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1949（插图版）

龙应台

简介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在酝酿十年闭关写作一年于2009年9月推出的新书，该书以龙应台父母亲的1949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乡下的老人家。为此，龙应台一年间足迹遍布三大洋五大洲，寻访历史人物的声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龙应台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用文学书写，对上一代致敬与告别写作过程中，龙应台为搜集史料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更上山下海、求助各种单位，才一一发掘出这些“不知名的小人物”，将那个时代生死契阔的流离经历写成这部书，像是她好不容易从一串新几内亚拉包尔战俘营的名单中，联络到老兵利瓦伊恂，却听见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所有的同伴都死光了，只剩下我还活着。因为，我在等这一通电话。”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以女孩“美君”在兵荒马乱中离开淳安家乡为起头，“美君”就是龙应台的母亲；“龙应台”的名字，代表她是离乱中第一个出生在台湾的孩子。“远离了1949年的价值观，我们的上一代逐渐发展出温柔的、文明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充满深情的致谢和无尽的感恩，起点就是，说一声深深的对不起。”

感谢原制作者：Jshzy007

【小T出品】

目录

开篇语

找到我

行道树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他是我兄弟 寻人启事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附注

附录

开篇语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

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

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头播种，

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返回总目录

找到我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

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

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

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我

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

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返回总目录

行道树

我真的没有想到，飞力普，你是认真的。

你把录音机架好，小心地把迷你麦克风夹在我白色的衣领上，[这样，收音效果最好]你说，然后把笔记本摊开，等着我开讲。

我注意到，你还记下了录音机上显示的秒数，方便回头做索引。这都是历史课教的吗？

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十九岁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感兴趣呢？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漂浮着的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

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

如果这些树还长果子，他们的果子要不就被风刮落、在马路上被车轮辗过，要不就在扫街人的咒骂声中被拨进垃圾桶。

谁，会停下脚步来问他们是什么树？

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眼睛看着你，似曾相识的眼神彷佛还带着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你没把我当行道树；你想知道我的来历。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啊！休息的时候，你靠到窗边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长长瘦瘦穿着牛仔裤的腿，然后把耳机塞进耳朵，闭起了眼睛，我看见阳光照亮了你浓密的头发。

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个虽然和我关系密切，但是对于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对于我身世后面那个愈来愈朦胧不清的记忆隧道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那个记忆里，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悖论，痛苦和痛苦纠缠，悖论和悖论抵触，我又如何找到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我该从哪里开始？

更让我为难的是，当我思索如何跟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想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所以说，我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对你叙述的，只是既然承担了对你叙述的、我称之为“爱的责任”，我就边做功课边交“报告”。夜里独对史料时，山风徐徐穿过长廊，吹进室内，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

我能够叙说的，是多么的微小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给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写真。但是从浓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间，聪慧如你，或许能够感觉到一点点那个时代的蒙住的心跳？

【图：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返回总目录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1、美君离家

　2、躲躲雨

　3、码头上

　4、美君回家

　5、上直街九十六号

　6、追火车的女人

　7、不能不遇见你

　8、追火车的小孩

　9、最普通的一年

　10、扛着锄头听演讲

　11、百叶小学

　12、潮打空城

　13、四郎

返回总目录

1、美君离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轮”沉没之后没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一个肉肉的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驻常州的宪兵队长。

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美君仓促上路，临别前对母亲也就是平常地说一句：“很快回来啦。”

跨出家门，头都不曾回过一次，虽然知道那瘦弱的母亲，裹着小脚，就站在那老屋门边看着她走。

美君也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一弯清净见底的新安江水，对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这淳安城，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美君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聪明、果决、坚强。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有一回，买卖做完，回程上，一个家族长辈装了满船的盐，从杭城运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现缉私队的士兵，拦下船准备检查。船上的人紧张得就想跳水，长辈脸色发青，美君才知道，这一船的盐，大部分是私盐。

她看长辈完全乱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势，便作主指挥，说，“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两袋合法的官盐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后要工人那年轻丰满的媳妇，坐到存放私盐的船舱入口的门坎上，脱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导演一样告诉她坐在哪里，怎么坐，然后盯着她看看，又说，“把簪子拿掉，头发放下来。”

船缓缓停下，缉私船靠近来，抱着枪的士兵一跃而上。美君先请他们检查船板上的两袋官盐。士兵打开袋子，检查标签，抓一把盐在手心里闻闻看看，然后转身要进舱房，可是一转身，就看见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个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时吓了一跳，美君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

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淳安的长辈们在对我叙述这故事时，美君就坐在旁边咯咯地笑。

最后一次离开淳安时，后来美君跟我说，她确实回头看了一眼那城门两边的石狮子，一边一只，已经在那里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狮子就蹲在那里，不让你有任何的怀疑或动摇，他们会在那里天长地久。

淳安，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贺齐所开垦设置，当时的淳安人被称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种，逐渐发展成吴国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这里做县令，淳安人为他建了个“海公祠”，是美君小时候每天经过的地方。

美君会描述她家里的家具：柏树做的八仙桌，有一种扑鼻的清香味；母亲的床，木头上全是雕花；天井里头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养着高高挺挺的粉红色风荷。家的大堂正中挂着三代的祖宗画像，谁是谁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骄傲地说，“最下面那一排穿着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间乡试的武举，后来还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问她，“‘留守’是什么官？”她歪着头想想，说，“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长吧？”

2、躲躲雨

离开淳安之后就是一路的狼狈迁徙，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以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海南岛一个混乱骚动的码头上，汹涌的人潮拚命地要挤上大船，丈夫在另一个港口，失去了联系。

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国军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

奉命负责掩护撤退的部队，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最后到达了码头，却只能在岸上看着军舰迅速起锚逃离。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泪眼汪汪看着掩护自己上船的袍泽被抛弃。

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国军部队，这时也傻了。徐蚌会战中牺牲惨重的六十四军，三月间在海南岛紧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还有一千多个是一路“抓”来的青壮少年。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1]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再来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脸色苍白的美君在码头上，才从产房出来没几天，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但是，别搞错，从淳安抱出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带到湖南的老家，让奶奶保护，此刻在怀里安然闭着眼睛的，是在海南岛出生的应达。

叫他“应达”，是想，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方才明白，要“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让这婴儿带来“到达”的希望吧。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3、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多难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分，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溃堤的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难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难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

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汽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图：一九五三年，摊子已成小店，美君抱着一岁的女儿，女儿叫「应台」。】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我从小就听她说：“新安江的水啊，”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是透明的！”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美君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对游弹琴啦，讲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

牛，她总说“游”，所以“牛奶”，就是“游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

我这个高雄出生的女儿，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也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水。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带着美君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美君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终于允许人们回乡探看以后，乡亲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吧，可是淳安来的美君却冷冷地说：“回去？回去看什么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美君离开淳安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

“岛？千岛？”美君不悦地纠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么千岛。”

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美君确实没想到五十年的“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美君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美君的话，在他们耳中简直“迷信”得骇人，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坟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美君说。

一个亲戚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姊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这个彪悍的女生要发作了。

“我在台湾遥祭了五十年，”美君顿了一下，脸色很不好看，然后一口气说出来：“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

又是一阵安静。

“……火烧船事件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美君还是寒着脸孔，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天，终于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来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彷佛心中有一个隐藏的导航系统，看穿湖水，将每一座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凈，原始自然，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让大人牵着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润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美君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里。”

她指的这个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是一片秃秃的黄土。我们跳上泥泞的滩。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边回忆边说，“那个时候，是小表哥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美君看见的是两块破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在线。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美君的白发凌空飞扬，我紧紧扶着美君，满耳呼呼的风声，还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语音，“……爸爸——我来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说你很冷……”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土红的表面已有绿苔。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像柔弱无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这是那年缉私船检查私盐的地方。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一团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窗外，疲倦地把头靠在玻璃上，轻轻地说，“是吗？”

我伸出手去环着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号

这几年，美君不认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礼貌地说，“谢谢你。有空再来玩。”

每隔几分钟，跟她说一遍我是谁，她看看我，闪过一丝困惑，然后做出很有教养的样子，矜持地说，“你好。”

奇怪的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不记得了，她却没忘记淳安。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海公祠，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

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岁了，还是秀丽姣好的。

我问她，“你是应美君吗？”

她高兴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吗？”

她一脸惊喜，说，“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

天黑了，带她上床，帮她盖好被子，她怯怯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妈妈呢？”

我决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见的故乡，我去帮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龄人。几年前三峡建水坝，中国政府为百万人的迁移大费周章，建新村、发偿金，还有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热泪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迫离开祖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乡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中，他热切地说，共产党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

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开发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项目。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

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经历被迫迁徙的这一幕：

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2]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八十几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画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市政府工务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打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滚动条，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属于美君的新安江画像。

面对着这张不可思议的图，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里吗？”

“知道，”余年春说，“上直街九十六号。”

他弯腰，把上直街九十六号指给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说，就在新安江畔。

“不会错吧？”我问。

“绝不会错，”老人十分笃定地说，“你看，美君的父亲叫‘应芳苟’，这图上写着喽。”

弯下腰细看，上直街九十六号的那一格，果真写着“应芳苟”三个字。

“那么，”我沉思着，“美君在一九四九年离开的城门，有两个石狮子守着的那座城门，走向杭州，然后从此回不了头的，会是哪一个城门呢？”

“在这里。”老人用手指在画上标出城门的位置。

三米长的滚动条，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系的水底故乡。

回到千岛湖畔的饭店，我开始看那水底淳安的录像带。

当地政府为了观光的需要，派了摄影队潜入几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没四十年之后，去看看水草中闭着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处，一片地心的漆黑；摄影队的灯，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电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郁郁的水藻微颤，一座老屋的一角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这，会是美君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光，没照到城门口那对石头狮子，但是我总算知道了：他们仍在原来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头一瞥的地方。

6、追火车的女人

美君紧紧抱着婴儿离开淳安，在杭州上车时，火车站已经人山人海；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车窗里塞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贴着人。

火车往广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个荒凉的小镇，煤烧光了，火车不动了。于是有军官出来当场跟乘客募款，搜集买煤的钱。

火车又动了，然后没多久又会停，因为前面的一截铁轨被撬起来了，要等。等的时候，美君说，旁边有个妈妈跟一路抱在怀里的四、五岁大的孩子说，“宝宝，你等一下哦，不要动。”

女人爬过众人的身体，下了车，就在离铁轨几步之遥的灌木后头蹲下来小解，起身要走回来时，车子突然开了。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在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车厢里头也大哭，找妈妈，但是谁都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你记得她的脸吗？”我问。

“我记得她追火车的时候披头散发的样子……”

美君半.不说话，然后说，“我常在想：那孩子后来怎么了？”

火车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两个传令兵抱着孩子挤下了车。

想到那个追火车的女人，她决定把怀里的婴儿交给衡山乡下的奶奶。这样的兵荒马乱，孩子恐怕挤也会被挤死，更别说在密不通风的车厢里得传染病而暴毙。一路上，死了好几个孩子和老人。

应扬，让奶奶抱着，在衡山火车站，看着美君的火车开走。他太小，连挥手都还不会。

美君继续南下，到了广州。丈夫，带着宪兵队，驻守着广州天河机场。

7、不能不遇见你

我到了广州。

问广州人，

“听过天河机场吗？”

摇头。没有人知道。

问到最后，有个人说，“没听过天河机场，但是有个天河体育中心。”

到了天河体育中心。庞大的体育馆，四边的道路车水马龙，哪里还有一点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空旷的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宪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统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蒋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统了，而且，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失守，蒋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广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木极少，植物难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壮大外，余亦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点，不惟台湾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3]

三十岁的宪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局，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难的人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了几千里，他们的校长们正在和国军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着他们到来。

【图：这年，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

这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跟着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

没想到狗一上火车，从窗口一跃而出，不见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生大急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报名加入了中国空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上尉让家人先到黄埔码头，直接在船上等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相会。

“可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难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妈又急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时，不知怎么装黄金的箱子掉了下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宪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宪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宪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像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虽未负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时不姓刘吧？”

8、追火车的小孩

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疲倦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温柔的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系在身边。可是，她还没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铁路。

美君的火车在清晨到了衡阳，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铁轨被爆破，断了。

火车里的人，心急如焚，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暗，车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图：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

永州？我赶快看那个呼喊“永州”的人，迷雾里站着一个驼着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里，我看着他：如果现在跟着他走，没多久我就会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的地方啊。为了柳宗元，我特别跟着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广场边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湿漉漉的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直冲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断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烧得焦黑。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层多年累积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箕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直长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过是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这就是美君和应扬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种冲动。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然后它愈走愈远。

美君和佛生离开了铁轨，沿着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用一根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就在那狭小的田埂上，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这是我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老婆婆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龙应扬。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

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铁轨延伸到转弯的地方，剪票口这边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在门边，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每一个车窗，都被人体堵塞。

美君心乱如麻，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老人家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看看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

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

美君松开了手。

她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转身拉起奶奶的手，说，“我们——很快就回来。”

佛生把她，像货物一样，从车窗塞进去。

龙家院的族人一会儿重新挑起扁担干活去了，我和应扬走在田埂上，边吃橘子边谈天，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应扬一下子就红了眼眶，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眼睛，在洪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认得。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譬如讲，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那就像拿刀砍你一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多好，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速度都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可是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9、最普通的一年

和应扬走在田埂上，几株桃树，枯枝桠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衬着后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峦起伏，像一个超大的美丽画布，前景还有一只水牛坐在空地里，悠悠晃着尾巴赶果蝇，一派恬静悠闲的农村风光。槐生，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非常具体的，就在现在我踩着田埂的龙家院的土地上长大。

一个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这片土地，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开《衡山县志》。[4]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国七年，等着他到来的世界是这样的：“四月，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与南军在湘江、水沿岸混战，奸淫掳掠。青壮男女进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芜。七月，苦雨、兵灾、水灾交加，农民苦不堪言，拖儿带女，外出逃难”。

槐生两岁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饥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饥”。

五岁那年，大水滚滚从天上来，

“湘江、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无几，灾民露宿两三个月之久”。

十二岁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骤发”。

十五岁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灾……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

十七岁那年，山洪爆发，“农民外出成群乞讨”。

十八岁那年，丝虫病流行，湘江、水暴涨，衡山重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疟疾流行，衡山死亡两千多人。国共战争全面爆发、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县志是这么写的：

衡东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饥民觅食草根、树皮、观音土，霞流乡饿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粤汉铁路一线有数以万计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乱流行。秋，患病率达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边远、偏僻山区缺医少药，情况更为严重。莫井乡八三五五人，患疟疾的达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几年的湖南孩子怎么长大，县志说的简直就一模一样：

民国三年，军阀作战，衡山境内初等小学由一百六十所减至十八所。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虫灾交加，农民靠树皮、野草充饥，成群结队出外乞讨，卖儿鬻女，死于沟壑者比比皆是。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连降暴雨，湘江、水横流，发生“光绪丙五”大水灾。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灾。灾情惨重。

沈从文这个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岁，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凤凰镇。

九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时候，野孩子沈从文看见的家乡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5]革命失败了，官府到处杀造反的人。刑场就挑在沈从文常逃学玩水的河滩上。每天杀一百个人左右，看热闹的大概有三十个。抓来杀头的，基本上都是无辜农民，后来杀的实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赶到天王庙大殿前，掷筊。顺筊开释，阴筊杀头。该死的农民，自动走向左边去排队，该活的，走向右边。没有人抱怨。

调皮的孩子每天到河滩上去看砍头，一二三四屈指数尸体，要不然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犯人到庙前看掷筊。[6]人头砍下之后，地上一滩血，那看热闹的大人们，欣赏杀头之后，品头论足一番，还要前去用脚踢踢那尸体，踹踹他肚子，最后觉得玩够了，无聊了，便散开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沈从文已经从军，跟着地方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乡下搜索所谓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农民就被绳子捆了来，先打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再加一顿呻吟惨叫的夹棍；酷刑之下，超过半数的人画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头。

沈从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看了七百个人头喷血落地。前两年，地方道尹已经杀了两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军司令，又杀了三千人。现在轮到沈从文的卫队，“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7]

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兵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

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图：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10、扛着锄头听演讲

来到湘江畔一个寂寥的渡口。

刚好是黄昏，江面上开始起雾，薄薄的阳光融进雾气，一种朦胧的温柔色调使对岸的民居映在水色天色里，一片空灵。

一千年前，大学者朱熹和张栻就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上岸，“朱张会讲”的消息轰动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也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二十三岁的长沙师范学生毛泽东，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萧瑜用一把雨伞挑着一个小包袱，故意不带钱，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里去认识自己的土地，去锻炼自己。想想，这不就是民国初年版的“嘻皮”(hitchhiking)走天下吗？两人又哄骗又耍赖地让船夫渡他们过江。

徒步到了益阳，家乡的农民情状，萧瑜记录下来：

毛泽东和我上了船，但觉河水暴涨高与天齐。整个景色全然改观，无数房屋、树木给淹没了，在汹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叫儿女，儿女哭叫父母。[8]

毛泽东对农民的苦难，是不陌生的。

步行千里之后，两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烂不堪了，分手时，毛泽东急着回家，因为父母“给我做了两双鞋子，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哩。”[9]

三十二岁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对着湘江的烟波浩渺，一挥而写“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支持毛泽东出任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毛的主导下，讲习所开始到各个乡村去鼓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教导穷人起来斗争地主和富人，随着国民党的北伐军占领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如野火腾空，一下燃烧开来。

长沙的孩子在巷子里玩的时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歌，六十年后的孩子也会哼，只是歌词不同，他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爸爸的自传说，”我问应扬，“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常跟着他妈到处跑，去听演讲、参加群众聚会什么的，还说，他妈到过上海纱厂做工。”

脱下鞋袜，把脚伸进湘江水中，凉凉的，我想跟应扬求证的事很多。“祖母那么一个湖南的农村妇女，又不识字，怎么会去听演讲？怎么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从衡山这种乡下跑到上海纱厂去做工呢？”

应扬回说，“因为奶奶参加了农民协会，她是共产党员啊。”

我吓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

“对，”应扬很稀松平常的样子，“她跟我说过，她去听毛泽东演讲，还带着七、八岁的爸爸。”

“啊？”我听呆了。

“毛泽东到衡山来对农民演讲，鼓动革命。祖母扛着锄头去听演讲，而且加入农民协会，跟群众闯进地主家里，打地主，她都做了。后来闹得太凶了，人家地主回头要来抓这些农民，党才协助祖母这些贫农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到衡山一带实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结束以后提出了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湖南农民的打砸杀烧所作所为，是这么描述的：

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10]

然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农民做的，“好得很”，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扛着锄头的农村妇女，带着身边六、七岁的孩子，到广场上听毛泽东演讲。槐生，原来你也在那里。

但是没多久，七岁的槐生，开始上学了。他没鞋子穿，打着赤脚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时候，妈妈给他纳好的粗布鞋，穿在脚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学去上学。

槐生开始识字，没多久就和一班极度贫穷但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同读《古文观止》，清朗的幼童读书声，款款的湘楚之音，当农民荷锄走过河畔时，远远都能听见。

11、百叶小学

家里常常没饭吃，正在发育的槐生，有时饿得晕眩，但是他不敢说——他知道在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比他还饿。贫穷的孩子，太早学会体恤。

后来，他常跟我们说，有一次，他放学回家，下大雪，冷得手发紫、脚抽筋，饿得发昏，跑了几里的结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进门——我们，槐生在海岛长大的儿女们，就用混声合唱，充满嘲讽，回说——“你妈就拿出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我们的意思是，天哪，这故事你已经讲一万遍了，跟你求饶吧！

但是槐生浑然不觉儿女的嘲讽，继续说，而且还站起来，用身体和动作来具体化当天的情景：

“我进门，妈妈站在那里，高兴地看着我，手里拿着那碗白饭，我心里想，平常连稀饭都不见得吃得到，今天怎么竟然有白米干饭。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过来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哗一声打碎在地上……”

我们像希腊悲剧合唱团一样插入旁白，“然后你妈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紧密的记忆隧道里，接着说，“对啊，她误会我了，以为我生气，因为只有白饭没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没吃，就为我省这一碗饭……”

我们还要继续混声合唱，槐生已经泪流满面。他从西装裤袋里拿出他那一辈人会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块，印着格子的棉手帕。

见父亲泣不成声，我们才住手，不吭声。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图：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他每次从抽屉里拿出那双布鞋底来的时候，也哭。

槐生这个独子，十五岁离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县志》上说“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的那一年。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篓到市场去买菜，槐生看到火车站前面宪兵在招“学生队”，这半大不小、发育不良的十五岁的少年，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把扁担和菜篓交给龙家院同来的少年叫“冬秀”的，就两手空空地跟着宪兵走了。冬秀回来说，槐生冒充十八岁。

六十年后，当我读到前辈作家王鼎钧的自传《关山夺路》时，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车站，槐生大概看见了听见了什么。

一九四五年，那时槐生已经是宪兵排长了，十九岁的中学生王鼎钧也聆听了一个宪兵连长的“招生”演讲。连长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连长）很懂群众心里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11]入伍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王鼎钧说，这是“以国家之名行骗”；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无法原谅这场庞大“骗局”的制造者——国家。

槐生脱离了民不聊生的家乡，没想到，在宪兵队里却同样吃不饱。每天饿着肚子上课、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国家“法治之兵种”满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来充饥。有一次打野外回来，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槐生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衡山，匆匆要母亲来车站一会。十五岁离家的儿子，这时已经是宪兵连长，带着整个宪兵队，经过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

槐生的农民母亲从山沟里的龙家院走到衡山火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待发，慌忙中，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过的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带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槐生说，我要你们记住，这双鞋底，是你们的奶奶亲手缝给我的……

我们无所谓地站着，哎，这是哪里啊？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湾苗栗县苑里镇耶，谁见过布鞋，谁管它是谁做的、谁给谁的什么啊？

槐生从裤袋里掏出那方格子手帕，开始擦眼泪。

等兄弟们都被允许“解散”了，我这唯一的女生又单独被留下来。

槐生坐进他那张矮矮的圆形破藤椅，虽然有个破电扇开着，他还是搧着一把扇子，说，“来，陈情表。”

十二岁的龙应台，站在她父亲面前，两手抄在背后，开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学早已拆了，听说，就迁到了龙家院的山坡上，现在叫做“百叶小学”。我说，应扬，

那陪我去看看。

【图：百叶小学，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陈情表」。】

到了山坡上的百叶小学，老师听说我是为了十五岁就离家的槐生而来的，年轻的老师把“陈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笔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来：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这是第一次，我听见“陈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诵；童声的混合音，从校门口田埂走过的农民也听见了。那阴阳顿挫之处，跟槐生当年念给我听的，竟是一模一样。

12、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满十八岁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国决定全面抗战的那一年。

十八岁的槐生，长得特别英挺帅气，碰上的，正好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可怕、最激烈、规模最大的战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发的淞沪战役，日本动员二十五万人，中国动员七十五万人，日夜不停的绵密战火，打了三个月以后，中国军队死伤几近二十万人，是日军伤亡的四倍半。前敌总指挥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国军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12]

当日军继续从淞沪战场往南京挺进的时候，槐生已经是驻守第一线雨花台的宪兵团的一员。

我们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线，杀敌无数，无奈守将唐生智无能，使保卫首都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互相践踏，加上日人海空扫射，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自传的这一段，也是槐生说过的“桥段”之一。我们稍大一点了，高高矮矮穿着初中高中的卡其布制服，这时会略带轻蔑地反驳他说，“爸爸，宪兵不是只会到电影院门口检查军人看戏买不买票的吗？你们宪兵哪里会上战场打仗？”

他就好脾气地看着我们，本来要说下去的下一个“桥段”，被我们冷水一泼，也就不往下说了。

他本来要继续说的是，“退到一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没得到通知说要撤退！我拚死爬过一江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生一计，就和几个离散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讲到这里，他往往会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们划了多久才划过长江吗？”

我们四个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课的做功课，看漫画的看漫画，通常没人答腔；我也许会装出一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一声关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江门”。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挹江门”，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页：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半圆形包抄开火。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已手无寸铁，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抗……历五个小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射出最后几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国，年仅四十六岁。[13]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说的雨花台。翻开另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人，受伤五十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14]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牲了五分之三。

从挹江门到长江畔的下关码头，只有两公里路，当年万人杂沓的逃命路线，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梧桐树林荫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树从车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纸张上忽明忽暗，我有点不能自已——在父亲过世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他才十八岁；满脸惊惶、一身血污逃到长江边时，后面城里头，紧接着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我想起来，初中时，槐生喜欢跟我念诗，他常吟的两句，是刘禹锡写南京的“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长江逝水滚滚，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13、四郎

台北的剧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槐生去听——那时，他已经八十岁。

不是因为我懂这出戏，而是，这一辈子我只听槐生唱过一首曲子。在留声机和黑胶唱片旋转的时代里，美君听周璇的“月圆花好”、“夜上海”，槐生只听“四郎探母”。在破旧的警官宿舍里，他坐在脱了线的藤椅中，天气闷热，蚊虫四处飞舞，但是那丝竹之声一起，他就开唱了：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满口湖南腔，跟京剧的发音实在相去太远，但是他嘴里认真唱着，手认真地打着拍子，连过门的锣鼓声，他都可以“空锵空锵”跟着哼。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个一个阵亡，自己也在战役中被敌人俘虏，后来却在异域娶了敌人的公主，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儿女在异乡成长，异乡其实是第二代的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十五年不见的母亲。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跪倒在地，崩溃失声，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槐生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哽咽出声。

是想起十五岁那年，一根扁担两个竹篓不告而别的那一刻吗？是想起大雪纷飞，打碎了一碗饭的那一天吗？是想起那双颜色愈来愈模糊的手纳的布鞋底吗？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样，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敌我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见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一整出戏，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过纸巾。

然后我意识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理着平头、须发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泪，他身旁的中年儿子递过手帕后，用一只手从后面轻拍他的肩膀。

谢幕的掌声中，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被人搀扶。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噙着泪。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交换了一组密码。散场的时候，人们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别慢，特别慢。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14、夏天等我回来

　15、端午节这一天

　16、管管你不要哭

　17、栖风渡一别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19、向前三步走

　20、十万大山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22、魔鬼山上

　23、山岩岩，海深深

返回总目录

14、夏天等我回来

那天，在香港机场送你回欧洲，飞力普，你说，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什么？机场面积？载客运量？每分钟起降频率？香港机场是我最喜欢的机场，但是，它是最大的什么？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屋顶。”你说。

真的喔？没这样想过。于是我马上停下脚来，仰脸往天花板看，还真想干脆在那干净明亮的地板上躺下来看，就像晚上躺在篮球场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样。

我的儿时记忆中，也有一个大屋顶。那是一个直通通的大仓库，在我七岁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顶了。

里面住着数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条肮脏的白被单挂在一条绳子上，就是隔间。两排房间，中间是长长的通道，男人穿着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里抱着一个印着大朵红花的搪瓷脸盆，趿着木屐，叭搭叭搭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

女人在你一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顶各处滴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婉约而缠绵，像夏夜的蚊子一样，缭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也不动。经过她前面，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人，更“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要走，但是他们一年一年住了下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个发现。常常在我问一个德国人他来自哪里时，他就说出一个波兰、捷克、苏联的地名。问他来到德国的时间，他们说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间，喔，我想，原来德国有这么多从远方迁徙过来的人，而且，他们大移动的时间，不正是中国人大流离、大迁徙的同时吗？

你对这问题，并不那么陌生。记得我的好朋友英格丽特吗？

就像华人会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或拉丁美洲一样，德人几世纪来也分散在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一九四五年一个冰冷的冬天，十岁的英格丽特，看着爸妈把珠宝缝进腰袋内侧、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里，用棉衣裹着几个祖传的瓷器，一个大铜锅用棉被包着，装满了一辆马车，一家七口上路，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波兰。沿着一条泥土路，车队和扶老携幼徒步的人流，远看像一列蜿蜒的蚁群。

快出村子时，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丽特说，包着黑色头巾的祖母无论如何要下车，而且固执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着她下车，蹒跚推开教堂花园的篱笆门，走进旁边的墓园，艰难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下来。

祖母怎么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别呢？英格丽特说，我们都以为，暂时离开一阵子，很快就回来——那块土地和森林，我们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着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卡片，写了几个字，然后从后门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过一片布满沼泽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进他家门缝里，再冲回来，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爸看到我直骂。

我给米夏写的就几个字，说，“夏天等我回来”。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战胜者惩罚战败的德国，方式之一就是驱逐德人。一九四五年，总共有两千万德人在政治局势的逼迫下收拾了家当，抱起了孩子、哄着死也不肯走的老人，关了家门，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辈子以为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

一九四六年十月，终战后短短一年半里，九百五十万个难民涌进了德国，到了一九四九年，已经有一千两百万，难民几乎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街上走过来的每第五个人，就是一个“外省人”。

英格丽特跟我谈童年回忆时，我总有点时光错乱的惊异：带着“奇怪”德语口音的“外省人”

从东欧流亡到西德，怎么住进大杂院、怎么被在地的同学们取笑、怎么老是从一个阁楼换到另一个阁楼、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父母总是跟一撮波兰来的潦倒同乡们在便宜的酒馆饮酒、用家乡话整晚整晚扯过去的事，说来说去都是“老家如何如何”……

英格丽特的祖母，到了西德的第二个冬天就死了。英格丽特自己，一生没和波兰的米夏重逢过。

15、端午节这一天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国军撤离行动开始。十万大军，衔枚噤声疾走，方向：码头。几十艘运输舰，候在青岛外海。风在吹，云在走，海水在涌动。

英国驻青岛总领事习惯写日记。他记载这一天，不带情感，像一个隐藏在码头上空的录像机：

刘将军大约在九点四十五分启航，留下了两千人的部队在码头上，无法上船。爆发大规模骚动。

10:30 共产党进入四方区。

12:00 共产党抵达码头，占领海关，骚动立即终止。

13:30 更多共产党穿过高尔夫球场……

14:00 得报告，两千被遗弃之国军强迫一挪威籍运煤船载送国军离港，本领事馆居中协调，与该国军指挥官谈判，拖延谈判时间，以便共产党有足够时间进城，问题自然解决。

16:00 共产党占领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

16:30 共产党从四面八方涌入青岛。

18:15 共产党占领政府大楼，但尚未将国旗降下……显然他们没想到占领青岛如此迅速，他们人还不是太多。

这是不可思议的安静、和平的占领。[15]在刘安琪将军的指挥下，青岛撤出了十万国军和眷属。六十年后，到高雄小港机场搭飞机的人，如果有时间在附近走一走，他会发现，机场附近有青岛里、山东里、济南里……国军第二被服厂从青岛撤到高雄，马上在高雄小港重新设厂。山东逃难来的妇女，不识字的母亲们和还裹着小脚的奶奶们，只要你背得动一包十件军服的重量，就可以去领上一包，在工厂边上席地而坐，然后在一件一件军服上，用手工钉上一颗又一颗的钮扣。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母亲和奶奶们脚边戏耍，也在他们一针一线的穿梭中，不知忧愁地随着岁月长大。这样的巷子里，从巷头走到巷尾，听见的都是山东的乡音。今天你在那附近走一趟，还会看见很多老婆婆的手指关节都是粗肿弯曲的，你知道她们走过的路。

以“苋桥英烈传”和“路客与刀客”两部影片得过金马奖、拍过两百多部纪录片的导演张曾泽，这年才十七岁，刚刚加入了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六团，就上了青岛前线。跟部队行军到青岛郊外，发现青岛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御工事，铁丝麻袋遮盖着大大小小的军事掩体，坟，都被挖空，变成伪装的洞穴和壕沟。

枪声从四方传来，像冬夜的鞭炮。他知道，部队要“转进”了。

少年曾泽匆匆赶回青岛市中心的家，去拜别父母。一路上街道空荡荡的，像个鬼城废墟，不见行人，所有的建筑门窗紧闭。到了自家门口，父母亲从楼上下来为他开门，就这样站在门口，生离死别，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后来拍片的故事里，常有无言的镜头。

我看看父亲，他一向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注意到，父亲的嘴都起泡了。站在父亲后面的母亲频频拭泪，站在母亲身旁的弟弟则楞楞地看着我。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这也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16]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着一身戎装的国军张曾泽，匆匆辞别父母，然后全速奔向码头，跟他的部队搭上“台北轮”。张曾泽清清楚楚记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

那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十九岁，他在青岛。管管有首诗，很多台湾的中学生都会背：

荷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试图解析这诗，总是说，这诗啊，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

那当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人，在

“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那一天，十九岁的、乡下种田的管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约了管管，说，“来，来跟我说那一天的事。”

我们在台北贵阳街的军史馆见了面。他还是那个样子：八十岁的高大男子，长发扎着马尾，背着一个学生的书包，讲话声音宏亮，手势和脸上表情的真切、用语遣字的生动，不管他在说什么，都会使你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认真地听，就怕错过了一个字。

我们坐在军史馆里八二三炮战的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上，他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我们面对面。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把我们都吓一跳。他就把身体稍稍挪开，继续说，但是过一会儿，又“碰”的一声炮响——他又激动了。

我们的谈话，就在那“炮声”中进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龙：管管你山东青岛的家里本来是做什么的？

管：父亲是卖馒头的，对，卖馒头……那时豆腐已经不卖了。

龙：说说被抓兵的经过。

管：我们那个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岛的东边，现在已经变成青岛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来了！”

我妈叫我快跑。她给我做好了一个饼子，就贴到那个大铁锅的那个饼子，就是豌豆面、玉米面等等和起来，加上一点弄黏稠的饼，还是热的咧。我包在一个洗脸的毛巾里面，束在腰里，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个人。村的东北角就是山，我经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个山。

我这一生十九岁离开家，替我父亲母亲效劳报恩哪，最后两年就是去砍柴。

龙：家里很穷？

管：穷得没粮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后，年轻的我就把那个饼给吃了，突然“砰”一枪打过来，大家都四窜而逃。这一跑我们就四个人躲在一块麦地了，也不敢起来。

我肚子饿了不敢进村去啊，所以我们就从中午躲在麦地里边一直躲到晚上。为了决定在哪个麦地里面睡，我们还发生争执。我说不能在很深的麦地里面睡，因为晚上他们要搜，一定会搜深的麦地。我们就睡到小路边隙。乡间小路下过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车两边踩着这样走动啊。

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

他们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

我说，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

这一块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

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

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

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头发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这一伙学生，没抵达长沙；他们才到衡阳，就被国军李弥的第八军抓走了。跟着第八军到了云南，跟龙云的部队打仗，二哥被龙云俘虏，变成龙云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变成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加入了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很快地调查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马上遣送回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在栖风渡南下北上交错的铁轨旁，深思熟虑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两人的命运错开，十四岁的小弟张玉法，确实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那纯是偶然。

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广州，也已经风声鹤唳，有钱也买不到一张船票了。为了让五千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

七月四日，几千个学生聚集在广州码头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来，走了下来又回头上船；于是危难中命运再度分开“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么妹妹就留在码头上。

巨舰缓缓转身时，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码头上的，两边隔空对望，心如刀割。军舰驶向茫茫大海，码头上的人转身，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上了船的少年，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惨烈的撞击。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只要够一个高度，全部当兵去。士兵拿着一根竹竿，站到学生队伍里，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线。张玉法才十四岁，也不懂得躲，还是一个堂哥在那关键时刻，用力把他推到后面去，这懵懵懂懂的张玉法才没变成少年兵。[17]个子实在太小、不能当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湾南部的员林，组成了“员林实验中学”。喜欢读书深思的张玉法，后来成为民国史的专家，一九九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为这五千个孩子到处奔波、抗议、陈情的，是一路苦难相携的山东师长们。他们极力地申辩，当初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他们所承诺的是给孩子们教育的机会，不是送孩子们去当兵。作为教育者，他们不能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湾《新生报》】

七月十三日操场上的血，滴进了黄沙。五个月以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课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开报纸，就看见醒目的大标题：

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

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

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头，为山东流亡少年们奔走疾呼的七位师长，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

去年此时，徐州的战场上，五十五万国军在“错误”的指挥下被包围、被歼灭、被牺牲。所谓“错误”的指挥，后来才知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里呢？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一九四八年五月，河南也是一片烟硝。中原野战军刘邓兵团在五月二十日发动宛东战役，国军空军出动战斗机，在南阳城外从空中俯冲扫射，滚滚黑烟遮住了天空。

第二天，南阳的中学生们回到学校时，发现学校已经变成一片地狱景象：

从校门到走廊、教室、礼堂，挤满了“头破血流的伤患，脑浆外露、断腿缺胳臂、肚破肠流、颜面残缺、遍体鳞伤、无不哀嚎痛哭”。[18]南阳城外，国共双方伤亡一万多人，曝尸田野之上。五月天热，尸体很快腐烂，烂在田里，夏季的麦子无法收割。

这时诗人痖弦才十七岁，是南阳的中学生。

十一月，南阳的十六所中学五千多个师生，整装待发，他们将步行千里，撤到还没有开战的湖南。

开拔的那一天，十一月四日，场面壮观：五千个青少年，像大规模的远足一样，每人背着一个小包，准备出发。成千的父母兄弟，从各个角落赶过来找自己的孩子，想在最后一刻，见上一面。还有很多人，明明早就把银元缝进了孩子的裤腰，明明已经在三天内和姑姑嫂嫂合力赶工，用针线纳好了一双布鞋塞进孩子的行囊里，这时仍旧赶过来，为的是再塞给他两个滚热的烧饼。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中国，灌木丛的小枝细叶，已经被白霜裹肥，很多池塘沼泽开始结冰，冷一点的地方，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原和森林。可是霜地、冰川、雪原上，风卷云滚的大江大海上，是人类的大移动：

葫芦岛的码头，停泊着四十四艘运输舰，十四万国军官兵正在登舰，撤出东北。

八千多个山东的中学生，正在不同的火车站里等车、上车，在奔驰的火车里赶向南方，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码头上焦急地等船。

当南阳这五千多个中学的孩子在雪地里跋涉、涉冰水过河的时候，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在雪地里被包围，弹尽援绝，连战马的骨头都重新挖出来吃。

一九四八年冬天，进攻的部队在急行军、在追赶、在抄包、在冲锋；撤退的部队在急行军、在绕路、在对抗、在奔跑。大战场上，几十万人对几十万人；小战场上，几万人对几万人。战场的外围，城市到城市之间的路上，拥挤的车队和汹涌的难民，壅塞于道。

河南这五千多个学生，每走到一个有车站的点，就会失去一部分学生。

南下北上。一上车就是一辈子。

一个叫马淑玲的女生，穿过了整个湖北省，到了湖南的津市，却下定决心不走了，她要回家。脱离大队时，留下一直带在身上的《古文观止》，给赵连发做纪念。

跋涉到了衡阳，十六所中学联合起来，和衡阳的学校合并成立“豫衡联中”，继续读书继续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终于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安顿下来。零陵，就是古时的永州。

柳宗元被流放永州是公元八零五年秋天；一九四九年秋天，自河南历尽艰辛流亡到这里的四、五千个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顿在柳子庙里头。柳子庙是北宋仁宗在一零五六年，为了纪念柳宗元而建的。

和山东的孩子们一样，背包一放下，学生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马淑玲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卷九“唐宋文”第一位作者，就是柳宗元。学生在有风吹来的长廊下朗读柳司马的“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皆死。

然后老师一句一句解释：永州乡间以捕捉毒蛇为生的人，宁可死于毒蛇而不愿死于国家的错误政策，柳宗元用寓言来演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

十七岁的痖弦也坐在廊下跟着老师念书，柳宗元告诉他，公元八百年时，人民过的日子就是颠沛流离、十室九空的：

……号呼而转徙，饿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六十年之后，当痖弦跟我细说这段苍茫少年事的时候，他的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永州，也是个命运转弯的车站。痖弦在这里，脱队了，走上另一条轨道。

19、向前三步走

【图：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

龙：流亡学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痖：其实流亡学生的设计远在抗战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计划，几个中学编在一起就叫联中，大学就叫联大，所以联大不只一个西南联大，只是西南联大最有名。在抗战的时候，联大、联中是很成功的，很有韧性的，它让自己的民族在战争中教育不终止照常运作，相当成功。很多联合高中非常优秀，孩子们一边流亡一边念书，培养了很多人。

龙：内战就不同了吧？谁愿意自己的孩子离乡背井啊？

痖：对，内战以后，政府还想用抗战这个办法让学生离开，但响应的就不多，因为那时候大家认为贪污腐败的中央政府快完了，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了，小孩子不懂事，你们跑到南方去干什么，太可笑了。所以只有河南豫衡联中跟山东的一个联中出来；我们到湖南的时候，湖南人也说，你们瞎跑什么，往哪里跑？

龙：河南人愿意离开，是因为那时已经知道共产党的土改厉害？

痖：我们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的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斗争，把富人抓了以后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时候放在池塘里冰。

龙：那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左倾的，因为国民党腐败，为什么南阳中学的老师们不呢？

痖：豫衡中学很多老师比较老派，北大清华出身的，思想比较成熟，不跟新潮流起舞的那种。共产党在那时代是很时髦的、很新颖的、很有魅力的，但是在南阳教育界有些老先生不相信这个事情。

龙：五千个学生跟着校长老师亡命千里。现在说起来不可思议。到阳明山远足都得要家长签书面同意呢，还要做意外保险。学生跟老师关系特别紧密是吗？

痖：对。老师带着学生母鸡带小鸡一路跑，都没有跑散，因为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

跟着老师走，家长很放心。孩子很多本来就是住校，老师晚上拿着灯笼去查铺，一个一个小娃都睡在那里，老师才去睡觉，那真的是像父兄一样。

龙：说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那一天。我猜，你没有悲伤，觉得要去远足了还挺高兴的，对吗？

【图：一九五四年的痖弦】

痖：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孩子什么都不懂，就觉得好玩、高兴，觉得不用做功课了。

出南阳城时，我妈妈烙了一些油饼，跟着我们到城墙边上，我们马上就要开拔了嘛，乡下的孩子最不好意思的就是爸爸妈妈让同学看到。觉得爸爸妈妈好土，同学看到不好意思。

龙：现在也一样啊，我儿子都不愿意我被看到，他觉得丢脸。

.：我母亲拿个油饼塞我背包上，背包里主要是个棉被，棉被卷啊卷，然后背包的下面放一双鞋子，鞋子挨底，背包也不会太湿掉或是太脏。我妈妈就把油饼放在我的背包上面，然后我们就开拔了。

龙：没有回头看她？

痖：……就走了，没有回头。

龙：你妈到街头找你，街上五千个孩子，还有撤退的部队、伤兵，一团乱，你妈竟然找到你……

痖：对啊，找到了，还拿着油饼。

龙：那时还没学“诀别”二字吧？

痖：我不知道离别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诀别的意义是什么，不回头、摇摇晃晃一个小蹦豆就跟学校的队伍出城走了，我爹也在，我也没跟他打招呼。

龙：你是独生子？

痖：对。后来走到了襄樊，爸爸还托人来送了一双袜子给我。你知道那时候北方乡下都不穿线袜的，线袜我们叫洋袜子，都是布缝的袜子。以后我没有再接到他们任何消息，我再回去已经是四十二年以后了。

龙：爸妈什么时候过世？

痖：音讯全无啊。我上月就是到青海去找我父亲的墓，没有找到，他死在青海劳改营。我妈妈是死在家乡，我妈妈在儿子生死不明、丈夫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熬了好几年，连病带饿死在我家乡。

龙：一直都没通过信？

痖：没有通过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为家人带来大祸害。当时我也没有香港关系，就是小兵嘛，军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员会以为你是匪谍。

龙：父亲为什么去了青海？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的下落？

痖：我是前两个月才知道真相的。父亲做过副乡长，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劳改营，算反革命，他们告诉我，当时有三十万人被运去青海。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和医药，很惨。

龙：那妈妈的处境呢？

痖：我妈妈就在村子里，好像也有个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种。我妈妈死前告诉她一起做针线活的四娘说，“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龙：……别难过，弦，我们回到逃难图吧。你们从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码一千公里。

痖：你看过电影“齐瓦哥医生”没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边就是那种感觉。

龙：有没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痖：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没有跟上大队就没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许是老师把他带回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时候，我们还有好几千人。然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门廊下风很大，真的是“风檐展书读”。

龙：你怎么会离开呢？

痖：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同学中，有一个人说他看过一篇文章讲台湾的，说台湾是东方瑞士，说那边的甘蔗就像碗口那么粗，他说台湾的渔民不用结网，也不需钓具，只要把船开到海上去，在船上放盏灯，鱼就自己蹦到船上，渔民就在旁边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载满船鱼回去。

有一次我们已经半饥饿状态很久了，根本没有吃饱过，然后学校风雨飘摇还说要到广西去。

还没有开拔之前，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孙立人搞的，下面还接三个惊叹号。说是什么军官班要招生，训练三个月少尉任用，其实我们也走投无路了，我们就去了。

报名的时候出来一个说河南话的老乡，我们乡下孩子听到他说河南话，心想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那个人说，“吃饭了吃饭了”，煮了一大锅猪肉给我们吃。我们总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肉了。吃完肉后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说那就报名吧！一个礼拜就走了。

龙：你弦就为了一锅肉去当了兵，不是为了爱国啊？报了名，有没有跟老师商量？

痖：老师说的不听了。我还想着吃肉的时候，他们说台湾有多好。说台湾那个地方四季如春，腊月天还可以吃到西瓜，每个人到那儿以后发一床美国军毯，美国的喔，到了假日的时候可以把美国军毯铺在草地上野餐，他说还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后里边的衣服还看得见，天晴了还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这些，去台湾的心就更坚决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了广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龙：八月，那几千个河南出来的同学，马上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你却半途“下车”了。好，到了广州。

痖：在广州第一次看电影，片子叫“中国之抗战”，觉得很不习惯，怎么一个人头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

龙：也在广州黄埔码头上的船？

痖：对。船上没床铺，所有的兵都坐在舱面上，太阳就那么一直晒着，我们喝水就在船机旁边用茶缸接机器漏下来的滴水喝。坐着坐着，就晕睡过去了，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台湾到了”，一阵骚动，远远看到高雄的山，还有灯，愈来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卖香蕉的小贩，有同学有钱要买，人家给他黄的他不要，他说绿色的比较新鲜。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种很烫的东西，放在嘴巴里又拿出来，冒烟，叫做棒冰，冒着烟，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这么大热天吃这么烫的东西。

龙：北方土包子。这时还没自觉已经当“兵”了？

痖：接下来，带我们的那些人，态度就不太对了，“站好站好！”“排队排队！”已经到台湾了，那种笑面的就不太对劲儿了，到了凤山五块厝以后，有一个通信连的连长，也说河南话，说“你们如果认为自己说话还清楚，打电话人家听得懂的人，请向前三步走”，他要为通信连选

兵，通信连的兵讲电话要说得清楚。而实际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乡到他连上去，他又不能讲“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龙：那你有没有“向前三步走”呢？

痖：我和几位河南同学一起向前三步走，于是我们就被带开，换了军装，每人发一支没子弹的步枪，从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连的“上等兵”了。

龙：那“软玻璃”雨衣究竟发了没？

痖：发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那鱼市场里杀鱼的也都穿着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是临危授命。接到命令时，涌上心头的是少年时读诸葛亮“出师表”的两句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为难之间”。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的国军以寡敌众，一路惨烈应战，一路溃败后撤，牺牲惨重；十月十一日，黄杰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国军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炼，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时，在金城江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车站，学生的命运就和国军士兵的命运汇合成一股了。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

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

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避免为敌所用。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红河岸要过河时，浮桥被枪炮击断，几万个士兵，身上还背着器械，淹死在怒涛汹涌的红河水里。[19]

【图：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

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这是十万大山藏着毒蛇猛兽的原始丛林。追兵逼近来满山搜索时，难民躲在山凹中，学生看见，有母亲摀住幼儿的嘴，怕他出声。再站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国军士兵，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20]

协议达成以后，黄杰率着国军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国境关卡走去，他一再地回头远望隘店这边的山——十万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沟里，残破的尸体还挂在狰狞的树杈上，指挥官的心情，揉杂着惭愧、不舍，更有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这些士兵已经经历过的，很难跟别人说明白。

连续五个月的肉搏前线，一路上的生死交关，抢滩过江、越岭翻山，在身边牺牲的弟兄没法埋葬，在远方思念的家人无能慰藉。断了补给，他们满面风霜、一身烟尘。他们已经极度疲惫，但是为了国家体面，还是努力挺胸，维持行列的整齐。

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图：我一惊：这位上将，是越南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左下角的孩子，是陆军司令杨天啸）】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国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国军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

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国军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用最克难的方法，表演给患难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万国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

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坵采访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

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这位上将，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上将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

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铁丝网里头的孤军，三年半的屈辱和艰苦，在这样风雨动荡中出生的一个婴儿，六十年后，变成中华民国国军的陆军最高统帅——这个民族和个人的剧本，究竟怎么写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

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道地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多难兴邦、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

“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21]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图：六十年后，《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22、魔鬼山上

【图：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22]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23]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A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24]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难民。”[25]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图：】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线。（林百里和父亲）】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图：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图：】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年轻的蒋震）】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情局，”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着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26]

【图：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25、走一趟吉林路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27、小城故事

　28、只是一个兵

返回总目录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字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

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

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

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

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

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27]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28]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

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29]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

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丝带。[30]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象，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年一头猪

一九四三年一只鸡

一九四五年一个蛋

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31]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

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数据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32]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闹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州国名为独立，其实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州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那一丝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33]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亲手带来这些家族文件。

从法兰克福到你大伯汉兹在瑞士边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里，你是独自开车去的吗？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国”的性格，他一定会把家族历史文件分门别类，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第一个文件，纸都黄了，有点脆，手写的德文辨识困难，我们一起读读看：兹证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从俄罗斯战俘营遣返德国故乡途中死亡，并于十月十五日埋葬。负责遣返之车队队长托本人将此讯息通知其妻玛丽亚。车队队长本人是现场目击者，所言情况应属实。兹此证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图．巴布尔啊，你的德国奶奶玛丽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讯吗？

【图：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

还有一张玛丽亚的结婚照，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照片上两个人十指相扣，笑容欢欣、甜蜜。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埃德沃吗？

不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时，玛丽亚和他只知道爸爸在前线，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经关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终战了，镇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家还一直在等。

每天晚餐，玛丽亚在桌上多放一副盘子和刀叉，空在那里。每天摆出来，每天收回去。

这时候，五岁的小汉兹看见了他生平第一个美国人，几个美国大兵，坐在坦克车里，不，几个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车的盖子上，看起来很高大，吊儿郎当、兴高采烈，嘻嘻哈哈进到小镇。

“那……你有没有问汉兹，他那时觉得，德国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

“有问啊！”你说。

汉兹说，美国的坦克车进来了，他和一堆邻居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十岁不到吧，找了很多石头，裤袋里塞满了，拳头里抓着几块，躲在巷子口，坦克车一驶过，他们就使尽全身力气对美军丢石头。一面喊“美国人滚回去”，一面丢石头。

“像今天迦萨走廊的孩子对以色列的坦克车一样？”我说。

“对。”

然后，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

美国大兵把手伸进一个大口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对着德国孩子们用力丢过去。孩子们弯腰闪躲的时候，发现劈头洒下来的，不是石头或炸弹，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饿，”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

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

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27、小城故事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

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34]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35]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

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个“春

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减半背两颗。”[36]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

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37]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图：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38]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来，然后马上把俘虏补进战斗序列，送到第一线回头去打国军。所以共军说，济南六天牺牲了两千七百人，事实上，这数字还不包括那成千上万的俘虏，一抓过来就被推转身去抵挡炮火的俘虏。[39]如果你还愿意听，我就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载的故事。桑品载曾经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长条的群岛，贴着浙江沿海。

啊，我已经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区去了。那儿有条舟山路，紧贴着台湾大学的校园，看这里，街道图上写着“台湾大学路”，括号“舟山路”。

国军从舟山的撤退，当然是个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行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军在一千公里的长江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渡江，摧毁了国军费尽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红旗就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大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成为国军的反攻跳板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在定海加个油，就可以飞到华东和武汉去轰炸。

可是中共在苏联的协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

孤悬海天之外的舟山，距离台湾太远了，为了保存十五万国军的实力，蒋介石准备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开始，三十六艘运输舰、五艘登陆舰，三天三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十二万五千个军民，一百二十一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

【图：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

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十二岁的渔村小孩。桑品载，还带点奶气，睁着圆圆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过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码头上一眼望过去无边无际全是人，一片杂沓，人潮汹涌。原来是跟着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却在开航时，所有非军人眷属的女性都被驱赶下船，以便部队先行。品载站在甲板上，眼睁睁看着姊姊被迫下船。

国军的武器、弹药、锱重、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拥挤的、背贴着背、大汗淋漓、无法动弹的士兵，填满了船上的每一个缝隙。桑品载夹在混乱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

【图：】“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地骂说，你牙齿白呀，笑什么笑！”】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这十二岁的孩子马上想起来，撤退前国军就开始积极抓兵。舟山的五十四万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渔的。有人在打渔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稻田里躲避，却被乱枪打死。品载家隔壁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帮着抬花轿，新郎高高兴兴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还有新郎。一条小路上，一顶花轿，新娘一个人坐在里头大哭，四面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为“兵”的，据说有两万个少年青年。

那个错愕的新郎，应该是桑品载这小孩看见的、拚命挣脱绳子设法跳海的年轻人之一吧？

他游回岸上了吗？被打死在水里吗？还是，从此就到了台湾这个岛，参加了八年后的八二三炮战，面对家乡那边打过来的扑天盖地的炮弹，最后变成无家无室无亲人、住进“荣民医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岁的桑品载，上了基隆港，人们说的一句话都听不懂，苦儿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后，变成了一个“少年兵”。

他还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兵”，叫郭天善。你说，乱讲，六岁怎么会变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许在锦州，也许在四平，也许在德惠。妈妈带着幼儿天喜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千公里的路，最后到了台湾。

天喜的妈妈，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独自走到嘉义火车站的铁轨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体放了下来，等火车辗过。

孤儿郭天喜，就这么留在“幼年兵总队”里了。

“幼年兵总队”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

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

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40]我追问，“这郭天喜后来怎样了？”桑品载说不知道，失去了音讯。然后他就想起另外两个少年兵，也是没父没母的孩子，有一天背着通讯器材上山，被台风吹落山谷，从此就不见了。

“给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来。“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个头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在笑？”

确实如此。每个孩子都像在罚站。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的骂说，你牙齿白啊，笑什么笑！」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30、人民大街

　31、兵不血刃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33、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35、一万多斤高粱

　36、大出走

返回总目录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几张照片的背面，埃德沃的笔迹，褪色的蓝色钢笔水，草草写着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日期：

列宁格勒，一九四二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的战役？那个世纪大围城发生时，他在历史现场，是围城的德军之一？

照片上两个带着钢盔的德国士兵——我相信他们刚刚把墓碑上的花圈摆好……这又是什么呢？一包信？埃德沃从列宁格勒战场写给玛丽亚的信？是从阁楼里拿下来的吗？

我曾经上去过那个阁楼，木梯收起来时，就是天花板的一块，一拉，放下来就是楼梯，梯子很陡，几乎垂直。爬上去之后踩上地板——其实就是天花板，地板随着你小心的脚步咿咿作响。光线黯淡的阁楼里有好几只厚重的木头箱子，有的还上了铜锁，布满灰尘，不知在那儿放了几代人。

【图：他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他在历史现场？】

有一只木箱，漆成海盗蓝，我打开过，里面全是你爸爸和汉兹儿时的玩具、小衣服。当然，都是玛丽亚打包的。我当时还楞楞地在想，这日耳曼民族和美国人真不一样，倒挺像中国人的“老灵魂”，讲究薪火传承。但是，怎么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埃德沃有这么多战场家书？

列宁格勒围城。

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九月八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几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

三年里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

围城不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

九月八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埃德沃的家书，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壕沟里写的吗？

1942-2-10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特别晴朗，黑色的松树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如此丰美。我们距离列宁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里了。炮车的轮子在雪地里辗出一条花纹的印子。经过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我还很担心部队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时看见无边无际的白色平原，远程浓密的松树像白色桌巾的绣花滚边一样，令我想到：这美丽的土地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们都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行军中有人越过我，又回头对我说，“你是三师的吗？有没有看见刚刚的夕阳？”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夕阳是一轮火球，把黄金带蓝紫的光，照在黑松尖顶，简直像教堂的屋顶一样圣洁。

我不可遏止地怀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我们和约翰道别了。他是前天被苏军的手榴弹击中的，当场倒下。

载着火药的战车就成为他临时的“灵车”，上面放了弟兄们用松枝为他编织的“花圈”。“灵车”缓缓驶向坟穴，大家向约翰立正、致敬。

去年约翰曾经和我在一次炮火射击中同一个战壕。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太会分辨机关枪和炮弹的声音，吓得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现在，他可以把重担放下，永远地休息了。

1942-08-11

亲爱的玛丽亚，八月的暖天，你们应该在忙着收割麦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麦田歌。歌，总是使我强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阳从山头下去，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总算使我在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点点心灵深处的安慰。

这一把信，纸的颜色那样苍老，可是用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层层包着。看起来很熟悉；玛丽亚，常常系着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在她八十多岁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仍旧系着。

30、人民大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从南京飞长春，飞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两个半小时。如果是从法兰克福起飞的话，同样的时间，北边就到了丹麦，往南就会到马德里，往东已经到了匈牙利。在中国，你却只是到了另一个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经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

火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41]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

几年前才被迁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条大街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

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

“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42]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43]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

——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

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他的家书透露出他是那么一个感情纤细的人，当他在包围列宁格勒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被围的城里头的人，发生什么事？

我联想到另一个小规模的围城。河北有个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郸上去一点点。这个小城，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军足足围困了两年。

三万个居民的小城,“解放”后剩下三千人。解放军进城时，看见还活着的居民一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脸和腿，觉得特别惊奇：树皮都被剥光了、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门板窗框都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怎么人还“胖乎乎的”？那个时候，距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还有十年的光阴，围城的共军本身都还不清楚严重的“饥饿”长什么样子。[44]持久的营养不良症状是这样的：你会变得很瘦，但是也可能“胖乎乎”全身浮肿。你的皮肤逐渐出现尸体般的苍白色，感觉皮质变厚，肤面很干燥，轻轻碰到什么就会乌青一块。浮肿了以后，皮肤像湿的面团一样，若是用一个指头按下去，就出现一个凹洞，半天弹不回来，凹洞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你的头发，变得很细，还稍微有点卷，轻轻一扯，头发就会整片地连根脱落。你的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很酸。

你的牙龈，开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伸出你的舌头，你会看见自己的舌头可能已经肿起来，或者，也可能收缩了，而且干燥到裂开。你的嘴唇开始皲裂，像粉一样地脱皮。

夜盲，开始了；黄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样，摸着墙壁走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天，对光异样地敏感，一点点光都让你的眼睛觉得刺痛，受不了。

你会贫血，站立着就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你会泻肚子，泻到虚脱晕眩。

你脖子上的甲状腺开始肿大，你的肌肉不可控制地抽搐，你的四肢开始失去整合能力，无法平衡，你的意识开始混乱不清、目光混浊、涣散……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

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45]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

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图：年轻的于祺元，在长春】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46]

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

“什么母爱呀，”他说，“人到了极限的时候，是没这种东西的。眼泪都没有了。”

国军先是空运粮食，共军打下了机场之后，飞机不能降落，于是开始空投，用降落伞绑着成袋的大米，可是降落伞给风一吹，就吹到共军那边去了。

“后来，国军就开始不用伞了，因为解放军用高射炮射他们，飞机就从很高的地方，直接把东西丢下来，还丢过一整条杀好的猪！可是丢下来的东西，砸烂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捡过东西吗？”我问他。

“有啊，捡过一大袋豆子。赶快拖回家，”他说，“那时，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与部队之间，都会为了抢空投下来的粮食真枪真火对拚起来呢。后来规定说，空投物资要先上缴，然后分配，于是就有部队，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烧好了、大锅水都煮开了，空投一下来，立即下锅煮饭。等到人家来检查了，他两手一摊，说，看吧，米都成饭了，要怎样啊？”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的，造酒用的……，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酒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47]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48]

十月十七日，长春城内守军六十军的两万六千人缴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战中赢得“天下第一军”美名的新三十八师、新七军及其它部队，总共三万九千名国军官兵，成为俘虏；所有的美式装备和美援物资，全部转给解放军。

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都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东北战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万国军在东北“全歼”。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地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后，解放军在凌乱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国军官兵在围城期间写好了、贴了邮票，但是没法寄出的信。里头有很多很多诀别书，很多很多做最后纪念的照片。

林彪围城指挥部决定了“使长春成为死城”的所有部署规划，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读到的这封信，写在两天后。“耕”，写给在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49]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50]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51]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

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52]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53]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

拿国防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54]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建惠安的家，从军抗日去了，没想到日本人半年后就宣布战败，此后就是来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国人自己的厮杀。讲到那尘封已久的过去，林精武有点激动，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印象最深？他说，哪个印象不深？说是援军马上要到，要你坚守，然后你战到全连死光，援军还是没来，印象深不深？明知往东走是个口袋，全军会被围、被歼，结果最高指令下来，就是要你往东去，印象深不深？粮食断绝，弹药尽空，补给不来，连马的骨头都吃光了，然后空军来空投，稻草包着子弹，一包一千发，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几个自己的官兵，你说印象深不深？伤兵成千上万的倒在雪地里，没有任何掩护体，然后机关枪像突发暴雨一样叭咑叭咑射过来，血浆喷得满头满脸，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55]

如果说哪个事情像恶梦一样在往后的六十年里常常午夜浮现，也许就是那晚没吃的猪肉吧，林精武说。在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战斗之后，嘴里都是泥土、眼球涨得通红，跟弟兄们坐下来在雪地上开饭——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耳朵顿时失聪。再回过神来，睁开眼，同伴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56]

另一个难以放下的，是黄石的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枪毙命倒在路旁。林精武背着全身装备就跪在尸体边大哭，却没有时间埋葬他。和很多当年从军的爱国青年一样，黄石报名时也改了名，只知他是广东大埔人，却无法通知他的家人；满地士兵的尸体，部队破碎，林精武知道，也没有什么系统会来登记他的阵亡、通知他的家属、抚恤他的孤儿。黄石已战死，但是“黄石”究竟是何姓、何名、谁家的孩子？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林精武过了六十年后还觉得伤心，他说，日本人会尽竟其所能把他每一个牺牲战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上，美国人会在战场上设法收回每一个阵亡者的兵籍名牌，为什么我的战友，却必须死于路旁像一条野狗？

离开林精武的家，带着一串他一定要我带着吃的紫色葡萄。晚上，整条街都静下来了，我说的是我夜间写作的金华街——金华也是个城市的名字，在浙江。写作室里，桌上沙发上地上堆满了数据，但是我找到了此刻想看的东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军对被包围的国军发布的“劝降书”：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师长团长们：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做这些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57]

这语言，像不像两个村子的少年拿竹竿、球棒打群架叫阵的口气？两军对峙，只隔几码之遥。安静时，听得到对方的咳嗽声。林精武有个小勤务兵，饥饿难忍，摸黑到共军的阵地里和解放军一起吃了顿饱饭，还装了一包面条摸回国军阵营；他个子矮小，又没带枪，黑夜笼罩的雪地里，共军以为他是自己弟兄。

像少年骑马打仗玩游戏，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叫的“阵”、打的“仗”，是血流成河的。

35、一万多斤高粱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58]

林精武所“不忍”开枪的“民工”就是解放军口中的“支前”英雄。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怎么听起来那么令人觉得心酸。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打了两个月，征用了五百四十三万民工。民工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骡马，把粮食弹药背在身上，把伤兵放在担架上，在枪林弹雨中抢设电线，跟着部队行军千里，还要上第一线冲锋。解放军士兵至今记得，攻打碾庄国军的支前民工一看就知道全是山东人，除了他们独特的口音之外，这些民工为解放军所准备的粮食是馒头切成的片，不是大米。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仅只是淮海战役里，单单是山东解放区就有十六万八千名农民青年被征进了解放军，其中八万人直接被送上前线。[59]大多数的农民则变成了天罗地网的绵密“联勤”系统，做解放军的后勤补给。国军完全依赖铁路和公路来运输物资，解放军就让民工把公路挖断，把铁轨撬起，国军的弹药和粮食就断了线。解放军依靠百万民工，用肩膀挑，用手臂推，物资往前线运，伤兵往后方送，民工就在前后之间像蚂蚁雄兵一样地穿梭。徐蚌会战中，解放军的兵力与“支前民工”

的比例是一比九，每一个士兵后面有九个人民在帮他张罗粮食、输送弹药、架设电线、清理战场、包扎伤口。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60]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61]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

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日军的这种作为，中国人叙述的语言充满激愤：

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中，当地的汉奸为伪政府组织服务，帮助日军对广大老百姓进行欺压，汉奸的奴才嘴脸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62]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

莒南县担架队有两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员，一千两百人没有棉裤，一千三百九十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八趟，往返三百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63]

我怎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要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

在国军的历史文献里，共军把农民推上火线的“人海战术”常常被提到，同一时间，解放区藉“土改”杀人的风气也已经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调查显示，单是山西兴县一个县，被斗死的就有两千零二十四人，其中还有老人和二十五个小孩。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从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斗争而死的将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后来成为共青团书记的冯文彬，四八年初时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山西一带，走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黄土地绵延不绝，沿路上都是吊在树上的尸体，怵目惊心。[64]可是，对于“敌人”，国军“仁慈”吗？

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前线的军官看到最高统帅的命令，“面面相觑不知所从”。即使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要屠杀百姓还是下不了手。黄百韬以拖延了事。[65]

激战两个月，徐蚌会战结束。抗日名将黄百韬、邱清泉饮弹自尽，杜聿明、黄维被俘，胡琏、李弥仅以身免，三十二万国军被俘虏，六万多人“投诚”。十七万人在战场上倒下。五十五万国军灰飞烟灭。

解放军也死伤惨重。华东野战军的第四纵队原来有一万八千人，开战四十天已经战死了一半。

林精武腿部中了枪，在混乱中从路边尸体上撕下一只棉衣袖子，胡乱缠在腿上，开始一个人用单脚跳着走，从徐州的战场辗转跳到几百公里外的南京，最后跳到了浦口长江畔的伤兵医院。伤兵医院其实就是泥地上一片破烂的帐蓬群，四边全是杂草。医官剪开他黏着血肉的棉衣袖，林精武低头，这才看见，脚上的伤口已经腐烂，红糊糊的肉上有蛆在蠕动。

黑烟还在雪地里冒着，尸体在平原上垒垒迭迭、密密麻麻，看过去一望无际。地方政府开始征集老百姓清理尸体，需要挣粮食吗？埋一具人尸发五斤高粱，埋一具马尸发二十四斤高粱。仅仅在张围子一带，就发了一万多斤高粱。[66]

36、大出走

【图：秦皇岛撤退，黄绍容摄于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并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纷纷，静静覆盖在苏北荒原遍地的尸体上，像一块天衣无缝的殡仪馆白布。

上海那灯火繁华的城市，在另一种动荡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期五，《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消息：“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七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图：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呢？[67]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布：

“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68]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图：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69]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

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图：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避开检查。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分钟后沈没。随船没入海底的，有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70]

【图：傅建中】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39、突然亮起来

　40、坦克登陆舰LST-847 号

　41、我是台湾人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43、鼓楼前

　44、七十军来了

　45、正确答案是C

　46、海葬

　47、草鞋

　48、你来何迟迟

　49、一支香

返回总目录

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共建国”。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71]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72]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

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73]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74]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

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75]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76]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77]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40、坦克登陆舰LST-847 号

【图：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847 坦克登陆舰停靠在上海黄浦江】

九月二十日是中秋节，不太寻常，因为好多年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炮火、没有警报的中秋节。

战争带来的多半是突然的死亡和无处寻觅的离乱。对很多人而言，父母手足和至亲至爱，不是草草浅埋在某个战场，就是飘零千里，不知下落。一九四五年这个中秋节，很多人最迫切想做的，就是给在乱世中死去的亲人上一炷香，让轻烟缓缓升上天空，捎去战争终于结束的消息，也轻声呼唤亲爱的流离者早日回乡。

在准备过节的气氛里，黄浦码头却透着异样的躁动；人们奔走相告：美国第七舰队要进港了。

中秋前一晚，月白澄净如洗，到了清晨，江上却罩着薄薄的轻雾；四十四艘巨大的军舰在水青色的天地朦胧中蓦然浮现，庞然巨象，如海市蜃楼、如梦中幻影。已经在码头上背负重物的苦力，远远看去像一群穿梭不停的细小蚂蚁，近看时，各个形容消瘦、脸颊凹陷，但是咧嘴笑时，一派天真。苦力把重物斜身卸下时，一抬头，看见军舰像座雄伟大山一样耸立在港边，登时吓了一跳。

没多久，城市醒来了，人们丢下手边的活，纷纷奔向江畔。码头上万人空巷，孩童赤脚挥着手沿着舰艇奔跑、叫喊。不知什么人，带来了成捆成捆的鞭炮，就在那码头上劈劈地炸开来，一片烟硝热闹。也不知什么时候，巨幅的布条出现了，挂在面对码头的大楼上，巨大的字写着“热诚欢迎第七舰队”。

江面上窜来窜去叫卖杂货的小艇更是发了狂似地向军舰围拢，陈旧而破烂的木制小艇在浪涛中不断碰撞巨舰。年轻的船夫用力挥动船桨，试图和甲板上的水兵交易。

报纸很快就出来了：

“中央社本报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率领之首批舰队抵沪后，予本市市民以极大兴奋，盖自太平洋战事爆发以迄对日之战全面胜利以来，转战海上劳苦功高之盟国舰队，此乃首批到达我大上海者也，昨日下午三时，……参加欢迎行列之青年团男女随员，以及各界民众不下十余万人，结队排列外滩遥向浦江挥旗高呼，其热烈盛况，不亚于前数日欢迎国军之场面。[78]

坦克登陆舰

LST-847 号上，一头金色卷发的鲍布站在船舷往下看。他才十八岁，眼睛是婴儿蓝，鼻子两侧满是雀斑。入伍海军没多久，原以为战事已过，和平的日子里随船没什么危险，没想到事情不这么简单：每个港口的水面上都浮着被炸的沉船，焦黑的船骸像战场上没拖走的尸体和骷髅，使得大舰入港变成一件艰难的事。很多港口的周边海域，水里还布满未爆的水雷，扫雷令他心惊胆跳。

从甲板上往下远眺，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挥手呼喊的人们，中国人对盟军的热情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这一晚，鲍布趴在船舱通铺上，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1945-09-21

亲爱的爸妈：

……这地方实在太有意思。我们刚进港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个日本人在这里晃来晃去，饿得像幽灵一样，中国人不给他们吃的……

这是黄浦江，江上还有些日本船，但是在太阳旗的上面都加挂了美国旗。日本人的眼神显得很恐惧……一九四一年以来这一直是日本的海军基地。

大概有一百多条小艇围拢过来叫卖威士忌跟中国国旗。每个人都眉开眼笑，看起来非常高兴美国人来了。

我们在卸卡车，六个日本人操作一个大吊车。每次我们转头看他们，他们就报以笑脸，我想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会把他们干掉吧。

今天美国海军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为听说昨天夜里有两百多个日本人被共产党给杀了。麻烦的是，这里有三股势力在角力，其实在上海街头上演的就已经是一场内战了。

昨晚我轮休，坐了黄包车上街去溜达。一上街就看见两派士兵在斗殴。

然后进了一个高级餐厅，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万元，相当于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国水兵都跟小艇买了威士忌，喝个烂醉。这些水兵不管是结了婚还是单身的，都是积了四十四点可以退伍的，但军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说，恨不得把那舰长给干掉或者干脆跳船。你知道吗，老爸，这些水兵都已经在海军干了三、四年，家里都有妻小。我们停靠冲绳港的时候最严重，因为冲绳回美国内陆的船班最多，结果啊，舰长竟然下令我们一概不准上岸……简直卑鄙极了。所以我想换船。

【图：小鲍布：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100万元，相当于20美元吧】

1945-09-22

抱歉，昨晚的信没写完。

今天早上，一个水兵暴毙。他跟小艇买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们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来用来储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条木板。我们把它丢到海里去。开始的时候，大概有十条小艇围过来抢这些木板，等到快丢完的时候，已经有五十条小艇围了过来。有些人被丢下去的木板击中，却也不走开。我们只好用消防水喉对准他们喷水，他们也只是咕咕笑。这些中国船民就是那么笨。

我丢下的最后一块木板刚好打中一个小女孩的头，但是她一下就站起来，然后开始拉那块木板。这时候，其它十条小艇飞快靠过来抢，然后开始打群架，哇，打得够狠。男人抓着女人跟小孩猛揍，劈头劈脸地打，女人就用船桨回击。还有人用一种锋利的船钩打，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

船民活得像禽兽一样。他们一早就来到军舰旁，吃我们丢到水里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底层百姓啊。

你们的儿子鲍布寄自上海

[79]

鲍布从玉米田一望无际的美国大地来到中国，很难想象那些如“禽兽”般抢夺木板的中国人一路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他看得出码头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里透着恐惧，他也看出了，不同服装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里当街对峙，内战已经濒临爆发。

41、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厂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80]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它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81]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军医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图：一九三七年入学台北帝大医学院的一班】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成焦土，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州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长春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

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开”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州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州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至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82]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州“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开拓民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弃民。

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特别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硬了，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州人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他看见战败国的人民的遭遇：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

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图：一九四五年，成千上万的台湾人在澳洲和新几内亚的码头，等候遣返。两个福尔摩沙的孩子，看向窗外】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水兵鲍布还不知道的是，他所值勤的这艘坦克登陆舰U.S.S. LST-847，在他趴在床上写信的一刻，正缓缓驶入中国人的当代史。

这是一艘九个月前才下水的新船，船头到船尾长度是三百二十八英尺，可以承载一千多人，速度十二节，配备有八尊四十厘米口径、十二尊二十厘米口径的钢炮。船上有一百三十个官兵。

凡是在海上浪迹天涯的人都相信，船，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宿命的。茫茫大海可以给你晴空万里，让你豪气如云，也可以顿时翻覆，让你沉入深不可测的黑暗，不需要给任何理由。

在大海上，人特别渺小，他的命运和船的命运死死捆绑，好像汗水泪水和血水渗透浸润木头时，木头的颜色变深。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才开始首航任务，这艘新船在隔年六月，就报废了。因为在这短短一年半之间，它在太平洋海域上密集地穿梭，日夜航行，每一趟航程都承载着人间的生离死别，特别多的眼泪，特别苦的叹息。

航海日志，是一条船的年谱和履历，告诉你哪一年哪一日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年谱看起来很枯燥，但是那细心的人，就有本事从一串不动声色的日期和地点里，看出深藏在背后的历史现场，现场啊，惊心动魄。

这艘军舰，从一九四五年秋天到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半年之间，在上海、青岛、日本佐世保、基隆、高雄几个港口之间不停地来来回回航行，中国士兵上、中国士兵下；日本侨俘上、日本侨俘下——它究竟在忙什么？

一九四五秋天到四六年春天这大战结束后的半年间，飞力普，你把整个太平洋的版图放在脑海里宏观一下，你会看见，每一个码头上都是满的：百万的国军要奔赴各地去接收日本战败交还的领土；接收以后，又是百万的国军要飘洋过海，从南到北开赴内战的前线；几百万的日本战俘和侨民，要回到日本的家；散置在华北、华南、海南岛南洋各地的台湾人，要回到台湾；几十万从太平洋战俘营解放出来的英国、印度、澳洲、美国的士兵，要回家。

佐世保、葫芦岛、秦皇岛、塘沽、青岛、上海、广州港、宁波、基隆、高雄、香港、海南岛、新加坡、越南海防、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包尔……

码头上一个一个镜头：成千上万形容憔悴的日本人，只准许带着最少的行李，和亲人依偎在一起，瑟缩而消沉。从日军中脱离出来，却又一时无所适从的散置各地的台湾军属；被征去新几内亚作战争劳役的台湾和广东壮丁，成千成千的守在码头上，焦急寻找回家的船。

抗战八年疲惫不堪的各路国军，重新整队，码头上满满是战车、弹药、战马、辎重器械。

如果要说大迁徙、大流离，一九四五比四九年的震幅更巨大，波澜更壮阔。小鲍布这条登陆舰，只是几百条负责运输的船舰之一，但是细细看一下它的航海日志吧，每一条航线翻起的白浪，画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每一个码头的挥别和出发，预言的都是个人的、难以掌握的未来。

LST-847登陆舰航海日志

1945-09-16 从冲绳岛启程，目标上海

1945-09-20 停泊上海码头

1945-10-08 中国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登舰

1945-10-10 离沪，赴宁波

1945-10-12 抵宁波码头，下锚。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下船

1945-10-14 七十军500 名士兵登舰

1945-10-15 离宁波赴基隆港

1945-10-17 抵基隆港，七十军士兵踏上基隆码头

1945-11-15 抵越南海防港

1945-11-19 中国六十二军所属55 位军官及499名士兵在海防登舰

1945-11-20 赴福尔摩沙打狗港

1945-11-25 抵打狗

1945-12-02 抵海防，装载47 辆中国军用卡车及驾驶人员

1945-12-08 装、卸688 位中国士兵；离海防，赴秦皇岛及葫芦岛1945-12-19 击沉两枚水雷

1945-12-22 抵葫芦岛，卸中国士兵

1945-12-26 抵青岛

1946-01-21 装6 名美国海军、1020 名日本俘侨及装备

1946-01-22 赴日本佐世保基地

1946-01-25 一名日侨两岁女童因营养不良死亡，予以海葬

1946-01-30 装19 名中国平民——18 名为女性，1名男性，赴青岛

1946-02-14 抵青岛，卸中国平民，装1190 名日俘侨，赴佐世保

1946-02-18 两名日童死于肺炎。予以海葬

1946-02-25 抵佐世保，卸日俘侨

1946-02-27 一名31 岁日本士兵死亡。予以海葬

43、鼓楼前

在鲍布的登陆舰从冲绳岛启锚、准备开往上海的同一个时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国七十军的国军正堂堂进入宁波的城门；成千上万的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很多人想起那荒芜悲戚的岁月，忍不住热泪盈眶。

七十军进城，是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宁波。

接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打开了城门，等着欢迎国军进城。

在一九四零年年底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已经从四万人扩充到五十万人，党员人数从四万发展到八十万，中共所管辖的人口接近一亿。三年过后，共产党已经宣称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十六个县城、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千两百万人民。日军宣布投降时，国军主力还偏处西南，共军又趁机收复了两百八十个中小型的城市。

九月，宁波城内守城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一旅加上汪精卫政府的“伪军”第十师。盘据在城外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所属的浙东游击纵队，而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正规军还在遥远的浙南、赣东和闽北。为了不让宁波被共产党部队接收，国民政府命城里的日军继续驻守，维持秩序，同时把“伪军”的地方团队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上海特别行动总队”辖下的一个纵队。

更重要的是，远在福建的七十军衔命疾赶北上，日夜行军，接收宁波重镇。

对宁波的市民而言，战争根本没有结束。七十军在奔走赶路的时候，宁波城四周炮火隆隆。共产党的文献这样描述新四军争夺宁波城的战役：

……以破竹之势连攻观海卫等日伪据点……兵临宁波城下。鄞江桥一战，打垮伪十师两次增援，毙伪营长以下官兵四十余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84]七十军大军逼近宁波城郊区，新四军评估敌我情势悬殊，实时决定放弃宁波，撤军北走。

宁波市民听说政府要来接收宁波了，奔走相告。张灯结彩的牌楼一下子就搭起来了，满城国旗飘舞，鞭炮震耳。孩子们不知何时开始在街头巷尾玩一种游戏，叫做“中美英苏打日本”，在地上画一面日本太阳旗，四个小朋友猜拳决定谁代表哪一国，然后大家向太阳旗丢一枚尖尖的锥子，看谁丢得准、扎得深。[85]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七十军与宁波的仕绅和市民在鼓楼前举行了入城的升旗典礼。

站在广场上的老人，看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衬托它的背景是鼓楼，不禁发起怔来。这鼓楼本来是古城墙的南门，建于唐穆宗长庆元年，也就是公元八百二十一年。鼓楼没有鼓，只有计算时间的漏。一零四八年，这里的鄞县县令曾经为这只新刻的漏，写了“新刻漏铭”，这个县令可不是普通的县令，他就是王安石。

鼓楼已经千年，见证过多少旗子的升起和降下、降下和升起。

宁波城，在日军占领了四年五个月之后，第一次宁静了下来。

宁静的意思就是，鼓楼前卖东西的小贩多了起来，奔跑嘻笑的孩子多了起来，天上的麻雀，大胆地落在广场上聒噪追逐。伛偻着背的老人，又放心地坐在家门前的板凳上晒着太阳打盹了。

航海日志说，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在十月十日离开上海，驶往宁波。

风尘仆仆的七十军本来以为要在宁波暂时驻扎下来了，但是突然又接到命令：三天内要登舰开拔，接收台湾。

44、七十军来了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百人。[86]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87]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88]

【图：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图：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89]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90]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91]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92]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图：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93]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94]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95]

正确答案，当然是C。

【图：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

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96]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97]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98]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99]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100]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 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101]

【图：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102]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103]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104]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105]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50、水滴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55、这些哥哥们

　56、堪萨斯农场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58、比尔的素描

　59、卫兵变俘虏

　60、三更灯火五更鸡

　61、日日是好日

返回总目录

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村里的少年都没有鞋，赤脚走在开满野花的荒地里，郁闷地思索，前途在哪里。

这时，村子里的集会所来了国军的宣传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有志气的青年，到中国去，国家建设需要你。月薪两千元，还可以学国语，学技术。

小小泰安村一个村子就报名了二十个大眼深肤的少年。

就是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贫穷的卑南家庭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因为歌声惊人地嘹亮动听，她凭着歌声走出了村子。

她叫张惠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辆军用大卡车轰轰驶进了泰安村，整个村子的土地都震动了。路边吃草的黄牛，都转过头来看。军车，接走了这二十个人。陈清山的妹妹，在蕃薯田里耕地，没看见哥哥上车。

大卡车开到了台东市，陈清山和吴阿吉看见全县有两百多个年轻人，原住民占大多数，已经集合在广场上。穿着军服的长官站上了司令台开始致词训话，同伴们面面相觑—哇，听不懂。

陈清山、吴阿吉，成为七十军的士兵。泰安村来的少年们，非但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

日语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但是，七十军和六十二军，不懂日语。[106]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107]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图：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

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

这时，少年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拳，大者如盆”。[108]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109]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 痖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

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

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勅谕”，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勅谕”，教导孩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少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勅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通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强，现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谱，歌词改写，叫做“荣誉的军夫”：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进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们在三年以后会排队去报名加入国军一样，这些哥哥们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报名加入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开始招聘。第一期，日本军部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还有很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强烈决心；第二期也只开放一千个名额，涌来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被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

战事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个阶级顺序中的军属——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为前线的士兵做运输和后勤补给。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扩张到危险边缘，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则征募了军人八万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来就是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万个台湾青年中，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110]

台湾青年们被送到南洋战场之后，在潮湿酷热、传染病肆虐的丛林里，晚上望向星光闪烁的天空时，还会哼起熟悉的“台湾军之歌”：

太平洋上天遥远，南十字星闪闪光

黑潮溢洗椰子岛，波浪冲过赤道线

睨目企腾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

镇守本岛北白川，所传士魂蓬莱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歌词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斗星，只有在南半球看得见，两串闪亮的星链呈“十”

字在夜空交错，引人无限的浪漫怀想。

五十年以后，在婆罗洲长大的小说家李永平，后来回忆那段童年岁月时写到，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听见日军行军时军鞋踏在地面上那沉重而整齐的声音，也听见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大醉时，大伙混声合唱军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声带着浓浓的酒意和悲壮……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岁前后，风风光光地加入了日军的队伍，要到南洋去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义白河受基本军训。受训中有一个环节，让柯景星大吃一惊，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

一有了“军属”身分，少年们走在街上都觉得意气风发。有些马上就到日本军部指定的商店里去买了看起来像日本战斗兵的帽子，年轻稚气的脸孔对着店里的镜子戴上，觉得自己挺帅气，然后开心地上街闲逛。平常看见游荡的少年就要气势凌人叫过来教训一顿的警察，现在竟然当街向他们举手敬礼；少年心里充满了报效国家的激动和荣耀的感觉。

八月三日，这些经过短暂训练的台湾少年，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沉重，他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出村，雀跃的心情比较像是参加团体郊游、正奔向集合地点的孩子。

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向南方汇聚，最后都到了集合地点，高雄港。

码头上，有很大的仓库，铁皮盖的屋顶。一艘货船改装的运输舰，靠在码头，正等着这些福尔摩沙的少年，送他们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战场。

55、这些哥哥们

八月三号这一天，激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在两天的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二架军机，三千五百人阵亡，日军从优势开始转向劣势。

在太平洋的水域里，日本船舰随时可能被盟军的鱼雷、潜水艇或飞机轰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的“三池丸”，一驶出高雄港，就在黑浪扑天中一左一右以锯齿路线航行，避开鱼雷的瞄准。

其实，如果是空中轰炸，天上射下来的机关枪能穿透三层铁板，怎么躲都躲不掉。

一个月后，到了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个叫古晋的小城。少年们从这里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总部古晋俘虏营。他写了篇作文“战场的觉悟”，一笔工整的日文小楷，让长官惊讶万分，马上赋予他俘虏营的文书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岛。还有很多在路上由于离乡背井而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好朋友们，被分到婆罗洲北部，现在是沙巴，一个叫山打根的小城。

吴阿吉和陈清山的哥哥们就这么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南洋。他们第一次看见原始丛林里浩浩汤汤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边的参天大树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气的独立的山岳，俯视着蝼蚁似的人。蜥蜴巨大如鳄鱼，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浑浊的河水里缓缓游出，趴上浅滩的岩石，用蜡似的眼睛，君王的姿态，看着岸上的人群。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譬如南投埔里的四十个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加入了“台湾特设勤劳团”，驻扎在日本海军基地拉包尔。拉包尔驻扎了十万精兵，被盟军日夜轰炸，断了粮食补给，必须依靠岛上的自力救济。埔里少年们万分紧张，日夜劳动，忙着开垦农场，大量养植蔬菜，供给前线的士兵。

他们同时紧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尸坑。需埋的尸体，每五十具共享一个大坑；数字不到时，就用美丽的椰子树叶暂时盖着。等着火化的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和油料。到战争末期，尸体太多，材料都不够了，埔里少年的任务，就是把每一具尸体剁下一只手掌，只烧手掌，然后将一点点骨灰寄回日本。当然，到最后，只够剁下一根根手指来烧成灰，送还家人了。[111]在南洋，这些台湾年轻人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绣着日本名字，在俘虏营前站卫兵，监视着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命令这些白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之下做苦役。

所谓盟军士兵，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果是澳洲兵，个子高大、金发蓝眼睛的居多；如果是新加坡被攻下时集体投降的英军，那么皮肤黑一点、眼睛炯炯有神的印度兵居多。

古晋、山打根、拉包尔，都有大规模的日军所设的战俘营，这些看起来是日本兵的台湾监视员，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

【图：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56、堪萨斯农场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国读书。研究所的同学小黛请我到她家去度周末。听说堪萨斯州的农场很大，大到农人必须开飞机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去勘视自己拥有的玉米田。她笑说，“我家没那么大。不过，用眼睛也看不到尽头就是。”

中西部的秋天，天空蓝得透彻，仰头望久了，会突然吓一跳，好像整个人都被一片无涯无底的水深蓝吸进去。我们站在刚刚收割过的玉米田边，一群乌鸦在田里漫步啄食，突然聒噪起飞，远处一辆拖拉机轰隆轰隆驶过来，驶在收割后凹凸不平的田间，扬起翻腾的尘土。

“我爸。”小黛说。她对着拖拉机里的人用力挥手。

“小妞，”小黛爸爸扯着喉咙从远处喊，“有朋友啊？太——好了。”

拖拉机的轮胎比人还高，穿着吊带农人工作裤的小黛爸爸熄了火，有点困难地从驾驶座上小心地爬下来。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发现，这瘦瘦的人一脚长，一脚短，跛得很明显。

小黛跳上去用力地拥抱他，亲他，他大笑着说，“轻一点，老骨头很容易散掉。”拥着女儿，然后转过脸来看我。

看见我，他突然愣了一会，整个脸阴沈下来。我伸出去准备表示礼貌的手，也就尴尬地悬在那儿，进退不得。

小黛也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好像明白了什么，轻快地说，“爸爸，她不是日本人啦。她是中国人——也不是台湾人。”我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使了个眼色。

小黛来拉我，然后一手挽着父亲，一手挽着我，半拖半带地往那白色的大屋走去。一路上用娇嗔的声音和父亲说话。

吃过晚饭，我早早蜷到床上，拥着柔软的毛毯，望向窗外。清润的月光无声地照亮了一整片芳草连天的田野，无限甜美。从谷仓那边传来低低的犬吠，彷佛乳牛也在槽里懒懒地走动。

小黛光着脚进来。她穿着睡衣，金黄的长发乱乱散在肩上，手里拿着一个牛皮信封。

她跳上床，像猫一样弓起腿来，把大信封打开，拿出两张泛黄的纸，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毛毯上。是一份很皱的、发黄的旧文件，五零年代的打字机打出来的那种文件，时间久了，看起来有点脏，而且纸张显然很脆，似乎一翻动就会粉碎。

“我爸是空军，一九四二年，他二十一岁，跟我妈刚订婚，就去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攻打一个岛，结果飞机被打下来，被日本人俘虏了。我妈说，战后他从俘虏营回来的时候，很可怕，瘦得像骷髅一样，就是一排突出的肋骨，两眼空洞——我妈总是这么形容的，”她用手比比眼睛，笑起来，“而且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半年。”

“什么岛？”我问。

“我哪知道？”她瞅我一眼，“太平洋里一个岛，好像本来是澳洲军防守的，被日军夺走，后来又被盟军打下来，好像是新几内亚的某个岛……。”

“新几内亚在哪里？”

她烦了，说，“我也不知道，离澳洲不远吧？有土人，鼻子上穿孔……。”

小黛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轻声说，“俘虏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几十年来一个字也不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来的。还有就是一些旧文件，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他的战友的。譬如这个，你看看，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他今天那么奇怪。”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前空军少尉军官詹姆士．麦克摩瑞证词

主旨：拉包尔战俘营状况调查

听证地点：哥伦波市，乔志亚州

听证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问：请叙述你被俘经过。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驾驶B-24 飞机，任务是轰炸新几内亚的维威克城。飞机被日军击中坠落。两位战友当场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后，日军用电线将我们手脚紧紧捆绑，因为绑得太紧，我们的手臂和腿肿成三倍粗。没水，也不给食物。他们要我供出部队讯息，不供就一阵棍棒打。我们后来被送到拉包尔战俘营。

问：请描述战俘的食物和卫生医疗设备。

答：只有米饭和水。一天限额六盎司的饭。有时候，饭上有一条手指般细的鱼干。没有卫生设备。没有医疗。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

问：请描述你们后来被送去的“隧道战俘营”状况。

答：那其实不是一个隧道，是一个挖进山里的洞，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锁着手铐，洞太小，所以我们都只能一直背贴背站着。头三天三夜没有水，没有吃的。我们被关在里头三个礼拜。

问：请叙述你所看见的疟疾人体实验。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么死的？在东京的战犯讯问中，平野医官说，他的实验都有事先得到战俘的同意，是这样吗？

答：就我所知，平野医官用了五个战俘做实验，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来抽我们五人的血，然后医官再把患了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是自愿的。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显是这实验的后果。

问：菊地上校是战俘营的指挥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参与，或者对他的属下下过指令，要他们对俘虏施暴？

答：不管有没有指挥官的指令，士兵都会施暴。他本人不需要亲自动手。

詹姆士．麦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属实

见证人：乔治．汉摩

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112]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抽搐中死亡。

【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 岁，他谎报18 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话，他绝对撑不住。他们互打了几下，这时日本兵吼着说，“要这样。”他对准丹尼士的脸就是一记，打得丹尼士连倒退几步，但是他勉强撑住不倒下，因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会过来踹他，踹到他再站起来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紧接着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因饥饿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见：

有时候，俘虏在烈日曝晒下立正。有时候，被命令双手高举一块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顶在他双腋下。丹尼士看过一个少年俘虏被吊在一棵树上，离地几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架在少年人的双腿之间……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俘虏拒绝签“绝不逃亡”的切结书，他被双手反绑，捆在一棵树干上，日本兵绕到那树后面用枪托猛敲树干然后就快速让开，一瞬之间，一阵密密麻麻的红蚁从树洞倾巢而出，扑向那绑在树上的俘虏。他以同一个姿势被绑在那儿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113]

【图：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人。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在他的写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暴的权力象征。比尔甚至目睹一个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用军刀砍头。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里。

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彰化来的年轻的柯景星配着枪枝及五十颗子弹、刺刀、绑腿、防毒面具装备，接受刺刀、剑术、射击的训练。他虽是监视员，但是已获得命令，准备随时上战场，为天皇牺牲。

【图：山打根战俘营，一九四二年八月】

59、卫兵变俘虏

我找到了比尔。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114]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战争结束，幸存的比尔，还有堪萨斯农场小黛的爸爸和伙伴们都回家了，福尔摩沙的监视员，走上了他们青春结伴出发时作梦也想不到的命运。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开台籍监视员起诉书上的“起诉理由概要”，读来血迹斑斑，怵目惊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于拉包尔的丸木附近，将中国俘虏二十四名驱入坑中后以火器杀之。又在三月十一日于同地，以同样方式杀害中国俘虏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于拉包尔……谎称带三名中国劳动者住院医疗，结果却将其斩杀。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间于拉脑，澳洲俘虏XX在前往作业途中病倒，遭被告踢头、腹、睪丸，于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于英领北婆罗洲的拉脑附近，非法杀害姓名不详俘虏约十七名……

二十二岁的的柯景星和其它六个台湾青年同列被告，起诉理由是：

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四十六名俘虏。[115]

这七个人一审判决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十年徒刑。

几个月后，一九四六年初，这些判了刑的台湾青年被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

拉包尔，战争时是日军囤兵重镇，因此也是盟军轰炸标的，战争后，是太平洋战区的审讯中心。当盟军俘虏被解救，一艘一艘船舰来到拉包尔码头把他们接走的同时，本来监视俘虏的台湾兵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俘虏，像羊群一样送进了原来囚禁盟军的俘虏营。俘虏营的设施他多么熟悉啊，一切如旧，只是现在俘虏变成了卫兵，卫兵变成了俘虏。

60、三更灯火五更鸡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台湾彰化县美和镇柯景星家

柯景星：八十九岁

大正九年，就是一九二零年，柯景星出生在这个传统的闽南三合院里，红砖房子，围着一圈茂密的竹林，竹林外是大片水光涟涟的稻田。二十二岁时离开这个家，再回来已是十年后。

我来看他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三合院已经倒塌，正厅的屋顶陷落，一地的残瓦断砖，压不住黄花怒放的野草。雨渍斑驳的土墙上，还挂着一个木牌，毛笔墨汁写着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的，”他说。

木牌腐朽，铁钉也锈得只剩下半截。柯景星看着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着其中两字，说，“这是我爸爸。”

半响，又说，“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图：「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只说, 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柯景星的记忆在时光的冲洗下有点像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这里一条线，那里一道光，时隐时现，但是，轮廓和灵魂，真的都在。

龙：你跟我说一下那四十六个人是怎么回事？

柯：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那把军刀上还有天皇的菊花。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

龙：你们杀俘虏的时候，俘虏站在哪里，你在哪里，长官在哪里？

柯：四、五十个俘虏，我们把他们围起来。杉田鹤雄就喊说，“上子弹！”然后就通通用刺刀刺死；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我们刺枪术的教练是在日本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

龙：四、五十个俘虏被围起来，有多少个台湾监视员在那里？

柯：十几个人。

龙：你是说，你们杀这四、五十个俘虏，不是开枪，全用刺刀？

柯：开枪危险，开枪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个一个刺死，我站在比较远的旁边，有一个印度兵逃来我的脚边，我跟他说，“这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我就刺了他一刀。还有一个在喊救命，是个英国兵。一个清水人叫我杀他，我说你比较高你怎么不杀他，你比较高才刺得到啊。那个英国兵躲在水沟里喊救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我说，清水人你比较高，你去杀他。

龙：人都杀完之后，四、五十个尸体怎么处理？

柯：我们就挖一个大洞，全部放进去。

龙：然后你们怎么湮灭杀人的证据？

柯：人的头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吗？

龙：把这四、五十个人杀了之后，你去哪里？

柯：有个人挑水来，我们把它喝光。继续住在那里。

龙：现在俘虏营都空了，盟军马上要到，你们还住在那里在等什么？

柯：我们也走了，想要回古晋，可是到不了，那时候……太久了，忘了。

龙：请描写一下审判的过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湾兵。旁边有旁听席。一个耳光换五年。

龙：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你们打他们耳光？

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训练的时候学的。

龙：当场被宣判死刑，那时感觉？

柯：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兴。

龙：被判十年，最后坐了七年半的监牢，你觉得这惩罚公平吗？

柯：既然我有杀死一个人，我说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

龙：那你觉得七年半是应该的还是怎样？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龙：我知道，但你觉得自己判刑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柯：那时候也没想什么，有杀死人被关也是应该的。

龙：家里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吗？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亲那时已经死了，我就不回台湾了。我就在日本入赘。

龙：释放后最后终于回到台湾，看到基隆港，心里在想什么——有哭吗？

柯：没有。

龙：你一个人从基隆搭火车到了故乡彰化——有人到车站来接你吗？

柯：没有。到彰化车站后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来老家。

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柯：只剩下我的母亲。

龙：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

柯：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61、日日是好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县鱼池乡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岁

从彰化到鱼池乡，一路是青葱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樱花错错落落开在路旁，远看像淡淡一片云。绵延婉转的山路一个转弯，忽然天地辽阔，半亩湖水，无限从容，“晋太原中武陵人”似地敞开在眼前。

原来蔡新宗是个在日月潭畔长大的小孩。

转近一条小路，两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间站着一株一株齐整的槟榔树，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守着家园。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萝卜、蕃茄、豌豆，青青郁郁，引来一阵热闹的粉蝶。几株桂花，香传得老远，引擎一熄、打开车门就被花香牵着走。

原来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样，都是在稻田边、三合院里长大的少年。

我们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晒谷场上说话。村里人经过，远远看见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个“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邻里小聚。一面说，天色一面沉，然后槟榔树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蓝色的天空里，蚊子趁暗夜纷纷起飞，发出嗡嗡声，像隐隐从远处飞来的轰炸机群。

龙：何时离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号从高雄港出发，九月八号到达婆罗洲古晋，从“色拉哇库”河一直进去。

龙：那是拉让江。河里面有动物你看到吗？

蔡：有啊，有鳄鱼啊，他们爬起来透气、纳凉，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龙：古晋的战俘是什么状况？

蔡：英国兵比较多，荷兰——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的兵也有，印度兵也有，属于英国的。都是从新加坡抓去的。

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64、老虎桥

　65、拉包尔之歌

　66、魂牵

　67、寻找李维恂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70、十九岁的决定

返回总目录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116]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

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

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

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117]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118]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一九七六年台湾拍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的画面是这些壮士们在天崩地裂的战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声雄壮、国旗飘舞，然后国军壮士们踩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无比坚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剧终。

前方一片模糊——他们无比坚毅地踏步到哪个“前方”去啊？

被集体记忆删除了的是，这三百五十八个人，步伐整齐，走进了英租界，马上被英军缴械，关进了收容营，从此失去自由，成为孤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被英军监禁，被日军包围。

孤军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会引来卫兵的侮辱和殴打。监禁四年之后，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军入侵租界，孤军立刻成为战俘，分送各地集中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苦劳后勤。

“八百壮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进了老虎桥集中营。

老虎桥集中营在哪里？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桥监狱的旧址，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四边是热闹的酒店商厦，中间围着一个军营，有卫兵站岗。

刚拿出相机，卫兵直冲过来，大声吼着，“拍什么拍什么？这是军事重地你拍什么拍！”

我拍什么？就是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懒得理你。

我走到对街去，一回身对着他“喀嚓”一声，干脆把他也拍进去。

日军在老虎桥监狱关了近千名国军战俘，每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狱房里，睡在稻草铺的地上。每天战俘由监视员带到工地做苦役——建机场、挖防空洞、筑防御碉堡，是的，和婆罗洲或者拉包尔的英澳战俘，做的是一样的事。

老虎桥的很多监视员，是的，也来自福尔摩沙。

粮食不足，医药全无，大狱房里的国军战俘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尸体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狱卒把逃亡国军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惊肉跳的哀嚎呻吟之声，传遍集中营。

隶属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陈炳靖在轰炸越南海防时被击落遭捕，辗转送进了南京集中营，他目睹国军战俘的状态：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批四十余人的国军入狱，他们棉服胸前两侧均有刺刀穿孔，且带有血迹，经打听之后，我才知道此批国军战俘在战场上有数百人，日军要他们全都趴在地上，开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两刀，此批人是没有当场被刺死的，才押送来此。[119]

南京战俘营的“狱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陈炳靖提到其中有两个人对国军战俘特别残暴。他听说，在战后，这两个福尔摩沙兵在台湾南部被杀——当年的受害国军踏破铁鞋，找到了他们。

而陈炳靖自己，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一个台籍日兵，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陈炳靖终日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每日的凌虐已经不堪负荷，俘虏生病，没有医药，只能自生自灭，他一心想死。

在悲凉无助的深夜里，一个黑影子悄悄出现在他床头，是国军俘虏中担任护理的人，手里拿着针筒，准备给他注射。陈炳靖全身火烫、神智几乎不清，却还觉得不可置信，问说，哪里来的药剂？

黑影子说，十五个台籍监视员之一，是学医药出身的。知道了陈炳靖的病情，从日军那里把药偷了出来，交给他，要他来救陈炳靖，同时吩咐，绝不可外泄，否则身为监视员的台湾兵会被日军枪毙。

终其一生，陈炳靖都在寻找这个台湾人。

关进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一百多个“八百壮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65、拉包尔之歌

小时候看过二战的电影吧？桂河大桥啊、六壮士啊什么的，都是美国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国人。如果是演欧洲战场的，那么德国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痴；如果是演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每个都长得很丑很残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岛战役之后，盟军拚命轰炸，军国日本的战备工程突然加速转动，吸进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是一个漩涡的中心：台湾和朝鲜殖民地的军夫军属、以武力掳来的各路国军战俘，以及从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征来骗来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码头。

几路人马几乎同时上了船，驶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国军俘虏，在刺刀包围下，被运到上海码头，上了船。

这些统称“国军”俘虏，其实成分很杂。有在不同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正规国军部队，包括衢州会战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军，有敌后抗日的各种势力，包括共产党的新四军和不同路数的挺进队，包括国民党戴笠创建的游击队，譬如忠义救国军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团及纵队，也包括地下抗日志士，其中也有老师、学生、记者。

五十七位“八百壮士”，也被塞进了船舱，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并被日军编成了“中国军人勤劳团”，开往拉包尔。

这时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刚到婆罗洲才几个月，还正在好奇地熟悉环境。在南投，住得离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选进了第三回“特设勤劳团”，和南投埔里其它三十九个年轻人，正在做离乡的准备。二十岁不到的男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埔里乡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油，才烧得干净。[120]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个。[121]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图：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李维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李维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李维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喔……。”

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隔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人家把你当牲畜看，不会告诉牲畜要被送到哪里。

出了集中营，我们就上了没有窗的闷罐车，全部人都进去了，从外头上锁。第二天早上到了吴淞口，下车，这样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几个礼拜，还好。在那底层船舱里，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关了一年两年的，多想念烟啊，饼干、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时候是最丰富、最高傲的时候，日本兵吃不完的糖果和烟，就往我们船底下丢，下面一拥而上抢夺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龙：一千多个人都在船底？

李：没有，一百多个人，因为他分很多条船。反正我那个舱底一百多个人。一下去，就发生抢烟抢糖的情况，难堪啊。我搞不清哪个是班长排长，可是我火大了，我说“不许抢！”那个时候的民族思想真的是非常浓厚的，一骂，都不抢了，我说收起来，班长来分。然后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语言不通，就拿笔谈。我的意思是，你给糖果、给香烟是好意，我们很感谢，但你这样丢是污辱的。我们可以上来，你们好好地给我们。那个日本人懂了，他说好好好，就停止这个动作了。

龙：那条船一路就到了拉包尔吗？

李：有一本书叫《地狱船》，你看过吗？我不敢看。

我们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尔前一站，最后一个礼拜，换船了。进入一个底舱，里头已经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个只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现在塞进了四百多人是什么状况？

龙：空气不够？

李：不通风的底舱，很热。空气不够。闷到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穿衣服的，内裤都没有，头上身上爬满了虱子。

龙：大小便怎么办？

李：你到哪里上厕所啊？舱底两侧有各有一个楼梯往上，但是在每一个楼梯口守着四把刺刀，他说，一次可以有五个人上去，那五个人下来之后，才能再放另外五个人上去。

于是在楼梯底，就站满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们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来了，贴身挤在你身旁还有横倒在你下面的人就骂。再逼急，大便就出来了。

龙：譬如大便，你自己怎么处理？

李：我就撕被单。

龙：有东西吃吗？

李：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不给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为缺水，所以连尿也没有。那时时候想自杀都很难，因为刺刀在那里，你连楼梯都上不去。这样子有一个礼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狱船啊。

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没有红药水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

就是让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图：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里。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进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笼罩在盟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新几内亚外援补给彻底断绝。两年多前登陆新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万日军，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回家的人。

这一万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丛林里并肩作战的、台湾原住民所编的高砂义勇军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间，日军为了丛林作战，在台湾征召了几千名高砂义勇军，送进菲律宾、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热带雨林，为前线的日军做后勤运输。死在丛林里的文艺青年田村吉胜来不及写出二三九师覆灭的经过，但是从幸存的高砂义勇军口述中，田村所经历的，历历在目。

为了避开美军的轰炸，日军夜间行军。美澳联军已经登陆，遭遇时短兵相接，激烈血战。

日军从马当退避山区，一路上都是危险的流沙和沼泽，很多人在探路时被流沙吸入，穿过丛林时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

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123]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124]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图：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 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125]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126]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

70、十九岁的决定

我对十九岁的你实在好奇，飞力普。

征兵令下来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服兵役，即使是只有九个月。

“这是什么时代了，”那天越洋的电话，有点波声，好像海浪，但我听得清楚，你说，“德国还有义务征兵制，好落后！”

“德国的兵制容许你拒绝服役吗？”我问。

“当然，我把德国基本法第四条传给你看。”

我收到了，还是第一次看德国的宪法呢。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基本权利”，第四条规范的是个人价值观和信念的抉择问题：

一、信仰与良心之自由及宗教与价值观表达之自由不可侵犯。

二、宗教之实践应保障其不受妨碍。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其良心，武装从事战争勤务，其细则由联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觉得你可以援用这一条，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国家，包括德国，不是都已经把公民“拒服兵役”这种选项，纳入法律规范了？不愿意服兵役的年轻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种医疗或慈善机构做义务的奉献。非常多的德国青年选择到非洲和南亚的开发中地区去做国际志工来取代兵役。

你说，“对啊，我宁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飞力普，我们还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个题目。你坚定的态度，让我有点讶异。请问，十九岁的你，已经是个“反战主义者”了吗？

“不是，我不是‘反战主义者’。‘主义’，就是把它变为原则跟信条了，我觉得简单的‘反战’，也没道理。”

“怎么说？”

“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不去打仗行吗？”你反问我。

喔，那你这一代人，还是有“国家”这个观念的喽？我其实没想清楚这问题，它太复杂、太庞大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

爱，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二十海浬四十年

　72、木麻黄树下

　73、两个小男孩

返回总目录

71、二十海浬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图：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安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

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安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安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

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

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零零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木麻黄树下

槐生来到台湾之后，离开了宪兵队，变成港警所的警察，所以我的家，在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

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127]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

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图：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灰。

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图：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

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一

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图：我踏上岛丘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

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

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

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痖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返回总目录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零零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社会回馈如此认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看我；好友专程而来，情深义重，我一下子崩溃，抱头痛哭。累积了四百天的眼泪量，三分钟之内暴流。

累积的，不仅只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精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独，还有这四百天中每天沈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然而，只要我还陷在那种种情感中，我就无法抽离，我就没有余地把情感升华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去酝酿自己的张力。

我冷下来，文字才有热的机会。

三分钟让眼泪清洗自己的郁积时，我同时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写作过程里，我受到多少人的认真呵护。我知道自己并不特别值得他们的爱，他们是在对一个“软弱者”慷慨地给予“加持”，因为他们看见这个“软弱者”在做一件超过她能力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在他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也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晦，我只感觉到涌动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华街

返回总目录

附注

[1]简步城，联勤总部决策顾问。此段回忆收录於「时代话题编辑委员会」所编的《离开大陆的那一天》，第150页。

[2]童禪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5月18日。原件收藏於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4]本节内关於衡山资料，参见「湖南省衡山县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衡山县志》，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5]沉从文《沉从文自传》，台北联合文学杂誌社，1987年，第23页。

[6]同前註，第24～25页。

[7]同前註，第55页。

[8]萧瑜《我和毛泽东行乞记》，香港明窗出版社，1988年，第241页。

[9]同前註，第247页。

[10]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香港求是出版社，1947年，第8页。

[11]王鼎钧《关山夺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台北尔雅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12]中国第二歷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6页。

[13]雋义「南京保卫战：宪兵代司令萧山令喋血南京城」，载於中国黄埔军校网（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jhkz0068.html）。

[14]参见国军歷史文物馆网页（http://museumold.mnd.gov.tw/specific_95_1_1.htm）。

[15]参考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49-1976（Public Record Office Classes FO 371 and FCO21）。

[16]张曾泽「我参与青岛大撤退」，《世界日报》，2009年4月22日。

[17]龙应台访问张玉法，2009年5月7日，台北。

[18]参见《豫衡通讯》第三集，豫衡联中在台校友会，2008年11月4日，第118页。

[19]龙应台访问旅越国军杨蓁，2008年11月29日，台北。

[20]黄杰《海外羈情：留越国军记实》，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0页。

[21]《豫衡通讯》第三集，第35页。

[22]梁华山「香港人口与人力资源分析」，《自然资源》1997年第二期，第10页。

[23]胡春惠主访《香港调景岭营的诞生与消失：张寒松等先生访谈录》，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13页。

[24]同前註，第152页。

[25]龙应台访问白先勇，2009年1月21日，台北。

[26]「余英时先生与中国部分流亡知识分子座谈录：中国当代社会诸问题」，「新世纪网页」（http://www.ncn.org/view.php?id=71560），2007年5月7日。

[27]「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第三条。

[28]郑定邦先生口述，由李乾朗教授转述。

[29]李菁「一九四八：瀋阳，那些被改变的命运」，《三联生活週刊》第五一四期，2009年2月3日，第60页。

[30]于衡《烽火十五年》，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31]胡绳主编《中国共產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60～261页。

[32]杜聿明「战役前国民党军进攻东北概况」，《辽瀋战役亲歷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551页。

[33]许雪姬访问《日治时期在「满州」的台湾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325页。

[34]龚选舞《国共战争见闻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101页。

[35]杨正民《大地儿女》，台北星光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36]张正隆《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歷史真相》，香港天地图书，1991年，第32页。

[37]同前註，第38页。

[38]卢雪芳《烽火重生》，台北鸣嵐国际智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86页。

[39]王淼生、杨春杰「不能忘却的济南战役」，中国共產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BIG5/68742/144329/144332/8772025.html），2009年2月9日。

[40]桑品载《岸与岸》，台北尔雅出版社，2001年，第12～37页。

[41]参考曲晓范「偽满时期东北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近代东北城市的歷史变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5～323页。

[42]许雪姬访问《日治时期在「满州」的台湾人》，第595页。

[43]于衡《烽火十五年》，第20页。

[44]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45]被围国军家书中有提及「八十万市民」。参见戚发祥、姜东平主编《兵临城下的家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46]张正隆《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歷史真相》，第441页。

[47]龙应台访问于祺元，2009年5月13日，长春。

[48]张正隆《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歷史真相》，第648页。

[49]戚发祥、姜东平主编《兵临城下的家书》，第71页。

[50]《新文化报》是吉林省本地的综合类都市日报，创刊於1988年。

[51]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第173页。

[52]于衡《烽火十五年》，第137页。

[5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1月25日。原件收藏於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54]许雪姬访问《日治时期在「满州」的台湾人》，第602页。

[55]龙应台访问林精武，2009年6月26日，台北。

[56]林精武《烽火碎片》，自印，台北，第64页。

[57]「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发表於1948年12月17日，被公认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广播稿，后来亦有人质疑此广播稿作者并非毛泽东。

[58]林精武《烽火碎片》，第72页。

[59]王彬「淮海战役：六十年前定江山」,《新世纪周刊》网路版，2008年第三十五期（http://xsjz.qikan.com/ArticleView.aspx?titleid=xsjz20083540）。

[60]周明、王逸之《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08年，第225页。

[61]「淮海战役解放军用猪肉粉条劝降国民党士兵」，《解放军报》，2009年2月3日。

[62]资料源出大河网，转载自央视国际网www.cctv.com，2007年7月10日（http://news.cctv.com/20070710/109168.shtml）。

[63]同註60。

[64]此资料在张鸣的文章「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http://www.tecn.cn/data/13973.html），以及陈永发的《中国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441页中均有提及。

[65]王茀林《陆军第六十四军抗战戡乱经过纪要目录》，自印，第71页。王茀林是六十四师副师长。有些歷史学家对此段回忆存疑。

[66]周明、王逸之《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第187页。

[67]那志良（1908～1998 年），字心如，北京宛平人，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此段回忆收录在「时代话题编辑委员会」编的《离开大陆的那一天》，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87年，第171页。

[68]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第180页。

[69]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台北新中国出版社，1951年，第26页。

[70]陈锦昌《蒋中正迁台记》，台北向阳文化，2005年，第82～85页。

[71]译自堀田善卫《上海て》，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第92～96页。

[7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10日。原件收藏於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73]朝鲜地下组织在1932 年虹口公园置炸弹暗杀日本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重光葵时任上海领事，在爆炸现场。

[74]1935年5月，梅津以天津日租界两名亲日记者被杀為藉口，强求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一，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二，撤退国民党驻河北省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蓝衣社、励志社；四，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五，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自此，华北危机更趋严峻。

[75]梅津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於1949年1月死於癌症。重光葵被判七年，服刑五年后假释出狱，并再任外务大臣（1954～1956年）。

[76]《新民晚报》，上海，2005年8月17日。

[77]此段文字转译自Ralph Shaw,“Sin City”, London:Time Warner Paperbacks,1992（newedition）.Charles Frederick Ralph Shaw（1913-1996）, 英国记者、作家，1937至1945年在上海生活。后据其在上海的经歷写下此书。

[78]《中央日报》，上海，1945年9月21日。

[79]关於此舰资料参见两个美国网站：NavSource Navel History（http://www.navsource.org/archives/10/16/160847.htm）及Grobbel网站（http://lst847.grobbel.org）。

[80]池田敏雄「终战日记」，引自曾健民《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八月十五日后激动的一百天》，台北联经出版，2005年，第74页。

[81]吴平城《军医日记》，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89年，第190页。

[82]许雪姬访问《日治时期在「满州」的台湾人》，第112页。

83.同前註，第116页。

[84]「抗日战争胜利时的寧波」，参见政协寧波市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nbzx.gov.cn/article.jsp?aid=330）。

[85]「抗战胜利甲子祭特刊」，《寧波日报》，2005年8月30日。

[86]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卷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第167页。

[8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歷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88]龙应台访问陈履安，2009年3月4日，香港。

[89]杨寿「记台湾光復之初」，《南方週末》，2000年4月21日。

[90]同前註。

[91]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代马五书」精华篇》，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92]吴浊流《波茨坦科长》，台北远行出版社，1977年，第5～8页。

[93]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9年，第60～62页。

[94]杨逸舟《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第17～20页。杨逸舟，本名杨杏庭，生於1909年的台中州，曾於南京汪精卫政权任教育部专员，亦曾奉内政部长之命来台调查二．二八始末。1948年以难民身分抵台，1987年病逝於东京。

[95]海星高级中学位於花莲县。考卷是普通科平时测验（高中歷史上、下），参见网页http://mail.lygsh.ilc.edu.tw/～lyt012/doc/china1-2.doc。

[96]刘玉章「戎马五十年」之六，《传记文学》，台北，第三十三卷第六期（总第一九九号），1978年12月，第123～126页。

[97]林精武《烽火碎片》，自印，台北，第9页。

[98]龙应台访问林精武，2009年6月26日，台北。

[99]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转引自蓝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產党第一手证言》，苗栗红岩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100]张良泽主编《吴新荣日记》（战后），台北远景出版社，1981年，第7页。

[101]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八，台南台湾文学馆，2007年，第207页。

[102]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64页。

[103]同前註，第64～65页。

[104]同前註，第80页。

[105]龙应台访问萧万长，2009年4月30日，台北。

[106]龙应台访问陈清山、吴阿吉，2009年2月25日，台东。

[107]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908页。

[108]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台北尔雅出版社，1976年，第134页。

[109]龙应台访问张拓芜，2009年4月19日，台北。

[110]参考周婉窈「从比较的观点看台湾与韩国的皇民化运动」（1937～1945），见张炎宪、李筱峰、戴宝村编《台湾史论文精选》（下），台北玉山社，1996年，第185～187页。中日开战后，日本在 1937 年9 月开始徵召台湾人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分的军属与军夫做运输补给工作。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淞沪会战。「台湾农业义勇团」在上海郊外开垦农场，提供日军补给。战局扩大后，台湾总督府接著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线负责后勤，譬如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

[111]「歌声渐稀：台籍日本兵的拉包尔之歌」，《光华杂誌》，台湾，第三卷第八期。2005年8月，第80页。

[112]参见Borneo POW网页（http://www.borneopow.info/young/draw/youngbill.html#13）。

[113]参见Fepow Community 网页（http://www.fepow-community.org.uk）。

[114]李展平《前进婆罗洲：台籍战俘监视员》，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5年，第37页。

[115]同前註，第230～233页。

[116]英国BBC报导，2008年12月8日。

[117]卓以佳、杨新华「卓还来」，参见家族网页（上海，http://www.quzefang.cn/zhuohuanlai.htm）。

[118]直到1985年，南京才有第一次的纪念活动。参见南京民盟网（http://www.njmm.gov.cn/cps/site/njmm/myfc-mb_a20050920245.htm）。

[119]陈炳靖「被囚在南京集中营的日子」，转引自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CACW网页（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

[120]「歌声渐稀：台籍日本兵的拉包尔之歌」，《光华杂誌》，台湾，第80页。

[121]谢培屏编《战后遣送旅外华侨回国史料汇编》卷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49页。

122.田村吉胜相关资料来自Australia-Japan Research Project网页（http://ajrp.awm.gov.au/AJRP/AJRP2.nsf/Web-Pages/TamuraDiary?OpenDocument）。

[123]陈千武《活著回来：日治时期台湾特别志愿兵的回忆》，台北晨星出版社，1999年，第374页。

[124]同前註，第80页。

[125]1942年至1943年，日本军政府动员台湾原住民青年，组织「高砂义勇队」投入太平洋战线。前后八回，总计有四千多人开赴南洋作战，多半魂断异域。日本报导文学作家林荣代，以口述歷史方法出版三巨册，分别是《台湾第五回高砂义勇队——名簿、军事储金》、《台湾殖民地统治史》、《证言——台湾高砂义勇队》。引文转载自papalagi 博客网页（http://www.wretch.cc/blog/pisuysilan/4925852），2006年6月18日。

[126]参见James Bradley, Flyboys: “A True Story of Courage”,Warner Books Inc., 2006.

[127]台大哲学系事件发生於1973年，由於政治力的介入，台大哲学系的部分教师及学生被指為「為匪宣传」或「叛乱」，包括陈鼓应、王晓波等教师被迫离职。台大校务会议在1995年分别给予受害者平反及復职、金钱补偿等。

返回总目录

附录

　74、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创作历程

　75、龙应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引多方争议

　76、《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抢先试阅：住在一张地图上

　77、拿到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78、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南宫世家

　79、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桑竹

　80、向齐太史学习

　81、言论自由出善政

　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

　83、坚定地站在鸡蛋一边

　84、“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柏林墙故事

　85、一年来，中国大陆新闻网络的官民博弈

返回总目录

74、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创作历程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文／苏育琪

难得的家庭聚会，却分裂成两国。餐桌的这一头，是「大人国」，餐桌的另一头，是「孩子国」，各自兴高采烈地聊着属于自己世代的话题。

有人拿出《天下杂志》，指着封面上龙应台的照片说，「她出了新书，是谈一九四九的。」「姐夫，亲家公来台湾时，你出生了吗？」转述美君与长子离散的故事后，本省籍的舅妈问。

「我父母亲在一九四七年来台湾，带着三个孩子，那年发生了二二八……」台湾出生的姐夫，完全听不出山东口音，讲话还夹杂台语。

「咦，把拔，从来没听你说过爷爷的事欸，」十九岁、正在念大学的妹妹，头转了过来，加入了大人国。

「把拔，你跟墙上爷爷的照片好像哦，不过爷爷比较帅，」过了暑假就升高三的弟弟，出生时爷爷已经过世。

「把拔，那然后呢……」两个孩子齐声问，翻开了家族史的第一页。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一九四九的故事。

「一九四九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酝酿十年、写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说，「现在的一切，都是从六十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二十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一九四九。」

那是个天崩地裂、死生契阔的年代。

太多史诗般的故事，发生在你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却很少被诉说。

或许是伤痛太沉，无以言说。

或许为挣扎求生，无心怀旧。

也或许只是在等待，等到子孙对人生有足够的体验，等到社会成熟健康到可以打开旧伤，才会从历史的灰烬中，探掏散落蒙尘的珍珠，一颗一颗小心翼翼地串起来……。

但是，要快！趁还来得及。六十年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父亲不在了，母亲失忆了，」四十岁以后才想去了解父母的龙应台，有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对龙应台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所以，阅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是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从人的小命运，看时代的大命运，」龙应台希望这本书能带着读者，「超越各种争斗，看到每个受苦的个人。」龙应台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这些受苦的个人，倾听他们的故事。

她飞越三大洋五大洲，连边远的乌坵等离岛都踏遍。为了这本书，大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大记者。

在马祖的介寿狮子市场，她经过一个卖金纸的摊子，一听说这位老伯伯曾在大陆劳改了三十多年，马上拉了张小椅子就采访起来。采访一江山遗族时，为了取景，她在院子里站着访谈了四十多分钟，被蚊子咬得脖子、腿上都是红肿块。还曾发生有惊无险的意外：往东莒的海路上，引擎故障，黑色浓烟呛进船舱，几乎令人窒息。烟雾中，龙应台打开窗户，伸出头，任强风撕裂她的头发。

「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把她当个榜样，」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的桑品载，和龙应台一起参访马祖，对她的求真精神赞不绝口，「她曾为了求证一个细节，带着大家去淋雨。」

这样的角色转变，对龙应台并不容易。「我不适合做记者，我不太喜欢和陌生人接触，」龙应台说，作家是孤独动物，需要处在内心的山洞。常常，她宁可传简讯，也不打电话。饭席宴饮，「陌生人不喝，话不投机不喝」。写起稿来，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连坐二十五个小时」。在她主办、主讲的一场重要演讲前，朋友敲她房门没有响应，原来她「想到要出来笑脸迎人，痛不欲生，瘫在沙发上，」龙应台笑说，她不担心演讲，而是怕演讲前的鸡尾酒会。

拚命的龙应台，深切的心意，打开了尘封多年、连结今昔的隧道。

「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接到约访电话时，八十九岁的拉包尔战俘利瓦伊恂慨然表示。

在香港公关界举足轻重的恒信公关主席梁安妮，将她父亲的日记，托付给龙应台。这本日记，在她出嫁时，母亲细细地封装、珍重地放入樟木做的大嫁妆箱子底下。梁安妮翻出这本沉寂数十年的日记时，上面还飘着淡淡的樟木香。没来得及细看，就赶忙给龙应台送去。在港大沙龙的演讲上，龙应台谈到飞虎队的故事时，梁安妮听到父亲日记的内容，「家里的历史，突然变得有血有肉，也有笑有泪。」

用最谦卑、柔软的心听吧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飞力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唯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对于还没有机会、或是已经来不及听长辈诉说的人，这本书，可以带你回到现场，透过平民百姓的眼睛，真实深刻地看时代的巨轮如何迎面扑来，从他们身上辗过。

十二岁的渔村小孩、十四岁的中学生、十七岁的原住民、十八岁的美国水兵、二十三岁的国军眷属……，他们的日记、书信、诗文、图片等，让你跟着他们的心情起伏，随着他们怅然泪下。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

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抗日战争中打过无数重大战役的张灵甫将军，一九四七年被共军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最后一刻，他写下与妻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思索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看著书中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志愿或非志愿地成了军人，很多人在造化的操弄下，忽为日本兵，忽为国军，忽为八路军，唯一不变的，是被牺牲掉的一生，不禁令人掩卷长叹。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态度，」龙应台说，以前国家是重要的，集体是重要的，草菅人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不是用这种态度来看生命。」

「对于所谓的国家集体，我永远抱持怀疑，」龙应台要年轻的读者深刻地思索一个问题：「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她说，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很复杂，有对抗，也有合作和支持。重要的是，年轻人要意识到：在集体里，个人有责任做判断。集体里面的个人有反省和觉悟的能力，才能避免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 「吞噬了我们前一代人──不管是苏联红军、纳粹德军、日本军或是解放军、国军──的那个可怕的大机器，才有可能将来会变得更文明。」龙应台自己，在十五岁时，就有这样的意识。有一天，她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一群萝卜头玩得正热烈，突然听到担任巡官的父亲大喝一声，「立正！」，因为分局长来了。敬礼时，龙应台觉得非常的屈辱，「我为什么要对你敬礼？你是什么人？」当下，她就下定决心，以后要做的工作，绝对不会被强迫对人敬礼。

龙应台说，那是她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尔后她做的许多选择，都和这个决心有关。

现在，十九岁的飞力普，也在思考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他服义务兵役的时间到了，但他不愿意当兵，拿出德国的「基本法」说，「我有不服兵役、不为国家打仗的权利。」

龙应台尊重他的决定，展开「拯救大兵飞力普」计划，聘请律师，协助他向军方争取。「万一不成功，他还是得去当大头兵，没办法，我就给他心理建设，说德国的军队现代化得不错，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有趣，」龙应台笑着说，一下子从笔锋犀利的作家，变成爱子心切的妈妈。

因理解而关怀珍惜

「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龙应台曾说过，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不管你是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或是华侨，只要你的家族曾被一九四九的铁轮辗过，苏东坡的这阙词，都会让你的心为之恻恻。

看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个又一个在大时代挣扎求生的小人物的故事，你会发现，不管来自何方，不管政治立场为何，追到底，我们就是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每个人都饱受流离之苦，每颗心都伤痕累累。

看透这样生存的本质之后，很多的价值判断可以更为开阔，诸多的冲突对立也可以更为缓和。「某个程度可以抛开所谓的忠奸跟立场之分，」龙应台说，六十年之后回头去看，如果能够有足够的谦卑，如果能以人的价值为核心来看的话，很多东西是能够超越的。

龙应台深深期待，台湾内部、海峡两岸的人，都能好好地面对自己的、以及对方的创伤，好好地沟通，「不认识，你就不知如何去疼惜。珍惜跟关怀，都是因为理解。」

「大舅妈，那应扬后来有见到他妈妈吗？」十九岁的妹妹问，有点迫不及待。

别急，让我们泡杯热茶，打开音响，在珍妮弗．华伦斯「班妮狄克之歌」的悠扬乐声中，继续读下去。

「世上有太多的悲伤，需要治疗，需要慈悲……这么多破碎的心，就像你我的心，被我们做过的事撕裂，但覆水已难收……

我们努力，不断地，试图去修复我们造成的伤口……我只想拥抱你，让我拥抱你吧……」

75、龙应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引多方争议

http：//book.sina.com.cn 2009 年09 月17 日 10：00 东方早报

台湾作家龙应台

龙应台酝酿10 年，闭关1 年创作完成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月底在台湾出版，目前已经成为台湾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不过该书因为把台湾人描述成“失败者”的后代而在岛内饱受争议，与此同时台湾学者李展平日前指责龙应台引用其研究成果不当，有抄袭嫌隙。龙应台则通过龙应台文化基金会表示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史料，均有注明资料来源，并委托律师处理本案。

台湾人是“失败者”后代？

因为龙应台在书中将台湾人描述成“失败者”后代，还在书中表示向“失败者”致敬，这一描述激怒了部分岛内群众，但龙应台解释，兵败迁台的国民党政府当然是失败者，他们在军事上失败了，他们在往后的60 年里才建立起宝贵的价值主流。在龙应台看来，“1949”对撤退来台的外省人以及曾经为日本打仗的台湾人来说，都是一次失败，因此多年来它是岛内不愿意面对的创伤。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女孩“美君”在兵荒马乱中离开淳安家乡为起头，而“美君”原型就是龙应台的母亲；“龙应台”代表离乱中第一代出生在台湾的孩子。龙应台说，在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 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 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 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的后半段转向了那些老人的故事。

写作过程中，龙应台为搜集史料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将那个时代生死契约式的流离经历写成这部书。

材料引用不当？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成为岛内各大书店畅销书，但日前台湾“历史馆”

台湾文献馆编纂李展平指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台籍日军的描写，部分引用他创作的《烽火岁月》、《前进婆罗洲》、《战火纹身的监视员》等三部著作，但均未加出处说明。李展平向台湾媒体表示，他之前花了五年时间，调查二战台籍日本军属出征南洋经历，走访各地尚存的台籍日本军属，甚至远赴婆罗洲做田野调查，然后陆续出版《烽火岁月》、《前进婆罗洲》及《战火纹身的监视员》三本书，以此还原当时台籍军属遭遇。

李展平介绍说，龙应台今年2 月通过跟他联络，希望他为她安排拜访军属，李展平立即答应要求。但当李展平收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时，他发现书中关于台籍军属的部分，不少内容和他的著作相同。李展平认为，龙应台将他的作品改写出版，却没注明出处。李展平向媒体指出了六处相似地方，例如书中关于辜文品当战俘监视员焚烧尸体的描述，龙应台写得犹如亲身采访过辜文品，但辜文品早在两年前过世，龙应台不可能采访到，这些内容是改写自他的《烽火岁月》。李展平还表示，书中关于军属因没食物，找“盐肤木”取盐、捞“水流苔”煮汤、剁尸体当燃料等，也都是他和当事人一问一答得来，再无其他文字记录，也可能被龙应台改写引用。

李展平说，他曾陪同龙访问曾在婆罗洲当监视员的柯景星，并介绍蔡新宗给龙，但龙应台只在书末批注中，提到两个部分系引用《前进婆罗洲》一书。“给我该有的位置，把我摆上去就好了。”他说，争的不是名利而是历史的解读权。李展平强调，龙应台新书没有标明材料出处，让别人误解是他抄袭龙应台文章。李展平还表示，他之前与龙应台联络，龙应台没响应，之后由其助理回函表示，在书末有两处批注，说明引用《前进婆罗洲》一书，并指“如果还有漏列，麻烦您来信指正”，他无法接受这不合理的要求。

对于新书引用材料不当的指责，龙应台通过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执行长李应平发表三点声明，她强调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史料，均有注明资料来源，以昭公信。其次除参考前述史料文献，也亲自走访相关人士，因此书中所载均为当事人口述内容。李应平强调，龙应台治学严谨，相当尊重著作权。除了参考史料文献，龙应台还曾亲自走访相关人士，援引当事人口述内容。李应平说，龙应台是以“文学性手法”描叙，有其独特写作风格，凡是引用，她均已注明。目前她已委托律师处理本案，以示慎重。(石剑峰)

(编辑：刘良恒)

76、《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抢先试阅：住在一张地图上

文／龙应台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从1949 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问问对方，你痛在什么地方？

是时候了，在历史的这一页即将永远地翻过之前，我们还来得及为他们做些什么？

龙应台，华人最犀利的一枝笔，继思考家族情感的畅销书《亲爱的安德烈》、《目送》之后，龙应台再度推出15 万字新书《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酝酿十年、走过三大洋五大洲，耗时三百八十天，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从父母亲的1949 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乡下的老人家。

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藉由文学的温热，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

＊ ＊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港生」怎么在台湾开车？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中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 字形盖着油布的木棚里。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故事，与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路」、「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历史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象，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耻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聊以自慰，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新的命名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他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一切竟然是历史的秘密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不破碎的完整「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在台北办公以后，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77、拿到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我是 8 月的时候在天下杂志出版的官方网站天下网路上看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书讯和内容摘要，马上转到独角兽论坛。

摘要中的那篇《追火车的小孩》，读到流泪。兵慌马乱中，應揚和奶奶被留在家乡。應揚看着妈妈乘坐的火车离开，“媽媽在火車裡，頭髮捲捲的”。很多年后再回忆往事，應揚哽咽：“小時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老師跟同學指著你的鼻子說，你爸是國民黨，像拿刀砍你一樣，我總是想，如果媽媽在，多好，隨時可以回家對媽媽痛哭一場，可是一想到這裡，就更難過。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裡開出來，經過龍家院都速度還很慢，我老遠就從屋子裡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媽媽……我看到任何一個短頭髮燙得捲捲的女人，都以為那是我媽──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裡，我永遠追不上……”

应扬是龙应台的大哥。这本书是龙应台献给父母的书。

成王败寇之间，是无数平民的颠沛流离，妻离子散，是生生世世的伤痛，追不上更抹不去。谁有权要求平民为成败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当权者又何曾介意过平民的伤痛。

当时我就想一定要买这本书。也许未来《大江大海》会在大陆出版，但肯定会有部分内容被删除。我要买原版的。现在书到手看了看，估计大陆难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会损失很多内容。

国庆后忙完一些事，到网上买订了一本，加上快递费是95 元。下订单后两周左右就收到了书。

书的题记只有一行字：“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 致敬。”

龙应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封面

封底的简介：

所有的顛沛流離，

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離死別，

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

——上了船，就是一生。

……

——上了船，就是一生。我拿到书后很感慨，有网络真好，什么都拦不住。

78、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南宫世家

南宫世家 发表于2009-10-2 2:31:00

龙应台的文章看过不少，但笔者却很少买她的书，有很多原因，例如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的香港，吾人多少会感到反专制的红红「野火」太「野」了点，有次读到龙氏向香港人高呼：“把七．一走过的「皇后大道」改名为「民主大道」。”不禁哑然失笑！香港人从来对甚么“人民路”，“解放路”，“中山路”等路名无有好感，换了“民主路”，“自由路”怎的也不见得高明了许多，香港人嘛！只会誓死保卫“皇后码头”，这对于两岸的「中国人」来说总有点不可思议。龙氏或觉得很讽刺：在香港，为什么那个年年的反专制「基地」名叫「维多利亚公园」？──以侵占香港的那个英女皇命名的公园。但吾人却觉得这很正常。再者，笔者虽颇为欣赏龙氏凌厉的笔法，感性的文字，然仅满足于闲读的一时之快，总是产生不了收藏的冲动！当然，俗语说“世事无絶对”，当笔者拿起龙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看了两章不到，就掏腰包买了下来。

据说龙氏在出稿发印的最后一刻把篇章次序从新编排过，愚以为确是明智之举，这非但照顾了读者的知识背景（龙说现代的读者历史知识都很“爤”），更是满足了读者的兴趣递增，先感性，再是悲痛，最后才是反思，无语……

出中国记

本书由龙妈妈的逃亡开始，勾勒出一幅一九四九的世纪大逃亡景象，国军大溃败，自命“忠勇”的数百万军民怆惶告别亲人，故土，南逃至台湾，香港，这是一次中国人的集体“出中国记”，他们并没有大能的“摩西”带领（失败者蒋介石也自顾不瑕），台湾和香港也不是传说中“流着牛奶和蜂蜜”之地，然而这些难民却在以后的六十年间在这两地建立起自由和富庶的华人乐土。回望这一九四九的分界，吾人无不感激于先辈的决断与勇毅的同时，也无不悲痛于“上车与下车的决定”所带来的骨肉分离以及一个甲子的“人物全非”，龙氏对“苍海桑田”的极至演绎莫过于千年的历史的老家“淳安镇”被沉下水底，变成“千岛湖”水库，欲哭无泪。

笔者按：而这种出现在“新中国”的荒唐事至今仍在上演，三峡工程不是淹没了长江边上两座古城，十一座县城、一百一十六个集镇吗？

山东联中八千名师生历尽艰辛，辗转南下，到达广州时只剩下五千人，终于上到了开往澎湖的船，但代价是被强逼当兵，七位校长，老师因为学生奔走呼叫而被当“匪谍”枪毙。河南联中五千名师生亡命千里，到逹广西只剩下一半人，国军黄杰残部答应謢送学生，但被解放军追至，打散，迫入十万大山，最后成功进入越南法军集中营的学生不到三百人和校长拼死保护下来的一本「古文观止」。这是笔者读历史从没有得知的一页，民国的师生从抗战到内战一直在流离亡命中仍持学不缀，切切实实执行“护学如护土”的国策。

笔者按：反观十多年后的共和国，把一批批学生送到农村，把“臭老狗”打翻在地，再跺上一脚，知识成为“耻辱”，屠杀士人，焚琴煮鹤之事无日无止，二千年文化上国的威仪与自重被“唯物者”淘洗殆尽？

香港的一九四九，百几万难民涌入香港，有国军的残部与家眷，有连机器工人一起搬来的上海厂商，有不愿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和文化人仕，更多更多从广东涌入的平民百姓，当中有当时是国军后来是工业家的蒋震，年少的林伯里，科大校长朱经武，港大校长徐立之，有钱穆，余英时，马英九……大埔的「将军府」，新开张的「荔园」，每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调景领」（九七后成了絶响）……所有这些都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原文引用：“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笔者按：逃亡到香港的人并没有在一九四九之后停止，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投奔自由的国人从未止息，香港作家陈云提议应在香港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数百万成功“出中国”的先辈以及那些在途中不幸死亡的自由灵魂！

苍苍蒸民

也是从家人说起，从整理安德烈的大伯之遗物开始，揭开欧洲战场惨烈的一幕，德军共有五百万士兵死在苏联战场，刚就终战时被俘的两百四十万德军，仅一百多万人能回到德国，一百多万人如安德烈的大伯一样在苏军俘虏营受虐而死，而胜利者的苏联死了二千万人。

长春，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在城内，近一百万平民困于城内，原文引用：“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寸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长春被“解放”之日，己有至少三十万平民被饿死，现在的长春并没有一个类似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以纪念这些饿死的平民，连一个纪念碑也没有。

笔者按：可能因为长春是被“解放”的而不是被“侵占”吧，于是在胜利者的史书上只留下“兵不血刃”的杰出作战典范，而“忠实”执行围城命令的解放军将领林彪，二十年后被亲生女儿告密以至一家死于非命！儿时，长辈向笔者讲述那个坑杀三十万赵军的秦将白起，死后不久，有人在一只被雷电击死的猪的肚内发现刻着“白起”二字。

盐城，一个在江苏北部的小城，“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当上了上将，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一九四六年冬天，刚被国军打下来的盐城，十室九空，城外护城河埋了三千个国军，城内的战壕埋了七百个共军。“他们大部分都只有十七岁。”

笔者按：更多，更多的战场情景，每一幅都是引用亲历者的描述，细致得怵目惊心。这些场景，在胜利者笔下只剩下“歼敌五十万”的数字，而对失败者而言，又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屈辱与伤痛，如作者之言，这是历史的“黑盒”。解放军的残酷余数有所闻，然落在作者的笔下，他们也只是一些十七岁的少年。

福尔摩沙的少年

昭和二十年前的台湾人是如何过渡到民国三十八年的中国人呢？当然在香港有大量有关的书籍，只是笔者总提不起兴趣拿起来一读，这次正好透过龙氏的笔触以窥其一斑。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自小受皇民教化的台湾青年，在一九四二年，日本军部在台湾招兵，第一期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第二期也只收一千，却涌来了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皮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日本厚生省统计，日本在二战其间在台湾招募军属，军夫，军人共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余下回到台湾的，一生被“民国”社会所鄙弃。如果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后被征兵的青年，就加入了国军开赴内战战场，有的后来被俘又当了解放军，那个年代，根据他们那年满十七岁，他们就加入了不同的军队，如果不死的话，就有了不同的人生。

有一班青年加入了日军，被派去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做〔台湾特设勤劳团〕，最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埋葬大量被盟军炸死的日本兵尸体。拉包尔，新几内亚，这里是盟军的前线，驻扎了二十万名日本精兵，到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可以回家的人；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做苦力，到一九四五年被澳军解放，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送来的一千人，只有三百人生存。

另一班加入了日军的青年，被派去大马的山打根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就是看守十万名盟军战俘，大部分是英国在新加坡的协同军。“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龙氏走访了这些幸存者，有俘虏营的澳洲兵比尔，有从南京送去的国军俘虏利瓦伊恂，有台藉〔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两人战后被判十年。立体地呈现了当时俘虏营的情况，台藉〔监视员〕听命于上司，他们接受的军训第一课就是互打耳光，他们本来就时常给上司揍，揍俘虏是他们的职责，集体屠杀俘虏是军命不可违。他们有的也保护过国军战俘。龙氏提出了战争中的〔罪与罚〕，是下命令的上级该负全责，或是执行的下级需要负其独立“人道”责任，这些在欧洲战场也一样说不清。换了是今天的年青人，都有了独立思想的教育，而当他们认为这战争是不义时，他们有没有权利拒绝当兵呢？

笔者按：这样的问题，只带来思考，然而是不会有答案的。但起码龙氏让读者认识了相互的敌人。此书记载的大都是小人物，只有一个例外，他是年轻的民国驻山打根领事卓还来，他夫妇还有两个小孩被关在山打根的俘虏营，连日本人都对他肃然起敬，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日本人赏识他，邀他往南京做官，被他断然拒绝，台藉〔监视员〕蔡新宗也暗暗帮助卓领士的夫人，一九四四年被日军秘密杀害，只找到他的几块骨，当年被运回南京，埋在〔菊花台九烈士墓〕，如今南京人有谁知道那里是〔菊花台〕吗？

这里，以龙的原文作结：“卓还来安葬之后的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犠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物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79、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桑竹

（2009-11-02）

文化视角

今天的世界，国家的界限模糊了，忠诚与否，也变成相对的，但正义二字，还有不可动摇的根基。如果正义与否的观念也抛弃了的话，那么还靠什么来判断是非，人的行为该依据什么准则？

桑竹

昨天特意去书城，买了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可是看了几章后意识到，这其实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文学书。抱着了解历史的想法买这本书的人，会很失望。

在提供历史资料这方面，这本书没有什么新意。所有它叙述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事件。它的新意，在于为这些事件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故事，让灾难重新变得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在处理历史事件和采访资料方面，作者显然不怎么严谨。举个例子：“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死尸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223页）我很好奇，这一段记载，解放军逼着民工堵枪眼，踩着民工尸体过河的情节，作者是从哪里得来的？但这一段，作者没有说明任何出处，从上下文来看，这一段来自老兵林精武的回忆。但是，这明显有悖于解放军的政策，有悖于解放军受到民众拥护的实际情况。

是历史，还是文学？

作为读者，我们只能猜测，要么林精武回忆有误，误把兵当成民，要么林精武说的没错，真的发生过解放军把民工推到前线当炮灰的事。无论真实情况如何，严谨的历史学者，会对这种重大材料进行调查核对，而龙应台则信之不疑，大笔春秋，写进书里。

作者所采取的历史观听起来是很人道主义的，符合今天的主流价值。在书的结尾，作者说，她不在意国家、忠诚、背叛、胜利、失败、正义和不正义，她只在意被践踏，侮辱和伤害的人。但是，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她引述一段中文媒体对日本军队征用民夫和财产的评论：“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再引用一段中文媒体报道解放军征用民工的话：“担架队有2970 名成员，1200 人没有棉裤，1390 人没有鞋子，但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225页）

接着评论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227 页）

对于蔑视“国家”、“忠诚”、“正义”的人来说，她的确要思索一下，她得到的结论是成王败寇。

对于承认“国家”、“忠诚”，特别是“正义”的人来说，没什么可思索的：对闯进我家，杀我亲人，抢我财物的人，我就不应该，不愿意，不能够帮他；对于帮我打跑强盗的人，我就心甘情愿，豁出去了也要帮他。

今天的世界，国家的界限模糊了，忠诚与否，也变成相对的，但正义二字，还有不可动摇的根基。如果正义与否的观念也抛弃了的话，那么还靠什么来判断是非，人的行为该依据什么准则？

龙应台说，她要把年轻的读者“骗”进来，可能因为如此，这本书，有很多通俗小说的写作手法，比如：“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遂道里渐渐行使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53页）

事实上，没有一个火车站会允许乘客如此行为。她趴下来听到的，是下一班火车的声音，六十年前的火车再也回不来了。我不知道这样的描写，能不能真的把年轻读者骗进来。对我这样不年轻的读者来说，一本讲述历史的书里，夹杂太多的飘渺抒情，是对历史感的破坏，如同吃饼咬到大沙粒，也有被骗的感觉。

这本书翻到最后，还有一段莫名其妙的话：“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423页）

看看这一本书，从头到尾是血泪的控诉，一句轻描淡写的“对不起”就够了吗？可是，对不起之外，还能要求什么？我也替她为难。

这句对不起应该向谁要呢？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满洲人还是日本人？是什么让中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让人间处处悲剧？《大江大海》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回答问题。兴许是因为，这些不是“台湾人”关心的。

作者是永久居民，在本地零售业当业务经理

80、向齐太史学习

齐太史是谁？

我先不告诉你。这叫设置悬念，为了牵引你往下看。

我先告诉你崔杼的老婆棠姜与别人通奸的事。

崔杼是谁？他的老婆棠姜与谁通奸？

崔杼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齐国国君齐灵公把太子光废了，立另一个儿子牙为太子。公元前554 年，齐灵公死了，崔杼帮助原太子光把牙给抓了起来，光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即齐庄公。

不过，这个齐庄公太不够意思，他看上了崔杼的漂亮的老婆棠姜女士，与之通奸，被崔杼发现了。崔杼一气之下杀了齐庄公和他的警卫战士，然后立齐庄公的弟弟杵臼为国君，即齐景公。这是公元前548年的事。那一年孔夫子3岁。

齐景公上台后把崔杼任命为“右相”，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相”为官名。

所以，崔杼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相”的干部。

崔杼杀了齐庄公后，齐国负责记载历史的干部太史在史书上记上“崔杼杀其君。”崔杼一看火了，下令把太史杀了。

太史被杀后，他的弟弟接班做了太史，依然如哥哥一样，在史书上记载“崔杼杀其君。” 崔杼更火了，又下令把第二个太史杀了。

紧接着老三接班了，照旧写“崔杼杀其君。”崔杼照旧下令杀了死心眼找死的太史。

当老四接班后，他依然继续写“崔杼杀其君”，崔杼终于下不了杀手了，他实在无可奈何了，眼睁睁地看着史书记载了自己弑君的罪行。

看到这里，大家知道了齐太史是谁了。齐太史是四兄弟，为了不写谎言坚持记录真实而不惜牺牲生命，他们是把记载真实的事实、把职业道德和历史责任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好汉，是不畏强暴的令人尊重的好汉。

齐太史是谁？是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光荣！

齐太史是谁？是中国人的楷模！

齐太史值得我们学习！每当我的说真话的博文被隐藏时，我就想，我们要有齐太史的精神，坚持讲真话，继续写下去。

81、言论自由出善政

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中，子产远比屈原伟大。子产最伟大的一点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最早反对压制言论自由的国家领导人。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做为当代政治家的楷模。

子产是郑国主持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当时郑国有些人喜欢到地方学校去闲游，在那里议论朝政。有个叫然明的高干对子产说，“毁掉这些学校怎么样？”

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这些学校呀？人们早早晚晚到学校去，在一起议论我们执政的好坏。他们叫好的，我们就继续坚持；他们厌恶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呀！怎么能够去毁掉呢？我听说过要尽力做善事以减少怨恨，而没有听说过以威权来防止怨恨的。为什么不能立即制止议论？这就犹如堵塞大河一样，导致大决口必然对许多人造成伤害，这是我无法挽救的。

不如开个小口子让水畅通，不如把大家的议论当作治病的良药。”

然明听了子产的一番话很是折服。连孔子都对子产夸赞。

（《左传》原文：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42年，距今已经2551年了。子产的这些话拿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言论自由出善政！

如果子产在今天担任领导工作，当有人建议他加强网络管理，封掉异议博客，隐藏掉异议文章时，他一定会说：网民所善者，吾则行之；网民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封之？不能作威以防怨，而要行善以损怨呀。

我写此文绝不是盼望天下掉下来个林妹妹，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子产，再由新子产恩赐给人民言论自由。

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早就写进宪法了，我们必须推动落实宪法，对那些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人追究违宪责任。

压制言论自由必然出恶政。

保护言论自由才能出善政。

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①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最近出版新书《大江大海1949》，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地区引起强烈反响。龙应台说，她在此书中，要通过60年前她的家族故事、以及无数个被那场残酷的国共内战“绞肉机”甩出来的个体的生命历程。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60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当龙应台为收集史料奔走于台湾各个档案馆和台湾国防部各个机构时才发现有关1949年的资料如此之残缺不全。她说；“因为当时是溃散来台，因为是有一个集体战败心理，所以，历史都不是战败者在说，你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不忍去面对，结果就是，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他把你们的故事也讲进去了，所以当你在讲内战历史的时候，几乎都只有大陆的叙述。”

龙应台说，历史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她呼吁台湾民众行动起来，把自己、把长辈的经历，把藏在深处的千千万万亡灵的痛苦、伤痛都化成文字，或上网、或出书。不能把历史留给官方来写，那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边一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合起来恐怕就是一个完整的谎言。

但无论怎样，作家书写历史的目的，主要是探求真相，总结教训，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国共3年内战的惨烈，历史学家曾告诉人们，比中国8年抗战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3年的内战结果，就是导致大陆和台湾的分裂、对峙60年，台湾有独立之虞。

前30年，大陆主张用武力解放台湾，但由于力有不逮，未能如愿。后30年至今，当局推行和平统一，受到大多数大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摆脱不了30年前的思维习惯，总是叫嚣给“台巴子一点颜色看”，主张武力统一，否则“时不我予”。这部分人，当然一直在和平环境中长大，且一直陶醉在我军“战无不胜”宣传中。殊不知，解放军当年就是要武力解放台湾的，可就是没有打胜仗；他们不知道战争，战争不仅是军人的牺牲，更是平民的灾难。如果，是为了抵制外侮，国人拼死抗争，当然是可歌可泣的，也别无选择；但若自我残杀、兄弟相煎，其惨其烈，又有何意义？！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在网络上，笔者发现，60年前的内战，给无数平民的创伤，至今无法平复（否则，就看不到这样的资料）。即便是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在内战中，平民的性命也是蚁命。网络有评论说，内战中“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并以1948年围攻长春之战为例。

1948年中共打长春时，解放军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5月30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守长春的是国民党将领郑洞国，拒绝投降；由于城里50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所以郑将军要平民离城。但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当然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

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毛很懂人情，并懂得怎样利用它。不过这次错了，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却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3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针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至此，连铁血将军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只是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当时的长春市长记录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9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5个月的围困后解放军进入长春，此时长春人口已从50万减剩到17万。就是大陆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12万人。有参加围城的解放军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

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销。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

内战中，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是中共特色，被宣传为“人民战争”。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人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

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160万，二夫一兵。

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150万。淮海战役中高达543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2亿2干5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人民战争”。

那么，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大陆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1947年3月到6月，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康生指示把地主的家人也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

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其实，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甚至男女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是要干部们鼓励暴行“工作组”。

毛泽东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1947年8月16日到11月21日，他在陕北佳县，他街道报告说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1948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1亿5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当时的政策是10%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起码1千6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支持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在河北看到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于是，目的达到了；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1947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120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泽东也利用土改想使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链”，其中一个是毛25岁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1947到1948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毛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

这，就是国共内战中，被大陆宣传中隐没掉的部分历史真相。所以，笔者很理解龙应台说的“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是如何地完整。

要取得政权，用一些极端的措施，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人民付出沉痛代价后，能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内战停止后的30年里，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在“一元化”的领导之下，实行“公有制”，分给农民的土地有被没收为“公有”，农民成了画地为牢的农奴；政治上，人民只能歌颂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没有言论自由，公民没有选举执政者的权利；经济上“一大二公”，最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文化上实行苏联模式的党文化，万马齐喑；教育上封锁独立思考的可能，实施专门培养服从和奉承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愚民政策；……等等。事实上，民付出沉痛代价后，却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

由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迫使当政者进行改革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经济体制。这，才有经济腾飞的后30年。可当年，就有中共党人惊呼：“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现在看来，除了时间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变化与进步外，经济腾飞的制造者还是中国人，只不过学习采用了内战前就业已在中国落户的西方经济体制；传统教育中的“地主”、资本家”占据了庙堂之高，国民党领导人作为贵宾，亦风光地回到大陆。政治、文化和教育上也如内战前一样“开明”；不同的是，当年还有民营报刊的存在，如今没有；在舆论控制的方法和措施上更“与时俱进”了。而官僚腐败，比当年可能更恶化……。

笔者说这些，是站在今天看60年前的内战，呼吁国民思考，目前中国是否回到了内战前的起点。从而，也可以思考，统一固然是必须的，但叫嚣武力，真那么有底气吗？！人民，还愿意再经受内战的折磨吗？！

龙应台说，国民党在60年前的战场上确实失败了，但她要给“失败者”

打上引号，重新定义胜利和失败。她说，正是这些失败者来到台湾，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文明的、柔软的、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新的价值观，建立起一个现代台湾。因此，她以自己是失败者的第二代为荣。龙应台说，“失败者”在“台湾这个地方逐步发展出另外一套价值，这个价值离60年前那种国家的、集体的、胜利的、战争的价值越来越远，而离我称之为温柔的力量的价值越来越近。”毛泽东曾在1944年6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诚哉斯言！但民主的统一，却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

①统一是两岸人民共同的事业，因此这个“必须和平统一台湾”的说法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是“必须和平统一中国”。

83、坚定地站在鸡蛋一边

许锡良

一个知识人，常常是免不了关心社会，关心公共利益之类的事情,这里有一个态度与基本立场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知识人，我以为每当类似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站在什么位置上说话，那是会影响人们的视角的。也就是说，如果鸡蛋与石头发生了碰撞，在无法弄清是鸡蛋主动找石头相碰，还是石头主动撞击鸡蛋的情况，我以为，作为知识人应该毫无保留地站在鸡蛋这一边。这样做可能不一定是完全客观的、理性的或者公正的，但是应该说是离客观、理性、公正最近的方法与方式。

我记得现年六十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被《时代杂志》喻为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三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被媒体形容为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内的多部长篇小说作品，陆续被翻译成四十多国语言，全球销售超过两千万册，近年陆续获得捷克“卡夫卡文学奖”、爱尔兰“法兰克．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等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肯定。在2009 年2 月他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前往受奖时在耶路撒冷他发表了《永远站在鸡蛋那方》的著名演讲,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村上春树先生是正义与智慧的，这就是一个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所应该站立的立场。他在演讲中这样表达了一种知识人的基本立场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选择？春树先生说：“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84、“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柏林墙故事

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10月2日，原民主德国的国旗徐徐降下。1990年10月3日零时，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联邦德国国旗徐徐升起，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德国终于统一了。

从此，10月3日被称为德国统一日。

渴望台湾海峡两岸统一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人民，热烈祝贺德国统一。

大家都知道雪莱的《西风颂》里有著名的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所以，中国、韩国人民也可以想象：德国统一了，中国、韩国的统一还会远吗？

伟大的中国人民将迎接伟大的统一。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中国，将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归宿。

以下文章已经被无数博客转载过：“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

作者：冷血动物

http：//bjbsbjbs.blog.sohu.com/99784221.html#comment

（1945年到1961年间，每年约有数十万东德人通过柏林逃往西德）作者：赛培根

带着泪的笑话

实验室一个德国同学和我聊天，问我对二战以后的德国知道些什么。我想了很久，回答说，德国足球，柏林墙。当这家伙发现德国足球我确实知道不少以后，就问，你对柏林墙知道些什么？

柏林墙？我努力回忆着，恩，柏林墙是苏联和东德秘密计划修起来的，一夜之间，柏林墙就树立在柏林中心。此后，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发表了着名的讲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

“其它呢？”

差不多了吧，柏林墙作为冷战的象征，意义不就在这里么？

德国同学摇头，你不了解柏林墙，你不知道柏林墙真正的故事和意义。对于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不是肯尼迪，冷战这样的大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的故事，这些小人物在这堵墙边，用自己的生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名字，叫做“自由”。

仅在此记录他所讲述的，自己在柏林墙博物馆主页读到的一些故事。常觉得，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记录很不一样。在中国的历史记录里，少有这样详尽，乃至繁琐的小人物的记录。所以读西方的历史，经常觉得过于平淡，过于拘泥细节而不见大方向。然而，却自有一种力量在。

柏林墙的故事，在西方的历史里，感觉不但不惊天动地，或者剑拔弩张，反而竟然多有幽默。当然，是黑色幽默。

一、“中国长城”

万没有想到，在柏林墙纪念馆会读到我们中国的名字。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

1961年8月，一个沉闷的夏天。对于大量东德人经柏林逃往西方已经忍无可忍的东德人和苏联人搞了一个漂亮的偷袭。8月12日凌晨1点，2万多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立刻开始了修筑柏林墙的工程。应该说，这个以我国长城命名的工程，准备还是很充分的，绝对不是豆腐渣，仅仅到13日凌晨，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整个东西柏林被铁丝网全部分割，再加路障。柏林墙正式树立了起来。

然而上帝实在会开玩笑，就在柏林墙的修筑过程中，东德人就开始了翻越柏林墙，逃亡西德的“柏林墙传说”。东德人的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精神，给柏林墙的历史研究留下了千古之迷，到底是先有柏林墙，再有翻越行动，还是未等墙树起来，就已经开始了翻越，竟然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答案了。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在13日中午12点37分，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但就在13日，最早明白过来的东德人已经开始用生命搏击柏林墙，当天，一位技工跨过正在树立的铁丝网跳进了西柏林，有人跳进运河游到了西柏林。然而，天意弄人，谁也没想到记录他们踏上西德领土的时间。

13日上午，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同胞投掷自己的通行证，身份证件。到苏联军队能够阻止这一举动前，数以千计的证件已经被扔到了东德同胞的手里。大批东德人借机混在返回西柏林的西德人中间偷渡逾越了柏林墙。

（被隔开的东西柏林。一边是树木和自由的人民，另一边是生硬的道路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13日下午，柏林墙树立以后，第一个逾越柏林墙的人出现了。一个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但是，叁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是尽职的，他们不顾这个年轻人的枪，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这次这个年轻人失去了奔跑的能力，面对叁个警察，结局已经注定。

然而，上天决心要给大家看一幕喜剧而不是悲剧。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叁名警察，他们已经越过了柏林墙，现在是在西德的土地上，他们不再是警察，而成了违法者。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侧。这个青年拖着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事实上柏林墙并不是沿东德西德的边境修筑的，而是偏东德一侧，这是为了保证，即使你越过了柏林墙，你仍然在东德土地上，警察和军队仍然有权力和能力开枪将你击毙。当时那叁位警察并没有越界，他们大可以合法将那个青年绑回东德。然而，面对这柏林墙上的第一次交锋，他们误会了，害怕了，那个青年简直是奇迹般的竟然这样逃脱了已经笼罩住了自己的厄运。

这是第一个通过柏林墙的逃亡者。也许这第一个人就定下了逃亡柏林墙故事的基调。在柏林墙传说里，有眼泪，有悲壮，有无奈，但同样也有幽默，滑稽和令人含泪微笑的故事。

（西柏林看到的另一侧的东德警察和士兵）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上）

要说最可爱的逃亡者，颇有几个竞争者，首先是两位大情圣，一个是阿根廷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大家看看他们逃亡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也就是他们能做出来，死脑筋的德国人就是再有几百万人逃亡，也做不出这么幽默的计划来。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情人被困在东柏林的两位gg 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调查研究，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

于是计划诞生了，把自己的mm 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西柏林就行了。

说干就干，澳大利亚gg 就这么把自己的新娘子接到了西柏林。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就不存在什么幽默了。但是这时候，阿根廷gg出场了，他充分表现了南美人民热血沸腾，但不爱动脑子的特点，他认为这个计划不错，决定自己也照办煮碗。所谓照办，真的是照办，他居然连车子都是直接找澳大利亚人借的同一辆车！

说来也是，这么矮的车本来就不好找。问题是，他一点伪装都没有做，连车牌都不换，就这么开了去。

阿根廷gg开着这辆已经被报纸报道得详细得不能再详细的车，大摇大摆开进东柏林。东德警察一看，这车怎么这么眼熟，但是谁也猜不到天下还真有这么大胆的人。警察问“这车，以前是不是来过东德？”阿根廷gg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当然没有啦”。警察自己也糊涂了，大手一挥，放行了！

结果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同一辆车，把另一对情侣，用同样的方式带到了西柏林。在他们举行婚礼之际，悲愤的东德警察把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从栏杆下面再钻出去！

另一位竞争者是五岁的小男孩。他家经过地道从柏林墙的下面钻到了西柏林。这个地道挖了整整6个月。而且因为东柏林警察便衣密布，地道不得不从西柏林挖掘。要求是绝对不许做地面测量，还必须正好挖到被接应者的厕所里。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

这样庞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真不知道逃亡者是如何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如此之久的。但这个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地道口出现在西柏林的时候，面对记者和救援者人发表感想如下：

“这个大洞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那一刻，我想到了法国着名的影片《美丽人生》

（1961年8月13日，由处于分界线的楼内逃往楼外的西柏林）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下)

写可爱是容易的，面对冷酷的现实，人类用自己的信心，幽默来反抗，说起来即使是最大的冷酷，也压不下那希望和温暖。然而要写悲惨，实在有些下不了笔。

在柏林墙的逃亡者中，那些“功败垂成”者无疑是悲惨的。1961年，18岁的彼得。菲西特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已经爬到了柏林墙的顶部，只需要再加最后一把劲，就可以达成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

彼得滑落回柏林墙东侧。

悲剧还没有完，身中数弹的彼得倒在柏林墙下，血流如注，我不知道东德的警察是一时不敢承担责任，跑去请示上级，还是真的就已经下了杀心(我宁愿相信是前者)。彼得就这样在墙下躺了50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前来管他。

彼得的呼喊声一点一点的低下去了，低下去了。西柏林的人群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你们是杀人犯”“你们是法西斯！”上千群众怒吼着。西德的警察冒险跑到柏林墙边(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极其危险的，柏林墙西侧依然是东德的土地，警察已经“越界”，完全可能被枪击)把急救包扔向彼得。但是太晚了，彼得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

彼得终于停止了呼吸。他的血已经流尽了，在他蓝眼睛里最后映出的，依然是东柏林。50分钟以后，东德警察抬走了他的尸体。如果说彼得最大的不幸在于他最终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最后“成功”的例子，是不是算幸运。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直接冲开柏林墙进入西德。

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街道在西方, 楼房属于东方。楼房上的窗口就是著名的“死窗户”，被砌死以阻止人们逃到西柏林）

逃亡者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坚固的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

有军事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对于穿透力极强的子弹，民用的车壁，车门根本就是nothing，香港电影里躲到小轿车后面就可以逃开对方射击的镜头完全是搞笑。所以，用这个办法冲击柏林墙的人，实际上等于完全不设防的穿行在枪林弹雨中，去争取一次严重交通事故的机会！

这里的故事太多，最悲惨的，一是在离墙最后一米处熄火的那辆装有数十人的大客车。二就是布鲁希克的故事。

布鲁希克和他的同夥同样是利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

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 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柏林人展开了一场争论，布鲁希克究竟有没有看到他梦想看到的西柏林？最后是一个现场镜头宽慰了大家，从镜头上看，客车驾驶座位于西柏林之后，布鲁希克还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是的，那时候他还活着！他的眼睛最后映出的，是他梦想中的迦南--西柏林！

他是一个成功者。

这个镜头我也看了，说实话，在那样的动荡，混乱，和快速行使中，每个人都被颠簸得相当厉害，硬要说那个几乎无法注意到的动作是布鲁希克自己作出来的而不是别的原因，我感觉实在是勉强。但是，谁又愿意继续辩论下去呢？谁又不希望这个年轻人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是快乐呢？

德国人如此不严谨的结论很少，却少得可爱，少得美丽。

柏林墙倒塌以后，新建成的文化宫，专门采用了很特殊的设计。建筑之间均用伞状结构连接，整个原来的柏林墙东侧“死亡开阔地”被全部笼罩在保护伞下。成为了伞下的广场。

我的德国同学说，这是因为，在这个广场上，无数逃亡者因为没有任何隐蔽物，只好强行穿越在火力控制下的广场而失去生命。现在，德国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公民提供隐蔽物了，尽管，已经太迟，太迟……

（ 西柏林人远远地向他们在东柏林的亲人招手）

三、咱们德国人都是工程师

上面那篇太沉重了，来一点轻快的。

德国人的机械设计，制造能力举世闻名，在柏林墙逃亡中，那也是充份体现了德国人民的技术水平。要按现在流行的歌来唱，那就是：

“咱们这嘎都是德国人，咱们这嘎特产工程师，咱们这嘎香肠配啤酒，咱们这嘎都是活奔茨”(奔茨，即奔茨汽车创始人，德国工程师)。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利用河流潜水到达西德。大家心目中的潜水是什么样的？潜水服？潜水镜？总之他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还一切都必须自己造，最多是一点粗糙的个人潜水工具罢？

非也，这位青年自己造的是--潜-水-艇！

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质量如何？我看可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超过5个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有同学说了，5个小时是不是太长了一点，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试试拿个小摩托的马达去潜水看。

这小潜水艇当然是一个奇迹，该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不过小潜水艇也就算了，后面来了个更狠的，逃亡中一不小心，楞搞了个吉尼斯记录出来。

1979年某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花了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工程学，气体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被记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了。警察目瞪口呆之余，还算记得开枪射击。这一射击，该气球良好的工艺水准就发挥了出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

“长江，我是黄河，你们赶快出动，寻找一个热气球，把它打下来，对，没错，是热气球，重复一遍，热--气--球！”

苏联空军“苏”，“米”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28分钟的飞行以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问题是，当气球被发现以后，两家人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这一“紧急降落”，就谁也摸不准方向了，降落的地点无法确定。到底是已经到了西德，还是被迫降在东德，谁也不知道。

估计在他们数年的学习中没有心理学的功课，面对未知的前景，8个人都失去了验证的勇气。他们根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已经没有勇气亲自揭晓自己的命运了。他们唯一能作的，就是祈祷。

降落整整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他们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Spree 河中的柏林墙，东西方的边界划分在两岸中间）

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钻研

下面这个故事，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些事情，你是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

把一个人藏在小汽车里偷越柏林墙，你会把他藏在哪里？后箱？底盘？座位下面？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得出来，把人藏在汽车的引擎部份。不要说那里因为发动机的缘故温度高，废气多，人放那里多半不烫死也憋死，就算没这些问题，您随便掀开哪辆车的引擎盖看看，怎么可能放得下人？

然而事实证明，那里可以放下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以在引擎旁边至少呆2个小时以上，还保持清醒。9个从引擎中逃亡柏林墙的东德人可以作证。他们的故事甚至连金庸先生描写的什么‘缩骨功'也相形见绌。据资料显示，他们都是把自己扭曲成，成，很难说他们把自己扭曲成什么形状了。

总之他们就好象没有骨头，可以随便变形的橡皮泥一样，把自己一点一点的塞进了引擎与盖子之间的缝隙里。然后就这样逾越了柏林墙。到达西柏林以后，他们要用1-2小时的时间，再一点一点把自己“还原”。先出来一条腿，再伸出一个头，逐渐的，一个人的形状硬是从引擎里升了起来。在录像上，一大群西德的热心人在旁边帮忙。但是很快，“不许帮忙”就成了规矩。因为逃亡者的姿势实在太古怪，只能由本人来逐渐恢复。

没有经验的人只能是越帮越忙。

在香港电影里，警察，或者匪徒，经常从人行天桥上一跃而下，正好落在驶过的汽车顶上。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电影，对于柏林人却是生活的一部份。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不必担心，这里的跳楼可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份的。曾经有一家叁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怎么哀求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准备失望的散去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了大楼。警察破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的一跃而下……

再后来，由于柏林墙西侧仍属于东德，接应的西德人算侵犯了东德领土，跳楼者又改用汽车接应。顶部预先布置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着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又马上退回西柏林内部。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这位德国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经过一番努力，东柏林妇女终于由属于东德的楼内进入了属于西德的街道，楼上窗内的为东德警察）

五、俱往矣

在30年的柏林墙前面，我只看见过柏林人两次泪水。

一是在1961年，柏林墙正在竖起，那个时候，柏林墙还是“透明”的铁丝网，就隔着那一道铁丝网，千万德国人交谈着，互相安慰着。我注意到很多这样的镜头，一对衣冠整洁的中年夫妇，镇定的安慰着对面的年轻人，而那青年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问德国同学，回答是，那是一个个家庭，那一天，儿女或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上学，或者只是一时的游玩，从东柏林走到了西柏林。而父母还在东柏林。

他们走到柏林墙边，来见对方最后一面。那对镇定的父母一定是在告诉儿女，从此你就要靠自己了，千万不要回东德来，你要在西德坚定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父母一眼望去，竟然有那么多。

再后来，是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德国人疯狂的涌向柏林墙。两德的居民拥抱在一起，哭泣在一起。我首次看见德国人这样的失控。人那么多，有的奏起音乐，于是人们一起跳舞，欢歌，欢呼和笑声响彻云霄，仅仅片刻之后，也许，不知道是谁，为了什么，忽然哭泣起来，也许，正为了28年以前送别自己的父母，永远不能再回到柏林墙，再告诉自己一次，“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靠，那么高！）

于是哭泣声越来越大，千万人一起哭泣起来。每个人都有充份的理由。有充份的理由笑多少，也就有充份的理由哭多少。在这堵墙下面，掩埋了一个德国的传说。

德国人毕竟是幸运的，柏林墙见证了德国人的痛苦，全世界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他们被关注着。然而，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的痛苦竟然是完全默然的。

就在德国人面对柏林墙之后数年，以百万计的越南船民逃向大海。没有录像，没有文字，更没有如德国那样，西部同胞的援助。他们抱着和德国人一样的梦想，以一样悲壮的方式逃亡。而他们的死亡比例，高过德国人不知多少倍！

他们在哪里？他们的“柏林墙”何在？今天，我已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看到了柏林墙，但是，谁曾经为那些越南船民记录过什么？

到今天，我们就看不见还存在的“柏林墙”和类似的悲剧了么？

当我告诉那个德国同学这些的时候，他沉默了，然后说，“也许，总会一点点的好起来 ”

我不知道。

无论如何，柏林墙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且，是喜剧性的结束。人间的故事，如柏林墙这般悲惨的并不少，能够最终这样收场的，已经很不错了。

1989年11月9日，下午6时57分，民主德国宣布从即时起开放边境。聚集在柏林墙附近的德国人很快就拆除了这个横在德国人中间的高墙，史称“柏林墙倒塌”。

1990年10月2日，原民主德国的国旗徐徐降下。 1990年10月3日零

时，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联邦德国国旗徐徐升起，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德国终于统一了。

85、一年来，中国大陆新闻网络的官民博弈

根据刘永红关于后奥运期中国舆论状况的报告，通观奥运前后一周年的网络管制措施，必须承认，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没有给政府在该领域的管制带来任何积极影响，从封网到整顿到抓人，局面愈演愈烈，一年来鲜有任何开放迹象。这是国内媒体、国际媒体、网络媒体三大领域的舆论管制中，政府唯一没有呈现任何进步迹象和积极因素的领域。究其原因，乃在当下网络已成为中国大陆凝聚公民力量最重要的基地，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对手。

北京奥运会期间陆续开禁的海外敏感媒体网站，如VOA、明报、德国之音、亚洲周刊、博讯等，在奥运会结束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最迟至2009年上半年，陆续重新封锁，完全回复到奥运前的封网状态。政府在此前敏感网站开禁时获得的坊间好评也由此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对国内敏感网站的封杀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著名学术网站天益网，著名精品博客网站牛博网，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办的文化批评网等与时政相关的敏感网站，乃至一些著名博客等，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最迟到2009年上半年，陆续被关闭。

2009年网络议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如饭否，嘀咕，推特等的出现，使得公民记者、现场播报、信息迅速扩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在邓玉娇案、石首案上，饭否等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因可以绑定手机等通讯工具，随时随地发布消息，对传播现场真相、凝聚网络民意起到了极大作用。

恰在邓玉娇案和石首案之后，政府迅速出手，开始大规模整肃网络即时通讯工具。2009年5月底至六四二十周年前夕，规模最大也影响最大的饭否被无限期关闭至今，与此同时，嘀咕和推特等工具也被关闭。这次整肃行动，对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影响极大。

截止目前，此类即时通讯工具，仅仅剩下推特还能通过翻墙注册用户的方式苟延残喘。

除了封网外，对境内互联网公司，即时通讯网站等以定点清除的整顿为主要手段，其中有事后追惩性质的专项整顿，如整顿低俗之风行动，也有提前预防性质的主动出击，如整顿谷歌、强化网评员队伍等。这是自2009年1月开始，持续到2月对大陆互联网的大规模整肃行动。由国务院各部门参加，媒体造势，整顿目标是互联网低俗之风，实质是互联网上的以传统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恶搞行为。该项行动沿袭的是政府90年代以来的扫黄打非战略，在该次整顿行动中，包括著名网络小组豆瓣在内，都被强令解散。网易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的自由主义气质据点被一一清除。

绿坝护航计划是由工业与信息产业部牵头，旨在从2009年7月1日起，所有商用电脑在售出前强制安装过滤系统的计划。这是北京奥运会后，自整顿低俗之风后的第二次全国性互联网整肃行动，和前者不同的是，绿坝计划的性质是主动出击，防范于未然。

值得庆幸的是，因绿坝计划的技术过于简陋，捆绑的商业利益过于直露，问世不久即遭到媒体和网民的猛烈抨击，随即在技术上和商品信誉上陷入狼狈境地。工信部不得不宣布推迟安装时间并取消原定的强制安装计划。民意狙击绿坝计划成功，这是北京奥运会以后至今网民在反管制过程中所取得的唯一胜利。

GOOGLE公司自进入中国大陆以来，因其开放性和自由度，获得广发好评。2009年6月18日晚，CCTV焦点访谈节目突然曝光“谷歌中国”网站。节目指该网站“大量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德，损害公众利益的新闻，并要求有关部门，对此行为进行惩罚，维护互联网的绿色健康环境。”分析人士认为，政府此番对谷歌的整顿，是试图警告国外互联网公司不得违反大陆的新闻和舆论管制政策。

自雅虎公司师涛案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扩张冲动、商业利益与政府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监控政策之间的矛盾，一直呈白热化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里仍然是国际社会需重点关注的领域。

作为在大陆市场占有份额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贴吧以及即时性和大容量的特点成为大陆网民讨论新闻事件的重要阵地。校内网和开心网作为SNS网站，是2009年最为活跃、影响极大的新闻和舆论网络阵地。2009年5月25日开始，大陆有关部门对百度贴吧、校内网和开心网进行整改，并要求各媒体对有关整改情况不做报道。2009年，根据监管部门要求，腾讯公司对旗下数量庞大的QQ群实行实名制管理，群主必须登记真实身份资料。

早在几年前，政府即在各地部署网评员队伍，以期阻击网络民意，防止失控。北京奥运会以后，这个政策得到更高强度的部署和落实，并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分流出口之一。从目前的迹象看，网评员机制已成为各地政府掌控舆情的主要手段，五毛党活动的频率和幅度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其办事效率、组织机制、奖惩手段等日渐常规化和正规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原本属于半地下工作的网评员机制现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说明政府在该领域已无惧于网络清议和民意压力，或者说网评员机制已被力撑获得体制内的合法性

跨省追捕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网络词汇，也成为2009年政府最为常用的控制网络舆论手段。2009年4月，因为在网上发帖披露家乡征地丑闻，在上海工作的河南青年王帅被河南灵宝市警方跨省抓捕，刑事拘留8天。在舆论持续关注下，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秦玉海向公众道歉，灵宝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王帅获得783.93元国家赔偿。与此同时，同样因为网上发帖而被抓至今被羁押的39岁内蒙古男子吴保全案也进入公众视线，2007年和2008年，他两度被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第一次被刑拘10天，第二次以诽谤罪被判刑1 年。吴不服而上诉，市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重审。结果，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却从1年改判至2年。

吴案至今尚在法律程序中等待纠正。

2009年2月初，山东汇银置业有限公司员工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为题，在天涯社区、新浪博客和百度贴吧连发6篇帖子。帖子称，山东省曹县庄寨镇镇委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 并贩毒吸毒卖淫嫖娼。帖子发布十几天后，获知情况的郭峰向当地警方报案。2月25日，警方将发帖人段磊刑拘。4月4日，曹县人民检察院以帖子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为由，批准逮捕段磊，并于7月6日对段磊提起公诉。7月17日，曹县人民法院以“涉及隐私”为由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媒体披露此案后，段磊案峰回路转，7月24日凌晨段磊获释，25日下午，曹县有关部门已对办案机关的7名人员进行问责。曹县监察局对县公安局案件审批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县公安局对案件审核人员和主办人员分别给予警诫一次。

县检察院对侦查监督案件审核人员和公诉案件承办人员暂停执行职务，责令检查，通报批评；对公诉案件审核人员和侦查监督案件承办人员责令检查，通报批评。

北京奥运会前夕的2008年7月，因在聚友网上发表跟帖质疑杨佳袭警案动机，苏州青年郏啸寅被上海警方逮捕。一直到杨佳案二审宣判后的2009年1月，在羁押190天后，郏啸寅才被有条件释放（取保候审）。直至2009年6月13日，杨佳袭警案一周年前夕，郏啸寅被正式释放。

福州闽清女子严晓玲2008年2月11日离奇死亡，福建警方鉴定其为输卵管妊娠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严晓玲之母林秀英坚持认为其女儿是被强奸致死，并多次上访，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2009年7月16日，因在网上发表“严晓玲案”的相关帖子，郭宝峰等6名网友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拘留。最近一位被拘的网友郭宝峰是16日凌晨“被福州马尾警方带走”的，他在警察局里通过网络发出求救信，随即被网友转发至各处。当律师要求与被拘当事人会面时，警方以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

2009年7月，杭州70码飙车案主角胡斌出庭受审，因胡外貌大变，引发网友广泛质疑。湖北省鄂州市“无业人员”熊忠俊即于7月21日以“刘逸明”名义在网上发布了《荒唐，受审的飙车案主犯“胡斌”竟是替身》一文，质疑说“让人吃惊的是，受审的‘胡斌’竟是一个替身，中国媒体在广传有关消息的时候，竟然都没看出来。”接著，从7月23日至8月2日，熊忠俊又在互联网上连发8篇文章，继续质疑胡斌身份。2009年8月21日，鄂州市警方以熊忠俊利用互联网捏造、散布“胡斌替身”谣言，引发网民猜疑，误导公众舆论，扰乱公共秩序，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为由，对熊忠俊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一年间，对于国内传统媒体，中国大陆的舆论管制形态总体呈现两个特征：第一，宏观上继续从紧，技术上已经发展为更成熟、完备、精细的监控措施，在群体性事件等部分领域则有松动趋势。需要指出的是，松动的的原因并非是管制主动放松，而主要是社会情绪日益发酵，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此背景下民间力量以网络作为主要平台和武器，不断释放和施加压力所致。第二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利益多元和冲突所形成的裂缝，也带来了部分报道空间。对于国际媒体，政府的管制亦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延续奥运前的宽松政策，某些领域的开放政策甚至前所未有。另一方面阻力依旧，乱象频生，粗暴对待外媒，践踏新闻自由现象时有发生。

对于网络媒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没有给政府在该领域的管制带来任何积极影响，管制依旧，封锁依旧。从封网到整顿到跨省追捕，三大措施并举，局面愈演愈烈，一年来鲜有任何开放迹象。这是国内媒体、国际媒体、网络媒体三大领域的舆论管制中，政府唯一没有呈现任何进步迹象和积极因素的领域。究其原因，乃在当下网络已成为中国大陆凝聚公民力量最重要的基地，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对手。

对于后奥运期中国政府对舆论管制状况的观察和分析，人们可以明确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大陆政府仍然对媒体和舆论实行严格控制的政策，其背后的专制集权的体制性根源不言而喻。在当今网络时代的信息化浪潮面前，中国政府的传统舆论管制手段愈发显得粗暴、落后、颟顸；而其针对各项事件的管制措施也越来越失去民心，当局进退失据之态、自欺欺人之语，比比皆是。

舆论管制对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公民社会是一个首要的障碍。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舆论自由，中国是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的。因为，自由的舆论，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最最基础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