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的云上行走（自序）

这年头，出版一本书可能很容易，也可能很不容易；但出版我这样的一本书，则肯定很不容易。因为我知道，阅读本书，不会令读者浑身舒泰，相反，却会使读者感受刺激，或劳累。打个比方，阅读本书，绝对没有吞吃稀粥或面条那样的顺畅与舒畅，却可能是啃咬鸡爪子或牛板筋一般的坚韧与坚硬。而且，不易消化。

抱歉。

但，幸好我又确定地知道，就在这同一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偏偏就是对鸡爪子或牛板筋情有独钟。

那么，您就是本书的读者了。

本书所写，是我近几年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当然，它们不是我思考的全部，甚至不是我以为最最精彩的部分，但是，我要说我写在这里的，都是真实的。而且，还都是认真的。现在，我用我的真实和认真，来换取您的一点阅读时间。

至于其他，都在后面的文字之中了。

握您的手。并真的希望您愉快。

雨点（1）

名　片

把自己所获得的职务、职位、职衔、职称，且不管是实的还是虚的，一律印到名片上去，固然可斥之为轻薄，但在名片上一职不提，或做恭卑状，却绝不是谦虚，而是傲慢，是自以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怪　名

给自己的孩子，或公司、商场、饭店找个谁都不认识的字做名字，所说明的不是有文化，恰恰是没文化。是初中生心态。

签名潇洒得谁都认不出来，大体上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神　童

神童不值得赞美，只值得同情，因为他们的思维畸形。畸形思维可使人早慧，却也可使人早衰。

脑子与心

心是个口袋，东西装得少时叫心灵，多一点儿时叫心眼，较多时叫心计，很多时叫心机。而脑子这个口袋装的则是智慧。

有趣的是，有的人脑子复杂心简单，有的人心复杂脑子简单。

当然了，有的人心复杂脑子也复杂，有的人心简单脑子也简单。

我喜欢脑子复杂心简单的人，因为他们既性情又有内涵。我甚至也会喜欢脑子简单心也简单的人，因为他们虽无多少内涵却毕竟性情。

我厌恶脑子简单心却复杂的人，因为他们既愚蠢又邪恶。

我拒绝脑子复杂心也复杂的人，因为他们既邪恶又狡猾。

生　活

生活很像超市里的货架，上面的物品虽然丰富，且琳琅满目，却不是都要你来享用的。你只需择其必要者一二，也就尽够了。

累

人们常常抱怨生活累人。这是不公平的。公平地说，不是生活累你，是你的心累你。你把你的心放下，你就不累了。

人　际

人与人之间的许多是非，常常不是因为过于疏淡造成的，相反，常常是因为过于亲密造成的。

窝里斗

窝里斗是因为眼睛只看见窝里的人，心里只惦记窝里的事，以为他所在的窝便是世界的全部。

索　取

生活之光斑斓兮，我只索一缕；

生活之水浩渺兮，我只取一瓢。

谦　虚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谦虚，或者为什么要人谦虚。实事求是不就完了么？有人说“谦虚使人进步”，谦虚怎么会使人进步呢？假的谦虚使人虚伪，真的谦虚使人自卑，却唯独不能使人进步。

傲　慢

傲慢是没有标准的。只懂得一加一等于二的人未必不傲慢，懂得微积分甚至相对论的人未必傲慢。事实上，傲慢容易发生在前者的身上，因为他们短视。

短视的人有两个特征：一是易于满足，比方说他竟然懂得一加一等于二！二是总跟周围的人比较，比方说有的人竟然不懂得一加一等于二！

距　离

远处的风景为什么很美丽？是因为远远地望过去，那里只有一片葱郁的树林，一块碧绿的草地和一条晶亮的小河。然而，倘你走进了那个风景，你的观感就将立即大变，因为你会发现那里还有泥沼，还有湿热，还有蚊子、蚂蟥，甚至蛇。

距离产生美，却也产生错觉。

善于利用这种错觉的人，可成为超级明星，或超级领袖。

或者反过来说，所谓超级明星或超级领袖，其实都是玩弄这种错觉的高手。

神与妖

《西游记》里，凡住在天上的都是神，凡逃离了天界的都是妖。神而为妖，关键在于他要不要食人间烟火，亦即有欲无欲。无欲为神，有欲则妖。

自　传

人们容易被自传类文字所欺骗，是因为那类文字宣称它们是真实的。

其实，没有任何一部自传能够做到完全彻底的真实。

这除了因为传主们有意的撒谎与无意的误记之外，还因为人已经进入了下意识的自我保护本能，在给自己掌嘴的时候总是下不去狠手。

吃螃蟹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固然可称之为英雄，但其实是有一个前提的——螃蟹原本就是可吃的。倘他吃的不是螃蟹，而是石头，他就不再是英雄，而是天字第一号大笨蛋了。

面　具

生活中，我们很难见到他人，更遑论了解他人了；因为我们见到的他人，常常是他人的面具。

艺　术

艺术是人们不自由时，用幻想去获取自由的一种手段。

雨点（2）

人生定位

10岁属于童话，20岁属于诗歌，30岁属于散文，40岁属于小说，50岁属于杂文，60岁属于随笔，70岁属于“宗教”，80岁属于大地……

残　酷

猫逮耗子，倘是逮着了便吃，那是算不得怎样残酷的。残酷的是猫先不吃那耗子，而是先玩一玩它，等那耗子筋疲骨软了才吃。

当然，这样的玩了才吃固然可算得上残酷，却又算不上最最残酷。最最残酷的是，那猫并不是要吃那耗子，却就是要一遍一遍地玩它。对那猫来说，它就是喜欢这样，并从中获得了无限的满足和乐趣。而那耗子呢，就不得不一遍一遍地忍受折磨，并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下一遍折磨的到来……

此事倘若发生在人间，那就叫——玩人！

遗憾的是，此事在猫与耗子之间很少发生，常常发生的却恰恰就是在人间！

优点与缺点

一个人的优点的反面就是缺点，或者说他的缺点的反面就是优点，绝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优点一二三缺点四五六。比方说性情豪放的人常常莽撞，性情胆怯的人有时也会谨慎。

诞　生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发现了你自己？

你发现了你自己，

你就诞生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发现了这个世界？

你发现了这个世界，

你就诞生了。

自　我

“自我”是对于自身的认识与把握。倘无“自我”，即便是活到了80岁，也不过是一个现代婴儿。

喜怒不形于色

我先前光知道“喜怒不形于色”是一种阴鸷，我现在才知道它也是一种麻木。

脾　气

脾气急躁甚至有些暴躁的人无须防，因为他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就好像炸弹，炸了就完了，你还防他作甚？相反，脾气乖顺甚至有些谦卑的人却必须防，因为此种人有话不说有屁则憋着。这也就好像炸弹，只是他老不炸，你不防他咋行？

微　笑

一脸的冷漠固然令人不悦，一脸的微笑也未必尽可释然，因为它可能是一种美好一种善良，但也可能是一种形式一种礼仪，而有时则可能是一种欺骗一种险恶。

人

对于人来说，世界上最最可爱的就是人。

对于人来说，世界上最最可怕的也是人。

孤　独

孤独不是孤单。孤独是一种思想上与精神上的自我完成。

你完成了你自己，你就孤独了。

夫妻关系

“相敬如宾”和“互敬互助”一类，绝不是夫妻关系的最佳状态和常态，因为那是连朋友都可以做到的。夫妻关系的最佳状态和常态，应该是——玩。也就是说两个人能够玩到一起，且这个玩已进入了他们共同生活的全部领域。

所谓玩，我指的是两个人在心理和生理诸方面，均处于完全放松、完全协调、完全自由之情况下的那种愉悦状态。

自然，也包括了有时也要吵吵架，闹闹别扭。

婚　姻

婚姻就是人身的占有和被占有。

书　法

只是把字写好了不叫书法，叫写字。把自己的性格、气质、学养、追求等等带到字里去，才叫书法。

最讨厌的人

心里有条毒蛇，咬着别人，也咬着自己。

最钦佩的人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处　世

与人无争，与世要争。

最向往的生活

心灵在那里得到自由。

三类作家

凭着小聪明去写作的作家。这类作家的作品，令你读起来感到舒服和流畅。

凭着个性去写作的作家。这类作家的作品，令你读起来感到刺激和冲击。

凭着大情怀去写作的作家。这类作家的作品，令你读起来感到震撼和升华。

生　命

生命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天然地具有意义。这个过程的意义，在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因此?生命需要体验，也需要体验基础上的使用。否则，生命的意义就只是一个时间。

活　着

为其活得成功，才要努力活着。为其活得失败，更要努力活着。

英雄与懦夫

我喜欢这句话——“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

雨点（3）

成　功

成功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个人标准，一个是社会标准。

从个人标准来说，成功就是你设定的目标得到实现。

从社会标准来说，倘你是个男人，那么便请你依次衡量以下三个方面的状态：一，你是否拥有一个可以体现你人生价值的事业。二，你是否拥有一个真的彼此相恋而不是彼此敷衍的爱人。三，你是否拥有几个真的彼此忠诚而不是彼此利用的朋友。

传　统

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包袱。

代　沟

没有代沟的社会，是停滞的社会。有代沟的社会，是巨变的社会。

怎样看人

关于怎样看人，我的决定是：一，看此人之人性如何。二，看此人之人品如何。

人际关系

在人际关系问题上，中国人有两大毛病至今不觉：一是惯于把没关系拉成有关系。二是惯于把简单关系弄成复杂关系。

长　寿

当我听说生物技术与基因工程完善后，人的寿命可延至1200年的时候，我一点都没兴奋，相反，心里却“咯噔”一下，想道：“天哪，要是一个暴君得了这技术与工程的惠，因此就老也不死的话，那天下的老百姓们可就连个盼头都没有啦。”

警惕“记忆”

记忆是历史的累积，当然是必要的。但记忆这事情，有时也是该当警惕的，因为它会因时间的过滤，和抑恶扬善的心理，而有所选择。此外，另有人喜做违心之忆，那就更是罪过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术”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但中国不是。在中国，虽然儒学、儒家、儒道被称为儒教，但儒教却不是宗教，因为它并不是什么情感或信仰，而是生存的规则与手段。

而规则与手段，其实是——“术”！

所谓“术”，就是手段、就是方法、就是技巧、就是谋略，就是政策和对策。

何况，“儒”这个东西，原本是叫做“儒术”的，是教人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也就是说：它原本就是一种“术”。

因此，举凡中国文化的一切，包括看起来属于观念方面的东西，其实也都是“术”。

比方说种地有“农术”，做工有“技术”，计量有“算术”，看病有“医术”，练功有“武术”，打仗有“战术”，卜卦有“相术”，男女上床有“房中术”……当然，钩心斗角或者经邦治国还有“谋术”和“权术”。

许多中国人的行为

许多中国人的行为，其实是有两套系统。比方说他既尊崇“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却也信奉“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既尊崇“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却也信奉“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既尊崇“江山不移”，却也信奉“随遇而安”；既尊崇“兼济天下”，却也信奉“独善其身”……

这是因为在许多中国人的生存哲学里，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法则——“一切都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为此，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建设起一个好的社会环境来，以鼓励前者，以抑制后者。

人啊！你不可承受

一直以为，在当前的中国，有一万元人民币和有一百万元人民币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万元人民币不足以令你生存，而一百万元人民币却可以使你生存无忧。但是，若你已经有了一百万元人民币，那么在我看来，你再去追求一千万元人民币，就没多大意义了，因为从生活的本质来说一百万元人民币和一千万元人民币是一样的。

这是对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或曰一般生活要求而言，不包括你拿了钱去投资，或其他。

有趣的是，许多人不这样想，他们有了一百万元人民币，便好似得了鼓励，对于一千万元人民币的追求反更加狂热。要是追到了一千万元人民币呢，那就忍不住要疯狂了，非要追到一亿元人民币不可……

殊不知你未必能够承受！

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有一个感觉——人对于权、钱、名、色等等的承受力，其实是有限的。超过了那个限度，你不可承受，上帝必遗祸于你。这个上帝，就是一个类似“规律”的东西！

当年秦王嬴政，囊括四海，包举宇内，拼吞八荒，席卷天下，何其雄也！于是他膨胀了，自命“始皇帝”，并求长生。倘不能长生，便传位于后世，乃至万世。那时，他的心里所想，肯定是：我创下的这份家业固若金汤，纵使我自己不能尽享，传于后世，也必子子孙孙无穷尽焉。谁知“始皇帝”刚刚弃世而去，“秦二世”尚未上殿亲政，便天下大乱。巍巍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徒留欷歔矣。

中国历史上，善于聚敛钱财的主儿，也有很多。其中不少人，堪称富可敌国。但其命运，竟也如权倾一时者。比方说石崇、蔡京、严嵩、和珅……都曾是超级富翁，用曹雪芹的话来说，那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珍珠如土金如铁”。然而曾几何时，为官的，“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为富的，“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上个世纪80年代，我认识一位半老的先生，其外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军阀。这位先生的母亲，当年出嫁的时候，光是作为陪嫁的首饰就有12堂（也就是金、银、玉、钻、珍珠、翡翠……各一套，共12套）。如将这12堂首饰变现，按照中等消费标准，足可令几代人衣食无忧，但我认识这位先生的时候，他却已穷困潦倒，住在一处小小的独单元房内，冬天没钱生火，干冻着。幸好邻居不错，每天送他一暖瓶开水，以使他能够热热乎乎或温温吞吞地把烧饼和咸菜咽下去。后来，他连买烧饼的钱也弄不着了，就去卖血！呜呼，乾坤倒转，竟至于斯。悲夫！

至于名，似乎也难逃这个“规律”的约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是否有后？未之闻也。观近现代文豪，只有鲁迅有嘱，不令后人从文，周海婴才得安稳。其他大师之后安在哉？所以，媒体上说什么以俊才之精配美女之卵，必可生出一代天骄之论，纯属异想天开。便是拿了爱因斯坦的脑子去克隆，也绝不会再造出千百万个物理学家来。这里边，肯定另有生物学、生理学的根源在，惜今人尚未发现。

还有色。据说中国古代几大美女，个个“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因此便个个倾国倾城。按说这样的美女不啻国宝，理应天下人人爱慕之爱护之，但可惜，实际却是个个都没好下场。只有越女西施，跟从范蠡隐于江湖，这才保全了身家性命。至于那些跟她们相对应的男士们，不是死于变故，就是被折磨得要死要活。

所以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斯言，真乃大真理也！

那么，为了什么一定会“五世而斩”（实际常常是一世而斩，二世而斩，三世而斩）呢？显然，这就是那个“规律”在起作用的结果了。那个“规律”，可以从生物学、生理学的角度去探讨，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更可以从史学、哲学、社会力学、社会化学的角度去探讨……甚至，从宏观上来说，它简直就是在调整和维护一种“社会生态平衡”！从微观上来说，从个人上来说，你不能承受！

东方神秘主义哲学里，有一个模糊概念——“场”。这个“场”，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体力、智力、性格、气质、胸怀、度量、文化、教养等等的整合，以及这个整合的外化。因此，人的“场”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性质也有不同。比方说有的人只能当士兵，弄好了也不过是当个班长、排长，让他当个营长他就玩不转了。而有的人呢，别看他“自幼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一旦机会来临，他立马就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所以，人对于权、钱、名、色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应该承认这一点。

但是，反过来说，任何人的承受力又都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集天下权势于一身而不感到险恶和恐惧，不可能聚四海财富于一己而不感到艰难和忧虑……当然，对于名和色，也同样。否则，倒霉的将不止是你，?常常要祸及子孙。这方面，古今中西，概莫能外！

可惜世人不明此理，贪得无厌，巧取豪夺，恨不能以天下之权之钱之名之色而私之，相反，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为。殊不知上帝是公平的，他在给你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在给你添加危险的砝码呢。等到你闹够了，也就是超过了那个限度，他就跟你“原罪”、“本罪”一起算，将你打入地狱。

所以，我常常听见上帝说：“人啊，人啊，对于俗世中的诸般好处，你切不可贪恋，因为你不可承受！”

好皇上，赖皇上

我想，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过皇上，但像我们这样热衷于赞美皇上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吧？君不见从最后一个皇上宣布退位（1912年2月12日）迄今已有96年，而我们的媒体和影视对于皇上的讴歌却反倒是连篇累牍并乐此不疲的么？从秦始皇到溥仪，从男皇上到女皇上，从小皇上到老皇上，从信史到野史，从正说到戏说……这些年来，我们为此而花去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还少么？然而，我们又得到什么了呢？难道还能指望再生出一个皇上来重振中华么？

皇上的消失，已近一个世纪，按说这时间可是不短了。况且正是在这个世纪，世界的变化又何止天翻地覆？从社会形态来说，连农业社会都渐已成记忆，工业社会也在为信息社会所取代；从政治结构来说，封建专制早已为人类所唾弃，民主共和也早已为人类所共识，可对于“皇恩浩荡”我们怎么竟然还是念念不忘呢？

从民族心理学上来说，一个民族热衷于表现什么，说明的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追求。而表现的人物，则是精神追求的人格化。比方说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民族热衷于表现科学家，有些民族热衷于表现艺术家，有些民族热衷于表现探险家，有些民族热衷于表现发明家……当然，更多的还有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等等。这些，都可从中看出他们精神追求的方向。同时这种追求，又因为不断地渲染而被强化，从而更加的深入人心，成为该民族的自豪点。我们呢？我们民族中至今犹有“皇上癖”的遗老遗少，幸好只是极少数的一些人，绝大多数国民毕竟还是厌倦了封建皇权。然而可惜，就是这么极少数的一些人，却搅得我们仿佛个个都还留着一根长辫子。岂不恼煞人也！

是的，在两千年的几百多个皇上里边，也不都是暴虐的，也有心眼不错的，甚至也有力主革新的……因此，也不能一概而论。但一个最最简单的事实却也明明白白地在那里摆着，那就是——皇上就是皇上，不管是好皇上，还是赖皇上，他所代表的、体现的、维护的，毕竟不是民主制，毕竟还是君主制；毕竟不是共和制，毕竟还是封建制；毕竟不是人民的乐土，毕竟还是他的家天下；毕竟不是美丽的光明的未来的，毕竟还是丑陋的黑暗的过去的，因此，也毕竟还是不可复制的！这一点，难道还有疑问么？

甚至，在我们中国，就连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虽然专断独裁，但却带有过渡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并且成功地进行了社会改革的皇帝，也都没有出现过。这一点，也属不争。

然而很遗憾，在我们极少数的一些人那里，我们有过的那些皇上，不是纵横天下的英雄，就是忧国忧民的义士，不是风流倜傥的才子，就是礼贤下士的明君……乃至有的皇上，让人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个完美无缺的领导者！呜呼，倘若果真如此，孙中山们岂不是多此一举？

老实说，我之所以看不上那些人的胡编乱造，跟我读过（也是许多人都读过）的一本书有关。那本书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所作，曰：《我的前半生》。就我的目力所及，我认为那是最接近中国皇上的真实的一本书了。是的，我很知道溥仪应属中国皇上里边的“这一个”，因此有他的特异性，但我相信作为皇上，他们在体现皇权，并都要为皇权所制约的那方面，是一样的。是的，皇上们的性格及处境各有不同，但他们又都是皇权塑造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有了这个塑造，他们才是皇上，否则，他们就不是皇上。

在那本书里，你可以看到皇上的前呼后拥和孤独，生杀予夺和险恶，无所不能和弱智，雄心勃勃和胆怯……这些，都是为皇上所特有的。就是说，你不是皇上，你就不可能具有他那种特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由此，便造就了皇上们独有的性格特征。比方说孤独吧，皇上们的孤独就不同于平民们的孤独。当然，皇上们的胆怯也不同于平民们的胆怯。而且我敢断定，皇上们看起来至高无上，风光无限，但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实际上却是种种心理疾病的特殊患者。我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却不知绝对的权力同时也要导致绝对的病态！

可惜，那些并没当过皇上也没研究过皇上却只是要做皇上梦的人们，眼睛里看到的就只是皇上们所具有的绝对的权力。不客气地说，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此，其实就是看上了这个绝对的权力。因此，他们所塑造的皇上，其实是他们的无可摆脱的平民（顶多不过是暴发户）的本身，再加上一个无限的不受制约的权力的梦想！

简而言之，写不出附着在皇上们身上的皇权，以及由那种皇权熏陶出的特殊性格来，你写的那个人就不是皇上！

在某个胡编乱造的戏说皇上的电视剧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鲜明。那个皇上，风流倜傥，武艺高强，堪称帅哥加侠客——只是不像皇上。有趣的是，当他碰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时，却一定要露出其皇上的身份，于是，一切艰难迎刃而解。诸君，这样的皇上还是皇上么？他不就是编导们的才子梦加权力梦的化身么？

不客气地说，在我们看到过的描写皇上的影视剧中，很少能够看到真的皇上。我们看到的是那些人对于绝对权力的迷恋和崇拜！这种对于绝对权力的迷恋和崇拜，是中国走向民主、法制和文明的大敌！因为在中国，讴歌绝对权力就是讴歌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

是的，皇上作为特殊的一种人，他们对中国历史发挥过特殊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过去的历史就是皇权更迭的历史。而且，皇上们的个人品质和能力的差异，对于历史，也的确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因此，对他们给予探讨和表现，当然是可以的，甚至也是必要的。但是，倘若一如上述的这些人，有意无意地陷入对封建专制主义留恋，对封建皇权统治崇拜的地步，那么，我们的历史演进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是到了结束这种丑陋的时候了！

绝不在夜里写作

有一天，我正在酣梦，电话铃声骤响，弄得我一激灵。打开灯看表，已是午夜一点零七分。谁打电话？什么事？肯定是哪个人死了！要不就是爆发了核大战！不然，怎么会这么晚了还来电话？谁知我抓起电话一问，却原来是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交的人请我去喝酒！我勃然大怒，说你这个混蛋，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请我去喝酒？他呢，竟然颇觉诧异，说你们作家不是夜里写作白天睡觉么？你现在反正也是没睡觉，出来喝喝酒不好么？我听了，更加愤怒，说别人我不知道，本作家从来都是白天写作夜里睡觉！

确实，我是从不夜里写作的。我不喜欢夜里写作。我甚至认为凡做着可能影响别人的工作的人，都不要在夜里写作或工作！

因为我发现，人在夜里想人想事跟在白天想人想事是不一样的！人在夜里想人想事，容易把人和事往坏里想！而人在白天想人想事，容易把人和事往好里想！人还是善良一些好，不管是为人，还是写作！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就是在夜里写作，因此成就了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更是如此，他的房子靠近海边，因为在夜里写作而夜夜通明，乃使其成为海上渔夫们的灯塔。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本作家自知才力不逮，便是在夜里写作也没用，因此就总在白天。此外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我写的是“客观现实主义”，不是“批判现实主义”，因此，我就一定得在白天写作才能做到观察客观、分析客观、表现客观。倘若我连白天写作都不能做到客观，夜里写作岂不就是胡说八道了么？

当然了，一个作家算不了什么，写得好，未必能够兴邦，写得不好，也未必就能亡国。便是某些作家把世界描绘得漆黑一团，读者们不去理睬或索性判定其为精神病患者也就罢了，要命的是，倘若这人手中握有某些权柄，甚至能够对于一国之国民生杀予夺，那就非常之可怕了！

近读叶永烈先生所著之《一个红色帝国的消亡》，不禁浑身发冷。他在分析前苏联、前苏共消亡的原因时，追溯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他写道：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通过一次次的“审判”，把列宁的老战友也是他的老战友也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全部杀光，把联共（布）中央选出的31名政治局委员杀了20名，把苏共11大选出的26名中央委员或杀或流放了17名，把苏共17大选出的137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或杀或逮捕了98名，把1966名代表或杀或判刑了1108名。苏联红军5个元帅，他杀了3个；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他杀了3个；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他杀了10个；57个军长，他杀了50个；186个师长，他杀了154个；16个集团军政委，他杀了16个；28个军政委，他杀了25个；64个师政委，他杀了58个；456个上校，他杀了401个……红军军官被清洗者，共35000余名！在“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把210万党员清除出党，把1984万人审判、流放，把700万人干脆杀掉！

因为斯大林说他们是“叛徒”、“间谍”、“反革命”、“杀人犯”、“破坏分子”、“托派分子”、“孟什维克”、“阴谋集团”、“人民公敌”……甚至就是“混蛋”或“猪”。

好家伙！

当然，我还不至于愚蠢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斯大林喜欢在夜里工作之故。斯大林的集权欲、杀人欲，另有其因由在，而且那当然是更重要的；但是，喜欢在夜里工作，大大强化了他的怀疑狂似的阴暗心理，却是毫无疑义的。

斯大林的夜里工作白天睡觉，是很著名的。他活着的时候，这一点曾被歌颂为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而且，因为他这样，当时的苏联和苏共领导人也就全都改变了作息时间（不改变是很危险的），也就全都改变成了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当然，斯大林抓人，杀人，也都是在夜里进行。因为在夜里，他自觉得脑子特别清醒，可以把人都看成坏人，感到对他都是个威胁，包括他的妻子、医生、卫士。

依照中国传统哲学“阴阳说”，夜里为“阴”，白天为“阳”。再按照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说”，人的思维和行为，要与“天”相顺应。因此，人应该是在白天思维和行为的。所以，凡做着可能影响别人的工作的人，对此都不可不加小心。

当然，炼钢工人除外。

常存恐惧

若干年前，拜读过朱光潜先生的一本美学大作。在这本大作中，他用了许多篇幅论述“恐惧”，认为“恐惧”乃是人的七情六欲之中最为基本的情感，于人生的意义最大，因此尤须关注。记得当时读了，还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及至渐渐年长，所见所闻累积，才发现这个“恐惧”的意义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据报载，某国有一个小男孩，六岁。奇怪的是，他天生就没有能够感受痛苦的神经，因此，无论是开水烫，刀子砍，还是脑袋破了鲜血直流，胳膊断了在袖口那里耷拉着……他都没有感觉，更不觉疼痛。我读到这里，新奇之外，还觉得这有多好，一辈子不知道疼痛不知道痛苦，岂非上帝特别眷顾？谁知接下来却读到，这正是他父母还有医生们特别为难的地方，因为他没有感觉没有痛苦，他就会无所顾忌。他无所顾忌，他就会乱爬乱撞乱踢乱打，甚至高兴起来把手伸进壁炉，欣赏炉火烧烤他那小胳膊时的奇妙景象……那岂不是太过恐怖了？为此，他父母和医生们研究了多次，才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放进一个大玻璃罩子里，永远不让他接触任何可能的危险。这样，他才得以活下来。而我也才得以认识到——一个人，倘若不知道恐惧，该是多么的不幸。

世界上的几大宗教，都认为灵魂不死，并认为现世是短暂的，来世是久远的，因此，灵魂的意义要大于生命，来世的意义要大于现世。既如此，他们便主张以良善慈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与生命，以赎罪，以积德，以备来世登上天堂。否则，活得肆无忌惮，乃至无所不为，为所欲为，胡作非为，那就只好下地狱了。人生几十年，地狱无绝期，何去何从，你可要想好了，勿谓言之不预也。这样一来，那真正虔诚的信徒，在行动时就必会有所顾忌。顾忌什么呢？告诉你了，有戒律在，必须严格遵守才行。有意思的是，以佛教和基督教为例，其戒律的主要内容竟然差不太多。比方说佛教的基本戒律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而基督教呢，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宗教所说的灵魂的有无，地狱的有无，这里暂不去管它，只说他们所讲的不可干坏事，要有所恐惧，否则要遭到报应，对于信徒来说当然是具有警戒作用的。

戏剧里边，有喜剧，有悲剧。奇怪的是，虽然好的喜剧可令人愉悦，但要说到心灵的震撼，却必须是悲剧。悲剧为什么天然地具有震撼力？无他，就是只有悲剧才能够深入人最最基本的情感——恐惧。而恐惧，当然也只有恐惧——包括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恐惧，对人世间的邪恶势力的恐惧，对自身命运的不可知的恐惧，对权力财富名望爱情亲情友情的难以掌控的恐惧等等——才能使人的心灵发生悸动，从而爆发出超出平常的力量、智慧与感悟来。

想起我们的先民，风餐露宿，茹毛饮血，活得何其艰难？幸而有了恐惧，学会了制衣以御寒，造屋以防兽，狩猎以果腹，征战以自强……这才有了存在和发展。同时呢，也正是因为这恐惧，才有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多神崇拜、一神崇拜……乃至产生了伦理序列、道德标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以后呢，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展开，哲学、社会科学才有了蓬勃的发展，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才有了革命性的进步。而在这期间，为了弥补教化之不足，法律也就渐渐地完善了起来。

法律是干什么的？一言以蔽之——法律就是让人恐惧的！

我们知道，维护社会的公正和运转，有两个最最基本的利器，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法律。道德的优势是可深入人心，劣势是看起来较软。这个“较软”，就要由法律去补足了，就是所谓“不听不行”。这就形成了人对于社会规范的两个恐惧——道德恐惧和法律恐惧。有了这两个恐惧，人们的思想才能有所遵循，行为才能有所约束，社会公正才能得以实现，社会运转才能得以进行。因此，凡社会人都必须心存这两个恐惧。否则，一任社会上的某些坏人无所忌惮，想干啥就干啥，而好人们为了生存也不得不采取某些极端之手段去应对，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说了这么多，诸君或以为我是在这里提倡胆怯，号召人人都做胆小鬼。非也。我的意思是要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民族，虽然也有宗教和信徒的存在，但从整体上来说，却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因此，我们就没有对来世的宗教恐惧。没有这种恐惧，我们就可能迷醉于现世的追求，而少了一个顾忌。当然，没有宗教恐惧也没大关系，因为我们还有道德恐惧和法律恐惧。在我们的唯物主义社会里，这两个恐惧，能够使我们注意品行纯正，遵法守纪。因此，这样的两个恐惧理应在我们心中常存。

问题是，从时下里种种现象来看，许多人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两个恐惧，竟然活得百无禁忌，乃至不讲道德，甚而无法无天。

比方说造假制假，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坑蒙拐骗，欺行霸市，杀?越货……我想他们在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时，他们的心里一定是少了顾忌的。是权是钱是名是利蒙住了他们的双眼，从而忘记了道德恐惧和法律恐惧。否则，他们干坏事的时候，怎么会那样的肆无忌惮？之后一旦被捉，又悔恨不已。怎么又悔恨了？还不是又感到了恐惧么？

仅以“河北第一贪”李真为例。那小子先前何等猖狂，他坐的车违犯了交通规则，交警上前处理，他竟把一口痰啐到了交警的脸上。这事虽小，却颇能反映出此人对道德和法律的蔑视。等到事发入狱，他又悔恨了。怎么又悔恨了？是良知复苏么？非也。他是怕死啦。倘若他先前念念不忘的是对道德和法律的恐惧，而不是所谓封疆大吏的威风与权势，至于年纪轻轻的就下了地狱么？

常存恐惧吧，人们。

儒术、儒教及其他

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之中，有希望成为哲学甚至宗教的，是老庄的道家，因为道家比较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可惜由于儒家独尊，道家只好成了陪衬，并因此而萎缩。道家后来虽称道教，其实不过只是一堆杂乱的信仰和巫术而已。

儒家独尊，必然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相配合，大搞思想上的专制主义、文化上的专制主义。这是独尊的必然，因为独尊就是专制，就是专制主义。

所谓儒、释、道共存，其实是以儒为本，而释和道都被加以改造，改造得空留了自己的形式，而实留了儒家的补充。这样，表面上是“三位一体”，实际上还是儒家独尊。

关键的问题是——儒家到底是什么？

它显然不是哲学，因为它无意去概括、总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它也无意去探讨世界的本源与流变。它当然也不是宗教，因为它不关心人类的原始与终极。它当然也没有那些宗教的戒律与形式。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社会伦理规范！叫社会伦理学也行！

因为它讲究的是社会秩序，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与方法。

比方说正名，以及正名之后的君仁、臣忠、父严、母慈、兄友、弟恭……即后人总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

由此可见，儒家的这一套东西，究其实质，讲究的其实是一种“术”，安身立命之“术”，安邦治国之“术”。因为中国“术”的概念，指的就是原则与方法。

也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是“术”的文化。或者说，“术”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比方说种地有“农术”，做工有“技术”，计量有“算术”，看病有“医术”，练功有“武术”，打仗有“战术”，谋政有“权术”，画画有“艺术”，装神弄鬼有“法术”，男女上床有“房中术”……至于在社会上生活，活得正常，活得好，甚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有“儒术”。所以“儒家”先前本叫“儒术”，就不难理解了。

“儒家”一统之后，“儒家”不叫“儒术”，改叫“儒教”了。这是儒家独尊的结果。说明的是，其地位日渐显赫，已类乎宗教。但类乎宗教，却毕竟不是宗教。这一点，是由它的“术”的本质决定的。

“儒教”没有把“儒术”或“儒家”上升到哲学或宗教那里去。相反，因为它的制约——这也是独尊的必然，中国的哲学和宗教却终于没能发展起来。

而“儒教”或“儒家”、“儒术”、“儒学”的讲究务实与技巧，决定了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最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

决定了中国的过去和今天。

记忆中的哲学

1958年，我读初中，有哲学课，讲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其主要内容是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从那时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越来越被强调，乃至完全超出了哲学的范畴，把唯物主义跟“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政治”这些概念结合到了一起，同时，也就把唯心主义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反动”、“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结合到了一起。

那年我才十几岁，但也被卷入了“大跃进”的冲天漩涡之中。记得最最热闹的时候，连课都停了，每天的日程是干活和学习政治。干活那方面，我参加过大跃进的标志性劳动——大炼钢铁。就是在学校操场的一角，垒个小高炉，随后炼钢炼铁。为了垒砌这个小高炉，学校让我们借了小推车，往返几十里，去郊区砖厂拉砖，每次都得后半夜才能回校，天亮时回家。只是可惜，那座小高炉却连一块铁也没炼出来。

那年深秋，我们还下乡去搞深翻土地——也是大跃进的一种标志性劳动。深翻前，让我们看了示范，须把耕土翻到十尺以下（是我们身高的两倍），说是这样才能放出高产卫星来。可到了真翻的时候，生产队长却叫我们只翻一尺。我们说不是得十尺么？队长说那还能长庄稼么，就翻一尺！我们当然愿意就翻一尺了，可心里却想这不是做假么？后来，我们在大会上听到喜报说我们深翻了多少多少亩地，都是十尺深。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很怪异的劳动，就是用小锯条把普通水管子锯成半尺长，然后用小榔头把一边砸扁，再锯个口，安上一个小钢片……说这就是当时世界顶级高科技，一吹就能吹出超声波来。这个“高科技”把我累得够戗，换了大斧头砸，手都磨破了，也砸不扁那个铁管子。

与此同时，我们还每天学习政治，说是在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这样干，是唯一正确无比正确，这就一天等于20年，可以15年赶上英国多少年赶上美国了——何况，他们还在一天天地烂下去。此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就叫唯物主义，是那些保守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者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1958年以后，还是一直学哲学，并且当然都是唯物主义。而且越是搞运动，就越是学得来劲。记得“文革”期间，有一阵子说真正懂得哲学的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就掀起了一个全民学哲学的热潮，就宣布中国出了十亿哲学家。那时，全体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费尔巴哈。一时间，中国成了哲学大国。

具体的事情要写起来，几十万字打不住，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说了。这里要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一，哲学是实践的总结，是智慧的结晶。用得好，它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用得不好，它就成了一种误导。二，哲学就是哲学。它是一种方法论，不可以把它跟政治斗争简单地混合在一起。三，什么人都可能犯下唯心主义错误，不管你宣称自己是哪个阶级的哪个党派的，也不管你是不是领导是不是领袖。

相反，历史倒是告诉我们：至少从1958年开始，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就常常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有趣的是，邓小平胡耀邦解决大跃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拨乱反正，靠的也是一场哲学上的斗争，或者说是从哲学上打开缺口的。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从那以后，我们牛奶也有了，面包也有了，可见唯物主义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公民与公仆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也包括了第一阶段或曰初级阶段或曰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是：“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得以知道，这个“联合体”，即是“公民社会”，它的组成是“公民”。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由公民们组成的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有一些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需要有人出来协调乃至处理。那么这些人应该是些什么人？他们与公民们的关系应该怎样？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称谓是——“公仆”。这个“公仆”，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在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中，公职人员与公民的关系。

简单地说，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民”与“公仆”的基本观点。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理解的是：“公民”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公众”、“人民”、“老百姓”的概念有何不同？以及“公仆”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官员”、“领导”、“领袖”的概念有何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公民”。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民”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要做一个新社会的“公民”，需要两个条件：一，他是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人；二，他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所谓“自由发展”的人，指的是：那是一个摆脱了传统和异化，以及旧体制的束缚，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智的人。显然，这样的人必是一个对社会享有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人，必是一个在政治、法律、价值、人格等等与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是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人，同时，也必是一个尊重他人具有同等地位并尊重他人自由表达的人。当然，这样的人是一个人的个体而不是某群体中的一个。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这个概念，是与“公众”、“人民”、“老百姓”的概念十分不同的。它们的十分不同，似无须在这里多说。

至于“公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一，所有公职人员全部由公民直接普选产生，之后受到监督，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二，所有公职人员全部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即他们的工资标准与一般工人工资标准完全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96页和第58页）。那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政治上无特权，经济上也无特权，公职人员才能被认作公仆，也才能成为公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仆”这个概念，是与“官员”、“领导”、“领袖”的概念十分不同的。它们的十分不同，也似无须在这里多说。

另有一点，尤其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千万不要忘记，公民和公仆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他俩的关系堪称时时同在，处处同在。也就是说，没有公民就没有公仆，没有公仆就没有公民。因此，我们切不可只谈公仆，而忘记了也谈公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喜欢谈论公仆却很少谈起公民——因为要知道，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倘若没有公民，那就绝不会产生真正的公仆！

比方说罢，包拯和海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清廉且爱民的好官了——其实这样的好官现在也很不少，或者应该说现在更多，但很遗憾，他们却不是公仆。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十分简单，就是因为与其对应的，只能是臣民或草民，或人民或老百姓，而不是公民。没有公民，何来公仆？

我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谁？我们是“老百姓”——人家常常这样叫我们，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叫，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甚至，岂止是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我们还常常感到很舒坦呢。“文革”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权倾一时，却谦称自己为“小小老百姓”，让我们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他真谦虚真平和真亲切，和我们真是在一个战壕。

然而今天，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却常常感到我已经不总是一个“老百姓”了。

甚至我就不是一个“老百姓”，我感到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比方说罢，对于社会，我是一个“纳税人”，因此，我常常为此而自豪。这个自豪，当然就是说我意识到我为社会做了贡献，因此就有了监督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务员们好好工作好好服务的权利。起码，我没了“小民”感，我腰杆就挺了起来，跟谁都可以平起平坐了。这种感觉，当然不是“老百姓”所能感觉到的。

再比方说罢，到商店去购物，我是一个“消费者”，因此，我就有了要求对方提供相应商品或服务的权利。你要是搞了伪劣假冒，或跟我耍了小态度，我就可以投诉你。我拿我的货币去交换你的商品与服务，奉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因此，你这样对待我就不行。这种感觉，当然也不是“老百姓”所能感觉到的。

甚至比方说罢，我跟谁谁发生了争执，人家把我告上了法庭，那么我就成了一个“被告”。但“被告”也有“被告”的权利，也用不着给谁下跪磕头，用不着哀告“青天大老爷明鉴，小民实在是冤枉呀”。

当然，在更多情况下，我是一个“公民”。“公民”的含义，就是在法律面前，我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比谁谁高一块，也不比谁谁矮一块。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这是国家大法——《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公民”的感觉，当然就更不是“老百姓”所能企及的了。

我觉得我觉醒了！

觉醒了之后，我再听见有人叫我“老百姓”，就有些反感。因为我认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格权利、法律权利是平等的。而“老百姓”，却给人一种不平等甚至有些卑微的感觉，好像相对的那一方有些特权有些居高临下。它使我感到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的余毒尚没有肃清，那条辫子还在脑袋后面隐隐地晃来晃去。

此外，我当然也明白，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多角色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是一种角色，而且角色也常常是变化的。比方说你在餐馆里照顾客人时，你不是“老百姓”，你是“服务员”或“老板”；反过来，你到了另一家餐馆吃饭，那你就不再是“服务员”或“老板”，而是“消费者”是“客人”了——当然，你仍然不是“老百姓”。

面对妻子，你是丈夫；面对儿子，你是父亲；面对警察，你是公民；面对市长，你是市民；面对同学，你是同学；面对同事，你是同事；面对上级，你是下级；面对下级，你是上级；面对消费者，你是商家；面对商家，你是消费者；面对银行，你是储户；面对储户，你是银行；面对修理自行车的，你是来修自行车的；面对卖大肉的，你是买大肉的；面对抢劫中的歹徒，你是见义勇为的勇士或贪生怕死的懦夫……

我只是想不出我什么时候非得“老百姓”不可！

或谓：你个人可以不叫“老百姓”，那许多人怎么叫呢？不还得叫“老百姓”么？错！许多人也不叫“老百姓”，叫“公众”。“老百姓”能跟“公众”一样么？“公众”的腰板是直的，“老百姓”的腰板是弯的。

或谓：俺就是听着人家叫俺“老百姓”，觉着亲切。对不起，那就是你的毛病了。中国历史上最最让“老百姓”热爱的官吏，莫过于包拯了；但是，你见了包拯大人，敢不下跪么？你现在是不是还想给谁下跪呀？你跪惯了吧？

当然，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很明白我的上述所说，还不可能在全民的范围内马上做到。从“老百姓”到“公民”和“公众”，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我以为我们应该明白应该看到应该接受这个历史的趋势！

把弯了几千年的腰挺起来，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嘛。

善恶之研究

20年前我就发现：一，善良之人与邪恶之人的最大差异，就是善良之人总用善良之心去理解别人，而邪恶之人总用邪恶之心去猜度别人。二，这是一种思维习惯，反映方式。它非常固定化，因此可认做思维定式，反映定式。三，问题是这种定式，很难被人发现或认识，因为善良之人固然用不着掩饰自己，但邪恶之人却总要把自己伪装起来。这样，人们就很难分得清谁是善良之人谁是邪恶之人了。君不见许多骗子、恶棍，看起来就比善良之人还要善良么？相反，某些善良之人因为太过天真太过直率乃至脾气急躁甚至暴躁，反倒常常会被别人认做邪恶呢。

那时我就想，如果能研究出一种方法，一眼就能看出对方是善良之人还是邪恶之人，那该多好。倘若真能如此，那我就不要当什么作家了，当个刑侦专家一定会大展才华。

便是仅仅写出一本《善恶辨析学》来，给全天下善良的人们一读，从而不再被欺被骗，那也功莫大焉。

于是，就开始了研究。

俗话说“眼睛是心灵之窗”，我相信，就从眼睛开始研究罢。

但很快，我就放弃了对于眼睛的研究。因为我发现我固然不能否定它是“心灵之窗”，但我认定——它也是“伪善之门”。根据是就在我研究眼睛的当儿，我竟被一位顺眉顺眼的家伙，着着实实地骗了一把。我又忆起，我上过的当，总是那种看起来有着一双温顺眼睛的家伙赐给我的。相反，一些看起来凶巴巴的家伙，反倒从没有欺骗过我——当然，也许是因其凶巴巴，被我躲过了。

眼睛不足为据，我就转而下行，研究起了鼻子。

关于鼻子，我所知不多，我只知道鼻子乃是人所需气体之通道。因此鼻子硕大者，必善于奔跑，如马；相反鼻子纤巧者，仅适于爬行，如蛇。此外，另有人说鼻子乃“性器”，因此大鼻之人，其阳具（或阴具）必大；小鼻之人，其阳具（或阴具）必小。我想人的呼吸与性交，大概与善恶无关，遂不管它，我就只是分析它的是否能够表现善恶。

结论呢？是不能。因为我细细观察了一番我所熟悉的人们的鼻子之后，竟然什么也没发现。仅发现了一个被我忽视的功能——闻味。不过闻味，恐怕是闻不出善恶来的罢？

我想，鼻子也就是鼻子了。

遂再转而下行，那就是嘴了。

对于嘴的研究，开始我没抱多大希望，心想“既然鼻子就是鼻子”，那么“嘴也肯定就是嘴”了；没想到，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发现竟然成果越来越多。首先是对于嘴的功能的发现，大大地超过了先前的认识，我发现嘴不仅可以吃饭，说话，呼吸，示爱……它还另有撒谎之功能。而撒谎，确有必要从其说话的功能里分离出来，因为说话是中性的，而撒谎却涉嫌邪恶了。

好，终于发现了研究方向。

但是，问题又出现了：人其实也常常会因为善良的目的而说出委婉的甚至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话来，那当然是算不得撒谎更算不得邪恶的。可是，怎么样才能够判断出某人说话时，是因为邪恶而撒谎，还是因为善良而委婉呢？

中国传统神秘主义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前些年，我甚至还研读过“手相”、“面相”、“六爻八卦”一类的书刊，只是不得要领，已被我放弃。而今，我要研究的不是那些，是科学，是唯物主义。于是，我先观察嘴唇的形状，我发现，嘴唇偏厚的人，口纳，而嘴唇偏薄的人，善辩。此外，另有一种“转轮嘴”，最是能够天花乱坠。但口纳不一定就诚实吧？善辩不一定就虚伪吧？甚至哑巴不言也不一定就都是君子吧？

那么从嘴型上，能看出什么来么？现在人们都说，大嘴性感。是的，嘴大唇厚的确性感，这很好理解，因为嘴乃性器。小嘴呢，自然就是纤秀了。纤秀？纤秀固然不够性感，但它不是接近某一种性格么？这就有点儿意思了……由此我渐渐地发现，嘴型的确可以反映出人的某些性格信息来，其中有一部分是先天的，有一部分是后天的。而后天这部分，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则是性格、文化、教养、习惯等等的综合。是一种“身体语言”。比方说习惯于将嘴抿起的人，有个性，也有力度；习惯于张着嘴看这看那的人，憨直，或受教育程度较低；习惯于张嘴大笑的人，热情，自信；习惯于笑不漏齿的人，拘谨，内向……但善恶呢？

我最想找到的，是那种纯先天的特征，是那种无法掩饰的特征。从这个思路出发，我终于还是放弃了对于嘴的研究，而是改到了耳朵。我发现，人的耳型终生不变，而且它完全不受意志的控制，是无法伪装的。

关于耳朵，我研究的时间最长，收获也最多，已经可以写出一本《吴氏耳相学》来了——当然，信不信由你。因此，此文就把它略过不谈了，谨请诸君后日展读拙作吧。这里，我只是想说，?可以从人的耳朵上看出人的性格来，包括不同人在性格上的微妙差异——其根由，可能在于基因，从而推断出某些思维习惯与反映方式来，但要辨出善恶，仍属不能。

我终于认定——这些表面上的器官，通通不能够反映人的善恶；能够反映人的善恶的，只有人的内心！

聪明与智慧

一位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华人跟我说：美国人傻。

一位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华人跟我说：英国人傻。

一位在法国生活了多年的华人跟我说：法国人傻。

开始，我听了这些，只是觉得好玩，甚至还有点稀里糊涂的自豪。直至有一回，一位在德国生活了多年的华人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时，我才猛地一怔。

他说：德国人傻。

奇怪呀，德国人怎么会傻呢？德国的精密技术世界闻名，德国的汽车以技术含量高而领先全球，德国科学家的数量与水平都在各国前列……更重要的是，这几百年来，德国人的哲学几乎统治了全世界人的大脑，乃至咱们中国人奉为导师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也是德国人么？

哦，原来他们说的是德国人“固执而不知变通”，“真实而不知虚假”……要这么说，德国人的确是比中国人傻。

这使我想到，这里涉及两个概念——聪明与智慧——的辨析问题。

是的，人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所谓聪明，其实是一种技巧，一种手段，一种心机，充其量是一种谋略；而智慧，则是一种研究，一种思考，一种创造，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心智和能力。这样看来，说我们中国人聪明，是不错的；但要说到智慧，那就该另当别论了。此无他，只是因为用脑之处有异而已。

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关注的是权力的摄取和转移，因此，人们从不肯认真使用脑力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就一方面造成了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迟缓和落后，另一方面则发达了人与人之间争夺与争斗的技巧和手段。

读遍中国历史，你看到的是阴谋和权谋，是“斗心眼儿”，是“耍手腕儿”，是“喜怒不形于色”，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是“指鹿为马”、“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借刀杀人”，是“借尸还魂”、“瞒天过海”、“虚张声势”、“落井下石”……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是对权术、谋术甚至是骗术的欣赏、玩味和赞美，是不以为丑陋反以为机智甚至是聪明。

就说这些年来分布在全国各地专门靠着制作假证件的那些人吧，据说他们大多只有小学毕业，起码是连大学的门都没进过，可他们做出来的假证件竟能乱真。真真是聪明到了绝顶。有时我想，倘若把他们的聪明才智都用在发明创造上，什么人间奇迹造不出来？

还有那些在马路上施行骗术的团伙，他们表演的逼真不是能够活活气死赵本山么？

更有生产与销售中的假冒伪劣，那简直就是铺天盖地，致使假作真时真亦假，整得真货都没了活路。

当然，更加著名的还是咱们的权谋术、统治术，以及对于这类东西的讴歌。在这方面，我们的影视制作人不是一直都在乐此不疲么？

至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就更是我们许多人的拿手好戏了。

当然，我不相信上述之种种“聪明”，只在我们这里才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对待这种东西，我们理应给予批判，而不应该给予赞美。二，应该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机制，乃至法律、法规，去遏制那种有害于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聪明”，同时，对于真正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智慧给予提倡和鼓励。

庶几，则国家大幸，民族大幸。

你长了一只马的脑子吗？

记得小时候常常站在马路的边上，久久地看那拉着大车的马。那时候总是感到奇怪，这么大个儿的家伙，怎么就会听从于人的役使呢？

而且，它们个个体毛凌乱，瘦骨嶙峋，伤痕累累，气喘吁吁，还脏，看上去十分可怜。特别是到了上坡的时候，车夫还要扬起皮鞭，一边骂骂咧咧地吆喝一边狠狠地抽打它……那情那景实在是惨不忍睹。

我就对马充满了深深的同情。

以及怨愤。

怨愤于车夫的残酷无情。怨愤于马的逆来顺受。

那时，我就会去注视马的脑袋，觉得马的脑袋要比人的脑袋大得多，不解它那硕大的脑袋都想了些啥？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如何挣脱缰绳跑到草原上去呢？它本是有这力气的呀。

怪。

许多年过去，有一天，我又在马路上看见了一辆马车，并想起了小时候的疑问，这才发现——原来马的脑袋虽大，但细看来却满脸是嘴！

哦，我终于明白了……

进而认识到：?人与动物的较量上，是人胜利了。而人之所以胜利，就胜在了脑子上！

那么人与人呢？

几百年来，德国那几个最伟大的脑袋支配了全世界人的思维，法国人设计的服装领导了全世界的潮流，美国人摄制的电影在全世界风靡，日本人制造的电器在全世界畅销……当然，他们在出口智慧和美妙的同时，也出口过战争、侵略和傲慢。

问题是——我们呢？

记得小时候学历史，学到了清朝末年，总是怒不可遏。

又不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怎么就老是打不过人家？

直到46岁那年我去威海，坐在海边久久地眺望海面及刘公岛，设想并体味当年那场海战的情景时，才悟到——处于腐败体制下的国民，数量方面的众多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在国家与国家的较量上，倘不能有一个好的体制去唤起去集中国民的智慧，相反却去压抑去磨蚀，那么，再灵的脑袋也免不了成为人家的枪靶。

岁月悠悠，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有志之士们进行了多少艰难的探索，并为此流下了多少鲜血和眼泪，乃至牺牲掉了多少颗最最热诚的头颅？

单是在我个人有限的经历里，就亲见了多少苦难。

好了。现在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改革开放，找到了真正赶超世界的路数。于是我们看到，乃至全世界也看到，并没有用去多少时间，我们就牛奶也有了，面包也有了——他们有的，我们也有或即将也有了。

在写此文的时候，欣闻我们的载人飞船上天了，那就是说我们连世界上最最先进的科技也有了。

这就说明：在人与人的较量上，虽然脑子是一样的，但找到一个好的体制和政策将它开发出来才是关键！

人啊人啊，请用好你的脑子吧！

习惯

工作间的墙上，悬有一面挂钟，已经七八年了。那一天，我忽然发现这面挂钟坏了，便取下来扔掉。扔掉了这面挂钟之后，墙上那里就成了空白。也曾想过，是否再换上一面？后来觉得写字台上已经放着一面座表，先前的这面挂钟本就多余，这样，那里就空白了下来。

意外的是，此后的每天，每当我需要知道时间的时候，我都会特意地朝那里张望，而当我发现那里已经是空白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哑然失笑，失笑于自己的健忘。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健忘却没有随着时日的延续而改变。此后的每天，每当我需要知道时间的时候，我竟然还会特意地朝那里张望，而当我继续发现那里其实早已是空白的时候，我就不再是哑然失笑，而是感到了若干沮丧——沮丧于怎么不往那里张望就不行呢？

奇怪的是，这还没完，此后每天，每当我需要知道时间的时候，虽然我明明已经很清楚那里早已不再悬有挂钟，却仍然忍不住朝那里张望。老实说，这样的一种自我嘲弄似的下意识行为，对于我的心理已经是一种折磨了。

我这才发现，对于写字台上的这面座表，我其实是一直都不信赖的，我信赖的是墙上的那面挂钟。七八年来，尽管我并没有在意，但其实早已形成了一个习惯，即习惯于去那面挂钟上寻找时间。而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又绝不是我想放弃就可以放弃的，因为它其实早已在我心底打上了印记。

这件小事，或其实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令我知道了习惯的魔力！

没办法，大约是两个月以后，我又找出一面挂钟，老老实实地悬在了那里，补上了墙上的那块空白——和我心理上的这块空白。

自从发现了习惯这东西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之后，我注意了这东西，我发现在我的身上，堪称习惯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当然，不只是对于我，对于任何人，包括正在阅读此文的诸君，习惯也都实在是太多太多。甚至可以这样概括地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生活在一个习惯的系统之中的！小自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大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你都可以找到习惯的影子。而且，我们的性格，虽然不至于是由习惯生成的，却大概就是由习惯构成的，因为习惯这东西不仅广泛，还具有相对稳定。

那么，习惯难道竟然是不可改变的么？这是我极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磨砺的增多，在我们的身上，悄然地长出了许多习惯。有些，是好的；而有些，则是坏的。好的习惯，自当保留；坏的习惯，就应该给以删除了，比方说我的吸烟，我的喝酒。

我的吸烟，始于20岁的那年春天，而今已经41年矣。对于吸烟，我从来都不以为是好习惯，却也从没有想到过要戒除，因为我不相信我能戒掉烟瘾。然而这回，我想纵然是一时地难以戒掉烟瘾，但我每天要吸去30支烟，其中怕就有一部分是烟瘾之外的习惯使然罢？那么，我可不可以试试，先把这30支中间的“习惯”部分删除？

我就试了。

前已有述，便是习惯，要删除，也属不易；但习惯与瘾相较，将其删除却肯定要容易得多。怀了这样的念头，我将每天吸烟的量，限定为10支。这样，一下子我就发现了那20支烟，果然属于习惯，比方说“饭后一支烟”、“睡前一支烟”、“晨起一支烟”……就都在此列。自然，就都当删除——只是为了不至于太过“残酷”，我暂时保留了“饭后一支烟”。

删除的过程，就不必一一细述了，总之是7个月过去，我现在已经能够十分稳定地把每天吸烟的量，控制在10支以内了——最好的一天是7支，一般的是8支。感受嘛，倒也算不上怎样痛苦，只是我总能感觉到习惯的顽强抵抗。现在，虽然说还没有达到过去每天吸30支那样的自然，还必须加以控制，但能感到一个新的每天只吸8支烟的习惯已经开始形成。

不错。

酒就容易得多了，因为我早就感到对于酒，我没瘾。虽然过去常常是，不喝进半斤高度白酒就不够欢畅，但那大抵都属习惯，这样，我就一下子从过去的半斤降到了二两。由此我觉得，删除没有瘾的习惯是与删除有瘾的习惯大不一样的。

至于删除其他不良习惯，来日方长，慢慢地再加检索罢。

这回的戒烟戒酒的经历，使我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好比仓库，出生时空空荡荡，活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满满当当的了。自然，储进的知识呀思想呀优良品质呀人生经验呀等等，都是好的，必要的，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许多不良习惯甚至是不良习性，被我们不小心装了进去。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经常地给予检索给予删除，显然是必要的，有益的。可惜过去没人告诉我，不然，也就不必拖到今天了。

有一天，我甚至想到：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和国家，是不是也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也有一个仓库的问题，也需要检索一下那些积存了许久的东西，把好的东西发扬光大，把不那么好的东西删除呢？

比方说我们对于权力与权势的过分敬畏？比方说我们对于生命与尊严的过分轻慢？比方说我们对于实际与实有的趋之若鹜？比方说我们对于理念与信仰的敬而远之？比方说我们对于诚信的欲取欲弃？比方说我们对于规则的亦有亦无？比方说我们的好讲面子，好兜圈子，好窝里反，好背后说人坏话？比方说我们的多疑，多虑，怕冒尖，怕得罪人？比方说我们的习惯于依附，习惯于纠缠，习惯于搞裙带关系？比方说我们的缺乏精确习惯，缺乏时间观念……等等，等等。检索起来，也是很多很多的罢？

而且，那方面的习惯，想要删除，就也同样是要有个过程并且还要花些气力的罢？

那些问题，较之我的吸烟与喝酒，可是重要得多了。

错位

潘长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但在我看来，他却不是一位喜剧演员，而是一位悲剧演员。这一点，我是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的。他的眼睛，露出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太过认真，太过忧郁。也许他本人有着清醒的自知，只是碍于人们对他的认识上的错位，就不得不将错就错，演起喜剧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上演过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看起来是喜剧，实际上是悲剧，应为悲喜剧。我想倘若潘长江能够赶得上那样的本子，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因为出演那样的角色，非他莫属。

南唐后主李煜风流倜傥，至情至性，好女人，好音律。据说三寸金莲的始作俑者，就是他的爱妃。而他写出的词，则堪称神品，传为千古绝唱。可惜的是，他却错为人主，治国无能，治军无力，误国误己，令人欷歔。若《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琼枝玉树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自打20多年前从事写作以来，常常有人前来“求教”。我是自知没有这资格更没有这能力的，便一概直言谢绝。偶尔，有那拗不过的，也就只好听他陈说一二，可结果，却常是劝他放弃。对此，我的心里总是矛盾：鼓励他罢？分明的，他不适宜，岂不是害了他；反对他罢？又分明的，要遭他恼恨，以为傲慢。奈何？奈何？比方说罢，也是20多年前，一天上午，有一位半老男人提了一只黑色的塑料包找到我，要我读他放在包内的12部电影剧本。他说那都是他写的，可惜一部也没有被人采用过。他还说为了写作，他已丢了工作，老婆也与他离了婚，但他坚信失败乃成功之母，且天道酬勤，铁杵成针，因此，他要义无反顾地写下去。听了他的述说，我的心酸酸的，就说：对不起，你的剧本我是没有时间拜读的。这样罢，你把这12部剧本中你最满意的一部，用5分钟的时间给我说说故事梗概，好不好？他听了，愣怔了一下，说5分钟怎么行？我说那就15分钟。他仍摇头，怪异地看着我。我说那得多少时间？他说半个小时也说不完呀……至此，我已经可以断定——此人不适宜写作。于是我对他说，我建议你回去后，先把写作的事放下，把工作找回来，把老婆找回来，等将来退休了，再考虑写作电影剧本的事。他走了，但我分明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了失望——是对我的失望，而不是对他自己的失望。

我发现，生活中错位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甚至应该说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只是人们往往注意不到就是了。而且之所以发生错位，大多是自己造成的，是自己不了解自己，或者是以感性的盲从代替了理性的选择。比方说考学时报错了专业，应聘时找错了单位，结婚时搞错了对象，奋斗时选错了事业，看见人家下海赚钱便也跟着跳了下去被淹得两眼翻白等等。

就我看到的一般而言，人们的态度是错了也就错了。其中，有些人认识到了错位却无力改正，有些人则一直到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错位了一生。而另外有些人，却幸运地改正了自己的人生定位，终于活出了精彩。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改正了人生定位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出于偶然。比方说日本影星高仓健，从中学起就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大学时学的就是商业系。然而很不幸，大学毕业后，他却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更没有做成买卖。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他被日本东映电影公司一位专务发现，说：“哦，体型不错嘛！当个演员怎么样？”当个演员？那不就有饭吃了么？何况，闲着也是闲着，高仓健就答应了。想不到，他竟一炮而红。而且以后多年，高仓健竟雄踞日本影坛巅峰。

另一种情况是出于无奈。比方说我的北京友人A君和他的妻子B君，本是大学同学，可结婚20多年来却冷战热战不断，乃至竟以离婚告终。想不到的是，离婚以后，两个人反倒成为朋友，互相关照不说，就连后来两个人的分别再婚，都是彼此帮忙参谋的结果。为此，有一回A君跟我说：我和B，其实本应该是朋友。这一结婚，竟彼此耽误了20多年。

再一种情况是出于理想。比方说鲁迅。鲁迅学过开矿，学过医疗，也都是出于救国的动机。但他在日本看了那个杀戮中国人的电影之后，意识到要救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精神，并且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能力，这才转而从事文学，并成为大家，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又一种情况是出于观念。比方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他带领人民和他的军队，打赢了独立战争，被称为美国之父。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无与伦比，他的威望和感召力无与伦比，他的人格和品格使他走上了道德的圣坛。人们纷纷劝他就任美国国王，但他却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向国会交出了兵权，解甲归田。之后，为了国家的团结，他再度出山，参加竞选，连任两届总统，威望如日中天。但法律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他便再次主动弃权，回到自己的庄园做了一介平民。华盛顿急流勇退，200年来为美国人民所敬仰。倘若他恋权，像后来的某些人那样，美国的国体和政体可就要改写了，而他也就不会成为人类民主的楷模而可能要成为独裁者甚至暴君了。

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出于自知。比方说一如本人这样的笨蛋，自知拼了命也不会有大出息，只是还算关心国计民生，又学过几年汉字，便凑起热闹也来写点儿什么。20多年来，虽无大名亦不自卑，只要能够给予读者某些思想方面的刺激，捎带着再赚点儿稿费，得些散碎银两，打上一壶北京牛栏山二锅头自乐，也就罢了。

向海洋

1963年我从沈阳考到天津上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地图上看天津濒临渤海，以为晚上下了课或周末休息时便可到海边去玩，谁知到了天津才发现渤海距市区还有100来里地呢，就很失望，心想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考到北京去了。

因为从小在东北平原上长大，只是从书本上或图片上、电影上看见过大海，就对大海充满了种种神奇的想象和衷心的向往，就一直都渴望能够坐着船去大海上游历。

第一次去大海上游历的时间是1966年底，我从大连上船，经过两天两夜到达上海。那次游历虽然时间较长，又是冬天，但很幸运，海面上一直风平浪静，因此坐在船上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当然更可以站在船舷边远眺海天一色，那种辽阔那种洁净那种单纯那种既无古人又无来者的感觉真的是让你感到好像连细胞都被洗过了一样。

一天一夜过去以后，船进入公海，海面上只剩下这一条船，此外便什么都看不见了。那时，心里就起了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觉，仿佛过去的人生都进入梦中，变得不真实起来。而未来，也同样不真实。真实的，只有你坐的这一条船，和这条船前后左右的水，水天茫茫，无涯无际。

最后，我想到如果我还有目的，那么我将获取新生……

那回海上游历，还认识了一位热情的中年海员。那海员的年龄比我要大出许多，却单纯得像个孩子。他给我讲述了许多海上的故事，令我钦羡不已，更令我为没能当上海员而无比恨憾。

最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第二天早上。那天早上，海员早早地就把我和许多人都叫了起来，说有可能看见日出，并说他在海上工作了这么多年也只是看见过一两回日出，因为海面上很难碰到万里无云的清晨，因此机会极其难得。因为我们这些人的闹腾，全船人差不多都起来了，于是甲板上到处都站满了人，一起翘望东方。不久，东方海平线处开始发白，既而发亮……那里的颜色变换了好几次以后，一座拱门形的红日才从海面上冉冉升起！

我这才知道，太阳从海面上升起首先是拱门形的。这可能是因为光的作用，太阳从海面钻出来以后就隐在那扇门里了。等到拱门渐渐升高，有那么一瞬，太阳轻轻一跳，在拱门消失的瞬间，一轮红日才算真正跳出了东海！

转年春天，我第二次去海上游历，是和我们班一位颇富诗人气质的同学一起去的。这回是从天津出发。我这位同学是第一次出海，船到海上，他兴奋得在船上疯了似的跑来跑去，不断地扬起两臂向大海欢呼。他还忘情地叫道：“吴若增呀，我真恨不得把你举起来扔到大海里去！”

他没能把我扔到大海里去，大海却把我折腾得够戗。几个小时后海上起了风浪，晕得我把肠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不算，最后连黄色的胆汁都吐了出来。记得最难受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把肚子掏空把里边的上下水扔到海里喂鱼！

但我还是喜欢大海的。想起大海，那些美妙的情景就历历在目，就激动得向往依然。

比方说，若是有机会出游，又可以在飞机、火车、轮船当中选择，我肯定首选轮船，其次是火车，没办法了才会坐飞机。因为在我看来，坐飞机无异于被捆绑着受刑，坐火车呢还可以在车厢里走走，而坐轮船则为大解放可得大自在！

此外，如果拿山跟水比较，我不喜欢山，喜欢水，所以倘去旅游，一定是要往水边走。当然，最大的水就是海了。

我想，这可能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罢。喜欢山的人比较善于沉思默想，而喜欢水的人则比较性情；所以喜欢山的人群比较容易产生宗教教主，而喜欢水的人群则比较容易产生艺术家——像我这么笨的人不行。

从文化方面来说，人类的几大古代文明大都发源于水边，对今天最大影响的希腊文明更是在海边。至于经济方面，水对于人类的意义至今犹存。君不见靠近江河湖海的地方大都比较富裕，而缺水少水的地方则比较贫困。

然而可惜，咱们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可海洋在咱们的生活中却始终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意义来。我想这可能跟我们漫长的农业社会生活有关，因为在农业社会里人们的眼睛盯的是脚下的土地，不大会把眼睛朝向海洋。此外，再加上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海禁，我们那么大一片海洋竟然没能充分利用起来。

在中国历代诗词作品中，不乏讴歌山林的名篇，但讴歌海洋的却很少。传统国画，也同样。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到海边，你想的是海的另一边有什么？你会有一种闯闯这个世界的冲动。这跟你到山脚下就忍不住要往天上看的感觉是不同的。至于长期生活在平原，生活在村落之中，必然要注重伦理，就更是不同。

在我看来，中国不只是个大陆国家，也是个海洋国家，要有这种观念。所以，改革开放，就要向海洋。

世界论

世界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世界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

从个人来说，当你用简单的眼睛去看世界时，世界就是简单的；当你用复杂的眼睛去看世界时，世界就是复杂的。

从社会来说，如果人们都用简单的眼睛去看世界，世界就将十分简单；如果人们都用复杂的眼睛去看世界，世界就将变得十分复杂。

其实，世界上有简单的眼睛，也有复杂的眼睛；而且简单的眼睛也有时复杂，复杂的眼睛也有时简单。于是，这世界就既简单也复杂了。

世界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

世界是良善的也是邪恶的。

从个人来说，当你用良善的心灵去感受世界时，世界就是良善的；当你用邪恶的心思去揣摩世界时，世界就是邪恶的。

从社会来说，如果人们都用良善的心灵去感受世界，世界就将十分良善；如果人们都用邪恶的心思去揣摩世界，世界就将变得十分邪恶。

其实，世界上有良善的心灵，也有邪恶的心思；而且良善的心灵也有时邪恶，邪恶的心思也有时良善。于是，这世界就既良善也邪恶了。

这样说来，我们的眼睛是简单些好呢，还是复杂些好？

从个人来说，太简单了不好，太复杂了也不好；还是既简单又复杂好，简单时就简单，复杂时就复杂，因为世界就是既简单又复杂的。太简单了就不适合世界，太复杂了也不适合世界。

从社会来说，当然是简单些才好，因为简单的世界才美丽。

那么，我们的心灵是良善些好呢，还是邪恶些好？

从个人来说，当然是良善些好。因为良善的结果是美化自己也美化别人，邪恶的结局是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

从社会来说，抑恶扬善是它的责任，也是它的义务。社会应该是一个清道夫，不断地扫除邪恶，使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

只是这样说来，那眼睛简单心灵良善的人容易吃亏，怎么办呢？我看眼睛简单的不妨学点复杂，只是永远不要学习邪恶。有一双能够看懂复杂的眼睛，又有一颗坚持良善的心灵，于个人于社会都较有益。

其实世界原本是简单的，是复杂了起来的人们把它搞得复杂了。而人们之所以复杂了起来，是因为种种不平等关系的出现与持续。这种种不平等关系的出现与持续，就生出了邪恶。

不过，从世界演变史的角度去看，世界必将复归简单，并走向良善。

我确信。

关于差异

每年春节前后都要参加一个会议，为期四天，在会上吃住。先前的吃法是十个人一桌，上十盘菜（可能是十盘），随便吃，吃饱拉倒。吃了几年，倒也没发现什么。这几年，不知为什么改自助了，方法是将几十种饭菜统统摆放在一条长长的餐桌上，由你随意取用。意外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每个人的盘子里所取用的东西都不一样——而先前，人们本以为吃的东西都差不多呢。人们这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竟是如此的鲜明。

这就叫差异。

差异是人在同等社会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产生这个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方说生理的心理的文化的信仰的地域的习惯的……而且，其中的每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又都有着不同。这就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就是一个客观的现象。

既然差异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我们就应该承认它的存在是合理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简单得连我在这里提起都感到像是废话。可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被承认。

凡经历过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政治的人们都会记得，在那样的一种“政治挂帅”的氛围下，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没有差异的。那时，十亿神州一律军便服，裤腿不可小于七寸，且不是蓝色就是灰色。头发呢，男人不可过耳，女人不可披肩。不要说你在家里养了只宠物狗了，你养了个王八，都是资产阶级闲情逸致。更要命的是，会上的发言和会后的检查都是一个模式，先要引用一段语录，然后说世界形势大好，中国形势大好，本地形势大好……

探讨一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极左政治对于差异的压制，其实是有其思想根源的，那就是两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大一统”对于人性对于个性的压抑。这种压抑，的确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需要。

现在的人们说起改革开放的好处，就说是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从我的感受来说，我倒是更看重改革开放对于人性对于个性的解放和尊重。它使你活得是个人，不是个东西。

其实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否允许差异尊重差异鼓励差异，倒是检验其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尺。因为正是这个差异，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而且，使人的才智得以发挥，使社会在竞争中前进。

关于差距

前面说了差异，这里说说差距。

差异，我指的是不同；差距，我指的是距离。这个距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就是说，差异是同水平上的不一样；而差距则是不同水平上的不一样。

比方说改革开放到今天，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文明进步了，这是事实；但另外一个问题到今天也很突出——人们经济收入的差距过大。

这个经济收入差距过大，有地区差距过大，有城乡差距过大，有部门差距过大，有个体差距过大……其中有些“过大”，据说已经超过了外国的一些国家，已经临近了社会平衡的危险点。为此，党和政府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前提下，通过宏观调控和政策倾斜等办法，积极地进行解决。应该说假以时日，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但有一种议论，却也趁机泛起。一些人说，过去搞“极左”的时候不管怎么不好，人与人之间却是没有差距的，吃窝头就都吃窝头，吃菜帮子就都吃菜帮子。弄得主张改革开放的人们一时无话可说。

非也。

过去搞“极左”那时候，人们在经济上的确没有很大的差距，但那是以贫穷和运动为代价取得的，此其一；二，那时人们的差距不表现在经济上，表现在政治上。三，那时的差距，完全是人为的。是根据某种需要某种概念，人为制造出来的。

记得我那时在大学里读书，因为要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平时就划左中右，运动来了就划敌我友。这样，同样是20来岁的青年，就被人为地划出了三种人。根据呢？主要是看你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这样，人的三六九等，就出来了。

记得我们班有一个高干子弟，口头禅就是：“我们打下的江山……”。其实“谁谁打下的江山”这种话，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封建主义的。何况，老一辈打江山的时候，我这位同学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玩呢，怎么就打下了江山？

我们班另有一个富农子弟，人很老实也很善良，可就是因为这个家庭出身，五年中一直抬不起头来，不敢说不敢笑，顺眉顺眼，唯唯诺诺，好像她也参与了剥削似的。就是这样，还有人欺负她。

当然，光是家庭出身好也不行。一个同学家庭出身是工人，可他的社会关系里有一个连他父母都没见过的亲戚新中国成立前夕跑到台湾去了，这样，我这同学就成了“特务嫌疑人”，简称“特嫌”。“特嫌”还了得？盯住了他！这样一来，他还有踏实的日子过么？

社会地位上讲求平等，经济生活上共同富裕，这是人类几千年的理想，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因此，任何有意无意扩大人与人的生存差距的做法，特别是不合理差距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可惜人类至今还需为此而奋斗。

文明的尴尬

说是文明的尴尬，有些客气，其实应该说是文明的遭遇。

那一天，我坐火车从北京回天津。火车的车厢是封闭的有空调的，在那种车厢里是不准吸烟的。这一点，没人不懂。然而，坐在我前面几排的两位30来岁的小伙子，却忍不住烟瘾，竟拿出了烟，点着，旁若无人地吸了起来。

对此，旁观的国人有的视若无睹，有的微蹙眉头，却无人干涉。我呢，只是条件反射式地摸了摸衣兜里的烟，但想了想，没有拿出来。恰在这时，一位金发碧眼的也是30来岁的老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去了，用相当熟练的汉语对那两位小伙子说：“这里不准吸烟！”

老外说这话时，脸色是严肃的，严肃中透着理直气壮，且他又是个外国人，他那样子就显得有点傲慢。自然，他相信他是真理在握的，因此他准以为下面的情景，一定是两位小伙子连曰“对不起，对不起”，接着就掐灭了那烟吧。没想到，他错了，那两位小伙子听了他的话后，腾地站了起来，四目圆瞪，狠狠地盯住了他。老外一看不妙，自嘲地耸了耸肩，摊了摊手，咧了咧嘴，绅士碰到无赖有理说不清似的，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也许那个老外以为他管不了就不管了，也就罢了。没想到，他又错了。他刚刚回到他的座位上，那两位小伙子就跟了过来，一位站到了他的座位旁边守住了他，另一位则坐在他对面的一处空座上对准了他。接着人们看到：俩人分别地恨恨地吸足了一口烟，然后便分别地冲着那个老外的那张白里透红的脸，近距离地准确地徐徐地一点儿都不剩地喷了过去……

天哪，这也太过分了罢？稍微有点儿血性的男人也都不能容忍了！

然而，出乎我的预料，好个老外，竟然好似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中国古训，忍了。

忍了？忍了多没劲。于是，又一口烟，又一次近距离地准确地徐徐地一点儿都不剩地喷了过去……

天哪！

继续让我想象不到的是，面对如此之甚的侮辱，那位老外居然一忍到底，这回竟然连肩都没耸，手都没摊，嘴都没咧，就只是默默地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出去了，脸上既没有绅士般的蔑视，也没有不绅士般的恼怒。

有的，只是无奈——可能还有恐惧。

再说一件事。有一回，一位朋友到我家来，看到我家阳台光秃秃的，就说他家里有一个闲置的书柜正好可以放在我家阳台的一角，藏书也行，存储什么杂物也行，干脆送给我罢。过了一些天，我到他家去时看见了那个书柜，质量不错，量了量长宽，正好。我说那我就要了。

朋友说你等我哪天借辆车给你送去吧。我说行。等我走出他家时，发现一辆三轮车正从面前走过。灵机一动，我对骑着那辆三轮车收破烂的小伙子说：你先别收破烂了，你给我拉一趟书柜吧，我给你十块钱。小伙子听了很高兴——这样的机会可是不多。

回来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小伙子骑着三轮车，边走边谈。主要是我问他答：老家是哪里的呀？那里的生活怎么样呀？你出来多久了呀？在天津都干了些什么呀？晚上住在哪呀？拣破烂儿一天能卖多少钱呀……他的回答，令我感到他生活的艰难，不禁使我对他产生了许多同情。此外，他那老实巴交的样子，也使我对他产生了许多好感和信赖。

没有多少路，就到了我家。小伙子帮我把书柜抬进了家。我拿出了二十块钱交给他，说我就不下楼了，你下去把那两块玻璃给我拿上来罢。小伙子看了看二十块钱，愣怔了一下，但也没说什么就把那超出了一倍的钱揣进了衣兜，随后就下楼拿那两块玻璃去了。

然而，等我把书柜在阳台上稳稳地摆好，小伙子却还没有上来。我走到对面屋去，把头伸到窗外一看——哪里还有那个小伙子的影子？

天哪，这叫什么人哪？那两块玻璃是书柜上的玻璃门，刚才上楼时，害怕不小心碰碎了，才临时卸下来放在三轮车上的。离了这个书柜，那两块玻璃门就毫无意义，可他却要偷走它！而且，我待他可不算不好啊！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可是太多太多了。

现在的人们，经常谈到文明缺失问题。理论界，更是为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都具价值。在我，我以为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自是有其特定的原因与经历，特别是遭遇；但从全社会来说，我以为上溯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热衷于阶级斗争起，我们的文明即开始了缺失。因为我想起了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

1963年的秋天，我考进了南开大学。有一天，我带几位女同学参观我的宿舍。进门时，我下意识地或曰习惯性地抢先一步推开了宿舍的门，回头又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随后，几位女同学便走进了宿舍。

?我，这一切都很正常也很自然，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别的什么。意外的是，我的那两个邀请动作却被一些同学所嘲笑。他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他们还说只凭这一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有多么严重。于是，从那以后，我就“改邪归正”了。

21年后的1984年冬天，上海一位女作家到天津来看我。把她领到我单位楼前大门时，我掀开厚厚的棉门帘子就走了进去，可她却好半天也没有跟进来。我很奇怪，走出去一看，她正站在门外流泪。

怎么回事？

“你……你……你怎么掀开门帘子，就……就自己走了进去？”她哭着指责我。

原来，她以为我会掀开门帘子，请她先进，然后我再进去。她没有想到我竟会自顾自地走了进去，结果，就在她紧跟着我往里走的时候，那张厚厚的棉门帘子却猛地砸了下来，击中了她那娇嫩的资产阶级的鼻子。

文明的脚步

文明的脚步是悄悄的，像春雨，润物细无声，你还没有看见它，它就已经悄悄地走过了。在它悄悄走过的地方，发生着悄悄的变化。而这悄悄的变化，你未必能够马上注意到，常常是它已走过了许久，你才在猛地一个回眸之间发现了它已走过的痕迹。

比方说罢，在我小的时候，我和朋友们的衣兜里，别的东西可以没有，弹弓子却一定常备，还有精心制作的泥弹。那时，我们每天放了学，倘若没有什么其他好玩儿的，就一定是把弹弓子掏出来，一边搜寻房上或树上有没有小鸟一边往家走。若是发现了目标，那就一定是紧追不舍，必欲射下而后快。那时，我是很得意于我的射击技术的，因为凡是进入了我的弹弓子射程之内的小鸟，常常是连吭都不吭一声就被我射了下来。当然，它们的生命也就在那猛地一击之时消失了。有时，某个小鸟幸运，没有被我射下来，我却射碎了人家的窗玻璃，便吓得赶快逃跑，让人家气得大骂。

那时我这样做，并没有受到什么指责，因为人们都认为鸟儿是应该被打死的。但现在，都市里已经看不到打鸟的孩子了，因为他们的心里已经被注入了一个爱鸟护鸟的概念。而我想起小时候的情景，就会感到羞愧。显然，文明的脚步也在我的心中悄悄走过。

但很遗憾，在文明的问题上，我们又常常被人指责。比方说随地吐痰呀，大声喧哗呀，乱扔废物呀，衣着不整呀，探人隐私呀，不讲信用呀……。应该说，随着这些年来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的增多，我们身上的这些不文明表现忽然就凸现了出来。我们得承认，人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就使我想起了在我们这里，昨天曾经另有一双野蛮的脚步走过。

那双野蛮的脚步可是大张旗鼓，大喊大叫着走过的。它走过的时候，我们相信大声喧哗、衣着不整正是“无产阶级本色”；探人隐私、不讲信用正是遵从了“革命原则”，因为“革命无疑是最有权威的东西”；至于随地吐痰，乱扔废物……那算什么？为了表示革命精神高涨，以及彻底、坚决，我们甚至还往那些“阶级敌人”身上吐痰，往他们脸上泼墨呢。

就这样，在那双野蛮的脚步走过的时候，人类文明被踏进了污泥，而我们的心里便长满了荒草。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满目疮痍。

是的，文明的脚步是悄悄的，柔柔的，像是含了少女的微笑，显得轻婉飘曼；而野蛮的脚步却是隆隆作响的，杀气腾腾的，像是当年海盗船上的大炮、掠奴者手中的长枪、纳粹党徒脚下的皮靴、日本鬼子腰间的军刀和极左运动中的标语口号，显得穷凶极恶……但是，历史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少女的微笑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穷凶极恶。

这是因为野蛮看起来很强力，但文明却是一种魅力。强力只可得逞于一时，魅力却可永恒。

何况，在我们每一个善良人的心里，都有一种对文明的渴望。

于是我们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文明的脚步重新走来，悄悄地如同春雨，令我们心中的那颗文明的种子再度萌生，并一天一天地长大。

于是我们有理由期待，前天的礼仪之国将成为明天的文明之邦，因为文明的脚步虽然是悄悄地，但它走过的地方却是鲜花烂漫！

去国依依

送别沈君，心里有一种惆怅挥之不去。这惆怅，固然是为了沈君的离去，但更多的其实倒是为了沈君的那席谈话。

前天晚上，在送别沈君的便宴上，几个朋友继续劝说沈君留下。沈君沉吟了一会儿，曼声曼语地说：“就是为了你们几个好朋友，我也愿意留下来。何况，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那么多年，到处都留有我酸甜苦辣的记忆。而且你们不知道，我一回到国外，想起这里的一切，心里就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就恨不得马上再飞回来……可是，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离去，因为我已经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了。”

“哦？”沈君的末一句话，颇令人不解。一时间，我们都怔住了。

“我说了，你们可别不高兴啊……”沈君显然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只好苦笑着说出了下面的话：

说真的，这些年来，我每次回来都想——我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但是，在这里住了些天，我就犹豫了；再住上些天，我就决定还是要回去了……因为，因为比方说有这么一件事。半个月前的一天，我要在一张表上盖一枚公章，还多亏有一位朋友帮忙，说是他晚上会给那位负责盖章的人打电话请他关照，要我转天上午九点去找他。转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到了那家机关，看见办公室门前站着好几个人，都在等着盖章，可里面传出来的却是说笑的声音。我问站在门外的人们怎么不进去，他们恨恨地说人家让在外面等着。我想我是有朋友打了招呼的，就推开门走了进去，谁知里面的人见了我忽然大怒，冲我大叫：“谁让你进来的？出去等着！”我一下子傻了，说是我要找某某某。谁知另一个人听了，不耐烦地叫：“某某某不在！”我还不知道厉害，问他上哪儿去了。那人一边往外推我一边说：“不知道！”结果我刚被推出门外，就听见他们在办公室里又继续说笑。你们想啊，我当时的那种羞愤真恨不得找个石缝钻进去。

更加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里面却突然出来了一个人，问我是不是沈女士？我说是呀。他说：“哎呀，我忘了。快，快，我给你盖章。”原来他刚才就坐在里面！

你们瞧，这叫机关么？这叫公务员么？可以在上班时间扎堆说笑么？而且尤为恶劣的是，为了防止有人打断他们的说笑，他们竟然当面撒谎，当面戏耍来客！老实说，这在国外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在国外，也绝对不可能出现一个男人用手往门外推搡一位女士的事。此外，颇具讽刺的还有，在那个办公室的墙上，还贴满了“为人民服务”一类标语、口号、纪律、保证、几要几不要，等等。

当然，我不是说国内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公务员都这样，但这样的事却也不能说是个例吧？

至于社会上出现的那些让我难以忍受的事情就更多了。比方说那天我到那家市场去买菜，就看见一个青年女子和一个中年女子在吵架，旁边围了好几十人看热闹。让我难以想象的是，那两个女子骂得也太难听了，而且毫无羞耻之心，把男女之间床上的事都骂出来了。我听了，头都要炸了，围观的人们却一个劲儿地起哄，大笑。

就这样，我菜也不买了，头昏脑涨地往家走，却不曾想差点让一辆疾驶而来的汽车给轧死。当时我是在过马路，那汽车本来是应该礼让行人的，可那驾车人不但不让我反而加速，故意吓我，直开到我身边才猛地刹车，又把脑袋伸出车窗骂了一句极难听的话。

不。这样的事情这里每天都在发生，我不想说得太多。我只是想说，当你兴冲冲地上街去玩一玩，你却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碰见一起吵架的，两起开车吓人的，三起乱扔废物的，四起随地吐痰的……那你还有什么心情去玩？

昨天我一位朋友去一处住宅小区找人，实在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了，就把车停在了一户人家的窗外。他还极抱歉地请求户主原谅，说明只要10分钟就一定回来把车开走。那位户主什么也没说，只是嘿嘿一笑。谁知10分钟回来后，却发现一个车胎瘪了——原来有人用钉子扎了个眼，把气给放了！

得，不说了不说了。真不好意思，我走了，你们还要在这里生活，我不该说这些。问题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生性软弱，实在是没有勇气面对这些人这些事。

沈君一席话，说得人们好半天哑口无言。那顿饭，自然也吃得不是滋味。记得当时几位朋友还劝她，有说以后碰到困难给他打电话的，有说别太认真马马虎虎就过去了的，有说你也得改改脾气练练跟那种人吵架的……我呢，我想说不必悲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过我没说。

我没说，是因为我太了解沈君这个人了。沈君生性单纯、善良，且极有教养。至于她的胆小和软弱，这其实是一个怎么看的问题，倘若在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里，她这种猫一样的性格是很招人怜爱的；但要是处在一个以欺负人为乐趣的环境，她就正好成为某些人揉捏的对象。沈君的丈?原是我的朋友，不幸的是那一年死于急病。之后，她失去了保护，常常感到生活艰难。在那段时间里，虽然朋友们都愿意帮助她，但朋友的帮助其实有限。为此，她想到了出国，并于20世纪90年代去了某国。

像她这样位女子，要求她去跟那些不文明的现象作斗争，实在是太难为她了。

这两天，我常常会想起沈君的事和沈君的话，其实沈君所碰到的看到的听到的那些事，我们更是经常碰到看到听到，只是我们早已麻木罢了。麻木保护了的神经，使我们得以生存。但反过来，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这个麻木，也使我们养成了容忍那些事的习惯，这引应该引起我们认真反省了。

对于中国的事情，凡不存偏见的人们都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各方面都取得了了不起的变化和进步，其中也包括精神文明方面。但相对于物质建设的“硬件”来说，精神文明“软件”的进步却是相对滞后。这是很不协调的。此外，恕我直言，我很担心这个“软件”方面的滞后，对于“硬件”方面进步的反拉动作用，会在未来越来越大！

让我们都来关心精神文明这个“软件”的建设吧。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但这个前途是走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试论“道德抽象”之有理与必要（1）

那一年我到旅顺口去，登上山顶参观那座敦实而残颓的炮台时，看到了一座高高的石碑。立碑者为日本军人，但看刻字，却不是为了赞颂日军的胜利，而是要向战败了的俄军表示敬意的。

记得碑文的大意是：1904年1月，日军在乃木大将指挥下，从海上和陆地两方面对据守在旅顺口炮台上的俄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人海式攻击。俄军孤立无援，渐至弹尽粮绝，却坚决不投降，最后全部阵亡。日军以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攻下炮台后，眼见着俄军官兵一个个横尸山顶，不禁为他们的勇敢、顽强、宁死不屈的精神深深感动，遂立下此碑以表军人对军人的钦佩之情……

在中国近代史上，此役被称作“日俄战争”之“旅顺口争夺战”。“日俄战争”是当年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而发生的侵略战争，理当遭到谴责。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出发，我既痛恨据守炮台的俄军，也痛恨攻下炮台的日军；但从抽象出来的某种理念出发，我对那些视死如归的俄军官兵确也心生了若干钦佩之情，同时，便也对战胜方日军居然肯为战败方俄军立下此碑而深受触动！

这触动，显然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习惯。

我们不会为了我们的敌人立碑，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那叫顽固不化，死不改悔。宽容地说，那也叫愚蠢透顶。

于是，显然，这里就涉及了一个本质，即——文化观念不同。

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只有具体的道德，没有抽象的道德。

道德这事情，看起来只是一种观念，一种规范，但它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这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民族共同认可并共同施行的道德观念与规范，决定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与规范，完成于孔子，后代又不断地加以完善，乃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最完备的道德系统。所以我们历来认为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最讲究道德的民族，我们甚至常常自诩为“道德立国”。应该说，这种认识是非常客观非常准确的，但其实还不够，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民族甚至很有些“泛道德论”！也就是说，我们甚至习惯于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用道德的尺子量过来以决定取舍！

比方说从1957年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打击的最主要的“阶级敌人”是“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这其中的“坏”，全称“坏分子”，其主要罪行虽无明确界定，但却约定俗成为道德败坏。按说，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本不同类，本无关联，但这样一同类起来，一关联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地、富、反、右”也道德败坏了。这就无形中调动起了广大群众对于他们的仇恨和厌恶，以利于对他们发起更加猛烈的斗争。

“文革”期间有一个词，叫做“批倒批臭”。就是说要彻底打倒一个人，光“批倒”了还不行，还要“批臭”。这里，所谓“批倒”，就是在政治上宣布他如何如何反动；所谓“批臭”，就是在道德上说明他如何如何败坏。“四人帮”们知道，从政治上真正搞垮一个人很难，因为人们可能在心里另有想法；但要是在道德上特别是在生“生活作风”上把一个人糟蹋掉，那这个人可就真的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可见就连“四人帮”们都很懂得并且也很善于使用这种“道德武器”。

至于生活中，我们的许多人当然也是使用这种“道德武器”的高手。比方说你为了什么事跟某人产生了矛盾，这人绝不跟你在这件事上论是非，他甚至连提都不提这件事，他就是耗子一样地窜地沟，给你造谣，说你在道德上（以男女关系问题为最佳）如何如何，让你做不成人……这就报复你了。

前些年，报刊上曾经揭露过一个人。那个人，被称作宁波的“地下组织部长”，名唤阿太。这个阿太，本是个最无道德的人，但他却又是个使用“道德武器”的专家，擅长使用种种卑劣手段搜集别人隐私，并以其为武器进行讹诈，却又总能得逞。就凭着他的这种技能，他竟然将宁波那里下自派出所警察，上至市委书记，全都玩弄于股掌之中，乃至差不点儿就篡了位夺了权。可见“道德武器”之威力无比。

然而可悲的却是，“泛道德论”并没能解决中国人的道德问题，乃至道德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社会问题之中的一个顽症。这一点，在我们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背信弃义、贪污腐败等等的今天，尤为鲜明。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认定，至少是从加强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大任务出发，我们也实在是有必要从根本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何处了。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何处？一言以蔽之，就是——前已有述，我们只有具体的道德，没有抽象的道德。而道德这事情，原本就应该是抽象的。

所谓“具体的道德”，就是我们虽有道德观念与规范，但这观念与规范却是不固定的，却是随着时间、地点、事由、对象等等而变化的。这一变化，就从基础上粉碎了道德的尊严，本质和功能，令道德成为可以随心所欲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成为不道德的东西。

比方说在学校里的同学们之间或在单位里的同事们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道德的，对同学或同事实行盯梢、告密、造谣、诬陷是不道德的。这从我们的道德观念与规范来说，应属毫无疑义。可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全不对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要是属于所谓“革命需要”，对同学或同事实行盯梢、告密、造谣、诬陷，不但是道德的，甚至还要被颂之为“富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本色”呢。相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不但是不道德的，甚至还要被斥之为“阶级阵线不清”、“革命意志不坚”、“与敌人同流合污”、“包庇坏人坏事”等等呢。

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又不只为文化大革命所独有，甚至又不只为那些年的“极左”运动所独有，它其实是有着深长的历史渊源的。这就须从文化观念上去考察了。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本质、核心及最高原则是——秩序。即所谓“君臣有序”、“官民有序”、“长幼有序”、“尊卑有序”等等。这一有序，一样的事情就要两样对待了，就没有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了。道德就在这里被区别使用了。

封建时代的大儒们把整个儒家道统归结为“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整个社会人伦之大序，也是整个社会秩序之根本，是不可违拗的。之下才是“五常”。“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是道德准则与规范。因为“五常”在“三纲”之下，“五常”必须服从于“三纲”，这样一来，“五常”的使用就没有什么不可移易的崇高可言了。

比方说依照儒家的“春秋笔法”，君王杀臣子叫“诛”。“诛”是上杀下，不管杀得对不对，都合理合法。而臣子杀君王则为“弑”。“弑”是下杀上，不管杀得对不对，都属大逆不道。

试论“道德抽象”之有理与必要（2）

比方说儒家道统里还有个“为尊者讳”。说的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包括官员、长辈、父母等，即便是干了坏事丑事不道德之事，也不许批评，甚至不许说出去。

比方说皇上可以妃嫔无数，官员可以三妻四妾，有钱的人可以逛窑子，可一个无权无钱的穷光蛋要是偷看了人家的女人两眼，就要被骂为流氓，让人家打个半死。

比方说唐明皇娶杨贵妃，明显的是公公娶儿媳，属乱伦之举。可因为他是皇上，他想这么着也就这么着了，不但没听说当时有哪个文臣劝谏过，便是到了今天还要被某些影视编导们讴歌不止，颂之为爱情的楷模呢。

比方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骂作“一代奸雄”，他的智谋被贬为奸诈。诸葛亮呢，却一派的儒雅，斗心眼儿耍手段一律被赞之为智慧超群。而其实呢，曹操是被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篡权”，所以他的智谋才成了奸诈。诸葛亮的奸诈之所以成为智谋，实际也是因为他是在辅佐刘皇叔刘备，属正统。

像这样的事例，两千年来比比皆是。

便是到了今天，道德评价也依然常常让位于各种关系，且常常让位于某种秩序，而且又常常是两种标准或多种标准。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道德问题就依然困扰着我们。

道德重建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本文谈论的只是其中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道德应该是抽象的，不应该是具体的；应该是独立的，不应该是依附的；应该是崇高的，不应该是功利的；应该是有着特定内涵的，不应该是可以随意解释的。

比方说勤劳就是勤劳，勇敢就是勇敢，善良就是善良，正直就是正直……不必考虑是什么人，什么关系，乃至其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为全民族一致认可并共同施行的道德观念与规范，才能产生真正高尚的稳定的为全民族一致认同的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

日本先前学习的是中国的儒教，明治维新以后，转而吸纳了许多西方的观念。旅顺口炮台上的那座石碑，就显然是他们吸纳了西方的“道德抽象”的结果之一。它为日本特有的“武士道”加上了若干“绅士风度”，而对于肯定自己的胜利，鼓舞自己的士气却没有丝毫的妨碍。这一点，我以为可供我们参考。

马克思与萨特

那一天，我在月球上看见了马克思。马克思正站在一架巨大的望远镜前遥望地球。他的那个样子，不免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走过去问：“马克思先生，您怎么研究起天文学来了？”

“天文学？”听见了我的发问，他离开望远镜转向我，“不，我不是在研究天文学，我是在研究人，地球上的人。我在研究地球上的人是怎样生存的。”

“研究地球上的人？”我更奇怪了，“研究地球上的人……您怎么不在地球上研究，要到月球上来研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马克思大笑起来了，明亮的眼睛里射出了睿智的光芒。随后，他友善地耸了耸肩，说：“朋友，您大概不难理解，没有距离就没有观察，就没有研究，就没有认识，就没有发现。对吧？可遗憾的是，人们过去的研究，往往非常局限。原因就是人们没有找到一个宏观的距离和角度，因此他们的研究，就很难产生包含着对人类和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与整体发现的成果。”

“哦，我明白了……”我说。

的确，我由此便明白了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发现阶级斗争、剩余价值，以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后来，又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实验室，看见萨特正站在一架精密的显微镜前审视一具人体标本。他的那个样子，不免又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走过去问：“萨特先生，您怎么研究起解剖学来了？”

“解剖学？哈哈……您是说解剖学？”萨特不觉笑了笑，那只近乎失明的眼睛里有一种沉思的光隐隐一闪。随后，他友善地耸了耸肩，说：“不，朋友，我不是在研究解剖学，我是在研究人，研究社会的人。我在研究社会的人是怎样生存的。“

“研究社会的人？”我更奇怪了，“研究社会的人，为什么要到实验室来研究？”

“哈哈……”他又笑了笑，似乎觉得我的问题十分有趣。他扶了扶那架厚厚的眼镜，像一切哲人一样认真地解释道，“朋友，您大概不难理解，没有细致入微就没有观察，就没有研究，就没有认识，就没有发现。对吧？可遗憾的是，人们过去的研究，往往非常表面。原因就是人们的研究没有进入心灵，因此他们的研究，就很难产生包含着对现代人类和现代个人的准确把握与真切发现的成果。”

“哦，我明白了……”我说。

的确，我由此便明白了萨特为什么能够发现现代人的“自在”和“自为”，以及“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的意义。

关于环境

阳台上种着两株什么花——也许应该叫做什么植物，已经有好几年了，还活着，只是总不能长得像我在苗圃里看到的那么大。这花——就算是花罢，原是一位朋友送给我的。朋友送给我的时候，说是叫做“滴水观音”。可我觉得“滴水观音”不像是个学名，后来就问过好多人。他们有的说叫做“旱荷花”，有的说叫做“龟背荷花”，更多的则说不知道。这样，我就至今也不能肯定它到底应该叫做什么。不过这也无所谓，喜欢就行了。

我之所以喜欢，无他，只是因为它的叶子大，看着大气。而且，它总是绿，令我见了心生清凉。

它的叶子，有手掌那么大。

苗圃里，则有盘子那么大。

意外的是，那年我去巴西，忽然发现这花竟然长得到处都是，完全是一种野生的状态。看样子，如果你喜欢，随便挖出一棵栽到自家院子里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去花市。而且更加令我意外的还有——它的叶子都长得大如蒲扇！甚至大得就像是过去农村里那种大锅的锅盖！

而且呢，它还长出了又粗又高的干茎，像是棵树了！

探究一下内中的原因，则很简单，就是因为南美洲的气候温润，光照充足，一年四季如春如夏，因此，其生存环境自然就要远远地优于亚洲北方的苗圃，更优于我家的阳台。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更讶异于这个道理：环境之于生命，其意义竟然是这样的大呀！

文革中期，我曾偶然地看到了一场“内部电影”，是个外国的新片子。故事就不说了，我就说我看那个片子时，有一个讶异：他们外国人的脸色，怎么个个都是红扑扑的？再环顾左右，我的亲爱的同胞们则个个面呈菜色！而且个个瘦小枯干！

那时，在咱们这里，胖了不叫胖，叫“富态”，跟大熊猫一样的珍贵。

有趣的是，仅30年过去，现在咱们这里也已经没人喜欢“富态”了，听到的只是一片“我要减肥”的叫喊。而且，再环顾左右，脸色竟也个个都是红扑扑的了。

显然，这是因为咱们的饮食条件发生了变化，咱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

今天早上，一边吃早点一边看电视时，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一台节目，表现的是某大学毕业班离校前的最后一次班会。在班会上，同学们忆起四年来与老师与同学朝夕相处的情景与经历，个个泪流满面。其难舍难分之情，感动得我一阵阵红了眼圈，乃至早点都吃不下去了。

很自然地，我就想起了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读大学时的情景与经历。那时，学校不好好上课，讲究阶级斗争。斗谁呢？都是20来岁的青年学生，哪来的阶级敌人？没阶级敌人可不行，得“深挖”（挖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新动向），得“狠揭”（揭阶级斗争盖子）。于是，就在同学们当中，分出了“敌、我、友”。那家庭出身不怎么好的，那社会关系有什么问题的，那为人比较正直的，那个性比较鲜明的，那学习成绩比较好的……便成了准阶级敌人！平日里盯着，运动来了整着……你想啊，那同学关系还好得了么？偏赶上我那个班的班主任，又是个留着小平头的“政治辅导员”。此人不学无术，讲不了课，就当了个“政治辅导员”，就整天琢磨整人，恨不得整出十个八个阶级敌人来他才有成就感，并得以升迁。这样下来，我们离校的时候，许多同学连个招呼都没打，更别说开个告别班会了。想起来，真是叫人伤心呀！

显然，这种对比，也是一种环境问题之使然。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环境里，是不可能培养出真挚而深厚的情谊来的。

我曾经跟一家编辑部很熟，总要写稿子给他们。有一天，我正在吃晚饭，他们打电话给我，谈稿子的事。我很奇怪，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不回家呢？他们就在电话那头笑了，说：“回家有啥意思？大家在一块说说笑笑地工作多好？”又说：“我们每天不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不回家。”

可惜后来呢，坏了，闹矛盾了，白天上班时间都找不着人，因为他们彼此看着别扭，就尽量回避。还都不愿意上班了。

这当然也是一种环境问题了。

报刊上常有文章，说在某公共汽车上，当歹徒行凶的时候，几十人居然袖手旁观，漠然视之。于是就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趣的是，另有文章，也说在某公共汽车上，当歹徒行凶的时候，有人振臂一呼，立刻应者云集，将歹徒拿下。于是就感慨邪不压正，人心向善。

其实在我看来，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无他，也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体现出了不同的社会氛围。

现在不光是咱们自己，全世界都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堪称翻天覆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心情舒畅，生活水平高，虽然还有问题但问题是在不断解决之中……其实呢，中国不还是那个中国么？怎么就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究其实质，也是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咱们现在不搞运动了，不神经病似的整天琢磨整人了，相反，聚精会神搞建设了，一心一意谋发展了。这样一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就变了。环境一变，牛奶也有了，面包也有了，笑脸也有了。

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到，环境之于个人之于家庭之于社会之于国家，其意义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遭遇热情

那回走过那家时装店时，忽地，我被橱窗里塑料模特身上穿着的那套女式黑色时装吸引了，就下意识地驻足看了两眼——也就两眼，绝不再多，想不到竟被里面的人发现了，就走出了一位30多岁的女士极热情地请我进去。我说我只是觉得这套衣服很有特点，并不是想买。她说不买没关系，请进，请进。真的仅仅是因了盛情难却，却之不恭，我只好随她进去了。

“先生，您真的很有眼力，这套衣服是刚刚从法国进来的，整个天津也就这么一套。”

“喔。”

“您打算给谁买？”

哦？我不是说过了并不是想买么？她怎么……这就粘上了？再说了，能这样问话么？这不是涉嫌探人隐私么？我有点不悦，但面对那种看起来非常礼貌非常真诚的眼神，又实在不好发作，便顺水推舟地说：“我想……也许我的女儿……”

“您的女儿？哦，她一定非常漂亮！而且高贵！那她穿上这套衣服可太合适了！”

哦，天哪，她竟然见坡就爬起来了！

接着，不等我说话，她竟然又这样地问了：“她今年多大了？”

坏了，我还退不回去了，竟跟着她胡说八道了起来：“哦？哦……她……二十……八了。”

“二十八？哦，太好了！她身高多少？”

“身高……一米……六七。

“喔，天哪，这套衣服简直就是给她定做的！她穿上这套衣服……”

结局是，我以我做不了主需要女儿亲自试穿为由逃出了那家时装店。那位女士还热情不减地送我到门口并且叮嘱道：“您可一定带她来呀。这套衣服，我给您保留到今天晚上我们闭店。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呀！”

就此，我发现了某种热情的可怕。套用人家用过的句式，就叫做遭遇热情吧。

至于平时所遭遇的热情，那就更多了。

比方说逛音像店。有一回，我走进了一家音像店，打算随便看看。谁知自从我走进店门，一位中年女士便如影相随，寸步不离，还喋喋不休地向我推荐那些俗不可耐的什么盘。开始，我为了尊重她的热情，还只好“唔唔”着胡乱点头。想不到她竟好似得了鼓励，愈发热情得忘乎所以了，竟然把那种盘一张张地拿了下来给我看。我终于忍无可忍了，只好板起脸来对她说：“对不起，您可不可以让我自己看？因为您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听了我的话，她的脸似乎红了一红，尴尬地笑了一笑，止了推荐。

我以为我的身边总算可以清静了，便接着看下去。谁知她却仅仅是止了推荐，如影相随依旧，寸步不离也依旧……几分钟后，我的耐性终于被她的热情燃烧殆尽，忍不住焦躁了起来：“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是怕我偷你们东西么？”

最最可气的还有药店。进了药店，你买了你要买的药得赶快走，你要是还想随便转转，一不留神，就会有人靠上来，神秘兮兮地问：“来点儿补肾的么？”

真的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记得30年前媒体上搞过社会调查，结论是服务行业最为冷漠。是的，当年的冷漠是因为大锅饭，热情了没用，没奖金，不涨工资只是受累；而今呢，因为与钞票挂钩，忽然都热情了起来，显然是钱催的。

应该说，热情总是要比冷漠好，但热情得让你浑身难受，不得不尽快逃开，这热情也就涉嫌恐怖了。

比方说，还有一次，我竟然被那人热情得险些晕了过去。

那天，我正骑着自行车，行进在一条宽阔的马路上，忽然听见有人喊我过去。扭过头去看时，看见马路对过，正有一位中年男子在向我热情地招手。这人，我不认识呀。他叫我有什么事？我想一定是人家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人家，那我可一定得过去，否则，又要被人骂为傲慢了。

躲过了十几辆汽车，好不容易到了马路对面。还不等我说话，那人竟从身后别出了一把理发推子，笑嘻嘻地问：“剃头么？”

为面子买单

我是一个自以为从不为面子买单的人，因为我自信我的存在价值用不着倚仗面子来体现。但这回，我投降了。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的一天，我一位朋友为了买车的事向我征求意见。根据他各个方面的情况，我说你买个8万元左右的家庭用两厢小车就很好了——当然，5万元左右的其实也够用了。谁知他听了却大摇其头，说10万元以下的根本不能考虑。我说那是为了什么？他说你整天在家待着你不知道，我们单位的有车族没有一辆车是10万元以下的，我要是买了你说的那种车会让人笑话的。笑话你什么？笑话你工作态度不好？能力不足？做人不优秀？级别不够高？我说。不。不是那方面的问题。但是……那毕竟是个很没面子的事。他说。很没面子？你要那个面子干什么？我还不依不饶。他的脸红了，窘迫了好一会儿才说：唉，你想想啊，我每天去车库存车取车，看见人家的车是那样的，而我的车却是这样的……你想想我会是什么心情？

完了。就此，我不再反对。我想起在生活中咱们为面子买单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比方说请人去饭店吃饭时对于饭店的选择，人们考虑的常常是脸面，而不是好吃爱吃。这样就凭空多出了许多面子钱。进了饭店，还一定要点上一大堆菜，以便摆满了餐桌，好显得有面子。临到吃完离去，还一定要剩下许多，这才显得阔气。其实呢，花了钱却还要暗暗地心疼，心疼自己当了一回冤大头。真真的是何苦来哉？

这几年，房价飞涨，许多人把牙咬碎了连血咽进肚子里却也要去买大房子，去搞精装修，回头再啃馒头吃咸菜当“负翁”，当“房奴”，为的就是让别人看着有面子。实在地说，这也是大房子畅销且使得房价飙升不已的一个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

134年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来华，在天津、山东、北京等地传教，考察，写作，近50年。此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相当深厚的了解和感情，是最早建议美国总统退还庚子赔款的人。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深为鲁迅、潘光旦等学人称道。他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特性》（另译《中国人的素质》）中，第一章写的就是《面子》。

阿瑟·史密斯写道：“面子是理解有关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国人的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未被我们打开，那么，面子就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

他还写道：“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的问题。以及：“中国人的面子犹如南太平洋海岛上土人的种种禁忌一样，有一种不容否认的巨大力量。”

他甚至认为：“中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做戏的本能。”

应该说，这位美国老头的话虽然不怎么中听，但他近50年的考察和研究，的确是点到了咱们中国人的痛处。不幸的是，咱们自己却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甚至因为习以为常，早就将面子这东西给以正常化、合理化，乃至美丽化了。

生活中，说某某人办事很讲究面子，很有面子，不是贬义，而是褒义。

便是上面说到的种种事情，在生活中，也常常被认为正常，合理，甚至必须。

因此，面子这东西便在咱们中国人的生活中，源远流长，以至于今。

应该说，这种不以为丑反以为美的观念，才是最最可怕的。

时下里，官员们都很讲究政绩。为此，媒体上总要给以批评。然而在我看来，讲究政绩其实并不错，错的在于片面追求政绩，虚报政绩，夸大政绩，乃至为了表现政绩而浪费而破坏而犯罪。当然，这也是一种面子。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地讲究面子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解读是：我们缺乏自信，便只好仰仗着虚假来撑起自己，以便至少在表面上得以实现自己所憧憬的价值。同时，又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想这样做，讲究面子的行为也就正常也就合理了，也就成了我们乃至社会的一种习性。

前不久，在一个十分贫穷的地方，发生了一件男女双双自杀的悲惨事件。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某男与某女深深相爱，誓言非彼不娶非彼不嫁。对此，双方家长也予认可。然而，女方家长提出的一个并不过分的要3000元彩礼的条件却让男方十分为难。后来，随着婚期越来越近，男方想尽了办法也没能凑够这笔钱，只好跟女方商量可否减一减或缓一缓。开始，是女方家长不同意。后来，女方也不同意了。理由是：这3000元绝不可少，否则便是在亲戚、朋友、乡邻等等那里失了面子，要让人家笑话，让人家瞧不起，自己也觉得丢人，好像没人要了，人家不给彩礼或很少彩礼也要嫁过去。

走投无路之下，男方喝了敌敌畏自杀。女方闻讯赶到，也喝了敌敌畏。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家长将双方埋于一穴，地久天长了。

看，面子这东西还能杀人呢。

清朝以降，积贫积弱，一任列强宰割。有趣的是，外国人来了，割地赔款可以，见了大清皇上或太后不下跪却是万万不行。可见面子这东西有时比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还要重要呢。

便是今天，要建立节约型社会，不改掉讲究面子的毛病也肯定难以实现。

那么，咱们的面子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呢？难道这是一个不可疗治的痼疾么？对此，我的态度倒是相当的乐观。

因为我发现，越是自信的人就越是不怎么爱讲面子。比方说真正有钱的人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反倒不喜欢讲究排场；比方说真正有学问的人跟后学聚会的时候反倒不喜欢端起架子……这里，最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自信。

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先前咱们的人出国，都要特制西装，到了国外就跟个傻小子似的。现在，随着国力提升，也不一定非得穿西装了，反而显出大国气派。

显然，逐渐淡化讲究面子的习性与风气，关键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个人的自信心和民族的自信心。

让我们期待。

规则之苦恼与尴尬

一位朋友向我打听我另一位朋友的电话——他俩不认识，让我很为难。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这位朋友把他的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没有授权我可以把他的电话转告给别人。他听了，似有些委屈，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么？我说这不是相信谁不相信谁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遵守的规则的问题。他说怎么我没听说这个规则？再说了，就是有这个规则，你也得根据情况灵活掌握罢？我说你让我怎么灵活掌握？你的电话我可以随便告诉给别人么？我怎么判断你是否愿意告诉给某一位别人？说到这里，他气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最后，我说你看是否可以这样，我打个电话告诉他，说你要找他，并把你的基本情况告诉他，如果他愿意，他再打电话给你。他听了，气鼓鼓地说：不用了！不用了！

从此他不再理我。

此人的职务是某公司经理。

一位朋友没有电话通知，贸然造访，令我很不高兴。我说你怎么也不打个电话约定一下？他说我还用约定？意思是说他跟我的关系非同一般。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就不用约定？电话约定没有例外，这是规则。他听了，诡秘地一笑，说我明白了，你现在这屋里有秘密（女人）。我说那你就搜查搜查罢，搜查出人来，我算你没错；搜查不出人来，你只能在我这儿待上10分钟。

搜查完毕，待了10分钟，他做起身要走状，其实是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就让他走。没想到我说好罢，有事再来——不过以后可一定要打个电话再来，否则就连10分钟都没有了。

这位朋友倒是没有跟我断绝外交关系，只是经常以这事为例，跟别人说我性情古怪，且不通情理。

此人的职称是国家一级画家。

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有事要来我家商谈。我说好罢，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他说明天罢，就要放电话。我赶忙拦住他，问你打算明天什么时候来？他说明天上午罢，又要放电话。我再赶忙拦住他，问明天上午几点？他想了想，说明天上午十点罢。我说好，那就明天上午十点，我准时等你。到了转天上午十点，他没来。十点一刻，没来。十点半，我穿好衣服锁上门离了家。下午，他打电话过来，指责我为什么不等他？我说咱们事先定的是什么时间？他说十点。我说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他说快十一点了。我说对不起，按照我的理解，等人不能超过15分钟，我等你超了一倍是30分钟。超过了30分钟你还没到，又没有电话说明原因，我认为我完全有权利不再等你。听了我的话，他好像噎住了，半天才说，你不是在家工作么，我晚了一点儿去……有什么关系？我说这跟我是不是在家工作无关，这跟你这个人是不是守约、守时有关。我不能容忍别人跟我不守约、不守时。

从那以后，这位朋友跟我打交道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一回我当众表扬他，说他知错就改。没想到他却说，咳，你这个人就是“个”（个别），不跟你计较就是了。

此人现在已是著名作家。

这几年，经常有朋友请我吃饭，社会上叫饭局。对于饭局，我一般没大兴趣，除非确实有话可说有事可谈。而且，我以为事先必须说明吃饭的时间、地点、东主、事由、参与人员——特别是参与人员，否则就是不懂礼貌不讲规则。遗憾的是，情况却常常不是事先说好的那样，等到了饭局才发现又多出了好几位我不认识的人或事先没有说明的人在座。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的理由常常是：有这个必要么？你咋这么多事呀？或者，你不是难请么？我们是不得不把你骗过来呀。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会令我不知所措。不说话罢？举座不欢。那还是个喝酒吃饭的样子么？说话罢？我不清楚席上都是些什么人。而且我以为在饭局上说话是可以相对放肆些的，否则不如开会。那么，跟不清楚的人放肆，合适么？

这类朋友中，有编辑、记者、作家、医生、老板、国家公务员等。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这都涉及一个规则的问题。

在规则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概念与其相似，但性质却是完全不同——那个概念叫做规矩。对于规矩，我们是很熟悉的，而且咱们中国人在讲究规矩方面堪称世界第一，因为规矩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早已是成熟的定型的家喻户晓的人人皆知的了。它先是由圣人制定的，以后又加以不断完善，乃至事无巨细，遍地规矩。比方说还是饭局罢，到了饭局，最最里面的那个位置，一定是席间官位最高的或年龄最大的资历最老的，否则就是乱了规矩。再比方说点菜罢，一定是四个凉菜八个热菜……你要是点了三个凉菜或五个凉菜，那就是不懂得规矩。又比方说上鱼罢，那鱼的嘴一定得是对着主宾才行，否则这位服务员就会因不懂规矩而被炒了鱿鱼。

一言以蔽之，传统的社会生活是必要讲究规矩的，因为规矩是?持、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保证。

但规则却不同。规则产生于现代社会生活，是为了维持、维护现代社会生活的秩序而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规范。没有了这个行为规范，现代人将无法进行沟通，无法进行交流，乃至无法共事。

我们经常说现代生活是一种多元的生活。就是说，现代生活容许人们持有种种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但现代生活也是一种社会的生活，也需要沟通也需要交流，经常的也需要共同去做某件事情，因此，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大家都愿意遵循的规则，这种现代生活就将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传统的社会生活需要规矩，现代的社会生活需要规则。

遗憾的是，或者说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我们所熟悉的规矩已经不再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而我们需要适应的现代生活所需要、所必需的规则我们却又不懂——或懂了也不愿认真遵循，于是，你在坚持规则的时候就尴尬了。

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应该注意的，即传统的规矩所遵循的是不平等的金字塔般的秩序，而现代的规则所遵循的却是平等的尊重个性的秩序。这种秩序的维持与维护，需要共识。

我之所以要在上面标注那些朋友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乃至职称，就是要说，对于规则，就连这类自以为很现代化了的人们尚且如此，那么，我们一般人恐怕就更要认真地学习学习了。

我总看见我的两个我在吵架

我总看见我的两个我在吵架。

通常，总是灵魂的我指责肉身的我：“喂，你这个肉乎乎的家伙，你明明讨厌那些人，认为他们很猥琐很势利很浅薄很虚伪，可你却还跟他们握手，寒暄，乱开玩笑，你不觉得你很无聊么？”

这时，肉身的我就说了：“咳，岂止是无聊呀，简直就是令人作呕！你没看见回家以后，我总是赶忙去卫生间刷牙么？”

灵魂的我：“哦，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去刷牙呀？怪不得你都有点洁癖了呢！可是……”

“可是你的指责是我无法接受的！”肉身的我说。

“哦？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活得超脱，我却不能。我无法摆脱这个充满了污染与异化的世俗世界。”

肉身的我这样一说，灵魂的我便一时语塞，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了他俩处境的不同。

“可是……”灵魂的我想了想，说，“你虽不能超脱，但总可以活得更干净一些吧？”

“什么？你要我活得更干净一些？我难道还不够干净么？我早已看淡了名利、地位、金钱、权势，我待人从不虚伪、狡猾、势利、刻毒……你还要我怎么干净？”

“这个……”灵魂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修正了刚才那句话，“这个……是这样，我是说你难道不可以活得更真实更勇敢一点么？”

“什么？你要我活得更真实更勇敢一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肉身的我忽然爆出了一阵大笑。

“你……”灵魂的我听了，禁不住冷得浑身直抖，因为他在肉身的我的大笑里，感到了许多苦痛许多无奈，以及对他的嘲讽与不屑。

“我说得了吧，你这个在幻想中生活的蠢家伙！”肉身的我止住了大笑，盯住灵魂的我说，“你难道没看见么？就是我现在这样，人们还说我是个怪人呢，要是像你说得那样，什么活得更真实更勇敢一点，这世界岂不是就要取消了我？”

“哦？”

“而世界取消了我，同时也就取消了你！”

“为什么？”

“这还不懂？因为你是依附于我的！”

“唉……”灵魂的我只好叹气了，样子十分沮丧。

接下来，俩人都沉默不语。

而我感到很累。

然而，就在我躺到床上准备去歇一歇的时候，却看见肉身的我拍了拍灵魂的我的肩膀，说：“行啦，别难过啦。反过来说，我其实还是很感谢你的，因为有了你的指责，我才能活得相对干净，并得了许多安慰。”

“哦？”灵魂的我高兴起来了，“那……咱俩还吵么？”

“吵……恐怕还是要吵的吧。”

“那就吵，因为我的吵将使你走向崇高！”灵魂的我说。

“可也使我走向孤独！”肉身的我说。

“唉……”他俩一齐叹气。

而我，则闭上了眼睛。

关于距离

谁都知道，当你有意无意地走近一条陌生的狗时，你是有危险的。如果你不懂这个危险，或你存心向它靠近，那么，它将被迫做出两种选择：或者转身逃跑，或者向你扑来。

这是因为：你侵犯了它的安全距离。

马路上，当你有意无意地盯住了一位陌生人时，你最好马上把目光移开。否则，你将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不怀好意的人。你说你并无恶意呀，你只是好奇呀或者怎么。不，那不行。你侵犯了他的安全距离，就是一种“侵略行径”。

一位西方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取耗子两只，放进一个笼子里。之后，他发现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两只耗子生活得很友善很亲密。但当他把笼子里耗子的数目增加到20只时，他发现耗子的性情发生了变化，一个个地都变得暴躁起来，彼此间开始了无端的争斗。当他继续投入耗子，令笼子里耗子的数目继续增加的时候，他发现耗子们开始了可怕的厮杀……

朋友反目，夫妻离异，常常不是因为距离太远，而是因为距离太近。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窝里斗”？人们曾经做过多方面的探讨，报刊上也曾经发表过许多文章。都很有道理。但我到国外一走，竟然发现道理十分简单：就是因为中国人喜欢扎堆！

中国人不只是喜欢在国内扎堆，到了国外，依然扎堆。所以在国外生活的华人、华侨们，一方面彼此关照，一方面又彼此争斗，两方面的表现都比外国人强烈。也因此很难融入当地外国人的社会。

这确实是一个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的问题。

咱们中国人讲究“亲密无间”。以为彼此无间，才够亲密。殊不知彼此无间，其实也是彼此制约彼此限制，正给彼此反目埋下了伏笔，留下了空间。

距离这东西，真的是很奇妙呀！

但反过来说，咫尺天涯就好么？谁都不理谁就好么？当然不是。只是我们应该研究这个距离问题，并在生活中注意这个距离问题，才有希望减少或了却许多无意义的摩擦与不快。

这其中，最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不同人群不同关系之间，有必要保持相应的距离。

一般的来说，男女之间最最亲密的关系就是恋人关系了。恋人不仅是零距离，兴奋起来还要彼此进入呢。但恋人间就可以不要距离了么？非也。

恋人之间尚且如此，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邻里之间……当然就更是如此了。

关于人情

我的出生地，在黑龙江省长白山下某镇。那里的夏天是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到了冬天呢，就是漫山遍野的“林海雪原”了。所以虽然偏远，却很丰饶。建筑方面，因为受到俄罗斯移民和日本移民乃至朝鲜移民的影响，便呈现出了一种不同风格杂陈的景象，看上去颇富异国风味。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地理、气候、社会、人文环境下，那里的民风热情、诚恳、天真、豪放。当然，也不缺乏彪悍。

上个世纪50年代到那里去的旅行者，如果走得渴了，大大方方去地里摘个西瓜吃下，是不必不好意思的。倘是饿了，随便找上一家，一定是“猪肉炖粉条子随便造”。此外当然还有酒，一定要大碗喝下。

至于平时的待人接物，那就更是有啥说啥，绝不绕圈子了。倘若朋友有难，两肋插刀是一定的，还要眼都不眨。

这样，那旮旯的人情，就醇得好似老酒，又热又辣。

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回，我在华北地区某村参加“四清”运动，19岁。房东家有两个儿子，年龄与我相仿。奇怪的是，到了每周一次的改善伙食——大饼炒鸡蛋——的时候，房东的两个儿子就消失，不是走亲戚去了，就是吃完饭下地了。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单单做了给我吃的，弄得我既感动又羞愧。

我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有一天，已是半夜，几个人大喊大叫地闯进了我的宿舍，把我和另外7位农工全都闹醒了——原来是三个同学冒着严寒，踏着积雪，跋涉了30多里路，看我来了。食堂和小卖部早已关门，没办法，七位农工大哥便把他们存下的几瓶啤酒全都拿了出来，此外还有一块酱豆腐。我们四个人就啤酒加酱豆腐喝开了。那顿酒宴，实在是我这一生所吃过的最最美味的酒宴！因为那里实在是含了终生难忘的人情啊！

写到这里，我想了半天：人世间还有比人情更为可贵的东西么？

没有了。人世间最最可贵的东西就是人情！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特定的关系，且又不求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甚至超越了爱情和亲情！

但可惜，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听到关于人情淡漠的感叹，许多人甚至觉得还不如回到50年前。

对此，我觉得似乎不能这样简单地评价。因为我发现，人情这事情也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它的表现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北京去，总是在朋友家吃住。朋友到天津来，也总是在我家吃住。现在不行了。现在我到北京去，一定是安排好了自己的吃住问题之后，才打个电话过去，相约晚上到某某饭店一聚。朋友们到天津来呢，也一样，说起来堪称不约而同。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有些淡漠，但其实应该看到是时代的变化带来了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再比方说罢，许多人说起今天的居住楼房，就说是隔断了人情，就怀念过去大杂院的互相关照，以及你家煮了饺子也送我家一碗。然而有趣的是，对于平房改造取消大杂院，人们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还欢欣鼓舞呢。

是的，偏远、贫穷的地方，民风热情，淳厚。然而，不幸之处，恰恰也就是因为其偏远、贫穷。因为偏远，客人少至，自然热情；因为贫穷，生活单纯，自然淳厚。中心、繁华地区则不然，这里人员来往频繁，你要对每一个来客均报以“全陪”式的热情，你就啥也别干了。同时，又因为时代的变化，生活条件的变化，人情的表现方式自然也就与过去有了不同。

所以，在人情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指望回到50年前，这就如同我们不愿意回到贫穷、落后的过去的时代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商品经济社会，较之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较之未来，却仍属初级阶段。这样，在民风和人情方面，就出现了一些尴尬。一方面，过去的农业时代的热情、淳厚，的确是减弱了，为此，我们不免有些怀念；另一方面，新型的人情结构又还没有完全地建立起来。因此，人情这东西，有时就会出现令人沮丧之处。

比方说路见危难，袖手旁观；比方说把人情商品化，作为交易的手段；比方说以人情做幌子，买官卖官，索贿受贿；比方说请客、送礼、凑份子，心里不情愿，表面上却还得装出笑脸……

报刊上常有文章，介绍发达国家人情状况。我看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是不把人情商品化，给予你的帮助不存功利目的和色彩。二是热情得适度，绝不侵犯你的隐私权和你的独立人格。三是拒绝以人情为幌子，拉关系走门路。

关于第三点，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有一位老先生去加拿大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儿子。老先生按照咱们中国现在的惯例，给儿子带去了许多中国特产，要儿子分发给上级和同事，以便沟通关系。儿子听了，大惊，说万万不可！因为我要是这样做了的话，上级和同事将认为我品行不端，并且没有本事，其结果是我将因此而被辞退！

至于本文开头说到的我的出生地的情况，据说现在也已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到那里去，再想吃顿免费的猪肉炖粉条子，已经不大可能了。这当然也是时代变化使然。

不过，我又坚定地相信，只要人在，人情就不会消失！

关于慈善的话题

这阵子，媒体上关于慈善的讨论十分引人注目。但有一个问题，窃以为需要拿出来好好地议一议。那就是：到底，慈善是什么？

慈善这事情，当然也是古已有之的，因此，倘不注意，人们很可能会把今天的慈善行为同过去的慈善行为相提并论。窃以为，这一点必须明晰，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今天的慈善行为的本质已与过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的几千年，慈善是一种施舍，是一种仁德。就是说它是用金钱或物质，以施舍别人的形式，获取一种心理上、道义上、名誉上的仁德感或评价。施助方这样看，受助方也这样看。比方说在过去的灾年，穷人以草根、树皮充饥尚不能果腹，有财主便搭了席棚，支了大锅，熬米施粥。对此，那乞食者当然感激，而那施粥者便有了“仁义”的赞誉和“善人”的美名。这样看起来，过去的慈善行为其实就是儒家仁德观念的反映，也是儒家仁德系统的一部分。那样的慈善，在过去的人们看起来很美好，很高尚，便是在今天的人们看起来也不能说不美好，不高尚，因为它毕竟是善，只是在它里面含了一种隐隐的居高临下。

而今天，慈善却拒绝了施舍的感觉和含义，同时也拒绝了那种居高临下的仁德感及评价。今天的慈善行为，对于受助方，是一种爱心的沐浴，也是一种奋发的激励。它可使受助方看到自己为他人和社会所关注，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归属和慰藉，从而坚强起来去完成自己。对于施助方呢，则是一种爱心的抒发，也是一种自我的完善。它可使施助方获取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从而肯定自己对于他人和社会所具有的意义。这样看起来，慈善这事情，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人生的价值实现了。这一点，才是今天慈善的本质。

有一个现象，应该是心理学上的问题。这个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一、人的幸福感可能来自索取，也可能来自付出，但比较起来，通过付出所收获的幸福感要大于通过索取所收获的幸福感。二、同样是付出，付出越大所收获的幸福感便越大。

比方说你上了公交车才意外地发现自己囊中羞涩时，一位陌生人微笑着递给了你一元钱，解了你的燃眉之急，你肯定很高兴。这种高兴，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小小的幸福。然而，倘若反过来，不是别人给了你而是你给了别人一元钱，解了别人的燃眉之急，那么，你就会发现当你看见别人那充满了谢意的眼神时，你心中的那种幸福感肯定要超过前者。

当然，倘若你不是仅仅给了别人一元钱，而是比方说当你看见一个小孩身陷火海，生命危急，便冒险冲进火中，一把抱起小孩成功逃离……那么过后，你心中所涌起的幸福的感觉肯定就不是给人一元钱所能比拟的了。

这两个例子中，你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的幸福感，来源于你感到了你对于他人有用，你活得有价值，你的爱心得到了抒发。

这就叫施出善举，收获幸福。所以说，慈善行为并不是单纯的给予，而是有所给予，有所获得。而且是给予越多，便获得越多。

慈善行为的本质，既然已经因为时代的演进而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施助者的仁德感的获取变成了施助者的自我价值实现，那么，紧接着就有一个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受助者要不要感恩？要不要回报？

应该说，所谓感恩，所谓回报，其实都是与施舍相匹配的，现在，施舍既已成为历史，那么，所谓感恩，所谓回报，自然也就应该抛给历史才对。君不见对许多受助大学生提起要感恩，要回报，他们的心里就感觉不很舒服么？因为要感恩，要回报，会使他们感到你的慈善行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这就有可能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我不主张再提什么感恩、回报。

不过反过来说，慈善虽然已经不再是一种施舍，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受助方就可以无动于衷呢？当然不是。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受助者的表现反倒是应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并且不避彰显。因为任何一次慈善行为的完成，都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不是结束于前者的施助，而是结束于后者的完成。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慈善过程，是从施助方开始施助，一直到受助方把它实现，实现到双方共同期待的结果出现。

比方说某位施助者在某地投入人民币20万元，目的是建立一座希望小学，以解决儿童就学问题。那么，显然不能以为施助者投出了20万元就完了。这个慈善行为的结束，应该是根据双方约定，到这所小学建立起来，甚至是孩子们上了学，才算完成。再比方说某位施助者资助了某位大学生人民币2千元，目的是防止他因没钱而辍学。那么，显然也不能以为施助者给了你2千元钱就完了。这个慈善行为的结束，要到你收到钱后，回信表示“谢谢”，并将那钱的使用情况报告给施助者，才算完成。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慈善不是施助方随便扔钱玩，而?在施助方施助，受助方受助之后，受助方有责任有义务按照双方的约定行事，并把结果反馈给施助方。否则，施助方有权中止施助。

这里，施助方以施舍的姿态施助，是不可接受的；同样，受助方以“维护自尊心”为由，连个“谢谢”都不肯说，也同样不可接受。因为前已有述，当今慈善已经成为了人们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或曰一种途径了。这一点，对于施助方如此，对于受助方也是如此。因为一、世界上不存在永远的施助者，也不存在永远的受助者。施助者可能变成受助者，受助者也可能变成施助者。施助和受助，都是一个特定的过程。二、在你困顿之时，你接受了他人的帮助，等到你将来有了能力再去帮助他人，这正是一个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正常过程。因此，你完全不必为了你现在的受助而羞惭。相反，你接受了他人的帮助，却连个“谢谢”都不肯说，反倒恰恰说明了你并没有把这看做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而是看做他人对你的施舍。

施助者应该尊重受助者的人格与尊严，受助者也应该尊重施助者的善意和愿望。只有这样，慈善行为才能通过一个美好的互动而完成。

孩子的眼睛

有一回，我和一位朋友去郊外钓鱼。因为天气晴好，朋友的妻子便抱了只有4个月大的女儿同行。当我扒开襁褓，正打算欣赏一下他们那个宝贝女儿的小脸时，我却看到一双大大的眼睛已经在定定地望着我了。令我惊异的是，那双眼睛，竟是湖水一样的清澈。那清澈，除开了一点好奇之外，洁净得没有一粒尘埃。一时间，我被那双眼睛震撼了，心想：“啊，原来人的初始的心，就应该是这样圣洁的呀！”

如今几年过去，许多事也与时间一起流逝，不再存下什么记忆，但那孩子湖水一样清澈的眼睛，却仍会时而闪动在我的面前，令我感到圣洁的魅力，并想到人们回归圣洁的可能与意义……

而且，自被那一双湖水一样清澈的眼睛震撼以后，我竟于无意中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会注意他人的眼睛，看看他人的眼睛都是怎样的——当然，那都是大于4个月的眼睛。遗憾的是，我却再也没有看见过那样清澈的眼睛了。

我看到的，是自负的或卑怯的眼睛，是得意的或愁苦的眼睛，是明朗的或阴鸷的眼睛，是真诚的或虚伪的眼睛，是深刻的或浅薄的眼睛，是冷漠的或热情的眼睛，是浪漫的或拘谨的眼睛，是勇敢的或恐惧的眼睛，是高雅的或庸俗的眼睛……当然，更多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把它们杂糅在一起的眼睛。只是，跟那个孩子的眼睛相比，这些眼睛都是浑浊的！

是的，一般的来说，我们并不邪恶，但我们却无法不浑浊！

包括我，包括你，包括他……包括一切已经“长大”了的人们！

有一回，为了出版一本散文集的需要，我把我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找了出来进行挑选。那些照片，小起8个月，大到今天。其中，更有10几岁的、20几岁的、30几岁的、40几岁的……意外的是，我竟发现：8个月时，我的眼睛竟然也是清澈的，清澈得就如同那个孩子的一样一尘不染！可惜10几岁时，我的眼睛里有了忧郁，显见了我少年时期的某种艰难。20几岁时，我的眼睛里出现了若干狂妄，那是我提刀而立，踌躇满志的写照。30几岁时，我显得有些愁苦或者其实是一种迷惘，表现了我在那时对于自己对于世界的徘徊与选择。40几岁时，我的眼睛里加进了些许狠劲儿，表明我正面对着恼人的起伏……而今天，我的眼睛则反映出了几分木然或淡然，似在说明我的已经不再年轻，以及我的已经明白或依然糊涂。

只是，确切无疑的是：自8个月后，我的眼睛便渐渐地浑浊起来了。

“看来，人要想永葆清澈……是不可能的呀！”我想。

“那么，人生就是一个从清澈走向浑浊的过程罢？”我想。

是的，随着我们一天天的长大，我们总是要复杂起来的，因为这是对于生活的适应。而复杂体现在眼睛上，就是浑浊。

是的，我们无力拒绝复杂，因而便无力抗拒浑浊。这很无奈。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我们曾经清澈过！发现这一点，使我感到了些许的安慰。

而且，我们如果还能够被这清澈所震撼，就说明在我们的心中，至少还留有一块圣地——那就是对于圣洁的向往和崇拜！

是的，我怀念清澈，就是我向往并崇拜圣洁！

只是可惜，就好像一件白色的衬衣染上了污渍，任你怎么清洗，终究也无法使其回复纯白；同理，我们的心灵既已不再单纯，也就不再可能回复孩子似的清澈。那么怎么办？难道我们就这样浑浊下去么？

我想起了我在一座山寺中见过的一位老人。那一天，我们在那座山寺的草地上发现了一条蛇，正准备找到什么东西——比方说一块石头，去砸死那条蛇的时候，一位老人走了过来，微笑着对我们说：“不。不要伤害它。来，让我把它引走吧。”随后，就在我们惊异的目光注视下，老人卫护着那条蛇，请那条蛇慢慢地离开了那座山寺……

如今许多年过去，我犹记得那位老人的眼睛是慈祥的睿智的，也是淡定的博大的……于是我始知道，虽然我们不再能够清澈，但我们却可以慈祥，可以睿智，可以淡定，可以博大。而这些，难道不是对清澈和浑浊的超越么？这样的一种眼睛，难道不也是圣洁的么？

那么就是说，我们虽然早已离弃了孩子似的清澈，但对于圣洁的追求却还是不必放弃的罢？

是了，我们不会放弃——因为在我们的心里，总有一种清澈在。

享受天真

舞蹈家戴爱莲去世了，享年90岁。读了几篇关于她的纪念文章，不约而同都说到了她是一个天真的人，于是一下子，她在我心中异常美丽起来。

是的，天真的女人是美丽的，哪怕她已活到了90岁。

在我每天散步的半径内，有几家幼儿园。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会久久地站在栏杆外面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做游戏。那时，我就常常会笑出声来，为了孩子们那张阳光般的笑脸，和孩子们那种只是让你发笑却不让你感到邪恶的种种小调皮。

有一天，也是站在栏杆外面看着孩子们做游戏的一位中年女士，忽然跟我搭起话来：“这位先生，我常看见您在这里……这里没有您的孩子罢？”

“哦？”我愣怔了一下，说，“没有。”

“也没有我的孩子。”她说。

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但我想我应该再说点儿什么，于是我说：“我就是爱看孩子们玩。”

“是的。我也是这样。”她说。“看孩子们玩，是一种享受。”

哦？看孩子们玩是一种享受？这话猛地震动了我！

以后，再看孩子们在院子里玩，就常常会想起那位女士的话。我悟到那位女士所说的享受，是享受——天真！

是的。对于享受，我们惯常是理解不到天真这里来的，但自从那回得到提醒，我就发现：吃膏食，穿华衣，住豪宅，有腹欲、心欲实现之美，算得上是一种享受；观影视，赏歌舞，游大川，有知欲、情欲满足之欢，当然也算得上是一种享受……但那样的享受其实是有条件的，绝不似享受天真这般简单，这般单纯。而享受天真呢，那就完全不同了，似我这样，只是看着孩子们在那里玩儿，心里就起了一种平和，一种熨贴，一种欢畅，一种陶醉……这难道不是一种沁彻心底的享受么？而且，它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随意，那么的百无禁忌，就像在春日里走出屋外去沐浴新鲜的空气和阳光。

于是，有时我会禁不住地想：“人要是永远也不长大，那该多好。”

但，那是不可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要渐渐地进入社会，而社会是复杂的，不是只凭天真就可以应对得了的。于是，随着生活的日渐复杂化，他们的心理也日渐复杂起来。这个心理复杂的过程，就使得天真日渐退化。

在电视上看见过小狼、小豹、小虎、小狮，都可爱极了。然而待到它们长大，你就会发现它们目光中的单纯和调皮早已被狡诈与凶残所代替，叫你不寒而栗。从生物法则来说，这叫生存需要。为了生存，它要吃掉你，而不是让你觉得它有多么可爱。

人在社会上生活，也有一个生存竞争的问题，因此，人也不可能一味地天真下去。这就决定了天真退化之无奈。但我以为我们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动物世界。人类之间有竞争，却也有协调。这个协调，就是人类文明。而这个人类文明，就决定了天真的不致消亡。

曾经在某个也属发展中的国家小驻，发现他们那里的人们颇多孩子气，表现出了一种相对的天真。问问当地的华人这是为什么，当地华人答道：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专制的传统，因此人们彼此之间没有防范的习惯。此外，600年来，这里没有过战争和动乱，人们的心态比较平和。这样，他们就活得相对放松。一放松，人就显得天真。

也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到过咱们这里偏远的或不那么偏远的农村，记忆中的农民们至少在经济关系上也是相对的天真。现在想来，应该说那其实是一种自然经济的遗存。

我读大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非常善良非常单纯，但是一场运动过后，他变得不再有什么说什么了。同时，还养成了偷偷记录别人说过什么的习惯。他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主动攻击别人，而是为了在别人攻击他的时候拿出来反击。

这样说来，人的难以葆有天真，就其本质来说，其实是对于外力和外部环境的一种反应。反应得多了，就成为一种适应。这种适应，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正当的习性——当然，这是就社会的一般状况一般人而言。

有趣的是，尽管社会的外力和外部环境相同，社会中却另有两种人不那么一般：一种人异常狡猾，另一种人依然天真。他们是前述的一般状况一般人的两极。

异常狡猾的一类，已经超出了对于外力和外部环境作出正常反应的范畴。他们因为特别渴望得到什么，便不惜阳奉阴违，不惜口蜜腹剑，乃至不惜阴险毒辣。这种人的人性和灵魂，已经被扭曲被污染被异化，更与天真无缘。

依然天真的一类呢，应该说他们对于外力和外部环境的反应也属非常，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向非常罢了。从本质上说，他们能够以超出一般人一般状况的性情或意志去坚守本性，从而有意无意地抗拒了某些复杂与丑陋的扭曲、污染和异化，并使他们虽然成年，心理上却依然天真，也就是依然单纯、真诚、善良、性情。

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多，然而如你注意，却也不少。凡我见了，便引做朋友，并且敬重。因为在我看来，世俗世界里的一切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得以实现的，比方说权，比方说钱，比方说名，等等，却唯有抗拒世俗世界中的复杂和丑陋的诱惑，从而葆有与生俱来的天真才是最难最难的！

我因此喜欢这样的人。

并觉得他们是真的美丽。

有些知识，不学也罢

“回”字有四种写法，是当年孔乙己先生用以炫耀的知识。只是可惜，这知识于贪他茴香豆吃的孩子们无益，于他自己也无益，即便是我这个跟文字打了多半生交道的文化人，至今尚不清楚那四种写法，却也并不觉得怎样遗憾。

“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这是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上的一道“文化考核”题，要参赛歌手解答，由某学者讲评。不知某学者作何感想，反正我看了这题，只是感到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至于讲评，我想倘若换了我，我会告诉那位歌手：这个问题，只需从事环境工作的专业人士知道即可，而且也算不上什么文化考核，因此，你作为歌手，不知道也罢，是不应该扣分的。

至于这个大赛的其他“文化考核”题，如“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都是谁”，“‘人生自古谁无死’是谁的诗句”，“莘莘学子是什么意思”，“某某节何时在巴黎确定”一类，虽然不能说与文化无关，但对于歌手来说，不知道这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谓予不信，考考那些已经成了名的大歌唱家，请他们也来答答试试？你总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没文化吧？

不客气地说，倘若让我来出题——就出这类题，来考考这个大赛的出题人，我要是不把他们个个考得汗流浃背，恨无地缝可钻，就算我小时候那几天书白念了。因为一，这种题的偶然性太大了，回答正确的几率本来就不高；二，这种题，对于许多从事其他特定专业的人们来说，他们平时根本就没有必要注意；三，最最重要的是：这种题的答对与否，并不能反映答题人的文化素质。

由此，我便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知识爆炸的当今时代，我们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把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统统地塞进自己的大脑？如无必要、无可能，那么，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取舍或选择？

一般而论，人们认为我们的知识结构应该是由下面两个部分来组成：一，一般基础知识；二，特定专业知识。但我，却以为还有一个第三，而且这个第三还要比前面的两个部分更加重要，那就是对于一般基础知识和特定专业知识的理解、把握和创造的能力。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自古以来，咱们就特别重视对知识的记忆，同时却忽视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回到那个大赛的话题，我以为倘若把考题出在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上来，那就好多了。歌手的回答倘若还有创新，那就应该给予高分了。

据说中美两国学生的学习成绩，中小学阶段是中国学生优秀，到了大学以及大学以后，就是美国学生优秀了。这个现象，说明了两国教育思想与教育方式的差异。而美国科学家、发明家远远多于中国，就又印证了美国重视创造能力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式的可资借鉴。

不明白我们到底为什么还不加以改变？

我的中学时光是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距今已有40多年。我那时的学习成绩是很优秀的，高中毕业时，包括数理化都是高分。可惜，40多年来，我当年记忆并运用得滚瓜烂熟的许多知识，特别是理科部分，就几乎从未应用过。至于当年费时最多的数理化，现在至少已经忘记了99%！相反，我在业余时间里，凭着兴趣和自身需要而自学的知识，现在看来倒很有用，比方说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外文化史、中外艺术史……甚至包括服装、建筑、卫生、军事等等，都令我受益良多。

而且，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现象，我相信绝非个例，相反，却是极其普遍的，即我们每一个受过那种教育的人，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存在巨大的浪费！

为此，我常常这样想：倘若我们的教学内容不那么盲目，不那么虚荣，能够在知识的广度方面有所扩展，特别是能够在素质教育方面多加注意，那么，不只是我们的学生，全体中国人的文化素质都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遗憾的是，关于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年，却至今不见起色。

我们都学了些什么？

昨夜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有人问我一个初中数学题，这道题我不会做，一着急，竟急醒了。

醒来后，好半天睡不着。我想，这个梦肯定是属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就疑惑我们的教材对于孩子们的成长，究竟能有多少意义？

我读中学的时候，学习是很认真的。数理化几个主要理科的考试，每次都能得到高分。这几个理科的学习，也是占用时间最多的学科。相反，我所喜欢的语文呀历史呀地理呀什么的，倒是给点时间就完，仿佛成了业余。

问题是，我曾经不得不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学习的那几门理科的知识，自从中学毕业后，这几十年来，如果不说是完全没用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基本没用。相反，我在业余时间里漫不经心学到的那些东西，这几十年来，反倒派上了用场。

这就让人感到我们的教材内容，实在是近乎荒谬。

不是说理科学习没有用处。对于准备专业学习专业研究的人员，它们当然是有用的，甚至还要精益求精；问题是对于一般中学学生来说，学那么多那么深，有什么意义呢？把那么多的宝贵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只供后来忘记的学习内容上，难道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么？

现在的课本，据说里边的内容比我那时候还要丰富得多深奥得多。真不知道我们的教育专家们到底是怎样想的？建议教育部门搞一个跟踪调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学以致用——哪怕能用上几十分之一也好。

还有一点，也是一直都存疑惑，那就是对于教学内容的处理，总是找不到一定要那样做的意义。比方说语文教学，字、词、句之后，总是要分段，总结段落大意，然后是总结中心思想，最后是总结写作方法，一篇课文就算处理完了。倘若一篇两篇这样处理，倒也未尝不可；莫名其妙的是，从初一到高三，每一篇课文都要如此办理，弄得一篇篇鲜活的生动的课文全成了机械，学生们只是忙着死记硬背。这样的死记硬背有什么意义呢？那还是语文课么？

没用的东西学了不少，有用的东西自然就被“省略”了。

大学毕业后，我并没有想到后来要当作家，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当代人，该知道的东西就要知道，就利用业余时间读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应该说，我今天的写作并不得益于我做学生时的学校学习，相反，倒是得益于学校毕业后的杂七杂八的阅读。

毁灭式的教育

——从一位中国母亲说起

虽然她的行为偏颇得近乎极致，但她仍然典型，因为我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中国母亲的影子。

那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讲述了她和她儿子的故事。这个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人生平平，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她的那个儿子确也不错，不管是智商还是形象。此外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有听话——具体地说就是很听她的话，或者说不听也不行。这样，儿子就在她的全天候的关心、照料、监管、督促之下，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了，乃至成为一个著名的神童。这个神童在学校里一路跳级，小学、中学、大学一晃而过，17岁时便上了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读研究生……而她的“教育思想”呢，就是那两句话，一句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另一句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想，她那时一定是非常得意的，得意于她的正确和成功。但可惜，儿子读研究生时却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行为怪异，生活不能自理，社会交往不知怎样进行，甚至反应迟钝表情呆滞言语木讷……为此，研究生院只好劝其退学。

这个打击，对她来说近乎致命。她泪流满面，祥林嫂似的自言自语“我儿子怕是当不成科学家啦”。但她却并没有想到要改变什么，仍然要求儿子继续原来的样子，以便再考研究生。那样子，就是她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成天成月成年地伴在儿子的身边严防死守。她严格地要求儿子除开念书、吃饭、睡觉之外，不许跟别的孩子交往，不许参加社会活动，不许看任何杂书甚至电视，不许考虑与学习无关的问题……家里的事自然不要他去想，家务活自然不要他去干，甚至连他自己的吃喝拉撒睡问题也完全由她这个当妈的一手承包了。

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想：“完了，完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算是让她给毁啦。”而且岂止是毁了她儿子，也毁了她自己。

我们中国的许多许多母亲，自己活得不如意，也没想到去奋斗，甚至在内心里已经对自己绝望，便把自己的一切完完全全地压到了孩子的身上，其中包括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更包括自己理应做出的努力。其实，她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才30岁左右，正是一个人开始创造自己人生价值的年龄。

当然，她们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这样想的——或者也许是她们没有这样明确地想过，相反，她们还一直以为这是在为了孩子或为了家庭作贡献呢。

此外更加可悲的还有：对此，我们的媒体一直都在给予热情洋溢的鼓吹，说是这样的母亲是个伟大的母亲，因为她这样做是在牺牲自己。是的，牺牲自己以成就他人，总是要令人敬重甚至敬仰的，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不敢于正视人生的懦弱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原谅这种在所谓牺牲自己的名义下的自我逃避。这是其一。其二，生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我们没有理由轻视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应该明白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过他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三，这样做的结果对于孩子来说又是不公平的，因为你让他不得不承受你强加于他身上的压力。作为孩子，有他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人生，你可以甚至应该给予他帮助，但你却不可以强迫他、代替他，他必须自己行走他的人生之路。

可惜我们许多许多这样的母亲，就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托词下，凋谢了自己。

当然我这样说，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包括那种需要特殊关爱的孩子，也不是要母亲们不去关心孩子的成长，不去付出应该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意思，相信不会招致误解。

再说毁了孩子。

首先，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母亲们基本上不具有将孩子培养成为天才的知识和能力。是的，我们的确出现了一些了不起的学者或科学家，或其他方面的人才，但他们很可能偏偏是在比较宽松的家庭环境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老师的指导、社会的帮助以及人生的磨砺等等成长起来的。

此外在我看来，所谓人才，其基础和成就都必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就是说，其基础打得越宽、越大、越扎实，其塔尖才有可能越高。相反，拿一块砖做底，是绝垒不出摩天大厦来的。而这个基础，当然又绝不仅仅是那几个学科，也包括了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包括了生活能力、社交能力的养成，更包括了性格方面的磨砺与塑造。这个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可惜这位母亲不懂，她就盯住了念书一项，把儿子都念傻了。

还有所谓神童，也常常不过是个童话。要知道人的智能的发育，常常是不平衡的。有些孩子早慧，却可能早衰；有些孩子晚熟，却可能成了大器。爱因斯坦两岁了还走不利索，说明小脑发育迟缓；读小学时成绩低下，被老师判为笨蛋，说明他的大脑发育同样迟缓?可谁能想到青年以后，此君竟然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上最最伟大的科学家呢？何况从那以后，他也没有整天就是计算，他还拉拉提琴，搞搞爱情，与社会各界周旋……还弄出了好多“闲白”呢。

我们这一代的母亲们，自己就没怎么念书，知识水平、认知能力都极其有限，对于人才学、教育学就更是懵然无知。这样的母亲，管管后勤都得学学营养均衡，要是领着孩子上阵，非败得一塌糊涂不可。

鉴之。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