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他终于开口了,我很吃惊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很同情我,而是纯粹的绝望,“但是,马莎,已经有很多人毁约了,这时我需要你来凑数。”
我至少还知道友情的珍贵。再说我也不是唯一背信弃义的人,我感到一些欣慰。我确实压力很大啊,我想没有多少法学院一年级学生会欢乐地迎接1995年的新年钟声。
“我想看会儿足球。”第二天下午乔说,他在电视机前重重地坐下,准备看大学生足球比赛。虽然不管怎么说他不能算胖人,但是我们老化的沙发在他坐下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哦,这件事……”
“不要告诉我你要学习。”
“是啊,你知道再过三天就要考第一门了。”
“我当然知道,我会忘记吗?”
“你不能去卧室看吗?”我辩解道,我的书桌、我的电脑、我的一大堆书、我的小小写字桌都在一个角落里,离起居室只有几步之遥,电视打开时我不可能集中注意力。
“马莎,卧室离你书桌只有四英尺,就算我看电视时把门关上,你也会叫我把声音调小。”
“对不起。”我说,我紧张不安地点燃一根烟,“我只是没法全神贯注。”我知道因为我在家学习使他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减,但我并不是不讲理,我只想奋起直追。说实话,想到我每天都要学习18个小时,而乔坐着啥也不干,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公平。
“我明白,我懂。但我只是想看会儿足球,一个小时而已,也许还不到。有那么多问题吗?你就不能在图书馆学习吗?”他质问我,他的声音暴露了他压抑多时的挫折感。
“但是我在那里没有电脑啊,我的纲要都在电脑上。”我向他解释,“而且我讨厌拖着这么多书到处跑。”我朝着起居室的窗外吐出一口烟。如果我每个醒着的时刻都要学习,为什么不选择舒服一点的环境呢?
乔叹了一口气说,“不要用这种错误的方式,我发誓我最近感觉被这个家放逐出去了。我没在家里单独过——你认识到了吗?你从不离开。我一大早去工作的时候,你坐在你的书桌上。我晚上回家的时候你还在那儿,好像你没有动过一样,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原地。周末我都是蹑手蹑脚地经过你身边,因为你不能被打扰。我很抱歉你不能集中注意力,看到你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也很难过。我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不是不体谅你,但是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家,不是统统都归你。”
废话。虽然他说得很过分,但是有一点是对的,不管是从严格意义上,还是表面意义上,我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我把在法学院的抱负作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把我的书桌放在小小公寓的中心。乔随我几乎穿越了整个美国搬到这里,我却不让他看一个小时的足球。法学院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几乎没有关注我丈夫了。上帝,我感觉我只有两英寸高。
“乔,你说得对。”我说,我的眼泪要夺眶而出了,“对不起,我其实不是一个疯狂的人——我只是在法学院玩玩。我这就去图书馆,晚上回来。好好享受吧,看看足球、睡个午觉,哪怕在公寓跳裸体舞,我爱你。”我收拾好背包就出去了,我发誓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等到考试一结束。
我提前20分钟到达民事诉讼法的考场,整个教室阴森中混合着平静和混乱。我前面一个女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正在狂乱地翻书,好像这最后几分钟的强化记忆能对她的成绩有重要影响。我左边大概和我隔五排的一个家伙像个死人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双手叠在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好像是个紧张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有几个人挤在一起,正在抓紧最后一分钟讨论对人的管辖和法院浮动管辖。最后排的一个男生好像把他的自助早餐都搬进来了,整个教室弥漫着油腻香肠的味道。还有一个女生,我想不起来是否在课堂上见过,她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排钢笔、铅笔、卷笔刀(对,好几个卷笔刀)、橡皮擦、纸巾、纸夹、卷尺,坐在这些文具中间,似乎冥冥之中能给她带来好运气。
我的朋友们和我分散到教室的各个方向:我离那个黑眼眶女孩很近,伊丽莎白在我的右前方,凯蒂好像冥冥之中相信自己一定会坐在左边的角落里,雷切尔正好在右边,阿伦在我右边隔两个位置,韦德在中间的一个位置。除了韦德外(他拒绝和我们交换眼神,因为我们最后都没有去他的新年派对),我们互相对视,紧张地微笑,然后开始我们各式各样的考前例行工作。
我靠在椅子上,心神不宁,直到我找到了能给我安慰的东西:我信赖的幸运铅笔。那个铅笔——就是普通的2B,顶端有一小块粉红色的橡皮——伴随我度过了这么多年的考试,这支铅笔的神奇慢慢增长,直到它占据了我生命中的重要位置。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一次统计课期中考试上,开始使用这支铅笔,我不可思议地考了满分。这支铅笔给我带来的运气越持久,我就越相信它的神奇力量。随着这支铅笔越来越短,我开始保留它的力量,只在非常重要的考试上才用它。我在LAST中用了它,果然考得很好。所以呢,一个迷信的人会得出这样合理的结论:我能上哥伦比亚法学院要感谢这支幸运铅笔!我坐在位置上等着民事诉讼法考试的开始,手中握着这支熟悉的铅笔残根却感觉不到一点安慰,因为我知道我在实际考试中不可能用到它(这种考试是需要用钢笔和墨水的),但我在整个考试过程中一直摩擦它,为了吸收一些铅笔的幸运精髓。
我尽力保持冷静,深呼吸,清除脑中的杂念。我一拿到答题纸就努力集中注意力,把最大的能量都发挥到考试上。我早上吃的镇静片开始发挥作用了,我感觉总体状态良好。
可是过了一会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胸口发闷,耳朵开始灼烧。给我当头一棒的是,民事诉讼法知识好像已经从我脑袋中溜走了。我不能动,也不能呼吸。看看钟,离考试正式开始已经不到三分钟了,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我被冻住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看着地面,在我背后,复习资料散落着,有案例书、纲要、笔记,在施虐狂教授的闭卷考试中我们不能使用任何资料。绝望中,我抓起纲要,随便打开一页,映入我眼帘的是国际鞋厂、最低接触这样几个字眼,突然我脑中的开关好像被打开了,几个月前我当着众人的面在施德教授面前受辱的经历激活了我潜在的记忆,所有一切立刻回落原位。
监考员终于说:“你们现在可以打开试卷了。”四个小时之后他说:“你们必须停下笔,关上答题纸。”考试是残酷的,我在这四个小时中疯狂地圈圈点点句子、段落,然后组织语言、落笔,在这过程中我试图忘掉贝克的歌,因为它一直在我脑中盘旋。我看了一下钟,意识到只剩下四分钟了,可我还有18个重要观点要写上去。我本来计划好了考试时间,能余下时间重读、校正答案,可是这些计划都见鬼去了。我最后抢着答了两道问题,其中一道只答了一半,我疯狂地写缩写字和支离破碎的句子,试图在最后宝贵的几分钟内多写些东西。我一句话刚写到一半时,监考员发出了最后的通告,他只要一开口,我们就必须服从。我关上答题纸,放在一边,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教室。
我站在走道边,心力交瘁,完全被刚才的巨大失败包围了。旗手肯定嗅到了我的害怕,他像只秃鹫似的悬停在教室门口。我在想是在这等雷切尔呢,或者索性跑回家吃一盒冰淇淋安慰自己,还是当着同学的面大哭一场,这时旗手朝我径直走来。
“噢,马莎,你在想什么呢?”托尼一脸得意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