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今年又是龙年。我已经过了好多个龙年了，但我真的不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只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是龙年出生的，那是抗战、逃难的年代。父母可能很辛苦，但我童年的记忆中好像没什么悲痛的感觉。

到了12岁那个龙年，我跌入了谷底，因为没能考取一个好中学（想不到60年后的今天，小孩还是有同样的门槛）。

24岁的那个龙年，1964年，我不会忘记，因为我考取了空军的公费留美，好像一下子又站起来了。在美国念书时，我常应邀到狮子会、扶轮社（我现已是社员，也担任过社长）、同济会去演讲，很开心。虽然那也不算什么，回台湾后收入还是一样低，也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但总觉得人生不是那么灰暗了。

36岁，1976年，我已经结婚10年，而且有4个孩子了，没想到12年便会有那么大的变化。我要趁机谈谈我的家人。想到他们，那种幸运、感恩的心情就会涌现。我的太太（不用客气称内人了）李百龄，我真的要对你唱：“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没有你，我不知道今天自己在哪里，自己在做什么。想当年我们带着两个孩子，挤在景美分租的一个房间时，还开玩笑说，我们的客厅、卧室、书房、小孩房都在一间房里了。后来能去光启社，能投入卡内基训练，因而改变了我的一生，百龄都是幕后的推手。我不敢说百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但她一定是一位勇敢的女性。

谈到我的孩子，三男一女，我不想谈他们的工作，或书念得有多好。我最想谈，也真的常常引以为荣的是，他们都是好人，他们都很爱家，他们都很快乐。我现已有10个孙子孙女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特别感恩？

下一个龙年，1988年，48岁那年是我生命中的里程碑。那一年我开始在台湾推动卡内基训练。不知为什么，关键的事情常发生在龙年！

有一次我在电台接受访问。主持人问我，快乐是什么？我答说，快乐是你能做你最喜欢做的事；能做你做得最好的事；能做你认为最有价值或贡献的事。就我而言，教学、分享、演讲、写作真的是最能令我快乐的事，有时候我会进入忘我状态。我的数学很不好，执行力也很差，但我有举一反三的联想力，很会引发创意，能将道理化为故事说出来。最后就是，能帮助别人增强自信，改进沟通能力，与他人合作得更融洽，活得更有热忱，做一个能影响他人的领导人，进而家庭更幸福，企业更成功！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有价值呢？

这2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些事，而且做得不亦乐乎。1997年，也就是我开创中文卡内基训练10周年时，我应邀在全球卡内基训练年会演讲。其中提到，“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10年，不知道我还有多少个10年可活了，但我知道我还有好多好多可以期望的事”。接着我就哽咽得讲不出话来了。

接着这十几年又发生了好多事，我也没注意与龙年有些什么关联。卡内基训练自2000年开始拓展到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除了为当地的台商办训练外，我们也逐渐成为大陆的民营、国有企业、中小企业的培训伙伴。的确，有什么比培养人才更重要呢？

与别的地区比较起来，中文卡内基训练有两项较突出的发展。第一是别的国家多半是公司派人来受训，或公司邀我们办企业内训，但在台湾和大陆约有一半的人是自费来参加的。因而有老板，有家庭主妇，有工程师，有会计师，接着很可能他们的太太或先生，或兄弟姐妹，因看到他们的突破，也跟着来参加了。

另一特色是，每年有很多中学生、大学生来参加卡内基训练。三年前，我们又为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开办了少年班。真的，能够从小就开始培养充满自信、开朗热忱的好性格，该有多好。青少年卡内基训练之所以这么蓬勃发展，主要因素应该是中国人的父母对孩子的未来特别关切。毕竟，父母能给孩子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帮助他们培养好性格。孩子将来一生，无论是工作、家庭、交友，性格的影响远超过学识。

写一本书来庆祝卡内基训练100周年和中文卡内基训练25周年，完全是黄德芳的点子。这一年多来，她一直是这本书的推手。我听过的对德芳最道地的赞美是，卡内基训练简直就是为德芳设计的。因为她是那么有热忱，那么关心他人。谢谢德芳。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虞立琪。立琪是这本书的策划师与建筑师。她不只是文笔好，而且常常能将事件的过程转化成画面，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为了这本书，立琪亲自参加了为期12周的沟通人际关系班，也上了我教的领导课程。为了深入情境，她还特别来台湾，到卡内基训练教室，去访问台积电、日月光等卡内基训练的朋友。谢谢你，立琪。

100年前有一个年轻人，戴尔·卡内基，走进纽约的基督教青年会，开创了第一个沟通人际关系的实验班。如今，卡内基训练在86个国家，用30种语言在教学，学员人数超过了800万人。巴菲特、沃尔玛创办人沃尔顿、反败为胜的艾柯卡都曾表示，卡内基训练影响了他们一生。

25年以前（也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另一个48岁的中年人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全心投入卡内基训练。他什么都没有，书没念好，没有好资历，更缺乏资本，他小时候就住在大安森林公园（那时是一大片竹子盖的眷村）。但他有梦想，他好像很有自信。在好多次挫折、低潮、打击后，一直还抱持希望。他好期待下一个龙年与你再相见。

连他都能做到，你也一定能做到。

第一章 荣耀与传承

2012年2月，美国圣地亚哥，卡内基训练机构一年一度的年会在此召开。这一年，同时也是这家世界知名的成人教育培训机构成立100周年。年会现场弥漫着一种热气腾腾的欢庆气氛。台上，“荣耀与传承”五个年会主题大字异常醒目；台下来自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员工端坐，他们穿着西服、套裙，或者是色彩各异的民族服装，显得非常隆重。

我站在台上准备发言，主持人正在介绍我。我73岁了，是位卡内基训练的讲师，同时也是中文卡内基训练机构的创始人。

我环顾大厅。大厅一侧的大屏幕放映着卡内基训练发展史的短片。100年来我们所教过的学员面庞在其中交替出现：商人、教师、吸毒者、舞蹈演员……他们构成了美国社会的横断面，这是一群希望改变自己的人。卡内基训练是美国进入工业化之后的产物，它的成长，伴随着美国工业社会的进步。随着工业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到后来，这些面容中出现了东方人、印度人、欧洲人……

大厅醒目之处，挂着创始人戴尔·卡内基的照片。他本人在80年前由于创办卡内基训练机构获得成功而成为了“美国梦”的代表。同时，卡内基的训练又帮助无数人完成了他们的“美国梦”—那种通过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而不是通过社会阶层的优势或他人的援助而迈向繁荣的梦想。

帮助人获得力量，完成梦想，是卡内基训练所传授的人际关系以及如何面对忧虑的内容，这与其说是一项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力量训练。戴尔·卡内基通过探索与发掘人性，让人理解他人与自我，让人有能力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除了对金钱、地位有所帮助外，这还是一种我们与世界、与周围环境、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这种方式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我的目光转到讲台的正下方，那里坐着卡内基训练机构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的同事。这些分支机构在过去100年里，让800多万人成为了卡内基训练的毕业生。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评选出的世界500强企业中，超过425家都长期将卡内基训练作为企业持续成长的培训伙伴。而一个世纪之前，当戴尔·卡内基在美国纽约创建卡内基训练机构时，只有他一个人白手起家。

我的目光环视一圈之后回到讲台上，主持人介绍完我的情况，轮到我发言了。我对台下的人们说道：“真实的快乐是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做自己做得最好的事、做有影响力与价值的事。而且，这三者恰好是一件事。”

站在讲台一侧的主持人笑了，他举起话筒说道：“那一定是教卡内基训练吧？”

“是的！”我也笑了，“过去25年来，真的是因为在做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工作，我才有了现在的成绩，台下有80多位中文卡内基训练的讲师，他们一定跟我深有同感。”我朝台下望去，目光所及，我来自中国的同事们—他们穿着西服或者是盛装长裙，整齐地站了起来。全场为我们响起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后来，我们80多位同事一起上台，从卡内基训练机构总裁手中接过奖杯和奖品。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中文地区是全球卡内基训练业绩最好的区域。

掌声中，我的脑海里恍惚浮现出25年前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景象。那时，我正在参加加盟卡内基训练前需要参加的培训课程；开着没有空调的小车，衬衫湿黄，吃着快餐店的汉堡作为晚餐，来回奔波。那时，哪里能想到我能作为第一名登上讲台。

而现在，我已经连续19年获得“加盟区销售第一”的称号了。卡内基训练的一些精髓，跟我们东方儒家文化中的以人为本等思想如此贴合，以至于在中文世界里它如此受欢迎。另外一方面，我推广卡内基训练的这25年，也是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最快速的25年，这里到处萌生并孕育着我们华人的“台湾梦”、“中国梦”。

现在，我站在台上，看着戴尔·卡内基先生的照片，分享着荣耀，也接受传承之任务。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这25年，和卡内基训练的100年历史，是如此神奇且不可思议。

真希望有机会，我能向卡内基先生表达我的谢意，另外，我还有好多问题想与他交流，比如说，你是怎么从零开始，做到这一切的？

第一节 戴尔·卡内基的100年

贫穷的家庭

1888年，美国，此时这个国家以及世界都正在经历急速变化的阶段。世界上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3年前刚刚在德国被发明出来，这种史无前例的交通工具装有3个轮子，很快美国人也紧随其后发明了自己的汽车；爱迪生的电灯公司、贝尔的电话公司在过去10年里于美国相继成立。总的来说，已经拉开第二次工业革命帷幕的美国，在很多方面呈现出勃勃生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正在暗潮涌动的酝酿过程中。比这一切更迟缓些显露出来的，是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与这一激荡社会变革相对应所发生的变化。

具体到美国的各个州与城镇，这种激动人心的变化还远没有普及，很多地方的人们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便是其中之一。那一年（1888年）的11月，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位未来会以激励人们思想的方法参与到这场工业革命中的人—戴尔·卡内基就诞生在这个州一个闭塞的乡间小镇上。此时，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处于清朝光绪年间，一位叫梁启超的年轻读书人在这一年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变法，但变法未果，他只能逃亡，这个国家此时还听不到工业化的脚步声。襁褓中的婴儿卡内基要在几十年后才会与这个东方国家发生联系，对此他当然并不知晓。

在卡内基出生的密苏里州有两样非常著名的“产物”：作家马克·吐温，以及密西西比河。戴尔·卡内基出生时，他那位著名的同乡作家已经50岁。从其已出版作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密苏里州曾经是一个奴隶州，而且当时很多地方都是贫困的乡间。

戴尔·卡内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直到10岁时，他才第一次看见火车，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家孩子。

卡内基是一位小农场主和一位乡下教师组建的家庭里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在他童年时期，人们看不出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任何端倪。实际上即便有那么一两点，也会被他那为生活所累的父母忽略，因为仅仅是横亘在眼前的生存难题，就够让他们操心了。

卡内基父母种植的农作物常常歉收，这让他们生活艰难。同时，镇上的102号河几乎每年秋天都泛滥成灾，每逢这时，小卡内基和他的父亲詹姆斯·卡内基只能站在农舍外围的土坡上，眼睁睁地看着棕色的河水汹涌而来，漫过河堤，席卷农地，摧毁农作物。等到河水退却，父子俩急切地奔向泥泞的农地，企图抢救劫后余生的农作物，但往往徒劳无获。于是，一家人不得不再次借债以度过饥荒。

在这种条件下，卡内基家庭的生活困苦可想而知。卡内基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自己童年时只能穿一件打着补丁的破夹克。到了冬天，厚厚的积雪总是把他的脚冻得又湿又冷，这成为了他对冬天最深刻的记忆。

戴尔·卡内基的父母

不仅屈于贫困之下，而且总的来说，卡内基的家庭气氛也似乎无助于培养出一位乐观的孩子。一次洪灾过后，詹姆斯·卡内基到银行家家里去请求延期偿还贷款，银行家却以没收卡内基家的财产相要挟。沮丧的詹姆斯·卡内基乘着四轮马车垂头丧气地返家，途经102号河桥时，他停下来，扶着桥的栏杆俯身呆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当时，卡内基感到很奇怪，便问道：“爸爸，你还要等谁呢？”

詹姆斯回答说：“我在想，这河水可以畅通无阻，而我却四处碰壁，为什么呢？”这句话很多年后还印在卡内基脑海中。他当时感受到，父亲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

卡内基的母亲肯定曾经给他种下乐观的种子。这位叫伊丽莎白的妇女是全家的精神核心，面对艰难的生活，她表现得异常坚强。她常常用坚定饱满的声音高歌着基督教圣歌，抚慰着全家饱受磨难的心灵。

但是，在不久后，这种精神支柱也不复存在，更为悲观的气氛弥漫整个家庭。由于债台高筑，詹姆斯的沮丧和忧郁与日俱增，长期的辛苦劳作也让他的健康状况不断变坏，他停止进食，变得极为憔悴。医生来到病床前诊断，然后宣布他只有6个月的生命。经过了一连串灾祸之后，伊丽莎白也开始变得沮丧了。

卡内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常听母亲忆起，每当父亲去谷仓喂马及乳牛而没有在她预计的时间归来时，她总要赶去谷仓看看，她时常害怕会突然发现父亲的身体倒吊在绳端晃来晃去。”

虽然后来并没有出现上述的情况，而且父亲也恢复了健康，但10岁的小男孩已开始懂得家庭所遭遇到的不幸了。同时，悲观气氛也愈来愈重地在他的心灵上投下阴影。在这种环境中，卡内基长成一个忧郁、充满不安与恐惧的孩子。他还过早地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总觉得自己犯有多种罪状而且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害怕死后会进地狱。

同时，身体外貌上，因为营养不良，这名小学生显得格外瘦弱、苍白，头发带着不健康的灰褐色，长着一对与头部极不相称的大耳朵。这个永远穿着破旧夹克的孩子有一种失魂落魄的样子。

戴尔·卡内基（左）

在学校里，无论是破旧的衣服还是宽大的耳朵，都让卡内基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有一次，在学校的操场上，一位同学威胁他道：“总有一天，我要剪断你那双讨厌的大耳朵。”卡内基为此感到害怕极了，连续几个晚上，他都不能入睡，而且他也不敢告诉父母。

不幸的事情继续在卡内基身上发生着，当卡内基与伙伴玩跳窗户游戏时，他因为受伤而失去了食指。此后，左手少一根食指也成了同学们嘲笑与揶揄卡内基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身体上的缺陷，令卡内基感到很自卑。不仅同学们嘲笑卡内基，由于卡内基特别顽皮，不认真学习，连老师也不是那么看好他。

尽管后来卡内基成长为美国著名的“励志之父”。但从他小时候来看，这不是一段幸福的童年时期，乡间狭隘窄小的生活领域，褊狭粗鄙的农村生活，以及家庭的潦倒困顿都使他忸怩害羞、态度悲观、非常自卑。这与他后来在公众中广受青睐完全是两种境遇。

但如果说卡内基的童年时光和密苏里州农家男孩子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受到母亲的很大影响。伊丽莎白鼓励他读书，希望他将来做一名传教士，或做一名教员，而且，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让卡内基生活在信仰中。

卡内基13岁时，拥有一台打字机的教师尼克拉斯·梭得借住进卡内基家。工作闲暇的时候，他便给这个小男孩讲一些新鲜的东西。卡内基后来回忆说：“我永远记得这位高瘦的大胡子教师，当时我觉得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源源不断的新东西，他开辟了我生活领域的新天地，也启迪了我的智慧。我至今记得，‘直觉’和‘心理学’这两个名词就是他教给我的，当然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

可惜梭得先生在卡内基家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卡内基短暂的知识启蒙很快就结束了。

但是，在3年之后，伊丽莎白对卡内基的期待让她推动了一个重大的家庭决定，这个决定成了卡内基一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演讲赛的冠军

1904年，在美国历史上这是个并不算普通的年份。这一年，西奥多·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这意味着，他发展工业的政策将使这个国家继续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的“镀金时代”。美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空前的20万公里，制造业迅猛发展，美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转型，产生了大量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动荡的社会。

这一年，卡内基16岁，即将高中毕业。社会的变化并没有带给远在密苏里州小镇乡间的卡内基家庭多少直接感受。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间接影响着这个家庭务农的传统：他们的儿子卡内基还要成为一名农夫吗？卡内基需要作出选择，自己高中毕业后是继续读书，还是回家成为一位胆小而忙碌的农夫，就如同他的父亲一样？

伊丽莎白渴望儿子走前面一条道路，尽管目前没有太多资料可以显示是伊丽莎白作出了这个重大的家庭决定，但是从伊丽莎白与詹姆斯夫妇各自的性格以及他们对儿子的期待上来看，是这位心有追求的母亲，而不是唉声叹气的父亲在为儿子谋划着未来，并且一路鼓动他向前走。这个决定就是—搬家，从乡间搬到瓦伦斯堡州旁的一处农场，因为后者距离当地的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只有3公里，那是可以每天往返的距离。这么短的距离意味着一次机会。

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相当于一所高级中学或初级学院，只要是毕业后愿意成为教师的密苏里州学生，就可以免学费就读这所学校，而只需付食宿费。卡内基家搬到了学院附近，又省下一笔食宿费—这两笔支出中的任何一笔，都是这个家庭所无法承受的。于是，搬家之后，卡内基拥有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他随后成为了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的学生。

读书，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对于很多社会底层人士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而且几乎是唯一通往中产阶级的捷径。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次机会卡内基把握得非常好，以至于他的生活果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进入新的学校后，身材已经长高的卡内基依旧对自己不起眼的外表和破烂的衣服感到自卑。但不同的是，随着年纪渐长，卡内基这时候已经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就会像父亲那样狼狈与辛酸。他绝不愿重蹈父亲的覆辙，但怎样改变呢？

幸运的是，学校给他提供了一条出路—尽管仍然非常困难。这所学校非常重视演讲，校演讲比赛的获胜者可以获得殊荣，卡内基决定一试。

他报名了，然而，他在每一次分赛中都失败了，一共12次。

最后一次比赛败北后，卡内基很是垂头丧气，他所有美好的希望都被粉碎了，随之而来的是自责，以及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的极大怀疑。他拖着疲惫的身子，精疲力竭、意志消沉地在102号河畔徘徊，他想到了自杀。但这位在坎坷中长大的农家子弟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他最终没有走上不归路，而是重新开始。

他破釜沉舟般地疯狂训练自己，从手势、体态到演讲内容。那时候，卡内基由于演讲的需要背诵了林肯等很多人的名言，这些努力在他日后一辈子的旅途中都能看得见痕迹。

所有努力在1906年获得回报，卡内基以《童年的记忆》为题发表演说，获得了学校演讲赛大奖。这是“大耳朵的卡内基”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冲顶成功，此后，他对自己开始有了信心，而他的生活也豁然开朗。“从那一天起，我知道我该走怎样的路了……”卡内基后来回忆说。

接下来的学校生活，卡内基虽然仍然贫穷，但他因为演讲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赛中大出风头，而且还辅导其他同学的演讲技能，与刚进入学校时的害羞自卑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美国梦”是美国这个自由国度最美好的产物之一，在很多很多年以后，当卡内基在社会上功成名就，通过奋斗摆脱贫穷，获得财富与声望时，人们评价他是实现“美国梦”的代表。但是，在我看来，卡内基早在他青年时，就开始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的成功并非从积累财富开始，而是早在通过努力摆脱了自己在精神上的自卑与悲观时就已经开始了—就像他最热爱的林肯所提倡的一样。此后一辈子，他从事的都是一条心理励志的道路。

在卡内基进入学院的那一年，1904年，美国一本叫做《企业家》的杂志发刊，它的发刊词节选自托马斯·潘恩的《常识》，是这样写的：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

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拒绝用刺激来换取施舍。

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证的生活；宁愿要达到目的时的激动，而不愿要乌托邦式毫无生气的平静。

我不会拿我的自由与慈善作交易，也不会拿我的尊严去与发给乞丐的食物作交易。

我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大师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

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

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尽管当时的美国正经历着疯狂追逐财富的“镀金时代”，但同时这个发表了《独立宣言》的国家也提倡一种气氛，一种为了独立、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良好精神面貌而奋斗的气氛。

卡内基也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中。但是，一直生活在乡村的卡内基当时对此并无深刻体会。他也无从知晓自己在未来几十年后将成为推动这种气氛的人中重要的一员。当时，他面临毕业，以及毕业之后即将到来的长达数年的种种磨难。

无聊的职业

大学毕业后，卡内基陆续从事了很多职业，一开始，这位年轻而兴致勃勃的演讲者开始向外出售自己的函授演说课程，却并没有多少人购买。

接着，卡内基来到奥马哈当推销员，他主要是在印第安人村落之间的畜牧地向这里的人们推销咸肉、肥皂和脂油。他有时骑着野性的小马，跟当地土人玩扑克牌，也学习如何收账。

两年后，卡内基辞职来到纽约，用他存下的一些工资完成自己的梦想：在美国戏剧艺术学院学习表演。他不知道的是，此后，自己将在这座城市遇到极大的失败，还会拥有更大的成功，他的余生将扎根在这里。

卡内基一边学习，一边观看了两年百老汇的戏剧演出：轻松的浪漫剧、肥皂音乐剧，以及一些讽刺时事的幽默性喜剧。

距离那时100多年以后，在世界各国的卡内基训练课堂上，都会出现一个内容：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戏剧化地让人发现自己的情绪。

这也许就是那段戏剧学习生涯带给卡内基的收获。

卡内基那时的另一项宝贵收获却非常短暂：一场爱情。卡内基与女演员珍妮爱得缠绵悱恻、难解难分。但最终，因为无法忍受穷困潦倒的生活，珍妮离开了他。此时，卡内基不成功的演员生涯也走到了头。

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老百姓的汽车—T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尽管小人物并不能体会到工业革命这种风起云涌的变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各种新发明的受益者。

卡内基从临时的剧组退出后，仍然留在了纽约，他当上了汽车推销员，且汽车的销售量还不错。

但卡内基并不快乐，他不热爱机械，也不关心汽车。同时，他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只有一个天天催促着他交房租的房东。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如何继续，生活的理想在哪里，自己是不是要死了。

这一次，改变卡内基的是一个词：梦想。

一天，卡内基接待了一位头发斑白的购车者，他们聊起了梦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老者问。

“我不知道。”卡内基回答。

他告诉老人，自己喜欢写作，却不知道该不该坚持下去。

“你的职业应该是能使你感兴趣并发挥才能的。既然写作很适合你，为什么不试一试？”老人问。

卡内基恍然大悟，他突然发现从大学时代起，自己就有一种想要把脑海中的想象都记录下来的冲动。经过仔细地思考，戴尔作出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他辞去了销售的工作，开始写作。

可以看出，卡内基是一位行动力很强的青年，他敢于去做任何他渴望尝试的事，如果不是因为如此，他也不会一次次从挫折中站起来，抖抖身上的灰尘，重新投入下一个目标。就当时而言，卡内基的下一个目标是找一份兼职工作，维持生活。

创办卡内基训练

一天，卡内基路过基督教青年会，发现此地正在招聘社会学的讲师，他便去面试。凭借演讲与推销员的经历，卡内基通过了面试。

但是，基督教青年会为聘用一位前推销员担任教师而有些犹豫。此时，卡内基提出一个既机智灵活又风险极高的建议：他可以不采用惯用的一节课两元钱的方式，而是采取抽取学生学费佣金的方式来获取报酬，这样，学校方面就不会承担太大风险。学校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1912年，卡内基当上了公共演讲课的教师，这正是他未来创办卡内基训练的起点。

当卡内基成为教员后，他按照大学里的演讲课内容教第一个班的学员，但他很快发现，请学生鼓起腮帮抑扬顿挫地背诵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独白，无助于这些学生白天所从事的各种职业，成人教育的学生来到学校并非需要一纸文凭，他们可能是教师、推销员、经理，他们来学习演讲课是为了能在第二天的工作中用到这门技巧。

学生们是上一次课缴一次学费，如果他们无法从卡内基处得到他们想要的，第二次就不会再来上课，这样，卡内基便不能从学费中提成。为了生存，卡内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非常实用有效的方法来吸引尽量多的学生。

这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但这种市场状况，同时也成为卡内基演讲课程寻求创新、变得吸引人的最强推动力。

卡内基冥思苦想后，决定用一个办法：让学生自己开口，锻炼他们的演讲能力。

当年学员的心理状态和100年后现在学员的心理状态，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敢开口，甚至对此怕得要死。一次，卡内基请一名学员站起来说话，这名学员随即害怕得晕倒了。

要让学员们开口，卡内基决定首先消除学员们的恐惧，他在一次课堂上指着最后一排中的一个人，请他站起来，并要求他：“给我们简短地即席讲话。”

“讲话？我能讲什么？”

卡内基犹豫了一下：“说说你自己，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你的背景和日常生活的事。”

这名学员照做了。然后，卡内基请下一个学员继续说，最后发展到班级里每一位学员都发表了简短讲话。

“在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的情况下，”卡内基后来说，“我误打误撞地找到了征服恐惧的最佳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请学员发表简短的讲话。

就这样，卡内基摸索出一套使学生开口说话的方法。

这种做法在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先例的，也没有什么评鉴办法可以评定他这套办法的效果。在大学、高中和成人教育中教授“公开演说”的方法是拟订演说纲要、控制呼吸、运用手势、注意姿态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卡内基不要求这些，他只是要求学员讲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一些最简单的话题，诸如孩提时代的经历、令人生气的事情以及一生中最悲伤的事等。

他发现，很多人不善于表达，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惧怕—惧怕表现自我。而一旦人们谈到自己内心深层的感受就会滔滔不绝，此时的人们说话全是在跟着感觉走。

从中可以看出，卡内基在教授演讲的一开始，就已经非常关注心理学层面的问题了。

很快，每个学生要作一个为时两分钟的短讲，在演讲前，能得到老师的提示，在演讲结束后，能得到老师真诚的评语以及所有同学热烈的掌声—这也是基于心理需求。

他的办法确实奏效。通过自我暴露内心的方式，卡内基发掘出人们演讲的潜能。就连那些拙于言词的人也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口齿伶俐起来。直到100年后的今天，发表一个不超过两分钟的短讲也是卡内基训练最主要的训练方式。

这个方式之所以成功，在于卡内基对于人精神与心理的关注更甚于演讲技能。这种对人的关注，也成为他未来一生事业发展的特别竞争力。

于是，卡内基的课程越来越受欢迎，很多人为了听他的课甚至愿意驱车上百公里赶到这里。他的课程也被冠名为“戴尔·卡内基班”。

接下来，卡内基萌生了进行更大发展的念头。他离开了基督教青年会，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成立公司，创建了真正的“卡内基训练”。那是1912年的冬季，距今正好100年。这一年，在卡内基训练未来将要到达的中国，大清帝国的皇帝刚刚退位。一位叫孙中山的政治家负责成立了中华民国。

在这之后的不长时间内，卡内基的事业初具雏形。他组织课程，给很多人讲授演讲课程。

不久后，卡内基增添了一项“如何解决忧虑”的课程。在图书馆里，卡内基看到图书目录中“蟑螂”这个条目的书有180多种，比“忧虑”多得多—看起来，人们关心“蟑螂”比关心“忧虑”更多。而“忧虑”可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大问题。

于是，卡内基根据自己的经历与思考编写了一些克服忧虑的办法，教那些成人，让他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运用，然后这些学员将运用效果在班上报告出来，让他们现身说法—这正是卡内基一贯使用的方式。

这时候，需要管理团队的卡内基发现自己成为了一名领导者。而上课的学生们，那些经理、董事长等管理人员，也要求卡内基提供能用于工作上的领导技能。卡内基又从人际关系中寻找领导学的方法。

之后5年的时间，是卡内基的事业发展得平稳而宽阔的时期：在美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培养出一批卡内基式演说高手，其中一些后来成为卡内基的合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卡内基发展出一种特殊的训练方式，集中了演讲技巧、沟通、人际交往、实用心理学等的内容组合作为卡内基训练的核心；同时，课程内容得到了系统的梳理与固定，总共16节，包括摆脱忧郁、团体励志等，这些课程在100年后的今天由于现代工作节奏加快等原因缩短为了12节与9节，但其精髓始终没有改变。

战争波折

1917年，美国在这一年对德国宣战，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打乱了美国人的生活，全美国所有18~45岁的美国男性都被征兵。美国一个师的人数，约2倍于相应的英法部队。这证实了一个欧洲人普遍的观念，即美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大手大脚的。

在这种“大手大脚”的现状下，教师卡内基也应征入伍。18个月后，德国投降，卡内基和被派到战场上的士兵一起，回到了过往的日常生活中。

但是，战后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同，人们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工作、领取救济金。许多复员士兵开始上街游行，要求增加为战争所付出的津贴。战后那段灰色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整个美国在慢慢治疗着创伤。

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参加训练。卡内基有一位朋友，普林斯顿大学演说系教师罗威尔·汤姆斯，在美国颇为著名，与卡内基因演讲而结识。战后，罗威尔·汤姆斯邀请卡内基担任自己的经纪人以及演讲助理，帮助他在英国、美国、加拿大进行为期两年的巡回演讲，卡内基同意了。

1919年的头几个月，罗威尔·汤姆斯的演讲非常成功，卡内基心中升腾起对事业的热情。这时，汤姆斯起身去澳大利亚度假，为此，卡内基寻找到一位替代者，继续进行同样主题的巡回演讲。尽管卡内基非常努力，他仍然失败了，没有了罗威尔·汤姆斯的号召力，卡内基无法招揽到观众。这次失败在卡内基的一生中不算严重的事故，但当时的媒体已经对卡内基的身体健康情况进行了报道，或许其中指出卡内基已经精神崩溃言过其实，但卡内基的精神的确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21年，卡内基的人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与法国包卡瑞伯爵的女儿、女伯爵洛莉塔·包卡瑞结婚。婚后，他们定居在法国。和洛莉塔的相识的确使卡内基心灵上的创伤有所愈合，欧洲美丽风光也令他神往。

但长期在法国生活让卡内基感到一种苦闷，他除了写作，只能旅游。特别是在他写作的小说《暴风雨》成稿后，这种苦闷更是与日俱增：这是一本彻底失败的作品—出版商都拒绝出版。

奇怪的是，这位后来被视为成功学的代表人物，却在人生很长一段时间里屡屡遭受失败的挫折。但一个人是否成功，不在于他是否遭受失败—这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而在于他是否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这些失败本身筑就了卡内基的成功。

但当时，这种失败对卡内基的打击是巨大的，卡内基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如果有人在那个时候用棒子打在我的头上，我都不会吃惊。我茫然若失，心情痛苦。我该怎么办？我该转向何方？”

最终，卡内基决定不顾妻子强烈的反对回到美国，继续进行卡内基训练。此时，他与妻子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卡内基从招收学员做起，每天都孜孜不倦地工作，过着看似一无所有的生活，却让他再一次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卡内基的这种逆境中奋发图强的精神，正是他走向成功的巨大支柱。

到了1926年时，卡内基训练创办已经14年了，他教过的学员已经有大约15000人，虽然规模相对而言并不算很大，但积累的经验却一再丰富着他的教学。这一年，他写作的代表卡内基教学水平的《公众演说—商用课程》一书出版了。这本书提到了一个当时社会上全新的演说体系：热忱是演说的关键，而内在精神则是演说的重点，展现自己的勇气及自信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本书成为目前卡内基训练仍然在使用的教科书。经历了这些积淀，卡内基的训练又向前迈出一大步。此时，卡内基38岁，正是他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卡内基总算走出了过去失利的阴影。

但意外再次来临。

再遇危机

卡内基出生并成长在混杂着繁荣与无序的美国“镀金时代”，事业刚刚起步时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当他事业发展到黄金时期时，社会变化再次主导了他的生命轨迹。

1929年，美国爆发了空前的金融危机，这是镀金时代泡沫式繁荣的产物。这场危机持续几年，遍及美国的各个角落，影响到各个行业。股市奔泻，工厂倒闭，很多家庭的财产荡然无存，到处是失业、饥饿、怨气与恐慌。仅纽约市一天内就必须供应超过8万份伙食给82个等待分发救济品的队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陷于混乱与瘫痪。

和很多人一样，卡内基的所有积蓄都赔光在股市里。看不到未来有什么机会，那时他已经有4个月没开课了。他与妻子洛莉塔之间的争吵愈来愈厉害。卡内基这时候感到了真正的人生低谷。

卡内基这次选择了逃避，为了躲开不景气的环境和家中洛莉塔的纠缠，他想到旅行。

1930年，卡内基来到了中国。这是卡内基以及卡内基训练与中国产生的第一次交集。中国那时候并非一个理想的旅游之地。由于军阀割据、内战不断，中国80%的地区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的状态。

正是在这里，卡内基看到了贫穷、疾病、苦难。这些是大多数美国人无法想象的，而这些人，特别是中国农民面对困难依旧表现出的乐观向上精神，显然给了卡内基极大的触动：别人这么穷苦，还在继续奋斗、求生存、力争上游，我怎么可以放弃？

他后来回忆说，当自己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在旧金山下船时，简直是跳着舞步在街上行走的。美国依然在金融危机中挣扎，但是，卡内基心里已经重新升起了创业的勇气。中国行的另外一个副产品是，卡内基此后对中国传统精神产生了兴趣，他后来在自己最为著名的书籍《如何赢取友谊与影响他人》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老子的睿智言论。

从中国回来后，卡内基开始将他的全副精力用于发展卡内基训练。

1935年，美国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这一年的5月，罗斯福总统颁布了一项成立工作进展管理处的行政命令，这个管理处将在往后的8年又2个月中持续运行着。其主要职能是解决全国近千万人的失业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1936年，卡内基的新书《沟通与人际关系》出版了。这本书告诉人们如何与人沟通，如何克服烦恼、树立信心。

卡内基赞成这样的观点：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是由于专业技能，而其余85%是依靠沟通与人际关系。他着眼于个人自信心的培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使人们感受到受欢迎和事业顺利。卡内基的沟通哲学是，沟通可以创造赢家，那就是沟通者真正的自我。赢家展露自己，而不讨好或触怒他人。这本书的秘密又被人归纳为“多微笑少争辩”。

辉煌巅峰

《沟通与人际关系》一出版就受到人们极大的欢迎，很多人与他一样想走出阴霾，想要破局而出，很多人想找到工作。他们纷纷寻找心理上和技术上的帮助，而这时这本书的出现似乎替人们打开了一只天眼。

卡内基的影响力不只在民众中，还扩展到政府部门。美国内政部出面召开了一个由卡内基主持的演讲会，并且请全国所有电台为他转播。

当时的美国社会虽然处于经济萧条时期，一方面有不少人在挨饿，但另一方面有些富人却在尽情享受。贫穷的人想致富，人们便纷纷把眼光投向这本书。

当然，卡内基也遇到不少批评者，当时评论家莫卡因认为卡内基的方法造就了一些社会投机分子，这些人通过巧妙地处理事物而爬上那些不曾学习过卡内基基本方法的伙伴头上，造成社会的不平衡。

卡内基则反驳说，他的课程是帮助一些人改善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且每个人都有富有的权利，不应该贫穷。卡内基对他的一些反对者说：“我们心中的友善、体谅和恭谦都被生活的担子压垮了，我只不过是对极端颓废的社会群众进行一次有效的调整罢了。”

这些批评没有阻止更多人向卡内基学习。在卡内基发表电台演讲后的几周内，要求购买书籍和参加卡内基训练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他足足收到了20万封信。

《沟通与人际关系》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以至于它的销售量仅次于《圣经》。当时，《沟通与人际关系》带给了逆境中的美国人信心与力量，被媒体称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民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帮助美国人民度过了那段经济不景气的年代”。

在这以后，卡内基的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得不说，卡内基同时也是一位营销高手。1937年，当卡内基在《纽约时报》为自己的课程做广告时，有200多位名人学生为卡内基课程提供了亲身体验。这则广告大胆地对课程的15点帮助作出了保证，诸如参与者能学会思考、增加收入、赢得更多的朋友、发展潜在的能力、改善人格形象等。

卡内基的学生越来越多，人们怀着期待涌来，然后带着不同的解决之道离去。卡内基本人的社会地位与财富也随之增长，他本人被视为“美国梦”的一个代表。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并且永远充满对抗，在黑暗中随处可见被幽灵追逐的人们。而卡内基代表了一位体会过个中滋味并且依靠坚毅之心随时准备应付最糟处境，通过不屈奋斗而取得胜利的人。这正是灰暗时代里人们所渴求的希望。

卡内基训练生机勃勃地开设着，这一情形已经超过了他本来的想象。

不过，虽然卡内基的财富不断增加，但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和谐，他已经在1931年与洛莉塔离婚。深深的寂寞感和孤独占据着他的心。而且，很少有人能了解他，却有不少人误解他、诽谤他。这种无奈常常挥之不去。与此同时，卡内基发现，自己想在盛名之累下过平淡的日常生活，更是不可能。卡内基觉得自己并不算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成功的人，他觉得社会对自己过于苛求，而且自己也似乎疏忽了更高的追求。

卡内基的这种挫折和无奈感有时从某个角落冒出来折磨他，他为此整夜无法入眠，不得不下床走来走去。

1938年，就在《沟通与人际关系》一书的畅销达到高潮的时候，带着这种挫折感的卡内基由于工作的劳累以及与妻子不和谐的生活，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旅行去了。

离开了卡内基，“卡内基课堂”开始呈现经营不善的局面。

于是，一年后，1939年，卡内基不得不回到美国拯救事业。卡内基通过裁员、换低成本办公场地等手段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稳定了日常的经营。

思想的力量

卡内基课堂上，一位45岁的会计师正在给同学描述自己的经验。他说，当他正要批评未能按时完成报告的秘书时，他想到卡内基在课堂上的说法，“现在，先等一秒钟，就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

于是，会计师想了一秒钟。

他想起了一些人际关系的原则：能赢得争论的方法，是避免争论的发生。于是，这位会计师收起愤怒，而是倾听秘书所遭遇的困难。然后，秘书自愿留下来加班，把工作做完。这样，他们没有发生争执，而报告却及时完成了。

当这位会计师讲完后，全班同学为他鼓掌。这是典型的戴尔·卡内基人际关系原则的运用。

这样让人皆大欢喜的例子每天都在卡内基课堂上被提及。毕业的学员能感到自己心里已经拥有了一套生活原则，这套原则能保证他们很好地与人相处、设计目标、减少忧虑、增强记忆力、保持正面态度。

同许多宗教、自助团体甚至商业手法一样，戴尔·卡内基课程提供了一套生活准则：遇到问题时，先拟出可能的解决途径，然后运用最适当的方法。

卡内基也承认，他不曾发明什么原则，他所做的不过是对前人经验和思想的总结。

卡内基设计出的训练内容，使人们有简易的生活准则得以遵循。这是卡内基的过人之处，当一些基本原则出现之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它们。

卡内基显然是思想的真正信仰者。有一次，当他被问及曾经得到的最大教训时，他引述罗马哲学家马尔克斯·欧瑞利斯的话说：“生活是由思想所造成的。”实际上他自己整日都在思考。

卡内基也是一位极强的行动者。卡内基原则大多数并非由思考而来：当他看见一个信念上百次奏效时，他就认为是真的奏效了，然后才会对此思考。

卡内基所提倡的对生命积极的正向态度，对他人与生活的诚恳、友善的做法，更接近于宗教的内涵。这大概是其能快速打动人的内心并且经久不衰的原因。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人看到了正向的态度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沟通与人际关系》出版后的第16年，曼哈顿大理协同会教堂的牧师皮尔博士撰写了《积极思考的力量》，这本书当时在畅销书排行榜上高过《沟通与人际关系》。

卡内基与皮尔彼此熟识，他们相互赞美对方为“在同一条街上的两端工作的人”。

卡内基与皮尔博士都了解一套帮助他人的办法，他们同样借助有效的写作及演讲向大众清晰地传播他们的理论，他们使用简单的语言和易记的故事，使千百万以上的人们相信这些常识般的技能可使自己实现更多重要的生活目标。

卡内基与皮尔传播的积极思考理念，强烈地存在于美国文化之中。后来，美国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功学的书籍。

当卡内基确信自己影响力已经足够时，他开始出国，在国外进行自己的演讲，第一站是加拿大。演讲效果非常好，顺理成章地，卡内基在加拿大开办了卡内基训练课程。于是，卡内基创办了“有效率的演说及人际关系的卡内基组织”，他带领这个组织，继续向其他国家进军。

这样一来，从英国的会议大厅到原始部落的茅屋，从酷热的热带地域到寒冷的斯堪的纳维亚，接受卡内基训练的人越来越多。

学员里有工人、家庭主妇、普通白领，还有洪都拉斯的总统和总统夫人、冰岛的总统和许多内阁成员……不仅如此，一些国家的成人教育也采用了卡内基教材中的一些内容。为此，媒体评价说，这种遍布世界的国际成人教育，形成了现代成人教育的一种潮流、一种“卡内基运动”。

而卡内基的这门课程，也帮助他自己解决了生命中的许多冲突。在课程中，他是牧师、教师、朋友、演员、领导者、心理学家、哲学家、作家……这种不寻常的人格性质，恰好让他成为了现在的卡内基。

蒸蒸日上

1944年，卡内基训练事业趋于稳定。这时候，他迎来了人生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与经过一段时间相爱的桃乐丝结婚了。

婚后的第二年，卡内基创建了自己的私人公司—戴尔·卡内基公司，以运作自己的事业。卡内基自任总经理，桃乐丝任副总经理。桃乐丝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她既是卡内基家庭生活的保障，也成了卡内基事业发展的好帮手。

1948年，卡内基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如何克服忧虑开创人生》。这本书同样是他课堂教学的经验积累，且一直到现在都在销售，与《沟通与人际关系》一起，成为卡内基训练的基本教材。

1951年，卡内基夫妻有了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给她起名朵娜·戴尔·卡内基。卡内基的朋友摩门·宾森后来对媒体回忆说，他记得卡内基走进大理协同教会的教堂时对自己说：“恭喜我吧。我妻子生了小孩，而我已经63岁了。”

当朵娜还是个学走路的小娃娃时，卡内基就常常带她到住宅旁的水池边散步。而当他开始热烈地同别人谈话时，常常忘记了自己正在照顾小孩子。当他回到家里，桃乐丝问他孩子现在在哪里时，他已经忘记孩子这回事了。

1951年，学员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卡内基训练的大门。在美国奥马哈，一位害羞的21岁美国小伙子来到当地的罗马饭店，他带了一叠100美元的现金，把这笔钱交给前来会面的卡内基讲师沃利·基能，对他说：“在我改变主意前，把钱收好。”这是这位菜鸟业务员上班第一个月的全部薪水。

接着，这位小伙子开始参加卡内基训练。刚刚到教室的时候，他发现，里面大概有30个人。这些人“不会说自己的名字，全都站在那里，彼此间不会交谈”，他回忆说。而他自己更是非常恐惧。他天生性格害羞内向，从不敢上台讲话，否则会手心冒汗、语无伦次。

他有足够强烈的愿望改变这个情况，那时候他正在追求一位叫做苏珊·汤普森的女大学生，他希望自己首先能流利地与苏珊交谈，而苏珊毕业前的夏天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这位小伙子报名之后，定期去参加戴尔·卡内基训练课程。他开始取得令人惊讶的改变。他回忆说：“那一周我赢得了铅笔。如果你完成了很有难度的事，以及做了最多的训练，他们就用铅笔作为奖品。”在这样的鼓励下，他甚至完成了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他说：“我得到了铅笔奖励的那周也是我求婚的那周。”

这位小伙子向苏珊·汤普森求婚成功。从卡内基训练毕业时，他已经成为一位能比较流利地演说的小伙子，他获得了卡内基训练的毕业证书，并且将它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这位小伙子叫做沃伦·巴菲特，他后来成为了著名股神，美国《时代周刊》所评选的“世界百位最具影响力人士”，他当年参与卡内基训练的过程，出现在他的传记《滚雪球》里。

时至今日，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巴菲特的办公室，沙发旁醒目的位置上，挂着一张用相框镶嵌起来的证书，那正是1952年1月他所获得的那张卡内基训练毕业的珍贵证书。这位世界首富解释说：“我所做过最好的投资就是参加了戴尔·卡内基训练班。”

巴菲特正是利用沟通能力影响自己的人生，甚至影响其他人的好例子。如果他没有改善沟通能力，现在可能是个理财专员或投资顾问，生活过得去，但是很难达到目前的影响力。

当年，青年的巴菲特来卡内基训练教室上课时，卡内基还在掌管着这个机构，但他们并未谋面。卡内基训练后来还培养过很多非常著名的学员，比如福特汽车总裁艾柯卡等。但卡内基同样并不知道。

1955年，11月，纽约寒冷的冬天，67岁的卡内基因病去世了。他自己无法再继续看到卡内基训练所带来的荣耀。

那时候，他的《沟通与人际关系》卖出了近500万本，无数读者都记得他说过的话。卡内基的哲学思想、成人教育的原则和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模式。

夫人的传承

在卡内基去世后，他的夫人桃乐丝继续成就着卡内基的事业。

据说桃乐丝夫人是位温和但不失严厉的管理者，这是她日后能维持日益壮大的卡内基训练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曾经有一位男性高层管理者对桃乐丝说：“我还不太习惯在一位女性的领导下工作。”桃乐丝立刻回答他：“那你很快就能感到习惯些了，因为现在你已经被解聘了。”

卡内基夫人（中间白衣）继任卡内基训练董事长

在桃乐丝之后，卡内基训练机构又经历了几任职业经理人。现在，彼得·韩德（Peter Handal）先生担任这家机构的总裁。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又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不过，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带来一次“卡内基热”。伴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以及对于“美国梦”式的梦想追逐的渴望，逐渐地，在美国，卡内基训练被400多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采用。巴黎、印度、台北、上海……卡内基训练扩展到海外，在8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卡内基训练的基本教材几乎没有改变，这是它的核心竞争力。还没有改变的是，卡内基训练所提倡的“多微笑、少争辩、对人的尊重”的方法，这一点被卡内基训练机构运用在了自己的企业经营中。当卡内基训练进行全球化发展时，这个特点明显地表现为对于各国文化的尊重，对当地雇员的重视。

卡内基训练在全世界运用27种语言，在80个国家和地区地区都是当地人作为企业领导者，而不是从美国派人去经营，而且，这些当地的领导者把卡内基训练的精神转化成适合自己当地文化的内容。

卡内基训练的教材架构在全世界都一样，但教材中的案例，在每个地方都是用当地例子。比如，卡内基训练的教材中都有“热身”（warm-up）的阶段，其中有部分方式是大家举手摇动、振臂高呼，但在德国，这部分就被去掉，因为这些动作会让德国学员联想到纳粹。教材中告诉学员，微笑是最好的沟通方式之一，但在波兰，对初次见面、还没有互相介绍的人微笑，别人会把你当疯子。所以，在教材中卡内基训练也进行了调整。这一切都由当地领导者完成，若非他们，谁会这样明白如何适应当地文化呢？

卡内基训练的发展越来越全球化，彼得·韩德前一阵子想为卡内基训练的波兰分支机构寻找一位管理者。他在纽约的办公室，帮他物色人才的猎头公司在伦敦，而最终寻觅到的人则在华盛顿。

还有一个英国的大客户，他们想要对波兰分公司的主管进行训练，可是卡内基训练当时在波兰并没有公司，于是卡内基训练广泛寻找合格的波兰籍卡内基训练师，结果在加勒比海地区找到了这个人，他愿意回波兰去工作。

当100年前卡内基训练成立时，当时股价表现优于纽约道琼斯指数平均值的上市公司有20家，到现在，其中15家已经消失了，只有5家，也就是1/4留了下来。有人说企业是有生命的，从诞生到成长、茁壮、高峰，然后会衰老、退化，最后企业生命就结束了……除非它能在其中一阶段再生，创新就是再生。

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航，也就在这一年，毕加索画出了他的成名画作。泰坦尼克号已经消失，可是毕加索的画作因为表现了人类内在的情感，经过了100年，依然如此吸引人，身价因着历史而更为不菲。

同样的，卡内基训练能够成功，首先是因为戴尔·卡内基洞悉了人性，这个饱尝痛苦却一次次在痛苦中破茧而出的心灵，这个拥有诚挚信仰的心灵，看到了人成功的真正动力所在。他立下了很简单的原则，这些原则不只历久弥新，而且能够跨越文化、地域的障碍。

直到现在，当年戴尔·卡内基所订立的卡内基原则依然没有改变，学员们都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少争辩、多微笑……

这本小册子，在中国被我们翻译为《金科玉律》。

在最近这25年，有一位和卡内基一样有信仰、热爱写作与演讲、渴望帮助他人的人，在东方开始卡内基的事业。

这个人，就是我。

第二节 黑幼龙的中文卡内基训练之旅

生于战乱

我出生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家庭，我母亲出身自书香门第，家境富裕。她认识我父亲时，还是一位稚嫩的女学生，而我父亲是一位性格热烈、四处漂泊的军人。我的外祖父不同意这桩婚事，于是，我的母亲就与父亲私奔异乡。

这对小夫妻在异乡结婚、生子，可是双双在一起踏实过日子的时间并不长。1937，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将这片土地与炮火、动荡、死亡联系在了一起。这场战争要到8年后才结束，但紧接着，已经满目疮痍的中国又开始了内战。在十余年中，战争是这个沧桑国度的关键词。

我的母亲与父亲，注定了只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只能跟随时代命运漂泊。我的父亲是空军，跟随空军到了很多地方。

当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广西桂林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那个哇哇啼哭的婴儿就是我。

从出生之日开始，我就在一个战乱的环境中成长。我的家庭和当时其他中国家庭一样，在战争中缺衣少食、颠沛流离。我出生在桂林的七星岩，又在贵州的独山、成都和南京居住过，最后到了台湾定居。这些都在我童年时期发生，可以说，我是在一次次搬家和逃难中长大的。

我还记得，逃难时我们坐过火车、坐过船，也曾一家大小挤在小小的摆渡扁舟上。搬家如此频繁，以至于我进入学龄后的两年里，光是小学大概就念了10个。正是因为如此，我很早就学会接受外界环境的变化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尽管当时年幼的我并不知晓，回头来看，这些经历对我未来漫长的生命已经埋下影响的种子。

但我的童年却少有悲伤的记忆，可能是因为年幼的孩子记忆不深，而且我们的家庭相对稳定，父母都尽力保护我们。

1945年，我已经5岁时，抗战胜利，生活好像安稳了一些。那时，我们全家住在贵州，家里已有4个兄弟。父亲在空军基地当电台台长，我们的生活衣食不缺。好客的父母开始常常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一起打麻将、聊天、喝酒。父母对我们是完全放任。这样一来，我从小就非常独立。我家的孩子可以在外面很晚回来，调皮捣蛋或是骑脚踏车摔得头破血流，父母都不会责备我们，他们从不限制我们的行为，也从没要求我们做功课、复习。

一个人的天性在幼年时往往就会显露出来。当年的贵州全是原始林区，放眼满山遍野、罕有人烟，我童年最爱的是整天在田野、山坡、池塘奔跑，我常觉得自己好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当然，这种生活充满风险。我在荒郊野外被一只鹅咬过，将自己烧伤过，甚至遭遇过撞车，但每次都幸运脱险。成长过程中的这些奇妙际遇，让我慢慢养成喜欢冒险、凡事大胆尝试的个性。

到我现在已经70多岁再回头看，我在漫长人生中显露出的轻松、恣意、无拘无束的个性，就与这几年的田野生活有关。我相信与大自然接触对一个人一生有重大的影响。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多的创意与办法都是来自于那段与大自然亲近的时光。我也相信，我成年后总是渴望并且不断尝试冲脱束缚，也未尝不与我能从小就感受一种畅快奔跑的自由状态有关。

在战乱的年代，大时代的儿女所经历的历程，也许现在的人再也无法想象。我在南京念小学时，有一天，在文具行看到一盒水彩，售价是一块金圆券。几天后，等我拿着钱再回文具行看，这盒水彩已经变成3块钱。我才6岁，就理解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与可怕。

到了我8岁时，我们全家有一段时间暂住在上海我的姨妈家。我的母亲出生富贵，我的姨妈当然非常有钱。她们住在巨大的别墅里，房间富丽堂皇，门前停着汽车，屋外是宽大的花园。但是，当我们从别墅出门去玩耍时，时常就会看见被遗弃在水沟边的婴儿，那是无力养活孩子的父母们所丢下的。我接触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体会到了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而这些经历也让我早熟、懂事很多。

接下来是再一次的搬家，搬到更远，1949年，100多万国民党军队及家属带着不同的乡音、记忆，以及难民的心态，渡海来到台湾，我的家庭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从上海出发，我们坐了三天三夜的船在台湾基隆港上岸。此后半个世纪，我们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到了台湾，我的另一段生活开始了。

考试失败

在台湾，我们住在政府为了安置军队而兴建的眷村，由于它的房屋极其简陋，是以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因此又被称为“竹篱笆”。台风、大雨能让房子东倒西歪、四处漏水。冬天则是寒风呼呼，睡觉时，我们家几兄弟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眷村里面，没什么隐私，大人互相串门子，小孩则是一天到晚腻在一起玩耍。这些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但不乏欢乐的生活经历，能够帮助我们很快适应环境，并且甘之如饴。这样的生活赋予了我们一种强大的生存能力，在我家几兄弟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里，不知道遇到多少挫折，但即便跌到谷底，最后我们也能自己站起来。

我的父亲是位很严肃、很大男人主义的人，他从来不碰家务事，但他也非常正直、诚实。他喜欢打麻将，还教我们打，我们兄弟姐妹全都是他的牌搭子。

我母亲是属于那种很感性的女人，她经常鼓励小孩，给小孩写信。严厉的父亲，感性的母亲，给了我非常有趣也有点复杂的成长环境。

黑幼龙先生和母亲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渐渐成长，直到小学毕业时，我遇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1952年，夏天，知了在树枝上鸣叫，我一路走去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进入考场，我很快写好答卷，第一个交卷。然后我又在知了声中走路到植物园，买了一碗关东煮吃。过了中午我再回来继续考下午的试题。我一点都不知道这次考试有多重要，父母也没陪我去考场。

结果当然名落孙山。我遇上台湾实行第一届初中联考制度，而我在落榜后才明白，问题严重到这场考试居然是一考定终生的考试。如果落榜，我只能成为一个什么学校都不要的“差孩子”。我这个12岁的小孩子那时候才感觉到害怕，于是便独自一个人摸着找路，到当时仍然偏远的台湾树林、文山等允许独立招生的学校去报考，希望有转机。但结果还是没有考取。

最后，我进了农校，一所没有人想念的学校。忽然间，我变成一个没有人要的小孩，在家里抬不起头来。亲戚朋友问我念什么学校，家人都不好意思讲。而当时那个12岁的孩子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好日子已经结束，接下来我的性格和自信将因此完全改变。

进入初中后，有些老师的体罚、责骂伤到了我的自尊，所以我非常不喜欢读书。

因为在很差的中学没有升学压力，我看很多小说，写文章投稿，参加演讲比赛，还天天打球。最重要的是，我还有很多时间到教堂去听道理、看人家做弥撒，从而成为有宗教信仰的人。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很宝贵的经历，这一点我到40岁以后看得更加清楚。但在当时，这些事情不能改变我在社会中的命运走向—或者说，它们在很久以后才能支撑起我的生活。

接着是更为糟糕的状况，我初中毕业了，根本不可能考取高中，只好念农校高中。好不容易念完高一，我的数学挂科，然后留级。父亲听说这个消息后暴怒，觉得这是奇耻大辱。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转考军校。当时的军人社会地位很低，待遇也很差，好像看不到未来。

我后来看到研究眷村文化的文章说，眷村子弟在台湾以“外省人”的心态在那一片小天地封闭地生活着，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在父母望子成龙的教育下，考上了大学；一部分人成绩不好，选择了军旅生涯；还有一部分人步入黑道。

而我的变化，事后看起来基本上没有脱离这样的轨迹。这也许就是所谓环境或命运的安排吧。而要到我长得更大一些，才有了可能挣脱命运的力量。

我17岁的那一年夏天，某一个清晨，天色一片漆黑，我和父亲坐上三轮车，从眷村赶往火车站，准备坐第一班前往屏东的慢车，到屏东东港的空军预备学校报到。

不到6点，火车站已挤满了人，这时一下子进来了20多个人，全都是光头，看起来有些凶恶，我问父亲：“这些是什么人？”父亲回答：“他们是犯人。”我这才发现他们全都戴着手铐、脚链。父亲继续淡淡地说：“以后你还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前方没有鲜花与憧憬，这样的画面，交织着对未来的恐惧和离家的复杂情绪，成为17岁的我对于离家的印象。

进入军校后，我又遇到了问题。我的成绩很差，大概排在全班倒数10名之内，对数学、微积分、物理更是一窍不通，而这些却是我学习的专业—电子方面的基础科目。

勉强度日如年地混毕了业，1959年年底，19岁的我从空军通讯电子学校毕业，被分派到桃园空军基地雷达站，别的同龄人也许刚刚迈入大学的门槛，享受自己的花季，而我则要开始工作了。

报到那一天，寒风瑟瑟。空军机场离海边不远，走进那黄沙滚滚的地方，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长大了，从此要开始闯荡人生，孤单又恐惧。

在军队中的头5年，我一开始就是让长官头大的“天兵”，而且我对电子机械实在没兴趣。老兵教我，我学得慢又容易忘，搞得我紧张兮兮的，老兵也很无奈。我做着修雷达、修机器的工作，感觉好像是在熬日子。我好像一条沉船，待在泥沙淤积的河底，无法开口呼吸。我所有年轻的精力、希望都无处寄托。

“神父，我的发音对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空的时候，我就去教堂，向神父学习英语。学习语言这个爱好，让我找到一点生活的乐趣。我向神父学，跟基地附近驻扎的美军锻炼口语。只要是花在学习语言上的时间，再多我也不觉得累。

有时候我在想，人的兴趣真能救他脱离苦海。

我小学时，功课不好，但作文却不错，老师很喜欢我的作文，常在全班同学面前称赞我。后来，虽然我考初中时考得乱七八糟，勉强念农校也念得很差，人生似乎一无是处，但唯一觉得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可取之处的，就是作文和演讲。我每年都参加演讲比赛，所有的冠军都被我拿走了。

现在，这个安慰转到了学习语言上。

我的两个兴趣，后来真的成为了支撑我人生的力量。

发生改变

1964年年初，我24岁，已经修了5年的雷达和机器。这一年，我参加了公费留学的考试，因为英文好，竟然考取了，可以以空军中尉军官身份到美国密西西比州空军通信电子学校受训。40多年前，能出国留学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接下来我的人生将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

几十年后，我看见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兼总裁马云告诉大家，他从小功课很不好，数学只考1分，但是英语特别好；他在英语上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与时间，后来正是凭借英文的优势做起了对外贸易，才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当然，我不是提倡大家都可以数学成绩不好，而是想说，在很多成功的人身上，你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宝贵的事实：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发展力量。

黑幼龙公费赴美

那一年，出国时，大家在台湾松山军用机场为我送行，我穿着笔挺的空军制服，父母、同事和亲友十几个人来送机。妈妈拉着我的手说：“我当初担心你一辈子无所事事混日子。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听到这段话，眼眶都红了。我登上了飞机，告别台湾和上一段人生。

在美国校园里，受训的同学是世界各国的科技军官，我非常高兴能与他们相处，但我仍然不喜欢电子通信。后来的情况说明，一个人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真是挡也挡不住。

有一天，一起在美国受训的台湾同事对我说：“我们一起去参加狮子会的活动吧，”他补充道，“有免费大餐哦。”为了这顿免费大餐，我欣然前往。谁知到了餐厅，才知道参与者必须上台讲些话，全程用英文表达。

当时，我措手不及，硬着头皮上台去，大胆发表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英文演讲。我从会议现场的万国旗，讲到台湾人的奋斗……没有想到，我说完时，大家回报我热烈的掌声。事后，邀请单位写信到台湾，赞扬我表现优异，空军总部把信交给台湾的一家报纸发表，那是我第一次被媒体报道，真是兴奋得不得了。

不久，又有第二次机会，当地扶轮社邀请我去演讲，介绍台湾和中华文化。那天，我穿着笔挺的军服，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显然很喜欢我的表达，演讲结束，来宾全体起立鼓掌，热情的掌声持续很久，我感觉好像一场梦，站在云端般轻飘飘、乐陶陶。

这两次演讲成功，让我增长了自信心。不过，除了我内心的喜悦，事情看似没有明显变化。在美国一年后，我回到台湾，被分配到屏东基地的电子厂工作，回到以前的生活环境，回到10多个人合住一大间的铁皮屋，回到让我完全没有兴趣的修理雷达的工作。

我的婚姻

回到台湾后，我的生活圈开阔了一些。1966年，我参加了一次在辅仁大学举办的大专同学夏令营活动。在这个夏令营上，我见到台湾大学药学系大四的学生李百龄，一个美丽的女生。我看见这个女生后，就很想接近她、去了解她。

我也在李百龄心中留下了印象，在那次活动中，各组都要表演节目，很多年后李百龄回忆说：“黑幼龙当时是他们所在组的策划和灵魂人物，他的表演有趣又精彩，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那么了不起，会做这么多我不会做的事情。’”

后来，我们相爱了。

黑幼龙与李百龄结婚

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小中尉，一个月薪水只有300块，而且只有军校的学历，无论积蓄、资产、社会地位都很寒酸。而李百龄却是台湾最好大学的高才生，各方面都很优秀。所以，起初她父母不太赞成我们的交往。可是我始终抱着希望。半年后，李百龄成为了我的太太。在那个年代，这种门户悬殊的婚姻能成功，是很不容易的。这是我人生的幸运。

新婚的日子很甜蜜。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我们结婚第一年就生下第一个小孩，第二年有了第二个。此后，我们深深感到贫穷带来的困顿。

孩子都是我和百龄一手带大的。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每天一大早把小孩送到托儿所，然后去上班，百龄当时在卫生署工作。回来的路上我会带些菜回家，到家后我们中的一个人做饭，另一个就开始洗尿布。晚上小孩都睡了，我们就开始晾尿布、叠尿布，遇到下雨天还要用电热箱烤尿布，常常弄到深夜。

有一天，孩子们生病了，额头滚烫，我和百龄赶紧抱上他们去诊所看病。当时，天空下着小雨，我们一路走到诊所，途经一个典当点，把我们的首饰戒指、金锁片都卖了，才能准备好足够的诊费。

由于经济状况如此之差，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跟房东分租一个房间，4个人睡在一张大床上，角落摆一张书桌，我晚上便可以加班翻译赚稿费。我们跟房东共享浴室，因为要洗太多尿布，房东常常抱怨，而我们则忍气吞声。

但即便是这样困难的生活，我们也没有感到过特别沮丧或者气馁。记得那时候，深夜我们洗完尿布，那时孩子们都睡了，然后就是我俩促膝交谈的时光。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天，真是苦中作乐。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安之如饴地把日子过下去。

那时候，我哪里知道，这样的日子，其实就是我们对孩子们“慢养”故事的开始，在二三十年后，我们才知道命运为何如此安排。

除了工作与照顾家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翻译英文书籍，艰苦而热烈地投入其中。

在我结婚3年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年，我考取了军中的联络官，负责口译跟笔译工作，我很幸运地被指定负责给外宾作简报。过去的苦闷日子终于结束。

40年前，英文能力强还是很稀罕的事，尤其是在高级官员间即席翻译，更是相当荣耀。因此，还不到30岁，我就升为少校，常常在重要会议中担任翻译工作，有时候，我的左手边坐着台湾的“空军总司令”，右手边坐着美军的四星上将。跟着高级长官出差，更是常有的事。我见过很多将军，也曾在蒋中正先生主持的军事会议中做过翻译。

过去我常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好像是一个逃避者，而从那时候开始，我逐渐地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这种感觉很好。

1972年，台湾正处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期，经济快速增长，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台湾会创造“台湾经济奇迹”。我在军中也感受到社会物质的增长，以及赚钱的压力。这一年，我也处于变化的开始，我在这一年结束了长达13年的稳定生活，从军中退伍。

那时我32岁，许多像我这样从军队退伍的人，多半到电子公司工作。不过，我则有更多的选择。由于在过去接触过美国休斯飞机公司，并且一直通过书信保持联络，退伍后，休斯公司邀请我加盟。“如果加盟，我的月薪会是3万元呢。”我告诉百龄她听了也很高兴，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大约是两三千元。

对于家庭经济情况改善的渴望将择业问题变得非常简单：我立刻加入了这家待遇优厚的外商企业。我是当时少数只有军校学历，而能进入外商公司的人。再过了一年，我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

我们一家人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总算有办法让生活条件改善了。工作第二年，我们甚至还有了当时台湾人少有的汽车。我在休斯飞机公司的台湾代理商那儿上班，一年后休斯公司成立台湾办事处，我顺理成章当上了第一任经理，每天踏地毯去设在大饭店里的办事处工作。

但是，这份工作并不能让我快乐。进入这家企业有点像是走回头路，回到我不感兴趣的电子技术领域，又要做业务，在享受高待遇的同时，我心里真像是被针刺一样难过。

我并不是时时刻刻有机会把握理想，有时候会为了待遇向现实低头。

黑幼龙在休斯飞机公司

那段工作期间，我也见识到外商公司的严苛与现实。为了抢业绩、争表现，部门间的竞争不择手段，彼此恶斗，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信任。

1976年，休斯公司提供出国工作的机会，让我们全家人能到美国生活两年。这是我第二次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但这一次却并不那么称心如意。当我到了美国总公司工作时，我发现在外商公司工作的台湾工程师技术优秀、工作认真，但几乎在职业道路上都得不到提升，也没有归宿感。我失去了英文优势，在公司里显得可有可无。

这份工作我做得很痛苦，以至于好几次下定决心不干。不过，我放不下高薪的诱惑与现在好不容易得来的稳定生活，就这样挣扎了7年。

不知不觉，人到中年。

快乐的工作

1980年9月，天气还余有夏季的温暖，秋季的雨水已经开始在台湾岛内驻留。在这个普通的夏末，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光启社社长丁松筠神父。我与他曾经合译过一本书，彼此非常投缘。

“能邀请你来光启社担任副社长吗？”丁松筠神父问我。

“我想一想。”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光启社的工作情况之后，我这样回答丁松筠神父。

黑幼龙和丁神父的合影

对于传播工作，我有很大的兴趣，但也有巨大的疑虑。我对光启社节目制作或业务招揽等作业都一无所知，这些新东西让我感到陌生、害怕。光启社的薪水不到我在外商公司的1/2。中年转入陌生行业，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40岁了，家里有4个孩子，我要不要转行呢？”我对此非常犹豫。接着我问自己：“如果我入行，到底有没有能力做好呢？”

对这两个问题，我思考了三个月，还是没有答案。

三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全家到公园散步，然后围在喷水池旁坐下，时有晚风吹过。

我请全家人发言，谈谈他们对我去光启社的想法。读幼儿园大班的小儿子也要说话—多年后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喷水池旁的家庭会议，他回答：“记忆深刻。”很奇怪，那次家庭会议的结果是，百龄与4个小孩全部赞成我加入光启社。

于是，我下定决心，来到了光启社，开始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开始我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1981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和丁神父到台湾电视台拜访节目部经理李圣文先生。

偶然间，他提起曾经看过介绍武器科技的影片，觉得很好看。我在军中待了很多年，又在休斯飞机公司工作过，武器是我很熟悉的题目，我饶有兴致地和他聊起武器，并且告诉他：“我收藏了很多这方面的影片呢。”“如果影片资料够丰富，不如围绕武器介绍内容制作成节目？”李圣文先生提议说。

于是，我回到光启社就开始着手规划节目大纲、内容、主持人选，不久就推出了我们的节目《新武器大观》，由我和沈春华一起搭档主持。沈春华当时是辅仁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陪学姐来试镜偶然入选，这是她主持的第一档节目。后来，她留在电视行业，成为了台湾拿金钟奖最多的节目主持人。

和沈春华一起主持《新武器大观》

作为一个从小数学成绩不好的孩子，我在节目中很少提及数字，不太谈论飞弹长度多长、重量多重、射程多远……而是更多提及人文的内涵。我也不会照本宣科念台词，倒是常常引述历史背景或对社会的影响，比如，战争对胜利者的惩罚比对战败者还要重，因为胜利者从此相信战争是解决之道，于是更加好武，带给人民许多灾难。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非常受欢迎。台湾当时的电视节目大部分是连续剧与综艺节目，《新武器大观》这种类型的节目还是首创，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收看。随着节目一炮而红，我也突然变成了大家都认识的公众人物。连我遇到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时，他也告诉我，他的儿子是我的铁杆观众。

节目持续做了两年，不断有人来请我演讲，特别是大学。

我后来还创意出了几个在全台湾反响非常好的节目。我有幸经历了光启社的全盛时期，光启社成为了台湾少见的节目制作中心。林福地导演跟我们合作的《旧情绵绵》、《星星知我心》等戏剧节目，在当时很轰动，另外还有儿童节目《妙博士》等也很受欢迎。那时候，很多明星到光启社的录影棚来制作节目，像张小燕、恬妞等人，也常常到光启社来做客。崔苔菁到光启社来最喜欢到处叫“丁神父、丁神父”，院长神父听到了直摇头。

当然，我在光启社也遇到过很多困难，诸如有过一段不被人接受的时期，也有过业务被人嘲笑的经历，我们做《新武器大观》收入也不高。但回忆起来，这是我人生当中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一路走来，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颠簸与曲折，直到此时，我才了解了“自我实现”的定义：一个人做的工作能够发挥自己的兴趣、专长与价值观。

后来，光启社换了一个社长，他的专业能力很强，但是管理模式采用中央集权，我这副社长几乎没事做。我不愿意浪费人生、白拿薪水，于是就离开了。

再入学校

1982年，我43岁，离开了光启社，暂时没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从事何种职业。但是和以往任何一次面临这种情况一样—我的沮丧与失落，总会更快被某种兴致勃勃的劲头所代替。这种劲头，来自于我的血液，来自于童年的田野，来自于青少年时的作文课本，来自于我的家庭，来自我心中。

43岁也许是一些人退休的年龄，我的劲头却从我的体内蹿出来，跃跃欲试地给了我一个选择：出国读书。而我欣然接受。

我在40岁之后，开始能偶尔越过眼前的现实去看待自己的生命。我能感受到自己人生的轮廓，就像山峦一样有起有伏。我开始看到过去那些坎坷而杂乱无章的轨迹，在远观时呈现出一种节律，这是人生的起伏变化。逐渐地，我心里开始减少对生存的焦虑与紧迫感，转而感受到一种岁月与心智所带来的舒缓感受。

在这种舒缓中，我能看到当年那个在12岁暑假滑出人生正轨的小孩，他心中有一个遗憾—没能有真正的校园生活。他一直有个梦想，希望再回到校园，徜徉于绿色草地间，和师长讨论学问。

在经过了30年后的不惑之年里，我决定让那个小孩不再遗憾，我决定再一次回到课堂读书。

在丁神父的推荐下，我进入美国罗耀拉大学攻读传播教育硕士，成了班级里最老的学生，而且还带着4个小孩。

进入学校后，在年轻的同学们中，我的压力是明显的。但是，很快，校园的乐趣减轻了这种压力。

我贪婪地埋头学习。我跟教授、同学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我更确定自己的水平不仅不比他们差，甚至有些地方更好。

“你的成绩是多少？”一天，教育学考试结束后，我的美国同学问我。

“我是A，你呢？”我回答。

“我是B。”我的同学非常不好意思地说。

“这门考试全是论述题，要用英文写出这么多深刻的论点，你是外国人，却考得比我们还要好。”我的同学轻声地说。

我笑了笑。

我曾被“分数论”打败，以为自己是个处处不如人的孩子，即便成年后工作上有所作为，心里还是对学习成绩有很大的遗憾。但从那一刻开始，分数对我再也不重要了。所有过去因为读书不好而备受打击的自信，在那时候完全恢复了。

9月的一天，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像许多美国学生一样，悠闲地在草地上晒太阳、看书。远方走过来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年轻女学生，紧接着，我发现她的对面，一位罩着黑袍、全身裹得密不透风的修女正与她相望而行。当她们相遇时，她们停下来，互相拥抱、聊天，再继续往各自的方向前进。

我深感惊讶：两个那么不同的人，能尊重对方的观念、行为。修女既没有认为这个学生太暴露、随便，学生也不觉得修女太陈腐、守旧。

开阔视野、抛却简单的是非观……这些都是我中年回到校园后超越成绩以外的收获。

1984年，我在美国念完传播学的硕士，回到台湾。

此时，我还未能与合适我的工作相遇。在此之前，我要经历两份工作，第一份是担任宏碁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拓展国际业务；第二份是竞选台湾的“立法委员”，可惜落选。它们用去了我两年的时间。

在我真正找到我希望从事的职业之前，一切都像是铺垫，非常漫长，但我不得不同意那是恰到好处的铺垫。

初识卡内基训练

1985年，美国洛杉矶，寒冷的冬天过去了一半，而春日未至。时为下午，我与百龄待在室内，从窗户外透进零星的阳光，百龄坐在沙发上阅读报纸，我则在看书。

突然，她对我喊起来：“你看，这是你一直想做的。”一边说，她一边抖动着手里的报纸。

“是什么？我看看。”我说着，接过报纸。在这份《世界日报》里，有一篇文章叙述了底特律卡内基训练推动的情况。它介绍说，当地的三大汽车公司都采用卡内基训练作为训练经理人才的课程，而且由于它的人性化而显得非常有效。

看完后，我也觉得很激动，好像被魔棒敲到一样，顿时冒出火花。

这种看到报道就对一种工作“一见钟情”的情况，我猜测在别的家庭非常少见，但百龄却“天真”地提了出来。她好像还蛮了解自己的老伴。而我也立刻接受了。

几天后，我们已经从电话簿上找到洛杉矶卡内基训练的联系方式，并通过那里得到一位纽约总部叫做奥利弗·克罗姆（Oliver Crom）的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我打了过去。

“我是台湾来的，我们对你们的卡内基训练感兴趣，想把它引进到台湾。”电话接通以后，我对他说。

“这不行，我们不是加盟店，不卖执照。”他生硬地回答说。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对台湾那边好多做法都不认同。”他说道，口气冷淡得我仿佛能看见电话那头的他在摇头。

“哪些事情？”我问。

“你们常常侵犯著作权，对版权、商标都不太尊重。”他回答，然后很快挂断了电话。

这次对话让我觉得有些失意和沮丧。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几天后第二次给他打电话，内容还是关于上次的问题。

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与上次的冷淡相比，这让人惊讶。

我乘机问道：“我来拜会你好不好？”

“可以，欢迎你来，我们在纽约长岛。”那个热情的声音回答。

挂了电话，我和百龄订了最便宜的“红眼”航班机票，几天后，我们登上飞机，到达纽约长岛。长岛有很多海边别墅以及长岛葡萄酒，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能够产出希望。

卡内基训练机构总部并不起眼，它已经在此地至少矗立了50年，当年卡内基先生就在此讲课。但我无意欣赏这些，而是很快来到了奥利弗·克罗姆的办公室—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卡内基训练机构的总裁。

我们的会面大概20分钟，在这场简短的谈话中，他告诉我，他们已经进行了背景调查，了解到台湾刚刚通过著作权法，所以，台湾设立加盟区变得可以被考虑—这正是他第二次在电话中对我热情的原因。同时，他也告诉我，对于我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多的考虑。

当时，我坐在会议室里，看着窗外纽约的天空飘着雪花，我想，我从那么远的地方，坐着红眼航班飞到陌生的纽约，就为了追逐一个毫不清晰的目标。我不知道以后我会做什么，前方的路就如同被雪覆盖的长岛街头一样白茫茫。此情此景，到现在我还记得。

冬季很快过去，第二个冬季也很快到来了。时间来到1987年年初，我当时在宏碁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我继续与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联络，但仍然没有任何具体的答复。记得当时我的挫折感相当明显。

直到那一年，在一个普通的上午，我的电话响了。我接起电话，对方是卡内基训练机构的工作人员，他在越洋电话的那头对我说：“我们征信工作完成了，你在台湾很有知名度，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现在，请你和我们委托的律师联络，办理卡内基训练在台湾的商标申请、登记注册。”

两年多的攀爬突然之间有了效果。我目瞪口呆，几乎忘记了欣喜。

再识卡内基训练

接下来的事情并非那么顺利。相反，我陷入了新的天人交战中。新的职业明显是份冒险，首先，卡内基训练刚刚公布了新的规定，经营者必须投入全部时间，不能兼职；其次，卡内基训练要求加盟者赴美受训一年，所有费用自行承担。

1986年，我46岁，是一家大企业的副总经理，这家企业前程无量；是一个有着4个孩子的家长，他们需要安稳的成长环境；是一个拥有稳定与美满家庭生活的中年男人，而且我很享受这样的家庭生活。事情非常明显：这不是一般人创业的年龄，而是享受几十年奋斗果实的阶段。

一边是梦寐以求的机会，另一边则是稳定无忧的生活，中间是我的无数设问：我真的要完全打乱这一切，带着全家人一起冒险，从头开始吗？如果创业失败，年近半百的人还能做什么？

是的，社会有一种被称为“主流”的看法，它告诉我们，要上好大学，要买房、结婚，获得金钱、地位、成功……

我也曾经非常在意这些标准，但是，现在我已经47岁了，我至少可以放弃外部的标准进行判断。我从一个被放弃、失去自尊的学生，到军中过13年的苦日子，再到半途改行去光启社奋斗，每一个辛酸的脚步，不都是为了做自己所爱的事情吗？

每次作重大决策的时候，奇怪的是，那个童年在贵州山区整天奔跑玩耍的小孩子就会出现在我身边，他推动我去欣赏那些生命中值得欣赏的东西：奔跑、大自然或者心中的愿望。最为重大的决策，往往并非凭借理性的判断，而是依靠信念以及直觉，而这两者恰恰都是我不缺乏的。最后，我决定辞职去做卡内基训练，投身梦想之中。

事后来看，无论是儿时的写作、在海外演讲、于军中当联络官，还是进入光启社，每一次将自己放置于人文与创意交界的地方，我总是能让生活发生惊人的改变。我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创意出各种切实有效的方法，而且还需要将其与人文的关怀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友好“界面”，来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这些情况，当时的我并不知晓，但它再一次发生了。这是一次巨大的爆发，好似我过去生命中所有坎坷与快乐的汇总。

决定已下，我接下来面对两个显而易见的现实难题：第一，当时台湾的经济环境相对封闭，实施外汇管制，如果未来的公司要将权利金汇到美国，除非得到台湾投资审议会批准，成为合法的技术合作案，否则无法进行，但是当局比较希望能引进高科技产业，教育训练机构被核准无先例可循；第二，台湾人会花令他们感到惊讶的两万元高价来接受这种训练吗？

对于第一个，也是最难的问题，我找到了台湾投资审议会的名单，决定与每个人沟通。“经济部次长”、“外汇局副局长”、“经建会副处长”……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立即认同，也有的反应冷淡。我抱着不管机会多渺茫，我能做的尽量去做的想法，勉力而行。

1987年4月，初春时，台北道路两旁的泡桐树开花了，紫色、白色，在路旁蔓延开。这个月的一天，我也拿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投审会核准了我们的要求。

1987年，在繁花盛开的春天，我辞去宏碁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收拾行李，带着全家迁往美国圣地亚哥，接受卡内基训练一年的训练。

1987年，黑幼龙在卡内基总部

最初我参加的训练是卡内基基础训练课程，在课堂上，我和其他同学—他们普遍比我岁数小很多—一次次地用卡内基的方式练习一些简单而有效的原则，比如“常常微笑”、“不要批评”，直到它们成为自己的习惯。

当基础训练快结束时，我接到通知到纽约总公司去见习。在这里，等着我的有一个写着我名字“John Hei”的接机牌和机场外一辆加长型礼车，车里面挂着像圣诞树一样一闪一闪的小灯，以及卡内基夫人为我们准备的晚宴。

接着，我开始担任助教，直到获得了卡内基训练的讲师资格。我庆幸我在近50岁还有足够充沛的学习能力与精力，让我有能力开始全新的事情。

1987年10月，我的训练完成，取得了讲师资格，通过长达一年的一步步的努力，我获得了全部的创业资格。然后，我从美国启程，飞回台湾。

我记得刚抵达台湾时，我并没有创业的万般兴奋，反而有一种不知从何开始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在巴士站下了车以后，车站的人都走光了，孤单单一个人在站牌下想着，到底该换哪一班车、要到哪里去。

47岁创业

百龄先我一个月从美国回了台湾，她做了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租了办公场地。我向自己的弟弟、妹妹借了300万元用作创业资金。

于是，我的台湾创业之路从装修开始。我们有一个月时间，睡在正在装修的房间地板上。一个吹气床垫、几张最便宜的桌椅，就是我们全部家具，真是难以形容当时的窘境。

我和百龄讨论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授课教材，用中文还是英文的？”百龄问我。

“我想过了，英文的，因为外商公司的预算比较多，有能力购买这个训练课程，而且，训练内容那么多，翻译成中文可是浩大的工程呢。”我回答。

“好的，既然如此，我们一次多订购些教材，可以节省运费。”百龄建议。

于是，我们决定用英文教材，我一次向总部订购了很多。

1987年10月下旬，我们的教材已经到达台湾海关，再过几天报关手续结束，我们就可以拿到教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开班授课，我们对此很期待。

那一年的10月令很多台湾人难忘，因为琳恩台风来袭，伴随着大雨，台北地区出现严重水患。我们很担心教材的情况，这时候，报关行打来电话：“黑先生，对不起，松山被大水淹了，你们所有的教材，通通泡汤了。”

台风毁坏了教材，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沮丧，就像是本能反应一样，我马上着手另起炉灶。

再订购教材旷日费时，我开始把教材翻译成中文。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做这件事情，如果有人前来拜访，也许会看见我正像个疯子一样，一边演练英文教学，将其中所涉及的动作和练习用中文读出来，并且调整为台湾惯用的例子，一边把教材修改为中文。我的大儿子也来帮我，有些教材内容是由我口述，他帮忙整理为中文的。

这套教材改好后，卡内基训练开始上课。没想到，中文授课让卡内基训练在台湾很快就被接受。这种训练包含着情绪、感受、自信的互动，而母语总是比第二语言更能打入人的内心深处。

1987年的夏天，台湾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当时的蒋经国“总统”发布命令，宣告台湾解除国民党赴台后实行了38年的戒严，开放组党。这次解严前后最大的差别是民主产生，报禁、党禁都被打开。

台湾在1982~1987年期间，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期间，出口金额与出口增长率排“亚洲四小龙”之首，经济增长率排第二。到了1987年，这种增长已趋顶峰但同时呈现颓势，呈现了空前的“繁荣”。

总的来说，这时候的台湾，处于思想空前开放与一片经济繁荣之中。举目望去，到处是大兴土木的工地、大量已经创造财富的中产阶级、初试游行结社的人群。这时候最容易孕育像“美国梦”一样的“台湾梦”，以及渴求寻找自我、求得突破的人。

正因为如此，在台湾卡内基训练的开幕酒会之后，一些媒体对卡内基训练产生了兴趣，全台湾对卡内基训练展开了广泛的报道，卡内基训练立刻广受注目，一夕之间家喻户晓。

我在光启社期间累积出来的知名度，绝对有正面的帮助。有了知名度，大众比较能信服。其实台湾有很多类似的企管训练，但是，社会大众对卡内基训练的印象不一样，我想，我的知名度是很大的影响因素。

在开办卡内基训练之初，我们原本担心报名费太贵，没有人来上，可其实报名爆满。

报名那一天，在卡内基训练的教室外，我对面前黑压压的人群说：“各位，第一班已经额满，还没报名的必须上第二班。”话一说完，好几个人赶快冲出去：“第二班有没有我的名字？”叫喊声此起彼落。有人要等上半年才可以报上名。

我记得初期的卡内基训练学员里有许多优秀人才，例如辅大生物系主任陈擎霞、辅大法学院院长戴台馨博士、台大电机系教授张凡人博士，还有写了好几本市场营销广告方面的专家陈伟航、广告奇才叶两传……

节目主持人陈凯伦在他从低潮往上爬的阶段参加了卡内基训练。训练之后，一次他在主持一个晚会节目时，歌手文章对他说：“陈凯伦，你好像变了，变得很有自信。”陈凯伦就当着大家的面说：“这是卡内基训练带来的改变。”

并非所有的学员都是为了获得向上爬的力量才来卡内基训练。营销专家陈伟航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位成功人士，他和他的太太来参加了第二期的卡内基训练班。当时我是老师，我还记得他的太太毕业发表感言时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现在再结婚，我还是会选择我现在的先生。”陈伟航坐在后面感动得掉泪，即刻上前热情地拥抱太太。他后来也在自己的《是的，我要成功》这本书中提到卡内基训练对他的影响。

这些反馈令我非常开心。开办卡内基训练后，我看到非常多热情的、想从各个方面改变自己生活，让自己更加成功，也更加幸福的学员。这本身对我就是一种鼓励。

我突然想起我在一年前作决定的那段难熬的时期，我意识到，当我们用心灵决定自己的行为，美好的人和事物就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自己身边。幸亏我在47岁、多数人认为应该“世故”、“成熟”的年龄，听从了我心灵的召唤，选择了卡内基训练。

站稳脚跟

1987年，《台湾时报》的一位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来采访我，我同意了。于是，她专门从台南赶来对我进行了采访。采访结束后，她告诉我，自己因为听过卡内基训练推介会，对这个训练所传递的思想非常认同，所以，她刚刚进入《台湾时报》，就向领导争取了这次对我的采访机会，作为自己记者生涯的第一篇报道。

我们越聊越投机，最后我问眼前这位24岁的女记者道：“你愿意到卡内基训练机构工作吗？”

“我很愿意。”这位叫黄德芳的女孩子回答。她的眼神中闪出年轻人的认真与机灵。

于是，我们机构又多了一名员工，她是我们的第5位员工。

在创业的前几年，我们的员工基本都是像黄德芳这样，出于对卡内基训练的认可而加入团队的，这种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默契，无形中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团队的战斗力。

“我要开始训练卡内基讲师，你可要准备学习了。”一天下课后，我回到办公室对黄德芳说。“是吗？”她显得很惊讶。

“我知道创始人卡内基先生一直是自己授课，坚持了25年，这以后才开始训练讲师。”她解释说。

黄德芳的疑惑只是我遇到的一种情况。当我给朋友和学生表达了要训练讲师的想法后，短短几天里，很多人劝过我：“现在的学生都是慕你的名而来，你不教可能会流失很多学生。”也有人说，讲师的要求太高，可能一时难以训练出来。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是一个学习与分享的组织，我也信任年轻人们的学习能力。

站在办公室里，我简单地回答黄德芳：“是的，但我相信你们能成为好的讲师。”黄德芳那天异常高兴。

黄德芳大概在学习了一年后，正式成为了卡内基训练讲师。她甚至在一年半以后，就给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钢）的高层主管讲课了，这些主管对她的授课内容都很满意。

之后的一两年里，卡内基训练在台湾的发展之快出乎我的想象，而正是因为我训练了讲师，才能跟上这样的发展。

当时，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除了外商公司、个人，逐渐还有很多台湾机构成为我们的客户。台湾自从有了“国家品质奖”以后，每个获赠“国家品质奖”的企业公司，都曾支持很多人来接受卡内基训练。比如得州仪器公司、中钢、摩托罗拉，他们的主管都成为卡内基训练的学员。从这样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台湾经济发展是多么蓬勃。

我当时不停地上课，每个星期至少有三四个晚上在授课。我不停地训练讲师，也不停地对外宣传卡内基训练。《中国时报》还找我写“人际沟通”的专栏。卡内基训练在台湾顿时变得很热门，甚至有学员远从高雄、花莲来上课。

“我们要不要扩展到台北之外办班呢？”1988年夏天，百龄、几位同事以及我一起商量。

“现在光是台北的课就多得教不完。”有同事说。

“是这样不错，可是，还有更多人的家庭生活、工作发展需要卡内基训练帮忙。”我沉吟道。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有责任到其他地区开班。

接下来，我开始在台中等地开办卡内基训练班。很多时候，我教完台中或新竹的课，开车回到家已经半夜2点了，但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累。在无形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下，我们几乎在全台湾各个角落都开过课。在全盛时期，从大都会的台北、桃园、中坜、新竹、高雄、台中，到纯朴的苗栗、彰化、云林、台南、善化，还有世外桃源的屏东、台东、花莲，卡内基训练几乎在全台湾都开过班。

3年以后，1991年，这是台湾卡内基训练扬眉吐气的一年。从那年开始，我们赢得了全球150个加盟区的第一名。到现在，这个荣誉还是属于我们的。无论是卡内基训练总部、各国朋友，还是我们自己，都对这个成绩非常惊喜：谁也没想到，台湾这么小的地方，会拿下世界第一。

获奖的台湾团队与桃乐丝

课程创新

1990年的夏天，我沿着台北的街头走向办公室，一路上的树枝繁叶茂，透出勃勃生机。进入办公室后，我看见走廊上一位太太在看布告栏，我走上前去：“你对这个训练感兴趣吗？”

“是的。”这位太太回答，她接着说，“不过，我们都已经定型了，为什么你不帮小孩训练？”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她说的可能有一些道理。

1988年，我到菲律宾参加卡内基训练亚太大会，印度尼西亚地区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用卡内基训练的方法带领青少年活动，反应很好。

我觉得，卡内基训练是我可以贡献社会的方法，青少年可塑性高，在他们成长的阶段就培养出沟通能力，拥有自信、抗压能力和热忱，为自己建立人生目标，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帮助。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社会培养更多栋梁。

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件事便不止于理想了，我已经思考了方方面面，包括讲师如何调拨、课程如何设置等现实问题，然后就下了决心，试试开办青少年教育。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美国总部时，他们只是冷淡地回答我：“你可以试办一两次看看。”他们对这类课程没有信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们没有专门针对青少年的教材以及授课内容，也不知道青少年是否会来参加这样的训练。

我们第一期青少年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数是参加过卡内基训练成人班的学员的孩子。中国人的父母跟别的国家的父母不一样，他们愿意为小孩做任何好的事，能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如果是在美国，青少年班很难办得起来，因为美国人认为孩子上了中学就应该打工，自己存学费上大学。

这个决定使得我们在台湾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每年暑假，我们在全台湾各地开办青少年和大专班。现在，大概一年有一两千名中学生、大学生来上课。这些人占了整个卡内基训练人数的1/4。

美国的卡内基训练95%都是企业派训或企业内训。但是在台湾，我们招收不到这么多的企业级学员。我们有60%的学员是自费，40%的学员是公司付费上课。这自费的60%里，就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班的学员。

1998年某月，卡内基训练办公室里，我请了几位学员来“演戏”：他们两两一对开始出演犯错的员工和他的主管之间的事。

一位学员手里拿着一页白纸，上面写着一个叫“林先生”的人会遇到的事情：你是员工林先生，你迟到了，因为你送生病的女儿到医院。你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加薪了，而且常常加班……

他对面，一位学员也拿到了“邵老板”的剧本，情况恰恰相反：你面对一位员工林先生，他总是迟到，总是抱怨没有加薪，很影响团队氛围……

接下来，“林先生”与“邵老板”开始对话。毫无意外的是，两者间的对话充满了火药气味，他们大部分互相指责，但其中有一对学员中的“邵老板”选择了倾听“林先生”说明情况。

等一阵喧闹过后，我请他们停下，互相交换故事脚本看看，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啊，原来误会就是这样子造成的。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只是了解事实的一部分。

这个演练是在为我将要推出新的领导课程作准备。

卡内基训练认为，任何训练要想真正改变人的行为，一定要采用“隔周训练”的方式，而且需要相当长的受训时间。如果课程太密集、时间太短，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多多练习，也就无法产生新的行为，更无法养成习惯。

但是，在台湾，一些正在台湾市场全力打拼的企业主管们，常常要面对很多突发的出差、会议，以至于为期三个月的定期课程让他们望而却步。还有一些，上了几课后也不得不半途而废。

于是，我便想到设计为期两天的密集课程。为了保证效果，我在现场安排了许多现场参与和角色演练，来达到加深印象的效果。

于是，一套只有两天的密集训练教材就被我设计出来了。这套课程时间短，再忙的人也抽得出时间来上课，而且，由于采用了角色演练的方法，同学们加深了卡内基训练内容的印象，弥补了时间的不足。

当时美国总公司没有这样的训练方式，也还没有授权允许各加盟区修改课程内容。不过，当我把修订的教材课程翻译成英文，送到美国审查，还是得到了批准。

此后，台湾卡内基训练推出了两天密集课程，这成为打开卡内基训练和公司主管们互相接触的大门。无数的“林先生”和“邵老板”都觉得效果不错。

充满感恩

1996年，时间很快就来到我加盟卡内基训练的第10个年头，这一年，我57岁。我带着台湾卡内基训练的全部同事去美国参加全球卡内基训练一年一度的年会。这一次的年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Tucson）召开。作为第一名，我应邀在会上发表英文演讲。我还记得，当年我的演讲内容是这样的：

“卡内基训练在台湾发展的时间刚满10年，这个10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10年。”这的确是事实，有几个原因：第一，这是我做得最好的一个工作，我们不是拿到世界各加盟区的第一名吗？第二，这是我做得最不累的一个工作，因为无论是授课、企划还是演讲，每一件事我都很感兴趣。第三，这是我做过的最有价值的工作，通过这份工作，我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和公司不断成长。

“我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个10年，不过我一定会带着很大的期望过下半辈子。”

说到这里，我哽咽了。许多人来跟我拥抱，也有人以为我得了癌症，在演讲中感慨生命苦短。其实，如果他们了解我这一生闯过多少关卡、付出多少代价，才有现在这成果，那他们就一定能体会到我内心的激动了。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台湾经济受到的影响在“亚洲四小龙”中是最小的，但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经济滑坡，一些企业陷入低谷。不过，这时候我们的卡内基训练课程的销量并没有大幅滑坡。

我从小喜欢写作。在开办卡内基训练后，这个爱好与我的工作得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98年，我写的个人传记《破局而出》出版了。在其中，我回忆了自己是如何从一位自卑的青年，经历了坎坷与努力，找到了自信，成为了台湾卡内基训练的推广者的过程。

这本书刚出版不久，有一次在一位“立法委员”的竞选讲台上，我遇到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他轻声地跟我说，他最近在看我的这本书。当时我的感觉是，连马英九也爱看能帮助我们从低潮、挫折中站起来的书。还有一次在机场遇到一位先生。他告诉我说，他在飞机上一口气把我写的这本书看完了，而且还要买100本送给朋友和同事。

在台湾，我们和学员一起度过亚洲金融危机；接着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两岸关系停滞不前，丑闻、贪污层出不穷，但我们都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期望。我还会和他们一起经历更多。

2000年的一天，我和我们的一位企业客户聊天，他问我：“你们能去大陆开办训练课程吗？我们在那里的业务团队越来越大，希望接受你们的训练。”

这个建议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见，TCL、飞利浦、康柏（2001年被惠普公司收购）等企业早就要求我们去大陆开办训练课程。

于是，2001年，我在上海开始了在大陆的第一次卡内基训练。这时候，我的大儿子黑立言已经加入到台湾卡内基训练的事业中来，后来有部分大陆卡内基训练的开拓工作，就是他在进行。他做得不错。今天，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的公司都可以请我们去提升它们的生产力。

特别是，大陆独生子女一代的青少年，也可以在卡内基训练中学习沟通及人际关系了。

现今，山东、江苏、浙江与上海地区都由我负责。他们称呼我为“中文卡内基训练之父”，其实，这真的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2006年，《天下杂志》的《影响200》特刊报道了200位在过去400年中，对台湾最有贡献的人，其中大概只有一半的人还活着，而且只有20多人出身企业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人，主要是卡内基训练之故。

2012年2月，上海，我在这里举行为期两天的卡内基经理人训练课。课程一结束，我就直接从上海卡内基训练办公室赶赴机场，返回台湾。随行的一位记者朋友问我：“黑老师，你看起来好有活力，你站了两天，也不停地说了两天，可还是兴致勃勃，一点都不像70岁的人。”

听到别人这么说，我有点沾沾自喜。不过，这应该归功于我对生命有极大的热忱，相信自己可以带给周遭的人更多正面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全台湾巡回训练许多企业的中高级主管，还是去各地演讲、参加会议，我的心里总有把永远不熄的火，就算因为舟车劳顿觉得疲倦，只要一轮到我上台讲话，我总是神采奕奕，好像吃了大力丸。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事业也有交棒的人选，却仍不在意旅途辛苦，到处带训练和演讲，物质的所得已经是次要的考虑了，最主要的是我有强烈的热忱，想带给别人正面的沟通力与领导力。

现在，我73岁，尽管我还四处讲课，但台湾卡内基训练的工作，已经由我的儿子黑立言来支撑。

第三节 黑立言的新开始

打工的立言

我的儿子黑立言是在我家经济条件最不好的时候出生的，所以，他比其他弟弟妹妹经受的磨难更多一些。

16岁时，立言就开始在炸鸡店打工。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我们都很为他高兴，而学费，他则不得不申请清寒奖学金及学生贷款来缴纳。

当立言在美国读大学时，由于我要回到台湾创业，我们全家面临分开的状态：我和百龄准备回台湾，立言住校，老二立国刚要进大学，两个小的则寄住在朋友家打地铺，整个家有点分崩离析的感觉。对当年20岁的黑立言来说，这种不确定的状况让他对未来有些茫然，不晓得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我回台湾前，到立言宿舍去看他。他告诉我，他想把自己的床架高，这样下面就可以放个椅子或摆一些东西。但要把床架高还要买木材、钉子等材料，敲敲打打半天的很麻烦，我那时像爸爸的烦躁个性就发作了，我跟立言说：“哎呀，不要弄了，好好的床干吗架高，这么麻烦。”

“我要把床架高，因为我没有家！”立言冲口而出回答道。他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就不讲话了，他也呆住了，我们两个人都有点懊恼。然后，我们默默地开车去买了材料，把床给弄起来，那种感觉真的很惨……

后来立言的三个弟弟妹妹说，大哥立言的绰号是“Grandpa Gerard”（杰勒德爷爷，Gerard是立言的英文名字），因为每次别的同学想要做疯狂的事情时，立言都会劝阻，叫他们自我克制，我想可能也跟这一段独立的成长经历有关。

当立言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美国毕马威（KPMG）会计事务所任会计师。但没过多久，立言发现，这份工作很是枯燥。黑立言决定去报考MBA（工商管理硕士）来改变现状。

但立言有这个念头时，已经是当年的4月，错过了美国大多数大学MBA的报名截止时间。不过，耶鲁大学等少数学校是4月截止。

“下一年再报名吧。”当时立言的同学劝他。立言觉得不应该放弃。立言在美国读书时，就接受过当地的卡内基训练，在学校里还担任过卡内基训练中国同学会副会长。他记得卡内基训练中有一个理论：如果尝试失败的结果大不了和现状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勇于尝试呢？于是，他还是报名了。

结果幸运真的降临在黑立言身上，由于耶鲁大学录取的部分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未来报到，所以他就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攻读MBA。

立言回台湾

有一年秋末初冬，我和百龄到耶鲁大学去看望立言。校园里，树叶黄得发光，在阳光的透射下，更是闪眼地显出勃勃生机。我们三人在校园里散步，欣赏石砌城堡式的中古校舍，一直走到高尔夫球场。在那里看着松鼠和小鹿跑来跑去，我们开始谈到一个人的志趣、价值观、女朋友，还有对未来的展望。

“你未来要做什么呢？”我便问立言。

“我过去想过在哈佛读博士，其实我已经申请上了，不过，我现在想法改变了。”立言回答。

“那是什么呢？”我问。

“我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了，我想回国参加卡内基训练的工作。”立言肯定地对我们说。

我和百龄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我们之后没有多谈回国的细节。那么美的四周，那么美的气氛，那么美的心灵交流，谈多了就没那么美了，对不对？

立言毕业后果然回到台湾，参加了卡内基训练工作。我们在中国大陆开办卡内基训练的任务，最初是我带着立言完成的，后来他就可以承担很大一部分了。

黑幼龙、黑立言父子合照

1997年，雀巢北京公司请我们去办训练班，当时共有200人参训。那是我们第一次到大陆办训练班，当时威权式的领导还是主流，所以有不少人劝我们不要讲授太多激励、赞美的内容。不过，我们还是按照卡内基课程的基本内容讲授，没想到反响特别好。在雀巢公司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主动要求参加卡内基训练。

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广东的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找到卡内基训练，他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司的业绩越来越好，但利润却没有增加？”他告诉我们，自己想通过卡内基训练，学习国际现代管理模式，帮助公司找到快速增长的办法。之后，李东生带领公司高管及各分公司的管理层参加卡内基训练。通过训练，公司内部沟通的有效性大大提升。

2001年，由于公司频繁接收大陆公司的邀约，我与立言商量后，开始在上海招兵买马，专门设立了分公司。从上海分公司的设立开始，卡内基训练开始大量教授来自大陆企业的学员。

卡内基训练大陆演讲团队部分成员

此时，大陆的经济正在迅速地发展。随着中国越来越与世界接轨，大量的中国企业需要对人才加强磨炼，需要提升自己的管理文化。他们发现，卡内基训练课程精神与中国以人为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它是方法和技能多于道理，强调的是通过训练让学员养成好习惯。

2003年，我们准备在青岛建立卡内基训练机构，黑立言便开始组建青岛卡内基训练团队。在青岛的创业初期，立言和他的青岛团队通过当地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举行的“每月一讲”等公益演讲活动，逐步树立起卡内基训练青岛分公司的公众形象。此后，青岛分公司的业绩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现在，青岛分公司已经有100多个班级、近2000名学员毕业。不仅是国家机关、外企、民营企业、国有单位，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人也自费参加训练。

立言大多数时候仍然在台湾办公。每一次我看到他在办公室和员工谈话，他总是非常尊重别人，员工都很喜欢他。大家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也和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虽然他是老板的儿子，但他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像我会要求自己应该注意和员工相处的方式，但立言则完全是自然的表现，这一点他做得比我好。

2011年11月，新年临近，节日的气氛渐浓，这一天，我在台湾办公室接到来自大陆的电话：“黑老师，我们的两岸大学生卡内基训练营计划通过了。”电话那头，黄德芳高兴地对我说。她在上海，负责这个项目的前期联系工作。

电话那头的黄德芳，就是25年前来卡内基训练工作的小记者。那时候，24岁的她坐在我面前，面带认真的表情，这情景仿佛就在昨天。而现在，她早就是卡内基训练的著名讲师，同时是卡内基训练的营销事务总监了。她对卡内基的热爱早已经超过了工作范畴。在卡内基训练，如同她这样工作了20年或者10年以上的员工非常多，他们与卡内基训练共同成长，了解卡内基训练文化，也热爱卡内基训练，现在都是我们的中流砥柱。

黄德芳现在开拓的项目，起源于我们希望能让青年人接触卡内基训练，也提供两岸青年接触的机会。所以，早在半年前，立言、我和黄德芳以及其他同事们就开始策划一次名叫“两岸大学生菁英训练营”的活动，资助两岸百名大学生到台湾参加卡内基训练营。这次活动要在两岸间开展，需要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等机构成为主办方，所以，前期需要很多协调的工作。

接到黄德芳的好消息一个月后，黑立言就来到了上海。12月8日，黑立言与上海当地的很多部门一起，举办了这次活动的开幕仪式。开幕式上，有一位同济大学学生叶文宇代表大陆学生发言，他说：“今天我们没有距离，有的是你和我之间的信任，有的是这个民族的责任与未来。回首昨天，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我们本是同根，今天，百名两岸优秀青年共聚一堂，我也愿意相信，明天的我们也将会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当黑立言跟我说这个活动情况时，我深深地被打动了。这正是我们希望开展这种交流活动的初衷：让两岸学生加强沟通，也让他们获得沟通的技能。当这100多位学生来到台湾、参加了4天训练后，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他们离开时脸上的笑容。

当黑立言和我在送别这些大学生之后，他对我说，“爸爸，我再一次觉得感恩，我能加入卡内基训练”。

我与立言，都很感恩能加入到卡内基训练的工作中。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是什么能让卡内基训练发展100年而经久不衰呢？我想，这是因为它的原则对人们所起到的切实帮助作用。我从卡内基训练中挑选出最为重要的一些内容，当你阅读了这些原则，也许你就会明白卡内基训练能维持100年发展的秘密了。

第二章 人际关系的四大原则

第一节 不批评、不指责、不抱怨

发现“不批评”金钥匙

1912年，刚刚24岁的戴尔·卡内基写信给美国大作家戴维斯，请教一个写作方法问题。

年轻的卡内基希望能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引起这位大作家的注意，所以他在信的末尾写上这样一句话：“信系口述，未经整理。”他曾经看见过这句话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另一位大人物的信中。

此信的确令戴维斯注意到了卡内基，他用了这样的方法表达自己对卡内基的印象—不屑地将信直接退回，并潦草地附言道：“你态度之不恭无以复加。”

卡内基看到回信后感到羞愧且愤怒，他想：我是错了，应该受到斥责，但戴维斯有什么了不起，我现在真是非常愤恨他。从此，卡内基不再看戴维斯的作品，甚至不再谈论他。

同时，卡内基觉察到了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愤恨情绪，并对此感到很奇怪，他想：我知道自己是错的，可为何仍对戴维斯有这样的愤恨，难道仅因他批评了我？

卡内基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批评他人难道有如此巨大的负面“威力”吗？

在接近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现代人都知道，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一个人遭受猛烈的批评时，心跳会加速，会觉得像被挑战、被考验、被刺探，然后本能的防卫机制就会启动。为了维护自尊，他可能会采取攻击的手段以转移焦点。所以，相信那时候让卡内基所产生的怨恨情绪，正是他遭受批评之后的自然反应。但在近100年前，并没有心理学家研究这些内容，人们无从得知批评的杀伤力，也不了解批评本身意味着什么。

卡内基本人曾是位很喜欢批评他人的人。他从小固执、要强、喜与人争辩，他在大学时乐于参加各项辩论比赛，还曾计划写一本有关辩论的书。从日后留下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推测，卡内基年轻时一度认为，批评他人理所当然是见识不凡者的“特权”。但对这个问题他还是第一次思考，即批评或指责他人可能给对方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卡内基将这种感受与思考带到课堂上，与学员们分享。这话题让学员们议论纷纷，显然引起了很大共鸣。

我们可以想象出距离现在八九十年之遥的卡内基课堂上—那时候爱迪生发明出电灯才不过30年—在教室单调且不够明亮的电灯下，卡内基的学员们热切地说起自己遭受批评时心里的感受，以及他们为反驳这些批评所做的更多傻事。这大概是他们此生第一次有机会述说这些感受。

“我小时候被同桌取了‘丑小鸭’这个外号，让我整个初中阶段一直很自卑。长大后都不想和同桌说一句话。”一位女学员说道。她其实端庄秀丽，并非难看。不过，当她说到这件事时，脸色的确很难看。

另一位学员则说，自己是公司的行政采购员，他每次购买的办公用具都会受到一位挑剔的同事批评，这让他感觉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一文不值。为了办公用具是不是够好这种小事，他几乎恨了这位同事一辈子。

卡内基发现这样的事实：曾经遭受的批评的确大大地影响了学员们的情绪，他们非常不喜欢受到批评。离开课堂后的卡内基一头扎进了图书馆，他翻阅书籍，希望继续了解批评为何物。而从上千页的历史中，他发现答案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批评是个毫无成效的方法。

批评犹如剥下人的自尊与面子，常常只会带来反效果，甚至会对人造成伤害。

从众多学员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名人事例中，卡内基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批评无用，它徒使人增加一层防御，竭力地替自己辩护。这些被称为“人类”的“东西”有一种天性，那就是做错事只会责备别人，而绝不会责备自己，每个人都是如此的。人天生就会尽量维护自己的自尊，维护自己的面子。

“不批评、不指责以及不抱怨他人，应该成为我们的准则。”可以想象，卡内基当时发现了不批评、不指责的重要性之后，就是这样在心里对自己说的。后来，在学员们的一致投票下，“不批评、不指责、不抱怨”，成为了卡内基沟通与人际交往的第一条行事原则。

对于以上过程的描述，有一些来自史料，有一些则是我自己根据当时情况的猜测，以将卡内基先生对“不批评、不指责、不抱怨”原则的发现勾勒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因为我相信，在历史上，卡内基先生的确有过对“不批评”越来越深入的思考。他最终发现这一原则时，肯定万分惊喜。他发现的这个原则，并不是直接从哪里借鉴来的金玉良言，而是通过卡内基训练的众多学员们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的体会。这条原则和后面我们要讲到的其他原则一样，来自对人生的了解，对人性的洞见，所以简单、直接，且非常有效。

它被作为卡内基训练的第一条原则，成为开启良好沟通与人际关系的金钥匙。

此后将近100年里，卡内基的学员都被告知：当你希望赢得由衷的合作时，不批评、不抱怨、不指责都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不批评的威力

卡内基找到了“不批评、不指责、不抱怨”原则后，恐怕他最先想到的例子，就是林肯先生。卡内基曾费了10年左右的时间，研究林肯的一生，还用了三年时间写了一本林肯传记。他发现，林肯并非生来就不批评人，但在成为总统后，林肯的确严格遵循了不批评、不指责的行为准则。在总统职位上，林肯非常称职。1865年林肯去世的时候，美国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躺在那里的，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元首。”

卡内基将自己找到的林肯在不批评、不指责上所做的事情记录了下来。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打响，1863年7月4日晚上，南方的李将军开始向南撤退，到达波托马克河边时，前方河水暴涨，他们无法渡河，而乘胜追赶的北方军就在后面。

北方军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以乘势俘虏李将军，这样立即可以结束这场战争。林肯命令带领北方军的米地将军立即袭击李将军军队。

可米地将军却迟迟不进攻。最后，河水退潮，李将军和他的军队就这样逃走了。

林肯对此震怒至极，他写了封信给前方的米地，狠狠地批评了他的失职，信的最后几句，他毫不隐藏自己的不满，他写道：“期盼你会成功是不明智的，我也不期盼你现在能做得更好。良机已经失去，我实在深感遗憾。”

猜想一下，当前方的米地看到信后，他将会如何反应呢？

可是米地从没有看到过那封信，原因是林肯并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去。这封信是在林肯去世后，从他文件中发现的。

林肯没有把信发出，写完后就放在一边了。也许他明白，一旦发出了这封信，他和米地将军之间的关系，将会出现一道永难弥补的裂痕，米地甚至会卸甲离去，这对林肯并没有任何好处。林肯从过去的生活经历中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尖锐的批评、斥责永远不会有效果。

卡内基发现，在著名人物身上，不批评的例子俯拾皆是。

另外一则来自图书的例子是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在年轻的时候，处事并不算高明，可是后来成为极有手腕和处世待人极有技巧的人，甚至担任过美国驻法的大使。他成功的秘诀是“我不说任何人的不好”。他说：“我常说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的好处。”

在描述完这个案例之后，卡内基紧接着得到一个结论：“任何一个愚蠢的人，都会批评、责备、抱怨他人。同时，绝大部分愚蠢的人的确是如此做的。”

在现在的卡内基训练中，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指出他人是“愚蠢的”。但在当时，卡内基先生得到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猜测，大概他是在心里懊恼地指责自己：“我过去真是头蠢驴”。而从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出，卡内基先生发现不批评这个道理之后，有一种焕然一新、脱胎换骨般的感觉：“这样简单的方法，却可以使自己和他人的沟通以及人际关系得到极大的提升，要是早点发现就好了。”

所幸，卡内基训练的学员们不会再错过这个原则。之后卡内基在课堂上将“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的原则告诉学员们。他给学员说了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林肯先生放弃批评的经历在内的许多例子，这些例子让学员们得到思考和启发，了解到，对于人际关系而言，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是如此重要。“当你想批评的时候，想想林肯是怎么做的。”卡内基告诫自己的学员们说。

在课堂上，卡内基先生还让忠实执行这一原则并且从中获得好处的学员上台演讲，以唤起其他学员实施这一准则的渴望与热忱。

卡内基给学员们的忠告是，“你们要不断地去使用”。我在后来25年间进行卡内基训练的过程中认识到，卡内基训练不是知识，而是一项技能，一项熟能生巧、需要勤奋练习的技能。

直到现在，“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都是卡内基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文世界批评多

当我将卡内基训练引入中文世界、最开始在课上提出“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的原则时，我刚刚说完，就有学员发言说：“黑老师，应该是4个‘不’：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不可能。”

全班哄堂大笑，但我想此言有理，在中文世界里，“批评你是为了你好”这样的话频繁出现，犹如我们大多数人的成长伴侣。

对此，我自己深有体会。我的父亲是军人，从小对我比较严厉，在我们犯错时，他经常会斥责我们，让我时常想去亲近温和的母亲，而非严厉的父亲。

我的太太李百龄，她从小就是传统观念中的乖小孩，功课很好。但每次亲戚朋友对父母夸奖她功课很棒时，她的爸妈就会回答说：“没有啦，她哪有聪明，其实她很笨！”父母虽然是谦虚，但她却把他们的话信以为真，一直觉得自己很笨。后来我太太告诉我，在她考上顶尖的台湾大学后，还是觉得自己很笨，还养成了凡事退缩的习惯。

我想，在我们中文世界里，很多人从小都在批评中生活。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因为不听话，被父母批评；当我们是学生时，因为考试不够好，被老师批评；到好不容易毕业开始工作，“受气包”们以为自己可以被平等独立地对待时，老板的批评与指责又来了。

从小到大，他们说，“骂你是为你好”、“爱深责切”、“不责骂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渐渐地，我们习惯了批评，甚至以为这是构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但奇怪的是，尽管批评被父母、老师、老板视为一件帮助我们成长的事情，可每次当我们被批评时，都并不会感觉快乐，也觉察不到自己在成长。相反，因为屡屡受到批评，我们见人矮了几分，长大后，我们也不是那么喜欢自己，没有足够的自信心。

爱之深，责之切，父母的出发点可能是求好心切。可是，批评贬抑的表达态度却对孩子造成了伤害，甚至让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反而造成了反效果。

更加可怕的是，孩子也渐渐地长成了喜欢批评别人的人，以为只有批评才能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发现，尽管自己很正确，朋友和家人却并不肯亲近自己。

正是因为如此，我尤其认为，在中文世界里，应该更多地去倡导“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这个“三不原则”。

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看似很难，但通过反复训练，是可以做到的。批评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人们时常脱口而出，而善解人意和宽恕他人，则需要修养和自制的功夫。每一项优秀的品质，都是通过反复学习与训练才能得到，在“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这项对自己如此重要的技能上，我们当然也要投入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训练。

我们有一位卡内基学员胡德兴，他曾经认为自己无法停止对死对头的批评，但后来他做到了不批评，而且收效非常好。胡德兴是台湾富邦投资的董事长，他精力充沛，说话和蔼。

2002年，他在台湾一家投资机构担任部门经理，新上任的总经理常对他的项目指手画脚，令他倍感压力。他为此常常不配合总经理的工作。

糟糕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04年。这一年，台湾发生金融危机，胡德兴管辖着公司最大的业务部门。一旦这个部门做不好，整个公司都完蛋，总经理也会走人。这真是个好机会，胡德兴终于可以告诉总经理，他过去对待自己的种种做法是大错特错了。

但当时胡德兴已经拥有宗教信仰，他希望自己有更快乐的人生，为此他甚至决定接纳自己最讨厌的人—这位总经理。所以，他打算停止批评总经理。

他最初根本做不到不批评，“因为一想到他那个嘴脸，我就难受，我就忍不住想指责他。”胡德兴回忆说。

胡德兴曾参加过台湾卡内基训练，在卡内基训练的课堂上已经知道不批评有多么重要。所以他想，这件事得强迫自己去做。于是，他要求自己暂时停止对总经理的抱怨和指责。接着，他发现了一些过去从来不曾想到过的事实：过去总经理没有直接开除或批评他，只是不断干涉他的工作，告诉他应该如何做，这说明总经理的出发点是工作，而非针对胡德兴个人。

胡德兴继而想到，这位总经理血糖很高，要靠每餐吃药维持生命，但他常常加班加点地工作。至此，胡德兴竟然发现，总经理是一位对待工作认真又辛苦的同事。那一刻，这位过去如此可恶的总经理，在胡德兴眼中的形象完全改观了。

胡德兴停止批评后，想到对方的优点，继而就想到，自己过去也不见得全对，那么，为何一定坚持自己的观念呢？这样一来，胡德兴完全放弃了批评这位总经理，而是积极与他配合。后来，胡德兴与总经理的关系融洽很多，他们配合好以后，企业也顺利地度过了金融危机，而且业绩持续上涨，4年内资产成长了3倍。

胡德兴的经历告诉我们，一旦放弃批评，甚至可以与过去最讨厌的同事相处，也可以在金融危机时使企业反败为胜。当然，经过这样的历练之后，胡德兴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几乎不再批评他人，与人合作沟通的态度备受大家好评，不久之后，他就被挖角担任更高的职位：在台湾富邦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他还被选为世界青年总裁协会台北分会会长。依靠自己良好的沟通态度，他经常帮助商业界进行沟通与促进工作。

胡德兴这样总结自己巨大的改变：“不批评、不抱怨、不责备”让人容易谦卑，谦卑时，你眼中所见会与以前不一样。越谦卑越能认识到自己不足，也更愿意学习。谦卑时，外界的力量就会进入你的身体，帮助你融入外界环境，与周围的一切更和睦地相处。

胡德兴的例子可以很好地提醒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谦卑之心，可以从做到“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开始。

想想园丁的做法。当他栽种的植物成长不如预期时，他不会责备植物，而是提供给它们更好的成长条件。

孕育人际关系，也是相同的道理。

高情商的不批评

2011年年底，新浪微博上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一对情侣坐地铁去世纪公园，出站之后两人因为哪个口近而争执起来。女朋友认为应该走2号口，男朋友则认为她说错了，1号口才是对的。无奈之下男朋友只能求助于咨询台工作人员。咨询台的阿姨望了男孩子一眼，只说了一句：要去世纪公园就走1号口，要女朋友就走2号口。”

这个小故事的转发超过了5万次之多，大多数转发者都表示很同意这位阿姨话里的道理，一位网友的留言点评比较有趣：“仰望阿姨的情商，男孩子羞愧了。”

时间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与当年卡内基提出“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的20世纪相比，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人们依然是充满情绪的“动物”，会被批评与指责伤害到自尊。

而且，由于现代人大多非常独立、有个性、有很多选择，所以，批评、指责、抱怨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比100年前更大，更立竿见影。

也许，那个执意要走1号地铁口的小伙子没有阿姨的指点，就会因为批评自己的女朋友而与女朋友产生不和。这时候，他是继续责怪女朋友“不讲道理”呢，还是应该责怪自己不懂得人性、不了解照顾他人的情绪需求？

在现代社会，情商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我们比当年卡内基先生的学员们还要幸运，因为我们知道培养情商的重要性，也更加能主动地去训练自己的情商。

在现代社会，依靠地位优势的命令式合作方式，已经很难在家庭或企业中行得通，相反还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更好的方法是获得对方诚恳的合作，构建“双赢”的关系，让双方心甘情愿往一个方向前进。具体到政治环境中，政府不再提倡集权，而强调民意，这个“意”就是民心；在企业关系中，企业家希望与员工同心协力完成工作；在家庭中更是如此，家庭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每个家庭成员热爱彼此的那颗心。

那要如何得到这颗心呢？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家长在家常常批评自己的小孩，小孩子就不太喜欢回家，而是逗留在外和其他小孩子玩，因为他的心不再在家里面。如果在单位批评同事，同事倒是不会跑，但是他的心也就不在公司了，他可能只是机械地完成上级的命令，像一个“机器人”。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批评去“赶走”人心。

批评或许能赢得一次争论中的胜利，但通过不批评的办法，往往能够赢得人心。这颗心蕴藏着的勇敢、真诚、毅力……这才是我们所能赢得的最为宝贵的东西。

在过去25年里，我看到了很多卡内基训练学员实践“不批评、不指责、不抱怨”原则后所带来的转变，我还发现，我身边那些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朋友，以及我所见到的著名人士，他们通常包容性强，很少批评他人。

台湾著名理财专家、财经节目主持人夏韵芬人缘很好，我发现连她家楼下咖啡馆的服务员都和她是朋友，我很好奇，她这样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想了想给我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夏韵芬有很多观众。在一次巡回演讲中，一位白发老伯站起来向她提问，他在台下大声地问道：“我手里有20多只绩优股股票，但仍然不能为我赚钱，现在我应该再买什么赚钱的股票呢？”

这种持有过多种类股票的状况在任何理财专家眼中，都是不佳的投资行为。“你投资过于分散，所以不能赚钱”，这大概是专家所能够给予的忠告了。

但是夏韵芬却从来不会批评观众。听完观众的问题，她笑眯眯地对台下说：“我发现你们比巴菲特还棒呢。”台下有听众喊起来：“这怎么可能？”夏韵芬笑着解释道：“巴菲特的基金公司持有20只股票。你们有多少人超过20只？你们不是比他还棒吗？”

这时候，夏韵芬观察到台下有观众开始显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有听众甚至脱口而出道：“对，手里的股票有一点多了呢。”

然后，夏韵芬开始提问：“你们的股票一起涨停的概率大不大？不大嘛。但是一起跌停的概率大不大？蛮大的。”

听众们开始明白自己做法可能有问题。那位老伯第二次站起来提问道：“我应该如何减少手里持有的股票呢？”

听到这里，我开始明白夏韵芬为何有好人缘了：她不会随意批评任何一个人，而是让他们自己发现问题。

夏韵芬现在在台湾主持两档电视理财节目，出版了8本理财类书籍，台湾有媒体称她为台湾的“理财天后”。夏韵芬从多年来备受欢迎的主持和演讲中获得的经验是：不要批评听众，哪怕是位卖菜老伯，他也可能会对所遭受的批评表示反对。如果想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要让他们自己说出来。

知道有老年观众叫夏韵芬什么吗？“韵芬姐”。还有听众在夏韵芬举行讲座时送去水果，这么亲近的称呼和做法，是因为夏韵芬从来没有试图批评他们，也从来没有显露出高高在上、指指点点的专家姿态。她不仅告诉了他们应该如何做，还赢得了他们的心。

我们总可以轻易地看见别人的失败、错误和缺点，忍不住提出批评和建言。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遭遇失败、犯错和面对自己的缺点时，我们期盼的并不是别人的批评、指正，而是耐心和包容。所以，当我们对别人表现耐心和包容力时，其实是在进行一种影响力的投资。

不管是100年前还是现在，不管是在美国、中国或是其他国家，我们始终要记得这个简单的事实：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面对的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感性的动物。

从“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开始做起，你的人际关系与情商会更好。

第二节 真诚的赞美与感谢

赞美的重要与有效

“洛克菲勒为什么受到员工欢迎？”卡内基问。

“或许，因为他有钱。”一位朋友回答。

时间退回到距离现在90年前的美国，那时候美国主要城市的道路还是狭窄的水泥道路，福特汽车刚投产不久，但已经出现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比如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他创办了标准石油公司，后来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全美首富。

此时，刚刚成为校长的戴尔·卡内基已经拥有一所自己的学校以及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而这远远不够，他需要找到更多对学生有效的人际沟通方法。他的方法是观察并举证，比如，观察当时著名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长着一张瘦削的面孔，他的传记作者说，在他53岁因为生病而痛改坏脾气之后，他成为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卡内基试图发现这位商业奇才的领导方法，他从外界对洛克菲勒的报道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洛克菲勒有一位合作伙伴叫贝德福德，他一直很能干，但有一次却犯了大错误，由于措施失当，贝德福德在南美做错了一宗买卖，使公司亏损了100万美元。这无疑是笔巨大的损失，但是，洛克菲勒却并没有思考如何惩罚贝德福德，他想：贝德福德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而且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需要找到可以称赞他的事情。于是，当贝德福德见到洛克菲勒时，洛克菲勒恭贺贝德福德幸而保全了60%的投资金额。接着，洛克菲勒对这位目瞪口呆的合作者说道：“那已经不错了，我们做事不会每一件都是称心如意的。”

通过这样的例子，卡内基明白了洛克菲勒对待人的成功秘诀之一：他懂得赞扬他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他让人感到自己有用、也很重要。

卡内基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段经历，那时候他是一个密苏里州的农家儿童，自己的父亲饲养了一种品种优良的猪和一种白脸牛。在牲畜展览会上，这些猪和白脸牛曾经获得几十次的一等奖。

小卡内基看到父亲把蓝缎带奖章用针别在一条白布上，当有亲友们到家里做客时，父亲就拿出这条白布来，卡内基握着这白布的一端，父亲握着那一端，让亲友们观赏这一长串蓝缎带一等奖奖章。

其实，猪和牛并不在乎它们是不是赢得了蓝缎带，可是父亲却十分重视，因为这些奖证明了他是一位好农夫，给他带来了一种“我很重要”的感觉。

卡内基发现，不管是企业员工还是乡间农夫，每个人都需要赞美，而这恰恰是人性的需求。卡内基从书籍中找到了人们渴望赞美的原因。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我们做事的动机不外有二，性冲动和渴望伟大”。心理学大师威廉·詹姆斯也有相似的观点，“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得到肯定”。人们需要并渴望别人的赞美，因为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投射着一个完美的自己，别人的赞美让人感觉自己像心底想象的那样美好。

雨果希望把巴黎改成自己的名字以此作为对自己最大的赞美。驯兽师用奖励的方法训练杀人鲸，用赞美使鲸鱼演练得更出色。平时调皮的小孩子用好好吃饭、乖乖睡觉来获得妈妈的注意，得到妈妈的赞美。无论是孩童还是伟人，甚至是动物，无一不需要赞美，无一没有从赞美中获得动力、收获快乐。人们对于获得赞美的欲望，同吃饭睡觉一样，是天性，是渴望做得更好的本能。赞美为人们带来认同感。这就是人性。

所以，有效的赞美可以对他人造成影响，发挥作用。

但是，平时人们得到的赞美却何其之少。卡内基想起自己曾经参加过当时流行的绝食，有6天没有进食。他感觉那种情形并不难熬，到第6天时，似乎不比第二天还感到饥饿。不过，卡内基由此想到，如果有人让家人或者雇员6天都不能进食，那是犯罪。可是，人们却会6天、6周，甚至60年不给家人或是雇员期盼中的像食物一样重要的赞美。人们给予了孩子、朋友和员工们体内所需要的营养，可是给予他们自尊上所需要的营养却又何等稀少。人们给予孩子、家人牛排、马铃薯等食物增强他们的体力，可是忽略了给他们赞赏和那些温和的言语。

卡内基意识到，赞美与感谢这种宝贵的品质既珍贵又稀缺，这将是未来卡内基人际关系训练中重要的一课。他之后在自己书中将此列为人际关系的重要法则，也就是卡内基沟通和人际关系的第二条法则：给予真诚的赞赏和感谢。

至于卡内基本人，他则变成了一位极爱赞美他人的人，这让他在此后获得了更多的友谊。赞美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卡内基甚至在自己的墓碑上还在赞扬他人，他为自己所写的碑文是：“埋葬在这里的是个知道如何跟比他自己聪明的人相处的一个人。”

中国人请注意

当卡内基训练来到华人世界时，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很不习惯赞美他人以及对他人表达感谢。

中国人向来含蓄、内敛。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谦虚是一种美德。所以，很多中国人既不习惯赞美他人，也不习惯接受赞美。比如，如果你夸奖一位西方姑娘的美丽，她会高兴地说：“谢谢。”而如果你夸奖一位东方姑娘美丽，她很可能会害羞地摆手说道：“哪里，哪里。”一位西方朋友初到中国时碰到过这个典型的东方问题，他当时不得不接着回答：“嘴、鼻子、眼睛……”

在中国的农村，直到现在很多孩子的小名还在叫“狗剩”、“二妞”……因为中国过去有一种理论，小孩子好话听多了会“损福”，而取一个贱名则容易养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赞扬也同样如此隐蔽。当别人夸奖自己孩子时，一般的中国父母也会说：“哪里，哪里。”因为似乎这些父母的义务之一是，不要让孩子听到过多赞扬而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

所以，要让中国人来表达自己的赞扬与感谢，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根据我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认为在中国表达赞美与感谢，尤其要注意下面这4点。

1.了解人们都有受到赞美的需求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赞美的重要程度，只有当你了解了，才会有意愿、有动力去做。上海市闸北区和田路小学的张军瑾校长便是如此。

2011年，张军瑾上完卡内基训练之后，想到在课上布置的“赞扬他人”这个作业，晚上回家后就想赞美女儿。她问女儿：“妮妮，你告诉妈妈，你有什么优点啊？”没有想到，女儿的回答竟然是：“妈妈，我没有优点。”这个回答几乎令张军瑾当场呆若木鸡。

张军瑾对女儿的教育一贯比较严格，偶尔会批评女儿，却很少赞扬女儿，她认为这是为了促进女儿进步，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在孩子的心中却认为，“妈妈眼中，我是没有优点的孩子”。张军瑾听了女儿的回答，感到一阵阵揪心，觉得太委屈女儿了。她赶紧对她说：“孩子，妈妈真的不是这样看待你的，在妈妈眼中你有很多优点，妈妈可以讲50条、100条。”

女儿听了似乎有点高兴地问：“真的吗？你讲啊。”

于是，张军瑾真的开始一一数出女儿的优点。那个晚上，母女俩聊到凌晨近1点，张军瑾一共讲了女儿的25条优点，才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们明天再讲好吗？”张军瑾问。女儿同意了，很高兴地睡觉了。

第二天，张军瑾加班到晚上近11点才回到家，一般此时女儿已经睡觉了，可是，当天女儿却在客厅等着她。张军瑾问女儿：“你为什么没有睡觉啊？”女儿回答：“在等你说我的优点呢。”于是，这个晚上，张军瑾和女儿躺在床上又开始聊女儿的优点，聊到最后十来条的时候，女儿舍不得结束这次谈话，撒娇地说道：“这个不算一条，算半条，再讲一条。”就这样又撒娇又赖皮地，女儿听到妈妈说了自己好多好多条优点。

那个晚上，母女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床上，女儿亲昵地与张军瑾小声说着话，那一刻，张军瑾感觉与女儿贴得很近。

张军瑾这才意识到，原来孩子是多么需要听到父母的亲口表扬。这件事之后，张军瑾至少一周给女儿写一张小纸条，写自己看到女儿的进步和优点。每次，女儿接到这样的纸条都会很开心。

张军瑾也感受到自己和女儿之间的沟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她很挑剔孩子，而逐渐地，她发现了女儿很多被忽略的优点；过去，张军瑾只是询问女儿：你功课做好了没有，你考试好了没有啊？而逐渐地，她开始与女儿聊天，渐渐地成为了朋友，女儿也开始与张军瑾分享学校发生的事情。

2.赞美要真诚

在过去25年的授课中，我会特别强调真诚的赞美。在华人地区，有一个词语叫做“拍马屁”，但是大家需要了解的是，真诚的赞美绝对不是拍马屁。

在卡内基原则中，有一条是给予真诚的赞赏和感谢（give honest and sincere appreciation），卡内基使用的是“give”，是给予而不是交换。换言之，卡内基认为真诚的赞美与感谢是发自内心而不求回报的。这也是赞美吸引人的地方所在。

什么是赞美？卡内基先生在解释赞美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两个词，诚实和真挚。也就是说，真诚应该是我们在赞美时保持的一种态度。当我们赞美他人的时候，应当怀着感恩的心情，没有任何目的，无所保留地表达对他人的欣赏。

这就是赞美的出发点，不带有目的性地欣赏对方。真诚的赞美是具有生命力的。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赞美可以鼓励他人，可以改善人际关系，获得别人的好感和信任。

真诚的赞美意味着，赞美不是讨好别人的工具，也不是为了获取他人的好感而硬生生编出来的。当赞美不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时，就可能变成拍马屁，变成曲意逢迎。这时候，给予赞美就显得惺惺作态，被施者也不会充满感动。

张军瑾在学习了卡内基训练课程后，开始运用这一原则，她亲笔给每位老师写了一张贺卡祝贺教师节。这不仅是一张节日的祝贺卡，而且还是一封独一无二的信，是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写出的。

“我和她们同事多年，非常熟悉，我能看到他们的长处，或者能回忆起很多他们做过的令我深切感动的事情，这些事虽然大部分只是日常工作中的细节与小事，平淡普通，但是一旦用笔写出来就有不同的感受”，张军瑾这样想。于是她用三天时间，给每个人写了一封信，由衷赞美了每位同事的优点和曾经做过的让人记忆深刻的事情。在教师节的那一天，这些独特的信件再配上一只康乃馨被张军瑾亲手送到了每位老师手里。

张军瑾看到，学校里的气氛立刻变得很不同，她至今记得那个异常愉快的上午：“那个上午，老师们非常高兴，大家互相传阅信件，他们高兴地说，原来校长是这样看我的。”有几位老师在走廊上看到张校长，都停下来，对着张军瑾微笑，说着感谢的话。有的老师把这信放在玻璃板下面，说一直要看。

“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做校长这么多年，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张军瑾面带幸福地感叹说。而张军瑾在这种良好的工作范围内推动学校的创新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此被大陆教育方面的权威媒体《中国教育报》评选为了“2012·推动学校发展最有贡献力的校长”之一。

3.开口说出来

我们中国人很含蓄，不好意思当面赞美他人。不过，赞美不说出来，又怎么能让人感受到呢？

“父母从小对我们没有赞赏，我们农村的一些家长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长大后，对别人赞赏和感谢，成为我最缺少的东西。我想说，但说不出口。”浙江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行长郑锋在卡内基训练课后对老师说。

“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现在是进一步提升的时候了。”卡内基训练的老师回答道。

郑锋说出了华人地区的一个普遍情况：赞美说不出口。在华人地区，我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比较含蓄。有一些中国人常常把感激之情埋藏在心中，不好意思告诉对方。而接受感谢的人，也常常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应对方。

现在，人们的沟通方式多种多样。电话、邮件、博客，这些新兴的通信方式使人们的联系更加密切。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应该有各种途径来表达赞美吧？在现代教育下，人们应该不会忽视对别人的赞美了吧？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懂得如何赞美别人，也忘记了回应别人的期待。

然而，感谢如果藏在心里，不让别人知道，就难以散发出感染力与影响力了。

郑锋参加卡内基训练后，决定开始赞美他人。他走出了第一步，给表现突出的员工亲手写一封感谢卡：“某某，你这个月业绩这么好，我要感谢你”、“某某某，你获得了客户很高的评价，相信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要表示感谢和赞赏”……郑锋看到，员工因为自己的努力被领导看到，觉得很开心。“我也能赞扬别人了”，这一点，让郑锋也感到开心。此后，郑锋觉得自己和下属的沟通更顺畅了，因为过去与员工沟通时，只是为了工作不得不去找员工谈话。“以前会担心，我谈的东西他是不是感兴趣呢？”郑锋说，“但是，在发出了感谢信之后，由于互相能感受到接纳，我可以主动地找别人，可以聊聊，深入地了解员工。”

台湾著名企业台积电（即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何丽梅被称为台积电的“五虎将”之一，在工作上不仅非常优秀，而且很有亲和力，她同时也担任台积电的新闻发言人。多年对内对外的沟通经验让她发现，下属面对领导的时候会很紧张，如果这时候你批评他，批评效果就会被放大。但如果你给他一点肯定，这种肯定效果就会在他心里被放大很多倍。领导的职务越高，赞扬的效果被放大的倍数就越高。与其用批评，不如换种方法，用感谢与赞美的方式，增加他的自信。通过领导者所传递的赞美与感谢，其影响力才会很好地发挥出来。

4.尤其要赞美与感谢家人

家人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却有可能是我们最难去赞美的人之一。身边最亲密的人，往往也是最容易被我们疏忽的人。对于家人，也许我们心怀感谢，却很难说出来。但事实上，家人才是最应该得到我们赞美与感谢的对象。无论是对我们的付出还是支持，没有人比家人做得更好。而对家人的赞美，效果常常可以好得出人意料。

有一次，我在香港办了一场训练课，要求学员回去后与家人共同体验什么是“真诚的赞美”，隔天再请他们分享经验。

有一位小姐报告说，前一晚她跟母亲坐在一起，对母亲说：“您真是位好妈妈，以前拉扯我们几个子女长大，现在还帮我们带孙子。您好辛苦，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听您埋怨过。我今天要好好地谢谢您。”话才说完，母亲一言不发地起身，走进了房间。原来她躲到房间里，哭了起来。

这位母亲为什么哭？我想，她平时牺牲奉献惯了，从来没有想过子女会有所回报。如今听到女儿说出这样赞美的话，心里的冲击一定很大。

有一位上海的学员郭向东，他在上完卡内基训练课程后，给自己9岁的女儿写了一张尊重卡，内容是：“亲爱的女儿，我很尊重你，因为你非常可爱，而且很懂事。—爸爸”小女儿收到卡片后来问爸爸：“你还有这样的卡片吗，能不能给我一张？”结果第二天一早，小女儿给自己5岁的小弟弟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弟弟，我很尊重你，因为你很可爱，以后我再也不欺负你了。”郭向东看到这张卡片非常感动，因为，过去女儿总是欺负、挑逗弟弟，有时会抢弟弟的玩具，有时还会打弟弟，而父母的规劝与惩罚似乎作用不大。郭向东实在没有想到，受到了尊重与赞美的小女儿居然立刻效仿爸爸，去尊重自己的弟弟。

这就是赞美的魔力。当我们这样对待家人的时候，他们能感受到家人对他们的爱与接纳，并将这份爱回报给其他人，如此才有了和睦和充满爱的家庭。

赞美的魔法

我生命中发生的很多事，也验证了赞赏的魔力。我和孩子们都因为受到了赞美，人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我写过几本书，也常常自己写各种演讲稿，往往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其实，我对写作并非一开始就有天赋，这种改变来自我小学四年级时获得的赞赏。那时，我的老师姓沈，他非常肯定我的作文，不仅细心批改，还向别的老师夸奖我，甚至找来高年级学生的作文作比较，说连高年级学生的作文也没我写得好。

沈老师对我作文能力的肯定和信任，让我变得很喜爱写作，一写就写了很多年，不仅出书，而且至今对写作的热情未减。沈老师大概没想到，他对我的赞赏，居然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家老二，小时候非常活泼好动，很聪明但不爱念书。以前住在美国时，这个调皮的孩子居然会把火柴往汽车油箱丢，让邻居都惊恐万分，我们做父母的很担心他成为不良少年。

他在读高中的时候，摔跤教练在别的同学面前赞美他，被他听到了。从那时起，他就发愤图强，用功读书，后来上了医学院，当了医生。

我的小儿子最珍藏的一封信，是他大哥写给他的家书。信中有一段，是他大哥夸他是全家最聪明优秀的孩子，这对他产生了不小的激励作用。我的小儿子后来表现优异，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最后投身于他喜爱的产品设计领域。至今，他仍然念念不忘大哥当年的赞赏。

可见，一句赞赏的话，影响力可以长远到一辈子。

另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卡内基训练的班上。

有一个小女孩有口吃，学校里同学们的嘲笑让她变得退缩自卑。有一天，她的母亲意外地发现女儿在练习诗歌朗诵，便很高兴地对女儿说“老师很重视你啊”，还陪着女儿一起练习。正式表演当天，母亲兴致勃勃地来到现场，想看看女儿的表现。结果，看到当时的场景后，这位妈妈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原来，上台的学生多半是有智力障碍的孩子。老师竟然把她的女儿当成低能儿了。这个母亲就是不相信女儿的表现有这么糟，于是送她来接受卡内基训练。卡内基训练的讲师并不懂专业的口吃矫正技术，我们能做的，就是鼓励学员、赞美学员，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即使孩子有口吃的问题，我们还是不断地赞美她，说她说得很好，要她多练习说话。结果这个本来被学校老师当成低能儿的女孩，不仅克服了口吃的问题，还考上了重点中学，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学生。

卡内基训练的学员、内蒙古呼和浩特思德幼儿园的园长王丽君曾经是位严厉的领导，在卡内基训练课堂上听说了赞美的作用，决定试试。一天，她检查工作时发现有一个大班的孩子们不是像往常一样用勺子吃饭，而是用上了筷子。原来，学校疏忽了应该给大班孩子们及时换上筷子，但这个班级的老师不仅想到了，还用自己的钱买来了筷子。王丽君觉得很感动，于是在全校例会时，王丽君赞扬了这位老师的细心与积极行动，然后她说：“将孩子交到你手里，我们都很放心，我要为孩子们和家长给你鞠一躬”。便向这位老师鞠躬致谢。两周以后，王丽君发现，每个班级都发生了一些细小而有效的改变，大家都希望努力做得更好。王丽君不禁感慨地对我说：“作为一种改变人们举止习惯的方法，赞美比批评有用得多。受到赞美的人，他们真的因为拥有继续努力的目标而获得动力了。”

我们的卡内基训练学员董俊良，现在是宏达国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亚区总经理。2009年，这家生产HTC手机的企业准备拓展中国大陆业务，董俊良被指派为负责人。

中国甘肃省兰州市，位于中国的西北部，靠近敦煌，经济并不发达。这儿夏天的天气有些闷热，一天，董俊良来到这里拜访当地经销商。

按照资料显示，他来到了兰州一家百货公司，在大楼的一角，董俊良找到一个小小的手机销售点，这是HTC手机其中一个小经销商。董俊良走上去对摊主进行了自我介绍。经销商得知面前站着的这位是董俊良后感到非常惊讶。

“我这么小规模的经销商，你怎么来看我呢？”这位经销商问道。

“因为你很重要啊。”董俊良回答道，“我想跟你学习一下。在小小的百货公司，只有两三个桌面宽的柜台，你却可以做出这么好的销售业绩，你怎么做到的呢？”

这位经销商听了非常高兴，他请董俊良坐下，细细地聊起如何在这样的小地方服务好客户的方法。

董俊良临走时，经销商很感动地说：“我们兰州很偏僻，我的经销点又那么小，你却来看我，和我聊这么久，还夸奖我做得好。”这位经销商此后一直非常卖力地销售HTC手机，业绩持续增长。

董俊良回到公司后，将这位经销商的方法与公司同事分享，然后推广。HTC这个品牌在2009年，从零销售量开始，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成为大陆销售量第二的手机。这其中，有很多像这位经销商这样受到激励的经销商的努力。到了2011年，宏达电子的市值超过了330亿美元。

如何做到赞美

卡内基曾经说过：“我能让你做任何事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你想要的给你。”赞美应该是所有人都渴望得到的礼物，没有人会拒绝别人真诚的恭维。赞美是打动别人心弦最有效的方式。那我们要如何赞美，才能让他感觉到我们很重视他，承认在他的小世界里，他是最重要的呢？

方法一：懂得观察

赞美不是谄媚，我们所有的赞美都是源于真诚的欣赏。而要把握住对方的闪光之处，首先要懂得观察。有一次，我在上海上课时，一位学员走过来问道：“老师，我也认为应该多赞美他人，可是从哪里开口呢？如果我刚刚才认识一个人，怎么能赞美得出来呢？”我看了看这位好学的同学回答说：“也许能做到，你看，我就很羡慕你的声音，中气十足，很好听。”那位学员听罢一愣，然后微笑着说：“真的是这样，常有人说我的声音很好听，可以做播音员呢。”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别人说：“哎哟，他这个人还能有什么优点，真是看不出来。我太了解他了，他没什么好赞美的！”会不会那个人的确有一些难得的优点，只是你没有发现呢？

所以，试着细心观察身边的人，分析他平时的谈吐和行为举止。渐渐地，你一定能在他身上，发掘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优点。

每个人都拥有很多闪光点，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比较表浅的外貌和比较深入的内在。就像靶子一样，越接近红心，就越靠近对方的人格品行。当我们的赞美不断深入时，对方受到的鼓舞也就越强烈，你对他的影响力也就不断加深了。

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赞美的类型，就是赞美对方的潜质。如果你观察后发现了对方潜在的能力及魅力，他一定会很感动的。

方法二：赞美要具体

好的赞美总是具体的赞美，具体的赞美才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比方说，你赞美一个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句话就显得有点空洞，对方也不知道你根据什么事情来说的这句话。

但若你说：“你知道吗？有一次我意外在电影院门前，看到你拿出100块钱向老婆婆买口香糖，老婆婆找你的钱，你也没拿。我觉得你真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样的赞美，就是具体的赞美，说的人觉得自己在描述一件事实，听的人也能感受到你说这句话的诚意。

很多人不善于赞美别人，原因是缺乏练习。练习需要选定目标和对象。在卡内基训练中，我常常建议学员，练习赞美的最好对象，就是最亲近的家人。一方面，我们赞赏家人最没有企图和目的；另一方面，赞赏家人其实也最困难。

方法三：赞美要大方，赞美要及时

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整天调皮好动，让家人很苦恼。一天，他像是突然长大了一样，自己乖乖地吃饭，主动睡觉。他的妈妈感到十分诧异，就趁着小孩子上床不久的时候进屋看了看，跟孩子说了句晚安。就在她即将走出房门的时候，听到了小孩子的一句低声的自言自语：“难道我今天不是一个乖孩子吗？”那一刻，他的妈妈很后悔，她没有及时赞美孩子的表现，即使现在补上，效果也一定是不如当场说得好。

赞美要在当下，因为及时给予的赞美，取得的效果会更好，一旦错过了时机，赞美所带来的影响力也要打个折扣了。当你发现别人做得很好的时候，不要犹豫，也不要吝啬你的语言，立刻告诉他“我很欣赏你”，让对方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你的重视和认可。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的母亲得了癌症后，我经常写信给她，和她分享很多生活中的感触，并把我对她的感恩和赞赏，全都放在信中。后来，我听家人说，母亲常向别人提到儿子写信给她。每次说到这件事，她都十分开心，也很得意。

母亲过世后，每次想到她最后在病榻上读到儿子的来信，脸上流露出来的喜悦神情，我总觉得，那是我这一生中所做的最值得的一件事情。

方法四：白纸黑字更胜言语

对于身边亲近的人，如果觉得无法轻易地说出赞赏和感谢的话，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写信。

为了训练大家更加自然地赞美别人，卡内基发明了一种方法：感谢卡。我们把想要给予对方感谢的语言写下来，像一张节日贺卡一样送给对方。这样小小的一张卡片，却拥有着无限大的力量。

一位建设公司的集团董事长，有两个很可爱的儿子。他对儿子费尽心思，花了很多钱在他们上学读书中。在卡内基训练上完“赞美与感谢”这节课后，他写了两张感谢卡给儿子们。上初中的二儿子很惊喜，他说：“爸爸，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父爱。”

这位董事长一定会好奇，他为孩子们花了那么多的钱，孩子们没有什么感动；他亲手写了一张感谢卡片，儿子们却十分感动。我想他的儿子们应该觉得，供他们读书，只要赚足学校需要的钱就可以了，但感谢卡，却是父亲用心为他们做的一件事。父亲关心他们的成长与进步，重视他们的感受，真正愿意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需要多少钱。使用感谢卡表达感谢，使父子之间更加亲密。

感谢卡还可以运用到工作中，让同事下属感觉到你很重视他们。上海博大集团的孙红总裁在上了卡内基训练后，对感谢卡的传情效果非常认同，立即动笔写感谢卡。她每天提前一小时到办公室，晚离开一小时，坚持了三天，用毛笔小楷给朋友、合作伙伴及同事写信。接到孙红感谢信的每一个人都会很快与她互动，有的还来访表示感谢。更欣喜的是，业务合作得更加紧密了，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她很好的朋友。

人人都需要感谢与赞美，请大方地表达出来，让你对别人的欣赏在最美丽的时刻尽情绽放。

第三节 微笑的力量

爱微笑的卡内基

卡内基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一次，尚未成名的他走在纽约长岛车站的石阶梯上，看到有三四十个行动不便的残障孩子走在前面。他们用拐杖很辛苦地一级一级走上石阶梯，有些还要有人抱着上去。可是他们却在快乐地欢笑，这让卡内基感到惊奇。

于是，卡内基找到这些孩子的老师。这位老师告诉卡内基：“是的，当一个小孩子体会到将要终身成为残疾时，会感到难受而不安。可是这种难受不安过去后，他也只有正视现实，继续寻求他的快乐。他们现在比一般正常的儿童还快乐。”

这件事让卡内基深受震撼，他在日后的书中写道：“我真想对那些残疾的孩子们致敬，他们给了我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经验。”

这个经验就是，保持微笑与快乐，因为它们拥有天生的感染力。

很快地，这个经验派上了用场。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美国《独立宣言》就是由他起草的，在当时的声望极高。

有一次，他带了几名官员，骑马在乡间出游。他们看见一座断桥边站着一位农夫，正在犯难。这名农夫见到杰斐逊一行，便直接走到杰斐逊面前，请杰斐逊帮忙，让他一起抱着自己的马过河。

于是一群人就抱着马渡过河去。到了对岸，一名部长好奇地问那位农夫：“你怎么知道要找我们的杰斐逊总统？”农夫吃惊地说：“原来他就是总统先生！我不认得他。”部长不解地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第一眼就挑上他？”农夫看看正在微笑的总统，再看看别人：“因为我只在他的脸上看到YES（是），而在其他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NO（不）。”

这就是微笑带给人的力量。

一个人的行动比他所说的话更有具体的表现，而人们脸上的微笑，就有这样的表示：“我喜欢你，你使我快乐，我非常高兴见到你！”

这些内容后来被卡内基写入了自己的教材中，这就是卡内基人际关系法则中的重要一条：如果你希望人喜欢你，记得微笑。

卡内基训练的一位学员、一个股票经纪人接受了建议，开始练习微笑。当他去办公室时，他会对电梯员微微一笑，说：“你早！”对前台工作人员也投之一笑；去银行柜台换钱时，对里面的伙计，他脸上也带着笑容；在很多地方，对一些素昧平生的人，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缕笑。

这样没有多久，这位股票经纪人发现，每一个人见到自己时，都向他投之一笑，甚至有一位年轻的同事终于鼓足勇气告诉他，当初自己曾经认为他是一位凌厉可憎、脾气极坏的领导人，而最近一段时间来，他改变了观感。他对股票经纪人说：“你笑的时候，很有人情味。”股票经纪人发现微笑替自己带来了财富，令人欢喜。

股票经纪人给卡内基讲述了这个故事。卡内基听了以后，将此写入了自己的书中，告诉更多的学员。他在书中提醒学员们说，记得要微笑，那是你自信与热忱的体现。

笑不露齿还是开怀大笑？

有人要问，微笑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可是它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在我看来，微笑可不只是微笑，微笑是内心的热忱流露在外的表现。如果我们是个有热忱的人、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场合、面对什么样的人，都能一下子拉近距离，传播我们的影响力。热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的体现。

正因为微笑是热忱的外在体现，所以微笑可以为我们带来正向的力量。即使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扯动嘴角，心情就会被转动到开心的一面。当我们在努力微笑的时候，态度也在随之改变，正向的力量会重新灌入我们心中，帮助我们驱赶掉烦躁的阴霾。

在我将卡内基训练引入中国时，我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很多中国学员并不习惯微笑。

我们中国古时候有一个说法叫作“笑不露齿”，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要求的含蓄内敛，讲究礼仪。如今，尽管我们已经从礼制烦琐的古代进化到了现代文明，但很多人对微笑的态度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平时的工作还是生活中，很多人都不习惯展露自己的笑容。他们认为，不笑才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发笑，即便是微笑，也没有必要与别人分享。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让中国人习惯用严肃表达敬重，有时也就忽略了微笑所带来的亲近。人们也不是不热忱，而是忘记了要把热忱表现出来，要用微笑展现出内心的愉悦。

这一点其实是东方人的共同特征。与中国比邻而居的日本、韩国也是这样，好多人都习惯了面无表情绷着脸。

另外一方面，当下人们的工作与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为了维持生活必须、提高生活质量，需要为之付出的努力越来越大，无形的压力随之增加，也许这也会令人没有心思微笑。

在我的学员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学员真的就绷着脸，一点儿也不肯笑。

一次，我在课堂上问学员们：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总是绷着一张脸，在家也挂着一张臭脸，在社交场合中面无笑容，试想，别人怎么愿意靠近你，无形中，你会失去多少机会，失去多少潜在的朋友？

“也许会失去一些吧”、“但要做到太难了”……台下的学员们零零碎碎地回答说。

“那么你们想不想成为一个令人亲近的人呢？”我继续问。

“想。”这一次，学员们回答得很整齐。

“所以，你们需要的是持续地练习。”我告诉学员们。

在卡内基训练的课堂上，我们虽然不教学员如何微笑，但我们会选择一些表演项目来帮助学员拓宽自己的表现力，这些表演是请学员模仿老师的表演扮演一个角色，可能扮演一位可怜的公主，也可能是一位怒气冲冲的房东。怎么指定学员们不同的角色呢？原则只有一条，我们告诉老师们：给他们安排与自己性格截然不同的。一个壮汉很可能被安排表演公主，一位温和的女士则表演一个愤怒的房东去呵斥她的房客。

这样的表演设置的时间很短，往往只有3分钟，台词相对容易，而又由于极富戏剧性，所以，大多数学员在练习之后都能很好地表演那个角色。对于少部分害羞的人，其他同学们也能帮助他练习和表演。这样的表演往往在大笑声中欢快地落幕，有些人甚至最后还迷上了这种迷你戏剧表演呢。他们也许不能因此成为演员，但至少他们心中可以投下一个想法：不要害怕做自己过去不曾做过的事情，自己的表情可以很有表现力。

我告诉同学们，微笑也是一种能力，需要你去练习，去持续运用。

我们有一位叫李隆安的学员，他的“微笑之旅”特别有趣。他是台湾爱普生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电子工程专业出身，极其重视完美和绩效，不仅对同事严格要求，对自己也是要求严苛。平时工作时，他总是表情严肃，连他自己都自嘲“不用扮就是黑脸”。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沟通技巧，他参加了卡内基训练。课程中的一句话打动了李隆安，“外在的改变可以影响内心”。他决定要练习自己的微笑。

从决定的那天起，李隆安在镜子上贴了一张笑脸图，用以提醒自己记得微笑。他每天都要求自己对着镜子微笑，并勤加练习。大约半个月后，一天，他和高级主管一起开会，会后一位主管对他说：“你很有亲切感啊。”其他主管居然表示了同意，这让李隆安既意外又高兴。没想到，从来整天严肃地皱着一张黑脸的他，凭借着微笑，变成了公司里的“白脸”。

不仅如此，李隆安还发现自己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改变。心态的改变让他能更多地发现同事的优点。即使是对出了错的下属，他也先微笑着肯定对方的努力，再告诉他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对未达到绩效考核的员工，他与他们一起思考如何可以避免问题的发生。微笑让他看到了热忱的影响力，帮助他收获了愉快和谐的工作氛围。

还有另外一个学习微笑的例子。台湾日月光集团公司的副总裁周光春，他所在的企业是世界最大的集成电路产品公司之一。为了管理好这个庞大的企业，周光春的经验是：“我会刻意摆脸孔，像一头狮子进到狮群一样，树立自己的威严。”曾经有人劝过周光春应该多微笑，但是周光春反问道：“你见过会微笑的狮子吗？”

2011年年初，日月光集团为员工们开办了卡内基训练课程。上完卡内基训练课程后，周光春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如果我够自信，就不需要摆出狮子的样子让大家害怕，更不能让人觉得我会吃掉大家，而是应该让员工乐于与我相处。”

于是，周光春决定改变。他对自己许下承诺，一年内养成微笑的习惯。为此，他给自己电脑设置的密码就是“微笑”二字，以此来每天提醒自己。

坚持了几个月后，周光春周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大家也没有立刻用微笑来回应他。周光春对自己说：“我不要求人家对我微笑。我只期望不管外界环境如何，自己能够保持微笑的状态。”

就在周光春坚持微笑几个月后，日月光集团遇到一件大事。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发生9.0级大地震，随即通信中断，面临核泄漏风险，事后统计死亡人数近5000人。这次地震对于日月光集团的直接影响是，由于其生产的半导体中一种非常关键的原材料90%来自日本供应商，如果日本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那么大约会有50%的原材料会停止供应。日月光集团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之一，这意味着全世界的半导体供应链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这对于日月光集团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挑战。公司立刻成立了一个临时部门—“战情室”来协调全公司资源应对这一挑战。因周光春在公司里分管原材料供应，顺理成章成为“战情室”的统帅。

地震后的日本工厂情况不明、通信与交通中断、日月光集团随时面临原材料停止供应、订单无法完成的情况……此时，大家都感到非常焦虑与紧张。

“这种时候，保持微笑本身就像一个笑话。”周光春说。

何况，微笑并不能解决事情。除了主要原材料可能中断供应，凶吉未卜之外，日本地震还导致了其他辅助生产材料面临中断的可能性，两周后库存原材料将使用殆尽，必须换为其他供应商或其他品种的材料才能保证维持基本生产，而这些需要更换的材料大约占原材料总量的70%，高达2000余种材料。“战情室”需要尽快找出替代方案并且联系好相应供应商，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此时的“战情室”真的好似备战状态一样充满紧张气氛，24小时值班、核算、与外界沟通、寻找原材料替代品……

这些前线的“士兵”最需要的是周光春提出各种好的解决方法。至于微笑，好像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并不重要。周光春发现，此时自己完全有理由放弃微笑这个承诺。不过，周光春转念对自己说：“我今天可以有一个理由叫我不微笑，我改天也可以有一个别的理由叫我不微笑，那我微笑了那么久，就放弃了？”

周光春想，就把这次挑战当作一个天赐良机好了—练习紧急关头保持微笑的时机。他对自己说：“我用微笑的方式会看到什么样的回馈呢？”

于是，在危机发生的当天，周光春首先对着自己微笑。他让自己冷静下来，在得到地震消息的当天就发出了42封电子邮件给日月光集团在日本的供应商，询问他们及其家庭、员工是否平安，并且传递关心。

周光春也带着笑容走到办公室，面对其他同事。他尽量保持轻松的态度，与人说话面带微笑。有时，为了缓和紧张情况，周光春会刻意从报纸上看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笑话，读给大家听。有时，员工计算数据太慢或者出现差错，周光春非但不责备，而是微笑着告诉其他员工，这位同事昨天工作太晚了，所以刚才注意力不集中，算错了数据。这样的举措让同事看到，主管愿意体谅他们的处境。

最困难的是，每天都有无数新消息，其中不乏经过诸多努力后的失望和挫败，这时候，周光春能感觉到自己的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不过很快，周光春就提醒自己“要微笑，要微笑”。有时，他真的能在脸上挤出一些微笑，而且这种微笑后来越来越自然，也越来越多。

说来奇怪的是，这种微笑显然感染了其他同事。大家开始贡献出自己的想法与主意，也积极地去解决问题。

微笑在此时有了更重要的作用：安定人心。

经过了一个多月，日月光集团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一次危机，生产量没有受到影响。

“幸好我坚持了微笑。”周光春将这件事告诉了卡内基训练讲师，他对老师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中微笑起到的具体作用是什么，但可以想到的是，‘战情室’里几十个人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如果这个时候我再绷着脸，他们会更加紧张与焦虑。他们可能会看着我说，副总，请问您准备怎么解决？然后拼命按照我的要求行事。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事情基本上会卡在我这边，而我们要寻找2000多种原材料的备料，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事情。”

周光春承认，哪怕到现在，他有时还是会忘记微笑，但经验告诉他，保持微笑，就能度过困难。

既然周光春在这样非同一般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微笑，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着如此去做呢？也许做了之后，你会发现，微笑就会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

这样去微笑

我的一位朋友的孙子，1岁的小男孩林慕哲，他长着一双圆溜溜的可爱讨喜的大眼睛。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小男孩，最大的爱好就是笑。任何好玩的事情都能引得他咯咯大笑。有时候他笑嘻嘻地满屋子乱跑；有时候他听大人们聊天笑起来，尽管他什么也听不懂，也跟着大笑。这个可爱的小男孩，让周围亲人的生活充满欢乐，长辈们偶尔心情不快，一旦看到他的笑，就什么烦恼都不见了。所以，微笑就是有这么大的魔力。当你微笑着对待别人时，哪怕你还流着口水、呓呓学语，但在别人的眼中，你就是个天使。

而且我相信，如同林慕哲小朋友一样，人生下来就有微笑的能力，喜欢见到微笑也是人的天性。瞧瞧每个小baby，笑起来都多开心。微笑是人的天性，我们也不要说自己本来就不会笑，那只是长大后忘记了。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微笑呢？觉得自己笑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卡内基有三个建议，不妨试一试。

1.先做出微笑的表情

卡内基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给那些想要微笑的人：

每次出门的时候，把下巴往里收，抬头挺胸，让自己的胸部充满新鲜的空气。遇到朋友，微笑问好。与人握手，诚心诚意，别害怕被误解，也别想不愉快的事。

要时时把自己想象成怀有才干、待人诚恳、有益于社会的一个有用的人。你有了这种想法后，会时时刻刻改变你自己，使自己的人格渐渐变成这种典型。你必须知道，一个人的思维力，能形成一股极大的力量。

强迫自己微笑，如果你单独一人的时候，吹吹口哨，唱唱歌，尽量让自己高兴起来，就好像你真的很快乐一样，那就能使你快乐。哈佛大学一位已故的教授，他有下面的见解：“行动应该是追随一个人自己的感受，可是事实上，行动和感受是并道而驰的。所以你需要快乐时，可以强迫自己快乐起来。”

人们都想知道要如何寻求快乐，这里有一条途径，或许可以把你带去快乐的境界。那就是，让自己知道，快乐是源自自己内在的心情，不需要向外界寻求。

这种先微笑、再感到快乐的体验，我的一位年轻的记者朋友就因为一次奇怪的机遇而感受过。这位记者住在北京，一天她加班后回家，当她走出建国门地铁站时，天色微微发灰，她疲惫地闷着头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候三位迎面走来的外国人叫住了她，他们中比较年长的一位开口对她说“Hi，smile”（笑一笑），然后做出微笑的样子，示意她跟着学。这位女记者一开始觉得很惊讶，她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原来他们三位就是希望她能笑一笑。可自己这么累，没有任何理由怎么笑得起来呢？她实在笑不出来。但这三位外国人似乎很有耐心，他们停下来，居然开始互相配合着给她说笑话，还表演一些夸张的搞笑动作。大概三四分钟后，看到对方这么诚恳而努力，这个有些困惑且谨慎的姑娘，终于尽力挤出了一个笑容。

这时，那位年长一些的外国人表示满意地点点头，友善地对她说：“就这样，微笑。”然后他们就“放”这位姑娘离开了。姑娘告诉我，她与三人分开后，脸上还挂着刚才的笑容，这时候，她突然觉得，有什么理由不笑呢？她独自一人走在夜色低垂的街上，突然就真正地开心笑了起来。

后来，这个姑娘再也没有遇到这三个外国人，她甚至忘记了他们的长相。她还是日复一日地工作，还是常常会工作一天之后走在建国门地铁站到家的一段路上，但偶尔，走上这段路时她就会想起“这条路上的微笑”，然后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微笑，心情也会莫名其妙地好起来。

“如果你没有做那么一次，你真的不知道，原来微笑真的能化解疲惫，它让你觉得其他小破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原来一个微笑的动作能带来真正的微笑。”这位记者朋友后来对我说。

我们的生活中或许不会有这位姑娘的际遇，没有人在街上拦住你，让你去感受微笑的魔力。但是，我们自己也能从展露微笑开始做起。

2.保持自信

当你微笑时，你是否有自信？你是发自内心地微笑，还是为了取悦他人而微笑？

卡内基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叫埃莉诺，长相平凡，不过家中其他姐妹的外貌都很出色，这让她有点儿自卑。她每次参加舞会，都害羞地躲在角落，希望别人不要注意到她。

有一天，她想开了，大大方方地站起来，面带微笑，即使没有人邀她跳舞也没关系。结果，人群中出现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向她邀舞，她终于不再是没人理睬的丑小鸭了。

那天晚上，埃莉诺在日记中颇有感触地写下一句话：“未经过你的同意，没有人能够使你感到自卑。”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罗斯福总统，而埃莉诺，则成了罗斯福夫人，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多年后，她始终记得，在她获得自信的那一刻，她的内在就如同宝石般闪闪发亮。

只有当你开始喜欢自己，你才能真正地喜欢别人，那种发自心底的愉悦感受，才会在脸上显现灿烂的笑容。

3.拥有热忱

除了自信，微笑的另一个要素是热忱。没有热忱的笑容，只是一张假面具。

热忱，是生命的火光。这份火光，来自我们对外在世界的一份爱。

在工作中，如果你不是真心喜爱这份工作，你表现出来的笑容，一定是不冷不热的，别人看了，也不会舒服。

其实，能够微笑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人。

微笑，不只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一种面对人生的热忱。当你面露微笑时，其实是在昭告世人，你过得很快乐，而且希望把这份快乐，让所有的人分享。

当你能够把内心的愉悦，传递给另一个人，并发现连他的嘴角也泛起微笑，此时，你就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飞力达的总裁曾经用微笑传递了自己的影响力。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是江苏昆山的一家综合物流企业，也是一家上市企业。这家企业的总裁姚勤大概50来岁，说话简洁，做事果敢。他能在近20年前带领几个人开始创业，直到如今企业已到达几千位员工的规模。但是，他对于一件事却感到困难，那就是微笑。姚勤是个做事严谨认真、表情严肃的人，在员工心目中是位“老是板着脸”的老板。

2007年飞力达公司全体管理者都接受了卡内基训练。此后，姚勤一直要求自己做些改变，要多微笑。渐渐地，他脸上的笑容开始多了一些。

2009年的一天，姚勤遇到一件让他笑不起来的事情。当时，一位基层员工用群发短信方式向所有高管揭发他的直接领导包括贪污在内的“几大罪状”，这些揭发内容在公司员工中不胫而走，同事们议论纷纷，猜测不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这让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姚勤感到很恼火。而这位被揭发的中层管理干部，当即就表示要辞职以避嫌。

姚勤当天先通过短信安抚了这位被“揭发”的下属，然后第一时间见了他。

见面之前，姚勤也为这件事造成的恶劣影响而感到恼火，但是，他提醒自己要记得微笑。于是，当他见到这位处于旋涡中心的下属时，他首先露出了自己的微笑，且宽容的笑容自始至终挂在姚勤的脸上。

这位中层干部后来告诉姚勤，当他走进姚勤办公室之前，既为自己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感到难堪，也为自己受到冤枉而感到愤恨不已，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感到悲观与心灰意冷，只想赶快离开公司，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是，当他走进姚勤办公室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迎面而来的是老板的一张笑脸。他以前从来不知道，一个微笑可以如此温暖人心。这微笑似乎已经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领导是愿意去了解事情真相的。他紧张不安的内心一下子平静下来。

接下来的谈话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姚勤告诉这位中层干部，公司一定会认真处理这件事情，派专人彻查告状人提到的所有问题，弄清事情真相。如果事实是无中生有，必会还他一个清白。

这位身高一米八几的汉子，平时非常刚强乃至严厉的男人，最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与姚勤谈话，几近落泪。

接下来的事情非常顺利，这位中层干部积极地配合公司了解各种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事实证明：这位中层干部的确是被诬陷的。

在调查过程中，姚勤还发现这位中层干部其实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不久之后，这位干部获得了升迁，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原本是一件企业内部负面的事情，现在变得正向积极。一位本来要辞职的员工，反而成为了企业的骨干人才。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姚勤在关键时候做到始终保持微笑，同时也开启了影响力之门。他感到，一位领导者能够在关键时候保持微笑，便是自身领导力与影响力的展现。微笑能够让人冷静下来处理事情，促使事情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此后，姚勤更加体会到微笑带来的巨大益处，对自己能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微笑产生了更大的信心。飞力达自此多了一位和蔼可亲的总裁。

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变通地发挥微笑的影响力。台湾著名企业台积电的财务总监何丽梅就使用过“升级版的微笑”。

2011年，台积电的员工们自发为张忠谋举办了80岁生日惊喜派对。他们精心准备了合唱、企业发展回顾等节目，等节目都表演完毕之后，员工与董事长之间似乎还是隔着一条无形的鸿沟。大家连眼神都不敢过久地与董事长接触。

张忠谋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企业家，被称为台湾“半导体教父”，国际媒体称他是一位“让对手发抖的人”。这位著名的企业家平时在企业内部非常严肃，极有权威，所以员工在他面前感到非常拘谨也不奇怪。

接下来，员工们开始上台说感谢董事长的话，何丽梅第一个发言。当她讲完之后，台下的董事长夫人对她投以鼓励的目光，并且说：“去给他一个拥抱吧。”于是，她给自己打了打气，微笑着走向董事长问道：“可以（拥抱你）吗？”董事长说：“可以。”何丽梅便给了董事长一个生日拥抱。

场内的气氛突然就改变了，温情开始发酵，同事们都有些感动，发言完毕之后都走过去拥抱董事长。那一天，董事长拥抱了20多位员工。董事长与和他共事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员工们之间的感情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场内的气氛变得非常温暖与欢乐。

接下来两天，董事长见到员工就说谢谢，第一天说了，第二天见面还继续说，让员工既有些吃惊，也非常开心。这位平时上电视、与其他企业家见面等场合都没有微笑的老板，现在能轻松愉快地说谢谢，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何丽梅之前的一个微笑，以及“微笑的升级版”—拥抱，就如同温情的发酵剂。当她个人拥抱董事长的时候，对生日会现场的气氛产生了影响力，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竟然对平时严厉的董事长产生了影响力。

可见，小小的微笑，以及特别时刻增加的表达微笑心情的其他举动，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数字化的微笑与热忱

进入数字化时代后，我们的沟通方式增多了，但是我们脸上的微笑却似乎减少了。电子邮件和短信渐渐地取代了手写信，电话的发明也让两个人的距离缩短到从听筒到话筒，却彼此看不到微笑。在电脑的后面，有可能是我们脸上程序式的表情，没有激情，没有热忱，也没有微笑。发达的科技在为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扰。这是这个时代不能避免的吗？人们在追求绩效的同时真的不能兼顾微笑？

通过互联网，人们的交友平台扩大了，一系列的社交网站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像人人网、开心网、微博，都吸引着各个年龄层的网友互相交流。热门的话题被探讨着，有意思的视频文档被分享着。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屏幕，而不是真实的人，我们微笑，对方也不会察觉到。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保持笑容，用微笑去加强影响力呢？

答案是肯定的。当我们微笑，更多的人可以感受到源于我们的快乐。即使没有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仍然可以传递微笑。

全世界最大的视频交流网站YouTube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YouTube上播放的所有视频中，最受大家欢迎的视频绝大部分都是与笑有关的。可见，即便是在网络上，我们互相不能面对彼此，也同样欢迎笑容。

有社会调查表明，含有积极情绪的文字画面被分享的频率要高于含有消极情绪的。在网站上分享乐观正向的东西也是微笑的表达方式。因为微笑是热忱的外在表现，而分享能为别人带来快乐的东西，也是在传递快乐。

发电子邮件的时候，看似平常的词语，其语气的变化，可以使事件的描述受内在“热忱”的影响。我们用写字的方式将内心态度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在写电子邮件的时候面带微笑，心情愉悦，那么收到我们电子邮件的那个人也会感受到，也会因为我们的微笑而快乐。在现代社会中，微笑变得数字化，可以投寄在电子邮件上被传递出去。

打电话也有同样的作用。电话两头的双方虽然没有见面，但仍然可以根据词语和语气感受到对方的心情。态度有时候比词语表达得更丰富。电话还可以传递笑声。当你微笑的时候，对方虽然看不到，却可以听到你的笑声。这样，你打电话时的微笑，就不再是单一的。你可以引起别人的反应，获得共鸣。

“淘宝网热”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我看来，它几乎是网络上人际沟通的典范：在最初没有著名品牌，没有原始口碑积累的情况下，很多商家只有依靠良好的沟通来取得顾客的信任与支持。在淘宝网的客户服务中，笑脸的图案是运用得最多的。还有一个字—“亲”，也成为了淘宝网的独创语言。这个字就让人感觉到一个笑脸、一种接纳的态度。

卡内基先生曾经在书中写过一条关于微笑的故事，我觉得适用于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网络，那就是弗雷克·依文为考林公司所做的广告中的那几句话。圣诞节一笑的价值：

它不需要耗费些什么，可是却有很多的收获。

它使获得者蒙益，施予者也无损失。

它发生于刹那间，可是给人的回忆却永远存在。

任何有钱的人，不会不需要它。而贫穷的人，却因它而致富。

它在家庭中能产生快乐的气氛。在生意买卖上，能制造好感。在朋友间，是善意的招呼。

它使疲惫者有了休息，使失望者获得光明，使悲哀者迎向阳光，又使大自然解除了困扰。

它无处可买，无处可求，无法去借，更不能去偷……当你尚未得到它前，对谁都没有用的。

如果在圣诞节，最后一分钟的忙碌中，我们的店员或许太疲倦了，以致没有给你一个微笑，能不能留下你的微笑？

因为没有给人微笑的人，更需要别人给他微笑。

所以，请微笑。

第四节 真诚地站在他人的角度去了解一切

如何让对方赞同自己

善于处理棘手的人际关系让卡内基在生命的后40年闻名全美，但是在他生命的前30年里，这却并非他的特长。相反，在这方面，他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

有一年，那时卡内基还没有创办自己的事业，他常常到家附近的公园悠闲地散步。不过，这座令卡内基喜欢的公园有好几次被火烧了。这些火不是来自粗心的吸烟者，就是来自野炊的孩童。由于太喜欢这座公园，卡内基经常到公园“巡逻”，以发现火灾隐患。

一天，他照常在公园散步，远远地看见有孩子在树下生火野餐。他立刻赶到树下，严肃地警告面前这一帮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树下生火是要被拘禁关起来的。所以，要么他们把火熄灭，要么就把他们抓起来。

孩子们怒气冲冲地遵从了卡内基的“建议”，熄灭了火种。可是当卡内基离开后，他们又生起火来，甚至还想把整个公园烧掉。

卡内基当时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也常常遇到卡内基同样的问题：无法说服对方同意自己的意见，也无法开展一段更好的合作。

不同的是，卡内基决心解决它。

后来，当卡内基着手准备卡内基训练时，便开始收集别人的人际关系良好经验。

这些好经验中，包括一位经纪人的经历。这是一位美国著名音乐会经纪人，他叫霍洛克。他在这一行干了20多年，给包括邓肯在内的众多名人当过经纪人。而众所周知，艺术家们总是有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坏脾气。这位能够和顶尖艺术家友好相处的经纪人告诉了卡内基一个故事。

那是关于如何令世界低音歌王夏里亚宾改变主意的故事。霍洛克是夏里亚宾的经纪人，帮助他安排最有价值的演出，解决他演艺生涯的种种问题。然而使霍洛克伤脑筋的是，后者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夏里亚宾的行为就像一个宠坏了的孩子般糟透了。

有一天，在夏里亚宾晚间音乐会之前的几个小时，霍洛克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那头说：“我喉咙沙哑得很厉害，今晚我不能登台演唱了。”霍洛克不打算与夏里亚宾争辩。他立即去夏里亚宾住的旅馆，显得十分同情地说：“我可怜的朋友，那是多么不幸……当然，你是不能再唱了。我马上去通知取消今晚的节目，你虽然损失了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可是跟你的名誉来相比的话，那算不了什么。”

夏里亚宾听完后，叹息了一声，然后说：“你等一会再来好了，下午5点钟来，看那时我的情形怎么样！”

到了5点钟，霍洛克先生去看望夏里亚宾，他坚持要替夏里亚宾取消节目。可是夏里亚宾说：“你再晚一点来看我，到那时，或许我会好一点。”

到了7点半，这位低音歌王终于答应登台了。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霍洛克先生走到台上，向听众报告，说是夏里亚宾患了重感冒，嗓子不好。霍洛克照办了。音乐会按时举行，而且获得了成功。

“同情对方的意念和欲望。对他们可笑、古怪的脾气或者愿望，必须要彻底地同情。”这就是霍洛克的经验。霍洛克接触到每一件事时，都会替别人着想，而且以对方的观点，去观察这件事情。他体会到了夏里亚宾的感受，不是一味反对他，结果收到了好的效果。

卡内基了解了这个故事之后，原原本本地将它记录了下来。后来这个故事作为很有说服力的案例出现在了卡内基关于人际关系的书中。

在卡内基寻求人际关系方法的过程中，他也听到了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陶海姆的一段话。这位院长说：“当我要跟一个人会谈前，我愿意在那人办公室外面走廊上，来回走上两小时……那是我要把我所说的话，想得更有条理，以及我代他设想他会如何回答。”

在总结了很多人的经验之后，卡内基得到了一个结论：有这样一句话，可以立刻停止争辩，消除怨恨，制造好感，使人们注意听你谈话，那就是“对你所感觉到的情形，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让世界上最狡猾、最固执的人都软化下来。不过，这句话必须是真诚的。

了解这一点后，卡内基越来越不再命令他人，而是常常从他人的观点去看事物。他处理事情变得越来越顺利。他甚至设想，如果现在还能回到当时，在公园里看见玩火的小孩子，他将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他也许会这样说：

“小朋友，你们玩得高兴吗？我小时候也喜欢生火野餐，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你们知道公园里生火很危险，不过你们都是好孩子，不会惹出什么麻烦。可是别的孩子们，他们也许会学你们。如果他们回家时没有把火熄灭，就很容易把干燥的树叶烧着，结果把树也烧了。我希望你们玩得很高兴。只是你们最好别让火靠近干的树叶，同时你们回家时，别忘了在火堆上盖些泥土。如果你们下次再想玩时，我建议你们去那边沙堆起火，好不好？那里就不会有危险，小朋友，谢谢你们，希望你们玩得很快乐。”

卡内基不无遗憾地想，如果当时自己就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相信那些孩子会很乐意和自己合作，而不是感到有人强制自己服从命令。

不过，卡内基仍然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机会还很多。

卡内基租用纽约一家饭店里的大舞厅举办一项演讲研究会，每一季度租用20个晚上。

事情一直很顺利，直到有一个季度开始的时候，卡内基突然接到那家饭店的通知，要他付3倍于过去的租金。而此时卡内基已经印发了演讲研究会的入场券。

于是，卡内基去见饭店经理。

卡内基早就不再是当年公园里命令小孩子的神色严肃的人了，如果他还是，他只会闯入经理办公室，跟他理论：“我入场券已经印好，你突然增加3倍租金，这太不近情理，我不付。”之后，双方可能发生激烈争论。

幸好，此时的卡内基已经是一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的人了，所以，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减少租金的事，他说的都是对方所需要的，以及应该如何得到。

卡内基见到经理后，没有责怪他，而是说：“我不会怪你，如果我们易地而处，我也会写出这样的信。你的工作职责要求你想办法使饭店赢利增加。现在我们拿出一张纸来，写上加租带来的利和害。”

然后，卡内基拿出了一张纸，经过纸上的中心点，划出一条线，上端写上“利”，另一端是“害”。

卡内基在“利”的那一行写了“舞厅空着”几个字，然后接着说：“你可以把舞厅出租给跳舞诸类聚会，那收入更高。”

卡内基把笔移到“害”的下方，接着说：“由于租金太高，我只有离开。而我这个演讲研究会，可以吸引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到你这家饭店来，他们正是你们的潜在顾客。事实上，如果你付出5000元的广告费，也不会有我研究会演讲班里的那么多人来你这家饭店，这对你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是不是？”

然后，卡内基把写有这两项内容的纸条交给经理，又说：“这两种情形，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当你作出最后决定时，请通知我。”

第二天，卡内基接到那家饭店的一封信，宣布租金只加50%，而不是300%。卡内基留了下来。双方均得偿所愿。

卡内基在自己的训练课上提供了一个建议，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艺术。他告诉学员们：“如果成功有一个秘诀的话，那就是如何换到对方立场思考的能力；由他的观点设想，正同由你自己的观点一样。”

这个办法听上去很简单，任何人都容易找出其中的原理来。可是，世界上90%的人，有90%的时候，都把这件事疏忽了。许多人受过大学教育，钻研深奥的学问，可是他们从未发现到自己的心是如何起作用的。

卡内基给学员们的建议是：我们希望别人完成一件事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稍微想一想……把整个的情形，从对方的出发点来想一想！然后问自己：他为什么要如此做？是的，那是麻烦的、费时间的。可是，那样做会获得更多的友谊，会减少原来该有的摩擦和那些不愉快的气氛。

所以，你如果要获得人们对你的赞同，重要的规则是：要真诚地以他人的观点去看事情。

你会乐意如此做

真诚地站在他人角度了解一切是一种愿望，听上去似乎难以下手，但实际上，这样做并不费力，而且当你习惯了如此，将会带给你好的感受。

在英文中，“关心”是interest，这个词还有好奇、感兴趣的意思。所以，人要关怀别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别人感兴趣。

有一天，我遇到一位以前上过我课的女学员。我对她说：“我记得你的儿子。他是龙年生的，跟我相差了60岁。他最近好不好？”

这位女学员听我这么一说，吓了一跳，说：“黑老师，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卡内基训练在台湾高雄有一个著名的K8班，这个班级的学生在20年前参加了卡内基训练，是当时的第8班，所以我们叫它K8。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保持定期联系，非常友爱，彼此好似家人一样相互照顾。

大概在他们毕业10年后，那一年我在高雄，恰逢他们聚会，于是我也去参加。他们大概有15个人，我看到这些久别重逢的学生们，很开心地一个个叫出他们的名字，与他们一个个打招呼。你知道他们听到时有多开心吗？他们那一届同学会会长叫施静旺，我对他说，我还记得当时上课时，你的短讲讲的是某某内容，他听完后非常吃惊，也非常感动。我带过那么多卡内基训练的班，面对过那么多的学生，为什么我可以把他们记得那么清楚，难道我有超人的记忆力？

其实，我的记忆力并没有特别好。我会记住别人一些特殊的背景或习惯，是因为我对于了解别人这件事，比较感兴趣。因为感兴趣，所以看待事情的态度就会变得不同，印象也会比较深刻些。可见，要关怀别人，出发点一定是对别人感兴趣。

曾经有一位经理人对我说，他最想关心的人，是他的父母。可是每当他回家、想表达对父母的关怀时，都没有话题可讲。因此他平时不太待在家里，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又总是认为自己应该陪陪父母亲。

这种矛盾的情绪一直困扰着他。后来他来卡内基接受训练，认为自己应该可以想出一些办法来。

灵机一动，这位经理人想到，他可以从父母喜欢的事情入手。他知道父母最喜欢打麻将，于是跟太太两个人，和父母约好一起打麻将。“我爸爸一上牌桌就像是变了个人，有说有笑，话又特别多。”这位经理人事后对我说。他觉得自己用对了方法，找到了让父母亲感受到关怀的途径。

我还记得，过去我带康柏公司的班，其中有一位学员，想为父亲报名上西雅图的飞行学校。他的父亲年轻时曾经是飞行员，他想尽一点儿孝心，让父亲重温旧梦。而他选择的方式，就是以父亲最喜欢的事情来表达他的关怀。

所以，我认为，人除了要有关心别人的心，还要懂得如何付诸行动，这才算真正关怀别人。

懂得关怀别人的人，即使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的回馈，但是在他付出关怀的那一刻，证明自己有一颗温暖的心时，就已经是一个快乐的人了。所谓“施比受更有福”，就是这个道理。

关心他人，自己的道路也会更加顺利。

七八年前，台湾“经济部”邀我去演讲。到了演讲的那一天，我一早就到了“经济部”。在会客室等了很久之后，承办人跑出来向我道歉，请我再等一下，因为长官们还在开会，耽误了时间。

于是我继续等，这一等居然等到了中午，最后主任秘书亲自出来，说：“黑先生，真是对不起，部里有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只好取消今天的演讲。”

一般人遇到这种场面，一定会很不高兴。但是，我试着用他们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毕竟“经济部”是个非常忙碌的部门，也许刚好有什么紧急的事务得处理。临时要取消演讲，他们一定也很不好意思。

我心里这么想，心情就轻松多了。离开时我还跟那位主任秘书说：“真的没关系，我可以理解你们业务的繁忙。”

没多久，我又接到“经济部”的演讲邀约，并欣然接受，再一次赴“经济部”演讲。

结果这次反响非常好。我讲完后，萧万长“部长”就大力称赞卡内基训练的课程。后来“经济部”开始找卡内基训练办课程。口碑传开后，不仅是“经济部”里的各个司，连台湾“中科”（台湾中部科学园区）、台湾“中船”（中国造船公司）、台电（台湾电力公司）、台肥（台湾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台盐（台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的许多高级主管或经理人都成为了卡内基训练的学员。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不免感到人生的奇妙，没想到自己当时对他人的理解，竟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

相比卡内基训练其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真诚地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一切这条原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智慧。每个人也许都有自己的方法去实践这条原则，这往往会构成一个人独特行事风格。

潘为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卡内基青少年训练，现在他是台湾好点子设计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

他的公司才创立不到5年，员工不过10余人，已经两次获得德国设计的大奖—红点设计奖。在台湾，之前只有一家有20多年历史、上百位员工的设计公司获得过如此殊荣。

潘为为何能够得到如此众多的奖项？他的答案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听得懂客人在讲什么，然后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

潘为认为，也许客户不懂设计，但自己的设计是为了帮助客人达成他的目的，如果没有听清客人究竟要什么，哪怕设计再好，对客人一点儿帮助都没有。所以，自己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客人想要什么。

这样的想法，不仅帮助好点子公司在初创阶段立足，而且还帮助它成为了一家非常棒的公司。

2008年夏天，在高雄一间会议室里，潘为与同事向对面坐着的客户提交设计方案。客户企业的总裁看过提案后说道：“你提这些东西我觉得一点儿创意都没有，你们的水平不高，干脆就不要做这个东西了。”

潘为和同事当即愣住了，但是，他们仍然听了下去。听完了客户对设计的要求和想法，潘为和同事礼貌地道别离开。

上了车后，潘为和同事开始叹气。也许有些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埋怨客户的挑剔。但是，潘为的想法则不同。在青少年时期参加卡内基训练的经历，已经让他把从他人角度看待问题成为一个习惯。

“客户不是故意挑剔。如果自己是客户，也希望看到的是新颖、独特的设计。”他这样安慰自己与同事。

“真的从别人的立场去想这件事，意味着强迫自己去面对（他人的指责），然后才有方法去解决问题。”这是潘为的经验。

于是，潘为和同事开始考虑，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决定作出改变之后，潘为和团队开始讨论方案。凭借着经验与创意，经过多次头脑风暴之后，他们想到了改变的方向：从包装本身的结构入手。一般的设计都是针对外观的设计，那么，何不将包装盒结构本身变为设计的一部分呢？于是，潘为放弃使用现有的盒子，而是从盒子的功能开始着手设计。于是，潘为和同事们到了制造包装盒的工厂，拿了很多原材料做试验，来制作一个盒子。设计的整个工作流程由此改变了。进行了无数次试验后，潘为做出了一个特别的盒子，它的结构就是它的设计。客户看到后非常满意。

“我觉得那是好点子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我们是一家小的新兴企业，在那之后，我们成为有自己的特点、做结构很强的一家公司。”潘为告诉我。以此为起点，潘为的设计很快在众多设计作品中脱颖而出，他的业务很快从台南扩展到整个台湾地区，乃至海外。他的作品还两度获得了设计界的最高奖项—德国红点奖。

“当我愿意聆听，愿意了解对方的立场，并且真诚地关心对方的需要，这一切就发生了。”潘为说。

潘为由于善于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为自己的企业形成了独特的企业风格。而当个人在工作中实践这个原则时，可能也会形成个人风格。

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事情以此去对待同事、对待下属，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吉崇星今年37岁，他在2008年时，是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总裁，这是一家从事农牧业的企业。吉崇星从销售一线一步步成长，成为了这家企业的管理者之一。2008年，他成为一个大型团队的新任领导者。按道理而言，他应该非常高兴，但他却心事重重。因为他所要率领的团队，由于连年业绩下滑而士气低迷，而吉崇星自己的工作方式比较直接，只顾埋头做事，说话也过于直接，这令他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力。

吉崇星想起了自己参加卡内基训练时所学习的沟通方法。他想，自己改善沟通方法的时候到了。

一天，吉崇星在会议上向下属布置工作，可话音刚落，一位区域经理就跳起来说：“不可能，这项工作我们不可能完成。”这让新官上任的吉崇星脸上很没面子。如果在过去，吉崇星可能会训斥下属，要求他遵守公司规定，完成任务。但吉崇星想到，自己应该站在下属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他要如此做。于是，他按捺住自己的怒火，什么也没有说。会后，他想，自己是新官上任，而下属在这个职位上已久，也许他完不成任务有自己的难处，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于是，下班后吉崇星约这位带着抵触情绪的经理一起吃晚饭，边吃边与他聊天。

这位经理似乎仍然带着不好的情绪，他向吉崇星抱怨任务太重，而得到的支持太少，吉崇星耐住性子倾听。在吉崇星这种态度的鼓励下，这位区域经理就把自己因为在工作中屡屡受挫，变得缺乏信心、态度消极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吉崇星这才明白，这位区域经理有愿望，只是缺少信心。于是，他告诉对方，自己刚做管理时是如何手忙脚乱、焦虑、犯错，不过“困难，是向上的阶梯”。吉崇星在讲完自己的经历后，同时也给对方打了气。

区域经理听完后，工作态度果然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不仅承担了任务，还用同样关心下属的方法，寻找到同事的支持和配合，团队协作能力也大大加强，区域业绩在不久后就得到很大提升。

从2009年到2010年，吉崇星带领的团队，业绩从下滑转变为增长10%，2011年更是增长了40%。“真诚地站在他人角度理解他们，发掘每个人的潜质，帮助他们改善自我，而不是不停地进行人事调动，才是一个管理者该做的事。”这是吉崇星的感受。

这些都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了解一切的真实事情，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是不是？我相信这并不太难，如果你愿意去做。

消除冷漠

每天，我从台北家里开车到卡内基训练办公室，沿途会经过高耸的101大厦，它的玻璃幕墙在晨曦中反射出金色阳光；经过台北火车站那古老而庄重的建筑；经过树荫低垂的忠孝西路；再拐一个弯，就到达卡内基训练的办公室。这条路我走了好多年，我有时会停下在附近的诚品书店买本书，有时会带朋友到路旁小饭店吃碗牛肉面。很多时候，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对这片土地依恋的情感。台湾对我而言远不只一个地名，而是承载了我生命无数的点滴、寄托我深厚感情的地方。

同样的这种难以言喻的感情在多年以后，当我踏上另外一片土地时再次出现。2002年，在已经往返几次大陆之后，卡内基训练上海分部正式成立—我上一次在这里居住还是60多年前，那时我是8岁孩童—我再次在这座城市工作与生活，看到熟悉的弄堂，同样讲国语的人们，我感受到，大陆这片土地也是我所处的环境。

所以，无论是当年我带回卡内基训练在台湾站稳脚跟、落地开花，还是将卡内基训练在大陆推广，这种浓郁的乡情，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我想一个问题：我能为这个自己生活的社会做些什么？卡内基训练能为社会提供什么？

因此，你可以想象，我对“真诚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一条原则是如何的重视。因为，这不仅仅是个体建立人际关系的需要，也是我对于我所思索的时代问题的一个解决之道。

从2000年开始，台湾经济开始不景气，社会也弥漫着一股冷漠的气氛。每次读报纸，我们都能发现很多社会案件发生时，常有人袖手旁观。

我后来在大陆也看到类似现象，报纸上也会刊登老人摔倒后无人搀扶，或小偷在众目睽睽之下行窃的新闻。

台湾作家朱大可形容台湾社会是“被钱和物欲吹涨的‘盛世’”。而大陆，在经济发展的车轮飞速旋转的同时，很多东西也被甩了出去。大陆一本著名杂志《新周刊》描述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是，人们“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羡慕别人而看轻自己，对社会缺乏信任，对城市缺乏认同，年老者无所依靠，独生子女孤独长大，有人患上抑郁症，有人背井离乡、情感无着，有人为声名所累而隐，有人选择独善其身。多元价值观的众声喧哗之下，‘价值虚无’成为现实难题”。

我在想，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时代发展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在这种时代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用功读书、考高分、拿第一名，却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如何关心他人与社会，对他人付出我们的关怀。

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许多聪明、表现优异却吝于对他人付出关怀的冷漠心灵。冷漠与孤独，这或许就是一种“现代病”。

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出现的“现代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大西洋彼岸，梭罗曾经感到，“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在我们的近邻日本，我看见一位叫奈良美智的画家画出的怪眼娃娃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因为很多人从中看到了孤独脆弱又倔强要强的自己。

我们无法改变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停止它工业化、城镇化的脚步。但是，我们也不能任由城市碾过社会的温情，让它变得冷漠，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变得孤独。

这并非我们需要的社会。也有很多人渴望改变，在台湾，2002年由台湾红十字会、国际扶轮会等机构共同举办了“反冷漠运动”，台北许多热闹的街头举办了签名活动，希望能唤起大家关怀他人的意愿。我听说，连红十字会总会长陈长文都亲自上阵，张开双臂，拦住过往路人，请大家签名支持反冷漠。

在大陆，这些年公益机构与组织发展迅速，其中很多都是为了鼓励对他人乃至对动物的关怀与付出。

我们的内心都渴望改变这种情况，也渴望得到一个更好的社会。

我有一个住在南投的朋友告诉我，经过台湾“9·21”大地震的“地动山摇”之后，他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在地震发生之前，他是个性情冷漠的人，人生的目标，就是赚钱而已。这场地震，让他第一次那么真切地亲眼目睹死亡。他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他了解人生中还有很多比赚钱更重要的事，包括帮助别人、关怀别人。于是他开始参加很多心理治疗和灾后重建的工作。这样的感受，我听经历过大陆“5·12”汶川大地震的人也谈及过。

也许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参加社会性的签名或者其他公益活动，也希望永远没有机会像我的朋友一样唯有经历大灾难方得醒悟。但我们还有其他很多方法来改变、营造一个不那么冷漠甚至充满关怀的小环境。

那其中有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办法，就是“真诚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一切”。

理查德·耶茨说：“我想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如果我们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一切，我们可能与他人站在“同一个频率”上。这样，他人就会有同伴的感觉。

因为关怀，人和人之间，才能建立起情感的纽带。而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力，通过这样的纽带，才能够发生作用。

如果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学习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进行合作，就会带给对方切实的关怀，让事情变得顺利，生活也会随之轻松。最终，大家能感受到生活在一个互帮互助的社会中。

昆山中学的吴董事长就是运用真诚地关心他人这一原则，不仅让工作变得顺利，还对身边的环境起了影响。

台湾台南的昆山中学是一所私立中学。当吴董事长从父亲手中接手管理这所学校时，招生情况并不理想。他希望自己上任以后能改变这种情况。

在台湾，成绩不够好、考不上公立中学的学生，才来读私立中学。吴董事长想，很多学生毕业之后拥有的最高学历可能就是高中学历，很多家长希望学生能在学校里学习到一技之长。同时，来读私立学校的孩子，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家长不太了解自己孩子未来的成长方向，对于如何教育孩子也会感到无措。

了解到这些需求以后，吴董事长决定，由学校更多地承担孩子成长的责任。

为了做到这一点，吴董事长将学校的资源做了重新调配。所有的调配都围绕一个核心：从家长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提供给他们。昆山中学请每个老师加入招生组，他们对自己招进来的学生，在未来三年内都要承担起照顾的责任。这种方法其他学校可没有试过。但是，对家长而言，这样一来，就知道有自己熟悉的老师的关注，就会放心很多。

接下来，吴董事长和老师们一起讨论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学生服务制度，并成立一个服务中心来实施这套制度。这个中心的老师，需要了解学生未来的规划，然后根据这个规划调配资源，帮助学生实现自己高中阶段的目标。

他们所有的老师、职员都认为自己在卡内基训练过程中，燃烧了这种热忱，让他们真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来设想。后来昆山中学也为学生干部举办了卡内基训练。

昆山中学还设置了十几种实用的劳动技能课程，包括设计、美工、多媒体动画等，由于类别太多，师资以及设备都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压力和管理困难。但是，吴董事长认为，这在未来能带给学生更好的职业选择，所以还是创造条件开设了这些课程。

做了这些以后，第二年新生招生时，到报名的那一天，吴董事长在办公室里有些忐忑地等待当年的情况。接着，就有老师不断来报告好消息：“报名处人山人海”“来了非常多的家长报名”。最后，这一所在上一年录取到了900名学生的学校当年一下子就猛增到了1500人，达到了招生人数上线。而且，还有很多家长要“挤进”昆山中学。在这一年之后，昆山中学的招生情况一直在台南排名第二，发展越来越好。

吴董事长与昆山中学所获得的更大收获是，由于出于关怀的各种政策的施行，这所学校成为一所充满温情的学校，老师与家长像朋友一样经常沟通，学生也愿意与老师商量自己的未来发展。当昆山中学遭遇水灾时，很多家长自发地赶来相助，为救灾的老师送食物，帮助他们做些工作，这让老师们非常感动。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日常付出的点滴，家长们都记在心里，并且因此而在心中接纳了他们，也接纳了昆山中学。在邻里相望的台南社会，昆山中学成为附近居民心目中“自己的”学校。

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他人角度了解一切时，可能延伸为他所在的机构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如此做，进而影响到机构所处的社会环境。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让社会充满更多的关怀与善意，不妨就从自己做起，从真诚地站在他人角度了解一切开始。

在22年前，我们在台湾高雄有一个卡内基训练班，他们毕业后每隔1~2个月定期聚会。现在22年过去了，他们见证彼此结婚、生子，经历人生的坎坷与成长，相互间亲如家人。我最近一次是2011年在台南见到他们。这些50多岁的人聚在一起，和少年一样，玩得特别高兴，一起开玩笑、唱歌、烧烤。他们的友情真是非常令人羡慕。

别说是一个团体十几个人，就是一对夫妻要维持20年的和睦感情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这个友爱的K8班如同一个传奇。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并非没有爱，但是，我们的爱却常常要经受各种现实状况的考验。如何面对这些考验，则是友谊能否成长的关键。

K8班的友谊也有过无数次考验。他们中有一位同学，因为标会失败，便透支同学们的信誉去标会，再次失败后，令很多同学的经济蒙受了损失。

他们这个班，平时聚会时会原汁原味地复习卡内基训练的课程，进行短讲，所以，他们对于卡内基原则非常熟悉。当发生这次信任危机后，其他同学没有责怪这位犯了过错的女同学，而是不约而同地“真诚地站在他人角度考虑一切”。如果站在这位女同学的角度看，她有非常具体的困难，才做了这样的事情。“也许，当我遇到这样的困难时，也会不知所措地做出错事吧？”大家这样去理解她。于是，大家不仅没有责怪她，还继续帮助她、接纳她。

这位同学后来非常勤奋地工作，还清了欠款。而这位同学在此后十余年，一直尽心尽力地承担起了组织班级活动的工作。她非常关心同学们，渐渐地，成为了班级的灵魂人物。

这些挫折反而成为了人际关系成长的契机。K8班的一位同学时高信就告诉我：“逐渐成熟、不断成长的人际关系，伴随了我生命的成长，带给我信心。”

只有真诚地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一切，友谊才能长久。现在，K8班毕业22年，已经举行了200多次聚会。我相信他们的友谊还会一直这样醇厚。

第三章 减少忧虑与压力的四个原则

第一节 活在今天的方格里

20世纪初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偏僻乡间，年幼的戴尔·卡内基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宿命论者。正因为如此，卡内基在童年与少年时代都非常缺乏自信。即便他长大一些，就读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之后，还因为演讲比赛屡屡碰壁而一度想自杀。

但他没有自杀，而是打算再试一次。既然已经到了最坏的时候，卡内基反而可以孤注一掷，除了演讲，不再考虑其他—无论是自己艰难的处境，还是失败后同学们嘲笑的目光。有了这个想法，卡内基反而能不顾一切地去练习演讲技巧。恰恰因为如此，专注于演讲练习中的卡内基反而获得了成功。1906年，卡内基获得了勒伯第青年演说家奖。随后全院师生对他刮目相看。

卡内基感到忧虑渐渐离自己远去。这并非仅仅由于演讲的成功，还由于他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忧虑已经不能再对他的行为造成巨大影响。

卡内基决定将这段经历也纳入训练课程中，拓宽授课范围。在其中一堂课上，卡内基对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讲出了自己的困苦和忧虑，谈到了那些不眠的夜晚、各种挫折和打击，还有自己的奋斗。这堂课获得了学生的好评。

卡内基受此启发，之后将“如何解决烦恼”纳入训练课程，将自己的一些方法与研究成果教给学生使用。学生们使用之后，再将自己的实践结果在班上报告—这一方法太棒了，之后实行了100年，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在卡内基的人生经验中，他寻找到的克服焦虑的第一条重要结论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处模糊的，而要去做手边清楚的事。”

那个在学院河畔像疯子一样练习演讲的青年卡内基，正是凭借这个方法，才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和压力，获得了演讲比赛冠军。

后来在授课时，卡内基根据自己找到的资料与研究，对此总结出了结论。他将这一方法称为“活在今天的方格里”。

具体而言，这个方法是这样：

明天的重担加上昨天的重担，必将成为今天的最大障碍。而未来就在于今天，从来不存在于明天，人类得到拯救的日子就在现在。精力的浪费、精神的苦闷，都会紧紧伴随一个为未来担忧的人。所以，遇到麻烦的人要做的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埋葬已经逝去的过去，切断对明天的担忧，生活在“完全独立的今天”里，从而拥有所有的今天。

这并非主张人们不用下功夫为明天作准备，而是提倡集中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热诚，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这就是迎接未来的最好方法。

在当年的卡内基训练课堂上，卡内基用很多形象的故事告诉学员们这个道理，其中一个故事将“方格”形容为了“沙漏”。他对学员们说：把生活想象成一个沙子漏斗—在漏斗的上半部，有成千上万颗沙粒，它们缓慢、均匀地通过中间那条细缝。除了破坏漏斗，你我都无法让两颗以上的沙粒同时通过那条窄缝。

每个人都像这个漏斗。当一天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事情需要尽快完成，但只能一件一件地做；让工作像沙粒一样均匀地慢慢通过，否则它们就一定会损害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

“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生命。”卡内基看到一位安稳的家庭主妇把这句话打下来，贴在汽车的挡风玻璃窗上。她几乎是依靠这句话度过了失子的痛苦时刻：每天清晨我都对自己说“今天又是一个新的生命”。之后，卡内基将这句话讲述给学生听，很多学生也将这句话贴在自己的汽车玻璃窗上。

滴答的沙漏、新的一天……卡内基把这称为“今天的方格”。在卡内基的课堂上，他写下了著名的克服焦虑的方法：

活在今天的方格里。

怎样能做到

当我将卡内基训练引入台湾时，我告诉学员，我们面对的问题犹如“今天的盘子”。这是个很好的比喻，因为我们的忧虑的确如同瓷器一样脆弱，这比喻实际上是来自一件他人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的一位朋友，他是好几个社团的负责人，拥有一连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头衔，同时，他还拥有令人彻夜难眠的胃疼之症。

由于他的父亲是胃癌病逝的，所以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战战兢兢地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宣布他什么胃病都没有，甚至连胃溃疡都没有，胃疼完全是因为压力。他拿着帮助睡眠的镇静剂而非胃药离开了医院。但他仍然不能驱除压力，也不能赶跑胃疼。

有一天，他太太洗碗时，他一边帮忙擦碗，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的太太边洗边唱歌。此时，他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如果结婚时，我太太就看到未来几十年得洗的碗—那必定多到连大仓库都堆不下，绝对会吓跑吧！

这位手舞足蹈的太太之所以没被吓跑，是因为她一次只洗当天的份。在那一刻，他猛然明白了自己的毛病所在：一直以来，他总是洗今天的盘子、洗昨天的盘子，甚至打算洗那些还没弄脏的盘子。

“我发现自己真够笨的！每个主日早上，我站在布道台上，教导别人如何生活，自己却过着紧张忧虑的日子，真是羞愧极了。”他想道。此后，他随时要求自己只清洗“今天的盘子”。后来当我听他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满意地对我说，从此他不再为烦恼所困，不再胃痛、失眠。昨天的问题他都抛弃不顾，更不再操心明天的“脏盘子”。

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吃饭，总是大盘小盘摆满一桌子，饭菜里有着浓浓的家庭意味。每天，我们需要洗的盘子非常多，而每个人几乎都有过完成这种看似繁重的工作的经历。当我用洗家里的盘子作为例子时，我发现讲台下的学员们都听得很感兴趣。

其实这样的理念对于学员而言并非新鲜，我的学生们很多都听说过一句话，“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但很多时候，这句古老的谚语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大的触动。

哪怕我自己，虽然可以教导他人，但并不代表我自己能随时做到。事实上，当事发突然、身陷其中时，我也曾忘得一干二净，任由心情跌落谷底，为无法挽回的情况懊恼不已。

正因为如此，我能体会到这种心情，也希望我们有更多办法挽回这种沮丧之势。

根据卡内基训练的方法，我在课堂上并不着意阐述这些道理。我知道，未经实践的人生智慧，不管多有道理，也无法发挥任何力量。

在卡内基训练的课堂中有专门的一课，教学生们练习如何“洗今天的盘子”。我们会拿出一本作业册、一支笔，请同学们填写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目前你的烦恼是什么？

是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但至少我们希望通过此，让学生们面对他们的烦恼本身，而不是面对烦恼的情绪。

我们都不是天才

我能理解学生们并非伟人，大部分人做过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即便是那些很有成就的人，也会犯下许许多多的错误。

乔布斯是一位天才，他卓有远见地开发了许多好的数码产品，比如iPad、iPhone，这几乎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但实际上，即便是这样一位善于判断未来趋势的天才，他的判断也并非总是准确。

“我看到却没意识到的东西是个人电脑互联，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是因为当时我太沉醉于图形用户界面。”这是乔布斯的回忆，他的这一点失误造成了巨大损失，“这让我和这个行业在整整10年后才开始着力进行第二个突破—让电脑服务于人际交互，而不仅仅是被当成文字处理或者独立的生产工具。”

不过，乔布斯显然很快就摆脱了这种失败的困惑，不久之后，他开始设计一种叫做iPad的产品，后来它成为全球运用最多的平板电脑产品。

事实上，乔布斯的错误判断并不少。现在我常常在电脑上收看电视节目的视频，这让我可以看任何时间的节目，非常方便，但是，乔布斯当初认为这件事是无法实现的，他曾经告诉一位记者：“我实在不相信电脑和电视会合为一体，我花在娱乐上的时间足够多，我了解到，讲故事是线性的，不是互动的，你去看电视时，就把大脑关闭了，而你去用电脑时，却要启用大脑，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不是具备很快将失误抛之脑后的本领，乔布斯的失误本身就会将他压垮了。乔布斯更有理由担忧未来，毕竟，他在开发一件没有先例却有无数质疑之声的产品。可是他只在“今天的方格”里，“今天的方格”对于乔布斯而言就是不断地研发新产品。最终，他研发出了伟大的产品。

连乔布斯都会常常犯下错误，且不了解未来，何况其他人！所以，不用过于苛责自己。

何丽梅40岁左右，穿着得体的中式服装，利落的短发，是位看上去干练又温和的女性。2011年7月，我在台湾新竹科技园区台积电里见到了她。

她早在1995年就是卡内基训练的学员，当她见到我，她高兴地把一本自己当年上卡内基训练时使用的教学书给我看。这本书的封面看上去有些泛黄，真是有些年头了。她特意对我说：“黑先生，我经常会回头看看卡内基的原则，来提醒自己，给自己充电。”

台积电的园区非常大。这家世界规模最大的专业集成电路制造公司以先进的技术、一位叫张忠谋的领导者，以及快节奏的发展方式而闻名。何丽梅是台积电的“五虎将”之一，任财务副总经理兼新闻发言人。

她告诉了我，她是怎么用“活在今天的方格里”这条卡内基原则来阻断压力的。

一次，在台积电召开新闻发布会前的一天上午，何丽梅照例在准备第二天发布会的发言稿和其他资料，偏偏这时候，老板张忠谋召集何丽梅开会，商量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几个小时后，当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3点半了。要在第二天上午准备好发布会的新闻稿，时间非常紧张，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何丽梅对自己说：“现在我关门、关机，未来三小时只准备明天的发布会。”

傍晚7点，新闻稿写了一部分，但并没有完成，此时工作了一天的何丽梅感到累了，她关上电脑回家。

第二天上午就是新闻发布会的时间，换作其他人，可能会感到很紧张，也许会强迫自己在疲惫状态熬夜写完发言稿。但何丽梅则没有如此做，“我会停下来，让脑袋放松，而不会一直忧虑”，经过十几年的自我训练，“活在今天的方格里”已是何丽梅的习惯，此时的她一点儿都不焦虑。

到家后，何丽梅享受了晚餐，并兴致勃勃地与女儿商量全家的秋游计划。结束这一切后，何丽梅高高兴兴地上床休息。

第二天，何丽梅在清晨6点钟醒来，感到活力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一切都非常好。她当即明白，事情回到了自己掌控中。于是，她坐在电脑前，用了两小时将剩下的新闻稿写完，发言稿写得很满意。她从容地换上套装，稍整容妆，来到公司，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当天的发布会开得很成功。

想想看，如果何丽梅懊恼于之前因为意外状况而没有完成发言稿，担心第二天的发布会开得不成功，那么，她还怎么能让自己保持最好的状况，写出精彩的发言稿？

身为行业全球第一的台积电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让每位同事都感到企业对自己的期待，无形中这也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何丽梅却了解如何用“活在今天的方格里”来隔断压力。所以，她在台积电工作、发展得很顺利，她对我说：“如果没有学习卡内基，我觉得自己不能在台积电这样严格的企业中发展。”

画出更好的方格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忧虑企业未来的发展与成长，或者是担心孩子考不上好的大学，担心另一半外遇，担心中年失业，担心疾病，担心治安，担心通货膨胀、经济危机，担心战争、地震、海啸，甚至担心世界末日……

这些担忧丝毫不让人意外。如果能透视每个人的内心，或作一项调查，我们将发现，人们忧虑的事情不仅琳琅满目，而且千奇百怪。

正是因为如此，每个人都应该练习隔绝过去，不要让过去的失败痛苦继续伤害自己，或是活在昔日的荣光中，沾沾自喜，反而阻碍前进的脚步；同时要学会隔绝未来，不作无谓的预设、想象与担忧，自己吓自己。

但这绝不是说，我们不用为明天筹划，相反，我们能为明天所作的最佳准备，正是将所有的智慧、热忱，积极地投注于今天的工作中—这才是我们唯一能为未来做的准备工作，不是吗？

想想看，一个人把昨天的负荷和明天的重担，在今天一起背负，那该有多沉重！恐怕再坚强的人也会胆怯吧。

再想想，一个人成天忧虑过去，担心未来，还有多少力气可以为成功打拼？

所以，当你陷入过去的忧思、愤怒、不平，或不禁又为未来担忧、恐惧、惊慌时，请不要忘记让脑海闪现“今天”这两个字。

苏州卡内基训练讲师郭伟正是通过只重视“今天”，度过了一次家庭危机。

郭伟40多岁，正是那种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2009年，当他的父亲被查出患有甲状腺癌时，他身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此时，郭伟与妻子、儿子在苏州，而父亲则居住在老家四川。面对突如其来的癌症，郭伟一家人手忙脚乱，日常的平静生活完全被打乱了。郭伟需要放弃一些工作，争取多抽出时间去四川照顾父亲，郭伟的妻子为了帮郭伟尽孝，辞去工作，来到四川，专门照顾病中的父亲。郭伟的儿子只有14岁，但父母为了照顾爷爷而不常常在苏州，不能照顾他。而最大的恐惧则是，郭伟父亲采取了保守治疗，对于病情的恢复，郭伟毫无把握。这些付出的背后，郭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不再稳定的生活和未知的未来都让他感到压力。

“我不能考虑那么多的未来隐忧，我要做的，是把今天应该做的做好。”郭伟对自己说。

郭伟眼前能做的，就是照顾父亲。他发现自己需要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将父亲照顾好，而不是懊恼为什么父亲得了癌症，或者担心未来父亲能不能康复。

于是，郭伟制订出了详细的计划，尽量做到让父亲心情舒畅，治疗效果更好。他每个月多次从苏州往返四川，陪父亲登山、拜佛；他教父亲学习使用电脑，从26个英文字母开始，到后来可以收发短信；他每次收集很多笑话，讲给父亲听，让他能放松心情……

一年之后，郭伟的父亲身体康复情况挺不错。

而奔波忙碌了一年的郭伟直到此时，才能停下来稍作休息。他意外地发现，自己陪伴父亲，收获的远多于失去。

因为要照顾父亲，郭伟无法更多地顾及自己14岁的儿子，于是，他和儿子签订了一份儿子可以自我管理的“协议”。得到了信任与机会的儿子将自己管理得特别好，当父亲病愈的时候，儿子也成长为一个更为独立的小伙子。

由于常常回到老家，郭伟重新与儿时的伙伴相聚，发现了质朴而美好的友谊。

郭伟自己也开始注重养生，他开始问自己：我要的是什么，是赚很多的钱吗？答案是否定的。他需要的是平衡而健康的生活。他放弃过去忙碌且仿佛被惯性推动着前进的生活，开始为生活做减法。

“我曾经以为，最糟糕的时间就是父亲患上癌症之后，但事实上，这段日子却带给了我人生丰富的收获。”郭伟感叹说，“如果当时我不提醒自己‘活在今天的方格里’，怎么会收获到这些呢。”

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这是加缪说的，是我们可以记住的良言。

第二节 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卡内基度过危机

戴尔·卡内基在美国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他仍然遇到过很大的危机。1929年，全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这场危机持续几年，遍及美国的各个角落，影响到各行业。卡内基和许多人一样，在股票市场的崩溃中几乎损失了所有财产，而在事业方面，卡内基训练难以招生。与此同时，他与妻子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这时，卡内基感受到了人生低谷。

这次低谷不同于卡内基青年时期的挫败遭遇。这一次，整个社会的经济都陷入下滑的境地，卡内基要想恢复事业，仿佛不是依靠个人之力能够行得通的。卡内基身边的一切似乎都在往下滑，包括他自己，而他毫无办法。

当卡内基感受到这种内外交困的窘境之后，他的做法是，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答案是：是的，现在真是坏极了，最坏的结果就是我损失辉煌的事业与安稳的家庭。这两者正是他最渴望拥有的。但是，知道了最坏的结果之后，卡内基反而感到踏实一些了：除了这两者，卡内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然而，他还有健康、思考能力、行动能力。

于是，卡内基感到好受了一些。既然失去事业与家庭，自己能够承受，那么不如索性放下美国的一切，去远行。于是，卡内基去了中国旅行。

此行果然让卡内基个人获得了解脱。他从中国回来后，调整好了心态，继续开办卡内基培训。接着，他所写作的《沟通与人际关系》出版了。

此时，经济危机已经让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为了获得一份工作，人们需要学习社交的技能，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卡内基训练受到了追捧。正是因为经济大萧条，人们尤其需要信心，卡内基的图书带给了人们信心和克服忧虑的方法。

许多人读了这本书后，都觉得获得了益处，这本书或多或少地帮助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一个买到《影响力本质》的人说：“尽管经济萧条是一个很可怕的年代，然而我正是借着这本书而增强了生活的信心生存下来的。”

就在一两年前，卡内基还觉得一切都已经完结，可现在，他俨然成为了一个榜样—能够从糟糕的环境与恶劣的心态中重新站起来，追求成功的人。

当年他所设想的最坏的结果，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他获得了更好的事业发展。

于是，卡内基完善了“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这条克服忧虑的方法，并在自己的演说中告诉更多的人。

其中，卡内基讲了一个故事：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也是一位智者。而当时雅典的一些人对打着赤脚的苏格拉底又嫉妒又羡慕，给他戴上“不敬神”的罪名，将他审问之后处以死刑。狱卒把毒酒交给苏格拉底时，苏格拉底对他说道：“对必然的事，姑且轻松地去接受。”苏格拉底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以非常平静而顺从的态度面对死亡，那种态度几乎已经可以算是圣人了。

“对必然的事，姑且轻松地去接受。”这是在公元前399年说的。但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今天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

卡内基说出了自己解除忧虑秘诀中的重要一条，那不仅是苏格拉底这位智者的方法，也是卡内基据此走出低谷的一个原则：问自己最坏的事情是什么。

这包括三个步骤：

◎问自己：最坏的状况是什么？

◎接受最坏的状况。

◎设法改善最坏的状况，不要扩大“最坏的状况”。

卡内基认为，这一秘诀能帮助我们从漫无边际的烦恼中回到现实，认清自己的处境。若不认清实际的处境，又怎能指望有清晰的思考力与决断力呢？

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又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你只能选择一种，或者生活在那些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之下而弯下了身子，或者抗拒它而被折断。

卡内基的学生很快就能运用这样的方法，其中一位学生是纽约的油商。

“我被敲诈了！”他对卡内基说，“一天，一个自称是政府调查员的人来找我，向我要红包。他说他掌握了我们运货员舞弊的证据。他威胁说，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把证据转交给地方检察官。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主管的石油公司里有些运油司机把应该给顾客的定量油偷偷克扣下来卖掉，这是非法的。

“如果被人知道，这种坏名声就会毁了我的生意。我急得生了病，整整三天三夜吃不下睡不着。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应该付钱给那个恶棍，还是置之不理，我每天都做噩梦。

“后来，我想起使用‘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的卡内基方法，于是我向自己提问：‘如果我不给钱，那些勒索者把证据交给地检处的话，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答案是：毁了我的生意。我对自己说：‘好了，生意即使毁了，但我在心理上可以承受这一点，接下去又会怎么样呢？’

“嗯，生意毁掉之后，也许我得另找份工作。这也不难，我对石油行业很熟悉—几家大公司也许会雇用我……我开始感觉好过多了。三天三夜来的那种忧虑也开始逐渐消散。我的情绪基本稳定下来，当然也能开始思考了。

“然后，我想到，如果我把整个情况告诉我的律师，他也许能找到一条我没有想到的新路。我过去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完全是因为我只是一直在担心而没有好好地思考。我立即打定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去见我的律师—接着我上了床。睡得安安稳稳。

“第二天早上。我的律师让我去见地方检察官，把整个情况全部告诉他。我照他的话做了，出乎意料地听到地方检察官说，这种勒索已经连续几个月了，那个自称是‘政府官员’的人，其实是个警方的通缉犯。在为无法决定是否该把5000美元交给那个职业罪犯而担心了三天三夜之后，听到他这番话，我真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这次经历给我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卡内基向学生们解释轮胎的构造来说明这一道理：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能忍受那么多的颠簸吗？起初，创造轮胎的人想要创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切成了碎条。后来，他们制造了一种轮胎，可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各种压力和所有颠簸的话，我们就能活得更长久，能享受到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吸收这些，而去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挫折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我们就会忧虑、紧张、急躁而神经质。

如果再退一步，我们抛弃现实社会的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的梦幻世界里，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了。

卡内基写书时曾采访过一些美国著名的商人。他发现，这些成功的商人大都有能力接受无力避免的局面，这样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假如他们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就会被过大的压力压垮。

亨利·福特曾对卡内基讲述他的做事之道：“碰到没法处理的事情，我就让它们自己解决。”

要在忧虑毁了你之前，先改掉忧虑的习惯，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则是：

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我也问过自己

2008年，台湾地区的《联合报》刊登了一项调查报告，指出27%的年轻人有过自杀念头。

多么惊人的数据！年轻人应该是充满活力、无忧无虑、享受青春岁月的一群人，竟然平均每4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人想过自杀！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忧郁倾向，年龄层更有往下延伸的趋势。社会中弥漫着焦虑，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卡内基训练引入台湾的时候，台湾的经济也不景气。而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需要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家人的关心是一种方法，而社会中提供的一些基于心理学、社会学的课程是另外一种方法。我很希望卡内基训练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关于卡内基训练克服忧虑的办法，其中很多我不仅非常赞同，也有很深的亲身体会。比如“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在青年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体验。

我19岁就进入军队，开始工作；我军校毕业，是一个月薪200元的职业军人，连维持生计都困难，好像处在人生的低谷。如果我当时因为军人待遇差、发展无望而怨天尤人，不肯接受“最坏的状况”，恐怕早就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了吧。

但实际上，我接受了最坏的情况，然后开始在业余时间找机会进修英文，甚至获得公费留学，才一路走到现在。

当我作为军方的公费留学生在美国时，回想军中几年，我就有一种感想：遇到任何打击，与其让自己陷于忧虑低潮、绝望失措，不妨想一想，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接着，通常你会发现，改善最坏状况的方法有很多很多。

30多年前，我有一个在外商公司任职的朋友遭到解聘。突然没了工作，她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又忧心未来的生计，情绪非常低落，常找朋友哭诉。如果当时她能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她和她的朋友，都能少受些苦。

我在设想，以她的例子来说，遭到解聘，最坏的状况是什么？能不能接受？改善的办法是什么？

就实际分析，在外商公司工作薪水的确不错，遭到解聘，固然是失去不错的待遇（最坏的状况），但她先生工作顺利，家中也有积蓄，就算暂时少掉一部分收入，也不会马上面临生活压力（应该能接受）。而她有一技之长，英文又好，还怕找不到新工作吗？找到新工作，情况也就改善了，大可不必那么忧虑。

果然，离职不久，她就找到了新工作，虽然待遇比以前稍差，却更适情适性，她做得更愉快、更热忱、更投入。之后，她又跳槽了几家公司，薪水、职位愈升愈高，整个人散发出自信的光彩。

坦白说，多数使我们陷于恐慌忧虑的情况，仔细分析后，其实真的没那么严重，只是事发突然，引起情绪过度反应而已。

当然，这个方法不仅仅适用于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让我想起我担任宏碁公司副总经理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公司每年都要举办年度全球经销商大会，让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精英齐聚一堂。那一年，筹办事宜由我的部门负责，我们也早早预订了圆山饭店的场地和房间。没想到就在大会前一周，圆山饭店突然通知我们房间数量不够。

那是1985年，台湾的五星级饭店还很少，任何企业办活动都得早早抢订住房，事发突然，同事们方寸大乱，和饭店人员吵了起来。

身为主管的我，连忙出面协调，紧急开会寻求解决方案。首先，就是请同事们想想，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结果出来了，最坏的情况是有10个经销商得暂住在山下的其他饭店，每天搭车往返会场与饭店。这是麻烦些，但也不至于无法接受。大家一想，顿时就冷静下来，不再那么激动慌乱了。

很幸运的是，大会开始当天，因为有人提早退房，圆山饭店临时空出三个房间，第二天又再给出两个房间。这样算一算，不过只比原先预订的耽误了一天，事情也算圆满解决了。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若追究责任，固然是圆山饭店的失误，但当初若任由同事们发泄怒气，和饭店闹翻，恐怕事态会更严重，宏碁公司的形象也会受损，可谓两败俱伤。所幸，我们问了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有一次，我到西班牙旅游，同行的一位朋友当街遭抢。她受到的惊吓不难想象，哭得花容失色。虽然人没有受伤，在紧急挂失信用卡、补办护照等改善措施后，财物也完全没有损失，但之后的行程却毁了，她完全失去了旅游的好心情。但是我们真的应该让这些小事在我们的情绪中长驱直入，造成我们的焦虑吗？为什么不试试，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钥匙丢了，最坏的状况是什么？重配一把钥匙、找人开锁，甚至换一整套新锁，最坏的结果是花费几百元、几千元，所以不必惊慌失措。

在路上和别人的车发生擦撞，如果没有任何伤亡，最坏的状况是什么？花钱修理，找保险理赔，所以，不必大吵互骂，甚至大打出手，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

人生之中，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日常生活里，也许常会遇到烦人琐事：交通阻塞、与人争执、被放鸽子……当你不由自主烦躁起来时，何不先问问自己：发生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然后接受它，并且设法改善它。

从报纸上的社会栏目中，我们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有人遇到感情问题，郁郁寡欢，挟怨报复；有人遭遇婚变，万般绝望，携子自杀；有人工作受挫、心烦意乱，威胁老板。其实，即便遭遇了这些不顺利的情况，或许只要先问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冷静想一想后，我们会发现问题根本就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有一位学员在课堂上听到我如此说之后，回答我说：“我一直都在想，所以才越想越烦恼。”

他说得没错，很多人像他一样，一直在想，也一直在烦恼。我问他：“你究竟是在‘想’，还是在‘担忧’？如果你一直在‘担忧’，怎么可能有时间、有力气、有心情去‘想’呢？”他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改变的力量

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曾经帮助卡内基训练的讲师魏逸群度过了癌症的危机。2007年年底，魏逸群发现自己口腔内长了一个小包，检查后发现，这是恶性肿瘤，需要马上动手术治疗。

与此同时，魏逸群的太太检查出乳腺癌术后复发了。于是，2007年12月24日，平安夜，魏逸群和太太一起住进了医院同一间病房，在医院里度过圣诞夜。

接下来，魏逸群接受了放疗，副作用非常大，胃管从鼻子插进去，很疼，每天只能喝点儿牛奶。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魏逸群性命无忧，但他发现自己几乎变成了一个“废人”。治疗让口腔黏膜大部分被破坏，魏逸群不能进食；出院后，他躺在床上，由太太每4小时给他灌一次奶，其余时间，则是躺在床上，等待太太来灌奶。他已经虚弱到不能思考、不能行动。

半年之后，魏逸群勉强可以下地走路，但走上几步路就会非常疲倦，不停地喘气。他的脑子有时清醒，有时又觉得很糊涂，好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一样。

魏逸群偶尔会问自己：魏逸群，你现在这样子，将来如何办？他感到非常无助。

但魏逸群明白，焦虑只会损害他的健康，他需要摆脱焦虑，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康复的心理条件。于是他想到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下半生不能继续留在职场上工作，现在就退休。如果这样，我和太太是否可以生活，我算了算，我们的经济条件虽然不是非常富裕，但只要能适当控制，生活仍然可以很安稳。这样一想，我心理上就变得平静安定了。”魏逸群这样想。然后，他就不停地告诉自己：你要离开职场，你要接受自己这样的状态。

接下来，他就安心地把身体交给医生负责，自己积极配合。

三年以后，魏逸群的身体开始慢慢恢复，他可以走路，甚至能够少量锻炼。现在，他甚至可以游泳1000米。2011年年底，魏逸群重新回到卡内基训练的教室里，开始工作。这些都是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

魏逸群是我们卡内基训练的讲师，也是我的朋友，如果他不是运用了“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他不会康复得出乎大家意料的那样好。

有一段卡内基从纽约联合工业神学院实用神学教授雷恩贺·纽伯尔处得到的祷词，我非常喜欢，希望大家也知道这段话：

请赐我沉静，

去承受我不能改变的事；

请赐我勇气，

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请赐我智慧，

去判断两者的区别。

第三节 提醒自己，忧虑会严重危害你的健康

谁来按你的门铃

20世纪初期，卡内基住在美国纽约。一天晚上，一个邻居来按他的门铃，让他们全家去种牛痘，预防天花。卡内基与邻居聊了聊，发现这位邻居是整个纽约市几千名志愿去按门铃的人之一。除了数量众多的志愿者，还有大约2000名医生和护士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为大家种牛痘。怎么会这么热闹呢？原来纽约市有8个人得了天花—其中两个人死了。

800万的人口里死了两个人，大家就如此重视，卡内基想，但是他在纽约已经住了37年了，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来按他的门铃，警告他预防精神上的忧郁症—这种病所造成的损害，比天花至少要大一万倍。

“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按门铃告诫我，目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10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将精神崩溃，主要原因就是忧虑和感情冲突呢？”卡内基想。他接着意识到，要让人预防忧郁，也需要有对人们的固有观念“按门铃的志愿者”。

所以卡内基在教学和书籍中增加了一个内容，说明忧虑是什么以及多可怕，来“按响读者的门铃”。

为此，卡内基开始走访当时的医学专家以及心理学家，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关于忧虑的知识。

曾写过《神经性胃病》一书的约瑟夫·孟坦博士告诉卡内基：“胃溃疡的产生，不在于你吃了什么，而在于你忧虑什么。”

梅育诊所的法瑞苏博士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对卡内基解释说：“胃溃疡通常是根据人情绪紧张的程度而发作或消失的。”这种看法在研究了梅育诊所15000名胃病患者的记录之后得到证实。有4/5的病人得胃病并非是因为生理因素，而是恐惧、忧虑、憎恨、极端的自私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无法适应引起的。根据美国《生活》杂志的报道，胃溃疡现居死亡原因名单的第10位。

梅育诊所的哈罗·海彬博士在全美工业界医师协会的年会上宣读过一篇论文，说他研究了176位平均年龄在44.3岁的工商业负责人。大约有1/3的人由于生活过度紧张而引起心脏病或消化系统溃疡或高血压。他们成功的代价足够高昂。

多活了45年

洛克菲勒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创立了全世界最大的垄断企业—标准石油公司，但这位“石油大王”并不健康。他53岁时，不知名的消化系统毛病，让他只能靠酸奶和苏打饼干为生；他严重掉发，连眉毛也无法幸免，最后只剩几根稀疏的眉毛；他的皮肤毫无血色，骨瘦如柴，而且还严重失眠。他步履蹒跚，看上去像是走在坟墓边缘。

而医生认为，这样的情况很大部分是压力造成的。

据说，这位世界首富会因为多交了150美元的货物保险费而对下属大发雷霆。如果遇上下雨而有可能让他的货物受损，他则可以在办公室里整晚烦恼地踱步。他无暇休闲或娱乐，总是担心失去财富，对身边的人总是责骂。

正因为这样的性格，这位富有的人因为忧虑、恐惧、压力及紧张，把自己逼到死亡边缘。他自己也感到了害怕。

医生不得不警告他，如果继续如此，只有死路一条。医生除了治疗外，要求他避免忧虑，放轻松，多在户外从事温和的运动，注意饮食，只吃七分饱。

洛克菲勒开始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他立刻退休，开始学习高尔夫，从事园艺活动，和邻居聊天、玩牌甚至唱歌。

他也开始反省，不再想着如何赚钱，而是思考如何用钱去帮助他人。起初，这并不容易，全国神职人员反对他对教会的捐款，称之为“脏钱”，但他仍继续奉献，也帮助因还不上贷款而面临倒闭的一家小学院，让它成为了世界知名的芝加哥大学。最重要的是，他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经费给具有意义、有远见的各种研究与活动。洛克菲勒彻底改变了自己。

那么他的身体情况有无改变呢？是的，他身体的很多症状都消失了。他变得步履矫健，最后享寿98岁。

康乃尔大学医学院的罗素·西基尔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关节炎治疗权威，他列举了4种最容易得关节炎的情况：

1.婚姻破裂；

2.财务上遇到难关；

3.寂寞和忧虑；

4.长期的愤怒。

当然，这些不是关节炎的唯一成因，但它们是最常见的成因。卡内基的一位朋友在经济萧条时遭到很大损失，煤气公司停止向他供应煤气，银行没收了他抵押的房产。他的夫人便患了关节炎，发病突然，多方治疗仍不见效，直到他的经济状况好转，她的病才算康复。

卡内基还从医生那里得知，忧虑甚至会使人患龋齿。威廉·麦克高陵格博士在全美牙医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说：“由于焦虑、恐惧等产生的不快情绪，可能影响到人的钙质平衡，使牙齿容易受蛀。”麦克高陵格博士曾经治疗过一位病人，他在妻子得了急病后的三个星期内，迅速从一口好牙，变为有了9颗蛀牙—都是焦虑引起的。

焦虑还可以引起很多身体的疾病，比如甲亢。卡内基了解到，甲状腺原来是应该使身体规律化的，一旦反常后，心跳就会加快，患者体重减轻、心动过速、情绪容易激动，而且常常双眼凸出。卡内基曾经陪一位得这种病的朋友到费城找主治这种病的著名专家西伊士内·布南博士。

这位医生向卡内基的朋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上有什么问题使你产生这种情况？”他告诉卡内基的朋友，忧郁可能会导致这种疾病，他警告说，如果继续忧虑下去，就可能染上其他的并发症，或心脏病、胃溃疡，或糖尿病。这位名医说：“所有这些疾病，都互相有亲戚关系，甚至是近亲—它们都是因忧虑而产生的。”在这位医生的候诊室的墙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他给病人的忠告：

轻松和享受

最能使你轻松愉快的是：

健全的信仰、睡眠、音乐和欢笑。

对上帝要有信心，

要学得能睡得安稳。

喜欢动听的音乐，

幽默地看待生活，

健康和欢乐就会属于你。

忧虑几乎能摧毁一切健康，心脏病是当今美国头号刽子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30多万人死在战场上；可在同一时期内，心脏病却杀死了200万平民—其中部分人的心脏病是因忧虑和生活过度紧张引起的。

没有什么会比忧虑令女人老得更快，并能摧毁她的容貌的了。忧虑会使人们的表情难看：他们咬紧牙关，脸上出现皱纹，总显得愁眉苦脸，头发灰白，甚至脱落；忧虑会为脸上增添雀斑、溃烂和粉刺。

威廉·詹姆斯说：“上帝可能原谅我们所犯的错，可我们自己的神经系统却不会原谅。”

至于忧郁导致的自杀，则比常见传染病导致的死亡还要多。

卡内基把所有这些医学研究与实践经验汇集在一起，然后告诉他的学员们，忧郁足以致命。

忧虑害死人

当我看到卡内基如此提出忧虑的危害时，说实话，我感到大为震惊。我过去真的不知道忧虑的危害性是如此之大，甚至致命。

100年后的情况如何呢？

2004年9月16日，一项调查指出，每10个台湾人，就有一人情绪崩溃过；每4个上班族，就有一个想过要自杀。某大学心理系曾对系里120多个学生进行心理测验（他们将来都是要辅导别人情绪困扰问题的），发现竟有十几个人心理不健全，比例高达一成。

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现代人虽然拥有空前富裕的物质享受，但并未更快乐。我们肩上背负的重担、无法逃避的压力、所忍受的痛苦指数，反而和财富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同步扩增。

偏偏现代人总是为了工作、婚姻、子女、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车贷房贷等忙得团团转，不知道“如何有效克服忧虑，排除压力、紧张”，只能任由自己被忧虑、紧张、压力摧残，直到可以忍受的痛苦指数冲破安全阀，整个人突然崩溃，问题一发不可收拾。

对照两个世纪，现在的人们对于情绪压力的提防心依旧薄弱，但情绪压力的杀伤力却越来越强。这真是很令人惋惜。

压力、忧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对身心健康的威胁性与杀伤力，绝对大到超乎想象。

我们常听见家人朋友之间有各式各样的提醒与关心：肚子饿了要好好吃饭，天冷了要穿衣保暖，下雨了要记得带伞，开车要小心谨慎，做事要认真负责……然而，有多少人提醒过自己，要避免被负面情绪影响？又有多少人郑重其事地提醒过别人，要提防压力和忧虑的伤害？

或许你会说，台湾信息发达，对于相关议题的报道不少，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但我要进一步提醒的是，概念上的“知道”，并不等于具体而真切的“理解”。

事实摆在眼前，许多人过着充满压力与忧虑的生活，但对于这个切身问题却根本没当一回事儿。

我的女婿原本一直有不明原因的背痛，接受卡内基训练课程后，症状不药而愈—虽然我无法提出医学解释，因为连医生都说不出个中缘由，我只能推断，受训后，他较能处理由压力和忧虑所产生的情绪，所以不再背痛。

由此可见，他身体的各种毛病，就是心中的压力与焦虑所导致的“亚健康状况”。而通过改善情绪，则可以缓解疾病。

当我们察觉到了负面情绪所带来的疾病时，如此，是否便能在现代城市的混乱中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呢？如果你是个正常人，答案应该是“可以的”、“绝对可以”。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比自己所认识的更坚强。我们有许多从来没有发现的内在力量，正如梭罗在他的不朽名著《狱卒》中所说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会比一个人能下定决心提高他的生活能力更令人振奋的了……如果一个人，能充满信心地朝他理想的方向努力，下定决心过他所想过的生活，他就一定会得到意外的成功。”

大约10年前，有一次我希望能随时与美国卡内基训练的总裁保持联系，因此请他告诉我手机号码。没想到他犹豫片刻后告诉我，为了家居生活不受打扰，他的手机几乎是不开机的，只有出门在外需打电话时才用。这位美国老板管理着庞大的企业，每天处理与决策非常多的事情，可他还是努力为自己保留一块清静的领域；但相反的，有许多人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生怕漏接了任何一通电话，不管是度假、用餐、散步、睡觉，都不得“安宁”。

我很想问问这些朋友，真有必要如此吗？

如果仔细回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有多少事如同手机一样，是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负担？

如果你想知道是否会忙碌到连一点点宁静都被剥夺，不妨找个时间，拿出笔来，全盘检讨自己的生活、工作模式，最好能像记流水账一般逐条列下来，看看自己的时间与精力都耗费在哪些事项上；客观检讨其中有哪些是不必要的虚耗、哪些事可以更有效率地处理，避免宝贵人生被非必要事物给缠绕、吞噬掉。

试试看，你真的可以事分轻重，循序渐进，提高效率，慢慢品味生活，享受工作，拒绝超额的压力与紧张。

我有一位在汽车公司担任业务员的朋友，最近就聪明地这样做了。

他一直很努力工作，常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和客户应酬、推广业务。无奈业绩毫无起色，他心情糟透了，连带地影响了婚姻与亲子关系。他感觉自己腹背受敌，充满焦虑，跑来问我该怎么办。

我建议他冷静下来，客观地分析业务状况。结果他发现，其实成交的案例，多数在与客户首次接触时就会露出端倪。而且，他愈是站在客户的立场着想，“帮助客户买到适合的车”，而非“说服客户买最棒最好的车”，愈能有效成交。有了这样的认知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作模式，改变销售策略。虽然性格外向的他向来喜爱交际、聊天，真可谓乐在应酬中，但他还是做了必要的修正。如此一来，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增加了，花在“有效业务”上的时间却没有减少，工作得更为从容，绩效也变好了。

45岁的陈俊彦从事金融业，他整天面对的是业绩压力和复杂的人事问题。尽管他出身军旅，身体很棒，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他患上偏头痛，偶尔会莫名心悸。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了，除了偏头痛，他有时还会全身酸痛，甚至颤抖。

他感到非常恐惧，逐一来到台湾各大医院，从心电图到免疫科等相关检验，从头到尾将自己的身体检查了一遍，但查不出任何具体病症。医生开出的诊断是疑似“自体免疫功能有问题”、“慢性疼痛症候群”、“精神官能症候群”。

最后，一位相熟的医生告诉他：“当你有情绪困扰时，疾病就会找到你，如果不停止忧虑，丢开压力，你还会得心脏病、胃溃疡或糖尿病。”他吓坏了，自己未来将老病缠身吗？当下，他对自己起了个誓：不再忧虑任何事情。

他从此不再斤斤计较业务表现，对于同事间的冲突，他尽量协调但不再强求。他依然认真工作，却不浪费一点精力去担忧。当他察觉到自己又为工作感到焦虑时，他会赶紧警告自己：“要命，还是要成功？”然后他对自己说，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已经尽力，就够了。

陈俊彦的业绩表现不如从前，也影响到了他的升迁，但可喜的是，那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不再发作，他也更能享受生活。他认为太值得了。

第四节 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我家的低谷

我今年已经73岁了，经历过很多人生的坎坷。这些历程帮助我明白一件事：不要希望人生一帆风顺，因为每个人的前进途中都会遭遇无数问题，甚至跌倒在地。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所以，注定我们要常常与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忧虑作斗争。

正因为我经历过这么多坎坷，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人在面对困难时的无助与无力。如果遇到非常不如意的事情，犹如一记重拳打在自己脸上，又哪里来力气重新站起来呢？但是，即便如此，我非常明确的是，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否则，生活就会打垮我们的精神以及身体。

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是一位老师，需要如此教导学员，而是我信奉这样的生活原则：我们需要更正向积极地看待问题，哪怕在最值得忧虑的事情中，也要看到事情好的一面，从而将自己解救出困境。

我和我的儿子立言，还有他的太太，都是卡内基训练的讲师。我们常常在课堂上对学员讲应该如何克服忧虑。但实际上，当不幸来临时，任何人要面对悲伤与忧虑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的家庭在2010年刚刚遭遇的不幸事件。

我的孙子黑筠瀚是黑立言的第二个孩子，我们叫他弟弟。他长得蛮帅，常常笑，非常聪明可爱，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他。不过，弟弟在小学一年级入学后不久，便遇到了一次不幸。

弟弟刚进入小学一年级的第三个月，我们发现他的脖子肿起来了。然后，他开始发烧，住进了医院进行检查。那一年（2009年）的平安夜，台北四处飘荡着圣诞歌声，商店门口霓虹灯闪烁，这时候，其他小朋友可能在家里忙着挂袜子，等待迎接第二天圣诞公公的礼物，而弟弟发着烧，昏睡在病房里。

那一天，医生诊断出，弟弟得了白血病。

于是，我这个只有6岁的孙子开始接受化疗。我们告诉他：“你的血生病了。”他躺在床上，似懂非懂。

我们一直都知道，弟弟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小朋友，但直到他生病后，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多么勇敢的孩子。

化疗对一个小孩子而言非常残酷，长长的针管深深地刺进身体，药物导致他总想呕吐……一开始，弟弟非常抗拒这样的化疗，他因为痛而大哭。而他的这些疼痛，我们都帮不了他。但是，不久后，我们发现他不再哭了。他不但自己不哭了，后来有一个小姐姐住进病房，同样在化疗时大哭，他还要去劝这位小姐姐别哭。他轻声给小姐姐说：“一直哭不是很不开心吗？所以你就让他扎一下，痛一下就OK啦。”

大多数时间，弟弟都待在病房里接受治疗，家教会定期指导他学习。期末时，老师将考试卷子带到医院，结果弟弟考了班级前三名，几乎每科都是100分。他自己看书学习象棋，从一点儿不会，到后来还下赢了我。

弟弟住院一两个月后，他的妈妈开始接到他同学的妈妈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太太说：“我儿子在问，你儿子在哪里啊？他很想念他，什么时候回来上学？”这样的电话后来又陆续接到不少。

有一次，弟弟的妈妈到学校去找老师，小朋友围住了她问：“阿姨，黑筠瀚到哪里去了？”好几个小朋友说：“我们很想念黑筠瀚。”

但是，弟弟并不能回到学校。大概半年后，弟弟的一只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医生说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压迫了视神经。于是，他开始接受放射治疗，他要躺进一个机器里，让射线去照他，他痛得大哭。他每天都要吃下大把的药片。

但是，即便这样也没有能阻止癌细胞转移。两个月后，弟弟两只眼睛都完全看不见了。他的世界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中。

这时候，立言和太太已经陆续离开工作岗位，专门照顾和陪伴弟弟。

弟弟每天都要祈祷，为避免感染，我不能进入他的房间，但立言把他的祈祷录音下来放给我们听。我听见，弟弟用他稚嫩的声音祈祷说：“谢谢你，在这里驻下天使军团。请你（派来）有一对翅膀、两对翅膀、三对翅膀，甚至四对翅膀的天使保护我，能让我的眼睛越来越好……”他非常认真地祈祷，就好像他能感觉到天使的存在一样。

然而，我们期盼的奇迹最终并没有产生。2010年12月25日，弟弟入院后的第二个圣诞节，在其他小朋友们欢乐地收圣诞礼物时，弟弟再次陷入昏迷，他已经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给他买的圣诞礼物了。昏迷了三天之后，他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如果你看到弟弟是多么乖，多么乐观、勇敢、懂得感恩，多么会关心其他小朋友，你就会知道，我们当时多么觉得命运的不公平。我们不明白，这么好的小孩子，为什么偏偏会得了绝症，承担痛苦，离开我们。

我们全家都承受着巨大的悲伤。弟弟的外婆为此几乎得了忧郁症，黑立言和他太太推掉了所有的授课任务，完全无心做任何工作，他们痛失爱子的悲伤，肯定比我们多得多。

这种情况下，立言夫妻和我们都需要走出这样的痛苦。

走出低谷

在弟弟过世后的第二个月，立言回到了卡内基训练的办公室，开始恢复工作，让工作能填充自己的生活，而非一味地想弟弟。他希望自己能活在今天的方格里，不要去想昨日之悲伤。

卡内基训练克服忧虑的原则中有一条是“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弟弟过世后，一天，立言显然是经过很久的思考后对我说：“不可避免的事实就是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或早或晚。”我知道，他开始接受弟弟离世这个事实了。而且，他在试图安慰我。

立言在弟弟去世后，开始每天给弟弟写信，在信纸上与弟弟聊天，分享他的所有感想。不久后，立言在公司的例会中，给同事们说了弟弟和我们全家所遭遇的一切。他还分享了很多他在给弟弟信中的所思所想，而非悲伤。那天，我也在场。

他告诉同事们弟弟在生病期间的祈祷，不仅为自己的病情祈祷，还为妈妈、爸爸、姐姐，还有其他生病的小孩子祈祷。弟弟从来没有为自己生病而抱怨过或情绪低落过，而是在祈祷中感谢自己已经得到的一切：好吃的食物、和姐姐一起玩、爸爸妈妈的陪伴……

他已经完全失明的时候，还能高高兴兴地笑着玩耍。

立言对同事们说：“我们要常常看到自己所得的恩惠，不要去埋怨自己多倒霉，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我们怎么看那个‘一、二’，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弟弟在生病期间做得很好，他再次教了我这一课。”

“我看到，虽然现在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过程中有很多人帮助我们，而且，有一种力量在支撑弟弟，让他没有承担太大的痛苦，即便苦难中还是可以微笑，这些都是值得感恩和庆幸的事情。”立言继续说，“我以前授课时常常给学员们说不批评、不抱怨、不责备，要感恩、要在不如意中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因为这些办法确实很有道理，不过这些使用方法只是一种理性分析的结果。”“但是发生弟弟这个事情以后，这些态度却突然如同真理。因为如果我不用这种正面的态度，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好好活下去。”说到这里，台下的同事都在流泪，立言的情绪也开始无法自控，他开始流泪，但是他没有慌乱或失措，而是带着一种诚恳而坚定的态度。也许，他觉得，自己必须以这种方式来学习与怀念弟弟。他为生活重新快乐起来作出了更多的努力，如果弟弟知道，也会为爸爸感到自豪吧。

立言的太太，忍住悲伤去履行曾经对弟弟的一个承诺：用弟弟的保险金去“帮助和我一样生过病的小孩子”，为此，她用了半年时间，投入到成立黑筠瀚基金会的事情上，帮助那些癌症康复的孩子活得更开心。在弟弟离世半年多后，基金会开始正式运作—由基金会出资，请60位曾经得过癌症的小孩免费上卡内基青少年训练课程，未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活动与支持。

每个人都会遭遇很多悲伤。我们一家遇到悲伤，能做的就是看到事情值得感恩的一面，用正向的态度，淡化我们所遭遇的不幸与悲伤。

面对职场低谷

有时候，我们遇到的苦难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事业。我们在大陆授课12年来，亲身感受到了大陆经济发展的迅速。这种快速发展的时代，给很多雄心勃勃的商人提供了机会，去创业、去创造出著名品牌或创办体量庞大的企业。而另外一方面，事业的快速发展，却需要人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黄知俞是一位能干的女性。2007年8月，她与先生一起创业，开办了一家叫作君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黄知俞担任副总经理，负责市场营销；她的先生张远群担任公司总裁（CEO）。经过了艰苦的创业期后，公司开始走上正轨，一切有条不紊地发展着。

但这时黄知俞却遇到难关。公司在2009年后陆续开办分店，黄知俞在营销之外，还要投入服务、训练以及管理领域，需要更多的心力与时间。在这期间，第二个孩子出生，她还要照顾家庭与孩子，黄知俞蜡烛两头燃。这是很多职业妇女都会遇到的情况，事业繁忙，还需要承担照顾家庭、做好母亲的任务。而黄知俞性格好强，她希望能担任好这些角色，为此，她思想高度紧张，连午休时间都挤出来看文件。黄知俞开始长期失眠。

而情况还在变化。当商业环境不佳，公司库存货物价值一度高达一两亿元时，黄知俞发现自己的脸部开始三叉神经痛，这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影响到日常吃饭、喝水，有时在培训员工时突然痛起来还吓坏了员工，吃了药又会头晕，这让黄知俞的生活很糟糕。

为此黄知俞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做完又复发，第二次继续做。有一次她尝试了颅内射频针治疗，结果反而导致脸部肌肉完全麻木。一位医生朋友提醒她，脸部麻木的原因可能是肿瘤压迫神经所致。面对疾病以及患上肿瘤的可能性，黄知俞感到非常恐惧：过去一切在自己手中掌握的东西—健康、生命……似乎都有可能从手中溜走，她觉得自己的世界似乎失去了希望。

这时候，黄知俞偶然看到了我曾经出版的一本书《破局而出》，大受激励，于是她就动员了先生张远群、公司董事长，三个人一起参加了由我担任讲师的卡内基训练课程。

他们一接触到卡内基训练课程便非常投入。记得第一天下课，他们三位就课堂内容一直讨论到晚上10点多，认为这次的上课给自己“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黄知俞在卡内基训练课堂上找到了减轻压力的办法，那就是用卡内基减少压力与焦虑的原则来改善情况。她决定接受最坏的情况，同时看到事情好的一面。

因为接受了事情最坏的一面，黄知俞反而平静了下来，她不再愤懑与自责，而是冷静，这时候，她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公司运行不错，有自己的先生以及员工的支撑，离开她也是可以运转的，所以，她不必、也不应该为了工作而过于紧张。于是，黄知俞开始尝试信任员工与先生的能力。她强迫自己放下对工作的控制欲，尽量授权。

奇妙的是，经历了这样的思想与行为转变，大半年后，黄知俞的失眠不治而愈了。她的面部神经痛也得到了缓解。通过检查，她发现自己并没有患上肿瘤。而且，由于更大程度的放手与信任，团队也变得更加值得信任，员工逐渐敢于承担责任。

在这期间，黄知俞说服董事会，投入了更多财力在员工培训上，把公司的管理人员与骨干员工都带到了卡内基训练课堂上，受训的员工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在2011年，温州也是金融危机的灾区，当地很多企业领导者都睡不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可是君浩汽车在张远群、黄知俞领导下，能去收集事实、分析资讯、拟订计划，结果在2011年反而开出了4家新店，整个公司的业绩大幅成长。当然，此时，黄知俞的失眠与焦虑，也已经消失了。

“如果我没有用这样的办法，可能会一直陷于焦虑之中而无法自拔。”当黄知俞对我讲完自己的故事时，末了，她对我说。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是会或多或少地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其实，无论为人还是处事，太顺利了未必全是好事。当坏的事情出现时，也许可以把它当成警钟，提醒我们去发现事情更好的一面，往往会真的得到我们所期待的好效果。即便对于那些完全无法改变的坏事情，我们也能改变自己的心态，接受它的存在。

第四章 慢养

“谢谢您对我的帮助。”

今年圣诞节，我收到一张贺卡。这张卡片来自潘为，他曾经是我在卡内基青少年训练班的学生，而现在他是一家设计公司的创业者。他在贺卡中跟我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他所在广告公司的作品获得了德国红点奖，这是设计界的国际最高奖项。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创业伙伴都在朝自己的梦想努力，过得充实又开心。

潘为在贺卡中告诉我，10多岁时参加的卡内基青少年训练班，让他学习到如何与人沟通以及积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他不仅是位设计师，更是一位沟通高手，良好的沟通与卡内基原则让他的团队可以充分发挥创意。

这当然让我非常开心，在我身边，像潘为这样青少年时期接受卡内基训练的学生，有很多与我保持联系。卡内基训练传入中国之后，我最为骄傲的事情是，约20年前我在台湾推动了青少年卡内基训练，这是卡内基训练在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次创举。每年暑假，我们在全台湾各地开办青少年和大专班，有三四千名年轻人来上课。到现在，可能有五六万青少年接受过卡内基训练。

很多父母发现他们的孩子参加了训练后变得更有自信，对别人更有热忱，而沟通能力与人际关系的改进与他们的学业相辅相成。很多原来相当退缩、内向、害羞的孩子，参加了卡内基训练后，简直有着脱胎换骨的改变。有些父母看到他们孩子的改变，会激动得掉泪。

如果问我这十几年来，对社会有哪些贡献的话，我想，成立青少年卡内基训练班是其中一项，因为这些青少年将来都是社会的栋梁，他们将影响社会整体人群的素质。

不仅是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令人高兴，一些父母也因为上了卡内基训练课程而能运用卡内基原则更好地处理亲子关系，我自己能深深体会到这样的效果：我们黑家就是一个好例子。

在不久前，我的孙子对我笑着喊道：“爷爷，靠过来一点。”然后我们全家拍下了一张全家福，我们黑家三代人，20个人笑得很开心。

我有4个孩子，他们书念得都不错，工作也小有成就。但我内心深深引以为荣的是他们都很快乐，很有责任感，非常爱家。

老大很喜欢在家里和小孩玩游戏；老二爱打球，会到非洲国家和尼泊尔参加义诊，还领养了一名柬埔寨的孤儿；老三快乐地在家中当3个孩子的全职妈妈；老四虽然白天忙了一整天，回家还会帮女儿洗澡，半夜起来泡奶、喂奶。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能享受他们的付出。

亲子关系，大概是我们人生中最为重视的关系。回望这么多年卡内基训练所从事的青少年教育，我得到了自己的经验，那就是要“慢养”：和孩子抱一抱、和孩子谈一谈、相信孩子、等待孩子。父母要转向孩子，孩子要转向父母，孩子是慢慢养大的。

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求一时的速度与效率，不以当下的表现评断孩子，尊重每个孩子的差异。慢养，可以让父母找到相信孩子的力量，孩子可以发现最好的自己，找到自己成长的力量。

家长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自信的态度；健康的性格；好的生活习惯；有机会吃苦、摔跤。

另外一方面，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也要主动培养自己的信心，以及沟通与人际交往的能力，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寻找与保护自己的理想，就像潘为一样，一步步坚定踏实地往前走，从容地成长。

第一节 发现“慢养”

大哭的妈妈

1983年，4月的一天傍晚，我坐在美国加州家中的书房里。此时天色尚早，日光照在我家后院上，绿色草地显出勃勃生机。我正在书房为第二天的工作作准备。这时，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太太出现在面前，她身后站着一排太太，我认出她们都是我的邻居。我有点儿吃惊。这位太太站在我面前，明显按捺住怒火对我说：“你家孩子把狗大便丢到我们院子里！”此时，她身后站着的一排太太都严厉地看着我。

“非常抱歉。”我有点儿不知所措。随后，她们的解释让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是因为我的二儿子黑立国调皮捣蛋，令几位邻居“组团”到我家来投诉。

她们继续批评我：“你们的孩子真的太差劲了，说下流的脏话，给我们的孩子们听到非常不好。跟你们当邻居真是羞耻。”

“我们知道对这样的孩子很难管教，但你们还是该尽力。”这几位太太在对我表示“体谅”后离开了，留下又沮丧又愤怒的我呆坐在院子里。

20年前，我的孩子们正是青少年时期，非常叛逆。他们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好”小孩，老二立国在外面跟同学打架、在邻居家捣蛋，邻居们投诉的正是他。我的女儿叛逆期，念小学就忙着化妆、谈恋爱；孩子间常常争吵，家里天花板都快被掀掉了。那段孩子们叛逆、行为最恶劣的时期，是我们家最严重的黑暗期。

我客气地送走前来指责我的邻居后，无力地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我想，我和太太已经这么辛苦打拼了，怎么我们的家庭和生活竟然会这样一塌糊涂？4个孩子都还年幼，举目望去，这样的生活，哪里是出路与尽头呢？

时间飞逝，20年后，不久前的一天，我接到黑立国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和我话家常：“爸爸，我今天和3个孩子去公园玩了，你知道吗？他们居然比谁捡的狗屎多……”立国的话令我想到20多年前的日子。我有点儿感慨，当年那个往邻居家扔狗大便的被投诉对象，现在已经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医院副院长，还是非常有爱心的父亲与丈夫了。其实我很想问问他，还记不记得他幼时的顽皮。“爸爸，我家老三今天还学会了轮滑……”越洋电话那头，黑立国继续愉快地说道。“哦，是吗？他滑得好不好？”我马上感兴趣地问，彻底被吸引回了现实。

现实是，当年在美国太太投诉团离开我家后院后，我和太太商量，继续对孩子报以信任和宽容的“慢养”态度，最终，孩子们叛逆黑暗的这颗“行星”在我家天空上方运行了两三年就逐渐远去了。经过了我们20多年的“慢养”，我们这几个孩子，大儿子黑立言从耶鲁大学毕业，现在是我的得力助手；过去顽皮的立国现在则是医生，女儿是三个孩子的全职母亲，小儿子立行也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我现在有10个孙子，他们都非常可爱。

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转变，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家庭“慢养”孩子们的故事，或许就能说明原因了。

我和太太百龄养育有4个孩子，他们4个的个性完全不同，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

我的二儿子黑立国是家里故事很多的孩子。他出生时，正是我们家庭生活最穷苦的阶段，所幸这段比较困苦的童年，没有让立国变成愤世嫉俗的小孩，他仍然相当开心。

立国小时候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孩子，非常好动，我们过去养过一只很大的圣伯纳犬，帮狗洗澡、带狗出去散步都由他一手包办，家里的一些粗活，像锯东西、搬树、除草也全都是他自愿帮忙。

不过，立国在青春期时变得很顽劣，不仅喜欢恶作剧，还不喜欢学习，脾气也不好。

立国心思不在功课上，所以成绩一直很差，但他偏偏又很好强、好胜，脾气也不太好，像我有时候跟他打乒乓球，他接不到球或被我杀球，还会对我怒目而视。

不同的孩子真的就像花圃里不同的花朵，父母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可能会被不同个性的孩子给气死。他的奶奶总是提醒我：“难道小孩没有自己的个性吗？这就是立国的个性。”所以，我们也不责怪他。

立国常常做一些让我们瞠目结舌的事情。他曾偷偷地把家里除草机里的燃油换为牛奶；他还尝试过用打火机去点路边汽车的汽油箱，仿佛想试试能不能点燃。

他的“冒险生涯”在一家大卖场里达到顶峰。一次，百龄带4个孩子去卖场购物，结完账后，突然有人冲出来抓立国：“你偷东西。”而这居然是真的：立国在卖场拿了一双手套没有付钱。卖场人员不由分说把立国押到后面的办公室去，百龄与卖场协调了几个小时，卖场勉强同意放他们离开。

百龄镇定地带着立国和全家人走出大卖场，上车之后，她突然开始放声哭喊：“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当时车上所有的人都被她的歇斯底里吓呆了。这样的事情，真是可以让一位母亲崩溃。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因此判断立国是个坏孩子。只是事情过去之后，百龄单独找立国谈话：“立国，为什么你拿走了卖场的手套？”

“因为好奇啦。我的同学在卖场拿小东西没有被发现，我也想试试看自己行不行。”这就是立国的回答。

“那这次你好奇的教训大不大？”百龄问。

“够大了。”立国点点头。

这次谈话之后，我和百龄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我考了鸭蛋”

“妈，我今天拿鸭蛋回来！”立国从花园新城小区最底层一边跑一边挥着一张考卷，兴奋地对百龄喊。原来学校考国文，他一道题都不会，考了零分。

在这之前一个月，孩子们随我的工作调动，从美国回到台湾读书。美国和台湾的教学差别很大，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所以，孩子们回到台湾上学前，百龄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去学校一定很惨。国文、数学都会听不懂，尤其是国文一定拿一个鸭蛋回来。”孩子们不懂什么是鸭蛋，百龄还画给他们看。

所以，当立国真的拿到一个鸭蛋时，他就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告诉妈妈。

看到立国手里的鸭蛋，百龄又告诉孩子们：“你们接下来的考试，应该比较好，会拿一根油条加一个鸭蛋，也就是10分。”

因为我们在孩子们考试前就先告诉他们可能面临的状况，所以他们能理解分数不好不是他们的错，不会因为考试成绩差而觉得有挫败感。在我们看来，家长对孩子的保护，不是说“你不能跳这样高”，或者“你不要结交那样的朋友”，我们对孩子的保护方式，就是保护他们的自信心。

不过，这在当时并没有能让立国成绩好起来。他在台湾读书的几年中，功课都非常差，老是班上倒数几名。

立国在初中时又跟随我工作的变动回到美国念书，刚开始个性还是没改，照样天天玩耍、天天混，功课也不好，不读书，然后还忙着交女朋友，只有霹雳舞跳得最好，棒球也打得不错。

我和百龄并不因此而责怪他，对他的学业几乎完全放任。因为我和百龄都认为，成绩不如自信、快乐的童年重要。

我和太太对立国在学习上没有抱任何期待，甚至觉得，就算他以后长大要去当木匠，只要有一份正当的工作，也没什么不好。

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要求孩子的成绩一定要好，要考好的学校，读著名大学。孩子能做到这些固然很好，但另外一方面，这会给孩子们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2008年，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针对台湾3400多名初中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报道内容说，八成的初中生承认自己不快乐，前三大烦恼分别是升学压力、人际关系和亲子沟通。让人吃惊的是，受访的初中生中有三成表示，他们曾经动过自杀的念头，更有1/4的人曾经做过伤害自己的行为。

这份调查透露出现在青少年面对的压力真不小。我看了很难过，就在想，青少年的压力来自何处呢？根据我和青少年朋友相处的经验，这些压力来源的绝大部分是期望，尤其是来自父母、师长和周围人的期望。当期望超过能力，就会变成压力，让青少年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自我要求高的青少年，更容易因此钻牛角尖，没有办法肯定自己。

我见过很多父母喜欢拿自己孩子跟别人的比较：“我家小宝这次考试只考了第三名，你家大毛考第几名啊？”

“你看看，隔壁丽丽会弹钢琴，功课又好，你怎么不跟人家学学？”

我并不是反对用功念书，而是不赞成把考试成绩当成判断青少年的唯一标准，考不上好学校，家长和老师就传递出“世界末日来临，你完蛋了”这种信息。正是这种想法给青少年造成很大的压力，才让他们为了一分两分患得患失，丧失信心。

我和百龄的亲身经历也让我们明白，成绩好坏与否，与生活快乐与否的关系不大。百龄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好学生，但是，她从小为了保持班上前五名，每天拼死拼活读书，她觉得自己的童年一点都不快乐。我自己因为初中没有考取学校，只能念农校，但这却并没有影响我人生的丰富。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孩子们的作业，也不会因为孩子们学业表现不好而责怪他们。

“你成绩好，你好听话，爸爸妈妈好爱你。”这些都是家长们有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是“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孩子，爸爸妈妈都会爱你”。有条件的爱可能会让孩子始终处于弱势与自卑的泥沼中，哪怕他日功成名就了，这个内心空洞的人依然找不到内在的满足感与安全感，幸福感也会降低。无条件的爱则可以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与内在自信，以及安全感的基础。在我家，我不希望立国感觉到，爸爸妈妈会因为他成绩不够好便少爱他一些。所以，我和百龄不管他是否顽皮、成绩是否好，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待他。

而且我们不应该用现在的状况来判断孩子将来的好坏，现在小孩功课可能很好，但不一定孩子未来就会功成名就，而也许现在孩子功课很烂、留级甚至可能交了一些坏朋友，但将来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杰出的人，不要现在就替自己孩子的一生下定论，孩子的教养应该要慢慢来，给他们多一些空间，让他们慢慢描绘出自己的人生蓝图。

立国就在我们这种“不管你成绩好坏”的理论下，在我们的家庭中迷迷糊糊、晃晃悠悠地成长着。很快，成长路上的他会遇到一件偶然但特别的事情。

这件事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遇到好教练

高二时，立国长成了一个壮实的青年，他加入了学校摔跤队。摔跤队里很多都是黑人队员，他们的功课都很差，好多人不及格。有一天，教练在训练结束后，向队员们宣布：“学校规定，平均成绩至少达到B–才可以参加摔跤。”

“大家功课都很差，怎么可能拿到B–！”队员们表示反对。

“为什么托马斯（立国的英文名）可以做到，你们就做不到呢？”教练反问同学们。

教练这个肯定的赞美，对立国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后来立国居然开始尝试认真地念书。同时，随着立国逐渐长大，他青春期的叛逆也在逐渐消退。从高二开始，立国的成绩逐渐开始变好，由B–到后来拿奖学金。高中毕业时，他申请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其实，孩子在10岁、20岁甚至成家立业后，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要在孩子小时候就看扁他，人的潜力无穷。也许父母可以放轻松一点，不必急于一定要马上有成果，因为有的孩子成熟得快，有的较慢，孩子是慢慢养大的。比如立国，他的变化来得很晚，但变化之大让我们非常惊喜。

到读大学时，立国变得非常努力，他常常吃泡面刻苦地念书，三年级时，有一天我们发现，他的志向是念医学院。最终他通过努力达成了这个愿望。要知道，在美国，医学院是大学生们竞争最激烈的专业，入学难度极高。说来实在有点讽刺，这个从小最不爱念书、差点变成不良少年的孩子，竟然变成了医生。

立国非常精彩地度过了他的大学生活，不仅努力读书，还四处旅游。他曾经在迪士尼乐园卖冰淇淋赚念书的钱，曾经暑期在台湾地下道里当吹萨克斯的街头艺人，这些事情我们都不会阻拦他。

他考上医学院后，去过动荡不安的非洲卢旺达协助难民营的医疗队，到过尼泊尔做医疗志愿者，还惊险地碰到过叛军。不过，立国愿意做这些事情，我们尽管很担心，但也全力支持他。

到他毕业时，我们全家都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毕业生穿着黑长袍一个个进场，会场很大。我在观礼台远远地对着我的儿子大喊：“黑立国！黑立国！”大家都在看我，身边一位美国家长问我：“你一定很兴奋？”我高兴地回答：“是啊！”

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而羞于表现，不让孩子感觉到我的快乐呢？我当时真为自己这个少年叛逆、现在拥有精彩青春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为你而骄傲

黑立国的故事还没有完。并不是子女大学毕业独立了，父母就不再思考与子女的相处关系了。立国26岁从医学院毕业后，成为社区医院的医生。病人对他相当赞赏，评分也很高。第二年董事会就将他选为这个社区医院的院长。

不过，在之后的人生大事上，立国再一次让我感到着急。

立国的太太是黑人和日本人的混血儿，年龄比黑立国大4岁，而且有过一次婚姻的经验，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刚开始我们和她的互动不是很好，而且出于为人父母的私心，我们觉得以立国的条件应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于是，我对黑立国的婚姻表达过不同意见。

不过，立国仍然决定要结婚。我们只有忍住自己的反对意见，选择祝福他们。现在他们结婚十几年了，婚姻非常幸福，毕竟孩子是跟他的另一半过一生，而不是跟父母过一辈子。说实话，我的孩子们交往的对象和我们想象中的都有差距，但后来结果都很好。我想这除了幸运外，也教导了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应该要相信孩子自己的选择。

在成年之后，孩子仍然需要父母的支持与鼓励。如果得不到，或者是相反，他们会很失望。

2004年，黑立国和太太想要到柬埔寨领养一个小孩，弥补家庭只有一个小孩的遗憾。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劈头就表示了反对，理由是立国工作已经太忙，无法照顾第二个孩子。不过立国非常坚持，我不得不妥协了。

立国在办好领养计划后去了柬埔寨。

等他们到了柬埔寨孤儿院领养到了小孩子，可小孩子的签证竟然出了问题没办法到美国。

“怎么办呢？”立国在柬埔寨通过电话对我说。

“既然小孩子拿不到签证，那就先送回孤儿院，你先回美国，毕竟你工作不允许你离开太久。等签证发下来，再马上回去把孩子带回家。”我立刻告诉他。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没想到这句话让立国很生气，“我既然已经把她领养出来，她就是我的女儿，哪一个父亲可以把女儿送回孤儿院？”

后来立国留在柬埔寨，辗转办好了这件事，带着柬埔寨女儿一起回到了美国家中。

一年多以后，当我和立国在美国见面时，他告诉我，在这件事上我的反对态度，让他感到有些生气。一个单独的机会，他很慎重地对我说：“爸爸，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原谅你了。”

听完立国讲清原委后，我发现自己更加了解儿子了，也为儿子的责任心感到骄傲。

我后来发现，其实立国的爱心和价值观从小到大都始终如一，他小时候喜欢小动物，喜欢探索大自然，结婚后会想要领养柬埔寨的小孩，这些都是因为他有一颗愿意付出爱的爱心，这样的价值观和爱心，才是我最引以为荣的。

看见这么棒的儿子，我觉得像个奇迹。如果在他的教养过程中，我们哪怕走歪了一点点，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立国幼年时很喜欢在我们居住的台湾花园新城玩耍，那里树木繁茂。我观察到这些树木似乎不怎么需要特别的照顾也能绿叶满枝，小鸟在树枝上似乎永远不会累一般或跳跃或鸣叫。我想，很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他们也并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只要在任何情况下相信他会生长，给他空间，让他自己慢慢地塑造自己的未来，去长成参天大树或者做快乐的小鸟。从这点上来说，人和大自然还挺接近的，不是吗？

立璃爱美丽

“你们觉得立璃这样化妆好看吗？”百龄指着立璃问她的哥哥们。

“好丑喔！”哥哥们齐声答。

“哼！我认为很漂亮，你们不懂！”小立璃非常生气。

1982年，我家住在美国，那时候，我的女儿黑立璃小学五年级。她小小年纪就每天花两个小时夹睫毛、打粉底、画眼影等，整天化妆，还想着如何吸引男孩子注意。

我们无论怎么苦口婆心劝告，都丝毫没有作用。

再长大一点，立璃开始喜欢交男朋友。她总是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她喜欢哪一个男孩子，哪一个男孩子在学校说他喜欢她，学校的舞会她想跟哪一个男孩子去跳舞……

再往后，立璃的男朋友一个接一个，一会儿交了一个又高又瘦的白人男朋友，一会儿又交了一个奇丑无比、开蓝色跑车的男生。

百龄问我：“立璃怎么搞的，老是交这么奇怪的男朋友？但她偏偏说很帅。”

“对啊，立璃现在脾气又凶又怪，讲什么她都不听。”我回答。

“我也不敢批评她。”百龄说，然后我们俩苦恼地对望。

有一次她和男朋友下课回到家，两个人没有进屋，而是特意在院子里，选了一个角落躲着聊天。百龄出门，正好遇上他们在那儿谈情说爱，母女俩彼此都吓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百龄只好大声地“喔”了一声，赶快又把门关上。

还有些更令人惊奇的意外：有时候，家里总会接到不出声的电话。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我家庭院的树上缠绕着无数厕所的卷筒卫生纸。不用问，这又是立璃身边那些恶作剧的男生干的好事。

“立璃，怎么会这样呢？”我忍不住指责女儿。

“他们要恶作剧，难道是我的错吗？”立璃比我还生气，态度强硬地回答说。

“你太过分了，都是你惹的事。”我忍无可忍地骂了她。

立璃对我翻了翻白眼，一副“懒得跟你说”的样子，进自己房间去了。

因为这些事，我记得当时我和百龄有一阵子总是咬牙切齿骂她，但是丝毫没有效果。立璃照样我行我素。

我弟弟说：“黑立璃已经变成太妹了。”我听了很难过，不知道为什么女儿会这样。

立璃这样的个性，在一般传统中国家庭中，也许会被全盘否定，觉得她是无药可救的坏小孩。但我尽管对她的行为很愤怒，却觉得必须相信自己的孩子。他们有时候会出格，但不是真的那么坏。

百龄是学医的，她告诉我，青少年发育期，整个身体的荷尔蒙都在产生变化，神经传导也不正常，很多时候其实青少年真的很难控制自己，就像在大海中开船，不知道方向。有时候他们表现的态度不好，并不是他们真的想这样。

我记得在某一天下午，立璃又带着新一任男朋友回家。我气鼓鼓地坐在家里，百龄及时把我叫到厨房。“有时候跟这些叛逆期的孩子计较、拼命生气，甚至打骂，根本都没有用。”百龄劝慰我。

“好吧，没有用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做？”我回答。百龄把手臂圈在我的手臂上，我们俩互相宽慰，然后对外面的立璃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想，既然立璃的缺点这么多，也很难改变了，何不多看看立璃的优点，并且和她有更好的沟通。

其实立璃是我们家里最聪明的孩子，她在学校也非常活跃，后来在中学时还当上了全校学生会的副主席，功课也很好。她的人缘非常好，也很擅长人际关系的协调与沟通。而且她对哥哥和弟弟们都很好，对维系4个孩子间的情感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猜，她化妆、交男朋友，也许是因为很早就有了自己的主见，同时也想获得更多的注意力。

对于立璃化妆这件事，既然对她的批评、劝导都不能改变她，我们就只有接受了。

我们信任你

有一天，百龄对立璃说：“走，我们到药妆店去买化妆品吧！”

“为什么？”立璃惊讶地问。

“我学医学，知道不好的化妆品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像色素沉淀啦、破坏肤质啦，难道你想变成这样？”百龄问立璃。

“我不想。”立璃回答。然后百龄带她去药妆店，买了一些她想要的粉底、睫毛膏、眼影。

在去药妆店的路上，立璃异常沉默，什么也没有说。过后也没有因此而停止化妆。但是几年后，她在卡内基训练中分享这段经验时说，妈妈带她去买化妆品时，她非常感动，因为可以感受到妈妈对她是真的关心和爱护。

至于她交男朋友，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只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是同时很清楚地告诉她家长的底线：不准吸毒，不准乱发生性关系。

曾经有朋友问我，你们的底线会不会太松了啊？孩子们这么奇怪的行为，你怎么可以忍下来？你怎么知道他们真的会照做？搞不好他们会欺骗你。但当人家问我这些问题时，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孩子会骗我。对我来说，信任孩子、相信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也因为有父母的信任，他们会更诚实和负责任。

我们非常费力地去接纳立璃的这些特点，同时也更加费力地试图走进孩子们的世界，一起做他们所喜欢的事情。我们发现，立璃喜欢的事情是听摇滚乐。有一天，立璃照样在家里听摇滚乐，我走过去，坐在沙发上和她一起听。可是，我听了一小会儿这吵闹的声音，就觉得心脏扑通扑通直跳，我困惑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觉得孩子们的喜好真奇怪。

过了几天，立璃又开始听摇滚乐，我作好心理准备，又坐在沙发上和她一起听。立璃看都没有看我一眼，自己听得手舞足蹈。这一次，我比上次多听了10分钟。

很多次以后，我对摇滚乐和电子音乐没有那么反感了，听久了觉得这种音乐也挺不错的。我甚至带孩子们去KTV，专门选择摇滚乐。我居然成了一个和他们打成一片的爸爸。立璃依然化妆、交不同的男友，但同时，她也在接纳我们。

我不知道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只能说，孩子真的是在慢慢地成长，慢慢地塑造自己的未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给予了足够的信任与支持，就相当于为他们保留了成长的空间。立璃在这样的空间里，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到立璃上高中的时候，她已经非常懂得关心父母，孝顺奶奶，更大的变化在立璃上大学之后。等到黑立璃上大学的时候，她突然再也不化妆了，我们问她为什么，她只说：“不知道，反正就不想化妆了！”

立璃在交往了很多位男朋友之后，又与一位叫蒂姆（Tim）的男孩子开始恋爱，他们交往到大学毕业，然后就结婚了。

如果当年，我们对于立璃的早熟，对她的各种反叛加以干涉，甚至为此认为她是个坏孩子，她还能这样顺利地从叛逆过渡到积极阳光吗？我想那除了让她可能离家出走，或是怨恨我们，没有更多的结果。

立璃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考取了法学院的研究生，这是她喜欢的专业。当她参加新生训练时，教授很严肃地告诉法学院的学生，未来学生们将面临激烈竞争。教授刻意提到一点：读法律很辛苦，因为能够毕业的人数是有限的，每一个同学都是你最大的敌人。

立璃一听，这与她想象中的学习完全不同，她开始打退堂鼓。立璃从学校打电话回来问我的意见，她说她问过老公蒂姆、妈妈、奶奶，没有结论。我们谈完后，我还是要她自己作决定，最后立璃选择不继续升学。

我们家4个孩子中，立璃是最聪明的，但也只有她没有继续攻读研究生。她显然不想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在学业上，她喜欢开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表示很支持她的决定。

立璃后来担任卡内基训练的讲师，协助我上过很多青少年班的课程。她现在是她老公在新加坡事业上的好帮手。立璃做卡内基训练讲师之余，全部时间都在家专心带自己的三个小孩，当全职家庭主妇。养育三个孩子真的很辛苦，但她乐在其中，一点怨言都没有，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决定。以前最爱打扮化妆的她，现在则脂粉未施，总是穿着T恤、牛仔裤就出门。

我常常在想，父母总是会担心，孩子会作出错误的决定，但如果小时候没有给他作决定的机会，等到他长大必须自己作决定时，他很可能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我很庆幸，当立璃自己在决定是否要继续法学院的课业时，我们能够全心支持她的决定。

其实教养小孩没有一个标准，没有谁对谁错，但我想大部分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如果希望孩子能够为自己作的决定负责，那么我们在教养小孩的过程中就必须给他们自由选择、勇于承担的机会。如果将我和太太结婚40年来教养孩子的原则作一个总结，那就是我们真的给孩子很多自己作决定的机会和空间。

当然，让孩子们自己作决定、自己负责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担心孩子们会不会吃亏，是不是交了坏朋友，或是会不会受到诱惑。立国曾经交了不少坏朋友，立璃也一样，但他们吃亏后，也能够去思考，这辈子要不要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

而如果家长在孩子成长的时候就死命保护他，他以后还是会面对这些问题。等开始工作，他可能会因为缺乏自我思考、为自己决定负责的历练，而碰到更大的挫折。

经过前20年我培养我家4个孩子自由决定、自我负责，近来这20年，他们每一个人在工作及家庭上，都有不错的生活，我倒感觉很像是前20年的“慢养”教养方式，终于有了丰硕的收获。

第二节 分享爱

被保留的缺点

听了我家立国和立璃的故事，有些学员很惊叹，说你真是能让孩子发生改变的家长。我总是回答：“不是的，是因为他们自己要改变，我只是给他们改变的空间和条件。”

其实，他们有很多问题也改变不了，我也不会强迫他们改变。

我家老大立言从小既可爱又懂事，但有些小缺点可也真叫人头疼，比如他爱睡懒觉，从上小学开始，早上经常起不来，总是最后一个走进教室，眼睛还是半闭着的。

这个毛病他从来没有改过。直到他到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的时候，因为睡过头错过考试，教授让他补考，没想到他竟然连补考都睡过头。后来他到耶鲁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干脆所有第一堂的课都不选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绝对无法早起。

立言的这个毛病，我曾经也想过办法让他改正，可是，这么多年后，我已经不想要他改了，因为他就是起不来，能怎么办呢？我只能谅解立言需要的睡眠时间，可能真的比一般人多。

立言还很喜欢拖延，有一次我们到耶鲁大学去看他，结果因为我们提早到了，他的房间来不及整理，简直乱得一塌糊涂。我以为他会不好意思，会觉得尴尬，没想到他竟然说：“我的教授告诉我们，会拖的人比较聪明。”我真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竟然说出这歪理来。不过，我自己是一个很爱拖延的人，以前一个星期要写一次专栏，我都到最后一两天才写出文章。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从来不太责备他。

立言从16岁开始就到炸鸡店打工。当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他没有车，晚上11点我们就到打工的地方去接他。有一回奶奶跟我一起去，坐在车上看黑立言还在那儿拖地，奶奶就心疼地说：“哎呀，回家叫他不要做了，别打工了！”我当然也心疼孩子，也理解我妈妈对孙子的关心，但我告诉自己要忍住，让黑立言自食其力。很多父母和我一样，我们常担心小孩吃太多苦、太累，但有时候真的要克服这种心理障碍。我的第三及第四个小孩立璃和立行，因为家里环境改善，就没有打过工。如果要问我，这些打工经验对孩子后来有没有产生影响，答案是肯定的。立言和立国他们后来在人生中的一些决定，例如工作、生活都比弟弟、妹妹要来得谨慎小心。

我从小在战乱、逃难中长大。我们6个兄弟姐妹中，前3个都念了军校，爸妈从我们很小开始就不太管我们。一直到我自己有了小孩，我才发现：不照顾小孩比照顾小孩要困难多了，因为你必须克服担忧、克服想呵护他的冲动，舍得放手让他跌倒、学习，让他能掌握自己的人生。然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现今父母最需要学习的地方。有时候应该让孩子吃一点苦、摔几次跤，不要那么快拉他起来，那么，以后他遇到任何挫折、困难，都能抱着希望继续前进，而不会因为受到一点儿伤害就灰心丧气。

立行的明星梦

“爸爸，很抱歉我没有等到晚上11点再打电话。”越洋电话那头，我刚刚开始进入大学的小儿子立行故意装做很轻松，紧接着他的声调转变了，“因为我跟女朋友已经决定分手了。”

立行的女朋友已经与他交往4年，现在分手，我们能理解他真的很难受，当时我和太太百龄都在台湾，有点担心立行情绪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不过，我没有问原因，当然更没有劝阻立行。因为无论我们多担心，都明白，这是立行自己的事情。

而立行的一些行为，早已经表明他能够为自己负责了。

在立行高三时，他开车载我出去。车过一段窄路时，突然有一辆敞篷跑车从我们右后方危险地超车，冲到我们前方去。他立即按了一下喇叭，对方也立即回了他一个肮脏的手指头。不久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路灯变黄的时候，他呼啸而过，还不忘比了个中指扬长而去，但黑立行却踩刹车停了下。我在旁边用眼角的余光看立行，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故意不追上去，让他走掉，因为我正在生气。”在那一刻，我真为孩子骄傲。这代表他的情绪管理、EQ（情绪商数）已经成熟，他没有继续飙车或是追上前去找那个人大吵一架，否则，很难说会不会发生车祸或是打架的意外。而且，他还成为了情绪的奴隶。但立行选择了自制、包容。我想，立行已经能做自己的主人了。

所以，尽管我和百龄很担心失恋对立行造成的打击过大，但也没有在一旁指手画脚。6个月后，我到美国看立行，问起他那女孩怎么样了。立行淡淡地说，这半年来，直到我提了女孩子的名字，他才第一次想到她。令我欣慰的是，他虽然失恋但并没有因为被抛弃而失去自信，也没有抱怨或陷入低潮，而是很快地站起来继续迎向自己的人生。

我们一直让立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从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立行的前途一片光明，但他慎重地告诉我：“爸爸，我想当明星。”我知道演出一直是他喜欢的课外活动，但这个要求还是显得有些突兀。

不过，我不忍浇他冷水，也认为年轻人都有追逐自己梦想的权利，于是，我建议他：“要不，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好好去闯，认真孵梦，一年之后，你再决定要做什么。”

立行同意了，回到台湾开始追梦。在这一年里，立行从学发声、学表演，到在台湾、美国好莱坞寻找演出的机会，他有时候会因为与著名导演见面而喜气洋洋，有时在寻找角色碰壁后，会难过得低下头一直不说话。我看了这种情况心里也很难过，真想劝他放弃，但不管如何，我仍尊重他对自己人生的决定。在一年的努力后，立行自己决定放弃明星梦，回到斯坦福念机械研究所。

立行从研究所毕业，在一家产品设计公司从事过设计工作。他有很多专利，收入也相当不错。我对他的工作感到很满意，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和另一个伙伴布莱恩决定放弃这一切，开始创业。

虽然我认为他离开原有的工作有点可惜，但尊重他自己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就如同太太百龄说的，孩子想要创业自己闯荡，你不能阻止，一定得让他们尝试，就算不成功，至少努力过，不枉此生。

如果希望孩子能够为自己作的决定负责，那么我们在教养小孩的过程中就必须给他们自由选择、勇于承担的机会。

对很多父母而言，这是最困难的一点──他们总把小孩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般而言，我们比较敬佩为子女奉献一切的父母，早上很早就起来为孩子做早饭，把该换的制服准备好。我的一个好朋友夫妻俩还轮流陪小孩做功课，小孩多晚睡，他们就多晚睡。星期六晚上有的父母会等门；小孩一放下电话，他们立刻问是谁打来的；还有就是，告诉小孩他的女（男）朋友不好。

可是，孩子应该什么时候开始练习要求自己呢？思考、判断、作决定都需要练习，而且是要经过多次、长期的练习才会具备的能力。很多父母却一直在替小孩思考、判断、作决定，怎么还能期待他们一进入社会就自然会有这些能力。

中国人的父母很爱护孩子，可以花大笔钱送他们到美国念书，早早将房子过户，免得孩子必须负担遗产税，甚至孩子年纪轻轻就有车，可以开着车到处乱跑。但是，如果没有给孩子好的性格和习惯，等于没有留给他们任何有价值的宝贝。

健康的性格和好习惯，才是父母能留给孩子最大、最宝贵的遗产，而且他们会终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至于立行，他后来经过很艰难的创业阶段，生产出了第一台三合一娃娃车。当他告诉我时，他真的非常开心。我看到他开心的样子，也觉得当时的支持是对的。创业维艰，他的产品价格是一般婴儿安全座椅的三四倍，从当初自己画草图、拜托厂商做样品、四处参展，到现在已经有人愿意投资黑立行的公司了。

支持他们的愿望

以开放的方式和孩子们相处，不代表我对孩子的教养是什么都不做，完全放任。

“爸爸，我们要到奥运会闭幕式上跳霹雳舞。”1984年，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我们当时住在美国，我一回到家，孩子们就告诉我，奥运会的闭幕式征集高中生表演霹雳舞，他们已经报名了。

那时候他们都没有驾照，所以我们得在高速公路上开车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送他们到洛杉矶的一个运动场练舞，而练习常常到晚上12点才结束，这样的练习持续了三四个月，我们就这样天天接送。

奥运会闭幕时，电视转播还真的有他们表演霹雳舞的画面，虽然只出现短短几秒钟，但全家都好兴奋。我现在回想，觉得那时可以这样全力支持他们练霹雳舞，还真不知哪来的劲，来回接送他们却不以为苦。

“爸爸，我要学潜水。”小儿子立行念六年级的时候，突然告诉我们，他迷上了潜水。

凌晨四五点，天还没亮就要开船出海练习，我们每天早上摸黑、睡眠不足地载着他到海边找教练去练习。立行后来告诉我，其实当他第一次在海上准备要潜水时，他的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但对我们能够支持他学习潜水，他真的非常开心。

“妈妈，我想参加夏令营。”立璃对百龄说。

立璃从小文笔就好，因为表现杰出，老师邀请她参加新闻夏令营。第一年，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不能让她参加。第二年百龄认为孩子有这个天分，老师也惜才，虽然家里没钱，但百龄决定先刷卡，让立璃参加夏令营充分发挥她的天分。每一个孩子的梦想和兴趣，如果我们可以支持，就会尽量协助实现。

只要学校有活动，或是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得奖受表扬，我们都会尽量到场，一起分享他们在台上表演、得奖的喜悦。黑立言念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住在台湾，我常会开车带孩子们固定到四五个孤儿院。孤儿院里面有很多唐氏综合征及肌肉萎缩症的小朋友，孩子们可以决定自己要捐多少零用钱；说实话，有时连我看了这些唐氏综合征及肌肉萎缩症的小朋友都觉得害怕，但我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和孤儿院小朋友的互动，付出爱心，同时理解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人，因此应该更有同情心和包容心，也更知道感恩和惜福。

三代家书

以前当我的4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每次我母亲要来我们家，他们都开心得不得了。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们说，明天奶奶要到我们家来，他们都一起大声欢呼，女儿更是跳到床上手舞足蹈。我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们的奶奶，因为她是个开朗而友爱的老太太。而我从她身上，也学习到好多教育孩子的好方法。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小的时候，母亲几乎不管我们的功课，另外，她还展现了一种浪漫与感性。我很小的时候，虽然家人都住在一起，天天见面、说话，母亲还是会写信给我们。

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得了作文比赛的第一名，母亲特地写了一封信夸奖我。现在回想起来，心底还是有一股暖流汩汩流过。

在我苦涩的青少年时期，母亲的信是振奋我人生的一股力量。我十六七岁时，带着绝望的情绪，仓皇转进军校就读，但是母亲这时候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前程光明。于是我知道，至少在母亲心中，她没有把我看扁，她永远不会放弃我。

开明、感性、乐观、喜欢写信，母亲的这些性格和习惯，都已遗传给我。我为人父母后，也开始给子女与百龄写信。不论他们处在人生的高潮或走入低谷，不论我自己多忙碌、压力多大，我都不忘写封信，表达我最真诚的鼓励和赞美。我曾出版过《想和你谈》这本书，书中有将近半数的内容，都是我们家的家书。

到我的子女长大一点，他们也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写信。我女儿早在初中时就会写信给哥哥、弟弟。后来，她生第二个小孩时，感触很深，便写信给我，坦露她的感恩之心。她说，她自己绝对没有办法把父母给予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她非常珍惜父母给她的这份爱。这封信我视如珍宝，到现在还细心地保留着。

写信，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无言的分享。

分享，对于我们全家而言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家庭氛围。

我跟我太太刚结婚的时候，住在租来的一间小房子里，生活窘迫。但是，每天晚上好不容易忙完一天的事，我和太太都会坐在床上天南地北聊啊聊，分享工作一天的心得、挫折和开心的事。回想那一段日子，因为拥有了分享的甜蜜时光，我才能对苦日子甘之如饴。

到孩子们大一些了，我们的分享范围就扩大到孩子们。全家一起开家庭会议，是我最珍惜的时光。

当我考虑从待遇优厚的外商公司，换到薪酬低一半的光启社工作时，我就请全家一起商量，每个人，包括读幼儿园的儿子都要发言。多年后他们长大成年，都还记得，曾经全家一起在喷水池旁开会，讨论爸爸是否换工作的话题。

分享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是一家人，爸爸妈妈有事都会告诉我，和我商量”。这是培养孩子自信的一种方法。不仅是欢乐，如果家里出了事情，也可以用孩子能听懂的话把实情告诉他，比如爷爷病了、狗死了，但同时要告诉他，“爸爸妈妈和你，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起”。

我们经常一家人一起外出就餐。我们开过烛光家庭会议，也一起玩过游戏，我还常常和孩子们一起打篮球，这些互动都增加了彼此间的感情。

我50岁生日时，3个小孩远在异国念书，他们千里迢迢寄回来一个礼物—一卷录影带，里面竟然全都是他们学我过去和他们一起耍宝时的样子。可见这对于他们是多么印象深刻。

我的4个孩子长大后，他们都喜欢与自己的家庭分享愉快的时光。我想，这就是几十年的潜移默化带来的效果。

父母也许可以口口相传地教导孩子功课，但是，价值观、习惯和品格的培养，都是不可以直接传授的。当然更不能扔一本“青少年22条军规”那样的书，去命令他们照着做，以为就能让孩子做到。

我们没法给孩子我们没有的东西，孩子会模仿自己父母已有的行为，并且内化成自己价值观的一部分。所以在道德品质的培养方面，父母尽力少说教，多做行为上的示范。温馨、更多分享、彼此信任的家庭氛围，就是我们能给孩子最大的帮助。

第三节 接纳孩子

“你是一位好爸爸”

2011年4月，一天早上，45岁的台湾电力公司经理蓝宏伟来到公司，他像往常一样，看了一眼15楼办公室窗外台北市的景色，然后打开电脑查看邮箱。

女儿的一封来信趴在邮箱里。5分钟后，蓝宏伟读完了这封信，这位身形魁梧的45岁中年男人落下泪来。一封女儿的来信为何会令蓝宏伟如此激动呢？

蓝宏伟是台北卡内基训练班的学员，他告诉了我自己与女儿敏慈多年来的故事。

敏慈是蓝宏伟夫妻的宝贝女儿。从小到大，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对她都很宽容，从小学到高中，家长从来没有看过她一次成绩单，敏慈也没有让父母失望过。

但是问题突然就来了。

蓝宏伟的太太最先发现敏慈在高中二年级时发生的变化，女儿不知何时开始，深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身上还带着烟味和酒味。敏慈结交了喜欢抽烟喝酒泡夜店的朋友们，他们成群结队地玩到凌晨，然后回家。敏慈学习成绩开始直线下降，她还交了男朋友。眼看着女儿快变成一个小太妹，蓝宏伟和太太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忧心忡忡的蓝宏伟和太太商量后决定，原本在银行工作的太太提前退休，在家全天候照顾女儿。

为了能掌握女儿的行踪，退休后的蓝太太对女儿施行的是人盯人战术。为此，蓝太太时常伪装，有时候伪装成戴了头盔的摩托车手，有时候则穿得像个街头小贩。女儿出门后，蓝太太尾随其后，躲在女儿看不到的地方观察她，然后把敏慈最近到哪里、做了什么事情记录下来。

这样的行为在几个月后被女儿发现了。为此，母女大吵一场，女儿差点儿离家出走。

在蓝宏伟的劝说下，女儿勉强留下。此后，蓝宏伟开始了自己的改变，他决定放下一切，花更多的时间在女儿身上。他推掉兼职工作，也调整了自己工作的节奏。

蓝宏伟希望寻找和女儿的共同兴趣，根据看到的广告，为女儿报了卡内基训练班。他同时也给自己报了名。卡内基训练破例让蓝宏伟与女儿成为同班同学，以便父女两人有机会加深沟通。

根据卡内基训练课堂上的人际关系建议，蓝宏伟和女儿开始学习沟通。女儿成天关着房门，蓝宏伟便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卡片，放在女儿房间门口。

逐渐地，在日渐温馨的气氛中，敏慈勇敢地说出了心中的秘密，原来，她对男友另结新欢这件事，一直觉得非常痛苦。爱女心切的篮宏伟，马上忘记了卡内基训练的“三不”，热心地提出了一大堆严厉又权威的建议，结果女儿立刻逃回了房间。

那一天晚上，蓝宏伟失眠了。

他想到，过去自己一直自认为没有问题，有问题一定是孩子的问题，所以总是教训她。但实际上，家长不一定是对的，也许女儿有她自己的愿望而自己并不了解。

想清楚了这些，天已经快要亮了，蓝宏伟索性凌晨5点起床来写一封信跟女儿交流。他向女儿道歉，又诚恳地赞美了女儿的进步，最后鼓励女儿要学习放下感情从头开始。

收到父亲的信，敏慈愣住了，她意识到父亲对自己的关心。从那一天起，女儿的态度改变了。敏慈后来主动去担任卡内基青少年训练的学长，结识了一些优秀的同龄人。受到影响的敏慈后来主动对父亲说：“爸爸，我想改变，我想去加拿大念酒店管理。”蓝宏伟听了很高兴，立刻表示了支持。

在加拿大读书期间，因为有了互信的基础，蓝宏伟成为女儿的顾问，女儿遇到问题会主动和父亲谈，蓝宏伟也不再说教，只是与女儿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供她参考。

4年后，敏慈毕业了。她过去差点成为小太妹，而现在变成一个成绩很优秀、独立又能干的大学毕业生。与此同时，蓝宏伟的邮箱里也收到了敏慈的邮件，一封感恩的邮件。此时，蓝宏伟与太太才悲欣交集地感受到，多年来与女儿的沟通，这时有了成果。

谈起这件事，蓝宏伟对我说：“其实和女儿从开始互动到开花结果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而且是持续的调整、持续的改变，过程真的是很辛苦。”他停了停又说，“可是，这一切都很值得。”

我觉得是的，因为蓝宏伟完成了一个角色的转变。过去，他是女儿眼中严厉的“家长”，而现在，他成为了女儿的良师益友。

父母成为孩子的朋友，就是做父母最大的成功了吧。我看到现在很多父母，对孩子管教得很严格，就如同一位上司；他们同时又溺爱孩子，就好像孩子的用人。如果家长一方面望子成龙，一方面放任孩子，这样的态度，会让孩子感受到压力，又怎么能让孩子从自己内心深处渴望进步、产生自信呢？最好的方式，是尊重孩子，让自己成为他们所信任的朋友。

好老师心中要有爱

父母可以对孩子慢养，学校也能，学校的教育对于孩子非常重要。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卡内基训练与宏达基金会合作，免费为偏远地区的学校校长、老师举办教育培训，希望他们回到学校后，能带给学生更多的光明与温暖。至今，已经有2万多位校长、老师受训。

其中的一位学员，台湾兴国中学的校长赵效贤告诉了我关于一位多动症小朋友如何变好的经历。这段经历跟包容、鼓励与爱有关。

有个小孩甲木（化名），大概13岁，因为患有多动症，所以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他的同学都躲着他，讨厌他，不愿意和他一起玩。等到2010年，他来到兴国中学就读时，问题变得更糟了。

一些家长和同学找到老师说情：老师啊，可千万不要把我（孩子）和他分在一个班。学校的老师也很奇怪：咦，这孩子究竟是皮到了什么程度，怎么大家都避开他，不愿意和他接触？

令家长们诧异的是，甲木入学半年以后，大家都觉得他的改变非常大，开始彬彬有礼，不再有挑衅的动作和冒犯的语言，同学们也愿意和他成为同班同学了。

这是因为兴国中学为甲木制订了一套特别教育方案。

当赵效贤听说这个难缠小孩子的信息时，在甲木入学前，专门组织了一个会议。老师们开了40分钟的会议，只讨论一件事：如何帮助甲木。这是学校第一次为了一个学生，专门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多达十七八位老师参加，他的所有任课老师，甚至隔壁教室的老师等未来将与甲木有接触的老师都要参加。

“因为我们觉得需要在甲木入学前达成共识，如何帮助和对待他。”赵效贤说，“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他？这个孩子他就是多动啊，因为他没有办法约束嘛。你只有全身心地包容他，不然你能怎么办？”

会上，大家都认为，不管甲木做过什么，都不能给甲木贴上不受欢迎的坏孩子标签。如果发生事情，老师在处理这些事情的第一句话、所扮演的立场是很关键的，所以老师必须要把第一个反应控制好。对待甲木的方案就此确立。

甲木入学后很快就开始闯祸了，老师不是带着既往的成见责怪他“哎呀，你又闯祸了”，而是按照既定的方案对他说：“没关系，小孩子本来就会犯错。但你要记得，下次不可以再犯。”

甲木并不是闯大祸，就是喜欢干扰同学。他常常通过招惹人、打扰人来引起他人的注意。

要帮助甲木，最重要的是让其他的小孩子接纳他，这样才有办法让他融入这一个团体，否则老师们做什么也没有用。老师们告诉可能和甲木接触到的孩子们，如果甲木是你的弟弟妹妹，你要怎么帮助他？为此老师组织同学们进行了大概三次针对如何对待甲木态度的集体辅导，同学们答应试试看接纳甲木，少数几位同学觉得不能接受，老师们再针对那些同学进行个别辅导。

甲木的班主任是学校专门为他挑选的，一位40出头的男老师，既“镇”得住甲木，又能像哥们一样，在下课时和甲木打篮球，甚至偶尔还败在甲木手下呢。

多动症的孩子，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注意力不是很集中，谁也不知道在下一分钟，他将发生什么事。所以，班主任、老师随时不断地提醒甲木，而不是等甲木犯错后再去处理。学校的老师们都知道甲木的情况，在校园里遇到甲木时，大家会叫他过来，拍拍他的头，鼓励他一下，提醒他一下。慢慢地，甲木感到大家都在关心他。他发现在大家眼中，自己并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甲木还渐渐地发现，同学没有想欺负自己。

所有煞费苦心的举措开始显现效果。“他慢慢觉得自己应该试着去控制。”赵效贤说。

慢慢地，甲木变得没有那么让人讨厌了。甲木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也基本能够与同学们和睦相处。关键的是，他很愿意来学校上课。而且，因为甲木不会害怕和害羞，他可以制造很多笑料，成为了班级活动里的开心果。甲木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他每天高高兴兴地和人打招呼，笑得快乐又灿烂。同学们也开始更多地接纳他。

甲木现在还是会上课到了一半，就会离开课桌走到教室之外，但大家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老师也默许他，大家也都知道他只是无法控制自己，在外晃一下也就自己回来了。

根据医生的判断，甲木这种多动症，随着年龄的增长，通常会减轻很多。所以，甲木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看样子还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完整的人生。

听完甲木的经历，我想，这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吗？包容与鼓励，能够给孩子带来如此重大的改变。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包容与鼓励，让孩子慢慢成长？

第四节 做自信的孩子

2011年4月，青岛，我和同事驾车沿着海边的公路行驶，车平缓地驶过八大关。这里的道路干净、开阔，路旁能看见红瓦绿窗的德式建筑点缀在绿树之中，略带咸鲜气息的海风在我耳边吹过。

这段惬意的行程之后，我到达了青岛卡内基训练办公室。在这里，我见到了比当地景色更让我感到欣赏的卡内基训练的学员们，他们与我分享了很多自己的经验与感受。

其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她扎着马尾，脸上有一种既认真又可爱的神情。当我们坐下来聊天时，她开口跟我说的第一句话，让我非常吃惊。

“我从小学习成绩好，总是受到老师和家长的表扬，对自己很自信。可是您知道吗，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不是真正的自信。”这位叫做陈彧的高二学生对我说。她早在13岁时就参加了青岛卡内基青少年训练，此后一直与卡内基训练的老师们保持紧密联系。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有预感，她会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的考试成绩不那么好，老师就不再表扬我，同学们也不再与我讨论功课。我顿时非常失落，觉得抬不起头来。”陈彧对我描述她的感受。

她继续解释说：“你看，我得到了表扬，便觉得自信，这种自信是老师和家长给的。他们一旦不再给了，我就不知所措。所以，这不应该叫做自信吧？”

“是这样的。你什么时候体会到了这一点呢？”我问道。

“在参加了卡内基训练以后，我发现自己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这种体会让我感到自信。我才知道，过去因为外界因素而令我感觉良好，那不叫真正的自信。”

“你觉得真正的自信是什么？”我问。

“我觉得无论自己考试成绩很好，还是非常糟糕，都相信自己有学习能力，同时知道自己可以应对很多情况，无论外界如何，对自己保持信心、保持乐观的态度，那才叫自信。”陈彧兴致勃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很高兴可以与一位17岁的女孩子进行一场关于自信的深入交谈。

卡内基训练机构曾经对台湾地区1400位中学生作过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自己最缺乏什么？你猜，排行第一的答案是什么呢？是“缺乏自信”。大约有70%的中学生对自己信心不足。

不够自信的孩子，有时候会表现为过于依赖父母，难以集中注意力，不愿结交朋友，嫉妒、贬低他人，自暴自弃，疑神疑鬼，长期情绪低落，不能经受挫折，性格脆弱，多愁善感，常常自惭形秽，对挫折等伤害的痛苦体验比较深刻……“不够自信”这个问题以很多种面目出现，困扰着那么多的孩子们。

在为人生打基础的青少年阶段，如果拥有自信，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正因为自信如此重要，我对于陈彧对自信的体会很感兴趣。

陈彧的妈妈谷永青也参加过卡内基训练。她对我说，陈彧小时候是一个性格腼腆内向的小姑娘，一见人就藏在妈妈身后，一说话就脸红。不过，我现在看到的陈彧，是在几百人面前陈述自己经历的落落大方的高中生。

“陈彧，你是如何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自信的呢？”我询问了她。

她的答案是：实践。“我经过好几年的时间，才真正明白自信是什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发现自己能做一些事，就逐渐产生更多的自信。”

她告诉了我她的几次小经历。

“变化来自于每一次开口。”陈彧告诉我。

自从初一上了卡内基训练班后，课程中要求演讲，陈彧开始尝试在卡内基训练的全班同学前短讲。

卡内基训练结束后，陈彧开始寻找更多演讲机会以锻炼自己的胆量，她开始愿意报名学校的演讲，而不像过去那样绕开这类活动。最初，由于讲得不够好，“有些同学会用奇怪的眼光看你”，这让陈彧真有些想退缩。“不过，这种时候尤其需要一咬牙一跺脚，敢于在生活中突破自己”，陈彧就这样鼓励自己。慢慢地，同学们习惯了，她也学会在全班同学前演讲了。

后来，陈彧开始练习课堂之外与人交流，比如在参加夏令营、加入新的班级时，她都主动找陌生同学攀谈，问问其他人所在班级的情况，聊聊最新看过的电视内容。虽然是闲聊，可是这挑战对于陈彧而言一点儿不亚于公开演讲。“演讲一般是由老师指定演讲者，自己半推半就，但没有人鼓励你去闲聊。”正因为挑战了这种难度，一次次敢于张开口和陌生人聊天，陈彧就一次次地锻炼了自己的勇气。

就这样逐步锻炼自己，陈彧越来越有自信，到后来，当着几百人演讲她也不会害怕了。这个过程，陈彧用了4年时间完成。

这时候，陈彧有了更高的愿望：去参加每年一度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世界高中生模拟联合国大会”。这个模拟大会是由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中学生扮演不同国家的外交官，作为各国代表，参与到“联合国会议”中进行讨论，非常考验参与者的思维与演说能力。陈彧所在的青岛二中是代表中国参赛的学校。

高一时，陈彧参赛申请失败了。短暂的沮丧之后，她继续练习表达能力与英语口语，第二年，陈彧如愿以偿，成为青岛二中10人参赛小队中的一员。而且，她还被选为了领队。

到了美国以后，陈彧傻眼了，本来认为自己的英文口语还不错，可到了比赛现场才发现，美国人的日常语速“简直像按了加快按钮一样”，远远快于平时自己听录音的速度。这让她和同学们很不适应。这时候，他们鼓励自己，要有信心，“其实不用考虑太多语法什么的，最重要的是敢说”！最后，这支敢说的队伍中，有8个人得到了奖励，其中两名同学还得到了最高荣誉：最佳代表奖。

去美国参赛，让陈彧大吃一惊的是，她在被邀请去参加美国其他参赛选手的舞会时发现，比赛席上冷静、沉着的美国高中生，在舞会上热情火辣。“这种开放的态度，这种火辣的环境，我以前会认为是‘坏学生’才做的事情呢。”陈彧说。

外国学生更容易打开自己，他们会很热情地与人打招呼，介绍自己，希望与更多人交朋友。这些都给了陈彧一定的冲击。结束比赛回到国内后，陈彧更明白如何去敞开心胸沟通与人际交往，她喜悦地对我说：“我现在更懂得如何打开自己了。”

“你看，我一步步地开始练习，慢慢地我就不再害羞，能打开自己了。”陈彧说，“那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信心是什么，那种任何人都拿不走的感觉。”

陈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国际问题专家，用自己的知识参与建立更好的国与国关系。我觉得她正在走向这条路上。要知道，当我们自己信任自己时，没有人能不信任我们。

我很高兴能看见陈彧这样自信的女孩子。因为自信，她不断积累能力，勇敢地去体会生命过程，去完成那些让她感到快乐的事情，也同时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在我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美好的青少年，他们也许像陈彧一样成绩优异，也许成绩平平，但他们都有健全的人格，能不断为自己培养更多的自信。

自信不是外部因素赋予的，而是自己内在的感受。它可以被培养，可以日渐滋长，最后获得成功。自信是一种状态，一种知道能坚守自己心中原则的笃定，一种永远进取向上的精神，一种顺境时不会迷失自己、逆境时不会放弃自己的心态。自信的人，能勇敢表达自己，又能开放地聆听他人，能积极进取，也能耐得住生命的低谷。

我真希望这种自信与乐观，每天都充满希望的感觉，是被称为“早晨的太阳”—我们的青少年都有的状态。

清晰自己的梦想

当青少年的潜力得到发挥、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时，这恐怕会带来最大的自信。

许舜智是目前台湾长荣航空最年轻的副驾驶员，他现在做着自己从童年时就热爱的驾驶工作，翱翔在全世界。

但他在20岁时，还一度没有目标，学习懒散，考研究生也失败了。当然，人生都会经历小小的挫折，那并不算什么。不过，我很感兴趣，他是如何在低谷之后寻找到现在的人生的呢？

许舜智曾经是卡内基青少年训练班的学员，我们的讲师约他到台湾卡内基训练办公室，想听听这位已经成为一些学弟学妹们偶像的飞行员的故事。

2011年7月的一天，早上8点，台北的天空刚刚被唤醒，许舜智来到位于台北市的卡内基训练办公室。他说，过去两天自己从台北到上海浦东的航线开了一个来回，今天清早刚降落台北，就直接从机场赶到我们办公室了。我们眼前的这个小伙子，穿着飞行员的制服，白色的短袖制服上缀着肩章，显得整洁挺拔。谈到自己如何成为飞行员的过程时，这位刚刚驾驶了红眼航班的飞行员立刻显得神采奕奕，他谈话时既谨慎理性又充满热情，与他谈话真是一种享受。

他说：“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参加了卡内基训练，在班级里遇到一位女同学……”

许舜智继续说道：“有一天，这位女同学在课间跟我攀谈，她问我：‘你以后想从事什么职业呢？’”

“不知道啊。”许舜智当时回答。

“你不是说你很喜欢赛车这类驾驶的工作吗，为什么没有想过要当飞行员啊？”这位女同学继续问。

“因为我有近视，身材也不高，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当飞行员。”许舜智遗憾地回答。

“不对啊，你去查查，近视可以报考。”女同学告诉许舜智。之后经过查证，许舜智才知道，原来飞行员的招考条件已经由原来的限制近视者报考，到现在允许了。

这个想法并没有立刻引起许舜智的特别行动。他后来按部就班地在学校里读书，毕业后也和很多同学一样，去报考了研究生，他希望学习法律，但后来没有考上。这时，算是他人生一个小小的低谷，成绩不够好，未来也不清晰。也就是这时，他开始想起过去与同学的谈话：考飞行员。

“但是凭什么我能考上呢？”许舜智自忖，“我成绩平平、因为腿伤没有服役、个子不高……我身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可以证明自己有办法走这条路。”

这时，他回到卡内基训练担任其他班级的学长。老师与他讨论起梦想。

许舜智的梦想是当赛车手，许舜智从小就喜欢玩遥控车，从小学开始驾驶赛车。14岁时，他第一次参加赛车比赛，就胜过了很多成年人，拿到了冠军，还上过当时的报纸。但如果成年后以赛车手为职业，他可能无法生存。所以这个梦想一时难以行得通。

他除了想当赛车手，还想当领航员，指挥港口货轮进港；做开“怪手”车的司机，去吊货柜；或者成为飞行员，但是，最后这个念头对自己而言太遥不可及了。这三件事他过去都没仔细考虑过。

在与老师谈话后，许舜智完全明白了自己心中的梦想：去驾驶自己感兴趣的机械“家伙”。他决定去挑战飞行员这份职业。

“确认自己的梦想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突然觉得眼前充满希望。”许舜智描述他那时候的心情。他立刻就感到，这种希望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信心。他有了目标也有了动力，接下来，他努力做了很多考前准备工作。

飞行员考试的筛选很严格，那一年，长荣航空公司在全台湾初步录取的人只有16位。许舜智层层过关斩将最后成为了当年16位入选者之一。接下来是非常严格的、长达接近一年时间的训练，训练结束时，又淘汰了一半的人，只剩下了8位。这8位将正式成为飞行员，许舜智“一路幸运地存活下来”，仍然是其中之一。

许舜智终于成为了一名梦寐以求的飞行员，驾驶上了价值几十亿元新台币的庞然大物。那是2009年的事情。

“现在你工作将近两年了，怎么看待这份工作呢？”我问他。

他想了想对我说：“每份工作都有很多甘苦。你看，我们常常有红眼航班等任务，如果不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我怎么能甘之如饴呢。”

他对我描述了自己能够在大风中平稳地降落飞机时感到的满足，在操作飞机上高度精密的仪器时感到的乐趣，和世界各国的飞行员同事相处时的小插曲。“我大多数时候都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从来没有感到日子无聊过。”许舜智说。

“你当时还因为没有信心，而差一点放弃考飞行员，幸亏没有放弃。”

“是的，我现在都觉得，考飞行员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当你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时，你会很愿意去投入，过程中的一些困难，便有如神助般地解决了。信心慢慢地积累起来，到后来，你觉得这件事就非我莫属，我一定能做得好。”

“对，找寻梦想，在自己适合的方向上努力，获得的愉悦与成就感都会更高，可以积累更多的信心。”我回答。

梦想是上天给人类的馈赠，拥有梦想之后，热忱被唤醒，事情变得顺利，自信随之而来。就像许舜智能飞上蓝天一样。

在《当幸福来敲门》里有一句话：孩子，你要尽全力保护你的梦想，那些嘲笑你梦想的人，他们必定会失败，因为他们想把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我坚信，只要我心中有梦想，我就会与众不同，你也是。

塞利格曼博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教授，我很喜欢他写的一本书《真实的快乐》（Authentic Happiness），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获得生命中快乐的感觉，塞利格曼博士在书中提出“flow”这个概念，中文翻译为“福乐”，表示你很爱做某件事情，强烈地想要一直做下去，越做会越快乐，永远不想停止。

塞利格曼博士指出，做“福乐”的事情可以吸引你深深投入其中，做这些事情是你可以充分掌控的，而且当你专注于这件事时，时间好像停止了。

追求梦想，就是这样一件“福乐”的事情。如果你专注地做，越做越快乐，越来越有成就感，那么，自信就积累了。

勇敢地面对自己

“老师，我想有朋友。”谢奉园对老师说。

“好的，我们试一试，可不可以让你交到朋友。”林雅雯老师回答她。

林雅雯老师是我们卡内基训练班的一位讲师。她告诉了我谢奉园这个初三女生的经历。

林雅雯第一次看见她时，她穿着一条干净整齐的裙子，由妈妈带着来到卡内基训练教室。但是，如果仔细看，谢奉园有一只眼睛微微下凹。这是谢奉园幼年时的一次癌症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她的视力与听力都非常不好。她看书时，书本快凑到鼻子，才能看清楚字。听别人说话，也只有在一步之遥，才能听得到。

2011年，通过“黑筠瀚教育基金会”与“儿童癌症基金会”的资助，谢奉园来参加卡内基青少年训练班。在课前与老师沟通时，她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尽管谢奉园是一位有残疾的孩子，但是她妈妈没有让她念残疾学校。这表明她的家人希望她能够做正常的孩子，而她也一直很努力地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孩子。

这一点上，谢奉园做得非常不错。她不仅能跟上学校的课程，还在学习钢琴与长笛。

谢奉园被安排在第一排，这样，她能看得到老师的动作；她的耳朵里戴着助听器，老师的衣服上别着发射器，这样谢奉园能听到林雅雯老师上课说话的声音。

谢奉园每次来上课，走到教室门口，悄悄把自己的拐杖放在教室门外，整理一下衣服，然后昂首走进教室，在第一排坐下。

小组讨论时，谢奉园也非常努力，主动发言，分享自己的想法，她还主动和身边的同学打招呼。这对于一个残疾孩子而言，是很困难的，可见谢奉园是多么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他孩子中。林雅雯说：“适合谢奉园这种情况参加的集体活动与学习班几乎没有，所以，我能看出来，她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她上课非常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地想和正常的孩子一样。”

林雅雯老师看见，谢奉园坐在同学们中间那种幸福的样子，而当她得到表扬时，眼睛都在放光。

不过，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后，谢奉园再次找到林雅雯，她对老师说：“老师，我很努力地在做，可是没有效果。”

“我尽量和他们打招呼，可是他们每次都没有和我说多久就走开了，现在他们不跟我说话了。”谢奉园说。

这已经是这对师生间的第三次谈话了。之前林雅雯老师建议谢奉园做的事情，这个努力的孩子都在积极地做，但似乎情况没有得到改变。谢奉园非常沮丧，在家里，她开始心情烦躁地与妈妈吵架。

林雅雯通过观察，发现了谢奉园无法融入的原因：尽管谢奉园已经主动找同学们说话了，但她也许不能听见其他同学的发言，所以无法给予回应。有时候，因为听不清楚，谢奉园无法知道同学们具体在谈什么，她只能机械地点头。渐渐地，同学们都不再与她交谈。

林雅雯老师想起前不久才看过的一部电影《朗读者》，剧中的女主角汉娜因为自己是个文盲而感到失败。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她不惜撒谎，抛弃工作和爱她的人，还认下本不属于自己的重责，最终被判终身监禁。

谢奉园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努力想成为正常孩子的残疾人。为了做到这些，她拒绝过多的帮助，承担更大的困难。她也有“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脆弱与敏感。但是现在，这些残疾让她变得孤单。如何改变呢？林雅雯脑海中有了一个想法，但她不知道是否可行。

林雅雯拨通了谢奉园的电话，在表扬了谢奉园的勇敢之后，她开口问道：“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别人从来没有问过你，但我想帮助你，让你成为开心的人。”

“好的。”谢奉园回答。

“你得癌症多久了？”

“七八年”

“那么到现在，你可以接受自己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这件事吗？”

长久的沉默。

然后电话那头，谢奉园轻轻地回答：“我没有接受。”

“我可以帮助你。”林老师说，“你是不是可以勇敢地告诉别人，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我看不清楚。”

林老师继续解释说：“你看，同学都很有爱心地和你玩，但时间久了因为你看不清楚听不清楚不能很好地回应，他们就离开了。你以为是沟通的误会，有些东西，你看不清楚，就不好意思去做。”

继续沉默。

“你要接受现在的自己，我觉得现在的你非常棒，又勇敢，又聪明。”

更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谢奉园同意了：“好的，老师。”

“你愿意试着去做一做吗？”林老师问。

“好的，我要改变。”谢奉园回答。

谢奉园真的开始努力要求自己做到。

谈话之后的一堂课，谢奉园不再将拐杖放在教室外，而是带着它进入教室，她对同学们解释：这是我的走路辅助器。

接着，当同学在台上演讲时，谢奉园的身体用一种很费力的姿势努力地前倾，尽量靠近讲台，以听到同学的说话。

她还能够和人说：“你可以不可以大声一点？”

过去听不清楚别人说话，她自己说话时语速非常快，也让人听不清楚，在林雅雯的要求下，谢奉园开始练习降低语速说话。

在我看来，谢奉园的行为非常有勇气，她要求自己作出改变，而不是要求别人去改变对待她的方式。

她接纳自己，她发现其他人也开始接纳了她。此后，谢奉园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同学们常常和她聊天，她的笑容增加了。她甚至自癌症后第一次独自坐公车回家，这件事代表了她会勇敢地开口问路了。

很快，卡内基训练的12堂课就要结束了，最后一课的课前，晚上，林雅雯接到一个电话，是谢奉园打来的。

“林老师，我觉得，我可以让大家知道我的身体状况了。你明天能告诉同学们吗？”电话那头，谢奉园说。

“可以，可以。”林雅雯几乎激动地同意了。

“我还想在课前的才艺表演时间里，给同学们演奏长笛，因为我好喜欢他们。”谢奉园继续说。

“当然可以。”林雅雯回答。

谢奉园知道班上的一位同学会弹吉他，她主动找来他与自己合奏。

最后一堂课的时间到了。谢奉园架着拐杖，手里拿着两个盒子，一个是长笛，另外一个盒子，她拿出来，是一条裙子。上课前谢奉园去化妆间换上这条裙子。谢奉园在讲台前坐下，点头向弹奏吉他的同学示意，然后，优美的旋律响了起来。谢奉园在台上，穿着干净美丽的裙子，认真又投入地演奏，她的脸上微微泛起红光。一曲终了，教室响起热烈的掌声。

爱默生曾经说过：“自信是英雄的本质。”林雅雯老师觉得，那一刻，台上的谢奉园就是一位英雄。

能够面对自己，哪怕自己的缺陷，去挑战它，去战胜它，这就是自信。

我曾经看过一个节目，中央电视台的选秀节目《星光大道》，这是目前播放中收视率最高的选秀节目之一。2011年它选出的总冠军是一位盲人姑娘刘赛，她落落大方，对自己的缺陷既不回避，也不自怜，而是用开朗的笑容、美妙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我想，她一定是位非常自信的姑娘，她能接受自己有残疾的事实，也能看到自己除了少许缺陷外，还有更多的优点。果然，她展现出优点，感染了所有人。

很多青少年非常幸运，他们不像谢奉园有身体的残疾，但也许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缺点。如果他们能面对这些缺点，接受这些缺点，也就等于认可了自己。如果我们不能欣赏自己，怎么能获得宝贵的自信呢？

在上海，一位叫潘天鸿的初二少年，他网游上瘾，无法自拔。父母用了很多办法也不能让他断瘾，在2011年送他来上卡内基训练。

在12节课程中，潘天鸿渐渐发现，自己不是一无是处，他可以演讲，还受到了同学与老师的赞扬与鼓励。他感到自己一点点有了自信，于是决定要戒掉网瘾。当他在课堂上告诉了老师与同学们这个决定时，老师同学们都对他很有信心。

各位一定能够想象当把一件已经让人成瘾的东西强行抽离会有多痛苦，潘天鸿在夜晚极其想爬起来玩，为了断这样的念头，他掐自己、做俯卧撑，使劲将网游从脑海中赶出去。这样的煎熬大概持续了3周，他开始慢慢适应。潘天鸿后来对我说：“如果我不是因为逐渐有了自信，我想我恐怕一小时都熬不过去吧。”而戒除网瘾，这种成就感让潘天鸿感到非常满足。

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一些青少年为了戒掉网瘾，要用电击等极端的疗法。不过，我始终相信，青少年向上的愿望来自他们自己，当他们对自己有信心了，很多困难都会在他们自己的努力下迎刃而解。而家长要做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自信。

青少年时期是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段，这时期人的性格可塑性最高。好好利用青少年时期，培养良好的性格、自信的心态。谢奉园、许智舜、陈彧等青少年都已经证明了，这真的能做到。

无论青少年们长大后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行业，我们最希望的是他们长大后，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对自己充满自信；有很多好同事、好朋友；喜欢沟通，会沟通。那不是很快乐的人生吗？

2012年，6月的一天，初夏的气候已经变得炎热了，路旁连绵的木棉花正红红火火地热烈绽放。我从北京起飞，飞机晚点10个小时后，抵达上海，中国的另外一个繁华都市。在这里，我开始为新一批的学员们演讲。

我虽然已经73岁，但站上讲台，就似乎有无尽的精力。我对卡内基比对任何事都感兴趣，我渴望了解他的一切。而现在，那些我想问戴尔·卡内基先生的问题，比如，你是如何做到建立一家百年的培训机构的，当我回望他和卡内基训练的历史时，我已经知晓了答案。我发现，卡内基训练不仅是一个人的美国梦、一代人的美国梦，也是我的梦，也是中国人的梦。它是人们关于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与环境相处，一个关于成功与梦想本身的梦。

戴尔·卡内基，这位具有强烈开拓精神的人身上，集合了人文和企业的天赋后产生了那种创造力，我相信这种创造力是推动工业社会发展又能兼顾人文关怀的关键因素。而现在，卡内基训练对人们与世界的影响已经不限于起初的形态，它有一种精神的魅力。它确保了人们拥有在简单的方法下接近宗教般的信仰。这些信条，关于微笑，关于赞美，关于宽恕，抵达人的内心深处。

我从上海机场出来，直接驱车赶往教室。一路上，我看见身边的这座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到达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的教室门口，我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服，然后迈进教室。我对台下的各位说道：“大家好，我是黑幼龙。”那诚恳而高兴的心情，就好像我25年前，第一次在台湾上卡内基训练课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