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即景

苏童

简介

苏童，江南苏州人氏。

一九八零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据说在那里度过了最令他难忘的四个年头，而他的大名却仍旧在这所著名学府中被人一再提起。

一九八三年投入小说创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此中国当代文坛便再难抹去他的形象。

他喜欢“新潮”，曾在其中尽情畅游。

他也喜欢“传统”，喜欢琢磨中国的历史风云。

有一天《妻妾成群》问世了，又经电影“大腕”张艺谋之手调弄成了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最后角逐奥斯卡金像奖，虽然结果未尽人意，但中国电影界和文学界都给不大不小地“震”了一下。

中国人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知道《妻妾成群》，最后迷恋上了这位可爱的苏童，而苏童则从《妻妾成群》再一次出发，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之路。

离婚指南

整整一夜，冬季的北风从街道上呼啸而过，旧式工房的窗户被风力一次次地推揉，玻璃、木质窗框以及悬挂的胳肉持续地撞击着，对于失眠的杨泊来说，这种讨厌的噪音听来令人绝望。

房间里有一种凝滞的酸臭的气味，它来自人体、床铺和床铺下面的搪瓷便盆。杨泊闻到了这股气味，但他懒于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起来。杨泊这样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夜，孩子在熟睡中将一只脚搁到了他的腹部，杨泊的一只手抓着孩子肥厚的小脚，另一只手揪住了自己的一络头发。他觉得通宵的失眠和思考使他的头脑随同面部一起浮肿起来。在早晨最初的乳白色光线里，杨泊听见送牛奶的人在街口那里吹响哨子，一些新鲜活泼的人声市声开始了一天新的合奏。杨泊知道天亮了，他该起床了，但他觉得自己疲惫不堪，需要睡上一会儿，哪怕是睡五分钟也好。

先是孩子醒了。孩子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声啼哭，于是朱芸也醒了，朱芸的身体压在杨泊身上，从床下抓到了那只便盆，然后朱芸坐在被窝里给孩子把尿，便盆就贴着杨泊的脸，冰凉而光滑。他听见朱芸嘴里模拟着孩子撒尿的声音，她嘴里的气息温热地喷到杨泊脸上，类似咸鱼的腥味。杨泊睁眼在妻子身上草草掠过，朱芸的头发散乱地被垂着，粉绿色的棉毛衫腋下有一个裂口，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她的脸色显得枯黄发涩，杨泊不无恶意地想到了博物院陈列的木乃伊女尸。

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朱芸瞟了眼桌上的闹钟说。

杨泊朝外侧翻了个身。这句话也是他们夫妇每天新生活的开始。你该起床了，去取牛奶。几年来朱芸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杨泊突然无法忍受它的语调和内涵。杨泊的脚在被子下面猛地一蹬，他说，我要离婚。朱芸显然没有听清，她开始给孩子穿棉衣棉裤。朱芸说，我去菜场买点排骨，你马上去取牛奶，回来再把炉子打开，听清楚了吗？

我要离婚，杨泊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很沉闷，语气却很坚定。床板咯吱咯吱地响了一会儿，朱芸走出了房间。她打开了有线广播的开关，一个女声正有气无力地播送天气预报。关于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关于风力和风向，关于渤海湾和舟山群岛的海浪和潮汛。杨泊不知道这些东西和他的主活有什么联系，他也不知道朱芸为什么每天都要准时收听天气预报。现在他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倦意，他真的想睡一会了。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朱芸拎着菜篮回家，看见孩子坐在地上，将糖果盒里的瓜子和水果糖扔得满地都是，而杨泊仍然没有起床，你今天怎么啦？朱芸温怒地走过去掀被子，你不上班吗？你不送孩子去幼儿园啦？她的手被杨泊突然地抓住了，她看见杨泊的头和肩部从被窝里慢慢升起来，杨泊的眼睛布满血丝，一种冰冷的陌生的光芒使朱芸感到很迷惑。

我要离婚，杨泊说。

你说什么？你是在说梦话还是开玩笑？

说正经的，我们离婚吧。杨泊穿上假领，浊重地舒了一口气，他的目光现在停留在墙上，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结婚合影。杨泊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暖昧的微笑，他说，我想了一夜，不，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我要离婚。

朱芸抓住棉被一角怔在床边，起初她怀疑地看着杨泊脸上的表情，后来她便发现杨泊并非开玩笑，朱芸的意识中迅速掠过一些杨泊言行异常的细节。一切都是真的，朱芸脸色苍白，她看着杨泊将他汗毛浓重的双腿伸进牛仔裤里，动作轻松自如，皮带襟上的钥匙链叮叮当当地响着，朱芸扬起手朝杨泊掴了一个耳光，然后她就呜呜地哭着冲出了房间。

自杨泊表明了离婚意愿后，朱芸一直拒绝和杨泊说话。朱芸不做饭，什么也不吃，只是坐在椅子上织孩子的毛衣，偶尔她用眼角的余光瞟一下杨泊，发现杨泊胃口很好地吞咽着速食方便面，朱芸的嘴唇动了动。她轻轻骂了一句，杨泊没有听清她骂的什么，也许是畜生，也许是猪猡，但他可以肯定朱芸在骂他。杨泊耸耸肩，把碗里的由味精和香料调制的汤也喝光了。杨泊故意很响亮地咂着嘴，他说，世界越来越进步，日本人发明了方便面，现在女人想让男人挨饿已经不可能了。他看见朱芸绷着脸朝地上啐了一口。她用竹针在烫过的头发上磨了磨，又骂了一句，这回杨泊听清了，朱芸在骂他神经病，杨泊若无其事地从她身边走过，挖了挖鼻孔，然后他举起食指凝视着上面的污垢，一点不错，我就是个神经病。杨泊说着就将手指上的污垢噗地弹到了地上，神经病和智者只差半步。

冬日的黄昏凄清而短促，烤火的炉子早已熄掉，谁也没去管它，朝北的这个房间因此陷入了刺骨的寒冷中。杨泊坐在桌前玩一副破旧的扑克，牌阵总是无法通联，他干脆将扑克扔在一边，转过脸望着沙发上的朱芸，他看见朱芸的脸上浮动着一些斑驳的阴影，他不知道那些阴影是窗帘折射光线造成的，还是直接来自她恶劣的心情。现在他觉得朱芸的坐姿比她站着时更加难看，而她在黄昏时的仪容也比早晨更加丑陋。

你老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杨泊搓了搓冻僵的手，他说，不说话不能解决问题，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跟畜生说话。朱芸说。

谩骂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谈谈，我知道这要花时间，所以我向单位请了两天病假，我希望你能珍惜这点时间。下个星期我还要去北京出差。

那么你先告诉我，谁是第三者？是俞琼吧？我不会猜错，你已经让她迷了心窍。是她让你离婚的？

不。你为什么认为一定有个第三者呢？这实在荒唐。杨泊露出了无可奈何的微笑，他说，是我要跟你离婚，我无法和你在一起生活了，就那么简单。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把我当一只鞋子吗？喜欢就穿，不喜欢就扔？朱芸突然尖叫起来，她朝地上狠狠地跺了跺脚，我哪儿对不起你，我是跟谁搞腐化了，还是对你不体贴了？你倒是说出理由来让我听听。朱芸扔下手里的毛线，冲过来揪住了杨泊的衣领，一下一下地抻着，她的眼睛里沁满了泪花，你狼心狗肺，你忘恩负义，你忘了生孩子以前我每天给你打洗脚水，我怀胎八个月身子不方便，我就用嘴让你舒服，你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说呀！

杨泊的身体被拽得前后摇晃着，他发现女人在愤怒中触发的暴力也很可怕。杨泊顺势跌坐在床上，整理着衣领，他以一种平静的语气说，你疯了，离婚跟洗脚水没有关系，离婚跟性生活有一定关系，但我不是为了性生活离婚。

你的理由我猜得出，感情不和对吗？朱芸抓起地上的玩具手枪朝杨泊砸过去，噙着泪水，你找这个理由骗谁去？街坊邻居从来没有听见过我们夫妻吵架。结婚五年了，我辛辛苦苦持家，受了多少气，吃了多少苦，可我从来没有跟你吵过一次架，你要摸摸你的良心说话，你凭什么？

离婚跟吵架次数也没有关系。杨泊摇着头，扳动了玩具手枪的开关，一枚圆形的塑料子弹嗖地打在门框上。杨泊看着门框沉思了一会，然后他说，主要是厌烦，厌烦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最后成为仇恨。有时候我通宵失眠，我打开灯看见你睡得很香还轻轻打鼾，你的睡态丑陋极了，那时候我希望有一把真正的手枪，假如我有一把真正的手枪，说不定我会对准你的脸开枪。

我不怕你的杀心。那么除了打鼾，你还厌烦我什么？

我厌烦你夏天时腋窝里散发的狐臭味。

还厌烦我什么？

我厌烦你饭后剔牙的动作，你吃饭时吧叽吧叽的声音也让我讨厌。

还有什么？

你急是把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一到夜里你守着电视没完没了地看香港电视连续剧，看臭狗屎一样的《卞卡》。

继续说，你还厌烦我什么？

你从来不读书不看报，却总是来跟我讨论爱情，讨论国家大事。

还有呢？你说下去。

我讨厌你跟邻居拉拉扯扯，在走廊上亲亲热热，关上房门就骂人家祖宗三代，你是个庸俗而又虚伪的女人。

全是屁话，朱芸这时候鄙夷地冷笑了一声，她说，你想离婚就把我贬得一钱不值，这么说你跟我结婚时的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把戏？

不。你又错了。杨泊点上一支香烟，猛吸了儿口说。当初我爱过你是真的，结婚是真的，现在我厌烦你，因此我必须离婚，这也是真的。你难道不懂这个道理？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你我都应该正视现实。现实往往是冷酷的不近人情的，现实就是我们必须商讨一下离婚的具体事宜，然后选一个好天气去法院离婚。

没那么便宜。我知道只要我不同意，你就休想离成婚。朱芸咬紧牙关，她的脸在黄昏幽暗的光线中迸射出一种悲壮的白光，然后她从饼干筒里掏出了半袋苏打饼干就着一杯冷开水开始吃饼干，朱芸一边嚼咽着饼干一边说，你她妈的看错人了，你以为我好欺？我凭什么白白地让你蹬了，我凭什么白白地让你舒服？

这又不是上菜场买莱，讨价还价多么荒唐。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说我们的夫妻生活过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杨泊提高了声调说，必须离婚了。

我不管这一套，我咽不下这口气。朱芸把房门用力摔打着走到外面。杨泊跟了出去，他看见朱芸进了厨房，朱芸在厨房里茫然地转了一圈突然抓过刀将案板上的白菜剁成两半，杨泊倚着房门注视着朱芸的背部，他说，现在剁白菜干什么？现在迫切的不是吃饭，而是平心静气的商讨，我们还没有开始谈具体的问题呢。

朱芸不再说话，她继续剁着白菜，一直到案板上出现了水汪汪的菜泥，她用刀背盲目地翻弄着白菜泥，杨泊凭经验判断她在盘算什么有效的点子。他看见她缓缓地转过脸，以一种蔑视的眼神扫了他一眼，你非要离也行，朱芸说，拿两万元给我，你拿得出吗？没有两万元你就别来跟我谈离婚的事。

杨泊愣了一下，这个要求是他始料未及的，朱芸知道他不可能有这笔巨款，因此这是一种明显的要挟。扬泊摸摸自己的头皮笑了。他像是自言自语他说，真奇怪，离婚为什么一定要两万元？为什么要了两万元就可以离婚了？这个问题我想不通。

想不通就慢慢想。朱芸这时候走出了厨房，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和嘲讽的微笑。朱芸到外面的走廊上抱起了孩子，然后她朝杨泊抖了抖手上的自行车钥匙，我带孩子回娘家住几天，你慢慢地想，慢慢地筹钱，你还想谈什么就带上两万元去谈。我操你妈的X。

杨泊走到窗前推开窗子，看见朱芸骑着车驮着孩子经过楼下的空地。凛冽的夜风灌进室内，秋天遗弃在窗台上的那盆菊花在风中发出飒飒响声。杨泊发现菊花早已枯死，但有一朵硕大的形同破布的花仍然停在枯枝败叶之间，他把它掐了下来扔到窗外。他觉得这朵破布似的菊花毫无意义，因此也使人厌恶，在冬夜寒风的吹拂下，杨泊的思想一半在虚幻的高空飞翔，另一半却沉溺在两万元这个冷酷的现实中。他的五指关节富有节奏地敲击着窗台。两万元是个难题，但它不能把我吓倒。杨泊对自己轻轻他说。

在一个刚刚启用的路边电话亭里，杨泊给俞琼挂了电话。电话接通后他听见俞琼熟悉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似乎从话筒里嗅到了海鸥牌洗发水的香味，并且很唯心地猜测俞琼刚刚洗濯过她的披肩长发，于是他说，你在洗头吗？别老洗头，报纸说会损坏发质。

没有。俞琼在电话线另一端笑起来，你说话总是莫名其妙。来了几个同学，他们约我去听音乐会，还多一张票，你马上也来吧，我等你。我们在音乐厅门口见面好了。

我没心思听音乐会。我要去找大头。

为什么又去找他？我讨厌大头，满身铜臭昧，暴发户的嘴脸，俞琼用什么东西敲了敲话筒，她说，别去理这种人，看见他我就恶心。

没办法，我要找他借钱，两万元，不找他找谁？

为什么借那么多钱？你也想做生意吗？

跟朱芸做生意，她要两万元，你知道这是笔什么生意。

电话另一端沉寂了一会，然后突然啪地挂断了。扬泊隐隐听见俞琼的反应，她好像在说恶心。这是俞琼的口头禅，也是她对许多事物的习惯性评价。杨泊走出电话亭，靠着那扇玻璃门回味俞琼的反应。是够恶心的，但恶心的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杨泊用剩余的一枚镍币在玻璃门上磨擦，吱吱嘎嘎的嗓音使他牙床发酸，难以忍耐。但他还是坚持那样磨了一会，直到发现这种行为无法缓释他郁闷的心情。他将镍市朝街道的远处用力掷去，镍市立刻无影无踪，一如他内心的苦闷对于整座城市是无足轻重的。

冬天的街道上漂浮着很淡很薄的阳光，行人像鱼群一样游来游去，秩序井然地穿越十字路口和建筑物，穿越另外的像鱼群一样游来游去的行人。街景总是恰如其分地映现人的心情。到处了无生气，结伴而行的女中学生脸上的笑是幼稚而愚蠢的。整个城市跟我一样闷闷不乐，杨泊想这是因为离婚的叫声此起彼伏的缘故。走在人行道的最内侧，杨泊的脚步忽紧忽慢，他简短地回忆了与朱芸这场婚姻的全部过程，奇怪的是他几乎想不起重要的细节和场面了。譬如婚礼，譬如儿子出世的记忆。他只记得一条白底蓝点子的裙子，初识朱芸时她就穿着这样一条裙子，现在他仍然清晰地看见它，几十个蓝色小圆点有机排列在白绸布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芒。

杨泊走进大头新买的公寓房间时发现自己突然感冒了，杨泊听见了自己说话夹杂着浓重的鼻音。大头穿着一件羊仔皮背心，上身显得很细很小，头就显得更大了。杨泊将一只手搭到他的肩上说，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来看看你。最近又发什么财啦？大头狐疑地看看杨泊，突然笑起来说，我长着世界上最大的头，别人的心思我都摸得透，你有话慢慢说，先上我的酒吧来坐坐吧，杨泊吸了一下鼻子，不置可否地朝酒吧柜里面张望了一眼，他说，那就坐坐吧，我不喝酒，我感冒了。

喝点葡萄酒，报纸上说葡萄酒可以治感冒的。大头倒了一杯酒给杨泊，补充说，是法国货，专门给小姐们和感冒的人准备的。我自己光喝黑方威上忌和人头马XO。

我不喝，最近这个阶段我要使头脑一直保持清醒。

你是不是在闹离婚？大头直视着杨泊的脸，他说，满世界都在闹离婚，我不懂既然要离婚，为什么又要去结婚？如果不结婚，不就省得再离婚了吗？你们都在浪费时间嘛。

你没结过婚，你没法理解它的意义。杨泊叹了一口气，环顾着房子的陈设和装演，过了一会儿又说，你没离过婚，所以你也没法理解它的意义。

意义这种字眼让我头疼，别跟我谈意义。大头朝空中挥了挥手，他的态度突然有点不耐烦，你是来借钱的吧？现在对你来说钱就是意义，说吧，你要借多少意义？

两万。这是她提出的条件。杨泊颓然低下头，他的旅游鞋用力碾着脚下的地毯，杨泊说，别拒绝我，我会还你的，我到时连本带息一起还你，我知道你的钱也来之不易。

看来你真的很清醒。大头调侃地笑了笑，他拍着杨泊的肩膀，突然说，杨泊杨泊，你也有今天，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欺负我的事吗？你在孩子堆里逞大王，你把我的腰往下摁，让我做山羊，让其他孩子从我背上一个个跳过去？

不记得了。也许我小时候很坏，很不懂事。杨泊说。

你现在也很坏。大头的手在杨泊的后背上弹击了几次；猛地勾住了杨泊的脖子，然后大头以一种异常亲昵的语气说，杨泊，借两万不在话下，可是我也有个条件。你现在弯下腰，做一次山羊，让我跳过去，让我也跳一次玩玩啦。

你在开玩笑？杨泊的脸先是发红，然后又变得煞白。

不是玩笑，你不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记仇。

确实不是玩笑，是侮辱。杨泊站起来用力撩开大头的手。我以为你是朋友，我想错了，你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商人。杨泊走到门日说，金钱使人堕落。这是叔本华说的，这是真理。大头，我操你妈，我操你的每一分钱。

杨泊听见大头在后面发出一阵狂笑，杨泊感到一种致命的虚弱，在搂梯上他站住了，在短暂而紧张的思考以后，他意识到这样空手而归是一个错误。虚荣现在可有可无，至关重要的是两万元钱，是离婚事宜的正常开展。于是杨泊又鼓起勇气回到大头的门外，他看见大头扛着一根棕色的台球杆从里面出来。杨泊咬了咬牙，慢漫地将腰往下弯，他的身体正好堵在防盗门的外面，堵住了大头的通路。

你跳吧，杨泊低声地对大头说。

我要去台球房。我喜欢用自己的台球杆，打起来顺手，大头用台球杆轻轻击打着铁门，你跟我一起去玩玩吗？

你跳吧。杨泊提高了声音，他说，别反悔，跳完了你借我两万元。

跟我一起去玩吧，我保证你玩了一次，还想玩第二次。

我不玩台球，我想离婚，杨泊几乎是怒吼了一声，他抬起头，眼睛里迸出逼人的寒光，来呀，你跳吧，从我身上跳过去！

大头犹豫了一会儿，他把台球杆靠在墙上说，那就跳吧，反正这也是笔生意，谁也不吃亏。

他们重温了童年时代的游戏，大头叉开双腿利索地飞越杨泊的背部以及头部，他听见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他的心脏被大头全身的重量震得疼痛，另外有冰冷的风掠过耳边。杨泊缓缓地直起腰凝望着大头，他的表情看上去非常古怪。这是在开玩笑。杨泊嗫嚅着说。跳山羊，这是开玩笑是吗？

不是玩笑，是你要离婚，是你要借钱。大头从皮带上解下钥匙圈走进屋里，隔着几道门杨泊听见他说，这笔生意做得真有意思，贷款两万元跳一次山羊啦。

杨泊最后从大头手上接过一只沉甸甸的信封。他从大头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种熟悉的内容，那是睥睨和轻蔑，朱芸也是这样看着他的。在恍惚中听见大头说，杨泊，其实你是个卑鄙无耻的人，为了达到你的目标，我就是让你吃屎你也会吃的。杨泊的身体再次颤动了一下，他将信封装在大衣口袋里，你他妈的胡说些什么？大头举起台球杆在杨泊腰际捅了一下，大头对杨泊说，快滚吧，你是只最讨厌的黑球8号，你只能在最后收盘时入洞。

当杨泊走进朱芸娘家的大杂院时他的心情总是很压抑，朱芸正在晾晒一条湿漉漉的印花床单。杨泊看见她的脸从床单后面迟疑地出现，似乎有一种恐惧的阴影一闪而过。

钱带来了。杨泊走过去，一只手拎高了人造革桶包。

朱芸没说话，朱芸用力拍打着床单，一些水珠溅到了杨泊的脸上，杨泊敏捷地朝旁边跳了一步，他看见朱芸的手垂搭在晾衣绳上，疲沓无力，手背上长满了紫红色的冻疮，杨泊觉得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丑陋的女人的手。

这里人多眼杂，去屋里谈吧。

你还有脸进我家的门？朱芸在床单那边低声说，她的嗓音听上去像是哭坏的，沙哑而含糊，我还没跟家里人说这事。我跟他们说暂时回家住两天，说你在给公司写总结。

迟早要说的，不如现在就对他们说清楚。

我怕你会被我的三个兄弟揍扁，你知道他们的脾性。

他们没理由揍我，这是我和你的事，跟他们无关。

他们会狠狠地揍扁你的，揍你这种混蛋，揍了是白揍。

你们实在要动武也可以，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杨泊的脸固执地压在晾衣绳上，注视着朱芸在脸盆里拧衣服的一举一动，他的表情似笑非笑，只要能离婚，挨一顿揍不算什么。

杨泊听见朱芸咬牙的声音。杨泊觉得愤怒和沮丧能够丑化人的容貌，朱芸的脸上现在呈现出紫青色，颚部以及咬肌象男人一样鼓胀起来。有话回家去说，朱芸突然踢了踢洗衣盆，她说，别在这里丢人，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你也别在这里给我父母丢人，我们说话邻居都看在眼里。

我不但你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这事丢人，我不知道这跟你父母有什么关系，跟邻居又有什么关系？

你当然不懂。因为你是个不通人性的畜生。朱芸在床单那边发出了一声短促而压抑的哽咽，朱芸蹲着将手从床单下伸过来，在杨泊的脚踝处轻轻地掐拧着，杨泊，我求你回家去说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杨泊俯视着那只长满冻疮的被水泡得发亮的手，很快缩回脚，他说，可是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把钱借来了，你该跟我谈具体的事宜了。我们选个好日子去法院离婚。

等到夜里吧，等孩子睡着了我就回家。朱芸想了想，突然端起盆朝杨泊脚下泼了盆肥皂水，她恢复了强硬的口气，我会好好跟你谈的，我操你妈的X。

杨泊穿着被洇湿的鞋子回到家里，全身都快冻僵了。家里的气温与大街上相差无几，家具和水泥地面泛出一种冰凉的寒光，杨泊抱着脑袋在房间里转了几圈，他想与其这样无休止地空想不如好好放松一下，几天来他的精神过于紧张了。杨泊早早地上床坐在棉被里，朝卡式录音机里塞了盘磁带。他想听听音乐。不知什么原因录音机老是卷带，杨泊好不容易弄好，一阵庄严的乐曲声在房间里回荡，杨泊不禁哑然失笑，那首乐曲恰恰是《结婚进行曲》。杨泊记得那是新婚时特意去音乐书店选购的，现在它显得可怜巴巴而具有另外的嘲讽意味。

杨泊坐在床上等待朱芸回家，他觉得整个身体都不大舒服，头脑有点昏胀，鼻孔塞住了，胃部隐隐作疼，小腹以下的区域则有一种空空的冰凉的感觉，杨泊吞下了一把牛黄解毒丸，觉得喉咙里很苦很涩，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俞琼最后在电话里说的话，恶心。她说。恶心。杨泊说。杨泊觉得俞琼堪称语言大师，确实如此。恶心可以概括许多事物的真实面貌。

夜里十点来钟，杨泊听见房门被人一脚踢开，朱芸闯进来，跟在后面的是她的三个兄弟。杨泊合上了尼采的著作，慢慢从床上爬起来，他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打！朱芸突然尖叫了一声，打死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他们动手前先关上了灯，这样杨泊无法看清楚他们的阴郁而愤怒的脸，杨泊只是感受到他们身上挟带的冰冷的寒气，感受到杂乱的拳头和皮鞋尖的攻击，他听见自己的皮肉被捶击后发出的沉闷的回音，还依稀听见朱芸忽高忽低的尖叫声，打！打死他我去偿命！杨泊头晕耳呜，他想呼叫但颈部被谁有力地卡住了，他叫不出声音来。他觉得自己像一条狗被人痛打着，在痛楚和窒息中他意识到要保护他的大脑，于是他用尼采的著作挡住了左侧的太阳穴，又摸到一只拖鞋护住了右侧太阳穴，之后他就不省人事了。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杨泊从昏迷中醒来，房间里已是黑漆漆的一片沉寂。杨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拉到了灯绳。他发现房间仍然维持原样，没有留下任何殴架的痕迹。这很奇怪，杨泊估计在他昏迷的时候朱芸已经收拾过房间，甚至那本尼采的著作也放回了书架上。杨泊觉得女人的想法总是这样奇怪之至。她竟然抽空收拾了房间。杨泊苦笑着自言自语。他走到镜子前，看见一张肿胀发青的脸，眼睑处鼓起一个小包。但是没有血痕。杨泊猜想那肯定也是被朱芸擦掉的，为什么要这样？杨泊苦笑着自言自语，他举起手轻柔地摸着自己受伤的脸部，对于受伤的眼睛和鼻子充满了歉疚之情。他身体单薄不善武力，他没能保护它们。最后杨泊的手指停留在鼻孔处，他轻轻地抠出一块干结的淤血，抹在玻璃镜子上，然后他注视着那块淤血说，恶心。真的令人恶心。

第二天又是寒风萧瑟的一天，杨泊戴了只口罩想出门去，走到门口看见楼道上并排坐着几个择菜的女邻居，杨泊又回来找了副墨镜遮住双眼。杨泊小心地绕开地上的菜叶，头向墙的一侧歪着。后面的女邻居还是喊了起来，小杨，你们家昨天夜里怎么回事？

杨泊站住了反问道，我们家昨天夜里怎么回事？女邻居说，怎么乒乒乓乓地响，好像在打架？杨泊往上拽了拽口罩，他说，对不起，影响你们休息了，然后他像小偷似的悄悄溜出了旧式工房。

街上狂风呼啸，杨泊倒退着走了几步。杨泊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恃强欺弱，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现在风也来猛烈地吹打他，一切都是考验和磨砺。杨泊想所谓的意志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生长的，什么都不能摧垮我的意志。杨泊这样想着朝天空吹了声口哨。天空是铅灰色的，稀少的云层压得很低，它们像一些破棉絮悬浮在烟囱和高层建筑周围。多日来气候总是欲雪未雪的样子，杨泊一向厌烦这种阴沉沉的天气。他希望在售票处会顺利，但他远远地就看见一支队伍从售票处逶迤而出；黑压压一片，杨泊的双眼眼球一齐疼痛起来。这是他特有的生理反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这样，只要看见人排成黑压压的蛇阵，他的眼球就会尖利地疼痛，他不知道这是哪种眼疾的症状。

售票大厅里聚集着很多人，一半是排队买票的，另一半好像都是黄牛票贩。杨泊站在标有北方字样的窗前，朝窗内高声问，去北京的卧铺票有吗？女售票员在里面恶声恶气地回答，后面排队去，杨泊就站到了买票队伍后面，他听见前面有人在说，还卧铺呢，马上坐票都没有啦，又有人牢骚满腹他说，这么冷的天，怎么都不肯在家呆着，怎么都发疯地往北面跑呢？杨泊在队伍后面轻轻地一笑，杨泊说，这话说得没有逻辑，既然是这么冷的天，那你为什么也要往北面跑呢？发牢骚的人显然没有听见杨泊的驳斥，他开始用粗鲁下流的语言咒骂铁路、售票员以及整个社会的不正之风。这回杨泊笑出了声，杨泊觉得到处都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怨气和指责，他们缺乏清晰的哲学头脑和理论修养，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没有耐心，没有方法也没有步骤。

有个穿风衣的人在后面拉杨泊的衣袖，他说，到北京的卧铺票，加两包烟钱就行，杨泊坚决地摇了摇头，不，我排队。杨泊觉得那个人很可笑，只要我排队，自然应该买到票，我为什么要多付你两包烟钱？那个人说，别开国际玩笑了，你以为你排队就能买到票了？我告诉你加两包烟钱你不会吃亏的，我给你二十块钱车票怎么样？可以给单位报销的。杨泊仍然摇着头，杨泊说，不，我不喜欢这样，该怎样就怎样，我不会买你这种不明不白的票。那个人鄙夷地将杨泊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突然骂道，你是个傻X，杨泊一惊，你说什么？那个人愤愤地重复了一遍，傻X，傻x，然后他推了杨泊一把，从排队队伍中穿插过去。杨泊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人钻进南方票的队伍中，杨泊觉得他受到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侮辱，幸好他已经排到了售票窗口，他把握着钱的手伸进去，被女售票员用力推开了，她说，你手伸那么长干什么？杨泊说，买票呀，到北京的卧铺票。女售票员啪啪地在桌上敲打着什么东西，谁告诉你有票的？没有卧铺票了。说着她站起来把窗口的移门关上了。杨泊伸手去推已经推不开了，他说，没卧铺就买硬座，你关门干什么？女售票员在里面嗡声嗡气他说，不卖了，下班了，你们吵得我头疼。杨泊看着手表，离售票处的休息时间还有半个钟头，可她却不卖票了，她说她头疼。杨泊怒不可遏，朝着玻璃窗吼了一句，你混帐。他听见女售票员不温不恼的回答，你他妈的才混帐呢，有意见找领导提去。

杨泊沮丧地走到外面的台阶上，几个票贩子立刻跟了上来，那个穿风衣的也在里面，他幸灾乐祸地朝杨泊眨眨眼睛，怎么样了？买到卧铺票啦？杨泊站在台阶上茫然环顾四周，他说，这个世界有时候无理可讲，穿风衣的人扬了扬手中的车票，怎么样？现在肯付两包烟钱了吧。杨泊注视着那个人的脸，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微笑着摇了摇头。不，杨泊说，我决不妥协。

这天杨泊的心情坏透了。杨泊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广袤的悲观和失望。他想也许这是天气恶劣的缘故，当一个人的精神轻如草芥的时候，狂暴的北风就变得残忍而充满杀机。杨泊觉得大风像一只巨手推着他在街上走，昨夜挨打后留下的伤处似乎结满了冰碴，那种疼痛是尖利而冰冷的，令人无法忍受。路过一家药店时，杨泊走进去买了一瓶止痛药，女店员狐疑地盯着他脸上的口罩和墨镜，你哪里疼？杨泊指了指口罩后面的脸颊，又指了指胸口，他说，这儿疼，这儿也疼，到处都有点疼。

星期一杨泊去公司上班，同事们都看见了他脸上的伤，没等他们开口司，杨泊自己作了解释，他说，昨天在房顶上修漏雨管，不小心摔下去了，没摔死就算命大了。哈哈。

杨泊拿了一叠公文走进经理办公室，默默地把公文交还给经理，他说，这趟差我出不成了，你另外找人去吧。

怎么啦？经理很惊讶地望着杨泊，不是你自己想去吗？

买不到车票。杨泊说。

怎么会买不到车票？没有卧铺就买坐票，坐票有补贴的，你也不会吃亏。

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恶心，我情绪不好，杨泊摸了摸脸上的淤伤，他说，我昨天从房顶上摔下来了。

莫名其妙。经理有点愠怒，他！次起了那叠公文，又专注地盯了眼杨泊脸上的伤处，我知道你在闹离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妻子那么贤惠能干，你孩子也很招人喜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也要赶离婚的时髦？

离婚不是时髦，它是我的私事，它只跟我的心灵有关。杨泊冷静地反驳道。

那你也不能为私事影响工作。经理突然拍了拍桌子，他明显是被杨泊激怒了，什么买不到车票？都是借口，为了离婚你连工作都不想干了，不想干你就给我滚蛋。

我觉得你的话逻辑有点混乱。杨泊轻轻嘀咕了一句，他觉得经理的想法很可笑，但他不想更多地顶撞他，更不想作冗长的解释。杨泊提起桌上的热水瓶替经理的茶杯续了一杯水，然后他微笑着退出了经理的办公室。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满意。

在走廊上杨泊听见有个女人在接待室里大声啼哭，他对这种哭声感到耳熟，紧接着又听见一声凄他的哭喊，他凭什么抛弃我？这时候杨泊已经准确无误地知道是朱芸来了，杨泊在走廊上焦的地徘徊了一会儿，心中充满了某种言语不清的恐惧。他蹑足走到接待室门口，朝里面探了探脑袋。他看见几个女同事围坐在朱芸身边，耐心而满怀怜悯地倾听她的哭诉。

只有他对不起我的事，没有我对不起他的事，他凭什么跟我离婚，朱芸坐在一张木条长椅上边哭边说，她的头发蓬乱不堪，穿了件男式的棉大衣，脚上则不合时宜地套了双红色的雨靴，女同事们拉看朱芸的手，七嘴八舌地劝慰她，杨泊听见一个女同事在说，你别太伤心了，小杨还不懂事，我看他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我们会劝他回头的，你们夫妻也应该好好谈谈，到底有什么误会？这样哭哭闹闹的多不好。

自作聪明，杨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倚墙站着，他想知道朱芸到公司来的真正目的。如果她认为这样会阻挠离婚的进程，那朱芸未免太愚蠢了。

我们结婚时他一分钱也没有，房子家具都是我家的，连他穿的三角裤、袜子都是我买的，我图他什么？图他老实。谁想到他是装的，他是陈世美，他喜新厌旧，现在勾搭上一个女人，就想把我一脚蹬了，你们替我评评这个理吧，朱芸用手帕捂着脸边哭边说，说着她站了起来，我要找你们的领导，我也要让他评评这个理。

杨泊看见朱芸从接待室里冲出来，就像一头狂躁的母狮。杨泊伸手揪住了朱芸的棉大衣的下摆，朱芸回过头说，别碰我，你抓着我于什么？杨泊松开了手，他说，我让你慢点走，别性急，经理就在东面第三间办公室。

走廊上已经站满了人，他们都关注地望着杨泊。杨泊从地上捡起一张报纸挡着自己的脸，走进了楼道顶端的厕所，他将厕所门用力撞了三次，膨，嘭，嘭，然后就朝走廊上的人喊，我在厕所里，你们想来就来看吧。走廊上的人窃窃私语，杨泊朝他们做了个鄙夷的鬼脸，然后走到了蹲坑上。抽水马桶已经坏了，蹲坑里储存着别人的可恶的排泄物，周围落满了各种质地的便纸，一股强烈的恶臭使杨泊感到反胃，他屏住呼吸蹲了下来。他想一个人是经常会被恶臭包围的，怎么办？对付它的最好办法就是屏住呼吸。杨泊的耳朵里依然有朱芸的哭诉声回荡着，他尽量不去想她和经理谈话的内容。现在他被一面墙和三块红漆挡板包围着，他发现其中一块挡板被同事们写满了字，有几排字引起了杨泊的关注：``

\\\\\\\\\\\\\邹经理是条色狼

\\\\\\\\\\\\\我要求加三级工资

\\\\\\\\\\\\\我要出国留学啦

杨泊不大赞赏在厕所挡板上泄私愤的方法，但他喜欢这种独特的自娱态度。最后他也从口袋里掏出双色圆珠笔，在挡板上飞快地写了一排字：``

\\\\\\\\\\我要离婚

冬天杨泊终于还是去北京出了一越差，火车驶至河北省境内时，突然出了件怪事，有一辆货车竟然迎面朝杨泊乘坐的客车奔驰而来。杨泊当时正趴在茶案上打瞌睡，他依稀觉到火车停下来了，人们都探出车窗朝一个方向张望。事情终于弄清楚了，是扳道工扳错了轨次，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相距只有一百多米了。杨泊吓了一跳，在漫长的临时停车时间里，他听见车厢里的人以劫后余生的语气探讨事故的起因和后果，而邻座的采购员愤愤不平地对杨泊说，你说现在的社会风气还像话吗？扳道工也可以睡觉，拿我们老百姓的性命当儿戏。杨泊想了一会扳道的事，在设想了事故的种种起因后，他宽宥了那个陌生的扳道工。杨泊淡然一笑说，谁都会出差错，也许扳道工心神不定，也许他正在跟妻子闹离婚呢。

杨泊用半天时间办完了所有公务。剩下的时间他不知道怎么打发。这是他主平第二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是跟朱芸结婚时的蜜月旅行，他记得他们当时住在一家由防空洞改建的旅馆里，每天早出晚归，在故宫、北海公园和颐和园之间疲于奔命，现在他竟然回忆不出那些风景点的风景了，只记得朱芸的那亲白底蓝点的连衣裙，它带着一丝汗味和一丝狐臭像鸟一样掠过。那段日子他很累，而且他的眼球在北京的浩荡人群里疼痛难忍，他还记得旅馆的女服务员郑重地告诫他们，不要弄脏床单，床单一律要过十天才能换洗，杨泊在西直门立交桥附近徘徊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几个女同事曾经托他买果脯和在苓夹饼之类的东西，他就近跳上了一辆电车。时值正午时分，车上人不多，穿红色羽绒服的男售票员指着杨泊说，喂，你去哪儿？杨泊一时说不上地名，哪儿热闹就去哪儿，随便。售票员瞪了杨泊一眼，从他手上抢过钱，他说，火葬场最热闹你去吗？土老帽，捣什么乱？杨泊知道他在骂人，脸色气得发白，你怎么随便骂人呢？售票员鼻孔里哼了一声，他挑衅地望着杨泊的衣服和皮鞋，你找练吗？他说，傻X，你看你还穿西装挂领带呢！杨泊忍无可忍，一把揪住了对方的红色羽绒服。你怎么随便侮辱人呢？杨泊只是拽了拽售票员的衣服，他没想到售票员就此扭住了他的肘关节。傻X，你他妈还想打我？售票员骂骂咧咧地把杨泊推到车门前。这时候杨泊再次痛感到自己的单薄嬴弱，他竟然无力抵抗对方更进一步的侮辱。车上其他的人面无表情，前面有人问，后面怎么回事？穿红羽绒服的售票员高声说，碰上个无赖，开一下车门，我把他轰下去，紧接着车门在降速中启开，杨泊觉得后背被猛地一击，身体便摔了出去。

杨泊站在一块标有青年绿岛木牌的草圃上，脑子竟然有点糊涂，脚踝处的胀疼提醒他刚才发生了什么。真荒谬，真倒霉。杨泊沮丧地环顾着四周，他觉得那个穿红羽绒服的小伙子情绪极不正常，也许他也在闹离婚。杨泊想，可是闹离婚也不应该丧失理智，随便伤害一个陌生人。杨泊又想也许不能怪别人，也许这个冬天就是一个倒霉的季节，他无法抗拒倒霉的季节。

马路对面有一家邮电局。杨泊后来走进了邮局，他想给俞琼挂个电话说些什么。电话接通后他又后悔起来，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心莫名其妙跳得很快。

喂，你是谁？俞琼在电话里很警惕地问。

我是一个倒霉的人。杨泊愣怔了一会说。

是你。你说话老是没头没脑的。俞琼好像叹了一口气，然后她的声调突然快乐起来，你猜我昨天干什么去了？我去舞厅跳通宵迪斯科了，跳得累死了，跳得快活死了。

你快活就好，我就担心你不快活。杨泊从话筒中隐隐听见一阵庄严的音乐，旋律很熟悉一时却想不起曲名，他说，你那边放的是什么音乐？

是你送给我的磁带，《结婚进行曲》。

别说话，让我听一会儿吧。请你把音量拧大一点。杨泊倚着邮电局的柜台，一手紧抓话筒，另一只手捂住另一只耳朵来阻隔邮电局的各种杂音。他听见《结婚进行曲》的旋律在遥远的城市响起来，像水一样洇透了他的身躯和灵魂，杨泊打了个莫名的冷颤，他的心情倏地变得辽阔而悲怆起来。后来他不记得电话是怎样挂断的。只依稀听见俞琼最后的温柔的声音，我等你回来。

这天深夜杨泊由前门方向走到著名的天安门广场。空中飘着纷纷扬扬的细雪，广场上已经人迹寥落，周围的建筑物在夜灯的照耀下呈现出一种直角的半明半暗的轮廓。杨泊绕着广场走了一圈，他看见冬雪浅浅地覆盖着这个陌主的圣地，即使是那些照相点留下的圆形木盘和工作台，也都在雪夜里呈现肃穆圣洁的光芒。杨泊竭力去想像在圣地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结果却是徒劳。他脑子里依然固执地盘桓着关于离婚的种种想法。杨泊低着头。用脚步丈量纪念碑和天安门城楼间的距离，在一步一步的丈量中他想好了离婚的步骤：一、要协议离婚，避免暴力和人身伤害；二、要给予朱芸优越的条件，在财产分配和经济上要作出牺牲；三、要提前找房子，作为新的栖身之地；四、要为再婚作准备，这些需要同俞琼商量。杨泊的思路到这里就堵塞了，俞琼年轻充满朝气的形象也突然模糊起来，唯一清晰的是她的乌黑深陷的马来人种的眼睛，它含有一半柔情一半鄙视，始终追逐和拷问着杨泊，你很睿智，你很性感，但你更加怯懦。杨泊想起俞琼在一次做爱后说过的话，不由得感伤起来。夜空中飞扬的雪花已经打湿了他的帽子和脖颈，广场上荡漾着湿润的寒意。杨泊发现旗杆下的哨兵正在朝他观望，他意识到不该在这里逗留了。

杨泊觉得在天安门广场考虑离婚的事几乎是一种亵读，转念一想，这毕竟是个人私事，它总是由你自己解决问题，人大常委会是不可能在人民大会堂讨论这种事的。杨泊因此觉得自己夜游广场是天经地义的自由。

杨泊推开家门，意外地发现朱芸母子俩已经回家了，尿布和内衣挂在绳子上，还在滴水。地上扔满了玩具和纸片，孩子正端坐在高脚痰盂上，他在拉屎，朱芸的一只手扶看孩子，另一只手中还抓着一件湿衣服。她直起腰望着杨泊，目光很快滑落到他的旅行袋上，有一丝慌乱，也有一丝胆怯。

你爸爸回来了，快叫爸爸，朱芸轻轻地推了孩子一把。孩子茫然地看了看杨泊。又低头玩起积木来。朱芸说，你看你这傻孩子，你不是天天吵着要爸爸吗？

杨泊放下旅行袋走过去，亲了亲孩子的脸颊，孩子的脸上有成人用的面霜的香气，是朱芸惯常搽的那种香粉。除此之外，杨泊还闻到了一股粪便的臭味。他皱了皱眉头，他用一种平淡的口气问，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给你熬了一锅鸡汤。朱芸没有回答杨泊的话，她看着厨房的方向说，汤里放了些香菇，还热着呢，你去盛一碗喝。

不想喝，你自己喝吧。

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知道你今天回来。我是特意为你熬的鸡汤，你喜欢喝的。

那是以前，现在我对美味佳肴没什么兴趣，让我伤脑筋的是生存问题。杨泊脱掉鞋子躺在床上，他说，我很累，昨天夜里一夜没有合眼。杨泊觉得背上袭来一阵凉意，侧身一看是一块棉垫子，垫子被孩子尿得精湿，杨泊拎起它看了看，然后扔到了地上，讨厌。杨泊说。

你怎么扔地上？朱芸捡起了垫子，她的表情变得很难堪，你连孩子也讨厌了？孩子尿床是正常的，你怎么连孩子也讨厌了？

我只是讨厌这块垫子，请你不要偷换主题。

你讨厌我我也没办法，孩子是你的亲骨血，他有什么错？你凭什么讨厌你自己的孩子呢？

我不知道。杨泊翻了个身，将脸埋在发潮的被褥里，他听见朱芸急促的喘气声，那是她生气的标志。杨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邪恶的欲念，他想惹朱芸发怒，他想打碎她贤惠体贴的面具。每个人都讨厌我，即使是一个北京的电车售票员。杨泊闷声闷气他说，所以我也有理由恨别人，讨厌你们每一个人。

别骗人了。朱芸讥嘲地一笑，她开始悉悉索索地替孩子擦洗，她说，那么你连俞琼也讨厌啦？讨厌她为什么还要跟她一起鬼混？

我不知道，也许连她也令我讨厌，这恰恰是我们生存中最重要的疑问。杨泊朝空中挥了挥手，他从棉被的缝隙中窥视着朱芸，这些问题我没有想透，而你更不会理解，因为你只会熬鸡汤洗衣服，你的思想只局限在菜场价格和银行存款上。你整天想着怎样拖垮我，一起往火坑里跳。

杨泊发现朱芸紧咬着嘴唇，她的脸色变成钢板一样的铁青色。杨泊以为她会暴怒，以为她会撒泼，奇怪的是朱芸没这么做。朱芸抱着孩子呆立在痰盂旁，张着嘴望着天花板，杨泊听见她轻轻地嘀咕了一声，好像在骂放屁，然后她抱着孩子走到外间去了。房门隔绝了母子俩的声音和气息，这位杨泊感到轻松。他很快就在隐隐的忧虑中睡着了，在梦中杨泊看见孩子的条形粪便在四周飘浮，就像秋天的落叶，他的睡梦中的表情因而显得惊讶和厌恶。

不知道天是怎样一点点黑下来的，也不知道邻居们在走廊上突然暴发的争吵具体内容是什么。杨泊后来被耳朵后根的一阵微痒弄醒，他以为是一只虫子，伸手一抓抓到的却是朱芸的手指。原来是朱芸在抚摸他耳后根敏感的区域，你想干什么？杨泊挪开朱芸的手，迷迷糊糊他说。现在我不喜欢这样。在静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再次感觉到朱芸那只手对他身体的触摸，那只手在他胸前迟滞地移动着，最后滑向更加敏感的下身周围。杨泊坐了起来，惊愕地看了看朱芸，他看见朱芸半跪在床上，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粉红色睡裙，她的头发象少女时代那样披垂在肩上，朱芸深埋着头，杨泊看不见她的脸。你怎么啦？他托起了她的下额，他看见朱芸凄恻哀伤的表情，朱芸的脸上沾满泪痕。

别跟我离婚，求求你，别把我这样甩掉。朱芸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梦呓。

穿这么少你会着凉的。杨泊用被子护住了自己的整个身体，他向外挪了下位置，这样朱芸和他的距离就远了一点。这么冷的天，你小心着凉感冒了。他说。

别跟我离婚。朱芸突然又哽咽起来，她不断地绞着手中的一绺头发，我求你了，杨泊，别跟我离婚，以后你让我怎样我就怎样，我会对你好的。

我们不是都谈好了吗？该谈的都谈过了，我尊重我自己的人格和意愿，我决不随意改变自己的决定。

狠心的畜生，朱芸沉默了一会儿，眼睛中掠过一道细望的白光。她说，你是在逼我，让我来成全你吧。我死给你看，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她跳下床朝窗户扑过去，拔开了窗户的插销。风从洞开的窗户灌进来，杨泊看见朱芸的粉红色睡裙疾速地膨胀，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的汽球。我现在就死给你看。朱芸尖声叫喊着，一只脚跨上了窗台，杨泊就是这时候冲上去的，杨泊抱住了她的另一只脚，别这样，他说，你怎么能这样？朱芸呜呜地大哭起来，风吹乱了她的发型，也使她的脸显出病态的红润，别拽我，你为什么要拽住我？朱芸用手掌拍打着窗框，她的身体僵硬地保持着下滑的姿势，我死了你就称心了，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杨泊只是紧紧地抱住她的腿，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头脑发晕，他觉得有点恐怖，在僵持中他甚至听见一阵隐蔽而奇异的笑声，那无疑是对他的耻笑，它来自杨泊一贯信奉的哲学书籍中，也来自别的人群。笑声中包含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要出人命了，你现在怎么办？

杨泊后来把朱芸抱下窗台，已经是大汗淋漓，他把朱芸扔到地上。整个身体像发疟疾似的不停颤抖，而且无法抑制，杨泊就把棉被披在身上，绕着朱芸走了几圈，他对朱芸说，你的行为令人恐怖，也令人厌恶。他看见朱芸半跪半躺在地上，手里紧捏着一把水果刀，朱芸的眼神飘荡不定，却明确地含有某种疯狂的挑战性。请你放下刀子，杨泊上去夺下了水果刀，随手扔出了窗外，这时候他开始感到愤怒，他乒乒乓乓关上了窗子，一边大声喊叫，荒谬透顶，庸俗透顶，这跟离婚有什么关系？难道离婚都要寻死觅活的吗？

我豁出去了。朱芸突然说了一句，她的声音类似低低的呻吟，要死大家一起死，谁也别快活。

你说什么？杨泊没有听清，他回过头时朱芸闭上了眼睛。一滴泪珠沿着鼻翼慢慢泪落。朱芸不再说话，她身上的丝质睡袍现在凌乱不堪，遮掩着一部分冻得发紫的肉体，杨泊皱了皱眉头，他眼中的这个女人就像一堆粉红色的垃圾，没有生命，没有头脑，但它散发的腐臭将时时环绕着他。杨泊意识到以前低估了朱芸的能量，这也是离婚事宜拖延至今的重要原因。

星期三下午是例行约会的时间，地点在百货大楼的鞋帽柜台前。这些都是俞琼选定的，俞琼对此曾作过解释，因为星期三下午研究所政治学习，当杨泊的电话拨到研究所的会议室时，俞琼就对领导说，我舅舅从广州来了，我要去接站了，或者说，我男朋友让汽车撞了，我马上去医院看他。至于选择鞋帽柜台这种毫无情调的约会地点，俞琼也有她的理由，这个地方别出心裁，俞琼说，可以掩人耳目，也不怕被人撞到。我们尽管坐着说话，假如碰到熟人，就说在试穿新皮鞋。

两个人肩并肩地坐在一张简易的长椅上。有个男人挤在一边试穿一双白色的皮鞋，脱了旧的穿新的，然后又脱了新的穿旧的。杨泊和俞琼都侧转脸看着那个男人，他们闻到一股脚臭味，同时听见那个男人嘟囔了一句，不舒服，新鞋不如旧鞋子舒服。俞琼这时候捂着嘴笑起来，肩膀朝杨泊撞了一下。

你笑什么？杨泊问俞琼。

他说的话富有哲理，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笑不出来，每次看见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脚，我就烦躁极了，我们不应该在这里约会。

他说新鞋子不如旧鞋子舒服，俞琼意味深长地凝视着杨泊，肩膀再次朝杨泊撞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到底怎么想？

他是笨蛋。杨泊耸了耸肩膀，他说，他不懂得进化论，他无法理解新鞋子和旧鞋子的关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不足以让我们来讨论。我们还是商定一下以后约会的地点吧，挑个僻静的公园，或者就在河滨一带，或者就在你的宿舍里也行。

不。俞琼微笑着摇了摇头，她的表情带有一半狡黠和一半真诚，我不想落入俗套，我早就宣布过，本人的恋爱不想落入俗套。否则我怎么会爱上你？

你的浪漫有时让我不知所措。杨泊看了看对面的鞋帽柜台，那个试穿白皮鞋的男人正在和营业员争辩着什么，他说，皮鞋质量太差，为什么非要我买？你们还讲不讲一点民主啊？杨泊习惯性地捂了捂耳朵，杨泊说，我真的厌恶这些无聊的人群，难道我们不能换个安静点的地方说说话吗？

可是我喜欢人群。人群使我有安全感。俞琼从提包里取出一面小圆镜，迅速地照了照镜子，她说，我今天化妆了，你觉得我化妆好看吗？

你怎样都好看，因为你年轻。杨泊看见那个男人终于空着手离开了鞋帽柜台，不知为什么他舒了一口气。下个星期三去河滨公园吧，杨泊说，你去了就会喜欢那里的。

我知道那个地方，俞琼慢慢地拉好提包的拉链，似乎在想着什么问题。她的嘴辱浮出一层暗红的荧光，眼睛因为画过黑晕而更显妩媚。杨泊听见她突然暖昧地笑了一声，她说，知道我为什么不想在公园约会吗？

你不想落入俗套，不想被人撞见，这你说过了。

那是借口，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吗？俞琼将目光转向别处，她轻声说，因为你是个有妇之夫，你是个已婚男人，你已经有了个两岁多的儿子。

这就是原因？杨泊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忍不住去扳俞琼的肩膀，被她推开了。俞琼背向他僵直地坐在简易长椅上，身姿看上去很悲哀。杨泊触到了她的紫红色羊皮外套，手指上是冰凉的感觉。那是杨泊花了私藏的积蓄给她买的礼物，他不知道为什么羊皮摸上去也是冰凉的，杨泊的那只手抬起来，盲目地停留在空中。他突然感到颓丧，而且体验到某种幻灭的情缩，可是我正在办离婚，杨泊说，你知道我正在办离婚。况且从理论上说，已婚男人仍然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你以前不是从来不在乎我结过婚吗？

恶心。知道吗？有时候想到你白天躺在我怀里，夜里却睡在她身边，我真是恶心透了。

是暂时的。现实总是使我们跟过去藕断丝连，我们不得不花力气斩断它们，新的生活总是这样开始的。

你的理论也让我恶心。说穿了你跟那些男人一样，庸庸碌碌，软弱无能。俞琼转过脸，冷冷地扫了杨泊一眼，我现在有点厌倦，我希望你有行动，也许我们该商定一个最后的期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问题是她把事情恶化了。前天夜里她想跳楼自杀。

那是恐吓，那不过是女人惯常的手段。俞琼不屑地笑了笑，你相信她会死？她真要想死就不当你面死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有时候面对她，我觉得我的意志在一点点地崩溃，最可怕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听见百货大楼打烊的电铃声清脆地响了起来。逛商店的人群从他们面前匆匆退出。俞琼先站了起来，她将手放到杨泊的头顶，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杨泊想抓住她的手，但她敏捷地躲开了。

春天以前离婚吧，我喜欢春天，俞琼最后说。

他们在百货大楼外面无言地分手。杨泊看见俞琼娇小而匀称的身影在黄昏的人群中跳跃，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大街上闪烁着最初的霓虹灯光，空气中隐隐飘散着汽油、塑料和烤红薯的气味。冬天的街道上依然有拥挤的人群来去匆匆。杨泊沿着商业区的人行道独行，在一个杂货摊上上的摊了挑选了一只红颜色的汽球。杨泊抓着汽球走了几步，手就自然放开了，他看见汽球在自己鼻子上轻柔地碰撞了一下，然后朝高空升上去。杨泊站住了仰起脸朝天空看，他觉得他的思想随同红色汽球越升越高，而他的肢体却像一堆废铜烂铁急剧地朝下坠落，他觉得自己很疲倦，这种感觉有时和疾病没有区别，它使人焦虑，更使人心里发慌。

杨泊坐在街边栏杆上休息的时候，有一辆半新的拉达牌汽车在他身边紧急刹车。大头的硕大的脑袋人车窗内挤出来。喂，你去哪儿？大头高声喊，我捎你一段路，上车吧．杨泊看见大头的身后坐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杨泊摇了摇头。没关系，是我自己的车，大头又说，你客气什么？还要我下车请你吗？杨泊皱着眉头朝他摆了摆手，他说，我哪儿也不去。真滑稽，我为什么非要坐你的车？大头缩回车内，杨泊清晰地听见他对那个女人说，他是个超级傻X，闹离婚闹出病来了。杨泊想回敬几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想想大头虽然无知浅薄，但他毕竟借了两万元给自己。

黄昏6点钟，街上的每个人都在往家走。杨泊想他也该回家了，接下来的夜晚他们将面对朱芸，辱枪舌剑和哭哭笑笑，悲壮的以死相胁和无休无止的咒骂，虽然他内心对此充满恐惧，他不得不在天黑前赶回家去，迎接这场可怕的冗长的战役，杨泊就这样看见了家里的窗户，越走越慢，走进旧式工房狭窄的门洞，楼上楼下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国际新闻，他就站在杂乱的楼梯拐角听了一会儿，关于海湾战争局势，关于苏联的罢工和孟加拉国的水灾，杨泊想整个世界和人类都处于动荡和危机之中，何况他个人呢！杨泊在黑暗里微笑着思考了几秒钟，然后以一种无畏的步态跨上了最后一阶楼梯。

一个女邻居挥着锅铲朝杨泊奔来，你怎么到现在才回家？女邻居边跑边说，朱芸服了一瓶安眠药，被拉到医院去了，你还不赶快去医院？你怎么还迈着四方步呢？

杨泊站在走廊上，很麻本地看着女邻居手里的锅铲。他说，服了一瓶？没这么多，我昨天数过的，瓶子里只有九颗安眠药。

你不像话！女邻居的脸因愤怒而涨红了，她用锅铲在杨泊的肩上敲了一记，朱芸在医院里抢救，称却在计较瓶子里有多少安眠药，你还算人吗？你说你还算人吗？

可是为什么要送医院，我昨天问过医生，九颗安眠药至多昏睡两天，杨泊争辩着一边退到楼梯口，他看见走廊上已经站满了邻居，他们谴责的目光几乎如出一辙。杨泊蒙住脸呻吟了一声。那我就去吧。杨泊说着连滚带爬地跌下了楼梯。在门洞里他意外地发现那只褐色的小玻璃瓶，他记得就在昨天早晨看见过这只瓶子，它就放在闹钟边上，里面装有九颗安眠药。他猜到了朱芸的用意。他记得很清楚，有个富有经验的医生告诉他，九颗安眠药不会置人于死地，只会令服用者昏睡两天。

在市立医院的观察室门口，杨泊被朱芸的父母和兄弟拉住了，他们怒气冲冲，不让他靠近病床上的朱芸，朱芸的母亲抹着眼泪说，你来干什么？都是你害的她，要不是我下午来接孩子，她就没命了。杨泊在朱芸众人的包围下慢慢蹲了下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事情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杨泊竖起食指在地上划着什么，他诚挚他说，我没有办法制止她的行为，朱芸的哥哥在后面骂起来，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想跟她结婚就结婚，想跟她离婚就离婚？杨泊回过头看了看他，杨泊的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有说。

有个女护士从观察室里走出来，她对门口的一堆人说，你们怎么甩下病人在这里吵架？十七床准备灌肠了，杨泊就是这时候跳了起来，杨泊大声说，别灌肠，她只服了九颗安眠药，周围的人先是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紧接着响起一片粗鄙的咒骂声。杨泊被朱芸的兄弟们推揉着走，别推我，我发誓只有九颗，我昨天数过的，杨泊跌跌撞撞地边走边说，很快他就被愤怒的朱芸兄弟悬空架了起来，他听见有个声音在喊，把他扔到厕所里，揍死这个王八蛋，杨泊想挣脱却没有一丝力气，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垂死的羚羊陷入了暴力的刀剑之下。我没有错，你们的暴力不能解决问题。杨泊含糊地嘟哝着，任凭他们将他的头摁在厕所的蹲坑里，有人拉了抽水马桶的拉线，五十立升冰凉的贮水混同蹲坑里的粪液一起冲上了杨泊的头顶。杨泊一动不动，杨泊的血在顷刻间凝结成冰凌，它们在体内凶猛地碰撞，发出清脆的断裂的声音，摁紧他的头，让他清醒清醒。又有人在喊。杨泊依稀记得抽水马桶响了五次，这意味着二百五十升冷水冲灌了他的头。后来杨泊站起来，一口一口地吐出嘴里的污水，他用围巾擦去脸上的水珠，对那些侮辱他的人说，没什么，这也是一种苦难的洗礼。

这个冬天杨泊几乎断绝了与亲朋好友的来往。唯一的一次是他上门找过老靳。老靳是杨泊上夜大学时的哲学教师，他能够成段背诵黑格尔叔本华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他是杨泊最崇拜的人。杨泊去找老靳，看见他家的木板房门上贴了张纸条，老靳已死，谢绝探讨皙学问题。杨泊知道他在开玩笑。杨泊了敲了很长时间的门，跑来开门的老靳的妻子。她说，老靳不在，他在街日卖西瓜。杨泊半信半疑，老靳卖西瓜？老斯怎么会卖西瓜？老靳的妻子脸色明显有些厌烦，她把门关上一点，露出半张脸对杨泊说，我在做自发功，你把我的气破坏掉了。

杨泊走到街口果然看见了老靳的西瓜摊，老靳很孤独地守卫着几十只绿皮西瓜，膝盖上放着一只铝质秤盘。杨泊觉得有点尴尬，他走到老靳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恭喜发财了，老靳。

狗屁，老靳搬了个小马扎给杨泊，老靳的表情倒是十分坦荡，他说，守了三天西瓜摊，只卖了三只半西瓜。大冬天的，上哪儿搞来的西瓜？杨泊说。

从黑格尔那里。有一天老黑对我说，把我扔到垃圾堆里去吧，你有时间读我的书，不如上街去捞点外快。老靳说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摘下眼镜在杨泊的衣服上擦了擦，老黑还对我说，生存比思想更加重要，你从我这里能得到的，在现实中全部化为乌有，思想是什么？是狗屁，是粪便，是一块被啃得残缺不全的西瓜皮。

我不觉得你幽默，你让我感到伤心。杨泊朝一只西瓜皮踢了一脚，他说，想不到你这么轻易地背弃了思想和信仰。

别踢我的西瓜。老靳厉声叫起来，他不满地瞟了杨泊一眼，老靳悦，别再跟我探讨哲学问题，假如你一定要谈，就掏钱买一只西瓜，卖给你可以便宜一点。说真的，你买一只西瓜回家给儿子吃吧，冬天不容易吃到西瓜。

那你替我挑一只吧。杨泊说。

这才够朋友。老靳笨拙地打秤称西瓜的份量，嘴里念念有词，十块三毛钱，零头免了，你给十块钱吧。老靳把西瓜抱到杨泊的脚边，抬头看看杨泊失魂落魄的眼睛，他发现杨泊在这个冬天憔悴得可怕。听说你也在闹离婚？老靳说，你妻子已经服过安眠药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杨泊疑惑地问。

我有经验，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老靳沉吟着说，这是一场殊死搏斗，弄不好会两败俱伤，你知道吗？我的一只睾丸曾被前妻捏伤过，每逢阴天还隐隐作痛。

我觉得我快支撑不住了，我累极了。我觉得我的脑髓心脏还有皮肤都在淌血。杨泊咬着嘴唇，他的手在空中茫然地抓了一把，说实在的我有点害怕，万一真的出了人命，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要动脑子想，老靳狡黠地笑了笑，他说，我前妻那阵子差点要疯了，我心里也很害怕。你知道我后来用了什么对策？我先发疯，在她真的快疯之前我先装疯，我每天在家里大喊大叫，又哭又笑的，我还穿了她的裙子跑到街上去拦汽车，我先发疯她就不会疯了，她一天比一天冷静，最后离婚手续就办妥啦。

可是我做不出来，我有我的目标和步骤。杨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十块钱，放进老靳的空无一文的钱箱里，杨泊说，我做了所有的努力，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成为泡影，事情一步步地走向反面，你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每天在两个女人的阴影下东奔西走，费尽了口舌和精力，我的身上压着千钧之力，有时候连呼吸都很困难。

问题看来还是出在你自己身上，你真该看看我写的一本书，你猜书名叫什么？《离婚指南》。本来今年夏天就该出书的，不知出版社为什么拖到现在还没出来。

什么书？你说你写了一本什么书？

《离婚指南》。老靳颇为自得地重复了一遍，是指导人们怎样离婚的经典著作，我传授了我的切身体验和方式方法，我敢打赌谁只要认真读上一遍，离婚成功率起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总算对人类作了一点贡献。杨泊闷闷不乐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杨泊这次笑得很厉害，他不停地捶着老靳说，我要看，我想看，等韦出来后一定送我一本。

那当然，对所有离婚的人都八折优惠。

杨泊帮着老靳做了两笔生意就走了，他把那只海南西瓜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骑了没多远听见背后响起膨的一声，回头一看是西瓜掉了，西瓜在街道上碎成两瓣，瓜瓤是淡粉色的。这个王八蛋。杨泊骂了一句，他没有下车去捡。杨泊回忆着老靳说的话，你先发疯她就不会疯了。这话似乎有点道理。问题在于他厌恶所有形式的阴谋，即使是老靳式的装疯卖傻。我很正常，杨泊骑在车上自己笑起来，万一装疯以后不能恢复正常呢，万一真的变疯了怎么办呢。

公司扣去了杨泊的奖金，理由是杨泊已经多次无缘无故的迟到早退。杨泊在财务科无话可说，出了门却忍不住骂了一句粗话。女会计在里面尖声抗议，你骂谁？有本事骂经理去，是他让我们扣的，杨泊说，没骂你，我骂我自己没出息，扣了几个臭钱心里就不高兴。

杨泊在办公室门口被一个陌生的女人拦住，你叫杨泊吧？女人说着递来一张香喷喷的粉红色名片，我是晚报社会新闻版的记者，特意来采访你。

为什么采访我？杨泊很诧异地望着女记者，他说，我又不是先进人物，我也没做过什么好人好事，你大概槁错了。

听说你在离婚。女记者反客为主，拉杨泊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她掏出笔和本子，朝杨泊妩媚地笑了笑，我在写一篇专题采访，《离婚面面观》，你是第九十九个采访对象了。

莫名其妙。杨泊下意识地绷紧了身子，他朝各个办公室的门洞张望了一番。这是我的个人私事，不是社会新闻，杨泊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不想说。

你不觉得社会新闻是从个人私事中衍生的吗？女记者用一种睿智而自信的目光注视着杨泊，谈谈你的想法好吗，不会占用你大多时间。

我心情不好，我刚刚被扣了年终奖，杨泊踢了踢脚边的一只废纸篓，他说，"因离婚被扣奖金，当事人无话可说"，我看这倒是一篇社会新闻的题目。

谈谈好吗？谈谈离婚的原因，是第三者插足还是夫妻感情不和？假如是性生活方面不协调，也可以谈，没有关系的。女记者豪爽地笑着鼓励杨泊，请你畅所欲言好吗？

没有什么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想离婚。

太笼统了，能不能具体一点？

我烦她，我厌恶她，我鄙视她，我害怕她，我还恨她，杨泊的声音突然不加控制地升得很高，他跺了跺脚说，这么说你懂了吧。所以我要离婚。离婚。

很好。女记者飞快地写下一些字，然后她抬起头赞赏他说，你的回答虽然简单，但是与众不同。

杨泊已经站了起来。杨泊一脚踢翻了走廊上的废纸篓，又追上去再踢一脚。狗屁。杨泊突然转过身对女记者喊叫，什么离婚面面观，什么离婚指南，全是自作聪明的狗屁文章，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离婚，离婚就是死，离婚就是生，你们懂吗？

这次一厢情愿的采访激起了杨泊悲愤的情绪，杨泊沉浸其中，在起草公司年度总结的文章中，也自作主张地抨击了公司职员们的种种品格缺陷。他认为职员们自甘平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却喜欢窥测别人的隐私，甚至扰乱别人的生活秩序。杨泊伏在办公桌上奋笔疾书，抨击的对象扩展到公司以外的整个国民心态，他发现这份总结已经离题千里，但他抑制不住喷泉般的思想，他想一吐为快，最后他巧妙地运用了一个比方，使文章的结尾言归正传。杨泊的总结结尾写道：一个企事业单位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好是早日解体以待重新组建，死亡过后就是新生！

杨泊把总结报告交到经理手中，心中有一种满足而轻松的感觉。这样的心情，直保持到下午5点钟，5点钟杨泊走出公司的大楼，传达室的收发员交给他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没有落款，一看笔迹无疑是俞琼的，今天是元月5号，算一算离立春还有多少天？杨泊读了两遍，突然想到上次俞琼给他规定的离婚期限，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收发员观察着杨泊的反应，指着明信片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杨泊好像猛地被惊醒，他对收发员怒目而视，什么什么意思？你偷看我的私人信件，我可以上法院告你读职，杨泊说着将明信片撕成两半，再撕成四份，一把扔到收发员的脸上，什么意思你慢慢琢磨去吧。杨泊温怒地走出公司的大铁门，走了几步又折身回到传达室的窗前，他看了看处于尴尬中的收发员，声音有点发颤，对不起，杨泊说，我最近脾气很坏，我不知这是怎么了，总是想骂人，总是很激动。收发员接受了杨泊真诚的道歉。收发员一边整理着桌上的信件一边说，没什么，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知道离婚是件麻烦事。

连续五天，杨泊都收到了俞琼寄来的明信片。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日期在一天天地变更。到了第六天杨泊终于忍不住跑到了俞琼的集体宿舍里。恰巧只有俞琼一个人，但她顶着门不让杨泊进去。

我现在不想见你。俞琼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推着杨泊的身体，我说过我们要到春天再见，那些明信片你收到了吗？

你寄来的不是明信片，简直是地狱的请柬。

那是我的艺术。我喜欢别出心裁。你是不是害怕啦？

请你别再寄了。杨泊拼命想从门缝里挤进去，他的肩膀现在正好紧紧地卡在门缝中，杨泊说，别再寄了，你有时候跟朱芸一样令我恐惧。

我要寄。我要一直寄到春天，寄到你离婚为止。俞琼死死地顶着门，而且熟练地踩住杨泊的一只脚，阻止他的闯入。俞琼脸上的表情既像是撒娇更像是一种示威。

让我进来，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杨泊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想去抓俞琼的手，结果被俞琼用扫帚打了一记。杨泊只好缩回手继续撑住门，你不觉得你太残忍吗？杨泊说，你选择了错误的方式，过于性急只能导致失败，她昨天差点自缢而死，她也许真的想用死亡来报复，那不是我的目的，所以请你别再催我，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给了你一年时间，难道还不够？

可是你知道目前的情况，假如她真的死了，你我都会良心不安的。我们谁也不想担当凶手的罪名。一年时间不够，为什么不能是两年三年呢？

我没这份耐心。俞琼突然尖声喊叫起来，然后她顺势撞上了摇晃的门，将杨泊关在门外。杨泊听见她在里面摔碎了什么东西。恶心，她的喊叫声仍然清晰地传到杨泊的耳中，我讨厌你的伪君子腔调，我讨厌你的虚伪的良心，你现在害怕了，你现在不想离婚了？不想离婚你就滚吧，滚回去，永远别来找我。

你在说些什么？你完全误解了我说的话。杨泊颓丧万分地坐到地上，一只手仍然固执地敲着身后的门，康德、尼采、马克思，你们帮帮我，帮我把话讲清楚吧。

恶心。俞琼又在宿舍里喊叫起来，你现在让我恶心透了。我怎么会爱上了你？我真是瞎了眼啦！

冬天以来杨泊的性生活一直很不正常。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感到一阵难耐的冲动，杨泊在黑暗中辗转反侧，心里充满了对自己肉体的虔视和怨患。借越窗而入的一缕月光能看见铁床另一侧的朱芸，朱芸头发蓬乱，胳膊紧紧地搂着中间的孩子，即使在睡梦中她也保持了阴郁的神经质的表情。杨泊深深地叹着气，听闹钟滴嗒滴嗒送走午夜时光。杨泊的思想斗争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像青春期常干的那样，来一次必要的自渎。

杨泊没有发现朱芸已经悄悄地坐了起来，朱芸大概已经在旁边观看了好久，她突然掀掉了杨泊的被子，把杨泊吓了一跳。

你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杨泊抢回被子盖住，他说，你睡你的觉，这不关你的事。

没想到你这么下流，你不觉得害臊吗？

我不害臊，因为这符合我的道德标准。杨泊的手仍然在被子下面摸索着，我还没完，你要是想看就看吧，我一点也不害臊。

朱芸在黑暗中发愣，过了一会她突然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朱芸一边哭一边重重地倒在床上，杨泊听见她在用最恶毒的话诅咒自己，睡在两人之间的孩子被惊醒了，孩子也扯着嗓子大哭起来。杨泊的情欲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事就是制止母子俩的哭声了，杨泊首先安慰朱芸，别哭了，我不是存心气你。这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杨泊说，我真的不是存心气你，请你别误会。

下流，朱芸啜泣着说。

我不会碰你，假如我碰了你，那才是下流，你明白吗？下流。朱芸啜泣着说。

你非要说我下流我也没办法。杨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我现在想睡了。杨泊最后说，我没有错，至多是妨碍了你的睡眠。也许我该睡到别处去了，我该想想办法，实在找不到住处，火车站的候车室也可以对付。

你休想。朱芸突然叫喊起来，你想就这样逃走？你想把孩子撂给我一个人？你要走也可以，把你儿子一起带走。

杨泊不再说话。杨泊摊开双掌蒙住眼睛，在朱芸的絮叨声中力求进入睡眠状态。除此之外，他还听见窗外悬挂的那块腌肉在风中撞击玻璃的声音，远处隐隐传来夜行火车的汽笛声。每个深夜都如此漫长难捱，现在杨泊对外界的恐惧也包括黑夜来临，黑夜来临你必须睡觉，可是杨泊几乎每夜都会失眠。失眠以后他的眼球就会疼痛难忍。

临近农历春节的时候，南方的江淮流域降下一场大雪。城市的街道和房屋覆盖了一层白茸茸的雪被。老式工房里的孩子们早晨都跑到街上去堆雪人，窗外是一片快乐而稚气的喧闹声。杨泊抱着孩子看了一会儿外面的雪景，忽然想起不久前的北京之行，想起那个雪夜在天安门广场制定的四条离婚规划，如今竟然无一落实。杨泊禁不住嗟叹起来，他深刻地领悟了那条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哲学定律：事物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杨泊把儿子送迸了幼儿园。他推着自行车走到秋千架旁边时吃了一惊，他看见俞琼坐在秋千架上，她围着一条红羊毛围巾，戴了口罩，只露出那双深陷的乌黑的眼睛，直直地盯住杨泊看。她的头上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杨泊迎了上去，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俞琼，你跑到这儿来等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让你看看这个。俞琼突然拉掉了脸上的口罩，俞琼的脸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抓痕，它们是暗红色的，有两道伤线切口很深，像是被什么利器划破的。你好好看看我的脸，俞琼的嘴唇哆嗦着，她美丽的容貌现在显得不伦不类，俞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凄凉，她说，你还装糊涂？你还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是她干的？杨泊抓住秋干绳，痛苦地低下了头，她怎么会找到你的？她从来没见过你。

正要问你呢。俞琼厉声说着从秋干架上跳下来。她一边掸着衣服上的雪片，一边审视着杨泊，是你搞的鬼，杨泊、是你唆使她来的，你想以此表明你的悔改之意。杨泊，我没猜错吧。

你疯了。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没想到她会把仇恨转移到你身上。她也疯了，我们大家都丧失了理智。

我不想再听你的废话。我来是为了交给你这个发夹。俞琼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她抓住杨泊的手，将发夹塞在他手里，拿住它，你就用这个证明你的清白。

什么意思？杨泊看了看手里的发夹，他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给我发夹？

她就用它在我脸上乱抓乱划的，我数过了，一共有九道伤。俞琼的目光冰冷而专制地逼视着杨泊。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要你去划她的脸，就用这只发夹，就要九道伤，少一道也不行。我晚上会去你家做客，我会去检查她的脸，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清白。

你真的疯了。你们真的都疯了。我还没疯你们却先疯了。杨泊跺着脚突然大吼起来。他看见幼儿园的窗玻璃后面重叠了好多孩子的脸，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他们好奇地朝这边张望着。有个保育员站在滑梯边对他喊，你们怎么跑到幼儿园来吵架？你们快回家吵去吧．杨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骑上车像逃一样冲出了幼儿园的栅栏门，他听见俞琼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叫：别忘了我说的话，我说到做到，晚上我要去你家。

杨泊记不清枯坐办公室的这天是怎么过去的。他记得同事们在他周围谈论今冬的这场大雪，谈论天气、农情和中央高层的内幕，而他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紧紧地握住那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他下意识试了试发夹两端的锋刃，无疑这是一种极其女性化的凶器。杨泊根本不想使用它。杨泊觉得俞琼颐指气使的态度是愚蠢而可笑的，她没有权利命令他干他不想干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理晚上将会出现的可怕场面。想到俞琼那张伤痕累累的脸，想到她在秋千架下的邪恶而凶残的目光，杨泊有点心灰意懒，他痛感以前对俞琼的了解是片面的，也许他们的恋情本质上是一场误会。

这天杨泊是最后离开公司的人。雪后的城市到处泛着一层炫目的白光，天色在晚暮中似明似暗，街上的积雪经过人们一天的踩踏化为一片污水。有人在工人文化宫的门楼下跑来跑去，抢拍最后的雪景。笑一笑，笑得甜一点。一个手持相机的男孩对他的女友喊。杨泊刹住自行车，停下来朝他们看了一会儿，傻X，有什么可笑的？杨泊突然粗鲁地哺咕了一句。杨泊为自己感到吃惊，他有什么理由辱骂两个无辜的路人？我也疯了，我被她们气疯了。杨泊这样为自己开脱着，重新骑上车。回家的路途不算太远，但杨泊骑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用双腿撑着自行车，停在家门前的人行道上。他看见那幢七十年代建造的老式工房被雪水洗涤一新，墙上显出了依稀的红漆标语。他看见三层左侧的窗口已经亮出了灯光，朱芸的身影在窗帘后面迟缓地晃动着，杨泊的心急速地往下沉了沉。

你在望什么？一个邻居走过杨泊身边，他疑惑他说，你怎么在这儿傻站着？怎么不回家？

不着急。天还没黑透呢。杨泊看了看手表说。

朱芸做了好多菜，等你回家吃饭呢。

我一点不饿。杨泊突然想起什么，喊住了匆匆走过的邻居，麻烦你给朱芸带个口信，我今天不回家，我又要到北京去出差了。

是急事？邻居边走边说，看来你们公司很器重你呀。

是急事。我没有办法。杨泊望着三层的那个窗口笑了笑，然后他骑上车飞快地经过了老式工房。在车上他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只黑发夹看了看，然后一扬手将它扔到了路边。去你妈的，杨泊对着路边的雪他说，我要杀人也绝对不用这种东西。

杨泊不知道该去哪儿消磨剩余的时间，自行车的行驶方向因此不停地变化着，引来路人的多次抗议和嘲骂声。后来杨泊下了车，他看见一家公共浴室仍然在营业，杨泊想在如此凄冷的境遇下洗个热水澡不失为好办法。他在柜台上买了一张淋浴票走迸浴室。浴室的一天好像已接近尾声，人们都在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服务员接过杨泊的淋浴票，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还来洗澡，马上都打烊停水啦。杨泊扮着笑脸解释说，我忙了一天，现在才有空。服务员说，那你快点洗，过了七点半钟我就关热水了。

淋浴间里空空荡荡的，这使杨泊感到放心。杨泊看见成群的一丝不挂的肉体会感到别扭，也害怕自己的私处暴露在众目殴暖之下。这样最好，谁也别看谁，杨泊自言自语着逐个打开了八个淋浴龙头，八条温热的水流倾泻而出，杨泊从一个龙头跑到另一个龙头，尽情享受这种冬夜罕见的温暖。杨泊对自己的快乐感到茫然不解。你怎么啦？你现在真的像个傻X。杨泊扬起手掌掴了自己一记耳光。在蒸汽和飞溅的水花中他看见朱芸和俞琼的脸交替闪现，两个女人的眼睛充满了相似的愤怒。别再来缠我，你们也都是傻X。杨泊挥动浴中朝虚空中抽打了一下，让我快乐一点。为什么不让我快乐一点？杨泊后来高声哼唱起来，这是庄严动听的《结婚进行曲》的旋律。杨泊不仅哼唱，而且用流畅的口哨声自己伴奏起来。很快他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感动得热后盈眶，他哭了，所幸没有人会发现他的眼泪。

不准唱，你再唱我就关热水啦，浴室的服务员在外面警告杨泊说，我们要打烊，你却在里面磨磨蹭蹭鬼喊鬼叫。

我不唱了，可是你别关热水。让我再洗一会吧，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冷。杨泊的声音在哗哗的水声中听上去很衰弱，烦躁的浴室服务员对此充耳不闻，他果断地关掉了热水龙头，几乎是在同时，他听见浴室里响起杨泊一声凄厉的惨叫。

杨泊离开浴室时街道上已经非常冷清，对于一个寒冷的雪夜来说这是正常的，但杨泊对此有点耿耿于怀，那么多的人群，在他需要的时候都消失不见了。杨泊一个人在街上独行，他的自行车在浴室门口彼人放了气阀，现在它成为一个讨厌的累赘。杨泊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分析了他所在的地理位置和下面该采取的措施，他想他只有去附近的大头家了。

敲了很长时间的门，里面才有了一点动静。有个穿睡衣的女人出来，隔着防盗门狐疑地审视着杨泊。杨泊发现女人的乳房有一半露在睡衣外面。

我找大头，我是他的朋友。杨泊说。

这么晚找他干什么？

我想在这儿过夜。

过夜？女人细细的眉毛扬了起来，她的嘴角浮出一丝调侃的微笑，你来过夜？大头从来不搞同性恋。

杨泊看见那扇乳白色的门砰然撞上，他还听见那个女人咯咯的笑声，然后过道里的灯光就自然地熄掉了。他妈的，又是一个疯女人。杨泊在黑暗中骂了一声，他想他来找大头果然是自讨没趣。杨泊沮丧地回到大街上，摸摸大衣口袋，钱少得可怜，工作证也不在，找旅社过夜显然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回家去？杨泊站在雪地里长时间地思考，最后毅然否定了这个方案。我不回家，我已经到北京去出差了。我不想看见朱芸和俞琼之中的任河一个人。杨泊想，今天我已经丧失了回家的权利，这一切真是莫名其妙。

午夜时分杨泊经过了城市西区的建筑工地。他看见许多大口径的水泥圆管杂乱地堆列在脚手架下。杨泊突然灵机一动，他想他与其在冷夜中盲目游逛，不如钻到水泥圆管中睡上一觉，杨泊扔下自行车自个钻了进去，在狭小而局促的水泥圆管中，他设计了一个最科学的睡姿，然后他弓着膝盖躺了下来。风从断口处灌进水泥圆管，杨泊的脸上有一种尖锐的刺痛感，外面的世界寂然无声，昨夜的大雪在凝成冰碴或者是悄悄融化，杨泊以为这又是寒冷而难眠的一夜，奇怪的是他后来竟睡着了。他依稀听见呼啸的风声，依稀看见一只黑色的镶有银箔的发夹，它被某双白嫩纤细的手操纵着，忽深忽浅地切割他的脸部和他的每一寸皮肤。切割一直持续到他被人惊醒为止。

两个夜巡警察各自拉住杨泊的一只脚，极其粗暴地把他拉出水泥圆营。怪不得工地上老是少东西，总算逮到你了。年轻的警察用手电筒照着杨泊的脸。杨泊捂住了眼睛；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它们茫然张大着，吐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别来缠我，杨泊说，让我睡个好觉。

你哪儿的？来工地偷了几次了？年轻的警察仍然用手电照着杨泊的脸。

我疼。别用手电照我，我的眼睛受不了强光。

你哪儿疼？你他妈的少给我装蒜。

我脸上疼，手脚都很疼，我的胸口也很疼。

谁打你了？

没有谁打我。是一只发夹。杨泊的神情很恍憎，他扶着警察的腿从泥地上慢慢站起来，他说，是一只发夹，它一直在划我的脸。我真的很疼，请你别用手电照我的脸。

是个疯子？年轻警察收起了手电筒，看着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不是小偷，说话颠三倒四的。

把他送到收容所去吧。另一个警察说，他好像真有病。

不用了。我只是偶尔没地方睡觉。杨泊捂着脸朝他的自行车走过去，脚步依然摇摇晃晃的，他回过头对两个警察说，我不是疯子，我叫杨泊，我正在离婚。可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离婚了。

杨泊最后自然是没有离婚，春季勿匆来临，冬天的事情就成为过眼云烟。

有一天杨泊抱着儿子去书店选购新出版的哲学书籍，隔着玻璃橱窗看见了俞琼，俞琼早早地穿上一套苏格兰呢裙，和一位年轻男人手挽手地走过。杨泊朝他们注视良久，心里充满老人式的苍凉之感。

书店的新书总是层出不穷的，杨泊竟然在新书柜上发现了老靳的著作，《离婚指南》，黑色的书名异常醒目。有几个男人围在柜台前浏览那本书。杨泊也向营业员要了一本，他把儿子放到地上，打开书快速地看了起来，杨泊脸上惊喜的笑容渐渐凝固，渐渐转变为咬牙切齿的愤怒，最后他把韦重重地摔在柜台上。杨泊对周围的人说，千万别买这本书，千万别上当，没有人能指导离婚，他说的全是狗屁。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全是狗屁？

我当然知道。请相信我，这本书真的是狗屁。

狗屁，杨泊的儿子快乐地重复杨泊的话，杨泊的儿子穿着天蓝色的水兵服，怀里抱着一支粉红色的塑料手枪。

□ 作者：苏童

娴的故事

汇隆照相馆座落在街角上，漆成桔红色的楼壁和两扇窄小的玻璃门充分显示了三十年代那些小照相馆的风格。橱窗里陈列的是几个二流电影明星的照片和精心摆设的纸花。那些女明星的美艳和欢乐对于外面凄清萧条的街道显得不合时宜莫名其妙。从远一点的高处看汇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有时候可以看见一只燕子从那里飞起来，照相馆的屋檐下曾有过燕巢。如果再注意后窗，还可以发现晾衣竿上挂着的女人的小物件和旗袍，没有男人的东西。

那是娴的家。娴的父亲去世后，汇隆照相馆由娴和她的母亲经营。娴那年只有十八岁，刚从女子高中毕业。她不懂照相业的经营之道，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娴眼睁睁地看着家里这份产业破败下去而一筹莫展。有一天她梳妆打扮好准备去电影院看好莱坞片子时，母亲把她堵在楼梯上说，记住，这是最后一场电影，明天你要坐柜台开票了。我已经把开票的辞退了。娴说，为什么？她母亲说，什么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家里的底细，没人上这儿来拍照，拿什么付人家工资？只有靠你和我自己了。１９３８年，娴在照相馆里开票。生意每天都很清淡，娴聊以打发时间的是各种电影画报。她喜欢看电影，但现在看得很少了，因为白天离不开柜台，而晚上出门又受母亲的种种限制，娴只能在画报上寻求一种飘渺的慰藉。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和高占非，还有袁美云。在女中曾有人说娴长得很像袁美云，娴淡淡地说，袁美云去我家照过相，她也这样说的。她喜欢披斗篷，很高级的英国货，上面有金线和珍珠。那时候娴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深受女生们的信赖和羡慕。现在当娴手握《明星》画报，枯想往事时心情不由烦躁忧郁起来。娴是个不安份的女孩。

外面刮着风，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穿着臃肿的行人和漫空飞舞的梧桐树叶，街角上的美丽牌香皂和花旗参的广告画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有一个人推开了玻璃门，摘下了头上的礼帽，他手中的银质司的克的光泽异常强烈。正是这种光亮让娴猛地从画报上抬起头来，她看见那个男人站在柜台前约五尺远的地方，手执礼帽向她颔首微笑。娴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总说她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一生的命运。

先生，拍照吗？不，我不拍照。那么你取照片？把收据给我吧。

不。我不拍照。但我想给你拍一张。那人说。娴看见孟老板把礼帽和司的克放在长沙发上，慢慢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型相机。他往后退了一步，对娴说，就坐在那儿，手放到柜台上，托着下巴。娴下意识地按照要求摆出了当时最流行的拍照姿势。镁光灯咔嚓一闪，她听见孟老板说，好了，多么自然的表情，太好了。

后来当娴的那张照片登在《明星》画报上时，她已经成为孟老板的电影公司的合同演员。娴放下了照相馆的工作，投身于梦寐以求的电影业。１９３８年冬天，娴与孟老板的关系飞速发展，她与孟老板双双出入于舞厅和跑马场，引起了圈内人的注意。也就是这年冬天，娴拍了她一生最初的两部也是最后的两部片子。一部是清代宫廷片，娴在里面扮演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宫女，是配角。而另外一部是很重要的角色，娴扮演一个卷入三角恋爱的摩登女性，最后悲惨地投河自尽。娴很快搬离了她家的照相馆。孟老板为她准备了一套公寓房子，那是配有电梯的八层楼房，楼下有弹子房、舞厅和咖啡馆，孟老板经常在那里玩至深夜，然后乘电梯到八楼娴的房间来度过一个甜蜜的夜晚。娴知道孟老板是有妻室的人，知道她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但她无法顾及这些，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角色问题，怎样与头牌明星争夺主角，怎么疏通摄影师，使自己略嫌瘦长的脸在银幕上光彩照人。母亲经常打电话到公寓来，向娴叹述照相馆生意的苦经。娴对此感到厌烦，她对母亲本来就没什么感情，更难以忍受她的絮叨。后来她抓过电话，只要听到是母亲的声音，就啪地挂上电话。１９３８年春天的一次出游，给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娴和公司的女明星们一起到苏州春游，其中包括陈云裳和袁美云等大明星。她们坐在一条大木船上，一边啃甘蔗，一边欣赏河两岸初春的田园景色。船快到虎丘塔时，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照相机的快门咔哒咔哒响成一片，娴在这个时刻充分体会了荣耀和快乐。她后来一直保存着那次春游的照片。照片上娴和一群女明星坐在船头上，她们都在啃甘蔗。背景是虎丘塔和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地。

娴在年老色衰以后经常从箱底找出那张照片，细细地端详。昔日的美貌和荣华随时光流逝一去不返，它们如此短暂脆弱，她甚至无法回忆１９３８年命运沉浮的具体过程。多少年来她已习惯于把悲剧的起因归结为那次意外的怀孕。另外，她也不能原谅孟老板的错误，有一次他坚持不肯用那种美国产的保险套，酿成了她以后一生的悲剧。

在娴的妊娠反应日趋强烈后，孟老板驾车把娴送到一家僻静的私人医院。娴坐在一张长凳上，等着医生给她进行堕胎手术。恐惧使娴浑身颤抖，她脸色苍白，无望地看了看孟老板。孟老板坐在旁边读当日出版的《申报》。他对娴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当女演员的都上这儿来，朱医生的医术相当高明。娴摇了摇头，她说，我怕，我真的怕极了。手术室内传来一种清脆的刀剪碰撞声，里面好像正在进行手术。娴听见一个女人凄厉地尖叫着诅咒着。她瞪大眼睛倾听着，整个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突然娴从长凳上跳起来，双手掩面冲出门外。孟老板追出去，拉住她的手说，你怎么啦？你跑什么？娴哭泣着说，我怕，我不做这个手术了。孟老板的脸沉了下来，他说，别耍小孩脾气，这手术非做不可。娴抓住汽车车门上的把手，头靠在车窗上哭泣，她说，送我回去，求求你送我回去吧。孟老板站着不动，他说，你到底怕什么？娴说我怕疼，我实在怕极了。孟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拉开车门，将娴粗暴地推上车，娴听见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臭婊子。娴就是从这一天失宠于孟老板的。当时她十八岁，在应付男人方面缺乏经验。她错误地幻想等腹中孩子降生后孟老板对她的态度会重新好转。娴后来闭门思过，她想如果那天做了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悲剧的另一个起因是她太年轻，她怕疼。就因为怕疼断送了以后的锦绣前程。这年春天，日本人开进了城市。混乱的时局和混乱的秩序下人心浮躁。街道上人迹稀少，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娴蛰居在公寓里，每天凭窗眺望灰蒙蒙的天空、街道和行人，心乱如麻。宽松的裙裾再也不能掩饰她孕妇的体态，她的脸上长出了一些褐色的蝴蝶斑。她不能也没有片子可演，终日无所事事，唯一盼望的事情是孟老板来。但孟老板几乎不来了。她打电话到公司到孟宅，甚至跑到楼下弹子房去找他，结果每次都失望而归。

有一天娴接到电影公司的电话，让她务必去公司一趟。娴不知道是什么事，她精心打扮一番叫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她用小镜子不时地评判自己的容貌，担心会引起其他女演员的攻击。当她到达公司时，才发现气氛异样，到处乱糟糟的，服装、道具和损坏的灯架扔得满地都是。一个摄影师站在布景棚高高的横架上对她喊，散伙啦，散伙啦，赶紧去领最后一笔工资，去晚了就领不到了！娴慌慌张张地挤进抢领工资的人群中，她问一个女演员，孟老板呢？那个女演员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还提你那个孟老板，他卷走全部股金逃到香港去了。娴当时如遭巨石击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随即昏倒在嘈杂的人群里。灾难不期而至地降临了。娴在公寓的床上度过了难捱的三天。她天天瞪着天花板，用所有肮脏的字眼咒骂着孟老板。她把孟老板的丝绸睡衣剪成一条一条，从窗口扔出去。第四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张汇款单，是孟老板从香港寄来的。娴瞥了一眼汇单上的数目，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她对邮递员喊，谁要这几个臭钱，给我退回去。当邮递员疑惑地离开后，娴又后悔起来，她已经没多少钱了。她似乎看见黑暗的未来就埋伏在明天、后天，她以后该怎么办？这时候娴再次清醒起来，她突然想起在医院的事情。她想如果我不从医院里逃走，如果那天顺从孟老板而不是惹恼孟老板，情况就不会变得这样糟，也许这时候她跟着孟老板一起去香港了。娴揪着自己的头发，这时她深深地体会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公寓管理员登门的时候，娴从他尴尬的脸色中预感到了什么。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听见管理员絮絮叨叨地诉说他的苦衷。娴打断说，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这房子不是付过款了吗？管理员说，是付过了，但付的是一年的租金。娴说，那就对了，不是说一年吗？我住进才半年呀。管理员面露难言之色，他搓着手想了想说，反正孟老板已经远走高飞了，我就向你抖个实情吧：你住进来之前孟老板已经租过半年了，那会儿是另外一个女演员住这儿。娴不再说话，她把枕巾抻了一下，捡起上面一根细细的发丝凝视着，她说，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赖在这儿的。

一个初夏的早晨，娴离开了那座豪华公寓。天空高而清澈，微风吹动公寓门口的夹竹挑的红色花朵。娴跟着脚夫走向黄包车前，她回头仰望着八层的那个窗口，天鹅绒的窗帘依然半掩，她听见窗内有人哭泣，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娴用手捂住耳朵，哭泣声仍然持续。娴真的听见自己在八层公寓里大声哭泣，那不是幻觉而是另一种现实。去哪儿？车夫回头问。

随便。娴说。你想逛商店还是游乐场？车夫又问。

哪儿也不去。送我去汇隆照相馆。娴说。小姐原来想去拍照。车夫疑惑地说，那小姐干嘛要带两只箱子？别废话了。娴突然尖叫起来，送我回家！回家！娴提着两只箱子推开了汇隆照相馆的门。外面玻璃橱窗里的明星照片已经更换成花圈和寿衣，她没有注意，直到她走进店堂，看见一排各式花圈悬在半空中，娴才发出了惊叫声。寿衣店的老板认识娴，他说，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娴把箱子放下来，惊魂未定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寿衣店老板说，你母亲上个月就把店面盘给我了。她还在楼上住，你去问问她吧。楼上原来放摄像架的地方现在放着一只煤炉。炉子上炖着一只砂锅。娴闻到了鸡汤的香味，她这才想起已经几顿没吃饭了。她揭开锅盖，不顾烫手就掰下了鸡腿送进嘴里。房门轻轻地打开了，娴不用回头就知道她母亲站在身后，娴仍然吃着鸡腿。你怎么回来了？母亲说，不当电影明星了？公司解散了。娴说。你那个大老板呢？他不要你了？

死了。娴说。他死了，心脏病发作。

撒谎。把你的身子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肚子。有什么可看的？娴吐出一根鸡骨，她说，你不是也大过肚子吗？贱货。母亲怒喝一声，让人把肚子搞大了回家下种吗？谁让你回来的？这是我的家。娴走到原来她住的房门口推门，门推不开，里面上了插销。娴拼命推看门说，谁在里面？是一个男人吧？门开了，果然是一个男人。娴认识他，是国光美发厅的老王，经常替她母亲做头发的老王。娴对老王笑了笑，然后又回头对母亲说，谁是贱货？你才是贱货。卖了家业在楼上藏男人，你才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她看见母亲的脸紫涨着说不出话，心中有一种复仇和得胜的快乐。她已经好多天没尝到快乐的滋味了。

娴从前的闺房现在弥漫着一股气味。她知道这是为什么。她现在非常痛恨这种气味。她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猛然看见离家前随手放于窗台的那盆三色堇依然鲜活，小巧玲珑的花朵和纤细碧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静若处子。娴面对着三色堇潸然泪下，这是她的第一次哭泣。

在寿衣店楼上的小房间里，挂钟嘀嗒嘀嗒地走动，娴临窗而坐，计算着时间怎样慢慢地消失。她无事不出门，害怕别人看见她怀孕的模样。娴无望地等待着产期的来临，这是她一生中最灰暗沉闷的时期。

娴看见楼下那些披麻戴孝的人从店里搬走一个又一个花圈，寿衣店的生意比照相馆红火多了，因为每天都会有人死去。娴不无辛酸地想，也许她应该买一个花圈祭奠她这一段绝望的生活。整个夏季炎热多雨，雨点枯燥地拍打照相馆的铁皮屋顶。娴注视着雨中的街道，心如死水。有一天她看见一个小报童在雨中奔跑，狂热地向行人挥动手中的报纸。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身死。娴想看那份报纸，她喊住那个报童，从窗口吊下去一只小竹篮和零钱，买了报纸。她看见了阮玲玉最后的仪容，她的微笑因死亡变得异常美丽动人。娴把报纸细细读了一遍，叹了一口气，她想如果她一样地吞药自杀，舆论是不会这样强度轰动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她死去抑或活着对这个世界都无足轻重。娴的产期将至，她母亲对她说，你准备在哪儿生这杂种？娴说随便。母亲说就在家里喊个接生婆吧，别出去丢人现眼的。娴说随便，现在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疼吗？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娴在照相馆楼上生下了一个女婴。女婴只有四斤重，抱在手上好像一只可怜的小猫。

那个女婴就是芝。娴曾经给孟老板去过好几封信，索要芝的赡养费，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有一封破破烂烂地退回了，封皮上有查无此人的字样。娴恨透了孟老板，这种仇恨也影响了她对芝的感情。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婴儿换尿布，她想婴孩也许活不长，她也可能活不长，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很多时间娴在芝嘶哑的哭声中安然入睡，产后的娴更加慵懒了。芝却以正常的速度生长着，她从早晨啼哭到深夜，但她活着。娴有一天细细地打量了芝，发现女儿的眉眼更多的像自己，而不像孟老板，这使娴动了恻隐之心，她把乳头塞进芝的小嘴里，拍着芝说，你为什么要像我？像了我以后没有好下场的。我是世界上最苦命的女人。

产后的娴不事修饰，终日蓬头垢面，她很长时间不照镜子。再次站到镜子前她几乎认不出自己，身材变得肥胖不堪，而那双曾备受摄影师称赞的凤眼也因嗜睡失去了光彩。她想以她这种模样是再也无法上银幕了。

理发师老王频繁地进出于娴的家中，娴看不起这个瘦小的女人腔的男人。她从来不跟老王说话，而老王总是有话无话地搭讪。在饭桌上老王一边赞美菜肴的味道，一边用膝盖轻轻地碰撞娴的腿。娴把腿缩回来，说，恶心。娴的母亲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她对娴说，嫌恶心你别吃，谁让你吃了？娴觉得这种情景很有趣，像电影中的场面，但却真实地出现在她的家庭生活中。另外，她也觉得母亲很可怜，活了半辈子后把自己托付给这个没出息的男人。娴还担心母亲会不会把积蓄倒贴给老王。如果是这样，娴不会听之任之，她会作主把老王赶走。预料不到的是事情后来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有一天老王对娴说，你的头发该做一做了，跟我去美发厅吧，我给你做个长波浪，包你满意。娴没有说话。老王又说，你放心，不收一文钱，跟你收钱不是见外了吗？娴摸了摸她的乱发，她想是该做做头发了。但是她不想出门。所以她还是没说话。老王最后说，你要走不开，我可以把工具带回来，凭我的手艺在家里也能做出长波浪，娴说了一句，随便。娴后来习惯于对人说这随便两字。

下午老王果真带了一包美发工具回来。娴洗好了头发以后就端坐在凳子上，起初她怀里抱着芝，老王让她把孩子放下，她就顺从地把芝放到了床上。娴端坐着恍惚想起上次做头发还是孟老板陪她去的，是一家最有名的美发厅。好像还看见了胡蝶，她也在那里做头发。现在想起来一切已经恍若隔世了。你的头发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又软又松的头发。老王的手轻轻抚弄着娴的头发。别奉承我了，没意思。娴回头说，你快点做吧。做头发不能急。老王在后面笑了笑，好事都不能着急。娴感到老王的手柔软地梳弄着她的头发，电吹风嗡嗡地响了起来。热风不停地吹向娴的头部，她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昏昏欲睡，不知什么时候她警觉起来，老王的一只手开始顺着她的脖颈下滑，它已经停留在她的肩背处了。老王，规矩点。娴说。

做头发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家里做头发。胡说八道。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娴在老王的那只手上狠狠地打了一记，她喊道，我可不是她，让你白吃了豆腐。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在我身上瞎摸？

这话说哪里去了？我可是一片好心。老王不羞不恼地嬉笑着说，亏你还拍过电影，这么不开化？

娴受到了伤心的一击，她的眼圈有点红了。同时娴的紧张戒备的身体开始松弛下来，她突然觉得老王的攻击毋需抵抗。也许她已经没有资格对老王作这种抵抗。娴回头看了看老王的那只手，那只手与孟老板的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样的硕大苍白，充满了情欲，娴心想男人与男人并无二致，随它去吧。电吹风嗡嗡地响着，老王的手温柔地游弋于娴的敏感部位，娴渐渐呼吸急促起来，她觉得脸上很热，而身体像风中杨柳无力地颤栗，奶汁被挤压后洇湿了内衣。她有一种快速坠落的感觉。当娴和老王倒在地上时，她听见电吹风仍然嗡嗡地响着，床上的芝哑声啼哭，她还听见楼下寿衣店里有人在大声争吵，好像是为了一只花圈的价格问题。对于娴来说，这个午后不可思议，但是已成定局，娴后来总是回忆起一只苍蝇，那只苍蝇从窗外飞来，叮在老王白皙而瘦削的臀部上。娴视一切如流水。当娴的母亲把老王揪出被窝时，娴只是把被子卷紧，没有任何表情。她看见母亲尖叫着追逐赤条条的老王，用扫帚抽打他的背部。娴笑了笑说，打吧，狠狠地打，这种男人该打。当时的场面不忍卒看，娴的母亲涕泪交加大发雷霆，理发师老王东躲西藏，而摇篮里的芝因受惊吓拼命地啼哭，只有娴静静地躺着，漠然注视着他们。娴的目光与母亲相遇。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冰凉的绝望的东西，这使娴心有所动，她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壁。墙上的白纸已经破裂，阳光透进窗子在纸缝里闪闪烁烁。这是１９３９年的秋季。隔了几天，娴正在午睡，她听见母亲喊她的名字。娴觉得母亲的声音非常模糊，她好像隔着门跟娴说话。而娴始终没睁眼睛。老王拿了我两只大戒指，你什么时候去要回来。你给他的，你不会自己去要吗？娴说，真让人恶心。我要出门了。我顾不上这些了。母亲最后幽幽地说。娴听见了母亲走下楼梯的迟缓滞重的脚步声，她当时无法预知母亲从此一去不返，只是根据脚步声判断母亲离家时穿了一双高跟皮鞋。母亲失踪的最初几天，娴没有往坏处想，她猜她也许去苏杭一带旅游散心了，甚至还猜测母亲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男人，也许他们私奔去了什么地方。半个月后，娴被告知，她母亲的尸体在近郊的湖中被渔民的渔网捕捞起来，尸体已经发臭了。警察局的人对娴说，你去收尸吧。娴如梦初醒，她脸色苍白，摇着头说，不，我不去，随便你们处理吧。我最怕见死人了。警察说，可她是你亲生母亲呀。娴沉默不语，她掰弄着手指甲想着什么，最后她自言自语说，真不值得，为这个臭男人寻死，太不值得了。

娴记住了母亲最后的遗言。后来她抱着芝去了国光美发厅。在美发厅里娴充分地显露了她性格中泼辣的一面。她看见老王后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美发厅里秩序大乱。众多的理发师和顾客围了上来，娴当众勒下了老王手上的那只金表，然后索要另外二只戒指。理发师老王窘迫至极，矢口否认两只戒指的存在。娴想它们肯定已经戴在哪个女人手上了，而且母亲一死死无对证，对此她早已有所预料。在一番互相羞辱以后，娴打了老王第二记耳光。她说，两记耳光换两只戒指，老王你又讨大便宜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娴把那只金表往衣服上擦擦，戴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然后她抱着芝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国光美发厅。娴大闹国光美发厅的轶事被目击者谈论了好几天，过后也就被渐渐遗忘了，因为两个当事人都缺乏名望。故去的照相馆老板娘给娴留下了五百块大洋和一小盒金器，娴翻箱倒柜搜寻了家中的每个角落，最后确认她不会找到其它东西了。她冷静地盘算了一下，这些钱财最多能维持三五年的生活。娴对未来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迷惘和忧虑。她站在窗前凝望外面繁华的街道，一家商店的留声机播放着金嗓子周璇的歌。一个她认识的女演员从皮货店里拎着貂皮大衣出来，上了一辆小汽车。一阵鞭炮声从广东饭店传来，那肯定是婚宴的场景。娴想她已经被外面的世界彻底抛弃了，现在她只有五百块大洋和一小盒金器。追本溯源，她不得不想到芝，某种程度上是芝酿成了她的悲剧。有时候娴听到芝在摇篮里饥饿的哭声，她让芝长时间地哭着，似乎这样使她的怨恨冲淡了一些。到了秋末风凉的季节，娴结束了半年多的幽居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她抱着芝从楼梯下来，倚着寿衣店的柜台和店员聊天。人们对她短暂的银幕生涯表现了强烈的好奇心。娴说电影都是假的骗人的东西。又说演电影没意思，哪儿有坐在家里舒服？不难发现娴的话是言不由衷的，她拿着那张和陈云裳袁美云一起春游苏州的照片，脸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表情，这一点娴无法掩饰。有时候她抱着芝坐在一只破藤椅上，母女俩散淡地观望街市的风景，１９３９年就这样从她们身边无声地消失了。

这是娴一生中最为缠绵凄恻的年代。

芝的故事

芝的容貌酷肖她的母亲娴。芝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一些，而娴正好相反，偶尔地芝和母亲一起出门，有人会误以为她们是姐妹俩。这使芝产生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她不太愿意和母亲一起出门。另外，芝也不喜欢母亲的鲜艳别致的衣裙，她认为这与她的年龄不相称。

１９５８年芝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她学的是一种枯燥冷僻的专业：水泥制造。她的同学中多为男性，他们终日围着芝转，但芝总是恰如其份地表现出沉静冷淡的仪态，不为所动。其实那时候她已经看上了邹杰。芝和所有的男性都说话，唯独不跟邹杰说话。邹杰一直为此苦恼。直到两年的学校生活结束，临近毕业分配的时候，芝在食堂里问邹杰，你想去哪儿工作？邹杰说了一家水泥厂的名字，芝说，那我也去那里吧。芝又对邹杰说，你去那边窗口排队买菜，我在这儿买饭，我们一起吃吧。邹杰欣喜若狂。从这天起芝和邹杰的关系就明朗化了。芝把她和邹杰的事瞒着母亲，但娴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每次芝和邹杰看电影或者溜冰回家，娴就用一种异样犀利的目光审视芝，芝感到一种莫名的惶恐。

你交男朋友了？没有。芝摇了摇头。别想骗我，我是过来人。这种事怎么逃得过我的眼睛？你说有就有吧。芝觉得她的脸红了。

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同学。芝淡淡地说。我是问你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我没问过他。芝说，他家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你连他的家境都不知道就跟他好了？我知道他是党员，他是我们学生中唯一一个党员。就因为他是党员你就跟他好了？党员值多少钱一斤？他思想觉悟高，他是篮球队长，他还会吹笛子。芝说。这算什么本事？跟他赶紧断掉，世界上男人多的是，要慢慢地筛选，千万别随随便便去和男人好。

不。芝说。

你不懂男人好坏，以后我会给你找个称心的。你明天就去跟那个党员断掉。不。芝咬着嘴，她的声音放高了。

娴当时正在剥花生仁。当芝说出第二声"不"时，娴突然大发雷霆，她把筐里的花生壳抓起来朝芝的脸上扔。芝仍然说，不。娴就把那只筐一起砸到芝的身上，她喊道，不听我的话就给我滚，贱货。芝躲闪到一边，她扶着门站了一会，忍着眼里的泪水。后来她说，滚就滚，我本来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你以为我稀罕这个家吗？

芝走出家门，暗暗发誓以后不再回家。但是她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在学校宿舍的床位已经撤掉了，铺盖也拿回了家。她也没有特别要好的女友可以借宿。芝想她只有找邹杰了。邹杰是她唯一依赖的人了。

邹杰的家很远，而且芝从来没去过，她只是凭着他抄给她的地址找到了邹家。天已经黑了，她站在一条很深很破败的弄堂里敲邹家的门，敲得很怯懦。芝希望开门的是邹杰而不是他家里的人，否则她会很尴尬的。当邹杰开门的时候，芝的眼泪一下奔涌而出，扑向邹杰的怀抱。

邹杰拉着芝的手让她进去，芝坚决不肯。芝在这种状况下仍然保持了她的矜持。她就站在弄堂里和邹杰说话，说着说着抽泣起来。邹杰说，这有什么可哭的？你离开那样的家庭也是好事，干脆住到我家来吧。芝又摇头，她说那怎么行，不明不白的让人说闲话。邹杰想了想说，那你住到我姐姐家去吧，那样就没人说闲话了，我们还可以经常在一起。芝说，可以是可以，只怕时间不能住长，在别人家总归是拘束的。邹杰说，干脆我们结婚吧，下个月我们就结婚。这时芝在黑暗中笑了一笑，她没有再说话。

１９５８年芝所在的学校也开展了大炼钢铁的运动，操场上升起了一只简易高炉。芝偷偷地跑回家中寻找破铁锅和其它废铜烂铁。她是趁娴午睡时回家的，她不想被娴看见自己回家，但她在翻找那只破铁锅时惊醒了娴。娴穿着背心和睡裤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娴说，你拿破铁锅去卖钱吗？能卖几个钱？芝头也不回地说，你一天到晚光知道钱，破铁锅能炼钢铁，你不懂。娴轻声地叹了一口气，她伸出手摸了摸芝的辫子，说，我是让你气死了，这两天饭也吃不下。明天回家吧，带上你那位党员同志，我做点好菜给你们吃。芝这时朝母亲看了一眼，她说，怎么又变了？你不是让我们断吗？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娴说，随便你了，反正是你想跟他结婚，又不是我结婚，你要找谁就找谁吧，谁让我养了你这个宝贝女儿呢？第二天芝带了邹杰回家。桌上摆了四只小菜，量虽少但非常精美。邹杰夹了一筷子红肠往嘴里塞，被芝打了一下，芝轻声说，到我家不能胡来，我母亲很重规矩，邹杰说，怎么香肠还有红颜色的？我从来没吃过。这时候娴走出了房间，一眼就可以看出娴精心打扮过了，她穿着蓝底黄花的丝质旗袍，腰部以上绷得很紧。娴的嘴唇也浅浅地涂了口红。娴打量着邹杰，她的直露而奇怪的目光使邹杰很不自在，芝也一样。她忍不住对娴说，你别这样看人家，他又不是小偷。娴莞尔一笑，她说，看看有什么要紧？我看小邹长得不错，很像高占非。

高占非是什么人？邹杰有点局促地问。

你连高占非都不知道？娴想了想说，也难怪，他演电影出名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有没有呢。

原来是演电影的。我不喜欢演电影的，他们都好吃懒做，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寄生虫。邹杰严肃地说。

芝捅了捅邹杰。邹杰说漏嘴了。芝以为母亲会变脸，没想到娴没有生气，娴点着头说，对了，他们都是寄生虫，你说得一点不错。不过，能过上寄生虫日子也要靠本事，这点你就不懂了。娴后来婉转地问到邹杰的家庭状况，邹杰自豪地说，我们家三代工人，我是第一个有文化的人。娴听后脸上的表情莫测高深。后来她说，工人家庭也好，现在是新社会了，工人吃香，有钱有势的人反而不吃香了。

当芝把结婚的事告诉娴时，娴先是惊愕，过后她就哭起来，哭声持续了很长时间。芝茫然地看着母亲扭曲痛苦的脸，不知所措。娴对此的反应超出了芝的预计，芝猜不透她的心。娴进了厕所间，她插上门在里面一边哭泣一边摔打着东西。娴说，滚吧，就当我养了条狗。反正我也不要靠你，你别指望我会给你一分钱。芝觉得很滑稽，她说，我本来就没有跟你要东西。芝的心一下就冷了，她说完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砰地撞上房门。夏日的一天芝嫁到了邹家。芝没有嫁妆，带到邹家的只有一只磨损了的皮箱。箱子里是她的衣服，还有那些关于水泥制造的专业书籍。芝不想声张她的婚事，但邹家坚持要办两桌酒席。邹杰的母亲对她说，虽然你家没什么人，但我们的亲戚多，礼钱都收了，总归要热闹一下的。在婚礼上芝穿着一件素色连衣裙，其神情落落寡合，满腹心事。来客都问邹杰，新娘为什么不高兴？邹杰说，她天生这样，她从来不笑。来客说，哪有这种道理？我们要听新娘唱歌。邹杰对芝说，你就唱一支歌吧。芝端坐不动说我不会唱歌。来客不依不饶，要新娘跳舞。芝又说，我不会跳舞，婚礼的气氛立刻沉闷起来，除了芝自己，所有的人都觉无趣。邹杰只好拿了笛子来，给大家胡乱吹了几支曲子。邹家的房子很拥挤。邹杰的妹妹和父母合并到一起，才给邹杰和芝腾出了一个房间。房间很小，没有窗户，灯从早到晚是开着的，一盏１５瓦的电灯昏黄地照着简陋的几件家具，照着芝的新婚生活。最初几天，芝经常坐在床上垂泪不止。邹杰怎么哄也没用。他有点生气地说，我家是无产阶级，就这个条件，你应该有思想准备的。不。芝擦着泪说，我不是为这个，我是害怕。怕什么？有我在你怕什么？

我说不清。芝低下头看着地上的两双拖鞋，她说，也许我们太草率了，我对以后的生活心里没有底。我就是害怕以后，以后我们不好了该怎么办呢？

你这人小资情调太严重。邹杰叹了口气说，团支部没有批准你入团，就是这个原因。

芝当时已经和邹杰一起分到了水泥厂工作。工厂离家很远，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回家后疲惫至极。芝每天都是匆匆吃几口晚饭就上床休息了。芝把她的脏衣服塞到盆里用水泡着，但她总是忘了去洗。芝与邹家人的矛盾最初就是从洗衣服上产生的。芝有一天听见小姑在门外摔摔打打地说，耍什么小姐脾气？自己的衣服让别人洗。芝知道这是针对她的。她走出去，看见邹家人的脸色都很难看。邹杰的母亲把芝的衣服从盆里拎出来，她对芝说，你看，浸了两天都臭了，还是我给你洗吧。芝的脸涨得通红，她夺过那堆衣服，又把它们扔回盆里，一言不发地洗起来。那次芝又落泪了，她从中感觉到邹家人对她怀有某种敌意，也许直接原因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后来又出现了洗碗的问题。芝虽然洗了自己的衣服，但她每次吃完饭把碗一推就走了，邹杰家人看不惯。邹杰的母亲在饭桌上诉说她做新媳妇时的种种艰辛，芝并没有领会她的暗示，直到邹杰有一次对她说，你也该洗洗碗了，别老让人伺候你。芝这时深深意识到她与邹家的人格格不入。芝冷冷地说，不洗，我情愿不去吃饭也不洗碗。

芝果然两天没在桌上吃饭，她在街上吃点馄饨包子权作晚餐。到第三天，邹杰的母亲对芝说，你要是跟着我们吃不惯，就另吃吧，家里还有一只煤炉。芝说，我随便，我吃不吃无所谓的。邹杰的母亲说，邹杰就跟你吃了，邹杰最喜欢吃红烧肉。芝说，我不会做红烧肉，他想吃让他自己做。芝的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不愉快的插曲。她知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她自身。另外一方面，她对邹家充满了鄙视情绪，她认为这个家庭庸俗琐碎，并不优于她和母亲组成的两人家庭。再其次，芝怎么也不习惯使用马桶，她每次出门倒马桶都从内心感到厌恶透顶。

芝让邹杰打报告向工厂申请房子，遭到了拒绝。邹杰说，我是党员，怎么能带头向组织上伸手要房呢。再说，我们现在有房子住。芝说，这也叫房子？连扇窗子也没有，整天透不过气。反正这儿我住不下去了。邹杰说，这点困难你就克服不了？我早就知道你有娇骄二气，吃不了苦，你还不承认。芝说，随你怎么说吧，我不想住这儿了。明天我回娘家去，我情愿受我母亲的气，也不在这儿受你们一家人的气。邹杰的脸挂下来了，他愤怒地盯着芝看了好久，最后带着决绝的意味说，好吧，你走，你嫌弃这儿，我不嫌弃。芝这时候意识到争斗的结果将造成她和邹杰的分离，这并不是她的初衷。她疑惑地说，你不跟我走？邹杰背转身说，我不走。我不愿去你家，我讨厌你母亲。芝咬着嘴唇说不出话，她对邹杰感到深深的失望和忌恨。１９５８年，昔日的汇隆照相馆经改建重修后重营旧业，只是性质有了根本改变，现在它是国营红旗照相馆。红旗照相馆在楼下，楼上单独另开了一扇门，那扇门里住着芝和她的母亲娴，一层楼板把公共事业和私人生活严格地分开了。芝回到娘家，娴的反应非常平淡，她说，我知道你会回家的，你毕竟是我的女儿。又问芝，是不是邹杰欺负你了？芝一声不吭，她显得倦怠憔悴，不愿意说一句话。娴很冷峻地打量着芝，突然说，你从来不把我当母亲看，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芝没听懂母亲的意思，她朝房间里走，说，求求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吧。她关门的时候又听见母亲说，我真后悔，我为什么会逃走？

芝也后悔。她后悔不该这么匆忙地嫁给邹杰，至少她要对邹杰的一切考察一段时间。终身大事是不允许任何感情冲动的。芝卧在原先睡的铁床上，看见白床单上那一小块发黄的痕迹，从前的未婚少女的气息梦一样地围绕着她。芝感到怅然若失，整个世界都变得黯然神伤了。

在分居的那几天里，芝躲避着邹杰。在水泥厂的简陋的办公室里，隔着一堵木板墙，她能看见邹杰的乱蓬蓬的头发。邹杰的脑袋一会儿从墙上升起来，一会儿沉下去，芝装作没看见。有一天下班后邹杰骑着车跟在她身后，从工厂一直跟到红旗照相馆门口。芝仍然装作没看见，但他在照相馆的玻璃橱窗前站了会儿，又骑上自行车走了。芝一下觉得非常失望，心里像浇了一瓢凉水。

事实上芝等着邹杰去她家，但芝对此没有把握。芝在焦躁和无聊中过了九天。第九天芝怨恨交加，她想她只能再等一天了，如果邹杰明天再不来，她永远也不会和他继续过婚姻生活。芝其实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人。

第十天下雨。窗外的瓢泼大雨使芝心灰意冷。芝伏在临街的窗前扫视雨中的街道，看见一辆自行车犹犹豫豫地停在楼下，邹杰穿着雨衣跳下车，轻轻地敲门。芝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对着楼下喊起来，门没关，门是开着的！邹杰带了条被子来，被子外面虽然用牛皮纸包了一层，还是被雨淋湿了。芝把被子晾到竹竿上，她说，你带被子来干什么？邹杰说，我睡自己的被子。我不睡你们家的被子。芝说，这是为什么？邹杰有点不好意思，脚臭，怕弄脏了你家的被子。芝捂着嘴扑哧笑了，你还挺自觉。

夜里雨仍然下着。芝难以成眠，她看着枕边的邹杰，邹杰已在梦里，他的嘴唇翕动着，下唇上长了一个水泡。芝摸了摸邹杰的脸，心中突然有些后怕。如果今天邹杰不来，他们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邹杰的迁入使照相馆上这家人的生活改变了格局。娴把买米拖煤之类的家务交给了邹杰。这很自然，邹杰轻松地干掉了许多力气活，他不怕累。邹杰身强力壮，有着超人的充沛的精力。娴后来经常当着芝和邹杰的面夸奖邹杰能干。娴又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男人？芝有点反感娴说这类话，芝反感娴在所有男人面前的轻佻言行和举止。有时候芝感觉到他们夫妻与娴同住一处的微妙细节，芝知道她的母亲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总是赶不走一个难以言传的幻觉，芝怀疑娴窥视他们的性生活，所以夜里芝每每要求邹杰的动作保持轻捷，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芝怀疑娴躲在门口偷听他们的动静。这种怀疑令芝感到羞愧，她没有办法向邹杰解释。一天早晨芝被门外的响声惊醒，她睁开眼睛看见气窗上娴的脸一闪而逝，芝叫出了声。她的幻觉竟然被证实了。邹杰被芝的叫声惊醒，醒来看见芝脸色惨白地坐着发愣。邹杰问，你怎么啦？芝捂着脸重新睡下来，她说，没什么，我看见了一只老鼠。第二天芝就将气窗玻璃用报纸蒙上了。第二天芝看见母亲时心里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娴显得若无其事，她说，你们窗玻璃上有只苍蝇，我把它打死了。芝没说什么，她想，但愿真的是一只苍蝇。芝的敏感多疑的性格导致她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好几天闷闷不乐。邹杰不知其中缘故。他说，你这人怎么情绪无常，前两天不还是挺高兴的吗？芝烦躁地说，你别管我。我们没有自己的家，我是高兴不起来的。邹杰说，是你自己要住过来的，你要不想跟你母亲过我们就回家。芝摇了摇头说，那也不是我的家，不想去。就在这儿住吧，她迟早要死，死了就安心了。以后的夜里芝做了许多类似的梦。其中有个梦是娴站在邹杰的背后替他整衣领。这也是芝唯一敢回想的梦境。这些梦折磨着芝，芝知道一切应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民谚，她怨恨自己为什么老想这种无聊肮脏的事，况且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即使她不相信母亲，她也应该相信邹杰。邹杰与母亲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人。后来芝想起那段时间自己古怪的心态，觉得很可笑。她只能把一切归咎于她内心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它由来已久，芝记得她很小的时候经常被母亲反锁在屋子里，她害怕极了。她很小的时候，有个牙科医生经常到家里来，他一来母亲就让芝到另外的房间睡觉。芝一个人在黑暗里害怕极了，她光着脚跑去母亲那儿敲门，门始终不开。芝只能哭泣着回到黑暗中，她真的害怕极了。后来芝想起这些往事，她又把一切归咎于对母亲的忌恨与恐惧。芝如果有了办法，她是决计要离开母亲的，可惜她没有办法。芝同时又是个孤僻而脆弱的女人。１９５８年，芝作为水泥厂的年轻女技术员投身于火热的大跃进运动。芝的纤瘦的穿着蓝布工装的身影在水泥厂工地非常引人注目。她参与了白水泥的试制生产，因之得到了一枚劳动奖章。芝很珍惜这枚奖章，她把奖章放在她的绿丝绒首饰盒里。盒子里还装着一条赤金项链和一只翡翠戒指，那是她结婚后娴给她的全部嫁妆。

有一天芝正想出门被母亲娴喊住了。娴刚拔了一颗牙，她从嘴里掏出一个沾血的棉花团，对芝说，你还记得黄叔叔吗？他是个牙科医生，你小时候他经常给你吃巧克力的。芝说，怎么不记得？他一来你就让我一个人睡。我前天去口腔医院碰见他了，他还在当医生，就是他给我拔的牙，一点也不疼。芝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黄医生还是那样风流倜傥，头发一丝也不白，腰板直直的，他妻子去年得败血症死了。

芝明白了母亲的潜台词，她不耐烦地说，你想嫁给他就嫁好了，我不管，我要去上班了。

等等，让我把话说明白了。娴又拉住了芝，她说，黄医生现在住宿舍，他要是来的话，你和邹杰就要出去了。芝恍然大悟，愤怒和仇恨噬咬着她的心。芝咬着牙对娴说，他什么时候进来，我们什么时候出去，你别以为我们想赖在这儿。以后的几天里芝和娴没有说过一句话。芝把这事瞒着邹杰，否则邹杰立刻就要回他的那间黑屋子去了。芝只有在厕所间里暗自啜泣。她痛恨自己生在这个阴冷的家庭里，她想也许她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

正当为今后的落脚点犯愁时，事情有了变化。娴有一天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大骂黄医生是个色鬼，又骂世界上的男人都是色鬼，没有一个好东西。芝冷冷地说，到底怎么了？娴控制不住她的激愤情绪，尖声说，他跟一个护士勾勾搭搭。芝忍不住刺了一句，那你跟他不也是勾勾搭搭吗？娴把手里的草编提包猛地砸到芝的身上，你幸灾乐祸，你们存心把我气死，气死我你们就有好日子过了。男人不是好东西，女人也不是好东西。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好东西。芝把母亲的提包挂到墙上，回过头看看她那种歇斯底里的样子，心里充满厌恶，另一方面，她又庆幸母亲这场恋爱的结局，这样芝就不需要另起炉灶生活了。芝又以全部精力投入了白水泥的试制生产。到了１９５８年，跃进牌白水泥投产了。投产那天市里和中央的领导来剪了彩，最后和技术人员合影留念。后来那张照片登在《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芝也在照片上，她站在人群的左侧，手捧一束鲜花。芝拍照时不喜欢笑，即使是这样的欢庆场面，芝看上去仍然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芝和邹杰结婚后一直没有怀孕。芝不解其中的原因，他们的性生活是正常的。芝对这种事没有太多的激情，但她也不想采用任何避孕手段，她的潜意识里是希望有个小孩的。她发现邹杰很喜欢孩子。在某次平淡的房事后，芝问邹杰，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邹杰说，女孩。你呢？芝郑重其事地说，我不要女孩，我想要个男孩。邹杰说，想不到你还有这种封建意识，新社会男女平等了，男女都一样。芝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想法一时也说不清楚。好多事情女人有感受，男人没有。你懂吗？芝有一天绝望地把邹杰推开，她望着天花板说，算了，也许我们中间谁有问题，我们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邹杰说，不会的，再说我们又不光是为了生孩子。芝哑着嗓子说，我只对孩子感兴趣。邹杰看着芝倦怠灰心的神情，感到很沮丧，他突然意识到芝是应付他的，芝的目的只是为了孩子。如果这样，我不成了一匹种马吗？邹杰想着，他觉得受到了某种伤害和污辱，他的旺盛的性欲因之被抑制了，以后的几夜邹杰一上床就自顾呼呼大睡。１９５９年的一个休息日，邹杰陪着芝去了医院。他在外面等了很长时间，突然听见芝在诊疗室里哭起来。邹杰猜到了什么，他一下感到体内变得空空荡荡，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凉意。芝从里面出来时泣不成声，她目光呆滞地看着邹杰，什么叫输卵管阻塞？我为什么这样苦，谁都能生育，我为什么就没有这个权利？邹杰扶着芝朝医院外面走，芝的步子摇摇晃晃的，芝继续哭泣着说，如果我有孩子，我会对他好，我不会让他受一点苦，老天为什么就不肯给我一个孩子？从医院回来后芝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几天沉闷伤心的日子过去，芝开始镇定下来。她站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憔悴的脸，她的脸由于过多的哭泣变得浮肿起来。芝抓过一把梳子梳着头发，对邹杰说，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邹杰说。

你考虑过离婚吗？芝沙沙地梳着头发，她说，你要是想离婚，我同意。我不愿意担上绝后的恶名。

别胡说了。邹杰很厌烦地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事业第一，家庭第二，有没有孩子都一样。

现在这样想，时间一长就不同了。芝说，你总不能一辈子跟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在一起。

我拿你真是没办法。邹杰叹了口气，你老是自己折磨自己。难道你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

一切都会变的，只有人的命运不会改变。芝把梳子扔到桌上，掠了掠头发，她说，我母亲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让我承担她的悲剧命运，我恨透了她。我是一个私生女，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注定享受不到别人的幸福和权利。谁都能生育，我却不会生育，这是我的错吗？芝那天说了很多。邹杰不耐烦地听着，他觉得芝流露了不健康的思想倾向，但他忽视了另外一种更为可怕的倾向。芝对生活感到了某种彻底的绝望，情绪低落到了极点。１９５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芝躲到厕所间吞下了半瓶安眠药，然后她安然地回到床上躺在邹杰身边。芝准备就此告别世界。在厕所间的墙上她用圆珠笔写了给邹杰的遗书：邹杰，别忘了付给母亲这月生活费五十元。我是爱你的。早晨邹杰醒来时发现芝还在安睡，他推了推她，芝一动不动。邹杰想等一会再叫醒她。他去上厕所，看见了墙上那行字后猛地醒悟到了什么。邹杰去敲娴的房门，他失声大叫，快起床，芝寻短见了。娴在里面生气地说，大清早的你胡说什么，好好的怎么会寻死？要寻死的是我，不会是她。邹杰知道娴不相信，他就把芝从床上抱起来往楼下跑。在清晨的大街上，邹杰抱着芝挡住了一辆送豆制品的三轮车。车主说，这女的怎么啦？邹杰又急又恨地说，她活腻了。车主又说，那这车豆制品怎么办？邹杰愤怒地说，人比豆制品值钱！他把芝往那堆油豆腐素鸡百叶上一放，推开车主就骑上车往医院去了。芝在灌肠后仍然睡了二天二夜。邹杰和娴轮流看护她。芝在第三天的薄暮时分醒来，看见邹杰伏在她的脚边睡着了。她伸出一只手抚弄着他的头发，眼睛看着病室的窗外。窗外的石榴树上有一只小鸟跳上跳下的，芝依稀觉得她的灵魂和小鸟一样在外面流浪着，跳上跳下的。

你先别跟我说什么。芝对邹杰说，你到街上去给我买一束康乃馨。如果买来了，我就不会死，如果街上没有康乃馨，证明我没有权利生活下去，我还会走这条路的。邹杰跑遍了半个城市，买回了一束红色的康乃馨。他推开病室的门，看见芝的眼睛亮了一下，随之又恢复了原先的淡漠。你把花插在药瓶里吧。芝轻声地说。

芝，你到底为什么？邹杰一边插花一边生气地说。不为什么。我就是有点害怕。

你到底怕什么？你怎么能把生命当作儿戏呢？我怕失去你。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对我的爱一天天淡下去，最后没有爱了，说不定会恨我。我害怕的就是这些，芝侧过脸看着窗外，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眶。

１９５９年，邹杰发现妻子芝的行为越来越古怪病态。芝终日精神涣散，唯一的精力都用在对邹杰的严密控制上。芝不允许邹杰和年轻女性说话，她对邹杰的任何单独活动都表示忧虑和紧张。有一次他发现芝在检视他换下来的内裤，这种卑琐的举动使邹杰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医生认为芝患了忧郁症。邹杰不理解这种疾病的含义，他问医生，如果我们领养个孩子，她的病会不会好起来？医生对此不置可否，但他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到了年底，邹杰去儿童福利院抱领了一个弃婴。他想遵从芝一贯的意愿抱个男孩，但福利院中所有的弃婴都是女孩，没有男孩。邹杰觉得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他没有办法，最后抱回家的还是一个女婴。邹杰给女婴取名为箫。他认为箫是一种有苦难言的乐器，就这样邹杰做了父亲，其实是箫的养父。

芝做了箫的母亲。她对箫的性别始终怀有不满的情绪。娴做了箫的外祖母。娴说，就当养只波斯猫吧。箫被抱回家的第二天，他们来到楼下的红旗照相馆，请熟识的摄影师照了一张全家福。摄影师让他们都要笑，邹杰和娴很自然地笑了，而病中的芝怀抱婴儿笑得略显茫然。后来这张合家欢就陈列在红旗照相馆的橱窗里，过路的行人都会朝它多看一眼，这是１９５９年冬季的事。

箫的故事

箫记得她小时候经常看见燕子。燕子在她家的门檐上筑了一个草巢。许多个早晨箫在燕声啁啾中醒来，她抱着一只破旧的布娃娃坐在铁床上，闻到一股熟悉的煎药气味弥漫了空间。楼梯上有人轻轻地走动。娴每天早晨把箫喊醒，娴的发髻散乱地披垂着，胸前挂着两朵白色的茉莉花。箫记得她起床后总是看见芝在水池边刷牙，芝的嘴角上凝结着牙膏的白沫，一柄塑料牙刷在芝的嘴里来回抽动，发出机械的沙沙的声音。水池的左侧是煤炉。药煎在煤炉上噗噗地冒着热气，药味浓郁而古怪。箫知道再过一会儿，那罐药将被端下来，娴把药用纱布滤成一碗黑水，端到芝的手中，芝每天都要喝这种黑水。娴又把一锅泡饭端到炉子上去。箫在上学前必须吃掉一碗泡饭，外加半块腐乳或者一条酱瓜。

箫有许多日记本。在历史最早的一本日记里箫这样写道：我生长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我的童年是不幸福的。我母亲患有精神病。她从来不关心我。我的外婆一把年纪还要打扮得妖里妖气。她每天让我吃泡饭，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天天吃泡饭。箫回避了她的养父邹杰的存在。对于邹杰，箫从来不提。从十四岁那年开始，箫就害怕回忆养父邹杰的脸。在她的整个成长过程中，邹杰一直是她心灵上无法抹去的一块阴影。１９７２年，箫十四岁。箫对十四岁前的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到了这一年，箫的经历就变得如泣如诉了。箫那天玩得很累，晚上一上床就睡着了。大概是半夜时分，箫被突然惊醒。她看见一个黑影站在她的床头，箫想叫，一只手迅捷地捂住了她的嘴。箫认出了邹杰。她听见邹杰压低声音说，别叫，你把被子蹬掉了，我在给你盖被子。邹杰说完朝门外走去。箫发现邹杰是光着脚的，他的光脚在幽暗中泛出寒光。箫害怕起来，她跳下床去关门。门被邹杰抵住了。邹杰又闪了进来，他穿着短裤和棉毛衫，身上有一种膏药的气味。邹杰说，箫，你千万别叫，你是我抱回家的，我喜欢你，我不会欺负你。箫推着邹杰，你出去吧，我要睡觉。邹杰说，她有精神病，我不能和她离婚，可我也是个男人，箫，你懂男人和女人吗？箫快哭出来了，她摇着头说，我不懂，我要你出去，我要睡觉。她看见邹杰颤抖着，眼睛里有一点火光在跳动。她的手在空中挥舞着，碰翻了箱子上的一只水杯。水杯清脆的碎裂声唤来了芝和娴。她们在外面敲门。箫听见了芝的尖厉的声音，邹杰，你这回总算让我抓住了。箫听见邹杰开门的声音非常沉闷，然后电灯亮了，灯光很刺眼。箫终于尖叫了一声，随后她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她不知道死气沉沉的家里为什么突然发生了这场变故。

箫记得出事的第二天她仍然去上学了。那天有体育课，跳小山羊。箫怎么也跳不过去，脑子里总想着夜里发生的事。她看见娴出现在操场那一端，娴提着草编挎包朝箫招手。箫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等着她。

跟我去铁路口。他卧轨了。娴说。

箫的脸色发白。她僵立着说不出话。

他装得像个正人君子，干这种下流事。他这是自食其果。娴说。箫跟着娴赶到铁路道口，邹杰的尸体已经被拖走了。铁轨上有一大滩血，在阳光下呈现出奇怪的紫色。风吹动路上的灌木丛和杂草，箫凝视着那滩血，浑身颤抖。她感到一切都如在梦里。芝坐在枕木堆上，她双手捧着一只被血溅红的解放鞋。邹杰的丧生使芝的精神有所缓和。芝对着鞋子说了许多话。邹杰，你不该和我结婚。芝说。

邹杰，我不该吓你。我说要去告你，我其实是吓你的，你是个大男人，为什么就害怕了？芝说。

箫站在风中。一列黑色的货车从她的身边轰隆隆地疾驰而过。箫注视着那列货车远去，最后消失在天边，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三个女人站在铁路上面对那滩紫色的血。这是１９７２年的一天，箫十四岁，箫十四岁的时候开始成熟了。箫十六岁那年自愿报名去了农场插队。箫本来可以留在城里，但她一心想离开芝和娴，还有红旗照相馆楼上的阴暗潮湿的家。这是她早就酝酿过的。箫的选择充满了时代意识，因而受到了普遍的赞誉。箫自愿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通讯报道发表在１９７４年的《解放日报》上，与当年芝在水泥工地上的照片刊登时间相隔十六年。

箫去了农场以后才发现她陷入困境之中。在苏北荒凉的盐碱地上，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强度远远超出了箫的想像范围。箫在水田里插秧时觉得自己像一只迷途的小狗，她的纤弱的身体无法承受农场生活。箫想回家，但家已经变得模糊而遥不可及了。许多个夜晚，箫在茅棚里听见大风吹过苏北贫困的原野，她想着红旗照相馆楼上的家，想着芝和娴的脸，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箫感到一种真正的孤单和恐惧。

箫下定决心回城。她采用了一个女友传授给她的病退方法，用冰块在膝盖上长期摩擦。女友说，咬咬牙，坚持一个月你去医院，医生就会诊断你有关节炎了。１９７６年冬天，箫抱着一块冰躲进农场简易漏顶的厕所，她仰望芦席棚顶上露出的灰暗天空，用冰摩擦着双膝。箫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对自己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

箫后来拖着两条僵硬的腿返回城市。她真的患上了可怕的风湿性关节炎。在肮脏拥挤的乡村公共汽车上，箫坐在她的简单的被包上想像回城后的生活。她感到一片茫然。当车窗外的田野农舍最后消逝时，她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时光已经提前耗费光了。箫的经历与她的同时代人基本相似。后来她一直在一家综合菜场的猪肉柜台上卖肉。对于这门职业箫没有嫌弃之心，她有思想准备。与箫前后病退回城的知青觅得的工作五花八门，有剃头的，炸油条的，烧锅炉的，还有一个女孩去殡仪馆当了化妆师。他们对箫说，你算是有福气的，卖肉这行当不错。箫说：我知足，你们以后买肉都来找我吧。初上猪肉柜台的那几天里，箫老是从自己的衣服上闻到生猪肉的气味。这种气味就像植物一样在她的指甲、头发和鼻孔里生长，挥之不去。箫每天都去对面的公共浴室洗澡，但也无济于事。她没有办法了。随它去吧。箫想猪肉味总比农场生活易于忍受一些。箫后来就不去洗澡了，不去洗澡也就过来了。箫从中总结了对付生活的无为而治的新经验。箫回城后发现芝的忧郁症病状日趋严重。芝终日坐在背光的窗前，手捧亡夫留下的一只解放鞋喃喃自语。每逢星期三的上午她离家出门，去铁路道口祭奠邹杰的亡灵。箫知道星期三是邹杰的忌日。想起邹杰她的心中就有一种浮冰的凉意。箫不希望留存邹杰的任何记忆，但她始终无法忘记十四岁那年的重大事件。邹杰留在铁轨上的那滩紫色污血在十年以后仍然散发着悲怆的气息。

箫的男朋友小杜有一天在铁路道口看见了芝，芝对亡夫的刻骨铭心的眷恋使他颇为感动，同时他也担心芝的安全，第二天小杜与箫在公园约会时提及此事，他发现箫的反应极为平淡。你别让她去铁道口了。那里很危险。小杜说。她有病。她要去，我有什么办法？箫说。我不管她。你应该管管。虽然她不是你亲生母亲，但也是养母。你不管谁管她？我不记得她是怎么养我的，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所以我不领谁的情。箫低下头咬着嘴唇说。

小杜看见箫的眼圈有点发红，他知道箫对她家的事是讳莫如深的。但是好奇感促使小杜紧追不舍，他谈了一会儿闲话，突然又问，箫，你的养父是怎么死的

箫沉默不语。她转过脸看着别处，过了好一会儿说，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些？这跟我们的事有什么关系？小杜说我只是随便问问，你要不想说就不说。那天箫借口上厕所不辞而别离开了公园。箫和小杜的约会经常出现这种尴尬局面，许多次不欢而散，然后又再次见面。他们的恋爱不冷不热地持续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都不想轻易地放弃对方。小杜三十一岁了，是同济大学毕业生，想结婚但没有房子，而箫也二十八岁了，箫是个卖猪肉的营业员，她在红旗照相馆的楼上有永远的房产继承权。他们都逾越了浪漫年龄，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箫和小杜准备登记结婚的前夕开始着手处理养母芝的问题。箫为此调休一天，专程去芝以前工作的水泥厂商量。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送芝去精神病院的要求。水泥厂方面很吃惊，他们说，为什么要去那里？芝的病很轻，完全可以在家里调养。箫说，你们不了解情况，她经常去铁路道口，出了事怎么办？谁负这个责任？水泥厂方面说，你是她女儿，你当然有责任照顾她。再说她病休二十几年，厂里付的医药费已经够多了，住院的费用是付不出了。箫说，你们不肯付难道让我付吗？我一个月八十元工资，还要准备结婚，我拿什么付？箫说着说着就哭起来，许多伤心事一齐袭上心头，箫最后已是泣不成声。水泥厂方面因而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将芝送到郊外的精神病疗养院去。

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上午，箫提着网兜和一口皮箱把芝送上了吉普车。芝一手抱着她最钟爱的红色康乃馨花束，一手抱看亡夫留下的解放鞋走上汽车。她没有作任何反抗，箫看了看芝的宁静木然的脸，轻声劝慰说，去吧，养好了病我再接你回家。箫结婚的时候，娴已经瘫痪在床上了。箫和小杜的新婚之夜，娴不停地用棍子敲打墙壁，这让小杜感到非常扫兴，他说，她想干什么？箫说，可能又想吃东西了，别理她。她一天到晚躺着，光想吃。小杜说，老这样敲不是办法，你去看看她吧。箫说，不去，让她敲，她存心不让人安静，我恨死她了。小杜无奈地听着墙壁上的反弹声，他说，这样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睡？你不肯去我去吧。

小杜披上毛衣推开娴的房门。娴躺在昏暗的荧光灯的光圈里，她的脸色微微发青，酷似一只苍老的苹果。你想喝水吗？小杜站在门口问。

娴没有回答，她在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你想吃点什么？小杜又问。

娴抬起头看了眼小杜，然后指了指影集说，你知道吧？我从前是个电影明星。箫结婚后的第二个月物价就上涨了。她事先得到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贮备食品，她买了许多猪肉、鱼、鸡蛋之类的东西，腌在坛坛罐罐里。厨房里放不下，箫让小杜把腌鱼腌肉放到桌子底下、阁楼上面。箫在家里走出走进，到处闻到从腌鱼缸里散发的腥臭，她厌恶所有不良气味，但她没有办法。箫当家，她必须精打细算，她必须每个月往银行里存一百块钱，才有可能在两年内置备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别人有的东西箫也想拥有，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靠箫的努力。箫裁减了所有不必要的开支。她首先减免了娴的牛奶。娴喝了几十年的牛奶，第一天喝速浴豆浆晶时她把碗摔在地上。娴说，我的钱呢，钱都到哪里去了？连一瓶牛奶也不给我喝了。箫说，坐吃山空，你的钱都让你吃光了。我反正一分钱没拿到你的，给你豆浆喝算我孝顺了。娴躺在床上又哭又闹。箫不为所动，后来她把豆浆碗拿走，说不喝也行，你就跟我们吃泡饭吧，我已经吃了三十年泡饭了，我连速溶豆浆也没喝过。箫的第二步计划是逼小杜戒烟。小杜起初坚决不同意，小杜说，我活在世上就好个烟，你不能剥夺我抽烟的权利。箫说，什么权利不权利？你烧的不是烟，是钱。我们现在不需要权利，需要钱。我们需要电视机和冰箱，一切都需要钱，等有了钱置齐了东西，你抽不抽烟我就不管了，到那时候你再要回抽烟的权利吧。小杜惊异于箫思维的直接和轻灵。他顺从了箫。他深知箫限制的实际是他买烟的费用，所以小杜后来就成了个专门蹭烟抽的人。研究所的同事讥笑小杜怕老婆。小杜不承认，他说，我不是怕她，我其实是可怜她。她要钱我满足她，男人就应该满足女人的各种愿望，否则世界和人类就不会延续下去了。后来的一次食物中毒使小杜对腌肉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小杜吃了家里最后那坛腌肉后腹泻不止，他知道是肉没腌透，时间一长就变质了。小杜硬撑着跑到医院去挂了一瓶盐水，他一个人躺在观察室里想到婚前婚后许多事，忽然感到婚姻的某些前景是黯淡的。后来箫急匆匆地来了。她坐在床边对小杜的病情百思不得其解。食物中毒？箫不相信，她说，我也吃了腌肉，我怎么没中毒呢？可能你吃惯了变质的东西，肠胃功能好。别胡说。箫沉下脸说，如果你不想吃腌肉可以直说，也不用拿中毒来吓我。

小杜再也按捺不住，他说，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庸俗无知的女人。箫瞪大眼睛看着小杜，她回味着小杜的话，过了一会她低声哭泣起来。箫说，好吧，我庸俗，我无知，我害得你食物中毒，这个家我不当了，你愿意吃什么就买什么。小杜说，这跟谁当家没有关系。

箫继续哭泣，她突然从皮包里掏出一叠钱摔到床上，箫说，这个月的工资给你，你来当家吧。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穷家。箫说完就站起身走了。走到门边，箫回头看看床头挂着的盐水瓶，意识到小杜是在输液。箫又慢慢地走回来，坐在床上。但她是用背对着小杜的，所以小杜看不见箫是否还在哭。小杜面对的是箫的后背。箫的后背浑圆有力，显示着女性柔韧的意志。小杜认为这种意志缺乏依据但却是难以抗拒的。箫，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好像是我嫁给了你，而不是你嫁给了我。小杜平静下来后对箫这样说。

箫没有听见，或者是听见了不想回答。她仰望着透明的输液管里慢慢流动的液体若有所思。箫在二十八岁上结了婚，箫有着所有已婚女人对生活的忧虑和幻想。后来她低头从指甲缝里抠出一块油污，弹在地上。

我有一种更奇怪的想法。箫突然说，我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我不喜欢女人的生活。你们做男人的不知道做女人有多苦，有多难。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可她们离不开男人，最后都会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瞧不起女人，我也瞧不起自己。小杜，你瞧得起我吗？

小杜躲避着箫的视线，他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箫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拧她丈夫的手臂，她说，你说呀，说实话，你瞧得起我吗？瞧得起怎样？瞧不起又怎样？小杜歪过头去闭上眼睛，说，婚都结了，你都怀孕了，还能怎么样？

箫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听说了小杜在外面的风流韵事。有个女友告诉她，看见小杜和一个女的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箫起初不相信，她说，小杜每月只留五块钱零花，他哪儿有钱请女人喝咖啡？女友说，你真傻，哪个男人没有私房钱？你就相信他只留五块钱？箫想了想说，我无所谓。他要在外面胡来，我也可以，一报还一报，可惜我现在怀孕了，这副样子太难看了，没有男人会看上我。

有一天小杜穿了一套西服出门，说是去参加朋友的家宴。箫从丈夫的神色中一眼看出了问题。她坐着织毛衣，淡淡地说，你去吧，早点回来。小杜刚下楼梯，箫就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她尾随其后，跟着小杜来到暮色渐浓的街道上。箫穿着睡裙和拖鞋，满腹狐疑地走在繁华拥挤的街道上。她看见小杜站在一块公共汽车路牌下，好像在等车。箫正在犹豫是否要跟他上汽车时，一辆汽车靠站了，小杜没有上车，他只是急切地扫视着从车上下来的人。他是在等人。箫这样想着就到路边小摊上买了一袋瓜子。她倚在广告牌后面，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注视着街道对面的小杜。小杜在暮色中的脸苍白而模糊，他的焦灼期盼的目光像剑一样刺着箫的心。箫觉得她的心正一点点慢慢地下坠，一种深深的凉意在她脆弱的体内荡漾开来。箫看了看天空，天空也正在一点点慢慢地黑下来，整个世界空空荡荡。

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个穿杏黄色裙子的女人。箫看见了她的脸和身材。那是个和箫年龄相仿相貌平平的女人。箫很快对她作出了这个判断。她并不比我漂亮。箫想。她朝前走了几步，又往后退了几步。她犹豫着是否要走过去对他们说点什么。小杜和那个女人相拥着朝这面走过来了。箫听见了那个女人清脆快活的笑声。正是她的笑声最后激怒了箫。箫决定不再回避，她突然站在他们面前，不动声色地嗑完了最后几颗瓜子。最后箫响亮地清了清嗓子，朝他们脚下吐了一口痰，然后她把手里的瓜子壳全部扔到小杜的脸上。箫对小杜冷笑了一声，你的酒宴吃完了吧？吃完了就跟我回家，外面流行性病，你可别染上了。

箫始终不去正眼注视那个女人，这是表明她鄙视她的最佳手段。她扭着腰肢朝前走了一段路，回头再看他们，小杜僵立在路上，一动不动，而那个女人已经汇入大街上的人群，匆匆离去。箫站住等小杜过来，但小杜仍然不动。箫低声咒骂了一句，骚货。她自己也不清楚咒骂的对象是小杜还是那个女人。那天小杜在外面呆了很长时间才回家。箫不知道那段时间小杜在什么地方，她闻到了小杜身上有股强烈的酒味。小杜昏昏沉沉地爬到床上来，嘴里发出酒嗝的声音，身体散发出浑浊的热气，使箫感到厌恶透顶。她踢了小杜一脚，给我去洗个澡，你怎么这样臭？你要让我吐了。小杜没有吱声，他仰面躺着，呼呼地喘气。箫又踢了他一脚，快给我滚下床去，你这个下流男人，你有什么脸躺在我的床上？箫的脸上猛地挨了沉重的一击，她恍然意识到那是小杜的拳头，她不相信。箫头晕目眩地跳下床，她想找台灯的开关，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她抓过一本书朝小杜身上砸去，她尖声叫起来，小杜，你敢打我，你有什么脸，竟然敢打我？小杜在黑暗中躺着，他说，打的就是你，你让我丢尽了面子。箫说，你还要面子？你要面子就别干下流事。小杜这时候冷笑了一声，我干下流事？我再下流也没跟自己的养父睡觉。你这种女人，你有什么资格来干涉我的自由？箫站在黑暗中颤抖着，她不知道是谁把这个致命的隐私告诉了小杜。箫的眼泪无声地淌过脸颊，绝望和悲愤使箫咬破了嘴唇，她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无言以对。事到如今，什么都不用说了。箫想，不要解释了，事到如今，什么都不要解释了，她需要的只是报复伤害她的男人。箫婚后一年，小杜提出了离婚要求。箫对此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当小杜阴沉着脸说出离婚这个不祥的字眼时，箫粲然一笑，她用讥嘲的口吻说，你是个大学生，怎么连婚姻都不懂？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能提出离婚要求。小杜说，那好吧，就等孩子出生后再离吧，反正我决心已定，你我无法再共同生活了。箫说，这事可不是全由你定，离不离婚还要看我高兴不高兴呢。小杜说，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不是也想离吗？箫看着小杜的脸凝神思考着什么，最后她说，离是要离，但我不会让你太便宜了。

此后就是长达三个月的分居。小杜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他重新回到了从前单身汉的快乐时光中，日子过得轻盈而充实。有一次他和女友一起骑车路过红旗照相馆，看见箫在路边菜摊上买莴苣。箫没有看见他们，她和菜贩耐心地讨价还价，最后拎着一篮莴苣满意地离去。小杜看见了箫的腹部沉重万分，想那里孕育着他的骨血，小杜感到惘然若失。他对女友说，你知道吗？婚姻其实是一只巨大的圈套，只要你钻进去，生活就变得莫名其妙。

１９８７年的夏天异常燠热。这年夏天有许多老人死于酷热的气候。娴就是其中的一员。当七月将近的时候，昔日汇隆照相馆的楼上已经热如蒸笼，娴在病榻上辗转反侧，她预感到死神正在渐渐逼近，但她除了大量吞食雪糕和冰水，没有其它办法反抗。娴得了褥疮，她时常哀求箫给她作全面的清洗，但箫只是敷衍了事地给擦洗一番。箫捂着鼻子，她对娴说，我这样也对得起你了，你看我挺着大肚子，我也很累，我也想让人给我洗一下呢，可我没这个福气，我在这个家里从来就没得到一点好处。娴后来又要求箫去买冰放到房间里，箫终于忍不住叫起来，够了，你别再烦我了，电扇一天到晚吹着，天天一度电，你还要冰。既然这么怕热，你当初怎么不跟那个老板去香港，香港有冷气，再热也不怕，还有佣人伺候，你为什么不跟他去？娴老泪纵横。娴在弥留之际经常沉湎于往事的辛酸回忆中。一本发黄的影集就放在枕边，但她已经无力去搬来欣赏，影集里有她年轻时留下的美丽倩影，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为之骄傲的事情。娴觉得她的一生像纸片一样被渐渐风化，变成碎片。她想起１９３８年与孟老板短暂的欢情，想起对那次堕胎手术的逃避，又一次心如刀绞。

我怕痛。娴说，就因为怕痛，断送了我的一生。我要是做了手术，不会有芝，也不会有你，我就会过上好日子了。我要是跟他走了，现在也用不着看你脸色挨你骂了。那不一定。女人永远没有好日子，这跟男人没有关系。箫一针见血地回答了娴的臆想。

娴在弥留之际好像被一种可怕的意象折磨着。她让箫给她拿一把刀来。箫说，你要干什么？娴的脸色潮红，双眼炯炯发光。箫走到厨房里，拿刀回来，正好看见娴微笑着溘然而逝。箫听见窗外飘来一阵如泣如诉的歌声。这是送娴去黄泉之路的唯一仪式了，箫想她为娴作了解脱，而女人与女人的心其实是相通的。女人的共同敌人是男人，但女人却是为男人而死，箫想这不是一件公平的事。

１９８７年的夏天箫独自居住在照相馆上。她每天中午从菜场回家，一半时间倚窗冥想，另一半时间用在拖地板楼梯这类家务事上。箫拖着沉重的身子，拎着水桶拖把来往于楼上楼下，重复着同一种单调的擦洗动作。从窗户门缝里挤进了１９８７年热闹的街市声，但是箫对外面的世界无动于衷。箫现在是一个人生活了。她竭力把小杜留下的所有痕迹都抹去，其做法酷似当年被抛弃后的娴的做法。最后她站到椅子上，摘下墙上的结婚照。她取出照片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剪刀把照片剪成两半，一半是她自己，另一半是小杜。箫把小杜的那一半剪成许多碎片，捧着它们扔进抽水马桶，然后她很利索地放水冲掉了那些碎片。想到小杜的照片已经混迹于粪便和污水之中，箫憔悴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稚气的笑容。箫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去医院作最后一次围产期检查。医生认为箫有早产的迹象。箫的神色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医生说，你别着急，不管是否早产，婴儿都能活下来。箫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没有时间，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没办好呢。医生说，还有什么事情比分娩更重要呢？箫轻声地笑了笑，她说，当然有，不过这事我不能告诉你。第二天箫像往常一样去菜场工作。她卖掉了很多肉，很快肉案上就空了。箫用抹布擦了擦刀，跑到别的肉摊上割了一块五花肉。她对同事说，晚上小杜回家，我要招待他吃红烧肉。箫后来就把那块肉连同刀一起塞进包里，有同事好奇地问，这么重的刀你带回家去？箫说，这刀快，好用，我带回家派用场。箫在公用电话亭里给小杜打了电话。小杜很吃惊，因为箫从来没给他挂过电话。箫在电话里的声音柔弱而自然，她说，等会儿你回家吧。我请你吃饭，谈谈我们离婚的事情，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傍晚时分小杜如约而至。他带来了一筐桔子和一袋话梅，那都是箫最爱吃的东西。箫的表现很平常，她在炉边忙着炒菜煨汤，她对小杜说，你别客气，现在还没离婚，我们还是夫妻，夫妻之间没什么客气的。

小杜的心情忐忑不安。他认为箫的邀请有所企图，所以一直等着箫的实质性话题。但箫始终不提，她只是殷勤地给小杜夹菜盛饭。小杜终于忍不住了，他说，箫，你想提条件尽管说吧，我会尽量满足你。说吧，你想要多少钱？箫从容不迫地盯了小杜一眼，她说，为什么提钱的事？我如果要十万元你拿得出吗？你拿不出，我也不想要你的钱。小杜说，那么孩子由我来付抚养费吧，每月八十元够吗？箫摇了摇头说我生的孩子我自己养，跟你没关系，孩子也用不着你抚养。小杜感到疑惑不解，他看着箫平静从容的脸，突然觉得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小杜说，我真的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宽容，那么你到底还希望我做些什么？箫这时候妩媚地笑了一笑，她凝视着小杜的脸，过了很长时间，最后她用一种轻松自如的语调说，你今天睡家里吧，我跟你情义未断，今天夜里做最后一次夫妻吧。最后一次，一了百了，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谁也别管谁。夜里十点钟左右，小杜茫然地爬上了床。小杜与箫大约保持着一拳之隔的距离躺着。他再次温习了箫的身体所散发的女性气息，想起他的这段短暂的婚姻经历，小杜痛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种种矛盾。有许多话想与箫谈，但箫对空泛抽象的话题从来是不感兴趣的。小杜偷偷地观察箫的睡姿。箫侧卧着，脸朝向他这一边。借着月光可以看见箫的眼睛是闭着的，刚刚烫过的头发无力地卷成一团，遮盖了她的一半脸部表情。小杜想她也许很累了，而他也很累了，他们都需要睡觉了。因为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该做的事也都已做完。凌晨二点，当窗外第一辆送牛奶的三轮车哐当当地驶过时，箫轻轻地下了床。她走到镜子前，借着那一点幽暗的反光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箫看见自己的眼睛在黑暗的房间里闪着灼热的光亮。她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圈，最后从书架上抽出那把割肉刀。也就是这时候，箫感觉到了分娩前最厉害的阵痛，她的整个身体都在这种异常的痛楚中下坠，箫挣扎着朝床边走过去。她一直想在分娩前完成这件重要的事情。但现在不行了，分娩前的阵痛使箫脆弱乏力，她的意志也在这一瞬间迅速崩溃，箫举着她用惯了的割肉刀，她知道她已经无法下手了，也许她本来就缺乏这种力量。绝望、恐惧和疼痛交织在一起噬咬着箫的心，箫猛地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声，她看见自己的持刀的手颓然垂下，当地一声，那把刀沉沉地掉落在地。小杜惊醒时看见箫哭泣着朝门外挪。小杜说，你怎么啦？箫听见小杜的声音放声大哭，她断断续续地说，送我去医院，我的羊水破了，我要生了。

箫在市妇产医院产下了一个女婴。箫在分娩时不停地哭泣，助产士们以为她是怕疼，她们当然无法分辨产妇们哭泣的内容，其实每一种哭泣的内容都是不尽相同的。小杜作为家属在产科病房里照顾箫和婴孩。箫从产床上下来后没有同小杜说过话。到了第三天，护士们把婴儿车从里面推出来，箫一眼就认出了她的女儿，她指着婴儿车对小杜说，左边第三个，去抱来吧，那是你的女儿。箫的奶水很足，她给婴孩喂奶的动作协调而熟练，这让小杜很吃惊。小杜坐在一边，看箫给婴孩喂奶。阳光从病房的百叶窗折射进来，箫的憔悴而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隐隐约约的金黄色，箫凝视着她的孩子，目光柔情似水，旁若无人。小杜倏然发现箫原来也有着一种美丽，小杜又想，哺乳的女人也许都是美丽的。后来箫终于说话了。箫一边轻轻拍着熟睡的婴儿，一边淡淡地问，你看见地上那把刀了吗？

看见了。小杜狡黠地一笑，他说，其实那天夜里我根本没睡熟，我知道你有阴谋。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

知道。我还知道你下不了手，所以我一点也不害怕。如果不是这孩子，说不定我就下手了。我豁出去了。如果这样就会发生格斗。你怎么打得过我呢？一般来说，女人都敌不过男人。我不相信。走着瞧吧，小杜，我不会轻易地放过你。这是１９８７年的深秋。这一年许多青年妇女在打离婚，箫只是其中的一个。

□ 作者：苏童

已婚男人

到了秋天，杨泊的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一件浅蓝色的衬衫，一条式样已经过时的直筒牛仔裤，杨泊的脚上仍然穿着黑色皮凉鞋，有时候在风中看见杨泊裸露的苍白的脚趾，你会想起某种生存的状态和意义。

杨泊是一个已婚男人。

杨泊是一个有了孩子的已婚男人。

杨泊的家在某条商业衔上的新式公寓里，去商业街购物或者困逛的朋友们经常去敲他家的门。杨泊家的门框上装有电铃按钮，但它已经坏了。门口有一块草垫子，是供人擦鞋用的，草垫子边上有一只红色塑料捅，里面堆满了形形色色的垃圾。我敲门，或者别人敲门，冯敏会抱看孩子风风火火地跑来开门。冯敏的长发胡乱地用一条手绢绾住，她的头发上散发出海鸥牌洗发膏的气味。冯敏把怀里的孩子调整好位置，说，你好。她的神情有时候慵倦，有时候欣喜，别人是无法事先预料的。冯敏说，这孩子把我累得半死不活，成天要抱在手上。劳驾你给我去洗洗菜吧，我一早就把菜泡在水池里了，就是没空洗。杨泊他一早就去公司了。这些都是前两年对杨泊家的印象了。那时候杨泊正忙于筹备他的经济信息公司，杨泊总是不在家，去找杨泊实际上就是去找他的妻子冯敏和他的大头婴儿，杨泊的朋友们注意到婴儿的脑袋和硬朗的头发，这一点酷似杨泊。

杨泊现在蜗居在家，现在是1989年了，世界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渐渐趋向于肥胖臃肿，而杨泊却变得瘦弱不堪。有一天他花了一毛钱站到街头的健康游艺秤上测定一下健康状况，只接到一张小卡片。卡片上标明身高1米73，体重60公斤。杨泊觉得卡片内容过于简单，他问收钱的女人，就这些？女人说，就这些，你还想知道哪些？有病要去医院检查。杨泊笑了笑，又定神看了看小卡片，他还是很吃惊。他记得自己的体重一直是70公斤，身高是1米75。体重减轻情有可原，身高怎么也会缩掉2厘米呢？杨泊把小卡片摔在地上，回头说，你的游艺秤一点也不准确。那个女人轻蔑他说，你要是不相信科学测定，可以去屠宰厂的磅秤上秤一下试试。

杨泊的公司到了秋天已经不复存在了，秋天的时候他经常走过公园路上公司的旧址，那是一栋黄色小木屋，他的公司散架的第三天，就有一家誊印社搬了进去。杨泊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他的办公室窗台上的那盆吊兰。那是他遗忘了的唯--件私物，杨泊就跑过去拨开搬家的人群，他抱住那盆吊兰往外走，有人拽住他的胳膊说，你怎么回事？杨泊说，这是我的。他用双肘把那人撞了个趔趄，杨泊说，滚开，这是我的东西。后来杨泊抱着那盆垂死的吊兰回家。他在繁华拥挤的大街上疾走。远远地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杨泊来，一个特点是他的衣着总是跟不上季节的转换，另一个特点是他的硕大的头颅，它在街道人群中飘浮而过，显得沉重而又孤独。

杨泊的朋友王拓碰巧目睹了杨泊家遭劫的一幕，王拓是为了女孩的事去向杨泊求救的，后来每逢谈到此事，王拓就很窘迫。

王拓上杨泊家楼梯时，听见上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下来一大群人，他们在往楼下搬东西。王拓看见杨泊也在里面，他和另外三个人搬一台冰箱。杨泊朝王拓笑了笑说，你来了。王拓说，谁搬家？杨泊说，我。王拓说，怎么不通知我，搬哪里去？杨泊说，随便。王拓当时没意识到什么，他帮着把冰箱搬到楼下，又搬到卡车上，这时候杨泊拍了拍手，把那群人--介绍给王拓，王拓跟他们握完手，听见杨泊说，好了，你们开车走吧。

王拓跟着杨泊又走上楼梯，杨泊走在前面，他的步态很疲乏，身子有点摇摇晃晃的，杨泊突然说，王拓，这下没有冰啤酒招待你了，冰箱让他们抬走了，电视机也让他们抬走了，王拓说，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杨泊说，我借了他们的钱，没法还清，他们来搬东西，公平交易。杨泊转过脸来，他的表情很平静，拉了拉王拓，来呀，我还有两瓶啤酒，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凉着呢。王拓说，这帮狗日东西趁火打劫，你还帮他们抬？杨泊说，这有什么关系？他们人少。王拓又说你还正儿八经地给我介绍这人那人的，怎么还有这份心思？杨泊说，这有什么关系？大家见了面总要介绍一下的，就算认识了。

走进杨泊家，王拓一眼看见冯敏握看把扫帚站在屋子中央，孩子在卧室里大声啼哭，冯敏的脸色苍白，眼圈是红的，她显然是刚刚哭过。王拓有点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冯敏握着扫帚想干什么。杨泊始终没有朝冯敏看一眼，杨泊把王拓推到沙发上坐下，说，没什么，我们喝点啤酒，啤酒这会儿肯定还凉着呢。杨泊拿来两个杯子斟满，自己先喝了半杯，他舔了舔嘴唇，说，果然还凉着，挺过瘾的。这时候孩子又哭起来了，王拓看了看冯敏，冯敏仍然握着扫帚站在那里。王拓说，今天就别喝了吧。杨泊说，为什么不喝，一会儿啤酒就不凉了。这时候冯敏僵立的身体动了一下，紧接着她把扫帚从门外扔进来，撞到杨泊的腿上。冯敏没有说话，她的眼睛里是一种到达极限的愤怒和怨恨。她张大了嘴，双唇颤动，似乎想哭又想喊叫。杨泊捡起扫帚，耸了耸肩说，女人就是这样，她们不能经受任何打击，她们像纸一样脆弱而浅薄。杨泊把扫帚扔到门外，顺手撞上了门。他对王拓说，我们谈我们的，你用不着受别人的情绪支配，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你能不能去找任佳谈谈？王拓说。

任佳是谁？杨泊说，是你的女朋友？

她怀上孩子了，可她坚决不肯堕胎。她说宁肯不要我，也要这个孩子。我怎么也说服不了她，王拓说。

这种事情我怎么谈，应该你自己说服她。杨泊说。

她相信你，崇拜你，你的话她会听的。王拓说。

我从来不知道竟还有人崇拜我。杨泊说。

好多人都崇拜你，包括我自己。王拓说，你是男子汉。

你想利用我，就拼命抬高我，这是儿童的伎俩。杨泊说。杨泊最后高声笑起来，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对王拓说，好了，我知道了，不管是英雄还是草包都有解救别人的义务。反正我闲着没事，有的是时间，我可以把世界上所有道理讲给任佳听，只是别让任佳爱上我。

这天晚上杨泊跟着王拓去找任佳。任佳是一个十九岁的图书管理员，热衷于读琼瑶的小说，杨泊通过谈话发现任佳崇拜和迷恋的并不是自己，也不是王拓，她崇拜的是一个名叫大卫的小说中的男人，另外一方面，她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名叫伊雯的小说中的女人，那个伊雯有一个非婚私主子。杨泊根据王拓的要求，讲了许多婚育的理论和利弊。最后觉得累了，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困倦得厉害，不知不觉打了个瞌睡，王拓后来把扬泊推醒，杨泊醒来说，孩子睡了吗？王拓知道杨泊的意识错位了，王拓说，你好像太疲倦了。杨泊揉揉眼睛说，我从来没有疲倦的时候，他听见任佳咯咯的笑声，任佳说，你这人很幽默，我喜欢你的幽默感。杨泊说，幽默是生活的境界，即使你要哭，也应该哭得幽默一点。

杨泊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他一进门就觉得问题严重了，空荡荡的屋子寂静得可怕。冯敏带着孩子离家了，他估计她是回了娘家。水池边放着一盆尿布，还有一只奶瓶上的吸嘴，它们散发着婴儿特有的温馨的气息，这使杨泊感到清醒，杨泊打开水龙头，开始搓洗那盆尿布。他想着冯敏的离家，女人就像弱小动物，一旦在自己巢穴里失去了什么，就要回到父母的巢穴中去寻找温暖。杨泊慢慢地搓洗孩子的尿布，时而抓起一块放在鼻子下面嗅嗅，尿布上的气味总是使他想起一些生与死的问题，想到他自己的模模糊糊的童年生活。外面起了大风，杨泊听见风推打着阳台上的一扇窗户，他跑去关好了窗，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凤很大，下面的街道上旋卷着梧桐树的落叶，杨泊看见路灯下有一对情侣，他们站在风中，男孩把他的风衣像伞一样撑起来，笼住那个女孩。杨泊莫名地有点感动。他朝他们吹了声口哨，忽然想起几年前他与冯敏的恋爱。也是秋天，他去排演场接冯敏。他们走过秋风漫卷的街道，他对冯敏说，秋天了，我们该有个家了。后来冯敏告诉他，就是这句话使她下决心嫁给了他。

冯敏离家的这段时间里，日子变得悠长了。杨泊一天只胡乱吃两顿饭，埋头于那本关于信息发播和反馈的书的创作，屋子现在真的空寂了，这是杨泊潜意识中所希望的局面，一旦来临却又带来了某种复杂奇怪的感觉。杨泊感到既轻松又很沉重。他回顾这几年的婚姻家庭生活，一切的矛盾冲突都诞生于孩子出世这件简单的事情上。

杨泊不记得在冯敏分娩前是否笑了，但冯敏一口咬定他在笑。她说我疼得死去活来，你却看着我笑，你觉得我的痛苦很滑稽，只要我喊出一声，你就咧开嘴已笑，虽然没有笑出声音，但是你的没心没肝的残忍是掩饰不了的。杨泊不记得这些细节，他不相信自己像冯敏描述的那样残忍，他说，你这是臆造，是妄想狂。冯敏冷笑了一声，又说那么你为什么不肯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医生告诉你是难产，必须做剖腹手术，你为什么不肯签字？是不是希望我在难产中死去？杨泊说你这才是残忍，把别人想像得那么残忍本身也是一种残忍。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希望你自然分娩。我不喜欢用剖腹方式迎接我们的孩子。冯敏又一次地冷笑，她说你说得好听，难道你不知道我是难产，必须剖腹，如果不是我妈妈来了，我就要死在临产室了？杨泊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你的说法没有意义。

杨泊只记得临产室门前那张冰冷的木条长椅，还有玻璃门上用红漆写的两个大大的"产"字。玻璃门被护士不断地推开，关闭，挟来一种冷风和难闻的气味。杨泊那天总是感到冷，他瑟缩在长椅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奇怪的是他始终不能把冯敏的生产和自己联系起来，他反复读着一张庸俗无聊的街头小报，对四周的环境感到一种深深的隔阂。他记得还有几个男人也在临产室门外，他们像拿着彩票等待中奖一样焦的而激动。有个工人模样的竭力跟杨泊搭话，他说，你是男是女？杨泊说，不知道。等生出来看吧。他说，没做过B超？杨泊说，不知道。他对杨泊的回答不满意，摇了摇头，又说，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杨泊说，无所谓。那人疑惑地看了看杨泊，忽然笑着说，我明白了。你不想要孩子吧？杨泊没有再理踩，他冷淡地把头埋下去继续读报。其实他也说不上来想不想要这个孩子，或者说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杨泊认为生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生命的过程，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应违抗也无力违抗。杨泊反复读着一张庸俗无聊的街头小报，报纸上有一则报道使他很好笑，报道说畜牧学家发明了一项新的科学专利，他们给母鸡戴上两片粉红色的隐形眼镜，母鸡就会大量地生蛋，蛋产量可翻三番。

杨泊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问屋子，打开每一盏灯。他不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在椅子上坐久了或者与人谈话时间长了都会疲倦。他发现窗台上有半包红双喜香烟，不知是谁忘在那儿了。杨泊笨拙地点了一支烟，猛吸了两口。他不会抽烟。冯敏曾经勉励他抽烟，她说男人应该抽烟，就像女人不应该抽烟一样。杨泊说，你这是教条。抽烟至多是无聊和苦闷的象征。冯敏说，你说得对，但我觉得你连无聊和苦闷也没有，你这人那么空，什么也没有。杨泊无言以对，他觉得冯敏刻毒，但他不想以更刻毒的话回敬她。因为他懒得吵架。

有人敲门。敲门声很急促，杨泊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穿黑色夹克的青年，是个陌生人。杨泊问，你找谁？那人说，找你，你就是杨泊？杨泊说，是的，既然找我就请进屋吧。那人笑了笑，紧接着他挥起拳头朝杨泊脸上打去，杨泊被打得茫然不知所措，他听见那人说，杨泊，我就是来教训你们这些骗子的，杨泊眼前金星飞舞，他扶着门框，看见那人把领子往上提了提，然后噔噔地下楼。

杨泊摸了摸脸，手上全是血，鼻子被打破了。杨泊朝楼梯追了几步又站住了，他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摇了摇头，这世界整个疯狂了。杨泊猜不出那闯入者的身份，是精神错乱者，抑或真是一个受骗者？杨泊扪心自问，他从来没有欺骗过谁，为人真诚一向是他生活的准则，即使在筹建信息公司时他也在工作条例中规定：出售信息必须经过严格验证。不得出售假信息。那么，骗子这个字眼为什么会加到他的头上，杨泊觉得这事情很荒诞，也很可笑。那个人到底是谁？他像一个神秘使者一样突然来临，把一个事业已经失败的男人的鼻子打破了，杨泊觉得他的面目既深刻又可笑。

好多天了，杨泊第一次照了镜子。他看见自己单薄瘦削的鼻子歪扭着，鼻孔下面凝满了血，他还发现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都在疯长，显得紊乱不堪。杨泊用力扯下了下巴上一根胡子，他想头发和胡子在人体生长是最没有意义的，它们一个劲地疯长，不仅不能带来任何价值，你还必须花钱花力气处理它们。

第二天上午，杨泊在鼻梁部位的隐隐作痛中惊醒。阳光从窗玻璃上反射进来，刺疼他的眼睛。杨泊抽下脑袋下的枕中，折成条状搭在眼睛上，他想继续睡一会儿，却无法再睡了。依稀想起夜里做了许多恶梦，只是一个也没有记住。杨泊总是这样，每夜都做许多梦，一俟醒来就都忘了。

杨泊扳指一算，冯敏离家已经五天了，他必须去把她从娘家接回来。不知是哪本家庭生活指南书讲了，五天是一个界线和极限，夫妻吵架在五天后应该由一方主动缓解，否则超过五天，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和发展。杨泊对这种理论从来是置之一笑，他去接冯敏和孩子回家，只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回家了。

杨泊从门后摘下孩子的自行车座椅，匆匆地下了楼。

杨泊骑着自行车往他岳母家去，这段路程很短，但杨泊却一向惧怕这段路，他不知怎么特别惧怕看见冯敏的父母，虽然他们很喜欢他。杨泊解释不清其中的原因，冯敏对此有她独特的见解，她说，因为你有负罪感，你没有使他们的女儿得到幸福。

一路上不时有人对杨泊的脸惊诧万分，之后是窃笑，杨泊知道是鼻子上的止血纱布让他们发笑。杨泊对这种好管闲事的举动很恼火，后来快到冯敏父母家时他忍痛揭掉了纱布，他不想让别人再来欣赏他受伤的面孔。

冯敏穿着她母亲的羊毛外套来开门，她始终没有朝杨泊看一眼，后来她一直坐在桌前，用一把小剪刀修剪指甲。

杨泊松了一口气，他发现岳父岳母都不在家，而孩子睡在里面的床上，杨泊侧过身张望了一下孩子的脸，孩子睡着了。杨泊觉得这有点不巧，如果抱着孩子，说话办事都会自然一些，可以调剂一下尴尬的气氛。

杨泊说，他们呢？出门了？

你说谁？他们是谁？

你父母，他们不在家？

如果你有点良心和教养，你应该知道怎么称呼我父母。

杨泊笑了笑，我只是不习惯而已。其实我很尊重他们。

冯敏没有说话，她精心地修剪着指甲，然后把那些透明的指甲屑从桌上掸掉，她脸上的表情不怪不怒，和平日相仿。杨泊觉得这反而有点难办。

杨泊说，这几天孩子夜里闹不闹？

冯敏这时候抬眼看了看杨泊，她说，你的鼻子怎么啦？

杨泊耸了耸肩，说，让上帝打了一拳，他让我清醒清醒。

我不喜欢你的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陌生人，他找上门来打了我一拳，他认为我是一个骗子。

你是一个骗子，不过骗得最多的是你自己。

骗自己没关系，最多是咎由自取。杨泊摸了摸他的鼻子，他说，我害怕的是骗了别人，冯敏，我骗过你吗？你真认为我是一个骗子吗？

冯敏愣了一下，随后她的眼圈有点红了。她站起身，走到卫生间去洗孩子的尿布。杨泊跟进去，抢了过来，他说，我来洗吧，我应该好好劳动改造一下了，谁让我是一个世界上著名的大骗子呢。

你来干什么？冯敏突然问。

把你们接回家。你们应该回家了。

回家？冯敏的眼神黯淡无光，她说，冰箱也没有了，孩子的牛奶怎么存放？天天要买菜，谁去买？电视也没有了，晚上怎么打发？

那不算问题，以前没有冰箱不照样过吗？杨泊想了想说，买菜的事我来吧，至于电视机，你实在想看的话，我可以演一些节目给你看，哑剧还有独脚戏我都会。

你别想逗我笑。冯敏正色说，我笑不出来。

笑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只要思想通了，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

后来杨泊抱着孩子匆匆逃出了门，冯敏跟在后面，在一家新开张的鲜花店门前，冯敏拉住杨泊，从他衣兜里掏走仅有的五块钱，买了一束鲜红的石竹花。

朋友们去杨泊家，赶上吃饭的时间，他们照例要留下来吃饭。在杨泊失业的那段时间里，这种情形依然继续，杨泊的朋友们和杨泊一样，大多是些不拘小节的人。他们没有注意到冯敏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冯敏的烹调艺术也每况愈下，有一天冯敏在饭桌上说，杨泊迟早会变成个穷光蛋，哪天他到你们门上乞讨不知你们会不会给他一碗饭吃？客人觉得冯敏的话刺耳，但也没有往心上去。

王拓有一天带着任佳去杨泊家，杨泊在厨房里摘芹菜。杨泊对他们说，你们坐坐，我马上就摘好了。杨泊又喊冯敏给他们泡咖啡，冯敏在里面看孩子，她好像没有听见，杨泊又喊了一声，冯敏很不耐烦他说，咖啡早喝光了。杨泊说，那就泡茶吧，冯敏仍然没有动，隔着工艺门帘，可以看见她抱着孩子去了阳台。

王拓在杨泊家很随便，他把任佳领进了杨泊的书房，杨泊这时候端了两杯茶走进来，他的面容有些憔翠，手臂上沾着一片芹菜叶子。杨泊总结人以不拘小节的印象。

任佳穿戴时髦，在什么地方都是顾盼生辉。她对杨泊说，你的书真多，我一看见书，人就被陶醉了。

你喜欢看什么书？杨泊说。

我喜欢美学方面的书，它能培养人的气质和容貌。

大概是的。杨泊说，不过我很害怕这些书，书读得越多，人就越发丑陋阴暗。

你又在开玩笑了。任佳嘻嘻地笑了，她推了推王拓说，王拓这家伙就是不懂得幽默。

王拓说，老杨，等会儿我们去看电影，晚饭就在你这儿蹭一顿了，有什么好吃的吗？

杨泊说，那当然。我等会儿去弄只烧鸡。

外面什么东西被打碎了，砰地一声脆响。冯敏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她把手一挥，扔进来一捆芹菜。

杨泊，你的芹菜摘好了吗？

摘好了。

你自己来看看，叶子一片也没摘。

我觉得吃芹菜不用摘叶子，营养都在叶子上面。

冯敏哭笑不得，她愣了一会儿，突然尖声骂了一句缺乏文明的话，然后一扭身走开了。

放屁。冯敏说。

王拓和任佳面面相觑，任佳的脸色也难看起来，她拉了拉王拓的手说，走吧。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过那捆芹菜，径直出门去。在过道上，任佳回，朝杨泊家的门上狠狠地啐了一口。她说，那个女人怎么这样庸俗？土拓有点迷惘他说，天知道，冯敏原先不是这样的。

后来杨泊的朋友们就很少去他家了。他们对杨泊依然很敬重。这年秋天市场上寄赠贺年片风行一时，他们几乎都想到了这个点子，给杨泊寄了装帧精美图案华丽的贺年片。

杨泊如期收到了那些贺年片，他把它们随手扔在书桌上，厨房里，甚至厕所的抽水马桶上，杨泊不喜欢这种小玩意，他觉得寄赠这种小玩意毫无意义。有一天他看见孩子抓着一张贺年片在啃咬，他夺了下来，发现那是任佳寄来的。上面写着一些崇拜他的华丽辞藻。落款任佳两个字被红笔打了个大叉，杨泊猜想那肯定是冯敏干的。他有点好笑，他觉得在别人名字上打叉同样也是毫无意义的。

杨泊每天早晨骑车去自由市场买菜，渐渐地对蔬菜肉鱼禽蛋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有时候他不无遗憾地想到，如果经济信息公司搞成功的话，这些自由市场的信息，也可以作为一门业务来经营。

在一大群鲜鱼摊子边上，夹杂着一个测字占龄人的摊子。那是一个独眼瞎子，戴一个黑色的单片眼镜。杨泊每天都在市场上看见他。杨泊有一次朝他多看了几眼就被他拉住了。

你脸上有灾气。独眼说。

在哪儿？

眉宇之间，看不见的地方。

灾祸什么时候降临？

现在还不知道，算一卦就知道了。

杨泊对他笑了笑，他说，不用算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身上有灾气。

后来杨泊在他家楼下的人行道上又碰见那个人，那个人摘掉了单片眼镜，在路边又摆了个香烟摊。杨泊注意了他的眼睛，那只眼睛和别人一样明亮，原来他不是独眼瞎子。杨泊想这才是个名副其实的骗子。不过他一点也不恨他，他想他大概也是个为生活疲于奔命的人。杨泊过去买了一包烟，他问，累不累？那人狡黠地看了一眼杨泊，慢慢他说，我们大家都挺累。

冯敏在替杨泊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那包价格昂贵的法国香烟。冯敏说，哪来的？杨泊当时已经忘了买烟的事，他回忆了一会儿，说，从一个骗子那儿买的，冯敏皱了皱眉头，这么贵的烟，你买了干什么？你又不抽烟。杨泊说，我也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那个人很有意思。他很像我，我很像他。买他的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冯敏把那盒烟远远地摔过来，你这人是够奇怪的了，你知道这个月还剩几块钱生活费？这个家你让我怎么当？杨泊抢起烟看了看盒壳，他说，这种商标图案多漂亮，可以作为艺术品收藏。冯敏已经卷着脏衣服来到浴缸边上，她回过头说，可你不是百万富翁，别忘了你是一个穷光蛋。说完了就弯腰俯在浴缸里洗衣服。因为洗衣机也让杨泊的债主抬走了，冯敏现在只能在浴缸里洗衣服。她没再听见杨泊说话，直到晚上睡觉，杨泊没有跟她说一句话。冯敏知道她的最后那句话刺伤了他。这种令人不快的效果并非她的初衷，但冯敏觉得她对杨泊是忍无可忍了。

沉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冯敏给孩子喂完奶，对着镜子在梳头。冯敏的头发又黑又直，自然垂于双肩之上。她很喜欢自己的头发，早晚都要细细梳理两次，杭完头发后冯敏瞥了眼床上的杨泊。杨泊已经醒来，睁大眼睛看着门背后挂着的两件睡衣，那是他们结婚前一起去商店买的，蓝的是杨泊的，粉红的是冯敏的。冯敏记得孩子出世以后那两件睡衣就没被穿过，它们现在就像过时的风景画挂在门背后。

你该去买菜了。七点钟了。冯敏背对着杨泊，她说，去晚了市场上什么也没有了。

杨泊翻身跳下床，他开始慢慢地穿衣服，他总是先穿上衣，直到上衣的扣子全部扣好，然后才把两条又瘦又细的腿伸入裤筒，杨泊一边穿裤子一边对冯敏说，我想去深圳。

去哪儿？

深圳。我想去维奇的公司干几年。

怎么回事？

维奇给我写过信，让我当合伙人。

维奇很能干，他是个天才。他让你当他的合伙人？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蠢才，我当不了他的合伙人？

我没这么说，你别自己作践自己。

用不着掩饰，我明白你的意思。

隧便你怎么想好了，反正我不会让你去的。

你不是老在埋怨没钱吗？我去了深圳，即使做不成生意，卖血卖肾脏也给你寄钱。

冯敏的脸色倏地变得苍白，眼眶里滚出泪水。她抽泣着冲出房间，把门砰地拉上了。她站在门外哭了一会，又重新把门撞开，对着里面喊，杨泊，你别把自己打扮得那样悲壮，你其实是个懦弱的胆小鬼。你想去深圳，不过是想逃之夭夭，逃避责任罢了。

杨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冯敏，没有说话。摇篮里的孩子被惊哭了，杨泊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摸摸孩子的尿布，已经尿湿了。他找了半天干净尿布，一块也没有找到。所有的尿布都晾在外面的阳台上。杨泊灵机一动，随手拿了一块毛巾塞在孩子的屁股下面。他抱着孩子往外走，说，我们出去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冯敏走过来夺下孩子，抽走了他屁股下面的毛巾，冯敏说，要去你一个人去，别让孩子跟着你受罪。杨泊说，为什么把毛巾抽走，尿在毛巾上不一样吗？他看见冯敏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样子，突然觉得冯敏也很可怜。冯敏咬着嘴唇说，你从来不把别人当人，你就不能让孩子尿在你身上吗？为什么用毛巾，尿在你身上不也一样吗？杨泊说，那不一样，人是人，毛巾是毛巾，人比毛巾神圣多了。

杨泊拎着菜篮上街，去了很久没回家。王拓来找杨泊，看见门虚掩着，他走进去，看见冯敏抱着孩子坐在草编地毯上发呆。王拓已经很久没来了，他发现冯敏的容貌今非昔比，她现在和杨泊一样消瘦憔悴，尤其是神情也类似杨泊，充满一种迷惘和思考的痕迹。

老杨呢？王拓问。

他走了。冯敏对来客的态度仍然抱有敌意，你们怎么又想起杨泊来

想请他去参加任佳的生日晚会。任佳让我专程来请他。

杨泊容易讨小女孩的喜欢。冯敏暖昧地笑了笑说，去参加晚会需要准备什么礼品吧？

随便的。可以带一束鲜花，或者什么都不带。

冯敏点了点头，拍着怀里的孩子，她哼着催眠曲哄孩子入睡。王拓局促地站着，他希望杨泊这时候能够出现，这样他可以亲口跟杨泊说晚会的事。王拓知道如果让冯敏捎话，她很有能条故意隐瞒。谁都清楚，冯敏不喜欢杨泊在他的朋友圈里的交际，更不喜欢杨泊和别的女性在一起。

你是杨泊的朋友，你了解杨泊吗？冯敏突然问，她抬起眼睛专注地盯着王拓，王拓吃惊之余发现她的表情是诚恳的。

当然。老杨是个大好人。

请说得详细点。

老杨是个有抱负有思想的人，而且为人热情真诚，我一向把他看作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好朋友。

还有呢？请说得再详细一点。

王拓忍不住笑了，他觉得冯敏有点奇怪，他说，你是他的妻子，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

正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我有必要了解他。问题是我觉得他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我理解不了他的思想和性格，他现在离我越来越远。

王拓注意到冯敏眼神里那种冰凉的悲伤，他同情她，不知怎祥安慰这个苦恼的女人。但是有一句话不宜讲出来，王拓想说的是：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离婚？

杨泊后来如约去参加了任佳的生日晚会。他手里提着孩子的红色塑料座椅走进任佳家时，大概迟到了半个钟头。杨泊向任佳解释说，我刚把孩子送到他外婆家，急着赶来，路上跟公共汽车撞了一下。杨泊的牛仔裤上果然破了一个大口子，膝盖上渗出暗红的血迹。任佳找了块止血纱布给他，说。是你自己来还是让我来。杨泊摇头说，不要你来，否则王拓会吃酷的。任佳倚着门看着杨泊贴纱布，说，我倒不在乎他吃醋，我在想，你为什么要甘心忍受这些大大小小的痛苦？杨泊听出任佳话里的弦外之音，他说，那有什么办法？我天生是个背运的人。

杨泊与他的朋友们好久没有谋面。他们心照不宣，对杨泊的近况缄口不问，只是藉迟到的理由拼命给杨泊灌酒。杨泊的谈吐举止跟从前一样优雅从容，杨泊说，我现在不想喝酒，如果想喝桌上这些不够我一个人喝的。朋友都说，杨泊你从前可是好酒量，你从前见酒就上。杨泊说，现在不同了。我再为国家节约粮食和酒精。王拓走过来，挨着杨泊坐下，他的劝酒也遭到失败。王拓始终不知道杨泊这种铁一样的意志出于什么原因，他无可奈何他说，你不喝酒，那干什么？杨泊咳嗽了一声说，我来就是想，在你们中间坐坐。八点钟我要走，我要去接孩子。王拓一时无言，内心有某种深深的感动，他也感觉到杨泊身上无形的阴影，它虽然被杨泊自己淡化了，但确实存在。

杨泊安详地坐在他的朋友们之间。他的精神飘浮在一些抽象的思想领空里。他看见所有的酒杯里盛满灰色尘埃，它们上浮然后下沉，如此循环，体现物质的存在；他还听见盆栽铁树上发出的细微的枝叶爆芽以及断裂的声音，一如生命进程的展示。杨泊微笑着，他感到多日来头脑第一次这样清醒，后来他用一种微颤的声调问身边的王拓，从这里出去，你们又到哪里去？王拓举着酒杯说，回家，喝完了回家睡觉。杨泊说，对，我们都要回家。

晚会的主要内容是家庭舞会，杨泊对这套程式非常熟悉，他帮着把大蜡烛--点燃，把家具抬到墙边，然后他站在一边看他们跳舞，杨泊的交谊舞其实跳得很好，但是很多时候他不想跳，或者说他对此渐渐淡漠了。他不想跟任何人面对面靠得很近，似乎那样会带来某种洞穿和丧失。

任佳走过来，她穿着鲜艳的长裙走过来，把手搭在杨泊的肩上，她说，你不请我跳，我来请你了。杨泊说，对不起，我已经把所有舞步忘光了，任佳吸起鲜红的嘴辱说，你不能拒绝一个过生日的快乐公主，她正在寻找森林中的好猎手。杨泊当时就发现任佳喝醉了，他觉得女人的醉态比男人更滑稽，她们即使醉了也不失平日的矫饰和多情。杨泊想了想伸手扶住了任佳，他熟练地带着她软绵绵的身体舞至人堆里。他发觉他们都注意着他和任佳，他觉得对一双随意组合的舞伴施加额外压力是没有意义的。任佳放纵地笑着说，太好了，太美了。杨泊闻到了她嘴里的酒气，他觉得与一个醉酒的女孩跳舞确实有一种压力，它来自别人的目光，也来自自己内心阴暗的那一部分。杨泊猛地转动任佳的腰，使她旋转了一圈、二圈、三圈，转到第四圈的时候任佳突然失去重心，俯在杨泊的身上呕吐起来。杨泊站定了任她呕个不停，他感觉到后背上湿热湿热的，一股难闻的气味，任佳嘴里涌出的秽物吐了他一身。

杨泊，你为什么不跟那个庸俗女人离婚？被王拓扶进卧室后，任佳一边痛哭一边尖声大喊。杨泊，你一定要回答我，你为什么不离婚？

所有的目光都暖昧而紧张地扫向杨泊。杨泊面无表情地走到门边，伸手从挂钩上摘下那只他儿子的塑料座椅，杨泊回头说，离婚没有意义，结婚没有意义，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最有意义。

杨泊看了看手表，慢慢走出门去。在黑暗的走廊上，他一眼认出了那辆被汽车撞过的自行车。杨泊骑上车自行车钢圈和轮胎发出一种尖锐刺耳的噪声。杨泊就这样骑着破车回家，被酒精和食物弄脏了的外衣使他厌恶，他把它脱下来，夹在后座上。在任佳家的结局是杨泊没有预料到的，对于任佳的明显多情，他感到茫然，内心对此存有一种深深的隔阂。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强加于他人头上，杨泊想盲目的多情对于世界也是毫无意义的。

有一天深夜，杨泊在睡梦中被一种重物坠地的声响所惊醒。他猛地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站在冰凉的地上，冯敏迷迷糊糊地问他，你又做恶梦了？杨泊说，是什么东西掉下去了？杨泊自己也解释不清他对此做出的强烈反应。那种沉闷的声响使他心跳加剧，他打开台灯，从镜子里看见一张惊惶而陌生的脸。

第二天才知道是阳台上的那盆吊兰坠落在楼下，夜里的风刮断了铁丝，也葬送了杨泊所珍爱的吊兰的前程。杨泊看见花盆已经碎裂，吊兰的叶子在风中籁簌颤动。他找根绳子在花盆上捆了几道，想把它抱回家，走到楼梯上，他站住思考了一会儿，又返身下楼，把那盆吊兰扔进了垃圾桶。

杨泊的失眠症就是这以后染上的。入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恍惚中总是听见那声可怖的重物坠地的响声，他肯定自己耳朵出现了幻听，那个声音是虚假的意识的产物，但杨泊好像等待着它的来临。在这种无谓的等待中，他的心情变得很恶劣，伴随着难以抑制的焦躁和沮丧。

杨泊在黑暗中悉悉卒卒地穿衣服，他想出门，又怕惊醒熟睡的冯敏。他轻手轻脚摸黑走到门口，正准备开门的时候，听见冯敏在里面说话，你深更半夜上哪儿去？杨泊不想回答，他扮了一声猫叫。冯敏又说，你老是自己折腾自己，让别人也睡不好。

杨泊下了楼。外面的风很大，冰凉地灌迸杨泊单薄的衣服里。杨泊打了个寒噤，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由的喜悦。街道在深夜变得空旷而宁静，路灯恰到好处地照亮了水泥路面，发出淡淡的白光。杨泊张开双臂，模仿飞鸟奔跑了几步后停下来，他向前向后观察了一下，没有人看见他的动作。他感到很放心，然后放慢脚步朝广场走去。

深夜独行的感觉对杨泊已经陌生。他记得从前还是个少年时经常深夜出门，在大街上寻寻觅觅，寻求他所期待的一次艳遇或者别的非同寻常的经历。他记得就是在话剧团门口第一次遇见冯敏，也是秋末初冬的日子。在话剧团门口路灯下，冯敏侧身而立，她穿了一件素色风衣，围一条黑白格围巾，她的容貌神态犹如天仙打动杨泊的心，杨泊站在对面屋檐的阴影下，偷窥着她。他判断她在等人，他当时决定，如果她等的是男人，他就向他们投一块石子以示抗议，如果是女孩，他就将开始他的爱情生活，他要抓住她。后来杨泊如愿以偿，他看见话剧团里跑出了另外一个女孩，她们手拉手经过杨泊面前时，杨泊看见冯敏在夜色中发亮的双眸，他一下子就坠进了爱情的深渊。

对于爱情的回忆使杨泊的脚步滞重起来。杨泊觉得这些往事现在看来就像一部温柔感伤的电影，离他的心十分遥远。怀旧是有害无益的：更重要的是思考现实和未来，杨泊走着，大概在深夜十一点钟时，他来到广场。

杨泊赶上了一个外省马戏团的末场演出，演出在用白布围成的空地上进行。他买了一张票，走进白布里面，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突然置身于丧葬的气氛中，他怀疑自己在梦游，不过，一切都是真的，他在深夜的广场观看一场马戏演出。观众寥落，杨泊数了数，一共只有六七个人。他想他们也许跟他一样，患有严重的失眠症。

有人敲锣，然后有两只穿花袄的猴子在空地上翻跟斗。杨泊注意到其中一只猴子很调皮，当锣声停下来时，那只猴子仍然在翻跟斗，一个接一个，怎么也停不下来。敲锣的人气恼地上去强行把它抱走了。杨泊忍不住笑起来，他想猴子并没有错误，它只是情绪失控，出于某种惯性，人类的这个习性在猴子身上也得以体现。猴子下场后，一只狗熊摇摇晃晃地上场，表演脚蹬皮球的技艺。然后狗熊还热情地吹奏了口琴。杨泊觉得让狗熊这样野性笨拙的动物学习艺术大可不必，所以他不喜欢狗熊的节目。

马戏班演出了半个钟头就草草结束了。杨泊最后一个走出去，有个马戏班的人问他，师傅，我们的马戏好看吗？杨泊想说实在没什么好看的，但他不忍伤害这个可敬的夜间马戏班，杨泊说，你们的演出时间还可以推迟，有好多人夜里睡不好觉。

杨泊走到电报大搂时，回头看见广场上的灯光骤然熄灭。马戏班正在收摊，他们把那块巨大的白布收卷起来，白布在黑暗中慢慢地变小，最后消失，有一辆卡车停在路边，杨泊看着马戏班的人和动物都上了卡车，最后消失不见了。杨泊目送夜间马戏班远去，脑子里再次想到了丧葬这个不祥的字眼。

据说杨泊后来养成了深夜独行的习惯。这种习惯最后导致了杨泊和冯敏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有一段时间杨泊的朋友们都知道了他们分居的消息。有人猜测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离婚。而真正了解杨泊的人说杨泊不会，除非冯敏提出离婚。有一天王拓去火车站送人，出站时看见杨泊一个人坐在台阶上。王拓跑过去跟他说话时，杨泊说，你别过来，我在梦游，王拓观察杨泊的神态表情，杨泊的眼睛宁静温和，似笑非笑的样子，和白天并无二致。王拓不相信他在梦游，但他很担心杨泊的神经是否出了毛病。

杨泊深知他现在在别人眼里的形象，只有他自己坚信一切正常，他清醒而又放松，事物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的个人生活一旦挣脱了世俗的枷锁，已经上升到精神的高空，杨泊对此感到满意。

冯敏第二次离家前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她又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杨泊无动于衷地注视着冯敏忙碌地干这些活，后来他说，别这样，我不希望你走。如果我们必须分开，让我出去好了。我可以住到朋友家去。

冯敏说，不，这儿留给你一个人，这下没有人妨碍你写作了。我还给你单身的自由。

杨泊说，我从来没说过单身自由，结婚不自由，我也不认为你和孩子妨碍过我，请不要偷换主题。

冯敏说，我不想再忍受你的自私，还有你的阴暗心理。你不是男子汉，除了自己，你谁也不是。

杨泊说，你说错了，我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就是不爱自己。

冯敏不再说话了，她用拖把使劲地擦着地板，地板上汪着水迹，冯敏看见杨泊脚上的拖鞋洇湿了，她用拖把敲了敲杨泊的脚说，把脚抬起来。杨泊没有动弹，他的目光变得呆滞无神，冯敏听见杨泊轻轻他说，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让你离开我，你只是羞于启齿。杨泊叹了口气。他说，我阳痿了，这是已婚男人致命的疾病，但它跟我的心灵没有关系，我没有罪。

冯敏木然地站在那儿，过了很久地爆发出一声裂帛般的哭泣，她边哭边说，你混帐，你卑鄙，你自己明白那不是真正的原因。

杨泊走到冯敏身后，他楼住了她的双肩。杨泊用手背给她擦泪，他说，别哭了，你应该相信我爱你。阳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枯竭。只要一切正常起来，我的毛病也会好的。冯敏猛地甩开了杨泊的手，她边哭边喊，别恶心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就这样冯敏夺门而出，冯敏跑下楼时，听见杨泊追出来喊，孩子，孩子怎么办？冯敏没有理睬。她想孩子是两个人的，杨泊有责任带他的孩子。这也是她对他的最简单最合理的惩罚。

孩子未满周岁，还不会说话，甚至还没有长出牙齿，杨泊每天给孩子喂牛奶和米粉，换尿市，哄他睡觉。孩子哭的时候杨泊就把他抱到阳台上去。孩子到了阳台上就不哭了。这是杨泊在几天的实践中得出的经验。

杨泊知道冯敏是故意把孩子撂给她的。这是女人天性所谙熟的手腕，意图在于制服男人。杨泊不明白的是冯敏的目的，她到底想让他怎么样呢？她的手腕成功之后又能怎么样呢？这一点也许冯敏自己也不清楚。许多人对事情都缺乏理智的把握。扬泊觉得这是一出无聊的闹剧，真正受害的是孩子。孩子像玻璃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被把玩和利用，只是因为孩子没有思想，他被有意无意地物化了。杨泊因而对怀里的孩子主出了别样的爱怜。

杨泊出去买米，他把孩子放在自行车上，把米也放在自行车上，杨泊推着孩子和米慢慢走过街道，已是初冬，阳光晒在头顶上有些暖意。街上涌动着上班的人流，汽车、自行车、行色匆匆的男人女人和小学生。杨泊与他们逆向而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人群中多少有点特殊，也许拥有一份正式职业每天上班下班也是一种幸福，那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秩序。杨泊想是什么东西把他甩到秩序之外的呢？不是外界事物，而是来自他内心的一种悖力，它很神秘并且不可战胜。杨泊想他也许就生活在现实和悖力的矛盾之中。

在家门口杨泊看见王拓站着等他。王拓脸色苍白，双手揪着鬈曲的头发。王拓说，任佳出事了，她吃了一瓶安眠药。杨泊说，为什么吃那么多安眠药？她好像并不失眠。王拓说，你还不明白，她是自杀，现在在医院里抢救。杨泊先把米搬下车，然后把孩子抱下来，他说，为什么自杀？她还是个小女孩。王拓奇怪地看了一眼杨泊，他说，可能与你有关。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孩，你是一个隐形凶手。杨泊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么现在我应该做什么？王拓冷笑了一声，你说呢？杨泊转过脸看了一下地上的米袋，说，现在我应该先把米送上楼，你给我抱着孩子，王拓怒吼起来，他一脚把米袋踢翻，说，去你妈的米，难道任佳她还不如一袋米重要，你给我立刻去医院看她。杨泊平静地拍了拍王拓的肩膀，说，请你别发火，这不是一回事。谁也主宰不了任佳的意志，如果她想死就会死去，如果她不想死会活下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后来杨泊抱着孩子坐上王拓的铃木摩托车去医院。杨泊突然想不起来任佳的模样了，杨泊与任佳只见过三次面，而现在他竟然成了她自杀的隐形凶手，杨泊觉得这件事荒诞而且具有戏剧效果，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他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它最多具备真实的外壳。杨泊坚信他与任佳没有任何精神联系。风很大，摩托车以高速穿越街道风景。杨泊注视着怀里的儿子，儿子的小脑袋在他的衣服上蹭着，他好像想睡了。杨泊奇怪孩子对这种高速运动的适应性，也许孩子对外界的适应能力要优于一个成人。人的年龄越大他的神经就越脆弱。

一路上王拓没有说话。快到市立医院时他回头朝杨泊父子看了一眼，他说，我很难受。我很抱歉，硬把你拖来了。杨泊说，这没有关系，每个人平均八个月会碰到一次意外事件，无法避免。

杨泊抱着孩子跟随王拓走进任佳的病房。刚刚施行了灌肠术的任佳躺在病床上，容颜比平日更加娇艳美丽。杨泊抱着孩子坐在一只方凳上，看着任佳半醒半睡的脸若有所思。在病房弥漫的来苏儿的气味中，他依稀看见一些白色药片在肠道里缓缓行进，然后又看见肥皂泡沫在肠道里像波浪一样翻滚的幻景。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杨泊觉得服用安眠药自杀无疑是一种游戏。

老杨，我不是为你死的，我只是悲叹生活的苍白和不如人意。任佳突然说。

我知道这一点，谁也不会为别人而死。

死亡是美丽的。我体验到了死亡的美丽的诗意。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死过。不过我想死亡不是件美丽的事情。人活腻了才想到死，死很平常地降临，就像水池里的鱼，它一旦跳到水池外面就会死去。

你没死过，你不知道死亡是一种什么感觉，就像一首歌中唱的，随风而去，对了，就是一种随风而去的感觉。

随风而去。杨泊点了点头，他抬眼望窗外，窗外是淡蓝的天空和梧桐的枝权，一片叶子在阳光中旋卷着。杨泊说，天气多好，一切都在随风而去。

到了冬天，杨泊失去了往日的自由和快乐。他一个人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每隔一天，任佳就通过传呼电话找他聊天。任佳在那次自杀未遂后，非常喜欢与人讨论人生和哲学问题。杨泊不得不抱着孩子奔下楼去接她的电话。任佳在电话里长篇大论，往往要谈上五六分钟，这使旁边等着用电话的人很有意见，杨泊说，我没有办法，你们没听见？我什么也不想说，我只是一个诚实的听众。

杨泊曾经接到冯敏的一个电话。杨泊拿起话筒时什么也没有听见，他说，你是谁？对方没有声音，杨泊听见一种类似呜咽的轻微的声音，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凭感觉杨泊知道打电话的是冯敏。他想女人怎么都喜欢在电话里表达她的情感，女人天生喜欢这种半藏半露的方式。

这年冬天杨泊几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杨泊家里没有日历，只有一卷风景摄影画历，画历依然停留在七月。七月是炎热而浪漫的夏季。现在是冬天了，有时候杨泊发现了画历的错误，但他不想去纠正这个错误。

这天早晨窗外传来一阵鞭炮声，摇篮里的孩子被吓哭了。杨泊走到窗前，发现大街上的人比平日拥挤，远远地他看见百货公司挂出了红色的灯笼，灯笼上有"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杨泊这才想到原来是节日，节日总是很嘈杂很拥挤的。人们喜欢节日情有可原，杨泊只是觉得鞭炮太吵了。

元旦这天后来成为冯敏记忆中一个可怕的日子。冯敏原来准备这天回家去的，她知道她迟早要回去，特意选择了元旦这个日子，因为这天象征着新的开始。早晨八点钟左右，冯敏买了一束她最爱的石竹花，带着一只大包准备回家。正要出门的时候冯敏的几个话剧团的同事来了。他们出于关心来看冯敏。冯敏只得打消了早晨回家的主意。他们问起冯敏和杨泊的龃龉，冯敏说着说着，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群同事走时已近中午，冯敏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眼泡红肿，很难看的样子。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这个样子，冯敏想她只有下午回去了。

中午的时候孩子仍然不时地啼哭。孩子自从被鞭炮声吓醒后就一直在哭，杨泊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未能制止孩子的哭声。他给孩子量了体温，体温正常，证明孩子没有发烧。他无可奈何了，他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在新年伊始的时候这样大哭不止。

杨泊把孩子抱到阳台上去，阳台上阳光明媚，昨夜晾晒的尿布在风中轻轻拂动。杨泊听见暄闹的市声中融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音乐声，好像是一支著名的安魂曲，他觉得那音乐悲亢而悠远，在风、阳光和市声中发挥了最佳效果。他分辨不出它来自何处，他想在元旦听安魂曲也许不是件好事，至少它使人联想到了死亡。

空中有一只红色气球，气球慢慢地浮升，在阳光中闪着透明的色彩。杨泊指着气球对孩子说，别哭了，你看那只气球，它多么漂亮。孩子没有朝那只气球看，他闭着眼睛大哭，哭得满脸是泪。扬泊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

别哭了，我最不喜欢听见哭声，哭是最令人生厌的事情。

……别哭了，你哭得让我烦躁焦虑，你哭得我情绪坏透了。

……别哭了。我假若打你一顿又能怎么讲？我不喜欢暴力，我情愿逃避，可是我能逃到哪里去呢？

……为什么哭个不停？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已经很疲倦了，我受不了你的无缘无故的哭声。

……为什么还要哭？你让我感到绝望，你让我感到整个世界无理可说，而我也不想再说了，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好吧，你继续哭吧。现在我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听不见你的哭声，或者把你从阳台上扔下去，或者我自己跳下去。我想还是让我跳下去吧，这样更好一些。我可以问心无愧。

杨泊把孩子放回到摇篮里，孩子哭得更厉害了。杨泊想了想，俯身把孩子连同摇篮一起搬到了阳台上。他找了一个玩具小熊塞在孩子的手里，他说，什么时候你不想哭了，可以玩这个小熊。没有我，你也许会更快活一些。

杨泊双手撑着阳台，水泥质地的阳台冰凉冰凉的，而阳光很温暖。杨泊凝望天空，那只红气球已经升得很高很高，现在他只能看到一点虚幻的白点。天空下是杨泊所熟悉的城市，城市很大，漠然地向各个方向延伸。杨泊听见那支安魂曲的乐声索绕在城市上空，他始终分辨不出它来自何处。

中午十二点一刻，杨泊纵身一跃，离开世界。杨泊听见一阵奇异的风声。他觉得身体轻盈无比，像一片树叶自由坠落。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随风而去。这才是一次真实的死亡感觉。

楼下就是商业街。元旦这天街上的人很多，所以有很多人亲眼目睹了杨泊坠楼的情景。其中包括杨泊的妻子冯敏。冯敏当时在她熟悉的水果摊上买桔子。水果摊老板说，你好像很久没来买水果了，冯敏挑了几只桔子放到秤盘上，她说，水果太贵了，没有钱，吃不起了。冯敏抱着桔子和鲜花穿过街道时朝家里的阳台望了一眼，她看见阳台上有个人跳下来，那个人很像杨泊。

那个人就是杨泊。

□ 作者：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