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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来到一间看起来像办公室的房间时,我惊讶地发现了我的三个同学。她们穿着整洁的西装,手拿皮革公事包,在接待区等待。

“嗨,莎拉。”我冲我们组的一个女生打招呼,“你是来这里面试暑期实习生的吗?”

“是啊。”莎拉沮丧地说,“她也是。”她补充道,朝一个坐在对面叫格温的女生点点头,“还有她。”莎拉指向房间另一端的一个同学,我还不认识。

“叫了这么多人啊?”我困惑地说。

“我想是的。我们组的格拉塞刚离开十分钟。他们好像面试每个投过简历的人。”

“没错。”我的兴奋感马上消褪了。

轮到我面试了。我尽最大努力对付面试官——一个体形超重、戴着鲜红色眼镜的女人,她恩赐我六分钟的时间面试。我把我之前从事非营利性工作的经历向她娓娓道来,我发誓将在这个机构中奉献我的全部,不管是什么工作。一周后,我收到一封格式信件,告诉我没有被录用。

我不情愿地想着,也许我该试试回威斯康星州找找律所。虽然回家工作成功概率很大,可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带薪水工作,但是这个念头让我有些窒息。相当于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再说,乔在纽约好不容易有工作了,我不可能暑假抛开他去外地工作,他也不可能再一次拔根而起,跟着我满世界跑。不,不管做什么,我一定要留在纽约。

一个月后,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面试通知。经历种种恐慌后,最后我得到了在美国纽约南区法院为联邦法官做实习生的工作。虽然这份暑期工作是零薪水,但是一份有声望的工作,是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这份工作简直好得难以形容。

妇女研究中心的工作呢?雷切尔去了。凯蒂回加州了,她找到了一份在法律援助协会的零薪水工作。伊丽莎白暑期去她爸爸的律所工作了。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3)

三月初,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

雷切尔、伊丽莎白和我懒散地坐在咖啡厅,享受我们快乐的畅饮时光,凯蒂突然推开大门,一股强劲的寒风呼啸而至。她急促地向我们奔来,身穿折叠式迷你裙,搭配膝袜,上身穿着黑色的紧身羊毛衫。外面四十度(华氏温度)的气温不适合凯蒂这样的时髦打扮。细小的黑色背包,一直很流行的那种,她当作手袋。她看起来像22岁的天主教女学生,只不过衣服都是缩小版。

凯蒂坐下后,把裙子下方掖了一下,叫了杯酒,然后情绪高涨地向我们爆料,“哦,我的上帝,你们都知道了吧——我希望你们还在我这组。这出戏真是不可思议!”

“你有什么戏?”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望着雷切尔,她点点头。

雷切尔迅速补充说,“是啊,自从在观点课上提摩把克莉丝汀弄哭后,已经过去差不多两个月了。不过,他真是令人敬畏。”

确实令人敬畏。提摩设了个大陷阱引诱她,但是克莉丝汀反应过度了。整个班都在抑制笑声,我也不是完全不同情她——我,自己,在课堂上不止一次想哭呢,但我还是保持了镇定,我本能地知道哭声只会让大家明白我是个女人,生活在男性社会中。尽管一半的法律学生是女的。

“我们组还是相当沉闷,”伊丽莎白补充说。

“对啊,像周一?在我的观点课上?就上演了一出史诗般的戏剧。”凯蒂抛出这个悬念后,慢慢地抿了一口酒,然后继续,“你们知道阿诺德吗?就是那个鼻子穿孔了,还刺青的女生?”

“我知道她。”伊丽莎白一脸畏惧的表情,“我不知道她那个样子怎么找工作。”阿诺德的文身一直到手臂上,她要是从事职业,注定要生活在长袖衫里。

“对了。”凯蒂说,“你们知道吗?她在课堂上讲了好多废话,都毫无意义。她因为不同意卢搜教授的观点,举出了一大堆刑事司法体系中有关性别偏见的数据,卢搜教授当她的面大笑。不是那种友好的方式,而是一种可怕的、恶劣的嘲笑,简直就是当着全班的面责骂她。说她是‘破坏性的影响’”。

“哇!”雷切尔说,“即使施德教授也不会这样做。”

“我明白啦!”凯蒂回应,“我是说卢搜教授总是玩魔鬼游戏,他不管走到哪都制造争议。他上个月谈到O.J.审判时,对奥普拉和热拉尔多的非议足见他的锋芒。不过这次他是做得太过分了,他自己也知道了。因为前天晚上他给我们班每个人发了封电子邮件,对他的‘不当行为’表示道歉。但是这并没有平息纷争,我跟你们说吧,大家都是嗤之以鼻。”

“如果阿诺德在我们组。”伊丽莎白说,“她肯定会喜欢福克斯教授,她想谈论的无非是种族、性别和法律,但是福克斯教授忙于为联邦杂志写文章,所以能来上一半的课就很不错了。”

“我告诉你们吧,事情不会这样完美结束的,不会有好结果的。”凯蒂提醒我们。

她说得对。虽然卢搜教授给全班同学发电子邮件,对他的行为表示道歉,但是一周后他和阿诺德又发生了另一起冲突。一天,下课后我走向大厅时,无意中听到每个人都在谈论他——即使不是卢搜课堂上的学生。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学习啊?”一个胖胖的女生哀怨地说,“我的意思是,卢搜教授简直就是自贬,我知道他自己想挑拨大家,但是他制造了一个敌对的学习环境。”

她右边的一个男生,手拿Zippo打火机,刚走进吸烟区点上一支烟,“噢,谁要是不能接受这种对抗就不属于法学院,这可是至理名言。他在挑战我们。这是他的工作,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好教授的原因。”

“哦,我是另外一组的。”一个穿着大号匹兹堡运动衫的男生插进来说,“如果校方决定让学生转出他的课堂,我倒是想换个课堂,我对福克斯教授的自由言论已经很厌烦了。该死。”

最终,学术事务处的做法令学生哗然,他们决定新增加一个法律视角的课堂,由一名新教授讲授,这时学期已经过去了一半。这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真是史无前例的。卢搜教授课堂上的学生可以选择留下或叛逃。转到新课堂的学生重新开始,期末考试只考后半学期的内容——无疑是个诱人的出价。留下来的学生不要天真地认为表示对卢搜教授的忠诚就能得到好分数。总之,对于外人而言,这是个不坏的两难局面。

我呢,就算多交点学费,也愿意从现在教授无聊的课堂上转到卢搜教授的课堂上,仅仅是为了娱乐。

啊,争议和论战层出不穷!激烈的竞争和妄想症混合在一起。当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被邀请参加《哥伦比亚法律评论》晚春信息发布会时,所有元素迅速地搅合在一起了。

法律评论是学生经营的众多学术期刊之一,但是在很多方面它都是最好的。除了法律评论外,哥伦比亚还有11种其他法律期刊,都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参与经营,大部分都是发表学术论文的专题期刊,涉及的专题有国际法、环境法、人权法和商法。但是它们不是同一类——分为法律评论和其他。哦,当然,这种划分是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法律评论外的其他期刊都属于第二梯队(其中四种期刊自称“仅次于法律评论”),还有第三梯队的期刊,如果你想让你的简历写上期刊这个词汇,那么你可以心血来潮地加入其中。

每个人都知道法律评论的神秘魅力——它是区分你“有”和“没有”的确定标准。法律评论成员是法学院成就的顶点,如果三年结束后,你想有个简单的评价概括你整个学生生涯的价值,那么最好的概括是:参加法律评论或者没有参加法律评论。毕业二十年后,没有人会夸耀自己民事诉讼法得了A(当然除了我之外),但是如果参加过法律评论就是死后也会有人谈论。

每个人都知道法律评论的成员是二年级和三年级在法学院被敬为“神人”的学生,当这些“神人”在走道上经过时,一年级的学生就会秘密耳语。我们坐在演讲大厅里等待信息发布会的开始,崇拜地凝视着讲台上的法律评论成员,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第一学期的成绩出来后,并在坊间广为流传时,就有人开始猜测谁有可能加入法律评论。会议上,“当权者”向我们保证分数不高的人也有机会。

暑期我们班将选出45名成员为法律评论的全体职员服务。大多数人——大概60%——以第一学期的分数和写作作为评价标准。写作要求会在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发给我们,我们每个人用一周的时间写10页的论文(本来以为期末考试就是一学期的结束)。法律评论的一小部分职位——大概25%——单独奖励给那些写作表现好的学生,完全不考虑分数。更少一部分职位会考虑个人陈述,法律评论要寻找“种族和性别的多样性,包括性取向、等级、教育、职业背景以及学术兴趣的多样性”。

被选中的学生要在8月1日向法律评论报到,直到学校开学之前都必须在期刊全职工作。开学后,除了正常的法学院课程要上以外,每周至少还要花40小时在法律评论工作。一年工作结束后,从法律评论成员中选出第三年可以做编辑的学生,他们再帮助选下一批二年级的学生。

演讲结束后,有个非正式的问答环节。

“哦,在法律评论能帮助我们找到工作吗?”坐在后排的一个女生怯声问道,从声音中判断,她肯定和我找第一学年的暑期工作一样经历了很多曲折和磨难。

“哦!”一位“神人”回应道,“对于像哥伦比亚这样的法学院,你们找一份律所的工作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最高法院的书记员,或者有朝一日成为联邦法官,或者成为法学教授,不是东南大学,那么你真的很有必要加入法律评论,因为它为你们打开了多扇门。”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时间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却没有任何报酬?”听起来像智能语音的一个声音问道。

“简单说吧,因为可以在你的简历上写上哥伦比亚法律评论,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词汇了。”

“我认为如果把这两个都写上会更好。”我右后方的一个人悄声说,“耶鲁法律期刊和哈佛法律评论。”我努力压住笑声。

“嗯,你们在法律评论到底做什么呢?”提问者比我勇敢多了。虽然每个人都明白法律评论的极端重要性,但我不认为每个人都知道里面的人实际干什么。

“哦,你们第二年会把大部分时间放在编辑和校对文章上,还有研究和写一些学术文章。如果幸运的话,你们的文章会在第三学年发表。作为三年级的编辑,你们更多的是选择要发表的文章,指导二年级的学生,帮助形成期刊整体编辑思路。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对你们智力绝对是个挑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最优秀的。”

会议接近尾声时,我等着旗手站起来,向讲台上的法律评论成员宣布“我希望秋天能和你们一起工作”。我很吃惊他竟然克制住了自己,但我知道他想说,都写在他脸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