵已到之时），才能率领大军来讨伐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魏方的情报员需要走好几天，才能把他造反的消息从新城传到南阳郡宛县；司马懿也需要若干天，把这项消息派人从宛县送到洛阳京城，又从洛阳京城把讨伐的诏书圣旨带回宛县，然后司马懿才能出兵，出兵了以后，又得走上几天，甚至十几天，才到得了新城郡首县房陵（今天的湖北房县）。

孟达做梦也不曾想到司马懿有不必向洛阳请示，先干了再说的权力；更不曾料到司马懿早就断定了他孟达迟早会反，于是也早就把大兵向南移动。所以他宣布造反刚刚才有八天，司马懿已经率兵来到了房陵城下。

孟达死守新城郡的首县房陵，在城外筑了一道木栅，木栅以外三面有水，一面是山。司马懿围攻了十六天，用船渡过了城外的水，毁掉护城的木栅，使得孟达自己的外甥邓贤与爱将李辅，都失掉了信心，自动开了城门，放进司马懿的兵。

孟达成了俘虏，头被割下，送到洛阳，在洛阳的“四达之衢”烧成了灰。

诸葛亮和孙权都已经派了军队来支援。这些军队分别抵达了房陵附近的西城、安桥与木兰塞；却都被司马懿的兵挡住。也许，孟达对魏方造反造得太快了一些；应该等待汉、吴两方的援兵来到了以后才动作。或是，等待诸葛亮于次年（建兴六年）春天在祁山大举，声势浩大之时，然后再动。

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把十万大军移到汉中，于建兴六年春天声东击西，以一部兵力交给赵云与邓芝守住陕西宝鸡东南四十里的箕谷，自己率领主力攻打（甘肃西和县西北的）祁山。

祁山是魏方在西边的军事重镇，正如它在东边的“合肥新城”。位于合肥新城及祁山之间的另一重镇是襄阳。

诸葛亮的部队，据陈寿说，是“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不仅魏方的祁山守将张郃感觉到吃不消，魏明帝曹叡也认为必须自己御驾亲征，从洛阳来到长安坐镇。

诸葛亮一时攻不下祁山，但是祁山后面的南安郡、天水郡与安定郡，这三郡的官吏与老百姓都一致响应了请葛亮的北伐军，反魏归汉，换了旌旗。

魏方南安郡的首县，叫做“豲道”，在今天甘肃陇西县的东北。天水郡的首县叫做冀县，在甘肃伏羌县之南。安定郡的首县，叫做临泾。在甘肃镇原县的南边五十华里。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他一共出了两次祁山；演义过甚其辞，说他“六出祁山）。这第一次的祁山之役，诸葛亮本可以获得全胜；可惜，前锋的司令官马谡，在（今天秦安县东北的）街亭镇败在张郃之手。

马谡，战败的经过，依照《三国志·蜀书·王平传》，是这样的：马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王平以裨将军的身份，向他一连规劝了好几次，马谡固执己见，不肯采纳。结果，魏军来了，把马谡所指挥的部队一齐围困在山上。部队没有水喝，军心瓦解，小有挫败，便一哄而散。只剩下王平所直接控制的一千多人，竭力“鸣鼓自持”。魏军以为马谡有埋伏，而不再恋战，收兵而去。王平以他的一千多人为基础，慢慢地招集了其他各单位的溃兵，整军而退。

诸葛亮这时候驻节在距离街亭不远的戎丘，接到马谡战败的消息，很担心魏军会倾巢而来追击，便立刻下令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华里）西县城内的人民一千多家，连同他们的粮食都一齐撤走，搬去汉中。

诸葛亮的这一项撤走西县人民与粮食的措施，拿现代的术语来说，是“坚壁清野”。用古代的话来说，是“空城计”。

空城计，不能像演义与京剧所描写的那个以统帅本人的生命为赌注的儿戏行为：开了城门，坐在城楼之上弹琴，邀请对方的大将司马懿进城来共享羊羔美酒。

事实是：对方不曾来追击，对方的大将也并不是司马懿，而是张郃。诸葛亮一生谨慎，做不出这种只有扑克牌老手才敢于施演的bluffing。

京剧的题材，几乎有一半左右是取自《三国演义》。《失街亭》与《空城计》是其中很受观众欢迎的两出。另一出是《斩马谡》，合起来，成为一套“三部曲”，叫做《失空斩》。

马谡究竟有没有被诸葛亮斩了呢？这个问题，在极大多数的京剧爱好者看来，是不必深考的一个问题。只要戏词儿好，唱得好，做工好，马谡在事实上是否为诸葛亮所斩，没有多大关系。推而广之，我们中华民族的极大多数成员，在本性上也不甚重视“细节”。反正马谡早就死了，至于他怎样死的，有什么关系呢？学历史的人，为了忠于所学，却不敢不认真，不敢不追根究底。有时候，追不到根，究不到底，也只好算了；把未完成的使命交给下一代学历史的人。

马谡有没有被斩，是追不到根，究不到底的一个例子。陈寿自己，先后提供了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一）诸葛亮诛了马谡，戮了马谡，也就是斩了马谡（二）马谡于关在牢里以后，死在牢里。（三）马谡畏罪逃亡，丞相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免职，斥令回成都。

陈寿把第一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与《王平传》；把第二种说法，写在《马良传》；把第三种说法，写在《向朗传》。

第一第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第三种说法，可以与第一种或第二种并存。因为，马谡可能于逃亡了以后被捉住，然后被斩，或死在牢里。不过，第三种说法也可以与第一第二两种相抵牾：马谡可能于逃亡以后，隐姓埋名，远走他方，不曾被诸葛亮的部下捉住。然而，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习凿齿在《襄阳记》里面，保存了马谡在“临终”之时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信，信里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这一封马谡的遗书，可以称得上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它不能证明马谡是被斩而死，还是因病而死。

进一步说，习凿齿倘若能把《襄阳记》里的“临终”两个字，换上“临刑”两个字，这问题便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习凿齿在字里行间，似乎是说，马谡确是被斩的，不是病死的：“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马谡被斩的另一个旁证，是：诸葛亮确是杀了另外两个将军，一个姓张名休，一个姓李名盛。

尽管如此，这问題依然难以解决。为什么陈寿要在《马良传》里，说马谡“下狱物故”呢？

我只有转请当代的几位三国专家，以及未来的后起之秀，用将来可能发现的新史料来结束这一桩公案了（我乘此机会，向胡健中先生表示谢意。胡先生博闻强记，谈笑风生；是他，首先向我提出了这个马谡是否被斩或逃亡了的问题）。

街亭之战，暴露了马谡的无能，证明了马谡确如刘备所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它也给了裨将军工平以施展大将之才的机会，虽则是出身行伍，所认识的字不到十个，诸葛亮升他为“讨寇将军”，请后主封他为亭侯。诸葛亮与魏延死后，王平主持汉中的防务，官职晋升到“镇北大将军”。

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责任，由自己担当，向后主请求处分。这败仗虽则是马谡打的，然而重用马谡的是谁？是他自己。

后主接受诸葛亮的请求，将诸葛亮的官阶降了三级，改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但是，“所统如前”，所主管的各种事务，仍旧和以前一样。用今天的官场术语来说，是相当于“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

诸葛亮降级不到一年，就由于在建兴七年攻取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而官复原职。

这攻取两个郡的一役，已经是他第三次北伐了（第一次，是建兴六年春天祁山与箕谷之役，包括马谡街亭之败。第二次，是建兴六年魏军郝昭坚守陈仓之役）。

倘若诸葛亮不在建兴六年的冬天才发动陈仓之役，而提早几个月，在建兴六年的秋天，也许要好些。因为，孙权叫他的鄱阳郡太守周鲂骗曹休，向曹休诈降，诱他带兵来鄱阳迎接，进行得相当顺利。曹休在当时是魏方的扬州牧，很相信周鲂之降是真心真意，就带来了十万之兵来攻打吴国，作为周鲂的接应。他走到了（今日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就遇到了陆逊，吃了陆逊的一场大亏（孙权自己也带了大军，开到皖口，作为陆逊的“后劲’。皖口在安庆之西十五华里左右）。

我们也可以说，倘若孙权与周鲂，能够延迟几个月骗曹休南下，对诸葛亮的陈仓之役可能很有帮助。话说回来，一则是骗曹休的事，要看时机；不是可以完全听凭周鲂一方面选定日期的；二则是，建业（南京）与汉中彼此相距极远，当时没有电报或长途电话可以互相联络。有什么消息或计划，都全靠派人送信，最快的也依然不过是骑马而已。马怎么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清朝曾国藩与部下通信，或对朝廷送报告，喜欢在文件或信封上写“八百里”三个字，算是命令驿递人员用最快的方式传递。事实上，驿递人员并不能按照“八百里”字面，真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

因此，汉、吴双方，虽则每想同时采取攻势，而每每无法在事前联络好，或是于事发以后通知另一方赶紧行动。

建兴七年，诸葛亮在春天便对武都郡与阴平郡动手。就时间上来说，那是紧接着陈仓之役的一番举动，帮他执行这“二郡之役”的，是将军陈式。

陈式的对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汉朝没有，魏国政府觉得凉州太大，创设出这个雍州来，以便治理，同时防备“西蜀”。

武都郡是今天甘肃的东南部，成县一带，与四川相邻接的地方。共有七个县，首县是“下辨”，在成县之西。

阴平郡本来只是一个道，统辖甘肃文县西北一大片边疆民族（氏人与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国创设这么一个阴平郡，也是为了便于治理及防备“西蜀”。

“雍州刺史”郭淮，知道了陈式带兵前来，也就“点齐人马”，准备迎敌。郭淮不曾料到，鼎鼎大名的请葛亮，也亲自带兵来了，而且进驻了（成县西北的）建威城。建威不是一个郡，也不是一个县，而只是一向用来作屯驻兵士的大堡垒。

郭淮不敢与诸葛亮较量，就退了兵，让陈式白捡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这是请葛亮北伐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

后主颁旨给诸葛亮，恢复诸葛亮的丞相原职，不必再以右将军的身份“行丞相事”了。

建兴八年，《诸葛亮传》不曾记载任何事迹。这是陈寿的疏忽之处，叫我们读《诸葛亮传》的人，以为诸葛亮在这一年大睡其觉，或不得不以全副精神，“消化”武都、阴平两个郡。

事实上，魏方采取了空前的大攻势：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谓“新城”，以对付孙权；一面准备人马、粮食与武器，大举进攻在汉中的诸葛亮。这个准备工作，在八月间完成（诸葛亮也一直在对魏方的行动密切注意，因此而作冷静的等待，不曾轻举妄动）。

魏方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三路，会师汉中。第一路，由曹真率领，走斜谷。第二路，由张郃率领，走子午谷。第三路，由司马懿率领，从司马懿所驻扎的襄阳出发，溯汉水而上，穿过鄂西北与陕南，以汉中郡的首县南郑为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军的会师之地。

诸葛亮早就在去年冬天，新造了两座大城，作为南郑的屏藩：一是汉城，造在沔县东南；一是乐城，造在今天的城固县县城的所在地。

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军即将到来以后，却并不呆待在汉乐两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为得计。其实，守的目的不应该是求死，而应该是求生。守也应该有“时间上的限制”。任何一个地域与地点，都只应该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时，以配合友军的其他行动。在指定的时间以内，当然是虽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时间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点等待死，则不仅是无谓的牺牲，也是一种损耗国家兵力，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

诸葛亮当年于马谡失去街亭之时，不曾“死守”西城。诸葛亮极有军事学识，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为第一义；守是帮助攻的。为了攻而守，是对的。不是为了守而守！

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大军压境之时，不肯把主力留在南郑或汉乐两城，而集中在（洋县之东二十华里的）赤坂。在赤坂，他可以灵活地应付三路魏军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

这三路魏军，却一路也不曾到来。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几天。斜谷与子午谷的栈道，以及襄阳洋县之间的汉水两岸的道路，都被大雨冲坏了。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书给曹真、张郃、司马懿，叫他们撤退。讨伐“西蜀”的事暂时作罢。

这一年（建兴八年），陕南是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大战的前夕，而实际上并无接触。在西边，新被蜀汉收入版图的武都、阴平两郡，却发生了战事，规模虽小，而打得相当激烈。魏方的主将是“雍州刺史”郭准；汉方的主将是镇远将军魏延。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上了演义著者的当，以为魏延是坏人。“脑后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欢与黄忠争功，其实，魏延这个人极忠心，极勇敢，而且深受刘备本人与诸葛亮的赏识（魏延是行伍出身，为人粗豪。这时候的军阶，是“牙门将军”）。

刘备在自称汉中王之时，就不用别人，而用了魏延坐镇汉中。刘备给魏延的官职是:“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特地选用魏延为“督前部”（先锋司令）。叫他兼为“丞相司马”。这丞相司马，是诸葛亮为了魏延而新设之官，地位相同于丞相长史（秘书长）。在事实上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为统帅，而魏延是以“丞相司马”的兼职，做了统帅部参谋长或参谋处处长的事。魏延的本职，是“督前部”，先锋司令，因此，才在“雍州”与魏方的郭淮交锋。

魏延在（甘肃省西南部的）阳溪与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溃不成军。诸葛亮得到捷报，很高兴，保荐魏延由镇远将军升为“前将军”；同时封他为南郑侯。这南郑侯是“县侯”的一级，比“乡侯”与“亭侯”大。

在魏延军中，辅助魏延的高级军官之一吴懿，也升了官。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陈寿《三国志》把他的姓名写成“吴壹”，为了避司马懿的“讳”。

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可以称为诸葛亮的第四次战伐。我在以前说过，诸葛亮并未“六出祁山”，而仅仅“两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说是有六次。其实，北伐也并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六次。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天的陈仓之役。第三次，建兴七年的武都阴平之役。第四次，便是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其余的两次重要战役，是：建兴九年的上邦之役；与建兴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这六次重要战役之中，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与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说是六次重要战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诸葛亮把汉中与后方的政务与军事，都交给了李严父子负责，以便用全副精神与魏军决战。请葛亮任命李严的儿子作“江州都督”，把李严本人从江州（重庆）调了来，交给他两万兵，叫他留守汉中（魏延仍被诸葛亮带到前方作战）。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务，交给李严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诸葛亮带到前方去的将领，有王平、高翔、吴班。

魏方的统帅不再是曹真，曹真生了病。代替曹真的新统帅，是司马懿。在司马懿下边的几员大将，是张部、郭淮、费曜。

发动攻势的，是诺葛亮，不是司马懿。诸葛亮先打祁山（祁山于街亭之役以后，一向是在魏军之手）。司马懿进军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本人来了，十分兴奋，便留下王平续攻祁山，自己带了主力，到上邽来向司马懿迎战。

司马懿慌忙留下费曜与四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己带了主力离开上邽，说是要去祁山，找诸葛亮，给诸葛亮一个迎头痛击。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马懿却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东边走。

诸葛亮来到了上邽，与费曜及其四千兵略一接触，便把他们解决。解决了以后，诸葛亮不留在上邽，而即刻向东边走，对司马懿的主力追击。

司马懿和他的兵，虽则跑得很快，却仍然被诸葛亮追上。司马懿并不转过头来交锋，却叫部队一口气爬到山上，在山上扎营。

这时候，被魏明帝派在司马懿军中作为“监军”的贾诩，实在看不过去，就忍不住，责备司马懿，说：“你怕蜀国的兵，像怕老虎一样。天下的人都会笑你，你怎么办？”

司马懿这才有点儿觉得难为情。同时，张郃等人也纷纷请求出战，与“蜀兵”一决雌雄。司马懿于是勉强下令，在五月辛巳日出战。

五月辛巳日这一天，双方的主力死拚，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诸葛亮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別由魏延、高翔、吴班三个人境率，把魏军打得隔成几片，一一包围、歼灭。

恶战了整整一天后，司马懿差不多是全军覆没，只剩下他本人与几位亲信落荒而走。诸葛亮所获得的战利品，有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张角弩，与三千颗魏军军官的头。

双方参加作战的兵力，似乎均在五万人以上。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这一次，他留了两万人在汉中，交给李严坐镇，可能也分拨了一些兵在祁山及几个其他的兵略要地。带到上郑来的，应该有六七万人，或是更多。

司马懿带了多少兵来，待考。总不会少过诸葛亮的部队。魏国的领土大，人民多，兵员与粮食都是一向不成什么问题的。诸葛亮竟然能于万分困难之中，能采取攻势的主动，而且打胜，真值得我们佩服。

上邽之役以后，双方有一个多月不曾有多大接触。汉方的汉中留守兼代拆代行丞相事务的李严，派人通知诸葛亮，说由于大雨阻塞了道路，军粮恐怕不能继续向前方运到，叫诸葛亮撤退。诸葛亮于是就在六月间撤退。司马懿派张郃追击，追到“木门”，遇到诸葛亮的伏兵，死于乱箭之下。

诸葛亮回到汉中以后，才知道虽然有过大雨，而军粮的运输并没有李严所说的那么严重。这一位李严居心不良。他自己要求诸葛亮撤退，却在诸葛亮回师的消息到达汉中之时，故作惊讶之状，说“粮食很充足，丞相怎么撤退了呢？”李严随即（一）想杀掉军粮的督运官岑述，以推诿自己不热心运粮的责任；（二）报告后主，说诸葛亮并非真正撤退，面是“伪退”，以“诱贼与战”。李严这一着很阴险。这是把撤退的事说成诸葛亮主动，不是他李严主动。而且把“诱敌”未成的责任，也加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把李严前后写给自己的书信与公文，汇集起来，叫李严自己下一个结论，李严承认自己前后矛盾，甘愿受罚。诸葛亮上表给后主，把李严的本兼各职免了，所封的爵位也削除了，叫李严以平民的身份，从汉中郡搬到梓潼郡去住。

李严的儿子李丰，被诸葛亮从江州都督的职位上，调到丞相府，当“中郎将”军阶的参军。诸葛亮勉励李丰，说：“我和你的父亲，本是同心合力，为兴复汉室而共事的，我没想到，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边发生变化。倘若你的父亲知过能改，回心转意，你也能和丞相留府长史蒋琬‘推心从事’。那么，‘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你的父亲仍有可以替国家出力的机会）。”

从这一件处理李严犯罪的方式上，我们可以认识诸葛亮的为人：公私分明，而十分忠厚。

后来，渚葛亮去世，李严在梓潼听到消息，非常伤感。他知道，请葛亮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宽恕他的过失，或重用他的才能。他绝了望，不久便发病而死。

《资治通鉴》在叙述他的这一段经过之时，称他为“李平”。这是因为他本来虽叫李严，其后自己改名为李平（《资治通鉴》也称大将王平为何平。那是因为，王平曾经一度做何家的养子；他曾经在张鲁降魏前后，也降了魏，那时候还是叫做何平。到了刘备拿下汉中之时，王平归附了刘备，复姓原来的王。但是魏方的人不知道他复了姓，仍旧称他为何平。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根据的关于王平的资料，大概是魏方人士所写）。

诸葛亮的兵多（十万人左右），每个月所需要的军粮自然也多，当时的汉中与四川虽则出产粮食，却很不容易运到秦岭之北。诸葛亮在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所以能够获胜，原因之一是有了“木牛”。木牛被有些人，尤其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种神秘的，甚至是能够自动的运输工具。实际上，它也依然是要掌人力来推动，不过是由于构造得巧，可能外形像一条牛，或载重的能力像一条牛而已。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的隆中躬耕过（隆中在今天襄阳县之西），那时候南阳可能已经有了我在民国初年所见到的一种叫做“土牛”的车子。也许，当时还不曾有“土牛”，是诸葛亮先发明了“木牛”，其后才慢慢地传回了今天的河南省的。另一个可能与“木牛”有关系的东西，是今天成都一带都有的“鸡公车”。鸡公车，头小身大，像一只“鸡公”（公鸡），它也是车轮小，与“土牛”相同，推起来十分省力。两者所不同的地方是：土牛的小车轮在前，而车身是一块长方形斜板（前窄后宽）；鸡公车是小车轮在车身之中。车身也是前窄后宽（这两种车子都比江苏各地所能见到的大车子省力）。大车子是有一个很大的轮子在车的中央，直径几乎有三尺左右，推起来十分费力，虽则车轮的两旁每一边可以坐一个人或两个小孩，或载一头肥猪。

到了建兴十二年，诸葛亮进行第六决战役，武功之役之时，由于已经有了渭河上游的天水郡，便不再需要木牛，而改用了“流马”。

诸葛亮在上邽之役以后，休养兵士三个年头，才在建兴十二年作最后一次的进攻，亦即“武功之役”。

这一次，诸葛亮所用的运粮工具，是一种快船，叫做“流马”，“流在水中的马”。船身长而且窄，因此减少了水的阻力，所以能快。

诸葛亮在春天行动，带军队从斜谷的一条路出来，很顺利地到达今日郿县西南的汉朝武功县五丈原。司马懿驻扎在附近，对诸葛亮部队严密监视，却不敢走出壁垒来交锋。

就这样，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没有什么“行动”。传说：诸葛亮派人送女人用的装饰品给司马懿，司马懿气得想下令出击。魏明帝特别派了一位老臣辛毗，来营中制止司马懿，不许他与诸葛亮部队对阵厮杀。这个传说很没有根据。请葛亮不是一位肯用这种无聊手段的人。魏明帝既然授权司马懿作统帅，也绝不会特别派一个人来，不许这位统帅作战。事实是，诸葛亮确曾屡次向司马懿挑战，而司马懿始终忍耐，不肯应战，只是用“守”的方法，等侯诸葛亮粮尽退兵。

请葛亮这一次却并没有“粮尽”的问题。他已经下了决心，对司马懿持久作战。他在五丈原一带实行“屯田”，叫兵士种田，生产粮食。

诸葛亮的部队纪律极好。他们夹在本地农民中间，相安无事。

可惜，他本人太劳苦了，“事必躬亲”，而肠胃又不好，消化不良，吃得少。他的病越来越重，挨到八月间，便不幸去世。

诸葛亮死得太早，虚岁只有五十四岁。他不负刘备给他的知遇，实践了自己对刘备所许下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左右，杨仪、费祎二人，决定了把他去世的消息保守秘密，先把大军撤回汉中，然后才宣布这个消息。

杨仪是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职位相当于秘书长；费祎是“丞相司马”，地位相当于参谋长或参谋处长。

杨、费二人之所以要作如此的决定，由于他们自己不会打仗，而又怕魏延虽则会打，却未必能胜得了司马懿。除此以外，他们在感情上与魏延也颇有隔阂。就杨仪而论，那就不仅是隔阂，简直是“积不相能”、“势如水火”。杨仪甚至于不愿意魏延有机会主持作战而战胜，成为诸葛亮的继承人，作蜀汉的统帅与丞相。

费祎到魏延的营中，把诸葛亮去世的不幸消息，秘密告诉魏延，说诸葛亮留下遗嘱，叫大家撤退回汉中，并且叫魏延担任“断后”的任务。

魏延不赞成撤退。魏延说：“国家的大计方针，不可能因某一人的死亡而变更。丞相的棺柩，可以派丞相行营的官吏送回汉中或四川。军队应该留驻在五丈原，屯田、作战。我本人相信有能力打司马懿。”

他质问费讳：“是谁派我替杨仪这种人断后？是丞相本人么？”

他随即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与分布军队的方案，说给费祎听，叫费祎回丞相行营，以丞相司马的身份，发布命令。费祎答应了他。

费祎回到行营以后，把魏延的吩咐丢在脑后，仍旧与杨仪合作，完全按照杨仪的意思办：大军向南撤退；下命令叫魏延断后。

魏延不理费祎的那一套；立刻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杨仪与费祎造反。

杨仪与费祎也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魏延造反。

地位仅次于魏延的大将王平，站在杨仪与费祎的一边。于是，魏延失败，带了几个随从离开军队，走到汉中，被一个姓马名岱的杀了。后主依照杨仪与费祎的请求，把魏延的罪定成谋反大逆之罪，不仅杀了魏延的妻子儿女，也屠灭了魏延的“三族”的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

魏延死得很不值得，而且极其冤枉。他倘若真想谋反，为什么不带了他所指挥的先锋部队，去司马懿的营垒中投降？却反而只带了少数人，来到汉中？他分明是想经由汉中，回成都，向后主当面报告，陈述他自己的继续作战的主张。他不像是“烧绝栈道”，用武力阻挠过大军南下，如杨仪、费祎所说。

二七、诸葛亮德为人

在所有的三国人物之中，最能受到当代与后世的人崇敬的，是诸葛亮。孙权与蜀汉结盟，盟书中没有提到后主，也设有提到他孙权自己，却明明白白标出了“诸葛丞相”四个字。赞扬诸葛丞相“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被诸葛亮打得抬不起头来的司马懿，一生不曾在别人手中吃过败仗，应该是对诸葛亮“恨之入骨”了。这位司马懿却在蜀汉军队撤退以后，视察了一番诸葛亮的营垒布置，忍不住说出“天下奇才”四个字，表露了内心对诺葛亮的佩服。

诸葛亮不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刘备在临死的时候，一面对诸葛亮亲口说：“君才十倍曹丕”；一面写给后主与鲁王、梁王等几个儿子，说“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你们应该以（诸葛）丞相为师”。字里行间，刘备向儿子们称许了诸葛亮的道德足以服人。

刘备左右的两员虎将，具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关羽、张飞，膂力与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龄上也比诸葛亮多出了一大截，而且关羽也念过《左氏春秋》之类的书，张飞写字也写得出够资格刻在石头上作为碑铭的雄浑的字；这两人虽然在刘备开始对诸葛亮礼遇之时，有点儿不以为然，过不了多久便完全了解诸葛亮确是刘备这条大鱼所需要的水。再到后来，刘备于拿下成都以后，提升诸葛亮为将军级的军师将军（不再是中郎将级的军师中郎将），又赏赐给诸葛亮以相同于赏赐关、张二人的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关羽、张飞二人一点儿不觉得刘备做得过分，也丝毫不以变成了与诸葛亮于同等地位为耻。

而且，在关羽颇以与马超并列为耻之时（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只须诸葛亮一句安慰的话，便笑逐颜开。诸葛亮写信给关羽，说：“马超是一时之杰，英布、彭越之流，可以与张飞比一比，哪里赶得上你‘胡子’的‘绝伦逸群’呢？”诸葛亮和关羽的交情，可见已经够得上称关羽为“胡子”了（笔者曾经侥幸以后辈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赏识，却从来不敢在于先生面前说出“胡子”这两个字。虽则于先生正如关羽一样，颇以自己的美髯为乐。于先生的胡子之美，为民国以来的第一人）。

张飞与诸葛亮也极好，从偕同入川打刘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证明。倘若不是张飞、赵云、诸葛亮三个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么会席卷川北与川南呢？

赵云的资格也比诸葛亮老得多，他在刘备死后随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兴七年一一或建兴六年年底一一便去世了）。

黄忠去世得更早。在定军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将另一位是马超。诸葛亮不是故意把马超搁在一边，而是想重用马超也无法办到。马超在刘备的章武二年已经去世了！

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个“诚”字。他从“诚”字出发，对君上的忠是诚，真心真意地尽忠，这是忠诚。对明友、同僚与部属和谐共事，守信用，这也是诚，诚信。

诸葛亮因为能诚，所以能公。公是没有私心，能够以诚心待人，忘记了小我，一切为对方着想，因此所有的表现，都昭昭然是一个公字。陈寿称赞他：“开诚心。布，公道”，可谓十分正确。

诸葛亮做到了赏罚公平。因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于是，被赏的不敢骄傲，被罚的也毫无怨恨。有时候，使得因小过而被罚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于再犯更大的过；这在事实上是教训了他。古语说：“刑赏，忠厚之至。”便是这个意思。有些君王或长官，对臣民与部下完全放任，不赏不罚，造成了一种不痛不痒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这才是不负责任，也是对臣民与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评请葛亮治国太严，太喜欢用重典。“严”是事实。他为了挽救刘焉、刘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严。“喜欢用重典”，却不是事实。凡是要罚二十下棍子以上，诸葛亮都要自己复判了以后，才许执行，我们怎么可以说他喜欢打人或杀人呢？

我说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么？是：他对得起刘备，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他的家人与朋友僚属，也对得起他自己，无愧于生平的抱负。

他对得起刘备，人人皆知。他对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证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达之时，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进了四川，见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头缠白布。他们并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为诸葛亮戴孝戴久了，缠白布缠成习惯，不缠就会头部受凉，因此而永远缠下去，子孙相沿，直到今天）。

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给诸葛亮建筑一个庙。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认为这不合于“礼秩”，不许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纷纷在路旁设祭，一面再度向后主直接要求，至少为诸葛亮立一个庙，立在成都。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许。

有两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习隆，与中书郎向充，实在看不过去，就鼓起勇气，向后主上了一个表，说：汉朝自从开始以来，功臣立庙的颇有前例。诸葛亮“德范遐迩，勖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不应该让他“烝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习隆与向充，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不在成都立庙，而在沔阳（汉中的沔水之阳）诸葛亮坟墓的附近立一个庙。这一个办法，总算被后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这些官僚与后主本人，在当时做梦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庙存在于成都的，不是刘备，不是后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记的官僚，而是我们所佩服的诸葛亮。

这个庙，我去瞻礼过。老百姓称它为“武侯祠”。我到达以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武侯祠”大门之上有一块匾，匾上的三个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庙”（刘备的庙，刘备死后谥为“昭烈皇帝”）。

原来，将近两千年来的刘备的庙，不被老百姓称为刘备的庙，而成了家喻户晓的“武侯祠”。早在唐朝的时候，昭烈庙就已经变成了武侯祠了。杜甫有一首诗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官城，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诸葛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认为这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诗里，把诸葛亮比成伊尹、吕尚，与萧何、曹参，“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诸葛亮自己在青年时代，不过是自比于管仲、乐毅而已）。

他确是一位“文武兼资”的人物。陈寿却只肯推许他的“理民之干”，不甚钦佩他的“将略”。他是否真的不会打仗呢？是司马懿打胜了他，还是他打胜了司马懿？陈寿的批评，有很多人认为是曲笔（陈寿在晋朝做官，而晋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马懿。陈寿可能惧怕惹祸，而不敢太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不过，陈寿也未尝不替诸葛亮说公道话。陈寿以为诸葛亮之所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实在是因为：（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司马懿）。（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传说，司马懿有兵三十万，而诸葛亮仅有十万。究竟是各有多少，难考；魏方在陕西、甘肃的兵，多于诸葛亮在汉中的兵，却是很显然的）；魏方以数量较多的兵取守势，诸葛亮以数量较少的兵取攻势，当然是诸葛亮的处境较苦了。（三）萧何有韩信可以推荐，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荐。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韩信与王子城父的名将，因此而“未能有克”。

诸葛亮所能指挥的，只是魏延、王平、高翔、吴懿、吴班，与年轻的姜维。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难以和韩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获得诸葛亮准许，以一万人经子午谷直趋长安，与诸葛亮会师潼关，说不定能够袭取洛阳，立下不世之勋，功名超过韩信。然而这是厉史上的若干所谓if’s（假定）之一，谁也不能预言结果一定会怎么样。

诸葛亮应该不应该接受魏延的建议？这也是一个所谓idle question（浪费时间的问题）。

魏延的建议，诸葛亮有权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当时是诸葛亮，也有权利接受或不接受。这是各人的战略构想的问题。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赌博性质。胜负之数，所系的因子太多。兵多、将广、粮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说，败了卷土重来；正如赌本雄厚的赌徒，可以千金一掷，输了面不改色。反过来说，兵比魏方少，将没有魏方多，粮食更是成问题的诸葛亮的一方，实在是虽则明知有胜利可能，而仍旧不宜于轻易冒险的。

何以说魏延的“子午谷计划”是冒险呢？因为，长安是一个大城，坚城，魏延带去五千名作战之兵与五千名背粮之兵，未必能够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难免敌人不从洛阳及各地来援，对魏延部队来一个反包围。

长安的守将夏侯懋，是魏国的驸马，是纨袴子弟，是一个“不知兵”的人。诚然，谁能断定，在夏侯懋的左右与麾下，没有一两位知兵的、能征惯战的将领呢？我这些话，也并非“定论”。倘若魏延被诸葛亮准许带一万人经子午谷前往，那末，他一举而攻下长安，与请葛亮会师潼关，也不是全无可能的。

话说回来，问题在于诸葛亮本钱少，而冒不起这个险。

另一种关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批评，是说他打来打去，不敢直接向长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阳打，而故意“舍近求远”，打到了甘肃去。最后的一次也只是在长安西边相当远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说这种话的人，也是忽视了诸葛亮的实力与魏方的实力不成对比。诸葛亮只能够“舍近求远”，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阴平等郡（他在建兴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获得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人民的响应。他在建兴七年，又叫陈式攻下了武都与阴平）。

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汉的防守线做巩固了再说（阴平的重要性，从其后邓艾经由阴平而偷袭江油城的一点上，获得证明）。诸葛亮把远在今日甘肃的几个郡先拿下来，是为了慢慢地扩充实力，同时解除了后顾主忧。

自从三国时代以来，中国人在事功上与道德上，及得上诸葛亮的很少，而批评诸葛亮的人极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难，批评别人极容易）。最常见的批评，是说诸葛亮忽略了分层负责与培养人材，以至于不得不事必躬亲，与身后无人继承他的事业。

这两点批评，我想，倘若诸葛亮自己听到了，也会承认批评得对。他的确是不该“亲校簿书”，不该亲自复判处罚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确也忽略了办一个军官学校，以造就堪比于姜维，或能力超过姜维的将才。

诸葛亮除了虚心接受类此的批评以外，可能要加上一两句诉苦的话。他倘若不“亲校簿书”，则簿书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错误，大到关系前方将士的生命。至于复判刑事法案件，也不过是略为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于办军官学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养人才。他也知道这工作很紧要，只恨有心无力，抽不出时间来做（他把能省下的一点工夫，都用在教导姜维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批评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专找出他们的缺点，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责备贤者，是可以的，倘若我们志在做一个比他们更贤的人。否则，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无出息而对极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鸣得意。“无诸己而先求诸人”，不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我个人佩服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几次胜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绩，如“野无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够意思。

我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他对得起刘备，也对得起李严。对于也反对过他的廖立与彭羕，他也是十分对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刘备自称荆州牧之时，做了“从事”，升为长沙郡太守；转到益州，又做巴郡太守；刘备自称汉中王，他做了“侍中”。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一切，把廖立调任为“长水校尉”。廖立很不高兴，就在言语之中对刘备、关羽、丞相长史向朗、文恭、后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评得很厉害。蒋琬与李郃，把他的话报告给诸葛亮，诸葛亮上表给后主，说廖立“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好比乱群之羊，建议把他削职为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汶山郡（四川省汶山县、茂县一带）。

诸葛亮成全他，不请后主治廖立以死罪，而从轻发落，仅仅免去他的官职，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这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廖立的地方。

廖立也颇知好歹，心里对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终有一天仍被诸葛亮重用或准许回成都的希望。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汶山，廖立大哭。廖立说：“我永远也不能回到华夏的文明之乡，而要老死在这个不毛之地。与‘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过了若干年，姜维有一次行军，经过汶山，特地去拜访了廖立一次。姜维在事后告诉人说，廖立亲自率领妻子儿女耕田，身体很好，“意气不衰，言论自若。”廖立也确是一位“可人儿”，老脾气没有改。所好，汶山较为偏僻，又没有蒋琬之辈在旁边搜集小报告的资料，他尽管在不毛之地对边疆同胞用汉语大发牢骚，也不会再发生吃官司的事了。

另一名被诸葛亮治罪，而心中并不怨恨诸葛亮的人，是彭羕。彭羕是广汉郡的一个书佐，地位极低，因庞统、法正的推荐而获得刘备破格录用，当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从事”（与今日的总务处处长或秘书处处长相类似）。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诸葛亮向刘备建议，把他外调为江阳郡的太守（江阳郡的首县，在今日的泸州）。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气愤得很，竟然图谋不轨，想唆使马超与他一起造反。他向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宅也。”马超被他吓得说不出话来；事后，不敢不告发他。他立刻被官厅逮捕下狱，判了死刑。死前，他写信给诸葛亮，承认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说诸葛亮是“当世伊吕”，希望诸葛亮好好地辅佐刘备，共成大事。他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只求诸葛亮了解他的“本心”并非“自求菹醢，为不忠不义之鬼”，只不过一时酒醉，说出了不应该说的话而已。

诸葛亮不曾因为彭羕写了这么一封悔过的信，而免他一死。原因是，唆使军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毁谤之罪，或李严谎报军粮不足之罪可比。

另有一人之死，完全是由于诸葛亮的坚决主张。这个人就是刘封。刘封原是（湖南省湘阴县东北的）罗国封君（罗侯）的儿子，姓寇，母亲姓刘。刘备在徐州丢了妻子儿女；到了荆州，就收养了这位寇封，叫他改姓刘，成为刘封。那时候，刘封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大孩子了。他长成了以后，竟然膂力过人，而且学得了一身武艺，随同张飞、赵云等人进益州，很立了一点功劳，被刘备任命为“副军中郎将”。其后，刘备叫他带兵由汉中，沿着汉水，顺流而下，到（湖北的西北部）上庸郡，会同孟达，夹攻刘璋的太守申耽，给了他以节制孟达部队的全权。申耽投降以后，刘备升他为“副军将军”，驻扎在（陕西省安康县西北的）西城郡。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襄阳樊城攻于禁、徐晃，叫刘封与孟达出兵相助；这两个人竟然借口“山郡未附”，说是抽不出兵来。后来，关羽因吕蒙偷袭江陵后方而失败，就不敢向上庸的方向撤退，以致作了俘虏，被斩。刘备因此而十分痛恨刘封。

不久以后，孟达降了魏方，刘封不接受孟达的劝诱。西城郡的太守申仪，也降了魏方，击破刘封的部队。刘封只身逃回到成都（西城郡被魏方改称为魏兴郡，仍叫申仪做太守，驻扎洵口，洵口在洵阳县）。

刘封到达了成都以后，诸葛亮向刘备说，此人不可不除。据陈寿在《刘封传》中所写，似乎诸葛亮是为了防免刘备百岁归天以后的后患，而不是为了治刘封不救关羽之罪。所谓后患，指的是：刘封生性“刚猛”，又比阿斗刘禅年长（大了几岁。阿斗是在建安十二年左右才生下来的；他的母亲是刘备的姨太太甘夫人）。虽则刘禅已被立为太子，难保刘封不与刘禅争夺继承之权。

陈寿所记的，是不是事实？倘若诸葛亮是基于防患未然的原因而置刘封于死地，这是不足以服当世之人与后世之人的。刘封还不曾有过一丝一毫想争继承之权的言论或行动。大胆假定某人将来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杀了这个人以防免他将来犯罪，这是最不讲道理、最野蛮而残忍的事。我不知道请葛亮曾否做出这种事；我希望陈寿写错。倘若陈寿没有写错，那我就不得不改变我对诸葛亮的钦佩了。

也许，刘封之所以被赐死，只是因为他不救关羽，又先后与孟达及申仪处得不好，使得刘备失了荆州，又失了益州的上庸郡、房陵郡与西城郡。倘若诸葛亮真是为了“防患未然”而冤杀了刘封，那他就未免太对不起刘封了。以我所知，除了这一件有待查考的案子以外，诸葛亮并不曾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

他一生为人忠厚。一个人是否忠厚，从他对家中的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黄氏夫人很好，且无论黄氏夫人是否相貌平常。

他对养子诸葛乔与亲生子诸葛瞻，一视同仁，很细心地教育他们。诸葛乔是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于诸葛亮还没有亲生的儿子以前，过继了给他。其后，诸葛瞻出世。渚葛亮仍旧以诸葛乔为嫡子、武乡侯爵位的继承人。这便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诸葛瑾与诸葛乔之处。他不肯更改诸葛乔这个“养子”的继承人地位，怎么会像陈寿所写，使出杀人辣手去干掉刘备的养子刘封呢？

诸葛乔于诸葛亮北伐之时，随军到汉中，被指定带了五六百兵，帮助转运军粮，与其他达官贵人的子弟一起在山谷之中奔走吃苦。

不幸诸葛乔在建兴六年病故，年纪只有二十五岁，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诸葛攀。诸葛攀其后做了“行护军、翊军将军”。诸葛攀于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在东吴倒楣，遭受灭族之祸以后，转回东吴，做了“诸葛瑾之后”，延续诸葛瑾的“香火”，作为祭祀诸葛瑾的人（武乡侯的爵位，已经改由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继承）。

诸葛瞻继承武乡侯的爵位时才两岁。十五个年头以后，诸葛瞻娶了后主的女儿，成为驸马；次年，官拜“羽林中郎将”，其后历升至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行都护、卫将军，与董厥（共）平尚书事（诸葛亮去世已久，不曾见到诸葛瞻的成长与成就。诸葛亮去世之时，诸葛瞻的年纪尚幼）。诸葛瞻于三十七岁的时候，和自己的长于诸葛尚一起在绵竹对邓艾的军队作战，壮烈牺牲。

诸葛瞻的小儿子诸葛京，因为年纪太小，不够资格参加作战，幸免于难。这是天佑吉人，使得渚葛亮不致绝后。诸葛京其后长大成人，在晋朝做了郡县的县令，调升东宫舍人，最后做到了广州刺史。

诸葛瑾的一支，前面已经说过，于诸葛恪灭族之后，因诸葛攀由益州回了东吴，也免于绝后。

诸葛瑾与诸葛亮是同胞兄弟，诸葛亮是弟。另一位弟弟是诸葛均，跟随诸葛亮到了益州，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

他们的父亲是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太山郡的郡丞（太守的副手）。诸葛珪早死，他们跟随叔父诸葛玄，先到（江西）豫章郡，后到荆州南阳郡。

诸葛玄在豫章郡为太守，时间很短。他是袁术所派的人；汉朝在长安的朝廷另外派了一个朱皓来（朱皓其后死在笮融之手；笮融为扬州刺史刘繇所破；刘繇控制不了豫章郡，朝廷又派了华歆为太守。孙策带兵打来，华歆投降，随孙策回江东，当孙策的上宾；过了相当时期以后，华歆去了许县，转入曹操的门下）。

话说回来，诸葛玄在荆州南阳郡邓县，把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以及诸葛亮的“小姊”养大成人，把这位小姊嫁给了襄阳县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当时的邓县县城不在今天的河南省，而在湖北省襄阳县之北）。

请葛瑾于孙权在江东继承了孙策以后，拜别叔父诸葛玄，奉了继母（诸葛珪的后妻），离开邓县，转往江东，经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作了孙权的部下。从此，诸葛瑾一辈子忠心于孙权，不存“跳槽”、换老板的念头。

诸葛亮与诸葛均，由于命运的安排，先后作了刘备的部下，与诸葛瑾天各一方，各事其主。他们三人在私底下的兄弟骨肉之情，完全不曾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有改变，依然是休戚相关的同胞。同时，他们也绝不因为是同胞兄弟，而试图互相勾引，使对方不忠于其主。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而他们做到了。

晋武帝司马炎，叫陈寿编订诸葛亮的文集。编成之后，陈寿呈献给晋武帝，附上了一篇“表”。陈寿在这一篇“表”里，畅论诸葛亮的一生如何多彩多姿，也强调了他死后粱、益二州的人民，“至今”仍十分对他怀念，“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表”中的“至今”二字，是指的“直到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上表的一年，距离诸葛亮去世的一年（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已经有了四十个年头。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诸葛亮不仅被怀念了四十年，而且已经被怀念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我们的今天；不仅被梁、益两州的人民怀念，也被全中国的人怀念（东汉与蜀汉只设益州，没有梁州。梁州是魏国朝廷，把汉中即陕南等地，从益州分出来设置的）。

陈寿在“表”里说，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他不仅荣膺刘备的三顾，也深受孙权的“敬重”。到了刘备死后，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军政，“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办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

这几句“论定”诸葛亮的治绩的话，是当时一般人的“公论”。陈寿并未“过甚其辞”。事实上，出于陈寿之口，更为客观。陈寿的父亲，曾经是马谡的参军，于马谡战败以后连带地被诸葛亮处罚。陈寿本人，也曾经为了某一件事，被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处罚过。

后代的史论家，却颇有批评陈寿不够客观，责备陈寿，说陈寿为了“私怨”而在“表”里写了下列几句话：“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陈寿的批评是否恰当，为另一问题。他确是并设有为了“私怨”而作出如此的批评：他不曾为了父亲的被罚，而说同时被治罪的马谡好；也不曾为了自己被罚，而说诸葛瞻不好。陈寿不曾否认诸葛亮有“治戎”之长，所批评的只是诸葛亮短于“奇谋”、“将略”。

陈寿而且找出三个理由，来解释诸葛亮何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第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第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魏方的兵多，蜀汉的兵少，彼此相差太远，不成比例（魏有十三州部之中的八个州，一个部。蜀汉只有一个州。司马懿的兵力，号称有三十万，事实上有多少，待考，比起诸葛亮的十万应该是多到一倍以上）。诸葛亮采取攻势，司马懿采取守势，攻难守易。第三，诸葛亮的才能，比得上管仲与萧何。但是管仲找得到王子城父，萧何找得到韩信；诸葛亮在他的同时的人之中，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这样的人作为助手，因此就在功业上不能有管仲、萧何的成就。

陈寿的解释，是既公平而又没有火气的。倘若他仅仅指出这三项诸葛亮未能在军事上达到“龙骧虎视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什么“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按语，后世大多数的崇拜诸葛亮的人，就不会责备陈寿对“私怨”未能忘怀。因为，既然是对手方“或值人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那样的人作为助手，诸葛亮即使有“奇谋”，也不敢轻试，即使长于“将略”，也难以实施。怎么就可以因他之“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而说他“短于奇谋与缺乏将略”呢？

打仗时事，胜败不系于一方，而系于双方，单就某一方而论，统帅有将略与奇谋，未必就能够每战必胜；所需要的别的条件，还多得很。陈寿犯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毛病。况且，诸葛亮并不曾败。他虽则没有来得及拿下长安，却也达成了“以攻为守”的任务，使得蜀汉先后免于被张郃、司马懿占领，以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存。

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与现代军事科学中的“攻势防御”的战术，不谋而合。他的“将略”，非同时的若干“人杰”可比。陈寿本人，对军事完全外行，懂不了诸葛亮的将略。

裴松之引了一位“袁子”的话，说诸葛亮用兵“止如山，进退如风”。这一位袁子，生存于诸葛亮死后仅有数十年之时，所听到的“口碑”很多；所说的极可能是事实。

一个带兵的人，能够“止如山”，这已经是了不起了。岳飞也做到了这一点。岳飞使得金兵感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诸葛亮不仅能叫他的部队“止如山”，又能叫他们“进退如风”。这还了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领实行了闪电战，所用的是飞机、卡车、大炮、坦克。诸葛亮到了第五次与第六次对魏战役，才分别有了木牛与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依然是倚仗人力，只是略为省力而已，他在头四次的战役中，连木牛沈马都没有。他竟然能够把部队运动得“进退如风”！他不是第一流的将才是什么？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木牛流马描写成自动的、不用人力或兽力的运输工具，使得许多入以为这是神话、造谣，根本不曾有过那么一回事。其实，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的确确是发明了的。虽则并非自动的运输工具，而只不过是略省人力的运输工具。

诸葛亮也设计了“八阵图”。可惜，这“八阵图”又被《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成妖气弥漫，以石头代替兵马的迷魂阵，神奇得叫读者难以相信。我在幼年之时，便是不相信有过这八阵图的一人，后来我读唐诗，读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二十个字，才修正我的怀疑。我想，像杜甫那样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道听途说”作为歌咏的对象吧？又过了若干年，我读的书多了一些，才完全相信诸葛亮确是设计了“八阵图”。不过，杜甫以为刘备在攻打东吴之时，用过这“八阵图”，却有点“未加深考”。

“八阵图”究竟是什么呢？是八个阵势的图，而不是一种兼有所谓生门、死门等等八个门的阵。这一张图，本是一种用以教导高级将领的教材或“教范”，指示了他们以八种基本阵势，与如何于敌军来攻之时，变化这些阵势。

在诸葛亮的时候，两军相遇，不像今天我们之双方猛掘壕沟，蹲在里面，互相密切注意。他们所做的，是赶紧安营扎寨。倘若双方的距离十分相近，他们就立刻“射住阵脚”，不让敌人来得太近（箭的有效射程，最好的也不过是一百步，亦即一百米左右）。

成千上万的兵，不可能挤住在一个营寨之內。一个营有五六百人，也不可能挤在一个帐篷之内。所以，双方的营寨都很多。而每一个营寨之内的帐篷也很多。

如何把若干营寨布置在地势优越的地方，保有水源与后方交通线，而且构成“箭网”，能够于被攻之时互相援救，攻人之时迅速集中，分途前进一一这便是一个在当时身为将帅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实务”才能。

到了出击或应战之时，双方于集中以后“摆开阵势”。最简单的是所谓“一字长蛇阵”。这长蛇阵的长处，并非如“外行人”所说，能够“首尾相应”，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首尾相距很远，实际上不仅不能首尾相应，而且最容易被敌人切成首尾两段，或若干段。这一字长蛇阵的长处，是便于包抄敌人的两翼或两翼之中的一个翼，绕到敌人后方。西洋的军事学家，称这种动作为out flank，中文译成“延伸两翼”。

在西洋的历史中，希腊人有所谓“方阵”，罗马人有所谓“分段阵”。我们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鱼鳞阵”。鱼鳞阵可说是“复式”的分段阵，以次一排的分段单位，填补前排的空隙。

诸葛亮的“八阵”，是哪八阵？我个人研究得不够。八阵的总原则，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窥见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兴势，在今天陕西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王平于后主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抵挡曹爽，派护军刘敏与参军杜祺，带兵守住兴势，自己以主力留在洋县之东八十华里的黄金谷，作为呼应。

诸葛亮曾经在汉中郡首县南郑县的外围，新造了汉城与乐城两个城，用意也是为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他当然不至于用石头代替兵马。杜甫所见到的石头，可能是刘备营垒所遗留下的残迹。造营垒的壁，是必须用石头作为基础的。诸葛亮在五丈原的营垒，也留下了石头基础甚至墙壁。这些石头与墙壁，后来被司马懿看到，司马懿很赞赏，说诸葛亮是“天下奇才”。

诸葛亮的才具，确是“兼资文武”。中国汉唐及其以前的读书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礼乐，同时也教学生练习射御。子路（仲由）是他门下的一位很会打仗的人。中国在宋朝以后，才出现了“文人不知兵”的现象。到了曾国藩操练湘军，这种怪现象才被逐渐改变。可惜，从袁世凯创办新军以后，又有一些所谓“军人”，自以为读过了步兵操典之类，便成了专家，把所谓“文人”一概不放在眼里。其实，步兵操典之类，文人也颇有读得很熟而了解得十分透彻的。孙中山先生不曾进过职业性的军事学校，对军事理论却颇有很精到的见解。在革命元勋之中，黄兴、陈其美、于右任，都不曾进过军事学校，而他们都以副元帅、都督，或总司令的身份带过兵，打过相当成功的仗。

诸葛亮的成就，超过了他在青年时代的愿望，他在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管仲在功业上不过是扶助了齐桓公成为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却免不了有“三归”之玷。乐毅替燕国向齐国报仇，一举而打下了七十几个城镇，然而结果却受了奸人的谗毁，丢了官职，功败垂成。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做到管仲的领导群伦，或乐毅的势如破竹，却在事实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诸葛亮并且使得全中国的人心不为那不顾道义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于以区区益州一个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为上做出一个好榜样，使得当代与后世的人不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与打仗技术，而且更崇敬他的为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臣”，他是一个“宗臣”，值得推为模范受人宗仰的贤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诗里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杜甫接着说：“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这两句相当费解。一种解法是，三分割据的工作，太委屈了诸葛亮；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凤一羽”，具备五德，它升入云霄，经过千古万古，才被人们见到一次。另一种解释是：三分割据的功业，在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过是犹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觉得第一种的解释较为说得通。

杜甫这一首“七律”的后四句是：“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在这四句里面，只有一个“失”字成为问题。它不仅费解，而且不可解。倘若这“失”字是“轶”字的讹写，我们就很容易懂了。杜甫的结论是：诸葛亮不是不知道汉朝的天下难以恢复，然而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实践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所以不惜以烦劳的军务，磨折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死。

我个人的看法，与此稍有不同。诺葛亮似乎没有以操劳作为他慢性自杀的手段。他并不想自杀。他只是抱了“尽人事以待天命”的态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奋斗到底。

他始终一贯，称得上“不负平生”四个字。这便是他不仅对得起君上、家人、僚属、朋友，而且也十分对得起自己的地方（这与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实际上是最对自己不起）。

他死后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极应该的。神是什么？神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过普通人的人。

二八、蒋琬

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经秘密上表给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后主依照诸葛亮的意思，就在他的死讯到达成都之时，任命蒋琬为“尚书令”，这时候蒋琬已经是“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抚军将军，是一种“加官”，没有部队供他指挥）。

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

诸葛亮生前是这样的一位“真宰相”。他从刘备称帝之时开始，就当了“丞相、录尚书事”。倘若他仅仅官居丞相，而没有兼了这“录尚书事”四个字的头衔；那末他便不曾有“真宰相”的实权，只是名义上的一个“丞相”而已。

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同时，封他为安阳事侯（不曾被封侯的人，不能作丞相或真宰相）。

蒋琬于过渡期间所做的“行都护”的官，也很不小。所谓“都护”，是“什么部队都能管”。我们所熟知的是班超担任过的“西域都护”，那就比较小，因为宫名上有了“西域”二字，所管的限于在西域的部队。周瑜在东吴做过“中都护”，那就很大。因为他的官名之上的“中”字，不是指的“中等”或“中部地域”，而是“中央”的意思（汉朝的所谓“中二千石”比普通的“二千石”大，也因为那九卿之官是中央的官。中字指的是中央，有时候指的是“宫中”）。

蒋琬所一度担任的“都护”，官名上边有一个“行”字。这行字是“代理”或“试用”，意思是说这个人资格稍嫌不够，姑且让他先试试，做得好再“实授”。

“假节”的“假”字，不是伪造的假，而是暂借的假。意思是：把皇帝自己的“节”（权杖）暂借给他，于必要时代天子发号施令。

节制军队，任免大官（汉朝有过这“假节”的权力的人不多。诸葛亮有过。另外，魏、吴将“假节”改成了“使持节”；其后“都护”改成了“都督”，都督某州或某几州的军事，甚至“都督中外诸军事”。皇帝所保留的实权，越来越小）。

蒋琬又“领”了“益州刺史”。这领字倒不是“代理”、“试用”，或“暂借”，而是“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然而这益州刺史官职虽小（薪水是六百石，比不上太守们的二千石），在当时当地却是一个颇有实权的据点。因为，蜀汉所有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益州”；而蒋琬虽则又因为“资格不够”而不能像诸葛亮当年“领益州牧”，在名义上，只是“益州刺史”，然而他在事实上却与东汉中叶的各州刺史不同，作了能够控制各郡太守与主管各郡财源与兵源的“州牧”。

等到他一升再升，于建兴十三年四月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他的实权就与当年诸葛亮做“丞相、录尚书事”的时候，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名义上不是丞相而已（诸葛亮却也没有做“大将军”，也没有做过“都护”。都护的位置，刘备绐了李严。李严在建兴九年因罪被废，后主没有把都护的位置另给别人）。

蒋琬是曾国藩的同乡，湖南湘乡人。湘乡在汉朝也是一个县，县城就在今日的县城所在，属于荆州武陵郡。蒋琬于刘备在荆州抵抗曹操，只不过是刘表下面荆州“州政府”的一个“书佐”，地位很低。他不愿留在刘琮那里，随刘琮投降曹操，却选择了刘备。跟随刘备到了益州，被刘备任命为广都县的县长（广都在成都之西三十华里）。

蒋琬在广都当县长的时候，作风与庞统在耒阳当县令的时候相同：把日常的行政事务搁在一边，所喜欢做的只是喝酒与睡大觉。刘备以益州牧的身份来巡查、见到他如此地不尽县长之责，勃然大怒，不仅免了他的县长之职，还把他扣留，关在牢里，说不定想要他的命。

诸葛亮听到消息，赶快抢救。以前，庞统被免了耒阳县“代理县令”之职，只是暂时失业而已，并无生命危险。而且，不久鲁肃便写了信给当时驻屯公安的刘备，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应该当一个州的治中、别驾（总务厅厅长或副州长）”。现在，蒋琬这样一个名气不大的人，是不会有大人物如鲁肃写信来撑腰的（而且鲁肃已死，即使不曾死，也并不认识蒋琬）。

诸葛亮走到刘备面前，替蒋琬说人情。诸葛亮也用了“非百里之才”这个理由，请刘备对蒋琬原谅。

鲁肃说庞统应该当“治中、别驾之任”；诸葛亮却更进一步，说蒋琬是“社稷之器”，堪以付托全国之事的大才。

刘备却也并不立刻就把这位醉汉重用，让他坐冷板凳坐了一两年，才给他一个什邡县的县令。

蒋琬挨到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做汉中王，才勉强被召入王府，当一名“尚书郎”。尚书郎是年轻人干的。这时候蒋琬年纪已不太小。

蒋琬只能怪自己不好，不该在广都县县长任上大喝其酒，给了刘备以极恶劣的印象。

刘备当了皇帝，诸葛亮做了丞相，蒋琬这才有了相当好的转机。被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区区一个尚书郎一跃而为丞相府的“东曹掾”（勉强可以称为人事处处长），蒋琬倒也在修养上大有进步，居然谦虚起来，承认自己的学问道德不够，请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与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选择一位：刘邕、阴化、庞延。

廖化在当时名叫廖淳，其后改名为化。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每每以为廖化是一个年轻的三等角色。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俗语”，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其实，廖化年纪大，有相当能力，并不“窝囊”。他是襄阳县人，当过关羽的主簿（秘书长）；于关羽兵败之时流落在东吴官吏之手。他用装死的方法逃出东吴官吏的掌握，陪了母亲向西边走，在秭归县遇到来伐东吴的刘备。其后先后做了宜都郡太守、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广武驻军的督（当时称为“督广武”），最后升到“右车骑将军”，遥领并州刺史，封为中乡侯。他为人富于决断，作战很勇敢：“以果烈称”。

诸葛亮回给了蒋琬一封“教”，安慰他，说这东曹掾的职务，必须有你这样肯“背亲舍德”的人（不私于亲戚与有德于自己的人），才可以担任。因为，东曹掾有保举“茂才”的权力。

诸葛亮又在他的“教”里面说：“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

丞相的命令，在当时称为“教”。诸葛亮的意思是说：蒋琬，你也不必再谦辞了。别人做事，常常不能“隐于心实”，不能摆脱心里的情感，又不能保守办事的秘密。而且，保举出来的人，每每叫远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举出那样的人。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东曹掾之职。你应该把保举人才的事，做得像样，使得老百姓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这个东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贵的。

诸葛亮的文笔，除了《出师表》那一篇写得十分流畅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难解著名。这大概是由于他事情太忙，想说的话又很多，于是就不知不觉创出了一种过于简练，而失之于有一点儿堆砌的文体。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读者嫌我噜苏，甘冒画蛇添足的批评，反复解释他老人家的若干节语重心长的话。

与陈寿很多同时的人，也感觉到诸葛亮的“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陈寿替诸葛亮解释，说《尚书》之中周公的几篇训诰，也很繁琐。“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蒋琬做了丞相府的东曹掾，表现得很不错，不负诸葛亮的知遇。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祎、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那时候，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蒋琬已经由东曹掾改任“参军”。郭攸之是后主在宮内的“侍中”，费祎是“尚书郎”，张裔是丞相府的“长史”（秘书长）。

诸葛亮率领十万兵北驻汉中，叫张裔与蒋琬留在成都，“统留府事”（统管丞相留在后方的办事处的事务）。张裔与蒋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个字：使得后方不缺少粮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诸葛亮所带的兵，不是雇佣兵，而是征兵。每次“瓜代”，有两万兵退役下来，另有两万新兵从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汉中。这种工作，是张裔与蒋琬的任务之一）。

张裔是成都人，书念得多，经验也丰富。他在刘璋下面做过鱼复县的县长；在刘备下面被任命为益州郡（云南昆明一带）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闿的俘虏，被雍闿送往东吴，献给孙权。他在中途脱逃，躲躲藏藏。到了刘、孙在章武三年言归于好，他才被诸葛亮叫邓芝向孙权要了回来，留在身边做丞相府参军兼益州牧衙门里的“治中从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去汉中，把他留了下来。升他为丞相府长史，官拜“射声校尉”，以射声校尉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偕同蒋琬办理“留府”（留守办事处）的事。

张裔在章武三年已经有了五十八岁；到了建兴八年，他虚岁有了六十六，病故。蒋琬被升任为丞相府长史，也加了一个官：抚军将军，以抚军将军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

当时，请葛亮的“丞相长史”有两个，一个随侍在他身边，是杨仪；一个留在成都，称为“留府长史”，先是张裔，后为蒋琬。

蒋琬做了留府长吏，在工作上与诸葛亮的接触比以前多。诸葛亮对他的器重不减当年，而且尤有过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长官的识拔，过了不久，便由于成绩不佳而灰了长官的心。蒋琬和这些人相反）。

诸葛亮常常对别人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公琰是蒋琬的字。“托志”的托字很费解，这是“诸葛体”的用字法。其实，改用一个“立”字，更妥（恕我大胆！像我这种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会受到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说过，诸葛亮曾经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给后主，特荐蒋琬做他死后的职位继承人（当时，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诸葛亮独独选上了蒋琬，一定是蒋琬确有值得特别信任的地方）。

杨仪是在汉中随侍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却落了空。为什么？杨仪不是没有能力。他办事以迅速著名：“斯须便了”。这位杨仪生性骄傲，看不起同僚，尤其看不起“前军师”魏延，常常与魏延吵架，气得魏延有时候拔出刀来想干了他，他被吓得哭了出来。诸葛亮怎么会保举这样的一个杨仪，做未来的综揽军政的人呢？

我在前面也交代了：后主接受诸葛亮的推荐，先后把蒋琬一升再升，先升了尚书令，最后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做“大将军、录尚书事”，做到了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升为大司马，以大司马的身份“录尚书事”。实权照旧而官阶升高。大将军是三公以下的官，地位不如丞相；大司马是三公之一，地位与大司徒（亦即丞相）相等。

三年以后，延熙九年，蒋琬在十一月间病故。综计，他当“真宰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诸葛亮做真宰相，也不过是做了十五个年头而已。

蒋琬在那十一个年头之中，做了些什么事呢？

蒋琬在他当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不曾有一次对魏方采取攻势。他对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

他而且到了当政已有四年，才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带了主力进驻汉中。在汉中驻了六年，他又在延熙六年十月把主力撤回，回驻在涪县（绵阳）。

诸葛亮去世之时，杨仪与费祎不顾魏延的反对，把主力从武功五丈原撤到汉中；留下了一部分力量在汉中，交给吴懿。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督汉中”。作为吴懿助手的是“安汉将军”王平。

王平也做了汉中太守，代替吴懿担任“督汉中”的重大任务。这个重大任务，起先本是刘备交给魏延担任的。诸葛亮在建兴九年调魏延以“前军师”的名义做先锋，这个“督汉中”的责任，便落在“都护”李严的肩上。李严因罪被废以后，继承他在汉中的职务的，似乎便是吴懿。

魏延的“前军师”，意思是前军的军师，也就是“先遣军司令”之类。这个官职，于魏延被杨仪谋杀以后，一度由邓芝承乏，但不久也划归了王平，于延熙元年改称为”前护军”，到了延熙六年又改称为“前监军”。

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

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把王平的官衔，由“前护军”升高为“前监军”，“督汉中”升高为“统汉中”，“安汉将军”升高为“镇北大将军”。

王平却也不负蒋琬的知遇，在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方的二十万大军声势汹汹，来到汉中之时，不慌不忙，派了两位偏裨之将，对曹爽、夏侯玄等在（今日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的）兴势山迎头一击，就把魏军打得一时不敢再来。

王平所派去的这两位偏裨之将，一位是护军刘敏，一位是参军杜祺。

费祎带了若干兵马，从成都赶到汉中。魏方的“齐王”曹芳的朝廷，接到情报，适可而止，召还了曹爽等人。一场很可怕的风暴，突然云开雾散，王平的功劳很大。

蒋琬的值得称赞之处，是知人善任。他把前方的事交给了王平，后方的事交给了费祎。他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

他早就在建兴十三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之时，把“尚书令”的官职交给了费祎。延熙六年，他从汉中退驻涪县，又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真宰相”地位，让给了费祎，只留下一个“大司马”的虚衔给自己（费祎对他始终尊重，直到他在延熙九年十一月病故之日）。

“公忠体国”这四个字，蒋琬是当之无愧的。提拔姜维，保荐姜维作凉州刺史的，也是蒋琬。

蒋琬在政略战略上，始终对魏方采取守势。他叫姜维去经营凉州，也是“避实就虚”，借羌胡的兵源与物资来加强蜀汉的实力，以长期对抗“跨带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汉军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孙权对魏有过两次大的攻势，一次小的攻势。我们没有见到蒋琬曾经采取过“平行的活动”以与孙权的行动相配合。

孙权于嘉禾六年（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137年）派遣朱然围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黄陂县；其后在赤乌四年（后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坏魏方（在寿县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围攻樊城，派诸葛瑾进攻（湖北南漳县城东南的）祖中。最后，在赤乌六年（后主延熙六年）又叫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攻打六安。

蒋琬在这三年皆无行动，似乎是为了等待吴方打出一个名堂，然后才出动自己的兵，来“扩充战果”，“蚕食”魏的领土。

可惜，吴方的几次攻势，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蒋琬才始终“持重”。朱然与步骘对他很误会，在赤乌七年上表给孙权，说蒋琬暗中可能与魏方有了默契。孙权替蒋琬解释，说“联为诸君破家保之”。

二九、费祎

费祎的才具，不及蒋琬，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蒋琬在有生之年，以费祎为第一替手；蒋琬死后，这大梁便轮到费祎来挑。

费祎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从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六年之间，不曾出过什么乱子。

对魏方，费祎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想绝对不攻。但是，姜维一定要攻。他就尽量抑制姜维，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他向姜维说，“丞相（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况我们？”

费祎可说是蒋琬的信徒，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以攻为守”。我对他，实在难有好感。

但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面对蒋琬颇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国力颇为亏损以后。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患。

费祎在建兴十三年接任尚书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将军，与卫将军姜维“共录尚书事”，于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没有等到蒋琬去世，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在延熙九年以后

善加运用，不应该一味地守，更不应该抑制姜维。

《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守；兵力有余的时候，才攻。”

我以为这样解释，失掉孙子的原意。孙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会发觉兵力很够用。”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守的一方，是被动，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那一点进行攻击，因此而不能不处处设防。于是，“备多则力分”。反过来说，我倘若敢攻，而且抢先去攻，只须集中相当力量，专攻敌人的某一地点，就不会感觉自己的兵力不够。

也许有些人，会向我说：“你主张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败了下来，岂不是连带地把老本钱也输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钱是输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并不等于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后方留下了相当的兵力，就不会因前方的攻势顿挫而一败不可收拾。

我在几十年前，曾经看到一部《围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宁输十子，不失一先”。“先”这个字，太重要了。

再进一步来说，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稳。王夫之批评北宋的政府，说它白养了几十万禁军，只晓得用“操演”来练兵，不晓得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

也许，费祎的本意并非以守势求苟安，而是静待机会。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没有面子。他喜欢喝酒，与蒋琬犯了同样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宾客，“请眷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宁县一带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过魏方的官。他在姜维占领西平郡的时候，被强迫迁移了来，颇受重视（可能是读过一些书，在家乡是一位名士）。费祎待他以宾客之礼，他却恩将仇报，不惜与费祎同归于尽（事后，魏国朝廷称他为“故中郎”，迫封他为长乐乡侯，赐他的家属银一千饼、绢一千匹）。他也许是受了魏方间谍的说动；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费祎来说，那真是未免太疏于防范了。

三○、从董允到樊建

蜀汉的这一本账，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便没有什么“进项”，只是姜维在今日的甘肃青海略有作为而已。

比起魏、吴两方，蜀汉却也有它的优于魏、吴之处；没有权臣之肆意废立，没有宗室之內的骨肉相残。后主虽则十分平庸，却也不曾糊涂得像孙权晚年一样。后主也很幸运，有一连串的文臣，从董允到樊建，忠心办事，使得国家的庶政始终没有违反诸葛亮所留下的规模（其中只有一个陈祗，成绩较差）。

董允是董和的儿子，董和是诸葛亮的同僚兼好朋友，原籍益州巴郡，寄居荆州南郡。在汉朝末年回益州，在刘璋下面当过几任县长县令与“益州郡”太守，富有行政经验。刘备拜他为“掌军中郎将”，叫他陪同诸葛亮处理“左将军府”的种种事务。那时候，刘备除了仍自称曹操一度向汉献帝推荐他担任的“左将军”以外，已经同时又自称为“大司马”。所以，他的“左将军府”的正式名称，是“左将军大司马府”（诸葛亮的官衔是军师将军，比董和的“中郎将”高）。

董和与诸葛亮两人之间，相处得极好。董和虽则在官阶上低于诸葛亮，却敢于“就事论事”，在公务上常常向诸葛亮提出相反的意见。有时候，诸葛亮不肯接受董和的相反意见，董和却又敢于不怕诸葛亮嫌他噜苏，一再把这个相反的意见提出，虽提出十次也要提它出来，直到诸葛亮接受为止。

诸葛亮不仅不嫌他噜苏，而且十分欣赏，叫同僚们以他为模范。诸葛亮说：“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董和的字，叫做幼宰）。”

诸葛亮又说：“倘若大家能像董幼宰那样‘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诸葛亮说他一生有四位肯对他“直言”的朋友：崔州平、徐庶、胡济，另一人便是“每言则尽”的董和。

董和生性耿介，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为官清正，“死之日，家无儋石之储。”

董允幼承庭训，学养均好。刘备先后叫他作太子舍人、太子洗马，意思是叫太子阿斗有他这样的一个好人作朋友，免得走入歧途。

阿斗继位以后，把董允升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在建兴五年离开成都北上，进驻汉中，写了《出师表》向后主临别赠言，希望后主把“宫中之事，事无大小”，都征求侍郎董允与他上面的两位侍中（郭攸之与费祎）的意见。倘若这三人没有“兴德之言”，就杀掉他们“以彰其慢”。

事实上，郭攸之是好好先生，不太坚持自己的意见。费祎不久便被诸葛亮调去丞相府作“参军”，剩下来作为后主身边的“诤友”的，只有董允一个人。

后主升他为“侍中”，又让他兼领“虎贲中郎将”的职衔，统领在宫中宿卫的“亲兵”。

后主在即位的时候，年龄是十七岁。到了建兴五年，便有了二十一岁（他即位的一年是刘备章武三年，没等到第二年便改元建兴。所以，在建兴五年之时，他的虚岁是二十一岁）。

后主对于美丽的女子颇有兴趣，虽则他的皇后、张飞的大女儿，并不难看（可能甚美，因为张飞本人曾经是美少年）。

后主除了皇后张氏以外，也有若干位妃嫔之类，却贪心不足，颇想广采民间的美女，收入后宫。董允认为这件事他不能不以侍中的身份，出面阻挡。他板起面孔向后主说：“古时候的天子，至多只有十二位后妃。现在，陛下的后宫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目。”后主向董允说好话，请他通融通融；董允却始终坚持，绝对不肯通融。后主只得打消这广采民间美女的念头。

从此，后主对董允既敬且畏。别的坏事，他也不敢做，不敢想了。

宦官黄皓，也极怕董允，比后主更怕董允。董允对黄皓，也当然更加不假辞色，常常对黄皓严厉责备，也不许黄皓升官升得太快。在他当侍中的期间，他只许黄皓升到“黄门丞”为止。

董允在费祎于延熙六年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的时候，被加官为“辅国将军”，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尚书令”，成了费祎的副手。

老百姓对他的印象极好，把他列为所谓“四相”，即四个丞相之一。这所谓四相，是，诸葛亮、蒋琬、费祎与董允（其中，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是丞相；蒋琬与费祎均有过“录尚书事”的实权，算得上是事实上的“真宰相”。董允仅仅做了“守尚书令”，不曾“录尚书事”；他是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是一个“相”的）。

董允做“尚书令”的期间，也极短，只做了三个年头，到了延熙九年便病故了。

继任尚书令的人，是来自南阳郡的吕义。吕义的行政经验很丰富，做过一任管盐的典农都尉，两任县长，四任太守。他的办事效率极高，做到了“众事无留，门无停宾”。

吕义做尚书令，做到了延熙十四年病故为止，前后五年。

吕义的继任者，是贻误大局的汝南郡人陈祗。陈祗与宦宫黄皓“互相表里”，纵容黄皓。黄皓之开始干预政治，是在陈祗作尚书令的七个年头的期间。

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开始做尚书令的，是（河南省桐柏县之东的）平氏县义阳乡人董厥。他做过诸葛亮丞相府的“令史”。令史的官职，似乎比“长史”小，而县令则比县长大（大县的长官叫做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做县长）。

诸葛亮曾经向别人夸奖董厥，说：“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这“思慎宜适”四个字，是“诸葛体”，费解。意思是：“董厥这个人很小心，想得很仔细，说出话来，很恰当，可行。”

董厥不仅在景耀元年做了尚书令，而且在景耀四年，以“辅国大将军”的官职，“平尚书事”。“平尚书事”，在名义上比“录尚书事”的权力较小，其实权力是一样的（平字的意思，是“秤”，是“权衡轻重，决定如何处理”。其后的几个朝代，“真宰相”的官衔有的是“平章事”、“平章军国重事”、“与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因此这“平章”两个字成了真宰相的简称。这里面的“章”字，是名词，似乎指“文章”、“文件”。“三品”两个字，不是说真宰相的官阶只有“三品”，而是指“三品以上的官”。那时候，当真宰相的人，要会同中书与门下两个省（院）的三品以上的官，一起研究重要的文件与政务，所以他的官衔才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

董厥开始做“平尚书事”，为时太晚，不过两年蜀汉就亡。在这最后的两年，在董厥下面当“侍中，守尚书令”的是他的小同乡、平氏县义阳乡人樊建。他们二人有能力处理庶政，同时支援在前方作战的姜维，却没有办法控制宦官黄皓。

不过，宦官黄皓之坏，并没有坏到了该负亡国责任的程度。

那末，该由谁来负呢？第一，当然是后主自己。第二，是竭力主张投降的谯周。这些话，我要等到叙说邓艾与钟会两路伐蜀之时，才能细说。

我在这一章里，约略叙过了董允到樊建这几位当过尚书令的人，用意在于说明诸葛亮不是没有留心到奖拔人才。在董允以前，蒋琬与费祎均做过尚书令。这两人是诸葛亮有生之年的好帮手。更前于蒋琬的，有法正、刘巴、李严、陈震，四个人，都当过尚书令。

法正与李严的为人，我以前作过批评。刘巴，依照胡健中先生的意见，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他是荆州零陵郡烝阳县人，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别的荆州名士一窝蜂跟随刘备向南逃难，他却向北走，投奔了曹操，其后又接受曹操给他的任务，回家乡，争取荆州南部四郡。终于流落到交阯。又来到了益州，偏偏遇到刘备拿下益州。终于被刘备的情义所感动，死心塌地，先后作“西曹掾”与尚书令，办了不少事，而对外保密。他去世于章武二年（公元222年）。

陈震是荆州南阳郡人，长于办外交，出使东吴，订成了汉、吴同盟的条约。他在建兴三年以后，一度做过尚书令。

三一、曹家的事

曹操有过二十六个儿子。这些儿子，一个是元配丁氏所生，叫做曹修，其余的廿五个是十二个小太太生的（不曾生过儿子的小太太，在《三国志》里面都没有记载）。

他所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叫做曹冲，是一位“环夫人”所生。曹冲人极聪明，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或是发明了）用浮在水中的船，称一头大象的体重（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里，看这个船入水有多深，在船边划下记号；然后把象牵走，放入大小石头，到船边的入水记号相同为止；最后，把大小石头一一称其重量，加起来，那便是象的体重了）。

曹冲不仅聪明，而且心也极好。有一次，曹操挂在仓库里柱子上的马鞍子被老鼠咬破了。管库房的人心惊胆跳，怕被曹操发现了，就会一怒而处他以死刑。曹冲叫他不要怕，就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故意用刀子弄破一个洞，先让曹操看见，而且做出很愁的样子。曹操问曹冲：“你为什么发愁呢？”曹冲回答：“我的衣服被老鼠咬破了，有人告诉我；‘衣服被老鼠咬破了，人会倒霉。’”曹操说：“哪里的话？这是无知识的人胡说，你不要发愁。”过了不久，曹冲就叫那个管库房的人进来报告马鞍子被咬的事，向曹操跪下请罪。曹操笑了起来，对那个管库房的人说：“你起来，这件事不要紧。我儿子的衣服，夜里放在身边，还会有老鼠咬；这马鞍子放在库房，挂在柱子上，当然难免被老鼠咬了，你没有罪，去罢。”

可惜，这位有才有德的曹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死了。曹操哭得十分伤心。这一年，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乌林被周瑜、刘备击败的一年。

曹操打听到邴家有一个女孩于，刚死了不久，便向邴家的家长提亲，要替儿子曹冲的亡魂，娶邴小姐的亡魂。邴家不肯。

曹操又打听到甄家也有这么一个刚死了不久的女孩子，就改向甄家提亲。甄家倒肯了（能够替死了的小女儿找一个伴，而且活着的家属也与炙手可热的曹丞相攀上关系，有什么不好呢？邴家太固执了。原来，邴家的家长，是邴原，一位颇有骨气的读书人。他根本看不起曹操）。

曹操的最大的儿子曹修，死于建安三年征讨张绣之时。

次于曹修的，是曹丕。曹丕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比曹冲大九岁。

曹丕没有曹冲那么聪明，或那么心好。曹操一向对曹丕不太喜欢。除了曹冲以外，曹操所最喜欢的，第一是曹彰，其次是曹植。

曹丕、曹彰、曹植，还有一个曹熊，都是第一个小太太卞氏所生。卞氏出身是风尘女，原籍（山东临沂之北的）琅邪郡开阳县，流落在（安徽毫州）沛国谯县。她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曹操；当时，曹操是顿丘县的县令。她的命运很好，自从嫁给曹操以后，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建安二十一年做了魏国的王后；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曹丕篡位以后，作了魏国的皇太后；在曹叡继位以后，作了“太皇太后”；活到了太和四年，七十一岁才死。

卞氏为人很好，私底下常常接济曹操的大太太丁氏。这位丁氏，可能是曹操的谯县小同乡，在儿子曹修死了以后与曹操闹翻，去了娘家；曹操亲自请她，她不肯回。卞氏每每乘着曹操不在家的时候，把她接来，厚加款待，在曹操回家以前把她送走。

丁氏所生的一个女儿，卞氏与曹操也待她很好，把她抚养成人，嫁给了夏侯惇的第二个儿子夏侯楙（懋）。

在卞氏所生的四个儿子之中，曹丕最大，曹熊最小，死得很早。中间的两个是曹彰与曹植。

曹丕颇有文才，写过一部《典论》。《典论》之中的一篇，叫做《论文》，指出文章好坏的标准，不可一概而论，因文章本身的性质而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又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只是“止乎一身”。而且，一个人的寿命，无论多长，迟早也是会死的。不如文章之能够把“声名”传于后世。

曹丕除了《典论》以外，也写了一部很像《聊斋志异》的《列异传》（在《太平御览》与《法苑珠林》里有《列异传》书的引文）。他不仅会写散文，诗也写得很好。并且创立了全篇七言的“七言体”：《燕歌行》。《燕歌行》的押韵方式，与今日的“七古”、“七绝”或“七律”完全不同；它是每一句都押韵的。这《燕歌行》一共两首，每首十六句，气很长，描写独守空房的女子，思念远在他方的丈夫。

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起曹丕来更高。曹植的五言诗，有抒情、说理、写景、祝颂、象征，种种的体裁与内容；在用字、措辞、押韵，尤其是情感的深度与意境的开拓上，不仅非曹丕所及，亦非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所能及。例如，《七哀》中的四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又如，《吁嗟篇》之中的八句：“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这八句，批评家大可以说：“上追《离骚》”；在我看来，这八句比《离骚》“轻快”多了。

曹植留下的杰作，数不胜数。《洛神赋》是杰作中的杰作。有些马虎的读书人，以耳代目，牵强附会，硬把这篇极美的文字，与下流不堪的谣言连在一起，真是太不应该。曹植赋中的洛神，就是洛水之神，不是死了的嫂嫂甄后。当甄后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被曹丕娶来之时，曹植才不过是十三岁的小孩子，即使可能对甄后有幻想，甄后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意思的。

苦命的甄后，在童年便已丧父，长大了嫁给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又遇到邺县被曹操的兵攻陷，自己成了曹丕的俘虏。她给曹丕生下了儿子曹叡，留住在邺县，却又因郭氏的嫉妒与进谗，在黄初二年六月被曹丕迫令自杀。媳自杀了以后的次年，黄初三年，曹植才因事到了魏朝的京城洛阳；然后渡过洛水回到自己的封地：鄄城。

这时候，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甄后尸骨已寒，墓木已拱，倘若曹植要尊她为神，该尊她为邺县附近的漳水之神，不该称她为洛阳附近的洛水之神。

《洛神赋》是一种“纯文艺”的作品。纯文艺的超现实性质，很难被我们中国的业余性批评家所能体认（这些批评家的本业不是研习或写作，在情操上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性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就最喜欢作“索隐”，硬说贾宝玉是影射什么人，或全部《红楼梦》故事是曹雪芹的自传。把《红楼梦》本身的文笔、结构，完全搁在一边不管）。

《洛神赋》的文笔与结构，不是在它以前的汉朝若干篇的赋可比。它文字简练，音韵铿锵，叙事干净利落，描写玲珑剔透，虽则题材的本身有点模仿《楚辞》里的巫山神女，而曹植的处理手法，确是高人一等。

《洛神赋》中的下面几句话，曾经引起了将近两千年来无数青少年男子的遐思：“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云譬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睞，[上厌下面]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最后，说到别离之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曹植的几首极短的赋，更是自创一格。例如：寥寥八十几个字的《慰子赋》：“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別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入空室而独倚，对床帏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日琬晚而既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方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

曹植与曹丕兄弟之间，处得不好，却也不曾有过那曹丕逼他“七步成诗”的事。《三国演义》厚诬古人，把周瑜、诸葛亮说成互不相容，又把曹丕说成要把曹植害死，这种“反道德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明清以来中国人之不能彼此以善意相期，不能合作团结。

事实是，曹丕先死，曹植后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植于建安十六年、二十岁的时候，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为平原侯，三年以后，改封为临淄侯。他很得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为魏王，曹植几乎作了魏国的太子。帮他在曹操面前说话的，有杨修、丁仪、丁廙等人。

曹植做了两件错事，使得曹操打消了立他为太子的念头。第一件。他擅自叫人开了宫里的“司马门”，让他所乘的车子直驰而出。按照汉朝的法律，任何大官到了司马门，必须下车步行。曹操很气他这种目无法律的行为，下令将主管公家马车的官（公车令）砍头。曹植做的第二件错事，是当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受任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之时，曹操有意思叫他到襄阳樊城去支援曹仁，对抗关羽。某一天，曹操召见他，准备有所吩咐，他却已经喝酒喝得大醉，不成样子。曹操撤销了他的军职，不派他去支援曹仁，也从此不给他任何实际的工作。

他的好朋友杨修，是曹操的主簿，喜欢卖弄小聪明，又常常泄漏军政上的机密，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曹操下令杀掉。

他的另外两位好友，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在黄初元年曹丕当皇帝不久，也被曹丕杀掉。丁家所有的男人，不分老少，同时一起被杀。

曹丕叫曹植与所有的诸侯，一律离开京城。各“就”其国。魏朝对于诸侯，无论是同姓或异姓的，都管理得很严。行动的自由极其有限：非得诏书，不能自己来京城；诸侯彼此之间不许有来往、不许通信。在诸侯所居住的国，魏的中央政府设置了所谓“监国谒者”，专管监视诸侯的一举一动，经常向中央政府作报告。

曹植在黄初二年便被驻在临淄国的监国谒者（姓灌名均）告发了一次，说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公事公办，把他从县侯降为“乡侯”，由临淄侯降为“安乡侯”。

曹丕在惩戒了他以后，不久又把他由乡侯升为县侯，封在鄄城。次年，黄初三年，再升他为王，称为鄄城王。他晋京，于出京还国之时在途中写了《洛神赋》，便是在这黄初三年。

黄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为雍丘王。他写了两首诗，献给曹丕，诗里面充满了悔罪与感恩的话。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开封西北的）浚仪；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再过一年，让他搬去丁东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帝一举而划了陈郡的四个县，封他为“陈王”。他并不曾因此而快乐。

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郁郁而终，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明帝追谥他一个“思”字。有些写文学史的人，于是就拿“陈思王”三个字来称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经一再上表给文帝曹丕与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带兵打仗，为魏国国家立功，始终没有能获得准许。此人真被派到前线，能否把仗打得像个样子，我个人有点不敢对他乐观。文章好、诗赋好，不一定军事、学术也好。况且，他毫无耍刀舞矛、或调兵遣将的经验。

也许，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线，并非真想立功建业，只不过是想离开牢狱式的“封邑”，逃避“监国谒者”的控制而已。他名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个田舍翁或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个真会打仗的人，结局还不如他。曹彰的胡子有点黄，被曹操称为“黄须儿”。曹彰膂力过人，能够手格猛兽；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到代郡讨伐造反的乌丸（乌桓）。

曹彰战胜了造反的乌丸（乌桓），回到长安，见曹操。这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刚从汉中撤出夏侯渊的残部。

曹操自己打了败仗，看到儿子曹彰打了一个小胜仗凯旋，很高兴。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黄胡子，说：“我这个黄胡子的儿子，果然与众人大不相同。”

曹操升他的官衔，由“行骁骑将军”改为实授“越骑将军”；把他留在长安，自己回洛阳（可能是准备由洛阳再北上，回他的魏国的都城，邺县）。

曹彰算是当了曹操在长安的相当于今日“留守司令”，或“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职务。

曹彰先后的几个官衔，都是东汉的朝廷制度上所没有的。中郎将东汉有；但是，所谓“北中郎将”却是曹操所创。“越骑将军”也是曹操所创。西汉与东汉只有“越骑校尉”。至于“骁骑将军”，也只是西汉一度“因人设政”，为了宠遇李广利而特设过，对别人不曾给过这么一个既不像正规的“骠骑将军”，又高过了正规的“骁骑校尉”的名义。

从“黄巾之乱”开始的所谓“三国时代”是一个乱世。乱世也就是非常之世。懂得“用人”的领袖，很会“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种种的奇怪官衔来鼓励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曹操、刘备、孙权，都懂得这一套。

曹操对别人尚且舍得给宫、给爵、给钱，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也不例外。卞氏夫人所生的四个儿子，一个早死（曹熊），其余的三个，曹丕受拜为“五官中郎将”，曹彰受拜为“北中郎将”，曹植受拜为“南中郎将”。在这三个人之中，仅仅曹彰一人立了军功。

曹操回到洛阳，没来得及去邺县，在收到了孙权送来的关羽的首级以后，不久便旧病（头风）复发，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曹彰很快地来到洛阳，曹操已死。

替曹操办丧事的，是贾逵。曹彰问贾逵：“先王（曹操）的玺与绶，在什么地方？”

贾逵回答：“先王已经有了太子（曹丕）。玺绶在什么地方，不是（您）君侯所应该问的。”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贾逵称他为“君侯”。

曹丕这时候不在洛阳，在邺县。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华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阳奔丧，立刻就在邺县行礼即位（宣布继承曹操的魏王之位）。这是很厉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贾逵询问了玺绶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继位为魏王？进一步说，曹操为什么要在病危之时，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是不是想叫曹彰继位？或是，如鱼豢在《魏略》里所说，“依照曹彰的猜测，曹操想改立曹植为太子。以曹植继位为王？

《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魏略》的说法“不足信”。卢弼举出《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条曹操的“令”。这一条“令”，是写给“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宫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却以为《太平御览》之中的这一条“令”，也未必可靠。我怀疑这一条“令”，因为：（一）当父亲的很少不称儿子的名而称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为魏国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这一点事实，来证明曹丕是太子。当父亲的，想立谁为太子，就立谁为太子；已经立了谁，谁便是太子，当父亲的用不着向别的儿子解释，或提出什么证明。

《魏略》又说，曹彰向曹植说：“先王叫我回来，大概是想改立你为太子罢？”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绍的兄弟争位，你没有见到么？”

《魏略》这一部书，充满了这种“想当然耳”的谣言。《魏略》的作者鱼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与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对曹植失望，连一个“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的官职都撤销了，怎么会异想天开，又要把曹丕换了，改立这喝酒喝得烂醉的曹植？同时，曹丕在这几年以来，颇会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谨慎小心的姿态，已经赢得丁曹操的信任。

曹彰没有理由，对曹植特别好，对曹丕特别不好。他没有理由为了曹植而去伤害曹丕。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为，他可能是自己想继位为王。曹丕当然很快就接到贾逵的报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与临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国（按照当时的制度，诸侯在所封的本国居住，“科禁甚严”。所谓“科”，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例如，不得与别的诸侯有所来往或通讯，不得于未经请准之时，擅自进京或到魏国的都城邺县、求见皇帝或当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语上及行动上“非礼”。所谓“非礼”，包括喝酒过量，或酒后骂人，尤其是骂了“监国谒者”。监国谒者，在事实上等于是监视诸侯的“狱吏”，而诸侯等于是“待决之囚”）。

“封侯”，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种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入，的确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时，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继位以后，奉令去鄢陵县“就国”。在小地方当小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诸侯一样，常常看监国谒者的嘴脸。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以十月为黄初元年十月。

黄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满三个月。

次年，黄初二年，曹丕升曹彰为鄢陵公。又一年，黄初三年，曹丕升曹彰为王。封在任城，称为任城王。任城是今日山东省的济宁县。

黄初四年，曹彰奉旨准许进京。当时的京城已是洛阳（以前魏王国的都城是邺县；汉献帝的帝国朝廷在许县。曹丕篡位以后，定洛阳为魏帝国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阳京城没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说曹彰是气死的。说他来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见他，他坐了冷板凳，气死。

《世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陪曹丕下围棋，在卞太后的小楼之中。曹丕请他吃枣子；在枣子里放了毒药。曹彰中毒，想喝水。卞太后叫人用瓶罐取了水来。曹丕却叫人把瓶罐打坏。卞太后来不及穿鞋，赤脚，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于是，曹彰去世。

《世说》与《魏氏春秋》的记载，均很难是“实录”；至多是传闻而已。传闻未必全无根据，而加油添醋，势所难免。“想当然耳”更是千古好谈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头掸。

我却也并无为曹丕洗刷之意。只是觉得他仅有“罪嫌”，而无“罪证”，我们不可以轻易判他一个杀害同胞兄弟之罪。

话说回来，在曹植所写的诔词里面，确有一些引入深思的暗示。这诔词，前面是小序，后面是诔词的本文。本文包括有下列几句：“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

奇怪的是，曹植别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话中的参与商。曹植又大胆说出了“以（爰）柔克刚”四个字。这分明是说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刚（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温顾得很，后来做了魏王与皇帝，对诸侯与大臣很不客气）。

曹植诔词中的最有深意的八个字，是“同盟饮泪，百僚咨嗟”。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一个王爷死了，百僚与诸侯大家哀悼一番，也就了事。这曹彰死了，为什么同盟（诸侯）要把眼泪咽下肚里去呢？为什么百僚要“咨嗟”呢？因此我才敢说，曹丕是有杀弟的“罪嫌”（虽则罪证毫无）。

《世说》又一口咬定了，曹丕在毒杀了曹彰以后，随即又想除掉东阿王（曹植）。卞太后大怒，向曹丕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不能再杀我的东阿王！”

这又是谣言（写《世说》的人，对曹丕确有成见）。曹植是到了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当了皇帝以后，才在太和三年由浚仪王改封为东阿王。卞太后怎么会在曹丕的黄初四年，就称呼曹植为“东阿王”呢？曹丕诚然一度对曹植也很不喜欢，却始终并未加以杀害。

曹植屡屡向曹丕上万言书、献诗，要求给他一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可见曹植深知曹丕对自己并不“猜忌”。曹丕死了以后，过了六年曹植才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丕对待曹彰、曹植以外的若干异母兄弟，也并不薄。在黄初三年封了八九位作郡王，其后又续封了几个。

他尤其喜欢“环夫人”所生的曹宇。环夫人大概是娘家以环为氏，而本人十分聪明，所以生过了天才儿童曹冲以后，又生了一位其后成为“中牟王”的曹据，与这个被曹丕特别喜欢的曹宇（她前后和曹操生了三个儿子）。

陈寿在《三国志》魏的部分，说曹操一共有过二十五个儿子，不曾把曹操的“家乡老婆”所生的一个计算在内。

在曹操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至少有六个是生下来不久便死了（古时候的接生婆与产妇都不懂卫生，缺乏医药常识。而且当时也没有足够的设备与药品。所以婴儿生下来不久，得病而死的比比皆是。生下来能活上三天，便是“喜事”，要做菜请客或者请产妇娘家的人，称为“喜三”。生下来，竟然活上了一个足月，平安无事，就一定必须大请其客，称为“满月之喜”。婴儿最容易得的病，是“惊风”。其实是脑膜炎）。

天才儿童曹冲，活到了十三岁而死，也是属于“早夭”的一类，却不能称为“殇”。

一方面，是曹丕及曹叡把宗室诸侯管得紧，曹操的成打的儿子想表现也没有机会；另一方面，这些曹操的儿子，能力与智慧大概也相当平常。否则，为什么曹操自己没有把他们多加提拔呢？曹操的若干儿子，到了黄初三年还不曾死的，都被魏文帝曹丕封为郡王或县王；只有一个例外，赵姬的儿子曹茂。曹丕只封他为乘氏公。为什么呢？因为此人“少无宠于太祖”，长大以后，又“性傲佷”（即骄傲而又心狠）。

卞氏夫人在文帝之时做了“皇太后”，到了明帝曹叡之时，做了“太皇太后”。她以太皇太后的地位，为曹茂向明帝说情。于是，明帝在太和元年把他转封为“聊城公”，又由聊城公而晋升为“聊城王”。其后，他却也不曾犯有什么大过。

“犯”了过失最大的一位王爷，是孙姬的儿子曹彪。曹彪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弋阳王，当年改封为吴王。黄初五年改封为寿春县王，七年改封为白马王。明帝曹叡在太和六年又把他改封为楚王。

到了嘉平元年，司马懿既已迎立了齐王芳为皇帝以后。曹彪被人告发，说他与王凌和令孤愚二人同谋，想在许昌另立一个朝廷，由他当皇帝，与司马懿所操纵的洛阳朝廷相对抗。

因此，司马懿就用皇帝的名义，下圣旨给他，叫他“自图”。换句话说，叫他自杀。他也就乖乖地自杀了。

这位曹彪，究竟有没有与王凌及令狐愚同谋呢？有可能，但也许是冤枉。我个人的看法，是偏向于“冤枉”的一方面的。《三国志·王凌传》说令狐愚曾经派了一位姓张名式的，到“白马”去拜访了曹彪，曹彪也派人答拜。这怎么就可以成为曹彪参加造反阴谋的证据呢？话说回来。他身为楚王，按照魏朝的法律，是不该与当时官居兖州刺史的令孤愚来往。来往了，就是罪。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案子，令弧愚倘若不是为了征询曹彪对于迎立他为皇帝的计划，是否同意，那又何必派人去白马联络呢？

那末，曹彪的罪状，是铁案如山动倒也不见得。第一，王凌的案子暴露之时，令弧愚已死，这是“死无对证”的事。第二，曹彪早巳在太和六年由白马王改封为楚王。楚的封地，就在王凌所驻扎的寿春。王凌或令孤愚何必舍近求远，派人到曹彪早已离开的“白马”呢？白马在河南延津县。魏朝的楚王封在楚郡，楚郡的郡治是寿春。王凌当时是以“太尉”的官衔，“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的首县也是寿春。

这件曹彪与王凌、令狐愚同谋造反的案子，确是颇为蹊跷的。只有等待将来有什么“新证据”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再说了。

曹操的其他几个儿子，有一位曹衮，很喜欢读书。虽然文章比不上曹植，为人却谨慎小心，非曹植所能比（但是，也犯了一次禁，所犯的是：未经许可而自动到京都来朝。这个罪，叫做“交通京师”）。

后来，没有犯过的，极少。似乎仅有燕王曹宇一人。他是环夫人所生，与天才曹冲同母。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下邳王。五年改封为单父县王，明帝曹叡升他为燕王。他与明帝在辈分上是叔侄，在年龄上相差不远，自幼生活在一起，感情很好。所以明帝对他特别好。明帝得病以后，在景初二年十二月拜他为大将军，以后事拜托他。他很聪明，做了四天，就坚决辞职，明帝只得勉强予以照准。大将军的位置，由曹爽接替。

他的这一种姿态，令司马懿十分欣赏。

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日病危之时，曹宇已经不是“顾命大臣”，一切都由新的顾命大臣曹爽、陈群、曹休、司马懿，四个人共同决定。他们决定扶立明帝的“养子”曹芳。

明帝虽则没有亲生儿子，却有异母兄弟八人。为什么太祖曹操与文帝曹丕的这几个骨血，都不如一个“莫有知其所由来者”的曹芳呢？曹家的事，本就复杂，又插进了司马懿一家，那就更复杂了。

原来，曹丕的九个儿子，有七个短命。其余的两个，一是明帝曹叡，为甄后所生；另一个是东海王曹霖，为仇昭仪所生。

曹霖在明帝去世之时（青龙三年），还不曾死，要再过十年才死。

那末，受了顾命的曹爽与司马懿为什么不立曹霖而立明帝的一个养子呢？因为，据陈寿在《三国志》里说，曹霖的性情粗暴，残害了丫头与姨太太。奇怪的是，魏朝管理宗室的法律很严，打了县吏都会冶罪，何况“残害”了“婢妾”？怎么没有关于曹霖因此而被治罪的记载呢？

后两个顾命大臣，为了想揽权而不欢迎“成年”的人做皇帝。明帝的养子曹芳，年龄仅有八岁，当然要比曹霖易于操纵。曹霖的年龄不详，但是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已经受封为东海王。到了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去世，又有了十七年。这位曹霖，当然是早已成年了。

这时候，明帝的叔父辈，曹丕的弟弟们，有没有活着的呢？有：而且有八个之多。

彭城王曹据，环夫人所生。

燕王曹宇，亦环夫人所生。

沛王曹林，杜夫人所生。

陈留王曹峻，秦夫人所生。

赵王曹幹，陈姬所生，王昭仪所养。

楚王曹彪，孙姬所生。

东平王曹徵，宋姬所生。

乐陵王曹茂，赵姬所生。

在这八个王爷之中，曹字和曹彪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其余的六位都正如一般的魏国诸侯一样，各有“老兵”一百名左右，打猎不能走出封国的三十里以外，一年到头，生活于“监国谒者”的监视之下，不许与宾客交通，不许与别的诸侯来往，不许未经特许而到京城去上朝。他们即使有什么特长与能力，也绝对没有机会表露出来。

况且，他们都是明帝的叔父。怎么能够以叔父的身份作侄儿的继承人呢？

明帝的这些叔父，有没有成年的、能干的儿子，够资格以“堂兄弟”的身份于明帝去世之时入承大统？

有，虽然不太多。例如，曹植的儿子曹志，颇有才气，行为也好。此人后来颇蒙司马炎赏识，在晋朝大做其官，当了乐平太守、章武太守、赵郡太守、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国子祭酒（教务长）。这样的人，在晋朝可以得意，在魏朝是只有“受软禁”的份儿，怎么可以“入承大统”？

曹彰的儿子，任城王曹楷，有人以为是少帝（齐王）曹芳的生父。然而并无旁证（曹楷本人也活到魏朝被司马炎篡了以后，当过“少府”之官）。

此外，又有天才儿童曹冲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据的亲生儿子邓王曹琮；曹据的另一个儿子，郿公曹阐；曹昂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均的亲生儿子，丰王曹抗；曹均的另一个儿子，琅邪王曹敏；等等。

至于，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陈留王曹峻的儿子曹澳，楚王曹彪的儿子曹嘉，与东平王的儿子曹翕，也都是颇够资格作为明帝的继承人的。这时候，也都没有份。这四位“王子”，都有爸爸在堂。即使爸爸没了，也难得有位正九五的希望的。

然而，曹奂却终于当了皇帝，在第二个“少帝”曹髦对司马昭拚命而死之时，他被司马昭迎接到洛阳，成为第三个“少帝”，也是末了一个少帝，末了一个魏朝天子。

曹芳、曹髦、曹奂，前后三个少帝，做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傀儡，替司马炎的晋朝铺路。倘若明帝能有一个亲生的、成年的、能干的好儿子，司马懿如何能迷惑曹爽，扶立“来路不明”的曹芳？

我把曹家的事，说个没完，并非故意如此。三国时代的历史，能撇开曹家的事不说么？

曹操的能力，在整个三国时代占第一位。他有文才，有武艺，能主持政务，能指挥军事，肯用人，会用人。他虽则是中常侍曹腾之孙，太尉曹嵩之子，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地盘作为凭借，在董卓窃据朝廷之时，他曹操也不过是一个逃出京城的，脱离部队的一名团长级的“校尉”而已。

六年以后，他成为中原的一霸，做了汉献帝的保护者。不久，他敢于和雄踞四州的袁绍作对。而果然以弱胜强，占了长江与秦岭以北几乎每一方寸的中国领土。

他戎马半生，战无不胜，偏偏在建安十三年碰上了周瑜、孙权、诸葛亮几位青年才俊，弄得统一的大业功败垂成。于是，灰心之余，倒行逆施。自封为魏公，向王莽看齐，又进位为魏王，越来越不成话。太可惜了。

他本可以作伊尹、周公、霍光，并且已经几乎作了伊尹、周公、霍光，却在赤壁乌林的一战以后，做出显然是违反汉朝的“祖宗成宪”的事。汉朝的“祖宗成宪”是：非刘氏不能封王。这是高皇帝刘邦的遗训。

在汉朝的历史上。贵族的封爵只有王与侯，没有“公”。为“公”的，仅有王莽一人。王莽于篡位以前，自封为所谓“安汉公”。因此，当曹操自封为“魏公”之时，天下的人都猜得出曹操的下一步是什么：篡位！这就使得若干为了中兴汉朝而追随他的志士，陡然心寒。这些志士的代表人物，是荀彧。

荀彧的道德与才具均高，高到了曹操认为是他的张良。荀彧也的确给了曹操以极不可少的支持：劝曹操到洛阳迎汉献帝的，是荀彧；吕布偷袭兖州之时，发动了夏侯惇、程昱等人，守住了鄄城、范县、东阿三个城，是荀彧；袁绍率领大兵南下，给曹操“打气”，指出袁绍的若干缺点以及袁绍谋臣的如何一个一个皆不成材，叫曹操不必害怕，尽管去和袁绍一拚的，也是荀彧；每一次，曹操在外边打仗，替曹操坐镇后方的，都是荀彧。荀彧不仅是曹操的张良，也是曹操的萧何。

荀彧是荆州颍川郡颍阴县人，祖父荀淑当过县令，父亲荀绲与七个伯叔都是才子，号称“八龙”。荀绲做过济南国的国相，叔父荀爽做过司空。

荀彧在本郡被举为孝廉，做过中央的“守官令”，于董卓作乱以后活动“出京”，金蝉脱壳，到今天的山东济宁附近作亢父县的县令，然后在亢父挂冠而去，回到颖阴家乡，劝家乡的人赶快搬家，不要留恋这颍川郡“四战”之地。

其后，他投奔袁绍，看见袁绍不是一个能够成事的人。就转往东郡，与当时的东郡太守曹操做了朋友。

这一位曹操的确是比那一位袁绍高明多了。荀彧死心塌地要帮助曹操成功。荀彧并且向曹操推荐了不少的人才。包括陈群、钟繇、司马懿。

陈群也是一位书香门第的子弟，与荀彧同郡而不同县，是颍川郡许县人，在家乡声望颇高。祖父陈寔，受过党锢之祸。父亲陈纪与叔父陈谌，是有名的难兄难弟，所谓“元方、季方”。

陈群一度在豫州帮过刘备。刘备不太能接纳他的意见。其后，他随同父亲陈纪在徐州“避难”，被荀彧推荐给曹操，曹操用他做“西曹掾”，专管“人事”。若干年以后，逐渐升他做了“治书侍御史，参丞相军事”。

陈群所做的事，可说是帮曹操料理内部杂务，替他管家。曹操有了这个陈群，等于是有了一个放得了心的“管家婆”。

钟繇发迹比陈群早。他也是颖川郡人，家住长社县。被举为孝廉以后，当过尚书郎、县令、“廷尉正”（廷尉下面的判“平决诏狱”之官）、黄门侍郎，对于李傕、郭汜。他颇能进言，他劝李傕、郭汜。让汉献帝离开长安，回洛阳。

他随了汉献帝再由洛阳到许县，就由于荀彧的推荐而深受曹操的赏识。曹操一举而用献帝的名义任命钟繇为御史中丞，不久又连升他为侍中、兼尚书仆射，封他东武亭侯（这时候，荀彧是侍中兼尚书令）。

曹操很怕袁绍派兵到关中（陕西），荀彧说：“只须派钟繇去，西边的事你就可以不必忧虑了。”曹操就叫钟繇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给了钟繇全权，“不拘科制”。

钟繇到了关中，就招抚了韩遂、马腾。韩马二人均送了儿子到许县作效忠的担保。马腾而且派了另一个儿子，马超，带精兵一万，帮钟繇抵御袁绍的河东太守郭援，杀了郭援。

曹操的很多别的助手，包括司马懿，也都是荀彧所推荐（司马懿有才无德，荀彧看重他，可谓千虑一失）。

曹操待荀彧也很好，封他为“万岁亭侯”（万岁亭，在河南省新郑县）。在汉朝的历史上，像荀彧这样没有“野战之劳”而仅仅是一个“抹公事桌子的”尚书令，竟然也封了侯（虽则不过是一个“亭候”，比不上“县侯”或“乡侯”），可谓空前。

荀彧坚辞。曹操向他说：“自从与你共事，立了朝廷以来，你匡弼我，你保举人才，你贡献计划，你参与机密，做的事也够多了。立功，本不必限于‘野战’。希望你不要再谦让了。”于是，荀彧接受了这个亭侯的爵位。

建安十七年，有董和等人，找荀彧秘密商谈，想建议汉献布，封曹操为“国公”、“加九锡”。荀彧反对。荀彧向他们说：“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他又说，曹操本来是为了“匡朝宁国”才纠集“义兵”；他一向“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我们不可以违拗他的本意。

荀彧心目中的曹操，便是这样一个“忠诚”的，志在“匡朝宁国”的曹操，并不是一个诈伪的，以兴汉为幌子而实际上想做王莽的曹操。

这一年，不久以后，荀彧便去世了。陈寿说他是“以忧薨”。荀彧所忧的是什么？陈寿不曾明说。陈寿在下面接着说。“谥曰‘敬侯’。明年，太祖（曹操）遂为魏公矣”。陈寿在语气上暗示我们：因为荀彧死了，所以次年曹操才敢于做魏公。

孙盛在《魏氏春秋》里面，说曹操送了食品给荀彧，荀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空的，便认为这是曹操要他自杀，就立刻饮药而卒。

孙盛不曾举出证据来；所说的这个故事显然是得之传闻。然而范晔写《后汉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均受了他的影响。

就史笔而论，还是陈寿的比较好，虽则有点含糊，不曾明说荀彧所忧的是什么。我看，荀彧所忧的不是自己的性命发生危险，而是汉朝的前途无望。

在曹操的左右，因曹操自封魏公而感觉失望的，不止荀彧一人。他们看到荀彧的下场如此，也就“噤若寒蝉”了。然而私底下总是蕴藏着一肚子不愿意。大家位登朝班，本来是大汉的高官名士。谁甘心跟姓曹的下水，做一名大奸臣之下的小奸臣呢？

崔琰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曹操自封魏公之时，他没有什么明白的表示。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又自封为魏王；崔琰仍旧不敢有所表示，却有一个曾经因他推荐而做了小官的杨训，写出一件歌功颂德的表，内容十分肉麻，被“时人”讥笑，认为“希世浮伪”。崔琰叫人把杨训这肉麻的表的草稿拿来看看。看完，写了封信给杨训，信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几句话，是说：“我省（看了）你的表。你干这件事，也好。表里面提到所谓‘时’，时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时也会变的啊”

有人把崔琰的这一封信，报告曹操。曹操大怒。曹操说：“‘事佳耳’的‘耳’字，在语气上不是好话。至于‘会当有变时’这五个字，更是意旨不逊。”

曹操下令，把崔琰“罚为徒隶”。当时，崔琰官居“中尉”，中尉是魏国的官，相当于汉朝的“执金吾”，亦即负责首都治安的警备司令。崔琰由中尉而突然变成了“徒隶”，跌得很深。徒是罚作苦工的囚犯；隶，就是奴隶。

不过，这一条处罚他的命令，并没有立刻执行。他仍旧住在自己的家里，照常见客，“门庭若市”。曹操派人去侦察他，见到他对宾客谈话之时“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虬须”，是用手卷胡子。“直视”，是两眼发直。“若有所瞋”是似乎在生气。崔琰能够不生气么？

曹操却认为崔琰应该悔罪，不应该生气。于是，再下一道命令，叫崔琰自杀。

崔琰有一位老同事，官居丞相府东曹掾（人事处处长）的毛玠，十分为崔琰不平。有一天，毛玠遇见一家男女老少，披押走在路上，去作“官奴婢”（公家的奴隶与丫环）。他问了一问，原来是这家有一个男子，因犯罪而刺花了脸（黥面），在外地当“宮奴”，做苦工，私逃回家，被本地的官厅发觉，官厅就依照当时的法令，把这个私逃回家者的家属，都逮捕了来，全数处罚为“官奴婢”。

毛玠的一肚子气，遇到这一根导火线便按捺不住，让很危险的“诽谤”的话，脱口而出。他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曹操的耳目相当众多。任何人有什么不利于曹操的行动或言论，曹操是很快就知道的。曹操受不了毛玠的“诽谤”。就下令把他逮捕，交给“大理”（最高的司法官）钟繇严加讯问（这时候，钟繇已经在关中一一陕西一一做过司隶校尉，安抚了韩遂、马腾，回到许县，升官，做“前军师”，于曹操自封魏公以后，当了魏国的“大理”。魏国与汉朝的诸侯之国不同，有它的三公九卿小朝廷，是汉帝国之內的一个“公国”）。

钟繇与崔琰、毛玠，都是好朋友。他为人也十分正直。他奉了命令之后，又不得不遵命办理，对毛玠严加讯问。

这一次的讯问，在中国的以及世界的司法制度史或司法实务史之中，是空前绝后的“盛举”。钟繇在庭上大发议论，引经据典。说出天旱未必是君王无道，罚民为奴也不是昏君才如此。钟繇表面上似乎是在驳斥毛玠的“谬论”。而言外之意，倒很像是承认毛玠的“谬论”也不无理由。

钟繇面恶心善，在发表一大通“天人之际”的哲学与“家族连带负责”的刑法理论以后，向毛玠提出几个像煞有介事的问题：（一）有哪几个人，和你一同见到那个脸上刺了字的人？（二）这个人的家属被罚作官奴婢，是不是你本来就认识的？（三）你在什么情形之下，见到这些官奴婢？（四）你发感慨。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你是对谁发出这个感慨？（五）那个你对他发感慨的人，回答了你什么话？（六）你发感慨，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七）在什么地方？

毛玠对这七个问题，一概避开不答。只要求原告出庭，提出证据。倘若证据确凿，死也甘心。

钟繇把审讯的经过报告曹操。在这个期间，有毛玠的其他朋友桓阶与和洽二人，在曹操面前求情。曹操免了毛玠的死罪，只革去了他的官职。毛玠总算是幸运的。

当初，倘若曹操能够对崔琰也从宽发落，历史家对曹操的批评也许要好一点。

我对于曹操的能力，在前文已有赞赏。他开始起兵，确是为了讨伐奸臣（董卓），匡复汉朝。其后，由于赏罚分明，威德足以服众，也的确为天下的忠臣义士所瞩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铲除袁绍以次的大小军阀，化割据为统一，我们也很难说他完全不对。甚至，在他战败于赤壁乌林之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努力于统一并没有错。所错的不是原则，而是技术：低估了刘备的能力与孙权的态度。

在他与刘备私人之间，谁负了谁，有待更多的历史家举行一次会审，以取得定谳。

他在建安元年，刘备与袁术对垒之时，便已推荐刘备为镇东将军、宜城亭侯；在建安三年十二月带了刘备打平吕布，自己扩充地盘，也替刘备出气。以后，又把刘备升为“左将军”，叫刘备“领豫州牧”。他待刘备，不能算坏。

刘备却参加了董承的密谋，要用政变的手段消灭曹操。曹操在当时（建安四年）是否奸形已露呢？董承这个人，是否比曹操更忠于汉朝？董承的政变办法，是否值得提倡？有没有“成事”的可能？这些，也许只有刘备本人才可以答复我们。

曹操对汉献帝，起先也不算坏。汉献帝流落在洛阳，当了强盗头子韩暹、杨奉的傀儡，很苦很穷。有谁去管？袁绍，不肯去。

是曹操带了兵到洛阳，把这位十五岁的献帝迎接到许县来，给他立了朝廷，造了宫殿，供应了一切开销。

傀儡，不错，是傀儡。东汉和帝以后的殇帝之流，谁不是傀儡？站不起来的皇帝们，不曾以自己的力量打下江山的皇帝们，本来也只有当傀儡的份儿。

汉献帝有没有参加董承的政变阴谋？有没有送衣带诏给刘备？难说。汉献帝于建安十九年却很可能参加了伏皇后向伏完写信，建议诛曹操的事；也可能并不知情。

伏完是琅邪郡东武城人，经学大师伏生的苗裔，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世袭“不其侯”，本人是汉桓帝阳安公主的驸马，官居屯骑校尉。

伏完接到女儿（伏皇后）的信，始终不敢有所举动，也不忍心告发女儿；把这件事埋藏在自己的心中，于建安十四年带进了坟墓。

伏皇后为什么想除掉曹操呢？因为，在建安四年年底，建安五年年初的董承事件以后，曹操曾经向汉献帝三番五次，要去了董承姐姐董贵人加以杀害。董贵人当时身怀六甲，汉献帝向曹操求情，无效。伏皇后很有兔死狐悲之感。这才决定写信给爸爸，作十分大胆的建议。

建安十八年，曹操自封为魏公，十九年十一月，有人告发伏皇后的这么一回事。曹操派遣御史大夫豨虑，和尚书令华歆，带兵进宫，捉伏皇后。

《曹瞒传》说，可怜的汉献帝，仅仅能够把伏皇后藏在复壁（双层的墙壁）之中。这是极幼稚的一种办法。豨虑与华歆怎么会不到处搜寻呢？华歆打开了这复壁，揪住伏皇后的头发，牵她出来；牵过献帝的面前，伏皇后求救。献帝说：“我自身难保，不知道这条命什么时候完结。”

郗虑与华歆，都曾经是名满天下的文人，却也作了这种“助纣为虐”的事。不过，他们名为汉朝大臣，实为曹氏家奴。当了家奴，怎能不做家主所吩咐的事？关键在于，未能于曹操自称魏公之时，以一死成全自己的名节。死，不是容易的事。“千古艰难唯一死”！而且，从容就义，比慷慨赴死更难。

伏皇后被捕以后，她与献帝所生的两个皇子，以及哥哥伏典及伏氏一族一百多人，一起被杀。

曹操当得起“心狠手辣”四个字。

这时候曹操早已把三个女儿，都送进了宫中当“贵人”。伏皇后被杀以后，曹操叫献帝在三个曹贵人之中选择一个做新的皇后。献帝无可奈何，就指定了中间的一个做皇后。这位曹皇后，单名一个“节”字。她的姐姐叫曹宪，妹妹叫曹华。

曹皇后虽则是父亲姓曹，却很忠心于夫家刘氏。曹丕篡位之时，好几次派人向她索取传国的玉玺；她不肯给。最后一次，她知道不能不给，就把玉玺摔到楼下，哭着大骂：“天不会保佑你（曹丕）的！”

曹操另有一个女儿，是家乡的小老婆刘氏所生，后来嫁给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琳。曹操还有一个侄女，嫁给了夏侯渊的儿子夏侯衡。曹氏的女子，能够嫁到夏侯氏家，作媳妇，可见曹操的父亲曹嵩不是从夏侯氏家里抱过来，当曹腾的养子的。

陈寿似乎是有意开玩笑。一方面在《武帝纪》里说，关于曹嵩，没有人能查出他的“生出本末”；另一方面，他又把两位夏侯氏将军及其子孙与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及其子孙，合写在一起，称为“诸夏侯诸曹传”。陈寿似乎在暗示，夏侯氏与曹氏本为一家，却又明白交代曹氏有女儿嫁到夏侯氏家。

我认为，陈寿不应该如此。在他那个时候，想找出曹嵩的生出本末，不是很困难的。曹植的儿子曹志，以及被封为陈留王的魏国最后一个皇帝，都健在人间。

陈寿又故意不肯交代曹仁、曹洪与曹休这三个人的父亲是谁，只说：曹仁是太祖（曹操）的“从弟”，曹洪也是太祖的从弟，而曹休是太祖的“族子”。这是什么意思？陈寿不仅对姓曹的不起，也对我们于百年后的读者不起。

陈寿在《三国志·诸夏侯诸曹传》里面，说曹仁、曹纯、曹洪，都是曹操的“从弟”，却不曾交代这三位从弟的父亲是谁，祖父是准，和曹操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陈寿仅仅说出曹仁与曹纯是“亲兄弟”而已。

王沈在他的《魏书》里眚诉我们；曹仁与曹纯的父亲是长水校尉曹炽；曹炽的父亲，曹仁与曹纯的祖父，是颍川太守曹褒。这位曹襄。是否也是曹洪与曹操的祖父呢？

王沈在《魏书》里，只说了曹洪有一个伯父，叫做曹鼎，当过尚书令；不曾记载下曹洪的父亲是准，祖父是准。因此，我们没有方法断定，曹仁、曹纯的祖父曹褒，是否也是曹洪的祖父。

剩下来的问题是：曹褒与曹操有没有血统上的关系？他可能不可能，也是曹操的“亲生祖父”？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曹操家乡谯县（安徽亳县）有“曹腾兄冢”。冢东有碑，上面刻了‘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这一位“颖川太守曹君”，应该就是王沈《魏书》中的“顾川太守曹褒”。

《水经注》而且也记载了，在“颍川太守曹君墓”的北边，又有一座“元子炽”的冢，冢旁的碑，题作“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这一位曹炽，也毫无疑问，是曹仁与曹纯的父亲，长水校尉曹炽。

郦道元之所以断定曹褒是中常侍曹腾的哥哥，想必有他的理由。曹褒与曹腾既然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是谁？

《太平御览》所引司马彪的《续汉书》，说曹腾的父亲叫做曹萌（今本《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的《续汉书》，把萌字讹刻成“节”字）。曹萌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叫做曹腾，字季兴。其余的三个，名叫做什么，司马彪不曾说。司马彪只说出了他们三人的字：伯兴、仲兴、叔兴。曹褒倘若确是曹腾的哥哥，应该是这三个“什么兴”之中的一个。曹操的亲生祖父，亦即曹嵩的亲生父亲，似乎也应该是这三个“什么兴”之中的一个，甚至就是曹褒。

在曹褒的坟墓之旁，有他的两个儿子，长水校尉曹炽与“谒者”曹胤的坟，没有太尉曹嵩的坟。倘若曹嵩也是曹褒的儿子，他的坟，是不是也应该设在曹褒的旁边呢？不可以！他的坟应该设在过房父亲（中常侍）曹腾的坟的旁边；不可以设在亲生父亲曹褒的坟的旁边。

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并未解决。曹操的亲生祖父、曹嵩的亲生父亲是谁？有待于今后考古家，从地下发掘出新的史料来，予以答复。

至于曹休，他只是曹操的一个“族子”而已，扯不上很近的血统关系，我们也就不必多噜苏了。

关于曹真，陈寿却交代得颇为清楚。曹真本不姓曹，姓秦，是秦邵的儿子。曾经有敌人追捕曹操，追到了秦邵的家里，秦邵说自己是曹操。因此而被捉去，牺牲了性命。曹操收养秦邵的孤儿，取名曹真。

曹操把曹真抚养成人，如其亲生儿子一样。事实上，他信任曹真，甚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他给曹真兵权，先后任命他作偏将军、中坚将军、中领军、征蜀护军。

曹丕篡位以后，又屡升曹真，升到“中军大将军”，加官“给事中”。曹丕死时，把儿子明帝托给他，叫他与陈群、曹休、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明帝死时，又把养子曹芳，托给了曹真的儿子曹爽，叫曹爽与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

曹家的事，姑且写到这里为止。其余的，放在司马懿父子的故事里面。

三二、孙家的事

曹操去世之时，虚岁六十六，死于头风；刘备去世之时，虚岁六十三，死于痢疾与并发症；孙权去世之时，虚岁七十一，也是死于“风疾”。所谓风疾，是血压过高所引起的各种毛病（头风是其中的一种）。

责任大、事情多，而性情又急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血压弄得过高，倘若又有不良习惯，例如喝酒，那就更麻烦了。

孙权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好酒之人，而且喜欢“闹酒”。他生平好客，常常举行宴会，总想叫所有的参加宴会之人都喝得七歪八倒，甚至烂醉如泥。

孙权兄弟四人，加上一个姐姐，都是母亲“吴国太”一人所生。吴国太的弟弟，孙权的舅舅，叫做吴景。吴景追随孙坚，参加了若干战役。孙坚死后，在袁术下面当过丹阳郡太守与广陵郡太守，帮助过孙策，孙策对袁术绝交以后，吴景就和孙策在一起，孙策打仗顺利，把丹阳郡又交给了吴景。再其后，孙权当家，吴景又做了孙权的辅佐。

曹操与刘备均不曾有这样的一个好舅舅。他们也没有兄弟辈，像孙权所有的孙策，及孙翊、孙匡（比父亲，曹、刘二人也是比不过孙权的）。

曹操不是没有兄弟，见于陈寿“武文世王公传”的有曹绍、曹彬、曹玉。这三人都死得很早，不曾留下子嗣。曹操把自己的儿子曹整、曹均、曹徵分别过继给这三个弟弟。

刘备有没有哥哥弟弟，在史料上找不到记载。陈寿的《先主传》说他的父亲叫做刘弘，是涿郡的孝廉，当过范县县令，去世之时，刘备的年纪很小，和母亲相依为命，“贩履织席为业”。很像是不仅没有弟弟，连一个成年的、能谋生的哥哥也没有。

再进一步来说，曹操虽没有亲兄弟在左右，究竟还有堂兄弟曹仁、曹洪之流，与似乎是表兄弟的夏侯惇、夏侯渊。刘备呢，简直是“六亲无靠”。只有倚仗那两位虽未必正式结拜，而感情上却是有如骨肉的关羽、张飞了。

孙权有一个好哥哥孙策，与两个颇为能干的弟弟，孙翊、孙匡。可惜，孙翊于建安八年，官居丹阳太守之时，被左右杀害，未能展其长才。他死时，虚岁仅有二十岁。孙匡，一向为孙权所钟爱，很年轻的时候便被本郡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可惜，他也只活到了二十岁便死了。不是被人杀害，而是病死。

孙权的堂兄弟很多，伯父孙羌有五个儿子，叔父孙静也有五个儿子，一共十位。其中，以孙羌的儿子孙贵与孙辅最为重要，分别做了豫章太守及庐陵太守。

孙权自己有过七个儿子：登、虑、和、霸、奋、休、亮。在这七个儿子里面，孙和先被立为太子，其后被废。孙亮在孙权死后，继位为皇帝，他年纪最小，也最受宠爱。孙亮被孙[左纟右林]废掉，孙休继位。到了孙休去世，皇冠便落到孙和的儿子孙皓的头上。

如此的皇位继承次序，反映出孙家的事不比曹家单纯。

孙权的“夫人”很多，而王后与皇后的名义，他一直拖延着不肯颁赐给其中的一人，直至自己快死之时，在死前的一年，太元元年（公元251年）才立了潘氏夫人为皇后。连带地，太子孙和不曾犯罪也竟然被他废了，改立了乳臭未干的孙亮。

君主时代的太子，号称“国本”。有了好的太子，国家便有了好的前途。孙权不曾懂得这个道理。

孙权的“糟糠之妻”，是历史家谢承的姐姐、徐县县令谢褒的女儿，谢夫人。谢家是会稽郡山阴县世家，和孙家门当户对，谢承写过一部《后汉书》，也做过武陵郡太守。主持这婚事的，是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吴国太）。

谢夫人死得早，不曾留下儿女。

第二位夫人，是吴郡富春县的徐夫人，和孙权是小同乡，而且是极近的血亲，徐夫人的祖母，是孙权的姑母，孙坚的妹妹（徐夫人的祖父，是徐真，孙坚的好朋友；徐夫人的父亲，单名一个琨字，官居偏将军，跟随孙坚、孙策打过很多次仗，于讨伐黄祖之时阵亡）。

徐夫人原为吴郡的一位陆尚之妻；陆尚死后，被孙权聘来为妃（辈分很不合适）。过了不久，孙权嫌她太喜欢吃醋，便把她搁置在吴郡郡治（苏州），一搁就搁了十几年。

孙权做了“吴王”之时，理应立一位夫人做“王后”。徐夫人在现有的夫人之中进宮最早，而且一直抚养了被立为王太子的孙登，群臣很主张立她为王后。

当时，孙权心中所想立的，却是原籍临淮郡、寄居在庐江郡的步夫人，步夫人有很多优点：她极美，又极不喜欢吃醋，常常推荐别的女人给孙权。她又是丞相步骘的同族；并且也是孙权的两个女儿的母亲。

孙权倘若有决断，索性立了步夫人为王后，以后于称帝之时再升她为皇后，则宫廷之内倒也简单化了。然而孙权一拖再拖，拖了十几年，拖到步夫人去世以后，才在赤乌元年（公元238年）追赠步夫人以皇后之号。

孙权的真正皇后，是会稽郡句章县的女子潘氏。潘氏得宠，似乎是在步夫人死了以后。她的父亲犯了罪，被杀。她和一个姐姐，都被罚为女奴。押进宫里的“织室”，织布制衣。孙权不知怎地，兴致高，到织室来巡视，便看中了这位潘氏，和她生了儿子孙亮。不仅立她为夫人，又终于在立了孙亮为太子以后，立她为皇后。

潘夫人性情很“妒”。妒本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种权利。然而在清朝及其以前的中国，由于一夫多妻是合法的，女人便丧失了妒的权利。善妒，成为一种罪名。

当年，徐夫人善妒，孙权把她打入冷宮。现在潘皇后善妒，孙权一切依她的意思办理；把她的姐姐嫁走，也把来自琅邪郡的王夫人冷落了，忧闷而死。

这位来自琅邪郡的王夫人，生过一个儿子，名叫孙和，一度做了太子，被废。另有一位王夫人，是南阳郡人，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孙休，其后于孙亮被废之时，继孙亮做了皇帝。

孙权七个儿子，最小的两个当了皇帝，其余的五个落空。

最年长的一个孙登，不知是哪一位夫人所生，由徐夫人抚养长大，在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被立为吴王太子。到了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自称皇帝，这位孙登，又被升立为皇太子。

孙权很花了一番心思，选择了大臣的子弟给孙登作为辅佐：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张昭的儿子张休，顾雍的儿子顾谭，陈武的儿子陈表，以诸葛恪作为“左辐”，张休作为“右弼”，顾谭作为“经正都尉”，陈表做“翼正都尉”。

关于诸葛瑾、张昭、顾雍，我在前文已经说过不少。陈武是孙策的爱将，“所向无前”，其后做了孙权的五校尉的督（司令），相当于汉朝制度中的“北军中侯”，统率五个营的守卫宫殿的禁军。孙权和他最有感情，也对他最为信任，升他为偏将军。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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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是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孙权的虚岁是六十九岁。

有两位军官，无难督陈正与五营督陈象，上书给孙权，引用晋献公废掉太子申生的故事，劝孙权收回成命。孙权大怒，把这两位姓陈的全族都杀了。

另有两位大臣，骠骑将军未据和尚书仆射屈晃，率领很多文武官吏，都自己捆绑了来到宫门口磕头苦谏。孙权叫人把朱据、屈晃牵进大殿，每人打了一百棍子。

孙权的大女儿鲁班公主，与潘夫人勾结在一起。鲁班公主而且已经把婆家全氏的一个小姐，嫁给了这位小小皇子。

孙亮被立为太子不到一年，潘夫人就被孙权升为皇后。孙权一生，只立了这么一个皇后。

又过了不到一年，孙权去世，孙亮继位，这时候，已经是神凤元年（公元252年）的四月了。

孙权七个儿子，除了孙登、孙虑、孙和、孙亮，其余的三个是孙霸、孙奋、孙休。

孙霸是一位姓谢的姬（姨太太）所生。这个谢姬与谢夫人不是一人。孙霸在赤乌五年孙和被立为太子之时，受封为鲁王。

他是当时几位皇子之中，唯一获得王爵的人。因此，就有一些无聊分子，想攀未来之龙，附未来之凤，施展出拽拨离间的鬼蜮伎俩，使得这位鲁王与太子孙和形成两个壁垒。

无聊分子的首领，是全琮的第二个儿子全寄。

全琮娶了孙权的大女儿鲁班公主。这个全寄，却不是鲁班公主所生（鲁班公主所生的，是全琮的第三个儿子全吴）。

然而，鲁班公主倒是很支持全寄与鲁王孙霸的。原因是，她与孙和的母亲王夫人是死对头。

孙权很厌烦自己的两个儿子形同敌国，终于最后把双方都惩罚了：废掉了孙和的太子名义，把孙和关起了；同时，把孙霸的【缺P354】

死，并且谣传继位的皇帝可能是孙奋。

孙奋这时候还在章安，已经于太平三年（公元258年）被封为章安侯。他的母亲谢夫人的坟墓留在南昌。当时的豫章太守张俊竟然动了投机之心，把孙奋母亲的墓大加“扫除”，向孙奋讨好。

孙皓接到报告，叫人把张俊处以“车裂”之刑，杀掉张俊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孙奋本人与五个儿子，也被孙皓叫人杀了。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也是吴国的第四个皇帝。第一个皇帝是孙权，第二个皇帝是孙亮，第三个皇帝是孙亮的异母兄孙休。

孙休于太平三年（公元258年）九月，孙亮被权臣孙[左纟右林]废掉之时，被迎立为皇帝。当皇帝当了八十年头，在水安七年（公元264年）七月去世。去世的时候，虚岁三十。

写到这里，关于孙权的七个儿子，可说是都有了交代。我把这七个人的一生，再简述一次，（一）孙登，于公元229年被立为太子，死于公元241年。

（二）孙虑，早死。

（三）孙和，公元242年被立为太子，公元250年被废，安置在“故鄣”；次年，徙封为南阳王，住在长沙。

（四）孙霸，于公元242年被封为鲁王；公元251年被废，赐死。

（五）孙奋，公元252年被封为齐王，公元267年，被杀，五个儿子同时处死。

（六）孙休，在公元258年即位，公元264年去世。

（七）孙亮，公元252年即位为帝，公元258年被废。

把孙权的儿子说完以后，也要说说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有三个：大女儿名字叫做鲁班，称为鲁班公主，又称全公主；乳名却是“大虎”。中间的一个女儿，不知道叫做什么名字。小女儿叫做鲁育，称为鲁育公主，又称朱公主，乳名是“小虎”。大虎与小虎，均为步夫人所生。中间的一个女儿，是谁所生，我们不知道。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中间的那个女儿的事，只有这么一点：她嫁给了一位书法家刘纂，死在刘纂以前。刘纂以小虎为续弦夫人。当时，小虎已经嫁过一次；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建义校尉朱据（朱据积功升至骠骑将军，于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被奸臣孙弘，用伪造的孙权诏书赐死）。

大虎的第一任丈夫，是周瑜的儿子骑都尉周循。周循死得早。大虎的第二任丈夫，是卫将军全琮。全琮后来升官升到“右大司马、左军师”，在赤乌十年正月去世。

大虎的为人很不好。她不喜欢来自琅邪郡的王夫人，连带地也不喜欢王夫人的儿子、被立为太子的孙和。她不断地在孙权面前，说王夫人与孙和的坏话，弄得孙和的太子名义被废，王夫人失宠，愁闷而死。

大虎而且与权臣孙峻私通，叫孙峻杀死了小虎（小虎是她的同父同母的妹妹）。小虎的丈夫朱据，被奸臣孙弘害死；朱据的两个儿子朱熊、朱损，被皇帝孙亮下令叫老将丁奉捕杀一一都是这狼心殉肺的大虎（鲁班公主）搞的鬼！

权臣孙峻，其实也是孙家的人，在辈分上是大虎的本家侄子。孙峻的曾祖孙静，是孙坚的胞弟。孙峻所做的一件最该死的事，是在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杀害诸葛瑾的儿子、大将军诸葛恪。

孙权的哥哥孙策，留下一个儿子，叫做孙绍，袭封吴侯，其后改封为上虞侯。有人批评孙权，说他情薄。他的江山，本是哥哥打下来的。他虽不必于侄儿成年以后，把江山双手转让。却至少该给侄儿多一点实惠，例如封为王爵。我倒以为封王也大可不必，多送“几千户”年俸，实在是应该的。

孙绍的儿子，死于孙皓之手。这个，我以后再为细说。

三三、刘家的事

比起曹、孙两家，刘家的事要简单得多了。而且，也干净得多。原因是，刘备比曹操、孙权，较为重视道德。作为刘备的辅佐兼刘禅的师傅之诸葛亮，也比司马懿、张昭等人高明。

刘备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一夫一妻主义者。他有过好几位太太与姨太太，他并且颇有乃祖汉高帝刘邦之风。遇有敌兵追来，便把妻子儿女放弃。

他的原配夫人是谁？无考。

刘备在徐州广陵郡海西县（江苏省东海县之南），娶了糜竺的妹妹糜夫人。糜夫人是“正室”，不是“侧室”。作为“侧室”的，是“沛国”女子甘氏。甘氏，据陈寿说，是刘备“临豫州”之时所娶。

刘备“临豫州”，前后共有三次。“临”宇的意思，是“君临”。当时，一般的官吏。喜欢称刺史或州牧为“州君”。

刘备第一次做豫州刺史，是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向长安朝廷推荐他的人，是陶谦。

他第二次当豫州刺史，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准许他去的人，是吕布。

他当“豫州牧”，是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用许县朝廷的名义，正式任命他的人，是曹操。甘夫人是在刘备第几次君临豫州之时，成为他的侧室？陈寿不曾交代。

陈寿在《先主传》与“二主妃子传”里面说，刘备的“妻子”被吕布掳去了两次，也被曹操掳去了两次。被吕布掳去，其后都收回了；被曹操掳去的两次，都不曾能够收回。

这些“妻子”是谁？是“妻与子”，还是仅仅是“妻”？有没有包括像甘夫人那样的“妾”在内？这些问题，大概也只有刘备自己的在天之灵可以答复我们了。

甘夫人跟随刘备，一直跟随到荆州；在荆州，于建安十二年给刘备生下阿斗。

次年，曹操追刘备，追到当阳之北的长坂坡，把刘备的几千兵与十几万难民杀得落花流水。曹操的堂弟弟、统率所谓“虎豹骑”的曹纯，替曹操掳去刘备的“妻子”，包括两个女儿。

这一次，甘夫人几乎也被掳去。幸亏有挥身是胆的赵云，把她连同阿斗，一起救了出来。

甘夫人极美，她的皮肤白嫩而滋润，像羊脂玉一样。刘备喜欢在夜晚把她与一座羊脂玉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惜，她红颜薄命，于“赤壁之战”以后不久死在荆州。

刘备在荆州，娶了孙权的妹妹孙夫人。这位孙夫人，于孙权争夺荆州的南三郡之时，被孙权派水军从荆州的公安县迎回建业（南京）。有人说，孙夫人是气愤而去的。因为刘备一到了成都，便娶进来刘璋的媳妇吴氏。事实是，孙夫人先回建业，刘备才娶进吴氏。

这位吴氏，也是一位美人。她原籍（河南）陈留，跟随父亲到了益州，被嫁给刘璋的小儿子刘瑁。刘瑁死得早，她守了寡，没想到会变成刘备的最后一位太太，于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之时当了皇后。

吴皇后不曾生下孩子。刘备除了阿斗以外，另有两个皇子，是“庶出”，为妃嫔所生。妃嫔的姓氏无考。

这两个皇子，一个是刘永，封为鲁王；一个是刘理，封为梁王。其后，因为蜀、吴立约，预先平分灭掉魏国以后的中原，鲁、粱二国的地方被划入吴的未来领域，后主阿斗把这两位弟弟分别改封在甘陵与安平（甘陵在山东省清平县南；安平在今天的河北省安平县）。

后主阿斗前后有过两个皇后，第一个皇后是张飞的大女儿。她在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去世。被谥为“敬哀皇后”。

后主的第二个皇后，也姓张，是敬哀皇后的妹妹。她在建兴十五年入宫。先作贵人，不久便立为皇后。她在炎兴元年后主投降以后，跟随后主去洛阳，做了“安乐公夫人”。

后主的妃嫔是哪些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他的妃嫔之中有一位李昭仪。到了洛阳以后，不愿意改嫁魏政府所指定的军官，自杀（昭仪是宫中妃嫔的某种等级的称号）。

另有一位妃嫔，姓王，等级是“贵人”。她给后主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刘璿。这位刘璿，在延熙元年被立为太子，当时他的年纪是虚岁十五岁。钟会占领成都之时，他死于乱兵之中。

后主除了太子刘璿以外，还有六个其他的儿子。其中，以刘谌为最好。刘谌曾经受封为“北地王”（北地是汉朝的一个郡。在甘肃省灵武县西南一带）。后主投降的时候，别的儿子都没有意见，这位北地王刘谌极为感伤、愤慨。他自杀，以一死报祖父于地下。

后主也有几个女儿，其中有三个，是我们知道下落的：一个嫁了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一个嫁了费祎的儿子费恭；另一个嫁给了关羽的孙儿关统。

刘备不曾像孙权那样，有亲兄弟当部下；也不曾像曹操那样，有几十堂弟与表兄弟当部下。他只有“亲如兄弟”的关、张二人。关、张二人的子孙，我想也附带地在此说一说。

关羽的儿子关平，在临沮（湖北南漳）与关羽同时被害。关羽的另一个儿子，叫做关兴，在益州长大，很受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提拔他，先后升他的官升到侍中与中监军。可惜，他寿命不长。

关兴的大儿子关统，做官做到了虎贲中郎将，寿命也不长。死的时候，没有儿子。

关兴的另一个儿子（关羽的小孙子），叫做关彝。关彝在关统死后，继位为“汉寿亭侯”。

王隐在《蜀记》里说，魏军入蜀的时候，庞德的儿子庞会，也跟了来，来到以后，专找关羽家里的男女老少，加以屠杀。把他们杀尽。

倘若《蜀记》的记载是确实的，这个庞会未免太没有道理了。关羽在战场上杀了他的父亲庞德，是所谓“各为其主”，不是为了私怨。庞会不该把这件事，当作“家仇”来报。即使是私怨、家仇，庞会也应该诉诸法律，诉诸君上。不应该任意杀人，而且也没有如此地任意杀人的权力。

从刑法的观点来评论，庞会的罪很大，从佛家的教理来评论，冤仇宜解不宜结。

关羽有一个女儿，孙权曾经想娶做媳妇，关羽不肯。此在前文说到过，这位关小姐，后来嫁给了谁。我们不知道。

张飞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张苞，死得早，小的叫张绍，做官做到了侍中、尚书仆射。张绍的儿子张邈，是一员尚书，在绵竹跟随诸葛瞻抵抗魏军，壮烈牺牲。

三四、司马懿

司马懿在历史上的地位，比起曹操要低得多。

曹操虽则是目无君上，自封魏公，自封魏王，迫害了伏皇后，造成了儿子曹丕可以顺利篡汉的环境，使得当时与后世的人都认为他与王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是篡位者，是奸臣。然而他毕竟与王莽不同，与司马懿也不同。

王莽所篡的天下，是汉高帝刘邦所留下来的。曹操叫儿子所篡的天下，却不是汉光武帝刘秀所留下来的，而是汉灵帝以后被董卓与袁绍等人弄得分崩离析，经过曹操自己的“力征经营”才又像个样子的天下。换句话说，曹丕所篡的天下，是曹操本人打出来的。

曹操不仅把中国的极大部分，东汉十三州部之中的九个州一个部，与荆州的一半，都统一于设在许县的中央政府之下，并且把这些地方的行政与司法都办得很好。他清除了贪官污吏和盗匪，也根绝了东汉的宦官外戚的老毛病。

曹操并不曾“挟天于以令诸侯”，他只是借重天子的名义，讨伐诸州诸郡的割据之雄，加以削平。他欠汉朝的，正是这“天子的名义”，他自己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一直到死，不肯篡位，让儿子去篡。

司马懿也是自己不肯篡，而让儿子孙子去篡的。可见，司马懿的“小聪明”不在曹操之下。然而，司马懿不曾“力征经营”，打下这个天下。这个天下，是曹操留下来给曹丕、曹叡、曹芳的。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所犯的罪只是一个“篡”字。司马懿父子祖孙，所犯的不仅是“篡”，还加上一个“窃”字。

姓曹的，最多可被姓刘的骂为强盗。姓司马的，却实实在在是“小偷”（我很抱歉，敬请今日许多姓司马的朋友原谅。你们并不是司马懿的苗裔；你们是司马迁、司马光等等好人的苗裔）。

司马懿不是没有打过仗。他对诸葛亮打过两次，对孟达打过一次，对公孙渊打过一次，对孙权也打过半次。这些战事，都不过是边疆上的小接触，与奠定中原无关。

司马懿对中原的“法律与秩序”也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荀彧、崔琰、毛玠、陈群、钟繇，那些人，才是造成了“安定”与“清廉”的功臣。

司马懿被后世的历史家批评为“以狐媚取天下”。这狐媚二字很恰当，一点儿也不冤枉。他会“媚”，会骗，先骗了曹操，后骗了曹丕，最后又骗了曹叡。他骗这三人，所用的手段都是一个“媚”字。骗过这三人以后，他又骗曹爽，把曹爽骗进了鬼门关。这一次。他所用的不再是“媚”，而是“哄”。

叙过司马懿的一生，便是叙述他如何媚了三个人，哄了一个人。

在他所骗所媚的三个人之中，最难骗、最难媚的当然是曹操了。曹操自己是骗人专家；对司马懿来说，他是前辈，他是大巫，怎么反而“败”在司马懿之手呢？

原因相当简单。曹操只知骗而不知媚。曹操一生没有媚别人的需要，自然也没有练习媚的机会。换句话说，曹操对于媚与被媚，十足外行。于是，他终于被司马懿媚得不知道这是司马懿在对他媚！

曹操从崔琰等人的口中，听到了司马懿是河内郡温县的一个人才。司马懿的胞兄司马朗，在曹操面前当过“主簿”（秘书），其后外放，做“兖州刺史”，做到了“政化大行”而本人“粗衣恶食”，给了曹操以相当好的印象。司马朗在建安二十二年，在讨伐孙权时，死在前线（染了瘟疫）。曹操这时候已经用了司马懿做魏国的“太子中庶子”了。

曹操并不曾一下子就让司马懿当“太子中庶子”；司马懿也没有一下子，就乖乖地走到曹操的面前，请曹操给工作，听曹操摆布。

司马懿也并不是骨头硬：弯不了腰，或不愿意弯腰。他是早就看清楚了曹操的作风，以匡扶汉朝为号召，而心里所想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司马懿觉得，犯不着和这样的一个曹操混在一起，弄得将来成功失败难以预料，是流芳百世，还是遣臭万年，也毫无把握。因此，在曹操以“司空”的身份，派人来“辟召”他的时候，他假装风瘫，躺在床上不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骗”。曹操所派的人，被他骗过；曹操是否也相信他真的风瘫了，无考。至少是在当时，曹操就不再派人去辟召他了。

不久，曹操在建安十三年由“自为司空”而“自为丞相”，想起了这位架子大的司马懿，于是又派人去。这时候，曹操已经知道了他上次并非真有风瘫；所以，就吩咐这一次被派去的人：“倘若他再不肯来，就抓了他来。”

于是，司马懿也就不敢再装风瘫，而“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他跟随曹操的“行者”来到了许县，曹操却也暂时不给他官职，而把他当作一个晚辈（世交的子弟）看待，叫他与儿子曹丕在一块儿住、一块儿玩。

司马懿很有办法，花不了多少时间便把曹丕侍候得十分舒眼。曹丕舒服了，曹操也很舒服。曹操任命司马懿作黄门侍郎，然后一升再升，作议郎、丞相东曹“掾属”。掾是处长，属是处长下面的职员。再过了一阵，司马懿就当起丞相府的“主簿”来了。

曹操在建安二十年三月。去陕西打张鲁，带了司马懿同去。

张鲁很快便投降了。司马懿劝曹操一口气由汉中向南，越过大巴山，抢刘备从刘璋之手所夺到的今日四川省。曹操不太欣赏司马懿的这种拍马屁而不切实际的建议，却不愿意向司马懿示弱，说没有把握一口气又打刘备，抢四川。曹操只是轻描淡写，向司马懿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曹操在建安十八年当魏公，二十一年称魏王。魏国等于是汉朝内部的另外一国，自己有一个小朝廷，设了丞相以下的宮。“太子中庶子”是这些官之中的一个。“中”的意思，是“內”。“庶子”的意思在这里不是嫡子以外、庶出的子；而是“众多的子”，“众多的、与太子年龄相仿佛的年轻人”。换句话说，是太子的“宾客”，他们住在太子公馆之“内”，与太子生活在一起。

本来，司马懿早就在担任黄门侍郎以前，与曹丕一起生活过，而不曾有什么名义。现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叫他当正式的“太子中庶子”。

于是，司马懿的一套“媚”的功夫，有了更确定的对象。他常常被曹丕邀请“参与机密”。他每次参与机密，都拿得出“奇策”来。因此，他越久越被信任。

陈群是曹家的“老臣”，陈群的地位被司马懿赶上了。陈群与司马懿，加上吴质、朱铄，被人们称为“四友”。

司马懿一方面做了曹丕的亲信，同时也保持了与曹操的接触。他做了太子中庶子以后不久，曹操就把他调回，放在自己身边当“军司马”。他常常对曹操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也颇有被曹操采取的。

他的最重要的一次建议，是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于关羽掳了于禁之时，有意思放弃许县，迁都到黄河以北、邺县之类的地方，司马懿恳切谏阻，说千万不可迁都，一迁都人心就会动摇。曹操对司马懿的建议，欣然接受。迁都的念头，立即打消。

曹操与司马懿处得很久了，对司马懿的才干，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对他也生了一种恐惧之心。曹操看出了司马懿有一种“狼顾”的特征。“顾”是回头看；“狼顾”是像狼那样能够身体不动，两肩不动，而头与颈项可以向左右转一百八十度。凡是有这种“狼顾”的特征的人，曹操知道，心术一定很坏，坏得像狼一样。曹操这个学问，是从看相的书上得来的。

曹操而且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同在一个马槽里吃草。这是“三马吃一曹”（预言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将要把曹家的天下吃掉）。曹操因此对司马懿更不放心。他向儿子曹丕说：“司马懿不是能够给别人当臣子的人。他会干涉到你的家事。”曹丕这时候早已被司马懿迷住，像被狐狸迷住了一样。曹丕不仅不遵照父亲的意思，对司马懿疏远，反而替司马懿说了许多好话。

司马懿也觉察到曹操对自己颇不放心，就更加在办公之时特别卖力，一天到晚办公，办到深夜，应该睡觉之时，仍在处理公事。而且他大事肯做，小事也肯做，奉了命令的事，他一定去做；不曾奉到命令而似乎不妨一做的事，他也自动去做。例如喂曹操所骑的马，如此的小忠小信，使得曹操渐渐感觉到自己的看相术可能有问题：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办事卖力的司马懿，也许没有什么不可靠罢。

结果，曹操终于也像曹丕那样，对司马懿放了心。

孙权在关羽打胜曹军之时，派吕蒙偷袭关羽的后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孙权与刘备，本是反曹的战友，虽则在赤壁乌林之战以后，为了荆州南三郡的问题一度几乎翻脸。然而这关于南三郡的争执，已经获得和平解决，为什么孙权要在关羽可以长驱直捣中原之时，对关羽施展出这偷袭后方的绝招呢？原来，这是司马懿的安排。司马懿向曹操说：孙、刘二人“外亲内疏”。刘备的关羽打胜仗，不是孙权所希望的。不妨派人叫孙权偷袭关羽的后方，关羽就不得不放弃对樊城的围攻了。

曹操听到司马懿的这一番话，觉得此计甚妙，就立刻派人去说动孙权。孙权也果然依照曹操的吩咐，做出那丧心背理、出卖盟友的事。

事后，孙权把关羽的首级迭到洛阳，献给曹操。曹操接到以后，很快便旧病复发，头痛难忍，一命呜呼。于是，司马懿又得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替曹家办理丧事。他把丧事办得井井有条，“内外肃然”。

这时候，曹丕以魏国“王太子”的身份留守邺县。司马懿把棺柩运送到邺县去，交给曹丕。这分明是告诉已经来到洛阳的曹彰、曹植等等，接班人不是他们，而是曹丕。

曹丕继承了曹操所遗留下的魏国的王位与汉朝的丞相之职。司马懿被升为“丞相府长史”。“长史”相当于今日的秘书长。曹丕而且封他为侯，封为河津亭侯。在此以前，曹操所赏给司马懿的官，只不过是主簿与“军司马”而已。

曹丕上台以后，第一招的辣手是杀掉丁仪、丁真兄弟，与两家的所有男人。这两位姓丁的，是曹植的好朋友。

是谁，教了曹丕，干出这种缺德的事？

司马懿！不久，曹丕篡了汉朝的皇帝之位，不再是汉朝的丞相。司马懿也不再是汉朝丞相府的秘书长了。他改做了魏朝政府的尚书，由尚书转任为督军、御史中丞。爵位也从亭侯升为乡侯：安国乡侯。

曹丕当皇帝不到一年，就在黄初二年又升谓司马懿的官，从“督军、御史中丞”升调为“侍中、尚书右仆射”。

司马懿所已经担任过的“督军”，与民国初年的“督军”不同。司马懿所“督”的，是曹丕在延康元年七月所率领南下到谯县的、作为一种耀武扬威的姿态的象征性的军队。督的字义，只是主管军风纪而已。那时候，作为司令官的督，不称督军，而称“督汉中”、督某处。

延康元年，是汉朝的年号，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开始，到十月结束。曹丕在延康元年十月篡位，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黄初元年仅有三十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次年正月，便是黄初二年的正月了。

司马懿所担任过的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手。

侍中，很重要，是宮门以內最大的官，在皇帝的左右侍候皇帝。

尚书，在汉朝初年地位不高，只不过是宮内的书记之流而已，却也经手大小衙门向皇帝上奏的文书。霍光当了“录尚书事”。在名义上只不过是有权抄录全部尚书们所经手的文书，却成了综揽大权的“真宰相”。

尚书们之中的第一位尚书，称为尚书令。尚书令在霍光以后，有时候权大，有时候权小。倘若同时不曾有大官兼“录尚书事”，那末，尚书令的权力就要大些，倘若有大官兼“录尚书事”，这位尚书令便只是“录尚书事”下面的一位属员而已。

尚书令的副手，称为“尚书仆射”。这位仆射的重要性，也是有时候大，有时候小；要看当时在他的上面，有没有人担任尚书令。倘若尚书令的一职，暂时虚悬，这位仆射就等于是事实上的尚书令了。倘若当时又没有一位兼“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仆射便是“有实无名”的真宰相了。

司马懿在黄初二年担任“尚书仆射”之时，在他上面有一位尚书令：陈群。

再过三年，黄初五年，他却在事实上爬到了陈群的上面，升凋为“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

陈群要到了黄初七年，曹丕从广陵班师回朝，才破曹丕升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都督水军”，在名义上与司马懿共同“录尚书事”，在事实上坐镇许昌。“录尚书事”的政务，都是那回了洛阳的司马懿一个人办了就算（在陈群尚未领了水军还许昌以前，坐镇许昌的是司马懿。许昌在汉朝称为许县；到了魏朝，才改称为许昌）。

曹丕在黄初七年五月丙辰日病重，把陈群由许昌召回洛阳。与司马懿、曹休、曹真，同受托孤的顾命。这四人的名次是；曹真第一，陈群第二，曹休第三，司马懿第四。曹真，虽则是本不姓曹，而是曹操“抱来”的姓秦的儿子，地位却比曹休高。曹真是“中军大将军”；曹休只是“征东大将军”。陈群呢，是“镇军大将军”；司马懿是“抚军大将军”。在这四个所谓大将军之中，真正的大将军，相当于汉朝的大将军的，只是曹真一人。

然而，曹真自始至终，只执掌过兵权，而从来没有主管过行政，从来没有兼任过“录尚书事”。自始至终，替曹丕在名义上与事实上都担任过“录尚书事”、替曹丕“当家”的，只有这位工于孤媚的司马懿一人而已。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为人比曹丕略好，天贤也高，却也看不清司马懿的本质。他给了司马懿以相同于曹真的兵权，叫他镇守宛县（南阳）。

司马懿在镇守宛城的期间，做了一件大事：消灭了孟达。这件事，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孟达造反，是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十二月，也就是蜀汉后主的建兴五年的十二月。他以新城郡太守的身份宣布反魏归汉，仅仅过了八天，司马懿已经率领兵马，来到了孟达的上庸的城下（上庸城，在今日湖北竹山县东南，房县西北）。

这是司马懿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指挥作战，而所获得的是一个全胜。

魏明帝曹叡特别召见他，问他：对于东吴、西蜀，应该先征讨哪一个。司马懿回答：不妨先征讨东吴。曹叡问他，如何去征讨东吴？司马懿回答：不妨先攻皖城，引吴军去皖城，然后乘虚直捣夏口（汉口）。因为，夏口是吴国的心脏。曹叡认为很对。不过，并没有予以施行。

曹叡不叫司马懿去征讨东吴，却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升他为“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命令他与曹真共同领兵去打西蜀。

三年以后，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带了十几万人，由斜谷出兵，来到郿县城附近，屯扎在渭水南岸五丈原。

这一次，曹叡加派了两万兵来，交给司马懿调度。司马懿挨了一百多天，不敢对诸葛亮决战。在这一百多天以內，诸葛亮曾经对他多方挑战，而他一概不理。

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蜀汉的军队撤走。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已死，追到赤岸，才得到确实的情报。

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公元237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在夏天宣布独立，自称燕王，不再听命于魏。次年，曹叡拨四万兵给司马懿去讨伐公孙渊。

司马懿到达辽东，不攻公孙渊所设防的辽隧，而迂回到公孙渊的根据地襄平（辽宁省辽阳县之北）。司马懿把襄平围了，断绝粮食的供应；围了差不多三个多月，然后猛攻。

司马懿攻破襄平城，杀掉公孙渊与城里的两千多文武官吏、七千多无辜的男性人民。他这一股残忍劲儿，十足暴露了他是狼，不是人。

另有一件小事，也显出了司马懿的为人。辽东的气候极其严寒，有些兵士实在抵挡不住，便向他请求，把辽东郡仓库中储存的短袄赏给他们。司马懿竟然不肯。他打着官腔说，“接收下来的敌人物资，是公家的，我怎么可以擅作主张？”

司马懿的次一重要事迹，是在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受到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与他同受顾命的，是曹真的儿子曹爽。曹爽原任“武卫将军”，而此时升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懿的官职，只是“太尉”。

曹叡所托的孤，是他的养子、封为齐王的曹芳。曹叡这个人也够特别，自己生不出儿子，却不肯选一个侄儿或堂房侄儿，或弟弟，作为曹家帝位的继承人。偏要抱一个来路不曾交代的曹芳为养子，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未必姓曹的八岁小孩子，托给曹爽与司马懿。

于是，在曹爽与司马懿二人的保护之下，曹芳顺利即位。司马懿被升为“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是谁把他升到与曹爽几乎一样高的地位并掌握实权的？不可能是“少帝”曹芳，因为曹芳才有八岁；而事实上是曹爽，因为当时，“录尚书事”的只有曹爽一人。这是曹爽所做的一件糊涂事。

曹爽不久便后悔了。他把司马懿明升暗降，升他为“太傅”，去掉他的“录尚书事”的兼差，剥夺了他的行政实权。

少帝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孙权派遣大军，分三路伐魏：叫全琮攻芍陂，朱然、孙伦攻樊城，诸葛瑾、步骘攻祖中。

司马懿向少帝曹芳与曹爽讨得了一个差事；带兵去救樊城。他在六月间南下。朱然、孙伦在他快到樊城之时，撤军而去。

两年以后，正始四年，司马懿又有了一个机会掌兵：攻打吴方的皖城。这一次，吴军也是闻风而逃。皖城的诸葛恪，在司马懿到达舒县之时，便烧了存粮放弃皖城而去。

司马懿可算是得到了一个空城。他为了补偿未能获得敌人存粮的这一个缺憾，便加宽淮阳渠与百尺渠，用这两个渠的水灌溉更多的田，并且把颍水两岸的坡，也整修了。从此，在寿阳（安徽寿县）与洛阳之间，有不少的屯田兵士的聚居之地；也有了不少的粮食仓库，分布在这一条路上，使得魏军对东吴有所举动之时，不必忧虑粮食的接济与运输问题。

司马懿虽则是一个心狠手辣、不顾道义的人，论行政能力，他却也有过人之处。他一向很知道重视水利与屯田的工作。

倘若他永是于曹爽主持的朝廷之下，以官居太傅为满足，有时带兵出京，打打仗，散散心；有时督率文武官吏，开开水渠，办办屯田，我们就不会把他批评得一文不值。相反，我们会夸奖他是魏朝的一位“能臣”。

他不以官居太傅、打仗开渠为满足，他定要与曹爽争权，他定要打倒曹爽，取曹爽而代之。

这个，其实也不太严重。争权的事，在历史上极多。他以能臣而与一个无能之臣争权，我们可能会同情他，说他是为了想“做事”而不得不争权。

可惜，他夺得了大权以后，又不满足。他硬要杀掉曹爽三族，杀掉曹爽的几个“党羽”的三族，又借口有人告发王凌，想背叛少帝曹芳，另立楚王曹彪当皇帝，把王凌抓了，把王凌及其“余党”的三族也屠杀了；同时，强迫楚王曹彪自杀。

他也命令所有姓曹的王爷、公爷、侯爷，都搬到洛阳来住，不许互相来往，一切行动由他派人监视。

他这样做，分明是为儿子与孙儿铺下一条将来篡位的路。

因此，我们才对这样的一个司马懿深恶痛绝。他地下有知，应该后悔。对曹爽、王凌、曹家宗室，做得太绝，太缺德。

曹爽也有他的取死之道。

他应该为国求贤，进君子、退小人，增强少帝曹芳的力量。最好，把若干在事实上等于囚犯的曹操子孙，都“放”出来，分别给以文武官职。也只有这样，曹家的天下才能稳固。

也许，曹爽自己在心里有毛病。他的父亲曹真，原本姓秦，不姓曹，是曹操的养子。他曹爽不是曹家的亲骨肉，犯不着把姓曹的都“放”出来，排挤自己。

他和司马懿同受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在地位上与司马懿相等而略高一筹。为了礼貌，为了使司马懿明升暗降，他表请少帝曹芳，把司马懿由太尉升为太傅（太尉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中央最高的三个大官之一，执掌兵权，其余的两个，丞相管文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太傅是从西周沿袭下来的，在名义上高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事实上并无权力的“皇帝的师傅”。太傅的同级是太师、太保。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官合起来，称为“三太”）。

曹爽叫司马懿做太傅，把太尉的位置转送给征东将军满宠。满宠是一员老将，兖州山阳郡昌邑（山东济宁县）人，对曹家很忠心，曾经做过汝南太守、豫州刺史和“前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在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三月间去世，继任太尉的是“领军将军”蒋济。

蒋济也是魏朝的一个忠臣。他是扬州楚国平阿（安徽怀远县）人，是曹操一手提拔起来的，先后当过魏方所虚设的丹阳太守、扬州别驾、丞相府主簿、“西曹属”。魏文帝曹丕叫他做“东中郎将”、散骑常侍。东中郎将是带兵的军官，军阶决于将军，高于校尉，属于“中郎将”的一级。散骑常侍。在名义上相当于今日的“随从秘书”，而地位甚高。

魏明帝即位，调他为“中护军”。“中护军”三个字的意思，是“在朝廷内部主持军官升迁调降的人事处长”。

他在中护军的任上，敢于对魏明帝曹叡进谆，劝曹叡裁减后宮女子的人数，把一些闲着无聊的与尚未成年的，都放出宮外。

他对曹叡的又一次谏诤，是关于朝廷中的两个小人：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

汉朝本没有所谓“中书”，只有尚书。尚书在汉朝开始之时，是在宮里面侍候皇帝的小书记，职务是把各衙门送来的奏章等文件，整理出来，呈给皇帝批示。有时候，他们也替皇帝代笔，或拟办诏书文稿。过了相当时候，他们的实权越来越大；因为，皇帝每每向他们就近征询意见。对于臣下某一个请求，他们倘若说“似乎可以”，皇帝也每每不再加考虑，而决定予以批准。他们倘若说“似乎不可以”，皇帝每每就加以批驳了。

再其后，几个尚书之上，有了“尚书令”。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兼“录尚书事”，他的权力又比尚书令高出许多；而且，虽则于名义方面仍在丞相之下，在实权方面已经使得丞相位同虚设。

曹操把自己封为魏王以后，在魏王的宫中设了秘书与秘书令，以免与汉朝廷的尚书与尚书令相混淆。

曹丕篡了汉朝，把汉朝的中央政府接收下来，把魏国的“秘书”改称“中书”，于是汉朝的尚书与魏国的中书，都成为朝廷的机构，同时存在。这便是隋唐以后，何以有了“尚书省”，又有所谓“中书省”。加上以“侍中”为长官的“门下省”，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三权鼎立的局面。

本来，尚书的权大；有了中书以后，中书的权更大。尚书只管例行的公文；中书管了机密。

魏明帝曹叡朝廷中的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官位虽小，而全朝的文武除了辛毗、蒋济等极少数的几个人之外，没有不向他们低头的。真正的皇帝，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做（中书令之上的中书监，是曹丕所设：用意在于制衡中书令。结果，中书监有时候也会与中书令彻底勾结，狼狈为奸）。

蒋济向曹叡上表，慨乎言之地说：“大臣太重者，身危；左右太系者，身蔽。……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

曹叡用诏书答复蒋济，褒奖他忠义奋发，升他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那刘放、孙贤二人，仍旧当他们的中书监与中书令，曹叡并不肯免他们的官。

刘放与孙资所做的最大的坏事，是在曹叡临死之时，排挤了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骁骑将军秦朗、屯骑校尉曹肇。这几个人，都是曹叡想委托以后事的。

曹叡召见了曹宇，叫他做大将军，辅佐即将继位的少帝曹芳。曹宇谎辞（这是曹宇的错）。曹叡问刘放、孙资，曹宇为什么坚辞。刘放、孙贤说：“他自己知道能力不够。”曹叡说：“用曹爽来代替他做大将军，好不好？”刘放、孙资说：“好！”于是曹叡不再挽留曹宇，而用了曹爽。

刘放、孙资又向曹叡建议，把司马懿找来，与曹爽同受顾命。曹肇反对。结果，曹叡还是听了刘放、孙贤的话，召来了司马懿。

曹肇与夏侯献、秦朗，这三人不仅不再列名于被“顾命”的大臣以内，而且丢了他们原来的官。

曹爽做了“顾命大臣”。当然很感激刘放、孙资，听他们的摆布。然而，曹爽也竟然把反对过刘放、孙资二人的蒋济，继满宠的太尉之任。

这是曹爽糊涂呢？还是故意向刘放、孙资二人以及与他们一鼻孔出气的司马懿挑战呢？糊涂，不见得。挑战，有可能。在曹爽自己看来，这不是挑战，而是镇压。

曹爽提拔三个“自己的人”，做“尚书”，专管“选举”，分刘放、孙资的权。这三个人，是何晏、邓飏、丁谧。事实上，“选举”只是选拔新的青年才俊，管不了朝廷大官的升降。

曹爽也早就把自己的三个弟弟提拔起来。曹羲当了“中领军”，曹训又当了武卫将军。中领军与武卫将军都是统带作为皇帝的卫队的禁军的。另一位弟弟曹彦，当了“散骑常侍”。

曹爽最叫司马懿吃不消的，是叫两个亲信毕轨与李胜，分别担任司隶校尉与河南尹。司隶校尉所主管的是中央直属地区（明清两朝的所谓“直隶”）的行政，同时也有权弹劾、甚至逮捕任何一个住在这中央直属地区的大小官吏。河南尹相当于太守，然而高于任何太守，因为河南郡是首都洛阳的所在地。

司马懿一向是与曹爽共“录尚书事”，由太尉升为太傅以后仍然如此。不过，自从那何晏、邓飏与丁谧，三个人做了尚书以后，他们就很少把尚书部门的公事送到司马懿那里去请示了。毕轨与李胜当了司隶校尉与河南尹，也不常把公事送到司马懿的办公室里去。

司马懿气不过，就称病请假，不再上班。他并不辞职，仍旧在家里当他的太傅。不仅如此，他也已经在朝廷中布置了自己的人，与曹爽的人对抗。

曹爽有一个弟弟曹羲当“中领军”，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师当中领军。曹爽有一个弟弟曹彦当散骑常侍，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昭当散骑常侍。曹爽有三个自己的人：何晏、邓飏、丁谧当尚书，司马懿也有一个自己的人、而且是自己的弟弟司马孚，当尚书令。

司马懿而且有一种曹爽所没有的秘密力量。这秘密力量，是大儿子司马师所豢养的，散居在民间的三干名“死士”。

除了这些以外，司马懿又有一套曹爽所猜想不到的功夫：骗。

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的冬天，曹爽叫河南尹李胜改任荆州刺史。李胜到司马懿家里去辞行。司马懿躺在床上装病，叫人把李胜请进卧房。丫头送上稀饭，司马懿喝到嘴里，又从嘴角流了出来，弄脏了胸前衣服。李胜向他说话。他把“本州”听成了“并州”。在回话的时候，他又下气不继上气地勉强说出了几句。李胜以为司马懿果然病得很厉害，就去报告曹爽。曹爽听了，大为放心，便不再对司马懿有所防备。

过了不多久，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兄弟四人陪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到南门外若干里去拜谒魏明帝的陵墓（称为高平陵）。

他们谒陵完毕，回洛阳来，没想到城门已闭，整个洛阳城已被司马懿父子占领。司马懿带了兵马，站在城门外的洛水浮桥之上，叫人送一张表给少帝，交曹爽转。

在这一张表里，司马懿列举曹爽的罪，说曹爽广用私人，“尽据禁兵”，又说他以黄门（宦官）张当为都监：“看察至尊，候伺神器”。

司马懿又在表里说，太尉蒋济与尚书令司马孚，均认为蕾爽与曹羲、曹训，都不宜于继续“典兵宿卫”。蒋济与司马孚已经奏请皇太后（郭氏），将曹家兄弟的官职免去，以侯爵的身份各归其在京城的寓所。皇太后已经准了他们的奏，叫臣（司马懿）执行。

臣已经通知主管人员，立即遵办，不许放任曹氏兄弟“逗留”，以致耽误了皇上回宫的时间。倘若曹氏兄弟敢逗留，便以军法从事。

曹爽一时不敢把司马懿的这一张表，送请少帝曹芳过目。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这时候，位居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植范，已经冒险从城里跑出来。跑到了曹爽的面前，劝曹爽赶快去许昌（许县是在曹丕篡位以后，改名为许昌的）。桓范说：“你到了许昌以后，便可以集合全国兵马，申讨司马懿。”

曹爽身边，有主张向司马懿投降的许允、陈泰。许允是侍中，陈泰是尚书。

曹爽终于派人向司马懿投降。司马懿暂时不为已甚，就让他们兄弟四人平平安安地进城，各回寓所。他们不再是宮，而仅仅是侯。

过了不久，司马懿把宦官张当抓了来，严刑拷打，叫张当不仅招供了曾经以宫内的“才人”（宫女）若干名送给曹爽；而且也“承认”了曹爽曾经和他与何晏等人同谋，准备在正始十年三月间造反。

结果，司马懿无中生有，把曹爽兄弟四人，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恒范，一共十个人，治了谋反大逆之罪。不仅十个人都杀了头，他们的父族、母族、妻族，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屠杀得精光。

这就是司马懿辣得比狼还要凶狠之处（他曾经答应过蒋济，说只要曹爽肯交出政权，便留他性命。蒋济于曹爽一家被屠杀之后气死）。

司马懿在解决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以后，少帝叫他做魏朝的“丞相”，他假惺惶地坚辞。

司马懿把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丁以后，又开始对夏侯氏一家动脑筋。用少帝曹芳的诏书把征西将军夏侯玄召回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替夏侯玄的官职。

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夏侯渊的从侄孙，同时也是曹爽的“外弟”（表弟）。夏侯玄的母亲是曹家的女子。

夏侯玄以征西将军的名义，驻屯在长安，一向负有防备西蜀的全责。他既是曹爽的表弟，又是曾经在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跟随曹爽大举伐蜀一次的大将（他们由骆谷进军，被王平在兴势挡住，又被费祎威胁了后路，大败而回）。

曹爽回到洛阳，夏侯玄掌握重兵，留在长安。四年多以后，在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和三个兄弟与何晏等人，被司马懿消灭，夏侯玄得到消息之时，不知如何是好，魏少帝的诏书已到，叫他回京城洛阳，把所掌管的兵权交给雍州刺史郭淮。

夏侯玄乖乖地回了洛阳。司马懿却也一时没有把他怎么样。原因是：夏侯玄失掉了兵权，又住在朝夕被监视的洛阳，不能够对司马懿有所作为。而且，夏侯霸已经逃往西蜀。倘若杀了夏侯玄，那就难免有更多的夏侯氏成员向西蜀、东吴乱跑了。

夏侯霸是夏侯渊的儿子，也就是夏侯玄的堂叔父，在辈分上比夏侯玄高，在地位上却比夏侯玄低。他是夏侯玄征西将军府所统辖的“讨蜀护军”，带兵驻扎在陇西（甘肃），与雍州刺史郭淮处得不好。

夏侯玄被征召回洛阳的时候，夏侯霸顾不得西蜀与他有杀父之仇，当机立断，一口气奔往西蜀。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战死在汉中，当时传说是被刘备亲自斩杀的。近代的京剧，才把夏侯渊的死，记在黄忠的账上。

西蜀的君臣对夏侯霸很好。首先，刘后主阿斗向夏侯霸解释，说：“你的令尊大人，是不幸阵亡于乱军之手；并非先父（刘备）所杀。”

刘后主又把夏侯霸引进宫内，与皇后张氏相见，告诉夏侯霸，“她是你的堂外甥女！”原来，张皇后的母亲，是夏侯霸的堂妹，于当年兵荒马乱之时的中原，被张飞遇到，成了张飞的妻。

刘后主问夏侯霸，司马懿对西蜀有什么打算？夏侯霸说，司马懿刚刚拿到了政权，目前要忙于整顿内部，消灭更多的异己，一时来不及对西蜀有什么举动。将来，倘若有一位姓钟、号叫士季的（钟繇的儿子钟会），在魏国朝廷中主持大计，那就值得吴、蜀二国忧虑了。

司马懿这时候，正如夏侯霸所说，忙于寻找曹爽以外的异己，加以消灭，他找来找去，找到了驻扎寿春、“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王凌。他一口咬定，说王凌企图勾结楚王曹彪造反，起兵占领许昌，迎立楚王为皇帝，然后打到洛阳，废掉少帝曹芳。

王凌所做的，引起司马懿如此猜疑的事，只不过是因为吴国塞了涂水入江之口，认为这是吴国即将对魏用兵，下令全军戒严，同时上表给少帝（等于上呈文给司马懿），建议乘此对吴国大举讨伐。如此而巳。

司马懿不动声色，以绝对秘密的方式，带了重兵，突然由颍水航行到寿春的城下。

王凌见到司马懿来得奇怪，想抵抗也来不及，只得叫人捆了自己，押送到司马懿的水营之前。司马懿先叫人传令，松解了王凌的绑，却又不许王凌坐小船前来见面。

随后，司马端便派了六百名兵士，押解王凌去洛阳，王凌走到中途，在项城喝了毒药，自杀。

王凌死了以后，才有一个军官王式来自首，说自己是王凌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的部下，曾经奉了令狐愚的命令到白马城勾结楚王曹彪。这时候，令狐愚早已病故，死无对证。

司马懿于是下令将王凌与令狐愚剖棺戮尸，两家的父族、母族、妻族，以及与此案相连的其他的人，一概杀光。楚王曹彪被下诏赐死（命令他自杀）。

过了不到一个月，司马懿本人也得病而死（当时有人记载，说他之所以得病，由于常常见到王凌的鬼魂）。

三五、司马师

司马懿死时，虚岁七十三岁。

魏少帝曹芳的朝廷之中，极多是司马懿的党羽，以及若干趋炎附势、甘心或不敢不效忠于司马氏的人。这些人一致主张，朝廷的大权由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继续执掌。

司马师的官职，由“中护军”升为“抚军大将军”。次年（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正月，司马师被再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司马师不像他父亲司马懿开头那么苦，因为，他没有一个像曹爽那样的人和他同时“录尚书事”。魏少帝曹芳的朝廷，等于是他司马师一人的朝廷，他可以为所欲为。

嘉平五年五月，吴国孙亮的太傅诸葛恪带了大军来攻打“合肥新城”（合肥西北三十里的一个小而坚固的新城，满宠所造）。司马师命令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用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的方法抵抗诸葛恪。诸葛恪因欲战不得，而羁留在合肥新城的城郊有好几个月，终于粮尽退兵，在归途中被埋伏在合榆镇的文钦杀得惨败。

司马师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兵的人。

次年（嘉平六年）正月，司马师完成一件父亲司马懿想做而不曾来得及做的一件事：解决夏侯玄。

他给李丰、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加上一个企图“废易大臣”的罪名，说他们想把夏侯玄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升为“大将军”，代替他自己司马师“辅政”。就把他们连同夏侯玄全部抓来，都灭了三族。

李丰是当时的“中书令”；他的儿子李韬是“齐长公主”的驸马。张缉是光禄大夫，也是少帝曹芳的国丈，他的女儿是少帝曹芳的张皇后。苏铄是“黄门监”。乐敦是皇太后郭氏身边的人，官职是“永宁署令”。刘贤是“冗从仆射”。“冗从”是宫中的侍卫。苏铄、乐敦与刘贤三人，均是宦官。

照《三国志》与《晋书》所保存的史料看来，李丰、张缉等人似乎确有“废易大臣”之意。那末，司马师给他们以如此的罪名，不能算是冤枉了。问题在于：倘若他们是自作主张，就可以说得上是犯了企图“废易大臣”之罪。倘若他们是事先获得了皇帝的默许或密旨的，那末，按照法律来说，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司马师。皇帝想换一个大臣，当然就可以换，执行皇帝此项命令的，怎么可以说是有罪呢？

《三国志》不曾记载少帝曹芳在这一件流产的政变中是否有份。《晋书·景帝（司马师）纪》却明明白白、毫不隐讳地说了：“正元元年（嘉平六年）春正月，天子（魏少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以夏侯玄代‘帝’（被晋朝司马炎追封为景皇帝的司马师）辅政。”这样看来，李丰等等并非自作主张、企图“废易大臣”的罪人，而是不惜一死，以执行皇帝密旨的忠臣。

司马师也确是够深沉的。他在正月间杀了李丰等人，却不立刻对少帝曹芳有所举动。他拖延到九月，才用皇太后郭氏的名义，把少帝曹芳废了，押往山东临淄的“齐国”，再度作所谓齐王，在事实上施以软禁。这时候，曹芳的年龄是虚岁二十三岁。

司马师心里所想的，是扶立一个小孩子做新皇帝。他嘴里所说的，却是了不起的一番“公忠体国”的话：必须扶立曹操的儿子，任城王曹据，使得国家有一个“长君”（年长之君）。

同时，他叫皇太后郭氏一再以“长辈不可继承晚辈”为理由，说任城王是叔祖，不可继承侄孙曹芳。她出面主张，立魏明帝的一个侄儿、与曹芳辈分相同的高贵乡公曹髦。曹髦这时候的年龄是十四岁。

曹髦是东海王曹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孙子、“魏武帝”曹操的曾孙。

曹髦比起曹芳来，的确更有资格做魏朝的皇帝。因为，他是有凭有据的曹家骨血，而曹芳不过是明帝曹叡的一个养子，来路不明，甚至未必姓曹。曹髦的另一长处，是书念得好。这个，我想留到以后再说。

司马师扶立了曹髦以后，把嘉平六年十月改为正元元年十月。

三个月以后，在寿春有人“造反”，反对司马师，申讨司马师。造反的领袖，是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

毋丘俭是河东郡闻喜县人，魏明帝当太子时候的好朋友。明帝即位以后，他先后做了尚书郎、羽林监、洛阳典农、荆州刺史、扬州刺史、幽州刺史加“渡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他收降了乌丸（乌桓）的几个单于，战胜了高句骊的一个国王，在帮同司马懿打平公孙渊以后，升为“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转为镇南将军，又改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请军事”。

司马师派了太尉司马孚来，抵抗孙亮的太傅诺葛恪于合肥新城，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在司马孚的督率之下，奉了司马师之命以守为攻，十分服从。

司马师把少帝曹芳废了，改立另一少帝曹髦，毋丘俭便约了文钦，与安丰护军郑翼、庐江护军吕宣、庐江太守张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护军正休，举起维护魏朝、申讨司马师的义旗（陈寿在《三国志·毋丘俭传》里面，却把他描写成一个“作乱”的叛逆）。

毋丘俭等人向少帝曹髦上了一张表。这一张表，便是他们的檄文，他们列举了司马师十一项大罪，其中包括废了旧少帝曹芳，对新少帝曹髦不肯上朝等等。他们也提起了合肥新城之役，魏军苦战了一百多天而司马师对他们有功不赏。

也许是为了分化敌人罢：毋丘俭等人不仅在檄文里称赞了司马懿，而且也建议曹髦，以司马昭代替司马师执掌大权。说司马昭“忠诚为国，不与师同”。他们这样做，其实达不到分化敌人的目的。司马昭怎么会为了毋丘俭等人这几句话，而糊里糊涂地对哥哥翻脸呢？

毋丘俭与文钦在才干上不及司马师。他们把儿子送到东吴，向孙亮讨好，却并未得到东吴的大力支援。他们集合了五六万人，由寿春向西进发，没有办法直捣洛阳，或占领许昌，却走到了项县（河南项城）就停住了。这分明是静候挨揍。

司马师吩咐监军王基带领前锋部队扎在“南顿”，对毋丘俭、文钦监视，另派诸葛诞带领豫州的兵，进攻寿春；派胡遵带领青州、徐州的兵，斜出谯县与今日的商丘之间，断绝毋丘俭、文钦从项县回归寿春的路。司马师自己亲率主力，屯聚在汝阳。

另外，司马师又叫邓艾，带了一万多名“泰山诸军”，到乐嘉县，做出不堪一击的样子，引诱册丘俭、文钦出击。

毋丘俭果然就叫文钦来打邓艾，司马师就指挥大股骑兵，从后面袭击文钦，文钦大败。

毋丘俭在项县城里听到消息，慌忙弃城而走。这一走，全军不可收拾。他毋丘俭本人在走到慎县以后，躲在河旁的草丛里面，被老百姓射死。这个老百姓，姓张名属。文钦一口气逃往了东吴。毋丘俭的小弟弟毋丘秀，也逃去了东吴。

毋丘氏与文氏两家的人，凡是留在魏国的，都一齐被司马师屠杀。母族、妻族的人也连带遭殃。

曾经跟随他们二人一起申讨司马师的将领，有些投降得早，没有被治罪；有些投降得晚，当然都倒霉。

文钦有一个儿子文鸯，十分勇敢。他曾经带了十几个骑兵，冲到司马师的大营，把司马师吓得眼睛都震出了眼睛眶子，痛得要命，终于病死，死在正元二年正月辛亥日，享年四十八岁。

三六、司马昭

司马懿在杀了王凌以后不久便死，司马师也是在杀了毋丘俭以后不久才死。恶人自有恶报。

司马师所执掌的大权，入于司马昭之手。司马昭也将要在杀了诸葛诞及钟会以后不久才死。

司马昭在继承司马师以前，先后作过了洛阳典农中郎将，散骑常侍，征蜀将军，议郎，“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节度诸军”，“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行征西将军”，“中领军、留镇洛阳”。

司马师病重于许昌之时，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来。少帝曹髦赏升他为卫将军，算是壮壮他的行色。但是，司马师的死讯到达洛阳之时，少帝曹髦却突然下诏给司马昭，叫他留镇许昌，不必返回京城洛阳，军队改由尚书傅嘏带来。

曹髦的意思很明显：不愿意给他以相同于司马懿及司马师的大权。

司马昭不理会曹髦的圣旨，仍旧带了大军，浩浩荡荡，由许昌开向洛阳。曹髦没有一点兵力能挡住这位目无君上的权臣，只好逆来顺受，升司马昭为大将军，加官“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叫他像他的父亲与哥哥一样，“辅政”！

两年以后，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五月辛未日举起造反之旗，借口忠于大魏而造司马昭的反。

诸葛诞是不是忠于大魏呢？他倘若真是忠于大魏，当年便不会捧司马懿捧得那么起劲，以扬州刺史的身份与王凌作对，帮助司马懿消灭王凌，于王凌死后继任“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倘若真是忠于大魏，也不会于调任镇南将军以后，以镇南将军的身份帮助司马师，消灭毋丘俭。司马师赏他的功，升他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

他和扬州刺史乐缮处得不好，正如当年王凌之与他处得不好。乐缮告了他一状，说他勾结东吴（其实，他抵抗过东吴大将孙峻、吕据等的来攻，斩杀了将军留赞）。他心中怀有鬼胎，很怕迟早有一天会被司马昭捎灭。他“阴养死士”，企图自卫，倒是事实。并且，他在寿春城内储藏了足够一年食用的军粮与民粮。

司马昭派贾充来视察。贾充回洛阳以后，向司马昭建议：征召诸葛诞到京城来做“司空”，逼他提前造反。贾充说：“征召他，他一定抗命不来，造反。这可以说是‘小祸’。不征召他，将来他还是要造反，那就成为大祸了。因为，再给他几年时间，他的准备就更加充足了。”

司马昭接受贾充的建议，征召诸葛诞，把他从寿春调回洛阳，改任司空之职。

诸葛诞接到诏书，便起兵杀了乐缮，对司马昭造反。同时，他把小儿子诸葛靓送往东吴，向东吴投降，请东吴派兵支援他。他集合了十几万兵，东吴派来了三万多兵。司马昭却带了二十六万兵来打。

司马昭不但自己来，而且也“挟”了少帝曹髦一起来。这就一方面增大了声势，一方面也免得少帝曹髦留在洛阳“捣鬼”。

率领东吴兵士的将领，是那曾经与毋丘俭共同造反的文钦，与唐咨、全怿、全端、王祚。他们都及时赶到，进入了寿春城。其实，这是错的。他们不应该进城，应该留在城外，维护寿春与东吴领土的交通线，相机与城内诸葛诞的军队共击司马昭军。

司马昭把他的主力“司令部”设在河南沈邱县东北的丘头，叫部队把寿春四面合围，沿着城墙，造起双重的“堑垒”。这样，从甘露二年五月围到了甘露三年二月，城中粮尽，有些军官出来投降，诸葛诞与文钦发生内讧，杀了文钦，文钦的儿子文鸯报仇不成，也出城投降。

陈寿的《三国志》说：寿春城破的一天，司马昭的兵士从城外爬上了城墙，城內的诸葛诞军没有一个人“敢动”。陈寿又说：诸葛诞一个人单独骑马，“将其麾下”冲出“小城门”。

陈寿的文笔，颇有问题。既然是城内役有一个人敢动，那么诸葛诞和他的“麾下”都动了，他们难道不是“人”？

这些麾下，有几百人之多。与诸葛诞一起被司马昭的兵捉住，却都不肯投降。干宝在他的《晋纪》里说：“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杀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

这些从容就义的人，在被杀的时候心安理得，一点儿也不痛苦。他们说：“为诸葛公死，不恨。”

在我国对日抗战期间，美国空军若干人在杜立特统串之下，飞到东京上空，执行轰炸的任务；回到中国的上空，因油尽而“强迫降落”，被我们某一村庄的敌后同胞藏了起来。日军把这个村庄的人，排在一起，先杀一个，再杀一个，直到杀尽为止，没有一个人肯说他们已经把美国人藏在什么地方。日军每杀一个我们的这些忠义同胞，一定先问一次：“你们把美国人藏在哪里？”而所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的。他和那几位幸免于难的美国空军是好朋友。

话归本题，诸葛诞能有那么多的麾下，甘心为他而死，可见他也不是一个毫无道理、喜欢造反的军阀。他本人在麾下被捕以前，于格斗之时阵亡。他的头被司马昭叫人割了下来，送到洛阳，挂在十字街头示众。他的家人，照例都倒了霉。父族、母族、妻族，完全被杀。

诸葛诞与诸葛亮并不是兄弟，只是远房的本家：同为诸葛丰的后裔（诸葛亮兄弟三人：老大诸葛瑾，老二诸葛亮，老三诸葛均。诸葛均跟随二哥到了西蜀，被二哥酌量提拔，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

司马昭打平诸葛诞，“挟”了少帝曹髦回洛阳，叫曹髦封他为“晋公”，以并州六个郡与“司州”（司隶校尉部）的两个郡，为晋国的封地；又升他的官为“相国”，宠他以“九锡”之命。他一概谦辞（既然不想要，为什么又先叫曹髦给？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

曹髦与在他以前的一个魏少帝（曹芳）很不相同。曹髦是“智商”颇高的一位青年。他向当时的太学博士淳于俊请教，问《易经》这部书的来源。淳于俊说：“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卦。”曹髦再问，为什么孔子不说“燧人氏没，包羲氏作”？对于这一个问题，淳于俊答不出来。

曹髦对于《书经》里的许多字句，也有疑问。他觉得尧有四凶而不能去，用舜还要等待“四岳”来推荐，似乎并不是圣明得如一般儒生所说。他这样“惑经”、“疑古”，比唐朝的刘知幾早了几百年，也许是受了王充所写的《论衡》的影响。

曹髦不幸而生于帝王之家。否则，以他的能力，当一个平平安安、衣食无忧的大学教授，绝对可以做到。他也不幸而智商颇高。否则，倘若他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一切完全听由司马昭做主，可能获得司马昭的宽容，不致死于非命。

我们应该替司马昭说一句公道话，司马昭本没有计划要曹髦死，是曹髦自己“找死”。

曹髦在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己丑日，纠集了几百名“僮仆”，敲鼓呐喊，冲出宫门，想冲往司马昭的住宅，在“东止车门”遇到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屯骑校尉司马伷想阻挡他们，被他们骂走。

他们到了宫城之南的“南阙”，被司马昭的走狗，魏朝的中护军贾充，带了若干兵挡住，双方打了起来。

这时候，魏少帝曹髦拔出宝剑，亲自动手。贾充旁边的另一走狗，官居魏朝太子舍人的成济，问贾充，“情况紧急了，该怎么办？”贾充说：“养你们这么多年，正是为了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你尽管干罢，事后不会有人追究的。”于是，成济便抽出自己随身佩带的戈，对皇帝曹髦猛力刺去，“刃出于背”。

曹髦当时就死。可怜他年纪只有二十岁而已。曹操地下有知，应该后悔白花了一辈子力气替子孙谋得了这个并非值得一谋的皇帝宝座。事后，司马昭把成济杀了，灭掉三族。贾充，司马昭升封他为安阳乡侯（原为阳里亭侯），增加一千二百户封邑，扩大他的兵权为“统城外诸军”，加官“散骑常诗”（成济算是白白地上了贾充的当）。

司马昭迎立了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原名曹璜），继承填补少帝曹髦所留下的皇位。这位曹奂在当时是“常道乡公”（常道乡属于幽州广阳郡安次县，安次县在今天河北省）。曹奂并不住在所封的常道乡，而与其他的魏朝宗室一样住在邺县。

司马昭把曹奂立为皇帝以后，更改年号，以甘露五年六月为景元元年。

曹奂成为魏朝历史上的第三个“少帝”。其后司马炎逼着曹奂禅位篡了魏朝，封曹奂为陈留王。

陈寿把曹芳、曹髦、曹奂，三个人先后当皇帝的期间所发生的大事，合写成一篇《三少帝纪》。然而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却又不称他们为少帝芳、少帝髦，与少帝奂，而只称他们为“齐王”、“高贵乡公”、“陈留王”。这是十分说不过去的一种“笔法”。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把魏国列为正统，口口声声，说这不是为了“独尊奖一国”，而是为了“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志）事之先后”。但是，到了真的记载史事的时候，我们这位史学前辈与他的若干助手，却毫不考虑，大书特书什么“世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把刘备称为刘备，孙权称为“吴主权”。魏方打蜀汉东吴，就写成“征”、“伐”；蜀吴打魏方，却写成“入寇”！

《资治通鉴》荒唐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把魏少帝曹芳称为“邵陵厉公”。曹芳在被司马师废掉的时候，回复了他的齐王的爵位；是到了司马炎篡魏以后，他才被降封为公，封在邵陵；而且要到他本人死了以后，才获得了“厉”这个字的恶谥。司马光及其助手，凭什么可以把晋朝人加给齐王的坏称呼，写在属于魏朝一段的《资治通鉴》上？该骂！

司马昭于少帝曹奂即位以后，叫曹奂封自己为晋公，任命自己为“相国”。他又坚决辞让丁一次。此后，少帝曹奂与他又再扮演了一个硬要封拜，一个硬是不肯接受的骗人的把戏。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已经开始了对蜀汉作最后一次用兵之时，司马昭才装出“只得接受”的样子。

一个月以后，邓艾胜诸葛瞻于绵竹，后主刘阿斗投降。

再过四个月，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三月己卯日，司马昭叫少帝曹奂升封自己为晋王，封地由十郡增加为二十郡。

司马昭作了晋王，本可以再进一步，升自己为皇帝。然而八字不够好，当晋王只当了一年又五个月，便在咸熙二年八月，一命呜呼，享年五十五岁。

三七、姜维

姜维是（甘肃伏羌西南）天水郡冀县的人，少年丧父，被母亲抚养长大，教育成人，他对经学颇有研究，喜欢郑玄一派的注解。他在本郡的郡政府当过“上计掾”，在州政府当过“从事”，升为“中郎将、参天水郡军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天水郡的人民与若干官吏都响应了诸葛亮的号召。当时，姜维与功曹粱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都跟随天水郡的太守马遵，在外县出巡，马遵怀疑姜维等人都已经有意对诸葛亮响应，便瞒着他们，独自一人去上邽，闭了城门，设防。

姜维等人发现了马遵已走，就迫到上邽，不料上邽的城门已闭，他们只得退往冀县，冀县的城门也闭了。他们无路可走，一起奔向蜀汉军营，向诸葛亮投降。

诸葛亮很赏识他，把他带回汉中，任命他为丞相府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官衔。他的年龄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就把他拜为将军，是因为一则他已经是“中郎将”了；二则他确是“凉州上士”，“才兼于人”。

诸葛亮对姜维极为器重，说他非当年的马良与李邵可及；说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姜维的尤其可贵之处，是他“心存汉室”。

诸葛亮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军事学识，完全传授给姜维，然后，送他到成都觐见后主，请后主予以重用。

姜维很专心听诸葛亮的教诲；后主也先后升姜维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14年）去世，姜维被召回成都，改任“右监军、辅汉将军”，统率在成都及其附近的所有部队；而且封他为平襄侯。

大将军蒋琬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率领大军进驻汉中，姜维跟了去。其后，蒋琬改任大司马，叫姜维以“司马”的身份带一支“偏军”，向敌方的西边进展。

延熙六年，他做了“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十年，升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

《三国演义》说姜维“九伐中原”，错了三个字，只有“九”字不曾错。姜维前后一共有九次用兵，但地点都不在中原。

这九次，第一次是在延熙十二年。当时，费祎抑制他，不让他带足够的兵去打，只给他不到一万人。费祎是一个知守而不知攻的人，并且是失败主义者。他向姜维说：“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姜维带这一万兵去陇西郡，被邓艾打败。次年，延熙十三年，费祎让姜维再去打一次，而所给的兵也是不到一万。姜维不仅不敢像诸葛亮那样指向上邽或五丈原（诸葛亮有十万兵以上），也不敢再到陇西找邓艾打，而绕到更西面的西平郡（青海西宁一带），结交了许多羌人领袖。

费祎在延熙十六年死，姜维这才稍能施展，有了三四万兵。他从延熙十六年干起，一连五年，干了五次，亦即他生平用兵的第三次至第七次。

第三次，在延熙十六年，他围攻南安城，久攻不下，魏方的雍州刺史陈泰来救，姜维于粮尽之时撤退。

第四次，在廷熙十七年，他攻下了狄道、襄武两个县，把狄道县与临洮县、河关县三个县的人民，带回西蜀（当时，西蜀苦于户口太少，兵丁太少）。

第五次。在延熙十八年，他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共击魏方雍州刺史王经，杀了王经的部队几万；于魏方的征西将军陈泰及安西将军邓艾带了很多的魏军来救之时，撤退，扎在（甘肃成县西北的）钟题。

第六次，在延熙十九年，他由祁山的一路进攻（在秦水西南的）段谷，被邓艾打得大败。原因是，胡济的一支兵，没有按照预定的日期到达。胡济是蜀方的“镇西大将军”（这一年，姜维刚被升为“大将军”不久，把“镇西大将军”的位置交给了胡济。战败以后，姜维自请处分，降为“行大将军事”）。

第七次，在廷熙二十年，姜维听到诸葛诞在寿春对司马昭造反，很兴奋，就再集合了几万兵，走骆谷的一条路，到了盩厔县南的沈岭，魏方所造的一条小长城之下。向司马望挑战。邓艾从陇西赶来，帮助司马望守这个长城。司马望与邓艾下了决心坚守。姜维移军到盩厔之东的芒水，依山为营；司马望与邓艾也到东边来，依渭水为营。任凭姜维如何挑战，司马望与邓艾二人总是“大量包涵”、“相应不理”。

姜维与司马望、邓艾相持到次年（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听到诸葛诞兵败身亡，这才撤退，把军队留在汉中，自己去成都向后主报告。后主恢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

姜维生平最后两次用兵（亦即第八次与第九次），均为被动。第八次，是在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他向后主建议，杀掉坏宦官黄皓。后主不仅不采纳，而且告诉了黄皓，叫黄皓到姜维那里谢罪。姜维不敢留在成都（怕被黄皓暗算），就带兵去洮水北岸的洮阳，在侯和遇到邓艾，又被邓艾打败。他不敢回成都，留在甘肃西南部的沓中，办屯垦。

第九次，在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大举伐蜀，分兵三路：第一路，叫邓艾带三万人把姜维牵制在沓中；第二路，叫诸葛绪带三万人打祁山，断姜维的归路；第三路，叫钟会带十几万人翻越秦岭，进取汉中。

钟会带领十几万人分别由骆谷、斜谷、子午谷，都翻越了秦岭，进抵汉中的外围的两个城；汉城与乐城。这两个城，各有五千人把守。钟会只叫部队对他们包围监视，而不必忙于破城，只须阻止城內的兵去救汉中。

钟会在孤立了汉中以后，不费吹灰之力，将它占领。阳平关也被他收买了一个姓蒋名舒的攻下。守关的将领傅佥，力战而死。

姜维听到汉中失守，不再和邓艾死缠，抽兵东下，到了阴平桥头，骗过诸葛绪，而回到今日的四川，与张翼共守剑阁。

姜维骗过诸葛绪，真可说得上只是“略施小计”而已。姜维先绕到阴平桥头的北边，诸葛绪就走到北边来堵截；姜维又很迅速地来到阴平，走过了桥。

张翼原本是与傅佥守阳平关的。关破了以后，张翼带了残部向南走，遇到姜维的兵，会合在一起，共守剑阁，抵挡钟会的大军。

姜维也许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应该不解决诸葛绪，留兵守住阴平。然而他是值得原谅的。第一，他急于到四川去抵挡钟会；第二，他以为追他的邓艾，会过了阴平继续追他。不曾料到邓艾竟然由阴平直接翻山，穿过七百里的无人之境，经江油县到达涪县（绵阳）。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绵阳抵挡邓艾不住，退往绵竹。邓艾追到绵竹，诸葛瞻战死。

邓艾长驱直入，到达成都。后主听了谯周等人的话，捆绑了自己，走到邓艾军前，向邓艾递了一张投降魏国皇帝（少帝曹奂）的表。邓艾欣然接受，解了后主的绑。

后主这时候已经下诏书给姜维，叫姜维投降。姜维与将士从剑阁走到郪县（三台），打听消息，接到了严令投降的诏书，全军将士都气得“拔刀砍石”。

钟会的大军追他们，从剑阁迫到了郪县、涪县（绵阳）。姜维只得就在绵阳，率领部队向钟会投降。

钟会对姜维不仅很有礼貌，而且推心置腹，成为最好的朋友。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双方都是颇能打仗的人；这叫做惺惺相惜。钟会与姜维“出则同辈，入则同席”。

钟会告诉他自己的长生（秘书长）其后以注解《左传》成名的杜预：“拿姜伯约比中原的人士，他好过了诸葛公休与夏侯太初”（姜维的字，是伯约；诸葛诞的字，是公休；夏侯玄的字，是太初）。

钟会只见到姜维的能力，不曾识得姜维的内心。姜维在内心里实在不愿意投降。他的投降，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有一套极苦心、极大胆的“阴谋”，而目的在于消灭已经侵入的魏军，让后主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先恢复汉的益州领土，再收复整个的江山。

他的办法是：劝钟会第一步除掉邓艾，第二步申讨司马昭，第三步自为天子。他留下了一个第四步，不曾告诉钟会。他的第四步，是杀掉钟会，让后主再做天子。

钟会果然听他的话，向司马昭诬告邓艾，说邓艾图谋不轨。司马昭派人用囚车把邓艾装载回京。中途，有刺客把邓艾杀了。这刺客，可能是钟会派遣的；也可能是姜维暗中派遣的。

邓艾死了以后，司马昭对钟会发生怀疑。他亲自带了十万兵来到长安，而且又叫贾充带五万兵由斜谷先行由汉中入蜀。

钟会心里明白，这分明是对付自己。于是，立刻实行姜维教给他的第二步：对司马昭造反，自称“益州牧”，宣言以魏国忠臣的姿态，申讨奸臣司马昭。

传说，与钟会同来的魏方将士都害怕起来。他们不愿意与钟会一致，对司马昭造反；他们更不愿意于钟会被司马昭打败之时，受到牵累。

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姓胡名烈，是中级军官，临时想出了一个保命的主意。他散布谣言，说钟会不再信任魏军将领，而只肯信任姜维；又说钟会已经挖妤一个大坑，要把魏军将领全部活埋。于是，魏军将士便在某一天暴动了起来，杀掉钟会，也杀掉姜维。

事实是：钟会并没活埋魏军将领之意，只想派姜雏带领五万兵当先锋，北上汉中，与贾充对敌。

姜维倒是真想找机会杀了钟会的。《华阳国志》记载了他写给后主的一封密函：“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华阳国志》也说了，姜维“欲杀会，尽坑魏兵”，这显然是扩大了胡烈所造的谣。胡烈不过说了钟会想尽坑“魏将”，《华阳国志》却说成姜维想尽坑魏兵。尽坑魏将，已经很不容易；尽坑十几万名魏兵，如何可能？那么多的魏兵，他们能够俯首帖耳，听候活埋么？

姜维的全套计划，不幸败坏在胡烈一人所造的谣言上。倘若他成功了，不仅批评家另有一番夸奖，就是那些以耳代目，作应声筒的谣言传播家，也不会说他心狠到准备尽坑十几万的魏方将士了。

批评家中对姜维最不客气的，是孙盛。孙盛说：姜维不忠、不孝、不义、不节。其实，姜维投奔渚葛亮，由于天水郡太守马遵不让他回去。他见到诸葛亮，表露了他“心存汉室”，这是忠心于汉。忠心于汉，当然要比忠心于篡汉的魏好多了。不能遵母亲之意而回乡，那是忠孝不能两全，值得原谅。带蜀兵打魏军，是打奸臣，不是打家乡或旧邦，不应称为不义。国亡不死，一则是奉了后主之命，二则是“留此身以有待”，不应称为不节。孙盛的批评，完全错误。

况且，如卻正所说，姜维一生清廉、好学，不仅功业彪炳，私生活也确不愧为“一时之仪表”。他死得太可惜了、太可悲了。

三八、分久必合

蜀汉在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结束；魏国在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被篡于司马炎。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于司马昭死时，继承了晋王与魏国的相国之位。那时候，是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

三个多月以后，魏国的最后一个少帝曹奂，便叫人把皇帝的玺绶，双手捧送给司马炎。

司马炎在十二月丙寅日，集合几万名臣僚与四夷君长，在洛阳的南门外，郊祀上帝，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改年号为“泰始”。于是大魏咸熙二年十二月，改称为大晋泰始元年十二月。

魏国也结束了，曹操的一生辛苦与曹丕的一时得意。都幻灭为春梦一场。

吴国亡得最后，要再过十五年，才轮到它。到了孙皓的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三月壬申日，才被司马炎派来的大军所征服。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吴国在孙权与孙皓之间，有过两个其他的皇帝：孙亮与孙休。

孙权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孙登，孙登不幸早死。孙权的第二个太子，是第三个儿子孙和。孙和因姐姐大虎向孙权进谗而被废。最后，孙权死时，小儿子孙亮得到皇帝之位。

孙亮当了差不多七年的皇帝，为权臣孙[左纟右林]所废。以后，自杀；自杀之时，还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

继孙亮而为皇帝的，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孙休在位，六年多而死。

废了两年

他的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受了他的临终之时的“顾命”，却并不扶立他的儿子孙[上雨下单]，改立了一位“长君”，年方二十三岁的孙皓。

孙皓即位不到三个月，便杀了濮阳兴与张布。原因是，他听说这两人见他性情粗暴，好酒好色，颇有后悔立了他的意思。

孙皓在位十六年，除了把交州重新夺回以外，别无其他作为（交州是在他即位以前的一年，被司马昭的人夺去的）。

他下令所有的大臣，必须把女儿送进宫来，任他挑选，选剩下来的，才许领回去嫁人。传说他的后宫女子，有五千名之多。事实也许与这个数目稍有出入，然而他是一个昏君，而不是一个贤君，已经是千古的定论。

他不仅是一个昏君，而且是一个暴君。他喜欢剜掉“犯人”的眼睛；也喜欢用锯子锯掉“犯人”的头，有一个官居太守的奚熙犯了“非论国政”之罪，被他杀掉三族。

像他这样的一个既昏且暴的亡国之君，竟然能在蜀汉已亡以后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令我们又叹一声“天道难知”。英美人也有一句俗语：“上帝有他的奇特作风。”（God has His strange ways.）我们倘若多懂一点上帝的奇特作风，便多了解一点历史哲学。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来了“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的那一套呢？

请原谅，我必须先交代一下，孙皓在公元280年是怎样丢掉了他的江山的。很简单，司马炎于休养生息了十几年以后，调遣大军，分兵六路，对孙皓的东吴下手。

这六路的司令与目的地，是：

一、司马伷，涂中（当涂）。

二、王浑，牛渚（采石矶）。

三、王戌，武昌。

四、胡奋，夏口（汉口）。

五、杜预，江陵。

六、王浚，西陵及其以东。

在这六人之中，杜预的地位最高：他是“镇南大将军”，其余的五人都只是“将军”而已。我们今天的人，仅仅晓得杜预是一位《春秋左传》的注解家，不曾注意到他曾是显赫一时的“镇南大将军”。

杜预一向坐镇在襄阳。他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间出动，在二月甲戌日打下江陵。

东吴在荆州南部几郡（湖南）、交州与新设的广州的大小官吏，都纷纷派人送了印绶来，向杜预投降。

这时候，王浚也已经带了他的部队，乘船由益州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烧断了东吴水军用来“锁江”的几千尺长的铁索，占领西陵峡与荆门、夷道两个城。

司马炎叫杜预镇抚零陵、桂阳、衡阳；叫王浚继续东下，与王戎、胡奋共同进攻武昌和夏口。

王戎懒得自己费事，只派了两个参军带一些兵去。胡奋相当卖力。于是王浚与胡奋二人很快就拿下了武昌、夏口。

王浚在三月间又“顺流而下”，到了建业的城下。中途，他收降了孙皓的游击将军张象，与张象所率领的一万水兵。

孙皓曾经让丞相张悌，带了建业城内的精兵三万人，在三月初旬渡过长江，抵挡那来攻牛渚的王浑。张悌忠义有余，而军事学识不足，一战而败，本人阵亡，部队被杀了七千八百多名，剩下来的残部，都丧失了战斗能力。

司马炎的叔叔、晋朝的琅邪王司马伷，也率领他的部队到达了涂中（当涂）。

孙皓生活在王浑与司马伷四只眼睛的监视之下，已经够害怕的了。忽然，听说又有“兵甲满江，旌旗烛天”的王浚，即将来到建业城外的长江江面。孙皓不再考虑，立刻叫人写降表，写三份，分送给司马伷、王浑、王浚。

这三人都很欣赏孙皓送来的这张降表。

王浚的船，行列有一百华里长；王浚的兵，共有八万之多。这些兵敲着鼓，喊着、唱着，果然来到了石头城（建业）的城下。他们抬头看到，城墙上竖满了降幡。

唐朝的刘禹锡，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县之东的西塞山，想起了这是当年王浚带了“楼船”所经过的地方，不免詩兴大发。吟了一首“怀古”：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以前，孙坚、孙策何等英雄。孙权也不愧是一时豪杰。而今，这窝囊的孙皓丢尽了曾祖、伯祖，与祖父的检。他捆了自己，带了棺材，走到王浚的军门，去听凭处分。

王浚也像以前邓艾对待刘后主那样。解了孙皓的绑，烧了孙皓带来的棺材，请孙皓进来相见。然后，点收了东吴的领土地图与户口册藉。地图上列有四个州（扬州、荆州、广州、交州），户口册籍上列有五十二万三千户人家。

驻扎在涂口的王浑，大吃其醋，认为王浚无权受降，他王浑自己是“安东将军”，而王浚不过是一个不三不四的“龙骧将军”。王浑又认为，既然司马炎曾经命令他攻涂口，可见这攻进建业的事是司马炎准备交给他的任务。王浚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真正打了一次硬仗、击溃张悌的，是他，不是王浚。他尤其生气的是：在王浚经过（江宁峡之东的）“三山”之时，他派人请王浚到自己的军营里“谈谈”，那王浚却藉口“风大，船停不住”，竟敢不来（王浚也知道，倘若去王浑的营里，王浑一定要“节制”他，命令他暂时不要进展到建业城下）。

王浚赶紧把孙皓押送给王浑，把首功让给王浑。王浑却仍然向司马炎告了王浚一状，说王浚不受他的“节度”。

司马炎把王浑的状子，交给主管的臣子们审议。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浑的立场，建议用囚车把王浚押解来京，从严惩罚，像以前对邓艾那样（为什么这些臣子对王浑“一面倒”呢？因为王浑的儿子王济，娶了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王浑与司马炎是“亲家”）。

司马炎在这一件事的处理上，不愧为开国之君，比他的爸爸司马昭还略高一筹。司马炎不准把王浚用囚车押解来京，只是下了诏书，申斥王浚一番，不该违抗了王浑的节度（王浚上表申辩，说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经到达秣陵关，到了黄昏之时才接到王浑要他接受“节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浑叫他回军西向，围石头城。这时候，孙皓已经来降，实在没有再去围石头城的必要）。

那位天子亲家王浑，也真是够无聊的，他又告王浚“得吴宝物”。王浚又不得不申辩，说：先走上孙皓的御船的，是王浑，不是他王浚；先进孙皓的皇宮的，不是他王浚，而是晋朝的扬州刺史周浚。

到了王浚到京觐见之时，王浑在京城的党羽，又告他擅自烧了孙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请司马炎把王浚“付廷尉椎”（抓到大牢里，严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这是我们中国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难看的一点微瑕）。司马炎说：“不必如此。”

司马炎升了王浑的爵，由京兆侯晋封为京兆公，也升了王浚的官，由龙襄将军升为“辅国大将军”，其后再升为“镇军大将军”。

孙皓到了洛阳以后，被司马炎封为归命候。以前蜀汉后主到洛阳，所得到的爵位是“安乐公”。公爵，比孙皓高。魏国的末代皇帝曹奂，是在禅位以后被封为“陈留王”，王爵，比刘后主又高了一层。

司马炎待他三人（曹奂、刘禅、孙皓）都很宽厚，让他们安享余年而死。

现在，我们可以略为谈谈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三年前曾在重庆于演讲之时说过：分久必合的必字，与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为“可能”两个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现在，我以为这“可能”两个字，又不妨再修正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与分，本身都各有可爱之处，也各有缺点。刚合了不久，一切新鲜，颇有“开国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庆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点就显露了。当皇帝的以为宝座稳如泰山；当官的懒得向老百姓讨好；没有当到官的，由于爸爸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远没有机会一过做官的瘾，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乱”；至于一般浑浑噩噩的老百姓，过久了出汗纳粮的日子，也感觉烦，倘若又遇到什么蝗虫、大水、干旱、地震、土匪，那就颇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说”的造反之意了。于是，大一统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若干割据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后来，就有几位尖尖儿的角色，演出在时间上或长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尝没有它的令人向往之处。以读书人而论，在战国时代活着，确是比在明清两代捱着，舒服得多。明清两代有盐商，却没有孟尝君，也没有像“稷下”那样可以雄辩滔滔、畅所欲言的公共场所。做官的，与希望做官的，也会羡慕他们在战国时代的老前辈：本国或另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赏识他们，他们就可以走到另一个国家去活动活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以苏秦而论，只要还留着“三寸不烂之舌”，不怕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飞黄腾达”的国家。

我想大胆说一句对先贤失敬的话：倘若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机会，而跟着哥哥诸葛瑾到东吴去找工作，像诸葛均后来跟了他去西蜀一样，那么诸葛亮十有九成，在东吴当不上丞相，而极可能倚靠哥哥的社会关系，做到一名比“长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诸葛亮之所以能与哥哥诸葛瑾各仕一国，分途发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爱之处。太史慈是山东人，到了东吴，才遇到一个自称为他的知己的孙策。当时，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东边人跑到西边，西边人跑到东边，忙得很，热闹得很。

老百姓夹在三个国的里面与中间，岂不很苦：要打仗，要纳粮，还要做无薪的工。事实，却也并不太坏。三国时代到来以前，当老百姓的还不是一样要纳粮、做工、打西羌、打乌桓、打鲜卑？三国时代的仗，也只有几次比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况而言。老百姓在三国时代，远比在东汉时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后几年有一个宦官黄皓而外）。三个国家的大小官吏，绝大多数是清廉的。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遗。

曹魏的法律，比较偏于太严，却也有严的好处，叫人民不敢轻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订的魏律，其后成为几个朝代的法律的蓝本。

曹魏也创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这制度虽未必能实现以绝对客观的标准来登记青年才俊的构想，却也不能不说是好过了东汉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并无优良品德或真才实学，全靠父兄与岳家的权势而获选。

曹魏的屯田政策与水利建设，虽则是以便利军事行动为目的，而间接却大大地帮助了农民。

曹魏在金融的处理上，有点儿颠颠倒倒：恢复了五铢钱，又施行“以物易物”。在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发行了当百的大钱，而不久便恢复了五铢。后主与诸葛亮继续执行这一种取信于人民的好政策，让人民始终生活得十分安定。孙权也发行过大钱，而且发行了“当千”的“大钱”，来套取人民的“小钱”。但是，后来他也觉悟了，把“大钱”收了回去（东汉与三国时代的人，喜欢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铢钱，正如民国的许多老百姓之喜欢所谓“袁大头”。袁大头，每块重库千七钱二分，质量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纯银）。

魏蜀吴三国的领土，加起来，比以前东汉的大。它们三国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时彼此无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于是分头对外发展，把较为弱小、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邻居部族，“纳入范围”。魏对于乌桓、鲜卑；蜀对于南方的夷（蛮夷）与青海及甘肃西南的羌，吴对于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军政人才。这些人，倘若生在东汉，大概只能有三分之一的数目春风得意。

三国时代的经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都十分发达。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战，又有热心的老师。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颇有可观。至于，虞翻谈《易经》，谈出了新鲜的道理来，那就更高于看相算命的管辂了。一度想说服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诸葛亮用“正议”申斥了一顿的王朗，对《易经》也有相当研究。他所写的“传”，到了北魏之时，仍被经生用作课本。他的儿子王肃，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怀疑为“伪孔安国古文尚书传”的作者）。王肃的儿子王弼，是天才：他注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释了《易经》。

论文学，我们只须再提一下曹操的“对酒当歌”与曹植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不就够了吗？再说，建安七子怎么样？东汉有没有？

在才华上比曹植略逊一筹的曹丕，却也自有千秋。在诗的体裁上创始了“七言”，又在小说方面写了一部神怪的《列异记》。与他有“谈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记》的作者，干宝。

干宝同时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晋春秋》，作为其后南北朝刘宋的裴松之用作注解《三国志》的材料之一。以裴松之所引的若干书籍而论，三国时代的当代历史家确是不少：写《魏略》的鱼豢，写《吴书》的韦昭，等等，不胜枚举。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谯周，也表现了他对古史的浓厚兴趣（写过一部《古史考》）。

三国时代在艺术上的成就，图画可以用美国波士顿城美术博物院所藏的壁画为例：上面有两个极其生动的游春的人。建筑，东吴的佛教寺庙很多：武昌有慧宝寺，建业有瑞相院、保宁寺，吴县有通玄寺，鄞县有德润寺。曹操在赤壁之战战败了以后所建的铜雀台，大概不太难看。他的孙儿，明帝曹叡，是一个很喜欢搞建筑的皇帝。

谈到科学，三国时代有过会用麻醉药，又会动手术取出肾结石，甚至有把握进行“神经解剖”的名医华佗。马钧，传说为水车的发明家，但他确是曾经发明了“发石车”、“指南车”，与“十二蹑绫机”。以及一种自动儿童玩具，叫做“翻车百戏”。马钧是魏国人，魏国另有一位刘徽，在数学上颇有造诣，写出了一部《海岛算经》。

三国时代的分裂局面。竟然有那么好，那又何必再合呢？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原故，要把三个国家又合成了一个呢？为什么，在最后合的时候，又合得那么容易？

想合的，不仅是司马昭与司马炎，吴蜀两方的君臣，也都是想统一宇内的，只不过是力量不够而已。自从孟子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了“天下定于一”与“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论”。他们接受了孟子的判断：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时候；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因此地上也不该有两个大王或皇帝。

这个理论，是否有斟酌的余地，只有少数入私底下在“胡思乱想”。极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是皇帝与大臣，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总以为：有了两个以上的皇帝就会有内战，就不太平，就不安定。而且，在一个“天下”之内，一个中国之内，是不应该有两个皇帝的；倘若有，那是违反天道，不能长久。

除了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以外，三国的大臣与人民也有点儿感觉到，再分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分久了，似乎就怀念过去合的时候的光彩。晋朝的司马氏一家，虽则以“狐媚取天下”，似乎对老百姓倒很宽厚。司马炎本人，也不像孙皓那么昏而且暴。中国能够统一于司马氏之下，也许要比天下三分好。

因此，司马昭与司马炎把三国合了起来，合得十分容易。曹操曾经想拚出一个统一的局面。诸葛亮也试图帮助刘备与刘禅，以追求同样的目的，却鞠躬尽瘁而死。曹操与诸葛亮的才干，均比司马昭与司马炎高，高得不成比例。

为什么司马昭与司马炎先后轻轻一动，就吞并了西蜀与东吴？大概是，正如我的假定：分久了，便容易合。正如两汉合久了，也容易分。

话说回来，两汉是合了四百多年才分的；为什么三国分了几十年就又合了呢？我的答复是：司马炎在公元280年所完成的合，只是暂时的合而已，过了十年便有八王之乱，接着又有“五胡乱华”与南北朝，要到了隋炀帝以后的李渊、李世民，由于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第一流人才作为帮手，才把庞大的中国真正合了起来，却也不过合到了安禄山造反为止，前后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真正统一而已，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