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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雅入俗”张恨水 -汤哲声

《金粉世家》与家族小说 -徐德明

《啼笑因缘》的爱情三模式 -孔庆东

曹禺名剧的误解、曲解与理解 -王卫平

茶馆的文化符号 -关纪新

沉重的《月牙儿》 -范亦豪

从《诗可以怨》看钱钟书 -刘扬忠

从《说笑》看钱钟书的幽默 -孔庆东

从方鸿渐看钱钟书 -孙 郁

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 -叶广芩

从文化视角看几首唐诗宋词 -冷成金

杜甫的文化意义》（下） -莫砺锋

解读张爱玲（上） -淳 子

解读张爱玲（下） -淳 子

进深山的格格作家 -叶广芩

老舍笔下的新旧市民 -吴福辉

老舍的幽默 -孔庆东

老舍之死 -傅光明

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 -孙玉石

路遥的诗意 -郭小聪

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李 玲

女作家 女人 作家 -赵 凝

上海记忆的追寻者 -陈丹燕

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 -姚淦铭

魏晋“神韵”(下) -王 毅

我的写作与上海 -陈丹燕

我作故我在 -张抗抗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张抗抗

叶嘉莹评点王国维的悲观人生 -叶嘉莹

叶嘉莹评赏南唐二主词 -叶嘉莹

余秋雨谈散文 -余秋雨

与“三”结缘的张恨水 -袁 进

悦耳的老舍 -范亦豪

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止 庵

张恨水小说的社会风俗画 -张中良

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 -李 玲

前言

16名家谈文学

“引雅入俗”张恨水 -汤哲声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15日 14:38

　　主讲人简介：

　　汤哲声，男，1956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文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现代滑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等。主要编著有《“下里巴人”风情—民俗文化学及其文本解读》、《黄人》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内容简介：

　　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文学渐渐走入困境，五四新文学的崛起，给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此时，张恨水小说的出现，把中国的通俗小说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1924年，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上连载，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每天下午报社门口总会挤很多人等着买报，直到1929年1月，长达100万字的连载小说才得以收尾。《春明外史》让读者认识了张恨水，也是张恨水开始一步步完成他的“引雅入俗”、逐渐走向成熟的一部标志性小说。

　　长达100万字左右的小说《金粉世家》是张恨水小说的惊世之作。金铨、白雄起等官僚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兴衰成败，金燕西、冷清秋等人物爱情、婚姻的曲曲折折、离合悲欢被张恨水演绎得真真切切、活灵活现。也正是这部小说使张恨水完成了他“引雅入俗”的第二个步骤。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最叫好的一部作品。小说中有了主人公樊家树与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三位女性的感情纠葛，有为了真爱反抗军阀欺压、强暴的社会线索，有武林豪杰抗压抗暴的传奇故事，张恨水的这部成熟之作成为他完成“引雅入俗”全部过程的标志性小说。

　　张恨水一生创作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诸多称谓的张恨水是不是“引雅入俗”第一人？对张恨水该做何评价？敬请关注《引雅入俗张恨水》。

　　（全文）

　　1924年张恨水在北京，他在这个时候创作了一部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就是《春明外史》。“春明”，北京的别称，外史是什么？外史就是正史不写的那种野史，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的生活。那么换句话说，它就是写的北京各种各样社会的，所谓新闻吧。但是这一部小说，说它是成名作，也正是这部小说开始，张恨水开始把雅文化引到俗文化来的，走的第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部小说中间，张恨水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了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通俗文学中间怎样使通俗文学的，特别是通俗小说中间的很多材料，散乱的材料，怎样把它集中起来呢？张恨水做了一个贡献，在这部小说中间，他把所有的材料都服从一个人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从头到尾把它贯穿起来。这个人物在这部小说中间就叫杨杏园，它是这样的。这个各位听起来觉得这个小说都应该这么写，都应该有一个人物贯穿始终对不对？但是别忘了，在他之前中国通俗小说确实恰恰就没有，它就是没有，那么在这个之前通俗小说没有是什么样的模式呢？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模式呢？如果各位看过《官场现形记》，《官场现形记》如果说还没看过的话，那个《儒林外史》大致上就是这样，他呢，就把很多社会生活，他把它积累起来，就像整个小说的结构，就像一个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把它并在一起，它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作家很有才华，那么我就可以在各种并在一起的小说中间，他写出一种神韵，比如说《聊斋志异》，它对科举制度的一种批评，但是你如果没有才华，或者才华比较差的话，那么就变成了各种资料的堆积。那么这种情况，在民国初期，非常严重，比如说在这个以前，有一个作家叫李涵秋，这个各位可能不太清楚，他实际上是当时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广陵潮》，它就是的，把各种各样的生活堆积起来，所以说我们就把这种各种各样的生活堆积起来的小说，我们称它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就叫做报人小说，因为它是新闻记者写的嘛，这样的小说材料比较散乱。那么张恨水我刚才就说了，在《春明外史》中他做了一个贡献，他把这些材料用一个人物把它贯穿起来以后，给他的小说带来两大好处：第一大好处，小说中间一个主脑，一个人，那它有个主脑了，所有的事情都跟这个人有关系，换句话说，它不是那么乱了，不是那么散了，对吧！它有一个根，从根子中间展出去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是张恨水的贡献了，这是一个，我不去展开了。

　　第二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小说中间有头有尾了，这个比较集中，为什么？一个人的命运的发展，它就成了这个小说中间的一个主要的故事了。小说中间这个杨杏园就是来自于安徽的一个报人，然后到了北京来，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最后他死在北京，他死了，故事结局了，他可以了。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人物的话，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你可以永远地写下去，对不对？可以永远写下去，所以说不要小看小说中间一个人物、主要人物的贡献就在这儿。其实这些问题新文学作家早解决了，但是通俗文学作家不容易，张恨水第一个。所以说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由雅入俗向前狠狠地走了一大步，这一大步很重要。

　　张恨水的小说中间，他的第二步，我把他称为鼎盛之作，《春明外史》是他的成名作，然后这个鼎盛之作是什么呢？那就是《金粉世家》。那么《金粉世家》又比《春明外史》又多了些什么？这就是我要讲的这个雅，怎么又多了些雅的成分，是什么呢？他有两大贡献：第一大贡献，《金粉世家》它实际上完成了一个事情，就是说通俗小说，不是这个线索往前写，另一个线索永远写下去，它不是的，而是它形成了一个叫做一个情节中心论。它只是一个情节，如果我们看了《金粉世家》这部小说，那么你就发现，它实际上就是写的金铨总理这个家里面的四个儿子、四个女儿的故事，它实际上是这个。那么四个儿子、四个女儿的故事，换句话说，它这个情节非常集中，就是写金家，它不是那么散乱的，通俗文学越来越严肃化了，换句话说，通俗文学越来越雅化了，张恨水在其中做的贡献，这个当然还讲得比较抽象。

　　第二个贡献就很明确了，张恨水这个时候在《金粉世家》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心理描写和场面描写。各位听起来又觉得心理描写，小说中间当然应该是有心理描写了，但是别忘了，通俗文学，通俗小说中间恰恰就是没有，通俗小说是什么？就是画本，说故事，说画本，它不跟你讲心里想什么，而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他把这个心理描写，他把它融入到小说中间来。人物的描写深度明显地加强，我念一段，各位听一听，这是金燕西去偷偷地看冷清秋 的，看完以后的一种想法。

　　“我守着看人家不是有些呆吗？这就回得家去，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呆想，那人在胡同口上那微微一笑，焉知不是对我而发的？当时可惜我太老实了，我就回她一笑，又要什么紧？我面孔那样正正经经的，她不要说我太不知趣吗？说我不知趣呢，那还罢了，若是说我假装正经，那就辜负人家的意思了。他这样想着，仿佛有一个珠圆玉润的面孔，一双明亮亮的眼珠一转，两颊上泛出一层浅浅的红晕，由红晕上，又略略现出两个似有似无的笑涡。燕西想到这里，目光微微下垂，不由得也微微笑起来。”

　　他呢，看见冷清秋过来了，冷清秋走过来以后，无意之中看到这么个男孩子站在这地方，就微微地向他一笑，笑了一下。别忘了，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你心中无意，不管怎么笑都没关系。这个时候他心中有意的时候，不要说是你一笑，你手一举一动，我都把她心里想的，她是不是对我有意？肯定是这样想，对不对？但是一般的通俗小说，写到这儿，就过去了，它就不说了。但是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而恰恰在这里他开始运用了心理描写，怎么好极了呢？这就叫谈恋爱了！不是要谈恋爱嘛？他心里面有意，这种描写通俗小说之前没有，它有。再举个例子，在电视中间大家可能看了金燕西和冷清秋他们最后分手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其实在小说中间写得很清楚，金燕西和冷清秋的这个分手有它内在的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这个金燕西他有一个思想，他有个什么思想呢？就是说结了婚以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相处，他觉得结了婚以后，男人应该说话算数，应该是第一的，他有这个思想。这个在小说中间很清楚，那么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的思想的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思想的呢？小说中间有很深刻的一个心理描写，这一段心理描写，同样你看看，为后来他们的分手打下了一个伏笔。

　　“我将来和清秋结了婚，难道也是这个样子不成？无论如何，我想自己得先振作起来，不要长了别人的威风……若是男子对他夫人有很厚的爱情，却落了一个惧内的结果，岂不让天下男人都不敢爱他妻？”

　　你这样来看，你就发现，他们的分手似乎很自然，因为他始终就没有把冷清秋放到他的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他没有放到平等的位置上。而冷清秋她又是出身平民家庭，她特别看重我的位置是什么，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自然会分手了，他们自然就分手，所以这一些描写在这个《金粉世家》中间都有了。所以说这样来看，通俗小说好看了吧，看着越来越好看了吧，它不是那么散乱了吧！它有变化了，它在变哪，是吧？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场面描写那就更多了，小说中间的金燕西办了个诗社，而且各种各样的场面，这个里面写得好极了，怎么好极了呢？金燕西嘛，是一个总理的儿子，他要办诗社，其实围着他身边去写诗的人，真正的要写诗吗？不是的，想通过他巴结他，在其他方面有所发展。然后就是写这些诗人，诗社的这些诗人，写的那些诗都是臭诗，写得一塌糊涂的。但是呢，围着金燕西，那个金燕西写的诗，他不会写，写的诗都好，好得不得了。这个场面描写把每个人在诗社的这种状态，心理状态全部把它写出来，这个在通俗小说中间没有，但张恨水小说中间写出来了，写了很多，很好看了那就，那很好看了。同样的一个道理，是不是？金铨死了，总理死了，办丧事，其实这个办丧事我想各位都知道，这是一个机会呀，是吧？人家总理死了以后，虽然大树倒下了，但是人家根深盘结的很多关系在这儿，对吧？你怎么出面，送什么礼物，以及怎么怎么讲话，这个场面描写写的，这个太重要了，人情世故，对人性的刻画，小说中真深刻得很。所以看这个小说，你就觉得通俗小说它是通俗小说，但是雅化了，它不是一般的，这是第二部作品，它同样是两个贡献。

　　在张恨水的小说中间，我认为他最成熟的一部作品是《啼笑因缘》。《啼笑因缘》写作时间1930年，1930年写的《啼笑因缘》和前面比较起来，前面每一部著作都是一百多万字，很厚啊。但是《啼笑因缘》只有20万字不到，只有20万字不到，但是这部小说，实际上他这部小说，他同样解决了通俗小说中间的两大问题，同样解决了两大问题，哪两大问题呢？第一个，他解决了小说怎么来写社会，换句话说，他完成了所谓的社会言情小说的这个模式。讲到这个地方呢，我要稍微把它展开点说，为什么要展开，否则你不知道他这个贡献是怎么来的。中国的通俗小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它实际上呢，最早的时候是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没有什么社会内容，全部是爱情。所以鲁迅新文学作家都批评他们，都说它是一对鸳鸯、一对蝴蝶，哭哭啼啼地讲爱情的，没有什么社会内容，它是这样的。同样呢，有些所谓的社会小说，比如我刚才讲的李涵秋曾经写过《广陵潮》，都是当时的社会小说，但是社会小说写了很多是社会内容，但是它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按照现在的话来说，用现在的文学理论语言来说，叫做“镜子说”，它这个镜子说，就是用《广陵潮》那句话来说，就是我写的这个东西，我写的这个小说，我作家不表示任何的是非的、褒贬的态度，我不表现，至于说你们的好和坏，你读者去看，你根据这个看，像照镜子一样，你看看你自己是美还是丑，听明白了吗？就是说它是客观性，让你自己反思去。但是你如果仅仅地去写这个，没有作家的自己的褒和贬，你仅仅写这种生活，而且他们又习惯写那些比较肮脏的生活负面，因为这样才有读者看嘛！结果造成了什么呢？所谓的黑幕小说就出现了，什么叫黑幕小说？就是把黑幕写出来以后，他作家没有对这些黑幕进行自己的评价，你的批判，你的分析，你都没有，它就是生活，这样拿出来了。那么讲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我刚才说了，它是社会言情小说，他把言情当然是放进去了，这个肯定不用多说。他把社会放进去以后呢，但是他有自己的是非判断，那就是反军阀、反压迫，《啼笑因缘》看了，肯定都有这个，它这是一个军阀对老百姓的残暴压迫、专横，它是这样的。所以这部小说很富有那种市民气息，那种市民对社会的评价，它表现得非常充分。也就是说，作家自己的政治态度、社会态度，他把它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言情小说。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张恨水做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实际上完成了整个中国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学模式，那就是小说中间要写故事，说故事、要写人物。说故事、写人物这个创作模式，《啼笑因缘》。那么我来做一点解释，你故事要说，没有个好看的故事，也没人看，这部小说好看的故事它首先有了，但是你如果仅仅写一个好看的故事的只能说就通俗小说来说，它也只是一般的档次，因为通俗小说都有好看的故事嘛！那么张恨水的特点是什么？它不但有好看的故事，还有精彩的人物性格，这个好，什么叫精彩的人物？精彩人物就是写性格、写形象。通俗小说写人物有一个习惯的手法，什么叫习惯的手法呢？比如说，门一开进来一个人，通俗小说作家一般都是这样写：这个人，某人、某者、某也，换句话说，从什么地方来的，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从上面，头上戴了个什么帽子，脸上长得怎么样，衣服穿得怎么样，鞋子怎么样，然后慢慢走进来怎么样，它是每一笔都写下去。所以茅盾先生在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叫写小说吗？这叫生活起居注，就是生活起居注，什么都写，确实这是通俗小说的弊病，确实是毛病。可以这么说，在他的《春明外史》中间还是存在着的，但是《啼笑因缘》没了，这就是《啼笑因缘》的贡献了。

　　我这里看《啼笑因缘》的四个人物的出场，他怎么出场，我不用多说，你们看看这是谁。换句话说，张恨水开始写人物，他再也不是从头到脚地写下去，他也知道了我要抓住最传神的、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那几笔，勾勒几笔就出来了。按鲁迅的话说叫画眼睛，眼睛一画神就传出来了，这叫写人物了，人物已经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我们看：“见他穿了一件蓝湖绉夹袍，在大襟上挂了一个自来水笔的笔插。白净的面孔，架了一副玳瑁边圆框眼镜，头上的头发虽然分齐，却又卷起有些蓬乱，这分明是个贵族式的大学生。”这是谁呀？对，樊家树，一听就知道这是樊家树。你看，长袍，知识分子的象征，自来水笔放在这儿，洋学生，对不对？洋学生自来水笔，是吧？然后头发呢，他梳得很整齐，但是有点蓬松，为什么？有点贵族气息，对不对？蓬蓬松松很潇洒。他就那么几笔，这几笔很灵活，写人。张恨水到这儿，是不是他成熟了，对不对？再看：“这时出来一位姑娘，约莫有十八九岁，挽了辫子在后面梳着一字横髻，前面只有一些很短的刘海，一张圆圆的脸儿，穿了一身的青布衣服，衬着手脸倒还白净，头发上拖了一根红线，手上拿了一块白十字布，走将出来。”谁呀？对了，关秀姑。你看了之后，红绳子，衣服，关秀姑哪儿人？她是山东人，你看她，人物身份几笔头就出来了，她的了留海还是整整齐齐的，来自于农村的一个小姑娘。

　　我们再看，“说话时，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复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身上穿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齐整。说着，就站在那妇人身后，反过手去，拿了自己的辫梢到前面来，只是把手去抚弄。家树先见她唱大鼓的那种神气，就觉不错，现在又见她含情脉脉，不带点些儿轻狂，风尘中有这样的人物，却是不可多得。”注意这几个字，拿着辫梢含情脉脉地躲在一个夫人的后面来偷偷地看着樊家树。谁呀？沈凤喜，是不是？这几句，你看，沈凤喜的人物形象，沈凤喜的性格全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作家就是写他的灵魂。

　　再看，“这个时候，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穿了葱绿绸的西洋舞衣，两只胳膊和雪白的前胸后背，都露了许多在外面。以为这人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不用多说，这是谁呀？何丽娜嘛！你这样一看，到了《啼笑因缘》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张恨水开始写人物了，越写越好了，这个已经不一样了，他是几笔头就把人物勾勒出来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还不过瘾的话，我再讲一个。《啼笑因缘》中间写人物性格，我刚才说了，他把它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关秀姑这个女孩子她很率直，但是也不乏温情。她对樊家树她始终有感情，她是有感情。她又觉得自己好像配不上他，于是又爱着他，愿意为他奉献一切，只是让他幸福就行，所以他这里面很多温情。何丽娜好像按照小说中间说的，说她比较浮华，她确实有点浮华，但是你别忘了，她最后她还自己拼命地收敛自己，要使得自己朴素起来，她自己跺到农村去了，所以她的性格是复杂的。其中写得最好的性格，我觉得沈凤喜，这个好极了，沈凤喜这个人纯真，这刚才已经讲了，羞涩，这个也可以这么说，纯真、羞涩、出身贫寒，但是这个人的性格中间有一个毛病，比较爱虚荣，爱攀比。而且呢，按照现在的话说呢，比较喜欢钱。她的叔叔沈三弦，看过小说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沈三弦这个人很坏，可以说典型的小市民气息，他攀比，结果他做了一个很坏的事情。他把沈凤喜推给军阀做小老婆了，那个刘将军嘛，刘将军结果一看，看中了以后打牌，各位都知道，牌桌上有很多的门道的，是吧？今天这四个人坐下来打牌，其实中心人物只有一个，沈凤喜，换句话说，其他三个人都有数的，今天这个钱要输给你的。沈凤喜她呢，也是第一次打牌，她糊里糊涂的，拿很多钱，很高兴，她回家了。好像是四百个大洋，她一生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见了四百个大洋，拿回家了，小说是这样写的，赢了多少钱，她不知道，因为当着很多人的面嘛！她又不便去点钱，回家了，把门一关，赶快喊妈妈快出来，干什么呢？点钱，沈凤喜她把这个钱拿来以后，点过以后她把这个钱包好了，小说中间说她把它放在枕头旁边。换句话说，她放在枕头旁边是什么意思？就是睡觉之前看一看，醒来以后再看一看。那么这个我们哪做得到呢？这个我们做不到，这个小说虽然是写了这么个情节，但是你别忘了，它说明一个性格，这个人太爱钱。我们可以理解她出身贫寒，她从小爱钱，但是这个不是一般的，她这都痴了，这个钱到了痴的程度了。这个对后来的情节发展打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还记得整个小说中间是这么写的，她被刘将军抓到公寓里面来，就不让她走，最后沈凤喜当然屈服于刘将军，一方面，有原因，是刘将军的压迫，我刚才已经说了，军阀的压迫。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也有沈凤喜性格的缺点，也就是说她的性格直接推动她的情节的发展。小说是这么说的，因为樊家树走的时候，把沈凤喜托付给他一个朋友，就是关秀姑的父亲，关寿峰，然后关寿峰组织了一群人去救她，去救这个沈凤喜去，因为朋友托付我了，她又被刘将军关起来了，我把她救过来了嘛！当然关寿峰他有一身武功，他就趴在屋檐上，看下面，从那个窗子里面看进去。他说看到一个人，就是沈凤喜一个人在那里，按照原来的计划，就是把她救出来，是吧？但是他没有救，为什么？他突然准备救的时候，门开了，刘将军进来了，刘将军进来以后，不要以为刘将军进来就是那么残暴，他不是的，小说是这么说的，刘将军进来往地下一跪，换句话说，按照现在就是求爱了。其实你跪不跪，可能对沈凤喜来说都没有什么，因为沈凤喜这个人心里面她确实还有樊家树的影子，你跪不跪没关系。可是她一看这个刘将军跪在那儿，不单单跪在那儿，手上还举了一个账簿子，那个账簿，就是记着很多的支票啦，那个账簿支票是多少钱呢？二十万，刘将军就说了，这个就给你，二十万，我可以这么说，沈凤喜，我刚才说，她也许看见他跪不跪跟她没关系，但是她眼睛就盯着你这个账簿二十万，然后轻轻地一笑，将军还跪在这里干什么呢？一说，把账簿子一拿，拿过来事情解决了，看到这个地方，关寿峰走了，他知道这个礼仪已尽，不可能救你了，你已经愿意了，他看到这个。

　　那么这部小说整个情节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突然就转下去了，原来他们是一种纯情的关系，后来就开始惨了，出现了惨情的关系了，这么一变的话，但是这种变化来自于什么地方？你不得不说，性格，沈凤喜的性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小说情节的发展，符合性格的要求，对不对？这样的小说你看到就觉得好看了，有根据，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你说这样的小说写到通俗小说写到这个程度，你说好看不好看？当然好看，当然好看了！是吧？故事。我刚才说情节曲折的故事精彩的故事，又有非常精彩的人物性格。这么讲，《啼笑因缘》之后，应该说中国的通俗小说进入了一个现代的阶段，谁是引路人？谁是贡献者？张恨水，那么在这个以前它都没有，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下面再做一个评价。

　　第一个评价，张恨水的这种，它雅嘛！入俗，这个“雅”不是张恨水的发明，这个应该看清楚。张恨水的这个所谓的“雅”，注意，我刚才特地把时间都说了，他只不过把当时在中国开始广为流行的，流行的新文学的鲁迅等人的新文学的美学的东西，把它放到通俗文学中间来，不是发明，他只不过是拿过来。因为写人，小说中间的写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鲁迅等人解决的，不是张恨水解决的。

　　第二个评价，张恨水的三部小说，我们尽管说他是引雅入俗，但是我也的确应该说明的是，小说中间它毕竟有很强的市场气息，他也在追求他的商品，商业的效应，市场的效应，这个也不可忘记。张恨水是用小说来养家的，他家16个人，他是用小说来养家。换句话说，用张恨水自己的话来说，他说他就是个文字劳工，他自己说是文字劳工。我是打工的，我要赚钱，我写小说要赚钱，要赚钱。所以他特别追求这种市场的效应，他特别追求。比如说《啼笑因缘》，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啼笑因缘》里面的商品价值，起码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是非常明显的。这部小说除了言情之外，这个里面还加了很多武侠，关氏父子实际上就是一种武侠人物，武功非常高的。为什么加武侠呢？当然这个有小说背景，因为当时新闻报的编者有这个要求，但是有一个张恨水非常明白，因为当时的武侠小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武侠小说在南方广为流行，读者很喜欢看，所以穿插了武侠，这个叫做市场效应。还有一个市场效应，这么说，中国言情小说中间的所谓的三角恋爱，或者说多角恋爱，《啼笑因缘》开始，鸳鸯蝴蝶派是写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从来不写三角恋爱的，它只是一个才子和一个佳人，哭哭啼啼的，不会说一个才子和三四个佳人的，它没有，但是张恨水的小说中间，这三部小说中间其实它都有。换句话说，那就是很有名的所谓的众女追一男的模式，众女追一男的模式《啼笑因缘》是一个重要的作品。这些小说你不管怎么去引很多的雅进来，它还是通俗小说，为什么？它的小说的结构、整个的章回的结构没有变，张恨水做了一个贡献。通俗小说中间不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吗？他把章改为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其实章和回只不过是名字发生了一些变化，基本上格局没有变。换句话说，中国通俗小说是章回小说，而章回小说是通俗小说的模式的一个标志，张恨水并没有打破，它还是章回小说。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另外一个说法，说张恨水是章回小说的大家，这个结论不错，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因为你是大家，所以你还是通俗小说作家，对不对？还是通俗小说作家，结构也没有变。好，这是我对他的第二个评价。

　　第三个评价，就是这种说故事、写人物的这个模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你如果仅仅是写故事，没有一个人物的高度，我刚才说了，你整个的小说格调不高，你的整个的人物挖掘得不深，小说中间的人物的形象你不突出。换句话说，美感，小说是追求美的东西，美的东西不突出，小说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话，没有这种深刻的东西，你也不能打动我，所以说它这个应该是两者结合，这两者结合是张恨水的贡献。如果我们把眼光向后推，张恨水之后的情况推，我个人觉得，其实张爱玲的小说，什么？张爱玲的小说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都有一个曲折的人生，对不对？你一看到这条路子，张恨水把这条路子开辟下来以后，往前看，我甚至可以一直看到我们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这条线索你如果隐隐约约地把它贯穿起来的话，我想你们各位就会想到张恨水的确有重要的贡献，因为他确实做了，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叫做雅俗共赏，或者说雅俗合流。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金粉世家》与家族小说 -徐德明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08日 14:59

　　主讲人简介：

　　徐德明：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内容简介：

　　《金粉世家》是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早期新闻生涯积累的生活素材的一次集中展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务总理的儿子金燕西偶遇平民女子冷清秋，不惜一切代价苦苦追求，而学生身份的冷清秋虽内心清高、孤傲，但囿于对金燕西的绝对信任，与他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于是和金燕西演出了一场从恋爱、结婚到婚变、出走的感情悲剧。与此同时，另外一条线索也贯穿其中，金燕西的父亲国务总理金铨在官场上的跌宕起伏，到最后的突然离世，暴露了北洋军阀时期官僚们骄奢淫逸、勾心斗角的丑恶嘴脸。这是一部长途跋涉的连载作品，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上连载，至1932年刊完，近乎6年。

　　《金粉世家》里的重要角色冷清秋，这是作者张恨水别具匠心安排的一个核心人物，作者让冷清秋走进金府，去见证金府内部一切的腐败与衰落。冷清秋进金府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进贾府一样，而与林黛玉不同的是冷清秋实现了自己的爱情，但最终没有将爱情进行到底，以一个避世者的姿态离开了金府。

　　《金粉世家》里的金府是一个繁大家族，虽然没有《红楼梦》里贾府的三代同堂，但也不逊于它，有人统计过金粉世家里大大小小的主子丫鬟和仆人就有113位。家中的重要成员金铨是国务总理，这个身份足以支撑这个大家族繁衍发展。而与《红楼梦》里贾府不同的是，这个家族里没有《红楼梦》里的封建意识，多得更是一些先进的思想。这也是身处新旧之间的张恨水他笔下营造的家族小说。这些比之巴金的《家》和茅盾的《子夜》也具有张恨水自己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世家在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

　　一家之主的金铨突然病逝是《金粉世家》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开始金家走向衰败。金府里再也没有了迎来送往，繁华过后的凄凉慢慢呈现。然而事实上，金铨的病逝是金家衰败的最表层的现象，真正的因素潜伏在内部。在金府，常被中国人讲究的五伦中的父子、夫妇、兄弟都已经名存实亡。敬请走进《百家讲坛》关注《金粉世家》与家族小说。

　　（全文）

　　读《金粉世家》让我们认识中国的家族它是怎么走过来的，主要目的是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段的变迁。

　　首先讲冷清秋，清秋在金府，如果换作最时髦的一句话，说她是个另类。金府的人个个都会玩，都会打麻将，清秋不，清秋有点格格不入。清秋在小说当中是具有一个特殊的个性，同时又特别富于一种结构性作用的这么一个人物。大家主要的 兴趣都集中在她身上，一般来说是集中在对她的命运关怀。小说前半段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担心，清秋不要上当，一个花花公子，一个纨绔子弟，那么这个婚姻最后会是个什么模样？所以这个阶段的悬念基本集中在这个上面。因为金燕西在外面有种种的社交，女朋友，那么最突出的一个人物叫白秀珠。所以在前半部的时候，我们的悬念集中在这个上面。但清秋进了金府之后，我们关心的是她的处境，因为这是个很危险的处境，有点像林黛玉进贾府。这个处境当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可能就是三嫂玉芬，三嫂玉芬她是白秀珠的内应，白秀珠是她的外援。你想在一个家族当中，总是有财产的各种关系，如果说玉芬能把白秀珠，家里的亲戚，让她嫁入金府，那么妯娌当中就有两姊妹关系。大家都知道一个大家族无论什么地方，这个权利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清秋进入金府之后，我们为她担心，差不多大概到了，小说的大概七八十回之后，尤其是到九十回之后，我们最担心的是清秋和燕西最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在90回，有这么个回目，它在回目下回说，“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清秋从精神上解脱，那么这二人从价值观上一直有冲突，有分歧，所以之间一再在争吵，争吵到好多次之后，清秋自己就开始反思了。她说这样的富贵日子，也如同穿了浑身的锦绣，戴了一面重枷，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知道戴了一面重枷，清秋是重精神生活的，不太重金钱。所以她从此到小楼上去，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一段时期之后，到第100回的时候，金府失火，在失火的过程当中，她抱着儿子离开了金府。那么出走之后的清秋去了哪儿？这是一个非常空洞的回答，在人间，她没死。开头都以为她去跳了昆明湖，她没死，那么她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知道出走这个主题，在整个现代文学当中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鲁迅的《伤逝》，子君，涓生，可以说清秋和燕西的故事本身也是个伤逝故事。但是价值观念不同，思想意识水平不一致，清秋出走最终的归结是隐居，而子君她非死不可，因为鲁迅后来有许多回答，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那么在清秋命运的叙述过程当中，张恨水借用了许多的西方手法，倒叙，悬念、开放式的结尾，所以让我们对清秋的命运始终保持着一份关爱，注意着她。那么其次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下清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什么样的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思想，由内心生活决定，她秉承什么样的价值观？清秋，大家都知道中学生，可是她和现代女学生之间的差别还有一层身份，她是个女才子，清秋会做诗词，做得极好的诗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她怎么样能够进入金府，就是燕西的姐姐怎么样去把清秋的诗稿拿给金铨去看，金铨一看如此有才华的女子，难得找到的，虽然门第低了一点，那么是个非常满意的儿媳妇，所以她进去了。那么这才子身份是谁给了冷清秋的呢？张恨水，张恨水这一生小说的文字，我说他不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字，但是张恨水的旧体诗是极为出色的。张恨水从小就会弄辞章，好弄辞章，所以他正面肯定的，他从心里面爱惜的人，他都把自己的特长去交代给他了，是一种才子。张恨水没读过什么样的书，他到北京来想进大学，后来是没时间，开头是没机会，后来因为做了报馆，他太忙了，后来就没机会。所以他终身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写大学的时候都是隔膜的。你看他写金燕西读书，此人读书就是登记挂号，再也不去，从不报到。那么这个女学生和女才子本身是一个现代和传统，所以在清秋身上，有两重传统在她身上聚集在一起，旧的传统的才子和现代女学生身份。这是我这样看，小说当中的人物怎么看？譬如说清秋嫁到金府之后，新媳妇第一天早上要拜见公婆，早上去看金铨的时候，金铨看了之后，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看了她的整个形态举止，这华丽之中带有一份庄重的态度，自己最喜欢的是这样新旧合参的人。新旧合参的人，所以清秋是个新旧合参的人，所以我说女学生和女才子，可见不妄。所以这些都决定了她的身份，决定了清秋的气质。清秋天生带有诗人气质的，清秋在作者叙述小说内容的这个时期，二十年代或者再早一点，清秋是个不合时宜的人，而燕西是一个什么人呢？燕西是个追逐时尚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和一个追逐时尚的人在一起生活，它的结局可想而知。那么了解了清秋的命运，了解了清秋的价值观，了解了清秋的身份，我们看究竟怎么样给她在现代文学史上定个位置？她没有位置说实话，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位置。但要注意，新文学开始之后写的女学生都是要投身革命，要在社会上尽一份责任的，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人所谓处在先锋位置上，有先进意识水平的人究竟有多少？而文学究竟是该反映哪一种人，该反映多大的社会份额的人？像清秋这样，半新不旧，新旧合参的人没有过，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贡献。写出过渡时代的相对平静的过渡生活当中的人物，这是张恨水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他的特点就在新旧合参，就在过渡。这么一个过渡人物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层面从清秋的命运去看这个家族和她之间的关系。

　　下面说说旧家族，一个世家怎么样在现代过渡的过程当中发生种种的变化，写家族小说，不由得要提到《红楼梦》，《红楼梦》《金粉世家》都是那种钟鼎顶食之家。我们不从时间上说，我们拿空间去讲，《金粉世家》是在北京，你看同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你去找上海，你在上海看能找到一个世家不能，找不到一部家族小说，原因在哪儿？上海全是外地移民进去的，都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比如说《子夜》当中，吴家在上海有什么呢？一个公馆，所以从内地从其他地方去的大户人家，到了上海，他必须去做经济的生意，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打个公馆，而不是整体家族，上海不可能出现大家族的叙事。如果说我们把它往内地搬一搬，你把它搬到四川去，搬到四川去是另外一种情形，譬如《家》，《家》中的高老太爷，到他的几个儿子，到觉新，觉慧，觉民弟兄们，内地的四川的家族要比《金粉世家》这样的家族更封闭，更保守。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价值观念的冲突更为厉害，金府不是那样的一个家族，很奇怪。金府这样的家族你说有多少封建意识，它也是新旧合参，主人是到欧洲去过的，太太也去过欧洲的。它带有很多的改良意识，所以关注金府，像这样的家族在现代语境当中它怎么样变迁的，那么围绕着这么几个词来说，金府是一个衰败的家族，金府是一个改良的家族，金府是一个冲突中的家族，金府是一个充满感伤气息的家族。怎么样说它是个衰败的家族，从哪儿去看衰败最好呢？大概在56回，56回上是写什么呢？清秋嫁到金府去之后，过第一个除夕，除夕要祭祖，千万不要忽视了祭祖这个事情，有家族必有祭祖，祖先崇拜是家族最本质的特点，那么清秋在金府第一次祭祖的过程当中，她看到了什么，一，她看见了金府的列祖列宗，八代。八代祖先都是有地位，然后看到金府祭器，就是祭祖宗的这些所谓的祭器，非常古雅。那么这就说了，它是个世家，它是有根基的，它是有根基的这么一个世家，在这个世家里面，它之所以延续八代，有两个东西互动，一个是钟鼎，顶食的钟鼎，像祭器一样的东西。一个是书香，书香门第的书香，所以钟鼎和书香的互动可以让这个家族它可以延续下去。但是一旦到书香气息失去之后，或者钟鼎，鼎本身代表政权，政权重大变动之后，这个家族再怎么样延续就很麻烦了。所以到年下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是杨白老困难，你还不知道金燕西也困难，到年下他要去借债，跟谁借？他不敢跟他爸爸妈妈去开口，找他的四姐，四姐的丈夫是外姓姓刘，找他们去了，去了不好开口，可是姐姐知道了。注意，一个有那么深的根基的八代传统的这么一个大世家子弟，到了年下的时候，去跟人家讨两个钱过年。这个家族的崩溃这一切是非常富有象征性，说张恨水妙妙在他常常把各种回目做成上下非常对比的。相形对照的是章回小说的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个现代小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张恨水小说很自然地就这样做了。所以它是个衰败的家族，刚才说了衰败的家族。

　　第二词，它是一个改良中的家族，注意家族理想的境界是什么呢？四世同堂，所以老舍有个长篇小说的名字叫《四世同堂》，家族必须见到四代，才有福。四世同堂五世齐昌是理想的，可是你看金府，金府有没有四世同堂呢？有没有五世齐昌？金府现在的人，在清秋进金府之前就两代。所以这个家族它是一个改良变化当中的家族，关系没那么复杂。所以比之巴金的《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差别。在这个改良当中有两个东西可以体现，一个是婚姻，一个是财产，金府的所有的公子的婚姻都是自由恋爱，小姐们都可以自由恋爱。《家》当中最最重要的冲突，就是觉民的婚事的问题，抗婚，他要抗婚。然后逃出去因为他和琴恋爱，那么这种抗婚的事情在金府不存在的，所以从婚姻这点上可以看出来它的特点。那么其次从财产，注意金铨死后，金府分家，分家的时候，子女全部到场，所有的女儿都有权利分得一份财产。这和中国传统家族所有的财产分配方法都不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改良当中的家族。

　　第三个我说它是一个矛盾冲突当中的家族，凡是大家族无不具有矛盾冲突。你别看热热闹闹，人放在一起人一多，这个矛盾的冲突它愈厉害，人际关系就愈为复杂，那么金府的矛盾有同代人之间的矛盾，有不同代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集中分析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因为家族之散肯定是上一辈下一辈全部散出去。有两次，一次是训子，谁训子呢？金铨。金铨训谁？训凤举，凤举在外面回来了，晚上点着个灯在那儿喝酒，喝醉了，第二天早上被金铨碰上了，教训他，让他去独立，分出去。第一次提出要把子弟分出去是从金铨跟凤举这么桩事情提出来的。全书最后的离散就是从此开始。这个冲突再延伸到金铨去世之后，这个冲突是母子之间的冲突，最集中的一个场面在哪儿呢？集中的场面在第83回分家，金太太把子女儿媳妇都集中过来，来的还有二姨太、翠姨，分什么？分钱。我认为《金粉世家》写得最有气魄的场面是这个场面，个人是个人的动机，个人是个人的行为表现方式，谁说话谁不说话，谁心里面有什么话，我想这比之后来的这些文学作品，没有写过这么深刻的财产分割，分家析产是最富有戏剧性的文学表现手段，所以这一节写得非常好。关于冲突我们就讲这么多。

　　谈谈感伤，感伤氛围当中的这么一个家族，这个家族主体我定下是金太太，不是金铨。金铨出来的主要事情一个教训儿子，再一个就是喝酒，然后一命呜呼。所以金铨完全是一个经济权力的符号化，而又稍做了表现的人物。从内心深度去看，无论如何没有金太太重要，有人说《金粉世家》可能是个悲剧，我说这个悲剧在金太太而不在冷清秋。应该说清秋的婚姻是个挫折，但从她的反思开始，她从脱离了金府，走出了这个囚牢，她就不再是悲剧了。而这个悲剧就是一个千万也不想让一个大家族分崩离析的这么一个人，最后不得不由她自己去发出命令，叫你们去分崩离析，而在这个分崩离析的过程当中，她痛心。所以全部小说的最后半部，你看两个人的眼泪最多，一个是清秋的眼泪，一个是金太太的眼泪，金太太除了眼泪之外，更多的是叹气，叹气比眼泪更深刻知道吗？眼泪是宣泄，叹气是不由自主。所以这个小说的后半部充满着感伤气息，如果是悲剧那是一种什么悲剧？是一个改良者他必须要失败的这么一个悲剧。

　　那么关于家族小说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定义，它和过去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中的最重要的伦理维系，那个五伦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我把它稍读慢一点，以家族伦理为框架，以一姓为主体，一个姓氏比如姓金，姓高，姓贾，以一姓为主体的大家庭的生活方式的叙述。它叙述的都是大家庭，注意，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以日常为主，当然也有反常，比如贾府被抄家它就是反常，金府的金铨之死是反常。但是更重要的是叙述日常，叙述日常生活。家族的子弟们习惯用某种权力和经济的庇荫，一颗大树。这样一来一家之主在政治或者自然生命有任何变化，它都作用影响这个家族的兴衰聚散。那么什么是伦理框架？五伦大家都知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一进入到现在社会，有一伦立刻被摒弃了，什么呢？君臣，但是君臣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在家是父子，这五伦当中，有三伦是在家族范围之内的。因为朋友是在外面，那么剩下的三伦主要是什么呢？父子、夫妇、兄弟，你看看这人家的父子关系是个什么关系？挺有意思的，尤其是金铨倒下来的时候，找儿子，儿子一个不在身边，干什么去了，寻欢作乐去了，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所以这一伦当中的孝字，父子之间的孝字几乎不存在，所以这一伦开始崩解。夫妇，书中有一些笑话，譬如说，玉芬的钱发生危机了，打发丈夫去天津去了，丈夫去干什么了，寻欢作乐。这还不好笑，好笑的是佩芳存了一笔钱，然后交给账房里让给她放账，可是放账的对象是谁呢？是她的丈夫，是凤举。老婆的钱通过账房放账，悄悄地放在丈夫头上去了，夫妇关系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债主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状况，没有夫唱妇随，变成了金钱的那种债主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笑。再有兄弟关系，金府的兄弟真有意思，大哥在外面讨姨太太，兄弟怎么样去给他去祝贺，然后弟兄们一起去捧戏子，弟兄们一起去和交际花去寻欢作乐，这金氏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沆瀣一气。所以旧的五伦当中的这三伦在家族内起维系作用的三伦开始崩解，家族必定会崩解，它不再存在，所以伦理的变化带来了这个家族必然解体，所以中国现代社会本身就是家族生活方式逐渐地变成过去，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么一个过程，你说今天年轻的人对大家族有没有概念，几乎没有概念，几乎没有概念，将来填表都麻烦，简单一点，没有那么多姨父母，舅父母，三姑六姨的都没有，但他们同样对大家族失去了认识，读《金粉世家》认识我们过去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那么下面再说一说，这些对象们他们生活在一个怎么样他们自己拟定出来的那么一个价值体系标准，也不是凭空而来，大家都知道金铨和翠姨在一起生活，然后金太太去教训金铨去，她说你知道你有什么毛病，孔子讲的君子三戒你记得吗，孔子曰：君自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得什么？得权利得金钱，那么就问问你老了，你是不是就要戒得，年轻人的事情你要不要更戒一点，金铨没办法，只好低着头，当然三戒都要。所以中国还很奇怪的，就是真正的士大夫阶层，读书人的阶层的价值标准和市民价值标准它是分歧的，它是不一样的。中国最高的是君子标准，君子标准全部要照着孔夫子那样做，可是中国人做到那样的人几乎没有，因为太困难，所以到了晚明的时候，日常的生活所有的生活都接触“道”，而受晚明的思潮影响，从此开始中国的长篇小说，就在写那个日常的“道”当中，而这个三戒又戒不掉，少年人你叫他戒色戒不了的，中年人叫他戒斗也戒不了，老年人叫他戒得也戒不了的。那么怎么办？索取的东西要中庸。譬如说戒得，谈钱财，取之有道就行了。戒色，要有节制，戒斗要注意和睦，注意和他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还差一个字就是在酒，你们知道金铨怎么死的，那么中国古代，古典小说当中在酒上最下气力的是武松，武松一生好斗不平之气，好酒，然后喝了酒就闯祸。那种好斗的人，如果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找出一个好斗的，谁呢，薛呆子，薛蟠。他特别好斗，好上气使性，天下第一。而像薛蟠也好，武松也好，他们都在酒色财气的这个度上控制不好，所以中国对于普遍的一般老百姓来说，实际圣经贤传当中有个影子，把它下放一层，所以中国的价值观念是价值下放的，从君子下放到普通人，就是酒色财气，而酒色财气当中普通人要取中庸态度，怎么样把它控制好了。

　　那么我们回到小说当中来，譬如说和酒色财气相关的人，凤举为什么和他老子冲突？为什么和太太憋气？没别的，他是好色，贪小怜之色，而想纳妾，因为纳妾不成而去逛妓院，由逛妓院被妓女所骗，然后花钱使财，同时和妓女之间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在斗气。斗气之后去了上海，等回来之后，姨太太已经走了。这个财刚刚说了夫妇之间怎么放贷，也是围绕着财去做文章，再有，还有人为财吐血的。谁？玉芬，玉芬买股票一听说完了，吐血了。那么这个好酒贪色，贪财斗气，几乎是中国世俗的生活内容的四大支柱。前现代社会如此，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是否如此，咱们大家问一问自己，看一看周围，好吧。

　　那么读《金粉世家》让我们汲取的一点就要超越这个世俗的酒色财气的生活层面，我们不谈每个人做君子。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超越这一层面之上，让我们的生活有点目标，有点精神追求。和中国传统小说当中的那许许多多的淹没在各式各样的世俗的应酬交往所需的生活当中，养成纨绔人格的那个环境，咱们跟它分开。有点精神追求，不做金燕西那样的时尚青年，当然我们也做不了冷清秋那样的避世者，回避这个世界，也做不了她那样狷介的人去，周围的人都去格格不入。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职业性的读者，愿意提供给大家的一点参考。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啼笑因缘》的爱情三模式 -孔庆东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28日 15:26

　　主讲人简介：

　　孔庆东，祖籍山东。 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师从于北大中文系的两位名师：是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主要作品有《超越雅俗》、《谁主沉浮》、《47楼207》、《空山疯语》、《井底飞天》、《独立韩秋》、《黑色的孤独》等专著。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我国产生了很多名家名作，但是最轰动的一部作品，它不是鲁迅的《阿Q正传》不是茅盾的《子夜》，不是曹禺的《雷雨》，不是郭沫若的《女神蔡文姬》，而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为什么这部小说有这么大的轰动？

　　在《啼笑因缘》里，张恨水缔造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它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是与这一男三女所担负的文化含量有关的。

　　为什么它会吸引大量的男性读者？在这部小说里，三位女性人物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模式，沈凤喜是传统的小鸟伊人式的女孩子，何丽娜是代表社会前沿的时髦女郎，关秀姑是社会中的女强人。这三种类型分别满足的男性读者的心理需求，每一个男性读者都可以从这三种女性当中找到自己的情感模式，因此在《啼笑因缘》出版之后，它引起了大量男性读者的关注。

　　那么为什么《啼笑因缘》也吸引了大量的女性读者呢？在《啼笑因缘》里，樊家树是一个具有中庸之道的好男人，这个角色也满足了不同类型的女孩子的想像。比如沈凤喜这一类的，她好比这个社会中的灰姑娘，灰姑娘希望有一天，大门打开了，王子进来了，一眼就看中了灰姑娘，因此她把樊家树想像成王子。而何丽娜这一类的女孩子，她虽然生活上很富足，但是精神比较空虚，需要精神导师。而樊家树在她这里就扮演了一个精神导师的角色。对于关秀姑这一类女孩子，她是女强人，她希望有一个人能做她的梦中情人，樊家树也满足了她。因此《啼笑因缘》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女性读者。这样我们再去理解它的轰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全文）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人情感和恋爱的故事。杭州富家子弟樊家树来北京读书，而围绕着樊家树，有三个女孩子分别喜欢上了这位有为青年。她们分别是平民女子、唱大鼓书的艺人沈凤喜，部长的千金何丽娜和一位走江湖卖艺的侠女关秀姑。就是在这一男三女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演绎了一场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这么简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怎么能够一遍一遍地改编，老有观众在看，然后老有人在讨论，它的魅力何在呢？你说三角恋爱，三角恋爱的故事有的是啊，别人的三角恋爱怎么就流传不下去呢？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爱情模式，一眼就能看出来，一点都不复杂，一男三女。我们现在很多作家拼命把故事写得花哨，里面写五男八女的乱七八糟，搞不清楚。他以为这样写就能把人吸引得眼花缭乱，作品就能流传下去，不见得。张恨水简简单单，一男三女，但是一男三女，它所担负的文化含量是很重的，每一个人所担负了不同的文化含义。我们现在买一个产品讲性价比，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每两个都可以单独进行分析，我们可以逐对地分析。

　　我们先看樊家树和沈凤喜，樊家树和沈凤喜的关系怎么概括呢？可以说这是典型的传统的才子佳人式的男女关系。樊家树是什么人呢？大学生，这要放到古代就是一个秀才或者举人。他无论从气质上，从学养上都是一个才子。而传统的知识分子，才子要配佳人，我们今天一说才子佳人，好像是一个老掉牙的这样一个模式，其实不然。才子佳人在历史的过程中，它也是一个进步，也是一个进步阶梯上的一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男女婚姻不由自己决定，婚姻是家族和家族之间的事情，哪个男的和哪个女的结婚，是由长辈决定的。长辈根据什么决定呢？根本不根据你们两个人的特点，跟你们俩没关系，而是说长辈之间的交情，长辈之间的地位。那么由这种门阀婚姻，演进到才子佳人婚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才子佳人婚姻是由个人的素质决定的，我有才你长得漂亮，跟咱两个家庭没关系，就超越了家庭，所以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才子佳人我们今天看比较俗了，但是在历史上它曾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樊家树和沈凤喜的爱情是传统的才子佳人的爱情。这个才子佳人的爱情里边又有新的因素，什么新的因素呢？就是樊家树又是一个现代青年，他既有传统的士大夫的风韵，又接受了现代的平等思想。可是这个才子佳人的模式本身是有隐患的，我们对这个模式呢，一方面要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也要用我们更进步的标准来看，他们两个人的爱情中间有隐患。有什么隐患呢？也就是说尽管樊家树的思想上是有平等观念的，可是他们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实际地位，是有不平等的，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尽管你说咱俩平等，实际上咱俩不平等，你有钱我没钱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所以樊家树要出一笔钱，来捐助沈凤喜上学，那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除了男女恋爱关系之外，他们之间还夹杂着一个希望工程的关系。樊家树是他的供养人，在经济上是不平等的，经济上不平等必然造成人格上不能完全平等。樊家树主动跟她平等，这里边带有一种施恩的色彩，施予的色彩。而沈凤喜本来她就有艺人生活所带有的那种不可避免的虚荣心，所以她跟樊家树好了之后，她发现樊家树有钱，有的时候向樊家树要这要那，说你看我的同学她们都有自来水钢笔了，就我没有自来水钢笔。这自来水钢笔了不得，自来水钢笔的价值相当于今天的笔记本电脑。我的同学都有笔记本电脑了，你也得给我买一个，樊家树没办法给她买一个自来水钢笔，别在胸前，很好的一个学生形象。那个时候学生都是表示自己有学问，都得别钢笔，当时就是说，用别钢笔的数量表示学问的大小，别一枝钢笔的是大学生，别两枝钢笔的是研究生，别三枝钢笔的就是教授，别四枝钢笔的那就是修理钢笔的。买了钢笔过两天又说不行了，你看人家都有手表，就我没有手表，樊家树一看没办法就满足她，又给她买了手表。我们看他们两个人在纯洁的爱情中间夹杂了一些不纯洁的因素，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两个人都觉得很自然，这个自然中已经增加了一些经济因素，这个经济因素，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既然你能够出钱养活沈凤喜，就有可能还有人出更多的钱，把她抢走。怎么不可能，完全有可能。你樊家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富家子弟，你哪里赶得上一个军阀，来了一个大军阀，来了一个师长，来了一个司令，就比你的力量大得多，所以他们俩的爱情缺乏一个最坚实的基础。这一点也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可以加以反思的。当然我们对待历史都要怀有同情的态度，历史在三十年代那个时候，青年人能有樊家树这样的思想就不错了，就算是难能可贵了，这是分析范和沈之间的模式。

　　我们再看樊家树和何丽娜，和部长千金何丽娜小姐之间的关系，何丽娜小姐爱樊家树，樊家树也觉得何丽娜有可爱之处，可是她的可爱之处主要是由于相貌酷似沈凤喜，也就是说他爱的是她的一个外壳，爱的是她的形象，爱的是她的容貌，爱的是色这个层次上的，而不喜欢她内在的东西，不喜欢她的内秀。那么他们内在的东西区别在哪儿呢？张恨水把握得非常准确，樊家树是一个现代青年，但是他不是那种浮浪青年，不是那个吃喝玩乐到处跳舞滑冰，不是那种青年。他还是一个好好读书有理想有抱负的，他是一个稳妥的在中西古今之间取一个平衡态度，这样一个有为青年。他不喜欢每天到处疯，到处跳舞的那种女孩子，他不喜欢。而何丽娜呢，她并不认为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妥，樊家树对她有一个评价。说她可爱也倒是蛮可爱的，但是放荡也是够放荡的了，“放荡”这个词说得有点夸张了，不是我们今天说得放荡的意思，但是在他看来每天去跳舞这就够放荡的了，一个女孩子不在家里呆着。还有她生活的奢华，她一年买衣服就要花几千块大洋，几千块大洋什么含义呢？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万人民币，一年穿衣服都要几十万人民币。所以樊家树不喜欢她这种生活方式，而何丽娜一开始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妥，她觉得自己这个很时髦，她觉得自己这个代表社会进步，你们那个是老土。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一个文化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所所长杨义先生，他有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说樊家树和何丽娜之间就是文化冲突，他说樊家树喜欢的是温柔淑好的东方文化情调，而何丽娜身上所有的却是浪漫纵情的西方文化情调。那么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它在一个空间里必然要发生碰撞。也就是樊家树在几个女性之间的选择，他是包含了一种文化选择。可是这个何丽娜她爱樊家树，樊家树不喜欢她，她很痛苦，怎么办呢？最后她明白了，樊家树不喜欢的是自己的这种文化方式，那么她为了自己的爱，她就要克制自己，最后她就要改变自己，怎么改变？何丽娜最后就是放弃了她的纵情浪漫的生活方式，不去跳舞了，不去那些娱乐场合了，穿衣服也穿得很朴素了。最后隐居起来，到了西山别墅，在那里吃斋念佛，一个女孩子变了，可见爱情的力量很大。而小说的最后呢，是关秀姑把他们两个人又撮合在一起，他们两个在一块谈话，然后关秀姑把一束花扔进来，暗示着将来有一个好的发展。那我们看这里边还是有文化的，最后是怎么改变何丽娜的呢？吃斋念佛，用佛经来化解她，这里面有一个文化寓意。就是佛经是我们东方文化的东西，用东方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哲学，用佛学来化去她的西方文化影响。西方文化影响她那些浮躁的浪漫的东西，她必须化去那些东西之后，回归到东方文化中来，才能被代表东方文化的樊家树所接受，以后能不能接受还是个未知数，但是说有了接受你的可能性了，你已经入围了，进入决赛了，最后写到这样一个程度。

　　我们再看樊家树和关秀姑，关秀姑她心里边是默默地喜欢樊家树，但是她含而不露，她牺牲掉自己的爱，去成全自己的爱人，其实从爱情观念上说这是最高尚的一种情感了。喜欢自己的爱人，包括喜欢你所爱的人，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现在人的大多数的爱情都是自私的爱情观，一张口就说爱情是自私的，爱情是排他的，你爱我你就不能跟别人说话，凭什么你爱我，你跟那女的说话呀，你跟她说话咱们就离婚，这是现代人的爱情观。但是在爱情的世界中，有这样一种高尚的人，他可以牺牲掉自己的爱情，他不认为爱情是排他的，不认为爱情就是占有，他认为爱情是奉献。我爱你，你也爱我，那更好。假如我爱你，你不爱我，那怎么办呢？我仍然帮助你成就你的理想，我帮助你找到你所爱的那个人。为什么关秀姑是侠女呢？不是会武术就是侠女，你会武术完全可能成为坏人，成为一个女魔头。侠的最基本的意义是有牺牲精神，能够为别人牺牲，你不会武术，你也是大侠。所以我讲武侠小说的时候，我有一个观点，谁是最大的侠，雷锋同志他是最大的侠，你别看他不打仗，他是个不打仗的解放军。但是他能够为别人牺牲自己，放着礼拜天不休息，帮人家干活。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就是侠。所以关秀姑在小说里，她的功能，她是一个女雷锋的形象，自己爱情不去努力争取，有机会，不是没有机会，你看那个沈凤喜意志不坚定，那个何丽娜生活比较浮华，一天到晚哪哪疯去，自己有很多机会。但是把机会放弃，帮助自己的爱人给他撮合这个不成，再去撮合那个，把自己这份爱埋在心底。那么反过来从樊家树这方面说，你不知道关秀姑爱你吗？你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对你最好吗？我想他这么聪明有学问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一个女孩子没事老帮助你，老帮助你跟女朋友约会，约会了人家就走了，她有病啊。樊家树他不可能没意识到，但是他意识到了，他为什么不去争取？我们可以说他不喜欢她呀。那么再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她？你说那个沈凤喜她连字都不认识，她没文化，她不就长得娇小可爱，会唱大鼓，然后很漂亮。何丽娜你看上她不也就是她很漂亮吗，可是你还不喜欢她的生活方式。而关秀姑人又漂亮，还能给你当保镖，当警卫员，一身好武功，写字写得也很漂亮，又温柔又细心，那你为什么不要她呀？这个秘密何在呢？这里面就写出了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中国男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有问题的，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他们总是喜欢那些明显不如自己的女人，中国男人不喜欢女强人，不喜欢一个很全面的各方面隐隐约约能超过自己的女人，他喜欢一个沈凤喜这样的娇小可爱，又没什么文化，下班没事教她写两个字的，他喜欢这样一个人。他面对一个很优秀很全面的女性的时候，他退缩了，他不敢了，他甚至有意地回避这份感情。

　　这里我们可以举另外一部作品做对比，就是金庸先生有一部作品叫《书剑恩仇录》，《书剑恩仇录》的主人公叫陈家洛，陈家洛本来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叫霍青桐，是回疆部落的一个女孩。霍青桐这个女孩子就是智勇双全，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人，完整的女人，长得又漂亮又聪明，能够指挥大的战斗，武功又好，又温柔体贴，什么都好。可是这个陈家洛放弃了她，回避她的感情，他爱上了霍青桐的妹妹，就是香香公主，他为什么爱上这个妹妹，当然他说这个妹妹漂亮啊，漂亮得像仙人一样，但这个妹妹就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别的都不会，武功也不会，智慧也没有，一张白纸一样的。后来陈家洛有一个瞬间反省自己，说我为什么不喜欢霍青桐？他深刻地反省解剖自己的时候，他恍然大悟，难道是我不喜欢她，太能干吗？这句话说到根上了，原来中国这个知识分子他有一个软弱性，他不喜欢太能干的女孩子，对这一点很多作家都用他的作品进行过批判，包括鲁迅先生用杂文也批判过，鲁迅先生调侃说中国男人不喜欢非常健壮的女孩子，看了说心里有点自卑。总是喜欢林黛玉这种病病歪歪的这种女孩子。鲁迅还调侃说这些人理想的生活模式就是残秋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吐半口血，由丫鬟扶着到街前去看秋海棠。他把这个文人的酸劲给描绘出来了，这是他们一种酸腐的生活方式，这里面是有批判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观点，很多人可能就会喜欢关秀姑这样的女孩子，她是一个武功很好的人，在今天可能就是一个工作很好的人。她在她的公司里工作很好，有一身本事，又能出谋划策，又敢作敢为，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可能是今天大多数人选择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却是希望最小的，关秀姑在小说中的功能就是帮助他，她老帮助他，成了他的一个“三替”公司了，帮助他成全一切好事，关秀姑这个形象也很感人。

　　所以这三对爱情加起来我们看，正好满足了很多男性的白日梦，很多男性的白日梦，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生活一个男性的时代，生活在一个父权社会，男性社会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满足男人的心理要求，满足男人的白日梦，所以我们看小说中，写三角恋爱的故事很多，但是说一个女的周围几个男的这样的作品是比较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一个男的周围几个女的，而且这几个女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写它不是说英雄所见略同，它是社会需求。是因为社会上大多数的男人心里边有这样的梦想，我们当然现在实行一夫一妻制，你只能找一个法律上的配偶，但是在法律之外很多人保存着这样那样的想像，有些人也有条件创造各种各样的机会，所以现在我听到民谣说，现在很多男人要求什么呢，家里有个做饭的，身边有个好看的，远方还有个思念的。理想的男人的白日梦，我们看樊家树不就是这样吗？这三个女孩子一个是小鸟依人的，对他百依百顺的，你只要花钱让她上学就行了，然后另外有一个何丽娜，这是可以带出去出国访问的，一下飞机就光彩照人的，这是一个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个默默的含情不露的，远方还有个思念的，她叫关秀姑，多好。一个理想的男人的白日梦，所以我们看，它这个恋爱关系并不复杂，很简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把人的白日梦给你写全了，一个人所要的基本上的感情就是这几种嘛，它这里面都有。你别的小说都可以从我这里偷一些招数，化用我的这个模式，但是大概跑不出这个范围，跑不出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男人喜欢女人，无非就这么几种模式，沈凤喜这一类的，何丽娜一类的，关秀姑一类的。大多数人都能从这几类当中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种，所以无论你喜欢哪一种，《啼笑因缘》都满足了你，那么这说的是男性中心，反过来又说，女性读者同样喜欢《啼笑因缘》，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还可以从社会生活角度来说，正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以不同的女性又从中可以满足自己的白日梦，《啼笑因缘》实际上也能满足女性，但是能够满足女性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把这个男主人公描写得非常好。简单说好到什么程度呢？我用一个词概括，叫做大众情人，必须把这个男的描写成大众情人，少女可能喜欢他，少妇可能也喜欢他，中老年妇女对他也有点意思，大概像濮存昕这样的一个形象，得到广大妇女的喜爱，这就成功了。你不能把他写得特别另类，写得特点特别突出，只有一类女性喜欢他，那不行。写得具有的优点多一些，综合一点。我们看樊家树恰好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具有中庸之道标准的好男人，你说他传统吗？他有传统才子的那种气质，吟诗作赋，惜香怜玉，但是他又不是东哄先生，不是老封建，他又很新，他又新他又旧。他又能够接受现在的自由平等，他又讲忠孝两全，又讲自由平等，所以两边他都占着，他又风雅又果断，所以樊家树你挑不出他太多的缺点来。你除非从革命的立场上挑他缺点，说他思想还不够进步，但如果那样进步的话，那就成一个危险分子了，成了共产党了，那就不行了，很多女孩子不敢喜欢他了。他不能成共产党，就得是普通大学生中的一个优秀的人，将来有可能当教授，也可能当部长，至少是个全国人大代表，这样一个有着很好前程的模范青年，用现在的俗话叫钻石王老五。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人，有才华，但是不狂妄，不是到处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人。家里有钱，但是不坏。所以把这个男主人公描写好了，那么就可以满足社会上不同状态的女孩子的想像，她们对一个理想爱人的想像，比如说，像沈凤喜这样的女孩子，她好像是这个社会中的灰姑娘，她是灰姑娘，当这种读者来读《啼笑因缘》的时候，她就把自己认同为沈凤喜，她可能是个唱大鼓的，她可能是一个家里没有钱的一个贫困的学生。她可能是一个卖馒头的，可能是一个工厂里的普通女工。但是她觉得自己不错，她把自己想像成一个灰姑娘，灰姑娘就希望有朝一天，大门一打开，王子进来了，王子一眼就看中了她。每个灰姑娘都有自己的王子梦，所以无数的灰姑娘就很喜欢这个樊家树，而且她们会对沈凤喜加以最大限度的批评。说沈凤喜真是有福不会享，放弃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她们会为沈凤喜惋惜，留下自己同情的泪，所以《啼笑因缘》这一支爱情线索，能够满足很多灰姑娘的梦想。

　　那么第二种何丽娜这种女孩子，这种叫做时髦女郎，她是比灰姑娘生活好得多的，她每天换时装的，是这个社会主流，相当于我们现在很多白领女性，小资女性，动不动就去泡酒吧的，要看一些什么伊朗电影的，是这一类女孩子。这一类女孩子表现上生活得很飒、很爽，但是精神比较空虚。天长日久发现咱们每天忙什么呢，真烦、真累。精神空虚需要什么呢？需要精神导师，樊家树恰好是她们的精神导师，樊家树到灰姑娘那里是一个王子，到了这些女孩子面前他是一个精神导师。他有学问，他可以给她们讲，说你们这样的生活是空虚的，我告诉你，我们唐朝是怎么样的，宋朝是怎么样的，明朝是怎么样的，一下就把这些女孩子讲傻了。原来人生活得这么有价值啊，我是碌碌无为而羞耻，我是虚度年华而悔恨，于是樊家树在她们的生活中担任了一个精神按摩师的作用。所以她找到樊家树之后，她觉得生活踏实了。为什么何丽娜最后能够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去吃斋念佛呢？她觉得自己的灵魂没有归属，这些人物质上都可以满足，甚至不需要再满足的时候，就要找灵魂归属，而恰好樊家树这个形象对于她们就变成一个精神导师。我们知道很多女孩子在选择爱人的时候，有一类是要选精神导师型的，她觉得这个丈夫能够教导我，我不懂事，他把我像一个学生教育，使我能够成熟起来，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对于何丽娜这样的女孩子来说，樊家树又是她的精神导师，所以这种人，也能够满足。

　　那么对于关秀姑这种人，这种人相当于女强人，不需要男人帮助，自己一个人可以包打天下，解决个人生活所有问题。我们现在对女强人常常有误解，我觉得女强人在我们中国生活很不幸，比如说自己一人开创了一个公司，拳打脚踢都能弄，但是这些男性谁也不敢爱自己，认为女强人就不温柔，那是错误的理解。其实女强人往往很温柔，但是由于她忙于事业，她把这个温柔藏起来了，她含而不露。很多女强人爱上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个男孩子，但她不露，她经常用批评的口吻说，你看你今天哪个哪个工作又没做好，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吃饭，我批评批评你。她用这种口气说话，其实是对他流露了某种感情，但这男的不懂，男的回家还挺恨他的上司“一天到晚就知道工作，没意思”。他不能察觉她的温柔，所以这个女强人希望有一个知趣的，知情的又有才华的这样一种男人，做她的梦中情人。她即使不能跟他谈恋爱，不能跟他结合，但是这个人的存在，就满足了她一种思念的要求。我们现在人急功近利，谈恋爱就想在一起，有了爱情就想结婚，总是一条线的思维，其实在那些真正的懂得爱情的人中，他把这些问题能够复杂地看待。你爱一个人，你不是非要把他弄到家里来跟你过日子，能够思念他，在旁边看他过得很好，也是一种幸福。我觉得一部分女强人她觉得自己不容易得到，那么她就是保持这种思念的状态，在这个思念的状态中，她完成了自己的高尚感。所以樊家树的形象他也能够满足很多女强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看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多角恋爱，保证了《啼笑因缘》的巨大成功，多角恋爱是一个常套，是一个俗套。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写多角恋爱就指责他，也不能批评他，也不能表扬他，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模式。好像京剧一出来就要穿那身衣服一样，不能因为他穿这身衣服来褒贬他。关键是你是否通过这个模式写出了文化选择，我们看优秀的小说，爱情小说也好，带有爱情内容的小说也好，都是通过多角模式写出了文化选择。比如我们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貂蝉，貂蝉在董卓和吕布之间的选择，她是一个文化选择，一开始把她弄到董卓那里去。但是董卓是一个坏人，他代表腐朽文化，他马上要被干掉的。然后貂蝉喜欢吕布，可不能简简单单地理解成吕布年轻漂亮，武功第一，不能这么理解。吕布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他是代表新生文化力量，虽然后来他又被曹操杀掉了，但是吕布代表要反抗天下秩序的，反抗董卓他们建立的秩序，他是代表反抗者。所以貂蝉在董卓和吕布之间的选择，是她对新文化的一种选择。假如小说不这么写的话，貂蝉这个形象不会这么可爱。再比如说贾宝玉在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选择，怎么理解？我们今天的人不太能够体贴人心，我们今天就会想，干嘛不喜欢薛宝钗，薛宝钗长得多漂亮，多丰满，林黛玉长得那么瘦，肺结核似的。不懂，贾宝玉根本不是考虑谁长得漂亮不漂亮，两个人是不同的漂亮，这个不同的漂亮就是文化的不同，林黛玉她的文化模式，她考虑的是什么呢？她考虑的是宇宙的问题，人生的根本的问题，根本的幸福的问题。而这个薛宝钗呢，每天劝他去读书，去做官去考试，用贾宝玉的话说，每天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就好像现在一个女的，每天老劝男的，你怎么不多挣点钱？咱家什么时候买宝马？什么时候买房子呀？每天说点这样的话，把男人烦得要死。所以贾宝玉绝不喜欢薛宝钗这样的女性，他在林薛二人之间的选择仍然是一个高雅的文化选择还是庸俗的文化选择的问题。

　　那么我们比较这几部作品反过来就更能够深刻地理解《啼笑因缘》它的巨大影响，它的这个模式你可以学习它，你可以不断地变化，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用这个模式来继续创造。

　　最后我讲几点《啼笑因缘》对大众文学的启示，我们从《啼笑因缘》巨大成功上可以看到，最受大众喜欢的不是最先锋的作品，就是社会上刚有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只有一千个人明白，你就把它写成文学作品，一千个人明白了，也许明天就被推翻了，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看每个时代有一个赶时髦的作品，经常被淘汰，我们改革开放一批改革文学，后来一批反思文学，一批寻根文学，不是说你每次写最时髦的就能成功，而且是沉淀一段。这个时候的文学呢，它是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白日梦，你不能说你一点不满足大众，就是跟读者对着干。我写文学作品就是跟读者对着干，我打开电视我就骂观众，这节目没人看。要满足大众的白日梦，但是不能溺爱大众，另一方面又对这白日梦要略敲几下警钟。你看《啼笑因缘》他写了满足男人白日梦的多角恋爱，但是它的结局是不圆满的。它对结局是有反思的，不是大团圆结尾。后来《啼笑因缘》别人不断地要写续集，逼得张恨水没办法，自己写了十回的续，1933年的时候，他自己写了十回的续。把这个故事赶紧结束掉，最后终于让沈凤喜死掉了，不死没办法，不死怕别的书商又盗版再写，终于把沈凤喜写掉了，然后大家都去参加抗战了。当时九·一八以后了，然后就把大家都弄到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去了，你们谁也别打我小说的主意了，我把他们都送上去了。那时候爱情次要了，变成民主危亡隐隐约约突出一个主题了，那个续集写得并不好，但是被迫写这个续集，说明了正集的威力之大。所以大众文学你想，一方面要满足白日梦，另一方面不能让这个白日梦圆满，那么最近我看赵本山他有一个讲话，赵本山不是现在拍电视剧嘛，记者采访他说，你这电视剧怎么才能抓住观众呢？你这电视剧怎么收视率这么高。赵本山他没有学过文艺理论，他可不是我们中文系毕业的，人家是从生活中直接摸爬滚打出来的，他就摸到一条道。他说这个主人公你就不能让他得好。哎呀，我说这句话说得太棒了，如果让我们大学教授来说，会讲得云山雾罩的，会讲一大套理论。其实说了半天，就是赵本山说的不能让他得好。他刚一得好，你给他安排一个悲剧，他刚一得好，你给他安排一个惨事，老让他倒霉，老让他倒霉，就抓住观众了。他是朴素的生活感受，但是他和我们研究了多少年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所以说高人就是高人。这和我说的不能让白日梦圆满是一样的。所以要构造一个白日梦，但是要指出这个白日梦的缺点，从这些意义上讲，《啼笑因缘》是大众文学的范本，是最精致的一范本。很多人说这么简单我一写就超过它，你可以写得比它复杂，复杂十倍都可以，但是你超不过它，我想它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我想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一百年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一部作品超过《啼笑因缘》。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曹禺名剧的误解、曲解与理解 -王卫平

　　主讲人简介：

　　王卫平，吉林长春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师从王富仁教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光明日报》《鲁迅研究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论文60多篇。

　　出版个人专著有《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东方睿智学人——钱钟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等，参与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等。

　　内容简介：

　　《雷雨》是一出四幕的悲剧，作家向我们展现了两个家庭，周家和鲁家前后30余年的矛盾纠葛，复杂的血缘关系乃至于乱伦关系，最后真相大白。这个真相大白由于鲁侍萍突然出现在周公馆，使得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告之于天下，最后酿成一个悲剧的结局。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悲剧的主题怎么来理解呢？从过去到现在多少年来，我们往往强调《雷雨》的主题思想是，它展现了家庭的悲剧，而这个家庭又是具有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因此说《雷雨》的主题是反封建。还有的时候我们说《雷雨》的主题是说揭露周朴园这个资本家的罪恶。它揭示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会有好命运，它必然要灭亡，因此这个剧本它表现的是社会问题，阶级斗争。可是当我们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曹禺在写《雷雨》的时候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23岁的曹禺是怎么想的？他是不是像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么想的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文献来理解曹禺的真实意图。第一个文献是《<雷雨>的写作》，第二个文献是《雷雨》序，这两个文献中，曹禺讲了真话。曹禺说，他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述诗，而决非是社会问题剧。《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际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错。这是曹禺在《雷雨》序所讲的。这才是曹禺的写作意图。

　　而曹禺的第二个剧《日出》。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它的第三幕在演出中，也被导演删去了，导演和评论家几乎一致认为《日出》的第三幕在结构上有所游离。曹禺对此又深感遗憾，他在《日出》跋中为第三幕的被枪毙而不平。他说这是挖心，较之《雷雨》的斩头截尾更令人难堪，删去了第三幕，等于是挖去了《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曹禺的戏剧为什么会出现上面我们描述的误读、曲解、误解这些现象呢？是导演，演员，观众有意和作者作对吗？当然不是，按照艺术接受学的观点，创造者有他自己独特的视界。接受者因为兴趣、爱好和修养的不同，也有自己独特的视界，当这两个视界差异性过大，距离过远，就容易出现误解和曲解这一现象。而事实上曹禺在戏剧上的探索和包括导演在内的所领会的意义，这两者的差异就很大，因此误解曲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并不是奇怪的事了。辽宁师范大学王卫平教授为您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曹禺名剧的误解、曲解与理解》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院长王卫平教授，大家欢迎。

　　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是否名著，一旦经发表，它就进入了公共阅读的领域。我们每一个读者都会按自己的阅读趣味、审美情趣对作品做出读解。那么相应的另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可能对作品会有曲解和误解。那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呢，对曹禺先生的戏剧，我们有很多的读者，往往在阅读上背离了作者的原意，出现了曲解和误解。那么今天，我们请王教授给我们演讲的就是《曹禺名剧的误解、曲解和理解》。大家欢迎。

　　主讲人：在座的朋友们都读过文学作品，也都看过戏。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也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恐怕都有这样的经历。读小说也好，看戏也好，看一场电影也好，看一出电视剧也好。那么看的过程中，或者看完之后，我们都在琢磨这个戏，这个电影，这个小说，它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从中领会了什么？那么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也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恐怕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感受。就是有一些作品，我们的理解和原作者的理解一样吗？作家、创作家想告诉我们的，我们理解了吗？或者说我们理解的，作家根本就没想到，这些问题都是经常出现的。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上升到文学和文学理论上来说就是对于艺术的作品的误解和曲解的问题。这样的例子，比较典型的往往发生在中外的名家身上。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从陶渊明到李白，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越是被曲解和误解的作家和作品，往往这个作家或者这个作品，就越是深邃，越是内容丰富或者说是复杂的。因此从这意义上说，对于作品的误解和曲解并非都是坏事。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接受中，误解曲解最典型的例子，小说家是鲁迅，戏剧家大概就是曹禺。那么今天我就以曹禺早期的悲剧为例，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分析和解说。

　　第一个问题，从误解曲解到理解的过程描述。我们都知道《雷雨》是曹禺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个作品我们都是很熟悉，而且现在也被选入了高中语文课本。《雷雨》所表现的内容是什么？《雷雨》这个剧是一出四幕的悲剧，作家向我们展现了两个家庭，就是周家和鲁家前后30余年的矛盾纠葛，复杂的血缘关系乃至于乱伦关系，最后真相大白了。这个真相大白，就是由于鲁侍萍突然出现在周公馆，使得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告之于天下，最后酿成一个悲剧的结局。剧中的人物死的死，疯的疯，走的走，周萍和四凤，还有周冲死了，周萍开枪自杀，周冲和四凤触电而死，鲁侍萍和蘩漪气疯了，鲁大海走了，周朴园最后孤独地活着，酿成这样一场大悲剧。我们对于《雷雨》这样一个名剧，这样一个悲剧的主题怎么来理解呢？从过去到现在多少年来，我们往往强调《雷雨》的主题思想，从这样两点来理解。一是说《雷雨》这个剧它展现了家庭的悲剧，而这个家庭又是具有封建性的资本家的家庭，因此又说《雷雨》的主题是反封建。还有的时候我们说《雷雨》的主题是说揭露周朴园这个资本家的罪恶。它揭示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会有好命运，它必然要灭亡，因此这个剧本它是表现的是社会问题，阶级斗争。我们常常从这两方面来理解作品的主题，而且在不同的时期，或者强调这个方面，又或者强调那个方面。我们琢磨一下，曹禺在写《雷雨》的时候他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23岁的曹禺是怎么想的？他是不是像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么想的呢？他写《雷雨》，究竟要告诉读者和观众一点什么东西？也就是说作者的创作本意创作主旨是什么？这个本意这个主旨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作品的主题。事实上23岁的曹禺写《雷雨》的时候，他未必像我们后来所说那样，他未必这样想的，那么曹禺是怎么想的呢？他创作的本意是什么呢？这就吸引了我们进一步去追问这个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说，曹禺以后，特别是在回答研究者和读者提问的时候，曾经多次讲过《雷雨》的写作意图。可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下的解说是不一致的，甚至前后矛盾，这怎么办？我们作为读者为难了，作家哪个说的对？我们说曹禺自己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解释，他的原初解释是真实可信的。哪个解释是他的原初解释呢？有两个文献。第一个文献是《<雷雨>的写作》，第二个文献是《雷雨》序，这两个文献中，曹禺所讲的话是真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点，从写作的具体情景来说，写这两个文献的时候，它和写《雷雨》的时间是最近的。剧作家的思想认识和写《雷雨》的时候是一样的，没有多大变化。而以后时过境迁，尤其是时代在发展，作家的思想认识在变化。更为厉害的就是我们要受到外在环境制约和影响，而当初的曹禺，第一，他没有那么成名，他还是一个青年，在戏剧界没有什么知名度。

　　第二，他写这两个文献的时候的外在环境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压力，所以他没有必要掩饰或回避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材料曹禺讲的是真话，是可信的。特别是我们把他这里所讲的话，所讲的《雷雨》的写作意图和剧本对照一下，是不是那么回事，是不是符合作品的实际。那么，我们一对照，我们感到曹禺说的和作品的实际是吻合的。就是因为有这样复杂的情况，所以曹禺在他的晚年，曾经相当真诚地告诫读者，告诫研究者。曹禺说，你们不要把我说的某一句话，就当作理解作品的根据，这不一定科学。为什么呢？后来我所说的已经不是当时我所想的，它可能在合理化，在掩饰当时的一些不对的地方。你看曹禺他这样告诫我们，这是他的真诚的表现。那么下面我们就回到曹禺自己对《雷雨》是怎么解释的呢？《雷雨》的写作，是一篇非常短的书信，写作于1935年，发表在1935年《杂文》月刊第二号上，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雷雨》已经发表了，而且传到了日本东京。在东京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喜欢戏剧，看到了这个剧本，就是吴天、杜宣等。于是他们就决定把《雷雨》这个剧搬上舞台演出，这样他们就给在国内的曹禺写信，征求意见。曹禺是作为一个青年作者，求之不得，很高兴。于是给他们写了这封回信，叫做《<雷雨>的写作》，在这篇简短的书信中，曹禺第一次谈到了《雷雨》的写作意图。曹禺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述诗，而决非是社会问题剧。这个解释很含蓄，《雷雨》写的是诗，不是社会问题剧。第二个材料，《雷雨》序，写作于1936年。这个时候《雷雨》第一次出版了单行书，曹禺为它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在这篇序中，曹禺第二次阐述了自己当时的创作心境，他讲得很多，我只把最主要的最关键性的几段引述出来。曹禺是这样说的，每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么写的，或者为什么写这一类文章。老实说关于第一个问题，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脚。

　　这些解释有的我可以追认，比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际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错。这是他在《雷雨》序所讲的。那么我们综合上面这两个材料，我们会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点，写《雷雨》是作者情感的宣泄，是剧作者家寂寞痛苦之情的抒发，因而他并没有预先设定一个什么主题。第二点，作者的本意是要表现宇宙的残忍，人世间的冷酷，这正如曹禺自己所说。他说在《雷雨》里，宇宙就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你怎么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而这正是《雷雨》的创作本意，也正是《雷雨》的主题思想。那么作者的这个本意或者说这个主旨，在《雷雨》这个剧本中得到贯彻和体现了吗？我们还得看看作品是不是和作者所说的一致的吻合了，这是更重要的。我们细细地琢磨这个作品，会发现《雷雨》的实际情形完全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本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好几个例子都可以看出，比如像曹禺自己讲的，周冲和四凤这两个人，他们自己没有过错，最后怎么还被命运所捉弄，非常典型的例子。再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蘩漪的挣扎反抗和她的结局，也可以得到说明。蘩漪，我们都知道是《雷雨》中最富有“雷雨”性格的人，曹禺写《雷雨》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人。那么她那种大胆的反抗，那种性格被扭曲被激变的情景，我们记忆犹新，可以说没有比蘩漪那样更大胆的反抗。但是她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她再大胆再破坏这个家庭，最后自己也仍然没有逃脱曹禺所说的这个黑暗的坑，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特别是《雷雨》中的我们被称为核心人物的或者称为主人公的周朴园，我们从这个人物的结局的安排也能看出这个问题。这个人物呢，我们都知道是《雷雨》人物不幸的制造者。人们说他是罪恶的元首，他对鲁侍萍始乱终弃，如对蘩漪实行封建的家长式的统治，使得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女性性格被扭曲，最后变态，他是这两个女性不幸的制造者。如果说，《雷雨》这个剧它的主题是暴露周朴园这个资产家的罪恶，预示着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不会有好的命运，必然要灭亡的的话，而这样的解释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强调这一点。《雷雨》这个剧，它理所应当地安排让周朴园这个人物死去，这也正像我们所熟悉的巴金的小说《家》最后他一家之长的高老太爷死去，那么预示着他所代表的封建主义衰亡。可是在《雷雨》中，曹禺却没有让资本家的周朴园死，他让周萍死，周冲死，四凤死，他让鲁侍萍疯，让蘩漪疯，然而他既没有让周朴园死也没让他疯，这是为什么呢？意味深长，曹禺最后让他活着，孤独地活着。因为在曹禺看来，世界是冷酷的，宇宙是陷阱，因此活着的人才是最痛苦的，而死了的人，疯了的人，无忧无虑。人们常说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不幸烦恼可言，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都没有。这一点当年剧作家和批评家李建吾讲得非常到位。李建吾当年讲过这样几句话，他说从哲学的观点上来看，倒是死了的人，疯了的人，比较无忧无虑，了却此生的债务。剧作家曹禺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安排周朴园的结局，让他活着，而且是让他孤独地活着，这才是最不幸的。所以我们从这几个人物的安排，特别是结局，我们都看出《雷雨》的实际情节和结局完全体现了作者的这个本意。然而剧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表现是一回事，观众的领会和理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开始就讲了，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中外古今都是常见的，《雷雨》这个剧从它第一次上演，导演，观众对它的领会和作者的这个本意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各走各的路，并没有按照剧作家的主观意图走，并没有把《雷雨》看做是一首诗，而都是把它看做社会问题剧，阶级斗争剧来理解，来接受。其中最能体现剧作家追求和美学思想的序幕和尾声，从它第一次演出，就被导演删掉了。第一次演出就在日本东京演出的，引起轰动，但是也是没有序幕和尾声，以后多少次演出都没有序幕和尾声。一直到什么时间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几十年，《雷雨》的演出《雷雨》的单行本都没有序幕和尾声。对此曹禺深感遗憾，曹禺怎么说的呢？曹禺说《雷雨》删去了序幕和尾声，是对《雷雨》的肢解，这就等于斩头截尾，剩下直挺挺的中间的一段躯干没有意义。所以曹禺对《雷雨》的序幕和尾声被删去很不满意，导演是怎么理解的呢？包括当时的批评家几乎是一致认为，第一，《雷雨》原本是四幕悲剧，舞台演出需要3个多小时，已经很长了，如果再加上序幕和尾声就更长，于是导演和批评家认为序幕和尾声是多余的，是蛇足，于是就把它删掉了。曹禺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呢？他的序幕和尾声是什么意思？曹禺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再慢慢追问这个问题，这个序幕和尾声是曹禺有意安排的。他的意图就是要使这个观众和戏剧保持一段欣赏的距离，曹禺自己是这么说的，我的序幕和尾声的用意，简单说，是要送看戏的人回家。因为回念着《雷雨》是一个撕裂人心的悲剧，观众看完之后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能回家了，曹禺不放心。所以他说我特意安排了序幕和尾声，使得观众和这个戏保持一个距离，拉开一个距离，让观众在适中的位置来看我这个戏，不至于使自己的理解，特别是自己的情感受到惊吓。所以他把故事的背景推到了十年以前。他说让观众像听神话，像听故事一样来看这个戏，这是曹禺的本意。

　　所以他把《雷雨》的悲剧结局这个故事用倒叙的形式推到了十年以前。他通过剧中的两个修女的对话来交代周公馆的来历，说原来有一个资本家豪华的公馆，后来这个家庭发生一场悲剧。人是死的死，疯的疯，走的走，最后这个家庭解体了。这个公馆卖到了教堂，成了现在的教堂医院。通过两个修女的对话交代教堂医院的来历。同时在序幕和尾声中，又出现了周朴园的形象。这个时候，他已经老态龙钟，满头白发，手里拄着个拐杖，干什么去呢？看已经疯了的在医院里养病的侍萍和蘩漪，这就是序幕和尾声的大致内容。可是导演一开始就把他的序幕和尾声删掉了，在导演看来不需要使观众和戏保持一个距离。他就希望一开始就把观众置于悲剧的冲突当中，牢牢地把观众抓住，吸引住，让他别留神，让他别打瞌睡，所以导演认为这个距离是多余的，不要了，以后多少次的演出都没有序幕和尾声。这个例子就可见对于这个《雷雨》剧的理解，作家自己的用意，作家自己的想法和导演观众所领会的常常不一样。尽管对《雷雨》存在着上述的误解和曲解，但是并没有影响《雷雨》演出的成功，也没有影响它的轰动和它长久的生命力。就是说《雷雨》尽管被导演，被观众误解了，特别是对它的本意误解了。但是《雷雨》的演出照样获得了成功，而且引起了轰动，这又是为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字《雷雨》中有“戏”，那么它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此它能牢牢地把观众抓住。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雷雨》它是一部头绪繁多，高度浓缩的艺术。高度浓缩，从情节到人物，高度浓缩，到场景。这是曹禺的第一个剧《雷雨》。

　　下面再说第二个剧《日出》。这个剧从题材上说剧作家从家庭转向了都市的社会，它也是一个四幕剧，两个生活场景。一个是陈白露的高级歌厅，一个是作为三等妓院的宝和下处，两个场景。那么通过这两个场景，剧作家展现了都市社会的生活图景，上层和下层，上层围绕着高级交际花陈白露，在她的周围聚集了一群社会的上等人物，他们那是花天酒地，荒淫无耻，过着奢靡的生活。下层以翠喜为代表的包括小东西等人，悲惨的不幸，没有人的地位和尊严，在上层和下层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人们说《日出》是展示了都市的生活图景，是很全面的。《日出》这个剧，从观众读者对它的理解来说它比《雷雨》幸运。因为《雷雨》写完之后没有马上发表，发表之后也没有什么反响。1933年写作，1934年发表，直到1935年才在日本上演。于是《雷雨》从国外凯旋归来，《日出》从剧本的一发表，就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当时的报纸开辟专栏，一些很有名的评论家开始评论《日出》，评价很高，一开始就受到了关注，就受到了好评。那么演出以后，也和《雷雨》一样引起了轰动，和《雷雨》相比《日出》的精神内涵要明朗，要现实，它不想《雷雨》那样神秘莫测。因此在接受中误解、曲解要比《雷雨》少。对《日出》的误解主要体现在第三幕，对第三幕的看法，剧作家和导演评论家又不一致。导演和评论家几乎一致认为《日出》的第三幕在结构上有所游离。他写三等妓院写妓女翠喜那一场戏，认为它和这个剧的整体结构有游离之感。另外导演认为这场戏不好演，因为是展现妓女的生活，当时导演也觉得演员不好物色，谁都不爱演，说翠喜这个妓女是个下三烂，不爱演。于是导演以这两个理由，结构上的游离和演员不好物色，从第一次演出就删掉了，不要了。以后多少次演出都没有第三幕，一直到解放以后。曹禺对此又深感遗憾，他在《日出》跋中为第三幕的被枪毙而不平。他说这是挖心，较之《雷雨》的斩头截尾更令人难堪，那么删去了第三幕，就等于是挖去了《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这是曹禺讲的原话，以后多少年来《雷雨》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日出》第三幕是最重要的，是心脏。这是第二个剧《日出》。

　　以上我们简略地描述和分析了曹禺早期悲剧的接受过程，这个过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从误解曲解走向后来的理解的一个过程。这个时间尽管较长，但是人们终于回到了作者原初的本意上来，因此，在九泉之下的曹禺应该感到欣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误解和曲解的现象？曹禺的戏剧为什么会出现上面我们描述的误读，曲解、误解这些现象呢？是导演，演员，观众有意和作者作对吗？当然不是，按照艺术接受学的观点，创造者有他自己独特的视界。接受者因为兴趣、爱好和修养的不同，也有自己独特的视界，当这两个视界差异性过大，距离过远，就容易出现误解和曲解这一现象。而事实上曹禺在戏剧上的探索和包括导演在内的所领会的意义，这两者的差异就很大，因此误解曲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并不是奇怪的事了。那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怎么来理解呢？从总体上来说，创作者和接受者评论者之间，常常存在着隔的问题。而且从总体上说，隔膜多见，而知音少遇。因此我们可以从创作者，接受者和时代环境，也叫接受环境，这三个方面来解说这一问题。我先说创作者，就说曹禺，曹禺有他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理解。他这几个剧的创作，绝对不是为了迎合读者和观众的趣味而写的，而是有他独特的生活感受，独特的生命体验，也是有他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看他这几个剧，一个有一个的新境界，一个有一个的新手法，不断地变换，令人耳目一新。在思想探索上，在人物塑造上，曹禺的戏剧，往往具有巨大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才造成误解和曲解。首先他超越了中国传统戏，中国古代的戏剧家、戏曲家，在戏中主要表现的是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某种冲突，或者表现一些人间的悲欢离合，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等等的题材内容，或者表现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曹禺的戏剧却不是这样，他不再写好人坏人的斗争，他所塑造的人物像周朴园，蘩漪，像周萍，像陈白露，我们很难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常常是好坏兼备，善恶并存，丑美并具，二者复杂地扭结在一起。这才体现了人性的深度，剧作家他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不是好和坏的问题，哪个人物是好人，哪个人物是坏人。作家所关注的是左右着人的，左右着人的命运的是什么？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怎么来理解，怎么来看待，曹禺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超越了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戏剧模式。作品当然也不是大团圆结局了。其次，他超越了对现实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的表现，曹禺同情的，批判的痛诉的对象，往往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哪一个具体的阶级。而是宇宙世界社会，是人类自身，这是他关注的那个问题。这样他的作品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具有了哲学的内涵。这一点恐怕是对他作品误解，曲解最主要的原因。，再从精神内涵上说，曹禺的戏剧越是优秀的作品，就越具有潜在性。他给编导者改编者提供了一个较大的阐释空间，理解空间，留下了多方探索的余地。他早期这几大悲剧，就是如此。我们看这三个剧的内涵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具有多层意韵的，所以他给读者给观众给导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解空间和阐释空间。那么这其中有的理解不符合作者的本意，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因为形象它所包含的东西，作者未必都能想到，我们常说形象大于思想，就是这个意思。否则的话批评家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就是作家在作品中，在形象中所包含的东西，作家都能说得非常清楚，没有空白了，没有余地了，那么评论家、批评家就没有必要存在。事实上不可能是这样的，正是由于曹禺剧作的深邃性、丰富性和超越性，才使观众读者不容易轻易地领会，难以达到审美理解的绝对的同一。不是统一是同一，达不到同一。而当曹禺把他的审美经验人生感受表现得越独特，主题精神体现得越突出，就越容易存在这种理解上的距离感。再说接受者，包括导演评论家在内的接受者，也有他自己的欣赏习惯，也有他自己的艺术趣味，这是在长期的艺术接受中形成的。而且一旦形成，又不易改变，具有稳定性，具有继承性。我们从曹禺的这几个剧的接受可以大略看出，中国的读者和观众，他都有哪些特征？他在理解艺术时，有哪些接受的趋向和理解趋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下面我就从三点来说明中国的读者和观众，怎么看待艺术，他的接受特征是什么样的？第一点，就是现实性的。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往往从务实出发，重视艺术作品的现实性和实用性，他们对艺术的期待是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因此也高度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和它的社会化主题。于是《雷雨》一开始就被理解成社会问题剧了。那么这种观众的理解和要求，也就决定了中国的艺术，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现实主义，现在、过去乃至将来，恐怕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体。戏剧也是一样，相反，像浪漫剧，荒诞剧，讽刺喜剧，幽默滑稽剧在中国都不发达，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一回事。我们在电视中经常看到外国的幽默滑稽剧，可是哪一个幽默滑稽剧是中国编导的呢？几乎没有，我们中国人永远是一本正经，正襟危坐。所以我们的艺术永远是正剧，这是主体。第二点是完整性，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往往最容易接受那种结构完整，有头有尾的戏剧，对艺术结构的最高要求是紧凑完整统一。就像《雷雨》而不喜欢旁枝斜出，多条线索等等的艺术型式。于是对《日出》的第三幕，对《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才不被理解，才认为是多余的，认为它游离之感。这也体现了中国的读者和观众，他们往往具有的是单一的和线性的思维方式。第三介入性，中国的读者与观众在接受艺术时，常常与艺术贴得很近，或者将自己置身于艺术之中，入乎其内。甚至于将艺术与生活等同起来，在生活中对号入座，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当年《阿甘正传》发表了，也有人说是在讽刺自己，《少年维特之烦恼》在20年代在中国的青年中非常流行，于是很多青年人打扮成维特的模样。这都是把艺术和生活等同起来的表现，那么这个特点，也就决定了对曹禺剧作的接受的命运。最后我再说接受的环境，曹禺曾深情地讲过，他说一个作家，总是逃不脱时代精神的影响，或者是反映了时代精神，或者是反对了时代精神。逃不脱，我们说不仅是作家逃不脱，我们读者我们观众也逃不脱，谁能超越时代呢？非常之难，因此我们说包括批评家，包括导演，改编者在内的广大的接受者，也是要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这一点也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接受环境，创作和接受都逃不脱时代，时代对作家的创作，对观众接受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我们看到曹禺的每一个创作，都与时代社会具体环境息息相关，对他作品的理解也是如此。他这几个剧都是创作在黑暗冷酷的旧世界，曹禺个人及家庭虽然生活条件优越富裕，但他并不感到幸福，而是孤独寂寞。这是曹禺较早地体验到了光有物质条件，还是不行的，还要有精神上的理解，感情上的联系，要有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同情、关爱等等。但是当时的社会却没有这些，于是曹禺感到痛苦，感到郁闷，于是使他思考人的精神境遇和人的命运悲剧问题。他那么年轻，他自己的生活又是那样富裕，而他的思想老是那么苦闷，这一点评论家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他不像鲁迅，鲁迅后来思想的深刻，后来对人生的看透，是与他的遭遇与他的经历紧密相连。所以曹禺虽然物质生活上过着优越的生活，但他的内心他的精神却极度孤独和痛苦，于是他开始思考，思考人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曹禺的戏剧创作不是以量，而是以质取胜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就是不同，他要求少而精。他要求一个有一个的模样，而不能同一个模样，而不能用一个模式，尤其是在艺术普范化世俗化的当今，更需要曹禺式的严谨。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曹禺像他最心仪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一样，他最高的艺术追求是创作诗剧。而且人类的最终悲剧宿命也是曹禺先生始终所关注的。曹禺的戏剧艺术世界是无比丰富的，因此他将巨大的阅读和想像空间留给他的读者。我想阅读大师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怎样与一颗伟大的心灵相贴近，相契合。那么有今天王教授所讲的误解、曲解到理解曹禺剧作的一个演讲。首先我们感到不光是曹禺先生的剧作，任何一部名著，其实有可能都存在着一个误解和曲解。那么我想这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是非常正常的。一方面一个作家，他所说的关于如何读解他的作品的原话，往往是解读这部作品的钥匙，但同时也有一种可能，他的话也可能使你的读解产生误导。最后让我们感谢王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茶馆的文化符号 -关纪新

　　主讲人简介：

　　关纪新：1949年12月生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满族；1982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获学士学位；1999年起，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起，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副教授；2002年9月起，被聘为该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教授；1998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学术成果：2000年10月，学术著作《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999年10月，学术著作《老舍评传》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9年10月，文学论文《老舍，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获民族文学杂志社“建国五十周年征文优秀作品奖”。1994年10月，学术图集《中国满族》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三等奖”。

　　内容简介：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老舍抚今追昔，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来之不易的戏来教育青少年，以支持宪法的宣传实施。1956年，老舍开始动笔写就了话剧《秦氏三兄弟》，剧本四幕六场，人物众多，从光绪年间写到了1948年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时任院长的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等人，曹禺他们被戏中第一幕第二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那段戏深深吸引，遂建议老舍以这一场戏为基础另起炉灶，发展成一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拍板，三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三幕话剧《茶馆》问世了。

　　《茶馆》从第一幕的晚清戊戌变法到第二幕的民国初的军阀混战，一直写到第三幕的抗战结束，历经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在《茶馆》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用老舍的话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曹禺先生晚年评价说：“《茶馆》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与一般的戏剧作品不同，《茶馆》不是要讲述某个具体故事，它要表现的是三个历史时期所代表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茶馆》的创作宗旨就在这里。一向不熟悉政治斗争的老舍采用避生就熟的写作办法，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的政治变迁。《茶馆》对旧时代大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借助于剧中的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老舍通过对三个善良、质朴、正直人物命运悲剧的凭吊，痛诉了那个时代的怪异和丑陋。

　　现实主义是老舍的创作之魂，幽默风格和喜剧样式对老舍来说是一种机巧天成的结合与表达，讽刺喜剧《茶馆》将老舍的幽默艺术风格完美地引向了极致。老舍用他的理性和智慧咀嚼现实，将最具意味的笑料归结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精神跟幽默风格交相融会的引燃点，将荒唐岁月发酵出的社会现实融进了一个充斥着讽刺、幽默的大茶馆。也正是这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满载纯正京腔京韵、充满“精气神儿”的语言，才有了人们前仰后合后的沉思。

　　（全文）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

　　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

　　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

　　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

　　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

　　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

　　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

　　《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

　　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

　　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

　　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

　　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

　　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

　　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

　　《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

　　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

　　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

　　《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

　　《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

　　《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骗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

　　《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骗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骗，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骗子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

　　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

　　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的；即便是像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这类旧人物，他们体现的我们民族的善良、质朴、奋发、隐忍、刚强、正直等美好的性情和德行，难道不值得珍惜和爱怜么。老舍历来靠拢和理解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者，也最肯于把他们心灵挣扎过程中真、善、美毁灭的一面如实地写出来，这没有什么不正确的。

　　戏里有几个政治上很反动的人物，例如开头出现的庞太监、结尾出现的沈处长，老舍也都不是用大肆展示反动言行来刻画他们，对这类人的揭露，也贯穿了从文化角度切入灵魂的原则。庞太监露面的时刻，正是清末守旧派势力卷土重来、抡起屠刀镇压了改良运动之后，他身为阉人却要买妻完“婚”的无耻举动，看似文化怪现象，实际上这是写出反动势力行将就木还盲目狂妄、不甘心退出历史的神来之笔。市党部委员、宪兵司令部的沈处长，操着一串洋腔怪调的“蒿”字，在全剧收尾时刻走到前台，他故意把“好”说成“蒿”，是要模仿洋人讲汉语的蹩脚发音，好显得自己像个洋人，这种“文化现象”，是跟他扶植小刘麻子，要强占茶馆创办妓女公司（其中还要隐蔽着一个特务机关）的行径相伴而来的，这就等于是说：肮脏的殖民文化与险毒的政治用心，原本就是一对孪生的怪胎！

　　《茶馆》的文化蕴涵还体现在剧作达到了高度的风俗化。戏剧的事件发生地是北京，这里有封建帝都文化、传统礼仪文化、旗人习尚文化、北中国市井文化、半殖民地病态文化等多重文化积淀。不同文化成分，在特定时代被搅合成了既矛盾又协调、既开阔又具体的习俗氛围，散发出浓重而特别的“京味儿”。作家老舍让戏里的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透出京味儿习俗特点。第1幕开头，茶客们“泡”茶馆，常四爷和松二爷来了，进门头件事就是把自备的茶叶交给茶房沏上，外人一看，还以为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其实这是当时下层旗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招儿，自带茶叶，要比沏茶馆里的茶，好歹省下那么一点点儿钱——他们得在生计吃紧、“寅吃卯粮”的时候，保住旗人的脸面，自备茶叶，便是个“两全”之策。可是，就是这位自备茶叶的松二爷，看到二德子向常四爷找碴儿，打碎了茶馆的盖碗，他立马声明：“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更显出旗人时刻都得硬撑着“面子”的习性。当然，故都北京的习俗长河总是在缓缓地流动着，也会不时泛起一两朵奇特的小浪花：第2幕，剧情转入了“民国”，松二爷乍一碰上当年抓他的那对“灰大褂”，下意识间忙不迭地打千儿请安，其实那是已经废止了的前清礼俗，怎奈松二爷在不期然之间又一头撞进了当初的噩梦，他来不及冷静地辨别眼前的一切，赶紧用“老礼儿”向老冤家打千儿请安，以为这才是免遭灾祸重降的惟一办法！习俗，在老舍这儿，也成了写人写事的一种方式。

　　老舍在谈《茶馆》的时候说过：“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像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这说明老舍对《茶馆》里边各色人等的认识早就深入到了他们的骨子里，这才可能把《茶馆》写得如此地逼真、传神。

　　三，独树一帜的艺术样式

　　老舍一生都保持着旺盛的艺术探索精神。创作话剧《茶馆》的时候，他心里积蓄的探索冲动再次燃起。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做“新的尝试”，不愿意“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茶馆》的艺术的确不落旧套。以往的话剧作品大多属于叙事剧，老舍不走老路子，敢叫《茶馆》别开生面。戏中没有总贯全盘的矛盾冲突，没有统领始终的情节链条，专门依赖散在的小人物遭遇、小单元故事，四下铺展，彼此连缀，汇集出来了一幅足以反映3个历史时代的世情长卷。

　　第1幕与第2幕间隔十几年；第2幕与第3幕间隔大约30年。时间跳荡幅度之大，没看过这出戏的人简直无法想象。老舍用一种“串联”的方式，把3个远远相隔的年代，悬吊在一条垂直的岁月长索上，营造了感观效果上大气魄的史诗意境。而在每个具体的时代（也就是每一幕）里，又选择了另外一种“并联”的方式，把一个个彼此邂逅的人物和事件，缜密地拼装到有限时空之间。

　　幕与幕之间时间跨度大，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又不一定全有内在关联，这样的戏，写起来如果功夫不到家，就会丧失整体感，弄得水银泻地，散碎难收。作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拿出了一整套办法。首先，他把3幕戏，都设定在一个不变的空间——裕泰茶馆的正堂，这能让观众摆脱各幕时间相距遥远带来的脱节感觉，时代变迁造成的这座茶馆和它的主人的命运，像一条内在的线索，使3个时代勾连起来。其次，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比如王利发、常四爷等，都叫他们从第1幕到第3幕贯穿始终，剧情再怎么铺张，还有这些核心角色在拉动全局；而松二爷、康顺子和李三等次要的人物时隐时现，也起着整合剧情的辅助作用；还有一些剧中人物，虽不是每幕都出现，像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宋恩子父子、吴祥子父子、二德子父子、庞太监与其侄媳妇……都是老少两代传承不断的，他们两两组合，也有利于作品的连贯性。《茶馆》总主题是要“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要“葬送三个时代”，选取的所有人物活动和戏剧片断，都是经过总主题这把“筛子”细细筛过的，瞬间的人物剪影，只有三五句台词、一两个动作的情节安排，都要服务于全剧的总主题，否则就舍弃不用。老舍用这样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把个《茶馆》写得形散而神聚，意阔而气凝，也叫自己在戏剧结构的大胆尝试大功告成。

　　除了结构上非同凡响，话剧《茶馆》风格样式的特异，也叫人难忘。作者笔下的历史时代那么暗淡绝望、遭人诅咒，不过，人们也许想不到，老舍居然别出心裁地做出了他更大胆的选择：不是用悲剧样式，而是用喜剧样式来写这个戏。

　　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大多注入了作者或冷嘲或热讽的幽默和调侃。这类幽默调侃，因为依据作家对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就不再是失掉控制的无谓逗哏。对于丑恶现象，老舍的幽默调侃不弱于火辣辣的抨击，厉害得就像皮鞭，鞭鞭见血；对于虽然带有真善美成分，却又毕竟属于旧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幽默调侃，则裹着温热与惋惜，切中这些人与事的实质性弱点。第2幕，吸毒成性的唐铁嘴宣称自己“已经不吃大烟了”，王利发顿生疑窦，还以为他是戒掉恶习了呢，谁知道唐铁嘴话头一转：“我改抽‘白面’啦。你看，哈德门的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儿福气还小吗？”他是个寡廉鲜耻之徒，这几句话，把国人那点儿“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沿着丑陋卑贱的心路发挥到了顶点，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毒品危害，只有到了唐铁嘴这种丧失灵魂的家伙嘴里，才能说成是对国人的“侍候”！真是可耻之尤，也可笑之极。这就是老舍砸向丑类们头上的幽默，智慧又犀利。也是在同一幕，从庞宅逃出来的康顺子母子，到茶馆来恳求收留，王利发不愿意，却被内掌柜一句话给留下了，王利发只好嘟嘟囔囔：“好家伙，一添就是两张嘴！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王利发的牢骚、无奈，转化成了这么一句灰色幽默，把这个饱经世故、惨淡经营而又有点自私的小商人的感受，勾画得多到位！观众听到王利发的“怪话”，都会有会意的微笑，也会有隐隐的怜悯，也许还有酸咸苦辣一齐被搅起的感慨，人们能瞧见作家对旧时代小人物杂糅着温情和讥讽的一片心。

　　邪恶势力的可憎，与被欺侮者的可悲，都来自时代的荒谬。老舍扭住旧时代的荒谬本质不撒手，让正义、快感，以及酣畅的嘲弄，化作投枪和匕首，去戳穿旧制度旧文化的虚弱本性，给观众少有的欣赏满足。黑暗的社会充满了罪恶，可是，当它注定灭亡的时刻，却总是暴露出许多滑稽、失重的形态，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喜剧场景；铲除在历史肌体上苟且存活的荒唐、怪诞，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把准了这一点，当然要开怀大笑，在开怀大笑中领略整个旧时代的土崩瓦解。我们在座的朋友，凡是看过话剧《茶馆》的，恐怕都会对欣赏这出戏的时候那种整场接连不断的酣畅淋漓的笑声记忆犹新吧！老舍一生写过许许多多诅咒旧时代、同情苦人儿的故事，终于到了写《茶馆》的时候，这么清醒地把握了时代更迭的历史规律，他的那管以幽默著称的笔，才找到了可以这样从容挥洒的绝妙感觉，写出来了这样世所罕见的大气派的喜剧作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里，严肃、悲怆，总是属于纯文学的上品格调；喜剧呢，不能说是没有一席地盘吧，可往往还是要被当成饭后茶余的“消遣”。满族作家老舍，毕竟有过另外一重民族文化的滋养，他自幼饱经忧患，却又性情倾向幽默，爱用好笑的眼光看人生，从走上创作道路以来，幽默始终是他乐于保持和时常启用的风格。清代满族的前辈作家们曾经以幽默调侃的心态，写出过不少讽喻时弊的好作品。可惜，那种特别的创作追求，因为不同民族欣赏习惯的不同，没有完全获得中原文坛的认可。各民族文学的审美习惯，从来就不可能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的。正因为各个民族的艺术风格有差别，彼此文化交流才会有价值，才会让人们产生新鲜、惊喜、愉悦、扩充的心理满足。

　　现实主义历来是老舍的创作之魂。话剧《茶馆》充满了迷人的传奇性，又没有离开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半步。荒唐岁月发酵出来的社会现实，本身饱含着数不清的失态和笑料，老舍把最具意味的笑料扫拾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跟幽默风格交相作用的艺术焦点。英若诚先生说起过：“演松二爷的黄宗洛同志说，他演的这个人物是个到死也没有明白的人物。其实《茶馆》里的人物，王掌柜到死明白了吗？没有！只是觉得自己倒了一辈子的霉。常四爷明白了吗？也没有。刘麻子被大令当逃兵砍了头，他也胡里糊涂根本不明白。我觉得这正是老舍创作中高明的现实主义的地方。”这一体会很准确，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深化一下这一体会，一出戏里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物，都是到老、到死仍然糊里糊涂没明白过来，那么，这出戏的调侃力量还小么！老舍的现实主义，与他的幽默风格，早已经是浑然一体了。

　　话剧《茶馆》，常被说成是全面体现民族风格的作品，其实不尽然。中国传统的戏剧，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和戏剧冲突的一致性，《茶馆》却借鉴了西方现代戏剧的经验：淡化故事、不着力编织统一的矛盾过程，而用一个笼罩全局的写作宗旨把散在的琐细情节收进去。不过，这个戏毕竟主要面对国内观众，为了跟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轨，老舍又在“变”中注入了许多“不变”，他从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中挖掘出一些招数，嫁接到这部作品中间，使它重新成为教中国观众易于接受的“国货”。

　　有评论家谈到过，《茶馆》颇有点儿国画“大写意”的气韵，这是很精到的看法。《茶馆》没有追求磨砖对榫式的情节密集推进，而是大处落墨，挥洒跳荡，在人物和事件之间，都给欣赏者留下充分的浮想余地，这样，情节虽然简约、具体，却能发挥溢满画面、溢满时空的艺术感染力。这不是跟国画大写意的意境很想像么。

　　老舍还在《茶馆》中，运用他善于借助民间曲艺来强化戏剧效果的本领。为了对3幕戏各自的时代背景有个交代，也考虑到演出过程中各幕之间台上换景、演员改妆需要时间，他填写了3大段朗朗上口、妙趣横生的“莲花落”（又叫“数来宝”，北方曲艺快板书的一种），让一个跟剧情没有太多瓜葛的角色——乞丐“大傻杨”，在各幕开始之前登台说唱。这种崭新的舞台形式，纯属从民族传统曲艺脱胎而来，它活跃了场上气氛，也加强了3幕戏的整体感。

　　剧作的语言是体现民族气派的重要支撑点。《茶馆》的台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不但充满古都北京街巷语言的“精气神儿”，具备市井口语的灵动和脆生劲儿，也带有古今诗歌作品的含蓄气质。这出戏张嘴说话的有几十人，每个人的谈吐都是性格化的，专靠各自的声口，就可以把不同身份和情感的人物，从人群中间找出来。第2幕，唐铁嘴正和王利发在茶馆里逗嘴，来了一个报童，问：“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王利发没好气地反问：“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报童乖巧地回答：“也许有，您自己找！”王利发动了火，把报童往外轰，偏偏唐铁嘴凑过来跟报童说：“我不像他，我最关心国事！”说着，唐铁嘴抄走一张报，没给钱就溜了。这么一个小细节，先是勾画出了王掌柜怕打仗、烦打仗却又知道战事一时完不了、盼安宁又盼不来的情绪，接着又把唐铁嘴为发国难财惟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也反衬出来，唐铁嘴口说“关心国事”，又白占报童的便宜，也捎带着揭露了这个“混混儿”的嘴脸。

　　老舍语言的幽默特征，在《茶馆》里十分突出。宋恩子要向王利发索取贿赂，他要求：“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他多少有些张不开口了，吴祥子马上替他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那点意思！”宋恩子正中下怀：“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王利发抗不过他们，只好用小商人的算计法，叮问了一句：“那点意思得多少呢？”狡诈油滑的吴祥子一点儿不示弱：“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这段对话，圆熟地运用了汉语常有的“双关”含义，来刻画特务们利用特权打秋风、砸明火：他们要把坏事做绝，又想少留下口实，就把对方被迫缴纳的贿赂，说成是自愿送礼（民间把送礼叫“意思”），又把对方如果缴不上贿赂，说成是人家该感到难为情（“不好意思”）。再有，当小刘麻子向小唐铁嘴吹嘘他那包办全城娼妓业的“拖拉撕”（“垄断公司”的中文译音）计划时，小唐铁嘴兜头泼过去一盆冷水：“‘拖拉撕’……不雅！拖进来，拉进来，不听话就撕成两半儿，倒好像是绑票儿撕票儿，不雅！”他们只是在议论一个买卖的叫法，可作者却利用小唐铁嘴别致的“解词”，把他们的坑人计划与黑社会绑匪如出一辙的本质，一句话就给认定下来。这些幽默话语，显示了老舍作为一个京城旗人作家，对语言内涵葆有的高度的敏感和绝妙的把玩。他把这种敏感和把玩，搁到特定的戏剧语境当中，就成了“既明快又深刻的惊人之语”（《喜剧的语言》），收到“一碰就响”的艺术奇效。

　　话剧《茶馆》，集中展示了老舍的多重艺术天赋，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它是作者将满族艺术经验、中华艺术经验和世界艺术经验融会贯通的出色尝试；它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也是在艺术上敢为天下先的。

　　当然，话剧《茶馆》的艺术也不敢说是十全十美。第1幕在艺术上堪称饱和，甚至可以说无懈可击。其经典价值，已经得到了中外观众和许多权威剧评家的公认。相形之下，第2和第3幕，就显得有一点儿单薄。老舍在创作中经常表现出他对古旧岁月有着超人的精微把握，而对比较晚近一些的社会生活，就观察和理解得差着那么一口气。一般地讲，戏剧家们写作时，总是极难把头一幕写好，而写到后面升发开了，他们往往越写越像样儿；老舍却相反，他的戏，常常是顶精彩的部分在前头。《茶馆》最后一幕，就流露了一点依从政治教科书的概念化迹象，康大力、康顺子和王利发儿子一家人陆续投奔西山解放区的情节，看上去还是有些欠缺说服力的，也就难免给人游离于全剧整体之外的感觉。这不能不十分遗憾地，给这出名剧留下了它的白璧微瑕。

沉重的《月牙儿》 -范亦豪

　　主讲人简介：

　　范亦豪：1936年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至今，先后任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系主任及天津外贸学院、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学术顾问；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鲁迅研究》等有影响的学刊上发表过老舍研究、鲁迅研究、诗歌和戏曲研究等论文多篇。

　　两次获省级科研论文奖。从事老舍研究二十余年、任中国老舍研究常务理事和副会长多年。曾应邀赴日本、意大利和香港、澳门等地讲学。

　　内容简介：

　　《月牙儿》是老舍最本色的作品。《月牙儿》是一首被凌辱妇女的悲歌，它写了一个本来是美丽、纯洁、自尊、要强的女孩子，在贫困生活的逼迫下，虽然竭尽全力挣扎终于避免不了作为暗娼的悲剧；生活像一片无边的沼泽。这首悲歌注入了老舍对受尽苦难、凌辱的妇女的同情，同时作者在这里也倾吐着自己心里的忧郁，在主人公身上也投射着老舍自己的影子。

　　月牙儿不是情节的线索，而是抒情的线索，它贯穿全文的始终，文章的哀思被它连缀起来，使全篇完整、连贯、协调，好似乐曲的主旋律。老舍说《月牙儿》有一种“匀调之美”，这条抒情线索的功劳不小。母女两代遭遇的重复，不仅表现了这种悲剧的普遍性，而且还告诉读者它将不断“世袭”下去。在《月牙儿》里，娼妓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那更多的是“暗门子”“浪漫地挣饭吃”的、纳捐的、没纳捐的……普遍意味着本质，而代代相传就更可悲、可怕。面对这“重复”和“世袭”，我们仿佛听到老舍痛彻心肺的呼叫，这声音让人们联想起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

　　美在毁灭，又在挣扎和抗争中升腾。老舍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并不是用小说在研究来阐述一个社会伦理课题，《月牙儿》的魅力更不是单凭它的思想性它就能使读者的心为之震颤，要紧的在于把这样一个凄惨的故事写得这么完美。主人公很美，可是让生活给毁了，这激发了强烈的悲剧效果，抒情的笔调也很美，把悲剧的气氛渲染得很浓很浓。

　　《月牙儿》浓郁的诗意对读者更是强有力的征服。老舍说：“《月牙儿》是有以散文诗写小说的企图的。”老舍的作品里始终涌动着诗人的激情，只不过有时为耐人寻味的幽默，有时为入木三分的讽刺，有时则以浓醇隽永的抒情出之而已。当老舍面对《月牙儿》的悲剧，胸中那深沉的同情和强烈的激愤难以遏制的时候，选择这种直接而充分表达他感情的文体是十分自然的。

　　（全文）

　　老舍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几乎是最会讲故事的一个，他的中短篇小说跟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月牙儿》，老舍自己说是以散文诗的企图来写小说，但同时他又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的悲剧美，今天我们请范先生为我们讲沉重的《月牙儿》，大家欢迎。

　　这个《月牙儿》在老舍的小说里头非常地抒情，什么情呢？凄凉、激愤，有的研究者甚至于说《月牙儿》呢，是老舍风格系统之外的作品。其实我觉得《月牙儿》是老舍最本色的，或者说是“最老舍”的作品。在《月牙儿》里头，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个忧郁的老舍，我们可以最近地去感受老舍的心。

　　大家都知道了《月牙儿》是一首动人的悲歌吧，一首被凌辱的妇女的悲歌。它写一个本来是美丽的、纯洁的、善良的姑娘，很要强，但是在贫困生活的逼迫之下，虽然竭尽全力挣扎，终于避免不了沦为暗娼的悲剧。就是看了以后，觉得生活好像无边无际的沼泽，你怎么也走不出去。

　　这个《月牙儿》我觉得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老舍最动情的一部作品。一点就是，这里包含着老舍对穷人的刻骨铭心的同情。他自己就是穷苦人出身，那么穷人里头最惨的是妇女，妇女里头最惨的是妓女，妓女里头最惨的是暗娼。那么老舍完全理解她们，尊重她们，他甚至于在这里头写到，主人公的母亲晚上吭哧吭哧地洗衣服，洗那些臭袜子，像铁板式的臭袜子，熏得吃不下饭，那个其实就是老舍对于自己母亲的那种记忆。他把自己的母亲的经历都写在里头，也说明他对于这个暗娼的态度绝对没有一点儿歧视，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来写的。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这里包含着老舍对于作为一个满人的民族感情的伤痛。满族在入关以前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入关以后呢，为了巩固他这个政权，所以就把满族这八旗都给塞到这北京城里头了，汉人基本上被赶出去了，而且带着家属，这就是一种军民、军政合一的这样一个组织，他觉得这个可以巩固他的政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你们跟我们打天下，也应该享受一下坐天下的好处，于是呢，这满人呢，咱们自己人，这就不要再干活了，我们国家、政府给你们发俸禄，从上到下分级别不一样，俸禄也不一样，每月发银子，发米。当然最低级的呢，分不了多少。在城外呢，再给你发旗地，就是一家分上一块地，但是你不要种，找汉人种。这个真是干了一件大糊涂事，本来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马上马下都有功夫，结果呢，现在是给你好吃好喝，“铁杆儿庄稼”，你享福吧，玩吧，吃吧。没事干嘛呢？玩鸟吧，逗蛐蛐、喝茶、听戏，吃喝嫖赌，于是这个民族给糟蹋了。这笔俸禄的开支是不小的，后来满族人人丁兴旺越来越多，这个俸禄呢，占整个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压力不小。到后来政府也感觉得有点儿受不了了，到嘉庆的时候，太平天国这么一闹，军费开支重了，于是呢，这俸禄就减少了，后来到了八国联军还要赔款，俸禄又减了，减到什么程度呢？俸米最后就成两成了。下层的旗人呢，他们的俸银一个月也就一两多。一两多银子是怎么个概念呢？大概一两能买一百五十个鸡蛋吧，那时候鸡蛋也便宜，相当现在也就是说这一家一个月几十块人民币，这日子过得就够难的。

　　所以老舍有些作品呢，常常说，特别是《正红旗下》，每月都要欠，欠完了以后，到发了俸银、俸米再还，还完了以后再接着欠，就过这样的日子。这还是说满清这一段。到了民国呀，“铁杆儿庄稼”完全倒了，没人再给他俸禄了，可是这些旗人没学什么本事啊，特别是下层的旗人又没有什么存饷，那么怎么办呢？有文化的当警察，或者呢，当跑堂儿的；那么没有文化的呢？没文化的就拉洋车；妇女呢，就更难了，有的当女佣，有的被卖出去当小老婆，有的甚至于晚上，夜里蒙着头出去拉车，假装男的；实在混不下去的，这是很多的，只有去当妓女。当时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有调查报告，说北京的暗娼很多，大多年轻貌美，态度大方，说此项人口以满族为多。1923年有一个英文报纸就统计了，说是北京当时有七千个妓女，这个妓女我估计还是在册的，不包括暗娼，七千妓女里头大多数是满人，这是一个民族的惨景。所以老舍呢民族意识是很强的，写这样一个暗娼的悲剧故事，这个民族的感情的伤痛，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动机。

　　老舍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初恋，他曾经深爱着一个姑娘，这姑娘就是刘寿绵的女儿。刘寿绵就是刘善人，也就是后来老舍写一篇散文叫《宗岳大师》，就是这个宗岳大师的女儿，这个姑娘。刘寿绵，这个刘善人曾经领着一个穷孩子老舍到学校里去念书，于是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成了一个大作家。这个刘姑娘温柔、恬静、庄重，上过师范学校，跟老舍一起后来还在刘善人开的贫儿的学校里教过书。那么老舍跟她之间是有感情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提亲？恐怕是因为他们家庭的地位的差距太大了，所以始终没提。但是他们两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约定，咱们不知道，这个恐怕也很难再弄清楚了。但是从老舍的小说里头呢，能看出一些痕迹。1924年，老舍离开中国到英国去教书，这一去六年，天各一方，就没想到两年以后，老舍出国两年以后呢，刘寿绵出家当了和尚，夫人呢?带着两个女儿也出家当了尼姑。刘寿绵是个大善人，过去是当大官的，很有钱，在西直门一带住，他的房子如果连起来有西直门大街半条街那么长，非常有钱。但是这个人呢，一个，好行善，花多少钱不在乎。一个，这个人呢，太轻信，好多人就骗他，这钱有一多半大概都让人骗走了，但是他也无所谓。最后呢，弄得破产，什么钱都没有了，他出家当了和尚。这个刘姑娘呢，出家以后，好像是说出家了就可以安静了，也不是。据说后来很悲惨，怎么悲惨法，不好说了。那么老舍从国外回来看到这种情况，当然非常痛心，而老舍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所以尽管这样，他还想娶这刘姑娘，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是做不到的。老舍的朋友也劝他，就放弃了吧，可是老舍心里头那种难过是很难摆脱的。所以后来呢，在1933年他就以刘姑娘为原型写了《微神》，沉痛地控诉这个世道。当然结局呢，他写的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暗娼，但是这个男青年回国了，回国以后呢，她不愿意见他，因为她现在已经是这样了，那么就为了保住她在这个青年心里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呢，就在打胎的时候，自己杀了自己。所以我想《月牙儿》是《微神》的那种充满天地的悲愤的抗议的继续。

　　除了《微神》、《月牙儿》，老舍还写了小福子这个妓女的形象，她的结局跟《微神》一样，也是不堪忍受，后来自杀了。我觉得呀，老舍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不能容忍这种逆来顺受，实在无法抗拒了，无法逃避了，我就死，这是我的最高的反抗，我让摧残者无可摧残，让压迫者无可压迫。从这儿，我甚至于想到了老舍自己的结局。所以我们说，《月牙儿》里是有老舍的，从《月牙儿》里我们可以感觉到老舍的心。

　　为了写出这个穷人的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这个主题，《月牙儿》在构思上有几点很深刻，一个就是他写这个主人公不甘心堕落，顽强地挣扎，这样呢，就写出这个悲剧命运无法避免，也分清了罪责。这里有一种写法就是，老舍把这个主人公的母亲当成他的影子，在前面走，这个很耐人寻味。也就是说，她母亲走了这样一条可怕的路，女儿想着，我如果那么走，她心里头都哆嗦，她千方百计地不走母亲的路，母亲也在挣扎，洗衣服，后来丈夫死了又嫁一个丈夫，丈夫又死了，没办法走了暗娼的路，然后呢，又嫁一个馒头铺的掌柜的，馒头铺掌柜的又跑了。这个女儿呢，她母亲让她念书、好好念书，后来在念书的时候呢，又给人家打工，给人织东西，想办法能够在经济上自立。后来又被诱骗，诱骗了以后呢，又不行了，又生活没有着落，那么她去做女招待，但是她又不能忍受那种尊严的被侮辱，于是呢，她想别的办法，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老舍说，“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女人得卖肉”。就逼着你走那条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构思，就是你实在没办法，走不出去，你非走这条路不可。

　　其次呢，这个母女的世袭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了这种暗娼的普遍性，不是一个。从纵向上说呢，就是表现了这种延续性，就是悲剧对于穷人来说，是世代相传的。这就让人想起鲁迅的《救救孩子》，这一辈是这样，下一辈还得这样，如果再下一辈呢，永远摆脱不了。

　　第三，有一个特点就是，《月牙儿》里头没有一个对立面的形象代表，就是没有坏蛋。这跟一些人的欣赏习惯不大相合，我以为老舍故意地不写这个，一个具体的坏蛋，没有这个坏蛋而她必须走这一步，这样呢，就说明是整个社会造成的，这个更深刻，罪责是社会。它不像《日出》里的小东西，有个黑三逼着她，你非给跟我不可，没有。这个我觉得呀，更深刻。

　　还有一点呢，就是老舍故意地避免着偶然性。女儿走母亲的路，不是偶然的一念之差失足了，或者碰见一件倒霉事，完全没有宿命的色彩。读了这篇小说呀，那么人们不会感慨说她命不好，会觉得是这个世道太坏了，在这个世道里穷人你想干净太难了。

　　我想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个年轻的、很有水平的朋友，他跟我讨论《月牙儿》，他认为这个女孩堕落为暗娼，就是老舍对她灵魂关注得不够，主要强调外部的环境，所以感觉到她当这个暗娼，沦落这一步好像必然性还不太充分。我能理解这个朋友的看法，我觉得以他的生活经历，他很难懂得什么叫走投无路。我从小到大在北京生活，小时候我就住在那个王府井附近金玉胡同平行的西堂子胡同，我家的对面呢，有几个大门，大宅门，有门洞。到冬天晚上，就有好多要饭的人，就住在那里头，一夜冷风过后，常常冻死人，抬走，脸是绿的，那些人连大杂院都住不起，他明知道在那门洞里头很可能要冻死，他没处去，他还得上那儿去，这就叫走投无路。特别是什么呢？饿。我们年纪大的都知道，饿是个很可怕的东西，饿一顿半顿没关系，长期饿，甚至能改变人的道德观念，改变做人的原则，没有了人的尊严。过去呢，有一句常被说的话，叫“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口号喊得很响。我曾经后来到过有的农村去搞“四清”，了解过当时的情况，那是很传统的农村，在那个农村里饿肚子的时候，为了换一个馒头妇女就可以解开自己的裤腰带，这就是饿，所以老舍说饿呀，“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老舍在这个《月牙儿》里也说过，我们好像我们身上就是为这张嘴活着，为了这张嘴我们甚至于可以卖掉一切，老舍是太了解生活了，太懂得穷人了。

　　在老一代作家当中，真正地当过穷人的，当过穷人，不是光看看穷人的作家只有老舍一个，舒乙讲到老舍的特点概括了大概六点，用非常精练的话来概括，头一个就是“他是穷人”。所以如果不知道怎么穷法，穷的时候、饿的时候是怎么想的，饿会改变了人什么，我说就很难理解，老舍为什么这么写。

　　老舍在做人上和艺术上都非常老实，他没弄明白的，他不假装内行去教训别人。他说了，写几个小孩拣着煤核儿忽然就喊我们必须革命，这还不容易吗？老舍不干。他说我们不能拿文艺当宣传的工具，要不然文艺就成为奴性，得论真格的，得拿艺术说话。守住这个原则，老舍在艺术上成功也才有思想的力量。老舍确实是对的，那些自命能够指明出路的，对革命是不是真弄明白了呢？我觉得这个《月牙儿》感人的力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不仅仅是说思想价值是很高的，它是写了一个真正的悲剧，这悲剧是什么呢？鲁迅说过，“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个《月牙儿》就是一个美的毁灭的过程。有些进步的文学家写妓女主要是同情、怜悯，但是再高一步，不仅仅同情、怜悯，而且写出她们的崇高和美来，她们可尊敬的地方。比如她母亲当时为了母亲自己活路，把女儿抛弃了，可是母亲没有办法，又回来找她。那么女儿自己用出卖自己来养活母亲，这都是很高尚的东西。特别是到了后来，她被收容到了感化院，大官来视察，她吐了那大官一脸唾沫，就把她关在监狱里，她不想出去，她说，外边比这里好不了多少。等于宣布整个世道，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就是她的境界越来越高。所以这里头她的美的感人的力量在这儿。鲁迅也写过妓女，写一个女人为了养活她的孩子来卖身，到后来孩子生活得好了，嫌弃她，说你给我们丢人，于是她非常愤慨，她赤身裸体地到了旷野，她的愤怒使整个天地为之震动。这个愤怒我们觉得跟《月牙儿》的愤怒也是联系着的。

　　《月牙儿》在艺术上最大的魅力是它浓郁的诗情，老舍是有意写一篇散文诗体的小说，老舍选择了这样一个文体，为什么？主要还不是文体的一种试验，而是感情的选择。他觉得不用这样一种抒情性非常强的形式不足以表达他的悲愤，但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对他的抒情风格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压抑的悲愤，它不是那种像针扎一样的那么尖锐，不是撕心裂肺一样的，不是猛烈地撞击，是那种同情的泪，闷在心里不能畅快地流出来。比如我们看有些小说，我们甚至可以哭出来，但是这篇小说哭不出来，这种抒情风格更接近中国老百姓千百年来在重重的压制之下，苦痛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或者说这种抒情风格更有中国的味道吧。

　　我们看过《月牙儿》以后，有一个东西老在我们的想像当中，就是月牙儿这个形象，这个月牙儿呢，不是属于情节因素，像《骆驼祥子》，骆驼虽然是象征，但是它参与了情节，月牙儿跟它毫无关系，跟这个情节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月牙儿》这篇小说里，没有了月牙儿，恐怕他这个小说就减色不少。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它是一个重要的抒情手段，月牙儿无所不在、无所不是、无所不能，这个月牙儿呢，是一个象征体，找这个象征体很不容易。这个象征体呢，老舍找得非常地准，非常地丰富。月牙儿的形象是残损的，不是饱满的，就好像她的命运；月牙儿的光是微弱的，象征主人公挣扎但是没有力量；月牙儿是孤单的，象征主人公的孤独无助，月牙儿的周围是暗夜，随时会被吞没，象征她的处境；月牙儿是伤感的，象征她的心情；月牙儿又永远是洁白的，象征她的心灵。所以从善于用象征、联想我们更能够理解老舍的诗人气质。

　　老舍有一篇散文叫《诗人》，他说，“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因无关宏旨而忽略，大事可就一点儿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候，他会极不得人心地来警告大家，人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诗救不了他的饥寒，却使整个的民族有些永远不灭的光荣。”这里写的简直就是他自己，不但性格，连归宿都写到了，这就是我读《月牙儿》的想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批评。谢谢大家。

从《诗可以怨》看钱钟书 -刘扬忠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2日 14:15

　　主讲人简介：

　　刘扬忠，1946年生于贵州大方县。1968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任中学语文教员近十年。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吴世昌先生，专治唐宋诗词。198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现任该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遗产》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兼搞诗词创作以词学研究成果为多。现已出版13种著作：《稼轩词百首译析》《宋词研究之路》《辛弃疾词心探微》等。

　　内容简介：

　　钱钟书除小说《围城》的创作外，一生致力于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上，他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名家名作也不放弃，以至有人说能受钱钟书的肯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钱钟书也因此落了一个傲慢的名声。钱钟书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狂傲吗？在钱钟书的一篇演讲《诗可以怨》，您将看到一个谦虚的钱钟书。在演讲开始，钱钟书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意大利的“他发明了雨伞”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说：有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有事出门，路上突然遇到下雨，他碰巧拿着一根棍子和一块布，人急智生，用棍子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被淋得像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觉得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听说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地拿着棍子和布，赶到城里，到局里去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专利局的职员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了个仔细。

　　钱先生讲这个笑话的用意，是向同行表明一种在学术问题上谦虚谨慎的态度，说是自己有点像那位孤陋寡闻的意大利乡巴佬，没有见识过雨伞，今天拿着棍子和布来撑在这里，是向诸位求教来了。由此可见，有些人说钱先生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态度“狂妄”，“瞧不起人”，甚至很“尖刻”，这是不合事实的。同样在这篇演讲里，您还可以看到钱钟书文学批评的另一面，比如他兼顾中西、打通古今的知识结构，是现代学者无一能比的。详细内容请关注《百家讲坛》10月21日播出的从《诗可以怨》看钱钟书。

　　（全文）

　　往往谈到钱钟书先生的时候，我们单位的一些钱先生的晚辈、同事，都有这个感觉。觉得不好谈，他那些东西很深，但是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那些著作，包括他的那些选本《宋诗选注》等等，或者他的大部头的著作《管锥编》还有《谈艺录》这些，还有一些其它的一些文章，除了小说创作之外的那些文章，其实主要就是搞文学批评，就是对中国和外国的文艺现象文学作品来谈他的看法，来进行他的审美鉴赏和评判。需要谈的东西很多，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只想举他的一篇文学批评的文章，叫做《诗可以怨》。这篇文章不是很长，但是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钱先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批评的个性，我们知道批评是要讲个性的，那么20世纪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不少，但是像他这样有鲜明的个性，有独特的见解和渊博的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的，那是少见的。那么这篇文章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他的个性，并且反映出他博通古今，打通中西的这么一种知识结构。同时又表现出他平常的为人，既很俏皮、幽默，又很风趣、机智。同时在文学批评的态度上很谦虚、很诚恳。我觉得这篇文章全面地反映出他的个性和他的水平。《诗可以怨》它是1980年11月20号钱先生去访问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叫文学教授恳谈会上做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记录稿后来把它作为一篇文章就发表了。面对的对象是日本汉学界的一些专家、文学教授。按说钱钟书对汉学的造诣，那些听众应该说没有一个水平是比得上他的，但是他做这个演讲的时候，一开头就表现得非常诚恳，非常谦虚，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国内一般都是这个印象，说钱先生这个人很傲慢，他的学问也很高深，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如神仙中人。但是他在这个恳谈会上，在这篇文章里边，在这个演讲里边，一开头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本色了。在学问、在学术、在面对同行和学者的时候，他是那样谦逊，一开头他就说了一些并不是客套话的一些很诚恳的话。他说到日本来讲学呀，即使不必浑身是胆，也需要有斗大的胆。他说为什么呢？你们日本是汉学很发达的国家，你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我来到这儿以后呢，我面对你们，我心里是惴惴不安的，面对着你们这样一些日本的汉学的同行。他就打了个比方，这表现出他一贯的幽默俏皮的性格。他说我就像面对你们这个很大的宝箱，我像一个穷光棍，想来拿一点东西，但是没有号码锁，不懂开号码锁。只能看着这个大保险箱，眼睁睁地发愣。讲到这儿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好像那个意思谦虚地向日本同行求教的态度已经表达得差不多了，他又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意大利的笑话。他说意大利有一个笑话叫做《他发明了雨伞》，他说意大利乡下的一个农民，有一次出门办事，路上碰到下雨。他找不到避雨的工具，情急之下，刚好身上带着一根棍子，包里有一块布。临时把这根棍子撑着这块布，就挡在头上，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回到家，很庆幸没有淋得像落汤鸡，他高兴庆幸之余，突然一下就兴奋起来，他说我发明了雨伞。我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他就打听，打听知道城里有个发明品专利局。于是呢，他就拿着这根棍子和这块布，去申请专利，赶到城里，到了专利局以后，他说我发明了雨伞。专利局的官员觉得很奇怪，也很好奇。说你表演来看看，他就把这个棍子和布撑开了，你看好不好，这个官员哈哈大笑，打开保险柜，拿出雨伞，你自己看个够吧，这是你的发明吗？钱先生说这个笑话，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乡巴佬，到这儿来还要给日本同行讲学，讲点新鲜的东西，实际上讲不出来，那么只好拿着这块布，这根棍子在这儿来撑着，撑个门面，希望诸位不要笑话。当时据陪同他去访问回来的我们院我们所的同事讲，说到这儿，在座的教授全都哈哈大笑，乐了。但同时对钱先生非常佩服，从这篇演讲一开头，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非常谦逊，非常大度，非常诚恳，这是第一点。

　　那么这个演讲有了客气的、很俏皮的、很谦虚的这么一个开场白以后，他转入正题的时候，就首先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和说法来开头。这点也是在一般的文学批评里边很少见的，他一开头就发挥他兼通中西的长处，就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引用谁的观点呢，尼采的。他说尼采曾经把母鸡下蛋。母鸡下蛋以后要叫，把它和写诗和诗人的歌唱诗人的吟唱相提并论，诗人的吟唱就像诗人在愤怒在痛苦的情况下写出诗来，就像母鸡很费劲地生了蛋以后，要啼叫一样，把它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是尼采的一个观点一个说法。钱先生引了这个以后，他就说“这个家常而且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边的一个流行的意见，就是说痛苦比快乐更容易更能产生诗歌”。中国传统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者穷愁的表现，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是一种发泄，是对自己的愁苦、烦恼不顺畅的心绪一种发泄。《诗可以怨》这个命题就是这个意思，钱先生一方面引用西方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把这个理论的阐述，他给通俗化了。他说这个巧妙的比喻无非就像母鸡下蛋那样。另外一方面，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大量引用西方的诗人、文学家、美学家，他们的诗句、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理论来一起进行比较，来说清这个问题。在这个短短的文章里边，我们很惊奇地发现，钱钟书对西方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西洋人写的诗歌，了解得那种深刻和那种广博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他就举了很多人的话，都是西方的名家，比方说格里巴尔泽、福楼拜、墨希格、海涅、豪斯门、弗洛伊德、歌德、雪莱等等，这些都是在西方响当当的名震文学史的大人物。他对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作品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这就表现了他兼通中西的情况，那么你读了这一段文字以后，你对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水平只有赞叹的份，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引用这么多的东西来进行评论。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钱先生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熟读中国古代的典籍，广泛地阅读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光是《全唐诗》，他就读过五遍，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同时他又不是单单地沉溺在古典文学里边，他对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也非常感兴趣，研究古典文学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目的，就是要总结古代的文学创作的经验，来为当代的创作提供借鉴。其实钱先生谈《诗可以怨》这个题目，他的目的我想也是为当代的诗歌创作、当代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提供经验。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大家知道，他的《围城》，那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硕果。还有他的《人·兽·鬼》等等这些短篇小说集他都有。所以他作为一个创作家兼批评家兼研究家，他为什么要打通古今呢？就是要古代的东西来为当代服务，那么所以他的研究文章，批评文章里边，他就致力于把古今来进行打通。

　　他在《诗可以怨》里边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原则，就是说不管是抒情文学作品，还是叙事文学作品，其实贵在一个“真”字。意思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地书写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诗可以怨”这样一个现象，从先秦出现以来，历代的诗人都把它作为一个创作的套版，其中真真假假都有，有的人是写自己真有穷愁的感情，真有对现实怨愤的情绪，写的是真的。但是也有人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就是说装假，无病呻吟，这种现象也不少。那么钱先生在这篇演讲里边就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原则，要真。他在这一段文字里边，他连续地举了四个例子，也就是讲了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他说北宋的一个著名的诗人，叫秦观，他是个诗人也是个词人，你可以看到他满纸都是愁，他的诗他的词，都是喜欢写忧愁忧伤的感情的。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是著名的大才子，他的遭遇在后期确实是不大好，曾经被贬官、被流放，最后死在广西了。所以他的有些诗歌有些词写穷愁痛苦的情绪那是真的，但有很多是假的，别人不知道。他的朋友也就是同样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就这么取笑他。钱先生就引了张耒取笑秦观的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我看好多好的文章都是出于穷愁潦倒的文人之手。所以后来写文章的人都喜欢写一些描绘穷愁潦倒状态的东西。但是你秦观，我和你是朋友，我就知道，你本来没有什么忧愁，你却写了这么多忧愁感伤的作品，你是不是学那些并不穷困却硬要写自己如何穷困的人？把秦观问得哑口无言，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他是引用了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大家知道辛稼轩，写的一首《丑奴儿》的词，钱先生引了，这首词是这样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钱先生引了这首词以后呢，做了个解说，他说辛弃疾的这个词，他写了装假、装病、装愁的这种现象，但他本身不是装假，而是说明了两个问题。他说这个词的上半阕是正好用来说明什么叫无病呻吟，什么叫不愤而作。就是说这个少年的词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愁，但是为了写一首新的作品呢，就假装愁，就“为赋新词强说愁”。下半阕刚好说明了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缄默，闭口不说话。哪种情况下闭口不说话呢？就是不管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那么都意味和暗示着已经非常痛苦，非常非常悲愤了，这种情况下，反而就不说了。

　　第三个故事，陆游，大家知道的，宋代的大诗人。还没有人说过陆游装假，陆游无病呻吟，但是陆游自己揭露自己，陆游写过一首诗叫《后春愁曲》。他在这首诗里边自己承认，他说“当时说愁如梦寐，眼底何曾有愁事”。他的朋友另外一个大诗人叫范成大就取笑他，说他“闭门自造愁”，就是本来没有愁，关起门来自己造出愁来写出诗。那么这三个例子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的例子。第四个例子最精彩，但是偏偏是一个不出名的一个诗人的故事。钱先生很渊博了，直到现在我没有查到这个故事的来源。钱先生有很多笔记本，读了书就抄在上边，然后做演讲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就引上去。这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故事，但是最能说明问题，他说有个诗人叫李廷彦，他因为不出名就非常想出名，就写了一首一百韵的五言长篇的排律，呈送给他的上司请教。他的上司说我这个下属很有才气，一写就是一百韵。一百韵就是两百句，两百句的排律那是很长的，就很认真地读，读到其中的有一联，叫做“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读到这儿上司很感动了，一下站起来，深表同情，哎呀，想不到你的遭遇这么惨，哥哥和弟弟都死了，那赶快去吊丧，我都要去。他吓坏了，他赶快站起来给他的上司打躬作揖，他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是做假的，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我哥哥也还健在，弟弟也没死，我只是贪图对对子对得工整，对得亲切，才这么写的。上司就很失望了，我还以为你写的是真的。那么这个故事就可见有的人，为文造情，就来假的，这个故事传出去以后在当时就成为一个笑柄，有人还续了两句来挖苦这个李廷彦，“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哥哥也死，弟弟也死，两重丧。那么钱钟书引了这个故事以后，大发了一通感慨，具体他怎么发感慨，大家去看《七缀集》里边这篇文章就知道，就是借此来抨击了诗歌创作中的无忧而为忧者之词的现象。所以钱先生他坚持了这么一个原则，提出了这个原则，就是说虽然古今中外的诗歌，是以书写忧愁的感情的作品为最好，为最工。但是我们总不能为了写出好作品来而去假造感情。写真实和虚构和艺术想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写真实就不允许虚构，不允许驰骋诗人想像的翅膀呢？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有很明确的原则，有很通达的看法。记得六十年代的时候呢，我们文学研究所有过这么一件事，就是山西永济县，在黄河边上不远的地方，有个著名的名胜，就是唐朝时候的鹳雀楼，唐朝诗人王之涣，写了一首名篇《登鹳雀楼》，这首诗三岁小孩都能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十个字，关千古登临者之口，以后登鹳雀楼的人写出来的诗没有一个人写得有这么好的。就是这么一首诗，遭到了永济县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质疑，他写信到文学研究所来，问我们文学研究所的唐诗研究专家，我就是鹳雀楼这儿的人。我的学校就在鹳雀楼旁边，但是我对王之涣这首诗我一直读不懂。我怀疑他是在做假，为什么呢？他说从这个鹳雀楼向西边望，西边根本就没有山，东边才有。但是王之涣为什么说“白日依山尽”，“尽”就是太阳从西边落下去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写？结果这个信拿来在我们所里传开了，大家要解释一下好给他回信，结果有人提出这么一个很勉强的解释。他说西边没有东边有，这不是写的日落，是写日出，这就更勉强了。日出怎么“尽”啊，“尽”就是落下去了，连光线都没有了。说不服大家，只好说那只有钱先生能解答这个问题，问他，钱先生一看马上说，哎呀，这好解释呀！钱先生说诗人眼前无山，不等于他心中无山，他可以驰骋想像嘛。就像第二句“黄河入海流”，山西离海那么远，谁看见黄河入海了，但是钱先生说诗人可以想像，黄河就流进我想像中的那个东海了。所以可见，钱先生所谓主张写真实，他是有原则的，他指的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和你内心的感情的那种真实性，而不是排斥艺术想像、艺术虚构。你拿他那个小说《围城》你也可以来解释这个问题，《围城》所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都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些人，但是它本质上是真实的。你读了《围城》以后，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在那些地方生活过的人，在中国那个环境生活过的人，你读了你就知道，确实这就是我们生活环境里边的人。不管方鸿渐也好，唐晓芙也好，就是那个环境当中，可能产生的人，那些事也就是那个环境中应该产生的事。从生活的本质来讲，它是真实的，但是从具体的事件、人物和形象来讲，它又是虚构的，虚构不等于虚假。这个和《诗可以怨》规定的那种不要装假，不要无病呻吟是一致的。所以钱钟书在文学批评的原则上，他是深深地懂得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文学创作的原则的，而且他在他的批评文字里边，一直是坚持这些原则的。

　　有人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不单单是他一个人提出来，很多钱钟书著作的读者，钱钟书的崇拜者爱好者都有这个印象，就是说他的文章，他的著作由于大量地引用外文，大量地引用古典，所以一般人确实不大看得懂，更谈不上消化和接受他的观点和他的理论。就提出他的这些东西几乎成了象牙之塔里的学问，一般人欣赏不了，怎么能够对当代的文化建设起作用呢？其实这种看法，我认为不一定对，因为它包含着对钱钟书治学风格的误解，其实你真正读懂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作品以后，你会有这个感觉，他并不是故作高深，并没有成心地卖弄学问，卖弄他的渊博。他只是为了说清楚问题而旁征博引。其实你具体读他的一些篇章一些段落的时候，尤其是读《诗可以怨》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就是说他为了让普通的群众，普通的读者能够接受能够领会他的观点，他还经常引用文学史上流传得比较广，一般群众都知晓的一些作品和一些文学史上的事件。比如《诗可以怨》里边，一开头他就声明，我今天所引用的都是一些最平常的例，例就是例证，就是一些单个的故事。都是一般群众，他认为是知道的，比方他说《诗可以怨》就是说好的作品都是穷愁潦倒，生活不顺畅的时候写出来的。他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举的那些例子其实都是一般的老百姓差不多都知道，比方司马迁就举过，他就拿司马迁举过的这些例子来举，都是大家知道的。比方说举到周文王囚禁于羑里，就写出了《周易》，但是这个《周易》是不是周文王写的，这个咱们不说。原来是有这个传说。孔子遭难就写出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就写出了《离骚》。左丘明瞎了眼睛，写出了《国语》，这些都是在困恶穷苦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写出好作品来的例子，都是常见的例子。谁说钱先生故作高深呢？谁说他是引用偏僻的典故，不是的。还有这个文章里边，还引用了其他的一些故事，都是中国民间老百姓家喻户晓的。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你翻开那个大部头的几大本的《管锥编》来看，你就知道，你很惊叹，钱钟书对通俗文艺情趣之浓，那是让人佩服的。他有好几十处就引用明清的通俗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说唐》，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从古到今非常喜欢看的这些书，大段大段地引用这些小说里边的故事来说明问题，来进行文学批评的。甚至他对民间文艺对于口头文学了解之深，在他高深的学术著作里边引这些东西，这个现象也不少。你看他引用的无锡的民歌童谣，比方说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还有什么藏头野鸡，缩头乌龟，这些都是无锡的民谚民谣。那么他引用这些，实际上我认为是为了使自己的著作能够走进普通的民众，他做出的这个努力，实际效果怎么样呢？还没有体现出来，但是随着我们国家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全民性的提高，随着钱学深入开展，钱钟书先生的这些高品位的高水平的精神劳动的成果，我相信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钱钟书这个人，连通他的作品会逐渐地走向民间，走向普通的民众之中。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从《说笑》看钱钟书的幽默 -孔庆东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2日 14:18

　　主讲人简介：

　　孔庆东，北大教授。祖籍山东，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语言驾驭出色，文章不仅生动有趣且愤世嫉俗。出版：《北大往事》《青楼文化》、《井底飞天》、《金庸侠语》、《空山疯语》等。他那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幽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内容简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幽默，他们认为中国人缺乏幽默，不懂幽默。于是就身体力行，创办一些专门发表幽默文章的刊物。一时间一些专写幽默的小品文盛行，追风潮的作家也努力去撰写离现实比较远、追求刻意闲适、刻意轻松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当时特有的幽默文学。针对这种现象，鲁迅首当其冲站出来批判，鲁迅指出当时中国是一个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的时代，是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这些浅薄的小品文，一方面点缀人们的太平盛世，一方面掩盖着穷人的呼号和血泪。到头来“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干净简洁的文字已经表达出鲁迅的立场，鲁迅不是反对幽默，而是认为我们人民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而有人却在这个时候提倡幽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继鲁迅之后，钱钟书的《说笑》就诞生了。

　　与鲁迅的态度相比，以幽默著称的钱钟书在《说笑》这篇文章里，语言辛辣，极尽嬉笑怒骂之“狂气”，不但向我们展现了钱钟书幽默的风格，还对笑与幽默的问题做了更深入透彻的分析。他指出的真正的幽默是能让我们思考的。什么是幽默？提起它的概念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两句自己以为的幽默定义，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下去，一个能让人笑的人称得上幽默吗？笑等于幽默吗？有人说幽默是一种高级的智慧，这似乎是全世界公认的真理，但谁又是公认的幽默大师？谁又是真的有幽默？是跳梁小丑的滑稽表演？还是让人思考的艺术展现？这些疑问我们都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答案，我们会看到谁是真的幽默，谁是没有幽默在那里制造幽默。

　　（全文）

　　我们今天所要欣赏的这篇《说笑》就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散文。作为题目的“说笑”这两个字，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说说笑笑，不是一个并列的结构，而是一个动宾结构，“说”是动词，“笑”是它的宾语，“说笑”的意思是说一说“笑”这个问题。这篇文章不长，我算了一下，不到两千字，一共只有五个自然段，非常小。所以我觉得它很适合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下边我们按照这五个自然段的顺序，一段一段地来细读。

　　我先来读一下第一段：“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看这一段的第一句，“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便成了文人的职业”。我们可能还都能想起自己当年语文老师讲作文，可能经常说一句话叫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开门见山，当然好文章不一定非要开门见山，好文章可以有许许多多种开头的方法，我干嘛非要开门见山，我开门不是山，开门是水行不行，也可以。但是开门见山是一种好文章开头的办法。我们看报纸上电视上讲一个什么东西，最常采用的就是开门见山的方式，特别是《新闻联播》，必须开门见山，你不能绕了半天弯子，不让人知道要说什么。那么钱钟书的这一句话就让我明白，他不是闲着没事，泛泛地来说“笑”这个东西，他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一句话针对性就出来了：“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他针对的就是幽默文学，这里就要讲一下背景。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幽默，他们身体力行，创办一些专门发表幽默文章的刊物。一时间一些专写幽默的小品文盛行，追风潮的作家也努力去撰写离现实比较远、追求刻意闲适、刻意轻松的文学作品，形成当时特有的幽默文学。针对这种现象，鲁迅首当其冲站出来批判，鲁迅指出当时中国是一个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的时代，是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这些浅薄的小品文，一方面点缀人们的太平盛世，一方面掩盖着穷人的呼号和血泪。到头来“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干净简洁的文字已经表达出鲁迅的立场，鲁迅不是反对幽默，而是认为我们人民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而有人却在这个时候提倡幽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继鲁迅之后，钱钟书的《说笑》就诞生了，与鲁迅的态度相比，以幽默著称的钱钟书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钱钟书的态度，钱钟书没有像鲁迅那样正面地来批判幽默文学，他没有，而是用他自己特有的文风，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讲“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便成了文人的职业”。我觉得这句话比鲁迅更刻毒，他比鲁迅说得还要狠，鲁迅是堂堂正正讲道理。钱钟书一下子就把“幽默文学”这四个堂皇的字眼跟卖笑联系起来了，说你这是卖笑。所以我说钱钟书有的时候是很坏的，你读钱钟书的文字，经常觉得这是一个“坏”家伙，当然是一种善意的“坏”。就是真正的幽默大师，他的杀伤力比那个不幽默的人要强很多倍，因为他用一种特殊的武器，一下子就给你穿透了。把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我们马上就明白钱钟书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很清楚，同时也设定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角度，也就是说他不是正面地来谈论幽默文学，而是只从“笑”这一个角度突破进去来谈幽默文学，这个突破口选得非常好，中国散文讲究起承转合，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起，一下子扣住了题目。你不是说“说笑”嘛，那我就从卖笑开始谈，而且用非常精炼的一个话题，引起读者的兴趣。看上去好像漫不经心，实际上现实针对性非常强，可以说这叫做举重若轻。好像一种武林高手的风范，你看鲁迅也是，一上来态度也很庄重，但鲁迅好像就是硬碰硬，鲁迅是举重若重，你一百斤，我就用一百斤的力气给你举起来。钱钟书好像随随便便走到这里，一抬手就举起来了，他是用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看短短的第一段真是简洁利落，没有一个废字，道理讲得无懈可击。而这个文字你读了三两行之后，它自然散发出一种幽默的味道，你感觉它上来就不同意这个幽默，他说幽默文学是卖笑，但是他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幽默的。所以这短短的第一段就已经把读者吸引住了，好像一个人随便一挥手，幽默的气息就出来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惟—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噪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为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读钱钟书的文章你经常感到很过瘾，你经常觉得，假如你也按照他这个角度来写文章，你一定写不过他。什么叫叫人佩服？就是你按照和他一样的方式做事情，你做不过他，这样的人就值得佩服，或者说就值得崇拜。如果刚才我们说第一段那个文章是起，那么第二段就是承，起承转合的承，紧接着第一段。他从人和动物对比的角度来探讨笑的问题，我们五四之后二三十年代的很多作家，有一个特点，经常把人还原到自然中来讨论，比如说这个狼，狼它就是要吃羊的，狼吃羊是上帝规定的，是天经地义的。而羊就是要给它吃的，所以狼吃羊没有什么可谴责的，狼虽然吃羊，但是狼从来不吃狼，这是狼比我们人“高尚”一万倍的地方。而且狼在不饿的时候，它也不随便糟蹋羊，它也不随便吃羊，它不会把羊抓来玩够了再吃，它不会。我们人有什么理由在狼面前自高自大呢？在狼的面前我们人是何其虚伪不道德。我想狼和狼之间如果用它们的语言互相咒骂的时候，一定说这个家伙坏极了，坏得像人一样。我想在狼的语言中，“人”可能是最厉害的一个骂人的词。所以从动物学的角度来看人，往往能够给人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启发。你看钱钟书先引亚里士多德的话，把人还原到动物中去，人是惟一能笑的动物，然后说能笑，并不意味着需要笑。狼是随时可以吃羊的，但是它不饿的时候，它不需要的时候它不去吃。也就是说你有什么能力，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发挥和实践这个能力。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高中给中学生做讲座，那个高中的学生很有思想，他们很有反抗性。他们提一个问题，说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反对我们早恋，说我们已经到了有恋爱能力的年龄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恋爱？然后我说我也不反对早恋，但是我说一个人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要去实现这个能力呢？你有很多能力，你是到了十六七岁，有这个能力，你还有很多能力呢，你可以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你也可以练习田径运动，你有很多很多事要做，为什么非要做这一个事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干嘛非要专攻这一门呢？就是说人有了一个能力之后，不是说马上要去做，你酝酿酝酿等能力更强一点的时候做，是不是更好？那么钱钟书的这个意思也是这样，说能笑并不意味着需要笑，你可以每秒钟都笑，你为什么要笑？是不是脸上能做出笑容，嗓子里能发出笑声，就要笑。接下去他指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我读他的文章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过，他说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而是会笑之后，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就不笑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严肃起来，因为不敢笑，我一下子就开始反思自己，我是不是经常有一些时候，自己并没有幽默，而是用笑来掩饰一种什么东西。比如我在领导面前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因为没有幽默而笑，我为什么要在领导面前笑呢，自觉不自觉地笑呢？特别是你去听音乐会，你看到很多人跟别人一起鼓掌，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当别人静静欣赏的时候，他在那里百无聊赖，或者在那里拼命地喝可乐，吃面包就榨菜，一顿猛吃，一看别人鼓掌了，赶快夹着面包鼓掌，表示他听懂了这个音乐。还有的人去看画展的时候，看书法展的时候，其实也看不懂，但是看着别人都跟着评论，他也跟着评论。好啊，这个写得非常好，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也去美术馆看书法，看着下面写着两个繁体字“奋斗”，看这字写得多好，多么遒劲有力，“奋门”。这种事情我想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遇到一些，就是人他其实没有那个欣赏能力，但是他要合群，他为了别的目的，要来伪装自己，你说他明明是缺乏那个能力，他遮盖这个贫乏。这就是钱钟书讲的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那么钱钟书的幽默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是从深刻的观察来的，你看他经常提到一些细节，他对人性的观察非常深，说明他平时就熟悉。其实我们平时不也很熟悉那些干笑，陪笑，皮笑肉不笑，但我们没有在脑子里很深刻地去想，我们经常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随便地捏合在一起，以为它们之间有逻辑关系，其实是没有的，或者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比如你看电视里有一些记者去采访老乡，老大爷，你的茄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好？老大爷说，嘿，党的政策好呗。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党的政策好和茄子长得好，有这么简单的关系吗？只要党中央政策一好，茄子就长得好。我说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记者，他对党的政策不负责任的报道，他这么简单地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报道任务。也许他的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但他把这个事情弄成一个可笑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看钱钟书写出这个笑的辩证法。幽默，哪有那么容易的幽默，哪有那么容易就让你幽默起来的笑呀。幽默是一种很高级的人性，不是随便笑一笑、逗一逗，就叫幽默的。他在剖析了这些之后，他来了一句狠的，他最后说“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把幽默文学和傻子的呆笑又并列起来，前面一个卖笑，后边跟傻笑又联系起来了。你看钱钟书的语言好像是东拉西扯，最后针对的还是幽默文学。我们看金庸写武林高手，经常用一句话叫好整以暇，就是说在激烈的活动中，他抽空干点闲事，打着打着架，抽空在墙上写个字，表示他功夫非常高，能够忙里偷闲，钱钟书就有这个本事，从第二段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段，这一段非常长，我们看钱钟书写得多么好，我觉得读了他的文章，我简直觉得我不敢往下讲，因为我不可能讲得比他更深刻。第三段是全文比较长的，核心一段，也可以说是起承转合中转这一段。读这一段我们首先就会佩服作者的旁征博引。一个人有学问很容易，但是他能够这么灵活地旁征博引，随手就引来一些跟“笑”这个论题有关的材料，说明“笑”是不可人为的。而林语堂等人，他们以为提倡幽默就可以使中国人变得聪明智慧。首先我们说中国人到底笨不笨，这本身就是有疑问的，谁说中国人就比西方人笨？谁说中国人就没有幽默？一些人说，一些人觉得中国人没有西方人幽默，但是后来你读一读张爱玲的文章，张爱玲说西方人哪有什么幽默。西方人的幽默才是小丑，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幽默大师，所以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存疑的，这个问题是可探讨的。况且即使中国人真的笨，经过你提倡幽默就能不笨了吗？中国人不幽默，你一提倡就幽默了吗？那么钱钟书这一段文章里有一句名言叫做“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我觉得这句话是全文的文眼。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唱歌，可以，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工作，可以。但是我们很难号召大家一起产生某种感情，感情是不能号召的。比如我在这里说，朋友们让我们仇恨起来吧！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绝不可能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有一个美国教授来到中国演讲，美国人比较幽默。就讲了一个笑话，讲了笑话之后，然后就让这个翻译给他翻译，翻译给他简单地说了一句话，然后全场的观众就哈哈大笑。这个教授就很奇怪，对这个翻译说，你的水平怎么这么高啊，这个笑话我在很多场合讲，那个翻译都翻译得不好，没有什么效果，我讲得这么幽默，你怎么稍微翻译了两句，他们就笑了。怎么回事？这位翻译说很简单，我刚才跟大家说，这位美国教授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请大家笑一笑，大家哈哈就笑了。我们知道他指挥的其实是一个动作，是一个笑的动作，而不是从心里发出的高兴。笑不能提倡，钱钟书进而就指出笑不能提倡的原因，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幽默不能提倡，你在那儿提倡，提倡起来的幽默是什么东西？那就是小花脸的滑稽表演，小花脸的表演不是也能让人笑吗？这是一个很能迷惑人的现象，小花脸能够使我们笑，我们看很多相声演员的东西，我们也笑了，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钱钟书真是厉害，一个字就道破了他们的区别：“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一个“对”一个“跟”，两个字，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在钱钟书的笔下，就点铁成金了。我们马上就明白了，最后钱钟书很有力地说：“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是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我们笑的是他，不是他说的那个事。比如说那个演员在台上摔了一个跟头，我们笑的是他的笨拙，并不是他用他的智慧，把我们逗笑的，不是。那么隐隐地就告诉你，很多自以为是幽默大师的人，看上去不过是戏台上的小丑。你看有谁能够自封自己是幽默大师的吗？这很难，你说自己是某个方面的能手，可以，说自己是幽默大师，这非常难。

　　下面我们看第四段。“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像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作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我们知道每个民族的人，可能都给其他民族的人留下不同的印象，留下某种气质。比如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德国人是不幽默的，英国人是幽默的，法国人是浪漫的，俄国人是懒惰的，中国人是深不可测的等等。我们会对每个民族的人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人在马路上丢了一块钱硬币，怎么办？假如这个人是美国人，他马上会打电话找警察，喂喂喂，我丢了一块钱硬币，马上帮我找一找。我是纳税人，你要为纳税人服务。这是美国人办事的态度，美国人特牛，他的任何事情国家都要负责任。要是英国人呢，耸耸肩膀就走了，没什么，算不了什么东西。表示很有绅士风度就走掉了，如果是德国人呢，他就会把他丢钱的这块马路作为一个寻找范围，纵横各画上一百条线，画成一万个小方格，然后拿一个放大镜，一个格一个格找。最后一般都能找到。这是强调说德国人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但是显然是很不幽默的，显然是很没劲的。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会一仰脖子，算了，谁拣到让他买棺材去吧。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态度。这里钱钟书对德国人的评价，显然是认为德国人是没有幽默的，认为德国人是偏重于严肃的，英法人的幽默是比较世俗的幽默。

　　那么钱钟书接着说：“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第四段就是起承转合的合，是做结论的部分。但是钱钟书做结论也不老实，仍然是挥洒自如。他指出幽默不能成为主张和职业，一成为主张和职业就坏了。其实不光是幽默，其实什么事情只要一成为职业，就坏事了。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找一个职业，找职业是为了我们吃饭，但是职业本身往往是无趣的。我看过一个调查报告，说世界上85％以上的人，都不喜欢自己的职业。但是没有办法，他虽然很擅长这个，但是他并不喜欢，为什么艺术家受人尊重，因为艺术家的职业往往是他自己喜欢的。他正好喜欢这个事，他又擅长这个事，所以他活得比较愉快，活得比较幸福。其实我本身的事情也是这样，我经常跟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说，我们大家为什么要考中文系？为什么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还不是因为你原来是一个文学少年、文学青年，抱着文学的梦想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怎么样呢？我说中文系误我终身，没想到这个事原来很有意思很有趣，一旦成了职业用它来吃饭的时候，乐趣就减少了。你坐在电影院里和别人一起看电影，人家都是随便地笑，随便地哭，很幸福，在那里欣赏，叫欣赏艺术。我们很紧张，我们在那里用职业的眼光看，这是主题、这是结构、这是倒叙，弄得索然无趣，不能和别人一起哭一起笑。所以我经常提醒我们的学生，我们对自己的职业要有反省，我们可能是职业变态者。前一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围棋大师吴清源谈围棋的感受，围棋也是这样。本来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艺术，但是现在都职业化了。每天棋手们忙着比赛，比赛有高额奖金，为了获得奖金，为了获得冠军去下棋，可能就要不择手段。可能输了也要不承认，或者巧妙地利用规则，来使自己获得胜利。比如一个年轻棋手和一个老棋手比赛，他明明不如这个老棋手，但他知道时间拖长了，这个老棋手身体就不行了，脑子可能会混乱，他就跟他拖着，想尽办法把他的身体搞垮，叫乱拳打死老师傅。而且经常能够成功。像聂卫平这样的人，前五十步是天下无敌的，但是过了两三个小时，他身体不行了，只要出一招错招，就会被对方抓住，最后人家反败为胜，他是反胜为败了。所以钱钟书批判职业化，钱钟书自己也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好。他是一个学者，但是他经常“不务正业”，他写小说属于“不务正业”，他写小说、写散文都是“不务正业”，不要太把自己的职业当回事，就是说又能够围绕着它，又能够离开它，这样的人可能是活得更轻松更自由的人。钱钟书说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这可以说是钱钟书自己的幽默观。也就是说真正幽默的人，应该对自己也能幽默，你不要老去讽刺别人，你不要老担心别人不了解你，别人不理解你，不要老向别人去解释你做得工作多么好。你主要应该去了解别人，最重要的是了解外部世界，你自己受了人家的冤屈误解不重要。你甚至可以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俗人，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真正自信的人，你不在乎这样调侃自己。它不会损坏你自己，那么大家甚至可能觉得，这个俗人还不错，这个粗人也很文雅，还是很有文化的。就是能够对自己也幽默，这是幽默的更高的一个境界。

　　我们下面来看最后一小段：“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典学者的参考”。前四段是起承转合，这是起承转合之外的一个补充。本来上面四段已经把问题讲完了，上边四段本身也可以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就是说没有第五段，这个文章也可以独立写完了，但是大作家有这个本事，他的文章可以再加一段。他首先指出假充幽默的两个动机，尊敬、利用。什么事情只要是好的，具有价值的，就难免被人利用。其实世界上迄今为止，所有好的东西都被人利用过的。你说正义是好的，就有人说我是正义的。任何一个名牌出来不久，马上就有假冒，因为你有价值，因为你是好的。而假冒起来之后呢，这个真的东西还往往打不过这个假的，我们一般人总怀着幻想，说邪不压正，未必。可能从人类历史很长的时间来看，是邪不压正，但是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段里，经常是正不压邪。那个名牌产品一旦被假冒起来之后，它很难打败这些假冒的，最后就被击垮。你只有另辟道路，另起炉灶，这是经济学上有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道理。竞争起来因为坏的东西是不择手段的，好的东西是要遵守规则的，所以好的东西经常是吃亏的。就是善于骗人的人，容易得到更多的选票，他玩一个什么小伎俩，肚皮上打一枪，选票就上来了。经常是坏的东西更占上风，所以钱钟书说假货毕竟充不得真，是从长时段来说的。在短时段，特别是具体到人的一生这个短的时间里，你可不要相信正不压邪，不一定真理获得胜利，而经常是假丑恶获得胜利，而这才是我们人活着的意义。假如人活着都是一片美好，总是好的动东西胜利，那还有什么劲呢，那人就不必要奋斗了，反正好的都是胜利。正因为好的东西经常不胜利，经常失败，坏的东西经常胜利。所以我们活着要跟这些坏的东西做斗争，要反抗，活着的意义是反抗，是想把坏的现实变为好的。回到这个“银笑”，“银”本来是像银子一样的声音，这里又和“银钱”联系起来，又回到了文章的第一段“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这是一种像对偶一样的，前面出一个上联，这里有一个下联接着，第五段轻轻松松地回到了第一段上。

　　我们总结一下钱钟书这篇《说笑》的写作特点。第一个叫做推理严密，论证透析。你读起来很轻松，如果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五段文字，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读起来又很洒脱，可以说洒脱中有法度，这就是功夫。既有现实的针对性，也有哲理的深度和普遍意义。所以过了六十多年，今天读起来还是这么有针对性，好的文章是能够超越时空的，我们为什么说鲁迅是伟大的？就是因为鲁迅是超越时空的，鲁迅所说的问题今天还存在，那么钱钟书这个文章一样，表现出一种大学者、大作家高瞻远瞩的气魄。谈的是三十年代的幽默文学，但是能够穿越时空，你在别的时代也能够考虑幽默的问题。

　　第二个特点，材料丰富，左右逢源。这篇文章很让人佩服的地方，也让我佩服的一个地方，是能够打通古今中外，纵横潇洒，扯得很远，又收得拢。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有渊博的知识积累之外，更需要有灵活驾驭材料、打通知识壁垒的良好悟性。那么钱钟就是这样的一流人才，我们把钱钟书叫做通才型的大学者，“通”我们中国人做学问，从古到今都是讲“通”这个字，一定要做通了。没有人教过钱钟书什么叫幽默，但是他学了那么多东西，他学通了，他谈幽默就能谈得这么好。其实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可以相信，他谈什么都可以谈得好。因为你不知道他肚子里有多少书，而且随时拿出来可以用，所以这是钱钟书给我们的启发。

　　这篇文章的第三个特点是文笔幽默，才华横溢。钱钟书谈论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处处都有严肃，但又处处引人发笑。而且这个笑是我们心悦诚服地跟着他笑，我们不会对着他笑。他反对幽默文学，可是他这篇文章就是幽默文章。也就是说他用这篇文章树立起一个真幽默的榜样。啥叫文章？你看看这篇文章，这才叫幽默文学，不是你们提倡起来的东西。真正的幽默应该是我不幽默，这才叫真的幽默。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钱钟书自己并不是因为自己不会幽默才去反对人家，那就成了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你自己不会幽默，你反对人家的幽默，这是没有力量的。这个文章之所以有力量，是我自己非常幽默，比你们强得多，然后我说你们那个不行，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高的境界。所以这是钱钟书以幽默来反击幽默文学，不可能有比他做得更合适的。

　　其实鲁迅那个文章本身也是幽默的，但是鲁迅的幽默是一种辛辣的，带着辛辣讽刺的幽默。鲁迅的批判性像烈火一样，连同自己一起烧在里边的，读鲁迅的东西，你会有痛感，痛楚感。他拿一把刀，他挖社会黑暗的时候，把自己也挖一块，他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然后他自己说我自己也吃过人。所以这个时候你想笑，觉得又笑不起来，他都说自己吃过人了，你想是不是我也吃过，就会这样想。而钱钟书，你看我们今天只讲他作品的优点，但是也有人批评钱钟书，说钱钟书是站在人生外边。钱钟书他把自己放到一边，他不讲自己。你看他的文章里不说我怎么样，刚才我给大家讲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也经常说我怎么样，我也经常把自己放在里边，钱钟书他不把自己放在里边。他就说这个事怎么怎么可笑，所以我们读这个文章的感觉，会觉得钱钟书是坐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好像在剧场里看戏，有坐一楼的，有坐二楼的，有坐三楼的，钱钟书一个人在大顶上，他一个人在大吊灯上，他在大吊灯上看。所以他不但看台上的戏可笑，看我们这些观众也很可笑，但是我们都看不见他，因为他太高。他处在一个最高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被他的学问所征服，被他的智慧所征服。觉得他说得真好，我们达不到，可能就不再往下想了。但是有些研究者他还会往下想，之所以钱钟书这么幽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他跑到人生外边评论人生。所以我们今天一块跟大家欣赏钱钟书《说笑》这篇文章，最后能够使我们不仅是理解幽默和笑这个问题，对整个人生恐怕都有所启发。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从方鸿渐看钱钟书 -孙 郁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2日 14:12

　　主讲人简介：

　　孙 郁：1957年出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为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党组书记。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

　　内容简介：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1947年写就的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取意为“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城》自1980年再版以来，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文中那些精妙绝伦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讽刺耐人寻味。小说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婚姻遭遇和生存境遇深刻刻画了某些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他们的懦弱、虚荣、自私、功利以及欺骗性被钱钟书一一嘲讽。

　　方鸿渐在恋爱婚姻上的失败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开的，他的好虚荣、爱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导致了他事业上的连连受挫。当他留学归来，凭从一爱尔兰人手里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受到地方小报记者的夸赞时，他“感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好些”，方鸿渐对文凭极为“认真”的功利性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学教书、做名教授的美梦也因博士文凭被校方怀疑而破灭了。方鸿渐图慕虚荣之心被钱钟书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三闾大学的生存环境让这个听来才高学富的方鸿渐备感失落，在假博士文凭“光环”的笼罩下，方鸿渐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遭遇尴尬，从回国后给学生演讲到三闾大学的任教，这位尚有一定正义感、良知未眠的方鸿渐一直在维护自尊心和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挣扎着。

　　方鸿渐无疑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钱钟书对方鸿渐的爱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钱钟书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打量、审视背后隐含了什么内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从方鸿渐看钱钟书”，敬请关注。

　　（全文）

　　《围城》为什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现象之谜，就是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种反顾、一种打量。那么它描绘了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状态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说，这本书现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愿意读它，因为他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也看到了现在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影子。现在的中学和大学的知识群落，这些文化人何尝不像当年那样，人们陷入在一种荒诞的文化困境里面。就是说钱钟书当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态，这种知识群落的思想的顾忌，在今天依然延续着，这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围城》主要描写了方鸿渐这个人，他从27岁那年从法国留学，从欧洲留学回到国内，然后两年之内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这样的一段生活。

　　那么方鸿渐他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开始是失业，没有什么职业，后来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来他属于父母给他找的爱人，还没有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后来在银行里工作，在银行的工作过程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就产生了恋爱的关系。钱钟书在描述方鸿渐在上海做职员的过程当中，那一段爱情的故事，写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文化青年，他在恋爱场上、在情场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种茫然的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写从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个鲍小姐那个爱情，他追求鲍小姐，鲍小姐也对他眉来眼去，但最后到了岸上，他就被鲍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骗，所以钱钟书眼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温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最后呢，无意中他和孙柔嘉小姐，孙小姐结婚了，他那个结婚，本来对孙小姐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女性，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不断地产生冲突，他陷入了家庭的无边无际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鸿渐这个人，不论是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亮点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种悖论、一种荒唐的陷阱里边。比如他跟孙小姐结婚之后，他说的话。他说：“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后，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是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方鸿渐这个人他在谈吐当中给人感觉非常儒雅，像一个读书人，但是钱钟书在描写的过程当中，觉得他呢，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个在高校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的一个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涂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来，来了以后呢，本来以为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实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所以我觉得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对婚姻我觉得表现的是一种很悲观的态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钱钟书觉得人是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的，人必定要受到命运的一种捉弄。比如恋爱之前，他觉得他那么美好，最美好的东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东西他倒来了，你追求到手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在一个尴尬的泥潭里边。方鸿渐这个人开始是想要追求什么，想要寻找什么，想要企盼什么，但最后你就感觉到，这种寻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种麻木、痛苦、绝望所代替。最后我们读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方鸿渐这个人物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觉新、跟好多作家笔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样，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形象。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在看方鸿渐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钱钟书他自己，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美学追求。

　　我们在分析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他们是带着一种外套，就是学人身上穿的一个外套。就是说，没有真正地才学，但是呢，他们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识、炫耀自己的智慧，讲话经常讲一些哲理的语言，有一些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些对话又不是像方鸿渐这种人自己发明的，他不过是贩卖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他和赵辛楣有一次对话就谈教育，他经常说一些非常精彩的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感觉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许人们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那么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他经常说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方鸿渐他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在钱钟书的小说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中国当下很多到欧洲、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我们看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感觉到，当年钱钟书笔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学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在镀金。那么方鸿渐就是一个在欧洲几个国家留学镀金的一个文化人，他也没有学到一个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阱里边。所以最后在友人赵辛楣梅的推荐之下，就去了三闾大学。三闾大学在湖南省的一座国立的大学，那么到了这个大学以后，他因为也学无所长，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在国外因为没有拿到学位嘛，他当时为了满足他的家人的虚荣心，他就用了一个假文凭。到三闾学校以后呢，他也没敢说自己有假文凭，所以他当时只得到一个副教授，他本来想在这个学校好好工作，想做点事情，但是呢，这个学校教授们，从校长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员，种种行为跟官场和商界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钱钟书他是一个书斋中人，他一生当中除了在大学，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后来搞过一段翻译，他没有更深入的社会底层人的这种体验。但是他的敏锐性，他对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常常能够从细节，从人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能够发现人性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你比如钱钟书在写对话，写方鸿渐和这几个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别的女性注意的时候，写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这很像欧洲的一些讽刺小说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影响。赵辛楣和方鸿渐一起和高松年校长对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不同的感受，他们的失落感，他们的吃醋，他们的狡诈，他都勾勒出来。所以给人感觉到钱钟书他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通过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的。所以这是《围城》这部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从上海到三闾大学那一段漫长地旅途当中，那一段描写是相当精彩的。那一段描写，钱钟书在《围城》当中，他通过这些衣食住行这个描述，来写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无聊、文人的荒唐。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几个人，比如说赵辛楣，李梅亭，大学教授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炫耀，比如他们坐不了车了，他拿这个名片他最后能坐上车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寡妇，眉来眼去，互相斗情。在钱钟书眼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过是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其实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气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钱钟书他是把他内心的大的哀凉，深深地隐含在嘲讽画面的背后。他在画面上他以那样嬉笑怒骂的文风，他的文笔，来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读完后，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群落。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无奈和悲哀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思想。像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苏小姐、汪处厚、高松年、韩学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笔下一个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符号、一个观念的载体。所以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笔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很幽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钱钟书认为是无用的，特别是学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很多是无用的。鲁迅晚年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做空头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家，要去找一点实事，干一点实事。因为鲁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文人无用，他们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就是商的奴才，他们要么是依附于统治者，要么就是依附于老板和一个利益集团。那么在《围城》里面知识分子依附的什么呢？你们感觉到《围城》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个官气很浓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哪个系、哪个系主任的时候，他要考虑到教育部官员的关系。而且教授们为了升官他要拍马溜须，要依附于什么。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立场。

　　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克莱登大学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痛不欲生，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就是说钱钟书通过方鸿渐这个命运，尴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落、失业、失恋、失态、失宠，他展示一个什么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一个很动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写得非常圆满、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伟岸。但是钱钟书不相信圆满，方鸿渐我们就会感觉，他在学生面前，他是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点呢，钱钟书我觉得他在方鸿渐这个形象上，他通过方鸿渐命运的苦运的出现，他表现了人性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里边，他经常揭露那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短处，他看到了他们的丑陋的一面。

　　钱钟书其实他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也容下了他的这些思想。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钱钟书经常讲，他不相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的东西。他说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实现必须附之于庶地，用很庸俗的办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东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来操作，你必须用非常庸俗的方法来操作，才能够成功。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况且不美好的东西用什么办法来操作的呢，所以钱钟书在小说里面他不断地发现知识界的奥妙。比如在报馆里、在银行里、在大学里边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他写的这几个读书人，这几个教授，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说在国内的土生土长的教授，写他们都是这样。在五四以后呢，可以说鲁迅、钱钟书他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鲁迅呢，他是以战士的、战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加上一种反讽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叙述语言和叙述语码。那么钱钟书呢，是靠着自己的聪慧，他的才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尽管他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第三个呢，在人物身上他处处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样一个命题，也会有一个相反的命题和它相对，就是说人无往不在一种枷锁当中。当你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同时你就失去了什么，所以《围城》这个书名它本身就有一种哲学的意向，就是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冲进来。人呢不断地在选择，但是不断地进入一种陷阱，不断地进入一种灾难。开始人们所想像的，和最后收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方鸿渐这个人物形象，那么在这几点上呢，就使我们感觉到钱钟书他的精神世界，他内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钱钟书晚年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拒绝媒体的采访，电视台要找他去录像，他坚决不出现的，因为他也知道人一说话一表现，上帝就会发笑，说不定也就变成方鸿渐，骗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他处处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尴尬性，他对人的这一点他是非常绝望的。我觉得钱钟书他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方鸿渐最根本的意义，预示着我们现代教育的一种失败，现代某种文化的一种失败。他在看似神秘艰深的外表的背后，他隐含着一种空虚，无力、灰色、荒诞这样的一种深切的隐含，隐含这样一种意义。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们现在被名利所驱使，他们远离了学问，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和学术没有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经常想，如果鲁迅和钱钟书他们现在很年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写出更精彩的文章来嘲讽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一个民族最可怕的腐败是文化和教育的腐败，因为只有大学才能够生长精神，才是纯洁的精神的园地，才是思想的源力。你看很多西方的国家，很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学里面产生的，因为这个大学里面应当是一种超功利的，它是不应当有功利理念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外在的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自由，一种完全是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才会产生一种学说。你比如古希腊，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呢？因为当时古希腊的人，他们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他们强调文化的无功利，那么无功利他就会想到心灵和上苍直接进行交流。想到月亮为什么是这样的，星星为什么是这样的，大海的浪潮怎么产生的，然后他就出现了逻辑学，出现了自然科学，各种各样学说都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从孔夫子开始，我们开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诉我们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为统治者服务，要为谁谁服务。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别人身上，为谁谁服务的，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不是独立的思想。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就写了一些没有思想、浑浑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丑陋的文化人。他们根本没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没有那种超功利的文化情怀，哪怕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那种忧患，对当下生活的这种感怀、伤世都没有。所以三闾大学呢，其实就是中国当时现代教育腐败和黑暗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它的警示意义非常之大，因为当中国的大学都像三闾大学这样存在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的。所以我想钱钟书之所以我们说他伟大，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问题。他用自己那种反讽的语言，那种颠覆性的、叙述语序，他描述了这个生活，他把这种可怕性，和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性展示给读者，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洗心革面，就是说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要从根本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中国文化悲剧的时候，经常讲到社会，讲到民众，其实社会民众的叙述者是文人，那么文人自身不能够解放，成为一个很委琐的，非常奴性的这样的人物的时候，那不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文化。所以《围城》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巨大和深远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重新来看《围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们可以还原到历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省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情况。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历史，它是有自己的源头的，它有流脉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标本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通过方鸿渐，通过《围城》，通过钱钟书，我们可以深深地来反省我们人类自己，反省我们今天人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在以虚幻的以一种欺骗人的、或者被别人骗的方式，存在一种尴尬的文化境界里边。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援的、无助的一个孤苦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幻想而又实际上永远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一个可怜的人物，它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 -叶广芩

　　主讲人简介：

　　叶广芩：北京市人，满族，西安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学就读于北京女一中。1968年分配到陕西，当护士、记者；1990年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1999年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2000年到陕西周至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关注生态与动物保护，长期蹲点于秦岭腹地的老县城村。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人大代表。

　　主要作品有家族题材的小说《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等，长篇小说《采桑子》；纪实题材的《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琢玉记》等，多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如《红灯绿灯》、《黄连厚朴》、《谁说我不在乎》等。其作品曾多次获奖，主要有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百花奖等。

　　内容简介：

　　她是慈禧叶赫那拉的后裔，她是出身于八旗世家的格格。人家说她是贵胄后裔，可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这个姓氏曾给她带来过什么样的灾难。

　　历史的选择，让这个叶赫那拉家族从满清的皇室一步步走向了没落。所以，叶广芩出身的贵族家庭并没有给她什么生存优势。她出生时，一大家子人已经开始四散飘零，他们只能靠寄卖来维持家里的正常生活。家的基调给她的是一种落魄、冷漠、贫穷、苍凉、另类的感觉。

　　她的童年是在四合院中度过的，耳濡目染中，自己家族的兴衰、四合院里的是是非非便烂熟于心。这为后来她的《采桑子》、《黄连厚朴》等家族小说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有人评价她的家族小说，说，“这是她积淤已久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北京四合院赋予了她很多很多的东西，不知不觉中这些埋藏许久的故事慢慢地走向了她的笔端。

　　生活给这位出身于叶赫那拉贵族家庭的叶广芩开了个大大的玩笑。19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流席卷了整个中国，因为出身的原因，她被迫离开了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京城四合院到陕西插队，而这一去，竟是三十六年。她放过猪、当过护士、做过记者，入过藏、走过八百里秦川。在秦川腹地、以山曲水折闻名的陕西周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叶广芩就是那个穿着旗袍、吃着烤白薯，坐着一块钱三轮车满城转悠的作家兼县委副书记。的确，她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四个年头。她喜欢这里民风的淳朴，热爱这里山川林木的神奇秀美，这里的一草或一木会使她生情，这里发生在金丝猴、大熊猫、华南虎身上的故事曾一次次地让她感动。

　　在周至四年的生活体验，使她对作家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笔尖跳出了四合院，转向了大自然，转向了生态文学。开始了对人乃至对人类的生存与命运的终极关怀。远离都市繁华喧嚣的秦岭腹地—老县城，给了这位格格作家太多太多的东西。当时只是抱着深入生活、探访未知世界的念头踏进这块人迹罕至土地的她，如今已深深地爱上了它。她亲近山、亲近老百姓、亲近生灵，她记录着、传播着、沉思着。她在《老县城》这本书里说：“倘若我能预料到这种结局，我会早些进入这个领域，四年的老县城生活使我思考了许多写作之外的事情”。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作家叶广芩女士，我们欢迎叶老师上场。叶老师是旗人，祖姓叶赫那拉，出生在东城区的四合院，是地道的北京人。1968年因为出身的原因，离开了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到陕西插队。她在黄河滩上放过猪，当过忽视、当过记者、入过藏、走过八百里秦川。20世纪90年代又到日本去留学。可以说不同的、丰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拓展了她的创作视野，同时也成全了她的写作。她写过普通的市民、写过京城四合院，现在又深入秦岭深山，写起了自然生态以及动物的系列小说。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叶老师为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讲她的写作，《从京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大家欢迎。

　　我这一次讲话的题目呢，是《大四合院到秦岭深山》，副标题是“从老县城说生态文化与文学”。大家都说，说作家要跟得上时代、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确是这么回事。我特别尊敬的一个编辑现在已经退休了，叫崔道怡，原来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他曾经说过，他说：“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平和境界要高于常人，要新与常人，要看得远、要挖得深，要见人之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成为群众时代的先知先觉。”这个话，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老先生说得非常地对。可是我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我这个人平时稀里糊涂的，人家郑板桥说是“难得糊涂”，我们家挂了一个书法，那是我爱人写的，是“难得清醒”，他给我写的。我那个书房挂了，人家什么斋什么斋，我那个也有名，叫“糊涂斋”。我那个卧室上挂了一个木头牌子，也是我爱人给我挂的，叫“反省中”。就是说你这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你写出的文章，怎么能骗这些读者。也不知道那些评论家们怎么会从你的文章里还能挖掘出什么思想来，他说不理解。我想是因为他对我太了解了，所以他不理解。今天在这儿给大家说这些话，可能也是骗人的。

　　我的家族小说呢，主要是写了一些家里边的素材，挖掘出来给予它一些文学内容。我就想，这些老北京的素材，北京大宅门里边的故事，为什么我们家里的人谁都没把它写出来，非得我写出来？很多事情他们知道得比我更多，他们的文化水平比我更高，可是他们没写，让我写了。我说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离开了北京。如果我今天还泡在北京城里，泡在我这个四合院家里边，恐怕我跟他们一样，也是什么也写不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北京的作家为什么没写出像我这样的东西。我就说，北京的作家有北京作家的生活环境。我每回到北京是一种什么状况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家住在东城，现在就是那一片地方被拆了，那些四合院全没了。我原来回来的时候呢，四合院是非常优美，海棠树、金鱼缸、石榴树什么的。但是冬天，回来都是冬天，那个院里头是没有暖气的，生着蜂窝煤炉子，弄着白铁皮的烟筒，在屋里绕一圈再转出去。每天还得担心那火炉子灭，蜂窝煤炉的那个热力是极其有限的，比我们现在的暖气差远了。所以我每到冬天回来，就得穿着大衣在街上走来走去地，溜啊，这样还能暖和一点。我在街上溜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老天啊，我说北京那么多作家，他们现在都在自己的单元房里边有着暖气，幸福地生活着，只有我这个作家凄凄惨惨地被冻得满街转，就是上个厕所还得穿上大衣跑到公共厕所去，蹲坑儿。那么这一种别有一番滋味，是我区别于北京作家的一个点，所以我的作品和北京作家的作品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个区别。

　　那么家的基调给我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落魄、冷漠、贫穷、苍凉、另类，这是我对我家的几点归纳。人家说你贵族家庭，贵族家庭应该是生活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知道，贵族家庭的后裔，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这么长时间，我们家基本是靠卖东西来生活。所以我小的时候，很小就和寄卖商店打交道，卖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么这种状况下长大的孩子，一个是敏感，再一个是自卑。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都是干部子弟，人家穿的衣服都比我新。我穿的是什么呢？穿的是我父亲的礼服呢马褂改的夹袄，看起来是非常地另类。大铜扣在这儿，然后是黑的，里边里儿是蓝绸子的。我说现在要是把这衣裳穿上了，那多时髦啊！现在街上卖的那个，现代中式服装，有哪一件比得上我那个衣服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和人家的灯心绒、条绒的制服一比，那我那衣服太土了，就是给人一种非常自卑的感觉，老和人家不一样。一到交学费的时候，就拿不出钱来，就藏在人家的背后，等同学都走完了，跟老师悄悄的地说，能不能给我免费。因为父亲死得早，1956年就死了，没有生活来源，老是这种状态。这些呢，我想也就渗透到我的骨子里边去了。到今天，实际上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虽然在县里边当个什么书记，当这个、当那个，但是我实在是觉得，我是进入不了角色，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为什么写出了北京大宅门这么多的东西呢？我说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文化政策的宽松，就使得文学艺术非常地宽松，现在。我写这些东西原来我还很有顾虑，就是说你写这些东西，人家会不会说你是企图翻案？你是格调不太健康，是不是太灰暗了，有这种顾虑，那么我现在好像没有这些想法了。因为如果写出这些东西，能够被大家所理解，能够被年轻人所喜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读者的一个思路的拓宽，也是一种文学的进步。包括我个人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和民族的习惯，包括北京四合院赋予我的一切，不知不觉地就走向了我的笔端。许多不想提及的往事，原来被我封起来了，永远也不去想它。比如说我当反革命的事情，带着牌子去游行的事情，这些我都不愿意去想它了。但是封了这么多年了，忽然我觉得从封的泥口这儿，从坛子里就冒出了酒香，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坛好酒。正是因为这些磨难，给予了我文学创作的素材和激情，才使得我别于常人能够写出大家喜欢的东西。这也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性的共同，也是文学的美丽。

　　2000年的时候呢，我要求到我们陕西周至县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后来组织部就派我到周至县挂一个副书记。实际上我是什么都不管，我就住在秦岭深山，一个叫老县城村的这么一个地方。一个作家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老县城这样的地方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作家来说，至少对于我个人的人生来说是一种净化。我就跟别人说，我说我到周至县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别的收获，我换了一副“狼心狗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用自然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看我们人类。在我这个《老县城》书里边提到了一个所罗门，所罗门是中世纪的一个国王了，传说他有一个指环，一个戒指，谁戴上这个戒指，就能听得懂野兽的说话。这个所罗门王戴上这个指环以后，听到了很多野兽的语言，他也听到了鸟的语言。听到了鸟说哪个哪个妃子对他不忠，另外有相好，他非常生气。所罗门王就把这个指环扔了，嫌它太扰乱他的心。我就想，我说所罗门王靠指环才能听懂鸟兽语言，这确实是有点太不怎么样。大自然万物寸焉，活活泼的生物，完全无需你借助魔法的指环才能达到和它们交流。实际上自然再小，再不起眼的生命，它也有它的喜怒哀乐，它彼此也能传递它们之间的信号。它们的这些感情，我们完全能理解，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

　　在周至县，在大熊猫保护区，老县城大熊猫是时常可见的，我在佛坪自然保护区，那是老县城的南边一点，刚开始的时候，给大熊猫带圈，最早给大熊猫戴圈，那个圈不是像我们现在金属的，是皮带的，皮带上弄一个无线电发射装置。这个皮带要编号，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很原始，就是把皮带拿红漆写上多少号，过一段时间这个号就磨没了。要给这个熊猫重新写上号，就根据无线电追踪，找着一个大熊猫。保护站的人就提溜着油漆桶，去给皮带上写号。这个皮带戴的时间长了，那个油啊，熊猫那个油磨在上边，这个漆就写不上了，在上边描半天，这个熊猫急呀，你还没描上，然后自己拿起桶来朝上一扣。熊猫很聪明的动物，它现在完全知道你对我没有任何的伤害，它知道它是宝贝，你把我杀了你得枪毙。动物它是非常聪明的，有时候我也想，我说熊猫这个性情像谁呀？这个性情，有时候我就想，熊猫的性情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情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近。老子写“尚善弱水”，在周至楼观台。是不是也受了熊猫的启发在里边。近视眼、高度的近视眼，不愿意活动，往那儿一靠，这胳膊一搂一抱竹子，就像吃芹菜一样，然后这胳膊再一搂、再一搂摸不着了，站起走两步，嗤坐下了。看不到远处，有一次我和一个熊猫面对面，我就这样拿摄像机，这样照着它，我就看不见它那眼睛。因为那俩黑圈，我就想看看它干嘛，因为我在看着它，它也在看着我。我就把眼睛掉过来一看，哟，睡着了。它能在你的视线下，在你的摄像机下，它能睡着了。你想想它把什么放在眼里？它什么也不放在眼里头。

　　不光是有大熊猫，我们那儿还有金丝猴。金丝猴呢，有一次在猴年的时候，我们有个乡长姓侯，逮猴犯了猴案了。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故事，猴年侯乡长逮猴犯了猴案，给判了刑了。金丝猴是个很有思想和人非常接近的动物，我们那个保护区有一个叫雍严格的大熊猫专家，他是当地人，他的父亲过去是个老猎手，打这个金丝猴。这个金丝猴在二十世纪50年代是各个乡、各个村都集中起来要打猴的。打猴干嘛呢？就是做那个皮衣服。我也问过，我们那儿有个老会计，有金丝猴皮的衣服。我就问他，我说你穿吗？他说，我不穿，我从来也不穿。我说为什么不穿？他说：你知道吗？金丝猴皮的衣服，所有羊的皮的衣服什么的，它有绒毛，皮底下它是有毛的，它是保暖的，惟独猴它和人是非常接近的。那个金丝猴的毛是非常长，像人的头发一样长，披肩发，“金发女郎”。他说这个做成皮大衣以后，你把手一扒拉这个皮面，没有绒，就像是头皮。你穿这个就像穿头皮。我说这个消息，我说你应该在报上写一写，让所有想穿金丝猴皮大衣的人，看看他谁还做，谁还穿人头皮的衣服。金丝猴在打它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要围山。一边儿围山，一边儿把树砍完，最后把金丝猴围在小的环境里边，人上去，人猴大战，他是要猴，不是要活的，就往死里打。

　　其中雍严格同志他就说，他的父亲在一次围猴的过程中，有一个大母猴抱着一个小猴突围出来了。这个母猴突围的时候，背了一个别人的猴，自己还抱着一个自己的猴。跑到一棵枯树上，再没有地方可跑了。这个雍严格他爸爸拿着枪和另外一个老猎人，两个人，对着猴就瞄准。正要开枪的时候，这个母猴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这样。我说一个猴能做出这样的手势来，这猴干什么呢？它给它那两个小猴喂奶，这俩猎人就想，它喂奶等一会儿，给猴喂奶。那小猴可能也不太饿，吃了几口不吃了。这时候那个母猴就把那些枯树叶摘下来，把自己的奶水挤挤，挤到这个树叶上，把这个树叶放到小猴能够到的地方，放了很多的树叶。最后这个母猴面向着两个猎人，就把自己的脸一捂，它说：开枪吧。这两个老猎人再也举不起枪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动物，是一个母亲，从此老猎人再也不狩猎了。这就是我们山里边发生的事情。山里人他和动物的这个感情是非常地融会贯通，非常地好的。你比如说，有一个农民他在山里边摇那个栗子，山里的栗子树非常多，他摇栗子呢，看树上一个穿黑棉袄的，他说：你在上面摇，我在下边捡，咱俩一家一半儿，上边就使劲地摇，他就在下边捡。他后来说：别摇了，太多了，咱们背不了了。这一喊，上边扑通掉下来了，是个大黑狗熊，这熊一看，哎哟！下面这么一个人，撒腿就跑，就钻到树坑里，跑没影了。这个人一看狗熊跑了，自个儿背着栗子回来了，给地上留了一半，给狗熊。到今天为止，山里人还有这样的习惯，山里的柿子树、枣树等等这些树、这些果实，从来都不摘完。要留，留给谁？留给鸟吃、留给动物吃。我说这种关系，保持到今天，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动物它都是和人一样，它是有灵性的、它也有自己的尊严，我们对于这些应该给予理解给予尊重。

　　秦岭山地呢，我想给大家说说，就是有一个，我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叫《老虎大覆》，最后一只华南虎，被打死了，这是我们到今天应该反省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本身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完好的小说。在周至的东南部，1964年的时候，发现过一只老虎。这个老虎为什么出现在这儿呢？是因为林区不断地砍伐，老虎已经没处可去了，就逃到这儿了。逃到这儿以后，最先发现的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儿上学，山里的孩子上学，起得很早，他们住的也很分散，各个村这儿几户，那儿几户就是这样的。孩子们早晨上学的时候，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串起来一块儿到学校去。那么这个孩子早晨上学的时候，走得稍微早了一点，他妈给他在火膛里煨的土豆，揣在怀里边。还带着一个狗，上学去。走到半道呢，他想吃他的土豆，热乎乎，就掏出来坐那儿吃。他的狗就跑到前面去了。一会儿狗就跑回来了，吓得就往他的怀里钻，吓得只哆嗦。孩子以为狗要吃他的土豆，就往外推，怎么也推不出去。后来这孩子觉得不太对，怎么这个狗变成这样了？结果抬头一看，树后边蹲着一只大老虎，老虎就在看着他，非常非常近。小孩儿一下吓坏了，拉了一裤子，也不会说话了、也不会喊了、也不会哭了，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时候，一会儿他那些同学们从别的地方都过来了，本来他走早了嘛，都过来了，然后一看，你怎么在这儿呢？这孩子说，有大家伙，山里人管老虎叫大家伙。那个山里人，名儿取得都很怪，生的长子都从老二排，老大让给山里边的东西。是一种对山林的崇拜，对自然的崇拜。那这孩子说有大家伙，这些小孩儿说哪儿有大家伙？树后边什么也没有，就说他看花眼了。老师也不相信，小孩爸不相信。但是，小孩老说他看见大家伙。后来有一次老虎真的在破碾子这个地方吃了一个人。有人说这是周至过去逃难的灾民，因为没有人找，老虎的脚印，人的撕破的衣服，还有人的血迹和搏斗的痕迹，在山林里边，就是说真有老虎了。有一个队长开会，乡里边开会，一开开到半夜，早上起来点着火把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家怎么没有烟冒出来？门还关着呢，然后跑到后院一看，满地的老虎脚印，大肥猪也没有了。然后他就赶快到乡里来报告，说是老虎到他们家去了。乡里这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带着两杆步枪、一把手枪，带了几个猎人就沿着脚印追下去了。终于在一个山坡上，就看到了吃饱了的老虎。在那个坡石头后头卧着睡觉呢。然后公安局的同志就说，说咱们这几个人，一个是猎人、再一个就是民兵，神枪手，两个步枪先开火，冲着老虎，你们都是神枪手，一定要注意，要把老虎打准，打脑袋，千万不敢打到身子上，打身子上可了不得。把老虎打得惊起来以后，然后咱们猎枪、手枪再一块儿打。这两个神枪手说行，公安局的人说“预备起，打”，其中一个步枪打出去了，一个步枪卡了壳了，打出去的那个步枪呢，它是瞄得非常准的，一个神枪手。但是他没有想到，老虎睡觉它像猫一样，它是这样，这个爪子这样，它的头弄在那个爪子那儿，这一枪打到爪子上。老虎一下就蹦起来了，那个尾巴一扫，就把周围的灌木扫倒了一片，那个老虎的吼声震动山河，那个吼声简直是太大了，这几个人都吓呆了，在后边。老虎一看，起来一下就发现他们了，冲着他们就过来了。这个公安局的说：“开枪，快开枪啊！”于是乱枪齐发，就把老虎给打死了，老虎顺着那个坡，一下就滑下沟底下去了，把那个灌木压了一个胡同，滑下去了。老虎的势是非常大的，死了，在沟底下。上边的猎人愣愣地坐了一个小时，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话，半天不知道老虎死了没有，谁也不敢下去看。让谁下谁不下。后来就往下扔石头，扔完石头扔木头，砸，还没有动静，谁下？谁也不下。商量了半天，说那咱让狗下，就把队长家这狗俩人操着腿“一二三”，一扔，就给扔下去了。这狗它也是有它思想的，你们都不下去让我下？所以狗下去以后，马上腿一着地就从那边翻上来了。翻上来连正眼都没看这几个人一眼，就直接回家了，不干了，狗不干了。这几个人一听没声，那算了，咱下去吧。确实是，老虎打死了。把老虎抬上来，抬到队长家，挂在房梁上，就是房檐上吊着，大概身子有两米长，加上尾巴大概三米多。当时就开膛破肚，就把老虎开了。老虎皮现在在我们陕西动物研究所，做成了标本，老虎骨头一斤47块钱，买了2000多块钱，老虎肉给老乡分了，老虎的内脏一挖出来，虎胆先掉出来了，这个队长说这个虎胆我要，英雄虎胆。这个是个好东西，就放在石头旁边了，肉都给大家分了。那些油公社拿走了，公社干部后来有时候值班，开会到晚上的时候，煮点挂面吃，挖一勺子老虎油，搁在挂面里边。我曾经问过吃过老虎油的人，我说什么味啊，老虎油，他说了几个字，我听了只笑，他说无色无香。我想不出来，这无色无香的油是一种什么油？橄榄油？不知道，反正就想像不来，但是热力非常大，一边吃你得一边儿脱棉袄。

　　咱们回过头再说队长的这个老虎胆，都处理完了，他找不着了，怎么也找不着老虎胆了。发动大家找胆，最后终于在他们家门后边找着了。是他那狗，把老虎胆给吃了，据当时他说，那个狗嘴都绿了，狗脸都染绿了。后来我想，我说这狗它纯粹是一种报复，它绝不知道是好吃。因为咱们做鱼，苦胆破了，这鱼肉都是苦的，更何况你要把苦胆咬破了，吃这个苦胆呢，这得多大的毅力才能吃这苦胆哪。狗吃，狗为什么吃？你不是说好东西吗？好东西我就让你得不到，就把它吃了。从此以后，他们家这个狗和这个人家一直到死都是离心离肺的，就没有好。这就是一部小说。这个事实我没有做任何的更改，我想我说出来了，大家也就知道这个小说的内容是怎么回事。

　　像周至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历史积淀丰厚，刚才我说，历史积淀丰厚。在汉代的时候、秦代的时候，它是皇家的御园、上林园。大家可能都知道，汉朝皇帝打猎的地方，上林园。那个谁呀？司马相如曾经写过一个《上林赋》。另外一个文学家杨雄写过《长杨赋》，长杨宫、上林园都在周至。那地方有个地名叫射熊馆，当年汉武帝狩猎的地方。有一个诗就说“白马今鞍从武帝、旌旗十万猎长杨”，这是个打猎的地方。当时他打了猎以后呢，就把猎物关在一个大圈里边，然后找匈奴和老虎、和狗熊去搏斗。就像罗马那个斗兽场，咱们那个汉武帝就干这事儿，当时的场面是“千人唱，万人和，山林为之震动，山川为之荡波”，这么一个场面。汉武帝一日博熊三十只，我说这个空武有力呀！是别人，真是我们难以想像的。那个皇上，清朝的皇上有这样的记载，一日射虎多少多少只！他是射虎，它是有距离的，这个是搏熊，咱们的汉武帝搏熊，一天搏三十只，所以这个地区，狩猎这个风气是很有传统的。

　　这儿有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射熊馆，一个农民，他旁边有渭河，汉武帝就是死在这个地方，叫五榨宫，在这儿托孤。他的陵墓就从这儿运过河，就是茂林，埋在陕西兴平的茂林。那么有一个农民，这是我们前几年的事儿了，在渭河里看见了一条大黑鱼，渭河的水是那种季节性非常强的。哗，水来了，就很大，水一退就干了。他一看一个黑鱼搁浅了，这个渔民看到这个鱼以后，陕西人是不吃鱼的，农民是不吃鱼的，就要获取它。他不吃我也要你，下到河里，拿锄头把鱼脑袋敲碎，拿裤腰带把鱼鳃一穿，到集市上买了二十多块钱。特别大一条大黑鱼，这个渔民在敲碎鱼的时候，他发现在主流里边还有一个大鱼，更大，主流。但是这个主流里的鱼没走，大概是一对，那个黑鱼眼看着他把那个鱼敲碎了，卖了，拿走了。这个农民看了，那儿还有一个，今天我卖了二十多块钱，我明天把那个再逮着。正好第二天一看，那个也搁浅在那儿了。那个在那儿，走不了了，他就过去照样敲碎，今天好，今天换了个麻绳，有准备而来了，就拿这个麻绳，这头儿拴在腰里，那头儿拴在鱼鳃上。它不是要过主流嘛，把鱼拉进主流，这个农民的女性非常好，他打这个鱼，很多人在岸上看着他，跳到水里，把鱼往这边岸上拉，这个鱼和其它的脊椎动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脑袋碎了，它那种自然存在的本能还在。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蛇脑袋一下砍下来了，蛇身子还会动的，而且说不定那个蛇脑袋断了身子的脑袋，它也会咬你一口，这就是脊椎动物的特性。这个鱼到了水里以后复苏了，活了。那么大的大鱼，它在水里边有劲啊！就把农民往水底下拽。农民水性也好，往上游，游上来，鱼给他拽下去，游上来，鱼给他拽下去。岸上的人就这么看着他，反正这人水性好，没关系。但是这样争来争去，就把他带下去了。等人们第二天发现他，捞上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鱼还活着。为什么他不解开这绳子呢？麻绳，遭水一泡解不开了。所以，就为了一个鱼，你说是鱼复仇，还是它为了什么，失去一个它的生命了，这个冥冥之中，我说很难让我们今天来想得清楚的。

　　秦岭它是一个鲜活的、是广袤的，对于狗熊啊、对于狐狸呀、大熊猫啊，对于这里的一切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问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些动物吃什么？熊猫吃竹子，花豹吃肉，什么什么吃昆虫等等。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对人你就不能问这样的傻话。人吃什么？你要是问人吃什么，很难回答你。你只能这么问：你说人不吃什么吧！因为我们人吃得太复杂了，尤其是什么大家闹“非典”、果子狸、穿山甲，使劲儿地吃啊，老鼠啊，包括婴儿的胎盘、包括喝自己的尿，你说他不吃什么，他什么都吃，所以我说这也是自然对人的一种报复，这病、那病。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是和谐、是质朴、是自然、是天真，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是敬畏、是知道感恩、敬畏山川、天地、敬畏我们的祖先、敬畏我们的父母，还要敬畏我们的后代。后代干嘛要敬畏，我说后代最应该敬畏了，你今天干的事要经得起后代的检验。对自然的这种感激，就应该像孩子追随母亲一样的那种感激，时间是悠长的。人生是短暂的，宇宙是广袤的。我们个人其实是很渺小的，心灵的净化是我们环境净化的最基础的基础，这就是我在周至四年的思考。把它们写出来，我想，用法国一个哲学家叫狄德罗，他的话做结尾是最好不过的。就是说：“我们的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诗句以后，陡然发出的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压抑后，发自内心的一声深沉的叹息，而引起我们的深深的思考。”完了，谢谢大家。

　　听叶老师演讲，我们应该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她特别会讲故事。她的小说也是故事性很强，有趣、生动，同时呢，又非常地沉重，那是因为故事的背后有一个作家的审视和思考，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因为对于叶老师来说呢，一切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也让我们所有的人怀着对生命的一种感动和敬畏珍爱自然、珍爱生命。好，最后让我们感谢叶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从文化视角看几首唐诗宋词 -冷成金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为韩国韩瑞大学客座教授，主持并完成了国家“九五”社科项目 “中唐至北宋文学的嬗变”。

　　个人主要专著：《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文学与文化的张力》、《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部分）》、《隐士与解脱》、《古道酣歌》等。

　　内容简介：

　　唐诗宋词可以说是臻于我们中国文学之美的极致，但是唐诗宋词何以为美？我们一直不甚了然，中国古代的很多选本以及无数的点评，只告诉了我们哪些诗是美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美的？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古台》。千百年来，一直被后人传诵着，它为什么会成为永不过时的经典？我们说因为陈子昂的《登幽州古台》已经超越了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每当你吟诵起来的时候，你都会产生一种价值的空没感，无所依靠，孤苦无助。当你正视直面你的生命的真相的时候，你就产生了悲剧感，这就是悲剧意识的觉醒。而悲剧意识的觉醒，恰恰是价值建立的一个前提。

　　像陈子昂这样的诗，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是经常出现的，如果你翻开《唐诗三百首》，翻开《宋词选》，随便翻一翻都会遇到类似的句子。这些句子它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象，不同的语境表达了同一个基本的母体，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母体。这样的诗它直奔你心灵当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使你最为感动。所以它能成为永远的经典。

　　还有杜甫的《登高》和《秋兴八首》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当你读完了这些诗，你的心理就被抚慰了一遍，为什么呢？你的整个价值建构的精神历程，就走了一遍。

　　我们大家更熟悉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是千古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从本质上讲，它有消极的味道，同时也有对悲剧意识的超越。它在破灭你英雄梦的同时，又告诉你一条超越的道路，这就表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这首词之所以被大家被一般的读者，不是被专门研究家所喜爱，而是在一般的读者当中广泛流传，主要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一层心理。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其实它也是描绘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心理结构，一种情绪的流程。人的心灵经过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的心灵洗礼，这样的情感洗礼，使你的心灵变得新鲜而开放。所以当你再回到人间的时候，你这个“起舞弄清影”就有了新的意义，就有了新的感觉。

　　（全文）

　　唐诗宋词可以说是臻于我们中国文学之美的极致，但是至于唐诗宋词何以为美？应该说我们一直不甚了然，中国古代的很多选本以及无数的点评，它告诉了我们哪些诗是美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美的？今天有一些观点认为诗词或者文学作品是一种形式美，它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美。我对这个观点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是我认为如果说它是形式美的话，那它也应该是我们民族心灵的外化，也就是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形式美，是文化外化以后的一种形式美。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下面我就要选取几个与唐诗宋词有关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从文化的视角，从我们民族心灵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赏析我们大家最为熟知的耳熟能详的一些诗词。

　　第一个问题就是悲剧意识的觉醒与精神家园的追求。陈子昂的《登幽州古台》的文化赏析。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它必然都有成熟的悲剧意识，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种成熟的文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的文化当中也含有浓厚的丰富的悲剧意识，没有悲剧意识的文化应该说是没有韧性的。历史上真正流传千古的经典，它有着跨时代的意义，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像陈子昂的《登幽州古台》就超越了时空，我们今天不讲陈子昂怎么样随武攸宜北征来到了冀县这个地方，来到了今天的涿州这个地方，想起了古代的也就是燕赵王高筑黄金台，求贤纳士的那样一段历史，想起了自己怎样不得志，然后又写出了《登幽州古台》等等这些。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即使不谈这些，我们吟诵的时候照样会感受到强烈的震撼。甚至说如果我们详细地了解到了陈子昂写这首诗当时的历史背景，反而对我们的艺术感受能力是一种很大的局限。为什么呢？因为陈子昂的这一首《登幽州古台》已经超越了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什么意思？每当你吟诵起来的时候，你都会产生一种价值的空没感，无所依靠，孤苦无助。西方经常讲人是孤苦无助的，其实最孤苦无助的应该是中国人，我是从文化上讲，因为什么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古人对你的价值建立丝毫没有帮助，后人对你的价值建立也没有丝毫的帮助，那么这就是价值的空没感。这就是直视正视你的生命的真相，当你正视直面你的生命的真相的时候，你就产生了悲剧感，这就是悲剧意识的觉醒。而悲剧意识的觉醒，恰恰是价值建立的一个前提，你对你的价值进行了追询，这就是价值建立的开端，所以这是悲剧意识的觉醒。

　　这样的话，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是经常出现的，你如果翻开《唐诗三百首》，翻开《宋词选》，随便翻一翻都会遇到类似的句子。这些句子它都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象，不同的语境表达了同一个基本的母体，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母体。像这样的诗就直奔你心灵当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使你最为感动。那么接下来下面的两句是什么呢？那就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刚才我讲了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它除了暴露人的生存困境以外，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要弥合人的生存困境，所谓弥合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解决，当鸿沟把你分到此岸以后，让你无法达到彼岸的时候，它又给你架起了一座桥梁，也就是给你指出了一条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这就叫弥合。再把这个鸿沟给你弥合上，那么这就叫我们所说的执著与超越的统一，此岸与彼岸的统一，它是怎样来统一的呢？你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个人生命是短暂的，也许没有希望了，但是不是因此就彻底绝望了呢？不，他马上给你指出了一条出路，“念天地之悠悠”。“悠悠”是什么呢？悠悠就是永恒，就是绵延不断，“念天地之悠悠”是由此我想到了，由此我又感悟到了，在我这个也许没有希望的生命之外，还有一个永恒的天地。天地是什么？天地就是天道，天道是什么？天道就是由人道升华而上的一种基本的道理。可以简单这么讲，我个人是没有希望的，我个人是有限的，但是外在于我的那种天道，那种人道，它是无限的。我只要把我这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天道当中去，那么我就可以和这无限的天道同时获得永恒。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它表现的就是这种意识，但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个向永恒天道的融入，它实际上是以牺牲自我，牺牲个人或者说以付出为代价的一种超越。它是一条现实出路，但这个现实出路，它不是简单的前面的那种个人感性生活或者说个体的一种简单继续。它是对个体的一种超越。什么叫做个体的一种超越呢？比如说你很小的时候，你不懂的事情，这个时候你没有超越的价值。当你懂得自己拿一块糖，给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爷爷奶奶吃的时候，这时候你自己就牺牲了一块糖。而牺牲了你自己的一块糖，付出了一块糖的代价，那么就是一块糖的超越。这就是对个体的超越，这就是你获得了超越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中国主流文化当中价值建构的一个基本的起点。所以“念天地之悠悠”。向悠悠天地的融入，实际上就是自我的个体的，可以说是一种消失，也同时在这个消失当中，它又获得了一种更高的升华。

　　至于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同意这个观点，我不强求，但我们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它肯定是如此的。其实在我们今天大喊个人主义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必然蕴藏着这些东西，否则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感动。为什么？这就是人性的高贵，我经常讲人是生而高贵的，他高贵就高贵在他有一种超越自我的一种内在的天然的冲动。那么最后一句是什么呢？独怆然而涕下，说他为什么哭了呢？就是他找到价值以后的一种感动，这种感动是富有悲剧意识这个味道的。为什么？他明白了，哎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个人也许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只要是牺牲我自己，把我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悠悠的天道，我就可以获得永恒。但是他毕竟是一种奉献，这意味着自己的付出。所以这种付出就是一种我刚才说的，这种具有悲剧意味的眼泪，独怆然而涕下，他是人获得了价值觉醒以后的一种感动，但这种感动绝不是廉价的。所以我说《登幽州古台》这一首诗，你不要看它只有四句，它实际上表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母体，也就是表现了我们每一个人心灵当中最深层的东西，你平时是感觉不到的，你只有通过吟诵这个，才能使你觉醒。

　　第二个问题，在天道与人道的疏离与亲合之间，杜甫的《登高》和《秋兴八首》之一。什么叫在天道与人道的疏离与亲合之间呢？我们中国人没有外在的上帝，但是我们有一个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天道一点都不神秘，天道就是人的基本伦理道德，基本社会秩序的强化，把它强化到了上升到了一个天道的这样一个高度上。天道与人道的疏离与亲合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天道永远高于人道，人道永远不可能达至天道，也就是说不可能和天道重合，或者超越天道。而天道又给人道提供了一种指向，它是指引人道发展的一种力量，那么这就是疏离。这个疏离你不要以为它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恰恰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高于人道的天道，让我们不断去追求。同时人道与天道还有亲合的一面。这种亲合的一面就是说天道来源于人道，同时它又要还于人道。但这个还于人道它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超越性的回归，这就是天道与人道的疏离与亲合。在整个传统文化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每一位中国人当中，我仍然指的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如果你还心里面还存着传统文化，那么我们指的就可能包括你，包括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

　　那么杜甫的这两首诗，他是怎样表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疏离与亲合呢？我们看他的《登高》，《登高》说“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你看首联，起句突兀，可以说如狂飙来自天外，一下子就将全诗笼罩在一种沉郁悲壮的气氛当中，同时又透显出儒家所说的，那种刚健不息的大化流行，当然它的基本情调是扩大而深沉的。自从宋代的严羽以来，我们对诗圣杜甫的诗，一直用四个字来概括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沉郁顿挫。但是历来没有人解释沉郁顿挫，到底在文化上是什么含义？我们通过从传统文化，从文化的视角来赏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沉郁就是指他的浓烈的悲剧意识。而顿挫就是在这个浓烈的悲剧意识的基础上，经过这种艰难的过程，来对这种悲剧意识进行了超越，这就是顿挫。从文化意义上讲，沉郁顿挫，它指的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颔联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大家最喜欢的我想是这句诗。那么这句诗和陈子昂的《登幽州古台》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是一样的。“无边落木萧萧下”，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其实也不过是长江岸边的一棵树一片树叶，一棵树能有多长的寿命？一片树叶能有多长的寿命？那么对于滚滚的长江，对于无尽的长江来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应该说是没有希望没有价值的。但是你只要把无边的落木融入到滚滚的长江当中，从精神上和滚滚的长江融为一体，那么你就获得了永恒。你不要只想到你自己是一片落叶，是没有价值的，你还要看到这滚滚的长江，这无尽的长江。这就是在给我们指出了悲剧困境的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下面两句是下面的两联，实际上是对上面两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一联的一种解释。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四句现在的读者觉得好像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如果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长，尤其你曾经经历过沉浮，经历过艰难的时事，你再深入杜甫的心灵，你就会感觉到杜甫这四句诗确实是非常沉郁，沉痛。但是在沉郁和沉痛之中，有什么呢？又透显着一种豪迈，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有“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样的一个基调。后面的四句它其实还是一种超越，而这个超越它不是廉价的，为什么呢？艰难苦恨，这个艰难苦恨是成为超度的梯航，应该说这首诗主要表现了什么呢？主要表现了人道与天道的疏离。这里边并不是没有亲合，我已经说过，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悲剧意识的一个最大特点，它讲究的是此岸与彼岸的统一，执著与超越的统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也就是说具体到这首诗当中，既有疏离也有亲合。但是这首诗最重要的是人道和天道的疏离，你看“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就是表现了这种天道高高在上，而人很难企及。当然还有一句“不尽长江滚滚来”，这表现的是以疏离为主的一种亲合。那么是不是他的诗当中就没有以表现亲合为主的呢？有，那就是著名的《秋兴八首》的第一首，“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玉露凋伤枫树林”，这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是我最喜欢的杜甫的一句诗。在这句诗里，你可以看到秋霜化为玉露，你秋天不是来了嘛，你不是要凋零万物嘛，你不是要令万物肃杀嘛，可是在德配天地的仁者的眼中，这种美就是一种爽利之美，你看秋霜都化为玉露了。所以玉露凋伤枫树林，这一句话我就可以证明刚才我说的那个，人道与天道的亲合，你要想人道和天道合为一体，你的人格就必须达到很高的境界，达到怎样的境界呢？达到一种能够包容天地的境界。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六十而耳顺，耳顺是什么？耳顺就是我听见什么话都顺耳。说可能吗？可能。也就是说人格境界到了可以包揽一切外事外物的这样一个程度，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件事情，在他来看，都是丰富他发展他的一种精神资源，而对他没有任何损害，这就叫耳顺，这就叫德配天地。所以在德配天地仁者的眼中，秋霜化为玉露，至于下面说“巫山巫峡气萧森”，至于下面说“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这不仅没有像李贺的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那样厚重那样凝重，不仅没有那种感觉，反而使人感觉到了诗人宏大的气魄，为什么呢？已经有了第一句“玉露凋伤枫树林”，你再困难再萧瑟的秋天，再艰险的自然环境，都是可以被包容的。所以这两句黑沉沉的阴森森的诗，在这里一点都不显得沉重，只能显出抒情主体的这种宏大的气魄，这就是人道与天道的亲合。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丛菊两开”当时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在巫峡，他又想到了成都，他从成都来到了巫峡，两开，在成都开，在巫峡开。“他日泪”，将来的某一天，将来的某一时刻，我想到今天的情景的时候，我会为此而感动得感伤得流泪，这就叫“丛菊两开他日泪”。问题是下面一句，“孤舟一系故园心”，这个时候出现了孤舟，孤舟是系在哪里呢？是系在故园的心灵上，也就是说游子是思念故园的，关键是最后一句“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这一联诗是万家灯火的感觉，“寒衣处处催刀尺”，秋天来了，要做寒衣了，催动了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晚上打布的声音在响起，这是一片人间焰火的情景。你不要小看这人间的情景，它恰恰是由上面的“玉露凋伤枫树林”的那种由情感而包容的天道，回到了人间的人道。以天道始，以人道终。天道和人道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循环。而这个循环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超越性的循环，是一种超越性的亲合。我们在现实当中，实现了由天道回到人道或者说由人道升华到天道，再由天道回到人道的这样一种亲合。等你读完了这首诗，你的心理就被抚慰了一遍，为什么呢？你的整个价值建构的精神历程，就走了一遍。这就是我要说的人道与天道的疏离与亲合，这也就是杜甫诗的沉郁和顿挫。

　　第三个问题，彰显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赏析。任何一首优秀的诗词，它都是我们民族情感的最凝练的表达形式。你只有把它背后的民族情感给它开掘出来，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这首诗词的真正意义。你像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如果让同学们说实话好不好？他有顾虑，说它好吧，实在觉得别扭。说它不好吧，又怕别人笑话水平低。事实上从真正的，所谓语言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很难接受的。你让孩子背，背什么呢？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他很容易背，你要让他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三句还行，“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他就会问你是不是让我将来说相声？这么绕口，没有意思。“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都是些什么呀，确实没有多少诗意，但是为什么它是千古名词？就是因为它暗合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心理流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这一句话就概括了我们民族从英雄梦的兴起到英雄梦的破灭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中国人没有外在的超越的价值观念，也就说没有上帝。但是有内在的超越的价值观念，而这个内在的超越价值观念，一般来讲，它除了纯粹的心静修养以外。还要通过做英雄对社会来建功立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英雄梦。

　　但是面对着滚滚的长江，你会看到，英雄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到底又有多少价值呢？当你面对长江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英雄的渺小和英雄的无奈，为什么呢？后面你看说“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即使面对周瑜这样的少年英雄，我们和长江相比，也会觉得微不足道。所以你只有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长江当中，你才能获得价值。什么意思呢？也就说千古风流人物，你个体的风流，每一个单个的个体，几乎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奉献出了个体，你把个体融入到这个长江的洪流当中，你才能够获得永恒。这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淘尽的意思。那么多风流人物，有什么意思？你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想，我即使当很大的官，即使赚很多钱，我今世怎么怎么样，也会被长江淘尽。你那个简单的浮浅的英雄梦，面对着这首诗你不觉得它非常苍白吗？你多少年为之奋斗的东西，你一读这首诗你就会马上动摇，为什么呢？“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千古风流人物尚且都被淘尽，何况你还入不了风流人物之列？何况千古。所以立刻就把你原来的那个没有经过询问的，没有经过悲剧意识的觉醒的那种自然建立起来的那种价值观念给推倒了。所以这就是英雄梦的破灭，但是同时又告诉了你另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你一定要相信“不尽长江滚滚来”，你一定要相信“念天地”，你一定要“念天地之悠悠”，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这个长江当中去，这是我们的主流文化的精髓。至于说后面的一些诗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你看说故垒西边，人家说是三国周郎赤壁。这有什么诗意？没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有什么诗意？很多吃这碗饭的人，老是把它写得多么美，其实他自己也没觉得美，他是为了写文章才说它美。我告诉你，它其实不美，美就美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美就美在这首诗的神理，它的神理不在说“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羽扇纶巾”。而在于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三句相首尾相接的最后的“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这是什么呢？这是叫消解悲剧意识，中国人消解悲剧意识的因素或者说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有这样几种，仙、酒、自然、梦、女人，我是说的传统文化里面。你看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主要有这五种，这几句话里面，就占了三种，故国神游，有梦。多情应笑我，有女人。早生华发，人生如梦，有梦。一樽还酹江月，有酒。

　　所以这首词从本质上讲，它有消极的味道，为什么呢？就是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同时也有对悲剧意识的超越。它在破灭你英雄梦的同时，又告诉你一条超越的道路，但是这是隐含着的。那么这就表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这首词之所以被大家被一般的读者，不是被专门研究家所喜爱，而是在一般的读者当中广泛流传，主要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一层心理。

　　我们看第二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大家如果喜欢，我倒不反对。为什么？从文词上来讲它非常漂亮，当然仅仅从外在形式上讲，绝不足以来说明这首词的价值与意义，这首词其实它也是描绘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心理结构，一种情绪的流程。你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是代表了从屈原的《天问》以来，人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追询。仅仅是把酒问天吗？其实不是，他是追询我从何处来？我到哪里去？我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但是这个追询有没有结果呢？其实它不可能有明确的答案。所以最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是一个心理过渡，你注意，开始是一种心灵追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有的同学问，为什么不把茶问青天？不把可乐问青天？不把醋问青天？我刚才已经说了，酒它是消解悲剧意识的一种重要因素。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当你在辘辘红尘之中，你还想着去追询自己的价值意义吗？不，你只有喝上酒，一切都破除以后，你的本真的情感才会流露出来。所以才会把酒问青天。

　　所以第一句是一种心灵的追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接下来是心理过渡。这种追询是不是有答案呢？没有，“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欲乘风归去”。归去，好像是回家一样，天好像是天堂。天上宫阙好像是他家一样。但他不知道自己家里是不是适合自己居住，高处不胜寒。这是从心理过渡，那么接下来就是现实答案，这个现实答案很简单。“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又回来了，用我们的俗话说，“夜晚千条路，白天卖豆腐”。还是要回到现实当中来，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苏轼的词绝不仅仅如此，这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简单重复，它是一种超越。什么样的超越呢？这个超越就是心灵经过洗礼以后的超越。人的心灵经过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的心灵洗礼，这样的情感洗礼，使你的心灵变得新鲜而开放。所以当你再回到人间的时候，你这个“起舞弄清影”就有了新的意义，就有了新的感觉。

　　下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你看他对现实是多么敏感，这种感情是多么新鲜，而对现实的感性生命又是如何重视，这都是经过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种心灵追询和过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上）-叶嘉莹

　　主讲人简介

　　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20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60年代，叶嘉莹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

　　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

　　1979年回到祖国任教。

　　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

　　著有：《迦陵文集》十卷，《叶嘉莹作品集》二十四卷。

　　内容简介

　　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那自然、平实的语言，表现了古代人民质朴、纯洁的心灵。奠定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诗经》以四言诗为主，在艺术上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朴实无华的语言，朗朗上口的音调，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智慧，今天依然让我们产生共鸣。诗中所描绘的流水、落花、雾霭、寒风，表达的都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真实的情感。

　　中国古典诗词专家、学者叶嘉莹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以诗化的语言为我们讲诗说词，本期《在文学馆听讲座》为您播出《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让我们一同聆听诗歌灵动的音符。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教授，大家欢迎。叶先生少承家教，旧学根底非常深厚，她既是诗人，又是词学研究专家，终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研究，从50年代开始，执教国内外大学，桃李满天下。到了现在叶先生本人都成了中国古典诗词诗意与美雅的一个象征。那么我在请叶先生的时候呢，叶先生说到你这儿来讲古典诗词，那么我就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那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我们欢迎。

　　两年前在《中华读书报》上，其实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她《从来不坐下来讲课》。从来不坐着讲课，我从1945年大学毕业到现在，还都是原则上都是站着讲课的，而且从来不准备讲稿，我都是临时任凭我自己的感发和联想来讲课的。因为我以为，诗歌所传达的不是一个死板的知识，而是诗人的他的心灵和感情的，一种兴发和感动，是当我在讲的时候，我伴随着诗人的兴发感动，把一个鲜活的生命要表现出来，以我的心灵、我的感情，我当时生活的环境，我当时所积累的阅读的背景，而通过了作品和古代的诗人，有一个心灵的这种交汇，而在这个心灵交汇之中，我还不仅是体会了古人的思想和心灵，而是在这种体会之中，当下影响了我自己个人的存在，这是学习古典诗歌的一个意义之所在。

　　很多年轻的朋友问我，在现在经济挂帅的时代，我们学习这古老的古典诗歌，有什么用处呢？这就是它最大的用处，不但使你有一颗不死的心灵，而且使得你的心灵在跟古人的那些个学问、品行、修养都达到很高的境界的人，不但有一种心灵的交汇，而且在这种心灵之中，体验到你自己当下的存在，提升了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当一个诗人，一个作者，完成了他的作品以后，如果没有读者给它这个美学的意义和价值，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如果说杜甫的诗《秋兴八首》，这么好的八首诗，你给一个没有古典文学修养的人去读，他根本不知道，不知所云，不知道它的好处何在，甚至于不能够完全了解。

　　我既然是一个现代的读者，所以当我读古代的作品的时候，我的阅读视野，这也是从西方的接受美学来说，那是一个reading horizon（阅读视野），就是一个阅读的视野，我已经是站在我的阅读视野，来阅读古典诗歌了。大家都知道，《诗经》的习惯是把一篇诗的开始的一句诗里边的两三个字，摘出来当做题目的，因为它第一句是桃之夭夭，所以它的诗题就叫做《桃夭》了。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因为是两组诗合起来相对照的，所以我就把第二首诗也念一遍，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周代的诗歌，《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的总集，相传是当时的周朝的王室，他派了采诗之官到各地，因为当时分封地有很多诸侯国，在各地采择各国的风谣，就是当地的诗歌和民谣，采集各地的风谣，然后配合了音乐，可以看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的民风，他们人民生活的一般的情况，这是中国最早的诗歌。

　　而这两首诗，它们所写的其实就正是在现实之中。我们人类的生活的最基本的两种感情，一个就是生之喜悦，一个就是生之忧苦，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两种基本的感情。生之喜乐，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喜乐，人生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中国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宜室宜家，男女的爱情，男女的婚嫁，生儿育女，种族的延续，是人生的最大的欲望，最大的快乐。就是这种快乐，这种快乐是由你生生不已的，生之欲望的追求和延续而得来的，而这种简朴的内容，它也用了最俭朴的表现的方式。夭夭，夭夭是少好之貌，既青春而且美好，他说你看那些桃树，桃花，桃之夭夭，是这么青春美好的生命。所以在这样青春美好的生命，在桃树之上，开出来这样鲜艳美丽的花朵，灼灼其华，灼灼所以从火字边后来写词的人。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是日出的江花就红胜火，所以灼灼两个字，正是写桃花红似火的这种形容，我所选的这些个诗歌的例证。我想大家已经发现了，都是与植物、花、草有关的内容，本来，古今的诗歌上写作各种内容的作品都非常多，我何以选择了咏花的诗呢？我们说诗，你为什么要做诗。先说一个诗歌的缘起，你为什么要做诗？

　　在中国南北朝的时代，有一位作者，写了最有名的一本中国古老的诗歌的批评的评论的一个著作，那就是《诗品》。是钟嵘写的，他写过一本书是评赏诗歌的专著，就叫做《诗品》。所谓品就是“品评”，他把诗歌按照他主观的评赏，他把它分成上、中、下三品，它前面就有一篇序文，谈到诗歌的欣赏与创作。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我们中国向来以为宇宙万物的生成有阴阳二气，说是冬至的时候，冬至则阳生，当它到最冷的时候，阳气生发了，就由冷而转暖；夏至而阴生，夏至当天气最热的时候，阴气就生长了，天气就慢慢地转为寒冷了，就是这阴阳二气的运行，气之动物，它就感动了万物。所以春天的时候，万物就萌生，秋天的时候，万物就凋零。

　　所以还有一个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我刚才讲的这是钟嵘，比钟嵘更早的中国还有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叫做陆机。陆机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文赋》，《文赋》里边就给我们举了两个例证，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就“喜柔条于芳春”，前面写的还有一句，“悲落叶于劲秋”。因为我以为万物的生长，有春天的生长，才有秋天的零落，所以我把春写在前面了。但是陆机其实是把秋写在前面的，他说什么使我们感动，悲落叶于劲秋，当秋天了草木黄落的时候，就引起人的一种悲哀的感觉。劲秋，那个秋风这么寒冷，这么强劲的，一阵寒风把树叶都吹乱，所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当那芬芳美好的春天来的时候，你看到那冬天的僵硬的柳枝、柳条，纵然它没有发芽，长叶，但是你已经感觉到，它不像冬天那么僵硬了，它似乎随着晴暖的阳光而柔软起来了，所以喜柔条，然后它才发芽，它才长叶了，所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所以才感动了人的情感，而形于是你就表现出来，“咏”是吟诗，“舞”是《诗经》说的，说是情动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啊，感情使你感动，情动于衷，你要用语言表达，你语言这么平白地说，你觉得这个真是不够意思，你要把你的感动怎么样呢，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中国古代的诗人，都会吟诗，都会咏诗，言之不足，所以咏歌之，咏歌之不足，就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是为什么，你看到中国过去的冬烘的老先生一边吟诗，一边还摇头摆脑的缘故，他觉得诗歌里边的这种情意，配合着诗歌的音律和节奏，他觉得这样才能够配合，才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说，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他不但有诗，他还有咏，不但有咏，他还有舞。这是诗歌的感发的缘起，其实《诗品》序里边讲到诗歌的缘起。除了前面这几句以外，它接下来还说了，是什么使你感动？你要写诗呢，除了外在的物象，这是外在的，外在的一些个形象，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草木鸟兽，何尝没有生命呢？我们不是说人为万物之灵，是与草木鸟兽是不同的，可是有生命这一点，这是共同的，有一种生命的共感。所以，南宋一个最有名的豪放派的词人，辛弃疾写过两首词，他说一松一竹是真朋友，每一棵松树，每一根竹子真是让我感觉到是像我的朋友一样；一松一竹是真朋友，山鸟山花是好弟兄，山上的每一个会啼的鸟，山上每一朵开放的花，山鸟山花都是我的最好的兄弟；一松一竹是真朋友，那山鸟山花是好弟兄。你说学古典诗歌有什么用，我先不说古典诗歌在我的忧患苦难的生活之中，给我的力量，就算对于环保来说。你如果知道，一松一竹是真朋友，山鸟山花是好弟兄，你怎么忍心践踏草地，戕害那些个植物和动物。所以学古典诗歌的无用之为用，其可贵之处，正在于此，我是说有一种生命的共感。

　　所以，人才会对于外物的花开花落，草长莺啼，都引起你一种生命的共感。可是一个人，你如果对于这个跟你不同类的生物，都有这种生命的共感，难道你不对跟你一样的人类，有共同的共感吗？所以孔子就说过，孔子说：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孔子说，鸟兽纵然是有生命的，我们也关爱它们，但是它不是你的一个同类，你不能跟鸟兽同居，共同地过野人的生活，你办不到，所以鸟兽不可与同群，这个大家都可以懂得我的意思。所以孔子就说，说人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一个人你不跟这个人类，斯人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同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你不跟这个人类，斯人之徒，就是人类这一群人，“与”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而谁与，谁与就是与谁。那么你跟什么在一起，你跟河马生活在一起吗，你跟飞鸟生活在一起吗，所以人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所以感动你的，就除去外在的鸟兽，草木以外，更使你感动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说，那是物象，物象说的是外物。除了这个以外更使你感动的，是人世的事象，人世之间的种种悲欢离合，死生忧患这些个东西，不是更使你感动的么。所以《诗品》序，在说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他后面就还有一段，他说所以，是“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所以你有好的聚会，就寄诗，就把你的感情寄托在诗里边，表现你在嘉会之中的那种跟朋友的亲近的感觉，嘉会 你就寄诗以亲，离群 你跟你亲近的人分别了，你就寄托在诗里边，来表现你的哀怨。所以你知道，杜甫跟李白两个最伟大的诗人，当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知道杜甫写了两句诗，说什么，说是 “乞归忧诏许，遇我夙心亲”你知道杜甫跟李白什么时候相见的，李白比杜甫大11岁，他们是在天宝三年的时候见面的。那个时候，李白名满天下，李白自己是天才，天生我材必有用，你们都纷纷去赶那些个科考，我李白就不去参加你们那些个的科考，我要等到天子皇帝请我去，我才去呢。李白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果然唐玄宗就请他到了长安，不但请他到了长安，根据历史上记载，说“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让他做翰林院的待昭，天子对他的宠誉，不可谓不深了，天子这么欣赏他的才华，可是，李太白就乞归，乞就是乞丐的乞，就是他请求说归，我要回去了，我不在你这里做官了。归就是说我要离开朝廷的，我要归隐，走了，皇帝对他这么好，他干嘛要乞归了。你知道这就是你们现在常常唱的，最有名的李白的几首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清平乐》三首，是什么时候写的，唐明皇，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花，说有这么美丽的妃子，有这么美丽的牡丹，我们不能够唱那世俗的俗曲，把那个大天才，他不在翰林那儿待昭了吗？把他叫来，给我们做几首新的歌曲，所以李白写“云想衣裳花想容”。当然了，李太白的抱负，中国所有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你不读书则已，你一读书，你就只有惟一的一条出路，因为你读了书以后，你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不能下田去耕地，惟一的出路就是出仕，你就是通过考试，而出来做官，而做官的理想，儒家的理想“修齐治平，修身齐家”，你是要治国平天下。

　　所以每一个古代的读书人，如果真是读了圣贤之书，以圣贤的志意为志意的话，都是要治国平天下的。所以，杜甫说我的理想是什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果皇帝用我，我要使我的皇帝成为尧舜之君，我要使所有的老百姓都得到安乐的生活，这是古代的读书人，真正的读书人的崇高的伟大的理想，而不是给皇帝宠爱的妃子写几首流行歌曲。所以，李太白以为皇帝虽然给他高官厚禄，但是对于他的理想而言，是一种屈辱。所以人家李太白不干了，为什么流传说李白要让当时最得宠的太监高力士为他脱靴，要让那最受宠爱的杨贵妃，给他捧砚台，就因为他内心有所不甘，所以人家就乞归了。如果皇帝真想留他，以为他是人才，就不要准他辞职嘛，皇帝就准了，就让他辞职了。一方面准了他辞职，可是优诏，皇帝下的准许的诏命，就给了很多的优待，给他很丰富的赏赐。乞归优诏许，是杜甫碰到李白的时候，李白是名满天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人家拂袖而归，皇帝赏赐了重金，这个时候杜甫跟他相见的。杜甫比他年轻11岁，当时还是默默无闻，而且参加了一次考试，还没有考上，人家李白是不考试，皇帝把我请了，请了我还不干，杜甫连考都没有考上，所以杜甫就遇见李白了，杜甫说李白已经是乞归优诏许，可是遇我还夙心亲，他跟我一遇见我们两个人觉得夙心亲，觉得上辈子我们的心就在一起的。就跟贾宝玉碰到林黛玉一样，说这个妹妹我好像见过的，一见面就是就觉得我们两个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是知己，是知音，所以就写了这样的诗，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这是大家更熟悉的一首诗了，说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所以每逢佳节倍思亲，”为什么每到春节所有的交通工具这么拥挤，每逢佳节倍思亲，如果你不能够回家，你觉得真是孤独，真是凄凉。

　　所以,诗歌的缘起是因为由外在的东西使你感动，什么使你感动，或者是外物，或者是物象，或者是事象。而在《诗经》的最原始最早期的诗歌所写的，常常都是从草木鸟兽的外物引起你的感动。所以《桃夭》是看到，看到桃花那么美丽，桃花有这么鲜活的美丽的生命，有红似火灼灼其华，“之子”古代这个“子”可以指男子，也可以指女子。所以就是说，之就是那一个，说那个女孩子，于归，于归是女子出嫁了，说女子是以夫家为家的，以丈夫的家为家的，所以说“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女子就要有一个归属，要嫁到丈夫的家里边，才完成她自己。因为古代的女子没有自己独立完成自己的这种可能性，她只要是女子，就是要嫁出去，相夫教子，传宗接代，这是女子一生最大的一个什么，意义就在于此。

　　而中国古代的那些个诗人，如此之朴素，如此之简单，就是同样差不多的意思，重复了三次。所以《桃夭》这首诗是三章，而它用的形象也是这么简单，它说的意思也是这么简单，它说的情思愿望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生的愿望。可是第二首诗就不然了。人生，我说过人生就是有欢乐，也有忧苦，这是与身俱来的，老子说“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你有身体，就有生命，有生命就有生命的欲求，生命的欲求得到满足，就是你最大的快乐，生命的欲求不得到满足，就是你最大的忧苦。前面的《桃夭》，写的是男女，我们说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延续你个体的生命，男女延续你种族的生命，这是人生，这是生命。生命就是一个延续，延续你个体的生命，所以你要有饮食，延续种族的生命，所以你要有男女的婚姻，那么第一首正是写的男女婚姻的种族的绵延的欣喜和快乐。

　　第二首，《苕之华》，他说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是维其伤矣。《诗经》真是非常朴实，非常简单，而非常美妙的中国最早的诗歌，你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夭夭，灼灼它都写的声音，形象都是如此之兴旺的一种感觉。可是《苕之华》的后边三个字，每次一个矣字，就越说越沉落，苕之华，就芸其黄矣，苕是一种植物，现在好像出了一本叫《诗经草木图考》，附着有图画的。因为《诗经》最古老的这一个诗歌的总集，那些诗歌的写作，常常都是从外物的兴发感动而引起的。所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所以像“桃夭”这是植物，像关关雎鸠那是鸟，那是动物，苕之华也是植物。你们在中国的课本上，常常选的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写的是一只大老鼠，那就是动物。所以都是从外界的草木鸟兽，是外物的形象，引起了我们内心的感动的。所以诗写的时候，怎么样引起你的兴发和感动，这个在中国《诗经》、《毛诗》的大序里边提出三种感发的作用，就是兴，还有比，还有赋，就是赋、比、兴三种方法。其实赋、比、兴三种方法，你不要觉得中国古代人说得这么神奇，赋、比、兴是什么？我们好像都说不清楚，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是三种，心与物的关系，就是你心跟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一种是由物及心，是你看到外物，由外物而引起你内心的感动，你先看到外物，而引起内心的感动，是由物及心，这种做法，我们就说是兴。兴是由物及心，你听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你说鸟都有这么好的伴侣和配偶，所以，窈窕淑女就君子好逑，你看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花的生命这么美丽，你想那女孩子也很美丽，也有美好的生命，之子于归，就宜其室家，可能是由外物使你内心感动的。可是，你们还念过一篇诗，中国的课本里常常讲到硕鼠，硕鼠呢是你先有了内心，然后找一个外物，来做比喻的。所以，是你心里边先有对于剥削者的那种不好的印象，所以你用硕鼠来写。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如果是个大老鼠，跟你后来要离开它，找一个乐土有什么关系，所以大老鼠是一个比，是我内心里边先有一个剥削者的一个观念，然后我找一个老鼠来做比喻的，是那种情况。我们可以说，它是由心及物的，由内心而想到外物的。那么什么是赋呢？赋是直接说，不把这个心跟物分开，我们都说心跟物一个是心，一个是物，这两个是分开来的。所以有从这个到那个，还是从那个到这个。可是物，物是即物即心，你就在说的时候，就是你内心的感动，你不用一个外界的草木鸟兽，你就直接说就好了。直接说《诗经》里边也有这样的作品。

　　《诗经》里边有这样一篇作品，说“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这是一个恋爱之中的女孩子，写给她男朋友的一首诗。说将仲子兮，仲子是她的男朋友，中国古代的排行都说伯仲叔季：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所以仲子就是排行第二个的那个人就叫做仲子，所以有人要把古典的诗歌翻成白话诗，翻译将仲子兮，他说我亲爱的小二哥呀，这是古人，古人没有加这么多形容词，古人这种亲爱的口气不用说出来，你是亲爱的，都在哪里呢？就在一个开头的将字，一个结尾的兮字。如果说仲子，像他爸爸那样叫他，老二，这是仲子。可是“将”其实没有意义，是一个发声之词，“兮”也没有意思，也是一个结尾的语词。所以“将”跟“兮”都是没有意义的字，可是就是这个没有意义的字，它传达了一种说话的口气，仲子，你这个太生硬了，将仲子，唉，仲子啊，就是一种亲昵的口气，这是她呼唤她的男朋友。然后她就说了，无踰我里，踰就是跳过去，里就是古代有一个里门，有一个遮拦，有一个门墙。这个仲子呢，常常跳墙，跳了门墙去跟这个女子幽会。所以这个女子就说，啊，仲子你不要老跳我们家那个墙啊，无踰我里，因为你一跳墙，把我们墙旁边那个杞树的树枝都折断了。树杞，就是杞树。为了押韵，所以她把杞字放在下面，你不要折断我们墙头的杞树的树枝。你看，将仲子兮这个呼唤是很亲切地呼唤，说无踰我里，这是一个拒绝。你不要，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都是拒绝的话，可是这不是很伤感情吗？所以她后面接下来岂敢爱之。我不是爱那棵树，我难道爱树比爱你还爱吗？所以岂敢爱之，就回来了。可是刚刚回来了，她又说但是我还是让你不要跳墙，岂敢爱之，因为畏我父母啊，因为我是怕我的父亲母亲的责备。可是我说我，又是拒绝，再提起来，说仲可怀也，仲子你还是值得我怀念的，我还是当然还是爱你的。可是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可是父亲母亲的责备我也是很害怕的，你看她就是在直说之间，这么抑扬顿挫，曲折往复。所以她的感动的力量，不用什么草木鸟兽，就是直接在叙写之中的口吻就表现出来了，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做诗的三种方法。

　　可是有的时候这个比兴不是这么明白可以分别的。我们说《桃夭》，你是看到桃树的花开，你所以才想到女子的美丽和结婚吗？你还是在理性之中，你也有一个比较，你觉得这个女性的美丽，生命的欣喜跟这桃树的青春美好有相近似的地方，所以兴跟比之间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毛诗》就是《诗经》的《毛传》，常常说这首诗是兴而比。它是从外物的兴，可是里边有比较的意思或者说比而兴，它是比较，但是中间也有直接的感发。我们现在讲的《桃夭》跟《苕华》的两首诗，这个《桃夭》这首诗，中国最流行的《诗经》的注本，有两个注本，一个就是《毛传》，就是我们说《诗经》有大毛公，有小毛公，是姓毛的，我们说是《毛传》。还有一个就是宋朝的很有名的一个学者，朱熹。朱子，叫做《朱传》。《桃夭》这首诗无论在《毛传》上，还是在《朱传》上，都说它是兴也。《桃夭》见到了桃花，一种直接的感发，想到女子的青春美好，可是呢，到第二首说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那《毛传》，说它是兴，《毛传》说它是兴，《朱传》就说它是比。所以比、兴是很难分别的那么究竟是兴还是比呢？我们要自己看一看。我们刚才说《苕之华》，我说现在有人编了一本书是《诗经》的草木的一个图考，我们先不管它图考如何。据说，这个苕是一种花，就是我们普通说的凌霄花。凌霄这个花，刚刚开的时候，是比较带着红色的，它越开颜色越浅，慢慢就变成黄色的，很多草木植物都是如此了。你看茶花，刚开的时候也是红的，慢慢干了不就黄了，你家里插一瓶花，慢慢就变黄了。所以苕之华，芸其黄矣，你看这个苕如果是凌霄的话，那个苕之华，就芸其。芸就是形容黄的颜色，非常黄的颜色，我们说是芸黄，芸就是一种很黄很黄的颜色，他说苕之华，就芸其黄矣。与花朵都从红色变成了这个枯黄了，苕之华，心之忧矣，是维其伤矣，你看到生命的，而且是美好的。这么美丽的生命的憔悴和枯萎，屈原就说，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所以，人如果说跟草木鸟兽，有一个共感的话，我们就有一个生命的共感，而万物之中，给你这种生命的从生到死，由盛而衰、而落的印象，最短暂、而且最鲜明，而且最深刻的，莫过于花了，这是我所以选了几首咏花诗的缘故。

　　那么叶先生在演讲当中一直在讲，古典诗词具有这样的美的艺术的魅力，那么更多的是来源于诗人心灵与万物的一种生命的共感。那么最后呢，让我们向叶先生，今天给我们讲了精彩的演讲，表示感谢。

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下）-叶嘉莹

　　主讲人简介

　　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20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60年代，叶嘉莹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79年回到祖国任教。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

　　著有：《迦陵文集》十卷，《叶嘉莹作品集》二十四卷。

　　内容简介

　　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那自然、平实的语言，表现了古代人民质朴、纯洁的心灵。奠定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诗经》以四言诗为主，在艺术上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朴实无华的语言，朗朗上口的音调，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智慧，今天依然让我们产生共鸣。诗中所描绘的流水、落花、雾霭、寒风，表达的都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真实的情感。

　　中国古典诗词专家、学者叶嘉莹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以诗化的语言为我们讲诗说词，本期《在文学馆听讲座》为您播出《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让我们一同聆听诗歌灵动的音符。

　　全文

　　所以人如果说跟草木鸟兽有一个共感的话，我们就有一个生命的共感。而万物之中，给你这种生命的，从生到死，由生而衰、而落的这个印象，最短暂而且最鲜明，而且最深刻的，莫过于花了。所以这个诗人看到了说，苕之华，芸其黄矣。人生也是如此的，说是唯草木之零落兮，不是恐美人之迟暮吗？所以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这是生命的共同的悲哀。有生就有死，有生命就有衰老，就有枯萎，就有死亡，就有零落，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这是一般生命的悲哀。

　　第二首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第二首就更加悲哀，生命当然是一定会有衰老，也一定有死亡的。但是你如果生命之中，有你的欣喜，有你的欢乐，有你的希望，你不是生也有很多可乐的地方吗？可是，诗人就说了，说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早知道我过的是这样的生活，我不如当初不生在这个世界上。你想那是什么样的生活，难道生活就一点欢乐，一点可高兴的事情都没有了吗？你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在非常悲苦的生活之中，为什么一个人说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人人莫不贪生而恶死，总因为你生命还有可留恋，可欢喜的地方，如果不是你生命没有可留恋，可欢喜，你为什么说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呢？这个是已经是写到生之忧苦的很深刻的一面，而更值得你注意的，是其叶青青。这青青两个字，有人就直接读作青青，如果是青青就只是说颜色的青青，如果念成菁菁，那就是说这青青两个字可以读成菁菁，菁菁就是叶子茂盛的样子。那么你说苕之华，其叶青青，那不是那个叶子还很茂盛吗，你为什么后面两句说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写得这样地悲哀。《毛传》说它是兴，《朱传》说它是比，这里就很妙了，到底从叶子的菁菁，想到不如无生，是兴还是比。如果是兴的话，这就很妙，我们都是看到草木的美好，所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也想到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如果说是兴的直接的感发，你看到这么美丽的茂盛的树叶，你为什么说不如无生，为什么说不如无生？这个当然是《毛传》没有给它一个解释，我倒是可以引古人的两句诗，给它一个解释。

　　大家都知道，晚唐有一个有名的诗人，李商隐，李商隐有一首《咏蝉》的诗，说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他说这个蝉呢，因为它栖身在树枝上，那么高的地方，它就难以吃饱，你如果在地上，有那么多小虫子，什么不可以吃，你跑到那么高的树枝上你吃什么呢？所以你只能餐风饮露了，你只能吃的是风，喝的是露水嘛，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你一天到晚在树上叫，谁听！谁愿意听你的叫，你叫得生嘶喉裂，谁被你的叫声感动、徒劳，你不是徒劳吗？你叫得这么辛苦，徒劳。没有人欣赏你，没有人关心你，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你费了这么多声音在那里叫，五更疏欲断，到五更天，那么冷的时候，罗衾不耐五更寒。那个冷的时候，尤其秋天，那个蝉的生命快要结束了，它叫得断续，都不能连接起来了。你看那个蝉在夏天哇叫得那么大声音，秋天慢慢地叫了，是不是，说五更疏欲断。我要写的是后边的一句，李商隐说它怎么样呢？说五更疏欲断，一树是碧无情，蝉是落在树上的，说那一棵树上，那么多的碧绿的树叶，都是无情的。树叶那么茂盛，那么碧绿，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是无情的呢？因为，这么美丽的这么茂盛的树叶，哪一个是关心这个蝉的生命，哪一片叶子是同情这个蝉的生命的，哪一片叶子是可以给这个僵死的蝉给它帮助？没有，一个也没有。所以五更疏欲断，一树是碧无情；所以碧绿的树叶，可以如此之无情，这个是很妙的。这是真实性，就是说你不是理性上可以说明的。因为理性上你写的是不如无生的悲哀，可是你外表所写的形象是这么茂盛的形象。所以，你觉得这个比，你是比不上的。用衰落比衰落，用死亡比死亡，你用这个茂盛怎么说不如无生了。所以他就说它是兴，就是说诗人的这种感触。你不知道你偶然看到天上的一片云影，偶然看到山林的一片叶落，就是忧从中来，莫知其端，你的忧伤，从你内心发出来，莫知其端，你不知道理性上怎么样解说它。所以这是兴，这是无端地感发，《毛传》是这样解释的。

　　可是《朱传》说它是比。比就要有一个道理了，你就要说出一个道理来，用理性的安排，那才是比嘛。所以《朱传》说什么呢？《朱传》就很妙了，他说以前是有花的，现在花都落了，只剩下叶子，所以它就悲哀了。狂风吹尽深红色，那绿叶成荫子满枝，狂风吹尽了深红色，所以现在绿叶成荫，所以是很悲哀的，因为从花来说，叶子这么茂盛。李清照的词，说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所以叶子的绿肥正是代表花的零落的红瘦嘛。所以总而言之，这首诗是从苕华的花朵，和它的叶子，而联想到人生的忧苦的，而它为什么竟然说到不如无生。因为他的生活真的是忧苦，那就是第三首，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牂羊，就是雌的羊；坟首，是说它头很大。这个头很大，是说它身上的肉都瘦光了。就是说在非常贫苦的年代，不用说人没有足够的粮食吃，连他养的牛羊都不能够有足够的粮草给它们吃的，所以牂羊坟首，三星在罶。罶是捉鱼的鱼网，如果鱼网里边都是鱼，跳来跳去，你怎么能看到天上的三星，映在捉鱼的鱼罶之中呢？所以你天上的三星，照在鱼罶之中，是说连抓的鱼都抓光了，鱼也没有了，真是人也没有东西吃，牛羊也没有东西吃，抓鱼也抓不到。所以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这个鲜字是念鲜，鲜是少的意思，用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形象，写出来人生最基本的。《桃夭》最基本的欢乐，《苕之华》最基本的忧苦。这是我们早期的诗的形象跟情意，在《诗经》里边所表现的。

　　到了唐朝你看就有了变化了。后边就是陈子昂跟张九龄的两首诗，我们先看陈子昂的这首诗。他说：“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他是用草木鸟兽来说的，他是用草木，我说的都是用咏花的诗。所以都是植物，他说兰，兰是兰花，你看那很多的兰花嘛；若、若是杜若。杜若也是一种花，是兰若，兰花和杜若。这是《楚辞》里边屈原最赞美的两种花，就是兰花跟杜若。说兰若生春夏，在春夏的时候，到万物生长的季节，兰花和杜若都生长得很茂盛，芊蔚是一片碧绿的草木茂盛的样子。何是多么，青青是茂盛，芊蔚是茂盛的样子，青青其实也是茂盛的样子。他说这个兰花和杜若长在哪里呢？是在空林之中。空林，没有人的山林。色是在空林之中的美色，在空无人迹的，寂寞无人的空林之中，有这么美好的容色，那么它既然在空林之中，所以它幽独，所以它是幽静的。它是孤独的，它是没有人欣赏的。所以，唐人也有诗说，说花开堪折直须折，花就要有人欣赏，你爱它，你把它折去了，那是代表你对它的爱，你代表对它的欣赏，纵然被折了，也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有人爱它嘛！可是现在这个空林之中的花，连看它一眼的人都没有。空林色，所以它幽独，是幽静的，孤独的，幽独空林色。可是，草木花朵是为了你人看它，它才开花的吗？你不看它，它开不开，它一样地开。所以虽然是幽独空林色，是朱蕤冒紫茎，没有人欣赏它是开，而且开得这么美丽。是朱蕤紫茎，朱的颜色，紫的颜色，这么美好的生命，这么美好的颜色，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呀！它开了一场，没有人看见呢？所以迟迟白日晚，迟迟慢慢慢慢地。这个天上的明亮的日头，就从日出到日落，就夕阳西下，袅动的秋风就吹起来，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岁就是一年。华就是芳华，一年的芳华；竟，完全都凋落了。所有的草木花朵都枯萎凋零了，你尽管是朱蕤紫茎的兰花，你也一样地憔悴、凋零。所以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完全摇落，你芳意竟何成。芳意，你的芬芳，你的美好，你的生命，你的情谊；竟是到底，究竟、何成，你完成了什么？你不是白开了一场，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欣赏你，你的生命的意义、价值在哪里？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有一天岁华尽摇落，你芳意竟何成。你白白地美了一场、你白白地生长了一番、你白白地开放在这个世界上，芳意是竟何成。这是陈子昂的《感遇》诗。

　　下边这是张九龄的《感遇》诗。这两首诗恰好是相对的，这两首诗跟刚才的《桃夭》，跟《苕之华》，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桃夭》是直接的，是生命最基本的欢乐和忧苦。可是现在就有了一些人的思想的一些反省，一些思想的性质、思路，思质里边的这种意味就融入到其间来，就是说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所以陈子昂的这首诗的意思，说是你的生命贵有一个用，要有人知道你，有人欣赏你，有人任用你，这才是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所在。可是马上你看就有一个相反的说法了，就是张九龄，他说“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说得好，他也说的是兰花，说兰叶春葳蕤。你看那兰花的叶子，春天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叶子生长得这么茂盛。桂华秋皎洁，桂花的花朵，黄黄的颜色这么鲜明，秋天在树上，他说欣欣此生意。不管是兰花也好，不管是桂花也好，它们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生命的表现，而且都是欣欣向荣的。这么欣喜、欢乐地表现了生命的一种欢乐，欣欣，此，同样的是这一份，生命生长的生意，自尔为佳节，他自己，每个人自己，自尔就是它自己；为佳节，就有它一个美好的季节。兰花生在春天，它有一个春天的美好的季节；桂花开放在秋天，秋天它有一个美好的季节。只要你活过了，只要你曾经开过，只要你曾经有过一段灿烂的日子，你就不辜负你这一生。他说是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你谁想到就是在山林之中，栖就是隐居的那些个人，闻风，他闻到这种兰花桂花的香气。因此，他就对你相悦，就欣赏了一种爱悦。欣赏的欣，山林之中的人，闻到兰花的香气，闻到桂花的香气，他说我真是欣赏这兰花和桂花，我去看一看，我去折下一枝来吧！但是张九龄说：我作为一个兰花，我作为一个桂花，我不需要你的欣赏，我更不需要你的攀折，草木有本心，作为草木我自然有我的生命，我自然有我的美好，何求美人折，就算你是美人，我也并不期待。你就看到这个在情意上跟《桃夭》，跟《苕之华》有了不同了。他从《桃夭》的《苕华》的，那个最自然的，最本质的，最淳朴的生命的、基本的喜乐和哀愁，加上了很多反省、理想、志意在里边它有一个理性的思辨在其中了，而且它不是直接的这种像《诗经》的简单的比兴，它有一种什么呢，它有一种中国古人最讲究，有一种寄托，它就是在兰花桂花，兰叶春葳蕤，兰若生春夏。在这里边表现了作为一个人，他的理想和意义。这是有了托喻了，这不管在内容的情意上，在表现的手法上，已经比原始的《诗经》更进一步了。

　　好，现在我们看第三组诗了，是两首落花诗。清代的陈宝琛的，你看慢慢就复杂化起来了，也是咏落花的。生灭原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寐，春阑金缕曲方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我们就先看第一首，第二首等一下再念。这两首诗是非常妙的，它用的都是古典，但是它有很新鲜的，表现的手法跟内容，用的是古典因为它里面的词语，常常有一个出处，就是这个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在最早的周代的诗人，他是原始的，他没有依凭，没有查字典，没有找什么类书，他直觉地感发，就这么直觉地说出来。可是现在这两首落花诗，它的词语都是有出处的，都是有联想的。如果我真要用一个现代的西方的理论观点来说，我们刚才从开始就说了，我现在的解释就算我不用一点现代的理论，我也是现代的观点，只因为我是现代的人，我把这几首诗这样的组合起来，做这样的讲解。这是我不是以前什么人这样做的，这已经是现代的观点，而现在如果更说现代的观点，除了有我的观点所说的，我这种按照接受的美学来说，每个接受的人，每一个读者，都把自己融入在其中去了，每一个读者有自己不同的一个reading horizon，一个阅读的视野，每一个人有自己获得的一种感发，不但是如此。现在，因为我说它用的都是古人的词语，融注在其间，融会、凝注在里边的，那在西方有一个词语，叫 intertextuality。我们说一篇文章的文本，我们说了那是text，就是文章我们不叫本文，而要叫它文本，有区别的。就是一个文本，就是这篇文章，是一个课题，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不固定，它的生命是从你读者来给它赋予它的生命，这是一个text，它不是一个本文把它固定下来，它是一个文本，这个文章本身的text，就是一个东西在那里，你每个人阅读它，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你可以有不同的感动。而且在这篇文本里边，它所用的每一个词语，就是它所用的每一个语言按照原则来说，语言都是sign，都是符号，每个语言都是一个符号，而每一个语言的符号如果是在一个国家民族里边，用了很久的时候，那么这个语言符号就带着这个国家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信息在里边了。这个时候，这一个 sign，这一个语言它就不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语言了，它就有文化的背景在里边了，这种时候它就变成一个cultural code，就变成一个文化语码，变成一个语言的符码了，就给你很多的联想。所以在一句诗里边你可以有很多的联想，其实这是起源于索绪尔，就是德国的一个语言学家。他说凡是语言有两条轴线，一个是横向的轴线，就是语法的结构，一个是纵向的一条线，这是你联想的结构，是从这两条线一个横向，一个纵向的结构组成的。那么这种联想就在纵向的这个轴线之中，所以中间它就有inter ，就是彼此之间的intertextuality。现在中国把它翻译作互为文本，就是彼此互相作为文本，这个文本里边，有别人的文本，就是这个文本之间的关系结合成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内容。

　　生灭原知色是空，你看到花落了，从生到死，你说我早就在哲理上明白了，我早就知道，色本来就是空的，生原来就有灭的，生灭色空，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我生灭就原知色是空。古人说，我是看得破，忍不过，在思想上，在哲理上我知道，有生有灭，即色即空；我早就在哲理上懂得了，可是你忍堪倾国付东风，你在思想上有了准备，理性上你说我认同，认知。可是你在感情上你怎么能够忍受、可堪，堪就是忍受，你可以堪受吗？堪受什么，是倾国付东风？倾国倾城的这么美丽的颜色，现在就被一阵东风给吹落了。所以我知道，知道是一件事情，看得破忍不过，我忍受不了这种悲哀，所以说是“生灭原知色是空”。但是可堪倾国就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谁给我叫醒的，就是外边的鸟叫，这里边有个文本。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所以落花，他用了一个古人写落花的一个文本，是因为说是昨天晚上是春眠不觉晓，醒了是处处闻啼鸟，是鸟把我叫醒的。而唐朝人，还有另外一首诗，说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我梦见我所爱的那个人，我的丈夫正在辽西的前线，我梦里边正跟他欢会，可是黄莺鸟的叫声把我叫醒，所以打起黄莺儿。你不要在树枝上叫，啼时惊妾梦，你黄莺叫的时候，就把我的梦惊醒了。不得到辽西，我梦到辽西跟我爱的人相聚会，我还没有走到呢，你就把我叫醒了，所以他说唤醒绮梦憎啼鸟。当然了，现实上说起来，唐诗所写的是现实，现实的梦，现实的鸟叫，鸟的叫声把我惊醒了。可是当现在的陈宝琛，作为晚清清末民初的诗人在用的时候，不是现实的花，也不是现实的鸟了。你人生有多少美梦吗？你曾经在爱情上有过美梦吗？你曾在事业上有过美梦吗？是什么东西？哪一件事情，哪一句语言，把你爱情的梦唤醒的？哪一件事情，哪一句语言，把你事业的梦唤醒的，唤醒绮梦，那么美丽的梦，是憎啼鸟，就是那个鸟叫声，忽然间一声鸟叫把你的美梦唤醒了，那是哪个人，是哪个事情，是哪个语言，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罥是被一个网网住了，所以上面是网字头。当这个落花，落花飘下来的时候呢，就落在蜘蛛的网上了。辛弃疾写过一首伤春的诗，说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只有那屋檐下的蜘蛛网把落花、飞絮给挽留住了，这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什么要把落花留住，就是一张蜘蛛的网把这一朵落花就留在那里，那蜘蛛对这个花朵是多情的吗？蜘蛛网上的丝是一缕情丝吗？罥入情丝，如果说蜘蛛的网是多情的，对于落花把它网住吗，是好吗？是幸运吗？但也许是幸运，没有让你流水落花地飘零，还把你留住在那里了，可是你回头一看，蜘蛛网网住的不是你一朵美丽的花朵，蜘蛛网上有苍蝇、也有蚊子嘛！罥入情丝奈网虫，你看这个诗人从那么淳朴的《诗经》，到唐朝的那种理性的那种载道的，那种言志的比兴，到现在真是写的人生一种非常微妙、复杂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情，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夫妇，你的儿女，都是你的情丝。你在他们身上有缠绕的情丝，他们在你的身上也有缠绕的情丝，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事情。雨里罗衾寒不寐，春阑金缕曲方终，这又有出处，intertextuality。雨里罗衾寒不寐，是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是流水落花，所以落花的前面是什么，是罗衾不耐五更寒。所以他现在说雨里罗衾，帘外雨潺潺，罗衾把你惊醒了，罗衾是不耐五更寒，你受不住的。五更天是最寒冷的，一个时间，在罗衾，在帘外潺潺的雨声之中，你忍受不住这个寒冷，而这个梦醒之后他是说，是什么，流水落花春去也，所以雨里罗衾寒不寐，春阑金缕曲方。这是说杜秋娘有一首《金缕曲》的诗，说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所以他说春阑、金缕、花已经落了。无法空折枝，春阑金缕曲方终，一切都过去了，花已经落了，返生香岂人间有。神话上传说，说有一种返生香，你如果在死人的旁边，点了这个返生香就可以使死人复活。人间真的能够有人从死亡之中复活的这样的神奇的这种妙香吗？返生香岂人间有，没有，没有，永远不会回来的。花落了，永远再不会回到枝头；人死了，永远不会再回到世上。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为什么？为什么人有生也要有死？为什么人生有欢乐，也有忧苦，为什么？所以屈原很早就写了《天问》，问这天，天为什么如此！

　　第二首诗，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犹犹。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少休，我们不是说流水落花春去也吗？前溪的流水，为什么说前溪？因为中国古代的乐府诗里边有一首诗就叫《前溪曲》，前溪是个歌曲的名字，《前溪曲》上有两句，说花落随流去，花落随着流水走了，流水落花春去也，花落随流去，何见逐流还。你什么时候看到有花随着流水回来的？没有。所以说流水落花春去也，所以他用了一个古乐府的诗句，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在碧池头。这个诗真是写得细致，写得精美。你看到中国的古典的诗歌，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内容的情意慢慢地这么复杂化了，它的表现的手法这样的精美了，流水前溪去不留。如果说花就落了，从此就落了，我们就斩断了，真的是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最难以忍受的是花虽然落了，那个花香还在那里，余香骀荡是飘来飘去的样子。那么落花到那里去了，有的落在泥土之上了，就被燕子叼起来去做巢了，有的落在鱼就是落在水里边了，那鱼就唼喋、唼喋，那个鱼的嘴一吞一吞的。它把落花当做一个鱼饵，这么一吞一吞的，想要吞，好啊，你说燕子跟游鱼是不是对落花多情呢？所以它要把你叼起来去做巢，它要把你吞下来当做为一个鱼饵，燕衔鱼唼能相厚，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对你有亲厚的意思，燕衔鱼唼能相厚，可是泥污苔遮各有由，你是落在泥土里边，被污染了，还是落在青苔之上被遮蔽了，这个其实它又有一个出处，intertextuality。这是晚唐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做韩偓，他小字冬郎。韩冬郎的两句咏落花的诗，他说，总教苔遮犹慰意，若遭泥污更伤心。你落花落在哪儿了？如果你落在青苔地上，被青苔长起来，给你遮住了，那还是可安慰的；你如果落在污泥之中，被泥土给你沾污了，那才是可悲哀的。所以他说泥污、苔遮，你是苔遮犹慰意，你还是若遭泥污更伤心，泥污苔遮各有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遭遇，你作为一个生命，你遭遇了什么？是泥污，还是苔遮，各有由，每个人有不同的因缘，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所以他说燕衔鱼唼能相厚，那泥污苔遮就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而伤心最是近高楼，花都是要落的，最伤心的是从高处飘落下来的花，它本来就矮，它的飘落你没有看见，它已经萎落了。可是从那么高空之上，落下来的，而伤心最是近高楼，也有一个出处，它用的是杜甫的诗。杜甫的诗说的是什么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你就看这个晚清的诗人，他融会前人的作品，李后主的诗，韩偓的诗，杜甫的诗，前人，唐朝人所写的。杜甫的诗，他跟现实结合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以为，真正古典文学的生命，它那种美好的，兴发感动的作用，很多年轻人不能体会了。所以我现在才不但是教博士生，带博士后，而且我教中学生，我教小学生，我甚至于教幼稚园的小朋友。我希望当他们幼小的生命成长的时候，就能够对于我们中国美好的文化的传统，有一点点的感受，将来不管他是念经济，念商贸，念理工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文化的根源，这对于他做人处事会有相当的好处。对不起耽误你们这么多时间，我是以我现代的观点，看这些旧诗，而且说这些旧诗至少不能说对大家，对我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谢谢大家。

杜甫的文化意义（上）-莫砺锋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17日 14:28

　　主讲人简介：

　　莫砺锋，汉族，1949年4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79年至1984年师从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为九届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主攻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四部、合著三部，参加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两种，在全国一流和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曾于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2年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的培养对象，2000年被江苏省教育厅授予“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内容简介：

　　说起杜甫，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诗，想到他忧国忧民的形象，可是仅凭这些，杜甫诗圣的称号才说对了一半。杜甫在诗作之外，还有很多人们不太知道的行为和品格，才足以使宋人把杜甫推崇为诗圣，而非李白；也正是这些行为和品格，就连苛刻的南宋理学宗师朱熹也大加赞扬，把杜甫评价为人格上的楷模。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尧舜，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明代的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但是如果我们取一个严格的标准，谁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呢？而我们可以请出一位人物，那就是杜甫。杜甫一生身居下位，是一位平民中的平民，但他却以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完成了平民到圣人的超越。这也是后人除诗歌之外极力推崇杜甫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安史叛军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芝麻绿豆官的杜甫，他坚守了民族气节。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战场，逃到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他用他的行为来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些也许是杜甫在诗歌之外的另一种人格魅力。

　　（全文）

　　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采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杀害，被李希烈杀害。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伦理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人，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呻吟，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杜甫的文化意义》（下） -莫砺锋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17日 14:32

　　主讲人简介：

　　莫砺锋，汉族，1949年4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79年至1984年师从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现为九届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主攻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四部、合著三部，参加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两种，在全国一流和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曾于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2年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的培养对象，2000年被江苏省教育厅授予“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

　　内容简介：

　　我们说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什么评价他为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什么评价杜甫为诗圣？我们主要是看他的影响。可以说自从有了杜诗，中国古典诗歌就再也不能摆脱他的影响了，杜甫的影响已经潜在地含在一部诗歌史中间了。

　　杜甫一生飘零各地，走过许多地方，他的死亡、他的去世、他的安葬至今都是一个谜。他到底是怎样去世的？他安葬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所以现在在中国各地留下了很多杜甫的遗址，杜甫的坟墓就有八座之多，这些地方的杜甫墓都被当地人认为是真的，争得很厉害。这说明很多地方的人民都非常希望这位伟大诗人是安息在我们这个地方，安息在我们的家乡。

　　那么也有人说，杜甫一生信奉儒学，在他生活贫困的时候，他有没有动摇过？我们说他有的时候当然动摇、怀疑，感到痛苦。甚至有的时候为自己这样一种儒者身份感到困惑，但是不管世界怎么变，不管怎么穷困，杜甫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讲，杜甫对于儒学是始终如一的信念，他没有根本的动摇过。所以这也是杜甫为后人所尊崇的原因之一。

　　（全文）

　　中华文化它最后沉淀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的一种陶铸，就是传统文化有很多方面。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民族的一个民族性格上面，一种文化性格上面，当然熔铸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不是某个人的贡献，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这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很多的人物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现在要说的是杜甫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是有杰出贡献的，他本人的行为、本人的表现、本人的诗篇，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下面来讲一讲这一点。

　　我想有这样三点，第一，中华民族极其重视群体利益，极其重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崇尚一种把群体利益看得比个体利益更加高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杜甫是一个杰出的代表。我们看到杜甫这个人，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举动，后人经常感到迷惑，感到困惑。就是他虽然身居下位，很多时间就是身在民间，但是他却始终对于国家的命运，对于朝廷的政治非常关心。甚至在那里出谋划策，指出很多地方应该补救的，怎么样子才能补救，怎么预防。一句话，他对民族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一种忧患感，而忧患感它的基础是责任感。他虽然在民间，但他觉得自己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代的范仲淹有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前面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我觉得最形象地体现这一句话的就是杜甫以及他的作品，一部杜诗很多作品可以看作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具体表现，这是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一个特点。

　　第二，中华民族虽然主张仁爱，同时也主张宽容。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说过，“吾道一以贯制”，我的学说用一根红线可以贯穿它，那么他的弟子曾参就很好地理解说，“夫子之道其忠恕而已”，就是孔子道的核心内容是忠和恕，恕就是宽恕，中华民族有一种宽容精神。对于异族的文化，对于异族的风俗习惯我们都是用一种很宽大的胸怀容纳它，接纳它。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不像很多国家都有宗教战争，中国历史上很多宗教并行不悖，都传进来了，但是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这跟中华民族的宽容性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杜甫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你不可否认杜甫对于其他的学说，对于道家对于佛家的思想，他都是很尊敬的，他不排道，不排佛。杜甫跟很多道人僧人都有很密切的交往，跟他们结为好朋友。杜甫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趣，写他到一个寺庙中间去听一位高僧讲道理，讲一个《止观经》。佛家的一个重要经典。他听得很好，觉得这个经讲得很好，道理很深奥，很对。但是他后面说，“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他说我虽然崇尚你佛家道理，觉得你讲得很透很好，但是我首先回去照顾一下家人的生活，家里的妻儿等待我给他们提供米，他没饭吃。回去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他日杖藜来细听”，我将来有空了，再到你这里来细听。所以他对于其他宗教的一个态度，就是这样，很尊重，很宽容。同时，又不违背他以儒家为安身立命之本这样一个基本立场，所以这样一种宽容的态度，我觉得这正是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一个特点。

　　第三，我们讲宽容也不是无原则的宽容。孔子曾经说过，“乡愿德之贼也”就是那些不讲是非的，不讲爱憎的，没有是非感的老好人，孔子称之为“乡愿”。这是德之贼也，这是对道德有巨大损害的一种行为，他是坚决反对乡愿。我们主张仁爱、主张宽容都是要有原则的，在原则立场上的。我们对于那些丑恶的思维应该要憎恨，要批判它、要消灭它，这一点在杜甫的身上也有很好地体现。杜甫因为爱人民，所以他对那些损害人民的势力，种种丑恶现象，他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哪怕这个批判的矛头要涉及君主，涉及高官，他一概不回避。因此我觉得在古代诗人的作品中间，批判力度最大的首推杜甫，这一点确实是他的一个光芒四射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一点正是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精神。

　　最后一点，谈一谈从文化的意义上面来看，从文化的角度上来看一看杜甫对后代的影响。我们说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我们为什么评价他为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什么评价杜甫为诗圣？我们主要是看他的影响。杜甫对于一部诗歌史的影响当然不用我今天再说，这也不是我们的话题。可以说从产生杜甫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就再也不能摆脱他的影响了，随便你什么人，你怎么写诗，他的影响已经潜在地含在一部诗歌史中间了。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谈，我们看一看在文化上面，在诗歌以外的一些文化领域的一些影响。

　　杜甫一生因为飘零各地，走过许多地方，他的死亡、他的去世、他的安葬至今都是一个谜。他到底是怎样去世的？他安葬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所以现在在中国各地留下了很多杜甫的遗址，杜甫的坟墓就有八座之多，有八个地方有杜甫的坟墓。其中有四个地方就是湖南的耒阳和平江，还有河南的巩县和偃师，这四个地方的杜甫墓都被当地人认为是真的，争得很厉害。大家都说这里才是真正的杜甫的坟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地方的人民都非常希望这位伟大诗人是安息在我们这个地方，安息在我们这个家乡。当然更加著名的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我每次到成都去，一定要到杜甫草堂去朝圣。杜甫草堂现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花园，一个园林，它里面亭台楼阁，花木扶疏非常优美，境界非常好。当然杜甫生前没有住过这么好，杜甫生前住的草堂就是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描写的那个破草房。那么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一座园林被称为“杜甫草堂”呢？我想成都草堂呈现着今天这样的规模，这是后代的人民为杜甫落实政策，就是后代的人民觉得我们的伟大诗人不应该住在一个漏雨的破草房里。他应该住在一座安静的、优雅的一个园林里面，让他对着花木，对着亭台楼阁，更好地写他的诗篇，所以成都草堂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这是杜甫在文化上的一个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杜甫的影响也深入到其他的艺术领域，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书法作品，是写杜诗。很多的国画，绘画是以杜诗为题材，非常多。我在成都草堂里就看到过五十多种，历代名人的书画，都是以杜诗为题材。杜甫的影响或者说杜甫的光辉，还照耀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上面。杜甫一生走过很多地方，写过很多优美的诗句来吟咏我们的大好河山，当大家登上山东的泰山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地方都刻着杜甫《望岳》中间的句子，他的“齐鲁青未了”，他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样的句子，到处都刻着，很多处。换句话说，即使你没有刻在那上面，我们一个稍微有点文化常识的人登上泰山，你的心中自然会浮现出来“一览众山小”那样的句子。假如你走到洞庭湖畔的岳阳楼，看到岳阳楼里面，当然马上就会看到他吟咏洞庭湖的句子，“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话，他所吟咏过的祖国河山，两者已经结为一体。中国人游览山水有一个观点，总是觉得有人文内涵的景点更有意思，更有趣味。我不喜欢袁枚的诗，但是袁枚有一句诗说得很好，他说“江山也要伟人扶”，就是江山也需要名人的扶持，我觉得杜甫当然也有李白，他们所吟咏过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就由于那些杰出的诗篇而有了一种文化的意义，它不再是一个纯自然的东西，这是杜甫的一大贡献。

　　当然，杜甫对后人在后代的更大的影响是对于后人一种人格塑造或者道德建树上，这方面的影响更加大一些。一部杜诗几乎可以用一句话，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来概括。就是伟大的诗篇往往产生在不是一个和平幸福的年代，恰恰产生在国家多灾多难的时候。这个时候文学的任务、诗歌的任务才突现出来，杜诗的意义也是这样突现出来。因此在后代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到危难困苦的时候，这个时候杜诗就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从宋代以后，无数的爱国志士都是从杜诗中间吸取营养。我们看北宋将要灭亡的时候，有一个爱国名将叫宗泽，宗泽因为抵抗金军没有机会，朝廷掣肘他，他没有办法渡过黄河去杀贼，所以他最后临终的时候，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吟咏杜诗。李纲，同样的，在他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的时候，亲笔题写杜诗送给他的朋友，以此鼓励他的朋友。当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文天祥被抓到燕京去以后，关在狱中三年，三年始终不屈，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他在燕京狱中这三年过程中间，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皇帝都已经投降了，太后都已经投降了，家人都失散了，南宋已经灭亡了，他为什么还要在那里维持民族的尊严坚持民族的气节？就是不投降，为什么？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写道“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我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屋檐下面，就是在监狱里面，展开一本书本来读。古人的道德光辉照亮了我，这个古人的著作其中首先就是杜诗。所以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写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诗的原句拿出来重新组合成一首新的诗，写了二百首，都是五言绝句。这是说明一部杜诗就是支撑文天祥的一个精神源泉，一部杜诗也就是文天祥民族气节的一个核心内涵。我们觉得这一点是怎么估价都不为过分的，我曾经听很多位前辈说过，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那时候很多流亡到四川的，在重庆，在成都的前辈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吟诵起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最能表达我们内心的就是杜诗。

　　刚才说的都是限于国内的影响，实际上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国外。从13世纪开始，杜诗就在我们的东亚邻国进行广泛传播，韩国、越南、日本，到了1481年韩国就出现了世界上首部完全把杜诗翻译过去的一部著作，叫《杜诗谚解》，完全译成了韩文。所以杜甫的影响早就越出国界，他是一个世界文化名人。说实话我对很多日本汉学家的学术成果是蛮尊敬的，他们确实研究得很细很透，但是我一直觉得他们这些人不可亲。但是其中一位例外，这个人的名字叫吉川幸次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吉川幸次郎是一辈子研究杜诗的一个专家，他研究杜诗研究了一辈子，写了很多关于杜甫的著作。在他临终之前，就是他快要去世的那个时候，大概一年以前或者两年以前。他专程到中国来，到河南的巩县，到杜甫的出生地去朝拜。他专门为此用白布做了一件长袍，是他理解中的唐朝人所穿的礼服，他想是那样子的。用白布做了一件长袍，他准备到了巩县杜甫出生地以后，就穿上这件长袍来行礼。可惜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他到了郑州以后，在那里停留了好多天提出要求，我们不同意。因为那时候规定，大家也许不知道，那时候县以下外国人是不许去的，巩县是一个县。所以吉川没有能去成，最后很失望地回去，由这一件小事我就觉得吉川教授这个人很可亲，说明我们杜甫的光辉已经照亮到那里。

　　西方人民当然对我们的古典文学比较隔膜，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个美国现代诗人叫做雷克斯罗斯，雷克斯罗斯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有名的判断。这是我们南大外文系的张子清教授告诉我的，他翻译过他的诗，他说这位诗人提出来，他读了很多杜甫的诗。他认为杜甫的价值，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他又认为只有这种品格才能最后拯救我们这个世界，最后拯救世界的不是高科技，不是其他东西，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爱、宽容和同情。他又认为有这样一种品格的杜甫，所孕育他的这样一种文化，当然也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比孕育了《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化更加伟大，因为《荷马史诗》中间缺乏这种东西，这当然是外国朋友对我们杜甫的评价，我听了至少感到很高兴。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作为我这次演讲的结束语，那就是我引用过的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杜甫确实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提问：我想请问的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么杜甫他也写过“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我的问题就是说，杜甫他是不是也对儒家思想有过一种动摇，特别是他在同谷以及在以后的夔州，他穷困潦倒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动摇过？第二个问题稍微小一点，我想杜甫他可以说嗜酒如命，在家里非常穷的时候，他还那么喜欢喝酒，他的妻子会不会怪他？

　　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比较有趣一点。说杜甫嗜酒如命，这句话是郭沫若首先说的，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这本书里首先说出来的，用“嗜酒如命”这四个字。应该说中国古代的大诗人都喜欢喝酒，宋代苏东坡是酒量不好而喜欢喝酒，其他的大诗人都是既喜欢喝酒，酒量又大，喝很多酒。所以有人现在说，陶渊明的儿子智商不高，好像杜甫的儿子也未见有什么好的表现，这就是酒精中毒而影响了遗传。现在回到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那个话是在《李白与杜甫》这本书中提出来的，当然他那个观点是偏颇的，因为本来说古人喜欢喝酒，古代的诗人喜欢喝酒，尤其说李白和杜甫喜欢喝酒，这都符合事实，这不错。但是问题是郭沫若的态度我觉得有问题，同样喜欢喝酒，他说李白喜欢喝酒说明了他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因为劳动人民都喜欢喝酒，李白也喜欢。他说你看有一个证据，现在很多的小酒店，那个招子，外面的酒帻上都写着“太白遗风”，劳动人民都认可李白喜欢喝酒，我们也喜欢喝酒。而杜甫喜欢喝酒，他说杜甫嗜酒如命，是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形式。这个态度有点问题，我们抛开这个问题不讲，我们就讲杜甫喜欢喝酒，他有没有受到妻子的责怪？杜甫受到妻子责怪我们没有看到，当然我们也没有在杜诗中间看到像苏东坡在《赤壁赋》中所写的，他有了朋友来了，逮到一条鱼，想喝酒没有。妻子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妻子说我有一斗好酒，藏了很久了，赶快拿出来。杜甫的妻子没有这么贤惠，没有说藏一些酒，等他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我没看到这方面的描写。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妻子怪他喝酒，杜甫跟他的妻子杨氏夫人关系是非常好的，这可以说是模范夫妻。杜甫一生只娶过一次，只结过一次婚，不像李白结过很多次婚。杜甫始终只爱他的妻子，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念他的妻子，如果生活过得稍微安定一些，他就写他跟妻子之间那种相亲相爱的生活。写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我的老妻给我一张纸画一幅棋局跟我下围棋，写了很多。说到杜甫的喝酒，应该承认杜诗中间写酒是非常多的，这当然首先是古代诗人的一个共同习性，其次可能也有借酒浇愁的意思。他在长安十年的时候，他诗中很多次写过，他跟好朋友郑虔或者其他的毕曜这几个好朋友之间的交往，经常是有了三百个青铜钱，有了一点点钱就赶快买一点酒来喝。“宜速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我口袋里好不容易有了几个钱，赶快买一点酒，到小酒店里去喝。这恐怕不是对一种什么腐朽生活，没落生活的追求，而确实是借酒浇愁，酒能使人暂时忘记他的忧虑，是能够宽解人。很多人喜欢喝酒，我想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地方，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估计杜甫的酒量到底是多少，这个里面没有。当然诗中间写得都是夸张的，他写《饮中八仙歌》，描写李白他们的喝酒，写的很有兴致，兴致勃勃，他本人喝酒当然也有那种情境，但是应该说酒在杜甫的生活中间不是最重要的内容，也不是杜诗中间最重要的内容。这一点跟李白诗中间比例可能有一点不一样，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多讲了，下面讲一讲你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杜甫那样一种对儒家的信念有没有怀疑过？有没有动摇过？当然是有。他有的时候动摇、怀疑，感到痛苦，甚至有的时候为自己这样一种儒者的身份而感到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学问这么好，我是一个坚持儒家道德观念的人物，为什么现在这么穷困呢？他感到困惑，我的理想没有办法实现，杜甫一生以他的儒家身份而自豪，我统计过，杜诗中间用到“儒”这个字有45次。其中有一次是侏儒，那个不算，就是说身材矮小的人。其他44次都是在儒家这个意义上用，他自称是“儒”，是“老儒”。有时候甚至称自己是腐儒，一个很迂腐的一个儒，因为固守这样一种信念，在现实生活中间怎么碰壁都不改变。但是不可否认，杜甫有的时候，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实现理想，甚至连生活都难以维持的时候，他有痛苦有动摇。你刚才提到《同谷七歌》，最后一首就是这样子，他有所动摇“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山里面有一个老儒生以前我跟他老早就认识，现在两个人见面，大家都很伤心，讲讲我们的怀抱没有办法实现，这是有的。但杜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核心的，最基本的对于儒学的那种依恋，对儒学的那种理解，对儒学精神的那种实践。他从来没有抛弃过，他一直到最后，一直当他从四川出来沿着长江在一叶扁舟上面漂流，后来又到了洞庭湖，到了湘江，在那个境界，当他走到生命的最后关头完全穷困潦倒，人生已经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依然很自豪地自称是儒，“天地一腐儒”，我是天地之间的一个迂腐的儒生，“腐儒”这个字表面上看好像是说我自己很迂腐，实际上是带有一种自豪感。这表现为一种道德信仰上面的执著一种坚决的追求，至死不渝的精神。不管世界怎么变，不管我怎么穷困，我的遭遇怎么不好，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这是杜甫自称腐儒一个最核心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从根本意义上讲，杜甫对于儒学是始终如一的信念，他没有根本的动摇过。

　　莫先生您好，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是，杜甫“诗圣”的称号是宋人确立的，那么这与宋代的理学思想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谢谢。

　　“诗圣”这个称号就是诗中的圣人，这个称号的最后的确立提出来是明人。就是明末的王嗣奭在他的《杜臆》里首次提出来的，但是这个观念，这个概念确实是宋人提出来的。宋人对杜甫有很多评价，其中比较主要的一个说他是集大成，他集诗歌之大成。集大成本来在儒家的术语中间就是圣人的概念，因为这是孟子对孔子的称呼，孟子说孔子是集大成者。同时宋人也说过，杨万里说过杜甫是圣于诗者，在诗歌这个领域中他已经超凡入圣了。同时宋人还说过，杜甫写的诗像“周公制作不可拟议”，就像周公在政治上那些建树一样，你觉得没有办法来评价他，太伟大了。所以这几个意思基本上已经颇近圣人的意思，但最后诗圣是由明朝人提出来的。这个同学刚才提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它跟宋代的理学思想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应该说说起来有一些复杂，我简单地提一提。我本人对宋代理学思想研究不多，但对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思想有一些研究，因为我研究过朱熹。我觉得宋代的理学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学说，或者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它在我们当代所受到的评价是偏低的。就是大家现在说到杜甫的崇高地位是宋人确定的，那么宋人又是受理学思想影响，这样一种评价会不会有保守的意义在里面，会不会有不那么崇高，不那么伟大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大家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可能是觉得理学思想是一种官方思想，是统治阶级一种思想的一种表现，实际事实不这样。

　　理学思想在整个宋代，除了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以外，始终没有成为官方思想，它一直是民间思想，它甚至在朱熹身后还是受到镇压的。朱熹死了以后，追悼会都不能开，他的弟子去送葬，都要受到朝廷的追查。完全是受镇压的，是一种民间思想。我自己认为，一种思想如果它被确立为统治阶级所采纳的思想的话，它的生命也就慢慢地停止。最有生命力的思想是在民间，民间思想才有活力。因为它能发展，而统治阶级所采纳的思想它是固定的，定于一尊，它由权威解释，它不能再发展。所以宋人对于杜甫典范地位的确立，应该说确实是跟理学思想有关系，我们刚才提的朱熹的那番言论，就是一个明证。但是这主要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表现的，他消极的方面很少，积极意义是什么呢？在理学家看来，在理学思想看来，对于一个人物，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在的人物，对他的评价最主要的一个判断是道德判断。你首先是不是一个好的人，然后才称得上你是不是好的文学家，是不是好的政治家。这一切建立在你首先是一个好的人这个基础上。道德判断是第一位，审美判断是第二位。所以宋人对杜甫那么推崇，当然他是两个方向同时进行的，既有道德判断，也有审美判断。但是最核心的最基本的首先是道德判断。也正由于如此，所以李白没有被确立为诗圣，宋人看来李白有很多缺点，而杜甫几乎是完美的，那首先是道德判断。这样一来，我觉得如果说杜甫在宋代所受到的评价跟理学思想有关的话，那么这种影响，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积极的，是应该肯定的，里面并没有多少消极的东西。

　　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有一首诗中写到，“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就是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说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他惟一留下来的更重要就是他的诗歌，从这句诗来说，诗在他生命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一个是他对诗的看法，第二个是他留下来的诗对我们后来如何看待杜甫，这个诗又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谢谢。

　　“诗成吟咏转凄凉”，我想大概说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他本来想借诗来解愁，因为我在生活中间不顺利，遭遇不好，我想通过诗歌写作来抒发我的某种忧愁，但是没想到，写好以后，我就更加愁了，觉得心境更加凄凉，大概是这样一种意思，那么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诗歌在杜甫的一生中间到底是什么地位，他的写诗作为他的一生的事业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想，从本质上讲，杜甫是一个诗人，我们虽然刚才说了很多诗歌以外的话，说他在文化上面，但他最本质的价值上说，杜甫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成为诗圣，成为我们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这绝不是偶然的，这跟他对诗歌那种全心全意把整个生命都融化进去，那样一种态度分不开，喜欢文学的人不少，喜欢写诗的朋友也不少，但是很多人仅仅是在某种状态之下写诗，或者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写诗，很少有人说从小到老，一以贯之，而且在任何生活状态之下，在任何心境之下，都不放弃诗歌写作，都不放弃对诗歌艺术上的追求这样的人是很少的，那么要说有的话首先就是杜甫，他这个人从很小就开始写诗，他自己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他七岁时候就写诗，写一首咏凤凰的诗，他在长安十年的时候，他向皇帝献赋的时候就说过，他那个时候已经写了好几千篇诗了，那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就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诗歌的熏陶，就开始写诗，因为这也不奇怪，他的祖父杜审言就是当时的一位大诗人，他说诗是吾家事，诗就是我们家的事情，是我家的一个传统，一个光荣传统，所以他从小写诗，那么写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写到他最后生命的终结，当他最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到了湖南的耒阳，又泛舟北上，船行在湘江上将要进入洞庭湖的时候，写下那一首绝笔诗，就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那一首诗的时候，最后划上了一个句号，他一生都在写诗，而且一生不仅仅是写诗，作为消遣作为应酬，一生都把诗歌作为他的最重要的事业在进行追求，他在诗歌艺术上真是孜孜不倦，千锤百炼，所以他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诗歌如果句子还没写到惊人的程度，他是死也不肯罢休，一个人做任何事业，真正要获得大成功的话，你必须要全心全意地去做，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进去，这样才可能做成一番大事业，而杜甫就是一个把整个生命都融化到他的诗歌写作中间去，这样一个诗人，在杜甫看来，诗歌是人生崇高的一种职业，做诗人，写诗是一个崇高的事，这当然也是唐代大多数人共同的看法，诗人在唐代的地位，不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人所能想像的，我们今天大家听到说某人是诗人，还有点调侃，这个人写诗，是诗人，我经常听到有的年轻朋友说，散文写得不通顺就去写诗，这是简直是对诗歌极大的亵渎，诗歌应该是最好的最精美的文学形式，用当代诗人艾青下的定义，什么是诗歌？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就是最具有文学本质的最具有文学功能，最集中的就是诗歌，它是一种最高的形式。诗是中国一切文学的极致，最高境界就是诗，所以杜甫一生是瞄准了这一点，他确实把写诗，把诗歌创作看做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也就是最崇高的事业，所以他生前实际上早就已经知道，他这一生注定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惟一能够留给后人的，惟一能够使自己在历史上成为一位人物，使自己的一生不白过的事业就是写诗。所以他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虽然是他对他的好朋友李白的评价，也未尝不可看作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自己知道自己身前冷落，身后凄凉，这一切都是注定的。但是他觉得凭借他的瑰丽的诗篇，凭借他在诗歌上的巨大贡献，他将能够千秋百世地垂名下来。而杜甫这个预言确实也是很准确，他确实凭借诗歌而活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他也凭借他的瑰丽的杜诗，成了我们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位重大人物。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解读张爱玲（上） -淳 子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8日 15：19

　　主讲人简介：淳子：上海东方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女作家。写有散文《白天睡觉的女人》、《上海闲女》、《名人访谈》等作品。1993年开始阅读和研究张爱玲，并写作出版了散文体学术专著《张爱玲地图》。

　　内容简介：我们知道，张爱玲最主要的作品是在23岁到25岁之间完成的，在以后她虽然不断地在书写，但是所有的文学成就，都比不上她这三年，她所有的写作，她的经验就是她前二十年：她的前生。她以后的书写，她的作品，只是在不断地咀嚼、涂抹，反复地利用她的这个前生。张爱玲她写作的原乡，她生命的原乡就是上海，甚至于可以说就是上海她居住过的老房子。她离开了上海，她离开了她曾经居住过的上海的这些老房子，她的生命好像是断了水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她在美国是写过很多文章，但那些文章，都是她作品的稀薄影子，越写越淡了，因为她远离了上海，她的生命源被切断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张爱玲在上海，张爱玲在上海的老房子，不仅是张爱玲肉身的场所，并且也是她生命的一个场所，而对张爱玲来说，她完成她的这个写作的前生，这二十年，就是在她出生的那一栋老宅子里面完成的。这栋老房子是李鸿章的产业，是李鸿章在嫁女儿的时候，把这栋老宅作为陪嫁是嫁过来的。张爱玲出生在这一栋房子里面，并且也是在这一栋房子里面长大的。张爱玲在这儿出生，在这儿度过了她的童年，并且最后又把她的豆蔻年华埋葬在这里的。所以我们说张爱玲前二十年她全部的生活经历是她创作的一个生命的原乡，是她的前生，她日后所有的书写其实都是为了宣泄恋父情结的得不到回报，都是对自己自恋的那种特殊人格的一种自我安慰。所以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断地舔着伤口，舔着舔着对伤口也有感情了。所以这个伤口就伴随她一生，永远永远伴随她，永远永远地出现在她的作品里面。

　　（全文）

　　我今天讲得，不仅是张爱玲地图，主要是张爱玲的一张生命的地图。我今天讲的主题那就是“花忆前生”，讲张爱玲不解的恋父情结，和她自恋的性格特征，以及和她作品之间的关系。花，就是这朵海上花：张爱玲；前生就是张爱玲在上海度过的前二十年她的重要经历。

　　我们知道，张爱玲最主要的作品是在23岁到25岁之间完成的，在以后她虽然不断地在书写，但是所有的文学成就，都比不上她这三年，她所有的写作，她的经验就是她前二十年：她的前生。她以后的书写，她的作品，只是在不断地咀嚼、涂抹，反复地利用她的这个前生。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张爱玲是如何在她的那个老房子里面，在上海孵育出她的恋父情结，以及她自恋的人格特征，并且这些自恋的人格特征，这些恋父情结是如何在她的作品当中，形成她的人物，形成她的情结，形成她苍凉的底色。

　　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福克纳，他的一生就是生活在一个小镇上，他写作的全部源泉，也就是说他生命的原乡和他写作的原乡都是源自于这样一个小镇，而他的这个写作特点，和张爱玲特别相像。张爱玲她写作的原乡，她生命的原乡就是上海，甚至于可以说就是上海她居住过的老房子。她离开了上海，她离开了她曾经居住过的上海的这些老房子，她的生命好像是断了水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她在美国是写过很多文章，但那些文章，都是她作品的稀薄影子，越写越淡了，因为她远离了上海，她的生命源被切断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张爱玲在上海，张爱玲在上海的老房子，不仅是张爱玲肉身的场所，并且也是她生命的一个场所，而对张爱玲来说，她完成她的这个写作的前生，这二十年，就是在她出生的那一栋老宅子里面完成的。我们一定要来见证一下这栋房子是如何孵化了张爱玲的恋父情结，以及她特殊的自恋的人格特征。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清末民初的房子，这栋老房子是李鸿章的产业，后来当李鸿章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张爱玲祖父的时候，这栋老房子便成了一份陪嫁，也就是说李鸿章在嫁女儿的时候，把这栋老宅作为陪嫁是嫁过来的。张爱玲出生在这一栋房子里面，并且也是在这一栋房子里面长大的。上海有很多老房子，由于资料的缺失，都已经缺少了言说的权利了，所以当我要找这栋老房子的时候，真的就是像考古一样的，一点一点地把它找出来，不过幸好找到了。这一张照片是我们爬到它对面的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上面俯拍下来的，这是一个门头，我们从这栋房子里面，我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栋建筑的特点，就是说它虽然还是当时中国的那种石库门房子的结构，但是它的浮雕、包括它里面的花砖都已经引进了西方建筑的一些风格了。我在这栋老房子里面，在客厅的天花板上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铁钩子，我当时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以前腊肉、腊鸡挂在上面的。老一点的人就笑了，他说，淳子，你错了，这个钩子以前是上海没有电灯的时候，挂煤气灯的。这样一个很小的细节，就使我们知道了，这栋房子的历史。我查了一下历史，上海是在1881年7月的时候，开始有电灯的，那这栋老房子盖的时候还是用煤气灯的，所以这栋老房子至少它建造的日期是在1881年之前。这样一个钩子就让我算出了这栋老房子的年龄。当年李鸿章在上海搞洋务运动的时候，在租界、越界筑路的时候，他很有商业头脑，他买下了地块，所以日后，李鸿章他的商业投资的理念，就成了他的子孙后代享受的一个依据。

　　我走进这栋房子，于是有一种感觉，感觉张爱玲好像真的没有离开我们，她好像是一个导游，在引导我走，因为当你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这栋老房子给你所有的感觉，都在张爱玲的许许多多的文章里面非常细致地出现过。

　　这栋房子现在是一个中专的夜校，白天是没有人的。我在大白天走进去，它的客厅如果不点灯的话，可以说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就像张爱玲在她的作品里面写的，这栋老房子黑的地方，暗的地方就有一种古墓的幽暗，而它亮的地方，有阳光的地方，给人一种昏沉沉的感觉，就是说你在亮的地方，在有阳光的地方，你坐久了，慢慢地就会有一种要沉下去，沉下去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颓废的感觉。因为张爱玲生活在这栋房子里的时候，当她在阳光里的时候，她同时总是可以看到阳光里鸦片的烟雾，因为她的父亲是吸鸦片的，她后来的后母也是吸鸦片的，她后母的好朋友曾经和著名的诗人徐志摩搬演出一代爱情的陆小曼，也是经常到她们家里来玩麻将，然后一起躺在二楼的烟榻上面吸烟的。张爱玲所有的对这一栋老房子的回忆，都表现在了她的文字里面，而她的这些文字如此真实和细致，使得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张爱玲真的好像还是穿着那一双买来的绣花鞋在领我们往前走。

　　这是上海的摄影师打了很强的灯，才把这个二楼的楼梯拍出来的，在强烈的灯光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房子的做工是非常细致的，在每一个拐点，都有非常精致的雕花，充分地显示了当时李鸿章作为清朝的一个重臣，他对生活中的那种中国士大夫式的精致。在它楼梯口，在它的门头上，是有很多雕花非常精致，它的门砖、地转等等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但他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传统的，也就是说在这栋老房子里面没有现代化的设施，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没有浴缸。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大，有的时候看上去很豪华，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很破旧的这样一个房子里面。这些房间为什么会被改成一个学校，因为这栋房子它一共有二十多个房间，就是所有的房间都是围绕这个楼梯，这个楼梯一进去就是在客厅的正中央，绕着这个楼梯底楼十几个房间，然后二楼也是十几个房间。张爱玲和弟弟是住在一楼的，父亲是住在二楼的。用一句非常文学的语言来说，张爱玲在这儿出生，在这儿度过了她的童年，并且最后又把她的豆蔻年华埋葬在这里的。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在这栋老房子里面，张爱玲是如何地产生了她一辈子都不能解开的一个死结，那就是恋父情结，并且由于恋父情结得不到回报，而产生内心退缩以后的一种自恋情结。在心理学上，我们把有严重的自恋情结的人，称为水仙子式的病人，就是顾影自怜，最后由于极度地自怜，所以死掉的一个人。张爱玲在这栋老房子里面就是形成了她的这样一个心理特征：一、是永远解不开的恋父情结，二、是永远没有办法逾越的一种自我疏离的气质，那就是源自于她的水仙子式自恋情结，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张爱玲在这个屋子里面如何地养成了她永远没有办法解脱的一个恋父情结。每个女孩子在她童年的时候，在她少年的时候，对父亲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都有一种崇拜，每个女孩子，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恋父情结，但是大部分女孩子，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她的恋父情结慢慢地会转移，她会成熟，她会投射到应该和她在一起的异性的身上，所以她往往是通过另外的一次异性的结合，来完成自己恋父情结的终结。但是张爱玲她没有终结她的恋父情结，她以后不断地和别的异性结合，只是为了延续她的恋父情结。

　　现在首先要讲的就是张爱玲的恋父情结，她是怎么样形成的。张爱玲在4岁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了，母亲为什么离家出走呢？就是因为不满父亲，一、父亲的吸毒，二、父亲的嫖妓，三、父亲养姨太太，四、父亲颓废堕落，不理财、不养家、没有责任感。父亲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父亲自己的钱不用，总是逼母亲把钱拿出来用，想把母亲的钱逼光，因为张爱玲的母亲也是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张爱玲的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和张爱玲的祖母嫁到张家的时候是一样的，是带了一大笔丰厚的嫁奁过来的，所以她的父亲很清楚这一点，她的父亲就是要把她母亲的钱用光，而她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有独立意识的女人，是一个湖南女子嘛。张爱玲一直说：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一直对我说，我们湖南女人是最勇敢的。张爱玲的妈妈不愿意忍受这样一个男人对她的压迫，所以她就借陪张爱玲的姑姑出去读书，到了欧洲。

　　所以张爱玲在4岁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母亲了。张爱玲对母亲的离开，她不是想念，她是怨恨。张爱玲曾经写过她母亲离开她时的情形，张爱玲一直不能够忘记这个情形，张爱玲说，那个时候她4岁，船要开了，她的母亲其实不想走的。她真的是不想离开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孩子，但是她的独立意识又使得她必须要离开家，所以她的母亲等到船要开的时候，就躺在床上哭，不肯走，于是佣人就把张爱玲领到母亲的面前，教她说，婶婶你要走了。为什么叫妈妈是婶婶呢？因为张爱玲从小是过继给别的亲戚的，所以她不叫妈妈是妈妈，是叫婶婶的，就是说婶婶时间到了，要走了，但是她的妈妈依旧是不管不顾地在那里大哭，于是张爱玲就呆掉了，不晓得干什么好了。张爱玲说我的佣人没有教我说别的，就教我说了这一句话，我这一句话说完了，妈妈还不走，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在张爱玲4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种往内心退缩的性格，就是那种非常沉默的那种性格。但是妈妈最后还是被佣人架到船上去了。妈妈走了，于是妈妈留在张爱玲记忆当中，就是妈妈走的那天穿的衣服，妈妈走的那天穿的是苹果绿的旗袍，旗袍上面缀满了闪光的珠片，这就是张爱玲对妈妈走的一个记忆。很多小孩子对妈妈的离开会有一种恋恋不舍，但是张爱玲对妈妈的离开，她是有一种怨恨，因为她就觉得，妈妈其实是抛弃她了。

　　但是妈妈走掉以后，很快张爱玲又找到了自己的一份非常舒服的生活，因为她觉得她和父亲在一起也是蛮好的。家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弟弟，而张爱玲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勤奋好学的状态来，所以她的父亲非常喜欢她，她的父亲给她念诗，然后教她读书，给她很幼稚的作文眉批、总批，并且还把她很幼稚的作文装订成册。因为她父亲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嘛，根本不用上班的，不用朝九晚五的，所以闲来无事的时候，就带张爱玲去咖啡馆，去夜总会，去吃点心，有的时候带她到妓院里面去，然后只是让她坐在妓院的客厅里面，找一个女人来陪她，来逗她玩儿，也就是说，她和她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她好像是她父亲整个生活的一个见证人，就是说有她父亲的时候，就一定是有张爱玲的，就是父亲和女儿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所以张爱玲虽然没有了母亲，但是她非常享受这种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所以我们从张爱玲的一些文章里面，就可以看出，张爱玲对父亲的这样一种感情，比如说张爱玲已经到老年的时候，她忽然翻看旧书，然后看到了父亲的英文体的字迹，于是刹那之间她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到好像有一种春日迟迟的感觉，就是说一种很重的、温暖的感觉。所以张爱玲在这栋老房子里面，和父亲生活的日子里面，父亲等于是成为了她爱的所有的寄托，成为了她生命的一个支柱。但是后来这样的一种父女之间的感情被打破了，被谁打破了呢？因为张爱玲的母亲回到上海以后，发现张爱玲的父亲依旧没有改掉他前面的陋习，所以对张爱玲的父亲非常失望，她就提出了离婚。

　　根据张爱玲的记忆，每当父母吵架的时候，佣人就把她和弟弟领到这个阳台上来，然后她和弟弟就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自行车，张爱玲那个时候就觉得天好像要塌下来了，因为她就觉得父母要离婚了，她以后的生活不知道会怎么样。也就是在这个阳台上，她的弟弟打碎了一块玻璃，然后被她的继母痛打了一顿。张爱玲想要替弟弟报仇，但是没想到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弟弟已经把这件事情忘记掉了，张爱玲于是也就痛恨弟弟，觉得弟弟这个人怎么那样没有骨气。为什么弟弟那么容易忘记被打的经历，而张爱玲不能够忘记，这都是由于张爱玲的恋父情结造成的。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父亲被别人夺走嘛，所以她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会出现另外一个女人来瓜分她和父亲的感情，所以她和她的继母永远是天敌，永远不可能调和的天敌。

　　好了，继母来了，我们要说说这个继母。

　　张爱玲的母亲离婚以后又出国了，又到了欧洲，于是张爱玲又和父亲住在一起了，但是不久就有人来说媒了，就是张爱玲的继母叫孙用蕃，这个孙用蕃也是出生在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家，孙用蕃她的父亲就是孙宝琦，曾经做过好几任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也做过中华民国总理，可以说张爱玲的继母也是出生在一个很大的家族里面。后来孙宝琦退休了，他不做外交总长了，也不做中华民国总理的时候，他和李鸿章的后代一样，到上海做寓公，就是住在公寓里面。当时孙宝琦住在公寓里面，上海青红帮大头子，杜月笙也是要买他面子的。比如说他出面要搞一些慈善活动，他没有钱，他就会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就毕恭毕敬说您孙老要多少钱，我一定是要拿出多少钱来的。所以孙用蕃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孙宝琦家里好像也是穷，张爱玲也不懂，就是说官做得那么大，为什么也是穷，张爱玲就分析，也许是家里的姨太太太多，人口太多，所以家里就穷了。

　　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张爱玲继母的娘家，这是非常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这是一条弄堂，一排房子，每个姨太太住一栋，等到孙宝琦死掉以后，我听当时那些老作家说，大太太每到月头上的时候，就是一家一家地派生活费的。我去考证这条弄堂的时候，孙宝琦家的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是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弄堂底的这个门住的是康有为的儿子，现在的产权还是康有为的。上海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藏龙卧虎的地方，你随便一敲门，出来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太太，跟你说上一段她的历史，都让你瞠目结舌。我在考证张爱玲后妈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找到她后妈具体是住在哪一栋房子里面，但是就找到了康有为，并且康有为他的情况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都是看过《半生缘》的，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姐妹两个人成为一个男人的大小老婆，等于是曼桢和曼璐。其实这就是康有为家的演义。康有为的儿子就是有大小两个老婆，这大小两个老婆就是姐妹，在弄堂里面是同进同出的。所以像这样的一段历史，是张爱玲的后母讲给张爱玲听的，张爱玲在后面的写作当中，会把这样的情节，放在她自己的作品里面。

　　好了，我们现在对张爱玲的后母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她住在这儿，然后她嫁到了张爱玲家。张爱玲的后母为什么到了三十多岁还没有出嫁呢？她也是一个瘾君子，因为她也是吸鸦片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嫁过去，最后等于算是下嫁了，做了别人的填房。其实出生在这样一个大户人家，跑到张爱玲家里面做继母，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时候，张爱玲已经是一个少女了，她已经是读高中了，特别是张爱玲有着严重的恋父情结的这样一个女孩子，所以这个继母和她相处真的是很难的。其实继母刚刚嫁到她们家里去的时候，是想和张爱玲搞好关系的。继母知道张爱玲的身材和自己差不多，就带了很多很多自己年轻的时候穿的衣服给张爱玲，因为继母也是穷嘛，我们刚才说到了，家里人口多，比较穷，所以她也不舍得拿出自己的碎银子来，给自己的养女做新衣服，但是她是带了自己的旧衣服来给张爱玲穿的。从此，张爱玲穿继母旧衣服的这种委屈感也是影响到了她的一生。她以后拿到第一笔稿费，就是要给自己买口红，买衣服，她以后到了美国也是给自己买了无数非常夸张的鲜艳得不得了，她几乎是不可能穿出去的衣服。为什么？其实都是用一种非常消极的状态，对穿继母旧衣服的一种报复，一种宣泄。

　　我在考证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也是有疑问的。我就在想，张爱玲和陆小曼是同时代的人，两个人都是上海的女才子，并且两家人住得都是非常近的，为什么张爱玲评价过很多在上海的女作家，比如说丁玲，比如说箫红，也评价过冰心，甚至于她还评价过和她的创作风格、并且创作理念和精神境界完全不同的鲁迅，但是她偏偏从来不说陆小曼，而陆小曼的画一直是挂在她们家的，她从来没有点评过陆小曼。张爱玲出名以后，多次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女性沙龙，女作家的聚会，但是她就是故意忽略陆小曼，明白为什么吗？因为她把陆小曼归在继母那一档里面，因为陆小曼是她继母的好朋友嘛，而继母是夺走她父亲的那个女人，所以她连陆小曼一并恨过去了。但是这种恨是没有道理的，并且是不能言说的。但是她对这个直接夺走她父亲爱的这个女人继母，却敢于言说。我们知道，其实夸张的这种恋父情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道德范畴里面都是被视为乱伦的，也都是不可以言说的，但是张爱玲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这种强烈的情绪，她还是言说了。她在她的自传体的散文《私语》里面写到：姑姑把父亲要再娶的消息告诉我的，当时是在一个小阳台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的这个继母就在我的眼前，我就会把她从这个阳台上推下去，让她摔死掉。

　　张爱玲是一个很瘦弱的，很苍白的，你肉眼看上去都是很病态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内心的情感是那么强烈，想把继母从阳台上推下去，那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她的恋父情结。就是说一般女孩子的恋父情结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但是她的那个恋父情结已经是到了夸张和极端的那样一个情结里面。

　　按照心理学的理论来说，一个女孩子她没有办法解开的恋父情结，就是没有可能得到回报的时候，她往往是会走向内心，她会从失去的当中找一种补偿，那就是自恋。于是张爱玲在父亲的爱被别人夺走以后，她就形成了她一个水仙子的一个病态的人格特征，就是自卑、自恋、自爱、自私，而这种自卑、自恋、自爱、自私的人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好胜。所以她和她继母之间的关系是永远不可能缓解的，只有鱼死网破，于是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来到了我们面前了。

　　那就是在1938年的时候，她高中毕业，她准备要考大学，她是想到香港去读大学的。她的母亲为了她能够考上香港的大学，日后能够去英国完成学位，特别花了很贵的金子，请了一个犹太教师教她英语。

　　1938年的时候，正好是日本人打进上海，张爱玲的家，那栋老房子离苏州河特别近，每天晚上都可以听到炸弹的声音。张爱玲就感到很害怕，那个时候张爱玲的母亲是住在上海最繁华的，最高尚的一条马路上，当时叫霞飞路，现在叫淮海路，现在依旧也是属于最高尚的一条商业街。她妈妈就跟她说，你要不就是来我这边住几天，避避风头。于是张爱玲就在妈妈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然后住了两个星期以后她回家。

　　那天是吃晚饭的时候，就回到了这栋老房子，晚饭已经是摆到桌上来了，张爱玲进门，正好她的继母孙用蕃从楼上下来，当时张爱玲还记得家里的情形，因为天还是比较热的，家里的竹帘子是放了下来的，在客厅里面有一个金鱼缸，金鱼缸里面的鱼都已经死光了，但是金鱼缸上面描着鲜艳的水草还在，张爱玲那天一进门时的情形，一直到她七十岁的时候还是历历在目：孙用蕃就问：“你到哪里去了，出去了那么多天。”

　　张爱玲就说，“我到妈妈那里去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设身处地替一个继母想，这个继母现在其实已经是事实上、法律上张爱玲的母亲了，但是自己的养女和自己一点都不亲，三天两头跑到自己亲母那里去，其实做继母的是蛮有挫败感的。所以当张爱玲说，我住到妈妈那里去的时候，那继母其实心里已经是不高兴了，于是继母就说，你住到妈妈那里去，应该跟我说一声，那么张爱玲就说，我跟爸爸说过了，那继母本来是不愉快，这下是生气了，她就说，那你从来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了。

　　我们看到过无数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的那个形象是蛮硬的，蛮倔的，按我们现在喜欢用的一个词来说，就是蛮酷的，她的这种倔强，并且不言语，给她的继母造成一种很大的焦灼和焦虑了，所以她的继母当时也是非常本能的“唰”的一下，就是一个耳光。

　　那还得了，对不对，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凭什么给你打，所以张爱玲也是本能的“唰”的一下，就还了一下继母耳光。你要知道大人打小孩是天经地义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进步到现在，大人打小孩也是天经地义的，小孩打大人是拿不出去的。所以当时张爱玲的继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养女会反抽她一个耳光，所以她当时就失态了，当时一个女人无依无靠无助就表现出来了。于是她也顾不得和张爱玲吵架，她就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发了疯地冲到二楼，就去找张爱玲的父亲了，就说不好了，你女儿打我了。那张爱玲的父亲也是蛮生气的，就是怎么家里两个女人搞得鸡飞狗跳。张爱玲的父亲当时是刚刚吸完烟，吸完鸦片，就听到继母披头散发哭着跑上来，张爱玲的父亲当时也是蛮冲动的，然后穿着拖鞋从二楼，因为父亲永远是在二楼的，烟室是在二楼的，就从二楼穿着拖鞋就下来了，下来以后看到张爱玲那种凶巴巴的样子，父亲也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不成体统，然后就开始打张爱玲。张爱玲就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会打她，父亲一直是最爱她的，最疼她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穿的都是给她的，平时她和继母有不愉快，父亲都在暗地里帮她的，但她没有想到，这一次她就觉得父亲打她就是彻底背叛了自己。所以张爱玲就是气得不得了，就大喊大叫，喊警察，说我要报警，那个时候没有110.但是因为张爱玲家是贵族，这栋老房子是豪宅，外面专门派了两个保安、警察守护的，所以张爱玲大喊大叫，说我要报警。

　　你想做父亲的听到女儿这样的不驯服就更气愤了，就更往死里打，我让你去报警，我打死你。这个时候佣人都上来劝，就把他们两个人拉开了，其实可以平息了，但是对张爱玲这样一个有强烈的恋父情结的人来说，她就受不了这个委屈了，她等到别人把父亲拉开以后，她就冲到她们家的大门口就砸门，她想通过砸门，想通过叫救命，来引起外面巡警的注意，然后让外面的巡警给她报警，因为家里大门的钥匙她是没有的。那她这个举动再一次激怒了她的父亲。因为家丑是不可外扬嘛，我打了你女儿，你女儿居然用那么过激的手段来对付我，然后就命令下面的人把张爱玲给关起来，就是关在一楼的那间房间里面，那关在这间房间里面，张爱玲也是不依不饶，往死里面踢门，大喊大叫，她越是这样一种强烈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出来，离她的父亲越是远了。她其实想通过她这种过激的行为来换回她父亲对她重新的注意，但是她父亲是不喜欢这样的女儿的。父亲就喜欢女儿像猫一样，趴在他的脚上，等我抽完烟以后，你陪我说说话，我跟你说说我们的家族历史，然后你凭着你的天赋写一两篇小故事，然后我可以在我的亲戚朋友面前炫耀一下，你看我女儿多有才能，我要的不是你这样一个那么自恋，自恋以后，极端地分裂的这样一个女儿。所以，张爱玲就被关起来了。我们来看看因为被父亲关起来，张爱玲是用了多少的文字来表示自己心中的委屈，来对自己的自恋，就是说自己舔自己的伤口。

　　首先她在英文报上用英文写了一篇《这是什么样的家庭》这是一次涂抹；然后第二次涂抹，她是在她的自传体散文《私语》里面；第三次的涂写，就是在她的小说《半生缘》里面。她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是她七十年代写的小说，叫《同学少年都不贱》，她在这部小说里面，又一次把自己被父亲关押的这个情节，又涂抹了一次。

　　所以我们说张爱玲前二十年她全部的生活经历是她创作的一个生命的原乡，是她的前生，她日后所有的书写其实都是为了宣泄恋父情结的得不到回报，都是对自己自恋的那种特殊人格的一种自我安慰。所以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断地舔着伤口，舔着舔着对伤口也有感情了。所以这个伤口就伴随她一生，永远永远伴随她，永远永远地出现在她的作品里面。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解读张爱玲（下） -淳 子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8日 15：22

　　主讲人简介：淳 子：上海东方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女作家。写有散文《白天睡觉的女人》、《上海闲女》、《名人访谈》等作品。1993年开始阅读和研究张爱玲，并写作出版了散文体学术专著《张爱玲地图》。

　　内容简介：我们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来分析张爱玲的恋父情结，和她的自恋情结来看张爱玲是如何地反复咀嚼、吞吐、涂写，利用她自己这个前生的。张爱玲在23岁时候写的一部小说《心经》。《心经》里面也是一个女孩子小寒爱上了自己的父亲。在《心经》这部小说里面，张爱玲利用主人公这个身份宣泄了自己的情感，她不断地去诱惑父亲，希望父亲能够大胆地接受她的爱，但是当父亲不能接受她的爱的时候，张爱玲的做法，也就是小说中小寒的做法就是毁灭。后来张爱玲把她的恋父情结和自恋情结交织在一起同样涂写在一部《茉莉香片》里，所以这两部作品非常集中地表现了张爱玲的这种恋父不成，往内心退缩，成为一个自恋的、自我疏离的创作心理机制。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她的这种恋父的情结对她一生的影响。我们知道，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就是汉奸胡兰成。当时张爱玲认识这个汉奸胡兰成的时候，胡兰成其实还是有婚约在身的，那个时候张爱玲是23岁，胡兰成是38岁，非常符合只能和中年男子、只能和成熟男子交往的这样一个恋父情结的女性特征。而张爱玲渴望在胡兰成身上得到父爱，而胡兰成这个人虽然是一个中年男子，但是他没有父爱的情怀，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注定了张爱玲悲剧的人生，所以我们说悲凉、苍凉、残酷是张爱玲生命的底色，也是从头到尾她作品的底色。这是张爱玲的第一段婚姻。

　　我们来看张爱玲的第二段婚姻。因为她没有办法和胡兰成好下去，她就离开香港，去了美国。她到美国以后，她就在美国文艺营里面认识了赖雅，张爱玲遇到赖雅的时候是36岁，但是赖雅已经是60多岁了。像这样永远走不脱自己恋父情结的女人，她总是无可奈何地爱上中年男人，或者就是当她到中年的时候，她只能爱上老年男人。所以由于张爱玲的这种没有办法摆脱的恋父情结，既造就了她那种诡异的令后人不断地去改编的那些经典小说，也造就了她悲凉的，凄惨的人生。

　　（全文）

　　我们接下来就要从张爱玲的作品里面来分析张爱玲的恋父情结，和她的自恋情结，来看张爱玲是如何地反复咀嚼、吞吐、涂写，利用她自己这个前生的。

　　我们现在看的这部影片的片断，是源自于《滚滚红尘》。《滚滚红尘》的编剧是台湾的女作家三毛，三毛她自己也是一个有着非常严重的心理情结的一个女性作家，所以当她在演化张爱玲身世的时候，她非常敏锐地抓住了张爱玲的生命和创作之间的一个纠缠和包容的关系，那就是张爱玲如何地利用自己的前生来进行涂抹和书写的。

　　我们看到张爱玲被关押在房间里面，她不断地在念书，所有的这种镜头都是在文学上、在心理学上面具有象征意义的，像这种发了疯一样的那种状态其实都是一个自恋人格在失去爱，在感到抛弃时候的一种对自己的保护。

　　我们从张爱玲的性格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张爱玲性格的两个极端，一个就是沉默不说话，按照当年看到张爱玲的那些在上海的老作家和她同学的回忆，张爱玲是一个安静得不得了的人，这种安静用文学语言来说就是埋金埋沙的安静，但是用上海人的话来说没有办法形容，只能说她是安静得不得了，白是白得不得了，没有办法去形容她的安静，去形容她的那种白。就是这样一个安静得不得了的、白得不得了的一个女孩子，当她对父亲的爱被父亲背叛以后，她的那种要死要活，她就恨不得自己也死掉，恨不得把继母也杀死，这种人格都是那种极端自恋的人格表现，都是处于那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以后会有的那种情形，她当时就觉得宁可自己就这样死去。她每天坐在那里，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大概生了有半年之久，她就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面，有的时候听到木匠在外面敲钉子，她就好像觉得这是在敲棺材的声音。

　　我想让大家看的最有象征意义的镜头：就是说被父亲关押的那栋老房子，那栋老房子里面画满了中国字。当时三毛把张爱玲这一段前生写出来编成电影，其实是没有经过张爱玲同意的，所以张爱玲在美国的时候，她看到这部电影，非常生气，但是张爱玲是一个往内心退缩的人，她面对这种侵权，她也是没有办法的，她也只能写一封信，说我不高兴了而已。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在很多作品当中看到。比如说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她的名字是叫安耐丝。宁，她的父亲是一个钢琴家，她从就是小被父亲抛弃的，然后慢慢地她长大了，她就不断写怀念父亲的文章，把自己写成了一个作家。她为什么要不断地写父亲？其实就是通过书写来弥补父亲爱的缺失，来弥补父亲的缺席。然后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就叫《日记》。这本书里面表现了一个女孩子由于夸张的极端的恋父情结，而演变成了一种具有乱伦倾向的情感。她整个文字非常地绵密，非常地美丽，也是非常的混乱，而这个安耐丝。宁的这一部小说《日记》，正好和张爱玲在23岁时候写的那一部《心经》是非常相似的。《心经》里面也是一个女孩子小寒，然后爱上了自己的父亲。张爱玲自己也说：女孩子有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去诱惑自己的父亲。

　　在《心经》这部小说里面，张爱玲利用主人公这个身份宣泄了自己的情感，她不断地去诱惑父亲，希望父亲能够大胆地接受她的爱，但是当父亲不能接受她的爱的时候，张爱玲的做法，也就是小说中小寒的做法就是毁灭，就像曹禺写的《雷雨》里面繁漪就是那种毁灭的性格，就是说摊牌，大家死光光，我得不到，我也不想让你得到。张爱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她的小说当中，表现出这样一种极端的情绪。按照心理学的分析，张爱玲她被驱逐出了有父亲存在的具体的生活场景，而父亲、继母和自己三者之间，三个人是在竞争的，但是毫无疑问，张爱玲她是一个失败者。

　　而张爱玲这一次失败，使她在情感上再一次获得了一种悲凉的本质，而我们刚才说到了，恋父情结是张爱玲的一个死穴。什么叫死穴？就是说没有药可以诊治的，而这个药只有她自己的书写。她只有通过不断地书写，就是像美国女作家安耐丝。宁一样，她通过不断地书写来舔自己的伤口，来弥补父亲的缺席，来弥补父亲对她感情的一种背叛。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在另外的一部电影当中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部由英国导演拍摄的电影叫《枕边书》里面的日本女作家叫诺子，诺子也是由于极端的恋父情结不能得到，被背叛，然后开始书写，并且通过书写来弥补父亲的缺席，并且不断地进行宣泄和报复的。就是说《枕边书》里面，日本女作家诺子的表现和张爱玲的日后书写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知道，张爱玲她在读中学的时候，在读圣玛利亚女中的时候，她的老师回忆起她来，就觉得她是一个萎靡不振的人，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当时圣玛利亚女校是一个贵族女校，她们规矩是很严的，比如说你不穿的鞋子，你一定要放到鞋柜里，如果你不放进鞋柜，女舍监就会把你的鞋子拿出来放在走廊里面示众，这对女孩子来说其实是一种羞辱性的惩罚。但是张爱玲是很漠然的，张爱玲差不多每天她的鞋子都会被舍监拿到走廊里面示众。有的时候老师实在也看不惯了，老师就说，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我忘了呀。我有一张照片，那个时候张爱玲和她的同班同学在一起上钢琴课，所有的女孩子在青春少女的时候，脸上都有一种光，眼睛里面也都是有光的，但是只有张爱玲，头发梳得很短，然后穿了一件像男式的灰布大褂，又瘦又高，就憷在那儿，然后一脸的哀愁，和周围的人好像是不搭界的。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由于那种自恋的特殊人格而造成的一种自我疏离。

　　很多人都说张爱玲是很清高的，经常有人形容张爱玲就会用一句话来形容张爱玲：“张爱玲不在”。为什么？就是说如果有人要拜访张爱玲，张爱玲的姑姑要是不在，没有办法替她挡驾的时候，张爱玲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说，“张爱玲不在”。所有的人都说张爱玲是一个很孤傲的人，派头大得不得了的人，是一个清末贵族的大小姐，其实不是这样的，她是有孤傲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自卑，她是因为自卑，所以她不敢见人。张爱玲自己也说，我成天是鬼鬼祟祟地躲着人。所以张爱玲的这种性格特征，完全把她挪到了她的小说《茉莉香片》聂传庆的身上。

　　《茉莉香片》写的是一个男孩子，但是这个男孩子是具有女人气质的，其实张爱玲是想要把真实的自己掩盖起来。所以她在写《茉莉香片》的时候，她故意把男主人公设计成一个男孩子，其实她处处写的都是自己。首先这个男孩子身世和她非常像，那就是4岁母亲离开了，然后他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父亲是抽鸦片的，然后父亲又结婚了，有了一个后母，于是这个聂传庆就和这个后母生活在一起。后来聂传庆在读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教授原来是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父亲的，因为他的妈妈，原先爱的是这个教授，但是最后他的妈妈没有选择这个教授，因为当时是媒妁之言嘛，门当户对，他的妈妈就是嫁给了他现在的这个父亲，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聂传庆，而那个原本可能成为他父亲的这个人呢，不仅是一个非常有学识的，有责任感的一个学子，并且这个父亲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这个父亲的家里，也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叫言丹朱，这个言丹朱因为从小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她对所有的人，包括对聂传庆这样一个很变态的男孩子也是很关照的。

　　而聂传庆是一个具有极端变态性格的人，他渴望美丽女孩子的父亲是他的父亲，他又渴望爱这个美丽的女孩子，但是同时他又痛恨，他又觉得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夺走了他的父亲，因为这个父亲本来应该是他的。所以当这个女孩子向他表示温情的时候，他去伤害这个女孩子。当然还好这个女孩子没有被他杀死。张爱玲把她的恋父情结和自恋情结交织在一起涂写在这部《茉莉香片》里，同时她对自己的母亲也充满了抱怨，她说：母亲嫁到这个家里来，是一种清醒的牺牲，因为母亲知道，你是不爱这个男人的，但是你为了家族的利益，是为了媒妁之言，为了门当户对，你嫁到了这个家里，你的牺牲是清醒的，但是我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是没有选择的，我是被动的，我不仅被动，并且最后被你做母亲的抛弃了，你离家出走了，把我放在这样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面，让我生活在像古墓一样幽暗的房子里面。所以张爱玲在这个里面用了一句非常非常漂亮的比喻。

　　我们知道张爱玲的比喻也是具有惊心动魄的一种文学力量的。张爱玲就说，母亲把我生出来，然后又把我留在这个家里，其实就是在家里的红木屏风上面添了一只鸟，这只鸟看上去是栩栩如生的，但是它是被钉在屏风上的，永远是飞不动的。为什么永远飞不动，因为张爱玲虽然以后离家出走了，在肉体上，在物理空间上离开了父亲，但是她在心理情结上面，她在精神上，在感情上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父亲，她在无数的文章里面用一种非常温情的口吻来写自己的父亲，但是她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感情来写过她的母亲。她知道她对母亲的谴责是不公平的，她知道她母亲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但是由于她太爱父亲了，她不舍得谴责父亲，她只能很不公平地谴责女人，谴责她自己的妈妈，她对自己的这种谴责，也是很抱歉的。所以她在她的小说《茉莉香片》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她说她躺在床上，看到窗口有一个人，她先是以为这个人是自己，但是看着看着，这个人就变成了她的母亲。

　　这种写法其实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张爱玲其实很明白，她虽然和母亲没有感情，她虽然是自恋她的父亲，但是她最终会是她的母亲，也就是说她和她的母亲在她的作品当中，她已经分不清了，她已经分不清哪个人是她自己，哪个人是她的母亲了。

　　所以非常集中地表现张爱玲的这种恋父不成，往内心退缩，成为一个自恋的自我疏离的性格特征的这样一个创作心理机制，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两部作品，一个就是《心经》，一个就是《茉莉香片》来看到的，太明显了。至于张爱玲其他的很多作品，比如说《第一炉香》，比如说《多少恨》，在这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这个里面都是没有母亲的，都是只有父亲，并且在这个里面，女主人公都是只能爱上中年男人的，就是具有父爱一样的男人，她是没有办法和青春勃发的男人在一起相处的。

　　我们刚才说到，在《茉莉香片》里面充分地表达了张爱玲涂抹前生的一个特征，并且充分地表现了她的一个心理特征，在这个里面，她还描写了自己家族的一个本质，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她们这个家族成员的冷酷。关于她们家族成员的冷酷，我们可以从她的代表作《金锁记》里面可以看到。那种变态的冷酷。在张爱玲的作品当中，包括在生活当中的张爱玲，包括在张爱玲最亲爱的那些亲人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冷酷在张爱玲体内的那种遗传。而这种冷酷也正是张爱玲那种自恋情结，自卑、自恋、自私的一种极端的表现。

　　比如说她的姑姑和张爱玲的父亲是一对姐弟，本来是为了自己的共同利益是去打官司的，但是最后张爱玲的父亲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把自己的妹妹，也就是把张爱玲的姑姑给出卖了，这是张爱玲家族的冷酷之一。冷酷之二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对自己的妻子，张爱玲的生母不断地逼迫，要把她的嫁妆全部逼光，把她的钱全部用光。然后第三，张爱玲离家出走以后，和她的姑姑住在公寓里面，她的弟弟来看她，就是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来看姐姐。姐弟两个人说话，说说就说到吃饭的时间了，然后她的姑姑就会跑出来说，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是不留饭的，要留饭，你要预先通知的，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就把弟弟赶走了，这是一次冷酷。

　　还有一次冷酷，张爱玲从父亲家逃出来以后住在母亲的公寓里面，然后隔了几天，弟弟也逃出来了，弟弟逃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自己的一双旧的篮球鞋，用旧报纸包着，就来到妈妈这里，跟妈妈说，妈妈，我也要和你住。这个时候张爱玲的弟弟也是一个初中生。他的妈妈就跟他说，我要负担你姐姐已经是勉为其难了，而按照离婚协议，你们两个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应该都是你父亲承担的，所以我没有能力再养你了，你还是回去吧。张爱玲看到自己的弟弟又夹着这双破报纸包的篮球鞋就这样又回去了。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特别辛酸，你就会觉得人怎么可以冷酷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像她们这样的一个家族，金钱是惟一的通行证，别的都不讲。关于金钱的重要性，我们在《金锁记》曹七巧的身上也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我们再来看这种冷酷在张爱玲家族身上的表现。还有就是1952年的时候，张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但她弟弟不知道，她弟弟又去公寓看姐姐。她的姑姑把门一开，是张爱玲的弟弟，就说你姐姐已经走掉了，就这一句话说完，“啪”一下门就关上了，没有第二句话的。这个做弟弟的就站在寒风里面一个人落泪，他就觉得他自己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张爱玲的弟弟也是很可怜的，因为他的父母亲要抽鸦片，最后生活潦倒，张爱玲的家族是没有等到解放，就已经败光了。她们本来是住在那么大的一个豪宅，最后是住在十平方米的一个汽车房里面，终其一生的。

　　父亲根本不愿意为自己的儿子办婚事，因为办婚事是要花很多钱的，所以张爱玲的弟弟一辈子是没有结婚的。我听上海的一位老作家树棼告诉我，他说张爱玲的弟弟惟一有过一次结婚的机会。那个时候女方要的嫁妆是一块上海牌的手表，那个时候全钢上海牌手表是人民币120块钱，大概是相当于一个大学生两个半月的工资吧，但是她的弟弟就是拿不出这笔钱来，所以他的弟弟连最后一次婚姻的希望也没有了。所以她弟弟的死其实和张爱玲的死是一样的，也是一个人孤独地死在一间小房子里面。

　　我们知道，张爱玲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叫炎樱，她们两个人要好得真是无话不说，并且总是同吃、同穿、同住的，但是有一次炎樱就跟张爱玲说，你陪我回家，张爱玲就说，可以，我陪你回家，但是我回来的路费，你要替我付掉的。这个听起来是很公平的，我陪你回家，对不对，我回来的时候，我的路费当然应该是你付了，听起来很公平，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这样的公平里面，听到一种冷？张爱玲她们的家族本身就遗传给她这种冷。她日后养成的那种自恋情结，使得她更加的自私，使得她更加的冷，因为她觉得自己一直被伤害，一直被抛弃，所以她总是用一种非常坚硬的，过分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样一个小女子，一个弱女子，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行为，那我们还是要归到刚才说的她的心理情结，她的自恋情结表现出来的一种过度的自我保护。

　　那我们下面就要再来看看她的这种自恋情结，她的这种恋父的情结，对她一生的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女性比较典型的恋父情结的模式，往往是从朦胧的，暧昧的暗示到实际行动，从纯粹的倾慕依赖，到以性来颠覆父权。而这个期间，她是充满了非常复杂的，就是说很难分析的，很难解说的那种包孕和纠缠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日本的另外一位女作家叫柳里美，她也是因为被父亲毒打，离家出走的，她是5岁的时候，因为她和母亲共同不能够承受父亲的这种家庭暴力离家出走的，以后再也没有和父亲生活过。但是就是像这样一个女性作家，她却有着一种深深的恋父情结。她后来恋爱结婚，她只能和45岁以上的中年男子建立性关系，她只能和中年以上的，具有父爱的男子身上找到依托，而这个日本女作家柳里美，她的这种恋父情结，她的这种永远的中年男子的乡愁感，一式一样地表现在张爱玲的身上。

　　我们下面就要来看看张爱玲的两次婚姻。

　　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那就是汉奸胡兰成。当时张爱玲认识这个汉奸胡兰成的时候，胡兰成其实还是有婚约在身的，那个时候张爱玲是23岁，胡兰成是38岁，非常符合只能和中年男子、只能和成熟男子交往的这样一个恋父情结的女性特征。最开始是胡兰成先来拜访张爱玲的，那张爱玲还是老规矩了，让姑姑跑出来说，张爱玲不在。胡兰成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他把自己的名片从门缝里递进去，留下了地址，留下了电话就走了。张爱玲看了这张名片，第二天她就主动去找胡兰成了。

　　我们来看看当时胡兰成居住的地方。当时胡兰成居住的地方是叫美丽园，就是这栋房子，美丽园在上海是很有名的，无论是在老上海，还是在现在的上海，公交车到了这儿，不是报路名的，都是报“美丽园”到了。美丽园这个住宅是很著名的，胡兰成就住在这里面。

　　那天下午，张爱玲就自己跑到胡兰成这里来了。我们知道张爱玲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是一个鬼鬼祟祟躲着人的人，但是她主动跑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并且在这个陌生男人家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好像有讲不完的话，然后等到胡兰成把她送到弄堂口的时候，张爱玲有一种感觉，张爱玲人很高，她比胡兰成还要高，胡兰成他曾经回忆过他和张爱玲在一起坐三轮车，那个三轮车应该是一个人坐的，但是他们两个人那个时候比较亲密，要两个人坐，两个人坐，应该是女孩子坐在男人的膝盖上面，但是当时胡兰成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放来放去，没有办法把张爱玲放好，因为她太大了。胡兰成是一个像江南书生一样的形象人，胡兰成的形象和张爱玲父亲的形象真的是蛮像的。当时他们两个人走到弄堂口的时候，胡兰成也禁不住说，你怎么那么高大。张爱玲回去以后，就拿出一张自己的单人照片，在照片后面写了这样几行字：我见到你以后，我就变得很低很低。主动向胡兰成表示爱，这就是那种恋父情结不可遏制的一种情感倾向，她命里注定，她只能爱上像胡兰成这样的人。所以说，当一个女人她的恋父情结最后不能成熟的话，她只会通过异性的转移来延续恋父情结。而对我们很多成熟的女性来说，我们是会通过异性的转移来颠覆自己的恋父情结，区别就在这儿，后者被说成是成熟的，前者被说成是死穴。

　　我们接下来看张照片，这张照片叫常德公寓，在老上海叫爱丁顿公寓，那就是张爱玲和她姑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张爱玲写出她最重要作品的地方，张爱玲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阳台就是她的，胡兰成就是把名片递到这里面去的。她是和姑姑合住一套公寓的，但是她和胡兰成好了以后，我们知道胡兰成是有婚约的，像张爱玲这样一个贵族人家的小姐，她最后居然不避嫌疑，让胡兰成住到了自己家里，因为她没有办法住到胡兰成家里去，因为胡兰成是有妻小的，所以她只能让胡兰成住到自己家里来。你就觉得这是一种爱，但这种爱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没有办法解脱的恋父情结。她爱上一个中年男子，她就是可以这样。我们知道她是很小气的，她是很斤斤计较的，她连自己弟弟的一顿饭，都不愿意留，但是她留下这个男人和她同居，应该说是同居了。有一位老作家告诉我，当时张爱玲在上海她不避嫌，她和胡兰成一起出去，在路上正好撞到了胡兰成的发妻，这个发妻当场羞辱张爱玲，但是张爱玲居然可以，我想她也是感到委屈的，我想她也是感到伤害的吧，但是张爱玲还是那么坚定的和胡兰成在一起。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胡兰成害怕受到汉奸的处罚，就开始到处逃逸，他就逃到温州。有一年春节，张爱玲就是辗转到温州去看胡兰成。

　　我是想要体会一下张爱玲的那种寻夫的心情，我也是在一个春节，按照张爱玲的路线，照式照样地到了温州。那个时候，上海到温州没有直达的船，也没有直达的火车，她要辗转坐船，转长途汽车，然后再坐船，再转长途汽车，才能够到温州。我是一夜火车坐到温州的，我都觉得这个旅途辛苦得不得了，我到了温州以后，那个天冷得不得了。我是穿了一件棉大衣去的，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是这样和张爱玲走一样的路线，在一样的气温下面，去走张爱玲的这条寻夫路。然后我也是蛮幸运的，就是说当年张爱玲找到胡兰成的那一栋老房子还在。

　　我们来看，当时胡兰成在逃亡当中是非常拮据的，住的房子很破烂的，他们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还只是其中的一间，这样破烂的房子，房主说当时是怎么样的，现在还是怎么样的。当时张爱玲一是去看胡兰成，二是想和胡兰成在感情上做一个疏理。因为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在武汉的时候，有了一个相好，是一个护士叫小周。张爱玲希望胡兰成能够在她和小周之间做一个选择，当然张爱玲期待胡兰成选择她的，但是张爱玲没有想到，她千里迢迢，千辛万苦找到温州的时候，胡兰成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那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村姑范秀美，他已经和范秀美住在一起了。张爱玲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张爱玲只能对邻居谎称她是胡兰成的表妹。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面，面对这样一个没有人格底线的胡兰成，张爱玲都没有办法放弃，她其实不是不知道胡兰成的为人，可是她就是没有办法离开胡兰成。那这个结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得出来了，那就是恋父情结是她的死穴，中年男子也是她致命的毒药，就是这样破烂的房子，胡兰成也赶她走，让她赶快回去，为什么呢？因为胡兰成害怕张爱玲的到来，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他赶张爱玲走。

　　张爱玲真的是不舍得走，但没有办法只好走。张爱玲上船以后就开始哭了。到了上海，隔了几个月以后，张爱玲那个时候自己的处境也是非常困难，因为她和汉奸结婚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报纸也开始封杀张爱玲，张爱玲几乎已经是没有稿费的收入了。那个时候也是有人同情她，有一个导演叫桑弧的同情她，让她写了两个剧本，然后张爱玲把这两个剧本得到的所有稿费全部寄给胡兰成，并且给胡兰成写了一封绝交信说：我不爱你了，但是是你先不爱我的。

　　看啊，这是一个被动式，就是我不得不，have to 就是我不得不离开你，但是我在离开你的时候，我肉身离开你了，其实情感是没有办法离开你，所以我就是把我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得到的一笔钱，还是全部地寄给你。

　　还没有完，这个恋父情结，我们说是不会完的。到了1952年，我们都知道张爱玲申请护照的时候，她是说，她要到香港大学去，要把她的学业读完，其实不是的，知情的人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胡兰成正好逃到香港去了，张爱玲去香港还是想和这个中年男子续前缘的。但是张爱玲也是万万没想到，或者她也是冥冥之中也已经料到，就是到了香港以后，胡兰成的身边又有了一个女人，就是当时上海的，我们叫上海的白相人，也是黑社会一个头子的老婆，叫佘爱珍。这个佘爱珍当时在上海滩上也是何曾了得的一个女人，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并且会用手枪的。而这个佘爱珍在逃出去的时候，是带了很多钻石的，他们说她的金刚钻就有那么大的一个化妆箱，一箱子。胡兰成也是出于自己生计的考虑，他再次没有选择一个穷学生：张爱玲，他再次选择了一个对他的生活，对他日后的生存有保障的一个女人。也就是说胡兰成这个人是随遇而安的，而我们说是一个没有人格底线的人，所以他会做汉奸嘛。而张爱玲这个人是有着严重的恋父情结的人，所以这两个人搭在一起，她是渴望得到父爱的，而胡兰成这个人虽然是一个中年男子，但是他没有父爱的情怀，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注定了张爱玲悲剧的人生，所以我们说悲凉、苍凉、残酷是张爱玲生命的底色，也是从头到尾她作品的底色。这是张爱玲的第一段婚姻。

　　我们来看张爱玲的第二段婚姻。因为她没有办法和胡兰成好下去，她就离开香港，去了美国。她到美国以后，也是因为穷途潦倒，于是她就进了一个文艺写作营。其实这个文艺写作营就是一个慈善机构，里面住的其实都是一些穷作家，她就在这个文艺营里面认识了赖雅，赖雅在认识张爱玲之前，是一个蛮叱咤风云的人物，赖雅曾经被人预言，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可惜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实现过。当张爱玲认识赖雅的时候，赖雅也已经开始在美国的文坛上被人淡忘了，也就是说赖雅为什么也住到文艺营里面去，因为他没有收入嘛，他要依靠文艺营免费的午餐来维持自己的肉身。那一年我们来看，张爱玲遇到赖雅的时候是36岁，但是赖雅已经是60多岁了。像这样永远走不脱自己恋父情结的女人，她总是无可奈何地爱上中年男人，或者就是当她到中年的时候，她只能爱上老年男人，所以她的情结真的是注定了她终生的不圆满。爱上赖雅也是她主动，赖雅从文艺营里面的一个期限已经满了，他要搬出文艺营了，赖雅就住到一个小镇上。那天晚上是下着雨，张爱玲是连夜冒雨坐了火车，赶到那个小镇上，向赖雅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张爱玲和胡兰成结婚，从认识到结婚是用了八个月，而张爱玲和赖雅从认识到结婚是半年，而在这两桩婚姻当中主动的都是张爱玲。所以由于张爱玲的这种没有办法摆脱的恋父情结，既造就了她那种诡异的令后人不断地去改编的那些经典小说，也造就了她悲凉的，凄惨的人生。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进深山的格格作家 -叶广芩

　　主讲人简介：

　　叶广芩，北京市人，满族，祖姓叶赫那拉。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家族题材的小说《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黄连厚朴》以及长篇小说《采桑子》，纪实题材的《没有日记罗敷河》、《琢玉记》等。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全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内容简介：

　　叶广芩出生于北京的满族贵族家庭。1968年，中学毕业的叶广芩被迫离开了北京，离开了身患绝症的母亲来到陕西农村养猪务农。由于家庭的背景，时年二十岁的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始她人生阅历中最痛苦也是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旅程。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报社做编辑、记者十多年，1990年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回国后调入西安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她自1994年第一次接触“家族题材”小说以来，先后发表了《采桑子》、《全家福》等一系列家族小说，一时间声名鹊起。电影《谁说我不在乎》由叶广芩的小说改编成，诙谐幽默，发人深省，也使人们对这位以创作京味儿家族小说而扬名的满族女作家刮目相看。电影《黄连厚朴》、《红灯停 绿灯行》，电视连续剧《家族》和《全家福》也都是由她编写。如今，她又完成了老舍名著《茶馆》的电视剧改编工作。把这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话剧舞台的经典剧目，改编为21集的电视连续剧，成功与否，令人关注。

　　一本副标题为“我与母亲之间的战争”的《琢玉记》，记录了叶广芩与女儿之间，二十余年生活经历中矛盾冲突的方方面面，为读者描述了她们最真挚的母女感情，展现了叶广芩作为母亲鲜为人知的一面。

　　2000年，叶广芩在陕西省周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长期蹲点于秦岭腹地的老县城村和大熊猫保护站。此时，她的创作题材也由家族小说转向生态小说，她的作品开始更多地关注生态和动物保护。

　　从格格作家到县委书记，从深宅大院到秦岭山区，叶广芩展现给我们的，永远是作为满族女作家最为执着的一面。3月15日《百家讲坛》播出女作家叶广芩访谈——走深山的格格作叶广芩。

　　（全文）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作家叶广芩老师，叶老师，您好，近来，您成了文坛的新闻人物，肯定是因为您担纲改编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要把它改成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我们知道《茶馆》是一经典的话剧名作，把它改编成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就意味着这种情节的铺陈，人物的线索，要有很大的拓展，那么您当初改编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叶：岂止是压力大，老舍先生的《茶馆》，经过“人艺”这些经典演员的演出，成了一个山，立在我面前，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电视连续剧，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不是一件好干的事情，有时候我也想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电视毕竟它是一个大众化的普及的东西，你像在外地，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要想看一场“人艺”演的话剧，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来了解老舍的《茶馆》，让老百姓来读这个剧本，也是很艰难的，所以这个电视剧的创意，我觉得作为一种普及化，大众化的东西，它是一个好事情，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有品味的文化人，你可以从这里边能够看出来很多文化内涵的东西，老百姓想看热闹，也能从中找到一些娱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所以就接下来了。

　　主持人：记得您在改编过程当中，改第一稿的时候，您自己就说过，好像感觉老舍先生的魂儿附体了，那么是不是说您在改编过程当中，找到了这种感觉，或者说改编很顺畅，自己也非常满意吗？

　　叶：对这个东西，我不敢说满意，但是至少我说我这个人是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我想改编《茶馆》首先一个是我要非常谨慎，不能胡编乱造，不能戏说，一定要符合当时的历史情景、社会背景、包括语言习惯，这都要认真的考证的，所以工作起来进度不是太快，但是做得工作做得很细。这个稿子交到电视剧中心以后，他们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满意，我觉得这一点首先通过他们是一关，第二关就是广大观众了。

　　主持人：国内的名著改变热可以说持续很长时间了，有的名著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以后，面目全非了，或者走了味，还有一种说法这是为了满足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那么您在改编老舍《茶馆》的时候，是怎么样把握在忠实于原著和满足于现在观众的所谓的欣赏要求之间，这个尺度您自己怎么样来把握？

　　叶：一个原则就是在改编的过程中，不要走得太远，离开了原作任意的发挥，这是不现实的，我觉得也不可取的，所谓的发挥是在老舍《茶馆》台词的基础上，把一些台词所表现出的东西，用画面给它展示出来。比如说，太监娶媳妇，老舍在话剧里边也不过就是来了个庞太监，把康顺子娶走了，至于背后的东西全没有，那么我就要展现出来，太监娶媳妇，太监为什么要娶媳妇？太监的钱是那儿来的？太监的院子是怎么盖成的？然后为什么在盖上院子以后要娶媳妇，要完成人生的整个完美？他娶了媳妇怎么对待这个媳妇？太监的性格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在皇宫，在太后面前那是奴才，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就是主子，那种主子摆的谱比他在皇宫里看到太后摆的谱还要大，吃饭的时候那要下人把一个碟盖着一个一个的都像传膳一样要传上来，然后叫他几个侄子坐在他旁边陪着他吃饭，把盖一揭开以后，都是非常简陋的窝窝头，咸菜，都是这些很简单的东西，太监很抠门儿，既要摆谱，又要抠门儿，这个人物的性格他就立起来了，所以娶来媳妇以后，那是对媳妇是一种虐待，名分我是娶了个媳妇，实际上是一种性的变态，那种残酷的折磨，是他的性格所决定了的，所以，康顺子在那儿才过着那种凄惨的日子，才和后来买来的那个孩子相依为命，后来投靠了王掌柜。这些很精彩的故事，把它一旦展现开来，我想它既好看，又不脱离老舍先生原著的实际，就达到了改编的目的了，它不是胡说八道。

　　主持人：另外就是说选择一个女性来改编《茶馆》，他们有没有这种考虑，或者说您自己有没有这种考虑，就是说从女性的视觉来审视思考老舍先生的《茶馆》，变一种视角，变一种角度给它一种新的诠释？

　　叶：说到女性我想女性作家有她独特的优势，一个是感觉上的细腻，再一个是严谨，她不像男同志那么粗犷，写起东西来大刀阔斧的，这个电视剧它要求的是，像这种《茶馆》是细腻要真实，还要在感情方面一定要到位。这可能是女性比较具有的优势吧。

　　主持人：那您觉得男作家和女作家优势劣势是怎么一种呈现出来的状态？

　　叶：现在越来男作家和女作家的差别越小了，就我个人来说，我在写作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女作家，但是更多的时候处于一种中性的状态，如果单纯把我自己女性的角色放在最前边，一考虑到什么就女人怎么样，反而写不出东西，你不要考虑是男是女，写出来以后自然你女性的气味就会带出来的，这个我想，男作家他也不会刻意的去想，男作家怎么样，男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各自的角色，自然不自然的我们扮演各样的角色。

　　主持人：写女性的时候，是否很刻意的把您自己对于女性的一种理解投射到人物身上，您心目当中的女性特质是什么样的呢？

　　叶：我心目中的女性啊，是一个被动的，都是处于被动的，很凄凉的，这样的角色，几乎没有什么光彩照人的形象，我写过一个叫《黄连厚朴》的小说，写一个女性婚外恋的，第一个丈夫因为给人家写匿名信诬告什么的，她和他离婚了，第二个丈夫，她没有结婚，正在谈的这个对象，本身又没有离婚，但是他在升迁的前夕告诉这个女的，你不要跟我来往，暂时不要来往，怕人家看见，怕影响自己的升迁，那么这个女性就反思这些男人，同时也是作者我在反思男人，反思什么呢？我就说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最投入的是女人，婚外恋一旦事情败露了，男人往往把自己摘的干干净净，躲到一边去了，女人相反扑上去，全部承担下来，任人唾骂，任人撕扯，我为了爱情我豁出去了，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对于标准男人设计在男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情结。

　　你想我们都知道，中国最英雄的男人是谁呀？是关公，关云长，又忠，又义，又不近女色，这是中国标准的男人，但是，近女色情感比较丰富，感情很外露，像贾宝玉，像这样的话就不是中国所推崇的典型的男人，中国的男人就是那种戴着假面具的男人，我们读外国的诗歌的时候，你不管是读海涅的、歌德的，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他的爱情生活，他的爱情观，相反你读李白杜甫的诗，你把它读完你也不知道李白的爱情观，杜甫的爱情观是什么，这就是中国五千年所锻造了的中国的男人可悲的一面。是不是我这一说，把中国的男人都得罪了啊？

　　主持人：没有，您没有得罪我。

　　叶：不，因为这个话我说出来以后，就在小说里写出来以后，在我们陕西至少有很多的男人包括男作家、男评论家，有一次把我逼到一个酒店那儿要跟我辩论这个问题，说我把男人写得太坏了，但是我想，从女人的角度来思考，这可能和男人是绝对不一样的。

　　主持人：在感情上男人可能是比女人要自私的多，就是他的付出可能往往是有保留的。

　　叶：女人的付出往往是没有顾忌的，豁出去的，所以我说男人是一个社会型的人，女人她不是，女人是感情型的人。

　　主持人：所以才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最懂得感情的、最有这种情感波澜壮阔的女性是青楼女子，您认可这样一个说法吗？就她们对于爱的大痛大悲，好像比日常生活当中尘世中的女性来得更勇猛，甚至是更洞彻，您觉得吗，比如说像李香君那样的、柳如是那样的？

　　叶：是的，你说的青楼女子一方面，但是我想还有更多的隐藏在家庭内部的那种忍辱负重，含辛茹苦，默默无闻地承受着感情压力的女子，她们的一生那种悲苦绝不亚于青楼女子，默默无闻那是没有人知道，连姓氏都没有。

　　我最爱看的是什么，各地的县志，最爱看贞节烈妇这一段倒不是我对这些贞节烈妇多么的推崇，我是觉得每一个贞节烈妇的背后都是一条生命，都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但是所有的县志就没有一个贞节烈男，是吧？

　　主持人：现在的女性主义者，都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个保障的地位，那么您觉着目前的状况下，女性的位置理想吗？

　　叶：谈到这就是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了，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我想对于不同的女性也应该给予不同的分析，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因为你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不是我来谈，这应该找一个下岗女工，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弱势群体的女性来谈这个问题，她们可能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很反感一些比较成功的女士坐在台上侃侃而谈，谈妇女的问题，谈妇女的解放，我觉得这都是扯淡，你应该找最基层的妇女来谈这个问题。

　　主持人：那您对您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和这个位置是不是满意？或者觉得自己是个成功女性吗？

　　叶：我不算成功，至少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我不算成功。我说现在独身子女政策，就让生一个，结果我这一个生了以后，在教育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往往是孩子教育我，不是我教育孩子，我写过一本书叫《琢玉记》，我的女儿叫顾大玉，我说琢玉啊，从这个孩子一生下来我就开始雕琢她，玉不琢不成器啊，最后雕琢来雕琢去，我给你举一个最可笑的例子，我的孩子现在国外读研究生，她元旦的时候，回到家来了，说妈你这个上网老用真名字在网上出现，非常的不好，我给你取个名吧，我说你起吧，代号嘛，她说我给你取一个叫“鼠老大”，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在家里边她说我爱在家里称王称霸，“鼠老大”，我说好，“鼠老大”就“鼠老大”。后来她回到日本，我跟她一联机，我才发现她叫“猫”，所以你说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往往我们老是被孩子所教育，所左右，不成功。

　　主持人：您比如说你这个《琢玉记》，它有个副标题叫“我与妈妈之间的战争”，您的这个顾大玉可以说是您的格格，那么您说您教育子女有一个原则，绝不娇惯，您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也给她带来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叶：我的女朋友们跟我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叶广芩你这个形象对孩子的形象就是一个贾政的形象，就是让孩子念书，你要走正路，一天到晚的就是教训，几乎是很少跟孩子那种很亲热的抱啊、搂啊，这我的性格好像都没有这种性格，但是我对我的孩子要求是这么的严格，我想将来一定能长成一颗大树，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呀，好像似乎都不成功，虽然现在当了研究生了，准备再考博士生，但是我说她究竟是这个算是成功吗？我现在问自己，成功究竟是什么？难道说她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就不成功吗？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教育孩子怎么做人，怎么来承载社会的责任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的大课题，也是所有父母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主持人：您教育这个孩子我是从书里感触特别深，您比如说您逼着她学琴，甚至上什么英语班之类，她非常的反感，甚至9岁的时候，好像还离家出走了一次，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您今天重新做一次母亲，审视自己以往教育子女的方法，您现在还会采取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吗？

　　叶：哎呀，我想我至少不会那么逼她，在学习上，在其他做事情不能逼她，我会顺其自然，愿意做你就做，你不愿意做我不勉强你，可是当时是没有这种觉悟啊，你一定得给我好好念书啊，你一定得要考上大学啊，都是这种想法，所以也是一个误导，把孩子给逼的，嫌我太严厉了，你竟让我干一些我不爱干的事情，甚至于我的孩子念英语，你看因为我不会英语，我让她念，站在阳台上念，我住在交大，周围不是博士生导师，就是什么教授，你给我胡念，谁都能听见，所以她就天天给我念英语在外边，结果考试得两分，毕业考试，英语考试两分，我跟小孩她爸爸说，你看孩子考英语两分，你还是外语系主任呢，丢人不丢人，我爱人那人也比较大大咧咧，哎，这还能考两分的英语，怎么考的，结果我一问去，老师说根本就没答，我说怎么会不答呢，我说每天逼着她念英语呀，后来一问是小孩把书丢了，念的都是前两年的书，骗我呢！就是她不愿意学，我就硬逼着她学，产生了那样一种逆反心理，如果再重新教育的话，顺势利导吧，就不会那么严厉了，那当然一顿臭揍是免不了当时。

　　主持人：您的青春期是在女中度过的，女一中，到了您的女儿这一辈，肯定早就男女混校了，那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现在社会上很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做父母的很头疼地一件事就是子女的早恋问题，您怎么看待自己女儿的早恋问题，怎么看待现在社会上存在的这个早恋的现象在学校里头？

　　叶：这种现象学校太普遍了，你现在在初中高中好像没有哪一个班里边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母亲来说，我采取的政策是内紧外松，我表面上对顾大玉早恋的问题不太在乎，甚至于我还开玩笑跟她说，我说顾大玉，找对象，你看门口有个卖豆腐脑的，我每天早上出去喝豆腐脑去，那个豆腐脑的小伙子长得也很漂亮，每天我去了他也认识我了，给我多搁点调料香油，还挺会来事，我说干脆咱就选他当女婿，你嫁给他得了，以后我再去吃豆腐脑，连钱都不用交了，我就这种开玩笑这种说，那我的女儿也是，行啊，您看看给我提提，我过几天我就跟她说，这个卖豆腐脑的不行了，她说怎么不行了，我说卖豆腐脑的媳妇来了，抱着孩子在那儿帮着收钱呢，然后她就问我，那你看看旁边卖油条的行不行？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好，但是我心里边是非常提拉着心，女孩子，十五六的女孩到了这个年龄，哪一个母亲不担心呀！

　　所以我就很注意我们家住在三楼，顶层，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看我们那个楼梯有粉笔写的暗号，不是这样的台阶嘛，在这儿拿粉笔写一个B画一个圈，明天又换一个什么字，又画一个圈，有一次写个李字，又画一个圈，我说这肯定是顾大玉给小男生留的暗号，然后我就问顾大玉，我说顾大玉你在那儿留了那么多暗号，给那男生什么意思，顾大玉说那不是我留的，我说你说瞎话，我说从一楼到三楼，有学问的就你一个，我说小孩还有一个上托儿所的，托儿所的孩子不会在三楼这儿写个B写个什么的，我说不是你是谁？她说就不是我，当时我就很生气，就拿块麻布把所有的暗号都擦了，后来她只要一上学，我就在后边跟着，只要发现那个暗号我都给擦，我就想我断绝你们的联络，结果有一天有人敲我们家的门，一个小伙子，他说，楼上这些粉笔字记号都是你擦的？我说是啊，是我擦的呀，我说是谁写的，他说我写的，我说你是干吗的，他说我是送广告，我每天送到三楼我得做记号，人家检查我，我确实送到了，你都给我擦了算怎么回事，就是说这种警觉作为母亲来说，它是随时随地的，但是这样也是防不胜防。

　　主持人：您有没有觉得自己这种谨慎过于敏感了，作为母亲来说？

　　叶：可能是敏感吧，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母亲甚至于比我还敏感。不管是男孩的母亲还是女孩的母亲，翻抽屉，我想很多家长都翻过孩子的抽屉，悄悄地翻，但是小孩们都知道，我的小孩在抽屉里给我留了一个字条：“不许你乱翻我的抽屉，卑鄙”。后来就不翻了，但是那种心里边担忧啊，还是存在的，不担忧反而就不正常了。

　　主持人：人有时候很怪，越是痛苦的记忆，往往弥足珍贵，您现在回想过去，特别是1968年您离开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到陕西去插队，您今天回想起来，母亲给您留下的是怎样一种记忆。

　　叶：那是非常凄惨，我当时决定我到陕西来，我母亲脸上长了很多疮，当时她是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拿着十块钱领我母亲去看病。医生把我母亲放到外边，把我留到那个房间里边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你妈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知道，他说她得的是“亚急性播散性红斑狼疮”，已经没有多少活了，但是这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走了，我还有一个14岁的妹妹，当时呢，是读初中，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后来就这样的话，你也没有理由留下来，走的那天呢，我就去跟我母亲告别，当时老太太躺在床上，脸朝着墙，我说，妈我要走了，我母亲一声没吭，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后来我说：“妈我要走了”。这时候我妹妹就把我给拉出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上了火车。当时呢，车上的人都有亲人来送，我是什么也没有，身上只有这么几块钱，我妹妹说，那你中午饭怎么办呢？我说中午饭就不吃，她就下去，拿出两毛钱，在火车站那时候买烧饼是不要粮票的，买了一个烧饼，就想给我从车窗递上来，就在这时候，她买烧饼的时候，回头一看火车已经走了，当时举着烧饼就在站台上追这个火车，我就看着她一边哭着一边喊着举着这个烧饼，这个景象我说我这被辈子也不会忘记，就这么离开了北京。

　　北京一别三十多年，从68年到现在，后来我每当到火车站的时候，心情都非常非常不好，就是今天我也是及不愿意坐火车，极不愿意到火车站去，因为一到那个地方，就想起当年自己的那些情景。那到了陕西以后，很快就成为现行反革命，就被弄到农村去了，非常的冤枉，非常的无辜。我就说这个人生的坎坷呀，对我来说当时是觉得蹂躏太大了，后来有了一把年纪了，到今天我才觉得这确实是一笔财富，没有这个坎坷的话，你成为一个作家是不可能的，没这个经历，我记得丛维熙说过一句话：“生活和命运把谁蹂躏了一番之后，才会把文学给你”。确实是这样。

　　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包括对人的宽容，我想这个不是说是一天两天一个人所能成熟的，他必须有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才能会很平淡的，以很平常的心来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我们这个社会，对待我们这个自然，这儿少了那儿多了，我们不会去计较这些了，人活着就是活着，短短的这几十年，这么渺小，你这么短暂的一个人生，现在就好好的享受人生享受生活，善待一切人，善待我们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

　　主持人：家里边挂着您先生送您的四个字，难得清醒，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初衷想起给您写这四个字？

　　叶：他说我糊涂，一个是对于家庭财产的管理，没谱，再一个呢，就是写的文章没有一定的深刻，太浅薄，甚至于有的时候，错别字病句还得拿来他来挑，他是搞语言的，他就说你这个作家是怎么当的，真是，就是稀里糊涂的，就你这样，你还能写出小说来？就你这样，你还让人家小说评论家来评论你，你这稀里糊涂地想让人家清醒？你“其昏昏能使人昭昭”吗？就是这样，送了我几个字，难得清醒，确实是在生活中也是非常地糊涂，经常地被算计，被小偷偷，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多有生活能力的人。

　　主持人：我看到报道说您获得鲁迅文学奖去领这个奖的时候，是穿着一席端庄素雅的旗袍去领奖显得格外抢眼。

　　叶：是，我所有领奖的场合全部穿旗袍，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第一中国传统的女性她的魅力，第二就是我是一个少数民族，我想我应该为我的民族争光。

　　主持人：因为你的姓氏，您的这个身份，对您有一个称谓，说您是格格作家，您对这个称谓接受吗，反感吗？

　　叶：反感，非常反感，我在西安的时候，我们那些评论家们，老爱评“叶光芩小说的什么贵族倾向”等等之类的，我是很不看重这个，我觉得什么贵族啊，我觉得应该从人性的高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格格嘛，不是贵族家的女孩都叫格格，满族的女孩没出嫁都叫格格，这点大家可能有定误解。

　　我说我在陕西是一个最平民化的作家，我是一个最平易近人的人，甚至于我都说我们陕西有些作家出生那真是农家子弟，那是贫下中农，他们老爱说我贵族贵族的，我说你们现在比我都贵族，我说我能在深山老林里一呆几年，我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住下来，往往我邀请你们到山里边去，你们给我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地方的厕所怎么样？招待所条件怎么样？吃得好不好？我说现在究竟谁是贵族？这个问题是值得想一想的事情。

　　主持人：从《还珠格格》开始，由电视连续剧闹得社会上也形成了一股格格热，您对这股格格热怎么看？

　　叶：它热就让它热去好了，反正它有凉的时候，顺其自然吧。

　　主持人：现在您又不大写家族小说了，而写起了动物小说系列，生态小说，您深入到了秦岭深山，写以扶贫自然保护区为背景的生态、自然、动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初衷使您去关注自然，关注动物，关注生态？

　　叶：关注自然环境我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很多年以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到了陕西、到周至县以后，我才体会到确实是到周至来给我换了一幅“狼心狗肺”，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用动物的思考来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动物都有它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应该对它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对它们要理解要尊重，它作为一个生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它存在的意义，不应该人为地去干预它，改变它。

　　我写家族小说也可以完完全全地、顺顺当当地写下去，但是我总想，在我还有精力在还能跑得动的时候，我应该把我的精力分出一大部分来，关注于大家共同所需要关注的东西。老了，走不动了，可以关起门来，在书房里踏踏实实地写我的家族小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很喜欢游离，也喜欢唱京戏，一个人的时候，好像还爱耍木偶，而且是自编戏词，您这样一种童趣的保留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叶：有时候累，写东西非常非常的累，在累的情况下，一个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放松一下吧，因为我平常在家老是一个人，当作家最难耐的就是寂寞和孤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没人跟你说，你完全和你作品当中的人物在对话，那么轻松下来干什么呢，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点乐，我们家有时候沙发上放着一些狗熊老鼠，这些小玩具，捏过来一个就跟它说了半天话，然后用它演这个角色，和别的小木偶们再去对话去，有时候玩得自个也挺高兴的，都忘了写作了，一个人在那儿演半天，想我这干吗呢，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还这样，索性是没有人看见。

　　主持人：我知道您有这个爱好，而且是童趣不减当年，我特地把我女儿两个玩具到到演播室来了，您现场给我们表演一下，让我们能够看到您在家里边不让外人看的童趣，好不好？

　　叶：我叫小猪猪，我盖房子我盖房子防大灰狼，大灰狼在那儿呢，大灰狼在这儿呢，坐着呢，小红帽，小红帽来了，小猪你好，你的小房子真好，大灰狼肯定进不来，我就在你们家住吧，在你们家住大灰狼就吃不了了我，要不然大灰狼把我吃到它肚子里还要把我吐出来，那肚子里可脏了你进过它的肚子吗，我没进过大灰狼的肚子，可是我进过人的肚子，人的肚子比大灰狼的肚子还脏。

　　主持人：叶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老舍笔下的新旧市民 -吴福辉

　　主讲人简介：

　　吴福辉，1939年12月9日生于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浙江镇海人(今宁波镇海区)。1950年随父及全家北上，定居辽宁鞍山。1959年毕业于鞍山师范学校，任中学语文教员近20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读研究生，师从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左翼文学与京海派文学、现代讽刺小说等。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钱理群、温儒敏合著、《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

　　主要内容：

　　在中国社会里，主要有两种市民社会。一种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市民社会，一种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市民社会。这两种市民社会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从这两个城市的消费场所就能看出来，在上海主要是跳舞厅、跑马场等等，一切都是洋化的东西。当然这与这个城市的形成以及它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上海曾经是租界地。而北京的消费场所主要是茶楼、戏院。这与北京几朝古都的历史也很有关系。而作家老舍所描写的市民社会就是北京的这个市民社会。

　　在这个市民社会里，我们可以看到像《离婚》中的张大哥、《二马》中的老马先生等等这样的老派市民，也可以看到像《牺牲》里的毛博士等这样的新派市民。新与旧构成老舍作品的主要脉络，老舍自己很爱护这些老派市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总要代替旧的，那么对于这一点，老舍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通过读老舍的小说《断魂枪》和《老字号》就能感受到老舍的态度。老舍先生告诉我们，别的都可以，新的可以代替旧的。但是你的心理上，你的文化性格上，那点人的独立和自尊不能丢。《断魂枪》里沙子龙的形象给我们那种悲凉的感觉，真是悲从中来。你可以对这个东西可以怀疑，可以质疑，可保留你的看法。但是你看完这个文学形象以后，你不能不尊重，所以在老字号面前，在沙子龙面前，你会感到一种悲凉当中的美，这就是老舍的小说能启示我们的东西，老舍的魅力也就在这儿。

　　（全文）

　　主持人：老舍先生最初是抱着一种写着玩玩的心态写起小说来的，但他很快就成熟了。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一点，所谓的文艺创作一定是思想和文字两者兼得的。所谓特意的风格不光是文字上的，更主要的还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清楚了，文字才清楚了。于是就有他笔下的新旧市民了，有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了，今天我们请吴老师为我们讲老舍笔下的新旧市民及对国民的批判，大家欢迎。

　　主讲人：中国的市民社会，进入现代以后，两种。一种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市民社会，一种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市民社会。这两种市民社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上海这个市民社会，它是从外国的市民社会移植过来的，所以上海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切都是洋化的东西。比如说上海的外滩，由外滩向里辐射，由金融和外贸做支柱，往里辐射。那些百货大楼，也是从外国移植来的，什么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都是从外面直接移植过来的。那个模样，那个样子就是资本主义的百货大楼百货业的样子。娱乐业像电影院、像跳舞厅、像跑马场，全从外国移植过来的，其中包括像大光明电影院，它本身这个电影院就在外国注册，这就是典型的上海的租界，上海的洋场，这就是上海的市民社会。

　　北京的市民社会是顺着我们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顺着接下来的，不是从外面移接的。因为明代、清代中国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很大。在1800年以前，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美国的一个城市研究专家他下的结论。就从1800年开始，北京被伦敦追过去了，那么北京这个市民社会早就有了，是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它是顺接过来的，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看《三言二拍》，明代的小说。你要了解市民社会什么样，去看明代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杜丽娘怒沉百宝箱》，这是最熟悉的吧，这个卖油郎怎么能独占花魁？在这个妓女最糟糕的时候，卖油郎是最普通的市民了，下等市民了。他重义气，他就来救助这个妓女，最后他们俩好了。市井社会里面有一种人，就是非常重义气，侠义心肠。这在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就是这样，你看老舍的小说里面，特别是早期小说。几乎每篇小说都有一个侠义的人物。你看看《赵子曰》里面那个人叫李景纯。先是写他一般的侠义，到最后有重大的侠义行为是什么？他听说要把天坛卖给外国人了，他着急了。他就想办法救这个天坛，你看这个《离婚》里面，主人公一个是张大哥，一个是老李。张大哥一辈子替别人服务，突然有一天他自己的儿子叫特务机关给抓走了，着急了。为了救这个儿子，弄不好差点把女儿搭进去。有一个小赵，这个家伙挺坏，骗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叫秀珍，这个时候小说里面冷不丁跳出个人物，叫丁二爷。这个丁二爷曾经被张大哥帮助过，张大哥一直这么养着他。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突然他蹦出来了，他来救这个秀珍，他把小赵给弄死了，在一个芦尾荡里面。这个丁二爷侠义，侠义心肠。注意，李景纯、丁二爷，侠义心肠。古代封建社会中国的市民社会，里面充满着市井的侠义人物，到了老舍笔下，到了现代北京市民社会，这种人物继续存在。你批评他也好，你对这个人物你有什么看法也好，他存在着。北京的市民社会到了老舍的时候，基本上是什么状况？第一，它落后得很晚，最后被伦敦撵上了，在这以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这个最大的城市里的市民就比较气派，比较大气，做首都，皇宫所在，有皇家之气。落后得又比较晚，后来我们知道从南宋南明，两次中国人从中原往南方去以后，南方的经济发达了，所以很快经济上就超过了北方。所以说北京的市民，他的生活水平要比上海南方那些城市的市民生活水平要低的。但哪怕是低，他也生活得从容，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北京这个城市它后来沦为废都了。首先是清朝垮台，然后是民国，民国之后又有一个北洋军阀时期，这个时候北京还是首都。但这个首都有点不像样子了，然后等到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这个时候首都北京彻底放弃，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成为废都，整个的北京是什么呢？是一个历史的垃圾堆，它的感觉。你想想晚清一垮台，晚清有多少官吏在北京闲呆着。如果每家是五口六口的话，跟着他们有多少万人闲呆着了。1927年，首都挪到南京去了，北京不做了，多少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吏又闲呆着了，这可不能搬家，明天我们搬到南京去了，南京要吗？这哗一搬，完全换了一批人。多少的官吏，两批晚清和民国以后的官吏，两茬都扔在北京了。再加上旗人，大家看《正红旗下》都知道了，我看那个材料，1928年国民党政府正式命令撤旗，你心里面有旗，那是你的事，我从行政上把它撤掉了。撤掉的意思说旗人没人养了，旗人没有人养了，旗人就沦为贫民了，城市贫民了，他们也是老派的。两批官吏再加上旗人，北京这个城市这个废都留下来多少老人啊，这个老人就形成了北京市民社会的特点。所以老舍从小的时候，他最习惯看的是那些老人，新派的市民看得很少，他也看不惯。而老派市民在北京的城市里面到处存在，老舍自己的亲戚朋友，磕头碰脑的到处都是老派的市民。这是北京这个市民社会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点这个城市新老混杂。老派老派，时间到了一九多少年了，这个市民社会的现代进程也开始了。我们去翻上海的小报和北京的小报，是有区别的。北京小报里面它也开始登点跳舞场的事，也有什么土耳其浴池，也来这个的。电影也热闹了，也是年轻的市民最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就看电影去，小报里面也有到处看电影了，也有美国片子了等等。但是好像又晚，它就迟那么一点儿。和上海东南沿海这个城市市民社会它不一样，它就慢了一点。这一下一慢的话就错位了，这一错位这个城市就是新老混杂。这样一个市民社会，就造成了老舍，老舍在老的市民社会，北京市民社会里面，他很有他独特性。他所反映的市民社会，主要是北京的中下市民社会，中下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对老舍影响最大，老舍一生当中始终都在表现这个市民社会，这个我要讲的最重要的第一部分。

　　我们知道老舍在抗日以前写了《离婚》。《离婚》这个作品可以作为老舍早期的作品。表现中国的老的市民社会最典型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叫《离婚》。怎么叫《离婚》呢？就是那里面有主人公叫张大哥，张大哥在《离婚》里面第一句话就说了，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我甚至认为他的爸爸也得管他叫大哥。一切人的大哥做什么事呢？就做两件事，一个是说媒，让你结婚。第二件事就是不让你离婚，就做这两件事。你硬要离婚怎么办？要凑合。这就是《离婚》的主题，中国人活着，不行了，你也得凑合。里面的主人公另外一个叫老李，老李一开始就已经不行了，因为他是包办的，农村的婚姻。他在城市里面当科员，它们是一个小衙门。老张老李两人在一个衙门里面，天天在一块儿，老张就给他出主意，你把老婆接来呀。后来接来了，接来以后出了很多笑话。还不行，老李喜欢邻居家的一个马少奶奶，这个马少奶奶是结完婚以后被遗弃的，这个马少奶奶在老李的眼睛里那个美呀，充满了诗意，他就喜欢上了她了。但是不行，不能结婚。这边还没有离婚呢，又不能离婚。老张就劝他怎么凑合，到最后当然也因为老张这么劝，最后再加上马少奶奶她也凑合了。遗弃她的那个男的又回来找她，她也凑合了。这样的话老李到最后干脆咱们一等科员也不当了，回家了。是这样一个小说。这里的张大哥专门劝人不要离婚，专门劝人家要凑合，这里面等于是一个预言，不要离婚。那么小说里面有这么一段话：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通过《离婚》的这个小说，老舍告诉我们在北京这个市民社会里面，大部分人是怎么生活的呢？那就是妥协、敷衍、能混一天是一天，鬼混。而老舍要批判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讲究妥协鬼混的这么一个市民社会。一个老市民社会，一个岁数太大的，岁数已经大的不得了的，老掉牙的这么一个市民社会。这基本上通过《离婚》所显示出的老舍批判市民社会的一个主题，一个总得主题。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老派的市民形象。

　　比如说《二马》，《二马》里面的那个老马先生，虽然从北京到了英国，但是他是个老派市民。这个老派市民特别讲面子，讲虚礼。什么都得有礼，这个礼讲得不得了。他到了英国，他送礼，这个送那个送，他讲送礼。送到什么程度呢？你不有狗嘛，我把狗的礼物也准备好，我也送，送了一大些礼。别人就回他一个片子，就完事了。这是老马，这个老马先生他是非常重视官的。对于他来说，做买卖不是最好的一件事，他和他的儿子到英国去，是继承他哥哥的一个遗产。他哥哥的古董店在英国继续开，老马先生一点心思也没在这个古董店里。小说有这个细节，他告诉别人，吃完饭以后，到我的铺子去。然后怎么样，小声说，就像我跟付光明说，吃完饭到我铺子里去，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不敢大声说。他说要大声说，得这么说。吃完饭以后到我的衙门去，这就要大声。他就可以大声，可是到铺子去，得小声说。你看这个老马先生作为一个老市民跑到外国去了，他还是这么一幅德性。这就是他官本位，重官轻商这个思想在老市民里面非常非常浓厚的。这就是老舍在他自己小说里面所描写的老派市民的特点。

　　第二，老派市民里面，我也把它包括到城市贫民。城市贫民这一类里，有《骆驼祥子》，还有《我这一辈子》等等这些。这些城市贫民，包括那些妓女的描写等等，这一部分里面写作的力气后来慢慢大起来了。特别是《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是老舍最重要的小说了。《骆驼祥子》这个故事大家很熟，可能大家不大注意的是什么呢？像《我这一辈子》写的巡警，也改编成电视剧了。用原著的话说，我这一辈子当的是巡警，我的儿子也得当巡警，我的女儿要嫁人也只能嫁给巡警。他这一辈子就落在巡警的坑里了。他兢兢业业当巡警，但是没落好，最后走上绝路了。这都是属于老舍的小说里面城市贫民这一类的，没有把巡警写成爪牙，写成城市贫民这一类。第三类，一直到抗战以后，老的市民精神到处扩展到处延伸，在抗战时期，在老舍的小说里面继续表现。我认为写得最好的叫《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写四川一个平原的地方，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叫树华农场。这个农场主人姓丁，叫丁务源，这个丁务源把农场搞成什么样呢？搞得淅沥哗啦，但是他很能当主任。他去当主任，第一条先把股东都他喂好了，把鸭子水果就往股东家里送，股东一看很高兴。因为这个农场过去的品种都是相当好的。然后第二步把自己的亲戚、三大姑、八大姨请到农场来干活。他的亲戚一来就得把别人顶走，顶走之后，由少数人是业务骨干，不干了，也要走。他要把这部分人留住，一个一个跟他们谈，对他怎么好，我怎么重用你，就把他留住了。他靠这三个办法把这个农场搞成什么样呢？最后这个农场白天打麻将，这个农场的工人本来每天要干八小时活。后来一看他那些亲戚不会干，他就不干。你不会干，我干七小时。七小时还不干，我干六小时。到最后没人干活了，这个农场没人干活了。白天打麻将，这个丁主任有一次看见了，把工人吓一跳，打麻将被主任看见了。丁主任说，你们打，没事，你们继续打。有人是说，主任你也来吧。他也跟着打。这个农场赔钱了，这个钱就赔得不得了，然后上面突然有一天派来一个新主任，这个新主任姓尤，叫尤大兴。这个人在英国学园艺的，农业专家，派来了。这个农业专家派到农场，就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则开始办这个农场了。把那些有技术工人再发动起来干活，好的品种好的果树品种，好的鸭子鸡的品种就开始养。然后这个主任就开始捣乱，到重庆去找人，找人找了半天以后，突然做副主任。这个家伙也能忍，我做副主任我也来。他也回农村，这时候有正主任姓尤，姓丁的变副主任。这个农场在这么一种情况下，继续往前走。按照这个姓尤的农业专家的办法来管理。但是管理管理就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工人不干了，太累了。这个活越干越累，过去的农场多好啊。另外东西也不能随便拿了。过去的东西随便拿。于是大家有意见，最后有这么一天这个农场搞不下去了，就把这个科学家主任撤走了。撤走以后，这个主任又恢复做丁主任，又开始往上面送东西，又糊弄下面的人，又继续把这个农场搞得非常好。然后到了这一年秋天的时候，这个农场的果实还结得不错，为什么？按照科学家的办法弄了，也不错，鱼鸭也不错。为什么？按照科学家的办法弄的，他就坐享其成。把这些东西再送出去。这个农场果实积累越多，这个农场赔钱越大。就这么一个小说，写完了。你看看这个小说，你想想，像现在的话，我们各个单位有没有这个情况？大家想一想，好像到处存在吧，这个现象太多了。你想这个单位不是靠业务办的，这个农场的丁主任他那套办法就是中国的人情世故办农场，那边是科学管理办农场，而科学管理办农场在中国战胜不了人情世故办农场。中国的老市民社会这套东西到了抗战当中，在大后方的农场里面继续每天生动地上演。这个就战胜不了那个，就完蛋。你想，老舍的思想在这个方面虽然我说他是表现人间世态的，但他表现得独特，表现得丰厚，这里面也充满了他的思想。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老市民以外，老舍先生他也不同程度地在他的小说里面写了一些新市民。新市民很有意思，新市民几乎无一没有毛病的，而且他们的毛病和老市民的毛病好像不一样。给人的感觉，老市民的毛病很深，这个毛病改不了，这个毛病太深了。其中有些老市民还挺可爱，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由一种文化造成的，你要批评，结果批评到这个文化上去，你批评到这个人上去，这个人就表现出一种复杂性。他可能是很善良的，可能是对人非常讲义气的。但是他沾染这些老市民的妥协、敷衍，他没办法，他就是这样。新市民的话，你的感觉好像这个人就不怎么样，你看我给你举例子，包括留学的洋博士，比如老舍先生有一篇小说叫《牺牲》。《牺牲》就写的一个洋博士，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到中国来教大学。和其他的大学老师发生一些关系。中间他老说他自己牺牲掉了，为什么？在中国吃也不行，住也不行，反正什么都不行，又不卫生。然后他又说没有爱情。这个洋博士最后又找了个女人，女人找了以后，整天关在屋子里，后来把这个女人关跑了。他就写这个洋博士叫半生不熟的半吊子。跟大学订的合同，订合同的时候，他像个外国人。不走合同了，他就像个中国人，他就这样。他跟学校订了三年合同，价码一开始订得还稍微高一点。但是合同定得三年不动了。三年当中，别人涨钱了，他也想涨了，他就想破坏这个合同。订合同的时候他是个美国人，等到破坏合同他又是中国人了，这样的一种中国的留学生。还有大学生，大学生最典型的就是叫《新韩穆烈德》，这篇小说你们翻一翻。大学生放假了，回不回家呢？手里也没多少钱了。可是在大学也没什么事，后来还是回家了。他家里是干什么的呢？他父亲是开果店的，大学里面他学的那套，这个大学生他心里想着应当解放他爸爸铺子的那些伙计和那些庄户。为什么呢？他说收买那些梨呀，山里红，都是压低的价钱，另外早早就去收。卖的时候，尽量卖得多，就这个办法。他应当想办法解放他爸爸店里的那些伙计们，这是一个新大学生，看来是个左翼。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回家的时候，他点点手里的钱，这个钱是他爸爸的钱，他花他爸爸的钱。平常他想做三等车，三等车有普罗意味，普罗就是无产阶级，有普罗意味。他说坐三等车有普罗意味，但是点点那个钱，还可以买二等。所以他买二等车回去，一方面要解放他爸爸的那些伙计，另外一方面他花他爸爸的钱，不坐三等车坐二等车回家，这么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在小说里面也是被讽刺的。

　　那么这个留学生和洋的大学生，在老舍作品里面都作为新市民，比较差一点的市民来表现。我们应当怎么看这些新市民呢？我觉得我自己感觉的话，应当说这个新市民的表现在老舍小说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要看他批判新市民什么东西？老舍小说里面写新和旧，他基本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可以拿他另外一篇小说做代表，这篇小说的名字叫《新时代的旧悲剧》。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出来，老舍是非常注意这个新和旧的，而且他所写的小说，就是写新时代当中的旧的悲剧。老舍先生并不是像我们原来所分析的那样，完全反对新的东西。我想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文学，老舍是不反对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老舍的小说在我们今天到底会给我们哪些启示。

　　我们是长久地处在和老舍同一个环境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和老舍处于同样的文化环境。在这个文化环境里面，经常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头上响起来，中国人你如何自处？在这样一个转型的环境里面，在新旧文化改变的环境里面，中国人你如何自处？自己如何把自己摆正一个地方？我想老舍在自己的小说里面，他不负责给我们做答案，但他做了很多暗示。一个暗示是什么呢？在新老的转变当中，新的永远能战胜老的，但是老的也不是完全不美，它还有力量。最著名的两篇小说，一个叫《老字号》，一个叫《断魂枪》。这是在老舍的短篇小说里面最出色的两篇。《老字号》写街上有两个店，一个店叫三合祥，一听名什么什么祥，什么店？绸缎店，三合祥就是绸缎店，来了个周掌柜，原来是个钱掌柜，钱掌柜是老派，周掌柜是新派。老派怎么做买卖？柜台上铺着桌布，屋里还有凳子，不二价，就是买卖东西不能讲价，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然后新字号，在旁边打个彩排楼，今天大减价，明天大减价，后天血本什么什么。两种买卖方式，在《老字号》这篇小说里面同时出现。这个《老字号》就用新的办法来掌握这个三合祥，这个大徒弟，姓辛，叫辛德治。一天到晚回忆自己的老掌柜，后来自己跳槽了，到旁边另外一个店，到天成这个店做买卖了。于是的话，这个店又回到原来状态，半死不活，那边热闹非常。你看不上这个新字号，可是老字号衰败了。再过几天，这个周掌柜去的天成，最后吞并了三合祥。老舍非常现实主义的，一点不能虚假，虽然他心里面多么热爱这个老字号，但是不行。最后天成这个店吞并了三合祥，小说就结束了。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实。《断魂枪》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老的镖师沙子龙，沙子龙一辈子给人家做保镖，镖局当时很兴盛。但是晚清、民国以后，铁路一起来，海运一起来，旱路就没劲了。这个镖局没活了，沙子龙这套武艺，五虎断魂枪没地方使去了，他有个徒弟叫王二胜，然后和另外一个叫孙老者，他们打了一仗。孙老者把他打败了，按照过去的规矩，徒弟被打败了，这个师傅一定要替这个徒弟说话。结果这个孙老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就是为了要找沙子龙，通过打败徒弟找到沙子龙，要沙子龙教他这套枪法，五虎断魂枪。一开始沙子龙说不行，我已经不会了。到最后说真话了，我就不教了，到小说结尾的时候，徒弟看不起这个师傅，这个师傅算什么？我徒弟被人家打败了，你都不替我争，师你这当师傅的一天一天衰败，又在外人面前装着特别唯诺。然后关起门来，自己在院子里面把五虎断魂枪耍了一套下来以后，他把那个枪柄往地上一戳，不传不传，这个小说就在这两声不传当中结束了。这个小说写什么呢？你看这个沙子龙显然是个过期的旧人物，他的镖局被代替了，镖局没生意了。他就教几个破徒弟过日子，结果徒弟让师傅争脸，又没争脸，枪又不传。老派在新旧转型当中的一种心理，这种心理就是王国维跳昆明湖的那个心理，王国维要跳昆明湖，那也不是随便跳的，跳的时候想一想，我殉的是什么？我殉的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那么陈寅恪说了，王国维跳昆明湖他殉的是一种文化，那种文化是他原来把它看成像生命一样的，突然它陈旧了，它变成过去的东西了。这个过去的东西肯定要被新的东西代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被代替当中，旧的人物或者你基本是新的，心里还有点旧的东西吧，各位都是新人物了，包括我在内，“五四”以后的人物，但是你还有点旧的东西吧？这点旧的东西还在起作用的时候，你怎么来对待它？最重要的老舍告诉我们，别的都可以，新的可以代替旧的，但是你的心理上，你的文化性格上，那点人的独立和自尊不能丢。这个沙子龙的形象给我们那种悲凉的感觉，看到最后真是悲从中来。

　　这样一个人物，这个人最后没了，他肯定过期了，没他的未来的。但是这个人有一点，他那点旧的东西，他不是完全把它一脚踩下去了，他不愿意这样。他觉得我的东西是旧了，但是我的人格的独立性，自尊还要保持。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切在新旧过渡当中的中国人，都应当想一想。读完老舍这两篇小说，想一想我们中国人如何自处，怎么样保持自己心里面那块自尊的独立的天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老舍告诉我们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你对这个东西可以怀疑，可以质疑，可保留你的看法。但是你看完这个文学形象以后，你不能不尊重。所以在老字号面前，在沙子龙面前，你会感到一种悲凉当中的美。这就是老舍的小说能启示我们的东西，我想老舍的魅力，老舍的小说是可以一读再读的，很重要的原因也就在这儿，我现在讲的就到这儿。

老舍的幽默 -孔庆东

　　主讲人简介：

　　孔庆东，祖籍山东，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师从于北大中文系的两位名师：是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主要作品有《超越雅俗》、《谁主沉浮》、《47楼207》、《空山疯语》、《井底飞天》、《独立韩秋》、《黑色的孤独》等专著。

　　内容简介：

　　提起《四世同堂》《离婚》《二马》等作品，人们就会想到文章中幽默的语言，特别是被搬上银幕后，更是家喻户晓。人们对老舍的认识更深了一步，老舍的语言里有幽默，老舍的幽默在语言里。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老舍是幽默的，但是在老舍幽默之外，他还有不幽默的一面。我们看到老舍的《骆驼祥子》，看到他的《月牙儿》，都是很沉重的，是不幽默的。那么在幽默与不幽默的背后，老舍还有一种感情，那就是对人的关爱，他始终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关注他笔下人物的命运，我们读《骆驼祥子》我们读《月牙儿》，我们会看到一双关爱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们，这里面包含着同情。

　　那么在现当代作家中，除了老舍幽默以外，鲁迅、钱钟书、赵树理也是幽默的，而他们的幽默和老舍的幽默是不同的。鲁迅的幽默是老辣深刻，入木三分。像庖丁解牛一样，一刀进去正中要害。而钱钟书的幽默是学者型的，他的幽默非常灵动、迅捷，带有一种智慧。比如在《围城》的开头，有一个鲍小姐，穿得很暴露，别人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局部真理”，而这一句话是来自一句名言“真理是赤裸裸的”。如果没有那么大学问的人是不会想到这句话的，在这句话背后，流露的是一种学问。而赵树理的幽默则是一种农民式的幽默。老舍的幽默和他们都是不同的，老舍的幽默是温和的、温厚的，不需要你有多大的学问。读老舍的文章就像和邻居家的大哥和大叔在说话一样，让人觉得特别可亲。

　　（全文）

　　主持人：老舍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吗？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老舍的幽默具有怎样的特质？我们今天如何理解老舍的幽默？下面我们请听孔先生为我们讲老舍先生的幽默，大家欢迎。

　　主讲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到此刻为止，一直有点纳闷。为什么请我来讲这个题目？为什么请我来讲《老舍的幽默》？社会上很多朋友认为我属于幽默这个家族的，可是这个对我个人的感觉，并不是十分舒适。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在街上吃了两回包子，叫人看见了，于是人们就管他叫包子专家。我们这儿又蒸了一锅包子，您来尝尝。每次都是这样，天长日久他好像就不太好意思吃别的了。吃别的，就叫做不务正业，就叫做对不起观众，对不起读者。我本人也深深有这种被冤枉的感觉，同时我也用这种感觉去体会我们今天要讲的老舍先生。幽默这个东西如果把一个人概括了之后，对这个人除了在一定意义上界定得比较准确之外，是否也造成了一定的误解，一定的误读，使他本人感到一点点的冤枉，像我这样的。我有的时候感到冤枉，所以我有一次愤慨之下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不幽默》，里边历数了种种我不幽默的事例，有理有据。文章发表以后，广大读者说，哎呀，这篇文章写得真幽默。所以有很多千古冤案是永远也翻不过来的，还不如不翻得好。

　　回到“幽默”这两个字上来。我想向在座的各位进行两个小调查。第一个问题各位是否读过老舍先生的文字作品？读过的请举手。好，大多数都读过。第二个问题各位是否认为老舍是幽默的？认为老舍是幽默的请举手。这个问题举手的人就比较少了。那么说明幽默不是靠下定义能够解决的，你必须真的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了幽默，也有很多人读过老舍的作品，但是没有明确地感受到他的幽默。有的幽默是一下子就感觉到的，有的幽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感觉到的。比如说我们在电视里看一个小品，看赵本山的小品，其实我们看之前我们就怀着一种看幽默的心态，在等着那个幽默出来。果然这个幽默如期地出现了，我们给他鼓掌。我们也留下一个幽默的印象，其实赵本山也绝不仅仅是幽默，幽默背后一定有别的东西，有不幽默的东西。老舍可能也这样，我们读老舍的时候，可能没有去想他幽默不幽默，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去同情去思索他笔下这些人物的命运。

　　好，刚才有很多先生朋友读过老舍的文字，但是不一定感受到了老舍文字的幽默。那么我想用事实说话是最有力的，我读几段老舍先生的文字，第一段我选了一个长篇小说，叫做《离婚》,《离婚》的第一节，离婚的主人公叫张大哥。小说开头就这样写道:“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准失败。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像，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他自己绝不去参观婚礼——看着伤心。这绝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善意地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是上等婚姻；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

　　这是他的一个长篇小说开头的这样一节，我们同时也可以体会老舍是怎么样推出他笔下的人物的。那么我再读一段大家都熟悉的话剧《茶馆》中的一段台词，算命的唐铁嘴跑到王利发的茶馆里来蹭茶喝：“王掌柜！我来给你道喜！哟！唐先生，我可不再白送你茶喝！你混得不错呀！穿上绸子啦！是比从前好了一点！我得感谢这个年月！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死谁活都得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你说对不对？也有这么一说。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我已经不抽大烟了。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我改抽“白面”啦。你瞧，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我们知道唐铁嘴这个人是被讽刺的一个对象，是一个没有羞耻之心，没有道德感没有民族正义感的这样一个人。但是老舍把他的话，用一种非常幽默的小品式的语言给他写出来。我们看这一段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抽离出来的一段相声。那么在各自类文体中，老舍都有这样一种幽默的风格在体现，也正因为如此，人们说老舍是语言大师幽默大师。而且他的这种幽默不是一般的幽默，是很有品位的，你读了之后，你看了之后，你听了之后，你不见得会哈哈大笑。一个东西一演出来，一读出来，大家马上哈哈大笑的还不见得就是幽默，你可能是中等程度的笑。

　　那么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老舍幽默的作品。首先老舍被人称为幽默大师，和他走上文坛所采取的方式是有关的，因为他一开始写的就是幽默文学。老舍二十年代的时候，本来在中国教育界工作，后来到英国伦敦东方学院去教汉语。在那用业余时间就写了他的第一个小说叫《老张的哲学》，这是他的处女作。写完了没事，就投寄给《小说月报》，带着一种玩的心态，一种文学青年的心态，没想到就发表了。《老张的哲学》就是幽默的，甚至是有些过火的幽默。用老舍自己的话批评说，里边有一些油滑的和耍贫嘴的地方，那么《老张的哲学》用这种幽默的风格来批判中国的教育和社会上一些黑暗腐败的现象。接下来《老张的哲学》发表了，他又写一本叫《赵子曰》，《赵子曰》这个名字就是幽默的，有一个人姓赵，叫赵子曰，这本来就是幽默的，《赵子曰》的幽默比《老张的哲学》状况稍好一点，但是仍然存在着油滑和贫嘴的问题。它主要的思想是批判盲目接受新思潮的一些浅薄的青年人的行为。第三部作品是评价比较高的，叫做《二马》《二马》就是把幽默与严肃结合得比较恰当的一部作品，《二马》的中心内容是反思中国和英国的国民性。他是写在伦敦的马氏父子两个人，通过他们在伦敦与英国人的生活和交往，来看东西方民族的不同点。既对中国的国民性有批判，也对英国的国民性有批判，但是采用的风格依然是幽默的。比如他写一个英国的牧师在中国呆了多年，他说这个牧师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教徒，他深夜的时候，含着眼泪祷告上帝。上帝呀！快叫中国变成俺们英国的殖民地吧！用这种方式来写这样的一个牧师，他表面是幽默的，但其实写得非常深刻。

　　老舍结束了在伦敦的工作，他就回中国来。等他一上岸，就发现自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幽默大师了。老舍的文学经历是很奇特的，好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本来出国呆几年，顺便写点小说。没想到一回来已经成为文学大师了。一方面成为作家了，这是个好事，人家都很尊重他。另一方面就被规定必须写幽默文章了，经常有人规定他写幽默文章，所以这也是老舍的一块小小的心病。不但规定他写幽默文章，对他以往的作品，在一开始的欢呼和表扬之后，也有了一些批评。特别对《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很多人认为他是耍贫嘴，说这就是北平人耍贫嘴，这个不是特别正宗的幽默。对《二马》的评价稍高一点，所以此后老舍进行了很多的自我反省和检讨。他就想怎么既能发挥幽默的特色，又能够合乎那些批评家的口味和需要。其实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是老舍怎么样和我们的五四新文学相互磨合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倡导的这种文学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一批人，他们批判传统文学，然后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白话文的，欧式句法的，写现实人生的这样一批人。当然他们之间内部也有矛盾，但是合起来是一批人，不管是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这些人是一批人。老舍是一个外来者，老舍本来是一个基本群众，老舍本来是一个读者，老舍是玩票玩进来的。老舍跟那些人八杆子也打不着，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会去提拔老舍。老舍完全是靠自己个人投稿被看中，或者说带一点招安的意思。这个写得不错，把他拉到我们这个队伍来，能够壮大我们的声色。老舍是这样被招安到新文学队伍里来的，那么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这是新文学和老舍的双赢。我们今天不是讲双赢嘛，一方面确实是壮大了新文学阵营的力量，同时也对老舍产生了一种磁场般的影响。老舍就必须考虑，我以后不能随便写作了，他在英国的时候写《老张的哲学》，写《赵子曰》是随便写，现在你已经入了伙，入了伙就不能随便写了。你在梁山泊底下随便杀人放火，到了梁山上就有规矩了，这个规矩不是用法律条文一条条写的，是通过批评家的文章来左右你，所以老舍就在考虑我怎么看住了我的幽默。老舍用大白话说，我要把我的幽默看住了，不让它随便乱走，不要是为了讽刺一个人，就把话说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舍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读过的《离婚》。《离婚》这个小说发表之后，得到非常高的评价。人们就认为这是把严肃和幽默拿捏到了一个最准确的火候。他探讨的是中国国民性问题，一群灰色的小官僚知识分子生活中的苦闷，里边一个张大哥，专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到处给人家做媒人反对离婚，然后他有一个同事老李非常苦闷，外号叫苦闷的象征。苦闷的象征老觉得自己的太太不好，自己的太太没有诗意，要换一个有诗意的太太。其他杂色人等这种苦闷，幽默苦闷严肃他调剂成一盘非常好的菜，所以《离婚》不仅在当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到现在《离婚》读起来仍然是有滋有味。

　　此外三十年代老舍也写了好多短篇小说，还有其他一些小说都很幽默，还有一些散文。比如他写有一篇散文很幽默的，写《话剧观众须知》。里面非常幽默，说如果你是楼上票一定坐楼下，楼下票一定坐楼上，这样剧场才热闹。所以老舍他通过这种反语把三十年代中国观众那种不文明的、不懂得公共场所秩序的那种情况，写得非常鲜活。人们读了之后觉得再也不好意思这样做了。那么到了四十年代呢，老舍依然有幽默的作品问世，最有代表性的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是老舍规模最大的一个作品，其实也是新文学作家里面规模最大的一个作品。因为他想模仿但丁的《神曲》，想写一百万字，最后实际没有完成这个字数但也差不多，结构上是差不多的。《四世同堂》它本身小说的幽默，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底，而且那些人艺演员也演得非常好。他们的很多台词，很多没看过小说的人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几个被讽刺的人物冠晓荷、大赤包等等还包括祁家老二。老二那种靠着家里生活的人，他对大哥说，大哥你可得养着我，谁让你是我大哥呢。这话说得多好，典型的老二的口气。还有冠晓荷的那种无耻，他的闺女当了特务，当了日本的特务，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出去用这个来吓唬别人。说“我们家招弟那是大红大紫的特务”。这个台词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就把人的那种无耻，能够无耻到什么程度，写得入木三分。最后日本人把他活埋了，给他推到坑里边了，还喊“皇军万岁”。觉得这种汉奸死有余辜，一点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他的这个幽默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对善良的正面人物，他的幽默是温和的、温厚的，对他认为是坏人，是采取夸张的漫画化的手法来戳穿他。

　　那么一直到了建国之后，他写话剧、写《龙须沟》、写《茶馆》这些话剧，幽默都是他必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剂，就像四川湖南人吃辣椒一样，饭菜里面必须要有这一味，必须要有辣椒。那么我们看老舍创作的整个过程是以幽默始，以幽默终的，他以幽默的风格打开了文坛的这个神圣的大门，以他独树一帜的风格就进来了。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发表的时候，新文学没有这种作品，为什么他能够马上发表得到承认？没有。无论鲁迅、茅盾、巴金谁都没有，他是独树一帜的，老舍的东西谁都写不了，真正的大文豪应该是这样的，不可复制。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老舍幽默的特点。老舍幽默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先看看老舍自己的说法，老舍有一篇文章就叫做《谈幽默》，那么老舍说“幽默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人假若是文艺作家，他的作品中必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他老看别人不顺眼，而愿使大家都随着他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而伤感的自怜。反之，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贝。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最后他说，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虽不必是个艺术家，他还是能在行为上言语上思想上表现出这个幽默态度。这种态度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因为它表现着心怀宽大。一个会笑，而且能笑自己的人，决不会为件小事而急躁怀恨。往小了说，他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挨了邻儿一拳，而去打邻儿的爸爸。往大了说，他决不会因为战胜政敌而去请清兵。褊狭自是，是“四海兄弟”这个理想的大障碍；幽默专治此病。嬉皮笑脸并非幽默；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

　　这是老舍自己谈幽默，我们从他谈的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几点，同情是很重要的一点，真正的幽默是要有同情的。对世人的不幸，对人间的缺陷要有同情，不是幸灾乐祸，而且这种同情是一视同仁的同情。在老舍看来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不是说我是亿万富翁，你是一个小乞丐，给你一块钱，不是这样的同情，是一视同仁。假如我也有要饭这一天怎么办，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他用了“四海兄弟”这个词，幽默是四海兄弟。他写一个可笑的人物的时候，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我你都有可能成为他，他可能是你和我，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老舍的幽默给人的阅读感觉是平等、善意、宽容，如果用舒乙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一种穷人的幽默。

　　那么老舍的这种平民化的幽默态度，是和老舍的出身、经历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我们知道很多作家一回忆往事就是我出身于书香门第，过去都是要被批判地，现在成了时髦了，动不动都讲自己是大家庭的后代，动不动我祖上是清朝哪个贝勒哪个王公，已经成了一种恶俗的时髦了。甚至有的人说“我爷爷那是大太监”。很奇怪，以做这种达官贵人的后代为荣。那么老舍不是这样，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出身贫贱这个事实，他把自己出身贫贱这个生活的苦难，转化成了他创作的一个有用的资源。老舍出身于旗人，家里很贫穷，很小，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战斗中牺牲了，从小由母亲抚养大。长大以后一辈子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一辈子凭劳动吃饭，他虽然是个作家，但是他经常把自己叫写家。他不以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看自己，其实他学贯中西，他在英国呆着的时候，把西方的文化研究得非常透彻，但是你看他说话的时候，里边尽量不放外文词，不放老百姓听不懂的词，所以他能够保持社会平民之间的那种仗义和同情。那么这种仗义和同情的背后是他的自信，是他的一个自信，真正的幽默没有自信是不可能的，没有自信那就不会幽默。真正的幽默是一种大家风度，我们看看侯宝林、马三立说相声，他往台上一站，一种自信的气质就感染了整个剧场。因为他不相信我逗不乐你，他对自己能够逗乐你有充分的自信，根本想都不要想。所以你看侯宝林往那儿一站是个大艺术家风度，侯宝林绝没有说过这种话，麻烦您给我鼓鼓掌吧。侯宝林绝没有说过这种小丑的语言，那是对自己的幽默毫无自信的人，借一切机会煽动观众给自己鼓掌的人。大艺术家从不这样，他相信我该说什么说什么，我的艺术做到家了，艺术效果自然会出来，绝不会去恨不得把观众胳肢两下，他绝不会有那种企图的。这是说老舍自己总结和我们给他分析他的幽默的特点。

　　那么说到幽默的同时就不得不谈到另外一点，开头我暗示过的。老舍除了幽默，他也有不幽默的一面。开头我为什么讲老舍可能会有冤枉的心情，老舍也有不幽默的一面，这也是有很硬的材料可说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老舍代表作是《骆驼祥子》，《骆驼祥子》就不幽默，《骆驼祥子》它的整体风格是不幽默的。人家都说老舍幽默，你幽默你幽默，好像是在表扬他，那么在作家心里激起一种逆反心理，难道我就不能写不幽默的作品。我写不幽默的作品，就不能写到一流吗？我非给你们写一个看看。所以老舍写了一系列不幽默的故事，《骆驼祥子》、《月牙儿》，更有代表性的是《月牙儿》。谁读了《月牙儿》会哈哈大笑，不会的。《月牙儿》非常辛酸的，那种悲惨，但是这样的作品仍然语言非常好，它的语言不是靠幽默。老舍那种充满北京气息的流畅的语言表达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他可以不幽默，他可以在这里边少调侃人。那么他不幽默居然能写出他的代表作来，这就使我们进一步去想，老舍的核心价值，可能不是幽默，幽默是他的一种手段。

　　我们看老舍可以幽默写出非常好的作品，可以不幽默写出非常好的作品，就说明在这个幽默与严肃二者背后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认为可以叫做关爱。是老舍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的一个博大的关爱，有了这个关爱，你才可以愿意幽默就幽默，愿意不幽默就不幽默。我们看他写《骆驼祥子》，他笔下的祥子，好像能看到作家一双关爱的眼睛，在凝视着这个人物。《月牙儿》也是这样，这样的人物都处在一个关爱的目光注视下，他在写他的命运，把他的命运感同身受地与自己的命运结合起来。老舍写一个拉车的一个车夫骆驼祥子，好像跟自己不一样，其实老舍是像写自己一样在写祥子，祥子买车三起三落，就是为买上一辆自己的车，过一种他自己认为的独立的生活。老舍自己也是一样，他有一个理想，要当一个独立的写家，职业作家。因为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业余才写作，他觉得这很不舒服。他说我什么时候能靠写字来养活我这一家呢，这是他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相当于祥子靠拉车来养活自己一样。就这么一个很低的并不伟大的理想，一个普通人的理想，居然不能实现，居然一再地破灭。这种关爱，他就超越了这个人物的职业，使所有的读者都能够感同身受。我虽然不是拉车的，我是卖烧饼的，我是小学老师，我也可能有这样的一天。我也受过这样的委屈，有过这样的辛酸，所以曾经有很多普通的人给老舍写信，有一个工人就给老舍写信说，你把祥子的结局写得这么惨，那我们以后的前途何在呢？这是《骆驼祥子》激起的共鸣，有了这个关爱，你幽默不幽默就都是一样的了。

　　那么为了更清晰地来认识老舍的幽默，我们简单地把他的幽默和其他的作家稍微对比一下。幽默作家是很多的，不止老舍一个，我们如果说现代作家都谁幽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鲁迅就是幽默的，林语堂是幽默的，钱钟书是幽默的，我们都看过钱钟书的《围城》，张天翼是幽默的，赵树理是幽默的。简单比较一下，比如说鲁迅，鲁迅的幽默是什么样的幽默呢？鲁迅幽默的特点是老辣深刻，入木三分。鲁迅的幽默像庖丁解牛一样，拿着一把短刀，一刀刺进去正是要害，这是鲁迅了不得的地方。阿Q让人打了一顿，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一句话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战败的屈辱的历史都写出来了。明明让人家打败了，鸦片战争让人家打得一败涂地，去跟人家签订屈辱的条约，却不说是战败，说是赐和，我们皇上赐给你们和平。这就和阿Q说的儿子打老子一样，这个世界不像话，现在儿子打老子，这是鲁迅式的幽默，一针见血。

　　那么钱钟书的幽默也是很有特色的，如果你读过他的《围城》和一些短篇小说的话，钱钟书幽默的特色在于机智、非常灵动、迅捷。钱钟书是大学者，学富五车，读过的书不知有多少，你看他文章里面所列的书目吓人，我们两辈子三辈子可能也读不了那么多的书。而且他不但读了这么多的书，能够灵活运用。说一个事的时候，四面八方的材料全给你想起来了，全给你集中到一块儿。他说桌子能把世界上所有落实桌子的事全想起来，所以他的幽默是一种学者型的智慧型的幽默。比如《围城》一开头，讲轮船上一个小姐鲍小姐，鲍小姐穿得很少，人家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局部真理”。为什么叫局部真理呢？因为有句话说真理是赤裸裸的，所以她的外号叫局部真理。那么你看这个幽默对于人物有调侃，但是他并不是很深的讽刺，他主要炫耀的是一种学问。他这个幽默的产生主要在于有一句名言，叫真理是赤裸裸的。所以这个幽默一般没有那么大学问的人不会这样使用的，他在后面透露的是一种学问。

　　还有一种类型是赵树理这种类型的幽默。他是带有乡土气息的纯朴厚道，带着一种农民的狡猾，农民式的狡猾。比如他《小二黑结婚》里面，讽刺三仙姑那么大年纪还化浓妆，浓妆艳抹。他说她脸上化了妆以后，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这个你必须有农村生活经验才能体会他这个好玩，驴粪蛋上下了霜，挖苦得很厉害，但是在农村这又不算很严重。在农村这个话平时调侃的时候可以说的，所以这种幽默是钱钟书和鲁迅、老舍他们都说不出来的。

　　而老舍的幽默和上面这几种都不一样，老舍的幽默是温和的，是让人开心的，你不需要有多大的学问。所以你读老舍的东西，你感到好像是跟邻居家的一个大哥一个大叔在说话一样的。他对你没有压力，没有压迫，比如我们读了老舍的书，老舍先生如果坐在这里，我们请他去签名，我们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压力。但是如果钱钟书先生坐在这里，我们请他签名，有一点诚惶诚恐，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他冷不丁冒出什么话来，对人是很有伤害的，很有杀伤力的。比如曾经有一个读者要见钱钟书先生，钱钟书先生就说，你已经吃了老母鸡下的蛋，何必要见老母鸡呢？这是一个名言，他指不定什么时候说出这种话来，所以会给人带来心理压力。你有愉快但是也有压力，老舍没有这种压力。老舍开会的时候，你让他唱一段京剧，他站起来就唱一段，你让他说段相声，就可以站起来说段相声，非常随和。他的幽默只不过代替你说出你也能说出的话，代替我们大家都感受到的那种幽默。

　　那么我们把老舍的幽默说了一遍，我们把它升华一下。因为幽默和其他一些概念经常混杂在一起，比如老舍在《谈幽默》的文章里，他把幽默和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都进行了一些比较，那么他说反语是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所要说的真意却不在话内，而是暗示出来的。比如说秦始皇要修一个大园子耗费很多钱，大臣如果不希望他修就说你这个劳民伤财。秦始皇不见得会采纳你的意见，你这属于正面批判。那么有一个人，他说好，我支持您，一定要修这么大一个园子。里面装满各种飞禽走兽，等敌人从东边打来的时候，咱们就让这些动物去抵挡一阵。说得非常好，秦始皇一听，算了，咱不修了。正话反说，他没有反对你，他说的是反话，这是一种反语式的幽默。那么还有讽刺，讽刺必须幽默，但是讽刺比一般的幽默要厉害，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的冷嘲，它不使我们痛快地笑，而是使我们淡淡一笑，笑完因反省而面红。你笑的时候，你不是特别痛快的，你笑完之后你有痛心的这个时候。再说机智，机智是什么呢？它是用极聪明的，极锐利的言语，道出像格言式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中国的老子、庄子都有这种聪明。比如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世界上有圣人，为什么有圣人恰恰因为有大盗，圣人和大盗是共生的是并存的。我们想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武松？武松不是平地里长出来的，恰恰是因为有西门庆。因为有了西门庆才必然要有武松，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另外就是滑稽，有很多人经常把滑稽误会为是幽默，滑稽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西方滑稽短剧，脑袋上顶着很多盘子，哗就砸了，碎了。把汽车开到商店里边去了，把很多货架都推倒了。小孩很喜欢看这个，一看小孩就哈哈大笑了，老舍说这是幽默发了疯，这不是幽默，这是幽默的最低的层次。其实钱钟书先生对这个也有很好的论述，钱钟书先生说，真正的幽默是我们跟着他笑。那个滑稽是我们看着他笑。他区分得很好，他说马戏团的小丑在上面做各种丑态表演的时候，我们笑了，但是我们笑不是因为这个小丑幽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我们是看着他笑，我们笑的是他。我们听侯宝林说相声的时候，我们是跟着他笑，笑他所讽刺的那个事，我们笑的不是侯宝林，我们越笑我们就越尊重侯宝林，我们觉得这是高手。那么老舍举了几个例子，用贴标语，因为当时三十年代时兴街上贴标语。用贴标语做例子，他说今天贴了标语，明天中国就强起来。这叫什么呢？这叫反语，就是讽刺不求实，只贴标语不做实际工作的这种爱国主义。第二种君子国的标语：之乎者也。这是讽刺，君子国的人说话都是之乎者也的。第三种，他说标语是弱者的广告，这是机智。老舍说这是机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凡是在满大街贴标语的，成天喊打倒帝国主义的，这肯定是弱者，帝国主义不贴标语的。只有机智的人能够看出其中的奥妙。那么再一种第四种，说张三拿着一个标语，标语上写着提倡国货，张三把提倡国货的标语贴在祖坟上，这是滑稽。那么他说什么是幽默呢？他说张三贴标语，张三贴的标语是打倒帝国主义走狗，但是不小心贴错了，贴成了走狗打倒帝国主义，说这是幽默。为什么这幽默呢？说张三贴一天标语才挣三毛钱，贴错了就受罚了，所以我们一方面笑话他，另一方面很可怜他，同情这个张三。真不容易，贴一天标语，才挣三毛钱，还贴错一个。因为他没文化，贴错了，所以我们看老舍笔下的人物，经常是这个贴错了标语的张三这种小人物。他很可怜，很值得我们同情，他犯的错误可能我们也容易犯。所以我们看幽默被老舍跟这些概念一对比，我们更能够比较准确地去把握那个幽默，我们不是去给它下定义。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知道什么是层次高一点的幽默，什么是层次低一点的幽默。并不是说层次低的幽默就一定不需要，那种小丑的表演我们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人的审美需求是多层次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微微一笑，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哈哈大笑，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谁是真正的幽默家就行了，我们绝不会去请马戏团的小丑来给我们做幽默报告的，我们只是看他的表演就可以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老舍之死 -傅光明

　　主讲人简介：

　　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内容简介：

　　曾经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等名作的老舍，解放后因创作《龙须沟》而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就是这样的一位 “人民艺术家”，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而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竟然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老舍的尸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谁是真正的打捞者？其实，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

　　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是舍身取义的；第二种，老舍先生的死是因为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和侮辱，他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第三种，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傅光明觉得，老舍先生的死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过需去了，估计后面还会有“9·23”，“10·23”，他躲不过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傅光明认为，作为一个大作家来说，如果有第六感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归宿刻意地选在了太平湖。作为作家的老舍，生前写了无数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这是他精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

　　（全文）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同着他那个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作家。并且在纪念他的同时，我们会提出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在作品中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悦的如此热爱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会在他遭难的那一天孤独地、绝望地走去？那么，我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在十几年前开始跟踪采访、调查、研究“老舍之死”这样一个沉重的有文化思想意蕴内涵的一个题目。

　　我开始的想法是像一个案件的调查者一样，通过追踪线索可以把那个历史场景把它清晰地再现出来。想法好像相对是很简单的，我只想着通过对受访者的不断地挖掘、采访，可能能够比较清晰地把那个历史现场还原。当时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采访的深入和自己理论上的一种提升，我对历史的信任度，和我的这种提升成反比。我发现我当初的那个想法太单纯了，也太脆弱了，脆弱得如同一张纸，经不住一捅就破了。那么多受访者，向我所叙述的那一天历史的情景，我根本无法还原，我被历史搞糊涂了。面对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历史的叙述，那一天的情形好像更加支离破碎，无法将它建立起来，种种的细节无法给它统一。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老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联被批斗，紧接着在孔庙被批斗，回到文联又被批斗，遭受了三场批斗。在这样的批斗之后，老舍先生在第二天离家出走了。他到底是第二天就投湖自杀了？还是第三天就投湖自杀了？时间上已经有了不一样。那么，我们姑且称作1966年8月23号那一天发生的事件叫“8·23事件”，老舍先生在“8·23”那一天到底上午来的？中午来的？下午来的？说法各异。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说法各异。他拄没拄拐杖？不知道。他哪天离家出走的？不知道，有疑点。他死了之后被打捞上来的时候，湖面上是不是漂满了碎纸片？不知道。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特别希望有。这都是“8·23”那个历史事件带给我们的历史的疑团。

　　作为一个采访人，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理所当然地充满了善意和敬意，面对那些受访人。我觉得，他们应该说的是实话，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他们有说出自己的见证了历史真实的权利。但同时有可能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那么，我所做的工作，如何把他们的历史的叙述，几乎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同时对他们所说的对于历史的叙述，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和反思。就我没有能力，没有权利，我不敢，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历史的叙述者和见证人所说的是谎话，是不实的。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扮演的是一个史官的角色，我得将我采访的对象所说的，对于这个历史的陈述，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不是真的历史本真，我可以存疑。但是，我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本着一个记录者的史德，如实地将它记录下来。

　　我们可能头脑中会时刻地想这样一个话题，既然是某一个历史现场的见证人，他说的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是真实的，不会杜撰。这个行为本身，从学术上来讲，严格地说，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纯粹的“口述历史”这个概念呢，是在二战以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肯特·内文思，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口述历史”。那么，我通过做“老舍之死”研究和调查这件事呢，我也想通过这个个案的事例本身，使这个“口述历史”的田野作业的行为，在理论上，就是在口述历史上，它具有一点实际的意义。也给人们提供一个历史的线索，就是怎么样来认识历史，历史可能有很大的真空，有很多历史的本真是无法还原的。很多情形下，我们所接受的历史可能往往只是被人们图解过的，重塑过的。就是说，某一件事，它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是赋予这件事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你怎么让它变成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当代的历史学家，当代的学者所应该做的。这也是很长时间来，学术界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如果说对历史、对思想的话题，还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应该不断地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历史是什么？历史带给我们什么？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我们能接近它吗？我们能还原吗？

　　比如，拿“老舍之死”这个历史叙述者来说，给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的出现非常有趣，有趣极了，就是大家想象不到。就是当我找到第一个自称是老舍尸体打捞者的那个见证人的时候，我欣喜若狂。我觉得，终于可以把“老舍之死”打捞的那个现场还原了，他说的不会假，应该是真的，因为他有旁证，来证明为什么他当时在现场，为什么打捞的这个人是老舍，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完全可以清晰、逼真地、生动地再现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紧接着在我的这篇《访谈录》发表之后，看到这篇《访谈录》的读者当中，出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就是到目前为止，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是三个人，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同一个人，你们说多有意思！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那么只能是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的话，那么就是在那一天里，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的都不是老舍。那么，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记录历史的这个人，我就把他们三个人所说，必须如实地、只字不动地、完全呈现在历史的桌案上，作为历史的原始的素材。至于他们说的对、错、真、伪，完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接触、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你自己在脑子中进行甄别和判断。因为我不能按照我的主观的判断，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做出主观的判断，并且按照我的主观的取舍来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个是违反史德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口述历史”的这种理论上的做法。

　　但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上的一个话题，就是口述史是信史吗？口述史是可以相信吗？有一个美国的口述史学家，在给学生们上一堂口述史学课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好像是在第一堂课开课之前，老师在讲台上，什么话也不说，学生们坐在底下很安静。边上有一个人，是他找来的，是一个学生，他也不介绍，学生就站在边上，站了大概五分钟，他让学生出去了，然后开始讲课。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同学，问学生，刚才那个人，大家给我描述一下，长什么样？头发是长是短？戴眼镜吗？穿什么衣服？打领带吗？什么颜色？有花纹吗？等等。结果这个实验很有趣，班里的学生对这个人的描述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统一的，是刚刚发生的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相信你的眼睛吗？就是所有的在场的人都说是我亲眼见的，肯定是真的。

　　用那个美国口述史学家举的这个例子，我们来说太平湖这三位打捞者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实际上也是这样。三个人都在说，是我亲眼见到的，确实是真的，那一天的什么时间，我是怎么样接到通知的，怎么到现场，怎么处理的现场。并且，他能提供出旁证来，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人肯定是老舍。三个人的证据是不同的，有的说，在水中发现了老舍的一捆还没有完全湿掉的手稿，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有的说，在岸边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张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老舍”两个字；还有一个人说，我打捞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生前跟老舍先生认识，他知道这个人是老舍。你看，三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捞的这个人真的老舍。三个老舍！这个就让我困惑，让我疑惑了。

　　当然，我们也没有能力还原三个现场，因为确实没有三个老舍存在，只有一个，老舍先生作为实际的人和实际的事，在过去确实发生过。但是，照这三个人历史叙述的话，那是根本无法还原的。这个是由口述历史的叙述者，提供的这种历史叙述的证言，给“口述历史”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难题，同时也是人们对于“口述历史”老有困惑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愿意相信口述者说的是真的，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愿望。比如说，我们想了解过去发生的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找到某一个见证人，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在现场，他跟我们描述的那个事情肯定是真的。我就想通过这样的调查在这一点上，提供给大家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当你在面对约定俗成的某些历史的人和物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要打一个问号，要提出一个反思，就是历史的叙述者，口述者，他说的可能跟历史的原始记录，原始的样子，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

　　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那么，在这背后我们要继续提出疑问了，就是老舍先生作为“人民艺术家”，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投水而死？投水为什么会在太平湖而死？这个应该是我们思索他死亡背后的存在。这么一个“人民艺术家”，消失得无声无息，瞬间就沉入了历史的黑暗，没有人知道他在临死前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和精神的巨大苦痛，他在投水之前，不管是有一天一夜的时间也好，不管是按别的叙述者所说的，他可能时间很短也好，但肯定他坐在湖边，面对那片太平湖水的时候，他在思想，他在思考。他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老张的哲学》里面写的那个26岁的李静，在描述她死之前有一段伏笔，就是说：自杀者面对水，他可能哭，也可能笑，有时候也会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这自问自答的结果，是他坚定了他死亡的决心。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写家”的老舍，在死亡前的那段时间里，甚至死亡前的那一刻，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他怎么想的，那么这个只有在九泉之下的老舍向我们来叙述了，这个是无法还原的。同时，这件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艺术想象的空间，就是你看，“老舍之死”，在历史事件发生多年之后，老舍被平反之后，人们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老舍，纪念的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很有思想价值的一个话题。就是把“老舍之死”改编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有书，有话剧，现在还有歌剧，就是他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留下了很多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历史的，有艺术的，艺术家们、作家们可

　　以根据留下的这个巨大的历史空间，驰骋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填补很多东西。

　　“老舍之死”现在其实已经成了历史传说的一部分，是在不经意间。你在读这个《老舍之死访谈实录》的时候，你在看了这些证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历史可能是按照人们今天的某种想象重新编排、过滤，重塑的历史。那么，既然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在于“老舍之死”的那个现场，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还原，而在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今天对于“老舍之死”的认识附着到上面，赋予它真正的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应该做的，也是后人所应该做的，因为它带给了我们太沉重的思想的话题，如果这个话题没有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可能会重蹈覆辙。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带着这样的思考，十几年当中不断地寻找、挖掘历史的证人。虽然开始的时候，我抱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心态，就是什么呢，我找到每一个人肯定是真的，我现在已经不在乎找的人是不是真的，只要他说“我那天在现场”，我就去找他，看他怎么说，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更多地、更丰富地提供细节。因为今天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应该已经不仅仅地停留在既定的某一种对于历史的文化的诠释上，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在过去这个历史发生过程当中的过程性。虽然细节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全部，但是如果没有细节，历史是建立不起来的，是不立体的，不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都是由历史事件的种种的细节把这个历史立体化了。我们可能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吧，那个影片叫《甲午海战》可能印象非常深，一曲凝重的、悲怆的爱国主义悲歌，对邓世昌，我们是那么的难忘。但是，随着历史的细节的浮出水面，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随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深入地了解，你会发现《甲午海战》是艺术的历史，是艺术的真实，它可能不是历史的本真。

　　那么，现在我们来思考老舍先生为什么会死？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呢，大体上有这样的三种意见，就是对老舍先生死的认识。一种呢，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的，是舍身取义的，是抗争的，表现出一种拼死的、不屈的骨气。这个可以简称之为“抗争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老舍先生死是因为他绝望了，他在建国以后曾经非常地顺过，很多人就是讲，老舍先生一直开“顺风船”，因为《龙须沟》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然后又不断地有创作出来，又有《茶馆》这样的第二个高峰。由于他很顺，所以到了“文革”的时候，面对突如其来的这种暴力和侮辱，老舍先生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还有一种呢，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比如说，人们提出一个假设，就是如果老舍先生那天不去文联，就不会碰上那场批斗，没有那场批斗，没有挨那顿打，老舍先生的心灵和精神没有遭受那样的屈辱的创伤，他可能就不会死了。首先，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就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真的进行历史还原的话，就是老舍先生那天不去，是不是可以不死，我觉得，难！在他几乎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惨烈的、血腥的运动，批判、侮辱、毒打，是这样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以写作为生的一个作家无法承受的。就是老舍先生的死，我觉得，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过需去了，估计后面还会有“9·23”，“10·23”，他躲不过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太平湖周边离老舍先生家更近的，有什刹海，有后海，有积水潭。有没有他刻意的选择？选择自己死亡的归宿？我想，作为一个大作家来说，作为老舍生来说，如果有第六感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归宿刻意地选在了太平湖。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一种思索，把这个思索当成一个证据把它选定这个归宿的地点把它连在一起。作为作家的老舍，生前写了无数的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发生在老舍的出生，地护国寺的小羊圈胡同，他出生在那个地方，青少年成长在那个地方，他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到后来上缸瓦市教堂，作品当中描述的很多人和事物，以及情景的发生，大多数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可以说是自己精神的故乡，真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再熟悉不过了。有一个现象非常有趣，就对老舍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其实不单单是老舍。就是我们看老舍写北京的作品，除了他晚年的最后一部《正红旗下》，其他的那几部非常棒的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写北京的，都不是在北京写的，都是在北京之外，或者伦敦，或者济南，或者青岛，或者重庆。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地理的一个现象，或者叫概念。有很多作家，他的青少年时代，决定了他自己今后创作的走向，并且决定了他创作的风格。老舍先生也是这样，就是他虽然写的时候，可能自己不在北京，但是他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那个地方，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了他的血液当中。只要他拿起笔来写北京，他脑子当中就全是他生活过的那个地方的人、情、物、事。像他写《四世同堂》在重庆写，抗战期间他也没在北京，那么他就把那个情节安排在他出生的那个小院，小羊圈。这是一个作家的本领，就是他调动起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积累和储藏，而这个储藏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打定下来了，就注定了。另外，老舍先生当了教授之后，给自己的母亲在太平湖相对城里的那个地，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老舍母亲在那儿住了十年。老舍先生的死，和他给母亲买这房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生与死的一种相交？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老舍先生的母亲是在那儿去世的。老舍在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他听到，把性格和生命传给他的母亲去世噩耗的时候，非常地悲痛，因为母亲是带给他生命的人，也是把自己软中带硬的个性传给老舍先生的人，他自己深爱着自己的母亲。那么，当他自己完全悲观、绝望，或者说，也要去抗争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

　　老舍先生在《我的母亲》里边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叙述，就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时候。那年一岁的老舍先生在家里面，“八国联军”进了小院，四处搜查，刺刀捅了一个箱子，后来那个箱子压着老舍先生，“八国联军”走了之后，妈妈把那箱子搬开之后，发现底下有个小孩，压着老舍先生，就是如果当时箱子不是空的，箱子里有东西，可能会把这小孩压死，而如果不是翻箱子的时候，老舍先生掉出来，他还在箱子里边，可能“八国联军”一刺刀就把老舍先生给杀死了。而老舍先生的祖父呢，是在保卫北京城的战斗当中，作为正红旗的一名护兵，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老舍的母亲从那一刻开始，就担当起了全家的重任，给人缝补衣服，给人做佣工，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那么，老舍先生对于母亲有怎样的情感，可想而知。

　　还有，老舍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小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在太平湖北岸新建的校舍，那个时候太平湖还没有填平。他可能熟悉那一带，他可能喜欢那一带，喜欢那一带水面，因为老舍先生对水有一种情感，他就觉得坐在水边上，看到水里的游的鱼和蝌蚪，感觉是那么的愉快，完全自由自在。还有，老舍先生家的祖坟在今天的大钟寺一带，也是在北京的西北。就是我们把这些综合到一起，你看，老舍先生的出生，老舍先生的成长，老舍先生给母亲买的房子，老舍先生父亲的去世，老舍先生家的祖坟，再加上他作品当中所描写的那么多的人物、情景，全在北京西北。那么，他到北京的西北的太平湖去投湖，我想，我们可以得出自己的一个理解吧，至少我是那么理解的。

　　老舍先生在他23岁的时候，给比他小一点的学生做过一次公开演讲，他在这场演讲当中，曾经就提出来，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入教了，说耶稣基督仅仅是负起了一个十字架，我们要准备牺牲、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要打破旧世界，一个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富有青春朝气的一个年轻人，就是有那种骨气，要牺牲。抗战的时候，老舍先生抛妻舍子，提只皮箱赴国难。在《入会誓词》当中写下：“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当一个尽职的小卒就够了。”当日寇的军队从大西南迂回到贵州，威胁到重庆的时候，重庆人心惶惶，都开始准备撤离了。有朋友问老舍，你怎么办？老舍先生说，附近就是滔滔的嘉陵江，又没有盖，我不会逃走。

　　这已经是老舍先生自身的性格的骨气的一种表征，一种表象。我们很多人觉着，老舍先生那么幽默，那么外场，那么会跟人搞关系，八面玲珑；甚至，还有人说，老舍先生很世故。你看，他把外场都招呼得体体面面的。有人觉着这样一个性情的人，最后自杀，难以理解。但老舍先生的性格呢，有他软中带硬的个性。刚才已经说到了，他是一种软中带硬的个性，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这种软中带硬的个性，也体现在他还回来对待母亲。他宁可跟母亲断绝关系，也要拒绝母亲跟他说的亲事；在小的时候，他背着母亲去报师范；抗战的时候，他抛妻舍子。这都体现了老舍先生性情中软中带硬，或者说很刚烈的那一面。

　　他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于斗争，经过斗争，谁去死，却不一定。”我们想想，老舍先生也是这样，他死了，他斗争了。然后，今天我们来看，谁死了？不一定！老舍先生没死，还活着！所以，这个同样是我们今天依然在纪念老舍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在他死后用他的作品，依然在延续着。

　　有趣的是，老舍先生之死，我一直那么看，如果原封不动地把它搬上舞台，就是一部特别好的悲剧，就是我们不用进行任何艺术的加工。老舍先生老说，就是他的悲剧论，悲剧的观点：“什么叫悲剧？悲剧就是一个人跟自己的命运抗而抗不过。”老舍先生最后也是这样。你就说，他在建国以后，很顺的那一段，他自己没有思考，没有抵抗吗？他一直在抗争，一直在挣扎。可能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研究“老舍之死”呢，我想，是应该更立体地、多元地、多侧面地去探讨、分析和研究。比如，老舍先生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作品中的人物的命运是怎么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说到老舍先生投水，冰心先生曾经有一句话，包括我采访冰心先生的时候，冰心也跟我说，说老舍先生肯定是要投水自杀的，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作品当中，很多好人的结局都是投水。就是老舍先生为笔下很多善良人安排的命运，最后的命运是投水而死。作品中有很多人，而从艺术的人物和现实的老舍，最具有可比性，或者说最贴近的一个是《四世同堂》里面的祁天佑，他在遭受了日本人那样的侮辱之下，挂牌游街，不甘屈辱，绝望，最后投水而死。

　　其实，我们考察和研究“老舍之死”不应忽略了老舍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有价值的线索和启示。我只举三个小例子。1941年的时候，老舍先生写过一篇篇幅不长，却意味深长的散文，叫《诗人》。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诗人好像狂士啊，疯狂啊，不修边幅啊，大大咧咧。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底的精神的底线。就是“及至社会上有了大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那么，老舍先生最后临死之前，也是“及至社会上有了大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我们很熟悉老舍的《茶馆》最后一幕，王掌柜跟自己的小孙女告别，把小孙女揽过来，跟小孙女说：“让爷爷再看看，跟爷爷说‘再见’！”我们想一想，老舍先生在自己临终前，离家出走的时候，同样是跟小孙女说了一样的话：“跟爷爷说‘再见’！”

　　我想，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把这个看成是巧合。

　　老舍的《茶馆》最后一幕，三个老人在茶馆中转着圈，往空中扔着纸钱，自吊。那么，按照有些历史见证者的叙述：在老舍尸体打捞的现场，太平湖的湖面上，也撒落了很多的纸片。如果这个历史叙述者对历史现场的描述是真实的话，那么，老舍《茶馆》中的三个老人扔纸钱、自吊，这个艺术真实的场景，和老舍先生投湖之前，这个真正的历史的悲剧竟然构成了绝妙的呼应。艺术的悲剧、历史的悲剧，竟然是这么地契合一起了。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建成了北京地铁修理总厂。人们每天坐着地铁，奔至各自忙碌的生活。但我想，他们的脑子中是不是不应该是空白一片。我一直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如果保留，哪怕一小块太平湖的芦苇，都不是有害的。这一根芦苇，可以把老舍之死同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同我们目前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挂在一个历史的挂钩上。这不禁让我想起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生物，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如果可能，我愿意做这样的芦苇。谢谢大家！

李后主和他的词-李敬一

　　主讲人简介

　　李敬一教授，197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78年至1979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进修班学习。先后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新闻系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传播史”等课程，并为全校开设公选课“唐诗欣赏”、“宋词欣赏”；1999年赴法国作学术交流，现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播电视系系主任。

　　从事中国传播史、中国文学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传播史》、《司马迁》、《古诗词名篇欣赏》、《休闲唐诗鉴赏辞典》，合著《唐诗鉴赏辞典》、《宋诗鉴赏辞典》、《唐代十大诗人诗画雅鉴》、《宋代十大词人词画雅鉴》等著作四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内容简介

　　李煜（９３７－９７８），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隆二年（９６１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９７４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主讲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李后主（煜）的生平

　　1、南唐亡国之前：“可怜误作人主”。

　　2、南唐灭亡，囚禁于汴京：“日夕只以眼泪洗面”。

　　二、李后主词

　　1、亡国之前的作品：宫中宴饮，美女佳人，缠绵情爱，浪漫倜傥，充满了“爱”和“美”的主题。这些词大都刻画精细，富于形象性，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2、《一斛珠》（“晓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赏析。

　　3、亡国之后的作品：深深地反省自己，悔恨交加，悲痛欲绝，写出一个亡国之君独特的生活与感受，“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间罪恶之意”（王国维《人间词话》）。

　　4、《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赏析。

　　三、李后主的词风

　　1、 总体风格如清代周济所言“粗服乱头”。

　　2、 语言朴素，明朗自然，摆脱了“镂玉雕琼”的传统习气。

　　3、 能写真实的情感，表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形象生动，概括力强，意境阔大，有大家气概，开后世豪放派之先。

　　《李后主和他的词》 （全文）

　　大家好！那么在我们中国有很多古典诗词的名句，有些名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么有些名句呢，虽然不一定是家喻户晓，但是稍有点文化水平的人，或者稍微认识字的人都知道。那么其中有两句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家都知道。那么这是李后主的两句非常有名的词。这两句词以说是悲怆动人，同时又通俗易懂。他唱出了李后主人生的独特的感受，千百年来这些词万口相传、吟唱不绝。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李后主的词，但是对李后主的词有一个真正地全面地了解的人却不多。我们对李后主的词是既熟悉又陌生，对李后主，可以说，既知道又不太很清楚地知道。因此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李后主和他的词》。

　　李煜的词大约有30多首词，这个词的数量，如果跟后来的宋词比较来说，不是很多。但是从词这种文学样式，从它的萌芽、从它的诞生、从它的发展到李煜这个时候，标志着词这种样式的成熟。有三十几首词流传到今天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那么他的词按内容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所谓前期就是指李煜南唐亡国之前的作品，在南唐亡国之前，李煜的词主要写宫廷生活，主要描写宫廷生活，宫中晏饮、美女佳人、缠绵情爱、浪漫倜傥，这些作品都充满了爱和美的主题，这些词大多刻画非常精细，很富于形象性，有比较高的艺术价值。

　　那么下面我要介绍一下他前期的词。刚才大家熟悉的《虞美人》，那是他后期的词，是他被毒死以前的填的词，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词，那么这个词非常悲痛。那么要想真正理解李煜后期的词，为什么有这样的真情实感，为什么是那样地沉痛，你必须对他前期的生活和前期的作品有所了解。因为李煜他的生活，后来当了俘虏以后，是天上人间！那种反差是非常大的，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的作家，尽管生活有曲折，但是没有哪个人像李煜那样，落差反差那么大。前期是当皇帝，至高无上，后期当俘虏，求死不得、求生不能，这种状况。所以你要了解他后期这种思想、这种悲痛，你必须了解他前期是怎样地无忧无虑，前期是怎样地荒淫奢侈，是怎样的一个风流皇帝，没有那种对比，没有前面那种生活，怎么会有后面生活这种对比的感受呢？

　　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前期的作品，我给大家介绍两篇作品，一篇作品叫《一斛珠》，词牌叫 《一斛珠》。这首词大概是写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呢，我们今天无法知道，确认她到底是谁，也许是一个宫女，也许是一位歌女，也许是小周后，也许是大周后，不得而知。总而言之，是他身边的一位女子，跟他很亲近的。我们看他描写这个女子，看他当皇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在当俘虏是另外一种感觉。这首《一斛珠》是这样写的：“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他写他身边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当然非常美丽了，怎么美丽？我们看他怎么描写，“晓妆初过”，早上起来，这个女子梳妆打扮完毕，然后“沉檀轻注些儿个”，什么叫“沉檀”呢？就是一种化妆品，古代一种化妆品，用沉香、用檀香、用紫丁香、用梨子汁放在一起蒸，反复地蒸馏、过滤、蒸，蒸了以后，蒸多次，然后成了一种绛红色的稠稠的浓浓的绛红色的化妆品。干什么呢？古代女子画眉的时候，打底色、画眉梢。还有就是点口红。作者在这儿说这个女子“沉檀轻注些儿个”，用那“沉檀”来点口红，点她小嘴，作者说“轻注些儿个”。“些儿个”就是当时的口语，所以李煜的词非常好懂，他就用当时的一些口语，口头上的一些话，口头表达的方式。“些儿个”就是一点点。“轻注”就是随便点那么一点，那个嘴就点满了，那什么意思呢？大家想想，证明这个嘴之娇小。反之的话那就不是“轻注些儿个”了。那恐怕要很用力地涂很多，她是“沉檀轻注些儿个”，化妆完了以后，用那“沉檀”来点口红，那口红不要很多，用那么一点点，一点就够了。“沉檀轻注些儿个”，然后“向人微露丁香颗”，丁香也叫鸡舌香，这里是代指女子小舌头，“向人微露丁香颗”。开始点了口红了，现在嘴巴微微地张开，“微露丁香颗”，小舌头看得见，在震动，干什么呢？在说话，她开口说话了，点了口红了，开口说话了。“向人微露丁香颗”，然后“一曲清歌 暂引樱桃破”。说话了然后就怎么样，唱歌了，唱什么歌呢？一曲清歌，非常缠绵、非常婉转、非常抒情的。用我们现在话，是非常抒情的歌。“清歌 暂引樱桃破”，“樱桃”指樱桃小嘴，樱桃小口。“樱桃破”就是张口唱歌，“暂引” 暂时使得张开嘴了，那就不是唱歌，非常柔弱、非常柔婉，她不是我们今天那种通俗唱法，扯着嗓子喊，她是“暂引樱桃破”，樱桃小嘴刚刚张开又合上了。多么多情，多么柔弱！“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然后下面作者这样写，“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这两句虽然是个倒装句子，说了话、唱了歌，那君王肯定要赐酒给她喝吧，赏酒给她喝，一喝，杯深，“杯深”就是她酒喝得很多了，本来是一满杯酒，现在喝下去了，酒下去了“杯深”，“旋被香醪涴”。“香醪”就是美酒，美酒溅出来沾染了衣裳，喝酒很高兴，一高兴可能也忘乎所以，杯子一晃，酒就溅出来了，溅出来把衣服染脏了、染湿了，但是“罗袖裛残殷色可”，沾湿的衣裳、沾湿的红袖，红袖变成了殷色。本来是红袖，酒再一打湿就变成深红色了。所以用“殷色”，一个“可”字用得很好，“可”是什么意思呢？“可”就是“无可无不可”，为什么叫“无可”“无不可”呢？你想这么好的衣服，红袖，这么好的衣服，宫廷的衣服肯定是很华贵的衣服，被酒沾染了，当然是很懊丧的事情，但是因为心情好，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的，无所谓的，染坏了、染湿了当然不好，但是其实也无所谓，“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最精彩的后面三句，喝酒以后，这女子就醉了，醉了以后就撒娇，撒娇怎么撒法呢？“绣床斜凭娇无那”，斜靠在绣床上 “娇无那”，“无那”就是无奈、没办法，百般娇态，拿她没办法。这个时候，你别说你耍什么君王的威风，她不听，我就是这样，或者说你表达你这个才子的才气，起来我们再唱首歌，也不理你。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男人，这时候把你当个女子，本来是古代对女子是很轻视的。这时候，我把你捧得怎么样怎么样，把你捧得高高的，我也不理睬你，百般无奈，拿她没办法。

　　这女子斜靠在绣床上撒娇，连李后主都拿她没办法。“绣床斜凭娇无那”，然后作者用一个非常典型的非常细致的非常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女子靠在绣床上“烂嚼红茸 笑向檀郎唾”，红茸就是红色的茸线毯子，床上铺的那个毯子，有一种毯子叫红茸线。这女子就撒娇，用手在毯子上捏、扯，扯啊！扯出点红茸线，含在嘴里边嚼，嚼完以后 “笑向檀郎唾”。“檀郎”是什么意思呢？“檀”就是“檀香”的“檀”，“檀树”的那个“檀”，“檀郎”是中国古代一个美男子，叫潘安。一说潘安，大家都知道。潘安，中国古代最英俊潇洒的美男子，潘安有个小名叫“檀奴”，“奴”就是“奴隶”的“奴”，“奴才”的“奴”，“檀奴”。那么后世呢，因为美男子潘安的小名叫“檀奴”，所以后世把一个女子所爱的那个男子叫做“檀郎”，也就是我的“檀郎”啊！李后主说这女子撒娇的时候，是“烂嚼红茸”，是“笑向檀郎唾”，她把红茸线扯、扯，扯了以后放在嘴里面嚼，嚼完以后含笑吐向着檀郎，向着她所爱的那个男子吐过去，那么这个檀郎，我想也许就是李煜吧，那么这首词，我们看它的描写非常之细致，它很有特色。始终抓住这个女子的小嘴来描写，你看“沉檀轻注些儿个”，是嘴，对不对？“向人微露丁香颗”还是嘴，“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还是嘴，喝酒“罗袖裛残殷色可”还是嘴。最后是“嚼红茸”还是嘴，“笑向檀郎”唾过去，也还是嘴。通过这个小嘴的这种美的描写，那么这个女子的美丽，我们就可想而知，这个女子的娇弱美丽就可想而知。那么在这里作者表现这个女子，不但描写她的这种形象的美，而且表现了这个女子的无限的柔情、那种娇弱的神态。而且李煜在这里写的是恰如其分，如果这个词再稍微写过一点，表现他和这个歌女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话，那就过了，这个作品就没什么意义了。他写得恰到好处，也把“美”表现得最充分，但是他没有过线，擦边球，写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就说，李煜原来当皇帝时候，过的是这种生活，同学们！因此大家不要责怪说李后主轻薄，他是轻薄，风流皇帝，但是作为一个词人来讲他不过分，“莫为词人轻薄，正是词家本色”。

　　好！这是一首词。我们再看他一首词《菩萨蛮》，这首词有历史记载，据记载，这首词写大周后病重期间，小周后被招到宫里面来了。因为大周后还是皇后，名分还是皇后，小周后要去见李煜就不能够公开地见，那好像是不道德的。因此这首词写李煜和小周后幽会的这么一首词，当然这首词，我们今天拿来讲它，其实没有多大意思，但是我们要说明什么呢？说明理解李煜当初过的是什么生活，这样帮助我们理解他后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能够打动人心的很有感染力的后期的词，它才有基础、才有依据，才有对比，有个比较。我们看这首《菩萨蛮》，词这样写的：“花明月黯笼轻雾，今霄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

　　那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句就描写幽会的那种气氛，那种背景，那种氛围，幽会得有相应的适合的那种背景，那种环境，“花明月黯笼轻雾”，花儿开得正盛，但是晚上月亮若明若暗，月亮一会儿从云层中出来，一会儿又躲到云里面去了，夜雾蒙蒙。“花明月黯笼轻雾”，这是个什么环境呢？情人幽会的环境，所以第二句就说，“今霄好向郎边去”，今天晚上正好去跟他约会，所以“今霄好向郎边去”，她去约会，不能够公开地，不能够正大光明地，所以这个女子很害怕。她担着名声，担着被别人指责，担着骂名，于是这女子，小周后把鞋子脱掉，“手提金缕鞋”。因为鞋为什么脱掉，走起路来很响，古代人穿那个木屐，虽然不像今天的高跟鞋，但是走起路来，恐怕咯吱咯吱还是很响的。所以把鞋子脱掉拎在手上，“手提金缕鞋”是个倒装句，“刬袜步香阶”，“刬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踩着袜子走路，不穿鞋子，踩着袜子走路叫“刬袜” 。“步香阶”，在台阶上一路小跑，很紧张地拎着鞋子，大家可以想那个形象，小周后脱掉鞋子，拎在手上，光着袜子小跑，跑到哪儿呢？“画堂南畔见”，在那儿去和李后主约会，下去写她约会了，“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然后稍微镇静下来以后，说出两句非常真情的话，“奴为出来难 教郎恣意怜”。“奴家”我出来跟你约会、相会，可是很难的事，难在哪里？怕别人骂，自己要心里下决心，因为她的姐姐还在病床上。所以从道德上、从良心上，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能是公开的，也不见得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奴为出来难”，因此“教郎恣意怜”，请你“恣意怜”，就是放肆地尽情地爱。

　　这首词大家觉得是不是稍微还有点过呢？也还是恰到好处。“恣意怜”，他写得很文雅。“教郎恣意怜”，感情是都表达出来了，词还是很文雅的。因此，还是那句话，“莫为词人轻薄，正是词家本色”，还是词家本色。那么这首词不但表现了他和小周后之间的这种生活，而且词写得非常细致，非常有形象性、非常有意境，那种“花明月黯”的意境，这是一种爱的氛围吧！他所描写的小周后，那么担惊受怕地去和李煜约会，这种情景的描写，好像是一个电视电影的一个镜头一样给人活灵活现，都是可以拍得出来的，写得非常好的词，可见李煜的才华。那么我们讲这些作品，讲这两篇作品，举两个例子无非是说明，使我们了解，李煜作为一个风流皇帝，他的生活是多么骄奢，作为一个风流皇帝，生活是多么骄奢。而作为一位才子词人，他又是何其擅长来表现生活中的美，这两首词都是写美，都写得非常细致。我刚才讲了，我们读李煜的前期词，正是为了理解李煜后期的词，为理解李煜后期的词做一个铺垫，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对比，这是讲李煜的前期的词。

　　那么李煜后期的词，词风大变，李煜后期的词写出了一个亡国之君的独特的生活的感受，独特的这种情感，独特的思想情感。独特的生活是什么呢？由皇帝到俘虏这种生活，独特的感受就是那种悔恨，那种反思，那种悲痛，那种忏悔。独特的那种情感，这是非常悲痛的、非常悲哀的，甚至于李煜在后期的词里面有的是非常绝望的。所以李煜的词，后期的作品能写真情实感，写真感情，悲慨多气啊！写得非常悲凉。同时情感非常激越，感情非常强烈。因此，因为他能写真情实感，他的词能够抒发那种悲凉，或者哪怕是绝望的那种情感，他比写那个风花雪月，比写那个男女，像前面那样的“笑向檀郎唾”，它的社会意义，它的这种给人们的一种悲悯，唤起人们的那种同情，应该说更有作为一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扩大了词的意境。

　　过去的词，我们说词家本色是什么？写风花雪月，写男女爱恋，他的词能写亡国的感受，这种感受实际上带有一点政治上的色彩，带有一种政治的情感。因此它又接近于诗，我们通常都是很肯定诗，对“词”往往认为是小玩意。“诗”是慷慨激昂的，那么李煜后期的词，有些内容其实应该是“诗”所能表现的。“诗”才能表现的它表现了。因此李煜的词，可以说，在中国词的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他扩大了词的意境，提高了词的思想境界，因此它是有意义的。

　　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看他的一些词，看他后期的词。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相见欢》，《相见欢》，词牌，这个词牌也叫《乌夜啼》。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词这样写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个词呢，这样一种慷慨激昂，这种好像是呼天抢地这种悲哀，才不是前期词那种缠缠绵绵，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他说“林花谢了春红”，花儿凋谢了，春天的红色都枯萎了，春天过去了，美好的岁月，美好的光阴过去了，“林花谢了春红”。如果按正常说，还是一种新陈代谢，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让人特别难过，花儿总是要凋谢的嘛！“林花谢了春红”，但是接着作者又写了“太匆匆”，固然是一种新陈代谢，但是这一切来得是那么突然，这一切来得是那么让人接受不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更加令人无奈的是什么呢？早上的寒雨，晚上的风，凄风苦雨啊！不断地摧残着我，打击着我。那么他这几句实际上是三层，首先说花儿谢了令人悲哀，然后再来渲染这个“太匆匆”的凋谢，让人接受不了、承受不了。再加上早早晚晚那种凄风苦雨的摧残，我尤其受不了。所以三层的意思，一层一层地铺垫，然后就回忆，“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他被俘虏了，被带离金陵的时候，被押到汴京的时候，离开都城金陵，那时候宫廷里面的宫女们，过去故国的宫女们，还唱着歌儿 还在含着眼泪，唱着歌儿来送他。“胭脂泪，相留醉”，她们哭着送我，这些宫女们送我，但是还有相见的日子吗？还可能再重见吗？不可能了！这过去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几时重”，什么时候才能够重回故国呢？什么时候再重见那些宫娥呢？什么时候再能够恢复我的地位呢？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最后他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那么这一切，他自然是理所当然，是符合这么一个说法。“人生长恨水长东”，那给我的一种感受是无穷无尽的恨，就像那无穷无尽的东流水一样，东流水是无穷无尽的，我的仇，我的恨，我的怨恨，我的忧愁，我的悲哀也是无穷无尽的。

　　大家看，这完全像“诗”一样的吧！像“诗”一样地抒发。但是作者在这里写得非常地脱俗，把自己的感情直接抒发出来，所以我就感觉到，读了这个词以后，大家感觉到他亡国以后这种心情，那种“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感觉、感受。大家再一起来体会一下，“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我再举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虞美人》，这首词我们也可以看作是他的绝命词。因为在七月初七晚上，他唱这首词，宋太宗赵光义非常生气，你还唱词，你还唱这样的词，你还怀念你的雕栏玉砌，还“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让你回首不成，于是用毒药把他毒死了。因此可以说，这首词是他的绝命词。也可以这样说，是他的生命换来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么词一开头，作者说“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秋月”代指过去的岁月，那过去的岁月，是什么时候完的呀。“了”就是完结了，了结了，那种生活，那种岁月，什么时候就完了呀，像梦一样，糊里糊涂，怎么一晃，没了，一晃，我就成了俘虏，怎么回事呢？生活的这种变故，哪怕他被关了几年了，亡国已经几年了，还没有清醒过来，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人，我们说他好像是清醒，他实际上想清醒，还是糊涂的，是不是呢？“春花秋月何时了”，既是对过去岁月一种怀念，也是一种无奈，也说明他还是糊里糊涂地，怎么就没了。“往事知多少”，多少往事涌上我的心头，那么这句说明，还是我前面讲的，还是“剪不断，理还乱”。这种心态，他还回首往事，多少往事都涌上我心头，但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什么往事让人最牵肠挂肚呢？那就是“故国”，“小楼昨夜又东风”，我住的这个小楼，昨天晚上刮了一晚上的东风。“东风”，大家知道金陵在汴京的东边，也就是李煜的故国，那风从故国吹来的，但是我国在哪里呢？家在哪里呢？“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那故国已经没有了，想起故国的这个事情，我怎样亡国了，我怎样丢弃了，我的祖父，父亲的基业，我怎样使得我这个国家没有了，就是政权没有了。那么这些事情都不堪回首，特别是月明之夜不堪回首，为什么月明之夜不堪回首呢？因为月明之夜，所谓“月明”就是月圆，月亮是圆的我是缺的，国家没有了，不但是缺的，简直是月蚀了。我没有了，不团圆了，缺了，所以一个不团圆的人，一个有缺憾的人，最怕看那种圆圆的事物，最怕看成双成对的事物，这就是所谓“多情却被无情恼”，因此“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尤其在月明之夜不堪回首，然后下去说，说是不堪回首，但是证明他还在心里面，放不下吧！放不下故国，想起故国，想起他过去的宫殿，那“雕栏玉砌应犹在”，“ 雕栏” 雕花的栏杆，玉砌，玉做成的台阶，这是指过去的宫殿大概还在吧！我那过去的宫殿，那旧址，那些房，那些宫院应该还在，“只是朱颜改”，这句写得很伤心。在大概还在，但是已经是斑驳了，已经是破败了，因为它的主人已经被撵出来了，它已经改姓了，已经不属于南唐的政权了，所以“只是朱颜改”。虽然那个房子还在，但是它永远不属于我了，永远失去了它的过去的主人了。

　　所以想起这一切，最后作者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问君”就是问他自己，“君”就是指他自己，你要问我有多少愁，我要告诉你，那“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春水那样宽、那样广、那样深、那样地浩浩荡荡、无穷无尽，那样地奔流不息。“愁”之多，像春水向东流那样地无穷无尽。因此这首词，我们说它是用生命换来的，它所表现的这种悲哀、这种悲痛，以及在词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悲哀，对亡国的这种仇怨是非常有感染力的。那么这是他当时内心的那个情感一种真实的写照。

　　好！以上我们介绍了李煜的后期的词，李煜的生平我们也讲了，李煜的词分前后两个时期，我们讲了他前期的词，可以了解他当皇帝时候的生活，以及当皇帝时候那个作品是怎样反映他的生活的。了解他后期的词，了解他生平，也知道他后期的词，原来是在反省、在忏悔、在悲痛之中，那种真实的心境的一种写照，那么最后我们说说李煜的词总体上有什么特色呢？清代的评论家评价李煜的词，曾经这样说过，说李煜的词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就是李煜的词呢，是一个不修饰、不打扮。“粗服乱头”，穿着很平常的衣服的，头发也不梳不打扮的，但是却掩盖不了那种天姿国色的本色美。因此李煜的词可以说是一个“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的美女。那么这个概括、这种评价，实际上讲的是李煜的词是一种不加修饰，有着“本色美”的这样的词作。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准确的、是形象的，确实，李后主的词有着独特的艺术美和鲜明的个性风格，独特的艺术美和鲜明的个性风格，我觉得他这种独特之处和他的个性就是从“词”这种文学样式来讲，从他的作品来讲，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李后主的词语言朴素，明朗自然 很少修饰。他的词语言朴素，明朗自然，很少修饰，是“粗服乱头”嘛！不加打扮的一种“本色美”。他的词里面有很多口语，包括他的前期词和他的后期的词，你看“些儿个”，“沉檀轻注些儿个”。“ 些儿个”就是口语化，一点点，当时的口语。再比方说，“别是一番滋味”，“别是一番滋味”也是口语，再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好像是散文一样，“问君能有几多愁”。都是口语化 ，很通俗、很朴素，他摆脱了过去的词那种“镂玉雕琼”的那种传统。那就是过去的词非常讲究雕琢字句，那么李煜的词朴直说出，这是第一个特点，语言非常朴素、朴直说出。

　　第二个特点，我觉得李煜的词。他的作品，整个词作的流畅灵活，整个词在里面的情感、语言表现，用流畅的语言表现一种激情，流畅灵活，毫无晦涩呆滞的毛病。他的词很好懂，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地方，他的词平易之处如同民歌。李煜的词，在平易的地方像民歌一样。比如说，大家刚才跟大家讲的，“奴为出来难 教郎恣意怜”，像不像民间情歌，非常像民间情歌。你看用的那个词，“奴家”怎么怎么样，“郎”怎么怎么样，就是民间的民歌，对恋人的一种称呼，所以平易之处有民歌之风。大凡大作家，都是学习民间文学的典范，屈原学习民间文学，是学习民间文学的典范，李白、杜甫他们都学习民间文学，都是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典范。李煜的作品里面也有民歌的这种风格、风味，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也是尤其重要的，就是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无可遏抑的热情。李煜的作品它是写一种真感情，一种热情压抑不住，情感色彩非常浓，充满无可遏抑的热情。李煜的词能写真性情，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上面我们刚才讲了他后期的词，我跟大家介绍四首词，你们再回忆一下，每首词的后面两句，你们看都是这样吧，都是感慨不已，感慨惜之。都是发自肺腑的呼喊、呼号，所以是一种真情实感，而且他的作品形象生动、概括力强、意境阔大。你比方说，“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个画面，我上次跟大家讲到，什么叫意境？“意境”就是非常苍凉悲壮的一种很阔大的意境，有一种大家气概，不是一种小家子气。所以后世把李煜的词看作是后来的豪放派的先河，开豪放派之先河。总而言之，我们欣赏李后主的词就必须了解他的生平和创作的情况，了解他亡国前后不同时期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我们要理解他由于生活的这种反差而激发出来的创作上的一种冲动，从而认识作家的这种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认识李煜的人生悲剧，感受李煜词的艺术魅力，这对于提高我们文学鉴赏水平，和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我相信是会有益处的。那么最后，我们再吟诵李煜的词来结束我的演讲，我们大家吟诵他的《虞美人》，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吟诵。《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好！谢谢大家。下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一起讨论的吗？

　　李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有人说现在中国的诗词界诗性正在消失，诗歌不是一味媚俗，甚至走向了粗俗，然后就是那种很做作的无病呻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在现在这个大众文化和快餐文化的强势氛围下，诗词应该有什么作用？它如何体现这种作用？谢谢！

　　这个同学提的问题，也是有学术性。古代有一段很有名的文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那就是说，“诗”是什么？ “诗言志”，人总有情感的，诗者是“志之所之”，人有情感在心，你的情感放在心里面，你的思想情感放在心里面，不表达出来那叫“志””，“发言”就为“诗”，你要把这个情感表达出来，那就叫“诗”。“诗”言之不足那就要唱，因为“诗”不光是为了阅读。我们大家什么时候写诗，比如我感情非常强烈，一天不写诗我就过不的，所以当诗人不是随便可以当的。比方说，你很冷静，逻辑思维非常发达，你可以当科学家，你可以当哲学家，可以当政治家，你不一定能当诗人。诗人往往是感情非常强烈，非常敏感，而且一定要抒发，所以说“愤怒出诗人”。

　　诗人他不讲他就不舒服，过去有个形象说法，他诗兴来了，诗兴大发的时候，不让他发出来，他要上吊啊！所以诗是强烈地表达感情，所以说，我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随便说出来的，这样说还不足以表达感情，我就放声歌唱。歌唱也是表情的，放声歌唱还不足以表达感情，手舞足蹈。因此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诗歌它是应该表达自己的情感的，这种表达情感当然有很多方面，有时候这个情感是你自己的情感，我的情感，我表达我个人的，我“喜怒哀乐”表达出去，这是一种方式。有时候我表达的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关切，这也是种情感，这种情感不但属于我，也属于大家，属于这个社会。总而言之，它抒发情感是有的放矢的。“诗”是一种情感的一种流露，因此如果说，我们写诗无病呻吟，那么就有个问题。什么问题？要么就是没有情感，你没有情感，要么你没有你的情感，你不善于表现出来，有情感但是你不善于表现出来。所以，不但是你自己要表达出来，而是善于表达出来，而且还要能够打动人、引起人共鸣，我想是这样的。做诗人当然要有点经历，有点不平凡的经历，大喜大悲、大苦大乐，这样的话，他的作品自然就会感人了。

　　好！谢谢大家，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 -孙玉石

　　主讲人简介

　　孙玉石，1935年11月出生，辽宁海城人，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著有《〈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等。

　　内容简介

　　《野草》是鲁迅先生创作中最薄的一本散文诗集，这本小册子自从诞生起到今天，一直让人们去言说，而又言犹未尽。这本诗集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鲁迅正是通过这些构思的小故事，向人们传达他最深的生命体验。

　　《野草》里的前23篇都写在当时段祺瑞统治下黑暗的北京，鲁迅先生在那个白色恐怖下，开始剪一剪报，整理自己的作品，出了这本诗集。《野草》区别于鲁迅先生其他创作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它隐藏的那种深邃的哲理性，这种哲理性有深层次的，有浅层次的。

　　通读《野草》，里面有一个支配全书的主题，其中有三个影响比较大，第一就是韧性战斗的哲学，第二就是反抗绝望的哲学，第三就是向麻木复仇的哲学。这些人生生命体验的哲学，构成了鲁迅在《野草》中孤军奋战的一个启蒙思想家那种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因此有人说，你想走近鲁迅的深层世界吗？那么不一定看别的东西，比起看小说，看杂文来，多读几遍《野草》，你就更能了解鲁迅精神世界中最深的东西。《野草》是看鲁迅的一个窗口。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鲁迅的，尤其是研究鲁迅的《野草》的著名的学者、专家孙玉石先生，大家欢迎。那么《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几部散文诗集之一，形式独特，思想深刻。因为当时的环境很多思想只能借助于象征的意象和形式表现。很多的表现手法和思想，由于难以直说，所以很隐讳。今天我们请孙老师来给我们解读鲁迅《野草》的思想艺术。今天孙老师的演讲题目是《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大家欢迎。

　　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野草>的生命哲学和象征艺术》，分三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主要穿插一些作品的读解。第一个问题讲《野草》的产生，很简单；第二个就是《野草》的生命哲学；第三个就是《野草》的象征艺术。

　　大家接触到鲁迅作品的都知道《野草》是鲁迅著作中最薄的一部作品，最薄的一本散文诗集。但是是鲁迅先生送给新文学的一份很厚重的礼物。很薄的一部作品，它的分量却很重。《野草》从头到尾，一直到今天，还被学术界、批评界认为是鲁迅创作中最美的一部作品。就是写得最漂亮的，跟《呐喊》、《彷徨》那些叙事性的，就是讲故事的这些作品相比较，它具有一种幽深性。就是很深，神秘性；另外它有一种永久性，永久的价值。这几年对鲁迅的争论也比较多，各种议论都很多。对鲁迅小说的评价，鲁迅是不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各种各样的议论，前一段叫“走近鲁迅”，重新评价。但是没有一个人说《野草》是一部差的作品。别的都可以有争论，杂文可以有争论；小说可以有争论。但是《野草》大家公认是一部非常富有美的魅力的，而且又难以破解的，就是难以读懂的这样一部作品。

　　关于这部薄薄的小书，从20世纪它产生起，一些最初的零星的一些批评。一直到80年代以来，一些系统的研究，批评的学术著作，好像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对它说了很多，就是大家说了很多。我自己就做了两本书，《野草》本身薄薄的一本，但是为它我写了一本《<野草>研究》。1982年的一本《<野草>研究》。今年在日本讲学一个讲稿叫《<野草>的现实与哲学》，整个的研究成果加在一起，在学术界很多评论。专门的也好，综合的研究也好，就是有一种无数人去言说，觉得言犹未尽的这样一种感觉。这在现代文学的作品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有一些作品呢！很难懂，有些意象，有些语言，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争论。比如说《秋夜》里边一个乌鸦“哇”的一声飞走了，那么就这个“乌鸦”象征什么东西？是恶势力的代表？还是鲁迅自己战斗者的形象呢？很对立的一种理解，但是很难得到统一的意见。所以常常把这本书叫做一个谜，一个美丽的谜。甚至也可以开玩笑地说，《野草》是这个世纪的，就是我们现在文学这样一个世纪性的一个猜想，大家去猜。还没有猜完，而且永远可以不一定猜得完。那么一共24篇东西，写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然后地点也不一样，前23篇都写在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黑暗的北京。《题辞》写作的时候，已经是广州白色恐怖的时候。外面的枪声、屠杀、流血，鲁迅在白色恐怖下整理自己的作品。觉得自己无事可做，剪一剪报纸，整理自己的东西，出了这本书。尽管写作的时间不同，环境也不一样。但是大体上的思绪就是他所要抒发的一些东西，大体上的表现方法还是一致的。1927年的7月份由北新书局把它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以后一版再版。可能是鲁迅著作里边小说及其他的作品再版最多的。

　　鲁迅曾经对《野草》有过很多说明，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个战阵中，一块战斗的阵营里边，伙伴还会这么变化。而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写点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就做短篇小说，只因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似乎也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了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于是印了这时期的11篇作品叫做《彷徨》，以后不愿再这样了。”《彷徨》和《野草》写作时候的心境都是这样的，是一种“五四”落潮时期的一种寂寞、孤独、战斗的这样一个启蒙者的一些思想情绪。所以在《野草》里边，虽然是小感触，但是隐含着一个启蒙思想家在沙漠里走来走去，那种孤军奋战的痛苦和沉思。是一种内在感情哲理化的一种结晶，就是把自己的内在感情艺术化了，哲学化了。“五四”时期有两种美文，一种是记事性的，写景、记事、抒情叫做闲话式的散文。而《野草》是一种独语，就是一种内心的独白，独语式的散文，自己跟自己说话。1919年鲁迅整整有一组散文诗，叫《自言自语》，一共是八九篇。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从报纸上把它发现出来。那么这类的散文后来就叫独语式散文。鲁迅就通过《野草》把“五四”时期的这种哲理性的美文，提到了一个空前的，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它比《呐喊》比《彷徨》应该说很难做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在一点上，就是更深邃、更神秘、更美。它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大的驰骋自己想像力的空间，你读了以后不是说明白了一种故事就完了，明白了它的主题就完了，明白它的思想情绪就完了，而是好多东西提供你想像。这里大家稍微读过的，有一篇叫《死火》。鲁迅有一系列的《野草》里的文章是用这样的抒情方法开头的。

　　就是我梦见自己；我梦见自己在干什么；我梦见自己在做梦；我梦见在屋子里边。他这篇是“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这是一个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山，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在冰树林，树叶都如松衫。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我俯看脚下，有火焰在。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哈哈！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可惜他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了你了！我拾起死火，正要细看，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将他塞入衣袋中间。冰谷四面，登时完全青白。我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冰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将我包围。我低头一看，死火已经燃烧，烧穿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了。“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热，将我惊醒了。”他说。我连忙和他招呼，问他名姓。“我原先被人遗弃在冰谷中，”他答非所问地说，“遗弃我的早已灭亡，消尽了。我也被冰冻冻得要死。倘使你不给我温热，使我重行烧起，我不久就须灭亡。”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唉唉！那么我将烧完！”“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那么，怎么办呢？”“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反而问。“我说过了：我要出这冰谷……。”“那我就不如烧完！”

　　他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这是算《野草》里面中间的，不是最长的，也不是最短的一篇东西。很典型地说明了《野草》是什么样的作品。第一它很美，它跟那种一般的记一个风景，记一个故事不太一样，是讲一种自己的内心的情绪，内心的一些哲学的思考。这里边实际上讲一个被冻灭的一种热情，一种象征，究竟它象征一种那个时代人的一种精神？一种革命者的战斗的情绪还是一代人的追求者的灵魂？很难确定它，但是它毕竟跟黑暗势力，跟大车相对立的一个形象。它冻死了还要把他救出来，自己想用生命把他救出来。最后，死火一跃而起，把他带上来以后，他轧死了，而死火也同时同归于尽。但是他就在自己的死前，还看到大车掉到冰谷里边，为一种黑暗的腐朽的势力的一种毁灭而快意而高兴。就是这样一种情绪这样一种思考，他把他熔铸在一个很美丽的形象的世界里边。

　　前几天在《北京晚报》上有一篇文章我谈中国新诗现状的一个随想。里边引了上海的一个教授，王晓明教授说的一段话，他说“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粗鄙了。”我这个文章讲的是新诗怎么在民族精神提升里面地介入。我们的物质的发达和精神的贫乏，这个中间的不平衡现在越来越严重，民族素质的提高成为一个最尖锐的课题。二十多年前，我从外边讲学回来，人家问那个国家怎么样？跟我们差多远？我说物质上、生产上、科技三十年二十年总可以赶上一些。但是从民族素质来讲，起码要五十年甚至上百年，如果不抓的话，还很难说能赶得上。现在看来好多东西他们有的我们有了，他们没有的我们也有了。二三十年是可以赶上的，但是一个民族素质，一个民族精神的提高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王晓明的文章里讲“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粗鄙了。除了金钱和时尚，别的都没有兴趣，不读诗歌，不习惯沉思，不读那些深奥的东西。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的事物，他都毫无感觉。这样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在今天的社会中非常普遍。”我觉得提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北大一个教授袁明教授说，现在面临着一个提高民族精神高度的问题，其中对这一类的作品的理解，也是我们的一种鉴赏能力的提高。这是关于《野草》的第一个问题我就简单说到这儿。

　　第二个问题，我讲讲《野草》的生命哲学。过去我的现代文学的老师叫章川岛，是鲁迅的学生，也是鲁迅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是《语丝》杂志的创办者。他曾经告诉我，他常常去鲁迅家里取写好的《野草》的稿子，很幸运的是《野草》的各篇的第一个读者。但是对《野草》的许多篇读起来觉得很美，可是大多数都看不懂。这种作品的接受情况，透露了一个消息：《野草》区别于鲁迅其他创作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隐藏着那种深邃的哲理性。我们看《阿Q正传》，看《祝福》。阿Q的形象，祥林嫂的形象，大体上我们可以理解。当然要深刻地去分析它，那还要很多工夫。但是大体的故事，大体的情节，大体的主要思想，都可以把握。但是给你一篇《野草》的东西，比如刚才《死火》你看一遍开始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那种隐藏的深邃的哲理性和传达的象征性，今天我讲这两个问题就是读《野草》的关键。这里先讲一下哲理性。

　　这种哲理性有时候是浅层次的，有时候是深层次的，比如说1919年在北京有一个《国民公报》是孙伏园也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拉的很多稿子。鲁迅在那儿连续登载八九篇叫《自言自语》，里边有一篇就讲“螃蟹”，题目就叫《螃蟹》。一个老螃蟹要脱壳了，它到处在沙滩上爬来爬去，碰到另外一个螃蟹说你做什么？它说我要脱壳。它说我可以帮助你。它说不要，你到我的窝里去我帮你脱壳，它说我不去，它说你怕什么呢？它说怕的就是你。大概就这么一个小的故事，中间还有一些语言，这就是一个寓言式的散文诗，这一组自言自语的散文诗，寓言式的。大体上通过这样一个螃蟹的脱壳，它不愿意，它最怕的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自己的同伙。他实际上要传达的这样一个哲理，这样一个思想。在“五四”新旧文化的斗争里边，最怕的是自己阵营里边，这就是他的思想。但是这个思想我们通过故事，一个构思的寓言的故事，比较浅的故事可以懂。

　　但是另外一篇东西，就是这里有一篇《自言自语》里边的叫《火的冰》，就是刚才讲的《死火》那个《火的冰》。实际上1919年鲁迅写的这个短文，短的小散文诗，到了1924年，1925年他就把它扩大成一幅大油画，叫《死火》。那么这个《火的冰》是这样的，“流动的火是熔化的珊瑚吗？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是珊瑚礁了，好是好呵，可惜拿来要烫手。遇着说不出的冷，火便结成了冰了。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也还是珊瑚礁了，好是好呵！可是拿了便要火烫一般的冰手。火的冰，人们没奈何它，它自己也苦吗？唉，火的冰！唉，火的冰的人！”整个是结束了。

　　两篇，先读后边的，现在再读最早的这个，1919年写的和1925年写的。那么差了五六年，就是一个小的素描和大幅油画关系。构思的基本的东西，在《火的冰》里边这个意象已经有了。但是这个层次就跟刚才讲“螃蟹”的故事就不太一样了。它就有一种独特的意象和一种氛围的构造，而造成一种幽深性，你不大好把握《火的冰》是什么意思。《螃蟹》里边怕的就是你，你可以理解那个故事它的意思。这个就不知道讲什么，是歌颂一种革命者，被突然地冷，变成一个火的冰了。但是看了许寿山先生说鲁迅是一个内冷外热的人，鲁迅的性格是内冷外热，也可以讲这是讲鲁迅自己。像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的时候充满了热情，参加了推翻满清的运动，进行思想宣传。但是突然遇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样一系列的东西。他整个的热情被压下去了，是不是他自己内心的两种声音？一个火的冰的人，热情被冻结了。“哎！火的冰。哎！ 火的冰的人。”还是呼唤一种被冻灭的热情重新燃烧。所以这两个我们就说他有一些散文诗，是有一种浅层次的，一种是深层的。而我们讲的这部分散文诗，《野草》里边的，多数是一种独语式的，靠一种构思，各种各样的一种故事氛围、情节。然后呢，暗示了一个深层的一些哲理。这种哲理的追求，鲁迅是很自觉的，深层传达哲理性的追求，人生哲理的追求。

　　这里很有趣的一条材料，材料是什么呢？鲁迅《野草》在《语丝》上刚刚发了11篇，经常出入鲁迅家里，并且是《语丝》的同仁也跟鲁迅是很好的朋友，叫章衣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记述说：鲁迅先生的后园养了三只鸡，这三只鸡自然是朝夕相聚，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了。然而也时常争斗，我亲眼看过的。“鸡们斗起来了。”我从窗上看去，对鲁迅先生说。“这种争斗我看得够了，由他去罢！”鲁迅先生说。“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地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地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所以这段非常生活化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在无意之中，给我们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个是读者的反映，对鲁迅先生的《野草》，人们普遍的都说不懂得，后来的川岛告诉我不懂得的。那么当时的文章就说，人们都说不懂得的，一个是作者直白，他的哲学也就是鲁迅说我的哲学都包括在我的《野草》里边了，这个直白非常重要。所以由这个可以看到鲁迅是毫不遮蔽的，他对于《野草》是一种生命哲学的承担。里边要传达自己的一些哲学思考，一种比一般的思想主题更升华一些的这种思想的思考。这种意图他一点也不掩饰。

　　下边我们就看看鲁迅是怎么做的。因为《野草》大多数针对不同缘由，它都是针对不同的事情或者不同的感触，触发他的，各自独立写成一种小感触。并非是系统结构的、一气呵成的这种完整性的抒情作品。所以它里边传达的所谓哲学很难说有一种什么统一不变的，这样一种内涵。就是一贯的内在逻辑很统一的内涵，可以笼罩全书的支配性的一种主题或者命题。如果提出几个影响比较大的方面，大家还是可以承认这样一种客观事实。今天就讲这样几个方面，结合作品，简单讲几个。

　　一个是韧性战斗的这种哲学；一个是反抗绝望的一种哲学；一个是向麻木复仇的哲学。所以我们在研究《野草》里边越来越感觉到，你想走近鲁迅的心灵吗？你想走近鲁迅的深层世界吗？那么不一定看别的东西，比起看杂文、比起看小说里，你多读几遍《野草》，就更能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的最深的东西。是一个窗口，是看鲁迅灵魂的窗口《野草》。

　　先讲韧性战斗的哲学。鲁迅基于改革中国社会艰难性的深刻了解。他说中国这个大染缸，你稍微改变一下就非常艰难。哪怕你挪动一个书桌，都要流血。《野草》里有一篇东西就是《聪明人 傻子和奴才》要开个窗子，不行。最后把墙砸了，行了。非常艰苦，要改变一种东西。鲁迅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艰难，艰难性了解的深刻，对于“五四”以来的青年，那种抗争的过分乐观、过分急躁的这样一种观察。他用他启蒙者特有的清醒，提出了长期作战的这样一种思想。《野草》开头的第一篇叫《秋夜》，暗示传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哲学。

　　鲁迅在这篇散文诗里边想告诉人们什么？《秋夜》，它第一篇总是有好多话想讲，那么这篇它想告诉人们什么东西呢？两个对立的势力，一个是以“夜空”为代表的；一个是以“枣树”为代表的，两边的势力。那么在两个势力的对峙中来抒发自己的这样一种生命哲学，就是要一种韧性的战斗，执着的韧性的战斗。不能像小花小草那样，冬天过去了还有春天，一种好梦。也不能像小虫子那样，小青虫那样，为了一点点些许的光明，献出自己的生命，轻易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要有一种永久性的战斗，这就是鲁迅，鲁迅有一点老狐狸的这种感觉。他经历的太多了，他看的太多了，牺牲的。今天这个青年不见了，那个青年不见了。辛亥革命的时候，袁世凯的时候，很多朋友不见了。用多少血换来的这样一种哲学，不是说在理论上炮制的一种东西，一种生命体验的哲学。我讲鲁迅的这些哲学都不是哲学家的思想的哲学，而是一种生命体验，人生体验的哲学。

　　我们讲一讲《过客》。《过客》是一种短小的话剧形式写成的，一直被认为是《野草》的压卷之作。《野草》里最好的一篇东西，读过这个作品的人知道。三四十岁的一个人，满脸胡子，衣服破烂，倔强困顿。实际是鲁迅自我形象的，自我精神的一个化身，当然他包含了更多的思考。

　　这些年我们在挖掘鲁迅《野草》的思想的时候，常常强调他哲学的一面，而且强调到超越现实、超越人生、超越鲁迅个人存在主义的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在玄学的层面上运行。所以我已经是炒冷饭了，第二本书题目叫《现实的与哲学》。我就想回答，这不是一种对鲁迅本人正确的理解。

　　把他的反抗绝望，他的韧性的哲学，它不是一种离开现实而产生的抽象的哲理思考，而是根据现实的，这就是他的现实。那个来自的世界我绝不回去，因为那里是什么，他讲了“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虚伪的皮面的笑容；没有真爱的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绝不回去。”这就是鲁迅。所以散文诗《过客》的价值不在它的最终结果，而在它的寻求人生道路的过程；不在于它回答最后我走到哪里去，而在于这种走的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价值的选择。

　　在写完《过客》后两个月，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说了他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地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是荆棘、是峡谷、是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他在《华盖集·北京通信》里边说了这段话，这跟他的《过客》是一致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段独白，用浅显理论的语言，理性的语言揭示了《过客》深层的形象的蕴藏。把一些杂文和散文诗对照起来读，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进入这样散文诗的世界。

　　提问：请问孙先生一个鉴赏方面的问题，就是象征性的散文，因为它多意性比较强，比如《秋夜》里边，大家把这个解构了，枣树象征什么，小花小虫子象征什么。比如说像《雪》的散文，有南雪和北雪，有的时候把它说得太清楚，好像有点局限性，太实在了。如果不说清楚，又显得没有真正理解，没有进行亲身体验，想问您到底是说清楚好还是不说清楚好？

　　答： 从我讲课的目的，我总想把它说清楚。从我个人的阅读，我想体会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就这样。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我觉得多意性。类似《雪》这样的作品，你总要把握它的作者的意图，或者作品给我们的客观效果是什么东西，尽量接近它。这个就要说清楚，努力说清楚，但是最后也不等于你把它说清楚。所以对象征的东西的理解尽量把握它的意图，但是不一定求一个肯定的或者一致的答案。这几年我由《野草》的研究转移到象征诗的研究，又由象征诗转向现代主义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开辟一下现代文学的一个潮流，改写一下文学史过去的结构。这里面我补充一点，就是大家读这种象征的东西，难懂的东西，都是逐渐的一种艺术鉴赏的积累。东西读多了，一个方面的敏感，可能就是另一个方面的丧失。如果你在象征的或者是深层的东西读得多了一点，接触得多一点，那么你可能就慢慢变成一种熟悉。

　　比如说我在1960年做研究生的时候，读一个《现代》杂志有一篇文章叫《诗人的餐巾》，一个西方作家写的散文诗。一个年迈的画家奔跑在艺术的边境上、生命的边境上。然后他家里边有几个食客，陆续地吃。都是用一条破旧的餐巾，然后骗他们说，我们洗衣服的没来，来了给你们换，就吃。其中有一个是肺病，都感染了肺病，都先后死去了。剩下这个餐巾没用了，这个老画家就把它要丢掉，等它要丢的时候，突然它飞起来了。象征派它可以荒诞，就飞起来了。沿着桌子转，追它，仆人也跟着它走，奔跑着。结尾的时候，一个年迈的画家奔跑在生命的边境上、艺术的边境上。完了，这是一首散文诗。

　　我1960年读的时候，我不懂。那时候导师要求记笔记的，读《现代》杂志交一个笔记给他，那篇是什么意思，你摘录也好，索引主题也好。导师也不懂，王瑶先生也不懂，那么就没解释。但是我搞了这么多年象征，80年代讲课的时候，我重新读《现代》杂志，突然我觉得这个意思好像是很好明白。它就是说，因袭传统，艺术创造不能因袭传统，因袭传统就是艺术的死亡，只有创新才有生命。那个四个诗人没有一个人怀疑那个餐巾那么旧、那么破、那么脏，大家习惯着用。用都死掉了，没有一点怀疑。老画家代表了一种传统的象征。因袭传统，就是艺术生命的死亡，只有创新才是艺术的出路。它放在《现代》杂志1932年5月施蛰群创办的第二篇，是一种宣言，翻译者是戴望舒。那么就是一种宣言，用这个来代替不是宣言的宣言，宣言我们这个刊物是创新，是一种艺术生命的一种惊魂的存在。那么这么解释可不可以通呢，我大体上理解通了。奔跑在生命的边境上，艺术的边境上。就是他已经到垂死的阶段了，你还因袭他那个旧的东西，等于自己是自取灭亡。所以提倡一种艺术创新，一种用诗来表达诗的观念，用散文诗来表示艺术观念，这也是正常的。所以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对深层艺术的理解鉴赏能力是积累来的，不是天生来的。天生我在1960年我不懂，天生我到1980年我就懂了。因为我接触的东西多了，从那个时候看就懂了。所以大家听了这个课，平常除了看电视看一些故事性的东西，看小说以外，碰到一些难懂的，不要拒绝。多琢磨几遍。可能会增加自己的鉴赏能力。

　　那么孙老师说：鲁迅的《野草》是独语式的散文，他是以丰富的、深刻的、幽深的，甚至是神秘的意象，把鲁迅生命哲学的体验传达出来。这种诗性的想像与升华，也可以说深化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艺术和思想意境。我们大家可能更深的感受就是孙老师在演讲当中，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了怎么样提升民族的素养？怎么样提升民族的精神，提升到一种什么样的高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边对鲁迅有非常高的评价。首先就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那么毛主席在这个评价的同时，更加称赞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我们要弘扬和继承鲁迅的精神，首先我们要没有奴颜和媚骨。我们绝不做《过客》里的那个老翁，而要去具有那种在困顿中依然倔强挺拔过客的精神。最后让我们向孙老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路遥的诗意 -郭小聪

　　主讲人简介

　　郭小聪，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教授。

　　内容简介

　　有一家青年报做了调查，现在有很多青年人仍然把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列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那么这似乎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真正的敬意总是起自于默默的阅读。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路遥作品中那些穿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衣服，说着那个时代特有语言的人物，却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

　　有一个外国学者提到过，他说实际上应当把作家作品的杰出性和持久性划等号。我们不应该问这个作家优秀吗？我们应该问这个作家人们还读他吗？

　　我们知道路遥是在极度贫困中成长起来的，但他最终表现的知识面、思考和创造能力，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更让人思考的是，从极度贫困中成长起来的路遥是否因为生活过于悲哀，美就会消失，没有位置。是否因为被生活扭曲了，心灵就容易变得支离破碎。但是我们在路遥笔下，看到的却不是这些。如果苦难经历只是原原本本地再描写一遍，如果生存多么卑微，叙述的口气就是多么卑贱，或者是玩世不恭，那么高贵的艺术感染力又在何处存在呢？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的作品显示出了它独特的魅力，它让我们看到了他所经历的那种困苦的生活，同时又让我们看到了高居其上的诗意。

　　从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贫穷与心灵的关系并不是被动的，它只能围绕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来发生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处境它使一个人沉沦，却让另一个人奋起？而路遥就是这样在贫穷中奋起的这样的作家。

　　所以我们说把生活的苦难、残酷和卑微描写出来，不是路遥的特色，许多作家都能这样做。而能够把年轻人的贫穷和窘迫写得如此无辜、纯洁甚至可爱，这才是路遥的不同凡响之处。你只有明白了作家对贫穷的这种诗意的态度，你才理解路遥的作品。而路遥难能可贵的是，当他成名以后，他并没有忘记过去的苦难，而是更加猛烈地要把过去思考的东西喷发出来，所以才有了《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这样的跳跃。他特别想超越活着的本身，特别想超越这种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诗意。那么这种诗意过去顽强支撑他生存，也是他创作的通灵宝玉。

　　《路遥的诗意》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将以演讲的方式纪念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11年前他以42岁的年纪,英年早逝。但是他的艺术生命并没有因为他肉体的消失而失去。相反，在今天文坛炒作风日盛的时候，他依然拥有大量的读者。可以说他的文学作品，他的艺术生命在延续他的青春和创作。他就是写出了《平凡的世界》和《人生》获得过国内最高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郭小聪先生。他对路遥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并深有研究。今天他带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路遥的诗意》大家欢迎。

　　郭小聪：路遥去世十余年了，这十年中中国社会变化多么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人们越来越讲究实际，应该说不会有什么宣传和炒作，愿意为一个逝去的描写过去生活的，似乎已经过去的这样的作家去花费精力了。但是我发现十年了，我惊奇地发现许多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他们仍然在默默地读路遥的书。有一家青年报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很多青年人，仍然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列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而且呢，这一切都是悄悄发生的。既没有组织，也没有炒作，它似乎又一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真正的敬意总是起自于默默的阅读。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路遥作品中那些穿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衣服，说着那个时代特有语言的人物，却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要知道社会变化如此之快，一代和另一代之间用不了十年。而且呢，现在青年人非常倾向于在自己同龄人中去寻找那种偶像和兴奋点。

　　我记得有一个外国学者他提到过，我也很赞同他的意见。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实际上应当把作家作品的杰出性和持久性划等号。我们不应该问这个作家优秀吗？我们应该问这个作家人们还读他吗？那么对于路遥的身世，我们所知不多。一般只知道他的生活是贫困的。从小生长在农村，受过很多苦，后来读到大学成了作家。那么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作家，路遥肯定是很早慧的，是非常聪慧的，早熟的。这从他早年的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得出。路遥他叙述过一生都很难忘一件事，就是小的时候家里太穷。七八岁的时候，父亲跟他走了几百里路，领到他大伯那儿。实际上要把他送给大伯，又没跟他说。然后有一天早晨呢，他父亲就偷偷地溜走了。可是他没想到这个早慧的，懂事的路遥早就知道其中的奥妙。他说他当时就躲在村口的大树下，眼望着父亲的远去。他说我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大喊一声冲过去，说什么也要回去。一种呢，就是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伯父虽然穷但是还能供他上学。结果最后他就忍着眼泪留了下来。那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就懂得为了读书而克制亲情，这需要多大的求知欲望和自制力呀。路遥的早慧，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生活选择中显现出来的，也正是这种选择，使我们今天能在这里谈路遥。

　　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件小事呢？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是路遥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路遥人生处境的一个象征。他这种处境就像是一颗小草面对石磨般的命运。他的这种生存的欲望是多么顽强，但是他的生存的根基又是那么脆弱。他就挣扎在基本生存的这么一条线上，没有人再关心他别的，关心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如此早慧，更没有人想到他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有所成就。

　　所以比如说像上学读书这件事，对城里的孩子，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对路遥来讲却是举步维艰，他的确是要走一步看一步。上小学是这样，结果上初中也是这样。因为伯父也供不起他继续念了，想让他回乡干活。这时候路遥是带着绝望的心情走进考场，那还是文革前，他就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升学。结果他在全县几千名考生中，名列前茅，被录到县里的尖子班。后来这个细节用在了《平凡的世界》孙少安身上，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路遥。

　　从极度贫困中成长起来的路遥，他最终表现的知识面。就是当我们现在面对作家的这个路遥，他最终表现出的知识面，思考和创造能力，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奇迹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路遥作品中更令人深思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是否因为生活过于悲哀，美就会消失，没有位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来呢，就有极大的可能。因为人被生活扭曲了，心灵就容易变得支离破碎。假如从路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压抑已久的愤懑，焦躁和阴郁，那么这并不完全令人意外。因为他完全有权利来发出沉重的叹息。就从路遥自身的极度贫困几度艰难的成长经历来讲，但是你要从文学的理想状态这方面来讲，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当然作为个人他可以发出沉重的叹息，但叹息本身是美吗？如果苦难经历只是原原本本地再描写一遍，如果生存多么卑微，叙述的口气就是多么卑贱，或者是玩世不恭，那么高贵的艺术感染力，又有什么？又在何处存在呢？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要说路遥作品显示它独特的魅力，这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他所经历的那种困苦的生活，同时又让我们看到了高居其上的诗意。我们还记得那个《平凡的世界》的开头，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开头就写什么呢？就写两个极度贫困的高中生，为了避免那种怕被人耻笑，太贫困了，故意挨到最后才来打饭。路遥对当年的生活困苦刻骨铭心，所以我记得开头特别描写了那个时候吃的干粮是三种。一种是白面馍，一种是玉米面馍，一种是高粱面馍戏称为欧亚非。然后菜也是三种，那么土豆白菜加点肥肉片加点粉条，三毛钱，这是最好的，甲菜。没有这个肉片就是一毛五，光是熬白菜就是五分。但是最后那两个学生连五分钱的都菜吃不起，所以小说的主人公孙少平一出场那是太可怜了。拿了自己那两个高粱面馒头，看见旁边乙菜盆里还有点汤，想盛一点又怕别人看见，慌慌张张结果被雨水溅了一脸。那么这样尴尬的场面，在生活中是谁都会畏惧的。这么寒酸这么尴尬，那么更别说敏感和要强的年轻人了，但奇怪的是一部百万字的长篇，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寒酸的开头呢？

　　这么一个开头这样一个细节，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个细节读起来却是绵绵如诗，很快就打动了很多的读者。它具有一种内在的美感。所以我跟一些年轻朋友一探讨，一说到这个开头大家就很兴奋，就觉得里边有一种内在的东西，一种内在的美感。那么我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种美感是一种表面上略带悲哀的，实际上是热烈兴奋的，充满期待的一种属于年轻人的美感。那么当然路遥对贫穷确实是刻骨铭心，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置疑这一点。认为过度贫穷对路遥的创作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他认为呢，整个中国文学界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生活的贫穷呢，容易导致人的性格心理的变态，思想见解的扭曲。那么这样应该说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长久的这种贫穷呢，容易腐蚀人的灵魂。特别是最终会伤害我们与人为善的心境。

　　但是另一方面贫穷与心灵的关系并不是被动的，不是这个非此即比大而化之的。它只能围绕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状态来发生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处境它使一个人沉沦，却让另一个人奋起？而我认为路遥就是这样，在贫穷中奋起的这样的作家，事实上从孙少平瘦弱的身躯里和褴褛的衣衫中透出的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勃勃声气。贫穷的感觉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远远抵消不了他走进新生活的那种巨大的精神欢乐。对于这样一个内心独立丰富好奇好学的青年人来讲，他在贫穷面前是无辜的，贫穷尽管也会刺伤他的自尊心，但他的心地始终是坦白纯洁的。所以正是如此，在小说中，那种贫穷寒酸的细节无论写得怎样仔细，都无损于这个人物。而且相反外在的困窘和内心的高傲，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主人公的命运他的发展似乎充满了张力。那么他的处境显得如此不公，又好像是上天特意要磨炼他，那么正是这种诗意的期待，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所以我说它那个开头为什么写的那么好，一下让人读进去，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把生活的苦难、残酷和卑微描写出来，不是路遥的特色，许多作家都能这样做。而能够把年轻人的贫穷和窘迫写得如此无辜、纯洁甚至可爱，这才是路遥的不同凡响之处。但令人惊叹的是在我们身边似乎处处不如意的那种平庸沉闷的生活，在艺术中却没有变成泥沼。而是神奇地变成了别样的闪闪发光的东西。贫穷不是罪过，寒酸并不低贱，落魄依然纯真。这正是作品主人公那种心灵的诗意，也包含着生活的真理，那么你只有明白了作家对贫穷的这种诗意的态度，你才理解路遥的作品。

　　生活毕竟不是只供观察的，它还要人去过的，认认真真去过的。这种过的本身，就面临着很多艰难险阻。特别是对路遥笔下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大多出生农村家境贫寒，出路很少。特别是在一个城乡差别巨大阶层分明，而在当时呢，又很难自由流动的社会来讲，这种人生的出发点是非常不利的。而且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城乡之间是互相渗透的。正像路遥所说的，由于教育的这种普及，形成了一个城乡的交叉地带，路遥特别用这个词，“交叉地带”。他认为今天的农村知识青年既有这种农村味，又有城市味。虽然生在农村，但向往城里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问题是这种城市化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新生活的坦途，反而会带来更深的挫折和失望。而且许多人生悲剧和剧烈的心理冲突，正是由这一交叉地带产生的。所以你仔细琢磨路遥的作品，他的青年主人公都在交叉地带。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你看他卖馒头那个细节，他们父母让他到县里卖馒头，第一次。结果一个农村青年在县城里卖馒头，却张不开嘴，半天也没卖出一个。因为他不说话，人家不知道他蹲那儿干什么呢。结果呢，他一拐弯进了县里图书室，却如鱼得水。回到了小说中写的报纸的世界，因为初中养成这个习惯，埋头读起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也是，回到农村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又回到了没有书读，没有报纸读的这样的环境。所以这样的农村青年过去是没有的，那么学习成了农村知识青年与外界心灵沟通的重要管道。生活越是贫乏，他们就越是如饥似渴地汲取外部世界的每一点信息和养料。课堂和书本不仅给了他们知识，更溶入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为他们撑起了一个想像的世界。使他们虽然身处农村，心却能在那些远方的城市和更遥远的国度飞翔。学习对他们来讲，实际上它是一种支撑了和放大了自己想像的世界。使自己暂时忘却这种非常贫乏的非常封闭的这种生活环境。

　　小说你记得写高加林在学校，他最喜欢的是什么？他喜欢研究国际问题，他曾经拟了几个研究题目。比如《中东问题》、《美中苏三角关系之研究》，那个题目一下把同学给吓了一大跳。但这就是他想像中自由翱翔的这样一种结果，那么孙少平也是。他跟田晓霞为什么精神联系那么密切，最重要一点就是田晓霞老把当时那个只有县里干部才能看到的内部刊物，就是《参考消息》给他看。所以他读了之后呢，使他的兴趣和思考范围远远超出他们村他们县。使他在这一刻呢，心志是自由的，高高飞翔。那么他对此呢，既感到脱胎换骨，又刻骨铭心。对知识的占有，开拓了这些农村青年的心胸。占有知识的高傲，也就改变了他们的思维和心态，就是他这个心态就改变了。而且越是聪慧者，改变就越是明显，那么他们在潜意识里，与农村已经划开了一道界限，因为农村不仅意味着环境艰苦，物质匮乏，更意味着文化落后，生活简单。这对心里装下天下大事，在书的世界里周游的年轻人来讲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从户口上来讲，仍然是农村人，但从心理和生活方式上已经接近城里。

　　正像小说中讲的，就是他们已经有了一般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就说他已经改变了他的心态，具有一种占有知识的高傲。所以小说有一个细节你们可以想到，当他跟巧珍谈对象的时候，巧珍的父亲村里的富户刘立本反对。为什么？他认为是高攀了他们家，结果高加林听了以后非常愤怒。他高傲地反问到，谁高攀了谁？就是一种心理的这种高傲。他已经潜在地跟他所处的农村社会划开一条界限。那么另一点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小说写本来高加林回乡当农村教师，乡村教师，但是后来被村里干部的孩子顶替，就只好下地干活。结果呢，他就穿着最破烂的衣服，腰间系着一个草绳，穿着破破烂烂的鞋然后拼命干活。小说说他什么呢？他要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农民。那么高加林他还要化装吗？他的户口本来就在农村，他本来就应该是农民。他为什么思想意识里还要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农民呢？但我觉得正是这两个字非常传神地道出了高加林微妙的心态和尴尬的处境。就是他虽然身处农村，但强烈意识到，自己与一般的庄稼人有本质的不同。这不仅是指文化这种学历，更是指一种心志结构。知识似乎已经把他塑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本来是应当生活在城里的，他既胜任工作，也更适应城里的生活方式。而且对农村的封闭落后有清醒的认识，并抱有同情。但不幸的是命运又把他抛回到，他在思想意识上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了的这种生活环境。而且更不幸的是连一个能够发挥脑力劳动的近似城里工作的民办教师的位置都不可得。所以他才埋头干活，穿着破烂的衣服，表面上是在向命运屈服，实际上是在向环境示威。看看吧，全村一个最有文化最有头脑的人，如今却穿着最破烂的衣裳，干着最苦最单调的活，这就是他化装背后的潜台词。而在这种自虐行为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自恋、自傲、自我欣赏和自我放纵的这种复杂的心态。所以叫高加林向一般农民看齐，他无论从衣着上和心理上都是需要化装的，他确实是需要化装的。

　　那么让我们再看看高加林是如何对待乡巴佬这个词的。最开始他出现在卖馒头的路上，他辛酸地想到，因为看到周围的老太婆也挎着篮子，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乡巴佬了，很悲哀。然后到了县里呢，碰到城里同学张贺南和黄雅萍。张贺男是门市部主任，本来好心要帮老同学，但无意中说了一句，你们乡下人卖点东西真难。一下子把高加林得罪了。他心里想什么呢？我有文化，我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特别一种愤懑，不是说他自己能力不够，而是这种现实压抑的。那么你再看他对乡巴佬这个词，当他时过境迁，身份变换，从农民变成了工作者，县里的新闻干事之后。当那个老同学黄亚萍又嘲笑他乡巴佬的时候，他这时候他不避讳了。那么从这种态度的转变中，我们会感到某种如释重负，苦尽甘来的这种感受在里面，就是转换。对于这种从农村奋斗到城市这样一种辛酸的历程，黄亚萍是不能完全理解的，她作为一个城市姑娘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但是黄亚萍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在高加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不同的东西，有一种咄咄逼人的东西。那么他既真诚又阴郁，既坚强又固执，既有才学，又有些野性，既叫人欣赏又叫人害怕。所以我记得黄亚萍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说高加林既像保尔又像于连。那么的确作为农民的儿子，在职业即身份的社会里，高加林生错了地方，正像法国的于连生错了时代。他感到压抑愤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以至像小说中讲的，产生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他跟于连的比较也就到此为止了。实际上于连跟他非常不同的是于连是怀着仇恨生活，他戏耍贵族，他报复社会，都是由于心理的仇恨。那么这个人物之所以不是小人，就在于他是有原则的，于连是有原则的。他的冷峻的魅力也是来自于他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那种致死的蔑视。他实际上内心里非常蔑视这些贵族这个腐朽的社会，所以他到最后，他拒绝忏悔，拒绝营救，以自己的死表现出他最光辉的一面。

　　而相比之下，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始终是怀着爱面对生活。所以他跟于连只是表面的相像。而且我觉得路遥笔下人物最独特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更令人惊异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备受压抑和伤痛，但依然保持着年轻人的天真和纯洁，他们被伤害的高傲的心似乎总是高傲到最终不可能被伤害的地步。

　　比如我记得一个短篇小说《痛苦》，小说写两个人物。一个大年一个小丽相爱，那么小丽考上大学大年没考上，小丽对他就冷淡了。但是大年仍然照顾她的母亲，小丽的母亲是个寡妇，第二年大年考上了更好的大学，北京大学。然后他回到省城去看小丽，走到半路他想我来干什么？我这不是无言的示威吗？我怎么能这样做呢？于是小说写在心的自责中，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伤害不再成为伤害，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结果最后他悄然离去，给小丽寄去一包家乡的瓜子。人物境界就这么高。所以也正像叔本华所说的，这样的人天生犹如一个贵族应当得到尊重，就是他们天生犹如一个贵族，因为真正的贵族应该是这样的贵族。

　　所以我记得小说《生活咏叹调》，《生活咏叹调》中写什么呢？写一个井下工人，因为接老父亲从医院出来，结果与一个年轻的护士萍水相逢。矿工和护士这两个阶层似乎是有差别的，特别在当时。但是刚聊了一会儿天，井下工人的谈吐和气质就把这个女护士给迷住了。他们阶层之间的差别就给磨平了。女护士说我没有看错人，你这人有点不平凡，我说的不是劳动模范的不平凡。我是说你这个人指他的内在气质和才华。结果这个井下工人就说了一句点题的话，意思就是说呢，在外人不知晓的这个世界里，还有许多极其优秀的人。其实这个点题的话，可以概括路遥作品中，所有这类主人公，那么这样的人物走下去，不可能不是一条朝圣之路。因为太纯洁了，太艰难了，这样浪漫的处事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说行不通。

　　不过他表现出来的令人惊讶的单纯，却又可能是作为纯粹的心性高傲。如果坚持走下去，就必然会有圣徒的气息，让我们从中窥到卑微中的神性，尘土中的金沙。所以在这条路上《人生》变成了《平凡的世界》，高加林最终演变成了孙少平。我觉得这就是路遥作品前期后期的重要分野所在。就是走下去以后，必然是一条圣徒之路。如果说高加林既像保尔又像于连，那么孙少平就更像保尔。他不但有着保尔坚忍不拔的精神，而且他还有着堂吉诃德的那种气质和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这两个人物开始转换了，高加林的人生戏剧更多的表现在如何抓住机会上，赢得社会承认上，展示才干上，所以这样的人物他的痛苦更多的是来自于与命运的搏斗，而不是灵魂的焦渴。就是高加林这个人物你仔细分析，他还在外在的，他是跟外在世界的搏斗中，产生种种的悲欢离合。那么人所追求的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因此高加林的悲剧性是可以理解的。

　　你再对比看一下孙少平，他就不一样了。尽管前面一样，身世、学历相似，上高中也有虚荣的一面，想当作家、教授，让人羡慕。可是奇怪的是呢，孙少平以后的人生轨迹表明，他并没有像高加林那样画出一道认真地向上攀爬的曲线，他一直在底层社会中潜行。无论是回农村做小工，还是当井下工人，他都一直处在底层社会中。但是他这个人物非常平静，他的兴奋点显然不是在个人命运的改变上。所以他缺少高加林式的那种个人奋斗的激情和戏剧性。你仔细想一想这两个人物，区别在这儿。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读者从孙少平的略显平淡的人生中却能够深深地感觉到，他的内心生活像哲人一样深邃充实。不管他做什么，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的精神游历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绝不是一个仅仅在尘世中走过的人物。事实上，整部小说就像是孙少平善形的展现，精神的求索。在这过程中，他内心的世界日趋完善，犹如神明走过炼狱，所以他常有不同寻常的举动，引人瞩目，令人叹服。圣徒的举动总是常人不能理解的。小说不是描写那个郝红梅感情上曾经有负于孙少平，后来快毕业的时候，因为偷一个手绢被抓住。门市部主任正是他们班同学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孙少平听到了，急急忙忙赶过去，严厉地对侯玉英的父亲说，你应该相信她是一个好人，谁也不能伤害她。就是让他不要声张，如果谁要伤害她我就不会原谅，迟早会向伤害她的人算帐。那么一下就把侯主任给惊呆了，这是一个非常老于世故的一个人物，小说写他完全被年轻人的气质和坦荡胸怀给震住了，他那颗精于计算的冷冰冰的心，此刻被一片人情的烫水给淹没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孙少平这样的人，他的女儿过去伤害过孙少平，孙少平却从洪水中救了他女儿侯玉英，那么郝红梅曾经伤害过孙少平，孙少平现在无私地搭救郝红梅，这就是路遥笔下理想的人物。

　　到了孙少平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到了后期，最理想的人物就出现了。们衣衫褴褛犹如乞丐，但内心世界纯洁犹如诗人。像孙少平展现出来的，无论他穿的什么吃的什么，别人最终必得以他内心具有的东西来评判他对待他。对此呢，人们最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小说描写他那个班长顾养民，出生很优越，知识分子家庭。开始跟孙少平是有天壤之别，但是到最后对孙少平只有一句话，这人爱读书。只一句话，就把孙少平划到自己的阶层和层次上来了。小说写到，出生分子家庭的顾养民知道，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够重塑一个人。而他正是从孙少平身上感到了这种说不清的吸引力，所以这个评价对孙少平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他是精神上的认同，而不是表面上的尊重，是这样。

　　下一步从学校到社会，孙少平还能保持自己的纯洁吗？因为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学校很纯洁，社会很复杂，于是都转变了。很多小说也是这么描写的，这也是很多读者的疑问。作品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好像少平跟少安形成对照，就是说孙少平和他哥哥孙少安好像是一个人分裂成的。在学校阶段他们是一个人，都是很好强，人穷志不穷，很聪慧。少安也在考场中证明自己，但以后这两个人就开始分裂了，分道扬镳了。少安虽然没有像高加林那样脱离农门，这么高的志向，但是他在这种抓住机会，讲究实干，追求实际，这点上与高加林挺相似的。比如参与村里的事务大量承包砖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呢，孙少平这条致富之路对他就没有吸引力。所以他毕业后没有跟哥哥去打理砖窑，而是自己去当小工，为的是去看外面的大世界。小说写他白天跟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却孤独地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孙少平既活在他人的周围，又活在自己的内心，他有自己的行事原则，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圣徒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尽管他心地单纯没有心计，还经常面临生存的危机。但他绝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弱者，相反他在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上更像是一个强者。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天真而勇敢地介入生活。所以我说他像堂吉诃德，小说写他在另一处工地上，经常受老板的侮辱，所以呢他挺身而出，教训了老板，帮小女孩结回工钱。把自己结的一百块钱的工钱塞给小女孩。当然了，作为堂吉诃德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最悲哀的是什么？最悲哀的是现实是如此之沉重，后来他看到小女孩又回来了，又照样受到那种玩弄，而且呢，更可怕的是脸上开始出现的某种堕落的迹象。这使孙少平非常难过，他偷偷地大哭了一场。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回心转意，仍然像堂吉诃德那样，勇敢地与命运搏斗，施惠他人。所以小说后来写他的情人田晓霞遇难以后，大学生金秀追求他，他没有答应，却跟他师傅的爱人在一起。因为师傅去世以后，跟他师傅的爱人等于生活在一起，实际上呢也就是为了帮助她。当然这不是爱，而是道义。虽然描写有点突兀，但这正是少平的这种善行的展现。这些善行，这些高尚的思想，对自己的生存有什么好处呢？谋生毕竟是现实的，尽管路遥也希望少平这类人物既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又保持自己的精神追求，但这很难。孙少平这种特立独行的勇气，慷慨大度的美德，固然可以压倒世俗准则叫人叹服，但很难融入社会。少平自己实际上呢也是生活一直很艰难，不容易被人理解。相反呢，倒是高加林比较容易理解，他虽然大起大落，倒显得很真实。因为高加林反尔像我们身边的人，既不太好，也不太坏，与命运抗争过，但最终能够幸运与否，还是要靠命运的安排。

　　我觉得路遥这个作家呢，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可能不是一个十分深刻的作家，但他绝对是一位极其少见的真诚的诗人。特别当他成名以后，他并没有忘记过去的苦难，而是更加猛烈地要把过去思考的东西喷发出来，所以才有了《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这样的跳跃。那么他特别想超越活着的本身，特别想超越这种卑微和辛酸去挖掘人生的诗意。那么这种诗意过去顽强支撑他生存，现在也是他创作的通灵宝玉。所以他笔下的孙少平可以愤世嫉俗，却不会玩世不恭；可以绝望，却不会沉沦；可以被侮辱，被损害，却绝不会被扭曲；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却不觉虚假和苍白。那么这种对于苦难的追求，他从苦难中追求心灵的高贵，那么这种追求呢，正是少平既像保尔又像堂吉诃德之处。那么这类人物的意义何在？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他不是给我们树立现实生活的典范，而是带给我们一种茫然凝思的美感。就像路遥在一篇作品中真诚地问道的，人活在世上不应该更高尚些吗？当然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甚至常常受到嘲笑的问题，但又不会永远消失。它像林间小路，山谷松涛一样，默默地存在。而且对这个问题更合适的回答，不是正面的那种论证，而应该是驳问式的。你能认为人活在世界上就是弱肉强食吗？你能认定人活在世上就不需要精神美感吗？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上都不会是不假思索的。

　　当然，坚持高尚的思想和道德感会不会削弱生存能力，这一直是很剧烈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现在社会中，它会不会削弱个人的生存能力，影响个人的幸福？我认为还是康德说得好，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使自己如何无愧于幸福。正是如此，只有人认识自身并试图超越自身，才能真正为自己的生存状态定义。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纯粹的幸福的体验，它与人的寿命无关，却关系到人的生命质量。前一段我跟一个毕业同学说，他还记得我上课时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那种物质的东西吧，它当然也让人高兴，但是很贫乏。比如买了冰箱、彩电，高兴两天，第三四天就熟视无睹，不会老看着它高兴。买了一万块钱的衣服，你还得跟人说这是一万块钱买的，否则等于没买。它是需要一种外界的支持，它跟内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当一个人他越走越高，内心的事越来越完整，他依靠外界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他才心里非常安定，非常幸福。我想康德所讲的呢其实也包含这一点。所以呢，像路遥他们这样的一种理想，我觉得呢，它可能不应该成为社会的规范，因为太高，容易变形为禁欲、流血和专制。但是呢，它确实应该像星空那样美丽存在，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默默感动。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那么谁能说这样的美感是无用的呢。

　　主持人：我们从郭教授讲《路遥的诗意》也能够感到，从极度贫困中走出来的路遥活得是那么顽强，而且是那么有尊严。另外我想我们也还能够深刻地感到一点，就是什么呢？作品中的高贵诗意绝不会来自一颗卑微的心灵，我们从郭教授讲《路遥的诗意》也好，“高贵”也好，可以很好地体味到这一层，最后我就想说，让我们每个生命都远离贫穷，亲近文明，享受平等和博爱，让我们诗意地栖居着，让我们高贵地活着，也许正像路遥的名字一样，我们都是从遥远走来，而且还将走向遥远的遥远，最后让我们向郭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

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李 玲

　　主讲人简介：

　　李玲，女，1965年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获江苏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学术代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代表论文：《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生命的超越性追求与女性日常人生》等。

　　内容简介：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有两个基本的女性原型，一个是夏娃，一个是圣母。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受到蛇的蛊惑之后，吃下上帝不许人吃的果子，又让人类的男性始祖亚当也吃下这智慧之果，使得人类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并且世代背负原罪。这个故事中，女性是惹事生非的灾星。她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她自身容易受到撒旦的蛊惑，容易走上邪恶之路；二是她对男性富有影响力，能够使得无辜的男人走入歧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女性与泼妇淫妇型女性，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圣母型女性、夏娃型女性比较相似。只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她们“贤”、“良”的时候所维护的男性准则、她们“泼”、“淫”的时候所挑战的男权原则，与西方文化中以男性为主体的宗教原则、理性原则有所不同。贤妻良母，是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儒家文化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文化。根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女性如果能够自觉维护这个父权制原则的话，也能够得到相当的奖赏。在文学创作中丑化泼妇、淫妇，往往是从男性单一的性别偏见出发否定女性合理的生命价值、合理的生命追求。历史上最有名的淫妇莫过于《封神演义》中的妲己、《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妲己的罪过在于她的美貌。因为她太美了，纣王一见她就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讨好美人，纣王干下了许多荒唐事，终于亡国亡命。女人一美，在男权话语中就成为到处流淌的祸水，她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费，她就祸及哪个男人。这里的内在逻辑是，男人不必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不必为自己的荒唐负责任。

　　男性权威文化虽然在道德上把贤妻良母树为女性楷模，但这种被礼教规范塑造、压抑过的贤良女性，男性在感性层面上却觉得她们乏味无趣。中国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并不像西方的天使型、圣母型女性那样具有童贞女的感性美。她们是朴素的“拙荆”、“贱内”，一般只会“挑灯夜补衣”，并不懂得“琵琶弦上说相思”的风情。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李玲副教授，她是文学博士，大家欢迎。我们都知道文学是想象的艺术，那么作家笔下的人物呢，也是作家们艺术想象的产物，作家是如何塑造人物并如何安排人物命运的，直接反映着作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造。那么男性作家如何想象女性，女性作家在男性的视角下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命运，那么我们请李玲为我们演讲《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大家欢迎。

　　好，谢谢大家。西方文学传统之中的女性形象很丰富，它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形，这个基本的原形呢，有的学者就把它归纳为《圣经》之中的夏娃和圣母。夏娃这个形象大家很熟悉了，她是在《圣经》之中，她一出场，在《创世纪》里边，她是听了蛇的诱惑，说上帝不许他们吃的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可以吃的，然后女人就听了它的说法就吃了。吃了之后，又叫男人也吃，那这一吃呢，就犯下大错误，人类就犯了原罪。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原罪”观念，从这里来的。那么犯下这个原罪之后，人类就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人类永远是流浪的，那么回不到天国之中，而且还要受很多苦难，上帝要罚女人生孩子，要多么苦，男人要一辈子劳作。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什么呢？女人是容易受诱惑的，是吧？她先受到蛇的诱惑，听了一些不该听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第二个就是，她对男人有影响力，说这两点，其实也就作为一种原形，影响了男人，或者说是男性作家对某一类他们感到比较恐惧东西的一种归纳代表，就体现在这个形象之中。这种恐惧是什么恐惧呢，就是夏娃容易受诱惑这种恐惧，很可能是男性对人类自身的恐惧的一种投射。我们都很容易干一些不该干的事，可能是一些我们违反原则的，我们缺乏理性的东西、我们这种人性的弱点，投射在夏娃的形象上。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第二个思路就是说，男人把过错归罪于女人，没有你我们就没事了，不就你叫我们去吃的吗？所以这个思路就是体现了男性作家对人类自身一种有破坏性的力量的恐惧，可这种恐惧归罪于女性，这种思维源远流长。我们在文学中可以看到，很多作品里面的男人其实本来还不错，都是因为一些坏女人的影响，他干了很多坏事。其实我们知道生活之中，还是男人主宰世界的时候更多，可能是男人对世界的影响力实际上更大。但是他把坏东西归罪于女人，这个思路体现在这里。那么这种坏女人，恐怕在西方文学中就很多了，非常典型的像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还有呢，还有很多比如格林童话里边的那个皇后，皇后她就有自己的想法，那她又干坏事。西方文学传统一系列这样的女人，那么这一类女人也被人称为“妖妇”，她可能又巫术，她净干一些坏事，是妖妇，不合规矩。

　　那么另外一个原形就是圣母，圣母是女性美的典型。她长得很美，但是她的美是让人娱悦的一种美，不是让男人晕过去就受不了的那种美，让人心情很好。那么她有特别多的美德，而她的形象是童贞女和母亲形象的融合。这童贞女和母亲是男性世界最渴望的一种女性形象。她美貌、贤惠而且她是一种辅助性的角色。她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她是庇护嫉妒，这类女性形象。那么这类女性形象也形成了一个传统。男性作家在西方文学传统之中呢，比如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奥赛罗的夫人苔丝德梦娜，就是这类美貌又贤德、又温顺、又纯洁可爱的女性。那比如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吉提，还有《战争与和平》里边的娜塔莎，都是这一类好女人的形象。

　　但是呢，这类的好女人呢？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以后，也是西方作家里边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个女人好，好在哪里？好在她从不替自己考虑什么，她特别单纯，从来不质问男权秩序。男人说什么好，就什么好，她不质问这个秩序的。她只是维持这个秩序，而且对这个秩序起一种辅助性的、那种庇护性的功能。那么这一类女人又被人称为天使型的女人。她们特别单纯，但是特别可爱。因为单纯不会质问、因为单纯所以让男人没有压力。美国的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就说，这类女人其实她不是为了女人真实的生存的，她们是生活在死亡中。那么英国有个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沃尔夫夫人也说，她在谈妇女的创作问题的时候就说：女性她一旦不体会自己的话，她就没有创造力。那么这种天使型的女人就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女人。如果女作家要进行创作的话，就必须杀死家庭天使。女人不要做这种天使型的女人，这是西方传统中的我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女性形象，我把它简要地归纳成三个类型：一个类型是贤妻良母型；一个类型是泼妇淫妇型；还有一类呢，是才女佳人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现当代的，传统社会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类型：贤妻良母。贤妻良母实际上呢，跟西方的天使型女性很像。但是有所差别的就是什么呢？西方文化中的圣母是很美的，天使也是很美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一般不要求贤妻良母有多美，越朴素越好，最好不要有太多的色相味，就比较朴素的，强调一种朴素美。但是她在辅助男性这点上是一样的，她起的是一种庇护性功能，她是儒家父权文化系统里面的、一种辅助性的这一类的女性。

　　本来有的人就说，那女人强调女性的母亲功能不好吗？难道女性不做母亲，或者说做恶母亲才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女性的生命她其实有非常多面，就是做母亲是非常重要的一面，是很好的一面。但是人身上的任何一种东西，你如果把它放大到无限，压抑另外一面的话，这面本来是合理的东西，它可能就会反过来压抑你身上的其他因素。儒家文化只强调女性这样一种母亲的功能，贤妻的功能。那你女人一替自己想，可能就不合理了。在儒家系统里边，《礼记》里边就说是：“妇者，伏也”，是屈服于人的意思。那么儒家文化传统里面强调“三从四德”，所以它对女性会形成一种压抑。

　　那么第二类呢，是泼妇和淫妇。泼妇淫妇，中国传统女人泼，恐怕最坏的一点，就是妒，妒嫉男人要娶妾。比如说你又不能生孩子，那么你又要娶妾。中国古代关于这类的传说非常多。那么淫妇往往就是女人一美貌，就归为淫妇。我们历史上最有名的淫妇莫过于妲己、褒姒、杨玉环、潘金莲这样的一些形象。其实我们以妲己来看一看。妲己呢，她非常美貌，结果商纣王一看到她就管不住自己了，管不住自己就不理朝政。然后呢，就给国家闯了大祸。我们文化中怎么阐释她？文学中怎么阐释她呢？就是说商纣王其实原来还是挺好的，就是因为被这个女人给迷住了，这个女人是个狐狸精。她一美貌她就是一个狐狸精，她不过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中的一个，是君王要宠信她就可以宠信她，君王不宠信她她还能怎么着？什么也不能。其实这是男性无法把握自己的欲望，然后把欲望归罪于欲望的对象。是吧？女人被这男人消费了之后，就是被消费品的过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是很不平等的。我们看《红楼梦》里边王夫人就说，就不喜欢晴雯，不喜欢金钏儿。为什么？就是因为晴雯比较美貌，金钏儿是宝玉对她有兴趣，宝玉对她有兴趣吧，但是宝玉是没错的，有错的都是金钏儿。我们看《红楼梦》都知道不合理，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文化传统之中的、对淫妇泼妇的这种批评，我们的反思还是不够的。像《长恨歌》，我们都很感动，李隆基跟杨玉环的爱情天长地久。但实质上呢，在这个天长地久的爱情里边，首先前面说李隆基“从此君王不早朝”。我们说觉得是因为杨玉环的缘故。到关键时刻呢，“六军不发无奈何”，六军不发也是归罪于杨玉环的。所以皇帝只要把杨玉环杀了就能够平民心。公众的思路是这个，是吧？那明明是你们两个好，嫁祸于女人的话，李隆基也不出来承担任何责任，他只要最后出来凭吊一下。我们文化里边他还是正面形象，倒是杨玉环的形象是很模糊的，我们还是觉得她不怎么好，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

　　那最不好的形象就是潘金莲了，潘金莲淫荡到了可怕的地步。我们文化中为什么会塑造潘金莲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恶女人和淫荡女人的形象呢？我觉得还是男性作家对自己欲望的一种恐惧投射到女人身上。所以这种有欲望的女人她特别可怕。那么在《金瓶梅》里边她是没有善终的，实际上《金瓶梅》里边所有放荡的女人都没有善终。那她的这种命运结局是作家的一种道德理念在这里起作用。就是有欲望的女人，尤其是自己要把握自己欲望的女人，我们文化就要给她判死刑。告诫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你们还是温顺一点的好，回去做贤妻良母的好。

　　但是，就是这种贤妻良母是男性认可的人物。但是从她们欲望层面来说，这类女人尽管道德评价非常高，但是在感性欲望上她们觉得没什么意思，是吧？她们太朴素了，没什么意思。而且这些女人总在家里打理家务事，精神也不能共鸣。那么泼妇淫妇是比较生动的人，但是又太可怕了。那么男性文化经过了长期的整合，又整合出了另一类女性形象，就是才女佳人。

　　那么才女佳人呢，有一部书就说它的特点呢，这个佳人的特色是什么呢？“夫色期艳，才期慧，情期幽，德期贞矣”。就是我们希望这种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就是色要很艳丽，她照样有美色的特征；然后“才期慧”，非常有才华，琴棋书画样样都行，能够跟才子共鸣。“情期幽”，她的情感是幽抑的，不要恶劣，一恶劣可能就变成潘金莲。我们男人把握不住她，就有可能被她把握过去，她比较幽抑。一个人在那边凄凄惨惨的，这样比较好。要有林黛玉的一点幽抑，但是千万不要有林黛玉的那种尖酸刻薄，一尖酸刻薄就受不了。还有一点呢，是“德其贞”，品德最好还要贞节一点，要不我们的道德理念又不行。那这个就是说，是男权文化用伦理道德和他的欲望相整合的、最恰当的一种完美的女人。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很多才女，有一些才女是出格的，比如说像李清照，她有相当出格的东西，比如她的性格中有刚烈的东西，她有表达女性的感情欲望这些独特的东西。但是有大批的才女实际上是用才子凝视的眼光来塑造自己的。

　　前几年有一些人研究女性文学，像天津的杜芳琴女士，她研究清代的一个女作家叫贺双卿，她的一个文章题目就叫做《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然后呢，美国有个康正果先生他就写一篇文章叫做《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才女往往是在才子凝视之下写作的。那么她的作品，包括她整个人的形象，都是根据才子的需求来来塑造的。所以她实际上还是她虽然跟我们传统的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有所反驳，但是他实际上还是根据才女需求塑造的。实际上这种想象在现当代文化之中也源远流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想象“秦淮八艳”的故事，往往也是按这种才女佳人的一种东西来想象的。想象上海往事，上海女人都是色相味俱全的，然后又都是最美的女人。但实际上往往这些东西它可能都遮蔽了一些生活中真实的现象。比如我们如果去看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就写董小宛的故事。你去认真发掘历史真相，你会发觉，每一个才女，她们做才女的话，都有很多痛苦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她们那么美好、她们是幸福的人，她们可能只给男人带来幸福，而她们自己把不幸掩在背后的。像董小宛，她27岁就死去，实际上她在家庭生活处处克制，所以冒辟疆说她是操劳而死的。像柳如是，在柳如是死之后，她后来也自杀，她生活中就有很多痛苦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愿意去看这种痛苦的东西，因为痛苦的东西不符合这种艳美的想象，所以我觉得这个男权文化传统之中，他的女性想象有非常多压抑女性的东西。实际上呢，任何生活中的人，或者文学中的具体形象展开的时候，它可能都要复杂得多，那么她可能是几种类型的拼凑。比如像《西厢记》里边的崔莺莺，还有《牡丹亭》里边的杜丽娘。像崔莺莺，她可能既是淫妇、又是佳人、又是贞女，往往贤妻良母都是贞女都是贞节的，这种形象的一种融合。她呢，是佳人，所以符合男性作家的感性欲望。她又是侯门小姐，琴棋书画当然也行，符合他的感性欲望。她最开始是主动暗示张生来找她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佳人都是“自荐枕席”的。那男作家为什么要想象她自荐枕席？不都渴望女人贞节吗？是因为才子往往性格都比较弱、性格比较弱，就要有能够淫崩的女人，来满足他的需要。但是一旦淫崩了之后，立刻就变为烈女了。一女不嫁二夫，要死要活的。肯定是忠贞不二的，然后又变成了贞女。所以像崔莺莺，无论她是淫还是贞，她其实都是根据张生的需要来安排的，是吧？为什么会淫和贞？都是的。在蒲松龄笔下的那些美丽的狐仙，无拘无束，跟我们传统中的贤妻良母不一样，有趣得多。但是这些狐仙来无影去无踪，她不会给男人造成任何麻烦的，是可以挥之即去的人。但是她又都能够自荐枕席，她的叛逆都只在于自荐枕席这点上。她从不质问书生，从不说你要替我负责任，从不说这样的话的。所以无论淫还是贞，都是根据文化需求，根据这种男性心理需求来设置的。所以一个文学形象比较丰富它可能是几种类型的融合。

　　现当代的情况可能跟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从五四开始就讲人的解放，就批判封建文化的等级制度。那么在等级制度里边，鲁迅就说：男人分为几等，而在最低等的男人下边，还有比他更低等的人，就是女人。他说最低等的男人是“台”，台回家了还可以打他的妻子和骂他的妻子，所以呢，地位最低的是女人。所以现当代文化，五四的时候“人的发现”，最初的发现就发现了女人和儿童，都是和男人平等的人。那五四的作家就激烈地批判了这种男女不平等的东西。那时候我们的文化中就有男女平等的观念。所以，女性境遇应该有很大地改变。

　　那么我把现当代文化之中的女性形象，现当代作家之中的女性形象，我把它归结为，主要归结为四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天使型女性；第二个类型是恶女型；第三个类型呢，是正面自主型。她是自主的，但是她是正面的。恶女人她是自主的，但她是反面的，有点不同，价值判断不同。还有第四个类型，是落后型。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四个类型的女性形象。

　　那么天使型的女人就是好女人了。她的代表人物，我想巴金的小说，现当代把女性塑造得最美好的作家，我想就两个人：一个是巴金；还有一个就是曹禺。这类女性形象对男性往往有一种母性特征。这个母性的特点，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母亲形象，但是呢，她都特别美丽纯洁。所以很接近西方的那种圣母型、或者天使型的女性。但是呢，她也不完全一样，因为中国现代男作家，一般是在中国现代启蒙或者革命的框架里面来塑造这个女性形象的。那么他庇护的东西、辅佐的东西是什么，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看巴金的《家》，我们来精度解析一下这个文本，大家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家》大家很熟悉了，是高家的事。高家里边有三代人：第一代老的是高老太爷；第二代是他的儿子了；第三代是最主要的，是这里面的主人公，有“觉”字辈的三兄弟。在巴金《家》这部小说里边，很多时候叙述的人的心理呀，跟谁特别接近？跟觉慧特别接近，他经常用觉慧的眼光看问题。那么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鸣凤这个形象。鸣凤非常地纯洁，十六七岁，对世事还都不懂，很温顺美好。那么鸣凤是因为要送去给冯乐山当姨太太，是祖父叫她要送去给冯乐山当姨太太，她只好跳湖自杀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假想，就是说鸣凤可不可以不死呢？如果她不死有什么路可走？我想鸣凤如果不死的话，恐怕一条路就是反抗。是吧？我要坚持我的爱情，因为我跟觉慧好。我绝不能嫁给那个我不爱的老头，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就是婉儿的路，好死不如赖活。活着总是活着，我还是嫁过去吧。那小说当然不可能怎么写。前面一条路是情的路，情是反抗的路，后面一条是婉儿的路。你让一个人物的道路跟其他人物相同，那小说就重复了。那如果这么写，作家是很蹩脚的，巴金不可能这么蹩脚。但是这个除了小说的结构功能上考虑他不能这么写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前面谈鸣凤要送出去的时候，最初的时候是婉儿和鸣凤两个人在房间里谈。谈的时候被觉慧给无意中听到了，觉慧无意中听到之后，他怎么反映？他不是说太可怕了，你要这样我要保护你，他不是的。他很激动地问鸣凤：如果人家真的把你送去的话，你怎么办？是你怎么办！不是我们怎么办！不是我怎么办！是吧？那么鸣凤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去的，要不我赌咒？”，觉慧说不要赌咒，我相信你。这时就好了，其实觉慧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他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女性的所有权。所以鸣凤在这个小说里面她必然要死，她死了能够成全觉慧去新生，作家非得让她死不可。没死的话，觉慧绝对不会恨父权制度多么不好，小说的功能里面必然要这么安排的。但是呢，作家认同，觉慧有一种自我中心意识，他只能让鸣凤去死。她去死的话，我们能够更好地控诉父权专制。这个作品里面的结构，女性的尸体她承担的是一种物证的作用，这个小说我觉得最美好的女性形象里面有一种男权的、男性中心意识在这里体现。

　　那么曹禺的作品，像《北京人》里边的愫方；像四凤这些人，我觉得这些形象都是为了拯救男性而设置的。这些男作家塑造好女人会死是什么原因呢？会痛苦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男权制度。我们老一辈的那些父权制迫害她们，都不是我们同辈的男人迫害她们。可是你们看看同时代女作家的作品可不一样了：丁玲为什么苦闷？还有呢，像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白薇笔下的女性，苏青、沉樱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的精神痛苦，恐怕更多的都是来自于同一时代、同一辈的男性跟女性之间的一些精神不能契合。这男作家文本和女作家文本一比较，就会发觉性别立场完全不同。

　　我们再来看看恶女型女性形象。恶女型女性形象有很多了：比如像老舍小说里的虎妞，那是非常典型的。老舍还有一个小说叫“柳屯的”，还有老舍小说里边的胖菊子、大赤包都是恶女人。还有《围城》里边的那个苏文纨也不怎么好，孙柔嘉也不怎么好。还有曹禺戏剧里边的、《北京人》里边的曾思懿，还有路翎小说里边的金素痕。《围城》里边的方鸿渐不断地碰到很多女人：第一个女人是船上碰到的鲍小姐，同时在船上碰到的苏文纨，苏文纨早就是他的同学了。后来又碰到了唐晓夫，后来碰到了孙柔嘉。那么他最后是跟孙柔嘉结婚的，那么孙柔嘉我们对她，如果受作家的引导，我们一般的人都比较讨厌孙柔嘉。她是什么讨厌？一个很有心机，是吧？就跟她的面貌一样的，仿佛没化妆，其实谁知道化了多么精致的壮。其实这个人就特别有心机。还有一个婆婆妈妈，结婚了以后跟方鸿渐吵来吵去的，一点都不美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前面一半，就是她富有心机。富有心机主要体现在：她让方鸿渐嫁给她，方鸿渐被她给谋去了，是吧？孙小姐处处对方鸿渐很好、处处很天真，那么赵辛楣觉得她很造作。其实有多少是造作的成分呢？她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孩，最后所谓能够暴露出来的东西也不过就一点，就是她早有爱情而没有暴露。其他方面我们并没有看出来孙柔嘉有什么会搞阴谋诡计的东西？她在学校里边也还是受人排挤的，她惟一一次就是告诉方鸿渐，有人告你的状。这一点可能不算特别光明磊落。但是作家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批评的，她毕竟是替方鸿渐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边，孙柔嘉真的是那么有阴谋诡计的吗？我觉得也不是。她惟一的就是隐藏了她的爱情，她为什么要隐藏爱情？作家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去替别人想一想。因为在那个文化传统之中，女人是无可奈何的。按道理女人跟男人应该是平等的，男人可以爱上女人，女人为什么不能爱男人？男人可以追求女人，女人也可以追求他呀！而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总是把会追男人的女人，看作可怕的。像虎妞一样的女人，看作是猎手。穆时英的小说里说的，引诱男人的女人就是猎手。而我是不是一只羊，那不幸的羊，会不会落到她嘴里？都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因为在这种逻辑的压迫之下，孙柔嘉才不得不隐蔽自己的感情，隐蔽了自己的感情，但是又要让方鸿渐知道，或者至少让这个事情成，那么她就得想方设法地把主动的机会让给方鸿渐。那么这里面呢，她固然有她不够特别坦荡的一面，但是也有她的难处。我觉得整个小说对她的体谅特别少。关键还是钱钟书就看不惯这种有主动性的女人。所以我觉得，在关于这些恶女人的形象塑造之中，我们的文化之中，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个现当代文化，它虽然以解放女性为使命，但是它常常还是容不得超越男权传统的女性，不能容忍女人，不像传统妇德要求的，传统妇德要求女人要敬顺屈从，女人最好是敬顺屈从一点，才能够成为天使，我们就会表扬你的，你死了就会祭奠你，是吧？

　　那么第三类就是正面自主型女性。正面自主型女性的话，现当代文学之中，也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光彩照人，但是又有非常独立意志的女性。这比较典型的小说，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一个是李孑然的《死水蔚然》，里边有个邓妖姑，邓妖姐，前面她做姑娘的时候大家叫她邓妖姐。后来她出嫁了，变成了蔡大嫂，后来她改嫁了变成了顾三奶奶。这个女人非常美，她一切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男人只有仰视她的份儿。还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许地山的《春桃》，是吧？春桃在两个男人之间，两个男人商量说，我让你，你让我。春桃说我由不得你们让来让去的，我由我自己来安排，是吧？这是我按我自己的逻辑来的，我不是你们的所有物。中国现当代男作家，塑造像春桃这样的一些女性形象，我想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颠覆。它塑造了、按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来塑造她。而且男作家呢，不再是以一种批评的态度，这是对女性人格价值的一种尊重。那么中国女性的那种精力旺盛，个性强健的女性，也到现代才从过水转成了正面形象。男作家、应该说现代男作家是功不可抹的。但是也仍然有东西值得批评的。

　　就是呢，或多或少我觉得他们常常也有一些男性中心意识。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些女人呢，他们所有的这些男作家，几乎绝大多数这些好女人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美貌无比，极为美艳。那个拾破烂的春桃，也跟她拾破烂捡来的那个月份牌上的美女长得差不多，只要洗一洗就长得差不多。那个蔡大嫂，他说随便放在哪儿也是“盖面菜”，盖在面上面的那个菜，是最好的。那么茅盾笔下的那个好女人，美得就是让男人看了她们就心跳，而且感到压抑，只有仰视的份儿了。实际上隐含作者茅盾在沉醉在小说事件里的时候，他对这些女人都是感到晕眩的。实际上茅盾的作品里面看女人常常都是《子夜》里边吴老太爷看女人的那种眼光，大家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吴老太爷看女人，都看到性感器官，然后看到性感器官就头晕。茅盾的作品始终都是这样，大家去细细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你看巴金是看到女人纯美的一面、纯洁的一面，茅盾是感觉到性感的一面。其实我们在想，作家塑造一类人物形象、塑造女性形象，肯定都是两种立场的叠加：一种立场就是说，我如何理解女人的立场；还有一个呢，这个女人的形象之中，也可能投注了我的逻辑、自我的需求。这些好女人个性强硬，其实往往也是作家对自我人格的一种渴望，投注在她身上。

　　在我们现当代文学里边，男人落后是为什么落后？往往是跟不上先进思想就落后，对吧？女人落后是什么？有时候是跟不上先进思想，但更多的时候是落后于男人。我觉得这个逻辑就不对，比如像《伤逝》这个是一部经典作品。现在就是说我们知道子君为什么会死？因为社会太残酷了，对吧？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她自己不觉悟呗，是吧？她虽然是新女性，结婚了又跟传统女性一样的，只懂得做饭，什么书也不读了，什么道理也不懂了，所以她当然只好死。这个是涓生在忏悔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一点的。那么近几年的研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涓生也有责任，叙述者也没有凭良心说话。那么我来简单地分析两句，这里边的格言，这里边批评涓生在反思的时候，用于批评子君的格言，或者替自己摆脱的一句格言：一句就是“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还有，“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必须更新、生长、创造。子君你呢，回到家只懂得炒菜做饭了，你走入了旧的途径，没有更新创造了，是吧？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们现在没饭吃了，子君还只懂得家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所以我们只好分手了。这两句话一直是当作格言看待的，也当作我们批评子君的一个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文本里面，这两句话是很没有道理的。爱情必须更新、生长、创造，按涓生说的子君没有更新、生长、创造。但我们凭良心想一想，结婚了，转入日常生活了，难道婚姻生活不要日常生活了？子君你还要继续学习是对的，涓生你要不要整合进日常生活观念？是不是？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小说文本前后来看，我们知道子君是没有工作条件的，他们也没有钱去请保姆，子君她沉入日常生活，到底是无可奈何，还是自觉的呢？文本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倒是涓生拒绝认可日常生活，是他自己的思想问题。这句话呀应该指责涓生反思反思自我。但是文本里边变成了对女人落后的一种批评，女人总是跟日常生活连在一起，所以女人落后。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那么我现在没钱了，没钱了的话，我一个人生活着是容易的，这是涓生说的话，那么子君你就回去吧！让我一个人去生活吧！这合理吗？明知道子君回去了就没路可走了，她只有死路一条，涓生说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那么我为了生活考虑，你就必须回去。这句话呀，仿佛是一个真理。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娜拉走后怎么办》，告诉女人你必须要有经济权你才能独立。那个时候是替女人考虑的，同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替涓生辩护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男性霸权意识。所以女人落后经常是男性对女性的逻辑缺少理解，对日常生活逻辑缺少理解。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的四种类型的女性，最主要的这四种类型：天使型；恶女型；正面自主型；还有落后型女性。这样的一种形象描述和评价之中，都包含着男性中心意识。好，谢谢。

　　我感觉今天是女性解放的日子。听了李玲的演讲，作为一名男性我都有些羞愧了，好在我像李玲一样，也是女性主义者。希望男作家们多听，是不是不会写女性了？那倒不是，就是怎么样去写女性。用李玲的话来说，关键是要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最后让我们感谢李玲带给我们的演讲。好，我要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女作家 女人 作家 -赵 凝

　　主讲人简介：

　　赵凝，文坛屡创奇迹的传奇人物，曾任空军少校，后转入职业化写作道路，从新世纪开始，她以独具魅力的长篇小说，掀起新的文学浪潮，被喻为新世纪女性写作的“领头羊”。现为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有毒的婚姻》、《冷唇》、《私欲》、《妹妹梦来 姐姐梦去》、《迷狂季节》、《离婚时代》、《狂野青春》、《宛若独身》、《花蕊里的子弹》。

　　内容简介：

　　有人说，在80年代的时候文学是最热的时候，现在的文学很衰落，而赵凝认为现在的文学是真正回到了它正常的状态，而经过90年代的淘洗，真正站在文学行列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热爱文学，钟情于文学的人。

　　赵凝认为，对于写作者，可能不分年龄。如果他想写的话，他随时可以拿起笔开始写作。有的人经历了一生，当他静下来的时候，他感觉文字能够表达他一生没有说过的话，于是他开始写作。其实，写作的过程是在与自己的内心互相张望，而且你能看见你平时看不见的东西，你可能感受到你重新体验一段生命历程。

　　关于身体写作和头脑写作的问题，赵凝认为写作光靠身体或头脑是不行的，真正的写作是身体和头脑的完美统一，是一种结合的状态。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在文学馆听讲座”，请来的主讲人，是青年作家赵凝女士。那么她带给我们的一个演讲题目，也是非常女性化的，从女性的角度，来阐释一个作家怎么样创作，来阐释女性的非常丰富复杂的内心的世界，她的演讲题目是《女作家·女人·作家》，让我们欢迎。

　　主讲人：我想我今天来，我非常想带给大家女性写作的强劲的气息和女性写作的一种特别美好的空气。我觉得女性作家更张扬个性，我们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往往是女性作家更加勇于发言，表达自己张扬自己的个性。我们在现代的文坛来看呢，也是女性作家表现非常出色。其实我觉得因为媒体的炒作，它有很多误区，比如说它说女作家的写作，主要是占了隐私写作的优势，美女作家的优势等等，和性别有关的炒作的这种优势。但是我认为女性写作，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而使得她们非常热烈，非常红火，而是因为女性天生的，那样一种对艺术的热爱，对文字的执著和对生命体验的，非常痛彻的感悟。那今天我就从长篇小说，开始讲起。

　　我是从新世纪，就是2000年到2002年，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这7部长篇小说呢，包括“布老虎”的，2001年的长篇小说《冷唇》。大家可能有的读过，还有就是《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这个“瓣”，是“花瓣”的“瓣”，今天就从《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开始讲起。我今天也带了这个书，这个是我1998年以前，就是我辞职之前写的一本小说，这个小说在网上，因为引起很大的震动，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小说，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各种说法。在汕头经济台有一档文学节目，然后他打电话邀我做直播说：赵凝，你能不能谈一谈隐私写作？因为他看到很多人说，《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是一个隐私小说。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的经历和他的小说完全没有区别，那我觉得这个作家，肯定他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作家。如果一个人的作品，远远超越于他的经历，那么就说明他肯定是一个有想像力的作家，是一个有梦想的作家，是一个可以超越自己精力的作家。我就是想成为这个后者。其实我所有的长篇，我主要是要靠想像力，靠自己的梦想来写作，而不是说经历。如果有那样子把自己一次性所有的隐秘经历都写出来的人，我想他可能只是一个一次性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没有想像力的作家。我们也看到过那样的作品，比如说他写到他到哪个地方去，他到什么海南、深圳，甚至他到远一点澳洲去打工，然后整个经历写下来，那么一个东西。如果要是那样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应该算他标准的隐私小说吧，或者他可能制造了一点吸引人的内幕。有的没有的编造出来的，但我觉得这种小说呢可以看一下，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的文学作品，他不过是需要倾诉，他把他的经历写一下。我想我的《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儿》，我是想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想写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其实每个女人都有经历，她这个两瓣分裂的过程，裂变成一个女人，她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很疼痛的东西。我们无论到多少岁，我们可能都会回忆起来，而且女人生命中经历的事情，也可能与男人完全没有关系。也可能一个男性介入你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你，都有可能。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种隐私性的作家，就是说只有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才能写。对于我们这一代作家，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一般称为“新生代作家”。大部分人觉得我们是在写一种破碎的生活，没有一种就是说很有结构的那种小说，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长篇小说，我觉得我非常讲究结构。而且我觉得所有的小说，无论是你形式上制造得没有结构，或者说你语言上非常破碎，但其实内核是应该有结构的。不能说你写到哪里，就算到哪里。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小说其实不应该记录空间，就是说只是你经历过的事情你记。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想说你经历过什么你就写小说。他觉得小说就是一种记录，那如果我说小说是一种记录，那我们没必要写小说，其实可以用其他的形式，现在媒体也很多，你可以拍记录片，你要记录这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小说其实实质上应该是一种创造，而且这个创造并不是一种文字的铺陈，它应该创造一种意境，创造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可能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像《冷唇》那个空间，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我陷进去以后，我写作的过程中，我非常感觉到它的真实存在。因为《冷唇》那个故事它是讲一个女性她有两面性，她一方面是一个像地下头目的大姐大，另外一个方面她是一个女作家。比如说像我这样在公共场合，我是在谈文学，我在讲演。而且她的小说并不是她个人写的，是有一个创作班子，有一些枪手在给她写。那样一种生活显然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想制造那样一种空间，非常神秘，非常魔幻，有一种凉气，在吸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只有小说才能制造这样一种气氛，一种控制人的范围。而如果说这个小说变成其他的形式，我想可能那种氛围减弱很多。《冷唇》我最近也给它改成了一个实验话剧，那么这个话剧的过程呢，我想从一个长篇小说变成一个3万字的话剧剧本，可能会凝缩，就是很凝练的一些东西。而且我想小说可能和那个话剧的语言差别非常大的，所以在一边写作的过程中，一边磨洗自己，一边使自己有一种感悟和提升。

　　下面一个问题谈一下文学的冷与热。说实话我今天没想到，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现场听一个文学讲座。我也非常感动，说到文学的冷与热，有一种说法呢，就说文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是最热的一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读小说，很多青年都有文学梦想。说当时的人好像五个青年里，有三个青年正在写诗，几个青年正在干什么，都是非常热爱文学的，那样一种气氛。而且我想可能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途径实现自我，不像现在，很多人他就去开公司了，去炒股票了，去看足球了，很多途径去宣泄自己的热情。当时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在写作，但是我是看到就是说，而且我们现在开会，很多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作家，他会说现在文学真是衰落，人这么少了。当时特别热烈，《人民文学》，发行都是几十万，现在发行好的刊物也就是几万，几千本，都是这样子的刊物。我想文学是这样子，它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种所谓的，冷寂和平稳以后，其实我觉得文学，是真正回归到了它的正常状态。因为一个国家我觉得如果要说80％的人，都在读文学刊物、读小说，其实我觉得是不正常的。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一场大的动荡以后，马上人的心灵需要一种东西来诉说，然后当时就出现了，什么伤痕文学，很多那样的一种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是比较和政治有关的那些东西，那么文学其实它根本的东西，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人经历了动荡，整个民族经历了动荡，然后就去诉说动荡，诉说战争。其实文学真正是应该平寂下来以后，人都平静了，真正能够关心到自我，关心到人本身。这样的时候，那么再去谈文学，就更接近人的本质，更接近人的那种内核。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淘洗，真正站到文学行列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热爱它的。而大部分如果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既可以去当总经理，一天到晚打电话，把事情办得头头是道，他这边又能当个小说家，我觉得就比较怀疑。因为一个人最优秀的一方面，肯定上帝给你的非常少，那么你可能就在写作那一段，就那一点点地方有才华。但是如果交给你，一个很大的公司，你并不见得能够处理得非常好，而一个大的公司的老板，他站在他的职业角度，他可能认为写作完全没有意义，他觉得每天有这么多事情处理，这个人怎么每天会去写东西，每天会去虚构一些文字。站在他的视角，他认为文学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学经过这样的分层，经过这样的就是各就其位。因为有一段时间，作家好像去做生意，还是一种时髦。那我觉得真正想做生意的人，那他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纯粹的作家，就应该让他去干他该干的事情，那么如果到了现在，新世纪了，2004年，真正还醉心于文学，还站在这个行列里的人，那么可能就是一种文学的最中坚的力量。而且那天我们开“她世纪”的女性文学研讨会，有一个作者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非常好，她就说将来写作者可能不分年龄。可能有一些人，他经历了一生，他年纪都很大了以后，他忽然想起来，他想写作。那么这样的人，他可能也是一种，就不是像过去写作，都是从很小二十几岁，甚至十几岁开始出道，然后到三十出头开始出名，不是那样一个概念。那么未来的写作，我想可能分几种类型，一种就是说，可能每个人都能倾诉自己，特别现在有了网络以后，它的那种传播不成问题。有的人写作，我就是要表达自己，我无论别人给我什么，给我荣誉也好，报酬也好，我无所谓，但是我就是要表达自己。而且呢，因为他写作与心灵有关，可能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一个老先生，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能不是面对电脑，而是面对纸张，他可能也有想表达的那种感觉，他把他一生用文字倾诉得很彻底 ，淋漓尽致。那么这个对他来说，他一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学。那么还有一种写作呢，就是一种“快餐式”的，可能叫流行文化，将来可能也会分出来，那样一种“快餐式”，他写作非常时尚，站在沉重文学角度感觉，他那种东西太轻飘了。那么你说流行文学，它不是文学，它可能像流星一样，马上闪过。那么这个写作呢，可能将来会有一批这样的作家，他不想留下什么，他不想在文学史上留下什么，他不过就是想我参与过，我表达过。现在其实也经常看到，有那种很年轻的小女孩，比如说我上次看到，居然有一个作家，年轻到了5岁还是6岁，写童话的，我在报纸，因为我看报很少，但我浏览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可疑，但是她确实非常年轻，5岁的一个作家，不说她的生命经历，她的想像力。你说她认识的汉字，我就觉得也比较可疑，这个是正规报纸居然炒作。现在这个作家非常年轻，她就是6岁，可能是6岁。一个女孩她写的童话，那么这个呢，我想可能她写的东西，我可能不承认它是文学作品，但是标志着一种趋向，低龄化，可能也有很高龄，可能也有八九十岁的一个女性，她经历了一生以后，她静下来，她感觉到了文字能够表达她一生没有说过的话。而且其实倾诉是需要对象的，写作是不需要对象的。写作每个人都可以开始，随时都可以开始。有的朋友来找我，他刚开始写作，他就说，赵凝我特别想写长篇，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开始，我肚子里有好多事情，我给你写吧。我就说其实如果你想写，你完全不必要找别人来写，或者找其他作家来写，想写的时候，你今天晚上你拿出纸笔，或者你打开电脑，你就可以开始，随时都可以开始。而且写作它其实并不需要，我先心里准备，准备了十年，然后我在开始写，其实不需要。你就今天想写你就可以写，而且其实从短文写起，是非常容易的做法，每一个人都可以。其实每一个作家，大部分作家，都不是从巨著开始写起，他都可以从点滴心得，一些小的感受，一些东西开始写起。当你职业化写作，你每天都面对电脑的时候，你会觉得写作确实，因为它是掏心掏肺的，杂文不包括在内，我是说的文学作品。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在随着你的作品在飘逝，你就觉得很难受。你就觉得你为什么会把你的很多内心不愿意说的东西，或者说你生活中感觉到的，很柔软的怕触痛的东西，为什么你要在纸上说出来。为什么？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最害怕的东西是不敢让它，比如说某些段落，我是不敢让它在电脑上出现。我觉得当我面对这些文字，可能和纸上那种感觉还不一样，当你面对纸的时候，你觉得更隐秘。但是有一些文字，可能有虚构，可能有你心里经历的一些事情。你不愿意面对电脑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说给了一个人听。而你当时的感觉呢，特别是在午夜的时候，你的感觉有点恐惧，你想逃离你的小说，你不想进行下去了，甚至你想大段地删掉，这是我内心抵触的东西，我不想给你。但是，这个相反，就是你找到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感觉。所以说整个写小说的过程，是与自己的内心相互张望，而且你看得见，你平常看不见的东西。你可能感受到是你重新体验，那样一段生命历程，而且你重新找回你自己当时的那种，就是青春的那种伤痛。

　　说到这儿呢，有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身体写作。这个我被记者问到的非常多，多到我都不愿意说的程度了。就是所有的记者采访女作家，基本上都要问到这个问题，身体写作。这个我最早看到，是在法国的女作家叫杜拉，她写过《情人》，她在一篇散文里面，非常自然地说，作家的身体也参与写作。非常自然，她没有非常炫耀地说这几个字，到后来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可能因为某些小说的原因，那么这几个字被炒作成一个像时尚品牌的一个东西。那么有一些女作家，她站出来标榜自己，说我就是身体写作。还有一些女作家跳出来说，怎么能说女作家是身体写作，我是头脑写作。那么这个身体派和头脑派，就形成了很大的对立。可能关注文坛的人都知道，“身体写作”的这个问题。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其实就写作来说，不是光靠头脑，或者光靠身体能够解决的，真正的一种写作可能是，身体和头脑的完美统一，是一种结合的状态。所以说写作可能是身体写作加头脑写作的总和。特别是女作家，女作家的那种写作，为什么比男性更优于男性的一种叙述呢。就是说首先女作家，是叙述能力强的。你要观察很小的小女孩，那么小女孩的说话，口吃伶俐的肯定是小女孩，而不是小男孩。就说明女人天生有一种语言能力，那种语言能力呢，是一种有点像第六感的那种能力。并不是说有一些男人，就觉得我面对纸的时候，我特别涩，我要揪胡子，我要怎么着。那个其实并不见得他特别深刻，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语言有一种障碍。有很多人写作的时候，面对纸张，他会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但女性的这种优势就不是女性的优势，特别是你适合写作的人，你可能面对，你该写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有特别多的话要说。而且你会觉得你自己，一下子就打开了，然后你身体所有的器官，你所有的感觉都是通的。那种状态下要写作，而且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女人热爱写作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一刹那，就是说我想表达的时候，我真是全身心地打开。而且我没有任何一个状态的时候像写作这么愉快，像写作这么开放，像写作这么奋不顾身。没有任何其他想做的事情，谈到身体写作我就说，在大陆好像很多，在中国大陆是谈到女作家身体写作比较多。那么我呢 其实非常喜欢日本的两个作家，一个是川端康成，我觉得他新感觉派，我觉得他的感觉，其实就是非常身体。他是一种什么状态？比如说写睡美人的时候，通过江口老人，他写的过程你就会闻到，你跟着江口老人，你会闻到那个气味。你会感觉到天气是否冷，而且他所有的对话，它是非常清爽的对话。我觉得“身体写作”，像川端康成这样的写作，也是非常有身体在现场的感觉。而且他是一个男性作家，所以我觉得其实“身体写作”，不是女性写作的专利。写那种感觉性的东西，都会经历这样一种东西。另外一个日本的三岛由纪夫，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举他一个长篇，它叫《心灵的饥渴》。我看小说非常喜欢以我的视角，她是节子 ，她这个女主角叫节子，“节制”的“节”。通篇是以节子的视角，以她的游走来写作这整篇小说。但是你感觉到，它不像一个女作家，写出来的那样子，那么随机，那么轻盈，他是非常有理智。而且你会觉得，这个人他处理同样的题材，就跟女作家非常不同。他的层次感特别强，就是理性在中间，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相反如果这个题材，这个《心灵的饥渴》，让女性作家处理，可能给它处理得更加感性化一点，没有什么理性的成分在里面。而且不会说像男作家那样，一层一层地去剖析，而且一层一层地说一些令我觉得很惊讶的东西。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非常高潮的时候，他总结一些东西，你就体会到男性写作的手法和男性对文字的感觉，和女性非常不一样。

　　我今天还准备一个话题就是女权主义者。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说，女作家好像给很多人的印象，因为我在接受采访太多的问题，你是女权主义者吗？我还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赵凝是大女子主义者，就是跟大男子主义，是相对应的那样一个主义。可能就是因为我是女性，性别视角张扬得太厉害。首先从小说中，男性是比较让他属于从属地位。因为我们传统的文学，全是男性在写女性，你像《红楼梦》里，都是男性是中心，然后多少个女人在边上，像行星似的。那我的小说，其实完全颠覆这一切，我都是中心人物是一个女人，然后周围是一些男性。然后我看到别人的评价说，赵凝写了很多面目模糊的男性。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视角里，我看我的生活中，那肯定女性是中心人物，而男性是从属的，男性是周围的。我的世界并不是因为男性的发生而发生。那么谈到女权主义者呢，在中国有一种比较温和的译法，也是说法叫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可能在文坛是比较通行。而且大部分女作家，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不以这个“主义”来写作的一个作家，那么其实你可以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我不太赞成“主义”先行，就是说你站在女权的角度，你去写作，然后你是为了张扬一种女性的东西。因为中国它没有女权运动，而在国外还有女权运动，女性解放，很多东西。在我们中国呢，可能是在文学上，它表现得比较激烈一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吧，中国女作家女性意识比较崛起。从我一开始做事，我一写作，我和男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从来没有觉得女性是弱势，或者说我利用我的性别。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误解。文坛还有一种怪现象，就觉得女人的东西容易发表，是不是她们利用了她们的性别。他们觉得女人有些事情，她们就好办，其实真正的写作，根本不牵扯到这些问题。你是男性，你是女性，你只要你文字上非常优秀，你只要你真正是一个好的小说家。那么你肯定都会写出来。我还是非常热爱那种平和的，不要太多争斗的那样一种社会。所以女性写作，它就在这个平和社会里，更细腻、更温婉、更适合它的那个角色。然后在我所有的作品里，我其实是表达对男性的热爱。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其实你不光应该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你还是应该爱男人。就跟男人他如果天性里，他要没有特别热爱女人的感觉，他肯定也不会热爱生活。因为对男人来说，女人是他另一半世界。拿现在男人来说，他努力去做官，努力什么，其实有很多因素是因为女性。但反过来女性其实更自我，没有哪个女性说，我一定要出名，是为了某个男性，很少有这样子的女性，大部分女性我是要张扬我自己。而且呢，女性其实基本上，包括比如说挣钱，做官 出名，种种社会的功利性的东西。女性很少说为某个男人去争取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内心的需要，我觉得我能量大，我就要超出我原来的磁场，我要做更多的事情。

　　提问：您刚才提到，您非常重视小说的结构。我想这个问题能多说两句，就是关于结构。第二个我觉得写作的人，都需要语言阅读的积累，我不知道你开始写字之前，这个积累是怎么做的？做到什么程度？谢谢。

　　答：说到语言积累，就是说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通读阶段，因为我在大学，我非常不喜欢理工科的专业。其实我整整泡了4年图书馆，读了很多东西，那个不是为了写作，做准备地读，就是一种兴趣地读。在这儿有一点心得跟大家分享。你需要读跟你相通的书，而不是需要读别人告诉你。别人都说你写现代小说，你要去读卡夫卡，但有的人就不相通。你就可以读一读别的东西。并不见得每个人就是像文学老师的必读，文学好像不是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一种悟，感悟。所以我觉得相通的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忽然拿到一本书，你会觉得特别相通。我是非常喜欢一个法国人叫科洛代尔，他是法国人，其实在中国知道的人并不多。我特别喜欢他的书，我每次旅行要带着他的书。我其实是一个害怕旅行的人，但是我带着他的书，他的文字在旁边的话，环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是读相通的书。还有一个结构，这个小姐问我，讲究结构。长篇一定要有结构。你比如说《有毒的婚姻》，我上来其实是想好的，上来是男主角缺席，一直找，找到最后也没有找到。所谓非结构小说，就是像散文似的一盘散沙，我写到哪儿算哪儿。我觉得这种没有结构能力的小说家，他可能一步两步能撑着。你永远这么，我今天怎么了去酒吧喝酒了，明天我又遇到一个女孩，你如果永远这么写，我就觉得超不过5部书，你就死掉了。我对结构，我非常重视结构，那么小说圈里还有一种人，是反结构的。就觉得有结构的东西不好，散漫地写吧，思维发散的这样写，写到最后，也不知道写什么了，这是一种反结构的两种状态。

　　问：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是一个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把这种生活，还馈成一种文字的一个过程。那么您是一位女性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写女性文学的作家。那么你是怎样运用，你独特的那种文学思维，去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我想知道。谢谢。

　　答：是这样，首先我的观点就是说，生活无需特别体验。在过去来说，好像去体验煤矿生活。我觉得其实一个作家，就是说如果你生命中最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无需特别去体验。那么作为女性作家，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热情的一个很正常的女人。所以我觉得不需要体验，我就把我感受到的，我从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你想释放的东西和压抑的东西，和你每天遇到的东西。我是特别爱记的一个人，这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记的还不是记格言记什么，我记特别细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我帮助挺大的，随时我生活中所有的感觉，我都会记下来。我都会用在我的小说中。那么作为一个女性，我想可能就是说，总有那么一群女性，作为很多女性的代言。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做写作这个工作。有的人属于分享，他静静地阅读。我上次开六代会，就碰见一个，他还是一个男的，因为我的小说读者，是女性比较多。一个男的，他拿着我的6本小说。他说：赵凝，我就差一本没买到，你的每一本书我都读。然后我觉得挺惊讶的，因为这样的角色，女孩我遇到的挺多的。但是男人，一个小伙子，所以我就觉得，男性也是分享你的生命体验。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现在该收场了。我也抓紧时间，就是女人们对男性话语下，女人处于从属位置，好像有意见。那么赵女士，在自己的小说当中呢，就要以女主人为主角，而男人处于从属的地位，那这是玩笑话。其实作为男人和女人来说，我想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吧，说得非常好，就是彼此用信任交换信任，用爱来交换爱，女人需要男人去爱，男人同样需要女人去爱。男人不爱女人，女人是会抛弃你的，不爱让你走开，女人。那么女人也好，男人也好。我想还是让我们共同地去珍爱对方，去营造一个爱的空间，爱的世界。最后呢，让我们感谢赵凝女士，今天为我们做了一场很好的演讲。（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旗人作家老舍-关纪新

　　主讲人简介：

　　关纪新：1949年12月生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满族；1982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获学士学位；1999年起，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起，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副教授；2002年9月起，被聘为该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教授；1998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学术成果：2000年10月，学术著作《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999年10月，学术著作《老舍评传》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9年10月，文学论文《老舍，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获民族文学杂志社“建国五十周年征文优秀作品奖”。1994年10月，学术图集《中国满族》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三等奖”。

　　内容简介：

　　我们祖国的灿烂文化，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著名的现代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满族人。“满族”出身对于老舍和他的艺术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在意义。老舍先生出生在清末京师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他的先人一直是清代护卫北京城的旗兵。清代八旗下层官兵不仅承担着保卫国家统一人民安定的职责，同时因为“八旗生计”问题的长期困扰，普遍处于相当低下的生存状态。父亲在庚子年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役中为国捐躯，使老舍自幼便懂得了爱国的人生要义，他的情操、性格、处事方式，都有着他的旗人父母影响的影子，这对他的一生都起了作用。

　　老舍的祖上属于满族的正红旗。有清一代正红旗的驻地在北京城的西北部位，老舍对这一带的社会生活极为熟悉，他写了一辈子北京人的故事，也大多发生在北京的西北部位。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从他的精神世界到他的艺术根基，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种种民族文化的烙印。清末，为八旗制度严格束缚的旗人们，痛苦郁闷，愁里寻欢、苦中作乐是他们的人生基本功，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满族人大多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老舍就是在这种融会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这种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例如《赵子曰》、《二马》等），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水乳浑然（例如《离婚》、《牛天赐传》等）。老舍出身于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体认。同时，他又成长于北京这个中原文化腹地，这个自古以来各民族充分交往的大都市，对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领会和接受。他一生曾经多次旅居国外，对东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有很自觉的思考。他因此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多民族文化思维参照系统。作为一位热爱中华民族，也关注自己满族历史命运的作家，老舍在他的创作中继承鲁迅的传统，着力解剖民族性的优长与缺陷，尤其是《正红旗下》、《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达到了罕见的深度，都堪称是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忧思录与备忘录，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老舍在这一方面的杰出贡献，也得益于小民族出身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位置对他的启迪作用。

　　（全文）

　　我们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一位满族人。这一点，在各类文学读物中均有说明。那么，“满族”二字对于老舍来说，是否只是意味着他的户口本上一个栏目跟我们大多数人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可能许多朋友都没有想过。好，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老舍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京师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

　　所谓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类兵民一体化组织中的人们的总称。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在当初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8种旗帜为标志的8个方面军。这8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镶白旗、正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后来，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3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的设置，随后成了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这种制度的人预料不到的社会难题。从乾隆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统治者伤透了脑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闲散旗人（满语称‘苏拉’）”，这不仅导致许多下层旗人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渐渐失去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到了清末，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等所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社会上习惯以“旗族”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情况下，“八旗生计”的问题对于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来说，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老舍的祖上，不知从那一辈开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圈子。

　　在满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隶属于正红旗。因为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家族在清朝入关后有过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年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当于现在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的将士及家眷居住，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被迁移到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崇文、宣武两区。在内城，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相关地段。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于是，内城的确像历史学家后来常说起的那样——“就像一个大兵营”。这种严整的格局，到清中期开始稍稍地模糊起来，因为旗人们没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们打交道，旗人贵族更不能戒除看戏娱乐等需求，他们得随时跟外民族交往，渐渐地，原来住在外城的“民人”（在清代，这是一个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也有少量搬进了内城，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八旗生计”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贫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着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可资容身之处搬迁。虽说有了这样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区划，却直到清朝灭亡以前，没有大的变更。在京城八旗区划内分别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这8个衙门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务，还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全都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战死在外地，尸骨都应当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统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东北地区移到北京的整体部署一致的。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

　　清代末年，老舍父亲永寿家，就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就是从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头一条胡同。这里距离西直门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老舍的历代先人就没有离开他们的这片“热土”太远。那些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记忆已变得模糊了，不过是在老人们为了满足忆旧情感需要时，才提提祖籍“长白”的说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们，把北京认作了乡土，把北京作为家乡来亲近，“京师即故乡”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已经成了北京城地道的“土著”。

　　可是，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可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没有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家向南、向西，都只经过几十米，便会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正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想，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也许能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证的，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与升华的，这里深扎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曾经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而这个发现所支持着的，我想，应当是这样的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够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在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民族“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清代初年八旗制度曾明文规定，“京旗”将士未经许可，断不可私自离开本旗范围太远，违者以逃旗治罪，并将家眷、财物充公。也许，就是这样的跟老舍本人并不相干的早年间的旗族制度，一直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了某种潜在的精神拉动？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这是一个明确的、有着相当重要底蕴的事实。老舍是满族人，是北京人，再加上他出身于下层穷苦市民阶层，这3个基本属性，正是营造起他那辉煌艺术殿堂的3个最初的社会人文支撑点。

　　老舍父亲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诸兵种中的一支，任务是负责捍卫整个京师的安宁。许多年来，社会上曾经人云亦云地传布着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堕落人物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有清一代，满民族为我们祖国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它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民族。直至清代末年，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早年间形成的为爱国护民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依然是相当牢固的。直到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多有记载。以至于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亲笔写文章，高度赞扬八旗官兵保卫国家的壮烈之举。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八旗士兵们，即便家徒四壁，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费购置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语儿，还是那么一句落地有声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他们一贯地忠勇可敬，饥寒困苦并没有磨损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爱国报国之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八旗军人们为护卫祖国的首都而喋血奋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场景。而老舍的父亲永寿，也就是在这一场战斗中尽忠殉国的。

　　幼年的老舍，却吃少喝，发育很晚，可是论懂事，却比一般小康人家的孩子要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些事情留有终身不能磨灭的记忆：比如，每年都要有几趟，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死去的父亲上坟。母亲要告诉他：咱们是旗人，庚子年间，你的父亲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剌”！再比如，他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那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证明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巴亚喇”时候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使用的一枚通行证。还比如，母亲曾多次讲过他怎样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吐了一口气》），是直接与庆春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随着父亲的故事在心中扎下了根，幼年的老舍也渐渐地体会到了父辈八旗将士们的爱国情感，明白了：作为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是人生的头一宗大事情。今天，我们重新提起老舍先生的这段童年往事，不难想到的是，日后成为大作家的老舍，对于北京城这片撒下过父兄们热血的土地，会持有什么样的情感，对于父辈以及世代八旗将士以血汗和性命来开拓、捍卫的祖国，会持有什么样的情感！老舍一生极具爱国情操，从青年时代起就异常地忧国忧民，早期作品无一不是这种情感的突出表达。1937年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爆发以后，他毅然抛弃舒适宽裕的大学教授生活，舍下妻子儿女，以一位著名作家的身份投身艰难困苦的抗敌文化工作，为社会各界做出了令人感叹的表率。他在当时给一位友人的信里，提到自己与妻子的分手，说：“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为了国家，文化人老舍是用兵一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妻子。在他和同样是旗人出身的妻子胡絜青心目中，显然都有八旗先人们慷慨赴战卫国殉国的榜样。

　　在老舍母亲的身上，也有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老舍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都是那么的值得捉摸、令人尊重，都是应当作为生活规范的。

　　母亲像许多八旗妇女一样，干练、勤快、手巧，而且还继承了满人急公好义的传统品行，她特别乐于助人，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哪怕是为人家的婴儿“洗三”，给周围的孩子剃头，为邻里少妇们“绞脸儿”，她都是有求必应，实心实意地去做；

　　母亲最肯吃亏，不仅从不跟旁人为点儿小事斗气，甚至心甘情愿地伺候了自己那守寡的大姑子好多年，到这位一向脾气不济的大姑子寿终正寝，她还把大姑子的所有遗物，爽快地交给了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在满人的传统习俗中，一向有女性终生在娘家享有较高位置的习俗，据说，这种习俗的形成，既和早期满族妇女未受过“三从四德”观念灌输有关，同时，也因为旗人女儿在出阁前均保留有被选为“秀女”的机会，所以从小都受到另眼看待。老舍母亲长年以礼奉养大姑子，在这样的民俗中，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母亲坚忍、要强，把尊严看得很重，在一切大悲大难底下，她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我的母亲》），眼泪只往心里落，平时她一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里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这和满族妇女的自我认定有关系，她们时时记挂着：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

　　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

　　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到了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久久地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

　　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我的母亲》）老派的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但是，她总是充满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生活难关。

　　老舍后来在谈到自己毕生的第一位真正的教师——母亲时，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亲》）

　　老舍一生，经受了比母亲要复杂得多的生存环境，更应对过许许多多预想不到的关坎与磨难，但是，只要是知情者，都不难发现，他待人处事的习性、方式、原则、风度，常常与母亲如出一辙。他毕生乐于救助穷苦人和弱势群体，自己吃亏反倒十分安然；他为人处世宽容大气，同时又要强自尊，守秩序爱清洁，严格自律；他一贯喜爱动植物，晚年居住在东城富强胡同“丹柿小院”的时候，他那横竖没几步就能走到边的院子里，被满满当当地种上了花草，满人的爱花嗜好，被推向了极致，院里、屋里，到处都是花，有昙花、银星海棠、柱顶红、兰花、腊梅、山影、枸杞、令箭荷花、仙客来、太平花，还有出自一百多个品种的三百多棵菊花！他出了名地好客，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的老舍，晚年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老舍的家，会变成了大家的欢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痛快极了，欢畅之时，赵树理扯着嗓子“吼”过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酩酊大醉能够滑到了桌子底下……也有的时候，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我们说，正是从老舍的童年时代起，母亲就或有意或无意地，把一种带有明显的满族特征的生命模式传给了他。他一生都保持了这样的人格特点，给他的朋友以及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假如我们回首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前期以至于中期，便会发现，在有成就的作家当中，其多数人都来自于社会的中上层家庭，像老舍这样出身于城市社会底层的作家，并不多见。老舍除了出身寒门，同时又是出身于少数民族，他，是直接从一位满族母亲那里获取了人生基础教育的，这就更可谓只此一例了。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一下老舍先生的满族出身和它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精神性格养成。下面，再来说说这位满族作家，他的作品是怎样地体现着满族文学的特质，是怎样地在艺术风格中间体现出满族文学的独特风采的。

　　大家都知道，老舍最擅长写的是旧北京的下层市民生活。这和他的满族出身直接相关。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拉洋车的、当警察的、卖艺的、干小买卖的，以至于沦落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青少年时代的老舍，与他们在命运上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后，一直满怀深情地关注着这群苦同胞的遭遇。于是，这类含有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便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文学画廊上的艺术典型。像《我这一辈子》里面当巡警的男主人公和《微神》中间沦落风尘的女主人公，都已有确实的证据，说明他们的生活原型或者直接来自作家的亲人，或者来自作家早年的恋人。就连大家熟悉的洋车夫祥子，一般来说都认为他来自“乡间”，不大可能是出于满族的生活原型，其实只要细读一下作品，结论就不会那么简单。首先，是祥子的名字，由在作品里一出现，“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就没有个姓”，而且，“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种情况，在汉族人中间很少见，也不可思议，而从清代中后期直到民国早期，在陆续改用汉字姓的北京旗人中间，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先前，旗人各自拥有的满语姓氏，就不轻易示人，常常是只有家族内部的人才知道，在满姓改作汉字姓之后，许多人家仍旧保持着这种对外示名不示姓的习惯。那时，北京的市井风俗，对旗人男性，常以这个人两个字名字的前一个字来作为代称，在对方年轻或者身份较低的时候，习惯于称之为“×（即两字名的前一个字）子”，而在对方年长或者身份较高的时候，则习惯于称之为“×爷”（比如一个人名叫“瑞英”，年少时大家就叫他“瑞子”，年长时大家就叫他“瑞爷”）。其次，是祥子的语言，虽说他是个不大好说话的人，但每一开口，却总是一口明显的“京片子”味儿，而不是京外或者京郊农民的言谈和腔调，这证实了他在语言文化的归属上，跟故都以内的老住户们，原本就具有某种一致性（老舍写这部作品时，十分注意让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譬如：天津人杨太太的话语，就是“怎吗札？”等等）。再其次，是祥子好清洁、讲义气、懂礼貌的性格，在潦倒堕落之前，他特别的好干净，不管是在车厂子里还是到宅门儿里，总是眼勤手勤地主动打扫各处，“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这种“洁癖”式的穷人，在任何地方的农民中间都不易见到，而在当时的旗族中间却多得很。祥子起先又具备待人处世古道侠肠的一面，他肯于自己掏钱，给冻饿将死的老车夫祖孙买包子吃，摔坏了曹先生的车，立即想到该赔人家，等等，都体现出一种比人们常见的小农或者小市民们更近于古典的精神特点。还有，初来城里，他甚至于“最忌讳随便骂街”，这也并不是一般农民做得到的，据京城老年人讲，只有传统的旗人，才顶不习惯张口就骂人，他们之间产生了不愉快，有的竟然只能以说一句“我实在地恨您”来发泄。还有，祥子的茕茕孑立的处境，他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就没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在民国初年的故都生活中，哪种人才有可能这般遭世间冷遇呢，恐怕也只有旗人了。说祥子很像是旗人出身，从上述诸项中间可得到推测。然而，一个突出的障碍是，祥子18岁以前不是城里人，他“生长在乡间”，有这一条，似乎是又难以解释他怎么可能是旗人了。我想，即便祥子是生长于乡间，也依旧不能排除他是个旗人的可能性，因为，清代的京旗满族，并不都驻扎在京师的城圈以里，在城外乡间驻扎的，还有成规模、成建制的3支八旗部队及其家眷，就是所谓的“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其中的火器营和健锐营，属于作战的机动队，分别驻扎在京西的蓝靛厂和香山脚下，而圆明园八旗则是长期护卫皇家园林的部队，其位置也在西北郊。外三营的旗兵及其家小，因为世居郊外，与京师城内的市井习气彼此相对隔离，所以直至清末民初，仍较少受到荒嬉怠惰风气的侵蚀，较好地保持了纯朴、倔强和勇武的传统。清廷垮台后，外三营的许多旗人，只好就地改事农耕，他们本来就缺少农耕技能，加上军阀连年混战引起的掠夺和摧残，不少人在田地间谋不出生路，就只好丢掉土地，投奔到了城里来。这样的情况很多。小说里面说祥子“失去了父母（他们会不会是死于战乱？）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与这一历史现实正好相吻合。假若这种分析有些道理的话，那么，顺理成章地获得相互证实的，还有以下两点：一，祥子因为自小在京西地区的旗人居住地长大，所以才对那里的若干地名以及走行路线，特别熟悉，为了从被乱兵掳去的地方跑回城里，“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二，他虽然生长在京外乡间，对在那里长期居留并且从事农业劳动，却本能地没有兴趣；他把古城北平当成“他的惟一的朋友”；进城后，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他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城都是他的家”。后来，每逢在城里实在困厄到了极点的时刻，他也总是明确地告诉自己：“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可见，祥子从其心理和文化（虽然他并没有太高的文化）上讲，是绝对属于这座古城的。如果他不是旗人，大约是难有这份精神归属感的。

　　满族作家老舍在自己的前期写作生涯中，事实上常常写到满族人的命运与生活，但是，他却极少说明作品中间人物的满族身份。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作为满族文学的传人，50岁之前的老舍生不逢时，当时的他面临着不利于发展本民族文学的特殊历史时期。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权，终止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伟大的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其后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反满”情绪风行于市，满族群众遭到空前的歧视虐待，侮辱嘲弄，甚至殃及生命。满族人抬不起头，为逃避民族歧视，不少人隐瞒民族成分，有的被迫更名改姓。满族作家老舍的民族心理也陷入无法排解的压抑之中。他只好普遍隐去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满族身份，就和他的许多同胞在现实中所做的一样。一个异常微妙的现象，在老舍前期的创作中出现了：笔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乃至于写作风格都带着底蕴十足的满族特质，而从表层观察，却难以轻易看出这是一位满族作家在进行着具有满族文学性质的创作。

　　老舍前期的大量创作，没有能够鲜明地体现出满族文学的外在特征，责任完全不在作家个人。应该指出的是，未能全面显示满族文学外在特征的老舍作品，由于已然具备了充分的和内在的满族文学特质，今天的人们如能用科学的目光去看问题，也还是得承认，它们仍然是属于满族文学范畴的。老舍，这位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极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社会逆境里，能为民族文学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成就，已经是极为不易的了。

　　老舍身为一个满族人，一位满族作家，他的民族心理的整体开放，是在年过半百之后的事。进入共和国时代的老舍，注意到执政党奉行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前期，政府认定了满族作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国家级的议事场所（老舍本人就获得了这种荣誉）。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里面成了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副主席……他找到了少数民族地位上升的实感。他知道旧时代弥漫于世间的民族偏见，正在得到纠正。他有机会去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亲自考察满族和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况。让他最激动的，就是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满族同胞，在社会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之路。老舍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掩饰个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们熟知的满族代表人物。身为作家，他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把久久激荡于怀的民族情感兑现和抒发出来。

　　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推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座谈会，老舍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他跟不同民族的作家齐集一堂，异常兴奋。各族作家见到他这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文学前辈，高兴极了，说，中国作家协会应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就选老舍先生来当委员长好了！老舍给大家作了个揖，连说：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们，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话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北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题为《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发言，提出：“以汉族文学史去代表中国文学史显然有失妥当，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今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无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包括进去。”这一年，他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中，在全面介绍各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的时候，有这样一句短语：“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在共和国创建前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全面振兴的历史阶段，老舍已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摆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大格局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和社会影响，为民族文学的成长壮大，奔走呼号，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老舍青年时代走上文坛时，就有写出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的愿望。他曾计划写一部反映清末社会生活的家传体长篇小说，却一直无法将它写出来，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涉及满族社会内容，在当时很难被世间接受。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前期，他终于感到可以放手写这部在心中酝酿了大半生的大作品了。1961年年底，他开始了这次异常重要的创作活动——撰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作家出身于清代末年正红旗满洲，“正红旗下”的意思，就是“在八旗之一正红旗辖制之下的旗人们”。由题目开始，作家就要让小说明确显示出满族文学的独特风采。

　　《正红旗下》，是一幅浓墨重彩地描绘19世纪末北京满族社会生活的艺术画卷。作者于世相百态的精雕细刻间，写出了时代变迁关头满族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势。作品由京城贫苦旗兵家的“老儿子”降生起笔，通过满族各类人物饶有特点的活动，深入叙写了旗人们的经济处境和文化位置，表现了生活在“八旗制度”下的人们迥异的心理状态：一些人寄生于这一制度之内，成天浑浑噩噩，对维新变法充满恐惧，已成了民族发展可怕的障碍；而另一类人，则看清了“八旗制度”的腐败，意欲挣脱这种制度的束缚，走向自食其利的道路，代表了导引民族走出困境的光明前景。小说还涉及了大的社会斗争内容，以一个青年义和团民的出现，烘托出当时遍及城乡的义和团大事件。外辱临头，也引起了旗人群体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正红旗下》好似一部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作为清皇朝基础的八旗社会，展现了清政权落花流水般地不可收拾，使读者看到，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做大幅度变革的程度，旗族要冲出社会牢笼，民族要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的必然。

　　老舍在写《正红旗下》之初想象不到的是，这部将展示他最高文学功力的满族文学作品，刚写出开篇部分的11章8万字，中国文坛上空风云突变。先是出现将长篇小说创作大都指责为“利用小说反党”，之后又掀起所谓文艺必须“大写十三年”（只准写共和国期间的“新人新事”）的浪头。老舍无奈，只好把《正红旗下》这部浸透大半生心血构思的小说创作活动中断下来。此后，文学界的极“左”势头更为严重，老舍本人也在“文革”开始时辞别人世，于是，《正红旗下》——这部作家完全可以调动毕生艺术积累来创作的足以传世的大作品，便再也无缘以完整面目与读者见面了。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成了老舍的艺术“绝唱”。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舍何以走上艺术道路。

　　清代后期，京城满族已经将自己由早年间单纯尚武的民族，逐步改造成了一个相当艺术化的社会群体。究其原因，我想大概有三点：1，自从清初确立“八旗制度”以来，一代代的旗人子弟，被束缚在当兵吃饷的道路上，尤其是下层旗人，从婴儿出世，八旗衙门就记去了姓名，统治者用少得可怜的“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生自由，当兵成了旗人们活在世上的惟一前程，日子不管过得多么惨，也不许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不许擅离驻地，人要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这显然是人生的大悲剧。鉴于八旗制度对族内成员们人身自由的严重束缚，人们精神上的苦闷亟须排解，将日常的精力和注意力，转而投注到艺术性的自娱自乐活动中间来，确实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解脱方法；而这种方法，又是不会触犯八旗制度的；人们虽然没了人身自由，却有着除了作为军人执行公务而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将它消耗在艺术消遣上面，当局还是可以体察和容忍的。2，满族人身为旗下人，家家都有一份俗称“铁杆庄稼”的钱粮，它也从一定程度保证了旗人们用较多的精力来投入艺术，却不至于马上就引发生存危机加剧。上层旗人有时甚至可以一掷千金地去玩儿艺术，因为他们既有实力却又没有别的用项，经商办实业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被明令禁止的。而下层旗人呢，生计再困顿，也不会因为你不去用自娱自乐的艺术方式打发光阴，就多出一线生机，那就苦中寻欢悲里找乐吧，索性以狂歌当“餐”，艺术最不济也许还会变出这么一点实用价值。3，满族先民的文化遗产中间，本来就包括着对艺术的热衷与嗜好。

　　这种人类童年产生于蒙昧时代的艺术兴致，原本就具有某种调节精神失重的功能。而此时这种艺术欲求由于顺应了八旗制度造成人生悲剧所带来的精神需要，又有旗族全体享有“军事供给制”所提供的生存保障，便烈火干柴般地被点燃起来，最终也就成全了满族的艺术化自我打磨过程。至清代晚期，满民族在这条艺术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出去了很远很远。他们差不多已经做到了将生活艺术化，将精神艺术化，将文化艺术化。在“讲排场，讲规矩，咳嗽一声都像唱大戏”的氛围里，都市满族的民族文化可以说较清初时节来说，已经大为异化了。这种异化虽然有着汉族文化影响的明显痕迹，却又并不全面地显示出与汉族文化的同构性质。它尽管带有京师及其他一些大都市市井生活的色彩，却因为旗族一直还保持着半军事化的性质，保持着“皇家子民”的特殊地位，而使这种都市旗族文化比起一般的都市市民文化说来，显示出某些居高临下和矜持优雅的气质。清代晚期的满族都市文化，与人们经常谈到的其他各种社会文化或民族文化，有共性也有差异。它是一个多重文化的混合体。其中既有满族初民原始文化的遗响，也有中原汉地精致文化的熏陶；既带有滞后于历史发展的封建农奴制的精神无奈（满人生而为旗人，生而为兵，原则上都是皇家的奴隶，都得自称是皇家的“奴才”，终身没有人身自由），又融入了全民族不甘禁锢奋力放飞艺术之梦的浪漫；既体现出近代都市社会俚俗文化的基调，又凸显着因世代食取“皇粮”为生而养成的一种自得、散淡、雍容及大度的胸襟。

　　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也就是自“庚子之乱”起，到辛亥革命过后的一个阶段，北京的旗人社会虽然经过了几度的动荡，但基本上还能维系着原来的大模样。由数十万计的满洲旗人、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共同构成的京城八旗社区，是到了大约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慢慢地散落开来的。作为一名曾经身临其间的京城旗族底层少年，老舍的精神世界，不可避免地被打下种种旗族文化的烙印，这属于客观存在使然，也是有迹可寻的事实。世间存在过的一切人们，平凡人物也罢，杰出人物也罢，他们的教养选择，永远也超不出自身所能得到的外界条件提供。作家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他们的作品，也同样反映着自身的社会存在及文化拥有。在人们研究中国文学史上诸多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为了防止随时可能蹈入某些容易蹈入的误区，不应该忘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这句民间格言的深刻提示，不应忘记，每一位作家的个性，都发轫于他所处的人文环境。

　　老舍在他的成长时期，曾经与本民族的文化习养以及社会流变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童年时期，从母亲身上学得的许多秉性、品德，其中蕴含着满族的文化特质。在青少年时期，他又从旗族的文化社区里，濡染着各式各样的传统风习，正好与他自幼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内容相衔接。

　　贫寒难捱，是长久以来落入“八旗生计”陷阱的下层旗人最大的感受。他们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能摆脱这种困境，但是做不到，一代又一代，旗人的儿女还得是旗人，谁也挣不掉八旗制度的束缚。这实在是个绝大的人生悲剧。而悲剧又不只是为穷旗人们所专设，即使是旗族中间的贵胄也活得不是那么痛快，他们虽无冻馁之忧，却同样没有随意离开府邸出游外埠的权利，任凭有多少财富，却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这虽然要比天天挣扎在贫困线上好得多，可也同样是场悲剧。在这种种世代承袭的人生悲剧里，旗人们精神上的苦闷抑郁可想而知。他们只好变着法子找寻心灵间哪怕是暂时的安慰和平衡，于是，文化艺术，也就成了他们调节自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这上面，他们肯花大力气。渐渐地，就养成了几乎整个民族的艺术志好。起初，在艺术追求上，还看得出明显的分野，上层有闲子弟多在琴棋书画等较为书斋式的领域里展露才华，出了不少专门家；而下层穷苦旗人，则往往到吹拉弹唱等习见的文娱形式里寄托艺术实力，其中同样也出了不少专门家。后来，贵族阶层在艺术生活方面的世俗化走势，也一天天地鲜明。对这种种文艺习尚，清代统治者并不过多干预。只是还有一项规定，旗人们要“玩儿”艺术可以，但只许自娱自乐，绝不可以“下海”，也就是不得以艺术表演谋生，不得成为职业演员。全民族生活的“艺术化”倾向，后来愈演愈烈，竟至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一直体现到：以“撇京腔”来寻求动听的语感享受、用插科打诨之类的小趣味来排遣空虚、把生活中用得着和用不着的“礼数”讲究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老舍后来在小说《四世同堂》中，对当年的旗族艺术生活场景做过清晰的描绘：“整天整年地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子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有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老舍，落生在这么一个被里里外外“艺术化”了的民族。虽然，他家和许多旗人家庭一样，穷困潦倒。但是，境况上的贫苦和文化上的“阔绰”，有时也能如此不和谐、或者说如此和谐地共熔于一炉。生计上艰难的家庭，文化上富有的民族。这，就是老舍出身其间的相悖相辅的社会环境。

　　北京话，是日后走向创作之路的舒庆春，生下来便可以享有的一大笔财富。近年来，国内的语言学者已经发表了一批论文，证实了八旗子弟（尤其是满洲人）从清初定居燕京起，近 300年间，先是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满语，随即就对京城流行的汉语言，进行了极大程度和极具耐性的改造，京腔京韵，恰恰是经过了一代代视语言为艺术的满人不懈的锤炼、把玩，才变成了今天这般地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老舍晚年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间，也就此不无自豪地写过：“至于北京话呀，他（指作品中人物‘我’的表哥、满族青年福海──引者注）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看来，早年间的老舍，就对“京腔京韵”跟旗人社区的特殊关系，有了切身感受。他的早期习作，已经显示出对京语大白话出色的驾驭能力。“五四”以后，白话文写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种突出追求，但是，许多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本人却受到种种局限而写不出典范的白话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方言的运气来了，被确定为中国现代“国语”标准音，旧日旗人们用一生精力把玩语音锤炼语言的生活情趣，没想到在这里恰恰和时代的文化需求迎面撞了个满怀！老舍正是极大限度地得益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优势，也极大限度地得益于他所置身其间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变迁，他在现代文坛上率先表现出对北京方言白话无条件的信任与最有力的张扬，再加上个人毕生始终不渝地努力地切磋琢磨，才使他在写作上获得了运斤如风、得心应手地驱遣调动北京话，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通盘地准确地把握住，再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这样的超凡之功，才成了中国现代作家中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老舍在文学创作语言方面所体现的民族文化背景，曾经为一些著名学者所看重。胡适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周作人也曾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日文本〈骆驼祥子〉序言》）。

　　到了辛亥前的一段时间，朝廷对一些有勇气的满人把先前的艺术自娱变为谋生职业的行为，已然失控。像黄润甫、汪笑侬、陈德霖、龚云甫、钱金福、慈瑞全等等堪称一代宗师的京剧名角儿，像双厚坪、抓髻赵、德寿山、金万昌、荣剑尘、谢芮芝、品正三、常澍田等等北方近代曲艺的鼻祖人物，都是清廷垮台以前就义无反顾地转为职业演员的满人。即使是出身于爱新觉罗皇族的红豆馆主、清逸居士、卧云居士等一批著名的京戏“票友”（即名义上不“下海”而实际上差不多毕生醉心于戏曲表演艺术的人），也几乎是随时地演出于自组的“票房”（非赢利的演出场所）之中。到了辛亥之后，旗人们迫于生计而涌入演艺界的情形，更是大潮涌动，仅只京剧界，就出现了“青衣泰斗”陈德霖、“老旦领袖”龚云甫、“丑行三大士”之一慈瑞全、“十全大净”金少山、“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和尚小云、“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以及金仲仁、杭子和、李万春、厉慧良、关肃霜等大师级的艺术家。老北京儿们都知道，在民国年间的京剧和曲艺舞台上，才艺超群的满族艺术家不胜列举。可以不夸张地说，到了清末民初，旗族艺术家们已经稳稳地占据了京城演艺界的“半壁江山”。

　　学生时代的老舍，生活困窘，无力过多地观赏旗人们喜好的各类艺术表演。但是，艺术常常是人生在世万难抵御的一种诱惑，他但凡有了接近艺术的机会，总是不肯轻易放过。读小学时，他每每在放学之后，跟随比他囊中略为宽裕的满族同窗罗常培，到各处的小茶馆，兴致盎然地听评书。他说，“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片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习惯》）他还自豪地说过，少年时代的自己已经“会听戏”了，曾有幸欣赏过京戏名角儿谭鑫培和郝寿臣的戏，还听过“鼓书大王”刘宝全的演唱。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对伸出期间的教育界丑恶现状很不满，于是想到：何不把从前没机会兑现的兴趣愿望也兑现一下？他开始用心地去泡“戏园子”，听名角儿，学京戏流派唱腔。过去，他常听人们说道“满人不懂京戏就不算满人”，更见到过许多满人都能时不时地露几手“二黄”、“西皮”上边的绝活儿，羡慕得很，可是自己没有工夫，更没有经济实力来支持这种艺术兴趣，这时终究遂了愿。没多久，顶有灵性的老舍，就能唱出不少又成段儿又够味儿的京戏了，他三分自豪、七分解嘲地宣布：“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小型的复活》）其实，老舍这里所言太谦虚，后来他的朋友们时常回忆说，他在一些聚会上给大家唱过不少京戏段子，他唱老旦和黑头都唱得极棒。

　　至于文学方面的民族传统，老舍更不会觉得陌生，因为他从上小学起就偏爱文学，旗人们代代相传的文学爱好吸引着他，旗人们的传统读物也自然地进入他的浏览视线。由于清朝定都中原以后几代君主的垂范作用，清代的八旗子弟中间，产生过大批的文人墨客，仅流传下来作品集的，就有上千位。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及其词作《饮水词》、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曹雪芹及其长篇小说《红楼梦》、满洲镶蓝旗顾太清（西林春）及其词作《东海渔歌》、满洲镶红旗费莫文康及其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等等，都在中华文学史上，享有或突出或重要的地位。富有民族情感而且倾心于文学的庆春，当然会以本民族出现过这样的文学伟绩而感到骄傲，更会从这些民族文学的厚重积淀中汲取营养。这种在文学道路上的文化认同，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他后来的创作取向。

　　清代的满人，既然早就已经把本民族的中心立足点迁移到了北京，并且还亲切地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故乡，那么，京城的各样风俗，也就难免地要受到满人文化传统这把“筛子”的过滤。满洲人在当皇帝，一当就当了二三百年，市井间的种种风气，转向满洲人喜好和易于接受的样式，不足为奇，这与人们常讲的“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大概是一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想问题，清代的满人们，的确是把京俗改造成了新型的“满汉全席”式的满俗，也把满俗跟京俗在心里划上了一个等号。老舍早年生活在京城的时候，这个等号还存在，京城世风还远不像20世纪晚近阶段那样，被搅入了太多的南北文化和欧美异质文化。老舍脑海中记挂了一辈子的故都民俗──年节的、婚嫁的、育儿的、丧葬的、起居的、饮食的、商贸的、娱乐的、风物的、心理的……可以说，都与老年间的满习息息相通。而他的文学作品，后来被众多的研究者认作旧是北京市井风俗的百科全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老舍一生，最流连、最动情、最敏感、最关切的，是文化。文化，是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大千万象，民族属性是它各种属性中重要的一个；当然，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核心信息都来自于历史深处，故而民族文化都必定要归属于某种特定的历史传统，这也是不言自明的。一个具体的人，完全可能会在成年以后经历到多重文化的感召，取得一种更加辩证的文化思维，但是，恐怕谁也做不到，从少年时代起，就从属于多重文化角度。在老舍踏上人生漫漫行程的开始阶段，他的早期文化归位，带着清晰的满族文化属性，这是从大量事实出发所引出的判断。这个判断，也是说得清和讲得通的。

　　老舍在文学创作上面的又一个鲜明特征，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的艺术风格。他一生的代表作，悲剧居多，可这些悲剧又往往以独创的幽默特色著称。用幽默笔法写悲剧，是老舍独树一帜的写作专长。老舍的这一风格，也源起于满民族的历史悲剧以及北京旗族的精神气质。清末，生活在“笼子”里的旗人们，痛苦郁闷，为了稍获解脱，在压抑的社会阴影里，他们总是以彼此戏谑调侃来应付惨淡的人生；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下滑了一大截，本已就有着沧桑感、幽默感和艺术感的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京城旗人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老舍就是在这种融会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他往往冷眼旁观地去发现各色人等的可笑之处——“痒痒肉儿”，“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这种幽默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例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早期小说中的幽默就明显带有下意识表达的迹象），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的水乳整合（例如《离婚》、《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都在这方面极可称道）。可以说，老舍式的幽默艺术格调，正是出于作家对京城满族精神文化习性的汲取、包容和提升。

　　多才多艺，是老舍同时代许多满人的一大特点。老舍也不例外。生前身后，他得到过诸多的称谓：小说家、戏剧家、曲艺家、散文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诗人、书法家、书画鉴赏家……真是个“拳打脚踢”的多面手。早年，他参与了把古典名著《金瓶梅》翻译成英文的工作；晚年，他又把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作品《苹果车》译成中文。各种才艺融会贯通的老舍，抗战八年间，担任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繁重会务，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写出了三部长篇、六七个短篇、一部长诗、八本话剧、四五出戏曲，以及没法估算的杂文、鼓词、数来宝等形式的作品，简直令人为之目眩。

　　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里面，也许再没有人比老舍更热衷于俗文艺及民间曲艺了。抗战期间，他深入民间艺人，如饥似渴地钻研相声、大鼓、快板、扬琴等曲艺形式，不但给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段子，还曾经亲自粉墨登场和民间艺人同台献艺。20世纪50年代初，他为了让旧的相声艺术获得新生，把写相声新作当成本份事，做了大量让人们铭记不忘的工作。由他倡导，北京出现了一个以各种曲艺曲牌来设计唱腔的新剧种——曲剧，他还为这个剧中写了第一出大戏《柳树井》。最叫人们玩味不尽的，是他时常在小说和话剧创作中巧妙地融入曲艺艺术成分，从《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直到《茶馆》，都让曲艺艺术在中间放射出迷人的魅力。

　　许多人讲起老舍跟曲艺艺术的不解之缘，都在赞叹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不避世俗眼光，不端名人架子，甘愿为民间艺术登大雅之堂鸣锣开道。这样的评价固然不错，而殊不知，他对曲艺艺术的特殊情感，还是来自于他的满族文化根底。说唱艺术原来就是满族先民在漫长的渔猎生产阶段的习惯嗜好。入关之后，都市旗族把这种嗜好移植到“清音子弟书”、“八角鼓”等新创制的满族曲艺样式上头，一批文化水准很高社会地位较低的满族文人，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鼓书名段子，这些作品不仅大俗大雅雅俗共赏，而且据大学者郑振铎评价，是有效地扭转了中国汉语文学历来极为短缺长篇叙事诗的局面。老舍自幼就生活在本民族曲艺嗜好的包围之中，他太熟悉太热爱这些地地道的民间“玩意儿”了，一旦社会有需求，他就会立即去取来这件艺术上的轻武器。

　　关于旗人作家老舍，我们以上谈到的已经不少了。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大题目下面，恐怕还有一点，也是特别应当说到的，那就是，作为一位满族出身的杰出作家，老舍并不仅仅是在作品中写了他的民族，体现了他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民族艺术风格，他还充分感受着时代的精神洗礼，站在20世纪人文与社会性思考的制高点，充分利用自己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满族的文化位置和心理感受，向创作里面注入了极其严肃的沉甸甸的思考。老舍生在满民族的多事之秋，这个曾经奋发、曾经辉煌过的小民族，到了老舍的时代，正面对着空前的坎坷跌宕和沧桑沉浮。老舍的一生，是与出身其间的满民族休戚相关的，作为一位大作家，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过超乎常人想像的沉思与反省。同时，他又成长于北京这个中原文化腹地，这个自古以来各民族高度交往的大都市，对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领会和接受。他一生曾经多次旅居国外，对东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更有很自觉的思考。他因此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多民族文化思维参照系统。作为一位热爱中华民族，也关注自己满族历史命运的作家，老舍着力解剖民族性的优长与缺陷，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达到了罕见的深度，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早在1928年写作《二马》的时候，他就怀着写“自己人”中的某一个的感觉，写出了一位来自东方“老民族”的“老分子”——二马中的父亲老马，在当时西方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生存期间的文化尴尬。作家在小说里写入了下面一段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文字：

　　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地呜呼哀哉了！

　　后来，老舍继续在他的大量作品里面，既形象又寓意深刻地注入对自己民族——满族的文化批判，例如《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大地龙蛇》、《面子问题》、《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龙须沟》、《茶馆》等，都体现了他以高度的民族使命感审视自我民族精神疾患的神圣忧思。到了写家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时候，他将自己毕生对满族历史及文化教训的痛切检讨发挥到了极致。小说写道：旗人生活几乎全部艺术化了，像“我”这个穷旗兵的儿子，“洗三”以及“办满月”都须花大力气应酬一番，在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上，一切须合乎礼数，“必须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儿子的表姐，好来与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兄弟的寡嫂，做极细致地分析比较，使他们的位置各得其所，心服口服”。至于阔绰些的旗人，便更是把自己的生活艺术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成天沉溺在唱戏、养蛐蛐和“满天飞元宝”上面，还要效法汉族文人的样儿，在人名之外起上个“十分风雅”的号。把生命的过程向艺术的层次推进，本来是人类文明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但是，像某些北京旗人这般，在自身不求进取的情况下去拥抱一种畸形的文化艺术，民族的前景可就不大妙了。作者的力笔，饱蘸沉思，写下了富有哲理的反省：“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这样尖锐的批评，由一位毕生热爱着自己民族的伟大作家口中道出，分量是极重的，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扬弃力量也是宏大的。满族，是个一向没有被人们真正说清楚的民族，在短短300年间，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又在自身发展中孕育了何等样儿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的满族作家在思考，在探讨，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最先发出了“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叹，敲响了“须要退步抽身早”的长鸣钟，可以说是这种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先声了。从清代到当代，以老舍为代表的满族文学家，又在同一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说明，满族这个在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较早“碰壁”的成员，愿意成为最先冲出历史“迷宫”的民族。其实，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哪一个没有历史教训和文化教训需要归结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识和深层次的文化省视意识，对每个力图走出历史“怪圈”从而迎头赶上现代文明的民族，都是必需的。提到传统文化，各民族作家们的感情和心理会产生复杂微妙的震荡，他们的心间，都扭结着扯也扯不开的“民族文化情结”。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尽管千差万别，然而，社会和时代的迅猛变化，已经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人，再也没法躲避自己对民族文化重构的责任了。20世纪的前期，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率先运用文学的武器，进行民族性与国民性的严肃而韧性的批判，用现代的启蒙主义思想引导国人去重塑民族的时代精神与品格。老舍是一位鲁迅新文化精神的真正传人，他的文学虽然较少鲁迅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却以自己独特的既充满规劝又不失严肃的笔触，坚持不懈地去捕捉、解剖与针砭东方“老民族”的文化旧习和心理症结。他以毕生上千万字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极其深刻又极具价值的民族文化启示录。

　　关于旗人作家老舍，实在是个很难一下子说完的话题。今天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上海记忆的追寻者 -陈丹燕

　　主讲人简介：

　　陈丹燕，1958年12月18日生于北京协和医院；1966年在上海上小学，因为口吃，很少有朋友；1972年开始写作，并在《上海少年》发表少年习作；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同时开始小说和散文创作。

　　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女中学生三部曲》；1990年发表第一部成人长篇《寒冬丽日》，开始成人文学写作；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

　　1998年开始出版上海系列《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沙拉》。

　　内容简介：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突临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使他们的精神生活一片荒芜。而像漏网的鱼一样零星散落民间的欧洲文学艺术，一经接触，立刻就成为他们的荒漠甘泉。到了八十年代，饥饿的青年看见了他们需要的食物，那些老早就翻译过来、却不许印刷了给他们看的欧洲古典小说、诗歌，一部部重印出来摆上了书架，还有让他们爱不释手的欧洲古典和现代的绘画以及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这一切滋养了他们的心灵。

　　陈丹燕是这代人中的一个。只是她似乎比常人更多一些喜欢欧洲。

　　正是因为去了欧洲，才激发她探询上海历史文化的热情。虽然半殖民地时代的上海经历过很多的血腥，经历过掠夺和践踏，但欧洲人深刻影响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泥沙俱下之中也留下了金子。抛开历史的过错，喜欢欧洲人带来的某种文明，喜欢他们留下的老房子，喜欢那种优雅的生活趣味，陈丹燕将欧洲喻为自己的精神故乡。

　　近年来，上海兴起一股怀旧之风，出现了一批怀旧之作。陈丹燕的“上海系列”另辟蹊径，提供了关于上海的另一番景象。她笔下的上海大多具有真凭实据，力求表现历史最真实的印记。她开始关注当年上海带有标志性的建筑中的带有标志性的人物。她们是上海人中的少数，但却标志着上海开始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进程。陈丹燕以其独特的个人化视角，抓牢了上海，以至形成这样的因果关系：如果一个人喜欢上海，他一定会读陈丹燕；如果一个人熟读陈丹燕，他也一定会喜欢上海。

　　海派作家陈丹燕做客《百家讲坛》倾情演绎“上海记忆的追寻者”。

　　（全文）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作家陈丹燕女士。陈老师您好。

　　陈丹燕：你好。

　　主持人：《上海的金枝玉叶》可以说是详尽地描述了戴西的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但您真正欣赏的，好像还是她历经磨难的后半生，这种苦难，而且那种在苦难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坚忍、柔韧和自尊。

　　陈丹燕：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读者是没有耐心看仔细。因为现在的潮流是要知道过去中国有多么繁华。那大家都很注意看解放前，因为解放前她是一个漂亮的人，然后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大家觉得这个很符合他们对繁华的想像，然后说你写了很多旧上海。但是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在写旧上海。因为戴西的故事，是从她一岁写到她九十岁、八十九岁，这个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生活是在新社会，是在1949年以后。这个篇幅也是1949年以后要多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那么记得住前头。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单一的苦和单一的甜都是很容易找到的。她打动我的就是她能够荣辱不惊，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中国人需要的，需要有的精神，能够特别是能够在屈辱的时候，保持自尊心，不要赖活着，就是要活得很像样子。

　　主持人：这才能够更加体现一个人的尊严的价值。

　　陈丹燕：对，我觉得她的这个故事的价值，不是在她有多么繁华，而是在就是她这个人，在历经艰难以后，还可以保持自己的尊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佩服她的地方。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难跟她有一个客观的距离，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这是人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一个真实的东西的，不是喜欢非常虚构的那个世界的这样子的一类人。所以我在写这两个传记前，我其实已经看过很多很多传记了，我觉得我最不能用的就是他想顿号引号这样的形式。另外一个我也不能够用纪录片的画外音的方式，我不能够这样做。所以在写《上海的金枝玉叶》的时候，因为我跟她有过很多交流，我觉得在交流的时候，我有很多体会。所以我就想，这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她，一个是我。就是我们两个人物是并存的。然后是我的部分我全都放在我自己的下面，是她的部分就尽量是用她自己的原来的东西，或者说是我看到的她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第三人称的，是有一个第一人称的作者面貌出现的。我觉得这样子不至于搞混，就是她的实际发生的和我的看见的我的角度。

　　主持人：由这些女性的生命的故事连缀起来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个人化的很柔软的历史，与人们通常所感觉的那种宏大、客观、坚硬的历史有非常大的不同，那您是不是更加喜欢这种个人化的历史？

　　陈丹燕：我对它更有信任感。我是一个不喜欢宏大的事情的人，我觉得那个大里边有很多假的成分，才能够这么巨大。因为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特别大的事情发生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伟大的。我更相信一个人他的感受，就这个人的具体的感受。他虽然小，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芒。

　　她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做的剧烈的牺牲，被历史完全湮没了。最后历史上的剩下的都是大的坏人和大的好人，那普通人就完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的。那我觉得就是真的能够动人的，大概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因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质量，对生活的梦想，还有在生活当中的磨难，是最真实的时代的印记。不是那些英雄，是最真实的印记。我觉得普通人的历史的故事是血肉，英雄的历史是筋骨。我们不能只是看见骷髅，我们要留一点筋骨在那里，要留一点血肉在那里，这个才是真的能够动心的地方。

　　主持人：我读到过我们国家一个著名的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叫钱满素，写过一段话，跟您写的一段话出奇地相似，就是说，一个女人在四十岁以前她的容貌是不是美丽，来自她的家庭和她的运气，那么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她生活的经历，逐渐地丰富了她的心智，四十岁以后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出她是否成熟，是否真正美丽，那么您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因为您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来关注这个女性？

　　陈丹燕：我想大概我在生活中，就是发现这句话非常对，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很年轻，所以看到世界的万物，都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阅历以后，就会慢慢地发现，其实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变化的。那大家都说容貌是不能够变化的。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是错的。就是我记得那段话是说，一个人，也不是说女人，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你要为你四十岁以后的容貌负责。因为你的父母不再对你负责了，你的心里有什么，你的容貌就有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看镜子，就看我是不是比年轻时候好看点！

　　主持人：有人说您是张爱玲的接班人，您自己好像也特别喜欢张爱玲，您最欣赏张爱玲什么地方，认可这个称呼吗？

　　陈丹燕：我不认为我会成为她的接班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写作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接班人，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非常喜欢张爱玲，我觉得她的细节非常有力量，而且她的细节证明她的天分。我很喜欢好的细节，所以我在看她的书的时候会很满足。还有呢，一个作家，一个好的作家是像她这样子的，被完全抹煞几十年以后，完全由读者选择重新再阅读她，然后重新再这么多人喜欢她。她不是被推荐的，但是她是被喜爱的。我觉得这个是她作品的生命力决定的。那我觉得我非常希望，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人；我的作品能够在不被推荐的情况下面，被读者选择。那我觉得这个是最自然的文学作品和读者的关系非常自然而且也非常动人。在这点上，我真的是很喜欢她。

　　我觉得就像巴洛克几百年地流行后会出现一个极简主义一样，就是它必须有一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细的，然后就会知道，我现在要在这么多细节里边来选择一个最有力量的细节，把其它细节全部都删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好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不是要寻找对细节的表达，而是要寻找一个最有力量的细节来表达，细节本身不错，细节过多，堆积就会变得臃肿。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王安忆笔下的上海？

　　陈丹燕：王安忆，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年做实习生的时候的老师。然后她离开做小说编辑这个工作，我就去接她的这个工作做，所以我都坐的是她留下来的桌子。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了。因为我跟她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我真的是看着她是怎么用功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天分是一部分，但是用功和诚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是非常非常用功的一个作家，而且她对她要写的东西非常诚实。她理解到什么程度，她会去写到什么程度；她不会在外面造一些观念来，然后来给自己的作品一些标签来让他写作。

　　那因为我自己写了，就是跟上海开始有写作上的联系有十二年的时间。我知道在一个这么纷乱的城市历史，然后这么不确定的一个城市，做这样子城市的工作需要做出多大的努力。这个我觉得我很清楚，所以我非常佩服她这一点。一个人，要对他表现的东西要有足够的诚挚，才能够这样做。她其实完全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写作，而且她也一直没有间断过写农村。就是农村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里面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且非常强有力的东西，比写城市要讨巧得多。但是她一直在写这个城市的故事，而且是上海这样一个，就是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城市。我觉得这种努力是很值得，值得赞赏的。

　　我有一次看她写文章，她说她最开始去写上海的时候，是文学的寻根热潮的时候。那我开始写上海的时候，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有危机的时候；我们是很不一样的目的，也是很不一样的处境下面来写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可能关心的问题不是很一样，对这个城市要表达和要关心的东西不一样，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我的阅历不如她们，她们都有过就是动荡的生活，王安忆去插队落户过。我想我更有兴趣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上海人对自己命运的考虑，和他们的命运是怎么起伏的；然后这个命运里边两种文化的交流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像王安忆写过很多上海弄堂里的故事，这个是我最不熟悉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写，而且就是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讲，我会觉得弄堂里的生活，有一点太生猛了，什么事情有很强的功利的目的，然后有很强的日常生活的那些计较，那我会觉得这个好像最好离远点，会有这样的想法。

　　主持人：您如何看目前出现的“上海怀旧热”？

　　陈丹燕：我觉得这种怀念过去的情绪是上海这个城市一直有的，一直有的情绪，包括在租界的时代。这个地方因为一直在失去，一直是新的东西用非常迅捷的方式进来，所以它一直有一个往回看怀念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种情绪。我觉得跟这个地方一直飞速地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到1949年以后，它开始有了政治的意味，那这种情绪就变得非常地日常生活，潜藏在显像的历史下面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点点滴滴的镜头在所有的生活层面里边。因为我觉得到合适的时候，它的爆发就是到了一个上海开始经济起飞的时候。因为在那个以前广州先开始，那上海人就觉得非常得失落，江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上海人开始学广东话，开始吃海鲜，但是要看香港拍的《上海滩》，老上海人每看一集骂一集，说这哪是上海滩，说这是他们广州，这是一个乡下的地方。每一集都在骂，但是每一集都在看，这是真的。

　　主持人：怀旧都已经另类化了。

　　陈丹燕：所以我觉得这个怀旧是这样子的一种东西，不是哪个人可以引起的风潮，它有很深的基础，跟形势的发展有关系。我觉得中国有一种非常急切的情绪，或者说中国人是这样子，不好的东西都先抹了，然后留下那些自己可以解释的，然后自己认为这样结果就比较好看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要这个样子做。

　　主持人：读您的作品能够明显感到，您对于普通上海人的那种生活价值观念，是肯定多与否定，欣赏多于批判，那么生活是很复杂的，就是从上海文化，它的消极面，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琐碎的消极的东西，您有没有发现出上海文化消极的东西体现在什么地方？

　　陈丹燕：我觉得就是对上海的文化，我的认识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骂它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在做道德判断，你是要表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不应该骂它的。其实就是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可以说就是它的存在是它的合理性决定的。

　　我觉得这个城市，大概最大的问题是它有定力上的问题。就是它不像一个单一的文化的城市，非常容易说我就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样子的情怀，它没有，它更加投机。这个很多问题都出在投机上面，因为投机所以会出现各个方面的你觉得不能接受或者说是人觉得没有信任感和没有安全感。这是跟殖民城市是有关系的，他已经把你的单一的文化建立起来，自信首先就打碎了。然后你就会建立在一个商业的文化上面，这个商业的文化如果不是一个正常地发展起来的，它的商业道德是很可置疑的。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能够抓到的就是投机。还有就是这是一个移民城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如果三代四代都知根知底的，你不太敢做坏事情。你到一个地方谁都不知道你的，然后人很容易放纵。那我觉得就是投机其实跟放纵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可以放纵，所有才去找投机的事情。他不肯就是一步一个台阶地努力。

　　我想是这样，有的时候我看上海的孩子和别的地方的孩子，从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东西。有一天我跟我孩子坐飞机然后去换那个登机牌，然后很慢换登机牌。那个时候我孩子还小，然后马上就说“妈你排这一队，我排这一队，我们哪一队快，我们就换哪一队”。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其实就看出来，在这个城市长的孩子都学会灵活地去对待很多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个可以说就是他是灵活地去对待，但是这个灵活，并不是褒义的，当然也不是贬义的，它是个中性的。你也可以灵活地去做任何事情。

　　主持人：那如果让您特别简单地来描述一下对上海人的直观的印象，您会用什么样的词？

　　陈丹燕：我觉得上海人很精明，上海人有奋斗。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想法是奋斗然后成功，他并不是吝惜自己的力气，比如去偷去抢，然后成功，他不是这样的。他希望能够奋斗，然后能够成功。这个成功的野心是比较大的野心。他并不是说我有房子有车就可以的，他马上就会想我要再做得更大，然后再做得更大是这样子的一种人。

　　主持人：张爱玲好像特别痛恨一个天才的女子突然结婚，而您呢，是才女早婚的典型，您在大学时代就恋爱了？

　　陈丹燕：不，那时候他说，你那个样子也没长大，然后我也觉得不能跟小朋友谈恋爱的。那他那时候有女朋友的，我们是毕业以后慢慢（恋爱）。因为我们两个单位很近，常常共同去采访一件事情，所以会碰上。他比我大一些，他生性非常温和，很照顾别人，所以他常常照顾我去采访。我们一起他总会让我去拿到最好的采访的材料。我觉得我那时候很希望结婚的。那时候我单位的总编辑不让我结婚，然后就说你要学英文，你不能结婚，我们准备送你去学英文，你怎么能结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一结婚就生孩子。然后我跟他保证，我说我肯定不生孩子，肯定不影响工作，让我干嘛我接着干嘛。他不肯给我开那个证明，然后他再去到我们家问我爸妈，是不是你们同意的，为什么不劝阻？我觉得我没错，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

　　主持人：女人在做母亲之后，是不是她作为一个女性生命的东西，比做母亲前更成熟了？

　　陈丹燕：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孩子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就是她慢慢有一个，她给你一个她看世界的方法。你在这里得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就是一个母亲照顾孩子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有的时候，也很烦闷这种照顾。但是你同时在另外的地方也得到，得到这种照顾的收获，就是你心智的成长。我想大概我有一次看见的是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孩子，下楼梯没走好，从楼梯上滚下来。那个楼梯很长很长的，一路滚下来，他妈摔得头破血流，但是那个孩子一点事情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在关键时候，母性会像一个动物一样非常强有力地爆发出来的。那我觉得这种体验对一个作家来讲，是很好的体验。但是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十全十美，你体验了这个，你就会丢掉那个。只是你选择的，如果不生孩子我也不觉得是特别大的缺陷。她是她自己的生活是我没有理解的。

　　主持人：您怎么审视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爱情？

　　陈丹燕：我确实也不是很了解他们现在的爱情是怎么回事情。但是我相信每个人，这个跟每个人吃饭、睡觉是一样自然的事情。但是每个人吃饭、睡觉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和平年代大概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它的浪漫的性质；在动荡的年代很多事情，都因为动荡变得很强烈。那我觉得和平年代的很多事情，好像不是那么激动人心。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有一次我爸爸也跟我讲，说现在的流行歌曲有意思吗？成天你爱我、我爱你的。然后他说，连古诗词的含蓄都不懂。那我想，这是他很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感情的方式，这样的时代消费得很厉害，对感情的消费是很厉害的。

　　我相信很多时候，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就是人类是比较漂亮的，然后人类的感情是比较纯正的。就像希腊神话的时代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古诗19首的时代大概也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那您会担心自己女儿的爱情选择吗？

　　陈丹燕：我不担心她，我觉得她在她这个时代，她会做她认为好的选择。因为她有这个能力去做，所以我相信她。她会做她要做的事情的，她会做。（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 -姚淦铭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09：56

　　主讲人简介：姚淦铭：1948年生，苏州吴江人，文学硕士。现为教育部所属“211”之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献研究所所长。

　　专著有：《王国维文献学研究》、编校《王国维文集》（四卷本）、《汉字与书法文化》、《汉字心理学》、《哲思众妙门——老子今读》、《礼记译注》、《趣谈中国摩崖石刻》等，已发表160多篇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学术论文。曾获国家图书奖。

　　内容简介：一、王国维是怎样一个人王国维是一个自有境界的人。青年王国维是一位英气勃勃的诗人、哲学家、美学家。他以诗人的灵动、美学家的敏感、哲学家的参悟，串联了宋代词人晏殊的《蝶恋花》、欧阳修的《蝶恋花》、辛稼轩的《青玉案》三句话，把本来不相干的三句名言连缀成“三境界”说，从而脍炙人口。

　　二、第一境界的历练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为什么王国维如此喜欢这句话的意境？因为这里的意象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为了。他要独自去寻找学术发展的道路，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整个民族的学术。

　　三、第二境界的历练第二个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是执着地在既定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而为之“不悔"、为之”憔悴".这里不仅有躯体上之苦乏，亦有心志之锤炼。

　　王国维是一个情商、智商都很高的杰出大师。他曾经赞扬大学问家看书目光直透纸背。其实他自己就是这样。

　　四、第三境界的历练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这是说，寻找到方向对头的道路，又执着地追求，经过千百次劳作，必有所成，最终豁然开朗，求得“真"与”是“，从而将自己的发现汇入真理之长河，这是何等地令人欣慰！王国维在这里机智地活用了这一十分诗意的境界。

　　五、境界的关键在人格学者的人格是境界的关键。王国维这样一个大学者，上课的时候对研究生们讲过：我愚暗，对于《尚书》这本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先是不能理解，继之则无上敬仰。

　　（全文）

　　一、王国维是怎样一个人王国维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我估计身高呢，大概一米六十五左右，瘦瘦的，不太美丽，不是“帅哥”，他的牙齿还有点獠，门牙还有点獠，人又黑又瘦。穿着什么呢？西瓜皮帽子，马褂，长衫，后面还有一根辫子。所以王国维给人的印象，是很不美，不是一般地不美，很不美！但是王国维的内心的这种美，美得不得了，了不得！

　　王国维是怎么美的呢？当王国维在北京招国学研究生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来到清华大学，仰慕着，将要看到日夜思慕的大导师王国维，因为王国维当时的名声不得了啊！所以大家有幸来看看这个导师。大家都在教室里盼望着……铃声响了，进来的是什么样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只要念一念他的《人间词话》，他的诗词的话，脑筋先马上就跳出来，王国维是一个风流才子！大家可能马上想到唐伯虎，苏州的唐伯虎，就最风流的才子就是王国维！

　　铃声一响，踏进来的王国维使大家很吃惊！怎么这么一个人就是王国维？一看就是刚才我描写的西瓜皮帽子，马褂，长衫，等到他转身写字的时候，后面一根长长的辫子……大家很失望！这就是我们的老师？这就是我们仰慕的伟大的国学大师？但是等到王国维一张口，一说话，一表述，一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得了，了不得！他把这些学生领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境界、新学问、新天地！这时候，同学们由衷地佩服，这就是我们的伟大导师！

　　王国维没什么学位，中等文化程度，王国维他也没有硕士，也没有博士，更没有博士后，他完全是靠的孜孜不倦地自我奋发、刻苦，对境界的追求。他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学术的灵魂在于境界。为什么王国维从一个小职员，变成一个国际型的学术大师？为什么他能够在二十世纪初，一百年之前，他能够建筑起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里程碑，一座又一座辉煌的学术殿堂，什么原因？就在他把握了学术的灵魂是境界。

　　王国维他是一种自有境界的人。年轻的时候，他搞文学，是文学家；他搞美学，是美学家；他搞哲学，是哲学家，不得了！他搞文学，他是诗人，有诗人的灵性，要写诗，要有灵性，麻木的人怎么写得出诗来呀？诗是水，水是流动的，是灵性的。你看看，王国维既是诗人，他有种灵性；既是哲学家，哲学家不得了，哲学它是一种参悟的，什么东西给他一看，看到里面去了；他又是美学家，美学家不得了啊，什么东西到他眼里都是审美的。这些东西都集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有诗人的灵动，有美学家的审美，有哲学家的那种参悟，所以王国维看到这么三首词，三句话的时候，被深深地感动了——宋代的三首词：一首词是宋代大词人晏殊的一首词《蝶恋花》；他又看到另一首，宋代的欧阳修的《蝶恋花》；第三首词，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那么，他就从三位大词人的三首词当中，灵光照彻，不得了！在宋代的这三位大词人的三首词上，他发现了三句话，他把这三句话串联起来，就成功了一个美妙的经典语言，现在成为我们经典语言。

　　王国维是怎么说的呢？他突然发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突然发现这三个大词人当中的三句话，如果把它串合起来，那就成为一个大人生、大境界的一段美语。他概括了古今中外无数成功人的一个秘诀，一个内在发展的逻辑，是一种核心的概括。然后把它融在，把它结晶在文学的意象当中。所以王国维这几句话一出来，成为一种经典，成为一种成才之路的经典。

　　二、第一境界的历练我们要看看，王国维你自己是怎么历练这三个境界？三个境界，我们先看，第一境界历练。

　　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什么他对这句诗，这么地欣赏？这么地赞同？因为这句诗太符合王国维的所见、所思、所闻。“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景啊？昨天晚上，猛烈的西风刮来，碧绿的大树上，一片一片树叶凋落。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带来有一点迷茫，有一点凄凉。王国维看到的什么？王国维看到了，是一种变化的意象。变化，是在变，是在化。变在什么地方？时间在变，物象在变，心态在变，理念也大变，王国维看到这些变化。那么王国维当时从这个意象大树飘零，他又看到什么呢？看到中国是一个变化的中国，一百多年之前，他看到了世事在变化，中国在变化，学术也大变化。你看看，国门给打开了，西学进来了，中学怎么办呢？中学是被动地应战，还是不应战，就给它吃掉了？还是怎么办呢？而且他痛心地看到，当时中国整个学术界是什么？麻木的，昏沉的，没有觉醒的，毫无朝气的，非常地痛心。而王国维就从这个一叶飘零当中，用到我们一个成语，叫“一叶之秋”——从一个叶子的飘零，知道秋天要到来了，而王国维更从这个秋天发现了，后面紧跟着的是冬天，而过了冬天以后，将是灿烂的学术春天。所以，王国维特别感悟这一句词，把它作为第一个境界当中一个物象。

　　我们再看这个“高”字。王国维当时的行路，他确实是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什么高的地方？站在一个民族存亡和学术关系的这个高度，站在一个20世纪初的时代的高度，一个历史的高度来望。

　　王国维年轻的时候，就有高远的志向。有一次，罗振玉到东文学社去看学生的时候，突然发现同学扇面上题了好多的词。他拿来一看，是一首诗，这首诗他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说，能够写这首诗的人，一定是志向高远。这首诗是怎么写的呢？“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之十二》）他怎么写呢？在当初汉代的时候，西域，就我们新疆这个地方，只不过一百来座城市，所以汉代的皇帝想，这个地方太难管理了，我不要它了，算了。两个大臣说了，不能，皇帝你不能糊涂！尽管是小小的百来座城市，你不能放掉它，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所以皇帝一想，对，所以又开通了。那么这两个人的远谋就胜过皇帝了。王国维又翻过来说，更有比这两个大臣更厉害的，谁？甘英，这个人更不简单。他怎么不简单？他的眼光不是新疆的这块地方了，他已经站在黑海的东头望到大秦。大秦，古罗马帝国了，他已经望到那头了。所以，王国维说，我们都要学甘英。罗振玉是有大志，他一看，这个年轻人的志向不得了，问谁写的？大家说，王国维写的。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王国维这个奇才，提拔他。

　　那么，王国维他望到了什么呢？望到了当时的学术时代有这么几个特色：第一个，20世纪初，中国的学术是一个必变的时代，必定要变，这多厉害；第二个，中国的学术，将是一个研究自由的时代；第三，当是一个最大发现的时代；第四，西学东渐的时代；第五，中学外渐的时代；第六，“学术三无”的时代。

　　他不简单，凭个人的观察，看到这么一些时代的特色。我们听听王国维的声音，王国维说，世事在变，国事在变，学术当然也得变，要变。王国维又说：“如今已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而是研究自由之时代。”厉害！王国维又热情洋溢地讴歌：“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之时代，未有能与它相比者。”王国维说，为什么发现了时代呢？第一，甲骨文发现了；第二，西北的许多竹简发现了；第三，敦煌的宝库打开了；第四，故宫里面的内阁大库档案发现了；第五，外国的好多的文书在沙漠里发现了……还有好多好多的发现。王国维很聪明，他从历史上知道，凡是有新的东西发现，就有新的学问起来，所以他说，新发现的时代必将有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出现。

　　王国维又说，“学术三无”时代。什么叫“三无”呢？第一，学术不分中西，没有中西的；第二，学术不分新旧，没有新旧之分；第三，学术没有有用无用之分。这个眼光也是超前的。我们在一百年以后，还在争论这个问题。你学的什么东西啊？我学的是文学。文学有用吗？你读大学，文学有用吗？你学什么？我学哲学。你怎么学哲学？哲学有用吗？你学什么？我学社会学。社会学有用吗？一百年以后，我们还在争论，中学为主？西学为主？中学有用？西学有用？王国维多超前！是学问，没有中西之分；是学问，没有有用无用之分；是学问，没有新旧之分。超前！所以王国维他这种眼光是超前的，而且是国际性的学术眼光。你看看，王国维一点都不保守，不因为甲骨片是我们中国的，就由我们中国来研究，研究到它透了，再给外国人研究，他不是的。不是因为敦煌宝库是在我们敦煌发现的，我们中国人研究、保密，然后我们研究完了，再给外国人。不是的，王国维非常地开阔，他是站在广阔的国际的学术平台上，来观察问题、考虑问题、研究问题。所以，他的那种眼光、那种胸襟、那种气度，国际性的。所以，我们往往看到，王国维成功了，他的成功不是成功在终点，而是成功在起点上。

　　三、第二境界的历练下面，王国维是怎么进行第二个境界历练的？第二个境界是这样一句话：“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王国维确定了这个方向以后，他就坚定不移地走，再走，往前走，一走到底，不回头，不后悔。王国维曾经有这样一首诗：“……玉女粲然笑，照我读奇书。嗟汝矜智巧，坐此还自屠……”（《偶成二首》之一）我把这个意思讲一下，王国维说，啊，天上的月亮啊，太美了，就好像一个美女展露着她美好的笑容，在照着我读书呢，我在书房里读书，天上有个美女陪着我，就是月亮。啊，发出灿烂的笑容照着我，啊，月亮照着我读奇书！我经常感叹，我自己是多么地聪明啊！是多么地有智慧啊！是多么巧妙的一个人！太可惜了，我预料到，将要自己拿一把刀，把自己给杀了。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样刻苦地读下去，最后没有了，人没有了，读死了，太辛苦！你看看，那么美好的夜光，美女的夜光照耀着我，辜负了她。什么意思？王国维就是说，我要走这条路，走到底，不回头，“为伊消得人憔悴”。什么叫“衣带渐宽”？人越来越瘦，所以腰带越来越宽了。所以他说，我要追求真理到什么地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都不后悔。这是何等地尽职！所以王国维这个人，是情商、智商特别高的人，这么一个大学者。你看看，他可以聪明到什么程度？他是绝顶聪明，你看他外表很丑陋，他是绝顶地聪明。所以他把自己看成是天才。一点不错，是天才。他怎么样的呢？他做大学问家的眼光，就跟人家不一样，看到纸面上的字，大学问家的眼光叫“直透纸背”，他看到纸背的后面。王国维就是这样。

　　王国维有一天在研究甲骨片的时候，甲骨片，我们都晓得一片一片的，聪明的王国维，灵感的王国维，突然有灵感了，为什么这片甲骨片我读不通啊？为什么那片甲骨片，我也读不通啊？那是不是原来它们是一片啊？在出土的时候，因为弄断，崩裂，把它打破了，等到拿出来的时候，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如果把两片能够拼合起来，那不就是一个完整的甲骨片了吗？那上面原来不可读通的，现在不读通了吗！就这个灵感，开出了甲骨学的一个方向，叫做“甲骨学的缀合”。你看，多聪明啊！他不仅看到这个上面，而且透过了纸背，透过了甲骨片。聪明，绝顶聪明！

　　所以大学问家胡适晚年经常要说到王国维，在台湾的时候，他对他的学生说：“王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还说：“绝顶聪明的人，不是在卖弄聪明，而是肯下苦工夫、笨工夫。”所以王国维就是这样，既绝顶聪明，又能够下苦工夫、笨工夫的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下苦工夫的？

　　王国维在日本的时候，跟着罗振玉，罗振玉这个书库不得了，家里有50万册藏书，私人藏书。王国维一本一本，大部分，当然很多都翻过，你看，朝夕相处。王国维自己手校手批的，精读之精读，手校手批，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里。你一看上面，肯定会感动，各种颜色的字写满了，都用过了。所以，王国维平时什么呢？手中不离开书的。在日本的时候，他的夫人要跟他商量点事情，家里总有事情，要商量点事情，王国维拿着书本只当不听见，我要看书呢，不理会夫人。潘夫人恨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他这个书夺过来，丢在火炉里。所以，王国维是一个非常刻苦、非常用功的人。

　　王国维第二次到日本以后，他告别了前面的学问，美学、哲学我都告别了，我要弄传统的国学。为什么？他要投身到新的学问甲骨学，金石学等等当中。他说，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看《十三经注疏》，那这个东西怎么看啊？太枯燥了，现在他不了。为了向新学问应战，王国维把《十三经注疏》每天都看，精心地看，这是何等地勤奋！每天早晨在日本的京都，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年轻王国维，踏着露水，朝气蓬勃地，背面是一轮太阳，到罗振玉家里打工。一做下来，那是何等地艰苦！有一次，罗振玉给他两千份拓本，说，国维你帮我整理。他说，怎么整理？每一个拓片，你要找出来它有几个器物，因为有的，它一个拓片有不同的器物名称，同样一个器物，古人有不同的名称。他说，你要把它查出来，这份拓片有几个器物名称。倒过来讲，一个器物有几个铭文？那太艰苦了！这里有两千份要一一查对。所以，王国维形容当时怎么艰苦呢？每天早晨一到工作室，桌子上堆满了拓本。在夏天，日本的夏天太热了！常常地困，常常地汗流满面，身上全部湿透了。然后查一个铭文，要查十几个，那么一天下来，只能弄十几个铭文，十几张纸，非常非常地艰苦。所以早晨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到罗振玉家里去了，晚上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回家了。明天早晨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王国维，明天晚上又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王国维，这样轮流地操作。同志们注意，这就叫做“下地狱式”的功夫，没有这个就没有后来更大的成功。王国维就在京都这么几年的刻苦锻炼，最后走到北京就不一样了，成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大学者。这就是他的秘密，这就是他的境界。

　　四、第三境界的历练下面我要讲的是，第三境界的历练。第三个境界是什么呢？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什么抒发呢？经过炼狱式的磨炼和追求，千百次的劳作，最后必定取得成功，这是有回报的，必定取得成功，一旦找到了这个真理，那就把自己的发现，汇入了真理的长河。王国维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境界？把它作为第三境界呢？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意境，本来是写元宵佳节。元宵佳节太美妙了，家家上了灯笼，观灯，男女老少拥挤在街头，鲜花盛开，鲜花、人脸、灯笼，如此美妙！那么同志们想想看，知道心上的人，但是没有跟她约好在什么地方，不是在大栅栏，不知在什么地方，这么多人，你怎么找？所以，叫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找不到啊！你在哪里啊？来了，蓦然回首，我找了一千次、一万次，有一次偶然回头，看见了，啊！我理想的佳人就在那里对着我笑呢，笑得那么地甜蜜。同志们注意，“阑珊处”是什么？不是在一片灯火的地方，而是在稀稀落落的灯火的地方；不是在通亮的地方，而在比较阴暗的，没有几颗灯的地方找到。你想想看，突然找到了，人山人海当中，突然找到这样一个美丽的佳人，你是何等地激动！何等的愉快！所以，这是一种特别胜利的、成功的境界，富有诗意。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知道，必然会找到，但是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是一种必然当中的偶然，偶然当中的必然，是处于情理之中，又在情理之外的，在意料当中，又在意料之外。王国维是这样说的，当一个人的研究，长年累月，累月长年地研究，一旦当你找到了这个东西，找到了答案，那种心中的快活，是无法形容的。这是一种快活。还有一种快活呢，心中一直有这个意思，心中就一直有这个意境，但是找不到恰当的东西把它表达出来。有一天，当我找到了，把它表达出来的话，那种快活是无法形容的。所以，这种快活是真正的大学者，他才能体会到。梁启超称赞王国维，他这样说：“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之地方。”（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这些成果都是王国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结果。

　　特别耐人寻味的，王国维还有一个极大的智慧。他知道，我聪明，我能干，我可以下笨工夫，我能够超越别人，我能够超越前人。但是，他像一个蜜蜂一样，他不是叮在一颗花上。他的智慧，我有这个能力，我就不像一个人，一辈子研究一个窄小的问题，我研究一个作家，就研究到最后，最后挖挖挖……这种是什么呢？就找了一个地方，挖一口井，挖挖挖，挖下去了。所以，你看呢，我们有些学者，就是研究一个领域，而且一个领域很窄的一个面，然后一辈子就这个地方，他不跳出去了。王国维不是这样，他研究文学，他研究美学，他研究哲学，他研究史学，他研究敦煌学、甲骨学……他一个一个跳，这叫“智慧的流转”，像水一样，大智慧，这个智慧更是高级的智慧。为什么？我们再打个比方，王国维是十分潇洒的学者，他跑到这个山头，勘察了一番说，大家注意了，学术家，大家注意了，在这个山里面有学术的金矿，我挖一桶给你们看看。然后他挖下去，挖出一桶来，你们看，这座山里有学术的金矿，金矿金灿灿，多美妙！你们挖吧，大家来挖吧，中国的学者来挖吧，世界的学者来挖吧，大家都来挖吧，我们挖吧，我们的后代也来挖吧。然后说，我走了。他到哪里去？他换了一座山了。他又跑到一个甲骨学的山上去，我挖，挖给你们看。他又挖出一桶金来，淘出一桶金来，你们看，这里还有一桶金，下面还有无数金，我挖了，你们挖吧，大家都来挖吧，一代一代挖下去。他又不干了，他又跑到另一个山头去，你们都说戏曲没有用，都是看看些，唱唱些，我来挖一桶金给你们看看，挖了一桶金，你们看戏曲里面大有研究，我这一桶金就是榜样，你们挖吧，好多人跟着挖，一直挖到现在还没有挖完。他就非常潇洒，你看看，带着一个“竹竿”，跑到这种青山指点一下，这里有金子，你们挖吧。跑到那山，这里有金子，你们挖吧。他跑了好多好多的学术的高山说，这里有金子，你们挖。他自己就是一个杰出的开山者。这是何等的气魄、胸襟、气度！

　　五、境界的关键在人格境界的关键在人格。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境界。你的人格很低，你怎么会有高境界出来？你要有一个高的境界，必须有一个崇高的人格，崇高的灵魂。当时清华研究院有四大名导师：一个，梁启超；一个，王国维；一个，陈寅恪；一个，赵元任。那么，同学不仅是跟他们学学问，更学到四名大导师的那种人格的熏陶，每天每月，几年当中，那种人格的熏陶太重要了。你看看，梁启超这么有名，这么有学问，学生问梁启超问题的时候，梁启超是那样地谦虚。他说，这个问题我懂，我来回答你，那个问题我不懂，请你去请教王国维先生。你看看，多谦虚！

　　而王国维也非常谦虚。你看，同学来向他问问题，王国维话不多的，他就坐在办公室。那么研究生来问他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我知道的，一遍一遍地跟他讲，懂否？你懂了吗？懂了，好。要是不懂，我再给你讲，一遍一遍讲，懂了吗？懂了，行了。那么有的问题，学生问，王国维一看，不大清楚，他就用海宁话，海宁话有点像上海话：“阿拉弗晓得”——我不知道。多谦虚呀！他从不不懂装懂：“……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他说，我这个人，他当然不是说，自己天才，我这个人比较愚笨，当然谦虚的说法，我这个人比较昏暗。你看人家读了几千年的《尚书》，十分之五，我还读不懂。大家一吃惊，你这么大一个有名的国学大师，《尚书》怎么十分之五不懂？他说《诗经》，人人基本上都读得懂，我还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心灵的震动！这些研究生心灵震动！我们的老师这么伟大，还这样谦虚地说，《尚书》还有十分之五读不懂，《诗经》还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那我们更不要不懂装懂，不知装知。所谓这个不得了，就告诉这些人，不知为不知，不知就是不知，不知才能变为真正的知，这就是大师的人格的熏陶。

　　我们再来看看，王国维的生命一刻，最后的一刻他是怎么样子展露他的人格魅力。王国维这种死非常地镇定。毕业生毕业了，他照样去参加毕业生的告别宴会，那天回到家里，明天要去自杀了、投河了。那天晚上，他在家里干什么？照样接待一批一批来访的学生，同学们来请教问题啊，王国维照样微笑着，和颜悦色，一丝不慌地回答这些学生的问题，回答完，送走了。送走了以后，冷静地在灯光下写了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一点匆忙都没有，是那么地从容不迫！但是他不跟家里人讲的，他就把遗书揣在兜里面。

　　那天晚上他还干什么呢？他就把学生的试卷全部批完，他把这些学生，试卷上的成绩，一一登在成绩本上，然后安然入睡。第二天早晨，他照样到清华园办公室，第一，和别人讨论今年招生问题，一届毕业了，下一届招生了，招生问题；第二，是什么呢？他说，我成绩单搞好了，你们有空的话，到我家里去拿。讲完了以后，他跟人家借了几元钱，就雇了个车到颐和园去自杀。那么他的人格美妙在什么呢？美妙在一个细节上。他有一个学生叫谢国桢，是一个他培养出的一位大学者。这个大学者，他晚年，五十年以后回忆，非常地感动。他说，我的老师明天要去自杀了，自沉了，早晨他还到清华园办公室去上班。上班的时候呢，他说，前几天给他写了一个扇面，扇子，写了个扇面；写了两个，一个给谢国桢，一个给朋友的。他说，他已经走出办公室，到颐和园去了，在路上，他突然想起来了，我写的扇面上，谢国桢他名字下面，他写了一个兄弟的兄，多写了一个兄弟的兄。王国维一想，不妥当，不能叫兄，应该叫弟，所以王先生重新回来，拿了笔把这个兄字涂掉，再改了一个弟，然后再踏出清华园，到颐和园去自杀了。五十年以后，谢国桢回忆到这个往事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于是可见，先生强毅坚忍之志，镇定安详，临事不苟的态度。”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魏晋“神韵”（上）-王毅

　　主讲人简介

　　王 毅，1955年5月生于湖南省湘潭市，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有若干学术论文和专著、译著出版，其中《中国民间艺术论》获得第十三界中国图书奖。

　　内容简介

　　什么叫神韵？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很恰当地使用这个词，当你看到一幅山水画，你很喜欢它，你会由衷地讲这个画很有神韵。你读到了好的山水诗，你也会使用这个词。而且不限于艺术创造的领域，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也把神韵作为一个审美标准的。

　　那么神韵的提出，它是在魏晋南北朝，它刚提出的时候，主要是在绘画领域。在南北朝有一个相当有名的美术理论家谢赫，他写过一本书，叫《古画品录》。他把他所看到的古代那些著名画家的作品，把它分成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分成了这么几品。在评价第二品中的“顾骏之”时，他使用了这么四句话，“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顾骏之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人物画家，但是谢赫对他评价不太高，没有把他列入第一品，而是把他放在了第二品。为什么？就是认为他 “神韵气力、不逮前贤”。那么谢赫提出的这个神韵，这是最早的第一次出现。

　　一直到了我们今天，我们在使用神韵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谢赫所奠定的这么一种内在的要求之上的。艺术创造的高质量和艺术家的内在生命相结合，艺术作品的感人魅力和艺术家传达出来的某种内在的情思，某种内在的风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才叫神韵。神韵是个很高的要求。

　　那么神韵的提出，它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在魏晋南北朝。而很重要的就是在人物的评价方面，当时的读书人就是魏晋名士，他们完成了一个转折，对人物的评价由政治角度、实用角度转到了一种审美的角度，这样才有神韵这么一个概念的提出。他们用神韵来评价人物，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东汉末年以来，在世俗社会里面开始流行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人伦鉴识”。东汉以来这种“人伦鉴识”大盛，大家喜欢你评我几句，我评你几句。主要还是一种政治上选拔人才的需要。到了东汉末年在这种“人伦鉴识”的环境之中，大家就开始提出要通过人的外在可见之形，来了解人的内在不可鉴之性，这就是东汉末年以来在政治上为了选拔人才流行起来的一种对人的外貌，人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在这些方面大家注意观察，提出了一些选择的标准。

　　当这种风气流行开来之后，就形成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魏晋名士，魏晋名士肯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审美文化现象。当时大家主要是强调精神自由，生命情调。欣赏别人的生命存在，欣赏别人的生命风姿，展现自己的生命风姿，自然而然从从容容这样来表现。

　　《魏晋“神韵”》（上）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王毅教授，大家欢迎。

　　王毅：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产生的魏晋名士，随口我们就可以说出一大串，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刘勰等等。那么我们提起魏晋常说的一个词就是魏晋风度、魏晋风骨、魏晋神韵，但是对风度、风韵具体的内涵我们往往了解得不是很深刻，不是很全面。那么今天我们请王毅教授为我们讲一场《魏晋“神韵”》的演讲。就是文学、艺术、雕塑等等的这种艺术样式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大的转折，出现了大的发展。那么它内在的一种机制是怎样的。我想王教授的《魏晋“神韵”》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大家欢迎。

　　王毅：今天我讲的题目叫做《魏晋“神韵”》，就四个字。提起魏晋我们马上想到鲁迅先生有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风趣，看过的同志一定会记忆犹新的，它主要谈的是思想史，是文人心态。然而就审美而言，在当时也就是在魏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表述。比如像风韵、韵致、风神，甚至单独的一个“韵”，所有这些表述合在一起，最终就构成了神韵这么一个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基础性的、核心性的概念，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源远流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的一个审美标准，一种审美评价。什么叫神韵？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很恰当的使用这个表述。你看到了一幅山水画，你真喜欢它，你会由衷地讲这个画很有神韵。你读到了好的山水诗，好的诗歌，你也会有这样的表述，好的音乐，都会这样的。而且不限于艺术创造的领域，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也把神韵作为一个审美标准的。比如说一个人他梳了一个发型，他穿了一身服装，很妥贴，给人一种气质很优雅的感觉。我们正面看见他，我们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有时候我们心理会产生一种感觉，有一种神韵之美，很多这样的。照相馆，这个相片照得好，一个人的肖像照得好，我们会说他这个相照得很有神韵。广告，一幅广告做得好，卖房子的，甚至卖烟的，或者卖别的东西，这个广告真是达到了艺术上的高质量的话，我们也会说这样的东西有神韵，使用的是非常多的，非常频繁的。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我甚至还见过一家理发店就叫神韵理发店。如果这个理发师他手艺高的话，他懂一点美学的话，他知道神韵真正意味着什么的话，他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那么这个神韵的提出，它是在魏晋南北朝，它刚刚提出的时候，主要是在绘画领域。在南北朝南齐有一个相当有名的美术理论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谢赫”，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在中国绘画理论史上太有名了，叫《古画品录》。他把他所看到的古代那些著名画家的作品，把它分成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分成了这么几品。在评价第二品中的“顾骏之”，在评价这么一位画家的时候，他曾经使用了这么四句话，“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用了这么四句话来评价顾骏之。顾骏之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人物画家，懂一点中国绘画史的同志会知道，我们中国的国画最早的题材是人物，首先是画人物的，画帝王将相，画功臣或者是给寺庙画宗教人物，慢慢才发展到画山水或者画花鸟，慢慢地才走过来，最早是人物画。顾骏之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人物画家，但是谢赫对他评价不太高，没有把他列入第一品，而是把他放在了第二品。为什么呢？就是认为他是“神韵气力、不逮前贤”。那么谢赫提出的这个神韵，这是考证出来的中国美学史上、艺术鉴赏史上首次使用神韵这个词儿，这是最早的第一次出现。为什么谢赫用这么一个表述来批评他不太满意的顾骏之？我们大家要知道中国国画的操作手段是用毛笔，用线条来勾勒形象，你画一个人，用毛笔、用线条来勾勒一个形象的话，你首先应该做到画得像，比如画肖像画，对人的面部，对人的眼睛，人身上其他的部位，线条的勾勒得准确，不能很不成样子。在这一点上，谢赫肯定了顾骏之“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在这种使用笔画线条来勾勒人物这一方面，顾骏之做得相当出色，比他以前的人做得更为精细，更细腻，更到位。但是重要的另一方面，神韵气力没有以前的人好，“不逮前贤”。用毛笔来做画，在局部在细节问题上，能够做得相当出色，但是不能给人一种神似的感觉，没有把人物那种内在的生命活力，内在的生命灵性，那种飘逸感和力量感勾勒出来，所以谢赫不满意。这个人画得倒是挺像的，但是看起来没有我所期待的那种神采奕奕，灵动飞扬。没有达到这种效果，所以我不能把你放到第一品之中去。应该说，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话来讲，在人物绘画上不但要做到形似，而且要画出内在的神采，内在的生命活力。这是谢赫提出神韵这个概念的一种基本强调。不过问题还不限于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作家使用毛笔来勾勒线条的话，这个线条你是把它画得劲健有力，很飘逸，画到这么一个状态还是断断续续地画一点添一点，断断续续地把它接下来，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线条？在这一个问题上，事实上就涉及到了画家本人，画家主体，他的品味，他的心境，他自己那种内在的生命活力，他的个人风采。所以这应该说是神韵要求的另外一层。不但要把你画的形象，画得既形似又神似，同时应该把画家自己主体的生命活力，个人风采也随之显示出来。我觉得，这样来理解谢赫提出的神韵这么一个审美标准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

　　一直到了我们今天，我们在使用神韵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谢赫所奠定的这么一种内在的要求。艺术创造的高质量和艺术家他的内在生命相结合，艺术作品的感人魅力和艺术家传达出来的某种内在的情思，某种内在的风采，和这个东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才叫神韵。可见神韵是个很高的要求。我们今天讲一座城市有神韵，桂林这样的城市有神韵。漓江，这样的城市有神韵。湘西凤凰城，沈丛文的老家，这座城市有神韵。我们说一座山有神韵，黄山有神韵，我们说一条河有神韵，漓江有神韵。所有这些大家品味一下，事实上都是把这些对象，不管它本身是生命体还是无生命的东西，我们都在强调它一种内在的生命活力，内在的生命活力的美给我们欣赏者留下了无尽的情思。我们使用神韵这个概念的时候，不信你品味一下，你事实上在要求这个东西的。在《古画品录》这本书里边，除了评顾骏之使用了神韵气力这么一个表述之外，另外谢赫还分别用这样的表述评价了其他的九位画家，像“陆绥、毛惠远、晋明帝、张墨、卫协”等等，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古画品录》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或者是肯定，或者有点惋惜地说这个画家没能做得到，把神韵气力放到一块，或者是分开来讲，一共在九位画家的评价上使用。另外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了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上的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绘画六法，六种。画要画得好，有六方面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有六种规律，那么这六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条就叫气韵生动。大家想一想画画得好不好，艺术创造的质量高不高，别的在谢赫看来都不太重要，重要的就是神韵生动，这种神韵既是画家所描绘的这个对象本身的，而且还是你画家自身的。没有你自身的气韵生动，没有你自己的内在风采，没有你自身的那种生命活力，你想把对象画得气韵生动，你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谢赫在评价一个叫“陆绥”的画家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表扬了他了，他的话是这样的，他说“体韵遒举、风采飘然、一点一拂，动笔皆奇”。他讲他画画得好，画出来的这个人物的韵味，他的那种神采简直就是栩栩如生，后面两句“一点一拂，动笔皆奇”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你这个画家拿着毛笔蘸满了墨汁，在你画的这个人物身上，这个地方点一下，那个地方挑一下，那个地方拿一道线，一点一拂，动笔皆奇，不是那种冗长的、软弱无力的苍白的、没有质量的线条。而是这种很奇特的、很有力度的，很飘逸的线条，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相当高的。

　　概括起来讲，人的生命意识和艺术创造的内在融合，而这种生命意识又像是盐化到水里头一样，我们吃起来有点淡淡的盐味，但是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咸盐粒子，达到了这么一个境界。你看一座城市，看一幅画，读一首诗，听一首音乐，看一个雕塑，看对面的一个人，你感觉到了这一点，不是很强烈，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种内在的生命情韵。这个时候有可能使用神韵这么一个表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我们轻易不会拿它来评价，我们可以说你漂亮，你美，你好看，不错怎么怎么样，一旦我们使用神韵这个标准的话，事实上已经表明我们由衷欣赏，深深感动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下面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讨论一下，神韵它提出的关键是什么？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在魏晋南北朝提出了神韵这么一个概念？它提这个关键是什么？这个关键，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就是在人物的评价方面，当时的读书人，就是魏晋名士他们完成了一个转折，对人物的评价，由那种政治角度、实用角度转到了一种审美的角度，这样才有神韵这么一个概念的提出。这两个字我们分开来看一看，先看神，什么叫做神？原始思维，最早的这种思维，万物有灵，它设想在人之外，还有一种超越人类的这种精神性的实体，有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在这个强度、力度、精微的程度，在那种威力无边，在这么一些方面，肯定有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比我们人类厉害多了。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神，天地之神，神灵，把它叫做神。当然“神”我们今天讲起来，它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是我们要注意，它之所以提出，有它的道理。原始人类，我们的先民他们的生存能力太弱，所以总是要祈祷希望或者是求助于这样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这么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或者说一种精神的存在。天神保佑我，山神保佑我，河神保佑我，一座大树林子，树林子里面的林神保佑我。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都是我们的祖先想出来的，他设想有这么一种生命的存在，有这么一种精神的存在，比我们厉害。祈求他们的保佑，所以这就叫做神。神的提出是一种人类对自己做得到的事情，希望去做，但是做不到的事情，对这么一种现象，这么一种期待提出了可能有别的生命或者别的精神，他们能够做到这一切，这就是神。

　　但是我们大家要注意，事实上这种超常、超凡的这么一种情况的话，有的时候人自身也可以做到。我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在通常的情况下，我大概只能提起来十斤重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孩子和别人不一样。他也只有八岁，他提起来了五十斤重的东西，我们会怎么说？会说这个孩子简直神了。我们一般人跳高大概一米左右，我们能够跳过去，但是有一个人他能跳过去两米，我们说简直神了，当人自身做出了一些在通常状况下做不来的事情，产生了在一些通常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也使用这么一个神字。就是我们今天用的神来之笔，简直神了，神乎其神，所以“神”我的结论就是，它是表征一种超常、超凡的生命或者是精神。它表征这么一种东西，原来主要指的是人和自然，后来又顺理成章地可以用来描述人自身。我们人自己的生命能量、生命状态、生命活力，发挥到了一个超常的境界，我们也使用这个神。写文章写得好，我平常根本写不出来这样的句子，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就写出来了，我自己很得意，神来之笔，别人看了以后也觉得神来之笔，这是“神”字。“韵”字怎么来的。“韵”字据一些专家的考察它在我们中国出现得有点晚，它是在魏晋之间，东汉末年以来一直到三国到晋，在这段它出现，它主要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音乐，魏晋时期音乐的发展，另外就是声韵之学。音乐学和音乐之学提出了韵字。什么叫做韵？大家肯定有亲身感受的，你到一个旅游胜地去或者北京的大钟寺什么地方，年三十的时候，或者你游玩到一个山里头，有一座庙，庙里头有一口铜钟你敲它一下，第一下声音，没有韵的感觉，当它这个声音慢慢地延续下来，余音不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韵的感受就很典型了。所以由音乐和声韵之学所来的“韵”字，它被借用来和“神”字合并到一块儿，来表达人的生命状态，人的生命风采所具有的一种美，很清远，延续的时间很长，余音不绝这么一种情况。魏晋名士典型的就具有这样一种神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好，这么一种用神，或者是韵，或者是把神韵合到一块儿用来品评人物，对人进行评价，它的使用典型的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在此以前没有过，在此以后有，但是不像魏晋南北朝这一段那样集中，那样强烈，那样流行，简直就成了当时的时尚，就像我们今天什么是时尚一样。魏晋南北朝这是最时尚的，用神韵这样一个标准，人的生命风采，飘逸流远，“清灵精简”这么一种状态来形容人的美，人本身的美。这里面有一个前面的背景，东汉末年以来在当时的读书人，在世俗社会里面开始流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人伦鉴识”。东汉以来这种“人伦鉴识”大盛，大家喜欢你评我几句，我评你几句，我们两个在一块儿评价那个人怎么样，东汉末年以来这种“人伦鉴识”就开始慢慢的流行了，刚开始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人伦鉴识”呢？主要还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拔人才的需要。要选拔人才啊，这个人他堪不堪重任，能不能提拔他，能不能让他担任这个职务，我们必须了解他，它还不太像我们今天有一套科学的考试程序，有一套什么心理测验，它哪有这个啊？而且它大概没有什么试用期，你这个人担任了这个职务之后搞的不好，也没有办法名正言顺的把你拿下来。所以在上任之前在选拔人之前，一定先把这个人看准了，怎样看准。我们要的不是外貌长得好看，我们要的是这个人是个君子，是一个贤人，有能力，有逻辑、有智慧，有良知。我们要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这些东西都是人的内在之性，你自己内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怎么能知道呢？以前我们认为是不可知的，到了东汉末年，这种“人伦鉴识”的环境之中，大家就开始提出要通过人的外在的可见之形，来了解人的内在不可鉴之性，这就是东汉末年以来在政治上为了选拔人才流行起来的一种对人的外貌，人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在这些方面大家注意观察，提出了一些选择的标准。这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人物，当然这个材料很多我只举两个材料。一个是三国魏，这个时候的一个哲学家叫“刘劭”，他写有一本《人物志》，这本书内容很丰富，讲了十来种方法，分成若干类。怎么从人的外貌，从这个角度看，从那个角度看，使用这种标准，那种标准。如何来把握人才，来选拔人才。这是刘劭的《人物志》，还有一个就是著名的名士嵇康，嵇康也有一本书叫做《养生论》，“养生”这个词在我们今天也很流行，它在这里面也讲到，一个人外在的神情，平常的气度，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模样，都和他的内在之性相通。但是，我在读嵇康的《养生论》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比如刘劭还是比较多的从政治实用的角度来讲，通过十几条标准，若干条标准来选拔人才的话，那么嵇康的重心就不在这上头了。养生之论，他强调人的外貌，外在的行为举止，他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内在生命的和畅。它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至于你这个人是不是个政治上的人才，能不能为当局所用，这不重要，不是嵇康关心的东西，无所谓了。大家注意，这就是一种转折。原来的这种“人伦鉴识”，为政治选拔人才。政治选拔人才要的是内在之性，内在之性要通过外在之形来看，刚开始是这个角度，但是走着走着，你能不能成为政治上的有用之才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你的外在之形，看出你的内在的生命状态。你这个人内在的那种气质，他的一种生命的调和，要求这么一种东西。

　　好，当这种风气流行开来之后，就形成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魏晋名士。魏晋名士肯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我觉得可能是空前绝后，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审美文化现象。鲁迅先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就是《谈魏晋风度》，他举行了不少例子，这些例子里头有一些我们听起来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荒唐，但是里面透露出一种生命的真挚，真诚，一种人的个性的可爱。我爱喝酒，我发现这个村子里头，这一家酒店里面的老板娘长得很可爱，我喜欢她，那么我天天跑到酒馆里面坐着，盯着老板娘看，欣赏她。老板娘也不生气的，也没有说你调戏我，而且老板娘的丈夫也无所谓，也不吃醋，当老板娘去世之后，这位名士跑去哭她一场，这个在今天有点荒唐，你跟她什么关系？你凭什么去哭？但是这个名士去哭，她们的家人也可以理解，也能够接受的。一个朋友死了，我们大家去给他开一个追悼会，去悼念他。最后在悼念仪式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人提议，我们共同的这位朋友生前最喜欢听驴子叫唤了，我们大家学两声驴叫送送他吧，于是大家一起学驴叫。我在我自己家里面，我不穿衣服，一个人赤身裸体在自己的房里走来走去。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比较守礼法的，一看眼睛瞪得很大，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儿啊？在自己家不穿衣服，太不象话了吧。这人怎么回答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衣服，你干嘛钻到我的裤子里头来了？所以在魏晋名士里头，我们看一看，很有一些在以前的中国读书人的历史上没出现过，在后来的读书人的传统历史中出现得也不多，当然也有，出现的最典型的，成为一批成为一种时尚的，成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就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就是这一时期。

　　当时，大家主要是强调精神自由，生命情调。我觉得主要是强调这么几个字，精神自由，生命情调。我去找我的朋友，我在家呆着突然想起，远方有一个朋友好长时间没见了，我去看看他吧。我连夜划着小船就去了，走了好远，好不容易到了他的家门口，我不看了，我要回来了。别人觉得很奇怪，你费这么大的劲要来看朋友，到了他家门口又不进去，又回头回家为什么？尽兴而止。我当时想看朋友是很真挚的，那么我一路走过来，到了他家的门口，我的这种兴致已经消退了，这个兴致本身已经得到发泄了，所以见不见他不重要了，我就回来。当时有大量这样的例子，这种精神自由，生命情调，大家共同的推崇，共同的嘉许，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在学理上把它分分类，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的存在。我刚才讲了一些例子，《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人际交往，在人际交往中，大家都强调宁做我，我跟你交朋友，我跟你有来往，但是我是我，我自用我法，宁做我。有不少这样的强调。在这种对我的坦然相待之中，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所谓的主体性，它更有着一种在实际生活之中的人生的自信，我欣赏我自己。不完全是哲学意义上的，我欣赏我自己，这是第一。自我欣赏，自信。第二，强调人应该有一种情。叫做什么高情或者才情？我们两个在河岸边散步，远远的河那边来了一艘船，听说船中间传出一阵歌声，我马上心驰神往，非常羡慕啊。唱歌的这个人很有情，很有高情，认都不认识，隔得老远就从歌声中感觉到了一种生命情调。人在摆脱了外在的束缚之后，所流露出来的一种真实的自我。这种自我的表现是很有风韵的，很有味道的。他用不着很呆板，用不着很拘谨，用不着拿腔拿调，怎么样怎么样，都用不着，放开。这种放开之中就自然了有了一种情调，这是第二，强调人的高情才情。第三，这种高情和才情要求它表现为一种淡味，一定要淡味的，阮籍曾经有过这样的话，他讲惟独只有淡味才是真味，才可以味之无极。就像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朋友一样，你吃东西，一种味道非常鲜浓的食物，你不可能吃得太多，像烈酒，你根本没有办法喝很多的，浓咖啡喝不了多，一大碗红烧肉油腻腻的，你也吃不了很多。但是清茶，素菜，这样一种比较清淡的东西在阮籍这样的魏晋名士看来，它才是人生真味，才可以味之无极，永远不会腻味的。喝茶，我每天喝三杯、五杯，不会觉得受不了，刺激太强烈了，不会的。只有做这种淡味，非常推崇这种淡味。我觉得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人也好，如果真正懂得了欣赏这种淡，能够品味到这淡之美的话，表明了你的一种成熟。如果你仅仅能够欣赏那种夸张的、强烈的、铺张扬厉的美，那种动作幅度很大，很张扬的，如果你仅仅能欣赏这样的美的话，我觉得恐怕还多少有点幼稚不太成熟。真正懂得了淡，淡之中的真味，那样的美，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我觉得算是比较成熟的。魏晋名士做到了这一点，欣赏别人的生命存在，欣赏别人的生命风姿，展现自己的生命风姿都懂得不能过分，不能矫揉造作，不能夸张，自然而然从从容容这样来表现。

　　这里面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比如大家都知道魏晋名士中一个大官叫谢安的，他是东晋名相，他的侄子叫谢贤。在淝水前线和前秦的八十万大军对阵，就是打仗。我是谢安，我的侄子在一个地方和一个敌国正在那个地方打仗，我在干嘛呢，我正在和人下棋。这个时候你想想我心里紧张不紧张，我当然紧张了，万一我的侄子带领的部队，仗没有打胜，我这个国家亡了，我这个家也完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下，前线司令官在那个地方打仗，后方这个主帅会不停地打电话，派通信兵，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他会表现得焦急万分，等待消息。或者是胜利或者是失败，他一定会急不可待的。但是谢安在那个地方下围棋，突然有人进来了，对着他的耳朵说几句，递给他一个小纸条，给他一封信，他看了看。脸上好像肌肉稍微抽动了一下，但是很快就恢复正常了，没有任何表情。把这个东西一放，继续下棋，别人就说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时候谢安才讲，小侄在前方打仗胜了。我们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姿态，天大的喜事。一般的人要蹦起来的，要喜极而泣的，高兴得要哭出来的。太重要了啊，这一仗赢的话，我的这个国家存在下去，我的家存在下去，荣华富贵，一切的一切都能保持发扬，失败的话一切都灰飞烟灭。我用下围棋来打发这段时光，听到这么一个胜利消息之后，我竟然很快把心中那种狂喜压下去，故意做出不以为意状，无所谓了，小事一桩，毛毛雨了，又继续下棋。这是什么？这是我讲的一个淡味，他觉得个人下围棋这种从容、雅致的风度，比起这一场战争的胜负更重要。这就叫淡雅。我个人认为谢安的这个例子是有点矫揉造作，不如干脆放开，痛快地喊两声。喜极而泣，哭出来可能更真实、自然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读书人当中，大家所推崇就是这么一种从容，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过分地表现出强烈的情感。所有这些在当时读书人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之中，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在《世说新语》里面很有这么一些名称，韵、风、神、很有这么一些事例的。具体的例子我就不讲了，大家找《世说新语》来读一读，看看里面的小故事很有趣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的。

　　这里面我主要做一个理论上的归纳。我们讲魏晋名士的思想基础，是当时的老庄哲学的复兴，几百年前的老庄哲学，到了这个时候又重新得到了复活，这基本上是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个定论，我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这是没有争议的。儒家思想观念到了东汉末年以来，到了魏晋，它就已经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思想基础就是老庄基础，但是话仅仅说到这一个程度是不够的，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揭示到位。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我用这么两句话来概括，就是老庄哲学的那种生命意味，已经真正落实到了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具体的呈现之上。这是重要的。老庄哲学，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哲学观念放在一个新的时代，让它得到复活的话，这个还不太具体。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老庄那种哲学的东西，理论的东西，书面的东西。到了魏晋名士之中就不再停留在理论、书面、思想上了。它更多的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你我之间，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状态、人生存在。变成了我们怎样穿衣服，我们怎样饮茶、怎样交谈，怎样读书、我们怎样散步，变成了这么一些非常具体化的，非常生活化的细节。我觉得这样来理解老庄哲学数百年之后在魏晋得到的复兴，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再是哲学意义上的复兴，而是哲学变成了一种生活状态，变成了生活本身，人的存在本身，变成了这个东西。老庄思想中那种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已经变成了名士们的道化自然的真实生活，完成了这样一个转折。原来那种很玄妙的，很超越的那种理论命题，变成了此时读书人的一种具体的生活实践，变成了这样一个东西。那么，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我们经常讲美学它的基础，它的根子，它真正的深度、厚度来自于哲学，这个话一点都不错的。但是哲学不是美学，美学一定要是感性的东西，一定要有形象，一定要有形似的构成和呈现。老庄哲学要变成魏晋美学的话，就一定要把那种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变成这种道化自然的真实的生活状态、生活现象。一定要变成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在这样的感现、呈现之上，审美的意味才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来，才会这样。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古典美学史上讲，我们美学的起源当然是在先秦，比较正式的。比如说可以追溯到老子，在老子的哲学中，在他的五千言《道德经》里面，大概就有了最早的道家哲学和道家美学的一些很典型的表述，但是在先秦乃至于两汉，中国美学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领地，它始终和别的东西相伴生，始终在这种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在这么一个主体上它寄生，谈美总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谈，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谈等等。在先秦在两汉都还是这么一种基础情况，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情况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不再是这样，谈美学专门注重感性，注重现象，注重形似，注重那种外在的，我眼睛看得到的东西，我耳朵听得到的东西，我实际能够触摸到的东西，注意这种活生生的具体的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的。美如果离开了形似，离开了现象，离开了感性，离开了活生生的观赏对象的话，它不叫美学的。它可以是哲学，可以是宗教，可以是逻辑，可以是别的什么，但它不会是美学。凡是谈到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我可以来欣赏，可以来品味，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对象，没有这个对象，它不叫美学的。那么这么一种转折，我觉得典型就是体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在由东汉末年政治上的“人伦鉴识”发展到这种魏晋名士的生命情调，人生存在的飘逸之美，具体感性的种种表现。

　　主持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这么说，魏晋神韵就来自魏晋名士，没有魏晋名士就没有魏晋神韵，真名士自风流，魏晋名士从他们的人到他们的文都是那么的，像王教授刚才讲到的有气、有味、有韵、有致、有神等等。他们那种旷达的、豪放的、自由的这么一种人生况味，还是我们今人多少所欠缺的。如果魏晋风度、魏晋神韵真的像嵇康的《广陵散》一样，成为了遥远的绝响，那该是多么可惜。最后让我们感谢王教授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的演讲。

魏晋“神韵”(下) -王 毅

　　主讲人简介：

　　王 毅，1955年5月生于湖南省湘潭市，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有若干学术论文和专著、译著出版，其中《中国民间艺术论》获得第十三界中国图书奖。

　　内容简介：

　　魏晋名士的生命情韵、神调，很多时候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活生生的人生存在。但是同样是这批读书人，他们又在探讨一些哲学的问题。这就是当时在士人中间流行的玄学、玄谈。

　　“玄学”这个词正式地出现是南朝的一个皇帝，他设立了一个玄学馆，召集了一批读书人到玄学馆里头来研究一些很抽象的很超越的和实际社会功利没有利害关系的命题。那么大家在一起聊天，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总得有一些哲学上或者理论上的依据，他们依据就是这三本书。第一本《老子》，第二本《庄子》，第三本《周易》，这叫做“三玄”。

　　《老庄》的争议是什么？五千言的《道德经》讲的道是什么？《庄子》的真义、真味是什么？《周易》里面的那些表述究竟是什么含义？读书人碰到一起，就讨论这个问题，这就形成了当时的玄学、玄谈。魏晋时期，大家会感觉魏晋读书人活得很潇洒，很放荡，很从容，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会这样？读书人其实不太愿意这样的。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他真正愿意的是想在社会、在政治、在国家民族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很有责任感，很有入世精神的。但是，东汉末年以来，他们发觉做这一点危险太大了，动不动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大家不敢直截了当地对社会政治，对实际事物发表意见。怎么办？那么他们就来谈宇宙、自然，谈人的生命，谈这么一些很玄东西。他们到“老庄”讨论，《周易》讨论的那些问题中，来找他们的精神寄托。这在当时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个就是散文体的日常对话，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中国读书人已经成为他们习惯的做诗。做什么诗？刚开始做的就是所谓的玄言诗，在随后玄言诗就导出了山水诗。在这一个时期，描写山水诗最为诚挚、最显本色、最有韵味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是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他归隐田园，为什么？就是陶渊明深刻地意识到了个体生命之可贵。个体生命这是最可贵的，我一定要让它值得。我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浪费了。所以这就成就了陶渊明的诗歌。后来陶渊明就成为大量的诗人、理论家、批评家所评说的对象。光是在唐代诗人中，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他的，就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这些都是唐代非常好的诗人，他们都在学陶渊明。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陶渊明的诗歌，有一种在宇宙、自然、山水韵律之中去感受生命之隽永这个东西，所以谁都可以被他所触动，包括那些对审美并不太重视的宋代的理学家们，也喜欢陶渊明。

　　《魏晋“神韵”》（下） （全文）

　　主持人：神韵是一个美学概念，也是一种审美标准。在上一讲里，我们听王毅教授给我们讲魏晋“神韵”，好像是可感而不可说的艺术的东西，让我们清晰地见了一个轮廓，我们甚至好像能够触摸到了魏晋神韵的情致、韵调。那么在接下来的一讲当中，我们请王教授继续给我们讲魏晋的玄学与美学和山水诗中的生命的隽永，大家欢迎。

　　王毅：大家都知道对于审美来讲，它这种最直接的、最本能的源头就是我们的情感。大家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天性，我们内在的情感，使得我们去拥抱美。但是作为中国思想史上非常独特，独具光彩的一环，哲学意义上的玄学，又对魏晋美学的产生起到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经常琢磨这么一个问题，前面讲的魏晋名士，他们这种生命情韵、神调，这种风神之美，很多时候就是他们自己的一种活生生的人生存在。但是同样是这批读书人，他们又在探讨一些哲学的问题。这就是当时在士人中间流行的玄学、玄谈，你可以说它是学术活动，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高雅的精神活动。首先我稍微解释一下“玄学”这个词儿，“玄学”这个词正式出现是南朝的一个皇帝，他设立了一个专门叫做玄学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研究院。他召集了一批读书人到玄学馆里头来研究一些很抽象、很超越的，和实际社会功利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命题。玄学这个词就是由玄学馆研究的对象，由这个而来的。那么这种对象究竟是什么？最具体的讲，当时有所谓的“三玄”之说，大家在一起聊天，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总得有一些哲学上或者理论上的依据，依据就是这三本书。第一本《老子》，第二本《庄子》，第三本《周易》，这就叫做“三玄”。对这三本书稍微有过一点接触的同学都知道，《老庄》还有《周易》，谈的都不是我们大家日常关心的柴米油盐过日子，根本不是这些问题的。它探讨的是一些纯粹的精神层面的一些问题，宇宙、自然、人和宇宙、自然的关系，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人生的终极价值。它用那种古代的语汇，事实上探讨的是这么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到我们今天，还是现代哲学研究的问题。比如像现代西方哲学，它还在研究这些问题。你可以把老庄的思想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比较，真的可以比较。所以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大家非常崇尚老庄，“不务事物，高谈玄理，行为放荡”。《老庄》的争议是什么？五千言的《道德经》讲的道是什么？《庄子》的真义、真味是什么？《周易》里面的那些表述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们读书人碰到一块儿的话，就讨论这个问题，这就形成了当时的这种玄学，玄谈。我们顾名思义，所谓“玄”就是这样来的。对于审美，对于美学来讲，我觉得哲学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深厚的土壤，是一种根基，是一种刺激。但是有的时候它也可能是一种障碍。过分的这种哲学，过分抽象的理论思维，会把人的灵性，把人的神思妙想把它扑灭了。但是对我们中国古典美学来讲，魏晋时期的这种哲学性质的玄学，起到的不是一种反面的扼杀的作用，阻碍的作用，而是起到了一种正面的，在某种程度上润物细无声的培育、推动、滋润，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

　　具体来说，我觉得魏晋玄学对魏晋美学或者说对魏晋美学中的神韵的提出，大概有这么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做了一个清理，第一个，它在一种纯粹的非功利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生产的层面上，为我们中国古典美学奠定了一种不同于儒家观念的思想基础。这算第一点。我们中国古典美学的源头，一般来讲的话，它应该有两个源头。就是所谓的儒家、道家，而儒家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在两汉的时候它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它给中国古典美学提供的这种营养，提供的这种启发，提供的这种引导，主要是一种社会之中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人的良好的道德修养的培育，人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人的一种奋发有为等等。这是儒家思想观念，在比较实际的层面上为我们中国古典美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营养。没问题的，我们很欣赏它，直到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它。

　　另外一个源头就是老庄思想，道家思想。那么道家思想在几百年之后，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复兴，通过玄学这样的精神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就给我们后来中国古典美学，无论是创造还是欣赏那种真正的心灵自由，真正的精神解放，那种自由的联想。为这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思想之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熟悉中国思想史的同志都知道，在玄学之后我们还有过所谓的禅学，这个禅起到的，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作用。禅和美学也有内在的联系，所以看起来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吃饱了饭撑的，看起来多多少少是有点这个。又不是生产，不是做工，种地，纺纱，织布，你根本不是这个。你两个人弄一杯清茶，手里面拿这么一个东西，就在那个地方谈非常玄妙的《老庄》或者《周易》里面的那些字句，究竟含义是什么？宇宙、天地、人生、自然、研究这么一些问题的话，看起来的确是不务事物，看起来是这样。但事实上我们的美，创造，欣赏，不少的时候都需要有这么一种超越精神，需要有这么一种思想基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玄学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后来就像如盐入水一样，进入到了后世那些大家公认的具有神韵的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中去了。它讨论了一些根本性的命题，宇宙自然的本质，人的生命的本质，人在宇宙时空中的位置，人和宇宙天地的一种内在的呼应。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呼应的话，我们就认为它是好作品。我们随便举一些例子，举大家最熟悉的例子。比如王维著名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看起来就两句。写戈壁滩的落日时光的景色，但是你体会，它有一种和天地之间的内在节律的一种呼应。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都有的。每一个人回想一下，你所熟悉你欣赏的那些优秀的唐诗、宋词、元曲，甚至包括外国文学中的作品，真正叫你久久不能忘怀的，我觉得都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命题。超过实际人生的层面，都让你去把握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是值得我们一辈子为之追求的东西。真正好的文学作品用哲学化的方式都涉及到了，这是一条。

　　这么一种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作为一种本体感悟，融入到了魏晋之后，那些优秀的文学创作之中，这是它的美学影响的又一个方面。第三点，就是玄学。它讨论的风格对我们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一种风格，我看过一些材料，说玄谈，讨论三玄《老庄》、《周易》。比如我跟你讨论，我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谈话对手。不会像老师一样滔滔不绝地跟你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上下文考证，它表达是什么思想，这个句子应该怎么读，在哪个地方断句。我不跟你讲这些ABC的问题，我要看你值不值得我跟你讲。我非常简练地画龙点睛般地说很简短的几句话，你必须听懂，你听得懂我才能跟你谈下去。要是你茫然不知，瞪着眼睛说的啥呀，听不懂呀，对不起，我不跟你谈了。玄学辩论中就有这样一种玄妙、灵动、潇洒、从容而又精致、清俊，一种比较简练，比较含蓄，点到为止，它是这么一种风格。所以这么一种简淡清俊，这样一种风格对于后世中国古典美学，对于神韵在文艺创造和文艺欣赏中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后来到了唐代，我们的理论家们讲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语言不可能把一切都穷尽，我不可能什么都跟你说得一清二楚，你自己去悟，很重要，有悟的。玄学讨论者就讲究这个“悟”字，一定要悟，所以尽管我一再强调玄学不是美学，我不赞成把玄学直接当成美学，我觉得这样讲依据不足。但是魏晋玄学对魏晋美学的影响，对魏晋美学中神韵这个概念的发育的影响，我觉得有这么三个方面。思想观念、基本命题作为内容作为内在的它的一个核心。另外就是简淡的风格，三个方面还是很有影响的。

　　具体来说，我觉得神韵它的欣赏和培育，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我来概括一下的话，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句话。第一它兴起的基础就是魏晋士人他们觉醒的生命意识，以及在这种生命意识觉醒之后的欣赏态度。这算第一条。我前面已经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认为是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历史或者说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解放时期。多少有点类似于先秦的百家争鸣，但是你把先秦的百家争鸣和魏晋名士他们这种玄学玄谈，他们的这种魏晋风度，把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用力的不同方面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区别，先秦主要是入世，知识分子在那个地方想，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天下怎样才能治理好。老百姓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不至于动荡。人应该怎样，社会大众应该怎样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大致来说就是这样一些问题，基本上是入世的。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仍然在想自己的问题，仍然在使用自己的表述，但是这时他们关心的，我认为主要的不再是拯救社会而是要拯救自身。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社会上的直接的政治压迫。魏晋时期，我们前面讲的一些例子，大家会感觉魏晋读书人活得很潇洒，很放荡，很从容，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会这样？读书人其实不太愿意这样的。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他真正愿意的是想在社会、在政治、在国家民族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很有责任感，很有入世精神的。“达者兼济天下”这是他真正想实现的人生梦想。但是，东汉末年以来他们发觉做这一点危险太大了，动不动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大家不敢直截了当地对社会政治，对实际事物发表意见。怎么办？总是要发言的，知识分子长了嘴总是要说话。那么实际的这种问题，我不敢说，怕惹来杀身之祸，就来谈一些玄的问题吧，可以远祸的问题。我不去谈论实际的问题，我来谈宇宙、自然，谈人的生命，谈这么一些东西，哲学的，谈这么一些东西。所以，这么一些知识分子人生态度的基本变化，就体现出来了对个体生命的一种重新认识，拯救自我，努力方向已经有所不同了。好，我发现，原来一个人要活得有滋有味，他要活得快乐，要活得不担惊受怕，其实他可以从政治漩涡脱身而出。我突然发现这一点，我可以到这种玄理之中，到《老庄》讨论，《周易》讨论的那些问题中，我来找我的精神寄托。他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块天地，那么他就一头扎了进去，这种对超越实际政治，实际社会层面的哲学命题的探讨，在当时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个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散文体日常对话的，大家论辩的这种清谈、讨论这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就是中国读书人已经成为他们习惯的做诗。做什么诗？一刚开始做的就是所谓的玄言诗，对于玄言诗，我们文学史上历来评价不高的，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才略》篇中就嘲笑过玄言诗，刘勰本人也是魏晋中人，他就看到玄言诗的毛病。评典似道德论，读起来跟《老子》的五千言一样，“质朴无文”不喜欢的。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延续的时间不很长，但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当时一些非常厉害的人物，书法家、诗人、名士、理论家，大量的人写过玄言诗，来的快也去得快。但是为什么我重视玄言诗？现在也有很多学者也相当重视这个东西了，为什么要重视它？它用这种直白的形式，这种在语言技巧，在诗歌创作的那种形式要求上，它很不讲究，为什么我们还要重视它？就是因为它传达出来了一种在宇宙关系中，体悟把握人的生命存在。在有了这样一种发现之后的那种恍然大悟，它传达的是这个。我们大家读读玄言诗，比如我吟两句不算是典型的玄言诗，但是带有玄言诗意味的两句，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诗》我吟它里面的两句：“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它不是典型的玄言诗，但是体会出来了，我不必再在这个政治泥潭里面打滚了，外面有一个更大的天地，宇宙之间更有我“飞翔”的余地。一旦发现了这一点，当时的读书人有了这么一种发现的惊喜，所以第一步他顾不上字斟句酌，怎么样把它变成美好的诗歌，他来不及了。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一样，一个老朋友多年没见，和你家里头好长时间不通音信了。现在突然有了一个机会，你见到了一个老友，见到了故乡的一个亲人，和家里面恢复联系了，这个时候你表达你那种急切的心情。你顾不上在文字上，在技巧上做什么推敲，首先就是要说出来，把心头的狂喜，这种发现之后的那种激动，把它说出来。我觉得玄言诗的实质就是这种说出来，还顾不上去考虑怎样说，他还沉不下心来。而且你可以说玄言诗它缺乏文采，但是你不能说它虚假。它一点都不虚假，它是每一个写这种诗歌的人，他自己那种有悟于心，我本人真切的实在的，没有任何外在束缚的，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全新的自我。所以作为诗歌来讲玄言诗不成功，但是作为生命意识的觉醒，作为人在这个外在世界之中，在政治以外的一片天地之中，人发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了这种人生体悟，从这一点来讲，玄言诗是很有它的价值的。所以它也就顺理成章地导出来了随后的山水诗。这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因素我们大家要考虑。就是从玄言诗到山水诗，读过中国文学史的同学们都知道，玄言诗很短暂，紧接着就出现了谢灵运、谢眺、鲍照，最后是陶渊明。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山水诗人，从玄言诗到山水诗是诗歌史上本身的一种过渡。但是我们要注意，我认为它是一种转折，是一种转机，而不是全盘抛弃。不是说，有了山水诗的出现之后，这些山水诗人对玄言诗里面所表达的，发现有悟于心。那种兴奋激动就根本瞧不起了，就一点都不要了，不是这样。实事求是地讲，在优秀的山水诗歌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种玄谈、玄理、生命意识、宇宙、天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神韵的存在，真的可以看到的。这里面，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这里面我想主要提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南朝，因为山水诗的出现主要是南北朝的南朝，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南朝的这些读书人，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当时是庄园经济，在一个山坡、丘陵，建一个庄园，住在这里头，桃李茂密，桐竹成荫、华楼迥榭、临眺之美。当时的文献上有这么四句话的记载。多少有点像什么呢，我个人感觉有一点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没有进洞之前描绘的那个地方，江南的一片山水，读书人们，他们的庄园经济就处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中。自己住的周围，自己放目远眺看到的，全是这样很优美的自然环境，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如果像是后来的元、明、清，像市民经济或者初步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住在一种很拥挤的城市里头的话，我觉得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大家住得比较分散，大自然很开阔，生态没有被破坏，自然环境很优美。居住之美、临眺之美，《世说新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的出游之风，不但住在优美的庄园里头，还要经常出去走一走，干嘛呢？很重要就是和当时一些高僧，东汉末年，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当然不普及，远远不像唐代那么普及。当时差远了，但是已经传入中国了，已经有了这么一些宣讲佛家教义的一些高僧。这些读书人要和他们交往，为什么交往？还是跟玄学有关系，听这些高僧们谈谈佛教、佛理，他觉得也是一种人生体悟，也非常有启发。而这些高僧住在什么地方？都住在一些荒山野岭，山里面搭一个草庵子。不像后来的寺庙那么阔气，随便结一个草庵子，搭一个很一般的木房子，高僧就住在那里。这些读书人要找他们玩儿，跟他们聊天，经常出去走一走。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我把它称之为“以玄对山水”到“以美对山水”，我把它称之为是这么一种变化。刚开始在这些读书人的眼前，他也能看到山水的。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了，政治他害怕了，那么他关注的肯定是大自然。但是这个时候大自然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全身远祸之地。我在山水景色之中，我来体会宇宙、自然的那种内在的启发，我来体会这个东西。以哲学的眼光，哲学的心态来面对自然山水，这就是“以玄对山水”。但是“以玄对山水”，我们大家想一想，它时间稍微一长，就会很自然地转变为一种以美对山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晋宋时期的山水诗体现出来的这种神韵，大家不要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一种写作技巧或者风格上的变化。原来的玄言诗主要是哲学语言，哲学感悟，到了晋宋时期，山水诗就开始描写自然景物了，这是一种写作技巧，一种风格上的变化，是这种变化。但是在这种变化之后，有着更为内在的东西。它把玄言诗中，原来那种直白式的生命意识，把它放到了秀美山水之中。人敏锐性地原创性地捕捉到山水自然本身，作为一种有机生命的感觉。我为什么用原创性这个词呢？我始终认为，说山水有生命，在科学上恐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顽固地认为山水就是有生命，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山水有其神韵。我们把山水当成一种有机生命，这种有机生命，谁给的？我们人赋予的，我们人把自己的情思，把自己的生命感觉，把自己的生命风格，投注在本来没有生命的山水之上。所以我说它是原创性的。发现了这种山水韵律，山水本身的隽永。我再提醒大家注意，不要简单把这个看成是一种移情，不要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写作技巧上的简单的移情。南朝时候的山水诗人，他们在大自然中发现的这种山水韵律超过了这种写作技巧上的移情，它有一个更大的轮廓，有一种更基本的心态。就是在整个宇宙关系之中，我来发现，来领悟人的生命存在，而我这种生命存在又和山水内在的节律浑然一体。所以它就超越了一般的写作技巧或者是风格上的那种简单的一点小比喻啊，一点小借用，超过了这么一个问题的。

　　山水诗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把那个文学上审美上不怎么吸引人的玄言诗把它给推掉了，取而代之。扭转玄言诗，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谢灵运。《宋书》这是刘宋不是赵宋，《宋书·谢灵运传》里面有一段话，说谢灵运担任了永嘉太守，就是现在江南的一个地方。他担任了永嘉太守，在他治理的这个郡有名山名水。他作为一个太守，作为地方长官他把自己的主要兴致，主要时间包括自己的工作时间都用在游山玩水之上。我治理这一片地方，好山好水我通通走到，我都要去赏。而且一到地方发现令他心动的优美的山水景致，自己有了体悟一定要做诗，所以这就成就了这位了不起的山水诗人。史书上就是这样记载的。我给大家念一首，我感觉既保留了玄言诗的余味又体现了山水诗的特征这样一首作品。大家可能都熟悉了叫做《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我们先看这首歌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典型的还是谢灵运本身体悟到的一种玄理，还是这个味道的。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讲“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就是一个人不要把人世间的一些物质性的东西看得太重。大家以后碰上这样的诗歌的话，我建议大家把它作为一种过渡状态来把握。它不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优美的山水诗。它里面仍然保留了这种哲理、玄言、老庄，这样的一些因素。写诗的人心里面还惦记着这个东西，还有一丝以玄对山水的想法。但是山水自然本身的美丽已经令他忘归了，已经令他陶醉了。所以像谢灵运的诗，一直是后世推崇神韵，欣赏神韵，追求神韵的诗人，以及评论家们喜欢引用的一个例证。神韵在什么地方？神韵体现在山水之美。那么第一人，做得比较出色的，开创了这种感受的，把这种感受写出来的是谢灵运，很重要的一家。

　　谢灵运之后，影响很大的另外一位诗人叫谢眺，大家知道了，大谢、小谢是李白非常欣赏的。谢眺我们先从文学上来讲，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文学史有过一个评价叫做有句无篇。句子很好，单独地弄出一两句来，精彩得不得了。就是全篇来看，我们觉得不是太美，整体上不太好，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读的谢灵运的那首诗，前半部分写景物写得那么好，后半部分又给你讲了一种哲理、玄理之类的。我们当然觉得前后两截，不是那么协调，这是一点，有句无篇。第二，两个人本身的下场都不太好。 谢灵运一生不能忘怀政治权势，晚年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捕，被杀。我刚才不是说他当了永嘉太守，对政治其实不太关心的，政治事务他不怎么处理的，就游山玩水。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永远在说服自己，政治这个东西很危险，不要管它，就在山水自然中找到自己吧，他永远在说服自己。如果一个人需要来说服自己的话，就说明他对某个东西还是不能放弃，他还是不能忘怀，所以这是谢灵运。另外谢眺，也是任吏部郎的时候，因事牵连下狱而死，也是跟政治有点关系。所以在这一个时期，描写山水诗最为诚挚、最显本色、最有韵味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大诗人陶渊明。我们今天非常重视陶渊明的，不是今天，唐代以后就非常非常重视陶渊明了。但是同时代的人不太重视陶渊明的，南朝人不重视陶渊明，嫌他的诗歌质朴少文。像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到了很多诗人，但是没有提到陶渊明，很多诗人都进入了刘勰的注意、研究、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是陶渊明没有进入，这是一。钟嵘的《诗品》把陶渊明的诗作收进去了，但是把它作为中品而不是上品，谁注意他呢？注意他的是萧统，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有一段话赞扬他，说有人读陶渊明的诗，觉得他每篇诗里面都离不开酒，不太好，但是在我看来，陶渊明的意识不在于酒，而是寄酒为迹者也，不过是借助饮酒来表达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罢了，他并不是真正写酒。

　　我觉得萧统对陶渊明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是真正的知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一个人的怀抱很旷达而且真诚，这是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我觉得评价非常到位的。大家都知道了，陶渊明是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他归隐田园，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他当官当得不大，29岁以后他才出仕，快30岁的人了，当一个官。都是一些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很小很小的芝麻官，连县令都没有当过很长时间。所以陶渊明的归隐，我们一定要把它想透，这个透是什么？就是陶渊明深刻地意识到个体生命之可贵。个体生命这是最可贵的，我一定要让它值得。我不能把自己的生命浪费了，我当什么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和这些我根本瞧不起的人周旋，我是在浪费我的生命。深刻地意识到了个体生命之可贵。这里面有潜台词，个体生命短暂，和宇宙天地相比它太短暂，正因为它短暂，所以我一点都不敢浪费，我一定要诊视它，我要自己对得起自己。归隐这个事儿，在古代有的时候不是目的，也是一种手段，是一种策略的。我王某人，我当官当得好好的，我不当了，我为什么不当呢？是因为我嫌这个官小，我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洁，我辞官而去。但是今后国君或者什么人给我一个更大的官职，我可以重新出山，我退隐是为了出来，我退一步进两步。不少的人退隐，古人把它叫做“终南捷径”。我躲在终南山里头实际是抄了一条近道，比在官位上一步一步往上挪要快。我到山里走一走，我出去跳了好几个台阶，所以后来有诗“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你不是高士吗？不是归隐吗？像云中的仙鹤一样，飞来飞去最后落到宰相家去了，还是脱离不了政治，心里还是不能忘怀功名利禄。

　　陶渊明不是这样的，陶渊明归隐之后也有这样的征召，就是邀请他，要求他，命令他出来重新当官，陶渊明通通拒绝了。他是真正的归隐，而不是作为终南捷径，所以这就成就了他的诗歌。有些诗歌大家非常熟悉，像他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诗的。非常简单，非常非常朴素，但是非常真挚，我找到了我的生命意义，找到了我认为最适当的我人生存在的那个天地。归隐二十多年，他并不是对时事根本不关心的。他还有这种“猛志固常在”，借用古代神话人物来表达自己那种对社会不能忘怀，想有所作为。他心理意识的某一个方面，他还是有这个的。鲁迅先生提示了我们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凭心而论，陶渊明的基本状态，还是自由而恬静的。我们不必把鲁迅先生揭示出来的这一面，说成是陶渊明心态的基本方面，我觉得那样讲也违背了鲁迅先生的本意。人本来就是多面体，陶渊明不是彻头彻尾的隐士，他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一面。但是就他的基本状况来讲，还是自由而恬静的。因为他诗作的主题，他绝大部分作品表达的是这么一种心理状态。这么一种人生状态，所以陶渊明的诗歌，后来就成为大量的诗人、理论家、批评家所评说的对象。光是在唐代诗人中，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他的，就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这些都是唐代非常好的诗人。他们都在学陶渊明，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陶渊明的诗歌，那么一种在宇宙、自然、山水韵律之中去感受生命之隽永。这个东西所以谁都可以被他所触动，包括那些对审美并不太重视的宋代的理学家们，也喜欢陶渊明。这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我们从玄学作为一种哲学一路讲过来，它对美学的一种影响，以及玄学本身体现在玄言诗，然后这种玄言诗又转化成为山水诗，山水诗中的几位代表诗人，最后归结为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足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陶渊明，这么一位大诗人身上。

　　主持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这么说，魏晋神韵就来自魏晋名士，没有魏晋名士就没有魏晋神韵，真名士自风流。魏晋名士从他们的人到他们的文，像王教授刚才讲到的有气、有味、有韵、有致、有神等等。他们那种旷达的、豪放的、自由的这么一种人生况味，还是我们今人多少所欠缺的。如果魏晋风度、魏晋神韵真的像嵇康的《广陵散》一样，成为了遥远的绝响，那该是多么可惜。最后让我们感谢王教授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的演讲。（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我的写作与上海 -陈丹燕

　　主讲人简介：

　　陈丹燕,女,1982年2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1991年，《女中学生之死》日文版先后再版七次，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20世纪最好的一百本世界儿童文学作品；1996年，《一个女孩》德文译本《九生》获奥地利国家青少年读物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读物银奖；1997年，《九生》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青少年倡导宽容文学奖，出版《独生子女宣言》，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1998年出版散文集《上海的风花雪月》，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2001年，小说《我的妈妈是精灵》获得台湾年度好书奖；2002年，《上海的金枝玉叶》获得榕树下网站、《周末画报》等单位联合评选的全国十本好书奖。

　　内容简介：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上海？原因有二：第一，它没有历史；第二，觉得上海人很小气，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概。陈丹燕在小时候也是老想着，等长大以后逃离上海，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她自认为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德国人自己演绎的原汁原味的贝多芬的音乐，她却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产生了怀疑。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家旁边的一栋房子使得陈丹燕开始对上海产生兴趣：从对建筑、街道这些东西的兴趣，到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书随之诞生。

　　上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陈丹燕认为，它是一个混血的城市。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判断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探讨它，再慢慢地认识它。她觉得，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

　　她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她觉得，她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坑里去一样自然，这个就是她的位置。她觉得，她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世事；她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她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上海这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作家陈丹燕女士，我们欢迎陈老师上场！

　　陈老师被誉为是当今“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以写上海风情和上海女性见长。从1998年到2001年连续四年，她每年出一本以上海为题的作品：《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和《上海作家》。有人说，如果你熟读陈丹燕的作品，你会喜欢上海；如果你喜欢上海，你一定会喜欢陈丹燕。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今天就请她为大家讲一讲，她的写作与上海的关系。我们欢迎！

　　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我的写作跟上海有什么关系？然后，在这个写作当中，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其实，我小时候是出生在北京的，我父母那时候在北京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的工作从北京到了上海，所以，我就跟他们到上海，我在上海开始上小学。说起来，北京是我的出生地，上海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们家里刚刚搬到上海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我的哥哥比我要大很多，要大11岁、12岁这个样子。他们那时候是思想开始发育的人，他们非常讨厌上海。包括我家里住的那个环境，我住的那个院子里边所有的人，大概住户有五分之四的人是从北方迁移到上海去的。所以，在那个情况下面，那个院子里的孩子都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人很小气，然后上海人很讲究吃、穿这些日常生活，没有英雄气，北京的孩子比较喜欢英雄气。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上海的市民生活是非常隔膜的，因为我周围的朋友、同学，大家都不说上海话。因为是迁移过去的，所以，也没有很多上海当地的亲戚什么，所以，跟市民的生活是隔了一层。在这个情况下面，就对上海市不太了解，而且也并不喜欢，就觉得这个城市，第一个，它没有历史；第二个，它没有孩子喜欢的英雄气。在我小的时候，老觉得等我长大了，有一天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的生活不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可以有战争，然后有很多浪漫的故事，不是上海这样一个现实的地方。

　　在我第一次觉得我对上海有兴趣的时候，是已经很长时间，我大学已经毕业了，已经作为一个作家了。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让我去欧洲，我去的是德国的一个青少年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他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为图书馆推荐，参加世界儿童书展的评奖的中国书。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在欧洲旅行。在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去德国，然后我旅行的时候去了法国和西班牙，还有奥地利。那一次，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就发现我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事情。比如，我认识到在上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但是在欧洲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中国人。之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西化的人，就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才会这样认为。对于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文化背景有了一个很深的怀疑，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周末，我去听音乐会，是一个贝多芬的音乐会，在一个15世纪的城堡里。因为我住在那个城堡的楼上，所以这个城堡里所有的音乐会，我都可以免费去听。它们就在我的楼下有一个大厅，它们在那里有音乐会，因为那个城堡有两个塔楼，所以，声音非常好。我从小就一直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母亲非常喜欢交响乐，也喜欢歌剧，所以，我觉得我很熟悉它。当时，我觉得我很高兴能够听这个音乐会，因为我希望能够听到一个德国人，在德国演绎的德国的贝多芬的音乐。但是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进去，每一句的声音都是碎的，感情是不能进去的。后来我就出来了，就到我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塔楼旁边，所以坐在塔楼里同样可以听到音乐会，而且声音还更好，因为它声音是往上走的。然后，坐在一个人呆的塔楼里边，是没有灯的，也没有别的人，也没有别的听众的。然后那个音乐开始能够人（的感情）可以进去了，可以听进去了。就是那些经历让我觉得，我想像的那些东西和我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支持我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都不是真正的欧洲的东西，而是在某一些特定的环境下面，由那些碎片组成的那些东西。这个事情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因为在此之前，我非常肯定，我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人，我可以理解很多西方的东西。但是，我很多中国古典的东西我不能够理解。在那个时候，我产生怀疑。

　　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情开始产生怀疑？然后，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被打破了，不是像我也遇见过一些中国人是觉得，在欧洲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获得很多，建立起很多。为什么我是觉得被打破很多，碎裂也很多，失去很多东西？后来，我就等到我的工作结束以后，然后我就回到上海。回到上海，我其实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开始，怎么去找，然后通过什么东西，通过跟谁谈话去找，过了一个很不愉快的夏天，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发现，在最不能找任何东西的时候，就应该去看书，就是可以从书里边找到一些东西。后来，我就去了上海的档案馆。那时候是1992年的时候，整个上海的题材是属于低谷的一个，大家不关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能够在图书馆的书里边找到关于上海的故事。所以，后来我去了档案馆。我其实想去档案馆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旁边有一个房子，我从小看它，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式样的房子。后来是在西班牙的时候，突然看见，噢，这个房子是西班牙式样，因为西班牙有很多这样的房子。

　　然后，我就想，在我的生活里边，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旁边有很多来自西方的建筑，不光是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是来自于西方的小说和哲学，或者说是散文，或者说是音乐和电影，还有很多与这个城市的联系。后来，我就想去看看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个房子的故事，或者说是设计图。后来就去档案馆找这个房子的材料，后来发现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去接触旧上海的故事，上海形成的这样子的历史。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有心得的，是一个人慢慢去找她的背景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背景不是你有意识地得到的，而是这生活一点一点给你的，因为在这以前我已经开始写作。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把它写成小的散文，当时（台湾）《中央日报》有一个专栏，我为这个专栏写作。然后，他们就说，那个编辑来说，我们给这个起个名字吧。这个专栏叫什么名字呢？然后，就说，叫《上海的风花雪月》，后来这个书的名字其实是当时《中央日报》专栏的名字。当时就在《文汇报》上也不要这样子的专栏，因为上海的故事，那时候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故事。只是我个人对这个有兴趣、有心得才这样做。当时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本书。因为慢慢慢慢写得多了，看看能不能做成一本书试试看。这就是上海的《风花雪月》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在这个书以前，我对上海真的是不了解，但是这个不了解并不是表示，它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的成长，我觉得它是影响到我的成长，影响到我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形成。这个跟我的成长的年代也有关系。因为我的整个青少年，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结束是完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边，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人来引导你的成长的，全是小孩子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拿到什么，看到点什么，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后来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就是我们看很多的翻译作品，然后看很少的中国古典，或者说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听很多的西洋音乐，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中国的音乐可以听，反而可以找到的是西洋音乐，是可以听到，用大盘的录音机，可以听到那样的音乐。然后，是会有种种的小的机会，然后让你一点点引导你去，把自己的文化背景，慢慢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面。但是，那是非常感性的，不是形成什么就是一个理性的结构跟我要这样，这是慢慢这样形成的。后来大家都认为，跟上海这个城市可能还是有很深的关系。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欧洲的旅行和我开始上海城市写作的原因。

　　然后，我想要说，就是我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看法。后来写这样子的上海的故事，我写了四本书。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是一个散文集，另外两本是传记的小说，是两个上海的人的生活，一个有80多岁，快90岁，她从一九零几年出生，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去世；还有一个是在一九四几年出生，1975年去世，两个上海女性的故事。还有一本书也是散文书，是最后的一本。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现在可以看到，就说从建筑，从街道，对这些东西的兴趣，慢慢想到我对上海的人有兴趣，对上海的人的精神状态有兴趣，和他们的命运也有兴趣。

　　通过写作这四本书，都是非虚构类的书。我觉得，这个和我的自己的形成有关系，就是我希望能够看到真实的东西。因为我需要真实材料，真实的东西，才能够明白我自己。所以，用的是非虚构的形式来写。我也觉得，用这种形式大概是最能够让我自己受益，因为这跟我自己想要了解真实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主题的开始，其实都是来自于我自己对某些东西的怀疑和好奇。还有，就是想要了解它，知道它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写完这四本书，我对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就在我没有写这书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其实是一直停留在7岁或者8岁，我到上海我哥哥跟我说的话，说这是一个太物质的城市，你不要学习它的任何东西。我哥哥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说上海话，他不会说上海话，他说的还是一口北京话。但是我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我觉得，还是停留在那个认识里。

　　但是通过这四本书五年的时间，我想，我大概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我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混血的城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但是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诞生的时候，就是像一个混血儿一样的，混血就是它的本质。所以，它长得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也不像一个纯粹的外国人。这个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困惑。就是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在它身上可能有这个地方人的优点，和那个地方人优点，也同时带着这个地方人的缺点和那个地方人的缺点。所以，这种混血性，其实让这个城市有一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它跟纯粹的英国城市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混乱的气氛，有些人会把它说成是非常生机勃勃的气氛，充满了机会的气氛。然后，充满了非道德性，就是文化混杂以后的那种不知所属带来的没有约束感的气氛。

　　我看到，就是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王储或是王子到了上海。他到上海以后，然后他说的话是，他觉得，英国人在这里实在太胡作非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是他们在本土连想都不敢想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说的肯定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犯罪在这样的城市里边，然后有很多由于脱离了文化，脱离了文化和道德的背景带来的那些放纵，人性的放纵以后，他会出来很多很多他原来在制约下面不可能犯的错误和做的坏事，都会有。但同时它也激发了人很本能的热情，因为这地方充满机会，有很多很多一夜致富的故事，然后有很多做一次坏事，然后成了富翁，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慈善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这样的城市里边会出现很多。所以，每个人都是抱着梦想来到这样子的城市。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边，它的本身的形成，是跟正常的单一文化的形成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它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我觉得是宽阔的气氛。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化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地方。我后来也觉得，当时我没有较深的体会，那时候有很多人学世界语，在上海。然后，觉得自己不属于什么文化，属于上海的文化。后来，我觉得，可能它有一些非常真实的地方。慢慢地在这样的城市，这样子的文化和这样子的生活里边，它会滋生出一种它自己的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是跟世界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它的是非观开始变化，它不再以一种文化里边的是非观来作为自己的是非观。它会觉得，世界上还有一种标准不是民族的标准，而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好坏的标准，就是全世界人都会认同，糖是甜的，盐是咸的。我们还存在这样一种标准，我觉得，这种标准有的在开始可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是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是非观来说，比如，上海的银行的兴起，跟平遥的钱庄的没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整个中国的传统的经济状态的没落，带来了上海外滩那条线上面的繁荣。其实这个城市如果从这样的是非观来讲，它的发展是很不道德的。沿海的一条线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有机会有生机的地方，然后平遥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闭塞的、悲伤的一个地方。如果这样子的是非观，在你的心里，你不能够在上海去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对自己的成功有一个肯定。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它慢慢会寻找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同的是非观，来支持自己。这是一个在上海的史学界是一直争论的。有一派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上海的发展，就觉得这个城市在中国人的手里它就是一个沙船港，然后在租界的时代，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化的都市。

　　这里边牵涉到很复杂的、不同的是非观的碰撞产生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上海的很多人的心里边是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就是不要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去论是非，是要从一个公众，就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去论是非。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但是上海真的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常常被斥之为，是一个有洋奴习惯的人和地方才有的这种观点，就是你为什么不起来像三元里的人民反抗？我们需要是非观，需要有一个更确定的更大的一个是非观。为什么广州的工匠是不敢给外国人修房子？因为他们会被杀掉。如果按照外国人的图纸修房子，在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你上海的工匠这么热衷于给他们修房子？修了这么多新式的房子？一点都没有受到阻拦，还被认为是趋时的，是时髦的事情。就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精神，这个一直是上海一个很基础的冲突，一直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上海人在心里边是喜欢外国人，是洋奴的。

　　我慢慢就接触到这个矛盾，这是一个在上海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并不是以争论的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很奇怪，就是它管它存在，就是你不要管我，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然后我就是这么做，然后我就是这么支持。即使像我这样“文化大革命”当中成长的这一代人，父母叮嘱你学英文的热情是丝毫不减。我见过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英文，后来用《英语900句》学英文，后来用最早进来中国的《New Concept》学英文。每个人学英文都是天经地义的正经事情，学不好是很丢脸，这个传统一直还是存在在那里，它真的是比较少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而是用这件事情的本身质量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

　　当然，也存在很多事情，就是喜欢外国的牌子，喜欢外国人，然后就是一开国门，大家都急着往外跑，就觉得，随便什么事情都会去的。这个也是上海的一个共识。它可以去到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它不肯离开上海，他不会说，我去到苏州生活。它市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就觉得，在这种了解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慢慢让我了解到，这个城市从生出来，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一定存在很多特殊的问题。这个特殊的问题，是由城市化带来的，而且是由殖民地带来的，而且是由不同的文化当中的交流带来的。所以，它在很早的时候，遇见了很多城市将要遇见的全球化的问题，身份认同的焦虑，然后没有自己的根的那种，其实是焦虑的，而且是浮泛的，那种在心里边很深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不是现在大多数城市遇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很多很多城市都要遇见这样的问题。上海是遇见了，它这么做了，它这样做法就是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接受的，什么地方是不能接受的，什么地方才是它一条，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的一条出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调查当中我获得了什么东西。

　　第三部分，我想要说在调查当中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它当中有很大的秘密和它内在的东西在里边。这个东西是我现在想要去搞清楚，而且想要去表达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前面的非虚构的形式可以完全表达的，所以要用一些虚构的形式加进去。我想，大家肯定每个人都知道，上海有一个公园是在外滩，我们小时候都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个公园的门口有一块碑，碑上面写的“华人与狗不能入内”。从前这个公园叫“外滩公园”，后来叫“黄浦公园”。

　　但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说：“很多事情，你写上海的故事，有很多事情一定要自己去调查，让你的眼睛看见你才写，因为这里边的历史并不是被非常准确地记录，所以你不要轻信。”因为那时候我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已经卖得很好。“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在你的书里边写错误的东西。否则，你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从那个事情开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调查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那个碑已经没有了，你现在看不到那个碑。但是，那个真的碑到底是上头写的什么，有一张照片留下来，那张照片非常不清楚，你能够看到那个碑，但是你看不到上面字。所以说，这需要去调查，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对这个事情也很有兴趣，所以说我去查了很多很多的书，查下来是有七八条游园的规则：第一条，骑自行车的人不能进去；第二条，带狗的人不能进去，狗是不能进去的；第三条，衣冠不整的，穿拖鞋的不能进去。就像我们地铁上面有个规定；的确有一条，华人不能进去，华人非陪伴西人者，华人如果没有陪着外国人，你不能进去。”其实是这样子一块碑，我们把它接起来就是“华人和狗不能进去”，把它放在一起。

　　从这个公园开始到这个公园最后开放，经历了60年的时间。这60年其实上海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上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第一个公共的游泳池，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游泳，有第一个公共的菜场，在此以前就是乡下人挑担子到各家各户去，不是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去买菜，有了第一个菜场，有了电话线，然后有了电灯，然后有了路，然后有了租界和华界交通的电车轨道。其实就是现代的城市的基础的建设是一点一点开始的。

　　我觉得，对上海这个城市来讲，它的确是对自己的判断不像其他的城市来得这么自豪和这么容易，因为它有过这样一个混血的关系，所以，对它的判断就是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然后来探讨它，然后慢慢地认识它。我觉得，就是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我到现在已经12年了，我从开始对到上海有兴趣，到今年是2004年。12年时间里边，我想，我的收获是很小，但是是很切实，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需要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上海，然后我可以看懂更多。

　　我最后想讲一点，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我自己觉得，我非常高兴，因为有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很多朋友是作家，他们会跟我讲，开始写作的时候要坐到那个桌子前面，是很痛苦的事情。一个长篇小说在开始的时候，他说，看见那个凳子真害怕，就觉得坐下来就是要开始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那个坑里去，这个就是我的地方。我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是喜欢的。我想，如果我不生活在上海，我爸爸、妈妈没有离开北京，我生活在北京，我想，我也一定会最后成为一个作家的，就是在北京写作。但是，我生活在上海，上海使我成为了一个，大概我在北京不会成为的这样子类型的作家。我觉得，我的兴趣，就是跟上海这城市带给我的有一个很根本的联系，就是我非常关心这个文化的开放性和它的混杂性。我一直对这个文化的混杂有很大的兴趣，而且从心里边是觉得混杂的文化的地方，让我觉得我比较自在和舒服。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在美国我要写一本美国的书，然后我在美国的很多小城市走来走去，然后走到一个西海岸的城市，叫桑特巴巴拉。这个地方原来是墨西哥的地方，墨西哥从前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然后桑特巴巴拉后来就变成了美国的地方。但是，它们留了很多墨西哥的和西班牙的建筑和建筑的风格，包括讲话的方式，有一些对东西的叫法，还有吃的食物，还有整个城市的气氛。我去桑特巴巴拉，我真的觉得舒服极了。我不是喜欢美国的人，我不喜欢美国的气氛。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我看到我拍的照片，我发现，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桑特巴巴拉，很可能你可以说它是西班牙的某个地方，它有那种混杂带来的突然的放松和自由，你就觉得，我可以随便做点什么事情，不用什么事情都顺着美国人的规矩。然后，我可以有一个缝隙，可以是另外一部分东西。我想，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气氛，就是混乱的，但是可能性非常多的这种混杂的气氛。我觉得，这是上海给我带来的。所以，我会成为这样子的作家，会关心这样子的问题，会一直揪着身份认同不放。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因为遇见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对你的身份产生了非常根本的怀疑，这个怀疑在很多人的心里边曾经有过。但是，如果他不是以写作为职业，不是以天天想为职业的话，他可能会把它放到更加后面去，在有空闲的时候才想一想。但是，我会一直去想这个事情，一直想要表达。而且我觉得，这个城市对我来讲，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我不喜欢一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有定论了。我想，上海跟我的关系，不是我要描写它的一个关系，就是它让我成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一个作家，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非常有兴趣的，而且我觉得我搞清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作家。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带给我的。但是，我跟上海的关系，不像福克纳跟他的那个写作小城市的那种关系，它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世界，是福克纳的世界。但是，我跟上海的关系，是我要去搞清楚它，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不是我内在的东西，我搞清楚它，然后我想把它尽量真实地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跟它是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是一个外面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是就喜欢这样的位置，我觉得我这个“萝卜”就是在这个坑里边，我觉得，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会成熟起来的，会通过对这些东西的调查，自己慢慢地成熟起来。我也知道，一个人的成熟和他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有些人会到70岁的时候，他不成熟。有些人会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是很成熟。我觉得，我是一个慢熟的人，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懂、很练达、很懂世事，我的成熟的方式，是通过我自己的写作，是通过跟一个城市的联系和对这个城市的探索。但我觉得，我最幸运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市足够大，它能够容纳我去一点点走进去，如果这个房子只是一层历史，这个人只是一生平缓地过去的，这个城市没有那么多波折，我就不可能获得这样子好的一个东西它来帮助我。我说的就完了。谢谢大家！

　　我们在现场听陈老师讲上海和从她的书里读她写上海，有没有感觉都是一样的舒服。或者你还会得到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一旦进入历史，你可能会发现，你所了解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应该有的样子，或者说，你看到的历史并不是它原来的历史。一件小事，你一旦重新认识了它，你可能就重新认识了历史。陈老师是非常关注上海的旧事，上海的历史，往往就是从一个普通人的历史入手，然后放大了，给我们带来了上海的旧事，上海的记忆，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等。那么，上海这座混血的城市，今天仍在以它的开放和接纳努力地成为世界的一流城市。不过，我自己对有一个口号似的标语，感到很困惑，就是说，我们要把上海建成“中国的纽约”，我觉得很困惑。上海就是中国的上海，何必非要是中国的纽约呢！最后，让我们向陈老师带给我们的演讲，表示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我作故我在 -张抗抗

　　主讲人简介：

　　张抗抗，女作家。浙江杭州人，1950年生。1963年考入杭州一中，1969年中学毕业后到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八年。1977年到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一年，1979年调到黑龙江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72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反映黑龙江农场知识青年的生活。以后又相继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夏》、《白罂粟》；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出版了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作品《夏》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情爱画廊》《作女》《请带我走》等

　　内容简介：

　　从《情爱画廊》到《作女》，张抗抗的小说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她用一支纯熟流畅的笔描绘现代富有挑战精神的女性。她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样绚目夺人，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情感独立是她们的生活的状态。

　　张抗抗是一位具有女人味的作家，她的身上，散发着知识女性的端庄与利落。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描写生活中的作女，她要为“作”字正名，告诉人们，对于今日女性来说，“作”并不是一个坏词。

　　究竟女人该不该“作”？

　　《百家讲坛》特别奉献《让女人说话》，让我们一同聆听作家张抗抗谈她的女性观。

　　(全文)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作家张抗抗女士，抗抗老师，您好。

　　张抗抗：你好。

　　主持人：听说您的小说《作女》被改编成了20集的电视连续剧，那么我想先问问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是作家的一种触电，您觉得这种触电所产生的影视作品会不会对作品的原来的内质有支解或曲解，您有没有这种担心？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种间接触电吧，因为有很多作家直接自己去改编电视剧的，还有自己直接写影视剧本的，我觉得我这个属于间接地它被改编嘛。因为也是由别人来改，不是我自己改，因为我想任何小说它被改成影视之后，影视它都有它特别的独特的这种艺术方式的要求吧，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它是一个视觉艺术，它要通过画面来呈现，那么很多心理活动就不能表现，还有一个呢，影视的受众它跟小说又是不太一样的，它会更大众化一些，所以它肯定要求它的故事会更好看，可能我所要在《作女》里面表达的那些更深刻的思想我觉得在影视里面可能就会打很多折扣，这种担心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以往几次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我觉得都会存在这种缺陷，那么当然最糟糕的是你原作精神的一种曲解，或者说完全不能到位，或者说只涉及了一些皮毛。它故事的改动，因为影视的那种艺术需要改动，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最担心的就是把你的精神实质，如果说它掌握不好的话，又会有一些曲解，那我就觉得比较糟糕。

　　主持人：《作女》是您写的小说，您自己会不会把它亲手改成影视。

　　张抗抗：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时间的问题，因为您知道改编电视剧，它还需要重新投入一遍时间，而且呢，可能会再三地修改什么的，这个当然还是其中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导演或者制片人他会从影视的需要，要求你做出某些改动，也可能是你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样，我就觉得可能用这种时间来投入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更有价值，也就是说，小说的基础在那儿，然后改成影视，由别人来做，我这个时间我觉得我可以重新投入一个新的创造性的劳动，原创的作品了，我觉得这样更好些。

　　所以我目前来说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多作家也都选择这种方式，因为小说它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语言的艺术，当它转换成视觉的艺术的时候，它这种冲突、矛盾，我想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希望它能够减少到最低，或者说尽可能减少。

　　主持人：小说刚一问世的时候，就引起了关注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就在《作女》的这个“作”字，因为我记得您写过文章，也跟媒体说过，您生活过的三个地方，民间的口语的这个“作”字都是对女性的一种贬义，那么您选择这个《作女》是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故意用人们对女性的一种贬称来表明您自己视角中的一种现代女性的一种生态，一种形态。

　　张抗抗：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搞语言的嘛，对语言会比较敏感，所以在中国汉语里面的“作”字，它过去在很多年当中，它都是体现了对女性的一种贬斥的意思。那么恰好我想通过这个字，通过我的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对这个字重新做出阐述，就是我们的汉语其实我们的汉语的这个汉字或者说语词，它的容量是非常大，意思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有一些字或者有一些语词，它的文化内涵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当中它已经成为一种定式了，这种定式里面恰好是沉淀了我们封建的或者传统的观念，那么我觉得是要对它进行一次颠覆或者说修正，这样这个“作”字里面，恰恰我发现它里面很多积极的含义，如果说我们的女人都是现代女性都是甘于接受命运的安排，都是那么地循规蹈矩，都是那么地缺少创造力，那我觉得这个时代社会这种进步，恐怕要缺少一半力量。

　　主持人：如果不作，那女性的这种形态，本身女人的这种光彩也可能大打折扣。

　　张抗抗：对，而且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为女性证明，为这个“作”字证明，“作”字里面体现的是种女性的创造力，这个创造力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股很重要的力量，甚至是50％的力量。

　　要给她们一种平等待遇，为什么男人一直说，你说叱诧风云也好，他怎么“作”，怎么折腾，我觉得都很少会受到社会的批评，因为这是很正常的，男人嘛他就要闯荡天下，可是如果女人这样做的时候，她往往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所以现在尤其表现在都市的一个现象，就是似乎成功的女性都有一些“作”。

　　是，我是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作女”不一定能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她“作”得有受自己力量的限制，或者受条件的限制，她尽管有这种“作”的精神，但是可能由于一些机会的不成熟，失败，很多是失败的。那么，所以“作女”不一定是成功的人，但是成功的女人，我觉得多一半她们是有一种经历过那种“作”的阶段。

　　如果不“作”肯定不能成功。

　　咱们说白了，不“作”肯定成不了事，或者至少她在外表的那种温文尔雅，或者很温柔的，外表下面也应该是潜藏着，她内心的那种非常强大的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一种愿望。

　　但是更多应该是女性在“作”的过程当中，享受一种生命的状态，这个应该是新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向往或者说是追求的一种东西。

　　她会在这种过程当中得到快乐，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她释放了她自己的能量，而且她知道她在改变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她在改变自己，她不断地放弃，然后又开始，放弃是需要勇气的，我们所谓说“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断地放弃和不断地开始，这个放弃就是说她是一种及时的修正，她如果知道这个选择不对，我马上放弃，我重新开始，可是有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已经投入了，或者说我已经熟悉它了，我再放弃的话，我要重新开始的话，我会浪费很多的资源，但是我觉得能折腾的人，她会把每一次开始都看作是一种新的起点，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创造的开始，所以她会觉得非常地有意思，对自己有一种否定。

　　主持人：《作女》里边卓尔的名言就是“我作故我在”。她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您心目当中新的女性形象和独立不羁的一种气质。

　　张抗抗：这个话其实是我差不多把这本书写完以后，脑子里才跳出这句话。因为我们过去说“我思故我在”，或者说“我在故我思”，一直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当我写完这本小说以后，有一天我突然跳出来，对于那些要求不断地在改变生活的人来说，他只有当他在“作”的过程中，他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或者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主持人：那您的先生接受您这个“我作故我在”的观点？或者说您比如在家庭的现实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作”的成分？

　　张抗抗：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讲，我先生还是很赞赏的，因为我想他也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关于“作女”的这个概念，我在写书过程中，有时候我也是会跟他讨论的，甚至他也会给我提供一些就是他对于女性的“作”的这种现象，从理论上的分析的这个意义。那么其实在生活中，我觉得我倒不是特别一个“作”的人，我自己这么想，我自己觉得我还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时间你知道吗？

　　没时间“作”。

　　我想我少女的时候，少女时代，那时候曾经是青春叛逆期，肯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作欲”发作的时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比较“作”，包括我到黑龙江去，你想我已经下乡到了浙江农村了，然后知道黑龙江要报名的时候，我就放弃了，从乡下跑出来了，那时候很对不住我外婆，那是我外婆家，她在镇上，她把我放在一个特别富裕的一个村子，他们都对我们特别好，可是那么安逸的江南的那个地方是非常富裕的，我去的那个农村，在1969年的时候，它的工分值一天是一块八毛钱，你想，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比较陌生，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特别富裕的地方。不干了，我觉得到黑龙江去，到遥远的地方去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赶回杭州去报名，要到黑龙江去。那我想这种可能都是一种，当时也是特别希望改变自己的欲望了，特别强烈。以后到了北大荒以后，一直在尝试写作或者是学习，不放过一个学习的机会。在小兴安岭伐木的时候，晚上点着蜡烛在那儿看书，然后自己会搭着公路上的便车，就是运木头的车，到深山里去听那个抬木头装车的那个喊号子，东北那种重体力劳动，八个人在抬一根木头。那个时侯还在伐木。很粗的圆木，八个人抬或者10个人，12个人抬，一根木头才能装上车。他们就会有号子歌，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什么哈腰挂，它都是有节奏感，很强的，齐步走啊，然后就往车上走，我就为了听这个号子，我自己就会从帐篷里头利用休息天，然后走到公路上等一个卡车，那个时候比较安全，然后让那个卡车司机把我带到深山里头去，然后带一点干粮在深山里头听，听完以后就再搭这个车再回来。我觉得那个青春期，确实会有比较更鲜明的那种“作欲”和“作”的表现。后来我从事写作以后，我想差不多我就一直比较，因为它要花大量的时间写作、读书、思考，没有让你那么多时间去折腾别的事了，你比如1992年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很多人去下海或者干点什么呀，我想我好像也没有兴趣。

　　主持人：或者就是说您的这个“作”主要是精神层面上，您在写作的时不光是写《作女》，写《作女》以前的作品，《隐行伴侣》也好，《赤诚丹朱》也好，是不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一种“作”的畅快。

　　张抗抗：我很同意这个看法，我自己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作欲”的，实际上，就是他是不是能够实现，潜藏的“作欲”每个人都有，男人女人都有，当然女人当这种“作”的表现就被称为“作”了，那么我的这种“作欲”，我觉得我实际上通过写作，这么多年地写作，不断地释放，通过写作释放掉了，而且我在作品当中的那种不断求新改变的那种愿望的实现，给我极大的快感。所以我的创作，我觉得不说好坏吧，也是二十多年写作，我一直在不希望重复我自己，一直希望能给自己找到新的东西，也告诉读者新的东西。所以这样我觉得，我每一部作品好像都是有比较大的改变，无论从取材也好，从结构也好，从它的表现形式也好，从它的叙述方式也好，都有比较大的变化，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

　　主持人：我知道，从您这种作品风格上的改变来说，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作”的一种延续。

　　张抗抗：就是不安于现状，写作的现状，当你自己已经构成前一个文本的时候，当你进入下一个创作的时候，你希望里面又融入了你全新的创造力。

　　主持人：抛开《作女》的文学形象，又回到现实生活中，你觉得如果我们生活中的“作女”多了，男人的承受度会怎么样？

　　张抗抗：这个承受度会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的习俗，或者说历史存积下来的土壤，一个男权社会嘛，或者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它确实是给男性提供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那么可是呢，我们进入现代社会，那么女性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以后，获得了更大的精神自由，或者说是心理自由，还有走出社会从事各种职业的选择的自由，那么当然会对男人构成的威胁的。因为不是很容易控制，在家庭里，在单位里，那你想一个充满着各种想法的人，她跟她的同事合作的时候，她肯定会对她的同事构成威胁，或者说至少造成互相不满意，那么在单位里会受到压力，然后回到家里面，如果家庭里面的妻子，她会不断地有新想法的话，我想作为丈夫来说有时候也是会应接不暇的。

　　主持人：至少现实生活中男性好像不太愿意娶个“作女”做老婆。

　　张抗抗：所以我的小说里面有一个小标题说是“谁敢把作女娶回家”，是这样的，因为我想我也是很有体会的，不停地家里要改变，把家具搬来搬去，做饭每天都要换换，试验一些新的菜，这个是日常生活小事了，还有大的事情上可能在职业的选择上还要不断地跳槽。

　　主持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有没有可能您觉得女性解放，也只是理论层面上的，很难达到。

　　张抗抗：不是，这个是实际上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它实际上是通过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和很多具体的事情来体现的。我们不会说有一天打开窗子以后，看到这个社会都变了，这种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它的变化实际就是非常潜移默化的，循序渐进，或者在某一段时间可能秩序有一点混乱。它就是这样子不为我们注意的，悄悄地在发生变化，所以“作女”这个现象，我觉得我把它提炼出来，我想告诉人们女性身上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而在她们的表现当中，我觉得是有很多正在生长的那些积极的因素，那么这本书的读者不仅是女人，还有很多是男性读者，他们通过我的书我觉得他们多少对女性多一点了解，就知道她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要这样做。

　　主持人：这个好像是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说女性这个自身的解放，还相对容易达到，关键是要解放另一半，就如果男人不解放的话，女性的解放可以说是不完全的。

　　张抗抗：您说得也是很有道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女性解放最大的障碍是女人自身，是女人自己。因为女人经常把自己看成弱者，而我们的社会文化或者说我们的舆论宣传也是这样的。事实上历史的延续下来造成今天的现实，也是这样的，就说要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它确实把妇女和儿童都作为弱者来看。那么长期以后，就形成对女性心理自身的一种心理认定，就认为自己是弱者，所以这种障碍首先是来自于女性。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呼吁妇女解放的很多都是男性，就是那些优秀的进步学者，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当中都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说放小脚，然后办女子学堂，提倡女子就业，很多都是由男性来做的，我觉得它一直是一个互相作用的问题，而我以前认为女性自己的障碍非常大，在女人自身，但是通过社会进步以后，我觉得我们开始有这种萌芽，所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作女”的大量涌现，正是说明了这种进步。好了，那么当女性进步了以后，男性应该也是随之进步的。不是，他这个时候就构成反过来女人造成了威胁，反过来需要推动男性的进步，反过来女性的进步再来推进男性的进步，就说男性要接受这种现实，或者说要支持女性的解放。深度解放。

　　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有可能当女性的解放完成的时候，男性的解放还不知道落后多远。

　　它有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这个往前走一步，那个就得跟着走，那个带着他走了，男人本来是带着女人走的，女人跟上去了，后来时候女人的步子加快了，这个时候男人跟她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可能女人再走快点，男人在后面了，拽着他走了，我觉得历史进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交错进行的。

　　主持人：作为“作女”来说，您是在小说里边安排她拒绝婚姻，选择独立，那是不是说您在这上面有一个疑惑或思考，就是说作为“作女”，她的这种女性的命运，在婚姻上可能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的保证的，或者说只有“独女”才会作，或者说“作”了以后有可能会成为单身女性，您有这方面的考虑？

　　张抗抗：一个是生活本身提供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作女”吧，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也给别人带来一大堆麻烦。那么通常我们正常的家庭秩序是很难容忍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所以，他们为了使自己能够坚守自己的这样一种信念和尊重自己的愿望，那么她们只能选择独身。这其实是一种无奈。这种无奈来自于实际上男性还不能够完全地接受女性的这种极强烈的或者说这种独立精神，所以她得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社会进步过程中，婚姻它也逐渐变得不是那么像以前这样只是独一无二的一种情感方式，或者说生活方式。也不是了。

　　女人可以完全选择独身。

　　男人也选择独身，你比如说过去我们要讲到家庭私有制，家庭起源的时候，建立家庭一个稳定的婚姻，它首先是为了保证它的继承权，财产的问题。那么以后经过很多很多几千年以后，它这种形式也会进入科学时代，它也在变化，它比如说财产的观念不那么强了。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亿万富翁，或者说是世界首富，他们很多都把他们的财产捐给社会，回归于社会。

　　主持人：如果“作女”要选择婚姻和家庭，自己就要在“作”上要打折扣，否则至少是目前的男性大概是不能接受的。

　　张抗抗：所以本身就是对于婚姻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它究竟是不是只是一种惟一的形式，我觉得现代人已经提出疑问。所以不管是“作”，还是“不作”，有很多人都选择不结婚，还有一个由于我们住房条件的改善，由于我们社会空间，社会生活空间的加大，它都没有不需要只有婚姻的一种形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主持人：目前日本、台湾、香港这种单亲家庭，或者不婚不育的成功的女性非常多。就是有没有可能比如从您的小说来看的话，这样的单亲家庭，单身女性，而且是有成就的，成功的，那么有可能是未来“作女”的一种形态。

　　张抗抗：她实际上已经是了，但是我们不一定把她套在这里头来。但实际上我这个小说《作女》，只是写出了一部分“作女”，我觉得她应该是千姿百态的，我这个小说也不是一个“作女”大全，不可能把每一种“作”的形式都写出来，她每一个个体都不一样。所以也可能一个很“作”的人，她刚好碰到一个，另外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个男性，他们俩认为一块“作”特别有意思，然后互相支持，我觉得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当初相遇了以后，他们都觉得自己找到了世界上惟一的那个另一半，然后两人合起来“作”更有力量，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的房产卖掉，然后跑到什么地方去，然后他们觉得这种生活才是最刺激，最有意思的。两人情投意合，那你说多好啊。两人一块“作”，也是有的。

　　主持人：《情爱画廊》里的秦水虹可以说也是有“作”的成分，那么她的这种“作”和卓尔的话有什么异同？

　　张抗抗：我觉得她们这两个人物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情爱画廊》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作女》是写于2000年开始，当然我也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生活素材和对人物形象这些故事也是准备了很长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秦水虹她离开了苏州的那个自己幸福的家庭，跑到北京来实现她的爱情的理想，她多一半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她是在周游的猛烈的追击下面、攻击下面，最后发现了自己原来灵魂当中，或者心灵深处实还有着一种渴望，真正的爱情的这么一个角落，一直被关闭了。那么在这种外力的冲击下，她把它打开以后，她才会到北京来，然后最后能够接受周游的爱情。所以我认为她还是带有从80年代到90年代那种痕迹。就是女性的命运还是有一点被动。而到了卓尔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想卓尔她就是一个非常主动人，她从一开始任何事都是由自己来选择、来决定的。她对于爱情的态度，她对于她职业的态度，她对于她的命运对于她的生活，或者说对她自己喜欢的事情，她要去南极，她都是自己选择的。那么对她自己所喜欢的人，包括她遇到那个观鸟人，产生一种短暂的美好的感觉，但是跟他分手的时候，她拒绝给他留电话号码。因为她就觉得如果说再重相逢的话，那种感觉是不是就被破坏掉了。她觉得那种感觉对他很珍贵、很宝贵的，所以她希望能够永远保留下去。这种保留下去一旦再重新见面的时候，可能它就会消失。所以我觉得卓尔始终她的姿态都是非常主动的。

　　主持人：可以看出来，您对笔下这些一系列的《作女》形象是很欣赏，甚至是赞美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怎么样评价温淑贤良的中国传统妇女代表“刘慧芳”式的妇女形象？

　　张抗抗：那我本人我想我对于那些温良贤淑的女性抱着非常真诚的敬意。因为我觉得她们还是身上保留了很多女性的那些好的美德。

　　这些美德其实也都是我们需要的。实际上我最终要说的“作”，并不是希望女人都变得一个一个变得张牙舞爪，变得不通人情，变得神经兮兮，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精神上，经济上要有自己独立的这种空间。因为文学它一定要创造人物形象的，它要通过人物来诉说你的想法。所以它创造这个人物，它必定是要吸引读者去看的，从她身上能够得到感染。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真正要说的并不是说要成为卓尔，而是告诉你们有这样的女孩子，这样的女人。你们可能从她身上感觉到一点什么，对你们是有用的。我们不能够再安于我们的命运给我们规定的那样的一个规定的程式去做人，我们可以改变自己。那么是一种精神上的，是一种灵魂里的，是一种本质上的，至于表现形式不重要。一个温良贤淑的女人，你知道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我后来把她归结为这是一种“蔫作”，我认识好几个女朋友非常地温柔，你跟她说什么她永远都说是。然后她每次有问题的时候都来找我，然后我就跟她说：哎呀，这个问题你不能这样，不是这样的，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她每次都说是，对，是，然后她回去从后她从来没听过我的意见。她可有主意了，后来我把这样的行为归结为“蔫作”。她看不出来，你一点都不觉得她是一个我们好像通常认为的“作女”一样，一定是非常活蹦乱跳那样，也不是。

　　“作”也可以分好多层次，我后来在我的一些阐述这个作品当中，我讲过什么有“明作’的，有‘暗作”的，有“间歇性地作”，有“持续性地作”，有“蔫作”，还有“狂作”。我觉得形式并不重要，其实我想讲的就是一种精神。所以我觉得女人，其实我自己还是蛮喜欢那种比较温柔、比较温柔、比较有女性味道的那种，我还是蛮喜欢这种女人的。

　　主持人：您有没有觉得做女人比做男人吃亏的时候。

　　张抗抗：女人是有她的生理劣势，你比如说女人要生育，生育以后要哺乳，这个角色的担当使女人消耗了她的很多很多的能量。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女人的衰老期，她的青春期比较短， 很快就会进入，因为她哺乳然后养育孩子，她还要出去工作，所以女人的身心负担都很重。她很快到了四十岁以后，她就会感到家庭情感会不会有危机，她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吃得消。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当然是这样的。而且女人在外面做得再好，她回到家里好像必然是要照顾家庭，很少有一个家庭说女人在外面以后，家务可以全部由男人承担，女人总觉得亏欠了丈夫，亏欠了家庭，什么出差回来，女强人回来，我们所有的报纸都是这么宣传的，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亏欠家人很多，我就要赶紧做一桌好饭给他们吃。就好像女人必须要承担这个义务。这个当然我觉得自然法则，我们如果是唯物主义者的话，我们一定要遵从自然法则，它是一种分工。生命在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有分工，那么分工的话，男女都各有优势和劣势。我们如果说我们女性的优势在哪里？我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适。你比如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出去办事情，显然比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出去办事情要容易多了吧。

　　主持人：这比起男人来，女人更关注情感艺术和家庭的东西，另外，从您的作品当中我感觉到有一个现象很有趣，您好像很少在一个作品当中，把男女关系至于一个对质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考虑到男女还是应该阴阳和谐，自由融洽，共融共存，您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这么样来写男女关系。

　　张抗抗：因为每个人写作打上他自己观念的烙印，不一定直接表现出来，那么在我看来，就是男女关系或者说两性关系吧，它就是应该最高的境界它就是能达成和谐，所以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或者说甚至说是女性主义者，比较温和的说法。我不太赞成用这种标签，因为我比较多地会强调两性的和谐。

　　主持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男女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您同意吗?

　　张抗抗：当然是这样说。可能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或多或少也都能体会到这种，它这种战争，当然我们用比较极端的词来说，战争它实际上是一种磨合。这种磨合也带有一种修补或者是互补，因为男人和女人他的生理构造不同，有时候互相很难了解，因为你就觉得应该这样想，可他就是不是这样想，所以要通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够知道他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他的性别决定了他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谁都不能要求对方来改变成像自己这样，而只能说你去解对方。你不可能试图改变对方，但是你可以了解他的想法。这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那么有的时候磨合得不好，或者说磨合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冲突，冲突当然就变成吵架，当然这个都是很难避免的事情。

　　主持人：从《情爱画廊》到《作女》读者读出来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张抗抗。那么很明显的一个感觉，里边的这种情爱甚至性爱描写的场面多了。那么您自己的鉴定就是说您的文字可以说是美文学的，那么这种美文学的性爱描写，和目前人们有些人很反感的那种性爱纯粹的那种低级的庸俗的文字您怎么来区别，怎么来界定，或者您当初在写性爱描写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市场因素在里面。

　　张抗抗：这个我觉得跟市场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只是一种当时确实想尝试面对市场，想写一个好看的故事，当时我对情爱画廊里面所涉及到性的一些表现吧，就是主要是对那个当时的一些比较低俗的一些描写不太满意我觉得男性作家好像有的时候对性的理解跟女人不太一样，所以我只是想表达出女性对性的审美的态度去看待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从那个方面考虑更多一点。就是说我要想表现出比如说知识女性，她们对性的那种审美的态度，或者说对性的态度、感受，是不同于男性作家，不是说所有，一部分男性作家的，他们会比较更重视那种感官的感受，那么女性，可能比较更重视心理的感受。那么我又想把她们能够体现出一种审美的艺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灵肉结合的这样的两性关系，或者说性关系它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想可能是也就是说，尽自己的感觉吧，这个实际上是由一个人的文化品位来决定的，它不是由你对于市场的对应物的需要来决定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很自然地传达出我这种感觉了，传达出我这种感受。如果说你有一定的文化品位，那么你传达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主持人：现在大陆有一些年轻的畅销书作家，为了求作品的畅销和市场化不惜以身体写作，以性描写作为噱头，那么您怎么样来看待所谓的美女写作，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

　　张抗抗：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如果从女性立场来讲，我觉得身体写作并不能够简单地把它鉴定为是一个坏的或者说是一个我们一听身体写作，就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个坏词，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好像是男性书写女性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你比如说男性传达出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呀，对女性身体的那种观赏，观看。那么女性一直作为被动的被看的这样一种位置，那么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由女性自己来书写自己的身体感受，为什么就变得不可以了呢？这个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因为只有女人能够最准确地传递出对自己身体的体验。

　　其实还是看身体写作是否是艺术，对了，我觉得您这样概括我也是非常赞成的，所以说不要把它简单化。但是我觉得也确实是现在比较这种极端的商业化，就是说当你没有艺术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时候，那么你只好直接地出售没有生命的肉体。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

　　主持人：可否透露一下您现在正在写什么题材的小说？

　　张抗抗：我今年我的那个中短篇小说集《请带我走》，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女性小说，其中有涉及到，也是有那种女性视觉的或者说是女性故事，女性人物为主的，但这个小说里面有很多都是在今天的眼光视野下面去回顾知青和文革那段历史，所以我说，它依然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并行的这么一部小说，我想我不会把我的眼光停留在限定在女性题材上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兴趣比较广泛的，或者说怎么说呢，对生活的思考会有更多角度的一个写作的人吧，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女性作家如果仅仅只关心女性题材，她们的眼界会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打开你的门窗》，因为无；伍尔芙不是有一篇很著名的作品叫做《女人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女人要有自己一间屋，她才可以在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里面也是暗示女人经济的独立，女人的思想的独立，人格的独立，那么我就在她的这个概念上再发挥了一下，我们要有一间自己的屋，但是我们这个屋是有门的，有窗的，我们走进来在这个屋子里独立的完成我们自己想做的事，但是我会从这个门经常出去，我们还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们的窗子也是经常打开的，让风能吹进来，而且通过窗子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很远的地方。

　　主持人：如果作为作家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不折腾没有“作”的成分，那他的作品也许多生命力了。

　　张抗抗：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我只是说我这个“作”字是一个借用了民间的一个字吧，它也不能涵概所有作家的创作，但是我想，创作恰好这个“作”字跟我的“作”字有一点重合，所以我可以借用它来说创作本身也是一种“作”，这个“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创造力。

　　那么可能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当中，也是非常需要这种精神的。

　　主持人：同时也借用您这个字，希望您能够成为好的“作”的作家！非常感谢抗抗老师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写作与生活的关系 -张抗抗

　　主讲人简介：

　　张抗抗,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66年初中毕业，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在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5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集50余种。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全国第三届女性文学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多次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精品工程奖，德艺双馨奖，以及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奖。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曾出访南斯拉夫、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等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

　　内容简介：

　　我们都知道文学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我们怎样把生活中的感受变成文学？而作家的文学素材是从哪里来？是不是必须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作为一个作家，他在生活当中，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存在？还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存在？是为了写作去关注生活？还是由于关注了生活，作家才会写作？这些都是每一个写作的人经常困惑的问题。

　　那么生活到底是什么？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非数码形式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而生活中的人们就是一个个的接收器，接收那些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进来以后，它要经过我们的删除和处理，究竟哪些东西它是被留下来的？或者哪些它被我们提炼出来？这要取决于一个写作者他的心灵的感受。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理论，说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那么是不是生活就一定在北大荒呢？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我们永远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生活随时随地就在你面前。你个人的存在就是生活。当你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你的感官有问题了，你的接收器有问题了。生活不是去寻找的。当你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去找是找不到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生活中我们还会不会感动？如果我们不会感动的话，真是不能写作。你在感受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单纯。你在思考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复杂。这是写作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作家，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年一直笔耕不辍，有好多作品。一提作品呢，大家可能就知道她是谁了，《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作女》，这两部是这几年引起了轰动和争议的，今年新出版了一本小说《请带我走》，她就是作家张抗抗女士，大家欢迎张女士上场。

　　说到文学写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文学呢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作家在写作中，是如何提炼生活素材又是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的，很多写作者呢往往是一头雾水，以至于觉得自己在写作上怎么老上不了道。所以今天呢，我请张抗抗女士为我们来讲《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大家欢迎。

　　张抗抗：朋友们大家好，像我这样二十多年一直在从事写作，看起来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在书房里面度过，但是当时八十年代还谈不上书房。在一个很小的桌子上面，面对着纸，面对桌子，以后是面对着电脑，或者是面对着很多书本。那么我们写作的这些素材和写作的那些文学作品，它所承载的那些内容和思想，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一直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呢？这个也是我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我问自己我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存在？还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存在？那么我是生活在我的写作当中？还是生活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我的心理状态。我究竟是生活在写作中呢？还是生活在生活中？这有点绕嘴。第三呢，我是为了写作而去关注生活的呢？还是由于我关注了生活，而我会写作？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也是有兴趣知道的问题。因为今天面对我们大量的书籍，我们那么多的写作者，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经常要问自己的问题。

　　恰好昨天我很偶然地看报纸，看到一个笑话。我有时候比较愿意看一些笑话，轻松的版面。它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小孩很淘气，他淘气就被他爸爸打了一顿。闯了什么祸了，他爸爸就打他。那小孩就非常委屈，他就去跟他妈妈说，假如说你的孩子被别人打了以后，你会怎么样？他希望在他妈妈那儿得到一些同情和支持。这个笑话是比较幽默的，如果你的儿子被人家打了你会怎么样？他妈妈就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我就会把他的儿子打一顿。这小孩一听，坏了，因为把他的儿子打一顿，那么“他”就是他的爸爸，这个儿子还是他自己。我看了这个笑话以后我觉得很好笑。我想想有意思，我突然找到了某种关系。我就拿这个笑话做个比喻吧，因为这个比较形象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就是它这个主体相对的这个客体两个对应的父母实际上落到这个主体上它仍然是一个人，还是这个儿子。所以他期望得到同情和支持的时候呢，结果反过来他很可能受到的是另一种落在他头上的一种报复。就是把他的儿子打一顿就是又把他给打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个笑话，它用一种幽默的形式阐述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我要讲的写作和生活的关系。

　　尽管任何比喻都可能是不准确的，任何比喻都是有偏颇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像，它像在哪儿呢？父母他是这个儿子的创造者，那么必须有父亲和母亲才可能创造这个儿子。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比喻为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父母是什么呢？产生这个作品，产生这个作品我们从文学上讲，从写作上讲，产生这个文学作品，它的父母我觉得就应该是生活。而单独有生活它是不可能，仍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生命来的。那么这个生活它需要的是思考，它如果没有思考和这个生活的结合的话，你就占有无穷无尽的生活，你占有极其丰富的生活，它依然不能创造生命。我不知道我把这个关系说清楚了没有。

　　我们先来讲生活到底是什么呢？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非数码形式的信息。生活对于作家来讲，对于一个写作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信息，或者说是一种感性的形象的一种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实际上我觉得是无处不在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甚至充满在空气当中，充满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它在任何地方，我们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存在，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它也是某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形态。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讲，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接收器，接收那些大量的信息，那么这个接收器它在接收的时候，我想它应该是全方位地在接收。你不可能说我走到哪儿把眼睛闭上。当然特别恐怖的时候我把眼睛闭上了，你也不可能到哪儿说我不听。你在公共汽车上都会听到传过来的两句对话，是不是？你在散步的时候，你走过去的时候，走过去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在任何时候，你的接收器都是打开的，那么这些信息进来以后，它要经过我们的删除和处理，究竟哪些东西它是被留下来的？哪些东西是被我们用电脑的术语说它会被粘贴，或者哪些它被我们提炼出来？这个我想根本上是取决于一个写作者他的心灵的感受。所以我想说，因为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理论，在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是被这种理论驱使到黑龙江去，驱使到北大荒去。说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我们要到人民群众中去。那么是不是生活就一定在北大荒呢，后来我发现生活它不是要你到某处去，它才有生活。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我们永远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我这是引申的他的这句话。我们总是认为生活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生活随时随地就在你面前。你个人的存在就是生活。那么我们拿《作女》来做比方吧，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大概看起来是如此雷同。上班、下班，然后今年流行滑雪就都去滑雪去了，那么在这种我们大家所感觉到非常重复的或者说是雷同的、相似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究竟还有哪一些东西是能够打动我们？这个我想这就给写作者提出很艰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写《作女》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呢，很少关注女性文学，或者女性小说。我想八十年代我写了大量的书都是跟“人”这个概念有关，“人性”，所以写《作女》它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想，比如说写女性小说，它写什么呢？婚外恋、家庭关系和子女的关系，然后是对爱情执着的追求，或者是写女强人的事业发展过程。我觉得这都不是文学要完成的任务，或者说仅仅是文学。因为它有很多我们今天的媒体、新闻它都可以记录这些事实。文学是什么呢？你得找到它那个最根本的那个东西，把它能够提取出来。下面我会讲到我的小说《请带我走》那本小说，里面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芝麻》，《芝麻》就是很多很多琐碎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但芝麻它不是文学，你得把它磨成香油的时候，它才是文学。所以面对这么大量女性现象的时候，我非常想为中国的女性写一本书来表达我对很多女性问题的看法。那我从哪里下手呢？不能写。我一直没有找到根本的那个核的时候，我没有找到那个核，我就不能写。我写出来的话，我又跟别人大同小异，讲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已经太重复了。

　　后来呢，就是在我这样反复的思考当中，我碰到了那个字就是这个“作”字。这个汉字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就觉得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当中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那些特点，是什么呢？中国的女性，她区别于西方女性，或者区别于亚洲其他的女性。我突然碰到这个“作”字的时候，对我很有触动，因为我老家是杭州人，我们杭州人用这个“作”字是用得很多的，还有上海人，上海人也是用得非常多。这个词就是单用在女人身上的，或者是小孩。我们说得具体一点，比如说你每次到她家去，你都会发现她们家的家具又搬过地方，她隔两礼拜她不调整一下她难受。她觉得我每天进来都会面对这样子固定的地方。家里面就这么大嘛，对不对？她不可能隔三个月换一个房子是吧，每天进来的那种重复感，她觉得家里每次走的路线都是一样的，我拿东西的这个动作都是一样的，这个生活简直是不能忍受，那怎么办？搬家具呀，把它换个地方。后来我的小说一出来，人家说对呀，对呀，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得到了很强烈地呼应。女孩子不断地换发型，然后她头发长了要剪短，短了以后再养长了，养长了它烫了，烫了又给它拉直了。前几天我还看到一篇很短的小文章，是《南方周末》还是哪儿，它说头发七次改变发型就走完了女人的一生。我原话记不得了，反正就是说，它说头发是女人改变自己的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吧。她有的时候改变不了生活，改变不了命运，那怎么办呢？就改自己的发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吧，总之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真的是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

　　在我写《作女》前一年，我有一个朋友在郊外买了五十亩地。挺大一个庄园，她说是庄园，然后说让我一定到那里去看一下，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一个五十亩这么大的地方，里面盖了一个房子一个平房。房子里面非常混乱，当然完全没有乡间别墅印象中那种庄园的感觉。因为她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根本忙不过来。然后一看五十亩地全种的玉米。我说你应该全种树，种点苗圃。她说是呀，明年就开始种树，今年先种点玉米。然后养了十个狗，分别关在五十亩地的各个角落。各个不同的方位全都有狗。每个狗都被关在铁笼子里边，关在十个不同的地方。我说如果碰到歹徒的时候，你怎么能把你的狗把它放出来？你如何迅速地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救你呢？她说反正到时候有办法。然后每个狗面前都放了一个脸盆，里面都是玉米糊糊。我说你养那么多狗干吗？她说看玉米呀，这么多玉米丢了呢，她说得看玉米。那我说你种那么多玉米干吗？喂狗。我当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回来你就得想这事，你不能说你乐了回来说这人神经病。我们通常会这样看待问题。可是我想好像不是这样的。这个女主人我认识她从三十岁不到我就认识她了。她现在年龄跟我年龄差不多，也快五十岁了，充满着热情对她的生活。我觉得狗和玉米的事情，这是典型的不产生效益的这么一个过程性的一个事物。种了玉米喂狗，狗来看玉米，那么她效益在哪里呢？没有效益，她的效益在于她过程中的快乐。她喜欢狗，所以她养了很多狗。狗得吃呀，所以再种玉米喂狗。这个过程中，她觉得她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又养活了这些狗，她又看到她五十亩地长满了绿色的庄稼，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当然这是个很极端的例子。首先我们得有很多的钱，我们得买得起五十亩地。我们还得去买得起十条狗，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说的是她也不是有很多钱的人。但是她有一点钱，她的钱用在能使自己快乐的地方。她也不是什么大款，但是她觉得这种方式她觉得非常愉快。因为她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她虽然是一个不产生效益的同义反复。但是，她的快乐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我并不是提倡大家都要去做这种没有效益的事情，我们现在有效益的事情还做不过来呢。但是我们写作的人，他可能会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去体会到一些让我们可以深思的事情。能从这些事情里面找到这个生活在发生着变化，我们这个社会在发生着变化。毕竟有一部分人，她不是那么绝对追求效益和实力，要每一分钱的投资都要收回十倍的利润。这个大概就是我要写《作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会更注重生命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到的那些生命的意义，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去实现。

　　所以当我找到《作女》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我才觉得女性小说有了更与众不同的跟别人不同的视觉，跟别人不同的角度。因为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女性，我们的现代女性，她们对生活充满着挑战，她是有创造性的，她不愿意再一天一天的、无限地重复这样的生活。当然这个小说出版以后，也引起很多女性的共鸣。当然也会有一些批评，那么有人总结说，他说人其实都是有“作”的欲望。这个欲望不是说是挣钱的欲望，就是说能够改变自己，改变生活，这种欲望都是有。但是呢，这个“作”力是有限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不可能都像你的小说里的人物这样去“作”。但是阅读当中它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快感，当它成为文学作品的时候，它一定会提取出一个比我们通常眼睛所能看到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更为超前的，或者说更为丰富的这样的人物形象。所以我一直认为生活它不是你去寻找的，生活你去找了，比如说我们要学习写作，人家说也没什么生活啊。当你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生活感，你自己对生活的那些感官，你的感官有问题了，这个接收器有问题了。生活不是去寻找的。当你眼睛看不到，你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你的耳朵你听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去找是找不到的。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有麻烦。实际上每个细微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民间的语言，它其实是非常生动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从生活当中吸收营养。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买鸡蛋，我觉得这个鸡蛋有点小。我说了一句，鸡蛋有点太小了吧。然后那个卖鸡蛋的人说，小，我也没咬一口，它生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事真是无处不在的。我要说的是，我们写作的人他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敏感，这种敏感度去接收这些信息。然后这些信息要经过你大脑处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种思考的能力，分析的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本身就是很麻木的，或者说对生活很冷漠，他没有感受，他不大容易产生感觉的，或者说他不太容易甚至不太会被感动。我有时候走过地铁通道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在那儿拉琴，我会产生出一点感动来。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他的音乐了，如果有零钱我会放一点零钱。我觉得这是他通过他自己的音乐给过路的人带给你一些快乐，所以我觉得生活中让我们感动的事情这么一个镜头，这么一个画面，会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我们不会感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写作。

　　所以要写作的人，我觉得多少心里面怎么说呢，或者说有一种单纯。你在感受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单纯。你在思考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复杂。这是我的经验。如果你感受生活的时候，没有这种单纯的时候，你对一切事物你都会觉得就那么回事呗。对每一个事情如果它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你会在里面看到一种美感。但是如果你用世俗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轻轻一句话你就把它PASS掉。你觉得这有什么呀，吃饱了撑的。我们如果用世俗的解释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变得毫无生气毫无意思了。所以我要说我们在生活中，还会不会感动，这个确实是写作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我有的时候看报纸，我看报纸的时候我会感动。所以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感动的话，那我们这个接收器有一个地方就关闭了，这种关闭是很可怕的。你如果是和通常和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人那样对生活，采取一种非常世故的，或者是冷漠的态度，我觉得你永远不能说你自己在生活中。

　　所以在这儿我要强调的，也就是要回答我自己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存在，我不是一个写作的人。我是跟大家一样，我是一个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面，我会有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存在的种种的欢乐、痛苦、问题、压力。我会关注我们周围的一切生活，生活当中的一切事情。这个时候你不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存在，你说作家难道是整天像个狗在寻找哪些素材。我觉得如果你已经在自我意识当中，你就是一个写作者存在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这只是我的看法。

　　当你在生活中作为一个公民存在的时候，你忘掉写作，你跟别人一样你在生活。你会碰到小区里面有很多人不交物业管理费，用种种的理由不交物业管理费。然后造成大家的影响，缺乏这种公德意识，用种种理由来拒交物业费而引发你的那种愤慨。你会作为一个公民守法地去缴纳各种费用，然后你又碰到各种生气的事情，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医药费为什么会这么贵。所以我讲的现实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生活在当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除非研究历史小说的，历史故事的，专门写历史故事的人。他可以生活在他的历史资料当中，但是他的历史资料即使是历史资料，它是被什么激活的呢？它也可能是被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感受激活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历史小说，我们看到的历史小说，历史的故事的电视片。它也能跟你的现实生活发生某种对应关系。我们在历史当中还是可以见到今天的影子，甚至在历史很遥远的历史故事当中，看到今天的人物的某种影子，或者说一种折射。何况我们是一个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家？所以我觉得他都是从任何时候地点在感受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或者说是一种激情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或者说是一种敏感。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是在哪个农村体验生活，你是在哪个什么单位里面体验生活，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敏感，你没有保持这样的激情去感受它的话，你就是在生活中，你永远都感觉不到它一些很本质的东西。

　　我们再回来讲《作女》，后来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听到一些读者的意见，你说这个《作女》还真是那么回事，我都认识谁谁谁，这个人就挺能“作”的。那个人说我们单位有个人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要开始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从来没看到街上有什么建筑材料商店。然后等到你要装修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儿有一个建材店那儿有一个建材店。原来觉得它跟你没关系，你就不注意它，然后这个《作女》小说出来以后，突然很多人都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真是“作女”比比皆是。所以说我觉得一部小说，它如果能够广泛地引起读者的注意的话，它确实要在作品当中体现出那些能够表现出具有广泛性的东西。它的广泛性，对每一个人来讲，他能够在这本书里边找到一些共鸣点。还有呢，就是它的一定的超前性。所以我说市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去迎合市场。你说今天市场上流行什么，你赶紧去写。这个当然我相信严肃的作家，或者说比较好的作家，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不会这样做的。你去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话，读者永远不会接受你的。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我自己希望能够去引导读者和引导市场。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在每天出版物这么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你吸引眼球已经是一种非常过眼烟云或者说急功近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你如果不触动人的神经的话，你触动眼球有什么意义呢？他给你看了你一眼，看了你一眼，他马上就把眼光移开了。因为吸引我们视线的东西太多了，好的文学作品你至少能触动人的神经吧，你能让人家去想一想吧。所以对我来说，生活实际上一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当下的生活，还有一部分是过去的生活。当下和历史构成了我自己在感受生活当中的两个主要的来源。

　　这两个当下与历史，它实际上是双轨并行。因为我们是建国以后出生的，像我是建国以后出生的，我们这代老三届作家，他跟共和国同龄。所以应该说经历了建国以后大部分的重大事件，所以历史一直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它一直是很难消失的，或者说是挥之不去的，有很多影响。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对于当下的关注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历史的关注，确实是为了更好往前走，所以这样呢，比如说像我的今年刚刚出版的这本小说，今年出版的这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请带我走》。《请带我走》这个小说它就是融合了这两部分的内容，它既有描写当下的生活，里面还有一大部分是描写文革和知青的小说。这个其实也是代表了我的写作，长时期以来都是跨在两个之间的。《请带我走》里面的那个中篇小说，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芝麻》。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怎么把芝麻磨成香油，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个笑话，很穷酸的秀才，连一颗芝麻都不放过。然后芝麻掉到缝缝里头了，怎么想办法把它拍出来。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芝麻这个东西形容人的吝啬或者说是寒酸。秀才嘛，寒酸，连一颗芝麻都不能放过，说明这个芝麻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东西，不值得一提的，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芝麻是非常不值一提的，或者说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芝麻它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缝隙里面，就是掉在缝隙里面让我们看不见，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我要写的这个芝麻这个人，就是这个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到城里打工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就像掉在城市街道缝隙里面的一颗芝麻一样，你不拍它，它出不来，你看不见它。在这种皱褶里面，你有时候会到大街小巷里去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皱褶，这个皱褶，这个缝隙里面藏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不可能一一把它找出来，尽我能感觉到的东西，能看到的东西。

　　所以《芝麻》里边用的一些素材，或者说这个小说它基本上属于我对当代生活的一种即兴反映，它是现在时的，它触动了我。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以后，我觉得是很快的可以把新鲜的芝麻马上就可以磨成香油。这个是因为我长期也是有机会接触到，比如说各种各样来打工的农村妇女。她们有时候对语言是非常生动的，她说我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村子里就一个电话，或者说好几家人，拉的电话线共用一个电话的。所以她往家打电话的时候，这个电话有五六家人都可以听，所以说有一次她说村里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夫妇分开了，打回家电话以后说了一句。你好吧。我好。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好了，全村第二天全部都传遍了，我想你。所以她说打电话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我想你。你好吧。我好。你好吧。我好。好了就讲完了。她女儿说，第一次接电话女儿非常惊讶，那个小孩可能七八岁、八九岁。妈，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猫着呢？她对这个电话觉得很神奇，不明白她妈妈在外边，怎么会突然出现她妈妈的声音了？这样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悲悯之心，有同情之心，对生活有这样一种热情，或者说有一种好奇之心的人，他都会尽可能地关心你能碰到的那些事情，然后你再会去想这些事情。

　　提问：我是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我想提问的问题是在当代什么现代派，什么新写实主义，还有一些现代性文学、女性文学是先后登场。那么文学的形式表现得多种多样，但是在文学总体精神价值呈现出了一种下滑的趋势。那么请问您是否认为存在着这一趋势，如果存在，你认为当下作家和一些文学爱好者，应当怎么去做？谢谢您。

　　张抗抗：首先我要肯定的是一个社会的那种文化的多元状态，这个也是我自己期待和欢迎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结构，它应该允许各种各样东西的存在。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文化样式，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学我觉得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也好，各种形式也好，实际上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时期。这样我们的读者也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和选择余地，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所以现在谁都能找到自己愿意看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你说这种精神下滑，因为我觉得你说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也不能以此来指责我们其他的文学同行吧。因为文化和文学它一定是当代人的一种精神间接或者直接的反映，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我们文学作品有下滑趋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到我们社会的人，本身的精神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委靡或者更物质化的表现呢。但是作家当然他的任务不一样，他应该承载着一定的道义。我当然希望不是这样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在浙江作家节的时候，在杭州作家节有一个叫做西湖论剑。八个作家的一个跟读者见面的活动。那么它的主要的论题是“中国文学的缺失”，就讲中国文学缺什么，那么八位作家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是缺思想的力量，有人说是缺少一种耐心和虚心，还有人说是缺少好的批评，还有人说是缺少中国文学最缺的是想象力，还有说中国文学缺的是市场的意识。那么当时我的发言是这样的，我简单说如果对我个人来说，我可能最缺的是一种丰富的学养。因为我总觉得我的知识和阅读一直没有能够很有系统地学习，我还是缺少丰富的学养。但是对于整个文学来说，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是比较缺钙。所以这个说法可能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提问：我从小抱着您的书看，您的名字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问过很多人，但从小就是这个疑问，您的名字为什么叫抗抗？谢谢。

　　张抗抗：这个绝对不是我的笔名，也不是我文化大革命改的名字，这就是我的本名。我是1950年生的，正好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国人起名字，尤其是建国以后那么高涨的革命热情之下，一直持续到文革的时候。红卫，现在你看带红字的女孩都是文革生的。所以政治意识灌输到中国的百姓当中去了，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时呢，我的父母当然也都是属于进步知识分子，我就被起名为抗美，就像很多男孩子当时都叫援朝一样。我在一岁之前我是叫抗美，但是我母亲很快就发现了有很多抗美，她很快发现了有遍地的抗美，所以她就觉得这个重名不太好。我们到现在才发现有重名的问题，一查好几百个，所以这个名字的重复确实有很大。我妈妈还是比较有先见之明，一看这么多叫抗美，不行，跟人重复了不好。但是我觉得她也属于比较懒惰，不想重新起一个名字，她把抗字换了一下，把那个美字去掉了，顺着排下去叫抗抗。所以特别简单，其实也是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我觉得还留了一些我母亲的个性的选择。所以这个名字呢，他们觉得还是很好的，因为带有一种坚强或者说一种反抗吧。弄得我一辈子也挺不得安宁的，老有一种抵抗意识。所以呢，这个名字的最后留下来的意义对我个人是有意义的，我们还是有一种这样一种抗争精神吧。这个对我永远是有意义的，我希望对大家也有意义。

　　主持人：其实并非每一个作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说是独特的。听了张抗抗老师的讲解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从创作角度上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把每个人的生活中的这些独特的经历提炼为艺术？我们生活中是不缺少美的，就是缺少发现，关键是你怎么样用艺术家的修养感觉去体悟生活中这种素材。就像抗抗老师在给我们讲到很多生活的细节之后，她把它提炼出来，把芝麻磨成了香油。好，最后感谢抗抗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叶嘉莹评点王国维的悲观人生 -叶嘉莹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09：44

　　主讲人简介：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20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60年代，叶嘉莹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79年回到祖国任教；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著有《迦陵文集》十卷、《叶嘉莹作品集》二十四卷。

　　内容简介：1877年12月3日，浙江海宁诞生了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3岁时，母亲不幸去世，29岁时父亲去世，30岁时继母和妻子相继去世，家庭的重大变故给这位从小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王国维增添了许多人生体验。而此时的王国维正承受着国难当头之际一时找不到出路的巨大心理压力，在旧的科举制度走不通的情况下，他只身去了上海。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并被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家叔本华的悲观人生哲学深深感染，对国患忧心忡忡的他认识到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特别是西方的哲学思想来改造国民思想。叔本华认为“生命因意志而存在，现实中意志是得不到满足的，所以人生就是痛苦的”。受他的影响，王国维认为“人只有知苦痛才能奋起，才能避免麻木”。1904年，他在经历了痛苦的思索后，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在这篇文章里，他运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诠释了《红楼梦》人物的悲剧命运，在他的解读中，隐含了王国维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对国运衰亡的忧患以及对人民麻木乐天的慨叹。

　　有人这样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说它是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阐发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着手对《红楼梦》的精神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命的本质就是欲望。王国维的自沉和他的悲观人生哲学是分不开的，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论述《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时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在他看来，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它授人以解脱之道，真正揭示了人生痛苦的真相。他不顾牵强附会而一厢情愿地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也正是当时他自己对人生悲苦、绝望之情的尽情抒发。

　　（全文）

　　我觉得现在讲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年2004年，正是王国维先生发表他的《红楼梦评论》的一百年。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最早是发表在1904年，所以我说是一百年前，是1904年，那是清朝的光绪皇帝的光绪三十年，而王国维先生出生是清光绪三年，所以他发表这一篇文章，当时是只有27岁。而王国维这个人，当我在研究他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就是王国维先生的性格。在王国维先生的性格方面，我以为他有几点特色，第一点特色是智与情；就是理智和感情兼长并美，就是智与情兼胜的性格。这个智与情兼胜的性格，有它的优点的一面，也有它劣点的一面。因为他是智情兼胜的，所以他研究文学的时候，一方面有直觉的、感性的、感情的体验和投入，而他一方面能够为文学批评建设一个理论的体系，是智与情兼胜的禀赋。另外他还有第二种特色，就是他自己是忧郁而且悲观的，他曾经写过《静庵文集》，就是他的一个集子，在《静庵文集》有一个续编，续编前面他自己写了一篇序文，他自己这样说，他说“体素羸弱”，他自己说他的身体平常很软弱的，不是一个身体很强健的人，“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而他的性情又是比较忧郁的。所以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有的人喜欢考虑一个人生终极的目的和意义，有的人就是每一天饮食、生活、工作，就只是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不大考虑到人生的问题。可是王国维先生自己说，他是喜欢考虑人生的问题的，而他的性格又是比较忧郁的，所以当他一接触西方的叔本华的哲学，马上就被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所吸引了。而《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就正是写在他沉溺于叔本华的哲学的研读时间。从叔本华的眼光来看，认为人生，这个世界的形成，主要就是意志，意志就是你的一种生活的欲望，一切都是由此而形成的。所以叔本华的哲学，认为人生的最终的一个理想，就是求得一种解脱，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写在他读叔本华的哲学的时候，所以可以说他通篇的理论，就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通篇的立论。他所依据的都是叔本华的哲学，那《红楼梦评论》这一篇文章，一共分成五章。

　　他说人生的性质就是欲望，生活、欲望、苦痛，是三者的结合。老子曾经说过，说“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说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因为你有你的身体，有你的身体，所以你就有了种种的愿望。而按照叔本华的哲学来说，你有了欲望以后，你就是追求，追求就是一种痛苦。你追求而不得当然是痛苦，就算你追求而得到了满足，满足了以后，就产生了厌倦，厌倦也同样是一种痛苦。所以老子说“人之大患是在我有身”。庄子也说，说“大块”，就是天地、宇宙，“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它赋给我们一个形体，而用生活中种种的劳苦、忧患，来形成我们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一种解脱，这是叔本华的哲学。王国维就用他这样的哲学来评论《红楼梦》，所以他第一章就是讲到人生的欲望，而追求这个欲望的解脱。

　　王国维就说，说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孟子》里边“告子”的那一篇也曾经说过，说“食色性也”。“食”就是饮食，“色”就是男女。因为人就是，宇宙生下来我们人类，人类就是我们天生来的，我们无可逃避的。饮食是你个体的生命的延续，男女是你种族的生命的延续。所以就是说，人生就是说天生下来就给你一种生存的本能，你个体的生存，以及你族类的生存，是天生来给你的这种本能。可是王国维认为，他说人生果然是有目的的，宇宙给我们这追求生存的这种本能，而追求的生存，果然人生是有意义的。追求这个问题，他认为，生活的原始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他说，从宗教的哲学来说，基督教说，那是亚当夏娃在禁园之中尝了禁果，是由罪恶而产生的。所以他说，人生就是要如何从你这种痛苦之中脱出出去。我们大家不见得完全同意王国维的这种说法，就是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就是生存的欲望，有了生存的欲望，所以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你既然有了生存，你就为了你个人的生存，为了你种族的生存，而终日在忧患劳苦之中，这是王国维的想法。我们不见得同情他的想法，就是他受了叔本华的影响，认为人生就是欲望，就是痛苦，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就从这个观点，就从叔本华这个观点，来看《红楼梦》。

　　《红楼梦》的精神，《红楼梦》的意义价值在哪里？《红楼梦》的精神。他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就是你为什么要在忧患困苦之中忙忙碌碌地生活？所以《红楼梦》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怎么样解脱？是“存于出世 ，而不存于自杀”。解脱的道是你真正战胜了，你战胜了人生的欲望，你摆脱了人生的欲望，所以你是出世，而不是自杀。自杀属于你仍然在痛苦之中没有解脱，你是为痛苦而自杀的。所以他说，在《红楼梦》里边，像尤三姐的自杀，他说她是为了她追求的那个感情，她不能够得到，是她的欲望的痛苦，使她自杀的，她没有脱除她的欲望，所以这种自杀不是解脱，解脱是真的就是看破红尘，摆脱了你的欲望，战胜了你的欲望，这才是解脱。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可是这个解脱的道理，虽然你最后都是解脱了，而《红楼梦》所说的这些解脱，最初都是皈依了佛门，就是佛教的宗教，所以让你泯除人生的一切的欲望。所以佛教让你脱除所有的这些尘世的羁绊，脱除你所有的欲望，恢复到你灵明的本性。所以如果你虽然是自杀，你消灭了你的身体，但你没有消灭你的欲望，你就没有能够得到解脱。那么我们从外表上看起来，《红楼梦》的惜春、紫鹃、宝玉都是出家了，可是他说这种解脱，还有两种分别的不同。他说惜春和紫鹃是由于观他人之痛苦，是因为她是一个旁观者，紫鹃是个旁观者，是紫鹃看到了宝玉和黛玉的这种种的生离死别的痛苦，然后紫鹃观他人的痛苦，惜春也是观到大家庭的种种悲欢离合的痛苦，所以观他人的痛苦而觉悟的，这一种觉悟是一种宗教性的觉悟。可是宝玉不然，所以宝玉之解脱是他亲身经历了、真的感受到了是自己的痛苦，真的感受到自己的痛苦，然后解脱的。他说这个是文学的、是艺术的，旁观的完全理性的觉悟，那是宗教的，你透过了痛苦的感受而觉悟的，这是文学的、是艺术的，是有一种悲剧的精神。佛教所以还讲一个故事，说“透网金鳞”，佛教有很多语录都是这些高僧大德们谈话的记述。

　　说有两个僧人，两个和尚在一条水边散步，渔人在那里撒网来捕鱼，把很多的鱼都捕到网里边去了，有的鱼的生命力比较弱的，就被网住了，可是有的鱼的生命力比较强，就在网里边挣扎、跳跃，然后就从网里边跳出来了。有一个和尚就说了，说 “俊哉，透网金鳞”。俊就是美了，我们北京的俗话说“俊”，真是俊，这真是美。是透网的金鳞，是已经被抓到网里边去而能够跳出来的这样的鱼。那旁边一个，另外的一个僧人就说了，说“何似当初不曾入网”，说如果它当初就没有被捉到网里去不是更好吗？第一个和尚就说了，说师兄“你欠悟在”，你缺少觉悟，没有进到网里去的这些鳞，你一旦被网住了，你能不能跳出来？这是一个大问题。没有进过网的鱼，你真正被网住了，能不能跳出来，这是一个大问题。虽是被网住了，然后再跳出来的，那是艺术的、那是悲剧的、那是文学的。所以他说，《红楼梦》的精神，这是王国维的说法，他说就是贾宝玉是真正能够从自己的痛苦的感受之中解脱出来的，所以《红楼梦》的主角一定是贾宝玉。

　　还有一种人，《红楼梦》也提到她。这就是因为前几天，我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红楼梦》里的自杀不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解脱是出世，是摆脱这个欲望。可是大家都知道，王国维最后怎么样呢？王国维最后自沉了，他在昆明湖的鱼藻轩前投水自沉了。所以前几天我就看了一个人的文章，就讲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不存于自杀，可是王国维为什么自己后来自杀了，就是他自己对于叔本华的哲学，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红楼梦评论》所提出来的解脱的精神，他没有做到，他怎么会他自己自杀？他自己没有做到解脱。可是《红楼梦》里边就还透露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消息，《红楼梦》就说，说是像尤三姐这些人自杀，像投井的金钏这些人自杀，这些人都是没有摆脱欲望，所以这不是解脱。《红楼梦》里面还有一个人也是自杀的，就是贾母的那个侍女，鸳鸯，贾母的侍女鸳鸯，是因为后来贾赦一定把她要纳为侧室，鸳鸯不愿意做贾赦的侧室，所以在逼迫之下鸳鸯就自杀了。王国维没有说到鸳鸯也是一个解脱的人，因为鸳鸯还是自杀了，不是出世。可是他说，一个转折，他说鸳鸯虽然是自杀了，这是因为环境的逼迫，因为贾赦一定要把她纳为侧室，她是不得已自杀的，如果没有环境的逼迫，他说像惜春、紫鹃这样的行为，鸳鸯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鸳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于贾府的盛衰兴败，悲欢离合，鸳鸯有了一个透彻的觉悟，鸳鸯不愿意再进到这个人世的饮食男女的大网之中，而是她后来是被逼迫，在这种环境之中不得已而自杀的。如果不是有贾赦他们这样的逼迫，那么鸳鸯，他说应该也是可以做到出世解脱的。我现在在想，王国维先生的自杀，虽然在前些天我看另外一个人的文章，在批评，说王国维存于出世，不存于自杀，他怎么自杀了？我认为王国维可能应该属于鸳鸯这一类。就是王国维呢，他自己本身对于人生的痛苦，有一种出世的觉悟，可是那是当北伐的前夕，当北伐的前夕，传言说，说如果北伐军进入到北京城以后，会有怎么样怎么样一种，对于这保守的、顽固的、守旧的有怎么样的迫害。王国维这个人，所以他是矛盾的，我说智与情，我们开头就说了，王国维他的本性，一个很基本的性格，他理智与感情的兼长并美。这种性格在研究学问上有好处，他既有感性，又有智性。可是在人生上，他就不能够做出一个果断的决断来了。王国维并不赞成后来的溥仪受日本人的利用，要组织伪满的满洲国，可是跟王国维合作的罗振玉是要一心协助这个溥仪组织那个伪满洲国的。所以王国维跟罗振玉在研究学问上，合作数十年之久，最终两个人交恶，就这一点点的观念不同。王国维是在理性上，知道不应该拥护这个伪满，尤其不应该依托日本人的势力，来组织伪满洲国，可是王国维就是在革命以前，他就已经入宫做了溥仪的师傅，而溥仪当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童子，所以他认为清朝亡国的罪过，不在溥仪，溥仪是一个不幸者，生当亡国之时，做了亡国之君。而王国维既然做他的老师，所以他对他有一份感情，不能够决然竟去，这是他的矛盾。他不像那些遗老，那些人还要拥护溥仪，再建立什么国家，还在那个小朝廷之中争权夺势，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在感情上，他没有办法，他就是有一份这种师生的感情。“我”曾经对他有过感情，“我”没有这一种决断，跟他就决然地断绝，这真是王国维的他智与情矛盾的痛苦。如果真是北伐军来到燕京，把他当做遗老来治罪的时候，他辩也不是，不辩也不是，可是他的心情又不是一个真正地拥护溥仪的遗老的心情，所以他矛盾痛苦，他无法解决，他是智与情两种的矛盾，所以他是环境的逼迫。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说是北伐军要进城了，会对某些人是不利的，如果不是有这种环境，他也许不至于自杀。而他也许，我又说了，王国维说得很理性，说人生是存于解脱，他就是我们说“看得破，忍不过”，古人说。在理性上，“我”都知道，应该是出世，可是在感情上，“我”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看得破，“我”忍不过。“我”下不了这样的手段，“我”下不了这样的决心，所以他自杀了。所以说，能不能按照他所说的鸳鸯的那个例证，说是他内心也可以出世，只是因为在外界的环境之下，不得已选择了自杀，能不能这样说，这真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能起王国维于地下来询问他，这是一个问题。总而言之，他说《红楼梦》的精神是存于解脱。

　　他说在中国的小说戏曲之中，中国人一般是乐天的，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可是呢，《红楼梦》是悲剧的，是贾府也败亡了，黛玉也死去了，他说《红楼梦》是悲剧的。而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从叔本华的哲学来看，他说文学里边最高的成就，就是诗歌，诗歌里边最高的成就就是悲剧。不但叔本华这样说，是比叔本华更早，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诗，就叫做《诗学》，他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说，说希腊的古代的悲剧的精神，是一种文学上的美学上的最高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悲剧是告诉人，是恐怖的，罪恶的。他说，你看Shakespeare莎士比亚，所写那个《麦克白》，还有《哈姆雷特》，都是悲剧。所以最伟大的悲剧是把恐怖和罪恶展现在人前，是当这些观众面对这些恐怖罪恶的人生呈现的时候，就可以洗涤你的精神，洗涤你的什么精神，洗涤你对人生的，正是贪婪欲望，而为了欲望不惜一切为非作歹，去犯罪、行邪恶的这样的精神。因为你看到了，看到了人生的悲剧，看到了人生的痛苦，所以，悲剧是洗涤人的精神的，悲剧使你从欲望痛苦罪恶之中超脱出来。所以那是悲剧的精神，是文学的精神。而这种悲剧的精神，也是美学的精神，所以他第三章说，美学的精神，那是因为《红楼梦》所写的是一大悲剧，他说《牡丹亭》，《牡丹亭》没有超脱，《牡丹亭》是欲望，《牡丹亭》的杜丽娘游园惊梦，还不是说现实的男女的爱悦，只是梦中见到一个男子，从此就为他死去了，这真是欲望，真是痴欲，而《牡丹亭》最后还给它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西厢记》有长亭送别，后来有《后西厢记》《续西厢记》，最后还是张生跟崔莺莺两个人结婚了，所以中国是喜欢大团圆的，喜剧的，中国所缺少的就是悲剧的精神。他说还有另外一个戏剧，有一点点悲剧精神的意味，那就是《桃花扇》，《桃花扇》的侯方域，跟李香君。可是王国维说，因为这个侯方域跟李香君是在明朝的败亡的战乱之中，两个人分散了，而李香君跟侯方域的爱情始终不渝，中间曾经有人要逼迫这个李香君跟另外一个人结合，李香君就碰破了她自己的头，所以她的血点洒在扇子上，所以被后人点染成为桃花扇，这是爱情，这是欲望。可是最后说是等到最终侯方域跟李香君经过千辛万苦死生离别见了面，因为道士的一句话，两个人居然就觉悟了，没有结婚，都出家了。王国维说你相信这样的事情吗？所以《红楼梦》这个悲剧贾宝玉自己在感情的痛苦中，这才是真的悲剧。《桃花扇》说是两个人这么坚贞的爱情，经过死生离别，经过朝代的更易，最后因为道士的一句话，就点破了痴迷，就出家了，这是不可相信的。因为他说《桃花扇》所要写的，不是人生的真正的悲剧，《桃花扇》所要写的是历史的，是政治的，是明朝的败亡，它所要写的不是人生，不是悲剧，只是用侯方域李香君把这个故事贯穿起来而已，所以它不是属于《红楼梦》这个层次，而《红楼梦》这个层次，才真正是悲剧的精神。可是所谓悲剧，就是古希腊的悲剧，它所谓这个悲剧的形成，又有三种不同的情形形成了悲剧。

　　第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小人的拨弄，有恶人的拨弄。比如说秦桧，陷害了岳飞，风波亭父子归天。这是因为小人的拨弄，由于恶人的陷害，而造成的悲剧，这是一种悲剧。还有一种悲剧是盲目的，是偶然的，是一种不知道怎么原因的命运的悲剧。我是9月2号才回来的，9月1号从加拿大上的飞机，就在我上飞机的前几天，我看新闻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后面载了一个人，这个车行得很快，这真是盲目，真是莫知其为而为，忽然一个电线掉落了，就把后面这个人勒在脖子上，居然把他的头割断了。他还抱着前面人的身子，这个摩托车后面是一个无头的死尸，这真是悲惨，真是可怕，这是盲目的。这个不是一个恶人小人的拨弄，不是，这个只是你莫知其由来，就是无缘无故地掉下一条电线，无缘无故地就恰好掉在他脖子上，把他头割断了，这真是盲目的悲剧。而第三种悲剧，没有一个小人恶人的拨弄，也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可怕的命运的忽然间的降临。就是在寻常的人世之间，寻常的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没有意外的事情，也没有邪恶的小人，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说《红楼梦》的悲剧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黛玉跟宝玉两个人相爱了，那个时候，当黛玉的母亲去世了，把她送回到她的外婆家里边来，而宝玉是她的表兄，表兄妹之间两小无猜，自然产生了感情，那后来薛姨妈带着宝钗过来了，也是亲戚的关系，也是表兄妹关系。一个是姑表的关系，一个是姨表的关系，那么在两两相形之下，林黛玉的身体比较软弱，比较不够健康，而且呢，性情比较狭隘，而宝钗这个人，身体比林黛玉健康，而且宝钗善于做人。你看《红楼梦》写薛宝钗，如果跟贾母在一起看戏，她点戏的时候，不是点她自己喜欢的戏，她就琢磨贾母喜欢什么戏就点什么戏。吃饭的时候，如果点菜的时候，她也琢磨贾母喜欢什么样的菜，她就点什么样的菜。而黛玉这个人没有这样的心机，尤其是宝钗扑蝶的时候，她听到人家小红她们私语，等小红要开窗的时候，她恐怕被人误会，她听到这个话对她不利，她喊的是什么？她喊的是“黛玉你跑到哪里去了”？让人家以为是黛玉偷听这个话，所以薛宝钗真是善于做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贾府之中上自贾母，下至宝玉最亲近的侍女袭人要选择，当然都选择薛宝钗了，这是一种自然的事情。所以这不是有恶人的挑拨，也不是谁要故意陷害谁，就是人情事理，自然而然就如此了。所以他说，《红楼梦》的悲剧就是在这种人世之间没有恶人的挑拨，没有意外的灾祸，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样的悲剧，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第四章，他说的是伦理学上的价值。因为他说，按照伦理学来说，就是世界上，刚才我说的，世界人的生存全然没有合理的依据，他说是全然没有合理的依据。王国维真是一个悲观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他曾经在他早期的杂文之中，写过三篇文章。他这些文章都是推求人生的意义，一篇文章叫做《论性》，我们说性善性恶，那个性。他怎么说？他说“呜呼，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世界上有善有恶，善恶两个相对立，这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到的，有善有恶。自生民以来，自宇宙有生物有人类以来，一直到现在，他说世界上的种种事情的发生，常常都是善与恶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处处都存在这样的善恶两方面的斗争。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都是因为这种善恶的思想而引起来的。历史所记载的，诗人所吟咏的，都是这善恶二性的斗争，而善恶的二性的斗争，是一种永恒的斗争。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是从王国维对于人生的反思他所下的结论。

　　王国维还写了一篇文章，《释理》，就是道理的理，他说什么是“理”呢？一个就是理由，还有一个理就是理性。在伦理学上所谓“理由”，就是动机。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你的理由，所以这个理由就是你做事情的一个动机。他说如果把理由，做事的理由看成一个动机，那么你善是一个动机，恶也是一个动机。你问那些恶人你为什么这样做，他有他一个理由。所以如果从理由来说，善是一个动机，恶也是一个动机。如果从理性来说，什么叫理性，理性就是分析、思辨的能力，你把它说出一个道理来，理性是思辨的能力，他说理性就是对于行为的一种解释，你行善你可以说出一套道理来，你行恶也可以说出一套道理来。所以这个对于人生的解脱，从性来说，善恶一直斗争，是没有解脱的。从理来说，一个是理由，一个是理性，都不能给人以解脱。好，他又做了第三篇文章，这都是王国维的，王国维的第三篇文章就写的是《原命》。他说什么是命？命也有两个道理，他说一般所说的命，说我们的福禄寿夭，是天生来的，这个叫做定命。这都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挽回的。所以他说，你无论是从《论性》来说，无论是从《释理》来说，无论是从《原命》来说，你都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人生的解脱就是你自己从你的欲望罪恶痛苦之中跳出来能够出世，善莫大焉。所以这种解脱就不但是有悲剧的美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同时有了伦理上的价值和意义。

　　第五章，最后他是对于研究红学的人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他的《馀论》。其实王国维的这篇《红楼梦评论》，刚才我已经说了，他发表的时候，是1927年，1927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界还没有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理论，而用西方的理论写一篇非常有逻辑思辨性的论文，还没有。所以王国维是第一篇能够用西方的哲学、文学的理论而写出来一种有章法、有组织、有逻辑、有思辨性的论文。他这篇论文比蔡元培先生所写的《石头记索隐》早了13年，比胡适先生所写的《红楼梦考证》早了17年，比俞平伯所写的《红楼梦辨》早了19年。其实在这些人所写的索隐、考证之前，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里边已经提出来了，他说，一般研究红学的，红学家的兴趣，完全集中在考证，说《红楼梦》的主人公是谁。我们中国向来讲文学批评喜欢牵连本事，说这个诗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作者是谁，里边提供的主角是谁，所以是完全考论《红楼梦》的主人公。而一篇文学的作品，不在它写的是谁，而在它怎样去写。所以他说，考证《红楼梦》的故事的，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他说，因为小说、文学，文学是要追求一种美学跟伦理上的价值的，而不是考证这个故事的本事的。所以有人说《红楼梦》是反映清朝的政治的，有人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有人说《红楼梦》里面薛宝钗是影射什么人，林黛玉是影射什么人，贾政是影射什么人，给它加以很多的考证。当然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考证，说《红楼梦》是反映阶级斗争的，这是贾府为富不仁，这些做官的这些贪赃枉法的，是反映这种政治上的腐败和罪恶的。而《红楼梦》之了不起，正因为它是一个含蕴丰富的作品。我们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苏东坡的诗。说你横着看就是岭，你直着看就是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以《红楼梦》的好处，就是你从各个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来。王国维也看出，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所看出来的悲剧解脱，这样的一个道理。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叶嘉莹评赏南唐二主词 -叶嘉莹

　　央视国际 2004年11月05日 09：52

　　主讲人简介：叶嘉莹，1924年出生于北京，17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20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60年代，叶嘉莹应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79年回到祖国任教。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6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设立“驼庵”奖学金。著有：《迦陵文集》十卷，《叶嘉莹作品集》二十四卷。

　　内容简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妇孺皆知的名句，出自南唐著名的皇帝词人李煜。李煜是南唐的第三代国君，历史上称他为李后主，他２５岁继位南唐国君，当时的南唐已经岌岌可危，他却委曲求全，纵情声色，在他３９岁时，南唐终于被北宋所灭，李煜被宋军俘虏，过了二年多的囚徒生活，最终又被宋太宗赐药毒死。李煜虽然在治国上才能平平，却在中国词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和李煜有着同样出众才华的还有一位皇帝词人，那就是李煜的父亲李璟.李氏父子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词人，李璟的遭遇虽不及他的儿子李煜悲惨，但在治国上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李璟是南唐的第二代皇帝，南唐列祖死后，李璟继位，拥有江南、江北三十多个州的土地，称霸江南。成为除中原以外，十国中之最强者。但李璟没有在此基础上发展国力，而是致力于词的创作。李璟是一位十分有才华的风流天子，写得一手好词，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批像冯延巳这样的既是高官又是大词人的文人名士，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空间，但李璟的词传世的不多，仅存四首，《摊破。浣溪沙》是李璟存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对李璟和李煜的词，著名学者、古典诗词研究家叶嘉莹教授又是如何评价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全文）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妇孺皆知的名句，出自南唐著名的皇帝词人李煜。李煜的词在中国词史上可以说是个异数，李煜是南唐的第三代国君，历史上称他为李后主，李煜从小就与众不同，不仅文章出众，而且擅长书法和绘画，通晓音律，造诣很深，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足的不称职的国君，他２５岁继位南唐国君，当时的南唐已经岌岌可危，他却委曲求全，纵情声色，在他３９岁时，南唐终于国破，他被宋军俘虏，过了二年多的囚徒生活，最终又被宋太宗赐药毒死。李煜虽然在治国上才能平平，却在中国词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王国维先生曾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这样评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位皇帝词人为什么能如此受到王国维的肯定？有李清照之誉的叶嘉莹先生又是如何评价李煜的词呢？

　　因为词本来就是歌词之词，都是写给歌女去唱的，是歌词之词，可是你看李后主写些什么呢，我们看李后主写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李后主之所以不同了，李后主写的不再是歌词之词了，李后主写的是他自己破国亡家的悲哀，小楼昨夜又东风，是我的故国不堪回首在月明中，所以王国维说，李后主是变伶工之词，伶工就是演奏音乐的人，伶人演奏音乐的，歌唱的奏曲子的人。就是配合着当时的宴乐歌唱的曲词，所以作者写的都是那些美女跟爱情，作者不是言志，不是说他自己的感觉和感情。可是李后主站出来写他自己的感觉和感情，所以他就改变了伶工的词，成为士大夫的词。士大夫就是自己写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曹雪芹为什么打破了旧小说的传统？旧小说写历史、写传闻、写神话，都不是自己，与作者无干，可是曹雪芹写的是他自己亲身对于人生的悲欢离合的一段深刻的体会，是出于自己深刻的体会。他不得不写，他不得不说，所以他打破了小说的传统，李后主经过破国亡家的这种惨痛的遭遇，他心里边有这样的悲哀感慨，不能不说。所以当他写歌词的时候，不再写歌女的歌妓酒女的词了，而把他自己的悲哀写出来了，所以是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是中国词演化上的一大转折。所以后来才有苏东坡，所以后来才有辛弃疾，不再是给歌女写歌唱的词，是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自己的话，这是李后主之了不起的一点。

　　还有一点，王国维又说了，“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单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句话说得很妙了，李后主一个亡国之君，王国维说他居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如果从释迦、基督的宗教的哲理来说，李后主就是个罪人，他一天到晚耽溺在酒色之中，笙歌享乐之中。他没有解脱，他没有政务，他没有从他罪恶之中脱出，他怎么能担荷我们人类的罪恶？所以这句话王国维是个比喻，就是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为众人的罪恶而死的，用我的鲜血洗尽了所有人的罪恶，释迦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度众生我誓不成佛。我愿意担荷，我愿意为众生的痛苦，众生的罪恶而担荷。李后主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不是释迦，也不是基督。王国维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悲哀，都有我们的痛苦，都有死生离别，而李后主把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悲哀都写出来了，这是王国维的比喻的意思。不是说它就担负我们的罪恶，就是说他一个人把所有我们众生的悲哀都写出来了，李后主怎么把我们众生的悲哀都写出来了。

　　我们先看他一首小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不是写的所有的人类嘛，是人生，不是个人，是他整个的人生。为什么这首小词能够写出我们整个的人类的悲哀？你看他怎么写的，这么短的一首小词，能够写出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悲哀。“林花谢了春红”，李后主这个人真是个天才，这么简单，这么直接，而他真是掌握了要点。他用那么浅白的话，没有雕章琢句，没有用什么古典，什么典故，什么历史，没有。“林花谢了春红”，这六个字真是写得好。“林花”满林的花，都谢了，“谢了”是已成的事实，完全凋谢了，林花就谢了，“谢了”如此的大白话，而“谢了”两个字包含了这么深的悲哀，完全凋零净尽了。满林的花都凋零净尽，什么花？林花谢了，林花谢了是春红，春天是最美好的季节，红是最鲜艳的颜色。充满了生命的，那么鲜艳的颜色，这么美好的春天的红花。满林的花，“林花谢了春红”，真是“眼见它起朱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三个字，是他的感觉，为什么这么短暂？这么美好的生命，为什么如此之短处无常？太匆匆，多么白话的简单的三个字。里边有两个是叠字“匆匆”，真是太匆匆，你除掉了这么白话简单的“太”字，你还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真是太匆匆。这“太匆匆”三个字，充满了他的惋惜和悲哀，“林花谢了春红”，真是太匆匆，这是说到我们的生命是短暂无常，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尽的，都是短暂的。那么你说如果人生的悲哀只是短暂只是无常，大家都想一想，我们在国内的那些老同学，也跟我说过，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经历了多少事件？我们个人经历了多少生活上的各种的经历？有人问到我对于人生的看法，我不是也说了我对于人生的看法嘛。我到台湾结婚第二年，刚刚生下我第二个女儿，我先生就被关起来了。第二年我的女儿没有满周岁，我带着吃奶的女儿都被关起来了。我们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件？所以林花岂止是谢了春红，太匆匆，你还无奈，朝来的寒雨是晚来风。那花开本来花无三日红，本来也许只有三天美好的日子。凡是在诗词里边朝暮的对举的，都是周边普遍的意思。不是说早晨有雨就没有风，晚来有风就没有雨。所谓朝来寒雨晚来风，是朝朝晚晚雨雨风风，你在短暂的人生之中，你经过了多少悲欢离合，你经过了多少死生离别，所以无奈朝来寒雨是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你看今天那树上的几朵残花，那红花的颜色，像女子胭脂的脸，花上的雨点，就像女子的胭脂，脸上的泪痕。胭脂泪，相留醉，像美人一样的花，带着她的胭脂上的泪点，她流泪，为她喝一杯酒。就是冯正中说的“日日花前常病酒”，就是杜甫说的“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 莫厌伤多酒入唇”。今天还有这朵花，你为什么不为它喝一杯酒了？也许明天连这朵花都没有了，所以“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什么时候这个花再回来？你说不错，明年。明年还有花开，可是古人的诗说得好了，还不是古人的诗，王国维的诗，说“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你看今年树上又开花了，那不是去年的花了，去年的那个花的生命永远再也不回来了。所以胭脂泪，相留醉，真是几时重。他这么短的一首词，写尽了我们人生的所有的悲哀，所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也是无可挽回的，“人生长恨水长东”，所以这是王国维说的李后主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的意思。因为他写出来所有的，我们生命的短暂，这样的悲哀和痛苦。

　　《红楼梦》是个悲剧，今天我们又讲到，李后主“人生长恨水长东”还是个悲剧，有朋友问起我一个问题说，说你说了，曹雪芹对于人生的看法，王国维对于人生的看法，李后主对于人生的看法，你叶嘉莹对人生看法呢？我刚才说，我不但经历了我先生被关起来，我的女儿被关起来的这些遭遇，而且跟我一同被关起来的那个女儿。在结婚以后的第三年，跟我的女婿一同出了车祸不在了。可是你们今天看我都很好，我八十岁的老人，每一年漂洋过海到各地方讲授古典的诗词。我是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你要只看到你自己个人，你的生命、你的得失、你的祸福、你的生存你是短暂的。但是如果你以你短暂的生命为我们这个绵远的久长的，一直在历史上绵延下去的文化，做出一点事情来，你就尽到了你的责任。

　　中主词传下来很少，最有名的一首词，就是他的《摊破。浣溪沙》，我们还是先看他的词，说“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 倚阑干”。我们说词都是写相思怨别的，所以这首词也是写相思怨别的，写的是一个闺中的思妇。菡萏就是荷花，说荷花的荷香已经消减了，荷花已经零落了，翠叶就是荷叶，荷叶也已经残破了。西风就是秋风，秋风带着哀愁从水面上吹起，在绿色的水波之间吹起来了，那是一年的秋天了，所以这些植物，荷花、荷叶都憔悴零落了。他说荷花荷叶的憔悴跟女子的容光的憔悴一样的憔悴，古诗十九诗说的“思君令人老”，在相思怀念之中，这个女子就衰老了。韦庄也写过一首词，说“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说劝我早一点回去，我所爱的那个女子，她劝我早一点回去，说你要记得在绿窗之下，有一个期待你的人，这个人是似花，像花一样美丽的人在等待你回来。可是像花一样美丽的人，也像花一样容易憔悴，也许不用说你不回来，就算你回来，大家都是苍颜白发了，那美丽的韶光永远不在了。所以这是闺中的思妇看到草木的零落。“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他说这个女子，白天是看到菡萏荷花，荷叶的零落，想到自己的憔悴，晚上就做梦，“细雨梦回鸡塞远”，窗外的一阵雨声把她的梦惊醒了，她梦到鸡塞，鸡塞就是前线，就是前方。所以这是一个闺中的思夫怀念远方的征人。唐诗有两句“誓扫匈奴不顾身，无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怎么样？“犹是深闺梦里人”。她的丈夫可能早已成为无定河边的一堆白骨了，可是他的妻子“犹是深闺梦里人”，仍然是每天梦见他。她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战死在沙场了。所以这个女子就梦到鸡塞，这一句词有两种可能，是梦回，梦醒了才知道鸡塞那么遥远，以为是梦中，梦中她见到那个征人回来了。韦庄词说过，“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梦醒了才知道那个征人还在那么遥远的鸡塞，“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我醒来以后，再也不能成眠了，所以就吹笙来排解，一直吹到这个玉笙都寒冷了。因为据说如果懂得中国音乐的，说笙要暖笙，东风日暖闻吹笙，这笙上要有一个芦苇的薄膜，那个薄膜要在暖气之中吹出来的声音好听，冷了就不好听了。他说现在这个玉笙已经寒了，已经这个曲子吹了那么久了，“小楼吹彻玉笙寒”，而征人远在鸡塞，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还乡。所以“多少泪珠何限恨”。滴不段的相思血泪抛红豆，所以多少泪珠是何限恨，一直到天明，天明以后如何依栏杆，又靠在栏杆上。靠在栏杆上干什么？遥望远方，遥望远方的征人，温庭筠写过一首小词说“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倚栏是为了望远，望远是为了期待远方的征人，所以“倚栏”是一种期待，温庭筠说梳洗罢，我要把我自己打扮得这么美，等着我所爱的人回来。就“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每一个船过来，我都希望船上有我怀念的人，“过尽千帆皆不是”，一千条船都过去了，“皆不是”，没有一个是我所盼望的人回来，“斜晖脉脉水悠悠”。从早晨一直看到日落，斜晖脉脉、流水悠悠，这个人没有回来，所以她说是倚栏杆，是第二天的盼望。每日的盼望，每日的落空。好，这首歌词我们讲了，你看王国维说什么。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南唐中主李璟的评语，说“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解人之不易得”。如果刚才我讲完这首词，如果请大家不要看王国维的评语，我如果要问你们，说是南唐中主的这一首的词，你最喜欢哪两句？你觉得哪两句最好？王国维说，一般人都以为“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最好，因为这两句是对句，对得这样工整，对得这样美丽，写相思怀念的感情是这样动人。“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不但我们这么以为，南唐作词的风气很盛，中主后主都写词，冯正中也写词，所以他们君臣之间谈话就谈到词。这个中主就说，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因为冯正中写了一首词，说一阵风吹起来，把一池春水吹皱了很多波浪。中主说这与你什么相干？你写这个风咋起吹皱一池春水，与你什么相干？这不干你的事嘛，这是君臣之间开玩笑了。冯正中马上就回答了，中主毕竟是国君，他说“为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他说我这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然比不上你所写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所以从冯正中就说这两句是好的，可是你看王国维眼光不同。王国维说古今从冯正中一直到我们，都认为“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这两句好。他说古今都欣赏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是解人正不易得”。就是真正懂词的人真是不容易找到，我们这些只知道欣赏“细雨梦回鸡塞远”的，我们都不是真正懂得词，王国维说哪两句好？王国维说开头两句好，“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他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现在你要注意到了，就是我说的，王国维说他不是讲词的内容，不是讲词的里边的情事，写的是什么感情，写的是什么故事，写的是征夫思妇，不是。他是说在这个词的语言里边包含了一种境界，给读者很多的感发和联想的，非常丰富的一个东西在里边。王国维是有这样的眼光，看到词里边的这种境界的，王国维他们所开辟出来的，这条欣赏词的路子，都是让你从词里边，看到非常丰富的言外的没有说出来的意思。说出来的都不算，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当然，中主这首词写的是一首思妇的词，“细雨梦回鸡塞远”，写得很明白。我们都可以讲得清楚，是她梦见了她的丈夫从鸡塞回来了，外面下起雨来了，雨声把她惊醒了，发现她的丈夫还远在鸡塞，所以她就吹玉笙来排解她的忧愁。这个我们都可以讲，这个我们都说他也写得很好，可是王国维就从“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的两句，看到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一种感慨。“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是出于屈原的《离骚》。《离骚》说什么呢？他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他说我就只培养了蕙草，我又种了九亩的兰花，九畹，九块地，他说我就种了九畹兰花，我又栽培了香草，种了一百亩的香草，“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我就希望我的兰花蕙草，长得茂盛，有一天我能够收获这么多美丽的鲜花，可是结果兰花也干死了，蕙草也干死了。他就说“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他说我看到我的兰花蕙草干死了，我当然悲哀，可是我不是为我自己一个人的兰花蕙草干死悲哀，“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虽然我的兰花蕙草枯萎了，死灭了，何尝我不悲哀，我所悲哀的是什么？是众芳之芜秽。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种出，没有种活，兰花跟蕙草？我一个人我要完成的没有完成，我要种的兰花蕙草都干死，我不为我个人而悲哀，“哀众芳之芜秽”，为什么所有人的兰花蕙草干死都不说，所有世界上的鲜花为什么都干死了，为什么让这个社会上这种虚伪的罪恶的这样流行？那些美好的都到哪里去了？屈原之所以哀伤，因为屈原生在楚国，而楚国当时是危亡的，众芳芜秽还有美人迟暮，美人迟暮也是屈原说的话，“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说太阳跟月亮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落下去，这么匆忙，它从来也不停留，春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所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我亲眼看到那花草树木的飘零，枯落，我知道了。他说是草木之零落，我悲伤草木的零落还不说，恐美人之迟暮，我看到草木生命的短暂零乱，我就悲哀那美人，那么美丽的人，有一天也会迟暮，也会衰老。你说你悲哀的是美人迟暮，那不美的人，迟暮，悲哀不悲哀，如果说每个人的迟暮，都是悲哀的。“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也不曾饶”。你贵为帝王也不成，衰老死亡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那美人的迟暮悲哀，我们的一般人的迟暮悲哀不悲哀？为什么要说美人？你要知道屈原的美人是意有所指的，屈原的美人，是一种才德美好的人。

　　而现在，王国维居然从“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看到屈原这样的悲哀。当时的南唐众芳芜秽，因为南唐已经是个必亡的国家，无可挽回了，而中主也好，冯延巳正中也好，你的才能能够完成吗？你的才能，冯正中的才能，他对于南唐无可挽回了，以中主的理想他也不可挽回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而凭什么？王国维凭什么从“菡萏香销翠叶残”就看到众芳芜秽美人迟暮？我又要讲一个西方的文学理论了，西方的文学理论本来就是有一种理论，就是讲符号学。因为语言就是一种符号，所以西方有一种学问就叫符号学，就是研究作为语言的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有非常微妙的作用。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给人很微妙的感觉，一篇文学作品，一首诗，一句诗，它感动你的力量在哪里？在那种非常微妙的作用，你看这首词的第一句，“菡萏香销翠叶残”。我刚才讲了，那就是荷花的香气已经消减了，荷叶已经残破了，如果我不用“菡萏香销翠叶残”，我说“荷花调零荷叶残”，这意思完全一样，可是我如果说“荷花调零荷叶残”，就不能够像王国维说的给人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觉。因为“菡萏香销翠叶残”，它那种微妙的作用，菡萏就是荷花，是荷花的别名，可是你用荷花还是用菡萏。如同我们说一个美人，你是用美人你还是用美女？你还是用佳人？你还是用红粉？你用哪一个字？哪一个字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菡萏，菡萏是《尔雅》上的句，《尔雅》上说荷其花菡萏，是非常古雅的，而古雅就给我们一种距离，一种高远，一种典雅，一种珍贵的，一种感觉。荷花日常的语言，荷花调零荷叶残，你就觉得这是寻常的一种寻常的事物，所以是菡萏，我说荷花调零就是调零，可是它不是说调零，他说“香销”，“香销”两个字是双声，那个香气就慢慢消失了，“菡萏香销”你说“荷叶残”，这也是寻常的语言，你说“翠叶残”，“翠”字就给人一种美丽的颜色的感觉，而且你可以联想到珠翠、翡翠、翠玉，一种珍贵的感觉，你这样从显微结构来看，这一句词菡萏的古雅，香的芬芳，翠的珍贵，一连串都是珍贵的、美好的、芳香的，这种形容词和名词，而中间只有两个动词，一个是“销”一个是“残”，众芳芜秽，就是所有的美好都消失了，都残破了。所以“菡萏香销翠叶残”，所以王国维他真是有一种感受，能够不是只看文字的文法的表面的意思，而是能从细微的精美的声音符号之间感受到这种威严，而且看到了双重的语境。眼前就是交给乐师王感化去唱的，一首征夫思妇的词。一般的歌词常常写征夫思妇，一首歌词，可是它里边就隐藏了有一种南唐的危亡的感觉。所以同样是讲美女跟爱情的词，就要看你所写的美女跟爱情里边有没有境界，所以词是以境界为最上的，有的词里边写的美女跟爱情就有境界，给你一种高远的理想，给你很多丰富的联想。有的歌词写美女跟爱情，就是很浅俗，美女就是美女，爱情就是爱情。就是因为词这种作品，很难衡量。不能够用诗跟文章的载道的言志的标准去衡量，所以你要看这首词有没有言外的意思。同样写美女，同样写爱情，有没有给你更高的一种理想？有没有给你很丰富的一种联想？有没有对你的精神有一个境界？有没有一种提升。对不起耽误你们很长的时间，谢谢大家。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余秋雨谈散文 -余秋雨

　　主讲人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

　　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内容简介：

　　余秋雨说：把自己已明白的问题讲给学生，把不甚明白的问题交给学生讨论，把自己想不明白的写成散文交给读者共同探讨。今天余秋雨把他的散文创作的体会给了《百家讲坛》。

　　他说:我的《文化苦旅》那十多万字的书是散文不是论文。论文应有结论，而散文则可不必。评论家批评家攻击人不对，我只是提供评论的理论，提出未知结构，用文字来评论文学。《文化苦旅》写的是“人文山水”，余秋雨边走边写，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在行走中守望文明。

　　《余秋雨谈散文》 (全文)

　　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在写作过程当中和这个未知结构之间的一个体会。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比较多元的人，我曾经讲过这句话，我说：我把我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因为我是个教授；我把有可能想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学术，因为我还写很多学术著作；我把我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交给我的散文，我有这个分工。我把已经想明白的问题交给课堂，课堂上你对学生主要还是讲你想明白的问题，这和我们今天的演讲还不太一样，我要告诉他们已经有结论的问题。

　　我们在座的大概也有很多是教师，想明白交给课堂。有可能想明白，但是现在还没有想明白，那我交给学术。学术，大家知道这个论据最后还有一段还叫结论，我通过我的努力以后，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争论，这是学术。对于有些想不明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又觉得这些问题带动了我的感情，我还是想不明白，感情带进去了，我交给散文，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角落，才可能把散文写好，就是和艺术创作有关了。所以我的散文当中有一些散文不好看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我其实已经想明白了，那这下散文就不好看了，有一点想不明白的东西，又牵动感情，这个散文就比较的好一点。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写第一篇散文的时候的感觉，我原来搞学术，出了好多学术著作，什么时候触动我写第一篇散文呢？大家看我的《文化苦旅》就知道，第一篇就是叫《道士塔》。就是敦煌，大家想想看，那么多敦煌的文物，被斯坦因他们都拿走了，出现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现在法国的巴黎，甚至出现在东京的博物馆里。敦煌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站在那儿，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的学者，我觉得非常困惑，或者说非常两难。因为两个东西都在那儿，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兵荒马乱，如果他们不带走的话，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了，因为这些敦煌壁画的洞窟里边，可能看到了很多烧了烟，有很多逃亡者自己就住在那儿，在里边乱写。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拿走可能也没了，因为兵荒马乱，他们好多敦煌的经卷，敦煌的洞，发现以后那些经卷运到北京来，路上这个拿一把，那个拿一把，席子裹着。损失都很大，这个我们知道可能也就没了。所以拿到大英博物馆，当时得到保存了。

　　但是我又不甘心，好不容易发现了一百年前，发现了这些东西，都拿走了，拿走了我们祖先了给我们的东西，我又感到非常的不甘心，不甘心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敦煌发现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并没有让外国人来研究，就靠我们的学者凭着甲骨文我们研究出了一个很清楚的商代。也就是说中国人还是有研究水平的。我们还有能力保存它的，但是兵荒马乱太严重，在那么遥远的敦煌，保存可能又很小，所以我一下子站在沙漠里面困惑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困惑吗？我不知道该不该拿走，我是个世界公民，我不认为当一个强盗，我如果他是帝国主义强盗，我这篇就写不好了，因为这很简单，帝国主义强盗拿走了我们的文物，我们一定要把它拿回来，这个文章就写不好了，因为我这里面有未知结构，没有两难结构了，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吧，没有两难。如果说我另外一个结论，应该拿走，这个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拿走做全人类的保存多好，我这篇文章也写不好了，因为我心里没有两难，拿走就好了。现在好多青年学者说应该拿走，但是我的心中不是这样，我既不认为他们简单是强盗，他们也是学者，他们不是强盗，但是我同时又不认为他们应该拿走，当我两难的时候，我当时突然出现一个图像，如果我早一百年出生的话，我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在沙漠上会拦住他们的车队，我会和他们辩论，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你们如果好是心的话，有没有可能帮帮忙运到北京，我们那儿有好多学者，和他们辩论。

　　但是当时也有好多东西运过来了，路上丢失那么多，北京也没有很好的保存机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又矛盾，如果真把这个车拦下来了，他真交给我了，这是当时幻想了，我把它拉到哪里去？我拉不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把他们放在哪里，拦下来的车队我让他放在沙漠里，我一个人只能蹲在沙漠里，大哭一场。我产生这个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一篇好的散文出来了，因为两难出现了，大家理解我这个写出的感觉吗？我觉得我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篇散文，我散文写作的开端，就是这样来的，而不是一般的写作。所以我一看到中学生的好多写作简单就是这样，他们是帝国主义强盗，中国水深火热，他们还趁火打劫，这个不是一篇好散文，文章也可以，不是一篇好散文，倒过来应该拿走，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为什么要保存它？好，这也可以，但是不算一篇好文章，因为它不牵动人的感情，它没法出现两难所造成的一种均势，就是均势。现在世界越来越开放了，觉得我们现在能够把巴黎和伦敦保存的敦煌的文物。我们都拍过来，我们的学者研究得很好，心理很平衡了吧，是心理可能平衡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读解它，也可以拥有它。

　　但是我这次到了希腊以后，心理又不平衡了，希腊的文化部长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的一封公开信，应该是这么说，他们的教授委员会写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封信里引了他们已故的一个文化部长的一段话，这段话，而且它们的逻辑讲得很严，就是说你那儿保存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这个文物的名称叫巴特农文物，就像我们这个文物叫敦煌文物一样，巴特农在希腊不在伦敦，任何文物只有在它一个环境当中，它才有活力，它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当中，才有它的位置。那我马上想到敦煌，你们保存的不错，它的这个文物的名称叫敦煌文物，敦煌不在你们这儿，敦煌现在活生生还在中国，它只有放在那儿，在前后左右的对比关系中，它才有生命力。我被希腊的人说服了，而且他们说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们希腊人，但是它是人民的遗产，你们一定要让它回到自己原生地，你才可能是最好的保存方法。这种话让我当时看了以后眼泪汪汪，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敦煌也是一样，就是这样的感觉，又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情感冲撞，因为好多年轻的学者跟我讲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是西方立场，但是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人都没有这么看。所以在我看起来又对我的心头有一种冲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散文情绪还是保持了。我想大家能够理解我这个意思了，就是散文情绪能够保持，而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我想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对科举制度就有一种感觉，我的散文里头写的最长的就是《十万进士》。对中国科举制度，有的时候叫做又爱又恨，说不明白你的去向在何处，就是精神去向非常矛盾，恨的地方，这显而易见。我们读过鲁迅的《孔乙己》，我们读过《儒林外史》里边的《范进中举》，我们又看过比如秦香莲，好多人为了考状元人格完全变了，变成了无用的废物。有的时候变得非常奇怪的结构，可以不要妻子，或者可以失去了很正常的思维方式。科举制度造成了人格灾难，我小的时候读这些作品，语文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科举制度应该说是很仇恨的。但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特别对欧洲文明了解以后，我突然发现，欧洲的学者对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官选拔制度评价极高，我仔细一想，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的过程当中，科举制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简单讲两句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中国的文明为什么没有破败的重要原因。它一直保持着社会的有序，而有序的原因就是它建立了一个理论结构，就是只要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男子，不管你的出生，不管你的地方，通过文化考试就能成为各级管理人员，这个制度居然实行了一千三百年，而考试的内容又不是抽象的学历，是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确实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也就是说，你学了儒家学说做一些管理是可以的，不是说不可以的，是可以的。

　　因为儒家学说主要内容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而儒家学说又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所以好多生命为了追求自己的飞黄腾达，他用自己的生命把儒家学说延续下来了，中华文明的不断绝和这个有关，而中华社会没有变成彻底无序的灾难地，和我们这块土地没有长久的失序有关，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文化官员管着，管的人，他的管理的资格只有一条，文化，而不是其他。这个蛮厉害，所以我对科举制度又有好感，有了好感以后，但在人格意义上又想，一千三百年，中国男子千军万马只有这条生路，没有其他生路，那么多人挤在那儿，人格灾难又造成太多太多。譬如既想做官，又想做学问，这个就是科举制度留下来的，你到底要做官还是到底要做学问？对于做官的来说他是搞学问的，对于搞学问的人来说，他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个到现在还有遗留，这是人格灾难了。还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可以不管家里人的感情，不管什么背景，这是人格灾难。还有在飞黄腾达以前是卑躬屈膝，一旦飞黄腾达之后颐指气使，这都是一千三百年造成的一种延续的人格灾难，不仅仅是孔乙己，不仅仅是范进，一般的文人都有了。我又有点恨了，但是看看文明的延续，看看中国一千三百年没有失去，这种困惑当中，就使《十万进士》这篇文章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散文，因为尽管它很长，我的心态一直处于两难当中，而两难是不适合写学术论文的，学术论文需要有结论的，而我没法有结论，我的结论就是说，我只能想起曹操与杨修这个戏的最后，在一片大雪当中，一个老年的更夫在敲：招贤了，招贤了，一批批人格结构，有才华的人也死亡了，但是像历史老人一样不断地需要召集人来管这个国家，但是满天大雪，而他的头发，他的胡子也像雪一样都白了。就这么一个图像出现在眼前，是这篇文章的终结，而不是学术结论，这就是散文。这样的图像表明我心中的未知结构很强盛，而不是非常简单的说，应该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表达出学术和文学表述的一个差别，大家是不是明白，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当中，就是如果你要写大的东西的时候，要表述出那种你无法找到结论，但是又牵动你的感情的那个部位，不仅牵动你的感情，你根据你的体验，你觉得也能牵动广大读者的感情。但是简单的结论是没有的，每一次思考都会深化一步，不断地深化下去，永远是逼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不能抵达你最后的目标，只能逐步逼近，这有可能是人文学科当中很多的共同特点。而文艺更需要如此。否则你无疑没有可能，也没有路，让观众进入到你的气场里边，一起投入带着感情的苦恼的思索，带着感情的苦恼的思索，就很难达到。

　　我讲一讲我自己在学习写作过程当中体会，大体说明今天的未知结构或者说两难结构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需要说明的是在艺术创作学当中，是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话题，我真是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写作作文都这样，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前面讲到这是比较难的，但是作为艺术创造学不研究这个好像是不太行，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界就是对于创作规律研究得太少，我看到很多批评的人，完全做一些人格攻击，不是做这种真正创作学的研究，这就不对了，真正的理论家就应该做一些创作学的研究，这方面研究少了以后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创作水平和审美水平，这是很遗憾的。所以我只是提供这么一种思考的方式，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人们做过这种探索，有人们经过这种实践，在学术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有很多朋友有不同的意见，有具体不同意见，这是可以的，这种不同意见就叫做学术意见的分歧了，有人说不，这个双重结构好像三层，有人说不，这个双层结构很可能是平铺的，这就叫学术争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太少看到类似于这样的学术争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讲述这个时候，同时也表达出我的一个心意，希望我们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领域更多的回到文学本位和艺术本位，而不要离开这个，对于你一个不认识的人猜测他的人品，猜测他的恋爱，把这些东西叫做文学评论，那就搞错了。

　　问：余老师您好，我想问您就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叫“秋雨现象”，就是有很多人可以说是在模仿您写一种游记性的散文，我个人比较喜欢您散文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也看过您的很多的书，但是我总觉得有些人在模仿您，我不知道您自己有许多看过像他们这种所谓“秋雨现象”下所出现的散文，我想问问您自己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感受？

　　答：谢谢，我这个散文没看到过，但我听说过没看到过，我想散文的领域或者文学创作领域，都是非常自由的，特别是年纪轻的人写的时候，比如他喜欢看这样人的文章，然后写的时候不小心的就是有点跟他风格靠近，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以前写文章的时候也是一会儿靠近这个，一会儿靠近那个，特别喜欢他的时候就像他，那经常有的。对这种现象，我觉得不必要过多指责，学习过程当中总是这样，我倒不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模仿，只是有人告诉我，但是在旅行写作这一点上我需要说明一下，我的目的大家已经看清楚了，并不在于一个个景点，肯定不在于一个个景点，譬如看到我的书，去看一个个景点的话，好像对我的意图有一点搞错了。我当时写《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我比较重要的是想用我的脚去踩一踩废墟，在废墟当中感受中华文化还能给我什么感觉，大家想想这是经过一场浩劫以后的，当时我年纪还并不大，重新想回归我们祖先的汉唐文明的时候，这种情怀，汉唐文明留下过是浩劫之后的废墟，站在废墟上一点点去寻找，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找回自己，就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具有一种时代性的一种悲剧感和认同感的，寻找自己的感觉，不是一般的潇洒去玩，不完全是这样的，然后我这次去世界各地，连续走了那么多的路，那真是这样，我要寻找外面所有其他文明的衰亡和兴盛的过程当中，来对比中华文明到底怎么回事？而这个过程过去中国学者一直没做过，做的话也是看资料，而没有亲身走过，特别是从埃及文明到希伯来文明，巴比伦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文化学者这么走一遍来看看，和他们同时代兴盛过的中华文明怎么回事？没走过，我这个是凭心而论是冒着生命危险了，大家都理解了，因为我们走过的很多地区是塔利班控制的地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保护的设备，就这样天天走，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是不是活着，我的妻子是在家里抱着电视机，每天抱着电视机，除了睡觉以外就抱着电视机，希望丈夫能回来。但是我这么走一圈，当时的任务是真想看看走完，我写过一句唱词：祖先托我来拜访，就是在李白、杜甫的时代，在苏东坡的时代，你们曾经也兴盛过，但是你们已经消亡了，我想来看看，是祖先托我们来拜访你，你们曾经和我的祖先同时活过，但是你们现在怎么了，那么这是作为，不是托我了，是托当代的中国人，当代的中国人需要这么走一走，这是我和凤凰卫视的一次合作了。需要这么走一走，走一走以后我有了一些报告，我告诉大家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哪里是不行了，哪里是可以，我比较早向我的读者报告，说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一切都迫在眉睫，对这样的结论，至少日本人和韩国人非常重视，说亚洲人发现了亚洲的危机了，他们很快就翻译了。我给他们回答，我说不在于我的高明，只要有人去走一定能发现，但遗憾的是这一路上我很少看到欧洲人和美国人，欧洲人他们马可·波罗时代的这种考察的雄风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考察，而且从文化意义上考察，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感到某种骄傲。

　　我是这么走的，所以这样我回答这个小同学的问题了，就是如果仅仅从文风上来写一些景点，来写一些感受，那好像和我的文化行为的目的不太一样，我的文化行为方式比较大，我那些文章都是在吉普车的车轮上，用半小时写出来，或者在非常危险的炮口底下的小旅馆的台阶上，趴在地上写出来的，而且不允许你改一个字的机会，这样不断要发回来，世界各华人报纸当天就要收到，第二天就要刊载的，这种写作方式我是觉得挺壮观的写作方式，壮观不是指我一个人，是中国人居然这么做了，所以一般意义上的譬如去到了景点写写模仿，好像和我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也承认，他们写的也是很好的文章，我的追求是另外一种追求，我说到这儿，其实已经说明了一点，我的目的完全不在于散文本身，不在于散文文体本身，是不是学者散文，是不是美文，对我来说是太次要、太次要了，我在那儿写每一篇文章的时候，有两点肯定的，我完全没有时间来谦辞造句，第二我完全没有带任何学术著作，我怎么会知道塔利班的学术著作哪里有，我说根本没有。我即使懂英文，我也没有这样的英文著作，我一个人带着那些，我们的一些伙伴们，一起走的时候，所以既不是学者散文，也不是美文，就是写文章。但是以后是不是要写不一定，但是我的文化使命，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不是我们个人的苦，中华文明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走到今天，抬头一看我们居然活着，我们也有很多毛病，但是居然我们能够活下来了。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前辈其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在何处，需要后代去寻找，寻找了结果以后，哪一些在二十世纪可以重新复活，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一起做这个事，谢谢。

　　巴老一百高寿了，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的《家》《春》《秋》三部作品用一种非常隆重的方式，用很好的电视剧把它推出，中央电视台也参与。他们希望我做总顾问和总编剧，我很投入正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写的人不是全部都是我，有好多年轻人，创作就是这样，不是说每个字都是你写出来的，你要谈构思。他们首先有许许多多的创作材料，然后你得构思不是谈理论，一定要讲具体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现在这次看到有两个很好的年轻的编剧，他们的表现能力确实很好，所以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现在《家》《春》《秋》，《家》已经讨论完了，接下来就会有《春》《秋》，我认为文化的任务比较多，任务都是我自己选的，所以以后有可能更投入。

　　我以前在创作领域里边，除了我写散文之外，我就给我的妻子写了两个戏，大家知道《红楼梦》和《秋千架》，就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的创作。但是电影现在可能还不太行，因为这个完全和现在的接受程度有关，现在接受可能有问题，而且我现在这方面也都需要学习，我有的东西是感觉到了，但是真的要写得非常好的话，因为艺术创作绝对是需要认真的磨练和学习的过程，我想已经写了那么多，其实每次写的时候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惑，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要投入的话，我还要很好的学习，真的很好得学习，要看人家的作品，认真的学习。这次在做《家》《春》《秋》的总顾问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认真地看了好多世界的名剧，如何来增加我们的艺术感觉的那种容量。我们生活当中，理论思维多了，理性判断多了，缺少了这种好多艺术冲动，所以很想开辟这个领域，我自己很想开辟这个领域。但是我确实已经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座的对创作有兴趣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可能有的人下决心不要去写那种你们并不了解的那些评论，而认认真真地去做一个创作人员。而且以高坐标作为自己标准的创作人员，多看世界名剧，多看世界名著，多看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作品，然后你的一生就是主要是以创作作为主要的，我也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现场，你们对文学作品有兴趣，我真是希望你们做这么一件事，在文学领域里边其实创作是最重要的，评论是追随性的，我们现在评论太多，创作人员实在太少，好作品的创作人员太少，多么呼唤，我因为在学校里做那么多年教授，就是一定要呼唤更多的创作人员，这样我们评论也可以带起来，没有好作品，评论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耍嘴皮子，耍来耍去，但它不好看，你看报纸上这个文章也不好看，所以努力地扩大创作队伍，扩大高层次的创作队伍。这是我的想法，我本来也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一辈子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只能经常写点散文了，那个时间要比去写那种长篇的东西所谓省力一点，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广大年轻人了，谢谢你们。（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与“三”结缘的张恨水 -袁 进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28日 15:20

　　主讲人简介：

　　袁进，男，汉族，江苏镇江人，生于1951年7月。当过知青，干过工人、会计，做过编辑。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张恨水研究学会学术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张恨水评传》、《小说奇才——张恨水传》、《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鸳鸯蝴蝶派》、《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近代文学的突围》等。

　　内容简介：

　　一、“三多”作家张恨水：首先，张恨水作品的数量多，他一生写了近三千万字；其次，他的作品发行多，就《啼笑因缘》这一部作品就至少印了26版；第三，张恨水的小说同时创作的数量多。张恨水在鼎盛时期，他要同时创作六、七部小说。事实上，张恨水的小说不仅能够打动普通老百姓，而且能够感动高层次的读者，做到真正地雅俗共赏。

　　二、张恨水的“三种结合”：张恨水到底是怎样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归纳起来，他童年、少年所受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种结合”： “文武结合”、“新旧结合”、“雅俗结合”。

　　他所受到的是新、旧的教育；他所受到的影响是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影响；他的生活是文武结合，既有武将之家的影响，又有后来在私塾所受到的陶冶。正是这种结合，使张恨水形成了他非常独特的人生道路。

　　三、张恨水的三次游历：张恨水的一生大部分是在报馆、书斋里度过的，但是他有过三次游荡江湖的经历，这些经历给他的印象非常之深，基本决定了他的人生与创作道路。

　　四、张恨水的三次婚姻：张恨水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他母亲包办的婚姻，太太叫徐文淑；第二次结婚是在北京，太太叫胡秋霞；第三次结婚也是在北京，太太叫周淑云，后改名为周南。

　　张恨水的恋爱对于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是有影响的。在张恨水早期的言情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到了跟周南结婚之后，在他的言情小说当中，主人公就更加现实了，往往理想化的色彩就退却，思想感情更接近于现实生活。

　　（全文）

　　一、“三多”作家张恨水

　　大家都知道张恨水,张恨水他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三多”作家。这个“三多”，首先是他作品的数量多，这个大家都知道。也有人问，到底多少数量，大概就是说他写的小说，大概有近两千万字。那么除了小说之外，张恨水还写过大量的杂文和散文，他那个时候在报社当副刊的主编，每天自己要写一到两篇的杂文，有的时候甚至于更多。那么这个是每天都要写的，所以他在杂文和散文累计起来呢，大概也有好几百万字，所以说张恨水一生写了有近三千万字，这个应该大概不是一个过分夸大的数字。但是因为张恨水的作品有不少已经散佚了，有许多小说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所以有的东西就只能是估计。所以，首先他的作品就是数量多。

　　其次，他的作品发行多，你们想想看，就《啼笑因缘》这一部作品就至少印了26版。为了出版他的《啼笑因缘》，当时《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时候，《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就赶紧拉了自己两个兄弟，一起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惟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因为这个书是一定畅销的，所以马上就把这个《啼笑因缘》出出来。而且他是有利条件，因为这个小说是在他主编的副刊上连载，所以他当然是第一个看到小说的全文，而且可以马上出版。

　　第三个，张恨水的小说同时创作的数量多。你们知道现在的作家往往是怎么样，一部一部小说写，但是张恨水不是，他往往是同时要写六、七部小说，在他鼎盛时期，他要同时创作六七部小说。比方说，1932年他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的同时，他在北平的《新晨报》连载《满城风雨》，他在上海《红玫瑰》杂志连载《别有天地》，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太平花》，在上海《晶报》连载《锦片前程》，在上海《旅行杂志》连载《似水流年》。此外，还在世界书局出版《满江红》，这个是没有连载，不过有协议。他同时又在报刊上发表了《弯弓集》的各个短篇。你们想想看，同时发表这么多的东西！所以，他同时创作的数量很多。

　　所以，张恨水的这“三多”在中国小说史上，可以说都是创造了奇迹，都是他是第一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讲小说家的作品，不应该以他的数量，而是应该以他的质量，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写得非常多了，他就一定是好作家。那么张恨水小说的质量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恨水在北平新闻界，差不多当时主要报刊都连载张恨水的小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两家报刊都在上海，一个是《申报》，一个是《新闻报》，当时的重大新闻假如这两家报刊不刊载的话，别的人就会认为这个消息很可能是假的。这两家报纸就是权威到这种程度，而且这两家报纸的发行量也是全国最高的。

　　我们还知道，鲁迅的母亲是非常喜欢读小说的人，当时根据荆有麟的回忆录，鲁迅的母亲并不喜欢看鲁迅的小说，她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小说家，后来别人告诉她，而且说你儿子写的就是绍兴当地的事情，他母亲觉得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小说拿来看，看了之后说，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然后，他的母亲是非常要看谁的小说呢？要看张恨水的小说。这个我可以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就是在鲁迅的日记、书信里，那么根据《鲁迅全集》他的书信1934年5月16日给他母亲的信里边，他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一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从信上的这个话分析，显然张恨水的小说是他母亲点名要的，不是说他推荐的。由此可见，他的母亲对张恨水的小说是非常喜爱，实际上今天鲁迅博物馆，里边还有许多张恨水的小说，那就是鲁迅买来寄给他母亲看。

　　事实上，张恨水的小说不仅是在市民阶层，在老百姓阶层流传，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者叫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晚年双目失明，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在病房里躺着。这个时候，他就请吴宓，吴宓是他的好朋友，到学校图书馆去借张恨水的小说，借来之后由他的太太唐元念给他听，吴宓的日记当中有记载，就是说，他借过好几次。那么抗战胜利，陈寅恪正好是听完了张恨水的一部小说，叫《水浒新传》。这也显示了张恨水小说的魅力，也就是说，他写的小说不仅能够打动普通的市民，普通的老百姓，而且能够感动高层次的学者，高层次的读者，做到真正地雅俗共赏，这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二、张恨水的三种结合

　　那么张恨水他到底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呢？一个著名作家的呢？他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把它归纳起来，他童年、少年所受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三种结合”，哪三种结合呢？叫做是“文武结合”、“新旧结合”、“雅俗结合”。

　　“文武结合”到底是怎么说呢？张恨水，原名张心远，1895年出生在江西广信，恨水的名字是从李煜的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里边来的。我们假如看过张恨水的照片，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长得非常文雅，很秀气的一个作家，但是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张恨水倒是出生在武将之家，他的祖父曾经做过参将。他的祖父武功相当好，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够举起百斤巨石，一百斤重的石头，就像玩弄弹丸一样。那么张恨水亲眼目睹，小时候亲眼目睹他祖父的武功，这个武功就是他用在《啼笑因缘》里。那就是怎么样呢？你们知道里边有一个武侠叫关寿锋，他有非常好的本领，就是他会挟苍蝇。他在里边写到，他伸出筷子，在飞的苍蝇，一伸就是一个苍蝇给他挟住了，挟住了之后，苍蝇本身并不烂，而是翅膀折断。所以这个武功的功力就从中可以看出来，这个武功是张恨水亲眼目睹，看到他的祖父就是这个样子，表演给他看的。

　　他的父亲也是有武功的，跟着他的祖父打仗，曾经保过五品军功，但是他的父亲觉得张恨水不应该再去学武了，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不是冷兵器时代了，再好的武功碰到洋枪、洋炮也没有作用。所以，他的父亲要求是张恨水学文，但是他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应该让孩子接受新式教育，所以他的父亲还是让张恨水读的是私塾。这样，张恨水6岁入学，就进的私塾。一进私塾之后，张恨水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气，这个是跟别人有点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他对文字有特别地敏感，特别善于对对子。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对子，上联叫做“九棵韭菜”，然后张恨水马上想出来对上去了：“十个石榴”。那么你们要知道，“九”跟“韭”是音同字不同，“十”跟“石”也是音同字不同，一个小孩子能够马上想到，它们音同字不同，而且都是植物，而且又马上想到其间的平仄要正好相对，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张恨水马上就对出来了。所以，他从小就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对对子的能力。

　　他后来写诗非常快，张恨水在北京新闻界是联句速度最快的，那么这个就要归功于他早年在私塾所受到的训练和他自己的才华。另外，张恨水有很强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老师发现，让他背书，他总是很快就背出来了。后来，老师就给他不断地加码，不断地加码之后，他也就不断地每次都能够背出来，所以后来老师就觉得，张恨水背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以至于其他人，有许多人都认为张恨水有过目不忘的能力。那么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张恨水他是能够背出许多古人的著作，古代的诗词、韵文、散文，有很好的雅文学的根底。他后来他的诗词、骈文、文言散文都做得非常好，这个要归功于他所受到的雅文学的训练。但是，张恨水自己最喜欢的，却是当时被看作是俗文学的小说。

　　十岁那年，他跟他的四叔一起坐船，一觉醒来看到他的叔叔正在捧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连自己跟他说话也没有听清楚。这是一本什么书？他马上就凑过去了，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本《残唐演义》，结果他就挤在叔叔旁边，两个人一起看，越看越爱看，等到他叔叔看完了，张恨水自己接过来看。那么这一下看了之后，他知道，原来这小说有这么多的魅力！所以他以后就拿着自己不多的零用钱，到处找小说书，买小说书来看。他的私塾老师喜欢看《三国演义》，常常把《三国演义》放在书桌上，他老师休息了，走了，他就马上偷过来看。就这样，张恨水找来了许多小说，张恨水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表现出了小说家的灵性。这种灵性表现在哪里呢？一个，那个时候的小说在刻印的时候，往往是同时把批注也刻在小说上面了，但是一般小孩子读小说，诸位假如读有批注的小说很可能也是这样——就会怎么样呢？把批注跳过去，然后就只看小说的正文。但是张恨水这个时候不是，他已经学会了认真去看那些批注，而且去动脑筋想。在这些批注的研究当中，他学会了不少作文的秘诀。他的父亲后来工作调到了南昌，张恨水到了南昌之后，这个时候已经是清朝大办学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南昌有一所大同小学很有名，张恨水自己提出要到这个小学去读书。

　　那么张恨水后来从大同小学毕业之后，又在南昌读了一个甲种农业学校。这个时候，张恨水已经是很新派了，他自己主动把辫子剪掉。由此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是新旧的教育，他所受到的影响是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影响，他的生活是文武结合，既有武将的影响，武将之家的影响，又有后来在私塾所受到的陶冶，所以正是这种结合，使张恨水形成了他非常独特的人生道路。这三种结合是构成了他非常独特性格气质，所以，就产生了他新旧思想的矛盾，他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作家，他具有根深蒂固的旧式文人气质和对于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恐惧，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矛盾，使得张恨水走上了他独特的道路，那就是改良章回小说的道路。

　　三、张恨水的三次游历

　　张恨水的一生大部分他是在报馆、书斋里度过的，但是他有过几次游荡江湖的经历，这些经历给他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几乎是决定了他的人生与创作道路。

　　那么他的父亲死后，张恨水后来就到苏州的一个叫蒙藏垦殖学校去读书，这个学校是不收学费的，那么他在这个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孙中山办的，校长是陈其美。但是二次革命失败，这所学校就被停办了。停办了之后，张恨水就到南昌还想继续求学，但是也失败了。他到了汉口，这个时候正好碰到他的亲戚加入了一个文明戏剧团，在这里，结果张恨水就加入了文明戏剧团，这是他第一次游荡江湖的经历。他在这个文明戏剧团当中，前后大概有近两年的时间。他进这个文明戏剧团，开始做的是写写说明书的工作，也曾经上过台，据说他演过《落花梦》里边的一个生角，一上台有一个毛病，说话太快，而且，带一点安徽的或者是江西的土音，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后来，据说，他曾经演过《卖油郎与花魁女》，在里边他演过其中的卖油郎。

　　张恨水有了这段演员的经历，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形成了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张恨水独特的，他自己说：“当我描写一个人的时候，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自己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你们想想看，一个作家，他不容易落笔的时候，他写作的时候，房间里要挂一面大镜子，然后他就对着这个镜子表演，在表演过程当中获得灵感，然后写到小说里去，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创作方式。另外，就是他在小说当中描写人物，希望通过人物具体生动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他往往都是要通过具体生动的细节表现，而且他写的心理描写常常是独白式的，喜欢运用一些小道具，注重戏剧性的冲突等等，这些特点都跟他的文明戏剧团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张恨水的小说比较容易改编成电影，改编成话剧，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恐怕也跟他的文明戏剧团的经历有关。

　　那么张恨水还有第二次游历，这第二次游历给他的印象也是很深的。这第二次游荡江湖是应朋友之邀。他在文明戏剧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郝耕仁，比他要大8岁。张恨水从文明戏剧团回到家乡，家乡的人非常看不起他。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张恨水每次回家来，都是穷病回家，走投无路了，而且在家里不理家务，不会谋生，每次外出都要用掉家里的钱，还当了戏子，所以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包衣”。“包衣”是什么呢？是胎盘。因为当时认为，包衣是没有用的，不是像今天，胎盘是药，包衣是没有用的，生了孩子就要把包衣扔掉的，所以张恨水就是没用的包衣。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好朋友叫郝耕仁，写信来给他，说我想出去考察、游历，学习《老残游记》中的老残。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费用由我来出。张恨水正在家乡是抬不起头，所以有这个机会，他觉得非常好，他马上就同意了。两个人在安庆会合，他们都是安徽人。然后一起坐船。郝耕仁当时是芜湖《皖江日报》的总编辑，那么他是请假的。然后就一起去了，他们一起来到上海。然后，郝耕仁把家里祖传的方子、祖传的药拿出来，然后又到西药店买了一些西药，装了两个手提箱，说我们就学老残一路走过去，走到江苏，走到山东，然后在北上燕赵，好好地考察中国的民情。那么他们走啊走，走过苏南，走到苏北，一直走到扬州，走到邵伯，走在邵伯这个镇上出了问题。他们一到了这个镇找家旅店一住，这个旅店老板就发现这两个不是药商，样子有点特别，然后就要求他一定要找铺保，不然不能住店。那么郝耕仁就到了镇上的西药店去找铺保，西药店的经理是非常同情他，就跟他说，前方正在发生战事，这里军阀混战，你们两个人是很容易被人家当作探子抓起来的，所以，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不要再走了，否则有生命危险。那么这样，他们就只好慌慌张张地离开邵伯。而这一次使张恨水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危险，所以，对于他了解中国社会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另外，郝耕仁是在新闻界，而且郝耕仁有一个特点，也非常善于写诗。他们两个人喜欢联句，作了不少诗。而且，郝耕仁教给他许多新闻界的写作的方法。那么，张恨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新闻界的写快文章的本领，而且了解了许多新闻界的工作的秘诀。那么这个对于张恨水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后来，第二年，也就是郝耕仁要到广东去了，把他《皖江日报》总编辑的职务推荐给张恨水来做。这样，张恨水就进入了报界。而你们知道，张恨水最重要的他的小说的特点，就是跟他的报人身份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小说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他成为报人，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

　　张恨水还有第三次游历，这一次是在1934年。张恨水这个时候思想上经历了一次重大危机。在1932年《金粉世家》全部写完之后，张恨水写了一篇序言。在这个序言当中，张恨水说：“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这句话在这篇序言当中重复了四次，你们想想看，张恨水正在经历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危机。就是什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他觉得非常痛苦。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要出去考察，他想到到哪里去考察？到西北，到陕西、甘肃去考察。那么这样，张恨水就自费带着一名工友到陕西，到西安去了，然后从西安到甘肃去考察，一共考察了20多个县。这种作家自费考察在当时是很怪的，很少有作家会这样做。

　　张恨水在考察过程当中，给了他非常大的触动，他亲眼目睹，他说西北人过的生活，那是江南人无法想像的，怎么样无法想像呢？他说，全家会找不到一片木片，这个房子里边找不到一片木片，你们想，这个家是怎么过的！家里没有被子，靠怎么呢？靠把这个沙烧热了，当被子。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怎么办呢？靠围着沙草过冬，他说，在江南都是很难想像。他亲眼目睹，一个人要饿死，旁边的人把食物给他，但是其他人阻止他。为什么？因为这点食物已经救不了他，只能延长他的痛苦。

　　他的这个过程，就是给张恨水极大的触动，面对着西北人民所过的生不如死的活地狱的生活，张恨水思考，因为只有在生存比死亡过得好，才会出现危机：“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假如过的是活地狱般的生活，实际上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思想危机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张恨水马上就想到，他自己应该关注这样的现实，他不应该再考虑他自己的“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所以，在1934年之后，张恨水对于现实就更加关注，他对于现实就采取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

　　古人说，要写出好文章，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张恨水的三次游历，对于他了解中国社会，了解民间疾苦，对于他的人生创作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四、张恨水的三次婚姻

　　实际上我们知道，张恨水是一个言情社会小说家，也就是说，他的社会小说里往往有言情的出现。他写言情小说，那么跟他本人的爱情有什么关系呢？应该说，是有点关系，所以下面就要讲张恨水的三次婚姻。

　　张恨水结过三次婚。第一次是他母亲包办的婚姻。这个是在蒙藏垦殖学校解散之后，张恨水不愿意结婚，他的学业未就，他不愿意过早成家，他而且是喜欢才子佳人的小说，他自爱郎才女貌的这种生活，所以他憧憬要找一个能够理解他的终生伴侣。但是他的母亲不是这样想的，因为张恨水是长子，他已经18岁了，他不结婚，他的弟妹也不能结婚。按照当地的风俗，他早就应该结婚了。所以，他的母亲一定要他结婚。

　　张恨水跟他母亲一起去相亲，是在一次看戏的时候，那么媒人指着远处的几个女孩子，指着一个长得比较漂亮的说，就是她。张恨水看看那个人长得很漂亮，也就认了。那么这样，到了结婚那一天，吹吹打打，新娘子进门了。进门了之后，入了洞房，张恨水拿着秤杆把新娘子的红盖布削开来一看，是个丑姑娘！原来，媒人指的是这家人家漂亮的二姑娘，而定亲订的是这家人家的丑的大姑娘，那么实际上是玩了一个调包计。张恨水当场就非常愤怒，咽不下这口气，他就逃出去了。结果一转眼，新郎官不见了，马上喜剧变成悲剧了，全家人慌成一团了，亲朋好友都四处找。最后在村外一座小山边的峡嘴子这个地方找到张恨水，然后在亲友们软硬兼施之下，张恨水总算被逼回到家里。然后他的母亲对着他说，这门亲既然已经招进来了，你就得认下来，这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你以后可以讨偏房，这个由你自己的心意，但是，这门亲你现在一定得认。张恨水不得不认下他不爱的这个女人——徐文淑。而徐文淑也不识字，结婚之后得不到张恨水的爱怜，徐文淑反而倒是激怒了她，她下定决心要认字。认字干什么呢？她说，我将来要当诉讼师，也就是律师，将来去告张恨水。那么这样，她就拼命地学习、识字，到后来，据说是能够看懂比较浅的佛经。

　　张恨水的第二次结婚是在北京。那是在1923年，张恨水当时已经搬到潜山会馆，而且在专门为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写新闻，两家报纸给他报酬比较高，所以张恨水的生活条件已经有所改善。那么这个时候，张恨水是到哪里去寻找爱人呢？到当时北京的贫民习艺所去寻找爱人。其实张恨水当时已经有点地位了，为什么要到贫民习艺所去寻找爱人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只知道，根据张恨水自序，他曾经说过，他在北京有过两次不太成功的爱情。不成功的爱情，他都写进了《春明外史》。那么我们知道在《春明外史》当中，主人公杨杏园跟妓女梨云，和后来跟李冬青有过两次爱情都没有成功。那很可能这两次爱情就是他自己的原型，因为主人公杨杏园是以张恨水自己为原型而塑造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春明外史》当中品貌出众，而又富有才华，带一点旧式女子风范的李冬青是最符合中国传统小说“佳人”的形象，但是很无奈，张恨水最终没有办法跟她结合。

　　现在我们就只能推测，也许正是这两次失恋对张恨水的心理上打击非常沉重，使他产生了自卑感，所以他到贫民习艺所去寻找爱人。贫民习艺所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孤儿院性质的，孤儿院收留了许多女性，那么这些女性慢慢地长大了，到她16岁的时候，那么贫民习艺所就把她的照片挂出来，就是说，你们可以来择配，可以选她做爱人。但是，要双方见过面，女方也认为我愿意选他，双方都互相情愿，那么由男方付给贫民习艺所一笔钱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张恨水就在贫民习艺所里选了一个女性。这个女性是四川重庆人，她小时候被拐骗卖到北京，她只记得她的父亲是挑江水卖的。那么她是被人家补拐子拐到北京来的，原来是当丫头，因为实在吃不消主人家的虐待，所以逃出来，逃到了孤儿院。到最后，就在贫民习艺所里长大了。那么这样，她成为张恨水的第二个太太。后来张恨水给她起了名字，叫胡秋霞。

　　胡秋霞原来不认字，张恨水教她认字，一点一点地教会之后，胡秋霞后来已经能够看报了。胡秋霞晚年的时候，自己说，我那个时候贪玩，不努力，我假如当初努力一点的话，我的文化水平会更好。胡秋霞这个人是非常好，心地善良，淳朴老实，心直口快，从来不跟人耍手段、使心眼，所以，深受张恨水的亲近。张恨水自己后来，自己出钱，用他的稿费创办一个报纸，叫《南京人报》，是他在南京的时候创办的，他自己创办。中国作家用自己的稿费创办自己的报纸，恐怕他是第一人。那么这个时候，胡秋霞是家里最支持的一个，她贡献出自己大量的首饰和私房钱，为办报提供资金，表现出她的深明大义。但是胡秋霞的文化程度跟张恨水相差太远，她不了解张恨水的思想，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精神上的裂痕无法弥补，所以张恨水还是感到孤独，他还在等待爱情的降临。

　　大概是在1928年到1929年，张恨水曾经认识了一个有文才的女子，她写小说，会写小说，会作诗，是留过洋的学生，家境富裕，思想解放，也仰慕张恨水的才气，她希望张恨水与两个妻子离婚，然后跟她结婚。但是张恨水经过慎重考虑，拒绝了她，因为他自己要对这两个太太负责，他不忍心撒手不管。但是张恨水自己仍然在追求爱情。大概在1930年到1931年的时候，在北京一次游园会上，张恨水认识了一个能歌善舞的女子，她是春明女中的高中生，叫周淑云。

　　周淑云出身是一个破落官僚的家庭，父亲早死，家里负担比较重，她爱读张恨水的小说，爱唱京戏，聪明伶俐，张恨水也非常喜欢京戏。张恨水刚到北京的时候，第一次拿了工资还了债，付了房饭费之后，只剩下一块钱，就这一块钱，还有一个月，但是张恨水看到一个戏园子贴着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个人联袂演出，票价最低是一块，马上就把这一块钱买了戏票，到戏园里去看戏了。可见他对京戏的热爱。那么正好，就是说他跟周淑云，虽然他比她十几岁，但是他们两个人谈京戏，谈小说，很有共同语言，那么周淑云也爱上了他。那么这样，周淑云愿意做张恨水的外室。张恨水就另外找好房子，就跟周淑云结婚了。结婚之后，张恨水从《诗经·国风》当中，《国风》当中的《周南》、《召南》取出“周”、“南”二字，给周淑云改了名字，就叫她周南。张恨水找到了他的爱情。周南会唱歌，尤其会唱京剧，张恨水会拉京胡，那么张恨水拉着京胡为她伴奏。周南善于交际，可以陪丈夫去拜访朋友，接待宾客，他深得婆婆的喜爱。尽管小姑子的年龄都比她大，但是也都很尊重她。她有文化，后来还学会写旧体诗，所以张恨水原来的理想“红袖添香夜读书”这个时候终于实现了。

　　抗战的时候，抗战初期，周南不避艰险，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重庆，与张恨水是相濡以沫，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抗战时光。1959年周南患癌症去世，张恨水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实际上，张恨水的恋爱，对于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是有影响的。我发现，在张恨水早期的言情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是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实际上，张恨水的小说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张恨水这个小说当中的老太太往往都是慈祥的、温暖的，但是目光短浅的。这个很可能跟他的母亲有关。而张恨水的爱情，在他跟周南结合之前，那时主人公常常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到了跟周南结婚之后，在他的言情小说当中，好像主人公就更加现实了，往往理想化的色彩就退却，思想感情更接近于现实生活。这是不是作家的爱情得到补偿之后，已经无心再给作品中的人物披上一层浪漫的轻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许心理学家能从中得到许多材料。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悦耳的老舍 -范亦豪

　　主讲人简介：

　　范亦豪：1936年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至今，先后任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系主任及天津外贸学院、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学术顾问；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鲁迅研究》等有影响的学刊上发表过老舍研究、鲁迅研究、诗歌和戏曲研究等论文多篇。

　　两次获省级科研论文奖。从事老舍研究二十余年、任中国老舍研究常务理事和副会长多年。曾应邀赴日本、意大利和香港、澳门等地讲学。

　　内容简介：

　　读老舍，读出声来是必要的，最好用北京话读，而且是跟老舍差不多的北京话，那你就进入了一个音乐的世界。那是美，是享受、是艺术的。老舍说：“好文章不仅让人愿意念，还要让人念了觉得口腔是舒服的”。走进那音乐世界，从语音角度发现老舍的魅力。日本著名教授中山时子，她是研究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的前辈。她聘中国人当讲师有三个条件：有学问、不会日语和漂亮的北京话。有了这样的条件就保证了他们的“听”老舍。她五十年如一日，每周日必亲自主持他的学员一起感受老舍作品中独特的美，像一位京剧行家在品味青衣名角的咏叹调。

　　老舍生在北京、生为旗人，算是得了双重的“天赐”。对老舍的语言来说，老舍的悦耳，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作为原材料的北京话是一种在音乐性上特别讲究的方言。北京话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北京话经过作为官话和国语几百年的打磨和提炼；北京话在元代就被定为“四海同音”的“中原之音”；明代已被称为官话；清代的雍正明令全国官吏和参加科考的读书人都必学官话；民国时期北京话再次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这个过程其实是互动的，一方面首先是全国广大知识者学北京话、说北京话；而反过来，四面八方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者又不断把他们继承和掌握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反哺给北京话，潜移默化地丰富、梳理、调整、规范北京话，改造和提升它，使它更悦耳动听、更完善。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话的音乐美也是北京人和全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共同创造。

　　我们读老舍的作品，从中你会领略到那独具京腔京韵的北京话。老舍写文章会反复推敲、反复朗读，他就是要他的文章不但能看，而且读起来悦耳。老舍写作决不会套着他设定的模式写作，像作律诗或填词那样。老舍是凭着他的修养和感觉，从描述故事、情境与感情的需要出发，在心里孕育成熟，自然而然出口成章的。写出后他再逐字逐句地推敲调整。他说过：“一段文字的律动音节是能代事实道出感情的”。老舍把律动比为“有声电影的配乐”。

　　（全文）

　　老舍先生的小说不光好读、好看，而且好听。我们在读老舍作品的时候，可能往往在不经意间忽略掉了老舍先生那独具京白韵味的俗与白的语言的律动，老舍作品读着可以悦耳吗？范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才子，有唱美声的甜美的嗓音，我们洗洗耳、恭听范先生为我们讲《悦耳的老舍》，大家欢迎。

　　老舍呀，是一个富矿，这矿啊，你从那儿挖呀，都能挖出好东西来。我读老舍也有很多年了，没有什么研究，但是喜欢读。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最好读出声来，而且用北京话读，就是读着读着你会觉得进入一个音乐的世界，是一种美，是享受。你就觉得，就是从语音的角度就觉得特别舒服，舒服得入了神以后，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分析为什么那么美呀，就像你唱一首你喜欢的歌，越唱越好听，越省劲，你一分析呢，反而会肢解了你的感觉。

　　老舍的语言悦耳在什么地方呢？这问题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北京话，一个就是老舍的艺术化了的北京话。老舍从小是不幸的，但是他有两个“天赐”，老舍不是写过《牛天赐传》吗？上天给他的好处，一个就是他是北京人，一个就是旗人。就是老舍作品的悦耳，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北京话是一个在音乐上特别讲究的方言。当然我们不排斥别的方言的美，各种方言都有它的美的地方，乡音对于每一个本土的人、本乡本土的人都有亲切的魅力。但是北京话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惟独北京话，它是经过了作为官话和国语、普通话几百年的格外地打磨和提炼，北京话有特别美的地方，这几百年的打磨和提炼呢，有没有这过程是不一样的。北京话在元朝的时候，就被定为四海同音的中原之音，1324年在元代的时候，编了一部《中原音韵》，《中原音韵》归纳当时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广义地说是北方话，具体地说呢，就是大都话，大都话就是北京话，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到了明代北京话就被定为官话，清朝雍正皇帝那个时候，有官员来给他汇报工作，福建的、广东的，说了半天听不懂，他就火了，下了个命令，说凡是我的官僚都得会官话，也就是北京话，不然我的意思你传达不到下边去，还有你们之间也没法交流，所以凡是想当官得学会官话。那么到了民国，它再次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好多国家定全国的共同语的标准音的地点方言都定在政治中心，可是北平不是政治中心，为什么还让它的话是标准音，我觉得除了各方面原因之外，一个就是它已经过多年推广，一个就是它好听。应该说外地人，全国的知识者，学了普通话。同样反过来，一方面继承，一方面又把他的文化精华反哺给了北京话，潜移默化地去梳理、去调整、去规范北京话让它更加悦耳，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话的音乐美是北京人和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共同的创造。这是一个就是说老舍呀，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家庭，营养不良，但是他喝着北京的奶水长大，在这方面的营养特别丰富，这算一个天赐吧。

　　再有一个老舍是地道的旗人，旗人，它入关以前文化上没有什么优势，入关以后在这一点上它很开放，它把自己本民族的方言基本上放弃了，而同时他们就学北京话，同时因为他们的“铁杆儿庄稼”，所以他别的活儿不干，不干，这样就把这个民族挤向了艺术，成了一个在艺术上头特别偏好的一个民族。那么经过一代代满人对语音的锤炼，这样北京话就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有表现力。当然也不能说改造北京话完全归功于满族，但是，就是这种全民的艺术化倾向的民族，满族，对语言的美有贡献。甚至有的满族朋友说，就是玩这个，好像有点儿玩北京京腔，他们就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美。

　　那么北京话有什么美的地方呢？语音有什么美的地方？一个，语音清脆；一个，四声匀调，特别匀；一个，有轻声，或者叫轻重有度；一个叫节奏明快。我想就两个问题谈一谈，一个就是声调，一个是轻重音。大家都知道中国古诗里头平仄非常重要，这个四声平仄对北京话有没有这么重要，也这么重要。中国的方言有的地方有五种调子，有的六种，广东大概九种。这个方言的声调都各有千秋，可是呢，这个北京话有它特别的优势，我曾经选过《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想北平》《北京的春节》，还有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当中一些段落，用北京话读，看看四声，统计一下四声都各有多少，找山西人读，找河南人读，找山东人读，找天津人读，统计一下，我不说别的了，说别的有点贬低人家，但是北京我统计了一下，一声占17％，二声占20％，三声20％，四声26％，轻声占17％。当然这样统计也不全面，但是可以看出非常匀，基本上都差不多，天津话就不一样了，天津话老往下出溜，所以有人说北京话越说越高，北京人说天津话，越说越低，都往下走。这个北京话里头声调和降调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显得很和谐，很有律动感。比如我们唱歌的时候，老在高音区唱，你唱着是不是很累？听着也累，有高有低听着舒服，北京话没有这毛病，高了一会儿它就低下来。这个跟北京几百年的文化古都有没有关系，我看有关系。中国的古诗文很讲究声调之美，读书人写东西自然受这个影响，年深日久，这个影响就会渗透到语音系统当中去，整个社会的语音系统受这个影响。你看在北京，那是过去了，寻常百姓家门上贴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事长，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它第一句的最后是仄，第二句结尾一定是平。现在好多人不懂，贴对子老贴反。平常的成语也都是平仄搭配的，这个慢慢地年深日久成北京人一种审美习惯，审美需要。所以，那北京话就有一种，有的它不合这个怎么办，它就有一种变调，比如说两个上声在一块儿，必须就有一个要变。

　　对于老舍来讲，让平仄排列得抑扬有秩，既是刻意为之，又是出于自然。老舍说“白话本身不都是金子，得让我们把它炼成金子”。他写出的是地道的北京话，又是经加工的北京话。老舍说呀，即使是散文，平仄的排列也得考虑，也得考究。他说“张三李四好听，张三王八不好听”，说前头两个是两平两仄，有起有落，后头都是平，就没有抑扬，所以他写东西的时候，他很注意，他就说，我上下句的句尾要是能平仄相映，上字的末字，就会把下句的首字给叫出来，把下句给叫出来，让人听着舒服，甚至于可以运用四六句，用点儿排偶，让比较长的对话挺脱有力。比如讲这个福海，你看这一段，他说：“他长得短小精悍，既壮实又秀气，既漂亮又老成。”秀气轻声了，老成上去了，短小精悍，秀气老成，“及至一开口，他的眼光四射，满面春风，话的确俏皮，而不伤人，颇有道理，而不老气横秋。”就是让人读着觉得上下觉得特别地好听。

　　北京话还有一个好听，就是在所有方言里很特殊一点，它有轻声，你读老舍必须得该轻的地方轻下来，不然就不算北京话，就没有老舍味儿，就不美。比如《骆驼祥子》开头一句话，你们注意这里有多少轻声：“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这里边52个字，轻声有20个，够多的。可是你如果把轻声都重读，就变味了，有点儿像广东人学普通话。轻声很重要，当然除了语音上它还有一个区别词义的作用，比如说孙子，“子”轻声，孙子是我儿子的儿子，可是你要说孙子，就是孙子兵法，那是军事家。大爷，重音放在“爷”上，我是大爷我有钱，大爷，可是这是我大爷，就是我爸爸的哥哥。有时候差别很大，比如说到商店我买帘子，帘子，我买莲子，吃的，回头你买回一个帘子没法吃，所以这个有一个区分语义的问题。北京话的轻声还有一个好处它省劲儿，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每一个字音如果都是那么平均用力，音强不变，发音器官老是这么紧张，说着费劲，听着也费劲，听长了会让人觉得疲倦。所以这样有抑、有扬、有轻、有重这么交错就省劲儿，这个省力原则是一个很优越的地方。当然北京人我觉得说话不费劲，跟这个有关系。

　　读老舍如果注意了四声再加上轻声到位，那味就出来了。老舍在他的各种文章里头提到语言要悦耳，我们写的东西要悦耳。为什么这样，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于很痴迷的艺术追求。有的散文作家对音乐美不像老舍这么在意，我随便翻一个大作家的作品，就有这样的句子，比如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我就替你们做代表吧”。像这样的例子在老舍的作品里头我翻了半天找不着，也许他写过，写完以后一读不对劲儿，改了，绝对没有。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大作家不高明，我说的是郁达夫，就是有些作家呀，他的作品就是要给人看的，没打算让人读。老舍的呢，既让你看，又打算让你读，这个咱也用不着有一个统一标准，统一要求。但是，既让你看，又让你听着美，总是个优点吧。他不能让文字只在纸上而且应该让它飞到空中去，他要在自然当中求得悦耳生动，甚至他说，“我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非常注意这个。他改了又改，有些字，一个虚词到底是用“呢”，还是用“了”呢，他都反复地去琢磨，而且他常常不满意。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文字的义、形、音三个都联合运用起来，把文字语言的潜力都挖出来，就是让文字也应该变成声音，这样就打开了又一个空间，就是声音的空间。这个呢，是老舍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追求，并不是所有的作家、散文作家都注意到的。

　　那么老舍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他没有一个模式，他凭着感觉、凭着修养、凭着感情的需要，自然而然出口成章，然后再去推敲。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核心，就是老舍十分看重的“律动”，他说“一段文字的律动音节，是能代事实道出感情的”，他把律动比做有声电影的配乐。这个律动应该怎么理解呢？在自然界里头有律动，音乐里有律动，舞蹈律动，体育律动，都有。这个词儿，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用过，1949年以后就没见他用，但是实际上他说的就是这回事儿。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虎妞跟祥子结婚了，结婚以后特别高兴，小日子过得挺美，我们注意每一句的结尾。“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白天逛庙，晚上逛灯。”这几段句尾是仄平轻仄平，在音调上有两次起伏，听着很自然、很舒服，整句话落在平声上，晚上逛灯，他烘托新婚之后高兴的心情。你如果颠倒过来，晚上逛灯，白天逛庙，是不是就没那个劲了？论句式，节奏短促，这个就跟虎妞那忙活劲儿就互相配合，跟她的兴奋劲儿相合。还有“煮元宵”仄平平，“包饺子”，平仄仄，“白天”，平平，“晚上”，仄仄。这个词义跟平仄对仗得很工整，就是这个音乐性跟这个情绪表现得更完美。那么是不是都这样呢？你看那个祥子有一段在杨家干活，杨家使唤得简直就没法办了，他不能容忍，他就背着铺盖卷出来了，辞了工了。他这么写：“初秋的夜晚，星光夜影里阵阵的小风，祥子抬起头看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他的胸脯又是那么宽，可是他觉到空气仿佛不够，胸中非常憋闷。”这两句呢，节奏就比较舒缓，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茫然无望，所以这个长句子从仄开始，落到仄，落到那个去声“气”上。为什么这样呢？祥子心情不好，你再往下看，他说，“拉着铺盖卷，他越走越慢，好像自己已经不是拿起腿就能跑个十里八里的祥子了。”这个头两句都是仄声，最后一句落在轻声“了”上面，而且很长，23个字，9个仄声，8个轻声，一读起来就觉得很沉重。

　　所以老舍自己说，他说：“我们若要传达悲情，我们就需选择些色彩不太强烈的字，声音不太响亮的字，造成稍长的句子，使大家读了因为语调的缓慢、文字的暗淡，而感到悲哀。”他不仅仅是注意到一句的律动，而且他告诉我们，考虑一句的律动的时候，要考虑到全段、全篇，就像我们作曲家作曲一样。你这一句子要整个乐段里头、乐章里头、全曲里头都能够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调子。《骆驼祥子》虎妞找祥子去那段，说我有了，两人在北海大桥那儿溜来溜去，那里头特别讲究这个，讲究情绪跟语音的配合。那么律动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不讲音乐上或者运动上，就讲语音上，我想从外在的来讲，它是一种音节、音高、音强、气息，一种有规律的运动、起伏造成的听觉感受；从内在来讲，是内心情感、感觉的这种起伏、波动。前者是属于物理的、生理的，后者是属于心理的，老舍他最注意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北京话提高到能够充分地表现人物感情的律动跟他一致，所以你读起来你就会感觉到在音乐性上是非常美的，而且就像那个电影的配乐一样，让你感觉到那个气氛，让你走进那个感觉的世界、音乐的世界里头去。这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他的作品特别能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止 庵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28日 15：25

　　主讲人简介：止 庵：学者，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经出版有《樗下随笔》、《张爱玲画话》和《罔两编》等著作。

　　内容简介：关于张爱玲有很多评论和著作。这些评论中，有一个常见的意见，就是张爱玲的作品比较悲观，没有塑造英雄。有一位评论家，他曾经引用张爱玲在《金锁记》里边的一句话来概括张爱玲的小说，就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她为什么这样？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悲观或者乐观能够解决的问题，背后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张爱玲的残酷之美》。张爱玲笔下的若干“好人”，他们都是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些要求都落空了。张爱玲的这种态度，使我们联想到鲁迅。

　　实际上张爱玲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她给写出来了。她的这个态度，鲁迅说的是消极，我们说是一种很彻底的态度，就是说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视点。一个视点是人间的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这个人可以有喜怒哀乐，可以有悲欢离合，她看待这个自己或者别人，是一个人的看法。这个视点，我觉得可以称为人间视点。还有一个视点就是在这个视点之上，有一种俯看整个人间的那么一个视点。这个视点就是把整个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

　　张爱玲是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第一个视点来讲，她承认人生的价值。从第二个视点来讲，她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我觉得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在他们作品里面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张爱玲的小说有两个特色，一个叫残酷，一个叫苍凉，而苍凉是因为有个残酷的前提：残酷之下，这个人还继续活着，就是苍凉。所以张爱玲始终是用两副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应该从一个比较全面的立场来体会张爱玲。

　　（全文）

　　关于张爱玲有很多评论和著作。这些评论中，有一个常见的意见，就是张爱玲的作品比较悲观，没有塑造英雄。有一位评论家，他曾经引用张爱玲在《金锁记》里边的一句话来概括张爱玲的小说，就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种意见，如果我们不做价值判断，只是作为陈述事实的话，本身并不错。但是张爱玲她为什么这样？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悲观或者乐观能够解决的问题，背后还有一个东西，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好人”的态度。我说好人，他们都是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都有一种向着好的程度不同的发展，对于好的要求。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些要求都落空了。

　　我所讲的第一个人物，是《茉莉香片》里边的言丹朱。言丹朱，大家知道，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她想帮助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叫聂传庆，结果最后这个同学把她打得要死。张爱玲曾经说过，她的笔下没有一个角色是完人，如果说只有一个女孩子是比较合乎理想的，就是言丹朱。但是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呢？按照聂传庆的想法，这个言丹朱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聂传庆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他就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就选定了言丹朱。所以最后在小说结尾的部分，把她打得要死。这是一个好人。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边的王娇蕊。王娇蕊本身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女性，但是过去，都是王娇蕊抛弃别人。在小说中王娇蕊刚登场不久，有一个人来找她，她就不理他，说她不在。但是王娇蕊碰到了佟振保之后，结果这次是佟振保把她抛弃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佟振保在公共汽车见到王娇蕊，王娇蕊已经变得不像样了，可是她还是执著于这份情感。张爱玲说：“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现在这样的爱，在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是这一次，她说，那个坏女人——“坏女人”指的是王娇蕊，按佟振保的想法，她是个坏女人——是她上了当。在跟佟振保的关系里，王娇蕊很无辜，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也是这样一个结局。这是第二个好人。

　　第三个人物就是《金锁记》里边的姜长安。姜长安是曹七巧的女儿，这个姜长安本身不是资质多好的女性，因为她已经被曹七巧——她的母亲给调理坏了。可是姜长安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她是一个很纯洁的人。她希望能有一点幸福，希望能够好好找一个人。她也真是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童世舫。童世舫本身是个经历过世面之后，希望能够过安定生活的人。他对于姜长安的缺点，都不当作缺点来看。他想找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他认为姜长安就是这样一个女性。结果这场婚姻被她母亲破坏了。最后姜长安一生没有找到人，而且她甚至没有多少可以回忆的。小说写到，姜长安就是只有一点回忆了，可是这个可供她回忆的东西非常少。

　　上边这三个人，我觉得无论姜长安也好，王娇蕊也好，还有言丹朱也好，她们都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好人，但是她们在张爱玲笔下都遭遇了最悲惨的结局。

　　那么咱们再看张爱玲另外两个人物，一个人物是《花凋》里边的主人公，她叫郑川嫦。她是一个普通家庭里边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她想找一个人，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找了她想找的这个人，可是当天她就生病了。小说里写她不断地生病，然后病死，就这么一个过程。郑川嫦这个悲剧，完全是一种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悲剧。她的这个悲剧，我觉得是一种纯粹的悲剧。所以对于郑川嫦来说，更显得无辜了。

　　张爱玲这种态度，使我联想到她的一个前辈，就是鲁迅。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叫做《明天》，写有一个人叫单四嫂子，她有一个孩子叫宝儿，这个宝儿生病了。短篇小说很短，宝儿生病了以后，他就病死了。病死了以后，就把他埋葬了。埋葬了以后，小说的结尾，写单四嫂子希望能够梦见宝儿。小说里没有写她到底是梦见了，还是没有梦见，没有明确地写。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当时是因为要呐喊，所以当时有的地方不能不用曲笔。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张爱玲实际上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她给写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在刚才提到的这些小说里边，我们可以认为张爱玲在鲁迅开始的那个方向上，她又往前走了一步。也就是说，张爱玲在她笔下，对于无辜者有个特别的态度。这个态度，鲁迅说的是消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很彻底，是一种很彻底的态度，就是说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这在其他的中国现代作家那里，我觉得要么就是没有想到，要么就是想到了，不忍心或者不敢这么写，但是鲁迅和张爱玲，他们就写到了。

　　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视点。一个视点是人间的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这个人可以有喜怒哀乐，可以有悲欢离合，她看待这个自己或者别人，是一个人的看法。这个视点，我觉得可以称为人间视点。还有一个视点就是在这个视点之上，有一种俯看整个人间的那么一个视点。这个视点就是把整个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刚才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张爱玲是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第一个视点来讲，她承认人生的价值。从第二个视点来讲，她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我觉得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在他们作品里面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他们写到像单四嫂子也好，像郑川嫦也好，像姜长安也好，才有这种态度。同时拥有这两种视点，我们可以具体看它在小说中是怎么实现的。

　　比方说刚才讲的《花凋》。郑川嫦生病了，最后她不想活了，她要自杀，她出去一趟之后又回来了，她们家把她接回来了。这时候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她知道自己已经病得不行了，她喜爱的人也不能够再等她了，找别人了，整个这个世界对她来讲，除了她生病已经没有别的意义了，她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她写道：她母亲在巷子里发现一个卖鞋的，可以买便宜的鞋，她就给每个孩子买两双鞋，给川嫦还买了三双。这鞋有点大，但是没事，她补养补养，胖了就可以穿了。然后郑川嫦说：这个鞋子的皮子很牢靠，可能能穿两三年。小说接着就是一句话：“她死在三星期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当她讲到母亲买鞋和川嫦的想法的时候，作者是认同于这个人物；当她写到“她死在三星期后”的时候，这个作者是俯看这个人物。这就是两种视点再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茉莉香片》。《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把言丹朱打了一顿，打得要死。但是小说结尾说：“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聂传庆跑不了。这整个小说都是从聂传庆的心理出发，他这么想，所以他最后这么做。但是当小说写到他跑不了的时候，作者不管他了，把他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视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人间之上的视点。

　　通过刚才讲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地方。这里可以多说一句话：大家都讲，张爱玲和市民文学有很深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地方，恰恰是张爱玲最不同于市民文学的地方。因为市民文学没有这个第二个视点，没有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无论是悲剧也好，喜剧也好，大团圆也好，它都是人间本身的事情，这是市民文学的一个特点。可是张爱玲不是这样，这一点是她最超越于市民文学的地方。

　　大家会说，张爱玲不只是写这样的人，还写了好多别的人。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能够概括张爱玲其他的人物？我们再来看看，张爱玲也写了一些相对成功的人物。不是说她笔下所有人物都是失败者，都是这种无辜者，或者倒霉的人，不是这样。比方说，第一个我们就想到《倾城之恋》里边的白流苏。白流苏是个离了婚的人，她本来住在自己家里。小说开始，突然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徐太太。是来通知：白流苏的前夫死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白流苏是和六小姐，七小姐，她是和她们混同一起的。这个消息传来之后，白流苏突然面临生存的问题了，突然出现生存危机了。她就必须得要改变自己了。白流苏经过徐太太的提示，她明白自己需要找一个人。她说，“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白流苏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张爱玲后来又说过，“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经过很多的波折，最后她找了范柳原。

　　所以我们想，这就超越于刚才我说的，跟我说的不同其实还是一样。白流苏这个结局，不是她自己造成的。白流苏遇见的是范柳原，范柳原是一个不想跟人结婚的人，只想把白流苏变成情妇，不愿意跟她正式结婚。白流苏在香港花了好大精力，做不到，她又回上海，以后又回到香港，还是不成。所以小说快到中间部分的时候，实际上白流苏这个结局已经定了。白流苏就是做了她不想做的事，就是变成范柳原的情妇了。范柳原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发生战争了。发生战争之后，白流苏的命运改变了，他们的关系改变了。所以小说最后结尾就说：“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张爱玲还是用俯视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她还是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白流苏自己的努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以后她在别的一篇文章里说，范柳原和白流苏这个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但是仍然是庸俗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指这个事情里面没有咱们讲的那种英雄色彩，或者说白流苏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是因为一个城市垮了，才成就了她。这并不说明她有多大的成就。所以这时候我们发现，在张爱玲笔下，白流苏还是她俯视的角色。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曹七巧。张爱玲说，曹七巧是她笔下惟一一个彻底的人。这个彻底，我们可以理解为，她似乎超越了张爱玲对待一般人物的一种安排。但是这个曹七巧，她的彻底就是彻底破坏。她破坏一切：破坏可能喜欢她，也可能是算计她的姜季泽；破坏她的儿子；她的儿媳妇，和她儿子的小老婆——叫绢姑娘，儿媳妇叫芝寿，她们都死了。她的女儿也被她破坏，其实曹七巧最后把自己也破坏了，这个小说就完了。那么确实我们可以说，曹七巧是一个人世间的英雄。但是她仅仅是人世间这个范围里边的一个英雄，她超越不了这个。小说结尾有一段话说“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她说，有一个谣言，说她和一个男的在街上一起走，停在一个摊子面前，这个男的给她买了一双吊袜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曹七巧还是有限的，曹七巧是人世间的一个鬼，她的力量超越不了这个范围。那么张爱玲在写到这个结尾的时候，眼光是在人世间和人世间以外，在人世间以外来看曹七巧，曹七巧无能为力。所以这时候，张爱玲还是这样一个态度。

　　刚才咱们谈了张爱玲这么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大多都是在一本书叫《传奇》里的。《传奇》这本小说，它的前后顺序不是按照写作时间来排列的。如果我们把《传奇》重新排列一下，按照写作时间来排列的话，会发现有一个现象：我们拿最后一篇小说来比较第一篇小说，虽然中间时间不到两年，张爱玲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篇是《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写在1943年4月。《传奇》里边最后一篇小说是《留情》，是写在1945年1月。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张爱玲的残酷之美也好，和她背后的两种视点也好，在刚才说这个过程里，《传奇》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边，她是有一些变化，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到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我们以中间《年青的时候》作为一个临界点的话，我们发现在这之前和之后，张爱玲是有所不同的。之前的小说，她把刚才我说的这种残酷之美，写到非常极致之处，写得非常彻底。无论是《金锁记》也好，《茉莉香片》也好，或者《倾城之恋》也好，她把这种人和人之间，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冲突，都写得很激烈。与此同时，她的小说的意象很丰富，语言也很华丽。从《年青的时候》开始，她的小说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发现，她的小说的情节性减弱了，以及相伴随的，小说里的意象减少了，色彩也变淡了。但是我觉得，她的这种刚才说的残酷之美，或者说她的两种视点仍然存在，不过跟先前有了一些不同。比方说，以前她更强调这种冲突，以后她更多写的是人面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她更强调的是这一点。刚才说到两种视点。对她来讲，人间视点是更多看到了非人间视点看到的东西，把那个东西作为前提，作为一个不能变更的东西接受下来。那么实际上她小说里还是有两种视点。只不过在她的人间视点里边，融入了她的非人间视点。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留情》。这是《传奇》里边最后写的一篇小说。《留情》是写一对夫妇，男的叫米先生，米晶尧，女的叫淳于敦凤，是他的小老婆。小说开始，大太太病了，米先生要去看她太太。敦凤就有点不高兴，就说我也要出门。她去看她的舅母，米先生就跟着一块儿去。跟她到她的舅母家了，在那儿百无聊赖呆了好长时间，然后终于走了，他去看他的太太去了。这个时候，敦凤就跟她舅母说，她跟米先生其实没有什么感情。——我们知道，米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有六十岁了，而敦凤只有三十六七岁。一会儿，米先生回来了。他回来，敦凤有点高兴，两个人就走了。这时候小说写天上出现了一道虹，米先生看着虹就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然后说，“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可是正因为这样，米先生还得要留住跟敦凤的情，虽然这个情并没有什么情。敦凤也要留住跟米先生的情，因为她也要活下去。实际上《留情》就是写的相依为命。小说在结尾的时候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张爱玲跟那个写《金锁记》和写《倾城之恋》时的她有一点点不同了。有什么不同呢？她更多地把这看为一个事实。以前的张爱玲她好像什么都能写，什么都可以写明白。我觉得张爱玲开始写的时候，有点年轻气盛；到这个时候，实际上中间间隔不到两年，张爱玲已经觉得有的事情是没法说，说不清楚，有些事情是个事实，不是你能做的；你不能做什么事，你只能把它接受下来。这个时候的张爱玲就是这样，更多的是体现了这一点。这个时候，张爱玲因为有个人间之上的视点，把世界看清了；然后她再回到人间视点来看这些事情。她后期的这种特色，我们可以叫做苍凉。

　　还有一篇小说叫《鸿鸾禧》。《鸿鸾禧》这个故事就更没有故事性了，就是一个人家娶媳妇，这个新娘子叫邱玉清。《鸿鸾禧》这篇小说有一点点喜剧的色彩，以后张爱玲写的《五四遗事》、《相见欢》也有这么一点。但是这些小说，我们读起来却有不同程度的苦涩滋味。尤其是这篇《鸿鸾禧》，写的虽然是一个喜事儿，但是完全是悲的味道。刚才说的《留情》里面没有什么情，《鸿鸾禧》里面也没有什么喜，实际上整个小说，我们读起来是一种悲哀，淡淡的一种悲哀。婚礼过后，玉清的婆婆回想起她小时候看见的婚礼。她说，“那天她所看见的结婚有一种一贯的感觉，而她儿子的喜事是一片一片的，不知为什么。” 这种悲喜交集正反映了作者的两种视点，我们进一步说，悲，倒是人间视点的体现，因为觉得它有价值，才有悲凉的感觉。而喜，倒是一个非人间的视点，她看出它可笑之处，它的无价值之处。这里我们顺便可以说到悲喜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悲剧和喜剧关键并不在于结局如何，或者说不仅仅在于结局如何，关键还在于它怎么看，在于是用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

　　刚才我说，张爱玲的小说有两个特色，一个叫残酷，一个叫苍凉，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事情，只不过前期的小说残酷色彩更重，后期的小说苍凉色彩更重。而苍凉是因为有个残酷的前提：残酷之下，这个人还继续活着，就是苍凉。后边这些东西，在她后期的小说，更晚一些的小说里边，表现得更明显。因为开始的时候，她觉得什么都能讲清楚，所以小说写得非常饱满，非常彻底；到后来她觉得有些事情是不能说清楚的，所以小说里边更多的有言外之意，有更多可以让人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在她晚期的作品里，比如说《五四遗事》，比方说由《金锁记》重新写的《怨女》，还有《相见欢》，《浮花浪蕊》，《色，戒》，还有新近发现的《同学少年都不贱》这些小说里边，我们发现这一点更明显了，这种言外之意，这种不能言说的东西更明显了。

　　比方说，新近张爱玲有个作品出土，就是《同学少年都不贱》，就很能明显地反映刚才说的张爱玲这个特色，就是苍凉这个特色。苍凉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具体就一个人物来说，就是一个人要在这个世上活着，要给自己找一个支点，要找一个生存的理由。《同学少年都不贱》写这一点就很明显。咱们先说这个题目叫《同学少年都不贱》，这是从杜甫的一首诗里边“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化出来的。这里有一个字是不一样的，因为原来杜甫是“同学少年多不贱”，张爱玲写的是“同学少年都不贱”。有的研究者说，可能是个笔误，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我觉得，“都”比“多”还多，多出来那个是谁呢？多出来的就是女主人公赵珏。这个小说是写两个人物的心理关系，一个人叫做赵珏，一个人叫恩娟。恩娟是一个成功者，赵珏跟她相比，处处都不如意。但是赵珏呢，小说在结尾处，赵珏找到一个感觉，也就是她也“不贱”的一个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前她们在学校的时候，女学生都有一点同性恋的倾向，学过心理学大家就知道，过了一个年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赵珏以前也喜欢一个人，恩娟也喜欢一个人。但是赵珏没过多久，她就不愿理这个人了。到小说结尾的时候，恩娟来看她。讲起恩娟喜欢的这个人的时候，还是非常在意。这时候赵珏就发现，恩娟原来一辈子没有出这个情结。她说，她可能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人吧，她没有真正的爱情。在生活中，她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恋爱过。这时候小说里有一段话，我觉得犹如神来之笔。

　　她说，赵珏想起肯尼迪遇刺的时候，她正在家里刷碗，“肯尼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这是什么意思？小说接着写，这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有点隔靴搔痒，觉都不觉得。但还是到心里去，因为是真话。”也就是说，跟恩娟相比，她发现，她也有一个恩娟不如她的地方，就好比肯尼迪死了，她还活着一样。她把握住这么一点东西，由此她就得到了一个人生的立足点。

　　这篇《同学少年都不贱》，据专家考证是1973年到1978年之间写的。张爱玲《传奇》里边最早的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是1943年写的，这之间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张爱玲的创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有她的发展变化。她早期小说写得很强烈；她的后期小说，用胡适形容的一句话，叫做“平淡而近自然”。也就是说，她后期小说更多言外之意，需要我们细细体会。张爱玲的早期小说，比方说《金锁记》，《倾城之恋》，非常有名，对大家影响很大，那么就有一些评论家或者读者，以这些作品作为整个张爱玲的代表，认为这才是张爱玲的风格所在。后来她的作品发生了变化，大家认为，她可能写得就不如以前。我觉得张爱玲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风格，但是它们之间又有一致之处，一致之处就在于我刚才说的，她始终是用两副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她看到他们悲剧的一面，也看到他们喜剧的一面。我想大家应该从一个比较全面的立场来体会张爱玲，不要把张爱玲局限住了。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编辑：兰华来源：CCTV.com）

张恨水小说的社会风俗画 -张中良

　　央视国际 2004年10月15日 14:34

　　主讲人简介：

　　张中良，笔名秦弓，男，１９５５年2月生于哈尔滨。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

　　内容简介：

　　2003年3月，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的播出，再度掀起了人们关注张恨水小说的热潮，之后的《啼笑因缘》、《红粉世家》更使很多读者对张恨水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张恨水用犀利的笔锋画就了20世纪上半叶在门第、权力与金钱交织下的社会生活，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态。有达官贵人的腐败、奢华，有穷苦大众的窘迫和情趣。

　　张恨水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经历，使他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洞察力，他在和社会各阶层的接触、认识中，掌握了大量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当时政界的腐败黑暗、勾心斗角、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官场的恶劣风气，张恨水看在眼里、愤在心上。1924年到1929年，张恨水连续五年在《世界晚报》上连载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轰动。

　　张恨水小说对社会风俗场景的描写可谓独具匠心，在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里，他把20世纪上半叶文化场的肮脏、腐化，生活场的陈规陋习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嫖客的豪横欺凌，有新闻从业者的丑陋行径，等等遗风陋俗不一而足。

　　张恨水的走红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长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使他越来越关注民生的疾苦，他以后多年的流亡生涯，更加深了他对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憎恨。1939年12月，张恨水开始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小说借鉴了《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及晚清谴责小说的笔法，用14段荒唐的梦来抨击大后方的腐败荒淫和空谈误国等等恶劣现象，无情地鞭挞了那些醉生梦死的贪官污吏。

　　人们为什么会对这部小说有这么大兴趣，张恨水是怎样描写官场的腐败 黑暗的？走进张恨水的小说世界，感受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俗。

　　（全文）

　　我们今天要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北京的市民生活，了解那些北京豪门贵族生活，我们看什么？只要看看张恨水的这些小说，我们就会知道吃的什么，穿的什么，那时候舞会什么样。我们有的年轻人觉得现在我穿得紧露透了，这很新潮了，其实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就有紧露透，相当地解放。人们有一种欲望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想了解目力所不及的世界，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有电视，可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电视，电影也不太写实，我们通过什么了解？我们就通过小说，而张恨水小说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看到当时的民俗生活场景，看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从官府衙门豪门贵族到社会各个场景。我们说张恨水小说有社会风俗画特点，我可以分两个方面来介绍，一就是民俗生活场景，第二个方面就是社会生活场景。

　　先来看民俗生活场景。这个我们就可以从他小说可以看到，豪门贵族，当时西风东渐，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在豪门贵族之家经常举行舞会，舞会上有传统的旗袍，也有很现代的服装，像《金粉世家》里就描写了舞会上女性的晚礼服，上身仅仅是一层薄纱护着，胸脯和脊背露出一大截光洁的肌肤，下身穿着稀薄的长筒丝袜也透出肉红。《啼笑因缘》里呢，樊家树的表嫂陶太太要去参加舞会，穿的也是西式的盛装，长筒的白丝袜，紧裹着大腿，脚上还穿着一双很别致新潮的舞鞋，这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与这些豪门贵族奢华而时髦的生活，相对的是低层社会的，是另外一番场景。张恨水也有很多描写，像大家所熟悉的《啼笑因缘》，《啼笑因缘》里的鼓书艺人沈凤喜，她上台演出穿的不过也是普通的衣着。她的家里呢，也是拥挤得不堪，外面一间房破破烂烂的东西占了一大半，里边那个套房也是一铺大炕占据了三分之二，炕上又摆着破旧的柳条编织的箱子，装着她们的一些衣物。墙上贴的年画呢，像《耗子嫁闺女》，《王小二娶媳妇》等等，这些年画。我们从这些描写中也可以看出，民间社会底层社会的审美情趣，像另外大家都知道关寿峰，关寿峰老人他家里摆着关公的神像，关公信仰在我们中国是很普遍的，无论是过去的行商，还有镖局里的保镖这些人，还有练武的这些人，还有普通的百姓家，很多家庭都供有关公，我们正是从这些描写中就可以看到民间信仰的一些痕迹。

　　张恨水他的社会风云与感情涟漪的相互交织中，总是愿意把人物生活舞台的一些风俗引入到作品的情景，这就不仅有利于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推进，而且平添了一种风俗小说的韵味。像《金粉世家》里面说，老北京有老三点，什么老三点呢？吃一点、喝一点、乐一点，那个时候也有大家的乐趣呀，每年三四月之交，人们都到西山、八大处、香山这样的地方去踏青，西直门外通往香山、八大处的路上络绎不绝。汽车、马车、还有人力车，平民百姓没车可坐呢，就雇个小毛驴骑着走也是一道风景。而像公子哥金燕西，他有汽车，他为了摆谱，他不坐，他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群仆从，跑得骏马四蹄生风，好不威风。从这些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年那些世俗生活的场景。《啼笑因缘》里关于天桥的描写更是经典的风俗画写实，一到天桥，就能听见梆子、胡琴、锣鼓声一片喧闹。木板支的街楼，楼前面挂了许多纸牌，都写着各种演出的剧目。还有耍杂技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还有说相声的，也有练武的，这些描写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老北京，觉得作家写了咱们家门口的事，觉得亲切有味。南方人没有到过北京的，一看北京还有这样的好地方和南方的风情决然不同，所以他们也很感兴趣，很多南方人到了北京必访天桥。

　　我们中国明代有一位大哲学家叫王艮，他曾经说过，“百姓日用即道”，就是百姓日用就是道，关于这个道，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在我想来，可以这样理解，无论是天道也罢，人道也罢，其实这些道不是悬而又悬、远不可及的东西，它就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现在美学讲的日常生活审美，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说起风俗场景的描写，刚才谈的是《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的一些例子，其实在张恨水的第一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里面，风俗场景的描写更为宏大。《春明外史》里面有戏院子里面热闹场面背后的种种把戏，比如有的角突然红了起来，怎么红的？有的是真唱得好走红，有的不是，有的是有钱人花重金买了捧场的人捧红的。有的戏子巴结有势有权者，有钱的人他们也巴结，拆白党，骗子也混迹其中，寻机诈骗。作品里还写了一些像八大胡同那些各种等级分明、装饰各异的妓院，这也是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存在状态吧，作品也有一些描写，像老鸨盘剥的种种伎俩，嫖客豪横欺人，或者聊解积郁的种种行止，还有妓女无奈苦熬，或者麻木度日的生存况味等等。《春明外史》除了写刚才说到的这些风俗场景以外，也写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或者带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东西，比如新闻从业人员，有的新闻从业人员他是把旧社会、传统社会那种恶俗带进了新闻场，他把舆论当做满足私欲的工具。

　　有一个报叫《敲金报》，这个报名就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专门敲人竹杠，拿来金银财宝，敲金，《敲金报》，《敲金报》记者柳上惠，我们都知道古代有个柳下惠，坐怀而不乱，这个柳上惠可和那个截然不同，柳上惠是见钱眼开的人，他与坤角互惠互利，一手从坤角手里拿钱，一手写他妙笔生花的文章，猛捧一气，把坤角捧红了，他的钱也多了起来。他还替坤角捉刀代笔，写诗发表在报纸上。还有一个报纸的记者呢，他打听到一个衙门里的官员、参事，他三个儿子都和他的老父亲的姨太太有染，于是这个记者，他拟定了十二回的回目，在报纸上先期发表，敲山震虎，看你怎么办。那个当官的，参事官和他的三个儿子全着了急，一起把钱送到他手里来，如果不送钱来，他就把这十二回挨回写去，弄得满城风雨，满天下都知道，会臭名远扬，所以那个人在官场里面官运难保。他这个敲金有术，竹杠轻轻地一敲，五百块大洋就到了手来。

　　教育界的情形呢，作品里也有描写。有的学生仅仅是因为自由恋爱，一起出去看了一场电影，就被学校双双开除，当然这是批评性的描写。也有不含褒贬的正面的描写，像模特，中国的女模特就是美术学校画模特，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办美术学校，裸体模特的风波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有。但作品所写的不是裸体风波，它是写模特第一次站在模特台上，下面学生在那儿画模特的时候，台上台下不同的、各种微妙的心态和情态，写得惟妙惟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风气，就是二十世纪初，风气初开之时的一些文化景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文明新风乍起，而各种陈规陋习，轻易不肯退场。民国建立之初，当时反对纳妾的呼声就逐渐地高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续妾的恶习仍然我行我素。像大家熟悉的《金粉世家》里面的堂堂民国总理金铨，纳了两个妾还嫌不够，还经常闹地震，当父亲的这样，那么还能怪他的几个公子，丢下家里的艳妻，独守空房，自己在外面寻花问柳吗？因为他父亲就给他做出了这样的榜样。这种像新旧杂陈的状态，在作品里还有很多的描写，比如民国的总理金铨他病倒以后，金府就请来了各路的大夫来看病，有西医的、有传统中医的、也有那种画辰州符、野狐禅的所谓大夫。堂堂民国总理之家，为了治病，竟然请了这么些人，请来鬼画符的所谓神医，从中就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新风乍起，但是旧的文化它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张恨水他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最开始做校对，后来做编辑，也做过外勤记者，还做过总编。新闻从业几十年，这种新闻工作的经历呢，使他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也练就了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迅捷的反应能力，也练就了一幅飞快的笔头，据说张恨水创作量最大的时候，他可以一天同时写，他可以同时写七部长篇，当然他不是写完，他是要这个写一段放下，然后再写另一个，他的思路很活跃，这个与他的见闻很广有关，如果不像他这样的新闻工作的经历，光靠凭空想像，一天同时写七个长篇，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不可想像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与他的才气也有关。

　　刚才我们提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影响很大的《春明外史》，之所以影响巨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描写的生活视野非常地广阔。《春明外史》，所谓“春明”，它是唐代的都城，就是长安，现在的西安，它的东三门之一，门的名称。后来通常都用“春明”来代表皇城、都城。所谓《春明外史》实际就是京城野史，我们从《春明外史》里面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个杨杏园，他的爱情故事，看到更多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军阀统治之下的京城全景图，就其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广阔性而言，可以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这方面没有超过《春明外史》的。有一个总长叫做范统，作者起这个名字也是讽刺他的，“饭桶”总长，花了一千块钱，赁了个妓女充当临时姨太太，去参加选美大会。还有个下了台的财政总长，叫闵克玉，他为了官复原职，就授意自己的姨太太，向魏大帅的红人秦彦礼运动运动，所谓的“运动”，不过是请一顿饭。宴请的时候，吃得酒酣耳热之际呢，他托故走开，就是如此而已。那么这个秦彦礼是何方人士？他又有什么本领能成为魏大帅的红人呢？他的本事只是擅长给他的主子洗脚，所以他有谋得了一个出纳处长的要职。还有一个无耻之徒，叫卫伯修，他把自己的妹妹和妻子送到鲁大帅的专车上去解闷陪乐，作为回报，这样大帅就把他的官职，原来是个段长，后来提到了一个副局长。作品里所写的一个叫巡阅使，这是一个很高的官员，巡阅使鲁大昌，他手下有几十万的兵马，管辖两个省的地盘，靠强行派发公债，搜罗民脂民膏，一个月就能发行三千万的公债，他钱来得方便花得也大方，两个会察言观色说好话的妓女，他一手就一个人给了四千块大洋。后来和他一起吃喝玩乐的韩总指挥看不过去，说你两个贴身马弁，成天跟你鞍前马后地跑，你不赏给他们一点，这样就两个人随喜了，各四千块大洋，就是这么样一些人，鲁大帅花钱如流水，任官惟乡亲，童谣里有这么一句，叫“会说夕县话，就把洋刀挂” ，挂洋刀就是当官的一个标志。有一个军阀手下的一个营长，他仗势欺人，惹了当地一个武林高手，栽了面子没法混下去了，改换门庭，他就来投奔鲁大帅，因为他说得一口夕县话，就弄了个知县干干。还有一个算命的，叫王化仙，他靠给大帅算命，净说好听的，捡好听的说，这样呢，也给他个道尹等等，道尹能管十几个县，像这样一些描写很多。像有一个统率十几万兵马的，数十万的兵马的督理关孟纲进京晋见总统，动用了十八辆汽车，装了四五十名妓女，然后给他们那些同僚们，所谓公平地分配，这样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们在张恨水的小说里看到很真切的描写，这都不是望风捕影的东西。当时很多都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张恨水不过是把他们综合了一下、加工了一下，细节略有出入，后来有的好事者，还做了一些考证，说那个秦彦礼指的就是某某人，还有鲁大帅指的某某人，在私下都有些考证，说明他写的是很写实的，不是完全地凭空虚构的东西。

　　当时能做出这样的描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近代史上1926年，曾经发生过两次惨案，就是两位报人，一位是邵飘萍，就是《京报》的总编，还有一位林白水，他们都是因为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利于军阀统治的言论，被军阀派人暗杀掉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张恨水能以这么尖锐的笔锋来描写、刻画那些豪门贵族这些乌七八糟的人，那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当然了，他的言情小说是一层保护色，这是一个重要的保护色。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拍成电视剧的《金粉世家》，其实这样的描写也有一些揭露官场黑暗的描写，也有一些，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等等。比如说金铨他身为民国的国务总理，他还兼任着一家银行的总董，就是总裁吧，这个官员他要兼了银行的总裁，那银行不成了他自家的买卖一样吗？所以这也是一个钱权交易的东西，权钱交易的表现。金府里的公子哥，金燕西要办喜事，他动用的是什么样的排场呢，都是动用的官府的东西，像总统府的礼官处处长甄守礼，这些名字，我觉得张恨水小说的名字都很有意思，甄守礼，他守的哪家的礼？是他官家的礼，不是百姓的礼，这个礼官处处长甄守礼，他带来了公府的乐队，前来听候使用，步军统领衙门拨了一连，一整连全副武装的军人，来充当助理司仪，那警察厅自不必说了，话早就递上来了，头一天就通知了区署，在金总理门前加四道岗，到了喜期区里又新派了12名警士，一名巡长随车出发沿路维持秩序，这是官府的东西，官产等于私产。金铨呢，他的儿子在他的外交部任职，不务正业，整天吃喝玩乐，花街柳巷闲逛这样时间长了就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议论。他知道以后呢，他也要装装样子，他就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给外交部的一个曾次长，就是他儿子的顶头上司，让他严加惩处，那曾次长，传统社会的人这点事还能不懂吗？哪是真要开除他，真要开除了他的公子，不连把他自己都开除了？那是肯定的了。所以他非常明白，心领神会，巧施妙计。有了问题不但不降，反而连升几级，而且金铨总理他做得非常巧妙，不露痕迹，传统社会的官场这样的把戏人们都玩得很熟。我们大家通常所理解的，我们印象中的张恨水，以往往往都是认为张恨水是一个言情小说作家，当然这没有错，他确实很会言情，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应该了解张恨水也是非常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家，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算是苦出身吧，很苦的，他在报社工作了那么多年，他也了解民生疾苦，但是早年出山的时候，写的一些作品，他为了赢得市民读者，他有意地加大那些言情的成分，这样争取了他的读者面，成了一个走红的通俗作家。

　　随着时间的演进，他的写作越来越成熟，他的招牌已经打出去了，所以他对社会民生疾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起来。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的时候，他还自费到大西北去考察，他要考察考察大西北，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可是走到半路，听说那边地方的军阀非常蛮不讲理，而且土匪也很多，后来很多朋友都劝他转一转回来，另外有些军阀也很害怕他，怕张恨水到我们这地界来了，是不是要采访什么东西？回头给我们写成鲁大帅那样的人，也受不了。所以就千方百计地阻拦他，各种原因吧，使他中断了西北之行。但是西北之行虽然没有完成，但是走了少半截，也使他看到了西北生活和江南生活，和他自己的家乡，他所熟悉的江南生活，差得很多很多，虽然同样是那样的社会，西北和江南贫富差别差得很多，像18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用草围着过冬，很多人一生只洗三次澡：他出生一次，如果他有幸，可能结婚的时候洗一次，再就是去世洗一次，就是一生只洗三次澡。街上要饿死的人，人们都劝不要给他们吃了，说你要给他吃延长他痛苦，还不如就那样饿过去算了，生活非常地艰难，看了这些情况以后，张恨水就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写了《燕归来》和《小西天》，对这些生活有一些描写，这也表现了他对底层社会，尤其是西北地区更为贫苦的底层生活做了真实描写。到了抗战爆发以后，张恨水流亡到重庆，流亡到重庆，他写了很多小说，揭露当时重庆大后方的一些腐败，也是腐败成风，种种情况，社会很多污浊不堪的现象。其中最有名的写得最好的一部我认为是《八十一梦》。《八十一梦》古今错杂，荒诞不经的神鬼世界，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折射，从那个变形的魔镜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一片乌烟瘴气，可以看到形形色色丑类的卑鄙嘴脸，也可以体验到我们平常习焉不察的种种国民性弊端。

　　比如囤积居奇，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国难当头，物资紧俏，可是有一些人，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有权者“近水楼台先得月”，其他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黎民百姓深恶痛绝这种现象，作品里写警察署督办猪八戒，他把走私货的洋商标撕去，换上那个土产品商标囤积起来，等待时机，然后把它推出去，发更大的财。还有的人贩药，有的人贩面纱等等，战时的一些紧俏物资，都成了他们发财的工具，这些发国难财的人，在老百姓那么苦，没有房子住，或者住破草棚子的时候，他们却能在山里盖了非常豪华的房子，七层的洋楼，作品里写洋楼上有对联，“却揽万山归掌中，不流滴水到人间”，横批是“无天日处”，这横批骂得是非常地痛快。抗战时期，当时有一个事件，当时引起了人民的公愤，就是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当时很多在香港的一些要人纷纷地往内地要往回逃亡，这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文人、很多的社会名流，我们中国共产党都是派当时的东江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雇船趁着夜色，把他们渡回内地，把他们国宝级的人物都抢救回来。很多老百姓，很多文化人他们就在那儿忍受着那种苦难的铁蹄下的生活。可是呢，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孔祥熙，孔祥熙的太太，她不光带着自己的家眷，那就自不必说了。她带着她的所有的宠物还不算，她把家里养的鸡鸭这些东西，也箱箱笼笼地一起坐着专机飞到了重庆，飞机一落，从那机场飞的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一落下来以后这个消息就传出来，当时舆论哗然。说国难之际，四大家族他们竟然如此地奢华，不顾国计民生，也不顾人民的舆论，如此地荒唐。那这样的事呢，张恨水就把它写在了《八十一梦》里面。《八十一梦》里面写的，说豪门贵族动用民航飞机，空运香蕉、砀山梨、美国橘子，海鲜、鳜鱼等等，甚至哈巴狗、翻毛鸡都可以乘上空中电车，从钱眼车站上车，直入云霄。难怪车站门口要将那“顺治通宝”改成了“孔道通天”。这孔道的“孔”是那个古代的钱，钱是带孔的；再一个就是孔祥熙，直接影射孔祥熙真是胆量不小啊。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登天，像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所以读者一看就知道，这那是什么天堂，分明写的当时的陪都重庆的现实境况。

　　张恨水的笔锋锋利之处，并不只是对准了官僚社会，他也指向了国民性的弊端，如此惨烈悲壮的抗战，并没有能够使所有的人国家意识建立起来，也有极个别的人，他还盼着抗战晚一点结束，因为他出租房屋，抗战都结束了，逃难的人都走了，我的出租房出不去了，卖不了钱了，挣不到钱了。所以也有个别的人这样，张恨水的作品里对这样的人大加挞伐，讽刺他们心里一点的民族意识，一点的国家意识都没有，完全被私心所笼罩。有的人呢，还崇洋媚外，到了可笑的地步，自轻自贱，令人作呕，糖果都不吃中国的，一定要外国的糖果，不用外国货他就咳嗽，这病来得蹊跷。还有一个当官的兼药商，他心口疼要犯病的时候，吃药都不管事，一定要找个外国人打他这个病才能立刻就止住，像这样的梦做长了呢，当然最难受的是豪门贵族，刚发表了十四个梦在报纸上连载，这梦就很难做下去了，政府很恼火，特务头子戴笠，他指使他的手下就去查张恨水的来往信件，看有没有通共的嫌疑、赤色的嫌疑，也没有查到什么把柄。最后呢，派出一个安徽的老乡、一个高官请张恨水到他的豪宅里面长谈，开始称赞写得好，写得真深刻，骂得痛快，夸了一通之后说，见好就收吧，要不写作也很辛苦，要不然到贵州的息烽去修养两年，张恨水一听呢，我想头发茬子会马上立起来，息烽那是什么地方，国民党的一个监狱，专关政治犯的监狱，我们景仰的杨虎城将军就曾经被囚在那块，所以张恨水在这种情况下，《八十一梦》，就肯定圆不了这八十一，九九八十一做不到头，只做了十四梦就匆匆结束。但是这个作品，因为他写得很深刻，我们延安很欢迎，我们共产党非常欢迎，当时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亲自发表文章称赞张恨水，周恩来副主席也在和重庆各界人士见面的时候，称赞张恨水，用这种文学的笔法和反动势力、和保守势力做斗争，是非常聪明的办法，非常有利的办法，这个作品还是很受欢迎。总的来看呢，张恨水小说视野宽广，信息量丰富，现实感强，从张恨水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场景，这里不仅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且也有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正是因为这多方面的价值，我们今天才会有很多读者看张恨水的小说，才有很多观众来看根据张恨水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 -李 玲

　　主讲人简介：

　　李玲，女，1965年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获江苏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学术代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代表论文：《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生命的超越性追求与女性日常人生》等。

　　内容简介：

　　古代文学对婚姻的表现，注重维护伦理规范，注重维护秩序，更注重夫唱妇随、恩义相报。现当代文学对婚姻的表现更加注重婚姻中个体的体验，这种体验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理性就是爱情至上。感性则是爱情体验的展开。更多地质问秩序。其中的道德良心问题也转为是不是有真正的爱。

　　婚姻和恋爱不同，恋爱是一种激情的爆发，而婚姻则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尽管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实际上婚姻不见得总是包含爱情；即使是包含爱情的婚姻中，那个爱情的性质、味道，也和恋爱时的爱情不同。婚姻中的爱情要面对日常生活琐事的考验，要面对两个人朝夕相处的考验，没有什么神秘感，倒有很多责任、义务，虽然也有很多日常人生的温暖。即使有爱情，它主要也不是一种燃烧的激情，而是一种平凡的温情。它是冬天的炉火，规规矩矩；不是旷野中蔓延的野火，无拘无束。更何况世间有很多婚姻根本就没有爱情，或者爱情已经消失，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素，诸如责任心、诸如利益牵扯，也必须要维持下去。所以，婚姻无论有没有爱情，都有很多束缚个人意志的东西。没有爱情的婚姻中，个人体会到的是无爱的痛苦，是无表现婚姻中无爱的痛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当普遍的主题。在中国文学中，这个主题是在“五四”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五四”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思想启蒙。思想启蒙就要解放人性。解放人性，就要解放人自由恋爱的权力。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呢？就因为不自由恋爱的婚姻没有爱情，不好。所以“五四”之后就出现了写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如何让人感到痛苦的作品。古代文学中就总体而言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观念，所以尽管魏晋和晚明就有两次人性解放的思潮，但并没有表现婚姻中爱情痛苦的作品。现当代作家先是体会到没有自由恋爱难以产生爱情，渐渐又体会到即使是自由恋爱爱情也仍然会消失，所有婚姻中没有爱的痛苦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作家在这个问题中对人性的探索也就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深度起来。

　　（全文）

　　熟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妮娜》的读者肯定记得它开篇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们透过作家如何描写婚姻生活，可以更艺术地认知我们生活的世界，而通过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我们可以来理解和看待作家是如何理解人的家庭和婚姻的。接下来呢，我们请李玲就为我们讲《作者笔下的婚姻生活》，大家欢迎。

　　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作家对婚姻生活的一种理解。婚姻生活它有很强的时代性，还有作家的个性不同，他的理解也不同。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边，婚姻呢，我们现在都说婚姻必须是爱情的结合。恩格斯说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根本就没有，现在电视里面不断地演很多帝王家的爱情故事，我爱怎么阐释它都行。武则天在大谈爱，根本就没有，我们古代里面根本就没有爱，男女之间的情常常是一种恩，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一种恩。还有呢，可能是欲望，崔莺莺为什么特别爱张生，她一眼看上去就爱了。其实作家就没有写为什么，这一点不用展开。中国古代不需要去论证爱情，简单的论证就是书生比较俊美，又有才，是吧？比较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很多很多细致的感受，所有的书生都是一个模式。一个模式的话，那么都爱，那就没有一种个性上的差异了。这个爱情问题是比较简单的。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边，婚姻的目的是传宗接代，不是爱情，情感是不重要的。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记》里说的婚姻是“上以祠宗庙，下以继后世”，所以古代文学它必然带来这个爱情观念是比较匮乏的，即使它也有一些，但是跟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刘勰的《文心雕龙》里说的：文学的使命是“原道、征圣、宗经”。文学的首要使命是原道，是阐发一种至高无上的道，道的精神。那么道的精神呢，是一种普遍真理。那么从《周易》那边下来的，是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一种普遍真理，这个是我们传统文学的使命。它也会带来文学在评价婚姻的时候，一种价值尺度，符合不符合一种普遍的道理，符合不符合一种社会的公理、社会的观念。但是到了现当代以后呢，婚姻它就转换了，必须是以爱情为核心。当然我们现在还存在很多没有爱情的婚姻，那至少我们观念上是认可了，必须以爱情为核心到了现当代文学之后，文学是什么呢？文学我们很多时候也有使命，比如要启蒙，要什么。启蒙本身就是要一种认可人的价值，也就是我们的文学它越来越人性化。而且小说、尤其叙事艺术，文学它有一种特点，它特别注重个人性。我们经常说看问题要从两面看，个人和群体两面看。但是写作品呢，你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切入，你即使是表达一种群体立场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写一种群体的公共心理，很难写，是吧？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公理、革命道理的话，也必须通过个人化的感受来表现的，那么文学它的个人性的角度，它写婚姻的话，它可能更多的婚姻是两人和二性之好。两人也是一个小群体，群体的概念可能也是个人要理解的，那他肯定更侧重去理解个人的一种婚姻感受。其实古代婚姻生活、爱情是不重要的，但是夫妇和谐相处，仍然是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化家国同构，要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家庭和谐是很重要的。那么家庭很和谐的有两方面的美谈：一方面就是举案齐眉；还有一个我用两个成语来概括的，一个是张敞画眉。张敞画眉是拿不到台面上说的，举案齐眉是大家都要表彰的。举案齐眉的故事大家知道吗？就是汉代的梁鸿娶了一个妻子叫孟光，孟光是一个丑女人，但是她特别贤德。中国古代的贤德的女人经常是丑的，但是她对丈夫就特别恭敬。特别恭敬的话，她举案，把乘着饭碗的案举到眉这么高，很恭敬地请丈夫用餐。美好的家庭就应该这样，这是儒家文化所弘扬的东西。但是这种弘扬的东西，实际上文学里边很难以表现它，是吧？作家体会都知道它是没意思的东西，文学它一定要落实到感性层面。这种宏大的道理，是一种美谈。但是文学书写它常常就一句带过，就无法展开。那张敞画眉，那个张敞是汉武帝的名将，他在闺房之乐。每天早晨要替妻子化好眉毛以后才去上班，这个是一个美谈。这个美谈好像在中国文化中就上不了台面，上不了台面但是又符合人的感受。所以呢，在文学、在小说、戏剧里面他就会有相当的表现。但是呢，作家一表现他又怕失了礼教，所以往往是一边表现一边批评的。其实张敞画眉和举案齐眉是代表我们的感性欲望跟我们的理念两面的东西。那么中国文化呢，往往是在男女关系上有一种欲望和理性相分裂的一个特点，上得了台面的东西，又是说了没意思的东西。说了有意思的东西，说一说然后又说：其实我不喜欢那样，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特点。

　　表现夫妻之乐的东西，因为上不了台面，但是又要说，那怎么办呢？文化也设置了一个补充，一个很好的调解功能。就是张敞画眉一般是妾，举案齐眉的是妻。妾是上不了台面的，但是男性就跟这个妾之间有很多闺房之乐，那么很多闺房之乐的妾最后往往又是负面形象出现，她就会坏了男人的意志，坏了国家大事。或者她必定是淫荡的，然后就会让家庭衰败，这是一个它的基本特点。这个很典型的就是《金瓶梅》里边了。《金瓶梅》里边有趣的、有声有色的女人和西门庆能够很和谐的女人都不是什么好女人，只有那个比较无趣的吴月娘比较不错。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主题。但是古代文学之中的婚姻主题，我觉得更大的主题是这两个主题：一个是负心汉主题；一个是恶妻妒妇的主题。恶妻妒妇的主题有很多很多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呢，研究的人去看，我们现在都觉得不太知名，因为女人的恶德是什么呢？无外乎是妒，批判最多的泼辣、妒忌，还有吃醋，还有淫荡，这些出于道德理念上的一种批判，道德的味道太浓，这种作品对人性理解得少，没有丰富人性内涵的作品，它必然就很难成为经典作品。

　　婚姻生活写得最多的就是负心汉，比如最有名的就是《琵琶记》，还有就是《铡美案》，还有像《王魁负心》，很多了。那这一类题材呢，往往都是一个书生，然后呢，再有一个好妻子，为什么一定是书生？不先就是一个大官呢？因为人要负心一定是生存境遇改变了以后才负心。中国古代文化里面谁的生存境遇最容易改变呢？读书人。开始是书生，然后一考试考中了，就改变社会地位了。其他的人很难改变社会地位，很难改变社会地位的人，不容易。当然还有一类是立了战功的人，但是那个毕竟比较少一点，书生常规的就容易。所以书生呢，前面可能是这个小姐出钱赞助他去读书的，或者说贫贱之妻跟他一起受过很多苦难的，后来他就就负心了。那么这个主题呢，在元代前后它有一定的转变，它的共同点都是书生负心。在元代之前呢，一般都是谴责书生负心的。到元代之后呢，比较多的就是写到了书生负心其实是无可奈何的，都是外力，皇帝一定要招他做女婿，他不敢不做皇帝的女婿，所以不得不负心。其实是一个故事，像《琵琶记》，像《铡美案》都是流传很久的故事。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不断地被改变，特别典型的像《王魁负心》。王魁负心的故事是这样的：莱州那个地方的一个书生，他考试考得心情很不好，觉得我肯定考不好，那天没考好。然后人家带他去风月场中玩，遇到了一个名妓敫桂英。她就特别青睐他，然后鼓励他，给他钱，让他搬到她那个地方住，鼓励他寒窗读书。然后呢，出钱让他去京城赶考。他考上了之后，就想到了：“哎呀，不行，我现在是状元，我妻子是妓女，那怎么行呢？”结果就不理她，不理她之后，后来敫桂英就自杀了。自杀了之后，敫桂英化作厉鬼去找王魁算帐。王魁就得了疯病，不断地有自杀倾向。后来呢，他家里人就找道士给他抓鬼，因为是鬼魂俯身，结果道士正准备要做的时候，鬼魂就跟道士说，他这个是有报应的，你别管这事。道士吓得也不敢管了，后来王魁就用刀把自己给刺死了，这个是汉代之前的故事。

　　负心的主题在我们现当代文学之中也有，但你会发现古代和现当代完全不同，就是它不是强调，这个妻子为什么不应该被负呢？比如最典型的，我们刚才说王魁负心是因为敫桂英对王魁有恩，你在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我帮你，钱都是我出的，精神也是我鼓起来的，是有恩。即使敫桂英这样的妓女，她身份上是妓女，她也是辅佐儒家文化传统的。如果这个妓女她只讲感情的话是不可能受到任何的同情，她还是在一个伦理框架之内。就是说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它的使命是传道，所以它这个婚恋主题也表现一种被弘扬的女性都有很多儒家文化之中的美德。因为她有美德，所以你不能负她。秦香莲呢，为什么要去起诉她丈夫？是因为他丈夫做得太过分了，要派人来杀她。一般没有到要杀的地步的话，有一些女性是选择顺从。即使选择顺从的话，作者也要替她主持正义。所以就说古代文学的这种负心汉主题的一个基本特点，它不是爱情主题，它是伦理道德主题，它是维持社会正义的，它这个文学不是从个人体验性的角度来看问题的。那么这些呢，被认可的必须社会替她讨还公正的女性必定都是贤惠女性。

　　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之中，它更侧重于从情感的角度来写，它仍然有负心汉的主题，也有。但是我们看一看负心汉主题就跟传统的不同，很多女作家写到负心汉主题，比如像现代作家，像庐隐的小说，《兰田的忏悔录》，就是有个女孩叫兰田，她是从家里跑出来的，结果那个男的就来骗她。因为她那时候是富家小姐，送它一些钱。兰田长得不怎么美，但是等到他钱花完了之后，她这个男朋友叫何仁，其实是作家问他：何仁之有？哪里有什么仁义？又去跟别人好了。这个就跟传统的主题有两大变化，一大变化，作家从女性体验的角度来写了，从女性的心灵受到什么伤害的角度，不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写，它体现现在文学，更注重个人性、更注重情感性，来谴责他。还有一个呢，就是古代的文学里边它常常有这个倾向：就是负心汉的主题，它的结局演绎到后来一个明显的结局，大团圆的结局。那么到了现代女作家笔下呢，一般也不去怪男人后来好的那个女人了。但是呢，它这种友好跟古代的妻妾相安完全不同，卢引的小说里面很多总是受害的女人结成联盟，受害女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她知道真相了以后，后来的那个女的就去找前面那个女的说：“姐姐啊，我们都是一同的受害者，我们都上了他的当了。”前面被人抛弃的女人觉得全社会人都骂她是淫荡的女人，因为她是从家里私奔出来的，而且是失了贞节的女人。然后这个女人的安慰让她有一丝丝的温暖。作家让两个女的超越同性之间的，不再妒忌之中的中友好，跟传统的文化相处完全不同，她两个人好是以共同批判男权传统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姐妹共同伺候一个男人为前提，它有一个反封建在其中。

　　现当代文学之中的爱情主题，我觉得它主要是在另外两个方面展开。写得最多的是一个爱情问题、婚姻中的爱情问题。还有婚姻与日常生活的问题，婚姻里边的爱情问题跟恋爱时候的爱情问题完全不同。婚姻里边，婚姻有分两种，一种是有爱情，一种是没有爱情的。那么有爱情的婚姻呢，其实他的爱情也跟恋爱时候的爱情完全不同，它必然要从一种浪漫激情转为一种温情，是吧？他还要面对日常生活的考验，要面对两个人朝夕相处的考验，而不是面对两个人无法相逢的考验。所以它性质不同，它不是熊熊燃烧的激情，它是一种重规重矩、符合社会规范的一种情感。那么这个爱情跟原来不同。

　　还有一种就是两个人即使有爱情，他可能还会有很多烦恼，个性有个和谐不和谐的问题。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又必须维持下去，我觉得现当代的作家侧重表达这种爱，特别关注爱情问题，跟古代文化相比，就凸现了爱情问题。因为五四文化它是一种启蒙文化，启蒙文化的时候，启蒙文化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批判包办婚姻。那么批判包办婚姻的话，有一点就要批判到的包办婚姻不幸福。包办的婚姻不幸福，一般都是男作家特别多地写到，男女作家都写到，尤其男作家特别多地写到这些女人很落后，女人没有见识，给男人造成一种精神痛苦。

　　那么落后型的女人让男人感到痛苦，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是老舍的《离婚》。老舍的《离婚》里边呢，有一个李先生、有一个李太太，还有另外一对夫妇张大哥和张太太。这两个人是财政所里的同事，那么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他关心一切人。关心什么问题？关心一切人的婚姻问题，他热衷于给所有的人做媒，那么他给人做媒按什么尺度呢？就是权衡一下条件，你看那个姑娘脸上有一点雀斑的话，他就给她找一个近视眼的先生，因为近视眼的先生看不见姑娘的雀斑，对吧？然后他们条件相抵正好。他觉得这个条件会平衡的话就好。那么李先生呢，乡下有个太太，那么他跟这个太太就有很多的不和谐，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作品里边写的，就是李先生有很多梦想，而李太太呢，非常实际。她的实际就是什么呢？她像个老大姐似的，护着她的丈夫，还有照料好儿子，儿子如果不听话了，那就打一顿屁股。那么女儿要护的好一点别打屁股，做菜要做得好一点，汤要做得好一些。先生回来不说话了，她心情不好，她感到挺紧张的，紧张的话，没办法解决，我就不说话。她的思维就在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层面上盘旋。而李先生他也说不清楚，我那点诗意是什么。但是我就知道我要的东西更多一点，我有很多很多的梦想，这个太太一点点梦想都没有，所以让他不能共鸣。我在想，实际上生活有好几个层面，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的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社会事业的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可能就更多一点，跟社会事业无关的，属于一种，我们现在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终极感受、终极追问。比如人活着有没有意义呀，一切制度都合理吗？也许一切都没有意义。那么李太太呢，在李先生看来她就很笨，她根本就不会想人活着有没有意义这样的一种问题，更不懂得事业，她根本就没有事业，她只懂得柴米油盐。那么李先生的精神觉得跟她没有精神共鸣，承认她是一个好妻子，但是看着她就痛苦，觉得家庭是一个束缚。

　　他这个小说里边，老李一直暗恋他们院子里边的一个马家的少奶奶，但是最后马家的少奶奶也让他失望。那么在这个作品里边呢，就是说作家借老李的这个思考，老李在家里一方面他也挺尽责的，另一方面他就借这种思考追问一种制度。其实我们想想就知道，我们一方面觉得制度有合理的一方面，但我们想一想，确实任何制度都有压抑人性的一面，都有应该被追问的一面。生命恐怕就有这种诗意追求的一面。那么作家通过老李追求诗意的观念，在这个作品里边，是跟张大哥要维持一切秩序的观念是相对的，相对来写的。作家通过他质问了一切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老舍非常有深度的一部小说，就是形而上的一个小说，有哲学高度的一部小说。但这个作品里边也有男性中心意识，李太太为什么只懂得柴米油盐？我觉得人只有吃饱了才能想诗意的问题，李太太实际上她的生存境遇是没有保障的，我们传统的女人，生存境遇都是没有保障的。李先生老想，这个太太过两天要不就把她送回乡下去，一闹矛盾就把她送回乡下去。李先生是能够主动把太太送回乡下的人，而太太实际上她的命是捏在李先生手上的。人只能在柴米油盐的基本生存层面都不是有绝对保障的人，她肯定没有余欲去想很多。诗人只有填饱了肚子才会去想做诗，这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传统女性，她虽然见识窄小，她本身实际上是文化的受害者，她有她生存艰难的一面，老李没有体谅她这一面，隐含作者也没有批评老李的不体谅。

　　有爱情的婚姻里面的痛苦呢，我觉得写得最经典的作品应该算《安娜·卡列尼娜》，是吧？就是安娜为什么自杀？我觉得批评界包括文学史书里边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包括托尔斯泰本身在作品里边就说到，他们的热情逐渐减退了，但是我们知道，婚姻之中的热情减退，是不是爱情消失呢？恐怕不是。你婚姻实际上要维持下去，它必定要从激情转成一种温和的情感，它不见得是爱情减退。所以有的评论说，安娜她有爱情追求，但是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花花公子，所以最后死了。我觉得这个评论呢，我们认真读作品的话，可能对沃伦斯基不太公平的。但是遇到安娜之后，他们两个人一相逢，两个人就改变了。而且至死他们两个人实际上都是相爱的。那么两个相爱的人，也会有种种的苦恼。而且安娜最后的死亡是因为爱情过分热烈而死。她担心，担心沃伦斯基去他妈妈那儿，因为他母亲不喜欢安娜，原来喜欢的。但是因为安娜让他儿子的仕途给毁了，她就不喜欢她了，希望他跟另外一个公爵小姐结婚。那么沃伦斯基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她就陷入到极度的焦虑之中，她只能走向死亡。所以这个作品写了一个相爱的人能够让爱情走向毁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深度的。

　　像苏童很多作品《离婚指南》什么的，他不写原因，我们就合不来。对于这种原因的深度探索，我觉得我们现当代文学探索不够，很可能跟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有关。我们对婚姻的看法，可能对爱情本身的理解不够透，不够透就不能往深度上说。我们的文化里边，很多时候还是更多的在谈婚姻中的责任义务问题，而情感本身的因素探索得不够。那么文学作品还比较多地表现一种功利性的婚姻对人性的伤害。前面那种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功利性的婚姻对人性的一种伤害。比如非常典型的是张爱玲的《传奇》，是吧？麻油店家的那个健美的大姑娘曹七巧要嫁到豪门巨宅里面去当二少奶奶，豪门巨宅为什么会看上一个没有家庭背景的女人呢？因为那个二少爷是残疾的。那么这个曹七巧的家里人把她嫁出去之后，这种是功利性的婚姻。这个功利性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哥哥包办，这作为一种对封建性东西的批判。还有一种是钱财的考虑。那么这种婚姻他就写了，曹七巧在这个婚姻里面她是如何变态的、如何被压抑、如何痛苦。痛苦之后呢，她的痛苦呢，并没有生出一种悲剧的美，她生出了一种变态，他后变成了一个绞杀儿女幸福的人。那么她写了黄金的家，她一辈子就套在黄金的枷锁之中，她又用这个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她的儿女。这个我想张爱玲是写得非常深刻的。在这个作品里边，作家其实批判谁呢？如果说批判曹七巧，一边批判曹七巧的时候，同时又理解了她，对她有深度的理解，并没有去批判具体的个人，是批判一种制度。

　　我们现当代文学模式里边，进入功利婚姻的话，往往是男人进入功利婚姻比较多的受批判。比如像新时期的启蒙小说里边很多比如说男人上了大学，就抛弃了原来的妻子，或者说在文革之中什么的，比较多的受批判。那么女人在功利婚姻中有时受批判，有时是不受批判的。比如她如果是在文革的时候，看到谁有权有势了，她是受批判的。很多时候作家都阐释女人是无可奈何的。那么还有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婚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婚姻它面对的一个考验，就是爱情转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问题。那么这个主题在现当代文学中非常多。很多都是先进的男人遇到落后的女人。那么还有就是两个本来是和谐的夫妇结婚了之后，女人呢，变得不革命了。比如叶绍钧，就是叶圣陶先生的早期一部非常著名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倪焕之跟金佩璋理想非常共鸣的一对夫妇。但是一结婚之后呢，金佩璋就忙于生孩子，而且还跟婆婆闹矛盾。这个倪焕之就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得到一个妻子之后我却失去了一个爱人。小说是从男性的角度写的，写了这一点。那最后呢，这个倪焕之死去以后，金佩璋又觉醒了，去接过他的旗帜往前走。这个是男性文学中相当典型的一个模式。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当代文化里边，日常生活没有地位。我们以前用革命来说，革命的日常生活是“小资”情调，它没有地位。只有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思启蒙以后，日常生活的地位提高了，她的日常生活地位，这个问题才有反思。日常生活呢，变成正面形象的话，主要是从新写实小说，池莉她们的小说，《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还有方方的一些小说。新形势下他认可一种价值观念，像那个《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她一天的日子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无奈。但是呢，小说最后提供一种价值判断，你只能认可这样的生活。她说家里有个妻子是烫着一个鸡窝头的，唠唠叨叨的妻子。但是每天你在天刚蒙蒙亮，你要出门去赶渡船的时候，也就这个妻子烫着头目送你走去，你回到家就这样一个没姿没色的一个妻子给你炒好了菜。他有个女徒弟非常美，他知道很美，但是那不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不要有非分之想，我就认可生活给我的这样的东西。新写实肯定日常生活的价值，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认可、接受生活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想新写实小说它有它正面价值，就是肯定日常生活观念。肯定日常生活观念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生活之中很可能被左的思潮所压抑住的一种东西，对我们前面的文学有很多的补充。

　　那么作家反映了很多很多问题。那么有的同志可能说，反映很多问题，但是呢，其实很多问题很难解决。安娜·卡列尼娜能不死吗？我想文学的功能在于什么呢？它在于表现人性、理解人性。它这种表现和理解，从个人化的角度中提示很多东西，它可能让我们以一种更富有人性化的眼光去看待婚姻。那么可能有利于婚姻观念的一种改变，那么有的东西可能是无可改变的时候，可能文学的功能就是陪伴孤独的个体生命的这样一种功能，它给你提供一种陪伴的功能就行了。所以文学是一种个人化的叙事。好，我就讲到这儿吧。

　　问：李老师您好，前一段有一个叫木子美，她写了一本书叫《遗情书》，您知道吧！我知道。她的书的一些内容，写了一些网恋，包括一夜情，还有一些与多人保持着性关系，都是她以前的一些男朋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对这件事和这个木子美的现象，您对这件事的评价如何？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了一些事，不管近代的，还是更远一些的作品吧，主要都是一些男性作品、男人笔下的一些女性形象，您对于像这种女人自己写自己，自传体的这些题材，张显自我，张显我个性的一些东西，您对这些题材的一些评价。好，谢谢。

　　答：性是完全可以写的，但像木子美的问题，她暴露她跟很多人的那种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不知道有没有涉及法律上的隐私权的问题，如果涉及具体人的隐私权的问题，木子美显然是自我炒作，我觉得这点上我并不认可。而且女人来通过性来自我炒作，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迎合社会的男性心理，男性有一种窥视女人性的愿望，那么女人怎么样能够聪明呢？成为男人最好的消费品，就是我们聪明最好的方式。我觉得这和九丹她们的作品，一定意义上，我觉得都是相似的，我用一句很刻薄的话，是一种女奴的精明，是不是这样？女人的性是健康的，但是我们必须从女人的主题角度来理解她，那么女人的幸福和男人的欲望，遮遮掩掩地，我露一点给你们看。

　　我觉得通过做最符合男人的欲望的女人来取得利益，这就是女奴的精明。就跟潘金莲迎合西门庆的趣味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社会不必要对这种木子美的现象大惊小怪，也就是因为有大惊小怪，所以包括刚才这个同志说的，女作家里边写女性自我的，我觉得这些作品每个都得具体分析，我不能够说哪些好、哪些不好。相当一些作家的作品，像陈然她们的，林白，很多人的作品我是比较认可的。因为以往的女人都没有性，潘金莲有性，但是她是负面的。那么所有的正面女人的性体验是没有被表现的，但女人的性体验是合理的。我觉得有合理表现的需求、正面价值。但是你不能把这样东西拿来做卖点，做卖点的话，又把自己变成为看的对象，成为男权文化的客体。因此，我觉得这样子不好。

　　问：在听您讲座的时候，想起了前不久看过的一本小说中的一段论述。这段论述是这么讲的，说是：男人的爱情发源于生殖器，止于大脑；女人的爱情发源于大脑，止于生殖器。男人和女人说到底不过是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对话。您对这段论述怎么看？这段论述对于女性形象是公平还是不公平，谢谢。

　　答：这是一种看法，女人是没有欲望的。是吧？男人呢？是有欲望的。那么这个其实是，我认为我可能更认同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说，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差别，都大于类型之间的差别。那么男人和女人可能都有欲望比较强和欲望比较弱的人，都不同，但是就一个性别群体来说，如果从天然来说，我觉得并没有这种欲望的差别。但是呢，文化会压抑女人的欲望的。因为男人如果没有欲望，他觉得我是不是一个男人？他有一种阉割的苦恼，他就会激发他的欲望。女人如果有欲望的话，她觉得不符合文化规范，她也是偷偷摸摸的，偷偷摸摸久了就会被压抑了。所以我觉得，从本质的角度上来说，现在有一种反本质主义，我就认同反本质主义的观念，就是有欲望和没欲望这种说法。您刚才说的这种观点，很可能是社会的一种规范，它会塑造粗暴的男人和没有欲望的女人。我觉得文化应该去除这种观念，但个体之间是不同的。

　　男女之间的婚姻爱情是特别复杂的，我个人觉得是根本说不清楚的。那么正因为它复杂丰富、说不清楚，所以才成了文学表现的永恒的主题。就是我们看任何一个作家写文学作品，至少都离不了要写男人、要写女人，要写婚姻、写爱情。我们想过没有，“人”字几乎是汉字当中笔画最简单的汉字了，一撇一捺，但它所承载起的内容是无穷尽的。有男人、有女人，才有情有爱、有恨、有性、有欲、有婚姻，有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切一切。所以呢，也只有写出了人的情感、性欲、婚恋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男性的婚姻爱情，或许才称得上是完整和圆满的。不管是文学作品也好，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好，我只能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希望我们所有的男人女人都相亲、相爱、相悦、和谐、完美。

　　最后让我们感谢李玲带给我们的演讲。好，我要谢谢大家，谢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