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他们都已经找好了队伍:几个很明显是犹太人,都戴着圆顶小帽;一大群亚洲学生聚在一起;另外还有几个非洲裔美国人,穿着哥伦比亚大学黑人法律协会的T恤衫。即使还有几个另类,他们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团队,哪怕是很小的群体。哪里是我的归属?难道我注定要做一个古怪的、特立独行的人?还是加入早餐俱乐部?哦,上帝!我总不能一个人在餐厅吃三明治,听任别人的欢声笑语,自己却孤独到天明吧?
几个极瘦的女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们打扮时髦,好像是来参加时尚秀或者艺术馆的开业典礼,完全不像是到法学院报到的人。脚蹬四英寸高跟鞋、身着紧身铅色小短裙、手提普拉达袋,难道这样的装扮适合来法学院吗?我穿着宽大的休闲裙、开襟短袖毛衣和滑板凉鞋,局促不安地站在这群时髦女人之间。她们接踵而至地穿过大堂,微笑,偶尔轻声细语,但是显然她们没有和任何人交谈,甚至没有拿正眼瞧别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她们诡异的扫视已经把这其中的竞争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了。她们外表时髦,自恃甚高,还好没有人朝我这个方向看。
普通人在哪儿?难道充满迷人微笑的脸庞只存在于法学院的宣传册中?“我们的学生拥有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而且经历广泛,你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相互了解和学习。”当学校以它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为荣时,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更搞不明白的是:“我们有很多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学生,但是他们没人愿意独立于集体之外生活。”不幸的是,我恐怕和这些人不太相融。难道我的注册单上比他们少了什么吗?
面对这种情况,我采取了一种歇斯底里、非常不理智的做法:正式注册程序开始前,我冲进洗手间,把自己关进小隔间里足足十分钟,咬着衣襟,我害怕外面的世界。哥伦比亚,这所大都市的学校,有着广阔的草坪和高大的大理石建筑,远离威斯康星州。站在校园中心位置,都能感受到外面的车鸣声以及地下铁的隆隆声。一周前,我第一次漫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走在人字花纹地砖上,久经风霜的巴特勒图书馆石墙上雕刻着荷马、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尔吉尔这些先贤们的头像,我凝视着图书馆门前哥伦比亚的标志性雕塑“母校”——她的手臂高举向前,我的确到纽约了。
当时,参观完校园,我步出学校大门(116号大街),迈向著名的百老汇。到了百老汇,我一下子被那里的丰富多彩冲昏了头,奥勒面馆香飘四溢,紧邻它的是法拉费商店,角落里有韩国人开的小型商铺。一家小型五金商店的商品上积满了厚厚灰尘,显然摆放了很多年都没有挪动过。一家二手书店没有一个顾客,与西部尽头酒吧传出的嘈杂声形成鲜明对比。双层巴士停靠在百老汇112号大街拐角,正好在汤姆餐厅门口,这家餐厅因为在神风电视节目中作为外景拍摄地而名气大增。
我怎么可能融入其中?在威斯康星州,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法拉费这个名字,更不可能见过;在威斯康星州,大家都穿松垮的牛仔裤;在威斯康星州,丰盛的宴席包括黄油、奶酪、啤酒和一听帕布斯特;在威斯康星州,没有私立学校,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在威斯康星州,我不知道还有人会穿四英寸的高跟鞋;在威斯康星州,我感觉就在家里。而这里,我不知道在哪里——也许——我永远没有归宿。
最终,我振作起来,强颜欢笑,勇敢面对挑战。大家陆陆续续进到大堂,聆听法学院院长的欢迎致辞,我也加入其中。一进入法学教室,我立刻被里面的景象震住了,桃花形天顶,深红色座椅,四周墙壁是手绘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肖像,还有其他一些“常春藤”装饰。
我走进一间显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装饰风格的房间,前面是三层马蹄形台阶——已经破损不堪了——中间是一个大讲台,黑板上还有潦草涂抹的痕迹。慢着,当我再次打量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们一年要交3万美元学习的地方?座椅缝隙处都“露馅”了,写字板已经剥皮了。我突然闪过一丝优越感,威斯康星州大多数大学的讲堂都比这儿豪华。法学院真的需要大修一次。
我在这些破旧的座椅中找了个位置,桌面的垫板都已经翘起。我独自坐了好几分钟,才有个戴细丝边眼镜的男生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我立刻认出了他,他就是几分钟前在大厅唧唧喳喳个没完的“寄宿生”之一(他是“红白衫”)。我冲他友好一笑,算是打了声招呼后,他立刻跟我聊起来。
“查理斯·维特莫,你叫我查理好了,我来自耶鲁。就是我之前上的学校,位于新罕布什尔。我想你应该听说过吧?你呢?你以前在哪读书?”他问道。
“威斯康星大学,在麦迪逊。”
“再之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