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

黎东方

简介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建立清朝至清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对俄和战、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以及康熙、雍正、乾隆、吴三桂、洪秀全、和珅、李鸿章、康有为、慈禧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还阐释了顺治出家、雍正暴亡、乾隆身世等历史之谜。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出版说明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提法稍作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三、本书涉及少数民族人名，基本采用(蒙古秘史)译名;年代、日期则基本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阴历。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部分主要人物名字改为(元史)中所用译名;对年代、日期择要加注公历(阴历日期以中文数字表示，公历日期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编者

序言之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之一

（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

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史》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史》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

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大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的读者不至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之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

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宫

序言之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

(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原版《小序》

由于新生报诸位先生的鼓励，我试写这一部(细说清朝)，以就正于各方的博雅君子。

现在，经过了四百多天，算是完稿，然而所完的也仅是初稿而已。虽则，现在把有些应该改正的字句改正了;留下来仍有待于改正的，一定依然很多。

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我颇想就一些雪泥鸿爪，勾描出粗粗的轮廓而不慌不忙地细细交代一番，所愧的是学力不足。

我十分感谢各位颁函赐正的读者，尤其是欧阳和先生、袁性民先生、王超若先生、苏同炳先生、白建民先生、刘中和先生。在老朋友之中，以钱西樵先生与李树桐教授给我的帮助为最大。内子黄鸿书女士不惮烦劳，多方协助，我也应该借此机会，表示谢意。

中国大陆版自序

《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土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土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享，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造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千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先生(广铭)，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榆扬，兼寓针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籍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木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一、先说一个大概

中国的历史既古且长，朝代也特别多。最后的一个朝代叫做清朝清朝的第一个皇帝，有些人以为是顺治。其实，在顺治皇帝以前，清朝已经有过两代君主：太祖努尔哈赤与太宗皇太极。努尔哈赤于明神宗万历四＋四年(1616年），在沈阳之东、新宾县城之西三十里赫图阿喇城宣布独立，自称金国汗。

他死后，儿子皇太极继位，当了十年多的汗，改称皇帝，把国号也改成“大清”。这皇太极当皇帝当了七年四个月“无疾而终”，或许是被人害死的。

其次，便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顺治皇帝夺了明朝江山以后，在顺治十八年正月死亡。有人说，他没有死，做了和尚康熙呢寿命很长，人也很好。雍正办事能干，手段辣，传说被刺客割去了头。乾隆，也有人说是汉人所生的儿子。这位皇帝寿命比康熙还长，好花钱，爱出风头，把祖宗几辈子的钱都花光了。

再其次，是嘉庆、道光、咸丰。嘉庆被各地的教门、会党、回民缠得苦。道光所碰到的，是鸦片之战。咸丰顶倒霉，在位仅有十一年，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几乎拖垮，却又逢到英法联军冲进北京，只好逃往热河承德的避暑山庄去避难

咸丰的正宫皇后钮枯禄氏很老实，侧室妃子叶赫那拉氏很厉害。叶赫那拉氏在咸丰死后大权独揽，叫人家尊称她为慈禧太后。

慈禧懂得使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于是消灭了太平天国。但她太无国际常识，应付不了外国，因此就一败于法兰西，再败于日本；把我们自己同胞所住着的台湾忍心送掉。后来，她想借重一批画符念咒的义和拳扶清灭洋，引来了八国联军。京城和大片土地都被联军占了，她只得向人家赔钱、赔礼。她的儿子同治皇帝与侄儿光绪皇帝，被她先后用作傀儡。后来光绪自己当家，找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准备大大地改革一番，她就发了脾气，把光绪皇帝关起来。

她比光绪迟一天死；死后，光绪的一个侄儿当皇帝，年号宣统。宣统三年阴历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

从“顺治”到“宣统”，都是年号，而不是他们的名字，也不是他们的庙谥。想晓得他们的名字、庙谥与在位年数的，不妨看下边这张表。

庙?谥?名?年号?在位年数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

?世祖章皇帝

?圣祖仁皇帝

?世宗宪皇帝

?高宗纯皇帝

?仁宗睿皇帝

?宣宗成皇帝

?文宗显皇帝

?穆宗毅皇帝

?

?德宗景皇帝

??努尔哈赤

?皇太极

?

?福?临

?玄?烨

?胤?禛

?弘?历

?顺?琰

?旻?宁

?奕?詝

?载?淳

?

?载?湉

?溥?仪?天命

?天聪

?崇德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

?光绪

?宣统?——

?一七

?

?一八

?六一

?一三

?六〇

?二五

?三〇

?——

?—三

?一一

?三四

?三

二、皇帝的祖宗

清朝皇帝的祖宗，是一部分女真人的领袖。

女真人和蒙古人同属于所谓通古斯族。通古斯这三个字，是从西洋人的书中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其实这个名词的来源本是中国古书上的“东胡”二字。在汉朝，北方的匈奴被称为“胡”，活动于匈奴之东的另一种胡人，被称为“东胡”。

东胡分为两支。女真人属于东支，蒙古人属于西支。两支的血统极为相近，语言也是大同小异，犹如法兰西语之于意大利语。

东支东胡人在中国历史上创造过乌桓、前燕、后燕、南燕、西燕、渤海、金、清。西支东胡人所创造的是北魏、契丹(辽)、元。 女真人又分为两种：未被辽朝同化、停滞在渔猎生活与游牧生活之中的，叫做“生女真”；被辽朝同化、进步到定牧生活与耕种生活的，叫做“熟女真”。

金朝皇帝的祖宗，是生女真；清朝皇帝的祖宗，也是生女真。

金朝被元朝灭掉之时，松花江流域与黑龙江流域仍旧存在不少的生女真。这些生女真不曾随金朝的皇帝们到中原与汉人争天下、当主子、做官。所以，金朝失掉天下，他们却不受牵累，仍旧过他们的捕鱼、打猎，或游东游西，游南游北，放牛放羊，赶牛赶羊的快活日子。

元朝政府把这些“残余的”生女真，编成五个单位，每一单位设一个“万户府”，任命一个“万户”来管理。其后，由于人口减少及别的原因，五个万户府被合并为三个。

明太祖灭掉元朝；他的儿子明成祖把三个生女真万户府改为若干“羁縻卫”。“卫”在内地是军事单位，“羁縻卫”则类似云南、贵州的“土司”，由当地的酋豪担任世袭的官职，称为(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镇抚、百户镇抚，等等。

首先在永乐元年被设立的，是牡丹江流入松花江之处的建州卫。受封为指挥使的，是阿哈出。

九年以后，明成祖增设一个建州左卫，以斡朵里部的头人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这一位猛哥帖木儿，便是清朝的肇祖原皇帝孟特穆。

三、他们搬了家

这时候，斡朵里部业已由于“七姓野人”的侵逼，搬了家，搬到朝鲜境内图们江右岸的镜城。猛哥帖木儿在明宣宗宣德八年于升封为右都督以后不久，对“七姓野人”作战，阵亡。他的残部由弟弟凡察及儿子董山率领，再迁于镜城西南的东良(茂山)，三迁于鸭绿江之北、佟家江之西一带。明英宗准许他们迁来，并且把建州左卫分成两个单位(增设一个建州右卫)，以凡察为右卫的都督同知，董山为左卫的都督同知。

董山于天顺八年被明英宗升封为右都督。他瞒了英宗，接受朝鲜国王李裪的“中枢密使”的封号，并且在明宪宗成化三年纠合了那已经迁到佟家江的建州卫都督佥事李满住(阿哈出的孙子)，闯进(今日本溪县之南的)连山关，在抚顺开原间肆行劫掠。结果，他被明宪宗的官吏逮捕，正法。两年以后，他的儿子脱罗(妥罗)受明朝招抚，受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同知；又过了几年，升封为都督佥事。脱罗在明武宗正德元年病故，袭职的是脱罗的儿子脱原保(妥义谟)。脱原保以后，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左卫的都督佥事叫做章成古鲁哥。这章成古鲁哥是否为脱原保之子，待考。

脱罗的一个弟弟，叫做石豹奇，在清朝的官方历史上写作锡宝齐篇古。篇古二字可能是“百户”的译音。石豹奇的儿子叫做福满。福满有六个儿子，六个城寨，每一个儿子住在一个城寨，作为城主(贝勒)。其中以第四个儿子觉昌安为最能干。他住在中央的一城赫图阿喇(今天新宾县城之西的三十里)。他的五个弟兄的城，分布在赫图阿喇周围，最近的有四五里远，最远的有二十里远。

四、死于非命

觉昌安有一个孙女婿，叫做阿太。阿太的父亲王杲，原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可能是李满住的苗裔)和明朝翻了脸，被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部长万汗捉住，交给辽东总兵李成梁杀掉。

阿太其后勾结了海西的另一部落叶赫部，向哈达部进攻，被李成梁打败。阿太又到沈阳附近去掳掠。李成梁决心将他根本解决，准备毁灭他的根据地——古勒城。

觉昌安听到消息，便率领儿子塔克世与孙儿努尔哈赤到古勒城，去劝阿太不必再与明朝为敌，以免吃亏。

阿太尚在迟疑，李成梁的大军已经开到，把古勒城围了。有一位尼堪外兰，与李成粱同来，尼堪外兰叫古勒城的人们开城。城门一开，李成梁的大军拥进，射死阿太，屠杀了城内一半军民。觉昌安与塔克世也死在其中。努尔哈赤侥幸获免。

努尔哈赤是怎样脱险的?有人说他留在城外，不曾进城。也有人说，他被明兵捉了去，当俘虏，遇到了李成梁的夫人。夫人见到他相貌堂堂．就把他放了。

我看，既然觉昌安、塔克世等人都进了城，努尔啥赤不致于单独留在城外。他可能是在当了俘虏以后，才被李夫人放走的。李夫人之所以放他，也可能并非由于他相貌堂堂，而是由于她根本和他很熟识。她和李成粱是曾经把努尔哈赤当作干儿子养过的。

努尔哈赤被放出以后，向李成梁哭诉，说祖父与父亲死得冤枉。李成梁命令部下，找出觉昌安与塔克世的尸首，装进棺材，送还给努尔哈赤。

李成梁之所以如此做，一则对错杀觉昌安与塔克世表示歉意，二则也是安慰这一位等于是自己儿子的青年。至于努尔哈赤在血统上不是汉人，李成梁倒并不在意。李成梁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汉人。他的高祖李英，是来自朝鲜的朝鲜人。

努尔哈赤却忘不了明兵杀了他的祖父与父亲之仇。

五、努尔哈赤报仇

努尔哈赤这时候，年方二十五岁。

他对明兵无可奈何。他所有的，仅仅是十三副甲胄。马少，人少，牛羊也少。

他想：虽则没有力量与天朝一较雌雄，总该把尼堪外兰杀了出气。尼堪外兰是女真人，而且是建州卫的女真人，怎么反而出卖了阿太？“倘若尼堪外兰不出卖阿太，我的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何至于死？”

这尼堪外兰是图伦城的城主。图伦在古勒之西十里，两者均在沈阳之东。

努尔哈赤花了几个月的工夫，纠合到八九十人，便向图伦进攻。图伦被他一攻就攻了下来。但是，尼堪外兰已经逃走，逃到嘉班城去了。这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的事。

再过三个月，努尔哈赤向嘉班城进攻。嘉班城于是也被他攻下，但是尼堪外兰又逃走了，逃到了抚顺去。

抚顺的明朝守将不肯将尼堪外兰收容。尼堪外兰只得向天涯海角乱走，走得很远，一直走到了今日黑龙江省的省城西南三十多里的一个地方：鹅尔浑。他住定了下来。

努尔哈赤一时找他不到，也打他不到。

三年以后，努尔哈赤不但找到了他躲藏的地方，而且也把这地方打了下来。

在这三年之间，努尔哈赤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经和南边的董鄂部与东边的苏克苏浒部分别打了一仗；为了打通那赫图阿喇与鹅尔浑之间的路，也和哲陈部与浑河部，均打了仗。

最险的一次，是在进攻哲陈部之时，遇到大水，退兵，却见到前面有八百个敌人，排在浑河北岸，挡住去路。努尔哈赤的部下，人人起了恐慌，甚至有脱了甲胄，准备投降的。肯拼一拼的，除他自己以外，仅有弟弟舒尔哈赤与两个侍卫颜布禄与武陵噶。努尔哈赤不顾一切，率领这三人冲入八百个敌人的阵里，一口气杀了二十多，其余的七百七十几个敌人都被吓走。

他终于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五月打下了哲陈部的托漠河城。在托漠河城他听到消息，尼堪外兰躲在鹅尔浑。他就去打鹅尔浑。谁知尼堪外兰又逃走了。

尼堪外兰这一次逃进了明朝的直属领土。努尔哈赤派斋萨带四十名兵，向明朝的守边军官硬要。军官不肯把尼堪外兰交给斋萨，叫斋萨自己动手将尼堪外兰当场捕杀。

六、受到本族人的敌视

尼堪外兰是该死的。他不仅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与祖父，而且也曾经和努尔哈赤争过建州左卫的领导权。

他于觉昌安与塔克世被明兵误杀以后，在建州左卫的女真人中间散布谣言，说明朝政府即将派兵帮助他构筑嘉班城，以支持他，作建州左卫各个部落的共主。于是，在福满的六房苗裔之中，亦即六个贝勒的子孙之中，只有觉昌安贝勒这一房(第四房)，对努尔哈赤尚存好感。其余五房则一致认为努尔哈赤之矢志复仇，与尼堪外兰为敌，是狂妄。

“努尔哈赤有多大能耐，敢和尼堪外兰作对？“尼堪外兰有天朝撑他的腰，努尔哈赤打得了天朝么？”“让他这样蛮干下去，我们全族的人都完了。阿太一族的人，不是榜样么？”

于是大房、二房、三房、六房这四房的子孙，在神庙里集合，对神发誓、结盟，要杀掉努尔哈赤，以救全旗人的性命。(五房的人没有参加宣誓，但是其后也和努尔哈赤立于敌对的地位。) 万历十一年六月，亦即努尔哈赤攻下尼堪外兰的图伦城以后一个月，有一天夜里，满天的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漆黑，闷热得受不了，努尔哈赤心神不宁，老是睡不着。他从炕上起来，穿好衣服，背了弓，挂上箭囊，提了刀，到城墙上走走，想散散心，也吸些冷空气。事有凑巧，那些在神庙宣过誓的同族兄弟们，正在赫图阿拉城外，把梯子搬近城墙，一个一个爬了上来。

努尔哈赤把刀一探，吼了一声。那些兄弟们一齐扑通、扑通，滚了下去，跑了。

到了九月间，亦即努尔哈赤攻下嘉班城的一月，在另一个漆黑的夜里，努尔哈赤听到自己的爱犬狂吠不停。爱犬的名字叫汤古哈。努尔哈赤轻轻从床上起来，先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藏在柜子底下，然后提了刀，在窗子口看看。果然有一个刺客，已经拔了木桩，进来了。努尔哈赤用刀背子将窗栏敲一敲，做出由窗口跳出去的样子，同时却迅雷不及掩耳地由房门冲了出去。这刺客看见情形不妙，便飞也似地逃了。努尔哈赤把房屋四周巡了一巡，才知道自己的侍卫帕海已于酣睡之中，被刺客刺死在窗子外边。

次年，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有两个刺客光临。一个是在四月间来的，姓名不详；另一个是在五月间来的，叫做义苏。两次，努尔哈赤均把刺客捉住，两次，他均把刺客捉了以后又行放走。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颇有帝王气魄。

七、却也有英雄能识英雄

在都督福满一系的六房族人之中，亲如努尔哈赤所隶属的第四房(塔克世的一房)，也竟然有一个叫做萨木占的(与努同父异母)，甘心受三房的龙敦唆使，杀掉噶哈善哈思虎。这一位噶哈善哈思虎的妻，是努尔哈赤的胞妹(与努同父同母)。

龙敦的手段真是够辣的。龙敦忘记了：自己的父亲索长阿与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亲兄弟；也忘记了：自己的祖父福满，与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

萨木占的行为，更是无可饶恕。努尔哈赤的妹婿，难道不也是他萨木占的妹婿?

这一位妹婿噶哈善哈思虎，死得可惜。他是一个寨的寨长，因为佩服努尔哈赤，而自愿归附努尔哈赤的。他所属的部落，叫做苏克素护河部；他的寨，叫做嘉木瑚寨。

最先投效努尔哈赤的，倒不是噶哈善哈思虎，而是噶的表弟额亦都。额亦都是长白山部的女真人，以钮枯禄为氏。在他幼年的时候，父母均为仇人杀害；他躲在邻近的村子长大。长到十三岁，他就报仇，杀掉仇人。他的姑姑，嫁在嘉木瑚寨，是噶哈善哈思虎的母亲；于是他在杀了仇人以后，就来到姑姑家里住着，和噶很处得来。

努尔哈赤有一次路过嘉木瑚寨，和额亦都相见；一谈之下，彼此相见恨晚。第二天，额亦都不顾姑姑的反对，便随努尔哈赤而去。从此，额亦都作了努尔哈赤的忠心干部，好比关云长或张飞之于刘备一样。

那时候，努尔哈赤二十二岁，额亦都十九岁。三年以后，努的父亲与祖父才被明兵误杀于古勒城。

努尔哈赤带了八九十人去打尼堪外兰，额亦都在这八九十人以内，而且是首先爬上图伦城墙的一位。他不但帮助努尔哈赤攻下图伦城，而且单独拿下了另一个城色克济。一直到他六十岁，死，可说是无役不与。有一次，他臀部中了一箭，射穿，箭头插进了敌人的土城墙的墙垛子，等于把他钉在这墙垛上。他挥刀砍断了这枝箭，继续作战，战到拿下这个城(巴尔达城)，才回营倒下；卫兵把他身上查了一查，共有五十几个创口。

其后，灭掉哈达，征服渥集部各路的野人，又灭掉乌拉，大败明军于萨尔浒，他均有份。

像额亦都这样既忠且勇的大将，努尔哈赤手下还有好几位。

八、帮他四面征讨

额亦都可算是努尔哈赤生平的第一知己。努尔哈赤极感谢他的忠心，把一个堂妹嫁给他，其后又加送一个亲生的女儿给他。

刘备有五虎将，努尔哈赤也有大将五人：额亦都以外，其他的四位是：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

费英东是苏完部的部长之子，跟随了父亲与部民五百户，在努尔哈赤捕杀尼堪外兰的次一年，万历十二年，自动归附。努尔哈赤很喜欢他，把一个孙女儿嫁给他。他在灭掉乌拉、打败明军于萨尔浒、灭掉叶赫这三大战役之中，功劳均是第一。(另一个大战役，万历二十一年的抵抗九部联军之役，则以额亦都的功劳为最大。九部是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科尔沁、锡伯、卦尔察、纳殷、朱舍里。)

何和礼为董鄂部的人。祖父、父亲、哥哥与他自己，先后当了部长。努尔哈赤很欣赏董鄂部的“兵马精壮”，设法将何和礼“加礼招致”。何和礼来了以后，努尔哈赤立刻把最长的一个女儿嫁给他。他家里原有一个太太。这元配太太听到何和礼“再婚”，便调兵遣将，找何和礼厮杀。努尔哈赤亲自出马，向元配太太解释一番，才算把风波平息。其后，何和礼参加征服渥集部虎尔哈路之役。路，是这里土著部落的单位。他也参加了灭乌喇与抵抗杨镐所统率的明军，以及攻取沈阳、辽阳诸役。

安费扬古与努尔哈赤同为福满的苗裔。努尔哈赤是属于四房的；安费扬古属于大房。在大房的份子之中，除了安费扬古与父亲完布禄二人以外，全都是反对努尔哈赤、惧怕尼堪外兰的。安费扬古比努尔哈赤年轻，辈份也较小。他勇敢得很，颇有冲劲。有一次，六房的康嘉勾引了海西卫哈达部的兵，以哲陈部的兆佳城城主理岱为向导，来劫掠安费扬古的故乡，世代所居的瑚济寨；劫掠饱了以后，呼啸而去。安费扬古正在山上打猎。他看见这批人不像善娄，便带领一同打猎的十三个人下山冲杀一阵，把哈达的兵杀得狼狈而逃。又有一次，努尔哈赤进攻哈达，劫掠哈达的富尔佳寨，遇到哈达的贝勒孟格布禄亲自来追。努尔哈赤被孟格布禄的四个骑兵围住，幸亏安费扬古赶到，杀掉这四个骑兵之中的三个。不久，努尔哈赤打乌拉，第一个爬上乌拉“京城”的城墙之上、竖起旗子来的，也是安费扬古。渡了黑龙江，征服黑龙江北岸各个部落；以及在此以前，把库页岛(萨哈连)拿下来的，也是他。

关于扈尔汉，我们只能简单地说一说了。他是长白山部佟佳氏的子弟，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来投效。努尔哈赤把他收为养子。他曾经以二百人与乌拉的一万人对峙；也参加了征服渥集部各路，与抵抗杨镐大军的萨尔浒之战。

九、打下一片江山

努尔哈赤有了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这五员大将，简直是无往不利。他把尼堪外兰捉住杀了，还不过是一件小事。借口报仇，而拿下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及其周围的一片领土，与领土之上的男女与马牛羊，才真正是实惠。

有了尼堪外兰的一切，加上父亲塔克世所遗留给他的甲胄十三副、男女数十人、马牛羊几百头，努尔哈赤就从一个普通的“牧户”。一跃而拥有数百副甲胄、上千的男女、上万的牲口与好几个城池。

进一步，努尔哈赤击败东边的长白山部、北边的哲陈部，又招徕了南边的董鄂部，便在事实上统一了原属建州三卫的女真人。

再其后，他一方而屡屡派兵，将野人女真各部依次打垮、挖空。所谓挖空，便是将男女马牛羊一齐虏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他又用时打时和的战略，把海西的四个单位(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各个击破，把四个之中的三个完全并吞，只剩下叶赫。于是，除了辽河以西地区，整个今日东北归他所有，还加上(一)沿海州，(二)直至外兴安岭的黑龙江以北，(三)库页岛。 居住在松花江以西的科尔沁族蒙古人，居住在热河北部的锡伯族蒙古人，与居住在热河东部的喀尔喀族蒙古人，都在努尔哈赤的压迫与引诱之下，变成了他的藩属。

明朝政府早该有所举动，以解除这东方的“隐忧”，然而皇帝神宗是一个鸦片鬼，荒唐到几十年不上朝，怕与大臣见面。在朝的文武官吏多数是颟顸无能、贪污自私，少数的好人也只是一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敷衍了事、混混日子之辈。张居正早就死了，戚继光也死了，李成粱呢，老了。

明朝政府坐视尼堪外兰之为了效忠明朝而遭受努尔哈赤的追捕，并且不让尼堪外兰进入抚顺，到最后又特准努尔哈赤派遣四十人进入边墙，在直属领土之上将尼堪外兰杀害。明朝政府也坐视忠于明朝的哈达被努尔哈赤灭亡、吞并；并且，还先后封了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万历十七年，l589年)龙虎将军(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一〇、建立汗国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喇即位，自称金国汗，定国号为金，年号为天命。

严格说来，他并非金太祖阿骨打或金朝任何一个皇帝的苗裔。但是，作为一个女真人而以恢复金朝为荣，也是人情之常。他本人汉化颇深，懂得汉话，听过《三国演义》，幼年在抚顺、沈阳、辽阳等地做过生意(所谓跑单帮)，结识了汉人朋友很多，包括那其后被他骂为“无赖”的萧子玉；至于住在李成梁家，当过李的养子，从李学过《孙子兵法》，也是极可能的事。

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他不索性称皇帝而只称汗，是需要几句话来解释的。在我看来，他根本并无打进长城、抢掉明朝天下的大野心。他能作到雄踞东北，子愿已足。如果明朝当局知道顺水推舟，封他一个“辽东王”，或像应付西边的俺答，封他一个什么“顺义王”之类，再具体地把疆界划分清楚，把互市的办法明白规定，宽大一点，诚实一点．不挑剔人家的马够肥不够肥，人参够长不够长，貂皮够厚不够厚，也不要额外强求“陋规”与礼物，双方的关系是不至于恶化到哪里去的。

站在客观的立场，我们应该承认努尔哈赤确是雄才大略，不愧为一个自创局面的领袖。他勇武绝伦，提起长槊、铁鞭，背上马刀、强弓，能够冲锋陷阵，手擒敌将；也曾直接指挥大小部队，每战必胜。这些还不算是他的真正大本事，他的真正大本事是：兼容并包，信赏必罚。

在他的左右，虽不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但武有额亦都、费英东等五人；文有额尔德尼、达海、范文程，也颇足以“偏安”一方了。额尔德尼和达海均精通汉文，范文程是范仲淹之后，明武宗时的进士范鏓的曾孙(落籍沈阳，居住抚顺)。在五个武臣之中，费英东兼有文人的治术，他掌理司法，大公无私。

努尔哈赤设了四个贝勒，五个大臣，十个札尔固齐，八个固山额真。“四个贝勒”的制度是沿袭祖父觉昌安时代兄弟团结一致，有事互商，有侮共御的传统。努尔哈赤指定第二个儿子代善为大贝勒，侄儿阿敏(舒尔哈赤的儿子)为二贝勒，第五个儿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第八个儿子皇太极为四贝勒。用阿敏来作二贝勒，无非是为了告诉同族的人，大金汗国是大家的,不是他努尔哈赤一房的。第一任的五个大臣就是额亦都、费英东等五个得力将领。这五人等于是部长，而十个札尔固齐是副部长。军事的组织以旗为大单位，原为四旗，扩充成八旗，每一旗设一个旗长，叫做固山额真，固山是旗，额真是长。到了顺治年间，固山额真这个名词改用汉文，称为“都统”。

一一、以“七大恨”告天

努尔哈赤作了汗以后，在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翻脸。

第一件大恨，是关于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的旧账。那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觉、塔二人是在明军攻剿王杲于古勒城之时被杀的。——“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恨一。”

第二件大恨，是建州左卫与叶赫均为明的外藩，明朝待叶赫好，对左卫坏。“我与北关，同是外藩，事一处异。恨二。”

第三件大恨，是某一年努尔哈赤的部下杀掉了几十个挖人参的汉人，明朝命令他交出凶手偿命。努尔哈赤便从牢里牵出十个倒霉的哈达俘虏，押到边界上杀了，搪塞过去。——“汉人私出挖参，遵约伤毁，勒要十夷偿命，恨三。”

第四件大恨，是明朝帮助叶赫，抵抗努尔哈赤的进攻。叶赫是海西女真的四部之一，明朝在开原叶赫的附近，筑丁一个“镇北关”，因此叶赫也常被混称“北关”。——“北关与我，同是属夷，卫彼拒我，畸轻畸重，恨四。”

第五件大恨，是关于一位“老女”的纠纷。叶赫的一个贝勒布扬古在万历二十一年答应把一个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作为努尔哈赤的很多太太之一。努尔哈赤等待了二十二个年头，市扬古却改变计划，把这妹妹(三十六岁的老姑娘了)嫁给喀尔喀的一个王子。努尔啥赤一口咬定，明朝当局教唆布扬古，布扬古才会变卦。——“北关老女，改嫁西虏，恨五。”

第六件大恨，是女真人强占柴河、三岔、抚安等处的土地，从事耕种与牧畜，明朝勒令这些女真人迁出。——“逼令退地，田禾丢弃，恨六。”

第七件大恨，是“辽阳无赖”萧伯芝(子玉)作了明朝的特使，对努尔哈赤颇不客气。——“萧伯芝大作威福，百般凌辱，恨七。”

有了这七大理由，努尔哈赤觉得振振有辞。他到抚顺，抚顺的守将李永芳向他投降；他又到清河，清河的守将邹储贤被他杀死。远东总兵张承胤带了一万精兵，赶来和他对垒，他杀掉这一万精兵之中的八九千，也杀掉张承胤。

一二、大胜明朝萨尔浒、界凡、尚间崖、布达里冈

明朝政府接到张承胤阵亡的噩耗，派了一个杨镐来对付努尔哈赤。

这杨镐曾经在朝鲜统率过明军，被丰臣秀吉打败，因而丢官。闲了二十几年之久，忽然又被重用。一到辽东，就调集了明朝在辽东所有的兵，加之朝鲜与叶赫派来的助战队伍，号称二十四万人之多，在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分兵四路，向赫图阿喇进发。

第一路，派杜松带领，开到赫图阿喇西边萨尔浒，在萨尔浒的山头上扎营。杜松把大队人马留在山上，分出一千多人，去攻打附近的一个城界凡。

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这时也开到萨尔浒山对面的太兰冈，看见明兵向界凡的方向走，便也跟踪而来。

牡松的一千多人与驻在界凡的女真骑兵发生接触。接触以后，女真骑兵退守一个山头吉林崖。杜松不该慌了手脚，又亲自来攻吉林崖。

正当杜松仰攻吉林崖的时候，皇太极的兵已经赶到。于是，崖上的女真骑兵冲下来，皇太极的兵从后面挤，又有那正在界凡筑城的一万多伕役跑来凑热闹。杜松吃了很大的亏。

当天下午，努尔哈赤本人也到了太兰冈，乘虚将萨尔浒的明军营垒一捣，捣毁了。然后，他便把留在太兰冈的全数部队，连夜开到界凡。结果是杜松这一路明军全军覆没，杜松阵亡。

第二路明军由马林带领，也在这一天到达赫图阿喇北边的尚间崖。第二天，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带了三百名骑兵去迎战。马林就吓得退在营垒之中，在垒外掘好了壕，又摆了火炮。这完全是守的样子，不像是负有“攻”的任务。

努尔哈赤在消灭了杜松以后，很快赶到这尚间崖，占领俯视马林营垒的高地，然后由上而下，一冲；代善在下面挥动大军，夹击。于是，马林这一路也崩溃了，马林逃走，副将麻岩阵亡。

第三路明军，由刘綎带领统率，穿过董鄂部，开到赫图阿喇南边的布达里冈。皇太极赶到，抢先占了山头。代善穿了杜松的衣服盔甲，打了杜松的旗号，带了几百名化装为明军的女真兵，混进刘綎的营垒，于是，里应外台，刘綎这一军又全军覆没，刘綎阵亡。

剩下的第四路，是李如柏带领的“奇兵”，被杨镐赶紧调回。

朝鲜派来的兵，被消灭；叶赫派来的兵，逃走。

一三、取沈阳、收辽阳、破广宁

这一年(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在三月间战胜杨镐以后，不费什么力气，便在六月间拿下开原。守开原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手下的败将马林。马林在开原阵亡。七月间，努尔哈赤击败喀尔喀来援叶赫的兵。八月间，努尔哈赤灭掉叶赫。

明朝把杨镐换了，换来一位熊廷弼。熊廷弼很能干，来了几个月，便把局面稳住。他在几个重要关口，都设了哨；所有的重要城市，也修筑了城墙，挖深了城壕，储备了兵器。曾经临阵脱逃的将领，被他正法。不中用的将领，被他撤职。难民，被他招回到原地从事生产。兵士，被他整编、训练。他的见解是，先做到能守，才谈得到攻。于是，在他担任“经略辽东军务”的十八个月期间，努尔哈赤不敢对他有所举动。

明朝的当局却认为熊廷弼太胆小，把他凋走，叫一个袁应泰来接他的事。这袁应泰对军事完全外行。努尔哈赤知道得很清楚，就派了很多间谍分布在沈阳与辽阳两个大城的城内。

天命六年(明熹宗天启元年，l621年)三月，努尔哈赤进攻沈阳。守城的军队被诱到城外交战，一战而败，沈阳入于努尔哈赤之手。

五天以后．努尔哈赤乘胜进攻辽阳，袁应泰有熊廷弼所筑好的工事而不用，出城迎战。于是，辽阳也入于努尔哈赤之手，袁应泰自杀。辽河东岸七十个城堡，都降了金。

明朝当局慌忙把熊廷弼复了“经略”之职；同时派一个叫做王化贞的糊涂人当巡抚。十几万军队不交给熊经略，而交给王巡抚。更奇怪的是，叫王化贞统率大军，在前线广宁(义县境内)扎大营，叫熊廷弼空手住在后方的山海关。熊廷弼没奈何，自己练了五千精兵，以备万一。

王巡抚有一条妙计：勾引蒙古人来打努尔哈赤。他说，蒙古的一个部落领袖炒花，已经答应派四十万骑兵，不久便会开到；而且，那已经降敌的抚顺守将李永芳，准会内应。王巡抚认为熊经略所主张的筑城、浚壕、选将、练兵，都是白费力气。熊经略向政府报告，说四十万蒙古骑兵决不会来，李永芳决不可信。政府认为，他们两人不该闹意见，应该合作。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来攻广宁，王化贞的十几万兵完全瓦解，杂在几百万难民中间向山海关奔逃。幸亏有熊廷弼所练的五千人，临时用来作为“断后”，王化贞才能够把这些败兵与难民掩护，让他们安全入关。明朝的大官们，在魏忠贤指使下，认为不但王化贞有罪，熊廷弼也有罪，而且更大。他们把熊廷弼囚了三年，三年以后把他的头割下，运到各处去示众。

一四、在宁远遇到对手

努尔哈赤吓走了王化贞及其在广宁的十几万明兵与山海关外的几百万汉族人民，却并无可以抽调的女真兵与可以移居的女真人民，来填满这一大片新获得的土地。

明朝政府在逮捕了熊廷弼与王化贞以后。先派了一个王在晋当经略，其后改派了孙承宗。孙承宗接受宁前道袁崇焕的建议，在山海关东边二百里建筑一个城，叫做宁远城(当地原为宁远卫的所在)。这宁远城筑得十分坚固，成为山海关外的一个重镇。

宁远城筑好之时，孙承宗把练兵与屯田的工作也办得有了头绪，便继续向东推进，步步为营，一直推进到大凌河边。倘从山海关算起，前后足足拓展了四百里的地方。他所修筑的，共有九个大城，四十五个小堡。他所练好的兵，共有十一万人，又立了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两个火营、八个前锋后劲营，储备了甲胄、弓矢、炮石及各种刀矛盾牌之类一共几百万件，屯垦了军粮田五十万亩。

然而，魏忠贤容不了他。终于在熹宗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间把他挤了，用一个姓高名第的来接他的事。

孙承宗走了两个月，努尔哈赤便率兵来攻宁远。这一次，努尔哈赤的估计颇有错误。当年熊廷弼第一次卸任，接事的袁应泰比不上熊廷弼，所以努尔哈赤能够不费什么力气就取了沈阳，收了辽阳。现在，孙承宗卸任，接事的高第也比不上孙承宗，然而有一个极能干的袁崇焕守着宁远。

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l626年)正月二十三，努尔哈赤的大军开抵宁远城下。袁崇焕摆好了“红夷大炮”，一炮就打死几百个女真兵，而且来一批便打一批，毫不客气。努尔哈赤的兵究竟死了多少，清朝的官方文书不敢留下记载。有人说，努尔哈赤本人也受了伤。

这是努尔哈赤生平第一次遭受挫败。事后，他气了好多天。四月间，他转向去打喀尔喀，借此散散心。七月间，他得病。八月十一日，他去世，享寿六十有八。

一五、皇太极得了汗位

努尔哈赤的太太很多，可考的有十个。这十个太太，加上一个不可考的，生下了可考的儿子十六人。

在这十六个儿子之中，年纪最长的叫做褚英，其次是代善，这两人均颇能打仗。他们是一母所乍，母亲是佟佳氏的姑娘。 努尔哈赤在未称汗以前，就已有意立褚英为继承人，以继承自己的产业与封号(建州卫都督佥事、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先后称褚英为“洪巴图鲁”与“阿尔哈图.土门”。翻译出来，这两个称呼，一是“大勇士”，一是“广略之人”。努尔哈赤而且把日常的庶政交给他料理。也许是因为太负责任，他结怨不少，被弟弟们告了一状。努尔哈赤将他疏远，他焚表告天，自诉冤屈。弟弟们又告他一状，说他咒诅。努尔哈赤大怒，把他关起来，关了两年，他死在牢中。

他死后四个月，努尔哈赤叛明，称汗。因此，便有人说：褚英之被囚死，是因为坚持对明忠顺。

代善比褚英圆滑，被努尔哈赤于称汗以后封为大贝勒；另外两个儿子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分别为三贝勒与四贝勒，一个侄儿阿敏为二贝勒。这四个贝勒于朝会之时和汗并坐，地位很高。 努尔哈赤死时，代善原可继立为汗，却竭力主张把这宝座让给皇太极。皇太极行八，为叶赫那拉氏所生。叶赫那拉氏其后被追谥为“高皇后”，在史料上也常被称为“元妃”。叶赫那拉氏只生了皇太极一人。

皇太极三个字，原与蒙古语的“黄台吉”意义相同、声音相同。因为皇太极其后作了汗，又作了皇帝，所以替清朝写历史的汉人便把黄字改写为皇，台吉改写为太极了。其实“黄台吉”这个蒙古名词，本也是从汉文“皇太子”三个字转写过去的。

史料上说：当初努尔哈赤给皇太极以这样一个好名字，并非有意立他为皇太子，而只是一时高兴，随便起起的。这可说是一个巧合，也可说是一个吉兆。

皇太极为人，的确也是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之中最配当君主的一个：他勇敢，有计谋，也懂得用人行政。

一六、皇太极汉化程度颇深

皇太极即位的一天，就表露出他的汉化程度颇深。他下令给曾经和他并列的三个贝勒(代善、阿敏、莽占尔泰)，要他们“行正道，循礼义，敦友爱，尽公忠”。

两天以后，他规定：凡是汉人有图谋逃走的，小必治罪；等到已经逃走而又被获，才严办。又过了两天，他说，汉人纳税应与女真人同额，汉人犯法应与女真人所受的处罚相同。如果有汉人与女真人打官司，法官应该公平处理。

以前，在努尔哈赤的时候，每一个被俘的汉人，在原则上都是女真人的奴隶。种田的汉人，每十三个壮丁被编为一“庄”，拨给女真人当财产。

今后，汉人的“庄”直接属于金国的汗，由汗选派汉官来治理。在女真人之中，只有贵族才许亭受一定数量的汉奴。例如世袭的“备御”，可以有八个汉奴。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优待汉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他父亲夺得沈阳、辽阳与整个辽河流域若干城镇、乡村以后，金国接收了几十倍于女真人的汉人老百姓。皇太极不得不选派汉官，将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汉人加以分别治理，不能像以往那样一律把汉人配给女真人为奴。

但是，他本人之深深地濡染了汉人文化，也是事实。《清史稿》说他“性耽典籍，谘览弗倦”。这些典籍，是达海等人从汉文原本用新创的女真字(满文)翻译出来的，包括《四书》《三国演义》《大明会典》与《黄石公素书》《武略》，以及他自己叫人翻译出来的宋、辽、金、元四史。

他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颇为赞成；即位才有三年，便考起女真、汉、蒙三族的秀才来。考中的每人赏缎子与棉布，免服兵役与劳役。

在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他设了一个文馆，专管译书与记往政事。七年以后，他把文馆扩充为“内三院”：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

他发布公文喜欢用“三体”，所谓三体，便是女真文、汉文、蒙古文三种文字同时并用。天聪八年，他考选了刚林及若干兼通这三种文字的人，称他们为“举人”。过了两年，刚林被他任命为“国史院”的大学士。

设立“大学士”，是他称皇帝以后的事。(称帝在天聪十年四月，改元崇德。)在称帝以前，他已经于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仿照明朝的办法设立“六部”，每部由一个“管部大臣”主持。著名的多尔衮便是他的第一任吏部管部大臣。管部大臣下面，设三个“承政”(尚书)：一个是女真人．一个是汉人，一个是蒙古人。每部设一个翻译官，地位颇高，仅次于承政和“参政”(侍郎)，叫做“启心郎”。

以翻译起家的达海，醉心汉化，更甚于皇太极。达海屡次劝皇太极放弃女真人的服装，改用汉人的衣冠。皇太极却不许可。他认为汉化应该有个限度，他说汉人的宽袍大袖，极不便于骑射。他在崇德三年见女真人纷纷改装，甚至男的解了辫子，女的裹了脚，很生气，就下了一道圣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

一七、对袁崇焕试战

努尔哈赤死了不久，袁崇焕派了一个姓傅的都司和一个姓李的喇嘛来到盛京(沈阳)，向皇太极致吊，同时也看看金国的虚实。

皇太极乘此机会，派了两个代表(方吉纳和温塔石)回拜袁崇焕，附了一封信，表示愿意讲和。

第二年(皇太极天聪元年，明熹宗天启七年，l627年)正月间与四月间，皇太极向袁崇焕又作了两次和平试探。皇太极所要求的是：明朝政府正式把金国汗的地位列在其他臣子之上，承认辽东的土地属于金国，毁掉辽西的设防城堡，每年送金国巨额岁币。

袁崇焕的反要求是：金国酌量退还所占的辽东土地与所掳的辽东人民，撤回金国在朝鲜境内的兵，保证以后不再侵入朝鲜。

皇太极确有和平的诚意，可惜袁崇焕所提出的条件太苛。袁崇焕呢，虽已升为辽东巡抚却根本无权对皇太极言和。袁之所以对皇太极虚与委蛇，目的是争取时间，赶紧构筑大凌河边的大凌城与锦州及中左所两城。

因此，双方终于在天聪元年五月大战一场。皇太极亲自率兵西进，渡了大凌河与小凌河，来至锦州。明朝守将赵率教守得极好。皇太极不能将锦州攻下。袁崇焕在宁远选了四千名精兵，交给尤世禄与祖大寿，准备绕出金军之后，切断他的粮道。但是皇太极丢下锦州，直取宁远。袁崇焕上了城墙督战；把军队扎营在城墙下面城壕之后，用火器迎击金军；同时，叫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人在城外的旷地之上与金军肉搏。

金军攻了七天，死伤极多，皇太极借口天气太热，下令退兵。

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庆祝了一番，称这次战役为“宁锦之捷”。赵率教与满桂受了重赏；魏忠贤因此也被列为首功，他的一个儿子被封为伯爵。袁崇焕却被指责，罪名是“暮气太重”!袁崇焕愤而辞职，魏忠贤立刻叫明熹宗予以照准。这真是“朝有奸臣，大将不能立功于外”。

所好明熹宗不久就死，弟弟庄烈帝(崇祯皇帝)即位，将魏忠贤杀了，起用袁崇焕为“添注兵部右侍郎”。几个月以后，崇祯元年四月，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天津登莱军务”。

袁崇焕向庄烈帝当面陈述办理辽事的方略：“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

他的意思是说：明朝政府过去不注意安抚辽河流域的汉人，训练辽河流域的汉人为兵，而只知道抽调各省的兵北来，搜括各省的财赋(所谓辽饷)，来养这些“征辽”的兵，是错误的。

果然，在他奉命尚未启程之时，驻宁远的两湖与四川的兵就哗变了，打伤巡抚。他赶到宁远以后，杀了十五个乱首，贬了两个乱首，把兵变镇压下去。他把赵率教派在山海关，祖大寿派在锦州，又提拔了一个何刚驻扎宁远。局面稳定以后，他重新埋头从事于设防、练兵与屯田的工作。

皇太极知道袁崇焕不是易与的，有袁崇焕守住了锦州、宁远、山海关，皇太极无法对明有何举动。除非绕到内蒙古去，迂回作战。而朝鲜一日不征服，却也难免后顾之忧。

一八、西征察哈尔

皇太极为了对付明朝，必须西征察哈尔。

当时察哈尔的君主叫做林丹汗。林丹汗是小王子(达延汗)的嫡系苗裔，而小王子是元顺帝(妥前帖木儿)的八世孙。元顺帝丧失长城以南的领土，子孙分崩离析。这小王子重振家声，于明宪宗成化年间统一漠南、漠北，自称“大元大可汗”。

小王子有十一个儿子。他把这些儿子分封在漠南、漠北各处。

他带了长孙卜赤，住在离开明朝边界最近之处。因此，卜赤的部属被称为察哈尔。“察哈尔”的意思，是“近边”。

继承了小王子的可汗位置的是卜赤一房的子孙。其中最著名的是林丹汗，与林丹汗以前的一个是“土门汗”。

明朝的官方文书，称土门汗为“土蛮”，称察哈尔为“插汉儿”，或“插汉”。

这一位“插汉儿土蛮”很喜欢打仗，常常骚扰明朝的辽东各地，尤其是锦州、义州。

他而且会勾结嫩江、松花江流域与热河北部的“兀良哈”，每每能纠合七八万骑兵，甚至十几万，声势十分浩大。

“兀良哈”是谁呢?是“树林中打野兽的人”。他们实际上也是蒙古人，不过文明程度较为落后而已。

倘若不是李成梁智勇双全，土门汗定能吃掉辽东，创造一个掩有辽河与西辽河流域的新帝国；比努尔哈赤的汗国早几十年。 土门汗死后，林丹汗能力较差，察哈尔不再与明朝有大规模的冲突，反而作了明朝的藩属，成为皇太极西进途中的一个障碍。

皇太极把热河北部的札鲁特、巴林，热河中部的奈曼、敖汉、喀喇沁等若干部落，俱已先后收为臣属，便在天聪六年(崇祯五年，l632年)率领大军，溯西辽河而上，对察哈尔御驾亲征。林丹汗不战而逃，逃到了绥远的归化城。他的部属十之七八均不曾随他逃走，统统被皇太极俘虏。

两年以后，皇太极又御驾亲征一次。林丹汗想逃至宁夏去，在半路上病死。

不久，他的儿子额哲向皇太极投降。皇太极把一个女儿嫁给额哲，其后封额哲为和硕亲王。

康熙年间，察哈尔的人被清朝政府编为“察哈尔八旗”，指定四旗在多伦以西，四旗在集宁的周围定居。

一九、五入长城，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皇太极及其所派遣的统帅，前后进入长城五次。

第一次，在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他自己率领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济尔哈朗、阿巴泰，与女真八个旗的军队，加上科尔沁族二十三个贝勒的蒙古兵，“孤注一掷”。目的却不是为了消灭明朝，只想取得明朝对他的大金汗国的承认。

他的军队经由热河，攻下长城的大安口与龙井关，进入罗文峪，占领遵化，驻在遵化的巡抚王元雅自杀，从山海关来援的总兵赵率教阵亡。

皇太极在拿下遵化以后，势如破竹，连陷蓟州、三河、顺义、通州，开到北京城边，把主力扎营在土城关，两翼分布在北京的东郊与北郊。大同总兵满桂(是一个蒙古人)、宣化总兵侯世禄、锦州总兵祖大寿，与驻在宁远的督师袁崇焕，都赶紧率兵回到北京城郊。

袁崇焕与祖大寿扎营在沙窝门，满桂与侯世禄扎营在德胜门。崇祯皇帝下旨各军，一律听受袁崇焕的号令。

各个贝勒纷纷请皇太极立刻攻城，皇太极不肯。他知道，进攻北京这样既高且坚的城，不是容易的事，该比宁远城难得多。况且，袁崇焕的厉害，他的父亲和他都是领教过的。

恰好，有一个王太监向他投降。他就准备了一封求和的信，托这个王太监递给崇祯皇帝。无奈崇祯皇帝不是一个肯缔结“城下之盟”的人，皇太极的这一封信于是石沉大海。

其后，捉了两个太监，其中一个姓杨；另一个姓什么，现在已难查考。皇太极忽然想起《三国演义》中周瑜骗蒋干的故事，便利用两个汉人降将，叫其中的一个鲍承先扮演周瑜，把杨太监请到帐中。夜深以后，这杨太监假装睡熟，偷听鲍承先和别人淡话，却正好中计，当了蒋干。

杨太监没有遇到多少阻碍，就顺利地逃出金军营垒，回到宫内。他向崇祯皇帝报告，说亲耳听到金军军官谈论：袁崇焕与皇太极已有勾结，所以皇太极才不肯与袁祟焕交锋。

崇祯皇帝是个既多疑又易于冲动的人，一听杨太监的话，便在十二月初一这一天召见袁祟焕，当场将他逮捕，关在“诏狱”(御牢)。朝廷中一些大小官僚恨袁崇焕的很多，甚至有说皇太极是他勾引来的，也有说他带了两万兵回师北京是擅自行动。(结果，在次年八月，袁崇焕竟以私自讲和与擅杀毛文龙两件事，被定了谋叛之罪，凌迟处死！)

在袁崇焕被召见而逮捕的时候，祖大寿也被召见，站在袁崇焕的旁边，吓得浑身打颤。辞出宫城以后，祖大寿便在十二月初三带了自己的一万五千兵，向东开拔，离开北京郊外的战场，不愿意再替崇祯皇帝卖力。他想出关，抢嫩江流域朵颜卫的地盘，自创一个局面。幸亏孙承宗赶紧派了马世龙去招抚祖大寿的部下，又亲自写信劝祖大寿不可如此，事情才不致闹大。

孙承宗也劝好了崇祯皇帝对祖大寿不加追究。他而且替崇祯皇帝守住了山海关，慢慢地稳住了滦东。

皇太极虽则运用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却依然不敢攻打北京，只写了两封求和的信，放在安定门与德胜门，撤兵而回。

皇太极之所以急于退兵，与孙承宗之东山再起不无关系。事实上，孙承宗的威望与能力，更比袁崇焕高。

可悲的是明朝的国运。孙承宗这时年事已高(六十七岁)，在皇太极进入长城以后，方被恢复兵部尚书原官，出守通州，遇到祖大寿的事变，当机立断，挽救了山海关与滦东。皇太极撤兵以后，留下重兵在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孙承宗派兵将这四城一一收复。

崇祯四年(1631年)，他出关巡视防务，把高第所废弃的营垒与城堡，重新修筑了很多，偏又逢到了一个不争气的吴襄(吴三桂的父亲)临阵畏怯，打了一个败仗，把大凌城丢了。祖大寿这时守大凌城，粮尽援绝，降了金军。(这是祖大寿第一次投降，不久便被皇太极放还，明朝政府叫他改守锦州。)

因此，孙承宗又被废免，回居原籍(河北高阳)。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的军队第四次进入长城，打到高阳，孙承宗以七十六岁的老人率领本地百姓守城，城破以后自杀。

替皇太极守永平的是“二贝勒”阿敏。阿敏的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赤。阿敏勇敢善战，被努尔哈赤重用，列为“四大贝勒”之一，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同坐并列，共理国政。皇太极继位以后，有一个时期阿敏与代善、莽古尔泰，仍与皇太极同坐听朝。

皇太极两征朝鲜，阿敏的功劳很大。这一次，叫他守永平，他却十分跋扈，纵兵大掠榛子镇，尽掳汉民为奴，又坐视滦州被明军收复而不救；最后，不战而弃永平，于临走之前，将城内的人民屠杀净尽。皇太极很生气，把他关了，其后他死在牢里。

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皇太极在打察哈尔打到了归化城以后，集中军队在张家口的北边，“列营四十里”，宣称等待明朝的当局来讲和，而且只等待十天。明朝驻宣化的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派人向皇太极说，愿意缔约。皇太极派了一位大臣阿什达尔哈，去和沈棨杀了白马黑牛，誓告天地。

和约的内容，无非是两国言归于好，在张家口“互市”，每年由明朝送给金国若干匹绸缎、若干两金银。皇太极叫人告诉沈棨，说“和议包括辽东地方在内，尔须遣官往告”。实际上，沈棨管得了宣化与张家口，管不了辽东。崇祯皇帝也并不肯“批准”沈棨所定的和约。

皇太极认为明朝“背盟”，就在天聪八年(1634年)大举出动，叫济尔哈朗留守盛京(沈阳)，德格类进独石口，窥居庸关，代善进得胜堡，掠大同；吴拜从归化城出发；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人攻龙门；他(皇太极)自己进上方堡，到宣化府的右卫。

各路的总目标是朔州。

结果是，明军有备，皇太极打不下龙门、赤城、宣化、大同，更不能会师朔州，仅仅占领了宣化左卫。于是，又写了几封“求和”的信留下，然后班师。

皇太极在两入长城而达不到求和的目的以后，便不再存和平之想。他在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祟德。

称帝，是表示不肯再以汗的名义充当明朝皇帝的藩臣。改国号为大清，也明白表露了取明朝而代之的意思。诗经上有“维清缉熙”一句，“熙”字的字义是“明”。最妙的是年号：崇德。你祟祯而我崇德，你崇尚祯祥而我崇尚道德，可见我比你高。

从此，皇太极讳言建州，讳言女真，而创造丁一个新名词：“满洲”。满洲被他用来作为建州与女真的共同代用字，于是有所谓满洲部(以代替建州卫与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有所谓满洲人(以代替女真人)，有所谓满洲语(以代替女真语)，有所谓满洲字(以代替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与库尔缠所造的字)。

更可笑的是，他把祖宗的名字也改了，以免臣民及后世之人查出清朝帝室的根底。“猛哥帖木儿”的汉写被他叫人改为“孟特穆”，“董山”改为“充善”，“绰颜”政为“褚宴”，“叫场”政为“觉昌安”，“他失”政为“塔克世”。他而且创造新的祖宗作为满洲人的始祖：“布库里雍顺”；说这人是仙女吞了“朱果”所生的。(我在本书里面，把有关布库里雍顺的神话省掉了不提，也把猛哥帖木儿与董山的名字还了原。至于“叫场”与“他失”两个人的名字，我认为这是明朝人故意选了这四个不雅的字来称呼觉昌安和塔克世的，就依照皇太极以来清朝官方文书的写法，而不将他们沿称为“叫场”与“他失”。)

皇太极在称帝以后，又大举伐明三次，但不再御驾亲征，而只是派遣阿济格、多尔衮、阿巴泰先后作为统帅。

阿济格与阿巴泰、扬古利，在崇德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奉皇太极之命出发，在七月间会师延庆(居庸关之北)，进入长城，直捣“北直隶”(河北省)的腹部，到了宝坻、文安等县，攻下了十二个城，打了五十六次仗，俘虏了人畜十几万(连人带畜，按头计算)。最后，冲出长城的冷口凯旋。

多尔衮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l638年)九月，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与豪格、阿巴泰、岳托等率兵南下。多尔衮进了(河北)迁安县北的青山关，岳托进了密云县东北的墙子岭，皇太极自己也装作要进山海关的样子，以牵制明军。

多尔衮等人在(河北)巨鹿的嵩水桥，遇到明朝的督师卢象升，打了一次硬仗，卢象升中了四箭三刀阵亡，全军覆没。所谓“全军”，仅有五千人。可怜逸位忠臣卢象升，曾经向近在咫尺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与“总监”高起潜请求救兵，均无回音。另一位忠臣孙承宗，坚守高阳，也失败就义。

多尔衮等人又打到山东，攻破济南。次年三月，冲出青山关凯旋，共计破了一府、三州、五十七县，俘虏了男女五十几万，牲畜、财物也抢得不少。

最后一次，在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l642年)十月，阿巴泰作了奉命大将军，翻过墙子岭，一直打到山东的兖州，又分兵攻下登州、莱州、青州、莒州(莒县)、沂州(临沂)、海州。次年六月，仍旧由墙子岭回师凯旋，共计攻下了八十八个城，降服了六个城，俘虏了男女三十六万，抢得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两。

这时候，明朝已经丢掉锦州与松山，也丢掉祖大寿与洪承畴。

二〇、降服祖大寿

皇太极对付祖大寿的经过，很值得佩服。皇太极与汉族的明朝为敌，他的度量、见识与谋略，均够得上被称为“英主”。 祖大寿的一生，不仅是可歌、可泣，而且是可悲、可悯。他是辽东人，积功升到游击，在熊延弼的麾下颇有表现。王化贞溃败之时，他带了一部分人走到觉华岛。孙承宗与袁崇焕均很赏识他，叫他负责督造宁远城，他把城造得很坚固。努尔哈赤来攻宁远，被他放炮打走。皇太极再攻宁远之时，他带了四千精兵绕到皇太极的后方，使得皇太极不得不退。

袁崇焕把他提拔为“前锋总兵”，又与他同时回师救援北京。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把袁祟焕逮捕，他气愤不平，同时也很怕自己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就带了自己所统率的一万五千兵离开北京，想冲出山海关，被孙承宗留住。

孙承宗命令他，会同山海总兵马世龙与蓟州总兵杨肇基，从金军手中收复滦州，又收复永平。其后，派他防守锦州，又派他修筑锦州东边四十里的“大凌河城”。

他修筑大凌河城，才筑了一半，皇太极便已亲自率兵来打。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到了城边，却不敢立即和他交锋。

皇太极把很多的军队，分布在大凌河城的东、南、西、北四面，每面均设有前锋与主将。

祖大寿被包围得紧紧地。

皇太极而且下了命令，掘一条长壕，一丈宽、一丈深，环绕这大凌河城；壕的外面，再造起一圈高墙；离开高墙五丈之处，又筑一圈五尺宽、七尺五寸深的壕；此外，每个营垒之外，也各造一圈五尺宽、五尺深的壕。

大凌河城与锦州之间的大道，皇太极派炮兵加以切断，阻住锦州的援兵。

九月间，总兵吴襄带了七千人来，被皇太极打走。吴襄又和宋伟带了四万人来，与皇太极在小凌河边对阵。吴襄、宋伟大败，有姜新等二十三个副将被皇太极俘虏。

十月间，皇太极派姜新进城，向祖大寿说降。祖大寿要求皇太板宣誓，决不屠杀将吏兵民。皇太极答应，祖大寿这才率领全体官兵(除了一位副将何可纲以外)，对皇太极作(第一次的)投降。何可纲作了牺牲品，被杀。

皇太极不但在祖大寿出降以前，亲自按照祖大寿所写的誓文对天宣誓，而且在祖大寿降了以后和他谈了很久，把自己用的狐皮帽于、貂皮袍子、金玲珑皮腰带、白马、雕鞍，都赏赐给他。

第二天，皇太极派阿巴泰带四千兵，化装为明军，跟随祖大寿混进锦州。不凑巧，这一天大雾，阿巴泰和四千兵无法前进。

祖大寿请皇太板派他和二十几个随员，轻装简从先去锦州作内应，皇太极相信了他，准他去。

他一到锦州，就又把锦州死守起来。皇太极奈何他不得。金国朝廷中的大臣都笑皇太极上了一个大当。皇太极写了几封信给祖大寿，祖大寿一概不复。

崇祯皇帝召祖大寿回北京去谈谈，三次，祖大寿皆托故推辞，不敢去。袁崇焕被捕的情形，给他的印象太深。然而他虽不敢州京，却仍旧效忠祟祯，一如往昔。

三年以后，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命令阿山、谭泰、图尔格等人一次一次地攻打锦州，均无结果。

次年，皇太极叫多铎率领大军，再试一次。祖大寿派副将刘应选、穆禄、吴三桂等，出城迎战。多铎自称打了胜仗，杀了明军五百人左右，但不曾拿下锦州。事实上，清军的死伤可能几倍于五百人之数。

皇太极见硬打不能奏效，便换了一个方法。他在崇德元年(1636年)把天聪五年所已经仿照明朝的制度而设立的六部与这一年所加设的都察院，全用祖大寿的旧部为汉人“承政”(尚书)。这些旧部，是降了以后未曾随他去锦州的祖泽洪(吏部)、韩大勋(户部)、姜新(礼部)、祖泽润(兵部)、李云(刑部)、裴国珍(工部)、祖可法与张存仁(都察院)。其中祖泽洪是大寿的亲生子，泽润是大寿的过房侄儿，而可法是大寿的养子。

祖大寿做出似乎不知道皇太极用心很苦的样子，毫无反应。

又过了一年多，皇太极假定祖大寿身在明军、心归清室，写了一封敕书给他，叫他贡献进攻朝鲜的方略。祖大寿的反应，又是一个不理。

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l638年)的冬天，皇太极派遣多尔衮与岳托进人长城，自己带了大军，御驾亲征，来打锦州。在“中后所”刚一接触，前锋便被祖大寿杀得大败。等到皇太极赶来，祖大寿就收军进了中后所的城堡，闭城死守。

皇太极托人告诉祖大寿：“自从在大凌河城相别，已经有了六七年。我这一次不辞辛苦而来，也无非是想和你见见面而已。你忠心于明朝，我绝不介意；你是明朝的将军，本该与我为敌。但是，我的大臣都说我无知人之明，说我在大凌河城错放了你。你现在和我见见面，让我有个交代，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怕明朝的人怀疑，不妨叫几个人陪你，在城外的大路上和我相见。” 祖大寿依然不理。皇太扳只好班师。

次年，崇德四年(崇祯十二年，l639年)，皇太极再来进攻，祖大寿守住宁远。皇太极又无功而退。再过一年，皇太极命令济尔哈朗与多铎在义州屯田，作长久对垒之计。他自己亲来视察，于攻下两个碉堡，割掉一片麦子以后，三度班师。这时候祖大寿已经改守锦州。皇太极把多尔衮、济尔哈朗等留下，叫他们对锦州轮流进攻。

到了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l641年)三月，济尔哈朗把锦州围了，用的是当年围困大凌河城的老办法。

在围城的清军之中，有蒙古兵；在守城的明军之中，也有蒙古兵。守城的蒙古兵向围城的蒙古兵说：“我们积了两三年的粮食，你们围不死我们。”围城的蒙古兵说：“你们有两三年的粮食，也不过能守两三年而已。我们围上四五年也不会罢休，到那时候你们吃什么？”守城的蒙古兵听了，开始心慌。

清军的一个蒙古贝勒诺木齐，利用这个机会，派人向守城的蒙古兵劝降，守城的蒙古兵答应，并且定了日期里应外合。

到了那一天，他们真里应外合起来，祖大寿闻讯，赶忙前来制止，守城的蒙古兵已经用绳子把围城的蒙古兵系上来了。祖大寿敌不过两边蒙古兵的夹攻，退到锦州城里面的“子城”，在“子城”守了很久。不久，蒙古兵退了，锦州安然无恙。

清军继续围困他，把他一直围到崇德七年(祟桢十五年，1642年)三月，洪承畴被捉于松山以后。洪承畴是在二月间被捉的。同时被捉的有祖大寿的弟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皇太极命令清军，把祖大乐叫去盛京(沈阳)，把祖大名、祖大成送去锦州，劝祖大寿投降。

祖大寿说：“我要知道祖大乐尚在人间，才肯降。”皇太极便把祖大乐也放了，送到锦州。祖大寿要求：皇太极再宣誓一次。济尔哈朗说：“锦州早晚可以破，还宣什么誓!”

崇德七年三月初十日，祖大寿出城，对皇太极作第二次投降。他被解到盛京，见皇太极。皇太极说：“我对人说过，决不杀你。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以后你能尽心替我办事就好。”

二一、活捉洪承畴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中过进士，当过陕西的布政使，延绥(陕北)的巡抚，三边的总督(节制榆林、宁夏、甘肃三镇)，屡和高迎祥及李自成作战，在临潼俘了高迎祥，在潼关胜了李自成，李自成当时只剩下十八骑，蒋荒而走。

崇祯皇帝在崇祯十四年的春天，命令洪承畴去辽东“总督蓟辽军务”。洪承畴带了在陕西的旧部赴任，其中最有名的是曹变蛟。曹变蛟已经是一个“副总兵”，被升做“东协总兵”。(拱卫京城北边的兵，分作东、西、中三协)

驻在山海关的总兵马科与守着宁远的总兵吴三桂，均被拨给洪承畴指挥。

宣(化)府的总兵杨国柱，大同的总兵王朴，密云的总兵唐通，连官带兵，也都被调赴关外，划给洪承畴。

崇祯皇帝而且让洪承畴把辽东总兵刘肇基与“援剿”总兵左光先都换了，换上两个陕西人：王廷臣与白广恩。加起来，一共是八个总兵，十四万兵士，四万匹马。

有了这样大的武力，洪承畴本可以有所作为。至少，救出被围于锦州的祖大寿，应非难事。

祖大寿托人带信给洪承畴，建议给他：采取“车营”战术，以车环列成阵，徐徐推进，不可“轻战”，洪承畴认为很对。因此，他把大军屯守在宁远与锦州之间，不汲汲于赶到锦州城下去厮杀。同时，他积极从事于积聚粮草。他说，先要准备好足够一年的粮草，才能谈得到采取攻势。

可惜，明朝末年有一种奇怪的制度：攻守的机宜不由前方的统帅全权决定，而常常让一批不懂军事的御史、给事中、太监、诗人、八股专家、小楷能手等，来七嘴八舌地讨论。更不幸的是：崇祯皇帝心硬、耳软、性急、气大。

朝中有人说洪承畴太不卖力，又有人说洪承畴浪费国帑，白养了十四万兵、四万匹马。崇祯皇帝听了，就赶紧派兵部的一个郎中(司长)张若麒，到前方去催洪承畴快一点打。

于是，洪承畴只好在七月底把军队开到锦州附近、城南十八里的松山。第一阵，便吃丁一个败仗，损失了宣府总兵杨国柱。跟着，东协总兵曹变蛟死力冲击皇太极的御营，无效，曹变蛟负了重伤。当天夜里，王朴与吴三桂带了部队，逃去杏山；其后，又想由杏山逃往宁远，被皇太极的兵沿途拦截，这两位总兵全军覆没，仅以身免。白庆恩、马科、唐通，这三人也逃得不知去向(最后都投降了李自成)。

剩下的只有曹变蛟与王廷臣两支军队，随着洪承畴死守松山城；守到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兵士仅余三千。有一个副将夏成德变节。半夜引清军人城。洪承畴、曹变蛟、王廷臣皆被活捉。曹、王二人不屈而死，洪承畴投降。

二二、大欲未遂、无疾而终

皇太极在捉到洪承畴、解来盛京以后，亲自到牢里去看他。这时洪承畴尚不肯降，皇太极把自己的貂皮袍子脱了，披在洪承畴的肩上，说：“先生，不冷吗?”洪承畴瞪眼望着皇太极，望了好一会儿，叹一口气，说：“真是一位命世之主。”说罢，就跪下投降。 皇太极当天赏了他很多东西，又请他吃酒、看戏。左右的大将们颇不高兴，说：“为什么待洪承畴如此之厚呢？”皇太极问：“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为的是什么？”左右说：“为的是争夺明朝的中原。”皇太极大笑，说：“好比走路，我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了一个向导，我怎么能够不开心呢？”

但是，皇太极也开心不了许久。八个月以后，在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l643年)九月初三日的夜里，他就“无疾”而终。 这一天的上午，他还坐朝。两天以前，他还任命了三个部的新“承政”。他的年龄，才有五十二岁。他的死，有点蹊跷。

他的身体，自从所宠的宸妃在崇德六年(1641年)九月逝世以后，常常闹病，但病了不久总会复原，照样能打猎、处理政务。打猎呢，他能跑到几百里外叶赫国的故土去打。政务呢，包含对明用兵、谈和。

所谓谈和，是在松山、锦州之役以后，崇祯派了一个马绍愉来过。皇太极叫马绍愉带一封信回去，要求建立两国间的正常邦交，吉凶互相庆吊，物产互相馈遗，逃人互相交换，国界设在宁远，以双树堡属明、塔山属清，“互市”设在两地之间的连山。名义方面，称臣与否均无所谓。“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义奚较焉？”

崇祯皇帝认为皇太极措辞不逊，就写一封严厉的敕书，叫马绍愉再去走一趟。马绍愉走到半途，怕黄太极读了敕书会生气，自己的生命不保，便一逃了事。崇祯大怒，捉了那保荐马绍愉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杀头。

从此，明、清之间不再有和平的可能。皇太极在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任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作清军第五次的进入长城，吩咐阿巴泰完全仿照流寇的做法，到处杀人、掳人、烧房子、抢东西，把北直隶与山东阿省的精华挖空。

皇太极没想到自己会死，而且在中原未得、大欲未遂之时，突然地“无疾”而终。“无疾”两字，见于清朝的官方文告。——是谁谋害了他呢？

二三、多尔衮颇有嫌疑

多尔衮在皇太极死后，大权独揽，不让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继位，而故意扶立了一个六岁的小孩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的福临(顺治皇帝)。因此之故，他颇有毒死或杀死皇太极的嫌疑。

多尔衮也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与皇太极同父而不同母。皇太极的母亲是叶赫那拉氏、叶赫国的“公主”。多尔衮的母亲是乌拉纳喇氏、乌拉国的“公主”。

叶赫那拉氏死得早，只生了皇太极一人。皇太极自幼与乌拉纳喇氏颇为亲近。乌拉纳喇氏生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皇太极即位以后，把这三人都一步一步地提拔：阿济格，升到武英郡王；多尔衮，升到睿亲王；多铎，升到豫郡王。皇太极对于十几个别的兄弟，只封了一个代善为礼亲王。另一个阿巴泰，功劳很大，始终只是“多罗饶余贝勒”。“多罗”的意思是“皇亲”。

当年，努尔哈赤对乌拉纳喇氏及其三个儿子也有偏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每人均领到女真八旗的一旗。

努尔哈赤死时，皇太极的年纪是三十五岁，多尔衮才有十五岁，多铎十四岁，阿济格年龄较大，已能随军作战。

皇太极待多尔衮尤其好。多尔衮在十九岁的时候(天聪四年七月)，皇太极便任命他为新设的六部之一吏部的管部大臣。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去汗称帝，将多尔衮与多铎封为亲王，序列仅次于年高德劭的代善(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

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叫多尔衮当统帅，带领军队作第四次的进入长城。

祟德七年(1642年)十月，招降了洪承畴与祖大寿以后的七个月，皇太极把裁决庶政的大权，交给丁四个人：在这四个人之中，除了长子豪格与堂兄弟济尔哈朗以外，便是阿济格与多尔衮。

皇太极如此做法，很像是模仿努尔哈赤当年之设立“四大贝勒”。四大贝勒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努尔哈赤立过长子褚英为太子，其后把楮英关了，没有再立太子。皇太极之获继汗位，是靠了代善的坚决推让。

皇太极一直到死，不曾立太子。他把长子豪格列为“四大辅政”之一，可能含有训练豪格为未来的皇帝之意。

皇太极突然而死以后，多尔衮扶立福临，把豪格的辅政地位剥夺，把辅政由四人减为两人：济尔哈朗与他自己。四个月以后，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他示意济尔哈朗命令各院与各部的长官，凡事先向他请示。从此，他当了实际上的皇帝。

二四、杀害代善的一子一孙

多尔衮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之中，是年纪最轻的几个之一。他比皇太极小二十岁，比代善小二十九岁。代善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

代善在清室的皇族之中，可谓元老。他在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l616年)努尔哈赤称汗之时，已被封为四个贝勒之一，而位居首席，称“大贝勒”。努尔哈赤死后，他竭力主张由皇太极继承汗位，皇太极让他与其他两个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并坐朝堂。(其后阿敏获罪下狱，莽古尔泰获罪降为多罗贝勒，代善自请与莽古尔泰降坐于堂上两旁。)

皇太极去汗称帝，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皇太极死后，代善出面召集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宣誓一番，立福临为皇帝，举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为辅政。

代善的长子岳托，于第四次攻入长城之役，死在济南附近。次子硕托，从代善伐喀尔喀有功，封为贝勒；随阿敏放弃永平有罪，削爵；攻下崞县(山西)，复封贝子；在锦州畏敌，再度削爵，不久又封为固山贝子。

代善的第三子萨哈璘，不仅有战功，而且是力劝皇太极去汗称帝的一人，死在皇太极称帝以后不久，追封为颖亲王，留下有儿子阿达礼、勒克德浑、杜兰。阿达礼被封为多罗郡王，于崇德七年受任为礼部管部大臣，

这阿达礼不知是发了疯，还是被人利用，竟然在皇太极此时，与硕托联合起来，“谋立”多尔衮为帝。

官方文书上说，代善与多尔衮二人将顾托与阿达礼举发，处死。

这一件事是历史上的一大疑案。当时，福临尚未即位，但扶立福临的计划已由全体亲手、郡王、贝勒、贝子，共同于代善主盟之下，宣誓决定。

多尔衮有没有与阿达礼及硕托勾结在一起？是否他多尔衮有意于当皇帝，叫这两人活动，其后知道众人不能赞成，使出卖了两人卸责？

也许是代善发觉了儿子与孙子的阴谋，深为痛恨，因此而不惜大义灭亲，同时也好让多尔衮内心惭愧，免存夺位之想。

关键是代善此时并无实力，实力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掌握着两个旗(正白与镶白)，而且争取了那一向“阿附”肃亲王豪格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来支持自己。

他可能是为了显显威风，给一点颜色大家看看，因此而杀掉元老代善的一个儿子与一个孙子。

二五、压下豪格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有膂力，会打仗，亲手杀过札鲁特部的一个贝勒。

皇太极共有十一个儿子，除了豪格及其后被多尔衮立为皇帝的小孩子福临以外，其余九个均默默无闻。皇太椒有心培植豪格，叫他担任过户部的管部大臣；又在称帝之时封他为肃亲王；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命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一同“裁决庶政”。

在这四人之中，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兄，多尔衮与阿济格是皇太极的异母弟，惟有豪格是皇太极的亲生儿子。

女真人尚黄，在女真八旗之中正黄与镶黄两旗最为重要，而这两旗都被皇太极交给拥护豪格的人当“固山额真”。

在皇太极死后的第六天，两个黄旗的大臣在盛京的大清门宣誓结盟，随即派了两旗的“护军”，撑满弓搭上箭，“保护”各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议政大臣登崇政殿，讨论立君的大事。这时候，最忠心于豪格的启心郎索尼，与最粗鲁的巴图鲁鳌拜，只敢强调在皇太极的儿子之中选立一个，而不敢明言豪格。多尔衮叫他们两人暂退。

跟着，与多尔衮同父同母的两位武英郡王阿济格与豫郡王多铎，就恭请多尔衮当皇帝。多尔衮迟疑了一下，多铎沉不住气，就说：“哥哥如不想当皇帝，让我当也好。我的名字，在太祖(努尔哈赤)的遗诏中有。”多尔衮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在太祖的遗诏中也有。”多铎说：“那末，就立年纪最长的礼亲王(代善)罢!”

代善说：“睿亲王肯答应，便是国家之福。倘若睿亲王不答应，我们只有在皇子(皇太极的儿子)之中选一个了。我老了，怎么当得了(如此的重任)呢？”

结果，年纪最小的福临获选。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被推为“辅政”。年号改为顺治。

顺治元年四月，有人向多尔衮告密，说豪格在背后对人骂多尔衮。于是，豪格被削亲王封爵，变成庶人。

二六、扫荡李自成、张献忠

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l644年)三月，听到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上吊的消息，便下决心乘虚而入，抢夺明朝的江山。他在四月初七日向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陵寝祭告，初八日统兵由盛京出发，八天以后，到了翁后镇。

他不曾料到：明朝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竟然派了代表来向他求救，欢迎他入关去共同讨伐李自成。这时候，吴三桂并无投降清朝之意，只是希望清朝帮一帮忙而已。

多尔衮抓住机会，下令全军“急驰”，花了六天工夫，就赶到山海关。恰好李自成的部将唐通，这时已经从小路绕出山海关之东的“一片石”，对吴三桂进行包围。

这唐通遇到多尔衮，一打便垮。他原是多尔衮的手下败将，曾经以密云总兵的资格，跟随洪承畴来锦州救祖大寿，被清军杀败以后，才逃去投降了李自成。

第二天，多尔衮进入山海关的关城，吴三桂十分欢喜，和他一起拜天设誓。誓罢，吴军全体穿白衣白甲(替崇祯皇帝带孝)，与清军并肩作战。

李自成的主力有二十多万，由李亲自指挥，排在山海关的西边，由北山排到海岸，黑压压的一层一层，犹如人海。

这一天，四月二十二，交战之时起了大风，飞沙走石，十分猛烈。吴三桂的军队是联军的右翼，首先大声喊杀，对敌攻击，将李自成的阵尾摇动；接着多尔衮令清军骑兵猛冲。李自成的兵一向仗着人多，吓退明朝的一些以敷衍为能事的文武官僚与领不足饷、吃不饱饭、拿不动刀枪的花子兵，从来不曾见到清兵，今日一见，如此身材魁梧，衣甲整齐，枪长刀大，坐下的马又是个个骠肥腿快，结果，全军崩溃，当天一奔就奔了四十里。

多尔衮与吴三桂紧追，追到永平，李自成向吴三桂求和。吴三桂要他交出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与三太子定王朱慈炯、四太子朱慈灿。李自成照办，吴三桂却设了埋伏，弄得李自成又败了一仗。

李自成逃同北京，烧了宫殿，向南走。吴三桂准备送崇祯的太子入京即位，多尔衮不旨，叫吴三桂也向南走，去追李自成。吴三桂去了，多尔衮却把清军开进北京，加以占领。

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打一次胜一次，追到真定(清朝改为正定)，李自成经由娘子关旁的故关，遁入山西。吴三桂回师北京，看多尔衮已经收降明朝的大小官吏，成立了新的朝廷，而且不久便封他为“平西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李自成遁入山西，多尔衮派镶红旗的固山额真叶臣去追赶。这李自成听信他丞相牛金星的谗言，杀掉左右之中最有政治远见的李岩(原名李信，河南杞县举人，曾经因散粮救济贫民而入狱，后投奔自成)。李岩被杀以后，李自成的团体无形中瓦解，从此不堪一击。山西全部入于叶臣及降清的巡抚马国柱之手。李自成逃回陕西。

多尔衮又派遣多铎与阿济格二人，分别由东路北路夹攻，多铎带了索浑、图赖、阿山等人的女真兵作为前锋，以毛文龙旧部孔有德的兵作为后援，攻打潼关。守潼关的是当年在北京掳了陈圆圆的刘宗敏(陈圆圆到了真定，被吴三桂抢回)。刘宗敏守不住潼关；李自成来救，也被清军打败。潼关入于多铎之手。同时，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与毛文龙的另一旧部尚科喜，已由大同榆林进入陕北，占了李自成的故乡，威胁李自成的都城西安。

这一个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匆匆忙忙即位于北京的皇帝，丢了他的都城，出武关，向襄阳逃去，改以襄阳为都，取名“襄京”。不久，明朝的雄踞武昌的左良玉，率军东下，要到南京去“清君侧”，和福王朱由崧的左右拼命，武昌成为空城。李自成也就乐得跟踵而来，拿了武昌。

阿济格在他的后面穷追，追到武昌城边，李自成于是奔到九江，又由九江奔去通山县的九宫山，在九宫山扎下大营。

有一天，李自成异想天开，单枪独马，跑到玄帝庙去烧香，也许是为了求签。他少年时候当过驿站的站夫，又当过杀猪的屠户，有江湖术士告诉他“必为天子”，这才投到舅舅高迎样那里。现今天子算当成了，却遇到鞑子对头，所以，求求签，问个前程也好。然而老百姓看到他那瞎了一只眼的样子，就不分青红皂白，刀棍锄头齐下，把他杀了，杀得血肉模糊。杀了以后，剥开外农，看见内衣上绣的有龙，怀中又有金印一颗，才知道原来是他。

李自成留下的队伍五十余万，其中一部分于郝摇旗、李过、高一功等人的率领之下，开到湖南，想抢长沙，被湖广总督何腾蛟说动，情愿效忠明朝。何腾蛟把郝摇旗的名字改为郝永忠，李过的名字改为李赤心。李过是李自成的过房儿子，李自成本人无子。高一功改为高必正；高必正的姐姐是李自成的“皇后”，也投了降，被隆武皇帝(唐王)赐名为“忠义走人”。

多尔衮在阿济格打平李自成，班师回朝之时，特地坐在“午门”，盛设仪仗，当众斥责他一顿：说他不该未奉旨令，擅自班师，又不该未知李自成确实已死，就谎报李自成的死讯。阿济格低头认罪，多尔衮把他由亲王降为郡王。

过了一些时候，多尔衮重新把他由郡王升为亲王。这一降一升之间，可以见到多尔衮驾驭全朝文武的手段：恩威并施，变化莫测。

李自成既死，剩下尚有张献忠、多尔衮不派别人去打，却偏要派豪格。豪格已在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间被废为庶人，多尔衮又在十月间把他再封为肃亲王，并且加了“和硕”二字(和硕”的意思，是“大”)。

顺清三年(1646年)正月，多尔衮发表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叫他带领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喀、满达海，去肃清陕西(包括今天的甘肃)的群“盗”与四川的张献忠。 豪格欣然就道。

这时候，张献忠据有四川全境(秦良玉的石硅除外)，力量相当雄厚。豪格花了几个月工夫，先把陕甘群“盗”一一予以消灭或招安，到了十一月间便移军汉中，准备入川，找张献忠打。 恰好有一个刘进忠，原是张献忠的川军头目听说张献忠就要把他自己和所带的川军，一齐抓去屠杀，便着了慌，跑到汉中来向豪格投降。

豪格把他的川军编为先锋，向四川进发，替大批的“满洲兵”开路。

张献忠本已把成都定为“大西国”的京城，却不耐烦在成都久住。他烧了成都宫殿，把军队向北移动，颇想打进陕西，返回老家。

捌进忠引清军进来。一直开到剑阁以南的盐亭县，如入无人之境，在盐亭与西充之间的凤凰坡，遇到了张献忠。张献忠还以为有刘进忠替他守住川北，清军无论如何进不了四川。

结果，张献忠被一个叫做雅布兰的清兵一箭射中头部，跑到一个草堆子里躲藏。清军把他拖出，慢慢地一刀一刀割死。

《清史稿·豪格传》说他是豪格亲手射死的。这可能是传闻之谈，或豪格自己“冒功”。

张献忠死后，几个能干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投了桂王。但是四川的大部分土地，暂时均入于豪格之手。 豪格于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班师回朝。回朝不久，便被多尔衮关起来，罪名是纵容部下冒功，等等。关了一月左右，豪格死在牢里。他的妻子被多尔衮接去，作为侧室。

二七、掳福王

多尔衮命令多铎由潼关转师东向，顺着黄河、淮河、运河，攻打南京。

南京原是明太祖的京城。明成祖定都北京后，称南京为“留都”，“留”了若干官吏如各部尚书之类在南京，以备万一北京出了问题之时，“留都”能有一个现成的“作战政府’，主持一切。成祖以后的明朝历代皇帝，保存了这个制度。

因此，当北京被李自成占领、崇祯皇帝上吊以后，“留都”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便在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日，会同“勋臣”魏国公徐弘基(徐达之后)、诚意伯刘孔昭(刘基之后)，公推明神宗的一个孙儿、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担任“监国”，代行皇帝职权。

十二天以后，他们奉朱由崧进一步即皇帝之位，“次年为弘光元年。

这时候，山西的一部分与陕西及今日甘肃的全部属于李自成，四川属于张献忠。山东与河南两省的情形十分混乱(有不少县份于投降过李自成以后受清朝安抚，但也有不少县份始终为明朝死守)。

湖北属于左良玉。左良玉号称有几十万兵，对李自成之攻陷北京，与多尔衮之窃取北直隶、河南与山东的一部分，视若无睹，对福王也极冷淡。

史可法没有兵。南京新政府所倚靠的只有凤阳总督马士英，及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刘肇基、方国安、郑鸿逵等寥寥可数的几个将领及其部队。

新政府的用人行政大权，操在马士英之手。他把史可法挤出南京，到扬州去“督师”。

史可法到扬州，高杰正在和黄得功争夺扬州的地盘。史可法用自己的真诚感动高杰，高杰跟随他北伐，稳住了苏北与豫东，把兵力推进到归德(商邱)，在归德一带屯田。海州一带的防务，史可法交给刘肇基，刘肇基守得很好。

马士英在南京，却不干正经事。他荐引魏忠贤的余孽阮大铖为“添注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升阮为兵部尚书。这阮大铖只知道卖官鬻爵，为非作歹，教福王修建宫殿，广选美女。

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逃来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硬说他是冒充，把他关起，用刑。

左良玉听到消息，便自称奉了太子密旨，起兵讨贼。马士英调黄得功的军队，开到芜湖、贵池一带来抵御；同时也召回史可法，去“西线”前方巡视。史科法刚到采石矶，多铎的清军巳渡了淮河南下。史可法只得又赶回扬州。

南京新政府曾经派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三人作为特使，带了一千两金子、十万两银子、一万匹绸缎，到北京去向清军致谢，附带的任务是改葬崇祯皇帝，慰问吴三桂。

多尔衮收了金子、银子、绸缎，却责问这三人：为什么南京不出兵讨伐李自成，而“擅自”立了一个新皇帝。多尔衮的理论是：崇祯皇帝一死，明朝已亡，中国的天下属于清朝。南京的史可法等人无权延长明朝的生命。

多尔衮也不准左懋第等改葬崇祯皇帝，更不准他们慰问吴三桂。他们给吴三桂带来的一万两银子、两千匹绸缎，被多尔衮的兵抢走。

左懋第等三人离开北京，回南京复命，走到沧州，左懋第与马绍愉被抓了回去，陈洪范一人被放回。原来，这陈洪范已经暗中降清，把南京的内情都告诉了多尔衮。多尔衮于是知道新政府不难消灭，就命令多铎把扫荡李自成的未了之事完全交给阿济格，转师东向，打开封、归德、泗州、淮安、扬州、南京。

这时候，高杰已被睢州的守将许定国杀死(许定国投降了清军)，他的部队由外甥李本身(李本深)率领，但是李本身毫无能力，全军瓦解，李自己也降清。

多铎很不费力地来到扬州城下。史可法向南京要兵，南京不给；檄调各个地方的守将，来的仅有此时守住北洋河的刘肇基一人。这一位刘肇基，是辽东人，积功升至总兵，洪承畴在关外督师，不喜欢他，把他撤离故乡。史可法很赏识他，他感恩知己，便率领麾下四千人，到扬州来帮史科法作战到底。

刘肇基向史可法建议，在郊外与多铎的军队背城一战。但是史可法主张守城。史可法以为，只要能守几天，南京与各方的援兵总有来的。于是，守了七天七夜，城破。

城破以后，刘肇基率领他的四千壮士进行巷战，多数殉国。(刘肇基本人突出重围，其后于隆武二年在湖南武冈抵抗清军，被耿仲明捕杀。)史可法自刎，被左右拦阻，未死。左右把他拥到小东门，准备护他出城．遇到清兵，史可法大叫：“我就是史可法!”清兵捉了他去见多铎。多铎劝他降，史科法说：“天朝大臣，岂肯作万世罪人!”

史可法牺牲以后，清军把城内的明朝军民屠杀了十天。(有一位王季楚，侥幸未死，写下一部《扬州十日记》。这一部书在清朝末年被革命同盟会翻印，成为极有力量的反清宣传品。)

扬州城破，是在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十天以后，清军杀完了城内极大多数的明朝军民，渡过长江。

守着长江北岸瓜洲与仪真等处的郑鸿逵水师，抵敌不住。 七天以后，弘光皇帝(福王)不战而逃，逃到太平(当涂)，进不了城，又逃到芜湖，求黄得功保护。

又过了两天，清军到达南京城下，马士英挟了弘光皇帝的庶母跑掉，阮大铖也不知去向。全城的勋臣、文武大吏，由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领先，排了队，出城迎接，跪地投降。高杰的儿子高元照、“广昌伯”刘良佐，也先后率领二十三万骑兵、步兵，作了清朝的奴隶。

他们倘若肯把这二十三万兵分一半给史可法，则不仅扬州可保，南京可保，中原也一定可以光复。

多铎命令清军暂时不进南京，先在南京郊外杀一个痛快，抢一个饱。可怜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又作了无辜的牺牲品。

多铎命令刘良佐作先锋，去打黄得功。刘良佐无勇气抗清，倒颇有勇气残杀自己的同类，黄得功中了箭，不愿意再活下去，他拔出这一枝箭，刺向自己的咽喉。

那只知修宫殿、选美女的弘光皇帝，被降将田雄捆了，送给清军当俘虏。清军把他解到北京，砍头。

那兵力最强的左良玉，和刘良佐同样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不敢打清军，偏要“东下”，想到南京抢马士英的位置。他的兵在贵池与黄得功的军队遭遇，被打败。他本人病死在九江。其后他的儿子左梦庚，在阿济格追赶李自成，追至九江之时，率领十三万兵、四万条船，降了阿济格。

刘泽清在安徽，迟疑了一个多月，到了七月四日，也率领全部兵丁投降。

方国安原在南京守城，见到大势已去，退浙江支持新的“监国”鲁王朱以海。郑鸿逵在清军渡江以后，也退到浙江。

多尔衮召回多铎，另派洪承畴到南京去，“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所谓原官，是洪承畴在明朝所做的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皇太极收降他，一时未加任用，多尔衮把他带到北京，才“给还”了他这个明朝官职，而且加上了“同内院官佐理机务”这八个重要的字，事实上叫他入了内阁。)

洪承畴到南京以后，十分卖力，把各地前仆后继的义兵，摧残净尽。

二八、奈何不了鲁王

福王被掳以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受到巡抚张秉贞拥戴，于六月初六日出任监国，方国安与郑鸿逵都带了兵来。

多铎派贝勒博洛，率领拜尹图、阿山等人的兵来打。方国安吃了一个败仗，逃去严州(浙江建德)。

郑鸿逵劝潞王不必在杭州“建都”，应该到福建去徐图大举。潞王不听，郑鸿逵于是领了他的水军，陪唐王朱聿键去了福州。 结果，这潞王当了若干天的监国，便开了杭州城门降清。 富春江以东的各府各县，如绍兴、宁波、余姚等，纷纷接受贝勒博洛的招降。连驻在定海的总兵王之仁，也几乎变成了“新朝”的“佐命”。宁波有一个绅士谢三宾，甚至亲自去杭州，拜见博洛，以出卖桑梓(家乡)为得意。

在余姚，却有孙家绩与熊汝霖，于闰六月初九日杀掉知县王元如，举起义旗，使得降清的宁波知府朱之葵无法运米到杭州，献给博洛。

两天以后，宁波、鄞县有六位被俗人称为“狂生”的秀才，以董志宁为首，召集几千人在城隍庙开会，决心起义。他们公推一位年轻进士钱肃乐招兵买马，主持一切。

谢三宾暗中写信给定海总是王之仁，叫他带兵来宁波，杀钱肃乐和六位狂生。谢三宾而且说，杀了七人以后，送一千两银子给他，作为酬劳。

钱肃乐也写信给王之仁，责以大义。王之仁被钱肃乐感动，便死心塌地效忠于明。他到宁波来，当众宣布谢三宾的罪状。谢三宾认罪，捐一万两银子犒赏义兵，免死(其后他还是作了清朝的大官)。

大家商量了很久，觉得必须请出一个明朝的宗室作为监国，才能够号召。于是，一位举人张煌言当了大家的代表，去台州请鲁王朱以海出山。

朱以海是明太祖的十世孙，世居山东兖州。哥哥朱以派袭封鲁王，在皇太极的军队第五次进入长城之时殉国。朱以海幸免于难，崇祯皇帝令他继承朱以派的王位。吴三桂引了多尔衮偷占北京以后，朱以海一再逃难，逃到台州住下。

这时候，退休在东阳原籍的兵部尚书张国维，也来到台州，请朱以海出任艰巨。朱以海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七日就了监国之职，一个月以后，张煌言随他北上，在绍兴建立新的政权。

绍兴是在孙嘉绩、熊汝霖发难于余姚的第二天，便响应了的。领袖章正宸也是一位书生。

鲁王到了绍兴，发表张国维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张煌言被擢拔为翰林院修撰(这个职务，通常是只有状元才能充任的)。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均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余姚与鄞县的义兵，是支持鲁王的核心部队；加上王之仁所统率的正规军，与石浦游击张名振的水师，声势相当浩大。方国安赶来，表示愿意效力。(马士英与阮大铖也想来绍兴凑热闹，被张国维拒绝。)

张国维统率各军，渡富春江，收复富阳、于潜，沿富春江栽了木栅，浙西的各州、各县纷纷响应。

十月间，张国维对清军大举进攻，一连战了十天，每战皆胜，一直追至杭州的草桥门，不幸遇到大雨，弓弦潮湿，发不出箭，只得退兵。

其后，鲁王阵营的内部发生争饷、争地的纠纷。钱肃乐等人心太好，把浙东的税收完全交给王之仁与方国安，作为正规军的粮饷；因此，所有的义兵只能靠老百姓的捐款维持。日子久了，老百姓捐不出多少款子来，方、王二人又不肯分出所收的税。义兵的处境十分艰苦，就不免有骚扰老百姓的事件。方、王二人则有了税收还不满足，不但叫老百姓出捐款，而且掳了老百姓进行勒赎。方比王尤为可恶。浙东的民心、军心，大受影响。

这时候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来到方的军中，方在马、阮的怂恿之下，对鲁王怀了叛意。王呢，虽则军纪不好，却矢志抗清。 王之仁于第二年(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l646年)三月间，与清军在杭州的统帅贝勒博洛拼死决战，获得太胜，毁了贝勒博洛的许多船只，夺得铁甲八百多副，渡江把贝勒博洛围困在杭州。

方国安冷眼旁观，王之仁缺乏后援，攻不下杭州，又只得撤退。

五月间，清军采取攻势，把方国安的营灶毁了。方国安着慌，突然回师到绍兴，劫了鲁王同去台州。张国维、钱肃乐等人，尽了最大力量，把江防稳住，苦守到六月间，博洛利用富春江上流水浅，叫清兵徒步渡江，把沿江的鲁王各营打垮不少。王之仁见到大势已去，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独自到南京，穿上明朝衣冠，去洪承畴的衙门投案。洪承畴劝他降，他不肯。结果，他从容赴义。

该死的方国安，在台州得到江上战败的消息，却捉了鲁王，准备投降。

鲁王生平私德甚好，颇有人缘。他而且相当机警。方国安捉了他以后，派兵将他守住，却被他找到一个机会，跑了。

他跑到三门湾海外的南田岛。石浦游击张名振带兵来南田岛保驾，想送他去翁洲(舟山群岛中的一岛)。翁洲的总兵黄斌卿表示不欢迎。

不久，郑芝龙在福建降清，同族的一位郑彩不愿同流合污，带兵船来三门湾海面，张名振约他拥护鲁王，于是他就和张陪鲁王去福建。次年，鲁监国二年(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他们打下福清县的海口镇与长乐县的县城。

八月间，他们又打下罗源、连江、永福、闽清四县。鲁王的声势又为之一振。

可悲的是：张国维在江防既破以后，回守东阳，听说鲁王在台州失踪，一时探听小出下落，以为鲁王已被方国安害死，一急就跳水自杀。

钱肃乐呢，在江防未破的一个月以前，便已因为筹饷永筹不到，而且有人说他暗中向唐王通款，对鲁王不忠，气愤不过，解散了所统率的义兵，独自跑去翁洲隐居。江防破以后，他也以为鲁王已死，就飘海到福州，向唐王建议不可采守势，应该北伐，即使打败了也可以退广东。然而，转瞬之间郑芝龙降清，钱肃乐流落在福清县的文石岛与海坛岛，当了和尚。一直到鲁监国二年(顺治四年)六月，才与鲁王又在琅江相遇。

孙嘉绩与熊汝霖二人，也是为了义兵筹不到饷，方国安跋扈，而一直在焦急。他们抽选了最精锐的义兵三千人，交给黄宗羲(梨洲)，在潭山渡江北伐，希望打下海宁与海盐一带，与吴淞等处的义兵领袖合作，直捣南京。然则，正当他们等待黄宗羲的捷音之时，贝勒博洛已在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六月间冲破鲁王的江防，整个浙东的局面崩溃。孙嘉绩走到翁洲，背上生疽，含恨而死，死的时候才四十三岁。熊汝霖跟随鲁王到了福建，不见容于郑彩，在鲁监国三年(顺治五年，1648年)被郑彩派人暗杀。

这一年，清军在长乐、连江打败郑彩。次年，又打败他于罗源。十月间，鲁王的大学士刘中藻，在福安城破之时自杀，鲁王失去了在福建的所有领土，郑彩躲在厦门，消极。

其后，鲁王再回浙江，张名振收复了三门县东南的健跳镇(在当时称为健跳所)，迎他去住；又打下黄斌卿所据的翁洲，把鲁王请过去，以翁洲为根据地，开始了鲁王抗清史的新页。

再过一年，到了鲁监国五年(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短命而死。这多尔衮能够掳了福王，降了潞王，却始终奈何不了鲁王。

二九、重用降臣

多尔衮坐镇北京，驱策阿济格、多铎、豪格等人，扫荡李自成、张献忠，消灭福王的朝廷，又让多铎的副手博洛，分兵收降在杭州的潞王，赶走在浙东的鲁王。

多尔衮不仅有煊赫一世的武功，而且有颇足称述的文治。文治的诀窍，正如武功一样，无非是“用人”二字。他懂得用洪承畴，就已经省了自己许多力气，长了不少见识。况且他又特地把明朝的一位大学士(宰相)冯铨，从涿州家乡请了来，帮他恢复明朝的政治机构与传统，存其所长，去其所短。这冯铨曾经阿附魏忠贤，品行原无足取，多尔衮能用其长，而舍其短。

在崇祯朝中担任过大学士的谢陞，也被多尔衮网罗。顺治元年的六个大学士，除了刚林、希福两个满人以外，倒有四个是汉人：在八月以前是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冯铨；八月以后，范文程的位置为谢陞所代替。谢甡在顺治二年正月去世，范文程重新入阁。

多尔衮在顺治三年特别提拔了一个宋权。这宋权在祟祯自杀的前三天，就任顺天巡抚，抵抗过李自成，却降了清。多尔衮叫他仍旧担任巡抚。他向多尔衮建议，革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只留明神宗万历初年的“正额”，又建议把明朝的“军民分籍”制度取消，不再强迫有军籍人家的子弟当兵，多尔衮均予接受。宋权作了两年巡抚，多尔衮叫他入阁。

除此几人以外，多尔衮又重用金之俊、王永古、党崇雅、方大猷等人。这些人均无多大建树，有点“小聪明”而已。金之俊是崇祯的兵部右侍郎，降了李自成，又降了清。相传他在降清以前，向多尔衮提出了“十从十不从”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男人的服装与头发，照清朝的规定；女人则仍旧沿袭明朝旧有的风俗。男人活的时候穿长袍、马褂，戴凉帽，留辫子，死了进棺材，仍可“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打扮成像一个明朝的鬼。

多尔衮用了这些有能力的人，作出许多“收买人心”的事，使得南方各省的忠臣义士的活动，不能成为全民敌忾同仇的抗战。在福王、鲁王相继失败以后，两个唐王均旋起旋灭，比较支持得久的只有桂王，然而桂王的支持者在顺治五年以后，已非广大的群众，而是张献忠的旧部。同时，却有郑芝龙、李成栋、孔有德、吴三桂、洪承畴等，出死力帮助清朝，来消灭两个唐王与一个桂王。

三〇、削平闽、粤

贝勒博洛在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打下杭州、收降潞王以后，回师消灭嘉兴、吴江、江阴三处的义兵。这些义士领袖，在嘉兴的是翰林屠象美，在吴江的是举人孙兆奎，在江阴的是典史阎应元。

这三处以外，在常熟、昆山、太仓、嘉定、崇明、松江、长兴、宜兴、无锡，也都有节生们联合退休的官吏，揭竿而起，但均以缺乏指挥的经验与堪以作战的干部而先后失败。在这些书生之中，以昆山的顾炎武最为有名。他其后畅游全国，深研经史，成为三百年来第一个有学问的人。

嘉定一县老百姓的遭遇最惨，先后被屠了三次。负责屠杀他们的，是博洛麾下的一个降清将领李成栋。博洛本人是阿巴泰的儿子，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与多尔衮同父异母。

多尔衮把博洛召回北京，赏二百两黄金、一万五千两白银、一匹附有美丽鞍子的骏马。

次年，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任命他为征南大将军，再到浙江去辛苦一趟。这一次，博洛叫先锋图赖走过富春江上游，把鲁王的防线冲破。

这时候，唐王朱聿键在延平(福建南平县)。唐王于杭州沦陷以前，到了福州，受福建巡抚张肯堂与郑鸿逵、郑芝龙等人拥戴，在顺治二年闰六月就任监国，不久便即了皇帝之位，改明年的年号为隆武。

郑芝龙原是海盗领袖，被熊文灿招安，官居“游击将军”。他霸住台湾海峡，凡是来往于海峡的商船均须向他纳税，因此之故，他很有钱，用自己的钱养兵。

郑鸿逵与他不同，是正规军人，考中武举与武进士，作了崇祯皇帝的锦衣卫“掌印千户”，积功升至总兵，其后到南京帮助福王，在史可法指挥之下，守瓜洲、仪真。此人忠心耿耿，福王封他为靖西伯。唐王即位以后，升他为定西侯，也把郑芝龙由南安伯升为平西侯。

张肯堂作了唐王(隆武皇帝)的大学士，把巡抚的位置让给郑芝龙的私人，大权旁落。张肯堂北伐，带了几条兵船到鹭门，郑芝龙不给他饷，而且不让他和唐王通消息。原来，郑芝龙已经暗中与洪承畴有了联络，存心降清。

唐王气不过，派另一位大学士黄道周到江西去招兵。黄道周一到江西，便招足十几万，打到江西与安徽邻近之处的婺源，不幸失败，被清军解至南京，遇害。

唐王于是自己出驻延平，命郑鸿逵攻浙江，郑彩攻江西。郑芝龙照旧不给饷，而且撤了仙霞岭的戍卒。

因此之故，博洛及其麾下李成栋的兵，能够在拿下浙江以后长驱直入，开进仙霞岭，冲到延平。唐王退至汀州(长汀)，被俘，绝食而死。

博洛命令李成栋继续前进，冲到广东的“东江流域”，取了潮州、惠州，又转而向西，占领广州。广州有一位监国“小唐王”朱聿粤来不及走，与他的大学士苏观生等人一齐自杀。这位小唐王，是唐王朱聿键的弟弟。

李成栋不仅在顺治三年十二月占领广州，而且在次年正月拿下肇庆。肇庆是广东省西部的重镇。两广总督丁魁楚与广西巡抚瞿式耜，已于三个月前(顺治三年十月)在该地拥立桂王朱常瀛的儿子、永明王朱由榔当了监国。

永明王刚刚当了监国，赣州就失守，守将杨公麟为清军所杀。丁魁楚听到消息，慌忙把永明王送到梧州。

不久，苏观生在广州立了小唐王朱聿粤当监国，丁魁楚为了不让小唐王争夺抗清的领导权，又把永明王带到肇庆称帝，改明年为永历元年(1647年)，出兵讨伐小唐王，小唐王吃了一个败仗。

在李成栋占了广州、小唐王自杀以后，永明王不等清军西进，便丢了肇庆，逃回梧州；再逃，逃至桂林；三逃，逃至全州；四逃，逃至湖南西南山中的武冈。

丁魁楚在梧州西南的岑溪，被李成栋俘虏杀害。

李成栋的兵于顺治四年(1647午)三月赶到桂林，瞿式耜率领几百名是士死守。李成栋攻城，攻不下来，反被瞿式耜的部下焦琏杀得大败，死了几千人。

李成栋借口广州后方发生了问题，丢下桂林，回师。他自从降清以后，为虎作伥，踏平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没想到有一天会在桂林被瞿式耜与焦琏的几百名忠明的军人，杀得如此之惨。

这一年五月间，已经降清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领了几万军队，开到桂林城下。瞿式耜上了城墙，与焦琏各守一半，用“西洋炮”先打一阵。然后，他叫焦琏带三百人出城，用长槊、铁鞭对付这三个老贼。结果，也杀了他们几千人，追了他们二十里。

到七月间，凡是被清军占领的广西各城各县，均被焦琏收复。

孔有德等人去攻武冈，找永明王出气。那没有出息的永明王，却又不战而走。一走，到靖州；再走，到柳州；三走，到象州。 孔有德转师去攻全州，焦琏已经在全州等候。何腾蛟率领郝永忠、卢鼎等人，也到了全州。结果，孔有德又吃一个败仗。 孔有德贼心不死，竟然于次年(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再度攻打桂林。于是，何腾蛟与焦琏又和他在桂林比武一次。此时桂林的兵力，已经相当雄厚，猛将也增加了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善耍标枪的胡一青。这一场恶战，把孔有德的兵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瞿式耜这时候仍旧在桂林城内，以文渊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名义坐镇。他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何腾蛟。事后，永明王听说瞿式耜没有战死，喜欢得流下泪来。一个月以后，李成栋忽然在广州反正，从新做人。

传说李成栎之所以反正，是因为多尔衮不曾给他“总督”的位置，只给了他一个“提督”。其实，这不过是他反正的原因之一。

也有人说，他的太太深明民族大义，常常劝他改弦易辙。这一位李夫人确是功在国家。然而，真正坚定了他反正决心的，却是瞿式耜、焦琏、何腾蛟等人的三次死守桂林，令他感觉到明朝尚有希望。

恰好，另一降清之将金声桓于顺治五年正月，已在南昌反正。李成栋便不再犹疑，在闰三月响应。(金声桓之所以反正，是受了一个在扬州不曾被杀死的“德宗和尚”的鼓励。)

于是，广东和江西两省又变成了大明的江山。不久，四川义兵蜂起，全省入于永明王的范围。何腾蛟借此机会，恢复整个湖南。郑成功在福建打下了诏安。到了年底，姜壤又在大同反正，把山西省的大部分占了。甘肃与宁夏的回民，也在明朝宗室延长王朱识瑏等人的领导之下，纷纷起义。

这是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偷占北京以来，所从未遭遇到的挫折。他赶紧调动满洲八旗的子弟兵，由谭泰、何洛会两个他所最亲信的满洲人，率领着去江西打金声桓；自己“御驾亲征”，去大同打姜壤。

打到顺治六年(1649年)的正月，谭泰与何洛会攻下南昌，金声桓跳水自尽。一个月后，李成栋在江西南部的信丰战败阵亡。

李成栋的儿子李建捷仍旧守着广州，到了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才被尚可喜打败。另一个儿子李元胤守住肇庆，一直守到顺治八年(1651年)的春天。

何腾蛟在湖南，管不住李自成旧部。他们闹饷，抢劫老百姓，弄得每一城的老百姓见了他们来，便空城而走。他们也不耐烦留在任何空城中久住。顺治六年正月，何腾蚊移节湘潭，湘潭没有兵，也没有民。结果，他成了清军的俘虏，于绝食七天以后被杀。

瞿式耜的命运，与何腾蛟的相同。顺治六年十一月，孔有德第三次来攻桂林之时，焦琏不在桂林，去了浔州(桂平)。桂林城内的守将是赵印选、胡一青、杨国栋、蒲缨、马养麟。这些人不能合作，一哄而散。剩下的只有王永祚，这王永祚却开城迎降。瞿式耜宁死不逃，静候清兵来把他带走，于闰十一月十七日从容就义。

多尔衮自己打姜瓖，打了很久打不下来。最后，还是派博洛去，才把姜瓖解决。

三一、自称皇父

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咯血而死。十六天以后，顺治皇帝的朝廷追尊他为成宗义皇帝。

他在死的时候，自称“皇父摄政王”已有两年。他以“皇父”的身份，而被追尊为皇帝，原无足怪。

这就牵涉到：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值得指出的是，皇太后当时并非鸡皮鹤发的老妪，而是三十一岁的少妇，比多尔衮还小一岁。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当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的母亲乌拉纳喇氏，被若干王子与大臣们逼迫自杀，殉葬。

十五岁的多尔衮与同母弟多铎，被皇太极收养，住在皇太极的宫里，宫里有二十八岁的“孝端文皇后”及十四岁的“庄妃”。这庄妃在十三岁之时嫁给皇太极，过了十二个年头未曾怀孕，到崇德三年才生下福临(顺治皇帝)。生福临的时候，她自己是二十六岁。多尔衮是二十七岁，皇太极是四十七岁。

皇太极暴死之时，多尔衮扶立六岁小侄儿福临，尊庄妃为孝庄太后。从此，他出入宫廷，毫无顾忌。

多尔衮对于自己的王妃博尔济吉特氏并不宠爱。王妃也不曾生下子女。

王妃在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去世，传说多尔衮之与孝庄太后结婚，即在此时。

我们也不妨假定，多尔衮并未与太后结婚。那末，为什么他要把“迎娶朝鲜公主”的事秘密进行，说是“出关打猎”呢?

三二、死后遭受清算

多尔衮死后，阿济格以“同母兄”的地位，企图继承他摄政王的位置。然而阿济格的实力，已不足一旗(被罚夺了不少)，远比不上多尔衮当年兼制四旗的雄风。

结果，阿济格失败，被捕下狱，赐死。顺治皇帝亲政。郑亲王济尔哈朗重新得势。此人在顺治元年正月，把辅政的大权拱手让多尔衮一人独揽；在顺治四年七月，连辅政的名义也被多铎代了。(多铎在顺治六年三月去世。)

顺治皇帝恢复三个堂兄弟的亲王原位：褚英的儿子尼堪(敬谨亲王)，代善的儿子满达海(巽亲王)，阿巴泰的儿子博洛(端重亲王)。这三人本是多尔衮所用，分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被称为“理政三王”。

顺治八年(1615年)二月，济尔哈朗与理政三王，先把掌有兵权的多尔衮死党何洛会，连同何洛会的弟弟胡锡，一并凌迟处死，然后叫多尔衮的旧日亲信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检举多尔衮，说他曾经私制黄袍，上面装了八个“补子”(补子是衣服上的方形的装饰)，与黑貂皮的马褂，又储藏了大东珠(朝鲜来的大珍珠)与索珠(纯白的珍珠)。这些，均是皇帝才能用的东西，而多尔衮却用来放在自己的棺材里面。多尔衮而且颇想把正白旗、镶白旗调驻永平，准备篡位。

济尔哈朗与理政三王及所谓内大臣(统率宫内侍卫的大臣)，根据苏克哈萨等人的检举，向顺治皇帝上奏，说多尔衮确是大逆不道。他们又补充了一些罪状，说多尔衮生前所用的仪仗、音乐、侍从，以及所住的府第，完全同皇帝所用、所住的一样；说多尔衮追封了自己的生母乌拉纳喇氏为“孝武皇后”，把她的牌位放进太庙，袝享努尔哈赤之旁，僭妄之至；说多尔衮甚至说过，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按照次序，不该继位；他拿这句话威胁“皇上”(顺治)，岂不该死?至于，逼死豪格，娶豪格的寡妇，尤其“悖理”。结论是：“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愿重加处治。”

年方十四岁的顺治皇帝，觉得济尔哈朗等人所奏颇有理由，便下旨削去多尔衮的追尊之号(成宗义皇帝)；把他的牌位与他的生母乌拉纳喇氏的牌位，搬出太庙；不许多尔衮的过房儿子多尔博(多铎所生)袭封为和硕睿亲王，把多尔衮的财产全部充公。同时，把他的所有亲信，除了苏克萨哈等三人之外，一律治罪。于是，刚林、祈充格、谭泰、巩阿岱、锡翰、罗什博尔惠等也一概处死。范文程被革职留任。可怜的是谭泰，他曾经补告多尔衮一状，却讨不到好。

三三、顺治年少有为

福临在多尔衮死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亲政。当时他年纪才十四岁，不懂得什么。朝中的大小事务，暂时有元老济尔哈朗及理政三王(尼堪、满达海、博洛)主持。范文程、洪承畴，在“内阁”替他批阅奏疏，发布旨令。地方的军政事务，也有若干在今日早已被人忘掉姓名的总督、巡抚分别负责。例如，江南江西(两江)的总督马国柱，河南的巡抚吴景道等。

济尔哈朗的为人，比多尔衮忠厚，仅仅提拔了儿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统率军队，到福建对郑成功作战。

理政三王之中的满达海与博洛，均在顺治九年(1652年)去世。死了七年以后，他们被人告发，曾经私取多尔衮的遗产。顺冶把他们的亲王爵位削去，把他们的嗣子常阿岱与齐克新降为贝勒。尼堪一度因曾经隐瞒阿济格私藏兵器，被顺治降为郡王，但不久便恢复了亲王位置，仍旧理政，后来又受任为定远大将军，对李定国作战，于顺治九年十一月在湖南衡州郊外，遇伏阵亡。

理政三王既已于顺治九年先后去世，顺治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虽则也有时秉承母亲孝庄太后的意旨行事。

他立了一块铁碑在司礼监、尚衣监等十三个太监衙门之前，严禁太监干政，犯者凌迟处死。又严令中外，凡是贪赃在十两银子以上的，不管是否枉法，一律抄家。

顺治所受的汉文教育，比皇太极充分，正史与小说均念得不少，佛教的书也喜欢看。他问过陈名复(原为吏部尚书，在顺治八年七月升为弘文院大学士)，中国历代的帝王以谁为最好？陈名夏说，唐太宗。他说：“不对。明太祖才是最好的，因为明太祖立下了可垂水久的制度。”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而能有如此的见解，毕竟不凡。

清朝的种种制度，在大体上是沿袭明朝的。顺冶的值得称许之处，是年纪虽轻，而并未轻举妄动，多所更张。他天性宽厚，虽钦佩明太祖而从不残杀功臣，可谓善学古人。

由于好学，他颇喜欢与大臣谈天，甚至辩论。有时候，争至面红耳赤，他也未尝不生气。他深恨刘正宗(另一位当过吏部尚书的大学士)，时时“廷议自以为是”，但不忍加罪，仅仅下了一道圣旨，叫刘正宗“当痛改前非，称朕优容宽恕之意”。

他对于永明王(永历皇帝)及郑成功，均认为应该适可而止，不主张把永明王抓来杀掉，也颇想把福建的漳州、泉州与广东的潮州、惠州割给郑成功。

他喜欢写字、画画；曾经抄了一首唐诗，送给善果寺的和尚弘觉，又画过一条牛，送给宋权。

有时候，他也很执拗。皇后不如他的意，他不管大家反对，定要把她废了。“弟媳”董鄂氏他喜欢，定要接到宫里来住，而且册为贵妃。

三四、李定国支持残局

多尔衮在顺治七年十二月死，孔有德在同年十一月便已进入桂林，遇到瞿式耜在城内静候逮捕，从容就义。永历皇帝(永明王，俗称桂王)这时候住在南宁。

二十个月以后，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永历皇帝的大将李定国攻入桂林，孔有德自杀。

这一位李定国，本是陕西延安的人，后加入张献忠的队伍；由于作战勇敢，深得张献忠欢心，与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均被张献忠收为养子。张献忠被豪格杀了以后，李定国与孙可望等人率领若干万残部，离开四川，在顺治四年来到遵义、贵阳，而且拿下云南东部。

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年)，在昆明的沐国公沐恩渡(沐英的后代)被一个土司沙定洲打败，逃到永昌(云南保山)，托人向孙可望求救，孙可望派李定国去。李定国到了昆明，捉住沙定洲，押解给孙可望。孙可望将沙定洲剥皮。

云南巡抚杨畏知劝孙、李等人帮助永历皇帝抗清，孙、李等人接受。永历王封孙可望为公，李定国与刘文秀为侯(艾能奇已死)。

到了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孙可望因为桂林已失，瞿式耜已死，便看不起永历皇帝，派兵到南宁，杀了几个反对他的大臣，逼着永历封他为秦王。永历便也索性封了李定国与刘文秀为公。

次年，孙可望又派人把永历劫了，迁至贵州的安隆所(今天的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从此，永历在事实上作了孙可望的俘虏，但是心中不服。他升李定国为西宁王，刘文秀为南康王，使与孙可望平等并列。

李定国在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攻下桂林。又在十一月阵斩尼堪于衡州。孙可望召他去沅州会面，李定国不去。

永历暗中派人请李定国来安隆保驾。李定国尚不曾到，孙可望已经派兵至安隆，把永历的大小臣子杀害了十八位。(孙可望自己不在安隆，这时候驻扎贵阳。)

李定国终于在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l656年)三月，出孙可望不意，顺利到达安隆，把永历护送到昆明。永历封他为晋王。

次年，孙可望派一位名将白文选作为前锋，自己统率大军，随后进发，开向云南。孙军到了三岔河镇(陆良县东)，与李军相遇，白文选倒戈，孙军大败。孙可望回到贵阳，他的部下冯双礼却闭了城门，不开。于是，他逃去长沙，向洪承畴投降。洪承畴此时以清朝大学士的身份，兼任两湖、两广、四川、云贵一共六个省的总督。(洪承畴的官衔算得上“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

洪承畴见了孙可望，气味相投，相见恨晚，就保了他一本，由清廷封他为“义王”。孙可望感恩图报，把李定国军队的虚实与云南山川的形势和盘托出，告诉了洪承畴，

洪承畴就在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l658年)三月对永历的最后领土云南、贵州，发动三路总攻：调了吴三桂由四川重庆向南，打桐梓、遵义；又调了卓布泰由广西打独山，直趋贵阳；他自己与洛托领了中路军，由湖南打贵州东部的镇远。

这三路兵势如破竹，于九月间在平越会师，继续向昆明前进，也是分兵三路：北路，吴三桂，出七星关(毕节之西)；中路，多尼(多铎的儿子)，出铁索桥(安顺与镇宁之西南)；南路，卓布泰，经由安隆、黄草坝(今日的兴义县城)，指向罗平。

永历听到消息，拜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李定国命令一个部将吴子圣守住安隆；叫白文选守七星关，抵御吴三桂；自己亲自到贵州的鸡公背(关岭之东南)，找多尼决战。

吴子圣守不住安隆，被卓布泰打败。白文选把七星关守得很好，吴三桂却假道水西苗乌撒土司的领域(威宁县东)，进了云南。李定国不敢和多尼恋战，赶紧回昆明，保护永历退守永昌(云南保山)。

到了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l659年)的春天，清军占昆明以后，大举进攻永昌。李定国派人把水历护送到腾越，自己到磨盘山迎敌，先设了三重埋伏，然后诈败，杀了极多清军，尸首堆得像墙一般高。李定国自己的部队也伤亡甚重。他的一个爱将窦民望，身上被子弹打穿，还拿着刀突了围才死。

打了这一场恶战以后，李定国去腾越找永历，永历却已经被一个奸臣马吉翔带去缅甸，缴了兵器，依人篱下。

李定国这时的处境，真是叫天不应，于无可奈何之下，把军队开进孟良。孟良的土司欺负他，和他打了一仗，他就索性占了这孟良地方，作为新的根据地。

白文选性急，不等到准备就绪，便跑到缅甸去抢永历，被缅甸的军队吸住。李定国只好也去缅甸，与白文选合军，虽则打了一个胜仗，进抵缅甸的都城阿瓦，但是他们的船却被缅甸人烧了。白文选又被刘文秀的两个旧部(张国用与赵得胜)胁迫着撤兵北去(这时刘文秀已死)。于是李定国也只好撤兵到锡箔，再与白文选合军而守。

吴三桂从木邦的小路赶来，收买白文选的部下，把白文选绑去投降。

李定国退到猛腊，向暹罗与车里借兵，皆碰了钉子。他决定一面密切注意清军的行动，一面等候机会再去缅甸抢回永历。

到了康熙元年，他听到永历已被吴三桂从缅甸带去昆明害死，大哭一顿。这一代英雄终于在六月二十四日，与世长辞。

三五、郑成功坚持抗清

康熙元年是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这一年，明朝的国运告终。永历皇帝死于四月，李定国死于六月，郑成功死于五月。鲁王也是在这一年十一月逝世于金门。

郑成功是一个奇男子。他是郑芝龙与田川氏夫人的儿子、郑鸿逵的侄儿，郑彩、郑联的堂兄弟，隆武皇帝(唐王)的御营中军都督，忠孝伯。

当隆武皇帝在汀州被执之时，郑成功正在漳州、泉州一带招兵筹饷。他听说父亲准备降清，就赶紧到泉州南边的安平堡，见父亲苦劝。苦劝了，父亲不听；他拜别母亲，独去金门。

这时候，驻扎在金门的是郑鸿逵，驻扎在厦门的是郑彩、郑联。他们与郑成功一样，不愿意随郑芝龙去福州向博洛投降。 清军不久便开到泉州，占领安平，劫掠了一顿。田川氏夫人自杀。郑成功得到消息，带了一些兵来打，清军狼狈而退。他把母亲葬了，走到泉州城外的孔子庙，把平日以秀才身份所戴的儒冠、所穿的儒服统统烧了，向孔子哭着祷告：“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是儒生．我是人子；现在我是一个丧了皇帝的孤臣，有国无家，立志投笔从戎，作战到底，和父亲分道扬镳，请夫子原谅。”

他离开孔于庙，回到安平堡，约集了志同道合的好友甘辉、施琅、陈炜、张进等九十几个人结盟，宣誓忠明抗清。盟罢，一齐乘了两艘大船，到广东、福建交界的地方南澳岛招兵。一招，就招到九千多人，开回安平堡，占领鼓浪屿，与金门的郑鸿逵，厦门的郑彩、郑联，互为犄角。这时候，他的年龄是二十四岁。

永历在肇庆即位，派人来鼓浪屿，封他为威远侯；不久，又晋封他为广平公。但是他的活动范围，直至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的中秋节为止，始终限于鼓浪屿与安平堡两处附近，没有多大进展；一度取得海澄、诏安、漳浦、云霄，均被清军“收复”了去。

他接受施琅的建议，率领精兵五百余人，趁着中秋的月色，袭占郑彩与郑联的厦门。这一晚，郑联醉卧在黄石岩，郑彩则早已带了兵去浙江，帮鲁王打仗。事后，郑联、郑彩均接受既成事实，把地盘与军队交了给他。(郑鸿逵此时，事先也已经把金门交给了郑联。)于是金门和厦门都成了郑成功的根据地。

他把已有的与新并的军队重新编组，成立前、后、左、右、中五军，自领中军，甘辉等人分领其余四军，加紧操练，计划大举。 次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郑成功带兵去打广州，想援救困守在南宁的永历皇帝。他把兵运到虎门，听说清军已在夺取他的厦门根据地，只得回师。

清军果然已经来过厦门，把厦门的守将郑芝莞吓走。但是，在郑成功未曾回到以前，郑鸿逵和施琅也已经赶来，打退清军。 这一年年底，郑成功克复漳浦；第二年春天，拿下海澄、平和、诏安。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三月，他派兵帮助鲁王的大将张名振，由祟明溯江而上，打到镇江，在金山寺遥祭明太祖。鲁王这时候已经在鹭门(厦门)住了两年，极愿与他合作，因此而放弃监国的名义，和他一样地接受永历皇帝的号令。

张名振在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又攻进长江一次，而且打到南京郊外的燕子矶。可惜，约好了的各地义兵未能及时响应，张名振又只得撤回，回到三门湾的南田岛，赍恨而死；死时，把军队交给了张煌言。

这一年，郑成功克复了漳、泉二府。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他又打下了广东的揭阳与普宁。清朝派济尔哈朗的儿子济度，领了重兵南下。郑成功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毁掉安平堡，与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这几个县的城墙，退守厦门、金门。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四月，济度的军队渡海来攻厦门、金门，一连败了两仗。

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l657年)年底，永历晋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拜为招讨大将军，叫他“进取江南，伸大义于天下”。次年，他率领五万水师、五万步兵、五万骑兵，两万披了铁甲、带了铁面罩的“铁人”，沿着福建、浙江海岸，向北航行，在舟山群岛驻扎。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l659年)五月，郑成功再从舟山出发，经过崇明岛，进入长江，冲破清军的封江铁链，一举打下瓜州，随即攻破镇江，在七月一日占领江浦，兵临南京城下。

清朝的芜湖官吏，不等到郑军去，便送来降书。郑成功派张煌言去芜湖，守住这个位于南京之西的沿江重镇。他自己则留在南京城外，攻城。

清朝守南京的是(两江)总督郎廷佐。此人十分狡狯。他派人向郑成功说：“我一定投降，但是须先假装守城。按照清朝的军法，如果我守满三十天，留在北京的家眷就可以免掉连带治罪。请你给我三十天的限期。”

郑成功心慈，允准了郎廷佐三十天的限期，不仅暂不攻城，而且没有把南京好好地包围起来。

于是，功亏一篑，让郎廷佐调来救兵，公然接进了城。

郑成功与他的八十三营军队，在城外静候三十日的限期期满，兵不血刃，开进高皇帝(明太祖)所奠定的雄都。

最后，不幸的事终于发生。

七月二十一日夜晚，清军拆坏神策门旁的城墙，由城墙的洞里突然出来，冲到郑军在白土山的营垒，将先锋余新活捉。

第二天黎明，在郑军尚在烧锅造饭之时，清军由喀喀木、梁化风、管效忠等人率领，分成几路，开了城门出来，把郑军压迫到长江边。郑军全部溃败，被杀死几万；来不及上船，死在水里的也很多。大将甘辉、张英与几十个其他将领，一齐阵亡。

郑成功率领残余部队，一口气撤回厦门。那时候，张煌言还守住芜湖，并且已经收复了徽州、宁国、太平、池州四个府；广德、和州、无为三个州；当涂、繁昌、宣城等二十三个县。郑军既退，张煌言孤立无援，被清军击败，只身逃至安庆。由安庆逃至江西，由江西逃回浙江天台，招集旧部，取了林门岛与桃渚岛，以等候郑成功的消息。

次年，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清朝的福建总督李率泰与将军达素，在五月间大举向厦门猛扑，想把郑成功彻底解决，结果被郑成功杀败，清军死了十分之六七，达素自杀。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l661年)正月，郑成功留下十八岁的儿子郑经守住金、厦两岛，自己带兵去取台湾。这时候，荷兰的“东印度联合公司”已经偷占台湾三十八年之久，在台南筑了坚固的“塞兰狄阿”(安平城)与赤嵌堡。郑成功前来攻打，打到年底，荷兰的守军投降。郑成功准他们在司令揆一的统率之下，登船回国。

郑成功认为台湾沃野千里，可以建设成根据地。他在赶走荷兰人以后，就积极从事于设立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机构，开垦农田，兴办学校，和菲律宾及英国均建立了贸易关系。

然而，他是一个性急的人，虽不得已而埋头从事于生聚教训的工作，心中却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大陆。他常常站在高山之上，用望远镜向西眺望。

等到永历被害的噩耗在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传来之时，他极为感伤，便在初八日这一天，于眺望大陆之后，坐在椅子上一边饮酒，一边诵读明太祖的遗训，长叹一声，说：“我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说完，他身体向后一仰，便与世长辞。

他逝世以后，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继承延平郡王封爵与招讨大将军的职位。虽则永历已死，郑经仍旧沿用永历的年号，誓作孤臣到底。

郑经以陈永华为辅佐，继续建设台湾，颇有成绩。郑经而且常常出兵到福建、广东的大陆上去，虽则金、厦两岛是在永历十七年(康熙二年，1663年)便放弃了。

郑经守台湾二十年，不幸短命而死，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郑成功死时，也是三十九岁。

张煌言根本不赞成郑成功取台湾，劝他应该再接再厉，北上杀敌。后来，听到郑成功与鲁王相继逝世，他十分灰心，就解散部队，退隐在南田岛附近的悬澳岛。永历十九年(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十七日，他被清军逮捕；九月初七日，殉国于杭州，年纪也仅四十五岁而已。

三六、顺治出家之谜

在清朝这一边，顺治皇帝在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死。 传说他不曾死，而是“装死”，借此隐姓埋名，到五台山当了和尚。

他留下一篇“遗诏”、九百五十八个字的洋洋大文，列举自己的十四大罪。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生病，或生了什么病，只淡淡地吩咐以玄烨为皇太子，“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

顺治热恋过一位董鄂妃，董鄂妃在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先他而亡。顺治为她亲撰行状，说她对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说她“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又说她“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

顺治在自罪的遗诏中，承认在董鄂妃死后“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他追封她为“端敬皇后”。)

关于董鄂妃的美，顺治下了“婗静”二字的按语。这婗字，根据“集韵”，意思是妩媚。塞外的满洲女千，刚健婀娜的很多，妩媚的极少。如果拿“妩媚”来形容一个南国佳人，倒是十分恰当 董鄂妃于入宫以前，是顺治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妃子。博穆博果尔毫无功绩，照例至多封一个辅国公而已，突然在顺治十二年平步青云，被顺治封为亲王，可能是因为此时顺治对董鄂妃已有很深的好感。

她在未为博穆博果尔的妃子以前，是不是被清兵从江南掳了来的?她是不是冒辟疆的爱妾董小宛？

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说，在辛卯年(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底，梦见董小宛被人抢去，又说在同一天夜里，董小宛自己也梦见被人抢走。

吴伟业(梅村)写了八首诗，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其中有这么几句话：“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黄过渡头，钿合金钗浑弃却,‘高家’兵马在扬州”；又有：“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

他在“古意”的第六首,写了：“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上阳”两字，很引起人们猜测。

此外，他的四首“清凉山赞佛诗”，也常被附会为顺治出家的证据。清凉山是五台的最高峰。诗中点出了一个“董”字：“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草头下面一个“千”字，“千”字下面一个“里”字：合起来，便是董小宛的董字了。但是这也可以解释成董鄂妃的董字。

“清凉山赞佛诗”的确是可以当作史料看：“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从官进哀诔，黄纸钞名人。…...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游清凉山。......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

这“天降白玉棺”五个字，很值得特别注意。事实是：顺治的确有出家的意思，而且剃了头，但是未曾能够真地当了和尚，便死于天花。

三七、鳌拜弄权

顺治在他的“遗诏”中，指定四个“内大臣”作为辅政，而不曾托孤给任何一个像多尔衮那样的亲王。

内大臣是御前侍卫之长，非“上三旗”的成员不能充任，就清朝以旗为本位的政治结构而论，是相当重要的职位。

顺治所指定的四个辅政内大臣，为正黄旗的索尼，镶黄旗的遏必隆与鳌拜，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正黄、镶黄二旗原为皇太极所领，正白旗则为多尔衮所领。多尔衮死后，正白旗连同正黄、镶黄两旗，划为皇室的永久直属的“部曲”，成为所谓“上三旗”。 在这四位辅政内大臣之中，论资格是索尼第一，苏克萨哈第二，遏必隆第三，鳌拜第四。

索尼是大学士希福的哥哥，办过外交，也打过仗，积功受封为“甲喇章京”。甲喇是一个旗的五分之一，甲喇章京是世袭的职位，相当于男爵。索尼很忠心于皇太极，与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也最接近，所以在皇太极死后，诸王贝勒内大臣会议立君之时，不顾生命危险，坚决主张立一个“先帝之子”。顺治五年，有人告发他图谋推翻多尔衮的统治，立豪格为帝。多尔衮削去他的官爵，抄他的家。因此之故，顺治亲政以后，就恢复他的官爵，升为内大臣，总管内务府。

苏克萨哈本是多尔衮的亲信，积功也受封为甲喇章京。多尔衮死后，他与另一亲信詹岱，揭破多尔衮的种种逆迹，因此也获得顺治的信任，升为内大臣，加授“太子太保”衔。

遏必隆是开国功臣额亦都的儿子，在皇太极的时候受封为次于甲喇章京的牛录章京(云骑尉)，多尔衮晋封他为甲喇章京。但不久也有人告发他“与白旗诸王有隙”，多尔衮削去他的官爵。于是，顺治亲政以后，照样复了他的官爵，升他为“内大臣”，加官“少傅，太子太保”。

鳌拜呢，是一个“勇士”(巴图鲁)，积功升至“一等昂邦章京”世职(一等子爵)又升至“三等侯”，他也是曾经被人告发图谋立豪格为帝，遭多尔衮罚钱、降级。结果顺治在亲政以后，也升他为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保”，晋封为公。

总之，他们四个人均可以说是豪格的余孽、多尔衮的敌人。顺治重用他们，而且在逊位之时指定他们为康熙的辅政，原因正在于此。

可惜这四个人并不能和衷共济，共谋国是。他们互相倾轧：最先是，索尼与苏克萨哈意见不合；其后，鳌拜与苏克萨哈也闹了纠纷。

索尼在康熙六年六月病故，鳌拜和苏克萨哈之间的争斗便白热化。

鳌拜与苏克萨哈二人所属的旗小同，鳌拜属于镶黄旗，苏克萨哈属于正白旗。

当年在多尔衮偷占北京、吞了北直隶(河北省)之时，曾经以征服者的姿态，准许旗人乱圈汉人的房子与田地作为己有，而命令受害的汉人自己另找房子与田地作为补偿。

多尔衮所领的正白旗，由于是“天之骄子”，就占了蓟州与遵化府、迁安府各县，地土较肥。镶黄旗虽则地位在正白旗之上，却被多尔衮限定在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任邱、肃宁、容城等县，地土较差。

事隔二十年，鳌拜要翻旧案，叫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苏克萨哈反对，说两旗的人均已住久了，搬动起来不方便。

鳌拜很跋扈，不管苏克萨哈反对不反对，命令大学士兼户部管部大臣苏纳海，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去主持换地的事。这三个人试了一下，觉得很行不通，要求把换地的事停办。鳌拜大权在手，用康熙的名义，下一道圣旨，说苏纳海等三人“藐视上命”，一齐处斩。这是康熙五年(1666年)十二月间的事。

次年七月，康熙亲政，苏克萨哈自知斗不过鳌拜，上疏请求引退，疏中有这么两句话：“乞守先帝陵寝，庶得保全余生。”康熙这时候才有十五岁，看不懂这两句话，要问苏克萨哈：何以必须守先帝陵寝，才能保全余生?

鳌拜抓住机会，说苏克萨哈“怨望”(对皇上埋怨、失望)，不愿意把政权还给皇上；又列举了苏克萨哈二十四项大罪，应该和他的大儿子查克旦，一齐凌迟处死。他的其他儿子与若干孙子、两个侄儿、两个远房本家，统统应该斩首。

康熙不肯，鳌拜卷了袖子走来，似乎要动手的样子。康熙害怕，就准了鳌拜的奏，仅仅把苏克萨哈一人的刑罚由凌迟改为绞死。

康熙虽则如此做了。心中却立定了除掉鳌拜的主意。他召集一些王公大臣的少年子弟作为侍卫，到宫里陪他练习“扑击之戏”(类似蒙古的摔交)。

这些少年侍卫之中。有一个叫做拜唐阿的，力气最大。

到了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初三日，鳌拜照例上朝，康熙使了一个眼色，拜唐阿迈步向前，出其不意，把鳌拜揪住，摔倒在地。众少年蜂拥而上，就把鳌拜捆了。

康熙随即叫诸王与大臣研究鳌拜的罪。诸王大臣回奏鳌拜有三十项大罪(比苏克萨哈多了六项)，应该灭族。康熙说，姑念他效力年久，免死，改判监禁、抄家。他的两个弟弟玛里穆与塞本得、侄儿讷莫，他的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思哈、噶褚哈、济世，侍郎璧图，学士吴格塞，一律斩首。

三八、吴三桂叛清

康熙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十六岁除了鳌拜，二十岁向吴三桂挑战，二十八岁将吴三桂的势力铲除净尽。

在清朝所有的皇帝之中，他是景好、最能干的一个。关于他的好，我以后再说。他的能干，在对付吴三挂的战争之中表现得很清楚。

吴三桂自从进入云南、解决永历(永明王)以后，仗着洪承畴与鳌拜先后在朝廷中替他撑腰，事实上不仅当了云南的土皇帝，而且兼有贵州。云、贵的大小官吏一概归他任免；云、贵的种种税收一概由他经管，毋庸查账。他而且可以尽量保举其他各省的官吏，自铸云南的铜钱、银钱。由于他带的兵很多，朝廷规定别的省份要每年输送“协饷”绐他，协饷的数目在两千万两以上。 他的爵位，已由平西王升为“开国和硕亲王”。儿子吴应熊留在北京，当了“额驸”(驸马)，娶了皇帝的第十五个女儿。

他住在昆明永历所遗留下的五华山宫殿，又占了沐国公(沐恩波)所遗留下的七万亩庄园。钱用不完，美女也买了不少，传说其中有一位“四面观音”与一位“八面观音”。(陈圆圆很消极，当了尼姑，法名“寂静”。)

先他几年而降清的洪承畴，虽则也是“位极人臣”，但和他比较起来，寒伧多了。洪承畴忙到死，才不过封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是二十六个贵族品级之中的倒数第三级。洪承畴在北京被配给了一所大住宅，便欢喜得了不得，可谓毫无出息。

倘若不是康熙为了谋求大清帝国的彻底统一而决心下他的手，这已经活到六十二岁的吴三桂，是颇想安于现状，不会冒险反清的。

康熙的错误，在于发动得快了些。康熙倘若能等待几年，等吴三桂死，便可以免掉八个年头的战祸。然而康熙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性急一点，不足深怪。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感觉到自己年已七十(比吴三桂大八岁)，上疏给康熙，请求回辽东故乡去养老，让儿子尚之信袭封为平南王，留在广州。

康熙借此机会，命令尚可喜把所有兵丁与家眷带回北方，搬到(辽宁省的)海城去驻扎，撤消他在广东的“藩领”。

康熙的此一命令，惊动了吴三桂与开府福州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的孙子)。当时，平南王与靖南王、定南王合称三藩，三藩在事实上是三个“独立王国”。

吴、耿二人于是为了试探康熙有没有早晚也夺取他们地盘的意思，便忙着上疏，说他们也想退休，情愿“撤藩”。康熙回答说“好!”而且派钦差去昆明，督促吴三桂早日启程。

吴三桂想了又想，决定在这一年十一月的二十一日，杀掉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钦差折尔肯与傅达礼，正式对康熙翻脸。 吴三桂生平喜欢歌舞，懂得做戏。他在发难的一天，穿了大明衣冠，率领若干将士到永历的坟前祭了一祭，祭毕大哭。这一哭，引起很多人的忠愤。

随即，吴三桂杀掉朱国治，拘禁折尔肯与傅达礼，发布“兴明讨虏”檄文。这一篇檄文在中国已经无法找到，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一份。

在檄文里面，他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理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他奉的是谁的旨？是崇祯皇帝的三太子的旨。他说，深悔在李自成占据北京之时，借了“夷兵十万”，没想到“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他深悔“拒虎进狼之非”，说当他正在准备“反戈北指”之时，遇到了“先皇之三太子，太子年甫三岁”。于是只好“避居僻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定于甲寅年(康熙十三年，l674年)正月元旦，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宝，建元周咨。

他奉了“三太子”(朱慈炯？)为皇帝，建元“周咨”，国号仍是大明。清朝的官方历史家糟踏他，说他国号“大周”，称甲寅年为“周元年”。他们故意把“周咨”的“咨”字删了。

关于崇祯的第三个儿子(朱三太子)的传说极多。依照明史，他是周皇后的儿子，名叫朱慈炯，在崇祯十四年的时候年纪十岁，两年以后受封为定王。那末，崇祯十七年北京陷清之时，他的年纪是十三岁，不是“三岁”。如吴三桂的檄文所说。可能是檄文或檄文的抄本漏了一个“十字”，或吴三桂所奉的为另一人。 吴三桂起事之时，声势的确浩大。最得力的一员大将马宝，是永历的旧臣。吴三桂曾经把永历的精锐选了十“营”，任命马宝等十人作为总兵。十人之中，夏国相与胡国柱二人被他招为女婿。均是健将。

高杰的外甥李本深，自从在徐州降清以后，替清朝出过不少力，这时候官居贵州提督，驻扎安顺。吴三桂的檄文来到。他立刻响应；于是马宝的兵顺利地开到贵阳，在贵阳的清朝巡抚曹申吉、总兵王永清，开城迎降。

马宝的兵继续前进，到达湖南的沅州(黔阳)，清朝的另一总兵崔世禄也决定反清。吴三桂策动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开入湖南全省，于是马宝拿下常德，夏国相拿下澧州，胡国柱拿下衡州(衡阳)，吴应麒拿下岳州。清朝的湖南巡抚卢震丢了长沙，狼狈而逃。吴三桂本人进驻常德。

四川的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宏、吴之茂，接到吴三桂的檄文，也决定反清。四瑏的巡抚罗森，本想从湖南调兵，抵御攻入四川的吴军将领王屏藩，也听从郑蛟麟的建议，挂上大明旗帜。

清朝的经略大学士莫洛率兵开抵四川西北的宁羌，被陕西提督王辅臣杀了。王辅臣决定反清以后，奉了吴三桂之命，向甘肃发展，一直打到兰州。

在湖北，有襄阳的总兵杨来嘉与郧阳的副将洪福同时决定反清，占了榖城、均州等地。在河南，有驻防彰德的“河北总兵”蔡禄，也加人反清的行列。

更重要的是在桂林的“镇守广西将军”孙延龄(孔有德的女婿)，与在福州的靖南王耿精忠，也都反清，派兵进攻浙江，而且欢迎郑经在福建登陆，攻广东的潮州、惠州，答应把漳州、泉州割给他，作为酬劳。

康熙向吴三桂挑战，挑起了如此大祸，却能够从容应付。他听从索额图的建议，分遣军队，到几个险要地点驻扎，节节策应。 荆州(湖北江陵)最重要。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前去荆州，抵住在常德的吴三桂本人。他又派马哈达去兖州、扩尔坤去太原，作为后劲。此外，西安、汉中、汝宁、南昌、安庆也摆了不少兵。他又创立军事驿站的制度，使得前方的消息在几天之内便传到北京。

康熙的第一个胜着，是在浙江。战事一开始，他就派兵部侍郎李之芳到杭州，“总督浙江军务”。当时耿精忠的三个大将马九玉、曾养性、白显忠，攻进浙江与江西，占了金华、处州(丽水)、天台、义乌、建昌(江西南城)等处。温州的守将祖宏勋也换了旗。李之芳这人对清朝很卖力，不在杭州偷安，而偕同满洲兵都统赉塔到衡州与耿军死斗。康熙十五年(1676年)八月，赉塔大破马九玉于江山县的大溪滩，穿过仙霞岭，进入福建。两个月以后，耿精忠投降。留在浙江的耿军失掉后援，慢慢均被李之芳解决。

康熙的第二个胜着，是在江西。他在康熙十三年派安亲王岳乐(阿巴泰的儿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进驻南昌。这时候，赣北各地差不多全为吴军与耿军占领。岳乐不愧为满洲将门之子，很快便收复了饶州(鄱阳)、抚州(临川)、广信(上饶)、景德镇、上高、安福。

康熙所采的第三个胜着，是在西北方面。他在康熙十五年选用曾经反对撤藩的图海，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领满洲八旗的精锐，去甘肃平凉打王辅臣，以解除后顾之忧。图海去了以后，一举而占领平凉北边的虎山墩，王辅臣投降。

最难打的，是吴军夏国相所坚守的萍乡。康熙很了解新武器的重要，委任西洋人南怀仁负责铸造新式的炮。这新式的炮比吴三桂所有的炮厉害得多。康熙敕发了二十尊，输运给岳乐。于是岳乐就在康熙十五年二月打下萍乡，进兵湖南，于十六年攻下醴陵、浏阳，威胁长沙。

吴三桂听到长沙危险，亲自从常德回来布防，叫马宝坚守。他再去常德，中途被清将穆占邀击，败走衡州。吴三桂从此入于颓势。

虽则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已经在康熙十五年二月决定反清，接受吴三桂的号令，但是吴军所占的吉安、衡州、郴州、永兴却被清军夺了去。吴三桂叫马宝离开长沙，以全力攻永兴，攻了很久，攻不下来。清军却由赣南打进了韶州(韶关)，尚之信又降了清(康熙十六年二月)。

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去世。清朝的官方文书，说他在这年三月初一称帝于衡州，国号大周，年号昭武。我见到过“昭武通宝”铜钱，但国号是否不再称大明而改称大周，待考。

吴三桂死时，马宝仍在围攻永兴，另一名将吴应麒也正在死守岳州。然而主帅已死，大局更难扭转。继承吴三桂作为首领的吴世瑶(吴三桂的孙子)，又无甚能力。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吴军的残余被围在昆明；围到十月城破，吴世瑶自杀。 总论康熙与吴三桂的胜负，可以这么说：吴三桂的最大错误，是滞留在常德与常德附近的松滋。他也许是在梦想与清廷划江而守，平分天下，忘记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大道理。康熙呢，却指挥若定，处处主动，竞能终于以一个二十几岁的、生长深宫的青年，击败一个身经百战、六十余岁的老将。

三九、绿营立功

在对付吴三桂的八年战役之中，康熙所最先重用的是代善的一个曾孙顺承郡王勒尔锦。勒尔锦以“宁南靖寇大将军”的名义，到了荆州(湖北江陵)，与吴三桂隔江相望，候到吴三桂死，才渡江攻取常德。其后，康熙叫他西攻重庆，他走到半途，就掉转头回师，自请解除大将军的职务。康熙很气，免了他的职，同时把他的顺承郡王爵位革去。

吴三桂无出息，不敢渡江来打勒尔锦。其实勒尔锦比吴三桂更无出息，这是吴三桂所不知道的。有一次，谣传吴军已经在渡江，勒尔锦慌忙埋了南怀仁所督造的新炮，准备弃了荆州逃走。

康熙在十三年(1674年)六月派康亲王杰书(代善的第八房孙儿、勒尔锦的堂房叔父)，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去浙江、福建。郑经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攻福建的海澄，杰书不敢去救，守海澄的清军守了七十天，于城破之时被歼灭。

事后，康熙追论杰书的罪，说他不仅“迟援”了海澄，而且从康熙十三年到十五年曾经逗留在浙江金华两个年头之久。结果，康熙把杰书的全部所谓“军功”一笔勾消，并且罚了杰书的俸。

康熙前后也派了两个亲王去江西：简亲王喇布与安亲王岳乐。这喇布，是济尔哈朗第二房的孙儿。康熙于康熙十三年九月给了他以“扬威大将军”的名义，拨了很多兵给他。他到江西，却死也不肯离开南昌一步。康熙派一个侍郎，去南昌逼他出发打吉安，他才勉强走了一趟。但是他打不了吴三桂的将领韩大任，坐视韩大任突围而走，占了赣南各县。吴三桂死后，他的军队经由湖南进驻广西，康熙叫他把军队交给贵塔，本人回京。几年以后，喇布死，死后，康熙追夺他的亲王爵位。

安亲王岳乐是阿巴泰的儿于、努尔哈赤的孙子。他与勒尔锦、杰书、喇布，均大不相同。他肯打，敢打，能打。康熙给他的名义，是“定远平寇大将军”。他的军队，在康熙十三年打下安福、都昌，在康熙十四年打下赣东与赣北的多数城镇，在康熙十五年打下萍乡，在康熙十六年攻入湖南，扭转了清军直至其时的劣势。

但是，在岳乐的麾下，卖力的不是满兵、满将，而是汉兵、汉将。江西总督董卫国与江西巡抚佟国正，是这些汉兵、汉将的首领。

同样，在湖南卖力的也不是满兵、满将，而是湖广总督蔡毓荣所统率的汉兵、汉将。

当时，在满、蒙、汉三种“八旗军队”以外，有所谓“绿营”，全由汉人充任。绿营在原则上继承了明朝的正规军。它所用的旗帜是绿色，以别于八旗的黄、白、红、蓝四色。

全国的绿营官兵，共有六十六万人左右，分统于各地的总督、巡抚、提督、漕运总督等，而称为“督标”、“抚标”、“提标”、“漕标”。因此之故，绿营的另一名称，是“标兵”。

起先，在努尔哈赤之时与皇太极的初年，凡是汉人与蒙人来投降的，一律被纳入(满洲)八旗之中。其后，孔有德与耿仲明这两个毛文龙旧部在山东登州造明朝的反，失败，降金，金国才开始有了所谓汉军(乌真超哈)，称为“天佑兵”，尚可喜跟着又来，被赐名“天助兵”。金国改称为大清以后，皇太极在崇德二年把汉军分为二翼；崇德四年分为四旗，旗帜是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多尔衮入关以后，汉军四旗扩充为八旗，旗帜改为与满洲八旗相同。

蒙古八旗的构成份子，以察哈尔与喀喇沁的壮丁为核心，是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所创立的。

满、蒙、汉三八二十四旗的军队，总数不到二十万人。多尔衮与福临(顺治)之所以能够灭掉明朝，全靠吴三桂与洪承畴等明朝降臣的帮助。

吴三桂在晚年对清朝翻脸，即使那二十四旗的“旗兵”朝气犹在，也未必胜得了吴军。却偏偏有李之芳、董卫国、佟国正、蔡毓荣，带了绿营将士，把吴军打垮。这真是“天不亡清”，也可说是康熙的福气。

李、董、佟、蔡以外，尚有在广西的傅宏烈，在福建的姚启圣，在湖北的徐治都，在四川的周有德，在甘肃陕西的张勇、王进宝．与那位从平凉一直打到昆明的赵良栋。

绿营的最初份子，是顺治二年以后降清的明军，包括在南京投降的二十几万人与在九江投降的十几万人。张勇便是在九江投降的一个，原为左良玉的旧部。

其后，清朝的各地督抚均各立其督标、抚标，招兵入伍。赵良栋便是“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的督标之中的一个“应募”之兵。他是宁夏人，性格粗卤，气量褊狭，但是作战极为勇敢，积功升至潼关守备，又升至洪承畴的督标之中的中军副将。吴三桂叛清之时，他已经是天津的总兵了。张勇保荐他，康熙又升他为宁夏提督。

他与王进宝二人帮了满将图海，在平凉打王辅臣，打到王辅臣投降。然后，在康熙十八年由甘肃去陕西，拿下汉中。成都，也是他在康熙十九年打下来的。次年，他从西昌这一路，攻进云南，会合贝子彰泰(阿巴泰的孙子、岳乐的侄儿)所统率的四十万大军包围昆明。(彰泰在康熙十八年八月代替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

这时候，昆明城内吴世璠仅有五千多人，彰泰却不敢攻。赵良栋说：“我们围久了，粮食吃完怎办？”彰泰说：“皇上豢养满洲兵，岂可轻进委敌？你和你的兵初到昆明，也该休息休息，养养身体。”

赵良栋不听彰泰的，当夜就攻，攻到城墙边，彰泰只得叫四十万大军也都动作。吴世璠抵挡他们不住。

四〇、对俄和战

康熙在解决了吴世璠以后，把目光从西南移到东北，派兵驱逐侵入黑龙江下游的哥萨克人(Cossacks)。

哥萨克人散居在乌克兰一带与黑海北岸顿河的下游。他们务农，好斗。

在哥萨克人之中，有一个强盗首领埃儿马克，在公元1581年(明神宗万历九年)受雇于俄国东部的一个大地工斯特罗冈诺夫，向乌拉岭以东“开拓荒地”。

埃儿马克招了一批哥萨克同类，乘船沿鄂毕河而下，战胜当地的突厥种“土人”，取得西比儿城，用这城作为巢穴，四出掳掠。 三年以后，埃儿马克死于一次对“土人”的战争之中。其他的哥萨克首领继续他的“开拓”事业：杀人，抢东西，侵占土地，伐木造城，留兵戍守。

在顺治元年的时候，一个这样的哥萨克首领泡雅儿科夫发现了黑龙江。六年以后，另一位以残忍著名的卡巴罗夫发现了太平洋。

这时候，哥萨克人的大本营已经移在鄂毕河上，造于1587年(万历十五年)的妥波勒斯克城(Tobolsk)。他们已经不再是斯特罗冈诺夫一家的“佃户”，而已经成为俄罗斯“沙皇”的开边臣民了。

他们也就自称为俄罗斯人。清朝的边疆官吏于是在报告北京的公文上称他们为鄂罗斯，又称他们为罗刹。“沙皇”这一个名词，被清朝的边疆官吏写成“察罕汗”。

与康熙同时的一位察罕汗，是鼎鼎大名的大彼得。大彼得颇想叫康熙对他称臣纳贡。他在康熙九年命令驻在尼布楚城的俄官，派人劝康熙“尽力求得领有全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独裁大君主皇帝陛下之恩惠，归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统治之下…...大皇帝陛下必将爱护中国皇帝于其皇恩浩荡之中，并保护之，使免敌人之侵害”。

尼布楚俄官所派的“俄使”在到北京后，被康熙的理藩院监禁了半个月。期满，他领了一些康熙赏赐给大彼得的东西，回尼布楚复命。

这尼布楚城，位于石勒喀河北岸，尼布楚河西岸。清、俄双方在顺治年间便已有过军事与外交的接触。顺治九年，清方的宁古塔章京海塞，逐走乌札尔村的俄人，其后被俄人击败。顺治十一年，固山额真明安达理，又逐走深入松花江沿岸的俄人，溯黑龙江而上，打到呼玛尔河河口的俄人营垒，但奈何不了雅克萨城。

俄方先后在顺治十三年与十五年，两度派遭使臣到北京，但均以国书的措词“矜夸不逊”，见不到顺治皇帝，无结果而回。 康熙作事，一向脚踏实地。他在用兵以前，先派一个叫做郎坦的正白旗副都统，带兵去前方伪装猎人，打听敌方的虚实与路程远近。

郎坦去后，回来报告：从爱珲城到敌人的雅克萨城，舟行逆流而上需时三月，陆行只消一个半月，但是运粮食与兵器，仍不可没有船。他说：我们现今已有了四十艘大船、廿六艘小船，所差的也只是五十艘小船而已。

郎坦又说：敌人的厉害，第一是有雅克萨的木城作为凭藉，第二是有枪有炮。我们如果能有新式红夷大炮二十尊、精兵三千，恒不难把雅克萨拿下。

康熙的见解比郎坦更高一筹。他认为攻敌虽易，但不如先造两个木城于爱珲及呼玛尔两地，储备足支三年的粮食一万二千石。这粮食可以向科尔沁十旗的蒙古人征取，不足之数则从锡伯乌拉的官屯调发。牛羊呢，向索伦族的“土人”要。两个木城之间，以及通往索伦的五站大路，可设驿站。兵员，应该调宁古塔的兵去两个木城，勤加操练。火器，尽量从北京输运去。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切准备均已就绪。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清军在萨布素、朋春二人的统率之下，进抵雅克萨的近郊。清军的实力是：水陆兵一万八千人、野战炮一百五十门、攻城炮四十门。

城中的俄力守将土勒波辛从二十三日抵抗到二十四日，死伤一百人左右，在二十五日投降。清军准他率领全体愿走的俄人撤退，去尼布楚。不愿走的俄人，被编入满洲八旗。

清军把雅克萨烧了，回军至爱珲与墨尔根城。

俄方探听到清军已走，在阴历七月间又来，把雅克萨城的废墟占领，在废墟之上造起宽二丈八尺、高二丈的土城，而且从尼布楚运来大炮八门、兵丁八百七十名，仍以土勒渡辛为守城之将。其后又添了臼炮一门、炸弹五百个、兵丁六十六名。

清军于次年四月十六日再度来攻，战了很久，城内的俄军仅剩下一百一十五人，仍在抵抗。此后，两军长期相持，直到九月间康熙接受俄方的请和、宣布停战为止。

主动求和的不是清方，而是俄方。俄国的沙皇大彼得，派了两个使臣，在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到达北京，向康熙皇帝说明愿和。康熙派人到雅克萨，命令清军停战。

又过了三年，双方的全权代表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在尼布楚城会面。清方的代表是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带了一万名左右的兵丁与随从作为后盾。俄方的代表是陆军大将果鲁囫，所带的兵仅一千五百人。

大彼得曾经密令果鲁囫：“雅克萨不妨让给中国，但通商的权利不可放弃。”

同时，康熙也密令索额图：“尼布楚于必要时可以让给俄国，但中、俄两国必须至少以额尔古纳河为界，黑龙江的大小支流均应属于中国。”

七月七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议于尼布楚城与什耳喀河之间的空地，以帐篷为会所。

俄方代表首先发言，要求以黑龙江为两国国界。清方代表答复，黑龙江一带，以至于西边的色楞格河左岸之地，一向是清国土地，居民年年朝贡，俄方应该把色楞格斯卡城尼布楚、雅克萨城及其全部属地，完全归还清国。

第二天，举行第二次会议。果鲁囫说：清方有什么证据，说明尼布楚以东的地方是清国的领土?倘若拿不出证据来，“任意出言”，没有什么意思。索额图说：俄方定要色楞格斯卡与尼布楚，未尝不可相让，但通商贸易则可，驻兵则不可。果鲁囫说：两国应该以黑龙江为界。索额图大怒，退出了会议帐篷。

过了四天，索额图召集全体军官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用武力解决。第二天，他率军渡过什耳喀河，在尼布楚附近布阵。

果鲁囫一边加紧在城的四周设防，一边委托替清方担任翻译官的西洋传教士徐日升与张诚二人向清方疏通，愿意接受清方的条件，请清方不要动武。

结果是，双方在七月二十一日(9月7日)正式缔约。条约一共是九条，其主要的内容是：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绰尔纳河与外兴安岭为界。

雅克萨城拆毁，城内的俄国军民迁回俄国。

住于两国境内的人民，除了雅克萨的以外，一概准许居留，不必遣回本国。今后，持有“往来支票”(护照)的人，“贸易不禁”。至于越境打猎、抢掠、杀人的，一概捉拿，由当地的官吏严办。

自从这《尼布楚条约》订立了以后，中、俄双方的疆界维持了一百五十年之久，没有更动。清廷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俄廷也认为这是俄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

四一、征讨噶尔丹

在《尼布楚条约》订立之时，外蒙已被来自新疆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汗侵占。因此之故，中、俄两国的边界划到尼布楚为止，尼布楚以西，有关外蒙与西伯利亚之间的界线，并未谈到。 当时居住于外蒙的蒙古人，分为三个部：东边是车臣汗部，西边是札萨克图汗部，中间是土谢图汗部。三个汗部的汗，均是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勒森札札赉尔珲的苗裔，统称为“漠北喀尔喀”。在热河的东部，也有喀尔喀，分为左、右两翼。

居住于新疆北部的蒙古人，在元朝被分为四个卫拉特(oirat)：准噶尔在今日的伊犁一带，和硕特在乌鲁木齐一带，杜尔伯特在承化一带，土尔扈特在塔城附近的雅尔一带。

明朝的官方文书，称卫拉特为“瓦刺”。清朝的官方文书，称卫拉特为“厄鲁特”或“额鲁特”。

在四个卫拉特之中，准噶尔最强。它在明朝末年，逼迫土尔扈特部迁走到俄国境内伏尔加河流域(这土尔扈特部到乾隆年间又迁了回来，被安置在科布多西南与伊犁的珠克都斯)。

准噶尔在康熙年间出了一位很有能力的首领噶尔丹。他吞并和硕特与杜尔伯特，统一了新疆北部，又服属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回教部落。

到了康熙二十七年，他竟然利用札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的“内讧”，领了三万骑兵，帮札部打土部。他打败了土部，也占领了札部。而且，他又侵入了车臣汗部。于是，他在事实上成为跨有外蒙与新疆的大霸主，好比当年努尔哈赤之崛起于辽东一般。

康熙皇帝受不了这个威胁。恰好三个“漠北喀尔喀”汗部的汗与臣民集体逃难，逃到沙漠的南边来，人数有几十万。康熙对他们表示欢迎，把他们安置在苏尼特各旗之地。

噶尔丹领了他的精兵，在这些喀尔喀难民的后面紧追，追到邻近热河林西县的乌珠穆沁旗。这时候，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

康熙皇帝决定亲征。

他出了长城，驻扎在博和洛屯；把主要的兵力交付同父异母兄裕亲王福全，福全被他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到乌珠穆沁旗前线，迎击噶尔丹。

两军在乌兰布通相遇。交战的一天(八月初一)，噶尔丹把骆驼捆了，盖了浸水的毯子，摆成一道防线，称为“驼阵”。这驼阵却抵不住清军的枪炮。结果，噶尔丹大败。

噶尔丹派代表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来与福全议和。他要求清方交出两个人：一个是土谢图汗部的汗察珲多尔济，另一个是建议漠北喀尔喀诸部向南逃难的哲卜尊丹巴(活佛)。福全不肯接受，将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骂走。

过了一天，噶尔丹又派一位呼图克图来，这一位呼图克图叫做济隆。济隆说，噶尔丹不再要求清方交出察珲多尔济，只要能够把哲卜尊丹巴押送给西藏的达赖喇嘛，加以惩罚，便于愿已足。

福全说：“我没有权力答应，必须报告皇上，等候批示。你能保噶尔丹不在我等候的期间乘机跑到别的地方，掳掠我的人民吗？”济隆说：“我能保!”

于是，福全一面向康熙报告，一面派侍卫吴丹等人陪着济隆回去，叫噶尔丹跪在“威灵佛”前，磕头宣誓。宣誓已罢，噶尔丹又派伊拉古克三来，带了写给康熙的奏章，请福全转达。他在奏章上说，请康熙恕他的罪，让他“出边待命”福全把这奏章转了上去，获得康熙批准。康熙告诉福全：“噶尔丹为人狡诈，仍当防备他。”事实上，噶尔丹已经真的出了边。

到了十月间，福全借口粮少，把军队撤退至哈玛尔岭。康熙大怒，索性下圣旨，把军队完全撤回。福全回北京，康熙免了他的“议政大臣”职务，罚俸三年，削夺三个佐领(九百个世仆及其耕地与牛羊)。

次年五月，康熙大会蒙古诸部落于多伦，将漠北(外蒙)编为三十七旗，与内蒙的四十九旗同样看待。每旗设一个世袭的“札萨克”。(内蒙的察哈尔部诸旗例外。其札萨克业已不许世袭，因为该部曾于吴三桂反正期间一度叛清。)

参加这个多伦盛会的，除了内蒙的四十九个札萨克以外，外蒙的若干济农、若干诺颜、两个汗，均到。康熙把济农改封为王，诺颜改封为贝勒或台吉(贝子)，以示与满洲一律。外蒙本有三个汗：在场的是土谢图的汗察珲多尔济与车臣的汗诺布。札萨克图的汗成衮已经死了，成衮的长子德克德黑又已为察珲多尔济所杀，到会的仅是德克德黑的弟弟策旺札布。康熙于是当众册封策旺札布为札萨克图的汗，而且给予亲王的地位。

两年以后(康熙三十二年)，康熙正想派兵护送漠北喀尔喀诸部的人回原地，却接到科尔沁部奏章说，噶尔丹约他们共同南侵。康熙于是暂停遣回喀尔喀诸部的人，准备与噶尔丹再交手一次。 到了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月，他准备就绪，下旨亲征，自领中路军，由张家口东北的独石口出塞；派萨布素领东路军，统带盛京与吉林的军队，会合科尔沁各旗，由外蒙的东边打进去；又派费扬古率领四路军，以陕甘的绿营为核心部队，从外蒙的西边打进去。

康熙的中路军长驱直入，到达克鲁伦河的河边，噶尔丹这时在河的对面，不敢交锋，就撤乓西。，走了两天，康熙才知道。 噶尔丹退到土谢图汗部中旗的昭莫多地方，与费扬古及其所领的绿营兵相遇。绿营的三个总兵，是凉州总兵董大成、肃州总兵潘育龙与宁夏总兵殷化行。殷化行的三千人占了昭莫多的一个山峰，等待噶尔丹的一万多兵来到，便居高临下，用炮轰击。同时，费扬古挥动董、潘二人的兵，扰乱噶尔丹的后队辎重所在。然后，殷化行“鼓行而下”，把噶尔丹杀得大败而逃。噶尔丹的“可敦”(王后)阿弩战死。

噶尔丹颇想回新疆去，在途中听说他的仇人、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已经接受康熙的使命，回到伊犁。噶尔丹派自己的儿子塞卜腾与巴尔珠尔去哈密，这两个儿子被哈密的回王捆了，送给驻在肃州的清军。

噶尔丹局促在阿尔泰山东麓，日暮途穷，就在康熙三十六年吃了毒药，自杀。

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康熙三度亲征，驻跸榆林。噶尔丹的部下把他的尸首与他的女儿钟齐海及三百户残余人口，送到费扬古驻扎之地萨奇尔巴尔哈孙。

康熙这才放了心，下诏班师。漠北喀尔喀的几十万人口被送回，各归原地，过太平日子。三十七个旗，被扩充为五十五个旗；又增设一个赛音诺颜部于土谢图汗部及札萨克图汗部之间，册封额驸(驸马)策凌为第一代的贝勒(诺颜)，统辖十九个旗。合起来，外蒙古一共有了七十四个旗(到了乾隆年间，增编为八十三个旗)。

四二、出兵西藏

噶尔丹少年时候曾经在西藏当过喇嘛，与一个西藏政客桑结成为朋友。其后噶尔丹回准噶尔夺得首领地位，桑结也在西藏成了达赖五世的“第巴”(掌政之官)。

达赖五世在康熙二十一年圆寂，这桑结秘不发丧，假说他已“入定”，不能见客，于是一切报告均须经由桑结“代达”，一切命令均须经由桑结“转颁”。桑结在事实上变成了西藏的最高统治者。

桑结不仅先后唆使噶尔丹并吞漠北喀尔喀与大举南侵，他而且在康熙三十四年冒用达赖五世的名义，请康熙给他自己以封爵。康熙受他蒙蔽，就册封他为土伯特(Tibet)国王。

康熙到了噶尔丹死后，才从准噶尔降人的口中，获得关于桑结如何怂恿噶尔丹的情形，也探听到达赖五世早已圆寂，便派人送一封信责问桑结，带给他噶尔丹的佩刀一柄、噶尔丹的可敦(阿弩)的佛像一尊、佩符一张。康熙命令他：(一)如果达赖五世尚在人间，不妨叫使臣与达赖五世见面；(二)送班禅五世来北京；(三)逮捕那帮助过噶尔丹的济隆呼图克图，押解来京。如果桑结不遵照办理，康熙说，定必派兵征讨。

桑结回信说，达赖五世的确已经圆寂，为了恐怕人民造反，所以不敢宣布，达赖五世的转身(达赖六世)也早已找到，将于牛儿年(康熙三十六年，岁次丁丑)十月二十五日坐床(就位)，到了那时候才好宣布达赖五世圆寂。这一点，桑结说，要请康熙代守秘密。

班禅五世呢，一时不能送他来京，因为他年纪虽大，还没有出过灭花。济隆呼图克图呢，已经逃到喀木去了，稍缓一些就“竭力”把他捉来押解到京，希望“大皇帝”饶他一命。

这“大皇帝”三个字是有来源的。早在皇太极崇德二年，达赖五世与班禅五世便已联合当时在西藏握有军政大权的两个蒙古王子藏巴汗与固始汗，派代表向皇太极恭上一个尊号：“曼殊师利大皇帝”。

“曼殊师利”有人译作“妙吉祥”，其实也是文殊菩萨的梵文原名Manjusri。皇太极之所以把他家乡的名字“建州”改称为所谓“满洲”，与这“曼殊师利”的“曼殊”二字可能与此有关。(然而，朝鲜的史料上说。清室的先世根本不是建州三卫的首领，不过是居住于“婆猪江”的一个野人部落而已。)

话归本题，康熙接到桑结的回信，由于信中的措词相当恭顺，也就不为已甚，而且竟然答应，关于达赖五世圆寂的事，替他保守秘密。

桑结不死于康熙的讨伐，却在康熙四十四年死于驻在喀木的一个蒙占王子拉藏汗之手。

那时候，西藏与青海、新疆的关系颇为密切。杀掉桑结的拉藏汗，是青海和硕特部部长顾实汗的孙子。这青海和硕特部，原从新疆的和硕特部分出。

桑结曾经清求顾实汗出兵，帮他肃清西藏境内的一个异己分子一一据有后藏拉达克区域的藏巴汗。藏巴汗属于喇嘛教的旧派(红教)，与桑结所隶属的新派(黄教)相对立。

顾实汗的兵一到，果然便把藏巴汗消灭。桑结把喀木(西康)割让给他，作为酬劳。他留下一个儿子鄂齐尔汗，帮桑结镇守拉萨。

鄂齐尔汗的儿子，就是拉藏汗。拉藏汗与桑结处得不好，桑结想毒死他，没有成功，又调了若干兵，准备将他驱逐。拉藏汗却先发制人，把桑结捉住杀了(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拉藏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桑结所立的“伪达赖”六世也废了，另立一个小孩子为达赖六世(名字叫伊西)。

青海的若干喇嘛不肯承认这位伊西，也找到一个小孩子噶尔桑，立为达赖六世。

双方都递了奏章给康熙。康熙对伊西与噶尔桑两个达赖六世，均加以批准，命令伊西住在拉萨，噶尔桑暂时住在青海西宁的红山寺。

十三个年头以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拉藏汗死于来自新疆的准噶尔军队之手。

准噶尔的首领噶尔丹在康熙三十五年兵败自杀以后，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由于是忠于清朝，被康熙赏给阿尔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全部额鲁特四部的领土。

这策妄阿拉布坦野心很大，处心积虑，想吞并西藏。他先和拉藏汗攀亲：娶了拉藏汗的姐姐，又把拉藏汗的儿子招为女婿。然后，在康熙五十六年借护送女婿归省为名，派大兵侵入西藏；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占领拉萨，将拉藏汗杀了。

策妄阿拉布坦之企图兼有西藏，对康熙构成一个严重威胁。康熙没有办法不应付，而且惟有出于用武之一途。

康熙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任命富宁安为靖逆将军，由巴里坤进攻乌鲁木齐。富宁安在七月间到达乌鲁木齐的郊外，吃了一个败仗。

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康熙又命令侍卫色愣率领禁军，会同西安将军额伦特，由青海的一路向西藏前进，救援拉藏汗。额伦特统率了不少满兵、蒙兵、汉兵，开到哈喇乌苏河(怒江上游)，遇伏，全军覆没。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派延信与噶尔弼二人，分别由青海及四川进军。在噶尔弼的指挥之下，有一位汉人岳钟琪，论地位仅是永宁协的副将(副旅长)，论兵力仅有绿营兵几百人，却一打便打下里塘，降了巴塘，冲到拉萨，替康熙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四三、治河

比噶尔丹与策妄阿拉布坦更难对付的，是自古为中国之患的黄河。

黄河原也未尝故意与中国人为难。它也不过是一条大河而已，无知无识。它的毛病，一则是由于穿过了宁夏和内蒙古的沙漠，夹带许多的沙，二则是到达孟津以后，地势陡然平坦，水流不快，沙就沉积下来，越沉越厚，把河床垫高了，只得“改道”。如果东汉以后，没有成千成万的糊涂人，丢弃禹的“疏、浚、导、引”良规，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走鲧的覆辙，拼命筑堤，那末，“改道”就只是常常小规模地、慢慢地改改而已，不会闹出“决口”的大乱子来。

等到堤岸筑得极高以后，河旁原有的足资调节(吞吐)的若干大湖(泽)，如荥泽、大陆泽等全被隔绝，而且下流的若干分水口(九河)也被堵塞，逼得黄河无路可走，安得不发脾气?

在康熙即位之时，黄河所走的路与今天不同。它从明朝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开始，便已从兰封县铜瓦厢向东南流，流到徐州、宿迁；在宿迁的皂河镇冲进运河，又流到淮阴，由淮河的河道人海，于是日夜不停地把淮河的河床垫高，河床垫高以后，黄河之水流不下去，加上运河之水与淮河之水一齐倒灌，把洪泽湖扩大得像一个小海。

在顺治一朝与康熙初年，决口的事史不绝书。康熙九年四月的一次尤其厉害，淮安、扬州两府各县的田地被淹得所剩无几。次年，桃源县(泗阳)的堤也坏了二百五十丈。

当时的“河道总督”是王光裕。这人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胡搞了七八年，毫无功效。康熙在十六年二月，将王光裕免职，命靳辅继任河道总督。

靳辅是汉军镶黄旗人，当过安徽巡抚。他对治河本无研究，但有心把事情做好，物色到一位奇才浙江钱塘人陈潢。

靳辅在陈潢的协助下，从康熙十六年起治河，治到康熙二十七年，完成了不少工程。

第一，他在淮阴以东当时黄河的两岸，造了坚固的堤，一直造到距离海岸仅有二十里之处。

第二，他加强了淮阴以西沿着淮河与洪泽湖的若干河堤与坝，使得水集中而有力，足以冲刷河床的沙。于是，那已经因沙淤而失掉出海之路的黄河，反而获得了淮河的助力，居然能够冲掉自身所堆积的沙，浩浩荡荡入海。

第三，他知道运河关系国家的漕运，不应该长此因黄河夺路而中断，于是他除了修建运河之内的各闸以外，毅然决然不惜工费，加开一段新运河，称为“中河”。功成以后，果然舟楫可以来往，漕运畅通。

第四，为了保护淮阴至江都(扬州)沿运河各县的农田，防免那溢进运河的黄河之水，溃决运河之堤，他兴筑若干所谓“减水坝”．在堤下开了若干可以开关的洞口，洞口之外接以小河与沟渠，以便于必要时放水。这样，既可防运河的泛滥或决口，又可以帮助老百姓灌田。

以上四项，均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直隶巡抚汉军镶黄旗人于成龙反对他，说他用钱太多，说“中河”并不能行船，说“减水坝”会促成以后的决口，说他的整个办法根本不对；不该着眼于运河及运河西边的洪泽湖、及东边的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等，而应该着眼于所谓“里下河”的出海之口，应该挑海口的沙。

康熙把靳辅召回北京，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月叫他在宫里的乾清门和于成龙及若干廷臣当面辩论，康熙自己主持这一盛大而严重的辩论会。

靳辅说：海边的沙绝对挑不干净，而且海水长潮之时比海边陆地要高过五尺。宋朝范仲淹留下了一个很长的范公堤(在今日盐城与东台两县，由北而南，与海岸平行)，便是挡住海水，不让它倒灌里下各河的。(泰县泰坝以北的叫做里河，以南的叫做下河。)

靳辅又说，他本就建议过，为了宣泄运河所负担的黄河、淮河与各湖之水，应该开一条新河，把运河的水接引出来，夹以南北长堤，直达范公堤，同时加高当地的范公堤由一丈到一丈五尺，把新河的水量积蓄到一丈高，比海面潮涨之时还高过五尺，然后把闸一开，不怕河水不流到海里去。

靳辅也顾虑到，在新河开了以后，水都跑到海里去，老百姓灌田反而缺水，他主张在新河河堤设若干涵洞，供应老百姓以必需的水。

靳辅的办法尽管很对，但是辩论终于失败。失败的原因，不是他不会讲话，而是于成龙有人附和。谁？漕运总督慕天颜。 结果，靳辅被免职，靳辅的智囊陈潢在押解到京之时病故，幸免治罪。康熙任命一个叫做王新命的作河道总督。此人一事无成，三年以后免职。康熙又把靳辅叫了出来，靳辅只好再干，干不到几个月，就积劳而死。康熙于是让于成龙试试。这于成龙倒也乖巧，把自己的妙法一概放弃，完全依照靳辅的办法去做，把事情做得十分妥贴，在康熙三十九年死在任上。康熙又派了一位张鹏翮来继承靳、于二人的事业，在康熙四十七年大功告成。(靳辅所设计的新河也造成了，便是今天江都仙女庙与东台白驹闸之间、经由泰县泰坝的“运盐河”。)

黄河倒也识趣，不再胡闹，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便绕了淮河与运河，改道而走，由山东入海，直到今天。(抗战期间一度改道，于胜利以后回龙。)

四四、通漕

康熙自己说过，他在亲政之初，便认为削藩、治河、通漕是三件待办的大事。这三件大事均与财政有关。削藩与治河，都是花钱的事，但办好以后，增加岁入极多。通漕，实际上完全有赖于治河。运河被黄河堵塞了，漕米便到不了京城。

“漕”字从水从曹，是用军曹押船行水运粮。漕的创始者是秦始皇。他为了伐匈奴，而不得不“飞刍挽粟”。两汉、唐、宋在京城(长安、洛阳与开封)均驻有重兵，这些兵与中央各衙门的大小官吏每年要吃很多的粮，而且薪俸也用米、麦计算，所以必须由产米、产麦之地漕运大量米、麦到京城来。当时的运道，是由长江经由“邗沟”入淮，由淮经由汴河入黄河，然后溯黄河而上，到达开封、洛阳、长安。

元朝的首都设在大都(北京)。忽必烈(元世祖)叫郭守敬开了一条“通惠河”从大都通到通州(河北通县)接上白河，再连上卫河，到达山东的临清，由临清再开一段运河，直至淮阴。淮阴以南、长江以北，利用原有的邗沟。长江以南，从镇江到杭州，经由常州、苏州、嘉兴等地，也有许多天然的小河流及南宋以来的若干大沟渠可以利用。

忽必烈如此做法，本也未可厚非，但是错在不明河北与山东的地形，把许多流向东北的河(包括黄河)用一条运河截住去路。元、明、清三代之所以常闹水灾，与运河颇有关系。

元朝虽则开了运河．却不十分靠运河来转漕，主要的还是靠海运；用大船沿着海岸线走。明成祖改筑了山东境内的运河(称为会通河)，才把海运废了。

康熙初年(从元年到二十年)，由于郑经雄踞台湾，控制了东南沿海，海运无从谈起。所以治河、通漕，便成了迫不及待的事。 在靳辅与张鹏翮先后把治河的工作完成、漕运畅通无阻以后，也就没有人想得起元朝海运的前例了。(到了道光六年，清朝政府才由于琦善及陶澍的建议，恢复海运。)

清朝沿袭明朝的成规，在顺治二年立下每年漕运的总额四百万石。其中有三百三十万石运送“京仓”，叫做“正兑米”；七十万石运送“通仓”，叫做“改兑米”。

负担漕米的责任，以江南行省(包括今日的江苏、安徽)为最重，占了三百万石之中的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四百石。其次是浙江，占六十三万石。再其次是江西、山东、湖广、河南。(山东、河南另加三十万石左右的小麦、小米与豆类；江、浙二省加征宫廷所需的白粮[糯米]二十二万石左右。)

老百姓除了缴纳漕粮的正额之外．照例要加纳所谓火耗。这“火耗”有时相当于正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百分之六十六。

附带于漕粮的另一虐政，是所谓“折银”。官方常常不收米而收银，所定的米价每每超过了市价，老百姓必须以贱价卖米，按照官价缴银子。

康熙虽则下过几道圣旨，限制火耗与折银的数量，但是官吏、胥役把漕运看作私人的财源，康熙的圣旨等于白下。

四五、理财

元、明、清三代的财政，总而言之是“糊涂账”。稍有条理的两个很短时期，是张居正当国的十六个年头(从明穆宗隆庆元年到明神宗万历十年)，与雍正一朝(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十三年)。

康熙颇想把国家治好，然而为人太重感情，摆脱不了左右的佞幸，真是美中不足。佞幸包庇督抚与布政使，督抚、布政使包庇州、县官，州、县官包庇胥吏、里甲，于是老百姓在下而受剥削，康熙在上面受蒙蔽。如此情形，本不限于康熙一朝，可惜的是康熙力图整顿，而整顿不出多大结果来；常常减赋、免赋，而徒供贪官污吏中饱，老百姓受不到实惠。

当时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是丁银与田赋。男子十六成丁，六十而免。每丁每年的“代役钱”，各省各县不等，最少的是银子一分五厘，最多的是八九两，普通在五钱与一两之间。

少数狡猾分子“投充旗下”，甘心当旗人的“包衣”(奴才)，免纳丁银，甚至把自己的田地也在名义上献给旗人，再用“佃户”的身份领回，藉以免纳田赋。也有不少的人，用同样方式依附汉人绅耆。绅耆是地方上回籍退休的大官，或现任大官的子弟亲戚，照例丁银也不出，田赋也不纳，督抚与州县官对他们巴结之不暇，怎敢和他们为难?

两江总督郎廷佐是一个例外。他在康熙十二年就任，清查了一下属内积欠的“逋赋”，查出四百余万两之多。他把所谓逋赋分成三类：()官侵，(二)吏蠹，(三)民逋。列了一个表报告康熙，而且指出姓名，包括一位在朝作官的状元徐元文在内，说徐元文的家属不缴丁银，不纳田赋。(这徐元文并非坏人，坏人是他的哥哥徐乾学。)

顺治末年，中央每年的税收有银子二千一百五十多万两(包括田赋的折银在内)与粮食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了康熙中叶，在打平吴三桂、接收了吴三桂所割据的云贵地盘以后，税收仍不过是银子二干六百三十多万两与粮食四百七十多万石。银子虽则多出四百八十万两，但粮食少了一百七十万石，以一两抵粮食一石(当时的平均价格)来估计，所多出来的不过是二百五十万两而已。康熙的积年整顿，可谓白费心力。

康熙除了丁银与田赋两项收入以外，尚有盐税二百七十万两左右、关税二百万两左右。但是所有的税收加起来，也不过相当于三千六百万两而已。

他本人竭力俭省，把宫廷的开销减到最低限度。他说，明朝末年宫内每天要花费一万两银子，他一个月只准内务府花五六百两银子，加上各项赏赐，也不过是一千两左右而已。明朝末年宫内烧木柴，要烧二千七百八十几万斤，他只烧了六七万斤。明朝末年宫女有九千人，太监尤多，他只用了四五百人。

宫外的军政各费，他也管得很紧。治河不得不花钱，靳辅用了二百多万，很值得。

最花钱的，自然是几次战争。打吴三桂及其孙子吴世璠，一定花了极多的钱。三次亲征噶尔丹，与用兵西藏，也开销了不少。

康熙年间，每年经常费的支出共有多少，史无明文。我们仅知道，在乾隆三十一年，是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以上。这个数目，并未包括直接支付兵士与旗人的粮食，与每年八十万两左右的河工维持费。换句话说，中央的岁出，超过四千万两。

康熙比乾隆俭省得多，但无论怎样也得花上银子四千万两左右。日本的历史家稻叶君山，说他每年应该有四百万两左右的不敷之数。他在位六十一年，加起来岂不是要负债到两万万四千四百万两吗?

然而事实上他不仅不负债，反而存了不少积蓄。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他已经存得五千多万两。

在康熙十八年的时候，他卖官鬻爵，卖了三年也不过卖得两百多万两银子。(出钱的人，可以不经考试而列为秀才，称为“监生”；也可以取得当“知县”的资格，称为“捐班”，知县是官委的县长。)

康熙另有一个财源：铸钱。顺治元年(祟祯三十七年)，多尔衮便已在北京用铜铸钱。每一个铜钱，用三分红铜、七分白铜，重量合为库秤一钱，称为一文。顺治二年，把重量提高到一钱二分；顺治八年，提高到一钱二分五厘；其后又提高到一钱四分。每一百个铜钱，规定等于银子一两。政府发薪饷与收丁粮，一律以“银三钱七”搭配。

康熙元年，鳌拜等人除了把已有的“顺治通宝”钱照旧行使外，发行新的“康熙通宝”钱。元年以后，每年均加铸若干“卯”。一卯是一万二千串，每串是一千文(等于一两银子左右)。

倘若康熙年间每年铸钱的数量和顺治元年一样：三十六卯，那末，政府等于多了四十三万二千两银子的岁收，除了铜料与工资，也可以略为弥补岁入不足之数。

此外，康熙还有“意外”的收入。鳌拜、蔡毓荣等人犯了罪被“抄家”，抄出来的财产很可观。吴三桂在云南也替康熙留下极多的金银财宝。

因此之故，康熙才能够常常对老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灾、旱灾与兵祸的地方，免税或减税。他也常常一笔勾消老百姓若干年来的欠税，小予追收，据张鹏翮估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八年为止，前后所免、所减的丁粮(沿称“钱粮”)，共达一万万两以上。 康熙而且“轮免”了天下丁粮一次：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在这三年每年免掉全国三分之一省区的丁粮。(他生平羡慕汉文帝之曾经普免天下赋税，颇想在历史上也留一个美名。) 这么一来，中央的仓库岂不是要短收几百万石粮食与几千万两银子？他认为中央的仓与库，已经收藏了太多的粮食与银子，用不完，而且也藏不下。粮食容易坏，自不必说(他在康熙五十五年把仓中的“陈粟”提出四百三十几万石作为兵士的额外之赏)。银子，按照清朝的定例，也是依次先启封“旧”的“元宝”(每一锭元宝，净重库秤五十两)，然后启封新的元宝，可见库中的元宝极多。(他曾经命令各省存一些银子在省库，不必解到中央的库。)他所作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从康熙五十年开始，所有“滋生”的人丁，概不加赋。换句话说，他把全国丁银的总数，固定在康熙四十九年的数字上。这是自动减低政府的岁收，可谓史无前例。同时，这也是鼓励生育的一种有效政策，而且增加了其后户口统计的确实性。

果然，全国人口的统计数字，便从康熙五十年的二千五百零八万九千一百七十四人(包括新出生的男婴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人)，一跃而为乾隆二十九年的二万万零五百五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七人。中间相隔，仅有五十三个年头。

再过五十五个年头，嘉庆二十四年，统计数字又进了一步．跳出三万万的大关：有三万万零一百二十六万零五百四十五人。 这些数目字，虽然未必十分精确，但至少充分表明了一种趋向。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把康熙所固定的丁银，归并在并未固定的田赋以内，不再分别征收，以省手续。每两银子的田赋，摊收一些丁钱；各省各地的摊法不同，少的仅摊一分、两分，多的摊到七八钱，普通是每两田赋摊丁银一钱。

于是，田赋因垦田总数增加了很多，丁银的实收之数也就跟着田赋的实收之数而增加，大失康熙原意。

四六、佞幸成群

康熙是清朝最好的皇帝，于老百姓有利的事，凡是他所能看到或听到的，都想竭力去做。做得不彻底，或是做而毫无实效，甚至适得其反，我们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完全不怪他。

我们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一)明朝以来，中国官场贪污鬼混的积习太深；(二)当皇帝的无法亲自料理全国各地的事，必须假手于大小官史，官吏把事情弄糟，决不是皇帝希望他们如此。 我们也不能完全不怪康熙，因为说到最后，坏官足谁任用的呢？

康熙的为人，失于宽厚。宽厚本是美德，然而普通的人可以尽量宽厚，作一个忠厚长者；当皇帝的便不应该一味地宽厚，让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弄得国家没有纪纲。

最大的奸臣是明珠。明珠是叶赫部金台什的孙儿，牛录额真(佐领)尼雅哈的儿子，幼年在宫中当侍卫，与康熙颇为亲近(年龄比康熙大)，其后升至内务府的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调任兵部尚书。

吴三桂自请撤藩，索额图主张慰留，明珠附和康熙本人的意见，主张下旨准撤，看吴三桂敢不敢反。从此，康熙对明珠特别喜欢，到了康熙十六年的时候，把他升任为武英殿大学士。

这时候，索额图是保和殿大学士(受任于康熙九年)。索额图在打平吴三桂的战争之中，功勋甚高，是康熙事实上的参谋总长(当时没有这个官职)，明珠排挤他，逼得他在康熙十九年八月因病辞职。康熙改任索额图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于康熙二十五年调他为“领侍卫内大臣”，于康熙二十八年派他负责与俄罗斯办外交，和俄使果鲁囫签订《尼布楚条约》。

明珠在把索额圈挤出内阁以后，大权独揽，当武英殿大学士一直当到康熙二十七年，才被佥都御史郭琇弹劾下台。

明珠的最得力的走狗姓余，叫做国柱。这余国柱籍隶湖广大冶，是顺治九年的进士，被明珠提拔，由兖州推官(相当于地方法院法官)，历升左副都御史、江宁巡抚、户部尚书，一直到武英殿大学士，与明珠在一处办公。

郭琇说，凡是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等位置有了缺，余国柱和其他的明珠私人，便“展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结果是，明珠的财产，堆积得像山一样。

明珠不仪“卖缺”，而且钳制言官。所谓言官，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以下吏、户、兵、马、刑、工六科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以及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等。凡是新的言官，在上任前后，必定被明珠找来“订约”，叫他们答应凡是向皇帝上奏章，事先必定把稿子拿给明珠看。

明珠犯了如此大罪，康熙仅仅把他免去大学士之职，“不忍加罪大臣”；不久以后，又发表明珠为“内大臣”，仍旧放在自己身边。康熙的这种“恶恶而不能去”的作风，是他生平的一大缺点。

余国柱是一个“小人”。在明珠被黜之时，他也被罢免，带了宦囊到江宁(南京)去住家，盖漂亮房子，开大商店，恬不知耻。被一个给事中何金蔺加以弹劾。康熙下圣旨，将余国柱逐出江宁，逐回大冶原籍。至于余国柱所贪的赃，康熙却从宽发落，并不追缴。

另一个小人是徐乾学。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殿试第一榜第三名，一甲三名进士)，蒙明珠提拔，由翰林院编修受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犯了贪污案子，康熙派人去查，查出张汧托人带银子到北京去行过贿。张汧被押解来京受审，供出行贿的对象是徐乾学。于是康熙准徐辞去刑部尚书，却仍叫他“领修书总裁事”。修些什么书呢？“大清一统志”一类东西。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在康熙二十九年弹劾他，说他“乘修史为名，出人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权纳贿”。康熙根据所谓“部议”，以为许三礼所弹劾的并无证据，将许三礼骂了一顿。徐乾学自己似乎有点惭愧，向康熙请准离开北京，带了编书的资料，回昆山老家。回昆山以后，他与巡抚洪之杰勾结，照样招权纳贿。他的儿子徐树敏，也收了嘉定知县闻在上的银子，被闻在上供了出来，案子闹到康熙那里。依照法律，徐树敏应该以绞刑处死。康熙却下旨免绞，叫徐树敏罚款了事。

和徐树敏同时接受嘉定知县闻在上贿赂的，是江南娄县(松江)人王鸿绪。王鸿绪这人也是明珠一党；也是正途出身，曾经考中康熙十二年的“榜眼”(一甲二名进士)，于康熙二十六年受任左都御史。关于王鸿绪受贿的事，康熙也只是追缴赃银而已，不予深究；那时候王鸿绪正在家乡“丁忧”(按照当时的规矩，做官的人父母死了，必须在家居丧闲住)。

到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仍旧将王鸿绪重用，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兼“经筵讲官”(向皇帝讲解古书)；次年，又调他作户部尚书，管钱。作了将近一年，因建议立胤禩当太子，得罪，才被免职。其后，他骗了万斯同所著的明史，诈说是自己写的，进呈给康熙，康熙大为赞赏，又在康熙五十三年把他召来北京，主编“省方盛典”。

康熙太喜欢文人，尤其喜欢几个无行的文人。最无行的一个文人，是高士奇。这高士奇是钱塘(杭州)的穷秀才，字写得很好。到北京钻了明殊的门路，当了康熙的“南书房供奉”，被特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终于升得翰林院的正式的少詹事。他和王鸿绪勾结在一起，向各省的督抚、道、府、州、县，与在京的大小官吏，收取“平安钱”，保险不在皇帝的面前说坏话。于是，穷秀才变成大富翁，在北京有四十几万两银子的家当，在家乡杭州也买了一千顷(十万亩)左右的良田，盖了一个大花园在西子湖边。郭琇在康熙二十八年弹劾他，要求将他明正典刑，康熙将他免职了事。其后，康熙又在康熙三十三年召他回京“修书”；过了三年，叫他以詹事府詹事的官衔，回籍“养母”；康熙四十二年南巡，还到了他的花园住宅盘桓一番。

四七、祸起萧墙

康熙让明珠引进许多佞幸，又让他挤走索额图，其后明珠被郭琇弹劾得无辞可辩，康熙仍旧把他留在身边，当“内大臣”，真是大错特错。

明珠这人小有才，懂得顺从康熙的喜怒，是佞幸之中最佞幸的一个。他也许对太子胤礽本无成见，但为了对付索额图，就先对太子胤礽下手。因为太子胤礽的母亲孝诚皇后，是索额图的侄女。

康熙在康熙十一年叫索额图担任“太子太傅”。那时候，太子胤礽还不曾出世(生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所谓“太子太傅”，在当时原不过一个“加官”(虚衔)而已。

孝诚皇后在生下胤礽的一天，不幸崩逝。

康熙皇帝对胤礽甚为怜爱，在胤礽才有一岁又七个月的时候，便正式册立为太子。康熙自己教他识字，又请了张英与李光地、熊赐履等人当他的老师。到了康熙二十五年，并请了汤斌与耿介分任詹事府的詹事与“少詹事”，当太子的辅佐。

汤斌与耿介均是不肯附和明珠的人，明珠在康熙面前常说他两人的坏话，于是干了不到一年，耿介辞职，汤斌气死。

胤礽在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之中，虽不是最能干的一个，却不能不算是最好的一个。他把满、汉文字均学会了，骑射也懂一些，在康熙于康熙三十五年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之时，他留京“居守”，处理各部院的奏章，尚无错失。

康熙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到宁夏去(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胤礽又居守一次。这一次，为了几件小事，触怒了康熙。 哪几件小事呢？(一)动手打了平郡王讷尔素、见勒海善、镇国公普奇。(这几人是否该打，待考。)(二)夺了蒙古人进贡的马。(三)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勒索包衣下人(但这凌普是康熙自己任命为内务府总管的)。

次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在八月间出去行围(打猎)，中途皇十八子胤祄【xie】生病，滞留在拜昂阿，康熙回銮去看这八岁小儿的病，太子胤礽也去看。康熙说，胤礽毫不关心弟弟的病，而且“每夜逼近布城(皇帝帐篷)，裂缝窃视”。康熙又说：“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其实，胤礽窃视，未尝不是关心父亲康熙是否忧戚过度；至于胤祄的生死，康熙自己也说过：“区区稚子，有何关系？”)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布尔哈苏台继续“行围”，太子胤礽与皇长子胤禔【zhi】均在身边。这月十六日，康熙召集王、大臣，宣布太子的罪状，边哭边说，说完自己倒在地上，当场把胤礽废了，交给胤禔看管。

太子的罪状，除了上述的几件小事之外，是图谋为索额图报仇。

索额图是五年以前(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以“妄行议论国事”的罪名，被康熙逮捕的，不久便死在牢里。索额图死了以后，他的罪名渐渐地由“妄行议论国事”，扩大为“密谋大事”。果真是“密谋大事”，又何致仅仅被处拘禁而已？

至于说，太子胤礽想为索额图报仇，更是冤枉之至。这显而易见，是明珠一班人的口吻。以圣明自许的康熙，竟然轻信谗言。

最倒霉的，是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与阿尔吉善，和胤礽的两个格苏尔特(侍从之官)哈什太与萨尔邦阿。这四个人在太子被废之时，一齐砍头。

康熙废了太子以后，回到北京，觉得太子由皇长子胤禔一个人看管还不能放心，加派皇四子胤禛共同负责。这皇四子胤禛便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在当时不过是一个贝勒，次年晋封为雍亲王。

皇长子胤禔这时候是直郡王，他的母亲只是一个妃子，姓纳喇氏。皇四子胤禛的母亲也只是一个妃子，姓乌雅氏。

胤禔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当太子，却也要与太子胤礽作对，雇了一个喇嘛巴汉格隆，用邪术咒得胤礽发疯(是否真发了疯，也待考)。在胤礽被废以后，他向康熙建议两点：(一)皇八子胤禩，有帝王之相，不妨立为太子；(二)皇上如果想杀胤礽，不必亲自动手，有人肯做。

康熙听了大怒，吩咐把这胤禔也关起来。从此，康熙对皇八子胤禩也有了成见。

原来明珠所想捧的人，正是胤禩。明珠曾经叫王鸿绪正式保荐胤禩，碰了康熙的钉子。然而康熙似乎始终不知道，明珠是太子问题的幕后之鬼。

皇八子胤禩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母亲叫做良妃，姓卫，汉人之女，出身不明。(小说家许啸天在他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上说，康熙夺了一个布店老板卫光辉的有孕之妻，称为卫妃，生下雍正。)胤禩此人颇有才干，倒是雍正在“上谕”中说得很明白的。 康熙在废了胤礽以后，把内务府总管凌普免职，抄家；任命胤禩“署内务府总管事”(代理内务府总管)。

朝中的若干大臣如阿灵阿与鄂伦岱之流，以及若干皇子如胤禔及胤禟、胤珴、胤禵，是一向与胤禩要好的：他们见到胤禩荣膺要职，均以为康熙有立胤禩的意思。至于，看出胤禩有帝王之相的相士张明德，则高兴得得意忘形。

谁知不到几天，康熙查出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胤礽”，再度发了雷霆之怒，把胤禩免职锁拿，同时把相士张明德与曾经被胤礽打过，而确是阿附胤禩的镇国公普奇，一并交议政王大臣审理。

议政王大臣审理以后，胤禩被革去见勒爵位，成为“闲散宗室”，张明德凌迟处死，普奇也革去公爵。

康熙在接连惩罚了三个儿子(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以后，颇为后悔。不久便又释放胤礽，叫他住在咸安宫，也恢复了胤禩的贝勒之爵。(皇长子胤禔，则一直圈禁在家里，不曾释放，于雍正十二年病死。)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十日，康熙重新把胤礽立为太子。将近四年以后，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却又把他废了。这一次的罪名，是他替步军统领托合齐等几个获罪的贪官潛通消息。(明珠在康熙四十七年已死，与太子此次被废的事并无关系。)

康熙叫胤礽仍旧住在咸安宫，但不许出去(禁锢)，也不许与人往来。康熙说，“胤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为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这分明是说胤礽已经成了疯子，但是康熙又接着说他不是得了神经病，而是交了坏朋友：“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三年以后，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胤礽不耐烦被“拘制”的生活，用矾水写隐形文字，托一个医生带出去，和那位被他打过的普奇通信。似乎是叫普奇运动朝中大臣，举他自己为大将军。结果，普奇又吃苦头。

过了三年(康熙五十七年)，康熙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青海的)西宁，升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驻扎成都，以对付派兵侵入西藏的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

胤禵的行情，一天一天地涨，胤礽的行情，便一天一天地落下去。然而朝中仍有若干大臣，对胤礽不忘情，想劝康熙回心转意，三度立胤礽为太子。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时候，大学上王棪和陈嘉猷等八个御史，先后上书，请康熙早立一个太子，不敢提起胤礽的名字。他们的奏章，被康熙搁起，不予批答。

次年，翰林院检讨(“检讨”比编修低一级)朱天保鼓了勇气，说出胤礽的名字，请康熙考虑。康熙把朱天保杀掉，也杀掉与他同谋的副都统戴保。男三个同谋：朱天保的父亲(侍郎朱都讷)，与副都统常赉、内阁学士金宝，枷首示众。还有一个同谋，“都统衔”齐世，交宗人府幽禁。

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在万寿节(康熙生日)的一天，那位碰过软钉子的大学士王棪，又拼了老命，约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请皇上立一个太子。康熙很生气，罚王棪与陶彝充军。王棪年纪大了，不能去；康熙叫他的一个儿子代去。

胤礽就这样永久被禁锢在咸安宫。

康熙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去世，继位的不是胤礽，也不是胤禩，而爆出了一个冷门：皇四子胤禛。

胤禛自己说，康熙在临终之时当面指定他继承帝位。别人说，康熙留下了一个条子，交给国舅隆科多，条子上面写的是“传位十四子”，这隆科多与胤禛勾结，把“十”字改成“于”字，变成了“传位于四子”。

胤禛即位以后，不释放胤礽，而封胤礽的儿子弘哲为“多罗”理郡王。他重用皇八子胤禩，封他为和硕廉亲王，叫他与皇十三子胤祥(封为和硕怡亲王)及大学士马齐，共同“总理事务”。

四八、贤士在野

康熙在血统上，一半是满人，一半是汉人(母亲姓佟)；在文化上，他只是一小半为满人，而一大半为汉人。四书他完全念过，五经与二十一史他也约略有所涉猎。朱熹及其弟子所撰的通鉴纲目，他批阅得相当仔细。朱熹的哲学，是他生平所最佩服的。

他颇以振兴朱学为己任，叫左右编印了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又在康熙五十一年下旨，把朱子的牌位放进孔庙，配祀孔子。从此全中国想做官的人，都把精力花在朱子的书上，套用朱子的话与朱子的思想，写他们的八股文。

真正而纯粹的朱学，在清朝反而几乎成为绝响。太子胤礽的两个辅佐詹事汤斌与少詹事耿介，是讲学于辉县夏峰的孙奇逢的弟子，孙奇逢算得上是一个儒者，但无所偏袒于朱熹与陆九渊之间。曾国藩与罗泽南、倭仁、李棠阶等少数人，在修养的功夫上，很得力于朱学；除了曾国藩等人以外，便根难找到实践朱子的教训的人了。

明朝几百年的学风，以王守仁(阳明先生)的一派为主流。王的思想与陆九渊相近，而创见甚多。王门的殿军刘宗周(戢山先生)，生平着力子“慎独”二字。他是浙江绍兴人，万所二十九年的进士，在明熹宗朝中以刑部主事(科员)的地位，弹劾过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后来，在庄烈帝(崇祯)朝中，他又以工部左侍郎的地位，反对误国的大学士温体仁；庄烈帝革了他的职，不久又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主张杀另一个误国的大学士杨嗣昌，又主张释放姜埰与熊开元两个“言官”，被庄烈帝再度革职。福王在南京即位，召他复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先后弹劾马士英与悍将高杰、刘泽清。等到阮大铖作了兵部侍郎，他看见势无可为，请假出京，住在杭州。杭州入于清兵之手。他绝食二十天而死。

在他的门人之中，以浙江余姚人黄宗羲(梨洲先生)的成就为最大。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也是王阳明一派的硕儒，于明熹宗时当过山东道御史，弹劾魏忠贤三次，其后与杨涟、左光斗一同被害，死在牢里。

黄宗羲在庄烈帝即位以后．到北京为父诉冤，恰好庄烈帝已经把魏忠贤明正典刑，黄宗羲便杀了当年在牢中害死父亲的两个狱卒，也用锥子锥伤崔应元等几个魏忠贤的余党，拔掉崔应元的胡须，拿回余姚，放在祠堂里的父亲牌位之前。

福王在南京即位，黄宗羲至南京有所建议。被阮大铖捉住，与顾杲关在一起。罪名是，他们两人在北京沦陷以前，曾经集合一百四十个书生，写了一个“留都(南京)防乱揭”，宣布阮大铖阿附魏忠贤，出卖“东林”的罪状。所谓“东林”，本是无锡一个讲学的书院，主讲的入是顾杲的父亲顾宪成。阮大铖也在该处听过讲。听讲的人极多，不免议论时政，魏忠贤恨他们，称他们为“东林党”，杀了他们中很多人。

南京被清军拿去以后，顾杲与黄宗羲从监狱里逃出。顾杲回无锡起兵抗清，被不认识他的乡下农民杀了。黄宗羲参加鲁王的阵营，以三千精兵经营海盐一带，又在宁波四明山扎过寨，而且到日本去乞过师。鲁王失败以后，他回余姚养母，著书授徒。

在他所著的书之中，以《明儒学案》与《明夷待访录》为最重要。《明儒学案)是一部明朝的儒家哲学史，其中有简单的传记，与各家语录的摘要。这书的体裁是他新创的。《明夷待访录》是他本人的哲学，包括若干篇论文，以“原君”与“原法”两篇为最精辟。

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兼及于政治。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成为一个大历史家。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均私淑于黄宗羲。万与全均是鄞县人，章是绍兴人。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

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黄均坚辞。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送进皇宫，以便拜读。黄也很有礼貌，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

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是昆山的顾炎武(亭林先生)。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在南京陷清以后，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其后也追随鲁王，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鲁王失败，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图谋复国，在山东、山西、陕西，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可惜人心已不思明，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

他留下给我们以《天下郡国利病书》《隐学五书》与《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音学五书》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日知录》是考据的杰作，

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朱派、陆派均太注重言心、言性，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不研究。因此，他想纠正风气，大声疾呼，要读书人研究经学，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今之君子…...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

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原因是文字之狱。不过，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

他的治学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他不说空话，每说必有根据，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第二，他不抄袭别人的话；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他也即刻删去。第三，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从善如流。因此之故，他成了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

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比黄宗羲还要高。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但规模、系统均不如顾。就治学方法而言，黄比顾更逊一筹。

与顾、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终身不事二姓的，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除了前述的汤斌、耿介之师孙奇逢以外，有陕西墿厔人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山西太原人傅山(字青主)，与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船山先生)。

李颙注重苦行，曾经徒步到河南襄城，寻求父亲的遗骸。他父亲是一个对张献忠作战而阵亡的兵士。他也应邀到过江南，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康熙在康熙十七年开了所谓“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在野的“遗才”。有人荐举他，他称病不出。人家把他用病床抬到省城。他绝食，宁死也不肯入京。其后，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召见他，他派儿子李慎言去应召，将所著的《四书反身录》与《二曲集》带去，送给康熙。

傅山也是一个苦行的人。明亡以前，他曾经冒死援救一位被魏忠贤党羽(巡按张振孙)所陷害的忠臣袁继咸。南京陷清后，他在顺治十一年被捕，罪名是与河南的某一件案子有关。他抗辩不屈，继以绝食，结果被释放。到了康熙十七年，有人荐他应博学鸿词科，而且把他抬进北京城。他在看见“大清门”三个字的时候滚到地上，两泪直流，于是又被抬回家乡。康熙这时候，已经特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家以后，仍以“民”自称；凡是称他为“舍人”的，他一概不理。他写字、画画、作文都很好；也很懂医道。顾炎武和他颇谈得来。

王夫之是明朝的举人，参加过以永历皇帝为中心的抗清活动，其后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闭门著书，一直到死不肯剃发。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反对王守仁(阳明)及其若干支派，也不太赞成朱熹，而远宗北宋的张载。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就这一点而论，他可算是戴震(东原)的先驱。

他著有《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读通鉴论》与《宋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想见他读书之勤而认真。他的见解。虽则有时不免主观，但大体上均很值得重视。

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在言行上自成一家的，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他们把读书看成次要，认为实践才是学问的主体。他们除了躬耕自给以外，又天天射箭、练武。可见他们不仅是隐士而已，而是志在复国的有心人。

常熟有一位顾祖禹，是《大清一统志》的真正著者，而不居其名。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则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兵要地理。他认为山东在全国各省之中形势最为重要，希望后世的“欲有事于天下者”特别注意，言外之音，跃然纸上。

此外，有仅仅留给我们一部《广阳杂记》的刘继庄(字献廷)。他的著作，倘若完全被保存下来，其贡献当不存顾炎武与黄宗羲之下。他对于中外的语言文字，极有研究，也颇深入于数学、火器、农桑、地理、法律、医药等好多种有裨实用的学问。他是大兴(北京)人，祖籍吴江，他本人回到吴江住了几十年。生平行踪诡秘，很像是秘密社会中的人物。徐乾学曾请他帮忙关于《大清一统志》的事，但他十分看不起徐乾学。他所佩服的，只是金圣叹一人。

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喟，是长洲(苏州)的一个秀才，批过《水浒传》与《西厢记》。他是一个群众运动家，在顺治年间聚了很多人向清朝政府抗缴钱粮，到孔子庙里哭，被抓去砍头。 当时，苏州有一位举人，姓徐名枋，是大书画家。明亡以后。他不见任何宾客。汤斌来看他，在客厅里坐了许久，他始终躲在书房内，不肯出来。他隐居到七十三岁而死；死前吩咐家里人说，“宋荦必定会送银子助葬，切勿接受。”其后，宋荦果然送了银子来，被徐枋的家里人拒绝。徐枋与汤斌、宋荦并无仇怨，所恨的是这两人作了清朝的官。

魏县(河北大名)有一个举人刘永锡，官居苏州府教谕，于明亡以后隐居在阳澄湖边，和一妻一了一女织席为生。他家中本属富有，但他宁可饿死而不肯回去，结果终于饿死。死前，他已租不起房子，住在一艘破船之中，曾经写唱过这样两首歌：(一)“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二)“白日坠兮野荒荒，逐凫雁兮侣牛羊，壮士何心兮归故乡!”

其他饿死的志士，可考的很多。以当和尚为名，而避免清吏之胁迫的也不少。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方以智(《物理小识》的著者)，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桐城人，崇祯年间的进士，当过永历皇帝的“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事败，作和尚，法名宏智。

最著名的两个和尚，是道济(石涛)与“八大山人”。这两人均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以后，他们借作画来发抒胸中的抑郁之气，却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不朽之名。他们的本意，无非是“守志不屈”而已。

另一位宗室朱之瑜(舜水)，是一个秀才，生长在浙江余姚，对王守仁的学说很能实践。他曾经到日本去乞师，不成；其后他留在日本长崎隐居，作了日本儒家安东守约的老师，又被幕府德川光禟请去江户(东京)，当上宾。

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科，原称博学弘儒科(于乾隆以后，因避乾隆之讳(弘历)而改称博学鸿词科)。考试在康熙十八年举行，由二十六岁的康熙自己主考。被保荐与征召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博山、李颙、魏禧等六人抵死不肯应考。考取的有五十人，其中以毛奇龄为最无耻。这五十人均被康熙破格授以翰林名义，助修明史。

四九、雍正之狠

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夭亡的、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在大体上分为三派。甲派是皇二子(太子)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珴、皇十四子胤禵。丙派是皇四子胤禛(雍正)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 三派之中，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先对付皇八予胤禩本人，反而发表他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不久又封他为“廉亲王”，叫他兼“理藩院”尚书。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

同时，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驻扎西宁的皇十四于胤禵(抚远大将军)，赶紧回京奔丧。胤禵回来以后，雍正叫他留住在(河北)遵化的景陵(康熙的坟墓)等待“大祭”；其后，封他为“郡王”，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

胤禩的另一党羽、皇九子胤禟，被雍正派赴西宁，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却不给他任何名义，实际上只是将他“充军”而已。

剩下的，皇十子胤珴，是康熙所指定的正黄旗满、蒙、汉三军总管。雍正派他护送活佛哲卜尊丹巴一世的灵龛去喀尔喀。他走到中途，雍正下旨叫他在张家口暂住，不久便在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加一个“私自禳祷”的罪名，将他押解回京，关在牢里。(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

至于皇长子胤禔，早就在康熙四十七年被康熙禁锢在家里。雍正让他仍旧被禁锢着，不予释放。

于是，皇八子胤禩在朝廷中地位虽高，却是一个光杆。

甲派的太子胤礽，也早已被康熙关了；雍正把拥护太子的皇三子胤祉，派到遵化击“守护景陵”。

雍正经过如此安排，已经将江山坐稳；然后，把乙派的胤禟、胤禩、胤禵，与甲派的胤祉，作进一步的收拾。

胤禟于雍正三年七月在西宁被捕，罪名是陕西有人背后称他为“九王爷”。到了雍正四年五月，雍正下圣旨将他改名为“塞思黑”(狗)，罪名是他用密码和人通信。他被押解回京，走到中途，暴卒。

胤禩于雍正四年正月被“削籍离宗”；二月，被革去王爵，改名“阿其那”(猪)，圈禁在宗人府；九月，死在狱中。胤禵在雍正三年三月被降封为“贝子”；雍正四年五月，禁锢在寿皇殿。(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胤祉于雍正八年五月被禁锢在景陵，于雍正十年闰五月死在狱中。

皇八子胤禩于康熙未死以前，先后获得过大学士明珠及其儿子左都御史揆叙的支持。明珠死在康熙四十七年，揆叙死在康熙五十六年。他们两人之死，与胤禩之终于失败不无关系。

雍正极恨揆叙，于雍正二年不惜与鬼作对，追夺揆叙的官爵，下旨在揆叙的墓前立一个碑：“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另一个已死的胤禩之党、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也被雍正同时送了一个碑：“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阿灵阿的儿子、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被雍正圈禁在阿灵阿的墓地，于两年以后杀掉。和阿尔松阿一齐在雍正四年被杀的，有正蓝旗汉军都统鄂伦岱。鄂伦岱这人是孝懿皇后(非太子胤礽之母)的叔伯兄弟，于康熙四十七年太子第一次被废之时，附和了一班主张改立胤禩为太子的揆叙、阿灵阿之流。雍正追算旧账，对鄂伦岱也毫不客气。

孝懿皇后佟佳氏，是康熙一生前后所立的三个皇后之一，只生过一个夭亡的女儿，没有生过儿子。康熙的其他两个皇后是太子胤礽的母亲孝诚皇后(赫舍里氏)，与无子无女的孝昭皇后(钮祜禄氏)。康熙的妃子很多，其中有若干汉人，包括四个姓陈的、两个姓王的，也有姓高的、姓石的、姓袁的、姓张的、姓刘的、姓卫的，等等。胤禩是姓卫的(良妃)所生。康熙不肯立胤禩的原因之一，是这“良妃”出身微贱。

雍正的母亲也是一个妃子，叫做“德妃”，姓乌雅氏，是满人，护军参领(乌雅)威武之女，论出身似乎比“良妃”好一点。但是康熙却从无立雍正为太子之意。倒是雍正的同母弟、德妃的另一个儿子、皇十四子胤禵，康熙在最后几年似乎颇为属意，提拔为“抚远大将军”，希望他先在青海、西藏为国家立一些功，取得声望。

这就引起了雍正的嫉妒，伏下祸根。胤禵为人懦弱，并无多大野心。他一向拥护皇八子胤禩。倘若他懂得拥护自己的同母兄皇四子胤禛(雍正)，结局便不致如此悲惨。

皇三子胤祉原是拥护太子胤礽的。胤礽两次被废以后，他便存了非份之想，在家中养了两个策士陈梦雷与杨文言。陈梦雷帮他编《图书汇编》(古今图书集成)；杨文言帮他编《律历渊源》。这两部书均是康熙叫他编的。他字写得好，天文与数学也懂得一点，康熙对他相当喜欢，于是他因此也招了雍正的忌。

雍正即位之时，首先便将陈梦雷充军，剪除胤祉的羽翼。杨文言这时已死，否则也逃不了雍正的毒手。

雍正最凶狠的一着，是在对付胤禵与胤祉之先，把两人的儿子弘春与弘晟先行削爵拘禁，隔离起来，然后再对付他们本人。 另一个皇子、皇十二子胤祹，不曾参加甲、乙两派，并无得罪雍正之处，却因为康熙重用了他，叫他总管过正白旗的满、蒙、汉三军，又叫他担任满洲镶黄旗都统，雍正对他极不放心，于即位以后先封他为郡王，再把他降为贝子，又把他降为镇国公。这胤祹倒也聪明，终于获得了雍正的信任，在雍正八年又受封为郡王。

雍正所倚靠的，在皇子之中是皇十三子胤祥与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之中是隆科多；在武官之中是年羹尧。

胤祥被他封为“怡亲王”，作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与大学士马齐、吏部尚书隆科多、皇八子胤禩同列。怡亲王胤祥对雍正鞠躬尽瘁，直到雍正八年五月病死为止。雍正谥他一个“贤”字；也送给过他一个匾：“忠敬诚直，勤慎廉明”。

胤礼被他封为“果郡王”，先后充任理藩院的“管院大臣”(位在理藩院尚书之上)与工部、户部的管部大臣(位在这两部的尚书之上)，也叫他在西南各省巡阅过驻防兵(满人)，与绿营兵(汉人)．在中央主管过苗疆事务。雍正六年进封他为“果亲王”。他死时，是乾隆三年二月。

隆科多与年羹尧的下场，太比不上胤祥与胤礼二人了。隆科多是孝懿皇后的亲弟弟，与鄂伦岱是叔伯兄弟，可算是十足的“国舅”。雍正一向和他很亲密，叫他“舅舅”。鄂伦岱拥护皇八子胤禩，他拥护雍正。康熙绝命之时，只有他一人在御榻之旁。如果没有他“宣布遗诏”，雍正之获得皇位决不能如此容易。

那时候，他是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有兵在手。雍正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他从理藩院调至吏部当尚书，叫他袭继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

到了雍正三年，他突然被解除步军统领职务，他的儿子王柱也被免了銮仪使之职，发交他“管束”。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由“笔帖式”(书记)所升兵部主事、刑部郎中、河南道御史、工部侍郎、湖广巡抚。年羹尧本人是科班出身，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改庶吉士”(翰林)，当了翰林院检讨、四川广东的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在康熙四十八年受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九年挂“平西将军”印，指挥岳钟琪等人打进西藏，击败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军官策凌敦多卜。次年，康熙升他为“兼理四川陕西总督”。

雍正即位以后，召还“抚远大将军”(皇八于)胤禩，叫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留待继任的延信到任。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延信到达西宁，雍正又改命延信为平逆将军，叫年羹尧作“抚远大将军”。

这时候，青海的蒙古人首领是罗卜藏丹津(顾实汗的孙子)。罗卜藏丹津造起反来，年羹尧指挥岳钟琪加以讨伐，讨伐到雍正二年三月，将罗卜藏丹津击溃，肃清了青海全部。

十月问，年羹尧奉召进京，雍正赏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朝服上绣四个团龙的“补子”)，黄带、紫辔、金币。

谁知道，年羹尧回任以后不久，便在雍正三年二月为了奏疏上将“朝乾夕惕”的成语政写成“夕惕朝乾”，碰了雍正一个大钉子。到了四月，雍正免他的大将军与总督之职，调任杭州将军；到了十月，将他拿捕来京，赐死。

年羹尧被捕的时候，距离他妹妹之死，还不到一个月。

年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死后被谥为“敦肃皇贵妃”。年羹尧一向仗着有妹妹在宫中，又一向深荷雍正信任，免不了摆威风，乱花钱，参劾大员，提拔部下，因此就得罪了不少人，况且手握重兵，也引起雍正的疑忌，所以妹妹一死，他便垮了台。

在他被降调为杭州将军之时，许多受过他提拔的人纷纷说他的坏话，打落水狗。不说坏话的人极少，其中之一是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布政使是专管民政、财政的官)。雍正把胡期恒捉了，关起。

另有一位汪景琪，写了一部《西征随笔》，记载当年参加年羹尧戎幕的经过。书中对于年羹尧相当称赞。雍正把汪景琪抓来，斩首。

雍正的左右，有一位“侍讲”官，姓钱，叫做名世，写过几首诗赞美年羹尧平定西藏的功劳。雍正很生气，将钱名世革职，逐回浙江原籍，御书“名教罪人”四个字，叫地方官制成匾，树在钱家的大门之上。

汪、钱二人的案子，均不是正规的文字之狱。正规的文字之狱，在康熙之时已有。康熙在康熙三年杀过浙江湖州人庄胤城等七十几人。罪名是，庄胤城的已故儿于庄廷枬，曾经刻过朱国桢所写的明史，并且加了关于崇祯一朝的记载，其中有涉及建州卫的事。这七十几人包括庄氏全家，作序的人李哲言，被误指为朱国桢的朱佑民及他们的儿子。

康熙在康熙五十二年又杀了翰林院编修、安徽桐城人戴名世等几十人，捕了两百多人，罪名是戴名世写了一部《孑遗录》，记述明末三王的事。在被株连的人之中，有已故的《滇黔纪闻》著者方孝标。方被戮尸，方的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处斩。

康熙是所谓“圣祖”，也作得出这样小气的事，可谓盛名之累。

雍正呢，本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却在办理文字之狱的时候，比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均略为宽大。

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在雍正四年当江西主考，出了一个八股题目“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的状，说“维”字与“止”字恰好是“雍正”两个字砍去了头。雍正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这两人气死在牢里。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杀一个，充军三个，把他的一兄一弟、几个侄儿，也充了军。此外，别无株连。其后，而且放同了查嗣庭之兄(查慎行)。

雍正七年，有一位某部主事(科员)陆生枬，因写了十七篇《通鉴论》被杀。罪名是，主张废郡县，复封建，梦想分封诸王，削弱中央势力。

其后不久，发生了曾静劝岳钟琪“造反”的案子。

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位落第书生，于无意之中读到名儒吕留良所评选的八股文，其中有论及“夷夏之防”的，十分沉痛。吕留良是康熙时代的人，仍称“清”为“北朝”，称“明”为本朝，说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不外是尊王攘夷，孔子之所以称许管仲，原因即在于此。吕留良言外之音，清朝的皇帝是夷，该“攘”。

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文章，很感动；特地跑到浙江石门(崇德)吕留良的家乡，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这时候吕留良已死)、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这三人把吕留良的所有遗著，包括《日记》与《四书讲义》，均交给了曾静。

曾静回到湖南以后，把吕留良的思想与学说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张熙。张熙自告奋勇，愿意到西北一趟，找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钟琪反清。曾静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年羹尧的老部下，勇敢善战。他的的确确是岳飞的苗裔，曾静和张熙以为他必能一本岳飞的抗金遗志，灭掉清朝。清朝皇帝不是曾经自称金朝皇帝的苗裔么？ 岳钟琪是绿营名将岳升龙的儿了；最初以捐班的“同知”(相当于“副县长”的一种官衔)，改充武官游击，在康熙五十八年之时做到四川永宁协的副将(等于一个副旅长)。康熙征讨西藏，他是先锋，杀了(西康)里塘的“第巴”，降了巴塘、察木多(昌都)等地的“第巴”，冲到拉萨，击走准噶尔部长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大将策凌敦多布。因此之故，他被康熙任命为左都督，又升为四川提督。他征服松潘以西、四川与青海之间的若干少数民族寨子。

雍正即位以后，叫年羹尧讨伐盘踞青海的蒙古人罗卜藏丹津，年羹尧调岳钟琪来帮忙，结果在事实上出力打平罗卜藏丹津的完全是岳钟琪。于是雍正就命他为甘肃提督；不久，叫他兼甘肃巡抚。雍正三年四月，叫他接年羹尧的川陕总督。

岳钟琪这人生于清朝，长于清朝，替清朝立下很大的功，又作了清朝很大的官，只知道忠于清朝，不仅把远祖岳飞如何忠于宋朝，如何誓死抗金，漠然视之；而且这时候明朝丢掉北京也将近一百年了，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清复明”的念头。

张熙不辞跋涉之苦，甘冒生命危险，在雍正四年七月间跑到岳钟琪的衙门求见，可谓找错了人。岳钟琪接见他，读了他带来的曾静的信，大吃一惊。

这岳钟琪一面假心假意答应参加反清运动，而且与张熙立了誓，一面暗中报告雍正。于是雍正就下旨抓人。曾静、吕毅中、严鸿逵、沈在宽一齐落网，押解到京。张熙也被押解了来。 雍正读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也读了搜查来的吕留良遗著，认为这是思想同题。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特免曾静、张熙之死，叫他们去江浙一带把《大义觉迷录》好好宣讲。(吕毅中与沈在宽被斩首，严鸿逵死在牢里，这三人的子孙全数充军。岳钟琪暂时仍被重用，到了雍正十年便以在新疆对准噶尔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免职，监禁。)

《大义觉迷录》的内容相当坦白，雍正自认为夷，把清朝也称为“外国”。后来乾隆感觉不妥，把这书列为禁书，于是在中国便难找到，倒是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被稻叶君山约略引录在《清朝全史》之中。

《大义觉迷录》包括曾静的供词，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所颁的诏书，与曾静“改悔以后”所写的一篇歌颂清朝的“归仁录”。 曾静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指出雍正有九项罪恶：(一)窃位；(二)逼母(稻叶君山说这是指的雍正逼迫康熙的佟后殉葬。事实上佟后(孝懿皇后)死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雍正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死于雍正元年五月，曾静所指的可能是她；(三)弑兄(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四)屠弟(胤禩、胤禟)；(五)贪财；(六)好杀；(七)耽酒；(八)淫色；(九)诛忠用佞。

雍正对于曾静之如此不客气，却不甚介意，说“曾讥诽止朕一人”，吕留良“上诬皇考(康熙)之盛德”，“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而专造作妖诬，布其私愤”，“谓我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称满、汉之兵，齐跪永历马前”，“此吕之罪，所以为至大也”。

雍正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说皇帝是天所指派的，天只问某人的“德”，够不够当皇帝，并不问此人出生在什么地方。“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殊视？” 雍正说，写文章的人“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细大不遗。......外国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若故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妄载以诬其恶，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以自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这些话，是雍正的真心话，颇能动人。

关于清兵入关，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而且明朝自“嘉靖(世宗)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疆圉无宁，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穷寇，文物日盛，黄章白叟，一生不见兵革......尚可谓之昏暗乎？”“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

五〇、彻底集权

曾静、张熙所崇拜的吕留良，在他的遗著之中，除了强调“夷夏之防”以外，也竭力主张恢复封建，实行井田。

先于吕留良的顾炎武(亭林)，以经学大师而一生为复国奔走，写过《郡县论》九篇，洋洋洒洒，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他而且提出了一个“寓封建于郡县”的口号，建议让成绩优良的地方官世袭。他的言外之音，是希望清朝皇帝广建诸侯，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权，然后反清复明的志士便可以在这些诸侯身上打主意。

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军到阿尔泰(新疆北部)的谢济世，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的《古本大学注》，痛论程、朱不是儒学的正统，很受福彭的重视。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枬，也写了一部《通鉴论》，共十七篇，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 谢、陆二人的思想，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说封建好，专制不好。陆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君)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圣人)虽有国事，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

锡保把谢、陆二人的活动，秘密报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缴了上来。雍正读了，勃然大怒，交朝中的王大臣议罪。结果，谢济世罚当苦工，陆生弃斩首。

雍正这时候正在想把他的帝国更进一步地统一起来，把他的君权作更高一层的提高。

他自从即位以来，便已向八旗之中半独立的“下五旗”开刀。他怎能听得进“广建诸侯”的一套说法?

所谓“下五旗”，是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个旗。

与“下五旗”对称，是直属天在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

当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家，联络若干女真部落，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汗国。这汗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分成八个旗，每一个旗自有旗主。旗主对下有完全的统治权，对上向努尔哈赤效忠。

努尔哈赤很精明，把这八个旗，全以自己的子侄为旗主。其中皇太极兼掌了正黄与镶黄两个旗。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联合同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而且勾结了两个黄旗内部的若干份子，于是抢得了实际政权，先当辅政，后当摄政，终于自称“皇父”，把顺浩皇帝当作儿子看待。

多尔衮死后，他的正白旗被顺治拿了去。于是正白旗从此被“天子自将”，和正黄、镶黄一齐称为“上三旗”。

在谢济世与陆生枬二人向福彭与锡保大谈其恢复封建的主张之时，福彭正是镶红旗的旗主，而锡保正是正红旗的旗主。这怎能叫雍正不生气呢？

福彭的爵位是平郡王。他的父亲叫纳尔苏。纳尔苏的太太，是曹雪芹的姑母。纳尔苏的曾祖，是代善的大儿子岳托。

下五旌的旗主．在最初是 其后是

镶白：多铎

正蓝：莽古尔泰

镶蓝：阿敏

正红：代善

镶红：阿济格 多尔博一支的多锌子孙

多尼一支的多铎子孙

济尔哈朗的子孙

萨哈璘一支的代善于孙

岳托一支的代善子孙

锡保的爵位是顺承部王。锡保的祖父是勒克德浑。勒克德浑的父亲是代善的第三个儿子萨哈磷。这时候，其他三个“下五旗”的旗主，可能是：

镶自旗 辅国公塞勤

正蓝旗 信郡王德昭

镶蓝旗 简亲王神保住

这三人均不及平郡王福彭与顺承郡王锡保之重要。

本来，福彭的父亲讷尔苏，比福彭更有力量，曾经被康熙的太子胤礽殴打过，显然是皇八子胤禩的一党。雍正在雍正四年将他革去爵位，叫他的儿子福彭继承。

简亲王神保住的父亲雅尔江阿，也是在雍正四年被革去爵位的，和讷尔苏同时。

传说，曹頫[fu,tiao]是在雍正六年被抄家的，曹頫可能也是受了讷尔苏的牵累。

雍正从即位的时候起，便颁了“上谕”，禁止下五旗各旗旗主对担任政府官吏的旗员勒索。

他又把都察院的满洲人御史调派到八旗去，每旗二人，稽察一切。从此，各旗的内部行政，在实际上被中央直接管理。下五旗的半独立主权，名存实亡。

过去，康熙也曾经以此一旗的旗员，充任另一旗的“都统”，但是当都统的多多少少要受制于该旗的旗主，与本人所隶属的一旗的旗主。

雍正却直截了当，以此旗的旗主兼充彼旗的都统，弄得彼旗的旗主无法抗衡。

康熙以来，除了镶蓝、正红两旗为济尔哈朗与萨哈璘一支的代善子孙所占以外，其余的三个下五旗(镶白、正蓝、镶红)常被插入若干新封的人，每一个新封的人总要占去一个参领(甲喇，等于五个佐领)，或几个佐领(牛录，牛录是含有三百个壮丁的单位)。于是这三旗的完整性也丧失了。雍正，不消说，也是采取分割各旗的政策，而变本加厉。

每一个满洲的旗，在原则上包括五个参领，也就是二十五个佐领。事实上，各旗的大小并不划一。佐领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旗分佐领”，其份子称为旗分人员，简称旗员，对于旗主很像西洋封建时代藩臣之于藩主，旗主有大的“圈地”，旗员有小的圈地。另一种是所谓包衣佐领，那便是相当于农奴的集团了。

雍正规定：下五旗各旗主对于包衣可以照旧享受“主人”的权利，对于旗员则只能用为“护卫、散骑郎、亲军校(小军官)、亲军”，不许用作仆从，管家务，供差役。倘若要在旗员中调人充任这些贱役，就必须专案奏请。旗员当了京官侍郎以上，外官县知事以上，旗主不许挑选他们的子弟当侍从，或管带包衣的“下官”。

各旗彼此之间，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旗的旗员与包衣，不许到别一旗旗主那里去当差。上三旗的旗员包衣，更绝对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

雍正精力过人，喜欢办事，而不怕繁琐，可说是天生的一位大行政家。他自奉甚薄，较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虽致力于清查逋赋、欠赋、增收关税、盐税，却只是为了充裕国库，不是为了一己的耳目之娱(宫室)，口腹之欲(饮食)，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把整理财政的所得，用在免赋、赈灾、浚河、筑堤等项目上。

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一位宰相或“大学士”，以他那一种综核名实的作风与政绩，其值得后人的歌颂，也许要超过张居正。 我们不可忘记，他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人(即位于公元1722年，逝世于1735年)。那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所谓责任内阁制的政府，除了英国以外。甚至在英国，责任内阁制也不过是刚刚萌芽罢了。

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自从明太祖晚年以来，一直到他(雍正)即位之时，已经有三百多年不设宰相。大权在原则上操在皇帝之手，而若干大学士与(明朝的)所谓秉笔太监，顾名思义，也只是皇帝的书记而已。

我们可以不欣赏他的作风，不佩服他的政绩，但不应该责备他不懂得用宰相代治国家，不懂得创设一个民选的议会，正如我们不应该责备孔子不会驾驶汽车。

就事论事，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雍正的用人行政虽不是完全无可批评，的确比康熙与乾隆均高明得多。

他最信任怡亲王胤样，先用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后用为大学士及军机大臣。这胤祥是一个忠心、能干而不要钱的好官。

次于胤祥的，是鄂尔泰与张廷玉。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的旗员，姓西林觉罗氏(不是爱新觉罗氏)，可谓与皇家同族，而不是宗室。他的高祖父屯泰率领汪钦地方七个村庄的女真人归附努尔哈赤，作了牛录额真(佐领)，曾祖父图们在皇太极之时对明军作战阵亡于大凌河。他本人在康熙三十八年考中举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袭封佐领，在康熙五十五年当了内务府的员外郎。

那时候，雍正以皇子的身份对他有所请托，被他拒绝；不料因此反而很受雍正重视。雍正一即位，便特别提拔他，放他为云南主考，又任命他为江苏布政使。

在江苏布政使任上，鄂尔泰把照例“应得”的“公使银”(可以“报销”的办公费)，买了三万三千四百石谷子，分别存在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作为将来赈济灾荒的一种准备；也上了条陈，想疏浚太湖的两个出口吴淞江与白茅浦。雍正很高兴，就在他三年“任满”之时，升他为广西巡抚。

鄂尔泰刚到广西就职，雍正便把他调充云南巡抚，“治总督事”(代理总督)。鄂尔泰在代理总督任上不到一年，镇压了逼近贵阳的谷隆苗民武装。谷隆，在明朝称为谷龙川，分为大小两个土司，在今日是贵阳东南的龙里县。雍正很喜欢，升鄂尔泰为实授(真除)的云贵总督。

鄂尔泰主张彻底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把明朝所设的若干世袭的安抚使司、宣抚使司一概取消，改派知府、知县，与内地的郡县制度台流。这一点，雍正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人均认为苗人、彝人等，都是应该由皇帝直接管理的“子民”，不容由封建式的土司割据。土司对于土民“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东川(会泽)与乌蒙(昭通)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土司之下，又有土目(土司的胥吏)，土目之横，又甚于土司。

依照鄂尔泰的建议，雍正把东川与乌蒙均从四川划入云南，由鄂尔泰用武力来“改土归流”，设立了三府一镇。其他各地，如贵州的古州(榕江)、黎平、镇远、安顺，云南的镇雄、沾益，也一概于克服了土司的反抗以后改土归流。

雍正在雍正七年加拨一省给鄂尔泰管理，称他为“云贵广西总督”。于是若干广西的土司，也归了流。雍正藉此把广西与安南的国界也划定了，送给安南王黎维祹以贿咒河外的土地一百四十里(宽)，作为赏地。

鄂尔泰在雍正十年被召回北京，充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他和张廷玉一起，每天在“军机处”侍候雍正办公。

军机处原称为“军机房”，是所谓“军需房”的后身。军需房设于雍正七年六月，所管的本是军需，雍正为了“保密”与随时向胤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指示，而把它设在内廷，隆宗门里边的一座房子。

那时候，胤祥已经从雍正三年二月解任“总理事务”以来，办理京畿的水利(如疏浚砖河、兴齐河，分减于牙河，导引永定河，等等)颇有成效，奉雍正之命，主持支援西北方面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这军需房可说是特为胤祥而设。张廷玉与蒋廷锡在当时是两个得力的大学士，而蒋廷锡又是现任的(管钱的)户部尚书，所以也被调来军需房办公。

军需房在雍正八年改称为军机房。胤祥在雍正八年五月逝世，遗缺由一个叫做马尔赛的接充。但马尔赛在雍正九年七月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八月出发，军机处只剩下张廷玉和蒋廷锡两人。到了雍正十年二月，才添进了鄂尔泰，为“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加上一个“在办理军机处行走”的原任贵州提督的哈元生。哈元生“行走”了不到一个月，便因为贵州苗民反抗再起，奉命回贵州提督原任。

军需房虽原为胤祥而设，但军机处之升格为实际的内阁，夺了原有的内阁的实权，却全是由于张廷玉的建议。

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翰林)，翰林院检讨，“直南书房”(在内廷的“南书房”陪皇帝看书、写文章)，历任洗马、庶子、侍讲(都是名义上侍候太子的官)，在康熙五十九年作到刑部侍郎(等于司法行政部的副部长)，不久调任吏部侍郎(内政部副部长)。

雍正即位以后，提拔张廷玉为礼部尚书，其后放他为顺天乡试的主考，加官太子太保，兼官翰林院掌院学士，调充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在雍正四年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五年，升为文华殿大学士；雍正六年，升为保和殿大学士，改兼吏部尚书；雍正七年，以大学士的资格调到军需房，与怡亲王胤祥、户部尚书蒋廷锡“密办军需”。(吏部尚书一职，由一个叫做查朗阿的接充。)这一年十月，他得了一个比“太子太保”更高的加官(衔头)，即(皇帝的)“少保”。

张廷玉在军需房一改为军机房、再改为军机处之时，用了一张纸条，把内阁所仅有的“票拟”之权，轻轻地献给了皇帝。他也许是感觉到受恩深重，藉此图报。

张廷玉的建议是各方面写给皇帝的奏章，分为二类，涉及普通政务的“常事”称做“疏”，涉及军国机密的“要事”称做“摺”。“疏”由通政司收进，交内阁用签条(票)“拟旨”；“摺”不再由通政司收进，而改由“奏事处”收进，不再交内阁拟旨，而改由皇帝在军机处看着军机大臣拟办，立刻用御笔朱批，批好了立刻由军机处的职员抄写、封发，不经过内阁，更不经过各部，既保密又迅速。

雍正采纳张廷玉的意见，从此军机处成为全国最高而最重要的一个衙门。

也只有像雍正这样有能力的皇帝，与张廷玉这样有能力的军机大臣，才可以把全国的“要事”办得那样迅速而大体不差。张廷玉有一个当过大学士的父亲(张英)，可谓家学渊源；本人在刑部、吏部、礼部、户部均作过尚书或侍郎，也作了三个殿的大学士，够得上称为熟悉一切。只有工部与兵部的事，他较为生疏：有了办过水利的怡亲王胤祥．与剿过苗民起义的鄂尔泰，以及在鄂尔泰内调以前的马尔赛，雍正也不怕无所咨询了。

乾隆即位以后，一度改军机处为总理事务处，但改了不到两年，仍旧称它为军机处。鄂尔泰在乾隆十年病故，张廷玉在乾隆十四年退休。(两人均在乾隆四年加官“太保”，比“少保”又高一级。)

雍正在雍正十二年添派马兰泰与平郡王福彭两人，在军机处行走，这两人不久奉命出发前方，打准噶尔；雍正改派讷亲与班第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即位以后，把这两人升为军机大臣，而且增加了海望、纳延泰、徐本等几个人。此后，直至宣统三年四月军机处被裁撤为止，军机处的大臣时多时少，并无定额。

雍正有张廷玉等人在军机处，每天陪他办公。张廷玉同时又是保和殿大学士，所以不仅有关军机的“要事”，由张廷玉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当面秉呈雍正的意旨迅速执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张廷玉也同样地可以向雍正解释章奏与“内阁票拟”的内容，听候雍正“乾纲独断”。

在如此的一种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会议”的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清朝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就已经设有所谓“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札尔固齐”(副大臣)十人。皇太极把理政听讼大臣增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为十六人。入关以后，清室参照明朝的制度，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给“九卿科道”杂议。所谓九卿，并不是仅仅为太常卿、光禄卿等，而包括六部的尚书。所谓“科道”，是指的都察院之中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与各道(京畿道、江西道等)的监察御史。遇有大官被劾，或对外将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常常被交给“王大臣”去讨论。所谓“王”，包括亲王与郡王；所谓大臣，包括宫内、宫外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官。“王大臣”把讨论的结果，用书面报告皇帝，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

雍正比起他的若干“王大臣”来，可谓鹤立鸡群。他眼光敏锐，记忆又特别强，不仅对全国的政务了如指掌，很知道多数督抚的能力，而且有时也特别识拔了督抚以下的小官。

在督抚之中，像李卫、田文镜、王士俊等人，都是小官。李卫是铜山(徐州)人，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时，才不过是一个户部郎中(相当于财政部的司长)。雍正叫他在直隶(河北)与云南办驿运，不到三年功夫，就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两年以后又升他为浙江总督。这李卫不但会理财，同时也是一个捕盗专家。虽则他所捕的“盗贼”，包括江湖豪侠与有志复明的义士，但地方上的安宁也的确被他增进不少。他所无可奈何的，始终只有一人：甘凤池。(甘风池在《清史稿》中有传。)雍正十年以后，李卫被调进京城，担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是汉军正黄旗人。清朝初年，属于汉军八旗的“汉族旗人”，比普通的汉人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年羹尧及康熙年间的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彭鹏(《彭公案》的彭公)、施世纶(施琅的儿子，《施公案》中的施公)，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田文镜与李卫同是捐班出身，于雍正即位之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内阁侍读学士”．当过县长级的“知州”，也当过吏部的员外郎，等于今日内政部的专门委员，雍正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不到二年，升为署理河南巡抚，其后一再升为河南总督与“东河总督”。田文镜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与属吏均很刻薄、残酷。

王士俊是贵州平越人，正途出身(翰林)。雍正先叫他在河南当“候补知州”，其后一直提拔到“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于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此人本以弹劾田文镜成名，但在继田以后，作风与田如出一辙。

田文镜与王士俊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不是坏事，雍正急于求治，对田文镜之雷厉风行地垦荒，颇为嘉许。然而河南可垦之荒不多，州县官迫于田文镜的功令，只得以不值一开的“荒”招人民领种，于三年以后“升科”，叫人民接亩纳税。史贻直在乾隆初年担任户部尚书，检讨田、王二人所报的新垦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

田、王两人之勇于任事而不贪污，也是事实。田在兼督山东之时，清查出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两。他向雍正报告：积亏的原因，是“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力量按年缴纳清楚。但是，田文镜所能想得到的补救办法，仅仅是“请救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

火耗与加派，一方面是人民的额外负担，一方面也是地方上大小官吏的必不可无的“油水”。官吏的俸禄极薄，当一个知府，每月的俸禄只不过是几两银子而已。当时的米价，以山东为例，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知府、知县仅凭几两银子的俸禄，如何可以养妻子、养仆役、养“师爷”(私人秘书)、孝敬上司、弥补亏空？ 有一位诺敏，他是满洲正蓝旗人，受雍正知遇，官居山西巡抚。他向雍正提出一个口号：“火耗归公。”办法是，叫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解到各该省的布政使司的“司库”，由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银子弥补无着落的亏空，其余年终发给地方上大小官吏，作为“养廉”的津贴，同时向皇帝奏报清账。

雍正先吩咐“王大臣”讨论一番，然后就批准诺敏的建议。从此，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各省也逐渐树立了这个“养廉制度”。雍正说，他希望各省火耗的数字在亏空补足之时逐渐削减，以至于完全豁免。(结果，直到清朝结束，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无能力建设一个近代式的税收制度，无足深责。不过，他是有心减轻人民疾苦的。江苏所欠的田赋丁银，比山东更多，据巡抚尹继善与侍郎彭维新清查，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共欠一千万两以上。有人建议，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分年带征”，加在原有的定额之上。雍正决定：带征的欠税每年每县收到多少，便在次一年免去该县同一数量的正赋。这样，等于在事实上免收欠税，而办法比以前顺治、康熙之时公平。顺、康两帝常常无条件免收“逋赋”，结果是拖欠的“顽户”占便宜。现在呢，顽户缴出若干欠税，良户就减免若干正税。

雍正在财政方面的另一新猷，是接受江西巡抚迈柱的建议，把丁银摊入钱粮计算，我们不妨称之为“丁粮台一”。这原是继承康熙在康熙五十年颁布的“以后滋生人丁，概免丁银”的遗旨，无非将手续简化而已，但结果是从此有田产的人才出丁粮，无田产的人不仅不出田赋(钱粮)，连丁银也蒙豁免，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德政。

五一、被准噶尔击败

雍正设立军需房及其后的军机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支援并直接指挥西北的军事。

敌人是准噶尔的领袖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清朝的官方文书，称他为“准噶尔台吉”；他自己的称号可能是“汗”。

关于准噶尔，我们一般人知道得太少，因此而印象十分模糊。然而西洋若干地理家到今天还把新疆北部的地域，称为“准噶尔哩亚”(Djungaria)。

准噶尔，原也不过是新疆北部四个蒙古人卫拉特(oirat)之一。其他的三个卫拉特，是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占了伊犁一带(全新疆最肥沃的地方)．于明朝末年把土尔扈特从塔城附近的雅尔逼走，迁去俄国境内的伏尔加河流域。剩下的两个卫拉特，也敌不过准噶尔。以乌鲁木齐一带为发祥地的和硕特，在清朝初年逐渐把主要力量移到青海。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杜尔伯特，更不足以与准噶尔抗衡。

在康熙年间，准噶尔的领袖叫做噶尔丹。他的名字比雍正年间的噶尔丹策零少两个汉字“策零”。我们其实不妨称他为“老噶尔丹”；这“噶尔丹策零”可以称为“小噶尔丹”。

老噶尔丹被康熙打败，自杀而死。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早已“归顺”康熙，于康熙的支持之下，袭取准噶尔老家，弄得他于兵败以后回不去。

策妄阿拉布坦相当地“妄”。他派一个大将策零敦多卜驻在拉萨。这策零敦多卜其后被岳钟琪赶走。

策妄阿拉布坦受了如此教训，却野心不死，又唆动青海和硕特的领袖罗卜藏丹津对清朝造反。结果，罗卜藏丹津又被岳钟琪(于年羹尧的指挥之下)打得落花流水，丢了妻子儿女，化装为一个老太婆，逃去新疆，请求策妄阿拉布坦保护。策妄阿拉布坦让他住在伊犁。雍正向策妄阿拉布坦要求“引渡”，被拒绝，雍正很气，但一时无可奈何。

策妄阿拉布坦在雍正五年病死，领袖的地位由儿子小噶尔丹继承。雍正看不起小噶尔丹，想打。朝廷中有很多人反对，张廷玉却极为赞成。于是，雍正便调集五万精兵，交给一位身高貌美、善耍长枪大刀的傅尔丹，浩浩荡荡地开往外蒙古的科布多，由西北路进攻准噶尔。

这是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的事(雍正在上一年便已设了军需房，秘密准备一切)。傅尔丹的名义是靖边大将军，他是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费英东的曾孙，在康熙征讨老噶尔丹之时，曾经受任为振武将军，驻扎阿尔泰。雍正三年，他驻扎在巴里坤。其后，内调为“内大臣”，在雍正六年升为吏部尚书。

在雍正拨给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的五万多人之中，有六千名是“京师八旗兵”，九千名是“车骑营兵”，八千八百名是奉天(辽宁)等处的兵。此外，又有从科尔沁各旗(辽北)与土默特各旗调来的蒙古兵。

雍正虽不是一位喜欢穷兵黩武的人，对这次遣派傅尔丹出征的事，却十分铺张了一番，特地为傅尔丹在太和殿行了“授钺礼”，而且先期到太庙去祭告，到南苑去检阅车骑营兵。

博尔丹到了阿尔泰山麓，颇想一鼓作气，越过此山，冲到伊犁，活捉罗卜藏丹津，雍正由军机处发下密旨，叫他不可轻进，并把他与进驻巴里坤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在雍正八年召回京师，“面授机宜”。

这时候，岳钟琪已经在巴里坤筑了东、西二城。傅尔丹于回到前方以后，也在雍正九年筑了科布多城。

雍正九年六月，傅尔丹捉得准噶尔的一个间谍。据这间谍说，小噶尔丹已经派出三万兵，向科布多进攻，其中将领之一是策零敦多卜的儿子“小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已经到达一个叫做“察罕哈达”的地方。

傅尔丹很兴奋，在六月庚子日这一天率领全军出发，向察罕哈达的方向走。走到雅克赛河河边，又捉得一个准噶尔的哨兵。哨兵说：“过了河，察罕哈达再走三天可到。小策零敦多卜的兵马尚未到齐，有一千人左右。”

傅尔丹渡过河，走了五六天，还不曾走到察罕哈达；却又捉到了一个间谍，这间谍说：“有两千准噶尔兵，在前面的博克才岭。”

于是，傅尔丹挥动大军，进入博克才岭前面的库力图岭，遇到准噶尔的兵，杀了一阵，杀死四百人，其余的翻岭而去。

傅尔丹把大军移到附近的和通泊，搜剿泊边四周山中的准噶尔兵，却反而被几万名准噶尔兵切成几段，予以个别包围。两军从壬子日杀到甲寅日，一共杀了三天，傅尔丹于全军大败以后，逃出重围，回到科布多，检点残兵，仅剩下两千人左右。

军中包含当时全部满洲人的精锐，一举而丧失殆尽，勇将如济尔哈朗的孙子巴赛、鳌拜的孙子达福，以及查弼纳、马尔萨、舒楞额等人，均力战而死。自杀的将领也有好多，包括定寿、苏图、马尔齐、永国、海兰、岱豪、西弥赖。

雍正接到消息，哭了一顿，传旨给傅尔丹，说：倘若科布多不能守，不妨撤退回来。(同时，雍正也调了不少军队去科布多增防。)

雍正把傅尔丹的靖边大将军名义改颁给顺承郡王锡保，叫博尔丹以“掌振武将军印”的名义，接替锡保的振武将军位置，受锡保指挥。

次年，准噶尔派兵来打科布多，锡保命令傅尔丹带领三千人前去抵御，又吃丁一个败仗。雍正原谅他，叫他留在军前效力。 又过了三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有别人犯了贪污案子，博尔丹爱牵连，被抓回北京论斩。幸亏雍正不久便死，没有来得及批准斩刑，傅尔丹在牢里挨到乾隆二年，被释放。

准噶尔的领袖小噶尔丹于获得和通泊的胜利以后，在这一年秋天，大举进攻喀尔喀，一直冲到鄂登楚勒河，被喀尔喀的一位多罗郡王、康熙皇帝的额驸(驸马)，名字叫做策棱的抵挡住，无功而回。

这位策棱的名字，与小噶尔州的名字(噶尔丹策零)的下半截：“策零”，以及策零敦多卜与小策零敦多卜、两人名字的上半截：“策零”，都原本是同一个蒙古字。为了加以区别起见，清朝在官方的汉文文书上特地把他，喀尔喀多罗郡王额驸，写做“策棱”，不写做“策零”。

雍正升策棱为和硕亲王。

次年，雍正十年，小噶尔丹又派小策零敦多卜，带三万准噶尔兵，来与策棱决战。两军在额尔德尼昭相遇，策棱大胜，小策零敦多卜大败，损了三分之二左右，狼狈而去。

由于锡保不曾把握时机将援助策棱的兵开到，小策零敦多卜、虽在大败以后，却仍能率领残部渡过推河，回准噶尔。

另一个满人大将抚远将军马尔赛，这时候驻扎在拜达里克河边的扎克拜达里克，正好邀击小策零敦多卜的残部。他事先接到策棱的檄文，不但不加理会，反而在敌军踉跄过境之时，下令紧闭关门，不让自己的部队有所举动。

在马尔赛的麾下，有胡琳、傅鼐二人气愤不过，甘犯军令，杀了守关的卫兵，带了一些人出关，杀死一千多准噶尔兵。

事后，雍正派一位钦差到扎克拜达里克，将马尔赛正法。傅鼐被任命为侍郎，胡琳的下文不详。

锡保也丢掉了大将军的职位与亲王之爵(他是在雍正九年冬天策棱第一次获胜以后，由顺承郡王晋封为顺承亲王，由靖边大将军改授为靖远大将军的)。

代替锡保的，是平郡王福彭(讷尔苏的儿子、代善的曾孙的曾孙)。福彭的名义是“定边大将军”。

福彭就任以后无甚战绩，在雍正十二年被召回，由隆科多的一个堂兄弟从复继任。这时候，雍止已决心与小噶尔丹议和，小噶尔丹顺水推舟，上表称臣，于是阿尔泰山被明文规定为准噶尔与喀尔喀之间的疆界。

倒霉的是岳钟琪。他在雍正七年受任为“宁远人将军”，驻扎巴里坤。雍正八年奉召回京听训，营务交给“参赞军务”的四川提督纪成斌，以“护大将军印”的名义代理。纪成斌派一个满人副参领查廪，带领一万人守护牧场。这查廪荒怠职守，被准噶尔的兵把许多驼马偷走。查廪向一位汉人总兵曹勷求助，曹勷不知道准噶尔的兵来得很多，只带少数兵去追，吃了一个败仗。另一位汉人总兵樊廷再带两千绿营兵去打，打了七昼夜，才追回一半驼马。

纪成斌将查廪逮捕，想杀他。刚好岳钟琪回到防地，向纪成斌说：“你好大胆。怎能得罪满人？”便把查廪放了。

谁知这查廪恩将仇报，反而因此深恨岳钟琪。其后，岳钟琪在雍正十年失势，张广泗与查郎阿先后替代岳钟琪的职位。恰巧查郎阿是查廪的亲戚，查廪在查郎阿面前说了岳钟琪许多坏话，查郎阿一一奏告雍正，而且建议叫岳钟琪赔出被准噶尔兵抢掠去的驼马，将纪成斌与曹勷均“明正典刑”。

雍正九年三月与六月间，准噶尔两次进攻吐鲁番，岳钟琪均派兵去救。岳钟琪而且在傅尔丹战败于和通泊以后，派兵进袭乌鲁木齐，到达厄尔穆河，打了一个大胜仗。准噶尔的守军弃了乌鲁木齐逃走，岳钟琪遵照雍正的旨意，撤回巴里坤。

雍正十年春天，准噶尔进攻哈密，岳钟琪派了曹勷等人去救。曹勷在“二堡”附近大胜准噶尔兵，可惜“副将军”石云倬不依照岳钟琪的命令如期在“梯子泉”截杀(迟到了一天)，让敌军由大坂(达坂城)逃走，功败垂成。

岳钟琪报了上去，雍正将石云倬治罪，换了鄂尔泰的一个旧部张广泗作“副将军”。张广泗一到任，便狠狠地告了岳钟琪一状，说他“调兵筹饷，种种失宜”，又说他在穆垒造城驻军，而穆垒是洼地，“形如釜底，不可驻军”。

雍正就在雍正十年的下半年，又传旨“还军巴里坤”，任命张广泗“护大将军印”，“尽夺钟琪官爵，交兵部拘禁”。

两年以后，大学士等奏请将岳钟琪“斩决”。雍正总算客气，改批了一个“监候”。岳钟琪坐牢坐到乾隆二年，才和傅尔丹同被释放。

岳钟琪的两个得力部下纪成斌与曹勷，已经在雍正十一年被斩。

那张广泗小人得志，于准噶尔议和以后，被雍正升任湖广总督；乾隆叫他当“经略”(这是洪承畴当过的大官)“兼贵州巡抚”，负责镇压苗民反抗。乾隆十一年，大金川的边胞起兵反清，乾隆调张广泗为川陕总督，打到乾隆十三年，毫无成绩。乾隆便起用岳钟琪，以“总兵”的卑小职位，去张广泗那里帮忙，不久又升岳钟琪为“四川提督”。

俗语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岳钟琪到了军中，果然也告了张广泗一状，说他“玩兵养敌，信用(土司)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于敌”。乾隆认为岳钟琪告得对，将张广泗捉来京城斩首。

准噶尔的领袖小噶尔丹，在乾隆十四年病死。一时内部大乱，各个卫拉特的部落纷纷脱离准噶尔的羁绊。准噶尔本身的政权，落在一个称为“达瓦齐汗”的手中。杜尔伯特卫拉特的“台吉”三车棱，向清朝请求归附。科布多北边附牧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乘时崛起；它的领袖阿睦尔撒纳也归附了清朝。乾隆很高兴，便在乾隆二十年的春天，利用这两人为向导，大举出兵，进攻准噶尔，为雍正一雪和通泊之耻。

五二、盖棺而未论定

雍正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去世。去世的一天，可能是丁亥日(二十一日)，但《清史稿)说是己丑日。

在戊子这一天，鄂尔泰突然被召至圆明园。同时被召的，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廷玉、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兼户部侍郎海望。

种种迹象，均显示这时候雍正并非“病危”，而是“已死”。死的时候，可能是丁亥日的深夜，或戊子日的黎明以前。

《清史稿》或其原始材料的执笔人，似乎有意遮盖雍正的“暴崩”，才说他在丁亥日“不豫”，在戊子日召见上列几位大臣“入受顾命”，在己丑日“崩”。

民间的传说是，他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死。关于吕四娘怎样行刺，却又有各种说法。一说是，她擅长剑术，用了飞剑割去雍正的头。另一说是，她混进圆明园当了宫女，或冒充宫女，在侍寝之时将雍正杀了。还有人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或另一剑侠用所谓“血滴子”，即装了许多小刀的皮口袋，套在颈上，抽紧袋口，把他的头连皮带骨取了走的。然后，在血滴子的里面浇上药水，皮肉骨血均化为乌有。

事实如何，我们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家把雍正的棺材掘出来，看他的尸体有没有头，才能够知道。在今天，我们所能断定的，只是丁亥日以前，雍正身体很好，不仅没有病，而且有精神离开京城宫殿，到郊外的圆明园去小住一番。

他生平结怨甚多，杀人不少，尤其是不该把吕留良及其儿子吕葆中剉尸，把吕毅中斩首，把吕氏一门的男子全数充军，女子全数“入宫”。民间的有关吕四娘的传说，未必是纯属虚构。 他对付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同父异母的几个见弟、同父母的皇十四子胤禵，都十分残怨、过分，他为人作事太“绝”，其“不得好死”(倘若真是被刺而死)，正是应得的报应。

然而，就大体而论，作为皇帝的他，却不能不算是颇足称道。他日理万机，孜孜不懈，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吃得少，顽得少(从没有像乾隆那样大逛江南)，当皇帝只当了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然，他也有失算的地方。如叫傅尔丹打准噶尔，反被准噶尔打败。先后派隆科多、图理琛、额驸策棱，和俄国商淡划界，在雍正五年九月订立《恰克图条约》，结果被俄国骗去恰克图以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以东的土地三十万方里以上。

还有，他由于深恨某些传教上卷入康熙末年皇子争立的纠纷，与突然发觉天主教会之未经征得他的同意便把中国划分为若干“主教区”，便在雍正元年十二月禁止人民信天主教而且只让少数传教士留在北京城内居住，其余的一律驱逐出境。因此，中国与西欧在文化方面的接触，事实上中断了一百多年。

他的是非功罪，的确很难评定。

五三、乾隆这个人

雍正有十个儿子，其中六个早夭，一个因“放纵不谨”削了宗籍，一个过继给果亲王胤礼，剩下的两个是乾隆与和亲王弘昼。

乾隆名弘历，排行第四，为熹妃钮祜禄氏所生。和亲王排行第五，为裕妃耿氏所生。

雍正的正宫皇后乌拉纳喇氏，没有生下儿子。

乾隆是历史上最有福气的人物之一，生下来便颇受祖父与父亲喜欢，一辈子无忧无虑，当了整整六十年零几个月的太平皇帝，却一有机会便打仗，打了十次，虽不是次次打胜，倒都能挣到一些面子，终于很得意地自封为“十全老人’，把皇帝的位置赏给儿子嘉庆，过几年“太上皇”的瘾，实权仍旧操在自己之手。

比起雍正来，乾隆真是幸运得多。雍正有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兄弟，而乾隆只有一个纨绔子弟式的和亲工弘昼，作为皇位的竞争者。

弘昼的母亲裕妃耿氏是汉人(可能是“汉军旗人”)，出身无考，虽未必十分微贱，但也决不是皇亲国戚。

乾隆的母亲熹妃钮祜【hu】禄氏，却是四品典仪官凌柱的女儿，颇称得上“大家闺秀”四字。钮祜禄氏产生过开国元勋额亦都、大将图尔格、大臣遏必隆、皇后(康熙的第二个正宫，谥为“孝昭仁皇后”)。

也有人说，乾隆并非雍正与熹妃钮祜禄氏所生，他的真正父母是陈阁老(世倌)及其夫人。这也不过是民间的一种传说而已。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其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十，当了顺天学政，丁忧回家，在家住了两年，被召任内阁学士，于雍正二年出为山东巡抚。其后在乾隆朝中历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在乾隆十三年被革职。乾隆骂他“卑琐”。到乾隆十六年，他再度入阁，于二十二年病死在任上。

依照现今所能有的材料，我们不能相信乾隆是陈世倌的儿子。乾隆诚然去过海宁观潮，也到了陈世倌的花园中去赏玩过，但不像是专诚拜见亲生父母的。

我想，这传说的来溉，也许是由于另一位钮祜禄氏女子图尔格的女儿、郡王尼堪的幅晋，的的确确演过类似“狸描换太子”的活剧。这一位福晋自己不能生育，便借了家中一个老妈子的儿子冒功。这把戏其后被人戳穿，弄得许多人(包括图尔格的弟弟遏必隆)均受了处罚。

当时北京城内的大大小小人家，一定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便当做一件重大的社会新闻谈来谈去。淡得久了，传得远了，这新闻便变了质，走了样。于是，福晋钮祜禄氏变成了皇妃钮祜禄氏，尼堪变成了雍正，老妈子变成了陈阁老的夫人，老妈子的儿于变成了乾隆。

我这一种想法，也不过是一个假定。在没有找到证据以前，这个小小的假定也始终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乾隆即位之时，虚岁二十五，实岁二十四(生于康熙五十年(1712年))，年纪还轻。雍正即位之时，虚岁四十五，实岁四十四，已经是饱经世故的中年人了。

就政治家应备的资格而论，雍正比乾隆高。然而乾隆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成见不多。因此之故，其初年的用人行政颇有可观。

在血统上，乾隆比康熙、雍正更远于汉，只有八分之一的汉血；在文化上，他是一个十足的汉人型君主。他喜欢作诗，喜欢写字。据说他一生写过十几万首诗；其中，有不少是别人代作的，但他自己能作，也是事实，不过作得无甚意境而已。他写的字，猛看像赵孟頫，细看也看不出有哪一点足以证明他生平所最想模仿的是董其昌。

然而雍正不杀曾静、张熙，并且特地编著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用“理论”来说服汉人。乾隆于即位不久，便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将曾、张二人凌迟处死。其后，又把《大义觉迷录》全数收回，列为禁书，不仅是停止宣讲，而且不许人民私自抄存或阅读。在他当皇帝的六十年中，文字狱比康熙、雍正两朝多过若干倍，而且所惩治的对象绝无像吕留良之明明白白反清的著作，均只是一字一句触犯了他的忌讳而已。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东台举人徐述夔写过两句这样的诗：“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硬说这是“反清复明”，把徐述夔和已死的儿子徐怀祖戮尸，两个活着的孙子徐食田、徐食书砍头。刻诗时的两个校对人员与疏于防察的布政使陶易、幕僚陆炎，也砍头。

任何人，凡是写出了“虏”字、“夷”字、“胡”字，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鄂尔泰的儿子鄂昌，写了一首《塞上吟》，称蒙古人为“胡儿”，被乾隆赐令自尽。正因为鄂昌自己是满人，乾隆更恨他“忘本”。

乾隆自己的汉文，可说是相当好，却在杀了鄂昌以后，严厉禁止“八旗满人”学习汉文。

站在清朝立场，那一位率领文武百官在南京出城向清军迎降的钱谦益，该是值得奖励与表彰的“一代大儒”了，却为了遗著之中对满洲语有所讥讽，触怒乾隆。乾隆下旨将他的《初学集》，《有学集》毁版；并且叫人写一部《贰臣传》，“钱谦益列入其中，叙说钱谦益如何小忠于明，叫他遗臭万年。

乾隆不许汉人目清室为“夷狄”，同时又做出这样多的“自外于中国”的事，可谓矛盾之至。

雍正之很，雍正之大权独揽，自然很值得批评，然而雍正倒是心口如一地要作中国的一个好皇帝。乾隆呢，只想作一个“大皇帝”，把中国作为他的“大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满洲”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

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

乾隆标榜程、朱，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朱的标准极远，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他不过是好旅行，爱山水，贪吃，也偶尔征歌选色。

他先后有两个皇后：一是富察氏，一是乌拉纳喇氏。富察氏立于乾隆二年(1737年)，死丁乾隆十三年(1748年)，享年三十七岁，谥为孝贤皇后。她随从乾隆南巡，“崩于德州舟次”。究竟是否自杀，很值得考证。有人说她见到乾隆眷恋土娼，向乾隆苦谏，乾隆不听，反而骂了她一顿，她就一气而跳到了运河里去。在她死后，乾隆作了一篇《述悲赋》来悼念她，赋中也确有忏悔的句子：“聿当春而启辔，随予驾以东临。抱轻疾兮念众劳，促归程兮变故遭......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

乌拉纳喇氏本是一个“侧福晋”，于乾隆即位以后封为“娴妃”，在孝贤皇后死后被升为皇贵妃，乾隆十六年(l751年)立为皇后。她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随乾隆南巡，到了杭州，在杭州“忤旨”。怎样“忤旨”，官方的材料不敢明说。我们不妨假定，也是为了劝乾隆早一点回京城去。这乌拉纳喇氏个性刚强，在忤了旨以后，又剪了她的美丽的头发(似乎是表示不再希冀乾隆的宠爱，或有心当尼姑)。乾隆听说她剪发，大怒，下旨叫她先回。到了第二年夏天，她郁郁而死。死时，乾隆吩咐：按照皇贵妃的例子治丧。当然更说不上作一篇什么赋来表示哀痛了。

乌拉纳喇氏死时，年纪多大，史无明文，总在四十几岁光景，渐至年老色衰之时。她不曾生下儿女。孝贤皇后却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名叫永琏、永琮；女儿下嫁了色布腾巴尔珠尔。

另一个妃子姓魏，是汉人，被“抬(举)入满洲旗”，氏上加一个“佳”字，改姓魏佳氏。父亲是‘内管领”魏清泰。她初进宫时，只是个贵人，其后升入“嫔”的一级，封为“令嫔”，不久又升为贵妃，封为“令贵妃”，乾隆三十年乌拉纳喇氏皇后失宠，她被升为“皇贵妃”。这时候，她的儿子永琰，年龄已是虚岁六岁。永琰其后作了皇帝(嘉庆)，改名颙琰。

此外，尚有五位普通的贵妃，其中四位是汉人：高氏、苏氏、陆氏、金氏。在这四位之中，只有高氏一人来历分明，她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其余的三人，无考。

一位满人贵妃，与孝贤皇后同姓，也是富察氏，不知足否为皇后的近亲。

这五人，除了陆氏以外，均是乾隆尚为皇子之时便娶了过来的，不像是来自江南的小家碧玉。史料说：陆氏抚育过嘉庆，嘉庆在继位以后对她特别好。嘉庆的母亲魏贵妃，死于乾隆四十年，那时候嘉庆已经有十六岁。

在若干其他的妃、嫔、贵人、常在等等之中，有汉人，也有满人。最重要的却是一位回人容妃和卓氏。她便是顶有名的“香妃”，容我在谈到平定回部之时再为细说。

五四、第一个十年

乾隆在位有六十年之久，比康熙少一年。但是他在禅位于嘉庆而“退居”为太上皇之时，事实上仍旧主持一切，直到嘉庆四年正月他死。合起来计算，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当中国的主宰共有六十三个年头又四个月，比康熙久。

他这一“朝”的事迹也特别多，多过了康熙一朝，也多过了汉武帝一朝，虽则汉武帝的成就比他的高明，高明得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在晚年宠信和坤，种种措施均不满人意，使得他该被骂为昏君。但是在早年，尤其是最初的十年，他极富朝气，用人行政几乎驾雍正而上之。

除了杀曾静、张熙二人这一件事以外，他作了好几件替父亲补过的事，所谓“干父之蛊”。他释放了岳钟琪，也释放了皇十四子胤禵。他严办了雍正所重用过的聚敛之臣王士俊，也明旨斥责已死的田文镜，说田文镜为督抚：“苛刻于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那一向反对田文镜的史贻直，被乾隆升为湖广总督，其后又先后调任工、刑、兵、吏四部的尚书，直隶总督，到了乾隆九年更进一步，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

在雍正的朝廷之中，没有敢于说话的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经因“太戆”而被降调为“户部银库行走”与“署理河东盐政”的原任刑部与吏部侍郎孙嘉淦，叫他仍作吏部侍郎，兼升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吏。

孙嘉淦是有清一代的名臣，风骨嶙嶙，不可多得。他留下了一篇堪称不朽的奏疏，其中所说的是为人君的怎样才可以提防小人。“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人君之)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君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乾隆接到这个奏疏，不仅不生气，反而把它宣示内外。其后，乾隆又任命孙嘉淦为直隶总督，兼管河工，调任湖广总督，虽则一度在乾隆八年降为江西巡抚，又夺官，“责修顺义城工”，到了乾隆九年以后，仍逐渐由宗人府府丞，一再迁升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颇著直声，民间对他十分钦仰。在乾隆四年的时候，有人假借他的姓名，写了一篇弹劾鄂尔泰与张延玉的文章。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姓名写出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均不肯对孙嘉淦有所责备。

另一位敢言之士——上海人曹一士，在雍正十三年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被选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于乾隆即位以后建议不再以文字兴狱，而且要反坐首告的人：“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

乾隆这时候居然批准了曹一士的建议。虽则不久仍把曾静、张熙杀了，却一直等到乾隆二十年四月才又在文字上找人的错，置《坚磨生诗钞》的著者胡中藻于死。

因反对程、朱而被雍正捕了的谢济世，乾隆在即位以后便把他从充军的地方召回京师，仍叫他当御史。其后他受任为“湖南驿监道”，在乾隆八年被巡抚蒋溥告了一状。蒋溥说他“离经畔道”，乾隆批答说：“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当时确是一位贤主。他绝不像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动辄把语言顶撞的御史当众抓下来打脊背(延杖)，或是摔入“诏狱”，让他们死在狱吏的毒辣之手

中国在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御史得以“风闻奏事”，而不必先有真凭实据，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监察饥关的责任。

有一位大学士赵国麟，被御史仲永檀弹劾得恼了，向乾隆说像仲永檀这样的人应该“处分”。乾隆亲手写了手谕回答道：“(朕)超擢水檀，乃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乾隆不仅不处分仲永檀，反而升他为副都御史。

仲永檀在乾隆六年所弹劾的，小止赵国麟一人，两个别的大学士张廷玉与徐本也在其内。事情是：有一个住在京师的富豪，工匠出身，姓俞名君弼，死了，没有儿子。他的亲戚许秉义想和俞家的人争他的财产，便拜托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达官贵人去一同悼丧，以壮声势。仲永檀“风闻’大学士张廷玉派人送了名片去，徐本和赵国麟亲自去，礼部侍郎吴家骐不但去了，而且收了“红包”，步军统领鄂喜则收了一万两之多，詹事府詹事陈浩简直出面替许秉义跑腿。仲永檀认为这太不成体统，因此就参了他们一本。

在这些人之中，冤枉的大概仅有赵国麟一人，所以他才那么“理直气壮”，反咬仲永檀一口。鄂喜向乾隆承认受贿，说：“只拿了一千两，没有拿一万两”。乾隆说：“你当过大臣，我不忍将你绞死示众，你还有什么颜面活到人间？”其后，乾隆下旨赐鄂喜死，免吴家骐与陈浩之职。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均免于追究。 乾隆在即位以后，与准噶尔的小噶尔丹订了和约，从此直至小噶尔丹到乾隆十年逝世，西北方面未有战事。西南方面，苗民再度抗清，乾隆派张广泗将他们很快地打平。所以，到乾隆的第一个十年之中，中国享受了相当的太平。

五五、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在四川省西北，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大渡河本身，在乐昌县流入岷江，岷江在宜宾县流入长江。)

据有这大、小金川两岸之地的居民，与藏人同族。他们的领袖哈伊拉木在明朝被封为世袭的土司，称为金川寺演化禅师。 哈伊拉木的后裔卜儿吉细，在顺治七年(1650年)降附清朝。到了康熙年间，袭封为演化禅师的叫做嘉纳巴。嘉纳巴的嫡孙儿子、孙子、曾孙，一代一代，都作了演化禅师。曾孙的名字叫做泽旺。

嘉纳巴的一个偏房孙子莎罗奔，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跟随岳钟琪打西藏，在羊峒立了功，被岳钟琪保了一本，由年羹尧奏告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封莎罗奔为安抚使．衙门设在大金川东岸的噶尔崖。

于是大、小金川分而为二，莎罗奔的辖地称为大金川土司，泽旺的辖地称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衙门设在美诺。

莎罗奔是一个颇有野心的人。

他先把一个女儿阿扣嫁泽旺；然后，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将泽旺劫走，抢去泽旺的“演化禅师”之印，算是统一了两个金川。

莎罗奔兼并了小金川，心犹不足，又攻打两个别的土司革布什札、明正。他简直想在四川之西创建一个“独立王国”。这是乾隆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乾隆就调了征苗有功的张广泗作四川总督，来对付莎罗奔。

张广泗集合了三万兵，大张旗鼓一举占了小金川土司的所在地美诺，但奈何不了莎罗奔自己所守的勒乌围(在噶尔崖东北)，与莎罗奔的侄儿郎卡所守的噶尔崖。

莎罗奔与郎卡筑了很多石头碉堡，张广泗采取“以碉逼碉”的战术，但徒然耗费时问，耗费粮饷，耗费兵士的生命。

张广泗的枪炮，只打得着石头，打不着敌兵。敌兵躲在碉堡前面的壕沟之中，“枪不虚发”。

张广泗而且误用“以番制番”的策略，把泽旺的弟弟良尔吉放在自己身边。这良尔吉事实上已经是莎罗奔的女婿，占了泽旺的妻阿扣。张广泗的一举一动，良尔吉都在暗中传消息给莎罗奔。

张广泗的左右．又有一个王秋。这王秋是汉人，但已被莎罗奔收买。

乾隆在乾隆十三年四月派额亦都的曾孙、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以经略大臣的名义，率领禁旅，到四川来督促张广泗进攻。讷亲来了以后，先杀掉间谍良尔吉与王秋，然后下令全军，限三日以内攻下噶尔崖。打了三天，最勇敢的总兵任举阵亡。噶尔崖屹立如故，清军全军气馁，讷亲本人也气馁了。

讷亲向乾隆报告，说莎罗奔不容易打，等到明年再说，请皇上在明年加派三万人来，才有办法。

不久，他又向乾隆建议，三万人不必加派，藉省军费，不妨等两三年，“有机可乘，亦未可定”。堂堂大学士兼经略大臣，说出如此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话来，惹得乾隆火起，立刻将他召回，发往西北军前效力。到十二月间，乾隆越想越气，派一位侍卫，带了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刀”，到讷亲那里，押他回京，在中途将他斩首。

张广泗是在讷亲被斩以前，就被乾隆抓去正法的。岳钟琪告了他一状，我在前文已经说过。

岳钟琪在乾隆二年从牢狱里被放出来，一直赋闲在家，到了乾隆十三年四月才忽然又蒙以“总兵”的名义起用，派往张广泗那里去效力，同受经略大臣讷亲节制。

岳钟琪一到任，乾隆便升他为“四川提督”。讷亲叫岳钟琪去打噶尔崖北边的党坝，岳钟琪一去便把党坝攻下，真不愧为老将。

岳钟琪当时共有汉兵与当地土兵七千人。他向张广泗请求增援三千人，张广泗不肯。

岳钟琪想由党坝先向北，攻康八达，由康八达打下莎罗奔所守的勒乌围，然后再回军攻莎罗奔侄儿郎卡所守的噶尔崖。这一个计划，张厂泗也不接受。张广泗坚持：由他自己采取另一条路，从美诺出发，经过昔岭、卡撒、噶尔崖，打勒乌围。

在张广泗与讷亲二人先后被斩，傅恒被任为经略以后，岳钟琪于傅恒的支持之下，一举而攻下康八达，直逼勒乌围。

莎罗奔很害怕。他当过岳钟琪的部下，知道岳钟琪的厉害。他同时对岳也尚有旧恩未报：岳不但保举过他，而且在川陕总督任上把年羹尧所拿去送给“沃日土司”的美同寨等处，交还给他。 于是，在岳钟琪率兵逼近勒乌围之时，他就派人洽降。岳向傅恒请示，博恒认为可以准降。

岳钟琪就带了十二个随从，骑了十三匹马，大胆地走进勒乌围，在莎罗奔的寨子里解甲息马，畅叙了一阵，住了一宵。第二天，莎罗奔带了儿子郎吉，跟随岳钟琪出来，乘皮划子顺大金川而下，又溯小金川而上，到傅恒的军前投降，退还所占邻近土司的土地，宣誓不再侵犯，按时贡献，捉拿逃人，归还所掠民马，缴纳军械枪炮。傅恒也“承制”(根据皇上旨意)赦免莎罗奔的罪。这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四月间的事。

乾隆很高兴，下旨嘉奖岳钟琪，恢复他的公爵，免追当年征讨小噶尔丹之时七十几万两银子的亏空(包括被满人查廪丢掉的驼马)。同时，乾隆又加钟琪为太子少保，在公爵的“公”字加“威信”二字，称“威信公”，特准“紫禁城骑马”，还赏了一首御制的诗。

其后，往乾隆十七年(1752年)，邻近小金川的杂谷土司苍旺胡作非为，岳钟琪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动手便把苍旺捉住。 两年以后，岳钟琪死在四川提督任上。他一生立功不少，起伏也大，是清朝唯一以汉人身份当到“大将军”的人。

傅恒由于岳钟琪大金川之捷，也升了官。岳钟琪被封为三等公，他则被封为一等公。岳钟琪的赐号是“威信”，他的赐号是“忠勇”。

他姓富察氏，是米思翰的孙子、李荣保的儿子。他与乾隆的关系很不寻常，他的姐姐是乾隆的“孝贤皇后”，他的儿子福康安，传说为乾隆的私生子。

在傅恒与岳钟琪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投降以后，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不再受大金川的侵扰。大、小金川一带平安无事，从乾隆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共有九年之久。(其间仅有杂谷士司苍旺在乾隆十七年小丑跳梁，立即被岳钟琪捉住。)

莎罗奔年纪大了，把军政务交给侄子郎卡主持。郎卡在乾隆二十三年又对小金川打主意，逐走小金川的土司泽旺与革布什札的土司色楞敦多布。

这时候，坐镇四川的是总督开泰。开泰调动其他几个土司的兵，把小金川与革布什札收复。

四年以后，郎卡又侵略当年岳钟琪曾经驻扎过的党坝(一称丹坝)。乾隆命令继任四川总督的阿尔泰大举进攻。阿尔泰调了九个土司的兵，对大金川包围；郎卡屈服，阿尔泰不为已甚，乾隆责备他姑息。

其后，郎卡病死，郎卡的儿子索诺木继任土司。这索诺本比父亲郎卡与叔祖莎罗奔均厉害得多。他决定不再与小金川为敌，而改取联络小金川的策略。

恰好小金川的土司僧格桑(泽旺的儿子)也颇有野心，便与索诺木约好，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同时发动。索诺木攻革布什札，他攻鄂克什与明正。

乾隆听到消息，下旨叫阿尔泰自尽，派一个叫做桂林的满人为四川总督。桂林率领绿营总兵宋元俊等人，取道打箭炉(康定)，出其不意，由南路进兵。果然在次年春天，收复了革布什札。

同时，乾隆派大学士温福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率领提督董天弼等人由汶川县出发．攻下资里与阿喀两个据点。

到了冬天．乾隆改派阿桂以参赞大臣的名义．代替桂林主持南路的军事，也升了温福为“定边将军”，叫阿桂与额亦都的玄孙丰伸额当“副将军”。阿桂一举而攻进小金川的土司所在地美诺，并且占领附近的底达木，把退休在那里的泽旺捉了．传话给大金川的索诺木，叫他捆送僧格桑，索诺木不理。

倘若这时候温福也像当年傅恒之信任岳钟琪，叫董天弼等人长驱直入，直捣大金川的噶尔崖与勒乌围，事情也就简单。然而温福的作风，却与张广泗如出一辙，叫部下以碉逼碉、以卡逼卡，打到乾隆三十八年六月，董天弼在底达木被袭阵亡。他自己在木果木的大营也被攻陷，死在乱军之中。小金川的全部，得而复失。

乾隆升阿桂为定西将军。阿桂一军在十月间打了五天五夜，再度拿下小金川的美诺。次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阿桂分兵为几十路，同时并进，吓坏了索诺木。索诺木毒死僧格桑，缴出他的尸首。

阿桂不与索诺木讲和，继续打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年底，包围了噶尔崖。索诺木出来投降，阿桂把他押送京师。于是，前后闹了二十几年的大、小金川，才算平定，所花的军费在七千万两以上。

五六、消灭准噶尔

准噶尔在康熙、雍正年间先后有老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小噶尔丹三个领袖，给清朝政府生了不少麻烦。小噶尔丹在乾隆十年死后，新疆北部陷于混乱状态。小噶尔丹的嫡子那木札尔，被庶子达尔札杀了；达木札又被辉特部的部长阿睦尔撒纳所杀。

阿睦尔撒纳扶立一个叫做达瓦齐的，作准噶尔部的部长。不久，他与达瓦齐闹翻，率领眷属与若干部下窜入乾隆的领土以内，向乾隆投降，这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事。

乾隆很高兴，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要利用他直捣准噶尔的根据地伊犁，替雍正雪耻，同时根除康熙以来西北方的一大威胁。 乾隆调集五万兵、十四万匹马，派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进攻。阿的一路，由乌里雅苏台出发，归“定北将军”班第节制；萨的一路，由巴里坤出发，归“定西将军”永常节制。

两路人马在乾隆二十年二月开动，势如破竹，到处受降，如入无人之境，到了五月间便会师伊犁。达瓦齐逃到新疆南部的乌什，被当地的回王捉了，送给清军。连以前在青海造反的罗卜藏丹津，也被同时捆了送来。

乾隆为了表示宽大，故意宽宥罗卜藏丹津，免他一死。达瓦齐的下落如何，史无明文。

乾隆封阿睦尔撤纳为“双亲王”，不给他准噶尔的地盘，更不给他以统驭四部厄鲁特(卫拉持)的权力。

乾隆又封一个准噶尔的“台吉”伯什阿克什作“准噶尔亲王”，也不让这位伯什阿克什统驭四部。

乾隆的计划是叫四部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而一概直接效忠清朝。

阿睦尔撒纳在事实上却已占了伊犁，并且启用了小噶尔丹所留下的“准噶尔汗”的印章，自称起“准噶尔汗”来了。到了六月间，阿睦尔撒纳索性退还“定边左副将军”之印，不再为大清皇帝之臣。

乾隆也索性改称准噶尔为绰罗斯(“绰罗斯”是准噶尔统治者的姓)，封了一个噶勒臧多尔济作绰罗斯汗。

辉特，阿睦尔撒纳自己的一个卫拉特，乾隆另封一位巴雅尔作汗。

其余的两个卫拉特和硕特与杜尔伯特，也各设一个汗：沙克都尔曼济与车凌。

这时候，定西将军班第留驻伊犁对岸的尼楚衮(伊犁城在伊犁河南，尼楚衮在伊犁河北)，身边仅有察哈尔兵三百人、喀尔喀兵二百人。几万大军，他早已奏准乾隆，陆续予以撤退。乾隆却给了他一道密旨，叫他捕斩阿睦尔撒纳。

他捉不了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早已去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塔尔巴哈台山脉以北杜尔伯特的领土。

他带了五百兵．对伊犁一带的阿睦尔撒纳的部下作战，被围，自杀。和他同时自杀的，有鄂尔泰的一个儿子，参赞大臣鄂容安。

在乾隆所派的两个将军之中，定西将车班第在伊犁附近被围，自杀；定北将军永常，这时驻扎在穆垒(新疆省木垒河县)，仓皇退军到巴里坤(镇西)，请参赞大臣策楞保护。

乾隆接到报告以后，下令把永常逮捕，押解回京。这永常走到陕西临潼，中途而死。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姓董鄂氏，侍卫出身，当过湖广总督。他为人并无他错，只是胆小，乾隆偏要叫他带兵打仗，可说死得冤枉。

捕了永常以后，乾降叫策楞署理定西将军。策楞的名字与噶尔丹策零，以及策零敦多布、小策零敦多布等人的“策零”，是一个名词。在蒙古王公之中，有不少的“车凌”，其实也是同一个名词。止如英、美人有成千成万是叫做“杰姆士”或“约翰”的。 这新任定西将军策楞，不是蒙古人，而是满洲人。他是讷亲的哥哥、尹德的儿子、遏必隆的孙子、额亦都的曾孙。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好朋友、知己、佐命元勋，所以子孙极受优待，虽有罪而“公爵”世袭罔替。乾隆斩了讷亲，不得不在额亦都的苗裔之中选出策楞来承袭。(策楞在乾隆十九年因为不赞成乾隆太重视阿睦尔撒纳，被夺去公爵，公爵改由一位达尔党阿承袭。) 乾隆无须叫策楞当过公爵以后，又作将军打仗。这是乾隆糊涂的地方。

所好，在策楞的麾下有很多的蒙古骑兵。这些蒙古骑兵，很迅速地推进到伊犁，捕了当地的一个“宰桑”克什木。克什木正是那围住班第、逼得班第自杀的人。

乾隆将策楞升为正式的定西将军，命令他活捉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这时已把他的汗幕，移设在伊犁东北，不久就逃去哈萨克(Kazakhstan)，策楞毫无办法。

乾隆等待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依然没有关于阿睦尔撒纳的消息，便又吩咐把策楞逮捕，锁在一个木头笼子里，押解回京，中途遇到准噶尔兵，可怜这策楞便死在准噶尔兵之手。

策楞的定西将军位置，乾降在五六月间已经叫达尔党阿接充。这达尔党阿也是额亦都的曾孙，与策楞同祖(遏必隆)，但父亲不是尹德，而是那皇八子胤禩的拥护者、被雍正谥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的阿灵阿。

达尔党阿在八月间把军队开到“遇和集”，与哈萨克所派来的迎护阿睦尔撒纳的五千多骑兵打了两仗，杀了哈萨克骑兵九百多，却让阿睦尔撒纳溜走。

乾隆更气，下旨收回达尔党阿的双眼花翎，召他回京，回京以后夺去他的公爵。公爵由额亦都的另一苗裔仁和承袭。达尔党阿总算是运气好．没有在回京的路上遭遇准噶尔兵，也没有在回京以后下狱论斩，只是发往热河“披甲”(当一个上等兵)，其后也居然积功升至二等侍卫。

与达尔党阿同时被发往热河披甲的，是“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哈达哈是另一开国元勋的苗商(费英东的玄孙博尔丹的儿子)。哈达哈其后因为在新疆南部“作战不力”，被乾隆赐令自尽，但乾隆的御旨尚未颁到之时，哈达哈已“力战”而死。

阿睦尔撒纳逃到哈萨克后，于乾隆二十二年偷了哈萨克的若干马匹，抢掠绰罗斯(准噶尔)一个台吉札纳噶尔布的牧地。 雍正的远房表侄、正黄旗乌雅氏的一位笔帖式出身、当过山东巡抚的兆惠，这时候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驻扎在济尔哈朗城。这济尔哈朗城，并非为了纪念郑亲王济尔哈朗而建筑的新城。它可能是本名济尔噶朗城，因附近有一条济尔噶朗河而得名。

兆惠听到阿睦尔撒纳入侵的消息，赶紧派参赞大臣富德带兵去追，自己在济尔哈朗城坐守，藉以防备新疆南部的回族首领大小和卓木。

乾隆在军机处看到报告，骂兆惠轻重倒置，兆惠接奉批示，只好自己也带兵北上，向塔尔巴哈台进发，与富德会师。

阿睦尔撒纳却早已又溜去哈萨克，富德仅仅捉住了乾隆所封的辉特汗巴雅尔。

巴雅尔是在达瓦齐被捕之时，与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车凌同时受封的“厄鲁特四汗”之一的。噶是绰罗斯汗(统辖原有的准噶尔部)，沙是和硕特汗，车是杜尔伯特汗。

乾隆本想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因为阿志在以“准噶尔汗”的名义“总统四部”．反对提升绰部、和部、杜部这三部的“台吉”为汗，所以乾隆就只封他为一个空头的“双亲王”(以亲王的地位，食亲王双俸)，把辉特汗的位置，封给辉特部的另一台吉巴雅尔。

巴雅尔却并不感激乾隆，而始终对阿睦尔撒纳忠心。在阿叛清之时，第一个响应的，便是这巴雅尔。

第二个响应阿的，是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噶在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把兆惠围困在乌鲁木齐附近的特讷格尔，几乎解决了兆惠，但在清军的援兵开到以后，也只得让兆惠突围而去。其后，噶被自己的一个侄儿札纳噶尔布杀了。

阿睦尔撒纳之所以从哈萨克撤回，抢掠札纳噶尔布的牧地，也许正是为了替噶勒藏多尔济报仇。仇不曾报到，却损折了辉特汗巴雅尔。

最冤枉的是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他始终效忠乾隆．反而被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派兵于深夜突袭，以致他本人、妻与四千多部下，完全死于非命。

这雅尔哈善是清朝的宗室，称为觉罗，是正黄旗的一个“緜【mian】译举人”，当过江苏巡抚。其后他在新疆南部库车地方，围攻小和卓，被小和卓突围逃走，乾隆抓他回京斩旨

在四个卫拉特的汗之中，幸运的仅有杜尔伯特部的车凌。乾隆始终相信他，准他率领所部，在阿尔泰山之东、科布多城之北、唐努帖斯山之南、乌布沙泊附近的乌兰固木(北纬五十度，东经九十二度)“定牧”下来，而免予遣还阿尔泰山之西、塔尔巴哈台山之北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额尔齐斯河流域，由乾隆划给若干乌梁海人。乌梁海的“海”字，很易引起读书人的误会；其实何尝是什么“海”。但是清朝的官方文件都是写作“海”字，改起来也颇不容易。其实乌梁海就是“兀良哈”，打猎为生的人。

在“唐努乌梁海”区域，有很多的乌梁海部落。被乾隆迁送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只是其中的几个部落而已。清朝政府在唐努乌粱海设有五个总管，归驻扎在乌里雅苏台的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

话归本题，阿睦尔撒纳再度逃入哈萨克境内，兆惠也追了去。哈萨范的汗阿布赉慌忙向乾隆上表称臣，而且请求入觐。 阿睦尔撒纳在哈萨克无法容身，就逃到当时属于“帝俄”的西伯利亚。乾隆向帝俄提出通谍，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引渡“逃人”，帝俄起先不理，乾隆准备打，帝俄着了慌，就把阿睦尔撒纳的尸首送来，说阿睦尔撒纳是出了痘症(天花)而死的。

同时，乾隆已经吩咐兆惠，在伊犁与塔城一带，包括城里城外、山陬水涯，展开规模巨大的屠杀。凡是绰罗斯(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不分是否忠于清朝，不分有未参加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一概屠杀。这一杀，真是杀得鸡犬不留、玉石俱焚。比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有过之而无不及。能逃去葱岭以西的乞儿吉思地方的(黠戛斯Kirgizia)不到一半， 跟着，乾隆也叫兆惠平定新疆南部(在当时称为“回疆”)，为了讨伐大小和卓两个反清的首领．也屠杀不少回人，丁是回人对汉人、满人，也记下深仇大恨。

五七、大、小和卓

“和卓”的意思，是“圣裔”，亦即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圣人(简称穆圣)的后代。

这一个名词来自阿拉伯；用英文字母来写，是Khuja。元、明两朝的史料上，常常有“火者”二字，也足这个名词的汉写。 清朝的官方文书，在“和卓”之下加了一个“木”字。这“木”字，原为称呼时的语尾。

穆罕默德不曾生下儿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法替玛。法替玛嫁给阿里。一切“圣裔”，实际上都是阿里的苗裔。

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在受封为葱岭东西无数的伊斯兰教人民的君主以后，并不曾立即信奉伊斯兰教。他的子孙，却信了伊斯兰教，并且不再用蒙古人固有的名字，而一律用了伊斯兰教人的名字。

察合台汗国于一度兴盛以后，衰微了下去，始则分裂为东、西，继则小国林立。西半部，于元、明之交，出了一位兼有蒙古与突厥血统的铁木兰，建立了一个大帝国，拥有西察合台、波斯的大部分与伊拉克的全部，而且打进了今日的土耳其，打进了印度。

准噶尔的汗是新疆南部各地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在阿睦尔撒纳被乾隆逐走以后，新疆南部便进人群龙无首的状态。大小和卓两人于是不自量力，想利用机会占有这一大块土地。

他们的父亲，是所谓“老和卓”。老和卓的名字，叫做阿哈玛特。这阿哈玛特，是白派在南疆的首领，死在伊犁。据说，他是被小噶尔丹抓到伊犁去的。

大小和卓兄弟二人，在达瓦齐被阿睦尔撒纳解决之时，获得自由，回去南疆。

大和卓的名字叫做布拉呢敦，小和卓的名字叫做霍集占

大小和卓回到南疆以后，不久便占有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这几个最重要的大城。他们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分别代替准噶尔的汗，作为南疆的霸主。他们而且委了亲信，作为各城的“伯克”(Beg，城长)。

乾隆既已不容许新疆北部为一个准噶尔的汗所统辖，当然也不肯坐视新疆南部为两个和卓所统辖。

这时候，库车以东的南疆另外三个大城哈密、吐鲁番、焉耆，业已“内属”。

乾隆在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对大小和卓采取军事行动。雅尔哈善在五月间到达库车。库车的“伯克”阿卜都.克勒术，是小和卓的属下，把库车守得很好。雅尔哈善攻了一个月，攻不下库车城。

小和卓亲自带了八千人用“最精”的“乌拉鸟枪”来增援，和雅尔哈善在城外打了一仗，负伤，却能够进城，与守城的兵会台一起，继续死守。

在雅尔哈善的麾下，有一个汉人提督马得胜，建议掘地道穿入城中。掘到相当程度，雅尔哈善自己进出察看，叫随从的人拿蜡烛陪着。守城的兵见到清军手拿蜡烛，猜出是在掘地道，便在城里也掘了横的地道，灌水。清军被淹死很多。

有过了若干天后，城内的粮食吃完，小和卓与伯克带兵在深夜出西门，渡过鄂根河逃走。雅尔哈善懒得在夜间打仗，到天明才派人去追，追不到一个。

事先，有人向雅尔哈善报告过，说：“城里的粮食快完了。小和卓与伯克可能由西门或北门逃走，不妨早日派兵在西、北两方埋伏，到时候截击。”雅尔哈善认为报告的人，是一个新近才来投降的回民，不值得相信，置之不理。

在小和卓与伯克逃走后，库车城的回民出城投降。雅尔哈善进城，把回民的几个首领无缘无故地杀掉。

乾隆听说雅尔哈善如此无能，吩咐兆惠进军库车，将雅尔哈善的一个助手顺德讷就地正法；把雅尔哈善与马得胜押解回京，斩首。

顺德讷是八旗之一的副都统。他被就地正法，可谓罪有应得。雅尔哈善在押到了京师以后被斩首，也不能算冤枉。马得胜却也继雅尔哈善之后受了极刑，只有用“圣天子不测之恩威”八个字来解释。

满洲八旗的官与兵，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时，的确勇悍善战。入关以后，虽则大部分的征讨由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这些人所带领的“降兵降将”担任，但旗兵、旗将与若干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一样地“身在行间”，“冲锋陷阵”。

到了康熙对吴三桂及尚之信、耿精忠作战之时，就只有绿营的汉兵、汉将在真正出力。满洲旗人之充任将军与大将军的，无非是坐享其成而已。

其后，康熙打败老噶尔丹，打走策妄阿拉布坦派驻拉萨的策零敦多布，打平罗卜藏丹津，每次用满洲八旗总是吃亏，用绿营就获得胜利。

雍正对小噶尔丹的战争，乾隆对大、小金川的战争，也是如此。

原因是满洲八旗的人在得了天下以后．上层习于富贵，下层习于“有保障的生活”，于是怕吃苦、怕死。

乾隆利用阿睦尔撒纳所领导的厄鲁特人，打走厄鲁特之中的准噶尔部达瓦齐汗，又驱策喀尔喀、科尔沁、察哈尔各旗的蒙古人，打走阿睦尔撒纳，消灭整个准噶尔部。

到了必须对付“回疆”的大小和卓之时，乾隆找不到多少“回人”可资利用。对清朝效顺的吐鲁番回王哈什木与“头目”莽苏尔、“伯克”莽阿里克，皆并无多少回兵可供乾隆调动。

因此，雅尔哈善与兆惠所先后率领的军队，仍以蒙古人与汉人为主。

在雅尔哈善以前，最先赴南疆的是蒙古人阿敏道。他奉了兆惠之命，到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等地去“慰抚”。兆惠拨给他三千名厄鲁特兵、一百名索伦兵。

索伦人也是女真，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两岸，被称为“新满洲”，而不属于满洲八旗。他们是所谓“野人”一类，朝气尚存。 阿敏道途经库车，那时候小和卓也在那里。小和卓骗他，说“我们与厄鲁特人有仇，清你遣走三千厄鲁特兵，我们欢迎你入城。”阿敏道依言照办，遣还厄鲁特兵，只带了一百名索伦兵进城。结果，他与这些索伦兵作了小和卓的俘虏。其后．统统被小和卓杀死。

他们之死，是回疆战争之导火线。我曾到过喀什噶尔香妃的故乡．与当地父老淡起这件事。据父老说：“清朝派来的人不会说‘维吾儿’话，当时库车又没有能够翻译的人，小和卓与他言语不通，因此就发生了误会。”

父老们又告诉我：“大和卓本是忠于清朝的。小和杀了清朝派来的人，知道事情闹大，才鼓动大和卓一齐反清。”

南疆九个大城(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均由察合台的苗裔充任统治者。叶尔羌的一个是九个之中的首领。其他八个听命于他，他听命于住在伊犁的察合台汗国的君主。

(其实，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二国，在伊犁的不过是东察合台汗国的汗而已。)

铁木耳土赫鲁克的儿子，叫做吉匝尔和卓。他分明不是“和卓”(圣裔)，他之所以被称为“和卓”，无非是因为“和卓”一词业已被用作一种“尊号”了。

吉匝尔和卓丢掉伊犁，迁居吐鲁番。

另一支和卓，比玛木特·额敏东来更早。这一支和卓，在1943年仍有后代住在库车。

这库车一支的和卓，比喀什噶尔的一支传代传得较慢．可能原是旁支。

喀什噶尔的和卓阿布都实墨特，被老噶尔丹捉去伊犁以后，在伊犁住了十九年。老噶尔丹战败自杀以后，阿布都实墨特带了儿子玛罕木特向康熙投效，康熙准他们回南疆，却不让他们在喀什噶尔住，叫他们到叶尔羌去住。这时候南疆在政治上真空。阿布都实墨特死后，他的儿子玛罕木特凭了在宗教上的地位．渐渐成为南疆各城所共戴的领袖。

然而，不久他也被继承噶尔丹而为准噶尔汗的策妄阿拉布坦所逮捕，关在伊犁，死在伊犁。他的两个儿子，大和卓布拉呢敦与小和卓霍集占，也囚居在伊犁，直到阿睦尔撒纳引来清军，打走达瓦齐之时(乾隆二十年)。

清军在伊犁释放了大小和卓，传说还交了一些兵给大和卓，叫他去南疆扫荡准噶尔的残余势力。小和卓被留在伊犁，度一种“人质”的生活。

大和卓到了南疆，便纠合白派的教徒，在乌什与黑派的教徒大战一场，获胜，一跃而成为全南疆的军事、政治领袖，

小和卓在次年(乾隆二十一年)逃出伊犁，到了乌什，劝哥哥帮助阿睦尔撒纳反清，把南疆独立起来，作为一个新的伊斯兰教王国。

小和卓杀了阿敏道。其后，库车被雅尔哈善围攻．小和卓来援救，入城助守，城内粮尽，他在深使之中带兵出西门逃往阿克苏，阿克苏的伯克关了城门，不欢迎。再逃到乌仆，乌仆的伯克也是如此。

小和卓逃到喀什噶尔，找大和卓，大和卓决定自守喀什噶尔，叫小和卓去守叶尔羌。

兆惠带领了若干满洲军官、厄鲁特兵士，以及陕甘的绿营，到了库车，又到了阿克苏、乌什。乾隆派了一个叫做舒赫德的，以头等侍卫的官衔，坐镇阿克苏。这舒赫德是满洲正白旗人，当过汉军镶黄旗都统，因事革职，“为兵赎罪”，任奉命毕镇阿克苏、以后，乾隆不久便逐渐升他为参赞大臣、吏部侍郎、工部尚书、满洲镶红旗都统。

兆惠从乌什转军西南，溯叶尔羌河而上，奔驰了一千五百里，直攻小和卓于叶尔羌城。

他攻不下这叶尔羌城，却为了诱敌出城，故意到城南喀喇区苏(黑水)地方去抢掠敌人的牧马场，被敌人包围，困守了十几天。

舒赫德派了一个叫做富德的带兵来救，解了兆惠的围，两人会面以后，不再攻叶尔羌，也不去喀什噶尔打大和卓，却撤军回阿克苏。这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间的事。当时，清军的一个支队，由瑚尔起率领，已在和阗被围，兆惠与富德二人就好像不知道一样．

乾隆接到报告，大为震怒，下旨申斥他们：“你们说人马疲乏，但是阿克苏远、和阗近，为什么不击和阗．要回阿克苏？”

富德只好再从阿克苏去叶尔羌，准备由叶尔羌去和阗，解瑚尔起之尉 他尚未到达和阗，瑚尔起已“突围”出来。于是，富德专心对付在叶尔羌的小和卓。

兆惠也只好进军喀什噶尔，对付大和卓。

两位和卓分别抵抗兆惠与富德，支持到同年闰六月，决计逃走，逃到葱岭西边的“巴达克山王国”。

兆惠叫富德越过葱岭去追。富德追他们追到巴勒楚尔，胜了一仗；又追到热海(伊西克库尔，清朝官方文书写作“伊西洱库淖尔”)．又胜了一仗。

巴达克山王国的汗素勒坦沙着了慌，把小和卓霍集占捉住杀了，将首级送清军。大和卓布拉呢敦可能已因作战负伤，不治而死。

传说，香妃被捆了送来，作为清军的战利品。

五八、香妃

香妃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称为“容妃”。这容妃两字，是乾隆封给她的。她初进宫时，地位是贵人，其后升为嫔，最后升为妃，称为“香妃”。意思是，她的容貌出众。

香妃原来的丈夫，不是小和卓霍集占，而是霍集占的一个堂兄弟布鲁汗和卓。她的娘家，在葱岭以西的塔什干。《清史稿》说她的父亲是和札麦台占，“和札麦”三字是“和卓木”的别写。 她的婆家在喀什噶尔，亦即大、小和卓与布鲁汗和卓聚居之处。她的丈夫是一个圣裔．具有阿拉伯的血统。她自己却是乌兹别克人。乌兹别克与维吾尔同种而不同族。

传说，兆惠于打平大、小和卓以后，把她带了回去，献给乾隆。乾隆为她造了一座具有回族民族特色的楼房，其中有浴室，墙壁上嵌有小花砖，并且在一个房间挂有戎装美女的画像。这楼房，在今天的“新华门”所占之地，称为“宝月楼”。

传说，在宝月楼的对面，乾降也建了回教堂；而且，远在皇城城墙以外，乾隆又筑了一条街，调来许多伊斯兰教徒在街上开清真店、住家。

传说，香妃在进宫以后．誓死不从乾隆。无论乾降怎样讨她喜欢，她始终郁郁不乐，而且身藏利刃，叫乾隆不敢亲近。终于，在某一年的夏至节，乾隆去天坛拜天之时，“孝圣宪皇后”(乾隆的母亲)把她绞死。

传说，她死后被埋在北京南下洼的陶然亭之旁。坟前立了块碑，碑面仅有两个字：“香冢”。碑后却有一首词：“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在喀什噶尔城外，有一处叫做“阿巴克·和卓”的地方．当地汉人也称她为“香妃墓”。我去了，看到这墓，颇与印度阿格喇地方的“榻机·马哈尔”，规模相似。墓旁的房子里，摆了一座中国式的绿呢大轿。守墓的人说：“这便是香妃乘坐回来的轿子”。 我问这守墓人，“香妃死在哪里？”他说“死在喀什噶尔。”我问：“香妃葬在哪里?”他说：“就葬在这里”。我问“‘阿巴克·和卓’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历代和卓及其眷属的公墓’”。

据孟森考证，香妃所住的宝月楼，是在乾隆二十三年春天建筑的，而大、小和卓之战败而死，是在次年的秋天。那末，香妃可能并非兆惠所俘，而是大、小和卓于叛清以前自动送给乾隆的。她逝世的一天，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比孝圣宪皇后迟十一个年头。

五九、控制西藏

西藏自从岳钟琪在康熙五十九年打到拉萨，逐走准噶尔的将领策零敦多布以后，康熙把青海出生的达赖六世噶尔桑送到拉萨，于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寺“坐床”(即位)，又留了四千名蒙古、四川、云南的兵在西藏驻防，派一个名叫策旺诺尔布的公爵作为驻防军的“总统”。

康熙把前藏与后藏的行政大权，分别交付了本地人隆布奈与颇罗鼐。后藏之西、阿里地区的行政权，则交付另一位本地人康济鼐。

雍正召回坐镇青海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禵，又撤出驻防拉萨的军队，移屯喀木的察本多。这是雍正的一大失着， 于是前藏的隆布奈在雍正五年捣乱，杀死阿里的康济鼐，企图与准噶尔勾结。雍正派吏部尚书查朗阿率领一万五千名陕两、四川、云南三省的绿营兵入藏戡乱，在西康与隆布奈的军队打了一仗，获胜。

查朗阿到达拉萨之时，后藏的颇罗鼐已经袭取了该城，迎接清军。隆布奈及其若干羽党被捕，正法。

雍正叫留下二千兵，分驻前藏、后藏。设两个“驻藏办事大臣”，三年一代。前、后藏的行政，由颇罗鼐一人兼理，把颇罗鼐的爵位由贝子升为贝勒，其后再升为郡王。阿里的行政，由颇罗鼐的长子策布登主持。

颇罗鼐在乾降十二年暴毕．次子那木札勒便继承了颇罗鼐的爵位与政权，

这那木札勒不是一个好人。他请乾隆撤去两藏的兵，乾隆答应。他跟着就在乾隆十五年对哥哥策布登打仗，杀了策布登，吞并策布登所管辖的阿里。

乾隆于是不得不下旨驻青海的办事大臣班第、四川、总督策楞、四川提督岳钟琪，叫他们带兵入藏，恢复对西藏的控制。 在班第、策楞、岳钟琪三人的兵未曾到达拉萨以前，那木札勒却已死于两位驻藏办事大臣之手。

这两位驻藏办事人臣是傅清与拉布敦。傅清是博恒的弟弟(乾降的舅子)，拉布敦是满洲镶红旗人，参加过对准噶尔的战事．积功至定边左副将军、左都御史。

傅清与拉布敦二人于乾隆既已撤去驻防西藏军队以后，本难对那木札勒有何办法，但是他们深恐那木札勒脚跟站稳，清廷即使派兵来讨伐，也难以进人藏境，于是两人计议了一下，决定先发制人．把那木札勒骗到他们所住的楼上，出其不意地将那木札勒杀了。

那木札勒的部下在楼下知道消息，将傅清与拉布敦二人包围。傅清中枪后自杀。拉布敦下楼战死。乾隆为他们建立一个“双忠祠”，追封他们为“一等伯”，特许他们的子孙“以一等子爵世袭”。

当时后藏有一个噶布伦(官名)，名字叫班第达(比班第多一个字)，于兵荒马乱之中，颇能效忠清朝，沉着应变。他集合一些兵，保护住在布达拉寺的达赖六世。

清军在班第的率领之下(策楞与岳钟琪均留在打箭炉)，安全到达拉萨，恢复了秩序。其后，班第会同班第达，与策楞、岳钟

琪商拟了“西藏善后章崔”，奏报乾隆，经乾隆核准。

这“章程”二字，意义与令天的章程不同，相当于“条例”或“办法”。做照这西藏善后章程，西藏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不再设郡王，而只设四个噶布伦，作为达赖的辅佐。达赖从此不仅是宗教上的领袖．又是政治上的封君。(班禅这时候只是达赖的老师，没有与达赖分治西藏之权。)

四个噶布伦在名义上是达赖的辅佐，在事实上由驻藏办事大臣统辖。噶布伦之下，另设五个戴琫、三个第巴、三个堪布，也都归驻藏办事大臣统辖。

驻藏办事大臣除了有统辖这些藏官的权力之外，又有一块小小的直接治理的地盘：达木番。达木番的行政制度，与内地州县一样，而且也设置八旗式的佐领等职。

留守西藏的驻防军，也“增加”了一千五百人。所有西藏与新疆之间的关隘，均设了“卡伦”与“汛地”，经常戒备，以防备准噶尔的侵入。

其后准噶尔被消灭，清朝驻西藏的大臣也不再有北顾之忧。

达赖六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圆寂。第七世(官方称为第七辈)达赖名字叫罗卜藏降白，于次年出生在后藏的拖结热那冈。

乾隆二十七年，这达赖七世被迎到拉萨的布达拉寺坐床。乾隆三十年，他从班禅六世接受小戒。乾隆四十二年，他从班禅六世接受大戒。乾隆四十八年，他被大皇帝颁给玉册玉印。 大皇帝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战事以后，对西藏更进一步创立了“金奔巴瓶”的制度。这制度是：在拉萨的大昭(大寺，不是布达拉寺)放一个金瓶，供在佛前，遇有达赖或班禅圆寂。由四个“吹忠”，将每人所认出的“转世者”(呼毕勒罕)的姓名写在签条之上放在金瓶以内，召集喇嘛诵经七天，七天以后由驻藏大臣当众抽签。倘若四个“吹忠”的意见原已一致，仍须抽签，除了四个写营同样姓名的签条以外，加进一个无姓名的签条，如果所抽出的正是这空白签条，则“吹忠”们必须另行物色“真正的”转世者。

达赖七世在嘉庆九年(1804年)圆寂。转世者叫做阿旺隆安，出生在四康的垫曲科地方。他获得“吹忠”们一致承认，嘉庆说：“免掉抽签手续!”

这达赖八世活到十一岁(嘉庆二十年)，就圆寂了。第九世达赖罗卜藏降白丹增楚，倒是经过了抽签手续，才获得坐床资格的。

其后，达赖九世在道光十七年圆寂，达赖十世(阿旺改桑丹·贝卓密凯珠)也是经过抽签于续才在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坐床的。

六〇、补记朱一贵

在与廓尔喀的战争中立过功的索伦猛将海兰察，曾经在台湾也立功。

他在台湾的对手，是天地会首领林爽文。林爽文起义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在林爽文以前，另一位天地会的首领朱一贵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起义，占领了全部台湾三个月，不幸被奸人出卖牺牲。

朱一贵在清朝的官方历史上，被描写成一个可笑的丑角，说他是一个贩鸭子的粗人，忽然造反．穿了戏子衣服称孤道寡。

其实，他是大明的孤臣孽子，在郑成功的麾下出过力，随着郑成功来台湾，于郑克塽降清以后，隐居在罗汉门，借养鸭为名，掩护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活动。

连雅堂(横)说，朱一贵“性任侠，所往来多故国遗民，草泽壮士，以至奇僧剑客，留宿其家，宰鸭煮酒，痛谭亡国事，每至悲歔不已”。

在朱一贵的朋友之中，有一位“万和尚’。这万和尚是否就是洪门(天地会)的大哥万云龙，尚有待于考证。

天地会的历史，到今天还未见有完善的本子，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据连雅堂说，刨立此会的是郑成功。洪门自己的‘海底”(秘密文件)说：创建天地会的是福建少林年的五个和尚，少林寺共有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与水军都督郑君达为友，帮康熙皇帝打四鲁国白天王的木杨城立了功，反被屠杀，只剩下五个未死。这五人是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五人遇到军师陈近南，与五个马贩子(吴天成、洪太岁、李识弟、姚必达、林永昭)便结了盟，奉崇祯的孙儿朱洪竹起义，以法满和尚(万云龙)为元帅，后战败，万云龙阵亡。陈近南把大家组成天地会．分散各地，待机而动。

所谓木杨城，实际上是木洋城，也就是雅克萨。西鲁国，是俄罗斯；白天王，是察竿汗(察罕是“白”，汗是“王”)，而察罕两个字本为俄文tsar的译音，却由于恰与满蒙语的“白”字字音相同，被再译为“白”。

姑无论天地会的起源如何，它的光荣历史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它的反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武昌起义之时。天地会的会友不仅拥护朱一贵与林爽文两位在台湾起义的民族英雄，也在太平天国初起之时支持过洪秀全，最后在广东、在两湖，又前仆后继地参加了创立中华民国的伟举。

在朱一贵起义以前，台湾已经在康熙三十五年与康熙四十年先后有过吴球与刘却事件。吴球是诸罗(嘉义)人，结党招兵，准备奉明裔朱佑龙为帝，于发动以前被捕。刘却也是诸罗人，攻下了茄冬营与茅港尾，其后战败入山，于两年以后被捕。

朱一贵起义的一天，屉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地点是罗汉门。结盟发动的人有五十二位，当天就聚集了一千几百个壮士，树起了“大元帅朱”的旗帜，剪辫留发，传檄各方反清复明。就在当天夜里，他们攻下清军的冈山营垒。

清朝在台湾的总兵欧阳凯，派了一个游击周应龙来打他们。周应龙进军两天，只走了二十里路，不仅不敢与他们交锋，而且

坐视隔溪相望的“把总”张文学被他们击蚊，而不渡溪相救。 清朝在台湾的武官，除了在淡水的一个守备陈策总算守住了防地以外，其余自总兵欧阳凯以下，竟没有一个是朱一贵的对手。欧阳凯在春牛埔被自己的一个“把总”剌死，割了头送给朱一贵。清军前后阵亡的有副将许云、参将苗景龙、游击游崇功、守备胡忠义，四个千总，若干把总。

清朝在台湾的文官：台湾道、台湾府知府、同知，与台湾县、诸罗县的知县、县丞、典史等，几乎全数逃到了澎湖。

响应朱一贵的义民，据清方估计有三十万人之多。

朱一贵统一了大部分的台湾以后，于五月初在台湾府(台南)受拥戴为“大明中兴王”，建元“水和”，发表了一篇长檄．号召中外。

檄文写得很好，可见朱一贵的左右颇有能文之士。檄文说：当年胡元猾夏，太祖高皇帝提剑而起，群士景从，日月重光，不幸崇祯帝后殉国，“建虏乘隙而入，藉言仗义，肆其穷凶，窃据我都邑，奴僇我人民，颠覆我邦家，殄灭我制度，长蛇封豕，搏噬无遗。遂使神明胄子，降为舆台，锦绣江山，沦于左衽，呜乎痛哉!延平郡王精忠大义，应运而生......使被建虏，疲于奔命......南京之役，大勋未集，移师东下，用启台湾......嗣王冲幼，辅政非人......叛将称戈，甘为罪首，沧海横流，载胥及溺，茫茫神州，无复我子孙托足之所矣，哀哉!不佞世受国恩，痛心异族，窜逃荒谷，奠敢自遑，伫苦停辛，垂四十载......爰举义旗，为天下倡夫台湾虽小......犹方千里......博我皇道，宏我汉京，此其时矣。引企英豪，同襄治理，然后奖帅三军，横渡大海，会师北伐......捣彼虏廷，歼其丑类，使胡元之辙，复见于今，斯为快耳。所望江东耆艾，河朔健儿，岭表孤忠．中原旧曲，各整义师，以匡诸夏，则齐桓攘夷之业，晋文勤王之劳，赫赫宗盟，于今为烈。其或甘心事敌，以抗颜行，斧钺之诛，在所不赦。夫非常之事，黎民所惧，救国之志，人有同心，敢布区区，咸知大义。”

可叹的是朱一贵在大陆上并无布置，甚至连福建一省也不曾于事前联络好。天地会在福建以及两广、两湖未尝没有分部，也绝不致与台湾的会友不相闻问，何以在朱一贵起事之时视若无睹？这时候，岳钟琪在四川充任提督，也没有人前往游说。(曾静事件，发生在雍正即位以后。)

更可叹的是，朱一贵与他的得力助手杜君英发生冲突。这本是杜君英不好，他抢了七个民间女子，朱一贵派人劝他放，他不听，而且扣留了来劝的人；朱一贵讨伐他，将他击败．他带了几万人离开台湾南部，走去虎尾、猫儿干。从此，起义阵营分裂成两个壁垒．互不相救。

朱一贵原籍福建漳州府长春县，杜君英原籍广东，是客家人。杜君英的部下，也都是广东客家人。闽、粤两省的人不能合作，是朱一贵失败的一大原因。

倘若朱一贵能顾到杜君英的实力，对杜君英暂时容忍，而不把军律国法看得太认真，像刘邦之容忍韩信那样，也许朱、杜之间不至于兵戎相见。

朱一贵的麾下勇士很多，将领甚少；文士也有．政治家绝无。古今中外，何尝有过仅凭血气之勇或文字之美，而能成大功、立大业的呢？

然而，朱一贵毕竟不失为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清朝的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派了提督施世骠与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带一万几千名正规军来打，进了鹿耳门，夺去安平堡．占领台湾府。朱一贵指挥苏飞虎、王玉全等军奋勇血战．战败以后向北移动，一退大穆降，再退湾里溪，三退下茄冬；不幸于闰五月初六日，在眉潭庄被杨旭出卖，捆送给清军。

蓝延珍骂他：“你为什么造反”’朱一贵说：“我是大明臣子，起兵光复，怎么可以说是造反？你也是堂堂汉人，却甘心侍候胡虏。才真正是造反的贼!”

蓝延珍恼羞成怒，叫人打断朱一贵的腿。其后。朱一贵被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这蓝廷珍，原籍福建漳浦，足一个只知道作官、升官的行尸走肉。和蓝廷珍在一起的施世骠，是施琅的儿子，更不足责。(施琅原为郑成功的大将．因小忿而翻脸成仇，投降了清朝．在康熙二十年替清朝攻占澎湖，吞噬台湾。)

朱一贵被捕以后，陈福寿、刘育等志士继续对清军作战，最后于六月十九日在“下淡水”战败，刘育阵亡，陈福寿自刎末死，逃去山区，其后受清军的骗，出来投降，又替清军说服杜君英。结果，他与杜君英均被清军押解北京斩首。

和朱一贵同时在北京就义的，有志士苏飞虎、王玉全、陈印、张阿山及其亲属。至于在台湾先后被捕挺杀戮的，那就难以数计了。

六一、林爽文起义始末

在朱一贵就义以后、林爽文起义以前，台湾另有两位英雄先后发难于雍正十年及乾隆三十五年。在雍正十年(1732年)发难的，姓吴名福生，凤山人；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发难的，姓黄名教，台湾县(台南)人。两人均打下冈山；吴福生事败被杀；黄教据守台南东边的“大穆降”，其后退入山中，清军始终捉他不到。

林爽文是彰化人，原籍漳州府平和县。林家在彰化是大族。林爽文本人很富有，轻财好义，是地方上公认的领袖。他住在离城二十多里的大里杙[yi]，结寨自保。

传说在乾隆四十八年左右，从漳州平和来了一位姓严名烟的天地会会友，受林爽文的招待，一时加人天地会的颇多。林爽文之成为全台湾的天地会首领，严烟之来不无关系。

在凤山、淡水、诸岁，也都有天地会的人。他们之间的小领袖常常到彰化来造访林爽文，密商大计。

在诸罗的小领袖，姓杨名光勋。杨光勋与弟弟杨妈世不睦，妈世另外组织了一个雷光会，与杨光勋的天地会对抗、械斗。当时的台湾道满人永福与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就把杨光勋与妈世的父亲杨文麟抓了，叫他供出儿子的躲藏地方，其后又说他犯了纵容儿子之罪，要把他处死．井且要杀他全家。

“台湾镇”的总兵柴大纪，而且派了兵来诸罗，捉了几十个老百姓。这分明是小题大作。但柴大纪与永福却又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向上峰报告，故意将“天地会”三个字改写“添弟会”，以免上峰责备他们平时对朱一贵所遗留下来的团体疏于防范。

驻在福州的福建按察使李永祺渡海来台查勘这件事，也就糊里糊涂地根据柴大纪与水福的意见，给乾隆一个奏章，只等乾隆的批示一到，便杀掉杨文麟一家与几十个老百姓。

诸罗与各地的天地会会友人人白危，纷纷聚集到林爽文的大里杙准备动手。

这一年(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彰化知县俞峻、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带领了三百名清兵，开到离开大里杙七里路的大墩，算是来镇压民变。但他们不知道谁是天地会会友，谁不是天地会会友．却乱抓乱杀，而目烧了不少附近的村庄，弄得很多老百姓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蹲在路旁号哭。

林爽文忍无可忍，便在二十匕日夜进攻大墩，结束了这三个“狗官”俞峻、赫生额、耿世文，与全部三百名清兵。

到了二十九日，彰化县的县城也入于林爽文之手。台湾府知府孙景燧这时恰好在彰化县．便与该县的摄理知县刘亨基一齐送了命。

十二月初一日，淡水厅也被林爽文占领。大家公推林爽文为盟主，在彰化就职，剪辫留发，恢复大明衣冠，建元“顺天”，以这一年为顺天元年，传檄四方。

五天以后，他收复诸罗。

他的好友、凤山的天地会小领袖庄大田，聚集若干人响应，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凤山县(高雄县)县城。

于是，林爽文率兵南下，与庄大田两人合军，进攻台南府的府城(台南市)，守城的是“海防同知”兼知府杨廷理、林庄二人，

攻它不下。

清方的署理闽浙总督、满洲正蓝旗人常青，调了四千兵渡海增援．一度夺去凤山；但到了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十日，这凤山又入于林爽文军之手。

常青自己带了一万兵左右渡过海来，冲进台湾府，守城；同时参劾这一次失去凤山的“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乾隆下旨杀郝壮猷，降常青为将军，改任李侍尧为闽浙总督。

二月二十四日，庄大田猛攻台湾府，战败，退驻中洲。这时候，林爽文因为诸罗城已于正月二十三日被台湾镇总兵、浙江江山人柴大纪夺去，不得不回师北上，派弟弟林永带一千精兵援助庄大田。庄大田纠集庄锡台、谢桧、许尚几支义兵，会同林水的一千人，总数号称十万，分兵五路，于三月二十七日重行猛攻台湾府城。

庄大田本人在城郊的桶盘栈，与清军的绿营猛将蔡攀龙对敌，先败后胜。谢桧而且在小东门占了上风，烧毁府城的城楼。

可惜，庄大田功败垂成，他没想到庄锡舍会突然变心，只身溜进府城，向清方投降。

庄锡舍可能也是天地会的会友，与庄大田虽非兄弟，却同是凤山县的居民。庄大田住在竹仔港，庄锡舍住在碑头庄。庄大田原藉漳州府平和县(与林爽文同乡)，庄锡台原籍泉州府晋江县。毛病就出在这原籍不同的一点上。

清方的官吏懂得利用泉、漳之间的矛盾，暗中派人去诱惑庄锡舍，被庄大田知道。庄大田向庄锡舍建议互换部队，由他庄大田自己统率庄锡舍的原藉泉州的义兵，把原籍漳州的义兵交给庄锡舍去统率。

原来，庄大田的直属部队都是所谓漳州人(其实是凤山人，不过原籍漳州而已)。庄锡舍的部队都是所谓泉州人(其实也是凤山人，不过原籍泉州而已)。

庄锡舍心中有鬼，不仅不接受庄大田的建议，而且不久便离开了起义阵营．投入敌人的怀抱．

持志不坚的庄锡舍，在溜进台湾府城后，向清方自告奋勇，要到竹沪镇去募兵，扰乱庄大田的后方，清方准了他。

他出城后，走到半路，被庄大田的义兵捉住，解到庄大田的军部。庄大田为人太宽厚，不但不杀他，而且对他再度推心置腹，放到自己左右，“出入必偕”。

其后，庄大田在这一年(乾隆五十二年)五月间奉林爽文之命，引军北上，合攻柴大纪于诸罗，留庄锡舍驻扎南潭。庄锡舍却又向清方投降，并且捆了林爽文麾下的一位山胞女领袖金娘与她的丈夫林红，作为再度卖身投靠的见面礼。

过了几天，庄锡舍担任清军的向导，跟随常青向北开拔．去诸罗，试解诸罗之围。常青带了大小军官四百三十七名，满、汉兵士五千五百名，沿途打了五个败仗，总算钻进了诸罗城。他不像是来解围的，却很像是来逃难的。

又过了三个月，乾隆增派一万二千人左右渡海增援。这一万二千人的将领福州将军恒瑞与总兵普吉保，胆小如鼠，不敢与林爽文、庄大田交锋。常青与柴大纪躲在诸罗城内，也不敢出城来决一死战。

乾隆生气，革掉常青与恒瑞的官，派福康安为“将军，督办军务”，海兰察为参赞大臣。

这两人又带了满、汉兵九千人来。由于海兰察的勇猛，林爽文在十月初四日战败于八卦山，失掉彰化城；两天以后，撤了诸罗的围。这时候，诸罗已经被乾隆改名为嘉义。柴大纪升“福建陆路提督”，仍兼台湾镇总兵，赐号“壮健巴图鲁”，封一等义勇伯。初九日，林军与清军决战，林军大败，退守斗六。从此，林军入于颓势

几天以后，林爽文失掉斗六，退守大里杙。再过七天，大里杙也失守，林爽文撤到集集(令天南投县的东南)；他在集集支持到十二月初，逃到埔裹(埔里)山区。清军搜山，林爽文走到一个好朋友高振家里，把自己的生命送给高振说“我给你一个富贵的机会。”高振果然捆了他，押解给清军。

庄大田在南路继续撑持到二月初五日，战败于柴城，被俘。

林爽文与严烟及其他几人被送到北京，凌迟处死。庄大田生了病，被就近处死于台湾府城(也是凌迟)。

高振得的赏赐大概至多也不过是若干两银子、一个候补同知(副知府)之类的虚衔而已。

柴大纪，就清朝的立场说，功劳最大，却由于得罪福康安(不曾于诸罗解围之时，给福康安当奴仆，行采鞬之礼)，被福康安参了一本，说他“诡诈，深染绿营习气，小可倚任”，又指使侍郎满人成德与某几位军机大臣告他的状，说他“纵兵激民为变”，说他贪污。结果，柴大纪丢了官，丢了爵，也丢了脑袋。

六二、总论十全武功

乾隆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在嘉庆四年正月去世)，打了不少次仗，并未次次打胜，而性好虚荣，自夸“十全武功”。其实，打缅甸、打越南，均吃了败仗。乾隆的军队与廓尔喀(尼泊尔)作战两次，第一次全败，第二次虽则长躯直入，近迫对方的国都，据野史说，也未尝不是败得很惨，败了以后才接受对方请和。所谓十全武功，倘若扣除了这征缅、征越，与两次征廓的失利，只剩下“六全武功”了。

这“六全”，是两次讨准噶尔(第一次讨达瓦齐，第二次讨阿睦尔撒纳)。一次讨和卓，两次讨金川(第一次讨大金川，第二次讨大、小金川)，一次讨台湾(林爽文)。

前后所花的钱，很难估计。有人说，共花去一万万二千万两左右，相当于三四年的中央岁入。但是，这个估汁不确，因为仅仅第一次金川之役，已经花了七千万两以上。

乾隆为了保存清朝的统治，对于林爽文不能不用兵。在十次战争之中，只有这一次可说是必要的。其余的九次，完全是浪费。我们放宽一点尺度来批评，打阿睦尔撒纳与第一次抵抗廓尔喀入侵，多少还有一点理由，毛病在于把事情闹得太大。至于打缅甸、打越南、打回疆、打大小金川，都是穷兵黩武。乾隆耗尽了康、雍两朝所储积的国力，所获得的是清运盛极而哀。

除了海兰察等寥寥可数的索伦猛将而外，在每一次战争中，满洲官兵的表现均不够水准，开国时期的朝气，有如明日黄花，当官的要钱，当兵的怕死。出死力的，差不多只有绿营的汉官、汉兵，与少数蒙古官、蒙古兵。

早在康熙对吴三桂作战之时，清朝的支柱已经不是满洲八旗．而是绿营部队了(其后，绿营在嘉庆、道光年间也腐化下去，曾国藩等人于是就转而倚靠“乡勇”)。

满洲八旗的最初编制，是每旗七千五百兵。其后不断扩充，又加上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总数号称有二十五万之多。

雍正看出这二十五万“八旌”兵能作战的很少，又见到这些兵的子弟繁衍太快(户口膨胀)，生计日艰(原有的圈地不够赡养，而且不少已被典押与出租给汉人)，就创设了“教养兵”的制度，满洲每旗四百六十名，蒙古每旗六十名，汉军每旗八十名，共为四千八百名，每名每月赏给二两银子。

乾隆把“教养兵”改为“养育兵”，专注重“养”，而不再谈“教”。于是“养育兵”成为“吃白饭”的闲人。额数也扩充到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二名。

绿营的兵额有六十四万，经常有六七万名空额。乾隆在乾隆四十六年将他们补足。乾隆知道，他的天下全靠这绿营兵来维持。

六三、巨蠹和珅

过去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个贪官，是汉朝的粱冀与清朝的和珅。

粱冀的财产，在抄家的时候，据说是三十万万文左右。当时的物价今已难考，这三十万万文等于多少，因此也无法估计。我们仅仅晓得当时中央政府全年的岁收才有粱冀财产的一倍而已。

和珅的财产，在嘉庆四年查抄之时，分为一百零九号。在这一百零九号之中，有八十三号未曾估价。单就估了价的二十六号来说，在当时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以上。一兆，是一百万。二百二十三兆，是二万万二千三百万两。米价在雍正年间的山东省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假定在乾隆年间，银价虽略涨，而米价未大跌，仍在每石一两左右，和珅的小部分财产(一百零九号之中的二十六号)已经相当于二万万二千三百万石米了。

他的财产清单，不是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下的。只有另写《细说和坤财产》一本专书，才有办法详细列举。我们姑且提一提几个重要的项目：房屋五所，共二千七百九十间。花园两所，甲所有亭台三十六座，乙所有亭台六十四座。银号十处，当铺十处。屋中黄金五万八千两。又夹墙内黄金二万六千两。屋中白银计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每个五十两)，京课五百八十三万个，苏课三百一十五万个(每个若干两，不详)，外国银元五万八千枚。地窖内的白银一百万两。此外，又有每个一千两重的银子大元宝五百个，金子大元宝一百个。至于黄金制的漱口盂四十个，白银制的漱口盂八十个，金茶匙，银茶匙，金筷子，银筷子，银碗，以及二十六斤重的金宝塔一座，都只能算是小玩意。

他的玉器也多得吓人。一匹玉马，高二尺八寸，长四尺三寸(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十三座玉鼎，各高一尺五寸。玉磬有二十块，玉如意有一百三十柄，镶玉的如意有一千一百零六柄，玉屏有二十四扇，玉瓶有三十个，玉脸盆有十三面。一尊玉佛，高三尺六寸，一尊玉观音，高三尺八寸。零星的小玉器，有九十三架。

珍珠、珊瑚之多，也正如玉器一样，多过了皇帝的内府。桂圆般大小的“大东珠”，有十颗；上等的珍珠手串，自二百三十串。珊瑚的帽顶共八十颗，珊瑚树有七枝各高三尺六寸，四枝各高三尺四寸。

大小瓷器，有九万六千一百八十四件。铜器、锡器，是三十六万零九百三十五件。

绸缎纱罗，有一万四千三百匹；紫貂皮，有八百张；白貂皮，有五十张；白狐皮．有五十二张；黑狐皮，五百张。加上其他的粗细皮料，一共是五万六千张。

和珅对于钟表一类的“西洋贡品”，搜集得也下少，计有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棹钟三百座，挂表八十枚。他其实早该退休，当一个钟表店的老板，又何至于在乾隆死后被嘉庆清算呢？

和珅的如许财产，是从哪里来的？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在少年的时候很穷，不曾继承到、或保有先人的遗产。

他的出身是文秀才，略通文墨，在乾隆三十四年当了三等侍卫，到乾隆四十年时来运转，升为御前侍卫，兼某旗的副都统。

不到一年，他再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而且不久又兼了步军统领兼京城崇文门税务监督。

和珅身兼五职，其中户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崇文门监督，均是管钱、用钱、收钱的肥缺，而军机大臣是实际上的宰相，步军统领又是拱卫京畿的首席武官。乾隆对和坤宠任之专，可谓史无前例。

四年以后，他的户部侍郎职位改为户部尚书，副都统改为都统，于内务府大臣之外又加了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外也加了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并且，儿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和孝公主的额驸(驸马)，待年成婚，于是和珅又成了乾降的儿女亲家。

乾隆似乎感觉到对和坤还不够好，特别任命他再兼理藩院尚书，与“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和珅这样的人，能看懂四库全书之中的哪几部书？

甘肃有一个撒拉尔回民首领．名字叫苏四十三，在乾降四十六年起兵抗清，攻打兰州，乾隆叫和珅、阿桂两人前往督师。阿佳有病，和珅先去。和珅措置乖方，几乎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阿桂去了，才挽回局势，稍稍获胜。乾隆把和珅调回来，叫阿桂一人负责，但是对阿桂毫不赏赐，却叫和珅再兼一个兵部尚书，外加一个“管理户部三库”的肥缺。

两年以后，乾隆四十八年，甘肃的回民反抗被镇压了，功劳又记在和珅账上，封和珅为一等男爵，于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等职位之外，再加一个“协办大学士’的荣衔。户部尚书仍旧，兵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

又过三年，和珅由协办大学士而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崇文门监督虽则油水颇多，究竟位卑职小，乾隆不好意思叫和珅兼下去了。吏部尚书，也叫他让出，但户部仍交给他，当“管部大臣”(位在尚书之上)。

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被清军捉住，这又不可以不记在和珅的账上。于是和珅由一等男爵晋封为三等伯爵，赐号忠襄。

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上表称臣，和珅因此又兼了一个翰林院掌院学士。几十年的一个酸秀才，竟然毋庸考举人、考进士、考翰林，而当了翰林的领袖。

嘉庆二年，太上皇(乾隆)吩咐：和珅的户部管部大臣改为刑部管部大臣；不久，又吩咐和珅再兼户部管部大臣。至于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职位，当然仍旧。

嘉庆三年．四川的义军首领王三槐被捉，和珅于是又由三等伯爵晋封为公。

如果乾隆不在嘉庆四年正月间死，和珅可能还要高升。

乾隆之待和坤，比起汉文帝之待邓通小可同日而语。拿和珅比邓通似乎有点不伦，然而有人说过，和珅最初之所以得幸，与邓通如出一辙。

然而和珅之所以能够永久占住乾隆的心，却全靠“伺意”两个字。用四个字来解释，这“伺意”便是“先意承志”。当年杨贵妃之把握住唐明皇，也是用的这种工夫。

乾隆将要喜欢什么，和珅先就猜到，赶快准备。乾隆决心要做什么，和珅也立刻遵办，办得至少在表面上十分妥贴。不应该做的事，只要乾隆想做，和珅决不反对。应该做的事，而乾隆不想做，或想不到去做，和珅也决不自作主张、露出比乾隆更聪明的样子。因此之故，乾隆就特别喜欢他，认为他比谁都好。

朝廷之中，比和珅能干的人未尝没有，像阿桂便是其中的一个。然而能干．而又没有怪脾气、怪主张，找来找去，就只有和珅一人。

几十年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即位不久，那曾被雍正称为“狂生”而刚被乾隆擢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孙嘉淦，就警告乾隆，说：“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予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主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

乾隆到了晚年，早就把孙嘉淦的这一番话忘记得干干净净。自从在乾隆四十年开始重用和珅以来，他只感觉到和珅的言语入耳，面孔悦目，才于称心。

谁要是反对和珅，谁便是故意捣乱。和珅也确有办法，能够叫“捣乱”的人查不出真凭实据。最著名的一例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在乾隆五十五年上疏，说各省的库存银不足，被大官挪走了。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各省去查。和珅为了庇护这些大官，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陪尹壮图去。于是，每到一个地方，庆成总设法掣尹壮图的肘，拖延时间，让管库的人借好银子补足，才开始查验。结果，尹壮图犯了“妄言”之罪，丢官。

在乾隆五十一年的时候，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的一个家奴刘全，说刘全盖了一座大得超过规定的大房子。乾隆派人去查，和坤却已吩咐刘全连夜把房子改小。结果，曹锡宝受到申斥。

山东的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也都是和珅的私人，总算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御史钱沣抓住了马脚处死。然而，这是唯一的例外。

钱沣何以偏能例外地抓住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二人贪污的真凭实据？原来，有左都御史刘墉给予他以有力的支持。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当过左都御史，其后升至“东阁大学士”，查办过很多大官，如云南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堪称打老虎健将，与一般专拍苍蝇的御史们迥不相同。

刘墉不愧为刘统勋的儿子，他探听到和珅将要派人先期去山东，指示国泰与于易简以蒙混的技术，便赶紧告诉钱沣将计就计。

于是钱沣也提前化装出发，到了离开北京不远的良乡，果然看到有一个人骑马向南而去，便记住这人的容貌。其后，钱沣在快走到济南之时，又碰到这人骑马向北而来。钱沣就吩咐从人将这人拦住搜身，搜出了国泰写给和珅的回信，里面说已经借好了商人的款子，放在库里静候查验。

糊涂的乾隆，不但派了钱沣去山东，而且也派了和珅会同钱沣，外加刘墉与诺穆清二人，查办国泰、于易简的亏空。

到时候，和珅竭力主张当天抽查几十封银子了事。钱沣叫把已查、未查的贴上封条，等第二天再查。在第二天，把所有的库银一封一封拆开来查，果然查出了若干封的银子有“圆丝，杂色”，不像“库银”，而像商人的银子。于是，出了告示，叫商人自己到库里来领回，来迟的银子一概没收。商人们看到告示纷纷前来，于是库存立刻“如洗”。

国、于二人被解到京城刑部大牢，乾隆下旨赐他们自尽。

和珅因此恨极了钱沣。

钱沣一不做二不休，又向乾隆告了和珅本人一状，说和珅身为军机大臣，每天不到军机处办公，独自一人坐在宫里“内右门”的“旧直庐”(旧日的值班官吏休息处)批阅公事。去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仅有阿桂一人。其他的几个，如王杰与董诰却只到“南书房”，如福长安也只到“造办处”。遇到皇帝召见的时候，他们才一个一个从各人的房间走出，“联行而入”。“退，各还所处”。

乾隆大怒，叫钱沣兼一个“稽查军机处”的差使。这差使很不好当，过一年钱沣便暴卒了。姚鼐说，钱沣不是被和珅毒死的，而是积劳病故。

另一位御史管世铭在一个宴会场中扬言，准备弹劾和珅。当天晚上，他也暴卒。和珅的气焰，真了不得。像谢振定胆敢棒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又烧了这位舅老爷的“违制”大马车，而仅仅丢了御史之官，真是微倖。

阿桂的地位在和珅之上，是和珅的眼中钉。和珅常常怂恿乾隆，派阿桂去各地打仗、治河、查案，弄得阿桂疲于奔命，留在京城的时候很少。阿桂能够在嘉庆二年善终，总算福气。

阿桂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人，政治上的勾心斗角非其所长。他很厌恶和珅，却无可奈何，只得在站班上朝之时不与他站在一起．离得远远的。非万不得已，也不与他交淡。和坤之所以不去军机处办公，而独坐在“旧直庐”批阅公事，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和珅一个人批阅公事，可以不让其他的军机大臣知道，等于作了皇帝。

皇帝被他蒙蔽得什么也不知道；而皇帝想十什么、喜欢什么，和珅完全知道。仅凭这一些“内幕消息”，他已经可以大发其财。企图升官的，必须走他的门路。怕丢官、降官的，自然更要走他的门路。不想升官，也不怕丢官、降官的，为了“办报销”，仍旧要走他的门路，因为他可以批驳账目单据，或拖延岁月，不把“报销”早日核准。

和珅的“人情”是卖不完的。每一次人情的代价，积累起来使得他成为“万万富翁”。

大官为了“报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报效”；于是小官为了“报效”大官，又不得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有和珅这样一个人贪污于上，已足以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倘若清朝在台湾的地方官不贪污扰民，林爽文便号召不了那么多的群众造清朝的反。王三槐之所以能在四川、湖北发动规模巨大的起义，也无非是“官逼民反”的口号，深合当时、当地的人心。

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为了筹款报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县知事“倒吊”起来拷打。倒吊．是头顶向下，脚心朝上。和伍拉纳狼狈为奸的，有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受椿，这三人被福州将军魁伦密参了一本，和珅来不及弥缝，都送了命。

在各省总督、巡抚之中，如有敢于不与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测之祸。浙江巡抚福崧得罪了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的某一天忽然传下乾隆的圣旨，押解他回京候讯，罪名是他受了两淮盐运使柴桢的贿赂一千两。其实，在柴桢的账簿上的“福公”是“福长安”，并不是“福崧”。“馈福公金一千两”七个字是“送了户部尚书福长安一千两”，不是送了浙江巡抚福崧一千两。福崧向人说：“我见了皇上，必定把和珅的秘密完全报告出来。”和珅知道后，就更改福崧的供辞，加几句骂乾隆的话。结果，乾隆不等候福崧到京，就下旨赐死。

和珅甚至向嘉庆卖人情：乾隆才决定了立嘉庆(皇子颙琰)为太子，和珅立刻去嘉庆那里报喜讯，不好明说，送了一个玉如意作为暗示。嘉庆不买他的账，和珅便记下仇。

乾隆调嘉庆的老师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回京当大学士。嘉庆写诗贺朱珪，和珅拿了这首诗给乾隆看，告嘉庆一状，说“嗣皇帝欲向朱珪市恩”。乾隆不但降调朱珪为安徽巡抚，而且几乎因此治嘉庆的罪。于是，嘉庆就抓了和珅，抄他的家．赐死。

六四、《四库全书》

和珅的名字，列在《钦定四库全书》卷首，作为该书的“正总裁”之一。这是《四库全书》的一个污点。

正总裁共有十六名，均是朝中的大官。其中除了和珅以外，还有于敏中一人，也是臭得很的贪官。

够得上主持这件事的，仅有刘统勋。但是刘统勋位居第四，前三名是乾隆的三个儿子：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这三人程度不齐，永瑢喜欢画画，但成就平常。永璇十分低能，是一个“二百五”。永理却是一位写家，其后在乾隆五十四年受封为成亲王，他留下了一部所谓《成亲王法帖》。

副总裁有二十五名，也都是大官，有刘墉在内。刘墉的字是标准的翰林体，既方且正。总纂官有三个：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只有一个：来自浙江桐乡的一个翰林陆费墀。他的责任最大，也最倒霉。书成之时，错字颇多，乾隆罚他出钱装裱三部书中每一本的书面，又罚他出钱买三部的木匣。他活活气死，乾隆仍要抄他的家，只留一千两银子给妻子、儿女作生活费。 在总纂官与总校官以下，有二十二名“翰林院提调官”、九名“武英殿提调官”、七名“总目协勘官”、三十九名“校勘《水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六名“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再其次，便是两名“黄签考证纂修官”、三名“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

“缮书处四名编校官、一百七十三名分校官、两名篆隶分校官、一名绘图分校官、三名督催官、三十七名收掌官、三名监造官。

职员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不少翰林、进士，真有学问的却如凤毛麟角。我们在其中找到了王念孙、戴震、姚鼐、邵晋涵、任大椿、朱筠，总算差强人意。

这件事的最初发动人是朱筠。朱筠也是一个翰林，他在翰林院看到明朝成祖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完全是手抄的，不是印成的)，感觉到这一部规模宏伟的“类书”(辞典式的分类汇抄之书)，保存了许多在乾隆时已经散佚的古籍，因此便建议派人把这些佚书勾抄还原。这建议乾隆很接受．刘统勋不赞成。刘统勋当时是大学士，认为把古书抄去抄来，近于无聊。乾隆因此便发表刘统勋为正总裁之一，名次仅亚于三个皇子，叫他不敢不干。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事。

刘统勋于是保举纪昀与陆锡熊二人当总纂官。(孙士毅的名字是后来加进去的。)传说，朱筠之所以能看到《水乐大典》，还是纪昀指给他的。纪昀在翰林院的一个角落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在此以前，一般人均以为《永乐大典》已被李自成的兵抢散。(其实，全祖望早就在翰林院找到此书，而且摘抄了不少作为参考。)

在朱筠建议抄辑《水乐大典》之中的佚书以前，乾隆已经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命令各省总督、巡抚与“学政”，收买或借抄“历代流传旧书”与“本朝士林宿望”的诗文专集，以充实宫内的图书宝藏。

江浙的若干书香世家，于是就把家藏的古本一古脑儿奉献。献得最多的，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为止，有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每家均在五百部以上。献了一百部以上的也有周厚堉[yu]等人。乾隆很客气，下旨将所献的书一概于抄完之时赏还；凡是献了五百部以上的，另赐那康熙年间编好、雍正年间用铜字印成的《图书集成》一部，献一百部以上的另赐《佩文韵府》一部。

《四厍全书》的名称，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钦定”的。“四库全书馆”也是在这一年成立。一方面，有各省的督抚、学政竭力搜求遗籍；一方面，有馆内的大小臣工逐日把《永乐大典》内的佚书一段一段地抄出。结果抄出了五百多部，其中最著名的为《东观汉记》《直斋书录解题》《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蕃志》，等等。

这实在是一件伟大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可惜，乾隆摒除不了满、汉畛域的私见，一边在努力保存古书，一边又在销毁古书。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迹而稍于清方不利的，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而着重于民族大义、夷夏之防的，乾隆及其馆臣都把它们烧了个一干二净。能够留下一个书名，列在所谓“存目”之中，已是不幸之幸。

结果，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大功告成之时，收入于四库的书虽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被列于“存目”之中的，竟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不曾列入存目而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更是不计其数。

乾隆仍恐这些被焚的书，或有一二部仍留民间，特别下旨把它们列为禁书，不准任何人收藏。

被禁的书有二千三百多部，幸亏有圣旨、奏疏与咨文可稽，我们今天还能知道书名。

顾炎武的诗集、文集，从《亭林遗书》之中被剜了出来，销毁。钱谦益替吴伟业(梅村)与王士祯(渔洋)的诗文作序，这两篇序也从吴、王二人的集子中抽了出来，销毁。像这样销毁的书，也有二百四十部之多。

钱谦益是明朝的礼部尚书，在南京颇以诗文负一时重望，教过瞿式耜，也教过郑成功。然而他在弘光帝(福王)的朝中，旋进旋退，毫无建树，又在清军兵临城下之时出城投降，可谓晚节不终，无甚足取。其后部成功溯江而上，声势浩大，他忽然写了《秋兴》诗表示高兴。乾隆痛恨他，叫人编《贰臣传》，把他列在卷首，又叫人把他的遗著一概销毁。

然而，清朝的政府尽管禁，民间不怕死的人却依然收藏。于是顾炎武、王夫之(船山)、黄宗羲(梨洲)、孙奇逢(夏峰)的若干著作，都慢慢地重行流传。

顾炎武的诗集与文集，是他的好朋友潘次耕于康熙年间刊刻的。潘氏小心翼翼，把“触犯忌讳”的若干首略加更动，而且删去了十几首。这位潘先生是有心人。

另外有一部手抄本的“蒋山佣”的诗集，流传在民间，逃过了乾隆的魔手，到民国初年还存在。蒋山佣不是别人，正是顾炎武。“蒋山”是南京的一座山，蒋山代表南京，也代表明朝。佣，是仆人。蒋山佣三个字合起来，便是“明朝的臣子”。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菊生)的主持之下，作了不少有功于中国文化的事。他在1919年印行了《四部丛刊初集》．其中的第三百三十九册是《亭林诗文集》。于是潘次耕的刻本，与手抄本的《蒋山佣诗集》合而为一。黄宗羲的《南雷文案》与王夫之的《姜斋诗文集》，同时重见天日。

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与《牧斋有学集》，也沾了光，列为第三百四十三至三百五十一册。此外，又有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与吴伟业的《梅村家藏槀》。

顾炎武的《日知录》，是清朝考证学的开山之作，虽则不被四库全书馆列入《亭林遗书》，但仍有像潘次耕那样的有心人略加删改，让它风行海内。

张继(溥泉)于1933年在北京找到了《日知录》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交给章炳麟(太炎)与黄侃(季刚)两位加以研究，由黄作成《日知录校记》。其后张又亲自对照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另一抄本，也写了“校记”。

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女士，于l958年获得徐文珊等人协助，把这一部《旧题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印了出来。

上海又出版过一部《痛史》，许多种未刊的南明史料都被发表在里面。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黄道周、金声几位泉下有知，可以无憾于他们的著作之被销毁于乾隆之手了。

《扬州十日记》在禁书目录中被称为《扬州十日录》，这一本书其后被同盟会大量翻印、秘密传布，作为“排满”的宣传品。

雍正御撰的《大义觉迷录》，本是清朝政府颁发给各府、各县的．乾隆即位不久便下旨收回。在设立四库全书馆以后，特许人民连同其他禁书，在乾隆四十六年年底以前缴出销毁。

最可笑的，是钱綵的《说岳全传》也被禁止。这部小说，所谈的是岳飞抗金的故事。皇太极早就把清室与金的关系赖得干干净净。乾隆及其大臣却小气得很。其后．上海有了英、法等国的租界，便有人在上海把《说岳全传》印了又印，清廷的官吏无可奈何。

《四库全书》的正面贡献，并不因同时毁了若于古籍与史料而可以抹杀。《永乐大典》在当时已经缺了“祃”韵的几本。到今天却只剩了几十本，分散在各国的博物院、图书馆之中。(我在美国的国家文献馆也看到了几本。)全靠有《四库全书》，才勉强保存了《永乐大典》所征引过的五百多部久巳散失的古籍。

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之中，把零星散见的文字凑合起来，力求恢复这五百多部古籍的本来面日．并非易事。只有极内行的人，才能把这样的事办好。

在纪昀(晓岚)的帮手之中，以戴震(东原)为最得力。戴震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的举人，对文字学与音韵学极有研究，曾经比照过《尔雅》《说文》与扬雄的《方言》，也细细检讨过《十三经注疏》。他曾经问学于徽州的经学前辈江永，结交当时的学人惠栋、钱大昕[xin xuan]、王鸣盛、卢文弨[chao]，与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

他对于顾炎武的音韵学颇有修正，但他的治学精神则很多私淑于颐炎武之处。他认为离了“经”．无所谓义理．因此而很不赞戚宋明诸儒的凭空谈理，尤其不赞戚朱熹“性即是理”的说法。宋明诸儒每每以“天理”与“人欲”相对称，戴震则确信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由于他在“小学”(文字学)方面颇有根柢，他的治学方法是从文字人手，先在古书中校勘出正确的字，再求正确的音，然后竭力的摸清楚正确的训(字义)。结果，他的若干著作颇能脚踏实地，继往开来。

在他的著作之中，有些不是依靠《永乐大典》所保存的材料写成的，例如《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声类表》，等等。有些却非根据散佚的古籍不能成书，例如《四库全书》内的《水经注》校正本。

《水经注》的原著者是北魏的郦道元。流行的版本很多，都包含极大错误，每每经文、注文纠缠在一起，乱加、乱改的字眼也多，错字更不用说。戴震依据《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宋朝版本，把经文与注文分开，改正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补进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掉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字。

在戴震以前，宁被府鄞县的全祖望(谢山)已经做过这项工作，把《水经注》校了七次之多。全祖望的友人、杭州府仁和县的赵一清，写了一部《水经注释》，内容在大体上与戴震的校正本不谋而合，而且这书也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设立前后被缴送了进来。

因此之故，颇有人怀疑戴震的校正本，与赵一清的“释文本”不无关系。戴震的学生、江苏镇江府金坛县的段玉裁(若膺)，特别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声明：戴氏把《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分开，是乾隆乙酉(三十年)以前的事，换句活说．要等到八年以后四库全书馆设立，戴氏才有机会看到赵一清的著作。

戴震在数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永乐大典》辑回了《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术>《五曹算术》与《夏侯阳算经》。这些书，均是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人所想见而不曾见到的。戴震自己所写的数学书籍，如《勾股割圜记》等，都有独到之处。这一套学问，其后，他传给了曲阜县的孔广森。

也许是因为姓戴的关系，他对于汉朝的戴德、戴圣兄弟很有兴趣。戴德集合了八十五篇孔子弟子及后学的笔记，成为《大戴礼记》。戴圣又删削了这部《大戴礼记》，只留四十九篇，成为《小戴礼记》。唐朝以来，大家所读的《礼记》，只是小戴的四十九篇而已。

戴震在进入四库全书馆以前，与卢文弨合作，帮助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把小戴所删的三十六篇校刻了出来，称之为《大戴礼记》(而不把小戴所保留的四十九篇放在里边)。在进了四库全书馆以后，戴震又参考《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十篇，再把这卢刻《大戴礼记》校订一番，列入《四库全书》内。

宋朝李如圭著《仪礼集释》，以郑玄的原注为依据，戴震参考唐朝的石经、惠栋与沈大成的研究，改了十四个字，删了一百零六个字，增加二十四个字，把它收入《四库全书》。

李如圭的《仪礼释宫》久已散佚，戴震从《永乐大典》中抄了出来，恢复原状。

《礼记》、《仪礼》、《周官》，是所谓“三礼”，也就是有关典章制度的学问。这一套学问，戴震得之于江永，传授给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任大椿。

任大椿参加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工作。和他同事的另一戴震弟子，是扬州府高邮县人王念孙(怀祖)。王念孙于乾隆四十年考中翰林。戴震也是在这一年被特许以举人的资格越级参加“殿试”，成为翰林的。

王念孙留下一部《读书杂志》，其中多数的“创获”，实际上是由于对证《太平御览》《玉海》等“类书”所引的古本而来。

倘没有他的儿子王引之写出《经义述闻》，我们对于王念孙的造诣就不能怎样明了。王引之的另一部书《经传释词》，极有系统，配得上称为学者的津梁。

邵晋涵的不朽贡献是，从《永乐大典>之中抄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其后，他帮助毕沅完成了《续资治通鉴》。

纪昀以总纂官的地位，督促全馆的同人，把《四库全书》修订成功，又依照乾隆的旨意，编出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功劳也很大。但提要也是成于众人之手．错误在所不免，每每有冤枉了原书的地方。今人余嘉锡特别写了一部《四库提要辨证》，来纠正四库之中史学与子学两库书籍的提要。

《四库全书》一共写了七部，分别储藏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热河的文津阁、奉天(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到今天仅剩下三部全的(文渊、文津、文溯)，一部不全的(文澜)。倘若有人肯把它影印出来，我们真要受用不浅。

六五、乾嘉学人

戴震是顾炎武以后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他的弟子段玉裁与王念孙，均卓然有所建树。段氏的《说文解字注》与王氏的《广雅疏证》，是文字学的权威之作。

段氏的弟子陈奂，生于乾隆五十一年，卒于同治二年，对《诗经》极有研究，写了《诗毛氏传疏》《毛涛说》《毛诗音》《诗郑氏笺考征》《诗语助义》，等等。

陈奂在诸子之中最喜欢管子，但不曾发表有关管子的著作。他的两个学生戴望与丁士涵，却分别写成《管子校注》与《管子案》两部书。

王念孙很尊重汉儒的师说，是一个汉学家。他知道了汉儒的训诂方法，常常是指出某字为某字的假借，某字为某字的转注。于是他也运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古书之中许多难解的字。但是，指某字为某字之假借或转注，必须有根据、有例证。这叫做“以经解经”。

倘若，在某些地方“以经解经’的结果，与汉儒的解释不同，王念孙以为宁可放弃汉儒的说法。他的儿子王引之，说他是“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人。梁启超(任公)说，戴派的学术“确为清学，而非汉学”；又说“如高邮[王氏]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毛郑贾马服杜”，是毛苌，郑玄，贾逵，马融，服虔，杜预。)

王引之之在少年时候寝馈于《尔雅》《说文》，与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到了二十五岁以后，才从父亲处听到戴震、段玉裁等人关于古音古训的新道理。父亲也指点了他很多《易经》《书经》《诗经》《周官》《仪礼》大小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这些书上的难题，而加以解释。他因此就写出《经义述闻》，加进了自己的若干意见，与《太岁考》二十一论、《通考》四十一条。

王引之的另一伟大著作，是《经传释词》。他自己在序中说明此书是“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他对于每一字的字义，均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的。

阮元在浙江当巡抚，聘了臧镛堂等几个书生，雇了十几个书记．把古书上的单字，一个一个写下来，按照一东二冬的韵目，依次排列，在每一个单字下面堆积了各书之中含有此一单字的句子。称这一部书为《经籍纂诂》，请了王引之与钱大昕二人作序。 这《经籍纂诂》的确是一部符合于“戴派”传统的工具书。 王引之在序文中自称“弟子”。实际上阮元也可算是王念孙的弟子。当时的人每以“王、阮”并称。阮元是扬州府仪征县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在乾隆五十四年考中翰林，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当过山东与浙江的学政，兵部、礼部、户部与工部的侍郎，浙江、江西与河南的巡抚，湖广、两广与云贵的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刑部与兵部的管部大臣，加官至太傅。逝世之时，享寿八十六岁。

阮元到一个地方，都很注意人才，提倡读书。他在杭州所办的诂经精舍、在广州所办的学海堂，均是有名的学术中心。

除了编出《经籍纂诂》以外，他又印行一套丛书，称为《学海堂经解》，一共搜罗一百八十多种清人研究经学的著作。《十三

经校勘记》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由专人分别写成的。

在《易经校勘记》的序文中，阮元对惠栋颇有微辞．说惠栎在他的《周易述》里面，以及在校刊李鼎堂的《周易集解》之时，常常更改《易经》本文，所改的很多“似是而非”。

惠栋(定宇)是苏州府元和县人(元和现已并人吴县)。曾祖惠有声在家乡教书为生，与清初的隐士徐枋是好朋友。祖父惠周惕是徐枋的学生，于康熙三十年考中翰林，官至山东密云县知县，写了几部关于《易经》《春秋》与《三礼》的书，与两卷颇有创见的《诗说》。父亲惠士奇是康熙五十年的翰林，作了广东学政，于陛见雍正之时忤旨，罚修镇江城墙，其后被乾隆用为“侍讲”，当侍讲当了四年，回家后死在家中，留下《易说》《礼说》《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等书。

惠栋在功名方面只是一个秀才，不乐仕进。他写了一部《九经古义》，阐扬家学：“余四世传经，咸通古义。”所谓古义，便是汉儒的师说。惠氏祖孙四代自成一派，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

惠栋生平用力最多的，是《易经》，他写下了《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他的其他著作，是《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禘说》《后汉书补注》。

惠栋的易学，不专主汉代某一经师或某一派经师的师说，而是兼容并包，把郑玄、虞翻、荀谞、京房纳入一炉。汉儒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他们的学说的价值也大有高下，惠栋及所谓惠派忽略了这一点。

在惠栋的学生之中，以沈彤、江声、余萧客为最有名。沈彤是苏州府吴江县人，写了《周礼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果堂文集》，成就平常。江声是元和县人．专究《书经》，著有《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说他“篆写经文．又依

《说文》改字，所注《禹贡》仅有古地名，不便学者传诵”。余萧客是长洲人(长洲也并入吴县)，留下一部《古经解钩沉》，网罗唐朝以前的旧说，把“凡汉皆好”的惠派传统，扩充为“唐朝以前皆好”(专与宋明的儒家作对)。

余萧客有一个弟子，叫做江藩。这江藩写了一部《国朝汉学师承记》，说黄宗羲不该把汉代五行家的“纳甲动爻”视为伪象，胡渭也不该“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依照江藩的看法，只有惠氏一派才是清朝汉学的正统。

其实，黄宗羲与胡渭(《禹贡锥指》著者)并未标榜汉学，也不屑以汉学为标榜。

黄宗羲是王(阳明)门大师刘宗周的学生，与乾嘉以后的所谓汉学家并无关系。胡渭比黄宗羲稍晚，但也是明末清初的人(生于崇祯六年，卒于康熙五十三年)。胡渭专精地理，著有《禹贡锥指》；但也写了一部《大学翼真》，在思想上是属于朱熹一派，与汉学家无缘。

黄宗羲与一般的王门明儒又颇不相同，因为他除了注重诚意慎独的工夫以外，极主张读经读史。他说：“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明儒学案》《二程学案》《孟子师说》《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明史案》《四明山志》《今水经》《大统法辨》，等等。

在他的弟子之中，以万氏兄弟为最有成就。他是余姚人，万氏兄弟为鄞县人。因此，中国学术上便有了所谓浙东学派。

万斯选从黄宗羲学理学，注重实行。黄宗羲很希望他发扬光大王阳明、刘宗周的学说，然而他先黄宗羲而死，黄氏极为感伤。

万斯大从黄宗羲学经学，对《三礼》极有心得，其后研究《春秋》也用《三礼》作为基础．他留下了《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与《学春秋随笔》。

万斯同从黄宗羲学史学，造诣之高，尤甚于斯选、斯大。他独力写成一部明史稿，被王鸿绪借了去，冒为己作，送进清朝政府。其后乾隆年间官修的《明史》，在大体上仍是他的原作。他很知造“表”的重要，费了不少心力，作成明朝的功臣将相年表，从洪武直到永历。此外，他也写了一部《历代史表》与一部《儒林宗派》。他对于史实的考订，丝毫不苟，认为“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必须于官书“实录”以外，广参典籍，追本溯源。

这三位万氏兄弟，均是顺治、康熙年间的人，到了乾、嘉二朝，作为浙东学派的巨擘的，先后有全祖望与章学诚。

全祖望也是鄞县人，民间传说为晚明义士钱肃乐的转世。他自己有一首诗谈到这一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在我终弗信，传之颇惊人。”

他在康熙四十四年生，乾隆二十年逝世，十四岁的时候进学(考中秀才)，三十二岁当了翰林，却借故回家，终身不仕。

我们从他的《鲒埼亭集》之中，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晚明东南一隅忠臣义士的碑文与传记：史可法、沈廷扬、张名振、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王翊等，几乎是应有尽有。没一篇文章不令人读了感慨系之。

在全祖望的时候，明朝早被一般士大夫忘记，“夷夏之辨”的大义已经只能借天地会的组织，存在于所谓“下层社会”之中。全祖望学养之深、根基之厚，可谓当时全中国的第一人，不仅是文章直追子长(司马迁)、史学颉颃季野(万斯同)而已。

章学诚(实斋)是会稽(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的进士，卒于嘉庆六年。他与戴震同时，曾经在乾隆三十八年夏天与戴震在宁波相遇，讨论地方志的问题。两人的意见不同，辩了两天。戴震认为地方志应该注重“沿革”，章学诚认为应该注重“文献”。 戴氏的《汾州志》写得很好，章氏的《和州志》《毫州志》《永清县志》写得更好。平心而论，戴氏是一位经学家，而章氏是一位史学家。

章学诚的最大贡献，是“六经皆史也”五个宇。章学诚不反对“义理”，也不反对“考据”，但是他反对离开六经而空谈义理的“伪程朱”、“伪陆王”，与专究六经的字句而忘记了这些字句是记载“政典”的汉学“陋儒”。

在汉学家之中，惠派与戴派虽有“守汉”与“求真”的不同，然而两派皆斤斤于训诂，这是章学诚所不能满意的。

在这一点上，他的确不愧为浙东学派的殿军。他说：“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宗周)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

章学诚对六经均有簇新的见解。他以为《书经》不完全记言，《春秋》也不完全记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说，并无根据。在《左氏春秋》(《左传》)里面，有宰孔命齐侯(桓公)的一段话，王子虎命晋侯(文公)的一段话，均是“训诰之文”，与《书经》中的若干训诰体裁相同。这是有了《春秋》以后，若干官方文件被收了进去，不再单独成书。孟子说过“王者之迹息而诗(经)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章学诚说，“乐亡而入于诗(经)礼(记)，书亡而入于春秋”。

他又进一步把“经”字的神秘意义加以击破，先从《孝经》《忠经》下手。他说《孝经》是“传”，而不是经。《忠经》传说为马融所作，马融不是孔子，没有资格自题其书为经，而且这《忠经》也并非马融所写，是别人冒名的。最后，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孔于也不曾自题其书为经，况且孔子述而不作，根本没有动手写过什么书(至多是删正了一下《春秋》而已)。

在《文史通义》之中，章学诚尽量用“六艺”两个字代替“六经”，为的是避免这个“经”字。

他最不赞成一般人把《礼记》《论语》《孟子》《尔雅》等，都称为经，而包称它们为《十三经》，道家把《老子》改称为《道德真经》，中国的佛家把许多有关释迦牟尼的言行及各派佛学的书，也称为“经”，正如墨子的信徒把墨子的书尊称为《墨经》，都是“其徒自相崇奉”的“文饰之辞”。

总而言之，“六艺”也不过都是史料，“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章学诚是一个肯用脑筋的人，因此颇欣赏郑樵的《通志》，而不喜欢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说，郑樵能自出心裁，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写法，而马端临只晓得抄书，缺乏“独断”。

他欣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不喜欢《晋书》、《隋书》，及其后一切“成于众手”的所谓正史。理由是，前四史均为一家之言，其后的正史都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在章学诚看来，是颇合于《春秋》的遗意的。一般人把它列于正史之次，视如附庸，他认为不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尤其喜欢；他以为不能因为袁枢的书有些地方不够好，而抹杀这种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之值得提倡。

图与表的重要，章学诚也常常提到。

他心中时时以“实用”为念：研究六经不该是为了钻牛角尖，而应该是为了研究古代的历史，不但要研究古代的历史，并且要研究古代以后，直至今天的历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切于实用”，把心得写出来，供给今天与后世的读者作为参考。章学诚生在乾嘉时代，而有如此的见解，比起当时许多食古不化的人，真是高明多了。

唐朝刘知幾曾经在所著的《史通》里，说历史家应该具备三项资格：史学、史识、史才。章学诚认为还要再加一项资格，列于这三项资格之前：史德。史德，便是心术。写历史的人，必须有大公无私，持正不阿的素养，又必须注意自己的感情意气，于善善恶恶之际能够持平。章学诚的话，不是对自甘下流的魏收之流而发。魏收的《魏书》，被人们称为“秽书”，“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甚也。”章学诚的话，是对于贤者而发：“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学养未底于粹也。”

章学诚可算是学术界的一个转风气的人。在他以后，到了道光、咸丰之时，经世之学便代替了经学成为学人的好尚，其有力的代表者是龚自珍(定庵)与魏源(默深)。

与章学诚约略同时，而别树一帜、以疑古成名的，有(河北)大名的崔述。他是乾隆二十七年的举人，留下若干种《考信录》，包括有关孔子一生的《洙泗考信录》，与有关西周初年的《丰镐考信录》。

比章学诚稍后，而孜孜于经典的研究，不拘拘子戴氏及浙东的派别之见者，以焦循(里堂)的成就为最大。焦循是江都人，在嘉庆六年中举，是精通汉易的大师，写有《易通释》廿卷，也写了《论语何氏集解补疏》《孟子正义》《六经补疏》。

最后，在道光年间，站在宋学的立场，以桐城派古文家的姿态猛力抨击汉学家，差不多给了汉学家一个致命的打击的，是《汉学商兑》的著者方东树。他指出“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他又说：“贱利重义。杀身成仁…...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与?”

六六、嘉庆皇帝

嘉庆在位二十二年半，前三年仍由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名义当家。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击世．嘉庆才名副其实地当起皇帝来。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他的才华赶不上乾隆，但在种种方面均比乾隆好。他不像乾隆那样爱虚荣，爱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爱奉承，爱亲信小人、斥逐君子。

他主政以后的第一大快人心之事，是捉拿和珅。其后，他重用了庆桂、朱珪，也倚任王杰、董诰。这四人都是清代有数的贤臣。嘉庆有心把国家治好，是显然的。

他为人懦弱一点，是有的；但生平不喜欢杀人，对臣下很宽，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关怀。他死后被谥为“仁宗”，不无理由。

他的儿女不多，长成的仅有四子一女。后宫很少，宫廷内的生活很简单而清静。

以他这样的人，处在太平之世，不失为一个贤君。可惜他从乾隆手中接下来乱糟糟的一个国家，与十分腐化的一个政府。

清朝在当时所需要的，不是嘉庆，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像雍正那样的皇帝。所需要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也不是庆桂、朱珪、王杰、董诰等“好人”，而是火辣辣的张居正。

洪亮吉以翰林院编修的地位，上书给各位军机与王大臣说： “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雍正)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结果等于白说，因为嘉庆便是嘉庆，效法不了雍正。

洪亮吉把当时的官场丑剧，刻划得淋漓尽致。“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矣。”

甚至，在最高学府之中，也有人为了想当院长、系主任之类，而不惜自毁人格，钻营以求。“大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

和珅本人虽则已死，他所庇护的各省贪官，除了极少数四五个人以外，都仍旧未换。这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

这些礼物，“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于是，“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州县之官竟然公开向人说：“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

军队的情形，据一位御史谷际歧说，也坏到极点。谷际歧在湖北、四川一带搜集到一首民谣：“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无踪。可怜兵和贼，何日得相逢?”

武官怕死，文官要钱，因此嘉庆一朝闹了白莲教，又闹天理教……闹个不停。

六七、白莲教

白莲教，传说是达摩祖师在中国所创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中国的禅宗也传说是达摩所创立的。

白莲教与禅宗，显然是两回事。然而白莲教的“莲”字含有佛教的意味甚浓。它的教义，简单说来是，天上的弥勒佛即将降生人世，成为人间的救世“明王”。奉他的人，须悔罪、祈祷、吞符、吃素，然后劫数可逃。

白莲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传入中国以后吸收了佛教许多因素。中国的唐朝政府一度对它宽容，不久又将它查禁，于是摩尼教成为“邪教”转入地下，变成了秘密结社。 宋朝与元朝的政府，也把摩尼教视为“邪教”。中国的摩尼教徒于是改称其宗教为“明教”，而韩山童及其儿子韩林儿，便成了“明王”。

“白莲教”三个字，不是“明教”的别名，而只是教外人用以称它的一种绰号。

韩山童父子的“反元”运动，到了朱元璋的手中获得成功。朱元璋受韩林儿之封作了“吴王”，也奉行了韩林儿的年号“龙凤”。

朱元璋本是明教的一分子，因此在作了皇帝以后，定国号为“大明”。但是他不能容许一个有力量的秘密结社活动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于是又雷厉风行地禁止这“明教”。

他梦想不到，在他的帝国崩溃了以后一百多年，又有白莲教的教徒，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想捧出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说这小孩子姓朱，是他的苗裔。

这小孩子，据清朝的官吏说，不姓朱，姓王，名叫发生。

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点是河南鹿邑，策划的人是刘之协。

他们的领袖，叫做刘松。刘松这时候已经为了曾经在家乡安徽北部传教被捕，充军在甘肃。到了甘肃以后，他又传起教来，被陕甘总督逮捕，于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刘之协、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陕西的若干教徒姓名。

勒保慌忙将刘松处死，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便下旨有关各省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教徒。

小孩子“王发生”很快就被捉到，充军到伊犁。刘之协溜走。 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于奉到巡抚毕沅的命令以后，一捉便捉了几千人。

常丹葵在武昌捉了几千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替清朝扑灭白莲教，而是藉此“大捞一笔”。在这几千个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莲教教徒的极少。常丹葵将他们一律严刑拷打，甚至用钉子钉在墙上。肯出钱的，不久便宣告无罪释放，不肯出钱，或是无钱可出的，便继续在牢里受罪，或是砍头。

武昌以外，各省、各县的地方官，像常丹葵这样的不在少数。结果是民怨沸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清廷称之为“川楚教匪之乱”。首先发难的，是聂杰人与张正谟。他们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分别于湖北枝江与宜都两县起事。

这时候，毕沅的巡抚位置已被一个蒙古人惠龄所代替。惠龄派一个总兵去打，打到八月间，总算打垮了聂、张二人。但是襄阳、郧阳、宜昌、施南(恩施)都已经有白莲教徒揭竿而起，如火燎原，不可收拾。，

在襄阳的一支，最厉害。首领是一个女子，叫做齐王氏。她的丈夫齐麟(官书写作齐林)也是教徒，起事不久便阵亡，部队由她代领。她秉性贞烈，作战甚勇，矢志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为大明恢复江山。

她身穿盔甲，脚登皮靴，头插雉尾，完全是花木兰打扮。骑马临阵之时，她喜用双刀与一条铁鞭。她的部下一概剪了辫子，面上刺字，决心奋斗到底，永不降清。

在她的助手之中，最得力的大将姓姚，名叫之富。

齐王氏与姚之富渐渐地成为全湖北的白莲教领袖，巡抚惠龄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打到孝感，逼近汉阳，可惜被大水阻住，末能攻占武昌。

因此，他们在嘉庆元年十月间转向北攻，进入河南，占了唐县，前锋及于卢氏。

他们又从河南进入陕西的山阳、紫阳与陕西的白莲教徒李全、高均德等会台，溯任河而上，进入四川，又沿着渠江而下，到达“上川东”，与达州的徐天德、东乡(宣汉)的王三槐结在一起，以开县的南天洞为大营。

徐天德与王三槐也均是白莲教的领袖。徐天德可能同时也是天地会的会员。天地会的人很喜欢用“天德”两个字，曾经在康熙四十五年于浙江大岚山遥奉“朱三太子”为帝，建元“天德”。其后，到了洪秀全在道光三十年起事于广西金田村之时，又有一位天地会的重要人物、湖南人焦亮(洪大全)，以“天德王”的头衔出现。

在齐王氏、姚之富与徐天德、王三槐会合以后，声势极为浩大。不但达州、东乡、开县入于掌握，渠县、巴州(巴中)、通江、仪陇、云阳也都成了白莲教的领域。

王三槐向南发展，占了长寿，几乎打进重庆。齐王氏与姚之富在嘉庆二年的七月间由白帝城(奉节)回军入鄂，破了巴东、兴山，向宜昌前进。他们去不了宜昌，被清军堵住，于是又转进到陕南，向西横扫，直至宁羌。

齐王氏联合高均德等队伍，在宁羌一带连营二十里，声势之大可以想见。

她转戈北向，在嘉庆三年春天经过褒城、南郑(汉中)、城固，分了几路翻过秦岭，进入渭水流域，打宝鸡、郿县(今眉县)、盩[zhou]厔(今周至)，目的地是西安。

清朝的陕西巡抚秦承恩，不敢再在她的后面“尾追”，慌忙退入西安，闭城死守。

在清军的将领之中有一个总兵王文雄，于焦家镇圪子岭和齐工氏接了一仗，齐王氏失利，只得放弃进攻西安的计划，退至山阳(商县之南)。

清军的另一将领德楞泰追到山阳，齐王氏再向南退，德楞泰以一日一夜一百七十里的速度穷追，追到郧西，把齐王氏、姚之富与他们大部分的队伍与群众，围困在“三岔河”。这是嘉庆三年三月间的事。

齐、姚二人跳崖自杀。

他们死后，部众由张汉潮统率，冲出重围，再入陕西，由陕西进入四川通江、巴州一带，其后又三度入陕，横行陕西。最后，于嘉庆四年秋天在子午谷遭遇埋伏，死于清朝的“经略’明亮之手。 张汉潮死后，他的余部继续在陕南奋斗了八九个月，到嘉庆五年闰四月，才在陕豫交界的武关之西龙驹寨被杨遇春消灭。

齐王氏与张汉潮所先后率领的白莲教徒，被清朝官方称为“襄贼”，因为他们是来自湖北襄阳一带的。他们是湖北义军之中最厉害的一支队伍。

至于四川义军中，力量最大的要算王三槐。王三槐是东乡(宣汉)人，于嘉庆二年齐王氏入川之时他已与达州的徐天德一齐驻扎在开县的南天洞。在此以前，他攻破过东乡城，也中过清兵的枪，丢失了自己的母亲。在此以后，他先后游战于达州、巴州、阆中、苍溪、仪陇、渠县、大竹、梁山、墊[dian]江、开县。最后，他在云阳的安乐坪被围，于嘉庆三年七月受骗出降，被勒保捆送京师。

继承王三槐充任这一支队伍首领的是冷天禄。冷天禄在安乐坪死守到十月间，诈降，袭击清军，溜去新宁(开江)。其后由新宁移向忠州，由忠州移向长寿，在长寿死于杨遇春之手(嘉庆四年正月)。

冷天禄死后，川东、川北与鄂西陕南仍有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多人不断活动。陕西的义军如高均德，锋芒不减于昔。

一直要到嘉庆九年，各路才告失败。

总结白莲教的起义，先后波及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一百个以上州县，几百万人民。清廷损失了提督、总兵、侍卫等军官二十几名，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名，军费二万万两。 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原因，是行动无计划，组织不统一。齐王氏可算是各地领袖之中的佼佼者。她企图取武昌、南阳、西安，始终念念不忘于取得一个大都市，作为发号施令的根据地。在她以外，张汉潮、王三槐、冷天禄、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人，也都很能作战，然而东奔西突，脱不了“流寇”作风。他们的部队只是觅食、就食的武装饥民而已。

在“伪称明裔”的“小皇帝王发生”被清方逮捕以后，白莲教徒有没有另外扶立一个“朱皇帝”来，今天已经难考，似乎没有。传教的领袖刘之协，应该是整个运动的策划者、主持人，但是他从不公开露面，像林爽文那样以“盟主”的名义统率各方。

在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这位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逮捕处死以后，白莲教不再有像他这样的大师傅了。徐天德的老师孙士凤，在川北尚有相当号召力，但不久也被俘。

在清朝的一方面，有钱，有粮，有枪炮，有正规军、“马快”(警察)、乡勇，又有各级地方官、各城各乡的绅士，其力量之庞大远非白莲教徒所能比拟，却花了整整九个年头，才把这白莲教起义平定下来。

在第一个三年，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四年正月，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地位继续宠信和珅，让和珅包揽一切，嘉庆仅是一个傀儡。

在和珅的庇护之下，鄂、豫、川、陕的大小地方官与带兵管粮的官，利用白莲教起义，大发其财。京城里面的无聊分子也竭力钻营，谋取一个“去军前效力”的机会。去了不久，准可以满载而归。

在武昌的湖广总督，是江南镇洋(太仓)人毕沅。毕沅出身科甲(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喜欢编书，不喜欢看公文，被左右的宵小蒙在鼓里。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毕不管”。

毕沅于嘉庆二年七月病故，继任的勒保干了半年，被调往四川，改由一个伯爵景安充当总督。这景安抱定了“贼来我去，贼去我来”的主意，老百姓也送他一个外号：“迎送伯”。

在湖广总督以外，湖北另有巡抚一职。当巡抚的，先后有惠龄、英善、汪新、高杞。惠龄打枝江的白莲教徒，从春天打到夏天，打不出什么结果，理由是“天气不好”。英善其后被乾隆派去四川打王三槐、徐天德，刚一交手，便损了两个总兵。汪新与高杞默默无闻，可能留在武昌，忙于交际。

河南这时候不设总督，巡抚正是“迎送伯”景安，景安是以河南巡抚的本职兼任湖广总督的。

四川与河南相反，不设巡抚，只设总督。当总督的先后有孙士毅、福宁、宜緜[mian]、勒保。孙士毅在军中病故，福宁以前当过湖北巡抚，唯利是图，被湖北人称为“福死要”。宜緜是一个著名胆怯的人，却以陕甘总督的本职兼任四川总督。只有勒保一人，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也是一个庸才。陕西的巡抚秦承恩则只是一个“书生”，根本不会打仗。

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正月乾隆死后，派勒保当“经略”，统筹鄂、豫、川、陕四省的军事。勒保干了半年，嘉庆很失望，改派明亮。

明亮是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打过大、小金川与甘肃回民，也打过王三槐、徐天德、齐王氏、张汉潮，确是一员老将。但是他担任“经略”不过一个月，因为他与嘉庆新委的陕西巡抚永保不能合作．互相告状，嘉庆把两人一齐捉了治罪。经略一职，由额勒登保接充。

额勒登保姓瓜尔佳氏，先世是吉林的“珠户”，隶属于“打牲总管”，与猛将海兰察的来历相仿佛，是所谓“新满洲”，没有八旗老满洲的暮气。他当过海兰察的部下；传说海兰察送了他一部《三国演义》的满文译本，教他就《三国演义》揣摩兵法。他打过起义的回民、苗民，打过林爽文、廓尔喀，也打过齐王氏、张汉潮、冷天禄、冉天元。

当了“经略”以后，他向嘉庆贡献一个战略：“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原因是湖北的多数“散匪”已经来到川陕，而四川(川北)的地形最便于围剿，嘉庆接受了他的意见。

其后，在嘉庆五年八月，他获得嘉庆准许，以所有的正规军用于追剿，由他自己指挥；以各地所招的“乡勇”担任防堵，由各省的总督、巡抚指挥。

招编乡勇的办法，可能是明亮最先想出来的。但是在额勒登保担任经略以前，多数的满人官兵都把乡勇看作牺牲品，进攻时赶到前线，退却时用为殿后。打来打去，无非是利用教外老百姓屠杀教内的老百姓而已。

额勒登保认为打硬仗是正规军本身的事，不应假手于乡勇，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同时也彻底实施“碉堡政策”，让乡勇有所凭藉。

在额勒登保的麾下，有两员大将：蒙古人德楞泰，汉人杨遇春。德楞泰出身是小军官(蓝翎长)，打过大、小金川，打过林爽文等，他消灭了齐王氏。杨遇春是四川崇庆县的武举，智勇兼备。

多数的白莲教领油，均死于这德楞泰与杨遇春之手。不过，嘉庆对于两人的酬报却颇有轩轾。德楞泰被封为一等侯，杨遇春只得到一个“二等轻车都尉”。(后来，杨遇春打平天理教，才晋封为二等男爵；打平新疆的张格尔，才晋封为一等昭勇侯。)

额勒登保在嘉庆七年年底受封为三等侯；在嘉庆十年病死，追封为一等公。

杨遇春以外，功劳最大的汉人是贵州松桃人杨芳、四川东乡人罗思举、桂涵。杨芳是“不第秀才”，罗思举当过强盗，桂涵原为无赖。白莲教起义失败之时，杨芳已经当到总兵，罗思举与桂涵当到副将，均不曾受有封爵。

六八、天理教

嘉庆一朝，可说是与变乱相终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年年有事。白莲教起义以前，已经有乾隆六十年所发生的湘黔苗民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及自称为吴三桂苗裔的吴八月等领导的起义。白莲教起义以后，在嘉庆二年，贵州西南的安隆(兴义)一带，又有布依族女子王囊仙领导的起义。

与白莲教起义差不多同时，又有东南沿海的蔡牵自称“镇海王”，有几百艘战船，与内地的天地会颇有来往；于嘉庆五年企图在浙江台州登陆；于嘉庆八年公然到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进香；于嘉庆十一年进入台湾鹿耳门，占领凤山，围攻台湾府；于嘉庆十三年阵杀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到了嘉庆十四年才被李长庚的继任者王得禄击败。

嘉庆十一年，又有几乎酿成大乱子的宁陕新兵的哗变。其后，在嘉庆十八年就发生了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是否如稻叶君山所说为白莲教的化身，尚有待于考证。传说天理教的另一名称，是“八卦教”。天理会首领林清与李文成的作风有点像东汉末年的黄巾。黄巾在起事以前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逢甲子，天下大吉”。天理教的口号是：“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二八”指嘉庆十八年的第二个八月：闰八月。“二八中秋”，是闰八月十五日。“黄花落地”，是暗示清朝将在这一天结束。

天理教徒把这两句口号到处传播，造成一种预言性的民谣。嘉庆皇帝本人也听到了，不晓得这是有人故意造出来的，还以为真是一种天意呢。中国民间从来就有关于闰八月的迷信，以为凡是有闰八月的一年，总免不了天灾人祸。

嘉庆皇帝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因为有彗星出现，钦天监奏称将有兵灾，曾经特颁诏旨，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闰八月取消，改于次年，在嘉庆十九年置一个闰月。他这一种改闰的措施，恰好帮助了天理教徒的制造舆沦。有人说，天理教徒是在嘉庆改闰以后，才利用机会造出这“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谣言的。 然而，天理教徒并不更改他们的日程，仍旧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事。天理教徒认为：该年的九月并不是九月，仍旧是闰八月。

林清与李文成二人的计划是，由林清占领京城的皇宫，同时由李文成在豫北及鲁西、冀南，发动大规模的民变，编成队伍，向北进军。

林是直隶(河北)大兴人，李是河南滑县人。他们两人把准备的工作做得相当好。京城宫里的太监．竟有不少被吸收入天理教的组织。(当年，东汉也有若干太监参加黄巾。)

不料，在滑县的一方面风声泄漏，李文成在九月上旬便被滑县的县官强文捷捷捕，经严刑拷打，打断了腿。

李文成的徒众，为了救李文成，迫不及待提前在九月初七日发动，打进了县衙门，杀了知县强文捷，放出李文成，占领滑县县城。

过不了几天，他们获得直隶长垣、东明两县，与山东金乡、定陶两县天理教徒的响应，把这四个县也占领了。于是，浩浩荡荡大举北伐，很快占领豫北的道口镇，割断了清朝政府的“粮路”。

嘉庆皇帝这时候正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接到报告以后，赶紧密令直隶总督温承惠、山东巡抚同兴、河南巡抚高杞对李文成的军队“围剿”。

林清却一点也不知道消息，还依照原定计划积极准备，以便于九月十五日攻打京城的皇宫。

到了九月十四日这一天，林清本人留在京城郊外的宋家庄，派遣祝现、李五带领二百名左右天理教徒化装成商人，混进宣武门。这二百人在十五日的夜里，由太监刘金、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引人皇宫所在的皇城。

他们头裹白布，手执钢刀，为首的人跳上皇城城墙，从腰间掏出一面大旗东西挥舞，旗上所写的字，是“大明天顺”。也有掏出旗子来的，上面写的是“顺天保民”。

他们冲进皇城的西华门，杀到尚衣监、文颖馆，一直逼近养心门与养心殿。

他们遇到嘉庆的皇次子绵宁(其后当了皇帝，改名旻宁，年号道光，死后谥为成皇帝，庙号宣宗)。绵宁用鸟枪抵抗，打死他们之中的两个。

这时候，清方的警卫部队纷纷赶到，围住皇城，杀进皇宫，结果二百名天理教徒多数阵亡或被捉。祝现幸免于难，作为内应的太监之中的教友也全部牺牲。林清本人于第二天黎明在宋家庄被捕。

嘉庆皇帝听到消息，从热河回到京城，积极应付李文成的军队。他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作为讨李的主帅，又调杨遇春、杨芳与富增德作为那彦成的助手。

那彦成等人对李作战到十一月，包围李文成于滑县的司寨，李文成自杀。那彦成等人均升了官，晋了爵。皇次子绵宁也受封为“智亲王”。

六九、内忧外患

嘉庆一朝，闹过三次兵变。

第一次兵变，发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那时候白莲教刚被打平不久，有很多乡勇朴了正规军兵额，其中有六千名驻扎在陕南的宁陕，因为当地生活费用贵，每人的饷加发五钱银子，规定以后每三年减一钱，以至于完全取消律贴为止。谁知到了嘉庆十一年，陕西布政使藉口户部的公文未到，把津贴完全不发，“新兵”想领四钱都领不到，不用说五钱了。他们于是杀了副将、劫了银库造反。

清廷派了他们的老长官德楞泰与杨遇春，带九千兵来“剿”他们，仅仅和他们在方柴关打了一个平手。幸亏杨芳勇敢，单骑走入他们的营垒中劝降，才算化大事为无事，牺牲两个发难的新兵(陈先伦与陈达顺)，销案。

糊涂的清廷，却斥责德楞泰等人姑息，把德楞泰免去“钦差大臣”事职，杨遇春由“固原提督”降为宁陕镇总兵，杨芳则不仅免去总兵之职，而且遣戍伊犁。已降的新兵首领蒲大芳等二百多人押至新疆，到了新疆以后一律砍头。

第二次兵变，发生在这一年十二月，地点是四川绥定(达县)，由总督勒保打平。第三次兵变，发生在次年的正月，地点是陕西西乡，由德楞泰打平。这两次，被杀的新兵均极多。

在林清、李文成失败以后，嘉庆十八年年底，陕西岐山县的三才峡，肓所谓“箱贼之乱”。为首的姓万行五，本是一个制造木箱的工匠，清廷派总督长龄，会同提督杨遇春，总兵祝廷彪、吴廷刚等人去打，打到十九年的二月，才算解决。

湖南与贵州的苗胞，自从乾隆皇帝厉行改土归流的高压政策以来，一再武装抵抗，死伤极多，但始终不愿屈服。清廷也因此损了不少兵马，耗了不少金钱。乾隆的宠臣福康安与和珅的弟弟和琳，均往嘉庆初年病死于对苗作战的前方。据说，清廷调动了七个省的军队(绿营与驻防军)几十万人之多，花了几千万两银子，才“稳住”了局面。倘不是有一个小官凤凰厅同知傅鼐实施碉剿战略，又用屯田养兵之策，一共屯垦了十二万亩以上，这“苗乱”可能把清朝拖亡为止。

在云南的维西厅地区，彝胞很多。清朝的官吏欺侮他们，引起了他们的领袖腊者布在嘉庆七年(1802年)二月起事。清延又只得动员正规军，派琅玕率领，去和腊者布作战，战了三个月，才获得胜利。

在云南的另一处临安地区，夷胞也动起武来。时间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领袖叫做高罗衣。清廷派云南总督伯龄去打，勉强打赢。到了次年三月，高罗衣的本家侄儿老五再度起兵，也是费了三个月工夫，才被总督伯龄打平下去的。

清朝在嘉庆时开始有外患，然而政府与人民均无感觉。政府与人民所感觉到的，仅是重重叠叠的内忧而已。

当时政府与人民对西洋各国无知。连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究竟属于何国，都茫然不晓，笼而统之称他们为西洋人。葡萄牙人自己，也乐得夜郎自大，把他们的国家在华文公文上称为“大西洋国”。至于，这大西洋国位于何处，面积多大，距离中国多远，清朝的大小官也懒得打听。

自从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以来，中国明、清两朝的两广总督位置，一向是最肥的“缺”。到两广去当总督或总督以下的官与吏，叫做“发洋财”。洋人以澳门为居留地，到广州来做买卖，除了缴纳关税、船税与五六十种附加税收以外，还得送礼。

嘉靖以后，广东的海洋贸易最初原由葡萄牙人独占。等到荷、英两国相继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及万历三十年(1602年)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因霸权被荷、英冲破而衰弱下去。于是荷、英两国就展开猛烈的争霸战，结果英国获胜。

郑成功光复台湾，与荷兰结下了仇，荷兰转而对清朝表示好感，清朝让荷兰人在厦门做生意。同时，郑成功与他的儿子郑经也让荷兰的敌人英国人在台湾做生意。

荷兰人在厦门的时间不长，到康熙五年便停止了，原因是康熙下旨“禁海”，把闽、浙两省沿海三十里的地带都禁止人民居住，以割断台湾与大陆人民的来往。

郑经的儿子郑克塽，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降清。次年，康熙开放“海禁”，而且在广州、澳门、宁波、镇江分设四个海关，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欢迎外国商人前来贸易。

乾隆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变康熙的“四口通商”的政策，封闭广州以外的三个港口，只许洋人在广州一个地方贸易。

并且，不许洋人把妇女带来广州，亦不许在广州雇用中国女仆。洋人只能把“家”放在澳门，到广州来的时候只能住在所谓“商馆”，由清朝政府所指定的若干家“公行”负责照料。洋人在广州不许乘轿子，也不许买中国书、学说中国话。

“公行”，后来共有十三家，俗称“十三行”(行字读杭)。十三行是清朝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间人，实际上等于代表清朝政府实施“国营国际贸易”。洋商买货，须向十三行买；洋商卖货，须向十三行卖。洋商纳税、送礼、上禀帖，也须由十三行经手。

十三行的老板，当然必须“从中取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当局认为，与其让十三行赚不少钱，何如与清朝政府或中国人民直接贸易?与其在广州一口贸易，何如到广州以外的其他许多港口贸易？因此，便在乾隆、嘉庆两朝，好几次派使臣来中国办交涉。

英国第一次派遣大使来华，是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派的人叫做卡思卡儿特，但是他在抵达中国国境以前中途病死。

第二次，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所派的人叫做马戛尔尼，此人位居伯爵；另有一个副使斯当东，是一个“爵士”，地位在公侯伯子男之下。

马戛尔尼与斯当东二人，在乾隆五十八年的夏天到达热河的避暑山庄，觐见乾隆，行了屈一膝之礼，获得相当的赏赐。他们向清朝要求在广州以外的宁波、珠山(舟山群岛)与天津等地通商，租借舟山一岛，在京城设立货仓，让英国商人在广州自由居住，自由来往于广州、澳门之间。这些要求，统被乾隆拒绝。 这一年，是1793年，英国已与革命的法国进行战争。英、法两国从此或断或续地一直打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止。

中间，在嘉庆七年二月，英国的兵船开入澳门，说是为了保护澳门，防备法国海军袭击。葡萄牙人与清朝的两广总督吉庆均很气愤，颇想用武力对付，但英国兵船在澳门停留五个月就走了，因为英、法已经讲和。

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法又打了起来，于是英国的兵船

重行来到，在阴历八月初二日(9月21日)把澳门占领。

这时候的两广总督是吴熊光。吴熊光派人责备英国商人的领袖“大班”，不得要领。事实上，大班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的，无权管辖英国政府的海军。

吴熊光就下令“封舱”，停止英国商人与华人公行之间的贸易。一个多月以后，英国兵船昂然直入，驶进虎门，停泊在黄埔岛。这显然是侵犯中国的领海，向清朝政府挑战。

吴熊光不敢应战，仍旧只有用封舱的老办法对付。英国商人公请他们的大班刺佛出面，与吴熊光商淡。吴熊光向刺佛宣读嘉庆的圣旨，圣旨里说，要调动大兵防守黄埔与澳门。结果，英国兵船在阴历十一月撤离黄埔，移泊澳门，在第二年春天撤离澳门。

事后，嘉庆怪吴熊光胆怯，将他革职，发往伊犁充军，派永保继任两广总督。永保在到任以前病死，由百龄继任。百龄来后不久便请准嘉庆，让英国商人继续贸易。

英国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与美国发生战争；两年以后就在中国的领海捉了一艘美国商船亨透号(Hunter)，作为战利品。其后，又在黄埔岛附近捉了一艘两桅小船。这显然也是无视中国的主权，侵犯中国的中立。清朝的两广总督蒋攸銛向大班益花臣交涉，照样不得要领，便逮捕了一个通事(翻译)。大班下令，叫英国商人完全撤离广州。蒋攸銛软下来，于是不了了之。

英国于维也纳会议以后，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促进对华的贸易。于是，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第三次派遣使臣来华，所派的是阿美士特勋爵。

阿美士特于阳历2月8日离开英国的朴茨茅斯港，8月l2日到达天津大沽口，他被欢迎到通州的木厂公馆暂住。嘉庆皇帝派工部尚书苏楞额、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劝导阿美士特演习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阿美士特不肯。

到了阴历七月七日(8 月29日)这一天的黎明，嘉庆在正大光明殿升朝，等阿美士特觐见。阿美士特这时已被苏楞额等连夜由通州送到宫门，却借口礼服与国书尚在通州，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向嘉庆报告，说英国的贡使临时得了急病。

嘉庆传旨宣召副使，副使也为了不愿磕头，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只得又报告嘉庆，说副使也得了急病。

嘉庆大怒，叫把阿美士特与副使由陆路送回广州，“贡表”(国书)与“贡物”(礼品)均拒绝收受。

事后，嘉庆才知道并非阿美士特与副使托病不肯入宫，而是苏楞额等不曾把磕头的道理说服他们，于是下旨将苏愣额等免职。

从此，中、英两国的邦交更加恶化。到了嘉庆的继承者道光皇帝之时，便爆发了鸦片战争。

通商问题以外，又有传教的问题，给清朝政府带来很大的烦恼。

清朝初年，直到康熙四十六年为止，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颇受优待。这些传教士多数是耶稣会的会员，认为中国人祭祖与祭祀孔子并非崇拜偶像，因此就准许中国人于受洗入教以后，继续祭祖、祭孔。

在天主教内部，另有一派传教士不赞成耶稣会会员的看法与作风，向当时的教宗(教皇)告了一状。教宗派地铎罗到中同来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康熙知道了，将铎岁驱逐出境。

康熙特地颁发诏书：传教士必须不反对祭祖、祭孔，才由内务府颁给印票，没有印票的传教士一律逐去澳门。

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扩大康熙的禁令：只准在中国政府任职的外国人住在北京。其余的一律不许住在中国境内(除了澳门以外)。所有的天主堂一概改为“公所”，信仰天主教便是违法。

乾隆也禁止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徒仍在暗中活动。

嘉庆由于吃了白莲教与天理教的苦，对天主教徒也十分猜疑。他在嘉庆十年把个私自入境的传教士德天锡圈禁在热河，到嘉庆二十年又捉了另一个传教士关月旺，并加绞死。

这时候西洋各国还不十分明了中国的国力，没有藉此小题大作，否则等不到咸丰年间便会派兵来保侨护教了。

七〇、道光皇帝

嘉庆皇帝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死前的几小时，领侍卫内大臣赛冲阿等三人与军机大臣托津等四人、内务府总管禧恩等二人聚在一起，“公启鐍匣，宣示嘉庆四年御书”，立皇次于绵宁为太子。

这时候，皇次子也在热河。嘉庆既死，皇后钮祜禄氏在北京不知道赛冲阿等人已经启了鐍匣，还特地派人到热河，命令皇次子“即正尊位”。于是，皇次子一面以“嘉庆四年御书”进呈钮祜禄氏，尊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历史上的孝和睿皇后)，一面护送嘉庆的梓宫(棺材)启程回京，在八月庚戌日即皇帝位于太和殿。 按照雍正以来的习惯，太子究为何人，应该有圣旨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面的匣子里。为什么孝和睿皇后不去打开这个厘子，而自作主张，派人到热河去，叫皇次子继承大统？这匣子，究竟有没有放在正大光明殿的后面？赛冲阿等人所公启的鐍匣，是否就是这个？或是另一个匣子?

嘉庆这时候年龄仅有六十一岁，身体很好，为什么在“巡幸木兰”之时，要把“立太子”的御书藏在一个匣子里，带到热河去？ 嘉庆在七月己卯日得病，当天就死，这也是很奇怪的。

在新皇帝即位以后的第十一天，九月庚申日，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文孚、卢恩溥被新皇帝“切责”，说他们把遗诏写错。遗诏由顾命大臣代写，本是清朝的老规矩，但怎么竟然写错？真有点滑稽。

错在什么地方？据官方的文件说，是错在把高宗纯皇帝(乾隆)的出生地点写作热河避暑山庄(应该写作京师雍和宫，在当时是雍亲王府，雍正是雍亲王)。

这一点小错误，惹起新皇帝大发睥气，将军机大臣之中托津与戴均元二人免职，文孚与卢恩溥二人交部议处。也许他们的真正错误，另有所在。

嘉庆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没有名字，为刘贵妃所生，生下来不满两岁便死。皇次子绵宁，为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所生。皇三子绵恺、皇四子绵忻为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所生。皇五子绵愉，为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所生。

皇次子的母亲，死于嘉庆二年，那时候皇次子才十六岁，到嘉庆十八年，在林清的天理教徒闯入宫城之时，皇次子用鸟枪抵抗，打死两个。嘉庆很喜欢，才封皇次子为智亲王。

皇三子绵恺也参加了抵抗天理教徒的勇敢举动，但只获得了一个传旨嘉奖。过了六年，才受封为惇郡王。

这一年，嘉庆二十四年，皇四子绵忻却无缘无故地被封为瑞亲王，比皇三子更高一级。是否嘉庆特别喜欢这皇四子，很值得推敲。

皇五子绵愉，是到了新皇帝(道光)即位以后才当郡王的(惠郡王)。问题不在于这皇五子或皇三子，而在于皇次子与皇四子之间。然而我们的推敲也只能到此为止，原因是史料缺乏。 道光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即位的时候已有三十九岁。

他接下了一个灾祸频仍的帝国，颇知物力艰难，生平最不舍得用钱。传说他套裤穿破，在膝盖上补了两块，而不肯缝制新的。朝中的大臣们，因此也纷纷穿了破旧衣裳上朝。

他在位三十年。前十五年信任曹振镛，革新庶政不少。后十五年，上了奸臣穆彰阿的当，对林则徐始用终弃，把禁烟的事弄得功败垂成，订下《南京条约》，及其后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开门揖盗，使得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曹振镛是安徽歙县人，在乾隆四十六年考取翰林，于嘉庆年间历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道光一即位，便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从此，一直倚畀到道光十五年死去。军机大臣是在宫内陪着皇帝办公的人。曹振镛埋头做事，很少说话，当时的人均以为他并无建树，称他为“庸庸碌碌曹丞相”。其实他为政颇识大体，办事既不怕得罪人，也不失之苛刻。

他与各省的封疆大吏不结党援，而颇肯支持其中实心任事的几位，例如孙玉庭、蒋攸銛、陶澍。

当时内政上的三大问题，是漕运、河工、盐务。漕运要依赖运河，然而运河常有阻塞、倒灌与泛滥的灾害。把米粮由江苏运到北京，费用极大，弊端不少。陶澍住江苏巡抚任上，于道光六年试行“海运”，雇船由上海出发，直达天津，运了一百六十几万石米而毫无损耗，并且利用回程的空船，买大豆运到上海卖，替公家赚了不少钱，用以疏治吴淞江，使得太湖沿岸的农民免了水患。其后，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又会同按察使林则徐，把长江以南一段的运河彻底整顿，疏浚了徒阳河、刘河、白茆河、练湖。在盐务的一方面，陶澍取消包商制度，改行票引制度。所谓票，便是政府颁发的运销执照，每票规定运盐若干斤，销于何处。于是，浮费免了，盐价减低了，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蒋攸銛在嘉庆年间历任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四川总督。道光皇帝先后调他当刑部尚书、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他在四川总督任上保举过陶澍(那时候陶澍是川东道道尹)。但在主张上，他一向却是反对“海运”的。到了担任两江总督之时(道光七年)，他见到陶澍所办的海运成绩很好，也就竭力主张海运，继续办了一些时候。

孙玉庭在嘉庆一朝，当过广东、广西、云南的巡抚，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道光即位以后，前后加给他协办大学士与体仁阁大学士的荣衔，仍留两江原任，到道光四年才换了人。孙玉庭在盐政上的一大贡献，是把乾隆年间所规定的“封轮法”取消。从此，盐船到了汉口，随到随卖。孙玉庭也建议过索性把漕运的“浮收”明白规定，一律按照漕粮的实数加收浮费百分之二十五，但不曾被道光批准。

道光即位不到一个月，新疆就发生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是乾隆年间被杀的大和卓布拉呢敦的孙儿。

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于乾隆灭了大小和卓以后，率领若干人逃到葱岭西边的浩罕国(在塔什干东南)，过流亡的生活。清朝政府每年津贴浩罕国国王一万两银子，托他约束萨木克及其所率领的流亡分子。

可惜清朝自身派驻新疆的官吏，多数是坏人，不仅贪污，而且挟了民族优越感胡作非为，引起维吾尔族老百姓的一致憎恨。其中以驻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斌静为最荒唐。

张格尔从浩罕国溜到布鲁特国，向布鲁特国王借了几百名兵士，打进新疆。

道光赶紧将斌静免职逮捕，派永芹去继任参赞大臣。这永芹虽不怎样荒唐，却是胆小如鼠。他部下有一个领队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出阵，找不到敌人，竟然杀了一百多无辜的老百姓冒功。结果，引起当地人的公愤，当地人集合起来，将巴彦巴图与二百多名清兵杀光。

道光义撤了永芹，派庆祥去当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所留下的伊犁将军一职，改由长龄接充。这时候已经是道光五年的八月了。

又过了一年，张格尔更加“猖狂”。而且浩罕也派了三千兵帮助他。结果，喀什噶尔沦陷，庆样自杀。不久，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三个大城也沦陷。

道光调动杨遇春和杨芳，到新疆来助战。二杨到达以后，和张格尔打了几次硬仗，在道光七年三月间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五月间收复和阗。张格尔逃出中国国境。

伊犁将军长龄派了间谍出去，宣称清军已经撤走。张格尔果然又带了几百兵入境。他遇到清军，大败，逃入山中，被布鲁特人捉了，献绐清军。清军把张格尔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又过了两年，在道光十年的秋天，浩罕国国王摩诃末·阿利说动了张格尔的哥哥摩诃末.玉素普，带浩罕兵进入新疆，替张格尔报仇，占了喀什噶尔，围攻英吉沙尔与叶尔羌。

道光再叫二杨去打，二杨一到，浩罕的兵撤了回去，摩诃末·玉素普无法，只得也跟着走了。

清方与浩罕讲和，在道光十一年冬天订立和约，互换俘虏，恢复通商。

然而，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道光十二年春天，湖南有一位瑶人领袖赵金龙起兵反清，广东的瑶人纷纷响应。清方损失了一个提督(海陵阿)。道光调动老将罗思举，才在这一年的夏天把赵金龙消灭。几个月以后，赵金龙的余党、广东达州的瑶人赵福金，也被罗思举击败，斩首。

此外，零星的小变乱也很多。

七一、律劳卑之死

律劳卑(Lord Napier)的中文名字，应该译成“奈皮儿勋爵”。当时的通事(译员)把“勋爵”译写为“律”，用广东音来传写英文的音。“奈皮儿”写成“劳卑”。

他的全名，是韦廉·约翰·奈皮儿。他在血统上属于英国王室，有相当的地位。清朝的两广官吏，连英国国王都看不起，对奈皮儿勋爵于是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夷目”。不称他为勋爵或“大人”，而称他为“律”，可能是故意的。

这一个“律劳卑”，倘若留在英国，优游自在地度贵族的生活多好。或是被派到法国、美国或普鲁士当大使，也能以当时第一强国外交官的身份，享受最客气的招待。偏偏要在1833年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被取消之时，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广州的“总监”，结果气死在澳门。

以前，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原有所谓大班一人，然而地位不高，情愿对粤海关监督上禀帖，交由“公行”代呈。

律劳卑来后却不肯，也无权如此做。英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曾经明白训令律劳卑，必须“在到了广州的时候，用书信告知中国的总督”。换句话说，要他与两广总督发生直接的关系。

律劳卑在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34年7月15日)到达广州，住在“商馆”。公行的两个领袖来访问他，想传达总督卢坤吩咐粤海关经由公行而颁发给他的指示，他说他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

第二天，他叫秘书阿斯特尔，带了一封写给总督的英文信与华文译本，到广州的城门，设法投递。阿斯特尔在城门口等候了三个小时，遇到好几个中国官吏，但均不敢收下这封信。他们说，这封信应该交给公行代转。最后，来了一个“协台”，但也不肯收。一个公行领袖说，他收下来陪同协台去交给总督。但是阿斯特尔认为，这样便仍旧是由公行代转，宁可不交出这封信，带回去可以还给律劳卑。

过了一天，公行的人来请律劳卑把信封上加写一个“禀”字，律劳卑不肯。

总督下令给粤海关，叫粤海关转令公行，叫“夷目”律劳卑先回澳门，静候总督奏请大皇帝决定，是否准许改变那一百多年以来公行与大班之间的关系。律劳卑也不肯，仍旧留在广州抗令。

总督申斥粤海关与公行，并且要查办公行，何以让“夷目”未经准许擅自来到广州。公行于是只得在七月十二日(8月l6日)宣布与英国商人停止贸易。

七天以后，总督派广州知府、潮州知府与广州协台，以及公行商人，来访问律劳卑。谈了一阵，毫无结果。总督把广州知府撤职。

又过了十天，七月二十九日(9月2日)，总督下令“封舱”。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制裁。所有的华人仆役均须从英国商馆中撤退，任何人、中国人或别国的人，均不许卖日用必需品给英国人或作任何交易。

总督卢坤的封舱令，是隔了两天到八月初二(9月4日)才公布施行的。在这两天，公行会同怡和洋行的老板查顿作最后的调停。他们与律劳卑商量好四点办法：(一)由英国商人出面上禀帖，清求恢复贸易(对七月十二日公行的行动而言)，由总督批准；(二)律劳卑于四五天以后悄悄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三)在律劳卑走的时候总督不出告示，也不下令禁止他再来广州；(四)以后律劳卑随时可来，中国官方装作不知。

这四点办法，传说卢坤颇有接受之意，但是巡抚祁塨很不赞成。于是，封舱令终于在八月初二贴了出来。

这一天，气候十分炎热。商馆中的华人仆役走光，蔬菜、水果、面包、牛肉均没有贩子送来。律劳卑与若干住在商馆的英国人苦不堪言。而且商馆后边的河面有中国兵船在耀武扬威，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威胁。

律劳卑气不过，也下令给两艘英国兵船，由外海闯入虎门。这两艘英国兵船于八月初九(9月11日)开抵黄埔岛，沿途冒着炮台的炮火，但不曾受伤。少数的英国陆战队先期于五天以前到达商馆。

律劳卑在八月初六(9月8日)发表一项宣言，说中国当局开始了战争的前奏曲；又说，他将要直接向中国大皇帝控诉两广总督的欺诈而背信的行为。

卢坤于是也在八月初九下训令给公行，作为对律劳卑的答复。卢坤说，英国固然不妨派一个“夷目”(对华商务总监)来替代以前的“大班”，中国也有权继续执行那凡是洋商的禀帖必须经由公行转呈的老规矩。而且中国官吏照例不得与洋人来往，除非接待“贡使”或礼貌上与典礼上的访问。英国政府并不曾将任命律劳卑的事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律劳卑也不曾携有证件。律劳卑贸然来到广州，要与总督通信(而且要约期会面)，不肯容许总督等待奏准皇上，甚至公然调兵、调兵船、携带武器，闯入中国国境，向中国炮台开炮，干犯中国的法律，是不对的。

卢坤在训令中强调：他麾下有成万的兵，很容易歼灭律劳卑的武力。

为了稍许给律劳卑一点颜色看看，卢坤又下令将公行中的“英商保人”通事，与某一艘被认为是夹带了律劳卑来广州的商船的掌舵，一齐逮捕下狱。

公行的人，依照中国当时的法令，不得不担负一切洋商行为的责任。所以，最倒霉的便是他们，最热心于转圜的也是他们。他们再三苦劝律劳卑让步。

律劳卑自从被“封舱”以来，便得了病；到阳历9月9日又染了疟疾。于是，在9月l4 日表示可以离开广州，七天以后，他下令撤退英国兵船，同时自己也乘小船启程赴澳门，走了半个月才到。到后过了半个月，便含恨而死。

卢坤在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下令开舱，中、英之间的贸易恢复常态。

七二、义律连升三级

律劳卑死后，在他下面的“次监”、“三监”、“秘书”，均升了官。

“次监”德庇时升为“总监”。“三监”罗宾臣升为“次监”。

“秘书”阿斯特尔升为“三监”。

另一个舰长出身的义律，被任命为“秘书”。

德庇时，本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名义是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他学会了华文、华语，懂得中国官场的规矩与手续。因此，在继任总监以后，采取“缄默而不动的政策”，静候英国政府颁发进一步的训令。英国政府并无进一步的训令颁来，他也就一切照常，在商言商。

有若干在华的英商对他不满，联名直接向英国国王上请愿书，说中国不承认总监、次监等人的地位，英国必须派遣一位具有相当资历的外交官，带足够的武力来，到中国北方去示威而避免严重战争，藉以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

德庇时认为此项请愿书“粗疏而未经熟虑”。他感觉和这批商人共事没有意思，便在1835年阳历1月间辞了总监之职。

于是，次监罗宾臣升为总监，阿斯特尔升为次监，义律升为三监。姜司吞作厂秘书。

十个月以后，阿斯特尔辞了次监，回东印度公司服务，义律升为次监。姜可吞升为三监。秘书的职务，由一个埃勒姆斯里接充。

罗宾臣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老人，所采的政策与德庇时相同，因此也不能为在华的英商所拥护，同时碰了英国政府若干钉子。

第一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契停，欠了透纳公司三百元(墨西哥币，相当于其后的中国银元)不还。罗宾臣身为总监不能不管，就代表英国政府代还，同时命令契停以三百元还给英国政府。契停不接受这个命令，说罗宾臣并未依照英国政府当初给律劳卑的训令驻在广州，律劳卑及其历任的继任者(包括罗宾臣)也从未领有英国国王所签署的任命状(只有外务大臣的派令)，而且澳门不是广州(这时候契停住在澳门)，罗宾臣“无权在澳门擅行立法”。这件事闹到外务大臣帕麦斯顿那里，帕麦斯顿说，罗宾臣不该多事。

第二个钉子是，有一个英商殷纳士，在伶仃岛交了货物(鸦片)给中国舵手阿贾，叫他转交给一艘开往马尼拉的船。阿贾自作主张，把货物(鸦片)带去广州，被中国海关没收。殷纳士向总监写信要货，得不到答复，声称将自求补偿(抢劫中国货船)。罗宾臣劝他忍耐，静候交涉。帕麦斯顿告诉罗宾臣：“你没有权力把大英臣民逐出中国国境。”

第三个钉子是，罗宾臣把办公地点搬到伶仃岛，被帕麦斯顿批驳。

帕麦斯顿认为，总监的管辖区域，固然可以包括澳门与伶仃岛，但是他本人必须驻在广州。

帕麦斯顿似乎并不知道，中国当局不许任何英国人终年在广州居住。(通常只准英国人在冬季来，把货物卖了就离开，回英国、印度或澳门。)

帕麦斯顿于l836年(道光十六年)阳历6月7日很不客气地写训令给罗宾臣，将他免职。

这一道训令于半年以后到达(那时候轮船慢，又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罗宾臣遵照训令所示，立刻把档案与印信移交义律。

当天(阳历l2月14日)，义律用禀帖通知两广总督，说已受任为“英国在华的最高官吏”。同时，向帕麦斯顿解释：华文的“禀”与英文的Petition含义不同。

这禀帖是交由公行转呈给粤海关监督，再转呈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

邓廷桢训令粤海关转知公行，叫义律在澳门等候奏准皇上批准以后，才能来广州。

义律又上了一个禀帖，说他愿意住在澳门等候，又说倘若能获准前来广州，他将处理有关英国人的公务，并“竭力保持两国之间现存的可喜的和平”。

道光皇帝批复邓廷桢的奏章，准许义律“有时在广州居住，有时在澳门居住”，但仍须遵守一切适用于大班的规章。换句话说，清朝官方不把他视作外国的官员，而把他视作外商的大班。 于是，义律遵令到广州，住了三个星期，回澳门。这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阳历4、5月间的事。

一方面，清方责备他措辞不逊，开口闭口是“两国之间”，把区区国与天朝并称。另一方面，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也写了训令来，责备他不该对中国两广总督用禀帖，而且经由公行的商人转呈。帕麦斯顿再三地告诉他，以后必须“直接”与中国当局“通信”，不许用禀帖经由公行商人转呈。

义律夹在两方之间，真是左右为难。其实他最好辞职，不必作“驻华商务总监”。严格说来，他也无职可辞，帕麦斯顿并未正式任命他当“总监”。他在罗宾臣担任总监之时，位居“次监”；罗宾臣被免职，把档案印信移交给他，他就“自封”为总监。帕麦斯顿前后给他下训令，只说“尔等诸监督”应该如何，并不说“尔总监”应该如何。

帕麦斯顿所设立的是一个“王家委员会”，由三个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以替代东印度公司的“小组委员会”。三个监督之分为总监、次监、三监，原不过为了一时方便。帕麦斯顿对罗宾臣生气而免掉他的职务之时，曾经说过“政府有意废除总监一职”。

七三、鸦片问题

这样一个义律，是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839年3月11日)到广州以后的交涉对手。

比起他的几个前任(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义律的作风可谓别创一格。他不像律劳卑那样倔强，也不像德庇时与罗宾臣那样妥协。他肯用禀帖对两广总督行文，但暗中却在催促英国政府使用相当武力。

自从他在1836年l2月14日接任以后，中、英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倘若问题仅限于英国之要求对等外交，已经是够麻烦的了；偏偏有鸦片贸易夹在里面，把事情弄到非抓破脸皮不可。

义律本人有没有也做一点鸦片生意，待考；但他忘记不了靠了鸦片，英国每年可以从中国吸收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十年就是一万万两，二十年就是二万万两。

英国，本是一个小国，而且在当时没有多少工艺品可以卖给中国。英国的毛呢，中国人不需要，那时候穿西装的太少了。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前，英国必须把一船一船的银子运来，换取茶叶、大黄、丝绸、瓷器。

早在唐朝、宋朝，把鸦片输入中国的是阿拉伯人。其后，在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都干过这生意，然而数量不多。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蚕食印度以后，把鸦片大量种植，作为该公司的专利品。于是英国商人获得丰富的鸦片来源，纷纷把英国的货品(包括毛呢)运到印度，换出钱来买廉价的鸦片输入中国，吸收白银。

由于中国政府自维正年间以来，严禁鸦片进口，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印度供应鸦片，不方便由公司自身出面卖鸦片给中国人，或准许公司自身的船只代客运输鸦片到中国。

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止，东印度公司享有中、英之间一切贸易的专利权。不属于该公司的英国人与英国船只，却未尝不可以对华贸易，只须向公司缴纳相当费用。

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对华贸易专利权以后，任何一个英国人均可以来中国做生意，而不必向该公司缴费、受该公司管制。英国政府顾虑到这些“自由商人”必须有一个机构加以管理，因此才设立了所谓“王家委员会”，由三个商务监督与一个秘书组成，先后任命律劳卑、德庇时、罗宾臣为三个临督之中的总监。

“自由商人”蜂拥而来，中、英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上升的主要项目是鸦片。

雍正年间，每年进口的鸦片平均是二百箱(每箱在一百斤左右)；乾隆年间，是四千箱；嘉庆年间，是四千五百箱。道光元年至道光十四年，是一万四千箱。

在义律继任总监的第一个年度(1837年至l838年)，进口的鸦片是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左右；第二个年度，是四万零二百箱。

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政策，在雍正、乾降两个皇帝之时，是禁止境内的人民“吸食”，但准许外国的鸦片以药品名义“输入”，按值抽税。到了嘉庆皇帝之时，把输入也禁止。但是“洋烟”照样以走私的方式进来。

那时候，由于大小官员无不受贿，烟船公然来往于澳门、黄埔之间。道光皇帝即位以后，严令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加以取缔。阮元只得在道光元年认真起来，把黄埔的烟船统统赶走，而且惩办了澳门的若干囤户。

事实上，鸦片贸易有增无减。烟船移泊到“海外”的伶仃岛交易的手续，不再是现款取货，而改为先在广州付款立券，然后在闽、粤之间的南澳等地凭券交货。同时，趸船代替囤户，而运烟的任务改由所谓“快蟹”执行。(快蟹是具有十个桨的小船。) 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监罗宾臣，之所以把他的办公处由广州移到伶仃岛，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样的大迂回，使得从事鸦片贸易的华商与英商均感到不便。中国官吏也深以为苦。坏官吏，不容易收足应得的贿赂；好官吏，痛心于中国政府白白地丢了每年几万两银子的关税。

于是，“鸦片输入解禁”渐渐成为若干华人、英人的一致要求。他们的代言人，是太仆寺少卿许乃济。许乃济在道光十六年上一本奏章，主张解禁。他认为不妨准许鸦片输入，作为一种合法的商品，课以重税，限以只许“易货”，不许“易银”，则不仅关税不致白丢，而且白银外流的趋势可以遏止。

许乃济劝道光，把吸食鸦片的禁令也取消。他说，吸食鸦片的本是“闲荡无用之人”，吸穷了活该，吸死了也活该，毫无足惜。政府只要管住了当兵的、读书的与文武官吏，就好。

许乃济很彻底，除了主张不禁输入与不禁吸食以外，又主张不禁种植。他说，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鸦片多了，便自然不需要向洋人购买。

道光把许乃济的奏章，批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填、粤海关监督文祥，叫他们详议，这三人议了以后，向道光复奏，说“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但是，道光本人颇不谓然。他继续征求京城内外大小官吏的意见。于是反对开禁的奏章，他也接到了不少。其中以黄爵滋与林则徐二人所写的，为最有理由。

黄爵滋是鸿胪寺卿，翰林出身，江西省宜黄县人。他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大危机，是存银日少、银价日涨，人民在雍正年间只需八百八十文便可以换取白银一两，而现今要凑上一千六百多文，才能换到一两。原因是：“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

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闰四月所上的奏章之中，建议以一年为期，禁绝人民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赈，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过去，吸食鸦片的仅仅枷杖了事，至多坐牢二年，他主张改处死刑。

道光皇帝把黄爵滋的奏章，发交各省督抚，获得林则徐的热烈响应。

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翰林出身，历任御史，浙江盐运使，江苏、陕西按察使，江宁、湖北、河南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这时候(道光十八年)担任湖广总督，一向以清廉能干著名。

他支持黄爵滋的建议，限令吸食鸦片的人在一年以内戒绝，逾期概处死刑。

他提出几项具体的施行办法：饬地保、牌头、甲长收缴烟具、烟膏、烟土；加重贩卖烟土与制造烟具者的惩罚，并先期叫吸烟人自首具结，把一年的限期分作四段，每三个月为一段，三个月内能戒的无罪，不能戒的加以小罪，到六个月尚不能戒的加以较重之罪，以次递加，到了满一年尚不能戒的处死。

林则徐不愧是一个仁者，他征集得戒烟的药方、饮方与丸方各一种，抄出来报告道光，以通饬各省官吏晓谕烟民服用。

他不等候道光对他的折子作何决定，就立刻在湖南、湖北二省雷厉风行地禁起烟来。他这样做，并不违旨，因为雍正以来“列圣”的禁烟谕旨犹在。朝廷虽则在广征各方面关于解禁与厉禁的意见，但尚未颁有解禁的法令。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捉拿所有开设烟馆的贩子。同时他掏出自己的钱来，配制戒烟丸药，送给瘾君子吃。民间的烟具、烟膏、烟土，被他收缴得几乎净尽。

有很多烟民，因此就很快地把烟戒成。他们的妻子感激极了，颇有跑到总督衙门来，向林则徐叩头致谢的。

道光听到消息，认为他禁烟最有成绩，便特别重用他，发表他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

所谓“海口事件”，是发生在广州商馆门口的一件华洋互殴之事，日期是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l2月12日)。

原来，两广总督邓廷桢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于奉到朝廷所综合各方意见而制定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以后，也步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后尘，认真地捉拿烟贩、收缴烟土。邓廷桢决定在瑞典商馆门前，将一个烟贩子何老金处绞，让洋人知道中国的厉害，以后少干些鸦片走私的勾当。

这一天，十月二十六日，邓延桢派人来搭棚子，竖起木架。各国洋人见丁大怒，便阻止衙役，而且拆了棚子，毁了木架。衙役们于是把棚子与木架移到附近的潮音街，草草地绞杀何老金了事。

有几千个华人到商馆的门前看热闹，洋人纷纷出来用木棍子打。华人也就捡起砖头、石头向各国商馆的窗户抛掷，闹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南海县县知事带了二十名左右的兵十来弹压，才把群众赶走。

这时候，各国商馆本已由于英商殷纳斯私运两箱鸦片的案件而受“封舱”，又有了这十月二十六日的斗殴事件，情绪便愈加愤激。

洋商有自己的“商会”，于是以这个商会的名义，写信向总督邓廷桢抗议说：商馆前面的空地，一百年来一向是洋商们游息之处，不应该把它改作刑场。总督的回答是，这空地虽则暂准洋商游息，但仍旧是天朝的领土，洋商竟然抗议，殊为狂妄。以后将有更多的烟犯，押到这空地上处绞，让洋商之中的不良分子知所警惕。

殷纳斯在三十日遵令出境，总督不愿意立即“开舱”。理由是，尚有若干烟船停泊在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珠江江面。

两天以后，义律出了一个布告，通知所有的英商，叫他们把烟船驶出虎门，并且不得抗拒中国官方的检查与没收。倘若有贩烟的英国人打死华人，必将处以死刑，正如在英王陛下的领土以内一样。

布告出后，过了五天，英商的若干烟船依然停在黄埔没有走。义律于是顾不得英国外务大臣帕麦斯顿(不许他向两广总督上禀帖)的训令，又向总督递起禀帖来。总督叫广州知府与协台谕告他，对他的协助甚为嘉许，并且说将要以更严厉的方法对付贩烟的洋商。

消息传开来，所有的烟船溜得干干净净。邓廷桢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839年1月1日)下令开舱。

道光皇帝在京城发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比邓廷桢下令开舱早一天。那时候，京城、广州之间没有电报，道光无法知道所谓“广东海口事件”事实上已快结束。

林则徐于次年阴历正月二十六日(3月11日)才到达广州。海口事件已不存在。

然而，各国的商馆内部仍旧存有大量烟土。烟船虽则已完全离开黄埔，驶出虎门，却逗留在伶仃岛的洋面，随时准备再来，或开到南澳一类地方继续走私。

况且，英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曾经在道光十八年阳历8月间率舰闯进虎门一次，虽则前倨后恭，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杯酒交欢，却难保以后不来。道光皇帝授给林则徐“节制该省水师”，用意在此。

道光的禁烟决心，是很显然的。可惜的是，当时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鸦片问题。与鸦片问题连接往一起的，有英国政府对中国要求对等外交关系的问题，有英国商人反对十三行(公行)包办中国对外贸易的问题，以及所谓“商欠”(华商对洋商欠款)的问题。至于中国这一边不愿意白银流去，英国那一边更不愿意白银流走，也是颇难解决的一大争端。

七四、鸦片战争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有七天毫无行动。他在暗中积极准备，调查烟贩的姓名、住址，与鸦片黑市的一般情况。

第八天，阴历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他传见公行行商，责备他们掩耳盗铃，帮助洋商私贩鸦片。叫他们转告洋商，限三天以内把趸船上的鸦片全部缴出销毁，同时出具甘结，声明以后如被查出私运鸦片，“人即正法，货尽入官”。

三天期满，洋商所缴出的鸦片仅有一千零三十七箱，显然是敷衍敷衍而已。

林则徐这时候已经封锁了商馆地区，不让任何洋商离开，而且下令捉拿最著名的一个英国鸦片贩子查顿。

义律在澳门，通知外海的英国兵船向香港开行，准备作战。他写信报告帕麦斯顿，说将来难免一战。

他在阳历3月24日赶到广州。他本想把查顿弄走，逃避林则徐的捕捉，结果他本人也陷在商馆地区，成了事实上的俘虏。

连他在内，被封锁在商馆地区的洋人共有二百七十六名。在他到达以后，封锁已经加紧，华人雇员完全撤走，菜蔬、水果、牛肉等日用品断绝供应。

义律开头很硬。他向总督邓廷桢要求，于三天内给予所有英国臣民及英国船只以出口护照。总督叫人告诉他：根据钦差大臣的命令，必须把鸦片缴清，护照才能够发。总督又责问他，禀帖之中提及“两国之间的和平”，所谓两国是那两国？英国怎能与天朝并称？莫非是指的英国与美国?

林则徐叫人在义律的住所(中和洋行)墙上贴告示，就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点，劝洋商速把鸦片缴出。同时，又吩咐人警告义律，说以后缴土具结的事，惟义律一人是问。

义律软了下来，一面道歉，说无意干犯天朝，请求将上次的禀帖退还；一面通告商馆地区的所有英商，将烟土全部或其清单于阳历3月27日下午六点钟以前缴山，交他转送中国政府，烟价当由英国政府斟酌偿付。

多数的烟土此时不在广州，而在伶仃岛的趸船之上。义律在次日禀告林则徐，说已查出英商的烟土共有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准备缴送。同时，派次监姜司吞去伶仃岛，把烟土点收，运来。

林则徐很讲道理，叫人告诉义律，在缴足四分之一之时，便准许华人雇员复工，准许供应日用品；缴足二分之一之时，准许舢舨往来；缴足四分之三，准许贸易；缴足全数，一切恢复常态。

到了阳历5月21日(四月初九)，义律居然把全数缴足。其中有五百二十三箱，是他算错的，他也特地从印度买来新货，补足此数。

第二天，一切恢复常态，义律却通令所有英商撤离广州。

林则徐准备把收缴的烟土，运到京城去销毁，道光叫他在广州就地销毁。于是，林则徐就选了虎门附近的海滩，用盐卤、生石灰，把两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计有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的“洋土”，当众销毁净尽，一共销毁了二十三天才销毁完(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

义律率领英商及附和英商的别国商人，除了二十五名美国人以外，去了澳门，不肯恢复贸易，更不肯出具以后如再贩烟，“人即正法，货尽入官”的甘结，而且下令禁止任何英国商船开进虎门。他发出宣言，表示不信林则徐能够公正而温和。

他向林则徐与邓廷桢要求，改在澳门卸货、装货。林、邓二人加以批驳，说广州才是通商口岸，澳门只是准许洋人暂住的地方。

五月初七(7月7日)，在香港对岸九龙尖沙咀地方，发生了“林维喜事件”。有一群英国水手想买酒买不到，却发起“酒疯”来，乱打当地的中国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有一个姓林，名叫维喜的，被打得受了重伤，在第二天断气。

又过了两天，义律送一千五百元墨币给苦主，一百元给其他老百姓，叫他们写一个字据，说林维喜是“死于意外”。同时，他自相矛盾，悬赏二百元征求有关谁是凶手的密告，悬赏一百元征求有关谁是暴动祸首的密告。

林则徐、邓延桢会同巡抚怡良，住六月二十三日发出布告，说义律不该出钱贿买村民，企图掩饰，说犯人是英国水手，与别国洋人无关，说洋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应由中国官吏审判，有乾隆十九年的前例可援(一个英国水手被一个法国水手杀了，凶手被中国官吏处死)。

义律却认为他自己有权审判在中国境内以及沿岸一百英里以内的中国领海中所有的英国臣民。

义律通知林则徐，请他派员于阳历8月l2日(七月初四)到英国船上“观审”。林则徐当然置之不理。

到了8月12日这天，义律故意不审凶手，只审所谓暴动祸首五人，判三人以六个月的徒刑与二十英镑的罚金；二人以二个月的徒刑与十五英镑的罚金。罚金在兵船上缴纳，徒刑等回到英国之后执行。

林则徐叫义律交出凶手，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此公然无忌地侵犯中国主权，因而忍无可忍，就在七月初七下令在澳门的中国地方官，断绝英商及其眷属的日用品供应，撤走华人雇员、仆役。

六天以后，义律离开澳门，移到英国船上居住。十一天以后，所有的英国人都离开澳门，到船上去住。据说，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曾经给他们通知，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又过了五天，七月二十三日，有一艘英国兵船伏来机二十八号(H.M.S.Volage 28)到达澳门海面。义律向葡萄牙澳门当局表示，有意思保护澳门。如果澳门让英国人去居住。葡萄牙澳门当局向他婉辞谢绝。

全体在华英人，因义律的狂妄举动而移居在船上度漂泊的生活，徘徊于香港、九龙之间(尖沙咀洋面)，不能做生意，而且买不到粮食,买不到可饮的淡水。其中有愿意遵守中国当局的法令，具结不再贩卖鸦片以便从事贸易的，义律一概加以阻止。 到了十月初六，却有一个英国人湾刺，对义律不再屈服，自动向中国当局具结，中国当局立刻准他带船进口。义律无可如何。

十八天以后,又有一个英国商人当郎自愿具结，被中国当局准许进口。义律这时有了准备，就调动兵船，在穿鼻岛附近挡住当郎的船。这时候，英国兵船来到中国领海的，已经有了好几艘了。

中国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为了职责所在，也率领兵船来制止义律对于当郎的干涉。

双方于是发生炮战。日期是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ll月3日)。鸦片战争便是这样子开始的。

第二天、第六天、第七天、第九天、第十一天，中、英双方的兵船又互相开炮。每次，均是中国兵船打胜，英国兵船打败。义律替英国丢了脸，却厚着脸皮说“损失不大”。指挥英国兵船作战的，是伏来机二十八号的舰长士密。中国水师的指挥官，是提督关天培。

半年以后，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40年6月28日)，英国的印度舰队司令伯麦上校率领兵舰来到，开始封锁珠江海口。

不久，英国政府所派的远征军海陆军统帅懿律上将也来了。懿律与义律同姓、同族，但不是兄弟。

在懿律的统率之下，有英国与印度的兵士共四千人，包括布利耳所带的陆军两团。兵舰有十六艘，武装汽船有四艘，运兵船有一艘，运输船有二十七艘，大小火炮共五百四十门。

英国政府赋予懿律以“第一全权使臣”的名义，叫义律当第二全权使臣。

他们的任务是：除了封锁珠江以外，到中国北方的口岸，设法与清廷直接交涉。

他们留下了四艘兵舰与一艘汽船在珠江口，率领其余的船只向北开到厦门。这时候邓廷桢已经调任福建总督(两广总督由林则徐兼任)。

英军在厦门海面派了一条小炮艇，护送一条张有白旗的小船，送信给中国官吏。中国的福建水师不懂得“白旗”是什么意思，便开炮迎头痛击，英国的小炮艇也就还击，双方互有死伤。

英军于是又留下一艘兵舰封锁厦门，继续向北开行，到了舟山群岛，在六月初七日占领定海县县城。定海县的县知事姚怀祥自杀。

英军留下很多兵在定海，又丢下一艘在定海搁浅的兵舰。然后，分出两艘兵舰封锁宁波，再继续向北开行。

英军到达吴淞海口，又留下两艘兵舰封锁扬子江。

最后，英军只剩下五艘兵舰、一艘汽船，于七月十八日(8月15日)到达大沽口。清廷大为震动。

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琦善奉命派人接了懿律带来的英国首相写给“中国首相”的信，答应于九天或十天以后，和懿律义律见面商谈，把请示皇上所获得的结果告诉他们。

英国舰队藉此机会，在渤海巡逻了一番。

八月初四，义律以“第二全权使臣”的身份，被迎接上岸，与琦善见面，谈了六个小时，琦善说仍须再向皇上请示。

于是，英国舰队在渤海作第二番的巡逻。

八月十七日，琦善再度与义律会面，说“一切都可以商量，希望你们回广东去，皇上将另派钦差大臣来与你们淡判，林则徐措置失当，必当重治其罪”。

道光果然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琦善办了很丰富的筵席，欢宴懿律、义律等二十几个英国官员。懿律等人在宴会上舞枪耍刀，十分得意。

他们在八月二十日，率领舰队离开大洁口，于九月初三到达定海。在定海的英军这时已经病倒了一大部分，病死了四百四十八人，被清军俘虏了一名上尉、一个妇人(中尉舵手之妻)。此外，英国兵与印度兵在半夜被华人偷去脑袋的也不步。

懿律留在定海，与两江总督伊里布办交涉，在十月十三日达成“浙江停战”的协议。九天以后，懿律等人启程继续南下，又过五天抵达澳门。

再过九天，义律通知在澳门的英商，说懿律因病辞职，统帅的职位由伯麦接充。(有人说，懿律与义律意见不合，愤而辞职，也有人说，懿律病得很重。)于是，义律成了唯一的全权使臣。

林则徐此时已被“交部严议，饬即回京”，在回京的途中奉旨“革职，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琦善不仅当了钦差大臣，而且兼了两广总督。

琦善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所调集的兵船裁减三分之二，又撤去防守珠江的木排、铁链，然后才与义律会谈。义律向他要求割让香港，他不敢答应，想用空话敷衍。义律便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使用武力击毁虎门两旁穿鼻岛与大沙角的炮台。

琦善吓软了，慌忙下令停战，继续谈判。

双方在十三天以后(阳历l月20 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谈妥了“初步安排”(《穿鼻草约》)四条：(一)香港让给英国，仍向中国缴纳一切正当税捐；(二)中国付赔款六百万元墨币，立即付一百万元，其余分五年偿还，每年付一百万元；(三)今后两国交涉采对等直接方式；(四)广州港口在阴历元旦以后十日内开放，贸易在黄埔进行，至香港港口设备完成之时为止。

事实上，义律与琦善两人均是白忙一顿。英国政府认为所获太少，中国政府认为所失太多，两者均不肯批准这四点“初步安排”。

道光皇帝在接到琦善有关割让香港的奏报之时，拿起朱笔，批了：“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替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

结果，在二月初六，琦善被革职，锁拿来京，家产查抄归公。

在英国的一方面，帕麦斯顿于接到义律的报告之时，向女王维多利亚写信，说：“义律似乎把我们寄给他的训令完全搁在一边，于舰队行动获得完全成功之时，竟然同意了极不适当的条件。所索的赔款，远在被毁的鸦片价格之下，而且关于战事的费用、公行商人的欠款，一钱未得。我们明白训令了两位全权使臣，在华居住之不列颠臣民必须获得安全保障，他竟然丢开不提。我们又特别告诉了两位全权使臣，舟山[群]岛必须占领到全部赔款付清之时，而他竟然很匆忙地放弃了该岛，引人轻视。甚至香港虽割让，却仍须向中国缴纳捐税，那就不能算作不列颠女王的属地，而是如同澳门一样，仍旧是中国皇帝领土以内被皇帝容许的租借地而已。”

结果，英国内阁在阳历4月30日(闰三月初十)议决。不批准《穿鼻草约》，同时把义律革职，改任濮鼎查为全权使臣。

濮鼎查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香港。离开《穿鼻草约》签字之时，已经差不多有了七个月。在这七个月的期间，中、英两国之间又已发生了若干事件。

道光皇帝派奕山当“靖逆将军”，隆文与杨芳当参赞大臣，调集了川、湘、滇、黔的兵士一万多人，到广东“剿灭英夷”。他又派了裕谦当钦差大臣，祁塨当两广总督，接替琦善的两项要职。

义律看到广东战云密市，向琦善质问，不得要领，便在琦善被道光革职的前一天，也就是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叫伯麦向虎门炮台进攻，打了两天，完全胜利。中国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阵亡，湖南提督祥福落水而死，兵士死伤的有一千人左右，被俘与失踪的有两千人左右，大炮损失了一千多尊。英军只伤亡十四个人。

这时候，奕山与隆文尚未到达广州，杨芳已经来了。杨芳是对付过白莲教与张格尔的老将，对英国人却不敢打。

他在二月十一日向义律请求停战，义律准他停战三天。在停战期间，双方举行谈判，谈判得毫无结果(杨芳说，一切必须向朝廷请示)。于是，三天期满，英军又占领了广州近郊的一处炮台。这一次，杨芳一枪都不敢打，坐视英军为所欲为，又再度向义律请求停战。从二月二十八日起，双方不仅停战，而且恢复了通商。

奕山、隆文、祁塨在三月二十三日赶到。这三人恪遵道光的圣旨，积极准备进攻。在四月初一日的晚上，他们派兵袭击英军，英军就用枪炮向城内乱射，射了不到五天，奕山等人向义律求和。

义律叫他们：(一)拿出六百万元，(二)把军队撤离广州六十英里。奕山照办。

奕山在当天，四月初七日(5月27日)交出一百万元；到了第五天(5月31日)，便已把全数六百万元交清，义律把英军、英舰撤出虎门，中、英贸易完全恢复。

奕山向道光皇帝报告，说还了英商六百万元，英军就撤出虎门，“奴才等”“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其后，奕山等又奏英国“并非有心干犯天朝”，“恳恩厚赦”。至于把一万多兵撤出广州，奕山不敢说是义律的条件，却说是城外土匪甚多，不得不开去镇压。

那时候，威胁广州的英军仅有两千三百九十五人。城外的老百姓组织“平英团”自动抗敌，在四月初十日一接触，就把英军杀得魂惊魄散，死伤很多(英方文件说二十余人；中国文件说一百余人)。

七天以后，广州三元里也发生了平英团击杀英国人的事。历史上称为“三元里事件”。

濮鼎查在六月二十四日到达澳门。七月初五，他率领二千五百一十九名英军官兵，乘坐十艘兵船、四艘汽船，向北开行，攻打厦门、定海。

三天以后，七月初八，义律与伯麦离开澳门，到印度去，由陆路回英国。

濮鼎查的行动，就清方来看，是不可解的。奕山已经出了六百万元偿清“商欠”，一切的贸易(包括鸦片)已经恢复。天朝与英人之间已无战争。

但是，就英方来说，《穿鼻草约》并未批准生效，“两国之间”的种种问题(包括对等外交)并未解决，战争状态依然存在。

濮鼎查所率领的英军，于七月初十与福建总督颜伯焘所率领的清军，在厦门交战，当天把厦门占领。四天以后，英军退出厦门，留下五百五十人守鼓浪屿，其余转向浙江。

浙江的定海，已于三月间被义律交还清方。濮鼎查在八月十二日进攻，于中秋日将它占领。

十一天以后，八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镇海。坐守镇海的钦差大臣裕谦，于城陷之时自杀。

再过三天，宁渡入于英军之手。英军以宁渡为根据地四出骚扰。余姚、慈溪、奉化，先后于十一月及十二月间，二度被英军占领。

濮鼎查本人在十二月中旬回到澳门，于次年正月间把商务总监的办公处搬去香港(他是“特命全权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宣布香港与定海两处为“自由港”，准许英国及各国商船来往，不收关税。

本来，义律已在道光二十一年春天宣布过香港为自由港，而且设官授职，标卖公地，把香港视作英国的土地而经营起来。

义律这样做，是因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英国政府会反对《穿鼻草约》，虽则道光皇帝的反对，他是知道的。

濮鼎查知道《穿鼻草约》已被拒绝批准，却仍然视香港为已经割给英国的地方，又把暂时占领的定海也看成与香港一样。

濮鼎查在香港住了四个多月，等候英国政府从印度增调兵力，前来远东。到了这一年(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他已经有了一万名以上英印官兵、二十五艘兵舰、十四艘汽船、九艘医疗船、若干艘运输船。他本人在这一天由香港出发。恰巧英军于同一天在吴淞口集合。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镇江。他认为，必须切断中国南北的交通，才能逼迫清廷接受英国的一切条件。镇江是运河与长江的交叉点；占了镇江，便好向清廷开谈判了。

集合在吴淞口的英军，有一部分已经在四月初九日于杭州将军的满兵猛烈抵抗之下，一度攻占了乍浦的。满兵于一百年来久已丧失朝气，居然在乍浦表现得很好。

英军到达吴淞口以后，在宝山打了一仗，然后占领上海城。其后，溯江而上，于六月十三日到达镇江。镇江有汉人兵士几千人，驻扎在离城五英里以外，并不迎战。倒是驻在城内的满军一千六百人。正如乍浦的满军一样，肯出死力抗敌。打了三个小时以后，镇江入于英军之手。

镇江对岸的扬州，住有不少盐商。他们凑齐了三十五万五千两纹银，送给在镇江的英军。英军还以为是瓜洲镇上的居民送来的，便丢下瓜洲不攻。

十六天以后(六月二十九日)，英军的海军司令巴尔克乘坐军舰皋华丽号(H.M.S.Cornwallis)，到达南京下关。两江总督牛鉴慌忙派人上船，表示欢迎。

又过了六天，有三千四百名英兵在南京城外的钟山集合，做出要攻城的姿态。

这时候，道光皇帝于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影响之下，已经派了耆英作钦差大臣，会同伊里布与牛鉴，对英国求和。作为和谈传话人的，是伊里布的一个老仆人张喜。张喜在英军第一次占领定海之时，曾经代表过伊里布，将三个俘虏交还英方，颇得英人好感。

张喜与濮鼎查、译员马礼逊会面了好几次，把英方的条件探询清楚，报告耆英等人。耆英又加派江宁布政使兼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吉林副都统咸龄和濮鼎查及其随员商量条约的条文。

实际上，条文完全是英方拟定的，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地方。黄恩彤与咸龄争来争去，只是一些细微末节而已。

为了怕得罪英方，耆英与伊里布、牛鉴顾不得道光皇帝给他们所下“总以不见面为是”的谕旨，而接受濮鼎查的邀请，一齐到皋华丽号军舰上拜会濮鼎查。比起当年律劳卑勋爵之求见卢坤而不可得，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双方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皋华丽号军舰上签字于一张所谓“万年和约”之上。这和约共有十三条，在历史上称为《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在这一天结束。

七五、《南京条约》

签字于《南京条约》之上的，共有三人。作为“大清大皇帝”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宗室耆英”与“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远房皇族)伊里布”。(牛鉴不仅未能列名于条约之上，而且不久就被革职拿问。)作为“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等处将军，世袭男爵濮鼎查”。(其实濮鼎查并非男爵，只是一个武士阶级的爵士，是翻译的人弄错了。)

这《南京条约》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对外关系历史上第一次不平等条约；在英国人看来，却是“以条约形式确定了民族平等”的文件。英国不再被视作朝贡藩邦，而且加了一个“大”字，叫做“大英”，以与“大清”平行。条约原文遇到“大英”两字，也正如“大清”两字一样，抬头另起一行，高出一格书写。遇到“大清大皇帝”及“大英伊尔兰君主”，均高出两格书写。

条约一共写了四份，中、英文各有正副两份。在中文的两份上，耆英与伊里布的名字放在前面；在英文的两份上，濮鼎查的名字放在前面。

条文中特别规定：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皆用平行照会。

从此，像义律之一再被迫向地方官上禀帖，而且常常要经由公行商人转递的事，不会再有。

但是，区区的英国领事官，也取得了与中国各省督抚大员互行照会的资格。英国人自己承认，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英国领事是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的。

就条约的内容，这《南京条约》是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割一个香港给英国，英国割了什幺岛给中国？英国人可以在中国的五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自由居住、自由贸易，同时又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中国人能够在英国哪几个港口，享受同样的权利？

全部《南京条约》十三条，条条都是英国的权利、中国的义务。

英国有权在五个港口驻扎一艘兵船，英国有权与中国议定中国关税的“则例”，中国有义务偿还“商欠”，赔出“战费”，中国有义务补给所毁的两万余箱走私鸦片的“原价”。

“商欠”是华商欠交英商的高利贷本利，原为两国商人间的私事，却要中国政府代还，数目是三百万元(墨币)。

战费，是英国政府自己要兴师动众而花的钱。中国政府为了抵抗外侮，也何尝没有花了很多？然而中国活该，为什么镇江一失，便慌忙求和于几千个英国兵与印度兵的威胁之下？赔了一千二百万元。

鸦片的“原价”是六百万。

商欠、战费与鸦片原价三项加起来：二千一百万。

在这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总算英国人把扬州盐商的三十五万五千两扣除了。折合五十万元。上海居民曾经答应送五十万元给英军，在条约签字以后缴了，也被扣除。

奕山在广州于义律兵临城下之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曾经交给义律六百万元。英国人称这项赔款为“广州赎城费”，不肯从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扣除。因此，中国在实际上所付出的不止是二千一百万元，而是二千七百万元。

英国的历史家曾经细细地算了一下，说英国政府在商欠、战费、鸦片原价三个项目之中无钱可赚，所赚的正是这“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

中国的政府与人民，在当时虽已很穷，却颇能担负得起这前后所出的二千七百万元之数。一船一船的银子，自中国运去伦敦。伦敦的造币厂加工铸制(银质的)英镑与印币卢比，除了分别还清商家与归垫英属印度政府以外，把剩下的相等于六百万元墨币的银子，存入国库。

堂堂“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总算发了一笔小财，但英国已是充分立宪制的国家，女王本人并不直接管钱。存钱用钱，均是那个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之事。

内阁的外务大臣，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阳历9月起，已不是那号称“魔鬼之子”的帕麦斯顿勋爵，而是阿波儿丁勋爵。阿波儿丁于上台以前，一向认为英国政府不该替鸦片商人撑腰，进行“不名誉的战争”，上台以后却并不反对替国库略为增加一点收入。

在中国的一方面，“商欠”三百万元虽则由清廷代还，结果仍是摊派于广州公行(十三行)的商人。“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中的二百万，是由广州的全体老百姓分担的，政府只出了四百万元。此外，扬州盐商与上海居民共出一百万元。

条约签订以后，各地的绅商也陆续捐出一百一十万两(等于一百五十万元左右)。清廷实际的付出，不是二千七百万元，而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条约规定：全部赔款须在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底以前付清，倘若届时不能付清，尾数须按百分之五的利率加付利息。英军所占领的舟山(定海)与鼓浪屿，于全部赔款付清之时，才能交还中国。

清廷把赔款如期还清，英军也就在道光二十六年阳历7月从舟山撤退。鼓浪屿在二十五年年底便已交还了。(宁波与镇海的英军早在进攻乍浦以前，自动于“勒索”了居民若干款项以后撤走。)

最倒霉的，是广州的公行商人。他们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南京条约》规定：此后英商在五口“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连带倒霉的，是粤海关的官吏胥役，从此不再能透过公行向洋商(间接是中国消费者)榨取各种油水了。

此外，不仅倒霉而且冤枉的，是两位在台湾认真抗敌的好官：一位足总兵达洪阿，一位是道尹姚莹。

英国的运输舰纳儿布达号(H.M.S.Nerbudda)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六日开进鸡笼口(基隆)，向三沙湾的炮台发炮。中国守军还击，打断了该舰的桅杆，该舰仓皇退出，触礁，舰上的英军被守军杀了一些，俘了一百三十三名。被杀的包括五个英人、二十二个印度人。被俘的完全是印度人。

十几天以后，有英国兵船开来，索取俘虏，被中国的守军击退。

次年正月三十日又有三艘英国兵船开到台湾，进攻淡水、彰化之间的大安港。中国守军诱了其中的一艘安娜号(H.M.S. Anna)进港，搁浅，俘获了英国兵四十八名、汉奸五名、大炮十门。

道光皇帝接到奏报，认为“大快人心”．赏了达洪阿与姚莹以骑都尉与云骑尉的世职。又加给达洪阿太子太保头衔、巴图鲁名号，姚莹二品顶戴。道光吩咐他们：“除夷目即行禁锢外，其余各夷即行正法。”达洪阿与姚莹遵旨，留下英军头目九人，其余除了几个病死的以外，统统杀掉。

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方根据西洋的国际公法向达洪阿与姚莹索还俘虏，只领回了六个英军头目，就向钦差大臣耆英发牢骚。耆英于是向道光建议，把达、姚二人治罪。道光明知道俘虏是自己下圣旨叫杀的，却也同意耆英的话：“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结果，达、姚二人革职，解交刑部定罪。过了相当时期以后，道光在良心上过不去，才把达、姚二人的罪免了。 最大的忠臣林则徐自从在懿律率领舰队开抵大沽口之时，先后被“饬即回京”与“革职，仍回广东，候查问差委”，在广东闲住了一些时，因无兵无权做不出事来。道光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春天，调他去浙江，帮助钦差大臣裕谦防守镇海，而且赏给他一个“四品卿衔”。然而，他位卑职小，实在也帮不了裕谦多少忙。倘若道光肯起用他为两江总督，赋以全权．至少上海、镇江不致沦陷，《南京条约》就不会有。

朝廷中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是林则徐的死敌。林则徐到浙江不久，穆彰阿就请准道光将他遣戍伊犁。恰好黄河在开封决口，另一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鼎，便向道光保荐，说林则徐当年在江苏治水颇有成绩，于是道光就留下林则徐在河南，助办河工。到了次年，河工办得很好，王鼎以为藉此可将林则徐再保一本。那奸臣穆彰阿仍然不肯放松，定要林则徐到伊犁去。林则徐也只得去伊犁了。

王鼎气愤已极，在家中悬梁自尽，留下一封遗奏给道光，列举穆彰阿之罪，实行“尸谏”。这遗奏却被穆彰阿派人从王鼎家里骗来，换写一篇，递给道光。王鼎算是白死。

七六、虎门、望厦、黄埔

在《南京条约》以后，耆英与濮鼎查又签订了两种外交文件，一是所谓《五口通商章程》，一是所谓《附黏善后条款》。

《五口通商章程》是在香港签的，日期是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43年6月23日)。章程之中的第十三条规定：“英商控告华民，应向‘管事官’投禀。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管事官’应一律调解劝息…...倘双方争讼不息，双方官吏会审，各依本国法律治罪。”

所谓“管事官”，便是后来的“领事”。

章程的另一条第十四条，规定英国可以在五个港口各停“官船”一艘，“以便管事官约束水手人等，经查验后可以免税”。 《附黏善后条款》是在虎门签订的，日期是同一年的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其中有一条把《五口通商章程》所称的“官船”解释为兵船。更重要的一条是，“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准许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最惠国条款”。它把中国从此放在列强的集体控制之下。

美国不甘后人，也派一个“特命全权公使”顾盛，率领四艘兵船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来到澳门，通知当时的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要求进京面呈美国正统领(总统)写给中国大皇帝的函件。

程矞采奏告道光，道光叫他对顾盛“婉言开导，据理拒绝”。程矞采于是运用拖延的手腕，让顾盛在澳门等候圣旨。等了将近两个月，顾盛不耐烦，派一个船长巴驾乘公使座舰白兰地酒号(U.S.S.Brandywine)开进虎门，直驶黄埔。

道光于是命令耆英以钦差大臣的资格，与顾盛在澳门谈判。结果，双方谈妥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条约，于五月十八日(7月3日)在望厦村的观音庙签字，称为《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凡是英国人用武力才能获得的种种特权，美国人完全沾光，而且增加了“设立教堂”的一款。但是，美国也答应了如有美商私带鸦片，中国地方官可以自行办罪；这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所没有的。

法国的公使与兵船，于顾盛来了以后三个月，也到达澳门。公使剌勒尼与耆英在九月十三日(阳历lo月24 日)签了三十五条《中法商约》。地点是停泊在黄埔岛海面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Archimede)。

《中法商约》的内容，也包括五口通商权、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兵船停泊权、设立教堂权，等等。所不同的是，倘若法国领事出缺或不在当地，法国的商人与船只可以“托与别国领事代为料理”。

刺勒尼于签定《中法商约》前后，又要求清朝政府将雍正三年查禁天主教的圣旨取消。这一点，清朝政府也接受了。

七七、澳门事件

澳门是广东省中山县的一个半岛，于明朝嘉靖年间被葡萄牙人用每年一千两的“地租”贿赂地方官吏，私占了去，造堡垒，搭码头，设商馆，立政府，久假不归，喧宾夺主。

清朝承认既成事实，照旧收取葡萄牙的一千两地租，而且在康熙三十年，依照葡萄牙人的请求把地租减为六百两。其后不久，再减为五百两。

然而，明朝、清朝均不曾正式割让澳门给葡萄牙。两朝仍旧在澳门征收华人的田赋，也没了关卡征收关税。葡萄牙人在澳门修建房屋，均于事前向中国官吏请领执照。

因此，澳门在法理上始终是中国的领土，虽则在事实上有点“中、葡共治”的色彩。

在《南京条约》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既经签字以后，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向耆英要求“豁免租金，扩展界址”，被耆英拒绝。葡萄牙当局同时请求免领修建房屋的执照，酌减船税、货税，准许葡人前往五口经商等，耆英却答应了。

其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相继成立，葡萄牙当局对清延更加轻视。

香港在变成英国殖民地以后，因为是不收关税的自由港，便一天一天繁荣起来，使得澳门相形见绌。

澳门的葡萄牙长官曹玛利楼，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1849年3月5 日)宣布澳门已由葡萄牙政府改为自由港，不容许任何“外国”的海关在澳门继续存在。他派兵守住粤海关设在澳门的办事处，不让商人前往纳税。

这时候，两广总督是徐广缙。徐广缙既不敢对曹玛利楼用兵，又不敢奏报道光。绦广缙只会下令撤退在澳的华官、华商及其眷属。这一个手法相当厉害，把澳门弄得市面萧条、十室九空。

曹玛利楼于是也下令限制华人迁出澳门：凡是未经准许而迁出的，房屋与地产均视作自动放弃，由澳门政府没收。

到了七月初五(8月22日)，他骑马走近“界墙”，被当地的华人袭击，失掉一只手，也失掉了头。

三天以后，葡军一百二十名占领界墙与界墙附近的中国炮台，同时俘虏了三名华人。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为了表示对葡萄牙人同感，派了两艘军舰来澳门示威。

美国驻广州的领事戴菲斯与法国驻广州的领事福思鲁昂．联名向徐广缙提出抗议。

徐广缙慌忙捉拿“凶手”。二十天以后，捉到了一个“沈启良”(？)，杀头。但是葡萄牙人定要索还曹玛利楼的头与手。徐广缙要求葡萄牙人交出三名华人俘虏，葡萄牙人不肯。

双方僵持到十一月十一日(12月24 日)，终于和平了结，葡方交出了三名俘虏，徐广缙也交出了曹玛利楼的头与手。

从此，葡方不再缴纳澳门的地租，而且向华人征收田赋。

七八、鸦片畅销

英国人不愿意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提及鸦片一词。在英国人所写的历史之中，鸦片战争不是鸦片战争，而是“贸易战争”，为了争取“贸易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

在“自由”的掩护之下，鸦片不仅继续在广州进口，而且可以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横行无阻。

英国的外务大臣帕麦斯顿曾经训令濮鼎查，叫他竭力劝中国政府把鸦片解禁，说鸦片解禁以后，中国的关税收入就会增加，不解禁也无法捉拿在海上走私的英国鸦片贩子。在取缔走私贩子的工作上，英国政府是无法协助中国政府的。

美、法两国在《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之中均明白规定，不保护其本国的犯禁从事鸦片贸易的败类，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不少。广州的老百姓肯让美、法两国的商人进城，而不肯让英国商人进城，不无理由。

英国人在广州，仍旧只能住在商馆。挨到了道光二十六年的秋天，有两个英国人偷偷地进城，立刻被老百姓打走。次一年春天，有几个英国人去佛山镇游历(这是违犯条约的行为。《附黏善后条款》规定：他们不能到五口以外的乡间和内地去)。 两个月以后，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德庇时，率领九百兵士乘兵船开到黄埔，向耆英抗议，要求：(一)惩办凶徒，(二)在河南岛造货栈，(三)造礼拜堂，(四)两年后开放广州城。耆英怕惹出第二个鸦片战争来，对这四项要求完全答应。

这一年的冬天，有六个好奇的英国人走到广州乡下，被老百姓杀死。耆英赶紧抓了“主犯”，杀头。总算事情没有闹大。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所谓“两年后开放广州城”之约已经到期，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文翰，为了实现前任德庇时的意愿，真的乘兵舰冉来广州，却被珠江两岸聚集着的十几万老百姓吓软，退了回去。

原来，这十几万老百姓，是总督徐广缙与巡抚叶名琛所暗中编练的乡勇。道光很高兴，赏了徐广缙一等子爵，叶名琛一等男爵。

然而，英国人虽进不了广州城，却能在广州城外、黄埔岛以南两三英里之处，停泊鸦片趸船，公然走私。他们而且公然在珠江两口出海之处铺路、造屋，自设租界(毫无条约根据)，停了若干鸦片趸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不列于五口之内的]汕头、泉州、镇海，也都有鸦片趸船停在港外不远的海面。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所停泊的更多。

结果，鸦片销华数量就一年比一年多。在鸦片战争以前，最高峰是两万箱。在《南京条约》签字以后的一年，就有三万六千七百箱。到了咸丰九年，竟然超过六万箱。

七九、上海走运

根据《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子均被开放。清初以来的“一口通商”的局面从此打破。广州不再是中国官吏与商人唯一的“发洋财”的地方。而且，由于英国人在当地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被老百姓挡驾，直至英、法联军之时，不曾能够“进城”，只能继续住在城外的“商馆”。

厦门、福州、宁波这三个口子虽则开放了，但是厦、福两口由于“腹地”山多，交通不便，物产少，人民穷，始终不能发展为繁华的国际商埠。宁渡的情形较好，但是距离上海太近，大部分的生意均被上海抢了。

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并不曾有一项设置“租界”的条文。上海之产生租界，与租界之发展为半独立的“洋人自治区”，是中、外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最初，来到上海的洋人是住在县城的城墙以内的。上海人与广州人不同，并不排英。(在厦门、福州、宁波，洋人也都能“进城”。不过，洋人喜欢新鲜空气，自愿住在厦门对海的鼓浪屿、福州城外的南台、宁波的姚江北岸。)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洋人也觉得新鲜空气可贵，就由英国领事布特娄出面，与中国的苏松太道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一日立约，指定郊外的一片地方，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东至黄浦江(西边的界限，于次年八月初五日确定为界路，即今天的河南中路)，专供洋人“租地建屋”之用。它的面积约有一千零八十华亩(一百八十英亩)。再其后，在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又把西界扩展，增加了一千七百四十华亩(二百九十英亩)。

道光二十五年的租地建屋原约，规定洋人可以向华人地主“永租”，每华亩至少付给“永租金”四十元墨币，以后每年向中国政府纳税，每华亩一千五百文(当时约合一元二角五分)，以代替华人地主一向缴纳给清朝政府的田赋。

这租地建屋原约，可说是保存了中国政府对租界的政治主权。但是却答应了：在租界以内，所有的华人地主只能把田地“永租给洋人”，不能租给或卖给其他的华人。同时也不许洋人在建屋以后，把屋子租给华人，或供华人使用。

九年以后，由于天地会的支流“小刀会”曾经占领上海县城。把清朝官吏吓走，有极多的中国老百姓涌入租界居住，上述的禁止华人租买房地的规定，事实上不能生效。于是，在清朝军队重占上海县城以后，苏松太道又与英国领事(加上美、法两国领事)签了文件，准许华人在租界向洋人“租地”、“租屋”，但必须经由这洋人所隶属的国家的领事正式申请，保证遵守若干洋人们所业已制定的种种条例，缴付各项税捐给洋人所公推的办理公益的人(所谓公益，包括造桥、修路、建筑码头、清理垃圾、设置路灯、掘下水道、买救火车，等等)。

被公推主持“公益”的洋人共有三个，合成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这个小小的委员会逐渐扩充壮大，成为其后“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

工部局的英文名称，是“上海市议会”；为什么译成华文，便是不伦不类的“工部局”三个字呢？原因是，租界上的洋人本无自组市政府之权；英国领事马豆儿斯特及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均一再于同治元年强调上海仍为中国皇帝的领土，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无权管辖上海租界以内的华人。

所谓“公共租界”，实际上是英、美两个租界的合并。而英、美之各有一个租界，根本是于法无据。出面向苏松太道取得洋径浜与苏州河之间的租地建屋之权的，诚然是英国一国的领事，但条文规定了受益者是所有的“外国人”，并非仅限于英国一国的人。倘若这一片地方，可以被称为租界，那它根本就是所谓“公共租界”，而不是英国一国的租界。实际上，英国人以外的洋人，早就进了这“英国租界”来租地建屋了，英国领事未加拒绝。

问题发生在道光二十八年冬天。住在这“英国租界”内的署理美国领事格里斯沃尔德，在他的房子前面升起美国国旗。骄傲的英国领事竟向格里斯沃尔德抗议。糊涂的苏松太道受了英国领事的怂恿，也向美国领事抗议。于是，美国领事就在“英国租界”以外，自行开辟“美国租界”于“英国租界”之东北的虹口。

苏松太道并不对这个自行开辟的美国租界指定任何界线，却也照样准美国人租地建屋，慢慢自由发展。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这“美国租界”与“英国租界”合并而自称为“公共租界”之时，苏松太道才把“公共租界”在这一方面(东北)的界线加以确定。

公共租界成立之时，所谓“工部局”的董事已不是三人，而是九人了。选举董事的是全体纳税洋人的大会。纳税的华人既不能出席大会，自无权选举董事。

两年以后(同治三年)，公共租界设立“会审公廨”，破坏中国的司法权的完整。当被告为洋人之时，洋人自可依照条约，由其本国领事依照其本国法律加以裁判。当被告为华人之时，理应由华官依华法加以裁判，原告如为洋人，这洋人所属之国的领事只能列席。但是在会审公廨的制度中，不仅这列席的领事或其代表成了“会审”中国被告之官；而且遇有原、被告皆为华人之时，领事或其代表人也当了会审之宫，享有与中国法官同等的权力。“公共租界”在司法上俨然另成一个小共和国，不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在公共租界里面，有工部局所办的警察(巡捕)与义勇队，使得这小小的僭立之国，有了自己小小的“国防军”，并且一度把租界四周三十英里以内划入它的“保护范围”。

法国在上海的领事敏体尼，于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与苏松太道也立了约，划出洋泾浜以南、县城北门以北、黄浦江以东、关帝庙与周家桥以西，作为专供法国人租地建屋的地方。这就是最初的法租界。其后，由于小刀会起义，法租界在东南方逐渐扩充到小东门与黄浦江之间，在西边扩充到静安寺路之南，共有一千二百华亩(二百英亩左右)。

法国领事其后也在法租界成立类似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机构，而且企图管制法国人以外的洋人，要这些洋人先向法国领事申请，才能在法租界租地建屋。英、美两国的领事反对法国领事的做法；他们通知各该本国的在沪侨民，说凡是在任何一个租界(包括法租界)租地建屋，只须在本国领事之处注册就可以了(不必理会法国领事)。

比起法租界来，公共租界的确更富有国际性。任何一国的洋人均可以进人公共租界，租地建屋、经商，参加“纳税洋人大会”，享受以往在广州所从未享受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反之，法租界虽则没有绝对不让别国的洋人进去，事实上却是法国人所视为禁脔的一片土地(在俄国革命以后，才有不少的白俄涌入)。

上海之正式成为商埠，可说是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国领事布特娄到任之时。一年以后，在上海城内居住的洋人共有二十三名(包括布特娄)，所开的店铺共有十一家，传教士有两人。

到了道光二十七年，城内与租界里的洋人有了八十七名。又过八年，咸丰五年，洋人增加到二百四十三名，差不多全数居住在租界之中。

中国人为了便于从事国际贸易与供应洋商种种需要，并享受近代化的都市生活，搬进租界以内来居住的华人远比洋人多，多过了一百倍。

在太平天国革命及连带的小刀会起义期间，因逃难而挤进租界的又多得不可胜数，使得租界以内的中国人口，达到五十万人以上。

太平天国被清朝镇压以后，虽则逃难的老百姓很多各回本乡，然而上海租界的华人仍有二十几万。

在清朝结束、民国肇造之时，上海租界与华界的总人口便超过了一百万。

到了抗战胜利之时，这数字就变成了五百万以上。

上海在元朝以前，不过是松江华亭县的一个小镇；到元朝才升为一个小县。甚至在清朝，于五口通商以前，仍旧是一个小县，其重要性远不及邻近的各县，更说不上堪比于作为府治的吴县、武进县、丹徒县，等等。

自从列为通商的五口，又糊里糊涂地划出租界后，它就渐渐地变成全中国人口最多的都市、东半球最重要的港口、最大的商场。

八〇、粤人抗英

英国人在上海很得意，在广州却进不了城。根据《南京条约》，他们不但有权进广州城，而且可以在城内自由居住、租屋或租地建屋。然而，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留给广州人以极坏的印象，广州人以及一般的广东人，因此就宁死也不肯对英国人屈服。

英国人在广州原有可以居住的地方商馆。商馆地区共有一百多亩(二十一英亩)，英国人想扩充，到商馆地区以外租地建屋，却没有一个本地的中国人(广州人)肯把地皮租给他们。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十一日，有一个英国人康吞跑到“老中国街”踢翻一个水果摊。他的理由是，水果贩子的叫卖之声吵了他。

四天以后，另一个水果贩子也因为叫卖而“冒犯”了一个英国人裘儿齐。裘儿齐用手杖打这个水果贩子。康吞跑出来，帮助裘儿齐，用棍子将水果贩子毒打。打了一顿不算，两个洋人还把这可怜的水果贩子拖进屋内，捆起来继续再打。

这引起了中国市民的公愤，不少人聚集，包围那屋子，冲进大门，拉下窗外的铁栏杆，想抢救水果贩子。有些群众高呼：“打番鬼!杀番鬼!”

洋人，包括美国人及美国代办领事，于是全体出动，在英国领事的领导之下，向于无寸铁的中国群众开枪。中国群众死了三人、伤了六人。

到了晚上九点钟左右，中国官厅派来两百名兵士，才把秩序恢复。

事后，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德庇时，作了两件自相矛盾的事。他一面向州广总督抗议，说责任在于华方，中国官厅未能保护英人生命财产，英人有自卫的权利；一面又把行凶的祸首康吞交给英国在广州的领事，运用领事裁判权，开庭审判康吞的“破坏条约”之罪。

英国领事判决康吞有罪，处罚金二百元墨币。判罪及处罚的依据，是香港政府法令第二号。康吞不服，去到香港的“最高法院”上诉，香港最高法院指出了广州英国领事法庭在程序上犯了两点错误：应该援引香港政府法令第七号，不应该援引第二号，所判的罪，是关于7月4日(闰五月十一日)的行为；而所处的罚，是关于7月8日的行为。

结果，原判决取消，罚金退还。

中国的水果贩子白白挨打。死了的三个中国人、伤了的六个中国人，也是白死、白伤。

坐在伦敦外交部办公桌子后而的“魔鬼之子”帕麦斯顿，也是明知康吞与裘儿齐不该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群众的“暴动”，却仍旧训令德庇时，叫他对中国官厅采取强硬态度。

他用外交部的名义，写信给康吞，说政府“完全赞许领事法庭对你判处罚金，本部所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程序上的错误使得你逃过了处罚”。

他给德庇时所下的训令，也郑重吩咐不可在发还康吞罚金之时，向康吞表示任何歉意。然而，他仍叫德庇时向中国要求“惩凶”，告诉中国政府将要有一艘英国兵船永久停泊在广州商馆之前。

其后，他不仅派了一艘兵船来，而且派了两艘兵船来。

其中的一艘，是玛丽·班那亭号(H.M.S.Mary Bannatyne)。玛丽·班那亭号来到广州不久，便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二十八日惹了事，两个水手闯进广州郊外的小街道，和居民发生斗殴，一个水手被“割伤”，另一个水手跳河逃命。

帕麦斯顿接到报告，又发了火。他在十月间训令德庇时，叫他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不再“预防这类暴行”，英国政府只有自行惩凶，那时候休怪“无辜的老百姓受到连累”。

德庇时在次年二月中旬接到此项训令(船上耽搁了两个多月)，就向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写信说“阁下倘不制止这些暴行，中国人民将受灾难”。同时，德庇时通知香港的驻军司令达几拉将军，派兵去广州。

这时候，又已有六个英国人与一个美国人在正月二十六日去佛山镇游玩，遭遇群众用小石头阻挡。虽则洋人无一受伤，但德庇时也要赔偿、惩凶，加在去年八月间那次两个水手“遇险”的事件之上。

达几拉将军在二月十六日开进虎门，用了三十六个小时毁去八百二十七门炮，到达广州。清军奉命未作抵抗。

耆英于是便在英国兵船的威胁之下，于二月二十一日答应：(甲)惩办水手遇险事件与游客被辱事件的“肇事者”；(乙)在河南划出适宜地区，供英国商人及“别人”租地建屋；(丙)指定地点供英国人造教堂，办坟场；(丁)准许英国人在猪巷(Hog Lane)搭一个天桥，与商馆地区相连；(戊)不许中国船在商馆前之河面停泊；(已)让英国人在两年以后自由进入广州城。

谁知，到了十月二十八日，又有六个英国人在广州郊外失踪。他们带有手枪与群众打斗，两人当场被打死，四人被俘，于第二天被杀。

耆英十分紧张，忙了很多天，捉了很多老百姓，选定十一月十四日，请求英国文武官员与三十三名英国兵士，到肇事地区监斩。斩了四人，判了一人斩监候，一人绞监候(关在牢里静候刑部批准斩刑与绞刑)，三人永远充军，六人笞后充军三年。这才勉强获得德庇时的满意。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两个英国商人在商馆门口，看到中国群众从河对面向他们摔石头。于是英国领事又一再要求惩凶。徐广缙捉了两个人到商馆门口“枷号示众”。

四月上旬，英国领事听信谣言，说中国方面将要恢复“公行制度”，贸然下令英国所有商人停止向中国当局缴纳关税、船税。五天以后，当他知道谣言毫无根据，又自动收回了他的命令。

八月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克利伦，在城内租得了一所现成的房子。邻居们开了一次大会，公请房东退租，房东只得应允。 另一个英国传教士，浩布森，也租得一所房子，邻居请房东退租，房东不肯。邻居们向官厅控告房东，结果房东被判入狱，在狱中呆了六年。

这时候，道光二十八年，担任两广总督的已不是耆英，而是反英的徐广缙。徐广缙是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署理，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实授为两广总督的。同时，被调署而实授巡抚的，是另一位坚决反英的人——叶名琛。

倒霉了很多年的林则徐，重被道光皇帝起用，任为云贵总督。很显然，道光皇帝颇为后悔，不该信任了琦善与耆英等一批媚外分子。

粤人抗英，固然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但徐广缙与叶名琛的暗中鼓励，也有关系。叶名琛征召了十万以上乡勇，在夜间操练，在白天不露形迹。这些乡勇磨拳擦掌，随时准备和英国人拼。

恰巧，在耆英去职之时，英国的比较讲理的外相阿波儿丁也去职，迷信武力的帕麦斯顿又上了台。

到了十一月间，有一个英国人迈多斯在黄埔附近遭遇海盗，跳水逃命。英国领事向徐广缙抗议。徐广缙捉了十三个人，将八人斩首、五人充军终身。

次年，道光二十九年，“准许英国人入城”的诺言于四月初到期。但是广州人民对英国人的恶感更甚于昔，徐广缙在二月十七日亲自到英国船上，与德庇时的继任者文翰会面，说明困难。河岸两旁站了成千成万的乡勇，“呼声震天”。四月一日，徐广缙把道光皇帝的一道敕谕转告文翰。敕谕上说，不便违反广州人民的公意，强迫他们准许英国人入城。文翰于是不再提起入城的事。道光皇帝以为英国人果然被徐广缙挡了驾，兴奋之余，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巡抚叶名琛也封了一等男爵，赏戴单眼花翎。

帕麦斯顿听到消息，叫文翰出面警告徐广缙：“将来两国间如果发生使中国不愉快的事，错误在于中国一方。”又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外交大臣书”，叫文翰设法进达。帕麦斯顿身为英国外务大臣，却不晓得中国这时候并没有所谓“外务大臣”。 文翰在1850年6月派人乘一艘汽船雷那德号(H.M.S.S. Reynard)到天津大沽口，递进帕麦斯顿的信。大沽口的中国官吏，奉了咸丰皇帝之旨，将这信退回。(道光在这一年阴历正月去世。不久，洪秀全起事于广西，中、英之间的广州入城之争告一段落。)

八一、焦亮(洪大全)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几年，充分暴露出它的无能。当时在军机大臣穆彰阿庇护之下的琦善与耆英等人一味媚外，更增加了人民对清朝政府的愤恨与轻视。于是散布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天地会认为有机可乘，先后起义，重新张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以求无愧于郑成功、朱一贵、林爽文、胡秉耀等先烈。其中有一位焦亮，后来与“拜上帝会”的会首洪秀全合作。

焦亮，是湖南兴宁(资兴)北乡大坪人(供词作衡山人)，生平最崇拜诸葛亮，因此自名为亮。他连考几次秀才，未能考取，发愤改读兵书，加入了天地会。他在天地会之中很努力，渐渐作了领袖。不久，他化装为和尚，“游方到广东”。

这时候，广东有一位朱九涛甚为活动，是天地会的广州一个山头老万山的首领。有人说，这朱九涛便是焦亮。

广州的城门口，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夏天，出现一个“无名揭贴”，悬赏购买总督徐广缙的首级，下面写的是“大明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张揭贴，可能也是焦亮干出来的。他可能改姓了朱，而且冒称崇祯十一世孙，自称皇帝，建元天德。

三年以后，焦亮于被捕之时供认，曾经在广东认识了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说洪、冯二人“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

焦亮本人在广东活动丁一阵，没有什幺结果(由于徐广缙、叶名琛的镇压)。洪秀全与冯云山“把会名改为上帝会”，志在“到处造反”，最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占领了广西桂平县金田村。

焦亮听到消息，来金田与洪秀全会面。洪秀全封他为天德望，把他的名字改为洪大全，称他为“贤弟”，叫他称自己为“大哥”，又叫“所有手下的人”都称他为“万岁”，与称呼自己一样。

改名为洪大全的焦亮，能与洪秀全同被称为万岁，能与洪秀全互称大哥、贤弟，可见地位极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号“天德王”。他可能的确作过“天德皇帝”，由于事败兵散，才不惜纤尊降贵，来依附洪秀全。

甚至，洪秀全也许原本是他的部下，被他封过“太平王”。在《太平天国诏谕》一书之中，有“封洪秀全为太平王”八个字。

洪秀全占领永安州(蒙山)以后，才自称“天王”。天王之下，设东、南、西、北四王和翼王：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

其后太平军到达湖北，有一位天地会会友姓郭，起兵响应，不知道洪秀全已经自立炉灶，还以为洪秀全仍是“天德皇帝”的部下。这位“大将军郭”在一篇“后明太平王元年三月初六日”的布告上说：“清朝两百年来滥用小人，不恤民意。我天德皇帝赫然震怒，起兵以来三年于兹。”(据1853年3月1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

焦亮(洪大全)在洪秀全军中很谦虚，叫众人不必称呼他“万岁”，说“只要称我为‘先生’，就可以了。”他有时仍穿僧服。

他年纪比洪秀全轻(在咸丰二年才三十岁，比洪秀全小九岁)，书读得比洪秀全多，兵法知道一些。洪秀全常常向他请教。

洪秀全于咸丰元年(1851年)闰八月初一日攻进永安州(蒙山)，他随军入城。不久，清军追来，把他们围住。

次年二月十六日，洪军突围，焦亮与西王萧朝贵率领一万多人，担负殿后的责任。突围以后，走到古苏冲地方，焦亮被清军追及，捉住。

他被捉的时候，“头戴风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为什么“自行锁纽”？清方有人怀疑他故意做成这个样子，以便诈说与洪秀全等人不和，藉求活命。

可能是，他在突围的途中，与萧朝贵发生争吵，萧朝贵便把他锁了，撇下不管，独自带领精兵急驰而去。

清廷的《贼情汇纂》与《平定粤匪纪略》都说，是杨秀清忌他的才，早就把他锁了。我看，这倒未必。杨秀清倘能在突围以前便能够锁他，何不留他在永安州静候清军来捉？为什么让他与萧朝贵带兵断后呢？

清军的统帅赛尚阿，取了他的供词，略加更改，赛报咸丰皇帝，然后将他押解进京。

他在被押解进京之时，途经河南信阳，替一位亡友柴莲馥的“父执”题下一个扇面。题的是：“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到了京城，刑部将他会审。审罢，判他凌迟。一代的草莽英雄，就此完结，替太平天国的大悲剧写下壮烈的序幕。

这短短的序幕，却自有几句尾声。他的弟弟焦玉晶与他的太太许月桂，号召了几千人横行湘南一带。焦玉晶自称“三省大营军师”，许月桂自称“大元帅”。

他们到了咸丰三年正月才被“肃清”。焦玉晶与许月桂看见大势已去，自动把队伍解散，到嘉禾县向县知事投案，被押解到长沙就义。

从焦玉晶与许月桂的起事经过，我们可以看出焦亮在湖南家乡确实拥有很多群众。他作过“天德皇帝”没有，改姓名为朱九涛没有？诚然至今仍是悬案。但是他作过洪秀全军中的“天德王”，于永安突围之时被捉，则无论如何是事实。

奇怪的是：直至今天仍有人以为“洪大全”三个字是赛尚阿造出来的，洪大全的供词是赛尚阿编出来的，说赛尚阿是藉此向清廷报功，掩饰其一败、再败之罪。

八二、洪秀全

洪秀全姓洪，乳名火秀，学名仁坤，自号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埗(铺)的客家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二月初十日。父亲洪镜扬，是当地的个“堡尊”(乡长之流)，家境小康，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秀全是镜扬的第三个儿子，自幼读书，读到十八岁，开始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试。

秀全在十六岁的时候，去广州府城考了一次“府试”，不曾考上。其后在二十四岁、二十五岁与三十一岁，又去了广州三次，次次失败。

他第二次号试失败之时，无意中在广州街头遇见一个白袍长须的英国传教士与一个中国基督徒粱阿发。粱阿发送给他一本《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所包含的，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以及耶稣降生，替人类赎罪的经过。洪秀全看了，带回花县，搁起。

第三次考试，他又失败，在家中生了一场怪病，病了四十多天，其间有三四天浑身高烧，昏迷不醒，口出呓语。清醒过来后，他告诉人，在那三四天之中，他似梦非梦地飞升上天，在天上见到一位白袍长须的老者，老者之旁有一个中年人站着侍候。老者把中年人介绍给他，说“这是你的哥哥”。老者又说：“凡间的妖魔太多，你回去把妖魔除了，我封你为王。”

洪秀全从此以后，自号“秀全”。秀字，是乳名“火秀”的下半截；“全”字隐含“人王”二字。兴奋之余，他撰了反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倒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道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这诗第五句的“道”字，与第八句的“定”字，均很费解。单凭气魄而论，作者够得上落草为寇，据地称雄；但就诗论诗，实在距离秀才的标准很远。

虽则写了“反诗”，他并未死心，又去广州考了一次(第四次)，结果仍是名落孙山。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他的年纪是三十一岁。

比他年长两岁的曾国藩，早已在二十三岁当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二十八岁成了进士、翰林。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考了十七次才考取为秀才的。能够连遭十六次的挫折而始终不灰心，比起洪秀全来，可谓各有千秋。

洪秀全失败了四次以后，把孔孟的书摔在地上。回到家乡，他再读《劝世良言》一遍，就变成了基督徒，却不曾与基督教任何一派的教会发生正式关系。他和冯云山及另一位姓李名敬芳的表弟，走到河里去洗了一个澡，算是受洗。

其后，他在自己教书的私塾之中，取下孔子牌位，换上上帝牌位，逢人说教，为人洗礼入教。于是，学生纷纷退学，他也索性改行，作了职业的传教士，离开花县，浪迹他乡。

陪伴他的，有冯云山与冯家的两个年轻人嵩珍、瑞珍。他们一行四人，走了十几个县。旅费，他们没有，全靠贩卖一些笔砚，跑跑单帮。

到了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下旬，嵩珍、瑞珍不愿再走，秀全、云山继续向西，走进了广西的瑶山。

他们在瑶山住了几天；由于不会瑶语，无法向瑶人说教。

其后，他们到贵县。住在赐谷村秀全的外婆家。外婆已死，表兄弟王盛均、盛朝、盛乾、盛坤、盛爵等几人，与表侄王为正，对秀全、云山热烈招待。

为正因事被捉，关在县里衙门，秀全写了禀帖，把为正保出。王家的人感激他，全体都接受他的洗礼，变成基督徒。同村的老百姓，受洗的也很多，将近一百人。

不久，他仍回广东花县教书，教到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前去广州，拜访美国牧师罗孝全。罗孝全留他住在浸信会礼拜堂内有三个多月光景，把中文的《圣经》(新旧约全书)交给他看，有时候也清他帮忙料理一些杂务，甚至请他代理讲讲道。

在罗孝全牧师的左右有一个姓黄的，是倚赖洋人为生(所谓“吃教”)的人。这姓黄的嫉妒洪秀全，劝洪秀全向罗孝全要求按月支取津贴。洪秀全不知是计，一开口便引起罗孝全的鄙视，被罗孝全赶出了礼拜堂。

他有没有在广州加入天地会，颇难查考。倘若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冯云山不曾随他来广州，也不曾随他回花县。冯云山一直留在广西，活动于贵县、桂平县、武宣县一带，为三千多人洗礼，组织成一个“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的总部设在桂平县境的紫荆山。这山山后与瑶山相连，山前与金田村邻近。

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七月十五口，来到紫荆山：与冯云山相聚，被冯云山奉为拜上帝会的教主，尊称为“洪先生”。他单独住在一个地方，不轻易与众会友接近。

洪秀全在紫荆山只做了一件露面的事：于道光二十七年九月间率领冯云山等几个人去象州甘王庙，把神像毁了，在墙壁上写了“甘妖”的十大罪状。

如此作风，诚然侵犯了别人的信仰自由，却锻炼了一般会友的战斗性，加强了内部的团结。

当地的地方官以为拜上帝会与洋人的天主教是一回事，对于拜上帝会的种种活动，便装聋作哑不加取缔。会友们越闹越凶，引起公愤，有一个秀才王作新出面向桂平县的县知事告冯云山一状。县知事本想不管，抵不住王秀才的一再坚持，只得在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将冯云山捉了，关在牢里。

洪秀全这时不在桂平而在贵县(住在他的表哥家里)，听到消息就来到紫荆山设法，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他回广东花县筹募款项，准备给桂平县知事送红包。然而他在花县筹不出款项来，于是又去广西，到紫荆山。

这一边，冯云山被关了两个多月，已由县知事从宽发落，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判令押解回籍。

押解冯云山的衙役，在途中与冯云山谈话，听到冯云山的一番大道理，例如上帝创造宇宙，蛇魔骗亚当偷吃苹果，耶稣为亚当子孙赎罪，洪教主是耶稣的兄弟......等等，衙役闻所未闻，十分佩服，就不但放了冯云山，而且跟随冯云山去紫荆山入会。

在山上，冯云山听说洪秀全已回花县，于是赶忙也回花县。到了花县，才知道洪秀全又去紫荆山，只好姑且留在花县，候洪秀垒再回花县来。

果然，洪秀全于扑了一个空以后，在紫荆山等候到十月，就回花县来了。次年，道光二十九年五月间，两人最后一次结伴去广西，上山。

山上的情形，已经与他们离开之时迥不相同。杨秀清于他们缺席的期间，作了事实上的领袖。

这杨秀清是桂平的一个土豪，以“种山”烧炭为生，为人诡计多端，野心颇大。参加拜上帝会以后，他介绍了不少的新会友进会。在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也就是冯云山被县知事判令押解回籍的一天)，也在山上装做人事不知、口吐白沫、说起胡话来，自称是“上帝下凡”，指出几个会友的秘密，加以责备。会友们信以为真。从此，杨秀清就作了上帝耶和华的代言人。

洪、冯二人来了以后，不便拆穿杨秀清的戏法，只得加以承认，其后在太平天国的圣历中并且规定了三月初三日为“爷降节”。

拜上帝会的另一活动分子萧朝贵，也在这一年(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如法炮制一番，自称“天兄下凡”。洪、冯照样追认，于是九月初九日在圣历中成为“哥降节”。

萧朝贵原是杨秀清的亲戚。他与杨秀清如此合作演出双簧，使得洪、冯二人十分担心。

洪、冯二人计议了若干时日，把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嫁给萧朝贵，争取萧朝贵，藉以制衡杨秀清的势力；又把冯云山的第二把交椅让给杨秀清，藉以稳住杨秀清的心。

作为拜上帝会的核心领导集团共有六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志正(昌辉)、石达开。这六人结盟为兄弟，遥奉耶稣为长兄，以洪秀全为次兄，冯云山为三弟，杨秀清为四弟，萧朝贵为五弟，韦昌辉为六弟，石达开为七弟。洪秀全常称石达开为“达胞”，原因在此。

六人之中，冯与洪为中表兼曾同学，又同为创教立会之人，关系最密。杨、萧二人，皆是桂平的烧炭“工头”。韦、石二人籍贯不同，韦是桂平县人，石是贵县人，但两人均出身富家，韦是金田村的大地主，石则略通文墨，是本县客家人之中的首领。

地位仅次于这六人的是矿工头目秦日纲，此人其后作了太平天国的若干丞相之一。同属于丞相一级的，又有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林凤祥、李开芳等人。

拜上帝会的人数，早巳由三千余人扩充到一万以上；势力也不仅限于紫荆山的周围，而远及于平南、陆川、博白、武宣、象州、藤县等若干州县了。

为了积极作造反准备，拜上帝会的会友以“自卫御盗”作为口号，买武器、制军装，经常操练。地方上原有乡绅们的“团练”，但团练是效忠清朝政府的，与拜上帝会的武力处于对立状态。天地会的零星武装却是拜上帝会的友军。

实际上，林凤祥便是天地会的会员。于金田起事不久便来参加太平军的罗大纲，也是天地会分子。天地会在两广的俗名是三点会(暗射洪门的洪字)，亦称三合会。

洪、杨、冯、萧等人在准备到相当程度以后，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天通知各地的会友，到金田村举行大会，称为“团营”。于是，一队一队拜上帝会的会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纷纷向金田集合，俨然军队模样，而地方官视若无睹。

当时的广西，土匪如毛，大股有几十股，小股不计其数。人民能够自己组织团练，“保良攻匪”，本是官厅所赞许的事。拜上帝会在表面上与一般团练并无分别，虽则暗地里是反清的。况且会友们开口上帝、闭口耶稣，当官的为了怕惹起国际交涉，能不管也总是不管。

十月间，有一些官兵与鹏隘山的会友发生冲突，被会友打退。这些会友是烧炭工人，桂平县知事李孟群派乡勇去应付。

次日，平南县的官兵与乡勇开到该县花洲镇，把正在那里开会的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等人包围。洪秀全派人送信到金田，杨秀清立即扮演“上帝下凡”的活剧一次，传令会友“扶主”。于是，一大队会友由蒙得恩率领奔到平南，战胜官兵乡勇，救出了洪冯等人，拥回金田。

清军由副将伊克坦布率领，追击蒙得恩，追至金田，遇到杨秀清及一万多会友，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战一场。清军惨败，伊克坦布跌落在村边的小桥之下而死。

拜上帝会的会友这时候除了公然造反以外，已无第二条路可走。便选定了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在金田村大举祝寿，宣布建立太平无国，以明年(咸丰元年，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洪秀全作了太平王，军队称为太平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由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杨秀清担任五军上将。

五人之中，杨秀清的地位最高，以中军主将兼左辅、正军师。萧朝贵次之，以前军主将兼右弼、又正军师(第二正军师)。冯云山是“前导”、副军师。韦昌辉是“后护”、又副军师。石达开只是单纯的一个左军主将而已。

杨、萧二人担任了左辅、右弼，等于汉朝的左、右丞相。此外又有丞相八人：秦日纲、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卢贤达、何震川、林凤祥、李开芳。但是这八位丞相徒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实，只是太平天国官制中的一种虚衔而已。

这时候，焦亮(洪大全)来到金田，被尊为天德王，与洪秀全同称万岁。

有若干土匪首领，如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铁公鸡张嘉祥之流，一度也混进太平军的行列之中，但不久均又离去，受清方招安，与太平军为敌。张嘉祥改名国梁，其后成了清军名将，官至江南提督，于咸丰十年闰三月战死与江苏丹阳。

清朝政府于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他“剿贼广西”。林则徐中途病死，饮差大臣一职，由李星沅接充。李星沅在十二月间驻节柳州，却指挥不了广西巡抚周天爵与广西提督向荣。

李星沅以前在云贵总督任上，剿过永昌(保山)一带的回民，然而军事学识有限。周天爵在湖广总督任上，捕杀过牛八教、天主教、十字教等教徒数十人，以滥用酷刑著名，其军事学识更逊于李星沅。向荣是绿营行伍出身，算得上一个打仗专家，但是位卑职小，违抗不了钦差大臣李星沅的胡乱指挥，也抵不住巡抚周天爵的掣肘。

于是，洪秀全等人得以为所欲为，东取平南县的江口墟与牛排岭，西取桂平的新墟，扎营在武宣的东乡与东岭村。向荣与周天爵虽则施以夹击，而无甚效果。

李星沅于咸丰元年四月病死在武宣前线。事前，他已上奏辞职。继任的，是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

赛尚阿是蒙古人，精通满语，在京城训练过新设的“枪队”，也充当过步军统领。咸丰皇帝派他来广西，同时调了广东副都统(满洲人)乌兰泰、天津总兵长瑞、凉州总兵长寿、河北(豫北)总兵董光甲、郧阳总兵邵鹤龄，到广西助战。

在赛尚阿的麾下，除了副都统乌兰泰及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等四个总兵以外，又有提督向荣与早已调在广西作战的贵州镇远总兵周凤岐、云南临元总兵李能臣与镇地不详的总兵秦定三。

这些总兵，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真正能打的，仅有乌兰泰与向荣二人。

乌兰泰在武宣东乡获得一个小胜，洪、杨移军象州的中坪。乌兰泰追到中坪，洪、杨回军到桂平的紫荆山。乌兰泰与向荣对紫荆山实施包围。

战到咸丰元年的八月下旬，太平军决计放弃紫荆山突围东走，在闰八月初一日占领永安州。这是起事以来第一次拿到一个州城。

得意之余，洪秀全自封“天王”，放弃了“太平王”的称号。杨、冯、萧、韦、石之封为东、南、西、北、翼五王，也在此时。

向荣追太平军追过了头。他向东走到了梧州，其后转而向

北，又走到了平乐(在永安州的东北，隔一个荔浦县)。

乌兰泰一直跟在太平军后面，开到永安州城之南。两个月以后，向荣的军队才来到永安州，与乌兰泰合作，将太平军再度包围。

太平军困守永安一城不是办法，食盐与火药均无来源。守了七个半月，只得又在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夜里向着昭平县的方向冒雨突围。

乌兰泰立即追赶，追到大洞山遇了埋伏，丧失四五千人与四个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

向荣不在荔浦、平乐一带对太平军堵截，而抢先进了桂林城，静候太平军来攻。这是向荣高明的地方，他算定了太平军是要来桂林夺取物资。

他到达桂林城刚刚半天，便有几百名太平军穿了在大洞山阵亡的清兵的制服来到桂林，企图混充清兵进城。向荣将他们解决。

乌兰泰于大洞山受挫以后，仍旧在太平军后面紧追，追到桂林南门外的将军桥中弹，其后因伤重不治而死。

向荣守着桂林，守了一个月，太平军不再攻击而转向北边的兴安，向荣也不追。

太平军占领兴安住了一天，继续北进，于四月十六日占领全州(全县)。(冯云山于攻城之时中炮而死。)

两天以后，太平军放弃全州，向湖南方向前进。在全州北门外十里左右的蓑衣渡，遇到江忠源所率领的湖南乡勇，吃了一个小亏。

这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在道光十七年中举，当过浙江秀水县的知事，被曾国藩介绍给赛尚阿，带了五百名乡勇，隶属乌兰泰麾下。其后回湖南，这时候又已招募了—千乡勇来助守桂林，于太平军北上之时追到全州，在蓑衣渡设下埋伏。

太平军在蓑衣渡受了小挫以后转而向东，于两天以后占领湖南西南的道州。城内的天地会会友先期响应，清方的守将余万清不战而退。

太平军在道州休息了两个月，同时扩充队伍，增加新兵两万。加上在永安州突围的老会友，实力已有十万左右。

其后，又过了两个月，太平军把整个湘南都控制住了。只有桂阳一城，被江忠源夺回。

到了这一年(咸丰二年)七月上旬，太平军就由湘南顺着湘江东岸向北发展，由柳州而永兴，由永兴而安仁、攸县、醴陵。

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如此地势如破竹，原因很多。第一是号令统一，大事由天王洪秀全决定，行军遣将统由杨秀清以正军师的资格主持，萧朝贵以下各人均受节制。

第二是军制灵活。军的基本单位为伍，有兵五人，内一人为伍长；五个伍设一个“两司马”(不是两个司马，“两”字音辆)，在四个两司马之上设一个“卒长”，五个卒长之上设一个“旅帅”，五个旅帅之上设一个“师帅”，五个师帅之上设一个“军帅”。这样，每一个军的战斗员是五万五千一百五十六人，分为五个师。每一个师的战斗员是一万一千零三十一人，分为五个旅。每一个旅，有二千二百零六人，分为五个卒。每一个卒，有四百零五人。卒下之“两”有一百零一人。

卒在编制上不是基本单位，在作战之时却是基本单位。由卒而上，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概分占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分用青、白、赤、黑、黄五种颜色的旗帜。——很有点希腊人方阵的妙用。最妙的，是指挥官可以在某军或某师、某旅的旗帜之下，升起一面小旗，以命令某一个单位前去援应。例如，于升起代表东方一旅的青旗以后，再升一个小赤旗，便是命令在南方的一旅去救。

在进入湖南以前，太平军尚纯粹是拜上帝会的会友结合：到一个地方，吸收志同道合的男女为“新兄弟”、“新姊妹”。军就是会，会就是军。在进入湖南以后，有不少天地会会员自动参加，但不被拜上帝会的人看作“嫡系”。打头阵的，不常常是拜上帝会自己的兄弟姊妹了。从此，循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总是由别人打头阵，而“老兄弟”与“老姊妹”在后边督战。

因此之故，当太平军于咸丰二年七月底由醴陵进攻长沙之时，声势就十分浩大。

这时候，清方在长沙的城内、城外有三个巡抚、两个提督、十个总兵。

三个巡抚是骆秉章、张亮基、潘铎。骆秉章与洪秀全同县(广东花县人)，翰林出身，知人善任，是清朝的一个好官。其后曾国藩办团练、创水师，他全力支持。左宗棠与胡林翼，也均是他所赏识而加以重用的。然而他曾经于赛尚阿南下督师路经湖南之时，招待不周，被赛尚阿参了一本，说他“吏治废弛”，因此咸丰皇帝免了他的职，叫他“回京”，后来又叫他暂留长沙协同防守。

被任命为骆秉章继任者的，是张亮基。张亮基接任没多久便奉旨升署湖广总督，巡抚的职务由潘铎署理。

因此之故，在长沙有了三个湖南巡抚。

两个提督是：湖南提督鲍起豹与广西提督向荣。鲍起豹十分荒唐，主张把长沙的城隍菩萨抬到城墙之上，镇压太平军的邪术。向荣原已因太平军北上而革职，这时候奉旨赶到长沙助守危城。

十个总兵的姓名，颇难一一查考。其中有一个是从陕西调来的西安总兵福诚。福诚与太平军一交手便阵亡于长沙城外的石马铺。比较重要的一个总兵是和春。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氏，御前侍卫出身，当过“前锋蓝翎长”、“整仪尉”、“副护军参领”，调在湖南绿营里当“提标中军参将”，升任“永绥协副将”，跟随向荣在广西打紫荆山有功，实授绥靖镇总兵，而且加了一个提督虚衔。现在，也随着向荣来防守长沙了。

长沙之所以能守，守了两个月又二十天，而太平军破不了，却不是向荣或和春的功劳。功劳是左宗棠的。

左宗棠是湘阴县人，在功名方面仅考到举人为止，考进士失败三次而未再去考，改读兵书，颇有心得。他与焦亮(洪大全)在崇拜诸葛亮的一点上相同，焦亮自名为亮，他则写信时喜欢在末尾题“亮白”二字。他与胡林翼是好朋友。胡林翼认为“横览九州，才无出其右者”。张亮基受任湖南巡抚，请他出来帮忙，他不肯；带了胡林翼的信来拜访他，他才陪同张到长沙，不负任何名义而指挥一切。结果，太平军就无论怎样也攻不下这长沙城，反而损失了一员猛将西王萧朝贵。

洪秀全于是不得不改变计划，放弃进攻长沙，在十月十九日夜间全军撤走，渡过湘江。三天以后，占领益阳。在益阳得到几千只民船，沿着资江顺流面下，进入洞庭湖；又穿过洞庭湖，到达岳州(岳阳)。

清军的岳州守将，是湖北提督博勒恭。博勒恭望风而逃，太平军不费一兵一箭，白得了岳州城，面且在岳州城掘得吴三桂所埋藏的大批武器。

太平军在岳州耽搁了四天，又得到江面上五千多艘民船，然后顺流而下，在十天以后占领汉阳，十六天以后占领汉口，向武昌进攻。

武昌这时候仅有守兵六百余人，等于是一座空城。湖广总督徐广缙早已奉旨去了湖南，继赛尚阿钦差大臣之任。湖北巡抚常大淳被困在武昌城内毫无办法，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城破之时自杀。与他同死的大官，有湖北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及两个总兵、若干位道尹、知府、知州、知县、副将、参将、游击。

太平军进城后，洪秀全下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三天以后，洪秀全叫百姓礼拜上帝，同时设立了一个“进贡公所”，接受老百姓的进贡，把金银钱米、鸡儿鸭儿茶叶，一古脑儿集中起来。然后，调查户口，把男女点名入馆，男入男馆，女入女馆，每馆二十五人。

天王颁下命令，放弃武汉三镇，于是男军、女军、“童子军”浩浩荡荡，陆路沿着长江两岸，水路分乘一万艘民船，直奔“小天堂”南京而去。

他们在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初二日出发，于十七日占领安庆，二十九日到达南京城下。打了十天，用火药炸开仪凤门，攻进城内，改称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

清方负守城责任的，是两江总督陆建瀛。陆建瀛原已奉了咸丰皇帝之旨，率领两万多兵、一千多艘“战舰”，溯江西上迎敌。迎到武穴附近，不战而退，退回南京。南京城破以后，他仍不免一死(是化装逃走之时，被太平军捉住杀了的)。

城内的多数老百姓，在门口贴上“顺民”两字。绿营的将士毫无斗志，被杀得很干净，满城的满洲兵知道降也是死，反而十分勇敢，于将军祥厚及副都统霍隆武的指挥之下，战至最后一人。

十二天以后，向荣才带了一万多清军，从武昌追到南京城下，在孝陵卫扎营。这便是历史上的“江南大营”。向荣这时候已经受任为钦差大臣，接替徐广缙的任务了。

清廷很紧张，深知向荣的力量不够，又起用鸦片战争期间倒过大霉的琦善作为另一钦差大臣，率领直隶、陕西与黑龙江的精兵．开到扬州郊外，成立“江北大营”，对付入占南京的太平军。

太平军在咸丰三年阴所二月初十日攻入南京，到同治三年(1864年)阴历六月十六日失掉南京，前后共有十一年又四个月零六天的时间：不能算长，也不算太短。

在这不长不短的期间以内，太平军与清廷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先是遣军北伐，北伐失败；其后全力西征，与曾胡夺武汉，胜了若干次，也败了若干次；再其后内部分裂，杨秀清、韦昌辉相继被杀，石达开分兵赣、湘、川、康，洪秀全陷于孤立；最后是李秀成独力支撑，无补颓局。

从金田起义的时候起，太平军就不曾有过一套打天下的具体战略。洪、杨始终是糊里糊涂地干了再说，缺乏一张蓝图，更没有工程进度表。

他们由金田而永安州，由永安州而穿过湖南，进入湖北，取武汉，下南京。从表面看，似乎是一连串的有计划的行动，而事实上是占了一地，又失一地，只有在得了南京以后，才勉强生根。

然而，南京决非可以生根的好地方。洪、杨本该先在广西经营一些时候，扎稳根据地，然后吞并云贵，割据西南，徐图大举。既然是“不此之图”，而远进五千余里，到达南京，便应当贯彻下去，不留在南京，而一口气全军北进，由苏北、皖北而穿过山东、河南，把清廷逐出北京，逼回关外，或是围困清朝皇帝及其亲戚于北京一城之内，加以全部歼灭。

洪、杨等人，尤其是洪秀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一占领南京，便丧失了朝气。李开芳与林凤祥竭力主张继续北伐，结果只领得少数军队去尝试尝试。

他们所领得的，只有五万多人，这时候太平军的总数在六十万以上。

李开芳的官爵是“定胡侯，地官，正丞相”；林凤祥的官爵是“靖胡侯，天官，副丞相”。

李、林二人在咸丰三年四月初一日从扬州出发，杀开一条血路，经过仪征、浦口、临淮关、凤阳、归德(商丘)，到巩县附近渡过黄河，于六月初二日开始围攻怀庆(沁阳)。

为了围攻怀庆，李、林二人浪费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受挫于前来解围的清将托明阿与胜保。

其后，李、林二人穿出山西的西南部，大败讷尔经额于临洺关，于九月底到达天津附近的静海与独流。林凤祥扎在静海，李开芳扎在独流。

两人攻不下天津，改攻为守，守到十二月底，退到大城县。其后一退再退，在阜城等地与清军又相持了一年，终被清军消灭(林凤祥于咸丰五年正月十九日在东光县东连镇被捕；李开芳于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在荏平县冯官屯投降。两人均被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洪、杨在派遣李、林二人率军北伐以后，不继续增派其他部队作为“后劲”；等到李、林因孤军深入被迫后退之时，才[在咸丰四年正月]命令夏官正丞相黄生才带了四支军队(人数不详)，前往援救。

这四支军队只有一支达到与李开芳会师的目的：在山东高唐州与李军相遇，随李军移至荏平县的冯官屯，终于与李军同被清军僧格林沁部消灭。

洪、杨不该把兵力又分用到西征上去。他们在成丰三年四月叫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与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带了一千多船的兵溯江而上。

胡以晃与赖汉英等人，打下安庆、九江、黄州(黄冈)、汉口、汉阳，在咸丰四年六月初二日占领武昌。这些地方，都是太平军在不久以前占领过的，当时却不懂得略留一些部队防守。

两个多月以后，武汉三镇又被崛起于湖南的湘军领袖曾国藩抢了去。

曾国藩乘胜冲到九江，在九江被石达开击败(咸丰四年十二月)。

太平军乘势反攻。汉阳在除夕的一天入于罗大纲之手，武昌于次年(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入于秦日纲、韦俊、陈玉成等几个将领之手。

清方的新任湖北巡抚胡林翼，指挥罗泽南、李续宾，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所带领的湘军，拼了死命，要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汉。太平军这一边，也有石达开赶来增援，战事十分激烈。

八三、杨秀清

论作战的能力，太平军比湘军厉害得多。然而天京在咸丰六年八月发生了政变，杨秀清被杀，石达开抽兵东下，不久韦昌辉也死，负责守城的韦俊(韦昌辉的侄儿)无心再守，也在三个月以后撤了出去(咸丰六年十一月)。

从此，太平军不再能打到武汉与其外围。就整个的局势来说，这是太平军走向下坡的开始。

杨秀清之所以被杀，是由于专权太过，不但引起洪秀全的猜忌。而且引起部下普遍的不满。论能力，他显然比洪秀全强；这一点，洪秀全自己是知道的。

金田起义之时，杨秀清是“左辅，正军师”。与他地位相同的有箫朝贵，萧是“右弼，又正军师”。永安州建国之时，杨秀清是东王，地位已高于西、南、北、翼四王，而仅次于天王及天德王。

其后，天德王被俘，西王萧朝贵战死，杨秀清便成了无可制衡的权相。到了南京，洪秀全叫部下称杨秀清为九千岁，一切章奏均由他转呈(实际上由他代行批示)，于是洪秀全只剩有天王的虚名，实权全部入于杨秀清之手。

杨秀清甚至又扮演“天父下凡”的活剧，当众叫洪秀全跪地挨骂。对天王他尚敢如此，对别人如何更不难想象了。

结果，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初三日死于北王韦昌辉之手。

八四、石达开

韦昌辉之杀杨秀清，有人说是奉了洪秀全的密旨，也有人说是出于自动。

韦昌辉替太平天国除了“权奸”本是好事，但不该在杀了杨秀清以后，又杀掉与杨秀清有亲戚与部属关系的人两万以上。

石达开在武汉前方听到杨秀清被杀，赶紧回到天京来。他企图化大事为小事，挽救太平军阵营的分裂。他回来以后，才知道韦昌辉滥杀了许多人，便责备韦昌辉。韦昌辉因此又想把石达开杀掉，弄得石达开只得出京逃避，韦昌辉一面派人追捕他，一面毫不留情，把他留在天京的家属杀光。

十月间，石达开带了四万精兵来到泾县，准备进攻天京，以清君侧。洪秀全便设法除了韦昌辉，以安慰石达开，召他回京。

此后的七个月，石达开是洪秀全的唯一辅佐。他为人公正廉洁，颇得军民拥戴。外国人有到过南京、亲眼见到他的政绩的，称他为英明的青年独裁者。(这时候，他的年纪只有三十六七岁。)

洪秀全对他十分猜疑、嫉妒，暗中命令洪仁发与洪仁达掣他的肘，又封仁发为安王，仁达为福王，分他的权。这两人是秀全的胞兄，不学无术而且贪污成性、贿赂公行。

最后，石达开感觉到留在天京不仅无法施展抱负，生命也随时可能发生问题，决计率兵出京，另创局面，但仍对秀全忠贞到底。

他在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出走，通知全城军民，愿留者留，愿随他去者去。结果，有十几万人跟随他走。

有一张他的五言韵文告示，被贴在安徽某地，其后成为珍贵的史料。这告示字字血泪，值得我们传诵：“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同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这年(咸丰七年)八月，他离开安庆，经由景德镇到抚州(府治在南昌东南的临川县)。洪秀全因天京吃紧，派人到抚州向他求援；他顾念旧情，立刻转向东进，深入浙江，以缓和清军对天京的压力。

其后，他苦战十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之间，终于在闽西、赣南建立了一大片领域。

偏偏有曾国藩指挥萧启江等湘军将领，用稳扎稳打的碉堡政策，把他逐步围逼，使得他终于不得不在咸丰九年二月间放弃这领域，西向湖南。

这时候，清方在湖南的军力十分单薄。

到了五月间，石达开不仅攻占了很多州县(包括道州)，而且扩充兵力到三十万人以上，把清方的总兵周宽世围困在宝庆(邵阳)城内。

他围了宝庆两个月，受挫于湘军的两个将领。这两个湘军将领是刘长佑与李续宜。刘、李二人的兵不多，每人仅有一万名左右，但均是久经战阵的乡勇，背后又有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作全力的支援。

石达开生平以闪电战擅长，不长于攻坚，兵太多，反而成了累赘。况且，清方早已实行了“清野”的政策，弄得石军粮食发生问题。

因此，石达开就动了思乡之念，转而向南，回师广西。他围攻桂林攻了两个月，向西占领庆远(宜山)。

他的一部分军队，由石镇吉率领，从桂林向西南走，走到永安州，也走到武宣、贵县。然而故乡已不像金田起义之时，拜上帝会的会友一个也找不到(大多数早就跟随太平军北伐了；不曾走的已被清方搜捕净尽)。结果，石镇吉无法发展，想在广西的西部立足也不能成功，到咸丰十年三月被清军活捉于百色。

次月，石达开离开庆远，在广西中部迁江县一带活动，仍旧没有什么收获。他转而向北，想进贵州，却进不了贵州。

此后，有一年六个月的时间，石达开转战于广西、广东、湖南三省，行踪飘忽，弄得清军疲于奔命。但是石达开本人也始终建立不了一个据点。

在同治元年的正月二月，他进入湖北，由湖北进入四川。于是，攻石砫，攻涪州(涪陵)，攻綦江，攻叙永，大战于宜宾西南的横江场，又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败退云南。

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石达开率领剩下的四万多兵，企图在越雋县境内，抢渡“大渡河”，被清军的总兵唐友耕打退。跟着，他就被清军与土司岭承恩的兵所包围。包围了将近两个月，石达开吃完粮食，吃完野草，也吃完了战马，只得带了七干左右的残部突围，逃到“老鸦漩”，又遇着清兵挡住去路。

两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他为了顾全七千残兵的性命，自动走至唐友耕处受缚。

唐友耕把他押解到成都。这时候，四川总督正是那当过湖南巡抚的骆秉章。骆秉章杀了他，也杀了七千残兵之中的三千，将其余的四千释放。

民间有种传说，说石达开不曾死。走到唐友耕处去受缚的，是石达开的一个干女婿。这传说甚不可靠。民间也流行一首诗，说是石达开的遗作：“投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缘苍苍方瞶瞶，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成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其实，这首诗是清末的革命党人或维新志士所作，藉以造成反抗清廷的风气。

八五、李秀成

在咸丰七年四月石达开既走以后，天京的政局完全处于洪仁发与洪仁达两人把持之下。洪秀全继续其自我陶醉，深信天父、天兄必能派遣天将天兵，保护他安享太平江山，于众多妃嫔的环绕之中，度其余生。

军事力而的负责人，由蒙得恩以“正掌率”的名义担任。“率”字便是“帅”字，所谓“正掌率”便星“正主帅”。此人资格甚老，当年在金田起义以前，抢救过洪秀全于花洲；但能力平常，不足以挽回大局。

地位仅次于蒙得恩的，是“又正掌事”(第二正主帅)陈玉成，其后被封为英王。清方称他为四眼狗。他是广西藤县人、极会打仗。

再其次，是“副掌率”李秀成，其后被封为忠王。他也是藤县人，于太平军初起之时在家乡加入，由行伍积功升至“地官丞相”。

另一位后期太平天国的柱石，是安庆的守将叶芸来(有人写作叶芸台)。此人不甚有名，却能坚守安庆直至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城破之时，与两万多守军一齐就义。

在石达开领兵出走以前，太平军处于优势，清军处于劣势。石达开一走，太平军除了南京以外，便只剩下两个较大据点安庆、芜湖。叶芸来守安庆，李世贤(李秀成的堂弟)守芜湖。

这两大据点以外，尚有九江。但是九江已被清军围困，不能作为呼应。守九江的是贞天侯林启荣。他守到咸丰八年四月，被李续宾与杨载福击溃，与一万七千多将士同时牺牲。

清方起初妄想于劣势之中，以江南江北两个大营直捣南京，摘取太平天国的心脏。其后，向荣扎在南京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于咸丰六年五月被击毁，琦善与托明阿先后所主持的江北大营也名存实亡(由于瓜洲、镇江均握在太平军之手)。

等到太平天国内哄，杨秀清被杀，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清方这才由劣势转为优势。

咸丰七年五月(石达开出走以后一个月)，清军的江南提督张国粱，由丹阳攻下太平军的溧水、句容。到了十一月间，张国梁又攻下镇江、瓜洲。次年二月，张国梁进占南京郊外的秣陵关、雨花台，重建江南大营。不久，托明阿的继任者德兴阿也占了浦口，在浦口重建江北大营。

两个月以后，清军李续宾、杨载福等部攻下九江。

又过了五个月(在咸丰八年的九月)，陈玉成反攻浦口获胜，再毁江北大营，并乘胜收复扬州。张国梁由镇江、瓜洲北上，夺了扬州，陈玉成转趋六合，占领六合。

清廷不再设置江北大营，撤免德兴阿钦差大臣之职；令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兼辖江北清军。

从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南京是一个被围的城。洪秀全坐困危城。

在这两年又两个月期间，太平军虽则重占庐州(合肥)于咸丰八年七月，夺回浦口六合于九月，消灭进攻三河镇的李续宾部于十月，消灭屯扎庐州城西的李孟群部于咸丰九年二月，然而无补于解救南京。

而且，守滁州的李昭寿、守江浦的薛之元，先后于咸丰八年

九月及九年正月向清方投降。

李秀成于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条惊人的妙汁。他在咸丰十年二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带领三千精兵由皖南突袭浙西，连破广德、泗安，于三月初二日冲进杭州。

清方分出在南京围城的三分之一兵力，教给张玉良去救杭州，张玉良到了杭州，李秀成又已全师而退，退至皖南，由皖南点齐大军，突袭南京外围的清军。事前，他约好英王由庐州经东、西梁山渡江；城内的太平军，届时开城出击。

一场恶战，从闰三月十一日开始战了六天五夜。南京十三个城门，每一个城门大开，每一个城门均出来不少兵。“旌旗若长虹匝天”，“刁斗声闻数十里”。

清军江南大营的三百多座营垒全被踏平，张国粱战死，和春于受伤后逃到常州，伤重不治而死。

张玉良由杭州撤军回来，于四月初二日在常州与李秀成相遇，一战而败，退至无锡。李秀成追到无锡，张玉良的四十余营不战自溃。

李秀成占了无锡，随即到了苏州，接受苏州老百姓的迎降。在苏州的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去上海。

李秀成在苏州，施行了极多的德政。他不杀俘虏，不杀清方的官与兵，准许他们愿留的留，愿去的去，去的他送旅费。他不像其他的太平军领袖，把清官、清兵一律视作该死的妖魔。他又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不强迫男女分馆，不没收田地财产。而且，他又买牛买种子给贫穷的农民，借本钱给贫穷的商人。

因此，苏、常一带的老百姓对他十分拥护。松江府的各县(除了上海县城以外)也都入于他的统治之下。

他在次年(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再取杭州；并且占领了浙东的极大部分(包括绍兴、宁波、台州、温州、金华、衢州)。

同治元年二月，他进军上海，前锋在徐家汇与公共租界的英军相遇，相互开火。其后，他放弃了上海不攻。

这一年的闰八月，他回师南京，包围曾国荃的兵于雨花台达四十八天之久。

清军虽则在咸丰十一年八月攻下叶芸来所守的安庆，又在同治元年四月拿下李世贤所守的芜湖，消灭陈玉成于庐州，然而，必须夺去李秀成的苏南与两浙(浙东、浙西)，才能对南京施以最后的一击；恰好，上海出现了“洋枪队”，给清军大帮其忙。

八六、华尔、白齐文、戈登

李秀成的军队，在攻下常州、无锡、苏州、松江以后，于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受到“洋枪队”的突袭，失掉松江。

这洋枪队的队长，是美国冒险家华尔。队员有一百名左右，全是失业的各国水手与各国海军的逃兵，其中大多数是所谓“马尼拉人”(菲律宾人)。

支持这洋枪队的，是上海租界的宁渡巨商、四明公所的董事杨坊。杨坊于获得苏松太道吴煦的同意以后，自己筹款叫华尔招募“国际滥仔”，攻击太平军以保卫租界的外围。

两个月以后，李秀成麾下郜云宫(永宽)的兵进驻上海西郊的徐家汇，与英、法两国的军队遭遇，交锋后退走。事后，李秀成写信向英、法两国驻在上海的“公使”声明，说无意与英、法为敌，希望两国继续对太平军保持友好的关系。

此后的一年半期间，太平军未再进兵上海，也不曾企图收复松江。华尔却以松江为根据地，扩充洋枪队，添募了不少华人，于咸丰十年六月及咸丰十一年二月先后进攻青浦三次，三次均被太平军击败。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李秀成终于想收复松江，在十二日派了兵来，被华尔打退，死了两千多，被俘了六、七百。

李秀成很生气，命令郜云官与谭绍光等人大举进攻上海。郜、谭等军绕到浦东，在正月下旬与华尔的洋枪队接触于浦东北端的高桥镇。有三百八十名英国正规军、三百名法国正规军，于英国海军“提督”何伯的指挥之下，也站在洋枪队的这一边，与洋枪队并肩作战，获胜。

一个星期以后，洋枪队与这小规模的“英、法联军”又在浦东

南端的南桥镇，胜了太平军一次。

捷报传到清廷，“两宫皇太后”(东太后与西太后)颁下懿旨，赏给华尔以四品翎顶，把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任命华尔与杨坊二人为“管带”(实际上杨坊只管筹款)。

常胜军的员额规定为三千人，其后扩充到四五千。

同治元年三月，英国外务大臣罗瑟尔咨请海军大臣通令英国在华海军，保护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以及航行于长江的商船。从此，英国不再中立于清军及太平军之间，而公开地站在清军的一方。法国的志度与英国一致。

英国的一部分陆军，约有二千七百名左右，由斯泰夫莱率领，从天津调来上海，会同英、法两国的海军与常胜军，共同保卫上海租界，及其三十英里半径的外围。事实上的总司令，由何伯担任。

包括在这三十英里半径以内的重要城镇，是松江、青浦、嘉定、柘林、闵行。松江已在华尔的手中，青浦等地于同治元年四月间—一被“联军”及常胜军占领，使得李秀成遭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一月，法国兵在宁波行动，把太平军逐出宁波，虽则太平军从来不曾“侵犯”宁波城外的洋人居留地。

三个月以后，“联军”与常胜军进攻余姚，拿下余姚。华尔赶到余姚率军再打慈溪，负伤而死。

华尔断气以前，立下口头遗嘱，说吴煦欠他十一万两，杨坊欠他三万两。这十四万两银子，他要留五万两银子给他的中国寡妇(也就是杨坊的女儿)，其余的分送在美的一弟、一妹。

华尔初来中国之时，是年仅二十一岁的货船大副。开始担任“洋枪队队长”之时，也仅是二十九岁的炮船大副而已。何以在作战两年多以后，能够留下这样多的“债权”呢？

原来，攻下松江之时，他应领奖金三万两；其后每攻下一城，他应领奖金三万六千。此外，凡是洋枪队及常胜军所劫掳的“敌人”财宝，他均有一份。再加上他本人的薪饷每个月三百两。

他在遗嘱中，指定何伯与美国公使蒲安臣为遗嘱执行人。但是这两人费尽心机，索不到杨坊与吴煦所欠的十四万两银子。这件事，一直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被列在《辛丑和约》之中，作为《拳乱赔款》的附带要求，折合美金十八万元，由清朝政府付出。

华尔出缺以后，常胜军的指挥官改由白齐文担任。白齐文也是美国出生的冒险家，这时候年方二十七岁(比华尔小五岁)，自从洋枪队成立以来，一向是华尔的副手。

白齐文立下两次战功。一次是在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因太平军再占嘉定，白齐文将嘉定夺回。另一次是在九月二十八日(11月19日)，太平军来攻青浦，他与淮军程学启部前往援救，大败太平军，俘了六百，杀了八百，逼到水里去溺死的有两千左右。

然而，他与李鸿章合不来。李鸿章已经继薛焕之后担任江苏巡抚，有权节制常胜军，派了一个英国人浩伦德作常胜军的秘书，对白齐文掣肘。同时，杨坊又拖欠常胜军应领的薪饷。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十一月(12月底)调常胜军去南京，参加围攻。常胜军全体官兵抗令，说要等领到欠饷才走。白齐文去见杨坊，语言之间发生冲突，就打了杨坊一记耳光，抢走杨坊的现款四万两。他认为这四万两，正是杨坊该给的欠饷。

李鸿章一面将白齐文革职，一面请英国陆军司令斯泰夫莱保荐一个继任人选。斯泰夫莱保荐戈登，于戈登到任以前，暂由浩伦德代理。

浩伦德接管以后，在同治二年正月间去打太仓，吃了一个败仗，死了一百九十人，伤了一百七十四人。浩伦德显然不善指挥。

被革的白齐文不服这口气，乘船到北京去，向英、法两国的公使呈诉；两国公使替他报告恭亲王奕訢。奕訢把事情转请李鸿章考虑，李鸿章却不愿恢复白齐文的职务。

于是，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白齐文叛清，向太平军投效。 他纠合了若干因拥护他而被常胜军开革或自动脱离常胜军的旧部，又增募了若干在上海的“国际滥仔”，在松江附近抢得一艘汽船后直驶苏州，向太平军投效。

太平军收了他的骨干，但并不将他重用。两个多月以后，白齐文与三十二名洋兵回到上海租界。美国领事将他逮捕，押解出境(送到日本)，藉以保护他，免得他遭受清方官吏与人民的捕捉。

次年五月，南京城破以前不久，白齐文从日本潜回中国，在宁波登岸，步行到内地(可能是湖州)，再度参加太平军，直至在福建漳州被俘为止。美国领事根据领事裁判权，要求清方将他交出。清方说，他在被押解由漳州北上之时中途落水而死。(传说，是清军把他推到河里淹死的。)

常胜军的司令一职，戈登在1863年3月底正式接任。

戈登与华尔、白齐文不同：他不是冒险家，而是正规军官，在英国陆军中已经官至少校。他的年纪也很轻．出生于1833年，这时候才三十一岁。

他旗开得胜，在阳历4月初，便会同清军解了常熟之围。清廷赏他一个总兵头衔。

他又进一步，在阳历5月1日(阴历三月十四日)打下太仓。太仓的太平军守军原有一万之多，以前浩伦德打它不下，最近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也试过一次，结果全军(三千人)覆没。

戈登的次一表现，是昆山之役。昆山为苏州、上海之间的重镇，四面是平地与湖沼，城区是突出的二百英尺以上的高地。太平军在昆山有军械库，也有炼铁厂，守军八千人皆是百战精兵，而外围又有谭绍光作为呼应。

程学启由东边攻昆山，反被太平军围住。戈登带了常胜军救他出围，叫程学启于出围以后继续攻城。戈登自己乘武装汽船，于阳历5月31日占领苏、昆之间的某镇，切断太平军的退路。次日，太平军弃昆山而走，八千人死了四五千，被俘两千。　他把常胜军的总部由松江移到昆山。军中有人抗命，他枪毙为首的一人，下令全体官兵愿留者留，愿去者去。结果，在三千九百名之中，愿去者是大多数，愿留者仅有一千七百人。

戈登颇有办法。他把新俘的太平军二千人编入常胜军中，常胜军的作战能力反而因此提高。

清方在取得昆山以后，次一目标是苏州。李鸿章决定，自己由北边(常熟)去打，叫程学启由东边(昆山)去打，常胜军绕到南边，先取吴江，再由吴江去打。

戈登于是带了两千二百名兵士、两艘武装汽船，在同治二年六月初十日出发，于十四日占领吴江。

到了八月中旬，他会同法国军官所指挥的“常捷军”(英文书籍中称为“中法混合部队”Franco-Chinese Contingent)，占领苏州南门外的八达桥，离开城区仅有五六华里。不久，他进占西郊与北部的几个据点，与李鸿章会师，合围。

围到十月二十四日，城内的太平军将领于纳王郜云官的主谋之下，杀了主帅慕王谭绍光，开城出降。

事前，在郜云官等人与程学启秘密洽降之时，戈登曾经参加，作为保证人，保证清方不杀降兵、降将。

事后，程学启于引了纳王郜云官等人拜见李鸿章以后，将纳王郜云官、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以及四个将军、两千多兵士，一概斩首。

戈登认为“杀降”是背信的不义之举，十分愤怒。他想杀李鸿章，想进攻程学启，想夺了苏州，交还给太平军。

经人调停，李鸿章亲自哭祭了郜云官等人一次，戈登才勉强离开苏州，退到昆山，仍坚持李鸿章必须引咎辞去江苏巡抚之职。上海租界及英国的舆论均对戈登同情，美，法两国的舆论也是如此。

结果，常胜军不再由李鸿章节制，而改由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布朗节制。常胜军的任务，也改为限于保卫上海、苏州两地。英国公使布鲁斯通知恭亲王，请准许戈登以后不再与李鸿章有文字上的来往。

李鸿章知道事情闹大，不敢再对戈登下命令，却仍旧照常发给薪饷与给养，并且特拨两万两专款照料常胜军的伤兵。

清廷为了酬庸戈登，赏他一万两银子与一品顶戴。戈登虽则始终不收这一万两银子，始终只肯自称为“英军工兵少校”，但也气平了些。

过了几个月，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替李鸿章作说客，才说动了戈登，重新在李鸿章的指挥之下对太平军作战。

这时候，无锡已被太平军放弃。戈登率领常胜军先到无锡，由无锡攻打宜兴，在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打下。八天以后，又打下溧阳，与曾国荃会师。

其后，戈登连打金坛三次均未得手，死了着干兵，本人腿部受伤。

三月间，戈登会同清军围攻浒墅关，逐走守关的太平军两三万，杀了其中的三千人左右。

最后，在四月初六日，他又会同清军，打下太平军的重镇常州。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虽则常胜军本身也死了五十，伤了二百七十九。

这时候，英国政府的训令已经来到，升戈登为工兵中校，命令他与其他的英籍军官一齐脱离常胜军。因此，李鸿章也就下令将常胜军解散。戈登后来在英军中，积功升至中将，官居英埃苏丹大总督，在光绪十年对当地人作战中阵亡。

八七、太平天国残局

李鸿章拿下常州、解散常胜军以后，清廷叫他率领淮军，帮助曾国荃去打南京。他一再藉故拖延不去，原因是他很懂政治，不愿意分曾国荃的功。

曾国荃这时候屯兵南京城下已经超过两年，并无进展。倘若没有李鸿章用常胜军与淮军把松江、苏州、常州三府次第“克复”，左宗棠在浙江把浙东、浙西慢慢地剜空(仅余潮州一城)，鲍超把皖南与南京外围的几个重镇，如青阳、石埭、太平、句容、金坛等一一占领，曾国荃是一辈子也奈何不了南京的。

曾国荃的另一助手，是洪秀全。洪秀全始终对李秀成不肯信任。李秀成用闪电战术消灭了和春与张国梁，取得了苏、常、松、杭四府以及浙东的富庶之区，差不多中兴了太平天国，而洪秀全却把李秀成硬留在南京城内，不许他出京有所施展。其后，苏州吃紧，李秀成花了七八万两银子贿赂洪仁发、洪仁达，才获得出京的“路条”，然而为时已晚，郜云官等叛志已决。李秀成又只得仓猝离开苏州而回，丢了苏州，也丢了常州。

常州丢了以后，李秀成劝洪秀全放弃南京，全军西上，由安徽取江西、湖北，再占上流。洪秀全不理。

再过一个月，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二十七日，洪秀全便完全丧失斗志，服毒自杀。

洪秀全死后，李秀成扶立他的儿子洪福(旧作洪福瑱，瑱字是玉玺上真主两字的合写，而主字又被误读为王字)。洪福的年纪才有十六岁，倒颇知好歹，一切听由李秀成主持。

洪仁发与洪仁达的势力，也衰了下去。较识大体的洪仁玕，成为最重要的皇亲。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堂弟，参加拜上帝会甚早，到过香港，传说也到过美国。

曾国荃在五月三十日占领龙膊子山的“地保城”，完成了对南京的包围，使得李秀成虽想冲出南京，已不可能。

城内的粮食早就不够。这时候，清方彭玉麟的水军把长江江面控制得极紧，使得“粒米不能入城”。

在如此情形之下，李秀成依然守了十五天，到六月十六日南京才被清军攻破。

城破的前夕，李秀成还率领几百名敢死队出城攻击清军所掘地道的洞口。精军掘地道，埋炸药，炸毁城墙的一段，前后已有多次。每次均被李秀成挡住，或是被李秀成用“反地道”将地道穿破。

这一次，清军所掘的地道特别长，所用的炸药也特别多(三万斤以上)，炸毁的城墙有二十几丈。而且，这一次，五万名左右的清军全体出动，一齐冲进了城。

城内十几万太平天国军民，已经饥饿疲劳没有作战能力，然而仍然抵抗到底(传说没有一个愿降)。

清军关了城门，大杀三日三夜。但是，李秀成与洪福依然冲出了城。

李秀成保护洪福出城，把好马让给洪福，自己骑了一匹坏马。结果，洪福得以逃去，自己却在孝陵卫附近被清军追上捉住。

曾国藩亲自讯问李秀成一次，又叫属僚讯问。李秀成站在囚笼内自写口供，写了十天，写出六七万字。这一篇供词，包含许多宝贵的史实，堪称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史料。可惜曾国藩把原稿藏了起来(存在家里)，只抄了一份送到北京，而且改了若干与湘军军情不相符合的字眼，删了末尾的“败亡十误”与“招降十要”。

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日李秀成写完供词以后，就把李秀成“凌迟处死”，“免致疏虞，以贻后患”。

洪福在与李秀成分手以后，遇到堵王黄文金的部队，被迎至潮州。湖州在七月间被清军攻破，黄文金在南走昌化之时战死，洪福于是在昭王黄文英(黄文金的弟弟)保护之下，再逃到淳安，三逃到了江西广信(上饶)，四逃到了石城县黄谷涧，终于被捉，押解到南昌凌迟处死。

太平军的残余武力，要到了同治四年年底才被清军完全消灭。其中最重要的三支，是扶王陈得才，侍王李世贤及康王汪海洋所统率的部队。

扶王陈得才，是英王陈玉成的部下。他在英王失败以前，于同治元年正月会合遵王赖文光，由皖北的颍州(阜阳)进入豫南，围新蔡，攻南阳；又由豫西进入陕南，破了山阳、华阴；回师豫西，攻阌【wen】乡，围灵宝，大败清军于新安，再度进攻南阳，不成，西占紫荆关、南入湖北，攻枣阳、随州、京山，被清军败于襄樊；由襄阳北入桐柏、唐县、新野、邓州；经鄂北转入陕南，连破兴安(安康)、汉中、城固。这时候，是同治二年十月。

次年的春天，陈得才听说南京危急，决心放弃陕南地盘，回军东下。他回军到湖北，被清军名将(蒙古入)僧格林沁打败。此后，他就处于劣势，被僧格林沁追逼得喘不过气来。

南京城破，陈得才队伍的军心大受影响，三个月以后，有十一万多兵于部将马融和的主动之下，背叛他投降清方，他只好自杀。另一部将，启王梁成富于次年五月在甘肃阶州战败被擒。赖文光则继续以所谓“东捻”首领的地位，奋斗下去。

侍王李世贤于南京城破以前，率领若干万军民由浙江去江西夺粮，如入无人之境。江西有很多县被他占领。

南京城破以后，清军将主力移来江西，把他打走。他走入福建，于同治三年九月间占领漳州(龙溪)。两个月后，他在漳州大胜来攻的清军。

被侍王李世贤打败的清军将领，是福建提督林文察。这林文察不是李世贤的对手。

左宗棠这时已由杭州赶来福州，就任闽浙总督。左宗棠与李世贤斗了几个月，打不下漳州；最后，向李鸿章借了淮军的洋枪队五千名(由郭松林率领，郭松林本人是湖南湘潭人)，才在同治四年四月底与五月初击溃李世贤。

李世贤在六月间退出福建，走到广东镇平(蕉岭)，依附康王汪海洋。不久，他与汪海洋处得不好，被汪海洋杀害。

康王汪海洋，也是奉了李秀成之命，于南京城破以前去江西夺粮的。李世贤是从浙西进军，汪海洋是从皖南进军。

汪海洋先占了赣北的德兴，次占赣东中部的新城(黎川)，其后占了赣东南部的瑞金，由瑞金进入福建，在汀州(长汀)停留了三个月，于同治四年二月被左宗棠的部下刘典、王德榜打败，向南一退上杭，再退永定，三退大埔。

在大埔，他被广东清军挡住，回攻永定，不利，再攻上杭，又不利，西走武平。

左宗棠的另一部下高连陞，负责对汪海洋穷追，追到武平，汪海洋却突然转向，冲进广东，占领镇平(蕉岭)，又占领平远、兴宁。这时候，是同治四年四月，离开放弃汀州才有两个月。

在兴宁，出乎汪海洋意料之外，清军最勇悍的霆字军(鲍超旧部)有十八营自动向汪海洋请求加入太平军。他们先已在湖北武昌金口镇闹饷哗变，穿过湖南不远千里而来，于同治四年五月底到达兴宁，与汪海洋会合在一起。(幕后的策动者是天地会。)

三个月以后，汪海洋失掉兴宁与镇平，退守平远。左宗棠亲自由福建来广东对他作战。汪海洋于是退到赣南，打定南，又打信丰，不利，再回广东，于十月间占领嘉应州(梅县)。左宗棠把鲍超本人请来帮忙。

又过了两个月，汪海洋在作战之时负伤，伤重而死，残部由偕王谭体元统率。

谭体元在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放弃嘉应州，遭鲍超拦击，战了两天，死了一万六千多人。剩下的尚有五六万人，全数降清。谭体元与七百三十四名太平军军官一齐被俘，斩首。

自从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一共有十五个年头的历史，攻占过六七十个城市，穿过了当时十八个省份之中的十六个，兵力于极盛之时超过一百万。

八八、略论咸丰

清方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是曾国藩。倘若没有曾国藩，太平军可能把苏、浙、皖、赣几省长期占领下去。

重用曾国藩，赋予他以节制四省全权的，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

然而，最先肯用曾国藩的却是咸丰。咸丰这个人，够不上称为圣主，也不配称为贤君，但是在位十一年，是一个中等的皇帝，比崇祯好，而且好得很多。

祟祯的私生活颇为严肃，咸丰是好色之徒。然而崇祯多疑轻杀，咸丰则不疑不杀。作为一个皇帝，好色只是小毛病，多疑轻杀便是绝症。

咸丰即位之时(道光三十年)，年纪仅有二十。洪秀全在当时，是三十八岁。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咸丰与洪秀全两人之间的拳赛。一个二十岁的孩子，与三十八岁的成年人比武，不是容易的事。

咸丰有庞大的领上，众多的人口，比较丰富的兵力与财力，诚然占很大便宜。但是，一切需要他决定，决定稍有错误，就一定逃避不了后果。他生长深宫，毫无行政经验与作战经验，面临太平军这样的巨敌，委实难以应付。

帮手，他有，却太多。满朝的文武，各省的总督、巡抚、市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提督、总兵、副将、参将，都是他的帮手。在这些人之中，谁好？谁不好？谁可靠？谁不可靠？

倘若是汉朝初年，问题就很简单。当皇帝的只消物色一个好丞相，把所有的噜苏事付托给他，自己垂拱而治。

清朝自从雍正以来不仅没有丞相，而且连沿袭自明朝的内阁制度也名存实亡。全部政务，尤其是军事，要皇帝自己处理。所谓军机大臣，实际上仅是侍候皇帝的秘书而已。

太平军初起之时，咸丰只晓得起用林则徐。他记得，当他八九岁的时候，林则徐对付英国人颇有办法。无奈现在林则徐已老，到不了广西，就在中途病死。

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穆彰阿告诉过他，说：“不知道林则徐能不能去呢？”当时，他很气，认为穆彰阿始终与林则徐为敌，是甘心媚外的卖国贼，就把穆彰阿革去本兼各职，永不叙用。同时，也惩办经手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说耆英是“无耻无能”。

林则徐既死，咸丰想到了李星沅。这李星沅在云贵总督任上，平定过小规模的回民起义；又在两江总督任上，捕捉过若干私盐贩子。

然而，李星沅当钦差大臣却不够料，指挥不动巡抚周天爵与提督向荣，化除不了周、向二人之间的意见，打不下太平军。

咸丰因此又就近在军机大臣之中，选出了蒙古人赛尚阿，赛尚阿训练京城新设的“枪队”成绩不坏。

其实，赛尚阿的本事，只不过是训练“枪队”，使得枪队在阅兵典礼中步伐整齐而已。他虽则有蒙古血统，却极怕打仗，也从来不曾打过一仗，如何可以当统帅呢？

咸丰先叫赛尚阿扼守湖南；其后同说李星沅病死，叫他进军广西。他进了广西，只敢住在省城桂林，离开战场(永安州)很远。过了一些时候，因为咸丰逼他逼得紧，他才硬着头皮，到永安州“督师”，却又不听乌兰泰的忠告，任由向荣在永安州外围留下一个缺口，结果是大局糜烂到几乎不可收抬。

向荣已有应死之罪，总算比太平军抢先一步赶到桂林，把桂林保全下来，功罪勉强可以相抵。太平军冲进湖南以后，这向荣又竟然能够尾追太平军直到长沙，间接帮助了骆秉章等人守住长沙。咸丰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赛尚阿的人，于是又看中了向荣，叫他当钦差大臣。

向荣当一个提督材料尚嫌不够，当起总绾全局的钦差大臣来，可谓笑话。向荣的一套伎俩，只是尾追二字：由广西追到湖南，追到湖北，追到南京。到了南京，在孝陵卫扎下“江南大营”，对太平军采取监视态度，不敢进攻。

咸丰在咸丰二年于向荣之外加设一个钦差大臣，扼守河南。人选呢，他想起了琦善。怎么会想起这么一个人来呢?大概是于追怀林则徐之余而联想到的罢。琦善与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先后充任过钦差大臣(虽则两人的作风迥不相同)。

琦善的唯一资格，也就是当过钦差大臣而已。论军事知识与胆量，他不仅比不了向荣，也比不了赛尚阿。他在河南，坐视武汉被太平军占领而不去救；到了江苏，扎一个“江北大营”于扬州郊外的宝塔山及司徒庙，静候太平军放弃扬州而奏报克服扬州，静候太平军放弃仪征而奏报克服仪征。静候到咸丰四年秋天，寿终。

我们很难责备咸丰，说他无知人之明。他接触不到人才，如何去知？他自己不是人才，即使接触到了人才，也知不了。

在了解咸丰以后，我们反而不能不欣赏他之优容曾国藩了。曾国藩以一个丁忧的侍郎，奉命帮办团练，在家乡招兵买马，形成一大势力。祁雋藻告诉咸丰，说：“曾国藩虽则当过侍郎，现在只是一个平民；以平民的身份而能有如此的号召力，不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很动容，但仍旧让曾国藩继续放手做下去，一直做到变成力量最大的统兵官，把清朝的命运掌握在手。

咸丰对于江忠源、骆秉章、胡林翼几个他素未谋面的人，也颇能深信不疑，一心倚畀。诚然这几人之忠于清朝，有事实上的表现，咸丰应该相信他们。然而当皇帝的，也有听谗言的机会与提防忠臣的特权。咸丰对江忠源等人始终如一，在一般皇帝之中不能不算是差强人意的了。

而且，他不杀赛尚阿，甚至不杀一再弃城逃往上海租界的何桂清(何桂清于咸丰死后被斩)，这的确是太软了一点，却也有安定“官心”的好处。

八九、曾国藩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字涤生，原字子城。有人说他原“名”子城．考中了翰林以后才改名国藩，这怕不确。他的弟弟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妹妹国惠、国芝，都是生在他中翰林以前，显然他这一辈是“国”字辈。而且“子城”的“城”字与“国藩”的“藩”字颇能配合，名曰国藩而字曰子城，最恰当不过。

他改字涤生，另有一段经过。传说他年轻之时，遭遇了一件甚不愉快的事，愤而自杀未死。罗泽南(罗山)劝他不必过于自疚，不妨取“涤生”二字为号，时加警惕。君子不患无过，患不能改。

罗泽南比他年长四岁，学问很好，研究张载、周敦颐、朱熹的著作均有心得，是一位言行相符的理学家；也写了好几部书(《西铭讲义》、《太极衍义》、《小学韵语》，等等)。

罗泽南对曾国藩颇为爱护，曾对罗也极敬重，两人的关系可说是在师友之间。曾氏一生在修养上居敬主诚，宗程、朱而不宗陆、王，大半是受了罗氏的影响。

曾发达得早，在二十三岁中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二十八岁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罗呢，满了三十，才中秀才；满了四十，才中举人。到了[咸丰三年]四十七岁，率领“湘勇”打仗，才开始有所表现。

湘勇创办以前，已有所谓“楚勇”，也是湖南人的武装结合。楚勇的首领江忠源曾经在家乡办团练，活捉了当地天地会的领袖雷再浩，其后到浙江秀水当知县，于咸丰元年丁忧回家，奉钦差大臣赛尚阿征调，招募了五百名老百姓，称为楚勇，带往广西。 存，“西，江忠源与乌兰泰很能合作，与向荣却合不来。他和乌兰泰见解相同，认为既围永安，不该缺上一角，赛尚阿不听，江忠源一气，回家。

回家以后，听说太平军果然突围，桂林危急，他又募了一些楚勇再来广西，想帮帮乌兰泰的忙。他到达广西之时，乌兰泰已死，全州无可守御，便伏兵在全州北边的蓑衣渡，打了一个胜仗。 其后，他赶到长沙，与太平军战于南门，又在天心阁筑一堡垒。长沙之能够保全，他的功劳不小。

再其后，他又赶到南昌，入城坚守。守了九十几天，太平军无可奈何。这时候，咸丰四年六月至八月，罗泽南带领两千湘勇，以及原驻镇篁(凤凰)的绿营兵到南昌来解围。南昌之能够保全，一半是江忠源守得好，一半也是罗泽南及其麾下当军官的“诸生”肯拼命。

所谓诸生，是若干知识青年，其中有些是罗泽南的弟子，有些不是。

在罗泽南的弟子之中，以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为最有能力。续宾其后于咸丰七年四月攻下九江，咸丰八年十月战死于三河。续宜在九年六七月间会同刘长佑战石达开于宝庆，解了宝庆之围；又在咸丰十年及十一年，帮助曾周荃攻叶芸来于安庆，阻挡了陈玉成的援兵；于同治二年病死，死时四十一岁。

江忠源在守好南昌以后，率领楚勇去守庐州(合肥)，也是比太平军早到一步。可惜他此次所带的楚勇太步，只有一千人不足，而清军其他部队远屯四十里外，坐视不救。结果，庐州被陈玉成拿下，江忠源投水而死，死的时候也仅有四十二岁。(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罗泽南于咸丰六年三月进攻武昌之时中弹阵亡，年纪也只是五十而已(他比江忠源长五岁，比李续宜长十六岁)。

曾国藩却是一个命大的人，活到六十二岁，功成业就寿终正寝(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

他在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以前，官运已经不错。由翰林而侍读、侍讲、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其后升署左侍郎)，又兼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六部之中，他兼了五部，只有户部的侍郎他还不曾兼掌。在这期间，他也先后担任过四川与江西的正考官(主考)。

朝廷之中，穆彰阿是他的恩师(会试之时的主考)，大学士倭仁是他的前辈。

倭仁是蒙古人，生长河南开封，翰林出身，服膺程、朱，作过咸丰的老师(詹事)，历任大理寺卿、翰林院掌院学士、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居官持正不阿，是有清一代的名臣。倭仁对曾国藩甚为器重，常与曾国藩讲求性理之学。

恩师与前辈以外，曾国藩另有几位益友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等等。这几人都是程、朱一派的理学家。李棠阶后来在晚年当了军机大臣。

和曾国藩交往最密切的，是郭嵩焘。郭是湘阴人，于道光十七年在长沙与曾相识；于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点了翰林，又在京城与曾异地相逢。

郭为人鲠直而具有卓见，在官场中落落寡合。虽则其后也当了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与出使英国大臣，但失意的时候多，得意的时候少。

曾最了解他，与他交谊极厚，并且结为儿女亲家。郭与左宗棠是小同乡，也是亲家，到过浙江，帮左宗棠的忙，却与左不甚相得。曾写了几首诗安慰他，其中有两首是：“一病多劳勤护惜，嗟君此别太匆匆。二三知己天涯隔，强半光阴道路中......宦海情怀蝉翼薄，离人心绪茧丝用。更怜吴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半夜阑。”

另一次，曾接到郭的诗，和了六首。其中有四句是：“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这诗中的刘子，是刘蓉，字孟容，湘乡人。

曾国藩自幼与刘蓉为道义之交，其后连中高科，誉满京华，心中所念念不忘的，仍是蛰居故乡的这位刘子：“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所愧偷太仓，无异哀穷乞。羡君老岩阿，闲味甘于蜜。”

刘蓉的才干，在曾国藩看来是很高的：“我思竟何处，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卧龙不等待曾国藩去访捉，已在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被湘乡县的县知事请了出来，协助罗泽南创办本县的团练。这团练在名义上是由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以大绅士的资格出面主持。

不久，曾国藩因奔丧而回家；回家以后，奉到咸丰皇帝的谕旨，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全省的团练。曾国藩本不想担负这一份责任，准备上一个“疏”(奏折)恳辞。郭嵩焘却走了来，劝他勉为其难，说武汉已被太平军占了，湖南处境日危。他这才决心去长沙就任。这时候已经是咸丰二年十二月的下旬

九〇、编练湘勇

罗泽南所练的湘勇三营，先期调来长沙。江忠源的楚勇，大部分跟江忠源去了湖北、江西，但也有一部分留在长沙。曾国藩除了叫人在湘乡继续招募若干湘勇以外，又叫人在辰州招了一些“辰勇”，在宝庆招了一些“宝勇”。其后，所有的这些勇，均统名为“湘军”，而“湘军”的“湘”字不再是“湘乡”的缩写，而是“湘省”的缩写了。

曾国藩任事不到半年，在种种方面均显出毕竟不凡。练兵、带兵，他原是十足的外行。他只凭一股热忱与得自读书和修养的一套“明理”的工夫，结果把军事办得井井有条。

首先，他替湘军定下编制，以营为作战单位，每营营官一人，兵士三百六十人，长夫一百四十人，其后扩充为官兵五百零五人，长夫一百八十人，分为四哨，哨有哨官，哨下有什，什设什长。 兵士的步器以刀矛为主，但也有小枪、抬枪、劈山炮。每营有刀矛十九队、小枪九队、抬枪八队、劈山炮两队，共计三十八队，各队的人数不等。

所谓长夫，是辎重兵兼工兵，在行军的时候担任搬运，在扎营的时候担任掘壕、筑墙。壕有多深、多阔，墙有多高、多厚；壕有几道，离墙若干尺，等等，曾国藩均一一加以规定。行军的行列次序．每天行若干里，几时出发，几时停止，几时掘壕、筑墙，几时造饭、吃饭，曾国藩也立下“章程”，叫大家遵守。

他所最注重的是操练。操练的内容，包括个别的步技与团体的摆阵。他认为兵士必须步技好，作战才能勇敢。他研究了自古以来的种种阵法与太平军惯用的几种阵法，然后创造出自己的阵法来，叫大家练习。曾国藩很参考了一些兵书，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王錱的《练勇刍言》，曾也颇加重视。

九一、抑制王錱【zhen】

王錱是罗洋南的学生，中过秀才，传说他是在湘乡首先建议办团练的人。在最先成立的三营之中，他是左营的营官，罗泽南是中营的营官，另一个邹寿璘是右营的营官。

王錱确是一个将才，驭下极严，严而有恩，兵士滥取民间

物立斩，军官执行命令而超过时限也斩。官兵的大部分薪饷与赏金，由部队径送官兵的家，不许官兵把银钱随身携带太多，多到十两以上的斩。

王錱在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牛刀小试。奉了曾国藩与署理巡抚潘铎之命，带领三百名湘勇去耒阳、衡山一带，镇压当地的农民武装与来自两广交界的会党。三个月以后，他从江西来的会党手中夺回桂东县县城。

其后，他把部队扩充到三千人，直接向复任逃抚的骆秉章请饷、请械。曾国藩认为，第一，他收兵太滥；第二，他不该向巡抚请饷、请械，因为湘勇是民间的组织，饷械的来源是民间的捐款，倘若向巡抚请饷、请械，就要丧失湘勇的民间性。王錱的看法与曾国藩不同。王决心去湖北，抵抗由南京西上的太平军，援救南昌，因此不得不赶紧扩充部队到三千人，也不得不向巡抚请饷、请械。事实上，南昌已有罗泽南率领两千湘勇与若干绿营兵去援救了。曾国藩始终认为王錱只能留在湖南，不够资格出省御敌。

曾、王二人从此便有了意见。骆秉章居中调停，把王錱的兵力减为二千四百人，留在湖南。

九二、靖港之败与湘潭之胜

这时候，曾国藩因为与湖南提督鲍起豹处得不好，把团防局移到衡州(衡阳)，在衡州集合了来自各地的乡勇，编成陆师十三营、水师十营，加上长夫等，共有一万七千多人，积极操练、装备，凑齐了洋炮三百二十尊、土炮一百多尊、长龙船五十艘、快蟹船四十艘、钓钩船一百二十艘、三板船一百五十艘、辎重船一百多艘以及四万斤盐、三万斤油、一万二千石米、一万八千石煤。 太平军攻不下南昌，却在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十五日打下黄州(湖北黄冈)，乘胜溯江而上占了岳州(岳阳)、湘阴。曾国藩由衡州北上迎战，太平军小挫，丢掉湘阴、岳州。

攻进岳州的前锋将领不是别人，正是王錱。王继续向湖北挺进，在三月初七日与太平军战于蒲圻县的羊楼司，因众寡不敌，次日退至岳州，被太平军追及。岳州与湘阴重新入于太平军之手。

太平军一面聚集很多船只与兵士在湘阴之南(长沙之北)的靖港，一面袭取靖港西南的宁乡县，由宁乡进占长沙西南的湘潭，在湘潭获得民船顺湘江而北，对长沙采取南北夹攻的态势。

曾国藩十分焦急，一面派塔齐布、褚汝航等人去湘潭，一面亲自率领水师到靖港与太平军死拼。从三月二十四日拼到四月初二日，大败。曾国藩本人跳水自杀，被左右的人捞起。

同时候，塔齐布、褚汝航等人却在南路获胜，收复了湘潭。

靖港之败，是由于：(一)水师主力已被调赴湘江上流、湘潭前线；(二)西南风忽然大起，曾国藩的四十艘兵船被吹到太平军射程以内，官兵控制不住。

湘潭之胜，是由于：(一)于四月初一、初二褚汝航的水师与塔齐布的陆师业已连胜二日；(二)初四日北风大起，彭玉麟与杨载福(岳斌)因风纵火，烧毁太平军船只六七百只。于是初五日卯刻(早晨五六点钟)，江忠淑(江忠源的弟弟)率领了几十个楚勇乘虚爬上湘潭城墙，开了城门迎进塔齐布所率领的兵(正规军)与勇(湘勇)，杀了二百名左右“长发”(太平军老兄弟)与“短发”(太平军新兄弟)，俘虏了六十几名．其中有一个“自称五军统领正元帅罗，口音似广东人，问其名坚不吐实，桀骜万状，当即斩决。”

王錱在四月初五这天，追太平军至云湖桥，杀四十二名。第二天，他又设伏于鲁家坝，杀太平军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 事后，曾国藩分别保举塔齐布、周凤山、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江忠淑。

塔齐布是满洲正黄旗人，火器营鸟枪护军出身，当过道光的三等侍卫，分发在湖南巡抚的抚标(绿营)，官居守备，助守长沙有功，升至参将。曾国藩办团练，把他调到自己身边，算是湘军军官之中的唯一军事专家，也差不多是唯一的满洲人。在王錱挺进湖北之时，塔齐布攻下通城，曾国藩保他升充副将。现在，曾国藩保他加总兵衔。咸丰接到奏折，予以照准，并且免了湖南提督鲍起豹之职，任命塔齐布署理提督。不久实授。

咸丰命令曾国藩乘胜北进，令曾国藩啼笑皆非，一万七千人已打得只剩下四千左右，如何北进得了。但是，武昌在这一年(咸丰四年)六月初二日失守(这是太平军占领武昌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第三次是在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

九三、夺回武昌

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得鼓起勇气，带领增募的水勇、陆勇，邀约罗泽南从江西带回来的“老湘勇”与胡林翼从贵州带来的“黔勇”，江忠淑所统率的“楚勇”(湖南新宁一带的勇)，李孟群带来的一千名广西水劳，陈辉龙带来的四百名广东水勇，分三路北进。

中路以水师为主，由褚汝航统率，辅以塔齐布的陆师，在七月初一日攻下岳州。太平军韦俊、曾天养等将领，屡次反攻，均被曾军击败。曾军在闰七月初二日进克城陵矶，杀死黄天养。但曾军的褚汝航与陈辉龙，也在此时先后阵亡。

左路由胡林翼指挥，占领常德。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翰林出身，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贵东道，办团练颇有成绩，被调到湖北，又调到湖南，在肃清湖南安化后，升为四川按察使，未及到任，改湖北按察使。

右路由江忠淑指挥，无甚进展，但右路的目标崇阳仍被中路曾军攻下。中路在攻下祟阳以后，一口气进占咸宁，咸宁是武昌的南边邻县。

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分攻武昌外围的花园与洪山：罗攻花园，塔齐布攻洪山。同时候，新任两湖总督杨霈，亦已率兵威胁汉阳(前任两湖总督吴文镕于黄州失守之时自杀)。

花园与洪山果然被罗、塔二人攻下，太平军于八月二十三日撤出武昌、汉阳二城。(这是太平军的第二次撤出武汉；第一次是在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第三次是在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曾国藩飞奏清廷，咸丰赏他二品顶戴，任他为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辞谢了一次，咸丰命令他以兵部侍郎的名义，继续督师攻取九江安庆。湖北巡抚的职务，此交陶恩培担任。

九四、冲过田家镇

为了打九江，曾国藩必须冲破太平军在田家镇所设的封锁线，这封锁线是横隔长江的两道铁索，两岸均有太平军的重兵驻守。

曾国藩又定计分兵三路，以湖北提督桂明指挥北路，进攻蕲州(蕲春)、广济；以塔齐布指挥南路，进攻大冶、兴国(阳新)；他自己统率水师，作为中路。到了九月间，曾国藩下令开始进攻。南路节节胜利，塔齐布在二十一日攻下了大冶，罗泽南在同一天攻下兴国。兴国东乡的半壁山，与北岸田家镇遥遥相对，太平军守御甚坚，仍被罗洋南于十月初四日攻下。北路指挥桂明，是一个畏战的庸人，因此毫无进展，蕲州、广济仍在太平军手中。太平军而且在九月二十九日出动水师溯江而上，利用东风火攻曾国藩的水师，幸亏一面有彭玉麟、杨载福抵住，一面又有鲍超由湋源口抄到太平军水师的后路，将它包住首尾，获得小胜。小胜后，不攻陈玉成、曾凤传所守的蕲州，更不攻秦日纲所守的田家镇，而小心翼翼地占领长江北岸的沿岸、距离田家镇九里“见峰嘴”为止。

然后，杨、彭二人、将水师分成四队：第四队留守；第三队事后追击，扩宽战果；第二队作战；第一队准备好镕铁炉、钢剪，大锤、大斧、专管镕毁铁索，不管作战。十一月十三日出动。同时候，南路的陆军以六千人排成长阵助威。

太平军布置了很多民船在铁索之前，铁索不仅两端(富池口与田家镇)有重兵驻守，而且扣在若干船只之上。这些船只有如浮桥，又有不少的武装木筏作为掩护，铁索之后有几千只炮船，铁索之旁，在北岸由牛肝矶至吴王庙，又有若干座营垒与成千的炮位。

交战后，杨、彭水师的第一队很迅速地烧断了铁索，第二队击散民船，打垮炮船与武装木筏，第三队顺流而下，追击太平军三十余里，然后掉转头利用东风放火，把太平军的船烧毁了四千余号，俘获了五百余号。

田家镇被曾军占领。秦日纲在这一天(十三日)夜里四更撤走。次一天的夜里，陈玉成、曾凤传也从蕲州撤走，曾军获得全胜。

九五、打不下九江

曾国藩统率全部水师、陆军顺流而下，来打九江。他打不下九江，因为太平军名将林启荣守得很好。他去打九江东边的湖口，一时也打不下。守湖口的，是太平军另一名将赖桂英。(打到次年七月二十五日，才打下来。)

曾国藩把大部分陆军屯扎在九江之南，把水师移在鄱阳湖的尖端(湖口附近)。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水师获得小胜，焚毁了太平军几十条船，乘胜紧追追进鄱阳湖，没料到这是中了石达开的诱敌之计。结果，小船进了湖，大船被太平军的船拦截，转动不灵，被阻挡在湖的外边，仍在长江。十三天以后，大船遭遇大平军袭击，连曾国藩自己的“座船”都丢了。曾国藩大败之余，逃到陆军罗泽南部的营垒，又动了自杀的念头。他骑上马，想单骑冲入敌阵，以一死报咸丰的知遇之恩。

这时候，刘蓉在他的幕中当幕友。刘蓉与罗泽南二人苦劝一番，他这才打消了自杀之意。

九六、分兵回援武昌

又过了五天，是阴历除夕，太平军秦日纲、陈玉成等人在湖北袭击湖广总督杨霈。杨霈逃到了蕲水，再逃到汉口，三逃到德安，四逃去枣阳。湖北巡抚陶恩培苦守武昌。武昌在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易手，陶恩培战死。清延着了慌，叫曾国藩回援湖北。其实，石达开早已由安徽赶来江西，占了赣东若干城市，包括广信(上饶)、乐平、弋阳、饶州(波阳)。曾国藩正在竭力抵抗，哪能分兵或全师回援湖北呢？水师的大部分已被关进了波阳湖，又如何能够溯江而上？留在江面的大船仅有一百三十多艘，然而圣旨难以违拗，曾国藩只得忍痛在正月间叫彭玉麟率领这一百三十多艘船西援武昌，扎在金口。

分走了水师不算，陆军也要分。挨到八月间，罗泽南把弋阳、乐平、广信、饶州一一收复，曾国藩才派遣罗泽南率领五千精兵，由义宁(修水)一路指向武昌。刘蓉、李续宾、李续宜，均跟了罗泽南去。此时曾国藩的陆军，仅有一万二千人左右。去了罗泽南的五千，只剩下七千人而已，其中有三千人屯在九江城之南，其余的分布在南康(星子)及别的地力。曾国藩自从开始作战以来，所倚靠的陆军猛将仅有罗洋南与塔齐布二人。罗泽南未走以前，塔齐布已在七月十八日病死。

罗泽南进入湖北以后势如破竹，连下通城、崇阳，小败于濠头堡，大胜于蒲圻，与胡林翼会师。忽然，在咸丰十六年三月的某一天，罗泽南于雾中作战中弹，到初八日伤重不治而死。

九七、苦守南昌

太平军方面，石达开亲自乘船来到武汉，一举而从清军手中夺回武昌以南的敬城，由通城翻山进入江西义宁(修水)，于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十五日加以占领；又由义宁向南发展，在下一月初十日占领瑞州(高安)；十一日占领临江(清江)。

这时候，广东的天地会领袖葛耀明已由广东转战到湖南，由湖南转战到江西，占了吉安西边的安福，安福之北的分宜，分宜西北的万载，万载东北、瑞州西南的新昌(宜丰)。

在新昌，葛耀明与石达开会师，结合在一起。葛部并入石部，成为太平军的一支劲旅。

于是，分宜之西的袁州(宜春)与袁州之西的萍乡，也迅速入于太平军之手。安福之东的吉安，被太平军围攻，围攻到次年(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城破。

太平军续由吉安向东，占领乐安；由乐安向东北，占领宜黄、崇仁、抚州(临川)。然后，由抚州向西，进攻曾国藩的主力周凤山部于樟树镇。

周凤山部在二月十八日被击溃。

曾国藩只剩李元度一支几千人，赶紧撤离湖口，移防南昌。南昌的近郊不到十里之处，如桥头陵，都有了太平军的前锋堡垒。

南昌之所以幸免，并非曾国藩有力量抵抗，而是石达开听说南京吃紧而中途改变计划，带领大部分兵力由抚州转向东北，经由东乡、万年、乐平，进入皖南，由皖南进入南京之南，会同南京城内的杨秀清，踏毁向荣的江南大营。

留在江西继续对曾国藩作战的太平军将领是黄玉昆。

曾国藩苦守南昌，全靠内湖的水师来回接应。曾国藩诚然享有新任江西巡抚文俊等的全力支持，然而这几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旧任巡抚陈启迈一意掣曾国藩的肘，被曾国藩参劾掉。) 曾国藩却也有几个救星。第一个救星是彭玉麟。他只身由湖南小路冒险来到江西，与曾国藩会面，重领内湖水师，在五月间收复南昌之北的南康(星子)，抵住了九江的太平军，把南昌稳住。

曾国藩的第二个救星是弟弟曾国华，他奉了胡林翼之命，从湖北带四千名湘勇前来，在六月间复新昌(宜丰)，打通了湘、鄂、赣的交通线。

第三个救星是弟弟曾国荃，他奉了骆秉章之命，从湖南带二千名湘勇来，在十一月间收复萍乡，又会同周凤山收复万载。 太平军方面，石达开是个忙人，在毁了向荣的江南大营以后，又匆匆西上武汉对胡林翼作战。胡林翼已在武昌筑了一个长围，这是石达开所十分耽心的。

石达开一面把黄玉昆从江西调到湖北去，一面叫韦昌辉由安徽进入江西，指挥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

韦昌辉在咸丰六年(1856年)五六月之交进入江西，于六月初五攻占饶州(鄱阳)，留下少数部队，率领主力转往瑞州(高安)。

在瑞州，韦昌辉被曾国华带来的刘腾鸿打败。这刘腾鸿也是湘乡人，号不中秀才，改做单帮生意，遇到溃兵行劫；他把溃兵骗进湘潭，交给县知事严办，冈此就获得巡抚骆秉章的赏识，给他五百名乡勇，叫他守岳州。其时，他当了罗泽南的部属，又作了罗洋南的学生。胡林翼也很喜欢他，派他跟随曾国华来江西。他一到江西，就拿下新昌(宜丰)、上高。

韦昌辉身经百战，竟然不是刘腾鸿的对手；打了十天，在七月初三丢掉了瑞州的南城，只剩下一个北城(瑞州有南、北二城)。

曾国藩叫刘腾鸿留在南城，负这一方而的专责。刘腾鸿筑了一道长濠，把北城围住，围到咸丰七年七月十四，终于把北城攻下。刘腾鸿在前一天中弹，这一天因伤重不治而死。

九八、丁忧回籍

这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江西，而回了湖南湘乡原籍。

他的父亲曾麟书在咸丰七年二月初四病故，他在十一日接到消息，当天启程奔丧，同时奏请咸丰皇帝准他丁忧开缺，所遗职务请以杨载福、彭玉麟二人继续办理。咸丰接到他的奏，谕令杨载福“就近统带”曾国藩的“水师兵勇”，彭玉麟“协同调度”；开缺一节免议，给假三个月治丧，“并赏银四百两，由湖南藩库给发，俾经理丧事，俟假满后再赴江西督办军务”。

闰五月，在假期将满之时，曾国藩再度奏请开缺守制。咸丰回答他：“著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赴江西督办军务，并署理兵部侍郎，以资统率。俟九江克复、江面肃清，朕必赏假，令其回籍营葬，俾得忠孝两全，毫无余憾。”

六月初六，曾国藩又上一奏，坚请开缺守制。藉此机会，他向咸丰大发牢骚，诉说几年来所受的委屈，归纳起来共有三点：(一)部队官兵皆是“募勇”，虽能奏保官阶而不能挑补正规军的实缺，以致本人在名义上是兵部侍郎，而实权不如一个提督或总兵。(二)筹饷很困难，所有的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各种项目，概须经由地方官之手，而地方官只晓得秉承他们自已的上司总督、巡抚，“臣职在军旅，与督、抚势分主客，难以呼应灵通”。(三)本人的关防，更换了几次，先是“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关防”，其后是“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再其后是“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最后是“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寄谕，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外间皆未明奉谕旨，时有讥议。关防更换既多，往往疑为伪造。”

咸丰明瞭他的处境，为了安慰他，便批准“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同时命令他“江西如有缓急，即行前赴军营，以资统率”，“此外各路军营，如有需才之处，经朕特旨派出，该侍郎不得再行凟请，致辜委任。”

九九、转败为胜

曾国藩在家守制，守到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六。

在他守制期间，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江西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离开江西之时，刘腾鸿尚在攻瑞州的北城，杨载福与李续宾尚在攻九江及其对岸的小池口。换句话说，瑞州北城、九江、小池口都仍在太平军之手。此外，抚州(临川)、临江(清江)、吉安、建昌(南城)四个府也均在太平军之手。

在他走后，各路湘军颇能各自为战，十分卖力。不仅刘腾鸿一军在七年七月攻下瑞州北城，被湖南巡抚骆秉章檄调出来的王錱，也率领“老湘营”三千人连胜太平军于吉安、宁都、新城、广昌、乐安。王錱在八月初四日病故，老湘营于王开化及张运兰指挥之下继续作战，在咸丰八年打下乐安、宜黄、崇仁、南丰等四个县，与建昌府。

建昌府是在咸丰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打下来的。

以刘长佑为首领、以新宁人为主干的“楚勇”，屯集在临江府城西南三十里的太平墟(太平市)，于咸丰七年八月击败太平军石达开部二十万人。四个月以后，十二月初八拿下临江府城。 再过四个月，咸丰八年四月二十日，在萧启江及刘坤一的指挥之下，楚勇又拿下抚州府城。(刘长佑生病，已经回了新宁。)

这咸丰八年四月，是湘军与太平军之间胜负的转捩点。因为，不仅抚州与建昌两府易手，九江府的府城也被杨载福与李续宾打了下来。日期是四月初七。

杨、李二人是曾国藩的老部下。另一位老部下彭玉麟早就在咸丰七年九月冲出波阳湖，与杨载福的“外江水师”相会合。还有一位，平江人李元度，带着他的“平勇”扼守江西东部的贵溪，也守得不错。

剩下的，只有吉安一个府城。这吉安于曾国藩东山再起之时，被曾国荃“收复”。

一〇〇、东山再起

曾国藩在湘乡荷塘都、大界里的家中守制，守到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接到骆秉章转来一道咸丰的谕旨：“著骆秉章即传旨，令该侍郎迅速赴江西，督率萧启江等星夜驰赴浙境，与周天受等各军力图扫荡。”原来，大部太平军因为在江西立不住脚，已经退人浙江，使得咸丰着了慌。

四天以后，六月初七，曾国藩由太界里启程，初九经过湘乡县城，十二日到达长沙，与骆秉章、左宗棠二人会谈，刻了一个新的关防：“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

他在长沙住了五天，于十七日乘船北上，二十四日到达武昌与胡林翼会谈，一共谈了十天十晚。

七月初三，他离开武昌；十一日，到达九江，与杨载福会谈；次日，到达湖口，与彭玉麟会谈；二十一日，到达南昌，与江西巡抚耆龄会谈；二十四日，离开南昌；八月初八，到达铅山县的河口镇。

中途，他又接到咸丰的谕旨，叫他“著即以援浙之师，由江西铅山直捣(福建)崇安，迅将闽省各匪一律扫除，毋少延误”。 十四天以后，八月二十二日，他在河口镇写信给曾国茎说：

“景德镇现尚有贼，我军为所牵制，目下尚难入闽。看来弟归(湘)不可久住，当速来帮我也。”

这时候，曾国荃刚刚攻下吉安，在准备撤兵回长沙。曾国茎在咸丰七年秋天便已接受江西巡抚耆龄的奏调，提前结束守制，到吉安外围，继周凤山之后，主持吉安的攻城战。他在当年的冬天，阻住了石达开的援兵于吉水县的三曲滩，将吉安城合围。围到八年八月，达到目的。

所谓“景德镇现尚有贼”，所指的不是别人，是杨辅清。杨辅清在咸丰七年被王錱击败，经由浙江退到福建邵武去。现在，咸丰八年八月，又由邵武回军，一口气经由泸溪(资溪)、金溪、安仁(余江)、万年、饶州(波阳)，到达景德镇，屯踞下来。

曾国藩派“老湘营”张运兰去打，打到咸丰九年五月，曾国荃由湖南家乡久住了一顿出来。到江西来帮哥哥的忙，带五千兵去加强张运兰的攻势，才在六月十五日赶走杨辅清。杨辅清向北走，经由祁门，退至徽州、宁国二府。

当杨辅清由邵武回师江西东北部之时，石达开也由福建南部的长汀回师江西的东南部，攻下瑞金；其后，占领了瑞金至南安(大庾)一带广大的赣南地区。曾国藩派萧启江率领楚勇去打，打到咸丰九年正月获胜，石达开去了湖南，在五月间开始围攻宝庆，七月间放弃宝庆，进入广西，驻扎在柳州西北的庆远(宜山)，准备由贵州进四川。

咸丰于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宝庆刚被石达开围攻之时，便下了一道谕旨，叫曾国藩“即日统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兵”“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至(于)江西景德镇之贼尚未剿平，......著曾国藩斟酌情形，咨商耆龄妥为布置，俾得迅扫贼氛，不致顾此失彼”。

曾国藩在六月初五日接到这谕旨，啼笑皆非。景德镇尚在太平军之手，如何能抽兵远去四川？曾国藩俟攻下景德镇以后遵旨西上，把大部分军队调回湖南，解宝庆之围，自己先到武昌。他向咸丰请求，不驻在夔州，而改驻宜昌。

他是在八月二十二日到达武昌的。在到达武昌之时，不但宝庆之围已解，而且四川已有骆秉章前往布置，这时并无危险。倒是安徽方面变得十分吃紧。自从英王陈玉成在咸丰八年十月大胜湘军李续宾部于庐州三河镇以来，对湖北与江西所旋的压力极大。湖广总督官文因此便上了一个奏章给咸丰，建议把曾国藩再调到东边去，赋以解决陈玉成的全权。咸丰觉得官文的意见颇有道理，于是又急急忙忙地叫曾国藩不必去宜昌，回师东向。

官文的意见本是曾国藩的意见。官文这时候对曾国藩与胡林翼二人业已言听计从，虽则在以前他根本不把这两人放在眼上。胡林翼确有一套化敌为友的功夫，而曾国藩至诚感人，关系也很大。

曾国藩在接到咸丰叫他回师东向的谕旨以后，在九月二十日写了一封详细的折子给咸丰，陈明进军方略。他说：“详考入皖形势，进兵须分四路，南则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南军驻石牌，则可与杨载福黄石矶之师联为一气；北军至六安州，则可与翁同书寿州之师联为一气。”

他又说：“臣所部不及万人......若将援湘之萧启江(楚勇)调回，则臣处可分为两支；若并将张运兰(老湘营)调回，则臣处可分为三支。一支之力，仅能会剿皖北；三支之力，则可专任皖南。”

咸丰回答他：张运兰及其老湘营已经追击石达开到了广西；只可以先把萧启江及其楚勇调回。而且，商城、六安的一路，最好依照袁甲三的建议，改由光州固始，绕到颍州(阜阳)，从后方包抄，以免对方因南边湘军大举，而大量北上，使得翁同书抵挡不住。

十月十七日，曾国藩再上一折，强调“围攻安庆”的重要。得了安庆，才可以屯驻滁县、和州，切断陈玉成与李秀成的联络，困死洪秀全。

一〇一、围攻安庆

他说，萧启江既不能来，张运兰及其官兵也需要三个月的休息。但是胡林翼与李续宜二人愿来帮忙，四路进兵的计划可以不变。

第一路，曾国藩自己负责，由九江斜对岸的宿松县，经石牌镇直捣安庆。第二路，多隆阿与鲍超负责，由太湖县，经潜山攻取桐城。第三路，胡林翼负责，由湖北的英山，经霍山，攻取舒城。第四路，李续宜负责，由河南商城，经固始攻取庐州(合肥)。 这计划开始实行之时，因石达开围攻宝庆，李续宜不得不率部回湖南。其他三路，曾国藩进驻宿松，胡林翼进驻英山，一时均无若何发展。多隆阿兴鲍超打太湖县，陈玉成率领大军来救，鲍超被围困在太湖东北的小池驿，多隆阿驻军新店不肯去救，说是怕牵动大局，其实是与鲍超闹意见，希望鲍超死。

胡林翼一面力劝多隆阿化除意见，一面调唐训方去小池驿救鲍超。同时，分了自己的兵八千，交给金国琛与余际昌，绕到潜山的天堂镇陈玉成军之后。

到了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多隆阿终于出动，攻击陈玉成在罗山冲的堡垒，鲍超也从小池驿突围，对陈玉成军夹击，金国琛与余际昌从后面分道并进。结果，杀了陈玉成军两万人，连克太湖、潜山二县。

不久，在三月初，李续宜于解了宝庆之围以后，率部前来宿松。曾国藩叫他驻扎在青草塥，帮多隆阿攻桐城。

三月底，曾国荃在家乡募了一万名新兵，开到宿松。曾国藩叫他负责进攻安庆外围的集贤关。

左宗棠一向在长沙，作骆秉章的上宾。骆秉章保驾他，作了“兵部郎中”(国防部的司长)，他在赴京的途中，绕道来见曾国藩，曾把他留下，留了二十天，天天与他“纵淡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

在曾国藩的鼓励之下，左宗棠打消赴京上任的念头，回湘阴去招募乡勇，自成一军加以训练，带到安徽宿松曾国藩的大营来。

曾国藩把留左宗棠的经过报告咸丰，力称左之为人“刚明耐苦，晓畅军机”。咸丰于是在发表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之时，也任命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把左宗棠的官职由兵部郎中升为四品京堂。

李鸿章此时已在曾国藩的幕中，虽则“劲气内敛，才堪大用”，却仍在受磨炼的阶段，未到“大用”之时。

另一位能干人李元度，以“江勇”(湖南平江的乡勇)起家，在江西身经百战，胜败参半，被曾国藩留在身边，担任营务处的职务(类似参谋长)。江勇五营，改由饶廷选带领。

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五月初三宣布，就任两江总督。就任以后，派李元度回平江，再募江勇三千人来。同时，他决定留下曾国茎负责攻安庆。自己率领九千人，移驻长江以南的祁门县。 祁门属于徽州府．西南沿着昌江与景德镇为邻，东边有山路通黟县、休宁、歙县(徽州首县)，南、北两面均是大山，南为怀王山山脉，北为黄山山脉。

祁门就形势而论，骤看是十分安全，细看却是兵家所谓“绝地”。曾国藩以为把大营驻扎在祁门，进可以东出徽州(歙县)、宁国(宣城)，攻取芜湖，威胁南京，退亦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策应安庆外围的曾国荃。他不曾料到太平军会在东面堵住他的出路，在西南面切断他的粮道。

太平军李世贤部果然就在(咸丰十年)八月间由东面攻来，一连攻下了宣城、歙县、休宁，堵住东面的出路；李秀成部又在十月中旬一度由北面穿山，占了黟县县城一天，转向休宁。又有一股来自南赣的“边钱会”武装队伍，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德兴，十一月初一日攻占婺源。

而且，在十一月初，黄文金部由某处来攻祁门东北的东流县，章下东流、建德(至德)，溯江而上进入江西，占领彭泽、都昌、浮梁、波阳。

当时的浮梁县城，位于景德镇之北。浮梁既失，祁门的粮道全被切断。

这一次，曾国藩的救星是左宗棠。左宗棠在湖南家多招足了兵，于九月十五开抵江西乐平，曾国藩叫他于必要时移驻景德镇。他见到事态严重，就大展雄才，于德兴失守以后的第六天克复德兴，婺源失守以后的第三天克复婺源。然后，回师扼守景德镇，挡住了由东流、建德南下直抵浮梁的太平军，而且克复浮梁。 差不多同时，彭玉麟拼死守住湖口，克复都昌。杨载福用水师在太平军的后面追击，也把东流、彭泽、鄱阳一一克复。

极惊险的场面，仗着有左宗棠、彭玉麟、杨载福，竟然化险为夷。

到了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建德(至德)也被鲍超克复。鲍超是在浮梁之战以后。被曾国藩由祁门抽调出来，去景德镇增援左宗棠的。

曾国藩于是采取攻势，在二月十一日攻克休宁(实际负责作战的是张运兰)。三月初二，他集中了九千兵在休宁；初四，大举进攻徽州(歙县)，不利。初十，再从休宁出发，十二日大败，损失了四营以上。

曾国藩于集中大军在休宁之时，在次日(三月初三)便已接获景德镇失守的噩耗。他本应放弃进攻歙县的计划，抽兵南下，帮助左宗棠夺回景德镇。

景德镇是在二月三日丢的。守将是皖南镇总兵陈大富，兵力有四千人，原驻建德(至德)。因为太平军李世贤部于二月中旬攻占婺源，左宗棠不得不在“甲路”、“涌山”等地对李世贤作战；景德镇需人接防，才把这陈大富从建德调了来。

陈大富于二月二十日开到，左宗棠拔营向鄱阳进发，连胜太平军于袁家湾、太园、范家村等地。太平军却在二月三十日乘虚由柳家湾冲进了景德镇，陈大富全军覆没。左宗棠被阻在金鱼桥，三面皆敌，无法援救，只能朝着乐平县的方向走。沿途，与太平军的追兵打了几仗。

左宗棠在三月十一日到达乐平，吩咐当地的团练守城，自己扎营在城外。太平军在第二天赶到。统率太平军的，是侍王李世贤本人。

第三天，三月十三日，李世贤向左宗棠进攻：“层层布阵，宽广十余里，(营队)可数者约四十余处，旗帜林立，掩映山谷”。 左宗棠命令全军，“凭壕植立，寂静无哗”，候敌人逼近，才“排枪轰击”，于是李军一浪一浪地冲来，“屡却屡前”，左军一排一排地轰去，“再接再厉”。从正午打到深夜，从深夜打到天明。 天明以后，左军采取攻势。结果是，“李军大败，李世贤改装潜遁。”

事后，据被俘的李军士兵说，李世贤在拿下景德镇之时，本已准备北取祁门，中途改变计划，移军南向，对左宗棠追击。

曾国藩总算又逃了一关。他不敢再贪恋祁门的“安全”，于三月二十六日拨营，移驻东流，在四月韧一日到达。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东流在安庆的正南七八十里，在长江的东边。对岸是望江县。望江与芜湖之间的石牌，此时已在清军手中。曾国藩驻扎在东流，不仅可以与江上的水师相呼应，而且由于不必再置重兵在祁门，可以抽出鲍超的霆字营，作为流动性的游击队伍，支援各方。

原来，负责围攻安庆的曾国茎，已经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反围”。曾国荃只得于所筑(围安庆的)“长濠”的后面，加筑一道“外濠”，以保护自己的营垒。

陈玉成的总部，设在集贤关。曾国藩派鲍超会同胡林翼部下的副将成大吉，向集贤关进逼。陈玉成在四月初十放弃集贤关，退守桐城，留下四千人在集贤关外的赤冈岭。这四千人分屯在四个营垒。鲍超与成大吉打了二十几天，把这四个营垒的四千太平军官兵完全消灭。

鲍超奉调去江西，帮助左宗棠对李秀成作战。李秀成之所以进人江西，也无非是为了解救安庆之围。

李秀成在咸丰十年(1860年)，为了解救南京之围，曾经由皖南突击杭州，再回皖南突袭江南大营，获得全胜，进占常州、苏州，几乎囊括了上海。

其后他为了解救安庆之围，又进行了一次大迂回。十年十月十九日，他由栈岭隘口，穿过黄山山脉，突袭黟县，吓坏了刚驻祁门不久的曾国藩。由黟县，他移师东向，到徽州(歙县)与李世贤会面。十一月十九，他到了婺源；二十八，他到玉山。由玉山，他进入浙江，连破常山，江山；然后在咸丰十一年一月间再入江西，攻玉山，广信(上饶)，庆丰，建昌(南城)，抚州(临川)。在三四两月，他占领了祟仁、樟树镇、吉水、峡江、瑞州(高安)，分兵攻奉新、靖安、义宁(修水)。

到了五月间，他留下重兵守樟树镇与瑞州，自己进入湖北，指向武昌，打下了兴国(阳新)、大冶，分兵进攻通山、崇阳。

湖北巡抚胡林翼原已率兵出境，帮曾国藩打安庆，这时候只得带了精锐的成大吉一军回来湖北。

李秀成于是又突然掉转方向，再到江西，沿途招引了“新兄弟”二三十万人之多，也接应了由广西转回江西的石达开旧部汪海洋、朱衣点等的部队一二十万，声势十分浩大。

清方的江西巡抚是毓科。此人的前任是耆龄，耆龄的前任是文俊，文俊的前任是那位被曾国藩参掉的陈启迈。毓科不会打仗，也没有什么好兵，除了左宗棠的七千人以外。

所好，曾国藩已在四月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保卫江西可说也是曾国藩“义不容辞”的事。曾国藩虽一心想先把安庆攻下，却不得不先后忍痛，让胡林翼带了成大吉回援湖北，让鲍超率领名震全国的霆字营去救江西。(结果，减轻了对安庆太平军的压力。)

这鲍超并非湖南人。他籍隶四川奉节，最初是向荣麾下的一名兵士，跟随向荣到广西打仗，败了以后来湖南，流落在长沙。其后，他入了湖南的协标(协台的标兵)，被曾国藩赏识，调在新设的水师充任“哨长”。从此，无役不从，积功升至“守备”。咸丰五年，随胡林翼“收复”武昌，升为“参将”。胡林翼派他去长沙招三千名乡勇，自成一军，称为“霆字营”(因为他的号叫做春霆)。 咸丰七年以后，他转战湖北、江西、安徽，参加了小池口、黄腊山、麻城、黄安、太湖等若干次的战役，升到绥靖镇“总兵”，加“提督衔”。他和多隆阿有意见，告假回家。曾国藩安慰他，叫他增募新勇，扩充霆字营至一万人。他果然就用了这一万人，于咸丰十年十月赶到祁门，救了曾国藩。

其后，曾国藩移驻东流，“抽出”霆字营为“游击之军”，颇得其力。十一年六月，江西受李秀成攻得紧，所以曾国藩就派他去江西。

他在七月初三日到达九江，李秀成“闻风”退出瑞州、奉新、靖安、安义。十六日，他由瑞州开向丰城；二十四日，与李秀成的主力对阵，大胜，杀了七八千人。

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死于热河承德的行宫。

二十四日，鲍超战胜李秀成于江西丰城。八月初一日，曾国荃打下安庆。

一〇二、节制四省

三天以后，鲍超再胜李秀成于抚州，解了抚州之围。李秀成无心恋战，向浙江的方面撤军。鲍超追他，追到贵溪之东的双港，又胜；最后，在二十三日，追到上饶西南铅山，大胜。

清廷在九月间发生政变。辅政的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先后被捕；慈安太后钮祜禄氏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两宫垂帘听政”；咸丰的同母弟恭亲王奕訢被封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于恭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曾国藩在十月间被“两宫皇太后”授权“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同时，左宗棠也被授权“赴浙江剿贼，调遣提镇以下官”。

浙扛这时候，大部分已为太平军所占。侍王李世贤在江西被左宗棠击败后入浙，于十一年四月攻下常山，江山，开始围攻衢州；五月攻下寿昌、金华、龙游、汤溪、严州(建德)、武义；六月攻下遂昌，松阳、永康。到了九月，李秀成在江西被鲍超击败入浙，又把浙东浙西许多县份一一占领，只剩下衢州、温州，湖州、杭州。杭州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被攻破，巡抚王有龄自杀。 清廷在十二月二十目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十天以后，加授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曾国藩定下战略：先取安徽中部，次取浙江。安徽中部的战事，分作江北，江南两路。江北由曾国荃负责，以无为州、运漕镇、巢县、含山、和州为进兵路线。江南由鲍超负责，以池州(贵池)、铜陵、荻港、鲁港、芜湖、太平府(当涂)、采石矶，为进兵路线。

江北一路的北边，有太平军的重镇庐州及其守将陈玉成。江南一路的南边，有太平军的重镇宁国府(宣城)及其守将杨辅清。这两人均不是容易对付的。两人以外，守池州的刘官方，守青阳的古隆贤，守广德的童容海，都很够瞧。

关于浙江，尽管清廷再三对他催促，曾国藩倒并不十分着急。曾国藩认为，必须鲍超先把皖南肃清，然后才能够分兵由皖南的广德与徽州，两路入浙，帮助左宗棠的由上饶玉山入浙的一路。而且，左宗棠的兵太少，必须等候蒋益澧的一支湘军由广西调来，才有采取攻势的可能。

清廷同时也催他派兵加强镇江的防务，催他派兵去救上海，打苏常二州，又要他派兵由扬州之东的所谓“里下河”一带(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拊江南之背”，渡过长江，袭取常熟、无锡，等地。

曾国藩指挥若定，颇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魄，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做。

曾国藩原已于打下安庆以后，派杨载福率领水师，会同两营陆军，取得长江南岸的池州与铜陵；又派了曾国荃指挥长江以北的陆军六千人于九月间攻克长江以北的无为州、运漕镇、东关。 曾国荃到达东关以后，奉命停止前进，分兵驻守所克城邑；其后，被派回湖南，增募乡勇。

这一年的冬天，捻党首领李昭寿在滁州受钦差大臣胜保招安，改名李世忠。李世忠于冬夏之交，替清朝攻下天长、六合、浦口、江浦，与驻防扬州的都兴阿、驻防镇江的冯子材连成一气。

清廷希望曾国藩直捣南京，曾国藩却并无动作，静候(一)鲍超一军在长江南岸的进展；(二)曾国荃把新募的乡勇训练好，带来安徽。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鲍超大胜古隆贤于池州之正东，及铜陵之东南的青阳，杀了一万三千多人，占领青阳。

曾贞干(国葆)于五天以后占领铜陵东北的繁昌，十五天以后占领繁昌东南的南陵。水师在三月二十七日占领繁昌东北的鲁港。

四月十五日，陈玉成的庐州被多隆阿攻破。陈玉成去寿州，投奔苗沛霖，被苗沛霖出卖，捆送胜保的军营，其后于押解赴京的途中被凌迟处死。

庐州之破，给曾国藩增加不少勇气。恰好，曾国荃及其新募之勇已于二月中旬来到，换出驻守各地的旧勇，大举东进。在三月二十日占领巢县、含山，二十二日占领和州。

其后，配合了黄翼升的若干水师，曾国荃越过芜湖，于四月二十日占领太平府(当涂)，五月一日占领南京正南的秣陵关。 曾贞干于是也在四月二十二进占芜湖，二十八日占领南京西南的板桥。

鲍超在六月十五日战胜杨辅清于宁国(宣城)，加以占领；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连克石埭、太平县、泾县。在此期间，他又接受童容海的投降，不战而获广德。童容海是石达开旧部，本不姓童，姓洪。这时候恢复原姓。他的部队有六万人之多。曾国藩只准他留下三千，其余一律遣散。(结果，在八月底闹了一个乱子，有两万人出走，投奔杨辅清；余下的四万人内讧，洪容海丢掉广德，带一万多人去宁国，投奔鲍超。鲍超仍旧依照曾国藩的前令，只准他留三千人，编为五营，其余一律遣散。)

李秀成从苏州赶回南京，把曾国荃的大营包围了起来。从闰八月二十日开始，一共围了四十六天。

曾国荃守得很好，李秀成撤围而去，却派了洪春元去安徽，夺回含山、东关、巢县。

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他孤军深入，本极冒险，切不可屯兵坚城之下，蹈向荣与和春的覆辙，不妨藉着追击洪春元为名，派少数人去追，带多数人撤退到芜湖附近的金柱关，与水师保持联络。然后，转兵东向，由高淳、溧阳、以攻宜兴，叫鲍超从宁国(宣城)出发，由建平(郎溪)、广德，以攻长兴，同时分拨若干水师，驶入内河、小湖，三路并进，打到太湖边为止。

曾国荃不肯听从大哥的话。这一位“九弟”个性甚强，从不服输。他认为既已扎在南京近郊的雨花台，固守了四十六天未破，决无撤退之理。

鲍超那一边，确也并无力量对太平军采取攻势，怎能够由宁国府府城(宣城)而建平，而广德，而长兴？而且，宁国府府城之南的宁国县，巳于九月初六日失守。

来攻的太平军首领是古隆贤。此人的任务是进入江西。他在十月十九日打旌德，失败。转而向西，打太平县，于十一月初三加以占领。再转而南，穿过黟县所属的西埭镇，于初七占领祁门。三天以后，左宗棠所派的援兵开到，将他逐走。

他因此无法继续南进，转而向北，占领石埭县。休息了一些时候，转而向西。于十二月初五攻占青阳。

青阳的西边是池州，池州的西南是安庆。曾国藩这时候坐镇在安庆，慌忙调了重兵来一面防守池州，一面力争青阳，才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把青阳夺了回来，化险为夷。

曾国藩能够夺回青阳，却不能够夺回石埭与太平两县。古隆贤一直占着这两县，成为曾国藩的心腹之患。极会打仗的鲍超，虽则驻扎在宁国府(宣城)的高祖山，也对古隆贤无可奈何。

鲍超本人得了病。他军中的官兵。以及曾国荃雨花台大营的官兵，也多半得了病。什么病呢？是一种瘟疫，其起因是尸首泡在河里江里的太多，饮水之中充满有害的细菌。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离开安庆，巡视池州、芜湖以及南京雨花台的防务，于二月二十八日返抵安庆。

一〇三、攻破南京

李秀成却已选好了这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重新发动攻势。他亲自率领大批人马，于二月初一攻占南京之北、长江中心的九袱洲，初三攻占浦口，十三日再占巢县，十九日攻庐江，二十一日攻舒城，二十三日在桐城县的孔城镇，与捻军首领张宗禹(清方公文中的张总愚)及由陕回师的陈得才军之马融和部会师。

三月二十五日，李秀成攻六安，一直攻到四月二日。他的计划是，进入河南南部，由河南南部袭取汉口武昌。

这个计划他不能实现。守六安的两营湘军(属于李续宜的部下蒋凝学)死力抵抗，鲍超已被曾国藩调来，开近舒城。后路的石涧埠(在无为州与巢县之间)，又有很坚强的毛有铭与刘连捷(也都是李续宜的部下)，李秀成于是不再攻六安，撤回南京。 (李续宜从同治元年正月起被任命为安徽巡抚，这时候因病请假回籍，职务由唐训方署理。)

曾国藩见到李秀成撤退，也就命令水师与陆军反攻，在四月初七“收复”东关，初十收复铜城闸，二十二日收复巢县，二十四日收复含山，二十五日收复和州。

曾国荃也在二十七日攻下了雨花台大营附近的石城，与东西南三个石垒。

李秀成这一次的攻势，可谓半途而废，甚不可解。他已经打到六安城下，何至于一听到鲍超快来，便吓得抽军而退，放弃由豫袭鄂的计划？况且，他已与捻军首领张宗禹(总愚)会师? 可能是，他的军队沿途找不到粮食。曾国藩于施行以碉逼碉的战术以后，叉想出了坚壁清野的办法。

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太平军在浙江与苏常的军事处于逆势。

左宗棠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受命赴浙作战，十二月受任浙江巡抚，同治元年三月攻进遂安，六月解衢州之围。

闰八月，蒋益澧一军由广西开到浙江，打下寿昌，十二月打下严州(建德)，同治二年正月，受汤溪太平军之降。

这位蒋益澧与左宗棠并非小同乡，是湘乡人而不是湘阴人。他少年时候落拓不羁，为家乡父老所轻，投效了王錱以后却学会了军事，在岳州立下战功，其后入于罗泽南麾下，收复广信(上饶)、义宁(修水)，回援武汉，屯扎鲁港，与罗泽南的继任者李续宾不相得，愤而引退，曾国藩亦对他不加理睬。倒是左宗棠看得起他，在骆秉章而前保荐他，让他招了一些兵去广西，果然就在广西颇有表现，削平各路反抗力量，坐镇柳州，积功升至广西布政使。石达开南围桂林，也是他会同刘长佑与萧启江解的围。 左宗棠于奉命入浙之时，上疏给清廷，把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令他增募八千名湖南乡勇。果然，他一来到浙江，局面便大不相同。

有了他，左宗棠在浙江就完全占了上风，把李世贤逼得惨。在同治二年正月这一个月里面，除了汤溪县一县以外，左宗棠又“收复”了金华、龙游、兰豀、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次月，蒋益澧大战太平军于富阳，开始围城；围到八月间，会同“常捷军”(中法混合部队)，将富阳拿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左宗棠的另一爱将刘典，于二月间拿下诸暨，分兵支援皖南。常捷军电在二月间取得绍兴。清廷升任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命曾国荃遥领浙江巡抚。

曾国藩这一边，水师在四月初七“收复”东关，二十二日收复巢县，陆军在二十四日收复含山，二十五日收复和州，五月初十收复江浦、浦口，十五日收复九洑洲，九月间受古隆贤之降，收复太平、石埭、旌德。

曾国荃也在四月二十七日进占雨花台大营附近的石城，八月十二日进占江东桥，九月二十五日收复秣陵关，同治三年正月二十日进占紫金山上的天保城，开始对南京的包围。围城的军队共有五万人左右。

二月，左宗棠攻下杭州，四月，李鸿章攻下常州；五月，曾国荃取得龙膊子山的地保城，完成对南京的合围。

六月十六日，南京城破。清廷封曾国藩为一等侯，官文、曾国荃、李鸿章为一等伯。左宗棠在七月二十七日“收复”湖州与安吉二城，到了十月间也受封为一等伯。骆秉章、杨岳斌(载福)、彭玉麟、鲍超，封了一等轻车都尉。蒋益澧被赏了一个云骑尉。

一〇四、天国插曲

在太平天国与清廷对垒的期间，各省各县揭竿而起的很多，可惜由于洪、杨、石、李等人学识有限，不懂得如何联络友军。团结合作，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

最轰动中外的，是上海小刀会事件。所谓小刀会，实际上也是天地会的一支。首领是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刘丽川。他与福建人之中的“青巾党”，江西人之中的“边钱会”，均有联络。这青巾党与边钱会，也都是天地会的支部。

刘丽川在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五日起义，占领上海县县城．不久又打下了上海外围的青浦、宝山。

他派人去南京，向洪秀全表示拥护，并且还送了一些火药去。洪秀全却认为刘丽川不奉天父天兄，不配加入太平天国。结果，刘丽川苦守上海，守了十四个月，终于在咸丰五年正月初一，被清军与帮助清军的法国兵所败。

倘若洪秀全稍有眼光，便不致白白丢了这送上门来的上海，而且军火可以源源向外国购买，金钱可以大量地从海关取得，外交上也可以取得各国的长期中立，至少不会发生其后“常胜军”与“常捷军”的事了。

刘丽川的一位战友，姓黄名位，于咸丰四年四月带兵赴台湾，占领鸡笼(基隆)。虽则他不久便被清军打退，但是在咸丰八年他又去了一次。

台湾是天地会的发祥地，因此有很多台湾同胞对反清的太平天国深表同情。早在咸丰三年四月，便已有林恭起义于凤山。他占了县城，也围攻了台湾府府城(台南)。

到了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天国已经处于颓势，彰化却崛起了一位戴潮春。他是所谓“八卦会”的首领，于占领县城以后，下令恢复明朝衣冠，自称大元帅，设立六部尚书，颇具规模。他占领了不少地方(包括茄投、北投、大甲等等)，也进攻了嘉义、鹿港。清廷从福建调了兵来，才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将他击败。

在洪秀全的家乡广东，天地会起事比洪秀全早。揭阳人罗亚旺，便是其中的一个，其后到广西投入太平军，改名罗大纲。惠州、广州、韶州也均有不少的天地会友，被清廷称为“会匪”。西江江面上又有所谓“艇匪”，来往自如，总督徐广缙对他们毫无办法。

在叶名琛继任总督以后，天地会的首领之一陈开，曾经于咸丰四年进攻省城。天地会所占的地方，包括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惠来、肇庆、德庆。叶名琛杀了几十万人，才把这些地方“收复”。

广西于太平军起事以前，全省的反清武装足有三十个单位左右，其中有些是从广东来的，有些是广西本省的。

在太平军北上以后，大股被带走不少，零星小股留在广西各县，时起时灭。陈开也在咸丰五年四月，移军广西，攻下浔州府(桂平)、武宣、贵县、平南、藤县，声势大过了洪秀全初起之时。 陈开把浔州改成秀州，定为国都。国号不称“大明”，而称“大成”。(传说他在前一年占领广东佛山之时，便已改变了天地会的“反清复明”传统，只反清而不复明，定国号为“大宁”了。“大宁”两字，是“太平”两字的对称，表示他是与洪秀全对等。现在，他又把“大宁”二字放弃，改称“大成”。——这也许是清方传闻之误，所谓大宁、大成，可能都只是年号，而不是国号，国号仍是大明。)

陈开自称为“洪德王”，分封了四个朋友为平静王、平东王、定北王、平西王。他维持了六个年头，才在咸丰十一年七月被清廷调来广西的湘军将领蒋益澧与刘坤一击溃，本人被捉，部队三万多人去了大墟，投奔石达开。

在广西本地的天地会首领之中，以胡有禄与朱洪英二人的力量为最大。他们在咸丰二年九月起事，在咸丰四年八月占领桂林东北的灌阳，建号“昇平天国”。(可能也是传闻之误，“昇平”像是年号而不是国号，“天国”两个字也待考。)

胡有禄自称“定南王”，朱洪英自称“镇南王”。他们向南，占了广西富川，又向北，占了湖南东安。胡有禄在咸丰五年八月被王錱击败于宝庆东南，牺牲。朱洪英于咸丰六年二月占领柳州，守到咸丰八年五月，被蒋益澧攻破，本人去了贵州古州(榕江)，从此不知下落(可能是投奔了苗族领袖)。此人的真正名字，未必是朱洪英，“洪英”二字本是天地会的隐语。

贵州的苗胞，自从清军南下以来，一直没有好日子过。他们于一再被剿以后，有时候仅知道反对一切的汉人，有时候也知道与反清的汉人结在一起。从咸丰五年开始，他们又大规模地行动起来，最先是限于台拱、镇远、黄平一带，其后扩展到都匀、榕江、以至于全省。

清廷在打完太平军以后，还要花上七八年的工夫，才能把贵州肃清。苗胞固然被摧毁得十室九空，汉胞，尤其足反清的汉胞，也所余无几。

在贵州的反清汉胞，这时候被清廷称为“斋匪”与“教匪”。他们的教，是“灯花教”，教徒分为黄号、白号、青号。“斋匪”的首领罗光明，于咸丰六年八月占领古州，其后占领都匀，到了同治三年三月，才被消灭。黄白两号的根据地均为思南。黄号的首领之一是何得胜，他自称武安王，于咸丰九年十月一度占领贵阳，在同治五年九月战死于开州桥顶山。白号的首领之一是朱明月，在同治三年正月占领桐梓。青号是后起的，也在这一年六月占领仁怀。其他各地，如婺川、湄潭、长寨、定番、修文、黔西、大定、清镇、安平、镇宁，均先后一度或数度被各号教友单独或联合占领。至于正安州与石阡府，却是各号教友与苗胞所共同占领的。

这些被清廷称为“斋匪”、“教匪”的武装，很像是白莲教与天理教的支流。在山东的南部，也有白莲教教友起事。时间是咸丰十年十一月，首领是邹县白莲池的“黄社”社长宋继明。他下令蓄发，定年号为“天纵”，先后进攻邹县与泰安，于同治三年七月战败被杀。

宋继明有一位兄弟，叫做宋绍明，也是白莲教中的有数人物。然而他们兄弟均非教主。教主是谁？颇难在考。可能是张善继。

张善继在咸丰十一年春天起事于范城，响应他的极多：“五号并出”。是哪五号？我们仅知道黄号，白号，黑号。其余两号也许是嘉庆年间川楚的青号与绿号。

张善继的声势甚为浩大。被他与他的党徒所占领过的地方，除了范县以外，有阳各、莘县、堂邑、馆陶、广平、朝城、观城。清廷的一张王牌——蒙古人僧格林沁，连打败仗，退到滕县县城死守。清廷派钦差大臣胜保率领重兵来救。

张善继进攻大名府，攻不下来。守城的是一个满洲人，叫做联捷。胜保有机可乘，对张善继采取攻势，又诱降了冠县的教首张锡珠，堂邑的教首雷凤鸣，朝城的教首宋景诗。结果，张善继在六月二十日被捉。

张锡珠、雷凤鸣、宋景诗这三人，其后均再度反清。张从同治元年冬天起转战于(河北省的)曲周、邯郸、南宫、武邑、景州。于同治二年春天，阵亡于肥乡(有人说是束鹿)。

雷宋二人从同治二年正月起，转战于(山东省的)临清、淄川。雷在淄川阵亡，清廷先后派直隶总督刘长佑、直隶提督恒龄、副都统海群、山东按察使丁宝桢与僧格林沁，来对付宋景诗。从山东打到河南，又从河南打到河北，打到同治二年九月，才在濮州将宋景诗击溃。宋本人南下安徽，投奔苗沛霖，其后加入了“东捻”，于同治十年二月失败被擒。

在云南，反清义军的首领是蓝氏兄弟：蓝大顺，蓝二顺。大顺，二顺，只是乳名。大顺的正式名字，是“朝桂”，被清方官吏写作“朝柱”，又写成“朝贵”。二顺的正式名字待考，可能是“朝鼎”。他们在咸丰九年四月起事于昭通，打进四川，在九月间占领川西南的筠连、庆符等县，获得很多当地人的响应。

他们转战于川南、川西、川北、川东，前后攻占了四十余县之多。包括眉州(峨嵋)、青神、丹棱、邛州(邛来)、绵州(绵阳)、潼川(三台)、涪州(涪陵)、太平(开江)、等等。

他们本想由涪州顺长江而下，到酆都石阡一带，与石达开会合，却被骆秉章的幕僚(曾国藩的好友)刘蓉挡住了去路。他们转向北去到陕南与扶王陈得才会台，不但在同治二年二月帮助了阵得才围攻汉中，而且在十月间进占西安附近盩厔。清方的名将多隆阿在盩厔阵亡。刘蓉以“督办陕南军务”的资格赶了来，才在三年二月把蓝氏兄弟击溃。大顺于三月间死在安康，二顺随太平军去了河南，不知下落。

蓝氏兄弟的余部蔡昌龄等人，随了启王梁福成向甘肃发展，占领阶州。阶州在同治四年五月被清军攻破，梁蔡同时牺牲。

一〇五、捻

“捻子”是清朝嘉庆以来，淮河流域老百姓的一种自卫组织。人多的叫做大捻，人少的叫做小捻。

捻子与白莲教是两回事：捻子是公开的地方性的自卫结合；白莲教是秘密的全国性的反清组织。然而白莲教由于是秘密的、全国性的、反清的，当然重视这些极有力量的捻子队伍，而渗透在里面，加以运用。

安徽毫州的捻子首领张乐行，在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起事，占据雉河集(今日的涡阳县县城)。他之所以起事，因为清廷在太平军冲进湖南以后，下令各省地方官吏严拿各种会党的分子。

十个月以后，另一位捻子首领刘老疙瘩从安徽某地出发，进攻河南省的沈邱(在项城之东，太和之西)。又过了九个月，河南永城(涡阳正北)的捻子首领李月，一度攻进县城，迎接张乐行前往视察。半年以后，咸丰四年闰七月，张乐行率领大批捻子来到永城，加以占领，守城的徐广缙不战而逃(徐广缙是河南鹿邑人，历任两广总督与湖广总督，于武汉第一次失守时被革职抄家判死，恩准在乡办团练，将功赎罪)。

次年，咸丰五年，六月间，各地的捻子首领开大会于雉河集，祭告天地，公推张乐行为盟主，一致反清，与太平军合作。张乐行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称为“沃王”。

这时候，雉河集北边的永城，西北边的毫州，东南边的蒙城，蒙城东南边的怀远，都是捻产的领域。

在他们之南，沿着颍河，西北至颍州(阜阳)，东南至正阳关、寿州，是苗沛霖的地盘。苗沛霖是秀才出身，以办团练起家。改穿了大明衣冠，不再接受清朝政府的号令，因此，清方称他为“练匪”。

更南，在合肥、六安、舒城、桐城一带，有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在活动着。再南，从安庆、九江、直至武汉，有太平军的翼王石达开在活动着。

太平军在当时，气势甚旺。只有在北边，他们较弱。李开芳于这一年四月间失败于冯官屯。为了这个缘故，张乐行于起事以后不久，便在八月底“五旗并出”，向北进攻河南的归德府(商邱)。

所谓五旗，见于现存史料的有黄、黑、白、青四旗，另外的一旗可能是绿旗或“花旗”。这很像白莲教的“五号”，也令人联想到天地会的仁、义、礼、智、信五门。

张乐行攻不下归德，却占了归德附近的不少地方。到了冬天(十一月初三)，另一位捻子首领李昭寿(兆爱)在河南东南部再度反清，斩杀皖南道(徽宁池太广道)何桂珍，进入湖北，占领英山。

(李昭寿第一次反清，大概是在咸丰二年。到了四年二月，他被何桂珍战败于安徽霍山，向何桂珍投降。)

负责攻捻的清方将领，是袁甲三与和春。这两人彼此不能合作。

袁甲三是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当过礼部的主事、郎中，也当过军机处的章京(秘书)、都察院的御史。咸丰三年，他被派到安徽，帮助侍郎吕贤基办军务，抵抗太平军，受任“权庐凤道”(暂代庐风道的职务)。不久周天爵病死，周天爵所辖的若干“民团”改归他指挥。(周是山东人，侨居宿州，当过广西巡抚．也当过漕运总督，于咸丰五年正月至二月代理过安徽巡抚，招安了一千二百个捻子作为“民团”，辞掉巡抚，以兵部侍郎的衔头，带领民团打仗。)

那时候，皖北已有“五十八捻”合而为一。袁甲三对这些捻子作战，连打几个胜仗，但始终未能攻下张乐行的根据地雉河集，只能遥驻临淮关，取监视的态度。

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积功升至湖南永绥副将，跟随向荣去广西，穿湖南，来南京，相当勇敢，官拜江南提督；在咸丰三年冬天奉派到安徽救江忠源．救不了；从南京调来精兵三千与得力的两员总兵：秦定三与郑魁士，自己驻扎在庐州附近的三里冈，叫郑魁士负责攻庐州，秦定三负责攻舒城。

袁甲三也有两员得力部属：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纡青。袁甲三在咸丰四年的冬天叫这两人去攻桐城(有意帮帮秦定三的忙)，藏纡青阵亡，刘玉豹败退到六安。和春却不曾派兵去救。 事后，袁和两人之间有了仇恨。和春约好安徽巡抚福济，联名参劾袁甲三，说他“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结果，袁甲三丢官，而且几乎坐牢。袁的军队由和春接管。 和春于挤走袁甲三以后，对付太平军尚有成绩，在五年十月“克服”庐州，六年正月“克服”舒城，对于皖北的捻子却毫无办法。

不久，六年六月，江南大营崩溃；七月，向荣去世。和春被调回江苏，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袁甲三东山再起，于六年二月被派往河南巡抚英桂的军营效力，在归德府(商邱)招集旧部，增募新兵，对捻子作战，屡战屡捷，冲进安徽，打到冬天十一月，一度攻破了张乐行的雉河集。 七年二月，那举人出身、曾经在直隶(河北)与山东对太平军名将李开芳作战过的满洲镶白旗人胜保，被派来安徽，以“副都统，帮办河南军务”的名义，作为英桂的另一助手，与袁甲三共事。他看不起袁甲三，袁甲三也看不起他。

他在闰五月进攻正阳关，被捻子打得大败，只得向袁甲三求援。袁甲三无奈何，只得援助一下，结果，他就在九月间拿下了正阳关，获赏“头品顶戴”。河南方面，却因抽减了袁甲三兵力，失掉南阳。

八年四月，胜保招降李昭寿，会同李昭寿打下天长县，也不战而得李昭寿的滁州(但是天长、滁州仍归李昭寿驻扎；这是李昭寿第二次降清，其后未再叛清)。

这一年(咸丰八年)四月下旬，袁甲三又援助胜保一次，“克服”六安。清廷很高兴，升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同时叫袁甲三“督办三省剿匪事宜”，负对捻作战的专责。

所谓三省是河南、安徽、江苏。张乐行的队伍不仅又占有了安徽的蒙城、毫州，以及宿州、怀远；而且侵入河南，占了归德，又侵人江苏，占了丰县。

袁甲三未到年底，便“收复”了丰县与归德，而且将河南境内的捻子肃清(逐进安徽)。胜保嫉妒他，告他一状，说他“不捣贼巢”，害得他被召回北京，向咸丰皇帝当而自白。自白以后倒升了官，在咸丰九年四月间被任命为“署理漕运总督”。

九月，胜保丁忧(母亲病故)；十月，钦差大臣的职务落到袁甲三身上。漕运总督也改为实授。于是，他一战而“复”临淮(十二月)，再战而“复”凤阳(咸丰十年二月，凤阳是在六月间被翁同书丢掉的)，三战而“复”清江浦(咸丰十年三月，清江浦是在二月间被长庚丢掉的)。

张乐行对袁甲三反攻，“连营数十里”，把他围存凤阳，但是围不了多久，便被他打走。

八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关于英法联军的事，等到以后补叙。)；九月，捻众乘机大举北上，清廷命令僧格林沁负责抵御，僧格林沁在十一月间到达山东济宁，看不见一个捻子。

僧格林沁上奏疏给皇帝，报告捻子的情形：“每次数股出巢打粮，辄向无屯兵处所，迨官兵往剿，业经饱掠而归。”

僧格林沁又说：“匪巢四面一二百里外，村庄焚烧无存，井亦填塞。官兵裹粮带水，何能与之久持？(官兵)一经撤退，匪踪紧蹑，往往因之失利。”

僧格林沁准备除了所带的骑兵与步兵六千人以外，增调陕西、甘肃与山东的绿营，与青州驻防的满洲旗兵，凑足一万八千人，直捣张乐行的根据地雉河集。

这个计划，要等待两年半以后才完全实现。在这两年半期间，僧格林沁指挥部队与张乐行所部斗了不少回合，战场包括山东的钜野羊山、菏泽李家庄、滕县县城、曹县安陵集、濮州田潭、济南孙家镇、临城、沂水、兰山(临沂)、金乡、鱼台；河南省的杞县、尉氏、商邱、裕州(方城)、永城；安徽省的亳州、宿州。

张乐行在同治二年正月由宿州退回雉河集，苦守。守到二月间被击破，逃到西洋寨，被寨主李勤邦出卖，捆送给僧格林沁，凌迟处死。

僧格林沁原已于英法联军入京、圆明园被焚之时，被革掉世袭罔替的博多勒噶台亲王与科尔沁郡王爵位；在同治元年九月因“剿捻”得手，受权“节制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四省”；现在，得旨“仍以亲王世袭罔替”。

袁甲三在同治元年因病辞职，同治二年病故，胜保在咸丰十年被调到河南去，因作战不力被一度降级为光禄寺卿，于同治元年复任钦差大臣，到陕西解了西安之围，功成以后，被控“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在同治二年赐死。

同治二年二月，僧格林沁击败张乐行于雉河集之时，李秀成正在皖西活动得极顺利。

张乐行的侄儿张宗禹(总愚)，继为捻众的首领，而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在二月二十七日与李秀成会师于桐城县的孔城镇。同时来会师的，是从陕西转战回来的陈得才部下马融和。 李秀成攻打六安州，打不下来。回了南京。马融和去湖北，张宗禹去河南。

僧格林沁去了山东，到淄川打刘德裕，到邹县打宋继明，又在十月间到安徽蒙城毫州一带打苗沛霖。这三人及其部属均被僧格林沁消灭。

次年，同治三年，他去河南对张宗禹作战，解决不了张宗禹；又去湖北对马融和作战，解决不了马融和。

七月间，张、马二人再度会师于麻城，陈得才也率领大军由陕西赶来。虽则此时南京已为曾国荃所破，张、马、陈三人仍想继续奋斗。

僧格林沁与他们大战两次，第一次小胜于闵家集，第二次大败于萧家河，有十二员将领战死，包括最得力的舒通额。

八月，又战于河南光山的柳河，僧格林沁中伏被围，于突围以后撤退，损失了总兵巴扬阿。

九月，战于湖北蕲州的风火山，僧格林沁小胜；张宗禹等人去了安徽，占有潜山、太湖一带，加上湖北的英山。

十月，战于黑石渡，僧格林沁大胜；马融和及其他几个首领(温其玉、甘怀德等)率领十几万人投降，陈得才服毒自杀，张宗禹西走河南。

十一月，僧格林沁追张宗禹追到光山，小胜。张宗禹去湖北，经由枣阳奔向襄阳，在黄龙冈、峪山，与太平军赖文光、邱元才，及捻军牛洛洪、任柱等部会师。

僧格林沁追来，他们北走河南，在邓州的唐坡对僧格林沁还击，杀了极多的清兵。

十二月，他们继续北进，僧格林沁紧追，追到宝丰县的张八桥，扑了一个空，便绕道抢先，驻扎宜阳之南的韩城镇，不让他们去洛阳。

次年，同治四年正月间，他们折而向南，进攻鲁山，僧格林沁又追来鲁山，大战。僧格林沁战败，大将恒龄、舒伦保、常顺毙命。张宗禹等又南至叶县、襄城，转向东北，到新郑、尉氏；再转而向南，到临颖、郾城、西平、汝宁(汝南)。

二月以后，僧格林沁赶到汝宁，他们去了息县、罗山、信阳。他们越走得久，跟随他们的群众越多。

僧格林沁赶到信阳，他们又转而向北，去了确山，吃了一个败仗。然后，继续北进。经由遂平、西平、郾城、许州、扶沟、睢州。进入山东。

在山东，他们先到宁阳，后到曲阜，“盘旋于兖、沂、曹、济之间”，在四月二十四日把僧格林沁的疲于奔命的追兵诱到曹州(菏泽)之北的高庄，予以歼灭。

僧格林沁逃到附近的吴家店，被杀。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僧格林沁死后五天，清廷命令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赋；两江总督(职务)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李鸿章所担任的)江苏巡抚(职务)着刘郇膏暂行护理”。

五月初四，清廷又补发一道谕旨：“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现赴山东一带督师剿贼；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

曾国藩在接到第一次谕旨之时，同时写了两张奏折：一张说湘军除了霆字营以外，多半已经裁撤遣散，剩下的只有三万人左右，“均属强弩之末，不堪驱策”。自己也“精力颓惫......说话至二十句，舌尖辄木强蹇涩，不能再说”。“惟有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

在另一张奏折里，曾国藩说：对付捻众，不能求快。僧格林沁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求快。(事实上，在最后的一个月，僧格林沁的军队平均每天行一百里。虽则有马队，但是主力仍为步兵；步兵怎能每天急行一百里，天天如此呢？)曾国藩认为：如果朝廷要他负责，他只能坐镇徐州，办理十三个府州的捻，其余的地区，应由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个省的总督巡抚负责：“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所谓十三个府州是：山东的临(临清州)、沂(沂州府)、曹(曹州府)、济(济宁府)，河南的归(归德府)、陈(陈州府)；江苏的淮(淮安府)、徐(徐州府)、海(海州府)，安徽的庐(庐州府)、凤(风阳府)、颍(颖州府)、泗(泗州府)。换句话说，直隶他不愿管。湖北、陕西以及苏、鲁、皖、豫的其他州府，他也不愿意管。

清廷当然不准曾国藩推辞，仍叫他干。

所好，黄河以北的直隶省已有楚勇的首领刘长佑当总督，李鸿章也派遣淮军鼎字营十营，交给这十营的主将潘鼎新带去增援。

李鸿章而且加派刘铭传所统率的淮军到直隶去。曾国藩主张把这一支淮军留在山东济宁，与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陈国瑞部)合力；倘若捻众渡黄河向北，才能让这一支淮军追到直隶去，否则以留在济宁为妥。不久，他又留下潘鼎新的十营淮军，不让他们去直隶。

曾国藩首先决定了战略：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然后，他根据这个战略，定下一步一步的实施方针。他选定徐州、济宁、周家口、临淮关四个据点，作为“四镇”，分别由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刘松山负责。这四位中前三位属于淮军，最后一位属于老湘营(王錱的旧部)。

有了这四镇，曾国藩准备把捻众限制在颍河、运河、黄河、贾鲁河。

但是，贾鲁河仅存了一个空名，必须大规模挖濬(挑沙)，才能名副其实，用来作为防堵捻众之用。河南省的巡抚与人民，却很不愿意作这件挑沙的工作。

由于曾国藩坚持，刘铭传与潘鼎新二人卖力，贾鲁河的沙竟挑了一大部分，运河的长堤也筑了。沙河的堤，却不曾如期筑好。

曾国藩在同治四年五月初接到“节制直、鲁、豫三省”的谕旨，到八月初四才慢慢地乘船来徐州。这一次，正如当年他丁忧假满，清廷叫他“东山再起”之时，清廷越着急，他越是有意无意地行动迂缓，求稳而不求快。

他认为，要打捻必须有马队。捻军一人数马，决非以步兵为主的湘军淮军所可对付的。僧格林沁是来自今日辽北省的蒙古人(科尔沁的郡王)，所部以马队为主，因此才能够追奔逐北于豫、鄂、皖、苏、鲁五省；其后失败一半也是由于丢掉成千的马骡，一半由于行军太猛。

曾国藩并不希望把湘、淮的步兵大规模地骑兵化，但很想：(一)接收僧格林沁所遗留下的马队；(二)调来鲍超的骑兵十二营(鲍超共有步兵二十营、骑兵十二营)；(三)叫李昭庆编练新骑兵若于营。

僧格林沁所留下的马队，不足一千人；不久又被清廷调走，去剿办奉天(辽宁)的“马贼”。鲍超的“霆军”(起初称为“霆字营”)在湖北金口哗变，其中的很多人南走广东，找残余的太平军合伙，鲍超本人也带了整理后的霆军南去，帮左宗棠对付汪海洋。于是，曾国藩所能指挥的骑兵，仅有李昭庆的若干人马而已。(刘铭传等人的军队也各有其马队，但是不多。)

当曾国藩到达徐州之时，捻众一部分已经去了河南南阳一带(由张宗禹率领)，另一部分已经去了皖北、豫东，又回到了鲁南(由任柱率领)，任柱是毫州人，被太平天国封为“鲁王”。

跟任柱在一起的，有遵王赖文光。(赖文光是太平军的“老兄弟”。)从此，任、赖二人并称。

任、赖于击溃僧格林沁以后，曾经随同张宗禹，围攻清军于雉河集，志在恢复原有的根据地。清方守雉河集的，先后为安徽布政使英翰与道员史念祖(英翰守了二十五天，史念祖续守二十天)。淮军的名将周盛波来援，才解了围。

曾国藩到徐州不久，因为鲍超及其部对无法调来，决定改用刘铭传一军担任“游击”。原定的“只迎击而不追剿”的战略，也不得不略加改变。实际上，张宗禹的一支捻军，已经越过曾国藩的“四镇防堵圈”。

在同治四年的冬天，张亲禹由豫西南进入鄂北；任柱、赖文光也由鲁南经皖北、皖西、豫东南，进人鄂北。湘军的成大吉部，又在麻城叛清。

负有追捻责任的刘铭传，于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在黄陂打了一个胜仗，抢回该县县城。

捻众行动迅速，随即转向北进．在二三两月经由河南的汝宁(汝南)、安徽的颍州(阜阳)、河南的陈州(淮阳)，又来到山东的曹州(菏泽)。

捻众企图冲过运河河堤，没料到曾国藩已有准备(曾国藩本人来了济宁)。在冲不过去以后，捻众转而向南，由淮、徐入豫，进攻开封，开封攻不下，再回到鲁南。此后，在七八两月之间，捻众又回豫东与鲁南一次。

当时清廷京内、京外的大官，颇有批评曾国藩的，责备他未能将捻众一鼓聚歼。事实上，曾国藩能守，已算能干。他所能指挥的兵，共计不足八万，而捻众在十万以上，并且多数是骑兵。

捻众之所以再三企图冲过运河，用意很难明了。就整个局势来说，捻众缺少有眼光的谋略家是显然的。张宗禹、任柱、赖文光均够不上自创局面。因此也就找不到、认不出能够帮他们创局面的助手。

然而，他们不愧为反清的志士、太平天国的孤臣。他们奋斗到底，有始有终。

他们在同治五年七月底，向西冲过曾国藩的贾鲁河防线，纵横于河南的中部与西南部(襄城、鲁山、南召、邓州)。

八月中旬，他们又转而向东，冲过朱仙镇与开封之间的长濠(贾鲁河新挑的北段)，直扑山东，被曾国藩挡住，又回河南。 九月中旬，他们决定了一个新的战略：张宗禹率领一部分人马向西；任柱、赖文光率领其余人马向东。从此，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上，有所谓“西捻”、“东捻”。其实，他们都是“太平军”；他们的首领是太平天国堂堂正正的“梁王”、“鲁王”、“遵王”。

十月初，张宗禹在河南陕州顺利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平陆；由平陆进攻陕西，连克华阴、渭南；其后，与陕西清军战于西安东郊的灞上，获得全胜。这时候鲍超已经办完广东之事以后移驻襄阳，曾国藩叫他去追张宗禹，追到陕州，张宗禹渡了黄河。 清廷对曾国藩下诏切责；曾国藩从开头便不愿意干，藉此便上奏恳辞本兼各职。

十一日，清廷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接替曾国藩的统帅职务，叫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在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中，这是最大的一次失败。清廷有意给他全权，曾经叫他兼顾陕西，也已经让他的弟弟担任湖北巡抚，把湖北在事实上划入他的节制范围。他不该始终怕招忌，硬说自己的能力有限，连直隶省都要推给直隶总督刘长佑去管，而且叫刘长佑负责山东省的黄河以北部分。因此之故，反对他的人便有辞可藉，说他根本不想灭捻。

清廷的实际主持者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对曾国藩原极信任，但是在张宗禹渡了黄河、深入陕西以后，也不得不切责曾国藩一番，不得不取消他的统帅职权。

曾国藩生性倔强，向清廷一再表示连两江总督的官也不要做，同时却说“断不求回籍以图安逸，仍留军营帮同照料一切，维系湘、淮各军之心，联络苏、鄂两路之气”。

毕竟，曾国藩拗不过清廷，于继续接了几道“着即懔遵”的谕旨以后，只好在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复：“即于(明年)正月初旬(由周家口)回驻徐州，暂接两江总督关防，俾(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迅速交卸，驰赴前敌”。

但是，他仍认为捻众“流窜六省，纵横三千余里，剽疾如风，李鸿章一人接办，尚恐照料难周。......李鸿章…...统筹全局，驻扎则以西路为主；臣驻徐州防剿，惟以东路为主。一以为李鸿章后劲之助，一以为微臣补过之资。”

清廷立即批驳他：“曾国藩既经接受两江督篆，所有察吏、筹饷及地方应办事宜均关重要，且金陵亦不可无勋望素著大员坐镇。着即回驻省城，以资镇摄。”

曾国藩挨到正月十九日，在徐州接受李鸿章交来的两江总督关防，二月十六日由徐州启程，三月初六日到达南京(在当时称为江宁)。

在这期间，“剽疾如风”的任柱、赖文光早已由山东、河南进入湖北。担任巡抚的曾国荃不是他们的对手。同治元年正月，淮军刘铭传部与湘军鲍超部，在安陆府京山县的尹隆河镇与任、赖大战一场，先败后胜。败的是，不遵守约定而提前进攻的刘铭传部。胜的是，如期赶来的鲍超部。

事后，李鸿章反而袒护刘铭传，把责任推到鲍超身上，说鲍超“后期”，不按照约定时间赶来夹击。

鲍超于战胜以后，正在扩充战果，追击任、赖于枣阳唐县一带，却接到清廷申饬他的谕旨，一气之下百病俱发，头上伤痕之旁的筋肉整天跳跃不已，左手及两腿先后麻木不仁，舌头僵硬得不能说话，“常常昏迷，动辄一二日不省人事”。曾国藩替他代上奏章，请求开缺。“霆军”步兵二十营，骑兵十二营，只留下步兵十四营交给曾国荃接管，其余的一律遣散，听任回籍归农，或转赴他营应募。

任柱、赖文光于刘铭传惨败、鲍超被谴辞职以后，再加上刘松山已经带了老湘营开去陕西，就更加所向无敌，剽疾如风了。 他们由湖北回师河南，由河南再往山东，于同治六年五月在东平县境冲过清军的运河防线，弄得山东巡抚丁宝桢、河南巡抚李鹤年、湖北巡抚曾国荃，都受清廷的处分。李鸿章也被严旨申饬，“戴罪图功”。

李鸿章在同治五年十一月下旬接任钦差大臣，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八日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由乃兄李翰章署理)，这时候赶紧由徐州北上，移驻济宁。

此人虽则私心颇重，但“劲气内敛”。他不慌不忙，于任、赖冲过运河以后，施展出一套“亡羊补牢”的手法来。当时很多人笑曾国藩，说曾国藩的“四镇堵剿”的妙计等于白费。李鸿章却重行布置运河防线，并且命令刘铭传、潘鼎新等人加筑二百八十里长的长墙，扼守胶州。曾国藩惟恐捻众渡过运河向东，李鸿章现在竭力不让捻众再渡过运河向西。

李鸿章想把任柱、赖文光限制在运河与胶莱防线之间，渐渐缩紧包围圈，将他们挤逼在山东半岛的尖端。于是任、赖只能局促于莱阳、即墨之间，十分狼狈。

任、赖决定，主力沿着海岸向南，以江苏为目标；分兵交给首王范汝增，沿着海岸向西，以直隶为目标。

主力于十月间顺利进入江苏境内，却被刘铭传在赣榆挡住大战一场，任柱被部下潘贵升杀害，赖文光继续向南进军。

范汝增所分领的捻众，于十一月间走到寿光，也遇到刘铭传将他们挡住。结果，全军覆没。

次月，赖文光率部进抵高邮以南的瓦窑铺，向扬州知府吴毓兰投降，被吴毓兰当作战败的俘虏看待，一律杀光。所谓“东捻”，全部消灭。

张宗禹的“西捻”于攻打西安未成后，渡过渭河打下陕北的米脂、绥德等县；转而向南，在宜川县的龙王庙，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由吉州、绛州、曲沃、垣曲，进入河南；再由济源、新乡、滑县，进入直隶，于同治七年正月冲到了保定府境内。

张宗禹显然是企图直扑京城。垂死的清廷慌做一团，偏偏命不该绝，有老湘营刘松山于尾追张宗禹若干时日以后，抢先一步绕道抵达保定，挡住张宗禹的去路。

左宗棠这时位居陕甘总督，虽则被清廷“交部议处”、“革职留任”，由于指挥刘松山作如此神奇的迂回，便受任“总统前敌各路官军”。

恭亲王奕訢亲自出马，巡视天津、保定之间的各路防务。清廷的王牌“神机营”出驻天津、涿州、易州，由都兴阿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统率。热心的丁宝桢，带了山东兵来，扼守河间(献县)。李鸿章义不容辞，也率领所有部队进驻德州。河南提督张曜奉命在汤阴设防，不让张宗禹回军。

张宗禹在进入直隶以后，因粮食问题与当地的老百姓发生冲突。老百姓这时候(于李鸿章的策动之下)纷纷筑堡立圩，实行坚壁清野，而且对捻众迎战。

于无可奈何之中，张宗禹只得实施一次“盘旋”的战略，由直隶退回豫北(张曜挡他不住)，由豫北进入鲁北(李鸿章挡他不住)，又由鲁北进入直隶东南，在(同治七年)四月间攻下南皮，穿过沧州、静海，直捣天津。

左宗棠取得李鸿章的合作，由李鸿章率部固守运河，把张宗禹限制在运河以东，自己率部对张宗禹追击。张宗禹到沧州以南，左、李开坝放水，把张宗禹逼到徒骇河与黄河之间，在六月底将他击溃于荏平县境内，张宗禹自杀。于是，所谓“西捻”也全部消灭。

一〇六、杜文秀

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杜文秀是所谓“云南回匪”的首领，其实此人是反清的志士。

他写了一副联语，挂在自己的门口：“天生英雄，扭转中原世界。地出豪杰，夺回胡儿乾坤。”

另有一副对联，挂在他的三和殿的殿廷：“按三尺剑以开基，重见汉高事业。着一戎衣而戡乱，依然周武功勋。”可见他的抱负，是要追步周武王与汉高祖的后尘，革清朝的命，为中国的历史另开新页。

他在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起事，于二十六日攻占云南省的大理府。起事以前，他曾经于道光末年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期间，帮助林则徐平定保山县的汉、回纠纷。林则徐为人公正，以“只问良莠，不问汉、回”为原则，惩办了若干肇事的回人，也惩办了若干肇事的汉人。

在林则徐以后担任云贵总督的，从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到咸丰五年七月，先后有程矞采、吴文铬、罗绕典、恒春。这几人均无应变之才，以致永昌府各县的汉、回纠纷平而复起，日益恶化。不但永昌府如此，东川府也是如此。

杜文秀起事以后，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他并未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络。在他所设的官职之中，有所谓“大司衡”、“大经略”、“大冢宰”，均与太平天国的官制不相符合。

拥护他的人，以伊斯兰教徒为多数，但汉人也不少。他颇有军事才干，占领了大理府不久，便把云南省的西部都掌握了。云南省的东部与南部也有很多的地方，被若干回教徒首领占据，虽则这些首领不完全是他的部下。

云贵总督恒春，感觉得连省城昆明也难幸免，便在咸丰七年七月自杀。另一总督吴振棫，向围攻昆明的回众求和，请他们撤到外县去，同时杀了几个仇回的汉人绅士，表示诚意，然后奏报清廷，说“回民就抚，省城解严”。这样，他混到咸丰八年十一月，藉病辞职。

总督的职务，由巡抚张亮基署理。张亮基保荐按察使徐之铭升任巡抚。这徐之铭却在咸丰十年十月把张亮基挤走。清廷任刘源灏为总督，刘不敢来云南到任。清廷另外派了一位满洲人福济，福济也不敢到任。其后，派潘铎；这潘铎被人据昆明城内五华书院的回民所杀(同治二年二月)。徐之铭让回教的“掌教”马德新搬进总督衙门，发号施令，被清廷知道，下旨拘捕他押解来京，但不曾有人能够执行此项圣旨，虽则新任的总督劳崇光已经大着胆子来到了昆明。

徐之铭与劳崇光先后病死，清廷在同治六年二月发表张凯嵩与刘岳昭二人分任总督、巡抚。

新任的总督张凯嵩，正如以往的刘源灏与福济一样，也是不敢到任。清廷升任巡抚刘岳昭为总督。

刘岳昭是湖南湘乡人，名将萧启江的旧部，身经百战，在江西、湖北、四川、贵州及滇黔交界处均立过不少战功。

到了云南不久，他保荐岑毓英当云南巡抚。岑毓英是广西西林人，出生于土司家庭，在故乡办过团练，勇悍善战。从咸丰六年开始，他已被调到云南对杜文秀作战，积功由“县丞”历任知县、同知、知府、布政使。

岑毓英打下不少城池，在同治元年招安了一个伊斯兰教徒领袖马如龙。马如龙献出所占的八县(新兴、昆阳、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清廷发表马如龙为一名总兵；次年，升他为署理云南提督。

有了总督刘岳昭在上统率，岑毓英、马如龙二人对杜文秀的厮斗，就慢慢地占了优势。

岑毓英最初由广西来云南，只带了一千名粤勇。他认为必须编练滇勇，才能解决杜文秀。编练到同治七年，有了六万名左右。他向清廷报告，云南原有的绿营，照规定应有三万七千多人，事实上“所存不及十一”，而且“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他准备尽量抽选滇勇，补足绿营的兵额。剩下的，成立纯滇勇的部队四十营(约两万多人)，分作两班随同绿营作战。

经费方面，他估计单单军米一项每年就需要二十万石以上。绿营的官兵薪饷，每年在六十五万至七十万两之间。滇勇的薪饷，不在此数之内。他建议就全省的田赋，按亩酌加百分之一二十，称为“厘谷”，与雷以诚、曾国藩所创行的“厘金”精神相同，虽则厘金的对象是商货，不是田赋。此外，他希望别省照旧拨给云南“协饷”，能增加到每月六万两更好。浙江、广东、江西三省的协饷，不妨改由距离较近的四川、湖南等省代拨，于这两省应解京城的“京饷”中扣除。这些建议，均被清廷采纳。岑毓英又认为，对杜文秀作战的战略，应该有所确定，先肃清迤东及迤南，然后再全力对付大理府所在的迤西。这战略，总督刘岳昭也很赞成。

在种种方面，岑毓英均很像是一个小规模的曾国藩。杜文秀的能力与品格比洪秀全高，所苦的是局促于多山的迤西，又未能取得全省回民有始有终的合作，更不曾争取得多数汉民的拥护。他没有把反清与仇汉的两个目标划分清楚。倘若完全反清，而断然割舍若干纯以仇汉为目的的徒众，则他的成就可能在洪秀全之上。

他割据一方有十八年之久；于丧失迤东、迤西以后，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二月守不住大理，服毒自杀。他的三个儿子均死于清军之手。一个女儿其后流落在上海，遭遇极苦。他的余部，死守迤西的其他城塞，守到同治十二年的年底，全被消灭。

一〇七、东干

陕西、甘肃两省的回教同胞，俗称“东干”，与新疆的所谓“缠回”颇有分别。“缠回”二字，是清朝人惯用的名词，到民国初年还有人用。它含义笼统，兼带轻蔑，反映清朝官吏对边胞情形的无知与自大。

“东干”一词的来源，尚待考定。陕甘两省的回胞，在种族上并非维吾尔人或阿拉伯人，虽则带有些微的维、阿两族的成份。其中的极大多数，本是“随教”的汉人或其子孙。因此，在语言上也没有不同于其他汉人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在宗教方面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饮食、服装而已。

在唐朝的文件与书籍上，维吾尔人被称为“回纥”或“回鹘”，其后衍为“回回”。回纥人初来内地之时，所信的并非回教；他们的老家也并非今日的新疆，而是外蒙古的色楞格河流域。

到了唐朝末年(公元九世纪中叶)，回纥帝国瓦解，一部分回纥人迁徙到新疆吐鲁番，另一部分人迁徙到甘肃的河西走廊。迁徙到吐鲁番一带的称为“高昌回纥”，因为那里有过一个高昌国；迁徙到河西走廊的称为“沙州回纥”，因为那里有过一个“沙州”。

高昌回纥在宋朝的时候，接受由波斯、阿富汗传进来的伊斯兰教，一转面传授给沙州回纥，再转而传授到甘肃、陕西、以及宁夏，与沿着大驿道直至内地各省的不少汉人。

阿拉伯人以传教士与商人的身份而来的也有，虽则不多。(在唐、宋两朝来华的阿拉伯人，多数由海路而来，定居于泉州、广州。)

清朝时候的满族，忘记不了自己是征服者，对汉族始终未能掩藏其优越感，对回族以及信仰回教的东干，更免不了有许多引起反感的态度与措施。更不幸的是，与东干杂居而不愿“随教”的若干汉人，也常常有意无意地作出令东干憎恨的事情来。尤其不幸的是，东干本身一方面有坚强的宗教组织，一方面在这坚强组织的内部发生了所谓“新教”与“旧教”之争。

清廷的一贯政策是维持旧教，摧抑新教。在乾隆年间如此，在咸丰、同治之时也是如此。于是新教徒只有一条路可走：反清。

反清，本不一定要仇汉。事实上，东干在顺治年间曾经于志士丁国栋及米喇印的领导之下，支持过明朝的延长王朱识瑏。在同治元年，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兵进入陕南之时，也曾经获得某些东干的援助。

但是，这一年四月，在陕中的渭南县却突发了任五的事变。 任五到过云南，参加了杜文秀的反清革命。这时候回到陕西，利用几百名曾经随同河南巡抚严树声在河南作战而被遣散的“回勇”，占领渭南县城，屠杀汉人。然后，渡过渭河，围攻同州(大荔)。

七月间，凤翔的回民也集了起来，围攻府城。

次年二月，甘肃的固原、平凉、宁夏、灵州，均入于新教教主马化龙之手。

较此稍前，西宁一带的回民，于马桂源的鼓动之下，已经把知府与总兵赶走。河州的马彦龙、马占鳌则不但占了州城，而且吞并了狄道(临潭)。甘肃东部的重镇庆阳与平凉，也成了回众进攻的目标。

陕甘总督乐斌，对清廷一味蒙蔽，受到查办，遣戍新疆。经手查办他的军机大臣沈兆霖，被任命为署理陕甘总督，在西宁打了几次小胜仗，于同治元年七月在平番县二道沟被大水淹死。继任的熙麟。畏葸不前。清廷派多隆阿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的资格去，于同治三年四月死在盩厔城下(对蓝朝桂作战之时)。 一个月以后，熙麟免职，由杨岳斌(载福)继任。杨是水师名将，自知陆战非其所长，请求开缺，清廷不准，于是回湖南募集新兵十营(五千人左右)，在同治四年六月到任。

这时候，陕、甘两省原有的绿营军队，已无一人可用。各省的所谓援军，一人未来。多隆阿带去两支湘军：“帮办军务”雷正绾的一支，打下平凉与固原以后，于同治四年七月在金积堡被马化龙击败，哗变；甘肃提督陶茂林的一支，解了凤翔之围，打下汧【qian】阳陇州，却也在同治四年五月间一溃于会宁，九月间再溃于安定(定西)。

哗变与溃败的最大原因是欠饷。甘肃早已“库空如洗”，全靠四川与陕西送来些微的协饷。到了次年春天，当杨岳斌去外县视师之时，兰州城的督标(总督所辖的绿营)也闹了起来，包围总督衙门，杀害官长，强迫布政使林望向清廷上奏，控诉杨岳斌(厚待)湘军、歧视绿营。

清廷下旨，将杨岳斌革职留任。杨岳斌藉此称病辞职，清廷发表左宗棠继任，于左氏到任以前，暂由穆图善署理；不久，又加给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的名义。

左宗棠首先与各省当局商妥协饷，然后在六年六月到达潼关，调来刘松山的老湘营、郭宝昌的淮军及其本人的老部下刘典等人的军队，与亲兵三千多人、水师一千人、黑龙江马队一千多人，共有一百个营(五万人左右)。

然而，左宗棠一时无法以全力消灭反清回民；反之，必须以大部分的力量应付张宗禹的“西捻”。

一个年头以后，西捻完全消灭，左宗棠再度来陕，才展开对反清回民的猛烈攻势，同时解决聚众反清的汉人武装，如董福祥。董福祥以花马池(盐池)为根据地，占了陕北十几个州县聚集了十几万人，声势浩大，正在进攻绥德与榆林。

左宗棠派刘松山去，于十一月间在绥德之西的大小理河与董福祥决战，大胜；追到靖边县东北的镇靖堡，董福祥投降。左宗棠把董的精锐改编的福字营，归刘松山指挥。

左宗棠的次一目标，是甘肃东北部的庆阳与庆阳西南的董志原。那里有十八个小首领，都是很厉害的。左宗棠调动雷正绾、黄鼎等人，在同治八年四月轻轻一击，将他们击溃。

左宗棠的第三目标，是灵州(灵武)附近的郭家桥。这是残余的反清陕西回民所聚集的所在。担负这一方面作战任务的是刘松山。刘松山旗开得胜，在同治八年八九月间打下了郭家桥，追击这些陕西回民至吴忠堡。

住在金积堡的马化龙，于一度反清以后，本已接受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的招抚，见刘松山大军压境，便始则出面调解，继则再度反清，把吴忠堡的陕西回民引进灵州城固守。于是，刘松山又攻灵州；在攻下灵州以后，转军进攻金积堡。

攻到同治九年正月，金积堡外围的寨子已被刘松山攻下很多，剩下一个叫马五寨的寨子却很难攻。守寨的人，叫做马五。刘松山胸部中了一弹．当天气绝身死。死时，寨子被他的部队攻下。

刘松山在湘军将领之中，是佼佼者。曾国藩于打下南京以后，裁了大部分湘军，只留下他的九千多人未裁。曾国藩认为一般的湘军“暮气已深”，惟有他的这一支纪律严明，仍堪作战。

他于咸丰三年二十岁的时候，在家乡(湖南湘乡)参加王錱的老湘营，追随王錱平定湖南南部；在咸丰七年打下湖北的崇阳通山，自领一营(三百多人)；其后，随王錱在江西作战，打下广昌、乐安。王錱死后，他跟随张运兰，打下建昌(南城)、安仁(余江)。

咸丰九年，他守住祁门，又“克复”了景德镇；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攻徽州，惨败，全靠他稳住军心，才不致成为俘虏。从此，曾国藩对他以“国士”相待，优礼有加。

不久，他收了徽州，攻下休宁。同治元年，他收了旌德。张运兰因病辞职，他和易开俊分领其众。同治二年，他在泾县与宁国府一带作战，获得若干次的小胜。同治三年，他“肃清”皖南。 曾国藩北上攻捻，别人不愿意同去，他“投袂而起”，“立率所部渡江”。这真是“待我以国士者，我亦以国士报之”了。、

同治五年，在对捻作战于江苏、河南两省以后，“当诸将观望”之时，他“毅然自任，率师西行”，进陕西，追张宗禹。同治六年，解同州、朝邑、西安之围，又续追张宗禹，直至直隶。同治七年，他比张宗禹抢先一步，到达保定；与张宗禹大小数十战，直到张宗禹在荏平投水自杀为止。

此后，便是与反清回民作战的一段事业了。他在军十余年，聘有未婚妻而不肯请假回乡。女家等候到同治七年，把未婚妻送到洛阳来，才完成喜事。婚后十天，他又去了前线。战死时，年纪仅有三十七岁。

左宗棠把刘松山的部队交给他的侄儿刘锦棠接管。刘锦棠矢志复仇，继续攻打金积堡，终于打下，活捉马五。

捉了马五以后，包围金积堡，打马化龙。河州的回众首领马占鳌为了援救马化龙，派人袭击甘肃的中部。刘锦棠将他们打退；然后，又以全力攻金积堡，攻到冬天十一月，马化龙缴械投降。

左宗棠杀掉马化龙及其几十名高级部将。这是“杀降”，极不应该。刘锦棠也乘此机会，把当初在马五寨开枪打中刘松山的马八，捆来放在刘松山的灵堂中活祭。(这是很野蛮的行为；双方既然作战，开枪打中敌人，或是被敌人打中，是常有的事，刘锦棠怎可以当作私仇来报呢？)

河州的马占鳌，在马化龙失败以后无心恋战，于是也缴械请降。左宗棠对他却特别宽大，不仅不杀，仍让他保存原有的势力。

有一个陕西领袖白彦虎，左宗棠不肯放松。白彦虎在陕西失败，率领部下投奔马化龙，马化龙失败以后，转移到西宁附近的大通。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派刘锦棠统带八十营兵士去打，才打垮这白彦虎。

白彦虎本人又逃往肃州(酒泉)。左宗棠亲自出马，赶到肃州来打。打到九月间，肃州的回民首领马四缴械投降。于是，左宗棠“拔出”若干汉民，又演一次杀降的惨剧，杀得比金积堡之役更多。然而，白彦虎又已于事前逃走，逃去了新疆的乌鲁木齐。

一〇八、新疆

新疆那时候尚未建省。清廷在惠远城设有“伊犁总统将军”一人，节制天山南北。

将军之下，设有参赞大臣四人，分别驻在惠远、塔尔巴哈台(塔城)、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疏附)。

乌鲁木齐于乾隆三十八年改称迪化州，参赞大臣改称都统。这迪化州及其所辖的阜康县、孚远县、奇台县、昌吉县、绥来县，被划入甘肃省。(阜康等地改县，是在乾隆四十一年。)

与迪化州同样被划入甘肃省的，有镇西、吐鲁番(及其所辖的鄯善县)、哈密、库尔喀喇乌苏、精河等六个直隶厅。

这一州六厅，是当时的所谓“甘肃新疆”(甘肃的新疆)，简称“新疆”。

伊犁在行政上自成一个特殊单位，不属于甘肃省，因此也就不在所谓“新疆”以内。

伊犁共有九城：惠远以外，另有绥定、惠宁、广仁、瞻德、拱宸(霍尔果斯)、熙春、塔勒奇、宁远(伊宁)。九城以外，塔尔巴哈台直隶厅也归伊犁管辖。

哈密与吐鲁番均在天山山脉以南，却不在所谓“南疆”以内。南疆在当时称为“回疆”。重要的城市有八：东边的四个(东四城)，是喀喇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西边的四个(西四城)，是喀什噶尔(疏附)、英吉沙、叶尔羌(莎车)、和阗。八城的重要性，颇有出入，因此也分别设有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不等，统归驻在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统辖。

专管行政的官，在迪化州及镇西等六个厅，以及迪化所辖的各县，有知州、同知、知县等等。专管军事的官，在迪化州有提督，在伊犁与喀什噶尔有总兵，在其他各厅、各县、各城，有副将、参将、都司、守备、游击不等。

在白彦虎逃来新疆以前，东干便已有人在此举起反清仇汉的旗帜。

同治三年五月，金相印在喀什噶尔勾引浩罕国安集延部酋长阿古柏，进入中国国境，进攻喀什噶尔城，拥立张格尔的儿子、大和卓博罗尼都的曾孙布士尔克为王。

六月，在库车的东干人响应，杀了清廷的办事大臣满洲人文艺及维吾尔人爱默特。

七月，吐鲁番地区也有东干人起事，占了托克逊城。

八月，清廷的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叛变，杀害他的上司提督业布冲额，拥立一个来自西宁的阿訇妥明。妥明僭号“清真王”。 九月，阿古柏攻下叶尔羌，清廷的参赞大臣奎栋被杀。喀什噶尔与英吉沙尔的清廷驻军投降阿古柏，这两城也入了阿古柏之手。

十月，清真王妥明攻下乌鲁木齐的满城，打走清廷的都统平瑞。平瑞逃到绥来，被杀。

十一月，阿古柏攻占阿克苏与乌什；妥明攻占了库尔喀喇乌苏。

十二月，妥明的军队向西，进攻伊犁；向东，进攻济木萨(孚远)。两地的清军均吃败仗。

同治四年正月，妥明攻下济木萨；事先，攻下济木萨之东的古城子。四月，攻下奇台，杀了清廷的领队大臣惠庆。六月，肃州的东干分兵攻下哈密，杀了清廷的办事大臣札克当阿。

这时候，崛起了一位汉人领袖徐学功。他是乌鲁木齐的农家之子，练得一身武艺，看见汉人到处被屠杀，便号召一些汉人对东干人作战。他的部队逐渐发展，竟有五千之多，人人有马。 清廷的奇台知县恒颐与他合作。于是，他便在九月间一举而收复了奇台与济木萨。哈密办事大臣文麟，也在其后不久收复哈密。

同治五年五月，妥明攻占塔尔巴哈台(塔城)与伊犁，杀了参赞大臣武隆额与将军明绪。十二月，肃州的东干再度攻占哈密。 同治六年四月，清军夺回哈密。(布士尔克在这一年被废，阿古柏自践王位，称毕调勒特汗。)

这样，双方相持到同治九年，北疆的形势发生变化。妥明与阿古柏失和，派兵到南疆库车对阿古柏作战，失利。阿古柏收买妥明的大将马仲，对妥明夹攻，妥明向阿古柏投降。于是，北疆的大部分也成了阿古柏的领土。

阿古柏让妥明保存清真王名义，召马仲担任“阿奇木”。

马仲打徐学功，被徐学功打败，斩杀。马仲的儿子马人得继任“阿奇木”。妥明又与这马人得失和。马人得请求阿古拍出兵，讨伐妥明。阿古柏便约徐学功共同行动，迅速打下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二城。妥明退到绥来，被杀。

事后，阿古柏把乌鲁木齐交给马人得，引起徐学功的不满。

徐学功一时打不下乌鲁木齐，也无力顾及乌鲁木齐以西的各城。

阿古柏派兵接收妥明所遗下的伊犁九城，不受本地居民的欢迎。

俄皇亚力山大第二见有机可乘，便在同治十年五月偷占伊犁，向清廷说：“一等到中国政府在伊犁行使权力，即行归还”。 三年以后，左宗棠打下肃州，清廷派他“督办西征粮台转运事宜”，不叫他负责新疆的军事。，

清廷所看重的，却是一位满洲人景廉。景廉是翰林出身，当过内阁学士、工部侍郎，也当过伊犁、叶尔羌的参赞大臣、哈密的“帮办大臣”。做官的经验他有，新疆的事情也不能说不熟悉，然而并无“将略”。

这景廉当了九个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一筹奠展。他把责任推到左宗棠身上，说左宗棠粮运办得不好，不该由北路用骆驼运粮。

左宗棠上疏抗辩，说用骆驼运粮，由包头穿过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的地界，到巴里坤(镇西)，虽则是“骆负粮少”，而饲养所耗亦少。倘若依照景福的主张，用车骡运粮，由肃州经安西、哈密，翻天山，到巴里坤，虽则是“车骡负粮多，而饲养所耗亦多”。两种方法比较起来。“车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尽，驼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尚可稍余。”

清廷认为左宗棠说得有理，景廉也的确无能，于是在光绪元年三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景廉被召回，改任“左都御史”。

左亲棠向清廷要求，先筹足粮饷然后进兵。清廷准他借“洋债”五百万两，又垫拨了各省协饷三百万两，洋税(关税)二百万两，一共是一千万两。

曾国藩一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宠遇，他对太平军苦斗了十几年，只花了两千多万两银子，而其中的极大部分，是自己想办法筹来的(募捐、抽厘)。

左宗棠准备好饷，买足了粮，把粮食一批一批地先行由南路运往肃州与古城子之间的各站，又经由北路运了不少，囤积在巴里坤。他而且向俄国买了几百万斤粮食，运到古城子。

为了不让兵士在穿过哈密戈壁之时缺乏水喝，他派匠人先行出发，尽量疏濬沿途的水源。

这样，他足足准备了一年。光绪二年二月底，他的军队从兰州分批出发，以肃州为集合地。他本人也进驻肃州，在肃州扎下大营(称为肃州大营)。

又过了两个月，粮食与兵士分批一一到达前线。巴里坤存了六百多万斤粮，古城子存九百多万斤粮，另有一千万斤左右在安西、哈密等地等候续运古城子。有三员大将在他的麾下：“帮办军务”满洲人金顺、“前敌总理营务处”刘锦棠、广东提督张曜。 左宗棠命令金顺驻扎在济木萨，刘锦棠驻扎在古城子，张曜驻扎在哈密。

对方的阵容是：马人得在乌鲁木齐，白彦虎在红庙子，马明在古牧地。

左宗棠在六月间亲临前线，到济木萨视察金顺的军队。他命令金顺进驻阜康。

敌人白彦虎也移师古牧地，与马明合力准备死守。

六月二十三日，刘锦棠奉命进攻古牧地，将古牧地包围，又击败了阿古柏来援的兵。五天以后，他打下古牧地，斩杀白彦虎与马明二人的部队六千余人。

第二天，刘锦棠进攻乌鲁木齐，不费一兵一卒占领该城。白彦虎、马明、马人得一齐逃走。

残余的东干部队，退守马纳斯。左宗棠命令金顺去攻，攻到八月，攻不下。左宗棠再派刘锦棠前往续攻，攻到十一月，破城。 白彦虎与马人得退到托克逊，阿古柏叫他们去守吐鲁番，自己进驻喀喇沙尔(焉耆)，另派一人叫做“大通哈”的，守达坂城；又派儿子海克拉守住托克逊。

左宗棠一面分兵收复北疆的昌吉、呼图壁、景化，一面准备将阿古柏彻底解决。

准备到次年(光绪三年)三月，一切就绪，左宗棠下令进攻。刘锦棠在三月初五日到达坂城，恶战一场，在第二天将达坂城占领，俘虏了大通哈及其大小头目，与来自南八城的军队以及几千名被裹胁的土尔扈特人。

刘锦棠把这些人释放，并且送他们衣服，送他们粮食。这些人回去以后，立即瓦解了阿古柏的军心。

八天以后(三月十四日)，刘锦棠攻吐鲁番，马人得率领一万多部众请降，白彦虎溜走。

与吐鲁番及达坂城相犄角的托克逊，原由阿古柏的儿子海克拉守着。海克拉听说马人得不战而降，自己也就不战而逃，留下了三万多人，归刘锦棠接收。

阿古柏在喀喇沙尔急得天天痛哭，哭到四月间，服毒自杀。

他另一个儿子伯克胡里守住库车。

左宗棠于是又停顿一下，准备次一战役。这时候，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发出一种议论：“如不能速胜，可乘机议抚。”

原来，郭嵩焘是受了英国政府人士，尤其是一度曾任驻华公使的威妥玛的影响。英国人认为，中国不妨把南疆的八城放弃，交给伯克胡里，建立一个新的安集延王国，既可以作为印度的屏障，又可以阻碍俄罗斯的发展。

清廷把郭嵩焘的奏折抄发给左宗棠，征求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回奏说：“安集延非无立足处，何待别为立国?抑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市恩?……彼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商我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

左宗棠不管英国人作何建议，仍旧准备他的次一战役。清廷中却又有人认为西征耗费过多。他们说：“乌城(乌鲁木齐)吐鲁番既得，(已经)有屯兵之处，(其余的地域)当众建(新国)以为藩篱，藉省兵力”。还有一些人，以为“海防”比“陆防”重要，不如省下一些钱，建立海军，修筑沿海炮台。

左宗棠的回答是：倘若放弃南疆，仍要在北疆设防；放弃北疆，也要在甘肃设防。钱那里省得下来？他留下了几句不朽的名言：“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况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不可不预为绸缪者，此也......则设行省，改郡县，事不容已。”

到了这一年(光绪三年)八月初一，左宗棠收复南疆八城的准备已经完成。刘锦棠军渡过开都河，长驱直入，于九月初一占领喀喇沙尔；初三，占领库尔勒；十一，占领库车。伯克胡里仅有一千多武装部队，于略事抵抗以后撤走。十几万被裹胁而去的维吾尔族难民，被刘锦棠救出。

伯克胡里与白彦虎逃到拜城，拜城的老百姓闭了城门挡驾，他只得继续西奔。刘锦棠军于九月十五日到达拜城，拜城的老百姓开门投降；三天以后，阿克苏也入于刘锦棠军之手。

再过两天，乌什又步了拜城与阿克苏的后尘。所谓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于是完全克复。

十月间，张曜的一军由喀喇沙尔开抵库车，作为刘锦棠的后劲。

和阗城的维吾尔族领袖呢牙斯宣布反正，进兵叶尔羌，围攻叶尔羌城内的安集延头目。伯克胡里从喀什噶尔赶来击败呢牙斯，解了叶尔羌之围，乘胜追到和阗，加以占领。呢牙斯率部向北，穿过塔克拉马康大戈壁，投奔张曜。

喀什噶尔原有满、汉官兵若干人，于事变初起之时投降了阿古柏，这时候在守备何登云与章京英韶的率领之下宣布反正，占领了汉城(疏勒)。

回城的守将阿里达什抵敌他们不过；伯克胡里从和田赶来，帮阿里达什死守。

不久，刘锦棠从阿克苏率部到达，会同何登云、英韶的反正部队，于十一月十四将回城攻破。

伯克胡里、阿里达什、白彦虎，都逃去了俄国。叛军不再有人指挥。其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均入于刘锦棠的掌握。 天山南北，除了伊犁九城以外，完全克复。

清廷晋封左宗棠为二等侯，封刘锦棠为一等男。张曜在光绪六年被任命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其后官至山东巡抚。金顺在光绪二年被任命为伊犁将军，于俄国交还伊犁以后到任。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从俄国人的手中收回伊犁。依照左宗棠、金顺、刘锦棠的意见，这问题不难用武力解决。俄军在伊犁的人数、配备，均远不足以与左军的相比。

左军的补给线诚然很长，俄军的补给线更长。俄国当时并无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一条越过乌拉岭的奥布.伏尔加铁路，到了光绪十年才开始兴筑。论国力，俄国在当时也不比中国充实。它的经济十分落后；教育比中国幼稚；政治比中国更腐化。

然而，李鸿章等人的主和论，占了上风。于是清廷在光绪四年派一个极糊涂的崇厚，去莫斯科办交涉。崇厚答应俄国：(一)割让塔城之北、阿尔泰城之西、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地域，包括这河的汇集之处斋桑泊。(二)割让伊犁之南，伊犁河的支流特克斯河两岸。(三)割让陬尔毕斯河以西。(四)赔偿军费五百万卢布。(五)俄国商人在天山贸易，概免纳税。(六)俄国商人可以从张家口到通州，由通州到天津，由天津到其他任何港口，与内地的西安、汉中、汉口等城市，来回买卖货物。(七)俄国除了已经在库伦、塔城、伊犁、喀什噶尔四个城市设置领事馆以外，增设领事馆于嘉峪关(肃州)、乌里雅苏台、吐鲁番、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子。(八)中国“粗茶”出口，一律免税。(九)这条约签定批准以后，五年以内不许修改。

崇厚如此丧权辱国，虽主和派的人也无法替他解说。结果，清廷将他定了死罪，关在牢里；所签的“l879年(光绪五年)中俄条约”不予批准。

清廷一面改派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一面命令左宗棠布置军事，准备于再度交涉破裂之时，用武力收复伊犁。

左宗棠在光绪六年二月，由肃州进驻哈密，命令金顺扼守精河，作正面的守势，刘锦棠与张曜两军作为两翼，对伊犁作钳形攻势。半年以后，清廷忽然又软下来，召左宗棠回京，纯靠曾纪泽在莫斯科凭一口一舌向俄国人争回土地主权。大概是因为俄国派了军舰，在中国之东的公海上示威。清廷深恐沿海城市“防不胜防”。另一个原因是，李鸿章把戈登从外国请了来，向清廷恫吓，说：“如果想与俄国开战，必须准备打个十年不停，而且必须准备把政权交给汉人。”

曾纪泽从光绪六年六月开始，和俄国的外交部长格尔斯、驻华大使布绰夫等人谈判，谈了五十一次，谈到光绪七年正月下旬，才把条约谈妥，写成二十条。其中主要的部分是：(一)特克斯河两岸免予割让。(二)加赔四百万卢布，共为九百万卢布。(三)领事馆暂增肃州与吐鲁番两处，其他五处等以后商务兴旺时再议。(四)俄商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天山南北两路”贸易，“暂”不纳税，等以后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五)粗茶出口税先行酌减，将来进口、出口均接百分之五抽取关税。

曾纪泽的这一次交涉，可谓差强人意。很多人说，它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其实这更是俄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曾纪泽没有兵权，更不是清廷的决策者，在无可如何之中略为争回了一点颜面，确也不能不算是难得的了。

该杀的崇厚，却微幸于曾纪泽对俄开谈以前被释放出狱。 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南疆平定以后，便已上疏清廷，力主把南疆与北疆合并起来，建立行省。北疆的东半部，本已有了迪化、镇西等府、州、县、厅。加上南疆东北角的吐鲁番等地，隶属于甘肃，称为“镇迪道”，但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单位，正如南疆的多数地区，虽有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而事事必须假手于“回民头目”。以致“民之畏官，不如畏其所管头目，…...民知怨官，不知怨所管头目也。”

在未设州、县的地区，抽税的方法又极不合理。清朝各省自从康熙五十一年以来，是“地丁合一”，按照田亩抽税。“故无无赋之地，亦无无地之赋。新疆则按丁征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左宗棠建议设省，也是为了革除这项弊病。

为了避免因“言语不通，文字不晓”而生的种种误会，左宗棠主张以后所发的税捐收据，必须于汉字之旁兼注回文。同时，他计划“广置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

左宗棠脚踏实地，在南疆设了很多“善后局”，以代行有如镇、迪、厅、州、县所行之事，解除人民疾苦。他安辑南疆、北疆因战祸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不分回、汉、东干，一律给以荒地、种子、耕牛；又替他们开了许多渠，凿了许多井，造了许多路。

主要的两条大路是：北边由肃州经迪化直至伊犁之东的精河。南边由某地(七角井?)分支经托克逊，直达喀什噶尔。

他又改修或新建了许多城池，包括乌鲁木齐、玛纳斯、精河、喀什噶尔的回城(疏附)与汉城(疏勒)、叶尔羌、英吉沙尔、和田、喀喇沙尔、库车、玛喇尔巴什。

在军事方面，他替新疆设置了边防军，把关内的湘勇暂时留下，称为“防营”，然后逐渐裁汰，招练本地的“土勇”。员额规定为两万一千名，其中三成是马队，七成是步兵。

同时，他以陕甘总督的身份奏准清廷，将甘肃的“制兵”(绿营)由五万六千名减为一万七千余名；将陕西的制兵，由四万二千余名减为二万四千余名。省下来的饷，划给新疆的“防营”。

在财政方面，左宗棠也给建省的工作铺好了路。他实施招垦政策，使得田赋的收入大为增加。仅仅南疆八城(东四城与西四城)，便已由十三万石增加到近二十四万石。厘金的收入，刚刚开办成绩就好过甘肃。办了不到二年，数字已超过六十万两。

曾纪泽在莫斯科办好交涉之时，左宗棠已调任两江总督。他仍不忘怀新疆建省的重要，再上一本奏章，请清廷早定大计。恭亲王等人都支持他的主张，于是慈禧太后终于在光绪九年加以接受。次年，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这“甘肃新疆省”以迪化为省会，下设若干府、州、县、厅，把南疆、北疆溶成一片。

其后，省的名称简化为“新疆”，去掉甘肃二字，表明它不再是甘肃省的延长，而是全中国的新领土。

其实，新疆二字并不适宜。南疆的西域三十六国在西汉之时，便已自动归属中国；北疆曾经是匈奴的领域，在匈奴降汉以后，也成了中国的领土。唐朝时候，不仅南疆、北疆是中国州郡，连葱岭之西、里海之东．所谓俄属中央亚细亚全是。

新疆二字作为省名，既不适宜；只成立一个省，也嫌不够。左宗棠已经看出，新疆有五个中心。他建议总督驻在迪化，巡抚驻在阿克苏，伊犁仍设将军，喀什噶尔设一提督，塔城设一都统。

清廷在光绪九年建省之时，不设总督，而只设巡抚与布政使；也不专设一个按察使，而以“分巡镇迪道”兼理。

分巡镇迪道之下，有一府四厅；迪化府，镇西、哈密、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四厅。

北疆除了分巡镇迪道以外，另有一个“分巡伊塔道”，所辖有伊犁一府、精河与塔尔巴哈台二厅。

南疆也有两个道：其中一个是分巡道，一个是兵备道。分巡道设在阿克苏，所辖有温宿直隶州(阿克苏)与喀喇沙尔、库车、乌什、英吉沙尔四厅。兵备道设在喀什噶尔，所辖有疏勒、莎车、和阗三个直隶州，与玛尔巴什(巴楚)、英吉沙尔二厅。(英吉沙尔有两个，一属分巡阿克苏道，一属喀什噶尔兵备道。)

府与直隶州之下，有原来的奇台等县与新设的拜城等县。于是新疆具备了相同于内地各省的规模。

其后，在光绪二十四年，喀喇沙尔升格为府，改名焉耆(汉朝的古名)。到了光绪二十八年，疏勒、库车、温宿三个直隶州，也都升格为府；库车厅升格的直隶州，玛喇尔巴什厅升为隶属于库车府的厅，改名“巴楚”。

合起来，新疆有了六个府、八个直隶厅、两个直隶州、一个(普通)厅，一个(普通)州，二十一个县。

依照宣统三年的官方报告，新疆的户口是：

户——453，477；

口——2，069，165。

刘锦棠担任巡抚至光绪十五年为止。在他以后，担任巡抚的是魏光焘、陶模、饶应祺、潘效苏、联魁、何彦升、袁大化。

一〇九、补叙咸丰外患

咸丰一朝的政府，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内忧是太平军、捻、会、苗、教、东干，等等。外患是是英国人占广州，英法联军占京城，俄国人占伊犁，抢阿穆尔(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勒索沿海洲(乌苏里江以东)。

先说英国怎样强占广州。广州的老百姓，在鸦片战争前后对英国人无好感。自从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的五口之一，外国人在其他四口都能进城居住、贸易；在广州却由于老百姓的抵抗，进不了城，只能在城外的商馆旧址居住、贸易。

咸丰二年，徐广缙任任两湖，广东巡抚叶名琛升为两广总督，兼为主办夷务的“钦差大臣”。咸丰四年，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包令爵士，忽然邀约美国的“专使”麦克赖因与法国的代表布儿布隆，写信给叶名琛，要求见面会谈“修改条约”。

他们毫无理由，却说得振振有辞。中、英之间的《南京条约》标得明明白白是“万年和约”，并未规定在若干年之内有效，或若干年之后修改。中、美之间的《望厦条约》，与中、法之间的《黄埔条约》，虽则有“十二年以后修订”的条款，但均未到期(要再等两年)。

包令曲解中、英之间《虎门条约》(商约)的“最惠国条款”，说：既然美、法两国可以在十二年到期之时修改条约，那末，英国也应该有权要求在《南京条约》满了十二年之时修改。(恰好，此时咸丰四年距《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有十二年。)

美、法两国的说法更妙：英国既能在此时要求修改《南京条约》，我们两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也有权在此时(亦即条约尚未满期之时)分别修改《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

叶名琛回答：见面会谈一时无暇，本人权力有限只能对条约作小更动，而现有条约亦无必须大作更动之处。

包令、麦克赖因、布儿布隆三人，在阳历9月间去上海，想和两江总督怡良谈判。结果，他们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会了面。吉尔杭阿对他们很客气，但根本没有权力和他们谈判。他们表示，准备进一步北上，找中央政府的负责人交涉。吉尔杭阿劝他们不必如此。

他们不接受吉尔杭阿的劝告，决定北上，而且要乘坐兵船去，以便于必要时“示威”。然而，英美两使各有一只兵船，法使却没有兵船。于是，法使为了身份上的顾虑，改派一位职员克来思考夫斯基子爵，跟随英、美两使前往。

英、美两使与克来思考夫斯基子爵到了大沽口，等候了几天，见不到直隶总督桂良，只见到长芦盐道文谦与长芦盐政使崇纶。这两人(虽则是咸丰所派)也并无权力谈判，只能听取英、美两使及克来思考夫斯基的“意见”。于是，他们三人提出了十八项要求。文谦与崇纶当然无法答应。

这十八项要求，内容复杂，牵涉极广。其中主要的部分可以归纳为下列各点：(一)在华北措海与长江沿岸增加通商港口；(二)让洋人可以自由到内地各城市游历、做生意、传教；(三)鸦片贸易合法化；(四)废除厘金；(五)规定华工出国办法；(六)让外国公使居住北京；(七)让外国使领人员可以直接与总督见面；(八)解释条约文字以外国文的一份为根据，不以汉文的一份为根据。

这十八项要求，在外国人看来并无不合理之处。但在当时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咸丰皇帝看来，都是无理取闹、心存叵测。

(一)外国人以为通商不仅有利于外国，亦有利于中国；既然五口已经通商，而且成绩不坏(广州虽则有不许英国人入城之事，但贸易仍照常进行)，大可以扩而充之，在华北沿海与长江沿岸也开辟几个通商的商埠。中国人却认为，五口通商是在炮火威胁之下不得已而订的城下之盟，倘若华北与长江沿岸也开放，洋人的势力益加深入，国将不国。

(二)外国人以为中国的内地很神秘，一定有值得一看的奇风异俗与搜罗不尽的宝藏，渴欲先睹、先取。中国人认为，洋人闯进大门，还要深入堂奥，甚至吸收我们的人民为教徒，显然是意存侵略，欲亡我之国、灭我之种。

(三)外国人以为，鸦片反正每年走私进口极多，与其掩耳盗铃，不如索性准许进口，合法化。中国政府可以藉此增加关税收人，外国的领事官与商人可以免掉不少麻烦。中国人认为，这真是洋人不打自招，老是在鸦片上打主意，赚我们的钱，要我们的命。

(四)外国人以为，厘金是最不合理的一种赋税。过一个卡子，好比过了一个国；中国境内有无数的卡子，等于一次关税之后又有若干次关税。外国货品因此就无法在穷乡僻壤与中国的土货竞争。中国认为，厘金之设，原为筹募对付太平军的军费与弥补正常税收之不足，是不得已的措施，也是纯粹的内政。

(五)华工准不准出国，也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以为，与其空文禁止，不如明白放行之反而可以防止若干流弊。中国人认为，洋人把华工连骗带拐地弄出去当“猪仔”，为什么还要强迫中国政府来作帮凶。

(六)各国互派公使大使驻在京城，当时已是欧美的通例。外国人以为，清廷硬要外国公使、专使(除了俄国的以外)与两广总督办交涉，不许到北京去，是故意不想解决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尤其是咸丰皇帝自己，认为这是洋人最无聊的一种要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找两广总督交涉？而一定要住到天朝的京城来，又不肯向皇帝磕头？分明是“骄妄倨傲”，可恨已极。

(七)(八)两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项目。其所以变成严重，是叶名琛始终不肯赏见英、美二使与法国代表。而所谓条文解释，大概是由于《南京条约》中文本上的“万年”二字引起了洋人的不满。

文谦与崇纶告诉英使，《望厦条约》的修约条款，非英国人所能援例，所谓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遇别国的条约满期，英国的条约也可以视作满期。

文谦与崇纶告诉美使，修改《望厦条约》是可以的，但只能作小更动。倘欲作小更动，不妨去广州，找叶名琛交涉。

这时候，英、美二使仅各有兵船一艘，无法翻脸。英、法两国这时候(1854年1o月)已经在对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分不出力量打中国；美国呢，总统非经国会同意，不能对任何外国用兵。

包令、麦克赖因、克来思考夫斯基，于是离开大沽，怏怏南下，都回了香港。

次年，咸丰五年，美国改派一位伯驾当专使；法国发表了一位柯尔息子爵当“代办”。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仍是包令。

伯驾是富于理想及幻想的人。他当过石匠、外科医生、牧师、外交家，有六任“公使馆代办”的资历。

他单独由香港去上海，准备由上海北上，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英、美、法三使居住北京，中国也派遣使臣分驻伦敦、华盛顿、巴黎。(二)英、美、法三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全境任何一处贸易。(三)全中国臣民应有宗教信仰自由(容许英、美、法教士在中国全境传教)。(四)改革中国各级法庭。

中国官吏把伯驾留在上海谈了又谈谈到冬天，大沽口已经结冰，伯驾无法实现去北京觐见皇帝的愿望，废然而返，回到香港。

咸丰六年，发生了两件后果重大的小事。一件是在正月十九日(2月24日)，广西西林县的知事逮捕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次日，打他的屁股；二十二日叫他跪铁链，二十三日，叫他站囚笼，跪到二十四日斩首。

另一件事是：九月初十日(10月8日)，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亚罗”号(TheArrow)，停泊在广州的黄埔，被中国兵于检查之时拔下英国国旗，捕去十二名水手。

法国的代办柯尔息子爵，一时未接到有关马赖神父的报告，因此也不曾向叶名琛有何表示。到了第二年，英国人把亚罗号的事件闹大，法国的公使葛罗男爵才质问叶名琛，随即藉此而请准拿破仑第三，与英国一致行动，成立英法联军。

西林县的县官，不该虐杀马赖神父，虽则马赖神父按照当时条约无权私自深入内地。县官应该将他逮捕，送交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加以审判。

关于亚罗号事件，华、英双方各有其说法。华方说，亚罗号既是中国人所有，便不该悬挂英国国旗，冒称英国船，船主苏阿成托庇洋人，居心可诛。英方说，船主不足苏阿成，而是冯阿明。冯阿明虽则是中国人，却居住在香港。香港早已准许中国人的船注册，享受英国国旗的保护，而中国当局从未抗议。

事实上，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准许香港政府将属于中国人的船在香港注册。并且，冯阿明所领的执照，早在拔旗事件以前的十一天已经满期失效。这两点，都是中国当局所不知道的，英国当局自然也乐得不说破。

英国的广州领事巴夏礼在事件发生之时，即已赶到中国的巡逻船，要求将被捕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带去英国领事馆。他认为挂着英国国旗的船，便等于是英国的领土。中国兵无权在英国领土之上捕人。

中国兵拒绝他的要求。他就写“照会”给叶名琛，说公众之前的侮辱，必须以“公众之前的赔礼了事”。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必须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亚罗号，由领事带他们去领事馆，然后请叶总督派适当官员会同调查该十二名水手是否海盗。

叶名琛答复他：船是中国船，水手是中国人，其中有海盗李大明在内。李大明及其他十一名，可能是9月6日在上川岛劫船的盗犯。因此，不便送交亚罗号。

巴夏礼向叶名琛再送照会，要求：(一)书面道歉；(二)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三)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十二名水手至亚罗号。他并且限叶氏于四十八小时以内，亦即10月14日以前明白答复。

叶名琛在14日答复说，十二名水手之中有三人必须暂行手扣留，严加察讯，其余九人先行送回亚罗号。叶名琛又说，以后中国官员对英国船船员决不无故逮捕，但亚罗号并非英国船。叶名琛而且教训巴夏礼：中国人造船，外国人不可售以执照，以免混淆不分。

巴夏礼一面拒绝接受这九名送回的水手，一面用武力夺了一艘“中国政府的船”，作为报复。叶名琛毫不生气，说：“巴夏礼所夺得的，不是中国政府的船，而是一个中国商人的船。”无非是这商人活该倒霉罢了。

一个星期以后，巴夏礼请准包令爵士，咨请驻华海军司令、“英军水师提督”席摩儿上将使用武力。

于是他三度照会叶名琛：限二十四小时内道歉，保证尊重英国国旗，正式送回十二名被捕水手。

叶名琛知道洋人动了真火，果然把十二名水手都送到英国领事馆，但说明其中的二名于送到以后须立即带回总督衙门，以便审讯。这是lO月22日的事。

巴夏礼认为这两名也该留在领事馆，须由领事主审，华方官商会审，审后方能带走。因此，他拒绝接收这十二名水手。同时，他认为叶名琛既未道歉，也没有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已无继续交涉的必要，不如让英国海军接办未完之事。

席摩儿上将指挥兵舰开炮，在23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占领广州之南四英里左右的中流炮台。第二天，占领凤凰山炮台。第二天，占领海珠岛，架好了炮，对准总督衙门。

第四天，是“礼拜天”，席摩儿上将休息。

第五天，他开始对总督衙门发炮，每十分钟一次。第六天，他攻毁总督衙门前面的城墙一段有两丈宽。叶名琛搬到广州都统的衙门去住。第七天，英军进城，大踏步穿过总督衙门一次，然后退出，回海珠岛。

这七天，清军全不还手。因为叶名琛吩咐过：“不要理他们。”

叶名琛同时却希望老百姓动手。他贴出布告，悬赏购买英人的首级，每颗三十元(墨西哥币)。

他暗中也派了一位知府与席摩儿上将及巴夏礼领事会谈，询问他们目的何在。他们的答复也很妙：根据《南京条约》，英国商人有权利进广州居住；英国官吏有权利与总督会面。(关于亚罗号事件，他们似乎均已忘怀。“修约”的要求，也被搁在一边。) 这真是旧事重提，也可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叶名琛一向以为，德庇时在道光二十七年碰了钉子，虽则宣称“两年以后算帐”，只是打打退堂鼓而已。德庇时的继任人文翰于两年到期之时，并未坚持前请，也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至于中、英官员会面的问题，叶名琛心中有数。他自从接事以来，就根本不曾赏见任何一个外国外交官。英国公使包令及包令的前任文翰，美国专使麦克赖因及其前任马绣尔与继任人伯驾，法国代表布儿布隆及其继任人柯尔息，都向他求见过，而他总是藉口公务太忙，回信说“改日再约”。

这一次，虽则城墙已被轰破，衙门已被冲进，他一本初衷，仍日给席摩儿与巴夏礼一个不理。他的架子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席摩儿的兵力仅有一千人左右，不敢贸然占领广州。广州的武装老百姓，即所谓“团勇”，有几万人之多。

席摩儿只能够对总督衙门断断续续地开炮，也略为占领了广州周围若干炮台，拆毁了商馆附近有碍视线的民房。

于叶名琛的劝告之下，美、法两国驻在商馆的卫兵，先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二日撤走。

包令不曾死了与叶名琛会面的心，在11月下旬，从香港来广州一趟，仍旧是不得要领，废然而返。

12月5日，英军藉口有一名水兵被杀，放火烧掉广州郊外的一个村庄。

14日，广州老百姓烧英国的商馆，连带烧掉十三行旧屋与美、法两国侨民的住宅。

22日，航行省城与香港之间的英国小邮轮，蓟草号(The Thistle)中途被劫。劫它的，是化装为乘客的中国兵。于是十一名外国人被砍头，其中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副领事。

1857年1月14日(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有一位华人面包商阿林，在面包里放砒霜。由于发觉得早，洋人不曾有一个被毒死。

存香港的洋人，人人自危。英国人固然害怕，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等，都一样地害怕。

香港此时有五万左右的华人。到了2月月底，有两万以上退出香港，各回本乡。因为本乡的人写信叫他们回去，以表示对洋人不合作。

英使包令虽则一向主张强硬，比起领事巴夏礼之一味蛮干，略高一筹。他写信给闽浙总督王懿德与两江总督怡良，请他们转送一封信给咸丰皇帝，信上所述的是中国政府如何不是，叶名琛如何欺侮洋人。包令以为“告御状”可能生效。

王懿德与怡良的答复均很客气，但是他们说无法转呈告状的信，因为一切洋务交涉，只有叶名琛有权办理。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越拖越糟。中国政府对洋人的态度，并未因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有所改进，仍是天朝自居，满不在乎。洋人呢，始终迷信武力，得寸进尺，侵略了别人，还希望别人对他们喜欢、尊敬、认作知己朋友!

这时候，英国的首相正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外相帕麦斯顿(又译“巴麦尊”)。他虽则是自由党人，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

在他下面当外相的，是克赖兰登勋爵。克赖兰登很欣赏包令与巴夏礼的强硬作风。

反对这种强硬作风的，在保守、自由两党之中均有。德儿贝勋爵，保守党的领袖，于1857年2月14日在上议院提议谴责包令等人处置失当。结果，以一百一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十二天以后，这个议案在下议院表决，却以二百六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帕麦斯顿根据英国宪法，只得解散下议院，举行大选。他发表演说，强调英国国旗受了侮辱，英国国民被人暗杀，把亚罗号是中国人的船，它在香港注册的执照业已过期，英军炮轰广州、滥杀中国人民等等，一字不提。于是，被选举为新的下议院之议员，以支持他的对华政策的人占多数。

他吩咐外相克赖兰登，派一个得力的干员、曾任加拿大总督的爱尔金伯爵担任“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对华的外交、军事。 爱尔金在1857年4月下旬出发6月3日到达新加坡。这时候，印度的“土兵之叛”已经(于5月13日)爆发。印度大总督坎宁向爱尔金求救。爱尔金把所率的两团兵士(约有一千七百支枪)派去印度。此外有三团步兵与一个炮队，也是从英国开来作为征华之用的，在走到锡兰的中途，被锡兰总督格雷截留，改作对付印度土兵之用。

爱尔金等于是单身来到香港。他在香港等候到ll月，才有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从英国开到。加上香港原有的驻防陆军一千五百名、海军二千名，与法国大使葛罗男爵所拨来的法国兵一千名，爱尔金总算凑足了五千六百多人。时间已经是l2月中旬了。

爱尔金有了这五千六百多人，就敢于向中国的两广总督挑战，敢于在其后直航大沽，打进天津、北京。

他先礼后兵，写信给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执行条约上有关广州的条款，包括让英国人入城居住、贸易；赔偿最近事件与纷乱中英国人所受的损失。

法国的新任“全权大使”葛罗，同时也通知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让法国人入城居住、贸易，并赔偿种种损失，以及惩办西林县的知事，抚恤马赖神父的家属，等等。葛罗并且说，法国决定与英国合作，互相支持对叶名琛的要求。

这时候，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席摩儿上将，已经占领河南岛全部，完成对广州的封锁。

叶名琛在两天以后答复英、法二使，说：(一)《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无修约的条款。(二)《中法黄埔条约》虽有修约的条款，却无修约的必要。(三)英人进人广州的权利，事实上已被文翰放弃。(叶名琛说，德庇时坚持过，闹出事来，被英国政府免职；文翰不坚持，被英国政府封为男爵。爱尔金应该效法文翰，不可效法德庇时。)(四)法国传教士曾经有过八人闯入内地，都先后被押解广州，送交法国领事。马赖神父之所以被杀，由于身份不明，地方官不知道他是法国人；而且他的确罪有应得，曾经鼓动人民造反。(五)法国人最近在广州所受到的损失，应该由英国人赔偿，因为肇事的是英国人。

英、法二使爱尔金与葛罗在耶稣圣诞的前一日(阴历十一月初九)提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于二十四小时以内献城。叶名琛既不献城，亦不作守城的准备。

驻广州的将军穆克登纳与巡抚柏贵，向他请示应付的办法。他说：“不要紧。吕祖(在乩坛上)已经告诉我，过了月半(十一月十五日)便没有事。”

英法联军(五千六百多人)在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六时开始进攻，攻到十四日下午两点钟，打进广州，占领了半个城。 十五日，将军穆克登纳竖起白旗，战事告终，吕租的乩语果然灵验。叶名琛逃匿在副都统衙门的八角亭，于七天以后被英军捉住，押送香港；其后被转送到印度加尔各答，于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病死。

叶名琛对英、法采取强硬的态度，未可厚非。他的错误，第一是始终不肯与英、法以及美国的专使、公使、大使会面商谈。第二是，对外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而不肯虚心探听(更说不上虚心研究)。第三是，全仗空言敷衍、辩驳，而毫不设防。

然而，比起辛亥以后若干胁肩谄笑，见了洋人便满口“也是也是”(Yes，Yes”的“西崽外交家”，叶名琛却又十分值得我们怀念。

英、法二使找出了巡抚柏贵，叫柏贵负责维持城内治安，但一切命令必须由两个英国委员与一个法国委员副署。

广州城内的老百姓，在英、法联军的高压之下无法反抗。城外有一百零三多九十六村仍然继续奋斗，组织了一个联合办事处(团练局)，设在佛山。参加的武装民众有几万人，使得英、法两国的人不敢出城。他们离城一英里(三华里)，性命就难保。 爱尔金偕同葛罗离开广州去上海，并且邀约了美国公使列维廉，俄国专使普替沃丁(这时候均在香港)一齐去。

事前，他们四人分别写了“致中国首相”的照会，派人送交驻节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托何桂清转交。信中要求清廷派遣全权大臣到上海谈判，否则便要北来京城。

何桂清在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与江苏巡抚赵德辙会衔答复(已到上海的)英、法二使，说接到来文后，已经奏奉咸丰皇帝批示，叫他们仍回广州，与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办理交涉。

何桂清与赵德辙在回答美国大使的照会上，赞许他最近于广州战事期间能守中立。但修约的事，仍该去广东找黄宗汉商量。

对于俄国专使，何、赵两人责备他不该南去香港与英、法联络，又偕同英、法二使北上，有所要挟。何、赵二人又说，他的任务是勘定黑龙江的国界，应该去黑龙江。至于修约，中、俄现有条约之中，并无准许俄国人在上海、宁波等五个口岸居住贸易的条款。

爱尔金、列维廉、普替阿停接到何赵两位督抚的照会，把它退回。葛罗较为客气，收了下来，但仍写信告诉何、赵，复文该由“首相”签署。

在爱尔金的领导之下，一个小规模的四国联军，包括十几艘英国兵船、六艘法国兵船、三艘美国兵船、一艘俄国兵船，排好队从上海出发，浩浩荡荡向着大沽口驶去。

他们在三月上旬到达，要求清廷派出全权大臣举行谈判。清廷叫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接洽，却不给谭以全权大臣或钦差大臣的名义。结果，只有美国公使列维廉一人肯与谭见面交谈。 列、谭二人从三月十八日谈起，谈到四月初，谈不出什么道理来。列维廉的要求十分广泛．谭廷襄所能答应的，只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各增通商口岸一处。

英、法、俄三国的大使、专使等得不耐烦，就由法使葛罗出面，声称：根据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兵船有权驶进大洁口，直到天津。(这是曲解条文。条文上说，中国与他国交战时，法船仍许通行。中国此时虽则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却未正式宣战。法国既已与英国在广州一致行动，又怎能自居为“中立国”？况且条约的原文分明是，法国船只能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渡、上海。)

爱尔金在《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里找不出任何可以曲解的藉口，但也要求清廷交出大沽口南北两岸的炮台，作为外交谈判的“序幕措施”。

四月初八日(5月20日)七午八时，英、法两国大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以内交出炮台。

上午十时，英、法兵船开火。轰到中午，把所有炮台一一占领。事实上，清军并未抵抗。

爱尔金与葛罗二人命令英、法两国的兵船，彻底清除白河的障碍物。清除完毕以后，爱尔金与葛罗邀同列维廉、普替阿停，在咸丰八年四月十八阿(阳历五月三十号)进入天津。

清廷不敢再叫爱、葛、列三人去广东找黄宗汉，也不敢再叫普替阿停去黑龙江找地方官专谈勘界。清廷很柔顺地派出大学士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当钦差大臣，和爱、葛、列、普四人正式谈判。

所谓谈判，只是中国的钦差大臣聆训。施训的人不是爱、葛、列、普，而是爱的两个精通华文的翻译官威妥玛与李泰国。(威妥玛其后升到英国驻华公使，留下了一套用英文拼写汉字的办法，至今仍被通用，算是标准，称为“威氏拼写法”，The Wade System。)

在所谓“淡判”期问，清廷异想天开，起用《南京条约》的签署人，此时年逾七十的耆英，试行一次侧面外交。耆英到天津，自称新任钦差大臣，拜访爱尔金与葛罗，却拿不出证件。他见到李泰国，大谈本人与英国人何等要好，托李泰国代劝爱尔金等先把兵船撤出白河，再谈一切。李泰国奚落他一顿，他羞惭而退，“私自回京”；被咸丰下诏赐死。

“谈判”在阴历五月间完成。初三，《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初八，《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十六，(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十七，《中、法天津条约》签字。

俄国在此次“修约战争”前后，所获得的利益最多。单就《中、俄天津条约》而论，虽则是仅仅十二条，已经包括了：(一)最惠国条款；(二)把五口通商的权利让俄国分享，再加上台湾(台南)与琼州(琼山)两港；(三)准俄国把外交文件直接送军机大臣或大学士，不必再经由理藩院。事实上，在《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前的十几天，中、俄之间已经另行签订了《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领土(其后的阿穆尔省)拱手奉送；又己在原则上答应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其后的沿海州)可以商量。

中、美之间的《天津条约》，共有三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是“最惠国条款”。关于公使驻京的一节，美国只要求“公使有事接洽，可以晋京”，但倘若别国之“使”(envoy)获得居住北京之权，美国亦应同享。中、法之间的《天津条约》也有最惠国条款，也有相同于中、美条约的关于公使、大使晋京与驻京的规定。所不同的是，元首批准以后的条约正本的互换，必须在北京举行，因此而埋伏下杀机，造成了咸丰九年的所谓“换约之战”。

中、英之间的《天津条约》，是条文最多的一件，共有五十六条。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条与第十一条。第十条规定，在内地长江沿岸加开三个港口，作为“商埠”。第十一条规定，在沿海加开五个港口，作为商埠。

由于太平军此时尚占着南京，活动于南京、汉口之间，条约只先指定镇江一处，于一年后开埠。其余，等待太平军被消灭以后，再行由中、英双方指定。(其后，指定了九江与汉口。)

沿海的五个新商埠是：琼州(琼山)、潮州(潮阳，其后改设在澄海县的汕头)、台湾(台南)、登州(蓬莱)、牛庄(其后改设在牛庄西南的营口，但是洋人此后一直误称营口为“牛庄”)。

除了增开八个新的商埠以外，英方最坚持的是“钦差驻京”。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期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条也说明了大英钦差觐见大清皇上“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也就是不便磕头，只能以拜见泰西各国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

英国钦差的地位，与中国的“大学士尚书”相等。“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通函)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仪相待”(第五条)。其后，清廷创设一个“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专办外交，代替了以前由两广总督负责办理”的制度。

领事裁判权，英国本已取得。在《天津条约》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三条之中，又重新详细规定。

倘若英国与其他列强在中国没有这领事裁判权，洋人在内地游历与传教便不致造成多少纠纷。洋人有领事裁判权作为护身符，把中同的法律、法庭与法官以及一切的官，都不放在眼里。出了乱子有领事保护，即使犯了罪，也会从轻发落。清朝末年的各省官吏遇到洋人就怕，原因在此。《天津条约》第八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传教；第九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游历。

领事裁判权的祸害已够严重，更严重的是“协定关税”。中国设海关，想抽多少税，自己不能作主，要“会同英员”制定，不但就税率的原则会同制定，而且把很多种的货物价格—一会同制定。一定便是十年，物价的波动一概不管。十年以后，倘若英方不同意修改，可以再拖十年，结果就这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拖下去。

《天津条约》的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一)中国进出口税的税率，维持《南京条约》的成议，一律以值百抽五为原则。(于是，机制的洋货可以在中国廉价倾销，摧毁原有的手工业，扼杀将来可能有的机器工业。)(二)各种货品的估价标准，由中国遣派户部(财政部)官员“即日前赴上海”，会同英员迅速商夺。(三)内地的厘金等税，洋货一概免纳，只缴付一次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作为替代“土货”却不能享受如此的优待，因此就更难与洋货竞争了。

其他各条，所涉及的都是技术上的具体问题，如“船钞”在一百五十吨以下每吨纳银四钱，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银一钱；货物潮湿减价抽税；走私货物一律充公，罪犯必须引渡，等等。 在五十六条的“正约”以外，另有一条所谓“赔款专条”，规定由中国赔偿英国“商亏”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共计四百万两。所谓“商亏”，与鸦片战争时期的所谓“商欠”不同。商欠倒真是中国商人拖欠英国商人的债款(加上利息)与货款。“商亏”所指的，是在咸丰七年冬天英国进兵广州前后，英国商人因商务停顿而遭受的损失。(中国商人以及一般人民所遭受的损失更大，找谁去赔？)

军费二百万两，按照当时国际上的惯例，确也应该由战败国交出来，作为对“战胜国”认输的表示。至于英国是否真因派遣了几千兵士到中国，而花费到二百万两，那是英国自己的事，于中国无关。中国的虎门炮台、大沽炮台以及珠江、白河、广州外围各地，一切军事设备被破坏，那是中国的事，于英国无关。 咸丰皇帝在批准了《天津条约》以后，十分懊恼。他训令桂良与花沙纳不妨藉商议海关详细税则的机会，向洋人要求“翻案”，把(一)赔偿军费，(二)公使驻京，(三)内江通商，(四)内地游历这四项作为罢论，中国情愿免收洋人关税，作为交换条件。 桂良与花沙纳二人，和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按察使薛焕研究了一下，认为咸丰的旨意无法遵行。第一，已经签了字而且批准了的条款与条约，怎能翻案？第二，中国不收关税，财政上的损失太大。

桂良请何桂清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明困难。结果，何桂清被斥责一番。桂良又把薛焕强调关税不可放弃的意见向咸丰转陈，咸丰于是不再坚持。

为了挽回颜面，桂良、花沙纳在上海递给爱尔金等一个照会，内容共有六条，其中第四条说：“以后领事官遇有重大事件，应向本国上司请示，不得自作主张，恃强妄为，以免有碍和好。”(这是骂巴夏礼。)第六条说：“各国领事不得发给中国船旗号，如已发给，一律撤销，以免不法船户，恃外国旗号为护符，为非作歹。”(这等于说，亚罗号事件根本是英国不对。)

这照会在咸丰八年九月三十日提出。两个半月以后，英方才送来复文。在大体上表示同意。这时候所谓“通商章程”，亦即“协定关税”的详细条文都已谈好，而且把鸦片的贸易合法化，改称鸦片为“洋药”；又把很多的奢侈品包括洋烟洋酒，藉口这些只有洋人才喜欢买，一概列在免纳进口税的项目之中。

鸦片既改称为“洋药”，从此冠冕堂皇地被准进口，列在协定了的关税税则以内，每石(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抽进口税三十两。以当时的市价来核算，事实上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左右。这是洋人对清廷特别客气的一种表示。

这一年，咸丰八年，销在中国的鸦片，有六万二千葙左右，比之签订《南京条约》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二万八千箱，超过了一倍以上。

在出口货之中，最重要的是茶与丝。茶的税率是每石抽二两五钱(相当于每磅抽一便士又三分之一)，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是另一个“例外”，充分表示出英国人的宽大，虽则英国政府自己也加抽进口税每磅一先令又五便士。丝的税率，是每石抽十两，低于百分之五。这是因为法国很需要丝，为了发展法国的绸缎工业。

列人免税的进口货，包括洋烟(香烟、烟叶、雪茄烟)、洋酒、香水、肥皂、面粉、牛油、奶油，等等。

这些税则，在咸丰八年ll月成为条约，称为《上海通商章程》。中英、中法、中美三种完全相同。虽则是写明了每十年重估货价，甚至修改税率一次；事实上洋人一拖再拖，拖了四十四个年头未曾修改。中国在财政上，尤其是国民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无法估计。

有了如此丰富的收获，英、法两大强国应该满意。但是，到不了一年，却又为了所谓“换约”问题再度用兵力威胁清廷，取得更多的掠夺品。

咸丰皇帝“少不更事”，也有“咎由自敢”之处。他茫然于国际上互派使节的通例，总以为有了外国使节驻在北京，便是“藐视天朝”。同时，他又主张不定，时而想和时而想战，却又不懂怎样才能够和，怎样才能够战。

他竟然愚昧而幼稚到想“不动声色，使之不疑，先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俟其来年赴京换约，聚而歼之”。洋人留在欧洲的多得很，你咸丰能杀几十个，甚至几千个航海来天津的洋人，便算是消灭了所有的洋人么？

而且，“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中国自古已有的明训，并无须熟悉近代国际公法才能够知道。咸丰“预谋杀人”，可谓自外于文明，自居于野蛮。

然而，洋人之坚持来北京换约，而且乘了兵船、带了大炮来换约，又何尝不是迷信强权，不讲公理?成丰九年五月二十日(6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与法国公使布儿布隆，带了十六艘英国兵船、两艘法国兵船、一千三百名英国兵、一百多名法国兵到达大沽口，准备进入白河，溯河而上直达天津，由天津转北京“换约”。清廷通知他们：天津尚非通商港口，他们无权进人白河。他们只能在北塘登岸，由北塘去通州，由通州转北京。

所谓“换约”，是交换双方元首于批准以后所签字、盖印的条约正本。咸丰早就批准了中英、中法、中美、中俄之间的《天津条约》。剩下的手续，无非是静候英、法、美、俄四国元首批准而签字、盖印而已。

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换约只是一种例行手续，不是什么严重的大典。英、法两国在缔定《天津条约》之时，坚持列入“一年以后在北京换约”的条款，无非是为了报复清廷在过去不让英、法的使节入京，同时也是为了取得从此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而不低头与两广总督办交涉)的权利。

然而英、法二使硬要武装航行于白河，把兵船开到不属于通商口岸之列的天津，是百分之百的蛮横举动。他们不懂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懂得“天道无常”的道理，以为强者可以永强，弱者定将永弱。

他们竟然也不知道，这一次咸丰皇帝已经略有准备，吩咐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及白河沿岸设防。他们或许已经知道，而漫不经心昂然直入。

清廷叫他们在北塘登陆，而且派了直隶总督恒福到北塘迎候。他们偏要驶入白河。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国兵船首先闯进。二十四日，英、法两国的兵船炸断锁港的铁链。二十五日，英、法兵船向岸上的中国堡垒开炮，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炮兵还击。打了半天，英军一千三百名之中伤亡了四百三十四人；法军一百多名之中伤亡了十六名。英、法联合舰队的十八艘兵船，被中国炮兵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英军可令何伯本人也挂了彩(负伤)。

英、法二使受了这个意外的打击，恼羞成怒，驶回上海，分别向本国政府请兵。

于是，英国派了一万八千兵、法国派了七千二百兵，在咸丰十年二月到达香港。

两国的驻华使节也换了人：爱尔金与葛罗东山再起，接替布鲁斯与布见布隆。

英国政府叫英军司令何伯专管海军，加派了一个格兰特为陆军司令。法国政府也派了蒙妥榜与夏儿奈，分任陆军与海军司令。

爱尔金与葛罗在(咸丰十年)二月十七日托两江总督何桂清，转递一件照会给“中国的大学士”(首相)，要求对“白河事件”道歉赔偿，同时旧事重提，仍要来北京换约，在北京驻公使。

咸丰皇帝立加批驳，认为爱、葛二人“狂悖已极”。

三月二十六日(4月16日)，爱、葛提出第二次照会，声明将用武力解决，占领中国土地。咸丰软了下来，谕令各地将士“不可先行启衅”，又密令僧格林沁筹划议和。

咸丰十年四月，英、法联军开抵舟山群岛，占领定海。

五月，英、法两国的军队分别占领辽东半岛上的金州(英)与蓬莱半岛上的芝罘(法)。清军在这几处地方均未抵抗。

六月十五(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这时候，英军的实力只有一万零五百人，因为已经留下七千七百人左右分驻香港、福州、定海、上海、金州。此外，有招募得来的所谓“广东苦力”二千五百人。法军的实力在六千三百人上下，有七百人留在芝罘。

英军有中级兵船七艘、小兵船三十四艘、运输船一百四十三艘，共计携带大小炮位三百六十一尊。法军的船数与炮数，不详。

联军在北塘顺利登陆，僧格林沁在事前已将北塘撤防。一方面咸丰皇帝有旨不许先行开衅，一方面僧格林沁以为英、法长于海战，不长于陆战，存心让联军登陆，然后再用蒙古马队将他们消灭。

联军由北塘转而向南，于六月二十六日与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战于新河。蒙古马队不懂得什么叫做“掩护”，骑在马上吃联军的枪弹、炮弹，结果全军覆没，三千人被杀得只剩下七个。 两天以后，新河之南的塘沽入于联军之手。七月初五，大沽口北岸的第一炮台与第二炮台相继失陷。当天下午，南岸炮台的守军两千不战而降。联军在这一天先后俘获清军五百门炮。清军伤亡在二千以上，英军伤亡二百，法军伤亡一百三十。

七月初七，英、法联军的兵船进入大沽口，直航天津将天津占领。清廷派大学士桂良与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与爱、葛二人在天津谈判。七月二十日把条件谈妥：(一)加开天津为商埠。(二)把对英赔款由四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对法赔款由二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三)英、法二使可以带几十名武装卫士进北京换约。

这三项议和条件，咸丰皇帝不肯接受。因此，在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应该签字的一天，桂良与恒福不敢签字，却又不肯向英、法二使说明，只是藉口“全权诏书”未曾带来搪塞一番。英、法二使于是动了火，当天就下令向通州前进。

五天以后，联军到达武清、香河二县之间的河西务。僧格林沁也在河西务西北、通州东南的张家湾严阵以待。

咸丰皇帝改派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穆荫继续与英法讲和。他们驻节通州，写信给英、法二使，说皇上已有谕旨，完全接受桂良与恒福所承诺的条件。

英使爱尔金于是派遣翻译官巴夏礼与威妥玛前往通州，于已有的议和条件之外，添提三项条件：(一)联军进驻张家湾之南五华里处；(二)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名兵士进京；(三)咸丰皇帝亲自接见英使，接受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

载垣与穆荫对爱尔金的要求，婉拒了一番，无效，只得接受，写了两封信分致爱尔金与法使葛罗，交给巴夏礼等带回。

两天以后(9月16日)，巴夏礼再度到通州，与载垣、穆荫相见。这一次，威妥玛没有来，和巴夏礼偕来的有爱尔金的私人秘书骆克，英军的代表瓦勒克上校，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渡勒拜六名英国骑兵、二十名印度骑兵，及统率这二十六名“卫队”的上尉安得生。

巴夏礼等人此次的任务，是再转一封爱尔金写给载垣、穆荫的信，信中表示对载、穆二人接受条件甚为满意，不妨即行由巴夏礼等人与中国当局开始作具体的准备工作。

巴夏礼不曾料到，载垣、穆荫的态度忽然改变，不像上一次那样客气。(原因是，咸丰皇帝已经申斥他们，说他们不应该答应爱尔金亲自向咸丰皇帝递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也不应该准许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卫队进京，至多只能准带四百人。)

载、穆二人不敢告诉巴夏礼咸丰皇帝的谕旨如此如此。倘若他们这样说，等于自认并无“全权”，爱尔金与葛罗就不肯以他们为交涉对手，和议就要破裂。

载、穆二人只能向巴夏礼委婉说劝，举出亲递国书在事实上的不方便，亦即“磕头”问题。虽则《天津条约》原文早已写得相当明白，以后英、法使节觐见，行欧洲各国通行的礼仪(只屈一膝鞠躬，而不作三跪九叩首)，但是清廷君臣糊里糊涂地仍以为洋人觐见不磕头，是对于中国皇帝一大侮辱。

载、穆二人也用同样的语调，劝巴夏礼转告爱尔金：一千名卫队带到通州以后，把其中的多数留在通州，只带少数人进京较为省事。

这些“遁辞”，巴夏礼听来极不顺耳。分明是早已接受的条件，而且写成白纸黑字、用“交换函件”的方式加以确定了的，怎么又变起卦来?

又过了两天，八月初四，巴夏礼偕同瓦勒克上校、骆克秘书与一位中国军官，去张家湾以南五华里处，选择可以驻扎英、法军队的地方，却看到上万的中国军队(憎格林沁的，加上北京调来的马步官兵)已经先到。

巴夏礼怒不可遏，又去通州责备载垣“背信”，然后就离开通州回天津，去向爱尔金报告。刚走到张家湾，他就被中国兵围住逮捕，押送到僧格林沁面前，捺在地上。

僧格林沁问他：“怎么敢对怡亲王(载垣)口出不逊？”同时命令他写信给爱尔金，停止进军。

巴夏札不肯。于是就被上了手铐脚镣押解北京，先后关在刑部大牢与高庙两地。

和巴夏礼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六名英国人、十三名法国人，包括卫队长安得生上尉，《黍晤士报》记者包尔贝与法国天主教德吕克。

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报告，竞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挥，现已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把敌人的翻译官看成统帅，无知至于如此安得不败!就在巴夏礼等人被捕的这天，英、法联军发动攻击，僧格林沁大败，丢掉七十四门大炮。

三天以后，八月初七(9月21口)，又在八里桥打一仗，僧格林沁再败。临阵督战的八旗禁军指挥胜保面部中弹，当场跌下马来。

清军于是放弃通州，退守北京。联军这时候已经把弹药几乎用光，无力再向前进，便假意续开谈判，暗中加紧由天津运来接济。咸丰皇帝指定恭亲王奕訢与爱尔金通函交涉。

谈到八月二十一日(10月5日)，联军准备完成，立刻翻脸不谈，绕过北京城的北边，向海甸与圆明园进攻。次日，英军占领海甸．法军占领圆明园。

联军以为僧格林沁驻扎在海甸，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然而他们扑了空。僧格林沁已经拔营而去，咸丰皇帝呢，早就在八月初八(9月22日)，八里桥之战的次日，即已离开北京，出狩木兰(逃去热河承德)了。

法军进入圆明园，把园内的历代玉器、瓷器、铜器、金银器恣情抢掠。英军来迟一步，却也检得不少。(他们把古物带回去，卖给有钱人。有钱人死了以后，子孙每每又卖出来或捐出来，于是大多数古物都间接、直接进入博物院。)

负责办交涉的恭亲王奕訢，在圆明园失陷以后，躲在长辛店不肯露面。

留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一面联名请奕訢回京，一面叫恒祺以奕訢的名义和爱尔金、葛罗办理交涉。

爱、葛一人要求：(一)立即释放巴夏礼等被捕人员；(二)交出北京一个城门。恒祺在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放出巴夏礼等英人十四名、法人五名(其余的人巳被杀死)；又在八月二十九日撤走北京安定门的守卒，让英、法联军加以占领。

联军“狂歌面入”，又在城楼上架起大炮，把整个北京置于炮口之下。

为了进一步表示威风，爱尔金在九月初五(10月18日)叫英军烧毁圆明园，烧了六七天。这堂皇富丽，综合了西洋巴陆克式艺术与中国庭园技巧的伟构化为废墟。乾隆皇帝泉下有知，应悔心血白费。

关于圆明园的繁华，我们今天仅能就美国马隆教授所著的博士论文，而想象其一二了。笔者于三十五年前进去凭吊，只看到几处断柱残垣。

恭亲王奕訢于咸丰皇帝的一再催促之下，在九月初四回京。他和爱尔金及葛罗会面，答应加赔英军三十万两、法军二十万两，作为被捕人员的赔偿与被杀人员的抚恤；同时也答应英方，拆毁圆明园之尚未烧光的部分，答应法方，交还各地天主堂与天主教的墓地。

爱尔金不再提起觐见咸丰皇帝、面递女王国书的要求。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中、英、法三方在礼部衙门举行换约典礼，把《天津条约》的批准本互相交换。同时，又签了新的《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

四天以后，新约送达热河行宫，咸丰皇帝赶紧将它们批准。 《中英北京条约》的要点是：(一)赔款增加八百万两；(二)加开天津为商埠；(三)加割九龙半岛；(四)准许英使驻京；(五)准许华民出国做工；(六)对英国就大沽事件道歉；(七)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在各省刊刻公布。

《中法北京条约》的要点，在大体上与《中英北京条约》相同，所不同的是多了一款准许人民自由信教，处分“滥行查拿”的地方官吏，让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筑”。

英法联军于达到目的以后，分批自北京撤退。英军继续占领大沽炮台与芝罘、北海、广州，直至八百万赔款付清以后才走。 因“修约”要求、亚罗号事件、广州人城问题、法国神父被杀案等而惹起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到此结束。

美、俄两国也修了约、换了约，但不曾卷入对华的战争。

负责修约的美国第一任驻华全权公使列威廉于签好新约以后辞职。负责换约的继任公使瓦儿德于咸丰九年阳历7月28日到达北京。由于清廷坚持觐见必须磕头，他就离开北京，改在北塘举行换约手续(8月16甘)。他不屑与迷信武力的爱尔金、葛罗混在一起。

俄使普替阿停也是签了《中俄天津条约》便回了国。当时，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中国领土，已由木喇费埃夫用了《瑷珲条约》，轻轻取去。普替阿停只须在《中俄天律条约》之中，列入一个“最惠国条款”，便可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

俄国的换约特使，不足那负责修约的普替阿停，而是另一人伊格那提埃夫将军。

伊格那提埃夫是在咸丰九年5月间由恰克图经陆路到达北京的，到了不久便办好换约的手续，又创立了俄国驻华公使馆。 他留在北京不走，不断地向清廷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

他很会说骗话。他说：“英、法两国是中国的敌人，俄国是中国的朋友。东北沿海的部分倘若不交给友好的俄国，一定落入英、法的手中。况且这沿海地方人烟稀少，荒凉得很，中国留着它没有什么用处。”

清廷的答复是：请俄国不必操心，如果英、法联军来抢这东北沿海地方，中国自有办法。

伊格那提埃夫又向清廷表示：(一)准备赠送中国若干大炮与小型武器，帮助中国在大沽口对英、法设防；(二)准备叫俄国海军开来大沽口。

他如此表示，兼有威逼与利诱两重作用，清廷仍旧对他婉辞敷衍。他便转而向英、法二使建议：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 等到英、法的联军占领北京，他又向清廷表功，苦心调停。事实上，他的确也劝过英、法二使不可把清朝一脚踢翻，以免失掉交涉的对象，然而英、法本就没有把清朝一脚踢翻的意思。 恭亲王年纪很轻，被他一再恫吓，渐渐感觉到必须先把他打发走，才能专心向英、法二使请求，将联军撤出北京。于是，在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签字以后，恭亲王就和伊格那提埃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11月14 日)。

这《中俄北京条约》共有十五条之多。其中的第一条最重要，把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瑷珲条约》有关黑龙江以北的文字重新确定，又把原定“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改为完全割让给俄国。

条文说：“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罩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之东属俄罗斯国，二河之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瑚图布河－珲春河－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

《中俄北京条约》的第二条，规定新疆的西北边界，以所谓“常驻卡伦”为据，原有的以“边外卡伦”为据的真正边界被无形中取消。

俄国不费一兵一卒，白得了大过东北诸省加上浙江的土地，比起英、法二国，其侵略的手腕更加厉害得多。

一一〇、辛酉政变

辛酉年，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是慈禧太后第一次夺取政权。(第二次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慈禧太后是满洲人，叶赫国王室那拉氏的苗裔。因此，她的姓是叶赫那拉氏，她的名字叫做“兰儿”。

父亲是惠徵，官居安徽宁池广道，死在任上，丢下她与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生活十分清苦。

她在十七岁的时候(咸丰元年)被选入宫，充当“贵人”。三年以后，升“嫔”，称为“懿嫔”。又过了两年，生下皇子载淳，升“妃”，称为“懿妃”。次年，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不曾生有儿子。后宫的妃嫔虽多，只丽妃他他拉氏生过一个女儿，其后下嫁符珍；玫嫔徐佳氏生过一个儿子，很早就短命而死。

兰儿读书不多，却有点小聪明，不仅深得咸丰的宠眷，和正宫皇后也处得极好。皇后比她小两岁，为人忠厚。

咸丰死时，她们二人同在热河行宫。死前的一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一等公景寿、三等辅国将军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肃顺，与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吩咐他们立载淳为皇太子，并授给他们以“赞襄政务”的官职。

七月十六日，由于这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支持，载淳得以皇太子的资格继位为皇帝。次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九月初一，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以载淳的名义，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尊母后为“慈安太后”，圣母为“慈禧太后”。

从此，慈禧的地位与钮祜禄氏完会相等。

九月二十三日，她与慈安太后及皇帝载淳，拜送咸丰的灵柩离开热河承德，回北京。

按照清朝的规矩，他们于送走了灵柩以后，必须比灵柩先到北京，以便届时率领文武百官恭迎。

因此，当灵柩尚在途中之时，慈禧与慈安太后、皇帝载淳已于几月二十九日到达。当天，她向留京的王公大臣哭诉载垣等八位“赞襄政务”如何擅权，如何欺侮他们，获得了这些王公大臣的深切同情。

第二天，九月三十日，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埋伏武士在宫门口，捉住来上朝的载垣、端华二人，用皇帝载淳的名义，将八位赞襄政务一律免去本兼各职，并且革掉其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爵位。

肃顺这时候尚在密云县附近陪着灵柩，慢慢地向北京走，却遇到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xuan】突然带兵前来，将他逮捕。

恭亲王奕訢，奉命与“大学士、六部、九卿、科、道、翰、詹”会同审讯八位被捕的赞襄政务。到了十月初六，恭亲王领衔奏请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凌迟处死，景寿等五人革职遣戍新疆。

慈禧以皇帝载淳的名义，下诏将载垣、端华加恩赐令自尽，肃顺处斩；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均“革职，免予遣戍”。

从十月初一起，恭亲王已经是“议政工，在军机处行走”。他作了清朝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事实上的宰相。以亲王而兼军机大臣的，只有过雍正朝中的怡亲王胤祥一人，然而胤祥并无“议政王”的名义，只是三个军机之一，在雍正皇帝的直接指导之下“密办军需”而已。胤样任职的时期也极短，只有九个月的光景(从雍正七年六月到雍正八年三月)。

恭亲王任职的期间极长。

他以“议政王”的身份兼任军机大臣三年多(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同治四年三月)；其后又担任普通的军机大臣很多年(从同治四年三月到光绪十年三月；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他东山再起，于二十四年四月病故)。

他虽不是辛酉政变的主谋人，却是辛酉政变的执行人。主谋人是慈禧，执行人是他。

咸丰皇帝死在热河，载垣等八人受诏赞襄政务，不曾有他在内。他那时仍在北京，于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的《北京条约》以后，当了新创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的前身)的主持人。

他到热河奔丧，见到慈禧与慈安，密谈了一阵便安排下政变的计划，把八位赞襄政务一网打尽。

倘若咸丰于临死以前，让恭亲王的名字也列在赞襄政务的名单以内，也许辛酉政变不致发生，而慈禧掌不了权，中国近百年史便又是一个样子了。

肃顺在咸丰一朝是力量最大的权臣，他是乃兄郑亲王端华的灵魂，而端华又是怡亲王载垣的灵魂。这三人联成一气，把异己挤走(如大学士祁隽藻，翁心存)，把持一切。然而，倘没有肃顺，左宗棠早就因官文之奏劾而拿解北京治罪，曾国藩、胡林翼也决不能有所施展。曾、胡的奏章到了清廷无不“报可”，全仗肃顺等几大力支持。

曾国藩的好友兼亲家郭嵩焘，是肃顺的座上之客。一代名士王闿运，也是出入肃顺之门的人。

就事论事，即使肃顺等人罪该万死，“赞襄政务”的制度并没有错。皇帝载淳的年纪太小(只有六岁)，当然需要“顾命”大臣来辅佐，正如顺治初年之需要多尔衮、济尔哈朗，康熙初年之需要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

清朝并无“母后垂帘听政”的前例。太宗皇太极死后，顺治皇帝的生母、永福宫庄妃，与嫡母孝端文皇后同时被尊为“皇太后”，然而这两位太后皆未垂帘听政。其后，在顺治皇帝死时，康熙皇帝的生母佟氏与嫡母博尔济吉特氏，也同时分别被尊为“皇太后”与“慈和太后”，但也不曾有过垂帘听政的事。

慈禧骗取慈安的同意，利用恭亲王实行政变，确是大胆妄为，毁了清朝祖宗的家法。

她有什么把握当变相的皇帝？国家的事不简单，她既无学识亦无经验，使得中国倒霉了几十年，也断送了清朝的生命。 皇帝载淳的年号，原已定为“祺祥”，被她改为“同治”，意思是她与慈安二人同治天下。外国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把“同治”翻译成“为了法律与秩序而团结”，可谓离题甚远。茅儿斯以为这“同治”二字含有与外国人和平共处，亦即争取“光荣的和平”之意，更妙。

慈禧与慈安在事实上垂帘听政，是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开始。这一日，是甲子日，她们举行一个皇帝载淳正式即位的典礼。皇帝坐在前面受王公百官朝贺，她们隔着一层竹帘，坐在后面“受用”。

这时候慈禧二十七岁，慈安二十五岁，恭亲王三十岁。

叔嫂之间理应避嫌，然而恭亲王凡事必须入宫请示，下诏书也得呈稿，请两宫皇太后加盖一颗小印(印上是“同道堂”三个字)。因此之故，慈禧特地以儿子(皇帝载淳)的名义，颁了一道谕旨：“议政王(恭亲王)等赞理庶务，毋避小嫌”。

所好，嫂嫂有两个，而且宫中太监与宫女甚多，众目所视，却也引不起什么闲话。

并且，慈禧当时一心以东汉的邓太后自居，并无效法吕后、武后、韦后这些糟糕的女皇帝之意。

她当国以后的第一件惊人大政，便是授予曾国藩以讨洪全权，命他“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

垂帘听政，在形式上的正式开始是十一月初一，地点是宫内的“养心殿”。

到了次年同治元年元旦的一天，她又加给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的职街，以示宠任。

一一一、同治中兴

同治皇帝一生，在慈禧太后的支配之下虚度。他六岁即位，当傀儡当到十九岁死去。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封阿鲁特氏为后，封富察氏为慧妃。阿鲁特氏是蒙古人，举止端庄，祖父是钦差大臣赛尚阿，父亲是状元崇绮。富察氏是满洲人，容貌娇美，父亲叫做凤鸣，其后官至工部左侍郎。

同治皇帝本人所喜欢的是皇后阿鲁特氏，慈禧太后所喜欢的却是慧妃。母子婆媳之间因此颇不愉快。

另一不愉快之处，是慈安太后虽则不是同治的生母，但天性慈祥宽厚，一向对同治十分疼爱。慈禧太后虽则是生母，但个性强，对同治管教严，同治和慈安亲，不和慈禧亲。

两宫皇太后，于同治“大婚”的次年(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实行名义上的“归政”，不再垂帘。事实上，一切军国大计仍由慈禧决定。这时候，恭亲王(从同治四年三月起)已不再是议政王，而是普通的一个军机大臣，虽则他仍以军机的身份参预不少机密，核阅不少的“票拟”(诏旨御批的文稿)，不失为军机大臣之中最重要的一人。

地位仅次于恭亲王的是文祥。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学问甚好，为人正直。他是道光二十年的进士，由工部主事历官至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于咸丰八年开始兼任军机大臣，直至光绪二年五月病故之时止。

他不曾因辛酉政变而被革。咸丰皇帝仓卒离京之时，派他署步军统领，留守；其后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创立神机营，帮助恭亲王办理议和的事。

和议既成以后，清廷创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由恭亲王主持，而实际上办事的是文祥。同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另有桂良与宝筠等人。

文祥的本职，由署理刑部侍郎转为实授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他在同治十年受任“协办大学士”，同治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升“武英殿大学士”。

他曾经与恭亲王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在病重垂死之时，他又单独密奏，强调：“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

同治一朝，内有恭亲王与文祥，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表面上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我们不妨就恭亲王与文祥所条陈的六事，一一检讨当时的实旋情形。

(一)练兵最新式的以洋枪、洋炮为武器的军队，在北京有八旗子弟的神机营，在上海有李鸿章从戈登接管下来的常胜军。常胜军的兵士在华尔创办之时全为洋人，其后杂用华人，最后几乎全为华人，便被并入淮军以内。

淮军继湘军而起，是曾国藩有感于湘军已有暮气而毅然信托李鸿章加以发展的，然而淮军壮大以后，其“冗杂骄佚”更有甚于湘军。

彻底的办法是招募新兵，加以严格的西式训练，成立“新建陆军”。这要等到甲午年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才授权袁世凯办理。

同治年间，所行的只限于裁减绿营兵额，酌量补以湘、淮乡勇，零零碎碎地练了一些各自为政的新兵。例如，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裁汰抚标(绿营)一千六百余人之中的老弱，“补以勇丁，分左右两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前此一年，同治七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就全省绿营内抽练六千人，仿勇营规制分地巡防”。

(二)简器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时，便已明了洋枪、洋炮的重要。他在衡阳迟迟未肯顺湘江而攻岳阳，便是为了等候从广东运洋炮来。

李鸿章的见解与曾国藩相同。李在同治元年六月写信给曾，说：“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攻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曾、李苦心筹划了几年，终于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负责去外国购买机器的，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容闳在同治二年奉曾国藩之命赴美，于同治四年将制造局办成。起初，这制造局仅是一个铁厂，其后成为规模宏大的兵工厂兼造船厂。

在北方，崇厚于署理直隶总督之时(同治元年)，也创设了天津机器局。这天津机器局到同治九年，经李鸿章加以整顿扩充，规模颇为可观。

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也自行设局造炮。他在同治五年向清廷报告说，已经造好开花炮三十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与西洋(所造的)同其功用”。

(三)造船左宗棠设了一个“轮船制造局”在福州马尾。其后，在光绪十三年添筑船坞，于光绪十七年完成。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开来加以毁坏；到了光绪三十三年，轮船制造局全部停工，前后共有四十一年历史，造好了轮船四十艘。

(四)筹饷曾国藩办湘军，所靠的主要财源只有两项，一项是各位支持他的督抚的协饷，如湖南的骆秉章、湖北的官文、胡林翼等人；另一项是厘金。其后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所靠的则是所谓“洋税”，也就是关税。左宗棠西征，所靠的竟是洋债。 曾、李、左三人在当时倘若完全等待北京的清廷发下款子来，早就养不住兵、打不成仗了。

清廷的财政，从头至尾是一本胡涂账。但是，它在道光二十二年这一年能够办到收入大于支出，则大致可信。原因是道光皇帝本人的确很喜欢省钱。(收入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两，支出三千一百五十万两。)

关于同治一朝十三个年头的收支数字，我们毫无足资参考的材料。

我们只有间接的，赖以想像而比照的光绪五年的数字：正常的收入，如地丁、杂税、盐税等等，仅有二千七百多万两(应该是四千万两左右，但收不到)。正常的支出，如(旗绿)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也从四千万两左右减发为二千四百多万两。景况之劣，与道光年间不可同日而语。

所好有新增的收入，计洋税一千二百万两、厘金三百万两。同时却也有新的支出，西征军与津防军共一千万两左右，各省新练的所谓“防军”一千万两左右，汇拢来显然是入不敷出。

自从道光三十年发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人民直接因遭遇兵祸而受的损失固然不可胜计，间接因供应清军开销而受的搜括，加起来也是天文数字。在洪军未到南京以前，清军已花去二千七百万两以上。江南大营成立以后，每月的开支在五十万两左右，一年是六百万两，十年是六千万两(事实上超过十年)。在安徽南部，由曾国藩主持的徽南防营，每月的开支在三十万两左右，一年三百六十万两，十年是三千六白万两(虽则事实上不足十年)。从同治元年开始，到与捻军的战争结束，曾国藩经手的军费报销，又有三千万两左右；李鸿章所经手的有一千六百万两以上；左宗棠征甘征新，也花掉四千八百二十万两。这些，只是荦荦大者，其他各省各将领的报销尚不在内。

在如此民穷财尽的情形之下，曾、李、左等人竟然办成了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马尾轮船制造局，而且也练了若干新兵，真是难能可贵。我们怎能责备他们没有把中国军队彻底近代化呢?

(五)用人恭亲王与文祥在奏疏中所提到的“用人”，着重在用“正人”。为了办理洋务，清廷所需要的不仅须“人”，也要“懂得洋务的人”才行。向那里找？全国根本没有，除了少到极点、像容闳那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而被洋人培植出来的(被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其后他自己去了美国，进耶鲁大学读书)。

容闳向曾、李建议，选拔俊秀的华童送往美国。这建议被曾、李接受，于同治十一年实现(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实际上决定这件事的是李)。容氏在耶鲁大学的所在地纽海芬，商得若干美国家庭的同意，让每一个华童均有一个“新的家”可住，获得亲如寄父寄母的美国人的照料。前后被送到美国去的，共有一百名左右。(美国有一本书，《最先来美的一百个中国留学生》[China’s Fir5t Hundred]详细记载此事。)

原定的计划，是要这些孩子留在美国十五年，到学有专长才许回国。可惜，由于其中的若干位剪了辫子或信了基督教，激怒驻美的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吴子登向清廷告了一状，清廷在光绪七年把他们“撤回”。

詹天佑便是这样被强迫回国的一个。后来，他自费再度留美，到耶鲁念完他的课程。

除了选派留学生以外，清廷在同治年间也很注重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恭亲王与文祥于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李鸿章于同治二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广东于同治三年也设了一个专教八旗子弟的“同文馆”(当时总督是劳崇光，巡抚是郭嵩焘)。

北京的“同文馆”在同治五年扩充，增加一个“天文算学馆”。入馆的学生，原以翰林、进士、举人为主，兼收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五项贡生(优秀的秀才)，结果肯应考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的读书人均以学习外语和工匠之学为耻。恭亲王不得不放宽尺度，也准许捐班出身的监生与“杂项人员”应考，取录了三十人(投考的总数只有七十二人)。

这算学馆规定八年毕业，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等。李鸿章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了一个船政学堂：也都是为了灌输洋务知识，造就洋务人才。

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恭亲王与曾、左、李在同治年间开始“树人”，收效却在光绪、宣统以后。

(六)持久恭亲王与文祥在他们的联名奏疏中所说的“持久”，正如以上的第一至第五各项，系专就海防立论，但适用于一般洋务。文祥在临死前所上的遗奏中，将“持久”二字的含意重新申述一遍：“如(王大臣)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京)内(京)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这是文祥的理想，文祥的希望，然而清廷满、汉大员之中，赞成办洋务的根本只是少数，怎么会“历久永远一心”呢?

当时声望最高，以提倡程、朱理学为己任的大学上倭仁，便是坚决反对办洋务的一人。

倭仁说：“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又说，如果定欲造就天文、算学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米当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慈禧太后吩咐他：“保荐几个来!”倭仁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恭亲王为了争取倭仁的支持，特地请慈禧太后加派倭仁“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同时负责同文馆的馆务。倭仁借口骑马伤足，坚辞不就。

恭亲王主持“总理衙门”很久，本该有一些作为，然而这衙门根本不是决策机构，派在这衙门“行走”的大臣时多时少，而其中没有一个是“专任”。况且，他自从在同治四年失掉“议政王”头衔后，权力远不如前。

曾国藩呢?一生尽瘁于讨洪、讨捻的军事，只是以勋臣的身份，在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任上就职权范围以内略办一些洋务，开开风气而已。他不曾当过“总理衙门”的大臣，仅仅在天津教案发生之时，兼了一个极短时期的“三口通商大臣”。所渭三口，是营口、天津、烟台。

一一二、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在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7月21日)，地点是天津东门外、运河边上的天主教孤儿院。

孤儿院的名字叫做“仁慈堂”(英译为Orphanage of Sister hood of Mercy法文原名不详)。

仁慈堂的工作是收养孤儿与弃婴。由于华人自动将孤儿或弃婴送来的极少，堂中的主持人为了“鼓励”起见，常常交给送来孤儿与弃婴的人一些零钱。

因此之故，便有若干“非孤儿”与“非弃婴”被拐子拐了送到仁慈堂领赏。儿童失踪的事越来越多，当父母的人无不提心吊胆。

仁慈堂的修女，对于病得垂死的孤儿或弃婴也肯收留，以便在他们气绝之前由神父施以洗礼，让他们的灵魂获得升天的资格。为了进一步帮助这些可怜的小灵魂升天，神父在夜间用天主教的葬礼把他们埋葬在天主堂的坟地。棺材不敷之时，就把两三具尸骸合并装在一个棺材之内。

老百姓不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他们的儿女，只晓得：第一，他们的儿女失踪；第二，天主堂坟地埋了日益增多的小孩子。 老百姓因此就相信当时流行着的一种谣言，说天主堂的神父与修父经常派人用迷药拐孩子去挖眼剖心。

曾国藩的奏疏中记载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捉拿到拐子，一个叫张拴，另一个叫郭拐。天津县的民团也捉到一个拐子，叫武兰珍。武兰珍供出；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王三处领到迷魂药，还有一个拐子叫做安三，却是“教民”。于是，当安三在“迷拐”孩子的时候，当场被捕。

在天津管海关的英国人韩仞写信给住在上海的总税务司赫德，说被捉的拐子共有四个，一齐被天津县知事杀了。(安三并未被杀。那末，加上安三，被捉的拐于总数共有五个了。)

韩仞又说，其中的一个供出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有来往，常把拐到的孩子“卖”给这华人司事。韩仞不曾说出这华人司事的姓名，很可能是指的王三。

不幸这时候仁慈堂的孤儿又染了瘟疫，有三四名相继而死，被草草掩埋，并被野狗掏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老百姓见了，以为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老百姓的愤怒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领事丰大业交涉，要求调查仁慈堂的内部实况，提讯王三。丰大业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在五月二十三日(出事的一天)上午率道员、知府、知县到了建筑在黄海楼故址的天主堂，提讯王三，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仁慈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

但是，到了下午，崇厚听说天主堂附近发生斗殴，正在派军官去弹压，丰大业却已怒气冲冲地来到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门。 丰大业身上挂了两把铳子(长手枪)，一进门就对祟厚破口大骂。拨出铳子放了一响，却不曾命中。

祟厚躲进房间，丰大业在客厅里摔茶碗、拍桌子骂个不休。崇厚只得出来，劝他有话好讲。

衙门外边，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很多老百姓。丰大业不该带来了“法租界”的所谓“救火队”(fire brigade)。这救火队实际上是一种“保卫团”，由租界上有体面或房产的法国人所组成。老百姓见了这“救火队”，以为丰大业图谋占领通商大臣的衙门，很为愤慨；其后听到枪声，越发是怒不可遏。

天津县的知事刘杰，赶忙来维持秩序。丰大业从衙门走出，碰到刘杰又放一枪，没打中刘杰，打伤了刘杰的一名随从。

老百姓立刻行动，围住丰大业，将他乱拳打死。他的秘书西蒙，虽则身上挂了长刀，也敌不过成千的者百姓，与丰大业同时丧命。

救火队的队员四散奔逃。

老百姓一不做二不休，转到天主堂(在通商衙门东边不远)，把天主堂烧了，杀死两个神父。再到天主堂东边的领事馆，杀死另一个秘书多玛散及其妻子。最后，到仁慈堂，杀死十个修女，放出一百五十名左右孤儿，然后将仁慈堂付之一炬。

同一天遭殃的，另有法国商人夏勒迈松夫妇与俄国人三名。 这三名俄国人，是被认错了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法国人。 被杀的教民(信教的中国人)在三十名与四十名之间。

英国人的教堂四座与美国人的教堂两座，同日被毁。老百姓以为这六座教堂也是法国人的。

在天津的全体洋人都紧张起来。他们于英国领事李蔚海的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自卫队”，然而老百姓其后并未对他们进攻。四天以后，清廷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离开他所驻的保定，去天津查办这个案子。

曾国藩来到天津查了一阵，认为仁慈堂的修女“挖眼、剖心确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何以知道挖眼、剖心决非事实呢？因为，倘若是事实，“则堂内必有千百无目之人，毁堂之时何无一人见在？为什么说，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呢？因为“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间拿获之王三纪，静海现留之刘金玉，供词涉及教堂，在在可疑。”

但是，为了避免刺激洋人，尤其是为了避免刺激法国人，曾国藩故意把有关迷拐的一节在奏疏中“言之不实不尽”，“诚恐有碍和局”。

他而且一到天津便撤换了天津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借以博取洋人的好感。

洋人的反应是：(一)英、美、法、比、俄、普、西七国驻华外交代表联名对中国抗议；(二)法国代办罗淑亚单独要求将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与提督陈国瑞斩首抵命；(三)各国聚集了若干兵船在天津与烟台，实行威胁。

曾国藩答应赔偿教堂损失，惩办杀人凶手，但拒绝以提督、知府、知县三个无辜的人抵命。

罗淑亚一度想使用武力，但法国海军的指挥官不表同意。原因是，普、法战争已经爆发(2月19日)，非得巴黎当局正式训令，不便对中国启衅。罗淑亚因此也软了下去。

曾国藩及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并不利用法国此项弱点，而一秉原定的方针进行。曾国藩一面交涉，一面大捉所谓凶手，分别请旨判刑。被判死刑的有十五人，其后又加杀五人，凑足二十颗头颅，替法国人出气。被判充军的前后共有二十五名，知府张光藻与知县刘杰被曾国藩押交刑部，请旨判以终身充军。

事后，曾国藩对人说，他明知张、刘二人无罪，而敷衍法国人只得牺牲他们。

教堂的损失，清廷赔偿十三万两。死亡者的抚恤，作为二十五万五千两。此外，赔三万两给三个被错杀的俄国人，赔二千五百两给英国教会、四千七百八十五两一钱九分给美国教会，作为重建被毁的英、美教堂之用。

清廷在天津教案未结以前，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留在天津，到津案结束以后才去京城“陛见”。

结束津案的方式是：(一)由清廷在九月十一日与十五日(10月5日、9日)连下两道谕旨，将一干“人犯”分别斩首、充军。(二)由恭亲王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在九月二十四日(10月18日)写信给罗淑亚，开出赔偿费的清单。(三)由清廷派崇厚为特使，去法国道歉。

这时候，法国已为普鲁士战败，拿破仑第三作了威廉第二的俘虏，罗淑亚对于清廷之如此卑辞厚礼乐得接受。

崇厚到了法国，找不到法国的新元首或一位能代表元首的部长，决定放弃道歉的任务，经由美国回家。他到美国后，接到清廷谕旨，严令他再去法国。最后，在次年十月间(11月23日)，终于见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梯也尔，面递同治的道歉书，向梯也尔表示，希望他对于清廷的惩凶与赔款两项措施认为已够。

梯也尔回答说：“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在巴黎设一个公使馆，于中国很有好处。”

一场大案子，到此总算完全结束。

一一三、马新贻案

曾国藩之所以被调去两江，一方面是由于他办理天津教案、一意敷衍法国人，引起朝野的反对，另一方面是由于南京出了总督马新贻被刺的案子，清廷认为只有叫曾国藩去，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马新贻是出生于山东菏泽的回教徒，在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安徽知县、知府、署按察使、署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在同治七年调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七月十七日，马新贻在两江总督衙门后面、校场与便门之间遇刺。刺他的人姓张，名文祥，是河南汝阳人。

张文祥为什么要刺他?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先后审讯张文祥的，有上元知县张开祁、江宁知县萧某某、江宁知府孙云锦、江南驻防将军署两江总督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两江总督曾国藩。

官方的文件，说张文祥的供词“反复屡变”。事实是，有人用酷刑逼张文祥“改供”，而张文祥不肯政。

魁玉与张之万的报告说：“文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文祥)妻为人所略。新贻率兵至宁波，(文祥)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

这一件报告，可疑之点甚多。倘若张文祥真是通了海盗，想为被杀的海盗报仇，怎么敢在宁波到马新贻衙门出面告状？既然是妻为人所略，怎么不去杀略妻的人，而定要刺杀不批准状子的大官。

曾国藩与郑敦谨复审以后，维持魁玉与张之万的原谳，将张文祥判了凌迟，“并戮其子”。曾、郑二人于奏章以外，附了一个“片子”，片子上说“实无主使别情”。

究竟有无主使，我们只有等待未来的历史家根据一些今日或许尚隐藏的史料加以考定。至于马新贻之是否如裨官野史所说，(一)暗通回民反清武装，(二)与张文祥及曹二虎为结义兄弟，夺了曹二虎的妻，害了曹二虎的命。也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家加以考定。

曾国藩在“请建马新贻祠堂”一奏中，说他“家世谨厚，矜式乡间。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是个极慎重于褒贬的人，这“生平践履笃实”六个字写来笔力千钧。

一一四、湘军尾声

曾国藩这一次回任两江总督，精力远不如前，仍旧十分勤劳，对练兵、筹饷、简器、储才、漕运河工几项要政，无不心到、手到，终于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湘军于裁遣以后原已将多兵少，曾国藩既死，更是群龙无首。

左宗棠别树一帜，忙于经营西北。

曾国荃攻下南京，因错报幼主洪福已死获罪，失意家居，到同治五年才出任湖北巡抚，又因与湖广总督官文处得不好，于同治六年开缺回家，闲到光绪元年。

刘长佑出身拔贡，与江忠源同县，在湘军将领之中是发达最早的一人，咸丰十年便已荣任广西巡抚，其后升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在同治六年丢官，到同治十年才又从头做起，担任广东巡抚，转任广西巡抚。

刘坤一可谓后起之秀，比刘长佑年纪轻，虽则在辈份上是族叔。他跟随长佑颇久，在同治四年当到江西巡抚，但是直到光绪元年才升两广总督。

另一位后起之秀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立功很大，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受任巡抚之时，年纪仅有四十岁。

老一辈子的湘军领袖，如江忠源(楚勇)、王錱与张运兰(老湘营)、李续宾、刘腾鸿、萧启江，“均先后于攻下南京以前阵亡”。

未阵亡的有李续宜、鲍超、彭玉麟、杨岳斌。李续宜在咸丰十一年当安徽巡抚，同治二年病故。鲍超(本人是四川人，部队是湖南人)在同治元年受任浙江提督，留在安徽作战，同治六年在湖北打捻军，与刘铭传搞得不愉快，气愤回家，到了光绪六年才一度出任湖南提督两年，于光绪十二年病故。彭玉麟秉性恬淡，只愿助清讨洪，不愿受清官职，先后被发表为安徽巡抚、漕运总督、兵部侍郎、署两江总督、兵部尚书，都力辞不就，虽则为了统率水师，不得不担任水师提督很久。他功成身退，风骨高超。杨载福于咸丰五年署湖北提督，历转福建陆师、水师提督，攻下南京后升任陕甘总督，在四年六月到任，当了一年半称病回家。

与曾国藩在感情上最契合的是刘蓉。他帮助罗泽南创练湘勇，跟随曾国藩打下武昌，转战江西，于武昌再失之时，随罗泽南由江西回师，因胞弟刘蕃战死而回家不愿再出；到了咸丰十一年才应骆秉章之聘，到四川帮忙，不久当了布政使，在同治三年进陕西打陈得才，署理陕西巡抚，同治四年开缺，仍留陕西治军，其后被张宗禹打败，所部湘军三十营全部崩溃，本人夺职回籍，死于同治十二年。

另一位颇有才干的人李元度，起初极受曾国藩信任，于咸丰十年在徽州战败，不告而去，引起曾国藩十分痛恨，其实他是回湖南募勇，准备再来立功，然而不告而去总是不对的。其后帮左宗棠在浙江立了一些功，最后又是不欢而散。同治年间，他去贵州帮张亮基，混到光绪十三年，死在布政使任上。

此外，勇将如唐训方、蒋凝学、萧孚泗、张诗日、刘连捷、彭毓橘、黄翼升，均不曾当到督抚。只有蒋益澧一人，因左宗棠提拔而署理了浙抚，实授粤抚，却因得罪了总督瑞麟，回湘郁郁以终。

一一五、李鸿章

曾国藩遗下的“武英殿大学士”一缺，由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的资格升任；两江总督一缺，由何璟署理，八个月以后何璟丁忧，由张树声署理。

其后，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为止，先后实任或署理两江总督的是：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裕禄、曾国荃、张之洞。

在这个期间，直隶总督却一直是李鸿章，从未换人。

曾国藩叫李鸿章成立淮军之时，安庆刚被拿下不久，苏州、常州、南京仍在太平军手中。

作为淮军的基本武力的，是合肥庐江一带的乡勇加上一部分湘军，与投降过来的程学启及其三百名太平军。

乡勇的领袖，以张、周两家兄弟为最重要。张氏兄弟三人：树声、树珊、树屏；周氏兄弟二人：盛波、盛传。

张树声是一个秀才，学问的根柢也许赶不上罗泽南，但保家抗洪纯粹出于自动，颇与罗氏及其所领导的若干书生相仿。 他初露头角，是在合肥家乡联合若干村庄筑了互相援救的堡垒。其后，带了五百人在(安徽)太湖县和陈玉成的几万人打了一仗，居然打胜。于是，在成立淮军之时，他与两个弟弟所统率的“树字营”，就成了核心部队。

周盛波不是秀才，自幼以勇敢著名。他的父亲也是办团练的，被一个仇人害了，他不顾一切杀了仇人。他和弟弟盛传，带了若干人参加新成立的淮军，被编为“盛字营”。

在树字营与盛字营以外，有刘铭传所统率的“铭字营”，潘鼎新所统率的“鼎字营”。刘铭传与张、周两家兄弟一样，是合肥人。潘鼎新是庐江人。

曾国藩拨了鲍超霆字营的勇将杨鼎勋加入淮军，成立勋字营，全部洋枪装备，每战担任前锋。程学启的原太平军，被编为“开字营”，虽无充分的洋枪装备，却也是职在攻坚。

树、盛、铭、鼎、勋、开这六个营，在初创之时编制模仿湘军，每营有五百人左右。其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各营皆不断扩充，营字便等于是军字了。

有一位曾国藩的老部下郭松林，也被编入淮军，立了不少战功。他的部队似乎从未被称为“松”字营，而常以“郭松林一军”五字见于曾国藩的奏疏。

李鸿章的弟弟鹤章，在江南历次战役颇为出力，但并未自成一个单位，只是统率李鸿章的“亲军”，会同各将作战而已。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拨贡出身，是曾国藩的学生，其后官作得很大，但从未带兵打仗。他的劳绩，全由替曾国藩办理多年粮运而来。

论局面，淮军远不如湘军当年。曾国藩的麾下人才济济，有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茎、鲍超、刘长佑、刘松山、唐训方，又有过肯为曾用的满洲人伊里布、多隆阿，与乐为曾助的督抚大员官文、胡林翼、骆秉章、沈葆桢。

李鸿章的麾下，只是一群“不如己者”。李鸿章以文武兼资的名翰林居于他的若干将领之上，可谓“鹤立鸡群”。在文的方而，只有潘鼎新是举人，比张树声与李瀚章略高一筹，比起李鸿章低得很多。

差强人意的仅有刘铭传一人而已。

李鸿章比曾国藩幸运，曾国藩位居“客官”，创军筹饷艰辛备尝。李鸿章办淮军是以曾氏第一幕僚的资格，奉命回多募勇另成一军；其后乘轮东下，握有“江苏巡抚”关防，发号施令名正言顺。款项呢，有上海的“洋税”(关税)与“义捐”源源而来。现成的“常胜军”又已经在松江等候着他。

他本人的指挥能力，也无可抹杀。淮军能够迅速地“克复”苏、常，威名震于全国确非偶然。

太平军被削平以后，曾国藩征捻无功，李鸿章出马，没多时捻众全归扑灭。

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苦心补苴，受尽清流的谤讪。在一切办有头绪之时，清廷偏要调曾去两江，派李鸿章来接任，虽则方案全是曾所手定，收功的却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本职，是直隶总督，应该驻节保定；由于清廷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裁了，命他以直隶总督兼理通商事务，加给钦差大臣关防，他从此坐镇天津。

他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郭松林都调来直隶，叫周盛波“拱卫畿辅”，周盛传主修大沽与北塘的炮台，郭松林充任直隶提督。其后在光绪元年与光绪二年，他又先后把吴长庆调来当正定镇总兵，发表周盛传为天津镇总兵。

李鸿章在直隶颇得这几人之力，把总督所应为的各事，办得胜任愉快。

慈禧太后对他特别倚重，不是没有理由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远在西北，恭亲王虽则仍任军机，已于同治四年免掉议政王职衔，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况且能有一个李鸿章对恭亲王发生制衡作用，对大局也不无裨益。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以能分掌大权至于二十五年之久的基本原因了。

一一六、蒲安臣

恭亲王在外交方面作过一件大事，其功绩堪与李鸿章一生的任何作为相比。

他在同治六年派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英文写作“特命全权高级公使”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同时被派的，是志刚与孙家谷。这两人名义与蒲安臣相同，事实上只是高等随员而已，清廷为了敷衍英、法两国，又加派柏卓安与德善为“协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蒲安臣在华五年，颇得中国政府及各国驻华人士的好感。他任期届满，恭亲王与文祥等人在总理衙门为他饯行。于酒酣耳热之际向他提出，请他到欧美各邦作中国的正式代表。他踌躇了几天，却不过恭亲王与文行的情面与总税务司赫德的“打气”，终于答应。

答应了以后，他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欧美替中国挣得了极大的同情与了解，于完成任务的前夕病死于圣彼得堡。

他率领志刚等人与三十名左右的随员，在1868年2月25日(同治六年二月初三)离开上海，于一个多月以后到达旧金山，受到加里福尼亚州长的盛大欢迎。在欢迎宴会上，他强调中国已走上“和平与进步”的大道。州长说：“我们的贵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同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的宠儿”。

到了纽约，纽约州州长也设宴款待蒲安臣与他所率领的“代表团”。蒲安臣演讲说：“中国已经准备邀请美国传教士“到(中国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山谷，树立闪耀的十字架”：中国而且准备“聘任美国工程师去中国开矿、筑铁路。”

美国的总统约翰生，在华盛顿白宫接见他们，叫国务卿(国务秘书)席华德，和蒲安臣议订了一个《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内容共有八条，例如，美国如与他国交战，美国与他国均不得在中国领海“争战夺货劫人”；中国可以派领事驻在美国各港口；中国人在美国也应该有信仰自由，“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如果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往别国(作猪仔)，均按法律治罪；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的指定外国人居住地方办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学堂。

最重要的，是第八款：“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顾问之意。即如通线(海陆电报)、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种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派精炼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中国自必妥为保护其身家，公平酬劳。”

蒲安臣率领代表团，由美国到英国。英国这时候的首相是保守党狄斯雷利(Disraeli)，对蒲安臣十分冷淡。蒲安臣从9月19日(同治七年八月初四)等到ll月20日，等了两个月，才见到维多利亚女王。

其后，保守党内阁垮台，自由党格兰斯顿组阁，情形才告好转。新任外相克赖兰登勋爵于接见蒲安臣以后三天，在12月28日致函声明，今后英国政府不用妨害中国独立与安全的不友谊的压力；只对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不与地力当局谈判；但中国必须遵守条约；英国遇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受有直接威胁之时，仍必使用武力。

这项声明，虽则含有相当的“保留”，却是很重要的一项文献。克赖兰登把声明的内容写成训令，令驻华使领人员一体遵照，同时咨请殖民部与海军部查照结果，英国对华停止了“炮船外交”，直至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时。

蒲安臣离开英国去法国，受到法国朝野的热烈欢迎。拿破仑第三接见他，并且邀请代表团参加宫廷跳舞会。但是，拿破仑第三既不肯订立平等新约，又不肯作一堪比于克赖兰登所作的声明。(不过，法国这时候已经复过克赖兰登一封信，说愿意与英国采取一致的行动。)

蒲安臣的原定计划是要联络英、法，排拒普、俄。现在，只得改变方针，向普鲁士下功夫。他于是经由瑞典、丹麦、荷兰到了柏林，觐见普王威廉(其后的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一)与铁血宰相俾斯麦。

威、俾二人对他与他的代表团十分欢迎，其热烈不亚于拿破仑第三。俾斯麦表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前途未可限量。俾斯麦应蒲安臣之请，代表“北德意志联邦”发表了一件声明，其内容与克赖兰登的声明相仿。

蒲安臣于是又去俄国，在同治九年正月初三(2月2日)到达圣彼得堡。他会晤了俄国外相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看出他们对中国所存的野心，知道很难有结果，闷闷不乐。他也见到俄皇亚力山大第二，而且被邀请在正月十八日入宫欣赏古玩。这一天，他回寓便一病不起，在六天以后逝世。

清廷颁一万两银子，作为他的治丧费，追赠他“一品衔”。恭亲王亲自到美国驻华使馆吊唁。

代表团的首席，由志刚接任。此人的能力、热心与蒲安臣相差太远，只想早一点回国。

于是，代表团匆匆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取道比利时与意大利登轮东返，在比、意两国也只是顺便访问而已，毫无收获。

恭亲王之所以奏派蒲安臣、志刚等人作巡回大使访问各国，

无非是作为“修约”的一种准备。恭亲王对咸丰九年、十年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记忆犹新，而《中英天津条约》载有十年以后再行修改的条款，所以很忧虑列强又将提出若干新的要求。他在同治六年向各省督、抚征询关于“再修约”的意见，以及如何应付《天津条约》中已有规定而尚未实施的项目，如“觐见”与“遣使”。

外国大使、公使向本国元首觐见原是例行公事，然而清朝君臣始则坚持跪拜之礼，继则于战败以后答应“对其本国君主之礼”相见，仍用延宕手腕一推再推。官文说：“觐者，诸侯虻天f之礼……未有非属国而觐，即未有觐而不行跪拜礼者，且未有诸侯不自来而使其臣来觐者。今夷既末能进于中国，而中国转自变其礼，以委屈相从，奴才窃未见其可也。”

曾、左、李三人与官文的见解不同。他们认为不妨准外国大使、公使觐见。曾说：“拟请侯皇上(同治)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对等国家)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左说：“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李说：觐见“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施行。” 于是，恭亲王决定：等待同治大婚与亲政以后，让各国大使公使觐见。他吩咐蒲安臣，向各国元首解释，现值两宫皇太后垂帘时期，按照中国礼俗女人不便接见男宾。

关于遣使的事，反对最坚决的也是官文。官文说：“中国(使臣)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赞成遣使的，也是曾、左、李。曾说：“中外既已和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左说：“沿海士商，经历各海国者不乏其人，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惟责成各督、抚及总理船政大臣(沈葆帧)精为访择，必有可应命者。”李说：“遣使外洋，(各)该国本毋庸跪拜，尽可从宜从众。”

于是，恭亲王便先派蒲安臣作巡回大使试试，同时叫志刚与孙家谷跟着去阅历阅历。

志刚与孙家谷二人阅历了两年，对外交官生涯已感厌倦。其后天津教案发生，被派往法国去道歉的特使是崇厚。到了光绪元年，英人马加里在云南被杀，被派往英国去遭歉的特使是郭嵩焘，副使是许钤身。

第一任正常的外交使臣是陈兰彬与容闳，所驻的国家是美国、西班牙、秘鲁。派出的年代，也是光绪元年。

一一七、对秘鲁建交

秘鲁之所以于拉丁美洲各国之中特受重视，是因为当时贩运华工的船多半是秘鲁所有。华工被运去秘鲁开矿的，人数也极多。

对秘鲁建交，是李鸿章经手的。秘鲁的专使葛尔西亚在同治十二年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告诉他：根据粤海关税务司报告：同治九年有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一十三人；同治十年有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有秘鲁船十九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其中有二百多人受不了玛也西号船主的虐待，在日本横滨纷纷跳水，企图自杀。日本当局将该船扣留，把船主与华工交由“各国领事公同讯问”。结果，通知中国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何璟，派人把这二百多人带回中国)。

这些是有案可稽的，无案可稽的至少又有八九万人。因为，秘鲁专使葛尔西亚自己承认，当时已经住在秘鲁的华人有十万以上。

葛尔西亚接受李鸿章的意见，在《中秘通商条约》的草案上列入“查办华工专条”，规定中国可以派员到秘鲁查询华工受苦的情形，通知秘鲁的地方官将雇主“传案讯断”，倘华工对判词不服，可以上诉于“秘国各大员”；凡是合同内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的，雇主必须践约；倘合同内没有“期满由雇主资遣回国”字样，而华工自愿回国又无力自付川资的，应由秘鲁政府设法送回。此外，“凡侨寓秘国(之)无论何国人民，(对官厅)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霑其益。”

此后秘鲁在华招工的方式，应依照《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的规定，“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

《中秘通商条约》一共有十九条，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签订。秘鲁不费一船一炮，获得了列强所获得的“最惠国条款”。凡是列强所享有的在华特权(包括协定关税与领事裁判权)，秘鲁一体均沾。

然而，这条约并未换约生效，原因是容闳以查办专员身份去秘鲁，查办以后给总理衙门报告，说：“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在)糖寮、鸟粪岛(工作)，(备受)虐待。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

清廷派丁日昌，于光绪元年秘使受勒谟尔来华之时负责换约。丁日昌要求受勒谟尔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受勒谟尔不等丁日昌把话说完，就“怫然”而去。丁日昌于是报告总理衙门，主张“暂缓换约”。

这件事，一直拖到宣统元年，才由伍廷芳于谒见秘鲁总统以后加以解决，由伍廷芳与秘鲁外交部议定“废除前例证明书”九条(其实不是什么证明书，而是一种“约定书”)。，

那时候，宣统元年，秘鲁自身已有劳工组织进行排华，秘鲁政府只嫌华工去秘鲁的太多，而不再有兴趣纵容歹人诱骗华工进口了。

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在同治年间李鸿章所经办的外交大事之中，以对日立约与结束琉球渔民被杀案为最重要。

日本明治天皇在同治九年，派他的外务权大丞(署理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到天津，拜会李鸿章与“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柳原前光托李鸿章与成林，转递一封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要求订立条约的信。总理衙门的若干位大臣认为对日本只可通商，不可立约。李鸿章特地上一个奏章，坚持对日本不但应该通商，而且可以立约。曾国藩也上了一本，支持李鸿章的意见。

慈禧太后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指定李鸿章负责对日本的交涉，授权李鸿章立约。这时候，日本又派藏卿(财政部部长)藤原宗城前来。双方会谈了很多次，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l3日)把中、日间第一次的条约订立成功，分为十八条，附通商章程三十三条。

这条约的上要内容是：(一)没有最惠国条款；(二)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彼此互享(不像中英、中法、中美等条约，只是英、法、美等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不能在英、法、美等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三)领事裁判权限于刑事案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并且要由所在国的地方官会审；(四)日本也划出横滨等八个港口，准许中国人前往居住贸易；(五)中、日两国人民均不得在彼此的内地与非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六)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与法律均不相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内政。

次年，同治十一年二月，日本又派柳原前光以“少办务使”的名义(公使级代办)到天津看李鸿章，请求把条约的内容大加修改：(一)取消中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二)取消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相同于列强的协定关税权；(三)取消有关不准日本人(在中国)佩带倭刀的条文。理由是：日本正准备向列强交涉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日本武士佩惯了倭刀不便禁止，倘若在中国犯法，自可交由领事法办。

李鸿章回答他：条约订成不久，尚未换文又要更改，岂不贻笑他邦?其中如有不妥的地方，不妨等待条约满期以后再议。 又过了十四个月，日本外务卿(外交部部长)副岛种臣亲自出马，充任全权大使，到天津来拜访李鸿章，在四月初四日(4月30日)“换约”，不再提起修改的事。

一一九、再度垂帘

同治在十一年九月大婚，十二年正月“亲政”。亲政以后，只有三件事可记。第一件事，是：经过恭亲王的安排，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与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一次，受“五鞠躬礼”。洋人达到觐见中国皇帝的目的，又免行三跪九叩首的可笑礼节原很高兴，事后打听知道紫光阁不在宫城的范围以内，而且一向是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十分愤恨。

第二件事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很起劲地修理圆明园，却受了广东无聊商人李光昭的骗。此人到处招摇，买了洋人五万元的木料，谎报为二十万两。同治皇帝听到以后，交李鸿章查办，判了过李光昭一个死罪。

第三件事是：在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同治皇帝一怒之下将恭亲王降为郡王，革去“亲王世袭”，同时革去恭亲王的儿子载澂【cheng】的贝勒爵位及郡王头衔。原因是皇帝与载澂常在一处嬉戏，这一天“以细故失欢”。

次日，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后下旨，恢复恭亲王爵位与“亲王世袭”，赏还载澂的贝勒爵位与郡王头衔。

十月间，同治皇帝因“痘症”日益严重，命令军机大臣李鸿藻代阅章奏；十一月间，命令恭亲王代批、代写满文文件；十二月甲戌(初五)同治去世。

同治去世以前，口授李鸿藻一封遗诏，传位给(道光的第九个儿子)孚郡王奕譓的过房子贝勒载澍。

传说：李鸿藻拿遗诏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把它撕得粉碎。

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召集诸王、诸大臣进宫，并不宣布同治已死，只征求各人关于何人应嗣大统的意见。

依照洋人所获得的内幕消息，同治的皇后阿鲁台氏并未被召参加此次会议。她而且业已有孕在身，慈禧本该等她的这个孩子生下，看是不是男孩，再作应否另选继承人的决定。

会议进行之时，有人提议立溥伦为“太子”。溥伦的父亲是贝勒奕纬的过房子载治，而贝勒奕纬是咸丰皇帝的大哥。并且，咸丰皇帝本人曾经在1854年未生同治以前，指定这溥伦为继承人(倘若死时无子)。

慈禧说，载治只是奕纬的过房儿子而已，并非奕纬亲生，毋庸考虑。(载治的生父是奕纪，奕纪的父亲是绵懿，绵懿的生父是乾隆的第十一子永瑆。)

溥伦以外，最够资格的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慈禧摇摇头，不说理由，加以否决。

慈禧于是自己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四岁小儿载湉。载湉的父亲，是咸丰的九弟醇亲王奕譞；载湉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乳名蓉儿。

最后，“举行表决”，赞成溥伦的七票，赞成载澂的三票，赞成载湉的十五票，戴湉占当选。(根据布兰德氏与巴克浩斯氏合著的《太后统治下之中国》，一二三以下。)

这时候，慈禧才“厉声”说：“皇帝已经驾崩!”引起在会的诸王与诸大臣一齐嚎啕大哭。

慈禧于是冉度取得垂帘听政的机会。倘若等候同治的皇后生下遗腹子，这皇后便升格为皇太后，慈禧与慈安就要变成“太皇太后”，而可能丧失垂帘的资格。立了溥伦为同治的过房儿子，情形也是如此。

叫载湉承继咸丰，而不叫另一人继承同治，就慈禧来说，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倘若立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她便无法驾驭，醇亲王呢，是她自己的妹夫，人又懦弱。

载湉于同治皇帝死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初七日)，被迎进紫禁城内的钟粹宫，与慈安太后同住。慈禧太后仍住在长春宫。两宫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时候，慈禧的年龄是四十岁，慈安的年龄是三十岁，又过了十八天，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定明年为光绪元年。

一二〇、马加理事件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一日，载湉被带上太和殿即位，颁诏大赦，开恩科取士。

群臣拜过新君，回到家中，不免向老婆、丫环夸耀一番宫中的盛典，歌颂升平，却不知大清帝国西南角上的云南，继台湾之后又出了一件杀洋人的案子。

与洋人同时被杀的，有五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被杀上五百个也不要紧，洋人有了一名被杀，便足以摇动整个大清江山，虽则这洋人仅仅是英国公使馆的小小一个译员而已。

他的名字叫做马加理，年方二十九岁。此人略通华语，奉公使威妥玛之命，由北京到上海，由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再上溯沅江，进入贵州，由陆路到达云南昆明，受到巡抚岑毓英的招待。然后再从昆明启程，经由大理、腾越出境，到缅甸八莫，向英属印度当局所派来的“探险队”指挥官柏郎上校报到。 英属印度当局这时候已经吃掉缅甸的三分之二以上，颇想“扩充商业”到云南、贵州、四川，因此才派了这位柏郎上校，先来“探险”，并且向威妥玛公使调用了马加理协助。

柏郎上校只须带马加理和几个地理专家，便可以摸清楚八莫与大理之间的“商路”。他却偏要大张旗鼓耀武扬威，点齐十七名印度“锡克兵”(Sikhs)，一百五十名缅甸兵，荷枪实弹，加上仆役、专家、标本采集员、马加理，与另一位也是从驻华公使馆调去的亚伦，连他自己共有一百九十三人之多，浩浩荡荡向中国边境出动。

光绪元年正月元旦(1875年2月6 日)，他们离开八莫。十二天以后，他们越过中国国界。

第二天，柏郎上校接到一个探子的情报，说：前边有埋伏。柏郎上校于是停下来，不敢再进。马加理说：“我从昆明来的时候，一路上并无阻挡，而且驻防在腾越的李协台(李珍国)对我很客气。我先走，给你们打前站。”

他带了六个中国人先走，其中有一个是云南人、五个是外省人。果然，他到达腾越安然无事，就写信通知柏郎上校，放胆前进。

正月十七日，柏郎上校及其队伍到达腾越，没有见到马加理。二十三日，他发现整个队伍被当地的老百姓包围，慌忙下令撤退，一面放枪一面快跑，这叫做“且战且退”，跑了两天安全回到八莫，未损一兵一卒。

柏郎上校在退向八莫的途中，听到马加理被杀的消息。

马加理是在正月十六日被杀的。杀他的究竟是准?到今天仍是悬案。可能为民团，可能为当地人民，也可能为正规军。与他同行的一位云南人幸免于难，五位外省人皆死。

署理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岑毓英相当糊涂，有了这样“大事”，竟然不向清廷奏报。

总理衙门在二月十一日接到威妥玛提出六项要求的照会，才知道马加理被杀，威妥玛是在二月初四日由伦敦的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发来的电报获得消息。

他提出六项要求：(一)由英国官员陪同中国政府人员赴云南查办，(二)准英属印度当局再派一个探险队进云南；(三)中国政府拿出十五万两交给威妥玛，备作将来赔偿抚恤等费；(四)依照条约，让威妥玛专为此事觐见(两宫皇太后)；(五)依照条约，不得于关税及子口税以外，对英国货品抽取其他税厘；(六)立即惩办应负此事件责任的官员。

(威妥玛对英国政府报告，只说提出了前三项要求。其后，英国政府给他批示，第一、第二两项尚可，对第三项“暂不置评”。)

总理衙门答复他，在原则上接受前三项要求，其余三项与本题无关。

同时候，驻华的其他各国公使一致认为威妥玛小题大做，不该提出那后三项。于是威妥玛在八天以内，又给总理衙门十几次照会，时松时紧把各项要求忽减忽加，弄得清廷啼笑皆非。 清廷派湖广总督李瀚章为查办大员，威妥玛也派了使馆秘书格维纳陪同前往。

李瀚章与格维纳在八月间到达昆明。岑毓英把捉来的十名当地土著居民交给李瀚章审问，请格维纳观审。

李瀚章问其中的一个：“是你杀了马加理吗?”

岑毓英的翻译官：“大人说，你的名字是腊都吗？”

腊都点头。

李问：“你怎样杀马加理？”

翻译官：“大人说你在山上砍柴，怎样砍?”

腊都用手比斧，作砍柴状。

李问：“有没有人指使你?”

翻译官：“大人说，你喜欢不喜欢吃蛇?”

腊都摇头。

结果，腊都与其他十个土著居民，均定了死罪。李瀚章与格维纳均被蒙在鼓里，腊都等人自然更莫名其妙。

岑毓英自己十分得意，以为略施小汁，便把钦差大臣与洋人敷衍过去。但李瀚章与格维纳一离了昆明，这些无辜被捉的土著居民就“翻供”。威妥玛的耳朵长，有在缅甸的英国人给他写信。

威妥玛怒不可遏，找总理衙门算帐，要砍岑毓英的头。

威妥玛要求把一干人犯连同岑毓英，押到北京来复审。同时要求：李瀚章受人蒙蔽，也该治罪。总理衙门应付他的办法只是一个“拖”字。

拖到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1876年6月15日)，威妥玛下了使馆的旗，率领使馆全体职员与眷属离开北京，到天津搭船去上海，又调英国兵船向渤海前进，做出想打仗的样子。

清廷这才着了急，特派李鸿章作“全权大使”，负责对威妥玛办交涉。

李鸿章找出总税务司赫德作调人，去上海向威妥玛转圜。

原来威妥玛去上海，一面是先作一个姿态，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上海的海底电线，向伦敦请示可否动武。伦敦的回答是：“不准动武”。

于是，他虽则生平极瞧不起赫德，见了赫德的面却变成很容易商量的样子。李鸿章托赫德劝他回天津，他不好意思。倘若要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纡尊降贵，到“南洋大臣”所管的上海向威妥玛请教，也好像是出乎情理之外。折衷的办法，是在烟台会面。

一二一、烟台条约

威妥玛在六月二十一日(8月10日)就到了烟台，李鸿章在二十九日也到。两人从七月初三谈起，谈到二十六日(9月13日)，谈妥了《烟台条约》，签字盖印。

这《烟台条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加理事件的解决办法；第二部分是规定使领人员与中国官员之间的往来礼节；第三部分是扩充英人在华的商业机会。

就第一部分而沦，威妥玛的“宽大”出人意料之外。不仅岑毓英无须严办，连“已革都司李珍国”，与“凶手”腊都等十一人都一律释放。条约之中，并无关于岑毓英、李珍国、腊都等人的条文，这是在会谈的中间，由威妥玛向李鸿章提出后，取得李鸿章同意的。李鸿章起初还建议将李珍国、腊都等人的罪刑酌减，威妥玛却坚持要一律免罪：他的理由是，如果要办就该办岑毓英，事实是岑毓英激动官绅，官绅怂恿李珍国，下手的是李珍国所派的人，不是“野人”；“你们既不肯办岑毓英，那末李珍国与腊都等人也都不该办”。威妥玛而且告诉李鸿章，在李珍国被革职逮捕以后，他的家眷已被英国驻缅甸新街的领事接了去，加以收养。 《烟台条约》规定：对被害人的抚恤金为二十万两；派往英国的道歉特使，剋期启程。案子解决的经过，由李鸿章上奏朝廷(奏文须经威妥玛同意)，由朝廷发表谕旨，颁给总理衙门，通知各省督抚，写成告示张贴，再由威妥玛通饬各口领事，派员会同“地方大吏”所派的“妥员”，前往各处查看这些告示。

英国可以派军官驻节大理或云南其他城市，为期五年。英属印度当局可以再派一个探险队来云南。云南与缅甸之间的贸易，另规定细则。

《烟台条约》的第二部分，规定各国使领人员与中国官员往来的礼节，但也包括领事裁判权的进一步具体细则，“只能视被告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陪审官员处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庶保各无向隅。”

《烟台条约》的第三部分是涉及通商各项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开芜湖、宜昌、温州、北海(合浦)四口。其次是，准许英国商船在安徽(铜陵县的)大通、安庆，江西的湖口，湖北的武昌、(嘉鱼县的)陆溪、沙市等处停泊，由中国民船起卸货物。

大通等处，不作为通商港口论，换言之洋人不得居住贸易、设立行栈。重庆呢，虽则此时轮船尚未能到(三峡的石滩有待清理)，清廷答应将来轮船能到之时，一定开为商埠。

洋人把居留地变成所谓“租界”，又窃占了警察权、收税权与组织整个“市政府”的权力，原是上海一隅因太平军的威胁而产生的特殊现象。

《烟台续约》对“租界”作了近乎正式的、法理上的承认。“新旧各口岸，除已定有各国租界应毋庸议，其租界未定各处，应由英国领事官会同各国领事官与(中国)地方官商议，将洋人居住处所，划定界址。”

出入口货物，除了鸦片以外，概只缴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全国各地重重叠叠的厘金，早就有了条约上的规定。《烟台条约》重新予以强调。

关于鸦片的进口税，自从《南京条约》订立以后，列强一向准抽高于百分之五的税率，并且不坚持以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代替厘金。换句话说，各地厘金照抽，视如“土货”。

《烟台条约》规定鸦片的各地厘金不妨也在上海于进口时一次缴纳，由商人说明，某一提单内之鸦片将经由何省运往何省，由海关代为汇合算清。

洋商纳完关税以后，又将洋货运走出口，所付的关税例应退还。这洋商倘若把他的货运出中国的甲口以后，再运入中国的乙口或丙口，则原在甲口缴付关税的收据，可以作为凭单，持往乙口或丙口，以免重缴一次关税。《烟台条约》规定，这收据的有效期限定为三年，期满无效。

在英属香港的外海，常有中国粤海关的小汽艇巡逻缉私，香港政府认为不便。《烟台条约》规定，此事交由中国地方官、粤海关与香港政府三方面派员会商改良办法。

《烟台条约》签订以后，清廷很迅速地予以批准。英国政府却延至光绪十一年，等候曾纪泽再签《烟台续约》十条，才肯批准。

续约把本约之中划定租界界限的条文取消，为的是让租界可以不断地扩大下去。续约也把鸦片应纳的关税与厘金加以硬性规定，每箱(一百斤)关税三十两银子、厘金八十两银子。

一二二、苦命皇帝光绪

光绪皇帝五岁即位，十八岁大婚，十九岁受慈禧“归政”，二十九岁被因，三十九岁暴卒。

他是中国所史上命运最苦的皇帝之一。有父有母而得不到父慈母爱，所得到的只是慈禧的冷酷面孔与管教。从进宫到被囚，他几乎没一天不向慈禧长跪。被囚以后，求有长跪的机会而不可得。

比起他来，老醇王与小醇王要幸运得多。老醇王襄譞有道光作父亲，咸丰作哥哥，光绪作儿子，慈禧作大姨子，一生吃用不尽，无忧无虑(死于光绪十六年，年五十一)。他在城内有一个王府，在城外有一个别墅。

小醇王载沣有光绪作哥哥，宣统作儿子，而且本人当了足足三年的摄政王，大权在握十分过瘾。

光绪初进宫时，与慈安太后住在一起。慈安性情温和，光绪受惠不小，然而慈安在光绪十一年便得了“急症”，与世长辞。 光绪一生，和他最亲的人是师傅翁同龢。翁是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光绪从六岁起便作了翁的学生，前后二十二个年头。到戊戌年四月，维新刚刚开始，慈禧说翁“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叫他“开缺回籍”。维新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又说他“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康有为)”，认为他“罪无可逭”，“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娘家侄女。皇后的父亲桂祥，是慈禧的弟弟。这皇后深得慈禧的欢心，光绪却与她无缘。

光绪所宠的是珍妃他他拉氏。这珍妃讨不了慈禧喜欢，慈禧甚至不让珍妃与光绪亲近。

当年，同治钟爱于皇后阿鲁特氏，慈禧也要破坏，弄得同治清夜出宫寻花问柳，染了怪病。同治死后，皇后更受慈禧虐待，终于在光绪元年二月绝食自尽。

光绪一朝，出了很多大事。

中法战争与义和团事变，为功为罪都该由慈禧一人负责，与光绪皇帝无关。

只有甲午中日战争，可说是光绪皇帝本人决定的。然而海军外强中干，经费颇多被慈禧挪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到了正式宣战以后，李鸿章阳奉阴违，又调兵极少。其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日本，光绪十分愤慨，然而无可如何。

传说，慈禧曾经逼迫光绪打麻将、抽鸦片，以便等他的名誉坏了废掉他，改立溥俊(端郡王载漪之子)。这传说有无事实作根据，待考。

至于，光绪一辈子生活在苦痛中，则已经是历史上的定案。

一二三、甲午之战

甲午之战，在甲午年(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开始。

地点是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牙山口，英国人称为杰罗姆亲王湾(Prince Jerome Gulf)。

有一艘被中国政府包雇的英国轮船高升号，装载着一千二百二十名兵士和十二尊炮，与日本巡洋舰浪速号遭遇。

浪速号派人乘小船到高升号检直证件，随即发出旗语，叫高升号跟随它走，又叫高升号上的“非战斗员”下船。

按照国际公法，浪速号无此权利。第一，牙山口并非日本的领海。第二，日本尚未对中国宣战。第三，高升号是英国船，而且悬挂着英国旗。

因此之故，高升号的船长与船上的中国兵士拒绝接受浪速号的指挥，浪速号于是挂起红旗，放出鱼雷，向高升号袭击。这鱼雷未能击中目标，浪速号放炮，放了半小时，把高升号击沉。 船上的职员、水手与兵士一千二百二十人之中，仅有一百七十人跳水求生。浪速号上的日本兵用枪对准这一百七十人射击，又射死很多。

高升号原有中国海军钢甲船济远号与所谓“广东水师”的兵船广甲号联合护航。

在高升号被拦阻以前，济远号先被日本巡洋舰吉野号轰击，中了一炮。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不敢还击，下令掉转船头向旅顺方向逃走。

吉野号在后面穷追，追得济远号的炮手火起，顾不得管带的意旨自动还击，一击而中，吉野号这才停止追赶。

广甲号早就一听到炮声便逃离战场，结果触礁搁浅。 这次丰岛之役，算是甲午之战的第一幕。

第二幕，是成欢之役。成欢在牙山东南，在牙山与公州之间。

六月二十七日的夜晚，日本陆军袭击驻扎成欢的聂士成部。战到天明，聂士成部阵亡五百人，日本军战死八十二人。

叶志超不战而退放弃牙山，率部遁走平壤。在平壤的中国陆军，先后聚集了一万多人。

第三幕，是平壤之役。八月十七日(9月16日)，日军开入阵地。十八日，左宝贵死守牡丹台中弹阵亡，叶志超先在城头竖起白旗，随即放弃平壤，率部向鸭绿江方向逃走，沿途遭遇日军袭击，死伤两千多，丢掉四十几尊大炮、一万余枝步枪。

叶志超一口气逃到安州(安东)，向李鸿章报告：血战了五昼夜，获得大胜，最后因敌方增援至四五万人，而我方“弹尽援绝”不得不转移阵地。

李鸿章不知是假，替他转报光绪皇帝，奉旨各将领“加恩免议”。

所谓淮军的新练精锐，在这平壤之役被叶志超丢尽了脸。 甲午之战的第四幕，是黄海之役。日期是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9月17日)，地点是鸭绿江偏西的大东沟。

中国海军的北洋舰队，在前一晚完成了护送淮军铭字十二营的任务；这十二营乘了五艘招商局轮船，从旅顺来到大东沟登岸。

八月十八日下午十二点三刻，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向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开火。

中国方面的主将是海军提督丁汝昌，日本方面的主将是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中国方面有兵船十二艘，吨位的总数是三万五千吨；日本方面有兵船十一艘，吨位的总数不详。

交锋以后，中国兵船有九艘被日本兵船包围，三艘被切在包围圈外，这三艘是致远、经远、济远。致远与经远均于中弹起火后，想撞日船，被水雷击沉。致远的管带邓世昌自杀，经远的管带林永升阵亡。济远一开火便挂上白旗逃亡，中途撞上业已搁浅的扬威号，将扬威号撞沉。其后这济远号安全到达旅顺，清廷将管带方伯谦逮捕斩首。

此外，于作战之中被击沉的有超勇号，企图逃亡而中雷的有广甲号。

战到下午五点，双方皆因弹药已尽而停火。中国方面只剩下七艘兵船，日本方面仍有十一艘兵船，其中负重伤的仅有旗舰吉野号。人员的伤亡数目是，中国方面六百人左右，日本方面二百三十九人。入夜以后，日本海军撤退。

这一次战役，依照中国人的看法，是中国方面战败，因为损失了五艘兵船；依照西洋人的看法，是日本方面战败，因为：(一)中国海军业已完成护航任务，而日本海军未能先期赶到加以阻止；(二)首先撤离战场的是日本海军，而不是中国海军。

然面，中国海军不该在事后既未追击，而且一退至旅顺，再退至威海卫旁边的刘公岛湾，遵守李鸿章的命令，保全实力不再与日本海军交锋，坐视日本海军横行于黄海、渤海，终于在次年正月被日本陆军由陆上的后路偷袭．走上投降献船的末路。 那已经是甲午之战的尾声了。在黄海之役以后、投降献船以前，日本陆军在中国的“辽东半岛”为所欲为。

叶志超放弃平壤以后，一口气退到鸭绿江北岸，被清廷革职查办，派宋庆接他的事，“总统前敌各军”。

这朱庆与叶志超一样，也是行伍出身，不懂得什么叫做兵法、什么叫做指挥技术。所不同的是叶志超胆小如鼠，而宋庆敢于一战。

比起他的两个对手，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与第二军司令大山岩，宋庆相差太远。

宋庆的直属部队是所谓毅军，因他所受的赐号“毅勇巴图鲁”而得名。毅军的兵士大部分为河南人，与张曜所统率的嵩武军同称“豫军”，由于暮气不深，较淮军、湘军略胜一筹。

清廷调集了一些兵聚在辽宁，包括毅军、铭军、盛军、芦防淮勇、仁字虎勇、奉军、鄂军、粤勇、桂勇、淮军、湘军、神机营与吉林黑龙江的镇边军。除了吉、黑两军由吉林将军长顺与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统率外，其余在名义上全归宋庆指挥。

毅军原有十营，是朱庆的直属部队，一部分被聂士成带进朝鲜。

铭军与盛军沿用了当年刘铭传与周盛波的旗号，实际上是李鸿章在北洋所练的新军，正如芦防淮勇与仁字虎勇。铭军有十二营由刘盛休统领，盛军有十八营原由卫汝贵统领，芦防淮勇仅有四营原由叶志超统领，仁字虎勇有五营始终由聂士成统领。 叶志超与卫汝贵先后被革职查办，他们的部队均划归聂士成。因此之故，聂士成所统领的部队最多，虽则叶、卫两军在朝鲜已经阵亡与逃亡了不少。

所谓奉军，是左宝贵所留下的残余。左宝贵本人是山东费县人，早年在江南大营参加对太平军的战事，其后打苗沛霖、打捻积功到副将。光绪即位以后，他便一直留在奉天升到“记名提督”、高州镇总兵，尚未去广东高州到任。李鸿章叫他率领所部去朝鲜，守平壤。他在平壤阵亡，所遗下的官兵跟随叶志超退回中国境内。

鄂军、粤勇、桂勇、淮军人数均很少，分别由吴元恺、冯子材、苏元春、周馥亲自或派人率领前来，无补大局，徒滋纷扰。

最滋扰的，是吴大澂及其所带来的湘军。此人言大而夸，官至湖南巡抚，生平所长只是一手小篆，却也发愤请缨，招了几营湘勇出关抗敌，然而一闻炮声便立刻奔逃。

神机营在清朝的盛世原是王牌，此时早已腐化，毫无作战能力。统率的人是慈禧太后的胞弟，光绪皇帝的岳父桂祥。

伊克唐阿的黑龙江镇边军，包括荣和的“东山猎户”，尚有朝气但够不上从事近代式的战争。人数共有十二营(六千人左右)，自成一军。长顺的吉军是在海城既失以后才被调到辽阳去增援的。

宋庆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丢掉九连城，十月初二日丢掉凤凰城。伊克唐阿与长顺也在十月初六日丢掉宽甸。

其后，截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为止，清军连失金州、岫岩、旅顺、摩天岭、析木、海城、缸瓦寨、盖平、太平山、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

真正打硬仗的将领，仅有聂士成一人而已。他苦守摩天岭，从十月初一到十月二十九日共有二十九天之久。

宋庆与伊克唐阿也的确努力作战，前后反攻海城四次之多，然而没一次成功。

到了田庄台沦陷之时，清廷已经决心求和，派李鸿章充任全权大臣去日本接受伊藤博文的条件。

一二四、《马关条约》

由于陆军、海军一再失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他们在平壤吃紧之时，将李鸿章拨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旅顺弃守以后，将李鸿章革职留任(革去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而留在任上办事)。

李鸿章所掌握的军事、外交大权被慈禧与光绪移交给恭亲王奕訢。这一位冷了十年的大老，忽蒙召见，随即在九月初一受任管理总理衙门，管理海军署，会办军务。十月初五，进一步被指定“督办军务、节制各军统帅”。十一月初八，又进一步被发表为军机大臣。

恭亲王的想法，与当时朝中一般人的想法相同：李鸿章及其淮军根本不行，只有请出湘军的老将刘坤一来，一切方好着手。于是，把张之洞由湖广调署两江，抽出刘坤一到北方来，当“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

刘坤一竟迟迟不肯到任，挨到年底左右才勉强驻节山海关。刘坤一的理由是无钱、无械、无兵，这个仗很难打下去。

倒是李鸿章勇于负责，自己派一个洋人(德璀琳)当代表去日本神户，探询日本方面对于讲和想提什么条件。他没料到：日本政府不肯和德璀琳打交道，叫德璀琳不要在日本多停留。

恭亲王见到淮军既不能打，湘军又是徒存空名，决定向日本求和。他先托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日本取得原则上的同意讲和，然后又奏准太后与皇帝，派出前任驻美公使、现任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与前任台湾巡抚，现任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充任全权大臣，到日本去求和。恭亲王也没料到，日本政府于这两人到达神户之时(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挑剔他们的全权证书。

原来证书上有这么一句话：“惟愿大皇帝接待，俾该使臣得以尽职”，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以日本全权大臣的资格，认为这句话只是客气话，缺乏“便宜行事”字样，拒绝与张、邵二人开谈。清廷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内定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同时下旨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包括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

次日，正月十九日，光绪下旨调云贵总督王文韶接署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

二十四日，清廷托美使田贝电询日本政府，就李鸿章出任全权大臣一节是否同意。这电报发出后，田贝接到日本政府在二十三日发来的电报，说中国若改派全权大臣，必须赋以“割地及将来交际的缔约全权”。

二十五日，日本续来一电，询问“李鸿章是否能照二十三日(2月17日)的原电行事？”

在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二月初一这三天，李鸿章天天向光绪请训，天天与翁同龢辩论。最后，光绪准许李鸿章答应对日本割地。(翁同龢认为只可赔款，不可割地。)

二月初二，清廷托美使告以李鸿章有执行“来电所述任务之权”。于是，日本表示同意李鸿章担任“中国头等全权大臣”，欢迎他到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会谈。

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出京。八天以后，带了儿子李经方及其他随员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一百三十余人，乘坐原属招商局的“德商”轮船礼裕号与公义号从天津启程，于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日本马关。

次日，他与伊藤博文在春帆楼相见。一别十年，两人均不胜今昔之感。

李鸿章向伊藤博文提出用英文写好的要求停战的文书，伊藤应允于二十五日正式答复。

二十五日，两人作第二次的会谈。伊藤提出停战的条件，限三天答复：(一)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所有城池堡垒交由日本军队占领，三处所有军需(械弹物资)交开本军队暂管。(二)天津山海关间铁路交由日本军务官管理。(三)停战期限内日本军事费用由中国担负。(四)停战日期及两军防地、划界等细目，俟中国同意上述各项后再议。

李鸿章在这次会谈以后，打电报向清廷请示。清廷的复电是不必再谈停战，直接谈议和的条款。

二月二十八日(3月24日)，李与伊藤作第三次会淡。李向伊藤提出节略，表示不再谈停战，直接谈议和，请伊藤说明日方的要求。伊藤说：“议和的条款已经准备好，明天会谈时交给你。”

当天会谈以后，李鸿章从春帆楼出来乘轿子回他的行馆，中途遇到一位日本刺客，向他放了一响手枪，枪弹进入左边颧骨，埋在里面不曾出来。李鸿章昏倒。刺客当场被捕，事后由警察问出姓名是小山丰太郎，由法院判了无期徒刑。

李鸿章被抬进行馆，由随员之中的中国医生及日本政府与明治天皇派来的医生会同医治，所好尚无生命危险。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均赶来行馆慰问、道歉，日本皇后也派了两名女看护来侍候他。

他向日方提出照会，要求次日会谈照常进行，由儿子李经方代表出席，向日方收取议和的条款。

日方在次日由陆奥宗光亲来行馆，面交“覆照”，说“淡和条款因此意外事件而有更动，已奏请天皇定夺，须稍缓数日始能向贵方提出。”

三月初三，陆奥又来行馆面交停战条件：(一)停战地区限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台湾、澎湖除外。(二)停战期限是二十天，到三月二十七日(4月21 日)为止。

二月初五，李鸿章与伊藤、陆奥在停战条约上签字。签字以后，李鸿章照会日方要求开出和平条件，定期在行馆会谈。

初七，陆奥将和谈的程序作成节略，面交李鸿章。内容是“先由日方提出条款，然后望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在三日或四日以内回复，或将约内各款全行承允，或将某款更行商酌为要。”

李鸿章在当天复了一个照会，说准于接到条款四日后回音。于是陆奥立刻就把条款送来行馆，限李鸿章于四日以内答复。 这些条款数目不多，只有十一条，内容却很厉害。

首先，是关于朝鲜的规定，要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其次，是关于割地，要中国把台湾、澎湖与所谓辽东半岛割给日本。再其次，是赔款三万万两。

此外，要中国与日本另订新约，以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条约为依据。换句话说，要中国给予日本以种种片面的特权，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条款，等等；又要中国助开北京、江陵、沙市、长沙、湘潭、重庆、梧州、杭州等地方为商埠，准日本派驻领事。其实，倒不如把整个中国各城各县一律开为商埠，倒可以一劳永逸，免得日本再费事打仗。这真是人小心大，其实把中国都送给日本吞，也未必吞得了。

伊藤博文等人而且也想出一种妙法，叫中国准日本人到中国开没工厂，就地制造洋货。那时候日本人会制的洋货极少，机器更谈不上，全靠向西洋各国买，却也扮出一副“假洋人”的面孔，欺负同文同种的乡下叔叔。

十一条条款之中最小气的一款，莫如要求减低子口税：从百分之二点五，减为百分之二。

另有一款，要中国开放内江、内河，让日本轮船可以由宜昌开往重庆，由汉口开往湘潭，由广州开往梧州，由上海开往苏州、杭州。

最装模做样的一款，是要求中国“速濬黄埔江沙滩”，以便日本的大商船来往无阻。别国的大商船比日本多也并末如此不客气。伊藤博文故弄狡狯，无非是藉此摆出假洋人的面扎，以讨好真洋人而已。

此人在英国并未好好念书，比我们的严复差多了。回国以后溷迹花丛，交了一些坏朋友，专干坏事，结果掌了大权，以损人利己为国际间来往的秘诀，结果给日本造下无穷的后患。

十一条款包含有日本得在奉天(沈阳)与威海卫驻兵的一条，以驻到换约以后三个月为期限，驻兵的军费要中国负担。 四天以后，李鸿章给伊藤博文一个说帖，算是初步答复。这说帖写得十分婉转，不像是统帅口气，而很像是文弱书生对流氓讲理、求饶。

李鸿章说：“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日本如恃其一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东方两国同室操戈不相援助，适来外人之攘夺耳。”

这一段话句句有理，而且不幸言中。

可惜，这样的大道理，不是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所能听得进的。他们在三月十二日又送了一个照会来。

这照会说：“我们不和你们谈理论，只谈条文。你们接受那一条，反对那一条，或是要修改那一条，怎样修改法，不妨一一说来。”

李鸿章向清廷报告。清廷的军机大臣之中，翁同龢最反对割地。此老主张一贯，不愧为政治家。那力主割地的孙毓汶与他比起来，可谓一薰一菇。翁是状元，孙是榜眼，两人出身相差无几。然而翁以大臣自期自励，孙则夤缘于庆亲王之门自暴自弃。

这时候在名义上重新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事实上已不能管事。在总理衙门当家的，是庆亲王奕劻。此人贪财，误了海军，因此也急于支持李鸿章的割地求和政策。

于是，总理衙门就有了电报复给李鸿章：“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撰拟这封电报的小公务员定是文书老手，把话说得外硬内软，原则接受数字仍可以添。所谓“断”，也决不是真断。

李鸿章根据这个复电，向日本提出第二次“说帖”：辽阳等州县与台湾全岛，日本兵力未到，不便割让，旅顺大连应还中国。(换句话说，除了旅顺、大连以外，凡是日本兵力已到的地方可以割让。)

赔款呢，应按照日本实际上所花掉的数目计算，扣除日本所获得的船、械、军需。

增加商埠，以重庆一地为限。内江、内河的航行权，也限于宜昌、重庆一段。

赔款清偿以前的驻兵地点，以威海卫一地为限，奉天不能驻日本兵。驻屯军的军费应由日本负担。

日本人在内地开设日本工厂，不可以。日本货物进口，把子口税减为百分之二，办不到。

李鸿章的这一封“说帖”，可谓对日本人的“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西洋人之所以称赞他为“中国大外交家”，可能是由于十分佩服他的这种本领。然而，伊藤博文告诉他的儿子李经方：“贵使臣应考虑今天两国所处的形势，日本是战胜国而中国是战败国！”

李经方此时已于李鸿章被刺以后，受任为(第二个)全权钦差大臣，协助李鸿章办理对日交涉。经方会说英语、日语，太太是日本人，本可以作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但也正因为太太是日本人，中国朝野颇有些人怀疑他是否忠贞。他在日本有存款，确是事实。存款究有多少，难考。李鸿章本人也颇有钱，藏有不少股票，甚至被政敌目为中国首富。他在节操上远不如曾国藩。 伊藤博文进一步警告李经方：日本的武人颇想打到北京再

说，是他自己伊藤博文竭力在主和。 于是，双方又换了一次文。

李鸿章所提出的是，台湾不能割，澎湖可以割，奉天所割以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四处为限。赔款定为一万万两。朝鲜可以由中、日双方共同承认它自主。另订商约可以，但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片面的。

日方提出最后的条件：割地必须包括台湾、澎湖，奉天可以少割一点。赔款可以由三万万减为二万万，限期内不付利息，限期外要付利息。奉天可以不驻兵，仅驻兵威海卫即可，但驻兵军费应由中国负担。子口税减低之事可以免议。新增商埠的数目，与内江、内河航行权的范围均可商议。

李鸿章想和伊藤博文继续讲价，伊藤在三月十九日(4月13日)回信说：“无可再商，无可再让......所宜回复者，惟有允、否两字耳。”

回复的限期，是三月二十日。二十日这一天，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电报：“如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于是，李鸿章和伊藤作了最后一次会淡。李说：“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稍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伊藤说：“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昨已告伯行(经方)星使。初约本不愿改，因念中堂多年交情，故减万万。”

李要求赔款不付利息。伊藤说，早就讲好，如在“两年内”付清，可以不付利息。李又继续噜苏，结果总算是争得了如在“三年”以内还清不计利息。

伊藤要中国在一个月内将台湾交割，李说必须两个月才办得好。伊藤不肯，李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说：“尚未下咽，饥甚”。李说：“两万万足以疗饥。”于是，一场战争在李鸿章的苦笑之中结束。伊藤博文准许把交割台湾的期限延长为两个月。

两天以后，双方签约。全文仍是十一条，称为十一款。第一款，关于朝鲜的安全独立自主，是由中国承认，而不是由中、日双方共同承认。日本这时候已经在事实上掌握了朝鲜的政权。(日本的大使大鸟圭介，于前一年的六月二十一日丰岛海战的前两天，领兵进入汉城，包围王宫，掳去国王[李太王]，把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shi】应扶为傀儡，捕逐闵后之党。大院君自从被吴长庆抓来中国、拘留在保定以后，态度已由亲华变为反华，于是在放回朝鲜以后甘心受日本利用。闵后之党本是亲日派，终于大吃日本之亏，可谓咎由自取。)

第二款，是关于割让台湾、澎湖与辽东半岛。台湾附近的小岛，也在被割让之列。澎湖则包括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及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与一百二十度之间的所有岛屿。辽东半岛的界限，是由鸭绿江上溯到安平河口，再由安平河口至凤凰海城营口，然后以辽河中心为界直至大海，把旅顺、大连、金州等都包括在内。

其余各款，涉及割让各地的居民的国籍问题、赔款问题，等等。辽东、台湾与澎湖的人民，可以在两年内变卖产业，迁往中国其他地区而仍为中国人。否则，超过两年均一律当作日本的臣民看待。

赔款的总数是两万万两，分作八次交付。第一次五千万两，以六个月为限；第二次五千万两，以十二个月为限，必须付清。其余的分在以后的六年之内摊付，每年付六分之一。从第一次付款以后，所有未付的款项概须加算年利百分之六。倘若中国能在三年以内把两万万付清，所有的利息可以免付，已付的也可扣除。

商埠加开四个：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内江、内河的航行权，也延长到这四处。

日本人可以在所有的商埠开设工厂，厂用的机器准予纳税进口，制出来的成品，照纳进口税，如销行内地，只纳子口税而不纳厘金。这一项，是以前列强所不曾想到的妙法。日本人藉此可以省下两笔运费与一笔出口税。他们毋庸将中国原料输出日本，花费出口税与运往日本的运费，也毋庸等到在日本制为成品以后重新运到中国来，又花运费。

关于另订商约、也有一款。过去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已因作战而取消；新的商约必须制定，以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条约为蓝本，换句话说要包括片面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与最惠国条款。

日本有权在威海卫驻兵，作为中国缴付赔款与另订商约的保证。赔款一日未清，或商约一日未另订，则威海卫的日本兵决不撤走。驻兵的军费由中国负担。

中国其他各地现有的日本兵，等待这《马关条约》正式批准而互换以后，于三个月之内撤走。换约的日期定为本年阴历四月十四日(5月8 日)。(日本从明治天皇的时候起，开始用阳历。以前完全用中国的阴历。)

两国的俘虏互相交换。中国允诺不惩罚所换回的俘虏，与曾经在作战期间与日本军队合作的中国人(汉奸)。

此外，关于日本政府可以在新开的四个商埠派驻领事，日本臣民可以在内地租用货栈也有规定。

这《马关条约》不仅在中、日两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任何一国的历史上亦无先例。日本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收获，日本人自己承认：他们最初的国家工业资本，便是从中国所付的庞大赔款而来。同时，中国的财政与国民经济经此打击，也几乎翻不了身。

中国人，在听到《马关条约》的消息以后，无不极为愤慨。

参劾李鸿章的奏章，犹如雪片一般飞向清廷。最沉痛的莫如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等人的一本：指出这《马关条约》“目前之大害有八，将来之大害有十。”他们请光绪皇帝不要批准、继续作战，然而结果还是批准了。

一二五、日本还辽取台

中、日的新商约在《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便缔定了(闰五月二十九日)，一切依照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马关的成议。

《马关条约》的互换，也一本规定于次年5月8日在烟台(芝罘)举行。然而条约之中的割让辽东半岛部分，不久便在九月二十二日由日本“自动”取消，以增加赔款三千万两作为交换条件。 这“自动”实际上是“被动”。俄、法、德三国对日本提出强硬的交涉，日本才俯首就范。

俄、法两国当时在欧洲为了对付德国，已经在1894年1月4日结成军事同盟，于是在辽东也行动一致，本无可怪。可怪的是，他们邀了德国一齐对日本施加压力。原来，他们曾经普遍地征求列强的意见，结果英、美态度冷淡，只有德国一国热心，便不得不让德国参与其间了。

这“三国干涉还辽”之事的幕后鼓动者不是别人，是李鸿章。他知道俄国决不甘心于日本之独吞朝鲜，与占有辽东；他也知道俄、法两国之间业已发生同盟关系。因此，他在启程赴马关以前，特地拜访了俄、法两国驻华公使。

在马关，当伊藤提出具体条款之时，李鸿章也暗嘱总理衙门将其中有关割辽、割台的部分，让俄、法二使知道。他的美国顾问科士达鼓励他这样做。

俄国这时候的外相兼首相(大臣会议主席)阿来克西埃夫、陆相罗班诺夫.劳斯妥夫斯基与财相威德，都是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早就把朝鲜与整个中国东北算作俄国未来的领土了，于是对于日本之扩张及于辽东，认为必须立即加以阻止。 阿来克西埃夫训令俄国驻日公使向伊藤博文提出照会，“劝”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仍让中国保有这一角领土。跟着，法、德两国也向日本提出同样的照会。而且，这时候俄国的地中海舰队，包括十七艘兵舰与几艘鱼雷艇，已经调来了太平洋，曾经在中、日互换马关条约之时光临烟台。

伊藤博文于如此压力之下。只有屈服的一条路，但又怕在中国人的面前丢脸，终于以再加三千万两赔款作为代价，勉强接受俄、德、法三国的“调停”。

这三千万两本该由俄国负担，因为辽东的实际主权在三年以后便转入俄国之手。俄国叫中国向日本“买回”辽东，然后“送给”俄国，中国徒然白白地多赔了三千万两。

俄国的侵略手段真高。它利用“干涉还辽”向中国示恩，随即摆出“救命恩人”的面孔，要求中国向俄、法二国银行借一万万两，汇付日本第一、第二两期赔款，而言明以中国关税作押，“由俄国国家加保”。这加保两字轻描淡写，使得中国变成了俄国的保护国。清廷虽则糊涂，也看出俄国的伎俩而婉辞抗拒。俄国说：“倘不早付日本以一万万两赔款，则日本未必肯退出辽东”。清廷被吓住俯首就范，只不过把“加保”两字改为“或遇付款阻滞，俄国与中国商妥，准许银行出面，蝉联发给股票(债票)本息”。

中国在甲午之战爆发之时，所欠的外债仅余三十万英镑未还。为了进行甲午之战，增加了六百七十五万英镑。

中国关税收入，在甲午年是二千二百五十万两左右，约合英镑三百六十万。(其他收入如田赋等等早已有了用途，无法挪移。)以这样的关税收入应付甲午的战费开支，已感拮据但尚不致十分困难。再加上对日的赔款两万万三千万两(约合四千万镑)，中国的财政于是入于窘境。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俄、法两国的银行借给中国四万万金佛郎(合一千五百八十二万英镑，利息年利百分之四)，分三十六年还清。除去经手人折扣，中国实收三万万七千六百五十万金佛郎。

丙申年(光绪二十二年)，德、英两国的德华银行与汇丰银行借给中国一千六百万英镑，年利百分之五，分三十六年还清。 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这两家银行再借给中国一千六百万英镑，年利百分之四点五，分四十五年还清。

不仅关税变成了抵押品，长江流域的盐税与厘金也都成了抵押品。总税务司权充了对外债务的执行人，预定每年抽出关税一百九十五万镑、盐税与厘金八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镑，作为缴纳外债本利的保留款项。剩下来的才交给中国政府，称为“关余”、“盐余”，等等。

中国从此债台高筑，喘不过气，成为俄、法、德、英四国的“债奴”。另一方面，日本本以为中国无力缴付赔款，它可以长期占有威海卫，没想到反而把中国驱入俄、法、德、英四国的财政控制之下。

日本吞下了辽东，又得吐出；去接收台湾，却伤亡三万二千三百一十五人(内五千一百五十七人伤亡于作战，二万七千一百五十八人伤亡于疾疫)，也都是不曾预料到的。在朝鲜牙山，它的伤亡只是七十五人而已。(日本在平壤的伤亡是六百三十二人，在大东沟海战的伤亡是二百三十九人；在“辽东”各地与烟台的伤亡数字不详。)

台湾同胞不愿意变成日本人的奴隶，要永久当中国人。无心肝的清廷把他们遗弃了，清廷不敢继续与日本作战，他们却宁死也要抵抗。

于是，在志士丘逢甲、林朝栋、陈季同等人的领导之下，台湾同胞不承认清廷与日本之间的《马关条约》。

可惜，他们推举了一位既无决心而又缺乏能力的清廷巡抚唐景崧当首领。结果，日本一到澳底(五月初七)，唐景崧只守了五天便逃去厦门。

然而，南部在刘永福继任首领以后继续血战，一直血战到九月初三。倘若当时清廷肯给予台湾同胞以少量支援，国际间的变化殊未可料。这一页惨痛的历史，我们中华儿女应该永远牢记。

一二六、中俄密约

为了答谢俄、法、德三国的干涉还辽，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与俄国合作防日，清廷派遣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俄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典礼，顺道访问德、法、英、美。

他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1896年3月3 日)由北京出发，到上海搭乘法围邮船，到埃及的塞依德港，遇见俄国派来的迎迓专使“吴王”(吴克托姆斯基亲王)，吴王请李鸿章转乘预备好了的俄国船直航黑海，于4月27 日在敖得萨港(Odessa)登陆，然后转乘火车，到圣彼得堡。

俄国对李鸿章及其随员李经方等人的招待十分周到。行馆设在一位对华贸易巨商帕夫洛夫家里。

这时候，离开加冕典礼还有若干天。俄皇仍在圣彼得堡京城中居住，尚未去古都莫斯科。李鸿章在5月4日呈递国书，当天下午又被秘密召见一次。俄皇亲自向他提出，在中国东北造一条横贯铁路的要求。

事前事后，外相罗班诺夫&S226;劳斯妥夫斯基(罗拔)与财相菲泰(微德)向李鸿章花言巧语，说：这一次中、日之战，俄国本已出兵帮忙，由于缺乏铁路，所以军队开到吉林附近之时，中、日之战已经结束。下次，俄国必定出力。因此，必须有一条横贯铁路，连接尼布楚与海参崴，免得绕一个大圈了沿着黑龙江北岸与乌苏里江东岸走。

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还不曾筑好(预定l898年到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这条横贯铁路中国自己可以筑。罗、菲二人说中国没有钱也没有专家，恐怕十年也造不成功。如果交给俄国筑，三年就可以了。

其实，俄国也没有钱，要向法国借，俄国也没有专家，要向法目雇。李鸿章那里会知道呢？

俄国而且不惜巨资，划出三百万金卢布(一百五十万美金)贿赂李鸿章或其随员，菲泰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昊相湘教授在《俄帝侵略中国史》中引述俄国历史家罗曼诺夫的研究，指出这三百万金卢布被称为“李鸿章基金”，前后动用五次，受款的中国人一共获得一百七十万零九百四十七卢布又九十一戈贝(分)。黄大受教授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当九月八日筑路合同签字后......吴克托木斯基为秘密起见，决定亲往上海交款，而要求微德(菲泰)从国家银行中付款一百万。”

李鸿章出使之时已届七十四岁高龄，心中所恨恨的是日本给他的打击。他一意联俄制日，似乎不是为了贪求贿赂而与俄国订立密约，而俄国当局也不致于以贿赂对他唐突。

李经方呢，那就难说。然而，谁能保证所谓贿赂中国人之款不是经手的俄国人大中其饱？连俄皇自己也动用了“李鸿章基金”呢!

《中俄密约》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5月22日)在莫斯科签订，签字的人是罗班诺夫&S226;劳斯妥夫斯基、菲泰与李鸿章。

密约共有六款。第六款规定有效期限为十五年(到辛亥年为止，期满可以续订)，第一款规定共同的敌人为日本，如日本侵占俄国亚洲东南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则中、俄两国共同出兵抵御，互相援助亦互相接济军火、粮食。第三款说明两国如既经开始对日作战，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对日单独议和。

根据第一款，这密约是防卫性的军事同盟，而不是所谓“攻守同盟”。要在日本先动手以后，双方才能共同出兵、互相援助。

这密约的另一特点，是把朝鲜包括在内。可见李鸿章余恨犹在，中国势力虽被日本从朝鲜逐出，他不甘心被日本吞并朝鲜领土。俄国呢，颇不放心日本，不愿日本爬上东亚大陆，威胁海参崴以及沿海洲与阿穆尔省(黑龙江北岸之省)。

密约的第四款，最为重要。“今俄国为将来进兵御敌，并接运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事实上，俄国之所以要造这条铁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要“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与“偷取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主权)”。李鸿章老人家上了一个老当。试问，引狼入室以后能有什么方法叫狼尊重一张废纸?弱者不自量力，而企图与强者作朋友，其吃亏往往如此。

第五款规定，这一条铁路在战时固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在平时也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所不同的是：在平时“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而已。然而将来人家真个藉故停留了，中国又有什么力量加以阻止?

密约的第三款，也伏下祸根。“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其后俄国兵船于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时驶人旅顺、大连湾过冬，声称“为了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不仅于约无据，而且与德国暗中勾结，唱了双簧。李鸿章问俄国代办公使：“旅大何时撤兵？”俄国代办反问李鸿章：“胶州湾如何办法？”弄得李鸿章哭笑不得。

与《中俄密约》连结在一起的，又有所谓“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及“中东铁路合同”。这两项合同的文字十分巧妙，可谓古今骗术的绝唱，把中国英名盖世、出将入相的李鸿章玩弄得像一个“土老儿”，同时也把偌大一片的中国东北偷得几乎干干净净。俄国人之狡狯，真够叫人不寒而栗，然而我们中国人(本不算笨)却一再甘心上他们的圈套。

“华俄道胜银行合同”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 日)由中国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出面，与该银行订立的。

合同的文字很简单，只有五条。大意是中国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伙。银行每年于赢利项下，按股发给中国政府股份以利息，但利息以六厘(年利百分之六)为限，并且扣下十分之一作为公积金，以备银行赔本之时按股赔贴。

中国政府无权参加银行的管理。银行对中国政府的唯一责任，只是把每月与每年的总账，交给派驻中东铁路公司的所谓“总办”查核而已。总账不附细账，更不附单据，只是官样文章。 合同中，并未说明银行的资本共有多少、分作几股，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该有多少股权。

俄国人又在这合同签订以后，制造了一本“华俄道胜银行条例”，详细得很。规定这银行有权“领收中国国内之诸税，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之事业，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之利息，布设中国国内之铁道、电线”。前几项，把这银行变成了中国的国家银行，但管理权属于俄国。最后一项，则拢而统之说它有筑铁路、设电线的权力。铁路从那里到那里，以多少长度为限，一概不说。关于电线，也是如此。

落后、专制而民穷财尽的俄国，无非用中国的钱侵略中国，再骗一些法国傻子上钩。华俄道胜银行除了中国的五百万两银子以外，资本总额仅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万金卢布，其中极大部分是法国的四家大银行与若干有钱的老百姓所出。

按理，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应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权。当时的银价虽已逐渐在跌，还不曾跌到每库平两一个金卢布以下。

这华俄道胜银行于成立以后，并未怎样“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却大量“印发”其钞票，吸收中国老百姓的现金。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期间，这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卢布”膨胀得不可收拾，害苦了成千成万的中国人。

在“华俄道胜银行合同”签字以后的第七天，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1896年9月8日)中国政府由许景澄出面，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了所谓《中东铁路合同》。

这合同共分十二款，把不重要的事项规定得十分清楚明白，重要的事项含糊其辞，而最重要的事项一字不说，改放在另一文件，即所谓《中东铁路条例》之中。

什么是不重要的事项呢？这公司应该有一个图章，图章上刻《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八个大字，“由中国政府刊发”；铁路画线的时候，要尽最绕过老百姓的坟墓；外国旅客搭乘这一条铁路上的火车，必须持有“中国护照”(中国使领馆所给予的签证)；中国政府的公文函件，托由该公司代送，一概免收运费、邮费。

什么是重要的事项呢？该公司设总办一人，由中国政府委派。这总办实际是既不总，亦不办。他的“专责”是：“随时查察该银行暨铁路公司于中国政府所要办之事，是否悉力奉行”。大概是查察公文函件有没有免收运费、邮费而已。

铁路的真正负责人是谁委派？一字不提。合同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该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这“一律”二字，把“中国东省铁路公可”变成了第二个“俄国铁路公司”。

既然是俄国国有的铁路，则轨道之宽狭，自然也应该与俄国的其他铁路“一律”。清廷在事前白白坚持；这中东铁路既在中国境内，应与中国的其他铁路一致。俄方以“中俄密约”作废来恐吓，清廷终于让步。于是合同上便有这么一句话：“至铁轨之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即俄尺五幅地(foot)约合中国四尺二寸半”。(中国铁轨的宽度是中尺四尺八寸五分。)

也只有如此，这中东铁路才可以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连在一起，专供俄国运兵、运粮食军火，而间接使中国的宽底火车无法“假道”。

为了敷设轨道而需要的土地，本应明白规定其限度，然而合同之中不说。合同只是说，所需的士地如系官地，应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如系民地，则由公司或买或租。

最可恨的是俄国人阴巧巧地放进了“防护铁路”四字于“所必需之地”五字以前。又加上“经理”两字!因此，第六款的开头一句文字成为：“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其后，铁路沿线两旁若干英里宽的一长条，都成了中东铁路公司的地产。不仅是公司的地产，而简直是俄国的领土。 俄国在这横贯吉、黑两省，九百五十英里长，数十英里宽的地带，设置铁路警察(实际上是军队)，大量移进俄国人民，成立属于俄国的地方政府，旅行俄国法律。

中国的东北，被这“长带形”的俄国的偷来领土，切成南北两片。

两年以后中、俄续订合约，让俄国再造一条纵贯铁路，又把南边的一片，切为东西两片。

铁路合同中埋伏了有关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字眼，而许景澄被瞒过。合同华文本第五款中写着：“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看来这地方官该是中国自己的地方官，而所谓“照约办理”，应是依照以前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之中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条款而已，然而不是。合同的俄文本说：“皆交依据合同所成立之地方政府处理之。”

俄国得设置铁路警察一节，在合同之中没有，却放在《中东铁路条例》之中。条例是由俄方片面颁布的，但清朝政府糊里糊涂地不曾表示反对。条例的第八条说：“为保护铁路及‘附属地’之秩序，公司委任警察办理。因此，公司得制定铁路警察规则。”(注意，“附属地”三个字又被俄国以走私方式放入条例之中，得寸进尺，此之谓矣。)

合同之中，关于要“开采”的东西，只提到“沙土、石块、石灰”。条例呢，“公司经中国政府之允许，得采掘与铁路有关或无关之煤矿，且同时得经营别项矿业及商工业。”采少量的煤情有可原，因为当时火车头需要烧煤，可谓“与铁路有关”。进一步，与铁路“无关”的煤也要开采；再进一步，所有的矿，都要开采。最后，任何一项商业工业，皆想尝试。

和这些特权比较起来，合同所规定的减收俄国货进口税三分之一，真是微乎其微了。值百抽五，减去三分之一，然而聪明的俄国人，连这百分之三点三的进口税，也不肯缴纳。方法是在“条例”中规定，铁路沿线各车站一概免税。(合同之中，原说中国得在铁路线的两端设关抽税，于是这两端的关也变成有名无实。)

为了造铁路而必须运入中国的器材，当然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搬进来，进口税分文不缴。

铁路的全部收入，如运货、搭客、开矿、兼营工商业，一慨于中国政府无干，不仅绝不“分肥”而也不纳任何税捐。

中国政府所能希望获得的，只有两项收入。第一、铁路开始建筑之时，一次由公司缴付中国五百万元。第二、三十六年以后，中国可以依照公司当时资产实值，备款购买这铁路全部，或于八十年以后无偿接收

结果，所谓五百万元，公司抵死赖账，对中国分文不付。而所谓备款购买，在事实上被日本以“满洲国”的名义出钱买了去。所谓八十年期满无偿接收，也成了空话。

一二七、瓜分前奏

俄国在中国东北窃取庞大利权，而且一度伸展它的魔爪及于朝鲜。当时朝鲜的君臣也颇想“以夷制夷”，引进俄国来抵制日本，任命了一个俄国人阿来克西埃夫充任总税务司，又聘请若干俄国人担任朝鲜军队教官，管理朝鲜兵工厂，甚至在朝鲜财政部里面也设了俄国顾问。

不过，日本很警觉。它花了几个月工走，使用外交手段把俄国收买。日、俄两国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签订了一件《东京协定》，互相承认彼此在朝鲜与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于是，所有俄国人在朝鲜担任总税务司、教官与顾问的，都撤离了朝鲜。

倒霉的，仍是朝鲜与中国。弱者不自己发奋图强，只知依赖他人，结果总是一死。

在甲午之战以后、庚子以前的几个年头，中国国运之艰史无前例。“睡狮”在列强的心目中已是奄奄一息的“东亚病夫”，静待送终、分尸。

清廷于订立《中俄密约》及与此密约相连带的《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和《中东铁路合同》以后，似乎也深悔引狼人室，惴惴于东北即将为俄国所吞噬，于是想出了再引一狼，以敌此狼的办法。办法是赶紧请英国助筑一条由山海关外四十英里地点的中后所到达新民府与营口的铁路。

经过多次接洽与波折，清廷的国有铁路公司与汇丰银行在光绪二十四年阳历lo月l0日立约，借款二百三十万英镑，九折实收，年利百分之四点五，以所筑铁路及其他铁路之资材收入为担保，到期如本利欠付，当由中国政府负责偿还。

结果是，俄国直接与英国交涉，在次年4月28日，和英国签订了一个《圣彼得堡协定》，互相承认势力范围：英国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城以北的铁路建筑权，或妨碍俄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俄国也允诺不向中国索取长江流域各省的铁路建筑权或英国的其他“要求与权益”。

这个《英俄圣彼得堡协定》，可说是日、俄《东京协定》的翻版，同时也是有关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的一项重要文献。

孙中山在“中国存亡问题”中说，和英国作朋友是最危险的事，与其和英国作朋友，不如和英国作敌人。英国无法牺牲其敌人的利益，而很有办法于必要时大慷朋友之慨。

我们不能怪英国之如此卖友媚敌、合伙分赃，只能怪清廷之一再瞎了眼，先请英国在东北抵制俄国，其后又请英国在山东抵制德国。

德国自从威廉第二即位以来，极想在远东插足。它参加俄、法两国的干涉还辽，存心不良。在获得了对华借款的权利以后仍不满足，而处心积虑派专家到中国沿岸选择港口，在事实上把胶州湾测量得详详细细，然后静待机会。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八，山东境内的土匪在曹州府钜野县的乡村打家劫舍，杀了不少老百姓，也杀了在当地传教的两个教士。威廉第二接到报告，认为机会已到。

戚廉第二电令在远东的三艘兵船，立即向腔州湾移动，同时派遣胞弟亨利亲王率领一批舰队，陆续开往远东，向胶州湾集中。

守胶州湾的章高元，在十月二十日这一天大叉麻雀(麻将)，接到德国三艘兵船的带兵官棣德黎的一封信懒得拆，等到麻雀叉完才知道这封信是哀的美敦节，限他于四十八小时内退出胶州湾。

他出去一看，胶州城内已经进了若干德国兵(全军共有六百)。于是，他“单刀赴会”，走上德国的兵舰，找棣德黎“讲理”，棣德黎留他在船上作为俘虏。

山东巡抚李秉衡向清廷撤告，主张赶紧增募四营新兵，会同胶州湾已有的四营，对德军作战。清廷主张慎重，理由倒也充分：“新募之营乌合，适启(德国)戒心，毋庸招募。此事已饬总署与之理论，再定进止。”

总署(总理衙门)这时的负责人是奕訢。李鸿章从欧美漫游归来，未能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任(巳由王文韶接替)，这时被派在总理衙门“行走”(为总理衙门的若干大臣之一)。

李鸿章向奕訢建议，请俄国向德国调停。德国于是先发制人，向俄国承诺赞成俄国以“中国北部”与朝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且允许俄国于德占胶州湾以后，仍可将俄国兵船开入胶州湾停泊。

俄国的回答是，德国不妨将中国沿海更南的一处地方租为军港。德国对于金门岛，本来也有兴趣。俄国同时却暗示日本。对德国的企图密切注意。(为了暂时讨好日本，俄国又特地将兵船从旅顺撤走，退至海参崴。)

偏偏德国不肯上俄国的当，立刻向日本表示，无意租借金门岛，而且很愿意承认日本在福建省的特殊地位(因为福建省在台湾的对海)。这等于是，替中国把福建省划作日本的“势力范围”。

德国的外交也够厉害，它决不忽视英国，告诉英国说：中国也曾经劝它另租一处山东以南的港口，它不肯(意思是，不愿侵犯到英国在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

于是，清廷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接受德国惩凶、抚恤、立碑、建教堂、赔军费、革李秉衡、独占山东全省的建筑铁路权与开采煤矿权、租借胶州湾为军港等等条件。

次年二月十四日，又和德国订立《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甲)租期九十九年；(乙)德同有权造炮台、港口，及其他；(丙)一百里以内海面，德国军队(兵船)自由活动；(丁)湾内湾外所有岛屿划在租借范围以内(以阴岛、劳山湾、齐伯山岛、笛罗山岛为界)。

所谓《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所包括的不止上述“租借胶澳”部分，而夹进了筑路、开矿与“外资、外料、外人”等等特权。

筑路，是筑两条铁路，均以胶州湾为起点、济南为终点。一条经由潍县、青州；另一条经由沂州、莱芜。

筑铁路的公司定名为“德华公司”。“中国应将优待其他华洋公司办法，给予德华公司。”换句话说，凡是中东铁路公可所已获得的若干特权，这德华公司依样享有。

铁路左右三十华里(总共六十华里)以内，所有的矿山准许德国商人开采。

所谓“外资、外料、外人”，是指的德国资本，德国材料、德国人才，有优先被中国政府或私人购买与聘雇之权。

这条约的末了一条规定，倘若德国在九十九年期满以前将胶州湾退还中国，中国应偿付德国各项费用，并另以一地租借德国。

这条约订立以后，德国擅自把青岛宣布为一个自由港不抽关税，使得中国只能于洋货由青岛再运入内地之时，始能抽税，损失了不少税收。

德国而且简截了当，称胶州湾为“保护领”，归其海军部管辖，完全漠视了中国的主权。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外国租界之中，外国领事虽则享有对其本国人作为被告时的裁判权，但相当尊重中国官方对中国人作为被告时的“会审权力”。德国在胶州湾，却指定其所派的行政官(青岛区区长与李屯区区长)主管华民的诉讼事务，不容中国官方置喙。另外设立一个法院以主管德国人民及第三国人民的诉讼。

至于“德华公司”的设立，威廉第二竟以敕令德国商会的方式行之，比起俄国之以招股方式组织“华俄道胜银行”更不客气。这公司筑路的办法，威廉第二也是用敕令规定。(这一次，是下令给公司。原则上华人可以入股，算是优待华人。但华人总股份如不超过十万两以上，不得选派人员参加创办工作。)

铁路虽则是由德国商会招股开筑，德国政府有权于六十年以后收归(德国)国有。末了，威廉第二似乎良心未全泯灭，加了一条尾巴：“山东省”可以于二十年后买还这两条筑在该省的铁路。(不说“中国”，而说“山东省”，大概是预料到二十年后中国已被瓜分而不存在，“山东省”云云已是德国所“保护”的一个无国之省了。)

关于开矿，威廉第二也以敕令方式告诉德华公司，倘若该公司于五年以内在铁路两旁各三十华里内发现矿山，统归该公司专利。该公司可以投资创设一个或数个“殖民地公司”，只准招募德、华两国人民的股子，主持开矿事务。华人总股份如不超过十万两银子以上，也不得参加创办工作。就煤矿所产的煤而论，公司应让德国海军优先使用。

如此咄咄逼人的作风，表现出威廉第二比他的祖父威廉第一幼稚得多。祖父的助手俾斯麦，早被他于1890年赶下了台，于1898年郁郁而死。作为他的左右的，只是诺诺连声的几个庸才而已。

俄国见到德国这样容易便抢得了胶州湾及山东省境的筑路开矿、投资、买料、保荐顾问之权，也向清朝进一步要求租借旅顺、大连、辽东半岛，及建筑哈尔滨与旅大之间的铁路。

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当面告诉中国头等钦差大臣许景澄，限中国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3月27日)以前签约。光绪皇帝接到许景澄报告，召见李鸿章、张荫桓二人，二人毫无办法，君臣相对流泪，终于如期签约。

这三月初六所签的《中俄租借旅大条约》，一共九款。主要的内容是：租借期二十五年；大连定为俄国商港，外港可行各国商船，内港保留一口，只准中、俄两围兵船出入；旅顺定为军港，一概不许中、俄两国以外的兵船出入；中国准俄国造一条铁路，把中东铁路与大连湾或营口连接起来。

不久，在闰三月十七日(5月7 日)，中、俄之间又订了《旅大租地续约》六款，续约的主题是租借辽东半岛。这个辽东半岛比当年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略小。界线是：西为“亚当湾”(即复州湾)，东为皮子窝(貔子窝)。

实际上，面积不止于此。续约中规定了一个所谓“中立地带”由西海岸的盖平河口溯河而上，及于大洋河，然后沿大洋河而下，直至东海岸的大洋河口。

中国不得在“辽东半岛”与“中立地带”驻兵，只保留金州城一城的警察权与行政权。

凡是租借地及中立地带内的筑路、开矿、经营工商业的种种权利，中国均不得让与第三国。

次年，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1899年5月7日)又立了一件《勘分租界条款》，把租界地东西海岸的所有岛屿视同租借地；中立地带东西海岸的所有岛屿，视同中立地带。旅大以南的庙岛群岛，也视同中立地带。

俄国而且也学了德国在胶州湾的榜佯，设立一个所谓“关东省”，以旅顺为该省的首府，作为其“关东省总督”驻节之地。租借云云，二十五年云云，全是鬼话。

正如在德国所侵占的胶州湾一样，中国无法在俄国所侵占的大连湾(包括辽东半岛与中立地带)征收关税及其他税捐。(这一项规定，列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的中东铁路支线合同。)

中东铁路通往旅大的支线，被俄国定名为“南满铁路”。南边的终点，已不是大连湾“或”营口，而是大连湾“及”营口，虽则合同中也规定了通往营口的小支线，应该于“八年后立即拆去”。 菲泰(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一口咬定，说为了达到使中国签订《中俄租借条约》的目的，曾经贿赂李鸿章七十万卢布。李鸿章此时已是七十六岁的人，要此钜款何用？张荫桓一向主张反俄亲英，生平官声尚好，也不致接受此项贿赂，可能是这款子被“中间人”中饱。而俄籍的中间人比起华籍的中间人，嫌疑更大。这个也无非是历史上另一“死无对证”的悬案而已。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使得中国欠下一笔永远报答不完的恩情。李鸿章定了《中俄密约》，更引起一连串的“调整均势”的侵略。

俄、德两国既已先后在胶州湾与大连湾如愿以偿，法国岂甘向隅?事实上，法国之获得报酬，较俄、德两国还早，只是比起俄、德两国后来的所得相形见绌罢了。

这最早的报酬是什么呢?是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85年6月20日)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九款》与《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五款》。

《商务专条附章》的第一项主要内容，是以“河口”为商埠，加开云南思茅，连同原定的龙州、蒙自共为中国西南陆地边境上的四个口子。第二项主要内容是，通过这四个口子的货物无论进口出口，一概照百分之五的税率再减四成，成为百分之三。(事实上连百分之三都不到，因为货价是几十年以前估定的，一直没有加以改估。)

第三项主要内容是，承认法国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有开矿的优先权，第四项主要内容是，准许法国由法属的“东京”(北圻)边界，筑一条铁路进入中国境内。

《界务专条附章》的主要内容是，把猛乌、乌得、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这些地方割让给法国。

以上的种种权利，作为报答“三国干涉还辽”的礼物，不为不厚。法国在当时似乎也感到相当满足。然而，过两年见到俄、德两国占了那么多便宜，法国也就忍耐不住，向中国重新提出要求。

于是，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1897年3月15日)，它获得中国以总理衙门照会的方式，保证不把海南岛割给第三国。换句话说，只许留作法国的势力范围或割让给法国。

到了五月初十(6月9日)，法国又向中国取得了延长越南铁路至广西南宁与云南昆明之权，并且要中国再度承诺法国在云南、两广有开矿的优先权。

等到光绪二十四年春天，德国在二月十四日获得《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俄国也在乘机压迫中国，限中国于三月初六日以前签订《旅大租借地条约》，法国干是更进一步，提出了四项要求：(一)车里土司地、云南两广不割让给第三国。(二)通达昆明的铁路，法国一经勘定路线．立即开筑。(三)在中国南海租借一个“储煤港口”。(四)将来邮政倘与海关分开，“邮政总办”应请法国人担任。

清廷的总理衙门在三月二十日答复法国驻华代办吕瑞，承认第一、第二两项。到了五月二十七日，又和这位代办订了《租借广州湾条约》。

根据这件条约，租期是九十九年，法国有权设防，商港部分准许中国及各国商船往来，中国兵船只有在“中立”之时始能驶进军港部分，法国有权筑一条铁路由广州湾(之赤坎)通达西海岸的雷州安铺镇。

不料，在划界期间义发生了意外事件。

有两个法国军官、一个法国传教士，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十(11月12日)在遂溪县和老百姓打架，当场被打死，虽则老百姓也有死伤，法国的“海军提督”却不管谁是谁非，把兵船开进了广州湾。

四天以后，中国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完全接受这位法国海军提督的划界方案，把广州湾租借地的界线从遂溪县的通明港划起，向北沿着大路到志满墟、经赤坎、调神岛、吴川县的两炮台为止，在北纬二十度五十分至二十一度二十五分，海岸三浬以内的所有岛屿，包括湛川岛与硇州岛，都列入租借范围。

正如德、俄之在胶州湾与大连湾，法国也把广州湾视同殖民地，置于越南总督的管辖之下。

英国呢，不肯帮忙于甲午之战前后，本无理由索取酬报。但是，中国做错了一件事，忽略了曾经于中、缅划界之时允诺英国不以“江洪”让与第三国，而割绐法国的猛乌与乌得等地区，正在这“江洪”的范围以内。于是，英国便来要求：(一)以“野人山”作补偿；(二)增开商埠于广东西江沿岸。

谈判的结果，是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所签订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本文十九条、附则一条，一共是二十条。

这条约包括两部分：领土与商务。领土部分是：(一)割让昔马(三百方英里)；(二)割让木邦与科干(六千七百方英里)；(三)永租瓦兰岭三角地带。

商筹部分的项目甚多，其主要几项是：(一)增开广西梧州与广东三水为商埠。(二)定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德庆州为“停泊口岸”。(三)开放蛮允与盏西两条官路以外的任何可以进入云南的道路。(四)中国允诺，将来如在云南自筑铁路，必使之与英属缅甸的铁路相衔接。(五)加设一个英国领事馆在思茅，移蛮允的既有领事馆于腾越或顺宁。

在德国占胶州湾之时，英国本不高兴。但是，威廉第二的弟弟亨利亲王与领兵东渡的途中，绕过伦敦，拜访了维多利亚女王，向她声明：如果英国在非洲征服苏丹，德国愿守中立。于是，英国也就不再对德国在中国的行为有何牢骚了。

跟着，俄国强占旅大，英国也极不高兴，立即派了七条兵船到朝鲜济物浦，两条兵船到旅顺，向俄国示威。俄国那时候正在得意忘形目空一切，便直截了当向英国坦白表示“俄国诚然想维持俄、英之间的朋友关系，但也希望英国在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避免磨擦。”英国软了下来，由首相兼外相骚利斯伯雷勋爵写信向俄国当局答复：“英国兵船之开往旅顺，是驻华舰队司令在其职权以内的一种举动，耽搁几天就会离开旅顺的，但英国原有充分权利在旅顺及中国其他港口停泊船只。”

这是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间的事。英国于是利用中国需要借款的机会，在十二月间提出以“不割让长江流域给任何一个其他强国”作为借款条件之一，藉以确定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清廷表示接受。

然而这借款并未成功，原因是：第一，清廷想把借款的数目，从一千二百万镑增加到一千六百万镑；第二，借款的另一条件，筑一条铁路连接缅甸与云南，为法国所反对。

骚利伯雷勋爵止式向俄国建议，平分亚洲：从土耳其的小亚力山大城(Alexandretta)，划一条线直抵北京，北边的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边的作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不接受。俄国在当时不仅对亚洲北部有兴趣，而且对亚洲南部(包括中国的西藏与英属印度)也很有兴趣。

在无可奈何之下，英国想出了租借威海卫的办法。骚利斯伯雷勋爵先命令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作一试探。(因为，此时威海卫尚在日本军队占领之下，要等到赔款还清，日本军队才会撤退。而且日本即使撤退军队以后，未必不仍旧对威海卫十分“关心”。)

日本的答复是：“不反对‘同情日本’的国家租借威海卫。”为了证明自己的确“同情日本”，英国正式向日本承认，中国的福建省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十分满意。

于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便向中同正式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

清廷抵挡了一阵，抵挡不住窦纳乐的蛮缠恫吓，终与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由庆亲王奕劻与刑部尚书廖寿恒出面，和窦纳乐签订《中英议租威海卫专条》。

专条的要点是：威海卫所有岛屿，包括刘公岛及沿着威海湾十英里的陆地租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在旅大的租期相同(二十五年)。英国有权设防，作一军港。中国保留威海城的行政权。第三国的军队不许开进。

英国在达到目的以前，怕德国反对，特地先向德国承认山东省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英国无意以戚海卫为基点，在山东省建筑铁路。德国点了点头。

英国在达到目的以后，又于次年(1899年)4月28日，和俄国签订英、俄协定：加送中国的内外蒙古(长城以北)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也就承认了英国在威海卫与长江流域各省的特殊地位。

日本军队于1899年5月9 日从威海卫撤走(赔款已经付清)，英国的国旗于5月24 日在威海卫升起。

庆亲王奕劻曾经向窦纳乐发脾气，说：“威海卫给你!可别再要别的地方。”窦纳乐回答他：“那倒不一定。倘若法国在南海获得一个口岸，英国到时候也要在南海索取另一地方作为抵制。”

这可说是有成例可援的。不等到租借威海卫专条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1898年7月1日)签字，消息已经传出来，说中国答应了法国以广州湾租借给法国，以云南、两广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于是，英国就向中国提出五项新的要求(一)扩充九龙租借地。(二)建筑一条横贯中国的大铁路，从上海到南京，再从南京的对面浦口到河南信阳，从信阳转而向南到汉口，从汉口向西到四川，从四川向南到云南，从云南向西到缅甸。(三)中国提出保证，保证未曾给予法国以开矿、筑路的特权，(四)增开广西、南宁为商埠。(五)中国允诺英国不以云南、广东二省割让他国。

英国为什么要和法国如此作对？因为，它认为长江流域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所谓长江流域包括云南(也包括河南)，不能容许法国染指。并且，广东是邻近香港的一省，怎受得了法国在广东境内剜去一个广州湾？至于南宁，虽则在广西，却也是一个重镇，顺流而下，可直通广州。

那时候，恰好也是英法两国在非洲互争雄长最激烈的阶段英国由埃及南征苏丹，溯尼罗河而上，法国则获得刚果合作，由西而东，双方不久在7月10日于发秀达(Fashodc)地方碰面，几乎打了起来

同时，双方在中南半岛的斗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英国认为法国想并吞暹罗，又想经由江洪威胁缅甸北境。

清廷有口难言。对法国的要求既已无力拒绝，对英国的要求又无法减除其中与法国相冲突的部分。经过多次的婉转商谈，总算英国人懂得讲求实际，对法国让步，由中国一一补偿。 补偿的方法是：(甲)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比租借广州湾的条约稍晚，比租借威海卫的专条早三个星期)签订了扩展九龙租借地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便是“九龙新界”的来源，租期为九十九年。(九龙城不包括在内，但是其后因为城内的人民抗英，于是又被包括在里面了。)(乙)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承认英国有权筑两条铁路，一条是从山西至湖北，经过河南；另一条是从苏州到宁波，经过杭州(其后改为从上海到宁波)。(丙)同年四月初二日及五月初三日，先后允准英国的福公司在山西与河南开矿，造小铁路。(丁)同年四月初五日，以中、英、德三方协议的方式，准许英国建筑津浦铁路的南段，从山东边界到浦口。(北段由天津到济南由德国建筑，中段由中国自己建筑。)

一二八、筑铁路的经过

瓜分中国的运动，与中国筑铁路的经过有密切关系。 最早的一条铁路，是上海与吴淞之间的，称为“淞沪铁路”。

公司的构成份子是上海的外国商人，他们在司治四年(1865年)开始工作，到光绪二年(1876年)6月间，造好了上海与江湾之间的一段五英里。

为什么要花上十多年的时间，才造了五英里呢？原来，他们所用的是一种舍名求实的方法。开头，他们不说是要造铁路，而仅仅说是“重修”上海与吴淞之间洋兵的军事运输大道，藉以加宽路面，垫高路基。(为了加宽路面，他们直接向老百姓收买土地，包括有坟墓的土地。其后他们宣称，要在这军事运输大道上造一条电车路，与租界上的电车路连接起来。而这条所谓电车路，实际上是三十英寸宽的铁路。通车以后，每天有六班火车从上海开江湾，来回。老百姓倒也并未怎样。)

不幸，在1876年8月3日，有一个土包子在轨道上被轧死，引起了上海与郊区的很多老百姓的愤慨，发展为大规模的反对铁路运动。

李鸿章这时候是两江总督。他出面和淞沪铁路公司交涉，立了一个合同，由中国出钱收买淞沪铁路，买价是二十八万五千两。

这款子由上海及其郊区的老百姓捐出来。次年，光绪三年九月十五日(1877年l0月20日)交清。

交清以后，火车停开路轨拆掉，运到台湾。后来，台湾巡抚刘铭传用它来铺设台北与基隆之间铁路的第一段(光绪十三年，1887年)。

这台北与基降之间的铁路全长共十六英里，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完成，资本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造路的劳动力，是“兵工”。

另一条，河北唐山与胥各庄之间的铁路全长只七英里，是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决定建筑的，他聘英国人金德儿为工程师，于光绪六年(1880年)开工，次年完成。为了避免清廷的禁筑令，这条路也称为“电车路”而不称为铁路。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并没有“火车头”，代替火车头的是骡子。

几个月以后，“唐胥电车路”的人员别出心裁，用“上法”造了个火车头，只花了墨币五百二十元(合当时的英金九十五镑)，取名为“中国火箭”。李鸿章这时候已是直隶总督，听到消息大加赞赏，从此就对这条“电车路”全力支持；清廷之中的守旧派无可奈何，不再阻挠。胥各庄与芦台之间的小运河也筑成了，于是开滦的煤可以用火车运到胥各庄，在胥各庄下船，经小运河到芦台，再由原有的运河运到北塘，供应招商局的大轮船，以便这些大轮船入海，到烟台、上海等地，或南至塘沽，溯白河而上到天津。

这一条唐胥铁路，也是纯为中国资本，同时是中国人自己的劳力所建筑，比台北与基隆之间的铁路早十年完成。

唐胥铁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已经向西南延长到了芦台，增加了二十英里之多．只花了墨币十三万五千元(合英金两万五千镑)，可说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铁路。

李鸿章很兴奋，说动醇亲王奕譞于次年向慈禧太后上了一本奏章，请求把这调路向东延长到山海关、向西延长到天津及北京。慈禧太后予以批准。

李鸿章办了一个“中国铁路公司”．资本一百万两公开招股。这公司在光绪十四年把芦台与天津之间的一段顺利筑成。所花的钱平均为每英里三千英镑，较以前的两段稍贵但仍算相当便宜。剩下的工作，是天津、北京之间的一段约八十英里，与唐山、山海关之间的一段也是八十英里。

这一百六十英里需钱很多，招股不易，清廷不肯立即批准，下旨征求各省督抚的意见。张之洞表示反对。张之洞主张，铁路不可以筑得离开海岸太近，应该在内地筑。他认为：与其筑这京津段与津关段，不如改筑由北京芦沟桥至汉口的干线(今天的平汉铁路)。

清廷接受张之洞的建议，把他从两广总督的任上调到武昌，担任湖广总督，以便负责与李鸿章及奕譞共同修筑这北京、汉口之间的干线，命令他从汉口向北筑，而李鸿章与奕譞由芦沟桥向南筑，分工合作。

张之洞在汉阳设了一个“汉阳铁厂”，脚踏实地从准备“路轨”入手。

这一边，李鸿章也不甘示弱。从天津到北京的一段，既因张之洞的奏章而无法开筑，于是以自己所管辖的税收为担保，向银行透支相当大的款子，毅然决然把那唐山、山海关之间的八十英里造了起来，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完成。这时候，中、日之间的战事已经快到一触即发的阶段了。

等到中、日之战爆发，李鸿章又已延长了山海关的铁路到达关外四十英里地方的“中后所”。

中、日(甲午)战争充分证明了天津、北京之间不能没有铁路，也不能静候张之洞先把铁轨准备好。由汉口慢慢地向北筑过来。

清廷把李鸿章的原议重新准予实施，由“北洋铁路局”负责。这“北洋铁路局”是李鸿章为了修筑唐山、山海关的一段而设立的，已经吸纳了原有的“中国铁路公司”。

北洋铁路局很快便把天津与北京西南的丰台连接上，其后又从丰台筑到北京郊外的马家铺。

北洋铁路局经营颇为得法收入很多，用它的赢利替国家添造了秦皇岛支线、堪州支线与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京张铁路(平绥线北平、张家口段)，也把关外的一段扩展到新民府。

《马关条约》与《中俄密约》，给中国带来悲惨的命运，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从此必须被动地倚仗外资来筑自己的铁路，甚至瞪着眼睛看外国在中国的领土上筑外国的铁路，连带地也丧失了铁路所经省份的矿山与铁路地段的行政主权。

“东三省”的铁路，除了山海关至中后所的一段以外，其余地方的铁路好像是只有俄国有权兴筑，而中国自己反而不能“染指”。然而，清廷总算在日、俄之战以前，勉强把它延到新民府。　日、俄之战以后，宽城子(长春)以南的一段，即所谓“南满铁路”，由俄国让渡给日本，于是整个“南满”，即宽城子以南的大片土地，又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必须向日本借债，才被准许把新民府与盛京(沈阳)连接起来，完成“京奉铁路”(北宁铁路)。同样，宽城子与吉林省会吉林城之间的铁路，也是借了日本的债才筑成。合起来，一共借了二百五十八万三千元日金。

津浦铁路呢，因为是必须穿过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被德国再三阻挠。德国坚持自筑山东境内德州至利国驿的一段，对于山东以外的北段与南段，也想占上一份权益。结果，闹到光绪三十三年年底，德国才同意：津浦铁路不再分段，而由德国人的德华银行与英、法两国人合组的所谓“中国中央铁路公司”共同对中国放款五百万英镑，九三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其后在宣统二年，又放款三百万英镑，九四点五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这津浦铁路的建筑权与管理权，总算是被中国“取得”了。

芦汉铁路也是好事多磨。清廷本巳在光绪二十二年与比利时国讲妥，借比国的款子来筑(为的是比国不是强国，不致于籍此侵略)。但是李鸿章的德国朋友德璀琳自告奋勇，向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说比国自身没有钱，只是替法国作傀儡，而俄国也夹在里面混水摸鱼。于是清廷便把这件事搁下，直到光绪二十四年阳历4月才旧事重提，与比国正式立约，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佛郎(比币)，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

十年以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比国把权利间接让渡给英、法两国，由英国的汇丰银行与法国的汇理银行共同对中国放款五百四十五万英镑，其中五百万英镑九四折付现，头十五年年利百分之五，后十五年年利百分之四点五；剩下的四十五万英镑十足付现，年利百分之七。

与芦汉铁路相连接的“山西铁路”，即正太铁路，由清廷在光绪二十四年与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商妥。在光绪二十八年立约，借款四千万佛郎(法币)，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不久，这债权便由俄国让给法国(根本是法国人的钱)。

另一条与芦汉路相连接的小铁路，是河南北部道口与清化(博爱)之间的道清铁路。筑路的“福公司”，名为英国人与意大利人共同组织，实际上全是英国人出钱。福公司在光绪二十四年5月与山西省的当局立约，独享三府两县(潞安府、泽州府、平阳府、平定县、孟县)的煤、铁、煤油的开采权，期限六十年，以纯利四分之一给予中国政府，四分之三归“福公司”，公司有权筑铁路、开运河，以便利运输。同年6月，公司与河南巡抚立约，建筑道清铁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筑成。

这一年，光绪三十一年，中国收买“福公司”，仍向福公司借款七十万英镑，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扣除铁路价款六十四万六千英镑，按年付息三十五万英镑。在本息还清以前，铁路仍由福公司经营。

在河南的黄河南岸，有陇海路的最初一段：开封与洛阳之间的“汴洛铁路”。条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谈妥，契约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订立。放款的是法国人与比国人合组的“中国铁路电车路公司”，放款的数目是二千五百万佛郎，六年以后加放一千六百万佛郎，均是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

英国在铁路的投资上颇落法国之后，却也懂得急起直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借三百二十五万英镑给中国筑沪宁铁路，由上海通到南京，九折付现，年利百分之五。这铁路名为中国自筑自营，实际上董事五人英国人占了三席。

五年以后，英国人又获得对沪杭甬铁路放款的机会，数目是一百五十万英镑，年息百分之五，付现折扣不详。

剩下的是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粤汉铁路之南有所谓“广九铁路”，由广州通达九龙。这广九铁路的最南一段，从中英“交界”的深圳到九龙，全由英国“自己”建筑，与中国无关。深圳与广州之间的一段，由中国建筑，也向英国借了一百五十万英镑，九四折付现，年息百分之五。

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问题，相当复杂。复杂的原因，是英、法两国均以广东与四川两省为其势力范围。法国获得了在云南“自筑”一条“滇越铁路”的特权，于宣统二年筑成。英国实际上也获得了“自筑”一条“滇缅铁路”的特权，却因大山深川之阻，始终无法享受此项特权。而两国之希望伸展势力到四川，彼此相同。既不能由云南入川，于是均想由广东、湖南、湖北转而西向。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蹄，因此便成了英、法死斗的焦点。

斗到宣统二年(19I0年)5月，英、法在巴黎成立协议，对两路共同投资，邀同德、美两国成立“四国银行团”，这银行团包括汇丰、汇理、德华与美国的茅根公司、孔鲁伯公司、第一国家银行、国家城市银行。这四国银行在宣统三年对清延放款一千万英镑，帮助清廷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收缴“民股”，激起“保路风潮”促成了武昌起义。

一二九、门户开放

列强瓜分中国的运动，可以说是从日本向中国勒索台湾与辽东半岛开始。而接二连三地给予中国以打击的，是德国之强占胶州湾，俄国之强占旅顺、大连，英、法两国之分别“租借”威海卫与广州湾。再加上，这四国与日本硬把中国领一片一片地分作它们的所谓“势力范围”。

弱小而狂妄的意大利，也竟然想染指。它在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声称有意派遣一个舰队到中国海面；不久，便向中国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而且继之以哀的美敦书。

结果是，意大利自己丢脸。英、德、法三国虽则在事前对它表示支持，并不赞成它用武力。日本甚至干脆扯谎，说中国曾经允许日本不以三门湾让给别国，清廷呢，诚然很畏惧英、德、俄、法、日五国，但对于意人利则自问尚能对付，于是一面拒绝意大利的要求，一面命令浙江巡抚刘树棠：敌来即行抵抗。

意大利政府连忙召回公使玛儿蒂诺，说不曾授权他对中国下哀的美敦书。到5月间，意大利政府又发表声明，说意大利并无占据中国领土的企图，只不过希望“扩充商业”而已。

意大利碰了钉子以后，欧洲的其他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之流，也就不存非份之想。葡萄牙从明朝的时候起，便已连骗带偷地占了澳门，在道光二十九年便已封闭了中国在澳门的海关，在光绪十三年阳历12月1日便已获得与中国签订割让澳门的条约，野心一向很大。但是，它的实力，比意大利差得远，中国这时候也已经充分知道它的虚实。

西班牙虽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第一个海洋大帝国的建立者，这时候久已失去在中南美的庞大殖民地，而且在1895年的古巴革命及l898年的美西战争之中，丧失了古巴与菲律宾，自然也够不上对华有所分润了。

至于比利时及荷兰二国，比利时在非洲已经捡得了那大过它本国七十八倍以上的刚果，无力消化；荷兰也自有其荷印、圭亚那等属地，其中仅仅荷印已相当于本国五十四倍以上，够它吃，也够它忙。况且，它并没有近代化的海军。

丹麦、瑞典、挪威三个北欧小国，倒真正是对华“毫无领土野心”的，同时也真正是只想“扩充商业”的。

其他的欧洲国家，奥地利是“内陆国”，希腊则自保不暇，巴尔干半岛之上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布加利亚名义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均是俄、奥之间，也就是俄、德之间，被争夺的“骨头”而已。

土耳其在当时，由于国都君士坦丁堡位于欧洲边缘，也算是一个欧洲国家。然而，“如所周知”，它的情况不比中国好。中国是“东亚病夫”，它也是奄奄一息静候宰割(实际上已被宰割了一大部分)的肥羊。

总之，除了英、法、俄、德、日五国以外，有力量参加瓜分中国而不曾参加的仅有美国一国而已。

美国对华的兴趣在于“通商”。美国在上海一度有过租界，其后这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改称“公共租界”。上海老百姓沿称这公共租界为“大英地界”，而不称之为“大美地界”。结果是，英国人背了名，而美国人照样享受一切特权。

英、美两国本可以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在中国全国的铁路、矿山上投资。自从有了所谓势力范围以后，英国的投资被限制于长江流域。

英、美看得很清楚，所谓划分势力范围只是瓜分中国的前奏。中国如果被瓜分，则英国至多只能分得长江流域而未必能守，北有贪得无厌的俄、德，南有雄据台湾的日本，而日本之蚕食对象不止于福建一省。日本以外，又有对云南、四川、广东均不肯放手的法国。总之，英国到那时候，处境将更加困难。

富有经验与远见的英国外交家老张伯伦，于是决定对瓜分中国的运动加以及时的阻止。而阻止的方法不在于压迫俄、德、法、日取消势力范围，因为事实上英国无此力量。只要势力范围不恶化为列强的殖民地，瓜分运动便自然而然中途停顿了。如何使得势力范围不变成殖民地，莫如把筑路、开矿之权与经商、贸易之权分开，只承认筑路、开矿的势力范围，而不承认经商、贸易的势力范围。

老张伯伦把他的意见灌输给当时美国驻英大使海约翰，海约翰在1898年下半年被调回本国担任“国务秘书”。日文译为“国务卿”，错误之至，美国不是一个君主国，那有什么“卿”呢？ 海约翰有意对华采取一种符合于老张伯伦意见的政策，便从希腊召回一位曾经担任过驻华公使的罗克希尔。英国方面听到消息，也召回一位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头号助手的希匹斯来，叫希匹斯来赶紧击美国，因为希匹斯来与罗克希尔在华常相过从，是很好的朋友。

希匹斯来直接向罗克希尔、间接向海约翰，接出了一个新鲜的口号：“商业的门户开放”。

这个口号被海约翰采纳，作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门户开放政策”。有些历史家把这“门户开放政策”，与孟罗总统的 “孟罗主义”对称。孟罗主义的对象是中南美各国，意在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不让欧洲的国家来侵略。

海约翰在1899年9月6日，对美国驻英、法、德、俄四国大使，发表一个训令，叫他们分别向这四国的政府取得关于下列三点的承诺：

(一)在各该国的所渭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不干涉到通商口岸或任何他国已有的权利。

(二)在各该国的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只有中国政府可按照中国与各国所协定的关税税率征收关税。

(三)在各该国的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各该国不得对他国人征收高于其本国人所缴纳的港口费或铁路运费。

这训令发出以后过了三个多月，海约翰又对美国驻日大使与驻意大使发出同样的训令。(实际上，海约翰对意大利求取保证是白费的，意大利不曾从清廷手中获得任何租借地与势力范围。)

照理，英国既是幕后的导演人，应该首先作无条件的承诺。但是聪明而自私的英国当局装腔作势说：九龙新界虽则是租借地，却与一般的租借地不同。又说，英国只能承诺到他国所肯承诺的程度。

德国的答复，在文字上最痛快而漂亮：德国从一开始便巳不但确定了、而且完全实行了，在它的中国“领有地”之中，对任何一国的人民“予以贸易上、航务上、商业上的平等待遇。”又说：“德国在远东的政策，事实上正是门户丌放政策。”

法国的答复更加漂亮：它希望在全中国各国人民一律受到平等待遇，尤其是在关税、港口费与铁路交通的运费这三个项目上。

俄国的答复最不漂亮：“关于怎样收取关税的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决定。”换句话说，倘若中国自愿绐俄国人以特别优待(实际上已经给了)，这不干你美国的事。俄国是惯于偷了东西又否认的，又说：“俄国从来没有存心为自己的人民索取特权，而把别的外国人摒斥在一边。”

剩下的日本与意大利，这两国对海约翰所要求的承诺欣然同意。意大利在华虽没有租借地与势力范围，却也厚着脸皮，向美国承诺给予他国人民以商业上的平等待遇。

一三〇、百日维新

在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前一年，亦即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百日维新，一是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八月初六日结束，实际上共有一百零二天。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间，光绪皇帝一共下了二百零五条谕旨与密诏，其中十分之八九均与“维新”有关。其中真正见诸实行、不曾被慈禧太后于戊戌政变之后一笔勾消的只有一件，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巾所强调的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于民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

实际上，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计划，在维新以前的三年便已决定。这计划之所以能见诸施行，应该归功于光绪皇帝在维新期间的一股冲劲。

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光绪选中了孙家鼐。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这时候官居吏部尚书，年已七十一岁。 光绪在五月初五日加给孙家鼐以协办大学士的名义；十五日，派他“管弹京师大学堂”；同一天，赏给梁启超以六品官衔“办理译书局”，将译书局与另一机构“官书局”，合并在京师大学堂以内。

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是由梁启超起草的、它不仅是规模宏大的一所大学，而且有“统辖各省学堂”之权，所以实际上成了“教育部”的前身。泽书局呢，堪比于后来的国立编译馆。

创办京师大学堂与译书局，都是很好的事，虽则也有人反对，但尚不致阻碍多少人的出路，打坏多少人的饭碗。

然而，光绪(在五月初五日)下诏废了八股：“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策论。”这就正如张之洞所说，得罪了几百个翰林、几千个进士、几万个举人、几十万个秀才与几百万个童生。尤其是其中的举人、秀才、童生，他们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学会八股，等于白学。

另一项改革，谕令将全国的庙宇、寺院、祠堂，凡是不在“祀典”的，连同其庙产、寺产、堂产，一概改为学校。所谓“祀典”，指国家的大典，那末不在“没收”之列的仅有太庙、天坛、社稷坛与孔子庙、关岳庙了。于是，全国的和尚、尼姑、道士、管祠堂的各地各家族族长，也都成了维新的敌人。

更严重的一项改革，是裁撤骈枝机关。光绪在七月十四日下诏书，把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统统归并到礼、兵、刑三部，又裁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为这三省已各有其湖广总督、两广总管与云贵总督)。专管河工的东河总督，与若干非产盐省份的盐道，非运粮省份的粮道，以及无地方行政责任而专管水利、盐场、巡捕的同知、通判等等，也完全取消。于是，极多的冗员丢官，也恨死了维新二字。 最严重，同时也确是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计划，是关于设立“制度局”的事。这“制度局”原为康有为在正月初八日的“第六次上书”中所建议的。光绪在二月十三日才看到这“第六次上书”(被恭亲王搁了一个多月)，立即批交总理衙门大臣会议。那些总理衙门王大臣拖到六月间，被光绪催促，回奏说不能设立。光绪改交军机大臣议复，军机大臣们也表示在大体上不赞成。光绪于是又电征各省督抚意见，有些督抚竟然连回电也没有。 这“制度局”是什么呢?是一个起草宪法的机构，实行宪法的一个“事实上的新政府”。康有为说得明明白白：“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他又说：制度局之下，“设十二局分办新政”。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康有为的勇气与光绪的魄力，均令我们佩服。可惜这两人均是热心过份，经验毫无。他们似乎以为，只须他们两人一君一臣情投意合，便可以把旧势力、旧制度以若干张诏书一扫而光，并且立刻可以在腐败专制的废墟上，建筑起君主立宪的画栋雕梁。

结果是，一切的一切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都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广州)人，生于咸丰八年，在百日维新之时年四十一岁。他的文章很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在学术方面涉猎亦甚广泛，始则受业于朱次琦，窥见宋明理学的堂奥，继则私淑于王闿运，对公羊学派的所谓微言大义发生爱好，最后读了江南制造局与广学会所出版的若干西书译本，获得了关于外国一般情形的表面的了解。他不失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有心人。

他幼年专攻八股，由秀才而举人，其后在光绪十四年与二十一年以举人的资格向皇帝上书，第一次是单独行动，第二次是联合了六百人以上共同行动。这两次所上的书，均被“大臣”吃掉，不曾送达皇帝的案前。

第二次上书之时，他参加会试中了进士。于是他又以进士的资格，托都察院递上第三次上书。这一次，皇帝收到了，大加赞赏，叫人抄了四份，一份呈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督抚．其余两份分存乾清宫与勤政殿。

其后，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召觐见之时，他又上书五次，总计上了八次。

八次所上的书，千言万语不外乎“变法”二字。而他所谓变法，说到最后也只是“君主立宪”，以日本与英国为榜样。

光绪皇帝被他感动。朝中大臣如翁同龢、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陈宝箴等，也都被他感动。被他感动得最彻底的奠如他的学生、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于十九岁的时候(光绪十七年)到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学。从此，他作了康有为的信徒，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为止。

梁启超在十七岁中举，主考是贵州省贵筑县人李端棻。李端棻爱他的才，把堂妹嫁给他。这一年，是光绪十五年。

不久，他拜康有为为师。康比他年长十五岁，这时候已经从北京上了第一次书回来，名震天下。次年，康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一个私人讲学机构，称为“万木草堂”，梁就成了经常听讲的弟子之一。其他的弟子有陈礼吉、麦孟华等人。

万木草堂在光绪十八年移到卫边街邝公祠，在光绪十九年移到府学仰高祠。梁启超一直随着康有为“搬家”。康的一套理论，在这三年之中启发了梁启超的智慧。

其后康、梁二人在思想上发生歧异。康醉心于廖平(季平)的所谓“今文学”，而更进一步认为《周礼》、《左氏春秋》、《诗经毛氏传》，都是王莽叫刘歆伪造的(《新学伪经考》)，又认为尧舜“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极寻常”(《孔子改制考》)。梁呢，在从康以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史基础，喜欢实事求是，不欲卷入“今文”与“古文”之争，更不愿附和“孔子改制”之说。康的成见甚深，一言既出，宁死也不认错，自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则“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

然而师生二人均十分爱国，均确信中国惟有“立宪”才能转弱为强。

至于立什么样子的宪，有什么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宪，康不曾加以深思熟虑。梁在当时年纪还轻，只是受康的驱策，作奔走宣传而已。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康、梁二人与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都在北京参加会试(考进士)，就联合了各省的举人六百名(连他们一共是六百零三名)分批“上书”，交到都察院，其后又全体联名签署了一封“万言书”，也交到都察院。但是都察院始终不肯转给光绪皇帝。

这万言书是康氏八次上书之中的第二次。万言书内的意见极多，开头是反对“马关条约”，主张不予批准换文，迁都关中(陕西)或太湖流域，对日长期作战。其次是有关富国强兵的种种措施，如练军、选将、制械、筑铁路、造轮船、制机器、开矿、铸银元、印钞票、办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等。再其次是启迪民智，如立学校、办报馆，文科举以策论代替八股，武科举以兵法与战术代替弓马。最后是，改革官制，裁撤闲散机关，成立国会。 这一封万言书，是梁启超写的，但全由康有为授意，稿成以后也经过康有为核正。

“举人”只是一种学位，不是官阶。几百名无官阶的“布衣”，连名向皇帝上书，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种创举。康、梁不愧为“开风气”的时代先锋。

他们而且“聚众集会”。第一次会，是在四月初六日左右，开会的地点是明朝忠臣杨涟的故宅松筠庵，被邀的便是各省业已赞成联名上书的举人。

三个月以后，康、梁又在北京创设一个“强学会”，参加的已不只是举人，而包括了当时的名流硕彦，并且获得名公巨卿的支持。

在“万言书”被都察院拒收以后、强学会成立以前，梁启超与麦孟华曾经办了一种小型杂志，称为“中外纪闻”，附在政府的“宫门抄”(官报)之内，免费赠送给“宫门抄”的阅者。办了一个多月，因“谣言纷起……送报人惧祸”，而终于停止。

强学会的大力支持者是孙家鼐。孙家鼐把自己的“孙家花园”借给强学会作为会址。另一位支持者是翁同龢。翁同龢让他的门生陈炽，出面与康有为联名请客，于宴席上提出了发起强学会的建议。其后，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也是奔走筹款的一人。

此外，翁的门生文廷式，李鸿藻的门生张孝谦，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张之洞的门生杨锐，都成了强学会的热心份子。

袁世凯与他的好友徐世昌，也出了不少力，袁世凯本人而且捐出三百元。各省督抚认捐的颇为涌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三人，每人都答应捐出五千两。李鸿章的麾下名将宋庆与聂士成，也写下了几千两的数目。(这些款子，其后收到的不多，由于强学会成立了三个月便被查封。) 强学会之所以被查封，传说是由于李鸿章想捐出二千两入会，康、梁认为李鸿章对日主和，是一个政敌，加以拒绝。于是李鸿章授意御史杨崇伊提出弹劾。

在强学会被查封时(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麦孟华已经用捐得的款子，从上海买了不少新书来，北京的一家大书铺翰文斋也捐赠了很多的古书。两个月以后，孙家鼐奏称会址孙家花园是他自己的私产，请求启封，获准。会中的若干书籍照例充公，于是特设一个“官书局”加以收藏。这官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被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图书馆。

康有为在强学会被封以前，早已到了上海，在上海成立一个强学分会。参加的名流有江苏的张謇、广东的黄遵宪、江西的陈三立(陈宝箴的儿子)、湖南的左孝同(左宗棠的儿子)、福建的沈瑜庆(沈葆桢的儿子)。强学分会的开办费一千五百两，是张之洞捐出来的。然而总会既经查封，分会的命运自不能久，只开了一次成立大会于张园，便无形瓦解。开办费除了房租等开销而外，还剩下墨币一千二百元。

次年三月间，梁启超便用这一千二百元，又请黄遵宪捐一千元、邹凌翰捐五百元，办了一种旬刊，称为《时务报》。

《时务报》每期的篇幅有三万字左右，其中四千字左右由梁启超执笔。梁的言论很激烈，“笔端常带感情”，很受一般读者欢迎。这《时务报》办了不到一年，销路超过一万份。

参加撰稿的人有七八位，包括梁铁君与其后转入孙中山的革命阵营的章炳麟(太炎)。梁铁君其后在北京谋刺慈禧太后，被杀。

梁启超办《时务报》办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期间，他先后发表不少的宏论，包括十多篇“变法通议”。他认为教育是“变法之本”，可谓抓住了要点。他又认为满、汉的界限必须化除。化除的方法是：(一)满人归入各省各县籍贯，而不再称为某军、某旗之人；(二)满、汉通婚；(三)裁并满人的官缺，鼓励满人从事生产活动。

除了办报以外，梁启超同时也开办了一家“大同译书局”，协助经元善的夫人设立一所女子学校，联合了若干头脑新颖的人士发起“不缠足会”。

他因此而结交了不少长江流域的学者名流，获得很多达官贵人的赞赏与支持。严复、马良、孙诒让、张謇，对他均有好感。驻美公使伍廷芳，寄了治装费来，请他去美国担任二等参赞。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奏请将他“交铁路大臣差遣”。张之洞而且函聘他去武昌，当一个入幕之宾。他都不曾去。

有一位四川达县的老翰林，官职虽小而眼光颇远，杭州府钱塘县知事吴季清，愿意负担梁启超的生活费三年与两个外国教员的薪金(一英、一法)，劝他搬到西湖来住，好好读三年外国书，蔚成大器。可惜，梁启超却不过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去了长沙，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

时务学堂原为王先谦所“私立”，被陈宝箴收为官办，以熊希龄为总理，以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为董事，实际上的校务与教务则交由梁启超主持。“分教习”统由梁启超聘请，其中有一个是唐才常。第一期的学生四十人，包括蔡锷、范源廉、林圭、毕永年。

时务学堂在原则上是低于京师大学堂一级的“高等学堂”(相当于今天的高级中学)，而事实上是一种改良的书院，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相仿。它所不同于万木草堂的是，康注重自己的特殊学说的宣扬，而粱则是为了暗中准备“湖南独立”而训练干部。康是一人独教，而所想教的包括中国固有的义理、词章、考据、史地、礼乐书数、图枪(代替“射御”)，与外国的史地、格致、政治、群学(社会学)、语言文字、演说、体操，外加“游历”(每年于假期中举行)。梁在时务学堂，请了六七位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当分教习，分工合作担任经、史、子与“西籍”四科。他自己所担任的，只是“总其成”的工作，然而也每天上课四小时，每晚亲自批答学生的札记。

时务学堂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梁启超手订“学约”十条：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所谓“读书”，只是这十条之中的第三条而已。 在立志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以孟子、范仲淹、顾亭林为模范。在养心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打破苦乐关头、生死关头、毁誉关头。

在治身的一条之中，他教学生每天在就寝以前检讨自己的过失，记在日记簿上。

最重要的，是最后两条：“经世”与“传教”。经世，是“治天下”；必须研究“治天下之理”与“治天下之法”。传教，是“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当共矢宏愿，以传孔子大同之教于天下。”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的讲演与所写札记批语，充满了对荀子以来若于儒家学说的批评，因此便引起了王先谦等人的不满。他又不肯延聘叶德辉为分教习，理由是叶的私生活很不好，虽则读书颇多而不配为人师表。叶德辉恨极了他，就鼓动一些守旧份子对他攻击。

梁启超为人坦白，心里想什么便说什么。他虽不曾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却也颇富于民族、民权思想。他的札记批语中，有这么几句话：“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二十四朝......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几句话被反对者抓住，作为梁启超的罪状。

湖南学政江标与梁启超的另一位好友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创办了《湘报》(日报)与《湘学报》(旬刊)。《湘学报》开头便是一篇介绍《孔子改制考》的文章，其后又发挥了不少排满与“无君”的言论。谭嗣同在五年前便已写过一部《仁学》，其中有“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种异类，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又有“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事不办，易其人，亦天下之通议也。”

张之洞本是支持梁启超的人，被吓得赶紧写了《劝学篇》表明心迹(篇中有“宗经”一章)，又写信给陈宝箴与江标，说梁、谭等人的言论“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

陈宝箴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辞退”梁启超所聘的分教习欧榘甲、叶觉劢。梁和这两位被辞退的人一齐离开长沙，去上海。总计他办时务学堂，前后仅三个多月而已。

到了上海不久，梁启超便去北京再度参加会试，同时帮助康有为从事积极的变法运动。

康有为叫他再来一次举人连名上书，不由康领衔，而由他领衔。于是他写好一篇请废八股的奏章，找到一百多举人签名，在四月中旬送到都察院，托请转上光绪皇帝，都察院不肯收。又送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不肯收。

这时候，康有为自己所上的书，前后已经有过八次，而且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已经先后举行了所谓“保国会”三次。第一次在粤东会馆，到会的二百余人；第二次在嵩云草堂，到会的人数不详；第三次在贵州会馆，到会的一百余人。康有为本想把“保国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北京与上海设两个总会，在各省、府、县设若干分会，由于御史黄桂筠等纷纷弹劾，而未能如愿。

这一次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梁启超依然名落孙山。

康有为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科员)，蒙光绪皇帝破格召见。觐见的一天是四月二十三日，地点在颐和园仁寿殿。

五天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下了一道“定国是”的诏书，决心变法。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八的上书，终于发生效果。 可叹的是：所谓效果只是一百零二天的维新而已。而维新云云，不仅为时极短，内容也只是二百道左有的谕旨。唯一的成就，是京师大学堂见于事实。

甚至，在康有为觐见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的反击便已开始，虽则“政变”是在三个月以后。

四月二十七日，慈禧突然叫光绪下了一道“硃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一向对康有为颇表好感，又力主变法，虽则(一)出面保荐康有为的不是他，而是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御史杨深秀；(二)在学术思想上，翁很不赞成康的《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 在驱逐翁同龢的一天，光绪于慈禧的严厉吩咐之下，命令此后凡是二品以上的新官，必须到慈禧面前叩头谢恩；又命令调直隶总督王文韶进京，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慈禧的姨侄，在同治年间历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大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升工部尚书，其后因反对慈禧自选太监忤旨，贬为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再授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六月升兵部尚书，二十二年四月兼办大学士。

在奉派调任直隶总督的前五天，他刚被升任“大学士，管理户部”。

慈禧之所以把他调充直隶总督(仍兼大学士)，用意在于让他掌握直隶总督所节制的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三支军队。不久，她示意御史李盛铎，请太后与皇上到天津阅兵。她叫光绪予以批准，预定阅兵之期在九月间。

这阅兵的事，据当时传说是慈禧与荣禄商量好的阴谋：到时候，把光绪捉住废掉，另立别人为皇帝。

事实上，慈禧未必有此阴谋。她大概是为了恐怕维新份子把光绪引到于己不利的路上，而预先让荣禄有兵，作为一种防卫措施而已。

慈禧之决心废掉光绪，不在驱逐翁同龢与任命荣标督直之日(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在光绪裁撤詹事府等骈枝机关之日(五月十四日)，而是在光绪斥免礼部的六堂官(七月十九日)、擢用四军机章京(七月二十日)以后。

礼部主管朝廷吉凶大典，兼管科举与学校。所谓堂官，是两个尚书(部长，满、汉各一)，与四个侍郎(副部长，满、汉各二)。在各部尚书之上，常常又有一个所谓“管部大臣”。

被光绪斥免的礼部六个堂官，是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涏、徐会澧、曾广汉。

这六位堂官之所以获罪，由于拒绝代呈该部一个主事(科员)王照的一封奏章。奏章里有下列几点内容：(一)请光绪仿照俄皇大彼得的故事出洋游历，先到日本看看；(二)设立一个“教部”、“扶翼圣教”；(三)责罚本部堂官，因为这几个堂官毁谤光绪，为臣不忠。

这一封奏章，王照先交给许应骙，许应骙不收。王照又交给怀塔布，并且说如果堂官再不肯代呈，他便送到都察院，请都察院代呈。结果，怀塔布答应代呈；却同时叫许应骙参劾王照一本，说王照咆哮署堂，居心“陷皇上于危地(日本)”。

光绪这才于收到王照与许应骙的两本奏章以后，在七月十六日将怀塔布、许应骙连同四个侍郎交(刑)部议处。四天以后，七月二十日，将六人一齐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光绪在原则上有权如此做，因为他自从光绪十五年二月起业已“亲政”。事实上，他一向凡事必请示慈禧，而竟然敢自作主张，把一部的尚书、侍郎六人统统免职，把一个“七品小京官”，破格升为四品，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

慈禧所更加不能忍受的是，第二天光绪不仅又破格提拔了四个小臣，而且赋以相当于宰相的大权。

这四个小臣是，内阁侍读杨锐、内阁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光绪发表他们为“军机处章京”。名为章京(秘书)，而事实上等于军机大臣兼大学士，因为从此以后光绪把所有的章奏交给他们看，所有的诏旨交给他们起草。 七月二十二日，光绪突然又将李鸿章及满人敬信免去总理衙门大臣之职。李鸿章此时本已失势，只挂了大学士与总理衙门大臣空衔，然而究竟是慈禧一向所宠信的老臣，光绪打击他等于是目无慈禧。在光绪，并非存心与慈禧作对，只是因为深恨李鸿章对日媾和与对俄结盟，在这两件事上贻误大局，但是慈禧怎能不看作光绪是向她挑战呢?

最后，“母”子之间又有了因光绪召见袁世凯、重用袁世凯，而发生的大误会。

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到本人失掉自由，前后仅有两个星期而已。

这两个星期中，情势真是够紧张的。一方面，光绪与四位新章京励精图治，例如在八月初一日下了一道谕旨，令户部(财政部)每月列表陈报国家的收支数字，作为将来制定预算的准备；另一方面，荣禄与庆亲王奕劻、御史杨崇伊等人积极活动，怂恿慈禧实行“政变”。

一三一、戊戌政变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荣禄自从李鸿章被免掉总理衙门大臣以后便十分害怕，害怕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亦将不保。恰好，在七月二十六日，光绪特召荣禄的部下袁世凯晋京陛见，而并不同时召见荣禄，这就叫荣禄更加害怕。 在荣禄所统辖的三支军队之中，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最坚强。聂士成的“武毅军”，在甲午战争之中尚有表现，然而已有暮气。董福祥的一军，官兵皆无纪律，不堪一战。

荣、袁二人之间，私交不算坏，而且拜了把子，结为异姓兄弟。然而利害关头，谁也不能信谁。光绪为什么要特召袁世凯晋京陛见呢?不分明是要釜底抽薪作为撤换荣禄的第一步么？ 其实，光绪并无去掉荣禄的官职之意。光绪之所以召见袁世凯，出于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建议。康有为上了一本奏疏：“请皇上亲御戎衣，自统六军，仿日本例，置参谋本部。”谭嗣同当面向光绪说袁世凯是一位将才。

袁世凯在八月初一日见到光绪，光绪和他谈了一阵，所谈的都是怎样练兵的事。谈完，袁世凯退，光绪随即颁了一道谕旨，开去袁世凯的直隶按察使一缺，以侍郎(资格)候补。

八月初二，光绪又召见袁世凯一次。初三的晚上，谭嗣同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问袁世凯：“天津阅兵的阴谋，你听到没有?”袁说：“听到。”

所谓天津阅兵的阴谋，在最初本是一种谣言，到了这时候已经愈传愈甚，竟然连袁世凯也承认听到了。

于是，谭嗣同拿出光绪在七月二十八日写给康有为与四位章京的一封亲笔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光绪为什么突然感觉“位几不保”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光绪在七月二十六日召袁世凯晋京之时，只是为了想成立参谋本部，既没有免掉荣禄总督之意，更不曾料到他本人会因此而大遭慈禧之忌。慈禧决不能容许他成立参谋本部，“自统六军”。

他把召袁的事，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被慈禧痛骂了一顿。慈禧在骂他之时，可能说出“你如此胡闹，以为我不能换掉你么?”

他回宫以后，便在二十八日写了这么一张密诏，给康有为与四位章京，于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

康与四位章京捧诏大哭，想来想去，想出了这个请袁世凯保驾的下策。

他们五人这时候只以为阅兵阴谋将成事实，似乎还不知道被革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已经伙同礼部左侍郎立山等六人到了天津一趟，拜访荣禄；不知道李鸿章的亲信、御史杨崇伊也到过天津，拜访荣禄；而且，更不知道荣禄已经开始行动，把聂士成的五千人调到天津集中，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到距离北京彰仪门仅有四十里的长辛店。

然而，他们应该知道，荣禄已经打了三次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有许多外国兵船开向塘沽一带沿海，又在八月初三这一天打了电报来，说英、俄两国已经在海参崴开战，请光绪叫袁世凯赶快回天津准备应付。

书生作风的谭嗣同，却依然只就天津阅兵阴谋的老谣言，请袁世凯到时保驾。谭说：“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聂士成与董福祥)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说：“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力以补救。”

初四，袁世凯觐见光绪辞行。光绪叫他当天不必回津，明天再陛见一次方走。于是，初五这一天黎明，袁世凯又陛见了一次。光绪在临别的时候，笑着向他说：“以后你专管练兵，与荣禄各干各事。”

过了十三年，在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11月间，袁世凯告诉伦敦《泰晤士报》的访员：他和谭嗣同谈话之时，曾经表示对“密诏”的怀疑，说密诏倘若是皇帝的亲笔，应该用硃而不该用墨。谭说：“等你请训出京之时，皇上自然要另颁一道硃谕，当面交给你。”其后，在初四、初五两日，光绪并不曾有什么硃谕交给他。而且光绪也只是叫他襄赞维新，并未谈到所谓“妥速密筹”之事。 袁世凯又向《泰晤士报》的访员说：并不是他一到天津便向荣禄“告密”，而是荣禄先向他说：“你是来取我的头了!你最好老实说罢，已经有人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袁当时回答荣说：“你所听到的只是少数政客的阴谋而已，皇上并不知情。”

他和荣禄究竟谈了些什么，是否他先向荣禄“告密”、出卖谭嗣同与光绪，或荣禄先向他开口，叫他“实说”?由于荣禄本人不曾留下记载，我们仅有伦敦《泰晤士报》访员所写下的袁世凯的谈话，所谓片面之辞。

此外，有《申报》所刊载的，得自苏州张仲仁处的所谓《袁世凯戊戌日记》。这《戊戌日记》是否真是袁世凯写的颇成问题，但是它的内容倒颇与戊戌年(10月10日，在政变之后的第二十天)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所登的“消息”大体符合。《字林西报》说：谭嗣同明明白白告诉袁世凯，光绪将要面交他一封硃谕，要他：(一)回到天津，立刻杀掉荣禄；(二)担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杀掉荣禄以后就职；(三)带兵到北京，以一半包围颐和园捕捉慈禧，以一半守住皇宫保护光绪；(四)逮捕守旧份子．尤其是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

这第四项，在《戊戌日记》之中没有。

《字林西报》又说，袁世凯果然在9月20日(八月初五)从光绪手中接到这么一封硃谕。

《戊戌日记》却说：硃谕始终不曾接到，仅仅从谭嗣同的口中听到，谭嗣同拿了一张墨笔的谕文给他看，说是“原旨”存在林旭那里，这是杨锐用墨笔所抄。就这墨笔的抄文而论，上面并没有杀荣禄与包围颐和园的字眼。然而谭嗣同说，抄本中的“设法相救”四字正是指的杀荣禄与围颐和园。

可疑的是，慈禧在八月十四日用光绪的名义宣布康有为等人的罪状，只说他们“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对“杀荣禄”的事一字不提。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一再强调：康等绝无包围颐和园的企图。所谓“包围颐和园”，正如“张荫桓进红丸”，或“康有为进红丸”，完全是守旧分子所放的含血喷人的谣言。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于“杀荣禄”的谣言，也正如慈禧用光绪名义所下的诏书一样，只字不提。

总而言之，戊戌政变的详细经过仍有待于未来历史家的考订。

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是，光绪在七月二十六日下诏叫袁世凯晋京。二十八日下诏给康与四位章京说“今朕位几不保......汝......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八月初一日，袁世凯陛见。初二日，光绪密谕康有为离京，去上海办“官报”。初三日，再谕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

奇怪之至。倘若光绪有意“包围颐和园”，为什么要康有为赶紧离开北京、远去上海？

康有为在初五的上午乘火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袁世凯也在这火车上，但不曾与康碰面。

第二天，初六，康有为在天津搭英国轮船重庆号放洋直航烟台，荣禄派了海军飞鹰号去追，没有追上。

在八月初七日(政变的第二天)，康所乘的重庆号轮船到达烟台。他完全不知道政变发生，还上岸游了一会，买了些东西，回到船上续航上海。

倘若他曾经与谭嗣同等人有过包围颐和园的意思或计划，决不致于能在烟台如此轻松。

成为对比的是，荣禄在这几天十分紧张。初五的午间，袁世凯从北京回来见他；他立刻搭火车去北京，不在城内耽搁，而直奔颐和园，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见慈禧。

他和慈禧说了些什么话，只有他和慈禧知道。 事后，他当晚乘火车回天津。

有人说，慈禧叫他留下卫队守住紫禁城(皇宫)，这大概不确。慈禧在宫内、宫外一向有布置，李莲英以下的太监不用说，神机营总管庆亲王奕劻、步军统领崇礼，也均是慈禧的亲信。 次日，八月初六，慈禧在清晨离开颐和园，走小路由西门进北京。进了紫禁城，进了光绪的寝宫。

光绪这时候不在寝宫，已经走到官门。他是想逃?或是真想迎接慈禧?难以查考，事实是他到了宫门便不得不折回。 折回以后，他被慈禧幽禁在(御花园)“中海”的一个小岛“瀛台”。

这一天，慈禧用光绪的名义颁下诏书，说是恭请皇太后垂帘“训政”，已蒙皇太后允准。

当天，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被搜查。康有为巳走，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广仁)被捕。

谭嗣同与梁启超得到消息，找英国人李提摩太牧师与美籍中国老留学生容闳商量，决定由李提摩太找英国驻华公使，容闳找美国驻华公使，梁启超找日本驻华公使。英、法两国公使均不在京，李、容二人的活动当时无甚结果。梁见到日本公使林权助，笔谈请林权助“解皇上之幽闭，并救康有为氏。”说罢，仓皇而去。

当天晚上，梁再度到日本公使馆，被林权助留下来，于八月初十派人护送出京，到塘沽搭日本兵船去日本。

谭嗣同留在北京不肯走。他力劝梁启超走，说自愿作公孙杵臼，希望梁启超作程婴。到了初十，他被捕；十三日，他被斩在宣武门外菜市口。

和他同时被斩的，是康有溥、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 谭嗣同在静候被捕的三天之中，伪造了很多封父亲谭继洵写给他的信，信中充满了反对维新的论调。果然，这些信被搜去以后，清廷认为谭继洵与谭嗣同的活动无关，对谭继洵处罚很轻，只是驱逐回原籍而已。

政变以后，所有的维新谕旨，除了有关京师大学堂的以外一概取消，科举仍考八股文，骈枝机关统统恢复，庙宇寺院仍旧为庙宇寺院，不改为学校。

因牵涉到维新，而被罢免甚至充军、下狱、关禁的，有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熊希龄、江标、张荫桓、李端棻、徐致靖、王照等二十七人。翁同龢本已勒令回籍，此时被交由地方官严加管束。

康有为却侥幸在上海吴淞得到英国领事帮忙，换乘英国兵船逃往香港。

一三二、义和团

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前；义和团的事变，发生在门户开放以后。

康、梁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是得罪了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康、梁等人不该拒绝李鸿章入“强学会”，更不该于维新期间让光绪皇帝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之职。尤其失策的，是历次“上书”均只以光绪皇帝为对象，而不曾尊重幕后的当家人——慈禧太后。王照是个例外，他一开头便主张捧慈禧，但是康、粱等人不表同意。

慈禧为一群宵小所包围，确是事实。但是她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康、梁等人低估了她。

在戊戌政变以后，稍涉维新嫌疑的人均被摒斥，朝中所余的正人君子寥寥无几，也都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结果是，宵小为所欲为，加速了清朝的崩溃。

最得势的莫如大学士刚毅与端郡王载漪。这两人互相勾结，图谋杀害光绪，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同治的嗣子、继承皇位。

为了杀害光绪，他们曾经诬指康有为“密进红丸”，命令上海道捉拿康有为，“就地正法”。倘若康有为果被捉住而正法，他们就可以真的用一颗红丸结果光绪性命。然而，康有为在吴淞口被英国领事救走，弄得他们只好另想别法：宣称光绪病重，征求名医。

这时候，连外国的驻华公使均为光绪抱不平。他们向总理衙门表示：他们对光绪的健康十分关心，倘若光绪遭遇什么意外，一定会引起“严重的猜测”。总理衙门的人说，皇上的确有病。于是，英国公使窦乐德建议，派一个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德泰夫入宫诊视。刚毅等人因为“征求名医”在前，无法拒绝。德泰夫诊罢出来说，光绪没有病。

英国公使的这一着棋，使得光绪多活了十年。

然而刚毅等人并不罢休。他们用军机大臣某人的名义密电征询各省督抚关于“废立”的意见，满以为各省督抚一定随声附和，却不料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钉子。刘坤一回电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

事情拖了一年，到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慈禧突然召集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大臣、南书房与上书房的侍读翰林、各部院尚书，在仪銮殿开会，用光绪的名义宣布立溥儁为同治的嗣子。

诏书说：“朕冲龄入承大统……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用再仰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

这一封诏书，引起了上海电报局总办(局长)经元善的抗议。经元善官卑职小，竟敢领衔与一千二百多人联名打电报给总理衙门，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列名于这封电报的知名之士，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太炎)、唐才常、蔡元培。

经元善与这一些人的勇气颇堪钦佩，他们分明知道慈禧决不肯让“光绪力疾临御”，更不会饶恕他们这样的一种“聚众滋事”、“妄于朝政”的行动。然而他们偏要打这么一封电报试试。电报中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探闻各国有出兵干预之说”。

慈禧看了电报，又怕又气又恨。怕的是，外国可能真出兵干预。气的是，区区一个上海电报总办，也竟然敢领衔向总理衙门打电报？恨的是，在经元善的后面分明又是“康党”在作祟。

事实上，唐才常与当时的章炳麟确是“康党”。他们志切“保皇”。认为慈禧立了溥儁“为穆宗毅皇帝嗣子”以后，一定会再用光绪的名义下诏“退位”，于是造出“各国出兵干预”的谣言，吓阻慈禧。

慈禧确是被吓阻，却因此更恨洋人。她一面命令上海地方官吏设法向租界当局交涉，捕捉经元善；一面与刚毅、载漪等人研究，如何对付洋人。

经元善丢了官，也几乎丢了性命，他逃去澳门。刚毅、载漪等人替慈禧想出一条对付洋人的妙计：用“义和团”的“义民”把在华的洋人斩尽杀绝。

“义和团”的原名是“义和拳”，可能为天理教或八卦教的一个支流。参加“义和拳”的人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由于德国人在山东太横行，而“吃洋教”的所谓“教民”又狐假虎威，欺负善良，于是“反清”的情绪为更强烈的“反洋”情绪所替代。山东巡抚毓贤，也是一位“反洋”的同志，觉得义和拳份子的“民气”可用，加以鼓励，承认他们为“民团”，叫他们改称其团体为“义和团”。

义和团的组织，是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秘密社会组织，变成了公开的所谓民团以后，仍不愿放弃其固有的神秘意味。吞符念咒，未尝无相当有效的催眠作用，足以增强团员的勇气，甚至“作战能力”。而且，团员除了吞符念咒以外，也学得一些刀枪拳棒。

义和团的错误，第一是迷信吞符念咒足以抵御枪弹炮弹。第二是盲目反对洋人的一切，包括洋人的宗教、医术。

他们之标出“兴朝灭洋”或“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在改名为“义和团”以前。教他们标出这口号以代替“反清复明”的人，是来自陕西的李来中。李来中可能是这一个秘密结社的全国总首领。

山东一省的小首领是徐天吉。有人说，不是徐天吉，而是一位朱红灯。

直隶的小首领，是天津白河沟人强德成与静海县人曹福田。强德成是撑船的，自比洪秀全。曹福田是散兵游勇，自比杨秀清。一般的徒众称他们为“大师兄”。

团员的服装也很别致。头裹红布或黄布，余下两尺垂在脑后，颇像阿拉伯沙漠中的骑士。身穿短衫裤，不穿长袍。上身罩一个肚兜，肚兜上绣八卦之中的某一卦，倘若这位团员是属于“震字门”的，便绣“震卦”，坎字门的绣坎卦，乾字门的绣乾卦。腰间扎一条与头布颜色相同的腰带，裤子也扎了裤脚，脚上穿的是靴子。

他们最喜欢用的武器是钢叉，其次是花抢、单刀、双剑。西式的枪炮，即使中国制造的，他们也不肯用。

一切洋货，他们都深恶痛绝。贩卖洋货与使用洋货的，信洋教的教民，则被他们称为“二毛子”。

他们所奉的神，以纯粹中国的为原则，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关公、梨山老母、二郎神，等等。他们也崇拜老令公(杨继业)、周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诸葛亮、张翼德、赵子龙、马孟起(超)、黄汉升(忠)、姜太公、李太白(!)、尉迟恭、秦叔宝、黄天霸、杨香武。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耶稣固在排斥之列，佛教的如来佛、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文殊菩萨、弥勒佛、济颠活佛等，他们也一概不拜。但是在咒语中却有“云凉佛，前心”五字。

他们的最小单位是团，每团有团员二十四人，设一个团首。团首之上有大师兄，二师兄等等。大师兄之上，有一位不见面的神秘的“老师”。对官厅交涉，皆由大师兄出面。

义和团最普通的咒语是：“左青虎，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他们相信：懂得念咒语，上阵杀敌便可以刀枪不人，枪弹炮弹均打不进。

团里又流行种种的神奇传说，例如：(一)“老师”给了某团员二百文，这团员把这二百文用来用去，总是用不完。(二)团里某次用一个小铜锅煮饭，煮了二升米，供应了很多人，总是吃不完。(三)大师兄强德成在静海县独流镇丢了一根粟杆在地上，几个大汉抬它不起。(四)大师兄曹福田初到天津，向租界一指，租界便起了火。

义和团的发祥地是山东西部，巡抚毓贤很赏识它，毓贤的继任者袁世凯却决意将它扑灭。

毓贤之所以被调差，是由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多次抗议。那时候，是光绪二十五年的冬季。义和团与“教民”的冲突已到了械斗的阶段，教民有被“义民”逼迫“烧香拜神”的，“义民”也有被教民“开枪打死”的。所谓“义民”，是指的义和团团员及其附从份子(包括“大刀会”会员)。

清廷在十一月初四日召毓贤进京，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调毓贤为山西巡抚。

袁世凯不比毓贤。毓贤没有自已的兵，袁世凯是带了他的“新建陆军”来的。新建陆军这时候改了名字，称为“武卫右军”。他又把山东原有的“勇”营三十几营，选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加以训练。因此，他镇压义和团颇有力量。

在他到任以前，山东仅仅荏平一县便已有“拳厂”八百余处。到任以后，只花了两个多月工夫，他便把全省的团员压得销声匿迹，或逃奔到直隶去了。

他的方法是，颁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规定练拳者死，办拳厂者死，赞助拳厂者死，家产没收，以一半或全部赏给告密的人。

他把这八条章程推行得很有效。重要人物如朱红灯，也被捉住处死。

直隶总督原为荣禄。荣禄于戊戌政变以后调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继任的直隶总督是裕禄。裕禄对义和团阳禁阴纵，因此义和团便纷纷离开难以立足的山东，而涌进了直隶。

他们由南而北，沿途设立“拳厂”、扩充势力，常常走到教堂里对传教士与信教的中国教民破口大骂，甚至抛砖丢石，但他们直至到达天津之时为止，并未伤害人命。

到达天津，是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二月底。谣传他们要在三月初一攻打天津的外国租界。不过，到了三月初一，却并无攻打天津租界之事。

其后，义和团竞在任邱县和官军开战，将官军击败。裕禄身为直隶总督，而并不计较。四月间，义和团在涞水县烧教堂，裕禄派了副将扬福同带兵去弹压，也被义和团打败。义和团而且当场杀死了杨福同，裕禄依然并不计较。这杨福同算是白死。

不久。直隶义和团的首领之一曹福田，反而蒙慈信太后召见。

庚子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义和团烧了芦沟桥、琉璃河、长辛店三处的火车站。

次日，五月初一，拳众又爬上涿州的城墙，在事实上占领涿州，说是“洋兵将到，本团代守”。涿州的知州无法挡驾，愤而绝食。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对于这样抢夺地方政权的大事，只派了两个高级文官前往“解散拳众”。这两人是刑部尚书赵舒翘与顺天府知府何乃莹，一到涿州便成了拳众的俘虏，被“勒令烧香跪拜”，等于是加入了义和团。

协办大学士刚毅自告奋勇，也奏准前来涿州。来了以后，不仅是烧香跪拜，而且和“拳首”密谈了很久。刚毅和赵舒翘、何乃莹回京，向慈禧表演拳众如何跪拜，如何两眼直视，如何挥拳摔腿，却不提起他们自己有没有达成解散拳众的任务。慈禧似乎也不太关心那位绝食的知州，与如何收回涿州地方政权，所关心的是“拳众是否可靠？”

赵舒翘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思，连说“可靠，可靠”。刚毅藉此机会，劝慈禧准拳众进入北京。

在进入北京以前，拳众先在五月十三日当慈禧由颐和园回入城内之时，沿途排队，自称护驾，慈禧检阅了一番，十分高兴，赏银二千两。

两天以后，五月十五，一百多名拳众先遣部队进了北京，“分成三队，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

先遣部队来了以后，成千的拳众蜂拥而入，每天都有。他们随处设立拳厂，又设立神坛。起先是一街一坛，或两三街一坛，后来是一街三四坛，甚至五六坛。初惟徒众为之，“继则身家殷实者亦为之矣。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矣。”

传说，甘军的统领董福祥与义和团的“总首领”李来中结拜为把兄弟。辅国公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惇郡王奕誴的儿子、道光皇帝的孙子)“短衣窄袖”，腰束红布，学了义和团团员的打扮。

还有人说，慈禧在宫内也设了坛，学习义和团的密咒。

拳众在入京的第二天(五月十六)晚上，放火烧了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同时也烧了“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的房屋。(当地的教民已经逃入东交民巷各国使馆)。

第三天，五月十七(6月13日)。拳众开始进攻东交民巷，不曾攻得进去，被东交民巷的洋人放枪击杀八人。当天晚上，拳众烧毁崇文门内的教堂，杀死教民二三百人。(崇文门是“内城”的三个南门之一，面南偏东离开东交民巷不远。)

五月十八，拳众焚毁顺治门外的教堂，与“大栅栏”的几家卖洋货的店铺。(顺治门是内城偏西的一个南门)。

五月十九，拳众在晚间进攻奥国公使馆，被洋人放枪打死了很多。这一晚，不曾放火。

五月二十，晚间九点钟，义和团又在大栅栏放火，烧“老德记”西药房。起火以后，西南风大作，火场蔓延到“前门大街”与内城的正南之门正阳门。正阳门城楼也着了火，煤市街、西河沿、荷包巷连带也遭了殃。这一晚，被烧的店家与住宅，有四千多家。

当时的民间救火组织“水会”想去救火，被义和团阻止。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董福样部(甘军)，甚至荣禄的武卫中军，也开始放枪抢劫。这些乱兵，一批一批地闯入官吏与“富户”之家，见了什么便取什么，先是珠宝银钞，其后便是衣裳与零星物件。被抢劫的还得赔笑脸，否则房屋也要被烧，甚至性命不保。

此时，那深居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却还在发号施令，对全世界的国家进行战争呢!

宣战的诏书，于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下。宣战的对象，不是某一国或某几国，而是所有的“远人”。

单就文字本身而论，这宣战诏书倒也理直气壮：“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代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仁心......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

诏书所提到的“杜士兰照会”，确有其事。杜士兰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他受日本、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三国驻津海军司令官的委托，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对中国的大沽守军递哀的美敦书，限守军于次日午前二时交出炮台。

大沽的守将罗荣光决定抵抗。他在次日午前零点四十五分下令开炮，战到午前六点三十分，丢掉所有的炮台，但也使得日本、俄国、法国的兵，及国籍混杂的天津：“义勇队”，死了六十四名、伤了八十九名。

严格说来，就时间的先后而论，这是衅自彼开。

当然，列强也可以指出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是在五月十五日(6月11日)便已于北京水定门外被董福祥的甘军兵士杀死。这是不成为理由的。第一，杉山彬之被杀只是中、日之间的小事件与日本以外的列强无关。第二，列强海军决定攻夺大沽炮台之时，并不知道杉山彬被杀(当时京、津之间的消息已断)。

一三三、八国联军

列强习惯于“嚣张”，在义和团事变期间犯了很多错误。他们于拳众尚未入京之时，向慈禧表示，根据条约上的权利，准备派兵到东交民巷来保护使馆。慈禧在五月初四日答应他们：每一个使馆可以派来“三十名”洋兵保护。当天晚上，英、俄、法、美、意、日六国的洋兵便从天津来到北京，其中除了日本一国以外，其他五国均派了超过三十名的洋兵。这是激怒慈禧的第一件事。(日本二十四名，英国七十九名，俄国七十九名，法国七十五名，美国五十三名，意大利三十九名。其后，在五月初七日，续到了德国洋兵五十一名，奥匈帝国三十二名，加上先后与洋兵同来的十九名各国军官，总数是四百五十一名。)

在这四百五十一名官与兵之中，有四十三名被分派到“西什库”，保护“北堂”(利玛窦所建的天主堂)。剩下的四百零八名，成为防守使馆的全部兵力。在军器方面，除了四枝机关枪以外，全是步枪。(英、美、奥、意四国使馆各有机关枪一枝。)俄国使馆虽有若干炮弹，炮却留在天津，不曾带来。

五月十三(6月9日)，英国使馆的“翻译生”在北京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与义和团团员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一个团员。

当天晚上八点半钟，英国公使窦纳乐发了一个电报给驻在天津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上将，说：“情势极端严重，请立刻派兵增援，迟恐无及。”

西摩尔接到电报以后，在次日上午九点半钟便带了军队由天津北上。清朝天津当局于西摩尔的坚持之下，准他与他的军队搭乘火车。

第二天早晨，他到达杨村，已有其他几个列强的军队陆续由天津赶来。于是，西摩尔的兵力，有了二千零六十六人之多。

这二千零六十六人，便是国外历史书上的所谓“救援纵队”。各国的官兵人数如下：

英-- 915

德… 540

俄… 312

法… l58

美… ll2

日 一 54

意 … 40

奥 … 25

这是列强激怒慈禧的第二件事。

慈禧在这一天(五月十四日)，索性委派仇洋的端郡王载漪为“管理各国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

次日，五月十五日，拳众进入北京。又次日，五月十六日，西摩尔的洋兵才到达廊房(由于杨村以北的铁路被拳众毁坏，因此而西摩尔的军队决定边走边修军行缓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救援纵队”，并非于东交民巷业已被围攻以后才由天津出发。反之，东交民巷奥国使馆之开始被拳众进攻，是在救援纵队既已由天津出发以后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七日(6月13日)。各国使馆之一律被中国官军正式围攻之时更在其后，是五月二十四日午后。

救援纵队于五月十三日晚间从天津出发，五月十四日到达杨村。在杨村的聂士成部队四千人，不但不曾加以拦阻，而且和纵队的军官“礼貌”了一番。

五月十五日午后，纵队到达廊房，与拳众发生接触，打死了很多拳众。拳众继续抵抗，打到五月二十(6月16日)，纵队毫无进展，西摩尔于是下令向天津撤回。

十天以后，纵队返抵天津租界。他们在这十天之中且战且退，遭遇到中国正规军董福祥部(甘军)的追击损失惨重。最后，还是租界方面出来一批援军(多数是俄国兵，约有一千多人)，才把纵队接应回去。总计，在二千零六十六名官与兵之中，死了六十二人伤了二百三十八人。

天津租界的洋兵，于西摩尔出发之日，剩下有七百人左右。但是，在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从旅顺来了俄国兵一千七百名，加起来总数是二千四百名。

大沽炮台被占以后，各国的援兵登陆，来到天津的有七千多人，连同天津已有的洋兵，实力增加到一万二千人。

此后，展开了天津的争夺战。中国的军队与拳众进攻租界，攻不下。进攻天津城，于八月初八日(7月14 日)攻下。(聂士成于八月初五日在八里台阵亡。)

洋兵在天津及其周围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所不至，比起拳众来不可同日而语。拳众诚然也杀人放火，却很少犯过奸淫掳掠。

洋兵的次一任务，同时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攻入北京，救出被围困的各国公使。

然而他们并不着急。原因是有鉴于西摩尔的救援纵队在廊房吃了亏，有鉴于他们自己在攻打天津之时，又遭遇到聂士成、朱庆、马玉昆等人的坚强抵抗。他们纷纷向其本国政府请求增援，准备等待大批援兵到达以后，再向北京进发。而等待期间．他们又正好继续抢掠天津人民的财物，奸淫天津的妇女。

等候到七月初九日(8月3日)，援军来了两万多，加上已有的洋兵，总数在三万四千左右。他们这才决定分出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于次日进兵。

这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洋兵的国籍如下：

日 8000

俄 …4800

英 … …… 3000

美… … … 3200

法… … ～800

奥… … … 58

意 … -- … 53

传说，德国派出的援军最多，但此时尚未到达天津。传说，德军已有二百名参加，而奥、意两军各有一百名，不是五十八名与五十三名。

庚子年七月初十日(1900年8月4 日)，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

十一日午前二时，他们占领北仓。

十二日午后，他们攻进杨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中了炮弹，伤重而死。中国军队退守蔡村。

十四日，蔡村失陷，中国军队退守河西务。这一天，清廷新委的“帮办”直隶军务李秉衡，率领若干正规军、各省勤王军与三千拳众进驻河西务。

十五日，联军攻占河西务，李秉衡退守通州。

十八日，李秉衡在通州自杀。联军占领通州，准备在二十一日(8月17日)进攻北京。

十九日晚间，俄军单独行动，提前进攻北京的东便们(内城极东的北门)。日军不甘落后，也在二十日的黎明进攻北京的朝阳门(内城正东的城门)。

二十日晚间，日军用地雷炸开朝阳门与东直门(内城东边偏北的一门)，由这两个城门进入城内，占领内城的北半部，又于次日午前一时占领皇城。

俄军攻不下东便门，美军助攻，一齐爬了城墙进来。英军由水沟钻入，却最先于二十日(8月14日)午后三点钟到达东交民巷，“解了各国使馆之围”。

守城的董福祥甘军由彰仪门逃走，荣禄的武卫中军、武卫右军，端郡王载漪的神机营，载澜的新创不久的虎神营，以及所谓“八旗练军”，一共只剩下两千多名，陪伴着慈禧、光绪、溥儁于二十一日的清晨向张家口方向奔逃。(义和团呢，早已溃得无影无踪。)

此后，联军陆续进入北京，把北京划成几个区域。朝阳门以北的半个内城，归日军占领。朝阳门以南，以正阳门的子午线为界，东边交给俄、法二军，西边交给英、美二军。其后，德、意两军也分得防区，奥军似乎不曾分到。

德军的统帅瓦德西，到了二十七日(9月20日)才到达大沽。在他率领之下的德军，共有二万二千五百名左右。这时候，由于德皇威廉第二的保荐、俄皇尼古拉斯第二的同意，其他各国政府不反对，瓦德西已经是联军的统帅。

各国政府之所以不反对瓦德西当统帅，是因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九点十分钟左右在走向总理衙门的途中，被甘军杀死。

那一天，正是是慈禧对“远人”宣战的前一天，也就是“列强”夺占大沽炮台以后的第三天。

瓦德西到达大沽以后，进入北京执行统帅任务。他派遣洋兵，到处搜杀义和团与曾经同情义和团或被认为曾经同情义和团的中国老百姓。他甚至“施行惩罚任务”，南至保定、北至宣化府(张家口)。在保定，不仅来了瓦德西所派的兵，而且先期来了法军单独行动的兵。直隶布政使廷雍被法军带回天津枪毙。 一般说米，联军的暴行只有“可耻”二字可以形容。

慈禧不该宠信奸佞，残害忠良；更小该对全世界宣战，与下旨进攻各国使馆：尤其不该通伤各省督抚，“尽杀”境内所有的洋人。

在戊戌政变以后，她所最宠信的是载漪、载澜兄弟与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这几人均是反对维新最力的顽崮分子，同时也是长于造谣、进谗、挑拨、逢迎的小人。他们有一个极大的阴谋：利用拳众制造京城与宫内的混乱，甚至对外的战争，以结果光绪的性命，拥立溥儁，让载漪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窃夺慈禧所掌握着的政权。

他们以小忠小信取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于是令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又准许载澜设一个虎神营，号称以对付洋鬼子为目的，实际上是供他胡作非为。(“虎神”的意思是虎吃羊[洋]，神制鬼。)刚毅与赵舒翘均被升兼军机大臣。

慈禧而且以庄亲王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与刚毅共同统率义和团，由载澜以右翼总兵的资格与左翼总兵英年“会同办理”。

清朝的天下便坏在这几人的手上。太常卿袁昶在御前会议中慷慨陈辞，说拳众即使有邪术，亦不可用，因此得罪了载漪、刚毅等人。吏部侍郎许景澄请光绪“乾纲独断”，更遭了慈禧的疑忌。他们两人于七月初三被捕，七月初四披杀。

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不赞成对“远人”宣战。因此，这三人也死于非命(于七月十六被捕，七月十七被杀)。

因维新罪名而远戍伊犁的张荫桓，是当时中国极少数的外交人才之一，忽被载漪等人忆起，下了一个矫诏，诬指他通俄，令新疆巡抚饶应祺将他处斩。

慈禧的国际知识，赶不上今天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载漪、刚毅等人的常识，赶不上今天幼儿园的儿童。中外古今，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君主，对全世界一切国家宣战；也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政府，相信杀了外国的代表与传教士，便足以慑服外国国内的全体君臣人民。但在盛宣怀的策动之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都决定了不从“尽杀洋人”的乱命。

因此，东交民巷仅死了洋兵七十六人、伤了一百七十九人，北堂死了洋兵十一人、伤了十二人，全国各地被杀的外国传教士也仅有二百三十一名左右。否则，《辛丑和约》的严酷更难想象。

一三四、《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在庚子年七月二十日进入北京，《辛丑和约》在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签字。

在这一年之中，中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而受苦最深的是北京、天津、保定及其邻近各县的同胞(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东南至沧州，西南至正定)。其次是，东三省的同胞。

联军所屠杀的中国人，百倍千倍于拳众及清朝官吏与军队所杀死的洋人。联军所劫掠的财产，联军所焚烧的房屋，也多得不可胜数。

在联军之中，最残忍的一人便是所谓联军统帅、德国大将瓦德西。

瓦德西在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离开柏林，于八月二十二日到达天津，闰八月二十日到达北京。这时候，联军早就在两个月以前解了各国使馆之围，战事在事实上等于已经结束。

然而，瓦德西藉口为克林德公使报仇，同时执行威廉第二的训示：“不让任何一个中国人此后敢于正眼向一个德国人看一看”，除了对保定、献县、正定、永清等地大逞威风以外，又单独以德国军队向四而八方施行了三十五次“惩罚”。

归根结底，克林德公使当初之被杀，诚然是清廷保护未周，然而出事的一刹那，最先“误触手枪发声”的却并非是中国士兵，而是克林德自己。并且，在中国士兵动手以前，“附近比国使馆卫兵以为中国军队来攻，齐出发枪”，中国士兵还击，才射死了克林德。这些话，说来是多余的。

关于赛金花如何结交了瓦德西，如何影响了瓦德西，以及瓦德西是否真受了赛金花的影响，让将来的历史家去小心求证。赛金花由妓女而成为公使的如夫人，由公使的如夫人而自甘暴弃，再度为妓女、为老鸨，其人品毫无足取。值得我们牢记的是：在联军之中纪律最坏的正是德军与俄军。

打进北京的联军，原无一个德国兵在内。事后，德军陆续而来。各国也陆续增派了不少。到丁1901年元旦之时，德军驻在北京与保定的有四十九个连，驻在天津的有十九个连，又有四个连分驻其他各地：总数在九千人与一万一千人之间。

法军的总数约有九千五百人左右。日军有四千人，其中半数以上驻在北京。意军可能有二千人。英军的总数是一万二千人，其中除炮兵及四百五十名水兵以外，均是印度人而不是英国人。美军的总数是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奥军的人数极少。

俄军最多，而大部分在东三省。

1901年元旦，俄军留在北京城内的仅有两个连；但是沿着铁路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山海关，各站均有俄军，总数是三十五个连左右。

山海关以东，入侵俄军的总数，却有十五万人之多。

俄军开始由海兰泡越界渡江进入黑龙江省，是在庚子年六月十八这一天(1900年7月14日)。

次日，六千多名在海兰泡居住的中国人民，被赶到黑龙江边。二十，这六千多人被俄军用斧头砍杀，用上了刺刀的步枪追赶，大部分跳入江中淹死。

二十一日，俄军把“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民，集中在一起，用火活烧。

俄军占了黑河屯，攻下瑷珲城，向西南推进，在七月初四占了陡沟子，守将满人凤翔与汉人程德全节节抵抗抵抗不住，凤翔负伤呕血而死，程德全奉了黑龙江将军寿山之命，对俄军停战议和。俄军在七月底开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城)的城外。

八月初四，寿山自杀。初六，俄军入城，把城内衙署的银钱什物劫掠一空，清廷所派的署理黑龙江将军萨保，与俄军合作让俄军为所欲为。

俄军侵占吉林省与侵占黑龙江省约略同时，而开始稍后。入侵的路线，一路是由邻近朝鲜的珲春，指向宁古塔；另一路是由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之处的同江，乘船溯松花江而上，指向三姓与哈尔滨东南的阿勒喀楚，西南的拉林；另一路是由西北尖端满洲里，指向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转而南向。

在整个吉林省，仅有宁古塔一城真正抵抗了俄军，守了四十几天才被攻破。那时候，吉林将军长顺早已奉了清廷之命“停战讲和”，让俄军进入吉林省会(吉林城)，与收缴全省一切枪械及官府的现银。

六月初四初五两日，奉天的义和团捣毁了辽阳以北、铁岭以南很多处的教堂、车站、煤厂、洋房。

七月初十，拳众进攻营口租界失利，俄军乘机占了中国的海关。

闰八月初八，俄军占领沈阳。在占领沈阳以前，俄军先占了海城、牛庄、辽阳。

在这个期间。清军只有瑞禄、海禄两个统带(团长)对俄军在牛庄打了一次硬仗，打死俄军“七八百名”。无耻的奉天将军增祺子撤离沈阳以后，向清廷大言不惭地报告：“俄马步队先后入城，分抄各路，尚未惊动陵寝宫殿”。

于是，整个奉天省也入于俄军的掌握。俄军不费气力，把山海关以外的中国庞大领土完全偷占，对于北京一城便不再有多大兴趣。

闰八月初四，亦即俄军入占沈阳的前四天，俄国政府向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列强递了个照会，使得这些列强大吃一惊。 照会说：“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由于中国政府业已离开北京，俄国政府命令其驻华公使与随员撤至天津，进入北京的俄国军队亦撤至天津。”

这分明是一面向清廷讨好，一面对英、德、日、法等列强拆台。列强虽未必如有些人所说，有不再承认慈禧、光绪而另行拥立庆亲王奕劻为皇帝之意，但确有长期占着北京，以一致行动对慈禧、光绪索取相当代价的决心。俄国把俄使与俄军撤出北京，等于是告诉清廷：所谓“八国”，在主张上并不“一致”。

在列强之中，英、德两国最恨俄国施展如此手法。俄军在事实上并未完全撤出北京，仍旧留下了两个连。而俄国公使格尔思不撤往别处，偏偏撤往李鸿章即将来驻的天津。

李鸿章在英、德的眼中，自从《中俄密约》以后，已是十足的“亲俄份子”。因此，慈禧虽则早就在北京沦陷以前的七天(七月十三)发表了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议和，而英、德的反应始终极其冷淡。

李鸿章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丢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于戊戌年百日维新之时，丢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之职，所剩的只是大学士虚衔。政变以后，慈禧一度派他去山东查看水灾。次年冬天十一月，任命他署理两广总督，于五个月以后实授。

实授了一个月，慈禧对全世界宣战。又过了一个月，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谓官复原职。李鸿章到上海便停了下来，不急急于北上就职。

再过一个月，七月十三日，慈禧派他当负责进行和议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仍旧滞留上海，不肯立刻去北京找洋人的公使开谈判。

七天以后，北京沦陷，李鸿章更不想去。又过十天，慈禧从太原的行宫(巡抚衙门)再颁一道上谕给李鸿章：“着准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朝廷不为遥制。”

李鸿章继续拖了七天，同时多方试探列强的意旨。挨到八月初七，他才打了一个电报给慈禧，要求(一)加派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二)下诏罪己；(三)“剿办”(义和团)。

八月初九，他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奏请责成直隶总督(他自己)“剿办”义和团；处罚抵抗俄军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吉林副都统晋昌。

慈禧见到李鸿章露出可以北上的意思十分兴奋，除了“如拟”加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全权大臣以外，很恭维了李鸿章一顿：“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李鸿章一面电令奉天吉林黑龙江的将军，对俄不许抵抗，一面于八月二十一搭招商局轮船北上，于俄军入占沈阳的一天到达天津。

李鸿章在天津住了十天，到闰八月初八(1O月1日)才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他已是虚岁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俄军派了一队骑兵保护他，他也只和俄方的人员来往。

闰八月初十，他乘帆船去北京与他的老朋友总税务司赫德会面。赫德把清廷颁来的“全权大臣”关防转交给他。

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原已于北京沦陷之时逃往怀来。其后清廷的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昆冈，接到赫德的建议，奏请在旅途中的慈禧，叫庆亲王回京。庆亲王只得在八月初十(9月3日)回来。英、日两军派兵将他保护。三天以后，他分访各国驻华公使准备讲和，未得要领。公使们告诉他，关于具体的和平条件，他们尚在等候本国政府的训令。

庆亲王一向以贿赂公行著名，然而这时候俄国以外的洋人对他颇具好感。原因是，在拳众与甘军围攻使馆期间，他以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的资格(地位次于管理总理衙门的载漪，但实际上仍在负责处理公事)，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准慈禧，向各国公使通函，表示愿意护送他们去天津。

李鸿章来到北京之时(闰八月初十)，各国公使依然不曾接到本国政府有关具体和平条件的训令。

甚至连笼统的条件也仅有俄、德两国政府已作表示。俄国的条件是：只要能避开东三省的问题不谈，对清廷差不多可以“无条件讲和”。德国的是：惩办元凶(载漪刚毅等人)。

倒是法国人头脑细密，首先在闰八月十一(10月4日)，亦即李鸿章到京的次日提出了六项原则：(一)惩办祸首；(二)禁止军器输华；(三)索取赔款；(四)使馆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大沽之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过了二十二天，奥、比、德、英、意、日、西、俄、美九国公使于先后接受了这六项原则以后，会同法国公使起草了一个共同照会，交给庆亲王与李鸿章。

在这个期间，为了对付俄国，英、德两国奏了一支插曲。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与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菲勒狄特，在10月16日(闰八月二十三日)签了一件《英德协定》。协定的内容是：(一)在英、德两国势力所及的中国领土内，河川沿海各港无差别地自由开放给无论何国的臣民，从事贸易及其他各种正当的经济活动。(二)英、德两国相约不利用现时之纷扰，夺取中国领土，并相约维持“不变更中国领土”之政策。(三)若他国欲利用现时之纷扰获得中国领土，英、德两国……应协商应付。(四)两国将此次协定通知有关各国，并劝告接受此次协定所采之原则。

各国对英、德协定的反应，在大体上均是客气一番，避实就虚。意、奥两国根本是德国的朋友，因此意大利的答复是“毫不踌躇”，承认协定的原则。奥地利呢，“深愿接受”。美国说：“我国早已发起了门户开放的运动”。日本也是回答了一句“毫不踌踌躇。答复得最狡猾的仍是俄国。

俄国的答复，特别指出英、德协定所谓河川沿海港口的自由开放，既只是对英、德二国势力所及的地区而言，“俄国政府自可承认。”

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这时候已从天津回到北京，参加公使团的会议。他在会议席上，总是一味唱“对华人不可敌视”，“中国现政府必须维持”的高调，藉以再度扮出“救命恩人”的面孔，掩盖他们在东三省的侵略。

瓦德西和德国的新任公使穆默的态度，与格尔思的态度却好成一个对比。瓦、穆二人坚持，必须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严厉报复。

瓦德西甚至宣称将派兵西进，占领慈禧所驻跸的太原。慈禧听到消息，于是又拖了光绪，在闰八月底离开太原向西安奔逃，于九月初四日到达。

公使团开出一个名单，要慈禧答应先将下列诸人处死：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 在这些人之中，只有溥静、载濂、载滢三人尚待向读者介绍。溥静是怡亲王，康熙第十三子胤祥的后裔。载濂是载漪的哥哥：他与载漪、载澜均为惇亲王奕誴的儿子。奕誴是道光的第五子，死于光绪十五年。载滢呢，是恭亲王奕訢的儿子，而奕訢是道光的第六子，死于光绪二十四年。

慈禧对于惩凶的要求，在原则上接受，但是不愿意把这些人一概处死。

挨到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庄亲王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禁锢，英年、赵舒翘褫职论斩，董福祥褫职解任。

其余四人：载濂巳于闰八月间削爵，溥静、载滢已于九月间交宗人府圈禁，刚毅巳于偕逃西安之时中途病故。

公使团仍不满意。慈禧只得又在辛丑年正月，将英年、赵舒翘二人赐死，将病故的刚毅追判斩罪；将董福祥的“褫职解任”，改为褫职听勘。

于是侥幸从轻发落的仅有董福祥一人，原围是董福祥的军队(甘军)在西安，而且护驾西逃有功。

公使团于原提的名单以外，补了李秉衡、徐桐、启秀、徐承煜四个人的名字。李秉衡早已于战败之时在通州自杀，徐桐(是大学士)也已在北京沧陷之时上了吊。慈禧给他们两人补判了一个斩罪。

启秀和徐承煜在正月初八日受刑，身首异处。启秀是礼部尚书，徐承煜是徐桐的儿子，官居刑部左侍郎。

在各省官吏之中，首先(在正月初四)处斩的是山西巡抚毓贤。他把山西境内的洋人几乎杀光，其实也未尝不是“奉旨行事”。

此外(在三月间)被斩的有归绥道郑文钦、阳曲知县白昶、衢州都司周之德。先后被充军或革职的大小官吏，在一百人以上。

至于义和团活动期间被斩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立山、联元、张荫桓，均于庚眦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复原官”。

惩凶的问题解决了，次一问题是赔款的数目。德国的开价是七万万两，而当时清廷的每年收入仅有一万万两，支出倒有一万万一千万两，无款可赔。俄、美两国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由荷兰海牙城的国际法庭解决，被其他的列强反对。

列强互相争论到辛丑三月，决定了以四万万五千万两为基数，从该年7月1日起计息，年利百分之四。清廷想减少一点，公使团不准。

这四万万五千万两，按照下表分配给十三个“国家”： 俄 130，371，120 比8，484．345

德 90，070，515 奥4，003．920 法 70，878，240 荷 782．100 英 50，620，545 西 135．315 日 34，793，100 葡 92，250 美 32，939，055 瑞典挪威62，820 意 26，617。005 杂项 l49．670 在这十三国之中，有五国并未参加八国联军，而一体分肥。

这五国是：比、荷、西、葡、“瑞典挪威”。

在五国之中，比、荷、西、瑞等国均多多少少说得出若干“公私损失”，而葡萄牙可谓毫未波及。然而，(一)葡萄牙是近代帝国主义的老前辈，(二)慈禧本已对一切的“远人”宣战，葡萄牙自然也可以被包括在“远人”之内。于是，葡萄牙虽然并未发动一兵一半来应战，也成了“战胜国”之一。

(“瑞典挪威”这时候是一个国家，到了1905年以后才分成两个。)

所谓杂项，实际上是为了凑成四万万五千万两整数而生出来的一个尾数。下落如何，只有当时经手的人才能说得清楚。 意大利比起葡萄牙来，更为幸运。葡萄牙虽则不劳而获弄到了九万二千多两。意大利所派出的兵数不多，却分得了二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合意币九千三百万里拉以上。

赔款虽则以中国的库平银两为单位，在支付之时却必须按照各该国的国币市价折算。以后每年分期支付之时，又必须按照每一年外币的市价折合银两。

《辛丑和约》签定之时，外币的折合率是每两等于：

英金 三先令

美金 七角四分二厘

法币 三点七五佛郎

德币 三点零五五马克

俄币 一点四一二卢布

日币 一点四零七日元

奥币 三点五九五克隆

荷币 一点七九六盾

其后银价每况愈下，中国所受的损失极大。

《辛丑和约》规定，赔款分三十九年还清。每年除付“本”之外，加付“余债”利息百分之四。预计付到1940年时，全部本利共为九万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辛丑和约》的两大问题惩凶与赔款，既已获得具体解决，其他枝节也就费不了多少折冲。

到了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便会同十一国驻华公使在条约上签字。这十一国是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

和约的本文共有十二款，所根据的是上一年(庚子年)闰八月十一法国所提出的“议和原则”六条，与十一月初三公使团交给奕、李二人的“和议大纲十二条”。和议大纲是在十一月十七被慈禧完全接受的。

《辛丑和约》的第二款与第六款，分别规定了惩凶与赔款的具体办法。

第一款与第三款规定：中国应派遣地位相当的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为克林德与杉山彬二人被杀的事道歉。而且，要为克林德立碑于“遇害”之处。(这一座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之时被中国北洋政府拆毁，换立了一座“公理战胜”的牌坊。)

第四款规定，凡是“诸国被污凟及挖掘各坟茔之处，也一律立碑。其地点于附件之中，列表说明”。

第五款规定，禁止军火及制造军火之机器与材料输华，为期两年。

第七款规定，在北京划出一个“使馆界”，由使馆自行管理、自行设防；界内不许中国人民居住。(除了东交民巷以外，肃王府等处也划入这使馆界。使馆界的地图，作为《辛丑和约》的附件之一。)

从此，清朝中央政府，处于使馆界炮火威胁之下。民国成立时，孙中山之所以反对在北京建都，这是原因之一。

第八款与第九款规定，将“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的)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驻兵于黄村、廊房、扬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这么一来，不仅洋兵可以由洋船运来，在大沽或塘沽或秦皇岛登陆直至北京，横行无阻，而且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也完全被控制于列强的铁骑之下。

第十款规定：在全国各府、厅、州、县，张贴禁止人民仇教、仇洋的各次上谕，包括禁止“结会”的上谕，停止某些地区文武考试的上谕，严办不尽力弹压的官吏的上谕，等等。张贴上谕的期间：两年。

第十一款规定：直隶白河水道与江苏黄浦江水道必须整修。整修白河的经费由中国负担，整修黄浦江的经费，由中国出一半、列强出一半。

第十二款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应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各国公使觐见中国君主的礼节，也必须“变通”。至于如何变通，则在附件之中说明。

这《辛丑和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屈辱文件。然而，倘若列强不互相勾心斗角而始终沆瀣一气，其内容之毒辣更甚于此，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当时慈禧已无丝毫的抵抗能力，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也都不是敢于和列强继续作战的人，列强本已可以要什么便有什么了。

一三五、慈禧的最后七年

慈禧于《辛丑和约》签字后一个月，八月二十五日，带了光绪、荣禄、鹿传霖等人，离开西安回銮。十一月十五，到达北京。 十月二l，于中途驻跸开封之时，慈禧颁旨废除溥儁的“皇子”名号。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她颁旨追升珍妃为贵妃。珍妃本是她上一年仓卒离京之时，吩咐太监推到井里去的。

慈禧与光绪的感情，经过一年多的患难相共，像是恢复了一些。但是统治大权，慈禧却依然紧握在手。

为了稍平人民之忿与敷衍洋人，慈禧于回銮前后，颇发布了若干变法维新的诏旨。凡是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急于实行的新政，慈禧也依样画葫芦什九加以推行，甚至更进一步。例如，废八股而改试策论；不仅停试弓马举重，而根本停考武科(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普遍推广近代化教肯，于各省省会设立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决定从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凡是新科翰林，必须再到京师大学堂读书(二十八年十一月)；最后，又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下诏取消全部科举制度。

当年，光绪裁并骈枝机关，她把这些机关一一恢复。现在，她自己动手，先后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裁掉东河总督与云南、湖北、广东三省的巡抚，归并太常、光禄、鸿胪三个寺到礼部，归并太仆寺与练兵处到兵部(改称陆军部)，绿营与防勇分期裁汰，改练常备军与巡警。

洋人于洽订《辛丑和约》之时，表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该改组为“外务部”。慈禧不等到和约签字便先行照办，以庆亲王奕劻为首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玑为“会办大臣兼尚书”，徐寿朋与联芳为左、右侍郎。

中枢各部的大改组，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原有的六部只有吏、礼二部不动，户、兵、刑、工四部改为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相当于部的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民政部、学部、邮传部，连同“外务部”，共为十一个部。

各部除了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与会办大臣以外，均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不分满、汉(以前六部各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

新制首任的十一个尚书之中，有六个汉人、五个满人。二十二个侍郎之中，有十二个汉人、十个满人。慈禧显然是想叫汉人知道：她用人唯才，不分种界。

她甚至以一个汉人——徐世昌，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她裁撤奉天将军、吉林将军与黑龙江将军．改设三个巡抚，于三个巡抚之上，加设东三省总督。)

她似乎很诚意于化除满、汉的隔阂；早在辛丑年年底，她已经颁旨准许满、汉通婚。

慈禧在她一生最后的七年之中，想做的事极多，但是帮手极少。她颇有意于起用维新的志士，但容不了康、梁二人，又十分畏惧孙中山。她在三十年五月下诏“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

李鸿章、荣禄、刘坤一、宋庆、马玉昆，于《辛丑和约》签订以后相继逝世。剩下的较有才干的大吏，仅有张之洞与袁世凯二人。她叫张之洞筹办粤汉铁路，但又对张不放心，终于把他的两湖总督官职免了，调来北京充任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管理学部。这叫做“明升暗降”。

于是，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时代骄子。李鸿章于辛丑年九月临死之时，上疏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人说，这是袁世凯自己托人添写进去的)。慈禧从此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袁世凯：于辛丑年十二月，命他“督办关内外铁路事宜”；次年(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升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九月，叫他兼任“督办商务大臣”；十二月，又叫他兼任“督办电务大臣”。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慈禧把训练旗人军队的大权，也付托袁世凯与铁良会同办理。袁世凯所一手训练的汉人军队，六镇(六个师)被拨了四个出去，仍保留两个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与张之洞同时被调为军机大臣。张之洞只有大学士的虚衔，而袁世凯却兼了外务部尚书。(原任尚书瞿鸿玑免职，总理大臣仍为庆亲王奕劻。)

袁世凯这人远比不上李鸿章。李鸿章虽只知办“洋务”而不知如何“维新”，袁世凯则连洋务也不肯好好地办。袁世凯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权势。慈禧错认了人，因此而被当时与后世批评为“毫无变法诚意”。

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的，是声名狼藉的奕劻。和袁世凯作对的，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载沣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元旦被慈禧任命为军机大臣。九个多月以后，光绪去世。光绪去世的前一日，十月二十日，慈禧病重，令载沣“摄政”，同时颁旨命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

光绪去世的后一日，慈禧去世。

慈禧在辛丑以后的七年之中，对洋人采取一贯的亲善政策，不仅不再有仇教或宣战的事，而且常常召见甚至招宴各国公使及其夫人。

日、俄战争是对她的一大考验。这战争起因于俄军久占东三省耍赖不退，使得日本十分关怀。日本所关怀的不仅是“东洋的均势”，而是它自身对朝鲜势难吞并。真正关怀东洋均势的倒是英国。英国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和日本缔结英、日同盟，给日本壮胆。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战到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将俄国海陆军击败，推进到辽阳、铁岭，消灭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俄军求和，把旅顺、大连与所谓南满铁路让渡给日本。

慈禧呢，于英、美、法、意的劝告之下，严守“局外中立”，总算逃免了池鱼之殃，而事后仍不得不承认俄国与日本之间的“私相授受”。

一三六、清朝的最后三年

慈禧用光绪的名义颁了一个“遗诏”，传位给溥仪。溥仪这时候年仅三岁。

溥仪的父亲，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祖父是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曾祖是道光。

溥仪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祖母是慈禧的妹妹。

溥仪即位以后，尊慈禧为太皇太后，光绪的皇后为皇太后(隆裕太后)，本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定年号为宣统。 溥仪在位三年。这三年，中国事实上的君主便是这一位摄政王。清朝在入关以后，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

载沣学识有限，但有心做好，命运叫他撑持清室于无可救药之时，扮演悲剧角色。

他以为逐走袁世凯，重用满人，标榜“预备立宪”，便可以抵住汉人的革命高潮。结果，满人之中没有一个接得了袁世凯所留下的真空。比较能干的仅有铁良和荫昌二人，这两人在他看来却不如胞弟载涛、载洵之值得信任。他创办新陆军(“禁卫军’)，交给载涛负责训练(由毓朗与铁良协助)。他筹办新海军，叫载洵总其成(由萨镇冰协助)。

《辛丑和约》以后的清廷，被赔款与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所谓外债，实际上也是(对日本的)赔款而来。没有这两次大赔款，清廷的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有了这两次大赔款，便更加困窘，如何谈得到建设新陆军与新海军？怎能有力量办出几件福国利民之事以收拾人心？

人心在甲午战争以前，未尝对清朝不利。曾国藩的“中兴”与李鸿章的“洋务”，原已给清朝挽回了不少威望。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侮．也多多少少转移了民众的仇恨，不再恨清朝而改恨洋人。但是，中兴名臣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失民众的信仰，洋务专家李鸿章又因对日战败、对日求和而事业破产。爱国的志士由于对清朝失望而决心参加革命阵营的一天比一天多。

康、粱的维新运动即使不受慈禧摧残，也定难产生具体的成效。原因是清朝业已病入膏肓，决非温和的泻剂与补品可救。慈禧奕及整个清廷于这一时期的种种出丑，告诉了全国人民：剩下的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

于戊戌政变奕后仍斤斤于“保皇”二字的康、粱，也竟然在义和团活动期间派唐才常在鄂、湘、赣三省发动“自立军之役”，名为“勤王”而实则“革命”。民心对清廷的向背，于此可见。

康的错误在于圣人自居，不求进步。梁却在东京与孙中山一度过从甚密，接受了“革命排满”的思想。他写信给康说：“日本以覆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排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这时候，光绪二十九年，梁已经办了《新民丛报》一年。《新民丛报》的言论，在表面上与同盟会的《民报》唱对台戏，实际上恰好与《民报》相反相成，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

所谓“预备立宪”，本非载沣发明的口号。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七年在《新民丛报》的前身，《清议报》发表了一篇《立宪法议》，强调日本之所以能够行宪，是先行派了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其后在明治十三年颁布宪法，到了明治二十三年才实行宪法。

袁世觊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奏请慈禧遣派“五大臣出洋”，获准。这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于九月间启程之时被烈士吴樾投以炸弹，其中两人载泽、绍英受伤。绍英不愿意再去，徐世昌虽未受伤也不敢去。清廷派李盛铎与尚其亨代替绍、徐二人。

五大臣在光绪三十二年回国，上了几篇奏折，主张立宪。传说，这几篇奏折是端方途经日本之时，请梁启超代写的。梁的确也在这一年组织了一个“政闻社”，发刊了一个《政闻杂志》，鼓吹立宪。参加的有熊希龄、麦孟华等人，张君劢也是其中的一个。 五大臣回国以后，慈禧颁了一道诏书：“预备立宪”。次年八月，她又下一道诏书规定“预备”的期限为九年。

依照这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的预备立宪诏书，各省应先行成立咨议局，由二十五岁以上、具有某些资格的男子选出议员三十名至一百四十名，担任议员。这些议员有权议决本省岁出入、预算决算，及各种应兴、应革之事，但督抚有权对议决案加以裁可或不裁可，也有权于某种情形之下将咨议局解散。载沣于次年，宣统元年，以摄政王的地位，命令各省办理选举。到了十月十五日，各省的咨议局便同时宣告成立，举行首次会议。

载沣又依照预定程序，于宣统二年成立中央“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共二百人，半由钦派，半由省咨议局议员互选，第一次会议举行于是年九月初一。总裁(议长)是溥伦、孙家鼐二人，也均为载沣所委派。议员之中，人才颇多。

资政局开了三个月会，修正了载沣所提的预算案，也弹劾了自称“不负责任”的军机大臣。然而预算案尽管被修正，而载沣仍按照修正以前的原案执行。军机大臣尽管被弹劾，而载沣用儿子溥仪的名义，以“圣旨”答复资政院：“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朝廷自有权衡。”

这时候，梁启超创办了《国风旬报》，鼓吹立宪．而反对清廷的预备立宪。他认为“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也。”真正的立宪政体，应有完全民选的“国会”，与对此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

梁启超的一个好友张謇，在江苏咨议局担任局长(议长)，另一个好友汤化龙，在湖北咨议局担任局长。

此外，各省的咨议局长如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河南的方贞、直隶的籍忠寅、山西的梁善济、江西的谢善恒，均与梁启超志同道合，而且都是“宪友会”的会员。宪友会为梁所秘密发起，于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在北京由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等出面宣告成立。

在宪友会成立前后，各省热心人士与各省咨议局，推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了好几次，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提前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各省督抚在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联名电请。三天以后，资政院全体议员，也作了同样的奏请。

摄政王载沣处于四面楚歌之下，无可奈何，只得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诏，答应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同时又自动宣布立即成立“内阁”，却删去了“责任内阁”的“责任”二字。

这分明是曲解民意。内阁，清朝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个同时存在：军机处是一个，大学士合起来也是一个，各部尚书合起来也是一个。甚至所谓“御前会议”，也何尝不是一个?有了这些“不负责任”的内阁，再加多一个或归并起来，均无意义。而载沣自作聪明，以为可以敷衍得了要求责任内阁的老百姓。

这时候，在孙中山直接与间接领导之下，革命运动再接再厉，已先后有陆皓东、郑士良、史坚如、马福益、吴樾、龚春台、余丑、邓子瑜、徐锡麟、王和顺、黄明堂、黄兴、熊成基、倪映典等率领同志在各地举义。而且，在宣统二年三月，黄复生与汪兆铭也深入北京，图刺载沣本人。尤其是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黄兴等一百多人在广州攻进总督衙门，震动了全国。至于，温生才在是年三月初十单独刺杀丁将军孚琦，还不过是一个插曲。 载沣茫然于大势所趋，居然在四月间用了他的所谓内阁来“缓和空气”。这内阁以坏极了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以那桐与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的尚书被改称大臣。在十个部的大臣之中，满人占了六个，蒙人占了一个，汉人仅有三个(外务部梁敦彦、学部唐景崇、邮传部盛宣怀)。

盛宣怀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罪，留待后人定谳。他在宣统三年，可说是汉人之中最不受汉人欢迎的一个，他提出“铁路国有”的口号，这口号成了大清皇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廷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廷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现在，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摊手中重行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来加以控制。这怎能叫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

载沣的应付办法是，用武力镇压。他任命在西康杀人甚多的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又派端方领兵入川。赵尔丰拘捕丁四川保路会会长邓孝可、咨议局局长薄殿俊、股东代表颜楷等十几人，又开枪击杀请愿的群众四十人以上。

端方所领的兵．是从湖北调去的。其中有很多业已参加以孙中山为最高共同首领的几个革命团体。未被调走的部队，于蒋翊武、孙武、熊秉坤、方维、蔡济民等策划、发动之下，在八月十九的晚上举起了革命的义旗。他们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贵州、苏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各地相继响应。

到了阴历十月十二，南京也被徐绍桢所率领的“苏浙沪革命联军”攻下。

载沣在八月二十三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又在九月初六日发表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诸军”，袁均未就。但是，袁的旧部冯国璋却很卖力，先后在九月十三日与十月初七日从革命军手中夺去汉口、汉阳。

载沣也命令资政院于九月初一作第二度集会。资政院议决，弹劾盛宣怀。载沣照办，将盛宣怀免职。

九月初八，奉调由东三省入关、行抵滦州的第二十镇(师)统领张绍曾与某混成协(旅)统带蓝天蔚等，联名致电清廷，提出十二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于本年内召集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宪法由国会起草，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四)皇帝对“国内”用兵时须经国会通过，(五)每一年度之预算如未经国会议决，不得沿用上年度之预算。

这十二条要求，等于是哀的美敦书。载沣立刻屈服，于九月初九下诏改组内阁，授权资政院起草宪法信条。十一日，庆亲王奕劻的内阁解除职权；十二日，袁世凯受资政院“公推”为内阁总理大臣，载沣加以任命。十三日，资政院奏上宪法信条十九条，载沣加以公布。

“宪法信条”除了把张、蓝等人的十二条要求完全采入以外，又加进了“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等等。

袁世凯已于张、蓝“兵谏”以后的第三天，载沣下诏改组内阁以后的第二天，由河南彰德的寓所“南下视师”，抓住机会先就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之职，把兵权拿到手，逼得载沣非请他担任内阁总理不可。

九月二十三日，他带卫队进入北京，开始组阁活动。三天以后，载沣公布袁的阁员名单(其中张謇、梁启超未就)：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外务部大臣梁敦彦 副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赵秉钧 副大臣乌珍

度支部大臣严修 副大臣陈锦涛

陆军部大臣王士珍 副大臣田文烈

海军部大臣萨镇冰 副大臣谭学衡

学部大臣唐景崇 副大臣杨度

法部大臣沈家本 副大臣梁启超(未就)

邮传部大臣唐绍仪 副大臣梁如浩

农商部大臣张謇(未就) 副大臣熙彦

理藩部大臣达寿 副大臣荣勋

事先，袁世凯把载沣的弟弟载涛挤出“军咨处”(相当于参谋本部)，代以荫昌。事后，又把另一位军咨大臣毓朗换了，代以自己的好友徐世昌。

载涛仍旧掌握着新编的“禁卫军”。袁世凯命令他开赴湖北打革命党，载涛怕死，辞职，袁世凯派冯国璋继任“禁卫军总统”。湖北的军事改由段祺瑞一人负责。

对于禁卫军的官兵，袁世凯仍不放心，下令调该军出北京城，在城外驻扎，准备开拔。他另编一支“拱卫军”，驻在城内保护“宫城”，把宫城之内的寡妇孤儿(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握在掌心。

对于革命军，他决定议价讲和，拜托英国公使朱尔典训令驻汉口领事，出面劝冯国璋与黎元洪停战三天。黎元洪接受，于是从十月十二日起开始停战。三天期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此后，不再有战事，直至袁世凯达到目的，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之时。

载沣感到无趣，于十月十六日自动向隆裕太后缴出“监国摄政王”的印，“退归藩邸”当一个“空头”的醇亲王。

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到汉口英租界，找黎元洪的代表伍廷芳。这时候，伍廷芳在上海，替武昌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办外交，不能分身来汉。唐绍仪于是又到上海，于十月二十二日与伍廷芳举行第一次会议，交换了“证书”。十一月初一，举行第二次会议。伍廷芳提出，必须清廷先承认变更国体为共和，双方才能“开议”。

十一月初六，孙中山由国外回抵上海。初八，唐绍仪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请袁世凯代奏隆裕皇太后与宣统皇帝说：民军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行会议。”东南各省民情也是一致主张共和，无可阻止。民军最近制成了飞艇两艘!况且“孙文来沪，絜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列强政府也都答应孙中山，不再借款给清廷。如果和议不成，“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堪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

看唐绍仪的口气，他不像是清廷的代表，而像是民军的代表。他在电报中建议清廷“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

隆裕太后于是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这御前会议议决了接受唐绍仪的建议，于十月初九下旨召集临时国会，命袁世凯及其阁员草拟选举临时国会议员的办法，袁世凯电告唐绍仪就如何选举一点征询伍廷芳的意见。

十一月初十，唐、伍二人举行第三次会议．双方同意把“临时国会”改称为“国民会议”。至于选举的办法，伍廷芳主张已响应革命各省不必另行选举，即以此时业已集会于南京的代表为国民会议代表，至于未响应革命各省与蒙古、西藏则不妨补行选举。唐绍仪表示，当电请袁世凯决定。

这一天，恰好也是在南京的代表们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一天。代表一共有三十四人，代表了十七省。(包括奉天、直隶、河南、山东。)

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的交涉报告，也接到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

唐、伍二人于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继续举行两次会议，议决国民会议的代表每省代表三人，蒙古与西藏两区的代表也各为三人，每人一票。如出席代表不足三人，亦作三票汁算。东三省、新疆、直隶、河南、山东由清廷电令各该省咨议局选派代表；蒙古、西藏的代表由清廷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分电召集”，其余各省代表则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

此外，两人也签订了若干有关军事布置与赈灾问题的细节。 关于国民会议的地点与日期，伍廷芳主张地点在上海，日期为十一月二十日。唐绍仪“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复电。” 袁世凯复电唐绍仪，责备他在十一与十二两日的会议中“越权”，不承认他与伍廷芳所签的若干项协定。

唐绍仪立刻电袁，辞去代表之职。袁世凯复电照准，并且打了个电报给伍廷芳，说以后要与伍廷芳直接电商。伍廷芳回他一电，电商不便，请他亲自来上海。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中华民国元年的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之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孙中山于当选以后、就职以前，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说：“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使)知亿兆之属望，而(以)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袁世凯1月2日(十一月十四日)回电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鉴谅为幸。”

孙中山再给了他一电：“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这时候，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于袁的指使之下，通电反对共和，主张对革命军“讨伐”。袁世凯告诉隆裕太后，说段等的主张很对，所苦的是军费没有着落。隆裕把宫里的“内帑”金元宝八万枚拿出来交给他。他把这些金元宝卖给外国银行，于是军费有了着落，对“南方”说话更有力量。他同时也把段等的通电，转打给伍廷芳。

唐绍仪虽则已经不是他名义上的代表，仍旧是他事实上的代表，继续与伍廷芳秘密会谈。所谈的已不是袁的总统地位问题，而是如何使清室自动叫溥仪逊位的问题。

因为，在表面上“南、北两方”已经停止谈判，国民会议无法召开。只有使清室叫溥仪自动逊位，才能打破僵局。

于是，双方研究“优待清室”的具体条款，达成协议以后用这些条款说动清室的王公与隆裕太后就范。

除了唐、伍二人在上海进行磋商以外，于武昌起义以后被清廷释放出来的汪兆铭，也在北京与袁世凯的“学部副大臣”杨度发生接触、作了好朋友，而且合组了一个所谓“国事匡济会”，不断交谈。

“优待条件”终于协议成功，共分八款。这是清室统治关内二百六十八年的最后收获，值得全文照录：

(一)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以待遇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清帝逊位之后，其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

(三)清帝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

(四)清帝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保护。

(五)清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此外，另有两个附件，优待清朝皇族与一般的满、蒙、回、藏四族的人(是以后在民国元年l月20日由孙中山加进去的)。他们的私产、爵位完全保存；他们的地位完全与汉人平等，同为中华民国国民，享有居住、信仰等等自由。八旗兵弁，于未筹定生计以前，照旧发饷。

袁世凯把这些优待条件说给奕劻听，奕劻被他说动。

次日，袁觐见隆裕太后，请示。隆裕太后不敢作主，便召集御前会议，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

御前会议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一连开了六天，没有结果。出席的人多数反对逊位，反对最烈的，是军咨府军咨使良弼。良弼是所谓“宗社党”(君主立宪维持会)的领袖。

十二月初七，良弼遇刺而死。刺他的是革命志士彭家珍。

初八，段祺瑞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在袁世凯的指使之下发出第二封通电，内容与上次第一封的通电完全相反。上次，他们“誓死”“反对共和”；这一次，他们丰张“应采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奠大局。”

初十，隆裕太后再开御前会议一次，袁世凯与奕劻均称病不肯出席。

十一日，隆裕太后召见奕劻与载沣，征询这两人的意见。两人均主张接受优待条件，叫溥仪逊位。

十四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告诉他决定逊位，叫他继续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

十七日，伍廷芳把优待条件的最后修正文，电告袁世凯。不久以后，又把张謇所起草的逊位诏书原稿用电报打给他。

他在这原稿之上，添进了一个很长的句子：“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他之所以如此，是准备清帝逊位以后，倘若“民军”不选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便根据诏书上的这一句话，自己在北京另组一个“临时共和政府”，与南京的临时政府对抗。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将袁世凯所篡改的逊位诏书颁布，于是统治了关内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结束。

逊位诏书的全文如下：“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道，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亿兆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歧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又安，仍合汉、蒙、满、回、藏五族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少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