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三大杰作（合集）

村上春树

第一章

37岁的我端坐在波音747客机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夹雨云层，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11月砭人肌肤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呆然垂向地面的候机楼上的旗，以及BMW广告板等的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幅的背景一段。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刚一着陆，禁烟字样的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扩音器中低声传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头脑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的不要紧？"

"不要紧的，谢谢。"我说。她于是莞尔一笑，转身走开。音乐变成彼利·乔的曲子。我仰起脸，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机身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1969年的秋天，我快满20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我微笑着说道。

"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说罢，她低下头，欠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可人的笑脸。"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再会！"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载沧桑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轻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10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仿佛冻僵似的紧贴着湛蓝的天壁。凝眸远望，直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拂过草地，微微卷起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木从中蓦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

记忆这东西真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致使我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像回飞棒一样转回到自己身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纷纭而微妙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清爽、山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的只消一伸手便可触及。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遽然间也无从想起。我所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当然，只要有时间，我会忆起她的面容。那冷冰冰的小手，那流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及其紧靠底端的小小黑痣，那冬日里时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那总是定定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那不时奇妙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就像在强风中的山岗上说话一样）--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她的面庞突然自然地浮现出来。最先出现是她的侧脸。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随之，她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低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

但是，为使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总是需要一点时间。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需的时间愈来愈长。这固然令人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起初5秒即可想起，渐次变成10秒、30秒、1分钟。它延长的那样迅速，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同直子站立的位置步步远离，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战国的位置一样。而惟独风景，惟独那片10月草地的风景，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著地连连踢我的脑袋，仿佛在说：喂，起来，我可还在这里哟！起来，起来想想，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不过一点也不痛，一脚踢来，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就像时间万物归根结底都将自消自灭一样。但奇怪的是，在这汉堡机场的德意志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它们比往常更长久地、更有力地在我头部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惟其如此，我才动笔写这篇文字。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务必形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

她那时究竟说什么来着？

对了，她说的是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是否实有其井，我不得而知。或许是只对她才存在的一个印象或一种符号也未可知--如同在那悒郁的日子里她头脑中编织的其他无数事物一样。可是自从直子讲过那口井以后，每当我想起那片草地景致，那井便也同时呈现出来。虽然未曾亲眼目睹，但井的模样却作为无法从头脑中分离的一部分，而同那风景混融一体了。我甚至可以详尽地描述那口井--它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地面上豁然闪出的直径约1米的黑洞洞的井口，给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也不见略微高于井口的石楞，只有那井张着嘴。石砌的井围，经过多年风吹雨淋，呈现出难以形容的混浊白色，而且裂缝纵横，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绿色小蜥蜴"吱溜溜"地钻进那石缝里。弯腰朝井下望去，却是一无所见。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井非常之深，深得不知道有多深；井筒非常之黑，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里边。

"那可确实--确确实实很深哟！"直子字斟句酌地说。她说话往往这样，慢条斯理地物色恰当的字眼。"确确实实很深，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晓得它的位置--肯定在这一带无疑。"她说着，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袋里，觑了我一眼，妩媚地一笑，仿佛说自己并非说谎。

"那很容易出危险吧，"我说，"某处有一口深井，却又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是吧？一旦有人掉入，岂不没得救了？"

"恐怕是没救了。飕--砰！一切都完了！"

"这种事实际上不会有吧？"

"还不止一次呢，每隔三年两载就发生一次。人突然失踪，怎么也找不见。于是这一带的人就说：保准掉进那荒草地的井里了。"

"这种死法怕有点不太好。"我说。

"当然算不得好死。"她用手拂去外套上沾的草穗，"要是直接摔折脖颈，当即死了倒也罢。可要是不巧只摔断腿脚没死成可怎么办呢？再大声呼喊也没人听见，更没人发现，周围触目皆是爬来爬去的蜥蜴蜘蛛什么的。这么着，那里一堆一块地到处是死人的白骨，阴惨惨湿漉漉的。上面还晃动着一个个小小的光环，好像冬天里的月亮。就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地一份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一想都叫人汗毛倒立，"我说，"总该找到围起来呀！"

"问题是谁也找不到井在哪里。所以，你千万可别偏离正道！"

"不偏离的。"

直子从衣袋里掏出左手握住我的手。"不要紧的，你。对你我十分放心。即使黑天半夜你在这一带兜圈子转不出来，也绝不可能掉井里。而且只要紧贴着你，我也不至于掉进去。"

"绝对？"

"绝对！"

"怎么知道？"

"知道，我就是知道。"直子仍然抓住我的手说。如此默默地走了一会。"这方面，我的感觉灵验得很。也没什么道理，凭的全是感觉。比如说，现在我这么紧靠着你，就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再黑心肠的，再讨人厌的东西也不会把我拉去。"

"这还不容易，永远这样不就行了！"

"这话--可是心里的？"

"当然是心里的。"

直子停住脚，我也停住。她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目不转睛地凝视我的眼睛。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这对如此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定定地注视着我。随后踮起脚尖，轻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一瞬间，我觉得一股暖流穿过全身，仿佛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谢谢。"直子道。

"没什么。"我说。

"你这样说，太叫我高兴了，真的。"她不无凄凉意味地微笑着说，"可是行不通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可以的事，那太残酷了。那是--"说到这里，直子蓦地合拢嘴唇，继续往前走着。我知道她头脑中思绪纷乱，理不清头绪，便也缄口不语，在她身边悄然移动脚步。

"那是--因为那是不对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少顷，她才接着说道。

"怎么样的不对呢？"我轻声问。

"因为，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咦，假定、假定我们结了婚，你要去公司上班吧？那么在你上班的时间里，有谁能守护我呢？我到死都寸步不离你不成？那样岂不是不对等了，对不？那也称不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吧？再说，你也早早晚晚要对我生厌的。你会想：这辈子是怎么了，只落得给这女人当护身符不成？我可不希望这样。而这一来，我面临的难题不还是等于没解决么！"

"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我抚摸她的背。说道，"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另作商量也不迟，商量往下该怎么办。到那时候，说不定你倒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总不能眼盯着收支账簿过日子。如果你现在需要我，只管使用就是，是吧？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呢？好么，双肩放松一些！正因为你双肩绷得紧，才这样看待问题。只要放松下来，身体就会变得更轻些。"

"你怎么好说这些？"直子用异常干涩的声音说。

听她这么说，我察觉自己大概说了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直子盯着脚前的地面说，"肩膀放松，身体变轻，这我也知道。可是从你口里说出来，却半点用也没有哇！嗯，你说是不？要是我现在就把肩膀放松，就会一下子土崩瓦解的。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如今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我就会分崩离析--被一片片吹散到什么地方去。这点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说什么照顾我？"

我默然无语。

"我心里要比你想的混乱得多。黑乎乎、冷冰冰、乱糟糟……嗯，当时你为什么同我一起睡觉？为什么不撇下我离开？"我们在死一般寂静的松林中走着。路面散落的夏末死去的知了外壳，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和直子犹如寻觅失物似的，眼看着地缓缓移步。

"原谅我。"直子温柔地抓住我的胳膊，摇了几下头说，"不是我存心难为你。我说的，你别往心里去。真的原谅我，我只是跟自己跟自己怄气。"

"或许我还没真正理解你。"我说，"我不是个头脑灵敏的人，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但只要时间，总会完全理解你的，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得彻底。"

我们止住步，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我时而用脚尖踢动知了残骸或松塔，时而抬头仰望松树间露出的一角天空。直子两手插在外衣袋里，目光游移地沉思着什么。

"嗳，渡边君，真喜欢我？"

"那还用说？"我回答。

"那么，可依得我两件事？"

"三件也依得"

直子笑着摇摇头："两件就可以，两件就足够了。第一件，希望你能明白：对你这样来看我，我非常感激，非常高兴，真是--雪里送炭，可能表面上看不出。"

"还会来的。"我说，"另一件呢？"

"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呆过。可能一直记住？"

"永远。"我答道。

她便没再开口，开始在我前边走起来。树梢间泻下的秋日阳光，在她肩部一闪一闪地跳跃着。犬吠声再次传来，似乎比刚才离我们稍近了些。直子爬上小土丘般的高冈，钻出松林，快步走下一道胁迫。我拉开两三步距离跟在后面。

"来看呐，这儿好像有井。"我冲着她的后背招呼道。

直子停下，动情地一笑，轻轻抓住我的胳膊，然后肩并肩地走那段剩下的路。

"真的永远都不会把我忘掉？"她耳语似的低声询问。

"是永远不会忘。"我说，"对你我怎么能忘呢！"

尽管如此，记忆到底还是一天天模糊起来。在如此追踪记忆的轨迹写这篇东西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惴惴不安。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了。甚至不由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的记忆都丧失了。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堆那样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而化为一滩烂泥。

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命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仍在时刻模糊下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为了信守我对直子做出的诺言，舍此别无他路。

很久以前，当我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就几次有过写一下直子的念头，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往下就会文思泉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就像一张详尽的地图，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不便于使用。但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底，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愈是模糊，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她。时至今日，我才恍然领悟到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掉她的原因。直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也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的。

第二章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20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18岁，刚上大学。对东京还一无所知，独自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这里给我找了间宿舍。这里一来管饭，二来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于是父母觉得即使一个未通世故的18岁少年，也可在此生活下去。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支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因为，只要有了被褥和台灯，便无须添置什么。就我本人来说，本打算租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费，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况且，住处对我原本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寄宿院建在东京都内风景不错的高地上，占地很大，四周围有高高的混凝土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一棵巨大的桦树。树龄听说至少有150年。站在树下抬头仰望，只见天空被绿叶遮掩得密密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树迂回转过，然后再次呈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这是开有玻璃窗口的大型建筑，给人以似乎是由公寓改造成的监狱或由监狱改造成的公寓的印象。但绝无不洁之感，也不觉得阴暗。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奶黄色，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便是双层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个会议室。另外不知何用，居然还有贵宾室。主楼旁边便是三栋宿舍楼，同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院唯一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上的莫名其妙。它是由以某一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所经营的。其经营方针——当然是以我的眼光看——是相当奇特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八九。“就教育之根本，在于培育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楼的创办精神，赞同这一精神的诸多财界人士慨然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词。明确地来说，没有任何人晓得实情，称其无非是作为逃税对策者有之，谓其沽名钓誉者有之，说其以建寄宿舍之名而采取形同欺骗的巧妙手腕骗取这块一等地产者有之。甚至有人说其中包藏着非同小可的老谋深算。照这种说法，创办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这里做过寄宿生的人在财政界建立一个地下财阀。确实，寄宿院内，有个清一色由寄宿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特权俱乐部，详情我自然不清楚。据说一个月总要召开几次邀请创办者参加的什么研究会。只要加入这俱乐部，将来就职便万无一失。至于这些说法中孰对孰错,我便无从判断了。但所有这些说法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反正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1968年春到1970春这两年时间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待了两年之久，我也无法回答。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新闻中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长的任务。这是个大约60岁的老年男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这也是真假莫辨。他身旁侍立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事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楚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的那位却是截然相反：五短身材，面皮白嫩，不瘦偏肥。就是这一对令人不快至极的搭档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住进之初，出于好奇，每天我特意在6点钟就爬起身来观看这爱国仪式。清晨6时，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在院子中亮相。学生服固然是学生服加黑皮鞋，中野学校则一身夹克，脚穿白运动鞋。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地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毕恭毕敬地把那旗拿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顺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沙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升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视国旗。假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那光景便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其仪式也大同小异，只是顺序与早上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中即可。晚间国旗却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晚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夜里，国家也照样存在，做工的人也照样不少。巡路工、出租车司机、酒吧女侍、值夜班的消防队、大楼警卫等——这些晚间工作的人们居然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并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介意的大概舍我并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打算寻根问底。

房间的分配，原则上是一、二年级两人一房，三、四年级每人一间。两人一个的房间，有六张垫席大小，略显狭长，尽头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窗前，背对背放着用来学习的两套桌椅，门内左侧放一架双层铁床。每件家具，其结构简单得出奇，且结实得可以。除了桌椅铁床，还有两个衣箱、一张小咖啡桌，以及直接安在墙壁上的搁物架。无论怎么爱屋及乌，都难以恭维是富有诗意的空间。差不多所有房间的搁物架上，都摆一些日用品。有收录机、吹风机、电暖瓶、电热器和用来处理速溶咖啡、袋装茶、方糖、速食面的锅和简单的餐具。石灰墙上贴着《平凡周刊》上的美人照，以及从报刊上剪下的色情电影广告画。其中也有开玩笑贴的猪交尾照片，但这是例外中的例外。一般房间贴的都是裸体照，或年轻歌手照和女演员照。桌上的小书架里排列着教科书、辞典、小说之类的。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经发霉生毛的桔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10几厘米厚，里面一冒烟，便用咖啡啤酒什么的随手倒进浇灭，发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儿。碟碗则没有一个不黑糊糊的，里外沾满无名脏物。地板上散乱地扔着速食面包袋、空啤酒瓶什么以及什么器皿的封盖之类。没有一个人想起过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或用垃圾铲铲倒垃圾篓里。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个房间都充斥一股难闻的气味。虽然气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都是毫无二致：汗、体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晒被褥，于是那被褥算是彻底吸足了汗水，释放出不可救药的气味。我现在还感到不可思议：在那般混浊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致命的传染病。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的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然，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所，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说：“那家伙连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都也不晓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党”或“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画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裸体画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很想贴那裸体，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手淫来着。”我本来是开玩笑说的，大伙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

由于我同敢死队住在一起，大家都对我表示同情，但我本人却无甚反感。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作为我，反倒有些求之不得：地板他扫，被褥他晒，垃圾他倒。要是我忙得三天没进浴池，他便嗅了嗅，劝我最好“呼哧呼哧”嗅嗅自己的味道洗澡去，甚至还提醒我该去理发店了,该剪一剪鼻毛了。麻烦的是只消发现一条小虫，他就拿起杀虫剂喷雾器满屋喷洒不止。这时我只好到隔壁的混乱地带避难。

敢死队在一间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是他对我这样说。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感叹：世上果然有多种多样的希望，人生目标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发出诸多感叹，此其一。不错，假若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热情——太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的。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说。

“戏剧？就是演戏？”

“不不，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曲。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了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连看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然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时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是“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其他衣服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的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6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钟的《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故弄玄虚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地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地抖动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刷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得很晚，一觉睡到早上8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作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什么地方做好么？”我开门见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6点半了呀！”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那我知道，不就6点半吗？6点半对我是睡眠时间。原因不好解释，反正就这习惯。”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就有意见了。这是因为下面房间是贮藏室，谁都不会说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机不是晶体管的。没、没电源不能用，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相当原始，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是音乐专用，只能收立体声短波。罢了罢了，我想。

“让你一步，”我说，“做体操可以，只是把跳跃动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这回总可以了吧？”

“跳、跳跃？”他满脸惊异，反问道，“跳跃是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没心思再和他罗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日本广播协会那段“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曲子，一边在地上实际蹦跳一番。

“看见没有，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又的，没、没注意。”

“所以我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胜吞气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让我睡个安稳觉，行吗？”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能说出什么呢？最有效的莫过于把他那个活气死人的收音机趁他不在从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说，那一来肯定像打开地狱之门似的捅出一场骚乱。因为敢死队这小子拿自己的东西极其留心。我哑口无言，在床边茫然坐着。这当儿，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边君，你也一块儿起来不就得了。”言毕，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讲罢敢死队和他做广播体操的趣闻，直子“扑哧”笑出声来。其实我并不是当笑柄讲的，但结果我也笑了。看见她的笑脸——尽管稍纵即逝——实在是久违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电车，沿铁路边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5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噼里啪啦”时停时下的雨，上午就已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似的无影无踪，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毛衣和外套，有的搭在肩头，有的挽在臂上。在周日午后温暖阳光的爱抚下，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分外开心。土堰对面的网球场上，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挥舞球拍。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个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冬令制服。仿佛惟独她们四周没有阳光降临，但两人还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享受着晒太阳聊天的乐趣。

走了15分钟，背上渗出汗来。我于是脱去棉布衬衣，只穿圆领半袖衫。她把浅灰色的运动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过好多遍了，颜色褪得恰到好处。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见她穿过同样的衬衫，但记不确切，只是觉得而已。关于直子的事，当时记得确实不很多。

“集体生活怎么样？和别人朝夕相处，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才一个月过一点嘛。”我说，“不过，倒也不坏，至少还没有叫人吃不消的事。”

她在饮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从裤带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嘴，然后弯下腰，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

“你说，我也能过那种生活？”

“集体生活？”

“嗯。”直子说。

“怎么说呢，这东西主要看个人想法。伤脑筋的事说有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规定罗罗嗦嗦，无聊的家伙耀武扬威，加上同室人6点半就做广播体操。可是，如果想一想这类事到哪里都在所难免，也就心平气和了。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凑合下去。就这么回事。”

“呃——”她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停了一会儿。之后就像审视什么世间珍品似的凝眸注视我的眼睛。仔细看去，发现她的眼睛是那样深邃和清澈，令人怦然心动，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想来，我还真没仔细看她眼睛的机会，两人单独走路是第一次，说这么多话也是第一次。

“打算搬进寄宿宿舍？”我试着问。

“不不，不是那样的。”直子说，“只是想想，想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是说……”直子咬起嘴唇，搜寻合适的字眼，但终究没有找出来。她叹了口气，低下头，“我想不明白，算了。”

交谈到此为止了。直子开始再次向东走，我留点距离随在后面。

我差不多一年没有见到直子了。这一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个人。原先别具风韵的丰满脸颊几乎平平的了。脖颈也一下细弱好多。但她这种瘦削，看上去非常自然而娴雅。简直就像在某个狭长的场所待过后，体形自行纤细起来一样。而且，直子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我很想就这点向直子讲点什么，但不如怎样表达，结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们也不是有什么目的才来这里的。在中央线电车里，我和直子偶然相遇。她准备一个人去看电影，我正要去神田逛书店。双方都没什么要紧事。直子说声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那站就是四谷站。当然，只剩下两人后，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畅谈的话题。至于直子为什么说下车，我全然不明白。话题一开始就无从谈起。

出得车站，她也没说去哪里就快步走起来。无奈，我便追赶似的尾随其后。直子和我之间，大致保持1米左右的距离，，若想缩短，自然可以缩短，但我总觉得有点难为情。因此我一直跟在离直子1米远的身后，边走边打量着她的背影和乌黑的头发。她戴一个大大的茶色发卡，侧脸时，可以看见白皙而小巧的耳朵。直子不时地回头搭话。我有时应对自如，有时就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时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对直子来说，我听见也好没听见也好似乎都无所谓。她说完自己想说的，便继续向前走。也罢也罢，反正天气不错，散散步也好。我决定由她去了。

可是，就散步来说，直子那步伐又有点过于郑重其事。到了饭田桥，她向右一拐，来到御堀端，之后穿过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随即进入本乡。又沿着都营电车线路往驹込走去。路程真长的可以。到得驹込，太阳已经落了，一个柔和温馨的春日黄昏。

“这是哪儿？”直子突然察觉似的问道。

“驹込。”我说，“不知道？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荞麦面馆，简单吃点东西，我口渴，一个人要来啤酒。等待东西端来的时间里，我们都一句话没说。我走得累了，有点打不起精神，她两手放在桌面上沉思什么。电视的新闻节目里，报道说今天这个周日任何一处游乐场所都人头攒动。我们可是从四谷步行到驹込，我想。

“身体真不错啊。”我吃完荞面说。

“没想到？”

“嗯。”

“别看我这样，初中时还是长跑选手，跑过十几公里呢。而且，由于父亲喜爱登山，我从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记得不，我家后面就是山吧？所以，腿脚就自然而然变得结实了。”

“真看不出来。”我说。

“倒也是。别人也都说我长得太娇嫩了。不过，人可是不能貌相哟！”说罢，补充似的微微一笑。

“这么说你别见怪，我可是累得够呛。”

“对不起，让你陪了一整天。”

“不过，能和你说话，挺高兴的。以前好像两人一次都没单独说过话。”说罢，我便回想说过什么没有，但根本想不出来。

她下意识地反复摆弄着桌面上的烟灰缸。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再见面好么？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该说这样的话。”

“按理？”我吃了一惊，“按理是怎么回事？”

她脸红了。大概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辩解似的说。她把运动衫两个袖口拉到臂肘上边，旋即又褪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理，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着墙上的挂历，似乎想要从中找出合适的字眼，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叹口气，闭上眼睛，摸了下发卡。

“没关系。”我说，“你要说的好象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字眼。有时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可要改嘴的时候，头脑又混乱得找不出词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仰脸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现自己，而又不能表现得确切，以至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也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显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乘上手山线，直子在新宿转乘中央线。她在国分寺租了间小公寓。

“哦，我说话方式同以前不一样了？”临分手时直子问我。

“好像稍微有点不同。”我说，“不过哪点不同，我又说不清楚。老实说，记得那时候见面倒是不少，却没怎么说过话。”

“是啊。”她也承认，“这个星期六可以打电话给你？”

“可以，当然可以。我等着。”我说。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正统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不本分”。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唯一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木月和她几乎是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到两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直子领过一个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动物园，去游泳池，去看电影。但坦率地说，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但对我太高雅了。作为我，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却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头脑中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

由于这个原因，木月便放弃了四人约会，而只我们三人——木月、直子加我，或外出游玩或谈天说地。想起来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相安无事。而四人相聚，气氛总有些不太融洽。三人在一起，便俨然成了电视中的专题采访节目：我是客串演员，木月是精明强干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手。木月总是节目的中心，而他又干的的确得心应手。木月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往往被人视为傲慢，但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时，对我对直子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搭话，一样地开玩笑，注意不让任何人受到冷落。倘若有一方长久默然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每见他这样，就觉得他煞费苦心，而实际上恐也不致如此。他有那么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住气氛的变化，，从而浑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并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就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在欢度妙趣横生的人生。

然而他决非社交式人物。在学校里，除我以外他同谁也合不来。我总不明白，此等头脑机敏、谈吐潇洒之人为何不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华，而对只有三个人的小天地感到满足。至于我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独自听音乐。更不具有值得木月刮目相视并主动攀谈的某种出人头地的才能。可是我们却一拍即合地要好起来。他父亲是牙科医生，以技术高明和收费昂贵知名。

“这个星期天来个四人约会如何？我那个她在女校，会领些可爱的女孩儿来的。”相处后不久木月便这样提议。

“好哇。”我说。就这样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但当木月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木月的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我么，更乐意听别人说。这样，和直子单独留下来，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对胃口，只是无话可谈。

木月的葬礼过后大约两周，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饮食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向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点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所不满，原因我揣摸不出。从那次同直子分手，到这次在中央线电车中不期而遇，期间一年没有见面。

直子对我心怀不满，想必是因为同木月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乎可理解。可能的话，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

那是5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我能不能不上课，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致，便出了校门，晃晃悠悠地走下坡路，往港口那边逛去。走进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轻而易举地赢了，他于是顿时认真起来，一举赢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玩球时间里，他一句玩笑也没说——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们吸了支烟，休息一会。

“今天怎么格外的认真？”我问。

“今天我可是不想输。”木月满意地笑着说。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脚踏板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既无遗书，也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了解了情况。我对负责问询的警察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与平时完全一样。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仿佛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时间就算了结了。那台N360车被处理掉。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白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前的十个月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同他睡过觉，但持续不过半年。她也从未找我算帐。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考罢入了学。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想在无一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过了，所以就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说。我只不过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她想不通。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去东京的新干线电车中，我回想起她的长处和优点，后悔自己干了一件十分亏心的事。可是已经追悔莫及了。我决定把她忘掉。

到得东京，住进寄宿宿舍开始新生活时，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的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股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问询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恍如一团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团状的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练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诉诸语言之后确很平凡，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无论镇纸中，还是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

在此以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独立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侧。我在此侧，不在彼侧。

然而，以木月死去那个晚间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我们无论怎样力图忘掉它都归于徒劳这点便是实证。因为在17岁那年5月一个夜晚俘获了木月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里送走了18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语。但无论我怎样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在这令人窒息般的悖反性当中，我重复着这种用永不休止的圆周式思考。如今想来，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第三章

第二个周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间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本人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周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我看的尽是她背部，这点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事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逐渐对直子产生一丝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个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一间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是窗台一角不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地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都该进再时髦点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在我身旁。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一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般地，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仿麂皮皮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咖啡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讲。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同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６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７月间，不知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手淫。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儿。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近况。

直子问我有没有一度喜欢过的女孩儿。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儿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又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出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着我身旁籁籁发抖，但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兜，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发出"嚓擦"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地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紧紧地一把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我便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

这么着，我从１８岁进人了１９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可能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大厅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大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而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及不到。

※

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读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特、约翰·阿珀达依库、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无论班里还是宿舍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人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１８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１９６８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亲热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不过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越是读的次数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似的说。我们果真成了朋友。这是１０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发觉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真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方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康拉德、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现代感的作家。"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和你。其余全是一堆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在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在头脑里算了一下："可是菲茨杰拉德死后只有二十八年呐！"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古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致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进外务省，当外交家。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间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出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察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都对我流露出一丝敬意。其实，人们似乎尚未悟出，个中缘由再简单不过：永泽之所以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敬佩的表示。对他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部分，深不可测的部分，我是怀有兴趣的。至于他成绩突出、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我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也许颇觉希罕。

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征途中。

但总的说来，我对他怀有好感。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他决不说谎，从不文过饰非，也不隐瞒于己不利的情况。而且对我始终亲切如一，慨然给予诸多关照。如果没他如此相待，我想我的寄宿生活将远为不快得多、别扭得多。尽管如此，我却一次都没交心于他。就这点而言，我和他的关系，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我同木月之间。自从我目睹永泽酩酊大醉后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以来，我就决意万万不可向他交心。

宿舍院里，流行好几种关于永泽的说法。第一种是说他生吞过三只蛞蝓。其次是说他的阳物非常强大，睡过的女人已达百数之多。

生吞蛞蝓确有其事。我一问，他就痛快承认了，"顶大的，吞了三只哩！"

"这又何苦？"

"啊，说起来话长。"他说，"我住进这宿舍那年，新生和老生之间有点磨擦。大概是９月，我作为新生代表去老生那里谈判。对方是右翼，有把什么木刀，看样子怎么也谈不拢。我就跟他说：我明白了。如果问题能在我本人身上解决，我于什么都在所不惜，把话说清就行。于是那家伙叫我生吞蛞蝓，我说好，那就吞。就是这样吞的。那帮家伙找了三只大大的来。"

"什么感觉？"

"要说什么感觉嘛，生吞蛞蝓时的那种感觉，只有亲口吞过的人才体会得到。蛞蝓滑溜溜地通过喉咙，'嘶--'地一下子落进肚里，真叫人受不了。凉冰冰的，口里还有余味儿，一想都打寒战。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又只能咬紧牙根儿忍住。要是吐出来，还不得又要重吞！这么着，我终于把三只一口气吞进肚里。"

"吞完后呢？"

"那还用说，回到房间咕嘟咕嘟大喝盐水。"永泽说，"此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倒也是。"我附和道。

"不过，从那以来，谁对我都无可挑剔了。包括老生在内！一口气生吞三只蛞蝓的人，除我找不出第二个！"

确认其阳物大小很简单，一起进浴室即可，那确实非比一般。睡过一百个女人是夸张。他思忖一下说：怕是七十五个左右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管保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式小吃店（这种地方一般总有很多人），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都听得入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子。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频频点头或笑意盈盈。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能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不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并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情欲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荡漾着酒气。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造爱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仍弄得头脑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悉悉索索地到处摸内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筒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１２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地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呆到早上，满带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劳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作乐。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所以住寄宿宿舍，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宿舍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规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自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颇关心，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俱乐部里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便适当敷衍几句把话引开。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干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我也有同感。

※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铺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多，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而且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马歇尼的收有《心上人》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有点不够长，但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涩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归终也待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又没有要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饼，简单地做了煮年糕。

１９６９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ｌ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直子一同去看。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能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１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晤，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抛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２月间下了几场雪。

近２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处理了事态，我才只是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怏怏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Ｃ或Ｄ，Ｂ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入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４月中旬，直子满２０岁。我１１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２０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１８岁与１９岁之间徘徊才是。１８之后是１９，１９之前是１８--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２０岁了，到秋天我也将２０岁。惟有死者永远１７。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２０岁了，总该稍稍庆祝一下。我思忖，如果我是直子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地送走２０岁的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活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２０根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蛋糕，饭吃得很简单。

"我也２０岁了，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２０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你才１９。"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校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进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有时忍不住要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草席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含有某种东西。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却异乎寻常。Ａ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Ｂ话，不一会又变成Ｂ中包含的Ｃ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威尔·埃文斯的《献给戴维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要紧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只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１１点时，我到底有点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最后一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剩下的葡萄酒一喝而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似的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了。本来她还想努力接说下去，但话已经无影无踪了。是被破坏掉了，说不定破坏者就是我。我刚才的话终于传进她的耳朵，好半天才被她理解，从而破坏掉了促使她继续说话的类似动力的东西。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双眼雾蒙蒙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不是想打断你，"我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之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垫席，身体前屈，嚎陶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随后，我几乎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什么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

这天夜里，我同直子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２０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裸体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默默相互抚摸身体，我吻她的嘴唇。温和地用手扪住她的乳房。直子握住我变硬的东西。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早已睡过。我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等她镇静下来……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冲动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

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一切语言，身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体纹丝不动，我许久地看着她裸露的肩头，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席子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冷冷的。凑近一闻，漾出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了门。

※

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呼电话，因此星期天一早我便来到国分寺。她不在，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问管理人，说是直子已于三天前搬走了。搬去哪里他不晓得。

我返回宿舍，给她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无论直子搬去何处，那封信总会转递她手上。

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其缺乏相互的了解。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我们也许会进而相互加深了解。总之，我想再见你一次，好好谈谈。木月去世以后，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说自己心情的对象，想必你也同样如此。我想，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我也想过，或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此外别无他法。当时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亲密而温馨的心情，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曾感受过的情感。请你回信，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回信。

没有回信。

我心里失落了什么，而又没有东西填补，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弃置不理。身体轻得异乎寻常，语音虚无缥缈。周复一周，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校听课。课虽然枯燥无味，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但此外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座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５月底，学校进入罢课。那伙人高喊“肢解大学”。也好，能肢解只管肢解就是。肢解它，让它支离破碎，再狠狠地踩成粉末，一切悉听尊便！那样一来我也轻松了，往下的事情自己总有办法。要我帮忙的话帮忙也可以，赶快下手好了！大学被迫关门后没有课上了，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一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干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晚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从床上爬起来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自斟自饮。

时至６月，我又给直子写了封长信，仍寄往她神户家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只是加了两句：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投到信筒里后，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

６月间，我两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困觉，双方都再省事不过。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要给她脱衣服时，她手蹬脚刨，硬是不准。惹得我好不耐烦，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儿，她自己倒主动贴身上来。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向我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啦，老家哪里啦，在哪个大学啦，喜欢什么音乐啦，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外国旅行准备去哪里啦，她的胸脯是不是比别人大得多啦等等，不一而足。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她说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鸡蛋，喝了味道糟糕的牛奶。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涨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咦，能再见面？"她不无凄凉地说。

"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说完，便和她分手了。剩下我一个人后，心想罢了罢了，我这是干的什么事！不由一阵心灰意冷。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困觉。而我同她们困觉的时候，我又总是想着直子。想着直子黑暗中白嫩嫩浮现出来的裸体，想着她的喘息，以及外面的雨声。而且愈想愈觉得身体饥不可忍，渴不可耐。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７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１年。虽说暂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以来考虑的结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于未能开口。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机构。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静寂地方休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的准备。一旦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同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同一性质的悲哀。这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人我的耳底。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一楼门厅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又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１０点一到，我便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

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栖生的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待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大旅行箱里塞放衣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周时间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是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宿舍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半。左半边是黑的，只有右半边亮。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炖菜的气味儿。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往来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很早以前。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该是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璨得多的流光。于是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那情景我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就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熄掉电筒，连脚下都不易看清。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多达数百只的萤火虫。萤火宛似正在燃烧中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

我合上眼帘，许久地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切地传来耳畔。尽管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有些深了。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大约向外侧探出３厘米的给水塔边缘上。萤火虫仿佛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周，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之后，又拐回左边。继之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顶，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像断了气。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籁籁作响。

我久久、久久地等待着。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顿有所悟似的，蓦地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脑海中。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中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第四章

暑假期间，校方请求机动队出动。机动队捣毁壁垒，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大学根本没有肢解。投入大量资本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学生闹事就毁于一旦。况且把校园用壁垒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心想要解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镇压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９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缺。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会的办公楼未被烧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干什么来着！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壁垒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样的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解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便愈发孤立了。当叫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

９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９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敢死队也绝对没旷过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膏，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我便清扫房间。一来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存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倒也自得其乐。

※

周一１０点，有"戏剧史II"课，讲欧里庇得斯，１１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１０分钟处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食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三个打零工的女孩儿。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工夫，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门口处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着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儿。

这时间里，我发现一个女孩儿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坐一下可以么？或者有谁来这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摇头说：

"没谁来。请。"她叮叮咣咣拖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太阳镜里盯着我，接着把视线落到我的盘子上。

"味道像是不错嘛，嗯？"

"是不错。蘑菇、煎蛋、青豌豆色拉。"

"晤，"她说，"下回我也来这个。今天已经定了别的了。

"别的？"

"通心粉、奶汁烤菜。"

"通心粉、奶汁烤菜也不坏嘛。"我说，"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欧里庇得斯。"她言词简洁，"埃勒克特拉说：'不，甚至上帝也不愿听不幸者的表白'。课不刚刚才上完吗？"

我仔细审视她的脸，她摘下太阳镜。我这才总算认出：是在"戏剧史II"班上见过的一年级女孩儿。只是发型风云突变，无法辨认了。

"可你，直到放暑假前头发还到这地方吧？"我比量着肩部往下大约１０厘米的位置。

"嗯。夏天烫发来着。可是烫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真的。气得我真想一死了之。简直太不成话！活活像一具头上缠着裙带菜的淹死鬼。可又一想，死了还不如索性来个和尚头。凉快倒是凉快，喏。"说着，用手心悉悉索索地抚摸着四五厘米长的短发。

"一点都不难看呀，真的。"我一边继续吃煎蛋一边说，"侧过脸看看可好？"

她侧过脸，５秒钟静止未动。

"呃，我倒觉得恰到好处。肯定是头形好的缘故，耳朵也显得好看。"我说。

"就是嘛，我也这样想，理成短头一看，心想这也满不错嘛，可就是没一个人这样说。什么像个小学生啦，什么劳动教养院啦，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我说，男人干吗就那么喜爱长头发呢？那和法西斯有什么两样，无聊透顶！为什么男人偏偏以为长头发女孩儿才有教养，才心地善良？头发长而又俗不可耐的女孩儿，我知道的不下二百五十个，真的。"

"我是喜欢你现在这样。"我说，而且并非说谎。长头发时的她，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可爱女孩儿。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怒，或惊讶或泄气。我有好久没有目睹如此生动丰富的表情了，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

"真那样想的？"

我边吃色拉边点头。

她再次戴上太阳镜，从里边看着我的脸。

"我说，你该不是撒谎的人吧？"

"哦，可能的话我还是要当一个诚实的人。"我说。

"晤--"

"为什么戴颜色这么深的太阳镜呢？"我问。

"头发一下变短，觉得什么保护层都没有了似的。就像赤身裸体地被扔到人堆里，心里慌得不行，所以才戴这太阳镜。"

"有道理。"我说。然后把最后一片煎蛋吞下去。她饶有兴味地定睛看着我将食物一扫而光。

"不过去可以么？"我指着和她同来的三个人那边。

"没关系，放心。饭菜来了过去也不迟。无所谓的。不过在这里不影响你吃饭？"

"影响什么，都吃完了。"我说。看样子她无意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便要了一份饭后的咖啡。老板娘把盘子撤去，放上砂糖和奶油。

"喂，今天上课点名时你怎么不答应呢？渡边是你的名字吧，渡边彻？"

"是啊。"

"那为什么不回答？"

"今天不大想回答。"

她再一次摘下太阳镜，放在桌面上，俨然探头观察什么稀有动物似的盯视着我的眼睛。"今天不大想回答？"她嘴里重复道，"我说，你这话很像汉弗莱·鲍嘉嘛！既冷静，又刚毅。"

"不至于吧？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到处有的是。"

老板娘端来咖啡放在我面前，我没加砂糖和奶油，轻轻啜了一口。

"瞧瞧，到底砂糖、奶油都不加吧！"

"只是不喜欢甜东西罢了。"我耐着性子解释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怎么晒得这么黑？""我马不停蹄地徒步旅行了整整两个星期嘛。这里那里，扛着背包和睡袋。所以晒黑了。"

"去哪了？"

"从金泽到能登半岛，转了一大圈。新潟也去了。"

"一个人？"

"一个人。"我说，"也有时一路上碰到旅伴。"

"该有浪漫情调诞生吧？旅行中没碰巧结识个女孩儿？"

"浪漫情调？"我一怔，"你这人，我说你是有什么误解嘛。一个扛着睡袋、满腮胡子、疲于奔命的人到哪里找什么浪漫情调呢！"

"经常这样一个人旅行？"

"不错。"

"喜欢孤独？"她手拄着腮说，"喜欢一个人旅行，喜欢一个人吃饭，喜欢上课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单坐？"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得失望。"我说。

她把太阳镜的吊带衔在口里，窃窃私语似的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然后转向我，"如果你写自传的话，可别忘了这句对白。"

"谢谢。"我说。

"可喜欢绿色？"

"怎么？"

"你身上的半袖衫是绿色的呀！所以才问你是不是喜欢绿色。"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她再次鹦鹉学舌，"我嘛，打心眼里喜欢你这说话的方式。就像漂亮地涂了一层墙粉--可听人这么说过，从其他人口里？"

"没有。"我回答。

"我呀，名叫绿子。却跟绿色格格不入，好笑不？你不觉得这样太可悲了？简直是可诅咒的人生！对了，我姐姐叫桃子。岂不滑稽？"

"那么，你姐姐适合粉红色？"

"再没那么适合的了。就像专门是为穿粉红色降生的。哼，不公平到了极点！"

那边餐桌上已有饭菜端来，一个穿双色方格衬衫的小伙子叫道："喂--绿子，吃饭啦！"她朝那边扬一下手，意思是说"知道了"。

"嗯，渡边君，你做笔记了么？戏剧史II的？"

"做了。"我说。

"对不起，可以借我一看？我两次没去。那班上我又没有认识的人。"

"当然可以。"我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确认上边没有乱写之后，递给绿子。

"谢谢。对了，渡边君，后天去学校？"

"去的"

"那么１２点来这里好么？还笔记本，午饭我请客。该不会说什么不是一个人吃饭就消化不良吧？"

"不至于吧。"我说，"不过答谢什么的可用不着哟，不过是给看一下笔记本。"

"没关系。我嘛，最喜欢答谢。喏，记住了？不记在手册上不会忘？"

"忘不了。后天１２点在此相见。"那边又传来招呼声："喂--绿子，再不吃可凉透啦！"

"我说，你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绿子充耳不闻地说。

"我想是这样的，可并不是什么有意的。"我回答。说话方式被人说是与众不同，这还真是第一遭。

她略一沉吟，稍顷妩媚地丢下一笑，离座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从那张餐桌经过时，绿子朝我挥一下手。其他三人则只是觑一眼我的脸。

星期三到１２点的时候，绿子没有赶来这家饭店。我本来打算边喝啤酒边等绿子。但店内人已开始增多，只好要来饭菜，一个人吃着。吃完时已是１２点３５分，但绿子还是没有出现。我付了款，走出店门，坐在对面小神社的石阶上，清醒一下给啤酒弄昏的脑袋，同时等待绿子。等到１点还是徒劳。我只好作罢，返回学校，在图书馆看起书来。然后去上两点钟开始的德语课。

下课后，我到学生会查阅选课登记簿，在"戏剧史II"班里找到她的名字。名叫绿子的学生只有小林绿子一个人。接着翻动学籍卡片，从６９年度人学的学生当中翻出小林绿子，记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家在丰岛区，住的是自家房子。我闪身钻进电话亭，拨动号码。

"喂喂，我是小林书店。＂一个男子的声音。

小林书店？

"对不起，请问绿子小姐在吗？"我问。

"啊，绿子现在不在。"对方说。

"到学校去了吧？"

"晤，大概去了医院吧。您贵姓？"

我没报姓名，谢过后放下听筒。医院？莫非她受伤或患病了不成？但从那男子声音听来，完全没有那种不寻常的紧迫感。"晤，大概去了医院吧。"那口气，简直像是说医院是生活的一部分。到鱼店买鱼去了--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我思索片刻，终于厌倦起来，不再去想，折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从永泽手里借来的康拉德的《吉姆爷》，把剩下部分一口气看完，然后找他还书。

永泽正要去食堂吃饭，我也一起跟去吃了晚饭。

"外务省考试情况如何？"我问他。８月份举行过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

"凑合。"永泽不在意地说，"那东西，一般都混得过去。什么集体讨论啦面谈啦，和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没什么两样。"

"那么说，倒是真够容易的。"我说，"发榜在什么时候？"

"１０月初。要是考中，请你美餐一顿。"

"我说，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是怎么一回事？参加的人全是像你这样的？"

"不见得。基本上都是傻瓜蛋，再不就是变态者。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废料。这不是我信口胡诌，那帮家伙连字都认不全几个！"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外务省呢？"

"原因很复杂。"永泽说，"例如喜欢出国工作啦等等。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想施展一番自己的拳脚。既然施展，就得到最广大的天地里去，那就是国家。我要尝试一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懂吗？"

"听起来有点像做游戏似的。"

"不错，差不多就是一种游戏。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欲金钱欲，真的。或许我这人俗不可耐刚愎自用，但那种玩艺儿却是半点儿都找不到我头上。就是说，我是个没有私欲的人，有的只是好奇心，只是想在那广阔无边而险象环生的世界里显一显身手罢了。"

"也没有什么理想之类的东西吗？"

"当然没有！"他说，"人生中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

"不过，与此不同的人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么？"我问。

"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生？"

"算了吧，"我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事情不明摆着：我一不能进东大，二不能在中意的时候和中意的女人睡觉。再说嘴巴又不能说会道，既不能被人高看一眼，又没有恋人。就算从二流私立大学的文学院毕业出来，前景也未必乐观。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么，是羡慕我的人生喽？"

"也不羡慕。"我说，"我太习惯于我自己了。而且坦率说来，东大也罢外务省也罢，我都没兴致。我唯一羡慕的，就是你有一位初美小姐那样完美的恋人。"

他半天没有做声，闷头吃饭。"我说，渡边，"吃完饭后，永泽对我说，"我似乎觉得，你我从这里出来，十年二十年过后还会在某个地方相遇，还会以某种形式发生关联。"

"简直像狄更斯小说里写的。"我笑了。

"或许。"他也笑了，"不过我的预感可是百发百中的哟！"

吃罢饭，我和永泽走进附近一间酒吧喝酒，一直喝到９点。

"嗯，永泽君，你的所谓人生规范是怎么一种货色？"我问。

"你呀，肯定发笑的！"他说。

"我不笑！"

"就是当绅士。"我笑固然没笑，但险些从椅子上滚落下来："所谓绅士，就是那个绅士？"

"是的，就是那个绅士。"他说。

"那么当绅士，是怎么回事？要是有定义，可否指教一二？"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

※

第二周的星期一，"戏剧史II"教室里仍没见到小林绿子的身影。我在教室里大致扫了一眼，确认她不在之后，在最前排坐下，打算在老师来前给直子写封信。我写了暑假旅行的事。写了所行走的路线、所经过的城镇、所遇到的人们。我写道：每天夜晚总是想你。见不到你以后我才明白自己是何等同你难舍难分。大学里固然百无聊赖，但我从不缺席，权当自我训练也未尝不可。你离去后，无论做什么我都觉得索然无味，很想同你见面好好谈一次。倘若可以，我想去你住的疗养院探望，和你面谈几个小时--可以吗？而且，如果情况允许，还想仍像往日那样相伴而行。劳你回信给我，哪怕几个字也好，打扰了。

写完，我把四张信纸工整地叠好，塞入信封，写上直子父母家的地址。

片刻，显得愁眉不展的矮个子教师进来，点罢名，掏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腿脚不灵便，经常拄一根金属手杖。虽说"戏剧史II"不甚有趣，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倒也值得一听。他照例道一声"好热啊"的开场白，便开始讲欧里庇得斯戏剧中解围之神的作用。他讲了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神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神有何区别。大约过了１５分钟，教室的门开了，绿子闪进来。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和一条奶油色棉布裤，仍戴着上次那副太阳镜。她向老师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在说"来晚了，对不起"，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并从挎包里抽出笔记本，递给我。其中夹一纸条，上面写着："星期三，对不起，生我的气？"

课大约讲到一半，当老师正在黑板上勾勒希腊剧的舞台装置时，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头戴安全帽的学生，简直同一对说相声的搭档无异：一个弱不禁风，瘦瘦长长，小白脸；一个五短身材，黑黝黝的圆脸盘，蓄一撮不三不四的小胡子。瘦长个子怀抱一摞传单，五短身材直奔老师跟前，提出要将下一半时间用来讨论，要老师应允，并说远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正笼罩当今世界。其实这并非要求，而是单方面通碟。老师说他并不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但反正怎么说都无济于事，那就悉听尊便好了。随即紧抓着讲桌边缘移腿下来，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

在瘦长个子散发传单时，黑圆脸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传单上以将任何事情一律简单化的特有笔法写道："粉碎校长选举阴谋"，"全力投身于全学联第二次总罢课运动"，"砸烂日帝--产学协同路线"。立论堂堂正正，措辞亦无可厚非，问题是文章本身却空洞无物。既无可信性，又缺乏鼓动人心的力量。黑圆脸的演说也是半斤八两，一派陈词滥调。旋律照搬照套，惟独歌词的连接处略有更动。我暗自思忖：这伙小子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像力的枯竭。

"走吧！"绿子开口。

我点头立起，两人离开教室，快出门时，黑圆脸向我说了句什么，我却没怎么听清；绿子则朝他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您忙着。"

"噢，我们怕是反革命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嗯？"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对了，有家饭店我想领你去一次，就是远些，花点儿时间不要紧？"

"没关系。反正两点钟上课，有时间。"

绿子领我乘上公共汽车，到四谷站下来。她领我去的店是一家位于四谷后面往里走几步远处的盒饭专门店。我们在桌旁坐定，还未等开口，就端上两个四方形红漆容器，里边放着每日一换的盒饭和一碗汤。果然不虚此行。

"好味道！"

"嗯。而且够便宜的，从上高中时就常常来这儿吃午饭。呃，我们学校离这里不远。学校严得厉害，我们来吃饭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给学校当场抓住，得受停学处分哩！"

绿子摘下太阳镜，同上次比，眼睛显得有点困倦。她摆弄着左手腕上纤细的银手镯，又用小指尖摩擦似的揉了揉眼窝。

"困？"我问。

"有点儿。睡眠不足啊。这个那个忙得团团转。不过也不打紧，别介意。"她说，"上次真是抱歉。出了一件大事，缠得我怎么也不得脱身，又是当天早上突然发生的，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想给饭店打个电话，但忘了那店叫什么名，又不晓得你家的电话。等得你好苦吧？"

"也没什么，反正我是大闲人，时间多得不行。"

"真那么闲？"

"真想把我的时间分出些来，让你在里边好好睡上一觉。"

绿子支颐展颜，看着我的脸说："你还倒挺会关心人的。""不是关心，只是时间有余。"我说，"对了，那天往你家打电话，家人说你去医院来着，出了什么事？"

"往我家？"她微微蹩了下眉头说，"你怎么晓得我家的电话？"

"在学生会查的呀，还用说。谁都可以查的。"

她点了两三下头，仿佛是说"原来如此"。接着又开始摆弄手镯。"是啊，我却没能想到，本来你的电话也可以那样查到的。至于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现在不大想说，别见怪。"

"没什么。我倒像是问得太多了。"

"不不，你这说哪去了。只是现在我有点累，就像淋过一场大雨的猴子似的。"

"那么还是最好回家睡一觉吧，嗯？"我试着提议。

"还不想睡，走一会吧！"绿子说。

从四谷站走出不大工夫，她把我领到她当时就读的高中跟前。

通过四谷站前的时候，我蓦地想起我同直子漫无边际行走的光景。如此说来，一切都是从同一场所开始的。我不由想，倘若那个５月里的星期日不在电车中碰巧遇到直子的话，或许我的人生与现在大为不同。但又马上推翻了这一想法，觉得即使那时不遇上直子，恐怕也不至出现第二种结果。说不定那时我们是为相遇而相遇的。纵令那时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倒没什么根据，但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我和小林绿子两人坐在公园凳子上，望着她就读过的高中校园。校舍墙上爬满常春藤，房脊有几只鸽子落脚歇息，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建筑。院里耸立一株高大的橡树，一缕白烟从旁边笔直腾起。残夏的阳光使得那烟格外掺有一种灰蒙蒙的色调。

"渡边君，你知道那是什么烟？"绿子突然问。

我说不知道。

"是烧卫生巾呢！"

"呃。"我应了一声，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卫生巾、药棉，反正是那个用的。"绿子说着，微微一笑。"那种东西都要往垃圾筒里扔吧？女子高中嘛。管勤杂的老伯伯就把它收拢到一起，放进炉里烧掉。这不就是那烟。"

"听你这么一说，那烟可真够了得。"我说。

"嗯。当时我每次从教室看那烟，也都那么想来着：啊，真不得了！我们学校，初中高中合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女孩子吧！有的还没开始，就算九百人。假定其中五分之一来月经，大致就是一百八十人，就是说，每天要往垃圾筒里扔一百八十人用的卫生巾，是吧？"

"大概是的吧。精确计算我倒不清楚。"

"可不是一般数量哟，一百八十人哩！把这些东西收在一起烧掉--该是怎么一种心情呢？"

"这--猜不出来。"我说。我怎么能明白这个呢！就这样，我们望了半天那缕白烟。

"我打心眼里不乐意去那所学校。"绿子说着，轻轻摇了摇头，"我本想进普通公立学校来着。普普通通老百姓就该去普普通通的学校嘛，而且我想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可父母出于虚荣心，偏偏把我塞去那里。你知道，小学如果成绩好，常遇到这种事：老师说了一通凭这孩子的成绩进那里没问题之类的话，结果就被硬塞进去。我念了六年，却怎么都上不来好感。心里盼望的光是快些毕业快些毕业。对了，别看我这样，还因为不迟到不旷课受表扬了呢！其实我却是那么讨厌学校。这里面的原因你能知道？"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讨厌学校讨厌得要死，所以才一次课都没旷过。心想怎么能败下阵去！一旦败下阵岂不一生都报销了！我生怕自己一旦败阵后就再也站不起来。即使高烧３９度，我爬也要爬到学校去。老师说小林不大舒服吧，我撒谎说没关系，硬是逞强。就这样我得了一张不迟到不缺席的奖状，还有一本法语辞典。也正因为这点，我才在大学里选学德语。我就是横竖都不愿领那所高中的情分！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你讨厌那所学校的哪一点呢？"

"你当初喜欢上学来着？"

"也不喜欢也不十分讨厌。我读的是一间极为普通的公立高中，没怎么在意。"

"那所学校么，"绿子一边用小手指揉眼角一边说，"里面全都是所谓才女，家教好学习好--这样的女孩儿搜罗了差不多一千个。哦，清一色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否则也吃不消。学费高，还时不时地要赞助，修学旅行都住的是京都的高级旅馆，用真漆碗吃'怀石料理'，每年还要去大仓酒店的餐厅参加一次宴会礼仪的讲习班。总之不同一般。知道么？我们年级一百六十人当中，住在半岛区的学生只有我自己。有一次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学生名册。你猜她们都住在什么地方？真不得了，一个个全部集中在千代田区三番叮、港区元麻布、大田区田园调步、世田谷区成城……只有一个姓柏的女孩儿例外，住在千叶县。我和她挺合得来，人不错。一次她叫我去她家玩，说住得远对不起，我说可以，就跑去了。结果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绕房宅地一圈居然要花１５分钟，院子大得出奇，两只小汽车大小的狗，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大堆牛肉。可她还说什么由于家住千叶，在班里很感自卑。每次看要迟到，就让家里开'奔驰'轿车送到学校。车上配有专门司机。司机的模样活像《青蜂侠》中出场的驾驶员，头上一顶制服帽，还带着白手套。尽管这样，那女孩儿还自愧不如人。真叫人难以相信，你能信？"

我摇摇头。

"住在半岛区北大冢这鬼地方的，找遍全校也只有我自己。这还不算，父亲职业一栏还填这么一笔：'经营书店'。这么着，班上的人都对我感到新奇，说喜欢什么书就能看什么书。天大的玩笑！她们脑袋想的，是像纪伊国屋那样的大型书店。对她们来说，提起书店，只能做那样的想象。可实况简直惨不忍睹，小林书店，我可怜的小林书店！咣咣当当地打开门一看，迎面一排除杂志没别的。脱手最快的是《妇女杂志》，就是附录中带有四十八种性生活新技巧插图的那种货色。附近的太太们买回家，坐在厨房餐桌旁背得滚瓜烂熟，等丈夫回家演习一番。那东西真是黄得可以，鬼晓得世上的太太们每天想的是什么！再就是连环画，也有些销量，什么《月报》、《星期天》、《飞人》。当然还有周刊。总之几乎全靠杂志赚钱。文库丛书也有一点，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什么推理啦演义啦色情啦。因为只有这些卖得出去。再往下就是实用书籍，例如《围棋谱》、《盆景制作方法》、《婚礼致辞大全》、《性生活入门》、《快速戒烟法》等等。另外我们连文具也卖。账台旁边摆着圆珠笔、铅笔和本子之类。就这些。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性的人》，没有《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就是小林书店，这烂摊子到底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莫非你羡慕不成？"

"你讲得真够活灵活现的！"

"喏，就是这么个店。附近的人都来买书，也送货上门，老顾客也还不少，一家四口糊口是绰绰有余。没有债款，可以供两个女儿上大学，如此而已。此外再想干大一点的事，就力不从心了。所以，本来就不该把我送去那样的学校，那只能活受罪。每逢要捐什么款的时候，都要给父亲罗嗦个没完没了；和同学外出游玩，一到吃饭时间就心惊胆战，生怕走进价钱贵的饭店弄得掏不出钱。这样的人生简直漆黑一团。你家有钱？"

"我家？我家属于再普通不过的工薪阶层。既不很富，也不特穷。送儿子到东京读私立大学，我想怕是够吃力的。好在子女只我这一个，还不成问题。汇款没那么多，就打点零工。非常一般的家庭。有个小院子，有辆丰田花冠。"

"打什么零工？"

"每星期在新宿一家唱片店干三个晚上。工作满舒服，坐在那里看东西不丢就行了。"

"唔--"绿子说，"我还以为你从来没在钱上吃过苦头呢，总觉得你不像。"

"也算不得吃苦头，是的。不过是说钱不是大把大把的。世上的人大都如此。"

"我读过的那间学校大多都是富翁。"她手心朝上地放在膝部，"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以后可就要同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打交道喽，哪怕你再讨厌也罢。"

"嗯，你认为有钱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不晓得。"

"是可以说没钱呀。例如我向班上的朋友提议做点什么，对方就说'我现在没钱，不行'，可要是我处在对方的立场，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我要是说'现在没钱'，那就真的是没钱。太惨了！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可以说'我今天脸难看得很，不想外出'，可要是换个丑八怪女孩同样说一句试试，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哩！二者同一道理。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６年时间，直到去年。"

"不久就会忘掉的。"我说。

"恨不得马上忘掉。这次上了大学，我着着实实出了口长气，周围都是普通人。"她微微扭一下嘴角，笑吟吟地用手心摸摸短发。

"你在打什么零工？"

"呃，写地图解说词。知道吧，卖地图时不是附带一份小册子么？上面有城镇的说明，有人口和名胜的介绍等等。例如这里有如此这般一条郊游路线，有如此这般一个传说，开着如此这般的花，飞着如此这般的鸟，这个那个的，我的工作就是写这类解说稿。没有比它再容易的了，眨眼工夫就完。去日比谷图书馆翻一天书，足可以写出一册。只要摸透一点点诀窍，有的是事儿可做。"

"诀窍？什么诀窍？"

"就是--把别人不写的内容多少加进去一点。这一来，地图公司的负责人就会认为'那孩子会写文章'，心里佩服得不得了，就又找工作给你。其实也用不着大动脑筋，一点点就足够了。比方说吧，有个村庄由于修筑水库而在这里沉没了，但候鸟至今仍记得这个村庄，每当那个季节来临，便会出现小鸟们在水面上空盘旋不已的情景。这类趣闻只消写进去一个，公司的人就会喜出望外。还不是，多形象多有气氛啊！可是一般打零工的人却不怎么用这份心计。所以，靠写这解说稿，我正经挣了几个好钱。"

"不过，能经常找到那么多趣闻吗，那么凑巧？"

"唔--"绿子略一歪头，"想找的话，怎么都能找到，实在找不到，适当来点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

"是这样。"我心悦诚服。

"皆大欢喜嘛！"绿子说。

她想听我宿舍里的事，于是我照例讲了太阳旗，讲了敢死队如何做早操等等。绿子也为敢死队大笑不止。看来敢死队是为使全世界的人活得愉快才存在的。绿子说既然如此逗人，那就到我宿舍看看好了。我说看倒没什么意思。

"无非几百个男生在脏乎乎房间里或喝酒或手淫罢了！"

"你也不例外？也那么做？"

"没有人不做，"我解释道，"男的手淫跟女孩子来月经是同一码事。"

"有女朋友的也这样？就是说有发泄对象的。"

"问题不在这里。我隔壁一个庆应大学的学生手淫之后才去幽会，说这样就心平气和了。"

"这事我是不大明白，一直在女校嘛。"

"《妇女杂志》的附录上也没提到？"

"何至于！"绿子笑道，"对了，渡边君，这个星期天闲着吗？有空儿？"

"哪个星期天都闲。只是６点钟要去做工。"

"愿意的话，去我家玩一次可好？去小林书店。店倒是不开，可我非守候到晚上不可，因为怕有重要电话打来。嗳，吃午饭吗？我来做。"

"那就谢谢啦。"我说。

绿子从笔记本撕下一张纸，详细画出去她家的路线。然后取出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的位置打了一个大大的"Ｘ"。

"不用费劲就找得到的，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１２点左右能到？我好准备饭菜。"

我道过谢，将地图揣进衣袋。然后告诉她得回校上两点钟的德语课。绿子说她有个地方要去，从四谷站上了电车。

星期天早上，我９点钟爬起身，刮了胡子，洗完衣服晾到楼顶天台。外面晴空万里，一派初秋气息。一群红脑袋蜻蜒在院子里团团飞舞，附近的顽童们挑着网兜往来追逐。无风，太阳旗颓然下垂。我穿上一件熨得有棱有角的衬衣，出门往都营电车站走去。星期天的学生街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如同人都死得一千二净一般。店也几乎一律关门大吉。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音响于是比平日远为真切地扩散开来。脚蹬高跟木履的女郎拖着"呱哒呱哒"的足音穿过沥青路面，四五个小孩在都营电车库旁边排开几只空罐，瞄准往里投石子。花店倒有一家开了门，我买了几枝水仙花。秋季买水仙，是有些不合时令，但我从小就喜欢这种花。

星期天早上的电车里，只有三位坐在一起的老太婆。我一上车，老太婆们就对着我的脸和我手中的水仙横看竖看。其中一位看罢我的脸还慈祥地一笑，我也报以笑容。然后坐在最后边的位置，观望外面几乎擦窗而过的一排排古旧房屋。电车紧贴着家家户户的房檐穿行。一户人家的晾衣台上一字排开十盆盆栽西红柿，一只大黑猫蹲在一头晒太阳。在院子里吹肥皂泡的小孩闪入眼帘，石田亚由美的歌声不知从何处传来耳畔。甚至有咖喱气味飘至鼻端。电车像根缝衣针一样在密密麻麻的住宅地带婉蜒前行。途中有几个人上来。三位老太婆亲密无间地头对着头，不厌其烦地谈着什么。

临近大冢站时，我在大冢站下了电车，按地图中所示，沿一条不甚起眼的大街一路走去。两侧排列的商店，哪一家都不像是红红火火的兴旺景象。全部是旧建筑，里边黑洞洞的。有的连招牌上的字都消失殆尽。从建筑物的古旧程度和样式来看，不难判断这一带未曾在战争中遭受空袭，所以这些民房才得以原样保留下来。当然也有的重建过，也有的或增建或部分修修补补，但这些房子大多反而倒显得比旧貌依然的房子还要脏乱。

看这光景，估计很多人都已因为车多、空气污染、噪音干扰、房租昂贵而迁往郊外。剩下来的或是廉价的公寓、公司宿舍，或是搬迁上有困难的商店，或是死活舍不得离开世居之地的顽固派。由于汽车大排废气，所有的东西都像笼了一层薄雾似的灰蒙蒙、脏乎乎的。

在这条街上走了大约１０分钟，从加油站往右一拐，出现一条小型商店街，当中一块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店固然不大，但也不似我从绿子话中想象出来的那般小气。一条普通街道上的一家普通书屋。站在小林书店门前时，我不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情：哪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书店。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到１２点大约还有１５分，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店街上闲逛，便按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两三步等候回音。过了１５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儿，头上"哐"地响起开窗声音。扬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着手大声喊道：

"打开卷闸门进来呀！"

"稍早了一点，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

"没关系，一点不碍事儿。上二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

我便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１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边光线若明若暗，从脱鞋处上去没几步，有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仿佛战前波兰电影镜头中那样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陡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二楼。较之一楼，二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长气。

"喂，这边！"绿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改装过，烹调台、水龙头、餐具橱全都光闪闪地焕然一新。绿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响。还洋溢着烤鱼的香味。

"电冰箱里有啤酒，坐在那里喝可好？"绿子眼睛朝我忽闪一下。我于是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坐在桌前喝了起来。啤酒凉得真够彻底，我怀疑是否已经存了半年。桌上放着白色的小烟灰缸、报纸和酱油壶。还有便笺和圆珠笔，便笺上写着电话号码和购物后算账样的数字。

"再有１０分钟就可以做好。能不能在那儿等一会？能等不？"

"当然能等。"我说。

"边等边饿饿肚子。量可正经不少哩！"

我一面呷着啤酒，一面望着全神贯注做饭的绿子背影。她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眼看在这边品尝菜的味道，转眼就在菜板上飞快地切什么东西，又从电冰箱里取出什么盛上，一回手把用完的锅涮好。从后边望去，那样子不禁使人想起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来：刚击响那边的吊钟，马上又敲这边的板，旋即拍打水牛骨。每一个动作都敏捷而准确，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出神地望着。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招呼道。

"放心，我一个人干惯了。"说着，绿子朝这边闪过脸笑了笑。她下着紧身蓝色牛仔裤，上穿蓝色海军衫。海军衫的背部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苹果商标。从后面看，她的腰格外的苗条、格外的窈窕，简直像在使腰肢壮实起来的发育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跳过了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美不胜收的腰。因此，同一般女孩子穿窄牛仔裤时相比，她给人的印象要中性得多。烹调台上方窗口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为她身段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恍惚而隐约的光膜。

"用不着费事做那么考究！"我说。

"一点也不考究，"绿子头也不回地说，"昨天忙得我菜都没顾上买，只是把电冰箱里原有的统统掏出来应付一下，你千万别介意，真的。再说，好客是我们的家风。我们这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喜欢请客，打心眼里喜欢，简直成了病态。一家人既算不得特别热情，又不是说因此而有什么人缘，反正一来客人就非得忙忙活活招待一顿不可。每个人都这德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么着，我爸他尽管自己差不多滴酒不沾，可家里到处是酒。你说干什么？给客人喝呀！所以嘛，啤酒你只管放开肚皮喝，用不着客气。"

"多谢。"我说。

稍顷，我突然想起水仙花忘在楼下了。我脱鞋时放在脚边，就一直忘在那里。我再次下楼，把躺在在昏暗中的十枝白水仙拿上来。绿子从碗橱里取下一只细细高高的玻璃杯，插进水仙。"我，顶喜爱水仙。"绿子说，"以前高中文艺汇演的时候，还唱过《七朵水仙花》呢。知道吗，《七朵水仙花》？"

"那还不知道！"

"当时参加民乐小组来着，弹吉他。"

接着，她便一边哼唱《七朵水仙花》，一边把菜盛进盘子。

绿子做的菜相当够水平，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生鲹鱼片、黄嫩嫩的荷包蛋，自己做的西京风味腌鲅鱼、炖茄块、莼菜汤、玉蕈饭，还有切得细细的黄萝卜干咸菜，而且厚厚沾了一层芝麻。味道清淡，是地地道道的关西风味。

"好吃极了！"我钦佩地说。

"喏，渡边君，老实说，你没想到我做菜有两手吧？从外表看。"

"嗯--"我老实承认。

"你是关西人，喜欢这味道吧？"

"为我特意做这么清淡？"

"那倒不是，怎么也不至于费那个麻烦。家里平时也这个味道。"

"爸爸妈妈都是关西人，所以才……"

"哪里，爸爸一直是这本地人，妈妈是福岛的。亲戚里边，找遍也没一个关西的。我们这个家族属于东京北关东系统。"

"弄糊涂了。"我说，"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地道正宗的关西风味呢？跟谁学的？"

"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她边吃荷包蛋边说，"我妈那人最讨厌和家务事沾边，几乎不做什么菜。再说，你知道我家是开店的，所以一忙起来，动不动就叫饭店送几份来，或者去肉店买些炸肉丸对付一顿。对这个我从小就讨厌透顶，讨厌得简直不能再讨厌。再不然就做一次咖喱饭一吃三天。这么着，有一天--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下决心要自己动手做出像样的东西来。就去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本看上去最好的食谱。按照书上写的，我一样不少熟记在心。包括菜板的选法、菜刀的磨法、鱼的切法、干松鱼的削法，一切一切。由于写这本书的人是关西人，我做的菜也就跟着成了关西风味。"

"那么说，这统统是从书上学来的？"我吃惊地问。

"接着我就攒钱，去吃正宗'怀石料理'，于是记住了味道。我这个人，直感相当发达，逻辑思维倒是不行。"

"无师自通地做到这个程度，不简单，实在不简单。"

"吃了好多辛苦哩！"绿子叹息着说，"我们这家人，对烹调之类是既不知又不想知，所以不管你怎么苦苦央求，他们硬是不肯掏钱替你买些像样的菜刀啦锅啦。说什么现有的足已够用。开哪家的玩笑！那薄薄一片的小破刀，哪里能切得好鱼！可你这么一说你猜怎么着，马上又说什么鱼那玩艺儿不切也无所谓。简直不可救药。只好拼死拼活地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尖头菜刀买锅买笊篱。你说你相信不，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像从身上挤血似的一点一点攒钱，买什么笊篱磨石炸虾锅……而身边的同伴都在用劲儿地大把大把要钱，买时髦衣服皮鞋什么的。你说我可怜不可怜？"

我一边喝莼菜汤一边点头。

"高中一年级时，我做梦都想得到一个煎蛋锅，就是那种用来煎荷包蛋的狭长的铜家伙。结果，我就用买乳罩的钱买了那东西。这下可伤透脑筋了：我用一件乳罩整整对付了三个月，你能相信；晚上洗，拼命弄干，第二天早晨好戴上上学。要是没干可就倒霉了，真的。世界上什么最可怜？我想再没有戴半湿不干的乳罩出门更可怜的了。气得我直淌眼泪，尤其想到是为了买那煎蛋锅的时候。"

"怕也是的。"我笑着说。

"所以在妈妈死了以后--这么说倒是对不住妈妈，我倒是松了口气，因为我可以掌握生活费，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么着，如今厨房用具算一应俱全了。至于爸爸，生活费怎么花他是蒙在鼓里的。"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两年前。"她简短地回答，"癌。脑肿瘤。住了一年半医院，折腾得一塌糊涂，最后脑袋也不正常了，离药就不行。但还是没有死，差不多是以安乐死那种形式死的。怎么说呢，那种死法是再糟糕不过的。本人遭罪，周围人受累。这下可倒好，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一支针一万两千日元，一支接一支打。又要雇人专门护理，这个那个的。我因为要看护，学习学不成，和失学差不多，简直昏天黑地。还有--"她欲言又止，放下筷子叹息一声，"尽说伤心话了。怎么提到这话上来了？"

"由乳罩引出来的吧。"我说。

"就是这荷包蛋，可要用心吃哟！"绿子神情肃然地说。

我吃完自己这份，肚子已经饱饱的了。绿子没吃多少。她说做莱的人，光做肚子就已经饱了。吃罢饭，她撤下餐具，擦净桌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包万宝路牌香烟，抽一支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燃。然后拿起插水仙花的玻璃杯，端详了半天。

"就这样好了。"绿子说，"不用换到花瓶里。这么插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刚刚从河边采来，随手插在杯里似的。"

"在大冢站前的水池边采的。"我说。

绿子嗤嗤作笑：

"你这人真有意思。说笑话还那么一本正经。"

绿子手托着腮，烟吸到半截，便在烟灰缸里使劲碾死。并用手指揉揉眼睛，可能进了烟。

"女孩子熄烟要熄得文雅一点。"我说，"那样熄，活像砍柴女。不要硬碾，从四周开始慢慢熄，那就不至于把烟头弄得焦头烂额的。你这熄法太残忍了。另外无论如何不能从鼻孔里出烟。和男的两人单独吃饭时，一般女孩子不至于提起三个月只戴一件乳罩的话。"

"我，就是砍柴女嘛。"绿子边搔鼻侧边说，"怎么也悲哀不起来。有时当玩笑说一说，可总不往心里去。其他还有要说的？"

"万宝路不是女孩子吸的烟。"

"可以的，没什么。反正吸什么都同样没滋没味。"她说。然后把万宝路的硬纸包装盒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上个月刚开始吸。其实也不大想吸，只是偶尔想试一下。"

"怎么那样想呢？"

绿子把搁在桌面的两只手"啪"地一合，沉吟片刻，说："也不怎么。你不吸烟？"

"６月份戒了。"

"干嘛要戒？"

"太麻烦了。譬如说半夜断烟时那个难受滋味吧，等等。所以戒了。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你这人，属于喜欢追究事理那类性格，肯定。"

"也许。"我说，"说不定因为这一点我才不怎么讨人喜爱，以前就这样。"

"那是由于：在别人眼里，你是个不被人喜爱也觉得无所谓的角色。或许有些人对你这点感到棘手也未可知。"她手捧两腮，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不过我喜欢同你说话，你说话方式真是别具一格：'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我帮她洗碗。站在她旁边，把她洗过的碗用毛巾擦干，放在烹调台上。

"噢，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今天？"我问。

"妈妈在坟里，两年前死的。"

"这个，刚才听你说了。"

"姐姐同未婚夫幽会。好像到什么地方兜风去了。她的那位在汽车厂工作，所以她特别喜欢汽车。我可是不大喜欢。"

说完默默洗碟子，我便默默地擦。

"往下就是我爸爸了。"绿子停了一下说。

"呃。"

"爸爸他去年６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活像天方夜谭的阿拉伯人。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死说活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首先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顶用。肯定是我妈死了以后，他悲伤得不知怎么才好，脑袋那根弦也随着断了。他爱我妈就爱到这个地步，真的。"

我不便应和什么，张着嘴，望着绿子。

"妈妈死的时候，你猜爸爸对着我和姐姐说什么来着？这么说的：'我十分懊悔，真不如叫你们两个替你妈妈死算了！'听得我俩目瞪口呆。还不是，再怎么样也不好那样说话呀。当然喽，那是出于丧失至亲至爱伴侣后的难过、悲哀和痛苦，这我知道，也很同情。但也不至于说什么让亲生女儿去替死那样的话，你说是不？你不认为未免过分了？"

"啊，倒也是的。"

"我们也很伤感情。"绿子摇摇头，"总而言之，我们这家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多少有点出格离谱。"

"有点儿。"我也承认。

"不过，你不觉得人与人相爱是件好事？爱夫人爱得甚至当女儿面说什么不如叫你们替死是件好事？"

"或许。"

"这还不算，还跑到乌拉圭去了，没事似的甩下我们不管。"

我闷头擦拭盘子。全部擦完，绿子把我擦过的所有碟碗整整齐齐地放进餐具橱。

"父亲那边没音信？"我问。

"今年３月，来过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可具体也没写什么。只是说那边很热，水果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吃--就这么点。简直是开玩笑！那明信片上还居然画的是一头蠢驴！真神经！连见到哪个朋友或熟人没有也没提。最后还写，等稍微安顿下来后，把我和姐姐叫去。以后再杳无音信。这边去信也不理。"

"那么，假如你爸爸叫你去乌拉圭，你怎么办？"

"就去看看嘛，不是挺有趣的？姐姐说她坚决不去。我姐她最最讨厌不卫生的东西、不卫生的地方。"

"乌拉圭就那么不卫生？"

"不晓得。姐姐认定是那样。说路上一层驴粪，上面趴满苍蝇，冲厕所的水又不通，蜥蜴蝎子到处一动一动地乱爬。说不定她在哪里看了这类电影。姐姐对虫子算是深恶痛绝的。她最开心的就是坐着狂吼乱叫的车子在湘南一带来回兜风。"

"呃--"

"乌拉圭，满不错嘛，去也未尝不可。"

"那一来这店谁来管呢？"我问。

"姐姐在半死不活地管着。住在附近的伯父每天都来帮忙，还去送货。我有时间也帮把手，反正开书店也不是什么重活儿，怎么都干得了。要是怎么都干不下去的话，就干脆连店铺一卖了事。"

"你喜欢父亲？"

绿子摇摇头："也不是很喜欢。"

"那为什么要跟到乌拉圭去呢？"

"信赖他。"

"信赖？"

"是啊。喜欢倒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信赖，信赖爸爸。在失去夫人的打击下，扔下家扔下孩子扔下工作，手一甩去了乌拉圭--我信赖这样的人。明白？"

我喟叹一声："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绿子好笑似的笑着，轻轻捶一下我的脊背，说：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地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看热闹，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音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处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糊味儿。

"是阪本那里。"绿子从栏杆探出身子说，"阪本搬来之前是一家开室内建材店的，现在早已关门不做买卖了。"

我也从栏杆上探出上身朝那边张望。不巧出事地点正位于一座三层楼的背后，详细情形看不清，好像有三四辆消防车在进行灭火作业。由于路本来就窄，至多能开进两辆，其他车只好在大街那边伺机而动。路面自然给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我看最好把贵重的物品收抬收拾，这里也得避一下难。"我对绿子说，"现在风向相反，但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而且加油站就在跟前。收东西吧，我来帮忙！"

"根本就没有贵重东西。"绿子说。"可总该有什么吧？存款原始印章证书……首先钱没有了就是麻烦事。"

"不要紧，我不跑的。"

"这里烧着也……？"

"嗯。"绿子说，"死了就死了呗！"

我看着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着我的眼睛。她一下子把我弄晕了：不知她话里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我注视了她一会儿，渐渐地，开始觉得反正都无所谓。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

"和我一块儿死？"绿子眼睛一亮。

"难说。一旦势头不妙我可得逃走。要死你一个人死好了！"

"冷酷。"

"只讨你一顿午饭，怎么能连命都一块搭进去呢，晚饭也招待的话倒另当别论。"

"你这人！算啦算啦。反正先在这儿看一会吧。我来唱歌给你听。"

"唱歌？"

绿子跑去下面，拿上来两张坐垫、四瓶啤酒和吉他。于是两人眼望团团涌起的黑烟喝起啤酒来。我问绿子如此做法是否会招致左邻右舍的白眼。因为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算不得正当行为。

"没事儿，管它！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

她唱起以往流行过的民歌。歌也好吉他也好实在不敢恭维，但本人却是满脸自我陶醉的神情。她唱了《柠檬树》、《草莓恋曲》、《五百英里》、《花落何处》、《快划哟米歇尔》，一首接一首唱下去。起始，绿子教了我低音部分，准备两人合唱，可惜我的嗓音实在南腔北调，只好忍痛作罢，由她一个人尽情尽兴地引吭高歌。我口呷啤酒，耳闻歌乐，眼观火势，而且专心致志。眼见浓烟骤然腾空，旋即不大不小，周而复始。人们或狂喊乱叫或发号施令。报社的直升飞机自天外飞来，震天价地吼个不止。取完镜头便掉头就跑，但愿别连我俩的行径也拍进去。警察的大音量扩音机对着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大吼大叫，命令他们再往后退。小孩没好声地哭爹叫娘，玻璃"劈啪"乱响。俄而，风头开始倒转，白灰状物朝我们四周翩然飞来。然而绿子兀自吱吱有声地喝着啤酒，自鸣得意地大唱其歌。会唱的一股脑儿全部唱罢，又唱起了自己填词作曲的莫名其妙的歌。

本想给你做领菜，

可惜我没有锅。

本想给你织围巾，

可惜我没有线。

本想给你写首诗，

可惜我没有笔。

绿子说这歌叫"什么也没有"。歌词不伦不类，曲调也怪里怪气。

我一面听她唱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歌，一面放心不下：万一火烧到加油站，这座房子岂不跟着上西天了！绿子这时唱得累了，放下吉他，像晒太阳的懒猫似的歪靠在我肩上。

"我创作的这首歌如何？"她问。

"别开生面，富有独创性。很能体现你的性格。"我慎之又慎地回答。

"谢谢你。"她说，"题目叫--什么也没有。"

"似乎可以理解。"我点头道。

"咦，在我妈妈死的时候……"绿子脸朝着我说。

"噢"

"我半点都没伤心。"

"啊？"

"父亲不在以后也一点都没难过。"

"当真？"

"当真。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你不认为我冷酷无情？"

"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缘由吧。"

"是啊，嗯，是有很多。"绿子说，"复杂着呢，我家。不过，我一直这样想：不管怎么说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要是死了或分开了，该悲伤才是。可就是不行，完全无动于衷。既不悲伤，又不寂寞，也不难受，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我妈，她从黑暗里瞪着我，挖苦说'你这家伙，我死了你高兴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兴，死的到底是母亲。只不过是说没那么悲伤。老实说，我一滴泪珠也没掉。小时候养的猫死了还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怎么冒这么多的烟呢？我捉摸不透。既不见火，看情形火势又没加大。只管绵绵不断地冒着浓烟。到底是什么东西烧这么久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和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感到伤心点……"

"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

她歪起脖子看我的脸，随即深深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拼着劲儿地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手脚大，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来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了不起！"我肃然起敬，"可有成果？"

"难呐！"绿子说。然后眼望着烟思考了一会，说："也许等得过久了。我追求的是十二分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才这么难。"

"完美无缺的爱？"

"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容许我任性，百分之百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想吃酥饼，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绿子，这就是酥饼。'可我却说：'我又懒得吃这玩艺儿了！'说着'呼'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这和爱似乎不大相干啊！"我不无愕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绿子说，"对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把酥饼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酥饼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顶、麻木不仁。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再去一次给你买点别的什么。什么好？巧克力饼，还是奶酪饼？'"

"然后怎么样呢？""那我就好好地爱他，来报答他。"

"我是觉得相当不近情理。"

"可对于我，那就是爱呀！倒是没有人能理解……"说着，绿子在我肩头微微摇了摇头，"对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一提的，或者说非常无聊的小事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

"有你这样想法的女孩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说。

"其实这样的人相当不少。"她一边摆弄指甲一边说，"起码我是认认真真这样想的，也只能这样想，不过把它照实说出口罢了。我从不认为我的想法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也不去追求那种两样。坦率地说，我觉得她们统统是在自欺欺人或逢场作戏。因此有时候对什么都讨厌得要死。"

"想在火灾里死掉？"

"瞧你，那倒不是。单单是好奇心而已。"

"指在火灾里送死？"

"其实也不是，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绿子说，"但死本身却丝毫也不可怕，确确实实。不过被裹在烟里呛昏，直接昏死罢了。转眼之间的事，同我见过的我妈和其他亲戚的死法相比，一点也不怕人。咳，我家亲戚都是大病一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死的。我总觉得怕是血统关系。要费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咽那口气，挨到最后连是死是活都闹不清了，意识到的只是痛苦。"绿子把万宝路叼在嘴上，"我所害怕的，是这种方式的死。就是说，死的阴影一步一步地侵人生命领地，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样子，连周围人都觉得我与其说是生者，倒不如说更是死者。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绝对忍受不了的。"

过了３０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店街。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旋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顶头俯视地面上的光景。

火灾过去后，绿子显得有些疲惫不堪。身体有气无力，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的天空，几乎不再开口。

"累了？"我问。"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体了，呼地一下子。"

我看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投影在脸颊上，看上去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然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观看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煦、亲密起来，而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接吻那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儿？"

"有的。"

"那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随即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的瞬间魔力已经杳然遁去了。

５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大天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

第二天上"戏剧史II"，课棠上没见到绿子。上完课，我走进学生食堂，要了一份既凉又味道不好的便餐。吃完便坐在阳光下打量周围动静。就在我身旁，两个女生站着聊个没完没了。一个像抱婴儿似的怀抱网球拍，生怕掉在地上似的；一个拿着几本书和雷那德·巴斯蒂的唱片集。两人都长得如花似玉，谈得津津有味。俱乐部活动室那边传来谁在练习低音提琴音阶的声响。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随便抓来什么话题各抒己见，连笑带骂。停车场里有伙人在溜旱冰，一个怀抱公文包的教授绕开他们从场上穿过。院子当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女生趴也似的弯腰在地面上书写美帝侵略亚洲如何如何的标语牌。一如往日的校园午休光景。然而在相隔许久后重新观望这光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但无论如何，在９月间这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则因此而感到平时所没有过的孤寂，觉得惟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

不过细想起来，这几年间我又究竟融入过什么样的光景中了呢？我记忆中最后一幅感到亲切的光景，是同木月两人在港口附近的桌球室击球的场面。而且木月就是在那天晚间死的。从此以后，我同世界之间便不知何故总是发生龃龉，冷风乘虚而入。对于我，木月其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但百思不得其解。我所明白的只是：由于木月的死，我的不妨称之为青春期的一部分机能便永远彻底地丧失了。对此我可以清楚地感到和理解。至于它意味着什么，将招致何种结果，我却如坠五里云雾。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观望校园景致和来来往往的男女，以此消磨时间。我也想到说不定碰巧能见到绿子，但这天她终归没有出现。午休结束后，我进图书馆预习德语。

※

周六的晚上，永泽来我房间，问我今晚能否出去玩一玩，在外留宿的许可由他来办。我答应说可以。一周多来我的头脑乱七八糟的，觉得跟谁睡觉都无所谓。

黄昏时分，我进浴室洗个澡，刮了胡子，开领半袖衫外罩了一件棉布上衣。然后和永泽两人在食堂吃罢饭，乘上公共汽车往新宿赶去。我们在新宿三丁目的喧嚣声中下车，沿这一带东游西逛了一阵，然后走入近处一家常去的酒吧间，等待合适的女孩儿的到来。这原本是一家以女客多为特征的酒吧，偏偏这天来的女孩儿可以说完全是零，几乎没有人靠上前来。我们在不至于醉的限度内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掺有苏打水的威士忌，呆了将近两个小时。有两个颇为可爱的女孩儿在柜台旁坐下，要了吉姆莱特和马尔加利达两种进口酒。永泽马上过去搭讪，原来两人都在等男朋友。但我们四人还是亲热地聊了一会，约会的男朋友一来，两人便去那边了。

永泽提出换一家店，把我领进另一处酒吧。这是一间稍微拐入巷内的小酒吧，大部分客人都喝得有了几分醉意，正在乱哄哄地胡闹。尽头处的桌旁坐着三个女孩儿，我们加进去，五个人说说笑笑。气氛倒也不坏，都兴致勃勃的。但当永泽劝她们再换一家喝点时，女孩儿们却说快到关门时间了得赶紧回去。三人都住在一所女子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天真是一无所获。之后又换了一家也还是枉费心机。不知何故，根本就不像有女孩儿靠近的样子。

熬到１１点半，永泽说今天报销了。

"对不住，拉你跑来跑去。"他说。

"没关系，我。知道你也有这样的日子，已足够让我开心的了。"我说。

"一年也就是一回吧，这种时候。"

说实在话，这时我对同女孩困觉已无多大兴致了。在周末夜晚沸沸扬扬的新宿街头东张西望了三个半小时之久，目睹着人们释放出来的由性欲和酒精等相混合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能量，不由觉得自己本身的所谓性欲简直猥琐得不足挂齿。

"往下如何是好，渡边？"永泽问我。

"看它个通宵电影。好久没看电影了。"

"那我去初美那里，可以么？"

"没什么不可以的吧。"我笑道。

"要是你愿意，还可以介绍一个让你过夜的女孩儿，怎么样？"

"算啦，还是看电影。"

"抱歉呐！找个时间将功折罪。"他说罢，便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我迈进汉堡包店，吃了夹干酪片的汉堡包，喝了杯热咖啡，醒醒酒，尔后走入附近的二号馆看了场《毕业生》。电影意思不大，但又别无他事，便坐着未动，又看了一遍。走出电影院时已快凌晨４点，在凉意袭人的新宿街头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漫无目的地转悠着。

走得累了，我便钻进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喝着咖啡看书，等待头班电车。不大工夫，店里便挤满了同样等乘第一班电车的人。男侍走过来，抱歉地问我对面座位可否坐人，我说可以。反正我是在看书，谁与我对坐都不碍事。

在对面落座的是两个女孩儿，年纪大概同我相仿，两人长得虽都不算得漂亮，给人的感觉并不差。化妆和衣着都十分得体，看不出是在歌舞伎街无事闲逛到清晨５点的那号女子。我猜想肯定是因为某种缘由未赶上最晚一班电车。她们见相对而坐的人是我，现出一副释然的神情。我穿戴整齐，又是昨晚刮的胡子，况且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托马斯·曼的《魔山》。

一个女孩儿长得高高大大，身穿赛艇用的那种带风帽的上衣和白布裤，拎一个大大的人造革包，两耳戴着贝壳般大小的耳环。另一个则小巧玲珑，架一副眼镜，格纹衬衣外面加一件对襟蓝毛衣，指上套着蓝松石戒指。小巧的女孩儿似乎有个习惯--不时地摘下眼镜揉揉眼睛。

两人要的都是咖啡和汉堡包，一面小声商量什么，一面细嚼慢咽地吃着喝着。高大的女孩儿歪了几下脖子，小巧女孩摇了好几次头。由于马宾·基和彼吉斯乐队等人的音乐放得声音很响，听不清两人谈话的内容。但看上去是小巧女孩儿恼怒什么，而高大女孩儿则好言抚慰。我时而看书，时而打量她们一眼。

小巧女孩儿怀抱挎包去厕所后，高大女孩对我说了声"啊对不起"，我放下书看着她。

"您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酒吧？"

"早晨５点钟过后？"我不由一怔，反问道。

"嗯。"

"噢，都清晨５点２０分啦，正是大部分人醒酒后回家睡觉的时间啊。"

"唔，这个其实我也是一清二楚的……"她极其难为情似的说，"同伴说她无论如何都想喝酒，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

"那就只能两人回家喝啦。"

"可我，要乘早上７点半的电车回长野。"

"那样的话，剩下的办法恐怕就只有从自动售货机买酒，找个地方去喝了。"

"实在冒昧得很，您能不能陪一下？"她说，"两个女孩不好那样做。"

尽管当时我在新宿街头经历了五花八门的奇妙事情，但一大早５点２０分被素不相识的女孩拉去喝酒，倒是有生第一遭。拒绝吧又要找借口，也罢，反正还有时间，便到附近自动售货机跟前买了几瓶日本清酒和一些下酒莱，和她们一起抱在怀中，走到西口原叶那里，开了个席地宴会。

从两人话中得知，她们在同一家旅行分社工作，都刚从短期大学毕业，很要好。小巧女孩儿有个男朋友，太平无事地交往一年多了。不料最近得知他同别的女郎同床共衾，她于是大为沮丧--情况大致如此。高大女孩儿因哥哥今天举行婚礼，本打算昨天回长野老家，但为了陪伴这个朋友，昨晚在新宿熬到天亮，而决定今早乘第一班特快赶回。

"可你怎么会知道他同别人睡觉呢？"我问小巧女孩儿。

小巧女孩儿一边一点一滴地啜着日本酒，一边拔着脚前的杂草。"一拉开他房间的门，正在眼皮底下干呢。这不是明摆的事嘛！"

"这事，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

"唔--"我说，"门没锁？"

"嗯。"

"怎么会没锁呢？"我说。

"那谁知道！又怎么能知道！"

"你说这还不受到沉重打击？岂不欺人太甚？她心里怎么能好受？"人显得很厚道的高大女孩儿说。

"这话倒不好由我来说，最好还是和他好好谈一次。往下就是能否原谅的问题，我想。"

"谁也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小巧女孩儿一边一把把拔草一边自暴自弃似的说。

一群乌鸦从西天飞来，掠过小田急百货大楼的上空。天已完全大亮。三人东拉西扯的时间里，高大女孩儿乘电车的时刻临近了。我们把剩下的酒送给西口地铁站里的流浪汉，买张站台票送她上车。她乘的列车远去后，我和小巧女孩儿不约而同地跨入旅馆。其实双方都不特别想一起睡觉，只是如若不睡，事情便无法收场。

开房进去，我第一个脱光跳入浴槽。一边在里边泡着，一边像赌气似的喝着啤酒。女孩儿也随后进来，两人顺势躺在浴槽里默默喝酒。怎么喝头也不晕，又无睡意。她肌肤白皙，光滑滑的，腿形十分匀称诱人。我夸她的腿长得好，她冷冰冰地说了声谢谢。

然而一上床，她却变得判若两人。随着我手的动作，她敏感地做出反应，扭动身体，大声呻吟。我进入时，她的指甲死死地扎入我地后背，随着高潮的逼近，她一连声喊了十六次一个男人的名字。我为了迟一些一泄而出，拼命地数着次数。之后我们便就势人睡了。

１２点半我睁眼醒来时，她已不见了，既未留信又没留字条。由于喝酒时间不对头，觉得半边脑袋重重地直往下沉。我冲了淋浴，去掉睡意，刮罢胡子，然后赤身裸体地坐在椅子上，从电冰箱里拿瓶汽水一饮而尽。随即一件一件地依序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每一件都仿佛夹在两三片玻璃中间，虚无缥缈，恍若梦幻。但那无疑是在我身上实际发生的--桌面上的杯里还有昨夜喝剩的啤酒，洗脸间有用过的牙刷。

我在新宿简单吃了早餐，进电话亭给小林绿子打个电话。我以为或许她今天仍一个人看守电话。但呼叫了１５次也没人接。２０分钟后又打了一次，仍是同样的结果。我乘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门口信箱里有一封我的快信，是直子来的。

第五章

“谢谢你的来信。”直子写道。信是从直子父母家直接转到“这里”来的。直子继续写道：“你的来信根本不是什么打扰。老实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其实自己也正想给你去信。”

读到这里，我打开窗户，脱去上衣，坐在床沿上。附近鸽舍里传来“咕咕”的鸽叫声。风吹动着窗帘。我把直子寄来的七页信纸拿在手里，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只读罢开头几行，我便觉得周围的现实世界黯然失色。我闭上眼睛，花很长时间把自己的心收拢回来，然后深深吸了口气，继续读下去。

“来这里已快四个月了。”直子接着往下写道。

“在这四个月时间里，对你我想了很多很多。并且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对你有欠公正。对于你，我想我本应该作为一个更为健全的人予以公正地对待的。”

“但是，这种想法也许过于郑重其事。因为，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是不使用‘公正’这类字眼的，对一般年轻女子来说，事情公正与否根本无关紧要。较之什么是公正的，普通女孩子更多考虑的则是什么是美好的，以及怎样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等等。‘公正’一词，无论怎么想都是男人所使用的。不过对于现在的我，使用‘公正’这个词却似乎再确切不过。这或许因为：什么是美好的以及如何获得幸福之类。对我毋宁说是个十分烦琐而错综复杂的命题，从而使我转求其他的标准，诸如公正、正直、普遍性等。”

“然而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对你都是不够公正的，以致使你茫然不知所措，心灵遭受创伤。但同时我本身也同样陷入了迷惘和自我伤害的境地。这既非花言巧语，也不是自我辩护，确实如此。倘若我在你心中留下什么创伤，那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的创伤。也正因如此，我才不愿被你怨恨。如若被你怨恨，我势必真正归于土崩瓦解。不像你，不可能轻易地钻入自己的壳中，随便做点什么来使自己获得解脱。你是否真是这样我不得而知，但在我眼中你总显得如此。因此我实在对你羡慕不已。我之所以使你不明所以然，过度拖累你，恐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这种对事物的看法，也许有太多的分析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当然我不是说这里的治疗是分析式的，但处于我的境遇，接受几个月治疗之后，喜欢也罢讨厌也罢，难免多多少少受到分析的熏染——所以如此，是因为什么，而它又意味什么，为什么等等。至于这种分析是将世界简单化还是条理化，我却是不明不白。

“但不管怎样，同以往一度严重时相比，我感觉已有了相当的恢复，周围人也同样承认。如此平心静气地给你写信，也是相隔好久的事了。７月间给你发的那封信，我真是咬紧牙关才写成的（老实说，我完全记不起写了什么，怕是前言不搭后语吧？）。而这回，却是写得十分从容自得。新鲜的空气、同外面隔绝的寂静世界、秩序井然的生活、每天的运动，这些对我似乎还是很有必要的。能够给别人写信，实在是件快意的事情。能够如此坐在桌前拿起笔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成文字诉说给别人，真是再开心不过了。当然，一旦落实到文字，自己想说的事只能表达出一小部分，但这并没有什么要紧。只要能产生想给谁写点什么的心情，对时下的我便已足够幸福。惟其如此，我才现在给你写信。现在是晚间７点半，刚刚用罢晚餐，从浴室出来。四下里万籁无声，窗外夜幕沉沉，全无一点光亮。平日那般动人的星光，今晚也由于阴天而概不露面。这里的人，每一个都对星星了如指掌，告诉我哪个是处女座，哪个是射手座。这或许因为天黑以后无所事事才变得如此熟悉的吧——尽管可能并不情愿。由于这同一缘故，这里的人对花、鸟、昆虫也都如数家珍。和他们交谈起来，我得以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竟是那样无知，而意识到这点又是那样令人惬意。”

“这里一共生活着七十人左右。此外有二十几名工作人员（医生、护士、事务员等）。这儿的面积非常大，因此这个数字绝不算多——甚至不妨可以使用‘闲散’这一字眼。在满目自然风光的广阔天地里，每一个人都在悠哉游哉地打发时光。由于过于悠闲了，有时我甚至怀疑这不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当然实际并非如此。我们是在某种前提下在这里生活的，以至于才会有这种感受。”

“我在打网球和篮球。篮球队是由患者（我并不愿这样称呼，但没有办法）和工作人员混合组成的。但玩到兴头上，我便分辨不清谁是患者谁是工作人员了。这么说是有些荒诞，虽说荒诞，而一旦玩起来，看周围却又的确觉得任何人都有些反常。”

“一天，我把这话讲给主治医生，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让我们住进这里的目的，并不在于矫正这种反常而在于适应它。我们这些人身上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不能承认和接受这种反常，他说，正像我们每一个人走路无不有其习惯姿势一样，感受方式、思考方式以及对事物的看法也都有其习惯性倾向，即使想加以改正也并非当即可以奏效的。如若操之过急，反而会影响到其他方面。无须说，他这种解释完全是粗线条的，涉及的只是我们身上所有问题中的某一个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话中的含义我还是若有所悟。我们或许果真未能自然而然地顺乎自己的反常特性。因此才无法确定由这种反常特性所引发的痛苦在自身中的位置，并且为了对其避而远之住进这里。只要身在这里，我们便不至于施苦于人，也可以免使别于施苦于己。这是因为，我们都已认识到了自己的反常，这是完全有别于外部世界之处。外面的世界上，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反常。而在我们这个小天地中，反常则恰恰成了前提条件。正如印第安人头上带有表示其部族的羽毛一样，我们身上也带有反常。我们在此静静地生活，避免相互伤害。”

“除了体育运动，我们还种植蔬菜。有茄子、黄瓜、西瓜、草莓、葱、甘蓝、萝卜及其他好多品种。一般东西我们都种。还使用温室。这里的人们对种菜非常熟悉和热心。看书，请专家指导，从早到晚议论的全是什么肥料合适啦土质如何啦等等。我也爱上了种菜。看到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每天一天天长大，感到分外欣慰。你培育过西瓜么？西瓜这东西，膨胀起来活像小动物似的。”

“我们每天吃的都是这种新摘下来的蔬菜和水果。肉和鱼自然也是有的，但在这里久了，想吃鱼肉的心情渐渐淡薄起来。因为每一样蔬菜都水灵灵的，鲜嫩可口。有时也到外面采山菜和蘑菇。那时总有专家在场（想来这里无一不是专家），告诉我们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结果我来这里后已胖了３公斤，体重可说是正好。都是由于体育运动和饮食有规律、讲究营养搭配的缘故。”

“其余时间里，我们或看书或听音乐唱片或织东西。电视机和收音机虽然没有，但有个相当充实的图书室，也有资料馆。资料馆里从马勒的交响乐全集到甲壳虫乐队，应有尽有。我经常在这里借唱片，带回房间听。”

“这座疗养设施的问题在于：一旦进入这里，便懒得出去，或者说害怕出去。在这里生活，心境自然变得平和安稳，对自己的反常也能泰然处之，感到自己业已恢复。然而外部世界果真会同样如此接纳我们吗？对此，我心里很不踏实。主治医生说我现阶段已经可以慢慢同外界人开始接触。所谓‘外界人’，是指正常世界中的正常人。然而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惟有你而已。老实说，我不大想见父母。他们被我搅得心慌意乱，见面交谈恐怕也只能使我恓惶不安，况且我还有几件事必须向你解释。能否解释圆满我没把握，但那是举足轻重、不容回避一类的大事。”

“虽说如此，你也不要把我当做沉重的负担。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重负。我感受出了你对我的好意，并为此感到高兴——只是想把这种心情如实地告诉你。或许我现在极为渴求这样的好意。如果我写的某一点使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向你道歉。请原谅我。我前面已经写过，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的人。

“我时常这样想：假如我与你在极为理所当然的普通情况下相遇，且相互怀有好感的话，那么将会怎样呢？假如我健全，你也健全（一开始便是健全的哟），而木月君又不在，那么将会如何呢？可是，这‘假如’过于漫无边际了。至少我是在尽可能使自己变得公正、变得诚实。现在的我只能这样做，并想以此把我的心情多少传达给你。”

“这座机构和普通医院的不同，原则上会面自由。只要提前一天来电话联系，任何时候都可以会面。可以一同吃饭，也有住的地方。请在方便的时候来见我一次，我期待着。同函寄上地图。信写得长了，请别见怪。”

读到最后，我又从头读起。然后下楼在自动售货机买来可口可乐，边喝边再次读了一遍。这才把七页信纸装进信封，放在桌上。淡红色信封上，用工工整整（作为女孩儿来说未免工整得过分）的小字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我坐在桌前，看这信封看了半天。信封后面的地址写着“阿美寮”。好奇特的名称。我思索了五六分钟，推想这名称可能来自法语的ａｍｉ（朋友）。

我把信塞入抽屉，换衣服出门。因我隐约觉得若守着这封信，说不定会反复读上十遍二十遍。我像以往同直子在一起时那样，在星期天的东京街头漫无边际地独自东游西逛。我一边走街串巷，一边一行行地回想她的信，以自己的看法左思右想。日落以后，我折回宿舍，给直子所在的“阿美寮”打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事务员，问我有什么事。我道出直子的名字，问可不可以在明天晌午前去会面。她问罢我的姓名，叫我半个小时后再打一次。

饭后我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是那位女性，告诉我可以会面，即可前去。我道过谢，放下听筒，把替换衣服和洗漱用具塞入帆布包。然后边喝白兰地边读《魔山》剩下的部分。好歹入睡时，已过半夜１点了。

第六章

一觉醒来，已是周一早上７点。我匆匆洗把脸，刮了刮胡子，早饭也没吃就跑到管理主任房间，告诉他用两三天时间去登山。这以前我也往往一有空就出去做短途旅行，因此管理主任只“啊”了一声。我乘上拥挤的通勤电车赶到东京站，买了张去京都的新干线自由席票。而后飞快地跳上最快的“光”号列车，用热咖啡和三明治代替了早餐。大约过了一小时，我便迷迷糊糊地睡了。

快到１１点时，电车抵达京都站。我按直子的指示，乘市营公共汽车到三条，步行到附近一个私营铁路的巴士终点站，问１６号公共汽车从哪个站台几时发车。答说１２时３５分从对面第一个候车亭出发，抵达目的地要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在售票处买了车票，然后走入近处一家书店，买张地图，坐在候车亭凳子上查找“阿美寮”的准确位置。从地图上看，“阿美寮”委实位于深山老林之中。直子信上说：公共汽车需向北翻越几座山头，行到再也无法前行的地方后，掉头拐往市区。我下车的停车站往前几步远便是终点。停车站前有条登山道，步行二十几分钟便可到达“阿美寮”。我想，去的地方既是深山，那里必定安静。

上了大约二十名客人后，公共汽车当即出发，沿鸭川经京都市区向北驶去。越向北行，街景越是凄凉，田园和荒地开始闪入眼帘。黑色的屋脊和塑料棚沐浴着初秋的阳光，闪闪耀眼。不久，汽车钻入山中。道路蜿蜒曲折，司机紧握方向盘，忽左忽右地转动不止。我有点晕车，早晨喝的咖啡味儿还留在胃里。这时间里，拐角渐渐少了，正当松一口气时，汽车突然蹿入阴森森的杉树林中。杉树简直像原始林一般直耸云天，遮天蔽日，将万物笼罩在幽暗的阴影之中。窗口进来的风骤然变冷，湿气砭人肌肤。车沿着溪流在杉树林中行驶了很久很久，正当我恍惚觉得整个世界都将永远埋葬在杉树林的时候，树林终于消失，我们来到四面环山的盆地样的地方。极目四望，盆地中禾苗青青，平展展地四下延伸开去。一条清澈的小溪在路旁潺潺流淌。远处，一缕白烟袅袅腾起。随处可见的晾衣竿上挂着衣物。几只狗“汪汪”叫着。家家户户的门前，烧柴都一直堆到房檐，猫在上面睡午觉。如此农户人家在路两侧延续了好久，但人影却是一个未见。

这样的光景重复出现几次之后，汽车驶入杉树林。穿过杉树林驶入村落，穿过村落又驶入杉树林。每次停在村落时，都有几人下车，上来的却一个也没有。从市区开出大约４０分钟，汽车开上一座视野开阔的山顶。司机刹住车，告诉乘客要等五六分钟，想下车的不妨下车。乘客算我才四个人，便都下了车，伸懒腰、吸烟或眺望眼下伸展的京都市容。司机站着小便。一个把大大的绳捆纸箱弄进车箱的５０岁上下的晒得黝黑的男子，问我是否爬山，我懒得罗嗦，便答说“是”。

一会，一辆公共汽车从另一侧上来，停在我们车旁，司机跳下车。两个司机交谈了没几句，便钻进各自车里。乘客们也都返回座位。随即，两辆车开始往各自的方向前进。我马上明白了我们的车为什么在山顶等待另一辆车的理由：从山顶下行不远，道路突然变窄，根本错不过两辆大型客车。我们车错过了几辆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汽车，每次都是由其中一方后退，把车身紧紧贴在拐角处凸出的地方。

溪流沿岸排列的村落比刚才小得多，可供耕种的平地也不大。山势险峻，迎面逼来。只是狗多这点倒是村村相同，汽车一到，狗便竞相叫个不止。

我下车的这个站，周围居然什么也没有。既无人家，又无田地。唯见站标孑然独立，一条小河流过，一个登山路口闪出。我把帆布包挎在肩头，沿着溪流往上爬山路。路的左侧水流淙淙，右侧杂木林连绵不断。顺着这徐缓的坡路走了大约１５分钟，右边出现一条车辆似乎可勉强通过的岔路，路口立一块木牌，牌上写着：“阿美寮除有关人员外谢绝入内”。

杂木林中的路面历历印着车轮碾过的痕迹。四下林中不时传来小鸟“扑棱扑棱”展翅的声响。那声响听起来格外清晰，仿佛被部分放大了似的。“砰”的一声，远方响起类似枪响的声音，但在这边听来声音又闷又低，像被好几张过滤纸过滤了一般。

穿过杂木林，一堵白色石墙出现在眼前。虽说是石墙，充其量只有我个头般高，上面又没有栅栏或铁丝网，若是有意，可以随便翻墙而入。黑色大门倒是铁铸的，一派坚不可摧的势头，却大敞四开，门卫室里又无门卫的身影。门旁立着与刚才一模一样的木牌：“阿美寮除有关人员外谢绝入内”。看来门卫室前几分钟还有人待过：烟灰缸里有三支烟头，茶杯里有没喝几口的茶，搁物架上有晶体管收音机，墙上挂钟“嚓嚓”响着干巴巴的声音，留下时间的轨迹。我在这里等了一会，等门卫返回。但看动静根本不像会有人来，便按了两三下旁边门铃样的东西。门内就是停车场，停着小型客车和大马力长途客车、深蓝色的“沃尔沃”牌小汽车。场里足可以停三十辆，但停着的只有这三辆。

两三分钟后，身穿藏蓝制服的门卫骑着黄色自行车从林中道赶来。这人６０上下，高个头、秃顶。他把黄自行车往小屋墙上一靠，转向我：“呀，实在抱歉得很！”但那语调，似乎并不含有什么抱歉的意味。自行车挡泥板上用白漆写着“３２”。我道过姓名，他抓起电话，重复两遍我的姓名。对方说了什么后，他答说“好，好，明白了”，旋即放下听筒。

“请去主楼，找石田老师。”门卫说，“沿这条林中路一直往前，有个转盘式交叉路口。左数第二条——记住了么，走左数第二条路，不远就是一座旧建筑，从那里往右再穿过一片树林，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楼，那就是主搂。一路都有指示牌，想必不至于走丢的。”

我按他说的，拐进转盘式交叉路口的左数第二条路，尽头处果然有一座俨然往昔老式别墅的格调优雅的古式建筑。院子点缀着形状别致的石块和石雕灯笼等物，草木也都修剪得整整齐齐。看来这地方以前可能是某人的别墅园地。由此右拐穿过树林，眼前出现一座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虽说是三层，但由于建在仿佛地面被掘开的凹陷处，并没特别给人以威严之感。建筑物造型简练，显得十分洁净。

大厅在二楼。我上了几级楼梯，打开一扇大大的玻璃门闪身进去，见服务台里坐着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郎。我告以自己的姓名，说门卫叫我见石田老师。她好看地一笑，指着大厅里的茶色沙发，低声叫我坐在那儿等一会，然后拨动电话。我放下肩上的帆布包，坐在软得几乎把人陷进去的沙发上，打量四周。大厅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有几盆赏叶植物，墙上挂着情趣健康的抽象画，地板擦得油光发亮。等候的时间里，我把目光转而落在脚上那双在地板映出影子的鞋上，凝视良久。

这工夫，那位负责接待的女郎对我说了一次“一会就来”。我点点头。心想这地方真是静得出奇。四周没有任何声息，恍若午睡时间——人、动物，以及昆虫草木统统酣然大睡，好一个万倾俱寂的下午。

但没过多久，传来胶底鞋轻柔的步履声，一位梳着短发——头发似乎相当硬挺——的中年女士出现了。她快步到我身旁落座，架起腿，同我握手。一边握一边反复观察我的手。

“你没有、至少这几年没有摆弄过乐器吧？”这是她开口第一句话。

“嗯。”我吃了一惊。

“一看手就知道。”她笑着说。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女性。她脸上有很多皱纹，这是最引人注目的。然而却没有因此而显得苍老，反倒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青春气息通过皱纹被强调出来。那皱纹宛如与生俱来一般同她的脸配合默契。她笑，皱纹便随之笑；她愁，皱纹亦随之愁。不笑不愁的时候，那皱纹便不无玩世不恭意味地温顺地点缀着她整个面部。她年纪在３５岁往上，不仅给人的印象良好，还似乎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我一眼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头发剪得相当草率，长短不一，到处都有几根头发卓尔不群地横冲直闯。前面的头发也参差不齐地搭在额头，但这发型对她却是恰到好处。白色半袖圆领衫外面罩一件蓝工作服，下身穿一条肥肥大大的奶油色布裤，脚上一双网球鞋。身材瘦削，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几乎没有什么乳房。嘴唇不时嘲弄人似的往旁边一扭，眼角皱纹微动不已。俨然一个多少看破红尘的、热情爽快而技艺娴熟的女木匠师傅。

她略微收一下下颏，依旧扭着嘴角，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好半天，我真担心她马上从衣袋里掏出卷尺，动手测量我身体各个部位的尺寸。

“可会一种乐器？”

“不，不会的。”我回答。

“遗憾呐，要是会一种该多有意思！”

我说了声“是啊”。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张口闭口总离不开乐器。

她从胸口衣袋里摸出七星烟，叼在嘴上，用打火机点燃，有滋有味地吐了一口。

“嗯——是渡边君吧？在你见直子之前，我想还是最好由我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所以首先，你我两人要这么谈一会。这里和其他地方略有不同，如果事先一无所知，我想很可能不大不小地闹出洋相。嗳，你对这里的事还不怎么清楚吧？”

“唔，几乎是零。”

“那好，让我从头讲起……”说到这里，她似乎想起什么，双指一合打了个响，说，“哦，午饭吃了什么没有？肚子不饿？”

“饿啦。”我说。

“那跟我来。在食堂里边吃边说好了。开饭时间倒是过去了，不过现在就去或许还有吃的。”

她领头，大步流星地穿过走廊，走下楼梯，来到一楼食堂。食堂座位足可容纳二百多人，但现在使用的只有一半，剩下的半边被屏风隔开。有点像是已不合时令的避暑疗养院。午餐食谱上有放鸡蛋面条的炖马铃薯、蔬菜色拉、果汁和面包。正如直子信上写的那样，蔬菜好吃得出奇。我把盘中物一举扫光。

“你吃得真香啊！”她羡慕似的说。

“实在好吃嘛！再说早上到现在还没正经吃过东西。”

“要是不嫌弃，把我这份也吃掉，喏。我已经饱饱的了。吃么？”

“不要的话，我就吃。”我说。

“我么，胃小，只能装一点点。所以，饭量不足的部分就靠吸烟填补。”说着，又叼了一支七星烟，点上火，“对了，我叫玲子，大伙都这么叫。”

她的炖马铃薯只动了一点点，我便夹来吃，面包也啃了——玲子饶有兴味地望着我这副模样。

“你是直子的主治医生么？”我试着问她。

“我是医生？”她显得很惊愕，猛地收紧眉头说，“我怎么会是医生呢？”

“可是人家告诉我找石田老师呀！”

“啊，是这样。呃，我么，在这里当教音乐的老师。所以也有人就叫我老师。其实我本人也是患者。在这里一待就是七年，平时教教大家音乐，帮忙做点事务性活计。结果就闹不清是职员还是病员了。我的事，直子没告诉你？”

我摇摇头。

“唔，”玲子说，“啊，也罢。直子和我住同一间寝室，就是所谓室友。和那孩子一起生活可有意思咧。有很多话说，也经常说到你。”

“说我什么来着？”我问。

“对了对了，得先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玲子根本没理会我的问话，“首先第一点希望你理解的是，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院’。简单说来，这里不是治疗的地方，而是疗养的场所。当然，有几位医生，每天有一小时左右的查房，但那只是像测体温似的确认一下，而不是如同其他医院那样进行所谓积极治疗。因此，这里没有铁栅栏，连门都是经常开着的。人们自觉自愿地进来，自觉自愿地出去。而且，能够进入这里的，仅限于适合这种疗养的人。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些需要专门治疗的人，根据病情要去专科医院的。这些可听明白了？”

“好像能明白。可是，这疗养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玲子吐了口烟，把剩下的果汁一口喝下：“这里的生活本身就是疗养。生活有规律，做体育运动，同外界隔离，安静，空气新鲜。我们有自己的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和眼下流行的那种公社差不多。只是这里收费相当高，这点又跟公社有所区别。”

“高到什么程度呢？”

“倒不是高得离谱，可也不便宜。瞧，多气派的设施啊，地方大，患者少，职员多。就我来说，长久以来就待在这里，加之差不多顶半个工作人员用，住院费才实质上等于免除，倒还算是不错。嗳，不喝咖啡？”我说想喝。

她于是熄掉烟，欠起身，去咖啡加热器那边接满两杯端来。她放进砂糖，用小勺搅拌着，蹙起眉头喝了一口。

“这座疗养院，不是营利性企业。靠这笔不算特别高的住院费还维持得下去。用地全都是一个人捐赠的，建立了法人。以前这一带是那人的别墅，大约２０年前。看见那幢老房子了吧？”

我说看见了。“以前建筑物只有那一座，把患者集中在那里集体疗养来着。说起事情的原委么，是这样的：那人的儿子同样有精神病倾向，专科医生便劝其进行集体疗养。那位医生的理论是说，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大家互助互爱，同时从事体力劳动，医生也参加，提出建议，检查症状，从而使某种病得到彻底治疗。这里就是这样创办的，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成了法人。农场也扩展了，５年前又建了这座主楼。”

“治疗是有效果的喽？”

“呃，当然不可能包治百病，治不好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一度不行的人在这里康复出院。这里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家互相帮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不健全，因此都想互相帮助。而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遗憾的是，其他地方，医生始终是医生，患者一直是患者。患者求助于医生，医生给患者以帮助。但这里却是互相帮助，互相引以为鉴。而且医生是我们的同伴，在旁边一发现我们需要什么，便赶紧过来帮忙。有时候我们也帮他们忙。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强过他们的。例如我就教一个医生弹钢琴，有个患者教护士学法语，就是这样。得我们这种病的人，有不少人学有专长。所以在这里我们都一律平等，不论患者还是工作人员，你也在内。你在这儿的时间里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帮助你，你也帮助我。”玲子和蔼地牵动脸上的皱纹，笑道，“你帮助直子，直子也帮助你。”

“我怎么做才好呢，具体的？”

“首先你要有帮助对方的愿望，同时也要有请别人帮助自己的心情。其次要诚实。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弄虚作假都是要不得的。只这样就可以了。”

“努力就是。”我说，“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待７年呢？听你这么多话，我不觉得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

“这是白天，”她做出愁苦的样子，“到夜晚可就大变样了。一到夜晚，我就流着口水，在地板上团团打滚。”

“真的？”我问。

“骗你，怎么可能呢。”她边说边难以置信似的摇着头，“我已经恢复了，现在。我留在这里，只是因为喜欢帮助各种各样的人也恢复健康。教音乐，种蔬菜，我喜欢这儿。大家都像朋友一样。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又有什么呢？我今年３８，眼看４０，和直子不一样。我从这里出去，也没有等待我的人，没有接收我的家，没有像样的工作，又几乎没有朋友。再说我来这里已经７年，世上的事，早就一无所知了。当然，有时也在图书室看看报。但这７年时间里我一步也没离过这里呀！就算现在出去，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也许会有新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的。”我说，“试一试的价值总还是有的吧？”

“这——或许。”说着，她把打火机在手心里翻来覆去转动了半天，“可是，渡边君，我也有我的具体情况。要是愿意听，下次慢慢讲给你。”

我点点头。

“那么，直子好转了？”

“嗯，我是这样看的。刚来的时候头脑相当没有条理，我们都不知所措，有些担心。但现在已安稳下来，讲话也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可以说，确实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不过，那孩子真该更早些接受治疗。在她身上，从那个叫木月的男朋友死时就已开始出现症状。况且对这点家里人该看得出来，她本人也该知道。也有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我一惊，反问道。

“哎哟，你还不知道？”玲子比我还要吃惊。

我默默点头。

“那么直接问直子好了，还是那样好些。那孩子会老实告诉你一切的，她有这个心思。”玲子又拿小勺搅拌咖啡，啜了一口，“此外，这里有条规定，我想还是一开始就挑明为好，就是禁止你同直子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守则，外面的人同会面对象不能独处。因此，经常有监察员——实际上就是我——不离左右。我也觉得难为情，只好请你忍耐一下，好吗？”

“好的。”我笑道。

“不过别有什么顾虑，两人尽管敞开说。别把我在旁边放在心上。你同直子之间的事，我全部晓得。”

“全部？”

“基本全部。”她说，“我们不是集体疗养么，所以我们差不多都晓得。再说我和直子两人是无话不谈的。这里没那么多秘密。”

我边喝咖啡边注视玲子的脸。“老实说，我弄不明白，又不明白在东京时我对直子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确。关于这点我一直在考虑，但现在也还是稀里糊涂。”

“我也不明白呀，”玲子说，“直子也不明白。那是应由你们两个畅所欲言来判定的事。是吧？即使发生什么，也可以使其朝好的方向发展，只要互相理解。至于那件事做得是否正确，这以后再细想恐怕也未尝不可。”

我点点头。

“我想我们三人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你、直子和我——只要我们以诚相待，有互相帮助的愿望。三个人要是心往一处想，有时候可以创造奇迹。你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打算后天傍晚回东京。一来要打工，二来星期四有德语考试。”

“可以的。那么就住在我们房间好了。这样既省钱，又能尽情畅谈。”

“我们？指谁？”

“我和直子的房间呀，这还用说。”玲子说，“房间是分开的。而且有个沙发床，保管你睡得香甜，放心就是。”

“可是，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吗，男客住在女宿舍里？”

“瞧你，你总不至于半夜１点来我们房间轮流戏弄一番吧？”

“当然不至于，怎能那样！”

“所以不就什么问题就没有了！就住在我们那里，慢慢地聊，天南海北聊个够，这有多好！而且又没有隔阂，我还可以弹吉他给你们听。我正经有两手哩！”

“不过真的不打扰吗？”

玲子叼上第三支七星烟，嘴角猛地一撇，点上火，“这点，我们两人早都商量好了，还准备由两人共同招待你，私人性质的。你还是老实地接受下来吧。”

“当然求之不得。”我说。

玲子蹩起眼角的皱纹，许久地盯着我的脸：“你这个人，说话方式还挺怪的。”她说，“是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那个男孩吧？”

“从何谈起？”我笑了。

玲子也叼着烟笑了：“不过，你是个诚实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在这里住了７年，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我都见过，我会看人。知道肯掏心的人和不掏心的人的区别。你属于肯掏心的人。准确说来，是想掏就能掏心的人。

“掏出又怎么样呢？”

玲子仍然叼着烟，不无欣喜地在桌面上把两手攥在一起。“会康复的。”她说。烟灰落在桌上，她也没有顾及。

我们走出主楼，翻过一座小山冈，从游泳池、网球场和篮球场旁边通过。网球场上，有两个男子在练习网球。一个瘦瘦的中年人，一个胖胖的小伙子，两人球艺都不错，但在我看来，却俨然在玩一种与网球截然不同的什么游戏。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与其说是在打球，莫如说是对球的弹性感兴趣而正在加以研究。他们一边神情肃然地冥思苦索着什么，一边执著地往来击球。而且两人都汗流浃背。眼前的那个小伙子瞥见玲子，便停止打球，走过来笑嘻嘻地同玲子搭了几句话。网球场旁边，一个手扶大型割草机的男子面无表情地割着草坪。

再往前走，便是树林。林中散布着十五六栋西洋风格的小巧的住宅，相互都保持一定距离。几乎所有住宅门前，都立着门卫骑的那种黄色自行车。玲子告诉我，这里住的都是工作人员的家属。

“即使不进城，需要的东西也能得到，这里一应俱全。”玲子边走边向我介绍，“食物嘛，刚才已经说了，基本可以自给自足。有养鸡场，鸡蛋手到擒来。有书有唱片有运动设施，也有类似自选商场的售货店，每个星期有理发师来。周末放电影。要买特殊东西可以委托进城的工作人员，西服之类可以通过广告目录订购。没什么不方便的。”

“不能进城吗？”我问。

“那是不行的。当然特殊情况除外，例如去看牙医等等，但原则上是不允许的。离开这里本身完全属于每个人的自由，可是一旦离就回不来这里了。这同过河拆桥是一回事。进城两三天后又重新返回是行不通的。不是吗？要是那样的话，这里不尽是出来进去的人了。”

穿过树林，走上一面徐缓的斜坡。斜坡上不规则地排列着带有奇妙气氛的两层木房。若问奇妙在哪里，自是解释不好，总之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建筑总有些奇妙。它类似我们从力图情调健康地描绘出非现实境界的画中时常得到的那种情感。我蓦地想到，如果沃尔特·狄斯尼以蒙克的画为基础创作动画片，说不定就是这副样子。每一座建筑物都呈同样的外形，都涂同样的颜色。造型大致接近正方体，左右对称，门口很宽，窗口有好多个。建筑物相互之间的道路弯弯曲曲，活像汽车培训学校的教练路线。所有建筑物的前面都种植花草，修剪得井然有序。寥无人影，窗口都挡着窗帘。

“这里称为Ｃ区，住的全是女性，也就是我们。这样的建筑物有十栋，每栋分四个单元，每单元住两个人。所以全部可住八十人。现在倒是只住有三十二人。”

“实在太静了！”我说。

“这个时间谁也不在的。”玲子说，“我受特殊优待，现在才这样自由自在。一般人是都要按日程表活动的。有锻炼身体的，有整理院子的，有进行集体疗法的，有去外面采山菜的。日程安排由自己定。直子现在干什么呢？大概是在换墙纸或重新涂漆吧，记不确切了。这样的活动一般要进行到５点左右。”

她迈进标有Ｃ——７编号的楼，爬上尽头的楼梯，打开右侧的门。门没有上锁。玲子领我在房里转了一圈。有四个房间：客厅、卧室、厨房、盥洗室，简洁明快，给人的感觉不错。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不谐调的家具，但并不给人以凄清之感。在房间里一待，也说不出到底是为什么，就像面对直子时那样感到身心舒展、轻松愉快。客厅只有一张沙发和一张茶几，另有一把摇椅。厨房里有餐桌。一桌一几都放有大烟灰缸。卧室里有两张床、两张书桌和两个床头柜，带盥洗室。床上的枕旁有个小矮桌和读书灯，一册小开本的书兀自伏在上面。厨房里放着一套小型微波炉和电冰箱，可做简单的饭菜。

“浴槽没有，只是淋浴，不过还算可以吧？”玲子说，“澡堂和洗涤设备是公用的。”

“可以得过分了！我住的那宿舍只有天花板和窗户。”

“你不知道这里的冬天才这样说。”玲子捶了下我的脊背叫我坐在沙发上，她自己坐在我旁边，“这里的冬天又漫长又难熬，四下看去，到处是雪、雪、雪。阴冷阴冷的，把心都冷透了。一到冬天我们每天都要扫雪。在那个季节，我们就把房间弄得暖和和的，听音乐、聊天、打毛线。所以，要是没这么大的空间，就会憋得透不过气来，很难受。你如果冬天来就知道那番滋味了。”

玲子仿佛想起了漫长的冬日，她深深地叹息一声，两手在膝头搓着。

“把它放倒给你当床好了，”她“嘣嘣”地敲着两人坐的沙发说，“我们在卧室睡，你在这儿睡，可以吧？”

“我没意见。”

“那，就这样定了。”玲子说，“我们大约５点钟回来，我和直子都还有事要做。你得一个人在这里等着，不要紧吧？”

“不要紧，反正可以学德语。”

玲子离开后，我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合起眼睛，不知不觉地沉浸在这岑寂之中。良久，我蓦地想起我同木月骑摩托车远游的情景。如此想来，好像也是这样一个秋日。几年前的秋日来着？４年前。我想起了木月那件皮夹克的气味儿和那辆一路狂吼乱叫的１２５ｃｃ红色雅马哈。我们一直跑到很远很远的海岸，傍晚才带着一身疲劳回来。其实也并没发生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却对那次远游记得一清二楚。秋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我双手死死搂住木月的夹克，抬头望天，恍惚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要被卷上天空似的。

好半天时间里，我都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知为什么，在这房间里一躺，过去几乎未曾想起的事情居然纷至沓来地浮上脑海。有的令人心神荡漾，有的则带有一丝凄楚。

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就完全淹没在出乎意料的记忆泉水里（那确实如同岩缝中汩汩涌出的泉水），就连直子悄然推门进来我也丝毫没有察觉。突然睁眼时，直子已经站在那里了。我抬起头，定定地看着直子的双眼，看了好一会儿。她坐在沙发扶手上，也看着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记忆编织的形象，但的确是活生生的直子。

“睡着了？”她问我，声音非常低微。

“没有。只是想点事情，”我坐起身，“身体可好？”

“嗯，还可以！”直子微微笑道。那微笑恍若淡淡的远景。“我马上就得走。本来不该到这儿来，挤一点时间跑来的，要马上回去才行。喏，我这发式好笑吧？”

“哪里，非常可爱。”我说。

她像女小学生一样剪着整齐利落的发型，一侧仍像以往那样用发卡一丝不乱地拢住。这发型实在与直子相得益彰。看去宛如中世纪木板画中经常出现的美少女。

“我嫌麻烦，就请玲子剪掉了。你真觉得很可爱？”

“半点不假。”

“可我妈妈偏说不三不四。”直子说。她取下发卡，松开头发，用手指梳了几下重新卡好。发卡是蝴蝶形状的。

“我，在三人一起见面前想单独看你一眼。也不是有什么话非说不可，只是想看看你的脸，习惯一下。要不然会觉得不习惯，我这人笨得很。”

“习惯一点了？”

“一点点。”她说，又把手放在发卡上，“可现在没有时间。我，这就得过去了。”

我点点头。

“渡边君，谢谢你到这里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不过，要是你觉得在这里是一种负担的话，只管直说。这个地方有点特殊，管理方式也特殊，里边还有根本不能习惯的人。果真那样觉得，就坦率地说出来，我决不会因此失望的。我们在这里都很诚实，无话不谈。”

“我会说实话的。”我说。

直子这回在沙发上挨我坐下，靠住我。我搂住她的肩，她便把头搭在我肩上，鼻尖贴着我的脖颈。尔后一动不动，仿佛在确认我的体温。我顺势轻轻抱着她，胸口荡过一阵暖流。俄而，直子一声不响地站起身，仍像进来时那样悄然开门离去。

直子走出后，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本来没想睡，但终于在久违了的直子的存在感当中沉沉睡去。厨房里有直子使用的餐具，盥洗室里有直子使用的牙刷，卧室里有直子睡的床。在这样的房间里，我睡得死死的，就像要把疲劳感从每一个细胞中一滴一滴挤出去似的。我做了梦，梦见蝴蝶在昏昏的夜色中翩然飞舞。

一觉醒来，手表已指向４点３５分。天光的颜色有点变了，风声早已止息，云的形状也略有不同。我睡出了汗，从帆布包里掏出毛巾擦把脸，换了件新衬衣。然后进厨房喝了口水，站在水槽前眺望窗外。从这个窗口可以看见对面楼的窗口。那个窗口的里面用细绳吊挂着几个剪纸艺术品。有鸟、云、牛、猫的剪影，剪得相当精巧，组合在一起。四周依然不见人影，阒无声息。我觉得自己似乎孤零零地置身于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一片废墟之中。

５点刚过，人们开始陆续返回“Ｃ区”。从厨房窗口望去，见三个女士从窗底下走过。三人都头戴帽子，不晓得什么模样和年龄。但从声音听来，都不像很年轻。她们拐个弯，不久便消失了。继而，同一方向又走来四个女士，同样拐弯不见了。四下里弥漫着黄昏的氛围。从客厅窗口，可以望见树林和山峦的棱线。棱线上浮现着淡淡的夕晖，宛如镀上了一层光边。

直子和玲子是５点半一同回来的。我同直子像刚见面似的按惯例寒暄了一番。直子显得有些羞赧。玲子目光落在我刚才看的书上，问看的什么书，我说是托马斯·曼的《魔山》。

“怎么把这种书特意带到这地方来！”玲子嗔怪似的说。给她这么一说，我想可倒也是。

玲子斟上咖啡，三人喝着。我告诉直子，敢死队突然失踪了，见最后一面那天他给了我一只萤火虫。直子十分遗憾地说：“真可惜啊，他怎么没了！本来还想多多听听他的故事呢。”玲子想知道敢死队，我便又讲了一遍。不用说，玲子也大笑起来。只要一提起敢死队，整个世界便充满和平、洋溢欢笑。

６点时，我们三人去主楼食堂吃晚饭。我和直子要来炸鱼、蔬菜色拉和炖菜，还有米饭和酱汤。玲子则只要通心粉色拉和咖啡，之后便又吸烟。

“上了年纪，身体就变得吃不进多少东西啦。”她解释般地说。

食堂里，有二十个左右的人围着餐桌吃晚饭。我们吃饭时，几个人进来，几个人出去。除去年龄有所不同这点，食堂光景同寄宿院内的没什么两样。另一点与我那里食堂不同的是，每人讲话的音量都相差无几。既无大声喧哗，又无窃窃私语。既无人开怀大笑和惊叫，也没人扬手招呼。每一个人都用大体相同的音量悄然而谈。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吃饭，每组三到五个人。一个人谈的时候，其他人就侧耳倾听，连连点头。这个人讲完后，其他人便接着讲了一会。讲的什么我自然弄不清楚，但他们的交谈使我想起白天看见的那个奇妙的打网球场面。我猜想，直子和他们在一起时，恐怕也是这样讲话。说来奇怪，一瞬间，一股夹杂着嫉妒的寂寥感掠过我的心头。

我身后那张桌上，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俨然医生派头的头发稀疏的男子，正面对一个戴眼镜的神经质模样的小伙子和一个粟鼠脸形的中年女士，不厌其详地说明什么无重力状态下的胃液分泌情况。小伙子和中年女士或“啊”或“是吗”地回应着。但听了一会那讲话方式，我开始怀疑那没有几缕头发的白衣男子是否真是医生。

食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我。没有人贼头贼脑地看我，甚至连我加人其中也无人觉察。仿佛我的加人对他们来说是意料中的事。

只有一次——那白衣男子突然回头问我：“在这里呆到什么时候啊？”

“住两晚，星期四回去。”我回答。

“现在的季节不错吧？不过，等到冬天你再来看看，漫山遍野银白一片，壮观得很咧！”他说。

“直子说不定等不到下雪就出去了。”玲子对男子说。

“啊，可冬天确实不错的哟！”他神情认真地重复道。于是我愈发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医生了。

“大家都在谈什么呢？”我试着问铃子。她似乎不大明白我问话的用意。

“谈什么？平常事啊。一天中遇到的事，看的书，明天的天气，不外乎这些。大概你总不至于以为会有人突如其来地站起大声宣布‘今天北极熊吞食星座所以明日有雨’吧？”

“噢，当然我不是指这个。”我说，“我看大家说话都那么小声细气的，心里就不由纳闷他们究竟在谈什么。”

“因为这里静，所以人们说起话来声音自然就放低下来。”直子把鱼刺整齐地堆在盘子的一端，用手帕擦擦嘴角，“再说也没有必要提高嗓门，既用不着说服谁，又没有引人注目的必要。”

“怕也是。”我说。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静悄悄进食的时间里，我竟奇异地怀念起人们的嘈杂声来。那笑声、空洞无聊的叫声、哗众取宠的语声，都使我感到亲切。这以前我被那嘈杂声着实折磨得忍无可忍，可是一旦在这奇妙的静寂中吃起鱼来，心里却又总像是缺少踏实感。这食堂的气氛，类似特殊机械工具的展览会场：对某一特定领域怀有强烈兴趣的人集中在特定的场所，交换惟独同行间才懂得的信息。

饭后返回房间，直子和玲子说要去“Ｃ区”的公共澡堂，并说如果我只淋浴的话可用这里的盥洗室。我说也好。等她们走后，我便脱衣服淋浴，洗了头。然后一边用吹风机吹头发，一边抽出威尔·埃文斯的唱片放上。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它同直子生日那天我在她房间里放听几次的那张唱片是同一张。就是直子哭泣不止、我抱她睡觉的那个夜晚。事情不过发生在半年前，我却觉得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或许因为我对此不知反复考虑了多少次的缘故。由于考虑的次数太多了，对时间的感觉便被拉长，而变得异乎寻常。

月光十分皎洁，我便关掉房间的灯，倒在沙发上听威尔·埃文斯的钢琴曲。窗口泻进的明月银辉，把东西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宛如涂了一层淡墨似的隐隐约约印在墙壁上。我从帆布包中取出装有白兰地的薄金属筒，倒进嘴里一口，缓缓咽下。一种温煦的感觉从喉头往胃慢慢下移，继而又从胃向身体的各个角落扩散开来。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把筒盖好，放回帆布包。月光似乎随着音乐摇曳不定。

约摸过了２０分钟，直子和玲子从澡堂回来。

“从外面看，房间的灯全都熄了，黑黑的一团，吓了我一跳。”玲子说，“我以为你打点行装回东京去了呢！”

“那怎么能。好久没看见过这么亮的月光，就把灯关了。”

“不满好的吗，这样。”直子说，“嗳，玲子姐，上次停电时用的蜡烛好像还有？”

“大概在厨房抽屉里吧。”

直子去厨房拉开抽屉，拿来一枝粗大的白蜡烛。我点上火，在烟灰缸里滴下烛泪把它立起来。玲子对烛火点燃支烟。四周依旧一片寂然，在这寂然中我们三人围蜡烛一坐，恍若世界的角落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悄无声息的月影，飘忽不定的烛光，在洁白的墙壁上重叠交映，影影绰绰。我和直子坐在沙发上，玲子在摇椅上落座。

“怎么样，不喝点葡萄酒？”玲子对我说。

“这里喝酒也不要紧吗？”我不免愕然。

“实际是不允许的。”玲子搔搔耳垂，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一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喝的是葡萄酒啤酒之类，而且又不过量的话。我托一个认识的职员买回来一点点。”

“我俩常常把盏同欢咧！”直子调皮地说。

“不错嘛。”我说。

玲子从电冰箱里取出白葡萄酒，用螺旋栓拔出软木塞，拿来三只玻璃杯。葡萄酒香酣爽口，仿佛在内院贮藏了很久。唱片放完时，玲子从床下面掏出吉他，打开后不胜怜爱般地调了调弦，慢慢地弹起巴赫的赋格曲。虽然不少地方指法不甚娴熟，但感情充沛，疾缓有致，温馨亲昵，充溢着对于演奏本身的喜悦之情。

“吉他是来这里后才开始弹的。房间里不是没有钢琴吗？所以就……纯属自学，加上手指对吉他还不适应，弹得很不成样子。不过我喜欢吉他，又小巧又简单……就好像一间温暖的小屋。”

她又弹了一支巴赫的小品，是组曲中的一段。望着烛光，喝着葡萄酒，谛听着玲子弹的巴赫，不觉心神荡漾。弹罢巴赫，直子提议弹一支甲壳虫乐队的曲子。

“现在是听众点播节目时间。”玲子眯缝起一只眼睛对我说，“直子来到后，我就日复一日地没完没了地弹甲壳虫，活活成了可怜的音乐奴隶。”

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弹起《米歇尔》，弹得非常精彩。

“好曲子！我，无比喜欢！”说完，玲子喝了一口葡萄酒，吸了口烟，“简直就像霏霏细雨轻轻洒在无边无际的茫茫草原。”

接着，她弹了《寂寂无人》，弹了《茱丽娅》。有时边弹边闭目合眼地摇着头，然后又呷口酒吸口烟。

“弹《挪威的森林》。”直子说。

玲子从厨房拿出一个招手猫形的贮币盒，直子从钱包里找出一枚百元硬币，投了进去。

“怎么回事，这？”我问。

“我点弹《挪威的森林》时，往这里投一百元钱，这是规矩。”直子说，“因为我最喜欢这支曲，才特意这么做的，表示打心眼里喜欢。”

“还能成为我的买烟钱。”

玲子揉了好几下手指，开始弹《挪威的森林》。曲子注满了她的感情，而她又不为感情所驱使。于是我也从衣袋里拈出一枚百元硬币投进贮币盒。

“谢谢。”玲子说着，莞尔一笑。

“一听这曲子，我就时常悲哀得不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似乎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直子说，“一个人孤单单的，又冷，里面又黑，又没一个人出来救我。所以，只要我不点，她是不会弹这支曲的。”

“瞧你说的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似的。”玲子笑着说。

之后，玲子弹了几支勃萨诺瓦舞曲。这时间里，我端详着直子。如她自己信上写的那样，显得比以前健康，晒黑了不少，由于锻炼和野外作业，体形紧绷绷的。那深邃澄澈的眸子和羞涩似的嗫嚅着的小嘴唇倒是和以前一样，但整个看来，她的娇美已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风韵。往日她那娇美中时隐时现的某种锐气——如同使人为之颤栗的刀刃般的锐气——已经远远遁去，转而荡漾着一种给人以亲切抚慰之感的特有的娴静。我为这样的娇美而怦然心动。同时又感到有些惊愕：不过半年时间，一个女人居然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直子这富有新意的娇美确实一如往日或者更甚于往日，使我为之倾心痴迷。尽管如此，一想到她所失去的东西，我还是不无遗憾。那思春期中的少女所特有的，或者不妨称之为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潇洒，在她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直子说想知道我的生活，我便讲了大学里的罢课学潮，讲了永泽的事。向直子提起永泽还是第一次，他那奇妙的人格、独特的思考方式、偏颇的道德观——对这些确切地加以说明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直子还是大致理解了我最终想表达的意思。我隐瞒了和他去物色女孩的部分。只是说明我在寄宿院里唯一来往密切的人是这等天马行空式的人物。这时间里，玲子怀抱吉他，再次练习了一遍刚才那首赋格曲。她仍然不时地找间隙喝口酒，吸一下烟。

“倒像个不可思议的人。”直子说。

“是不可思议。”我说。

“可你喜欢他？”

“说不清楚。”我说，“大概说不上喜欢。他那人，不属于喜欢不喜欢的范畴，而且他本人所追求的也不是这个。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弄虚作假的人、极其清心寡欲的人。”

“同那么大堆女人睡觉还算清心寡欲？你可真有意思。”直子笑道，“你说睡过多少个来着？”

“八十个左右总还是有的吧。”我说，“不过，在他身上，睡的人数越多，每个行为所具有的含义就越模糊淡薄。我想这就是所谓他的追求目标。”

“清心寡欲就指这个？”直子问。

“就他而言。”

直子开始思索我的话。良久，开口说：“那个人，脑袋要比我不正常得多。”

“我也那样想。”我说，“不过，他是把自己身上的不正常因素全部系统化、理论化，头脑好使得很。把他领来这里试试，保准两天就出去。说什么这个也懂，那个也晓得，没一个不明白的。他就是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才会在社会上受到尊敬。”

“肯定是我脑袋不好。”直子说，“这里的情况还不大明白呢。就像连对我自己本身都还稀里糊涂一样。”

“不是脑袋不好，是普通一般。我对我自己也有好多好多不明白的，普通人嘛！”

直子把两脚放在沙发上，支起膝盖，将下颏搭在上边，说：“嗳，渡边君，我很想再多知道一些你的事。”

“普通人啊。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普通的事情。”我说。

“呃，你最喜欢的菲茨杰拉德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将自己说成普通人的人，是不可信任的，对吧？那本书，我从你手里借来，看了一遍。”直子调皮似的说道。

“的确，”我承认，“不过我不是有意给自己贴这么一张标签，是从内心里真这么认为的，真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你从我身上发现什么不普通的东西了？”

“那还用说！”直子惊讶似的说，“你连这点还看不出来？难道你以为我喝醉了和谁都可以睡，所以才和你睡了不成？”

“哪里，我当然没那么想。”我说。

直子盯着自己的脚尖，一阵沉默。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顾喝葡萄酒。

“渡边君，你和多少女的睡过？”直子突然想起似的，低声问道。

“八九个。”我老实回答。

玲子停止练习，吉他“嘣”一声掉在膝上。“你还不到２０吧？到底过的怎么一种生活，你这是？”

直子一言未发，用清澈的眸子盯住我。我向玲子说了我同第一个女孩睡觉后来又分手的过程。我说对那个女孩无论如何也爱不起来。接着又讲了被永泽拉去左一个右一个同女孩乱来的缘由。

“不是我狡辩，我实在痛苦。”我对直子说，“每个星期都同你见面，同你交谈，可你心中有的只是木月。一想到这点我心里就痛苦得不行。所以才和不相识的女孩儿胡来的。”

直子摇了几下头，扬起脸看着我的脸：“对了，那时候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没同木月君睡觉么，还想知道？”

“还是知道好吧。”我说。

“我也那样想。”直子说，“死的人就一直死了，可我们以后还要活下去。”

我点点头。玲子在反复练习一段乐曲的过门。

“同木月君睡觉也未尝不可，”直子说着，取下蝶形发卡，放下头发，把发卡拿在手中摆弄着。“当然他也想和我睡来着，所以我俩不知尝试了多少回。可就是不行，不成功。至于为什么不行，我却一点也弄不清，现在也弄不清。本来我那么爱木月，又没有把处女贞操什么的放在心上。只要他喜欢，我什么都心甘情愿地满足他。可就是不行。”

直子撩起头发，卡上发卡。

“一点也不湿润。”直子放低声音，“打不开，根本打不开。所以痛得很。又干又痛。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俩。但无论怎样就是不行。用什么弄湿了也还是痛。就这么着，我一直拿手指和嘴唇来安慰木月……明白么？”

我默然点头。

直子眼望窗外的明月。月亮看上去比刚才更大更亮了。

“可能的话，我也不愿说这种事，渡边君。如果可能，我打算把这事永远埋在自己心底。但没有办法啊，不能不说。我自己也束手无策。可是跟你睡的时候，我湿润得很厉害，是吧？”

“嗯。”我应道。

“我，２０岁生日那天晚上，一见到你就湿来着，一直想让你抱来着，想让你抱，给你脱光，被你抚摸，让你进去。这种欲望我还是第一次出现。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本来，本来我那么真心实意地爱着木月！”

“就是说尽管你并不爱我？”

“原谅我。”直子说，“不是我想伤你的心，但这点希望你理解：我和木月确确实实是特殊关系。我们从３岁开始就在一起玩。我们时常一块儿说这说那，互相知根知底，就这样一同长大的。第一次接吻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真是妙极了。头一回来潮时我去他那里哇哇直哭。总之我俩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他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同别人交往了，甚至不知道究竟怎样才算爱上一个人。”

她伸手去拿桌上的酒杯，但没拿稳，酒杯落到地上，打了几个滚，葡萄酒洒在地毯上。我弯腰拾起酒杯，放回桌子。我问直子是不是想再喝一点，她沉默了半天，突然身体颤抖起来，开始啜泣。直子把身体弓成一团，双手捂脸，仍像上次那样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剧抽噎。玲子扔开吉他，走过来轻轻地抚摸直子的背。当把手放在直子肩上的时候，直子像婴孩似的一头扎在玲子胸口。

“喂，渡边君，”玲子对我说，“抱歉，你到外边转２０来分钟再回来好么？我想等一会她就会好起来的。”

我点头起身，把毛衣套在衬衫外面。

“对不起。”我对玲子说。

“别介意。这不怪你，别往心里去。你转回来，她就会完全镇静下来的。”说着，她朝我闭起一只眼睛。

我踏着梦幻般奇异的月光下的小路，进人杂木林，信步走来走去。月光之下，各种声音发出不可思议的回响。我的足音就像在海底下行走的人的足音那样，从截然相反的方向传来瓮声瓮气的回声。身后时而响起低微而干涩的“咔嚓”声。林中充满着令人窒息的沉闷，仿佛夜行动物正在屏息敛气地等待我的离去。

我穿过杂木林，在一座小山包的斜坡上坐下身来，望着直子居住的方向。找出直子的房间是很容易的，只消找到从未开灯的窗口深处隐约闪动的昏暗光亮即可。我静止不动地呆呆凝视着那微小的光亮。那光亮使我联想到犹如风中残烛的灵魂的最后忽闪。我真想用两手把那光严严实实地遮住，守护它。我久久地注视那若明若暗地摇曳不定的灯光，就像盖茨比整夜整夜看守对岸的小光点一样。

３０分钟后，我折身回去。走至楼门口，里面传来玲子弹吉他的声响。我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敲了下门。走进房间，不见直子，玲子一个人坐在地毯上弹吉他。她指了指卧室的门，仿佛说直子在里边。随后玲子放下吉他，坐在沙发上，叫我坐在旁边，并把瓶里剩的葡萄酒分倒在两个杯里。

“她不要紧的。”玲子轻轻拍着我的膝头说，“独自躺上一会儿就会安静下来，别担心，只是心情有点激动。嗯，我们两人到外面散散步可好？”

“好的。”我说。

我和玲子沿着街灯下的路面缓缓移动脚步，走到网球场和篮球场那里时，在长凳上坐下。她从长凳底下取出橙色的篮球，捧在手中团团转动。稍顷，问我会不会打网球，我说会倒是会，只是非常差劲儿。

“篮球呢？”

“也不怎么拿手。”

“那么，你拿手的到底是什么呢？”玲子堆起眼角皱纹笑着问，“除了同女孩子睡觉以外？”

“那也算不得什么拿手。”我有点不悦。

“别生气，开个玩笑。嗳，到底怎样？什么东西拿手？”

“没有称得上拿手的啊。喜欢的倒是有。”

“喜欢什么？”

“徒步旅行、游泳、看书。”

“喜欢一个人做事啰？”

“嗯--或许。”我说，“以前我就对同别人配合的活动提不起兴致。那类活动，无论哪样我都沉不下心，觉得怎么都无所谓。”

“那么冬天来这儿好了。冬天我们搞越野滑雪，你保准会喜欢上的。在大雪里边扑腾扑腾一走一整天，弄得浑身是汗。”玲子说道，然后拉起我的右手，像在街灯下检查乐器似的定定细看。

“直子经常那样吧？”我问。

“是啊，不时地，”玲子这回看着我的左手说，“不时出现那种情况，亢奋、哭泣。不过不要紧，这样还好，因为可以把感情宣泄出去。可怕的是感情泄不出去。那一来，就会憋在心里，越憋越多，各种感情憋成一团，在体内闷死，那可就要坏事了。”

“我刚才没什么失言吧？”

“根本没有。不要紧，就算有什么失言也用不着担心，只管照实直说，那样再好不过。即使那样互相有所伤害，或者像刚才那样一时使对方情绪激动，长远看来也还是那样做最好。如果你诚心诚意地想使直子康复，就那样做好了。你刚来时我就向你说过，不是想帮助那孩子，而是想通过使她恢复而同时恢复自己自身，这就是这里的医疗方式。所以就是说，在这里你必须推心置腹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外面的世界，不是什么话都不能和盘托出么？”

“是啊。”我说。

“我在这里待了７年，亲眼看见很多人进来出去。”玲子说，“也许我看得太多了吧，因此我只要看上一眼，凭直觉就能看出这个人是能好还是不能好。但对于直子，我却完全摸不着头脑。那孩子到底将怎么样呢，我实在把握不住。也许下个月就能出院，也许年复一年地在这里长住下去。因此在她身上我对你提不出什么建议。提也只能是极为泛泛的，例如要诚实啦要互相帮助啦，等等。”

“为什么偏偏对直子看不出来呢？”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那孩子的缘故吧，以至不能一下子看透，感情因素掺杂太多啦。我说，我喜欢那孩子，真的。另外与此不同的是，她身上有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挺复杂的，就像一团找不着头绪的乱麻，关键是要一根一根地清理出来。而清理，一来可能花很多时间，二来说不定会因某种偶然原因突然前功尽弃。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所以我也有些不知所措。”

她再次把篮球捧在手里，团团转动一会，“砰”一声拍了一下。

“最重要的，是不急不躁。”玲子对我说，“这是我对你的又一个忠告。急躁不得。即使事物再错综复杂，甚至叫人无计可施，也不能灰心丧气，不能急于求成地强拉硬扯。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必须一根根地耐心清理。做得到？”

“试试看。”我说。

“也许花时间，也许花时间还不能全好。这点你可想过？”

我点点头。

“等待是痛苦的。”玲子一边拍球一边说，“尤其对你这样年龄的人。唯有耐着性子等待她的康复，而且又没有任何期限上的保证。你能办到？你爱直子爱到那个程度？”

“不清楚啊。”我直言不讳，“甚至爱一个人是怎么回事我都不大清楚，当然意义上与直子不同。但是，我准备竭尽全力。如若不然，我对自己都将不知何去何从。所以，正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同直子必须互相拯救，除此之外别无共渡难关的途径。”

“还同路上随便碰见的女孩睡觉？”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我说，“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就该一直通过手淫等待下去不成？对我本身都没办法处置，这样下去。”

玲子把球放在地上，轻拍一下我的膝部，说：“听我说，我并不是说你同女孩子睡觉有什么不妥。如果你觉得那样可以，也无所谓。因为那是你的人生，应该由你决定。我要说的，只是希望你不要用不自然的方式磨损自己。懂吗？那是最得不偿失的。十九二十岁，对人格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无谓地糟蹋自己，到老时会感到痛苦的，这可是千真万确。所以，要慎重地考虑。你要是想珍惜直子，那么也要珍惜自己。”

我说想想看。

“我也有２０岁的时候，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玲子说，“信吗？”

“信，当然信。”

“打心眼里信？”

“打心眼里。”我笑着说。

“虽说比不上直子，可我也是满可爱的咧，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皱纹。”

我说我非常喜欢那皱纹，她说谢谢。

“不过，往后你可不要对女人夸她的皱纹有魅力。虽然我给你这么一说倒是高兴的……”

“一定注意。”我说。

她从裤袋里取出钱包，从该装月票那栏里拈出张照片给我看。是个十来岁女孩的彩色照。女孩身穿滑雪衫，脚蹬滑雪板，在雪地上漂亮地微笑着。

“长得很漂亮吧？我女儿。”玲子说，“今年初寄来的。现在，怕是小学四年级了。”

“笑的样子很像。”说着，把照片还给她。她把钱包揣回裤袋，轻声抽了一下鼻子，叼烟点燃火：

“我年轻时，打算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来着。才能也还过得去，周围人也都那样认为，听的夸奖话可多得很哩。音乐会上拿过名次，音乐大学里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就去德国留学也大体定了。可以说，真是一帆风顺的青春时代。干什么都一帆风顺，即使不一帆风顺，周围人也都会设法使我一帆风顺。但出了一件怪事，整个世界在一天里就颠倒过来了。那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比较重要的音乐会，我为此练习了很长时间。不料小指突然不会动了，也不知为什么不会动的，反正一点也动不得了。于是又是按摩，又是用热水浸，又是停练两三天，可还是毫不见效。我吓得脸都青了，跑到医院去。做了好多种检查，结果医生也莫名其妙。说是手指完全正常，神经也毫无问题，不该不会动的，所以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原因。我就又找精神科。然而在那里也还是查不出确切起因，只说大概是音乐会前的疲劳造成的，建议我无论如何要离开钢琴一段时间。”

玲子深深吸了口烟吐出，歪了好几下头：

“就这样，我决定到伊豆祖母那里静养一些时日。就是说，放弃音乐会，好好轻松一下，两周时间不接触钢琴，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可就是不成。无论做什么，头脑里出现的尽是钢琴，除了钢琴别的什么也想不出来。小手指会不会一辈子都这样动弹不得呢？果真那样以后该怎么活下去呢？头脑里反复想的全是这些。其实也难怪，在那以前的人生中钢琴就是我的一切。我４岁开始练琴，生活中想的除了琴还是琴，此外我几乎什么都没考虑过。怕弄坏手指，家务事一点没做过。也就因为钢琴弹得好，周围人都对我倍加小心。你想想看，从如此长大的女孩手里夺走钢琴，还能剩下什么？这么着，‘砰’！头脑的发条不知飞到哪里去了，脑袋一片混乱、一团漆黑。”

她把烟头扔在地上捻死，又歪了几下脖子：

“于是，当钢琴演奏家的美梦化为泡影了。住了两个月院才出来。住院不久，小手指可以动了，便去音乐大学复学，总算毕了业。然而，一种东西已经消失了，一种像活力凝聚体那样的东西已经从我身上永远消失了。医生也说我神经太衰弱了，不适宜当职业钢琴家，劝我死了那份心。因此，大学毕业后，我就在家里收学生教课。可那多么叫人难受啊！就像我的人生被突然拦腰截断了一样，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２０年刚过就彻底报销了。你不认为这太残酷了？我曾经把所有的可能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等明白过来时却已两手空空。谁也不再鼓掌，谁也不再娇宠，谁也不再夸奖，只是日复一日地在家里教附近的小孩，除了初级教程就是小鸣奏曲。心里难过死了，动不动就哭一场，窝囊啊！才能比我明显差一大截的人在哪里的音乐会上获得了第二名，又在哪里的音乐厅里举行独奏会--每当听到这类消息，我就懊恼得眼泪流个不止。”

“父母也对我小心翼翼，就像生怕触到脓肿似的。其实我也明白，他们一定很失望。直到前不久还为自家女儿自豪来着，可如今却成了精神病院的归来者，婚事都很难谈拢。在一起生活，他们的这种心情我感受得是那样真真切切，难受得不知怎样才好。而一出门，似乎附近的人都在议论我，吓得我门都不敢出。于是就又‘砰’的一声，发条飞了，线团乱了，一时天昏地暗，这是在我２４岁的时候。当时我在疗养院住了七个月。不是这里，是围着很高的院墙，大门紧闭的地方。又脏又没有钢琴……那时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一心想离开那里，拼死拼活地配合治疗。七个月--长啊！就这样皱纹一条条爬了上来。”

玲子咧下嘴角笑了笑：

“出院后不久和丈夫相识结婚了。他比我年纪小，在一家制造飞机的公司当工程师，是跟我学钢琴的学生。好人呐！话语虽然不多，但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差不多练习了半年钢琴后，突然问我能不能同他结婚。是一天练完琴喝茶时突如其来地提出的。嗯，你能相信？那以前我们既没约会过，甚至连手都没握过。我吃了一惊，就说不能跟他结婚。我说我认为他是个好人，也怀有好感，但由于多种缘由不能同他结婚。他说他想听那缘由，我便毫不隐瞒地全都告诉了他。说自己曾因脑袋不正常住过两次院，连细节也一一讲了。我对他说导致那种情况的出现的是什么原因，以后也有可能反复。他说让他再想一下，我说尽可以慢慢考虑，万万仓促不得。但下一星期他来的时候，还是说想结婚。于是我说：‘等我三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们交往一下。之后若你还是有想结婚的心情，那时两人再商淡一次。’”

“三个月时间里，我们每周幽会一次，去了很多地方，说了很多话。这一来，我不折不扣地喜欢上了他。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重新返来。只要两人在一起，我心里就豁然开朗，各种恼人事一扫而光。虽说当不成钢琴家，住过精神病院，但人生并未因此告终，人生中还有很多很多我所不知道的美好事物--是他使我产生了这种心情，仅这一点我就衷心地感谢他。三个月过后，他说还是想同我结婚。‘如果想和我睡觉是可以睡的。’我对他说，‘我，还没同任何人睡过觉，但因为我顶喜欢你，要是你想抱我，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同我结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同我结婚，势必就要连同我的麻烦事包揽过去，而这要比你想的严重得多。这也不要紧吗？’”

“他说不要紧。说他不是单单想同我睡觉，而是想同我结婚，同我共同承担我身上的一切。而且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不真这样想他是不会说出口的，而一旦说出口就信守诺言，他就是这样的人。于是我说好吧，那就结婚吧。实际上也只能这样说。结婚大概是在那以后四个月。他因此和他父母吵翻了，断绝了关系。他家是四国乡下有些来历的家族，父母对我进行了彻底调查，知道我住过两次院，就反对这门婚事，吵了起来。反对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我们连婚礼也没有举行。只去区政府办了结婚登记，到箱根住了两个晚上。但是真叫幸福啊，一切的一切！这么着，我直到结婚还是处女，到２５岁。像是在说谎吧？”

玲子喟叹一声，重新捧起篮球。

“只要在这个人身边，就问题不大，我当时想，”玲子说，“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就不至于旧病复发。知道吗，对我们这种病来说，最重要的是信赖感。一切交给这个人好了！每当我的情况稍有不妙，也就是发条刚一开始松动，他就会当即察觉，精心地不厌其烦地予以纠正--拧紧发条，解开线团--只要有这种信赖感，我的病一般是不会反复的。只要存在这种信赖感，那‘砰’的一声就不会发生。我是那么高兴，心想人生是多么美好啊！那感觉，就像被人从狂暴而冰冷的海水中打捞出来、用毛巾被裹着放到温暖的床上一样。婚后两年有了孩子。从那以后一心扑在侍弄孩子上。自身的病什么的，也因此几乎忘得一干二净。早上起来，做家务，照料孩子，他回来时就让他吃饭……每天都是这样。但我感到幸福。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持续几年来着？持续到３１岁。而后便又‘砰’的一声，断裂了！”

玲子给烟点上火。风已经停了，烟直线上升，消失在夜色中。不觉之间，空中已闪出无数的银星。

“遇上什么了？”我问。

“呃--”玲子说，“一件非常奇妙的事。简直就像一个圈套或一口陷阱似的在那里静等着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她抬起没夹烟的那只手，揉了下太阳穴。“对不起呀，光听我说了。本来你是来看直子的。”

“真的想听。”我说，“可以的话，讲给我听听好么？”

“孩子上幼儿园后，我又开始多少弹几下琴。”玲子接下去说，“不是为别人，是为我自己弹的。弹巴赫、莫扎特、斯卡拉蒂。当然，因有好长时间的空白，乐感很难恢复。手指同以前相比也不能乖乖地听从使唤。但我仍很高兴，毕竟又能弹钢琴了。每次一弹起来，我就深深地由衷地感到自己是何等地热爱音乐，何等地渴求音乐。真是太美妙了，能为自己演奏。”

“前边我已说过，我从４岁就开始弹钢琴，但想起来，却连一次都没为自己弹过。或者为通过考试，或者因为是课题曲，或者为使别人感动，弹来弹去为的就是这些。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人掌握一种乐器。但在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人就不能不为自己演奏，所谓音乐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在我从音乐尖子沦为落伍者，而到了三十一二岁之后，才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我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抓紧干完家务，便动手弹自己心爱的曲子，一弹一两个钟头。这期间什么问题也没有，没有吧？”

我点点头。

“不料有一天。一位太太，一位只是在路上碰见时打声招呼那种关系的太太登门找我，说她有个女儿想跟我学钢琴，问我能否指教一下。按那太太的说法，那孩子从我家门前路过时经常听到我弹钢琴，感动得不得了。而且认得我，还很崇拜。孩子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这以前从师学过好几次，由于不止一个的原因总是进展不顺利，眼下没跟任何人学。

“我拒绝了。我说一来我有好些年空白，二来若完全是初学者还另当别论，而从中途教一名已练过几年的人是十分困难的。况且要照料小孩，忙得抽不出时间。再说--当然这点我没向对方说出--动不动就换老师的孩子，谁接手都伤脑筋。可是那太太非让我见见她女儿，说哪怕只见一面也好。我见这人有点死求活磨的味道，心想不大容易一口回绝，加上对只求见面也不好拒之门外，便说如果仅仅见一面倒也无妨。隔了三天，那孩子一个人来了。漂亮得活像个小天使，而且是近乎透明般的漂亮。那么漂亮的孩子，那以前和以后都没见过。头发像刚刚研出的墨一样油黑油黑，长长披落下来。十指纤纤，眼睛忽闪忽闪的，小小的嘴唇，看上去十分柔软，简直像刚刚做出来似的。刚见到她时，我半晌都忘了开口--太漂亮了！往我家客厅沙发上一坐，顿时满室生辉，判若别境。细细看去，直觉得炫目耀眼，甚至要把眼睛眯缝起来才行。就是这么个女孩儿，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玲子好半天眯起眼睛，仿佛眼前真出现了女孩那张脸：

“我们边喝咖啡边谈，这个那个，谈了一个多小时，包括音乐方面的、学校里边的。一眼就知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说话有条有理，意见也一针见血，具有吸引对方的天赋才能。甚至有些怕人。至于怕人的到底是什么，当时的我却捉摸不透，只是蓦然间觉得她机灵得令人生畏。不过，当面同那孩子谈起来，便会不知不觉地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就是说，对方太年少、太妩媚了，以致被其气势压倒，大为自惭形秽，因而即使一晃闪出否定的念头，也会转而怀疑那定然出自一种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

她摇了几下头：

“假如我像那孩子那样聪明漂亮的话，我会成为一个更地道的更有作为的人。既然那般聪明漂亮，还别有何求呢？既然受到大家如此的宠爱，还何苦要欺侮、蹂躏不如自己的弱者呢？不是根本就不存在非做此手脚不可的客观原因吗！”

“她做什么让你难堪的事了？”

“啊，让我按顺序说吧。那孩子是个病态的扯谎鬼，完全是一种病症。无论什么，开口就编造谎话。在编造时间里，连自己都信以为真。并且为了使编造的某个谎言不露出破绽，甚至把周围相关的事物统统改头换面。若是一般情况，肯定会使人生疑。而那孩子由于头脑转得飞快，早抢在别人生疑之前就弥合得天衣无缝，因此对方根本察觉不出来。这就是所谓扯谎。而且一般说来，谁也不会以为那么漂亮的孩子居然会为鸡毛蒜皮的琐事大扯其谎，包括我在内。那孩子扯的谎话，半年时间我听得真可谓数不胜数。但一次也没有怀疑过，尽管从根到梢全是谎话。傻瓜呀，纯粹是傻瓜！”

“都说什么谎呢？”

“无所不包。”玲子不无嘲讽意味地笑着说，“刚才说了吧，人若要在某件事上扯谎，就势必为此编造出一大堆相关的谎言。这就是说谎症。问题是，说谎症患者的谎言在一般情况下属于无罪一类，因为周围人大多心中有数。而那孩子则不同：为了保护自己，她可以满不在乎地任意造谣中伤，利用一切凡可利用的东西。在母亲或亲朋好友等容易识别其谎言的对手面前，她不大扯谎，非扯谎不可的时候也认真考虑再三，绝对不至于让对方发觉。而万一被发觉了，她便从那美丽的眼睛里一滴接一滴地挤出眼泪，或解释或道歉，用那小鸟依人般的声音。这一来，谁都不好再发火了。”

“至于那孩子为什么选择了我，至今我也不大明白。是把我作为她的牺牲者选择的，还是为寻求某种解脱选择的，今天我也不得而知，全然不知。当然喽，事到如今知不知都无所谓了。因为一切都已付诸东流了，我又落到了这步田地。”

短暂的沉默。

“她又把她母亲的话重复说了一遍。说在我家门前路过时听到我的钢琴，大为感动。在外面遇到过我几次，很是崇拜。说的可是‘崇拜’哟。结果我脸都红了，怎么好让一位布娃娃一般漂亮的女孩儿崇拜呢！不过，我想她这也并非完全说谎。当然，我已年过三十，又没她那么漂亮那么聪明，又没什么特殊才能。但我身上肯定有一种吸引那孩子的什么东西--或许是她所缺乏的一种什么。也正因如此，她才会对我发生兴趣。嗳，这可不是自吹自擂哟！”

“明白，我能明白。”我说。

“她拿来了乐谱，问我可不可以弹几下试试。我说可以，请弹好了。她就弹了巴赫的创意曲。那个么，怎么说呢，弹得很有意思，或者说不可思议，总之不一般。当然，技术并不怎么好。毕竟没有进过专门学校，从师练习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她自己的手法，一听就知没经过专业训练。如果在音乐学校的实践考试上这么弹的话，只消一声就会立遭淘汰。可她弹的还是值得一听。就是说，尽管百分之九十一塌糊涂，但剩下的百分之十还是发挥得相当可以。这也就是巴赫的创意曲。于是我对那孩子发生了极大兴趣，心想这孩子究竟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世上弹巴赫弹得更好的孩子多的是，弹得比那孩子好上二十倍的孩子怕也不是没有。问题是那种演奏十之八九都没什么内容，干巴巴的空洞无物。可那孩子呢，虽然弹得并不高明，却多少有一种至少足以打动我的东西。因此我想：这孩子或许有教的价值也未可知。当然，现在把她重新训练成职业性的为时已晚，但培养成像当时的我--现在也如此--那样自弹自娱的快乐的钢琴手估计还是可能的。结果我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这女孩，不是默声不响地为自己本身做事的那种类型的人，而是个为了让别人倾心而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工于心计的孩子。怎样才能使人产生好感，怎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夸奖--这一套她了然于心。包括怎样的演奏风格才能打动我，也都经过精心算计。并且将值得一听的那部分不知拼命练习过多少次，这完全想象得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纵使在一切都真相大白的现在，我也还是认为那演奏相当不错。现在再让我听上一遍，我一定仍那样想--除去她的狡黠、扯谎等缺点。知道吗，世上偏偏就有这样的事。”

玲子声音干涩地清了清嗓子，止住话头，沉默良久。

“那么你收她做学生了？”我问。“是的。每周一次，周六上午，那孩子的学校周六休息。她一回也没缺过课，从不迟到，满理想的学生啊！练习也很专心。练完后，我们就吃蛋糕、聊天。”说到这里，玲子突然意识到似的看看表。“噢，我们差不多该回房间了，有点放心不下直子。你怕是把直子忘在脑后了吧？”

“哪里会忘，”我笑道，“只是给你的话吸引住了。”

“要是你想接着听，明天再讲吧。话长，一次讲不完的。”

“简直是《一千零一夜》。”“呃，那你可就回不了东京啦！”玲子也笑了。

我们穿过来时那条杂木林小道，回到房间。蜡烛熄了，客厅的电灯也没开。卧室的门开着，里面亮着床头灯，昏黄的光线洒进客厅。就在这模模糊糊的灯光中，直子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她已换上长睡衣样子的衣服，领口紧紧扣到脖子上，脚蹬沙发，支起膝盖坐着。玲子走到直子跟前，手放在她头顶上：

“好了？”

“嗯，好了，对不起。”直子低声说。然后转向我，害羞似的又说了声对不起。“你吓了一跳？”

“有一点儿。”我微笑着说。

“到这儿来。”直子说。我挨她身旁坐下。直子依然在沙发上拱着膝盖，仿佛要说悄悄话似的把脸凑近我的耳边。在耳垂上悄悄一吻，再次小声对我的耳朵说了声“对不起”，随即移开身体。

“有时候我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怎么回事。”直子说道。

“我有时也那样的。”

直子浅浅露出笑容，看着我的脸。

“嗯，可以的话，想听听你的情况，”我说，“这里的生活，每天都做什么，有什么样的人。”

直子于是缓缓然而语言清晰地谈起自己一天的生活。早上６时起床，在这里吃早餐、清扫鸟舍，之后便大多去农场劳动，侍弄蔬菜。午饭前或午饭后有一小时同主治医生个别会面的时间，或者进行集体讨论。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讲座、野外作业或体育项目。她选听了几个讲座，有法语，有编织，有钢琴，有古代史，等等。

“钢琴由玲子姐教，”直子说，“此外她还教吉他。我们都互相当学生当老师。擅长法语的教法语，做过社会科教师的教历史，织东西拿手的教编织。只就这点来说，差不多成了一所学校。遗憾的是我没一样东西可教别人。”

“我也没有。”

“反正我在这里要比在大学时学得起劲。很用功，而且用起功来觉得很有意思，可好着哩！”

“晚饭后一般做什么呢？”

“与玲子姐聊天、看书、听唱片，或到别人房间玩。就这些。”直子说。

“我练吉他、写自传。”玲子开口了。

“自传？”

“说句玩笑。”玲子笑道，“我们１０点左右就上床了。如何？这生活很利于健康吧？睡觉睡得才香呢。”

我看了下表，差不多９点。“那，怕是快要睡了吧？”

“不，今天没关系，哪怕晚一些。”直子说，“好久没见了，想再谈一会。你说点什么可好？”

“刚才只我一个人的时候，一下子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儿。”我说，“记得以前我同木月君两人去看望你那时的情形么？在海边医院。大概是高中二年级那年夏天吧。”

“是做胸腔手术时的事吧，”直子淡淡一笑，“记得很清楚哇。你和木月君骑摩托去的，提着化得软绵绵的巧克力，吃得我好辛苦。不过总好像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似的。”

“是啊。那时，你像是写了一首长诗。”

“那个年龄的女孩谁都写的。”直子吃吃笑道，“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我也不知道，只是一时想起。海风的气味儿、夹竹桃，这个那个，忽然涌上心头。”我说，“好了，木月君那时常去探望你吧？”

“哪里谈得上探望，几乎没去的。过后我们还因此吵了一架呢。开始时去一次，再就是和你两个，往下就没影了。你说过分不？一开始去那次像有什么急事似的，心不在焉地，不到１０分钟就走了。带桔子去的，嘟嘟囔囔胡乱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剥开桔子让我吃，接着又嘟嘟囔囔了几句什么没头没脑的话，就一晃儿人不见了。还说什么他一进医院就头疼。”说到这里，直子笑了。“在这方面那人还一直停留在小孩阶段。这不是，哪里会有什么喜欢医院的人呢！也正因为这个，人们才去看望，让病人振作起来。可这些，他竟然莫名其妙。”

“不过和我两人去的时候可不是那个样子，和普通人做的没什么两样。”

“那是在你面前嘛。”直子说，“他那人，在你面前总是那样，拼命掩饰自己脆弱的一面。木月他肯定是喜欢你。所以才尽可能只让你看他好的那方面。但和我单独在一起时可就不同了，那逞能劲头就没有了，真是个心情说变就变的人。举例说吧，本来一个人口若悬河地说得好端端的，不料一瞬间突然一言不发了。这事经常发生，从小就一直这副德性。尽管他想改正自己、提高自己。”

直子在沙发上调换了一下叠架的两腿：

“他总是想改正、提高自己，却总是不能如愿，又是着急又是伤心。本来他具有十分出色和完美的才能，却直到最后都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个也要干，这里也得改--头脑里转来转去的净是这些东西。可怜的木月！”

“不过，如果他真是有意只让我看到他好的一面的话，那么他的努力像是成功的。我看到的确实只是他好的方面。”

直子微微笑道：“他要是能听见，肯定高兴。你是他唯一的朋友啊！”

“而对我来说，木月也是我绝无仅有的朋友。”我说，“除他以外，过去和现在我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朋友的人。”

“所以我很乐意和你、木月三人待在一起，那样我不是也能只看到木月好的一面吗？那一来，我心里非常快活，也舒展得开。因此我很喜欢三个人在一块儿。你怎么想我是不知道。”

“我倒是担心你会怎么想。”说着，我轻轻摇了下头。

“可问题是这种状态不可能无止境地持续下去，那小圈子般的东西不可能维持到永远。这点木月明白，我也明白，你也心里清楚，不错吧？”

我点头。

“不过，老实说来，我甚至连那人弱的一面都喜欢得不得了，就像喜欢他好的一面那样。不是吗？他没有一点坏心和恶意，只是软弱罢了。可我这么说时他不信，并且这么说：‘直子，那是因为你我从３岁就形影不离，你对我知道得太多了，以致什么是缺点什么是优点都分辨不清，很多东西都一锅粥搅在一起了。’他时常这么说。但不管他怎么说，我还是喜欢他，对除他以外的人几乎连兴致都提不起来。”

直子把脸转向我，凄然地漾出浅浅的笑意：

“我们同普通的男女关系有很大区别。那关系就像肉体的某个部分紧紧相连似的。即使有时离得很远，也像有一种特殊引力会重新把我们拉回原来位置。所以我同木月君发展成为恋人是极其自然而然的，不存在考虑和选择的余地。１２岁时我们接了吻，１３岁时就已经相互爱抚过了。或我去他房间，或者他来我房里玩，我用手把它处理来着……可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我们早熟，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要摸我的身子，任他摸我也满不在乎，要是他想一泄为快，我会帮助他而丝毫不以为意。因此，假如有人为此责备我们，我肯定会大感意外，或者生气的：我们也没做什么错事，做的不过是应该做的罢了。我们俩，相互细细看过对方的身体，像是相互共有似的，真是这种感觉。但相当长时间里，我们控制自己，没有往前迈一步。一来怕怀孕，二来当时又不清楚该怎样避孕……总之，我们就是这样手拉手长大的。普通处于发育期的孩子所体验的那种性的压抑和难以自控的苦闷，我们几乎未曾体会过。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对性一贯是开放的。至于自我，由于可以相互吸收和分担，也没有特别强烈地意识到。我说的意思你明白？”

“我想是明白的。”我说。

“我们两人是一种不能分离的关系。如果木月还在人世，我想我们仍在一起、相亲相爱，并且一步步陷入不幸。”

“何以见得？”

直子用手指理了几下头发。发卡已经摘掉，每一低头，发便落下遮住她的脸。

“或许，我们不能不把欠世上的账偿还回去。”直子扬起脸说，“偿还成长的艰辛。我们在应该支付代价的时候没有支付，那笔帐便转到了今天。正因为这个，木月才落得那个下场，我才关在这里。我俩就像在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肚子饿了吃香蕉，寂寞了就相抱而眠。但不能总一直这样下去啊，我们一天比一天长大，必须到社会上去。所以对我们来说，你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你的意义就像根链条，把我们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链条。我们企图通过你来努力使自己同化到外部世界中去，结果却未能如愿以偿。”

我点点头。

“不过我们可压根儿没想利用你。木月的的确确喜欢你，对我们来说，与你的巧遇是我们同外界人的初次交往。并且现在仍在继续。虽然木月死去不在了，但你仍是我同外部世界相连的唯一链条，即使是现在。正像木月喜欢你那样，我也喜欢你。尽管我们完全没那个意思，可是在结果上我们恐怕还是伤了你的心。真是一点都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直子沉下头，一阵沉默。

“如何，喝点可可好么？”玲子开口道。

“嗯，想喝，非常想。”直子说。

“我想喝带来的白兰地，可以吗？”我问。

“请请。”玲子说，“可能给我一口？”

“那还用说！”我笑道。

玲子拿来两个杯子，我和她干了一杯，随后玲子去厨房做可可。

“讲点叫人高兴的事儿？”直子说。

可是我并没有令人高兴的现成话题。我惋惜地想，要是敢死队还在就好了。只要那家伙在，笑料就会源源不断产生出来，而只要一提那笑料，人们便顿时心花怒放。真是遗憾之至！无奈，只好不厌其烦地大讲特讲大家在宿舍里过着怎样不讲卫生的生活。由于太不讲卫生了，我讲起来都心生不快，但她们两人都似乎觉得十分希罕有趣，笑得前仰后合。接着，玲子又模仿各类精神病患者的神情举止，这也十分好笑。１１点时，直子眼睛透出困意，玲子便把沙发背放倒当床，拿来褥单、毛毯和枕头。

“半夜过来玩也可以，只是别弄错对象哟！”玲子说，

“左边床上没有皱纹的身体是直子的。”

“胡说，我在右边。”直子说。

“噢，明天下午安排了几项活动，我们去野游好了。附近有个很不错的地方。”玲子道。

“好啊。”我说。

她们轮换去盥洗室刷完牙走进卧室后，我喝了一点白兰地，倒在沙发床上依次回想今天一早到现在发生的事。觉得这一天格外的长。月光依然银灿灿地泻满房间。直子和玲子睡的卧室里悄无声息，四下几乎不闻任何声籁，只是偶尔传来床的轻微吱呀声。闭上眼睛，黑暗中仿佛有小小的图形一闪一闪地往来飞舞，耳畔仍有玲子弹吉他的袅袅余音。但这没有持续多久，不一会睡意袭来，把我拖入温暖的泥沼之中。我梦见了柳树。山路两旁齐刷刷地排着绿柳，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风吹得并不弱，而柳枝却纹丝不动。怎么回事呢？原来每条树枝上都蹲着一只小鸟，压得树枝摇动不得。我拿起一根棍子往眼前的树枝敲去，想把鸟赶走，让柳枝恢复摇动。然而那鸟却飞不起来，岂止飞不起来，反而变成了一个个鸟状铁疙瘩，“啪哒啪哒”纷纷落地。

睁眼醒来时，我恍惚觉得仍继续置身梦境。在月光辉映下，房间里隐约泛着白光。我条件反射般地在地板上寻找鸟状铁疙瘩，当然无处可寻。只见直子孤单单地坐在床脚前，静静地凝视窗外。她怀抱双膝，如同饥饿的孤儿似的把下颏搭在膝头。我想看看时间，伸手摸枕边的手表，本该放在那里，却没有。从月光的样子看来，估计是两三点钟。我感到喉头干渴难耐，但还是一动未动，只管盯视直子。直子仍穿着刚才那件蓝色睡衣，头发的一侧照例用蝶形发卡拢住。因此，那娇好的前额被月光照得历历在目。我心中生疑：睡前她是取下发卡的呀。

她保持同一姿势，凝然不动，看上去活像被月光吸附住的夜间小动物。因月光角度的关系，她嘴唇的阴影被夸大了。那阴影显得分外脆弱，随着她心脏的跳动或心的悸动，一上一下地微微起伏——俨然是在面对黑夜倾诉无声的语言。

为了缓解喉头的干渴，我吞了一口唾液。在夜的岑寂中，那声响居然意外的大。直子于是像响应这一回声似的倏然立起，窸窸窣窣地带着衣服的摩擦声走来跪在我枕边的地板上，目不转睛地细看我的眼睛，我也看了看她的双目。那眼睛什么也没说，瞳仁异常澄澈，几乎可以透过它看到对面的世界。然而无论怎样用力观察，都无法从中觅出什么。尽管我的脸同她的脸相距不过３０厘米，却觉得她离我几光年之遥。

我伸出手，想要摸她。直子却倏地往后缩回身子，嘴唇略略抖动。继而，抬起双手，开始慢慢地解开睡衣的纽扣。纽扣共有七个，我仿佛继续做梦似的，注视着她用娇嫩的纤纤玉指一个接一个解开。当七个小小的白扣全部解完后，直子像昆虫蜕皮一样把睡衣从腰间一滑退下，全身赤裸裸的，睡衣下面什么也没穿。她身上唯一有的，就是那个蝶形发卡。脱掉睡衣后，直子仍然双膝跪地，看着我。沐浴着柔和月光的直子身体，宛似刚刚降生不久的崭新肉体，柔光熠熠，令人不胜怜爱。每当她稍微动下身子——实在是瞬间微动——月光投射的部位便微妙地滑行开来，遍布身体的阴影亦随之变形。浑圆鼓起的乳房，小小的乳头，小坑般的肚脐，构成腰骨和阴毛的粗粒子的阴影，这些都恰似静静湖面上荡漾开来的水纹一样改变着形状。

这是何等完美的肉体啊——我想。直子是何时开始拥有如此完美肉体的呢？那个春夜我所拥抱的她那肉体何处去了呢？

那天夜晚，我轻缓地给哭泣不已的直子脱衣服的时候，我得到的印象似乎是她的肢体并不完美。乳房硬硬的，乳头像是安错位置的突起物，腰间也总有点不够圆熟。当然，直子是美丽的姑娘，肉体也富有魅力。这使我爆发性的冲动，一股巨大的力量劈头朝我压来。尽管如此，我在抱着她的裸体爱抚、接吻的同时，仍不免对肉体这一物件的不匀称、欠精巧蓦然产生一缕奇妙的感慨。我抱着直子，想向她这样解释：我在同你交欢，进人你的体内。但实际并没有什么，本来就是无所谓的，无非是身体间的一种接触罢了，我们不过是在相互诉说只有通过两个不完美身体的相互接触才能诉说的情感而已，并以此分摊我们各自的不完美性。当然这种解释不可能很好地口述出来。于是我只能默不作声地紧紧搂住直子。一抱住她的身体，我便从中感到有一种类似未经过彻底驯化的异物仍留在她身体表面那样粗糙而生硬的感触。而这种感触又激起我的爱欲，使我冲动得可怕。

然而，现在我眼前的直子身体却与那时截然不同。我想，那肉体已经变迁，如今已变得无比完美而降生在月华之中。首先，少女的轻盈柔软已于木月去世前后骤然消去，而随后代之以成熟的丰腴。由于直子的肉体完成得过于完美无缺了，我甚至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只是茫然地注视着她腰间流畅的曲线、丰满而光洁的胸部、随着呼吸静静起伏的平滑的小腹……

她把这裸体在我眼前暴露了大约五六分钟。而后重新穿起睡衣，由上而下地扣好扣子。全部扣罢，倏地站起身，悄然打开卧室的门，消失在里面。

我在床上许久静止未动，而后转念下床，抬起落在地上的手表，对着月光一看：３点４０分。我去厨房喝了几杯水，折身上床，结果直到天光大亮——洒满整个房间的阳光完全抹去青白的月色之后还未合眼。在似睡非睡的恍惚之中，玲子过来，在我脸颊“啪啪”拍了两下，叫道“天亮了天亮了”。

玲子给我收拾床的时间里，直子站在厨房里准备早餐。她朝我嫣然一笑：“早上好！”我也回了句“早上好”。直子一边哼着什么一边烧水、切面包，我站在旁边望了一会，根本看不出昨晚在我面前赤裸过的任何蛛丝马迹。

“喂，眼睛好红啊，怎么搞的？”直子边倒咖啡边对我说。

“到半夜醒了一次，往下也没睡好。”

“我没打呼噜？”玲子问。

“没有。”我答。

“还好。”直子说。

“他，倒满规矩的哩！”玲子打着哈欠说。

最初我以为当着玲子的面直子故意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或者是出于害羞，但在玲子从房间消失后她的神情仍毫无变化，眼睛仍旧那么晶莹清澈。

“睡得可好？”我问直子。

“嗯，死死的。”直子回答得十分轻松。这回拢住头发的是没有带任何装饰的朴素的发夹。

我这难以释然的心情在吃饭时间也未改变。我往面包上涂黄油，剥开煮鸡蛋，同时像要寻找什么痕迹似的坐在直子对面，不时地膘她一眼。

“我说，渡边君，今早你干嘛总看我的脸？”直子好笑似的问道。

“他么，怕是在热恋着一个人。”玲子说。

“你热恋一个人？”直子问。

“或许。”我也笑着说。

这两个女子于是就此拿我开起玩笑。我听着听着，决定不再思索昨天晚间那件事，闷头吃面包、喝咖啡。

早饭后，两人说要去鸟舍给鸟喂食，我也打算跟去。她俩换上工作服，穿上白色长靴。鸟舍在网球场后面一个不大的公园内。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鸟，从鸡到鸽子都有，还有孔雀、鹦鹉。四周有花坛，有观赏树，有长凳。同是患者模样的两名男子用扫帚在路上清扫落叶，两人看上去都在４０至５０岁之间。玲子和直子走到那两人跟前寒暄一句，玲子还说了句什么笑话，逗得两个男子直笑。花坛里开着大波斯菊，观赏树被精心修剪得整整齐齐。鸟儿一见到玲子，马上唧唧喳喳欢叫着在栏里扑来扑去。

她们钻进鸟舍旁边的小仓房，拿出饵料袋和橡胶软管。直子把橡胶管接在水龙头上，拧动开关，然后在注意不让鸟跑出的同时进入栏内，清洗脏物。玲子用硬刷“嚓嚓”地刷洗地板。飞溅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耀眼，孔雀们生怕溅到身上，在栏里“扑扑通通”地一阵逃窜。火鸡则扬起脖子，像老大不高兴的老人似的拿眼珠瞪着我。鹦鹉在横杆上仿佛心怀不满，弄出很大声音拍打着翅膀。玲子对着鹦鹉学了声猫叫，鹦鹉便钻到角落里缩起肩膀，稍顷叫道：“谢谢。神经病，臭屎蛋。”

“谁这么教的？”直子叹息道。

“不是我哟，我哪里会教这种歧视人的话。”玲子说。随即又学了声猫叫，鹦鹉这回没再吭气。

“这小家伙，有一次给猫吓个半死，那以后就怕猫怕得什么似的。”玲子笑道。

打扫完毕，两人放下清扫用具，接着把饵料投进每个饵槽。火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扑打地面的积水，跑过来一头扎进槽内，直子拍打它的屁股，它也顾头不顾腚地只管猛啄不止。

“每天早上都做这活儿？”我问直子。

“是啊。新来的女的，一般都做这个，简单嘛。想看兔子？”

“想看。”我说。

鸟舍后面是兔舍，十来只兔子趴在草堆上。她拿扫帚把兔粪扫在一起，给食槽放完食，便抱起一只小兔贴在脸上。

“可爱吧？”直子欣欣然地说。然后让我抱，那暖乎乎的小圆团儿在我怀里一动不动地蜷缩着，两耳一抖一抖地直动。

“放心，这人不用怕的。”直子说着，用手指抚摸小兔的脑门，看着我的脸甜甜地一笑。那张笑脸没有一丝阴翳，甚至晴朗得有些耀眼，我便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笑了。并且思忖，昨晚的直子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千真万确是直子本人呀，绝非什么梦境——她确实在我面前脱光身子来着……

玲子打口哨悠扬地吹着《骄傲的玛莉》，一边归拢垃圾，装到塑料袋里，扎上口。我帮忙把清扫工具和饵料袋收进小仓房。

“我最喜欢早晨。”直子说，“一切都好像重新开始似的。中午时间一到我就有些伤感，晚上最最讨厌。每天每日我都是这么想着度过的。”

“而且那么想着的时间里，你们也会像我一样上了年纪——就是在朝朝暮暮的时间里哟！”玲子不无得意地说，“快得很哩！”

“不过玲子姐看起来倒是挺高兴上年纪似的。”直子说。

“上年纪我是并不高兴，可也不想再年轻一次。”玲子应道。

“那为什么？”我问。

“嫌麻烦呗，那不明摆着。”玲子回答。随即便继续吹着《骄傲的玛莉》，把扫帚放进仓房，关好门。

返回房间，她们脱下长胶靴，换上普通运动鞋，说这就去农场。玲子劝我留在这里看书或做点什么算了，因为去看也没大意思，又是跟其他人共同作业。

“看完书，盥洗室桶里满满装着我们的脏内衣内裤，洗洗可好？”玲子说。

“开玩笑吧？”我吃了一惊，反问道。

“那还不是，”玲子笑着说，“当然是开玩笑嘛，这种话。你这人倒蛮可爱的，是吧，直子？”

“是的吧。”直子笑着赞同。

“我学德语好了。”我叹了口气。

“乖孩子，我们等不到中午就回来，可得好好用功哟！”玲子说。随即两人呵呵笑着离开房间。窗下传来一伙人走过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走进盥洗室，重新洗把脸，拿她们的指甲钳剪了指甲。就两位女士居住这点来说，这盥洗室真是朴素利落得可以。雪花膏、唇脂膏、防晒膏、洗头膏一类东西倒是零零碎碎排列了不少，而化妆品模样的东西却几乎见不到。剪罢指甲，我去厨房倒杯咖啡，坐在桌前边喝边打开德语课本。我拣了一块暖洋洋的向阳处，只穿件圆领半袖衫，逐个往下背德语语法表。这时我不由产生不可思议的感觉：德语不规则动词同这餐桌之间，似乎相隔着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１１点半，两人从农场回来，轮流进去淋浴，换上洁净衣服。接着三人去食堂吃午饭，饭后步行到大门口。这回门卫倒正好在门卫室内，在桌前津津有味地吃着想必从食堂端来的午饭。搁物架上的晶体管收音机播着歌曲。我们走到时，他“呀”一声扬下手，寒暄一句，我们也道了声“您好”。

玲子说三个人这就出去散步，大约要三个小时后回来。

“噢，随便，随便。嗯，天气蛮好嘛！沿河谷那条路因最近一场大雨有塌方危险，其他的尽管放心，没问题。”门卫说。

玲子在一张外出登记样的纸上写下直子和自己姓名以及外出时间。

“路上注意些！”门卫嘱咐道。

“挺热情的嘛！”我说。

“那人这地方有点小故障。”玲子用手指戳着脑袋说。

这且不论，反正天气确如门卫所说，果然不错。天空掉了底似的一片湛蓝，只有断断续续的云片在穹隆依稀抹下几缕淡白，宛如漆工试漆时涂出的几笔。我们沿着“阿美寮”低矮的石围墙走了一会，便离开墙，顺着一条又陡又窄的坡路一路攀援而上。打头的是玲子，直子中间，我最后。玲子在这羊肠小道上步子迈得甚是坚定，俨然一副对这一带的山势无所不知的派头。我们几乎没再开口，只是一个劲儿地搬动脚步。直子身穿白衬衫蓝布裤，外衣脱了拎在手中。我边爬边望着直子在肩头飘来摆去的垂直秀发。直子不时地回过头，和我目光相碰时便微微一笑。坡路长得简直令人发晕，但玲子的步调居然一点不乱，直子时而擦把汗，随后紧追不舍。倒是我因好久没跟山打交道了，不免气喘吁吁。

“经常这么爬山？”我问直子。

“一星期差不多一次吧。”直子回答，“很累吧？”

“不轻松。”我说。

“三分之二了，不多了。你是男孩子吧？顶得住才行！”玲子说。

“运动不足嘛。”

“光顾和女孩厮混了。”直子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本想反驳一句什么，但透不过气，终未能顺利出口。头上生着一根装饰性羽毛的红色小鸟不时从眼前掠过。它们那以蓝色天空为背景飞行的身影十分赏心悦目。周围草丛里盛开着各色野花，白的、蓝的、黄的，多得令人眼花缘乱。到处都有蜜蜂的嗡嗡声。我一边观赏眼前景致，一边一步步往上移动，什么也不去想。

又爬了１０多分钟，山路没有了，来到高原一般平坦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歇息片刻。擦汗，喘气，喝水筒里的水。玲子找来一种什么叶片，做成哨笛吹着。

下坡路便徐缓了，两侧狗尾草已经抽穗，黑压压的又高又密。大约走了１５分钟，我们路过一处村庄。村里空无人影，十二三座房子全都废弃了。房前屋后长满齐腰高的荒草，墙上的窟窿里沾着白花花的干鸽子粪。有的房子塌得只剩下立柱，但其中也有的似乎只消打开木板套窗便可以马上住人。我们从这早已断绝烟火的无声无息的房子中间的道路穿过。

“其实也就是七八年前，这里还有几个人居住来着。”玲子告诉我说，“四周全是庄稼地。可终归都跑光了，生活太难熬啦。冬天大雪封山，人动弹不得，再说土地也不是那么肥沃。还是去城里干活能赚钱。”

“可惜啊，本来有的房子还满可以使用。”我说。

“嬉皮士住过一阵子，冬天也都冻得逃之夭夭了。”

穿过村庄，前行不一会，便是一片草地。像是一座四周有围栏的广阔牧场，远处可以望见几匹马在吃草。沿围栏走了不久，一只大狗“啪哒啪哒”甩着尾巴跑来，扑到玲子身上，在她脸上嗅了嗅，然后又扑向直子摇头晃脑。我一打口哨，它又跑过来伸出长舌头左一下右一下舔我的手。

“牧场的狗。”直子摸着狗的脑袋说，“估计都有２０岁了，牙齿不中用，硬东西几乎啃不动。总在店前躺着，一听到人的脚步声，就蹿上去撒娇。”

玲子从帆布包里掰下一块干奶酪。狗嗅到那气味儿，便奔过去一口叼住，高兴得什么似的。

“和这东西再也见不了几天了。”玲子拍着狗脑袋说，“到１０月中旬，就要把马和牛装上卡车，运到山下的牧舍里去。只是夏季在这里放牧，让它们吃草，还开了一个小咖啡店招待游客。说起游客，一天跑来的顶多也就是二十来个。怎么，你不喝点什么？”

“可以。”我说。

狗带头把我们领到那家咖啡店。这是座正面有檐廊的小建筑物，墙壁上涂着白漆，房檐下悬挂着一块咖啡杯形状的褪色招牌。狗抢先爬上檐廊，“唿”地躺倒，眯缝起眼睛。我们刚在檐廊的桌旁坐定，一个身穿教练衫白布裤、梳着马尾辫的女孩儿闪出，亲热地向玲子和直子寒暄。

“这是直子的朋友。”玲子介绍我。

“您好。”女孩儿说。

“您好。”我应道。

三个女士一阵闲聊的时间里，我抚摸着桌下面狗的脖子。那脖子的确老了，硬邦邦的几根筋。我在那硬筋上搔了几把，狗于是十分舒坦似的闭目合眼，“哈哧哈哧”喘着气。

“叫什么名字？”我问店里的女孩子。

“贝贝。”她说。

“贝贝。”我叫了一声，狗完全无动于衷。

“耳聋，得再大点声才能听见。”女孩儿的话带有京都味儿。

“贝贝！”我扯着嗓门喊道，狗这回“霍”地立起身，“汪汪”两声。

“好了好了，慢慢睡，好长命百岁。”女孩儿说罢，贝贝又在我脚前来了个就地卧倒。

直子和玲子要冷藏牛奶，我要了啤酒。玲子请女孩儿放立体声短波。女孩儿便按了下放大器开关，选放立体声。里面传出布莱德·舒特·安德烈斯的歌——《纺车》。

“说实话，我是为听立体声才到这儿来的。”玲子一副满足的神情，“我们那儿连个收音机也没有，要是再不来这里几次，连世上现在唱什么歌都不晓得了。”

“一直住在这里？”我询问女孩儿。

“那怎么成，”女孩笑着回答，“这种地方，夜晚会把人孤单死的。傍晚由牧场的人用那个送回市内，早上再赶来。”她指了指稍远一点牧场办公室前停着的四轮机动车。

“这里怕也快到闲时候了吧？”玲子问。

“嗯，就要一点点地收摊了。”女孩儿说。玲子掏出烟，两人抽起来。

“你不在可就寂寞啦。”玲子又说。

“来年５月还来呀！”女孩儿笑道。

“奶油”的《白房间》播完后，有一段商业广告，接着是西蒙和加丰凯尔乐队演唱的电影《毕业生》主题歌。曲子播完，玲子说她喜欢这首歌。

“这电影我看了。”我说。

“谁演的？”

“达斯汀·霍夫曼。”

“这人我不知道啊。”玲子不无伤感地摇摇头，“世界一天变一个样儿，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

玲子请那女孩儿借吉他用一下，女孩答应着，关掉收音机，从里边拿出一把旧吉他。狗抬起头，“呼噜呼噜”嗅了嗅吉他。“可不是吃的哟，这个。”玲子像讲给狗听似的说。带有青草芳香的阵风吹过檐廊。山脉的棱线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简直像《音乐之声》里的场面。”我对调弦的玲子说。

“你说的是什么呀？”她问道。

她弹起刚刚播过的电影《毕业生》主题曲。听起来她没见过乐谱，是第一次弹，未能一下子准确把握和音。但反复摸索之间，终于捕捉住那种流行的风格，把全曲弹了下来。而到第三遍时，已经可以不时地加入装饰音，弹得很流畅了。

“我的乐感不错。”玲子朝我挤下眼睛，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只要听上三遍，没乐谱也大致弹得下来。”

她一边低声哼着旋律一边弹，直到把这首主题曲完整地弹完。我们三人一齐拍手，玲子彬彬有礼地低头致谢。

“过去弹莫扎特的协奏曲时，掌声更大着哩！”她说。

店里的女孩儿说，如果肯弹甲壳虫乐队的《太阳从这里升起》，冰镇牛奶可算店里请客。玲子伸出拇指，做出ＯＫ的表示。随即边哼歌词边弹《太阳从这里升起》。音量并不大，而且大概由于过度吸烟的关系，嗓音有些沙哑，但很有厚度，娓娓动人。我喝着啤酒，望着远山，耳听她的歌声，恍惚觉得太阳会再次从那里探出脸来。那心境实在太温馨、太平和了。《太阳从这里升起》一曲唱罢，玲子把吉他还给女孩儿，再次让她打开立体声短波。然后叫我和直子到附近一带散一个小时步去。

“我在这儿听收音机，和她聊天，３点前转回就可以了。”

“两个人单独呆那么久没有关系么？”我问。

“照理是有关系的。也就算了吧。我又不是守护婆，也想一个人轻松一下。更何况你大老远来一趟，也攒了一肚子话要说吧？”玲子边说边重新点燃一支香烟。

“走吧！”直子说着，立起身。

我便也起身跟在直子后面。狗睁开两眼，随后跟了几步，终于觉得自讨没趣，跑回老地方去了。我们在牧场围栏旁边平坦的路上从容自得地走着。直子不时拉起我的手，或挽住我的胳膊。

“这样子走路，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吧？”直子说。

“哪里很久，今年春天嘛！”我笑道，“直到今春还这么来着。这要是说很久，１０年前岂不成了古代史啦！”

“真有点像古代史似的。”直子说，“昨天真对不起，精神又有点激动。你特意跑来的，都怪我。”

“不要紧的。我想恐怕还是把各种情感发泄出去好些，你也罢，我也罢。所以，如果你想向谁发泄那些情感的话，那么就向我身上发泄好了。这样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解。”

“理解我又怎么着呢？”

“噢，你不明白。”我说，“这不是怎么着的问题。世界上，有人喜欢查时刻表一查就整整一天；也有的人把火柴棍拼在一起，准备造一艘一米长的船。所以说，这世上有一两个要理解你的人也没什么不自然的吧？”

“或许类似一种什么爱好？”直子好笑似的说。

“说是趣味也未尝不可。一般而言，头脑精明的人称之为好意或爱情。你要是想称为爱好也是可以的。”

“嗳，渡边君，”直子说，“你喜欢木月？”

“当然。”我回答。

“玲子呢？”

“那人也极喜欢，好人呐！”

“我说，你喜欢的怎么都是这样的人呢？”直子说，“我们这些人，可全都是哪里抽筋儿、发麻、游也游不好、眼看着往水下沉的人啊。不论我、木月还是玲子，没一个例外。你为什么喜欢不上更健全的人呢？”

“因为我并不那样想。”我略一沉吟，这样答道，“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你、木月和玲子有什么不正常。我觉得不正常的那帮家伙全都在神气活现地东奔西蹿。”

“可我们是不正常啊。我心里明白。”直子说。

我们默默走了一会。道路离开围栏，通到一片形状如同小湖一般圆圆的、四面围有树林的草地。

“夜里我时不时地醒来，怕得不得了。”直子依偎着我的胳膊说，“万一就这样不正常下去，恢复不过来的话，岂不要老死在这里了--想到这里，我就心都凉透了。太残酷了！心里又难受，又冰冷。”

我把手绕到她肩头，拢紧她。

“觉得就像木月从黑暗处招手叫我过去似的。他嘴里说：喂，直子，咱俩可是分不开的哟！给他那么一说，我真不知怎么才好了。”

“那种时候怎么办呢？”

“嗯，渡边君，你可别觉得奇怪哟。”

“好的。”我说。

“让玲子抱我。”直子说，“叫醒玲子，钻进她被窝，求她紧紧抱住，还哭。她抚摸我身体，直到心里都热乎过来。这--不奇怪？”

“不奇怪。只是想由我来代替玲子紧紧抱你。”

“马上就抱，就在这。”直子说。

我们坐在草地上的干草上，抱在一起。我们的身体完全隐没在草丛之中，除了天空和白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把直子慢慢放倒在草上，紧紧搂住她。直子的身体柔软而温暖，双手摸索着我的身子。我和直子接了一个深情的吻。

“嗳，渡边君？”直子在我耳边说。

“嗯？”

“想和我睡？”

“自然。”我说。

“能等？”

“当然能等。”

“在那以前，我想再调理一下自己。恢复得好好的，成为一个符合你口味的人。能等到那时候？”

“当然等的。”

“现在变硬了？”

“脚底板？”

“傻瓜！”直子哧哧笑道。

“要是你问的是冲动没有，那倒是的，还用问。”

“嗯？不说那个‘还用问’好不好？”

“好，不说。”我说。

“那滋味，不好受？”

“什么？”

“冲动啊。”

“不好受？”我反问。

“就是，是不是……憋得不舒服。”

“看怎么想。”

“给你放出来好么？”

“用手？”

“嗯。”直子说,“老实说，刚才就一挺一挺弄得我怪痛的。”

我移开一点身体：“这样可好些？”

“谢谢。”

“我说，直子？”

“什么？”

“给人家做嘛。”

“可以呀！”直子迷人地微微一笑，拉开我裤子的拉链，把硬硬的东西握在手里。

“热乎乎的。”直子说。

直子刚要动手，我制止住了她。握解开她半袖衫的纽扣，手绕到背后摘下胸罩的挂钩，嘴唇轻轻吻在她粉白色的乳房上。直子合上眼，开始缓缓移动手指。

“蛮行的嘛！”我说。

“乖孩子，别吭声。”直子说。

事完后，我温柔地抱住她，又接了次吻。

“这回走路能好受点了吧？”

“亏你帮忙。”我回答。

“那么，再走一会儿好么？”

“好的。”我说。

我们穿过草地，穿过杂木林，又穿过草地。直子边走边讲她死去的姐姐。她说，这话还几乎没向任何人讲过，但认为还是向我讲了为好。

“我们年龄相差６岁，性格什么的也很不相同，但关系处得非常融洽。”直子说，“一次架也没吵过，真的。当然，也有水平差距等方面的原因，水平差距大，也是吵不起来的。”

直子接着说：

“姐姐属于无论让干什么都拿第一那种类型。学习第一，体育第一，又有威望又有领导才能。性格热情开朗，在男孩子中间也很有人缘，也很受老师喜爱，得的奖状足有一百张。哪所公立学校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女孩儿。不过，倒不是因是自家姐姐才这样说，我姐姐可不是别人一宠就自以为好了不起或对人摆出一副不冷不热面孔的人，她不喜欢哗众取宠，只不过是不论干什么都自然而然干得最好罢了。

“这么着，我从小就决心当一个可爱的女孩儿。”直子一边来回旋转着狗尾草穗一边说，“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一直听着周围人夸姐姐脑袋又好使又会体育又有人缘这些话长大的。我觉得我再怎么死追活赶也撵不上姐姐。要是光论长相，倒是我稍漂亮一点，父母也像是打算让我在他们的疼爱下长大，因此从一上小学就把我送入那样的学校：天鹅绒连衣裙、镶花边的短罩衫、漆皮鞋，还学钢琴和芭蕾舞。不过因此姐姐可喜爱我了，喜爱得不得了，真像对待可爱的小妹妹似的。买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送给我，领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教我怎样用功，同男朋友约会时也带我一起去来着。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姐姐。”

“至于她为什么自杀，谁也弄不明原因，和木月的情况一样，一模一样。年龄也是１７，直到事件发生前也没有自杀的征兆，遗书也没有——一样吧？”

“倒是的。”我说。

“大伙都说那孩子聪明过分了，看书看过头了。可也是，确实手不离书，有好大一堆书。姐姐死后我也看了不少，心里很难过。书里有她写的字，夹着标本花，还夹有男朋友的信。为此我哭了好几场。”

直子停了一下，默然转动着狗尾草穗。

“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能自己一手处理，几乎没找过谁商量或求人帮忙。也不是因为自尊心特别强，不过是觉得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大概。父母也对此习以为常，说这孩子撒手不管也不要紧。我倒是经常找姐姐商量，她非常热心地教这个教那个，可自己不找任何人商量，全都一个人解决。既不发脾气，也没有不高兴的时候，真的，不是夸大其词。女人嘛，例如来月经的时候不是心情烦躁得要冲人发火吗，或多或少。姐姐连这种情况也没有。在她身上，是用消沉来代替不高兴的。往往两三个月就来一次，一连两三天闷在自己房里睡觉。学校不去，东西也几乎不吃。把房间光线弄得暗暗的，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但不是不高兴。我一放学回来，就把我叫到房间里，让挨她坐下，一一问我那一天做了什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外乎和同学做什么游戏了、老师讲什么了、测验成绩如何了等等。姐姐都听得很专心，还谈感想，提出建议。可要是我不在——例如去跟朋友玩或出去练芭蕾——她就继续一个人发呆。这两三天一过，她就一下子恢复得和平时一个样，神采飞扬地上学去。这种情形，嗯——好像是持续了四年。一开始的时候，父母也不放心，大概找医生商量过。但她不是两三天一过就好得利利索索的么，所以父母后来就以为反正不管也会自然好起来的，说她是个聪明刚毅的孩子。”

“可是姐姐死后，我无意中听过父母的谈话。谈的是早就死去的父亲弟弟的事。说那个人也是脑袋好使得很，１７到２１岁在家里一关四年，结果一天突然说要外出，就跳进电车轨道给压死了。所以父亲这样说来着：‘还是血缘关系吧，我这方面的。’”

直子一边说一边用指尖一点点掐掉狗尾草穗，撒在风中吹走。全部掐光以后，便把那根梗像缠细绳似的一圈圈缠在手指上。

“发现姐姐死的是我。”直子接着说，“小学六年级的秋天，１１月，天下着雨，一整天都阴沉沉的。当时姐姐读高中三年级。我练完钢琴回来是６点半，母亲正在准备晚饭，让我叫姐姐吃饭。我跑上二楼，敲姐姐房间的门，喊声吃饭了。可是，没应声，静静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又敲了一下开门进去。本来我以为她睡着了呢，不料姐姐没睡，站在窗口前，脖子稍歪，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面，就像在思考什么。房间里一片昏暗，灯也没开，所有东西都显得朦朦胧胧的。我招呼说：‘干什么呢，吃饭喽！’但说完后，我发觉她的个子比平时高。我有些纳闷儿：怎么回事呢？是穿高跟鞋，还是蹬在什么台子上了呢？我就走到跟前，刚要开口时，心里猛地一震：原来脖子上有一根绳索。那绳从天花板梁上笔直地垂下来——那可是真直，直得可怕，简直像用墨斗在空间‘绷’地打下的一条线。姐姐穿着白色的短罩衫——对了，正是我现在身上这件便式的，下身一条灰裙子。脚尖像跳芭蕾舞一样紧绷绷地伸着，地面与脚尖之间有２０厘米左右没有任何阻碍的空间。那情形，我看得可真切着呢。还有脸，脸也看了，不能不看。我心想得赶紧到下边告诉母亲，得大声喊叫，可身体偏偏不听使唤，偏离我的意识自行其是。本来我的意识要赶快下去，身体却要擅自把姐姐的身体从绳子上解下。当然，这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办到的，于是呆愣了五六分钟，处于虚脱状态，什么都不明白了，就像体内什么东西僵死了似的。我在那里一动没动，直到母亲来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还没动，和姐姐一起，在那又暗又冷的地方……”

直子摇摇头：

“那以后三天时间里，我一句话都没说，像死在床上了似的，只是眼睛睁着定定不动，好像毫无知觉了。”直子把身体靠在我胳膊上，“信上写了吧？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得多的人。我病的时间比你想的要长久得多，根也深得多。所以，如果你能往前行的话，希望你只管一个人前行就是，别等我。想和其他女孩睡觉就睡好了。别考虑我顾忌我，喜欢什么就尽情做什么。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拖累你的。我，不管发生什么，这事是绝对不想做的。不想耽误你的人生，也不想耽误任何人的人生。我刚才就已说过，只要你时常来看我，永远记着我——我希望的只是这个。”

“我希望的却不只是这个。”我说。

“不过，要是和我牵扯在一起，会毁掉你的一生。”

“我不会毁掉什么，决不。”

“可我也许永远也恢复不过来。即使那样你也等我？能十年二十年地等我？”

“你太悲观了，”我说，“在黑夜、噩梦、死人的力量面前太胆小了。你必须做的是忘记这些。只要忘记，你肯定能恢复的。”

“要是能忘掉的话……”直子摇着头说。

“从这里出来，一起生活好么？”我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你不受黑夜和梦的干扰，还可以抱你——当离开玲子后你还感到难受的时候。”

直子更紧地贴着我胳膊，说：“要是能那样该有多好啊！”

快到３点时，我俩返回咖啡店。玲子一面看书一面听立体声短波中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在空旷的没有一个人影的草原一角播放勃拉姆斯乐曲，也的确是妙不可言。玲子吹着口哨，模仿第三乐章刚有大提琴出现的旋律。

“布克·霍斯和彪姆。”玲子说，“这段乐曲，过去我听得几乎把唱片纹都磨光了，真的磨光了。从头到尾听得一点不剩，像整整舔了一遍一样。”

我和直子要来热咖啡。

“话说了？”玲子问直子。

“嗯，说了好多好多。”直子说。

“一会儿可得如实招来哟，他的那个怎么样。”

“哪里干那事了。”直子红着脸说。

“真的什么没干？”玲子又问我。

“是没干。”

“扫兴！”玲子真像很扫兴似的。

“是啊。”我边呷咖啡边说。

晚饭的光景同昨天差不多。气氛、讲话声、人们的面孔一如昨日，只是食谱不同。昨天大讲无重力状态下胃液分泌的那个白大褂男子，凑到我们三人这张桌来，这回碟碟不休的是脑之大小与其能力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边吃着掺有大豆的汉堡牛肉饼，一边无可奈何地听他大讲俾斯麦和拿破仑等人的脑容量。他把碟子推到一边，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出大脑图形。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哎呀，这里不对”，一再修修改改。画完后，便如获至宝地将那便笺藏进衣袋，把圆珠笔别在胸前。胸袋里居然插着三支圆珠笔，还有铅笔和规尺。吃罢饭，又重复了一句“这里的冬天不错哟，下次务必冬天里来看看”，这才离去。

“这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问玲子。

“你看是哪一类？”

“实在琢磨不透。反正看上去不大地道。”

“医生，叫宫田。”直子说。

“不过在这里边，那人脑袋最神经不过，我敢打赌。”玲子道。

“看门的大村也神经得可以。”直子说。

“嗯，他脑袋也少根弦。”玲子用叉子扎着花椰菜，点头说道，“的确，天天早上一边嘴里不知所云地大吼大叫，一边做那不伦不类的广播体操。还有，直子进来前有个叫木下的做财务的女孩，发神经自杀未遂；一个叫德岛的护理员，去年酒精中毒，闹得天翻地覆，被解雇打发走了。”

“把病员和职员全部对换位置还差不多。”我来了兴致。

“高见高见！”玲子一晃一晃挥着叉子说，“你也慢慢开窍，懂得社会结构了嘛！”

“好像。”我说。

“我们的正常之处，”玲子说，“就在于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

回到房间，我和直子打扑克牌，玲子抱起吉他练习巴赫。

“明天几点回去？”玲子停下手，边点烟边问。

“吃完早饭就出门。汽车９点多一点儿有一班，赶得上我就不致于耽误晚上打工了。”

“遗憾呐！时间再充裕些就好了！”

“那一来，我也怕要赖在这里不走喽。”我笑道。

“啊，可也是。”玲子说。然后转向直子，“对了，得去阿冈的家讨葡萄吃，忘得死死的了。”

“一块儿去？”直子问。

“噢，借渡边君一用好么？”

“好好。”

“那么，两人再来个夜间散步吧。”玲子拉起我的手说，“昨天还差那么一点点，今晚搞利索算了。”

“请请，悉听尊便。”直子吃吃笑道。

风凉浸浸的，玲子在衬衫外面套了件对襟羊毛衫，双手插进裤袋。她边走边望天，像狗似的抽鼻子嗅了嗅，说“有一股雨气味儿”。我也同样嗅了一下，却什么也没嗅到。不过天空里云层确实多起来，月亮也被掩到后面去了。

“在这里待久了，光嗅空气的味道就能大致摸透天气。”

走进工作人员住宅所在的杂木林后，玲子叫我稍等一会，独自走近一户房前按了下门铃。一位主妇模样的妇女出来，同玲子站着聊了几句，然后嘻嘻笑着钻入房里，再出来时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袋。玲子接过，对她说了声“谢谢，晚安”，朝我这边赶回。

“瞧，葡萄要来了！”玲子举起塑料袋给我看。袋里的葡萄相当有分量。

“喜欢葡萄？”

“喜欢呐。”我说。

她取出最上头的一串递给我：“已经洗过，吃好了。”

我边走边吃，皮和籽随口吐在地上。葡萄着实水灵得很。玲子吃着自己那份。“三天两日教那家男孩一次钢琴。作为酬谢，那家人这样那样给了我不少东西。这两天喝的葡萄酒就是。还可以托他们在市内买一点零碎用品。”

“昨天你没讲完，想接着听下去。”我说。

“好哇。”玲子说，“不过要是每晚都回去那么迟，直子怕要怀疑你我的关系吧？”

“就算那样也想接着听完。”

“ＯＫ，那就拣主要的讲好了，今天有点凉。”

她从网球场往左拐去，走下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几座像筒屋一样并排在一起的小仓库跟前。玲子打开头排一间的门，进去拉开电灯。

“进来吧，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仓库里靠墙整齐排列着越野用的滑雪板、雪杖和靴子，地面堆着扫雪工具和除雪用药等物。

“以前每当想一个人待一会的时候，就常来这里练吉他。小地方不错吧？有条不紊的。”

玲子弓身坐在药品袋上，叫我坐在旁边，我便也乖乖落座。

“房间有点憋气，可以吸烟么？”

“别客气，请。”

“戒不了，就这个戒不了。”玲子蹙起眉头说，旋即如饥似渴地吸了一口。吸烟吸得如此香甜的人怕是为数不多。我一粒一粒地揪着葡萄，细嚼慢咽，把皮和籽扔进当垃圾箱用的白铁皮罐里。

“昨天讲到哪儿了？”玲子问。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爬上险恶的悬崖峭壁去掏燕窝，是这里吧？”我说。

“你这人也真怪，开玩笑还一本正经的。”玲子有些愕然。

“讲到每周六上午那女孩来练一次钢琴，大概。”

“对对。”

“如果把世人分为善为人师和不善为人师两类的话，我可能属于前一类。”玲子说，“年轻时并没那样想，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去想的关系。可是一旦上了一定年纪，有了自知之明，便开始这样认为了。就是说，自己擅长教别人东西，我，真的很有两手咧！”

“我也那样看。”我表示同意。

“较之对自己本身，对别人我要耐心得多，而且容易找出对方好的一面，我是这一类型的人。总之就像火柴盒侧面那块粗糙的导火皮，不过这没关系，无所谓的。我也并不厌恶自己的这副德性，同二流火柴杆相比，我还是更乐意当一流火柴盒。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呃——还是在教那女孩之后。那以前，年轻时我也短期教过几个人，但当时并没怎么在意，而在教那女孩后才意识到。嗬，真没想到自己教别人教得那么得心应手。就是说，钢琴教得非常顺利。”

“昨天就说过，在技巧这点上，那孩子弹得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况且本人也没想当音乐家，这样我教起来也格外轻松省力。加上她就读的学校差不多是一所预科式女校，只要成绩说得过去，就可直接升人大学，用不着拼死拼活地用功，她母亲也叫她只管尽情学点课外的算了。所以，对那孩子，我没有罗罗嗦嗦地指手画脚。而她又讨厌别人这样做，这点刚见面我就看出来了。尽管她口头上百依百顺，可骨子里绝对一意孤行。这么着，我首先让那孩子喜欢怎么弹就怎么弹，百分之百地。然后我才用各种弹法演奏同一支曲子，两人一起探讨哪种弹法好以及喜欢哪一种等等，再让她重弹一遍。结果，她要比前次弹得大有长进。她能敏锐地捕捉一种弹法的高明之处。”

玲子停了一下，看着香烟头上的火亮。我则继续默默吃葡萄。

“我自以为自己的乐感已相当不错，可那女孩还在我之上。真替她惋惜啊，假如从小就跟好老师接受系统训练，将会很有出息，可惜不是那样。不过归根结底，那孩子也经受不住系统训练。世上是有这种人的：尽管有卓越的天赋才华，却承受不住使之系统化的训练，而终归将才华支离破碎地挥霍掉。我就亲眼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人。一开始果真叫人拍案叫绝，例如对十分深奥的乐谱，有人只消扫一眼就能一气流注地弹奏下来，而且相当精彩，使听的人大为倾倒、自愧不如。但他们仅此而已，而不会再往前迈步。为什么呢？因为不付出努力，不肯下功夫刻苦训练，在宠爱中忘乎所以。小时候凭点小聪明，没用功也弹得不错，对此大家免不了夸奖一番，于是本人便把用功看成了无聊勾当。他们不是可以把其他孩子花三周练的曲子只用一半时间就能练完吗，老师势必说这孩子行，叫他往下练习。他们便又一次只用一半时间弹下来，结果又往下跑。就这样，他们不懂得下苦功夫，忽略了对人格形成必不可少的这一主要因素。这是悲剧。说起来，我也多多少少有这种情形，幸亏我的老师管得严，才保住了如今这个程度。”

“不过，那女孩对练琴的确兴致很高，就像一辆性能良好的赛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般。手指稍稍一动，便接二连三地顺流而下，尽管有时速度过快。教这种孩子的诀窍首先不要夸奖过头。因从小就听惯夸奖话了，再多夸她也不以为然。有时候掌握好分寸地夸两句就可以了。其次不要强加于她，让她自动选择。不是让她贪多求快，而是让她停下来回味。就这几点。也只有这样才能抓出成效。”

玲子把烟头扔在地上踩死，深深地吸了口气，似乎想使感情平静下来：

“练完琴后，就喝茶聊天。有时我也模仿爵士钢琴教她，告诉她这是巴顿·帕维尔洛，这是塞罗尼亚斯·蒙克。但大多时候是听那孩子滔滔不绝。她那嘴巴也实在灵巧，听着听着就入迷了。昨天我也提到过，大部分话都是无中生有，但有趣还是蛮有趣的。观察准确敏锐，表达恰如其分，有挖苦有幽默，很能挑动人的感情。总之，她是个非常会耍手腕来刺激别人感情的孩子。并且本人也知道自己有这种才能，最大限度地加以巧妙而有效的利用。或使人恼怒，或使人悲伤，或使人同情，或使人沮丧，或使人欣喜，随心所欲地刺激别人的感情。她这样做，无非是因为想尝试一下自己的才能，但却无谓地操纵了别人的感情。当然这点是后来才揣度出来的，当时并不晓得。”

玲子摇一下头，吃了几颗葡萄。

“一种病啊！”玲子说，“是在患病。那种病，就像一个烂苹果要把周围苹果都毁掉一样。而且她的病谁都无药可医，要一直病到死才能解脱。所以，换个角度想，她也是个不幸的孩子。假如我不是受害者，我也会那样想，而认为她同样是个牺牲品。”

接着玲子便又吃起葡萄来，仿佛在思索应该怎样叙述：

“半年时间里，尽管她的话听起来有时会不觉一怔，有时会感到纳闷儿，但总的来说还是蛮愉快的。在深入交谈的时间里，我又发觉她不论对谁都怀有一种强烈的恶意，而那恶意无论怎么看都只能是毫无道理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对此我有时难免不寒而栗。有时又觉得这孩子太机灵太敏感了，叫人弄不清她心里的真实想法。但转念一想，人谁没有缺点呢？再说我毕竟不过是一个钢琴教师，何苦计较那么多呢，其人品如何性格好坏与我有何相干呢？只要她能乖乖练琴，作为我岂非别无他求了？更何况我毕竟挺喜爱那孩子的，说心里话。”

“只是，我注意对那孩子轻易不讲我个人的事，我本能觉得还是不讲为妙。因此，尽管她在我身上这个那个盘问再三——她着实渴望知道——我都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几句，例如怎么长大的啦，在哪里上学啦。她说还想多知道些，我说知道又有什么用呢、无非在虚度人生，有个普普通通的丈夫，有个孩子，整天操持家务，‘但我就是喜欢老师您’，她说，还定定地看着我的脸，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给她那么一看，我心里真有些发怵，倒不是觉得不舒服。可我还是适可而止，没告诉她更多的事。”

“大概是５月份吧，一次正练琴的时候，那孩子突然说心里难受。一看脸，果然面色苍白，直冒汗。我就问她，怎么办？回家？她说让她先躺一下，躺一躺就会好的。我说可以，让她过来躺在我的床上。我几乎是把她抱到我卧室去的。家里的沙发小得可怜，只能让她躺进卧室，她说对不起，添麻烦了。我说没关系，别介意。问她要不要喝水，她说不用了，只要我在旁边陪一会儿。我说好的，陪多久都可以。”

“不大工夫，她像很吃力地说：‘对不起，给我搓一下背好么？’一看，汗出得很厉害，我就使劲给她搓背。不料她又说：‘实在抱歉，能把胸罩解掉吗？怪难受的。’我只好动手为她解。她只贴身穿件衬衫，我便解开纽扣，摘下背部的胸罩挂钩。就１３岁女孩来说，乳房真够大的，有我的两倍。胸罩也不是小孩用的，不折不扣的大人用品，而且相当高级。但我没在意这些，只是一味地替她搓背，傻子似的。那孩子的确好像非常过意不去，一再道歉，每次我都说没关系，别客气。”

玲子接连把烟灰点落在脚前。这时我已不再吃葡萄，出神地听着。

“这工夫，那孩子竟抽抽嗒嗒地哭出声来。”

“‘喂，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

“‘不会没什么吧？照实告诉我！’”

“‘我时常这个样子。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又孤单。又伤心，没一个人可依靠，谁也不理不睬我。所以一难过起来，就这德性。晚间觉也睡不好，饭也不想吃。我唯一的快乐就是到老师这里来。’”

“‘哦，怎么会那样呢？好不好讲给我听听？’”

“‘家庭不和，’她说。说她爱不起父母来，父母也不爱她。说父亲外面有女人，动不动就夜不归宿，母亲气得要死要活，就拿她出气，她几乎天天挨打。她说就怕回家。说着说着就呜呜哭起来，让人怜爱的眼睛里充满泪水。那样子，神仙看了都会动情。于是我跟她说：既然那么不乐意回家，那么练琴时间以外也来我家玩好了。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说，‘太谢谢了。要是没老师您，我真不知怎么才好。别嫌弃我，要是您都嫌弃，我就没地方可去了。’”

“无奈，我抱着她的头抚摸着，连声答应说：好的好的。这当儿，她把手绕到我背部摸索起来，摸着摸着，我渐渐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身上火烧火燎的。也难怪——和那简直像从画上剪下来一般漂亮的女孩儿在床上抱在一起，她又来回摸我的背，而且摸发极能挑起性欲。相比之下，丈夫那两下子根本不值一提。每被她抚摸一下，身体就像肢解一点。等我明白过来时，她已脱掉我的衬衫，摘下我的胸罩，摸我的乳房。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这孩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同性恋者。以前我也曾经历过一次，高中时跟一个高年级女生。我对那女孩子说不行，快住手。”

“‘求求您，一会就行。我，实在太寂寞了，不骗人，真太寂寞了。我只有老师一个人，别嫌弃我。’说着，抓起我的手贴在她胸前。那乳房形状好看得不得了，手一接触，就连同性的我，胸口都禁不住一阵酥麻。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是傻呆呆地一个劲儿说不行、那可不行。但不知什么缘故，身体却一点动弹不得。高中时还可以把对方一把推开，可那时就是身不由己。对方抓住我的手按在她自己的胸部上，嘴唇在我的乳头上轻轻地舔吮，右手在我后背、恻腹、臀部上摸来摸去。结果在拉合窗帘的卧室里被这十三岁女孩脱得光光得——衣服不知什么时候给她一件件脱掉了——由她爱抚。现在想来真是难以置信，可当时就如同着了魔一样。那孩子一边吸我的乳头，一边一声接一声地说‘我太寂寞了，我只有老师一人，别嫌弃我，我实在太寂寞了’。而我只是一口一个‘不行、不行’。”

玲子止住话，吸了口烟。

“知道吗，我对男人提起这事还是第一次。”玲子看着我的脸说，“我觉得还是对你说了好，可毕竟难以启齿得很，这种事。”

“对不起。”我说。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样持续了一会，她把右手慢慢下滑，隔一层三角裤触摸那里。那时我已受不住了，湿得一塌糊涂，这话实在不好意思出口。湿到那个程度，前前后后只那么一回。相对来说，那以前我觉得自己对性方面是比较淡的。因此，当时连自己也茫然不解，为什么会湿到那个地步。接着，她把细细软软白白的手指探进三角裤内，就……嗳？明白吧？接下去我真的说不出口，无论如何。那感觉，和男人粗糙的手指完全不同。不得了，真的，就像被羽毛撩拨似的。我脑袋里的保险丝眼看就要断掉。然而，尽管血冲头顶，我还是意识到这样万万使不得。一来这种勾当一旦开头往后势必不断持续下去。而如果背上这个秘密包袱，我的脑袋笃定又要四分五裂；二来我还考虑到孩子，这种场面被孩子撞见可怎么办？虽说孩子星期六去我娘家玩，要到３点才能回来，但要是突然赶回来又如何收场呢？这么一想，我就拿出吃奶力气翻身坐起，叫一声‘住手快住手’！“可她没停。那时她已经脱了我的三角裤，把脸凑上去。因为难为情，连丈夫也没让那么干，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却在那里肆无忌惮。我实在吃不消了，哭了。好像又一次升上了天堂”。

“‘住手！’我又一声大叫，打了她一个嘴巴，狠狠地。她这才总算作罢，抬起身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一丝不挂，坐在床上面面相觑。她１３，我３１……但我一看那女孩的身体，真有些自惭形秽，如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就是１３岁女孩的身子，现在都不能相信。往那女孩面前一站，自己这身子算什么东西呀，简直惨不忍睹，恨不得张大嘴呜呜哭上一场，真的。”

我不好说什么，默然。

“女孩问我为什么叫她停止。她说：‘老师也喜欢这个吧？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是喜欢吧？看得出来，那滋味，比和男人做好得多吧？你都湿成这样了。我还会让你更舒服些，不骗你，能让你舒服得像溶化了一样，好吗，嗯？’事实也真如那孩子说的，确确实实。同丈夫相比，那女孩实在让人销魂，也想让她继续，但又不能这样。‘我们一个星期来一次吧，一次就行。谁也不会觉察，作为我和老师两人的秘密，嗯？’她说。”

“我站起来，披上睡衣，叫她回去，并说再别登我家门。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眼神却不同往日，变得毫无生气，简直就像画笔在纸板上涂的两个圆点，平板呆滞，没有纵深感。她定定看了我半天，然后默默归拢衣服，像有意给我看似的一件一件慢慢穿起。接着返回钢琴间，从手提包里拿出发梳理好头发，用手帕擦去嘴唇的血，穿鞋出门。临出门这么跟我说的：‘你是同性恋者，这没错。不管你怎么装腔作势，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真是那样吗？”我试着问。

玲子扭起嘴唇沉吟片刻：“既非是，又非不是。因为较之同丈夫之间，跟那个女孩那次更为兴奋，这是实事。所以我一度真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者来着，深深苦恼过，而那以前我并没意识到。但近来我改变了想法。当然不能说身上不存在那种倾向，可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我并不是同性恋者。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女孩儿时，从自己这方面并未积极产生过情欲，懂吗？”

我点点头。

“只是某种女孩会对我发生感应，那感应反传给我，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那样。所以说，即使我搂抱直子，也几乎无动于衷。大热天里，我俩几乎光着身子住在一起，洗澡也一块儿下去，偶尔还在一个被窝睡觉……但都没有什么，没任何感觉。尽管直子的身子是那样娇美动人，但是，呃——仅此而已。知道吗，我们做过一次同性恋游戏呢，直子和我。这话你不想听吧？”

“请说下去。”

“ 我向直子提议的时候——我俩之间无话不谈——直子试着用各种技巧在我身上抚摸起来。两人都脱得光光的，但就是不行，根本不行。只觉得痒痒的，痒得要死要活，现在想起来都不是滋味。这方面，直子实在笨得可以！怎么样，多少放心了吧。”

“嗯，的确是。”我说。

“诺，大致就是这样。”

玲子边说边用小指尖搔着眼眶：“再说那个女孩。她出门走后，我坐在椅子上发呆发了半天，茫然若失。只听得从体内很深很深的地方传来心脏‘突突’的跳声，手脚沉重得出奇，口中就像吃过飞蛾似的干苦干苦。但想到小孩就要回来，不管怎样得先洗个澡，把身体洗得一千二净，可问题是，无论我怎么打香皂猛劲搓洗，那痕迹硬是赖在身上掉不了。或许是精神作用，反正就是不成。那天夜里让他抱来着，想通过他来清除污秽感。当然我绝口没提那件事，实在羞愧难言——除非鼓很大勇气。我只是说抱一下，让他做了那种事情。我叫他比平时慢些，时间长些。于是他非常耐心，花了相当长时间。我也因此陡然冲到了顶峰，一下子。冲动到那步田地，婚后还是头一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女孩手指的感觉还留在体内，就因为这个。咳，……难为情啊，说这种话，汗都出来了，还说什么‘干那’、‘上呀’。”玲子翘起嘴唇笑道，“可是不行，还是不行。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可那女孩儿的感触还是赖在身上。并且她最后那句话也像一种什么回声似的在头脑里嗡嗡不止。”

“下一周的星期六，她没来。那些天我在家一直心惊肉跳，什么也没心思干，生怕她来了弄得我不知所措。但她没来，本来自尊心就强，况且当时又那么狼狈。再下一周，再再下一周也没登门。这样过了一个月。我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淡忘，但偏偏不能痛快忘掉。一个人在家里，总觉得那女孩儿无所不在，心里七上八下。既弹不成钢琴，又想不了事情，干什么都忐忑不安。如此熬过一个月后，一天我突然发觉，我一出门就好像有点蹊跷。附近的人对我分外留神，看我的眼光总有些异样，显得十分陌生。当然寒暄也是寒暄的，但那声调那神态和往常不同。常来我家玩的隔壁太太也一副惟恐躲闪不及的样子。但我尽可能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对此斤斤计较，是那种病的初期征兆。”

“一天，和我要好的一位太太前来串门。她和我同岁，是我母亲一位熟人的女儿，两家小孩又同在一个幼儿园，和我相处得不错。这太太突然跑来，问我知不知道正流传着一种关于我的十分不成体统的谣言。我说不知道。”

“‘怎么样的呢？’”

“‘怎么样的？实实在在不好开口。’”

“‘不好开口？既然话已点破，就请和盘托出好了。’”

“尽管她十分不情愿，但我还是一一抠了出来。噢，说不准她本人原本就是为说这事才来的。她什么也没隐瞒。按她的说法，所谓谣言，是说我是住过几次精神病院的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把一个来学钢琴的女学生浑身扒光，动手动脚，那女孩不让，便把脸给打肿了。仅仅这番说谎就已编得骇人听闻，但为什么连我住过院的事都抖落出来了呢？两方面都使我吃惊不小。”

“‘我嘛，以前就了解你，告诉大伙说你不是那样的人。’那太太说，‘问题是，那女孩儿的父母确信不疑，对邻近的人统统张扬一遍。说什么由于女儿被你动过手脚，就调查了你，结果知道你有过精神病史。’”

“那太太告诉我：一天——就是发生那件事的当天——那女孩儿练完琴肿着脸回到家里，母亲问她怎么回事。说是脸肿了，嘴唇裂了，出血了，衬衣纽扣掉了，内裤也不完整了。嗯，你能信？不用说，都是那女孩子为了无中生有自己搞的鬼：故意往衬衫上抹点血，扭掉衣扣，撕去胸罩的花边，独自把眼睛呜呜哭红，头发抓得乱七八糟，然后才回家，足足捏造了三大桶谎言。那情景我一闭眼就能浮现出来。”

“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怪罪大伙都相信女孩儿的话。连我都会信的，假如处在那种立场。漂亮得活像个布洋娃娃而扯起谎来如同恶魔附体的女孩儿，一边抽抽嗒嗒地哭一边说‘我不嘛，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害羞’——给她这么一说，有谁能不当即信以为真呢！更何况，祸不单行的是我又果真住过精神病院，狠命打那女孩儿一巴掌也确有其事！这一来，有谁肯信我的话呢？肯信的不外乎丈夫一个人。”

“几天来我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心一横，告诉了丈夫。他相信了，当然。我把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他说了一遍，说那女孩儿动手动脚地要搞什么同性恋那样的鬼名堂，所以才打了她。自然我没有把自己的感受也说出来。那毕竟不大合适，不管怎么说。‘这可不是儿戏，我直接找那家摊牌去！’他大为恼火，‘岂有此理！你和我结婚，小孩都有了，居然还被人胡说什么搞同性恋，哪有这样的混账玩笑！’”

“但我拦住了他，让他别去。我说：‘算了，那样只能加深我们的创伤。’是的，这我明白，已经明白了。就是说那女孩患的是心病。这种病人我看得多了，心里有数。她早已烂入骨髓，剥掉那层好看的外皮，里面全是烂肉。这么说也许过于尖刻，但确实如此。可是世上的人还没看透这点，因此我们再怎么挣扎，也是徒劳无益的。那女孩儿原本就善于驾驭大人的感情，何况我们手头又没掌握任何有利的材料。说千道万，有谁能相信一个１３岁的女孩儿会对一个３０多岁的半老徐娘搞什么同性恋呢？任凭怎么解释，世人也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越是拼命挣扎，我们的处境越是狼狈。”

“搬家吧，我说，别无他法。再在这里住下去，只能更加紧张，以致脑袋的发条再次飞掉，即使是现在，我都有些神思恍惚。总之我提出搬到没有一个熟人的远地方去。但丈夫不乐意动，他还没有清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他正在公司干得起劲，而且房子刚刚买到手，尽管是小型商品住宅，再说女儿也习惯了那所幼儿园。他说稍等等，不可能说搬马上就搬。一来工作不易一下子找到，二来又要卖房子，就连小孩的幼儿园都要落实，再怎么急，也要等两个月才行。”

“我说不行，那一来，我就要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我说这我自己清楚。那时就已开始有点耳鸣、幻听和失眠。他说：‘那么就先自己一个人到哪里住段时间，我处理完一摊子事就去。’”

“‘不干。’我说，‘一个人我哪也不想去。现在要是和你离开，我马上就会瘫痪。现在少不得你，千万别剩下我一个人。’”

“他听我这么说，伸手把我搂在怀里，叫我暂时忍耐一下，暂时的，顶多一个月。‘这时间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工作收尾，房子卖掉，落实孩子的幼儿园，物色新的工作。如果顺利，说不定会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份差事。所以等我一个月，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被他如此一劝，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越说就会越感到孤独。””

玲子喟然叹息，仰望天花板上的电灯。

“可是没等到一个月。一天，脑袋的发条脱落了——‘砰’！这回严重啊，吃了安眠药，煤气开关也打开了。但没有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了医院病床上。一切都完了！几个月过去后，多少能冷静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对丈夫提出离婚，’那样不论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他说没有离婚的打算。”

“‘再一次从头开始好了，三个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已经晚了。’我说，‘那时就一切都完结了，在你叫我等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那时是不该那样说的。现在无论去哪里，也无论搬多远，结果都同样。我只能再次提出要求，同样纠缠你折磨你，而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做了。’”

“我们就离婚了，或者说是由我单方面强行离婚的。他两年前才再婚，我至今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是的。当时我就已察觉出自己恐怕得终身如此，我不愿意拖累任何人，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整天为脑袋断弦而心惊胆战的生活强加到任何人头上。”

“他对我好得无可挑剔。他为人真诚，值得信赖，性格坚毅，富有耐性，对我来说是理想的丈夫。为了治愈我的病，他尽了最大努力，为了他和孩子，我也主动地配合，而且我也觉得好利索了。婚后６年，真叫幸福啊！他百分之九十九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百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马虎大意了，于是就‘砰’的一声。就这样，我们精心构筑的一切在那一瞬之间彻底崩溃了，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坏在那女孩儿一个人的手里。”

玲子拾起脚前踩灭的烟头，扔进白铁皮罐。

“太残酷了！那一切是我们千辛万苦、一点一滴倾注心血的结晶啊！而崩溃却在眨眼之间，眨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玲子立起身，两手插进裤袋：“回房间吧，已经晚了。”

天空比刚才阴沉了，布满乌云，月亮早已无影无踪。现在，连我都能感到风雨欲来的气息——那气息里掺杂着手中塑料袋里水灵灵的葡萄的气味。

“所以，我实在不能离开这里。”玲子说，“我害怕走出去同外界发生关系，怕见各种人，怕想各种事。”

“心情很能理解。”我开口了，“不过我认为你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到外面适应一切。”

玲子微微漾出笑意，没再做声。

※

直子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架着腿，边看边用手指按着太阳穴，仿佛在清点进入脑海的词句。雨开始星星点点地飘落下来，灯光宛似细粉末一般点缀在她身体四周。在同玲子交谈过后再看直子，不禁再次意识到她是何等流溢着青春光彩。

“对不起，晚了。”玲子摸了下直子的脑袋。

“两个人挺开心？”直子扬起脸说。

“那还用问。”玲子回答。

“做什么事了，你们俩？”直子问我。

“说不出口的事。”我说。

直子吃吃笑着放下书，接着我们边听雨声边吃葡萄。

“这么一下雨，简直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人。“直子说，“要是一直下雨，三个人一直这样该多好啊！”

“而且你们两人抱在一起，我像个不知趣的黑人女仆似的，拿一把长柄扇子啪哒啪哒扇来扇去，再不然就弹吉他为你们助兴——是吧？我才不干咧！”玲子说。

“哎哟，时不时地借给你好了！”“噢——那还差不多。”玲子说，“雨呀，下吧！”

雨继续下着，不时响起雷声。吃罢葡萄，玲子照例点燃支烟，从床下取出吉他，弹起《并非终曲》和《伊帕内马的少女》，之后弹了伯克拉库，弹了列农、麦卡特尼的曲子。我和玲子喝起葡萄酒，之后又把薄金属筒里剩的白兰地分开喝了。我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也觉得倘若这雨永远下不完该有多好。

“还会找时间来的吧？”直子问。

“那当然。”我说。

“也写信来？”

“一星期一封。”

“也能给我写几个字？”玲子开口道。

“好的，敢不遵命。”我说。

１１点，玲子放倒沙发，仍像昨天那样为我做了张床。接着我们道过晚安，熄灯就寝。我上不来睡意，从帆布包里掏出电筒和《魔山》，闷头读下去。临近１２点时，卧室门悄然闪开，直子走来钻进我的被窝。和昨晚不同，直子仍是往日的直子。目光不再呆板迟滞，动作灵活快捷。她贴着我耳畔小声说：“不知为什么，总睡不着。”我说我也一样。随即放下书，关掉手电筒，搂过直子吻了一口。黑夜和雨声温柔地拥裹着我们。

“玲子呢？”

“没关系，睡得实实的。那人睡过去一般醒不来。”直子说。

“真的还会来？”

“来。”

“即使什么也不为你做？”

我点点头。黑暗中，胸口处明显感觉出了直子乳房的形状。我隔着睡衣，用手心抚摸她的身体。从肩到背，从背到腰，我反复缓慢移动着，把她身体的曲线和丰腴输人脑海。我们就这样亲亲热热地相抱片刻，直子在我额头轻轻一吻，身子一滑下床离去。夜色里，那淡蓝色的睡衣如同游鱼般一摇一摆。

“再见。”直子低声说。

我听着雨声，进人了静静的梦乡。

翌日清晨，雨仍下个不停。但和昨晚不同，成了毛毛秋雨，四下一片迷蒙。若非一洼洼积雨的水纹和顺檐滴落的雨点声，几乎察觉不出在下雨。睁眼醒来时，窗外笼罩着乳白色的雾霭，随着太阳的升起，雾霭随风飘去，于是杂木林和山脉的棱线一点点显露出来。

三人像昨天那样吃罢早餐，便去打扫鸟舍。直子和玲子穿上带头罩的黄色塑料雨衣。我在毛衣外面加了一件风衣。空气潮乎乎、凉丝丝的。鸟儿都静悄悄地相互挤在鸟舍尽头避雨。

“冷啊，下起雨来。”我对玲子说。

“一场秋雨一场凉，不知不觉就要成雪花了。”她说，“日本海那边飘来的阴云，要在这一带下足雪后才往前去。”

“鸟儿们怎么办呢？”

“当然移入屋内。瞧你，总不至到来年春天把冻硬的鸟儿们从雪下挖出解冻，让它们活过来，说什么‘喂喂都来吃食’吧？”

我用手指捅了捅铁丝网，鹦鹉扑棱一下翅膀，叫道：臭屎蛋、谢谢、神经病。

“真恨不得这家伙一下子冻死。”直子闷闷不乐地说，“每天一大清早就听它说这个，脑袋真快要神经了。”

打扫完鸟舍，我们返回房间。我开始收拾东西，她俩做去农场的准备。我们一起走出楼，在网球场稍前一点分手。她俩往右拐，我一直往前。她俩道了声再见，我也同样说声再见。“还来的。”我说。直子微微一笑，随即拐弯消失了。

去大门口的路上，和好几个人擦肩而过。我发现每人都穿着直子和玲子那种黄色雨衣，脑袋罩得严严实实。由于下雨，所有东西的色调都显得格外鲜明。地面乌黑乌黑，松枝翠绿翠绿，而身裹黄色雨衣的行人看上去仿佛唯一被允许在落雨的早晨在地表面游动的特殊魂灵。他们或拿农具，或背筐篓，或提一种什么袋子，悄无声响地在地面往来移动。

门卫记得我的名字。翻开来访登记簿，在我姓名那里打个记号表示离去。

“从东京来的吧？”老人看着我的住址说，“那儿我只去过一次，是个猪肉香的地方啊。”

“是吗？”我不大清楚，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句。

“在东京吃过的东西，大多都不怎么好吃，独有猪肉够味儿。怕是用什么特殊方法饲养的吧？”

我说我还真不晓得，就连东京猪肉香都是第一次听说。

“是什么时候，你去东京？”我问。

“什么时候来着？”老人歪了歪脖子，“八成是皇太子殿下成婚大典的时候。儿子在东京，叫我去一次看看，就去了。是那时候。”

“呃，肯定是那时候东京猪肉香来着。”我说。

“近来怎么样？”

我说不太清楚，也没怎么听到这方面的议论。他显得有点失望。老人似乎还想唠叨下去，我说还要赶车，截住话头，往道路那边走去。沿河边伸展的山路还断断续续剩有一些雾气，被风一吹，在山坡前彷徨不定。路上，我好几次停住脚回头张望，情不自禁地喟然叹息。我总觉得自己似乎来到了引力略有差异的一颗行星。是的，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想着，不由生出悲戚的心情。

回到宿舍，已经４点半了。我把东西往房间一扔，赶紧换上衣服，赶到新宿那家我打工的唱片店。６点到１０点半，由我值班卖唱片。这时间里，我怅怅地望着店外穿行不息的男男女女。有全家老小，有对对情侣，有醉鬼，有无赖，有穿超短裙的翩翩少女，有留嬉皮士胡子的男子，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以及其他莫名其妙的各色人等——他们络绎不绝地一路走过。我拿起一张摇摆舞唱片，刚开始播放，几个嬉皮士和打扮怪异的汉子便聚到店前，有的跳舞，有的吸信纳水，有的百无聊赖地坐着不动。而放上多尼·贝内特以后，他们就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唱片店隔壁，是一家成人玩具店。一个总像睡不醒的中年男子在卖怪模怪样的性器官模型。在我看来，无一不是不知何人做何用的玩艺儿，但买卖居然相当兴旺。店斜对面的胡同里，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学生在大反其胃。马路对面的娱乐厅里，附近一家餐馆的厨师在玩一种需投入现金的排五点游戏，以此消磨时间。脸色污黑的流浪汉蜷缩在已经关门的店檐下一动不动。一个涂着淡粉色口红、怎么看都只能是中学生模样的女孩跨进店来，问我能否放滚石乐队的《闪光的爆竹》给她听。我便拿来唱片放上，她打着指响伴奏，扭动腰肢跳起来。接着又问我有没有香烟，我抽出一支店长留下的“百灵鸟”递过去。女孩儿抽得有滋有味。唱片放完后，连身谢谢也不说便扬长而去。每隔１５分钟传来一阵救护车或警车的怪叫声。三个醉得五十步笑百步的公司职员调戏一个正打公共电话的长发漂亮女郎，嘴里不干不净地连声叫着“ＸＸ”，嬉笑不止。

面对如此光景，头脑渐渐乱成一团，茫无头绪。心想这到底算什么呢？这纷纷杂陈的场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店长吃完晚饭回来，对我说：“喂，渡边，前天我和那边服装店的女的干了一家伙。”他很早就看中了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做工的女孩儿，经常拿店里的唱片当礼物送给她。我说那不错嘛，他便从头到尾细讲一遍。“要是想搞女人么，”他得意洋洋地开导我，“反正就是要送东西，接下去反正就是不管死活地给她灌酒，要灌醉，一杯接一杯灌，反正。再接下去就只剩下动干戈了。简单吧？”

我抱着混乱不堪的脑袋乘电车返回宿舍，拉合窗帘，熄灯上床。刚一躺下，恍惚觉得直子即将钻进自己被窝。而一合眼，便感到她那柔软丰满的乳房紧贴着自己胸口，耳边响起她娓娓的细语，手心腾起她身体的曲线。借助冥冥夜色，我得以重返直子那狭小的天地。我呼吸着草地的清香，谛听暗夜的雨声，回味月光下目睹的直子裸体，想象那黄色雨衣围裹的丰腴匀称的胴体清扫鸟舍、侍弄蔬菜的情景。于是我握住勃起的东西，一边想着直子一边自慰。一泄而出之后，混乱的头脑似乎才有所平息，但还是毫无睡意。本来折腾得够疲乏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眠。

我翻身下床，在窗口前对着升旗台茫然注视良久。那没有挂旗的白色旗杆，活像一具划破夜幕的巨大的白骨。直子现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在睡觉吧？是在那不可思议的狭小天地的暗影中安然入睡吧？但愿她别再陷入痛苦的梦境。

第七章

第二天星期四，上午有体育课。我在长５０米的游泳池中游了几个来回。由于剧烈运动的关系，心情多少变得开朗些了，食欲也增加了。我在专售套餐的店里饱饱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往文学院图书室走去，准备查点资料。路上不意碰到了小林绿子。她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一起走路，瞥见我，便独自朝我走来。

“去哪儿？”她问我。

“图书室。”我说。

“别去那种地方，和我一同吃午饭去如何？”

“刚吃过。”

“那有什么，再吃一次就是。”

最终，我还是和绿子走进附近一家饮食店。她吃咖喱饭，我喝咖啡。她身穿白衬衣，外面套一件编有小鱼图案的黄毛线背心，挂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戴一块迪斯尼手表。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咖喱饭，一口气干了三杯白开水。

“一直不在这边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小林说。

“有什么事？”

“事倒没有，只是打个电话。”

“噢——”

“这‘噢——’是什么，到底？”

“也不是非是什么不可，一种回答方式罢了。”我说，“怎样，这几天可又失火了？”

“唔，那次好玩极了。没发生多大伤亡，烟倒是铺天盖地冒得可观，太有现实性了，真叫人开心。”说罢，绿子又咕嘟咕嘟大喝其水，然后透过一口气，定定地注视我的脸。“咦，渡边君，怎么搞的？表情好像有点发呆，眼珠也聚不起光来。”

“刚旅行回来，有点累。其实没什么。”

“瞧你那脸，活像见过幽灵了。”

“噢——”

“嗳，渡边君，下午有课？”

“德语、宗教学。”

“不能逃课？”

“德语不成，今天考试。”

“几点完？”

“两点。”

“那，完了一起上街喝酒好不？”

“下午两点就喝？”我问。

“偶一为之嘛。你那样半死不活的，一块儿喝酒提提神；再说我也想借同你喝酒振作一下。嗯，没问题吧？”

“好吧，那就去喝。”我叹口气说，“两点在文学院前的院子里等你。”

德语课一结束，我们就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新宿，钻进纪伊国屋书店后面的地下爵士乐酒吧间，各自喝了两杯伏特加。

“我常来这里。这里即使白天喝酒，也觉得心安理得。”

“大白天就那么喝？”

“偶尔的。”绿子哗哗啦啦地摇着杯里剩的冰块。

“每当社会叫我不快，就来这儿喝伏特加。”

“社会叫你不快？”

“偶尔的。”绿子说，

“我自身也问题蛮多哩。”

“举例说？”

“家里、恋人、月经不调——多着呢！”

“再来一杯？”

“那自然。”

我扬手叫来男侍，又要了两杯伏特加。

“咦，上次那个星期日你吻我了吧？”绿子说，“我左思右想，还是认为那很好，好极了。”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绿子又学舌起来，“你这人，说话的方式真是古怪。”

“是吗？”我说。

“是不是先不管。当时，我这么想来着：假如这是生来同男孩子的第一个吻，那该有多棒！假如可以重新安排人生的顺序，我一定把它排为初吻。绝对。之后就这样想着度过余下的人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晾衣台上吻过的那个叫渡边的男孩如今怎么样了呢？在这５８岁的今天。如何，你不觉得棒极了？”

“是很棒吧。”我边剥开心果边说。

“我说，你干吗老那么呆愣愣的，再问你一次。”

“大概是不能适应这个世界吧。”我沉吟一下说，“总觉得这并不像是现实中的世界，男男女女也罢，周围景致也罢，都似乎脱离了现实。”

绿子一只胳膊拄在台面上，看着我的脸说：“吉姆·莫里森的歌里好像有这么一句。”

“People are strange when you are a stranger．”

“对。”绿子说。

“对。”我也应道。

“同我一起去乌拉圭算了。”绿子依然一只胳膊拄着台面说，“什么恋人呀，家呀，大学呀，统统抛开不管。”

“那也不坏嘛。”我笑道。

“摆脱一切纠缠，跑到一个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去——你不认为这样好得很？我可总是跃跃欲试。所以，要是你一下子把我领去遥远的地方，我保准为你生一大堆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大家一块儿无忧无虑地过活，抱在地上打滚，唧里咕噜的。”

我笑了笑，端起第三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你还不大想要牛犊子那么大个儿的壮娃娃吧？”绿子问。

“兴趣倒是极浓的，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模样。”我说。

“无所谓，不想要也无所谓。”绿子边吃开心果边说，“我这人也怪，下午一喝起酒来就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说什么要抛开一切一走了之。就算跑到乌拉圭去，恐怕除了臭驴粪还是臭驴粪。”

“呃，或许。”

“到处都是臭驴粪，留在这里也罢，去那地方也罢，整个世界就是臭驴粪。喏，这硬的给你。”绿子递给我一个壳更硬的开心果。我费好大劲才剥开皮。“不过，上次那个星期天，实在太让我开心了。和你两人在晾衣台上看火灾，喝酒，唱歌。的的确确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哼，别人总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见面就叫我要这样不要那样。起码你什么也没强加于我。”

“大概对你的了解还没达到要强加什么的程度。”

“那么说，如果再多一些了解，你也要这个那个强加于我喽？和别人同样？”

“那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吧。”我说，“现实世界里，很多方面人们都在互相强加，以邻为壑，否则就活不下去。”

“但我觉得你不会那样，这我看得出来。在强加于人和被人强加这点上，我还算是个小小的权威。你不属于那种类型，所以同你在一起才心里安然。嗳，你知道么，世上喜欢强加于人或被人强加的人还有相当一大批哩！他们为此争吵不休、相互扯皮，并且乐此不疲。可我就是不喜欢，除非非那样不可。”

“你强加给人什么或别人强加给你什么了，你？”

绿子把冰块放进口里，含了一会说：

“你想进一步了解我？”

“有兴趣，多多少少。”

“咦，我在问你是不是‘想进一步了解我’。那么回答你不认为太冷酷了？”

“是想进一步了解你。”我说。

“当真？”

“当真。”

“即使我不愿理解你？”

“那么不近人情？”

“在某种意义上。”说着，绿子皱起眉头，“再来一杯。”

我叫过男侍，让他拿第四杯来。等酒的时间里，绿子臂肘拄着桌面，支颐凝坐。我默默听着塞罗尼亚斯·蒙克弹的《金银花》。店里有五六个客人，但喝酒的只我们俩。咖啡沁人心脾的香气，在午后幽暗的店里酿出亲密融洽的气氛。

“这个星期天，你有空？”绿子问我。

“以前也说过，星期日总是闲着没事，除了６点钟要去打工。”

“那，这个星期天能陪陪我？”

“好的。”

“星期天早上去宿舍接你，时间倒说不准。可以么？”

“可以，完全可以。”

“嗳，渡边君，可晓得我现在想干什么？”

“这——想象不出。”

“想躺在一张大大的、软绵绵的床上，首先。”绿子说，“喝得大醉，而且醉得舒舒服服，即使周围有臭驴粪也毫无关系。身旁有你躺着，你一点一点脱我的衣服，轻手轻脚地，就像母亲给婴儿脱衣服一样小心翼翼。”

“唔。”

“脱到中间我还觉得怪舒服的，迷迷糊糊地不动。但我突然清醒过来，叫道，‘不行，渡边君！’我说，‘我是喜欢你，可我另有相好的人，万万使不得，这方面我还相当保守。快别那样，求求你。’可你偏偏不听。”

“听的呀，我。”

“知道。这是幻想场面，让我继续下去。”绿子说，“接着，你把那家伙亮出来，那个气势汹汹的家伙。我马上闭起眼睛，但还是瞥了一眼，并且说：‘不行，真的不行，那么大那么硬，怎么也进不去的。”’

“不怎么大的呀，一般。”

“行了，你。幻想嘛！那一来，你显得十分沮丧。我看你太可怜了，只好慰劳一下说，‘好好，瞧你那馋样儿。’”

“这就是你现在想做的？”

“是啊。”

“得，得。”我说。

总共喝罢五杯，我们才起身。我刚要付款，绿子“啪”的一声把我的手拨开，自己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没打褶的万元钞票递了出去。

“算啦，你那钱是汗水钱，再说又是我拉你来的。”绿子说，“当然喽，如果你是铁杆法西斯，不乐意被女人请酒，倒另当别论。”

“哪里，我没不乐意啊。”

“况且又没让你进去。”

绿子有点醉，踩空了一级楼梯，两人险些滚到楼下去。走出店门，原先隐约遮蔽天空的云层尽皆散去，薄暮的阳光温和地倾泻在街头。我和绿子在街上东摇西晃逛了一会。绿子说想爬树，不巧新宿没有可爬的树，御苑已经关门了。

“遗憾呐，我顶喜欢爬树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一路逛着商店。同刚才相比，街头光景似乎没那么不自然了。

“见到你，我觉得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我说。

绿子立定脚，细细看着我的眼睛，说：“真的，眼睛的焦点是好像比刚才稳定了。喏，和我交往收获不小吧？”

“的确。”我说。

５点半，绿子说得赶回家做饭，我要坐车回宿舍。于是我把她送到新宿站，在那里道别。

“嗳，猜我现在想做什么？”临分手时绿子问道。

“猜不出来，你想的事。”我说。

“想我俩被海盗抓住，被他们浑身扒光，五花大绑地脸对脸捆在一起”

“何苦搞这名堂？”

“变态海盗呀，那是。”

“我看你倒像变态得可以。”

“一小时后把你们扔进大海。扔之前让你们单独呆在船舱里好好受用，海盗说。”

“往下呢？”

“咱俩尽情受用一小时呀，在地上滚来滚去，浑身扭动。”

“这就是你现在最想做的？”

“嗯。”

“得，得。”我摇摇头。

星期日早上９点半，绿子来接我。我刚睁开眼睛，脸还没洗，只听有人“咚咚”敲门吼道：“喂渡边，有女人找你！”我跑下门厅，只见绿子穿一条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牛仔裙，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还正在打哈欠。去吃早饭的一帮人路过时，全都左一眼右一眼打量她那苗条而光洁的双腿。她的腿也确实十分诱人。

“太早了吧，我？”绿子说，“渡边君，看样子刚刚起床？”

“就去洗脸刮胡子，能等１５分钟？”我说。

“等倒可以，问题是他们总是贼溜溜地往我腿上盯着看。”

“那还用说！在男宿舍里穿那么短的裙子，人家肯定看的嘛。”

“不过没关系，今天的内裤可爱得不得了。粉红色的，还镶有漂亮的花边，一飘一飘的。”

“那就更招惹是非。”我叹口气。随即返回房间，迅速洗把脸，刮去胡子，找出一件灰色粗花呢上衣，套在蓝衬衣外面。下得楼，领绿子走出宿舍大门。我冷汗都出来了。

“咦，这里的人莫非全都自己作乐不成？一下一下的？”绿子扬头看着宿舍楼说。

“差不多吧。”

“男人们一边想着女孩儿一边搞那个？”

“基本上。”我说，“总不至于有一边想什么股票行情、什么活用动词、什么苏伊士运河，一边手淫的男人吧。一般来说，恐怕还是边想女孩儿边搞的。”

“苏伊士运河？”

“比方说。”

“就是说想的是特定女孩儿？”

“我说，这个你问你男朋友去好不好？”我说，“我干吗星期天一大早就非得给你一五一十介绍这个不可？”

“只是想知道一下么！”绿子说，“何况问他这个他肯定大发雷霆的，说女人不可以对这种事刨根问底。”

“言之有理。”

“可是想知道呀，我。纯属好奇心。告诉我，手淫时想的是特定的女孩子？”

“是的，至少我是这样，别人如何不大清楚。”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可想着我搞过？老实交待，我不生气。”

“没有过，说实话。”我如实答道。

“为什么？莫非我缺少魅力？”

“不然。你有魅力，又可爱，富于挑逗性的样子也绝对合适。”

“那为什么没想我？”

“首先我把你当朋友，不想你卷到里边去；第二……”

“因为另有供你想的人？”

“也可以那样理解。”我说。

“在这种事上你倒也满守礼节。”绿子说，“我，喜欢你这点。不过，能不能叫我也扮演一次？哪怕一次也好。就是进到性的幻想或妄想之中。我很想出场试试，我们是朋友，所以才求你。这事不好求别人——总不能开口说今晚手淫时想着我点儿吧？正因为把你当作朋友才求的。事后把结果告诉我，例如都做了哪些。”

我叹息一声。

“不过进去可不成哟！我们毕竟是朋友，嗯？只要不进去，其他随你便，怎么想都行。”

“行不行呢……居然还有限制，这可没尝试过。”我说。

“能想我一次？”

“想就是喽。”

“我说，渡边君，你别认为我这是淫乱啦性饥渴啦勾引什么的，别那样认为，我仅仅是对此深感兴趣，急于想知道罢了。我不是一直在女校的女孩子当中长大的吗？因此十分想知道男人在考虑什么，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妇女杂志的附录上面写的，和这不是一码事。我只是作为一种case study。”

“case study？”我绝望地低声重复。

“有很多事我都想知道，想试一试，可每当这时候他都沉下脸发脾气，说我淫乱，神经不正常，连爱抚那里一下都不让，本来我想充分研究研究来着。”

“唔。”

“你讨厌那个？”

“不，不算讨厌。”

“相对来说是喜欢喽？”

“相对来说是喜欢。”我说，“不过，这话下次再说可好？今天这个周日早上多叫人心情舒畅，不想谈什么手淫把这大好时光糟蹋掉。谈点别的吧，你那位是我们大学的？”

“哪——里。其他大学，还用说。我们是在高中课外活动中相识的。我在女校，他在男校。不是经常有合作演奏会什么的么？就是这种活动。确立恋爱关系倒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嗳，渡边君？”

“嗯？”

“真的想我一次好么，就一次？”

“试试吧，下次。”我走投无路，只好应允。

我们从车站乘电车来到御茶水。我没吃早餐，在新宿站换车时在站台售货亭买了一个薄薄的三明治，喝了一罐咖啡，咖啡居然一股报纸油墨味儿。周日上午的电车里，挤满合家外出的人和成双成对的情侣。一群身穿制服的小男孩手拿球拍在车厢里往来追逐。穿短裙的女孩儿车内倒是有几个，但短到绿子那种地步却是一个也没发现。绿子不时往下一顿一顿地拉拽裙角。好几个男人的目光在她大腿上溜来溜去，弄得我心神不定，但她本人却似乎不大在乎。

“喂，猜我现在最想做什么？”车到市谷一带时绿子小声说。

“猜不着。”我说，“求求你了，别在电车里说那种话，给人家听见多不好。”

“可惜呀，相当厉害咧，这回。”绿子果真不胜惋惜地说。

“对了，御茶水可有什么事？”

“跟我来就是，跟我来就明白了。”

星期天的御茶水，到处挤满参加模拟考试或预科讲习班的中学生。绿子左手攥紧挎包带，右手拉起我，游刃有余地从拥挤的学生堆里穿过。

“渡边君，你能够完整地解释出英语现在假定形和过去假定形的区别？”绿子突发奇想。

“我想没问题。”

“那我问你一句，这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

“日常生活中有何用处倒谈不上多少。”我说，“不过我想，与其说具体有何用处，莫如说它是一种训练，训练我们更加系统地把握事物。”

绿子认真地沉思良久。“你这人不简单。”她开口道，“以前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什么假定形微积分化学符号，我统统认定它们毫无用场，一直没放在心上，嫌罗嗦。这种生活态度难道有什么不妥？”

“没放在心上？”

“嗯，是啊。那玩艺儿，我权当它们根本不存在。就连正弦余弦我都一无所知。”

“那也居然高中毕业进大学来了？”我不禁愕然。

“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绿子说，“只要直感好，即使不学无术也能考上大学。我在直感上可谓出类拔萃，不是叫三个之中选一个正确的吗，我就灵机一动，百发百中。”

“我没有你那么好的直感，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系统考虑事物的方法，就像乌鸦往大树洞里贮存玻璃片一样。”

“那又有何用处？”

“怎么说呢，”我答道，“会使某些事情做得顺利吧！”

“举例说？”

“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几种外国语的掌握。”

“那又有何用处？”

“因人而异。有的人有用处，有的人没用处。说到底，它是一种训练，有用处与否倒是次要问题，这点刚才就已说过。”

“呃——”绿子似乎心悦诚服，撒开我的手，继续沿坡路往下走，“你很擅长向别人解释什么。”

“是吗？”

“是的。这以前我向很多人问过英语假定形有何用处，但没一人阐述得如此头头是道，英语老师都在内。每次给我一问，那些人不是瞠目结舌就是恼羞成怒，再不就不屑一顾，谁也不好好教我。要是当时有人像你解释得这么透彻，说不定我也会对假定形发生兴趣。”

“唔。”

“你读过《资本论》？”绿子问。

“读过，当然不是全部，和大多数人一样。”

“理解得了？”

“有理解得了的，也有理解不了的，要想真正读懂《资本论》，必须掌握与之相关的系统思维方式。当然，对于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我想我还是基本可以理解的。”

“没有读过这方面书的新大学生，读《资本论》也能融会贯通？”

“那怕不大容易吧。”我说。

“跟你说，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参加了民歌方面的课余活动小组，很想唱歌来着。不料凑在那里的，尽是些道貌岸然招摇撞骗的坏家伙，现在想起来都直起鸡皮疙瘩。刚一进去，就叫读马克思，喝令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演讲，说什么民歌必然同社会同经济基础息息相关……没法儿，一回家我就玩命地读。可就是全然不知所云，比假定形还难，读不到三页就扔开了。这样，下周聚会时我就说：读了，但什么也没读懂，是的。结果怎么着，打那以后奚落呀嘲弄呀都来了。什么没有问题意识啦缺乏社会性啦。开哪家的玩笑！我不过说了句读不懂那些文字罢了。你说可恶不？”

“唔。”

“讨论的时候就更加不可一世。一个个无不摆出无所不通的架势，玩弄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句。我莫名其妙，就接连发问说：‘帝国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同东印度公司有什么关系？’‘粉碎产学协同体是不是必须走出大学去公司工作？’可是谁也不做解释。不仅不解释，还煞有介事地大发脾气。那情形，你能信？”

“能信。”

“说我连这个都不懂是干什么吃的，‘你一天天活着都想什么来着！’这就完了。岂有此理！是的，我脑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撑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吗？被剥削的不也是小民吗？口口声声兜售一大堆小民们不知所云的话，那算什么革命，算什么社会变革！我也不是不想让世界变好！要是有谁真的受剥削，我也不想让他逆来顺受嘛！所以我才提问，是不是？”

“倒也是。”

“那时我就想来着，这些家伙全是江湖骗子，自呜得意地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儿的好感，随后就把手插到人家裙子里去——想的全是这玩艺儿，那号人。一上四年级，就赶紧把头发剪短，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社、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ＩＢＭ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找份差事，讨一个压根儿没读过马克思的老婆，挖空心思给孩子取个玄而又玄的名字。至于粉碎产学协同体，简直笑掉眼泪。那些新生也恬不知耻，本来狗屁不懂，却装出大彻大悟的样子，低三下四。事后还居然开导我说：‘你真傻，不懂也说懂不就得了。’喂喂，还有更伤脑筋的呢，你听不听？”

“听听。”

“一天，要去参加一个夜间政治集会。叫我们女孩儿每人各做二十个饭团，带去当夜宵。开玩笑，这岂不是彻头彻尾的性别歧视？不过转念一想，总兴风作浪也不太好，我也一声没吭地乖乖做了二十个，每个都放了酸梅干，用海苔包好。结果你猜怎么着，说什么小林的饭团里只有酸梅干，连菜都没放，而其他女孩儿都放有鲑鱼或咸明太鱼子，还有放煎蛋的。气得我愣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这伙一口一个革命的家伙干吗为夜宵饭团这芝麻粒小事大声起哄？挑肥拣瘦？外面包海苔里面有酸梅干，不挺高级的吗？想想印度儿童去好了！”

我笑道：“那，民歌小组怎么办了？”

“６月份退出了。头都气炸了。”绿子说，“不过，这所大学的男男女女差不多全都是江湖骗子，都生怕自己不学无术的真面目被人看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就都看同样的书，喷吐同样的话，都听约翰·科尔德林，看帕佐里尼的电影，还觉得津津有味。这能算得上革命？”

“这——怎么说呢？我又没亲自目睹过革命，无可奉告。”

“假如这也算是革命，我才不希罕什么革命！我肯定因为只往饭团里放酸梅干而被拉去枪毙。你也定然同样下场——由于能彻底弄懂假定形的缘故。”

“有可能。”

“哼，我早看透了：我是平头百姓，革命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平头百姓还不同样只能在窝窝囊囊的地方委屈求生！何谓革命，无非更换一下政府名称。可那些人根本不懂得这点，那些卖弄陈词滥调的家伙。你可见过税务员？”

“没有。”

“我不知见过多少次。横冲直闯地跑到我家大吼大叫：什么呐，这账簿？你们做的什么混账买卖！这就是经费？把收据拿出来，收据！吓得我们缩在墙角里大气不敢出，到吃饭时候，还要献上特级寿司。其实，我爸爸一次都没逃税漏税，真的。他就是那样的人，古板得很。尽管这样，税务员还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等等。笑话，收入少不是因为赚得不多吗！我听了，心里憋屈得要死。恨不得朝他们发一顿脾气，叫他们找有钱人算账去。喂喂，你以为革命爆发后税务员的态度会改变？”

“极可怀疑。”

“既然那样，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

“好！”我说。

“好！”绿子异口同声。

“我们往哪边走呢，这是？”我问。

“医院呗。我爸爸住院，今天该我陪伴一天，轮到我了。”

“你爸爸？”我吃一惊，“你爸爸不是去乌拉圭了么？”

“骗你的，那是。”绿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早以前他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哪里去得成。说实在的，连东京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几处。”

“病情如何？”

“说痛快点，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再做声，默默移着脚步。

“这个瞒不过我，因为和妈得同一种病，脑肿瘤。你能信？我妈妈因这种病刚死两年，这回又找到我爸爸头上。”

大学附属医院里边，也是由于星期日的关系，到处挤满探病的人和轻患者，混乱不堪；而且充溢着显然是医院特有的气味儿。消毒药味儿、探病花束味儿、小便味儿、被褥味儿混在一起，把医院整个笼罩其中，护士踏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在里面走来走去。

绿子父亲住的是两人一间的房间，他躺在外面那张床上。躺着的姿势，不禁使人想起身负重伤的小动物。他侧着脸，瘫痪般地躺在那里，打点滴的左臂软绵绵地探出，身子纹丝不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本来就长得又瘦又小，而这以后似乎还要更加瘦小下去。头上缠着白绷带，苍白的胳膊上布满注射或打点滴的点点遗痕。他眼睛半睁半闭，茫然注视着空间的某一点。我进去时，他略微转动一下布满血丝的眼，看着我们。大约看了１０秒钟，便收回极其微弱的视线，重新盯视空间中的一点。

一看那眼睛，便可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从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生命力的跃动，有的不过是垂危生命的蛛丝马迹而已，就像一座破旧的房屋——一座搬出所有家具、卸下所有拉门隔扇而只等拆毁的房屋。干裂的嘴唇四周，乱糟糟地生着杂草样的胡子。我不由纳闷，生命力枯竭到如此地步的人居然会生出这等繁茂的胡须。

绿子对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的微胖的中年男子道了声“您好”。对方仿佛已口齿不灵，只是微笑着点下头，然后咳嗽了两三声，拿起枕边的水杯喝了一口，磨磨蹭蹭地翻过身子，眼望窗外。窗外只有电线和电线杆，此外一无所见，连云影都没有。

“怎么样，爸爸，精神好些？”绿子对着她父亲的耳穴说道，简直像是在试麦克风。“怎么样，今天？”

她父亲哆哆嗦嗦动了动嘴唇，说“不大好”。那其实不是说，而似乎是在把喉头深处的干空气勉强换成语言。“头。”他说。

“头痛？”绿子问。

“嗯。”父亲应道。看来很难一连吐出四个音节。

“那也是没办法的。刚动过手术，肯定痛的。知道你不好受，还是得忍一忍才行。”绿子说，“这是渡边君，我的朋友。”

我说了句“打扰了”。这位父亲半张了下嘴，随即又合上了。

“坐呀。”绿子指着床腿旁一把圆塑料椅说。我便顺从地弯腰坐下。绿子给父亲喝了一点壶里的水，问道要不要吃水果或果子冻。父亲说不要。绿子说还是要吃点才是。“吃了。”他回答。

床头有个床头柜样的小桌，上面放着水壶、水杯、碟和小钟。绿子从桌下一个大纸袋里掏出替换的睡衣、内衣和一些零碎物品，整理一番，放入门旁的贮物柜里。纸袋最底层装有给病人准备的食物：葡萄柚两个，果子冻和三根黄瓜。

“黄瓜？”绿子吃惊地失声叫道，“这里怎么冒出黄瓜来了？姐姐这人想什么来着？活见鬼！本来电话里交待得清清楚楚，根本没让她买什么黄瓜，真是。”

“是不是把猕猴桃听错了。”我说。

绿子“啪”一声打个响指。“不错，我是叫她买猕猴桃了，是的。可她稍动脑一想不就明白了：病人哪里能啃生黄瓜！爸，吃黄瓜？”

“不要。”父亲说。

绿子在枕边坐下对她父亲絮絮地说了好多事：电视图像不清请人修理啦，高井户伯母两三天来看望一次啦，药店的宫胁骑自行车摔个跟斗啦，不一而足。对这些，父亲只是“唔，唔”作答。

“真的不想吃点什么，爸？”

“不想。”父亲回答。

“渡边君，你不吃葡萄柚？”

“不吃。”我也同样应道。

过不一会，绿子把我拉去电视室，坐在沙发上吸了支烟。电视室里，三个穿睡衣的病人同样一边在喷云吐雾，一边看一个什么政治讨论会的节目。

“嗳，那边那个拄松木拐杖的老头儿，我们一进来就鬼鬼祟祟地往我腿上看，就那个穿蓝衣戴眼镜的老头儿。”绿子不无陶醉地说。

“当然要看，穿那样的裙子谁都得看。”

“不过也蛮好嘛，反正大伙都无聊至极，偶尔欣赏一下年轻姑娘的腿调剂调剂也好。兴奋起来促进康复也未可知。”

“但愿别适得其反。”我说。

绿子望了半天烟头上笔直升起的烟。

“提起我爸爸，”绿子说，“他那人，人并不坏。有时说话挺气人，但至少秉性耿直，一个心眼地爱我妈。而且他也在尽他的努力来生活。性格是多少有软弱的地方，又没有经商手腕，也没有人缘，但同周围那些满嘴谎言、投机钻营、耍小聪明的家伙们比起来，不知要地道多少倍。我这人也是说起话来就没完的性子，和他动不动就吵嘴，但他人并不坏。”

绿子就像拾起掉在路上的一件什么东西似的抓起我的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手一半在裙子上，一半贴着她的大腿。她望了一会我的脸，说：

“渡边君，这地方不好——能再多陪陪我？”

“５点以前没问题，奉陪就是。”我说，“和你在一起挺有意思的。况且我又没事可干。”

“星期天一般都干什么？”

“洗衣服。”我说，“再熨好。”

“渡边君，你不大乐意向我谈那个女人的事吧？你结交的那个人。”

“是啊，是不大想谈。就是说很复杂，不容易说明白。”

“没什么，不说也无所谓。”绿子说，“不过说一下我想象的总可以吧？”

“只管说。你想象的东西怕是很逗儿，我洗耳恭听。”

“我想，你交往的肯定是人家的老婆。”

“唔。”

“是位大亨的太太，漂亮，三十二三岁，身穿毛皮大衣、查尔斯·约尔旦皮鞋、丝绸内衣，而且性需求简直如狼似虎，干起来花样层出不穷。平日一到下午，就和你大动干戈。但星期天丈夫在家，所以不能会你。对不？”

“你倒真会想。”我说。

“肯定叫你把她身体绑上，蒙住眼睛，把整个身子上上下下全舔一遍。接着，对了，叫你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去，活像特技表演，再用立拍立现的照相机把那场景拍下来。”

“有趣有趣。”

“由于欲火中烧，自然大凡能干的一律不放过。她每天每日为此绞尽脑汁，反正有的是时间，下次渡边来的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个没完。结果刚一上床，就急不可耐地摆出花样翻新的体位，一连三次冲上顶峰。然后对你这样说：‘如何，我这身子够味儿吧？年轻女孩儿根本满足不了你的。喏，年轻女孩儿能这样侍候你？怎样？兴奋不？哎呀不好，又要出来了……’”

“你看色情电影看得太多了吧？”我笑道。

“怕是那样。”绿子说，“不过我顶喜欢色情电影，下回不一起去看一场？”

“可以。你有空时一块儿去好了。”

“当真？高兴死了。看那种变态的去——用鞭子劈里啪啦地抽完，让女孩儿当众撒尿。我最中意这一手。”

“好好”

“嗳，渡边君，你知道在色情影院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这——想不出来。”

“告诉你，一出现那种场面，就听见周围人‘咕噜’咽唾液的声音。”绿子说，“那‘咕噜’最叫人喜欢，我觉得。可爱得不得了。”

回到病房，绿子又向父亲天南海北絮絮不止，父亲或“啊”或“唔”地应和着，不然就缄口不语。１１点时，邻床男子的太太来了，给丈夫换睡衣、削水果皮。这圆脸太太看来人很随和，同绿子这个那个地闲话家常。护士进来，换上一瓶新点滴，同绿子和邻床太太交谈几句，便走开了。这时间里我无所事事，呆呆地四下打量病房，或看窗外的电线。电线上不时有麻雀飞来歇脚。绿子则向父亲搭话，给他擦汗、取痰，同旁边的太太和护士交谈，还找些话跟我说，不时看看点滴状况。

１１点半，医生进来查房，我和绿子到走廊等候。医生一出来，绿子便问：

“大夫先生，情况怎么样？”

“手术刚完不久，正采取止痛措施，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医生说，“不经过两三天时间，我也弄不清手术结果。顺利的话就顺利，若不顺利到那时候再想办法。”

“不至于还打开脑袋吧？”

“这也只能到时候再说。”医生回答，“喂，今天怎么穿这么短的裙子？”

“好看吧？”

“可上楼梯怎么办，这？”医生问道。

“不怎么办呐，亮相就是。”后面的护士吃吃直笑。

“我说你呀，过几天最好来住院打开脑袋看看。”医生惊讶地说，“另外，在医院里尽量乘电梯，我可不愿再增加病人，现在都已忙得不亦乐乎。”

查完房后不多会儿，到了开饭时间。护士推着装饭菜的小车逐个病房分发。绿子父亲那份，是肉汁汤、水果、煮得很软的去骨鱼肉和捣成果酱状的蔬菜。绿子把父亲仰面放平，转动脚端的手柄，把床头升起，用汤匙喂汤。父亲喝了五六口，便侧过脸说“不要了”。

“这点都吃不完怎么行啊，你？”

“过会儿。”父亲说。

“这哪成，不好好吃东西，哪里能有精神。”绿子说，“小便还不要紧？”

父亲“啊”了一声。

“渡边君，我们到下面食堂吃饭去？”

“也好。”我说。

不过说实在话，我没什么心思吃东西。食堂里，又是医生又是护士又是来探病的客人，搅得天翻地覆。这本是地下一间空荡荡的大厅，一个窗口也没有，摆着一排排餐桌餐椅。人们一边吃饭，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什么——大概是有关病情方面的。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在地道中说话似的，发出“嗡嗡”的回声。还不时地响起比这回声还大的广播，呼叫医生护士。在我占据餐桌的时间里，绿子用铝盘端来两人的套餐。有奶油炸肉饼、土豆色拉、生甘蓝丝、炖菜、米饭和酱汤，装在患者用的那种白塑料碗碟里。我吃一半剩了一半。绿子则吃得很香，一扫而光。

“渡边君，你肚子不怎么饿？”绿子边呷绿茶边问。

“呃，不怎么。”我说。

“医院的关系。”绿子环顾四周说，“不习惯的人都这样。味道、噪音、沉闷的空气、病人的面孔、紧张、焦躁、失望、痛苦、疲劳——就是这些造成的。是这些东西勒紧人的胃袋，把食欲搞没了。不过一旦习惯也就不在话下了。再说不好好填饱肚皮，照看病人也无从谈起，真的。爷爷、奶奶、妈妈、爸爸，四个人的病是我一直照看下来的，经验丰富着哩。要是遇到意外，下顿饭吃不上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能吃的时候务必吃饱喝足才行。”

“有道理。”我说。

“亲戚来探望的时候，不也一起在这里吃饭嘛，结果他们也都吃一半就放下筷子，和你同样。见我吃得干干净净，就说‘绿子这么有胃口，我可难受得根本吃不下东西’。问题是，看护的是我呀，这可不是闹着玩。别人偶尔来一趟，充其量不过是同情！接屎接尿接痰擦身子都是我一个人干。要是光同情就能解决屎尿，我可以比他们多同情五十倍。尽管这样，他们见我吃饭吃得一点不剩，都拿斜眼珠看我，说什么‘绿子这么好胃口’。在他们心目中，大概我是头拉车的傻驴。一个个老大不小的，干嘛那么不通情达理，那些人？嘴皮子上说什么都轻巧得很，关键是能不能给端屎端尿。我有时也伤心，我有时也筋疲力尽，我有时也恨不得大哭一场。本来已无可救药，医生们却聚在一起把脑袋掀开搅来拌去，而且不知要重复多少次，越是重复就越恶化，神经也给弄得莫名其妙——这种情况你一直守在眼前看着试试，根本吃不消，吃不消的。还有，存款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往后这三年半大学我能不能读完都在两可之间，姐姐在这种状况下婚礼都办不成。”

“你一周来这儿几天？”我问。

“四天。”绿子说，“这里原则上是特级护理。但实际上光靠护士也干不过来。那些人的确尽心尽力，但人手不够，而要做的事又堆成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如何都得有家人来陪。姐姐要管店里的事，就只好由我找课余时间来。就算这样姐姐每星期也还是得来三天，我四天。又要见缝插针地去幽会，我们超负荷运转啊！”

“既然忙成这样，为什么还时常找我？”

“喜欢和你在一起呀。”绿子摆弄着空塑料茶杯说。

“你一个人去附近散散步吧，两个小时。”我说，“你父亲我来照看一会。”

“为什么？”

“最好离开一会医院，一个人轻松轻松。别和任何人说话，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说：“倒也是，或许这样好些。不过你懂得做法吗？就是护理方法。”

“看了，大致差不多少：确认点滴、给水喝、擦汗、取痰、尿壶在床下、肚子饿了给吃午间剩的东西。其他不明白的问护士。”

“知道这些差不多也就可以了。”绿子微笑着说，“只是，他脑袋已开始不大正常，常说怪话，叫你摸不着头脑。要是说了，可别太往心里去。”

“没问题。”我说。

返回病房，绿子对父亲说自己有点事稍出去一下，这时间里由我照料。她父亲对此似乎没什么想法，或者根本没理解绿子说的也有可能。他仰面躺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天花板。若非不时眨巴一下，说已死都有人信。眼睛如同喝得烂醉一般充满血丝，深呼吸的时候，鼻翼微微鼓胀。他已经全然动弹不得，无论绿子说什么都无意回答。他那混沌的意识底下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我无法推测。

绿子走后，我也想对他讲点什么，但不知说什么、怎么说好，终归未能开口。不大工夫，他闭目合眼睡了过去。我坐在他枕旁椅子上，一边祈祷他千万别就这样死去，一边观察他不时一鼓一鼓的鼻翼，并且思忖，要是这人在我陪伴的时间里溘然长逝，那可真富有戏剧性了——我同他刚刚初次见面，把我和他联结起来的是绿子，而绿子同我的关系不过同在一班学“戏剧史II”罢了。

好在他还算不得临终，只是昏昏沉睡。我把耳朵凑近他的脸，尚可听见微弱的喘息声。于是我放下心来，同旁边那位太太搭话。她似乎以为我是绿子的恋人，对我说的尽是绿子。

“那孩子，真是好样的。”她说，“照顾父亲照顾得可周到了，对人热情，脾气又好，心眼转得快，又有主意，还一副俏模样。你呀，可得好好待她，千万撒手不得，上哪儿找那么好的女孩子家。”

“好好待她。”我适当地应了一句。

“我家也有个２１岁的女儿，还有个１７岁的儿子，可医院里压根儿见不到两人的影儿。一有时间就去冲浪呀幽会呀，反正不知跑到哪里厮混去了。简直不成样子。要钱花么，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就一溜烟不见人了。”

ｌ点半时，那太太说去买点东西，离开了病房。两个病人都睡得很实。午后柔和的阳光泻满房间，我也不由得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窗边桌面的花瓶里插着黄白两色菊花，告诉人们已是秋天时节。病房里荡漾着午间原封不动剩下来的炖鱼的腥味儿。护士们依然“咯噔咯噔”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声听起来分外清脆悦耳。有时她们也进病房看看，见两名患者都在沉睡，便向我可爱地微微一笑，转身消失了。我想读点什么，但病房里一没书刊二无报纸，唯有日历挂在墙上。

我想起直子。想她那全身只剩一个发卡的裸体，想她那腰间的曲线和毛丛的暗影。为什么她在我面前脱光身子呢？莫非直子那时处于梦游状态不成？抑或仅仅是我的幻觉呢？时间越是流逝，那狭小的天地越是远离开去，我便越是怀疑那天夜里发生的是否真有其事。若以为是幻觉便似乎是幻觉，但就幻觉而论，细节又过于宛然在目，而如果确有其事，又过于完美无缺——无论直子的形体还是明月的银辉。

绿子父亲突然睁开眼睛，开始咳嗽，我的思路便就此中断了。我用纸巾接下痰，拿毛巾擦他额头的汗。

“喝水吗？”我问道。

他点了一下大约４毫米幅度的下颏。我拿起小小的玻璃壶，慢慢往他嘴里倒一点点。那干巴巴的嘴唇颤抖一下，喉咙上下动了动，终于把壶里的温水全部喝了。

“还喝吗？”我问。

我见他似乎想说什么，便把耳朵凑过去，只听他用干涩而微弱的声音说“可以了”。那声音比刚才还要干涩，还要微乎其微。

“不吃点什么？肚子饿了吧？”我又问。

绿子父亲再次略略点了下头。我便学绿子的样子，摇动手柄把床头升高，用汤匙交替舀起蔬菜羹和炖鱼肉，一口口地喂他，花了好长时间才吃去一半。他微微摆下头，仿佛说可以了。他的头摆得的确十分十分轻微，可能摆动得大会引起头痛。我问水果如何，他说不要。我拿毛巾给他擦擦嘴，重新把床放平，把碟碗放到走廊里。

“好吃么？”我试着问。

“不好。”他说。

“嗯，的确不像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笑道。

这位父亲一言未发，盯着我看，眼神有些迷惘，似乎不知是睁开还是闭上好。我陡然想起，他可能不晓得我是谁。但同绿子在时相比，他倒像是和我单独在一起更轻松一些。或许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了，果真如此，对我可谓求之不得。

“外头好天气，好得很。”我坐在圆椅上，架起腿说，“秋天，星期日，天气又好，去哪里都人山人海。这种日子还是这样在房间里闲聊再好不过，免得辛苦。到人堆里挤来挤去，只落得浑身疲劳，空气又糟糕。星期天我差不多总是洗东西，早上洗，晾去楼顶天台，傍晚收回，一件一件熨好。我不讨厌熨衣服。眼看着皱皱巴巴的东西变得平平展展，心里那个舒坦劲儿就别提了，真的。说起熨东西，我还真有两手咧。当然喽，刚开始那阵子不行，简直不像话，咳，反倒弄得除了皱纹没别的。可过了一个月后，就上手了。这么着，对我来说，星期天就成了洗东西熨东西的日子。今天是不成了，遗憾呐，这么大好的洗衣服天气。”

“不过也不要紧，明天早点起来再干就是，用不着介意。反正星期天也没其他要干的事。”

“明天一早洗完衣服晾好，１０点钟去上课。这门课同绿子一起上，是‘戏剧史II’，眼下正讲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您知道吗？是古希腊人，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并称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据说最后在马其顿被狗吃了，但也有不同观点。这里指欧里庇得斯，我倒更喜欢索福克勒斯。这恐怕是各有所好的问题，很难说是因为什么。”

“他戏剧的特征是各种各样的事物一古脑儿搅在一起，人在里边根本施展不开身手。明白么？就是很多人一齐出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况、缘由和道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以为是的正义与幸福。由此，大家都进退维谷这倒可以理解。但所有人的正义都大行其道、所有人的幸福都圆满获得，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必然导致混乱状态的出现。后来你猜怎么样，解决起来倒也非常简单：最后神仙粉墨登场，整顿交通秩序，发号施令：你去那边，你来这里，你和他一起，你先在那里老实呆着别动！就像中间调解人一样。结果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完毕。那神仙的名字叫忒修斯、埃勾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戏剧里经常出现忒修斯、埃勾斯、美狄亚。也就在这点上对欧里庇得斯的评价存在分歧。”

“要是现实世界中也有忒修斯、埃勾斯、美狄亚出现，那该有多妙啊！每当遇到难处进退不得的时候，神仙就从天上飘然降下，一一给排忧解难——再没比这更开心的事了。总而言之这就是所谓‘戏剧史II’，我们在大学里学的大致学的就是这种东西。”

我说话的时间里，绿子的父亲一声未吭，目光迟滞地看着我。至于我说的他是否多少有所理解，从那眼神中是无从判断的。

“好了。”我说。

说罢这些，肚子一下瘪了下来。早餐几乎颗粒没进，午间那份饭也只吃了一半。我着实后悔午间没好好吃饭，但后悔也无济于事了。我找了放东西的地方，看有什么可吃的没有。里面只有海苔罐、止咳糖浆和酱油。纸袋里有黄瓜和葡萄柚。

“肚子饿了，把黄瓜吃掉可以么？”我问。

绿子父亲什么也没说。我去洗脸间把三根黄瓜洗了，往碟子里倒了点酱油，用海苔卷起，蘸酱油“咔嚓咔嚓”咬起来。

“好吃好吃，”我说，“质朴、新鲜，散发着生命力的清香，好黄瓜,比什么猕猴桃地道得多。”

吃罢一根，又抓起第二根。整个病房都响起“咔嚓咔嚓”的令人愉悦的声声脆响，连皮吃完两根黄瓜，我才总算缓过一口气。之后用走廊里的煤气炉烧了点水，沏茶喝起来。

“不喝点果汁或水什么的？”我问。

“黄瓜。”他说。

我由衷地一笑：“好好，卷海苔么？”

他略一点头。我又把床头升高，用水果刀把黄瓜切成容易吞食的形状，卷上海苔，蘸点酱油，用牙签扎起，递到他嘴里。他几乎没改变表情地反复咀嚼不止，吞了下去。

“怎么样，好吃吧？”我问。

“好吃。”他说。

“吃东西香是好事，是有生命力的证据。”

终于，他吃了一整根黄瓜。吃完后想喝水，我又拿起小水壶让他喝了一点。喝罢水说要小便，我从床下拿出尿壶，把口对准他的阳物。我去厕所倒出小便，把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折回病房喝没喝完的茶。

“心里舒服些吧？”我试着问。

“稍微。”他说，“头。”

“头有点痛？”

他露出一丝苦相，似乎说是的。

“刚做完手术，不可能不痛。我没做过什么手术，不晓得是什么滋味。”

“票。”他开口道。

“票？什么票？”

“绿子。”他说，“票。”

我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无言可对。他沉默片刻，然后又说了句“拜托了”——确实像是“拜托了”。他毅然睁开眼睛，定定地注视我的脸。看样子想对我诉说什么，但内容我无从琢磨。

“上野，”他说，“绿子。”

“上野车站么？”

他微微点头。

“票，绿子，拜托了，上野车站。”我试着归纳，但根本不知所云。我猜想他可能神志有些模糊，但其眼神却要比刚才坚毅镇定得多。他抬起没打点滴那只胳膊，朝我伸来。这举动对他显得相当吃力，手在空中哆嗦不止。我于是站起身，握住他那皱皱巴巴的手掌。他有气无力地回握了一下，重复道：“拜托了。”

我说票也好绿子也好我都一定尽心尽力，只管放心好了。他这才放下手，如释重负般地合上双眼，发出睡觉的声息。我确认他还活着，便出去烧水，接着啜茶。我发觉自己对这位生命危在旦夕的瘦小男子开始怀有类似好感的感情。

此后不大一会，邻床的那位太太回来，问我要不要紧，我答说不要紧的。他丈夫也均匀地喘息着，似乎睡得很香甜。

时过３点，绿子返回。

“在公园放松了好一大阵子。”她说，“照你说的，独自一人，什么也不说，让脑袋处于真空状态。”

“如何？”

“谢谢。觉得痛快多了。虽说还有点乏力，但身上比刚才轻松好多。我，好像比我自己想的还要疲劳。”

绿子父亲睡得很熟，又没别的事可干，我们便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咖啡，拿去电视室喝着。我向绿子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她不在时发生的事：睡得很实，欠身吃了一半午间剩的食物，看见我吃黄瓜他也说想吃，就吃了一根，小便，睡了。

“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嗬！”

“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反话的人多的是嘛。”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一周前可凶着哩。”绿子摇头说，“脑袋有点不正常，大发脾气。往我身上扔茶杯，骂我混账东西，死了算了。这种病往往这样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有时候专门跟人过不去，我母亲那时候也这样。你猜母亲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我不是她生的，看我最最不顺眼。听得我眼前顿时漆黑一团。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什么东西在压迫大脑的某一部位，让人心烦意乱，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这个我也明白的。虽说明白也还是伤感情。人家这么拼死拼活地照料，却还要听这些话，心里憋屈透了。”

“能理解。”我说。随即我想起绿子父亲说的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票？上野车站？”绿子说，“怎么回事呢？不好明白。”

“还说‘拜托了’‘绿子’。”

“那怕是拜托我的事吧？”

“也许要我去上野车站为你买票。”我说，“总之这四个词的顺序挺不好安排，弄不清含义。上野车站方面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事？”

“上野车站……”绿子沉思着。“上野车站能想得起来的，不外乎两次离家出走的事。那还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两次都是从上野乘电车到福岛去，从自动取款机里取的钱。是一件什么事把我惹火了，赌气去的。福岛有我伯母，我挺喜欢那位伯母，就跑了去。这一来，父亲就赶去福岛把我领回。两人乘上电车，吃着盒饭返回上野。那时候，父亲向我说了很多话，尽管十分不连贯。他讲了关东大地震，讲了战争，讲了我出生前后，都是平时没怎么提起过的事情。想来，我和父亲两人单独那么心平气和地交谈，恐怕只那一次。嗯，你能相信？我那位父亲，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在东京市中心居然连发生地震都没察觉到。”

“不至于吧。”我不禁讶然。

“这还能假，真的。父亲说，当时他正蹬自行车，后面挂个小拖车在小石川一带赶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一看，见周围房上的瓦都掉了下来，家人正抱着柱子浑身籁籁发抖。父亲居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问‘你们干什么呢，到底？’这就是父亲对关东大地震的回忆。”说到这里，绿子笑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都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波澜起伏，都好像缺东少西，平淡得很。听他那么一说，觉得这五六十年来日本似乎没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无论二·二六事件还是太平洋战争，你若提起来，他便说那大概是有过的。好笑不？”

“从福岛回上野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地讲的就是这些。而且最后总忘不了补上这么一句：去哪里都一样，绿子。给他那么一说，也就以为可能真是那样，小孩子嘛。”

“这就是上野车站的回忆？”

“是啊。”绿子说，“你也离家出走过？”

“没有。”

“为什么？”

“没想到离什么家。”

“你这人真够特殊。”绿子歪着头，不无钦佩地说。

“或许。”

“不过，反正我想父亲是想说把我拜托给你。”

“真的？”

“不错。这事我十分清楚，凭直感。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放心好了，没关系，绿子也好票也好我尽心尽力就是，没关系的……”

“那么你是向父亲说定了？说定关照我？”绿子说着，神情认真地凝视我的眼睛。

“不是那么回事。”我慌忙分辩，“那时分析不出是什么意思……”

“别害怕，开玩笑，只是逗逗你。＂绿子笑道，“你这种地方实在可爱得很。”

喝完咖啡，我和绿子折回病房。她父亲还在酣睡。凑上耳朵听听，尚在微微喘息。随着午后时间的推移，窗外的阳光的色调变得柔和而沉静，一派秋日气息。小鸟成群结伙地飞来，落在电线上，又一忽儿飞去。我和绿子两人并坐在屋角处，压低声音说个不止。她看了我的手相，预言我能活到105岁，结婚三次，最后死于交通事故。我说这一生还算不赖。

时过４点，她父亲醒来。绿子坐在枕旁，擦汗、喂水，问头痛好些没有。护士进来量体温，询问小便次数，确认点滴情况。我到电视室，坐在沙发上稍微看了一会足球比赛的转播。

“我得走了。”５点时我说。转而对她父亲解释，“现在得赶去打工，６点到１０点半在新宿卖唱片。”

他朝我转过眼睛，略略点下头。

绿子把我送到大厅，说：“渡边君，现在我也表达不好，反正今天太感激你了，谢谢。”

“我也没做什么呀。”我说，“要是我来有用，下周再来就是。也想再见见你父亲。”

“当真？”

“反正呆在宿舍里也没什么事，来这里还有黄瓜吃。”

绿子抱着双臂，脚跟用力地磕着漆布地板。

“下次真想两人再喝酒去。”她稍稍歪起脖子说。

“色情电影呢？”

“看完色情电影就去喝。”绿子说，“再像往常那样，两人说上一大堆脏话。”

“我可不说，你说好了。”我抗议道。

“随你便。反正边说那种话边放开肚皮喝酒，喝它个烂醉如泥，抱在一起睡觉。”

“往下就可想而知了。”我叹了口气，“我若是真干，你会拒绝的吧？”

“哪里。”她说。

“好了，总之你仍像今早那样去接我就是，下个星期。再一块儿来这里。”

“裙子穿条长点的？”

“嗯。”我应道。

但终归，下周日没去成医院，绿子父亲在周五早上就已经去世了。

那天早晨６点半，绿子打电话来通知我。告知来电话的蜂鸣器一响，我赶紧在睡衣外面披了羊毛衫跑下门厅，拿起听筒。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冷雨。绿子声音低沉地说她父亲刚才死了。我问有什么需我帮忙的没有。

“谢谢，没什么。”绿子说，“我们对葬礼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她发出一声叹息——应该是叹息。

“葬礼你别来。我不喜欢的，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见你。”

“明白了。”我说。

“真的领我去看色情电影？”

“当然。”

“可要挑黄得不得了的哟！”

“留心找找看，专找那样的。”

“嗯，我来跟你联系。”绿子说罢，挂断电话。

然而那以后的一周时间里，没得到她任何联系。学校教室里没有见到，也没电话打来。每次回到宿舍，我都注意看有没有自己的留言条，找我的电话却是一次都没有的。一天夜里，为了履行诺言，我开始想着绿子手淫，但总觉得上不来兴致。无奈，便中途换成直子，结果还是没多大效用。于是我感到自己有些傻气，索性作罢。而后喝了口威士忌，刷牙睡觉。

※

星期天上午，我给直子写信，信中写了绿子的父亲。我写道：自己去探望同班一个女生的父亲，大吃大嚼了那里剩的黄瓜。结果对方也想吃，一点一点地吃了一根。不料五天后的早上他去世了。自己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咬黄瓜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脆弱声响，看来人的死总会给人留下奇妙的回忆。

我继续往下写：“早上一睁眼醒来，我就在床上想你、玲子和那鸟舍。想孔雀、鸽子、鹦鹉、火鸡以及小兔。也记得下雨那天早晨你们穿的带头罩的黄色雨衣。在温暖的被窝里想你是十分惬意的事。恍惚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弓着身子睡得很熟很熟。倘若这是真的，那该多美呀！我想。

“尽管我有时寂寞难耐，但基本上还是活得满有兴味的。如同你每天早上侍弄小鸟和在田里做活一样，我每天早晨也都上紧自身的发条。爬起床就刷牙、刮胡子、吃早餐、换衣服、走出宿舍大门。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般要‘咔咔’拧三十六下发条。并且想：好，今天要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我本身倒未注意，别人告诉说近来我常常自言自语。或许是一边上发条时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吧。”

“见不到你固然是痛苦的，但倘若没有你，我在东京的生活将更不堪忍受。正因为一清早我就在床上想你，我才下决心拧紧发条，自强不息地生活下去。如同你在那边自强不息一样，我在这里也必须自强不息。”

“但今天是星期日，不用拧发条。早上洗罢衣服，现在正在房间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傍晚之前便没事可做了。星期天我不学习。平时我已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扎扎实实地下了不少功夫，因此星期天无事可干。周日的下午是安静而平和的，也是孤独的。我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也有时逐一回忆你在京时星期天咱俩行走的路线。你穿的衣服也清楚得如在眼前。星期天的下午我确实能记起很多东西。”

“代向玲子问好。每当夜晚来临，我就不胜怀念她的吉他。”

写完信，我把它投进２００米远处的邮筒里。然后在附近一家面包店买来夹鸡蛋的三明治和可口可乐，坐在公园凳子上当午饭吃。公园有少年棒球比赛，我就袖手观战，借以消磨时间。天空随着渐浓的秋意，愈发变得寥廓澄澈、一碧万里。蓦然举头望去，只见两架飞机拖着如同电车钢轨般的气流向西方笔直地平行飞去。我拾起滚到我脚边的界外球扔还过去，孩子们挥帽称谢。像大多数少年棒球队那样，他们玩的也几乎都是四球和盗垒。

下午，我便返回房间看书，精神集中不到书上的时候，就望天花板，想绿子，揣度那位父亲是否真的想说把绿子拜托给我。当然，已经无法晓得他话里的真正含义了。恐怕他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不管怎样，他已经在那个冷雨飘零的周五早晨魂归泉路，其心曲已无从确认了。在我的想象里，死时的他可能蜷缩得愈发瘦小，而后在高温炉里化为灰烬。他身后留下来的，只有那间位于商店街中间的不甚起眼的书店和两个女儿——至少其中一个还有些神神经经的味道。我想，他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在那颗被切开的混沌脑袋的折磨下，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我的呢？

如此围绕绿子父亲思来想去的时间里，胸口渐渐产生一种堵塞沉闷之感，便提早把天台上晾的衣服收回，跑去新宿逛街来打发时间。嘈杂的周日街头使我的心头舒展开来。我在通勤电车一样拥挤不堪的纪伊国屋书店买了一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然后挑一家声音听起来尽可能大的爵士酒吧走进去，一边听奥尔德·科尔曼和巴顿·帕维尔洛的唱片，一边喝又热又不好喝的咖啡，随即翻看刚买的书。５点半时，合上书，出门吃了简单的晚饭。我不由心想：这样的星期日以后将重复几十次、几百次吧？“安静的、平和的、孤独的星期日”——我出声说道。星期天我是不上发条的。

第八章

这周刚过一半，手心被玻璃片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其实唱片架上的一块玻璃档格早已经打裂，而我没注意到。血流得很多，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居然一滴接一滴地滴落下来，把脚前的地板染得红红的一片。店长拿来好几条毛巾，代作绷带紧紧缠住，旋即拿起电话，询问晚间也开业的急诊医生在什么地方。这人虽说不地道，但处理起这种事来却十分麻利。幸好医院就在附近，去的路上血已把毛巾里外染透，涌出的血滴在沥青路面上。人们慌忙闪开路，大概他们以为是打架打伤的。痛倒不觉得怎么痛，只是血接二连三地流个不止。

医生丝毫不以为然地取下浸满血的毛巾，勒紧手腕，止住血，给伤口消毒，用针缝合，告诉说明天再来。返回唱片店，店长说：“你回去吧，算你出勤。”我便乘公共汽车回到宿舍，拐去永泽房间。一来由于受伤的缘故，心情有些亢奋，想找人聊聊，二来觉得好长时间都没见他了。

他在房间，正在边喝易拉罐啤酒边看电视里的西班牙语讲座。见我手包着绷带，问我怎么搞的。我说受了点伤，不要紧的。他问我喝不喝啤酒，我说不喝。

“马上就结束，等等。”永泽说完，便练习西班牙语的发音。我自己动手烧水，用袋装茶泡了红茶来喝。一位西班牙女子朗读例句：“这么厉害的雨还是头一次，巴塞罗那有好几座桥被冲跑了。”永泽自己也读那例句，发完音后，“好凶的例句，”他说，“外语讲座的例句怎么全是这类货色，荒唐！”

西班牙语讲座结束后，永泽关掉电视，从小电冰箱里又取出一瓶啤酒喝起来。

“不打扰你么？”我问。

“我？有什么好打扰的，正无聊着呢。真的不要啤酒？”

我说不要。

“对了对了，上次那场考试发榜了，中了。”永泽说。

“外务省考试？”

“嗯。正式名称叫外务公务员录用考试。滑稽吧？”

“祝贺你！”我伸出左手同他握手。

“谢谢。”

“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噢，倒是理所当然。”永泽笑道，“不过，正式定下来毕竟是好事，不管怎么说。”

“出国吗，报到以后？”

“不。开始第一年是国内进修，接下去就要被派往国外。”

我啜着红茶，他津津有味地喝着啤酒。

“这电冰箱，要是你不嫌弃，我搬出这里时就给你好了。”永泽说，“想要吧？有这家伙可以喝冰啤酒。”

“可以的话自然求之不得。不过你也要用吧？反正都要在公寓里生活。”

“别说胡涂话了。离开这鬼地方，我要买台大冰箱，过过豪华生活才是，在这寒酸地方已足足熬了４年嘛！凡在这里用过的东西，我一概不想再看第二眼。统统奉送，只要你喜欢，电视也罢，暖水瓶也罢，收音机也罢。”

“噢，什么都可以的。”我说，随后拿起桌上的西班牙课本看了看。“开始学西班牙语了？”

“嗯。语言这东西还是多学一种有好处，再说这是我天生的拿手好戏。法语也是自学的，几乎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和玩一个道理，只要摸到一条规律，往下任凭多少都是一个模式。喏，和搞女人同一码事。”

“你这生活态度倒是满会反省的嘛。”我挖苦道。

“对了，下次一起吃饭去好么？”永泽说。

“莫不是又去勾引女人？”

“不不，这回不是，纯属吃饭。加上初美，三个人去饭店聚餐，庆祝我即将上任。尽量去高级地方，横竖老头子掏钱。”

“若是那样，和初美两人单独去岂不更好？”

“还是有你在快活些，对我也好对初美也好。”

得，得，我想。这一来，不是同木月、直子那时候如出一辙了？

“饭后我去初美那里过夜，饭还是三人一块儿吃。”

“噢，要是你们二位都觉得那样合适，我奉陪就是。”我说，“不过，初美的事你怎么办呢？进修之后要出国工作，几年也回不来吧？她可如何是好？”

“那是初美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把脚搭在桌面上喝着啤酒，打了个哈欠。

“就是说，我没有同任何人结婚的念头。这点对初美也说得明明白白。所以嘛，初美如果想同某人结婚也是可以的，我不干涉；要是不结婚而想等着我，那她就等。就这个意思。”

“呃--”我不由得佩服起来。

“你认为我不近人情吧？”

“是啊。”

“社会这东西，从根本上就是不公平的。这不能怪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可是一次都没有骗过初美。在这个意义上，我这人是可谓不近人情，我早已告诉她，如果不愿意，那就各奔东西。”

喝罢啤酒，永泽叼上一支烟，点燃火。

“你对人生没有产生过恐怖感？”我问。

“我说，我并不那么傻。”永泽说，“固然，有时也对人生怀有恐怖感，这也是理所当然！只是，我并不将它作为前提条件来加以承认。我要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达到极限绝不罢休。想拿的就拿，不想拿的就不拿，就这样生存下去。不行的话，到不行的时候再行考虑。反过来想，不公平的社会同时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社会。”

“这话像是有些我行我素的味道吧。”我说。

“不过，我并不是仰脸望天静等苹果掉进嘴里，我在尽我的一切努力，在付出比你大十倍的努力。”

“那怕是的。”我承认。

“所以，有时我环顾世人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家伙为什么不知道努力呢？不努力何必还牢骚满腹呢？”

我惊讶地看着永泽的脸：“在我的印象中，世上的人也都在辛辛苦苦拼死拼活地忙个没完，莫不是我看错了？”

“那不是努力，只是劳动。”永泽断然说道，“我所说的努力与这截然不同。所谓努力，指的是主动而有目的的活动。”

“举例说，就是在职业确定之后其他人无不只顾庆幸的时间里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是这样的吧？”

“正是这样。我要在春天到来之前完全掌握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和法语早已会了，意大利语也基本可以。如果不努力，这些能得到吗？”

他吸着烟，我则想起绿子的父亲。我想绿子的父亲恐怕从来就未曾想起过要开始学什么西班牙语，恐怕根本就未曾考虑过努力和劳动的区别在哪里。他恐怕太忙了，忙得来不及考虑这样的事情。工作本身就忙，又得跑去福岛领回离家出走的女儿。

“吃饭的事，这个星期六如何？”永泽问道。

“可以。”我说。

永泽选的饭店位于麻布后面，是一家安静而高雅的法国风味餐馆，永泽道出姓名后，我们被领到里面的单间。房间不大，墙上挂有十五六幅版画。等初美的时间里，我们边喝美味的葡萄酒边谈论康拉德的小说。永泽身穿显然相当高级的灰色西装，我穿的则是普通的海军蓝便上装。

过了１５分钟，初美赶来，妆化得相当精心，一对金耳环，一身漂亮的深蓝色连衣裙，脚上一双式样别致的红色船形皮鞋。我夸她连衣裙的颜色好，她教给我说是“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ｂｌｕｅ”。

“好气派的地方。”初美说。

“父亲每次来东京都在这里吃饭，还领我来过一次。其实我不大喜欢这种耍派头的菜。”永泽说。

“瞧你，偶尔吃一次也不坏嘛。是吧，渡边君？”初美说道。

“嗯。只要不用自己掏腰包。”

“老头子差不多每次都带女的一块儿来。”永泽说，“他在东京有女人。”

“真的？”初美问。我装作没听见，喝着葡萄酒。

稍顷，侍者走来，我们要了菜。先点了冷盘和汤。作为主菜，永泽点了烤鸭，我和初美点了鲈鱼。菜上得非常之慢，我们便边喝葡萄酒边聊天。永泽首先讲起外务省考试的事。他说应试者几乎全是扔进无底泥潭也不足惜的废物，不过其中也有几个正路货。我问那比率同社会上的相比孰高孰低。

“一样，还用说。”永泽一副毋庸置疑的神色，“这种比率，哪里都一样，一成不变。”

葡萄酒喝完，永泽又要了一瓶，另外为自己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

接着，初美谈起准备介绍给我的女孩子。这是初美同我之间永恒的话题。她很想把“俱乐部课外活动小组一个极其可爱的低年级女孩儿”介绍给我，而我总是惟恐躲闪不及。

“确实是个好孩子，人又漂亮。下回领来谈一次，保准你一见钟情。”

“不行不行。”我说，“同你那所大学的女孩子交往，我是太穷困潦倒了。囊空如洗，如何谈得拢。”

“哎哟，没那事儿。那女孩儿淡泊得很，根本不会介意。”

“那就见一次算了，渡边。”永泽说，“又不是非干不可。”

“那自然。动手动脚还得了嘛，人家可是黄花闺女。”

“像你以前一样。”

“嗯，像我以前一样。”初美莞尔一笑，“不过，渡边君，穷也罢富也罢，跟这没什么关系。确实，班里有好几个神气活现的阔女孩儿，其余像我们都不过普普通通，午间在学生食堂吃250元的套餐……”

“我说初美，”我插嘴道，“我那学校食堂的套餐，分Ａ、Ｂ、Ｃ三等。Ａ120元，Ｂ100元，Ｃ80元。我偶然吃一次Ａ，大家还没好眼色瞅我。Ｃ都吃不起的家伙，就只好吃60元的中国汤面。这么一所学校，你说能谈得来？”

初美大笑起来：“太便宜了，我去吃一次怎么样。不过，渡边君，你人不错，肯定能和她情投意合。她也未见得就不喜欢１２０元的套餐。”

“不至于吧。”我笑道，“其实哪个人也谈不上喜欢，都是迫不得已的。”

“别用那种眼光看待我们，渡边君。就算是一所娇滴滴的千金学校，认真对待人生对待生活的正经女孩儿也还是不在少数。别以为每个女孩儿都愿意同开赛车的小伙子交往。”

“这我当然明白。”我说。

“渡边有喜欢的女孩儿。”永泽开口道，“可这小子就是只字不提，嘴巴牢得很。简直是个谜。”

“真的？”初美问我。

“是真的，不过谜倒谈不上。只是事情非常复杂，很难三言两语说清。”

“莫非是见不得人的恋爱？嗯，让我参谋参谋好么？”

我端起酒杯，掩饰过去。

“如何，我说他嘴巴牢嘛。”永泽边喝第三杯威士忌边说，“这家伙一旦决定不说，就绝对守口如瓶。”

“遗憾呐。”初美把熏鱼切成小块，用叉子送进嘴里，“要是那女孩儿和你处得顺利，我们原本可以来个双重约会的。”

“喝醉了还能相互交换。”永泽说。

“别说怪话。”

“怪什么，渡边喜欢你的嘛。”

“那和这是两回事。”初美声音沉静地说，“他不是那类人，对自己的东西十分珍惜，这我看得出来。所以我才想给他介绍女孩子。”

“我同渡边可是玩过一次换女孩儿游戏的哟，以前。喂，不错吧？”永泽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喝干威士忌，叫再上一杯。

初美放下刀叉，用餐巾轻轻擦下嘴，而后看着我的脸问：

“渡边君，你真做那种事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没有做声。

“你就交待嘛，那有什么。”永泽说。

我意识到情况不妙。一喝起酒，永泽往往变得居心不良。况且，今晚他那居心不良并非对我，而是针对初美的。这点显而易见，作为我就更加居中为难了。

“我很想听听，怕是有趣得很。”初美对我说。

“喝醉的关系。”我答道。

“没什么，不必顾虑，又不是要责备你。我只是想听听是怎么回事。”

“在涩谷一家酒吧同永泽君喝酒的时候，和两个搭伴来的女孩子混熟了，两人都在一所短期大学念书。对方也挺有意的，后来一起进到附近一家旅馆。开的房间我同永泽君是隔壁，结果半夜时他来敲我的门，说‘喂，渡边，换女孩儿喽’，我就去他那里，他到我这来。”

“女孩儿也没生气？”

“她俩也都醉醺醺的。再说怎么都无所谓，即使作为她们。”

“那么做也是有那么做的原因的。”永泽说。

“什么原因？”

“那对女孩儿，实在天地之差。一个如花似玉，一个简直奇丑无比，我觉得这有失公道。就是说，我要的是漂亮的，对不住渡边，所以才交换一下。对吧，渡边？”

“啊，是的。”我说。

不过说实话，我倒满喜欢那个不漂亮的。说话风趣，性格也好。我和她完事后，躺在床上谈得相当开心。正说着，永泽说要交换。我问她同意不同意，她说，“也罢，要是你愿意的话。”她大概以为我很想那漂亮的女孩儿。

“开心？”初美问我。

“交换的事？”

“反正那一切。”

“也不怎么开心。”我说，“无非干罢了。那样跟女孩儿睡觉，谈不上有什么特别开心的。”

“那又何苦？”

“是我拉他去的。”永泽说。

“我问的是渡边君。”初美斩钉截铁，“何苦做那种事？”

“有时候非常想同女孩子睡觉。”我回答。

“既然有意中人，那么不能同她想想办法？”初美沉吟一下说。

“这里边很复杂。”

初美叹息一声。

这时门开了，侍者端菜进来。永泽面前摆的是烤鸭，我和初美面前各放上一盘鲈鱼。盘里还盛有加热过的蔬菜，上面淋有调味汁。侍者退下后，又只剩下我们三人。永泽用刀切开烤鸭，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喝口威士忌。我尝了尝菠菜。初美则没有动手。

“渡边君，具体缘由我倒不清楚，不过我想那种事不适合你做，你做不合适，是不是？”初美说着，把手放在桌面上，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脸。

“是啊，”我说，“我也常那样想。”

“那为什么不改呢？”

“有的时候需要得到温暖。”我老实回答，“如果没有体温那样的温暖，有时就寂寞得受不了。”

“总之我想就是这样，”永泽插嘴说，“渡边虽说有他喜欢的女孩儿，但由于某种缘故干不了，所以只好在别人身上发泄性欲。这又有什么不好，情理上也说得通嘛！总之不至于整天闷在屋子里不停地手淫吧？”

“不过，如果你真心喜欢她，还是可以忍耐的吧，渡边君？”

“或许。”说着，我叉起一块淋有奶油柠檬酱的鲈鱼肉，放进嘴里。

“你无法理解男人性欲那种东西。”永泽对初美说，“举例说吧，我和你相处了三年，在这期间我同不少女人睡过觉。但对那些女人，我却什么都不记得。既不知道姓名，又不记得长相。而且和任何人都只睡一次，见面，干，分手，如此而已。这有什么不妥？”

“我不能忍受的是你那种傲慢态度。”初美平静地说，“问题不在于你同女人睡不睡觉。我从来就没有认真计较过你的拈花惹草，是吧？”

“也不是你所说的拈花惹草，仅仅是一种游戏，谁也不受伤害。”永泽说。

“我受伤害，”初美说。“为什么光有我还不够？”

永泽摇晃着威士忌酒杯，默然良久：“并非不够，这完全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体内有一种类似饥渴的感觉，总在寻求那种东西。如果你因此而受到伤害，我觉得很抱歉。决不是什么光有你不够。我这个人只能在渴望下生活，那也才成其为我，有什么办法呢！”

初美总算拿起刀叉，开始吃鲈鱼：“只是，你至少不该把渡边君拉进去。”

“我和渡边有相似的地方。”永泽说，“他和我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只不过在傲慢不傲慢上有所差别。自己想什么、自己感受什么、自己如何行动--除此之外对别的没有兴趣。所以才能把自己同别人分开来考虑。我喜欢渡边也无非喜欢他这一点。只是他这小子还没有清楚地认识这点，以致感到迷惘和痛苦。”

“不迷惘和痛苦的人哪里能找得到！”初美说，“或者说你从来没有迷惘和痛苦过？”

“我当然也迷惘也痛苦，只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减轻。就拿老鼠来说，如果让它触电的话，它也要设法使自己少受损害。”

“可老鼠并不恋爱。”

“老鼠并不恋爱。”永泽重复一句，然后看了看我，“好！听一段背景音乐如何？管弦乐队加两台竖琴……”

“别当玩笑，我可是认真的！”

“现在正吃饭，”永泽说，“再说渡边又在，认真的话还是另找机会再说才合礼节，我想。”

“我离开吧？”我说。

“在这里，就在这里好了。”初美劝阻道。

“好容易来一趟，点心还没吃咧！”永泽说。

“我倒无所谓。”

随后，我们默默吃了一会儿。我把鲈鱼吃得一干二净，初美剩了一半。永泽那份鸭早已吃光，在继续喝威士忌。

“鲈鱼真够味道。”我开口道。但谁也没搭腔，如同小石子掉进了无底洞。

碟子撤去后，端来柠檬汁和蒸馏咖啡。永泽每样都浅尝辄止，随即吸起烟来。初美则根本没动柠檬汁，我不由庆幸，一口气把柠檬汁喝光后，接着啜咖啡。初美望着自己并放在桌面上的双手。那手同她身上的所有东西一样，显得非常高贵，楚楚动人。我想起直子和玲子--她俩现在做什么呢？想必直子躺在沙发上看书，玲子用吉他弹《挪威的森林》吧。我油然腾起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恨不能马上返回那小小的房间。我在这里到底干的是什么？

“我同渡边的相近之处，就在于不希望别人理解自己。”永泽说，“这点与其他人不同，那些家伙无不蝇营狗苟地设法让周围人理解自己。但我不那样，渡边也不那样，而觉得不被人理解也无关紧要。自己是自己，别人归别人。”

“是吗？”初美问我。

“难说。”我答道，“我不是那样的强者，也并不认为不被任何人理解也无所谓，希望相互理解的对象也是有的。只不过对除此以外的人，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不被理解也无可奈何，这是不可强求的事。因此，我并不是像永泽君说的那样，以为人家不理解也无关紧要。”

“我说的也差不多是同一意思。”永泽拿起咖啡勺说，“真的是同一回事，不过是晚一点的早饭和早一点的午饭之间的区别罢了。吃的东西一样，吃的时间相同，不同的是仅仅是名称。”

“永泽，你认为不被我理解也可以的？”初美问。

“你好像还没最后明白，人理解某人是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某人希望对方理解所使然。”

“那么说，我希望某人理解自己莫非错了不成？譬如希望你？”

“不不，那并不是什么错。”永泽回答，“正人君子称之为爱，假如你想理解我的话。我的人生观和别人的相当不同。”

“就是说不爱我？”

“所以你要对我的人生观……”

“人生观，人生观，管什么人生观不人生观！”初美发起火来。

她的发火，前前后后我只见过这一次。

永泽按一下桌旁电铃，侍者拿来帐单，永泽取出信用卡送过去。

“今天对不起，渡边。”他说，“我送送初美，你一个人回去吧。”

“没关系的，我。美美吃了一顿。”我说。但对此两人都没再接话。

侍者把信用卡拿来，永泽确认一下款额，用圆珠笔签了名。然后，我们离席出店，永泽走到路中准备叫一辆出租车，初美制止道：

“谢谢。但今天再也不想和你待在一起，你就不必送了。多谢招待。”

“随便。”永泽说。

“让渡边君送我一段。”

“随便。”永泽道，“不过渡边君也差不多，和我。亲切热情倒是不假，但就是不能打心眼里爱上某个人，而总是有个地方保持清醒，并且有一种饥渴感，如此而已--这我看得明白。”

我叫住一辆出租车，让初美先上去。

“反正送送就是。”我对永泽说。

“对不起。”他道了声歉，但脑袋里却似乎已开始思考全然不相干的事。

“去哪里？回惠比寺？”我问初美，因为她的公寓在那里。

初美摇摇头。

“那么，找地方喝一杯？”

“嗯。”她点头道。

“涩谷。”我告诉司机。

初美抱臂闭目，倚在车座的角落里。随着车身的晃动，小小的金耳环不时闪闪烁烁。她那深蓝色的连衣裙，简直就像按照车座角落那片黑暗做成的一样。涂着淡淡颜色的形状娇美的嘴唇不时地陡然一动，仿佛独自欲言又止。目睹她这副风度情态，我似乎明白了永泽所以选择她作为特别对象的缘由。比初美漂亮的女子不知会有多少，永泽不知会搞到手多少那样的女子。但初美这位女性身上却有一种强烈打动人心的力量，而那绝非是足以撼倒对方的巨大力量。她所发出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力，然而却能引起对方心灵的共振。车到涩谷之前，我一直注视着她，一直在思索她在我心中激起的这种感情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但直到最后也未能明了。

当我恍然领悟到其为何物的时候，已是十二三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为采访一位画家来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城。傍晚，我走进附近一家意大利比萨饼店，一边喝啤酒嚼意式比萨饼，一边眺望美丽的夕阳。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的手、碟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了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俨然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当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般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在很早以前就已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在我心中存在过都未曾记起。而初美所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当我恍然大悟时，一时悲枪之极，几欲涕零。她的确、的的确确是位特殊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无论永泽还是我都未能使她幸免。当初美她--如同我的许多熟人那样--来到人生的某一阶梯的时候，就像突然想起似的自行中断了生命。她在永泽去德国两年后和一个男子结了婚，又过了两年便用剃刀割断了手腕动脉。

向我告知她的死的自然是永泽。他从波恩给我写来信，信上说：“由于初美的死，某种东西消失了，这委实是令人不胜悲哀和难过的事，甚至对我来说。”我把这封信撕得粉碎，此后再未给他写过信。

※

我们走进小酒吧，各自喝了几杯。我也罢初美也罢几乎都没开口。两人就像处于倦怠期的夫妻，默默对饮，嚼着花生米。这工夫，店里人多起来，我们便准备离开，出去稍事散步。初美说要自己付款，我说是我邀的，抢先付了。

出到外边，晚间的空气有些彻骨生寒。初美披上一件灰色羊毛衫，仍旧一声不响地在我身旁走着。也没有什么目的地，我只是双手插进裤袋，在这夜晚的街头缓缓移动脚步。我不由想道：这简直同直子并行时一模一样。

“渡边君，知道这一带可有打桌球的地方？”初美突如其来地说。

“桌球？”我吃了一惊，“你会打桌球？”

“嗯，还相当不错哩。你怎么样？”

“四个球的，打是能打，就是打不大好。”

“那就去吧。”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间桌球室，走了进去。这是一家位于胡同尽头的小店。初美一身漂亮的连衣裙，我则是海军蓝便上装和便式领带--我俩的这副打扮在桌球室里极为显眼，初美却不甚在意，挑了支球杆，握住中间，用擦粉“嚓嚓”擦了几下杆头。随即从挎包里取出发卡，别在额旁，以免头发影响击球。

我们玩了两局四个球的。初美果然如同她自己说的，球技相当娴熟。我因为缠着厚厚的绷带，击球总有些不够灵便，结果两局都她赢了。

“打得不错嘛！”我甘拜下风。

“人不可貌相，是吧？”初美一边认真测量球的位置，一边嫣然笑道。

“到底在哪里练出来的？”

“我爷爷从前专门喜欢玩这个，自家就有球台。小时候每次去那里，都和哥哥两人捅来捅去。稍大一些后，爷爷就教给正规的击球方法。是个好人呐，又时髦又潇洒，已经死了。他最得意的，就是说自己过去在纽约见过迪亚娜·达宾。”

她接连赢了三回，第四回输了。我好不容易捞回一回，随后便打了几个乖球。

“都怪绷带。”初美安慰道。

“好久没打的关系，两年零五个月没打了。”

“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一个朋友就是和我打桌球那天夜里死的，所以记得很确切。”

“那以后就不再打了？”

“不，倒也不全是为这个，”我沉吟一下答道，“只是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就失去了打桌球的机会--就这么回事。”

“朋友怎么死的？”

“交通事故。”

她又击了几球。她察看球路时的眼神分外专注，击球时的用力也均匀无误。她把梳理得恰到好处的秀发一转挽到脑后，光亮亮地闪出金耳环，一双船形鞋准确地站定位置，修长的纤纤玉指按住球台毡垫，而后将球一击而出--看到她这副神情举止，令人觉得在这不无脏污之感的桌球室里，惟独她所在的位置俨然成了华贵的社交场所的一角。和她单独在一起还是初次，但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可贵的享受。只消和她在一起，我就恍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拽上了更高一级阶梯。三局结束的时候--当然她是三连胜--我手上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我们便到此为止。

“原谅我，本不该拉你打什么桌球。”初美十分歉然。

“没关系，不是大不了的伤，再说又开心得很。”

临走时，一位桌球室主人模样的瘦瘦的中年妇女对初美说：“小姐，训练有素啊！”初美妩媚地一笑，道了声“谢谢”，随即付了账。

“痛？”出门后初美问道。

“不怎么痛的。”我说。

“伤口裂开了吧？”

“不要紧。或许。”

“肯定的。到我那儿去，看看伤口，给你换条绷带。”初美说，“我那里绷带和消毒药都是现成的。不远就是。”

我说不怕，用不着那么担心。但她坚持说一定要看看伤口裂开没有。

“或者说讨厌和我在一起？恨不得马上返回自己宿舍不成？”初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哪里。”

“那就别客气，去一趟就是。走路很快就到。”

从涩谷到惠比寺初美住的公寓，走路花了１５分钟。公寓虽说算不上豪华，但也相当气派，既有小型楼厅，又有电梯。一室一厅的房子，厨房有张餐桌，初美叫我在桌旁坐下，她去隔壁换衣服。出来时，身穿一件有“普林斯顿大学城”字样的带风帽的上衣和一条棉布裤，金耳环也不见了。不知她从哪里拿出一个急救箱，放在桌上，解开绷带，确认伤口并未裂开后，大致消了消毒，用新绷带重新缠好。这一切做得非常利落。

“你怎么无论什么事都做得这么漂亮呢？”我问。

“以前在志愿服务队里做过，学过护士工作，就记住了。”初美说。

缠完绷带，她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她喝了半罐，我喝了一罐半。接着，初美拿出俱乐部课余活动小组里低年级女生们的照片让我看，果真有几个蛮可爱。

“要是想交女朋友，随时到我这儿来，我马上介绍。”

“遵命。”

“不过渡边君，在你眼里我怕像个老媒婆吧？乖乖告诉我。”

“有点儿。”我笑着老实回答。初美也笑了，她是个脸上非常适合挂笑容的人。

“渡边君，你是怎么看的，我和永泽的关系？”

“怎么看？指什么？”

“我该怎么办呢，往后？”

“我说什么都为时已晚吧。”我边喝冰凉冰凉的啤酒边说。

“可以的，尽管说，怎么想怎么说。”

“假如我是你，就和他各奔东西，找一个头脑更为地道的人去幸福地生活。无论怎么善意地看，和那个人相处都不能有幸福可言。自己幸福也罢，使别人幸福也罢，他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神经非出问题不可。依我看，你和他交往３年之久已经是一种奇迹。诚然，我也不是不喜欢他，他这人风趣，长处很多，本事大，又坚强，我这样的角色根本望尘莫及。问题是，他考虑事物的方式和生活态度不够地道。同他交谈起来，时常觉得自己总在同一地方来回兜圈子。他以同一程序不断勇往直前，而自己却总是原地徘徊，并且空虚得很。一句话，就是人生观本身不同。我说的你明白吗？”

“一清二楚。”说罢，初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

“再说，他进了外务省，在国内进修一年，之后就要出国吧？你怎么办？一直等待下去？那个人，根本就没心思同谁结婚。”

“这我也清楚。”

“那好，我再没有任何该说的了。”

“唔。”

我往杯里倒进啤酒，慢慢喝着。

“刚才同你打桌球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我说，“就是，我无兄无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因此从未感到过寂寞或希望有兄弟姐妹，一个人心满意足。但刚才同你打桌球的时候，我猛然想到如果有你这样一位姐姐该有多好--一位又时髦又高雅、适合穿深蓝色连衣裙和戴金耳环、会打桌球的姐姐。”

初美满脸欣喜的笑容，看着我说：“至少这一年来我所听到的各种话里，你刚才这句最让我高兴，真的。”

“所以，作为我也但愿你获得幸福。”我脸上有点发热地说，“不过也真是不可思议，你看起来同任何人都能处得快乐，为什么偏偏看上永泽那样的人了呢？”

“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不知所以然。要是让永泽来说，恐怕就成了我的责任，与他毫不相干。”

“想必。”我表示赞同。

“可是渡边君，我并不是脑袋好使的女人，总的说来，有些迂腐和古板。什么人生观啦责任啦，怎么都无所谓。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他求。我所追求的只是这个。”

“他所追求的却截然不同。”

“但人是会变的，对不？”

“你是说，到社会上几经风雨，几遭挫折，然后成熟起来？……”

“嗯。加上长时间同我天南地北，说不定对我的感情也因而发生变化，是吧？”

“那是就普通人而言。”我说，“若是普通人，或许会那样。但那个人另当别论。那人的意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而且每天每日都在不断加强，越是遭受打击越是自强不息。他甚至宁肯生吞蛞蝓也不在人前认输。对这样的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不过渡边君，现在的我惟有等待而已。”初美在桌面上支颐说道。

“喜欢永泽喜欢到那个程度？”

“喜欢。”她当即回答。

“也罢也罢。”我叹息一声，喝干杯底的啤酒。“能如此执着地爱上一个人，这本身恐怕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不过是迂腐古板罢了。”初美说，“再喝点啤酒？”

“不，可以了，该回去了。又包扎又招待，谢谢了！”

我立起身，在门口穿鞋。这当儿电话铃响了，切美看看我看看电话，又看看我。我道声“晚安”，开门走出。门悄然合上时，我瞥见初美正拿起听筒--那是我见到她的最后情景。

回到宿舍，已经１１点半了。我径直去永泽房间敲门。敲了十多下，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晚间永泽以去亲戚家为由，每次都被允许在外面过夜。

我折回自己房间，解下领带，把上衣裤子挂在衣架上，换上睡衣，刷牙漱口。随即想起：得得，明天又是星期天。我觉得简直就像每隔四天就来一个星期天。再过两个星期天，我将满２０岁。我歪倒在床上，望着墙上的挂历，不觉黯然神伤。

※

星期天上午，我仍像以往那样伏在桌上给直子与信、我写了封长信，边写边用大杯子喝咖啡，边听迈尔斯·戴维斯的唱片。窗外细雨霏霏，室内如同水旅馆似的凉意浸人。刚从衣箱里掏出的厚毛衣上还残留着樟脑气味。窗玻璃上方，一只圆鼓鼓的苍蝇附在那里纹丝不动。由于无风，太阳旗俨然元老院议员长袍的下摆，垂头丧气地裹在旗杆上一动不动。一匹有气无力的褐毛瘦狗不知从哪里跑进院子，团团围着花坛粗声大气逐个嗅着花瓣。狗为什么在雨天里非要来回嗅着花瓣气味不可呢？我全然捉摸不透。

我伏案疾书。每当提笔的右手开始作痛，便茫然地打量着院子里这番光景。

我首先写了在唱片店打工时把手割了一道深口，写了我同永泽、初美三人祝贺永泽通过外交官考试的情形，告诉直子那是怎样一家饭店，点的什么样的菜，还告诉她尽管菜肴非比一般，但席间气氛却有些尴尬等等。

写到同初美去桌球室时，我想起了木月，一时有些踌躇，但终归还是写了，我觉得是应该写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木月死的那天他击最后一个球的情景。那其实是个需要反弹的相当难的球，我没想到他竟然一举成功。然而大概是一种巧合吧，那一击居然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白球与红球在绿色的毡垫上悄无声息地轻轻撞合，结果成了他得的最后一分。那动人的一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以后的近两年半时间里，我未曾打过桌球。

但是，在同初美打桌球的那个晚间，直到第一局打完也一点没有想起木月。对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自从木月死后，我一直以为每逢打桌球必然想起他。不料直到打完第一局而在店内自动售货机买百事可乐时，都全然未能想起。至于为什么在那里才想起木月，是由于我和他常去的那家桌球室也同样有一台百事可乐自动售货机，我们常常用买可乐的钱来打赌玩。

打桌球时居然未想起木月，这使我感到似乎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已将他彻底忘在脑后。然而夜里返回宿舍，我开始这样想道：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而他依然１７岁。但这并不意味他在我的记忆中已渐趋淡薄，他的死带来的东西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的反而比当时还要鲜明。我即将满２０岁，我同木月在１６岁和１７岁那两年里所共有的东西的某部分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怎样长吁短叹，都已无法挽回--我无法表达得更为确切，但我觉得对于我的感受、我想要表达的，你是会充分理解的。而且能理解此事的恐怕也只有你一个人。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思考你的问题。今天在下雨，下雨的周日多少使我有些惶惶然。因为下雨不能洗衣服，自然也不能熨衣服。既不能散步，又不能在天台上东倒西歪。只好坐在桌前，一边用自动反复唱机周而复始地听《温柔的蓝》，一边百无聊赖地观望院子的雨中景致。以前我也写过，星期天我是不上发条的，因此信也就写得很长很长。不再写了，这就去食堂吃午饭。再见。

第九章

第二天是周一，课堂上也没见到绿子。到底怎么回事呢？从最后那次打电话来，已经过去十天了。本想打电话到她家里问问，但想起她说过由她联系，只好作罢。

星期四，在食堂遇到永泽。他端着食盘在我身旁坐下，道歉说这段时间做了很多抱歉的事。

“哪里的话，倒是让你破费招待。”我说，“上次庆祝你工作定下时，说奇妙也真够奇妙的了。”

“一塌糊涂！”他说。

我们默默吃了一会饭。

“和初美已经和解了。”他开口道。

“噢，想必是的。”

“好像对你也说了些不大入耳的话。”

“怎么搞的，反省不成？身体怕是不大舒服吧？”

“或许。”他轻轻点了两三下头，“对了，听说你劝初美和我分手？”

“理所当然吧。”

“怕也是，咳。”

“那是个好人呐！”我边喝汤边说。

“知道。”永泽叹了口气，“对我有点好过头啦！”

※

通知有电话打来的蜂鸣器响起的时候，我酣睡得如同昏死一般。当时确实达到了睡眠状态的极限，根本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熟睡当中，恍惚觉得头颅里灌满了水，大脑被泡得涨鼓鼓的。一看表，已是６点１５分，却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也想不起是几号星期几。望望窗外，院里的旗杆没有挂旗。于是我估计大概是晚上的６点１５分。升国旗也是大有用场的。

“喂渡边君，现在有空儿？”绿子问。

“今天星期几来着？”

“星期五。”

“现在是晚上？”

“那还用说，好个怪人。是下午……６点１８分。”

到底还是傍晚，我想。对对，是躺在床上看书时一下子睡过去了。我转动脑筋：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用打工。

“有空儿。你现在在哪？”

“上野车站。这就去新宿，能在那等我？”

我们商定了场所和大致时间，放下电话。

到爵士酒吧时，绿子早已坐在餐台最尽头处自斟自饮。她穿一件男人穿的那种皱皱巴巴的白色直领外套，里面是薄薄的黄毛衣，下着蓝色牛仔裤。手腕上套着两个手镯。

“喝什么？”我问。

“鸡尾酒。”绿子说。

我要了一杯掺威士忌苏打水，这时我才注意到脚下有个很大的皮包。

“旅行去了，刚回来。”她说。

“去哪儿？”

“奈良、青森。”

“一次去的？”我不禁愕然。

“怎么至于！我就是再发神经，也不可能一次跑这两个地方。分两次去的。去奈良和他一起，青森是我一个人。”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苏打水，给绿子嘴上的“万宝路”点燃火：“折腾得天翻地覆吧？葬礼啦什么的。”

“葬礼倒轻松得很，我们早都习已为常。只消穿上黑衣服煞有介事地往那里一坐，周围人——就是伯父和左邻右舍的人，就会一齐按部就班地把事料理妥当。有的自作主张地买来酒，有的去订寿司饭，有的好言安慰，有的哭，有的嚷，有的随意分纪念遗物，好玩极了，就跟出去野餐差不多。同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的那种护理相比，确实算得上野餐。姐姐也好我也好，都累得筋疲力尽，哭都哭不出来了，心里空洞洞的。根本流不出眼泪，真的。可这样一来，四周人就会暗地里说坏话，说我们姐俩心肠硬，连个泪珠都没掉。而我俩为了赌这口气，偏偏就是不掉。本来装哭也是装得出来的，但绝对不装，气死他们！大家越是指望我们哭，我们越是不给他们哭。我和姐姐在这点上倒是配合默契，尽管性格大相径庭。”

绿子把手镯弄得“哗榔哗啷”作响，以此叫来男侍，让他再来一杯鸡尾酒和一碟开心果。

“葬礼完后，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姐俩就喝起日本酒，喝了一升半，直喝到天亮。边喝边把那些家伙逐个骂了一番：谁是傻瓜、谁是混蛋、谁是癫皮狗、谁是蠢猪、谁是伪君子、谁是扒手，如此骂将下去，结果心里畅快多了。”

“想必是的。”

“喝得天旋地转，然后钻到被窝里大睡特睡，睡得香极了，当中有电话打来也装做压根儿没听见，只管呼呼大睡。一觉醒来，两人叫来寿司吃了，商定先闭店一段时间，随心所欲地休整一番。两人拼死拼活忙到现在，也算是够意思了。姐姐和她那位去卿卿我我，我和他旅行，尽情大干两个晚上。”说到这里，绿子抿了抿嘴，出声地搔搔耳畔。“别见怪，口吐粗话了。”

“没关系。所以就去奈良了？”

“嗯，奈良以前就喜欢。”

“干了两个晚上？”

“一次也没干。”她叹了口气，“到旅馆刚一扔下挎包，月经就来了，涨潮似的。”

我不由得笑起来。

“还笑呢，你！提前了一个星期，哭都哭不过来，真是！大概这个那个弄得太紧张了，以致月经也乱了套。他也气呼呼的。那个人，动不动就生气。可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想来就来的。而且，我那东西一来就相当厉害，头两三天里什么都没心思做。那种时间你可不要见我。”

“不见倒可以，可怎么能知道呢？”我问。

“月经一来，我就戴两三天红帽子。这回能知道吧？”绿子笑道，“我一戴上红帽子，你在路上遇见也别打招呼，赶紧逃命。”

“世上的女人索性都这么做就好了。”我说，“那么在奈良干什么来着？”

“无奈，只好逗鹿玩，在那一带散散步，就回来了，凄凉得很。还同他吵了一架，那以后再没见面。返回东京后，游逛了两三天，这回想一个人无拘无束地旅行一趟，就去了青森。弘前有一位朋友，在她家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去下北和龙飞兜了一圈。好地方，好极了！我给那一带的地图写过解说词。你去过？”

“没有。”我说。

“这么着，”说着，绿子吸了口鸡尾酒，剥开一颗开心果。“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一直想你来着，心想要是你在身边该有多好。”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像盯视幻景一样看着我，“为什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就是，你为什么想起我呀？”

“那还用说，因为喜欢你嘛！此外你说还能有什么？能有哪个人乐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可你有恋人，不是没有必要想我吗？”我一边慢慢品味汽水威士忌一边说。

“你是说有恋人就不能想你不成？”

“不不，也不是那样的意思……”

“喂，渡边君，”绿子把食指对着我，“我警告你，我心里现在乱糟糟的，乱得很，足足一个月攒下的东西全都憋在里边。你可别再说气人话！要不然我就在这里嚎啕大哭，一旦哭起来，整个晚上都收不住。这你也觉得没关系吗？我会肆无忌惮地像野兽那样哭叫，不骗你。”

我点点头，再未开口。接着又要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水，嚼着开心果。店里充满鸡尾酒搅拌器的搅拌声、酒杯相碰声、捞取机制冰块的“哗啦”声，店后又传来莎娜波恩唱古典情歌的唱片声。

“大体说来，自卫生棉条事件以来，我和他的关系有点剑拔弩张了。”绿子说。

“卫生棉条事件？”

“嗯。大约一个月前，我同他和他的朋友五六个人一块儿喝酒，我提起我家附近一位阿姨，她打喷嚏一下子把下面的卫生棉条打了出来。好笑不？”

“好笑。”我笑着赞同。

“大家也觉得十分好笑。可他竟发起火来，叫我别扯下流话，还说我大煞风景。”

“唔。”

“人倒是好人，就是这种地方很偏激。”绿子说，“例如我一穿白色以外的内裤，他就发脾气。你说偏激不偏激？”

“唔——不过这属于各有所好的问题。”我说。其实我有些诧异，那般人物居然会喜欢上绿子，这本身就不可思议。但我没说出口。

“你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老样子。”随即，我想起那个约定——想着绿子行乐的事。为了不使旁边人听见，我压低嗓音讲给绿子听。

绿子满面生辉，打个响指问：

“如何？顺利？”

“中间总觉得难为情，半途而废。”

“那怎么行。”绿子斜眼看着我说，“别有什么不好意思，最大限度地想入非非就是，我说行就行嘛！对了，下次打电话给你，我就说：啊……就那里……妙得很……不得了，我，我不行了……啊，别那样……你就一边听一边来你的。”

“宿舍的电话在门厅里，大家都从那里出出进进。”我解释道，“在那地方做，保准给管理主任打个半死，毫无疑问。”

“是吗？伤脑筋。”

“别伤脑筋，过两天我再一个人想法试试。”

“加油哟！”

“嗯。”

“是我没什么性感吧，我这人本身？”

“不，不是那回事。”我说，“怎么说好呢，怕是立场问题吧。”

“我么，背部非常敏感……”

“我当心就是。”

“喂，这就去看成ren(系统屏蔽字符)电影如何？挑个变态的。”绿子说。

我和绿子去鳗鱼店吃了鳗鱼，之后走进在新宿也数得上门庭冷落的一家成ren电影院，连续看了三部。因为买来报纸一查，只有这里上映黄色电影。场内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怪味。碰巧的是我们进去时那色情场面刚好开始。讲的是当女职员的姐姐和上高中的妹妹被几个男人抓住，监禁在一个地方，百般遭受淫虐。男的威胁姐姐说要糟蹋妹妹，随即对姐姐大发兽性，如此一来二去，姐姐竟也成了性变态者，而妹妹在—一目睹眼前场面的时间里，头脑也渐渐不正常起来。电影不仅气氛离奇、光线幽暗，而且千篇一律，看到中间我就有些不耐烦起来。

“我要是里边的妹妹，神经就绝对不会出问题，而要看得更加仔细。”绿子对我说。

“很有可能。”

“不过那个妹妹，作为高中生来说，你不觉得乳头太黑？”

“有道理。”

她看得全神贯注，饿虎扑食一般。我不由暗暗感叹：若看得如此入迷，票钱可是一点没有赔本。绿子每当想起什么，都一一向我报告。

——“喂喂，厉害厉害，竟有那种干法。”

——“不得了，三个人一起来，会搞坏的哟！”

——“喂，渡边君，我也想和谁那么试一下。”

较之看电影，看绿子要有趣得多。

休息时间里，四下一片通明。我环视场内，除绿子外，好像没一个女性。邻近坐着的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见了绿子，赶紧远远躲开。

“喂，渡边君，”绿子问我，“看这玩意儿，会挺起来？”

“啊，一时一时的吧。”我说，“这种电影，本来就是为这个拍的嘛。”

“那么说，那样的镜头一出现，这里所有人的那个东西全都一齐竖起来啰？三十条或四十条，齐刷刷地？想到这点，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那么说倒怕也是。”我应道。

第二部影片较正规一些，惟其如此，比第一部还要无聊。口交镜头纷至沓来，还满场响起了很大的模拟声。听到这种声音，我便产生莫可名状的感慨——自己居然活在如此奇妙的星球上。

“这声音是哪个琢磨出来的呢？”我问绿子。

“我倒极喜欢的哟！”绿子说。

其间也夹杂着抽送时的声音，我还从来没注意到竟有这样的声音。男的气喘吁吁，女的呻吟不止，说什么“行啦”、“再来”。还可以听到床的吱呀声。那种做爱场面绵绵不断地持续了很久。起始绿子还看得津津有味，后来到底显得扫兴起来，提议出去。于是两人欠身离座，到外面深深吸了口气。新宿街头的空气竟然如此沁人心脾，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有趣有趣。”绿子说，“下回再看一次。”

“看多少次演的都是同一码事。”我说。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干的也始终是同一码事嘛！”

经她这么一说，也的确如此。

我们又走进一家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绿于喝了三四杯品不出成分的混合酒。出了店，绿子说想爬树。

“这一带根本就没树。再说你喝得晕头晕脑的，哪里爬得上去。”我说。

“你这个人，总是用一大串说教来捉弄人。我是想醉才喝醉的，醉了又有什么，再醉爬棵树也没问题，哼！找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树爬上去，像知了那样从最顶端往人们头上撒尿。”

“我说，你怕想上厕所吧？”

“不错。”

我把绿子领到新宿车站的收费厕所，付了零币让她进去。我在小卖店买了份晚报，边看边等她出来。但左等右等硬是不出来。过了１５分钟，我有些担心，刚想去看看怎么回事，偏巧她好歹走了出来。脸色有几分苍白。

“对不起，坐在那里迷迷糊糊睡着了。”绿子说。

“心情怎么样？”我边给她披外套边问。

“不大舒服。”

“送你回家。”我说，“回家慢慢洗个澡，睡上一觉就好了。你太累了。”

“回什么家！回家也空荡荡的没人，我不愿意在那种地方一个人睡。”

“得得，”我说，“那怎么办？”

“在附近找家情人旅馆，进去和你抱在一起睡，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在那一带随便哪里吃顿饭，然后两人一道上学。”

“你叫我出来，一开始打的就这主意？”

“当然。”

“那么就不该叫我，叫他不就行了。怎么想都是叫他才地道，恋人的作用也就在这里。”

“但我想和你在一起。”

“这可不成。”我断然拒绝，“首先，１２点前我必须赶回宿舍，否则就犯了擅自夜不归宿之戒。以前闹过一次，罗嗦透了；第二，一旦同女孩子睡觉，我当然也想干的，我可不乐意憋得死去活来。说不定真的强行大动干戈。”

“莫非把我五花大绑了从后面硬干不成？”

“我说，你别开玩笑好不好，这种事。”

“可我觉得孤单，孤单得要命。我也自知对不住你，什么也没给予，光是没完没了地对你指手划脚。又是叫你听我信口开河，又是找你出来，拉着你团团转。不过，能允许我这样做的人只有你一个。在过去２０年的人生当中，我连一次、哪怕一次都没撒娇任性过。爸爸妈妈压根不理我这个碴儿；他也不是那种类型，我一任性一撒娇他就发脾气，吵得不欢而散。因此，这些话我只能跟你说。加上我现在的确筋疲力尽，实在想在夸我可爱夸我漂亮的甜言蜜语中睡一觉，别无他求。醒来以后就彻底来个精神焕发，再也不求你干这干那，绝对！一定做个非常乖的乖孩子。”

“可我还是不好办。”我说。

“求你了。要不然我就坐在这儿呜呜哭一晚上，谁向我第一个搭话，就跟谁睡去。”

事既至此，我只好给宿舍打电话叫出永泽。请他做点手脚，使我看起来像是已经归宿。

“和女孩子在一起呢。”我说。

“好好，此事我甘愿效劳。”他应道，“我把姓名卡巧妙地换在你‘在室’位置上，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明早从我窗口爬进来。”

“太劳你费心了，实在谢谢。”说罢，我挂断电话。

“安排妥了？”绿子问。

“嗯，总算是。”我喟然长叹一声。

“那么，时间还早，去跳迪斯科吧。”

“你不是累了么？”

“既然这样就全然不在话下了。”

“瞧你瞧你！”我说。

果不其然，进舞厅跳迪斯科时，绿子似乎多少打起了精神。她喝了两杯威士忌可乐，在舞池里一直跳到额头冒汗。

“痛快极了！”绿子在桌旁喘口气说，“许久没这么跳了。四肢一动起来，觉得精神也随之解放了。”

“你看起来总像是解放的嘛。”

“哎哟，没那事儿。”她微微一笑，歪下脖子说，“这一来精神不要紧，肚子都折腾瘪了。不去吃点比萨饼？”

我把她领到我常去的一家比萨饼店，要了生啤和鳀酱比萨饼。我并不怎么饿，十二块我只吃了四块，其余全给绿子一扫而光。

“你恢复得可真够快的，刚才还脸色发青，东摇西晃。”我愕然说道。

“因为那些无理要求你都满足我了嘛，”绿子说，“心里的闷气也就跑得精光。不过这比萨饼还真挺够味儿。”

“我说，你家里真的谁也没有？”

“嗯，没有。姐姐不在，去朋友家住了。一个十足的胆小鬼，我要是不在，她不敢一个人睡在家里。”

“那就别去什么情人旅馆了。”我说，“去那种地方只落得一场空虚。还是去你家算了，我盖的被褥总该有吧？”

绿子略一沉吟，点头道：“也罢，那就到我家住。”

我们乘上山手线电车，来到大冢，抬起小林书店的卷闸门。卷闸上贴着张纸，写着“暂停营业”。闸门大概好久都没打开过，昏暗的店内荡漾着一股旧报纸气味。书架有一半空空如也，杂志几乎全部打捆，准备退回，整个书店比第一次来时还要空荡凄凉，俨然被冲上岸边的一只废船。

“书店不想再办下去了？”我试着问。

“决定卖掉。”绿子不无凄然地说，“卖了，我好和姐姐分钱。以后就独立生活，不用任何人保护。姐姐来年结婚，我再读三年大学——这点钱总卖得出来吧。另外我还打工。书店一旦脱手，我就和姐姐去哪里租间公寓，暂时两人过活。”

“店卖得掉？”

“差不多。有个熟人想要开店经营毛线，不久前还问过这里卖不卖。”绿子说，“可怜的父亲，玩命操劳一辈子，才弄了这么间小破店，借款也一点点还了，结果却几乎什么都没剩下，像泡沫一样消失啦。”

“你剩下了。”我说。

“我？”绿子觉得滑稽似的笑了笑，然后深深吸口气吐出。“到上面去吧，这儿冷。”

爬上二楼，她叫我坐在餐桌旁边，便去烧洗澡水。这时间里我用水壶烧了水，泡了茶。洗澡水烧开之前，我和绿子隔着桌子，对坐饮茶。她手托着腮，目不转睛地在我脸上盯视良久。房间里除了钟的嘀哒声和电冰箱恒温器时动时停的声响，其他什么也听不见。时针即将指向１２点。

“你这个人，细看起来，一张脸还蛮有味道的。”绿子说。

“是吗？”我有点不悦。

“我对人的长相已够挑剔的，但你这张脸，嗬，仔细看去，渐渐觉得跟你也未尝不可。”

“我自己有时也那么想——即使我也未尝不可。”

“嗳，我说话可能不大中听，我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时常被人误解。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喜欢你。刚才也说了吧？”

“说了。”

“就是说，我在一点点研究男人。”绿子拿来一盒万宝路香烟，吸上一支。

“一开始一无所知，反倒能弄懂很多东西。”

“有可能。”我说。

“啊，对了，为我父亲上炷香好么？”

于是我跟在她后头，走到供奉亡灵的房间，上了炷香，合掌致意。

“我，前些天在父亲这张遗像前脱光来着，脱得一丝不挂，让他看个一清二楚。像做瑜咖功似的。”绿子说道。

“这又何苦？”我不无惊诧地问。

“反正就是想给他看看。我身体的一半不是父亲的精子么？给他看看也是正当的嘛：这就是你女儿！当然，也同醉意有关。”

“唔。”

“姐姐进来吓一大跳。也难怪，我正在父亲遗像前赤条条张开腿，无怪乎她吃惊。”

“啊，那自然。”

“这么着，我就向她解释用意：这是怎么怎么回事。我劝她也来我旁边脱光，一起给父亲开开眼，可她不干，吓得赶紧跑出去。这方面她相当保守。”

“是比较地道。”我说。

“嗳，渡边君，对我父亲你怎么看的？”

“在初次见面的人跟前，我一般都有些不知所措。但和他单独相处，却没觉得不自在，而感到相当愉快，说了好多话。”

“说什么来着？”

“欧里庇得斯。”

绿子笑得极其开心：“你这人也真逗儿，居然向一个初次见面的垂死挣扎的病人突然大谈什么欧里庇得斯，少见少见。”

“对着父亲遗像张开大腿的女儿也怕不多。”我说。

绿子哧哧笑罢，摇了一下灵前小铃：

“爸爸，晚安。我俩这就寻欢作乐，您放心睡就是。不再痛苦了吧？已经死了，应该不会痛苦。要是现在还痛苦的话，那就找上帝算账去，就说这也太和人过不去了。在天国里见到我妈，两人好好云雨去吧。接尿时看见你的小鸡鸡了，蛮神气的嘛。要干尽兴哟！晚安！”

我们轮流洗过澡，换上睡衣。我借他父亲没穿几次而差不多崭新的睡衣穿上，有点小，但总比没有强。绿子在摆着灵位的房间里摊开客用卧具。

“在灵位前不害怕？”绿子问。

“怕什么，又不干什么坏事。”我笑道。

“可以在旁边抱我，一直到我睡着？”

“可以。”

于是我倒在绿子那张小床边上，久久抱着她，好几次都险些跌下床去。绿子把鼻子贴着我的胸口，手搭在我腰部。我右手搂着她的背，左手抓住床沿，以免身体跌落。这种环境，实在难以激起亢奋。鼻子底下就是绿子的头，那剪得短短的秀发不时弄得我鼻端痒痒的。

“喂，喂喂，说点什么呀！”绿子把脸埋在我胸前说。

“说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我听着心里舒坦。”

“可爱极了！”

“绿子，”她说，“要加上名字。”

“可爱极了，绿子。”我补充道。

“极了是怎么个程度？”

“山崩海枯那样可爱。”

绿子扬脸看看我：“你用词倒还不同凡响。”

“给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暖融融的。”我笑道。

“来句更棒的。”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绿子紧紧贴住我的胸口，“好上天了！”绿子说，“既然这么喜欢我，我说什么你都肯听？不生气？”

“当然。”

“那么，你能永远不嫌弃我？”

“那还用说。”说着，我抚摸她像小男孩那般又短又软的头发。“不要紧，放心，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可我就是怕。”绿子说。

我温柔地搂住她的肩。不一会儿，她肩头开始规律地上下抖动，响起睡熟的声音。于是我溜下床，去厨房取了瓶啤酒喝。由于全无睡意，想看本什么书。但四处查看一下，根本见不到书本样的东西。本想去绿子房间从书架上找一册来，又怕扑扑腾腾地把她吵醒，只得作罢。

我便怔怔地喝啤酒。喝着喝着，我猛然想起：对了，这里是书店！我下楼，拉开灯，在文库丛书架上找来找去。我想读的东西很少，大部分都已读过。但由于反正必须读点什么，便挑了一本书脊已经变色、似乎长期滞销的赫尔曼·黑塞的《在轮下》，把书钱放在电子收款机旁边。小林书店的库存至少可以因此减少一点。

我边喝啤酒，边对着厨房餐桌看《在轮下》。最初看这本书，还是刚上初中那年。就是说，时过８年，我又在一个少女家的厨房里，半夜穿着她亡父穿过的尺寸不够大的睡衣读同一本书。我总觉得有些鬼使神差，若非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一辈子都不至于重读什么《在轮下》。

可话又说回来，《在轮下》尽管有的地方未免过时，但仍不失为一本不错的小说。在这万籁俱寂的夜半厨房里，我自得其乐地一行行细读下去。搁物架上有一瓶落满灰尘的白兰地，我拿下来往咖啡杯里斟了一点。白兰地喝得我身上一阵暖和，但睡意却硬是不肯光顾。

时近３点，我去看了看绿子。她大概确实很累，正酣然大睡。窗外商店街上的路灯光，宛似一派月华，给房间镀上一层若明若暗的银辉。她以背光姿势睡着，身体仿佛冻僵一般一动不动。凑耳近前，只听见喘息声。我发觉那睡姿竟和她父亲一模一样。

床旁依然放着旅行包，白外套搭在椅背上。桌面拾掇得整整齐齐，桌前墙上挂着史努比月历。我拨开一点窗帘，俯视阒无人息的街道。所有的店都落着卷闸，惟独酒店前排列的自动售货机瑟缩着身子静等黎明的来临。长途卡车胶轮的呻吟声时而滞重地摇颤一下周围的空气。我折回厨房，又喝了杯白兰地，继续读《在轮下》。

书读完时，天已开始放亮。我烧水冲了杯速溶咖啡，拿起圆珠笔在桌面便笺上写了几句：喝了些白兰地。《在轮下》我买了。天已放亮，我这就回去。再见。我踌躇一下，又补上一句：“熟睡中的你非常可爱。”之后，我洗净咖啡杯，熄掉厨房灯，下楼悄悄抬起卷闸，走出门外。我担心被附近的人发现招致怀疑，好在清早６点之前的街上尚无任何人通过。只有乌鸦照例蹲在房顶睥睨四周。我抬头望了一眼绿子房间那垂有粉色布帘的窗口，旋即往都营电车站走去，乘到终点下来，步行赶回宿舍。一家供应早餐的套餐店已经开了，我进去用了份热腾腾的米饭、酱汤和咸菜加煎蛋。之后绕到宿舍后院，轻声敲了敲一楼永泽房间的窗户。永泽马上开窗，我爬进他的房间。

“喝杯咖啡？”他问道。我说不要，谢过他后，回到自己房间。刷过牙，脱去裤子，钻进被窝狠狠闭上眼睛。稍顷，那铅门一样沉重的无梦睡意便迎面压来。

※

我每周都给直子写信，直子也来了几封信，信都不很长。进入１１月后，直子信上说早晚渐渐冷了起来。

秋意的加深是与你返回东京同时开始的，因此我许久都捉摸不透自己心里仿佛出现一个大洞的感觉是由于你不在造成的，还是时令的更迭所致。我同玲子时常谈起你，她再三让我向你问好。玲子依然待我十分亲热。假如没有她，我恐怕很难忍受这里的生活。孤寂起来我就哭。玲子说能哭是好事。不过，孤寂这滋味着实不好受。每当孤寂难耐，晚间我就从黑暗中对各种各样的人说话，而那些人也同我交谈，其声如同夜风吹得树木飒飒作响。同木月和姐姐也往住这样对话。他们也同样感到寂寞，渴望得到说话的对象。

在寂寞而苦闷的夜晚，我时常反复读你的来信。外边来的东西大多使我感到惶惶不安，而你笔下的在你周围发生的一切却给我心灵以莫大慰藉。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我翻来覆去地读，玲子也不知看了多少遍。两人还谈论里边的内容。信中写绿子父亲那部分我十分中意。对我们来说，你每周一次的来信是为数极少的娱乐之一——读信娱乐。它使我们在这里充满欢欣与期待。

我无时无刻不惦记着挤时间回信，但眼前一摊开信笺，心情就总是消沉下去。这封信也是我拿出吃奶力气写的，因为玲子非叫我回信不可。但请你不要误解。其实我有满肚子话要告诉你，只是不能得心应手地写成文字。所以我非常害怕写信。

绿子那人看来很有趣。读罢那封信，我觉得她可能喜欢上了你。跟玲子一说，玲子说：“那还不理所当然，连我都喜欢渡边。”我们每天采蘑菇拾栗子吃。栗子饭、松菇饭已经连续吃好久了，但还是吃不厌，香得很。玲子还像以往那样，吃不多，一个劲儿吸烟。小鸟和小兔也都活蹦乱跳。再见。

过罢２０岁生日的第四天，接到直子寄来的邮包。里面是一件圆领紫色毛衣和一封信。

“祝你生日快乐。”直子写道，“祝你２０岁成为幸福的一年。我的２０岁看来势必在这凄凉光景中度过了，而你一定要活得幸福，把我那份也活出来，那样我才高兴，真的。这件毛衣是我和玲子织的，每人一半。我一个人织要到明年情人节了。织得好的那一半出自她手，不好的那一半是我织的。玲子这人干什么都心灵手巧。在她面前，我时常自我厌恶得不行。我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自豪的——哪怕一点。再见。保重身体。”

玲子也附了一封短信：

“好吗？对你来说，直子或许是至高无上的天使；而在我眼里，只不过是笨手笨脚的普通女孩儿。但不管怎样，总算把毛衣按时赶出来了。怎样，漂亮吧？颜色和式样是两人商定的。祝你生日快乐。”

第十章

１９６９年这一年，总是令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每迈一步都几乎把整只鞋陷掉那般滞重而深沉的泥沼。而我就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前方一无所见，后面渺无来者。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延展开去。

甚至时光都随着我的步调而流淌得十分吃力。身边的人早已经遥遥领先，惟独我和我的时间在泥沼中艰难地往来爬行。我四周的世界则面临一切沧桑巨变。约翰·尤特兰死了，还有很多人死了。人们在呼喊变革，仿佛变革正在席卷每个角落。然而这些无一不是虚构的毫无意义的背景画面而已。我则几乎没有抬头，日复一日地打发时光。在我眼里，只有漫无边际的泥沼。往前落下右脚，拔起左脚，再拔起右脚。我判断不出我位于何处，也不具有自己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心。我之所以一步步挪动步履，只是因为我必须挪动，而无论去哪里。

我已年满２０。秋去冬来，而我的生活却依然如故。我仍旧浑浑噩噩地到校上课，每周打三次零工，时而重读一回《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到周日就洗衣，给直子写长信。还时常同绿子相会，一起吃饭、逛动物园、看电影。出售小林书店的事进展顺利，她和姐姐在地铁茗荷谷站那里租了一套两个房间的公寓，两人共住。绿子说，待姐姐结婚后，她就搬出那里，去别处另租一间。我被叫去那里吃过一次午饭，见公寓很漂亮，光线又好，绿子也显得比在小林书店时快活开朗得多。

永泽几次找我出去玩，每次我都推说有事拒绝了。其实我只是嫌麻烦。当然并非不想同女孩儿睡觉，但想到要在夜晚的街上喝酒、物色合适女孩儿、搭讪、进旅馆这一整个过程，便有些厌倦。而永泽却能不厌其烦其倦地坚持不懈，我对这小子不免重新生出几分敬畏。或许被初美开导过的关系，我也觉得与其同素不相识的无聊女孩儿睡觉，倒不如想直子更为惬意。直子在草地上给我的手指感触，无比鲜明地留在我身上。

１２月初，我给直子写了封信，告诉她寒假想去探望，问她可不可以。玲子写来回信，让我只管去，她俩翘首以待，热烈欢迎。信上还写道：“直子眼下写信有所不便，由我代笔。但并不是说她的情况有什么不妙，别担心。只不过波浪般地时起时伏罢了。”

学校一放假，我就打点行装，穿上雪靴，往京都进发。正如那位奇妙医生说的，银装素裹的山景的确妖娆动人。我仍像上次那样在直子和玲子的房间住了两夜，度过同上次大同小异的三个白天。暮色降临，玲子便弹起吉他，三人一起聊天。白天没去郊游，而代之以越野滑雪。脚蹬滑雪板，只消在山里奔波一小时，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热汗淋漓。闲下来的时候，就去帮助大伙扫雪。姓宫田的那个医生又来我们餐桌，围绕“为什么手的中指比食指长，而脚趾则相反”的问题讲解一遍。守门的大村再次提起东京的猪肉。玲子对我这次代作礼物送给她的唱片大为高兴，把其中几支的乐谱写下来，用吉他弹奏一遍。

同秋天来时相比，直子沉默寡言多了。三人在一起时她几乎不开口，只是坐在沙发上甜甜地微笑，而由玲子替她说个不停。“别介意，”直子说，“正赶上这种时期。听你们说比我自己说有趣得多。”

玲子借口有事出门离开后，我和直子在床上抱在一起。我轻轻吻着她的脖颈、肩头和胸脯。直子仍像上次那样用手指把我疏导出去。之后我搂住直子，告诉她两个月来自己一直记着她手指的感触，并且一边想她一边自慰。

“没和其他任何人睡觉？”直子问。

“没有。”我答道。

“那好，这个也记住。”说着，她身体下滑，轻轻用嘴唇含住我那东西舔着。直子笔直的秀发垂散在我的小腹上，随着她嘴唇的移动“刷刷”地摇晃着。于是我又来了第二次。

“能记住？”直子问道。

“当然能，永远记着。”我说。我搂过直子，把手指伸进内衣试了试那儿，但那儿是干的。直子摇摇头，拿开我的手。我们默然相抱了许久。

“这学年结束后，我想搬出宿舍，另找住处。”我说，“寄宿生活已经有点过腻了，再说生活费反正靠打工也总能维持。这样，可以的话，两人一同生活好么？上次我也说过。”

“谢谢。你这么说，我不知有多高兴。”

“我也认为这里并不坏，安安静静，环境也理想，玲子人又好，但终究不是久居之地。如想久居，这场所未免过于特殊。在这里住得越久，我想就越不容易动弹。”

直子一言未发，目光投向窗外。窗外惟见白雪皑皑，阴云沉沉，一身银装的大地同苍穹之间只有些许空隙。

“慢慢想一想。”我说，“反正我到３月才搬。只要你有意去我那里，什么时候都可以。”

直子点点头。我像端起一件容易损坏的玻璃工艺品那样，双臂轻轻抱住直子。我赤身裸体，直子只穿一条小小的白色三角裤她把胳膊搂在我脖子上。直子的身段十分娇美，令人百看不厌。

“我为什么就不湿呢？”直子低声道，“我出现那种状态，真的只有那一回，只有２０岁生日那天，只有你抱我那个晚上。以后为什么就不行呢？”

“精神作用，时间一长自然会好的，不用性急。”

“我的问题全部是精神方面的。”直子说，“假如我一生都不湿，一辈子都性交不成，你也能一直喜欢我？你也能永远靠手和嘴唇忍耐？还是说性欲问题通过和别的女人睡觉来解决？”

“从本质上讲，我这人属于乐天派。”我说。

直子欠身起床，把T恤衫从头上套进，穿上法兰绒衬衫。我也穿上衣服。

“让我慢慢想想。”直子说，“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好。”我说，“你的嘴唇真够厉害。”

直子有点脸红，妩媚地笑了笑。“木月也这样说来着。”

“我和他不论想法还是爱好都不谋而合。”说完，我也笑了。

之后，我们在厨房围着餐桌，边喝咖啡边谈往事。她可以多少谈一点木月了，慢条斯理地斟酌着词句。雪下下停停，三天都没见到一时晴。分别时我告诉她：“我想３月份还会来的。”然后隔着厚厚的外套抱住她接了一吻。“再见！”直子说。

※

１９７０年这一陌生年轮来临了，我的２０岁已算彻底告终，而踏入新的沼泽地带。学年末有考试，我比较轻松地一一过关。因为别无他事，几乎天天到校，即使不特别用功，应付考试也轻而易举。

宿舍院内闹了几场纠纷。自成一派的一伙人把安全帽和铁棍藏在宿舍里，结果同管理主任豢养的体育会派系的学生短兵相接，两人受伤，六人被逐出宿舍。这一事件的余波所及，此后每天总有地方吵吵闹闹，宿舍院内始终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也险些惨遭体育会派系学生的殴打，幸亏永泽居中调解，才免受皮肉之苦。总之，是到了退出宿舍的时候。

考试告一段落后，我开始认真物色住处。花了一周时间，总算在郊外吉祥寺那里找到了合适的房间。交通虽有所不便，但难得的是单独一座房子。可谓捡来的便宜。一块莫大地皮的一角，孤零零地立着一座类似耳房或岗楼样的小房，同正房之间隔着一片相当荒芜的宽阔庭园。房东走正门，我走后门，隐私也可得到保护。里面一个房间，一个小厨房和卫生间，还带一个大得异乎寻常的壁橱。窗口临院，居然还有檐廊。房东提的条件是：明年他孙子可能到东京来，届时得搬出才行。自然，房租也因此比时价便宜不少。房东是对看上去满和气的老夫妇，告诉我他们不会说三道四，只管随便就是。

搬家是永泽帮的忙。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轻型卡车，并且履行诺言，把电冰箱、电视机和暖水瓶送给了我。这对我确实是宝贵的礼物。两天后，他也离开宿舍，迁往三田一座公寓。

“短时间怕不能见面了，多保重！”分手时他说，“不过以前我也说过，我总觉得遥远的将来会在某个意外地方见到你的。”

“我期待着。”我说。

“对了，上次跟你调换的那个女孩儿，还是不漂亮的好。”

“同感同感。”我笑道，“另外，永泽君，你要好好待初美才是。一来那样好的人实在难遇，二来她感情其实很脆弱，光看表面不行。”

“噢，这我知道。”他点点头，“所以，说句实在话，最好的办法是继我之后你来接收初美。我想你们是会十会融洽的。”

“别开玩笑！”我不禁讶然。

“是玩笑。”永泽说，“反正好好干吧。困难不会少，但你这人也固执得可以，我想总会成功的。给你个忠告可以么？”

“请。”

“不要同情自己！”他说，“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的勾当。”

“我一定牢记。”我说。然后我们握手分别。他奔往新的天地，我则退回自己的泥沼。

※

搬迁后三天，我给直子写信。我写了新居的情形。告诉她自己终于从乱糟糟的宿舍里挣脱出来，从此再也不必受那些无聊家伙的无聊算盘的干扰。每当想到这点，我就觉得不胜欣喜和坦然，准备在此以新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

窗外是一大片庭园，附近的猫们将其作为集会场所。我一得闲，就歪倒在檐廊中观望那些猫。具体多少只倒不甚清楚，反正数目相当之多，而且都在横躺竖卧地晒太阳。它们似乎不大欢迎我住在这所独房里，但我拿出几块吃剩下的干酪后，有几只便挪步上前，战战兢兢地吃了下去。说不定过几天就会同它们成为好朋友。其中有一只耳朵少了半边的花纹公猫，这家伙同我原来宿舍的管理主任相似得惊人，我真担心庭园里会马上有国旗升起。

距学校是远了些，但进入专业课程之后，早上的课大为减少，算不得什么大问题。而且可以在电车中悠然看书，因祸得福也未可知。最后就只剩下在吉祥寺附近找一份每周可干三四天而又不甚辛苦的零工了。那一来，我就可以重返每天都要上发条的生活。

我并不想催你仓促做出决定，但春天毕竟是适合从头做事的季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４月开始共同生活，我觉得恐怕再好不过。顺利的话，你还可以去大学复学。假如一起住有问题，也不妨在附近为你另找住处。总之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近在咫尺，朝夕相守。当然，也不是非在春季不可。如果你以为夏季合适，夏季也ＯＫ，没有问题。对此你是怎么想的——能来信告诉我么？

从现在开始，我打算好好找时间打一段工，得把搬迁费用挣出来。一个人生活，各种开销相当不少。锅碗瓢盆也必须一应俱全。但３月份有时间，一定前去看你。请告诉我合适日期好么？届时也想去一趟京都。我是多么希望同你见面啊！等待你的来信。

此后两三天时间，我在吉祥寺的街上一件件买了些杂货，开始在家里做简单的饭菜。另外从附近木材店里买好木料，请其锯好，做了一张学习用桌，吃饭也暂且用它。还做了个碗橱，买齐了调味料。一只半岁左右的白毛母猫已和我混熟，开始在我这儿吃饭。我给这猫取个名字，叫“海鸥”。

如此安顿下来后，我上街在油漆店找了份工。整整当了两个星期油漆店的帮手。工钱自是不错，但活也十分了得。脑袋给信纳水熏得昏昏沉沉。收工后在专售套餐的小食店吃顿晚饭，喝罢啤酒，回家逗猫玩，而后便死一般睡去。两周过后也没接到直子的回音。

涂油漆的时间里我陡然想起绿子。想来我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同绿子联系了，连搬家都没通知她。只是有一次我说准备换个地方住，她说了声“是吗”，便再无下文。

我钻进公共电话亭，拨动绿子公寓的电话号码。一个大概是她姐姐的人接的，我道过姓名，对方叫我稍等一下。但怎么等也不见绿子的动静。

“喂喂，绿子大发脾气，说不想同你说话。”估计是她姐姐的人说，“你搬家时连一声都没告诉她吧？也没说去向就无影无踪，直到现在，是吧？以致弄得她火气冲天。那孩子一旦发火，就很难平息，和动物一样。”

“我解释一下，请她出来好么？”

“她说懒得听什么解释。”

“那我就现在解释几句，请你转告一声，转告绿子。”

“不嘛，我。”想必是她姐姐的人不胜厌恶地说，“这种事你自己解释去。你是男子汉吧？自己做事自己当！”

没奈何，我便道了谢，挂断电话。旋即心想也难怪绿子恼火。自己为搬家、安顿新居以及干活赚钱忙得晕头转向，早已把什么绿子抛在脑后。别说绿子，连直子也几乎不曾想起。我过去就有这毛病——一旦对什么人了迷，周围的一切便视而不见。

我还想，假如反过来绿子一声不响地搬去哪里而一连三周都不打招呼，我又会是什么感觉呢？恐怕也难免伤感情，而且会伤得不浅。因为，尽管我们不是情侣关系，但在某些地方却比情侣还要相互引以为知己，想到这里，我觉得胸口一阵堵塞。我十分不愿意无谓地伤别人的心，尤其是难能可贵的人的心。

下工回来，我趴在新桌子上给绿子写信。我如实写了自己的想法。免去辩护和解释，而请其原谅自己的粗心大意和麻木不仁。我写道：“非常想见你，希望来参观一下我的新居。请回信。”然后贴上速递邮票，投进信筒。

然而左等右等，仍然杳无音讯。

真是个奇妙的初春。整个春假期间我都在苦苦等信。既未旅行，又没探亲，也没能打工，因为我不知直子什么时候来信——那封写有希望我何时前去看她的信。白天，我去吉样寺街里看连映两场的电影，或在爵士酒吧里看半天书。不见任何人，几乎不向任何人开口。每周给直子写一封信，信里我也不触及回信的事，因为我不愿意使她着急。我写在油漆店打工，写“海鸥”，写庭园里的桃花，写豆腐铺热心肠的老婆婆和蔬菜店奸诈的老太婆，写我每天如何做饭。但依然不见回音。

看书看腻、音乐也听腻的时候，便一点一点修整庭园。我从房东那里借来扫帚、铁耙、垃圾铲和修树剪，拔去杂草，把长得乱蓬蓬的树丛修剪整齐。只消稍一动手，庭园就漂亮不少。每次我做这事，房东都叫我过去喝茶。我坐在正房的檐廊里，和他喝茶，吃又硬又脆又薄的饼干，谈天说地。他说他退休以后，在保险公司当了一段时间干部，两年前这个也辞去，在家悠然度日。房地产是祖传，子女都已独立，即使什么不干也能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因此夫妇两人时常外出旅游。

“真好。”我说。

“不好不好，”他说，“旅游简直没意思，还是去工作好得多。”

他说，这庭园之所以任其荒芜，是因为附近没有像样的园艺匠。本该他自己动手一点点修整，但近来鼻子过敏症严重起来，拔不得蒿草。我说原来是这样。饮完茶，让我看了看贮物室。他说也算不上酬谢，反正这里边全是用不着的东西，如果有我想用的，尽管拿去用就是。贮物室里的确满满堆着形形色色的什物。从洗澡桶、小孩浴盆到垒球棒，应有尽有。我找出一辆旧自行车、一张不大的餐桌、两把椅子、一面镜子和一把吉他。对他说如果可以就借这些用用。他说喜欢什么只管用。

我花一天时间把自行车的锈去掉，抹上油，给轮胎充气，调好齿轮，请自行车店把联轴节和钢丝更新。这一来，整个自行车焕然一新，如同换了一辆。至于餐桌，我把灰擦得一干二净，重新涂上清漆。吉他么，把旧弦全部换成新的，用粘合剂把几欲开裂的板粘住。还用钢丝刷把锈一古脑儿除净，螺丝也校正一番。吉他虽不高级，但发出的音大致还算准确。想来，自高中毕业以后我还是头一次摸吉他。我坐在檐廊中，一边回忆往日练过的德里夫塔兹的《爬到天台上》，一边缓缓弹着。奇怪的是居然还记得基本指法。

之后，我用余下的木料做了个信箱，涂上红漆，写上名字，竖在门前。而投入的邮件，直到４月３日，只有一张转递来的高中同窗会的通知。其他东西还好，推独这东西我不愿接触，因为那是我和木月所在的同窗会。我当即将其扔进废纸篓。

４月４日的下午，信箱里终于出现了一封信。是玲子来的，信封后面写有石田玲子的名字。我用剪刀整齐地剪去封口，坐在檐廊里读起来。一开始我就有预感，估计内容可能不妙，一读果真如此。

信的开头，玲子对这么晚才回信表示歉意。她写道，直子始终在为写回信而竭尽全力，但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玲子几次提议由她代笔，以免延误。但直子坚持说这属于私事，一定要自己写。于是拖到现在，以致让我担心受怕，要我原谅。

一个月来，想必你在苦苦盼望回信。对直子来说，这一个月也非同小可。请你谅解她。坦率说来，她眼下的情况不甚理想。她总想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站起来，但目前尚未出现预期效果。

回想起来，她最初的征兆反映在写不好信上，这是从１１月末或１２月初开始的。继而便一点点出现幻听。每当她提笔写信，便觉得有很多人向她说话，干扰她遣词造句。不过直到你第二次来访，这种症状还比较轻微，老实说，我也没有认真对待。对我们来说，这一症状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周期性的。然而自从你回去后，便变得相当严重了。现在，她连日常交谈都觉得困难，找不出词句。因此直子眼下心里非常混乱，而且有恐怖感，幻听也日渐加重。

我们每天都同专科医生碰头。直子、我，加上医生，三个人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一边试图准确地找出她头脑中出故障的部分。我提议说，如果可能，最好把你也加进这碰头会里，医生也表示赞成，但直子反对。按她的说法，理由是“见面就要以完美的面目出现”。我劝她说问题不在那里，而是要争分夺秒地恢复健康，但她不肯改变想法。

记得以前就对你说过，这里并非专科医院。诚然，也有不错的专科医生，治疗也有效，但集中性治疗是有难度的。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为患者自我医疗创造良好的环境，准确说来，并不包括医学上的治疗。因此，倘若直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恐怕势必要转去别的医院或医疗机构。作为我也很难过，但终究爱莫能助。当然，纵令那样，也可能以短期治疗——“出差”为由重返这里。如果治疗得顺利，说不定能直接从那边痊愈出院。不管怎样，我们是在全力以赴，直子也在全力以赴。请你祝愿她早日康复，并且一如既往地写信来。

石田玲子

３月３１日

读罢信，我仍坐在檐廊不动，望着已经春意盎然的庭园，园里有株古樱，花开得几近盛开怒放。微风轻拂，光影斑驳，而花色却异常黯然。稍顷，“海鸥”不知从何处走来，在檐廊地板上“嚓嚓”搔了几下爪子，便挨在我身旁怡然自得地伸腰酣睡。

我觉得应该思考点什么，又不知思考什么、怎么思考才好。其实说老实话，我什么都懒得思考。我想那不得不思考的时刻恐怕不久就将来临，届时再慢慢思考吧。至少现在什么都不想思考。

我在檐廊里一边抚摸“海鸥”，一边背靠柱子整整望了一天庭园。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已经完全消失。下午过去，黄昏来临，继而隐隐泛青的夜色笼罩了院落。“海鸥”早已不见踪影。我又开始观看樱花。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整个院子都充满烂肉那甜腻而沉闷的腐臭气味。我转而想起直子的裸体。直子娇美的裸体横陈在夜色之中，无数植物的嫩芽从其肌肤中争相萌出，在天外来风的吹拂下，鲜绿的幼芽轻轻摇颤不止。我想，那般巧夺天工的肢体为什么非生病不可呢？它们为什么不肯放直子一条生路呢？

我走进屋子，拉合窗帘。屋内到底还是荡漾着春日的馨香，而且天地间无所不在，但现在使我联想起来的却惟有腐臭。我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狠狠地诅咒春天，诅咒春天给我带来的创伤——它使我心灵深处隐隐作痛。生来至今，如此深恶痛绝地诅咒一种东西还是第一次。

此后三天时间里，我过得非常奇特，简直就像在海底行走一样。谁向我说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向别人说话对方也不明所云。我觉得自己周身仿佛紧紧蒙上了一层薄膜。由于薄膜的关系，我无法同外界相融无间，而同时他们的手也无从触及我的皮肤。我本身固然软弱无力，然而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在我面前也同样无能为力。

我靠着墙壁眼望着天花板出神。肚子饿了就嚼一点随手摸得到的东西，喝口水；悲戚起来就喝杯威士忌睡觉。既不洗澡，又不刮胡须。如此过了三天。

４月６日绿子来了封信，信上说４月１０日去登记选课，届时要我在学校前院等她一同吃午饭。她说：“拖这么久才回信，这样也就彼此彼此了，还是和解吧。因为见不到你，毕竟感到寂寞。”这封信我反复看了四遍，还是不解其意。这信意味着什么呢，到底？脑袋麻木得不行，无法准确把握上下句之间的关联。为什么在“登记选课”那天同她相见就是“彼此彼此”？她为什么要同我“吃午饭”？我不由怀疑：恐怕连我的脑袋也正在变得莫名其妙。神志濒于瓦解，如同暗室植物的根须一样蓬蓬松松。不能这样！我在昏沉沉的脑袋里想道。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必须振作起来！“不要同情自己，”我猛然记起永泽的话，“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真有你的，永泽，你是好样的！我长吁一声，欠身站起。

三天来我第一次洗衣服，去浴室洗澡刮胡子，打扫房间，买来东西，做顿像样的饭菜吃了，又喂了饿瘪肚子的“海鸥”，喝些啤酒，这回只喝啤酒，接着做了３０分钟体操。刮胡子时我对镜一看，才发现瘦得两腮全陷了下去，两眼倒是光亮得出奇，活像别人的面孔。

第二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兜了一圈风，回家吃罢午饭，把玲子的信重新读了一遍，然后冷静思考往后应该怎么办。我之所以从玲子信中受到沉重打击，根本原因在于我那种以为直子日趋好转的乐观估计一瞬间归于破灭。其实直子本人已说她的病根很深，玲子也说过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是我两次去见直子，得到的印象都是她正在恢复，便以为惟一的问题无非是使她重新鼓起回归现实生活的勇气。认为只要她重鼓勇气，我们两人就能齐心合力地顺利步入坦途。

岂料，我这座构筑在脆弱的假设基础上的幻想之城，由于玲子的一封信而顷刻间土崩瓦解，剩下的惟有死气沉沉的平板地基。我现在必须设法使自己重新站稳。直子的再度恢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而且纵使恢复了，恢复后的她恐怕也比以前还要衰颓虚弱，更没有信心。而我必须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局面。当然也不是我坚强起来就能一切都迎刃而解，这我心里清楚。但不管怎样，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提高自己的士气，只有耐心等待她的康复。

喂，木月！我和你不同，我决心活下去，而且要力所能及地好好活下去。你想必很痛苦，但我也不轻松，不骗你。这也是你留下直子死去造成的！但我绝不抛弃她，因为我喜欢她，我比她顽强，并将变得愈发顽强，变得成熟，变成大人——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以前我本想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永远十七、十八才好，但现在我不那样想。我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年，我已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喂木月，我已不再是同你在一起时的我，我已经２０岁了！我必须为我的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

“喂，怎么搞的，渡边君？”绿子说，“怎么瘦得这么厉害？”

“是吗？”

“干过火了吧，和那个有夫之妇？”

我笑着摇摇头：“去年１０月初到现在，一次都没和女人睡过觉。”

绿子吹了声嘶哑的口哨：“半年都没干那个？当真？”

“真的。”

“那——为什么这么瘦？”

“成大人了嘛。”我说。

绿子扳住我的双肩，定定逼视我的眼睛。随即皱了会眉头，接着莞尔笑道：“不错，确实有点变化，同以前相比。”

“成大人了嘛。”

“你这人可真行！居然会这样想。”她不无感叹地说道，“吃饭去，肚子瘪了吧？”

我们去文学院后面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点了当天搭配好的便餐，她也没有异议。

“嗳渡边君，还生气？”绿子问。

“生什么气？”

“就是对我报复你不给你回信的事。那样不好吧，你认为？本来你都正式道歉了。”

“怪我不对，有什么办法。”

“姐姐劝我别那么做，说我太斤斤计较，太耍小孩子脾气。”

“不过这回心里总算痛快了吧，报复完后？”

“嗯。”

“那不就行了。”

“你真够宽宏大量的。”绿子说，“渡边君，你真的半年都没干那个？”

“没有。”我回答。

“那么，上次你陪我睡觉时是很想很想干的吧？”

“噢，大概是吧。”

“可干吗没干？”

“你现在是我最宝贵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你。”我说。

“当时你要是死乞白赖，我恐怕很难拒绝的，那时候简直都瘫痪了。”

她浅浅地一笑，手温柔地放在我手腕上：“我，那之前就已决定相信你，百分之百地。所以即使那时候我都能放心大胆地只管睡。心想和你在一起不要紧，用不着担心。睡得很香吧，我？”

“嗯，的确。”

“假如你不是那样，而是对我说：‘喂绿子，和我干吧，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和我干！’我说不定就真的干了。不过，你可别因为我这么说就认为我勾引你，挑逗你，我只是想把我感觉到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知道。”我说。

我俩边吃饭，边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发现有两门课我们都选了，就是说每周可以同她见面两次。接下去，她谈了自己的生活。说她姐姐好长时间都过不惯公寓生活，因为同她们以往的人生相比着实可谓养尊处优，而她们早已习惯同时护理病人和给店里帮忙那种每天忙得团团转的生活。

“不过，近来她终于转过弯来了。”绿子说，“说我们自身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无须顾忌谁，尽情舒展手脚就是。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神不定，就像身体离开地面两三厘米似的。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如此快活的人生，而肯定马上就会掉到苦海里去，弄得两人紧张得很。”

“好一对苦命姐妹。”我笑道。

“过去太残酷了。”绿子说，“也罢，往后我们狠狠地捞回来。”

“哦，你俩怕是做得到的。”我说，“你姐姐每天做什么？”

“她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表参道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每周去帮三次忙。其余时间就学做菜，或同未婚夫幽会，再不就看电影、发呆，总之在享受人生乐趣。”

她打听了我的新生活。我讲了房间的配置，宽阔的庭园，叫“海鸥”的猫，以及房东等等。

“有意思？”

“不坏。”我说。

“可就是没精神。”

“可惜了大好春光。”

“可惜还穿着她给织的漂亮毛衣。”

我吃了一惊，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紫色毛衣：“你怎么会知道？”

“你这人真算老实。那肯定是挖苦你的嘛！”绿子意外似地说道，“干吗没精神？”

“我倒想拿出精神来。”

“你把人生当做饼干罐就可以了。”

我摇了几下头，看着绿子的脸说：“可能是我脑筋迟钝的关系，有时捉摸不透你说的什么。”

“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大喜欢的不都在里面吗？如果先一个劲儿地挑你喜欢的吃，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这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过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倒也是一种哲理。”

“不过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从切身体会里学得的。”绿子说。

正喝咖啡时，闯进两个绿子同学模样的女孩，和绿子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随即东拉西扯起来，什么去年德语成绩如何，什么在学潮冲突中你受伤了，什么这双鞋不错在哪里买的。在似听非听的时间里，我竟觉得那些话仿佛是从地球背面传来的。我边喝咖啡边观望窗外景致。校园春景一如往年：天空迷蒙，樱花开放，一眼即可看出是新生的男男女女抱着新书在路上走动。如此观望之间，神思又有点恍惚起来。我想起今年仍不能返回大学的直子。转眼又看见窗台放着一个小玻璃杯，插有一枝金凤花。

两个女孩道声“回头见”返回自己座位后，我和绿子走出店，在街上相伴散步。我们转了家旧书店，买了几本书，又进饮食店喝了杯咖啡，然后去娱乐厅玩了一会弹球游戏，接着坐在公园长凳上说话。差不多都是绿子一人唱独角戏，我哼哈作答。绿子说口渴，我去附近糕点铺买来两罐可乐。那时间里她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刷刷”写着什么。我问写什么，她答说没写什么。

３点半时，她说得赶紧回去，讲好和姐姐在银座会面。我们步行到地铁站，在那里分手。分手时她把那张稿纸一叠四折塞进我外套口袋，叫我到家后再看。而我是在电车中看的。

恕我免去客套。

这封信是在你去买可乐的时候写的。给凳子邻座的人写信，在我还是初次。但不这样做，似乎很难把我想说的传达给你。因为无论我说什么你几乎都听不进去，是吧？

嗯，你可知道？今天你做了一件十分使我伤心的事：你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发型的变化吧？我辛辛苦苦地一点点把头发留长，好不容易在上周末把发型变得像个女孩儿模样，可你连这点都未察觉吧？我自以为十分可爱，加之久未见面，本想吓你一跳，然而你根本无动于衷，这岂不太跟人过不去？反正你现在恐怕连我穿什么衣服都记不起来了。我也是个女孩儿！你就是再有心事要想，也该多少该正眼看我一下才是。只消说上一句“好可爱的发型”，往下无论你做什么，哪怕再心事重重，我都会原谅你。

所以，我现在向你说谎，什么要同姐姐在银座会面，全是谎话。本来我打算今天住在你那里，睡衣都带在身上。是的，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哈哈哈，傻瓜似的。但你偏偏不肯邀我去你住处。不过也好，既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似乎乐得一人孤独，那么就让你孤独去，去绞尽脑汁想各种事情，想个彻底！

不过这也并非说我对你有多么恼火。我仅仅是感到寂寞。因为你对我没少热情关照，而我却一次也没为你效力。你总是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却一个劲儿“咚咚”敲门，一个劲儿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即刻恢复原状。

现在你手拿可乐回来了，一副边走边沉思的样子，我恨不得你跌一跤才解气，可你并未跌跤。你正坐在旁边，“咕嘟咕嘟”喝可乐。买可乐回来时，我还期待你注意到我的发型，说上一句“嗬，发型变了嘛”，结果还是落空了。假如你注意到，我会把这封信撕得粉碎，说：“喂，去你那里好了，给你做一顿香喷喷的晚饭，然后和和气气地一起睡觉。”但你俨然一块铁板似的麻木不仁。再见。

附记：下次在教室见面不要打招呼。

我从吉祥寺站往绿子公寓打了次电话，没人接。由于没有特别要做的事，我便在吉祥寺的街头走来转去，想物色一份能够边上学边做的临时工。我是周六周日两天空闲，周一周三周四可以从５点开始。但同这张时间表完全吻合的工作找起来谈何容易。我泄了气，走回住所。买晚间吃的东西时顺便又给绿子打了次电话，是她姐姐接的，说绿子尚未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晚饭后，想给绿子写信，但反复写了几次都没写好，最后给直子写了一封。

我写道：“春回大地，新的学年开始了。不得相见，实在怅惘莫名。我很想见你，同你说话，无论通过什么形式都可以。但不管怎样，我都决心自强不息，此外别无他路可走。”

“此外，这是我自身的问题，也许对你无关紧要——我没有同任何人睡觉。因我不愿忘记你接触我时留下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比你想的还要重要。我经常追忆当时的情形。”

我把信装入信封，贴上邮票，坐在桌前盯着看了半天。这封信虽说比以往简短得多，但我自忖这样反倒能更好地传情达意。我往杯里倒了３厘米高的威士忌，喝了两口，栽倒睡觉。

※

第二天，我在吉祥寺站附近找了份只周六周日去两次的临时工。是在一家不大的意大利风味饭店当男侍，条件虽一般，但供应午餐，还给交通费。周一周三周四休晚班时——他们经常休息——我来代替上班也可以，作为我可谓求之不得。店主还说，做满三个月后，给提一次工资，并希望这个周六就开始。同新宿唱片店那个不三不四的店长相比，这位男子看起来相当老实厚道。

我给绿子公寓打去电话，还是她姐姐出来接，告诉我绿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家，她自己也想知道绿子去了哪里，并用疲倦的声音问我知不知道线索。我知道的只是绿子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

星期三上课时，我见到了绿子。她穿一件类似艾蒿色的毛衣，戴一副夏季常戴的深色太阳镜。坐在最后一排，同以前见过一次面的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说话。我走过去，对绿子说课后有话说。戴眼镜的女孩儿先看看我，随即绿子也看看我。绿子的头发较之以前，那样式的确相当带有女性的风韵，显得成熟不少。

“我，有约会的。”绿子略微歪起脖颈说。

“不占你多少时间，５分钟就行。”

绿子摘下太阳镜，眯细眼睛，那眼神活像在眺望对面１００米开外一座行将倒塌的报废房屋：“我不想说，对不起。”

眼镜女孩儿看着我，仿佛在说：人家说不想同你说话，对不起。

我在最前排的右端坐下，开始听课（讲的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的总论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课讲完时，我慢慢数罢一二三向后看去——绿子已不见影了。

对于只身独处的人来说，４月实在是不胜凄寂的时节。４月里，周围的人无不显得满面春风。人们脱去外套，在明媚的阳光下或聊天，或练习棒球，或卿卿我我。而我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直子也好绿子也好永泽也好，所有的人都远远离我而去。现在的我，连问一声“早安”或“你好”的人都没有。甚至对敢死队我都有些怀念。我就这样在无可排遣的孤独中送走了４月。向绿子打了好几次招呼，但得到的却总是一个回答。她说她现在不想对话，听那声调，知道她也的确没这心思。她差不多都是同那个眼镜女孩儿在一起，此外便是同短头发的高个子男生结伴。那男生腿长得出奇，经常穿一双白球鞋。

４月过去，轮来５月。５月比４月还要难以打发。刚交５月，我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心开始在阑珊的春日中摇颤。这种摇颤大体在薄暮时分袭来。在浮动着玉兰花淡淡幽香的苍茫暮色里，自己的心开始无端地膨胀、颤抖、摇摆、针刺般地痛。这时我便紧闭双目、咬紧牙关，等待这番袭击的过去，而这要花很长时间，之后还留下丝丝隐痛。

每当这时我就给直子写信。在给直子的信中，我只写得意的事项、愉快的感受和美好的际遇，只写芳草的清香、春风的怡然和月光的皎洁，只写看过的电影、喜欢的歌谣和动心的读物。写罢反复阅读之间，我本身竟也得到了慰藉，心想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何等美妙绝伦！这样的信我给直子去了好几次，但无论直子还是玲子都没回音。

在打工的饭店里我认识了另一个打工的学生，姓伊东，和我同年，两人开始不时地攀谈起来。他在美术大学读油画专业，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为了使他说话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也喜欢看书听音乐，我们的话题差不多都是这些。伊东身材颀长，容貌潇洒，就当时的美大学生而言，他头发算是短的，衣着利落整洁。言语尽管不多，但兴趣和思想都很地道可取。他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读邦达和巴雷斯。音乐喜欢听莫扎特和拉威尔。并且和我同样在寻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

他在其住处招待过我一次。那是井头公园后面一幢式样别致的平房公寓，房间里到处堆满画架画布之类。我说想看看画，他说不好意思，没让我看。我们喝他从他父亲那里悄悄拿来的皇家芝华士酒，用陶炉烧柳叶鱼来吃，听罗贝尔·卡萨德施演奏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他是从长崎来的，故乡镇上有个恋人，每次回长崎都同她睡觉。他说近来关系有点别扭。

“这你大致明白吧，女孩儿勾当嘛！”他说，“一上２０或２１岁，就急着具体考虑很多事情，陡然变得现实起来。结果，原本觉得非常可爱的地方也平庸得叫人不快。一见我面——大多是在干完那种事之后，就问我大学毕业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我问。

他边嚼柳叶鱼边摇头：“怎么办？怎么也办不了，一个学油画的学生！要是想到怎么办，有谁还会跑来学什么油画。不说别的，从这种地方出来连吃饭都没有着落。我这么一说，她就央求我回长崎当美术教师。她打算当英语老师。活活要命！”

“那么说你已经不大喜欢她喽？”

“呃——恐怕是。”伊东承认道，“再说，我没心思当什么美术教师，不愿意教那些像群吵吵闹闹上蹿下跳的猴子似的调皮鬼初中生，不愿意那样了此一生。”

“说到底，还是同她分手为好吧？对双方来说。”

“我也那样想。但说不出口，张不开嘴。因为她是打定主意同我结合的，我怎么好说：分开吧，我已看不上你了呢！”

我们没有加冰块，干喝威士忌。柳叶鱼吃完后，便把黄瓜和芹菜切成长条，蘸酱油嚼起来。“咔嚓咔嚓”嚼黄瓜的时间里，我不由想起绿子的父亲，痛切地感到失去绿子的生活对我是何等枯燥无味。不知不觉地，她的存在已在我心目中急剧膨胀起来。

“你有恋人？”伊东问。

“有是有。”我吁口气回答，“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天各一方。”

“但心情是相通的吧？”

“但愿如此，否则如何活得下去。”我半开玩笑地说。

随后，他语气沉静地谈起莫扎特的伟大。如同乡下人对山路了如指掌一样，他对莫扎特音乐的伟大之处十分谙熟。他说他父亲喜欢听，他从３岁开始就一直听。我对古典音乐所知无多，但在一边听他充满感情而恰到好处的点评——“听，这个地方……”“如何，这里……”——一边倾听莫扎特协奏曲的时间里，一种久违了的怡适舒展的心情不觉油然而生。我们望着井头公园树林上方浮出的一弯新月，把那瓶皇家芝华士酒喝尽最后一滴。好香醇的酒！

伊东叫我住下，我说还有点事，谢过他招待的威士忌，９点前离开了他的住所。归途中，我进电话亭给绿子打电话。这回居然是她本人接的。

“对不起，现在不想同你说话。”绿子说。

“这我知道，不知听过多少遍了。但我不想就这样中断同你的关系。你确实是我屈指可数的朋友之一，见不到你实在憋得难受。到什么时候才能和你说话？只告诉我这点也好。”

“由我来打招呼，到那时候。”

“活得可好？”

“凑合。”说着，她放下听筒。

５月中旬，玲子来了封信。

谢谢你时常来信。直子看了非常高兴。我也看了，我看也可以吧？

好久未能写信，请多原谅。实不相瞒，一来我有点感到疲劳，二来也没什么可喜的消息。直子的情况还是不怎么好。前几天她母亲从神户来，加上专科医生和我，四个人议论来议论去，最后一致同意转去专科医院集中治疗一段时间，然后再酌情决定是否返回这里。直子说如果可能，她想一直在此医疗，作为我也觉得离开她寂寞，而且放心不下。不过坦率说来，她已经渐渐不容易控制了。平素倒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但她有时候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那种时候身边就离不开人，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子的幻听已十分严重，她拒绝接受一切，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所以，我认为直子还是暂时转院为好，去合适的地方接受治疗。这固然遗憾，但别无他法。以前我也对你说过，对待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耐心。不放弃希望，把相互纠缠的线索一一理出头绪。无论事态看上去多么令人悲观，也必定在某处有突破口可寻。倘若周围一团漆黑，那就只能静等眼睛习惯黑暗。

这封信寄到你手头的时候，直子该已经转去那家医院了。拖这么久才告诉你，觉得抱歉得很，但这一切都是仓促忙乱之间定下的。新医院是一家有定评的医院，条件很好，也有高明的医生。地址写在下面，请往那边写信。我这边也会得到直子的情况，届时再告诉你，但愿有好消息可写。想必你很难过，但不要灰心。直子不在以后，仍希望能给我写信来——即使不经常也好。再见。

这年春天我着实写了好多信。每周给直子写一封，给玲子也写，还给绿子写了几封。在大学教室里写，在家把“海鸥”放在膝头俯在桌子上写，间歇时伏在意大利餐馆的餐桌写。简直就像通过写信来把我几欲分崩离析的生活好歹维系在一起。

“由于不能同你说话，我送走了十分凄楚而寂寞的４月和５月。”我在给绿子的信中写道。“如此凄楚寂寞的春天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早知这样，让２月连续重复三次有多好。现在对你说这话我想为时已晚——那新发型的确对你非常合适，非常可爱。眼下我在一家意大利餐馆打工。从厨师那里学会了做意大利面条，十分好吃，很想日后请你品尝一次。”

我每天去学校，每周在意大利餐馆做两三次工，同伊东谈论书和音乐，从他手里借来几本巴雷斯看，写信，同“海鸥”玩，做意大利面条，侍弄庭园，边想直子边自慰，一场接一场看电影。

绿子向我搭话是６月快过完一半的时候。两人足有两个月没开口了。上完课，绿子来我邻座坐下，手拄下巴，半天没有吭声。窗外雨下个不停。这是梅雨时节特有的雨，没有一丝风，雨帘垂直落下，一切都被淋得湿漉漉的。其他同学全部离开教室后，绿子也还是以那副姿势默然不动。一会儿，她从棉布上衣袋里掏出万宝路衔在嘴上，把火柴递给我。我擦燃一根给她点上。绿子圆圆地噘起嘴唇，把烟缓缓地喷在我脸上。

“喜欢我的发型？”

“好得不得了。”

“如何好法？”

“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

“真那样想？”

“真那样想。”

她注视着我的脸，良久，把右手伸出。我握住它。看上去她比我还要如释重负。绿子把烟灰抖落在地板上，倏地起身立起。

“吃饭去吧，前胸贴后背了。”绿子说。

“去哪儿？”

“日本桥高岛屋商店的餐厅。”

“干吗故意去那种地方？”

“隔些日子我就想去一次那里。”

于是我们乘地铁来到日本桥。也许从早上就开始下雨的关系，商店里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影。整个店内充溢着雨的气味，店员也因无所事事而显出无聊的神情。我们走到设在地下室的餐厅。细细看了一遍陈列的样品，两人都决定吃盒饭。虽是午饭时间，但餐厅里人并不挤。

“在商店的餐厅吃饭，这可是相隔好久的事了。”我一边说一边端起几乎惟独商店餐厅才能见到的光溜溜的瓷茶杯，喝了一口。

“我喜欢这样。”绿子说，“觉得好像做了一件特殊事情。这大概同小时的记忆有关，小时很少很少由大人领着逛商店。”

“我倒好像常逛，我妈喜欢逛商店的。”

“真好。”

“也谈不上好不好，我本来不乐意去什么商店。”

“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好是指在大人关怀下长大。”

“噢，独生子嘛！”我说。

“小时候我就想好了，长大后一定一个人来商店餐厅饱饱吃上一顿。”绿子说，“不过也够无聊的，独自在这种地方毛毛草草吃顿饭，哪里能有什么意思。既不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又乱哄哄地让人心烦意乱，空气又糟，光是地方宽敞。但我还是时常想来这里。”

“这两个月好难熬啊！”我说。

“从你信上知道了。”绿子面无表情地应道，“反正先吃饭吧，除此以外我现在考虑不了别的。”

我们把半圆形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喝了汤，饮了茶。绿子吸了支烟。吸罢，一言不发地迅速立起，拿伞在手。我也随之欠身，拿起伞。

“这回去哪里？”我问。

“来商店餐厅吃完饭，往下当然是去天台喽！”绿子说。

雨中的天台一个人也没有。宠物用品柜台看不见售货员。小卖部和乘用物售票处也都落着卷闸门。我们撑着伞，在湿漉漉的木马、花木架、摊床之间散步。东京的闹市区中心居然有此等荒凉的场所，我有些意外。绿子说要看望远镜，我投进一枚硬币，她看的时候我为她撑伞。

天台角落里有一小块带凉棚的娱乐场，摆着几台儿童游戏机。我和绿子在里边一个歇脚凳模样的矮台上坐下，观望雨景。

“说点什么呀！”绿子说，“总该有话说吧，你？”

“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不过上次我确实心绪很糟，木头木脑的，对好多事都心不在焉。”我说，“但见不到你后我才深深意识到——只因有你，我才得以好歹坚持到现在。而失去你之后，我实在孤独得好苦。”

“可你不知道吧，渡边君？由于不得见你，这两个月我是多么寂寞，度日如年。”

“不知道，没想到。”我惊讶地说，“我以为你生我的气，所以才不想见我。”

“你这人脑袋怎么这么简单？我肯定想见你的嘛！我不是说过喜欢你的吗？我并不会随随便便喜欢上一个人，或轻而易举抛弃一个人。这点你还看不出来？”

“那当然是那样……”

“不错，我是生你气来着，恨不得狠狠踢你一百八十脚。还不是，好久才见一次面，你却呆愣愣地只顾想别的女人，看都不愿看我一眼，我就是生这个气。不过另一方面我一直在想，恐怕还是同你分开一段时间为好，即使为了把事情弄清楚。”

“事情？”

“就是我同你的关系。具体说来，我已经渐渐觉得同你在一起更有意思，较之同他相处。你不认为这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都有欠稳妥？当然我是喜欢他。虽然他多少有点固执、偏激，有点法西斯，但优点也多的是。而且一开始我也是经认真考虑才喜欢他的。但是，对我来说，你这人总像有些与众不同。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再称心如意不过。我信赖你，喜爱你，不愿放弃你。一句话，自己对自己都逐渐没了主意。这样，我就去他那里开诚布公地商量，看如何是好。他叫我别再找你，说如果再找你就得同他一刀两断。”

“那怎么办了？”

“和他断交了，利利索索的。”说着，绿子把一支“万宝路”衔在嘴上，用手拢着划火柴点燃，猛猛吸了一口。

“为什么？”

“为什么？”绿子吼道，“你脑袋是不是不正常？又懂英语假定形，又能解数例，又会读马克思，这一点为什么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非得叫女孩子开口？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超过喜欢他么？我本来也很想爱上一个更英俊的男孩儿，但没办法，就是相中了你。”

我想说句什么，但喉头似乎有什么东西堵着，一时未能出口。

绿子把烟扔进水洼：“喂喂，别阴沉着脸，叫我看着难受。你放心，知道你另有心上人，我什么都不指望。不过抱一抱我总可以吧？这两个月我也真熬得够呛！”

我们在娱乐场后头撑伞抱在一起。身体紧紧贴住，嘴唇急切切地合拢。她的头发、她的棉布牛仔夹克的领口都发出一股雨的气味。我不由想：少女的身体是何等柔软何等温暖！隔着一层茄克衫，我胸口明显感到了她的乳房，觉得自己确实好久都未曾接触如此充满生机的肉体。

“上次和你见面那天夜里，我就跟他讲了，就此各奔东西。”绿子说。

“我非常喜欢你。”我说，“打心眼里喜欢，不想再撒手。问题是现在毫无办法，进退两难。”

“因为那个人？”

我点点头。

“嗯，告诉我，和她睡过？”

“只一次，一年前。”

“那以后再没见面？”

“见了两次，但没干。”我说。

“那又为什么？她不是喜欢你么？”

“无可奉告。”我说，“情况极为复杂，千头万绪，而且由于天长日久，实情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不论对我还是对她，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种责任，作为某种人的责任，并且我不能放弃这种责任。起码现在我是这样感觉的，纵使她并不爱我。”

“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女孩儿，”绿子把脸颊擦在我脖颈上说，“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表白说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虽然我多少有蛮不讲理的地方，但心地善良正直，勤快能干，脸蛋也相当俊俏，乳房形状也够好看，饭菜做得又好，父亲的遗产也办了信托存款，你还不以为这是大甩卖？你要是不买，我不久就到别处去。”

“需要时间。”我说，“需要思考、归纳、判断的时间。我也觉得对不起你，但现在只能说到这里。”

“但你是喜欢我，是不想再撒手吧？”

“那当然是的。”

绿子离开我的身子，动情地一笑，看着我的脸。“那好，我等你，因为我相信你。”她说，“只是，要我时就只要我，抱我时就得只想我。明白我说的意思？”

“明明白白。”

“还有，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但千万别做伤感情的事。在过去的生活里我已经被伤害得够厉害了，不想再受下去，我要活得快活些。”

我搂过绿子，吻着她。

“还不快把那破伞放下，拿两只胳膊紧紧抱住！”她说。

“放下伞不淋成落汤鸡了？”

“管它什么落汤鸡！求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只管死死抱住我。我都整整忍耐两个月了。”

我把伞放在脚下，顶着雨把绿子紧紧搂在怀中。惟有车轮碾过高速公路的沉闷回响仿佛缥缈的雾霭笼罩着我们。雨无声无息、执着地下个不停，我们的头发已被彻底淋透，雨滴如同泪珠一般顺颊而下，她的棉布牛仔夹克和我的黄色尼龙风衣全被染成了深色。

“到能避雨的地方去吧？”我说。

“去我家！家里谁也不在。这样非伤风不可。”

“百分之百。”

“瞧，咱俩活像从河里游过来的。”绿子边笑边说，“痛快！”

我们在毛巾柜台买了条大号毛巾，轮流进洗手间擦干头发。之后乘地铁来到她在茗荷谷的公寓。绿子马上让我淋浴，然后她才进去。我穿上她借给我的浴衣，等待衣服干透。她自己换上马球衫和裙子。两人在厨房餐桌上喝咖啡。

“讲讲你的事。”绿子说。

“我的什么事？”“呃……你讨厌什么？”

“讨厌鸡肉、性病和饶舌的理发匠。”

“此外？”

“４月孤独的夜晚和镶花边的电话机罩。”

“此外？”

我摇摇头：“再想不起特别的。”

“我的他——以前那个他——讨厌的东西多得很。例如我穿超短裙啦，吸烟啦，每喝必醉啦，口出脏话啦，讲他朋友不好啦……所以，如果在我身上有你讨厌的，尽管提出。能改的我改就是。”

“没有什么。”我想了一会说，“什么也没有。”

“真的？”

“你穿的我都喜欢，你做的说的，你的走路姿势，你的醉态我统统喜欢。”

“这样下去真的可以？”

“也不知道让你怎么改好，索性就这样好了。”

“喜欢我喜欢到什么程度？”绿子问。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都融化成黄油。”

“嗯——”绿子略显满足，“能再抱我一次？”

我和绿子在她房间的床上相抱而卧。我们边听滴雨声边在被窝里亲嘴。接着从世界的构成一直谈到煮鸡蛋的软硬度，简直无所不谈。

“下雨天蚂蚁到底干什么呢？”绿子问。

“不知道，”我说，“估计是打扫洞穴或整理贮藏物什么的吧。蚂蚁很勤快。”

“那么勤快为什么还不进化，为什么从古至今一直是蚂蚁？”

“说不清。大概身体结构不适合进化——同猿猴相比。”

“想不到你也有这么多一问三不知。”绿子说，“我还以为渡边其人大凡世事无所不通咧！”

“世界大无边。”

“山高海又深。”说罢，绿子把手从我的浴衣下摆伸进去，握住那勃起的东西，然后倒吸了一口凉气，“喂，渡边，可别见怪，老实说真的不成。这么大，这么硬！”

“开玩笑吧？”我叹息一声。

“是玩笑。”绿子哧哧笑着，“不要紧，放心好了。这个尺寸的完全进得去。喂，仔细看看可好？”

绿子缩进被里，摆弄了好半天。，翻翻包皮，用手掌掂掂分量，然后从被窝探出头来，吁了口气）。

(“可我十分十分中意你这玩意儿，不是奉承你。”

“谢谢。”我老实道谢。

“可是你不想和我干吧？在各种事情弄清楚之前？”

“不至于不想干吧，”我说，“想得都快发神经了。但又不能干。”

“死脑筋！我要是你就一干为快。干完再考虑不迟。”

“真那样做？”

“骗你。”绿子小声道，“我也不会干的，我想，我要是你同样不会干的。我就喜欢你这种地方，真的好喜欢。”

“怎么个喜欢法？”我问。

她没有回答，而是紧紧地贴住我，嘴唇吻在我乳头上，握着那东西的手开始在下边缓缓地动。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同直子手的动作相当不同。两者都充满温存，妙不可言，然而总有的地方相异，使我觉得是在经受迥然有别的另一种体验。

“喂，渡边君，又在想别的女人吧？”

“没想。”我撒谎道。

“真的？”

“真的。”

“这种时候可不许你想别的女人。”

“想不成的。”我说。

“想碰碰我的胸脯或那地方？”绿子问。

“想的，但还是不碰的好。一次搞许多名堂，刺激太强了。”

绿子点点头，在被子里窸窸窣窣脱了内裤，对准我那东西：“排在这里。”

“要弄脏的。”

“人家眼泪都要出来了，别说蠢话。”绿子带着哭腔说，“洗洗就完了。别假客气啦，想排就排吧。要是过意不去，就买新的当礼物送我。要不，你是不中意我才排不出？”

“没的话。”我说。

“那就排吧，没关系，排吧。”

我排完后，她检查了那摊东西。“上面都沾满了呢，”她不无钦佩地说。

“太多了？”

“没关系，不怎么多。傻子，尽管排好啦。”绿子笑着和我接吻。

傍晚时分，绿子去附近买东西，做了晚饭。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喝啤酒吃炸虾，最后是吃青豆饭。

“吃得饱饱的，造得多多的。”绿子说，“我替你好好排放出去。”

“多谢。”

“我嘛，知道好多好多方法。开书店时从妇女杂志上学来的。跟你说，妇女怀孕时干不成那事，为了使丈夫那期间里不在外头胡搞，就搜集各种各样的处理办法。也确实有很多方式。感兴趣？”

“感兴趣。”我说。

离开绿子后，我乘上电车回家。在车中我打开从车站买的一份晚报。但我还沉浸在思虑中，一行也读不下去，读了也不知所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报纸莫名其妙的版面，继续思索以后自己将何去何从，我周围的环境将出现何种变化。我不时感到世界的脉搏在我身旁突突悸动不已。我喟然长叹，旋即合上双目。对于今天一整天的所作所为，我丝毫不觉后悔；倘若能再过一次今天，我深信也必然故伎重演——仍在雨中天台上拥抱绿子，仍被淋成落汤鸡，仍在她床上被其手指疏导出去。对此我不存任何疑问。我喜欢绿子。她肯重新投入我的怀抱，使我感到乐不可支。若同她结为伴侣，想必能相安无事。而且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有血有肉的女孩儿，那热乎乎的身体就在自己的怀中。作为我，何尝不想把绿子剥得精光，分开下肢进到其温暖的缝隙中去——为克制住这种强烈的冲动我不知做了多大努力。当她握住我那件东西的手指缓缓移动的时候，我实在不能加以制止。我渴求她，她也渴求我，我们已经在相爱。有谁能控止得住呢？是的，我是爱绿子。这点恐怕更早些时候就已了然于心，只不过自己长期回避做出结论而已。

问题在于我无法很好地向直子解释这种局面的发展。若在其他时期倒也罢了，而对眼下的直子，我根本不可能说我已喜欢上了别的女孩。更何况我仍在爱着直子。尽管爱的方式在某一过程中被扭曲得难以思议，但我对直子的爱却是毋庸置疑的，我在自己心田中为直子保留了相当一片未曾被人染指的园地。

我所能做的，就是向玲子写一封毫无保留的信。我回到住处，坐在檐廊里，眼望夜幕笼罩下的雨中庭园，头脑中推出几行词句。于是我开始俯案直书：“我不能不向您写这封信——这封对我来说万般痛苦的信。”写罢开头，我大致叙述了我同绿子迄今为止的关系，以及今天两人间发生的事。

我爱过直子，如今仍同样爱她。但我同绿子之间存在的东西带有某种决定性，在她面前我感到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并且恍惚觉得自己势必随波逐流，被迅速冲往遥远的前方。在直子身上，我感到的是娴静典雅而澄澈莹洁的爱，而绿子方面则截然相反——它是立体的，在行走在呼吸在跳动，在摇撼我的身心。我心乱如麻，不知所措。这绝非自我开脱，我自以为生来至今始终以诚为本，对任何人也未曾文过饰非，时刻小心不误伤任何人。然而到头来自己反被抛入这迷宫般的境地，我全然不知何以如此。我到底应怎么办呢？这点我只能同您商量，此外别无他人。

我贴上速递邮票，当天夜里把信投进了邮筒。

玲子信的到来是此后第六天。

恕不客套。

首先报告好消息。

直子好转得听说比预想的快。我和她通过一次电话，听起来她说话已清楚多了。很可能短期内返回这里。

其次是关于你的。

依我之见，你大可不必把许多事情想得那么严重，爱上一个人是难得的好事，倘若那爱情是真诚的，谁也不至于被抛入迷宫，要有自信。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第一，如果你被叫绿子的那个人所强烈吸引，你同她坠入情网便是理所当然的。这或许一帆风顺，也可能一波三折。所谓恋爱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一旦坠入情网，一切听之任之或许不失为自然之举。我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形式。

第二，至于你是否同绿子发生性关系，这纯属你自身的问题，我不便表态。最好同绿子畅所欲言，以得出可以接受的结论。

第三，此事请瞒着直子。如果到了非对她挑明不可的地步，届时再由你我两人考虑万全之策。所以你暂时不要透露给那孩子，交给我处理好了。

第四，过去你在很大程度上是直子的精神支柱。即使你不再对她怀有作为恋人的感情，你能为直子做的事也应当还有很多。所以，你不必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我们（这里的我们是对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统而言之的总称）是生息在不健全世界上的不健全的人。不可能用尺子测量长度或用分度器测量角度而如同银行存款那样毫厘不爽地生活。对吧？

就我个人感情而言，绿子倒像是个非常可贵的女孩儿。你为她倾心这点，从信上也看得一清二楚；而你对直子的一片痴情我也了然于心。这并非什么罪过，只不过是大千世界里司空见惯之事。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于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二者同一道理。不必那么苦恼。纵令听其自然，世事的长河也还是要流往其应流的方向，而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所谓人生便是如此。这样说未免大言不惭——你也到了差不多该学习对待人生方式的年龄。有时候你太急于将人生纳入自己的轨道。假如你不想进精神病院，就要心胸豁达地委身于生活的河流。就连我这样孱弱而不健全的女人，有时都觉得人生是多么美好。真的！所以，你也务必加倍追求幸福，为追求幸福而努力。

当然我很遗憾，遗憾你同直子未能迎来大团圆的结局。然而归根结底，又有哪个人能明白什么算是好结局呢！因此你无须顾忌谁，如若你认为可以获得幸福，那就及时抓住机会！以我的经验来看，人的一生中这种机会只有两三回，一旦失之交臂，一辈子都将追悔莫及。

我每天都在没有任何听众的情况下弹吉他，这的确有点百无聊赖。也不愿过下雨的黑夜。真想什么时候再次在有你和直子的房间里边吃葡萄边弹吉他！

就此搁笔。

石田玲子

６月１７日

第十一章

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抔灰烬。

８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回东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他们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餐馆，说暂时来不成了。继之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上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尔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子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档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借给我蚊香；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钱。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周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只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１０月……”

绿子一言不发，“砰”一声挂断电话。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下陷，两腮深凹，而且有来历不明的污垢和擦伤，活像刚刚从黑洞穴深处爬出来的。但仔细端详，的确是自家嘴脸无疑。

当时我行走的是山阴海岸。鸟取或兵库的北海岸即在这一带。沿海岸赶路还是轻松的，因为沙滩上肯定找得到惬意的睡眠场所。并且可以捡来被海水冲上岸的木柴升起炊火，从鱼店买来干鱼烤熟来吃。我还打开威士忌，一面谛听涛声一边怀念直子。真是奇怪——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甚至亲耳听到了钉其棺盖的叮当声，然而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已魂归九泉这一事实。

她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过于鲜明了。她轻轻地吻我，头发垂落在我的小腹——那光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她的温情和喘息，以及一泄而出后无可排遣的感伤。这一切就像５分钟前刚刚发生过一样，仿佛直子就在身边，伸手即可触及她的身体。然而她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存在于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我想起直子的种种音容笑貌，不容我不想起。因为我心里关于直子的记忆堆积如山，只要稍稍开启一点缝隙，它们便争先恐后，鼓涌而出，而我根本无法遏止其突发的攻势。

我想起直子在晨雨中身穿雨衣清扫鸟舍和手拿鸟饵口袋的情景，想起坏了半边的生日蛋糕，想起那天夜里浸湿我衬衣的泪水。是的，那天也是个雨夜。冬日来临，她身穿驼绒大衣在我身旁移动步履。她总是戴一个发卡，总是用手摸它，而且总是用晶莹明澈的眸子凝视我的眼睛。她身披一件蓝色睡衣，在沙发上抱膝而坐，下颏搭在膝头。

就是这样，直子的形象如同汹涌而来的潮水向我联翩袭来，将我的身体冲往奇妙的地带。在这奇妙地带里，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这里活着，同我交谈，同我拥抱。在这个地方，所谓死，并非使生完结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构成生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子在这里仍在含有死的前提下继续生存，并且对我这样说：“不要紧，渡边君，那不过是一死罢了，别介意。”

在这样的地方，我感觉不出悲哀为何物。因为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这有什么，我不是在这里么？”直子羞涩地笑着说道。她这一如往日的平平常常的一言一行，使我顿感释然，心绪平和如初。于是我这样想道：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死，则死并不坏。“是啊，死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子说，“死单单是死罢了。再说我在这里觉得非常快活。”直子在浊浪轰鸣的间歇里这样告诉我。

但为时不久，潮水退去，剩我一个人在沙滩上。我四肢无力，欲走不能，任凭悲哀变成深重的夜幕将自己合拢。每当这时，我时常独自哭泣——与其说是哭泣，莫如说任由浑似汗珠的泪滴不由自主地涟涟而下。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沾满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给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说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浪。他从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１６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那些事仿佛发生在远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暇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罗罗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没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般地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条瘦骨鳞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炊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３０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清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饭卷是紫菜和油炸豆腐包的，明天再用。”他拿起一升装酒瓶，把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劝。临分手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蓦地记起高中三年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的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儿，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我想。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吃下去的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了量，脑袋开始作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更觉怏怏不快。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将睡袋卷起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去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了一个月。心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去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色的骨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了！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也没关系，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吧，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我自己本身负责着那里的管理。

※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上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９点和晚上９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９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好吗？”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待整整８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了一下。

“后天乘新干线去，３点２０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３点２０分去东京站接你。”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夹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刺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简直倒透霉。”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好奇地凝望着窗外武藏野的风光。

“相隔８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着她的手：“不怕，您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大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懒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气氛挺有趣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待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壳。

“我恐怕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下嘴唇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样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去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像样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大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了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１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骨，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渐渐拉开。木月照旧１７，直子依然２１，直至永远。

“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浇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蛮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给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暄？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盒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２０分钟，玲子才好歹回来。回来后，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２０多分钟到底说什么来着？”我嚼着饼干问。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脸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然后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下弦，弹起卡尔罗斯·乔宾的《并非终曲》。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外衣下面，穿着一件马德拉斯格子衬衫。

“瞧，这衣服蛮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乳房。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体。经她一说，她的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响指，“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草草写了一行：‘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

“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８月１０日前后……”

“信见了。”

“８月２４日，直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直子想返回一次，问我可不可以。说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东西，还很想同我好好聊聊，因为短时间内再见不到我，可以的话，想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完全可以。我也非常想见直子，想同她交谈。这么着，第二天，就是２５日她和母亲乘出租车赶来。我们三人便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整理东西。傍晚时，直子对她母亲说往下不要紧了，请母亲回去。她母亲就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了。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饱满，我和她母亲一点都没想到别的。说实话，见面前我担心得不得了，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摇摇晃晃，憔悴不堪。因我知道在那种医院检查治疗起来，身体消耗得相当厉害，担心她顶不住。结果见面一看，我马上一颗心落了地——脸色比预想的显得健康，还笑盈盈地开起玩笑，讲话也较以前有条理多了。而且对自己的新发型很得意，说去了一趟美容院。于是我想若是这样，即使她母亲不在，光和我两人也问题不大。她说：‘玲子姐，我想趁这机会在医院里把过去全部清算一下。’我说是啊，或许那样好。随后我俩到外面散步，这个那个谈了很多，如今后的打算等等。她甚至这样说：要是两人能离开那里一起生活该有多好。”

“和你两人？”

“是的。”玲子微微耸下肩说，“我对她说，我倒无所谓，可渡边君怎么办呢。结果她这样说：‘那人的事我会安排妥当的。’只这么一句。接下去谈了我俩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等等。然后去鸟舍逗鸟玩了一会儿。”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玲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猫早已在她腿上呼呼睡去。

“那孩子一开始就已全部打定主意，所以才那么有精神，才面带笑容，才显得那么健康。肯定是定下决心后，心情变得畅快起来。她开始收拾房里的各种东西，不要的东西放进院子的油桶烧掉，包括当日记写下的笔记簿和信件，统统付诸一炬，甚至连你的信。我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烧掉。因为那孩子一直非常珍惜你的信，时常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她回答说：‘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也好获得新生。’而我也没有深想，以为不无道理。实际上也是说得通的，一般来看。但愿这孩子恢复健康，万事如意，我想。那天的直子也实在可爱得很，真想找你看上一眼。之后，我们像往常那样在食堂吃罢晚饭，进浴池洗澡，打开心爱的上等葡萄酒，两人喝着。我抱起吉他，照例弹甲壳虫，弹《挪威的森林》，弹《米歇尔》，都是那孩子喜欢的。我们觉得相当开心，熄掉灯，适当脱去衣服，上床躺下。那是个闷热得要命的夜晚，打开窗户也几乎没一丝风进来。外面漆黑一团，如同给墨汁涂得没留一点空白。虫声听起来格外响。连房间里都充满扑鼻的夏草气息。这时直子突然提起你，提你同她做爱的事，而且说得极其详细。如何被你脱去衣服，如何被你触摸，自己如何湿润，如何被侵人，如何妙不可言——说得非常具体。于是我按捺不住，问她为什么到今天才提起这话。因为以前那孩子对做爱从来都是三言两语地一带而过。诚然，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我们也坦率地谈到做爱，但那孩子死活不肯详谈，说不好意思。而现在却突如其来地谈得滔滔不绝，连我也不免吃惊。

“‘只是有点想一吐为快。’直子说，‘要是您不大想听，不说也可以的。’”

“‘哪里。肚里有话要说，那就痛痛快快说彻底才好。我来听。’”我说。

“‘玲子姐，那实在是太妙了，整个脑袋都像要融化似的。真想就那样在他怀抱里一生都干那事。真这么想的。’”

“‘既然妙到那个程度，那就和渡边君一起生活，每天都干不就得了？’”我说。

“‘可是不行呀，玲子姐。’直子继续道，‘这我心里明白——那东西不期而来，倏忽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一生中只有碰巧来那么一次，那以前以后我都毫无所感。既无冲动，又没湿过。’”

“当然，我给她解释了一番。告诉她这种现象在年轻女子是屡见不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乎都会自然消失。况且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用不着担心。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是怎么都不顺利，急得要死。”

“‘不是那么回事！’直子说，‘我什么也没担心，玲子姐。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到我那里边，不想让任何人扰乱我。’”

我喝干了一瓶啤酒，玲子吸完第二支烟，猫在玲子腿上伸伸腰，换个姿势，又睡过去了。玲子略一犹豫，把第三支烟叼在嘴里，点燃。

“接着直子抽抽搭搭哭起来。”玲子说，“我坐在她床上抚摸她的脑袋，安慰说，‘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定会在男人怀里快快活活一辈子。’夏夜正热，直子身上又是汗又是泪，湿得一塌糊涂。我拿来浴巾，给她擦脸擦身子，见她三角裤也湿透了，就叫她脱下来……噢，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俩一直一块儿洗澡，那孩子就像我妹妹似的。”

“明白，这我明白。”我说。

“直子希望我抱抱她。我说这么热，怎么抱得了。她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就抱了她。用浴巾把身体围住，以免汗水贴着汗水，如此过了一会儿。等她镇静下来后，我又为她擦擦汗，穿上睡衣，放她躺好。她马上静静地睡了，或者说是装睡。但不管怎样，那张脸实在叫人怜爱，就像生来从未受伤的十三四岁的孩子脸。见她这样，我也放心地睡了。

“６点醒来时，她已不见了。睡衣脱在床上，而衣服、运动鞋，还有经常放在枕边的手电筒都没有了。这时我发觉不对头——打手电筒说明是天还没亮就走掉的，对吧？出于慎重，我查看了桌面，那纸条就在上面：‘衣服全部送给玲子。’于是我马上跑去大伙那里，让大伙分头去找直子。随即全员出动，从宿舍区一直找到四周树林，过筛子似的搜查了一遍。结果花了五个钟头才找到。那孩子，连绳子都早已备好，带去了那里。”

玲子喟然叹息一声，抚摸着猫的脑袋。

“喝茶吗？”我试着问。

“谢谢。”她说。

我烧开水，沏上茶，折回檐廊。夕阳垂垂西坠，斜晖奄奄一息，树影长长地伸至我们脚前。我一边喝茶，一边望着纷然杂陈的奇妙庭园——棣棠、杜鹃、南天竹等在那里我行我素地横躺竖卧。

“找到后不久，急救车来把直子拉走。我被警察一一询问了情况。说是询问，其实也没深入问什么。一来有遗书样的纸条留下来，自杀不言而喻；二来他们那些人以为精神病患者恐怕就是要自杀的。所以询问也仅是走过场而已。警察一离开，我就打了电报给你。”

“好凄凉的葬礼啊！”我说，“也太寂静了，人又寥寥无几。她家人光是对我放心不下，猜不出我怎么会晓得直子的死。肯定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自杀。实际上真不该去参加葬礼，我也因此一蹶不振，失魂落魄，之后不久就外出旅行了。”

“渡边君，不去散散步？”玲子问道，“该买点东西做晚饭了吧，我都饿了。”

“好。可有什么喜欢吃的？”

“火锅。”她说，“我有好些年好些年没吃火锅了，做梦都梦见吃火锅。肉、大葱、鬼芋、煎豆腐、茼蒿，一古脑儿放进去煮，咕嘟咕嘟……”

“吃是可以，可问题是没有吃火锅用的锅，我这儿没有。”

“这好办，包在我身上，找房东借来就是。”

她一溜风地走去正房，借来一个满高级的火锅、一个小煤气炉、一段煤气软管。

“如何，不错吧？”

“真行！”我心悦诚服。

我们去附近小商业街买了牛肉、鸡蛋、青菜和豆腐，在酒店买了一瓶看上去考究些的白葡萄酒。付款时我坚持由我付，但终归还是她全付了。

“给人家知道买食品时我叫外甥付钱，我在亲戚中岂不成块笑料了！”玲子说，“再说我还没沦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你别担心。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分文不名地空身出来哟！”

回到住处，玲子淘米做饭，我接上煤气管，拉到檐廊里准备火锅。准备妥当后，玲子从吉他盒里取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光线幽暗的檐廊里，仿佛确认乐器音质似的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一掷千钧，或愁肠百结。她不胜依依地侧耳倾听各种音质效果。弹奏吉他时的玲子，看上去仿佛正在欣赏一件爱不释手的时装中的妙龄少女，两眼闪闪生辉，双唇紧紧合拢，时而漾出一丝微微的笑意。一曲弹罢，她凭柱望天，面露沉思之色。

“可以和你说话么？”我问。

“可以可以，我只是想我肚子饿了。”玲子说。

“你不去见见丈夫和女儿？是在东京吧？”

“横滨。但我不能去，以前也说过吧，他们还是不同我发生联系好。他们有他们新的生活，我见了无非徒增痛苦。最好就是不见。”

她把“七星”烟的空盒捏成一团扔开，从挎包里取出盒新的，启封叼上一支，但未点火。

“我已成为过去的人。你眼前存在的不过是我往日的记忆残片。我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寿终正寝。我只是按照过去的记忆坐卧行止。”

“不过我是特别喜欢现在的你，不管是记忆残片也罢什么也罢。另外，或许这不值一提——你肯穿直子的衣服，我非常高兴。”

玲子好看地一笑，用打火机点燃香烟：“你人虽年轻，倒是蛮懂得讨女人欢心。”

我觉得有点脸红：“我只是怎么想怎么说。”

“知道。”玲子笑道。

这时间里，饭烧好了。我便往锅里倒上油，升起火锅。

“这，怕不是做梦吧？”玲子一边使劲地吸着香味一边说。

“百分之百现实火锅，照我的经验。”

相对来说，我们都未怎么开口，只顾不声不响地吃火锅、喝啤酒、盛米饭。“海鸥”闻得香味跑来，分了点肉给它。满满吃饱肚子后，两人背靠檐廊柱子，观望月亮。

“满足了么，这回？”我问。

“非常。不折不扣地。”玲于不无吃力地回答，“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个程度。”

“往下怎么办？”

“休息一会后，想去趟澡堂。头发乱蓬蓬的，得洗洗才行。”

“没问题，就在附近。”我说。

“对了，渡边君，可以的话，希望能告诉我：你已经同绿子那个女孩儿睡过了？”玲子问。

“你指是否性交过？还没有。我已定下决心，在各种事情一一落实之前不干那事。”

“这回不是算落实了么？”

我摇摇头，表示还有疑问：“你是说由于直子的死，事情算是已经落实到该落实的地方了？”

“不是那个意思。直子还没死时你不就已经拿定主意，说不能离开绿子那个人。直子生也罢死也罢，不是都不相干么？你选择了绿子，直子选择了死。你也已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才是，要不然一切都将不可收拾。”

“但我无法忘却。”我说，“我已对直子说过永远等她，然而我没等，而在最后的最后放弃了她。这并非是谁的过失或不是谁的过失的问题，而是我自身的问题。即使我不中途变卦，我想结果也可能如此，直子恐怕也仍然要选择死。但我所感到的与此无关，我感到的是我自身应负的难以饶恕的罪责。对此你会说成是自然而然的心理变化，无法勉强，可是我和直子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肤浅。如今想来，我俩一开始就相处相连于生死边缘。”

“假如你对直子的死怀有一种类似创痛之感，那么就把这种创痛留给以后的人生，在整个后半生中去体会。如若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就要从中学习。不过绿子另当别论，你要和她去寻求幸福。你的创痛与绿子无关。如果你还要伤她的心，势必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尽管你可能心里难受，也还是要坚强起来，要再成熟一些，成为大人。我就是为了对你说这番话，才特意从疗养院跑来这里——大老远地坐着那棺材样的电车。”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不过我还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咳，那葬礼实在是太凄凉了。人是不该那么死的。”

玲子伸出手，摸着我的头说：“我们迟早都要那样死的，你也好我也好。”

※

我们沿着河边路走了５分钟，去澡堂洗了澡，以多少开朗些的心境返回住所。然后打开葡萄酒，在檐廊对饮。

“渡边君，再拿一个杯子来可好？”

“好的。可是干什么用？”

“咱俩这就给直子举行葬礼。”玲子说，“举行个不凄凉的。”

我拿来杯子。玲子往里斟了满满一杯，放在院里的石灯笼上。随后背靠柱子坐在檐廊里，抱起吉他吸烟。

“有火柴拿来一盒？尽可能拿长些的。”

我从厨房拿来一盒廉价火柴，在她身旁坐下。

“我弹罢一曲，你就拿一根火柴摆在那里，好么？我现在就弹，可劲儿弹。”

她首先弹起亨利·马歇尼的《宝贝儿》，弹得轻盈舒展，娓娓动听。“这支曲的唱片是你送给直子的吧？”

“是，前年圣诞节时送的。她顶喜爱这支曲子。”

“我也喜爱，非常委婉感人。”她又轻轻弹了几小节《宝贝儿》的旋律，呷了口葡萄酒。“喝醉之前能弹上几首呢。嗯，这样的葬礼不凄凉，还可以吧？”

玲子转向甲壳虫。弹了《挪威的森林》，弹了《昨日》，弹了《米歇尔》，弹了《有一件事》，边唱边弹了《太阳从这里升起》，弹了《山丘上的傻子》。我排出了七根火柴。

“七首，”玲子说着，呷口酒，吸口烟。“这几个人对人生的伤感和温情确实深有体会啊。”

这几个人当然是Ｊ．列农、Ｐ．麦卡特尼，加上Ｇ．哈里森。

她换了口气，熄掉烟，又抱起吉他。弹了《细雨》，弹了《黑鸟》，弹了《朱莉安》，弹了《年届六十四》，弹了《寂寂无人》，弹了《而且我爱她》，弹了《嘿，裘德》。

“多少首了？”

“十四首。”我说。

“呃——”她叹了口气说，“你弹一首如何？”

“弹不好。”

“不好也行。”

我拿来自己的吉他，断断续续地弹了《爬到天台上》。这时间里玲子歇了口气，慢慢吸烟，啜着葡萄酒。我弹完时，她“呱唧呱唧”拍起手来。

接着，玲子弹了拉威尔的吉他曲《为死去的公主而作的孔雀舞》和德彪西的《月光》，弹得流畅而细腻。“这两支曲是直子死后学会的。”玲子说，“那孩子所爱好的音乐，直到最后也没脱离感伤主义这个基调。”

她又弹了几首伯克拉库的曲子：《通过你》、《雨点滴在我头上》、《漫步时间里》、《结婚之歌》。

“二十首。”我说。

“我简直成了活人自动唱机。”玲子心荡神怡似的说道，“要是音大老师看见我这副德性，保准吓个倒仰。”

她啜口酒，一边吸烟，一边一首接一首弹她知道的曲子。弹了近十首勃萨诺巴舞曲，弹了罗杰斯·哈特和格什文，弹了鲍勃·迪伦、查维斯、卡劳尔·金、比区和“沙滩男孩”，弹了《向上行》、《蓝天鹅绒》、《绿色菲尔兹》。总之倾其所知地弹奏不已。她时而双目微合，时而轻轻摆首，时而按拍低吟。

喝完葡萄酒，我们喝威士忌。我将杯中的葡萄酒从石灯笼顶端泼出，斟上威士忌。

“现在多少首了？”

“四十八。”我说。

玲子第四十九首弹了《朱莉娜·莉古比》，第五十首重弹了《挪威的森林》。五十首全部弹罢，玲子停下手，喝口威士忌。“弹这么多该可以了吧？”

“可以了。”我说，“很了不起。”

“那好，渡边君，把那场凄凉的葬礼干干净净地忘掉。”玲子盯着我的眼睛说，“只将这场葬礼记住！精彩吧？”

我点点头。

“添一首。”说着，玲子第五十一首弹了她经常弹的巴赫赋格曲。

“嗳渡边君，和我干那个。”弹完后玲子悄声道。

“真是怪事，”我说，“我想的同样如此。”

在拉合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我和玲子极为理所当然似的相互拥抱。

“哎，我度过的人生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可也从来没想到要让一个比自己小１９岁的男孩脱内裤。”玲子说。

“那你自己脱？”我问。

“也好，我来脱。不过我满身皱纹，可别失望哟！”

“我，喜欢你的皱纹。”

“再说我都要哭了。”玲子小声细气地说。

我吻遍她的全身，遇到皱纹就用舌尖舔一下，随后把手放在她小女孩般不发达的胸脯上，小心地吮着乳头，手指放进那温暖湿润之处，慢慢地动着。

“喂，渡边君，”玲子在我耳边说，“那里不对，那只是皱纹。”

“这种时候你也能开玩笑不成？”我惊讶地说。

“别见怪。”玲子说，“有点怕，我，一直都没干过。就好像１７岁的女孩儿去男生住处玩时被剥得光光似的。”

“我倒真觉得像在和一个１７岁的女孩儿——”

我的手指探进皱纹里边，将她从脖颈吻到耳朵，抓紧了乳头。当她喘息得越来越厉害、喉头开始微微颤抖的时候，我分开她纤细的双腿，缓缓地进去了。

“喂，不要紧吧？采取避孕措施了？”玲子小声问我，“这把年纪怀孕，可羞死了。”

“不要紧，放心！”我说。

探至底端时，她身子一颤，叹了口气。我一边动一边搔痒似的轻轻抚摸她地背。没动几下，突然毫无预感地射了出去，而且来势凶猛，一发不可遏止。我死死搂住她，持续射了几次。

“对不起，忍不住了。”我说。

“傻小子，想那个干什么。”玲子拍着我的屁股说道，“和女孩做爱时你也那么想？”

“啊，差不多。”

“和我做时大可不必。忘掉它！想射的时候只管射好了。怎样，感觉可好？”

“好极了，所以才忍不住。”

“忍什么忍，蛮好的嘛！我也好极了。”

“嗳，玲子。”

“什么？”

“你应该重新恋爱。要不你这么好的本事就浪费了。”

“呃——想想看。”玲子说，“不过人在旭川那样的地方恋得起来么？”

过了一会儿，我那东西又硬了，便又探了进去。玲子在我身下屏息敛气地扭动着。我抱住她，一边悄悄地抽动，一边同她说这说那。这种在保持不动的状态下的交谈委实妙不可言。我说笑话逗她，她忍不住笑时，其震动就传递到那地方。我们就这样久久地抱在一起。

“这样实在舒服得很。”玲子说。

“动起来也不坏。”我说。

“再来几下。”

我抱起她的腰，一直探到尽头，让这种感触扩散到全身，细细地玩味，直到心满意足才泄出。

这天夜里我们一共来了四次。四次过后，玲子在我的怀抱里闭上眼睛，长叹一声，身子轻微地抖动了几下。

“我一辈子不用干这事都可以了吧？”玲子说，“喂，说呀，求求你，就说后半生那份儿也全都干完了，只管放心！”

“这种事有谁知道呢？”我说。

※

我劝玲子最好乘飞机，又快又舒服。但她坚持坐火车走。

“我喜欢青函渡轮，不愿意在天上飞。”她说。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车站。她手提吉他，我拎着旅行包，两人并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她和来京时一样，仍身穿粗花呢夹克和白西裤。

“你真认为旭川没那么糟？”玲子问。

“镇子不错。”我说，“过不久我去看你。”

“当真？”

我点点头：“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给直子一把火烧光了，可惜那么好的信。”

“信终归不过是信。”我说，“即使烧了，该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就算保存在那里，留不下来的照样留不下。”

“说老实话，我怕得很，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旭川。所以务必写信给我，一读到你的信，就会经常觉得你在身边。”

“如果我的信对你有帮助，多少我都写。不过问题不大，就你来说去哪里都会干得顺利。”

“另外，我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闷闷地堵在胸口，莫非错觉不成？”

“记忆残片，那是。”我笑道。玲子也笑了。

“别忘记我。”她说。

“不会忘，永远。”

“也许再不会和你见面了。反正无论我去哪里都永远把你和直子记在心里。”

我看着玲子的眼睛。她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吻她。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直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忌。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

“祝你幸福。”分别时玲子对我说，“能忠告的，我都忠告给你了，再没有任何可说的了——除了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

我们握手告别。

※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然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这时间里，我一直合着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

“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

(全文完)

后记

原则上我不习惯为小说写后记，但对这部小说我想恐怕有写的必要。

第一，这部小说的主轴是大约五年前我写的短篇小说《萤火虫》(收于《萤火虫?烧仓房?其他短篇》)。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以这一短篇为基础，写一部三百页稿纸左右(每页四百字)的一气呵成的恋爱小说，于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完成后而尚未开始写下一部长篇的过渡时间里。我以一种不妨说是调节精神那样的轻松心情着手这部小说的写作，结果却成了一部将近九百页稿纸的、难以称之为“轻松”的小说。或许是这部小说本身要求我写得超出预想使然，我想。

第二，这部小说具有极重要的私人性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自传性质的小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来说是私人性质的小说——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这部作品也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这大概是某种感情的问题。如同我这个人或被喜爱或不被喜爱一样，这部小说我想也可能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作为我，只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超越我本人的质而存续下去。

第三，这部小说是在南欧写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罗马郊外的一家公寓式旅馆完成。至于远离日本对这部小说有何影响，我无法判断。既似乎觉得有某种影响，又似乎无任何影响。但一无电话二无来客而得以潜心创作这点却是十分难得的。小说的前半部写于希腊，中间夹着西西里岛，后半部在罗马写就。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个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得到列农和麦卡特尼的a little help。

第四，这部小说可以献给我离开人世的几位朋友和留在人世的几位朋友。

简介

本书是村上春树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与《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合称为村上春树三大杰作。1996年曾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共印42000册，在读者中已有较大影响。小说共40章，单数20章“冷酷仙境”，双数20章为“世界尽头”，这种交叉平行地展开故事情节的手法是村上春树小说的特征，而本书是这种特征最典型的体现。“冷酷仙境”写两大黑社会组织在争夺一个老科学家发明的控制人脑的装置，老人躲到了地底。主人公“我”是老人的实验对象，他受到黑社会的恐吓，在老人的孙女帮助下，经过了惊心动魄的地底之旅，好容易找到老人，却被告知由于老人的计算错误，他24小时后离开人世，转往另一世界即“世界尽头”。“我”回到地面上, 与女友过了最后一夜告别，然后驱车到海边静候死的到来。“世界尽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与世隔绝，居民相安无事，但人们没有心，没有感情，没有目标。“我”一直想逃离这里，但在即将成功时选择了留下，因为“我”发现“世界尽头”其实是“我”自己造出的。本书想象力奇特，艺术水准高超，情节极其荒诞而主题极其严肃，用变形的手法写出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现状逃避无门的真实心态。

1.冷酷仙境（电梯、无声、肥胖）

电梯以十分缓慢的速度继续上升。大概是在上升，我想。不过我没有把握。其速度实在过于缓慢，以致我失去了方向感。或许下降也未可知，抑或不上不下也不一定。我只不过斟酌前后情况而姑且算它上升罢了。仅仅是推测，无半点根据。也可能上至十二楼下到第三楼——绕地球一周又返回原处。总之无从知晓。

这电梯同我公寓中那进化得如同提水筒一般了无装饰的廉价电梯毫无共同之处。由于差异太大，我竟怀疑二者并非为同一目的制造的具有同一功能且冠以同一名称的机械装置。两架电梯的差距之大，怕已达到了人们想像力的极限。

问题首先是面积。我现在乘的电梯宽敞得足以作为一间小办公室来使用，足以放进写字台放进文件框放进地柜，此外再隔出一间小厨房都显得绰绰有余，甚至领进三头骆驼栽一棵中等椰子树都未尝不可。其次是清洁，清洁得如同一口新出厂的棺木。四壁和天花板全是不锈钢，闪闪发光，纤尘不染。下面铺着苔绿色的长绒地毯。第三是静，静得怕人。我一进去，门便无声无息——的确是无声无息地倏然闭合。之后更是一片沉寂，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开是停，犹如一道深水河静静流逝。

还有一点，那便是这电梯上缺少很多作为电梯本应装备的附件。没有安装各种按钮和开关的控制盘，没有楼层按钮没有开门钮关门钮没有紧急停止装置。总之一无所有。因此我觉得自己缺少任何保护。不光是按钮，楼层显示灯也没有，定员数量和注意事项也没有，甚至厂家名称标牌也无处可寻。更不晓得安全门位于何处。确确实实同棺木无异。无论如何这等电梯都不可能得到消防署的许可。电梯自有电梯的规范。

如此静静盯视这光秃秃平滑滑的四面不锈钢壁的时间里，我不由想起小时在电影上看到的福迪尼奇迹，此人被人用绳索和铁链五花大绑地塞进一个大衣箱中，又在外面缠了好多道铁链，连同箱子将其从尼亚加拉瀑布上头推落下来，或者投入北冰洋冻成冰块。我缓缓做了个深呼吸，将自己的处境同福迪尼的处境冷静地加以比较。身体未遭束缚这点我倒是得天独厚，但不明所以然却使我被动。

仔细想来，别说所以然，就连电梯是停是动都不得而知。我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也有点奇怪。因为不像是咳嗽应有的声音——没有立体感，犹如一把软糊糊的泥巴甩在平板板的水泥壁上，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是自己身体发出的动静。出于慎重，我又咳嗽一声，结果同样。于是我灰心丧气，不再咳嗽。

我以静止不动的姿势呆呆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门却怎么等也不开。我和电梯好像一幅题为《我和电梯》的静物画一样凝然不动。我有点不安起来。

说不定电梯出了故障，或者电梯操纵员——假定某处存在一个负责此项工作之人——把我身陷此箱一事忘到九霄云外也未可知。我这一存在时常被人忘记。不管怎样，其后果都是我被封闭在这不锈钢密室之中。我侧耳倾听，不闻任何声息。又把耳朵紧紧贴在不锈钢壁上试了试，还是无声可闻。惟有耳的轮廓徒劳地印在壁上。电梯俨然一架式样特殊的高效消音金属箱。我打口哨吹了吹《少年丹尼》，出来的声音像一只患肺炎的狗的喘息。

我只好靠在电梯壁上，决定通过数点衣袋里的零币来消磨时间。当然，对从事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磨时间也是一项重要训练，就像拳击运动员总是手握橡皮球一样。就是说，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消磨时间。只有通过动作的反复，才有可能将个别倾向化为习惯。

总之，平时我总是注意在衣袋里留有相当数目的零币，右侧衣袋里放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侧放五十元和十元的。一元和五元零币原则上放进裤子的后袋，不用于计算。于是我将两手插入左右两只衣袋，右手数一百元和五百元的，左手点五十元和十元的，二者并行不悖。

没做过这种计算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起始阶段还是颇有难度的。因为大脑的右半球和左半球要分别进行完全不同的计算，最后像吻合切开的西瓜一样将两组数字合在一起。而这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习惯的话。

至于是否真的要将大脑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这点我也说不清楚。若是脑生理学专家，也许采用更为特殊的说法，但我一来不是脑生理学专家，二来实际计算中确实觉得是将大脑的左右两半球分开使用来着。就计算完后的疲劳感来说，也好像在质上与进行一般计算后的疲劳感大为不同。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我暂且认为自己以脑的右半球计算右边的衣袋，左半球则在计算左边的衣袋。

总的说来，我这人对世上种种事象、事物和存在恐怕都习惯做权宜式考虑。这并非因为我属于权宜式性格——当然我承认自己有几分这样的倾向——而是因为我发现对于世上大多数情况，较之正统式解释方法，采用权宜式把握方式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

譬如，即使我们把地球视为一个咖啡桌而不看做是球状体，在日常生活这个层次上又有多少不便之处呢？诚然，这是个相当极端的例子，并不是说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此随心所欲地妄加变通。只是，将地球祝为巨大咖啡桌的权宜式观点，事实上势必一举排除因地球是球状体而产生曲诸多繁琐问题——例如引力、日期变更线和赤道等无关紧要的事项。对于过普普通通生活的人来说，非与赤道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一生中又能有几次呢！

由此之故，我便尽可能从权宜式角度来观寨事物。我的看法是：世界这东西委实含有各种各样的简言之即无限的可能性，惟其如此才得以成立。而对可能性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构成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来决定的。所谓世界，便是由浓缩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

话又说回来，用右手和左手同时进行两种截然有别的计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精通此术的。一旦精通之后，换句话说也就是掌握其诀窍之后，这一能力便不至于轻易得而复失。这同会骑自行车会游泳是同一道理。当然不是说无需练习。惟有通过不断练习能力才会提高，方式才会更新。正因如此，我才总是注意在衣袋里揣上零币，一有时间就计算不止。

此时，我的衣袋中有；五百元硬币3枚，一百元硬币18枚，五十元的7枚，十元的16枚，合计金额3810元。计算起来毫不费事。如此程度，比数手指还要简单。我心满意足地靠着不锈钢壁，眼望正面的门。门依然无动于衷。

我不知道电梯门何以这么久都不打开。略经沉吟，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机器故障之说和操纵人员疏忽之说及其忘却我的存在这两种可能性即使基本排除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不现实。

当然我不是说机器故障和操纵人员疏忽的情况实际上不能发生。相反，我清楚地知道现实生活中这种意外发生确很频繁。我想说的是，在特殊的现实当中——当然是指在这种滑溜溜傻乎乎的电梯里边——不妨将非特殊性作为逆论式特殊性姑且排除在外。在机械维修方面疏忽大意之人或把来访者关进电梯后便忘记操作程序的马虎人如何会制作出如此考究的离奇电梯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此事绝无可能。

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十二分地神经质，十二分地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事无巨细，他们一律不肯放过，仿佛每走一步都要用尺子测量一下。一进楼门我便被两个卫士拦住，问我找谁，然后核对预约来访者名单，查看驾驶证，用中央电脑确认身份，又用金属探测器全身探了一遍，这才把我推进电梯。即使参规造币局也不会受到如此严密的检查。而我现在却落到这般地步。无论如何都很难认为他们的小心谨慎现在会突然丧失。

这样一来，剩下的可能性便是他们有意使我身陷此境。大概他们不想让我察觉电梯的运行，所以才开得如此徐缓，以至我无法判断是上升还是下降。甚至装有摄像机都有可能。门口警卫室里监视荧屏一字排开，其中一个映出电梯里的光景——果真如此也无足为奇。

由于百无聊赖，我很想找一找摄像机的镜头。但转念一想，即使找到于我也毫无益处。恐怕只能促使对方提高警惕，进而更加缓慢地操纵电梯。我可不愿意触此霉头，本来都已误了约会时间。

归终，我只能无所事事地悠然呆着不动，我是为了完成正当任务才来这里的。用不着胆怯，也无需紧张。

我背靠墙壁，两手插入衣袋，再次计算零币。

3750元。转眼算毕，毫不费事。

3750元？

计算有误。

某处出了差错。

我感到手心沁出汗来。衣袋里的零币居然算错，最近三年可是从未有过，一次也没有过，无论如何这都是个不好的征兆。趁这不好的征兆尚未作为实实在在的灾难出现，我必须彻底收复失地。

我闭上眼睛，像洗眼镜片一样将左右两半球大脑清洗一空。随后将双手从衣袋掏出，张开手心，让汗水蒸发。我像《瓦劳克》电影中面对甘·费特时的亨利·方达那样干净利落地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我特别喜欢《瓦劳克》这部影片，尽管这并无所谓。

确认左右手心完全干爽以后，我重新插进两个衣袋，开始计算第三遍。如果第三遍计算的结果同前两次中的某一次结果相符，那么就不存在问题。任何人都有出错的时候。在特殊情况下，人人都会变得神经质，同时也必须承认多少有点过于自信。我的初步性错误便是由此造成的。总之我要得出准确的数字，也只有这样才能纠正错误。不料在我着手纠正之前，电梯门开了。开得毫无前兆毫无声响，倏地分往两侧。

由于精神仍然集中在衣袋中的零币上面，一开始我未能及时意识到门已打开。或者准确地说来，虽然目睹门已打开，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一状况的具体含义。无需说，门开意味着被门剥夺了连续性的两个空间因此而连为一体，同时也意味我所乘的电梯到达了目的地。

我停止衣袋中手指的动作，往门外看去。门外是走廊，走廊里立着一个女郎。女郎年轻体胖，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脚上是粉红色高跟鞋。套裙手工精良，光鲜流畅。她的脸庞也同样光鲜可人，女郎确认似的对我端视良久，然后猛然点了下头，意思像是说这边来。我于是不再数钱，双手从衣袋掏出，走出电梯。刚一走出，电梯门便急不可耐地在我身后合上。

我站在走廊里四下巡视，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暗示我此刻处境的东西。我能明白的仅仅是此乃楼内走廊这一点。而这点连小学生都一清二楚。

一言以蔽之，这是座内部装修得异常平滑的大厦。正如刚才乘的电梯，所用材料倒是高级，只是滑溜溜的没有抓手。地板是打磨得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墙壁白里透黄，犹如我每天早上吃的黄油酥饼。走廊两侧排列着结实厚重的木门，上面分别带有标明房间号码的铁牌。房号颠三倒四，混乱不堪。“936 ”的旁边是“1213”，再往下又成了“26”。如此乱七八糟的房间排编顺序真是见所未见。显然其中出了什么问题。

女郎几乎不言不语。朝我说了句“这边请”，但那只是口形做如此变化，并未出声。我从事此项工作之前曾参加过两个月的读唇术讲习班，因而好歹得以理解她表达的意思，起始我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家耳朵失灵。电梯无声，咳嗽和口哨又声不像声，弄得找在音响面前全然没了主见。

我试着咳嗽一声。其声依然畏畏缩缩，但终究比电梯中的像样多了，于是我心怀释然，对自己耳朵恢复了少许自信。不要紧，耳朵还不至于不可救药。耳朵是正常的，问题出在她嘴巴方面。

我跟在女郎后面走着。高跟鞋尖尖的后跟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咔咔作响，犹若午后采石场发出的声音。两条裹着一层长筒袜的大腿清晰地映在大理石地板上。

女郎圆鼓鼓地胖。固然年轻固然漂亮，但她委实胖得可观。年轻漂亮的女郎身体发胖，我总觉得有点奇妙。我跟在她后头边走边一直打量她的脖颈、手腕和腿脚。身体胖墩墩地全是肉，仿佛夜里落了一层无声的厚雪。

每次同年轻漂亮而又肥胖的女郎在一起我都感到困惑。何以如此我不得而知。也可能因为我极为自然而然地想象出对方饮食生活的光景所致。每当见到肥胖的女郎，脑海中便不由得浮现出她喳喳有声地大吃大嚼盘中剩的凉拌水田芥，以及不胜依依地用面包蘸起最后一滴乳脂汤的光景。我无法不这样想。这么着，我的脑海便像酸物侵蚀金属一样充满了她吃饭的场面，其他种种功能则变得迟钝起来。

倘若光是胖倒也罢了。光是胖的女郎像空中的浮云，无非漂浮在那里而已，与我毫不相干。而若是又年轻又漂亮又肥胖的女郎，问题则另当别论。我不能不决定自己对她应取何种态度。一句话就是说我有可能同她困觉。我想大约是这点将我的脑袋弄得如一困乱麻。带着麻木不仁的脑袋同女人困觉可不是件容易事。

但绝不是说我讨厌胖女郎。困惑和讨厌并非同义词。这以前我曾同好几个肥胖而年轻貌美的女郎睡过，总的来看那种体验绝对不坏。困惑若被往好的方向引导，必然产生通常得不到的美妙结果。当然也有时候不一帆风顺。性交这东西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行为，同星期天去商店买暖水瓶不是一码事。即使同样年轻貌美而又体胖的女郎，其脂肪的附着方式也各所不一。某种胖法可以将我带往惬意的方向，而另一种胖法则将我遗弃在表层困惑地带。

在这个意义上，同胖女郎困觉对我是一种挑战。人的胖法和人的死法差不多一样多种多样。

我跟在年轻貌美且胖的女郎后面，边在走廊行走边如此思绪纷纭。她那格调高雅的粉红色西装的领口处缠着一条白色围巾。胖乎乎的一对耳垂上悬着长方形金耳环，随着她的步履如信号灯一般闪闪烁烁。就整体而言，她胖固然胖，但体态轻盈。当然，也许是紧绷绷的内衣卓有成放地使她的体形看起来收敛有致。不过即便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其腰肢的摆动也称得上优雅得体，赏心悦目。于是我开始对她怀有好感。她的胖法似乎很适合我的口味。

不是我辩解，能使我怀有好感的女性并不很多。总的说来还是相反的情况更多一些。因此、一旦偶尔对谁怀有好感，便很想就这好感测试一番。一来想确认这好感是否真实无误，如若真实无误，那么二来就想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其发生怎样的效应。

这样，我上前与她并肩而行，对自己迟到八九分钟表示道歉。

“想不到进门手续费那么多时间。”我说，“况且电梯又慢得要命。本来是提前10分钟到达这座大厦的。”

她轻快地点了下头，意思像是说知道了。其脖颈漾出一股科隆香水味儿，扰如夏日清晨站在香瓜田边所闻到的芬芳。这芬芳使我涌起莫可名状的奇妙心境，仿佛两类不同的记忆在我不知晓的场所交融互汇那种虽有欠谐调却又撩人情思的感觉。这在我是常有的事。而且大多时候是由特定气味所引起。至于何以如此我则无从解释。

“走廊真够长的。”我以闲聊的口气向她搭话。

她边走边觑了一眼我的脸。我看得出来，她不是二十就是二十一。眉目清秀，前额饱满，肤色媚人。

她看着我的脸，说了声“普鲁斯特”，（译注：普鲁斯特，法国小说家，代表作有《追忆逝水年华》，擅长描写人的深层心理。）其实她并未准确发出“普鲁斯特”这串音节，只不过我觉得其嘴唇嗫嚅的形状像是“普鲁斯特”。声音依然完全无法捕捉，连吐气声都听不出，活像隔着一堵厚玻璃墙交谈。

普鲁斯特？

“马赛尔·普鲁斯特？”我问。

她以不无诧异的眼神望着我，又重复了一遍“普鲁斯特”。我只好放弃努力，退回原来位置，尾随其后拼命寻找同“普鲁斯特”这一唇部动作相符的词语。“妇人私通”、“北南西东”、“肥猪耳聋”——我试着把这些无聊字眼一个个发出声来，但哪个都不正相吻合。我觉得她确实说的是“普鲁斯特”。问题是到何处去寻求这长长的走廊同马赛尔·普鲁斯特之间的关联呢？我如坠五里云雾。

也许她是作为漫长走廊的暗喻而搬出马赛尔·普鲁斯特来的。果真如此，其构思未免过于唐突，措辞也不够友好。假如把长长的走廊暗喻为普鲁斯特的作品，我倒还可以理解。而反过来则实在莫名其妙。

如同马赛尔·普鲁斯特作品一般长的走廊？

不管怎样，我得跟在她后头在这长廊里行走。走廊的确够长，拐了好几个弯，上下了好几次五六阶短楼梯，足有普通楼宇的五六倍长。说不定我们是在爱莎的迷宫图那样的地方来回兜圈不止。总之无论怎么行走周围景致都一成不变，大理石地板，卵黄色墙壁，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和带有不锈钢圆形拉手的木门。窗口全然不见。她的高跟鞋始终以同样的节拍富有规则地在走廊里奏出足音。我则以轻便鞋拖着熔化的橡胶沾地般的脚步声紧追不舍。我的鞋音黏糊糊地响得过于夸张，以至我真的担心鞋的胶底已开始熔化。当然，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穿轻便鞋走大理石地板，搞不清如此鞋音正常还是异常。想必一半正常，另一半异常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切都似乎以这个比例运行着。

她陡然止步。我因一直把全副神经集中在轻便鞋的声音方面，不知不觉地嗵一声撞在她脊背上。她的脊背如一方大小适中的雨云一般绵软惬意，脖颈散发出科隆香水味儿。这一撞差点把她往前撞倒，我赶紧双手抓住其双肩把她拉起。

“对不起，”我道歉说，“正在想点事情。”

胖女郎脸上飞起些许红晕，看着我。我虽然不敢断定，但她好像并未生气。“塔兹西尔。”说着，她极其轻微地一笑，随后耸了耸肩，说了声“西拉”。尽管她并未真地口出其言——我已啰嗦过好几次——但口形是这样的。

“塔兹西尔？”我自言自语试着发出声，“西拉？”

“西拉。”她信心十足地重复一遍。

发音有点像土耳其语。但问题在于我从未听到过土耳其语。所以我又想可能不是土耳其语。脑袋渐渐混乱，于是我决定放弃同其对话的努力。我的读唇术还远未达到娴熟的程度。读唇术这玩艺儿是一项非常复杂微妙的作业，不是通过两个月的市民讲习班便可彻底掌握的。

她从上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计算器，将平面紧紧贴在带有“7288”标牌的木门锁孔。只听咔嗤一声，门锁开了。这机关十分了得。

她打开门，站在门口手推门扇，对我说了声“素穆托·西拉”。

我自然点头入内。

2.世界尽头（金毛兽）

秋天一到，它们全身便披满金色的长毛，这是绝对的金色，其他任何一种色调都无法介入其中。它们的金色作为金色发生于世，存在于世。它们位于所有的天空和所有的大地之间，披一身纯正的金毛。

我最初来到这镇上时——那还是春天——兽们身上有的只是五颜六龟的短毛。有黑色，有褐色，有白色，有的褐中泛红，也有的几种颜色斑斑驳驳地混在一起。如此身披颜色斑驳的毛皮的兽们在嫩绿的大地上风流云散一般悄然往来不息。这是一种安静的动物，安静得近乎冥想，连呼吸都像晨雾一样悄冥安然。它们无声无息地吃着青草，饱了便弯起腿蹲在地上，沉入短暂的睡眠。

而当春天逝去夏日终了，光线开始带有几分透明的初秋的风微微吹皱河面之时，兽们的形象便发生了变化。起初，金色的体毛仿佛偶然冒出嫩芽的错过节气的禾苗斑斑点点地出现在身上，不久便变成无数条触角连成一片短毛，最后遍体金黄，闪闪生辉。这一过程从头到尾只需一周时间。所有的兽都几乎同时开始，同时结柬。只消一周时间，它们便一头不剩地摇身变为金毛兽。旭日东升，世界一派新黄——金秋由此降临大地。它们的额头正中探出一只长角，也只有这只长角全部呈柔和的白色。角非常之细，纤纤欲折。较之角，倒更令人想起由于某种偶然的机会陡然刺破皮肤支出体外后而就势固定下来的一条细骨。除去角的白色和眼睛的蓝色，兽的其他部位统统一色金黄。它们试穿新衣似的上下抖动几次脖子，朝着寥廓的秋空高扬起角尖。继而把脚浸进日益发凉的河流，伸长脖颈吞食树上红色的果实。

每当夜色染蓝街头时，我便爬上西围墙角楼，眺望看门人吹响号角召集兽们的仪式。号角声为一长三短，这是定律。一听号角吹响，我就闭目合眼，将那温情脉脉的音色悄然溶入体内。号角的音响同其他任何一种音响都有所不同。它像一条略微泛青的透明鲜鱼一样静静穿过暮色苍茫的街头，将路面的鹅卵石、民舍的石壁以及与河旁路平行的石头围墙沉浸在其音响之中。音响轻盈地笼罩所有的街头巷尾，犹如漫进大气中肉眼看不见的时间断层。

当号角声弥漫小镇的时候，兽们便朝太古的记忆扬起脖颈——超过一千头之多的兽们以一模一样的姿势一齐朝号角声传来的方向昂首挺颈。勉为其难地咀嚼金雀草的停止咀嚼，蹲在卵石路面用蹄甲囊囊即击地面的停止叩击，仍在最后一袭夕照中午睡未醒的睁眼醒来，分别朝空中伸长脖颈。刹那间一切都静止不动。动的惟有晚风中拂卷的金色兽毛。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它们在思考什么凝视什么，兽们无不朝同一方向以同一角度歪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盯视天空，全身纹丝不动，侧耳谛听号角的鸣声。稍顷，号角最后的余韵融入淡淡的夕晖。它们随即起身，仿佛突然想起什么，开始朝一定的方向起步前行。魔咒转瞬而逝，小镇淹没在兽们无数蹄角击出的声浪中。这蹄声使我联想起从地层深处涌起的无数细小的水泡。水泡漫过路面，爬上家家户户的墙壁，就连钟塔也被它整个包笼起来。但这仅仅是暮色中的幻想，一睁眼水泡即杳然逝去。有的只是兽的蹄音，小镇仍一如往常。兽们的队列如河水流过弯弯

曲曲的卵石路面，没有哪一个带头，也没有哪一个领队。兽们低眉垂首，瑟瑟抖动肩头，默默向前涌动。但看上去每一头之间仍被无可消除的亲密记忆的纽带紧紧相连，尽管并不显而易见。

它们由北向下走过旧桥，同从东边沿河流南岸走来的同伴汇合后，顺着运河穿过工厂区，向西走过铸铁工厂的槽廊，翻过西面的山麓，在西山坡等待队列临近的是无法离门太远的老兽和幼兽。它们在那里向北通过西桥，抵达门口。走在前头的兽们刚到门前，看门人便把门打开。门是用纵横交错的厚铁板加固过的，一看就知其又重又结实。门高4米至5米，上面针山一般密密麻麻排列着尖钉，以防有人越门而过。看门人十分轻快地将这沉重的门扇朝前拉开，把云集而来的兽们放出门外。门是对开的，但看门人总是只开一扇，左边那扇始终岿然不动。兽们一头不剩地过完之后，看门人又把门关严，上好锁。

据我所知，西门是这座小镇的惟一出入口。镇的四周围着高达七八米的长墙，惟独飞鸟可过。

清晨来临，看门人再次开门，吹响号角将兽们放入门内。待兽们全部进来后，仍如上次那样关门上锁。

“其实也用不着上锁。”看门人对我解释说，“因为即使不上锁，除了我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打开这么笨重的门，几个人也打不开。不过既然有这个规定，也只好照章办事。”看门人如此说罢，把毛皮帽拉到紧挨眼眉的位置，再不言语，看门人这般牛高马大的汉

子我还从未见过。一看就知其肌肉厚实，衬衫和外衣眼看几乎就要被肌肉疙瘩胀破鼓裂。然而他时常闭目合眼，陷入巨大的沉默之中。不知是某种抑郁症样的病症所使然，还是身体功能由于某种作用而发生了分裂，对此我无从判断，但不管怎样，每当他陷入沉默，我便只能静等其意识的恢复。意识一旦恢复，他就缓缓睁开眼睛，用茫然空漠的眼神久久盯视我，手指在膝头再三揉来搓去，仿佛力图弄清我存在于此的理由。

“为什么傍晚把兽们集中起来赶去门外，而早上又叫到里边来呢？”我见看门人的意识已恢复如初，试着询问。

看门人以不含有任何感情的神色定定看了我一会。

“这样规定的嘛。”他说，“这样规定了就得这样做，和太阳东出西落是一个道理。”

除去开门关门以外的时间，他好像几乎都在修理刀具。看门人的小屋里摆着大大小小种种样样的斧头、柴刀和小刀。每有时间他便在磨石上不胜怜爱地磨个不停。磨出的刀刃总是闪着冰冻般的令人惧怵的白光。我觉得那白光并非反射外来光线所致，而是潜藏于内的某种内在性发光体。

当我观看那一排刀具的时候，看门人的嘴角每每浮现出不无满足的微笑，眼睛紧紧追随我的一举一动。

“当心，手一碰就会给整个削掉的。”看门人用树根般粗糙不堪的手指指着刀具阵列，“这些家伙在做法上同别处堆成一堆的那类货色可不一样。统统是我自己一把把敲打出来的。以前我当过锻工，这活计手到擒来。手工无懈可击，平衡也恰到好处。挑选同刀的自重完全相符的手柄可不是件简单事。拿哪把都可以，你只管拿起看看，注意别碰刀口。”

我从桌面上摆放的刀具中挑一把最小的斧头拿在手上，轻轻挥了几下。只消往手腕加一点点力，或者只消一动此念，刀刃便像训练有素的猎犬一样做出敏锐的反应，“嗖”地发出一声干涩的声响，将空间劈成两半。难怪看门人自吹自擂。

“柄也是我做的，用的是已生长10年之久的梣树。用什么木做柄各有所好，我喜欢10年树龄的梣木。太年轻的不行，太老的也不好用，10年的最好不过。有硬度，有水分，有弹性。去东边树林就能找到这种优质梣木。”

“这么多刀具，是干什么用的呢？”

“用处多着呢，”看门人说，“冬天一来就能大大派上用场。反正，到冬天你就明白了。这儿的冬天长着呢。”

城门外是为兽们准备的宿营地。夜晚它们在那里睡觉。有一条小溪流过，饮水不成问题。再往前是一望无际的苹果林，简直像大海横无际涯。西围墙设有三座角搂，可用梯子爬上去。角楼带有简易的防雨顶棚，透过铁格子窗口，可以俯视兽群。

“除了你，谁都不会观看什么兽群。”看门人说，“也是因为你初来乍到。等过段时间在这里安顿下来，你就对它们毫无兴致了，和别人一个样。当然喽，初春那一周时间倒另当别论。”

看门人说，人们仅仅在初春那一周时间里上楼观望兽们争战的场面，雄兽们只在这一期间——刚刚换过毛、雌兽产仔前一个星期——一改往日的温和形象，变得意外暴戾，自相残杀。而新的秩序和新的生命便从这血流成河中诞生出来。

秋天的兽们则老老实实地蹲在各自的位置上，金毛在夕阳下灿烂生辉。它们如固定在大地上的雕像一样凝然不动，只管翘首长天，静等最后一缕金晖隐没于苹果林海之中。旋即，日落天黑，夜的青衫盖上它们的身体。于是兽们垂下头，把白色的独角置于地面，闭起眼睛。

小镇的一天便这样落下帷幕。

3.冷酷仙境（雨衣、夜鬼、分类运算）

我被领进去的是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墙壁是白的，天花板是白的，地毯为深褐色——颜色无不透出高雅的情趣。同样是白的，却有高雅和低俗之分，二者很有区别。窗玻璃是不透明的，看不到外面的景色。但隐约射进的光线肯定是太阳光无疑。如此看来，这里不是地下室，说明电梯刚才上升来着，弄清这一点，我略微舒了口气。我的想象不错。女郎做出要我坐在沙发的姿势，我便在房间正中的皮沙发上坐下，架起双腿。我刚一坐定，女郎就从另一个与进来时不同的门口走了出去。

房间里几乎设有像样的家具。与沙发配套的茶几上放着瓷质打火机、烟灰缸和香烟盒。我打开烟盒盖看了看，里面竟一支烟也没有。墙上没有画没有挂历没有照片。多余之物一概没有。

窗旁有个大大的写字台。我从沙发站起走到窗前，顺眼打量了台面。写字台敦敦实实，是用一整块厚板做成的，两边都带抽屉，上面有台灯有台历有大号圆珠笔三支，边角处有一把回形针。我觑了眼台厉的日期。日期豁然入目：正是今天。

房间一角排列着三个随处可见的铁制文件柜。文件柜同房间的气氛不大谐调，显得过于事务性过于直截了当。若是我，放置的肯定是同这房间相配的风格典雅的木柜。问题是这不是我的房间。我只不过来此工作。鼠灰色的铁制文件柜也罢，浅红色的投币式自动唱机也罢，全都与我无关。

左侧墙有一个凹陷式壁橱，带有狭窄的立式折叠门，算是这房间中惟一的家具，也是所有的家具。没有时钟没有电话没有铅笔削没有水壶。书架和信插也没有。我全然想不明白这房间的建造目的及其功能所在。我折回沙发，重新架起腿，打个哈欠。

大约过了10分钟，女郎回来了。她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径直打开一个文件柜，从中拖出一个滑溜溜的黑东西，搬到台面。原来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橡胶雨衣和长胶靴，最上边放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行员戴的那种航空镜式的风镜。眼下正在发生什么呢？我根本摸不着头脑。

女郎向我说了句什么，但嘴唇动得太快，我未能揣摩出来。

“请慢一点说好么？读唇术我可不怎么拿手。”我说道。

于是她这回张大嘴慢慢说了一遍。她的意思是“把那个套在衣服外面”。

可能的话，我真不想穿什么雨衣，但解释起来又嫌麻烦，只好默默照她说的做了。我脱去轻便鞋，换上长胶靴，把雨衣披在运动衫外面。雨衣沉甸甸地颇有分量，靴子的尺寸大了一两号。对此我也决定不说三道四。女郎走到我跟前，为我扣上长达踝骨的雨衣的钮扣，把风帽整个扣在头上。扣风帽的时候，我的鼻尖碰在她滑润的额头上。

“好香的气味儿！”我夸奖她的科隆香水。

“谢谢。”说着，她把我风帽的子母扣咔咔有声地一直扣到鼻端，将风镜戴在风帽外面。这一来，我活脱脱地成了一幅雨天木乃伊的模样。

接下去，她打开一扇壁橱门，拉起我的手伸到里边，拉开灯，后手把门关上。门内是个西服柜，却不见西服，只悬挂着几个空衣架和卫生球。我猜想这并非一般的西服柜，而是伪装成西服柜的秘密通道之类。因为毫无必要让我穿上雨衣后再把我推到西服柜里去。她窸窸窣窣摆弄了一会墙角处的金属拉手。稍顷，正面墙壁果然闪出一个小型卡车般大小的空洞。洞内漆黑一团，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有股凉丝丝潮乎乎的风从中吹来。吹得并不令人痛快。还可听到水流一般咕咕嘟嘟的持续声响。

“里面有河流。”她说。

由于水流声之故，她的无声说话法似乎多少有了一点现实感。仿佛她本来是出声的，只不过声音被水流声淹没而已。这一来——或许精神作用——我觉得自己好像容易领会她的话语了。说不可思议也真是不可思议。

“顺河一直往上，有一条很大的瀑布，只管钻过去就是。祖父的研究室就在那里边。到那里你就明白了。”

“就是说你祖父在那里等我吗？”

“不错。”说罢，她递给我一支有带子的大号防水手电筒。

我实在不大情愿走进这漆黑的深处，但现在已不容我说这等话，只好咬紧牙关，一只脚迈进黑洞。随即向前屈身，把头和肩也送了进去，最后收进另一只脚。由于身上裹着并不驯服的雨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好歹把自己的身体从西服柜折腾到墙的对面。然后看着站在西服柜中的胖女郎。从黑洞中透过风镜看去，觉得她甚为可爱。

“小心，不要偏离河道拐去别处，一直走！”她弓下身子细看着我说。

“一直走就是瀑布！”我加大音量。

“一直走就是瀑布。”她复述一遍。

我试着不出声地做出“西拉”的口形。她莞尔一笑，也说了声“西拉”，旋即砰的一声把门关严。

关门之后，我完全置身于黑暗之中。这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黑暗，连针尖大的光亮也没有，一无所见。连自己贴近脸前的手也全然不见。我像遭受过巨大打击似的茫然伫立良久。一种虚脱感——犹如包在保鲜纸里被投进电冰箱后马上给人关门封死的鱼一样冷冰冰的虚脱感袭上全身。任何人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抛入厚重的黑暗，都会即刻感到浑身瘫软。她本应该在关门前告知一声才是。

我摩挲着按下手电筒开关，一道温馨的黄色光柱笔直向黑暗冲去。我先用来照了照脚下，继而慢慢确认了周围场地。我站立的位置为三米见方的混凝土台面。再往前便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既无栅栏又无围墙。我不由生出几分气忿：这点她本应事先提醒我才是道理。

台的旁边立着一架铝合金梯子，供人攀援而下。我把手电筒的带子斜挎在胸前，小心翼翼地顺着滑溜溜的铝梯一格一格往下移步。越往下去水流声越是清晰。大楼一室的壁橱里侧居然是悬崖峭壁，且下端有河水流淌，这种事我还闻所未闻。更何况发生在东京城的市中心！越想越觉得头疼。一开始是那令人心悸的电梯，接着是说话不出声的胖女郎，现在又落到这步田地。或许我应该就此辞掉工作赶紧掉头回家。一来险象环生，二来一切都出格离谱。但我还是忍气吞声，爬下漆黑的绝壁。我这样做有我职业性自尊心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由于考虑到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胖女郎之故。我对她总有点念念不忘，不想就此一走了之。

下至第二十格，我稍事休息，喘口气。之后又下了十八格，落到地面。我站在梯下用手电筒仔仔细细照了照四周。脚下已是坚固而平坦的石岩，河水在前面约两米的地方流着。在手电筒光的探照之下，河水的表面如旗帜一般，一面猎猎作响地飘舞一面向前流去。流速似乎很快，看不出水的深度和颜色，看得出的只是水的流向——由左向右。

我一边小心照亮脚下，一边贴着巨石朝上流前进。我不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身体四周绕来绕去。而用手电一照，却什么都没发现。目力所及，只有河两旁陡峭的岩壁和汩汩的水流。大概是周围的黑暗弄得神经过敏使然。

走了五六分钟，从水声听来洞顶已陡然变低。我把手电筒往头顶晃了晃，由于黑暗过于浓重，无法看清。再往前去，正如女郎提醒过的那样，两侧峭壁出现了岔路样的迹象。不过准确说来，与其说是岔路，莫如说是岩缝更合适。其下端不断有水探头探脑地冒出，汇成涓涓细流注入河去。我试着走近一条岩缝，用手电照了照，竟什么也没看到。只知道较之入口，里边似乎意外地宽敞。但想深入看个究竟的心绪却是半点也没有的。

我把手电筒死死攥在右手，以一条正处于进化过程中的鱼那样的心情往上流行进。巨石湿漉漉的，很容易滑倒，我沉住气，一步步向前踏去。万一在这暗中失足落下河去或碰坏手电筒，势必坐以待毙。

由于我一味注意脚下，对前方隐约摇曳的光亮未能马上觉察出来。蓦地抬眼一看，已经到了离光七八米的近处。我条件反射地熄掉电筒，把手插进雨衣的衩口，从后裤袋里抽出一把小刀，摸索着打开刀刃。黑暗和汩汩的水流声把我整个包笼起来。

刚一熄掉手电筒，那隐隐约约的黄色光亮也同时止住了晃动，在空间两次划出大大的圆圈，大概是向我示意，叫我壮起胆子，别怕。但我依然不敢大意，保持原来的姿势看对方如何动作。不一会儿，那光亮又开始摇晃，恰似一只具有高度发达大脑的萤火虫在空中飘忽不定地朝我飞来。我右手握刀，左手拿着已经熄掉的手电筒，定定逼视那光亮。

距我 3米左右时，光亮停住了，顺势一直上移，再次止住不动。光亮相当微弱，一开始我没大看清它照的是何物件。待定睛细看，才明白像是一张人脸。那脸与我同样戴着风镜，被黑色雨帽包得严严实实。他手上提的是体育用品商店出售的那种小型气灯，并且一边用气灯照自己的脸一边拼命说着什么。但水流的回声使得我什么也没听清。而且由于黑暗及其口形的不明显，我的读唇术也无法派上用场。

“……是因为……由于你的……不好，还有……”男子似乎这样说道。

我完全不知其所云。不过看样子并无危险，我便打开手电筒，照亮自己的侧脸，用手指捅捅耳朵，表示什么也没听清。

男子理解似的点了几下头，放下气灯，两手伸进雨衣口袋摩挲起来。这时间里，潮水似乎急剧退去，充溢四周的轰鸣声骤然减弱。我感到自己开始明显变得神志不清。意识模糊，声音因而从头脑中消失。至于何以处于这种状态，我自是不得其解。我只是收紧身体各部位的肌肉，以防跌倒。

几秒钟后我仍然好端端站着，心情也大为正常，惟独周围的水声变小了。

“接你来了。”男子说。现在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我晃了下头，将手电筒夹在腋下，收起刀刃，揣进衣袋。我预感今天将是彻底莫名其妙的一天。

“声音怎么的了？”我问来人。

“呃，声音嘛，你不是嫌吵吗？就把它弄小了。对不起，已经没事了。”男子边说边频频点头。水流声小得如小溪的低吟。“好了，走吧！”男子一下子向我转过后背，迈开稳健的步伐朝上流走去。我用手电筒照着脚前跟在他后面。

“声音都可以弄小——莫非是人工声音不成？”我对着估计有男子后背的地方大声询问。

“不不，”男子说，“声音是天然的。”

“天然的声音为什么会变小呢？”

“准确说来并非使声音变小，”男子回答，“而是将其消除。”

我有点费解，但不再追问。我的处境容不得自己向别人絮絮发问。自己是来完成工作的。我的委托人将声音消掉也罢排除也罢，抑或到处洒伏特加果汁饮料也罢，都不关我生意上的事。 因此我只管默不作声地继续走路。

不管怎样，由于水流声已被消除，四下一片寂然，就连长胶靴的唧唧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头顶上响起两三次仿佛有人对搓石子的声响，转瞬即逝。

“看形迹好像有夜鬼混进过这一带，我放心不下，就赶来这里接你。按理，那些家伙是绝对到不了这里的，但毕竟偶有发生，伤透脑筋。”男子说。

“夜鬼……”

“在这种地方冷不防撞上夜鬼，你恐怕也是吃不消的。”男子说着，以极大的声音“嗬嗬”地笑了起来。

“啊，那倒是。”我附和道。无论夜鬼还是其他什么，我可不愿意在这么黑的地方碰见不伦不类的东西。

“所以才来迎你。”男子重复一遍，“夜鬼可不是儿戏。”

“亏您想得周到。”我说。

往前走了一阵，听得前面有水龙头喷水样的声响。瀑布！我用手电筒大致一晃，具体看不清楚，反正像来头不小。假如声音未被消除，想必相当了得。往前一站，飞沫顿时把风镜溅上了水珠。

“是要从中钻过去吧？”我问。

“是的。”男子再未多言，大步流星地向前跨去，转眼在瀑布中消失得了无形影。无奈，我也急急追了过去。

好在我们钻的路线正是瀑布流量最薄弱的地方。尽管如此, 身子还是险些被击倒在地。虽说严严实实地穿着雨衣，但也还是要冒着瀑布的枪林弹雨方能进入研究室——这点无论怎么好意看来都未免荒唐。如此做法估计是为了保守机密，可也应该采用多少与人为善的方法才是。我在瀑布中跌了一跤，膝盖重重地撞在石头上。由于声音已被消除，声音与造成声音的现实之间完全失去了平衡，致使我不知所措。瀑布本来应该有与其本身相应的音量的！

瀑布里边，有个大小仅能容一人通过的洞口，进去一直往前，尽头是一扇铁门。男子从雨衣袋里掏出一个小计算器样的玩艺儿插入铁门的空隙，操作片刻，铁门悄然从内侧闪开。

“啊，到了，请进。”男子先让我进去，他自己也进来把门锁上。

“够受的吧？”

“怎么也不能说不至于。”我慎重地应道。

男子用绳子把气灯吊起，风帽风镜没摘就笑了起来，笑得奇特，阴阳怪气。

我们走进的房间相当宽大，如游泳池的更衣室，毫无生活气息。搁物板上整整齐齐放着的，全是与我穿的一样的黑色雨衣和长胶靴。我摘掉风镜，脱去雨衣挂在衣架上，长胶靴放在搁物板上，手电筒挂在壁钩上。

“抱歉，让你受这么多折腾。”男子说，“不过也真是马虎不得。一些家伙前前后后盯着我们，不能不加这些小心。”

“是夜鬼吗？”我若无其事地放出引线。

“是的。夜鬼是其中之一。”说罢，男子独自点了下头。

接着他把我领进更衣室里边的客厅。脱下黑色雨衣后，男子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质彬彬的小老头。倒并不胖，但长得结结实实，一副坚不可摧的样子。脸上神采奕奕，从衣袋掏出眼镜一戴，完全是战前大政治家的风度。

他让我在沙发上落座，自己则在办公桌后面坐定。房间布置同我最初进的那个房间毫无二致。地毯颜色一样灯具一样墙纸一样沙发一样统统一样。茶几上放着同样的烟盒。办公桌上有台历，回形针同样散乱地撒在那里。使人觉得好像绕一圈后又返回了同一房间。或许果真如此，也可能并非如此。况且我也不可能一一记得回形针散乱的样式。

老人打量了我一会，然后捏起一枚回形针拉得笔直，用来捅指甲的根部。捅的是左手食指。捅罢指甲根，把已拉直的回形针扔进烟灰缸。我心中思忖，下辈子我脱生成什么都好，但就是不当这回形针。居然被这莫名其妙的老人捅完指甲后顺势扔进烟灰缸——简直叫人不寒而栗。

“据我掌握的情报，夜鬼和符号士正在握手言和。”老人说，“不过这些家伙当然不至于因此而同仇敌忾。夜鬼老谋深算，符号士野心勃勃。所以他们的勾结只限于一小撮。但也不是好的苗头。本来不该来这里的夜鬼在这一带偷偷出没一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如此下去，迟早要变成夜鬼一统天下。那一天我可就大事不妙了。”

“言之有理。”我说。

至于夜鬼究竟是何形体，我自然揣度不出，不过要是符号士们同某种势力狼狈为奸，对我也是糟糕透顶的事情。因为我们同符号士们原本处于非常微妙的平衡状态，相互僵持不下。哪怕有一点点外力介入，都可能使一切变得不可收拾。不说别的，单单我不知道夜鬼为何物而对方知道这点，已经致使平衡土崩瓦解。当然，我之所以不知道夜鬼是因为我是基层现场的独立工作人员，而上头那伙人很可能早已了如指掌。

“啊。这个就不去管它了。只要你可以，就请马上开始工作好了。”老人说。

“好的。”

“我委托代理人派一名最能干的计算士过来，你怕是有些名声，大家都夸你。有本领，有胆识，做事干练。除去缺乏协调性这点，听说无可挑剔。”

“过奖。”我谦虚一句。

老人又阴阳怪气地放声大笑。“协调性那玩艺儿怎么都无所谓，关键在于胆识。要当上一流计算士必须有胆识，报酬相应也高。”

我无话可说，默默听着。老人又笑了，笑罢把我领到隔壁工作间。

“我是生物学者。”老人说，“说是生物学，可我干的范围非常之广，一言难尽。从脑生理学到音响学、语言学、宗教学，都有所涉及。由自己来说是不大好——我从事的是极富独创性的有极大价值的研究。眼下正进行的主要是哺乳动物口腔上颚的研究。”

“口腔上颚？”

“就是嘴巴，嘴巴的结构。研究嘴巴如何运动、如何发音等。请看这个！”

说着，他按下墙壁上的开关，打开工作间的灯。只见房间对门的墙壁全是搁物架，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所有哺乳动物的头盖骨。从麒麟、马、熊猫到老鼠，大凡我能想到的尽皆汇聚于此，数量估计有三四百之多，当然也有人的头盖骨。白人的黑人的印第安人的，男女各一。

“鲸鱼和大象的头盖骨放在地下仓库。如你所知，那东西太占地方。”

“是啊。”我说。的确，假如放鲸鱼脑袋，只一个就可能挤满整个房间。

动物们像早已有约在先似的一齐张开大嘴，两个空洞洞的眼穴死死盯住对面的墙壁。虽说全是供研究用的标本，但置身于如此众多的骨头的包围之中，仍觉心里不是滋味。别的搁物架则齐刷刷陈列着浸在福尔马林液体里的耳唇喉舌。

“如何，了不起的收藏吧？”老人不无得意地开口道，“世上有人收藏邮票，有人收藏唱片，有的在地下室里摆满葡萄酒，也有的富翁喜欢把装甲车摆在院子里。我则收藏头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所以才情趣盎然。你不这样认为？”

“恐怕是的。”我说。

“我从还算年轻时就对哺乳动物的头骨怀有不小的兴致，开始一点点收集，差不多40年了。理解骨头这东西，需经漫长的岁月，长得难以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还是理解有血有肉的活人容易得多。我是深有体会。当然了，像你这般年轻的人，我想还是对肉体感兴趣。”

老人又阴阳怪气地连声笑了一通。“我嘛，整整花了30年才达到听懂骨头所发之声的境地。30年！可不是一朝一夕，嗯？”

“声音？”我问，“骨头能发声音？”

“当然能。”老人说，“每块骨头都有其固有的声音。怎么说呢，怕是一种潜在的信号吧。我这不是比喻，骨头的的确确是会说话的。我现在正在搞这项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解析这种信号。如获成功，那么下一步就可以人为地加以控制。”

“噢——”详情我还不能理解，不过果真如老人所言，倒确实像是一项有重大价值的研究。“很像一项难能可贵的研究。”我说道。

“一点不错。”老人点头道，“正因如此那帮家伙才来盯梢刺探，消息灵通得很。他们想滥用我的研究。比如，一旦能从骨头里收集情报，就省去了拷问的麻烦，只消把对手杀死，去肉洗骨就万事大吉。”

“岂有此理！”我说。

“当然，研究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现在还是要取脑后才能获得明确的记忆。”

“得，得。”骨也罢脑也罢，去掉哪个都一回事。

“所以才求你计算。注意不要被符号士们窃听，偷去实验数据。”老人神情肃然，“科学的滥用和善用同样使现代文明面临危机。我坚信科学应为科学本身而存在。”

“信念那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说，“只有一点请明确一下，是事务性的：这次要我来工作的，既非‘组织’总部，又不是法定代理人，而是你直接插手。情况很不正常。再说得清楚一点，这有可能违反就业规则。果真如此，我将被没收执照。这点你明白吗？”

“明明白白。”老人说，“你担心也不无道理。不过这属于通过‘组织’的正式委托。只不过为保密起见没有履行事务性手续，而由我直接同你联系罢了。不至于让你受到连累。”

“能保证吗？”

老人拉开桌子抽屉，取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我翻了翻，里面果然有“组织”的正式委托书，式样和签字也无懈可击。

“那好吧。”我把文件夹还给对方，“我的级别是双料级，这么可以么？所谓双料级……”

“就是普通薪金的两倍吧？没问题。这回再加上奖金，来个三料级。”

计算内容重要，再说又劳你钻了瀑布，嗬嗬嗬。”老人笑道。

“请先让我看一下数值。”我说，“方式等看完数值再定。电脑方面的计算谁来负责？”

“电脑用我这里的。前后请你负责，不介意吧？”

“可以。我也省事。”

老人离开坐椅，在背后的墙壁弄了一会，看上去平平常常的墙面豁然闪出缺口。名堂委实够多。老人从中取出另一个文件夹，合上门，于是那里又变成没有任何特征的普通白墙。我接过文件夹，看了长达7 页的蝇头数值。其本身没什么特别问题，一般数值而已。

“若是这个程度，分类运算怕不成问题。”我说，“这个程度的频度类似性，无需担心架假设桥。理论上当然是行得通的，但是假设桥的正当性无法说明。无法说明其正当性，就不可能去掉误差的尾巴。这就好像横穿沙漠时不带指南针一样。摩西倒是这样做了。”

“摩西连海都过了。”

“老掉牙的往事。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还从未有过遭受符号士骚扰的先例。”

“那么说，一次转换就可保万无一失喽？”

“二次转换危险太大。的确，那样可以彻底排除假设桥介入的可能性。但在目前阶段还形同杂技。转换程度都还不稳定，处于探讨过程。”

“我并没有说要二次转换。”说着，老人又用回形针捅起指甲根来。这回捅的是中指。

“你是说……”

“模糊，我说的是模糊。想请你进行分类运算和模糊运算，因此才把你叫来。如果只是分类，也没有必要叫你。”

“不明白，”我架起腿，“你怎么会知道模糊呢？那是绝密事项，局外人不可能知道。”

“可我知道。我同‘组织’的上层人物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那么请你通过关系询问一下好吗？模糊系统现已完全冻结。原因我不清楚，大概出现什么故障了吧。反正不能使用那个系统。使用后一旦被发现，光是受罚恐怕很难了结。”

老人又把收有委托书的文件夹递过来：

“请好好看最后一页，那上面应该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

我按其所说，翻到最后一页。果不其然，上面的确有模糊系统的使用许可。看了好几遍都看不出破绽。签名就有五个。实在不晓得上头那伙人打的什么主意。挖出洞来叫埋上，刚刚埋上又叫挖出！左右为难的总是我这样的下层人员。

“请把委托书全部彩色复印一份给我。没这东西，关键时候我将非常狼狈。”

“当然当然，”老人说，“当然复印一份给你。手续正正规规毫无疑点。酬金今天支付一半，另一半结束时支付，可以吧？”

“可以。分类运算马上在此着手，然后将获得的数值拿回家，在家模糊。模糊要做很多准备的。模糊完毕，再把数值拿回这里。”

“三天后的正午时分无论如何我得使用……”

“绝不延误。”我说。

“千万千万，”老人叮嘱道，“延误了可就要坏大事。”

“世界崩溃不成？”我问。

“在某种意义上。”老人说得高深莫测。

“放心好了，我还从来没有延误过。”我说，“方便的话，请准备一壶浓些的热咖啡和冰镇白水，再来一点可随便抓食的晚饭。干起来估计很费时间。”

不出所料，实际花了很长时间。数值排列本身固然比较单纯，但情况设定的阶段数很多，计算时远比预想繁琐。我将所给数值输入大脑右半球，转换成完全不一样的符号后再移入大脑左半球。继而将移入左半球的符号作为截然不同的数字取出，打在打字纸上。这就是分类运算，最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至于转换的代码，每个计算士都各所不一。而代码同乱数表完全不同之点表现在图形上面。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当然是权宜之计，并非真的一分为二）。

总之，只有使图中犬牙交错的断面正相吻合，才能将得出的数值复原。然而符号士们企图通过架假设桥的办法来解读其从计算机上窃来的数值。就是说，他们通过分析数值将犬牙交错的情形在全息图上再现出来。这样做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若我们提高技术，他们也提高对抗技术。我们保护数据，他们盗窃数据——纯属古典式警察同小偷玩弄的套数。

符号士们将非法获取的数据大多捅到黑市上去，谋取暴利。更糟糕的是，他们将情报最重要的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效地为自己组织服务。

我们的组织一般称为“组织”，符号士们的组织则被称为“工厂”。“组织”原本是私营性质的联合企业，但随着其重要性的提高，现已带有半官方色彩。作为内部结构，大概同美国的贝尔公司相似。我们这些基层计算士像税务顾问和律师那样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要有国家颁发的执照，任务要由“组织”或由“组织”认可的正式代理人来安排，否则一律不得接受。这是为了不使技术为“工厂”所滥用而采取的措施。一旦违反，势必受到惩罚，吊销执照。至于措施是否正确，我则揣度不透。因为，被剥夺计算士资格的人往往被“工厂”招去，潜入地下当起符号士来。

我不知道“工厂”的结构是怎样的。一开始是家小型技术企业，随后急速膨胀起来。也有人称之为“数据黑手党”。在同各种非法团伙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这点上，的确和黑手党难分彼此。若说有不同之处，那便是他们只兜售情报。情报既文雅，又钱。他们将视为猎物的电脑毫厘不爽地监听下来，攫取情报。

我一边喝着一整壶咖啡，一边不停地进行分类运算。我的规则是干一小时休息30分钟。否则，大脑左右两半球的接缝便模糊不清，以致出来的数据一塌糊涂。

在30分钟休息时间里，我同老人天南海北地闲聊。聊的内容无所谓，只要摇动嘴巴说话就行，这是排除大脑疲劳的最佳方法。

“这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数值呢？”我问。

“实验测定数值。”老人说，“是我一年来的研究成果。有两种，一种是各个动物头盖骨和口腔上颚容积的三次原始图像所转换成的数值，一种是其发音的三要素分解，二者合在一起。刚才我已说过，我花了30年时间才听懂骨骼固有的声音。这项计算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理论上而不是根据经验将声音分离出来。”

“那就能够人为地加以控制喽？”

“是这样的。”老人说。

“在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到底将发生什么呢？ ”

老人用舌尖舔着嘴唇，沉吟片刻。

“发生的事多着呢，”他开口道，“实在很多。而且有的你无法想象——这点我还无可奉告。”

“消除声音是其中之一吧？”我问。

老人洋洋得意地嗬嗬笑了几声。“是的，是那样的。可以结合人类头盖骨固有的信号，消除或增大声音。每个人头盖骨的形状各有不同，所以不能彻底消除，但可以相当程度地使其缩小。简单说来，就是使声音和反声音的振动合起来发生共鸣，声音的消除在研究成果中是最为无害的一种。”

如果说这个无害的话，那么往下可想而知。想到世人各自随心所欲地消除声音或增大声音，我不由有点心烦意躁。

“声音的消除可以从发音和听觉两方面进行。”老人说，“既可以从听觉上将声音消去，又能够从发音上根除。发音属个人行为，可以百分之百地消除。”

“打算公之于世？”

“何至于！”老人挥了下手，“我无意将如此妙趣横生的事情告知他人。只是为了私人赏玩。”

说着，他又嗬嗬地笑了，我也一笑。

“我打算把研究成果仅仅发表在专业性学术刊物上。对于声音学，还没有任何人怀有兴趣。”老人说，“况且世间那些笨蛋学者也不可能看懂我的理论。学术界原本就对我不屑一顾。”

“不过符号士可不是笨蛋。在解析方面他们堪称天才，你的理论恐怕也不在话下。”

“这点我也加了小心，所以才把数据和程序全部略去，只将理论用设想的形式发表出来。这样就无需担心他们弄懂弄通。在学术界我或许遭受冷落，但我并不在乎。一百年后我的理论必将得以证实，那就足矣！”

“唔。”

“因此，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分类和模糊运算。”

“原来如此。”我说。

往下一个小时，我全神贯注地进行计算。尔后又到了休息时间。

“提个问题好么？”我说。

“什么问题？”

“就是门口的年轻女郎，那个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身段丰满的……”

“是我的孙女。”老人说，“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帮我搞研究。”

“所以我想问：她是天生说不出话来呢，还是声音被消除了……”

“糟糕！”老人用一只手啪地拍了下膝盖，“忘得一干二净。经过消音实验后还没有复原，糟糕糟糕，得马上为她复原！”

“似乎这样为妥。”我说。

4.世界尽头（图书馆）

成为小镇中心的，是位于旧桥北侧的半圆形广场。另一个半圆即圆的下半部分，在河的南侧，这两个半圆被称为北广场和南广场，被视为一对。但实际上二者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北广场空气滞重得出奇，仿佛镇上所有的沉默从四方汇聚于此。相比之下，在南广场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特殊的东西。其间荡漾的惟有类似极为淡漠的失落感的氛围。人家没有桥北侧那么多，花坛和石卵路也无人精心照料。

北广场中央有个高大的钟塔，以直刺青天的架势巍然屹立。当然，与其说是钟塔，倒不如说是保留钟塔形秋的物体或许更为确切。因为，钟的指针永远停留在同一位置，已经彻底放弃了钟塔本来的职能。

塔为石头砌就，四方形，分别显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越往上越细，顶端四面俱是钟盘，八根针分别指在10时35分的位置，纹丝不动。钟盘稍下一点开有小窗。由此观之，塔的内部大概是空洞，可以借助梯子之类攀援而上。问题是哪里也找不见供人进去的门样的入口。由于异乎寻常地高高耸立，要看钟盘必须过旧桥走到南侧才行。

北广场周围，石建筑和砖瓦建筑众星捧月一般呈扇面状辐射开去。每座建筑都没有明显的特征，更谈不上装饰和招牌，所有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见不到有人出入。不妨说是好像失去邮件的邮局，或失去矿工的矿山，或失去死尸的火葬场。然而如此寂无声息的这些建筑居然没给人以废弃的印象。每次从这样的街道通过，都觉得似乎有陌生人在四周建筑中屏息敛气地继续一种我所不知晓的作业。

图书馆也位于如此寂静的街道的一角。说是图书馆，其实只是极为平庸的石砌建筑，与其他建筑并无区别，看不出任何足以说明此乃图书馆的外部特征。颜色变得死气沉沉的古旧石墙、狭窄的檐廊、嵌铁棍的窗口、牢不可破的木门——说是粮食仓库都有人相信。假如看门人不把详细路线标在纸上，我恐怕永远也不会认出它是图书馆。

“等你安稳下来，就得请你到图书馆去。”来到这镇子的第一天看门人便对我说道，“那里有个女孩值班。镇上早安排你阅读镇上古老的梦。到那里后女孩会告诉你很多很多事情。”

“古老的梦？”我不禁反问，“古老的梦是怎么回事？”

看门人正手拿一把小刀将木条削为圆楔式木钉样的东西。此时他停下手，归拢桌上散落的木屑，投进垃圾箱。

“古老的梦就是古老的梦嘛！图书馆里多得都叫人头疼，只管拿在手上好好看好了。”

接着，看门人专心审视自己削好的圆尖木条，然后满意她放在身后的搁物架上。

“你提出什么是你的自由，回答与否是我的自由。”看门人双手抱在脑后说道，“毕竟其中有的问题我答不上来。反正以后每天要去图书馆阅读古老的梦。这也就是你的工作。傍晚6 点钟去，读到10点或11点。晚饭由女孩准备。此外的时间悉听尊便，无任何限制。明白？”

我说明白。“不过，这工作要什么时间才算结束呢？”

“何时结束？这——我也说不准。在应该结束的时候到来之前你就坚持好了。”说罢，看门人又从柴禾堆中抽出一支合适的木棍，用刀削了起来。

“这座镇子又小又穷，养活不起游手好闲的人。大家都在各自的场所各自劳动，你就是要在图书馆里阅读古梦。你总不至于以为可以在这里逍遥自在才来的吧？”

“劳动不是苦差事，总比无所事事好受些。”我说。

“那好，”看门人盯着刀尖点点头，“那就请你尽快着手工作吧。从今往后你将被称为‘读梦人’。你已经没有名字，‘读梦人’就是你的名字，正如我是‘看门人’一样，懂吗？”

“懂了。”我说。

“这镇上看门人只我自己，同样，读梦人也惟你一个。因为读梦要有读梦的资格。我现在要给你这个资格。”

说着，看门人从餐橱里拿出一枚白色小碟放在桌上，倒了一点油进去，划根火柴点燃。随后从摆着一排刀具的木板格里拿起一把类似黄油刀的形状扁平的怪刀，在火苗上把刀刃烧热。最后吹灭火，使刀冷却。

“只是做个标记。”看门人说，“一点也不痛的，用不着害怕，转眼就完。”

他用手指翻开我右眼的眼皮，将刀尖朝眼球刺去。的确如其所说，并无痛感，也不觉得心慌，不可思议。刀尖就像刺入果冻一般软软地扎进我的眼球，一点声音也没有。接下去对我左眼也做了同样手术。

“读完了梦，伤痕自然消失。”看门人边收拾碟子小刀边说，“这伤痕就算是你读梦的标记。不过这期间你必须当心光线。记住：不能用眼睛看阳光！否则必然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你只能在夜间或阴天的白昼外出。晴天要尽可能把房间弄暗，老老实实呆在里边。”说罢，看门人给我一副黑色眼镜，嘱咐我除了睡觉时间都要戴着别摘。我便是这样失去了阳光。

几天后的傍晚，我推开图书馆的门。沉重的木门吱的一声打开，里面是条长长的走廊，笔直朝前伸去。空气浑浊，灰尘浮动，仿佛在这里不知被遗弃了多少年。地板已被人们踩磨得凹凸不平，白灰墙壁在电灯光下一片昏黄。

走廊两侧有几扇门，拉手都上着锁，且落了一层白色的灰尘。没有上锁的只限于一扇式样玲珑典雅的门，门上不透明玻璃的里边闪着灯光。我敲了好几下，不闻回声。于是握着古旧的黄铜圆把手悄悄转动，门静静地从内侧开了。里边没有人影。房间简朴，空空荡荡，比车站候车室还要大一圈。没有窗口，没有像样的饰物。只有一张粗糙的桌子、三把座椅，以及烧煤的老式铁炉。此外便是挂钟和柜台。铁炉上面，一只斑驳掉漆的黑搪瓷壶冒着白色的蒸气。柜台后面是一扇与入口同样镶着不透明玻璃的门，里面同样闪着灯光。我思忖是不是应该再敲敲那扇门，但终归作罢，决定在这里稍等片刻，等人出来。

柜台上散落着银色回形针。我拿起一只摆弄一番，然后坐在桌旁椅子上。

等了10分至15分钟，女孩从柜台后面那扇门内闪身出来。她手里拿着剪刀样的东西。看见我，吃惊似的脸颊微微一红。

“对不起，”女孩对我说，“不知道有人来，您敲下门就好了。正在里边房间收拾东西，好多东西都乱七八糟的。”

我默不作声地定定看着女孩的脸，看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她的脸在促使我想起什么。她身上有一种东西在静静摇晃着我意识深处某种软绵绵的沉积物。但我不明白这到底意昧着什么，语言已被葬入遥远的黑暗中。

“如您所知，这里早已没有任何人光顾。这里有的只是‘古老的梦’，此外别无他物。”

我轻微点了下头，目光依然未从她脸上移开。我力图从她的嘴唇她的宽额头她脑后束成一束的黑发上看出什么，却又觉得越是注视其局部，其整体印象越是依稀远逝。我只好作罢，闭起眼睛。

“恕我冒昧，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一带的建筑物全都一模一样的。”说着，她把剪刀放在柜台上的回形针旁边。“能进入这里读古梦的只限于读梦人。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进来。”

“我就是来此读梦的。”我说，“镇上这样交待的。”

“请原谅，能把眼镜摘下来么？”

我摘掉黑眼镜，把脸迎面对着她。她目不转睛地盯视我的眸子——因有了读梦标记而颜色变淡的眸子。我真担心她会盯穿我的身体。

“好了，请戴上眼镜。”她说，“喝咖啡吗？”

“谢谢。”

她从里面房间拿来两只咖啡杯，把壶里的咖啡倒进去，坐在桌子对面。

“今天还没准备好，读梦从明天开始吧。”她对我说，“就在这里读好么？封闭的阅览室是可以打开的。”

我答说可以，“你可以帮我的吧？”

“啊，是的，我的任务一是为古梦值班，二是当读梦人的帮手。”

“以前没在哪里见过你？”

她抬起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的脸。看样子试图搜寻记忆，把我同什么联系起来。最后还是泄了气，摇头道：“如您所知，在这个镇上，记忆这东西是非常模糊多变的。有时记得起来，有时则记不起。关于你也好像归为记不起的那一类了，真是抱歉。”

“没关系，”我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当然也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一直在这镇上，镇子又小。”

“我是几天前刚来的哟！”

“几天前？”她有些愕然，“那么你肯定认错人了。因为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走出过这个镇子。同我相像的人怕也不至于有的。”

“或许。”我啜了口咖啡，“不过我时常这样想：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大家恐怕都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度过完全不同的人生来着。而这段往事很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被忘得干干净净，于是大家便在一无所知的惰况下如此打发时光，你就没有这么想过？”

“没有。”她说，“你之所以那么想，大概因为你是读梦人吧？读梦人的想法和感觉跟普遇人有着很大区别。”

“想必。”

“那么，你可想得起自己过去在哪里干过什么？”

“想不起来。”说着，我走到柜台跟前，从三三五五散在那里的回形针中抓一个拿在手里，细细看了半天。“但我总觉得发生过什么，这点我敢肯定。而且恍惚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图书馆的天花板很高，房间静得简直同海底无异。我手里拿着回形针，不经意地茫然环顾房间。她则坐在桌前，一个人安静地喝着咖啡。

“就连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都稀里糊涂。”我说。

细看之下，天花板泻下的黄色电灯的光粒子似乎时而膨胀时而收缩。大约是因为瞳仁受伤的缘故。我的双目已经被看门人改造过，以便使之洞察特殊之物。墙上那古旧的大挂钟在沉默中缓缓移动时间的脚步。

“来这里估计事出有因，但我现在无从记起了。”

“这镇子非常安静，”女孩说，“所以我想，假如你是来这里寻求安静的，那么你应该称心如意。”

“或许，“我应道，“今天我在这里干什么好呢？”

她摇了下头，慢慢从桌旁站起，撒下两只喝空的咖啡杯。

“今天这里没什么可给你干的，工作从明天开始。现在请回家好好休息吧，到时候再来。”

我再次看了眼天花板，又看看她的脸。不错，我觉得她确实同我心目中的某种印象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确有什么在轻轻拨动我的心弦。我闭起眼睛，在自己迷迷蒙蒙的心海中搜寻起来。刚合上眼睛，我便感到沉默犹如细微的尘埃落满自己的身体。

“明天6点来。”

“再见。”她说。

我离开图书馆，凭依旧桥的栏杆，倾听河水的流声，眼望兽们消失后的镇容。环绕钟塔和小镇的围墙，河边排列的建筑物，以及呈锯齿形的北尾根山脉，无不被入夜时分那淡淡的夜色染成一派黛蓝。除了水流声，没有任何声响萦绕耳际。鸟们早已撤得无影无踪。

假如你是来这里寻求安静的－－－－她说。但我无法证实这点。

不久，四下彻底黑暗下来，河边路的一排街灯开始闪出光亮。我沿着空无人影的街道朝西山岗踱去。

5.冷酷仙境（计算、进化、性欲）

了使被消除声音的孙女恢复正常，老人返回地面。这时间里，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一个人默默计算。

我不知道老人离开房间有多长时间。我调好电子表的响铃，使之按1小时——30分——1小时30分的周期反复鸣响，我随之计算、休息、再计算。我熄掉灯，以使自己看不见表盘数字。因为若把时间挂在心头，计算便很难顺利。无论现在是何时刻，都与我的工作毫不相干。我着手计算时便是工作的开始，停止计算时即是工作的结束。对我来说，所需时间只是1小时——30分——1小时——30分这个周期。

老人不在的时间里，自己大概休息了两次或三次。休息时我或者歪在沙发上胡思乱想，或者上厕所或者做屈臂撑体运动。沙发躺上去很舒服，既不太硬又不太软。脑袋下面的软垫也恰到好处。每次外出计算，我都在沙发上躺倒休息。几乎没有碰上躺起来舒服的沙发，大多是随便买来的粗制滥造的用品。即使看上去堂而皇之的沙发，往上一躺也都大多令人失望。搞不清人们为什么竟挑选不好沙发。

我总是确信——或许出于偏见——在沙发的选择上面往住反映出人的品位。沙发本身便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壁垒森然的世界。这点只有在好沙发上长大的人才体会得到。这同成长当中看好书听好音乐是一回事。一个好沙发生出另一个好沙发，一个坏沙发则生出另一个坏沙发，无一例外。

我知道好几个人虽然坐着高级轿车往来奔波而家里放的却是二三流的沙发。对这样的人我是不大信任的。高级车或许不失其应有的价值，但终归不过是高级车而已。花钱谁都手到擒来。而买好沙发则需要相应的见识、经济和哲学。钱固然要花，但并非只消花钱即可。就沙发而言，头脑中若没有一个完整的形象，是不可能得到好货的。

而此时此刻我所躺的沙发的的确确是一级品。由此我得以对老人怀有好感。我倒在沙发上闭目合眼，开始就这位老人那奇妙的说话方式和奇妙的笑法思来想去，当思路又转回除音上面时，我认定老人作为科学家无疑属于最高档次。普通学者根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消除或植入声音，甚至想都不可能想到。另外，此人相当偏执这点也无可否认。科学家为人古怪或遭人讨厌这种情况固然不乏其例，然而总不至于达到为掩人耳目而在地层深处的瀑布里面建造研究室的程度。

我想，如果能使除音增音这项技术商品化，笃定可以大发其财。首先，音乐厅中的PA音响装置当可销声匿迹，因为已无需使用庞大的机械设备增加音量。其次，相反却可以将噪音一举根除。若在飞机上安装除音器，机场附近的居民必然欢天喜地。问题是同时势必将除音增音这项成果以各种形式用于军工生产和犯罪活动。显而易见，无声轰炸机、消音枪、以惊人音量破坏人脑的炸弹将接二连三诞生出来，有组织的大屠杀也将以更为巧妙的形式出现。

或许老人对此了然于心，所以才不肯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世而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我愈发对老人产生了好感。

当我进入第五回或第六回工作周期的时候，老人回来了，手臂挎着一个大篮子。

“带来了新做的咖啡和三明治。”老人说，“黄瓜、火腿和奶酪，怎么样？”

“谢谢。都是我喜欢的。”

“马上吃饭如何？”

“等这个计算周期结束吧。”

手表铃响之时，我刚好把7页数值表中的5页分类完毕。胜利在望，我煞好尾，起身伸个大大的懒腰，开始吃东西。

三明治足有普通饭馆和快餐店里的五六盘那么多，我一个人闷头咆掉三分之二。分类运算时间一长，不知什么缘故，直觉得饥肠辘辘，我将火腿、黄瓜片、奶酪依序投入口腔，把热咖啡送进胃袋。

我吃掉三个的时间里，老人只动了一两下。他好像喜欢黄瓜，卷起面包片，在黄瓜片上小心翼翼地撒上适量的盐，喳喳有声地——声音很小——嚼着。吃三明治时的老人，看起来很有点像一只彬彬有礼的蟋蟀。

“随便吃好了，能吃多少吃多少！”老人说，“到了我这把年纪，可就越吃越少了。吃一点点，动弹一点点。但年轻人应放开肚皮猛吃。只管猛吃猛胖就是。世上的人都好像讨厌胖。依我看那是因为胖的方式有问题，所以才胖得使人失去健康失去漂亮。但若胖得恰如其分，就绝对不至于那样，反而使得人生充实，性欲旺盛，头脑清晰。我年轻时也相当胖着哩。如今倒是看不出来了。”老人合拢嘴唇，嗬嗬笑了几声，“如何，这三明治味道够可以的吧？”

“嗯，好吃得很。”我赞赏道。味道的确不同凡响。如同我对沙发挑三拣四一样，对三明治的评价也相当苛刻。可这次的三明治刚好触及我既定的标准线。面包新鲜，富有弹性，用锋利洁净的切刀切得整整齐齐。其实制作好的三明治绝对不可缺少好的切刀，而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无论材料多么高级多么齐全，若无好的切刀也做不出味道鲜美的三明治。我有很久没吃过如此可口的三明治了。芥末纯正地道，莴苣无可挑剔，蛋黄酱也属手工制作或接近手工制作。

“是我孙女做的，说是对你的谢意。”老人说，“做三明治是那孩子的拿手好戏。”

“了不起！专门的厨师也望尘莫及。”

“谢谢。那孩子听了也肯定高兴。毕竟家里不见什么人来，也就几乎没有聆听别人食后感的机会。就算做了饭菜，吃的也只有我和她两个人。”

“两个人生活？”我问。

“是的，已经很长时间啦。我一直没同社会打交道，那孩子也染上了这个毛病，我也够伤脑筋的。她就是不想到外界去。头脑聪明伶俐，身体也极为健康，但横竖不乐意接触外界。年轻时这样是不成的。性欲也必须以合适的形式处理才行。怎样？那孩子具备女性的魅力吧？”

“嗯，的确是的，的确。”我说。

“性欲这东西是光明正大的能量。这点无可怀疑。如果将性欲死死禁锢起来不给出路，头脑势必失去冷静，身体势必失去平衡，这方面男女都一样。女的将出现月经失调。而一旦失调，精神就焦躁不安。”

“嗯。”

“那孩子应尽快同种类地道的男子交合才是。无论作为监护人还是作为生物学者，我都对此深信不疑。”老人边说边往黄瓜片上撒盐。

“声音可顺利加到她身上去了？”我问。我不大愿意在工作时间里听别人讲什么性欲。

“噢——这点倒忘了。”老人说，“当然已经恢复如初。幸亏你提醒，要不然那孩子得在无声状态下过好几天。我一来到这里，短时间很难返回地面，那种无声生活可不是开玩笑的。”

“大概是吧。”我附和一句。

“刚才说过，那孩子几乎不同社会发生关系，因此没有什么特别不便之处。但有电话打来就很麻烦。我从这里打过几次，谁都不肯接，弄得我莫名其妙。咳，我也真够马虎大意的。”

“开不了口，买东西不好办吧？”

“不，买东西倒无所谓。”老人说，“世间有一种叫超级商场的地方，那里不开口也照样采购，便利得很。那孩子又最喜欢超级商场，时常在那里买东西。可以说是在超级商场同事务所之间往来生活。”

“不回家？”

“她喜欢事务所。里面有厨房，有浴室，一般生活足可应付。至于回家，顶多一周一次吧。”

我适当点下头，啜口咖啡。

“不过你居然能和那孩子沟通，”老人说，“怎么沟通的？靠心灵感应还是其他什么？”

“读唇术。以前去市民讲习班学过读唇术。一来当时闲得无事可干，二来心想也许能有点用场。”

“原来如此。读唇术嘛，”老人大彻大悟似的频频颔首，“读唇术这东西的确是一门行之有效的技术，我也略知一二。怎么样，两人不出声地交谈一会如何？”

“不不，免了吧，还是正常交谈为好。”我慌忙劝阻。一天之中如此折腾几次我实在无法消受。

“诚然，读唇术是一门极为原始的技术，有很多不是之处。若是四下黑暗，就完全不知所云，况且又不便一个劲儿盯住对方嘴唇不放。不过作为过渡性手段还是有效的，应该说，你掌握读唇术是有先见之明的。”

“过渡性手段？”

“是的，”老人又点了下头，“好吧，我只告诉给你一个人，将来，世界必定成为无声世界。”

“无声世界？”我不由反问。

“对，彻底无声。因为，声音对人类进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无益，所以声音迟早都要消亡。”

“呃。那么说，鸟的叫声河的流声和音乐之类，统统都将消失喽？”

“当然。”

“可那好像挺寂寞的。”

“所谓进化就是这么回事，进化总是苦涩而寂寞的。不可能有令人心旷神怡的进化。”

说着，老人起身走到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指甲钳，又折回沙发，从右手的拇指剪到左手的小指，按部就班地将十个指甲修剪整齐。“眼下正处于研究阶段，详情还无可奉告，大致是这个情况。请不要透露给外界。一旦传到符号士耳朵里，可就要大祸临头。”

“放心，在严守机密这方面，我们计算士不亚于任何人。”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老人用明信片边角把桌面上散落的指甲屑归拢在一起，扔进垃圾箱。然后又拿起一块夹黄瓜片的三明治，撒上盐，津津有味地嚼着。“由我说是不大好，不过这的确够味儿。”

“擅长烹饪？”我问。

“不，那倒不是。只是做三明治的手艺出类拔萃。其他菜肴做的也绝不算差，但味道比不上三明治。”

“堪称地道的天才。”

“不错，”老人道，“的确如此。依我看，你倒像是对那孩子十二分地理解。若是你，看来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她托付过去。”

“托付给我？”我吃了一惊。“就因为我夸她三明治做得好？”

“对三明治你不中意？”

“三明治我非常中意。”说罢，我在不影响计算的限度内回想了一番胖女郎，喝了口咖啡。

“我感觉，你有什么，或者说缺少什么，总之都一样。”

“自己也时常这么想。”我如实相告。

“我们科学家将这种状况称为进化过程。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进化是严峻的。你认为进化中最严峻的究竟是什么？”

“不明白，请指教。”

“就是无法自由选择，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进化，它属于洪水雪崩地震一类，来临之前你不得而知，一旦临头又无可抗拒。”

“噢。”我说，“这进化莫非还同你说的声音有关？就是说，我将变得不能说话不成？”

“准确说来不是这样的，能说话或者不能说话，本质上不是什么大问题，无非一个台阶而已。”

我说不大明白，总的来说我是个老实人。明白就说明白，不明白就说不明白，而不含糊其辞。我认为纠纷不部分起因于含糊其辞。并相信世上很多人之所以说话含糊，不外乎他们内心在无意识地寻求纠纷。此外我找不出其他解释。

“也罢，这话就到此为止吧。”老人说着，又阴阳怪气地笑了起来。“说得过于深入，难免干扰你计算，适可而止为好。”

我对此也并无异议。正好手表铃也响了，便继续分类运算。老人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对不锈钢火筷样的东西，用右手拿着在排列头盖骨的架前走来走去。时而用火筷橐橐轻敲某块骨头，倾听其声音。俨然小提琴大师在巡视施特拉迪巴里（译注：施特拉迪巴里：安东尼奥·施特拉迪巴里，意大利17世纪最杰出的小提琴制作师。其现存作品享有世界声誉。）制作的小提琴收藏品，并拿起其中一把品听琴弦的音色。只闻其声都能感受到老人对头盖骨有着非同寻常的执著之情。我觉得，虽说同是头盖骨，但其音色的确千差万别。有的如叩威士忌酒杯，有的如敲巨型花盆。我一时思绪纷纭：其中每一个都曾有皮有肉，都曾盛满脑浆（尽管重量有别），都曾有食欲和性欲。但终归这些都荡然无存，剩下的惟有各种各样的声响。而声响不过同酒杯同花盆同饭盆同铝管同水壶的动静一般无二。

我想象自家头颅被剥去皮肉掏空脑浆后摆在架上承受老人的火筷橐橐叩击的情景，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老人到底将从我的头盖骨声响中读取什么呢？是读取我的记忆，还是读取我记忆以外的东西呢？不管怎样，我都感到惶惶然。

死本身并非那么可怕。莎士比亚说过，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想来也真是简单之极。但死后被置于架上用火筷敲击则未免令人怏怏不快。一想到死后都要被人敲骨吸髓，心底就涌起一阵悲凉。生存尽管也决非易事，但毕竟可以由我量力自行把握，因此也就罢了。同《瓦劳克》里的亨利·方达一个样。可是死后还是请容许安息为好。古代的埃及国王之所以要深深躲进金字塔中，原因我觉得似乎不难理解。

又过了几小时，好歹分类完毕。我说不准用了几个小时，因为没用手表计时。不过从身体的疲劳判断，大约用了八九个小时。量还是不小的。我从沙发站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按摩一下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发给计算士的小册子上，用图解形式标出了总共26块筋肉的按摩方式。计算完后一定要好好按图操作一番，这样才能消除大脑疲劳。只有消除大脑疲劳，计算士的寿命方能得以延长，计算士这一制度产生还不到10年时间，因此谁也搞不清这种职业性寿命的长短程度。有人说10年，有人说20年，有人说可以干到死，有人说迟早沦为废人。但无一不是推测。而我所能做的惟有好生照顾26块筋肉。推测交给适于推测的人好了。

我按摩完筋肉，坐回沙发闭起双眼，把大脑左右两半球缓缓合为一体。至此工作全部告终，操作程序准确无误。

老人将俨然巨犬形状的头骨置于桌面，用游标卡尺测验局部尺寸，拿铅笔在头骨相片的复制品上记录下来。

“完了？”老人问。

“完了。”我说。

“辛苦了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今天这就回家睡觉，明后天在家里进行模糊运算，大后天正午保证送来这里，可以吧？”

“可以可以。”老人点头道，“务必准时，迟过中午可就麻烦了，可就非同小可。”

“明白了。”我说。

“另外千万注意别让人把数值表抢去，万一抢去，我受不了，你也吃不消。”

“不要紧。这方面受过严格训练，计算妥当的数据不至于轻易被人夺走。”

我从裤子内侧的特殊口袋里搁出用来装重要文件的钱夹样的软金属夹，将数值表放进去锁好。

“这锁除我以外没有人能打开。若是别人开锁，里面的文件就会消失。”

“倒还真有心计。”老人说。

我把文件夹放回裤子内侧的口袋。

“对了，三明治不再吃一点？还多少有剩，而我研究当中几乎不吃不喝，剩下怪可惜的。”

由于肚子又饿了，我便乖乖把剩下的三明治一扫而光。老人只集中吃一样，因此黄瓜已片甲不留，剩的全是火腿和奶酪。反正我对黄瓜并不甚感兴趣，没有在意。老人又给我倒了杯咖啡。

我重新穿好雨衣，戴上风镜，一只手拿着手电筒返回地道。这回老人没有跟来。

“夜鬼已被我用声波赶走了，短时间不可能卷土重来，只管放心。”老人说道，“夜鬼其实也不大敢来这里，只是禁不住符号士的花言巧语才偶一为之，一吓就缩了回去。”

话是这么说，但在知道夜鬼栖身于这地下的某处之后，一个人摸黑行走毕竟有些不快。更何况我对夜鬼究竟为何物还不了解，其习性形状以及防御措施也一无所知，因而更加深了这种不快。我左手打开手电筒，右手握刀，沿地下河退回原路。

由于这个缘故，当我在刚才爬下的长铝梯下面发现身穿粉红色连衣裙的胖女郎身影时，顿生绝处逢生之感。她将手电筒光朝我这边轻轻摇晃。我走到跟前时她好像说了句什么，但一来因为水声太大——河流大概已被解除音量限制——根本无法听清，二来黑漆漆地看不见其口形，所以全然不知所云。

不管怎样都要爬梯子，便走到光亮的地方。刚开始爬，女郎便跟了上来。梯子极高，下的时候因一片漆黑什么也没看见而未感到害怕，但现在一格一格向上攀登起来，其高度尽在想象之中。脸上和腋下便不由沁出汗珠。若以楼房作比，足有三四层楼高。加以铝梯沾满潮气，脚下一呲一滑，稍一疏忽，真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途中我本想休息一下，但想到她尾随上来，只好一鼓作气爬上梯子顶端。考虑到三天后将重蹈故辙去研究室，不由心情黯然。然而别无他法，毕竟这点也已被计入酬金。

穿过壁橱进入最初来过的房间后，女郎为我摘掉风镜，脱去雨衣。我则脱掉长胶靴，把手电筒放在旁边。

“工作可顺利？”女郎问。声音柔和清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看着她的脸点点头：

“不顺利是不会回来的。我们是干这行的嘛！”

“谢谢你把声音消除的事告诉祖父，实在帮了大忙。已经那样熬了一个星期了。”

“为什么不用笔谈告诉我呢？那样岂不早就万事大吉了？何苦吃那个苦头！”

女郎并不应声，绕桌子转了一圈，然后摸了摸两边的大耳环。

“这是规矩。”她说。

“不能笔谈？”

“那也是规矩之一。”

“唔——”

“禁止一切同退化相关的做法。”

“原来如此。”我心悦诚服。果然一丝不苟。

“你有多大？”女郎问。

“35。”我说，“你呢？”

“17。”女郎回答，“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计算士。当然符号士也没见过。”

“真的17？”我有些愕然。

“嗯，是17。不骗你，真的17。看上去不像17？”

“不像。”我坦率相告，“怎么看都20往上。”

“我也不情愿被人看成17。”她说。

“没上学？”

“不想谈学校的事，至少现在不想。下次见面时再统统告诉你。”

“呃。”其中必有奥妙，我想。

“我说，计算士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

“计算士也好，符号士也好，不工作的时候和世人一个样，普普通通，地地道道。”

“世人普普通通倒有可能，但并不地地道道。”

“噢，这种看法也是存在的。”我说，“但我所说的是平平常常的意思——在电车中坐在你身旁也不引人注意，和大家同样吃饭，也喝啤酒。对了，谢谢你做的三明治，好吃极了。”

“真的？”她粲然一笑。

“那么好吃的三明治是难得碰到的。三明治我可是吃过不少。”

“咖啡呢？”

“咖啡也够味道。”

“那就在这儿再喝一点可好？也好再聊一会儿。”

“不了，咖啡可以了。”我说，“在下边喝得太多，一滴也喝不进去，只想快点回家睡觉。”

“遗憾呐。”

“我也遗憾。”

“也罢，反正送你到电梯口好了，一个人走不到吧？走廊像迷宫似的。”

“怕是走不到。”我说。

女郎拿起桌面一个圆帽盒样的东西，递到我手里。我掂了掂重量，同盒的体积相比，并不算重。若真是帽盒，里面的帽子恐怕相当不小。盒的四周贴满宽幅胶带，不大容易打开。

“什么呢，这是？”

“祖父给你的礼物。到家后再打开。”

我双手捧盒，轻轻摇了摇，不闻任何声响，手心亦无重感。

“祖父说，容易打碎，让你小心。”女郎说。

“是花瓶什么吧？”

“我也不知道。回家一看自然晓得。”

接着，她打开粉红色手袋，把装在信封里的银行支票递给我。上面的金额比我预想的略微多些。我放进钱夹。

“打收条吧？”

“不用。”女郎说。

我们离开房间，在与来时同样长的走廊里拐来拐去上上下下，终于走到电梯口。女郎的高跟鞋一如上次，在走廊中敲出咯噔咯噔令人不无惬意的声响。较之初次见面，她的肥胖也不那么使人介意了。一道行走之间，甚至忘记了她的胖。想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开始对此习以为常。

“结婚了？”女郎问。

“没有。”我回答，“以前结过，现在没有。”

“因为当计算士才离婚的？人们常说计算士是不成家的。”

“没那回事。计算士也都成家，有些人甚至表现相当不错，我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不成家对工作更为有利，这点也是事实。一来我们这行极费脑筋，二来风险也大，有妻室有时候是不大方便。”

“你是怎么样来着？”

“我是离婚后才当计算士的。所以同工作无关。”

“呃——”她说，“对不起，问得不大得体。毕竟第一次遇到计算士，这个那个很想问问。”

“没关系的，没什么。”

“嗳，听人说计算士处理完一项工作之后，性欲强得不得了——可是真的？”

“怎么说呢，也许真有此事。因为工作当中费的脑筋很是与众不同。”

“那种时候和谁睡觉？有固定恋人吧？”

“没有。”我说。

“那怎么办？总不至于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或是同性恋吧？不愿意回答？”

“哪里。”我的确不是那种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私生活的人，但若有人问起，还是一一作答，因为没有什么秘不可宣之事。于是我说，“那种时候和很多女孩睡觉的。”

“包括我？”

“不包括，应该不包括。”

“为什么？”

“我的原则是：一般不同熟人睡觉。同熟人睡觉往往节外生枝。此外也不同工作有联系的人睡觉。我从事的毕竟是替人保密的职业，需要在这方面划条界线。”

“不是因为我又胖又丑？”

“你并不那么胖，而且丝毫不丑。”

“噢。”她说，“那么跟谁睡呢？莫非随便搭腔找个女孩子来睡？”

“偶一为之。”

“或者说用钱买个女孩？”

“也不否认。”

“如果我提出给我钱我和你睡，你就会睡不成？”

“未必从命。”我回答，“年龄相差悬殊。同这样的女孩睡觉，心里总好像不踏实。”

“我例外。”

“或许。但作为我，不想再多找麻烦。可能的话，还是想平平稳稳地过日子。”

“祖父说，第一个困觉的对象最好是35岁以上的男人，说是性欲积攒到一定程度后会损害头脑的清晰度。”

“这话从你祖父口里听说了。”

“果真如此？”

“我不是生物学家，不大清楚。”我说，“况且性欲强弱因人而异，其间差别很大。很难一概而论。”

“你属于强的？”

“怕是一般吧。”我沉吟一下回答。

“我还不大了解自己的性欲。”胖女郎说，“所以很想寻根问底。”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不一会来到电梯跟前。电梯如训练有素的犬，正开门以待。

“下次见。”女郎说。

我刚一踏入，电梯门便悄然合上，我靠在不锈钢壁上，叹息一声。

6.世界尽头（影子）

女孩把第一个古老的梦放在桌面的时候，我一时未能认出这便是所谓古梦。我目不转睛地注视良久，然后抬起脸，望着站在身旁的女孩。她一言不发，只顾俯视桌面上的古梦。我觉得这物体不大符合“古梦”这个名称。我从“古梦”这一字眼的韵味中联想到的是古书，或者形状远为模糊不清的什么物体。

“这就是古梦！”女孩开口道。口气淡然漠然，飘然无依，与其是对我加以说明，莫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地确认什么，“准确说来，古梦在这里边。”

我不得其解，但仍点了下头。

“拿起来看看。”她说。

我轻轻拿在手上，用目光仔细扫描。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古梦的蛛丝马迹，没有什么任何可供捕捉的线索，不过是一块动物头骨而已。动物不大，骨的表面大概由于日光的长期照射而变得十分干燥，退去了固有的颜色。向前长长突起的下颚微微张开，仿佛正在倾诉什么的时候突然冻僵。两个小小的眼窝尽管已失去眼球，却仍在盯视这往里扩展的虚无的房间。

头骨轻得异乎寻常，因此作为物体的存在感已丧失殆尽，从中感觉不到任何生命的余温。所有的血肉、记忆、体温尽皆荡然无存。额头中间有个手感粗糙的小坑。我把指头贴在坑上摩挲着观察了半天，推想可能是角被拔除的遗痕。

“是镇上独角兽的头骨吧？”我试着问。

她点点头，静静地说：

“古梦就渗入这里边被封闭起来。”

“从这里可以读出古梦？”

“这就是读梦人的工作嘛。”

“读出来的梦怎么处理好呢？”

“无所谓处理，只消读出来就行了。”

“这可不大好明白。”我说，“从中读取古梦这点我明白，但就此为止却叫人莫名其妙。若是这样，我觉得这工作毫无意义。大凡工作总该有个目的才是——譬如把梦抄写在上面，依序整理分类。”

女孩摇摇头：

“至于意义，我也解释不好意义在哪里。我想你只要不断读下去，恐怕就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出来。但不管怎样，意义那东西对你的工作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我把头盖骨放回桌面，从远处再次审视，使人想起虚无的深深的沉默将头骨整个包笼起来。但是这沉默并非来自外部，而有可能如烟雾一般从头骨内部喷涌而出。总之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沉默，简直像要把头骨紧紧连接在地球的核心。头骨则默然无语径自把没有实体的视线投向虚空的一点。

越看我越强烈地感到这头骨在向我诉说什么，周围甚至漾出令人伤感的气氛。而自己却无从将这伤感准确地表达出来。我已经失去贴切的语言。

“读就是了。”说着。我再次把桌上的头骨拿在手里，用手心测了测重量。“反正我好像已别无选择。”

女孩微微一笑，从我手里接过头骨，用双层抹布小心擦去表面的灰尘，使其增加了亮度，又放回桌面。

“那好，向你说一下古梦的读法。”她说，“当然，我只是做个样子，实际上是读不出来的，能读出来的仅限于你。好好看着：首先头骨要正面对着自己。两手的指头轻轻放在太阳穴位置。”

她把手指帖在头骨两侧，强调似的看着我。

“其次，定定地注视头骨前额。注视时不要用力，要轻轻地、柔和地。但不能移开视线，无论怎么晃眼都不能移开。”

“晃眼？”

“嗯，是的，盯视之间，头骨开始发光发热，你可以用指尖静静触摸那光线。那一来你就可以读取古梦了。”

我在头脑里把女孩说的顺序重复一遍。我无法想象她所说的光是怎样一种光，感触如何，但大致顺序已了然于心。在久久凝视她放在头骨上的纤细手指的时间里，一股强烈的感觉向我袭来——以前我恍惚在某处看过这头骨！那如被漂洗过的骨骼的白色和额头的小坑，使我产生奇妙的心灵震颤，一如第一次目睹女孩面庞之时。至于这是准确的记忆断片，还是时间和空间的瞬间扭曲带来的错觉，我无从判断。

“怎么么了？”女孩问道。

我摇摇头：

“没怎么，想点事情。你刚才说的顺序我想可以记住。往下只剩下实际操作，是吧？”

“先吃饭吧。”她说，“工作起来可就挤不出时间了。”

她从里面小厨房里端来一只锅，放在炉上加温。锅里是杂烩菜。有元葱和马铃薯。不一会，锅热了，发出惬意的声响。女孩把菜盛进盘子。连同夹有核桃仁的面包一起端上桌来。我们相对而坐，一声不响地往嘴里送东西，饭菜本身很简单，调味料也全是我过去从未尝过的，但决不算坏，吃罢觉得全身暖融融的。接着来了热茶，深色，带有中草药般的苦味。

读梦并不像女孩嘴上说的那么轻松自在。那光线实在过于细弱，且如迷宫一样紊乱，不管怎祥往指尖集中精力都无法顺利触摸下去。但我还是能在指尖清楚地感觉出古梦的存在，它犹如向前涌动的图形序列。可是我无法将其作为明确的形象加以把握，只不过感觉到它的确存在而已。

当我好歹读罢两个梦时，时间已过了十点。我把释放出古梦的头骨还给女孩，摘下眼镜，用手指慢慢揉了揉早已滞涩的眼球。

“累吧？”女孩问。

“有点儿。”我回答，“眼睛还不适应，看着看着，眼睛就把古梦的光吸了进去，以至脑袋里开始作痛，尽管痛得不很厉害。总之眼睛变得模模糊糊，没有办法紧盯不放。”

“起初都是如此。”她说，“一开始眼睛是不习惯，很难读得顺利。但不久就会习以为常。别担心，慢慢干一段时间再说。”

“怕是那样为好。”

把古梦放回书库后，女孩开始做下班的准备。她打开炉盖，用小铲把烧得通红的煤块取出，放进装有细沙的桶里埋好。

“不能把疲劳装在心里。”她说，“我蚂妈总是这样告诉我。她说身体或许对疲劳奈何不得，但要使心解脱出来。”

“完全正确。”

“不过说实话，我还不大懂得心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它的准确含义，不明白该如何使用。仅仅记住这个字眼罢了。”

“心不是使用的。”我说，“心只是存在于那里，同风一样。你只要感觉出它的律动即可。”

她盖上炉盖，把搪瓷壶和杯子靠去里边冲洗，洗罢穿上蓝得如同被切割下来后长久失去原来记忆的一方天宇的粗布外套，若有所思地在已熄火的炉前伫立良久。

“你是从别处来这里的？”女孩忽然想起似的问。

“是的。”

“那里是怎样一个地方呢？”

“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说，“对不起，实在什么也记不起来。就好像在被剥夺身影时关于古老世界的记忆也一起不知去向一样。反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可懂得什么是心？”

“我想是懂得的。”

“我妈妈也曾有心来着。”她说，“不料在我7 岁时消失了。这肯定因为妈妈和你同样拥有过心。”

“消失？”

“嗯，是消失。不过不谈这个了。在这里谈论什么消失是不吉利的。讲讲你住过的地方。一两件总想得起来吧？”

“想得起来的只有两件。”我说，“一是那里没有围墙，二是我们都是拖着影子走路的。”

不错，我们是拖着影子走路的。而我来到这里时，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影子交给看门人保管。

“带着影子是不能进入这座镇子的。”看门人说，“或者舍弃影子，或是放弃进镇，随你选择。”

于是我舍弃了影子。

看门人叫我站在门旁空地上。下午三时的太阳将我的身影清清楚楚地印在地面。

“老实别动！”说着，看门人从衣袋里掏出小刀，将锋利的刀尖插进影子与地面间的空隙，忽左忽右地划动了一会，便把身影利利索索地从地面割下来。

影子抵抗似的略微颤抖了几下，但由于已同地面分离，终归没了气力，瘫软地坐在凳子上。离开身体的影子看上去要比预想的寒伧得多，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看门人收回刀刃，同我一起久久注视着脱离本体的影姿。

“如何，独立后的影子挺怪的吧？”他说，“影子那玩艺儿毫无用处，徒增分量而已。”

“抱歉，看来不得不同你分开一段时间了。”我凑到影子旁边说道，“原本没这个打算，实在是迫不得已，你就暂时忍耐一下，一个人呆在这里，好么？”

“暂时指多长时间？”影子问。

我说不知道。

“往后你怕是要后悔的吧？”影子低声说，“详细的我倒不清楚，不过人和影子分开，总像不大对头。我觉得这里有问题，这个场所也有问题。人离开影子无法生存，影子离开人也无以存在。然而我们两个却在两相分开的情况下安然无事。这肯定有问题。你就不这样认为？”

“我也认为确实不自然。”我说，“但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就一切都不自然。在不自然的地方，只能迁就不自然，别无良策。”

影子摇摇头。

“纯属大道理。我可不信大道理。这里的空气不适合我，跟其他地方的空气不一样，对我对你都没有益处，你不应该抛弃我。这以前我们两个不是合作得很好吗，干吗偏要把我甩掉？”

归根结蒂，事情为时已晚。影子已经被人从我身上剥离开来。

“过些日子安顿下来，我再来领你。”我说，“这终归是权宜之计，不至于长此以往。两人总还会朝夕相伴。”

影子低低喟叹一声，用有气无力的散焦目光向上看着我。午后三时的太阳照着我们两人。我失去影子，影子失去了本体。

“那恐怕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推测罢了。”影子说，“事情不会称心如愿的。我总有一种不良预感。还是找机会逃离这里，两人一起重返原来的世界！”

“老地方回不去了，不晓得如何回去。你也同样不晓得吧？”

“眼下是这样。但我要全力找出回去的途径。我想时常跟你谈谈，什么时候来见我？”

我点点头，手放在影子背上，然后往看门人那里走去。我同影子交谈的时间里，看门人一直拾广场上的石子，把它们扔到与人无碍的场所。

我一到身旁，看门人便用衬衣襟擦去手上沾的白土，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背部。我分辨不出这是亲密程度的表现，还是为了让我认识其手力的强劲。

“你的影子我来小心保管就是。”看门人说，“一日三餐保证供应，每天还让外出散步一次。所以你只管放心，根本用不着担心。”

“可以时常相见么？”

“这个嘛，”看门人说，“不可能任何时侯都无拘无束。但也不是不可以见面，如果时机到来，情况允许，我有兴致的话。”

“要是我想请你还回影子，结果会怎么样呢？”

“看来你还不大明白这儿的体制。”看门人依然把手放在我背部，“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得有影子，一旦进来就再也不得出去。也就是说，你刚才的问话毫无意义。”

这么着，我失去了自己的影子。

走出图书馆，我提出送女孩回家。

“不必送我，”她说，“我不怕夜黑，再说又和你住的方向相反。”

“很想送送。”我说，“好像挺兴奋的，回去也不能马上入睡。”

我们两人并肩向南走过旧桥，仍然带有寒意的春风摇曳着河中沙洲的柳枝，直刺刺泻下的月光为脚下的卵石路镀上一层闪亮的银辉。空气湿润润地、沉甸甸地在地面往来徘徊。女孩把一度松开的头发重新扎成一束。往前盘了一圈后塞到风衣里面。

“你的头发非常漂亮。”我说。

“谢谢。”

“过去也有人夸过你的头发？”

“没有，你是第一个。”

“被人夸是怎样一种心情？”

“不知道。”说着。她望着我的脸。双手插在风衣袋，“我知道你在夸我的头发。但实际并不完全如此。我的头发在你心中构成了别的什么——你真不是在说那个吧？”

“不不，我是在说你的头发。”

女孩淡淡一笑，仿佛在空中寻觅什么。“别见怪，我只是还不大习惯你的说话方式。”

“没关系，很快就习惯的。”我说。

女孩的家在职工住宅区。这个区位于工厂区的一角，颇有些荒凉。其实厂区本身也一片凄凉光景。往日大运河绿水盈盈，货轮和游艇往来穿梭，如今巳水门紧闭，水干见底的河段随处可见。白花花硬邦邦的泥块，犹如巨大古生物布满雏纹的死尸一样鼓涨出来。河岸用来装卸货物的宽大石阶，现已派不上用场，惟见丰茂的杂草顺着石缝盘根错节。旧瓶子和生锈的机器零件从泥土中探头探脑，平甲板的木船在一旁日益腐朽。

运河岸边，寂无人息的废工厂接连不断。门扇紧闭，窗口玻璃荡然无存，墙壁爬满常春藤，安全楼梯的扶手锈透斑斑，杂草丛生。

穿过沿河排列的工厂，便是职工住宅。清一色是五层旧搂。女孩告诉我，原本是有钱人住的格调典雅的公寓，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已被分割成条条块块供贫苦的职工居住。但这些职工今天已不是职工。他们赖以就业的工厂差不多都已关门大吉。一身技术也已无用武之地。顶多按照镇上的要求做一点零碎活计。女孩的父亲也是职工中的一员。

过得运河最后一座带有矮扶手的石桥，便见女孩家所在的地段。楼与楼之间以长廊连接，使人联想起中世纪攻城用的云梯。

时近午夜，几乎所有的窗口都已没了灯火。她拉着我的手，活像逃避头上吃人巨鸟的视线似的，快步穿过迷宫样的甬路。随后在一栋楼前站定，向我道声再见。

“晚安。”

言毕，我一个人走上西山坡，返回自己住处。

7.冷酷仙境（头骨、劳伦·巴克尔、图书馆）

我是乘出租车回到住处的。走到外面时天已黑尽，街上到处挤满下班的男男女女。加之细雨霏霏，好半天才拦住一辆出租车。

即便不遇上这种情况，我拦出租车也颇费时间。为了避开危险，我要至少放过两辆空车才行。据说符号士们往往开出几辆伪装的出粗车，把刚刚结束工作的计算士捡上车去，直接拉去什么地方。这当然不过是传闻，无论我还是身边任何人都未有过如此遭遇、不过还是小心行事为妙。

因此，平时我尽可能利用地铁或公井汽车。但此时实在人困马乏，况且天又下雨，一想到要挤傍晚正值下班高峰时的电车或公共汽车，便觉不寒而栗，于是花时间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车当中好几次险些昏睡过去，勉强咬牙挺住。心想车上万万睡不得，在车上睡过于危险，要睡等回到住处睡个够好了。

这样，我把精神集中在车内收音机中的棒球赛转播上。职业棒球我不大懂行，姑且决定声援正在进攻的一方，而怨恨防守的球队。可惜我声援的队以一比三落后。从二出局二垒倒击中两球，但由于奔胞的人在二三垒间失足跌倒，以致成为三出局，未能得分。解说员大为惋惜，我也感同身受。谁都可能忙中跌倒，但不该在棒球比赛当中跌倒在二三垒之间。或许士气受此影响，投手竟对对方的一号击球员投出自讨苦吃的直球，结果被对手往左打入本垒，以一比四失利。

车开到我公寓跟前时，比分仍是4：1。我付了车费，抱着帽盒和昏昏沉沉的脑袋推门下车。雨差不多已经停了。

信箱里什么邮件也没有，录音电话也没留下口信。看来没有一个人有求于我。也好，我也无求于任何人。我从电冰箱取出冰块，做了一大杯加冰威士忌，又放了少许苏打。然后脱衣上床，靠在床背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酒来。虽说现在昏昏欲睡，但这一天中最后的美好节目却是省略不得的。我最喜欢的就是上床到入睡前的这短暂时刻。一定要拿饮料上床。听听音乐或看看书。我分外钟爱这一片刻，如同钟爱美丽的黄昏时分的清新空气。

威士忌刚喝到一半，电话铃响了。电话机放在离床头两米多远的圆形茶几上。好容易才钻上床，我实在懒得特意起身走过去，因此只是呆呆注视那电话机不动，任凭它响个不停。铃响了十三四遍。我满不在乎。过去的动画片上，曾有过电话机随着铃响而瑟瑟发抖的场面，其实根本没那回事，电话机稳稳当当地伏在茶几上，任由铃响不止，我则边喝威士忌边看着它。

电话机旁边放着钱夹、小刀和作为礼物拿回来的帽盒。我蓦地想道：此刻是不是该打开看看里面是何货色。说不定应放进电冰箱，也有可能是活物，或者是稀世珍品也未可知。问题是我实在累得一塌糊涂。况且，若果真如此，对方也该向我负责地交待一句才合情理。等电话铃响完，我一口唱干剩下的威士忌，熄掉床头灯，闭起双眼，旋即，睡意如同一张早已张口以待的黑色巨网自天而降。我昏昏沉入梦乡，管它三七二十一。

睁眼醒来，四下若明若暗，时针指在6点15分。我弄不清是早晨还是傍晚，便穿上裤子走到门外，往隔壁房间门上看了看：门上插着一份晨报，由此知道现在是早上。订报在这种时候大有好处，看来我也该订份报纸才是。

就是说，我几乎睡了10个钟头，本来身体还在要求休息，加上反正今天整日无事，再睡一觉其实也无所谓。但我还是决心起床。同崭新的纤尘不染的太阳一同醒来时的惬意之感是任凭什么都无法替代的。我用淋浴精心洗罢身体，刮了胡须，又一如往常地做了大约20分钟体操，开始吃现成的早餐。电冰箱里已空空如也，需要补充食品。我坐在厨房餐桌前，一边喝橘汁，一边用铅笔在便笺上开列购物清单，一页写不下，又写了一页。反正超级商场尚未开门，外出吃饭时顺便采购即可。

我把卫生间衣篓里的脏衣物扔进洗衣机，拧开水龙头哗哗啦啦洗网球鞋。这当儿，我陡然想起老人送的那件谜一样的礼物。于是把右脚那只尚未洗完的网球鞋扔在一边，用厨房毛巾擦擦手，折回寝室拿起帽盒。较之体积，盒子依然那么轻，轻得令人不无生厌，委实轻得出格。有东西触动了我头脑中的那根弦。这并非有什么具体根据，不妨说只是一种职业性敏感。

我转身环视房间。房间静得出奇。仿佛声音已被消除殆尽。我试着咳嗽一声，咳嗽声倒还真真切切。我掏出小刀，用刀背敲敲茶几，同样囊囊有声，一旦体验过消音事件之后，一段时间里总是难免对寂静疑神疑鬼。打开阳台窗扇，车声鸟鸣随即传来，我这才一阵释然。

进化也罢什么也罢，世界还是充满各种音响才对头。

接着，我用小刀划开包装胶带，划得很小心，以防损伤里面的东西。盒的最上边塞满揉成一团团的报纸。我展开两三张看了看，全是三周前的《每日新闻》，不见任何特征。便从厨房里拿来塑料垃圾袋，将报纸一古脑儿扔了进去。报纸着实塞了不少，足有两个星期的份数。无不是《每日新闻》。除掉报纸，下面是小孩小指大小的软绵绵的东西，不知是聚乙烯还是泡沫塑料。我用双手捧起，一捧接一捧放进垃圾袋，里面到底装的什么虽不晓得，麻烦事却是添了不少。去掉一半聚乙烯或泡沫塑料之后，从中又落出一个报纸包。我不由有些厌烦，折回厨房从冰箱里拿来一罐可口可乐，坐在床沿不紧不慢地喝着，用小刀尖不经意地削着指甲。阳台飞来一只黑胸脯小鸟，像往常一样咚咚有声地啄食茶几上散落的面包屑。一个祥和的清晨。

不久，我又鼓起精神面对茶几，从盒中轻轻掏出报纸包裹的物体。报纸上左一圈右一圈缠着胶带，使人联想起一件现代派美术作品。形状如同长得细长的西瓜，仍无重量可言。我把盒子和小刀从茶几撤去，在宽大的茶几上小心翼翼地剥去报纸，里面出现的竟是一块动物头骨。

莫名其妙！老人怎么居然想到我会为接受一块头骨而兴高采烈呢？何况以动物头骨送人一事本身就已相当荒唐，天论怎么看都断非神经地道者所为。

头骨的形状与马头相似，但尺寸比马小得多。总之，根据我掌握的生物学知识判断，这头骨应当存在于生有蹄甲、面部狭长、食草而又个头不很大的哺乳动物的肩上，这点大致不会有误。我在脑海中推出几种此类动物：鹿、羊、羚羊、驯鹿、驴……此外也许还有一些，但我已无从想起。

我决定暂且把头骨放在电视机上。虽然不大雅观，可又想不出其他位置。若是海明威，必定把它同壁炉上的大鹿头并放在一起，而我这房间当然没有什么壁炉。别说壁炉，连地柜也没有，鞋柜也没有。因此除了电视机，再没有可放这莫名其妙的头骨的位置。

我把帽盒底所剩的填充物统统倒进垃圾袋，发现最下面有个同样用报纸包着的细细长长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老人用来敲头骨的不锈钢火筷。我拿在手里端详了半天，火筷与头骨相反，沉甸甸的，且颇具威严，恰如威廉·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用的象牙指挥棒。

我情不自禁地拿着火筷站在电视机前，轻轻敲了敲动物头骨的额头部位。“咕”——一声类似巨犬鼻音的声响。我本来预想的是“通”或“砰”那样硬物相撞之声，因此可以说颇感意外，但毕竟不便因此而说三道四。既然作为现实问题发出的是如此声响，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一来声音不至于因说三道四而出现变化，二来纵使出现变化也不会带来整个情况的转变。

头骨看得厌了敲得烦了，我便离开电视机在床沿坐下，把电话机放在膝头，拨动“组织”正式代理人的电话号码，以确认工作日程。负责我的人接起电话，说四天后有一项任务，问我有无问题。我说没有。为确保日后万无一失，我很想向他强碉使用“模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说来话长，只好作罢。反正文件正确无误，报酬也够可观。而且老人说过未曾通过代理人，没有必要弄出节外生枝的事来。

况且从个人角度我不大喜欢负责我的这个人，此君30光景，瘦瘦高高，总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我可不愿意使自己陷入必须同这等人物交涉棘手事儿的境地，除非万不得己。

三言两语商谈完事务性工作，我放下电话，坐在客厅沙发上打开一罐啤酒，放录像带看汉弗里·勃格特的《基·拉戈》。我非常喜欢里边的劳伦·巴克尔。《数点一二三》里的巴克尔固然不坏，但我觉得《基·拉戈》中的她似乎多了一种其他作品所见不到的特殊气质。为了弄清到底是怎样的气质，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但终究未得出正确答案。或许类似一种为将人这一存在简单化所需要的寓言性。我无法断言。

老实看录像的时间里，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电视机上的动物头骨上面。这么着，我再也不能如平时那样聚精会神地盯视画面，在哈里肯出场时关掉录像，转而边喝啤酒边愣愣地看电视机上的头骨。凝眸之间，我发觉对那头骨似乎有点印象。可又全然想不出究竟是怎样一种印象。我从抽屉掏出T恤，把头骨整个罩起，继续看《基·拉戈》。这才总算得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劳伦·巴克尔身上。

11点，我走出公寓，在车站附近的超级商场随手买了些食品，又去酒店买了红葡萄酒、汽水和橘汁。接着在洗衣店取了一件上衣和两件衬衫，在文具店买了圆珠笔、信封和信笺，在杂货店买了纹路最细的磨石。还到书店买了两本杂志，在电气品店买了灯泡和盒式磁带，在照相帽买了立拍立现式照相机用的胶卷，顺路进唱片店买了几张唱片。结果我这辆小型车的后座给购物袋堆得满满的。大概我天生喜欢购物吧。偶尔上街一次，每次都像11月的松鼠买一大堆零零碎碎的物品。

就拿我这辆车来说，也是百分之百的购物车。所以买车，就是因为购物太多拿不过来。当时我抱着购物袋，走进刚好撞见的旧车出售场，发现车的种类实在令人眼花缭乱。我不大喜欢车，加之不懂行，便说什么样的无所谓，只想要一辆不是很大的。

接待我的中年男子为便于决定车种，拿出了很多样本给我看。我告诉他自己没心思看什么样本，我需要的纯属购物车，既不跑高速公路，又不拉女孩子兜风，更不为全家旅行之用。既不需要高效引擎，又无需空调无需随车音响无需天窗。要的只是转弯灵活、少排废气、噪音不大、故障不多、足可信赖、性能良好的小型车。颜色以深蓝色为最佳。

他推荐的是一辆黄色小型国产车。颜色诚然不甚理想，但坐上一试性能不坏，转弯也相当敏捷。设计简练毫无多余设备这点也适合我的口味，而且由于车型旧，价格也便宜。

“车这东西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中年推销员说道，“不客气地说，人们头脑都有点神经兮兮。”

我说我也有同感。

这样，搞到手一辆购物专用车。很少用于购物以外的目的。

采购完毕，我把车开进附近一家餐馆停车场，要了啤酒、鲜虾色拉和洋葱片，一个人闷头吃着。虾太凉，洋葱片水分过大。我环顾一圈餐厅，没有发现哪个食客抓住女侍发牢骚或往地板上摔碟摔碗，便也不声不响地一扫而光。有期望才有失望。

从饭店窗口可以看见高速公路。路上各种颜色和型号的汽车奔流不息。我一边看车，一边回想昨天打交道的奇妙老人和他的胖孙女。无论怎样善意看待，我觉得两人都是远远超越我想象的另一个异常世界的居民。那傻里傻气的电梯，那壁橱后面巨大的洞穴，那夜鬼那消音作业，没有一样不异乎寻常。不仅如此，还居然把动物头骨作为我归家礼物送给我。

饭后等咖啡的时间里，由于闲得无聊，我逐一回想了胖女郎身上的有关部位——方耳环、粉红色西服裙、高跟鞋，以及大腿和脖颈的脂肪附着状况、面部神态等等。我可以使以上每个细节历历浮现在眼前，然而当把这些归纳为一个整体时，其印象却意外依稀起来。我猜想这恐怕是最近我未同胖女性睡过觉的缘故。惟其这样，我才无法完整地想象出胖女性的身段。我最后一次同胖女性睡觉，已是差不多两年前的事了。

但正如老人所说，同样是胖，而胖法却千差万别。往日——大约是发生联合赤军事件那年——我曾同一个腰和大腿胖得堪称离谱的女孩睡过。她是银行职员，我们经常在窗口面面相觑，一来二去便亲切地搭起话来，一道出去喝啤酒，顺便睡了。直到同她睡觉时我才发觉她的下半身委实胖得超乎常规。因为，平时她总是坐在柜台里面，根本瞧不见其下半身。她解释说是学生时代一直打乒乓球造成的，我却不明了二者间的因果关系，从未听人说过打乒乓球只胖下半身。

不过她胖得极富魅力。把耳朵贴在她胯骨上，竟觉得像在天晴气清的午后睡在春日原野一般。大腿绵软得如干爽的棉絮，顺势划一个轻盈盈的弧形静静通往隐秘之处。我一赞美她的胖法——我每次遇到开心事都马上出声赞赏——她则只说一句“真的吗”，看样子不大信以为真。

自然也同浑身胖得不成体统的女性睡过。同全身长满结结实实肌肉的女性也睡过。前一个是电子琴教师，后一个是天马行空的文体评论家。的确，胖法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在同如此众多女子睡觉过程中，人似乎越来越具有学术性倾向。性交本身的欢愉随之一

点点减退。当然，性欲本身无所谓学术性。然而性欲若沿着特定水路而上，前头势必出现性交这一瀑布，作为其结果而抵达充满某种学术性的瀑布渊源。不久，将像巴甫洛夫的狗那样生出由性欲直达瀑布渊源的意识线路。但归根结底，或许不过是我日益年老体衰而己。

我不再围绕胖女郎的裸体想入非非，付罢款离开餐馆。然后走到附近的图书馆。参考文献室的桌旁坐着一个苗条的长发女孩，我问她有没有关于哺乳类动物头盖骨的资料。女孩正专心看一本袖珍读物。此时扬起脸来看着我：

“什么？”

“关于哺乳类动物、头盖骨的、资料。”我一字一板地重复一遍。

“哺乳类动物头盖骨。”女孩儿唱歌一般鹦鹉学舌。经她如此一说，听起来绝对像一首诗的标题——俨然诗人在朗读诗之前向听众宣布标题。我暗自思忖：莫非谁来询问她都如此重复一句不成。

木偶剧发展史

太极拳入门

——我想，倘若真有如此标题的诗，倒也令人饶有兴味。

女孩咬着下唇沉吟片刻，说道“请等一下，查查看”。便迅速向后一转，在电脑键盘打下“哺乳类”三字，于是屏幕上出现20多个书名。她用光笔消去其中的三分之二，尔后储存下来，这回打出“骨骼”一词。随即现出七八个书名。她只留下其中两个，排列在所储书名的下面。图书馆也不同以往了。借阅卡装在纸袋里贴于书后页的时代竟如一场梦。我曾特别喜欢在小时候用过的借阅卡上寻找借书日期来着。

女孩动作娴熟地操作键盘的时间里，我一直打量着她苗条的背和修长的黑发。我相当困惑，不知是否该对她怀以好意。她容貌俊俏，态度热情，头脑也似不笨，而且讲话像朗诵诗歌的标题。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对她怀有好意。

女孩按下复印键，将电脑显示屏上的内容打印下来递给我，说：“请从这9册中挑选。”

1、《哺乳类概论》

2、《图解哺乳类》

3、《哺乳类的骨骼》

4、《哺乳类动物史》

5、《作为哺乳类的我》

6、《哺乳类的解剖》

7、《哺乳类的脑》

8、《动物骨髂》

9、《谈骨骼》

我的借书卡最多可借3册，我挑选了2、3、8三册。《作为哺乳类的我》和《谈骨骼》等估计也很有趣，但同眼下的问题似无直接关系，留待日后再借不迟。

“十分抱歉，《图解哺乳类》禁止带出，不能外借。”女孩边说边用圆珠笔搔太阳穴。

“喂喂，”我说，“此书事关重大，就请借我一天好吗？保证明天上午归还，不会给你添麻烦。”

“可图解系列受人欢迎，再说事情一旦暴露，上边的人肯定狠狠训我。”

“只一天，没那么快暴露。”

女孩左右为难，踌躇了好一会，她把舌尖贴在下齿内侧，舌尖粉红，极为动人。

“OK，就借你一次，下不为例。明天上午9点半前务必带来！”

“谢谢。”

“不客气。”她说。

“我想作为私人对你表示一点谢意，你喜欢什么？”

“对面有‘三十一种冰淇淋’，能买来一支？双头圆筒形，下边是意大利奶酪，上边是咖啡——可记得住？”

“双头圆筒形，上边是咖啡，下边是意大利奶酪。”我确认一遍。

之后，我走出图书馆，朝“三十一种冰淇淋”那里走去，她则到里面为我取书。我买好冰淇淋回来时，女孩尚未转出，我只得手拿冰淇淋在桌前乖乖等候。不巧的是，凳子上正有几个看报纸的老人，好奇地轮番看着我的脸和我手上的冰淇淋。好在冰淇淋十分坚挺，不至于马上溶化。问题是不吃冰淇淋而仅仅拿着不动，看起来未免如一尊铜像，令人心里格外不是滋味。

桌面上她已开读的袖珍书活像一只熟睡的小兔趴着。书是H·G·威尔斯的传记《时间旅人》下册。看来不是图书馆的，是她自己的书。书旁排列着三支削得整整齐齐的铅笔。此外还散放着七八个回形针。为什么到处都有回形针呢？实在不得其解。

或许是某种缘故致使回形针满世界流行。也可能纯属偶然，而自己却过于耿耿于怀。不过，我总觉得这有欠自然，有些不合常理：这回形针简直就像早有预谋似的，散落在我所到之处的最显眼位置。是有什么碰上了我头脑中的弦。近来碰上那根弦的东西实在太多——野兽头骨、回形针，不一而足。其中似乎有某种关联。但若回野兽头骨同回形针之间有何关联性，却又浑然不觉。

一会，长发女孩捧着三本书转来。她把书递给我，反过来从我手中接过冰淇淋。为了不使外人瞧见，在柜台里面低头吃着。从上面俯视，其脖颈一览无余，十分好看。

“太谢谢了。”

“该谢你才是。”我说，“对了，这回形针是干什么用的？”

“回形针？”她唱歌似的重复道，“回形针就是固定纸张用的呀，你不知道？哪里都有，谁都在用。”

确系如此。我道过谢，夹起书走到图书馆外面。回形针哪里都有，花一千元足可买到一辈子的用量。我跨进文具店，买了一千元的回形针，返回住处。

一进房间我就把食品收入电冰箱。肉和鱼用保鲜纸严实包好，该冷冻的送进去冷冻。面包和咖啡豆也冷冻起来。豆腐放进充水的大碗。啤酒也放进电冰箱，蔬菜把旧的摆在前面。西服挂在立柜里，洗洁粉摆在厨房木架上面。最后，把回形针撒在电视机上的头骨旁边。奇妙的搭配。奇妙得犹如羽绒枕和搅冰勺、墨水瓶和莴苣一类组合。我走上阳台，从远一点的地方望了望，得到的仍是同样印象，找不见任何共通点。然而，应该在某处有着我所不知道或想不起来的秘密通道相连。

我坐在床沿，久久地盯视电视机。但什么都无从想起，惟觉时间倏忽逝去。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右翼宣传车从附近驶过。我很想唱威士忌。但还是忍了。眼下必须开动完全清醒的头脑。不一会，右翼宣传车又转回原路，大概跑错路了。这一带的路弯弯曲曲，不易辨认。

我泄气地站起身，坐在厨房桌前翻了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决定首先查阅食草性中型哺乳动物的种类，再逐一确认其骨骼。食草性哺乳动物的数量之多远远出乎我的预料。光是鹿就不下几十种。

我从电视机上面拿来那块头骨，置于餐桌面，对照书上的每一幅画加以比较。花了1小时20分钟，对照看了93种动物的头盖骨，但没有任何一种同桌面上的相吻合。在这方面我也陷入了困境。我合上三本书，叠放在桌面，扬起双臂伸个懒腰，一筹莫展。

我索性歪倒在床，看约翰·福特的录像带《安静的男子》。正看着，门铃响了。透过门上的猫儿眼一瞧，见外面站着一个身穿东京煤气公司制服的中年男子，我打开门（没解防盗链），问有何事。

“煤气定期检查，看有无泄漏。”男子道。

“等等。”我应了一声，返回卧室把桌上的小刀揣入裤袋，这才打开门。定期检查煤气的人上个月刚刚来过。此人的神态总有些不大自然。

但我故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继续看《安静的男子》。那男子先用血压计样的仪器测试一下卫生间里的煤气，之后拐进厨房。厨房餐桌上依然摆着那块骨头。我开大电视音量，蹑手蹑脚走到厨房门口一看，不出所料，男子正要把头骨塞进黑塑料包。我打开刀刃，飞身跃入厨房，绕到男子后面一把掐住他脖子，把刀刃对准其鼻下。男子赶紧把塑料包扔在桌上。

“没别的意思。”男子声音颤抖地辩解，“一看就恨不能马上搞到手，就装到包里去了。纯属心血来潮。请饶了我吧！”

“不饶！”我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煤气检测员看见人家厨房餐桌上的动物骨头就心血来潮得想据为己有。“要是不从实招来，看我割断你的喉咙。”在我听来，这话无疑是百分之百的谎言，但男子却无此感觉。

“对不起，我老实交待，请高抬责手。”男子说，“其实是有人告诉我偷来这东西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当时我正走路，突然贴上来两条汉子，问我想不想打工，随手给了我5万元。又说如果偷成功再给5万。作为我也不想干这勾当，但见其中一个长得牛高马大，若说个‘不字’难保不倒大霉，所以才无可奈何地干了。求你别杀死我，我有两个上高中的女儿。”

“两个都上高中？”我觉得不大对头，问道。

“是的，一年级和三年级。”

“噢，哪所高中？”

“大的在都立志村高中，小的在四谷双叶。”男子回答。

搭配倒不自然，但惟其如此，才有真实性。于是我决定相信男子的话。

为慎重起见，我依然把刀刃贴着他的脖颈，从其裤后口袋里掏出钱夹看里面装的什么：现金6万7千元，其中5万元是顶呱呱的新钞；此外有东京煤气公司的职员证和全家彩照。彩照上两个女儿穿的都是新年盛装，长相都不算特别漂亮，而且个头不相上下，分不清哪个在志村哪个在双叶。还有巢鸭至倍浓町区间的电车月票。由此看来，此人不像为非作歹之徒，便收起刀，将他放开。

“可以走了。”我把钱夹还给他。

“谢谢！”男子说，“可往下怎么办呢？拿了人家钱却空手而归。”

我说我也不知怎么办。符号士们——想必对方是符号士——往往随机应变地采取荒唐行动，他们故意如此，以免被人摸出其行动规律。他们或许用小刀剜去这男子的双眼，也可能再犒劳5万元。天晓得他们的鬼把戏！

“一个长得牛高马大对吧？”我问。

“对对，体格十分了得，另一个瘦瘦小小，个头顶多1米50。小个子穿着倒像模像样。不过哪个一看都不地道。”

我指点他如何从停车场走往后门。公寓后门连接的是条狭窄的胡同，从外面很难发现。弄得好，有可能瞒过那两人直接回家。

“真是太感谢了。”男子得救似的说，“请别把此事告诉公司好么？”

我告诉他绝不声张就是。说罢放他出门，扣好锁，加上铁链，然后坐在厨房椅子上，把收回刀刃的小刀放在桌面，从塑料包取出头骨。有一点显而易见：符号士们正在对这头骨虎视眈眈。这就是说，头骨对他们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眼下，我同他们处于僵持阶段。我拥有头骨却不知其含义，他们知其含义——或猜其大概——却不拥有头骨。势均力敌，彼此彼此。我现在可以选择两种行动。一是同“组织”取得联系，说明情况，请其保护我不受符号士威胁或将头骨转移到其他地方；二是同那个胖女郎取得联系，求她解释头骨的含义。但我不大情愿现在就把“组织”拖入同一境地，如若那样，我很可能受到恼人的盘问。我实在不善于应付庞大的组织。那里刻板守旧，蠢货甚多，格外让人费时费力。

同胖女郎联系实际上也难以办到。我不知道她事务所的电话号码。直接去办公楼倒不失为一策，问题是现在出门有危险，况且那办公楼戒备森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不可能轻易让我进去。

终归，我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

我拿起不锈钢火筷，再次轻轻叩击头骨的顶部。“咕”，声音一如前次。且透出一丝凄楚意味，宛如一头叫不出名字的动物的悲鸣。何以发出如此奇妙的声响呢？我将头骨拿在手上细细观察，并再一次用火筷轻敲，结果还是那声“咕”。细看之下，声音似乎发自头骨的某个部位。

一连敲了几次，终于找出其准确位置——那“咕”的一声，原来是从头骨前额那个直径约两厘米的浅坑中传出的。我用指肚往坑内轻轻一摸，觉得多少有点粗糙，不同于普通骨头，好像被人强行拧掉什么之后形成的。什么呢？譬如角……

角？

果真是角，那么我手中的便是独角兽的头骨。我重新翻开《图解哺乳类》，试图找出一角仅存的哺乳动物。然而一无所获。惟有犀牛勉强类似，但从大小和形状来看，不可能是犀牛头骨。

无奈，我只好从电冰箱拿出冰块，对在国产O牌威士忌里喝着。天已暮色沉沉，喝酒似也未尝不可。接着，又吃了盒龙须菜罐头。我最喜欢白色龙须菜，很快一扫而光。又把熏牡蛎夹在面包里吃了。最后喝了第二杯威士忌。

我决定姑且把这头骨的昔日持有者视为独角兽。否则事情很难进展。

我得到了独角兽头骨

我心里暗暗叫苦。为什么屡屡发生此等莫名其妙的事呢？我难道做了什么坏事不成？自己不过是个极为讲究现实而独善其身的计算士而已。既无甚狼子野心，又不贪得无厌。既无妻室，又没有朋友没有恋人。我只是想攒钱，多多益善，等从计算士任上退下之后学学大提琴或希腊语，悠哉游哉地打发余生。而眼下偏偏同独角兽和声音消除之类不伦不类的东西纠缠不清，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喝干第二杯加冰威士忌，我走进卧室翻阅电话号码簿，给图书馆打电话，说要找参考文献室负责借阅的人。10秒钟后，那个长头发女孩出来接起。

“《图解哺乳类》。”我说。

“谢谢你的冰淇淋。”女孩道。

“不用谢。”我说，“对了，现有一事相求，可以么？”

“相求？”她反问，“那要看求的是哪一类事。”

“求你查阅一下独角兽。”

“独角兽？”她重复一遍。

“求不得的？”

沉默持续片刻。估计她在咬着下唇沉思。

“查独角兽的什么呢？”

“全部。”

“跟你说，现在已经4点50了，闭馆前忙得团团转，哪里查得过来。为什么不能明天一开馆就来？独角兽也好，三角兽也好，明天来随便你怎么查，是吧？”

“十万火急，事关重大。”

“呃——重大到什么地步？”

“涉及进化。”我说。

“进化？”女孩复述一次，听起来毕竟不无吃惊。我猜测在她眼里，我恐怕不是纯粹的狂人便是发狂的纯粹人。但愿她选择后者，那样，或许多少可以对我怀有富于人情味的兴趣。犹如无声钟摆的沉默又持续了一会。

“进化？你指的是长达几万年的那种进化吧？我是不大明白，不过那玩艺儿果真急得刻不容缓？连一天都等不得的？”

“进化既有长达数万年的进化，又有只需3小时的进化，很难在电话中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希望你相信：这的确事关重大，关系到人类新的进化！”

“就像《2001年太空旅行》那样？”

“一点不错。”我说。《2001年太空旅行》我已在录像机中看了好多次。

“嗳，你可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

“或是品质好的神经病或是品质坏的神经病，究竟算哪个你恐怕还在犹豫不决吧？我是有这个感觉。”

“基本正确。”

“从自己口中说出是不大好——其实我人品没那么糟糕。”我说，“说实话，我甚至算不上神经病。我固然多少偏激多少固执多少过于自信，但并非神经病。这以前被人讨厌倒有可能，但从未给人说成神经病。”

“或许。”她说，“不管怎样，说起话来还算条理清晰。人看上去也不那么坏，再说又吃了你的冰淇淋。也罢，今天6点半在图书馆附近的酒吧里见面好了，在那里把书交给你。这样可以吧？”

“可问题没那么简单。一句话，事情复杂得很，现在没办法离家走开。实在抱歉。”

“那么就是说，”女孩用指尖通通叩击前齿，至少声音如此。“你是要求我把书送你家里去啰？叫人难以理解。”

“坦率说来有这个意思。”我说，“当然不是要求，是请求。”

“利用人家的好意？”

“是的。”我说，“事情的确千头万绪。”

长久沉默。但我知道这并非消音造成的——通知闭馆的《安尼·罗莉》旋律正在图书馆内回荡——是女孩在沉默。

“我在图书馆工作了5年，很少碰见像你这样厚脸皮的人。”她说，“居然叫人把书送上门去，何况才一面之交。你不觉得自己够厚脸皮？”

“的确觉得，但现在束手无策，走投无路。总之只能利用你的好意。”

“好了好了，”女孩说，“把去你家的路线告诉我可以吧？”

我一阵欣喜，赶紧把路线告诉给她。

8.世界尽头（大校）

“你恐怕已经失去了恢复影子的可能性。”大校边啜咖啡边说。如同长年习惯于向别人发号施令的人所大多表现的那样，他说话时也是正襟危坐，下颏拘谨地向内收起。但他没有强加于人的意味。长期军旅生涯赋予他的，仅仅是一丝不苟的姿势、循规蹈矩的生活和堆积如山的回忆。作为邻居，大校可说是理想人选。他和蔼可亲，沉静内向，国际象棋也下得不俗。

“确实如看守人所说，”老大校继续道，“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你收回自己影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只要你身在这个地方，就别想拥有影子，也别想离此而去。这镇子就是军队中所说的单向地穴，只能进不能出。除非镇子从围墙中解脱出来。”

“我压根儿没想到将永远失去影子，”我说，“以为不过是暂时性措施罢了。谁也没告诉我竟是这样。”

“这镇上任何人都不会告诉你什么。”大校说，“镇子以镇子特有的方式运转。至于谁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全与镇子无关。我也觉得你有点可怜。”

“影子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无非呆在那里，直到死。那以来可见过影子？”

“没有。去了几次，看守人就是不难见。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那怕也是奈何不得的事。”老人摇摇头道，“保管影子是看守人的任务。全部责任由他一人承担。我也是爱莫能助。看守人原本就是个脾气暴躁、刚愎自负的人，别人说什么都几乎充耳不闻。只能耐住性子，静等他回心转意。”

“就按你说的做。”我说，“可他究竟担心什么呢？”

大校一口喝干咖啡，把杯放回碟子，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嘴角。手帕也像他身上的衣服一样旧，一样久经沙场，但爱护得很好，干干净净。

“担心你和你的影子合为一体。那一来就得从头返工。”言毕，老人把注意力重新收到棋盘上。这国际象棋的棋子种类和走法同我所知道的多少有所不同，一般总是老人获胜。

“猴取僧正，不要紧么？”

“请请。”说着，我移动壁，挡住猴之退路。

老人频频点头，死死盯着棋盘。其实胜负基本大局已定，老人笃定制胜。然而他死活不肯长驱直进，还在深思熟虑。对他来说，下棋并非要打败对方，而是向自己本身的能力挑战。

“同影子分别并使之死去是令人难过的。”说着，老人斜走骑士，巧妙地将壁与王之间堵死。于是我的王实质上成了光杆司令。还差三步即全军覆没。

“难过对谁都一个滋味，我也不例外。如果在还不懂事的小时候，在相互还没交往的时候同影子分开任其死去倒也罢了，而等上年纪以后，可就吃不消了。我的影子是在我65岁那年死的。到了那把年纪，回忆也多得数不胜数。”

“影子被剥离之后还能存活多久呢？”

“因影而异。”老人说，“有的影子生机勃勃，有的死气沉沉。但不管怎样，一旦被剥离开来，在这镇上是活不长久的。这儿的水土不适合影子生存。冬季漫长难熬。几乎没有哪个影子能活到第二个春天。”

我凝视一会棋盘，终于放弃了取胜希望。

“还有五步呢，”大校说，“拼一下还是值的吧？五步之间很能找出对方的闪失。胜负这东西，只有到最后关头才能见分晓。”

“那就试试看。”

我思考的时间里，老人踱到窗前用指头稍稍拨开厚布窗帘，从狭窄的空隙观赏外面的景致。

“往后一段时间，对你是最难熬的日子。同换牙一样：旧牙没了，新牙尚未长出。我说的意思你可明白？”

“是指影子虽被剥离却还没有死掉吧。”

“正是。”老人点了下头，“我也有过体验。过去的和未来的无法很好地保持平衡，所以才不知所措。但新牙长齐之后，旧牙就会忘掉。”

“你是说心的消失？”

老人哑然不答。

“对不起，光是一个劲儿提问了。”我说，“可我对这镇子还一无所知，以至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镇子以怎样的机制运转，不知何以有那般高的围墙，不知为什么每天有独角兽出入，不知古梦是怎么回事，总之没有一样不令人费解，而能问的对象又惟有你一人。”

“我也并非对事物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老人沉默地说，“有些事情还无法言喻，有的则不便言喻。但你什么也不必担心。在某种意义上，镇子是公平的。关于你所需要你所应该知道的，镇子以后将一一在你面前提示出来。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们一个个学到手。记住，这里是完全的镇子。所谓完全，就是说无所不有。但是，假如你不能充分理解，那么就一无所有，完全的无。这点要牢记在心。别人传授的东西即传即灭，而以自身努力学得的东西，则终生相随，并给你以帮助。你要睁大眼睛侧起耳朵开动脑筋来揣度镇子提示之物的含义，你要是有心，那么就趁有心之时让它发挥作用。我能教给你的只有这些。”

如果说女孩居住的职工区是往日的辉煌早已消失在黑暗之中的场所，那么镇子西南边的官舍区则是在干涩的光照中正在失去辉煌的地段。春天带来了生机，而夏天则将其分解，冬日的季风将其吹干。两层高的白色官舍，鳞次栉比地排列在被称为“西山”的徐缓而广阔的斜坡上。原本是按每栋住三户的标准设计的，惟独正中突出的门厅由各户共有。无论外墙上镶嵌的杉木板还是窗框，抑或狭窄的檐廊和窗上的栏杆，一律涂以白漆。放眼望去，白白的一片。西山坡上，大凡白色无所不有：刚刚涂得近乎不自然的闪闪耀眼的白，被太阳长期晒得发黄的白，仿佛在风吹雨淋中失去一切的虚无的白。凡此种种，无不沿着环山沙路无尽无休地绵延开去。官舍没有围墙，只在狭窄的檐廊下有一道1米来宽的细长花坛。花坛修剪得井然有序，春天开番红花、三色紫罗兰和金盏草，秋天开大波斯菊。花开时，建筑更加形同废墟。

往日，想必这一带堪称洒脱优雅的地段。在山坡悠然漫步之间，不难觅出其过去的光景。路两旁想必儿童嬉戏，琴声悠扬，荡漾着晚餐温馨的香味。我可以在肌肤上感受到这些记忆，犹如穿过几道透明的玻璃门。

所谓官舍亦非徒有其名，以往确实有官吏们住在这里。官吏的地位虽不很高，但也不是下级职员，而属中间阶层。他们力图在这里保持风平浪静的生活。

然而这些人已不复存在，一去杳然。

后来者都是退役军人。他们丢掉身影，如同附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的墙壁的蝉壳，在季风劲吹的西山坡各得其乐地打发时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卫。每栋楼里住着6～9名年老的昔日军人。

看守人指定我住的，便是这等官舍中的一室。我这栋官舍住有一名大校一名少校一名中尉，另有一名中士。中士做饭打杂，大校发号施令，一如军营生活。老人们往日一味忙于备战、作战、停战，忙于应付革命、反革命，以至失去了成家的机会。一群孤独者。

他们每天早早醒来，习惯性地三口两口吃罢早饭，便自动自觉地投入各自的工作。有的用小竹板样的东西刮建筑物的旧漆，有的拔前院的杂草，有的修理家具，有的拉车去山下取定量供应的口粮。老人们如此把早上的工作干完，之后便聚在朝阳的地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

分配给我的是二楼朝东的房间。一山横前，视野不大开阔，但仍可望见边上的河流和钟塔。房间看样子经久未用，白灰墙壁到处是黑乎乎的霉斑，窗棂落了一层泛白的灰尘。里面有一张旧床、一张小餐桌和两把椅子。窗口垂着发出一股霉气味儿的厚窗帘。木地板已磨得相当厉害，每走一步都吱呀作响。

清晨，隔壁的大校进来，两人共进早餐。下午便在这拉合窗帘的昏暗房间里下国际象棋。晴朗的午后，除下棋外，别无消磨时间的办法。

“这么大好天气还拉着窗帘憋在黑房间里，对你这样的年轻人肯定难以忍受吧？”大校道。

“是啊。”

“对我来说，有人陪我下棋自是求之不得。这里的人几乎都对下棋兴味索然。如今还想下棋的，怕只有我这样的人。”

“你是为什么抛弃影子的呢？”

老人盯视自己被窗帘空隙射进的阳光照亮的手指，须臾离开窗口，往餐桌我这边走来。

“问得是啊！”他说，“大概是因为保卫这镇子时间太长的缘故吧？一旦离开这里出去，我觉得我的人生恐怕就要彻底失去意义。咳，事到如今，倒是怎么都无所谓了。”

“抛掉影子后，可感到后悔过？”

“不后悔。”老人摇了几下头，“一次也没后悔。因为没有什么可值得后悔。”

我用壁将猴压死，打开一条可供王活动的通路。

“妙手妙手！”老人道，“可以用壁防角，王也重获自由。不过与此同时，我的骑士也可大展身手喽！”

在老人慢慢思考下一步的时间里，我煮了壶开水，加进新的咖啡。我思忖，以后无数个午后都将如此度过。在这四面围有高墙的镇上，没有什么可供我选择。

9.冷酷仙境（食欲、失意、列宁格勒）

等女孩时，我做了简单的晚饭。拿研钵将梅干弄碎，用来做了色拉调味汁，炸了沙丁鱼、豆腐和一些山芋片，还煮了洋芹菜和牛肉。效果均不坏。由于还有时间，我一边喝啤酒，一边用水煮襄荷做了凉拌菜，又做了个芝麻拌扁豆。然后歪在床头，欣赏劳贝尔·卡萨顿什弹奏的莫扎特的协奏曲，这是张旧唱片。我觉得莫扎特的音乐还是用旧唱片听起来更令人心旷神怡。当然这很可能是偏见。

时过7点，窗外完全黑了下来。她仍然没有出现。结果我从头到尾听完了第23号和24号钢琴协奏曲。或许她改变主意不来我这里也未可知。果真如此，我也无从责备她。无论怎么看，还是不来更地道。

不料，当我正找下一张唱片之时，门铃响了。从猫儿眼一望，见图书馆参考文献室那个女孩抱书站在走廊。我打开依然连着铁链的门，问走廊有无其他人。

“谁也没有呀。”她说。

我卸掉铁链，开门让她送来，她刚进门，我赶紧把门关死锁上。

“好香的味道！”她一下下抽着鼻子说，“看看厨房可以么？”

“请。不过，公寓大门口有可疑的人么？比如道路施工的，或坐在停车场车里的？”

“都没有。”说着，她把两本书随手放在餐桌上，一个个揭开煤气炉上的锅盖，“都是你做的？”

“是的。”我说，“要是肚子饿了，招待就是。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哪里，我顶喜欢不过。”

我把东西摆上餐桌，心悦诚服地看着她一一发起进攻。见她吃得如此动情，我深感这餐饭做得值得。我往一只大杯里加冰调了O牌威士忌，把厚牛肉排用强火大致一烤，撒上刚切好的生姜末，作为下酒菜喝起威士忌来。女孩一言不发，只顾闷头进食。我劝她喝酒，她说不要。

“那厚牛排，能给我一点？”

我把剩下的一半推到她面前，自己只喝威士忌。

“需要的话，还有米饭和梅干，大酱汤也可马上弄好。”我试着询问，以防她吃不尽兴。

“那好极了！”

于是我用干松鱼简单调味，加裙带菜和鲜葱做了个大酱汤，连同米饭和梅干端上桌来。她转眼间一扫而光，桌面只剩下梅子核。全部消灭之后，她这才总算满足地吁了口气，说：

“多谢招待。太好吃了。”

如此窈窕淑女吃东西竟这般狼吞虎咽，这光景我还是初次目睹，说是动人也算动人。直到她完全吃罢，我仍在半是钦佩半是惊愕地看着她的脸出神。

“喂，你总是这么能吃不成？”我咬咬牙问。

“嗯，是啊，总是这样的。”女孩神态自若地说。

“可看上去根本不胖。”

“胃扩张。”她说，“所以吃多少都胖不起来。”

“嗬，伙食上怕是开销不小吧？”实际她一个人已把我明天午间那份都吃了进去。

“那是够可观的。”她说，“在外面吃的时候，一般都得连吃两家。先用面条或饺子什么的垫垫底，然后再正正规规吃一顿。工资差不多都填到伙食费里去了。”

我再次问她喝不喝酒，她说想喝啤酒。我从电冰箱拿出啤酒，又试着抓了两大把香肠，用平底锅炒了。原以为她已鸣金收兵，不料除了我吃的两根以外，其余又被她劫掠一空。食欲真可谓锐不可挡，如用机关炮摧毁小仓房一般。我作为一周用量买来的食品眼看着就锐减下去。我本打算用这种猪牛肉混合香肠做一盘美味佳肴来着。

我端出现成的马铃薯色拉和裙带菜拌金枪鱼，她又连同第二瓶啤酒席卷而去。

“跟你说，我十分幸福！”她对我说。

我却是几乎什么也没进肚，只喝了三杯冰镇威士忌。看她吃看得呆了，全然上不来食欲。

“可以的话，还有甜食和巧克力蛋糕。”我提议。

不用说，这个她也吃了。光是看着我都觉得食物直顶嗓子眼。我是喜欢做吃的东西，但总的说来，饭量却不大。

或许由于这个缘故，我未能像样地挺起。精神全都集中在胃上了。应该挺起之时居然垂头丧气，自东京奥林匹克以来还是头一遭。这以前我对自己这方面的身体功能可以说始终怀有绝对的自信，因此这对我委实是不小的打击。

“喂，没关系，别放在心上，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安慰道。

长头发、胃扩张的女孩。图书馆参考文献室负责借阅的女孩。我们吃完甜点心，边喝威士忌喝啤酒边听唱片。听了两三张，然后上床躺倒。迄今为止我可谓同各种各样的女孩睡过，但同图书馆员还是初次，而且如此轻而易举地同对方进入性关系也是第一回。大概因为我招待了晚饭。可惜终归如上面说过的，我全然无能为力。胃膨胀得犹如海豚肚子，小腹无论如何也运不上力气。

女孩赤条条地紧贴在我身旁，用中指在我胸口正中划了几次，几次都划了十多厘米。

“这种情况嘛，谁都会偶尔碰上的，不必过于烦恼。”

然而她越是好言抚慰，不争气这一事实越是伴随着分外具体的现实感沉沉压在我心头。

我想起读过的一本书。书中有一段说古代认为较之勃起的阳物，不勃起的更富于美感。但这也没给我以多少慰藉。

“这以前和女孩困觉是什么时候？”她问。

我打开记忆之箱的封盖，在里面窸窸窣窣摸索了半天。“两周前吧，大约。”

“那时可一气呵成来着？”

“当然。”我说。这段时间我总觉得似乎每天都有人问起我的性生活。或许是眼下世间正流行的把戏。

“和谁？”

“应召女郎。打电话叫的。”

“和那种女人困觉，对了，当时没有负罪感什么的？”

“不是女人，”我纠正道，“是女孩，20或21岁。谈不上什么负罪感，干脆利落，义无反顾。况且又不是第一次找应召女郎。”

“之后手淫来着？”

“没有。”我说。之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今天还找不出时间去洗衣店取那件心爱的西装，更何况什么手淫之类。

听我这么一说，女孩领悟似的点点头：

“肯定因为这个。”

“因为没有手淫？”

“傻瓜，何至于！”她说，“因为工作嘛。不是忙得昏天黑地么？”

“是啊，前天足有26个小时没睡。”

“什么工作？”

“电脑方面的。”我回答。每当问到工作，我往往如此应对，一来基本上不算说谎，二来因为世上大多数人对电脑业务不具备很深的专门知识，不至于寻根问底。

“笃定长时间用脑，疲劳越积越多，所以才一时不听使唤的，常有之事。”

我“嗯”了一声。也许真是这样。筋疲力尽，加上两天来接二连三总是碰上别扭事弄得多少有点神经质，况且又目睹了摧枯拉朽般的进食场面，性功能难免一时败下阵去。大有可能。

可是我又觉得问题没这么简单，不是如此三言两语解释得尽的。此外还可能有某种因素。以前即使同样疲劳同样神经质时，也都把性功能发挥到了相当淋漓尽致的地步。这次可能起缘于她身上的某种特殊性。

特殊性。

胃扩张，长发，图书馆……

“喂，把耳朵贴在我肚子上。”说着，女孩把毛巾被蹬到脚下。

她的身子十分动人，珠滑玉润，颀长苗条，多余的肉一片都没有。我顺从地将耳朵贴在她乳房同肚脐之间如画布一样平坦的部位。尽管填充了那么一堆食物，肚子却全然没有鼓起，的确堪称奇迹，俨然哈勃·马科思那件贪婪地吞掉所有东西的大衣。女孩的皮肤又薄又软，十分温煦。

“嗯，听到什么了？”她问。

我屏息谛听。除了心脏缓缓地跳动，不闻任何声息。使人恍惚觉得躺在静悄悄的森林里，侧耳倾听远方传来的伐木的斧声。

“什么也听不到。”

“没听到胃的动静？”她说，“就是消化食物的声响。”

“具体我倒不清楚，不过我想恐怕不至于弄出声响，只是用胃液催化而已。当然，蠕动多少是有的，但不会有明晰的动静。”

“可我总感觉自己的胃在拼命动个不停，感觉非常明显。再好好听听！”

我按原来的姿势把精神集中到耳朵上，茫然地注视着她的小腹及其下面蓬蓬隆起的毛丛。然而还是全然听不见类似胃动的声响。听到的只有按一定间隔跳动的心音。《眼下之敌》中似乎有这样的镜头。在我全神贯注的耳朵下面，她巨大的胃宛如克尔特·尤尔根斯乘坐的U形艇一样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消化活动。

我一阵气馁，把脸从她身上移开，枕在枕头上伸手搂过女孩的肩。她头发的气味扑鼻而来。

“有汽水？”她问。

“电冰箱。”

“想喝对伏特加的汽水，可以么？”

“当然。”

“你也喝点什么？”

“同样。”

她光身下床，去厨房调制伏特加汽水。这时间里，我把收有《今晚告诉你》的约尼·玛蒂丝的唱片放在唱机上，折回床小声跟着哼唱。我，我垂头丧气的阳物，约尼·玛蒂丝。

“天空是一块巨大的黑板……”

正唱着，她用关于独角兽那本书代替托盘托着两杯饮料进来。我们边听约尼·玛蒂丝，边一小口一小口呷着浓烈的伏特加汽水。

“你多少岁？”她问。

“35。”我回答。准确而简洁的事实是世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离婚很久了，现在单身。无小孩，无恋人。”

“我29。再过5个月30。”

我重新端详她的脸。怎么也看不出有这么大年纪。至多22或23。臀部完美地隆起，无一道皱纹。我觉得自己判断女性年龄的能力正迅速土崩瓦解。

“看上去年轻，真29了。”她说，“你其实是棒球选手什么的吧？”

我惊得险些把喝了几口的伏特加汽水洒在胸口。

“哪里。”我说，“棒球那玩艺儿有15年没打了。为什么想到这个？”

“在电视上好像看到过你。我看电视只看棒球转播和新闻。或者，莫不是在新闻中看到的？”

“我没上过新闻。”

“广告？”

“更谈不上。”

“那么肯定是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不过，怎么看你都不像搞电脑工作的。”她说，“张口进化如何，闭口独角兽，衣袋里还有弹簧刀。”

她指了指我掉在地板上的裤子。果然后裤袋有刀探出头来。

“我在处理有关生物学的数据。这是一种生物工程学，牵扯到企业利润，因此才很小心。抢夺数据最近也闹得沸沸扬扬。”

“唔。”她一副难以信服的神情。

“你也在操作电脑，可看起来也绝对不像电脑工作者嘛。”

她用指尖“喀喀”敲了一会前齿。“我这完全是事务性的，只处理终端。把获书目录分门别类地输入过去，需要参考时再调出，查看利用情况，如此而已。当然也能够计算……大学毕业后读了两年电脑操作专科学校。”

“你在图书馆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电脑？”

她把电脑型号告诉给我。属最新型中级办公电脑，性能要比给人的外观印象好得多，若使用得当，也可进行相当复杂的运算。我也只用过一次。

我闭上眼睛考虑电脑。这时间里她又调了两杯伏特加汽水端来。于是两人并靠在枕上，开始喝第二杯。唱片听罢，全自动唱机把唱针倒回，重新从头播放约尼·玛蒂丝的每分钟33．3转速唱片。我便再次哼唱“天空是一块巨大的黑板……”

“嗳，你不认为我俩是天生一对？”她对我说。她手中的伏特加杯底不时碰我侧腹，凉丝丝的。

“天生一对？”我反问。

“还不是？你35，我29，你不觉得年龄正合适？”

“年龄正合适？”我重复一遍。她的鹦鹉学舌彻底传染给了我。

“到了这样老大不小的年龄，有很多事可以互相心领神会，再说双方都是单身一人，怕是很可以默契。我不干涉你的生活，我也我行我素……莫非讨厌我？”

“哪里讨厌，还用说。”我应道，“你是胃扩张，我是性功能障碍，或许真个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

她笑着伸出手轻轻抓住我的下体。那只手刚拿过伏特加酒杯，凉得我差点一跃而起。

“很快就会神气起来的。”她在我耳畔低语，“我保证让它神气如初。但不必操之过急。较之性欲，我的生活更以食欲为中心，即使现在这样也无所谓。对我来说，性交同做工考究的甜点心差不了许多。有则最好不过，没有也不碍事——如果其他方面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的话。”

“甜点心。”我再次重复。

“甜点心。”她也重复一遍。“不过这个下次再详细告诉你，先谈独角兽好了。你找我来的本来目的不就是这个吗？”

我点下头，拿过两只喝光的杯子，放在地板上。她松开手，抄起两本书。一本是伯特兰·库珀的《动物考古学》，一本是沃尔赫斯的《幻兽辞典》。

“来之前我大致翻了一下。简单说来，这本书（说着，她把《幻兽辞典》拿在手上）认为独角兽这种动物类似龙和人鱼那样的人们幻想的产物。而这本（她拿起《动物考古学》）则从独角兽未必就不存在这一观点出发，力图进行实际考证。但遗憾的是，两本书关于独角兽记述都不太多。比龙和小鬼方面的记述要少，少得令人意外。我猜想这恐怕是因为独角兽这一存在过于默默无闻的缘故……实在抱歉，我们图书馆能查得到的只有这么点。”

“足矣足矣。只要弄清独角兽的概况即可。谢谢。”

她把两本书朝我递来。

“方便的话，你现在把书上内容挑主要的读一下好么？”我说，“还是从耳朵进来容易抓住要点。”

她点点头，首先拿起《幻兽辞典》，翻开第一页。

“如同我们对宇宙含义的无知一样，对龙的含义也同样无知。”她读道，“这是书的序言。”

“噢。”

接下去，她打开在后面夹书签的地方：

“首先必须清楚了解独角兽有两种。一种是发端于希腊的西欧独角兽，另一种是中国的独角兽。两种形状不同，人们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比如希腊人对独角兽是这样描写的：“‘身体似马，头似雄鹿，足似象，尾则近乎猪。吼声粗犷。独角为黑色，从前额正中

突3英尺。据说此动物不可能生擒。’

“相比之下，中国的独角兽则是这般模样：

“‘鹿体、牛尾、马蹄。短角从前额突起，肉质。背部皮毛五色混杂，腹部则为褐色或黄色。’

“嗯，大有差别吧？”

“果然。”我说。

“不单单是外形，性格和寓意方面东西方也截然不同。西方人眼中的独角兽极其凶猛，富有攻击性，毕竟长有3英尺、也就是将近1公尺的长角嘛。根据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说法，捕获独角兽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它的性欲：把一名妙龄少女放在独角兽跟前，它由于性欲过强而忘记攻击，而把头枕在少女膝头，人们乘机将其捕获。这角的用意该明白了吧？”

“明白了，我想。”

“与此相比，中国的独角兽则是吉祥神圣的动物。它同龙、凤、龟并称四大瑞兽，在365种地上走兽之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性格极其敦厚温和，走路十分小心，生怕踩了弱小的生灵。不吃活着的草，只吃枯草。寿命约为1000年。独角兽的出现意味圣人临世。例如孔子的母亲怀他之时便见到了独角兽。”

“‘70年后，一伙猎人杀了一头麒麟，角上还带有孔子母亲缚的彩绳。孔子去看这独角兽，并掉了眼泪。这是因为，孔子感到这头纯真而神秘的动物的死具有某种预言性，那条彩绳上有着他的过去。’

“如何，有趣吧？即使到了13世纪，独角兽仍然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中。成吉思汗为征服印度而派出的一支先头远征队在沙漠正中遇到了独角兽。其头似马，额上有一只角，满身绿毛，很像鹿，讲人语。而且这样说：尔等主君回国的时候到了。

“成吉思汗的一名汉人大臣告诉他，这个动物叫‘角瑞’，是麒麟的一种。‘400年间，庞大的军队一直在西线征战，’大臣说，‘而上天讨厌流血，所以通过角瑞予以警告。请多开恩，挽救帝国吧！惟有中庸方能给人以无限快乐。’皇帝于是取消了征战计划。

“虽然统称为独角兽，东方的和西方的却如此不同。在东方意味着和平与静谧，在西方则象征攻击与情欲。但无论如何，独角兽都是子虚乌有的动物。惟其子虚乌有，才被赋予各种特殊的寓意。在这点上，我想东西方是共通的。”

“独角兽真的就不存在？”

“海豚当中固然有一种叫独角，但正确说来那并非角，而是头顶上长出的一颗上颚门牙。长约2．5米，笔直，上面刻有钻头状螺纹。不过这属于特殊的水生动物，中世纪的人们不大可能有机会目睹。就哺乳类来说，中新世倒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而又纷纷消失，其中类似独角兽的则一种也没有。举例说……”

说到这里，她拿起《动物考古学》翻过大约三分之二的页数，说：

“这是中新世——约二千万年前——在北美大陆生息过的两种反刍动物。右边的叫希恩特肯拉斯，左边的是克拉尼奥肯拉斯。确实生有独立的单角，尽管是三角形。”

我接过书，看着上面的图片。希恩特肯拉斯类似小型马和鹿合二为一的动物，额头有两只牛角样的角，鼻前则生出一只尖端呈Y字形的长角。克拉尼奥肯拉斯的头部则比希恩特肯拉斯略微圆些，额头有两只鹿角样的角，另有一只弯弯长长的尖角折往身后探出。二者都给人以奇异之感。

“问题是，这些角为奇数的动物，终归全部消失殆尽。”说着，她从我手里拿过书，继续道：“就哺乳类这一分野而言，角为单只或奇数的动物是极为稀罕的存在。结合进化的过程来看，这属于一种畸形。换言之，不妨称之为进化途中的孤儿。即使不局限于哺乳类——例如生有三只角的巨犬恐怕倒是有过——这种存在也是非常例外的。这是因为，角乃攻击力高度集中的武器，无需三只。举个浅近的例子，比如肉叉，若有三只分又势必增加阻力，扎起来费时费事。而且，若其中一只碰上硬东西，在力学上就将产生三只无法同时触及物体的可能性。

“此外，在同复数敌人争斗的情况下，若是三只角，就很难准确扎中一个拔出后再扎另一个。”

“阻力大自然花时间。”我说。

“一点不错。”她把三只手指竖在我胸口上，“这是多角兽的弱点。命题一：多角兽的角功能逊于双角兽或独角兽。下面分析独角兽的弱点。不，恐怕最好还是先简单说明一下双角兽的必然性。双角兽的有利之点，首先来自动物身体的左右对称。所有动物的行动模式都取决于左右平衡的控制，即取决于力量的一分为二。小至鼻孔有两个，口也是左右对称，实质上也就是一分为二地发挥功能。肚脐倒是只有一个，但那是退化器官。”

“阳物呢？”我问。

“阳物和阴物合起为一对，就像面包卷和香肠。”

“那倒也是。”果然言之有理。

“最重要的莫过于眼睛。无论攻击还是防御都要靠眼睛发挥控制塔的作用。因此，角紧贴眼睛而生是最为合理的。犀牛便是好例子。犀牛在原理上是独角兽，但它严重近视，而这又起因于独角。就是说形同残废。犀牛之所以在有如此弱点的情况下得以传宗接代，是因为它是食草兽，且全身覆有坚硬的皮甲。这样，几乎没有防御的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形体上犀牛也同三角恐龙相差无多。可是独角兽不属于这一系列，至少在图片上找不到。身上也没有皮甲，全然……怎么说好呢……”

“没有武装。”我说。

“正是。在防御这点上同鹿差不多。况且近视，这是致命点。哪怕嗅觉和听觉再发达，在被堵住退路时也一筹莫展。所以，袭击独角兽同用高效散弹打飞不起来的鸭子是一回事。此外，独角的另一弱点，就是一受伤就是致命的。总之，就跟不带备用轮胎而横穿撒哈拉沙漠一个样。意思可明白？”

“明白。”

“独角还有一个弱点——很难用力。这点只要比较一下前齿和后齿就不难理解。后齿比前齿容易用力，是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力量平衡问题。末端重，越往那里用力整体就越稳定。怎么样？这回该明白独角兽是相当严重的残次商品了吧？”

“明明白白。”我说，“你解释得非常妙。”

她莞尔一笑，手指摸着我的胸口。“不过，不仅仅如此。从理论上考虑，独角兽免于灭绝的可能性只有一种。这是至为重要之点。可猜得出来？”

我双手在胸口合拢，沉思了一两分钟。结论只有一个。

“没有天敌。”我说。

“正确。”说着，她吻了一下我的唇。“那么你假设一种没有天敌的状况。”

“首先要将活动场所隔绝开来，以防其他动物侵入。”我说，“譬如该地块像柯南道尔《失去的世界》里那样高高隆起，或深深下陷，或者如外围山那样用高墙团团围起。”

“妙！”她用食指在我心口窝砰砰敲着说道，“还真有在这种状况下发现独角兽头骨的记载。”

我不由得屏住呼吸：不知不觉之间，谈话正向核心逼近。

“是1917年在俄国战线发现的，1917年9月。”

“十月革命的前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克伦斯基内阁。”我说，“布尔什维克起义前夕。”

“在乌克兰战线，一个俄军士兵挖战壕时发现的。他以为不过是牛或大鹿的骨头，随便扔在一边。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那头骨也就被埋葬在历史的万丈深渊之中。但碰巧指挥该部队的大尉原来是彼得格勒大学的生物学研究生，于是他把头骨带回营房仔细察看。他发现这是一种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动物头骨，便马上同彼得格勒大学的生物学主任教授联系，等待调查人员的到来。但没有人来。这也难怪，当时的俄国已极度混乱，连粮食、弹药和药品都难以保证运到前线，而且到处爆发抗议活动，学校调查队根本到不了前线。退一步说，即使到达前线，我想他们也几乎没时间进行现场勘查。因为俄军节节清退，前线连连后撤，那个地方早已被德军占领。”

“大尉怎么样了？”

“那年11月，他被吊死在电线杆上。从乌克兰到莫斯科电线杆齐刷刷一根连着一根，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大多被吊在了上面。尽管他本人不过是丝毫没有政治性的生物学专业的一个普通学生。”

我眼前浮现出俄罗斯平原上一字排开的电线杆分别吊着一个个军官的情景。

“不过他在布尔什维克即将掌握军队实权之前，已把头骨交给一个将被转移到后方的可以信赖的伤员。他跟伤员讲定：如果能把头骨送交给彼得格勒大学的某某教授，会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酬金。但伤员得以从军医院出来带着头骨找到彼得格勒大学，已是转年2月的事了。当时大学已暂时关闭。学生们整天忙于革命，教授们大多被流放或逃亡，根本谈不上办大学。无奈，为日后换钱起见，他把头骨连同包装箱托付给在彼得格勒开马具店的堂兄保管，自己从彼得格勒返回300公里开外的故乡。但不知什么缘故，此人再未去彼得格勒，以至头骨被长期遗忘在马具店的仓库里默默长眠。

“头骨再次得见天日已经到了1935年。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列宁去世，托洛茨基被流放，斯大林掌权。列宁格勒已几乎没有人坐什么马车，马具店老板把店卖掉一半，用剩下的部分开了一间卖曲棍球用品的小店。”

“曲棍球？”我问，“30年代的苏联会流行曲棍球？”

“不知道，这里是这么写的。不过列宁格勒在革命后也是比较时髦的地方，曲棍球之类人们还是打的吧？”

“也许。”

“反正清理仓库时，他发现了1918年堂弟留下的箱子。打开一看，见最上面有一封写给彼得格勒大学某某教授的信，信上写道由某某人捎去此物，望付给相应的报酬。不用说，马具店老板把箱子带去大学——就是现在的列宁格勒大学——求见那位教授。但教授因是犹太人，在托洛茨基倒台时被一起送去了西伯利亚。这么着，马具店老板失去了可望领取酬金的对象，但即使将这块莫名其妙的动物头骨珍藏一辈子也得不到一分一文。于是找到另一位生物学教授，讲了事情的原委，领了一点少得可怜的酬金，把头骨放在学校回来了。”

“不管怎样，经过18年头骨总算来到了大学。”我说。

“再说，”她接着道，“那位教授把头骨上上下下细细察看一番，结果得出的结论同年轻大尉18年前的看法完全一致——这头骨同现存的任何动物头骨都不相符，同可以设想一度存在过的任何动物头骨也不一样。头骨的形状最接近鹿，从颚的形态可以推断为食草性有蹄类，而双颊较之鹿则多少有些鼓胀。但与鹿差别最大的地方，主要在于额正中有一只独角。一句话，是独角兽。”

“长角来着？头骨上？”

“嗯，是的，是长角，当然不是完整无缺的角，只是角的残余。角在长约3厘米的地方利利索索地折断了。但从所剩部分推测，角大概长20厘米左右，直线形，同羚羊角很相似。基部的直径嘛，呃——约2厘米。”

“2厘米！”我重复一遍。我从老人那里得到的头骨上的小坑，直径也恰恰是2厘米。

“彼洛夫教授——那位教授的名字——领着几名助手和研究生赶到乌克兰，在年轻大尉的部队曾挖战壕的一带做了一个月的现场调查。遗憾的是未能找见相同的头骨。但在这个地方澄清了很多令人深感兴趣的事实。此地一般被称为伏尔塔费高地，状如小山，在多为一马平川的乌克兰西部，便成了为数不多的天然军事要塞。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和奥地利军队同俄军在这里反复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第二次大战中又遭到了两方面军队的炮击，致使高地几乎变得面目全非。这当然是那以后的事了——当时伏尔塔费高地引起彼洛夫教授兴趣的，是从高地发掘出的各种动物骨骼同那一带动物的分布情况有相当明显的区别。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假设：在古代，该高地并非呈台地形，而是像外围山一样，其中存在过特殊的生命体系。也就是你说的‘失去的世界’。”

“外围山？”

“嗯，就是外围着悬崖峭壁的圆形高地。经过数万年岁月，峭壁逐渐塌落，成为极其常见的坡势徐缓的山丘，而作为进化落伍者的独角兽便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栖息在山丘中间。高地有丰富的泉水，土质也肥沃，在理论上这一设想是成立的。因此教授列举了共计63项涉及动植物和地质学上的例证，附以独角兽头骨，以《伏尔塔茨高地生命体系的考察》为题向苏联科学院提交论文。这是1936年8月的事情。”

“评价大概不会好吧？”我问。

“是啊，人们几乎不屑一顾。更倒霉的是，当时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之间正围绕科学院领导权争执不下，列宁格勒方面形势相当不妙，结果这种‘非辨证法式’的研究彻底坐了冷板凳。不过对于独角兽的存在却是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的。毕竟这东西不同于假设，而作为实实在在的实物摆在那里。于是几个专家花了一年时间对这头骨进行了考证。他们也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头骨并非赝品，的的确确是独角动物的头骨。最后，科学院委员会认为它不外乎是同进化无缘的畸形鹿头骨、不具有作为科研对象的价值，退还给了列宁格勒大学的彼洛夫教授，再无下文。

“彼洛夫教授那以后也始终怀有希望，等待时来运转，以便自己的研究成果获得承认。可惜随着1940年苏德战争的爆发，这一希望化为泡影，教授亦于1943年在失意中去世。头骨也在1941年列宁格勒攻防战的白热化阶段下落不明。因为列宁格勒大学在德军炮击和苏军的弹雨之下沦为一片废墟，更何况头骨！就是这样，足以证明独角兽存在的惟一证据杳无踪影了。”

“就是说完全成了一团迷雾？”

“除了照片。”

“照片？”我问。

“照片，头骨照片。彼洛夫教授摄了近百张照片。一部分躲过战火，今天仍保存在列宁格勒大学资料馆里。”

我从她手中接过书，眼睛盯在她指的照片上。照片相当模糊，但大致轮廓还看得出。头骨放在铺着白布的桌面上，旁边摆着一块手表以示其大小。额正中画有一个白圈，标明角的位置。不错，的确和我从老人处得到的头骨同种同类。除了角的根部残存与否之外，其他一切看上去都毫无二致。我目光落在电视机上的头骨上。它被T恤包得严严实实，从远处看去活像一只熟睡的懒猫。我颇费踌躇，不知该不该把自己有块如此头骨的事告诉她，终归还是决定不告诉。所谓秘密，正因为了解它的人少才成其为秘密。

“头骨真的在战争中毁掉了？”

“呃，实情如何呢？”她边用小指尖摆弄额前的头发边说，“按书上的说法，列宁格勒战役异常惨烈，就像用压路机把大街小巷统统依序碾过一遍，而大学又是其中损失最重的地方，因此恐怕还是认为头骨被毁掉较为稳妥。当然，彼洛夫教授在战斗打响之前把它偷偷拿出藏在哪里也是可能的，或者德军作为战利品带往某处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后来再无人目睹过那块头骨。”

我再次看了看那幅照片，而后砰的一声合上书，放在枕边。我开始沉思，现在我手上的头骨果真就是保存在列宁格勒大学的那块呢，还是在其他地方发掘出的另外一块独角兽头骨呢？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询问老人——你是在哪里搞到这块头骨的？为什么赠给我？反正送交模糊完毕的数据时要再见老人一次，届时询问即可。眼下冥思苦索也无济于事。

我眼望天花板，怔怔地想着。正想之间，女孩把头放在我胸口，身体紧紧从旁贴来。我伸手抱过她。随着独角兽问题告一段落，心情多少畅快了，但阳物仍毫无起色。好在起也罢不起也罢看样子她并不介意，只管用指尖在我肚皮上窸窸窣窣地画着莫名其妙的图形。

10.世界尽头（围墙）

一个阴天的下午，我来到看守人小屋跟前。我的影子此时正在帮看守人修理木板车。两人把车拉到广场正中，拆下旧垫板和侧板，正把新的换上。看门人用熟练的手势把新木板刨光，影子则用锤子敲打。看来影子的模样较之与我分别时几乎没什么变化。身体情况也不像很糟。但动作总好像有点不大自然，眼角现出似乎不快的皱纹。

我一走近，两人停手抬起脸来。

“有什么事？”看门人问。

“嗯，有句话要说。”

“工作马上就完，在里边等一下。”看门人往下看着刚才刨的木板说道。

影子一闪瞟了我一眼，旋即继续工作，估计对我满肚子意见。

我走进看门人小屋，坐在桌前等待看门人返回。桌面一如往常地乱七八糟。看门人收拾桌面只限于磨刀之时。脏乎乎的碟盘、水杯、烟斗、咖啡末儿和木屑一片狼藉。惟独壁架上排列的刀具井然有序，倒也赏心悦目。

看门人好久都没返回。我胳膊搭着椅背，百无聊赖地望天花板消磨时间。镇上时间多得令人忍无可忍，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各自打发时间的方法。

外面，刨木声打锤声一直响个不停。

又过了一会，门开了，但过来的不是看门人，是我的影子。

“没工夫慢慢谈，”影子在我身旁边走边说，“只是来仓库取钉子。”

他打开里面的门，从右侧仓库取出钉盒。

“注意，好好听着，”影子一面比试盒中钉子长度一面说，“先绘一张镇子的地图。不要问别人，要用你自己的脚自己的眼睛实地勘察。大凡眼睛看到的，一律绘下，不得漏掉，哪怕再微不足道。”

“可要花时间的哟！”我说。

“赶在秋天结束之前交给我。”影子快速说道，“再配上文字说明。尤其要注意围墙的形状、东面的森林、河的入口和出口。就这些，记住了？”

言毕，影子看也没看我一眼，径自开门离去。影子走后，我将他的话复述一遍：围墙的形状、东面的森林、河的入口和出口。绘制地图——主意的确不错。这样既可把握镇的基本结构，又能有效地利用剩余时间。更可欣慰的是影子仍在信赖我。

稍顷，看门人来了。他进屋先用毛巾擦了把汗，又擦去手上的污垢，这才一屁股坐在我对面。

“那么，什么事啊？”

“来见见影子。”我回答。

看门人连连点头，给烟斗装满烟，划火柴点燃。

“现在不行。”看门人说，“抱歉，还为时太早。时下这个季节影子还很有力气。要等白天再短一点才成，我不会亏待他的。”

说罢，他用手指把火柴杆折为两段，扔进桌上的碟子里。

“这也是为了你好。要是在中间阶段同影子藕断丝连，日后有很多麻烦。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我不至于为难他，你就再忍耐些日子。”

我默默点头。一来我说什么他都不会理睬，二来反正我已同影子大致谈过了。往下只消等待看门人给我机会就是。

看门人从椅子欠身立起，走到水龙头前用大大的瓷杯喝了好几杯水。

“工作可顺利？”

“啊，一点点习惯了。”我说。

“那就好。”看门人接着说道，“做工作最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工作不踏实人难免想入非非。”

外面继续传来影子打钉的声音。

“如何，不一块散散步去？”看门人提议，“让你见识一下有趣的东西。”

我随着看门人走到门外。广场上影子正在车上敲打最后一块木块。除去支柱和车轴，车已焕然一新。

看门人穿过广场，把我领到围墙瞭望楼下。这是个闷热而阴沉的午后。从西面鼓胀上来的乌云遮掩了围墙上空，看情形马上就要下雨。看门人身上的衬衫已被汗水整个浸透，紧紧裹着他巨大的躯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这是围墙。”看门人用手心像拍马一样拍了几下墙壁。“高7米，把镇子团团围住。能翻越它的只有飞鸟。出入口仅这一道门。过去还有东门，现在已被封死，你都看见了，墙是用砖砌的，但不是普通砖，任何人都甭想碰伤它毁坏它，无论大炮还是地震、狂风。”

说罢，看门人从脚下抬起一截木棍，用刀削尖。刀快得简直富有诗意，转眼间木棍就成了小楔。

“好么，注意看着。”看门人说，“砖与砖之间没有粘合物，因为无此必要。砖块相互紧贴紧靠，其缝隙连一根头发丝都别想伸进。”

看门人用锐利的楔尖在砖块之间戳了戳、竟达一毫米也戳不进去。继而，看门人扔开楔子，用刀尖划着砖块表面。声音尖锐刺耳，却留不下丝毫伤痕。他看了着刀尖，折回放入衣袋。

“对这围墙任何人都奈何不得。爬也爬不上。因为这墙无懈可击。记住：谁都休想从这里出去，趁早死了那份心思。”

随后，看门人把大手放在我背上。

“晓得你心里不好受。但这过程任何人都要经历，你也必须学会忍耐。那以后就会时来运转，就再也不会烦恼不会痛苦，四大皆空。什么瞬间心情之类，那东西一文不值。忘掉影子，我不会为难他。这里是世界尽头。世界到此为止，再无出路。所以你也无处可去。”

如此言毕，看门人又拍了一下我的背。

回来路上，我在旧桥正中靠在栏杆上，眼望流水思索看门人的话。

至于我是何以抛弃原来世界而不得不来到这世界尽头的，我却无论如何也无从记起，记不起其过程、意义和目的。是某种东西、某种力量——是某种岂有此理的强大力量将我送到这里来的！因而我才失去身影和记忆，并正将失去心。

水流在我脚下发出舒心惬意的声响。河中有块沙洲，上面生着柳树。依依长垂的柳枝随着水波得意地摇曳不止。河水妩媚多姿，晶莹澄澈，深处的岩石附近，游鱼历历可数。看河时间里，我不知不觉地恢复了平素沉静的心情。

桥下是石阶，可以下到河中沙洲。柳树阴下放有一凳，周围常有几头独角兽歇息。我时常下到那里，掏出衣袋里的面包，撕成一块块喂它们。它们几经迟疑，终于悄然伸长脖子，从我手心舔起面包屑。而这往往只限于年老者或幼小者。

随着秋意日深，它们那使人联想到一泓深湖的眼睛渐渐增加了悲哀之色。树叶退绿，百草凋零，告诉它们忍饥挨饿的漫长冬季正一天天逼近。而且如老人所预言的，对我恐怕也是漫长而难熬的季节。

11.冷酷仙境（穿衣、西瓜、混沌）

时针指到9点半时，女孩翻身下床，拾起掉在地板的衣服，慢慢悠悠穿在身上。我在床上躺着，枕着胳膊用眼角呆呆瞧她穿衣。那一件件裹上身体的光景，使得她宛似冬日里瘦削的小鸟一样动作流畅而得体，充满静谧感。她向上拉上裙子拉链，依序扣好衬衣扣，最后坐在床沿穿上长筒袜。末了，吻了吻我脸颊。脱衣服的方式富有轻力的女孩想必为数不少，而穿衣服时给人以美感的则寥寥无几。她穿罢所有衣服，用指尖往上撩起长发理了理，于是房间里的空气仿佛替换一新。

“谢谢你招待的美餐。”

“不客气。”

“你经常那样自己做东西吃？”她问。

“要是工作不很忙的话。”我说，“工作忙时做不来。随便吃点剩的，或到外面吃。”

她坐在餐椅上，从手袋掏香烟点燃。

“我自己不怎么动手。从根本上说我不很喜欢弄锅弄勺。一想到7点前要赶回家做一大堆东西再逐个打扫到肚子里，就觉得头痛。你不觉得那一来活着就像只为这张嘴巴似的？”

“或许。”我也有同感。

我穿衣服的时候，她从手袋里取出小记事簿，用圆珠笔写了点什么，撕下递给我。

“家里的电话号码。”她说，“要是想见我或有好吃的剩下，就请打个电话，我即刻报到。”

女孩带着该还的三本哺乳类书走后，房间好像顿时寂静得出奇。我站在电视机前，取下衣服罩，再次细看那独角兽头骨。尽管堪称证据的证据一件也未掌握，但我还是开始觉得这头骨很可能就是那位薄命的青年步兵大尉在乌克兰前线掘得的谜一样的头骨本身．越看越恍惚觉得头骨漾出某种类似奇特因缘的氛围。当然，或许由于刚刚听过那段叙述才有如此感觉罢了。我几乎不意识地用不锈钢火筷再度轻叩头骨。

之后，我归拢碟碗杯子，放在水槽里洗，用抹布擦净餐桌。差不多到了该开始“模糊”的时间。为免受干扰，我把电话转到录音服务功能，拔掉门铃接线，除了厨房外熄掉家里所有的灯。我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自己一人集中全剧精力进行模糊运算作业。

我进行模糊作业的通行令是“世界尽头”。我根据“世界尽头”这一标题下带有高度私人意味的剧情，将分类运算完毕的数值转换为电脑计算用语。当然，虽说是剧情，却同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完全是两回事，而更为混乱、更无明晰的情节，无非姑且称之为“剧情”而已。但不管怎样，全然没有人教给我它具有怎样的内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世界尽头”这个标题。

决定“剧情”的是“组织”里的那伙科学家。我为当计算士经受了一年训练，通过最终考试后，他们把我冷冻了两个星期。这时间里，他们把我的脑波巨细无遗地审查一遍，从中抽出我的意识核，将其定为我进行模糊作业时的通行令，又反过来输入我的脑中。然后告诉我：这便是你用于模糊的通行令，标题叫“世界尽头”。由此之故，我的意识彻底成了双重结构。就是说，首先具有作为整体混沌状态的意识，而其中有个如同梅干核那样的集约混沌状态的意识核。

但是他们没有教授我意识核的内容。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他们对我解释道，“因为这世上再没有比无意识性更正确的了。到达一定年龄——我们经过缜密计算设定为28岁——之后，人的意识就整体来说基本不再变化。我们一般所称呼的意识变革，从整个脑功能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表层误差。所以，‘世界尽头’这个意识核，在你停止呼吸之前将始终不渝准确无误地作为你的意识核发挥作用。说到这里你可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

“所有种类的理论分析，都好比像用短小的针尖切西瓜一样。他们可以在表皮划出痕迹，但永远无法触及瓜瓤。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将瓜皮和瓜瓤利索地分离开来。当然，世上也有光啃瓜皮而沾沾自喜的怪人。”

“总而言之，”他们继续道，“我们必须使你的通行令永远免受你自身意识的表层摇晃的干扰。假如我们教给你所谓世界尽头是如此这般一回事，也就是说像剥西瓜皮一样，那么你肯定要这样那样摆弄个没完——什么这里这样合适啦，那里加进那个啦等等。而一旦真的这样，作为通行令的普遍性必然转眼之间全部消失，模糊就无以成立。”

“所以我才给你的西瓜包上厚厚的皮。”另有一个人说，“你可以将其呼叫出来，因为那是你本身，但你不能知道。一切在混沌的大海中进行。就是说，你将空手潜入混沌之海并空手而归。我的意思你懂吧？”

“我想是懂的。”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说，“那就是：人是否应该明确知道自己的意识核？”

“不懂。”我回答。

“我们也不懂。”他们说，“可以说，这是个超越科学的问题。这和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碰到的是同一类问题。”

“恐怕比洛斯·阿拉莫斯还要重大。”一个人说，“就经验而言，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实验。”

“实验？”我问。

“实验。”他们说，“再不可告诉你更多的了，对不起。”

随后，他们教给我模糊作业的方法：一个人单独进行，半夜进行，不可空腹或满腹，反复听三遍业已确定的发音方式。这样我就可以呼叫出“世界末日”的剧情。但在它呼出的同时我的意识即沉入混沌之中。我在这片混沌中模糊数值。模糊完毕，“世界尽头”的呼叫便被解除，我的意识也从混沌中浮出。模糊作业固然结束，而我什么也不记得。逆反模糊则不折不扣是逆反，为此需听逆反模糊的声音模式。

这就是输入我脑中的程序。可以说，我不过类似无意识的隧道而已，一切从这隧道中通过。所以进行模糊作业时，我每每感到极度惶惑不安。分类运算是例外。清洗虽然费事，但可以对当时的自己怀有自豪感。因为必须将全部才能集中于此。

相比之下，在模糊作业方面则谈不上任何自豪和才能。自己无非是被利用。有人在利用我所不知道的我的意识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处理什么。在模糊作业上面我觉得自己甚至不能算是计算士。

然而无需说，我无权选择自己中意的计算方式。我仅仅被赋予分类和模糊这两种方式，并严禁我擅自改变。若不满意，只能放弃计算上这一职业。而我又无意放弃。只要不同“组织”发生龃龉，作为个人还真找不到比当计算士更能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职业，且收入可观。若干上15年，即可积攒一笔足够日后悠闲度日的钱款。为此我才不止一次地攻破几乎令人头晕的高倍率考试，忍受住了严格的训练。

醉酒对模糊作业并无妨碍。总的说来，上边的人往往示意适当喝点酒以消除紧张情绪。但作为我个人，则原则上在开始模糊之前把酒精从体内排泄干净。尤其自模糊方式被“冻结”以来，我已有两个月未曾接触这项作业，眼下就更得小心从事。我用冷水洗了淋浴，做了15分钟大运动量体操，喝了两杯浓咖啡。这样醉意即可大致消失。

然后，我打开保险柜，取出打有转换数值的纸和小型录音机摆在餐桌上，准备好5支削得恰到好处的铅笔，在桌前坐定。

首先要调好录音带。我戴上耳机，转动录音带，让数字式磁带计数器向前转至16，返回到9，再前进到26。如此静止10秒以后，计数器上的数字即告消失，从中发出信号音。若进行与此不同的作业，则录音带的声音自动消失。

调好录音带，我把新记录本放于右侧，左侧放转换数值。至此一切准备就绪。房间的门和所有可能进入的窗口安装的报警器亮起红灯“ON”。毫无疏漏。我伸出手，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信号音旋即传出。俄尔，温吞吞的混沌状态无声无息地涌上前来，将我吞入其中。

（将我）吞入——俄尔混沌→起响音号

11.冷酷仙境（穿衣、西瓜、混沌）

时针指到9点半时，女孩翻身下床，拾起掉在地板的衣服，慢慢悠悠穿在身上。我在床上躺着，枕着胳膊用眼角呆呆瞧她穿衣。那一件件裹上身体的光景，使得她宛似冬日里瘦削的小鸟一样动作流畅而得体，充满静谧感。她向上拉上裙子拉链，依序扣好衬衣扣，最后坐在床沿穿上长筒袜。末了，吻了吻我脸颊。脱衣服的方式富有轻力的女孩想必为数不少，而穿衣服时给人以美感的则寥寥无几。她穿罢所有衣服，用指尖往上撩起长发理了理，于是房间里的空气仿佛替换一新。

“谢谢你招待的美餐。”

“不客气。”

“你经常那样自己做东西吃？”她问。

“要是工作不很忙的话。”我说，“工作忙时做不来。随便吃点剩的，或到外面吃。”

她坐在餐椅上，从手袋掏香烟点燃。

“我自己不怎么动手。从根本上说我不很喜欢弄锅弄勺。一想到7点前要赶回家做一大堆东西再逐个打扫到肚子里，就觉得头痛。你不觉得那一来活着就像只为这张嘴巴似的？”

“或许。”我也有同感。

我穿衣服的时候，她从手袋里取出小记事簿，用圆珠笔写了点什么，撕下递给我。

“家里的电话号码。”她说，“要是想见我或有好吃的剩下，就请打个电话，我即刻报到。”

女孩带着该还的三本哺乳类书走后，房间好像顿时寂静得出奇。我站在电视机前，取下衣服罩，再次细看那独角兽头骨。尽管堪称证据的证据一件也未掌握，但我还是开始觉得这头骨很可能就是那位薄命的青年步兵大尉在乌克兰前线掘得的谜一样的头骨本身．越看越恍惚觉得头骨漾出某种类似奇特因缘的氛围。当然，或许由于刚刚听过那段叙述才有如此感觉罢了。我几乎不意识地用不锈钢火筷再度轻叩头骨。

之后，我归拢碟碗杯子，放在水槽里洗，用抹布擦净餐桌。差不多到了该开始“模糊”的时间。为免受干扰，我把电话转到录音服务功能，拔掉门铃接线，除了厨房外熄掉家里所有的灯。我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自己一人集中全剧精力进行模糊运算作业。

我进行模糊作业的通行令是“世界尽头”。我根据“世界尽头”这一标题下带有高度私人意味的剧情，将分类运算完毕的数值转换为电脑计算用语。当然，虽说是剧情，却同电视上经常出现的那种完全是两回事，而更为混乱、更无明晰的情节，无非姑且称之为“剧情”而已。但不管怎样，全然没有人教给我它具有怎样的内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世界尽头”这个标题。

决定“剧情”的是“组织”里的那伙科学家。我为当计算士经受了一年训练，通过最终考试后，他们把我冷冻了两个星期。这时间里，他们把我的脑波巨细无遗地审查一遍，从中抽出我的意识核，将其定为我进行模糊作业时的通行令，又反过来输入我的脑中。然后告诉我：这便是你用于模糊的通行令，标题叫“世界尽头”。由此之故，我的意识彻底成了双重结构。就是说，首先具有作为整体混沌状态的意识，而其中有个如同梅干核那样的集约混沌状态的意识核。

但是他们没有教授我意识核的内容。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他们对我解释道，“因为这世上再没有比无意识性更正确的了。到达一定年龄——我们经过缜密计算设定为28岁——之后，人的意识就整体来说基本不再变化。我们一般所称呼的意识变革，从整个脑功能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表层误差。所以，‘世界尽头’这个意识核，在你停止呼吸之前将始终不渝准确无误地作为你的意识核发挥作用。说到这里你可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

“所有种类的理论分析，都好比像用短小的针尖切西瓜一样。他们可以在表皮划出痕迹，但永远无法触及瓜瓤。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将瓜皮和瓜瓤利索地分离开来。当然，世上也有光啃瓜皮而沾沾自喜的怪人。”

“总而言之，”他们继续道，“我们必须使你的通行令永远免受你自身意识的表层摇晃的干扰。假如我们教给你所谓世界尽头是如此这般一回事，也就是说像剥西瓜皮一样，那么你肯定要这样那样摆弄个没完——什么这里这样合适啦，那里加进那个啦等等。而一旦真的这样，作为通行令的普遍性必然转眼之间全部消失，模糊就无以成立。”

“所以我才给你的西瓜包上厚厚的皮。”另有一个人说，“你可以将其呼叫出来，因为那是你本身，但你不能知道。一切在混沌的大海中进行。就是说，你将空手潜入混沌之海并空手而归。我的意思你懂吧？”

“我想是懂的。”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说，“那就是：人是否应该明确知道自己的意识核？”

“不懂。”我回答。

“我们也不懂。”他们说，“可以说，这是个超越科学的问题。这和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碰到的是同一类问题。”

“恐怕比洛斯·阿拉莫斯还要重大。”一个人说，“就经验而言，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实验。”

“实验？”我问。

“实验。”他们说，“再不可告诉你更多的了，对不起。”

随后，他们教给我模糊作业的方法：一个人单独进行，半夜进行，不可空腹或满腹，反复听三遍业已确定的发音方式。这样我就可以呼叫出“世界末日”的剧情。但在它呼出的同时我的意识即沉入混沌之中。我在这片混沌中模糊数值。模糊完毕，“世界尽头”的呼叫便被解除，我的意识也从混沌中浮出。模糊作业固然结束，而我什么也不记得。逆反模糊则不折不扣是逆反，为此需听逆反模糊的声音模式。

这就是输入我脑中的程序。可以说，我不过类似无意识的隧道而已，一切从这隧道中通过。所以进行模糊作业时，我每每感到极度惶惑不安。分类运算是例外。清洗虽然费事，但可以对当时的自己怀有自豪感。因为必须将全部才能集中于此。

相比之下，在模糊作业方面则谈不上任何自豪和才能。自己无非是被利用。有人在利用我所不知道的我的意识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处理什么。在模糊作业上面我觉得自己甚至不能算是计算士。

然而无需说，我无权选择自己中意的计算方式。我仅仅被赋予分类和模糊这两种方式，并严禁我擅自改变。若不满意，只能放弃计算上这一职业。而我又无意放弃。只要不同“组织”发生龃龉，作为个人还真找不到比当计算士更能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职业，且收入可观。若干上15年，即可积攒一笔足够日后悠闲度日的钱款。为此我才不止一次地攻破几乎令人头晕的高倍率考试，忍受住了严格的训练。

醉酒对模糊作业并无妨碍。总的说来，上边的人往往示意适当喝点酒以消除紧张情绪。但作为我个人，则原则上在开始模糊之前把酒精从体内排泄干净。尤其自模糊方式被“冻结”以来，我已有两个月未曾接触这项作业，眼下就更得小心从事。我用冷水洗了淋浴，做了15分钟大运动量体操，喝了两杯浓咖啡。这样醉意即可大致消失。

然后，我打开保险柜，取出打有转换数值的纸和小型录音机摆在餐桌上，准备好5支削得恰到好处的铅笔，在桌前坐定。

首先要调好录音带。我戴上耳机，转动录音带，让数字式磁带计数器向前转至16，返回到9，再前进到26。如此静止10秒以后，计数器上的数字即告消失，从中发出信号音。若进行与此不同的作业，则录音带的声音自动消失。

调好录音带，我把新记录本放于右侧，左侧放转换数值。至此一切准备就绪。房间的门和所有可能进入的窗口安装的报警器亮起红灯“ON”。毫无疏漏。我伸出手，按下录音机的放音键，信号音旋即传出。俄尔，温吞吞的混沌状态无声无息地涌上前来，将我吞入其中。

（将我）吞入——俄尔混沌→起响音号

12.世界尽头（世界尽头的地图）

影子相见的第二天，我就迅速着手绘制镇子地图。

每天傍晚，我首先爬上西山顶眺望四周。可惜山不高，无法将镇子尽收眼底。加之视力大大下降，不可能把围绕镇子的高墙形状一一看得真真切切，充其量把握住镇子的大致走向。

镇子既不太大也不很小。就是说，既不大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认识能力，又没有小到足以轻易把握其全貌的程度——这就是我在西山顶上了解的全部情况。高高的围墙把镇子团团圈在里边，河流将镇子切为南北两半，晚空为河面镀上一层浓重的灰色。不久，街头响起号角，兽们四起的蹄音如泡沫一般笼罩四野。

终归，为弄清围墙形状我只好沿墙步行。而这绝对算不得美差。我只能在阴云密布的白天或傍晚外出，又要加很多小心才能走到远离西山的地方。路上，有时阴沉沉的天空突然晴空万里，相反又有时下起倾盆大雨。因此，我每天早上都要请大校视察天象。大校对天气的预测基本百发百中。

“我还从没有为天气伤过脑筋。”老人不无得意地说，“只消看一眼云的流向，就知道个十之八九。”

但是，毕竟天有不测风云（即使在老人眼里），我的远征仍同样伴随危险。

况且，围墙附近大多是茂密的竹丛、树林或嶙峋的怪石，很难近前察看清楚。人家全都集中在流过镇中心的河的西岸，甚至偏离一步都不容易找到路。仅有的一条可以摸索前进的小路也半途而废，被密密麻麻的荆棘丛吞得无迹可寻。每当这时我就得不辞劳苦地绕路而行，或折回原路。

勘察从镇的西端，即看门人小屋所在的西门一带开始，而后绕钟塔巡视街道。起始阶段的作业进行得十分顺利，顺利得大大出乎意料。从城门往北延伸的围墙附近全是长着齐腰高密草的平坦原野，一望无边，没有任何堪称障碍的障碍，一条像模像样的小道穿针走线一般在草丛中伸展开去。原野上，可以见到同云雀极为相似的小鸟的巢。它们从草丛中展翅飞起，在空中盘旋觅食，然后又返回原处。也有为数不多的独角兽，兽们仿佛在水里飘浮一样在草原中清楚地探出脖颈和脊背，一面寻找食用绿芽一面缓缓移动。

向前走一会沿墙往右一拐，已开始崩塌的旧兵营便在南边出现了。这是三栋不带装饰色彩的简朴的双层建筑物。稍离开一点，建有一群像是军官用的比官舍略小的住宅楼。楼与楼之间长着树木，四周围着低矮的石墙。但眼下则遍地高草，不闻人声。想必官舍里的退役军人往日曾在这兵营中的某栋中住过，而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移往西山官舍，致使兵营沦为废墟。广阔的草原看样子当时也作为练兵场使用来着，草丛中堑壕遗址随处可见，还有竖旗竿用的石礅。

继续向东前行不久，平坦的草原渐渐消失，代之以树林。草原中开始出现一丛丛孤零零的灌木，继而变为正规的树林。灌木大多向上直立，纤细的树干难解难分地相抱而生，正好在我肩部至头部的高度蓬蓬展开枝叶。树下杂草萋萋，点点处处开放着指尖大小的深色小花。随着树木的增多，地面起伏也明显起来。灌木中甚至有种高大的树木突兀而起。除了在树枝间往来飞跃的小鸟的鸣啭，四下不闻任何声籁。

踏着羊肠小道行走之间，树木的长势渐次繁茂蓊郁，头上遮满高举的树枝。视野也随之闭塞起来，无法继续追寻围墙的外形。无奈，我走上往南拐的小径，走回镇子，过桥返回住处。

结果，直到秋天降临我绘出仍仅仅是极其模糊粗糙的镇子轮廓。大致说来，地形以东西向为长，北面的树林和南面的山丘南北向翼然鼓出。南山东侧的斜坡上一片高低错落的怪石沿围墙伸展。较之北面的树林，镇子东侧的树林要剽悍阴森得多，顺河边蔓延开去。这里边几乎无路可寻。勉强有条小径可以沿河行至东门，看到周边高墙的光景。如看门人所说，东门已被水泥样的东西牢牢堵死，任何人都休想从中出入。

从东大山汹涌而下的河流，由东门旁边穿过墙脚出现在我们面前，经镇中心向西一直流去，在旧桥那里冲积出几块漂亮的河中绿洲。河上架着三座桥：东桥、旧桥和西桥。旧桥最旧最大，也最美观。河过西桥之后，急不可耐地向南拐弯，以多少转头返东的流势抵达南面围墙，并在墙前淘出一道深谷，切开西山脚。

然而河并未穿开南墙，而在墙前不远的地方汇成一泓水潭，从那里泻入石灰岩生成的水底洞。按大校的说法，墙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石灰岩旷野，其下面布满网眼般的地下水脉。

自然，这期间我也始终没停止读梦工作。6点钟推开图书馆门，同女孩一起吃晚饭，饭后读梦。

如今一晚上我能读五六个梦了。手指可以驾轻就熟地捕捉纷纭复杂的光线，可以真切地感觉出其形象和反响。尽管我还不能理解读梦工作的意义所在，甚至不明白古梦赖以形成的原理，但从女孩的反应来看，她对我的工作颇为满意。我的双眼已不再在头骨放出的光线面前感到疼痛，疲劳也大为减轻。女孩把我读完的头骨一个个摆在台面。而当我翌日傍晚来图书馆时，台面的头骨全已消失不见。

“你进步可真够快的！”女孩说，“作业进展好像比预想的快得多。”

“头骨到底有多少？”

“多得不得了，一两千吧。不参观参观？”

她把我领进柜台深处的一间书库。书库很大，空空荡荡，如学校的教室。里面摆着几排书架，架上触目尽是白色的独角兽头骨。这光景，与其说是书库，莫如说是墓场更合适。死者发出的凉丝丝的空气静静弥漫在整个房间。

“啧啧，”我说，“这要何年何月才能全部读完？”

“用不着全部读完。”她说，“只读你所能读的就行了。剩下的由下一个读梦人接着读就是。反正古梦一直在这里沉睡。”

“你还要给下一个读梦人当助手？”

“不不，我帮忙的仅限于你。一个司库只能帮一个读梦人。所以如果你不再读梦，我就得离开图书馆。”

我点下头。理由倒不清楚，但我觉得这样做是极为理所当然的。我们望着靠墙摆在书架上的白色头骨阵列，望了许久。

“你可去过南面的水潭？”我问。

“嗯，去过，很多年以前了。还是小时候母亲领去的。一般人是不大去那种地方的，母亲有点怪。水潭怎么了？”

“只是想看看。”

她摇头道：“那里比你想的危险得多。你不应该靠近水潭。没必要去，去也没什么意思。何苦要去那里？”

“想尽可能详细了解这个地方，包括每一个角落。你不带我，我就独自一个人去。”

她看了一会我的脸，妥协似的叹了口气。

“也罢。看样子，我再说你也听不过去，可又不能叫你一个人去。不过有一点你好好记住：我非常害怕那个水潭，再不想去第二次。那里的确有某种不自然的东西。”

“没关系，”我说，“两人一起去，多加小心，有什么好怕的！”

女孩摇了摇头：“你没见过，自然不晓得水潭的真正厉害。那里的水不是普通水，是能把人叫过去的水。不骗你。”

“保证不靠近，”我握着她的手保证道，“只从远处看，看一眼就行。”

11月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我们吃罢午饭，往南面的水潭赶去。河在水潭前一些的地方往西山拐去，把西山脚切出一道深谷，四周灌木丛生，封闭了小路。我们不得不从东面绕行南山后坡。由于早晨下过雨，每迈一步，地面厚厚的落叶都在脚下发出湿重重的声响。途中，有两头对面走来的独角兽同我们交错而过。它们慢悠悠地左右摇晃着金黄色的脖颈，表情麻木地踱过我们的身旁。

“吃的东西少了。”女孩说，“冬天眼看就到，都在拼命寻找树上的果实，所以才来这种地方。平时兽们是不来这里的。”

离开南山坡不远，再看不到兽的出没，清晰可辨的道路也到此为止。到处是渺无人烟的荒凉原野和早已废弃的村落。如此西行之间，水潭的声响开始隐隐约约传到耳畔。

它与我以往听过的任何声响都有所不同。既不同于瀑布的轰鸣，又有异于风的怒号，亦非地动之声，而类似巨大喉咙吐出的粗重喘息。其声时而低回，时而高扬，时而断断续续，甚至杂乱无章，如咽如泣。

“简直像有人对我们吼叫什么。”我说。

女孩只是回头看我一眼，一声未吭，用戴手套的双手拨开灌木丛，继续带头前行。

“路比以前糟多了！”她说，“过去来时还没有这么狼狈，恐怕还是回去为妙。”

“好容易来到这里，走吧，走到哪算哪。”

我们循着水声，在高高低低的灌木丛中往前走了10多分钟，眼前豁然一片开朗：漫漫的灌木丛到此结束，平展展的草原在我们面前沿河涌向远方。右边可以望见河流劈开的深谷。穿过深谷的河流舒展胸怀，淌过灌木丛，流到我们站立的草地，随后拐了最后一个弯，便陡然放慢流速，颜色亦随之变成给人以不祥之感的深蓝色，缓缓推进。前端膨胀得宛似吞掉一头小动物的蛇腹，在那里形成一泓巨大的水潭。我沿河朝水潭那边走去。

“近前不得哟！”女孩悄然抓过我的胳膊。“表面上水波不兴，显得老老实实，而下面的漩涡可凶着哩。一旦被拉将进去，就休想重见天日。”

“有多深？”

“不堪设想。漩涡像锥子似的一个劲儿地扎向谭底，肯定越来越深。听说过去往里投异教徒和罪犯来着……”

“后来如何呢？”

“被投过去的人，再没有浮出来的。地洞听说过吧？潭底有好几个地洞，张着嘴把人吸进去。人就只能在黑暗中永远彷徨。”

如蒸气一般从水潭中涌出的巨大喘息统治着周围，仿佛地底回响的无数死者的痛苦呻吟。

女孩拾起一块掌心大小的木块，朝水潭中央扔去。打中的木块在水面漂浮了五六秒，而后突然瑟瑟发抖，就像被什么拖住后脚似的沉入水中，再未浮出。

“才刚说了，水下翻腾着强有力的漩涡。这回明白了吧？”

我们坐在离水潭十多米远的草地上，啃着衣袋里的面包。从远处看，那一带的风景倒是充满平和与静谧。秋日的野花点缀着草原，树木红叶欲燃，其中间便是没有一丝波纹的镜面般的水潭。水潭前面耸立着白色的石灰岩悬崖，黑乎乎的砖墙劈头盖脑地盘踞在上面。除去水潭的喘息，四下一片岑寂，连树叶都静止不动。

“你干吗那么想要地图？”女孩问，“就算有地图，你也永远离不开这个镇子的哟！”

她弹去膝头的面包屑，视线移往水潭那边。”想离开镇子？”

我默然摇头。摇头是表示否定，还是表示犹豫，我也不得而知，连这点都稀里糊涂。

“不知道。”我说，“仅仅想了解罢了：镇子的形状如何，结构如何，何处有何生活，是什么在限制我，控制我，如此而已。至于将来还要做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女孩慢慢左右摇头，盯住我的眼睛。

“没有将来的。”她说，“你还不明白？这里是真真正正的世界尽头，我们只能一辈子呆在这里。”

我仰面躺倒看天。我所能看的，只是阴暗的天空。清晨淋过雨的地面又潮又凉，但大地那沁人心脾的清香仍荡漾在四周。

几只冬鸟扑棱棱地从草丛飞起，越过围墙消失在蓝天之中。惟独鸟才可飞越围墙！低垂而厚重的云层，预告严酷的冬季已迫在眉睫。

13.冷酷仙境（法兰克福、门、独立组织）

像往常那样，我的意识从视野角落依序回归。首先捕捉意识的是视野右端的卫生间门扇和左端的台灯，继而渐次转往内侧，如湖面结冰时一样在正中汇合。视野的正中间是闹钟，钟针指在11时26分。这闹钟是在一个人的婚礼上得到的。为止住钟的闹声，必须同时按下其右侧的红钮和左侧的黑钮，否则便闹个不停。这一设计很独特，目的在于防止尚未彻底醒来便条件反射地按钮止住闹声而旋即昏睡过去这种世间习惯性动作。的确，每次铃响，我都不得不好好从床上坐起，把闹钟放在膝部才能同时按下左右两个扭。这样一来，我的意识也就被迫一步步踏入觉醒的世界。我已啰嗦过几次，这闹钟是在一个人的婚礼上得到的。至于谁的婚礼则想不起了。25岁至30之间，我周围还有相当一些可称为朋友或熟人的男女，一年中要碰上几次婚礼，这闹钟便是在其中某一次得到的。若我自己买，绝不至于挑这种必须同时按住两个钮才可止住闹声的繁琐闹钟。相对说来，我算是起床痛快的。

当我的视野同放闹钟的地方相结合的时候，我反射性地拿起闹钟放在膝头，双手按下红黑两钮。随即我发现闹钟根本没响，我刚才并非睡觉，自然没有调钟，不过偶然把闹钟置于餐桌而已。我是在进行模糊运算来着。无需中止钟的闹声。

我把用钟放回桌面，环视四周。房间状况较之我开始模糊运算前毫无改变。报警器的红灯显示“ON”，餐桌角放着空咖啡杯。代替烟灰缸的玻璃碟上直挺挺躺着她最后吸剩的半截香烟，牌子是“万宝路”。没沾口红。由此想来，她全然没有化妆。

接下去，我仔细看了眼前的手册和铅笔。原本削得细细尖尖的五支F铅笔，两支断了，两支贴根磨秃了，惟有一支原封未动。右手中指还残留着长时间写东西造成的轻度麻痹感。

模糊运算已经完成。手册上密密麻麻写满16页蝇头数值。

我按手册上的要求，将分类转换数值和模糊运算后的数值逐项合算，然后将最初用的一览表拿去水槽烧掉，把手册装进安全盒，连同录音机一起放入保险柜。最后，坐在沙发上吁了口气。任务已完成一半。至少下一天可以好好休养生息。

我往杯里倒了大约二指高的威士忌，闭目分两口饮下。温吞吞的酒精通过喉头，经肠道进入胃中。俄尔，温吞感浴血管扩散到身体各个部位。首先胸口和脸颊变暖，继之双手变暖，最后脚也暖和起来。我去卫生间刷了牙，喝了两杯水，小便，又进厨房重新削尖铅笔，整齐地摆在笔盘上。之后把闹钟放在床头枕旁，调回电话自动应答装置。时针指向11点57分。明天还完整无缺地保留未动。我匆匆脱去衣服，换睡袍钻进被窝，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熄掉床头灯，准备美美地睡上12个钟头。要在没有任何打扰的情况下足足睡12个小时。鸟鸣也罢，世人乘电车上班也罢，天底下什么地方火山喷发也罢，以色列的装甲师毁掉中东某个村庄也罢，反正我要大睡特睡。

我开始考虑辞去计算士工作以后的生活。我要存一大笔钱，加上退休金，从从容容地打发时光，学习希腊语和大提琴。把琴盒放在小汽车后座，开上山去一个人尽情尽兴地练琴。

如果顺利，说不定能在山上买一幢别墅——一座带有像样厨房的整洁漂亮的小房，在那里读书，听音乐，看旧电影录像，烧菜做饭。提起饭菜，不由想起图书馆负责参考文献的长

头发女孩，觉得和她一起在那里——那座小房——倒也不坏。我做，她吃。

如此思考饭菜的时间里，我堕入了梦乡。睡意如同天空塌落一般突然降临我的头顶。大提琴也好小房也好饭菜也好，统统烟消云散，了无踪影。惟独我存留下来，如金枪鱼一样沉沉睡去。

有人用钻头在我头上打洞，塞进一条硬纸绳般的东西。绳似乎很长，源源不断地塞入头中。我挥手想把绳拨开，但怎么拨都无济于事，绳依然连连进入头内。

我翻身坐起，用手心换了摸脑袋两侧，并无绳，也无洞。有铃在响，持续地响。我抓起闹钟放在膝头，双手按下红或黑钮。然而铃还是响个不停。是电话铃！时针指在4点18分。

外面尚黑——凌晨4点18分。

我下床走去厨房，拿起话筒。每次半夜电话铃响，我都下定决心，睡前一定把电话移回卧室，但事后便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小腿肯定又要撞上桌腿或煤气取暖炉之类。

“喂喂。”

电话另一端无声无息，犹如电话机整个埋进了沙地。

“喂喂！”我大声吼叫。

但话筒仍寂无声息。既不闻喘息，又听不见“咯噔”声。静得险些使我也顺着电话线陷入沉默之中。我气呼呼地放下话筒，从电冰箱里拿出牛奶咕嘟嘟喝了，重新上床躺下。

电话铃再度响起是4点46分。我爬下床，沿同样路线摸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听不出是谁。“刚才真对不起，音场乱套了，声音不时被整个消除。”

“声音消除？”

“嗯，是的。”女子说，“音场刚才突然混乱起来，肯定祖父身上发生了什么。喂，听得清？”

“听得清。”我说。原来是送给我独角兽头骨的那位奇特老人的孙女，那个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祖父一直未归，音场又一下子乱成一团，情况笃定不妙。往实验室打电话也没人接……定是夜鬼对祖父下了毒手。”

“不会弄错？不就是祖父埋头实验而没有回来吗？上次不也是忘记给你消音的事了？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一上来情绪就把其他一切忘到了脑后。”

“不同的，情况不一样，这我心里清楚。我同祖父之间有一种相互感应，每当对方发生意外就有所感觉。祖父肯定发生了什么，肯定非同小可。况且声音护栏都已被毁掉，毫无疑问。所以地下音场才混乱不堪。”

“什么？”

“声音护栏，一种防止夜鬼靠近的发出特殊声音的装置。而这装置已被狠命弄坏，以致周围声音完全失去谐调。绝对是夜鬼偷袭了祖父。”

“为什么？”

“因为都在盯着祖父的研究，夜鬼啦符号士啦等等。这伙家伙一心把祖父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他们向祖父提出过做交易的事，祖父一口拒绝，因此怀恨在心。求求你，请你马上过来，肯定事情不妙，帮我一把，求你了！”

我脑海中推出夜鬼在地道中得意徘徊的情景。想到现在要钻到那种地方，立时毛骨悚然。

“我说，实在抱歉，我的工作是负责计算，其他事项合同中没写，再说我也无能为力。

当然，假如我力所能及，自然乐意从命。但我不可能通过同夜鬼搏斗而把你祖父抢救出来。

那应该由警察或‘组织’上的行家里手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干才是。”

“警察例外。要是求那伙人帮忙，无疑弄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而要是眼下就把祖父的研究公之于世，世界可真就完了。”

“世界完了？”

“拜托了，”女郎道，“快来帮我。要不然就无可挽回了。这次袭击我祖父，下次就轮到你。”

“怎么会轮到我呢？若是你倒情有可原，我对你祖父的研究却是一无所知的呀！”

“你是钥匙，缺你打不开门。”

“不理解你说的什么。”

“详情没工夫在电话里说。反正事情至关重要，远远超除你的想象。总之相信我好了，对你很重要哟！一定要尽快想办法，迟一步就统统报销，不是我危言耸听。”

“罢了罢了，”我看看表，“不管怎样，你也还是最好离开那里。如果你的预感不错，那里就太危险了。”

“到哪儿去呢？”

“我把青山一间昼夜营业的超级商场位置告诉她。在里面一间咖啡屋等我，我5点半前赶到。”

“我怕得很，总好像……”

声音再次消失。我朝话筒吼了几次，都无反应。沉默如同枪口冒出的烟从话筒口袅袅升起。音场混乱。我放回话筒，脱去睡袍，换上运动衫和棉布裤。而后去卫生间用电动刮须刀三下五除二刮了胡须，洗了把脸，对镜梳理头发。由于睡眠不足，脸肿得活脱脱成了廉价奶酪饼。我真想尽情酣睡，睡好后精神抖擞地开始普通地道的生活。为什么人们偏偏不准我休养生息呢？独角兽也罢夜鬼也罢，与我有何相干！

我在运动衫外面套上尼龙风衣，把钱夹、零币和小刀装入衣袋。略一迟疑，又把独角兽头骨用两条毛巾团团包起，连同火筷一起塞入旅行包，再把已装进安全盘的模糊运算完毕的手册贴其旁边投入包中。这间公寓套房绝对算不上安全。若是老手，不消洗一块手帕工夫便可把房门和保险柜全部打开。

我穿上终归只刷洗了一只的网球鞋，夹起旅行包走出房间。走廊里不见人影。我避开电梯，沿楼梯下楼。天光尚未破晓，公寓一片寂然。地下停车场也空无人影。

情况有点蹊跷，有一两个放哨的人其实未尝不可，然而没有。看来彻底忘了我的存在。

我拉开车门，旅行包放在助手席，打开引擎，5点眼看就到。我一面巡视左右，一面驱车驶出停车场往青山赶去。路面空空荡荡，除了匆匆返回的出租车和夜行卡车，几乎不见车影。我不时瞄一眼后望镜，未发现有车跟踪。

事情的发展未免反常。我素知符号士们的惯用伎俩。他们不干则已，一干必定彻底，全力以赴，一般不至于收买什么虎头蛇尾的煤气检修员，不至于放松监视既定的目标，而总是选择最快捷最正确的方法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两年前他们曾逮住5名计算士，用电锯把头盖骨上端整个锯下，从中读取活的数据。结果尝试失败，致使被掏空脑浆、掀去天灵盖的5具计算士尸浮东京湾。他们做事便是如此一不做二不休。而这次却一反常态。

5点28分时我把汽车开进超级商场的停车场，马上就到约会时间。东方天际隐隐泛白。

我夹着旅行包走入商场。空旷的场内人影寥寥，收款台那里一个身穿条纹制眼的年轻男店员正坐在椅子上翻阅待售周刊。一个年龄和职业都不易估计的女子独自推着装满罐头和速食品的购物车在过道上东张西望。我拐过摆满酒类的货架，走到咖啡屋。

柜台前排列的大约一打的小圆凳上，没有她的身影。我在最靠边的凳子坐下，要来冷牛奶和三明治。牛奶冷得品不出什么滋味，三明治则是保鲜纸里的现成品，面包片黏糊糊地贴在一起。我慢悠悠地一小口一小口啃着三明治，滋滋有声地啜着牛奶。为了消磨时间，我看了好一会墙上贴的法兰克福观光广告画。季节为秋天，河边树木红叶纷披，河面天鹅戏水，身穿黑外套头戴鸭舌帽的老人在给天鹅喂食。河上有座城为壮观的古石桥，远处可望到圣保罗教堂的塔。凝目细看，桥两头各有一座借用桥栏建的小石景，开有几扇小窗，不清楚是何用途。蓝天，白云。河畔椅子坐着很多人，全都裹着外套，女性则大多头戴围巾。照片相当漂亮。一看都觉得身上发冷。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的秋景显得凄凉萧瑟，另一方面是我自身的缘故——我一看见高耸的尖塔就觉得寒意袭身。

于是，我把目光落在对面墙上贴的香烟广告。一个脸色光鲜的年轻男子指间夹着点燃的过滤嘴香烟，以茫然的眼神斜望前方。香烟广告模特为什么总是千篇一律地做出渺无所见了无所想的神情呢？

看香烟广告比不上看法兰克福广告花费时间，我便转过头，打量空荡荡的商场。柜台正面，水果罐头如庞大的蚁冢高高难起：一堆桃，一堆葡萄柚，一堆柑橘。其前面摆着一张试尝桌。但天刚放亮，尚未开始试尝服务。没有人清早5时45分便试尝什么水果罐头。桌旁贴着一张题为“USA水果博览”的广告。游泳池前放一套白色的庭园桌椅，一位女郎从装有各种水果的盘子里拿水果来吃。女郎长得很美，碧眼金发，双腿修长，晒得恰到好处。水果广告中出现的无一不是这样的金发女郎。无论注视多长时间，只稍稍一转脸，就再也无从记起

长得是何模样——便是这种类型的美女。而这种美世间的确存在。如葡萄柚，无法分清彼此。

卖酒处的收款台是独立的，没有店员。正经人绝对不可能早餐前来买酒。所以这一角既无顾客又无店员，惟有酒瓶犹如刚刚栽好的小针叶树安分守己地各就各位。惟得可贵的是这里的墙上贴满广告画。略一数点，白兰地波本威士忌和伏特加各1张，苏格兰威士忌和国产威士忌各3张，日本酒2张，啤酒4张。我不晓得何以酒广告如此之多。或许因为在所有食品当中酒最具有喜庆意味。

不管怎样，正好用来打发时间。我从头到尾依序看去。看罢15张，我发觉所有酒中惟独加冰块的威士忌在视觉上最富有诗情画意。简言之，是摄影技术高超。一个宽底大玻璃杯里投进三四块菱形冰，再往里倒入沉稳的琥珀色威士忌。这么着，冰块溶出的白水同威士忌的琥珀色在交融之前漾出瞬间优美的泳姿，委实美不胜收。再注意细看，原来威士忌广告几乎全部用的是加冰镜头。若是对水的，恐怕印象淡薄；而若是纯威士忌，又大概不耐观赏。

另一发现，就是没有一张广告出现下酒菜。广告中喝酒之人，谁都不吃下酒菜，一律干喝。想必认为把下酒菜摄进画面会影响酒的纯粹性，也可能担心下酒菜会框定酒的形象，或顾虑看广告的人对下酒菜情有独钟。这似乎不难理解，我觉得任何做法都自有其相应的理由。

观看广告之间，不觉到了6点。胖女郎仍未出现。为什么这么久还迟迟不来呢？真令人纳闷。本来我让她尽快赶来，但这个问题怎么想都无济于事。我是以最快的速度来了，往下是她本身的事情。说起来此事原本就与我并无瓜葛。

我要了杯咖啡，没放糖没加奶慢悠悠地喝着。

时过6点，顾客三三两两多了起来。有来买早餐面包和牛奶的主妇，有来找东西聊以充饥的夜游归来的学生，也有来买卫生纸的妙龄女郎，以及来买3种报纸的白领职员。还来了两个肩扛高尔夫球具袋的中年男士，买了小瓶威士忌。虽说是中年，其实不过三十五六岁，同我不相上下。想来我也算是中年人了。只是因为没有穿那种怪里怪气的高尔夫运动服才略显年轻。

我庆幸自己是在超级商场里等地。若是别的场所，不可能如此轻松地消磨时间。我最喜欢超级商场这块天地。

等到6点半，我到底失去耐性，驾车来到新宿站，开进停车场，夹起旅行包走到短时行李寄存处前，求其代为保管。我说里面装的是易碎物品，请多加小心。值班男子于是把写有“小心易碎”字样并带有鸡尾酒杯图案的红色卡片别在提手处。我看着他把耐克牌蓝色旅行包认真放在架上的合适位置以后，接过了提货证。接着，去报摊买了260日元的信封和邮票，把提货证放入信封粘好，贴上邮票，写上以子虚乌有的公司名义设置的秘密私人信箱名称，用快信寄了出去。这样，除非有相当特殊的情况，否则不可能暴露实物。出于慎重，我时常使用这个办法。

把信投进邮筒之后，开车离开停车场，返回住处。想到这回已无东西担心被盗，心情豁然开朗。我把车停进车场，上楼回到房间，冲罢淋浴上床，一身轻松地酣然入睡。

11点有人进来。从事态发展分析，我想此时也该有人来，因此没太惊慌。不料来人没按门铃，竟直接体撞门扇。并且实际上远远超过一般拉门那种无所谓的程度，简直像用拆毁楼房的铁锤劈头盖脑地往门上猛砸，弄得地板上下颤抖，实在非比寻常。既然有如此力气，还不加勒死管理员抢走万能钥匙开门进来省事。就我来说，也还是由来人用万能钥匙开门谢天谢地，免得花钱修门。况且，经过如此一番胡乱折腾，说不定被逐出门去。

来人以身拉门的时间里，我穿上长裤，把运动衫从脑袋套进，刀藏在腰带后面，去卫生间小便。为防万一，我打开保险柜按动录音机上的非常键，消去里边磁带的声音。随后从冰箱拿出罐装啤酒和土豆色拉，当午餐吃了。阳台上备有应急梯，若想逃走自然不在话下，但我已心力交瘁，懒得抱头鼠窜。再说逃窜也解决不了我面临的任何问题。我已面临或被卷入一种十分棘手的境地，靠一己之力无论如何都奈何不得。这点上我需要找人认真商谈。

我受一位科学家之托，去其地下实验室处理数据。其时接受了一件类似独角兽头骨样的东西。拿回家不久，便来了一个想必被符号上收买的煤气检修员，企图偷那头骨。翌日晨，委托人的孙女打来电话，告知祖父遭夜鬼袭击求我前去救助。而我赶到约会场所，却不见她出现。我拥有两件重要物品。一件是头骨，一件是模糊运算完毕的数据，均被我暂时寄托在新宿站。

一切都莫名其妙，但愿能有人给自己一点暗示。否则，很可能在如此状态下抱着头骨永远逃遁不止。

喝罢啤酒，吃完土豆色拉，刚透过一口气，只听铁门一声爆炸般的巨响，陡然朝里打开，一个见所未见的大块头汉子闯进屋来。汉子身穿式样时髦的夏威夷衫，一条沾满油腻的土黄色军裤，脚上一双潜泳用的足鳍大小的白色网球鞋。和尚头，蒜头鼻，脖子粗如常人的腰，眼皮厚似深灰色铁片，眼球白色部分分外醒目，却不透明，泽如假眼。但仔细看去，发现黑眼珠不时晃动，知是天生如此。身高恐怕足有1米95，肩甚宽，夏威夷衫尽管大得俨然两折床单围身，但仍显得紧紧绷绷，胸口纽扣几乎一触即开。

大块头用打量我拔掉的葡萄酒瓶塞那样的眼神扫了一眼他自行破坏的门扇，然后把目光转向我。看上去他对我个人并不怀有种类特别复杂的感情。他像打量房间设备一样看着我。可能的话，我还真恨不得变成房间里的设备。

大块头把身体靠到我身旁，后面又闪出一个小个子男人。小个子身高不足1米50，单薄瘦削，五官倒还端庄。他身穿浅蓝色拉科斯特圆领羊袖衫和驼色短裤，脚上是浅褐色皮鞋，估计是在某处高级儿童服装店买的。劳力士手表在手腕上闪闪发光——当然没有儿童用的劳力士——显得格外之大，活像《星球大战》中或其他什么里边出现的通讯装置。年纪大约在30往后40往前。身高倘若增加20厘米，在电视剧中扮演奶油小生似也未尝不可。大块头鞋也没脱就踏进厨房，绕到餐桌另一侧，拉过椅子。小个子随后踱着方步走来，坐在上面。大个头则在烹调台坐定。把足有常人大腿根那般粗的手臂紧紧抱在胸前，将滞涩的目光定在我脊背的肾脏偏上一点的位置。我后悔自己未借助应急梯从阳台逃走。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判断力显然出了相当严重的失误。恐怕还是去加油站让人打开引擎盖检查一遍为好。

小个子看也没正眼看我一眼，更谈不上打招呼。他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盒和打火机，摆在桌面。烟是本森＆黑吉斯牌，打火机是金色的“杜蓬”。见此二物，我觉得所谓贸易不平衡大半是外国政府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把打火机用两只手指夹着熟练地转动不已。倒像是登门访问的马戏团演员，但我当然并无发过此项邀请的记忆。

我在电冰箱的最上层摸索一会，找出很久以前酒店给的带有美国百威啤酒标记的烟灰缸，用手指拂去灰尘，放在小个子眼前。小个子以短促而悦耳的声响擦燃火柴为香烟点火，眯细眼睛往上喷了一口。他身体小得给人以奇妙之感。脸和手脚一齐小。如将普通人的形体均匀地缩小复印下来一般。因此那支香烟看起来大得仿佛一支崭新的彩色铅笔。

小个子闷声不响，只顾目不转睛地盯着燃烧的烟头。若是约翰·莱克·戈达尔的电影，应当出现“他正在盯视燃烧的香烟”这样的字幕，但那影片毕竟大大落后于时代，幸也罢不幸也罢。烟头化做为量不少的烟灰后，他用手指通通敲了几下，磕落于桌面，对烟灰缸则全然不屑一项。

“那扇门嘛，”小个子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开口道，“有必要搞坏它，所以搞坏了。当然喽，如果乖乖用钥匙来开也是可以开的。希望别见怪才好。”

“家里空空如也——你一搜我想就知道了。”我说。

“搜？”小个子不无惊讶地说，“搜？”他口叼香烟，嚓嚓有声地搔了搔手心。“搜？搜什么？”

“噢，那我倒不知道，反正你不是来搜查的吗？破门而入地。”

“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小个子说，“你肯定是误解了什么。其实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来和你说话，别无他图。什么也不搜，什么也不要。要是有可口可乐，倒想解解渴。”

我打开冰箱，拿出两罐为对威士忌买来的可口可乐，同杯子一起放在桌面。随后为自己拿出一罐惠比须啤酒。

“你不也喝点？”我指着后面的大块头问。

小个子弯起手指示意，大块头悄然趋前，拿起桌上的可乐。长得虽牛高马大，动作却如风吹杨柳。

“喝完了干那个。”小个子对大块头说。然后转向我，说出两个字：“助兴。”

我背过身，看大块头一口喝干可乐。喝毕，他把罐倒过来，确认再无一滴可乐后，放在手心一攥，便不动声色地攥得面目全非——只见红色的可乐罐发出风吹报纸般的瑟瑟声响，顿时变作一枚普普通通的金属片。

“这个嘛，哪个都会。”小个子说。

或许哪个都会，可我不会。

继而，大块头用两指夹起瘪平的金属片，嘴唇稍稍一扭，便齐刷刷地纵向撕开。把电话簿一撕两半的光景我见过一次，而撕瘪平金属罐，还是头一遭目睹。没试自然不明白，不过恐怕非同儿戏。

“百元硬币都能弄弯。这点却是没什么人能如法炮制。”小个子说。

我颔首赞同。

“耳朵都能撕掉。”

我点头同意。

“三年前是职业摔跤手来着。”小个子说，“出类拔萃的选手。要不是膝盖受伤，拿冠军如探囊取物。年纪轻，有实力，别看这样，腿脚快着哩。可惜伤了膝盖，一切顿成画饼。摔跤须有速度才行。”

见他看我的脸，我赶紧点头。

“那以后就由我照顾，我是他堂弟嘛。”

“你们这个家族就不出中间体型的人？”我问。

“再说一遍！”小个子死死盯住我。

“没什么。”我说。

小个子显得有些困惑，沉吟片刻，索性把烟掷在地上，用鞋底碾灭。对此我毫无怨言。

“你也必须再宽心些才行。要舒展心胸，放松心情，否则说话很难推心置腹。”小个子说，“双肩不要绷得太紧。”

“再从冰箱里拿罐啤酒可以么？”

“可以，当然可以。你的房间，你的冰箱，你的啤酒，不是么？”

“我的门。”我补充道。

“门就忘掉好了。老想那个，身体自然绷紧。不就是不值几个钱的一扇小门吗？你钱也挣得不少，该搬到门好些的住处才是。”

我只好不再想门，从冰箱拿出啤酒喝着。小个子往杯里倒了可乐，等泡沫消失后，喝掉一半。

“啊，让你受惊，实在抱歉。不过一开始就已说了，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破门而入地？”

听我如此一说，小个子的脸急剧涨红，鼻孔骤然鼓大。

“不是跟你说把门忘掉吗，嗯？”他语气极为沉静。接着把同样的问话向大块头重复一遍，大块头点头肯定。此人看来非常浮躁。我是不大乐意搭理如此浮躁之人的。

“我们来此是出于好意，”小个子说，“你正在不知所措，所以前来详加指点。不知所措这个说法如不合适，改说无所适从也可以。如何？”

“是不知所措，是无所适从。”我说：“无任何知识，无任何暗示，无门，门无一扇。”

小个子抓起桌面的打火机，端坐未动地朝冰箱门摔去。一声不祥的闷响，我的冰箱随即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坑。大块头拾起落于地上的打火机，放回原处。一切恢复常态，惟独冰箱门落下一块伤痕。小个子像要平静自己心情似的喝掉另一半可乐。每次面对浮躁之人，我倒多少想试验一下其浮躁的程度。

“充其量不过是一两扇那副德性的门。想想事态的严重性好了！把这座公寓整个炸掉都在所不惜，看你还敢再说一句什么门！”

门——我在心中说道。问题不在于是否值钱，门是一种象征。

“门的事倒也罢了。问题是出了这种事我很可能被逐出这座公寓。毕竟这里住的全是正人君子，一向安安静静。”

“要是有谁向你说三道四把你撵走，就往我那里打电话。我保证想办法好好收拾他一顿。这回可以了吧？不给你找麻烦。”

我觉得，果真如此，事情难免更加复杂化。但我不想进一步刺激对方，便默默点头，接着喝啤酒。

“也许是多余的忠告——年过35，最好改掉喝啤酒的习惯。”小个子说，“啤酒那玩艺儿是学生哥儿或体力劳动者喝的。一来使肚皮突起，二来使人粗俗。到了如此年纪，还是葡萄酒或白兰地有益于健康。小便排泄过频会损坏身体新陈代谢的功能。适可而止！喝贵一点的酒，要是每天都喝一瓶两万元的葡萄酒，你自觉神清气爽。”

我点头喝了口啤酒。多管闲事！喝啤酒归喝啤酒，腹部脂肪我是通过游泳或跑步来去掉的。

“不过，我也不能光说人家，”小个子道，“谁都有弱点。就我来说，就是嗜烟和偏爱甜食。尤其甜食，吃起来简直不要命。对牙不好，又容易得糖尿病。”

我点头赞同。

小个子又抽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

“我是在巧克力工厂旁边长大的。喜欢甜食恐怕就是这个原因。说是巧克力工厂，但并非森永或明治那样的大厂，一家默默无闻的街道小厂罢了。对了，生产的就是小糕点铺或超级商场中削价处理的那类粗糙不堪没滋没味的货色。这么着，工厂每天每日都散发出巧克力味儿。好些东西都感染了这种味道，窗帘也好，枕头也好，猫也好，数不胜数。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喜欢巧克力。一嗅到巧克力味儿，就想起小时候的事。”

小个子扫了一眼劳力上表盘。我本打算再次提那扇门，又担心说来啰嗦，遂作罢。

“好了，”小个子说，“时间不多，闲言少叙。多少轻松些了吧？”

“一点点。”

“那就言归正传。”小个子说，“刚才讲过了，我此行的目的，在于多多少少为你排忧解难。所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只管发问。能回答的一定回答。”

随后，小个子朝我做出催问的手势：“问什么都行。”

“首先，我想了解你们是什么身份，对事态把握到什么程度。”我说。

“问得好！”说着，小个子寻求赞同似的望着大块头。大块头点头后，他又把目光收回到我身上。“关键时刻头脑清醒，不讲废话。”

小个子把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

“这么想好了：我是为帮助你而来这里的。至于属于哪个组织，眼下都没关系。同时，我们已经把握了大致事态。博士、头骨、模糊运算后的数据，基本了如指掌。连你不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下一个疑问？”

“昨天下午可曾买通煤气检修员来盗窃头骨？”

“前面说了，”小个子道，“我们不稀罕什么头骨，我们什么都不稀罕。”

“那么又是谁呢？是谁买通煤气工的？梦幻不成？”

“那个我们不知道。”小个子说，“此外还有不知道的，那就是博士正在搞的实验。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固然一一心中有数，但不晓得其目标是什么。这点很想了解。”

“我也蒙在鼓里。”我说，“却惹了一身麻烦。”

“全都知道。你是一无所知，无非被人利用。”

“既然如此，来我这里也一无所获嘛。”

“只是来拜访一下。”说着，小个子用打火机角咚咚敲击桌面。“我们认为还是告知一声为好，而且相互汇拢一下信息和看法对今后很有益处。”

“想象一下可以吧？”

“请便。想象如小鸟一样自由，像大海一般浩瀚，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你们既非‘组织’里的，又不属于‘工厂’里的，做法和哪方面都不相同。估计是独立的小组织，而且瞄准新的市场。大概是想侵占‘工厂’的地盘吧，我想。”

“你瞧你瞧，”小个子对大块头说，“刚才我说了吧，脑袋清醒着咧！”

大块头点头。

“住这种廉价房间的，脑袋好使得出奇；老婆跟人私奔的，脑袋也灵得不一般。”小个子道。

“你的推测大体不错。”小个子继续道，“我们是打算把博士开发的新方法搞到手，以便在这场情报大战中一鸣惊人。且已做了相应的准备，资金也不缺。为此需要得到你这个人和博士的研究成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打破‘组织’和‘工厂’的两极结构。这也正是情报战优秀的地方，平等得很。谁能搞到新的先进系统，谁就稳操胜券，而且是决定性的胜券。况且目前的状况也不正常，岂非彻头彻尾的垄断！情报中的某部分由‘组织’垄断，另一部分由‘工厂’独吞。谈不上竞争。这无论如何都有违于自由主义经济的法则。如何，你不认为不正常？”

“与我无关。”我说，“我这样的小喽啰不过像蚂蚁一样的干活罢了，此外概不考虑。所以，如果两位是来这里拉我入伙的话……”

“你好像还懵懵懂懂，”小个子咂咂舌，“我们压根儿就没想拉你入伙，只是说想得到你。再下一个疑问？”

“想了解夜鬼。”我说。

“夜鬼是在地下生活的。住在地铁、下水道那样的地方，靠吃城里的残羹剩饭和喝污水度日。几乎不同人发生关系。所以很少有人晓得夜鬼的存在。一般不至于加害于人，但偶尔也把单独误入地下的人逮住吃掉。地铁施工当中就不时发生作业人员下落不明的事件。”

“政府不知道？”

“政府当然知道。国家这东西是不会那么傻的。那帮家伙一清二楚——不过也仅仅限于最高领导层。”

“那为什么不提醒大家，或让大家躲开？”

“第一，”小个子说，“如让国民知道，势必引起一大场混乱。不是么？要是大家晓得自己脚下有一群莫名其妙的活物动来动去，哪个心里都不是滋味。第二，欲除无法。自卫队也不大可能钻到整个东京城的地下去把夜鬼全部斩尽杀绝。黑暗是它们最得意的场所。如果真的动手，必是一场恶战。

“第三，还会有这种情况：它们在皇宫下面筑有极大的巢穴。一旦事情不妙，就会捅开地面爬出，甚至能把地上的人拖入地下。那样一来，日本势必乱成一团，对吧？所以政府才不同夜鬼对阵，而听之任之。再说，若和它们携手合作，反倒可以控制一股巨大的势力。政变也好，战争也好，只要同夜鬼协同作战，就绝对不会失利。因为纵使发生核战争，它们也会死里逃生。不过目前阶段，谁也没同夜鬼结为同党。因为它们疑心太重，决不轻易同地上的人交流。”

“听说符号士同夜鬼打得火热？”我说。

“倒是有此风声。即使实有其事，也不过是极少一部分夜鬼由于某种缘故暂时被符号士笼络住了，不会有更深的发展。不能设想符号上同夜鬼会结成永久性同盟。不必当一回事。”

“可是博士被夜鬼劫走了呀！”

“这也的确听说了。详情我们也不晓得。也可能是博士为掩人耳目而自导自演的一场戏——这种可能性也并非就不存在。毕竟情况过于错综复杂，发生什么都无足为奇。”

“博士在从事一项特殊研究。”说着，小个子从各个角度端详打火机。“为了同计算士和符号士这两大组织分庭抗礼而在推进自己独特的研究。符号士想超过计算士，计算士想排挤符号士。博士则在二者的夹缝中开展足以使整个世界结构彻底颠倒的研究。为此才需要你的帮助，而且需要的不是你作为计算士的能力，而是你本身。”

“我？”我愕然道，“为什么需要我？我又没什么特殊能力，平庸无奇。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自己会在颠覆世界上面推波助澜。”

“我们也在寻求这个答案。”小个子手里团团玩弄着打火机，“有所觉察，但不明确。总之他把研究焦点对准了你。这已做了长时间准备，现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在你本身不知不觉之间。”

“等这攻坚战一完，你们就把我和研究成果搞过去，对吧？”

“可以这样说吧。”小个子道，“问题是形势渐渐蹊跷起来，‘工厂’嗅到了什么并开始活动。因此作为我们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伤脑筋啊！”

“‘组织’可晓得此事？”

“估计还没有察觉到。当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士周围加以监视也是事实。”

“博士是何许人物呢？”

“博士在‘组织’中干了好几年。他干的当然不是你那种事务性工作，是在中央研究室。专业是……”

“‘组织’？”情况愈发微妙愈发复杂。尽管置身于话题的中心，却惟独我茫无所知。

“是的。也就是说博士曾是你的同事。”小个子说，“见面机会想必没有，仅仅隶属同一组织罢了。诚然，这组织——计算士组织也的确过于庞大过于复杂，加之奉行近乎恐怖的秘密主义，因此只有一小撮头头才了解什么地方在进行什么。总之，右手干什么左手不知道，右眼看的与左眼看的不是同一物体。一句话，情报量太大，任何人自己都无法处理。符号士企图窃为己有，计算士则全力守住不放。然而即使再扩大组织，哪一方都不可能把握洪水般汹涌的情报信息。”

“这样，博士有了自己的想法，而退出计算士组织，埋头搞自己的研究。他的专业面很广。大脑生理学、生物学、骨相学、心理学——大凡关于控制人类意识的研究，他都堪称出类拔苹的角色。在当今时代，不妨说是文艺复兴式的世界罕见的天才学者。”

想到自己曾对如此人物解释过何为分类运算模糊运算，不由自觉汗颜。

“现在计算上设计出的计算系统，即使说几乎全是他一人之功我想也不为过。你们不过是把他开发的秘密技术付诸实施的工蜂而已。”小个子说，“这样说不大客气吧？”

“没关系，不用客气。”

“话说回来，博士退出了组织。退出以后，不用说，符号士组织马上前来拉拢。毕竟退出组织的计算士大部分当了符号士。但博士拒绝了，说自己有必须独自开展研究的项目。这样一来，博士就成了计算士和符号士共同的敌手。因为，对计算士组织来说他过于了解秘密，对符号士组织而言他是敌阵中的一员。在那些家伙眼里，非友人即敌人。博士对此也了然于心，于是紧挨在夜鬼巢穴旁建造了实验室。实验室可去了？”

我点下头。

“这实在是条妙计。任何人都甭想靠近那个实验室。夜鬼就在那一带成群结队，无论计算士组织还是符号士组织都不是夜鬼的对手。他本人往来时则发出一种夜鬼讨厌的声波，使得夜鬼倏忽间无影无踪，就像摩西横渡红海时一样。堪称万无一失的防御系统。除去那个女郎，你是第一个得以进入实验室的人，或许。这就是说，你这一存在已重要到了如此地步。不管从哪方面看，博士的研究都到了最后关口，叫你去就是为了突破这道关口。”

我“唔”了一声。有生以来自己本身还从未曾如此举足轻重。这一点总使我觉得有些不很自然，不大习惯。“那么说，”我开口道，“博士让我处理的实验数据不外乎是叫我前去的诱饵，实质上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博士的目的在于把我叫去？”

“那也不尽然。”小个子扫了一眼手表，“那数据是严密设计出来的程序，好比定时炸弹，到时间就轰隆一声爆炸。当然这纯属想象，究竟如何我们也不得而知，要直接向博士本人才行，呃——时间越来越少了，谈话就到此为止如何？往下还有个约会。”

“博士的孙女怎么样了？”

“那孩子怎么样？”小个子不可思议似的问，“我们也不晓得，又不可能一一监视不放。莫非对她有意思？”

“没有。”我想大约没有。

小个子离座站起时依然不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他抓起桌上的打火机揣进裤袋。“对立的立场我想大致你已了解了。再补充一点：我们现在有个计划，就是说眼下我们掌握的情报要比符号士的详细，已经抢先一步。问题是我们的组织较之‘工厂’弱小得多。假如他们真的加大马力，我们恐怕难免被甩在后面，被打得溃不成军。所以作为我们必须在此之前牵制住符号士。这层意思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明明白白。”

“但是单靠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必须借助别人的力量。你可以助一臂之力吧？”

“‘组织’。”我说。

“啧啧，”小个子对大块头说，“我说他头脑清醒吧。”随即又注视我的脸，“这是需要诱饵的。没有诱饵谁都不肯上钩。拿你做诱饵好了。”

“兴致不大。”

“这不是兴致大不大的问题。”小个子说，“我们也在殊死拼搏。这回我倒有一点要问——这房间中你最珍惜的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有一样值得珍惜，清一色便宜货。”

“这我知道。不过，不希望被人破坏的东西总有一两件吧？哪怕再便宜，毕竟也靠它在此生活嘛。”

“破坏？”我吃了一惊，“破坏是怎么回事？”

“破坏……就是破坏嘛，比如门的下场。”说着，小个子指了指门拉手门锁已不翼而飞的扭曲变形的门。“为了破坏的破坏，全都弄它个稀巴烂！”

“为什么？”

“一两句解释不清，再说解释与否反正都要破坏。所以，要是有不希望破坏的只管说。不乱来的。”

“录像机，”我只好直言，“监控电视。这两件贵，又刚买。还有壁橱上贮存的威士忌。”

“此外？”

“皮夹克和新做的三件头西装。皮夹克是美国空军轰炸机型的，领上带毛。”

“此外？”

我沉思片刻，看另外还有没有值钱之物。再没有了。我家不是保管贵重物那类场所。

“仅此而已。”

小个子点点头，大块头也点点头。

大块头首先逐个打开壁柜和抽屉，从抽屉中拉出锻炼肌肉的对拉弹簧键，绕到背后，贴着脊背拉直。我还从未见过把这弹链完全贴背拉直的人物，也算开了眼界。真个十分了得。

他像拿棒球很一样双手握着对拉弹簧链，到卧室去了。我探长身子，看他做何举动。大块头在监控电视机前站定，抡起肩上的弹簧链对准电视荧屏狠命抡去。随着显像管粉身碎骨之声，以及浑似一百个闪光灯同时烧毁的声响，三个月前新买的27英寸电视机便如西瓜一般被砸得一塌糊涂。

“等等……”说着，我急欲起身。小个子啪地一拍桌面，把我止住。

继而，大块头举起录像机，把平面部分对准电视机角咬牙切齿地摔打不止。几个按键四下飞溅，拉线短路，一缕白烟犹如得救的魂灵浮在空中。确认录像机已惨遭彻底毁坏之后，大块头将报废的机体扔在地板上，这回从衣袋中抽出一把刀，随着咔一声单纯明快的声响，明晃晃的刀身一闪而出。他随即拉开立柜，将两套加起来差不多价值20万元的服装——轰炸机式夹克和三件头西服利利索索地划裂开来。

“怎么好这样胡来，”我对小个子吼道，“不是说不破坏贵重物吗？”

“我可没那么说，”小个子泰然自若地回答，“只是问你最珍惜什么，没有说不破坏。破坏就是要从珍贵的开始，岂非明摆着的事！”

“得得。”说着，我从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喝起来，和小个子一起观看大块头破坏我这两室一厅的小而富有格调的住房。

14.世界尽头（森林）

不久，秋光杳然逝去。一天早晨睁眼醒来，但见秋天已经完结。天空已不复见金秋那潇洒飘逸的云影，而代之以阴晦厚重的云层。那云层俨然带来的信的使者从北大山顶探出头来。对镇子来说，秋天是令人心情怡然的美的天使，可惜其逗留时间过于短暂，而其动身起程又过于猝然。

秋天远逝之后，有一段为时不长的空白。那空白很奇妙，静静的，既不似秋天又不同于冬日。包裹兽体的金毛渐渐失去光泽，恰如被漂白过一般明显泛起白色，告诉人们寒冬即将来临。所有生物所有事象都为抵御冰雪季节而缩起脖颈，绷紧身体。冬天的预感犹若肉眼看不见的薄膜覆盖着全镇，就连风的奏鸣、草木的摇曳、夜的静谧和人们的足音都仿佛蕴含某种暗示滞重而陌生。甚至原来使我感到心旷神怡的河中沙洲的琤琮声，也不再抚慰我的心灵。一切一切都为保全自己而紧紧闭起外壳，而开始带有一种完结性。对它们来说，冬天是不同于任何其他季节的季节。小鸟的鸣啭也变得短促变得尖锐，时而惟见其拍动的双翅摇颤着这冰冷冷的空白。

“今年冬天怕是要冷得特殊，”老大校道，“一望云形就晓得。喏，你看。”老人把我领到窗边，指着压在北大山的又黑又厚的云层说，“以往每到这一时节，北大山就有预示冬日来临的云片出现。它好比先头部队，我们可以根据当时云的形状来预测冬天寒冷的程度。若是呆板扳平展展的云，说明是温暖的冬季；越厚则冬天越冷。而最糟糕的是状如大鹏展翅的云。有它出现，冬天肯定冷得滴水成冰。就是那种云！”

我眯缝起眼睛望着北大山的上空。尽管有些迷离，但还是能辨出老人所说的云形。云片横向拉长，足以遮蔽北大山的两端。中间则如山一样翼然膨胀开来，形状确实很像老人说的大鹏展翅。那是一只飞越山顶而来的不吉利的灰色巨鸟。

“滴水成冰的冬天五六十年才有一次。”大校说，“对了，你恐怕没有大衣吧。”

“嗯，没有。”我说。我有的只是进镇时发给的不很厚的棉衣。

老人打开立柜，从中拽出一件藏青色军大衣递到我手中。大衣重如石头，粗羊毛直扎皮肤。

“重是重了点，总比没有强。是近来专为你搞来的。但愿大小合适。”

我把胳膊伸进衣袖。肩部有点宽。真不习惯，重得真可以使人东倒西歪。不过看来还算合身。况且正如老人所言，总比没有强。我道了谢。

“你还在绘地图？”老大校问。

“嗯，”我说，“还剩有几部分，可能的话，想把它最后绘完。好容易绘到这个地步。”

“绘地图倒没什么要紧。那是你的自由，又不妨碍别人。不过，不是我说话不中听，冬天来到后不要出远门，不可离开人家附近。尤其像今年这么严寒的冬天，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分。这里虽说地方不大，但冬天里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危险地带。绘地图要等明年春天再动手完成。”

“明白了。”我说，“可冬天要什么时候开始呢？”

“下雪。飘过一片雪花冬天就算开始。而河中河洲的积雪化尽之时，便是冬天结束之日。”

我们一面望着北大山的云层，一面啜着早间咖啡。

“另外还有一件要事。”老人说，“入冬后尽量别接近围墙，还有森林。冬天开始后这类存在力量大得很。”

“森林到底有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老人略一沉吟，“什么也没有的。至少那里没有任何你所需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森林是多余的场所。”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老人打开炉盖，扒去灰，添了几根细柴棍和煤块。

“估计今晚就要生炉子了。”他说，“这柴棍和煤块取自森林，蘑菇和菜等吃的东西也来自森林。在这个意义上，森林于我们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此而已，再无他用。”

“既是这样，那么森林里该有人挖煤拾柴采蘑菇？”

“不错，那里是有人居住。他们搞来煤块柴禾蘑菇供应镇子，我们给他们粮食服装之类。这种交换由特定人在特定场所每周进行一次。此外概无交往。他们不靠近镇子，我们不走近森林。我们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什么地方不同？”

“在所有意义上。”老人说，“大凡可以想到的方面他们全与我们不同。不过要注意：切不可对他们发生兴趣。他们危险，他们很可能给你某种不良影响。因为——怎么说呢——你这人还没有安稳下来。在适得其所地完全安稳下来之前，最好对无谓的危险避而远之。森林不外乎森林，你在地图上只消标明‘森林’即可。明白了？”

“明白了。”

“还有，冬天的围墙更是危险无比。一到冬天，围墙便愈发森严地围紧镇子，监视我们是否被万无一失地围在其中。大凡这里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能逃过围墙的眼睛。所以，无论你采取何种形式，都万万不可同围墙发生关系，切勿接近。我说过几次了，你这人还没有安稳下来。你迷惘你困惑你后悔你气馁。对你来说，冬天是最危险的季节。”

问题是，我必须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横竖去一次森林，去看个究竟。已经到了向影子交地图的原定期限，并且他交待过我要察看森林。只要看了一次森林，地图就算完成。随着北大山的云层缓慢而稳健地展开双翼漫上镇子上空，太阳光骤然减弱了金辉。天空

如罩上细细的粉尘，一片迷濛，阳光沉淀其中，奄奄一息。对我受伤的双眼来说，倒是求之不得的大好季节。天空再也不会晴得万里无云，呼啸的风也无力吹走这样的云层。我从河边小路进入森林。为避免迷路，我决定尽可能沿墙根来窥看森林里面的情景。这

样也才能够把包拢森林的围墙形状绘入地图。

但这场探索决不轻松。途中有深似地面整个下陷造成的笔陡的深壑，有比我个头还高出一截的茂密巨大的野莓丛，有挡住去路的沼泽。而且到处挂满黏糊糊的大蜘蛛网，缠绕我的睑、脖子和手臂。四周树丛不时传来什么东西蠢蠢欲动的沙沙声。高耸的树枝遮天蔽日，使得森林如海底一般幽暗。树阴下长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蘑菇，宛如令人毛骨悚然的皮肤病。

尽管如此，当我一度离开围墙而踏入森林里面，眼前仍然展现出近乎不可思议的静谧而平和的天地。没有任何人染指的神秘的大自然生成的大地那清新的气息充溢四周，静静地抚慰着我这颗心。在我眼里，根本看不出这就是老大校忠告以至警告过我的危险地带。这里有树木青草和各种微小生命组成的无休无尽的生命循环。哪怕一块石头一抔土都令人感觉出其中不可撼动的天意。

离开围墙后，越是深入森林，这种印象就越强烈。不吉祥的阴影淡然远近，树形和草叶的颜色也仿佛变得沉稳而柔和，鸟的叫声听起来也悠扬悦耳。随处闪出的小块草块也好，走线一般从密树间穿行的小溪也好，都未使人产生围墙附近森林所给予的那种紧张感和压抑感。我不明白何以有如此霄壤之别。或许由于围墙以其强力扰乱了森林的空气，也可能仅仅是地形上的原因。

但是无论森林里边的行走令我如何惬意，我仍然不敢完全离开围墙。森林毕竟深无尽头，一旦过于深入，辨别方向甚至都不可能。既无路可走，又无标识可循。所以，我总是在保持眼角可以瞥见围墙那样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森林对我是朋友还是敌人，这点我还难以判断。再说，这种恬适与惬意乃是要把我诱入其中的幻景也未可知。不管怎么说，正如老人所指出的，我对于这个镇子还是个摇摆不定的弱小存在，怎么小心都不为过分。

我想也许因为自己尚未真正走进森林的纵深处，没发现任何有人居住的迹象。既无脚印，又不见摸过什么的手痕。对于在林中同他们相遇，我半是感到害怕，半是怀着期待。但如此转了几日，全然没有发现暗示他们存在的现象。我猜想他们很可能住在林中更深远的地方，或者巧妙地躲着我。

探索到第三天或第四天时，在恰好东墙向南大幅度转弯的地方，我发现墙根处有一小块草地。在围墙拐角的挟迫下，草地呈扇面形舒展开来。周围密密麻麻的树林居然停止进犯而留出这块小小的空间。奇怪的是，墙根景致所特有的令人心慌意乱的紧张感也在这一角荡然无存，漾溢着林内的安详与静谧。潮润而绵软的小草如地毯一般温柔地覆满地面，头上是一方被断然切成异形的天宇。草地的一端遗留着几块石基，说明这里曾有过建筑物。踏着一块块石基踱去，发觉原来的建筑布局相当工整相当正规，起码并非临时凑合的小屋。曾有三个独立的房间，有厨房有浴室有门厅。我一边循着遗址踱步，一边想象建筑物存在时的情形。

至于何人出于何动机在林中筑此屋宇，之后又缘何尽皆拆毁，我则揣度不出。

厨房后侧剩有一口石井。井中填满了土，上面杂草葳蕤。埋井者想必是当时撤离这里的人。为什么我自是不得而知。

我在井旁弓身坐下，倚着古旧的石栏仰望天空。只见从北大山吹来的风微微摇曳着将这残缺的天宇围成半圆形的树枝，沙沙作响。满含湿气的积云不紧不慢地横空而过。我竖起上衣领，注视着流云蹒跚的脚步。

建筑物遗址后面耸立着围墙。在森林中我还是第一次这般切近地目视围墙。挨近看来，的确可以感到墙在喘息不已。如此坐在东面林中豁然闪出的野地，背靠古井谛听风声之间，我觉得看门人的话还是可信的。倘若这世上存在完美无缺之物，那便是这围墙。想必它一开始使存在于此，如云在空中游移，雨在大地汇川。

围墙过于庞大，无法将其纳入一页地图。其喘息过于剧烈，曲线过于优美。每次面对围墙写生，我都觉得有一片漫无边际的疲软感席卷而来。围墙还能根据视角的不同而难以置信地明显变换表情，致使我难以把握真实面目。

我决定闭目小睡。尖锐的风声持续不停，树木和墙壁密实地护拥着我，使我免受冷风的侵袭。睡前我想到影子。该是把地图交给他的时候了。诚然，细部还不准确，森林内部仍几近空白，但冬天已迫在眉睫，且入冬后反正也没有可能继续勘测。我已在速写本上基本勾勒出了镇的形状及其中存在物的位置和形态，记下了我所掌握的全部事实。往下就轮到影子以此为基础进行策划了。

看门人虽然对让不让我同影子会面心中无数，但到底同我讲定，允许我在白昼变短影子体力变弱之后同其相见。如今冬季即将来临，条件当已具备。

接下去，我仍闭目合眼，想图书馆的女孩。然而越想我越觉得心中的失落感是那样深重。它来自何处如何产生我固然无法确切地把握，但属于纯粹的失落感却是千真万确。我正在眼睁睁地看她身上失去什么，且持续不断地。

我每天同她见面，可是这一事实并未填补我心中广大的空白。我在图书馆一个房间里阅读古梦时，她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的身旁。我们一块儿吃晚饭，一块儿喝温吞吞的饮料，还送她回家。两人边走路边拉拉杂杂地闲聊。她谈她父亲和两个妹妹的日常起居。

但当我把她送到家门口分手之后，我的失落感似乎比见面前还要深重。对这片茫无头绪的失落感我实在束手无策。这口井太深，太暗，任凭多少土都无法填满空白。

我猜测，这片失落感说不定在某个地方同我失去的记忆相关相连。记忆在向她寻求什么，而我自身却做不出相应的反应，以致其间的差距在我心头留下无可救药的空白。这问题眼下的确使我棘手。我本身这个存在过于软弱无力风雨飘摇。

终于，我把这些纷纭的思绪统统赶出脑海，沉入睡眠之中。

一觉醒来，周围气温低得可怕。我不禁打个寒战，用上衣紧紧裹住身体。已是日暮时分。我从地上站起，抖落大衣上的草屑。这当儿，第一场雪轻飘飘触在我脸上。仰首望天，云层比刚才低垂得多，且愈发黑了，透出不祥之感。我发现几枚形状硕大而依稀的雪片自上空乘风款款飘向地面。冬天来了！

我离开前再次打量一番围墙。在雪花飞舞阴晦凝重的天宇下，围墙更加显示出完美的丰姿。我往墙的上头望去，竟觉得它在俯视我，严然刚刚觉醒的原始动物在我面前巍然矗立。

它仿佛在对我说：你为什么呆在这里？你在物色什么？

然而我无法回答。低气温中短暂的睡眠从我体内夺走了所有温煦，向我头内注入了形态奇妙而模糊的混合物样的东西。这使我觉得自己的四肢和头脑完全成了他人的持有物。一切都那么沉重，却又那般缥缈。

我尽量不让目光接触围墙，穿过森林，急切切往东门赶去。道路长不见头，暮色迅速加深，身体失去微妙的平衡感。途中我不得不几次止住脚步喘息换气，不得不聚拢继续前进的体力，把分散迟钝的精神集中在一起。暮色苍茫中，我觉得有一种异物劈头盖脑地重重压着自己。森林里恍惚听见有号角声传来。但听见也罢不听见也罢，反正它已不留任何痕迹地穿过自己的意识。

勉强穿过森林来到河边时，地面早已笼罩在凝重的夜色中。星月皆无，惟有夹雪的冷风和寒意袭人的水声统治四野。我已无从记起此后我是花了多长时间才走回图书馆的。我记得的只是沿河边路永不间断地行走不止。柳枝在黑暗中摇曳，冷风在头顶呼啸。无论怎样行走，道路都漫不见头。

女孩让我坐在炉前，手放在我额头上。她的手凉得厉害，以致我的头像磕在冰柱上似的作痛。我条件反射地想把她的手拨开，但胳膊抬不起来。刚要使劲抬起，却一阵作呕。

“烧得不得了！”女孩说，“到底去哪里干什么来着？”

我本想回答，但所有语言都从意识中遁去。我甚至无法准确理解她的话语。

女孩不知从哪里找来好几条毛毯，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包起，让我躺在炉旁。躺倒时她的头发碰着我的脸颊。我不由涌起一股愿望：不能失去她！至于这愿望是来源于我本身的意识，还是浮自昔日记忆的断片，我则无以判断。失却的东西过多，我又过于疲劳。我感到自己的意识正在这虚脱感中一点点分崩离析。一种奇异的分裂感——仿佛惟独意识上升而肉体则全力遏止的分裂感俘虏了我。我不知道自己应寄身于哪个方向。

这时间里，女孩始终紧握我的手。

“睡吧。”我听她说。声音恍惚来自冥冥的远处。

15.冷酷仙境（威士忌、拷问、屠格涅夫）

大块头在水槽里把我贮存的威士忌打得一瓶不剩——的确一瓶也不剩。我同附近酒店的老板成了熟人，每次削价处理威士忌时，对方都送一两瓶过来，结果我现在的库存量相当可观。

大块头首先打烂了2瓶威尔德·泰西，接着开始摔苏格兰C·S，毁掉了3瓶I·W，粉碎了2瓶杰克·丹尼，埋葬了劳塞斯，报销了赫格，最后把半打芝华士一起送上西天。声音震天动地，气味直冲霄汉。毕竟同时打碎的是足够我喝半年的威士忌，气味当然非同小可，满屋子酒气扑鼻。

“光是呆在这里都能醉过去。”小个子感慨道。

我万念俱灰，支着下巴坐在桌旁，眼看支离破碎的酒瓶在水槽中越积越高。在上的必然掉下，有形的必然解体。伴随着酒瓶的炸裂之声，大块头打起刺耳的口哨。听起来那与其说是口哨，莫如说是用牙刷摩擦空气裂缝那参差不齐的剖面所发出的声响。曲名则听不出来，或者没有旋律，不过是牙刷或上或下地摩擦剖面或在中间出入而已。一听都觉得神经大受磨损。我频频转动脖颈，把啤酒倒入喉咙。胃袋硬得活像外勤银行职员的公文包。

大块头继续进行并无意义可言的破坏。当然，对他俩来说也可能有某种意义，但对我却是没有。他将床一把掀翻，用刀割裂床垫。又把立柜里的衣服一古脑儿掏空，把桌子抽屉统统摔在地上。接着揭掉空调器的配电盘，踢翻垃圾筒，将抽屉里的东西用不同的办法——砸毁摔碎。雷厉风行，干脆利落。

卧室和客厅沦为废墟之后，即刻移师厨房。我和小个子则转到客厅，把靠背割得七零八落且上下倒置的沙发弄回原处，坐下观看大块头在厨房大发淫威。沙发坐垫几乎完好无缺委实堪称不幸中的一幸。这沙发坐上去极为舒坦，是我从一个摄影师熟人手里低价买下来的。那摄影师在广告摄影方面乃一把好手，可惜神经不知哪里出了故障，偏要躲进长野县的深山老林，临行前把事务所的沙发处理给了我。对他的神经我固然深感惋惜，但还是为能搞到这个沙发而暗自庆幸。至少可以不必另买。

我坐在沙发右端双手捧着罐装啤酒，小个子在左端架腿靠臂。尽管声音如此之大，左邻右舍却无一人前来过问。此层楼住的差不多都是单身，若非有相当例外的原因，平日白天几乎空无一人。这两人想必晓得个中情况才如此肆无忌惮地弄得震天价响吧？有些可能。他俩全都了然于心。表面上似嫌鲁莽，行动起来却精打细算，无一疏漏。

小个子不时觑一眼劳力士，确认作业进展状况，大块头则稳准狠地在房间里往来砍杀，片甲不留。给他如此搜查一遍，恐怕连一支铅笔都无处藏身，然而他们——如小个子起始宣称的那样——什么也没搜查，只是一味破坏。

为什么？

莫非想让第三者以为他们已统统搜过不成？

第三者是谁呢？

我不再思考，喝干最后一口啤酒，空罐置于茶几。大块头拉开餐柜，将玻璃杯扫落在地，又向碟盘发起攻击。带过滤器的咖啡壶、茶壶、盐瓶、白糖罐、面粉罐，全部粉身碎骨，大米撒了一地。冷冻箱里的冷冻食品也惨遭同一下场。约有一打的冻虾、一大块牛脊肉、冰淇淋、最高级的黄油、长达30厘米的大块咸大马哈鱼子和试做的番茄汁，全都发出陨石群撞击沥青路面般的声响，零乱不堪地滚落在漆布地板上。

进而，大块头双手抱起冰箱，先往前，然后冰箱门朝下推倒在地。散热器的配线大概断了，溅出细小的火花。我大为头疼：该如何向前来维修的家电修理工说明故障原因呢？

这场破坏戛然而止，一如其开始之时，既无“可是”“但是”。又无“然而”“不过”，倏忽间完全止息，长时间的沉默笼罩四周。大块头不再打口哨，立在厨房与客厅的门口处以空漠的目光望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房间变成这般狼狈模样花了多长时间。大约15分钟到30分钟。比15分钟长，较30分钟短。但从小个子目视劳力士表盘时现出的满意神情看来，我猜想这可能近乎破坏两室一套住房所需标准时间。从全程马拉松所需时间到卫生纸一次所用长度，世上实在充满各种各样的标准值。

“收拾怕是很花时间。”小个子说。

“算是吧，”我说，“而且花钱。”

“钱不钱当前不在话下，这是战争！算计钱是打不赢战争的。”

“不是我的战争。”

“至于谁的战争倒无所谓，谁的钱也无所谓。所谓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听天由命。”

小个子从衣袋掏出雪白的手帕，捂住嘴咳嗽两三声。又察看一会手帕，揣回原来的衣袋。也许出于偏见，我是不大相信身上带手帕的男人。我便是如此存在为数甚多的偏见。所以不很受人喜欢，因为不受喜欢偏见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走后不久，‘组织’那帮人就会赶来。他们要调查我们，看我们闯入你房间搜寻什么，问你头骨在哪里。但你对头骨一无所知。明白么？不知道的事无法告诉，没有的东西拿不出来，纵使受到拷问。所以我们同来时一样空手回去。”

“拷问？”

“免得你受怀疑，那些家伙不知道你去博士那里，知道这点的眼下只有我们。所以你不至于受害。你是成绩优秀的计算士，那些家伙肯定相信你的话，而以为我们是‘工厂’，并开始行动。我们早已算计好了。”

“拷问？”我间，“拷问，如何拷问？”

“过会儿告诉你，别急。”

“假如我把分类运算的实情告诉给本部的人呢？”我试着问。

“那一来，你就被他们干掉。”小个子说，“这不是骗你，真的！你瞒着组织去博士那里做了被禁止的模糊运算。光是这一件就已非同小可，何况博士又拿你来做实验。这可不是儿戏！你现在的处境比你自已想象的危险得多。听着，坦率地说，你一只脚已经站在桥栏，要好好想一想往哪边落才行。摔伤后可就追悔莫及。”

我们在沙发左右两端面面相觑。

“有一点想问问，”我说，“我帮着你们对‘组织’说谎究竟有何好处？作为现实问题，计算士毕竟属于‘组织’，而关于你们我则毫不了解。我何苦非得同外人勾结来欺骗自己人呢？”

“简单得很，”小个子说，“我们把握了你所面临的大致境况，正在利用你。而你的组织对你的处境还几乎浑然不觉。一旦发觉，很可能除掉你。我们的估算百发百中。简单吧？”

“可是，‘组织’迟早总要发觉的，无论境况如何。‘组织’极其庞大，而且不傻。”

“或许。”小个子说，“但那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在那一时间里，如果顺利我们也好你也好说不定可以解决掉各自的问题。所谓选择就是这么一种东西。要尽量选择可能性多的，哪怕仅多百分之一。这和下国际象棋一样，受挫的时候就逃，逃的过程中对方很可能出错。

纵使再厉害的对手也不能保证不出错。那么……”

说着，小个子看了下表，朝大块头啪地打个响指。大块头旋即像接通电源的机器人一般猛地扬起下颏，三步两步来到沙发跟前，屏风似的在我面前稳稳站定。不，与其说是屏风，莫如说更接近于露天电影场的巨型银幕，挡得前面一无所见。天花板的灯光整个被他遮住，淡淡的阴影包笼着我，我蓦然想起小时在校园观看日蚀的情景。大家把蜡烛油涂在玻璃板上，用来代替过滤镜观望太阳。差不多已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往事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似乎把我带到了妙不可言的场所。

“那么，”小个子重复道，“往下需要你稍微难受一下。稍微——或者说相当难受也未尝不可。这是为你本人着想，只能请你忍耐。我们其实也不是想干才干的，实属迫不得己，脱下裤子！”

我无可奈何地脱下裤子。反抗也于事无补。

“跪在地上！”

我乖乖地撤离沙发，在地毯跪下。以只穿运动衫和短裤的形象跪在地上实在有些奇妙。但还没容我深想，大块头便绕到背后两手插进我腋下，拦腰攒住我手腕。其动作一气呵成，恰到好处。被勒得特紧的感触自是没有，但若想多少动一动身子，肩和手腕便如被拧一般作痛。接下去，又用他的脚把我的脚腕死死固定。这么着，我便如同射击游戏室壁架上摆的假鸭子，全然动弹不得。

小个子去厨房拿回大块头放在桌子上的快刀，将刀身弹出大约7厘米，从衣袋里掏出打火机仔细烧了烧刀刃。刀本身倒也小巧玲珑，不给人以凶残之感。但我一眼即看出并非附近杂货铺卖的那类便宜货。就切割人体来说，其大小已绰绰有余。人体与熊体不同，绵软如桃，有7厘米管用的刀刃基本可以随心所欲。

用火消罢毒，小个子静候片刻，以便刀刃降温。随后，他把左手放在我白色短裤的腹部橡皮带处，往下拉到阳物露出一半的部位。

“有点痛，咬牙忍着。”他说。

我觉得有个网球大小的块状空气从胃涌至喉咙，鼻头浮出汗珠。我很怕，害怕自己的阳物受伤。如若受伤，将永无勃起之日。

但小个子丝毫没有伤害我的阳物，而在我肚脐往下约5厘米的地方横向切了一道6厘米左右的口子。仍有些发热的锋利刀刃轻轻吃进我的小腹，如用直尺画线一般往右一拉。我刚要收腹，但由于大块头顶在背部，纹丝动弹不得。更何况小个子还用左手紧紧握着我的阳物。我直觉得浑身所有的汗毛孔一齐冒出冷汗。稍顷，一股滞重的痛感猛然袭来。小个子用纸巾擦去刀口上的血，收起刀身，大块头随即离开我的身体。眼看血把我的白色短裤染得通红。大块头从卫生间另拿来一条毛巾，我接过捂住伤口。

“缝七针就行。”小个子说，“多少会留下伤疤，好在那个位置别人看不见。可怜固然可怜，毕竟人有旦夕祸福，就忍耐一下吧。”

我把毛巾从伤口拿开，看被割成什么样子。伤口不算很深，但仍可见到带血的淡粉色的肉。

“我们一离开，‘组织’就有人赶来，你就亮出这伤口，就说我们威胁你，逼你道出头骨下落，否则还要深切，但由于实在不知头骨在什么地方，无法说出，所以我们才无可奈何地走了，这就是拷问。我们认真起来，干得比这还要厉害咧。不过现在这个程度足矣。要是还有几次机会，肯定叫你好好瞧瞧更厉害的。”

我用毛巾捂着小腹，默默点头。原因我说不清，总之觉得还是言听计从为妙。

“不过，那位可怜的煤气检修员果真是你们雇的吧？”我问，“莫非你们故意马失前蹄，以便我多加小心，好把头骨和数据藏起来不成？”

“聪明，”小个子说着，看了眼大块头的脸，“脑袋就该这样运转。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活下去，如果幸运的话。”

言毕，两人离开房间。他们无需开门，无需关门。我房间那扇拉手不翼而飞四框扭曲变形的不锈钢门，现在向全世界开放。

我脱下沾满血污的短裤，扔进垃圾篓，用浸湿的软纱布擦净伤口四周的血。每次前后弯腰，伤口便火辣辣地痛。运动衫衣襟也有血迹，也一扔了之。接着，我从散落一地的衣服当中拨弄半天，挑一件即使沾血也不显眼的T恤和一条最小的三角裤穿了。

然后，去厨房喝了两杯白水，边想问题边等“组织”来人。

过了30分钟，本部来了三个人。一个便是经常来我这里取数据的盛气凌人的年轻男联络员。此人一如往常地身穿深色西服、白衬衫，打一条银行贷款员的那种领带。其余两人穿着胶底布面轻便鞋，一副运输公司搬运工的打扮。但看上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像银行职员和搬运工之辈，只不过借助这副不引人注目的装束而已。眼睛总是不断打量前后左右，身上肌肉时刻绷紧，以随时应付一切事态。

他们也同样没有敲门，穿鞋径直升堂入室。搬运工模样的两人仔仔细细地检查房间，联络员则从我嘴里听取情况。他从上衣内侧口袋掏出一个黑皮手册，用夏普记录笔记下谈话要点。我说有两人来搜寻头骨，出示了腹部伤口。对方对着伤口看了好一会儿，但未发表任何感想。

“头骨？头骨到底是什么？”他问。

“哪里晓得什么头骨，”我说，“我还想问人呢。”

“真的没有印象？”年轻联络员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凋问道。“这点极其关键，请认真回忆一下，过后改口可就来不及了。符号士们不至于毫无根据采取不必要的行动。既然他们来你房间搜寻头骨，那么就有根据说明你房间存在头骨。零是什么也产生不出的。而且那头骨具有搜寻的价值。不能认为你同头骨没有任何关联。”

“既然头骨那么宝贵，就请告诉头骨含义好了，嗯？”我说。

联络员用夏普笔尖通通敲着手册。

“这就开始调查。”他说，“彻底调查。只要动真格的，没有什么能瞒住我们。一旦查明你有所隐瞒，那就不是件小事。听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以后的事谁都捉摸不透。

“我们已隐约觉察出符号士们在密谋策划什么。那些家伙已开始行动。但还摸不准其具体用心，也可能什么地方同你有关。头骨的含义尚不清楚。不过暗示次数越是增加，我们越能接近事态的核心。这点毫无疑问。”

“我该如何是好呢？”

“提高警惕，休养身体。工作请暂时辞掉。有什么情况马上同我们联系。电话能用吧？”

我拿起话筒一试，电话安然无恙。大概那两人有意放电话一条生路。究竟如何当然不得而知。

“能用。”我说。

“好么，”他说，“哪怕再小的事也请即刻同我联系，不要试图自行解决，不要存心隐瞒什么。那些家伙不是好惹的，下次光划肚皮怕是不能了结。”

“划肚皮？”我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检查房间的两个搬运工打扮的男子完成任务后折回厨房。

“彻头彻尾地搜寻一遍，”年长的一个说，“没一个得以幸免，顺序也无懈可击。老手干的，定是符号士无疑。”

联络员点下头，两人出房间走了。只剩下我和联络员。

“为什么搜头骨要割衣服呢？”我问，“那种地方藏不住头骨的嘛——就算是什么头骨的话。”

“那些家伙是老手。老手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你或许会把头骨寄存在自助存物柜里，而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钥匙是什么地方都能藏的。”

“言之有理。”我说。的确言之有理。

“不过符号士们没向你提过什么建议？”

“建议？”

“就是目的在于把你拉入‘工厂’的建议，例如金钱地位等等，或者来硬的一手。”

“那倒没听说。”我回答，“只是割肚皮打听头骨来着。”

“注意，好好听着，”联络员说，“即便那些家伙花言巧语拉你下水，你也不得动摇。你要是反戈一击，我们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除掉。这不是戏言，一言为定。我们有国家这个靠山，我们无所不能。”

“小心就是。”我说。

他们走后，我开始就事情的发展状况加以梳理归纳。但无论梳理得如何头头是道，我都没有出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士到底想干什么，不弄清这点，一切推断都无从谈起。还有，我全然揣度不出那老人的脑袋里究竟翻腾着怎样的念头。

清楚的只有一点：我背叛了“组织”，尽管迫不得已。一旦真相大白——早早晚晚——势必如那个盛气凌人的联络员所预言的，我陷入相当窘迫的境地，纵令是由于威胁而不得不说谎的。我就算坦白交侍，怕也得不到那伙人的饶恕。

为此思来想去之间，伤口又开始作痛，于是翻开电话薄，查到近处一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叫车拉我去医院包扎伤口。我用毛巾按住伤口，外面套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穿上鞋。穿鞋向前弯腰时，痛得简直像身体要从中间断成两截。其实腹部不过被割出二三毫米宽的小口，整个人就变得如此狼狈不堪，既不能正常穿鞋，又无法上下楼梯。

我乘电梯下楼，坐在门口树下等出租车开来。表针指在午后1时半。那两人破门而入，到现在才不过两个半小时。然而这两个半小时却异常之长，仿佛过了10个钟头。

提着购物篮的主妇络绎不绝地从我眼前走过。大葱和萝卜从超级商场购物袋口上探头探脑。我不由有点羡慕她们。她们既不会被砸坏冰箱，又不至于被刀子划破肚皮。只消考虑一下葱和萝卜的调理方式和小孩的成绩，岁月即可风平浪静地流过。她们无需抱住独角兽头骨不放，脑袋不必遭受莫名其妙的密码和复杂程序的困扰。这便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我想到厨房地板上现在大约正在融化的冻虾冻牛肉和黄油番茄汁。今天一天务必全部吃完，可我根本没有食欲。

邮递员骑着超级两用自行车赶来，把邮件熟练地分别放进大门口旁排列的信箱。观看之间，发现有的信箱塞得满员，有的则一无所获。我那信箱他也碰都没碰，不屑一顾。信箱旁边有一株盆栽橡胶树，盆内扔着冰淇淋棍和香烟头。看上去橡胶树也和我同样疲

劳。人们随意往里扔烟头，随意撕叶片。此处何时开始有盆栽橡胶树的呢？我全然无从记起。从脏污程度看，想必已摆根久了。我每天都从前面经过，但在落得刀子划破肚皮而在门口等出租车的下场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医生看罢我的伤口，问我何以弄成这样。

“在女人身上出现一点麻烦。”我说。此外无法解释。谁看都显然是刀伤。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男方有报告警察的义务。”医生道。

“警察不好办。”我说，“也怪我不好，所幸伤还不深，想私了算了。拜托了！”

医生口中嘟囔了一会，终归不再坚持，让我躺在床上为伤口消毒，打了几针，拿出针线麻利地缝合伤口。随后，护士用充满狐疑的目光瞪着我。啪的一声把厚厚的纱布贴在受伤部位，用橡胶皮带样的东西拦腰固定。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子有些滑稽。

“尽可能别做剧烈运动。”医生说，“也不要喝酒，不要性交，不要过分地笑。最好看看书，轻松些日子。明天再来。”

我道过谢，在窗口付款，领了消炎药返回住处。并且遵从医嘱，歪在床上看屠格涅夫的《罗亭》。本来想看《春潮》。但在这形同废墟的房间里找到这一本已费了好一番折腾，再说细想之下《春潮》也并不比《罗亭》好出许多。

于是我腰缝绷带，天还未晚就倒在床上看屠格涅夫富有古典情调的小说。看着看着，我开始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怎么样都无所谓。这三天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找的。

一切都是主动找上门的，我不过受连累而已。

我走进厨房，在水槽中高高隆起的威士忌瓶子碎片堆上专心拔弄。几乎所有的酒瓶都被击得粉身碎骨，残片四溅，惟见一瓶帝王牌居然下半端幸免于难，里边尚存大约一杯分量的威士忌。斟进酒杯，对着灯光看了看，没发现玻璃屑，我持杯上床，一边干喝温吞吞的威士忌一边继续看书。第一次看《罗亭》时还在读大学，已是15年前的事了。15年后我腰缠绷带重读此书。重读之间，我意识到较之从前，自己开始对罗亭怀有类似好意的心情。人不能够改正自身的缺点。脾性这东西大约在25岁前便已成定局，此后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其本质。问题是人们往往拘泥于外界对自身脾性的反应。也是借助醉意，我有些同情罗亭。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几乎都不令人同情，而对屠格涅夫笔下的主人公则马上产生同情之心。我甚至同情《87分署》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这恐怕是因为我本身在人性上有诸多缺点。缺点多的人常常同情同样缺点多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身上的缺点很多时

候很难使人视为缺点，因而我不可能对他们的缺点倾注百分之百的同情。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缺点则往往过于明显过于静止。

读罢袖珍本《罗亭》，扔到书架上面，又去水槽物色像样的威士忌残骸。发现有块瓶底剩有一点点杰克·丹尼黑牌威士忌，赶紧倒入杯中，折回床开始看司汤达的《红与黑》。总之我好像喜欢看落后于时代的作品。当今时代到底有几多年轻人看《红与黑》呢？不管怎样，读着读着我又同情上了于连·索雷尔。于连·索雷尔身上，缺点在15岁以前便大局己定，这一事实也檄发了我的同情心。人生的种种要素仅在15岁便固定下亲，这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不忍的事。他自行投入监牢也是如此。蜷缩在四面墙世界里的他，不断朝毁灭行进。

有什么打动我的心。

是墙壁！

那世界四面皆壁。

我合上书，把仅有的一点黑牌威士忌倒入喉咙，就四面墙世界思索良久。我可以较为容易跑在脑海中推出墙壁和门的祥式，墙非常之高，门非常之大，且一片沉寂。我便置身其中。然而我的囊识十分朦胧，看不清周围景致。整座城市的景致——甚至细微之处都历历在目。惟独自己周围扑朔迷离。有谁从这不透明轻纱的对面呼唤我。

这简直同电影镜头无异。我开始回忆以前看过的历史影片中有无这样的场面。可是《无敌大将》也好《本·哈》也好，《十戒》也好《圣衣》也好《斯巴达克斯》也好，均无如此镜头。那么，这景致恐怕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幻想。

那墙壁所暗示的，我想肯定是自己被框定的人生。一片沉寂则是消音后遗症。四周之所以迷迷蒙蒙，是因为想像力面临毁灭性的危机。呼唤我的大约是那位粉红色女郎。

分析完这瞬间涌起的幻想之后，我又翻开书。但注意力再也无法集中在书上。我想，我的人生是零，是无，是彻底的无。迄今我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使谁幸福了？没使任何人幸福。我没有妻室，没有朋友，没有门，一扇也没有。阳物垂头丧气，甚至工作也朝不保夕。

作为我人生最终目的的大提琴和希腊语那片祥和的世界正面临危机。假如工作就此失去，我无论如何也不具有使之实现的经济余力。况且若被“组织”追至天涯海角，自然无暇背诵希腊语的不规则动词。

我闭目合眼，吸了一口深如印加水井的空气，再次回到《红与黑》。失去的业已失去，再多思多想也无可挽回。

注意到时，天已完全黑尽。屠格涅夫并司汤达式的夜色在我周围合拢。或许由于静卧未动，肚皮刀口多少不那么痛了。犹远方击鼓般迟钝而隐约的痛感虽然不时从刀口驰往侧腹，而一旦过去，往下便太平无事，足可使人忘却伤口，时针已指在7点20分，我依然没有食欲。早上5点半用牛奶送进去一个不管用的三明治，其后在厨房吃了一点土豆色拉，到现在还什么也没进肚。一想到食物胃就似乎变硬。我筋疲力尽，睡眠不足，加之肚皮开裂，房间又如被小人国的工兵队实施爆破一般四下狼藉，根本没有产生食欲的余地。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描写世界垃圾遍布以致沦为废墟的科幻小说，而我的房间光景与之毫无二致。地上散乱扔着形形色色种种样样的废物：被割裂的三件头西服，毁掉的录像机、电视机，打碎的花瓶，折断脖子的台灯，踩烂的唱片，沧海横流的番茄汁，断断续续的扩音器软线……扔得到处都是的衬衫和内衣大多或被穿鞋的脚踩得污七八糟，或溅上墨水，或沾上葡萄汁，几乎不堪再用。原来床头柜上一盘我3天前开始吃的葡萄，被扔得满地开花，踩得体无完肤。约瑟夫·康拉德和托马斯·哈代自甘寂寞的作品集被花瓶里的脏水淋得一塌糊涂。剑兰插花也像献给阵亡者的一样落在浅驼色的开士米毛衣胸口，袖子被西德佩利康公司专门生产的蓝墨水染上了高尔夫球大小的污痕。

全部化为废品。

一堆无处消化的废品堆。微生物死了变石油，大树倒了成煤层。而这里的一切全都是没有归宿不折不扣的废品。毁掉的录像机又能去哪里呢？

我又一次走进厨房，拨弄水槽里的威士忌瓶子碎片。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一滴威士忌。剩下的威士忌未能进入我的胃袋，而像俄耳浦斯一样统统顺着下水通流入地下的虚无，流入夜鬼横行无忌的世界。

在水槽不断拨弄之间，右手中指尖被玻璃片划破了。我看着血从指肚溢出，继而一滴滴落在威士忌商标，看了好久。受过一次大伤后，这小伤便不足为奇了。没有人由于指尖出血而一命呜呼。

我任凭血液流淌，直至把劳塞斯商标染红。但血流个无休无止，我只好不再看，靠纸巾擦净伤口，用药用胶布缠好。

厨房地板上滚动着七八个空啤酒罐，犹一场炮战后的弹壳。我于是拾起。罐的表面早已变得不凉不热，但终究强过没有。我一手拿一罐啤酒上床，一边滋滋有声地啜着，一边接着看《红与黑》。作为我，很想借助酒精排除三天来体内积蓄的紧张，顺势大睡一场。不管明天如何纠纷四起——基本可以断言——我都要尽情睡一大觉，至少睡得地球如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旋转一周那样长的时间。新的纠纷应伴之以新的绝望感即可。

时近9点，睡魔袭来。我这如月球背面一般荒芜的斗室，睡意居然也肯光顾。我把读了四分之三的《红与黑》扔在地上，按下幸存的床头灯开关，侧身弓腰，沉入梦乡。我是这荒芜房间中的小小胎儿，在应该苏醒之前，任何人都无从打扰。我是处于纠纷包围中的绝望的王子，我将一直沉沉昏睡，直到“大众”高尔夫球大小的癞蛤蟆来同我接吻。

然而出乎意科，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半夜11点，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胖女郎走来摇我的肩膀。看来我的睡眠成了价格低得惊人的拍卖品，众人依序近前，像敲打半旧车轮胎似的踢动我的睡眠。他们不该有如此权利。我并非半旧车，尽管半新不旧。

“躲开！”我说。

“喂，求求你，起来，求你了！”女郎道。

“躲开躲开！”我重复道。

“不是睡觉时候！”女郎说着，用拳头咚咚捶打我的侧腹。一股打开地狱之门般的剧痛穿过我的全身。

“快起呀，”她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

16.世界尽头（冬季的到来）

睁眼醒来，我躲在床上。床发出熟悉的气昧。床是我的床，房间是我的房间。可我觉得一切都与以前多少有些异样，活像照我记忆复制出来的场景。天花板的污迹也好，石灰墙的伤痕也好，无一例外。

窗外在下雨，冰一样清晰入目的冬雨连连洒向地面。亦可听到雨打房顶之声。但距离感难以把握。房顶似乎近在耳畔，又好像远在1公里之外。

窗前有大校的身影。老人拿一把椅子端坐窗前，一如往常挺胸直背，岿然不动地注视外面的雨。我不理解老人何以看雨看得如此执著。雨不外乎雨，不外乎拍打房顶淋湿大地注入江河之物。

我想抬起胳膊，用手心摸下脸颊，但抬不起来。一切重得要命。想出声告知老人，声音也发不出。肺叶中的空气块也无从排出。看来身体功能已全线崩溃，荡然无存。我睁眼看窗看雨看老人。自己的身体何故狼狈到如此地步呢？我无法想起。一想脑袋便痛得像要裂开。

“冬天啦，”老人说着，用指尖敲敲窗玻璃，“冬天来了，这回你可以晓得冬天的厉害了。”

我微微点了下头。

不错，是冬天之壁在让我吃苦受罪。我是穿过森林赶到图书馆的。我蓦地记起女孩头发触摸脸颊的感触。

“是图书馆女孩把你带到这里的，请看门人帮的忙。你烧得直说梦话。汗出得不得了，足有一水桶。前天的事。”

“前天……”

“是的，你整整睡了两天两夜。”老人说，“还以为永远醒不来了呢。是到森林里去了吧？”

“对不起。”我说。

老人端下炉子上加温的锅，把东西盛进盘子。随后扶我坐起，靠在床头靠背上。靠背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首先得吃！”老人说，“思考也好道歉也好都放到后头去。可有食欲？”

“没有，”我说，“对吸气甚至都厌烦。”

“不过这个横竖得喝下去，三口就行，喝完三口，剩下的不喝也成。三口就完事。能喝吧？”

我点点头。

汤加了草药进去，苦得令人作呕。但我还是咬牙喝了三口。喝罢，直觉得浑身上下软成一团。

“好了，”老人把汤倒回盘子，“苦是有点苦，但能把恶汗从你身上排出去。再睡一觉，醒来心情大有好转。放心地睡吧，醒时有我在这里。”

睁开眼睛时，窗外一片漆黑。强风把雨滴打在窗玻璃上。老人就在我枕旁。

“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吧？”

“好像比刚才舒服了不少。”我说，“现在几点？”

“晚上8点。”

我急欲从床上爬起，但身体仍有点不稳。

“去哪儿？”老人问。

“图书馆，得去图书馆读梦。”

“瞎说，这样子连50米也走不了。”

“可我不能休息。”

老人摇摇头：

“古梦会等你的，再说看门人和女孩都知你寸步难行，图书馆也没开门。”

老人叹息着走去炉前，倒了杯茶转来。风每隔一些时候便来拍门。

“依我看，你怕是对那女孩有些意思。”老人说，“我没打算问，但不能不问，一直陪在你身边嘛。发烧时人总要说梦话，没什么难为情的。青年人谁都恋爱，对吧？”

我默默点头。

“女孩不错，对你非常关心。”说着，老人呷了口茶。“不过，就事态发展来说，你对她怀有恋情恐怕是不合适的。这种话我原来不大想说，但事已至此，还是多少透露一点才好。”

“为什么不合适呢？”

“因为她不可能回报你的心意。这怪不得任何人。既不怪你，又不怪她。大胆说来，乃是世界的体制造成的，而这体制又不能改变，如同不能使河水倒流。”

我从床上坐起，双手摸腮。脸好像小了一圈。

“你大概指的是心吧？”

老人颔首。

“我有心她没心，所以无论我怎样爱她都毫无所得，是吧？”

“不错。”老人说，“你也正在失去。如你所言，她没有心，我也没有，谁都没有。”

“可是她十分关怀我呀，不是吗？她那么把我放在心上，不睡觉地护理我。这难道不是心的一种表现？”

“不，不对。关怀和心还不是一回事。关怀属于独立的功能。说得再准确一点，属于表层功能。那仅仅是习惯，与心不同。心则是更深更强的东西，且更加矛盾。”

我闭起眼睛，把四下飞散开去的思绪一个个拾到一起。

“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人们心的失去，大概是影子的死去造成的，对吧？”

“完全正确。”

“就是说，她的影子已经死去，所以心也就不能失而复得，是吧？”

老人点头道：

“我去镇公所查过她影子的档案，所以不会弄错。那孩子的影子是她17岁时死的，按规定埋在苹果林里。埋葬记录也还保留着。更详细的直接问她本人好了，总比听我说更容易使你理解。不过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孩子还未懂事时就同影子分离开了，因此甚至自己曾有过心这点都稀里糊涂，和我这样年老后自愿抛弃影子的人不同。我毕竟还能够察觉出你心的动态，那姑娘却无动于衷。”

“可是她对自己母亲记得一清二楚。说她母亲好像仍然有心，即使影子死了之后。至于

为什么倒不明白，不过这点不能有所帮肋吗？她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心的残余。”

老人摇晃几下杯中的凉茶，缓缓地一饮而尽。

“跟你说，”大校道，“围墙是任何心的残渣剩片都不放过的，纵令有那么一点点残留下来，围墙也要统统吸光，如果吸不光，就把人赶走，女孩母亲便是如此下场。”

“你是说不能抱任何希望？”

“我不过是不想让你失望，这镇子坚不可摧，你则渺小脆弱。通过这次事情你也该有所体会了。”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空杯，盯了好一阵子。

“不过你可以把她搞到手。”

“搞到手？”我问。

“是的，你可以同她一起睡觉，一同生活。在这个镇上，你可以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问题是其中无心存在吧？”

“心是没有。”老人回答，“不久你的心也将消失。心一旦消失，也就没有失落感，没有失望，没有失去归宿的爱。剩下的只有生活，只有安安静静无风无浪的生活。你想必喜欢她，她也可能喜欢你。你若有意，那便是你的，谁都没有办法夺走。”

“不可思议啊！”我说，“我还有心，却有时找不见心，或者不如说找得见的时候不多。尽管如此，我还是怀有心终究要复归这样坚定的自信，正是这种自信在维持在支撑我这一存在。所以，我很难设想失去心是怎么回事。”

老人沉静地频频点头：

“再好好想想，还有时间供你去想。”

“试试看。”我说。

此后很长时间都不见太阳。刚一退烧，我便下床开窗，呼吸窗外的空气。起床后两三天里还是四肢乏力，甚至不能自如地抓紧楼梯扶手和门的球形把手。这期间大校仍每晚让我喝那苦涩的草药汤，做粥样的东西给我吃，还在枕旁讲往日的战争故事给我听。关于女孩和围墙则只字未提，我也不便询问，如有该指点我的，他该早已指点。

第三天，我恢复得可以借助老人的手杖沿官舍四周慢慢散步了。散步之间，我发觉身体变得非常之轻。想必体重因发烧而下减了，但又似乎并不尽然。是冬天给予我周围一切以不可思议的重量，惟独我一人尚未进入有重量的世界。

从官舍所在的斜坡，可以把镇的西半边纳入视野：河、钟塔、围墙，最远处的西门也依稀可见。我戴墨镜，视力不佳，无法一一辨认更加细小的景致，但仍可看出冬季的空气已给了镇子前所未有的明晰轮廓，俨然北大山刮下的季风将街头巷尾所有色调暧昧的灰尘一古脑儿吹得无影无踪。

眺望镇景的时间里，我想起了必须交给影子的地图。由于卧床不起，已比交图期限推迟了近一个星期。影子或许为我提心吊胆，也可能认定我已抛弃他而灰心丧气。想到这里，不由黯然神伤。

我请老人找来一双旧的工作鞋，撕开鞋底，把叠小的地图塞进去，又按原样缝好。我确信影子肯定为找地图而把鞋底拆得零零碎碎。之后我求老人前去面见影子，把鞋直接交到他手里。

“影子只穿双薄薄的运动鞋，一有积雪难免冻伤脚。”我说，“看门人是信不过的。我去恐怕不会让我们会面。”

“这点事不成问题。”说着，老人接过鞋。

日暮时分老人返回，告诉我已直接把鞋交给影子。

“很为你担心的。”老大校说。

“他样子如何？”

“好像有点冷。不过不要紧，别担心。”

发烧后第10天傍晚，我勉强走下斜坡，来到图书馆。

推开图书馆门时，也许神经过敏，总觉得里面的空气比从前浑浊滞重，犹如长久弃置未用的房间，感觉不到人的气息。炉火熄了，水壶也已凉透。打开壶盖，见里面的咖啡又白又浑。天花板好像比以前高出许多。灯也全部关了，惟有我的脚步在幽暗中发出踩灰般奇妙的声响。女孩不在，柜台落了一层薄灰。

我怅怅地坐在木椅上，等待她的到来。门没锁，她必来无疑。我冻得瑟瑟发抖，独自静静等待。但左等右盼仍不见她出来。暮色倒是越来越浓。恍惚间，似乎整个世界只有我和图书馆存留下来，其他一切均已灰飞烟灭。我在这世界尽头孑然一身。纵然手伸得再长，也什么都触摸不到。

房间同样带有冬的压抑，所有的东西都好像被牢牢钉于地板和桌面。一个人在黑暗中枯坐，竟觉得身体各个部位失去了正常重量，而正在随意伸缩，恰如站在哈哈镜前做着微小动作。

我欠身离椅，按下电灯开关，把桶里的煤扔进炉膛，擦根火柴点燃，又折回椅子坐下。

打开电灯，黑暗似乎愈发浓了；生起炉火，反倒像加重了寒气。

或许我过深地把自己封闭在自我之中，也可能是残存在体内类似麻痹的感觉将自己拖入了短暂的睡眠。蓦地清醒过来时，女孩正站在我面前，悄然俯视着我。由于黄色粉末般的灯光照射着她的背部，其轮廓带有一圈若隐若现的阴影。我久久仰视她。她一如平日地身穿蓝色风衣，扎成一束的秀发绕到前边掖进领口，身上透出一股寒冷气息。

“以为你不来了呢。”我说，“一直在这等你。”

女孩把壶里的剩咖啡倒进水槽，冲洗后注入新水放在炉子上。随即将头发从领口拽出，脱下风衣挂在衣架上。

“为什么以为我不来？”她问。

“不知道，”我说，“只是那样觉得。”

“只要你需要，我就会来的。你还需要我吧？”

我点点头。我的确需要她。同她见面是加深了我的失落感。但无论怎样加深我都需要她。

“希望谈谈你影子的事。”我说，“说不定我在往日世界里见到的就是你的影子。”

“嗯，是啊。最初我也想到这里来着，在你说或许见过我的时候。”

她在炉前坐下，望了一会炉火。

“我4岁的时候，影子离开我到围墙外面去了。影子在外面的世界生活，我在里面的世界度日。我不晓得她在那里做什么，如同她对我也一天所知一样。我17岁的时候，影子从外面回到镇上，死了。影子大凡临死前总要返回这里。看门人把她埋在了苹果林。”

“于是你成为镇上地道的居民了？”

“是的。影子是同剩下的心一起被埋葬的。你说过心和风差不多，但我想与风相似的恐怕更是我们本身吧？我们什么也不想，一路通过而已。既不年老，又不死去。”

“影子回来时你可见她了？”

女孩摇摇头：

“不，没见。我觉得好像已没有必要见她，她肯定已同我毫不相干。”

“不过那也有可能是你本身。”

“或许。”她说，“但不管怎样，如今都是一码事。旱已加箍封盖了。”

水壶开始在炉子上咕咕作响。在我听来，仿佛几公里外传来的风声。

“即使这样你也仍然需要我？”

“需要。”我回答。

17.冷酷仙境（世界尽头、查理·帕克、定时炸弹）

“快起呀，”胖女郎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

世界完蛋更好，我想。肚子的伤口痛得像有恶魔作怪，又如有一对健壮的双胞胎男孩在用4只脚猛踢我有限而狭窄的想像力边框。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女郎问。

我静静地做个深呼吸，拿起身旁的T恤，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汗。”有人用刀在我肚皮上切了个6厘米左右长的口子。”我像呼出空气似的说。

“用刀？”

“刀口很像节约盒的投币口。”

“谁干的这种缺德事？为什么？”

“不明白，不知道。”我说，“事后我一直在想，就是想不出所以然。我还倒想发问呢——为什么大家像踩门口擦鞋垫一样践踏我？”

女郎摇头。

“我想，那两人是你的熟人或同伴也未可知，那两个拿刀的家伙。”

胖女郎脸上浮现出莫名其妙似的表情，久久地凝目注视着我。“为什么这么想？”

“不知道。大概是想怪罪谁吧——把这种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一个人头上，心里才舒服点。”

“可是什么也解决不了。”

“是什么也解决不了。”我说，“但那不是我的责任，事情不是我惹起来的。是你祖父加的油拧的开关。我不过遭受连累，干吗非叫我解决不可？”剧痛再次袭来。我双唇紧闭，像铁道口值班员等车通过一样。“今天的事也不例外。是你一大清早先打来电话，说你祖父去向不明，求我帮忙。我出去了，你却不见影。刚回家躺下睡觉，就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家伙，毁我房间，割我肚皮。接着，‘组织’来人对我好一阵盘问。最后你又来了。这难道不像早已精心策划好的吗？这和篮球队阵容有何区别！你到底了解情况到什么程度？”

“老实说，我想我了解的事同你了解的怕没什么差距。我不过是为祖父帮忙，他怎么说我怎么做——打打杂，跑跑腿，写写信，挂电话，如此而已。至于祖父究竟搞的什么名堂，我也和你一样蒙在鼓里。”

“可你在帮助他搞研究吧？”

“所谓帮助，无非处理数据筹一些纯技术性活计，我几乎不具有专业知识，就算看到听到也根本摸不着头脑。”

“刚才你不是说这样下去世界要完蛋的么，此话从何谈起？世界为什么完蛋怎么样完蛋？”

“不知道。祖父这么说的，说一旦我身上发生什么世界就完蛋了，祖父不是说这种笑话的人，既然他说世界要完蛋，基本完蛋无疑。”

“莫名其妙啊，”我说，“世界要完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祖父果真一字不差地说‘世界要完蛋’来着？而不是说‘世界将消失’或‘世界要毁掉’？”

“千真万确，是说‘世界要完蛋’。”

我再度叩击门牙，思索何谓世界尽头。

“那么……就是说……我是在什么地方同世界尽头连在一起喽？”

“是吧。祖父说你是关键，说他好几年前就以你为核心进行研究来着。”

“你再多想起一些来，”我说，“那定时炸弹又是怎么回事？”

“定时炸弹？”

“用刀划我肚皮的人这样说的。说我为博士处理的数据就像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就轰炸，一声巨响。这究竟是什么把戏？”

“这不过是我的想象——”胖女郎说，“祖父一直研究人的意识，在完成模糊程序后从未间断。他好像觉得模糊程序是一切的开端。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祖父在开发出模糊程序之前，这个那个跟我说了很多。什么现在做什么啦，往下做什么啦等等。刚才我也说了，我几乎不具有专门知识，但我还是听得蛮有意思，也还听得懂。我最喜欢两人谈论这一话题。”

“可是在完成模糊程序以后就突然一声不吭了？”

“嗯，是的。祖父整天闷在地下实验室里，再不跟我谈专业方面的问题，守口如瓶。我问他也只是随口敷衍了事。”

“所以感到孤独？”

“是的，是孤独，十分孤独。”她又紧紧盯视一会我的脸，“喂，上床可以么？这里实在太冷。”

“如果不碰伤口不摇晃我的话。”我说。似乎全世界的女孩子都想钻到我床上来。

女郎绕到床的另一侧，没脱粉红色西服裙就毛手毛脚地钻进被窝。我把两个叠放的枕头递过去一个，她接过砰砰拍了几下，使之鼓胀后塞到脖下。其脖颈发出初次见面时的那种香瓜味儿，我吃力地翻过身对着她。于是我们面对面地同床而卧。

“我嘛，跟男人这么亲近还是头一次。”她说。

“唔。”

“街都似乎没上过，所以没能找到碰头地点。本想再细问问路线，不料声音消失了。”

“把地点告诉出租车司机不就行了？”

“钱夹等于空的。走得太匆忙，哪里还想到要用什么钱。结果只好一路走来。”女郎说。

“家里没其他人？”我问。

“我6岁的时候，父母和兄弟都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死了。坐车时被一辆卡车从后面压上来，汽油起火，都烧死了。”

“只你一人幸免？”

“我当时正住院，大家去看我，结果路上出了大祸。”

“竟是这样。”

“那以后我一直跟祖父生活。没上学，几乎不上街，也没有朋友……”

“没上学？”

“嗯。”女郎若无其事地说，“祖父说没有必要上学，课程全是祖父教的，从英语、俄语到解剖学。此外阿姨还教了烹饪和裁缝等等。”

“阿姨？”

“一位搞家务打扫房间的阿姨，就住在我家。人好得很，3年前患癌症去世了。阿姨去世后，就剩下了祖父和我两个人。”

“就是说，从6岁起你一直没有上学？”

“是啊。那又有什么。我什么都会，光外语就会4门。会弹钢琴会吹中音萨克管，会组装通讯仪器，还学过航海和踩钢丝，书也看了一大堆。三明治也做得可口吧？”

“可口。”

“祖父说，学校无非是花16年时间来消耗脑浆的地方。祖父也差不多没进校门。”

“不简单！”我说，“不过，没有同龄朋友不寂寞？”

“怎么说呢，我特别忙，没时间想那么多。再说，反正我跟同龄的人怕也说不到一起。”

“呃。”或许如此。“但对你极有兴趣。”

“为什么？”

“你看上去很疲劳，而疲劳却又像是一种精力。这点我不明白。我认识的人里边没有一个是这种类型。祖父绝不疲劳，我也同样。咦，真的很疲劳？”

“确实疲劳。”我恨不得反复说20遍。

“疲劳是怎么一回事？”女郎问。

“感情有很多侧面都不明确。对自己的怜悯，对他人的愠怒；对他人的怜悯，对自己的愠怒——凡此种种，都是疲劳。”

“哪种都叫人糊涂。”

“最后一切都变得稀里糊涂。和转动各色圆球是同一回事：转速越快，越是辨不出彼此，终归一片混沌。”

“有趣。”女郎说，“对这种情况你肯定十分清楚，肯定。”

“不错，”关于蚕蚀人生的疲劳感，或者从人生的中心气喘吁吁涌出的疲劳感，我可以做出上百种解释。这也是学校教育中所不能教授的内容之一。

“你会吹中音萨克骨？”女郎问我。

“不会。”

“可有查理·帕克的唱片？”

“有，我想是有，但眼下乱糟糟的，绝对找不出来，何况音响机也坏了，总之欣赏不成。”

“会哪样乐器？”

“一样也不会。”

“碰一下身体可以么？”

“不行，”我说，“要是碰得不妥，伤口可就遭殃了。”

“伤好后可以碰吧？”

“如果伤好而世界又没完蛋的话。现在还是接着说要紧事好了。你祖父自从开发出模糊系统之后，整个人就变了——是讲到这里吧？”

“嗯，是的。那以后祖父变得判若两人。沉默寡言，郁郁寡欢，自言自语。”

“他——你的祖父——在模糊系统方面说过怎样的话，想不起来？”

胖女郎用手指摸着金耳环，一阵沉思。

“他说模糊系统是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虽然那是为重新组合输入电脑里的数据而开发的辅助性手段，但若运用得法，很可能使之发挥出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结构的威力，正如原子物理学产生原子弹一样。”

“就是说，我将成为开启模糊系统通往新世界之门的钥匙？”

“总的说来，怕是这样的吧。”

我用指甲尖敲着门牙。我很想用大玻璃杯喝加冰块的威士忌，可惜冰块和威士忌早已从房间销声匿迹。

“你认为你祖父的目的就是为使世界完蛋？”我问。

“不，不是那样，祖父的确脾气古怪我行我素惹人讨厌，但实际上又是个很好的人，同你我一样。”

“谢谢。”生来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而且祖父非常担心自己的研究被人盗去滥用。他本人不至于用来干坏事吧？祖父离开‘组织’也是因为担心若在那里继续研究，‘组织’势必滥用其研究成果。所以他才辞职，一个人继续研究。”

“可是‘组织’毕竟站在世上好的一方，而同从电脑中盗窃情报兜售给黑市的符号士团体相对抗，维护情报的正当所有权。”

胖女郎定定注视我的脸，耸了耸肩。

“至于哪一方善哪一方恶，祖父倒似乎不大在意。善与恶是人类根本素质上的属性，不能同所有权的归属趋向混为一谈。”

“唔，或许是那么回事。”我说。

“另外，祖父不信赖任何种类的权力。不错，祖父是曾一度从属于‘组织’，但他说那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丰富的数据、实验材料和大型模拟实验设备。所以，在完成复杂的模糊系统之后，还是觉得一个人独自研究舒心得多有效得多。一旦开发出模糊系统，便再也用不着设备，剩下的只是意念性作业。”

“噢，你祖父退出‘组织’时，没有把我的私人数据复印下来带走？”

“不晓得，”她说，“不过，要是有意，想必手到擒来。毕竟祖父作为‘组织’里的研究所所长，对数据的占有和利用拥有一切权限。”

大概不出我所料，我想。博士带走我的私人数据，用于其个人研究，把我作为主要标本而将模糊理论大大推向前进。这样，情况即可大致理顺。如小个子所说，博士由于触及研究的核心而把我叫去，给我以适当的数据，让我进行模糊运算，从而使我的意识对其中潜在的特定语言做出反应。

果真如此，那么我的意识或无意识已经开始做出反应。定时炸弹，小个子说。我在脑袋中快速计算自己搞好模糊运算后到现在的时间。运算完毕睁眼醒来时是昨晚快到12点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过去了24个小时。时间相当之长。不知定时炸弹到底在几小时后爆炸，反正时针已走过了24小时。

“还有一个疑问，”我说，“你是说世界要完蛋了吗？”

“嗯，是的，祖父那么说的。”

“你祖父说世界要完蛋时，是在开始研究我私人数据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她答道，“大概是之后。不过祖父准确地说出世界要完蛋则是最近几天的事。怎么？有什么关联？”

“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令人生疑：我进行模糊运算的通行令是‘世界尽头’，实在难以认为是偶然巧合。”

“你那个‘世界尽头’，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尽管是我的意识，却藏在我鞭长莫及的地方。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世界尽头’。”

“不能复原？”

“不可能吧。”我说，“即使动用一个师，也休想从‘组织’的地下保险柜里偷走。戒备森严，且有特殊装置。”

“祖父利用职权带出来的？”

“想必。不过这仅是猜测。往下只有直接问你祖父才行。”

“既然如此，你肯把祖父从夜鬼手中搭救出来？”

我手捂伤口从床上坐起。脑袋针刺般作痛。

“恐怕别无选择。”我说，“你祖父口中的世界尽头究竟意味什么，我自然不清楚，但总不能放任自流，一定得设法阻止。否则会有人倒大霉，我觉得。”所谓有人，十之八九是我本身。

“不管怎样，为此你必须解救我祖父。”

“因为我们三人都是好人？”

“是的。”胖女郎说。

18.世界尽头（读梦）

我无法明确认识自己的心，而就这样重新开始了读梦。寒冷一天胜似一天，工作不能永远拖延下去。至少，在集中精力读梦的时间里，我可以暂且忘记心中的失落感。

然而另一方面，越是读梦，一种形式不同的虚脱感越是在体内膨胀。究其原因，在于我不能理解古梦所倾诉的形象性语言，无论我读得如何专心。我可以读它，却不能理解其含义。如同日复一日地阅读不知所云的文章，又如每天观看流逝的河水。哪里也没有我的归宿。读梦技术固然有所提高，但不能给我以慰藉。技术的提高仅仅使得我可以卓有成效提高读梦的数量，而继续这种作业所带来的空虚反倒一发不可遏止。为了进步，人可以继续付出相应的努力，间题是无处可供我进步。

“我不明白古梦到底意味什么。”我对女孩说，“以前你说过我的工作就是从头骨中解读古梦，是吧？但那仅仅从我体内通过而已。其实根本无从理解，越读越觉得自己本身受到严重磨损。”

“话虽这么说，可你读起来简直就像走火入魔似的，什么缘故呢？”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有时是为排遣失落感而忘我工作。但连我自己都觉得原因并不单单是这个。如她所言，我读起梦来的确走火入魔一般。

“恐怕也是因为你本身的问题，我想。”女孩道。

“我本身的问题？”

“我想你应该进一步敞开心扉。关于心我倒不大明白，不过我觉得它好像处于严密封闭的状态。正如古梦希求你解读一样，你本身大概也在希求古梦。”

“何以见得？”

“因为读梦就是这么回事。就像鸟随着季节南来北往，读梦人也不断追求读梦。”

随后，她伸出手，隔桌放在我手上，莞尔一笑，笑得如云间泻下的一缕柔和的春光。

“敞开心扉！你不是犯人，你是空中逐梦飞翔的鸟！”

终归，我只能把古梦一个个拿在手里潜心阅读。我从书架上触目皆是的古梦中拿起一个，轻轻抱在怀里运往桌面。女孩帮忙用微湿的抹布擦去灰尘，再用干布富有节奏地慢慢擦。细细磨罢，古梦便如积雪一般通体莹白，正面两个黑洞洞的眼窝，看上去犹加一对不知深有几许的幽幽古井。

我用双手轻轻掩住头骨上端，等待头骨在我体温的作用下开始微微发热。及至达到一定温度——如冬日里的阳光，并不很热——被磨得雪白的头骨便开始叙述其上面镌刻的古梦。

我则闭目合眼，深深吸气，开启心扉，用指尖摸索头骨叙述的故事。但其语声过于细微，映出的图像犹黎明空中的远星一样扑朔迷离。我从中读出来的，不过是几个不确切的片断，无论怎样拼凑，都不可能把握整体。这里绵亘着看不见的风景，流淌着听不见的音乐，低吟着理解不了的话语。它时而突然跃上顶峰，时面急剧沉入黑谷。一个断片同另一断片之间不存在任何共通之处。恰如快速转动收音机的调谐钮从一个台调往另一个台。我试图用各种方法尽量将精神集中于指尖，结果纯属徒劳。我觉察得出古梦是想向我倾吐什么，而我却无法将其作为故事解读出来。

或许我的解读方式有某种缺陷。也可能由于他们的语言在漫长的岁月中已彻底磨损和风化。抑或他们构思的故事同我所构思的之间在时间性和背景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也未可知。不管怎样，我只能眼睁睁地默默看着这些异质片断忽而浮现忽而消失。当然，其中也有几幅我已司空见惯的极其平常的景致：白云在空中飘移，阳光在河面跳跃，毫无特色可言。然而这些平庸无奇的景致却使我心里充满无可名状不可思议的悲哀。我无论如何也不理解这些景致何以蕴含令我如此黯然神伤的要素，一如窗外驶过的船，出现却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杳然远逝。

大约持续10分钟后，古梦开始像退潮一样渐渐失去体温，不一会变回原来冷冰冰的纯粹的白骨。古梦于是再度长眠。所有的水滴都从我两手的指间滴落在地。我这读梦作业永远周而复始。

等古梦彻底凉透，我便递给女孩，由她摆在柜台上。这时间我双手拄着桌面，休息一下身体，放松一会神经。我一天所能解读的古梦顶多也就是五六个。超过此数，注意力便无法集中，指尖解读出的只是微乎其微的片言只语。房间挂钟指向11点时，我已心力交瘁，好半天都不能从椅子直起身来。

此时她总是端来最后一杯热咖啡，也有时从家里带来白天烤的曲奇饼、面包和水果等作为夜宵。一般地，我们都几乎不再开口，面对面地喝咖啡，吃饼或啃面包。我累得好久说不出像样的句子，她也清楚这点，和我同样沉默不语。

“你打不开心扉是因为我的关系？”女孩问道，“我无法回应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才闭得紧紧的？”

我们一如往常地坐在旧桥正中通往沙洲的石阶上眼望河水。一弯凄冷清白的小小的月在河面瑟瑟发抖。由于并肩坐在狭窄的石阶，我的肩一直感觉着她的体温。人们往往把心比做体温，然而心与体温之间却毫不相干，不可思议！

“不是那样的，”我说，“我的心不能充分打开估计是我本身的问题，怪不得你。我不能清楚认识自己的心，所以才惶惑不安。”

“心这东西你也琢磨不透？”

“有的时候，”我说，“有的东西不过很久是不可能理解的，有的东西等到理解了又为时已晚。大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尚未清楚认识自己的心的情况下选择行动，因而感到迷惘和困惑。”

“我觉得心这东西似乎是非常不完全的。”女孩微笑着说。

我从衣袋掏出双手，在月光下注视着。被月光染白的手看上去宛如一对雕像，一对完美地自成一统而又失去归宿的雕像。

“我也同样，也觉得它是非常不完全的。”我说，“不过会留下痕迹，我们可以顺着痕迹一路返回，就像顺着雪地上的脚印行走。”

“走去哪里？”

“我自身。”我答道，“所谓心便是这样的东西，没有心哪里也走不到。”

我抬头看月。冬月不自量力地散发出鲜亮亮的光，悬挂在高墙包围下的镇子的上空。

“没有一样可以怪你。”我说。

19.冷酷仙境（汉堡包、爬山车、截止期限）

我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找地方填肚子。我虽然没有食欲，但由于往下不知何时能吃上饭，似乎还是吃点什么为妙。啤酒和汉堡包之类或许能勉强送入胃去。女郎说她中午只吃了一块巧克力，实在饥肠辘辘，她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块巧克力。

为了不刺激伤口，我小心翼翼地把两腿插进牛仔裤，在T恤外面套上运动衫，并加了一件薄毛衣。出于慎重，我又打开衣箱，拿出登山用尼龙防寒衣。女郎那套粉红色西装裙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适于地下探险，遗憾的是我衣箱里又没有适合她体型的衣裤。我比她高10来厘米，她大概比我重10多公斤。当然最理想的是去商店买一套容易施展拳脚的装备，但正值深更半夜，所有商店都已关门闭户，好在我以前穿过的一件美军处理的厚作战夹克还算符合她的尺寸，便递给了她。高跟鞋也成问题，她说事务所里有运动鞋和长胶靴可用。

“粉红色的运动鞋粉红色的长胶靴。”她说。

“喜欢粉红色？”

“祖父喜欢。他说我穿粉红色衣服恰到好处。”

“是恰到好处。”我说，不是随口敷衍，的确恰到好处。胖女人配粉红色衣服，往往如硕大的草莓糕给人以臃肿暧昧之感，而她却相得益彰，莫名其妙。

“你祖父喜欢胖女孩？”我不失时机地问。

“嗯，那还用说，”胖女郎道，“所以我才总是注意保持肥胖，吃东西也是如此。一旦掉以轻心，一下子就瘦下去的。黄油啦奶酪啦只管放开肚皮来吃。”

“唔。”

我打开壁橱，掏出背包，判认未被割裂之后，塞进两人用的外衣；手电筒、指南针、手套、毛巾、大号小刀、打火机、绳索和固体燃料。接着走进厨房，从一片狼藉的食品中捡出两个面包、咸味牛肉罐头、香肠、桃和葡萄柚罐头，装进背包。水筒满满装了一筒子水。最后抓起家里所有的现金塞入裤袋。

“活像去郊游。”女郎说。

“的的确确。”

出发前，我再度巡视一周我这浑如大块垃圾堆放场的房间。维持生存的活动莫不如此：构筑起来劳心费时，而毁坏则在顷刻之间。三个小房间之中，曾有过尽管不无疲惫却又自满自足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已在喝光两罐啤酒的时间里如晨雾般了无踪影。我的职业我的威士忌我的平稳我的孤独我的毛姆和约翰·福特全集，统统化为毫无意义的废品。

草原的金辉，鲜花的荣光——我不出声地念念有词。随后伸出手，拉掉门口的电闸，切断家中所有的电源。

由于肚皮伤口痛得过分加之累得过分，我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于是决定什么也不去想。与其半途而废，莫如一开始就不思不想。我大模大样地乘上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打开车门把东西放进后座。有人监视就监视好了，想盯梢也悉听尊便。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了。因为首先，我到底该对谁提高警惕？符号士还是“组织”？抑或那两个持刀之徒？对现在的我来说，若以此三伙为敌，虽说不至于落荒而逃，但毕竟体力不支。肚皮被横向划开6厘米的口子，睡眠不足，况且又要领着胖女郎在黑洞洞的地下同夜鬼殊死搏斗，这已足以使我焦头烂额，谁要干什么，只管下手就是。

可能的话，车也不想驾驶。我问女郎能否开车，她说不能。

“请原谅。马倒是能骑。”

我确认燃科显示计的指针贴近F，将车开出，穿过七拐八弯的住宅地段，驶上大街。虽是夜半，车辆仍铺天盖地。大约一半是出租车，其余是卡车和客车。我实在想不明白这芸芸众生何以偏要在深更半夜乘车满街乱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6点下班回家10点前钻进被窝关灯睡觉？

但归根结蒂，这是别人的问题。无论我怎样左思右想，世界都将按其自身规律扩展下去，也不管我想什么，阿拉伯人都仍要挖油不止，人们都仍要用石油制造电气和汽油，都要在子夜街头设法满足各自的欲望。相比之下，我必须解决好当务之急。

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等信号时间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前面停的是辆大型卡车，纸捆简直像要堆到天上去。右侧一辆赛车型白色爬山车上坐着年轻男女。不知是去夜游途中还是归来路上，两人都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女的把戴两个银手镯的左腕伸出窗外，瞥了我一眼。她并非对我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没什么可看的才看了我的脸。迪斯尼广告也罢，交通标识也罢，我的脸也罢，什么都无所谓。我也瞟了一眼她。

还算是漂亮的人吧，不过这等面孔似乎随处可见。在电视剧里边，不外乎充当女主人公同伴那类角色——在酒吧里一边喝茶一边问什么“怎么了？近来总好像无精打采的”云云。一般只出场一次，消失后便再也无从想起是何模样。

信号灯变绿后，我前面的卡车仍在磨磨蹭蹭，而白色爬山车早已发出一串潇洒的排气声。随着车内音响组合中嘭嚓嚓的旋律逃离我的视野。

“留意一下后面的车好么？”我对胖女郎道，“要是有一直咬住不放的，报告一声。”

女郎点头注视后面。

“你以为会有人跟踪？”

“不晓得。”我说，“不过还是小心为好。吃的东西汉堡包可以吧？那东西节省时间。”

“什么都行。”

我把车停在第一个扑入眼帘的路边汉堡包店前。身穿红色短连衣裙的女侍走来，贴着两旁车窗问吃什么。

“两个奶酪饼一份干炸薯片外加热巧克力。”胖女郎说。

“普通汉堡包和啤酒。”我说。

“对不起，不备啤酒。”女侍道。

“普通汉堡包和可乐。”我改口道。路边汉堡包店是不备有啤酒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

等食物时间里，我注意后面有无来车。结果一辆也未跟来。当然，假如真的盯梢，怕也不至于开进同一停车场，而应该埋伏在某个不引人注目的场所静等我们的车开出。我转而不再张望，将端来的汉堡包、薄土豆片和高速公路通行证大小的莴苣叶同可乐一起机械地送入胃中。胖女郎则慢吞吞地细细咀嚼，津津有味地咬着奶酪饼，抓着炸薯片，啜着热巧克力。

“不吃点炸薯片？”女郎问我。

“不要。”

女郎将盘中物一扫而光，喝掉最后一口热巧克力，又舔净手指沾的番茄酱和芥末，用纸巾擦了擦指头和嘴巴。从旁看来都觉得她吃得十分香甜。

“你祖父那边，”我说，“首先该去地下实验室看看吧？”

“恐怕是的。那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我也帮忙。”

“问题是能从夜鬼巢穴旁边通过吗？夜鬼干扰器已被弄坏了吧？”

“不碍事。还有小些的可供紧急时使用。威力虽不很大，带在身上夜鬼还是不敢靠近的。”

“那就没问题了。”我放下心来。

“没那么简单，”女郎说，“由于电池的关系，便携式干扰器只能连续使用30分钟，时间一到就要关掉开关充电才行。”

“唔，充电要花多长时间？”

“15分。工作30分，休息15分。在事务所和研究室之间往返一次，这时间绰绰有余，所以容量搞得较小。”

我没了情绪，不再言语。毕竟比束手无策好，况且也只能凑合使用。我驱车驶出停车场，中途找见一家深夜营业的自选商场。买了两罐啤酒和1小瓶威士忌。而后停车把两罐啤酒喝光，威士忌则喝了四分之一。这么着，心情总算略有好转。剩下的威士忌拧好瓶盖，交给女郎装进背包。

“何苦这么喝酒？”女郎问。

“因为心里紧张吧。”

“我也紧张，可并不喝酒。”

“你的紧张和我的紧张是种类不同的紧张。”

“不大明白。”

“人上了年纪，无可挽回的事情的数量就越来越多。”

“所以疲劳？”

“不错，”我说，“所以疲劳。”

她转向我，伸手碰了下我的耳垂。

“不要紧，别担心，我一直守在你身边。”

“谢谢。”我说。

我把车开进女郎祖父事务所所在大厦的停车场，下车背起背包，伤口每隔一定时间就闷痛一阵子，如有一辆满载干草的货车缓缓碾过自己的肚皮。我姑且认定：这仅仅是普通的痛，是表层的痛，与我自身的本质并不相干。犹如阵雨，雨过天晴。我将所剩无几的自尊心尽皆收集起来，把受割之辱逐出心头，步履匆匆地跟在女郎后面。

大厦入口有个大个头年轻门卫，要求女郎出示本楼居住证，女郎从衣袋掏出塑料卡，递给门卫。门卫把卡塞进桌上电脑的吞吐孔，确认荧屏上出现的姓名和房间号之后，按动开关打开大门。

“这是座非常特殊的建筑物。”女郎穿过宽敞的大厅时对我解释道，“进入这里的人都有某种秘密，为保守秘密而建立了特殊的警卫体制。例如当开展重大研究或有秘密聚会时等等。在门口要像刚才这样检查身份，还通过监控电视看你去的是不是早已预定的场所。所以，就算有人尾随跟踪也别想进来。”

“那么，你祖父在这楼下挖地洞的事他们也知道？”

“呃——怎么样呢？我想未必知道。这座楼施工时祖父叫人搞了个特别设计，以便可以从房间直接进入地下，知道此事的仅限于极少几个人，不外乎楼主和设计师。对施工人员说是下水道，图纸申报方面也处理得天衣无缝。”

“肯定花一大笔钱吧？”

“可能。不过祖父有的是钱。”女郎说，“我也同样，我也是个十分了得的阔佬。父母的遗产和保险都买了股票，越积越多。”

女郎从衣袋掏出钥匙，打开电梯，两人跨进上次那个空荡荡的奇妙电梯。

“股票？”

“嗯。祖父教过我如何玩股票。如情报的取舍、行情的分析、逃税的办法、海外汇款的方式等等。股票很有意思。你可玩过？”

“遗憾。”我连定期都没存过。

“祖父成为科学家之前做股东来着，靠股票攒钱。攒得太多了，这才不做股东，而当了科学家。厉害吧？”

“厉害厉害。”我赞同道。

“祖父干什么都是一流人才。”女郎说。

电梯运行速度同上一次乘时一样，不知是上升还是下降。花的时间依然很长。想到这时间里一直受到电视摄像机的监视，心里不由七上八下。

“祖父说学校教育效率太差，培养不出一流人才。你怎么看？”

“是吧，大概是的。”我说，“16年前我也上学来着，是觉得没起太大作用，以致我不会说外语，不会玩乐器，不晓得股票，不能够骑马。”

“那为什么不退学？要退不是随时可以退的吗？”

“噢，那倒是。”我思忖了一会。不错，想退学什么时候都能一退了之。“可我当时没想到这点。我家同你那里不同，是平平常常的普通家庭，从来就没想过什么自己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一流角色。”

“不对，”女郎说，“任何人都具有某种成为一流的素质。问题只在于能否把它充分发掘出来。很多人之所以成不了一流，是因为一些不懂发掘方法的人一齐上前把它扼杀掉了，磨损掉了。”

“好比我。”

“你不同。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的感情外壳非常坚硬，很多东西都原封不动地剩在里面。”

“感情外壳？”

“是啊，”女郎道，“所以现在也为时不晚。嗳，等这件事完了，和我一块儿过好么？不是什么结婚，只是共同生活。去希腊啦罗马尼亚啦芬兰那样悠闲的地方，两人一起骑马一块唱歌。钱任凭多少都有。那期间保准你脱胎换骨，大放异彩。”

“唔。”我应了一声。这话听起来不坏，反正我作为计算士的生活已经由于此次事件而处于微妙境地，何况在国外游花逛景也确有魅力。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会真的成为一流角色。一流角色一般都具有坚定的自信，这也是成为一流的前提。倘若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一流，那么很难仅仅由于势之所趋而荣登一流宝座。

正如此呆呆思索之间，电梯门开了。女郎走出门，我也随之出来。她仍像初次见面时那样咯噔咯瞪地带着高跟鞋声在走廊里匆匆急行，我则紧随其后。形状令人愉锐的臀部在我面前摇来摆去，金耳环闪闪发光。

“不过，就算真的那样，”我对着她的背部说，“也只是你这个那个地给予我，我却什么也给不了你。我觉得这非常不公平也不自然。”

她放慢脚步，同我并肩而行。

“真那样认为？”

“是的。”我说，“不自然，不公平。”

“我想你肯定有东西给我。”

“举例说？”

“例如你的感情外壳。我实在想了解这一点：它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怎样的功能等等。这以前我还几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外壳，兴趣实在大得很。”

“没那么神乎其神。”我说，“每一个人的感情都包有一层外壳，程度不同罢了。如有兴趣，随便多少都能发现。你没有踏上社会，不理解普通人的普通心态是怎么回事，如此而已。”

“你这人真的一无所知，”胖女郎说，“你不是具有模糊运算的能力么，是吧？”

“当然有，不过那终归是作为工作手段而由外部赋予的能力，是接受手术和训练的结果，只要训练，绝大多数人都能胜任愉快。和打算盘弹钢琴没多大差别。”

“不能那么一概而论。”她说，“的确，起初大伙都那么想来着。如你所说，以为只要接受训练任何人——当然是通过某种程度的考试选拔出来的——都能毫无例外地掌握模糊能力。祖父也曾这样认为，况且事实上也有26个人接受与你同样的手术和训练，获得了模糊能力。这一阶段没有任何欠妥之处。问题发生在后来。”

“没听说，”我开口道，“据我听到的情况，计划进展一切顺利……”

“宣传上。其实并非如此。掌握模糊能力的26人中，竟有25人在训练结束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死了。你算是硕果仅存。惟独你一个人活过3年，并且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作业。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是普通人？你现在成了至关重要的人物！”

我依然双手插进衣袋，默默在走廊移动脚步。势态似乎已超过我个人能力的范围，而无休无止地膨胀开来。至于最终膨胀到何种地步，我已经无法判断。

“为什么都死了？”我问女郎。

“不知道，死因不清楚。死于脑功能障碍倒是知道，但何以至此则弄不明白。”

“假设总还是有的吧？”

“呃，祖父这样说来着：普通人大概承受不住意识核的照射，因而脑细胞试图制造与之作战的某种抗体。但反应过于剧烈，结果置人于死地。情况原本更为复杂，简单说来是这样。”

“那么，我又是因为什么活下来的呢？”

“你恐怕具备自然抗体，就是我说的感情外壳。由于某种缘故，那东西早已存在于你的脑中，使得你能够存活。本来祖父打算人为地制作那种外壳以保护大脑，但终归好像过于薄弱，祖父说。”

“所谓保护，作用就像瓜皮那样？”

“简而言之。”

“那么，”我说，“抗体也罢保护层也罢外壳也罢瓜皮也罢，是我身上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的？”

“大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吧？往下祖父什么也没告诉我。怕我知道太多而招致过大的风险。只是，以祖父的假设为基础加以计算，像你这样具备自然抗体的人，大约每100万至150万人之中才有一个。而且在目前阶段只有在赋予模糊能力之后方能发现。”

“那么说，如果你祖父的假设正确的话，我能包括在26人之中纯属侥幸喽？”

“所以你才有作为标本的贵重价值，才成为开门的钥匙。”

“你祖父到底想对我做什么？他叫我进行模糊运算的数据和独角兽头骨究竟意味什么？”

“我要是知道，马上就可以把你解救出来。”女郎说。

“解救我和世界。”我说。

尽管不似我房间那样严重，但事务所里也被糟蹋得相当狼狈。各种文件扔得满地都是，桌子掀得四脚朝天，保险柜撬得大散四开，壁橱抽屉纷纷落马，被割得七零八落的沙发床上散乱着博士和女郎原本装在柜里的备用西服。她的西服的确一律是粉红色：从深的粉红到浅的粉红，大凡粉红无所不有。

“不像话！”她摇头道，“估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夜鬼干的？”

“不，不是，夜鬼一般上不到地面，即使上来也有气味留下。”

“气味？”

“像鱼像烂泥那样的土腥昧。不是夜鬼下的手。估计和搞乱你房间的是同一伙人。手法也相似。”

“有可能，”说着，我再次环视房间：被掀翻的桌前，一盒回形针四溅开来，在荧光灯下闪闪生辉。以前我就对回形针有些耿耿于怀，便装出察看地板的样子，抓一把揣进裤袋。

“这里有什么重要东西？”

“没有。”女郎道，“放在这里的几乎全是无足轻重的玩艺儿，账簿啦收据啦不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啦等等。没什么怕偷的。”

“夜鬼干扰器可平安无事？”

柜前散乱堆着好多零碎物品，有手电筒有收音机有闹钟有胶带切刀有瓶装止咳糖浆，林林总总。女郎从中挑出一件紫外线探测仪样的小仪器，反复按了几下开关。

“不要紧，完全能用。它们肯定以为是什么闲杂东西。而且这仪器的原理十分简单，小摔小打根本不碍事。”

随后，胖女郎走去墙角，蹲在地上打开插座盖，按下里边的小电钮，起身用手心悄然推了一下墙壁。墙壁随之敞开电话号码簿大小的空间，闪出状似保险柜的东西。

“喏，这样一来就找不到了吧？”女郎不无得意地说着，调整4位号码，打开保险柜的门，“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摆上桌面好么？”

我忍住伤痛，把四脚朝天的桌子重新放好，拿出保险柜里的东西，在桌面摆成一排：有缚着胶皮带的足有5厘米厚的一叠存款折，有股票和证书，有200万到300万元现金，有装进布袋的沉甸甸的重物，有黑皮手册，有茶色信封，她把信封中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原来是旧欧米伽手表和金戒指，欧米伽的玻璃表盘布满细小的裂缝，已整个变得焦黑。

“父亲的遗物。”女郎说，“戒指是母亲的，其他烧得精光。”

我点点头。

她把戒指和手表装回茶色信封，抓起一捆钞票塞入衣袋。“真的，早都忘记这里还有现金了。”说罢，她解开布袋，取出一包用旧衬衣团团包着的东西，打开来给我看：一支自动手枪，从古旧式样来看，显然并非玩具，而是打实弹的真家伙。对枪我所知无多，估计是布朗宁或贝莱特。枪身旁有一支备用枪筒和一盒子弹。

“枪打得可好？”

“何至于，”我吃了一惊，“摸都没摸过。”

“我可有两手哩！练了好几年。去北海道别墅时一个人在山里射击，10米左右的距离，明信片大小的目标保准穿透。厉害吧？”

“厉害。”我说，“这玩艺儿从哪里搞来的？”

“你真是个傻子，”女郎显得不胜惊愕，“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手到擒来，这点都不知道？不过反正你不会用，我带着好了，可以吧？”

“请请。只是黑乎乎的，希望你别错打到我身上才好。再增加一处伤口，站恐怕都站不稳了。”

“哎哟不要紧的，放心就是。我这人做事滴水不漏。”说着，她把手枪揣进上衣袋。也真是奇怪，她的衣袋任凭揣多少东西都一点也不见鼓涨，也不扭曲变形。可能有什么特殊机关，或者仅仅由于手工精良。

接下去，女郎翻开黑皮手册正中那页，在电灯下神情肃然地盯视多时。我也往上面瞟了一眼，但见排列的全是莫名其妙的暗号和字母，我能看懂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这是祖父的手册，”女郎说，“上面的暗号只有我和祖父才看得明白。记载的是预定事项和当天发生的事。祖父告诉我，每当有为难之处，就看这手册。喔——等等。9月20号你分类运算完了数据，是吧？”

“是的。”我回答。

“上面有①这个标记。大概指第一阶段吧。此后30号夜间或10月1号早上你结束了模糊运算。不错吧？”

“不错。”

“这是②，第二阶段。其次，呃——10月2号正午，这是③，写道‘程序解除’。”

“原定2号正午见博士，想必在那里解除为我编制的特殊程序，以免世界完蛋。然而情况整个发生了变化。博士有可能遇害，或被拉去什么地方。这是当务之急。”

“等一下，再往下看看，暗号复杂得很。”

她看手册时间里，我整理了背包，把手电筒电池换成新的。立柜里的雨衣和长筒鞭都被胡乱扔在地板上，所幸并未损坏到不堪使用的程度。倘若过瀑布时不穿雨衣，无疑将淋成落汤鸡，冷到心里去。若身上发冷，伤口势必再度作痛。接着，我拾起一双同样扔在地板上的女郎粉红色的运动鞋装进背包。表盘的数字告诉我已时近半夜12点。到程序解除的最后期限正好还有12个钟头。

“往下是专业性相当强的计算，什么电器量、溶解速度、抵抗值、误差之类，我看不懂。”

“看不懂的跳进去，时间不多了，”我说，“只挑能看懂的看，解读一下暗号好么？”

“没必要解读。”

“为什么？”

她递过手册，指着那部分。那里什么暗号也没有，只有一个大大的×和日期时刻，较之周围几乎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个×实在大得出格，加之形状的失调，愈发给人以不祥之感。

“这大概指的就是最后期限吧？”她说。

“想必。恐怕也就是。假如③解除程序，那么不至于出现这个×。问题是程序因某种原因未能解除，反而迅猛发展，终于导致×印的出现，我想。”

“那么就是说我们无论如何得赶在2号正午之前面见祖父喽？”

“如果我的推测正确的话。”

“能正确么？”

“能吧。”我放低声音。

“就算是吧。还有多少时间？”女郎问我，“到世界完蛋或宇宙爆炸之时？”

“35个小时。”我说。无需看表，不过是地球自转一周半的时间，这时间里，可接到2次晨报和1次晚报，闹钟可响2回，男人们可刮2遍胡须，运气好的人可性交2场至3场。36小时的用场无非如此而已。假定人活70，也就是人生的1/17033。而这36个小时过后，某种状况——大概是世界尽头——就要到来。

“往下如何行动？”女郎问。

我从立柜前躺着的急救箱里找出止痛药，连同水筒里的水一起吞下，背起背包。

“下地道，别无选择。”我说。

20.世界尽头（独角兽之死）

兽们已经失去了几头同伴。第一场大雪下了整整一个晚上。翌日清晨便有几头老兽发白的金色躯体被掩埋在5厘米厚的积雪下面。朝阳从支离破碎的云隙间泻下光线，给冻僵的景物涂上一层鲜亮的光泽。超过一千头的兽群吐出的气，在这片光泽中白蒙蒙地跃动不已。

天还没亮我就睁眼醒来，得知镇子已被白雪包得严严实实。这光景煞是好看，一片莹白之中，钟塔黑乎乎地拔地而起，如深色衣带般的河水从其脚下流向前去。太阳尚未升起，空中彤云密布，不见半点缝隙。我穿上大衣，戴上手套，下到寂寂无人的街道。看样子雪在我刚刚入睡便开始飘洒，一直飘到我快醒之时，雪上一个脚印也没有。抓在手中一把一看，浑如细白糖一样柔软爽手。沿河的水洼结了层薄冰，上面斑斑驳驳点缀着积雪。除了我呼出的白气，街上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动态。没有风，甚至没有鸟影。惟独鞋底踏雪之声犹如合成的效果音响近乎不自然地大声回荡在人家石壁之间。

快到城门口时，在广场前看到了看门人。他不知何时和影子一起钻进修理过的板车底下，正给车轴加机油。车板上并立着几个汽油壶，用绳子紧紧缚于侧板以防歪倒。我感到纳闷，这么多油看门人到底用来干什么呢？

看门人从车下探出脸，扬手跟我打招呼。看上去情绪蛮好。

“起床好早啊！哪阵风把你吹来的？”

“来看看雪景，”我说，“从山冈上看漂亮得很咧！”

看门人放声大笑，一如往常地把手放在我背部。他连手套也没带。

“你这人也够意思的。雪景往后就怕你看厌了，何苦特意下到这里来看。真个与众不同。”

说罢，他一边吐着俨然蒸汽机的大团白气，目不转睛地望着城门那边。

“不过，你来得怕也正是时候。”看门人说，“上瞭望楼看看，可以看到奇特的冬日初景。过一会就吹号角，你好好往外看就是。”

“初景？”

“一看自然知晓。”

我懵懵懂懂地爬上门旁的瞭望楼，观看墙外景致。苹果林挂满白雪，宛似云片飘然落下。北大山和东大山也都差不多银装紊裹，惟有隆起的岩石描出几道伤疤样的棱线。

瞭望楼脚下，独角兽们仍像往日那样沉睡未醒。它们对折似的弯着腿，纹丝不动地伏在地面上，雪一样纯白的独角笔直地向前伸着，各自尽情沉浸在静静的睡眠之中。兽们的脊背积了厚厚的雪，但它们似乎全无感觉，睡得实在太死太沉了。

稍顷，头上的云层一点点裂开，阳光开始射向地面，我仍然在瞭望楼伫立不动，继续观看周围光景。一来阳光不过像聚光灯似的仅有一束，二来作为我也很想亲眼见识一下看门人说的奇特景致。

不久，看门人打开城门，吹响号角，照例是一长三短。第一声吹得兽们睁开眼睛，抬头往角声传来的方向张望。从其呼出的白气的量，可以看出它们的身体已开始新一天的活动。而入睡时兽们的呼吸量是微乎其微的。及至最后一声号角消失在大气中，兽们便欠身站起。首先尝试似的慢慢伸长前腿，挺起前半身，接着伸直后脚。继而把角朝空中晃了几下，最后仿佛突然清醒过来似的抖抖身体，把积雪抖落地面，开始向城门移步。

等兽们进入门内，我才明白看门人叫我见识的是何景象。原来像是酣睡的几头兽，已经就势冻死过去。看上去，那几头兽与其说是冻死，莫如说更像在深深思考什么重要命题。但对它们已不存在答案。它们的鼻腔和口中已不见任何一缕白气升起，肉体已停止活动，意识已被吸入无边的黑暗。

在其他兽们朝城门走光之后，那几具死尸便如大地生出的小瘤剩在了那里。白雪寿衣裹着它们的身体，仅有独角依旧分外神气地刺向天空。活下来的兽们从它们身旁经过时，大多深深垂首，或低声刨蹄——是在悼念死者。

太阳高高升起，墙影往前拖得很长。我望着兽们悄无声息的尸体，直到阳光开始悄悄溶化大地的积雪。因我觉得，朝阳仿佛连它们的死也一并溶化，使得看似死去的兽们蓦然立起，开始平日那种晨光中的行进。

然而它们并未立起，任凭雪水浸湿的金毛在阳光下闪耀光辉。俄尔，我眼睛开始作痛。走下瞭望楼，过得河，爬上西山坡返回房间，发觉早晨的阳光刺激眼睛的程度远比自己料想的强烈。一闭眼睛，泪水涟涟而下，出声地落在膝头。用冷水洗了洗，没有效果。我拉合厚厚的窗帘，紧闭双眼，在失去距离感的黑暗中望着时而浮出时而遁去的奇形怪状的线条和图案，望了几个小时。

10点，老人端着咖啡托盘敲门进来，见我俯卧在床，便用冷毛巾擦拭我的眼皮。耳后火辣辣地作痛，但眼泪到底减少了些许流量。

“到底怎么搞的？”老人问，“早上的阳光比你想的强烈得多，尤其积雪的早晨。明明知道‘读梦’的眼睛承受不住强光，为什么还跑到外面去？”

“看兽去了，”我说，“死得真不少，有八九头，甚至不止。”

“往后死得更多，每当下雪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容易死掉呢？”我仰脸躺着，把毛巾从脸上拿开，询问老人。

“身体弱，饥寒交迫嘛。向来如此。”

“不会死绝么？”

老人摇摇头：

“这帮家伙已经在此生息了好几万年，以后也还将生息下去。寒冬期间固然死去不少，但春天一到就有小东西降生，更新换代而已。因为这地方生长的草木所能养活的数量有限。”

“它们为什么不迁往别处呢？森林里草木取之不尽，往南去又不怎么下雪。我看没有必要在这里坐以待毙。”

“我也不明白。”老人说，“但兽们就是不肯撤离，它们属于这座镇子，脱离不得，正如你我一样。兽们显然知道无法靠自己的本能逃出这个地方，也可能只能食用这里生长的草木。或者翻越不了南面路上无边无际的石灰岩荒野。说千道万，兽们离不开这里。”

“尸体怎么处理？”

“烧掉，看门人烧。”老人用咖啡杯温暖着自己粗糙不堪的大手。“往后一段时间，那是看门人的中心工作。先把死兽的脑袋割下，取出脑浆眼珠，用大锅熬煮，制成漂亮的头骨。剩下的肢体堆起来浇上菜籽油，付之一炬。”

“然后把古梦放入头骨，摆到图书馆书库里，是吧？”我依然闭目合眼，向老人问道，“为什么？头骨为什么干这个用？”

老人哑然不答，只听见他踩动木板吱呀声。吱呀由床头缓缓离去，在窗前止住。又是一阵沉默。

“等你理解古梦为何物时就明白了，”老人说，“明白为什么把古梦放入头骨。这个是不能告诉的。你是读梦人，答案要自己找。”

我用毛巾擦罢泪，睁开眼睛。老人在窗边的身影看起来模模糊糊。

“冬天会使形形色色的事物现出本来面目。”老人继续道，“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总之就是这样。雪要继续下，兽要继续死。谁都无可奈何。一到午后，就能望见焚烧兽们的灰色的烟。整个冬季天天如此，天天有白雪和灰烟。”

21.冷酷仙境（手镯、本·约翰逊、恶魔）

壁橱里面仍像上次那样黑洞洞的。也许因为知道夜鬼存在的关系，更加觉得阴森森冷冰冰。至少在其他地方见不到这般完整无缺的黑暗。在城市使用街灯霓虹灯和陈列窗灯具撕裂大地黑幕之前，想必满世界都是这种令人窒息般的黑暗。

女郎领头爬下梯子。她把夜鬼干扰器揣进雨衣的深口袋里，身上斜挎大号手电筒，吱吱有声地踩着长胶靴一个人快速滑下黑暗的底部。片刻，语声随着水流响从下面传来：“好了，下来吧！”旋即有黄鱼灯光摇晃。看样子这地狱之底比我想象的深得多。我把手电筒插进衣袋，开始沿梯下爬。边爬边回想爬山车上那对男女和嘭嚓嚓的旋律。他们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我怀揣手电筒和大号小刀带着肚皮创伤正下往漆黑的洞底。他们头脑中有的，只是时速表的数宇、性关系的预感以及从排名榜上一落千丈的不咸不淡的流行歌曲。当然我不能责怪他们，他们仅仅不知道罢了。

我如果也一无所知，也可以免遭这份苦难。我想象自己坐在爬山车驾驶席，身边载着女孩，随同嘭嚓嚓的旋律在夜幕下的都市里风驰电掣的光景。女孩在交欢时是否摘掉左腕上两只细细的银手镯呢？但愿不要摘掉。即使脱得一丝不挂，也不摘去两只手镯，就像它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问题是她很有可能摘掉。因为女孩淋浴时要卸去所有附件。这样，我势必要在淋浴前同她发生关系，或者央求她别摘掉手镯。我不知哪种做法合适。但不管怎样，务必千方百计地使她戴着手镯同我交合。这是关键。

我想象同戴着手镯的她同衾共枕的场面。面部全然无从想起。于是我调暗室内照明，暗了自然看不清面孔。扯掉藤色或白色或淡蓝色的玲珑剔透的三角裤，手镯便成了她身上惟一的附着物。朦胧的灯光下，手镯泛着白光，在床单上发出令人心神荡漾的清脆声响。如此想入非非地往下爬梯之间，我感觉出阳物开始在雨衣下脖起，莫名其妙！何苦偏偏选在这种地方冲动？为什么在同图书馆女孩——那个胃扩张女孩——上床时它垂头丧气，却在这不伦不类的梯子正中神气活现？充其量不过两只银手镯，到底有何意味可言？况且正值世界将完蛋将步入尽头之际！

我爬下梯子在盘石站定。女郎把手电筒光四下一晃，照亮周围景象。

“夜鬼真的像在这一带转悠，”她说，“听得见声音。”

“声音？”我问。

“用腮叩击地面的噗噗声。很小，但注意听还是听得出。还有气味。”

我侧耳倾听，又抽了抽鼻子，并未感到有什么异常。

“不习惯不行的，”她说，“习惯了就能略微听出它们的语声。说是语声，其实不过近似声波罢了，当然跟蝙蝠不同，一部分声波可涉及人的可听范围。它们之间则完全可以沟通。”

“那么符号士们是怎样同它们打交道的？语言不通岂非打不了交道？”

“那种仪器随便造得出来。就是说可以把它们的声波转换成人的语声，同时把人的语声转换成它们的声波。估计符号士造了出来。祖父如果想造，当然不费吹灰之力，但终归没有动手。”

“为什么？”

“因为不想和它们交谈。它们是邪恶的，语言也是邪恶的。它们只吃腐肉和变质的垃圾，只喝发臭的水。过去住在坟场下面吃死人肉来着，直到实行火葬。”

“那么不吃活人喽？”

“抓到活人要用水泡几天，先从腐烂部位依序吞食。”

“罢了罢了，”我叹息一声，“真想就此回去，管它天塌地陷！”

但我们还是沿河边继续前进。她打头，我随后。每次把手电筒照在她背上，那邮票大小的金耳环便闪闪发光。

“总戴那么大的耳环，不觉得重？”我从后面开口问道。

“在于习惯。”她回答，“和阳物一样，你觉得阳物重过？”

“没有，没有的，没那种感觉。”

“同一码事。”

我们又默然走了一阵子。看来她十分熟悉落脚点，边用手电筒东晃西照，边大步流星地迈进。我则一一确认脚下，鼓足劲尾随其后。

“我说，淋浴或洗澡时你也戴那耳环？”为了使她免受冷落我又搭腔道。她只有说话时才多少放慢步履。

“也戴。”她应道，“脱光时也只有耳环还戴着。你不觉得这挺富有挑逗性？”

“那怕是吧，”我有些心虚，“那么说倒也可能是的。”

“干那种事你经常从前面干？面对面地？”

“啊，基本上。”

“从后面干的时候也有吧？”

“唔，有是有。”

“此外还有很多花样吧？比如从下面干，或坐着干，或利用椅子……”

“人各所不一，场合各不一样。”

“那种事，我不很涛楚。”女郎说，“没看过，也没干过。又没人教我是怎么回事。”

“那东西不是别人教的，是自己发现的。”我说，“你有了恋人同他睡过之后，也就如此这般地自然明白了。”

“我不大喜欢那种套数。”她说，“我喜欢更加……怎么说呢，喜欢更加排山倒海式的。排山倒海般地被干，排山倒海般地接受。而不是如此这般地自然明白。”

“你恐怕同年长的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同天才的、具有排山倒海式素质的人。可是世上并非全部是那样的人。都不过是凡夫俗子，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像我这样。”

“你不同。你OK。上次见时我也说了吧？”

但不管怎样，我决心把有关性的场景从脑海中一扫而光。勃起仍势头未减。问题是在这黑漆漆的地下勃起也毫无意义，况且首先影响行走。

“就是说，这干扰器发出夜鬼讨厌的声波喽？”我试着转移话题。

“正是。只要在发声波，大约15米内夜鬼就别想靠近。所以你也得注意别离开我15米。要不然它们就会把你抓进地穴，吊入井里，先从腐烂部位大吃大嚼。你要从肚皮伤口先烂，肯定。它们的牙齿和爪子尖锐得不得了，简直是一排尖锥。”

听到这里，我赶紧贴在她身后。

“肚皮伤口还痛？”女郎问。

“敷过药，好像有点麻木了。身体动得厉害了倒是一剜一剜地痛。一般情况下还过得去。”我回答。

“要是能见到祖父，估计会把你的疼痛去掉。”

“你祖父？那怎么会？”

“简单得很。我也求他处理过几次，脑袋痛不可耐的时候。只要把促使忘却疼痛的信号输入到意识里边即可。本来疼痛对于身体是个重要的信息，是不可以采用这种做法的。但眼下处于非常事态，也未尝不可吧？”

“果真那样可就帮大忙了！”我说。

“当然这要看能否见到祖父。”

她左右摇晃着强有力的光柱，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地下河的上流继续行进。左右岩壁布满裂缝般豁然闪出的岔路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横洞。岩隙到处有水浸出，汇成细流淌入河中。河旁密密生着泥一洋滑溜溜的地苔。苔鲜绿鲜绿，绿得近乎不自然。我不理解无法进行光合成的地苔何以有如此颜色。大概地下自有地下的奇妙规律吧。

“喂，夜鬼知道我们现在正这么走路么？”

“当然知道。”女郎一副轻描淡写的语气，“这儿是它们的领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瞒不过它们，此时就在我们周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我一直听见有窸窸窣窣的声响。”

我把手电筒往四周岩壁晃了晃，除了凹凸不平怪模怪样的岩石和地苔，别的一无所见。

“全部藏在岔路或横洞那样光照不到的暗处。”女郎说，“也有的跟在我们后头。”

“打开干扰器有多少分钟了？”我问。

女郎看了下表，答说10分。“10分20秒。不要紧，再有5分钟就到瀑布。”

我们恰好用5分钟赶到瀑布跟前。消音装置似乎还在运转，瀑布几乎同上次一样无声无息。我们牢牢地戴好雨帽，系紧帽带，扣好风镜，钻进无声的瀑布。

“奇怪，”女郎说，“消音装置还在运转，说明研究室没遭破坏。要是夜鬼们袭击过，该把里边搞得一塌糊涂才是，本来就对研究室恨得要死。”

不出其所料，研究室的门好端端地上着锁。假如夜鬼闯入，断不可能离开时重新锁好。突袭这里的定是夜鬼以外的什么势力。

她很久才对准密码锁，用电子钥匙打开门。研究室里冷飕飕黑幽幽的，有一股咖啡味儿。她火速关门上锁，确认万无一失之后，按开关打开房间的灯。研究室中的光景，同上面事务所和我住处的惨状大同小异。文件遍地，家具仰翻，碟碗粉碎，地毯翻起，上边洒有一桶分量的咖啡。博士何以煮这么多的咖啡呢？我自是揣度不出。纵使再嗜喝咖啡，独自一人也绝对喝不下去。

但研究室的破坏，较之其他两个房间有一点根本不同：破坏者将该破坏的东西和不该破坏的严格区分开来。他们将该破坏的糟蹋得体无完肤，而对另外的东西则全然不曾染指。电脑、通讯装置、消音装置和发电设备完完整整地剩在那里，按下电源开关便迅即起动。惟独大型夜鬼干扰声波发射机被扭掉了几个部件，不堪再用。但若安上新部件，也可马上投入工作。

里面房间的情形也相差无几。乍看好像混乱得无可救药，其实一切都是经过精密计算才动手的。搁物板上的头骨好端端地安然无恙，开展研究所需计量器具也一样不缺。被捣毁得面目全非的，仅限于可以买到替代品的廉价器械和试验材料。

女郎去墙壁保险库那里打开门，查看里面情况。门没有锁，她双手满满捧出白色的纸灰，洒在地上。

“看来紧急自动燃烧装置相当灵验，”我说，“那帮家伙落得个空手而归。”

“你看是谁干的？”

“人干的。”我说，“符号士或其他什么人勾结夜鬼来这里打开门，而进去翻东翻西的则只有人。他们为使自己事后能利用这里——我想大概是为了让博士能继续在此研究——而把关键设备完整保留下来，并重新把门锁好，以免夜鬼乱来。”

“可是他们没能得到重要东西呀！”

“有可能。”说着，我环视一遍房间，“不过他们反正把你祖父弄到手了。若说重要莫过于此吧。这样我已无从得知博士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手脚，完全束手无策。”

“不不，”胖女郎说，“祖父绝不至于被抓，放心好了。这里有条秘密通道，祖父一定从那里逃走了，使用和我们的同样的夜鬼干扰器。”

“何以见得？”

“确凿证据固然没有，但我心中有数。祖父为人十分谨慎，不可能轻易被俘。一旦有人企图撬门进屋，必定从通道一逃了之。”

“那么说，博士现在已在地上了？”

“不，”女郎说，“没那么简单。通道出口如同迷宫，加之和夜鬼老巢相连，再急也要5个小时才能出去。而夜鬼干扰器只能坚持30分钟，因此祖父应该还在里边。”

“或者落入夜鬼之手。”

“不用担心。为防万一，祖父在地下还保有一处夜鬼绝对无法靠近的安全避难所。估计祖父是藏在那里，静等我们到来。”

“果真无懈可击。”我说，“你晓得那个场所？”

“嗯，我想晓得。祖父详细告诉过我去那里的路线，而且手册上也有示意图，标明好多应注意的危险点。”

“什么危险？举例说？”

“我想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女郎道，“再打听下去，有人会变得过于神经兮兮。”

我喟叹一声，只好不再询间即将落到自已头上的危险。本来现在我就已变得相当神经过敏。

“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夜鬼无法靠近的那个场所？”

“25分至30分钟可走到入口。从入口到祖父存身的场所还要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只要到入口就再不用担心夜鬼，问题出在抵达入口之前。必须走得很快，否则夜鬼干扰器的电池就会用完。”

“真用完怎么办？”

“那就只能凭运气。”女郎说，“可以用手电筒光往身体上下左右照个不停。防止夜鬼接近，逃离危险。因为夜鬼讨厌光亮。可是只要光亮略一间断，夜鬼就伸手把你我抓走。”

“糟糕糟糕。”我有气无力地说，“干扰器可充好电了？”

女郎看了看电平表，又觑了眼手表：

“还要5分钟。”

“事不宜迟。”我说，“如果我的推断不错，夜鬼恐怕已经把我们来到这里的消息通报给了符号士，混蛋们马上会卷土重来。”

女郎脱去雨衣和长胶靴，穿上我带来的美军夹克和运动鞋，说：

“你也最好换一下。现在要去的地方，不轻装简行是通不过去的。”

于是我和她同样脱去雨衣，把防寒服套在毛衣外面，拉链一直拉到领口。然后背起背包，脱掉长胶靴换穿运动鞋。时针已接近12点半。女郎走去里面房间，拿出壁柜里的衣挂放在地上，双手抓住衣挂的不锈钢柄来回旋转不止。正旋转间，听得咔一声齿轮吻合的响动。女郎仍朝同一方向继续旋转，壁柜右下端随即闪出一个70厘米见方的洞口。往里看去，但见一色浓黑，黑得像要把人手吞噬进去，一股带有发霉气味的凉风直冲房间。

“巧妙至极吧？”女郎依然双手攥着不锈钢柄，转过头问道。

“的确妙极，”我说，“这地方居然有出口，一般人哪里想得到。实在偏执得可以。”

“哎哟，哪里谈得上偏执。所谓偏执，指的是死死拘泥于一个方向或倾向的人吧？祖父可不是那样，他在所有方面都超群出众，从天文学、遗传学到这种木工枝术。”她说，“世上再无第二个祖父这样的人。电视荧屏和杂志封面倒出来不少人，吹得天花乱坠，其实全是冒牌货。真正的天才则是在自家领域安分守己的人。”

“问题是，即使本人安分守己，周围的人也不容你如此。他们偏要攻破你安分守己的壁垒，挖空心思利用你的才能，所以才发生眼下这场横祸。无论怎样的天才怎样的蠢货，都不可能真正自成一统。哪怕你深深地潜身于地下，纵令你高高地筑墙于四周，也还是有人迟早赶来捣毁，你祖父同样不能例外。惟其如此，我才被人用刀划破肚皮，世界才将在35小时后走入尽头。”

“只要找到祖父，一切都会转危为安。”说着，她贴在我身旁踮起脚尖，在我耳下轻吻一口。被她如此一吻，我全身多少暖和起来，伤痛也好像有所减弱。或许我耳下有这种特异之点，也可能仅仅是好久未被17岁女孩吻过所使然。此前接受17岁女孩的吻已是18年前的往事了。

“如果大家都相信会万事如意，世上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她说。

“年龄一大，相信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我说，“和牙齿磨损一个样。既非玩世不恭，又不是疑神疑鬼，只是磨损而已。”

“怕么？”

“怕的。”我弓身再次往洞里窥看，“向来不习惯又窄又黑的地方。”

“不过已有进无退，是吧？”

“从道理上。”我说。我开始渐渐觉得自己的身体已非自己所有。高中时代打篮球便不时有这种感觉。球速过快，越是想使身体与之适应，意识就越是跟不上来。

女郎定定看着干扰器的刻度，对我说声“走吧”。充完电了。

和刚才一样，女郎打头，我随后。一进洞，女郎赶紧回身飞快转动洞口旁的手柄，关上洞门。随着门扇的闭合，正方形射进的光亮一点点变细，进而成为一缕竖线，倏忽消失不见。于是比刚才还要完全彻底的、从未经历过的浓重黑暗从四面朝我拥来。手电筒光束也无法打破这黑暗的一统天下，只能钻开一个隐隐约约令人忐忑不安的小小光穴。

“真有些不可思议，”我说，“你祖父何苦非要把逃跑通道选在连接夜鬼老巢的地方？”

“因为这样最为安全。”女郎用手电筒照着我身上说，“夜鬼老巢对它们来说是神圣地带，它们没有办法进入。”

“宗教性的？”

“嗯，想必。我自己没见过，祖父那么说的。祖父说由于实在令人厌恶，无法称之为信仰，但定是一种宗教无疑。它们的神是鱼，巨大的无眼鱼。”说罢，她把手电筒照向前面。

“反正往前走吧，没多少时间。”

地道的顶很低，必须弯腰行进。岩壁基本平滑，较少凹凸，但有时脑袋还是重重地磕在突起的岩石棱角。而又计较不得，毕竟时间有限。我把手电筒不偏不倚地照在女郎背部，盯准她，拼命前行。她身体虽胖，动起来却很敏捷，脚步也快，耐力也好像相当可以。总的说来，我也算身强体壮的，无奈一弯腰小腹伤口就阵阵作痛，有如一把冰锥嵌入腹部，衬衣早已被汗水浸透，浑身冷汗涔涔。但较之离开她而一个人孤零零剩在这黑暗之中，伤痛尚可忍耐。

越往前走，身体并非自己所有的意识越是一发不可遏止。我想这恐怕是因为不能看见自己身体的缘故。可谓伸手不见五指。

不能看见自己身体这点总有些叫人奇妙。假如长期处于如此状态，很可能觉得身体这东西不过是个假设。不错，头撞洞顶即觉疼痛，腹部伤口连连吃紧，脚心感觉出地面。然而这单单是痛感和触感，单单是建立在身体这一假设之上的概念。所以，身体业已消失而独有概念发挥功能这一情况也不是不能发生的。如用手术截脚之人，截去后仍存有关于趾尖感触的记忆。

好几次我都想用手电筒探照自已的身体以确认其仍否存在，但终因害怕找不见她而作罢。身体依然存在，我自言自语，万一身体消失而惟独所谓灵魂存留下来，我应该变得更加逍遥自在。如果灵魂不得不永远背负我的腹伤我的胃溃疡我的痔，那么将去何处寻求解脱呢？而若灵魂不能从肉体分离，那么灵魂存在的理由又究竟何在呢？

我一边如此思索，一边追逐胖女郎身上的橄榄绿作战夹克及其下面探出的正合身的粉红色西裙和耐克牌粉红色运动鞋。她的耳环在光束中摇曳生辉，俨然一对围绕其脖颈往来飞舞的萤火虫。

女郎全然不回头看我，径自缄口疾行，仿佛早已把我这个存在忘到九霄云外。她边走边用手电筒光迅速观察岔道和横洞。每到岔路口，便止住脚步，从胸袋掏出地图，用光束照着确认该往哪边前进，这时我便可赶上来。

“不要紧？路走得可对？”我问。

“没问题，眼下一点不差。”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何以知道不差？”

“不差就是不差。”说着，用手电筒照了照脚下。“喏，看这地面！”

我弓腰盯视她照射出的圆形地面。发现岩石凹陷处散落着几枚闪着银光的小东西。拿在手里一看，原来是金属制的回形针。

“瞧，”女郎说，“祖父经过这里。预料我们会随后追赶，才留下这东西做标记。”

“果然。”我说。

“过15分了，得快走！”

前边又有几条岔胳，但每次都有回形针指点，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往前急赶，这也节省了宝贵时间。

有时地面豁然闪出深不河测的地穴。好在地图上用红签字笔标有穴的位置，我们便在那附近稍微减慢速度，用手电筒小心照着地面前进。穴的直径大约50至70厘米，或一跃而过或从旁绕行，很容易通过。我捡起身旁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试着投下去，但无论多久都无声响传出，简直就像一直掉到巴西或阿根廷去了。万一失足掉进穴内——光这么一想胃部都有痉挛之感。

道路蛇一般左右拐来拐去，分出几条岔路之后，一直向下伸去。坡并不陡，只是一直下斜，似乎每走一步，地面那光朗世界便被从脊背剥去一层。

途中我们拥抱了一次。她突然停止，回头关掉手电筒，双臂抱住我的身体，用手指摸到我嘴唇，吻在上面。我也把胳膊搂在她的腰肢，轻轻抱拢。在一片漆黑中相抱甚是无可名状。司汤达好像就黑暗申拥抱写过什么，书名我忘了。想也想不起来。莫非司汤达在黑暗中抱过女人？假如我能活着走出这里，并且世界还没完蛋的话，一定要找找司汤达的这本书。

女郎脖颈已不再有香瓜型科隆香水味儿，而代之以17岁女孩特有的气息，颈下发出我自身的气味。那是我沾在美军夹克上的生活气味，我做的饭菜我煮的咖啡我出的汗水等味儿。它们已紧紧附在夹克上面。而在地下黑暗中同17岁女孩相抱时间里，我恍惚觉得那样的生活己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幻影。我可以记起它的一度存在，却无法在脑海中推出回归原处的情景。

我们长时间静静抱在一起。时间飞速流逝，但我觉得这并非了不得的问题。我们在通过相抱来分担对方的恐惧。而这是此时此刻最为重要的。

进而，她把乳房紧紧贴在我的胸口，张开嘴唇，软绵绵的舌头随着热乎乎的呼气探进我的口腔。她用舌尖舔着我舌头四周，指尖摸弄我的头发。但持续不过10秒便突然离开，以致我活像独自留在太空的宇航员，顿时跌入绝望的深渊。

我按亮手电筒，见她站在那里。她也打开自己的手电筒。

“走吧。”言毕，她猛地转身，以同样的步调开始前行。我的嘴唇还剩有她唇部的感触，胸口仍然感受到她心脏的律动。

“我的，很不错吧？”女郎未回头地问。

“很不错。”我说。

“意犹未尽是吧？”

“是的，”我回答，“是有些意犹未尽。”

“什么意呢？”

“不知道。”我说。

此后沿平坦的路向下走了五六分钟，我们来到一个空旷的场所。这里空气的味道不同，脚步声也随之一变。一拍手，中央发出膨胀般的异样反响。

女郎掏地图确认位置之间，我始终用手电筒四下照来照去。顶部恰呈穹隆形，四周也相应地呈圆形，并且显然是经人工改造过的流畅的圆形。墙壁甚为光滑，无坑无包。地中间有个直径约1米的浅底抗，坑内堆积着莫名其妙的滑溜溜的东西。虽不臭气扑鼻，但空气中飘有一股口臭般令人作呕的气味。

“这大概是圣域的入口。”女郎道，“这下可以喘口气了，再往前夜鬼进不来的。”

“夜鬼进不来倒求之不得，可我们通得过么？”

“这就交给祖父好了。祖父定有办法。再说把两架干扰器交替使用，电可以一直把夜鬼排斥开来，是吧？就是说，一架干扰器工作时，另一架充电。这样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也用不着担心时间。”

“有道理。”

“勇气可上来一点了？”

“一点点。”我说。

圣域入口的两旁，饰有精致的浮雕。图案是两尾巨大的鱼口尾相连地簇拥圆球。一看就知是不可思议的鱼。头部宛似轰炸机的防风罩赫然隆起，无目，代之以两条又粗又长的触角如藤蔓一般卷曲着突向前去。较之身体，口大得很不谐调，一直开裂到靠近鳃的地方，下面鳍根处跃出短粗而结实的器官，如被截断的前肢。乍看以为是具有吸盘功能的部件，细瞧原来其端头生有三只利爪。带爪之鱼我还是初次目睹。背鳍则呈异形，鳞片如毒刺一样突出体外。

“这是传说中的生物？还是实有其鱼？”我问女郎。

“这——怎么说呢，”女郎弓身从地上拾起几枚回形针，“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没有走错路。好了，快进去吧！”

我再次用手电筒照了照鱼浮雕，跟上女郎。夜鬼们居然能在如此无懈可击的黑暗中完成这般精美工致的雕刻，对我是个不小的震动。即使我心里知道它们能够在黑暗中看清东西，实际目击时的惊骇也不至于因此而减轻。说不定，此刻它们正从黑暗深处目不转睛地监视我们。

步入圣域之后，道路转为徐缓的土坡，顶部亦随之骤然升高。不一会，手电筒光便够不到顶部了。

“这就进山，”女郎说，“登山可习惯？”

“过去一周登一次来着。摸黑倒是没有登过。”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山，”她把地图塞入胸袋，“算不得山的山，也就是小山包吧。不过对它们则是山，祖父说。这是地下惟一的山，神圣的山。”

“那我们不是要玷污它了？”

“不，相反，山一开始就是脏污的。所有的脏物全都在这里集中。整个世界就像被地壳封住的潘多拉匣子，我们马上要从中心穿过。”

“简直是地狱。”

“嗯，不错。真的可能像地狱。这里的大气通过下水道等各种各样的洞穴和钻孔吹上地表。夜鬼虽不能爬上地表，但空气可以上去，也可进入人们的肺叶。”

“进入后我们可还能存活？”

“要自信！刚才说过了吧，只要自信就无所畏惧。愉快的回忆、倾心于人的往事、哭泣的场景、儿童时代、将来的计划、心爱的音乐——什么都可以，只要这一类在头脑中穿梭不息，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想本·约翰逊可以么？”我问。

“本·约翰逊？”

“约翰·福特导演的旧影片中出场的善于骑马的演员。马骑得简直出神入化。”

她在黑暗中喜不自胜地吃吃笑道：

“你这人妙极了，非常非常喜欢你！”

“年纪相差悬殊，”我说，“且一样乐器也不会。”

“从这里出来，我教你骑马。”

“谢谢。”我说，“你在想什么？”

“想和你接吻，”她说，“所以刚才和你接吻了。不知道？”

“不知道。”

“可知道祖父在这里想什么？”

“不知道。”

“祖父什么也没想。他可以使头脑呈现一片空白。这也是他的天才，若使头脑一片空白，邪恶空气便无法进去。”

“原来如此。”

如她所言，越往前走，道路越是崎岖难行，终于成了不得不借助两手攀援的陡峭石崖。这时间我一直考虑本·约翰逊，骑马的本·约翰逊形象。《阿柏支城堡》、《黄绶带》、《大篷车》以及《里奥格拉德城堡》中都有本·约翰逊骑马的镜头，我尽可能使之在脑海中一一浮现出来。骄阳朗照荒野，天空漂浮着浑如毛刷勾勒出的纯白的云絮，野牛群聚在山谷。女子们在门口用白围裙擦拭双手。水流潺潺，风摇光影，男女放歌。本·约翰逊便在这片风光中箭一样疾驰而过。摄影机在轨道上无限移行开去，将其雄姿纳入镜头。

我一边在石崖上物色落脚点，一边思索本·约翰逊和他的马。不知是否因此之故。腹部伤痛居然奇迹般地消失，可以在排除受伤意识困扰的情况下坦然前行了。如此想来，女郎所说的将特定信号输入意识可以缓和肉体痛苦，未必言过其实，我想。从登山角度看，这种攀登绝对算不上艰苦。落脚点稳稳当当，又没有悬崖峭壁，适于抓扶的石坑伸手可及。用外面世界的标准衡量，可谓安全路线——适合初学登山者，星期天早晨小学生一个人攀登亦无危险。但若处于地下黑暗之中，情况就不同了。不用说，首先是什么也看不见。不知前面有什么，不知还要爬多久，不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不知脚下是何情形，不知所行路线是否正确。我不晓得失去视力竟会带来如此程度的恐怖。在某种情况下，它甚至夺去了价值标准，或者附属其存在的自尊心和勇气。人们试图成就某件事情的时候，理所当然要把握住以下三点：过去做出了哪些成绩？现在处境如何？将来要完成多少工作量？假如这三点被剥夺一空，剩下的便只有心惊胆战、自我怀疑和疲劳感。而我眼下的处境恰恰如此。技术上的难易并非重要问题。问题是能自我控制到何种地步。

我们在黑暗中登山不止。手靠电筒无法攀登石崖，便把手电筒塞进裤袋。她也像挂绶带似的把手电筒挎在背后。我们的眼前于是一无所见，惟有她腰部摇摇荡荡的手电筒，朝漆黑的空中射出一道虚幻的光束，我则以此为目标默默攀登。

为了确认我是否跟上，她不时向我搭话——“不要紧？”“马上就到。”等等。

“不唱支歌？”片刻，女郎道。

“什么歌？”我问。

“什么都行，只要有旋律带词就行。唱好了！”

“在人前唱不出来。”

“唱嘛，怕什么。”

无奈，我唱起《壁炉》：

燃烧吧，可爱的壁炉

在这雪花纷飞的夜晚

燃烧吧，壁炉

听我们讲那遥遥的远古

下面的歌词记不得了，就自己随口编词哼唱。大意是大家正烤壁炉的时候有人敲门，父亲出去一看，原来是只受伤的驯鹿站在门外，说它肚子饿了，央求给一点东西吃，于是开桃罐头让它充饥。最后大家一起坐在壁炉前唱歌。

“这不挺好的么，”女郎夸奖说，“非常精彩，抱歉的是不能鼓掌。”

“谢谢。”

“再来一支。”她催促道。

我唱起《夏威夷的圣诞节》：

梦中的夏威夷圣诞节

皑皑的白雪

温馨的情怀

送你一个

古老的梦

那是我的礼物

梦中的夏威夫圣诞节

如今闭起眼睛

依然萦绕在心怀

雪橇的铃声

雪花的莹白

“好极了！”她说，“歌词是你作的？”

“信口开河罢了。”

“冬天呀雪呀为什么总唱这个？”

“这——怎么解释呢？怕是因为又黑又冷吧，只能联想起这个。”我把身体从一个岩窝提升到另一个岩窝。“这回轮到你了。”

“唱《自行车之歌》可好？”

“请请。”

四月的清晨

我骑着自行车

沿着陌生的路

蹬往林木森森的山坡

刚刚买来的自行车

全身粉红色

车把粉红车座粉红

统统粉红色

就连车闸的胶皮

也是粉红色

“好像唱的你自己。”我说。

“那当然，当然唱我自己。”女郎说，“不中意？”

“正中下怀。”

“还想听？”

“当然。”

四月的清晨

最合适的是粉红色

其他颜色

一律不合格

刚买的自行车粉红

皮鞋粉红帽子粉红

毛衣也粉红

全是粉红色

裤子粉红内衣粉红

统统是粉红色

“你对粉红色的感情，我完全理解了，继续往下进行好么？”

“这部分必不可少，”她说，“嗳，你看太阳镜可有粉红色的？”

“爱尔顿·约翰好像什么时候戴过。”

“呃，”她说，“无所谓的。听我往下唱。”

骑车路上

我遇见了祖父

祖父的衣服

全是蓝色

好像忘了刮胡须

胡须也是蓝色

深蓝深蓝

犹如长长的夜晚

长长的夜晚

总是一片蓝色

“指的是我？”我问。

“哪里。不是你，你不在歌中出场。”

祖父告诉我

森林去不得

森林里面

是野兽的居所

即使四月的清晨

河水也绝不会倒流

也绝对倒流不得

但我主意已定

依然蹬着自行车

驶往林木森森的山坡

在粉红色的自行车上

在四月晴朗的早晨

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用害怕

只要不下自行车

不是红色不是蓝色不是褐色

而是不折不扣的粉红色

她唱罢《自行车之歌》不大一会儿，我们终于像是爬到了崖顶，来到一片高台般宽阔的平地。稍事歇息，两人用手电筒照了照四周。看样子高台面积相当大，俨然桌面一样平光光的地面无限延展开去。女郎在高台入口那里蹲了半天，发现了六七枚回形针。

“你祖父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我问。

“马上到，就这附近。这高台听祖父不止提起过一次，大体不致弄错。”

“那么说，你祖父以前也来过这里好多次？”

“那还用说。祖父为了绘制地下地图，这一带点点处处全都转过。没有他不知道的，从小岩洞的出口到秘密通道，无所不知。”

“就一个人到处转？”

“嗯，是的，当然。”女郎说，“祖父喜欢单独行动。倒不是说他本来就讨厌人不信任人，不过是别人跟不上他罢了。”

“似乎可以理解。”我赞同道，“对了，这高台又是怎么回事呢，究竟？”

“这座山原来有夜鬼们的祖先居住来着。它们在山间掘了洞，全都住在洞里。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平地，是它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是它们的神居住的地方。祭司或巫师站在这里，呼唤黑暗之神，献上牺牲。”

“所谓神，莫不是那个怪模怪样的带爪鱼？”

“不错，它们深信是那条鱼统治这片黑暗王国，统治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形形色色的物象、理念、价值体系以及生死等等。它们传说其最初的祖先是在那条鱼的引导下来到这里的。”她用手电筒照亮脚下，让我看地面挖出的深约17厘米宽约1米的沟。

这道沟从高台入口处一直朝黑暗深处伸去。“沿这条路一直过去，就是古代的祭坛。我想祖父大概就藏在那里。因为即使在这圣域之中祭坛也是至为神圣的，无论哪个都靠近不得。只要藏在那里，就绝对不用担心被俘。”

于是两人顺着这沟一样的路径直前行。路不久变为下坡，两旁的石壁亦随之陡然增高，简直像从左右拥来把我们夹成肉饼。四下依然如井底一般死寂，不闻任何动静。惟独两人胶底鞋踩地的声响在壁与壁的夹缝中奏出奇异的节奏。行走之间，我几次朝上仰望。人在黑暗中，总是习惯性地搜寻星光和月光。

然而无须说，头上星月皆无。只有黑暗重叠地压在身上。亦无风，空气沉甸甸地滞留在同一场所。我觉得环绕我的所有东西都比先前沉重得多。就连我自身也似乎增加了重量。甚至呼出的气和足音的回响以至手的上下摆动都像泥巴一样被吸往地面。与其说是潜身于地底深处，莫如说更像降落在某个神秘的天体。引力也好空气密度也好时间感觉也好，一切一切都与我记忆中的截然不同。

我举起左手，按下电子表的显示灯，细看一眼时间：2点11分。进入地下时正值子夜，因此不过在黑暗中逗留了2小时多一点点，但作为我却好像在暗中度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就连电子表那点微光，看久了眼睛里也针扎似的作痛。想必我的眼睛正被黑暗慢慢同化。手电筒光也同样刺眼。长此以往，黑暗便成了理所当然的正常状态，而光亮反倒令人觉得是不自然的异物。

我们缄口不语，只管沿着狭窄深沟样的路不断往下移步。路平坦笔直，且无撞头之虞，我便关上手电筒，循着她的胶底鞋声不停地行走。走着走着，渐渐弄不清自己是闭目还是睁眼。睁眼时的黑暗同闭目时的黑暗毫无二致。我试着时而睁眼时而闭眼走了一会，最后竟无法判断二者的区别。人的一种行为同一种相反的行为之间，本来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而若差异全部消失，那么隔在行为A与行为B之间的壁墙也就自动土崩瓦解。

我现在所能感觉到的，仅有女郎在我耳畔回荡的足音。由于地形、空气和黑暗的关系，她的足音听起来甚是异乎寻常。我试图将这奇异的动静设法此为标准发音，然而任何发音都与之格格不入，简直同非洲或中东我所不知晓的语言无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日语发音的范围内将其框定下来。若用法语德语或英语，或许能勉强与之接近。我暂且用英语一试。

最初听起来似乎是：

Even—through—be—shopped—degreed—well

但实际说出声来，却又发觉与足音迥然有别。准确的应该是：

Efevén—gthouv—bge—shpèvg—égvele—wgevl

而这又很像芬兰语。遗憾的是我全然不知芬兰语为何物。就语言本身印象而言，似乎是“农夫在路上遇上了年老的恶魔”。但这终归是印象，无任何根据。

我边走边以各种词汇同这足音相配，并在脑海中想象她那粉红色耐克牌运动鞋在平坦的路面交替落地的情景：右脚跟着地，重心移向脚尖，左脚跟在右脚尖离地前着地，如此无穷尽地循环反复。时间的流逝遽然放慢，仿佛螺丝脱落的表针，迟迟移动不得。粉红色的运动鞋则在我朦朦胧胧的头脑中一前一后地缓缓前行。足音回响不已：

Efevén—gthouv—bge—shpèvg—égvele—wgevl

Efevén—gthouv—bge—shpèvg—égvele—wgevl

Efevén—gthouv—bge……

年老的恶魔在芬兰乡间小道的一块石头上坐下身来。恶魔有一两万岁，一看就知道已经疲惫不堪，衣服和鞋沾满了灰尘，胡须都磨损得所剩无几。“急急忙忙地到哪里去？”恶魔向农夫搭话道。“铁锹尖缺了个口，赶去修理。”农夫回答。“忙什么，”恶魔说，“太阳还高挂中天，何苦忙成那个样子！坐一会听我说话好了。”农夫警觉地注视恶魔的脸。他当然知道和恶廉打交道不会有什么好事，但由于恶魔显得十分穷困潦倒心力交瘁，农夫因而……

有什么打我的脸颊——软乎乎，平扁扁，不大，温煦可亲。是什么来着？正清理思绪，又一下打来。我想抬起右手挡开，却抬不动。于是又挨了一下。眼前有个令人不快的发光体在晃动。我睁开眼睛。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已原来已闭起双眼，闭目合眼！我眼前的是女郎那大号手电筒，打我脸颊的是她的手。

“住手！”我吼道，“那么晃眼睛，又痛。”

“说什么傻话！在这种地方睡过去，你不想活了？好好站起来！”

“站起来？”

我打开手电筒，照了照四周。原来不觉之间我已靠墙坐在地上，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地面和石壁全都湿漉漉的，如水淋过一般。

我慢慢直身站起。

“怎么搞的，稀里糊涂睡过去了？既没觉得坐下，又没有要睡的感觉。”

“那些家伙的阴谋诡计，”女郎说，“想使我们就势在这里昏睡过去。”

“那些家伙？”

“就是住在山上的嘛。是神是鬼不晓得，反正有什么东西存心想陷害我们。”

我摇摇头，抖落头脑里残存的疙疙瘩瘩的感觉。

“脑袋昏昏沉沉，越走越搞不清是睁眼还是闭眼，而且你的鞋发出的声响又很怪……”

“我的鞋？”

我告诉她年老的恶魔如何从她的足音中粉墨登场。

“那是骗术，”女郎道，“类似催眠术。要不是我发现，你肯定在这里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无可挽回？”

“嗯，是的，无可挽回。”但她没有解释是怎样性质的无可挽回。“绳子大概你装在背包里了吧？”

“唔，一条5米来长的绳子。”

“拿出来。”

我从背部放下背包，插进手，从罐头威士忌水筒之间掏出尼龙绳递给女郎。女郎把绳的一端系于我的腰带，另一端缠在她自己腰上。而后顺绳拉了拉双方的身体。

“这回不怕了，”她说，“这样绝不会走散。”

“如果两人不一起睡着的话。”我说，“你不怎么困的吧？”

“问题是不要造成可乘之机。要是你由于睡眠不足而开始同情自己，邪恶势力必然乘虚而入。明白？”

“明白。”

“明白就走吧。没工夫磨磨蹭蹭。”

我们用尼龙绳拴住双方的身体，继续前进。我尽量把注意力从其鞋音移开，并把手电筒光照准她的脊背，盯着橄榄绿美军夹克挪动脚步。记得这夹克是1971年买的。1971年越南战场仍在交火，当总统的是长着一副不吉利面孔的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所有的人都留长发穿脏鞋，都听神经兮兮的流行音乐，都身披背部带和平标记的处理的美军作战服，都满怀彼得·冯达般心情，一切恍惚发生在恐龙出没的远古时代。

我试图想起当时发生的几件事，却一件也无从想起。无奈，便在脑海中推出彼得·冯达驾驶摩托飞驰的场面。俄顷，这场面便同斯特佩沃尔夫的《让人生充满野性》重合起来，而《让人生充满野性》不觉之间又变成了马宾·基的《悲哀的谣言》。大约是序曲相近的缘故。

“想什么呢？”胖女郎从前面投过话。

“没想什么。”我说。

“唱支歌？”

“歌就算了。”

“那，你看做什么好？”

“说话吧。”

“说什么？”

“说下雨如何？”

“好的。”

“你记得的雨是怎么样的呢？”

“父母兄弟死的那天下雨来着。”

“说点愉快的吧。”

“也好。我是很想说。”女郎道，“况且除了你，我也没人可说这种话。……要是你没情绪听，当然不说也可以。”

“既然想说，还是一吐为快的好。”我说。

“那是一场分不清是下还是不下的雨。从一大清早便一直是那样的天气。满天空是灰蒙蒙的云，一动也不动。我躺在医院床上，始终仰望天空。时间是11月初，窗外长着樟树，很大的樟树，叶子差不多落了一半，从树枝空隙能望到天空。可喜欢看树？”

“啊，怎么说呢，”我应道，“算不上讨厌，只是没特别注意看过。”

老实说，我还真分不出柯树与樟树有何区别。

“我顶喜欢看树。一向喜欢，现在也喜欢。一有时间就坐在树下，或摸树干或仰望树枝，就这样呆呆过几个小时。当时我住院的那家医院院子里长的，也是一棵相当气派的树。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只顾看那棵樟树枝和天空，一看就是一整天。最后连每条树枝都一一印在了脑海。对了，就像铁道迷对线路名和站名倒背如流一样。

“樟树上常有鸟飞来。各种各样的鸟：麻雀、伯劳、白头翁，还有不知名的颜色好看的鸟，有时鸽子也来。飞来的鸟在树枝上歇一会脚，又不知飞去了哪里。鸟对下雨十分敏感，知道？”

“不知道。”我说。

“每当下雨或快要下雨的时候，鸟们绝对不会出现在树枝上。但雨一停就马上飞来，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简直像在一齐庆贺雨过天晴。不明白是为什么，或许雨过后虫子马上爬出地面，也可能单单因为鸟喜欢雨停。这么着，我得以知道天气变化。见不到鸟便是有雨，鸟一来叫雨就停了。”

“住院时间很长？”

“嗯，将近一个月。以前我心脏瓣膜有问题，必须动手术。据说手术非常难做，家里人都对我不抱多大希望。结果却只有我活下来并活得好好的，其他人都死了，也真是不可思议。”

她就此止住话头，默默前行。我边走边想她的心脏、樟树和小鸟。

“家人死的那天，也是鸟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天。因为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鸟便随之忽儿出来忽儿离去折腾个没完。那天很冷，像冬天的尖头兵似的。病房里通了暖气，窗玻璃迷濛一片，我不得不再三擦拭。从床上爬起，用毛巾擦罢，又折身回来。本来是不能下床的，但我很想看树看鸟看天空和雨。住院时间久了，那些东西竟成了命根子。你住过院？”

“没有。”我说。总的说来，我健康得如春天的熊。

“有一种红翅膀黑脑袋的鸟，行动时总是成双成对。相形之下，白头翁的装束朴实得活像银行职员。但它们都同样雨一停便来树上啼叫。”

“那时我这祥想来着：世界这东西是多么神奇！世界上长着几百亿几千亿棵樟树——当然也可以不是樟树——上面有阳光照射有雨水浇淋，有几百亿几千亿只鸟儿歇息或飞离。每当想起这幅光景，我就不由涌起莫可名状的感伤。”

“为什么？”

“世界上大概有不可胜数的树木不可胜数的小鸟不可胜数的雨珠，而我却连一棵樟树一个雨珠都好像理解不了，永远理解不了。或许将在这连一棵樟树一个雨珠都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年老死去。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无可救药的怅惘，独自掉下泪来。边掉泪边盼望有人紧紧搂抱自己。然而没有这样的人，只好孤零零地在床上哭个不止。

“哭着哭着，日落了，天黑了，鸟们也看不见了，我也再不能确认雨下还是不下。就在这天傍晚，我的家人全都死了。而我知道这个噩耗则是那以后很久的事。”

“知道时很难过吧？”

“记不确切。当时也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我记得的只是没有任何人能在那个秋雨飘零的黄昏紧紧拥抱自己。对我来说，那简直就像是世界的尽头。在又黑暗又孤寂难过渴望别人拥抱的时候周围却没有人拥抱自己——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

“知道，我想。”

“你失去过所爱的人？”

“不止一次。”

“所以如今只身一人？”

“那也不是。”我一边用手指撸着腰带上系的尼龙绳一边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只身独处。大家都在某处多少相接相触。雨也下，鸟也叫，肚皮也被割，也有时在一团漆黑中同女孩接吻。”

“不过。如同没有爱世界就不存在一样，”胖女郎说，“如果没有爱，那样的世界就和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没什么区别，既不能用手抚摸，又不能嗅到气味。即使花钱买很多很多女郎同床，即使同很多很多萍水相逢的女孩困觉，也都不是实实在在的，谁都不会紧紧搂抱你的身体。”

“我可没动不动就买女孩，也没见谁和谁困觉。”我表示抗议。

“一回事。”

也许，我想。任何人都不会紧紧搂抱我，我也不会紧紧搂抱别人。我就这样一年老似一年，像贴在海底岩石的海参一样孤单单地一年年衰老下去。

由于想得入神，没有注意到女郎已在前面站定，撞在她软乎乎的背部。

“对不起。”我说。

“嘘！”她抓住我的手腕，“有什么声音，注意听！”

我们定定站在那里，侧耳倾听黑暗深处传来的声音。声音似乎发自我们所行道路前面很远的地方。音量很小，不注意察觉不到，既像微乎其微的地动之声，又如沉重的金属块相互摩擦的音响。但不管怎样，声音持续不断，并且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点点加大音量。声音给人以阴森森冷冰冰的感觉，仿佛一条硕大的虫子蠕动着爬上自己的背脊。而且音量很低，勉强触及人耳的可听范围。

就连周围的空气也好像开始随其声波摇摇颤颤。混浊而滞重的风俨然被水冲卷的泥沙在我们身旁由前而后地缓缓移动。空气也似乎饱含水分，湿漉漉凉浸浸。一种预感——正在发生什么的预感弥漫在四周。

“莫不是要地震？”我说。

“哪里是什么地震，”胖女郎道，“比地震严重得多！”

22.世界尽头（灰色的烟）

如老人所言，烟天天不断。灰蒙蒙的烟从苹果林一带升起，直接融入上空阴沉沉厚墩墩的云层。静静观望之间，不由产生一阵错觉，以为所有云絮都是从苹果林产生的。升烟时刻为下午3点整，持续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死兽的数量。若是风雪交加或骤然降温之夜的翌日，那令人想起山火般的粗大烟柱便一连持续几个小时。

人们为什么就不想方设法使它们免于一死呢？委实令人费解。

“干吗不找地方给它们搭窝棚呢？”我利用下国际象棋的间隙询问老人，“干吗不保护兽们免受风雪和严寒的摧残呢？其实也费不了多少麻烦，只要稍微有围墙，带个顶棚，就不知可以挽救多少生命。”

“无济予事。”老人头不抬眼不撩地说，“就算搭窝棚兽们也不肯进，自古以来它们就始终露天睡觉，即使丢掉性命也不改初衷。它们宁愿顶风冒雪寒流袭身。”

大校把僧正放在王的正面，森森然加固阵角，两侧用双角埋下火线，静等我挥兵进击。

“听起来好像兽们自愿找死似的。”我说。

“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的确如此。但对它们则是自然而然的，寒冷也罢痛苦也罢。在它们身上，或许不失为一种解脱。”

见老人再不言语，我将猴塞到壁的旁边，以诱使壁移位走开。大校始而中计，继而猛醒，而将骑士撤后一步，把防御范围如针山一般缩于一处。

“你也似乎渐渐狡猾起来了嘛！”老人笑道。

“还远远不是你的对手。”我也笑着说，“不过你说的解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们可能由于死而得到拯救。不错，它们是死了，但到春天又重新降世，获得新生。”

“新生儿长大后又再次痛苦地死去，对吧？它们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

“命中注定。”老人说，“该你走了。你要是不消灭我的僧正，可就输定喽！”

雪断断续续下了三天三夜，之后魔术般地朗然大晴。太阳把久违的光线投在冰封雪掩的镇子上，于是积雪消融，水声四起，银辉闪烁，炫目耀眼。到处传来雪团从树枝落地的音响。为了避光，我拉合窗帘蜷缩在房间里不动。我可以把身体藏在拉得严严实实的厚窗帘后面，然而无法逃避光线。银装素裹的镇子如一块切割得恰到好处的巨大宝石，从所有角度反射着阳光，把锐不可挡的光线巧妙地投入屋内，刺激我的双眼。

在这样的下午，我只好俯卧在床，把眼睛贴在枕头上，倾听鸟鸣。鸣声各种各祥的鸟时而飞来我的窗边，时而飞去别的窗口，它们知道住在官舍的老人每人都在窗台撒有面包屑。

也可以听到老人们坐在官舍朝阳处聊天的语声，惟独我一人远远避开太阳温煦的爱抚。

日落时分，我从床上爬起，用冷水洗了把浮肿的眼睛，戴上墨镜，走下积雪的山坡，来到图书馆。在这明晃晃的阳光刺痛眼睛的日子，我读的梦没有往常那么多。处理罢一两个头骨，古梦发出的光便刺得眼睛如针扎一般痛。眼球里面渺茫的空间也变得滞重起来，仿佛填满沙子。指尖亦随之失去平素微妙的感觉。

每当这时，女孩就用湿冷的毛巾轻揉我的眼睛，热一些清汤或牛奶让我喝下去。而清汤也好牛奶也好，都似乎异常滞涩，舌感不适，味道也不够柔和。但喝得多了，便渐渐习惯，品味出其特有的香味。

我这么一说，女孩不无欣慰地微微一笑。

“这说明你已开始慢慢习惯这个地方。”她说，“这地方的食物和别处的略有不同。我们用种类极少的材料做出很多花样。看似肉而不是肉，看似蛋而不是蛋，看似咖啡而不是咖啡，一切都做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这汤对身体大有好处。怎么样，身体是温和过来脑袋里也好受些了吧？”

“的确。”我说。

由于汤的作用，身体确实恢复了温暖，头重之感也比刚才减轻了许多。我闭起眼睛道谢，放松四肢休息脑袋。

“你现在怕还需求什么吧？”女孩问。

“我？除你以外？”

“说不明白，只是突然这样觉得。如果还有需求，说不定你封闭的心会由于冬天的关系而多少开启一点。”

“我需要的是阳光。”我摘下墨镜，用布擦墨镜片，重新戴上。

“可这又得不到，眼睛承受不了阳光。”

“肯定微不足道，能打开你心扉的肯定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如同刚才我用手指按摩你眼睛一样，应该有什么办法打开你的心。想不起来？在往日居住的地方，心变硬闭紧时你做什么来着？”

我耐住性子逐一搜寻所剩无几的记忆残片，可惜一无所获。

“不成啊，一样也想不起来。固有的记忆已丧失殆尽。”

“哪怕再小的也好，想起来只管脱口而出。两人一块儿想想看，我很想多少帮你一把。”

我点点头，再次集中全副神经来发掘埋葬在往日世界里的记忆。但是岩盘太硬，无论我怎样用力都丝毫奈何不得。脑袋又开始痛。想必我这个自我在同影子分离时便已无可挽回地失去，剩下来不过是一颗虚而不实的、杂乱无章的心。并且这样的心也正因冬日的寒冷而紧紧关闭起来。

她把手心贴在我太阳穴上，说：

“算了，以后再想吧，说不定无意间猛然想起什么。”

“最后再读一个古梦。”我说。

“你显得很累，还是明天再继续吧，嗯？别勉强，反正古梦多久都会等你。”

“不，总比没事闲呆好受。至少读梦时间里可以什么都不想。”

女孩看着我的脸，稍顷点下头，从桌旁起身，消失在书库里，我把下巴支在桌面，闭起眼睛，沉浸在黑暗中。冬天将持续多长时间呢？老人说冬天漫长而难熬。而眼下冬天才刚刚开始。我的影子能够挺过这漫长的冬季吗？不光影子，就连我本身能否在如此纷纭复杂忐忑不安的心境中度过冬日都是疑问。

她把头骨放在桌面，一如往常地拿湿布拭去灰尘，再用干布磨擦。我依然支颏坐着，定定注视她手指动作。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她蓦地抬起脸来。

“你已经做得很好。”我说。

她停下擦头骨的手，坐在椅子上，迎面看着我：

“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比如睡到你床上。”

我摇摇头说：

“不，不是想同你睡觉。你这么说我倒高兴……”

“为什么？你不是需求我吗？”

“当然需求。但起码现在不能同你睡觉。这跟需求不需求不是同一回事。”

她略一沉吟，再次开始慢慢磨擦头骨。这时间里，我抬头望着高高的天花板和黄色的吊灯。纵使我的心再封闭僵化，也无论冬天如何使我痛苦，现在我都不能同她在此睡觉。如果那样，我的心势必比现在还要困惑得多，失落感也将更为深重。我觉得，大概是这镇子希望我同她困觉。对他们来说，这个办法最容易掌握我的心。

她将磨完的头骨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动手，只是看着她桌面上的手指。我试图从那手指中读出某种意味，但不可能，终不过是纤纤十指而已。

“想听一下你母亲的情况。”我说。

“什么情况？”

“什么都行。”

“是啊——”她边摸桌上的头骨边说，“我对母亲怀有的心情是不同于对其他人的。当然已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很难记得真切，但我总有这个感觉。那种心情也好像不同于我对父亲对妹妹的心情。至于为什么倒是不晓得。”

“所谓心便是这样的东西。绝对不会一视同仁，就像河流，流势随着地形的不同而不同。”

她淡淡一笑。

“那似乎不太公平。”

“正是这样。”我说，“你现在不是仍然喜欢母亲吗？”

“不知道。”

她在桌面不断转换头骨的角度，目不转睛地看着。

“问得太笼统了吧？”

“嗯，或许，或许是的。”

“那，谈其他的好了。”我说，“你母亲喜欢什么可记得？”

“呃，记得一清二楚：太阳、散步、夏天游泳，还喜欢以动物为伴。天气暖和的日子，我们经常散步来着。镇上的人一般是不散步的。你也喜欢散步吧？”

“喜欢。”我说，“也喜欢太阳，喜欢游泳。其他还有想得起来的？”

“对了，母亲时常在家里自言自语，不知她是否喜欢这样，总之常常自言自语。”

“关于什么的？”

“不记得了。不过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自言自语。我解释不好。反正对母亲来说像是件特殊事。”

“特殊？”

“嗯。似乎语调非常奇妙，用词一会拉长一会缩短，就像被风吹得忽高忽低似的……”

我看着她手中的头骨，再次在依稀的记忆中往来搜寻。这回有什么拨动了我的心弦。

“是歌！”我说。

“你也会说那个？”

“歌不是说的，是唱的。”

“唱唱看。”

我做了个深呼吸，想唱点什么。可是，居然一首也无从想起。所有的歌都已离我远去。

我闭目喟叹一声。

“不行，想不起来。”

“为什么想不起来呢？”

“要是有唱片和唱机就好了。啊，这恐怕不大现实。哪怕有乐器也好。有乐器弹奏之间，说不定会想起支什么歌。”

“乐器是什么形状的？”

“乐器有几百种之多，一两句概括不了。由于种类不同，使法也不同，声音也不一样。

既有四个人才勉强抬得动的，又有可以放在手心里的，大小和形状千差万别。”

如此说罢，我发觉记忆之线正在——尽管是一点点——松缓开来。或许事情正往好的方面发展。

“说不定这座楼尽头处的资料室里有那样的东西，说是资料室，现在塞的全是过去的破烂货，我也只是一晃看过一眼。如何，不找找看？”

“找找看。”我说，“反正今天看来读不成古梦了。”

我们穿过一排排摆满头骨的大书库，进入另一条走廊，打开一扇镶着与图书馆大门上的同样不透明玻璃的门。门的圆形黄铜拉手薄薄落了层灰，但没有锁。女孩按下电灯开关，迷濛濛的黄色光线照亮细细长长的房间、将地上堆着的各式物体的阴影投在白墙上。

地上的东西大多是旅行箱和手提包，也有带外壳的打字机和带套网球拍之类，不过这是个别存在，房间的大半空间堆的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皮包，约有100个吧。而且皮包命中注定似的积满了大量灰尘。我不知道这些皮包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这里的，逐个打开怕是件相当费劲的差事。

我蹲下身，打开一台打字机的外壳。白灰顿时像雪崩时的雪烟一般向上蹿去。打字机大小如收款机，键是圆形，壁很旧。看样子用了很久，黑漆斑斑驳驳剥落下来。

“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女孩站在我身旁抱着臂说，“没见过，是乐器？”

“哪里，打字机，印字用的，很老很老了。”

我关上打字机外壳，放回原处。这回打开旁边一个藤篮。篮里有一整套野餐用具。刀叉、杯碟、一套发黄退色的旧餐巾齐整整叠放在里面。同样是颇有年代之物。在铝碟和纸杯问世之后，谁都不会带这套东西郊游。

海豚皮大旅行箱里主要装的是衣物。西装、衬衫、领带、袜子、内衣——大多被虫子蛀得惨不忍睹。还有牙具袋和装威士忌用的扁壶。牙膏刮须膏早已变硬结块。打开壶盖也闻不出一丝酒味。此外再无别物。没有书没有笔记本没有手册。

我一连开了几个旅行箱和手提包，内容大同小异。无非衣物和最低限度的日用品，仿佛赶在出门旅行之前急匆匆随手塞进去的。每个旅行者都缺少某件一般应备的随身用品，给人一种不甚正常的印象。任何人旅行时都不至于仅仅携带衣物和牙具。总之，箱里包里找不到任何使人感觉出具持有者人品和生活气息的东西。

相对而言，西服也全是极为普通的货色。既无特别高级的，又没有过于寒伧的。种类和样式固然因时代、季节、男女及其年龄的不同而不尽一致。但没有一件给人留下特殊印象。甚至气味都很难区分。衣服十有八九被虫蛀过，并且都没标名字，仿佛有个人把所有名字和个性逐个从每件衣物上一丝不苟地剔除一空，剩下来，无非每个时代所必然产生的无名遗物而已。

打开五六个旅行箱和手提包之后，我便失去了兴致。一来灰尘势不可挡，二来哪个看上去都绝对不可能有乐器。即使镇上什么地方有乐器，也不会在这里，而应在截然不同的另一场所，我觉得。

“走吧，”我说，“灰尘太厉害，眼睛都痛了。”

“找不到乐器，失望了？”

“那倒也是。还是到别处找找吧！”我说。

和女孩分手后，我一个人爬上西山。凛冽的季节风像要把我卷走似的从背后吹来，在树林中发出撕裂长空般尖锐的呼啸声。回头看去，但见几乎缺了半边的冷月，形单影只地悬浮在钟塔的上方，周围涌动着厚厚的云团。月光之下，河面黑乎乎的，犹如流动的焦油。

蓦地，我想起在资料室旅行箱中发现的似乎很暖和的围巾，尽管被虫子蛀出几个大洞，但若多围几层，仍足以御寒。我想不妨问问看门人，那样许多事都可了然于心。包括那些货物的所有者是谁，我能否使用里边的东西。围巾也不缠地站在这寒风之中，耳朵痛得真如刀割一般，明天就去见看门人，况且也需要了解一下我影子的情况。

我重新转身，沿冰冻的山坡路朝官舍走去，把镇子抛在后面。

23.冷酷仙境（洞穴、蚂蟥、塔）

“哪里是什么地震，”胖女郎道，“比地震严重得多。”

“比如说？”

一瞬间，她深深吸了口气，似想告诉我。但旋即作罢，摇摇头道：

“现在没时间解释，反正只管往前走好了，此外别无出路。想必你肚皮上的伤口有点痛，但总比死了好吧？”

“或许。”

我们依然用绳子系着双方的身体，全力以赴地沿坑道朝前奔跑。她手中的电筒随着她的步调大幅度地上下摇晃，在坑道两侧刀削般笔直高耸的壁面上绘出犬牙交错的曲线，我背上背包里的东西叮叮咣咣地摇来摆去。有罐头有水壶有瓶装威士忌，不一而足。可能的话，我真想只留下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他统统甩掉。但不容我停住脚步，只能跟在她后面一个劲地跑，甚至想一想腹部伤痛的工失都挤不出来。既然两人的身体被绳子拴在两头，那么就不可能由我单方面放慢一下速度。她的呼气声同我背包的摇晃声在这切割得细细长长的黑暗里富有节奏地回荡开来。不久，地动声也凑热闹似的一声高似一声。

愈往前行，那声音愈大，愈清晰，这是因为我们径直朝声源逼近，加之音量本身也逐渐加大。起始听起来仿佛发自地层深处，就像肺叶排出的大量气体在喉咙里面变成不成声音的声音时的那种动静。天独有偶，坚固的岩盘也随之发出连续的呻吟，地面开始不规则地震颤。是什么还不清楚，总之我们的脚下正在发生不吉祥的变异，企困将我们一口吞没。

我实在不情愿继续朝声源那边跑，无奈女郎已认准了那个方向，由不得我挑挑拣拣。只好孤注一掷，跑了再说。

所幸坑道不拐弯，又无障碍，平坦得如飞机跑道。我们得以放心大胆地跑个不停。

呻吟声慢慢缩短间隙，仿佛在急剧摇撼地底的黑暗，朝着不容选择的目标一路突进。时而传来巨大的岩石以排山倒海之力相互挤压相互摩擦的声响，似乎封闭在黑暗中的所有的力为撬开一丝裂缝而拼命挣扎。

声音响了一阵后戛然而止。旋即，四周又充满像是几千个老人聚在一起同时从牙缝吸气般奇妙的嘈杂声。此外不闻任何声响。地动声也罢，喘息声也罢，岩石摩擦声也罢，岩盘呻吟声也罢，统统屏息敛气。惟独嘘嘘嘘这种刺耳的空气声在一片漆黑中回响。听起来既像是养精蓄锐静待猎物步步走近的猛兽那兴奋的呼吸，又像是地底无数条毛虫在某种预感的驱使下如手风琴一般蠕动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躯体。不管怎样，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充满强烈恶意的可怖声响。

这声响之所以在我听来可怖至极，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在挥手招呼——而并非拒绝——我们。他们知道我们走近，邪恶之心为此兴奋得颤料不已。想到这里，我吓得脊梁骨都好像冻僵一般。的确远非地震可比。如她所说，是比地震还要可怕。而我又完全猜想不出其为何物。事态的发展早已超出我所能想象的范围，或者说已达至意识的边缘。我已根本无法想象，只能最大限度地驱使自己的肉体，一个接一个跳过横在想像力与事态之间的无底深沟。

较之什么也不做，毕竟继续做点什么强似百倍。

我觉得我们持续奔跑的时间相当之长。准确的弄不清楚，既像三四分钟左右，又好像三四十分钟。恐怖以及由此带来的迷乱麻痹了体内对正常时间的感觉。无论怎么跑都感觉不出疲劳，腹部伤口的痛感也已被排挤出意识之外。只是觉得两个臂肘分外地发酸发硬，这也是我奔跑当中惟一产生的肉体上的感觉。可以说，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是在不断奔跑。双脚极为机械地跨向前去，踏击地面。简直就像有浓厚的空气团从背后推动我，迫使我不停顿地勇往直前。

当时我还不明白，其实我两肘的酸硬之感是由耳朵派生出来的。因为我无意中把耳朵筋肉绷得很紧，以便使其不去注意那可怖的空气声响，于是这种紧张感从肩部扩展到臂肘。而觉察到这点，是我猛地撞在女郎肩上把她撞倒在地并且自己飞也似的倒在她前头的时候。她吼叫着发出警告，但我的耳朵已分辨不清。不错，是好像听到了什么，但由于我已在耳朵所能分辩的物理声响同由此产生的分折其含义的能力之间的连接线路上加了封盖，所以无法把她的警告作为警告来把握。

这就是我一头栽倒在坚硬地面的一瞬间首先想到的。我不知不觉地调节了听力，简直有点同“消音”无异，我想。看来一旦身陷绝境，人的意识这东西便可发挥出各种奇妙的功能。或者我在一步步接近进化也未可知。

其次——准确说来应该是同时——我感觉到的绝对可以说是一侧头部的疼痛。仿佛黑暗在我眼前飞珠泻玉般四溅开来，时间止步不前，身体随即被这扭曲的时空弄得严重变形——便是如此程度的剧痛。我真以为头骨肯定不是开裂就是缺边，不然就非塌坑不可。抑或脑浆飞得了无踪影。我本身已因此一命呜呼。然而独有意识依然循着支离破碎的记忆犹一条蜥蜴尾巴痛苦地挣扎不已。

但这一瞬间过后，我还是清醒认识到了自己仍在活着，仍在活生生地继续呼吸。作为其结果我可以感觉出头部的痛不可耐，感觉出泪水从眼睛涟涟而下打湿脸颊。泪珠顺颊滴在石地上，也有的流进嘴唇。有生以来头部还是头一次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

我原以为自己会真的就势昏死过去，不料有一种东西把我挽留在了痛苦与黑暗的世界。

那便是记忆碎片——关于我正在从事什么的模模糊糊的记忆碎片。是的，我是正在从事什么，为此跑到半路绊倒在地。我企图逃离什么。不能在此昏睡。尽管记忆模糊不清得不成样子且零零碎碎，但我仍在拼出浑身力气用双手紧抓其碎片不放。我的的确确在抓住它不放。片刻，随着意识的恢复，我才觉察到自己抓住不放的不过是记忆碎片罢了。尼龙绳结结实实地拴在身上。刹那间，我恍惚觉得自己成了一件随风飘摇的沉甸甸的洗涤物。风、重力及其他一切都急欲将我击落在地，而我硬是不从，偏要努力完成自己作为洗涤物的使命。至于何以有如此想法，自己也浑然不晓。大概由于沾染了一种习惯，习惯于把自身的处境权且改换成各种各祥的有形物。

再其次我感觉到的，是下半身所处状态不同于上半身这一事实。正确说来，下半身几乎没有任何感触。我基本已经可以充分体察上半身的感触：头痛，脸颊和嘴唇紧贴着冰冷坚硬的石地，双手紧攥绳索，胃蹿到喉咙，脚口垫着一块有棱角的东西。至此固然一清二楚，但再往下则全然不得而知，不知究竟是何状况。

我想，下半身很可能已不复存在，由于摔倒在地的重创，身体从伤口处一分为二，下半身不翼而飞，包括我的脚（我想是脚）、我的趾尖、我的肚子、我的阳物、我的睾丸、我的……但无论怎么想都不合乎常理。因为，假如下半身荡然无存，我感到的疼痛当不止这个程度。

我试图更为冷静地分析事态：下半身应该依然完好无损，只不过处于麻木不仁的状况。我紧紧闭起眼睛，把波涛一般前仆后继的头痛感弃之不理，而将神经集中于下半身。我觉得这种努力同设法使阳物勃起的努力颇有些相似。就好像往什么都没有的空间狠命用力一样。与此同时，我想起图书馆那个胃扩张长发女孩。啧啧，我又不禁想道，为什么同她上床时阳物死活不肯挺起呢？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失去章法的。可是不能总是对这点耿耿于怀，毕竟使阳物勃起不是人生的惟一目的。这也是我很久以前读司汤达《巴马修道院》时的一点感受。于是我将勃起之事逐出脑海。

我认识到，下半身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似乎悬于半空。对对，下半身悬在岩盘前面的空洞，上半身则在勉为其难地阻止下落，两手因而牢牢地抓住绳索。

一睁开眼睛，发现刺目的光束正对着我的面孔，是胖女郎用手电筒照我。

我一哎牙，狠命拉着绳索想把下半身搭在岩盘上。

“快！”女郎吼道，“再不抉点，两人就都没命了！”

我力图把脚搭在岩石地面，但未能如愿，也没有凸起处可搭。无奈，我使劲扔开手中的绳索，两臂稳稳支在地面，以便把整个身体用悬垂的办法向上提升。身体重得出奇，地面格外地滑，似乎满地血污。我不晓得何以如此光滑，也无暇去想。腹部伤口由于擦在岩角上，痛得简直像重新被刀子割开一般。似乎有人用鞋底狠狠践踏自己的身体，像要把我的身体我的意识我这一存在踩成粉末而后快。

尽管如此，我大约还是成功地把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向上提起。我感觉皮带刮在岩角，同时系在皮带上的尼龙绳急欲将我往上拉拽。然而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在协助我，莫如说在刺激腹部伤口从而妨碍我意识的集中。

“别拉绳子！”我朝光束射来的方向吼道，“让我自已来，别再拉绳子！”

“能行吗？”

“不要紧，总有办法。”

我在岩角仍挂住皮带扣的情况下使出吃奶力气抬起一只脚，终于逃出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黑洞。我确认自己安全脱险之后，女郎来到我旁边，像检查我身体各部位是否完好似的用手摸着我的全身。

“对不起，没能把你拉上来。”她说，“我死命抓住一块岩石，这才使得两人没有一起掉下去。”

“这倒也罢了，可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这里有地洞呢？”

“没时间啊，所以我不是停下大声喊叫了么？”

“没听见。”

“算了，得尽快逃离这里。”女郎说，“这里有很多洞，脚下当心，走出这里，目的地很快就到。可要是不抓紧，血就会被吸干，直接睡着死去。”

“血？”

她用电筒照了照刚才我险些掉进深处的地洞。洞像用圆规画出似的十分之圆，直径约1米。随着光束四下晃动，我发现目力所及地面到处布满同样大小的洞穴，令人联想起巨大的蜂窝。

路两侧一直拔地而起的岩壁早巳无影无踪，惟见缀着无数洞穴的地面。地面如在洞穴之间飞针走线一般延展开去。最宽的地方有1米，最窄处是仅有30厘米的通路，给人以岌岌可危之感。不过只要小心，通过估计还是可以通过。

问题是地面看起来摇摇晃晃，情景甚是奇特。原本应该坚硬牢固的岩盘，居然浑身扭来扭去。同流沙无异。最初我怀疑由于脑袋遭到重创致使眼神经出了故障。用电筒照照自己的手，手一不摇动二不扭摆，一如往常。由此看来，并非神经受损所致，而的确是地面在动。

“蚂蝗！”女郎说，“蚂蝗群从洞里爬上来了。再不快点，血就要被吸光身体就成空壳啦！”

“糟糕糟糕！”我说，“这就是你所说的更厉害的？”

“不不，蚂蝗不过是先兆，真正可怕的随后才到，快走！”

我们依然用绳子连接身体，踏上满是蚂蝗的岩盘。网球鞋底踩上无数蚂蝗那种滑溜溜的感触从脚板一直爬上脊背。

“脚别打滑！掉进洞里可就再没救了。里边全是蚂蝗，蚂蝗的海洋。”

女郎紧紧抓住我的臂肘，我死死攥牢她的夹克衣襟。从宽仅30厘米且滑溜溜容易摔倒的岩盘通过实在非同儿戏。被踩碎的蚂蝗那黏糊糊的液体如果冻一般厚厚沾在脚底，很难牢牢站稳。大概刚才跌倒时附在衣服上的蚂蝗在脖子和耳朵周围爬来爬去吮吸不止。尽管我明显感觉得出，都不能将其打掉。因为我左手握着电筒，右手抓着女郎衣襟，两只手都放松不得。如此用电筒确认脚下行走之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蚂蝗群。数量多得简直令人头晕。

况且仍不断从黑洞爬出。

“肯定夜鬼们过去把牺牲品扔进地洞里了，是吧？”我问女郎。

“是的，你还真挺明白。”

“这点事总看得出来。”我说。

“蚂蝗被视为哪种鱼的使者来着，也就是鱼手下的喽罗吧。所以夜鬼像把牺牲品献给鱼那样同时献给蚂蝗。那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牺牲品哟！一般都是从哪里抓来的地面活人。”

“这风俗现在没有了吧？”

“嗯，想必。祖父说，人肉由它们自己食用，仅仅把脑袋作为牺牲品的象征割下来献给鱼和蚂蝗。至少这里成为圣域之后，再也没有谁进来过。”

我们穿过了几个地洞，鞋底碾碎的滑溜溜的蚂蝗估计有几万条之多。我也罢女郎也罢有好几次险些失足，每次我们都撑住对方的身体，勉强躲过灾难。

嘘嘘嘘那种讨厌的空气声似乎是从黑洞底部涌出来的。它扰如夜间的树从洞底伸出触手，把我们团团围在中间，侧耳倾听，确乎是嘘嘘嘘之声，就像被砍去头颅的一大群人用全方位开放的喉咙鸣冤叫屈。

“水快到了。”她说，“蚂蝗仅仅是先兆。蚂蝗消失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水。所有的洞穴马上有水喷出，这一带全成沼泽。蚂蝗晓得这点，所以不再出动。无论如何得在水来之前赶到祭坛。”

“你这不是知道底细吗？”我说，“干吗不一开始就告诉我？”

“说老实话，我也不很清楚。水并非每天都喷，一个月才喷一两回，没想到今天偏巧赶上。”

“祸不单行啊！”我把这句从一清早便萦绕我脑际的话说出口来。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地洞边缘之间继续前进。但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出地洞群，一直连到地的尽头也未可知。鞋底沾足了死蚂蝗，以致几乎失去脚板落地的感触。如此每迈一步都绷紧神经，脑袋便不由晕乎起来。身体的乎衡也渐渐难以保持。虽说肉体功能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往往有超常发挥，但精神的集中力却比本人预想的有限得多。无论情况如何刻不容缓，而若同样情况持续个没完没了，集中力也必然开始下降。时间拖得越久，应付危机的具体判断力和对死的想像力越是迟钝，意识中出现明显的空白。

“快了快了，”女郎招呼道，“很快就到安全地带。”

我已懒得开口，默默点了下头。点罢头，才发觉在黑暗中点头毫无意义。

“听清楚了？不要紧？”

“不要紧。只是有点恶心。”

恶心已开始好久了。地面蠢蠢欲动的蚂蝗，它们释放的奇臭，及其黏糊糊的体液，令人恐怖的空气声，浓得化不开的黑暗，身体的疲劳和对睡眠的渴望——凡此种种结成一体，如铁环一般勒紧我的胃，致使臭得叫人作呕的胃液一直涌到舌根。神经集中力似乎正在接近极限。我觉得好像在弹一架只有三个音阶且五年都未调音的钢琴。我到底还要在这黑暗中走几个小时呢？外面的世界现在是几点呢？天空已泛白了么？晨报巳开始派发了吗？

就连看一眼手表都不可能。光是用电筒照着地面一点点挪动双脚都已搞得我无暇别顾。我很想看到渐次泛白的黎明时分的天宇，想喝热气蒸腾的牛奶，想闻早晨树木的清香，想翻晨报的版面。黑暗蚂蝗地洞早已使我忍无可忍。我体内一切器官所有细胞都在追求光明，都想看并非什么电筒光的真正光亮，哪怕再微乎其微也好，再支离破碎也好。

一想到光，我的胃便像被什么抓一把似的收缩起来，口中充满讨厌的臭味，臭得就像腐烂变质的意大利式蒜味香肠。

“走出这里让你吐个够，再忍耐一会。”女郎说着，用力抓紧我的臂肘。

“不吐。”我呻吟似的说道。

“相信我，”她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或许真的是祸不单行，但终归要过去的，不会长此以往。”

“相信。”我回答。

然而地洞仍绵延不断，甚至觉得始终在原地兜圈子。我再次想起刚刚印出的晨报。晨报十分之新，墨迹几乎可以印在指肚上。中缝有广告，极厚。晨报无所不登，囊括地球上生命体的所有活动。从首相起床时间、股票行情、全家自杀到夜宵的制作方法、裙子的长度、唱片评论、不动产广告，应有尽有。

问题是我没有订报。大约3年前就戒掉了读报习惯。至于何以不再读报，自己都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是不再读了。大概因为我的生活涉及的范围同新闻报导和电视节目毫不相干吧。我同社会的联系仅限于将所给的数据在头脑中揉搓转换成其他形式之时。其余时间只管一个人看过时的小说，用录像机看往日的好莱坞电影，喝啤酒喝威士忌打发时光。因此用不着看什么报纸杂志。

但是，在这失去光亮的莫名其妙的黑暗中，在无数地洞无数蚂蝗的包围之下，我却如饥似渴地想看报。我要坐在有阳光的地方，像猫舔奶碗那样一字不漏池把报纸上下看遍左右看遍。然后把世人在阳光下开展的各种生之片断吸入体内，滋润每一个细胞。

“祭坛出现了！”她说。

我刚想抬起眼睛，不料脚下一滑，没能扬起脸来。管它祭坛是何颜色呈何形状，反正要走到跟前才能计议。我最后动员起注意力，亦步亦趋地朝前移步。

“还有10来米。”女郎说。

就在她说这句话之时，地穴深处传出的空气嘘嘘之声即告消失。消失得甚是唐突甚是不自然，简直就像地底下有人抡起锋利的大刀一举斩断声源。没有任何前兆，亦无半点余韵，这从地底涌出又久久压在地面的刺耳的空气声转瞬间尽皆消失。与其说是消失，莫如说仿佛含有这声音的空间本身整个归于毁灭。由于消失得过于始料未及，刹那间我的身体也险些失去平衡滑倒。

沉寂——几乎使耳朵变痛的沉寂笼罩了四周。漆黑中突然出现的沉寂比任何不快而可怕的声音都不吉利。在声音面前——无论什么声音——我们都可以保持相对的立场。然而沉寂是零，是无。它包围我们但它并不存在，找的耳中产生类似气压改变时那种若有若无的压迫感。耳部筋肉无法很好地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从而力图提高功效，在沉默中捕捉某种信号。

可是这沉默是不折不扣的沉默。声音消失后再未出现。我和她都保持原来姿势，在沉默中侧耳倾听。为了缓解耳朵的压迫感，我咽了口唾液。但无甚效果，只在耳内发出类似唱针碰在唱盘边角时那不自然夸大的声响。

“水退了不成？”我试着问。

“往下才喷水。”女郎说，“刚才的空气声是弯弯曲曲的水道里的空气被水压排挤出去的声音。全部排光之后，就再没有东西能阻止水流了。”

女郎拉起我的手，穿过最后几个洞穴。也许是精神作用，觉得石板上蠕动的蚂蝗好像略少了一些。穿过五六个洞穴，我们再度来到空旷的平地。这里没有洞穴没有蚂蝗，蚂蝗看来也逃到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去了。我总算脱离了险象环生的地带。纵令在这里溺水而死，也比掉进蚂蝗洞里丧命要好得多。

我几乎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把贴在脖子上的蚂蝗扯掉。女郎一把抓住我的手制止。

“别管那个，先上塔，免得淹死。”说着，抓着我的手腕急步前行。”五六条蚂蝗死不了人，再说强拉硬扯会把皮肤也扯掉的。不晓得？”

“不晓得。”我说。我就像航标灯底下的沉砣一样又暗又笨。

走了二三十步，女郎把我拉住，用手里的大号电筒照出耸立在我们眼前的巨大的“塔”。“塔”呈光秃秃的圆筒形，笔直朝头顶黑暗伸去，恰好一座灯塔，从基座往上渐次变细。我不知道实际上有多高。因为它过于庞大，无法用电筒上下照遍而把握其整个构造，况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女郎只往塔身刷地一晃，随即不声不响地跑到跟前，沿着塔侧阶梯向上爬去。我当然也赶忙尾随而上。

从稍远的地方用不很亮的光束照着看去，这“塔”很像一座人们花费漫长岁月和叹为观止的技巧构筑成的精致而宏伟的纪念碑。然而近前用手一摸，原来不过是凹凸不平形状怪异的巨石，是自然侵蚀作用的偶然产物。

夜鬼们在这巨石周身凿出的螺丝山状的螺旋阶梯。作为阶梯未免过于粗糙马虎，不整齐不规则，宽窄勉强能放下一只脚，且不时缺少一阶。缺的部分可以借助附近凸起的石棱放脚。但由于我们不得不用双手抓住石块来支撑身体以防止跌落，因此没有亦法用电筒光一一确认下一个石阶，抬起的脚有好几次悬在半空，险些跌落。在黑暗中洞察一切的夜鬼倒也罢了，对我们则是伤透脑筋的不便之物。两人紧贴石壁，活像蜥蜴一步一挪，不敢有半点疏忽。

登至36级——我已染上了数阶梯的毛病——脚下黑暗中响声骤起，仿佛有人将一枚巨大的烤牛肉狠狠摔在平壁一般，声音扁乎而似带潮气，井且蕴含着不由分说的强烈意志。随后便是一瞬间的沉默，如同正欲下落的鼓棰突然止住而有意留下的一拍间歇。这是分外令人厌恶的静寂的间歇。我双手死死抓住石棱，紧贴石壁，等待意外的发生。

随即发生的是地地道道的水声，是水从我们穿过的无数洞穴中一齐喷出的声音。水量非比寻常。我想起上小学时从新闻记录片中看到的水库开闸庆典的场面。一个知事模样头戴安全帽的人一按电钮，闸门打开，粗大的水柱伴随着水烟和轰隆声鼓涌而出，直冲霄汉。那还是电影院上映新闻片和动画片时代的事。我一边看纪实镜头，一边想象假如自己由于某种缘故而置身于如此翻江倒海般的水库下面该落得何种下场，幼小的心灵于是不寒而栗。但在其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实际上自己从来也未设想过万一身陷此境的情景。小孩子总是习惯性地以为有一种神圣的力量最终将自己从世间可能发生的几乎所有种类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至少我在儿童时代是如此。

“水到底要上到什么程度呢？”我问上面距我两三步远的女郎。

“相当程度。”她简短地回答，“如果你想活命，只能再往上一点。水总不至于上到顶端。我知道的只这么多。”

“到顶还有多少阶？”

“相当不少。”她答道。答得巧妙，可以诉诸想像力。

我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沿着螺旋“塔”攀登。据水声判断，两人身体紧贴着的这个“塔”大概矗立于空旷平地的正中央，周围则是黑压压的蚂蝗洞穴。果真如此，我们便是在这恰好建在无数巨型喷水孔中间的装饰性立柱上一步步爬向顶端。若女郎说得不错，那么这广场般空荡荡的空间势必水积如沼，惟有这“塔”作为孤岛在水中露出上半端或顶端。

女郎身上斜挎的电筒在她腰间不规则地摇摆着，光束在黑暗中画出零乱的圆形。我则以这光亮为目标攀援不止。途中已数不清爬了多少阶，不过也就在150至200阶之间。最初猛然撞击脚下石壁而厉声呼啸着从空中摔下的水流，不久转而发出落入水潭般的声响，继之变咕嘟咕嘟沉闷的声音，似被封上了盖子。水位稳步上升。看不见脚下，不晓得水面到达的位置。但我觉得即使冷冰冰的水马上冲刷脚腕也不足为奇。

所有一切都像是心情不快时做的一场噩梦，有什么朝我追来，而双腿却不能驱动自如，追击者迅速逼近身后，伸出滑溜溜的手要抓住我的脚腕，纵使作为梦也是令人绝望的梦，而若是活生生的现实，自然更为严重。我不再理会什么阶梯，只管双手紧抓石棱，将身体悬空向上提去。

蓦然心生一计：如果等水涨上来借水势游上顶端如何？这样既不费力，又无跌落之虞。

如此在脑袋里估算半天，作为一条独创之计，似乎并无不好。

但告知女郎时，她当即断言行不通。

“水面下水流很强，又卷着漩涡，一旦被卷进去还哪里谈得上什么游泳，浮都浮不起来。就算碰巧浮上来，如此黑漆漆的，哪里也游不到。”

总之一句话，再怎么着急也只能这么一步步爬。水声犹如一点点减速的马达，音阶一刻低于一刻，最后变成粗重的呻吟。水位则不停顿地持续上升。我想，要是有真正的光就好了。哪怕再微弱也好。只要有真正的光，爬这等石壁根本不在话下，也可确认水到了什么地方。总之可以免受不知脚腕何时被抓这场噩梦的可怕折磨。我对黑暗这东西算是深恶痛绝。追得我透不过气的并非水，而是横亘在水面与我脚腕之间的黑暗。是黑暗把凉沁沁不知底细的恐怖灌入我的体内。

新闻纪录片仍在我脑海里转换。银幕上那巨大的拱形水库朝我眼下这研钵状的石底永远排水不止。摄影机以各种角度执著地捕捉这幅光景。镜头或从上方或从正面或从侧面如整个舔遍似的对准奔腾飞溅的水流。水流映在水泥坝壁上的影子清晰可见。水影浑如水本身那样在扁平的白色混凝土上飞舞弄影。凝视之间，水影居然成了我自己的身影。是我的身影在鼓出的水库坝壁上跳跃不已。我坐在电影院椅子上，目不转睛地观看自己的身影。是我自己身影这点当即看出来了，但作为电影院的一名观众，我不知应相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我还是个9岁或10岁的少年。也许我应该跑上银幕把影子收回，或者冲进放映室将胶片一把夺走。至于这样做是否得当，我则无从判断。这么着，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继续观看自身的影子。

身影永无休止地在我眼前眺跃，浑如扑朔迷离的地气中不规则地袅袅摇曳的远景。影子看上去不能开口讲话，也不能用手势表达什么。然而他确实想向我倾诉。影子完全知道我坐在这里注视他的形象。可惜他同我一样软弱无力，毕竟只是影子而已。

除我以外，任何观众似乎未觉察到水库坝壁上的水流之影实际上是我的身影。哥哥就坐在我旁边，他也无动于衷。否则绝对向我耳语告之。因为哥哥看电影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耳语不止。

我也丝毫无意把那便是自己身影一事告诉别人。估计他们不会信以为真。看情景影子只想对我一个人传达某种信息。他是在不合适的场所不合适的时间借助电影银幕这个媒体对我诉说什么。

在那鼓出的混凝土坝壁上，我的影子孤苦伶仃，谁都不予理睬。我不知道他如何来到坝壁，也不知其此后的打算。想必不久他将随着夜幕的降临而消失不见。他很可能被汹涌的水流冲入大海，在那里继续履行作为我身影的职责。想到这里，不由黯然神伤。

很快，水库新闻放完，画面换戒某国国王加冕大典的光景：好几匹头顶饰物的马拉着美轮美奂的马车穿过石板广场。我在地面上寻觅自己的身影，却只有马、马车和建筑物的影子。

我的回忆至此为止。但我无法判断这是否真的曾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刚才在这里蓦然想起之前，我从来未曾把这一事实作为往日的记忆在脑海中推出。也可能是我在这异乎寻常的黑暗中耳听水声之间心血来潮地描绘出的意念性图像。以前我在一本心理学书中看过有关此类心理作用的叙述。那位心理学家认为：当人陷入无以复加的困难境地时，往往在脑海中描绘出白日梦场面以保护自己免受严酷现实的摧残。但若称之为心血来潮式的意念性图像，那浮现于眼前的场景未免过于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对我的存在本身未免过于息息相关。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记起当时环绕我的气息和声响，可以切身感受到9或10岁的我所感觉的困惑、慌乱和无可名状的恐怖。无论谁怎么说，那确实发生在自己身上。尽管它已被某种力封闭在意识深处，但其封条已由于我身陷绝境而脱落，从而使其浮上表面。某种力？

肯定起因于为掌握模糊能力而施行的脑手术。是他们把我的记忆推上意识之壁，长期以来是他们从我身上夺走了我的记忆。

如此想来，我渐渐气愤起来。任何人都不具有剥夺我记忆的权利。那是我自身的记忆！

剥夺他人的记忆无异于劫掠他人的岁月。随着怒气的上升，我觉得什么恐怖云云何足挂齿。

不管怎样，反正我要活下去，决心活下去。我一定要活着走出这个令人神经错乱的黑暗世界，要使被剥夺的记忆重归己有。世界完蛋也罢完好也罢，关我何事！我必须作为完全的自我获得再生！

“绳子！”女郎突然叫道。

“绳子？”

“喂快来，有绳子垂下。”

我急步跨上三四阶，到她身旁用手心摸石壁，果然有条绳子，绳子是登山用的，不太粗，但很结实。绳头已垂到我胸部。我抓在手里，小心地稍微用力拉了拉。根据手感，应该牢牢实实地拴在什么上面。

“肯定是祖父，”女郎说道，“是祖父为我们垂下绳子。”

“为慎重起见，还是再爬一圈吧。”我说。

我们急不可耐地物色下脚处，绕这螺旋“塔”爬了一周。绳子仍垂在同一位置。绳子每隔30厘米打一个结，以便于我们搭脚。如果绳子果真直通往“塔”顶，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是祖父，毫无疑问。他那人心细得很。”

“果然。”我说，“能爬绳子？”

“当然，”女郎道，“爬绳子从小就很拿手。没爬过？”

“那么你先爬。”我说，“爬到顶朝下晃晃电筒，我再开始爬。”

“那样水可就淹上来了，还是一起爬好，不好么？”

“爬山时原则上一条绳子一个人。因为绳子强度有问题，再说两人一起爬不容易，时间也花得多。况且就算淹上来，只要抓住绳子也总可以爬上去。”

“真看不出你这人倒挺勇敢的。”女郎说。

我猜想她可能再吻我一下，在黑暗中静静等着。不料她没有理睬，已开始迅速上爬。我双手抓住岩角，仰望她随着胡乱摇晃的电简光束往上爬去。那光景恰似酩酊大醉的魂灵踉踉跄跄地返回天空。凝望之间，我很想喝一口威士忌。但威士忌装在背部的背包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如此摇摇欲坠的状态下扭过身体卸下背包从中取出威士忌瓶子。于是打消这个念头，而代之以在脑海中想象自己喝威士忌的情景。整洁幽静的酒吧，装着核桃的大碗，低声流出的MJQ的《旺多姆》旋律，60ML大杯冰镇威士忌。我把酒杯置于台面，袖手注视良久。威士忌这东西一开始是要静静观赏的，观赏够了才喝，同对待漂亮女孩一样。想到这里，我发觉自己没有西服和轻便风衣。我所拥有的像样西服全被那两个神经病用刀子割得体无完肤。糟糕！该穿什么衣服去呢？去酒吧之前需要先解决西服。我打定主意：做一套藏青色苏格兰呢料西装好了。青色要格调高雅，纽扣三个，肩部要浑然天成，腋下要不收紧的传统样式，就是60年代初乔治·佩帕德穿的那种货色。衬衫要蓝色的，蓝得沉稳而略带漂白之感。质地为厚实的牛津布，领口色调则尽可能普通正规。领带双色条纹即可。红与绿。红为锗红，绿则如怒涛翻腾的大海，或者蓝也未尝不可。我要去一家时髦的男士用品店购置齐全，穿戴好再走进一间酒吧，要一大杯苏格兰冰镇威士忌。蚂蝗也好夜鬼也好带爪鱼也好，任凭它们在地下世界横行霸道。我可要在地上世界身穿藏青色苏格兰呢料西装，品味苏格兰进口的威士忌。

蓦地注意到时，水声已经停了。大概洞穴已不再喷水。或许水位过高而听不到水声。但对于我，似乎怎么都无所谓。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活下去，并使记忆失而复得。任何人都再也别想随心所欲地操纵我。我恨不得对全世界高喊，任何人都再也别想随心所欲地操纵我！

可是，在这黑洞洞的地底下体附岩石之时，随即高喊也全无效用。于是我并不喊，而歪头向上打量。女郎爬得比我想的高得多，不知已拉开几米距离，若以商店楼层计算，怕有三四层了——已到女服柜台或和服专场。我无可奈何地想，这石山究竟有多高呢？我和她已经爬过的那部分都已有相当的高度，而若继续扶摇直上，其整个高度必然十分了得。我曾一度兴之所至地步行上过26层高楼，但这次登攀似乎还不止那个高度。

不管怎样，黑漆漆望不见下面反倒不失为好事。虽说我是登山老手，但若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只穿普通网球鞋危危乎爬到如此高处，也必定吓得不敢俯视。这无异于在摩天楼正中不借助安全绳和吊车来擦拭玻璃。什么也不思不想地一个劲向上攀登当中倒还算好，而一旦停住脚步，不容我不为这高度而渐感心神不安。

我再次歪头仰望。看样子她还在奋力攀援，电筒光同样摇来晃去。较之刚才，位置已高出许多。她的确善于爬绳，如她本人所说，但也实在高得可观，高得近乎荒谬。归根结蒂，那老头儿何苦逃窜到这等神乎其神的场所。如能挑一个简便易行的地方静等我们到来，我们也大可不必遭此劫难。

如此呆呆思考之间，头上好像传来人的语声。抬头一看，但见小小的黄色光点如飞机尾灯缓缓闪烁。估计她总算到顶。我一只手抓绳，一只手拉过电筒，朝上边送出同样的信号。

又顺便往下照了照，想看看水面升到多高。但电筒光很弱，几乎什么也看不清。黑暗过于浓重，除非相当靠近，否则根本看不出究竟。手表指在凌晨4时12分。天还未亮，晨报尚未派发，电车尚未启动。地上的人们应当还在酣然大睡。

我双手攥紧绳索，深深吸了口气，慢慢向上攀援。

24.世界尽头（影子广场）

一连三日光朗朗的晴天，这天早晨睁眼醒来便结束了。天空被厚厚的乌云遮蔽得不见一丝缝隙，好容易爬上地面的太阳早已被夺去固有的温煦与光辉。在这灰蒙蒙阴沉沉冰冷冷的天光中，树木将摇尽叶片的枝条如海中鱼栅一般刺向空中，河流将冻僵的水声播往四方。看云势，随时都可飘下雪来，却没有下。

“今天怕不至于下雪，”老人告诉我，“那不是下雪的云。”

我打开窗户再次仰望天空。但分不清什么样的云可以降雪什么样的云不能。

看门人正坐在大铁炉跟前脱鞋烤脚。火炉和图书馆里的一般形状。上面是足可放两个水壶或锅的炉盖，最下面有块掏灰用的洁动铁板。正面像西式装饰橱似的有两个大金属把手。

看门人坐在椅子上，双脚搭于把手。房间被水壶蒸气和廉价烟斗的气味——想必是代用烟——弄得潮气弥漫，直令人窒息。当然其中也混杂他脚上的臭味。他坐的椅子后面有张大大的木桌，上面整齐地摆着磨石、柴刀和斧子。无论哪把刀斧都使得相当厉害，以致手握部分完全变了颜色。

“围巾的事，”我开口道，“没有围巾脖子实在冻得受不住。”

“啊，那怕是那样的。”看门人煞有介事地说，“那一点我十分清楚。”

“图书馆里头的资料室有谁也不用的衣物，如果可以使用一部分的话，我想……”

“噢，那个么，”看门人说，“那个随便你怎么用。你用是没有问题的。围巾也罢大衣也罢悉听尊便。”

“没有物主么？”

“物主你不必介意。就算有也早忘了。”看门人说，“对了，你好像在找乐器？”

我点下头，此君无所不知。

“原则上本镇不存在乐器这种东西。”他说，“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你工作勤勤恳恳，要件乐器怕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可以去发电站问问那里的管理员，说不定会找到一件。”

“发电站？”我讶然。

“发电站之类还是有的。”说着，看门人指指头上的电灯，“你以为这电是从哪里来的？总不至于以为是苹果林上结的吧？”

看门人笑着勾勤出去发电站的路线：

“沿河南边的路一直往上流走。约走30分钟右边会出现一座旧粮仓，粮仓既无房盖又没门扇。往右拐再走一会，有一座山，山那边是森林。往森林里走500米就是发电站。明白了？”

“我想明白了。”我说，“不过冬天进森林不危险吗？大家都那么说，我本身吃过苦头。”

“啊，是的是的，这点我倒忘个干净，还是我用板车把你推上坡去的呢。”看门人说，“现在可好了？”

“不要紧了。谢谢。”

“有点心有余悸吧？”

“嗯，是有点。”

看门人狡黠地一笑，调换一下搭在火炉把手上的双脚。“心有余悸是好事，这样人才会变得小心谨慎，进而免得皮肉受苦。出色的樵夫身上只有一处伤，不多不少，仅仅一处。我说的你可理解？”

我点头。

“不过发电站那里你尽可放心前去。森林边上有入口，路也只是一条，不会迷路。而且碰不上森林里的人。危险的是森林深处和围墙旁边。只要避开这两处就无需担惊受怕。只是切切不可偏离道路，不可到发电站里边去。去的话又要倒霉。”

“发电站管理员可是住在森林里的人？”

“不，那家伙不是。他既不同于森林住户，又不和镇上的人一样，而是个不完全的男子。他深入不得森林，也返回不了镇子，无危害，无胆量。”

“森林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看门人歪起脖子，默然看了一会我的脸，说道：

“一开始我就有言在先，问什么是你的自由，答不答是我的自由。”

我点下头。

“算了吧，反正我不乐意回答。”看门人说，“对了，你不是一直说想见你的影子么，怎么样，这就见见如何？已是冬天，影子虚弱了许多，见面怕也没什么不妥。”

“情况不好么？”

“不不，生龙活虎，每天都放到室外几个钟头让他运动，食欲也旺盛得很。只是冬季昼短夜长越来越冷，作为影子不论什么样的都上不来情绪。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属于极为正常的自然规律。既怪不了我也怨不得你。马上让你去见，和本人直接面谈。”

看门人摘下墙上挂的钥匙串揣进上衣袋，边打哈欠边穿上结结实实的系带皮鞋。鞋看上去极重，鞋底打了铁钉，以便于雪中行走。

影子的住处介于镇子与外界的中部地带。我不能走去外界，影子不能进入镇子。所以说“影子广场”是失去影子之人与失去人之影子相见的惟一场所。走出看门人小屋的后门即是影子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徒有其名。占地不大，仅比普通人家的院子略宽敞一点，四面围着阴森森的铁栅栏。

看门人从衣袋掏出钥匙串打开铁门。先让我进去，自己随后进来。广场为端端正正的正方形，尽头处与镇子一壁之隔。一个墙角有一株古榆，下面摆着一条简易凳子。榆树已经发白，不知是活着还是死了。

另一墙角有用旧砖和废料临时搭的小房子。窗口没有玻璃，只有上下推拉式的木板套窗。没有烟囱。由此观之，恐怕也没有取暖设备。

“你影子就住在那里。”看门人说，“看上去不大舒服，其实没那么糟。基本有水，有厕所，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一点风也挤不进去。宾馆固然谈不上，遮风蔽雨还是绰绰有余。

“进去看看？”

“不，在这儿见就可以了。”我说。由于看门人小屋空气极端恶劣，我有些头痛。哪怕稍冷点也还是能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好得多。

“也罢，就领来这里。”言毕，看门人独自走进小房子。

我竖起大衣领，坐在榆树下的凳子上，用鞋后跟刨着地面等待影子到来。地面很硬，到处是硬邦邦的残雪，墙脚处因阳光照射不到，雪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片刻，看门人领着影子从小房子出来，他像要用打有铁钉的皮鞋底踏烂冰冻地面似的大踏步穿过广场，后面缓缓跟着我的影子。看起来影子并不像看门人说的那么神气活现，脸比以前瘦了些，眼睛和胡须格外引人注目。

“两人单独呆一会吧，”看门人说，“想必攒了一肚子话，慢慢说好了。不过时间不可太长。弄不好再贴在一起，重新分开可就费事了。况且你们那么做也是徒然，只能给双方增加麻烦，对吧？”

我点头表示赞同。想必如其所说，合为一体也还是要被分开，无非使他故伎重演。

我和我的影子用眼睛瞄着看门人，看他锁好门往看门小屋走去。鞋钉咔哧咔哧啃咬地面的声响渐离渐远，俄顷传来沉重的木门关合声。看门人不见之后，影子在我身旁坐下，和我一样用鞋跟在地面刨坑。他上身穿坑坑洼洼的粗眼毛衣，下面是工作裤，脚上是那双我送的旧工作鞋。

“身体可好？”我试着问。

“谈不上好。”影子说，“太冷，伙食又差。”

“听说每天运动。”

“运动？”影子费解地看着我的脸，“噢，那哪里称得上运动！不过是每天被看门人从这里拉出去帮他烧独角兽，把尸体堆到板车上，拉去苹果林，浇油焚烧。点火前看门人用柴刀把兽头砍掉。你也见过他收藏的那些漂亮柴刀吧？那小子怎么看都不地道。只要情况允许，他笃定想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砍个稀巴烂。”

“他也是镇上的人？”

“不，不是。那家伙是雇来的。专门以烧独角兽为乐，而镇上的人是不感兴趣的。入冬后已烧了好多好多。今早死了三头，一会就得去烧。”

影子和我同样用鞋跟刨了一阵子冻得硬如石头的地面。冬季的鸟儿尖刺刺地叫着从榆树枝腾空飞去。

“地图找到了。”影子说，“比预想的画得好，文字说明也得要领。只是迟了一步。”

“把身体搞坏了。”

“听说了。不过入冬后就太晚了，本想早些拿到手，那样事情办得就会更为顺利，计划也可更快制定出来。”

“计划？”

“从这里逃跑的计划，还用说！此外还能有什么计划？莫非你以为我要地图是为了消磨时间不成？”

我摇头道：

“我还以为你想教给我这座奇特镇子有什么名堂哩。因为我的记忆差不多全都给你带走了。”

“不是那样的，”影子说，“不错，我是拥有你的大部分记忆，但不能够充分地利用，那必须在我们合为一体后才能办到，而这又不现实。果真那样，我们就再也别想相见，计划也随之落空。所以眼下我只能一个人琢磨，琢磨这座镇子的名堂所在。”

“琢磨明白？”

“一点点。还不能对你讲。因为还没有说服力，要把细节补充完整才行。再让我考虑考虑。我觉得再考虑不久就可有所领悟。问题是届时很可能为时已晚。毕竟进入冬天以来，我的身体的确一天不如一天。照此下去，即使搞出逃跑计划我恐怕也没力气实行了。所以我才想赶在入冬前得到地图。”

我仰望头上的榆树。从粗大的树枝之间，可以看到分崩离祈的冬日阴云。

“这里是逃不出去的。”我说，“地图仔细看了吧？哪里都没出口，这里是世界尽头。后无退路，前无通途。”

“说世界尽头倒有可能，但出口必有无疑。这点我清清楚楚。天空上这样写着，写着有出口。鸟飞越围墙是吧？飞去哪里？外部世界嘛。墙外必定别有天地，惟其如此才用墙把镇子围起来不让人们出去。外边要是一无所有，也就无需特意修筑围墙。而且肯定有出口。”

“或许。”我说。

“我一定要找到它，同你一道逃走。我可不想在这么凄惨的地方死去。”说罢，影子沉默下来，接着刨击地面，“记得一开始就对你说过，这镇子是不自然不正常的。”影子说，

“现在我仍坚信不疑：不自然，且不正常。但问题在于这座镇子就是如此不自然不正常地自成一统。因为一切都扭曲都不自然，所以结果上又一切都正相吻合，无懈可击。它就是这样天造地设。”

影子用鞋跟在地面画着圆圈，继续道：

“我们被关在这里面。天长日久，这个那个考虑起来反倒渐渐觉得它们正确而自己是错误的。因为它们看上去简直浑然天成一般完美无缺。我说的你可明白？”

“明明白白，我也时常有此感觉，觉得较之这座镇子，自己恐怕过于渺小、软弱、不知所措。”

“但这是错的。”影子在圆圈旁边画着看不出意思的圆形。“正确的是我们，它们才是错误的。自然的是我们，那帮家伙才是不自然的。我是这样相信的，坚信不疑。否则，势必在自己都不知不觉之间被这镇子吞噬。被吞噬后可就悔之莫及了！”

“可是，何为正确何为错误毕竟是相对的。更何况我已被剥夺了作为比较二者的尺度的记忆。”

影子点头道：

“我十分清楚你的迷惑。不过这样想好了：你可相信永恒运动的存在？”

“不，理论上不存在永恒运动。”

“同一道理。这镇子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和永恒运动是同一回事。理论上所谓完整无缺的世界根本不存在。然而这里却是完整无缺的。这样，必定某处做了手脚。就像看上去仿佛处于永恒运动状态的机器在背后利用肉眼看不见的外来动力一样。”

“你发现了那个？”

“还没有。刚才也跟你说了，这是我的一个假设，还必须补充具体东西。为此还需要一段时间。”

“把假设告诉我好么？说不定我也可以在具体补充方面助一臂之力。”

影子从裤袋掏出两手，往上面哈口热气，在膝盖搓了起来。

“不，那怕是难为你，我伤的是身体，你伤的是心，应该首先修复的是你。要不然等不到逃走两人就要同归于尽。这方面我来考虑，你想法救你自己，这是当务之急。”

“我的确不知所措。”我看着地上画出的圆圈说，“你说得很对。该往哪边前进都看不准，甚至对自己过去曾是怎样一个人都稀里糊涂。一颗迷失的心又能有多大作用呢？况且是在这拥有如此强大力量和价值标准的镇子里。自从进入冬季，我一直对自己失去信心，一天不如一天。”

“不不，不是那样。”影子说，“你并未迷失自已，不过是记忆被巧妙隐匿起来而已，所以才导致你不知所措。然而你并没有错。即使失去记忆，心也还是朝着既定方向前进的。人这东西本身就具有导向能力，那也才成其为自己。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否则你就将随波逐流地置身于莫名其妙的场所。”

“尽力而为。”我说。

影子点点头，遥望阴沉沉的天空。稍顷，沉思似的闭起眼睛。

“想不明白的时候我总是看鸟。”影子说，“一看鸟就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并不错。对鸟来说，镇子的无懈可击也罢什么也罢了不相干，围墙城门号角也毫无关系。这种时候你也不妨看鸟。”

栅栏口传来看门人喊我的声音。会面时间已过。

“往后一段时间别来看我。”分别时影子对我耳语，“必要时我想办法见你。看门人生性多疑，见得多了肯定提防我们，怕我们搞什么名堂，那一来我的事情就难办了。要是问起你就装出和我话不投机的样子，懂么？”

“懂了。”

“怎么样啊？”刚进小屋看门人就问我，“阔别重逢，其乐融融吧？”

“说不清楚。”说着，我摇头表示否定。

“就那么回事。”看门人露出不无满足的神情。

25.冷酷仙境（吃喝、图像工厂、圈套）

爬绳不知比登梯舒服多少倍，绳上每隔30厘米就打一个牢牢实实的结，而且粗细恰到好处，容易把握。我双手紧握绳索，略微前后摇晃着身体，有节奏地一步步向上爬去。自觉颇像荡秋千的电影镜头。诚然，秋千用绳是不打什么结的。因为打结会遭到现众的轻蔑。

我不时仰望一眼。但由于电筒光迎面直射，很晃眼，很难看清距离。想必她担心我，正在静静从顶端看我往上爬。腹部伤口随着心脏的跳动而闷闷地阵阵作痛。跌倒时跌伤的头也依然痛个不止。虽说不至于影响爬绳，但痛毕竟是痛。

越是接近顶端，她手中的电筒越是将我的身体及周围情形照得光亮起来。但这总地说来是一种多余的关心。因我早已习惯摸黑攀援，给这光线一照，反而乱了步调，脚登空了好几次。我无法把握光照部分同阴影部分之间距离的平衡。看上去光照部分比实际突出得多，阴影部分则凹陷得多。而且过于耀眼炫目。人的身体可以很快适应任何环境。纵使很久很久以前潜入地下的夜鬼们能改变身体使之适应黑暗，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我觉得。

爬到六七十个绳结的时候，总算摸到了类似顶端的东西。我两手扣住石沿，像游泳运动员爬上游泳池那样向上爬去。由于绳子太长，胳膊早己累得没有了力气，花好长时间才爬上顶部。竟好像游了两三公里自由泳。她抓住我的皮带，帮我最后一把。

“好险的地方！”她说，“再晚四五分钟我们两人就都报销了。”

“这下可好了。”说着，我躺在岩石平面，深深吸了几口气。“水到什么地方了？”

她放下电筒，一点点往上拉绳子。拉过大约30个结时，把绳子递到我手里。绳子湿得一塌糊涂：水已涨到相当高度。再晚爬四五分钟，可就非同小可。

“可你能找到你祖父么？”我问。

“没问题，”她说，“就在祭坛里边。不过脚扭伤了。说是逃跑时脚踩进深坑来着。”

“脚扭伤还能来到这种地方？”

“当然能。祖父身体好，我们这个家族都身体好。”

“像是，”我说。我也算是身体好的，但较之他们还是望尘莫及。

“走吧，祖父等着呢，他说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我也同样。”

我重新背起背包，跟着她往祭坛那边走去。所谓祭坛，其实不过是岩壁上一个圆洞而已。洞内状似大房间，洞壁凹陷处放着一个气瓶样的灯盏，放出朦朦胧胧的黄色光亮，使得参差不齐的石头洞壁爬满无数奇形怪状的阴影。博士身裹毛巾被坐在灯旁，脸有一半背光。由于灯光的关系，眼睛看上去深深下陷，但实际上可以说精神十足。

“噢，怕是死里逃生吧？”博士不无欣喜地对我说，“出水我是知道的。本以为能早些赶到，也就没怎么在意。”

“在街上迷路来着，爷爷。”胖孙女说，“差不多整整晚一天才见到他。”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了。”博士道，“事到如今，费时间也罢省时间也罢都是同一码事了。”

“到底为什么是同一回事？”我问。

“算啦，这话说起来啰嗦得很，以后再说吧，还是先坐下，把脖子上的蚂蝗弄掉。要不然可就要留下痕迹啰！”

我坐在稍离博士一点的地方。他孙女坐在我旁边，从衣袋掏出火柴，擦燃把附在我脖子上的蚂蝗烧掉。蚂蝗早已喝饱了血，鼓胀得足有葡萄酒瓶塞那么大。被火一燎，“滋”地发出一声带水汽的声响，落在地上还扭动了一会，女郎用运动鞋底一脚碾碎。皮肤被火烧了一下，紧绷绷地作痛。我使劲歪了歪脖子，觉得皮肤好像熟过头的西红柿的薄皮似的直欲开裂。这种生活不消一个星期，我的全身恐怕就要变成受伤的标本。就像挂在药店墙上的脚癣病例图那样制成精美的彩色版分发给大家。肚皮伤口，头部肿包，蚂蝗吮吸的红痣，甚至性功能不全都可能包括进去。也只能这样才生动逼真。

“没带来什么吃的东西？”博士对我说，“情况紧急，没时间带够食物，从昨天就只吃巧克力来着。”

我打开背包，拿出几个罐头、面包和水壶，连同罐头刀一起递给博士，博士首先不胜怜爱地喝了水筒里的水，然后像察看葡萄酒年代似的一一仔细检查了罐头，把桃罐头和咸味牛肉罐头打开。

“你们也来一个如何？”博士问我们。

我们说不要，在这种地方哪里上得来食欲。

博士把面包撕成片状，卷上腌味牛肉，大口大口吃得十分香甜。又吃了几块桃，把罐头盒对在嘴上吱吱有声地喝里面的汁。这时间里，我拿出小瓶威士忌喝了两三口。由于威士忌的作用，身体各部位多少没那么痛了。这倒不是痛感减轻，而是因为酒精麻痹了神经，使我觉得痛感仿佛成了同我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独立生命体。

“啊，谢天谢地！”博士对我说，“这里一般备有应急食品，能保证两三天不饿，可这回因一时马虎没有补充，自己都感到窝囊。一旦过惯了舒服日子，就难免放松警惕，这是个很好的教训，晴天糊伞备雨时——古人说得实在妙极。”

博士独自嗬嗬嗬笑了半天。

“现在饭也算吃完了，”我说，“差不多进入正题吧。从头按顺序说好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已经干了什么？结果如何？我应该怎么办？一五一十地。”

“恐怕专业性很强，我想。”博士不无怀疑地说。

“专业性强的地方从略就是。明白基本轮廓和具体方案也可以了。”

“要是全部捅出，估计你会生我的气，这可实在是……”

“不生气。”我说。事到如今，生气也于事无补。

“首先我恐怕必须向你道歉。”博士道，“虽说是为了研究，但毕竟欺骗了你利用了你，把你逼得走投无赂。对此我正在深刻反省。不光是口头，我从内心觉得对你不起。不过话说回来，我所进行的研究，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相当可贵的，几乎无与伦比的。这点无论如何得请你理解。科学家这种人，在知识宝藏面前眼睛是看不到其他东西的。也惟其如此，科学才得以取得不间断的进步。说得极端些，科学这东西正因为有其纯粹性才获得繁殖。……呃，可读过柏拉图？”

“几乎没有。”我说，“不过还是请你抓住要点。关于科研目的的纯粹性已经完全明白了。”

“抱歉抱歉，我只是想说科学纯粹性这东西有时往往损伤很多人。这和所有纯粹的自然现象都在某种情况下给人们造成损害是一样的：火山喷发掩埋居民点，洪水把人们冲走，地震毁掉地面的一切。但如果说这类自然现象一律有害的话……”

“爷爷，”胖孙女从旁插嘴了，“能不能说得快点？要不然来不及的。”

“对对，说得对，”博士拉过孙女的手，啪啪拍了几下，“可是，啊——从哪里说好呢？我很不善于按纵向顺序把握事态，不知该说什么如何说。”

“你不是给我数据让我进行模糊运算了么？这里有什么名堂？”

“说明这点要追溯到三年前。”

“请追溯好了。”

“当时我在‘组织’的研究所工作来着。不是正式研究员，也就类似个体别动队吧。我手下有四五名人员，有堂而皇之的设备，钱也随便使用。我对钱无所谓，性格上也不愿意受制于人。但‘组织’提供用于研究的丰富实验材料却是得天独厚的。而更有魅力的，是能够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

“那时‘组织’的处境相当危急。具体地说，他们为保护情报所编排的各种数据保密系统，可以说已被符号士们破译殆尽。‘组织’如果将方法复杂化，符号士便用更复杂的手段破译，如此反复不止。这简直同争建高墙无异，一家建了高墙，另一家就斗气建得更高。几个回合之后，墙便由于建得过高而失去实用性。然而哪一家又都不肯罢手，因为一罢手就等于失败。一旦失败，势必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于是，‘组织’决定依据全新的原理来开发无法破译的数据保密方式。我便是作为这一开发项目的负责人而应聘的。

“他们选我是非常英明之举。因为，当时——当然现在也是如此——我在大脑生理学领域是最有能力最有干劲的科学家。我没有干发表学术论文或在学术会议上作报告那样的傻事，所以在学会里始终不引人注意。但在大脑知识的深度上任何人都无可与我匹敌。‘组织’知道这一点。正因如此才把我作为合适人选聘去。他们希望搞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构想。不是将既成方式复杂化或改头换面，而是从根本上改弦易辙。而这种作业，那些在大学研究室里从早到晚埋头写无聊论文或计算工资的学者是无能为力的。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科学家必须是自由人。”

“可你是由于加入‘组织’而放弃自由人立场的吧？”我问。

“不错，是那样的，”博士道，“你说得不错。对此我也在以我的方式反省。不后悔，而是反省。并非自我辩解——我急欲得到能够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场所。那时我头脑中便已形成一整套严密的理论，只是苦于无法实际验证。这也是大脑生理学研究方面的困难所在，不可能像其他生理学研究那样用动物进行实验。这是因为，猴脑不具备对人深层心理和记忆做出反应的复杂功能。”

“所以你，”我说，“就拿我们做人体实验对吧？”

“喂喂，别急于下结论，先让我简单阐述一下我的理论。暗号上有个一般性理论，即‘没有不能破译的暗号’。这固然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暗号这东西是基于某种原则才成立的。而原则这东西无论多么复杂和精细，归根结底精神上都有一个共通点，即能为大多数人所掌握。所以，只要掌握了这个原则，暗号就不难破译。暗号中信赖度最高的，是书对书系统，即互发暗号的两个人具有同一版的同一本书，以页数和行数决定单词的系统。但即使这一系统，只要找到书也就算寿终正寝。这就首先要求时刻把那本书留在手头。可是这样危险太大。

“于是我这样想：万无一失的暗号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用任何人都无法掌握的系统进行保密。也就是要通过万无一失的黑匣子来保存情报，又反过来把经过处埋的东西通过同样的黑匣子加以保存。对黑匣子里的内容和原理，甚至本人都蒙在鼓里。可以使用，却不知其为何物。因为本人都不明白，所以他人便不可能凭借暴力窃取情报。如何，万无一失吧？”

“你是说那黑匣子就是人的深层心理？”

“是的，正是。再让我解释一下。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依照各所不同的原理行动的，不存在任何相同的人。总之这是ldentity的问题。何谓ldentity？就是每一个人由于过去积累的体验和记忆造成的思维体系的主体性。简言之，称为心也未尝不可，每个人的心千差万别。然而人们不能把握自已的大部分思维体系。我如此，你也不例外。我们所把握的——或者说以为把握的——部分不过是其整体的十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罢了，连冰山一角都称不上。譬如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你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有时候可以勇敢，有时候则是怯懦的，无法一言定论。”

“所谓思维体系恰恰是这么一种东西，无法一言定论。根据不同情况和对象，你可以在一瞬间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在勇敢和怯懦之间选定一个点。这种缜密的程序早已在你身上形成。可是你几乎不了解程序的具体区划和内容，也没有必要了解。即使不了解，作为你本身也可以照常使之运转。这跟黑匣子完全是同一道理。就是说，我们头脑中埋藏着一个犹如人迹未至的巨大的图像墓场般的所在。应该说，除去宇宙，那里是人类最后一块未知的大地。

“不不，图像墓场这一说法并不贴切。那里并非死去记忆的堆放场。准确说来，称为图像工厂倒也许接近。因为无数记忆和认识的断片在那筛选，筛选出的断片在那里被错综复杂地组合起来制成线，又将线错综复杂地组合为线束，由线束构成体系。这正是一家‘工厂’，从事生产的工厂。厂长当然是你，遗憾的是你不能去那里访问。就像神秘之国艾丽丝，要进入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药才行。路易斯·卡劳尔的这个故事实在编得精彩。”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方式是由图像工厂发出的指令来决定的了？”

“完全正确。”老人道，“换言之……”

“请等等，”我打断老人的话，“让我提个问题。”

“请请。”

“大致意思我是明白了。但不能把行动方式扩展到属于表层的日常性行业的决定上面去。例如早晨起床是吃面包喝牛奶还是喝咖啡喝红茶，岂不是兴之所至的琐事么？”

“言之有理。”博士深深点了下头，“另一个问题是人们的深层心理总是处于递变之中。打个比方，就像每天都出修订版的百科全书。为了使人们的思维体系稳定下来，就需要将这两个故障清除掉。”

“故障？”我问，“什么地方算是故障？难道不是人们极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吗？”

“这个嘛，”博士安抚似的说，“深究起来，涉及到神学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决定论吧。就是说人的行为这东西是由神早已决定了的，还是彻头彻尾属于自发的。进入近代以后，科学当然是以人类的生理性思维结构为重点发展过来的。但若问何谓自发性，谁都无法提供圆满回答。因为任何人都未把握我们体内图像工厂的秘密。弗洛伊德和荣格倒是发表过各种各样的推论，但其发明的终究不过是能够对此加以表述的术语而已。方便固然方便，却未能确立人类的思维结构。依我看来，无非在心理科学外面涂上一层繁琐哲学的油彩罢了。”

说到这里，博士又嗬嗬嗬笑了一通。我和女郎静等他笑完。

“相对说来，我的思维方式富有现实性。”博士继续道，“借用一句古语，属于神的归神，属于卡埃萨的归卡埃萨。所谓形而上学，归根结底不外乎关于符号的家常闲话。在热衷于这玩艺之前，需要在有限的场所完成的事项简直堆积如山。例如黑匣子问题。仅仅把黑匣子作为黑匣子而不去管它诚然可以，直接利用黑匣子的性能也未尝不可，可是……”说着，博士竖起一个指头，“可是，必须解决刚才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表层行为这一档次中的偶然性，另一个是黑匣子伴随新体验的增加所出现的变化。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绝非轻而易举。为什么呢？因为正如你刚才所说——就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只要生命不息，人就要经历某种体验，这种体验就要分秒不停地积蓄于体内。喝令停止是徒劳的，如同令人死掉一样。”

“这样，我就产生了一个设想：在一瞬间把人当时的黑匣子固定下来如何。如果其后出现变化，只管听之任之，不必理人。只是固定黑匣子时要固定得完整无缺，以便呼叫时可以毫不走样地呼叫出来，类似瞬间冷冻。”

“等等，”我说，“同一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思维体系是吧？”

“正是正是，”老人道，“诚哉斯言。你理解得很快，我没有看错。恰恰如你所说。思维体系A是恒定不变的。另一方面，则是A'、A”、A'“不断变化着的。这就像右边裤袋里装停止不走的表，左边裤袋里装走动的表。可以根据需要随便取出哪一只。这样，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用同一原理来解决另一问题也是可能的。就是说，把原始思维体系A表层上的选择性去掉即可。明白吧？”

我说不明白。

“一言以蔽之，就是像牙医削珐琅质那样削掉表层而只留下具有必然性的中心要素即意识核。这样一来，便不至于产生足以称为误差的误差。进而将削掉表层的思维体系冷冻起来投入水井，扑通一声。这就是模糊运算方式的原型。我在加入‘组织’之前建立的理论大致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就是说要做脑手术？”

“脑手术是需要的。”博士道，“若研究再推进一步，做脑手术的必要性也可能逐渐失去，而用类似某种催眠术样的方法通过外部操作制造出同样状态。但在目前阶段还做不到这一步，只能给脑以电刺激。即人为地改变脑的环状流程。这并没有什么稀罕，不过是多少运用一点现在仍对精神性癫痫患者施行的定位脑手术而已，以便将脑的扭曲变态所产生的放电一举消灭。……专业性部分省略掉可以吧？”

“可以。”我说，“只说要点即可。”

“总之就是设置脑波流程的中继站，也算是分流点吧。在其旁边埋入电极和小型电池，并用特定信号来咔哧咔哧转换中继站。”

“那么说，我的脑袋里也已埋入电池和电极了？”

“当然。”

“乖乖！”

“不不，它既没你想得那么可怕又没什么特殊。大小也只有小豆粒那个程度，体内带着这么大点的东西走来走去的人世上多的是。此外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原始思维体系即停止不走的那只表的线路是盲线。一旦进入盲线，你就再不能认识自己思维的所有流程。就是说，那时间里你根本不晓得你在想什么做什么。如果不是这样，就怕你自行改变思维体系。”

“另外还有已削掉表层的纯粹意识核的照射问题吧？手术后从你的一个助手那里听说来着，说那种照射有可能给人脑以强烈影响。”

“是的，是有这个问题。不过并非在这点上已经有了明确见解。当时还仅仅是个推论。就是说没有试过，只是估计有此可能。”

“刚才你提到过人体实验，坦率地说，这种实验我们已做过不止一例。因为不能一开始就让你这个身为宝贵人材的计算士遭遇不测。‘组织’找来10个合适人选，我们对他们施行了手术，看了结果。”

“什么样的人？”

“这个我们无可奉告。反正是身强力壮的健康男性。条件是没有精神病史，智商在120以上。至于是如何将这些人带来的，我们并不了解。实验结果还说得过去。10人之中有7人中继站运转良好。其余3人则全然无动于衷，思维体系或为单一的或相互混合。好在7人没出差错。”

“混合的人怎么了？”

“当然使之复原了，害处是没有的，剩下的7人在继续训练过程中几个问题点明显暴露出来。一是技术问题，二是被实验者本身的问题。首先是中继站的转换呼号容易混淆。最初我们用任意的5位数编排呼号。但不知为什么，有几个人竟因天然葡萄汁的气味而致使中继站自动发生转换。这是午餐供应葡萄汁时看出来的。”

胖女郎在旁边哧哧作笑，对我则不是一笑了之的事，拿我来说，在接受模糊处理之后，也有时对各种气味敏感得不行。例如一闻到她那带香瓜味的科隆香水味儿，脑袋里就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似的。倘若每次嗅到什么思路都发生转换，那可不是儿戏。

“这个问题，通过将特殊声波夹入数字之间的办法获得了解决。这其实很像某种嗅觉因呼号而做出的反应。另一点是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人即使在中继站发生转换的情况下，其原始思维体系也不能很好地运转。经详细察看，结果发现是被实验者本人的恩维体系存在问题。因为被实验者的意识核本身在质上不稳定而且稀薄。尽管身体健康智力正常，但精神主体性尚未确立。也有相反的例子：自控能力不足。主体性固然绰绰有余，但若不做出有条理的安排，也是不能加以利用的。总之，并非任何人只要接受手术就能胜任模糊运算，也还是有适应不适应这个问题。这点毋庸置疑。”

“如此一来二去，最后只剩下3个人。这3个人可以按照指定呼号准确无误地进行转换，从而可以使用冻结的原始思维体系卓有成效地稳定地发挥功能。一个月时间里在他们身上一再实验，获得了成功的信号。”

“再往下我们就接受了模糊运算处理？”

“不错。通过反复考试和面谈，我们从将近500名计算士中录取了26个人。26人都具有坚定的精神主体性，身体健康，没有精神病史，可以控制自己的行动和情绪。这是一项非常麻烦的作业。因为有的部分光通过考试和面谈是无法澄清的。随即，‘组织’分别汇编出了这26人的详细资料：童年情况、学习成绩、家庭、性生活、饮酒量……总之无所不包。就是说你们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被整个洗了一遍。所以我对你了如指掌。”

“有一点我不明白。”我说，“据我听到的情况，我们的意识核即黑匣子是保存在‘组织’的图书馆里。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将你们的思维体系无一遗漏地扫描下来，进行模拟试验，将其结果作为主要备用品加以保存。因为若不这样处理，一旦你们身上发生意外就将全然动弹不得。可以说类似一种保险。”

“模拟试验结果可是完整的？”

“啊，当然不至于完整，因为只有有效地去掉表层部分才容易模拟。不过功能上还是近乎完整的。说得详细点，模拟结果是由三种平面坐标和全息摄影构成的。以往的电子计算机当然不能胜任，而当今新的计算机由于其本身含有相当程度的图像工厂式机能，因此可以适应意识的复杂构造。一句话，问题在于影像的固定性。这点说起来啰嗦，免了吧。最浅显地说来，扫描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将你意识的几种放电方式输入电脑。放电方式此一时彼一时存在微妙差异。因为要调整扫描线中的末端，编排光束中的扫描线。编排过程中，既有计测上无意义的，又有有意义的。这点由电脑判断。无意义的剔除，有意义的作为基本方式编排进去。这要以百万次为单位不知重复多少次，如同一张张叠放塑料纸。在确认任何一张都不再里出外进之后，将其方式作为黑匣子保存下来。”

“再现大脑不成？”

“不，不是。大脑是绝对再现不出来的。我们从事的不过是把你的意识系统用影像固定住，而且是在一定的时间性范围内。对于时间性和大脑功能的灵活性，我们是完全无可奈何的。但我做的并不止于此。我还在黑匣子图像化上面取得了成功。”说着，博士交替看了看我和胖孙女的脸。“意识核的图像化。这点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人染指。因为不可能，但我使之成为可能。你猜我如何进行的？”

“猜不出。”

“让实验对象看某种物体，分析由视觉产生的脑电反应，再转换为数字，进而转换成点。起始浮现的图形极为粗糙。经过反复修整和具体补充，才将实验对象所目睹的图像显现在电脑荧屏上。实际作业可没有嘴说这么轻松，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简单说来则是这样。如此反来复去，电脑终于吃透了程序，将电脑反应自动绘成图像。电脑这玩艺实在可爱得很。只要我这里发令不止，它就工作不息。”

“其次，要把黑匣子输人业已吃透程序的电脑之中。这么着，意识该的状况便被奇迹般地制成图像。诚然，图像还极其支离破碎，混沌不堪。而这样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因此需要编辑，对了，正如电影剪辑那样。剪贴图像集成，有的去掉，有的进行各种组合，使之成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故事？”

“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吧。”博士说，“优秀的音乐家可以将意识转换为旋律，画家可以转换成色彩和形状，小说家则可转换为故事，同一道理。当然，既是转换，便算不得真正准确的模拟。不过对于把握意识的大致状况的确便利。因为纵令再准确无比，而若看到的只是一片混沌的图像罗列，也绝对不可能充分把握全貌。此外，由于并非要使用可视图像达到什么目的，也就没必要非弄得全都毫厘不爽不可。这种视觉化终究只是作为我个人爱好进行的。”

“爱好？”

“过去——还是战前——我干过电影编辑助理。因为这个关系，这方面的作业我非常得心应手。也就算是为混沌赋予秩序的工作吧。这样，我不用其他人员，只管独自一头扎在研究室里忙个不停。估计大家都不晓得我在搞什么名堂。我就把图像化了的数据作为私有物偷偷带回家中，归为私有财产。”

“26人的所有意识都图像化了？”

“是啊，基本上。而且每个都取了名称，同时也是每个黑匣子的名称。你的大概是‘世界尽头’。”

“是的，是‘世界尽头’。我时常觉得莫名其妙，不知何以取这么一个名称。”

“这个以后再说吧。”博士道，“反正没有人晓得我将26个意识成功地制成了图像。我也没告诉任何人。我很想把这项研究在不同‘组织’发生关系的地方进行下去。我已经完成了‘组织’委托的项目，我所需要的人体试验也已结束，再没心思为别人的利益研究下去。我渴望重返随心所欲的生活，多方面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我不大属于潜心于单项研究那种类型，而适合平行推进几个项目：例如那边研究骨相学，这边研究音响学，再加上脑医学等。而若受雇于人，就根本无从谈起。所以，我在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向组织申请辞职，说交给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技术性工作，自己差不多该走了。然而他们死活不肯答应。因为我对那个项目了解得过多。他们担心我可能跑到符号士那里去，而致使目前阶段的模糊计划此为泡影。对他们来说，非友人即敌人。‘组织’求我再等3个月，让我只管在研究所里自己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工作一点不干也没关系，还付给特别奖金。告诉说在这

3个月时间里叫人完成严格保密系统，之后我即可离开。我生来喜欢自由自在，如此束缚于人自然感到极其不快，但作为事情倒也不坏。于是我决定在那里悠然自得地生活3个月。”

“问题是人一悠闲起来，必然节外生枝。由于时间太多，我便心生一计，想在实验对象——也就是你——大脑中继站里追加一条不同的线路，即第三条思维线赂。并把我重新编排的意识核加进线路。”

“为什么做这种事？”

“一来我想观察这将给实验对象带来怎样的影响，想了解由他人重新安排编制的意识在实验对象身上如何发挥功能。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这类明确的例证。二来——当然是心血来潮——我想既然‘组织’允许我随心所欲，我何不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便想做几个他们不知晓的功能。”

“就因为这个，”我说，“你就把电气机车线路那样无事生非的东西塞到我脑袋里来了？”

“哎呀，那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实在无地自容。不过你恐怕还不理解，科学家的好奇心这东西是怎么也抑制不住的。对于那些协肋纳粹的生化学者在强制收容所里进行的无数生化实验，我当然深恶痛绝，但内心深处也这样想过：反正是干，那么为什么不能干得巧妙干出成效来呢？以生化为对象的科学家所朝思暮想的，其实完全是同一内容。况且我所干的决非危及生命的勾当，不过把两个东西变成三个罢了，只是稍微改变一下环形流程罢了。这并不特别增加大脑负担，无非是使用同样的字母卡造出另一单词而已。”

“可是，事实上除我以外所有接受模糊运算处理的人都死了。这点你作何解释？”

“我也不知道，”博士说，“如你所说，26个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中，的确死了25人。死法如出一辙。晚上躺下，早上死了。”

“那么，我也同样，”我说，“说不准明天就同样一命呜呼，对吧？”

“情况没那么简单。”博士在毛巾被里慢慢吞吞蠕动着身体，“那25人的死时间集中在半年里，也就是手术后一年零两个月到一年零八个月之间。25人全部死于那一期间。而惟独你在过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今天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运算。这样，不能不认为只你一人具有别人所没有的特殊素质。”

“特殊是什么样意义上的特殊呢？”

“且慢。手术之后，你可出现过某种奇异症状？如幻听、幻觉、神志不清等等？”

“没有，”我说，“幻听幻觉都没有。只是觉得对某种气味十分敏感，大多像是水果味儿。”

“这点所有人无一例外。特定水果味对中继站是有影响的。原因不清楚，反正有影响。但作为结果，没造成幻觉、幻听和神志不清，是吧？”

“是的。”我回答。

“唔。”博士沉吟片刻，“别的呢？”

“这倒是我最近感觉到的：有时好像逝去的记忆重新回来了。此前由于支离破碎没怎么注意，而近来出现的则相当清晰而且持续时间长。原因我晓得，是水声诱发的。但不是幻觉，是地地道道的记忆，毫无疑问。”

“不，不是的。”博士斩钉截铁，“也许你觉得像是记忆，其实只是你本身捏造的人为的桥梁。总而言之，在你自身的主体性同我编排输入的意识之间存在极为情有可原的误差，而你为使自身存在正当化而力图在这误差之间架设桥梁。”

“不好理解。过去一次也没发生过，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了呢？”

“因为我在转换中继站时解放了第三条线路。”博士说，“不过还是按顺序讲好了。否则很难讲清，你也不易明白。”

我又掏出威士忌喝了一口。看来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第一批8个人接连死去时，‘组织’把我叫去，要我查明死因。老实说，作为我虽然不愿意插手这桩事，但毕竟是我开发的技术，加之事关人的生死，不容我袖手旁观。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去看看情况。他们向我介绍了8人死亡的经过和脑解剖结果。如我刚才所说，8人的死法一模一样，全都死因不明。躯体和大脑毫无损伤，都如静静熟睡一般咽的气。简直同安乐死无异。脸上也全然没有痛苦的痕迹。”

“死因弄不明白？”

“弄不明白。当然推论和假定之类还是做得出的。毕竟接二连三死去的8人全是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不可能以偶然情况视之，而必须尽力采取对策。无论如何这是科学家的义务。我的推论是这样的——脑中设置的中继站功能是否迟滞、烧毁或消失从而导致思维体系发生混淆和大脑功能承受不住其力量的冲击？倘若中继站没有问题，那么根本症结是否在于解放意识核（尽管时间很短）本身？而这对于人脑是否不胜负荷？”说到这里，博士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停顿一会，“这是我的推论。确凿证据固然没有，但根据前后情况再三斟酌，死因或是二者之一，或二者都是。我觉得这样推测是最为稳妥的。”

“做脑解剖也没搞清？”

“脑这东西不同于电烤炉，又有别于洗农机，看不见接线和开关，改变的只是肉眼看不见的放电流程。所以入死之后，不可能取出中继站来检查。活脑出现异常可以判明，对死脑则徒呼奈何。当然，若有损坏或脓肿，自然一目了然，但无此症状，完好无缺，十全十美。”

“于是，我们把活着的10名实验对象叫进研究室，复查一遍。取出脑波，转换思维体系，确认中继站运转是否顺利。并详细进行了面谈，询间身体有无异常，有无幻觉幻听，然而没发现任何堪称问题的问题。身体全都健康，模糊运算作业也一帆风顺。这样，我们估计死的人可能大脑有某种先天性缺陷，不适合从事模糊运算。至于何种缺陷尚不明了，但可以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澄清，赶在施行第二代模糊手术之前解决即可。”

“但终归还是失算了。因为此后一个月又死了5人，其中8人还是我们彻底复查过的实验对象。复查也认为毫无问题的人为时不久也那般轻易地死了。这对我们实在是沉重打击。26人中，已有一半莫名其妙地死去。如此下去，适合不适合倒是次要的，主要将带来一个根本性问题，亦即将两套思维体系交相转换使用这点对于大脑原本就是不可能的。据此，我向‘组织’提议冻结这个项目。就是说将中继站从依然存活的人的脑中取出，中止模糊运算作业。若不然，说不定全军覆没。但‘组织’说此事办不到，拒绝我的提案。”

“为什么？”

“他们说，模糊系统运行得极有成效，事实上已无法就此刹住而将整个系统重归于零。若果真如此，‘组织’机能势必瘫痪。况且又不是说肯定全体死光，如果有人活下来，不妨将其作为有说服力的标本进行下一步研究。于是我退下来了。”

“而且只我一个逃生。”

“是这样的吧。”

我把后脑壳贴在岩壁，怅怅地望着洞顶，用手心摩挲着脸颊茁壮的胡须。我记不准上次是什么时候刮的须。想必我的面目十分怕人。

“那我为什么没死？”

“终归是一种假设，”博士说，“假设又加假设。不过，依我的直感，还不至于不着边际。具体说来是这样：你原本就是将数套思维体系区分使用的，当然是无意识的，是在自己都不知不觉之间将自身的主体性一分为二。用我前面那个比喻来说，就是右边裤袋的表和左边裤袋的表。你本来就有中继站，因而已经具有精神上的免疫力。这是我作的假设。”

“可有什么根据？”

“有的。还是在两三个月以前，我把已制成图像的26人的黑匣子即思维体系重新——看了一遍，有一点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你那部分最为完整，没有破绽，脉络清晰。一句话，完美无缺。几乎可以改编成小说或电影。但其他25人则不是这样。绕统紊乱不堪，浑浊不清，一盘散沙，无论怎么修改编排都不成条理，难以收拾，就像拼接梦境。而你的却截然相反，不可同日而语，好比拿专业画家的画比幼儿习作。”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此想了根多，结论只有一个：你是用自己的手归纳整理过的。所以才以如此井井有条的结构存在于图像集成之中。再打个比方，就好像你亲自下到自己意识底层的图像工厂亲手制作图像，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难以置信，”我说，“何以发生这种情况呢？”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博士答道，“儿时体验、家庭环境、自我的过于客体化、犯罪感……尤其要指出的是你性格上有过于自我封闭的倾向。不是吗？”

“或许。”我说，“这到底将会怎样呢？假如我真是这样的话。”

“无可力致。如果顺利，你也许就这样长命百岁。”博士说，“但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一切顺利的。对吧？你的处境是：无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你已经成为左右这场荒唐的情报战趋势的关键。‘组织’恐怕不久就要以你为典型开发第二项目。你将被彻底解折，用各种方式搅拌不已。具体如何我已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你肯定要遭遇种种倒霉之事。我是不甚了解社会，但这点还是看得出来的。作为我也很想拉你一把来着。”

“得得。”我说，“你再不参加那个研究项目了吗？”

“我再三说过，我是不喜欢为别人一点点耗费自己的学问的，更不想参与将来不知牺牲多少人的研究项目。我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反省。正因为这些琐事弄得我心烦意乱，才把研究室设在避开世人的地下。‘组织’倒也罢了，符号士们居然也在打我的主意。总之我这人不大喜欢大的组织。组织考虑的只是自身利益。”

“那你为什么在我身上搞小动作？说谎把我叫来，故意让我计算？”

“因为我想赶在‘组织’和符号士把你抓去胡乱糟蹋之前来验证我的假设。这点一旦弄清，你也不必被折腾得一塌糊涂。我给你的计算数据之中，含有转换为第三思维系统所需的暗号。就是说，你在转换成第二思维系统之后换了一个点，而用第三思维系统进行了计算。”

“所谓第三思维系统，就是你在经过图像化的基础上重新编排的系统？”

“完全正确。”博士点头道。

“可是这何以证明你的假设呢？”

“误差问题。”博士说，“你是无意间——把握自己的意识核的。所以在使用第二思维系统阶段没有任何问题。但第三线路是我重新编排的，二者之间自然存在误差。而这种误差应该给你造成某种反应。作为我，就是想计测一下你对误差的反应。根据计测结果，应当可以进一步具体推测出封存于你意识底部那个东西的强度、性质及其成因。”

“应当？”

“是的，是应当。可惜眼下一切都落空了。符号士们和夜鬼沆瀣一气，把我的研究室破坏得面目全非。所有资料都被洗劫一空。那伙浑蛋撤离后我回去看过一次，重要资料一点也没剩下，误差计测已根本无从谈起。就连制成图像的黑匣子也被带走了。”

“这点与世界完蛋有什么关系呢？”

“准确地说，并非现存的这个世界完蛋，而是世界在人们心中完蛋。”

“不明白。”我说。

“一句话，那就是你的意识核。是你意识所描绘的世界归于终结。至于你的意识底层何以藏有这种东西我不清楚，反正是世界在你的意识中走到尽头。反过来说，你的意识是在世界尽头中生存的。那一世界里缺少这个现存世界中应有的大部分东西。那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生死，没有正确含义上的价值观和自我，而由兽们来控制人的自我。”

“兽？”

“独角兽。”博士说，“那座镇子有独角兽。”

“莫非独角兽同你给我的头骨有某种关系？”

“那是我复制的，惟妙惟肖吧？依照你的意识图像制作的，费了好大的劲。倒也没什么特殊用意，不过出于对骨相学的兴趣罢了。送给你。”

“请停一下，”我说，“自己意识深处存在那样一个世界这点我基本明白了。你以更显而易见的形式将其编排出来，作为第三线路植入我的脑中。之后送进暗号，将我的意识注入这条线路，使之模糊起来。至此没有失误吧？”

“没有。”

“随着模糊作业的完成，第三线路自动关闭，我的意识返回原来的第一线路。”

“不对。”说着，博士咔咔搔了几把脖后，“若是那样事情自然简单，但并非那样。第三线路不具有自动关闭功能。”

“那么说，我的第三线路一直开放着？”

“可以这样认为。”

“但我现在是按第一线路思考、行动的呀。”

“因为第二线路已经封口。用图来表示，结构是这样的。”博士从衣袋掏出便笺和圆珠笔，画了张图递到我手里。

“大约是这样。这就是你的通常状态。中继站A建接输入点1，中继站B连接输入点2。但现在是这样的。”

博士在另一张纸上又画了幅图：

“明白吗？中继站B连接第三线路，在这种情况下将中继站A通过自动转换同第一线路相连。这样，你可以用第一线路思考和行动。但这终究是一时性的，而必须尽快将中继站B转换到线路2。这是因为，准确说来第三线路并非属于你自己的。如果听之任之，势必产生误差能，烧毁中继站B，致使永远同第三线路连在一起，以其放电将中继站A拉向点②，进而烧掉那个中继站。我本应该在此之前计测误差能，使之完全复原。”

“本应该？”我问。

“现在已经无能为力。刚才说过，我的研究室已被那帮浑蛋毁掉，珍贵资料荡然无存。我已无可奈何，十分抱歉。”

“如此下去，”我说，“我将永远嵌在第三线路之中，无法复归原位了？”

“想必是的，想必要在世界尽头中生活。我也觉得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我一阵茫然，“这可不是光于心不忍就能了结的问题吧？你说于心不忍或许未尝不可，可我到底如何是好？事情本来是你惹起的，不是吗？开哪家的玩笑！还没听说过如此恶毒的勾当！”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符号士会同夜鬼狼狈为奸。那帮家伙晓得我着手干什么，一心把模糊系统的秘密窃为己有。而且目前‘组织’恐怕也已知道此事。对‘组织’来说，我们两人是双刃剑。明白么？他们认为我和你搭档瞒着‘组织’开始另搞名堂。对吧？并晓得符号士们正对此虎视眈眈。其实符号士们是有意让‘组织’知道的。这样‘组织’就会为保守机密而设法把我们除掉。不管怎么说，我们已背叛了‘组织’。就算模糊方式一时受挫，他们也还是不想放过我们。因为你我二人是第一次模糊计划的关键，一旦我们同时落入符号士之手，必然惹出一场大祸。另一方面这也正是符号士的阴谋所在。如果我们被‘组织’斩草除根，模糊计划也就寿终正寝；假如我们脱险投奔符号士，自然正中其下怀。总之符号士一无所失。”

“一塌糊涂。”我说。闯入我房间胡作非为、割开我肚皮的到底是符号士。他们之所以大动干戈，目的就在于把“组织”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果真如此，我正好落入他们设下的圈套。“那么说，我已经山穷水尽了？符号士和‘组织’两面夹击，如此下去，我这一现实存在肯定化为乌有。”

“不，你本身不会完蛋，不过进入另一世界罢了。”

“半斤八两。”我说，“听着，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人渺小得几乎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出。过去就是这样。看毕业相也要花好半天时间方能找到自己。我一无家室，二无朋友，马上乌有也没人受累没人悲伤。这我完全清楚。不过说来你也许奇怪，我已经基本满足于这个世界，原因倒不清楚。或许在我与我自身一分为二又相互争执的凄惨情况下依然自得其乐也未可知，说不明白。反正我还是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心里踏实。我是讨厌世上存在的大多数东西。对方想必也讨厌我，但其中也有我中意的，而且中意的就非常中意。这和对方中意不中意我没有关系。我就是这样生存于世的。我哪里也不想去，也不需要死。年纪的增长固然有时令人伤感，但这不光我一个人，任何人年纪都同样越来越大。独角兽和围墙也不稀罕。”

“不是围墙，是墙壁。”博士纠正道。

“什么都无所谓。围墙也罢墙壁也罢，哪样都不需要。”我说，“可以发一点火么？我很少发火，可现在越来越难以克制。”

“这种时候，怕也是情有可原。”老人搔着耳垂说。

“归根结蒂，责任百分之百在你身上。我毫无责任。策划的是你，实施的是你，把我卷进去的是你。是你在人家脑袋里擅自编织线路，出具假委托书令我做模糊运算，让我背叛‘组织’，使我遭受符号士的围追迫害。把我领进莫名其妙的地下，现在又要使我进入世界尽头。如此惨无人道的勾当闻所未闻。你就能对此无动于衷？反正请为我复原好了！”

老人‘唔’了一声。

“人家说的不错，爷爷，”胖女郎插嘴道，“你有时候太热衷于自己的事情，以致连累别人。搞足鳍实验时不也是这样的么？无论如何得想了办法才行。”

“我的出发点原是好的，后来越来越糟实在是由于迫不得已的情况。”老人歉然说道，“现在已发展到了我束手无策的地步。我已无计可施，你也无法可想。车轮越来越快，谁都不能使它停下。”

“一塌糊涂！”我叹道。

“不过，你大概可以在那个世界里挽回你在这里失去的东西，已经失去的，和正在失去的。”

“我失去的？”

“是的。”博士说，“挽回你失去的一切，一切都在那里。”

26.世界尽头（发电站）

读罢古梦，我提起要去发电站的事，女孩的脸阴暗下来。

“发电站可是在森林里的哟！”她边说边把烧得红彤彤的煤块埋进沙里熄掉。

“只是入口。”我说，“看门人都说没什么问题。”

“天晓得看门人想的什么。就算是森林入口也还是危险的。”

“横竖我想去看看，无论如何得弄到一件乐器。”

她把煤块全部掏出，打开下面炉口，将里面堆积的白灰倒入桶内，摇了好几下头。

“我也跟去。”她说。

“为什么？你不是不想靠近森林吗？再说我也不愿意拖累你。”

“因为不能放你一个人出去，你还没有充分了解森林的厉害。”

我们在阴晦的天空下沿河边向东走去。这是个使人联想到和煦春光的早晨。没有风，水流声听起来也似乎带有缠绵的柔情，一改往日冰冷的明快。走了10或15分钟，我摘掉手套，解下围巾。

“像是春天。”我说。

“是啊。可惜只有一天，向来如此。冬天马上杀回头来。”

穿过桥南岸零零星星的人家，路右侧映入眼帘的便只有农田，石子路也随之变成了狭窄的泥路。田垄之间，几道结冻发白的积雪如搔伤遗痕似的存留下来。左边河岸排列着柳树，柔软的枝条依依垂向河面。小鸟落在弱不经风的枝上，为保持平衡而摇动了几次树枝，终于改变主意，往别的树飞去。阳光淡淡的，轻柔和煦。我几次扬起脸，享受这静静的温馨。女孩右手插在自己的大衣袋，左手放进我的大衣袋。我左手提着一个小皮箱，右手在衣袋里抓着她的手。皮箱里装着我们的午餐和给管理员的礼物。

春天来了，各种事情肯定变得愈加开心，我握着她暖和的小手心想。如果我的心能熬过这个冬季，影子也同样挺过去的话，我就有可能以更为正确的形式恢复自己的心。如影子所说，我必须战胜冬天。

我们一边观赏周围风光，一边漫步往上流行走。这时间我和她都几乎没有开口。倒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说的必要。地面坑洼处的白皑皑的积雪，口衔树上小红果的鸟儿，田里战战兢兢的厚叶冬菜，河流随处留下的清澈水洼，白雪覆盖的房脊——两人边走边确认似的一一打量不已。目力所及，所有景物都仿佛尽情呼吸着这突如其来的短暂的温暖气息，将其传往全身每一个部位。遮蔽天空的阴云也不似往日那样沉闷压抑，而给人一种莫可名状的亲昵感，俨然以柔软的手合拢我们这个小小的天地。

也可以碰到枯草地上往来觅食的独角兽。他们身上披满泛白的淡黄色的毛。毛比秋天的长得多也厚得多，但一眼即可看出远比以前衰弱，形销骨立，犹旧沙发支出的弹簧。嘴角的肉也松弛下垂得不成样子，令人目不忍视。眼睛黯淡无光，四肢关节球一样膨胀起来。一成不变的惟有前额凸起的一支白角，角始终如一且不无自豪地直刺长天。

它们顺着田垄从一小片树丛走往另一小片树丛。树上的果实和适于食用的绿叶已经寥寥无几。高高的树枝上虽还剩有几颗果，可惜以它们的个头是无论如何也够不到的。它们徒劳无益地在树下寻找掉在地面的果实，或用可怜巴巴的眼神一动不动地望着鸟啄食树果的情景。

“兽们为什么不动地里的农作物呢？”我问女孩。

“一向如此。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她回答。

“兽们决不动人吃的东西。当然如果我们给，有时也是吃的，否则决不轻举妄动。”

河边有几头兽跪下前腿，弓身喝水洼里的水。我们从近旁走过时，它们也依然头也不抬地兀自喝水不止。水面历历映着它们的白角，恰似掉在水里的白骨。

看门人告诉的不错，沿河岸走了30分钟跨过东桥时，有条小道向右拐去。道很小很细，不注意很容易忽略。这一带同样没有农田，道两旁惟见又高又密的野草，在东部森林和田地之间像有意把二者分开似的伸展开去。

沿荒草间的小径前行不久，迎来一段徐缓的坡路，草也随之疏落起来。继而坡路变成山坡，终于成了石山。好在虽是石山，但并非光秃秃的需要攀援，而有颇为正规的石阶。登了10多分钟，我们上到山顶。就整体高度来说，恐怕多少低于我住姓所在的西山。

石山南侧不同于北侧，坡势缓缓而下，山脚连着一片相当宽阔的草地，再往前便是黑压压的东部森林，如海洋一般推向远方。

我们在山顶坐下歇息，观望一会四周风景。从东面看去，镇景与我平时得到的印象有很大差别。河流直得令人吃惊，全然没有沙洲，直挺挺地流动不息，像人工渠。河对面是北部那片沼泽。沼泽右侧隔河，东部森林如飞虫一般蚕食着大地。河的这一侧左边，可以望见我们刚刚走过的农田。极目远跳，渺无人烟，东桥也寂寂无人，令人不由怆然。凝目细览，可以认出职工住宅区和钟塔，但那更像远远临近的虚无缥缈的幻影。

歇息片刻，我们下坡朝森林走去。森林入口有一泓浅可见底的水池，中央立着半截白骨样的枯树桩。上面落着两只白色的鸟，定定看着我们。雪很硬，鞋踩上去丝毫不留脚印。漫长的冬日已使林中景色大为改观。里面不闻鸟鸣，不见蝉影。惟有大树从不可能结冻的地层深处汲取生命力，刺向阴沉沉的天宇。

沿着林中路行走之间，耳畔传来一种奇妙的声音。近乎林中流窜的风声，而四周却又没有一丝刮风的样子，况且作为风声未免过于单调而缺少速度变化。越往前行，声音越大越清晰。我们不解其义。女孩来这发电站附近也是头一次。

透过巨大的柞树，可以望见前面空空荡荡的广场。广场尽头有一座类似发电站的建筑物。然而又没有任何足以表示其为发电站的功能性特性，简直像座巨大的仓库。既没有独具一格的发电设备，又没有高压线拉出。我们捕捉到的奇妙声响总好像是从这座砖瓦建筑中传出的。入口是两扇对开的坚固铁门，墙的最上端有几个小小的窗口。道路通到广场为止。

“看来这就是发电站了。”我说。

正门似乎上着锁，两人一起推也岿然不动。

我们绕建筑物转了一圈。发电站正面到后面有一定长度，两侧墙壁同正墙一样高高排列着窗口，窗口传出奇异的风声。但没有门。惟独没有任何抓手的平光光的砖墙拔地而起。看上去同镇上的围墙毫无二致。但近前细看，发现这里的砖同围墙用砖质量截然不同，纯属粗制滥造。手感也相当粗糙，缺陷触目皆是。

后面相邻的是同为砖瓦建筑的不大的住宅。大小同看门人小屋差不多，开有极为普通的窗户。窗上挂的不是窗帘，而是装谷物的布袋。房顶立着熏黑的烟囱。至少这边可以感觉出少许生活气息。我在木门上每次三下地敲了三次。没有回音。门锁着。

“对面发电站有入口。”女孩说着，拉起我的手。往她指的那里看去，果然建筑物后面拐角处有个小门，铁门朝外开着。

往门口一站，风声愈发大了。建筑物内部比预想的黑暗得多。而双手罩着往里看，直到眼睛适应黑暗才看出名堂：里面一个灯也没有——发电站居然全无灯盏真有点令人称奇——仅有高高的窗口射进的微弱光线好歹投在天花板上。风声在这空空的房间里肆无忌惮地东奔西窜。

瞧这光景，打招呼也不会有人听到。我便站在门口不动，摘下眼镜，静等眼睛习惯黑暗。女孩站在我稍后些的她方。看样子她想尽可能离这建筑物远点。风声和黑暗已是以使她战战兢兢。

由于我平时就熟悉黑暗，没费多长时间我就认出房间地板正中站着一个男子。男子又瘦又小，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面前直径约三四米的直捅天花板的大圆铁柱。除了这个圆柱，再无其他像样的设备和机器，房间如室内跑马场一样空空如也。地板和墙壁也同样用砖铺就砌成，浑似巨大的炉灶。

我把女孩留在门口，独自进入里面。从门口至中间圆柱，男子似乎没有觉察到我。他身体纹丝不动，只把脸对着这边，静静注视我的临近。男子很年轻，大概比我小几岁。外表在所有方面都同看门人形成鲜明对比。手脚和脖颈细细的，脸皮白皙滑润，几乎没有刮须痕迹，头发一直退到宽额头的最上端。衣着也利利落落整整齐齐。

“你好！”我说。

他双唇紧闭，凝视我的脸，稍顷微微点了下头。

“不打扰吗？”因风声很大，我不得不提高嗓门。

男子摇摇头，表示并不打扰，然后指着圆柱上明信片大小的玻璃窗，意思像是叫我往里看。细看之下，原来玻璃窗是门的一部分。门用螺栓固定得结结实实。玻璃窗里面，贴地安着一台巨大的风扇，势不可挡地飞速旋转，似乎内部有一台不知几千马力的驱动马达。想必风扇是借助某处吹来的风力旋转，从而发电。

“是风吧？”我问。

男子点头称是。接着，拉起我的胳膊朝门口走去。他比我大约矮半个脑袋。我们像一对要好的朋友并肩走向门口。门口站着女孩，年轻男子像对我那样朝女孩轻轻点了下头。

“你好！”女孩寒喧道。

“你好！”男子也应了一声。

他把我们领到几乎听不到风声的地方。屋后有片树林拓出的农田。我们坐在排列成一片的几个树墩上。

“对不起，我不能大声说话。”年轻管理员自我辩解似的说。“你们是镇上的人吧？”

我答说是的。

“您都看到了，”年轻男子说，“镇子的电力是靠风力供应的。这儿的地面开有一个特大的洞，利用里面吹出的风来发电。”男子缄口沉默了一会，盯着脚下的农田。

“风每隔3天吹一次。这一带地洞很多，里面风来水往。我在这里负责设备保养。没风的时候拧紧风扇螺栓，涂润滑油，或采取措施防止开关上冻。发出的电通过地下电缆输往镇子。”

说罢，管理员环视一遍农田。农田四周，森林如高墙一般团团围住。田地的黑土被细细整过，尚无农作物的影子。

“闲的时候我一点点砍树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只我一个人，大事当然干不成。大树就绕过去，尽可能选择容易下手的地方。不过自己动手干点什么的确不坏。春天来了可以种瓜种豆。你们是来这里见习的么？”

“正是。”我说。

“镇子的人一般是不来这里的，”管理员说，“森林中也没人进来。当然送东西的人除外。那人每周来送一趟粮食和日用品。”

“一直一个人住在这里？”我问。

“嗯，是的，已经很久了。光听声音都晓得机器的一举一动，毕竟每天都同机器对话。天长日久，这点事自然了然于心。机器运转正常，我本身也心里坦然。此外还通晓森林的动静。森林发出的声音可多着哩，简直像活物似的。”

“孤零零住在森林里不难受吗？”

“难受不难受这问题我不大明白。”他说，“森林位于这里，我住在这里，如此而已。总得有人在此照看机器才行。况且我所在的不过是森林入口，里面的情形不很清楚。”

“此外还有像你这样住在森林里的人么？”女孩问。

管理员沉思片刻，微微点了几下头道：

“知道几个人，住在很远很远的里边。是有几个。他们挖煤、开荒、种田，但我遇到的只是极少数几个，而且极少搭话。因为他们不理睬。他们在森林度日，我在这里过活，两不相干。或者森林里有更多的人，可是我只了解这么多。我不到森林里边去，他们几乎不来这入口。”

“见到过女的吗？”女孩问，“三十一二岁的。”

管理员摇头道：

“没有，女的一个也没见到。见到的清一色是男子。”

我看了一眼女孩的脸。她再未开口。

27.冷酷仙境（百科事典棒、不死、回形针）

“一塌糊涂！”我说，“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么？依你计算，眼下情况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你是说你脑袋里的情况？”博士问。

“那还用说！”此外又能有什么情况。“我的大脑已毁坏到了什么程度？”

“我试着算了一下：恐怕中继站B已经大约在6小时前溶解了。这里所说的溶解，当然只是权宜性说法，实际上并非脑的一部分溶化，就是说……”

“第三线路被固定，第二线路死了是吧？”

“是这么回事。所以如我刚才所说，你大脑中已开始架设辅助桥。总之已开始生产记忆。打个比方，连接那里和表层意识的管道正在根据你意识底层图像工厂样式的变化得到修补。”

“那么说，”我接道，“中继站A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也就是意识底层的线路泄露情报了对吧？”

“准确说来不是那样。”博士说，“管道是固有的。虽说思维线路发生分化，也不可能连管道都一举堵塞。这是因为，你的表层意识即线路1是吸收你深层意识即线路2的养分才得以存在的。管道既是树根，又是地线。没有它人的大脑就别想运转。所以我们才留下了管道，当然压缩在最低限度，压缩在正常情况下不至于有不必要的漏电和逆流的程度以内。不料，中继站B的溶解所引发的放电能给了管道以非正常冲击，致使你大脑由于受惊而开始了维修作业。”

“那一来，记忆的再生产往后要一直持续下去啰？”

“有可能。简言之，有些类似分贝。原理上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这种情况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不久你将迈向新记忆重新构成的世界。”

“重新构成的世界？”

“是的，眼下你正为迁往另一世界作准备。所以你现在目睹的世界也随之一点点变化。认识这东西就是这样的，世界的变化完全取决于意识。不错，世界是实实在在的。但从现象角度来看，世界不过是无限可能性中的一种罢了。具体说来，在你为迈右脚还是迈左脚而踌躇之间世界即已大为改观。世界因记忆的变化而变化——这完全不足为奇。”

“听起来像是诡辩。”我说，“实在过于主观。你忽视了时间性。那种情况成为问题只限于时间自相矛盾之时。”

“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时间的自相矛盾。”博士说，“你通过生产记忆，而创造属于你私人的多元世界。”

“那么说，我现在体验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同我本身固有的世界游离开来不成？”

“这点无法核实，谁都不能证明。我只能说这样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当然这里指的并非科幻小说那种荒诞不经的多元世界，而终归仅是认识上的问题。那是通过认识所把握的世界。我想它在各方面都处于变化之中。”

“经过变化，中继站A发生转换，出现迥然不同的世界，我就在那里边生存，是吧？而且我不能逃避这种转换，只能坐以待毙，嗯？”

“是这么回事。”

“这个世界持续到何时为止？”

“无休无止。”

“不明白，”我说，“何以无休无止？肉体应该是有期限的。肉体死大脑即死，大脑死意识也随之告终，不是吗？”

“不是。思维是没有时间的。这也是思维同梦的区别所在。思维这东西一瞬间可以洞察一切，可以体验永恒，可以闭合电路永远在其中绕行不止。这才成其为思维，而不至于像梦一样中断。它类似百科事典棒。”

“百科事典棒？”

“所谓百科事典棒，是某处一位科学家想出的理论游戏，就是说把百科事典刻在一支牙签上。知道怎么刻？”

“不知道。”

“简单得很。把情报信息也就是百科事典的文字全部换成数字。每一个字用两位数表示，A为01，B为02，00为空白，标点符号也同样数字化。并在其最前面置以小数点。这样，就会出现无限长的小数点，如0.1732000631等等。然后，把它刻在牙签与数字正相符的位置。具体地说，把与0.50000……相符的部分刻在牙签正中；若是0.3333……则刻在距前端三分之一处。意思可明白？”

“明白。”

“这样，无论情报多长，都可以一古脑儿刻在一支牙签上。诚然，这毕竟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以当今技术还不可能刻得那么细致。不过作为思维这玩艺的性质你还是可以理解的吧？时间就是牙签的长度，所容纳的情报量同牙签长度无关。它可以任意延长，也可以无限缩短。若诉诸循环数字，更是无尽无休，永无终止。明白吗？问题在于软件，同硬件毫无关系。牙签也罢200米长的木头也罢赤道也罢。都无所谓。即使你的肉体死了意识没了，你的思维也将把那一瞬间的一点捕捉下来，永远分解下去。想想古代关于飞箭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好了。大概说是‘飞箭停止’。肉体之死就是飞箭，朝着你的脑笔直飞去，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人迟早死亡，肉体必然毁灭。时间把箭推向前去。但是——如我刚才所说——思维这东西将永无休止地把时间分解下去。所以那种自相矛盾事实上是成立的。箭射不中。”

“就是说，”我应道，“不死。”

“是的，进入思维中的人是不死的。正确说来，纵使并非不死，也无限接近不死，永恒的生。”

“你研究的真正目的就在这里？”

“不，不是这样。”博士说，“最初我也没注意到，起始只是出于些许兴趣开始这项研究的。研究过程中才碰到这点发现了这点。人并非通过扩延时间达到不死，而是通过分解时间获得永生。”

“你就把我拖入了这个不死世界？”

“不不，这纯属事故，我原本没那种打算，请你相信。真的，我真的没有那样做的念头。但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能使你免进不死世界办法只有一个。”

“什么办法？”

“马上死掉。”博士用事务性口气说，“在中继站A连线之前死去，这样就什么也剩不下来。”

深重的沉默笼罩石洞。博士咳嗽一声，胖女郎喟然叹息，我喝了口威士忌，谁都默不开口。

“那是……是怎样的世界呢？”我问博士，“就是那不死的世界。”

“刚才已经说过，”博士道，“那是个静谧安宁的世界，你自身创造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成为你自身。那里无所不有，又一无所有。那样的世界你可想象得出？”

“想象不出。”

“然而你的深层意识可以把它创造出来。这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有的人将永远彷徨在矛盾交织莫名其妙的混沌世界里。惟独你不同，你适合于不死。”

“这世界的转换什么时候发生啊？”胖女郎问。

博士看表，我也看表：6时25分，天已大亮。晨报已送发完毕。

“依我初步计算，还有29个钟头35分钟。”博士回答，“也许有45分钟误差，基本差不多。为容易掌握，我已调在正午：明天正午。”

我摇了下头。容易掌握？随即又喝了口威士忌。但无论怎么喝体内都全然没有酒精进入之感。甚至威士忌的味道都品味不出。胃袋竟像成了化石，也真是奇怪。

“往下打算怎么办？”胖女郎把手放在我膝头问道。

“这——不知道。”我说，“反正想到地面上去。我可不愿意在这等地方听天由命。日出前出去，往下的事出去再说。”

“我的解释还算充分？”博士问。

“充分。谢谢。”

“生气了吧？”

“多多少少。”我说，“不过生气也无济于事，况且事出突然，实际上还不能彻底融会贯通。时间再长一点，或许更为生气，当然那时候我恐怕已不在这个世上了。”

“说实话，我真不想说得这么详细来着。”博士道，“因为这种事如果不知道也就在不知道中过去了，说不定这样精神上更好受些。但是，这不是死，只是意识永远丧失。”

“彼此彼此。”我说，“但不管怎样我都想弄明白情况，至少是我的人生嘛，我可不愿意稀里糊涂地被人随便转换开关。自己的事自己处理。请告诉出口在哪。”

“出口？”

“这里到地面的出口。”

“很花时间，又从夜鬼巢穴旁经过，不要紧的？”

“不要紧。落到如此地步，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好！”博士说，“下这座石山就是水面。水已经完全平静，游泳没问题。游的方向是偏南的西南。方位我用电筒照着。一直游过去，对面岸壁离水面稍上一点有个洞，钻过洞是下水道，下水道直通地铁轨道。”

“地铁？”

“是地铁，地铁银座缓外苑前站和青山一丁目站的正中间。”

“为什么通到地铁？”

“因为夜鬼们控制地铁。白天倒也罢了，一到夜晚它们就在地铁沿线飞扬跋扈。东京的地铁工程大大扩展了夜鬼的活动范围，简直是为它们建设的通道。它们时常抓护路员吃掉。”

“为什么不报道呢？”

“因为一旦报道势必惹出一场乱子：社会上知道了谁还肯在地铁工作？谁还肯乘地铁？

当局当然心中有数，就加厚墙壁，堵塞漏洞，增加照明，严阵以待。但这点措施是不足以抵御夜鬼的。它们一到晚上就打穿墙壁，咬断电缆。”

“既然出去便是外苑前站和青山一丁目的中间，那么这一带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呃——大约明治神宫的表参道附近吧。确切位置我也不清楚，总之只此一条路。路窄，又相当弯曲，要多花些时间，但不至于迷路，是吧？你首先从这里往千驮谷方面去，记住：夜鬼巢穴大致靠近国立体育场。所以路是往右拐的，往右拐往神宫球场方向，从那里也就是从绘画馆上到青山大道的银座线。到出口约需2小时。大致明白了吧？”

“明白了。”

“夜鬼巢穴那里尽量快些通过。在那种地方磨磨蹭蹭凶多吉少。另外小心地铁，有高压线，电车又川流不息。毕竟正是上班高蜂。好容易爬出去，要是给电车压死可就前功尽弃了。”

“小心就是。”我说，“可你往后怎么办呢？”

“脚扭伤了，眼下出去也摆脱不掉‘组织’和符号士的追捕，就先在这里藏一段时间，这里谁也追不来。好在有你送的食物。我吃得少，足可保证三四天饿不死。”博士说，“请先出去好了，不必担心我。”

“夜鬼干扰器怎么解决？我去出口需要两个，那一来你手头就只剩一个。”

“让孙女领你出去。”博士说，“那孩子送走你再回来领我。”

“好的好的。”他孙女满口答应。

“万一她发生什么如何是好？例如被抓走。”

“放心。”博士说，“她年纪轻轻，但老练得很。我信得过。再说万一出事，也不是没有非常手段。其实只要有干电池、水和薄铁片，当即就可把夜鬼赶跑。原理很简单，效力也不如干扰器，不过我熟悉这里的地理，甩掉它们不成问题。对了，来这里的路上我不是撒下铁片了么？夜鬼是很讨厌那玩艺儿的。效力倒是只能保持15—20分钟。”

“铁片指的是回形针？”我问。

“对对。回形针最合适不过。便宜，不占地方，能很快带磁，又可以连环戴在脖子上。总之这东西最理想。”

我从防寒服口袋里掏出一把回形针递到博士手里：

“这回可以了吧？”

“太好了太好了！”博士又惊又喜，“真是雪中送炭。实际上来路上撒多了些，正担心数量不够呢。你这人真是聪明过人，可敬可佩。如此机警的人实属罕见。”

“差不多该出发了，爷爷，”他孙女道，“时间不多了。”

“千万当心，”博士说，“夜鬼那东西可马虎不得。”

“不碍事，保准安全归来。”说着，孙女在博士额头轻轻一吻。

“就结果而言，我觉得十分对你不起。”博士转向我说，“如能替换，我真想替你受过。反正我已经尽情享受了人生，别无遗憾。对你则或许有点为时过早。事出突然，心理准备还没完成，留在世上没做完的事也怕多的是。”

我默然点头。

“但不必过于害怕。”博士继续道，“用不着怕。好么，这不是死，是永恒的生。而且在那边你可以成为你自身。相比之下，现在这个世界无非徒具其表的幻景而已。这点请别忘记。”

“好了，走吧。”女郎拉起我的胳膊。

28.世界尽头（乐器）

发电站的年轻管理员将我们两人领进小屋，进屋他就查看炉火，拿起煮沸的水壶走去厨房，又端茶折回。我们已给森林的寒气冻透全身，能喝上热茶委实求之不得。喝茶时间里，风声一直响个不停。

“茶叶是森林里采的。”管理员说，“用整个夏天阴干，足够喝一冬。既有营养，又暖和身子。”

“好喝得很！”女孩说。

清香四溢，带有质朴的甜味。

“是什么植物的叶片？”我问。

“啊，名称还真不晓得。”年轻人说，“森林里的一种草。因味道好闻，就试着采来当茶。草很矮，绿色，7月开花。开花时掐小叶晒干。独角兽喜欢吃花。”

“独角兽也来这里？”我问。

“嗯，直到初秋。冬天一临近它们就再不靠近森林。暖和时候三五成群地赶来同我玩耍，我分东西喂它们吃嘛。但冬天不行。即使知道能得到吃的，它们也不接近森林。所以我整个冬天都孤单单一个人。”

“可以的话，一起吃午饭好么？”女孩说，“带来了三明治和水果，两人吃像是多了些。怎么样？”

“那当然好。”管理员说，“好久没吃过别人做的东西了。我这里有用林里蘑菇做的炖菜，尝尝如何？”

“恕不客气。”我说。

于是三人吃女孩做的三明治，吃炖蘑菇，吃饭后果，喝茶。吃喝时我们差不多没有开口。沉默起来，风声仿佛透明的水浸入房间，淹没沉默。刀叉碟盘相碰的声音夹杂在风声里，听起来似带有某种非现实的韵味。

“不走出森林么？”我问管理员。

“不走出的。”他静静摇头，“这是早已安排好的：我始终守在这里管理发电站。或许迟早有人前来接替。什么时候自然不晓得，但只有那时我才能离开森林返回镇子。一步也不能走出森林，在此等待每三天来一次的风。”

我点头喝掉杯里的剩茶。风声响起到现在没有多长时间，估计还将持续两三个小时。如此静听风声，恍惚觉得身体都被一点点拖往那边。一个人在林中空荡荡的发电站里听这种风声，想必寂寞难耐。

“对了，二位恐怕不是为看发电站才来这里的吧？”年轻人问我，“刚才也说过，镇上的人一般是不来这里的。”

“我们是来找乐器的。”我说，“别人告诉说来你这里可以知道乐器在什么地方。”

他点了几下头，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盘子上叠放的刀叉。

“不错，这里是有几件乐器。很老了，不知能不能用，要是能用，尽管拿去就是，反正我也不会弹拉，摆着观赏罢了。看一下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说。

他拉开椅子立起，我也随之起身。

“请这边来。在卧室里摆着。”

“我在这儿收拾碟碗，煮点咖啡。”女孩说。

管理员打开通往卧室的门，拉亮电灯，把我让进里边。

“就这儿。”他说。

沿卧室墙壁摆着各种各样的乐器。全都旧得堪称古董。大部分是弦乐器：曼陀林、吉他、大提琴、小竖琴等等。几乎所有的弦都已生红锈、断开或全然不见。镇子上恐怕很难找到替代品。

其中也有我没见过的乐器。有件木制乐器俨然洗衣板，立着一排指甲样的突起物。我拿在手里试了一会，毫无声音发出。还摆着几个小鼓，甚至带有专用鼓锤，但似乎不可能击出鼓点。也有状似低音管的大型管乐器，看样子我无能为力。

管理员坐在小木床上，注视我一件件查看乐器。床单枕头都很干净，收拾得整整齐齐。

“可有能用的？”他搭话道。

“啊，怎么说呢，”我应道，“毕竟全是旧的。找找看。”

他欠身离床，去门口关门转回。卧室没有窗口，关门后声音变小了。

“我收集这些东西，你不觉得蹊跷么？”管理员问我，“镇子上没人对这东西感兴趣。镇上的任何人都不对东西怀有兴致。当然生活必需品是人人都有的，如锅碗菜刀床单衣服之类。但即使这类东西只要有也就满足了，够用即可，谁都没有更多的欲望。可我不是这样，我对这些东西极感兴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偏偏被东西迷住——形状精致的或漂亮好看的。”

他一只手放在枕头上，另一只手插进裤袋。

“所以说实话，这发电站我也喜欢。”他继续道，“喜欢风扇喜欢各种仪表和变压器。或许我身上原本就有这种倾向，所以才被派到这里。也可能来后在单独生活的过程中染上了这一倾向。来这里已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那以前的事早已忘到九霄云外。所以我有时觉得自己恐怕很难重返镇子。估计只要我有这种倾向，镇子就绝不会接纳我。”

我靠起一把仅剩两根弦的小提琴，用手指弹了下弦，发出一声干巴巴的断奏声。

“乐器从哪里搜集来的？”我问。

“四面八方。”他说，“是托送粮人找来的。很多人家的抽屉里仓库中都往往藏有乐器。大部分都已派不上用场，被当做木柴烧了，但仍有小部分剩下，我就托他找到带来。乐器这东西形状都那么精美。我不懂使法，也不想使，但光是看就足以叫人动心。巧夺天工，恰到好处。我时常坐在这里呆呆欣赏。仅此足矣。这种感受你不觉得奇怪？”

我目光落在大提琴和大鼓之间躺着的一把手风琴上，便拾起查看。式样很老，用按钮代替键盘，蛇腹管已经硬了，到处布满细小的裂缝，不过看上去不至于漏气。我把手插进两头的皮带，伸缩了几次。虽然用力比预想的要大，但若键不出问题，看样子还能使用。手风琴这东西只要不漏气，很少有其他故障，即使漏气也容易修好。

“可以弄出声音么？”我问。

“请请，随便。本来就是干这个用的。”年轻人说。

我把蛇腹管左右伸缩着，从下端依序按键，其中有的只能发出低音，但音阶基本准确，我再次从上往下按了一遍。

“不可思议的声音。”青年饶有兴味地说，“声音简直像变色了似的。”

“按这个键发出的声音波长不同。”我说，“每一个都不一样。因波长有的吻合有的不吻合。”

“吻合不吻合这点我不大明白。吻合是怎么回事？互有所求不成？”

“是那样的。”说着，我按了一段和音。尽管音阶不甚准确，但还不算刺耳。至于歌曲却无从记起，只能按和音。

“这就是吻合的音？”

我说是的。

“我是外行，”他说，“听起来这声音还不仅仅是不可思议。我还是头一次听到。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既不同于风声，又不同于鸟叫。”如此说罢，他双手置于膝头，比较似的看着手风琴和我的脸。“反正这乐器送给你就是，随你用多长时间。这东西还是放在懂得使用的人手上最好。我拿着也无可奈何。”说到这里，他侧耳听了一会风声。“我再去看一眼机器，每隔30分钟就得检查一次，看风扇转动是否正常，变压器运作有无问题。在那边房间等我好么？”

青年出去后，我返回餐厅兼卧室，喝女孩端上的咖啡。

“这就是乐器？”她问。

“乐器的一种。”我说，“乐器五花八门，声音各不相同。”

“活像风箱。”

“同一原理嘛。”

“可以摸摸？”

“当然可以。”我把手风琴递过去。她像对待容易碰伤的幼小动物似的用双手轻轻接住，细细打量起来。

“真有点不可思议。”她不安地微微笑道，“不过还好，总算搞到了乐器，高兴吧？”

“算是不虚此行吧。”

“那个人没能完全去掉影子，还剩有一点点。”她小声说，“所以在森林里。他胆子不很大，不敢走进森林深处，可又不能返回镇子，够可怜的。”

“你以为你母亲也在森林里？”

“也许，或者未必。”她说，“实情不得而知，一闪之念罢了。”

七八分钟后青年回到小屋。我感谢他赠送的乐器，打开皮箱，取出里边的礼物摆在桌面：小旅行钟，国际象棋，充油打火机，都是从资料室旅行箱里搜罗的。

“这是乐器的回礼，请收下。”我说。

一开始青年固辞不受，终归还是收了下来。他看了钟，看了打火机，又一个个看了国际象棋子。

“用法知道吗？”我问。

“没关系，没耶个必要。”他说，“只这么看着就觉心旷神怡，用法慢慢自己会摸索出来的，最富有的就是时间嘛。”

我说该告辞了。

“那么急吗？”他有些不舍地说。

“天黑前要赶回镇子，睡一觉好开始工作。”

“倒也是。”年轻人说，“明白了。送到门口吧。本该送到森林入口，但工作当中，脱不开身。”

三人在小屋外面告别。

“以后请再来，也请让我听听那乐器的声音。”年轻人说，“随时恭候。”

“谢谢。”我说。

随着远离发电站，风声一点点减弱。快到森林出口时便完全消失了。

29.冷酷仙境（湖水、近藤正臣、长筒袜裤）

游泳的时候，为避免弄湿，我和胖女郎把东西卷成一小团包在备用衬衣里，固定在头顶上。一看就觉得好笑，却又没时间一一发笑。食品、威士忌和多余的装备都已留下，因此包裹还不算高。里面无非电筒、毛衣、鞋、小刀和夜鬼干扰器之类。她的东西也大同小异。

“一路平安！”博士说。

在幽暗的光线中看去，博士比最初见时苍老得多。皮肤松弛，头发活脱脱像栽错地方的植物乱蓬蓬一团，脸上到处是褐色斑痕。如此观看，他竟成了不折不扣的疲惫的老人。天才科学家也罢什么也罢，人都要衰老、死去。

“再会。”我说。

我们在黑暗中顺着绳子下到水面。我先下，下去后用电筒发出信号，女郎跟着落下。摸黑把身体泡进水里，实在有点叫人不是滋味，心灰意懒，可又容不得说三道四。我首先伸一只脚进去，接着把肩浸入。水冰凉冰凉，好在水质本身似乎没什么问题。极普通的水。不像有混杂物，比重也不特殊。四周如井底一般阗无声息。空气也好水也好黑暗也好，全都凝然不动。惟有我们激起的水声极为夸张地在暗中回响，仿佛一头巨大的水生动物在咀嚼什么猎物。下水后，我才想起把请博士治疗伤痛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这里大概不至于有那带爪鱼游来游去吧？”我朝女郎可能在的方位询问。

“没有，”她说，“估计没有。应该只是传说。”

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那条庞大的鱼冷不防从水底冒出把我的脚一口咬掉，而且无论如何都无法把这种念头逐出脑海。黑暗这东西实在助长各种各样的恐怖。

“蚂蝗也没有？”

“有没有呢？不会有的吧？”她回答。

我们依然把身体系在绳子两头，为了不浸湿东西，用慢速仰游绕“塔”一周，在背面恰好发现博士照出的电筒光束。光束宛如倾斜的灯塔笔直地穿透黑暗，将一处水面染上淡淡的黄色。

“一直朝那边游就可以了。”她说。也就是说，使自已同水面的手电筒光并为一列即可。

我游在前头，她随后。我的手划水之声同她的手划水之声交相起伏。两人不时停下回头张望，以确认方向，调整路线。

“注意别让东西沾水。”女郎边游边提醒我，“弄湿干扰器可就不能使用了。”

“放心！”我说。

不过说实话，我必须付出很大努力才能保证东西不湿。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哪里有水面都无从判断，有时甚至自己的手在何处都浑然不知。游着游着，我想起俄耳甫斯为赴死之国而必须渡过的那条冥界的河流。世上有数不胜数林林总总的宗教和神话，但围绕人死所想到的基本千篇一律。俄耳甫斯乘船渡过暗河。我则头顶包裹仰游而渡。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人比我潇洒得多。伤口令人担忧，担忧也于事无补。所幸大概由于紧张的关系，没有觉得怎么痛。再说即使针口裂开也不至于断送性命。

“你真的没生祖父的气？”女郎问。由于黑暗和反响奇特，我全然搞不清她在哪里离我多远。

“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我朝她可能在的方向吼道。就连自己的声音也似乎来自莫名其妙的方向。“听你祖父叙说的时间里，我觉得怎么都无所谓了。”

“怎么都无所谓？”

“既不是了不起的人生，又不是了不起的大脑。”

“可你刚才还说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足呀！”

“玩弄词句而已。”我说，“任何军队都要有一面战旗。”

女郎沉思一会我话中的含义。这时间我们只管默默游泳。死本身一般深重的沉默支配着这地下湖面。那鱼在什么地方呢？我开始相信，那条怪模怪样的带爪鱼肯定就在某处。莫非在水底静静酣睡不成？还是在其他洞窟里往来游动呢？抑或嗅到我们的气息而正在朝同一方向游来呢？想到鱼爪抓住我脚时的感触，不禁打了个寒战。哪怕不久的将来我死掉或消失，我也必须免使自己葬身鱼腹——至少不在这般凄惨的地方。既然终有一死，还是想在自己熟悉的阳光下死去。尽管两臂已被冷水弄得沉甸甸地软弱无力，但我依然奋力向前划动。

“你真是个顶好不过的人。”女郎道。语声里听不出半点疲劳，如进浴池时那样朗然明快。

“很少人这样认为。”我说。

“我这样认为。”

我边游边回头。博士射出的手电筒光已被我远远抛在后头。但手仍未触到所要到达的岸壁。为什么这么远呢？我有些厌战。若是如此之远，也该交待一声才是道理。那样我也好相应下定决心。鱼动向如何呢？还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

“不是我为祖父辩护，”女郎说，“祖父并无恶意。只是一旦执著起来，就无暇顾及周围的事物。就这件事来说，原本也是出于好心，是打算赶在‘组织’对你胡乱下手之前尽可能弄明白你的秘密以便挽救你。祖父也在以祖父的方式为协助‘组织’做人体实验而感到羞愧。那是错误的。”

我继续游泳。事到如此跑步，承认错误也为时已晚。

“所以请你原谅祖父。”

“我原谅也好不原谅也好，反正对你祖父都没有关系，我敢肯定。”我回答，“可是你祖父为什么将那个项目半途而废呢？既然感到自己难辞其咎，本应该在‘组织’里边继续研究下去以避免出现更多的牺牲品，不对吗？就算再讨厌在‘组织’里工作，毕竟其研究所及，使人一个接一个死了嘛！”

“祖父变得不再相信‘组织’这种存在。”女郎说，“他说无论计算士的‘组织’还是符号士的‘工厂’，不外乎同一人的左右手。”

“何以见得？”

“就是说‘组织’也罢‘工厂’也罢，所干之事在技术上几乎是同样的。”

“那是技术上。目的则截然不同：我们保护情报，符号士盗窃情报。”

“不过，”女郎说，“假如‘组织’和‘工厂’是由一人之手操纵的呢？就是说左手偷东西右手来保卫。”

我一边摸黑游泳，一边反复思索女郎的话。此事固然难以置信，但也并非绝无可能。不错，我是在为“组织”工作，但若问我“组织”内部结构如何，我实在一无所知。因为“组织”过于庞大，而且采取秘密主义来控制内部情报。我们只是接受上头的指令将其逐一消化完成的渺小存在。至于上头的所作所为，我这样的小喽啰完完全蒙在鼓里。

“如果你说得不错，真是柱大发横财的买卖。”我说，“通过唆使双方竞争，使价格无限上涨，只要让二者分庭抗礼相持下去，就不必担心跌价。”

“祖父在‘组织’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觉察出了这点。说千道万，‘组织’不过是把国家拉进来的私营企业罢了。‘组织’对外挂的是保护情报所有权的招牌，无非装潢门面。祖父预测：要是自己继续研究下去，事态恐怕将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如果让可以随便改造以至改变大脑这项技术发展下去，整个世界和人类势必混乱不堪，必须适可而止才行。然而‘组织’和‘工厂’全无这个念头。所以祖父才退出研究项目。是很对不起你和其他计算士。但研究不能再进行下去。否则往下还会有许多人成为牺牲品。”

“有一点想问问，你从头到尾了解整个过程是吧？”

“嗯，了解的。”女郎略一迟疑，如实相告。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全盘告诉我呢？那样我就大可不必特意跑来这种鬼地方，又可节省时间。”

“因为想让你面见祖父正确理解情况。”她说，“况且即使我告诉你，你也肯定不会相信的吧？”

“有可能。”的确，就算有人风风火火地告诉我什么第三线路什么不死之类，我也怎么都不会信以为真。

此后游不一会，手尖突然触及硬物。由于正想问题，脑袋一时转不过弯，不知硬物意味什么，但马上恍然大悟：是岩壁！我们总算游完了地下湖。

“到了！”我说。

女郎也来到身旁确认岩壁。回首望去，手电筒光如一颗小星在黑暗中微微闪烁。我们顺着那光线，往右移动了10多米。

“大约是这里了。”女郎说，“水面往上约50厘米的地方应该有个洞。”

“不会淹到水下去么？”

“不会。水面总这个样子，不上不下。原因倒不晓得，反正就是这样，保持50厘米不变。”

我们在注意不使东西劈里啪啦落下的状态下从头顶的包裹里取出小手电筒，一只手搭在岩壁凹陷处维持身体平衡，另一只手往50厘米高的上边照了照。岩石在昏黄耀眼的光照中显现出来。眼睛等好久才适应光亮。

“好像没有什么洞啊！”我说。

“再往右移移看。”

我用手电筒照着头上，贴着岩壁移动，还是没有发现。

“真是右边不成？”我问。

一停止游泳在水中静止不动，便觉得冰凉彻骨，阵阵生寒。浑身上下的关节都仿佛冻僵似的难以活动，嘴巴也无法开闭自如。

“没错，再往右一点。”

我簌簌发抖地继续右移。不久贴在岩壁的手碰到感触奇特的物体。它如盾一样圆圆地隆起，整个有密纹唱片大小。用指尖一摸，表面原来有人工雕琢过的痕迹。我用手电筒照着仔细查看。

“浮雕！”女郎说。

我已不能出声，默默点头。浮雕图案的确同我们进入圣域时看到的那个一模一样。两条怪里怪气的带爪鱼首尾相连地搂抱世界。这圆形浮雕浑如海面摇摇欲坠的月轮，三分之二浮在水上，三分之一潜入水中，同来时看的那个同样精雕细刻。在如此起伏不定、没有踏脚处的场所居然创作出这般精美之物，一定花费不少时间和力气。

“这就是出口。”她说，“估计入口和出口都有这块浮雕。往上看看！”

我用手电筒依序照看上面的岩壁。岩体略微前倾，影影绰绰地看不清楚。不过终于看出好像有什么东西。我把手电筒递给女郎，往上攀登。浮雕上面恰好有可以搭手的槽。我使出所有力气提起发硬的身体，脚登在浮雕上，而后伸右手抓住岩石棱角，把身体往上一提，脑袋探出岩壁之上。那里果然开有一个洞口。黑乎乎看不真切，但可感觉出微风的流动。风很凉，带有类似檐廊底下发出的恼人气味，不过这点是清楚的：反正有洞在此。我将双臂搭于岩角，把身体撑到上面。

“有洞！”我忍住伤痛朝下面叫道。

“这下可好啦！”

我接过手电筒，抓住她的手把她拉上来。我们并坐在洞口，任凭浑身抖了好一阵子。衬衣和裤子早已水淋淋地湿透，冷得像进了电冰箱，仿佛游过一个巨大的冰镇水酒杯。我们从头上卸下包裹解开，换上衬衣。我把毛衣让给女郎，将湿漉漉的衬衣和外衣一扔

了之。下半身依然湿着，但也无可奈何，没有带备用长裤和内裤。

她校正夜鬼干扰器时间里，我把手电筒光交替闪灭了几下，通知“塔”上的博士我们已完全到达洞口。那孤零零浮现在黑暗中的小小的黄色光点也随之闪灭两三下，消失了。于是世界再度恢复彻头彻尾的黑暗，恢复无的世界——距离也罢厚度也罢深度也罢全都无从知晓。

“走吧！”女郎说。

我按下手表的显示灯觑一眼时间：7点18分。电视台正在一齐播放早间新闻，地面的人们正在边吃早餐边把天气预报、头痛药广告以及对美出口汽车问题的进展情况塞入睡意犹存的脑袋。谁也不会知道我已摸索着在地下迷宫中整整奔波了一夜，不知道我在冰水中游泳不知道我被蚂蝗饱饱吮吸一顿不知道我忍受腹部伤口的疼痛，不知道我的现实世界即将在28小时42分以内告终。电视新闻节目根本不会报道这种事。

洞穴比这以前我们通过的窄小得多，只能爬似的弓腰前进，而且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如内脏一般弯弯曲曲。也有的像竖井，必须直下直上。又有的浑似游乐场的过山车轨道兜着复杂的圆圈。恐怕这并非夜鬼们挖掘而成，而是自然侵蚀作用的结果。夜鬼们即使再诡谲莫测，也断不至于不厌其烦地费心操办。

走了30分钟，换了夜鬼干扰器。之后又走了10来分钟，蜿蜒曲折的通路突然终止，来到一处高挺宽敞的场所，寂静幽暗，如旧楼的门厅，荡漾着发霉的气息。通道呈丁字形左右伸开，徐缓的风从右向左流去。女郎用大号手电筒交相挥照左右两条路。路笔直，分别溶入前面的黑暗。

“往哪边走好呢？”我问。

“右边。”她说，“作为方向是右边，风也从右边吹来的。祖父说过，这一带是千驮谷。往右拐大约通往神宫球场。”

我头脑中浮现出地面的情景。如果她说得不错，那么这上边该有两家面食店、河出书房和胜利照相馆。我常去的理发店也在这附近，那里我已去了10年。

“这附近有我常去的理发店。”我说。

“是吗？”女郎显得兴味索然。

我觉得，赶在世界完蛋之前去一次理发店理理发倒也不坏。反正24个小时也干不成什么像样的事情。顶多洗个澡，换件干爽清洁的衣服，去一趟理发店。

“小心，”她说，“眼看就到夜鬼巢穴，都听到声音了，怪味也嗅到了，紧贴着我，别离开！”

我侧耳倾听，又抽了抽鼻子，觉察不出有什么动静和气味。唏唏嘘嘘的声响倒若有所闻，但无从辨别清楚。

“那些家伙知道我们走近不成？”

“那还用说，”女郎道，“这里是夜鬼的领地嘛！没有它们不知道的。而且都很恼火——因为我们穿过它们的圣域并向其巢穴逼近。说不定抓住我们给点厉害的看，千万别离开我哟！哪怕离开一点点，它们都会伸出胳膊把你拖到什么地方。”

我们把连着两个人的绳子缩得很短，保持50厘米左右的距离。

“注意，这边的壁没有了。”女郎用尖锐的声音说着，用手电筒照着左侧。

如她所说，左侧的壁不知何时无影无踪，而代之以浓黑浓黑的空间。光线如箭一般穿透黑幕，消失在前方更浓重的黑暗里。这黑暗宛似喘息的活物，不停地蠕动。黑得那般令人毛骨悚然，犹若稠稠的果冻。

“听见了？”她问。

“听见了。”

现在我也可以真切地听见夜鬼的声音了。不过准确说来，较之声音更近乎耳鸣，近乎穿过黑暗如钻头一般直刺耳鼓那种无数飞蛾的呻吟。呻吟在洞壁之间剧烈地回响，以奇异的角度旋转着钻进我的耳鼓。我恨不得当即扔开手电筒，蹲在地面用双手死死捂住耳朵。似乎全身上下所有的神经都在遭受仇恨的锉刀的折磨。

这种仇恨不同于迄今为止我体验过的任何一种仇恨。它们的仇恨如地狱之穴刮出的疾风一般试图将我们一举摧毁，毁得粉身碎骨。仿佛将地下的黑暗一点点收集浓缩起来的阴暗念头，以及在失去光和眼睛的世界里被扭曲污染的时间河流，聚成巨大的块体劈头盖脑朝我们压来。我还从不知道仇恨居然有如此的重力。

“不要停步！”她朝我耳朵吼道。声音干干巴巴，但不发颤。

经她如此一吼，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止住脚步。

她使劲一拉系在两人腰间的绳子，说：

“不能停，停下就完了，就要被拖到黑处去。”

然而我的脚还是没动。它们的仇恨将我的双脚牢牢固定在地面。我觉得时间正朝着那怵目惊心的太古记忆倒流，自己则无处可去。

黑暗中她狠狠打我一个嘴巴，一瞬间几乎使我耳聋。

“右边！”我听得她大声吼叫，“右边，迈右脚，右边！笨蛋！”

我好不容易向前抬起簌簌发抖的右脚。同时觉察出它们的声音里混杂着一丝失望。

“左边！”

在她吼叫之下，我迈出左脚。

“对了，就是这样，就这样一步步往前移动。不要紧？”

我答说不要紧。其实自己也搞不清说没说出声来。我所知道的，只是夜鬼像女郎警告的那样力图把我们拖入更浓郁的黑暗。为此它们把恐惧从我们的耳朵浸入体内，首先把脚固定，再慢慢拉到手里。

一旦起步，我不由涌起一股急欲掉头回跑的强烈冲动。恨不能马上逃离这个险境。

女郎似乎看出我的心情，伸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腕。

“照着脚下，”她说，“背贴墙，一步步横走，明白？”

“明白。”

“千万别往上照。”

“为什么？”

“夜鬼就在那里，就在头顶。”她窃窃私语似的说，“绝对不能看夜鬼，看见就再也别想迈步。”

我们在手电筒光下确认着落脚处，一步步横走。不时掠过脸颊的冷风送来一股死鱼般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每次我都几乎屏住呼吸，恍惚进入巨鱼那内脏冒出蛆虫蠕动的腹腔。夜鬼的声音仍响个不停。声音很令人不快，仿佛从不该出声的地方勉强挤压出来似的。我的耳鼓依然敞着被钻开的洞，口中酸臭的唾液连连涌出。

但我还是机械地横迈脚步，全神贯注地交替移动左脚和右脚。女郎有时向我说句什么，可惜我的耳朵听不确切。我猜想，只要我还活着，恐怕就无法把它们的声音从记忆中抹除，而不知何时将再度连同黑暗朝我袭来。并且迟早用黏糊糊的手牢牢抓住我的脚腕。

我已弄不清进入这噩梦般的世界后过了多长时间。她手中的夜鬼干扰器表示依然运作的小绿灯依旧亮着，时间应当不会很久。但我还是觉得有两三个小时。

不一会，我突然感到空气的流势遽然一变。腐臭减弱，耳朵的压力如潮水般退去，声响也有变化。觉察到时，夜鬼的声音也已变成遥远的海啸。最险恶的地段已经穿过！女郎把手电筒往上照去，光亮重新照出岩顶。我们靠着岩壁，深深吁了口气，用指尖抹去脸上黏糊糊凉丝丝的汗水。

两人都久久缄口不语。夜鬼遥远的声音也很快消失，沉寂再次笼罩四周。惟有某处水滴落地的低微声响虚幻地荡开。

“它们恨什么恨得那么厉害呢？”我问。

“恨光明世界和住在那里的我们。”

“很难相信符号士会同它们一个鼻孔出气，即便有利可图。”

她没有回答，只是猛地攥紧我的手腕。

“嗳，可知道我现在想什么？”

“不知道。”我说。

“我想，要是我也能跟你一起去那个你即将去的世界该有多妙啊！”

“抛弃这个世界？”

“嗯，是的。”她说，“这世界没什么意思。在你意识中生活倒美好得多。”

我默默摇头。我可不愿意在自己的什么意识中生活，不愿意在任何人的意识中生活。

“反正先往前走吧。”她说，“不能总呆在这里，得找到当出口的下水道才行。现在几点？”

我按下手表的小钮亮起表盘灯。手指仍旧微微发颤，不知何时才能恢复。

“8点20。”我说。

“该换干扰器了。”说着，女郎打开新的干扰器，将用过的切换成充电状态，随手揣进衬衫与裙子之间。如此看来，进洞后刚好过了一小时。按博士的说法，再稍走一会，该有一条路向左拐往绘画馆林阴路方向。到了那里，地铁就在眼皮底下。至少地铁是文明的延伸线。这样我们即可好歹脱离夜鬼之国。

走了一阵子，路果然成直角向左拐去。估计来到街旁银杏树的下面。初秋时节，银杏应该缀满依然密密麻麻的绿叶。我在脑海中推出暖洋洋的太阳光线、绿茵茵的草坪气息和乍起的秋风。我真想躺在那里几小时仰望长空——去理发店理完发就直接去外苑，倒在草坪上仰望白云蓝天。然后尽情喝一通冰镇啤酒，在世界完蛋之前。

“外面是晴天？”我问走在前面的女郎。

“是不是呢？搞不清。也是没法搞清的吧？”

“没看天气预报？”

“没看。我不是整整找了一天你的住处嘛！”

我力图回想昨晚离开家门时空中有无星星，但想不起来。想得起来的只有坐在过山车上用车内音响听嘭嚓嚓的青年男女。根本想不出星斗的有无。想来我已有好几个月未曾抬头望过星星了。纵使三个月前星星全部撒离天空，我也肯定毫不知觉。我看的记的无非是女孩手腕上的银镯、橡胶树栽培盆里扔的冰淇淋棍之类，如此而已。想到这里，找觉得自己已送走的人生委实荒唐而空虚，不由蓦地浮起疑念：说不定我是在匈牙利乡下作为牧羊童而降生于世，每晚看着北斗七星长大的。过山车也罢嘭嚓嚓也罢银手镯也罢藏青色苏格兰呢料西装也罢，一切都恍若遥远的梦境。所有种类的记忆都奇异地变得扁平扁平，犹如被超级压力机压成一张铁板的汽车。记忆在纷纭杂陈的状态下成了一枚信用卡样的薄片。虽然从正面看去仅仅给人以稍欠自然之感，但横看则不过是几乎毫无意义的一条细线。里面固然压缩着我的一切，而其本身不外乎一枚塑料卡片。解读时除非插进专用装置的吞吐口，否则全然不知所

云。

我想象，大概第一线路正逐渐变薄。所以我才觉得自己的实际记忆如此扁平如此与己无关。想必意识正离我自身远去。我的主体性卡片必将越来越薄，薄成一张纸，进而了无踪影。

我随在她后面一边机械地移动脚步，一边再次回想过山车上的那对男女。我自己都不明白何以对这两人如此念念不忘。总之除此之外一概无从想起。那一男一女现在干什么呢？早晨8点半他们在搞什么名堂？我完全想象不出。或许依然在床上酣然大睡，也可能乘通勤电车奔赴各自的公司。我无法判断。现实世界的动向同我的想像力已经不能谐调自如。若是电视剧作家，笃定可以编出像模像样的情节：女的赴法留学期间同一法国男子结婚，婚后不久丈夫遭遇交通事故成了植物人。女的于是心力交瘁忍无可忍抛下丈夫返回东京，在比利时或瑞士大使馆工作。银手镯是结婚纪念品。这里插入冬日尼斯海岸的倒叙镜头。她总是把银手镯带在手腕，洗澡和性交时也不例外。男方是从安田井堂动乱中死里逃生的，像《灰与宝石》中的主人公那样经常戴一副太阳镜。他是电视台正走红的节目主持人，做梦总是梦到催泪弹，妻子5年前切腕自杀了。此处再次出现倒叙镜头。总之这部电视剧倒叙镜头纷至沓来。每当他看到女方左手腕上晃动的手镯，便不由想起妻子那被血染红的切开的手腕。因此他请求女方把银手镯换到右手腕。

“不嘛，”女方说，“我只戴在左腕。”

其实可以像《卡萨布兰卡》那样出现一个钢琴手，酒精中毒的钢琴手。钢琴上面总是放一杯只加柠檬片的纯杜松子酒。此君是两人共同的朋友，知道两人的秘密。原本是才华横溢的爵士乐钢琴手，可惜被酒精搞跨了身体。

想到这里，到底觉得傻气，就此打住。这样的情节同现实毫无关联。可是若问究竟何为现实，头脑却更加乱成一团。现实如整个塞满大纸箱的砂料一样滞重，且无头绪可言，我甚至好几个月没看见星星。

“好像忍无可忍了。”我说。

“对什么？”她问。

“对黑暗、腐臭、夜鬼，一切一切。湿裤子和肚皮伤口也算在内。连外面什么天气都不晓得。今天星期几？”

“马上就到，”女郎说，“马上就过去。”

“脑袋乱糟糟的。”我说，“别的事偏偏记不起来，想什么就想到歪道上去。”

“想什么呢？”

“近藤正臣、中野良子和山崎努。”

“忘掉好了！”她说，“什么也别想，再坚持一会就让你离开这里出去。”

于是我决定什么也不再想。而这样一来，又觉得裤子冰冷冷地裹着大腿，以致浑身发冷，腹伤又开始木木地作痛。奇怪的是，尽管身上如此冷不可耐，却感觉不出有必要小便。此前最后一次小便是什么时候来着？我上下左右搜遍所有的记忆，结果一无所获。想不起曾什么时候小便。

起码进入地下一次也没有小便。之前呢？之前我开汽车来着。吃汉堡牛肉饼，看过山车上的一男一女。再往前呢？再往前我睡觉来着，胖女郎赶来把我叫醒。那时小便了吧？可能没有。女郎像往皮包里塞东西似的将我打醒领出。连小便工夫都没有。再再往前呢？再再往前发生什么我已记不确切。去找医生了，大概。医生为我缝合肚皮。但已忘了医生是何模样，总之是医生无疑。是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在我阴毛偏上一点的部位缝合伤口。那前后我小便了没有呢？

不知道。

也许没有吧？假如那前后果真小便，我该清楚记得小便时伤口的疼痛程度才合乎道理。既然没记得，那么我肯定未曾小便。如此说来，我已有好长时间没有小便。几个小时？一考虑起时间，头脑便又乱成夜明前的鸡舍。12小时？28小时？32小时？我的小便到底

何处去了？那期间我喝了啤酒，喝了可乐，喝了威士忌——那么多水分跑去哪里了呢？不不，我被割开肚皮去医院或许是前天的事。而昨天则似乎是截然与此不同的另外一天。可昨天是怎样的日子呢？我却又如坠五里云雾。所谓昨天，不过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时间集合体罢了。其形状同吸足水分膨胀起来的巨大元葱毫无二致。哪里有什么，哪里会出来什么，统统捉摸不定。

形形色色的事件犹如旋转木马忽儿拉近忽儿离远。那两个歹徒划破我肚皮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黎明时分我在超级商场的酒吧里一人独坐——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呢？还有，我何苦对小便一事如此耿耿于怀呢？

“有啦！”说着，女郎回过头一把拉住我的臂肘，“下水道！出口！”

我把小便的事从脑海里赶走，看着她手电筒照出的一方岩壁。只见那里开有一个垃圾滑槽样的四方洞口，大小仅可容一人勉强通过。

“可这不是下水道呀！”我说。

“下水道在这里边。这是直通下水道的洞。喏，有泥腥味！”

我把脸探进洞口使劲抽了几下鼻子，果然有熟悉的泥腥味。在地底迷宫转来转去转到最后，甚至对这泥腥味都产生了一种阔别重逢的亲昵感。同时感到有明显的风从里边吹出。稍顷，地面有节奏地微微发颤，洞穴深处传来地铁电车驶过钢轨的声音。声音持续10—15秒后，如关紧水龙头时那样渐细渐微以至消失。毫无疑问，这是出口。

“总算像是到了。”说罢，女郎在我脖子上吻了一口。“什么心情？”

“别问这个，”我说，“说不大清。”

她率先一头扎进洞口。等她柔软的臂部消失在洞中，我随后进入。洞穴很窄，笔直地向前伸展。我的手电筒只能照出她的臂部和大腿根。那大腿根使我联想起珠滑玉润的中国菜。裙子早已湿透，像无依无靠的孩子那样紧紧贴着她的大腿。

“喂，没事儿吗？”她吼道。

“没事儿。”我也吼了一声。

“地上有鞋。”

“什么鞋？”

“黑色男皮鞋，单只。”

不一会我也找到了。鞋很旧，后跟已经磨歪。鞋尖沾的泥已经发白变硬。

“这地方怎么会有鞋呢？”

“这——说不明白。或许是被夜鬼抓到的人掉在这里的吧。”

“有可能。”我说。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看，我便边走边观察她的裙子下摆。裙子不时卷到大腿往上的地方，闪出没有沾泥的白生生胖乎乎的肌肤。用过去的说法，就是长筒袜金属吊环的部位。过去长筒袜上端边缘同吊环之间是有一道露出肌肤的间隙的。那还是内裤和长筒袜二合一出现以前的物品。

一来一去，她那白色肌肤使我想起很久以前——吉米·亨德利克斯、“奶油”、甲壳虫乐队以及奥蒂丝·莱迪格那个时代的事。我打起口哨，吹了皮特·安德·戈登的《我去皮塞苏》的开头几小节。很不错的歌，甘美凄婉，比什么嘭嚓嚓强似百倍。不过也讲因我年纪大了才有如此感受，毕竟是20年前流行的东西。20年前又有谁能预见内裤长筒抹会合二为一呢？

“干吗吹口哨啊？”她吼道。

“不知道。想吹罢了。”我回答。

“什么歌？”

我告以标题。

“不晓得。那种歌！”

“你出生以前流行的嘛。”

“内容怎样？”

“身体土崩瓦解七零八落。”

“为什么用口哨吹这个？”

我想了想，想不出所以然。兴之所至而已。

“不知道。”我说。

我正想其他歌曲，两人来到了下水道。说是下水道，其实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粗水泥管。直径约一米半，底部流淌着深约两厘米的水。水以外的地方长有滑溜溜的青苔样的东西。前方几次传来电车通过的声音。声音现在已清晰得近乎嘈杂，甚至可以窥见隐隐约约的黄色光亮。

“下水道为什么同地铁相连？”我问。

“准确说来，这不是下水道，”她说，“而是这一带集中流进地铁路沟的地下水。只是结果上由于渗入了生活废水，水也就脏了。现在几点？”

“9点35。”我告诉她。

女郎从裙子里边抽出夜鬼干扰器，按下开关，把刚才用的换掉。

“好了，马上就到。不过也别马虎大意，这地铁也是夜鬼的势力范围。刚才看见鞋了吧？”

“看见了。”

“吓一跳？”

“差不多。”

我们沿着水泥管内的水流前进。胶鞋底溅起的水声回响在周围，如舔舌头的吧唧声。与此同时，电车声不时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对地铁行车声感到如此欢欣鼓舞，听起来仿佛生命本身一样生机勃勃吵吵嚷囔，充满绚丽的光辉。各种各样的人挤上车去，一边看书看报一边奔赴各自的岗位。我想起车中悬吊的五颜六色的广告，以及车门上方的行车路线图。路线图上，银座线总是以黄色表示。至于何以用黄色我却不得而知，反正必是黄色无疑。所以每逢想起银座线便想到黄色。

到出口所花时间不多。出口处横着铁栅栏，已被破坏得刚好可容一人出入。混凝土被凿个大坑，铁条拔得一根不剩。这显然系夜鬼所为，但这次——惟有这次——我不能不感谢它们。倘若铁栅栏原封未动，我们便只能眼巴巴地面对外面徒呼奈何。

圆形出口外面，可以望到信号灯和工具箱样的四方木箱。隔在轨道与轨道之间的颜色发黑的水泥立柱，如桩子似的等距排列开去。立柱上的灯盏迷迷濛濛照着地铁坑道。但在我眼里，那光线却格外耀眼炫目。由于长时间潜入无光的地下，眼睛已完全习惯了黑暗。

“在这等一等，让眼睛习惯光亮。”女郎说，“这种光亮，等上10分或15分就会习惯的。习惯了就往前走几步，然后再等眼睛习惯更强的光亮。否则就会双目失明。这时间有电车通过绝对不能看，懂了？”

“懂了。”

她挽住我的胳膊，让我坐在水泥地干燥的地方，自己也贴我身旁坐下。并像支撑身体似的双手抓住我右臂肘略微偏上的部位。

听得电车声越来越近，我们低头朝下紧紧闭起眼睛。黄色光亮在脸皮外一晃一晃闪烁不已，俄尔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隆声消失了。眼睛晃得涌出好几颗大大的泪珠，我用衬衫袖口擦了一把脸颊。

“不要紧，很快就适应的。”女郎说。她的眼睛也流出泪水，顺颊而下。“再过三四列车就可以了，眼睛就习惯了，我们就可走到车站近旁。那时夜鬼即使再凶也无法靠前。而我们则可走到地面。”

“上次也有同样感觉。”我说。

“在地铁里走来着？”

“哪里，不是指那个。我说的是光，光晃得眼睛流泪。”

“谁都不例外。”

“不尽然，跟这不是一回事。那属于特殊的眼睛，特殊的光。而且非常寒冷。我的眼睛和刚才同样由于长时间习惯于黑暗而见不得光线。眼睛极其特殊。”

“其他的能想起来？”

“只这么多，只能想起这么多。”

“定是记忆倒流。”女郎说。

她靠在我身上，我的胳膊感觉出她乳房的丰满。由于仍穿着湿裤子，全身已经凉透，惟独贴她乳房的部位暖融融的。

“这就要上地面了，你有什么打算——去哪里？想干什么？想见谁？”说着，她看了看表。“还有25小时50分钟。”

“回家洗澡，换衣服，也可能去一次理发店。”我回答。

“时间还有剩。”

“往下的事到时候再想。”

“我也一道去你家可好？”女郎问，“我也想洗个澡换衣服。”

“没关系。”

第二列电车从青山一丁目方向开来，我们脸朝下闭起双目。光依然闪闪炫目，但眼泪已没那么多了。

“头发还没长得非去理发店不可。”女郎用手电筒照着我脑袋说，“而且你肯定适合留长发。”

“长发早留腻了。”

“反正还没长到必须去理发店的地步。上次什么时候去的？”

“不清楚。”我说。我实在记不起上次去理发店的时间。连昨天什么时候小便都稀里糊涂。更何况几周前的事，简直同古代史无异。

“你那里可有适合我身体尺寸的衣服？”

“有没有呢？大概没有。”

“算了算了，总有办法可想。”她说，“你用床？”

“用床？”

“就是说是否找女孩子同床。”

“啊，这事还没想。”我说，“恐怕不至于。”

“那我睡在上面可以？想睡一觉再赶回祖父那里。”

“那倒无所谓。问题是我的房间很可能有符号士或‘组织’杀来。毕竟我最近好像突然成了风云人物，加上门又锁不上。”

“哪里顾得上那么多！”

也许真的不顾，我想。每人顾及的对象各不相同。

涩谷方面驶来的第三列电车从我们眼前疾驶而过。我闭目合眼在脑袋里慢慢数点。数到14时，电车最后一节车厢掠过。眼睛已几乎不再痛了。这样，走上地面的第一阶段总算得以完成，再也不会被夜鬼抓去吊在井里，再也不会被那巨鱼咬碎嚼烂。

“好了！”说罢，女郎放开我的胳膊站起身，“该动身啦。”

我点头立起，跟在她后面迈下路轨，朝青山一丁目走去。

30.世界尽头（坑）

早晨醒来，觉得森林中发生的一切都恍若梦境。但又不可能是梦。那部古旧的手风琴宛似一头衰弱的小动物楚楚可怜地蜷缩在桌面。一切都实有其事：利用地下风旋转的扇片也罢，满脸不幸神情的年轻管理员也罢，五花八门的乐器藏品也罢。

然而我头脑里一直鸣响着另一种非现实的声音，而且似乎一个劲儿把某种东西刺入我的脑袋深处，声音无休无止地把一种扁平之物刺进头内。头并不痛，极其正常，只是似乎虚无缥缈。

我在床上环视房间，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变异。天花板、方壁、略微变形的地板、窗帘，全都一如昨日。有桌子。桌面有手风琴。墙上挂有大衣和围巾。大衣袋探出手套。接着，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动了动自己的身体。所有部位都活动自如。无任何可疑之处。

尽管如此，那平扁扁的声音依然在脑袋里响个不停。声音是混合的，几种同质声响交织在一起，很不规则。我力图弄清这声音来自何处。但无论怎样侧耳谛听都辨不出方向。仿佛发自自己的脑袋。

为慎重起见，我下床往外观望。这时我才明白声音的起因：窗口下面的空地上，三位老人正用锹挖坑，很大的坑。声音即是锹尖啃咬冰冻地面时发出来的。由于空气紧绷绷的，声音奇异地颤抖，以致弄得我莫名其妙。各种各样的怪事按踵而来，神经多少有些亢奋，而这也可能是其原因之一。

时针已接近10点。这种时候睡觉还是第一次。大校为什么没叫醒我呢？除我发烧之时，他一天不少地9点钟将我叫醒，把装有两人分量早餐的盆端进房间。

直到10点半，大校仍未出现。无奈，我自己去下边厨房领了面包饮料，拿回房间独自吃了，也许因为长时间都是两人共进早餐，自己吃起来总觉得索然无味。我只吃了一半面包，其余留给独角兽。然后围着大衣坐在床上，等待炉火烘暖房间。

果不其然，昨天神话般的温煦一夜之间便尽皆逝去，房间中一如往日地充满滞重阴冷的空气。周围景致已彻底恢复冬日本来的面目，挟雪的阴云铺天盖地地低垂在北大山和南面荒野之间。

窗前空地，四位老人仍挖坑不止。

四人？

刚才看时好像仅有三人，是三位老人挥锹挖坑。而现在成了四人，想必中途加进一人。这也不足为奇，官舍里老人数不胜数。四位老人分别在四个位置不声不响挖着脚下的坑。时而掠过的冷风猛然掀起老人们薄薄的外衣底襟。但老人们看上去不以为然，双颊红红的，一下接一下用锹触着地面。甚至有人出汗脱去外衣。外衣浑如秋蝉的空壳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摆。

房间烘暖后，我坐在椅子上拿起桌面的手风琴，慢慢伸缩着蛇腹管。带回自己房间一看，发现比在森林看时的印象要精致得多。琴键和蛇腹管尽管已完全变旧退色，但木琴盘的涂漆一处也未剥落，周边细腻的云卷式花纹也完好无损。与其说是乐器，莫如说更像一件美术工艺品。蛇腹管的伸缩固然有些僵硬，但还不至于影响使用。必是经年累月放在那里无人触动的缘故。至于以前曾被何人弹奏过，经过怎样的途径到达那里，我无法得知，一切都是谜团。

不仅外观装饰，就乐器性能而言这手风琴也相当考究。不说别的，首先是小巧玲珑。折叠起来，完全可以整个装入大衣口袋。可是并未因而牺牲乐器性能，大凡手风琴应具有的它应有尽有。

我伸缩了好几次。熟悉蛇腹管的伸缩状况后，依序按了按右边的琴钮，同时按了一遍左右的和音钮。等其全部发出音来，我停下手，倾听周围动静。

老人们挖坑之声仍响个不停。四把锹尖啃冻土的声响，汇成杂乱无章的韵律，异常真切地涌入房间。风时而吹响窗扇。窗外残雪点点的斜坡触目可见。我不知道手风琴声是否传至老人们的耳畔。大概不至于。一来声小，二来逆风。

拉手风琴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是新键盘式的。因此好半天才得以熟悉这老式结构和按钮的序列。由于小巧玲珑，按钮也小，且间距极近。对妇女或小孩倒也罢了，而男人的大手上去，弹奏自如远非一件易事。更何况还要一边注意旋律一边有效地控制好蛇腹管。尽管如此，一两个小时过后，我终于随机应变地准确弹奏出几个简单的和音。而旋律却横竖浮现不出。我反来复去按动琴钮，力图回想起类似旋律的声音，结果想起的仍然只是毫无意义的音阶罗列，无法把我带入音乐境界。时而也有几个音的偶然组合使我蓦地为之动念，可惜即刻为空气吞噬得无影无踪。

我觉得，自己所以搜刮不出任何旋律，恐怕也同老人们的锹声不无关系。当然不止于此。不过他们发出的声响妨碍我集中神经也是事实。锹音那样清晰地声声入耳，以致我竟开始恍惚觉得老人们大概是在自己脑装里挖坑。他们越是挖得起劲，自己脑袋里的空白越是迅速扩大。

时近中午，风势愈发凶猛，并夹杂雪粒，雪粒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劈里啪啦干巴巴的声响。而后变得冰一般坚硬的小白粒落在窗棂上不规则地排开，稍顷被风吹走。虽不是能积留下来的雪，但不久恐怕就将变成潮乎乎软绵绵的雪团，向来如此。随后大地再度银装素裹。硬雪粒一般都是大雪来临的前奏。

然而老人们仍继续挖坑，看样子根本没把雪放在心上，甚至根本就不晓得雪从天降。谁也不望天，谁也不停手，谁也不开口。挂在树枝上的衣服仍在原先位置任凭狂风猛吹。老人数量已增至6位，后加进的两人使用的是丁字镐和手推车。拿丁字镐的老人跳入坑

内刨开硬邦邦的地面，推手推车的人用锹把掘出坑外的土铲进车内，推往斜坡卸下。坑已挖到齐腰深。风声再大也已无法消除他的挥锹抡镐的声响。

我打消想弹的念头，将手风琴放在桌面，去窗边观看一会老人们的作业。作业现场似乎没有指挥模样的角色。大家平等地劳作，没有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手持丁字镐的老人卓有成效地摧毁冻土，四位老人用锹掘出坑外，另外一人默不作声地推车把土运往山坡。如此静静观望挖坑时间里，我开始产生几个疑问。其一，作为垃圾坑未免过大，无需那么大；其二，眼看就要下雪。也许用于其他什么目的也未可知。不管怎样，雪无疑要被吹入坑内，明天一早恐怕坑己被埋得了无痕迹。而这点老人一看云势即当了然于心，持续飘落的雪已封到了北大山的腰部，山腰依稀莫辨。

如此思来想去，终归也未解开老人们作业的意义何在，便折回炉前在椅子上坐下，不思不想地怅怅看着通红的煤块火苗。我想，自己恐怕再也记不起歌曲。乐器有没有都是一回事。纵使音发得再好，若不成曲也终不过是音的罗列，桌面上的手风琴也终不过是精美的物体而已。我似乎理解了发电站那位管理员所说的话。他说：没有必要出声，光看就足以叫人动心。我闭目合眼，继续倾听雪打窗扇的声音。

中午，老人们终于中止作业，返回官舍。地面剩下的只有随手扔开的锹和丁字镐。我在窗前椅子坐下，望着空无人影的坑。望着望着，隔壁大校来敲我房间的门。他依旧身穿那件厚大衣，带檐的工作帽拉得很下。大衣和帽子都厚厚落了一层白色雪粒。

“看样子今晚会有相当厚的积雪。”他说，“午饭拿过来？”

“那当然好。”我说。

10分钟后，他双手端锅返回，放在炉子上。然后俨然甲壳动物随着季节更迭而脱壳那样慎之又慎地逐一脱去帽子、大衣和手套。最后手指捋着纵横交错的白发，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对不起，没能来吃早饭。”老人道，“一大早就有事非做不可，没工夫吃饭。”

“该不会是挖坑吧？”

“挖坑？啊，你指的是那个坑。那不是我的工作。尽管我不讨厌挖坑。”说着，大校哧哧笑了起来，“在镇里做事来着。”

等锅温热，他把里边的食物分在两个盘里放在桌上。青菜煮面条。他一边吹气，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那坑到底干什么用的？”我问大校。

“什么用也不干。”老人把汤送进嘴里，“他们是为挖坑而挖坑。在这个意义上，可谓极其纯粹的坑。”

“费解啊。”

“十分简单，他们是想挖坑才挖的。此外谈不上任何目的。”

我嚼着面包，思索这所谓纯粹的坑。

“他们经常挖坑，”老人说，“大概和我迷上国际象棋是同一道理吧。既无意义，又无归宿。但无所谓。因为谁也不需要什么意义，更不想找什么归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分别挖看纯粹的坑。没有目的的行为，没有进步的努力，没有方向的行走——你不认为这样很好？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受谁伤害；谁也不追赶谁，谁也不被谁追赶。没有胜利，没有失败。”

“你说的我好像可以理解。”

老人点了几下头，把盘里最后一口面条倒进嘴里。

“在你眼睛里，或许这镇子的几种情况有欠自然。但对我们来说则是自然的。自然、纯粹、安详。我想总有一天你也会恍然大悟，也希望你大悟。我曾作为军人送走了漫长的岁月。也就罢了，并不后悔，毕竟自得其乐。现在还有时想起那硝烟那血腥那刀光剑影那冲锋号声。然而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驰骋沙场却无从记起。包括什么名誉呀爱国精神呀斗志呀仇恨呀等等。可能眼下你在为心的失去而惶惶不可终日，我也惶恐不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到这里，大校略略停顿，寻觅词句似的注视着室内。“但一旦丢掉心，安详即刻来临。那是一种你从来不曾体味过的深切的安详感——这点你可不要忘记。”

我默默点头。

“对了，在镇里听到了你影子的消息。”老人用面包蘸起面条汤说道，“听说你影子相当无精打采。吃进去的几乎呕吐一空，好像已经整整卧床3天。或许不久人世了。你要是不嫌弃，就去见他一次好么？对方估计也很想见你。”

“是啊，”我装出不无迷惘的样子，“我倒无所谓，可看门人能允许见吗？”

“当然允许，影子快不行了嘛。本人有见影子的权利，这条规定得清清楚楚。对于镇子，影子之死是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看门人再厉害也不得阻拦。也没有阻拦的理由。”

“那么，我这就去见见。”稍顷，我说道。

“是啊，这就对了。”说着，老人凑到身旁拍了下我的肩膀，“趁还没有天黑积雪时去。不管怎么说，影子对人是再亲近不过的。要好好体谅他的心情，以免留下遗憾，让他死得舒畅些。或许你会难过，但终究是为你本身。”

“完全明白了。”

说罢，我穿好大衣，缠上围巾。

31.冷酷仙境（出站口、警察、合成洗衣粉）

从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车站，没有多远的距离。我们走在地铁轨道上，电车来时就躲在立柱后面等它通过。车内光景历历在目，而乘客对我们则不屑一顾。地铁乘客没有人往窗外张望。他们或看报纸，或干脆怔怔发呆。地铁无非是便于人们在都市空间移动的权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会为乘地铁而满怀欣喜。

乘客数量不很多。几乎无人站立。虽说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依我的记忆，上午10时后的银座线该更挤些才是。

“今天星期几？”我问女郎。

“不知道，从来不理会星期几。”女郎回答。

“就平日来说，乘客未免过少。”我摇了摇头，“说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

“怎么也不怎么，星期天不外乎星期天。”我说。

地铁线路比预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荡荡，无遮无拦。没有信号，没有车辆，没有街头募捐，没有醉汉。墙壁的荧光灯以适当的亮度照明脚下，空调器保持空气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烂气味强似百倍，无可挑剔。

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开往涩谷的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正在地铁线路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是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停进站台，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已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大概不是120元就是140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的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20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浪费钱。”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地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默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愿违，雨不像有止息的迹象。仿佛包了好几层塑料包装纸一样色调模糊的阴云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实实，雨不间断地从中泻下。我想买份晨报看看天气预报，但买报必须走到地铁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势必又要同站务员重开那场徒劳无益的论战。于是我只好放弃买报的打算。一天刚开头就这样不顺心。连今天星期几都无从判断。

人们撑伞而行，不撑伞的惟独我们两人。我们站在大楼檐下，像观看古希腊卫城遗址似的茫然注视着街景。雨中的十字路口，五颜六色的车辆熙来攘往。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想象在这下面有个广大而离奇的夜鬼世界。

“幸好下雨。”女郎说。

“好在哪里？”

“要是晴天，肯定晃得我们好久不敢走上地面。下雨好吧？”

“倒也是。”

“往下怎么办？”女郎问。

“先喝点热东西，再回家洗澡。”

我们走进附近一家自选商场，在门口处的饮食间要了两个浓汤和一个火腿鸡蛋三明治。

柜台里的女孩见我们这副狼狈相，起始像是相当惊愕，旋即若无其事地用职业性口气应对下来。

“浓汤两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女郎道。

“一模一样。”我说。接着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日。”对方回答。

“瞧，”我对胖女郎说，“猜得不错。”

汤和三明治上来之前，我翻阅邻座丢下的《体育日本》来消磨时间。尽管看体育报也什么解决不了，但总比什么也不看好些。报纸日期为10月2日星期日。体育报上没有天气预报，不过赛马专版报道的雨情相当详细：傍晚可能下雨，好在并不影响最后一个跑道的赛马，而这一跑道的竞争恐怕相当激烈。神宫球场上进行的是棒球比赛，亚克尔特队对中日队的最后一场，结果亚克尔特以6：2败北。谁都不晓得神宫球场的正下面即是夜鬼庞大的巢穴。

女郎说她想看最上面的那版，我便分下来递过去，她想看的似乎是那篇《喝精液是否有助于美容》，其下面是篇小说类的东西：《被关入笼子强奸的我》。我无法想象如何强奸关入笼子的女士。想必自有其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管怎样，肯定很费操办。我可做不来。

“咦，喜欢给人喝精液？”女郎问我。

“怎么都无所谓。”我回答。

“可这里是这样写的：‘一般来说，男子喜欢在被爱抚时由女性吞下精液，由此确认自己被女性所接受。此乃一种仅式，一种承认。’”

“不大明白。”我说。

“可让人喝过？”

“记不得了，大概没有。”

她唔了一声，继续看那篇东西。

我则阅读中央棒球联队击溃太平棒球联队的前后过程。

汤和三明治端了上来。我们喝着汤，把三明治一掰两半。于是烤面包片味儿和蛋清蛋黄味儿荡漾开来。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面包屑和蛋黄，再次喟然长叹，长得仿佛把全身所有的叹息汇成了这一声。如此深长的喟叹整个一生都不会出现几次。

走出店门，拦了辆出租车。由于浑身脏污，等了好些时回才碰上一辆肯停下来的。司机是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助手席上放一台组合音响式的大型收录机，里面流出警察乐队的歌声。我大声告以去处，然后深深缩进坐席。

“喂，怎么脏成这样？”司机对着后望镜问道。

“在雨中抓打起来了。”女郎回答。

“嗬，厉害厉害。”司机说，“不过也太狼狈了。脖子侧面红一块青一块的。”

“知道。”我说。

“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司机说。

“为什么？”胖女郎问。

“我只拉看上去喜欢听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哪伯脏点也无所谓，只听这个就足够开心的了。喜欢《警察》？”

“差不多。”我适当应和一句。

“公司嘛，偏偏不让放进这种歌，要我用收音机放电台的音乐节目。开哪家的玩笑！什么玛蒂啦松田圣子啦，谁听那无聊玩艺儿！《警察》才叫绝！听一天都听不厌。莱戈也蛮好。你看呢，莱戈如何？”

“不坏。”我说。

《警察》磁带转罢，司机给我们听鲍勃·马利的恋歌。仪表板堆满盒式磁带。我早已筋疲力尽，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谈不上欣赏音乐。但不管怎样，能让坐他的车已算是谢天谢地了。我从后面木然望着司机一边扶方向盘一边用肩头打着拍子。

开到我住处门前停下，我付罢车费下车，给了一张千元小费：

“买磁带好了。”

“太高兴了！”司机说，“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过，你不认为再过10年15年世上大多数出租车都会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觉得那样很好？”

“是很好。”我说。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里逊已死有10多年了，我还从未碰上哪辆出租车放着德阿兹的音乐赶路。世间有变化的有不变化的。不变此的永远一成不变。出租车上的音乐便是其中之一。出租车收音机播收的永远是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谈或棒球赛转播之类。商店扩音器传出的是雷蒙·卢浮布尔的管弦乐，酒吧散的是波尔卡舞曲，年末商业街上听到的是本查兹的圣诞歌。

我们乘电梯上楼。房间的门本应依然处于合叶脱尽的状态，不料不知何人已将门整个嵌入门框，乍看似乎门关得好好的。谁干的不晓得，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我像克罗马尼翁人打开洞门那样卸掉不锈钢门，把女郎让入室内，又从里面把门移过来，以免房间暴露。而后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盗链。

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昨天那狼狈场面是自己的错觉。原先所有四脚朝天的家具全部各就各位，一片狼藉的食品被清除干净，打碎的瓶罐和餐具的残片了无踪影，书和唱片返回书架，衣服被收进立柜，厨房卫生间卧室也已被擦洗得闪闪发光，地板不见半点垃圾。

不过若仔细检查，仍可随处发现遗痕。打烂的显像管如时间隧道一样赫然开着空洞；电冰箱呜呼哀哉，里边空空如也；四分五裂的衣服己被统统扔掉，剩下来仅能装满一小皮箱；餐橱里仅存几个盘子和玻璃杯；挂钟停了；没有一件电器运转正常。显然，有人把不堪再用的东西挑出处理掉了，房间因而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宽宽敞敞，别无多余之物，甚至必不可少的东西想必都不止缺少一种。然而我又有些茫然，弄不清对于现在的我到底何为必不可少之物。

我去卫生间打开煤气热水器，确认未被损坏之后，开始往浴槽里放水。香皂刮须刀牙膏毛巾洗头剂基本剩在那里，淋浴也没有问题。卫生间应当有许多物品不翼而飞，但我想不起失去的是什么，一件也想不起。

我往浴槽放水和巡视房间的时间里，胖女郎躺在床上看巴尔扎克的《农民》。

“法国也有水獭，嗯？”她说。

“有的吧。”

“现在也有？”

“不晓得。”我回答。这种事我哪里晓得。

我坐在厨房椅子上，动脑思索究竟何人为我收拾了这形同垃圾场的房间。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富有耐性地彻头彻尾拾掇了房间。或许是那两个符号士，也可能是“组织”里的人。我无法想象他们所思所为依据的是何基准。但不管怎样，我都感谢谜一样的对方把房间整理得如此整洁漂亮。回到这样的房间的确令人心情舒畅。

水放满后，我让女郎先洗。女郎在书里夹上一枚书签下床，在厨房三下两下脱去衣服。脱得十分潇洒自然，我不由坐在床沿怔怔看着她的裸体。她的体形很妙，既像孩子又像大人。浑身都是白白嫩嫩的肉，俨然普通人的身体上上下下涂了一层果冻。而且胖得十分匀称，不注意险些忘记她胖这一事实。胳膊大腿脖颈腰部都膨胀得赏心悦目，如鲸鱼一般珠滑玉润。较之身体，乳房并不很大，紧绷绷地隆起。臀部也丰满得恰到好处。

“我的体形不差吧？”女郎从厨房问我。

“不差。”

“使肉长到这个程度是件很辛苦的事，要吃很多很多饭，还得吃蛋糕啦油炸的东西啦等等。”

我默然点头。她洗澡时，我脱去衬衫和湿裤子，换上剩下的衣服，倒在床上思忖下一步怎么办。时间已近11点半。剩余时间仅有24小时多一点点。必须好好筹划一番才行，决不能让人生最后24小时稀里糊涂地过去。

外面仍然下雨，静静的细细的雨，几乎分辨不出。若窗前没有雨滴顺檐滴下，甚至下没下雨都无从知晓。汽车不时从窗下驶过，传来溅起路面薄薄积水的声响。也可听到几个小孩招呼谁的声音。女郎在卫生间哼着听不清旋律的小曲，大概是她自己创作的。

躺在床上不久，睡意汹涌袭来，但不能就势睡去。一睡必是几个小时，什么也做不成。

但若问不睡干什么，自己也全然不知干什么好，我取下床头灯伞上的橡胶圈，摆弄了一会又放了回去。反正不能呆在房间不动，闷在这里一无所得。要去外面做点什么。至于做什么走到外面再作打算不迟。

想来，人生仅剩24个小时这点颇有点妙不可言。该干的事原本堆积如山，实际上却一个也想不起来。我又取下台灯伞的橡胶圈，用手指来回旋转。蓦地，我想起超级商场墙壁上贴的法兰克福旅游宣传画：有河，河上有桥，河面浮着天鹅。地方似乎不坏。去法兰克福终此一生倒也十分可取。问题是24小时以内不大可能赶到，即使可能也要被塞在飞机座位十几个小时，不得不吃机上那索然无味的食品。况且亲眼目睹时又未必有画上的那么好看。看来无论如何只能如此心灰意冷地结束此生了，无可回避。既然这样，也就无需计划旅行。旅行太费时间，而且大多都不如预想的那般开心惬意。

终归我能想得起来的，只有同女孩一起美美吃上一顿喝上一通。此外没有任何感兴趣的事。我翻开手册，找到图书馆电话号码，拨动转盘，找来负责参考文献那个女孩。

“喂喂。”女孩招呼道。

“最近有关独角兽的书，实在谢谢了。”我说。

“哪里哪里，应该谢谢你的招待才是。”

“如果方便的话，今晚再吃一顿如何？”我放出引线。

“吃一顿？”她重复道，“今晚有研究会呀！”

“研究会？”我也复述一遍。

“关于河流污染的研究会。噢，例如合成洗衣粉造成鱼类灭绝等等，就研究这个。今晚轮到我报告研究成果。”

“倒像很实用的研究。”我说。

“嗯，那当然。所以如果可能，吃饭的事最好改到明天，好么？明天周日，图书馆休息，尽可慢慢来。”

“明天下午我已不在。电话中说不清楚，总之我要远离一段时间。”

“远离？旅行不成？”她问。

“算是吧。”

“对不起，等一下。”

女孩似在接待来参考文献室商谈什么的人。从听筒不难感觉出周日图书馆大厅的光景：一个小女孩大嚷大叫，父亲则好言劝慰。看来世界安然无恙。人们在图书馆借书，站务员向无票乘车者投以火眼金睛，赛马场的马在雨中飞奔。

“关于民房拆迁的资料，”女孩解答对方提问的语声清晰可闻，“下5号书架上有3册，请到那边看看。”

接着又向对方说了什么。

“抱歉抱歉，”女孩返回拿起听筒，“OK，好了，研究会就算啦。肯定给大家说三道四。”

“对不起。”

“没什么。反正这一带河里鱼已死绝，我的研究成果迟一周报告也无所谓。”

“那怕也是。”我说。

“在你那里吃？”

“不不，我的房间报废了。电冰箱一命呜呼，餐具也几乎荡然无存。做不成饭菜。”

“知道。”她说。

“知道？”

“嗯，不是收拾得很整齐吗？”

“你收拾的？”

“当然。不行么？今早上班顺路前去送另一本书，发现门掉了，里面乱七八糟，就打扫一下，上班倒是晚了点儿。也算是对你招待的回报吧。帮倒忙了？”

“哪里哪里，”我说，“实在求之不得。”

“那，傍晚6点10分左右能来图书馆门前接我？只有星期日6点闭馆。”

“好的。”我说，“谢谢。”

“不客气。”说罢，女孩放下电话。

我正在寻找吃饭时穿的衣服，胖女郎从卫生间出来，我把毛巾和浴巾递给她。女郎接过却是不动，在我面前伫立片刻。洗过的头发紧紧贴着额头和脸颊，尖尖的耳朵从中直挺挺竖起，耳垂上仍戴着金耳环。

“总是戴着金耳环洗澡？”我问。

“那自然。上次不是说过么？”女郎答道，“绝对掉不下来。别担心。喜欢这耳环？”

“是不错。”我说。

卫生间晾着她的内衣、裙子和衬衫。粉红色胸罩粉红色三角裤粉红色裙子粉红色衬衫。泡在浴糟里一瞧见这些物件，两个太阳穴便一剜一剜地作痛。我本来就不喜欢什么内衣长筒袜晾在卫生间里。原因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喜欢。

我三下五除二洗了头发，洗了身体，刷了牙，刮了须。而后走出卫生间拿浴巾擦干身体，穿上裤头和长裤。尽管卤莽的行动接二连三，但腹部伤痛却比昨天轻了许多。洗澡前我甚至想不起还有伤口在身。胖女郎坐在床上，一面用风筒吹头发一面继续看巴尔扎克。窗外细雨依然，没有止息的迹象。如此目睹卫生间晾的内衣，床上坐着女孩用风筒吹发看书，外面细雨飘零的时间里，我恍若回到了几年前的婚姻生活。

“不用风筒？”女郎问。

“不用。”

风筒还是妻子离家出走时留下的。我头发短，用不着吹风。我坐在她身旁，背靠床头闭起眼睛。一闭眼，黑暗中便有各种颜色时闪时灭。想来，我足有好几天没像样睡过觉了，每次躺下都有人来把我叫醒，以致现在一合眼皮，顿时睡意急不可耐地将自已拖进深重的黑暗，犹如夜鬼之手企图把我拉入暗处。我睁开眼睛，双手搓脸。由于时隔好久才洗脸刮须，皮肤紧如鼓面。搓脸简直像在搓别人的脸。被蚂蝗叮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痛。想必两条蚂蝗没少吸我的血。

“嗳，”女郎把书放在一边，“真的不想让人喝精液？”

“现在不想。”

“没那个情绪？”

“嗯。”

“不想同我睡觉？”

“现在不想。”

“嫌我胖？”

“哪里，”我说，“你的身子十分诱人。”

“那干吗不想睡？”

“不明白。”我说，“原因我不明白。总觉得现在不该同你睡。”

“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还是因为违背你的生活伦理？”

“生活伦理。”我重复一句。这四个字眼很是不同凡响。我眼望天花板思索了一会。

“不，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两码事。可能近乎本能或直感吧。或者同我的记忆倒流有关。很难解释清楚。其实我现在极想同你睡觉，但有某种东西从中作梗，说眼下不到时候。”

女郎胳膊支在枕头上凝视我的脸。

“不是说谎？”

“这方面是不说谎的。”

“真那样想？”

“那样感觉。”

“可有证据？”

“证据？”我愕然反问。

“就是说可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相信你想同我睡觉？”

“已经勃起。”我说。

“看一眼！”

我略一迟疑，终归还是脱掉裤子亮相。我实在筋疲力尽，无心继续争辩，况且我已不久人世。

“唔。”女郎看着我说，“可以摸摸？”

“不行。”我说，“作为证据总可以了吧？”

“也罢，算啦！”

我提起了裤子。外面传来重型卡车从窗下缓缓驰过的声响。

“什么时候返回你祖父那里？”我试着问。

“睡一会，等衣服干就走。”女郎说，“水要到傍晚才能消，消了才好再经地铁返回。”

“这种天气晾衣服，得等到明天才能干。”

“真的？”她说，“那如何是好？”

“附近有家自动洗衣店，去那里烘干就是。”

“可我没出门衣服啊！”

我歪头想了想，但想不出好办法。结果只好由我跑去自动洗衣店把她的衣服扔进烘干机。我走进卫生间，将她的湿衣服塞入德意志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然后从剩的衣服中挑出橄榄绿短裤和蓝色带扣开领衫穿了。鞋穿的是茶色皮鞋。这么着，剩给我的宝贵时间的几分之一便将在自动洗衣店那寒伧的电镀椅上毫无价值地消耗掉。时间已指向12点17分。

31.冷酷仙境（出站口、警察、合成洗衣粉）

从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车站，没有多远的距离。我们走在地铁轨道上，电车来时就躲在立柱后面等它通过。车内光景历历在目，而乘客对我们则不屑一顾。地铁乘客没有人往窗外张望。他们或看报纸，或干脆怔怔发呆。地铁无非是便于人们在都市空间移动的权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会为乘地铁而满怀欣喜。

乘客数量不很多。几乎无人站立。虽说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依我的记忆，上午10时后的银座线该更挤些才是。

“今天星期几？”我问女郎。

“不知道，从来不理会星期几。”女郎回答。

“就平日来说，乘客未免过少。”我摇了摇头，“说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

“怎么也不怎么，星期天不外乎星期天。”我说。

地铁线路比预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荡荡，无遮无拦。没有信号，没有车辆，没有街头募捐，没有醉汉。墙壁的荧光灯以适当的亮度照明脚下，空调器保持空气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烂气味强似百倍，无可挑剔。

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开往涩谷的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正在地铁线路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是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停进站台，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已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大概不是120元就是140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的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20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浪费钱。”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地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默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愿违，雨不像有止息的迹象。仿佛包了好几层塑料包装纸一样色调模糊的阴云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实实，雨不间断地从中泻下。我想买份晨报看看天气预报，但买报必须走到地铁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势必又要同站务员重开那场徒劳无益的论战。于是我只好放弃买报的打算。一天刚开头就这样不顺心。连今天星期几都无从判断。

人们撑伞而行，不撑伞的惟独我们两人。我们站在大楼檐下，像观看古希腊卫城遗址似的茫然注视着街景。雨中的十字路口，五颜六色的车辆熙来攘往。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想象在这下面有个广大而离奇的夜鬼世界。

“幸好下雨。”女郎说。

“好在哪里？”

“要是晴天，肯定晃得我们好久不敢走上地面。下雨好吧？”

“倒也是。”

“往下怎么办？”女郎问。

“先喝点热东西，再回家洗澡。”

我们走进附近一家自选商场，在门口处的饮食间要了两个浓汤和一个火腿鸡蛋三明治。

柜台里的女孩见我们这副狼狈相，起始像是相当惊愕，旋即若无其事地用职业性口气应对下来。

“浓汤两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女郎道。

“一模一样。”我说。接着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日。”对方回答。

“瞧，”我对胖女郎说，“猜得不错。”

汤和三明治上来之前，我翻阅邻座丢下的《体育日本》来消磨时间。尽管看体育报也什么解决不了，但总比什么也不看好些。报纸日期为10月2日星期日。体育报上没有天气预报，不过赛马专版报道的雨情相当详细：傍晚可能下雨，好在并不影响最后一个跑道的赛马，而这一跑道的竞争恐怕相当激烈。神宫球场上进行的是棒球比赛，亚克尔特队对中日队的最后一场，结果亚克尔特以6：2败北。谁都不晓得神宫球场的正下面即是夜鬼庞大的巢穴。

女郎说她想看最上面的那版，我便分下来递过去，她想看的似乎是那篇《喝精液是否有助于美容》，其下面是篇小说类的东西：《被关入笼子强奸的我》。我无法想象如何强奸关入笼子的女士。想必自有其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管怎样，肯定很费操办。我可做不来。

“咦，喜欢给人喝精液？”女郎问我。

“怎么都无所谓。”我回答。

“可这里是这样写的：‘一般来说，男子喜欢在被爱抚时由女性吞下精液，由此确认自己被女性所接受。此乃一种仅式，一种承认。’”

“不大明白。”我说。

“可让人喝过？”

“记不得了，大概没有。”

她唔了一声，继续看那篇东西。

我则阅读中央棒球联队击溃太平棒球联队的前后过程。

汤和三明治端了上来。我们喝着汤，把三明治一掰两半。于是烤面包片味儿和蛋清蛋黄味儿荡漾开来。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面包屑和蛋黄，再次喟然长叹，长得仿佛把全身所有的叹息汇成了这一声。如此深长的喟叹整个一生都不会出现几次。

走出店门，拦了辆出租车。由于浑身脏污，等了好些时回才碰上一辆肯停下来的。司机是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助手席上放一台组合音响式的大型收录机，里面流出警察乐队的歌声。我大声告以去处，然后深深缩进坐席。

“喂，怎么脏成这样？”司机对着后望镜问道。

“在雨中抓打起来了。”女郎回答。

“嗬，厉害厉害。”司机说，“不过也太狼狈了。脖子侧面红一块青一块的。”

“知道。”我说。

“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司机说。

“为什么？”胖女郎问。

“我只拉看上去喜欢听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哪伯脏点也无所谓，只听这个就足够开心的了。喜欢《警察》？”

“差不多。”我适当应和一句。

“公司嘛，偏偏不让放进这种歌，要我用收音机放电台的音乐节目。开哪家的玩笑！什么玛蒂啦松田圣子啦，谁听那无聊玩艺儿！《警察》才叫绝！听一天都听不厌。莱戈也蛮好。你看呢，莱戈如何？”

“不坏。”我说。

《警察》磁带转罢，司机给我们听鲍勃·马利的恋歌。仪表板堆满盒式磁带。我早已筋疲力尽，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谈不上欣赏音乐。但不管怎样，能让坐他的车已算是谢天谢地了。我从后面木然望着司机一边扶方向盘一边用肩头打着拍子。

开到我住处门前停下，我付罢车费下车，给了一张千元小费：

“买磁带好了。”

“太高兴了！”司机说，“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过，你不认为再过10年15年世上大多数出租车都会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觉得那样很好？”

“是很好。”我说。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里逊已死有10多年了，我还从未碰上哪辆出租车放着德阿兹的音乐赶路。世间有变化的有不变化的。不变此的永远一成不变。出租车上的音乐便是其中之一。出租车收音机播收的永远是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谈或棒球赛转播之类。商店扩音器传出的是雷蒙·卢浮布尔的管弦乐，酒吧散的是波尔卡舞曲，年末商业街上听到的是本查兹的圣诞歌。

我们乘电梯上楼。房间的门本应依然处于合叶脱尽的状态，不料不知何人已将门整个嵌入门框，乍看似乎门关得好好的。谁干的不晓得，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我像克罗马尼翁人打开洞门那样卸掉不锈钢门，把女郎让入室内，又从里面把门移过来，以免房间暴露。而后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盗链。

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昨天那狼狈场面是自己的错觉。原先所有四脚朝天的家具全部各就各位，一片狼藉的食品被清除干净，打碎的瓶罐和餐具的残片了无踪影，书和唱片返回书架，衣服被收进立柜，厨房卫生间卧室也已被擦洗得闪闪发光，地板不见半点垃圾。

不过若仔细检查，仍可随处发现遗痕。打烂的显像管如时间隧道一样赫然开着空洞；电冰箱呜呼哀哉，里边空空如也；四分五裂的衣服己被统统扔掉，剩下来仅能装满一小皮箱；餐橱里仅存几个盘子和玻璃杯；挂钟停了；没有一件电器运转正常。显然，有人把不堪再用的东西挑出处理掉了，房间因而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宽宽敞敞，别无多余之物，甚至必不可少的东西想必都不止缺少一种。然而我又有些茫然，弄不清对于现在的我到底何为必不可少之物。

我去卫生间打开煤气热水器，确认未被损坏之后，开始往浴槽里放水。香皂刮须刀牙膏毛巾洗头剂基本剩在那里，淋浴也没有问题。卫生间应当有许多物品不翼而飞，但我想不起失去的是什么，一件也想不起。

我往浴槽放水和巡视房间的时间里，胖女郎躺在床上看巴尔扎克的《农民》。

“法国也有水獭，嗯？”她说。

“有的吧。”

“现在也有？”

“不晓得。”我回答。这种事我哪里晓得。

我坐在厨房椅子上，动脑思索究竟何人为我收拾了这形同垃圾场的房间。是有人出于某种目的富有耐性地彻头彻尾拾掇了房间。或许是那两个符号士，也可能是“组织”里的人。我无法想象他们所思所为依据的是何基准。但不管怎样，我都感谢谜一样的对方把房间整理得如此整洁漂亮。回到这样的房间的确令人心情舒畅。

水放满后，我让女郎先洗。女郎在书里夹上一枚书签下床，在厨房三下两下脱去衣服。脱得十分潇洒自然，我不由坐在床沿怔怔看着她的裸体。她的体形很妙，既像孩子又像大人。浑身都是白白嫩嫩的肉，俨然普通人的身体上上下下涂了一层果冻。而且胖得十分匀称，不注意险些忘记她胖这一事实。胳膊大腿脖颈腰部都膨胀得赏心悦目，如鲸鱼一般珠滑玉润。较之身体，乳房并不很大，紧绷绷地隆起。臀部也丰满得恰到好处。

“我的体形不差吧？”女郎从厨房问我。

“不差。”

“使肉长到这个程度是件很辛苦的事，要吃很多很多饭，还得吃蛋糕啦油炸的东西啦等等。”

我默然点头。她洗澡时，我脱去衬衫和湿裤子，换上剩下的衣服，倒在床上思忖下一步怎么办。时间已近11点半。剩余时间仅有24小时多一点点。必须好好筹划一番才行，决不能让人生最后24小时稀里糊涂地过去。

外面仍然下雨，静静的细细的雨，几乎分辨不出。若窗前没有雨滴顺檐滴下，甚至下没下雨都无从知晓。汽车不时从窗下驶过，传来溅起路面薄薄积水的声响。也可听到几个小孩招呼谁的声音。女郎在卫生间哼着听不清旋律的小曲，大概是她自己创作的。

躺在床上不久，睡意汹涌袭来，但不能就势睡去。一睡必是几个小时，什么也做不成。

但若问不睡干什么，自己也全然不知干什么好，我取下床头灯伞上的橡胶圈，摆弄了一会又放了回去。反正不能呆在房间不动，闷在这里一无所得。要去外面做点什么。至于做什么走到外面再作打算不迟。

想来，人生仅剩24个小时这点颇有点妙不可言。该干的事原本堆积如山，实际上却一个也想不起来。我又取下台灯伞的橡胶圈，用手指来回旋转。蓦地，我想起超级商场墙壁上贴的法兰克福旅游宣传画：有河，河上有桥，河面浮着天鹅。地方似乎不坏。去法兰克福终此一生倒也十分可取。问题是24小时以内不大可能赶到，即使可能也要被塞在飞机座位十几个小时，不得不吃机上那索然无味的食品。况且亲眼目睹时又未必有画上的那么好看。看来无论如何只能如此心灰意冷地结束此生了，无可回避。既然这样，也就无需计划旅行。旅行太费时间，而且大多都不如预想的那般开心惬意。

终归我能想得起来的，只有同女孩一起美美吃上一顿喝上一通。此外没有任何感兴趣的事。我翻开手册，找到图书馆电话号码，拨动转盘，找来负责参考文献那个女孩。

“喂喂。”女孩招呼道。

“最近有关独角兽的书，实在谢谢了。”我说。

“哪里哪里，应该谢谢你的招待才是。”

“如果方便的话，今晚再吃一顿如何？”我放出引线。

“吃一顿？”她重复道，“今晚有研究会呀！”

“研究会？”我也复述一遍。

“关于河流污染的研究会。噢，例如合成洗衣粉造成鱼类灭绝等等，就研究这个。今晚轮到我报告研究成果。”

“倒像很实用的研究。”我说。

“嗯，那当然。所以如果可能，吃饭的事最好改到明天，好么？明天周日，图书馆休息，尽可慢慢来。”

“明天下午我已不在。电话中说不清楚，总之我要远离一段时间。”

“远离？旅行不成？”她问。

“算是吧。”

“对不起，等一下。”

女孩似在接待来参考文献室商谈什么的人。从听筒不难感觉出周日图书馆大厅的光景：一个小女孩大嚷大叫，父亲则好言劝慰。看来世界安然无恙。人们在图书馆借书，站务员向无票乘车者投以火眼金睛，赛马场的马在雨中飞奔。

“关于民房拆迁的资料，”女孩解答对方提问的语声清晰可闻，“下5号书架上有3册，请到那边看看。”

接着又向对方说了什么。

“抱歉抱歉，”女孩返回拿起听筒，“OK，好了，研究会就算啦。肯定给大家说三道四。”

“对不起。”

“没什么。反正这一带河里鱼已死绝，我的研究成果迟一周报告也无所谓。”

“那怕也是。”我说。

“在你那里吃？”

“不不，我的房间报废了。电冰箱一命呜呼，餐具也几乎荡然无存。做不成饭菜。”

“知道。”她说。

“知道？”

“嗯，不是收拾得很整齐吗？”

“你收拾的？”

“当然。不行么？今早上班顺路前去送另一本书，发现门掉了，里面乱七八糟，就打扫一下，上班倒是晚了点儿。也算是对你招待的回报吧。帮倒忙了？”

“哪里哪里，”我说，“实在求之不得。”

“那，傍晚6点10分左右能来图书馆门前接我？只有星期日6点闭馆。”

“好的。”我说，“谢谢。”

“不客气。”说罢，女孩放下电话。

我正在寻找吃饭时穿的衣服，胖女郎从卫生间出来，我把毛巾和浴巾递给她。女郎接过却是不动，在我面前伫立片刻。洗过的头发紧紧贴着额头和脸颊，尖尖的耳朵从中直挺挺竖起，耳垂上仍戴着金耳环。

“总是戴着金耳环洗澡？”我问。

“那自然。上次不是说过么？”女郎答道，“绝对掉不下来。别担心。喜欢这耳环？”

“是不错。”我说。

卫生间晾着她的内衣、裙子和衬衫。粉红色胸罩粉红色三角裤粉红色裙子粉红色衬衫。泡在浴糟里一瞧见这些物件，两个太阳穴便一剜一剜地作痛。我本来就不喜欢什么内衣长筒袜晾在卫生间里。原因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喜欢。

我三下五除二洗了头发，洗了身体，刷了牙，刮了须。而后走出卫生间拿浴巾擦干身体，穿上裤头和长裤。尽管卤莽的行动接二连三，但腹部伤痛却比昨天轻了许多。洗澡前我甚至想不起还有伤口在身。胖女郎坐在床上，一面用风筒吹头发一面继续看巴尔扎克。窗外细雨依然，没有止息的迹象。如此目睹卫生间晾的内衣，床上坐着女孩用风筒吹发看书，外面细雨飘零的时间里，我恍若回到了几年前的婚姻生活。

“不用风筒？”女郎问。

“不用。”

风筒还是妻子离家出走时留下的。我头发短，用不着吹风。我坐在她身旁，背靠床头闭起眼睛。一闭眼，黑暗中便有各种颜色时闪时灭。想来，我足有好几天没像样睡过觉了，每次躺下都有人来把我叫醒，以致现在一合眼皮，顿时睡意急不可耐地将自已拖进深重的黑暗，犹如夜鬼之手企图把我拉入暗处。我睁开眼睛，双手搓脸。由于时隔好久才洗脸刮须，皮肤紧如鼓面。搓脸简直像在搓别人的脸。被蚂蝗叮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痛。想必两条蚂蝗没少吸我的血。

“嗳，”女郎把书放在一边，“真的不想让人喝精液？”

“现在不想。”

“没那个情绪？”

“嗯。”

“不想同我睡觉？”

“现在不想。”

“嫌我胖？”

“哪里，”我说，“你的身子十分诱人。”

“那干吗不想睡？”

“不明白。”我说，“原因我不明白。总觉得现在不该同你睡。”

“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还是因为违背你的生活伦理？”

“生活伦理。”我重复一句。这四个字眼很是不同凡响。我眼望天花板思索了一会。

“不，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两码事。可能近乎本能或直感吧。或者同我的记忆倒流有关。很难解释清楚。其实我现在极想同你睡觉，但有某种东西从中作梗，说眼下不到时候。”

女郎胳膊支在枕头上凝视我的脸。

“不是说谎？”

“这方面是不说谎的。”

“真那样想？”

“那样感觉。”

“可有证据？”

“证据？”我愕然反问。

“就是说可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相信你想同我睡觉？”

“已经勃起。”我说。

“看一眼！”

我略一迟疑，终归还是脱掉裤子亮相。我实在筋疲力尽，无心继续争辩，况且我已不久人世。

“唔。”女郎看着我说，“可以摸摸？”

“不行。”我说，“作为证据总可以了吧？”

“也罢，算啦！”

我提起了裤子。外面传来重型卡车从窗下缓缓驰过的声响。

“什么时候返回你祖父那里？”我试着问。

“睡一会，等衣服干就走。”女郎说，“水要到傍晚才能消，消了才好再经地铁返回。”

“这种天气晾衣服，得等到明天才能干。”

“真的？”她说，“那如何是好？”

“附近有家自动洗衣店，去那里烘干就是。”

“可我没出门衣服啊！”

我歪头想了想，但想不出好办法。结果只好由我跑去自动洗衣店把她的衣服扔进烘干机。我走进卫生间，将她的湿衣服塞入德意志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然后从剩的衣服中挑出橄榄绿短裤和蓝色带扣开领衫穿了。鞋穿的是茶色皮鞋。这么着，剩给我的宝贵时间的几分之一便将在自动洗衣店那寒伧的电镀椅上毫无价值地消耗掉。时间已指向12点17分。

32.世界尽头（垂死的影子）

打开看门人小屋，看门人正在后门口劈柴。

“看样子要下大雪喽，”看门人手持斧头说道，“今早死了4头，明天估计死得更多。今冬冷得特殊。”

我摘下手套，走到炉前烤手。看门人把劈得细细的木条捆起搬进仓库，关好后门把斧头放回墙根。而后来到我身旁同样烤手。

“看来往后一段时间我得一个人烧独角兽的尸体了。那些家伙活着的时候倒没少给我乐趣。不过也没办法，毕竟是我的工作嘛。”

“影子的情况相当不妙？”

“不能说是很妙。”看门人摇晃着肩上的脖子说，“不大理想。三天卧床不起了。我当然打算尽我的努力照料，可寿命这东西是谁也奈何不得的。人能办到的事有限。”

“可以见影子么？”

“啊，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仅限30分钟。30分钟后我得去烧独角兽。”

我点下头。

看门人从墙上摘下钥匙串，打开通往影子广场的铁门，在我前头快步穿过广场，打开影子小屋让我进去。小屋里空空荡荡，一件家具也没有，地板直接铺的是冰冷冷的砖块。寒风从窗缝吹进，仿佛空气都要冻僵。简直同冷库无异。

“这怪不得我，”看门人自我辩解似的说，“不是我故意把影子塞进这种地方。让影子住这里是早已有之的规定，我不过照章办事罢了。你的影子还算幸运的，糟糕时候甚至两三个影子一起住在这里。”

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我便默默点头。我是不应该把影子丢在这种地方不理不管的。

“影子在下面。”他说，“往下去。下面多少暖和些。只是有点臭味。”

看门人走到墙角，拉开潮乎乎的黑木拉门。里面没有楼梯，仅有架简易梯子。看门人自己先爬下几格，然后招手让我跟下。我拍掉大衣上的雪，跟他下去。

一进地下室，粪便味首先扑鼻而来。由于没窗，臭气全都憋在里面。地下室大小如贮物室，床就占了三分之一。彻底消瘦下去的影子脸朝这边躺在床上。床下可以觑见瓷马桶。有一张东摇西晃的旧木桌，桌上点着一支已燃烧多时的蜡烛，此外见不到任何灯盏和暖气片。

地板就是裸土地，满屋子潮湿的寒气，几乎冷入骨髓。影子把毛巾被一直拉到耳根，用毫无生气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朝上看着我。老人说得不错，怕是活不长久了。

“我这就走了。”看门人大概受不住臭气，“往下你们两个聊吧，聊什么都行，影子已没有力气同你合为一体了。”

看门人消失后，影子注意一会动静，招手把我叫到枕旁，低声道：

“麻烦你看一下看门人是不是站着偷听，好么？”

我点头爬上梯子，开门观望外面的情形，确认没有任何人影，然后返回。

“谁也没有。”我说。

“有话跟你说。”影子开口道，“其实我并没有你看到的那么衰弱，不过是为蒙混看门人演的一场戏。身体相当虚弱固然不是假象，但呕吐卧床纯属逢场作戏。站起来走路完全不成问题。”

“为了逃走吧？”

“那还用说！要不然何苦这么折腾。我已经赚了三天时间，三天内要逃出才行。三天后我可能真的再也站不起来。地下室的空气对身体非常有害。冷得要命，骨头都像吃不消。外面天气怎么样？”

“下雪。”我双手仍插在大衣袋里说，“入夜会变得更冷。这次寒流恐怕非比一般。”

“一下雪独角兽就死很多。”影子说，“一死很多看门人的工作量就增大，我们就趁此时逃离这里，趁那家伙在苹果林里烧独角兽的时候。你摘下墙上挂的钥匙串开门，两人一起逃。”

“从城门？”

“城门不行。门外上着锁，再说逃出去也免不了当即给看门人逮住。围墙也没办法，高得只有鸟飞得过。”

“那么从哪里逃呢？”

“交给我好了。计划已经周密得不能再周密。毕竟充分收集了有关这镇子的情报。你的地图我差点看出洞来，从看门人那里也了解了许多情况。那家伙以为我不会逃走，不厌其烦地讲了镇上的事情。幸亏你麻痹了那家伙的警惕性。时间倒比起初预想的花得多，不过计划本身一帆风顺。看门人说得不错，我是没了同你合为一体的力气，但若跑去外面即可恢复如初，那时再同我合成一个人。如果成功，我就可以不在这种地方送命，你也能使记忆失而复得，恢复原来的你自身。”

我一声不响地盯视蜡烛火苗。

“怎么样，到底？”影子问。

“所谓原来的自身究竟又是什么呢？”

“喂喂，怎么搞的，你总不至于还在执迷不悟吧？”

“是执迷不悟，真的执迷不悟。”我说，“首先我想不起原来的自身是怎么回事。那个世界果真值得我回去，那个自身果真值得我恢复不成？”

影子刚要开口，我扬手制止。

“等等，让我说完。对过去的自身我忘得一干二净，现在的自身已经开始对这镇子产生一种类似眷恋的感情。一来倾心于在图书馆认识的女孩，二来大校也是个好人。冬天诚然冷不可耐，而其他季节则风景十分迷人。在这里，大家互不伤害，相安无事。生活虽说简朴，但并不缺什么，而且人人平等。没有人飞短流长，更不争夺什么。劳动倒是劳动，但都觉得乐在其中。那是纯粹为了劳动的劳动，不受制于人，不勉强自己。也不羡慕他人。没有忧伤，没有烦恼。”

“也不存在金钱、财产、地位。既无诉讼，又无医院。”影子补充道，“而且不必担心年老，无需惧怕死亡，对吧？”

我点头道：

“你怎么看？我到底又有什么理由非离开镇子不可呢？”

“是啊。”说着，影子从毛巾被中拿出手，用指头揉了揉干巴巴的嘴唇，“你说得很有些道理。假如存在那样的世界，那便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只要你喜欢，你怎么做都可以。我也心安理得地死在此处。问题是，有几件事你忽视了，而且事关重大。”

影子开始不住声地咳嗽。我等待他平息下来。

“上次见面，我就说这镇子是不自然不正常的，并且不自然不正常得自成一统。刚才你说的是它的一统性和完全性。所以我要说它的不自然性和不正常性。注意听着：首先，世上是不存在完全性的——尽管它是一个中心命题——如同理论上不存在永恒的机械一样，这点上次已经说过。熵总是不断增大，而镇子究竟将其排往何处呢？的确，这里的人们——看门人另当别论——谁也不伤害谁，谁也不怨恨谁，谁都清心寡欲。大家自我满足，和平共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不具有心这个东西。”

“这点我也是清楚的。”我说。

“镇子的完全性建立在心的丧失这一基础上。只有使心丧失，才能将各自的存在纳入被无限延长的时间之中。也惟其如此，人才不会衰老，不会死亡。第一步就是将影子这个自我的母体撕掉隔离开来，等待他死去。一旦影子死了，往下便没有太大问题，只消把每天生出的类似心的薄膜样的东西搔出即可。”

“搔出？”

“这点一会再说。首先是心的问题。你说这镇子上没有争夺没有怨恨没有欲望。这固然可钦可佩。若有力气，我也想为之鼓掌。可是，没有争夺没有怨恨没有欲望，无非等于说没有相反的东西，那便是快乐、终极幸福和爱情。正因为有绝望有幻灭有哀怨，才有喜悦可言。没有绝望的幸福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其次当然还有爱情这个问题。你提到的那个图书馆女孩也不例外。你或许真心爱她，但那种心情是没有归宿的。因为她已经没有心。没有心的人不过是行走的幻影。将这幻影搞到手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莫非你追求那种永恒的生不成？你自身也想沦为幻影不成？我如果死在这里，你也势必与他们为伍，永远别想离开这座镇子。”

令人窒息般的冰冷的沉默久久笼罩着地下室。影子又咳了几声。

“可我不能把她丢在这里不管。无论她是什么，我都在爱她需求她。若现在逃走，事后必然后悔。而一旦离开，就不可能重新返回。”

“罢了罢了，”影子欠起身，靠在床失，“说服你看来要花不少时间。我们是旧交，完全知道你这人相当顽固不化，但也没想到事到如此紧急关头还缠上这等伤脑筋的琐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我再加上女孩三人逃离这里却是不可能的哟！没有影子的人无法在外面生活。”

“这个我完全清楚。”我说，“我是说你一个人逃离这里如何？我来帮忙。”

“不，你还是不大明白。”影子头靠墙壁说道，“如果我独自离开而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势必陷入绝望的境地。这点看门人已经告诉我了。影子这东西无论哪一个都必定死在这里。即使跑到外面的影子临死时也要返回这里而死。不死在这里的影子，即使死了也只能是不完全的死。就是说，你必须永远带着心活下去，而且是在森林里。森林里居住的都是未能彻底抹杀影子的人们。你将被赶去那里，永远带着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森林里彷徨。森林知道吗？”

我点头。

“但你不能把她领进森林。”影子继续道，“因为她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她已没心。完全的人住在镇上。而不能住森林。所以你将孤身一人。既然这样，留下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人们的心都去哪里了？”

“你不是在读梦么？”影子不无惊讶地问，“读梦为什么还不知道？”

“反正不知道。”我说。

“那么我教给你：心已经由独角兽带出墙外，这也就是搔出一词的含义。独角兽吸取、回收入们的心，带往外面的世界。及至冬日来临，便将那样的自我贮存在体内死去。杀死它们的既非冬天的寒冷又不是食物的匮乏，而是镇子强加于它们身上的自我的重量。等春天一到，便有小独角兽降生。生的小独角兽同死的大独角兽数量相等。而小独角兽长大之后，又同样背负人们被清扫出去的自我走向死亡。这便是完全性的代价。这种完全性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就是把一切推到弱小者身上加以保存不成？”

我缄口不语，兀自注视鞋尖。

“独角兽一死，看门人便切下头骨，”影子继续说，“因为头骨中精确地镌刻着自我。头骨被处理干净之后，埋入地下一年，等其能量平稳下来便送进图书馆书库，通过读梦人的手释放到大气中。所谓读梦人——就是指你——是影子尚未死掉的新来镇子的人所担任的角色。读梦人读出的自我融入大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所谓‘古梦’。总之一句话，你的作用就像电的地线。我说的意思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

“影子一死，读梦人便不再读梦，而同镇子打成一片。镇子便是如此在十全十美的环境中永远运转不止。不完全的部分强加给不完全的存在，自身只一点点吮吸沉淀后的清液维持生命。难道你认为这是正确的？是真正的世界？是事物应有的面目？好么，你要从弱小者不完全者的角度看问题，立场要站在独角兽和森林居民一方。”

我久久凝视蜡烛的火苗，直到眼睛作痛。然后摘下眼镜，用指尖拭去溢出的泪水。

“明天3点钟来。”我说，“你说得对，这里不是我呆的跑方。”

33.冷酷仙境（雨日洗涤物、出租车、鲍勃·迪伦）

正值周日，又是雨天，4台自动烘干机塞得满满的。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和购物袋分别挂在烘干机把手上。烘干室有3个女子。一个是三十六七岁的主妇，另两个看样子是附近女子大学宿舍里的女生。主妇百无聊赖地坐在电镀椅上俨然看电视似的定定看着旋转的洗涤物。两个女大学生则并肩翻开《丁丁》。我进去时她们朝我这边瞟了几眼，旋即把目光收到自家洗涤物和自家杂志上去。

我把德意志航空公司的塑料袋置于膝头，坐在椅上排号等待。女大学生两手别无他物，看来东西已全部投入烘干机转筒。这样，4台烘干机若有一台空出，便非我莫属。估计不至于久等，我松了口气。在这等场所眼望旋转的洗涤物消磨一个小时——光这么一想都令人扫兴。剩给我的时间已仅有24小时。

我在椅子上放松身心，茫然注视着空间中的一点。烘干室荡漾着衣服干燥当中特有的气味和洗衣粉味儿混合而成的奇异气味。身旁两个女大学生谈论毛衣图案。两个都算不上漂亮。乖觉的女孩断不至于周日午后在烘干室里看什么杂志。

出乎意料，烘干机怎么也停不下来。烘干机自有烘干机的法则，“等待过程中烘干机半永久性地旋转不已”便是其一。从外面看去洗涤物本已彻底烘干，然而硬是不肯停转。等了15分钟，转筒还是不停。这时间里一个身段苗条的年轻女子提着一个大纸袋进来，

将一大包婴儿尿布塞入洗衣机，打开洗衣粉袋撒进去，合上盖子往机器里投硬币。我原想闭目打个瞌睡，又担心睡着时转筒停转而由后来者投入衣服。果真那样，又要白白耗费时间，只好勉强打起精神。

我不由后悔：带本杂志来就好了。若看点什么，便不至于昏昏欲睡，时间也转瞬即逝。不过我弄不清快速打发时间到底正确与否。对现在的我来说，大约应该慢慢受用时间才对。可问题是在这烘干室里慢慢受用时间又有何意义呢？恐无非扩大消耗而已。

一想到时间我就头痛。时间这一存在委实过于空洞。可是，一旦将一个个实体嵌入时间性的框架中，随后派生出来的东西究竟是时间属性还是实体属性又令人无从判断。

我不再思考时间，转而盘算离开烘干室后如何行动。首先要买衣服，买像样的衣服。裤子已无暇修改，在地下决心定做的苏格兰呢料西装也难以实现。固然遗憾，但只好放弃。裤子可用短裤凑合，就买件轻便西服、衬衫和领带算了。另外要买件雨衣。有了它去任何地方的饭店都不在话下。购齐衣服约需一个半小时。3点之前采购结束。到6点约会时还有3小时空白。

我开始思索这3小时的用法。居然全无妙计浮上心头。睡意和疲顿干扰思路的运转，而且是在我鞭长莫及的远处干扰。

我正在一点点清理思绪，最右边那台烘干机的转筒停止了旋转。确认并非眼睛的错觉之后，我环视四周：无论主妇还是女大学生都只是朝转筒投以一瞥，坐着岿然不动，全无从椅子上欠身的意思。于是我按照烘干室的规则打开烘干机的盖子，把躺在烘干机底部的暖乎乎的洗涤物塞进挂在门把手上的购物袋，再将我这航空袋里的东西倾倒一空。然后关门投币，返回坐椅。时针指在12时50分。

主妇和女大学生从背后静静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继而目光落在我已放入洗涤物的烘干机转筒里，又瞥了下我的脸。我也抬起眼睛，看了看容纳我带来的衣物的转筒。根本问题在于我投入的洗涤物的数量非常之少，又清一色为女人的外衣和内衣，而且无一不是粉红色。

不管怎么说都未免过于惹人注目。我烦躁得不行，便把塑料袋挂在烘干机把手上，到其他地方消磨这20分钟。

霏霏细雨一如清晨绵绵下个不停，仿佛向世界暗示某种状况的出现。我打伞在街上兜来转去。穿过幽静的住宅地段，便是商店鳞次栉比的马路。有理发店，有面包店，有冲浪器材店（我揣度不出世田谷区何以有这种商店），有香烟店，有糕点店，有录像带出租店，有洗衣店。洗衣店前一块招牌写道：雨天光顾降价一成。为什么雨天洗东西便宜呢？我无法理解。洗衣店里边，秃脑袋店主正神情抑郁地在衬衫上烫熨斗。天花板垂着好几条粗长青藤般的熨斗拉线。店主居然亲手熨衣服——此店显然古风犹存。我对店主油然生出好感。若是这样的洗衣店，想必不会用钉书器在衬衫襟上固定取衣编号。我根时厌这点，所以才不把衬衫送去洗衣店。

洗衣店前有个长条凳样的木台，上面摆几盆花。我细心看了一会，竟无一种花叫得出名。至于为什么叫不出花名，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盆花一看就知道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品种，我觉得若是地道的人，应该一一晓得才对。房檐落下的雨滴拍打着盆中的黑土。凝神注视之间，不禁一阵感伤：在这世上活了整整35个年头，居然叫不出一种极为普通的花的名称。

仅就一间洗衣店看来，自己都有不少新的发现。对花名的无知即是其一，雨天洗衣便宜又是一个。几乎每天在街上行走，竟连洗衣店前有长条凳这点都视而未见。

长条凳上爬有一只蜗牛。对我来说又多了一项新发现。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蜗牛这东西仅仅梅雨时节才有。不过仔细想来，假如蜗牛惟独梅雨时节出现，那么其他季节它又在何处做什么呢？

我把10月的蜗牛投入花盆，又放在绿叶上。蜗牛在叶片上东摇西晃地摆动了一会，打斜安顿下来，一动不动地环视四周。

接着，我转回香烟店，买了一盒百灵鸟牌长度过滤嘴和一个打火机。本来烟5年前便已戒了，但在这人生最后一天吸一两盒怕也无甚害处。我在香烟店前叼上一支“百灵鸟”，用打火机点燃。好久不曾吸烟，嘴唇有一种始料未及的异物感，我慢慢吸入一口，缓缓吐出。

两手指尖微微发麻，脑袋晕晕乎乎。

往下我又去糕点店买了4块糕点。哪一个上面都带有一长串法文名称，装入盒后竟想不出到底买了什么。法语那玩艺儿一出大学校门便忘个精光。西式糕点店的店员清一色是冷杉树一般高个子女孩，和服带子的扎法实在惨不忍睹，我还从未碰到过个高而手巧的女孩。不过我不晓得这一理论能否世间通用。仅仅是我个人的巧合也未可知。

相邻的录像带出租店是我常去之处。店主夫妇年纪同我相仿，太太长得甚为漂亮。店门口一台27英寸电视荧屏正在播放沃尔特·希金的《拳击者传奇》。查尔斯扮演拳击手贝尔，古姆兹扮演其经纪人。我进去坐在沙发上，看拳击场面来打发时间。

里面柜台内，店主太太一个人值班。见她一副无聊的样子，我劝其吃块糕点。她挑了洋梨馅饼。我捡了块夹心乳酪饼，边吃边看查尔斯同秃脑袋大汉对打的场面。观众大多数以为大汉获胜，我因几年前看过一次，坚信查尔斯必胜无疑。吃罢糕点，开始吸烟。吸到半截，查尔斯便将对方彻底打翻在地。看清之后，我离开沙发。

“再慢慢看一会嘛！”太太劝道。

我说很想看，但洗涤物已经放进了投币式自动烘干机，不能不管。一看表，已经1点25分。烘干机早已停转。

“糟糕糟糕！”我连声叫苦。

“没关系，肯定有人好好取出收进袋子，绝对没人偷你的内衣内裤。”

“那倒是。”我颓然应道。

“下周来时，会有三部希区柯克导演的旧片子进来。”

走出录像带出租店，我沿同一路线返回烘干室，所幸里面已空无一人，只有我放的衣服躺在烘干机底部静等我的归来。4台烘干机仅有一台在转。我将衣服收进塑料袋，提回住处。

胖女郎在我床上睡得正香，或许由于睡得太实，乍看我还以为她死了过去。凑上耳朵一听，尚在微微喘息。于是我从袋里掏出衣服放在枕边，将糕点盒放在床头灯旁。如果情况允许，我真想钻到她身旁大睡一场，偏偏不能。

我去厨房喝了杯水，又蓦地想起小便。便后坐在餐椅四下环顾。但见厨房里水龙头、煤气热水器、换气扇、煤气灶、各种规格的锅和壶、电冰箱、电烤箱、餐橱、菜刀、焊接的大铁罐、电饭锅、咖啡豆粉碎器等不一而足。“厨房”二字说起来简单，却是由各种各样的诸多器具、物品构成的。如此重新审视厨房之间，我在世界井然有序的构成上感到一种异常费解的静谧。

搬进这套公寓时，妻子还在。已是8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经常坐在这餐桌旁独自看书看到深夜。妻子睡觉也十分安静，以致我往往担心她死在床上。尽管我这人并不完全，但也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

想来，我已在这公寓里住了8年。8年前这房间里住着我、妻子和猫。最先弃我而去的是妻，其次是猫。而今我也即将离去。我把失去托盘的咖啡杯作为烟灰缸吸了支烟，按着又喝了杯水。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住8年之久呢？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既非特别称心如意，房租又绝对算不上便宜。太阳过于西晒，管理员也不和蔼可亲。况且住进之后人生并未因此而变得如花似锦，就人口而言也是急剧下降。

但不管怎样，这一切即将打上句号。

永恒的生——我想。不死。

博士说我将进入不死之国。他说这个世界的完结并不意味死，而是新的转换。在那里我将成为我自身，重新见到业已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东西。

或许果真如此。不，可以说是必然如此。那位老人无所不晓。既然他说那是不死的世界，笃定不死无疑。然而博士的话还是一句也不能让我心悦诚服。那些话过于抽象，过于空洞。即使现在这样我已十足地觉得这便是我自身。至于不死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不死性这个问题实在远远超出我贫乏的想像力。倘若独角兽和高墙出现更是不可想象，恐怕还是《OZ国历险记》略为现实一点。

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抓耳挠腮地思索。不错，我是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详细开列起来，说不定有一本大学听课笔记那么厚。既有失去的当时不以为然而事后追悔莫及的，又有相反的情形。而且似乎仍在继续失却各种各样的人、事以及感情。象征我这一存在的大衣口袋里有一个命中注定的洞，任何针线都不能缝合。在这个意义上，纵令有人打开我房间窗扇伸进头来朝我吼道“你的人生是零”，我也无法否认，没有否认的根据。

可我又好像觉得，即使能够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恐怕也还是走回老赂。因为那——继续失去的人生——便是我自身。我除了成为我自身别无选择。哪怕有更多的人弃我而去，或我弃更多的人而去，哪怕五彩缤纷的感情出类拔萃的素质和对未来的企盼受到限制以至消失，我也只能成为我自身，岂有他哉！

更年轻的时候，我也曾设想过成为自身以外的什么的可能性。甚至以为能够在卡萨布兰卡开一间酒吧同英格丽·褒曼相识，或者现实一点——实际上现实与否另当别论——度过与我自身的自我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为此我也曾进行变革自我的训练，《绿色革命》读了，《轻骑军》也看了3遍，不料还是像弯形艇一样终归驶回原处。这就是我自身。我自身无处可去。我自身呆在这里，总是等待我的归来。

人们难道必须称之为绝望？

我不得而知。或许是绝望。屠格涅夫可能称之为幻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称为地狱，毛姆恐怕称之为现实。但无论何人如何称呼，那都是我自身。

我无法想象不死之国是何模样。在那里，也许我真的找回失去的一切，确立崭新的自身。也许有人拍手有人祝福。也许幸福地度过同自己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可是不管怎样，那已是与现在的我无关的另一自身。现在的我拥有现在的我自身。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历史事实。

如此思来想去，终于得出结论：恐怕还是假定自己将在24小时多一点之后死去较为合乎逻辑。而若以为迁往不死之国，事情难免像《唐璜遗训》那样虎头蛇尾。

我将死去——我决定姑且这样认为。这样远为符合我的性格。于是心情多少开朗起来。

我熄掉香烟，走进卧室看了看女郎熟睡中的脸，然后确认裤袋里是否装有我需要的一切。不过仔细一想，对眼下的我来说，已几乎根本不存在需要的东西。除了钱夹和信用卡，还需要什么呢？房间钥匙已无用处。不需要计算士执照，不需要手册，汽车已经扔掉，车钥匙也不需要。不需要小刀，不需要零币。我把裤袋里的零币统统掏出摊在桌面。我先乘电车来到银座，在“波尔·斯求亚特”买了衬衫、领带和轻便西服，用信用卡付了款。穿好往镜前一站，形象相当不坏。橄榄绿短裤的裤线快要消失这点多少不尽人意，但一切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藏青色法兰绒轻便西服加深橙色衬衫这一搭配，赋予我好似广告公司年轻有为的职员那样的氛围。起码看不出是刚在地下往来爬行并且将在21小时后从世上消失之人。

摆正姿势一看，发现轻便西服的左袖比右袖短了1。5厘米。正确说来并非衣袖短，是我左臂过长。不知何以致此。我通常惯用右臂，不曾有勉强使用左臂的记忆。店员说两天内可将衣袖改好，劝我不妨一试。我当然加以拒绝。

“您打棒球什么的吧？”店员边递回信用卡边问。

我说不打什么棒球。

“大多数体育活动都会使身体变形。”店员告诉我，“对西服来说，最好避免过度运动和过量饮食。”

我道谢走出店门。看来世上充满各种各样的法则。的的确确每步都有新的发展。

雨仍然飘飘洒洒。我已没心思买衣服，不再物色雨衣，走进啤酒屋喝了生啤，吃了生牡蛎。不知何故，啤酒屋居然播放勃鲁克纳的交响曲。听不出是第几交响曲，任何人一般都听不出勃鲁克纳交响曲的编号。反正啤酒屋放勃鲁克纳是头一遭。

除我以外，啤酒屋只两桌有顾客：一对年轻男女和一个戴帽子的瘦小老人。老人戴着帽子一口一口喝啤酒，年轻男女则只顾悄悄低语，啤酒几乎没动。雨天午后的啤酒屋大致如此。

我边听勃鲁克纳边往牡蛎上挤柠檬汁，按时针转动方向依序吞进肚去。喝了不大不小一杯啤酒。啤酒屋巨大挂钟的指针差5分指向3点。钟盘下端有两只狮子面对面站着，扭着身子对抱针芯。两只都是雄性，尾巴卷成披大衣样的形状。不一会，勃鲁克纳长长的交响曲放完，换上拉威尔的包列罗舞曲。

要来第二杯啤酒后，我去厕所再次小便。小便怎么等都不结束。自己都不明白何以小便如此之多。不过反正没什么急事，任其慢慢倾泻就是。估计小便共花2分钟左右。背后接连传来“包列罗”。一面听拉威尔的包列罗舞曲一面小便颇有些不可思议，恍惚觉得将永远小便下去。

完成漫长的小便，感到自己好像彻底脱胎成了另一个人。我洗了洗手，对着变形镜照罢自家嘴脸，返回桌旁喝啤洒。想吸支烟，这时才发觉那盒“百灵鸟”忘在了公寓厨房。便叫来男侍，买盒“七星”，讨了火柴。

在这空荡荡的啤酒屋中。时间仿佛停止了脚步。实际上仍在一刻不停地移动。狮子继续相对转体180度，时针已推进到3点10分的位置。我注视着钟针，臂肘支在桌面喝啤酒吸“七星”。无论怎么想，眼盯钟针打发时间都毫无意义可言。但我又想不出替代的好办法。人们的大多数行动，都是以自己仍将生存下去这一点为前提的。倘若去掉这一前提，便所剩无几。

我从衣袋掏出钱夹，逐一清点一遍：万元钞5张，千元钞数张。另一侧衣袋里，20张万元钞同回形针混在一起。除了现金，还有美国运通卡和维萨卡。另有银行现金支票两张。我把两张现金支票折为四折扔进烟灰缸，横竖已无用处。室内游泳池会员证、录像带出租店会员证和买咖啡豆时给的优惠券也同样扔了。留下驾驶证后两枚旧名片也一扔了之。烟灰缸中满满堆着我生活的残骸。这样，最后剩下来的便只有现金、信用卡和驾驶证。

时针指到了3点半时，我欠身离座，付款出店。喝啤酒当中雨已差不多停了，便索性把伞留在伞筒内。征兆不错。雨过天晴，神清气爽。去掉伞后，顿觉如释重负。我很想移身别处，而且最好是人头攒动的地方。我在索尼大厦那里同阿拉伯游客一起观看一会一列列排开的电视画面，然后下到地铁，买了张丸之内线去新宿的车票。刚一入座，立时睡意袭来，等睁开眼睛，电车已驶进新宿站。

走出地铁出站口时，想起来保管在行李寄存处的头骨和模糊运算完毕的数据。虽然事到如今那玩艺儿已全无用场，而且没带取货凭证，但反正无所事事，决定将其领出。我登上车站台阶，走到行李暂存处窗口，说取货凭证弄丢了。

“仔细找过了？”男负责人问。

我说找得好苦。

“什么样的？”

“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提包。”

“耐克标记是什么样的？”

我借用便笺和铅笔，画出如被压得变形的弧形飞标样的耐克标记，在上边注以NlKE字样。男负责人半信半疑地看罢，拿起便笺去货架转了一圈，片刻提着我的包折回。

“这个？”

“是的。”我说。

“可有什么能证明你的住址和姓名？”

我递过驾驶证，男子将其同提包上的标牌对比看了看。然后摘下标牌连同圆珠笔一起放在柜台，叫我签名。我在标牌上签了名，接过提包道声谢谢。

东西自是成功地领出来了，但这带有耐克标记的蓝色运动包怎么看都与我这身装束格格不入。不可能提着耐克运动包同女孩去吃饭。买包替换倒不失为一计。问题是只有大型旅行箱或保龄球箱那样大的才容得下这头骨。旅行箱太重，而若提保龄球箱，还不如索性提这耐克包要好得多。

如此思忖之间，终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方法而言，恐怕还是租一辆小汽车把这包扔到后座上最为地道稳妥。这样既无提包走路的麻烦，又无需顾虑它同衣服的谐调。如果可能，最好租气度不凡的欧洲车。倒不是我对欧洲车情有独钟，但毕竟是我一生中相当特殊的一天，还是相应地乘坐情趣考究的车为好。生来至今，除了几欲报废的“大众”或国产微型车，还没开过别的。

我走进酒吧，借来按行业编排的电话号码簿，用圆珠笔在新宿站附近的四间租车代理店的号码处画上记号，依序拨动电话。哪家代理店都没有欧洲车。这种季节的星期天，一般都不会有车剩在店内，再说压根就不备有进口车。四间店中，有两间根本就没剩下冠以“乘用车”字样的车。另一间剩一辆本田思域。最后一间各剩一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和马克Ⅱ。服务台的女子说都是新车，车内均有音响。我再懒得打电话，决定租那辆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其实怎么都无所谓，本来我对车也没有多大兴致。甚至新型卡利那1800GT和马克Ⅱ是何样式都一无所知。

接着，去唱片店买了几盒磁带。有约尼·玛蒂丝的最佳选曲、杰宾指挥的阿诺德·贝尔克的《净夜》、肯尼·巴列尔的《周日暴风雨》、迪克·艾伦多的《大家的艾伦多》、多列巴·皮诺克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和鲍勃·迪伦的包括《像一块滚石》的磁带。这种搭配固

然杂乱无章，但也只好凑合——自己也搞不清到底在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上想听怎样的音乐。其实坐进车座后，想听的说不定是吉姆斯·泰勒，或许是维娜·华尔兹，也可能是《警察》，或者是嘭嚓嚓也未可知。抑或干脆什么都不想听。总之无从预料。

我将6盒磁带放进提包，去租车代理店看了汽车，递过驾驶证签了名。较之平时常用的车，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的驾驶席竟同宇宙飞船上的毫无二致。若坐惯这卡利那1800GT的人再去坐我的车，很可能看成竖井式民居。我把鲍勃·迪伦的磁带塞进音响机，一边听《看水奔流》，一边不慌不忙地逐一确认仪表盘上的开关。开车当中一旦按错开关，那可就非同小可。

我正在车内逐个检查按钮，接待我的那位态度和蔼的年轻女郎离开办公室走来车旁，问我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女郎的微笑显得冰清玉洁，楚楚可人，极像电视上演技娴熟的广告模特。牙齿莹白，口红颜色得体，双腮毫不松垂。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只是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明白了。”说罢，她又莞尔一笑。她的笑容使我想起高中时代一个女生。那是个聪明利落的女孩。听说后来同大学时代认识的一个革命活动家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而后扔下孩子离家出走，现在无人晓得去了哪里。租车代理店的女郎的微笑使我想的便是这位高中同学。有谁能预料这个喜欢J·D萨林查和哈里逊的17岁女孩几年后居然为革命活动家生下两个孩子后下落不明呢？

“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小心驾驶，我们实在太感谢了。”她说，“近来车上的电脑式操纵盘，不习惯的人很难应付自如。”

我点下头。不习惯的人并非我自己。

“求185平方根的答案，按哪个钮合适？”我问。

“在下一个新车型出现之前怕是难以如愿。”她笑着回答。“这是鲍勃·迪伦吧？”

“是的。”我应道。鲍勃·迪伦正在唱《一路向前》。虽说过了20年，好歌仍是好歌。

“鲍勃·迪伦这人，稍微注意就听得出来。”她说。

“因为口琴比史蒂本·旺达吹得差？”

她笑了。使她笑委实令人惬意。我也还是可以使女孩笑的。

“不是的，是声音特别。”她说，“就像小孩站在窗前定定注视下雨似的。”

“说得好。”我说。的确说得好。关于鲍勃·迪伦的书我看了好几本，还从未碰到过如此恰如其分的表述。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我这么一说，她脸上微微泛起红晕。

“说不好，只是这样感觉的。”

“将感觉诉诸语言是非常困难的事。”我说，“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很少有人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很想写小说。”她说。

“一定能写出佳作。”

“多谢。”

“不过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喜欢听鲍勃·迪伦也真是稀罕。”

“喜欢往日的音乐。鲍勃·迪伦、硬壳虫、多阿兹、巴兹、吉米·亨德利克斯等等。”

“很想再跟你慢慢聊一次。”我说。

她嫣然一笑，歪头沉吟。脑袋转得快的女孩晓得300种回答方法。对于离过婚的35岁男人也该一视同仁才是。我道过谢，躯车前进。鲍勃·迪伦开始唱《再度放歌孟菲斯》。遇见她我的心情好了许多。选卡利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到底没有白选。

仪表板的电子表为4点42分。街上失去太阳的天空正向黄昏过渡。我以蜗牛爬行般的速度沿着拥挤不堪的路朝所住方向驶去。正值周日，加上拥挤，不巧又有一辆绿色小赛车一头扎在载有混凝土预制块的8吨卡车的腰部，致使交通处于近乎无可救药的瘫痪状态。绿色赛车严重变形，俨然谁不小心一屁股坐瘪了的纸壳箱。身穿黑雨衣的几名警察围在旁边，急救车正在连接赛车后面的挂钩。

花了很长时间才穿过事故现场。距会面时刻还有段时间，我便悠悠然吸着香烟，继续听鲍勃·迪伦的磁带。并思索同革命活动家结婚是怎么一回事。能把革命活动家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待吗？准确说来革命当然不是职业。但既然政治可以成为职业，革命也该是其变种才是。这方面的事情我还真不好把握。

莫非下班归来的丈夫在餐桌上边喝啤酒边谈论革命的进展情况不成？

鲍勃·迪伦开始唱《像一块滚石》。于是我不再考虑革命，随着鲍勃·迪伦哼唱起来。

我们都将年老，同下雨一样明确无误。

34.世界尽头（头骨）

我看到了飞鸟。鸟紧贴冰雪覆盖的西山坡飞着，飞出我的视野。

我一边在炉前烤手，一边喝老人泡的热茶。

“今天也要读梦去？瞧这光景雪要积得很深，上下坡有危险。就不能歇一天工？”老人问。

“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歇工。”我说。

老人摇头走出。一会儿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双雪靴。

“穿这个去。这样在雪路上不会滑倒。”

我穿上试了一试，大小正相应。兆头不错。

时间一到，我缠上围巾，戴上手套，借老人的帽子戴好，又把手风琴折起放进大衣袋。我中意这个手风琴，好像一刻都分离不得。

“当心，”老人说，“眼下这时候对你至关紧要。现在出了意外可就再也无可挽回。”

“嗯，我懂。”

不出所料，坑里吹进了不少雪。周围已不见老人的身影，工具也收拾得全然不见。如此下去，明天早上肯定被雪埋得了无痕迹。我站在坑前久久看着吹进坑内的雪，随后转身走下山坡。

雪花漫天飞舞，几米开外便模糊一片。我摘下眼镜揣进衣袋，把围巾一直缠到眼窝下，沿斜坡下行。脚下的鞋钉发出快意的声响，林中不时传来鸟鸣。我不知鸟对雪有何感觉。独角兽们又如何呢？它们在沸沸扬扬的雪中到底思考什么呢？

到图书馆比平时提前了一个小时。女孩已生炉烘暖房间等着我。她拍去我大衣上的积雪，磕掉鞋钉之间沾的冰块。

本来昨天也同样在这里来着，可我仍对图书馆中的光景感到无比亲切。不透明玻璃上映出的昏黄的灯光、火炉上腾起的依依温煦、热气腾腾的咖啡的香气、浸透房间每个角落的古老时间那静静的记忆、她文雅得体的举止——一切都使我有一种阔别重逢之感。我放松身体，一动不动地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我觉得自己即将失去这静谧安然的世界。

“饭现在吃？还是稍后一会？”

“饭不要了。肚子不饿。”我说。

“也好，饿了随时说。来杯咖啡？”

“谢谢。麻烦你了。”

我脱掉手套，搭在炉耳烘烤。而后坐在炉前一根根清点手指似的烤手，望着女孩取下炉上的水壶往杯里倒咖啡的情景。她递给我一杯，随即独自坐在桌前喝自己的咖啡。

“外面雪下得很大，眼前都几乎看不清。”我说。

“呃，要连下好几天呢。直到空中厚厚的云层把雪一古脑儿下完。”

我把咖啡喝了一半，端起杯走到她对面椅子坐下，杯子放在桌面，不声不响地看了一会她的脸。如此凝视之间，我不由黯然神伤，仿佛自己被吸进了什么地方。

“等到雪停的时候，雪肯定积得很厚，厚到你看都没看过的程度。”

“不过我或许看不到了。”

她从杯上抬起眼睛看着我。

“为什么？雪谁都能看到的嘛！”

“今天就不读古梦了，两个人说说话。”我说，“事情非常重要。我有很多话要说，希望你也说说。不碍事吧？”

她揣摸不出我想说什么，只是在桌面交叉着双手，用迷惘的眼神看着我点了下头。

“我的影子已奄奄一息。”我开口道，“想必你也知道，今冬冷得厉害，我想他熬不了多久，无非时间问题。影子一死，我就将永远失去心。所以我现在必须在此决定好些事：我自身的事，你的事，和其他所有这类事情。能够用来思考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即使能够长时间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我想也是同样。结论已经得出。”

我喝了口咖啡，再次在头脑中确认自己得出的结论有无错处。没有错。然而无论选择哪条道路，我都决定性地失去了很多东西。

“我大概明天下午离开这个镇子。”我说，“从哪里如何出去我还不知道，影子会告诉我。我和影子一道离开这里返回原来的世界，在那里生活。我将像从前那样拖着影子，在喜怒哀乐当中年老体衰，最后死去。也许那个世界适合于我，我想。我将在心的操纵支配下生存。这点你可能不会理解……”

女孩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脸——那样子与其说是注视，莫如说是窥看我的脸所在的空间。

“你不喜欢这镇子？”

“你一开始就说过，假如我来此是为了寻找安宁，肯定正中下怀。我的确中意这里的静谧与安详。而且我也知道，要是我彻底失去心，这种静谧与安详就会变得十全十美。镇子上不存在任何使人痛苦的东西。也许我将因失去这镇子抱憾终生。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在这里裹足不前。因为我的心不允许我以牺牲自己的影子和独角兽为代价留在这里。天论我得到怎样的安详平稳，我都不能欺骗自己的心，纵使心在近期内完全消失。这不是同一回事。东西一旦受损，即便彻底消失也仍将永远处于破损状态。我说的意思你可明白？”

她沉默良久，凝神注视自己的手指。杯中的咖啡已不再有热气腾起。房间中一切都静止不动。

“一去不复返了？”

我点点头：

“一旦离开，就永远回不来这里。这点确切无疑。就算我想回来，城门怕也不会敞开。”

“这样你也可以的？”

“失去你是非常难过的事。我爱你。这种心理状态是难能可贵的。我不愿意在不惜使之扭曲变形的情况下得到你。与其那样，还不如趁有心之时失去你，这总还可以忍受。”

房间再度陷入沉默，惟独煤块的毕剥声不无夸张地回荡着。炉旁挂着我的大衣、围巾、帽子和手套。每一件都是这镇子给我的。虽说质朴无华，但都沁有我的心。

“我也设想过只让影子逃走而我独自留下。”我对女孩说，“问题是这样一来，我势必被赶到森林里去，再也无法同你相见。因为你不能住在森林里。能住在森林里的只限于影子尚未全部消除而体内仍有心存留之人。我有心，你没有。因此你甚至追求我都不可能。”

她悄然摇头道：

“不错，我是没心。母亲有过，我没有。母亲由于剩心而被赶去森林。我还没对你说过，母亲被赶去森林时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如今有时还想：如果我有心，恐怕会同母亲永远在森林里相依为命。而且，如果育心，我也可以正常地追求你。”

“即使被赶去森林你也认为还是有心好不成？”

她出神地盯着桌面上攥的手指，随后把手指松开。

“记得母亲说过，只要有心，去什么地方都一无所失。可是真的？”

“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是否果真那样。不过你母亲是那样相信的吧？问题是你相信与否。”

“我想我可以相信。”她紧紧盯住我的眼睛说。

“相信？”我愕然反问，“这个你能够相信？”

“或许。”

“喂，好好想想，这点至关重要。”我说，“你能够相信什么——而无论是什么——这点显然是心的作用，懂么？假定你相信什么，相信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如若适得其反，必然有失望随之而来。这便是心的活动。莫非你还有心？”

她摇头道：

“不清楚。我只是回想母亲的事，再往前的事从没想过。我想恐怕仅仅能够相信罢了。”

“估计你身上还残留某种东西同心的存在有关。只是被紧紧关在里面出不来，所以才一直没有被围墙发现。”

“所谓我身上还残留着心，指的可是我也像母亲那样未能彻底消除影子？”

“不，大概不是的。你的影子的确已死在这里，被埋进苹果林，这点有案可查。但你身上以你母亲的记忆为媒介而有类似心的残影或断片的东西存留下来，想必是它使你摇摆不定。如果顺这条线走下去，应该可能到达某个地方。”

房间中静得近乎不自然，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外面飘舞的雪花吸尽。我觉得围墙似乎在某处屏息敛气地倾听我们的谈话。实在过于寂静了。

“谈谈古梦好了。”我说，“你每天生成的心都被独角兽吸去成为古梦对吧？”

“嗯，那是的。影子死后，我们的心便被独角兽们吸得一点不剩。”

“既然那样，我应当可以从古梦中一个个解读你的心吧？”

“不，那不可能。我的心并非被归结为一个整体吸进去的，而是支离破碎地被很多独角兽吸入体内。那些碎片同别人的碎片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法分辨，你不可能认出哪个是我的思绪哪个属于别人。不是吗？这以前你一直在读梦，不是猜不出哪个是我的梦吗？所谓古梦便是这么一种东西。谁都不能将它解开，它就是要在这混沌状态中归于消失。”

她说的话我完全领悟。我虽然每天读梦不止，却丝毫把握不住古梦的含义。而现在剩给我的时间仅有21小时。我必须在21小时内设法找出她的心。也真是不可思议：在这不死之镇，所有的选择都要求我在有限的21小时内做出。我闭目合眼，做了几次深呼吸。我必须集中全副神经，找出解开谜团的突破口。

“去书库吧。”我说。

“书库？”

“去书库边看头骨边想。说不定能想出妙计。”

我拉起女孩的手离开桌旁，绕到柜台后面，打开通往书库的门。她按下电灯开关，昏黄的光线立时照出架上的无数头骨。头骨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在幽暗中浮现出已变色的白色。它们以同样角度张着嘴，用黑洞洞的眼窝同样凝视着前方的虚空。它们吐出的冰冷冷的沉默化为透明的雾霭笼罩着书库。我们背靠墙壁，久久看着头骨阵列。冷气砭人肌肤，彻骨生寒。

“我的心真的可以解读出来？”她盯着我的脸问。

“我想我可以读出你的心。”我沉静地回答。

“怎么个读法？”

“那还不晓得。”我说，“但肯定读得出。这点我有把握，肯定会有好的办法，而且我肯定找得到。”

“你想辨别落在河里的雨珠？”

“听我说，心这东西同雨珠不同。它既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同别的相混淆。如果你能相信我，就相信我好了。我一定找得到。这里无所不有，又一无所有。我保准能找出我渴求的东西。”

“找出我的心！”稍顷，她这样说道。

35.冷酷仙境（指甲刀、奶油调味酱、铁花瓶）

车开到图书馆是5点20分。时间仍绰绰有余，我决定下车在雨后的街上游逛一会。走进柜台式啤酒屋，边喝啤酒边看电视上转播的高尔夫球，又在娱乐中心玩电子游戏机来打发时间。那是一场用装甲炮歼击渡河而来的坦克阵的游戏。起初我方占上风，但随着战斗的进展，敌方坦克多得竟如铺天盖地的放鼠群，终于攻陷了我方阵地。阵地陷落之际，画面犹发生核爆炸一般全是耀眼的白热光。旋即打出这样一行字：GAME OVER—INSERTCOlN。我顺从地往投币口投入一枚百元硬币。于是音乐四起，我方阵地完好无损地再现出来。这是一场不折不扣为失败而进行的战斗。若我方不败，游戏便永无休止。而永无休止的游戏是索然无味的。那样不但娱乐中心吃亏，我也伤脑筋。不久，我方阵地被再次攻陷，画面又闪出白热光，继而又现出那行字：GAME OVER—INSERTCOlN。

娱乐中心旁边是一间五金店，橱窗里煞有介事地摆着各种各样的工具。有扳手、扳紧器、套装螺丝刀，连电动打钉机、电动螺丝刀也在此一展风姿。还有装在皮套里的一套德国进口的便携式工具。皮套只有女用钱包大小，里边却满满塞着小锯、小锤和电笔。旁边摆着30只一套的雕刻刀。这以前我从未想过雕刻刀竟有30种变化，因此这30种一套的雕刻刀给了我不小的震动，30只刀每只都略有差异，其中几只的形状真叫我猜不出该如何使用。较之娱乐中心的嘈杂，五金店永远静得如冰山背后。光线幽暗的店内柜台旁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中年男子，正用螺丝刀拆卸什么。

我蓦然心动，进店物色指甲刀。指甲刀摆在刮须刀旁边，如昆虫标本摆得整整齐齐。有一个的形状甚是不可思议，如何用法全然叫人摸不着头脑，于是我挑了它拿到柜台。这是枚长约5厘米的不锈钢片，扁平扁平，想象不出按什么地方才能剪掉指甲。

我一到拒台，店主便把螺丝刀和已拆开的小型电气起泡器放在下面，教我如何使用这指甲刀。

“好么，请注意看着。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喏，这不就剪下来了？”

“果然。”我说。

的确是一把极妙的指甲刀。他把指甲刀又恢复成钢片，还给我。我按他说的，再次使之变为指甲刀。

“东西不错。”他俨然泄露天机似的说，“赫格尔产品，终生受用。旅行时方便得很。不生锈，刀刃结实锋利，剪狗爪都没问题。”

我花2800日元买了下来。指甲刀装在小小的黑皮套里。我付罢零币，他又开始拆那起泡器。很多螺丝钉分别按大小放在好看的白碟里。碟中排列的黑色螺丝钉看上去显得喜气洋洋。

买罢指甲刀，我回到车上边听《勃兰登堡协奏曲》边等她。并思索碟中的螺丝钉何以显得喜气洋洋。很可能因为螺丝钉已不再是起泡器的一部分而重新恢复了自己作为螺丝钉的独立性所使然。或许由于主人提供白色碟子这一堪称破格的漂亮居所也未可知。不管怎样，看上去喜气洋洋毕竟令人快慰。

我从衣袋里掏出指甲刀，再次组合起来略略剪了一下指甲尖。又装回皮套。剪切感触不坏。五金店这地方颇有点像受人冷落的水族馆。

临近6点闭馆时分，图书馆大门走出很多人来。看样子大部分是在阅览室用功的高中生。他们大多手提和我的同样的人造革旅行包。细细打量之下，高中生这类存在总好像有点不大自然。其某一部位过于膨胀，而另一部位又略嫌不足。诚然，在他们的眼睛里，我这一存在恐怕显得更不自然。所谓人世便是这么一种东西。人们称之为代沟。

高中生里边也夹杂着老人。老人们在杂志阅览室里看杂志或浏览四大报纸打发完周日午后，便如大象一样贮存好知识，返回等吃晚饭的各自家中。老人们的模样倒不似高中生给人以有欠自然之感。

这些人走光后，传来蜂鸣器的响声：6点。听到这响声，我不由觉得饥肠辘辘——我实在好久不曾有这种感觉了。想来，从清早到现在我只吃了半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小饼和生牡蛎。昨天也差不多没有进食。空腹感犹如巨大的空洞，又黑又深，即使投入地下见到的石块也全无任何反响。我放倒椅背，望着低垂的车顶考虑吃什么东西。所有种类的食物在脑海中忽儿浮现忽儿消失。若浇上白色酱汁再辅以水田芥，螺丝钉也好像能美味可口。

参考文献室的女孩走出图书馆大门时是6点15分。

“你的车？”她问。

“不，租的。”我说，“不大相称？”

“嗯，不大相称。这样式怕该更年轻些的人用吧？”

“租车公司只剩这辆了。并非看中才租的。什么都无所谓了。”

她“唔”了一声，鉴赏似的绕车走了一圈。然后从另一侧车门钻进坐席细细检查，打开烟灰盒，窥看后座。

“《勃兰登堡》？”

“喜欢？”

“嗯，非常喜欢。常听。最好的我认为是科尔·里西特的，不过这个录音较新。呃——谁演奏的？”

“多列巴·皮诺克。”

“喜欢皮诺克？”

“谈不上有多喜欢。”我说，“看见了就买了。倒也不坏。”

“卡萨尔斯演奏的《勃兰登堡》可听过？”

“没有。”

“值得一听。或许算不得正统，但绝对够味儿。”

“下次听。”有没有这个时间我都不知道。时间只剩18小时，还要稍睡一觉。纵令人生剩得再少，也不能眼皮不合地熬到天亮。

“吃什么去？”我试着问。

“意大利风味如何？”

“可以。”

“我知道个地方，去那里好了。挺近的。用料新鲜得很。”

“肚子饿了。”我说，“螺丝钉好像都能吃进去。”

“我也是。”她说，“咦，好一件衬衫！”

“谢谢。”

那饭店从图书馆要开车跑15分钟。沿着弯弯曲曲的住宅街躲人躲自行车缓缓行驶之间，坡路上突然闪出意大利风味饭店。一座白木洋房，大概是将住宅直接转做饭店，招牌也小，不注意怎么也看不出是饭店。店四周是围着高高围墙的住宅地段，高耸的喜马拉雅杉和松树的枝条在薄暮的空中浓墨重彩地勾勒出树的轮廓。

“这种地方居然有饭店，实在不易发现。”我边说边把车停在店前。

店内不很宽敞，只有3张餐桌和一张可兼餐桌的柜台。身扎围裙的男侍把我们领进最里面的餐桌。桌靠窗，窗外可望见梅枝。

“喝的东西，葡萄酒可好？”女孩问。

“随你。”

葡萄酒不比啤酒，我所知无多。她就葡萄酒絮絮叨叨同男侍商议的时间里，我观赏窗外的梅树。意大利风味饭店的院里栽梅树，这点总像有些不伦不类，实际上也许不足为奇。意大利也可能有梅树。连法国都有水獭。葡萄酒定下后，我们打开食谱研究起来。点菜很费时间。先来个冷盘加小虾色拉（淋草莓汁的），又要了生牡蛎、意式牛肝酱、炖墨鱼、奶油茄爪、腌公鱼。另外要了通心粉，她挑了细面条。

“嗳，再另要个浇鱼酱的空心面，每人一半怎么样？”她提议。

“好啊！”我说。

“鱼今天什么样的好？”她问男侍。

“有新鲜的鲈鱼进来。”男侍说，“来个巴旦豆焖鲈鱼如何？”

“好的。”

“我也同样。”我说，“再加个菠菜色拉和蘑菇饭。”

“我加个清煮菜和番茄饭。”

“饭里有不少钡……”男侍不无担心地说。

“没关系，我从昨天早上就几乎没吃东西，她是胃扩张。”我说。

“就像个大黑洞。”她接道。

“请稍候。”男侍说。

“饭后要葡萄汁、柠檬酥和蒸馏咖啡。”她加上一句。

“我也是。”我说。

男侍花了好些时间才写好菜单。他离开后，女孩粲然一笑，看着我的脸。

“不至于为配合我才点那么多东西吧？”

“真的是饿了。”我说，“好久都没饿到这个程度。”

“妙极！”她说，“我不相信饭量小的人，总怀疑那种人在别的地方补充给养。你说是不？”

“不大明白。”我说。是不大明白。

“不大明白是你的口头禅，肯定。”

“或许。”

“或许也是口头禅。”

我无话可说，默默点头。

“为什么？因为所有思想都飘忽不定？”

不大明白，或许——我正在头脑中窃窃私语，男侍走来以御用接骨医为皇太子校正脱臼的姿势，毕恭毕敬地拔下葡萄酒瓶软木塞，斟入杯中。

“‘怪不得我’这句话是《局外人》主人公的口头禅吧，大概。那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呃——”

“姆鲁松。”我说。

“对，是姆鲁松。”她重复道，“高中时代读过。如今的高中生却根本不读什么《局外人》。近来图书馆做过调查。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算不得很了不起的作家，又落后于时代。”

“或许。”我说，“可我喜欢，福楼拜和哈代也蛮不错。”

“新的不看？”

“毛姆有时读一下。”

“毛姆算新作家？这么以为的人如今没几个。”她斜拿着葡萄酒杯说，“就跟投币式自动唱机里不放格德曼的唱片一样。”

“不过挺有意思的。《刮须刀》我读了三遍。虽说不很出色，但读得下去，比相反的好得多。”

“唔——”她显得有些费解，“也罢。这件橙色衬衫你穿倒很适合。”

“多谢。”我说，“你这连衣裙也无与伦比。”

“太谢谢了。”

她穿一件深蓝色天鹅绒连衣裙，领口镶条细细的白边，脖子戴两条银项链。

“接到你电话后回家换的。家离单位近也真是便利。”

“有道理。”我说。是有道理。

冷盘上来不止一个，我们便闷头吃了一会。味道清淡质朴，材料也够新鲜。牡蛎像刚从海底捞出一般缩成一团，带有其赖以生息的大海的气息。

“对了，独角兽的事进行得可顺利？”她边用叉子从壳里剥牡蛎边问。

“一般。”我用餐巾擦去口角沾的墨鱼汁。“基本告一段落。”

“独角兽在哪里来着？”

“在这里。”说着，我用指尖戳了下自己的头，“独角兽在我脑袋里，一大群哩。”

“象征性的？”

“不，不是，几乎没有象征性意义。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的意识中。一个人替我发现的。”

“这倒像很有趣。想多听听，说呀！”

“不怎么有趣的。”说着，我把茄子盘推给她，她则把公鱼盘转过来。

“但我想听，非常想。”

“事情是这样的：每人意识底部都有个本人感觉不到的类似核的东西。就我来说，那是座镇了。镇上有一条河，四周围着高高的砖墙。镇上的居民不能外出，能外出的只有独角兽。独角兽像吸水纸一样把人们的自我和自私吸光带往镇外。所以镇上既无自我又无自私。我便住在这样的镇上。其实我并没有亲眼看过，更多的我也不知道。”

“极有独创性。”她说。

向她说明完后，我才发觉老人一句也未提及河流。看来我正在被一步步拽往那个世界。

“这可不是我故意捏造出来的。”我说。

“即便不是故意，捏造的也是你吧？”

“那倒是。”

“这公鱼不错吧？”

“不错。”

“不过，你不觉得这同我为你读的那段俄国独角兽的故事有些相似？”女孩边用刀切茄子边说，“乌克兰独角兽也是在四面都是绝壁的共同体中生息来着。”

“相似。”

“说不定有某种共同点。”

“是的。”说着，我把手插进衣袋，“有礼物送你。”

“我顶喜欢礼物的。”

我从衣袋掏出指甲刀递给她。她从皮套中取出，惊奇地看着：

“什么，这是？”

“我来试试。”我从她手里接过指甲刀，“看好！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

“指甲刀？”

“对。旅行时方便。恢复原状时把顺序颠倒过来即可。喏！”

我将指甲刀重新变回金属片，还给她。她自已组合成指甲刀，又还原回去。

“有意思，多谢多谢。”她说，“你经常送女孩指甲刀不成？”

“哪里，送指甲刀是头一回，刚才在五金店里想买样东西，就买了它。雕刻刀太大。”

“指甲刀可以，谢谢。这玩艺儿很容易丢到什么地方，得时时塞在挎包的小兜里才行。”

她把指甲刀装回皮套，藏进挎包。

冷盘撤掉后，面条端了上来。强烈的饥饿感仍在持续发展。六个冷盘几乎未在我体内空洞留下任何痕迹。我在较短时间里将相当多的通心粉送入胃袋，又把鱼酱通心面吞了一半。吃掉这许多之后，一团漆黑中才好像现出一线灯光。

吃罢面食等鲈鱼端来之间，我们接着喝葡萄酒。

“对了，”女孩嘴唇贴在酒杯上说道。她的语声因而听起来格外瓮声瓮气，仿佛憋在杯中，“你那被破坏的房间，破坏时用的是某种特殊机器吧？还是很多人一哄而上搞的？”

“没用机器。一个人干的。”我说。

“那人怕是健壮得可以。”

“不知疲劳为何物。”

“你认识的人？”

“头一次见。”

“哪怕在房间里打橄榄球，也不至于弄得那么狼狈。”

“想必。”

“莫不是和独角兽有关？”她问。

“有可能。”

“解决了？”

“没有，至少他们没有解决。”

“你解决了？”

“可以说解决，也可以说没解决。”我说，“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可以说解决；因为并非自己选择的所以可以说没解决。在这一事件上，我的主体性从一开始便没被人放在眼里，就像孤零零一个人加入海驴水球队。”

“于是从明天开始出门远去？”

“算是吧。”

“肯定卷进复杂事件里了吧？”

“太复杂了，我根本摸不着头脑。世界一天比一天复杂：什么核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什么电脑进化什么人工授精什么间谍卫星什么人工心脏什么脑白质切除手术……就连汽车仪表板变成什么样子都不得而知。就我而言，简单说来是被卷入了一场情报大战。总之就是电脑具有自我之前的过渡。权宜之计！”

“电脑迟早会有自我？”

“有可能。”我说，“那样一来，电腕就可以自行组合数据自行计算，谁也偷不去。”

男侍走来，在我们面前放下鲈鱼和米饭。

“我不大理解。”她边说边用鱼刀切鱼，“因为图书馆这地方十分风平浪静。有很多很多书，人们都来阅读，如此而已。情报向所有人公开，谁也不争不抢。”

“我也在图书馆工作就好了。”我说。实际也本该如此。

我们吃掉鲈鱼，饭也吃得一粒不剩，饥饿感空洞终于得以见底。

“鲈鱼真香！”她心满意足地说。

“奶油调味酱在做法上是有诀窍的。”我说，“把青葱切得细细的，和奶油拌在一起，再小心翼翼地烧好。烧时稍一疏忽味道就报销了。”

“喜欢烧菜？”

“自十九世纪以来，烧菜这东西几乎没有进化。至少美味佳肴的做法是这样。材料的鲜度、工序、味道、美感，这些永不进化。”

“这柠檬酥很好吃，”她说，“还能吃？”

“没问题！”若是柠檬酥，吃5个都不在话下。

我喝了葡萄汁，吃了柠檬酥，喝了蒸馏咖啡。柠檬酥确实可口。饭后甜品这东西必须这样才行。蒸馏咖啡口感甚是厚润，仿佛可以盛在手心。

我们刚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投入各自巨大的空洞，领班厨师前来致意。我们告诉他非常满意。

“承蒙吃这么多，作为我们也算做得值得。”厨师说道，“即使意大利，能吃这许多的也没有几位。”

“谢谢。”我说。

领班厨师回制作间后，我们叫来男侍，各要一杯蒸馏咖啡。

“食量上能同我分庭抗礼而又泰然自若的人你是第一个。”女孩说。

“还能吃哩。”

“我家有冷冻比萨饼和一瓶帝王牌威士忌。”

“不坏。”我应道。

她的家果然离图书馆很近，房子是小型商品住宅，独门独院。大门像模像样，还有块足可供一人睡觉那么大的院子。院里看样子几乎见不到阳光，但一角仍好端端长着一棵杜鹃，一直长到二楼。

“房子是结婚时买的。”她说，“分期付款，用丈夫的生命保险金支付。本打算要个孩子，一个人住太大了。”

“也许。”我坐在沙发上打量房间，她从电冰箱里拿出饼放进电烤箱。然后把帝王酒和杯子、冰块放在客厅茶几上。我打开组合音响机，按下盒式磁带放唱键。我随意挑选的磁带里有杰克·马柯夫、迈尔斯·戴维斯和维顿·凯莱等人的音乐。饼烤好之前，我一个人边喝威士忌边听《后卫队员》和《有装饰的四轮马车》。她则为自己打开葡葡酒。

“喜欢旧爵士乐？”她问，

“上高中时专门蹲酒吧听这玩艺儿来着。”

“不听新的？”

“从《警察》到嘭嚓嚓，什么都听。人家让我听的。”

“自己不大听？”

“没必要。”我说。

“他——去世的丈夫——也总是听过去的音乐。”

“像我。”

“是啊，确有点像。是在公共汽车里给人打死的，用铁花瓶。”

“因为什么？”

“在车上看了一眼使发胶的小伙子，对方手拿铁花瓶劈头就打。”

“小伙子干吗拿什么铁花瓶？”

“不知道。”她说，“想不出来。”

我也想不出来。

“居然被人打死在公共汽车上，你不认为死得太惨了？”

“的确，是够可怜的。”我表示赞同。

饼烤好后，我们各吃一半，并坐在沙发上喝酒。

“想看独角兽头骨？”我试着问。

“嗯，想看。”她说，“真带来了？”

“复制的，不是真品。”

“那也想看。”

我走到外面停车处，从车后座取回旅行包。10月初平和的夜晚，令人心旷神怡。原来布满天空的云断断续续地散开，从中透出近乎圆满的月。看来明天是个好天。我折回沙发，拉开旅行包，取出用浴巾缠着的头骨，递给她。她把葡萄酒杯放在桌面，仔仔细细地观察头骨。

“不简单！”

“头骨专家做的。”我喝着威士忌说。

“简直真的一样。”

我止住磁带，从包里掏出那双火筷敲了敲头骨，“咕——”声音一如上次，干巴巴的。

“怎么？”

“头骨的声音各不相同。”我说，“头骨专家能够从声音中读解出各种各样的记忆。”

“妙！”说着，女孩自己也用火筷敲了下头骨，“不像复制品。”

“一个相当执著的怪人制作的嘛。”

“我丈夫的头盖骨完全碎了，声音肯定发不准确。”

“难说，不好估计。”

她把头骨放在桌上，举杯喝葡萄酒。我们在沙发上肩靠肩干杯，眼望着头骨，血肉尽失的独角兽头骨，看上去既像朝我们发笑，又似乎正在尽情地大口吸气。

“放支音乐！”她说。

我从磁带堆里抽出一盒大致合适的，塞进音响，按下键，返回沙发。

“这儿可以么？要不然上二楼？”她问。

“这里可以。”

扩音器中流出帕顿的《故乡行》。时间似乎流往错误的方向。不过错对都无所谓了，只管流往它喜欢的方向就是。女孩拉合临院窗口的花边窗帘，关掉室内电灯，在月光中脱衣服。她摘掉项链，取下手镯式手表，脱去天鹅绒连衣裙。我也取下手表扔到沙发背后。随即脱上衣，解领带，喝干杯底剩的威士忌。

当她把长筒袜裤卷成一团脱光时，音乐正换成查尔斯的《佐治亚州，我的故乡》。我闭起眼睛，两脚搭在茶几上，像搅拌酒杯里的冰块似的搅拌脑袋里的时间。恍惚所有事情都同时发生在遥远的往昔，只有脱的衣服、背景音乐和独白有一点点变化。而这种变化并无什么了不得的意义。飞速旋转几圈，又跑回原处。恰如骑着旋转木马赛跑。谁也超不过谁，谁也不会被超过，终点只此一处。

“好像一切都发生在过去。”我闭着眼睛说。

“当然，”说着，她从我手中拿下酒杯，像剥豇豆筋那样一个个慢慢解开衬衫扣。

“何以见得？”

“因为知道。”言毕，一口吻在我赤裸的前胸，长长的头发落在我的腹部。“统统都是过去一起发生的。不过来回兜圈子而已，对吧？”

我依然闭目合眼，把身体交给她的嘴唇和头发，品味其感触。我想鲈鱼，想指甲刀，想洗衣店门前长凳上的蜗牛。世界充满数不胜数的暗示。

我睁开眼睛，悄然搂过她，手绕到背后解她的胸罩挂钩。没有挂钩。

“前面。”她说。

世界的确在进化。

我们冲罢淋浴，一起裹着毛巾被听克劳斯比的唱片。心情畅快至极。女孩的头发漾出洗发香波的气味儿。沙发虽然弹簧稍硬但仍不失上等沙发，乃是做工讲究时代的遗物，散发着古时阳光的气息。确曾存在理应提供这种沙发的美好时代。

“好沙发！”我说。

“又旧又寒伧，本想换掉来着。”

“还是这样的好。”

“那就不动它。”

我随着克劳斯比哼唱《少年丹尼》。

“喜欢这首歌？”

“喜欢。”我说，“上小学时一次口琴比赛吹过这首歌，还得奖得了一打铅笔。过去口琴吹得无懈可击。”

她笑道：

“人生这东西也真是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她从头放《少年丹尼》。我又随着哼唱一次。唱完第二次，心头不由一阵悲凉。

“走后能写信来？”她问。

“能写。”我说，“如果能从那里寄信的话。”

女孩和我每人一半喝掉瓶底最后剩的葡萄酒。

“现在几点？”我问。

“半夜。”她回答。

36.世界尽头（手风琴）

“是那样感觉的？”女孩问，“你感觉可以读出我的心？”

“感觉非常强烈。本来你的心近得伸手可触，而我却视而不见。解读的方法本应提示在我面前。”

“既然你那样感觉，那就是正确的。”

“但我还不能够找到。”

我们坐在书库地板上，并靠墙壁抬头望着头骨阵列。头骨鸦雀无声，什么也不说给我听，哪怕只言片语。

“你那种强烈感觉恐怕是最近一段时间才有的吧？”她说，“你逐个回想一下影子衰弱之后你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许里边藏有一把钥匙——能用来找到我心的钥匙。”

我在这冷冰冰的地板上闭起双眼，侧耳谛听了一会头骨沉沉的静默。

“今早老人们在房前挖坑来着，不知用来埋什么，非常之大。锹声把我吵醒，简直就像在我脑袋里挖坑。下的雪已把坑埋上了。”

“其他呢？”

“和你一起去了森林发电站。这事你也晓得吧？见了年轻管理员，谈了森林。还参观了风洞上面的发电设备。风的声音很烦人，活像从地狱底层吹上来的。管理员年轻、文静、瘦削。”

“此外？”

“从他那里拿了把手风琴，折叠式的，小巧玲珑。很旧，但发音还准。”

女孩在地板上静静沉思。我觉得书库的气温正一刻刻下降。

“大约是手风琴。”她说，“钥匙定是它！”

“手风琴？”

“逻辑上说得通。手风琴同歌有关，歌同我母亲有关，我母亲同我心的残片有关。不是么？”

“的确如你所说，”我接道，“顺理成章。手风琴有可能是关键。问题是重要一环已经脱落：我连一道歌也想不起来。”

“不是歌也行。让我多少听听手风琴的声音也好，可以么？”

“可以。”说着，我走出书库，从挂在炉旁的大衣口袋掏出手风琴，拿来坐在她身边。我双手插进琴盘两侧的皮带，按了几个和音。

“真是动听！”她说，“声音像风？”

“风本身。”我说，“做出能发各种声音的风，再加以组合。”

她悄然闭目，倾听这和音。

我在能想起的范围内一个接一个弹奏和音，并用右手指探索似的按动音阶。旋律固然无从记起，但无所谓，只消像风一样让她听手风琴声音即可，像鸟一样把心交给风即可，别无他求。

我不能抛弃心，我想。无论它多么沉重有时多么黑暗，但它还是可以时而像鸟一样在风中曼舞，可以眺望永恒。我甚至可以使自己的心潜入这小小手风琴的声音之中。

建筑物外面刮风的声音似乎传到我的耳畔。是冬天的寒风在镇上往来流窜。风绕过高高耸立的钟塔，穿过桥下，摇曳河岸排列的垂柳。它拂动森林无数的枝条，掠过草原，吹响厂区的电线，拍打门扇。独角兽们在风中冻僵，人们在家里悄然屏息。我合上眼睑，在脑海中推出镇上的诸多场景：河中沙洲，西墙角楼，林中电站，老人们所坐官舍门前的阳光，河中水深流缓之处，独角兽们俯身饮水，运河石阶上随风起伏的青青夏草。此外还记得电站后面的小块农田，旧兵营西面的草地，东面森林围墙脚下残存的房屋和古井。

继而又想在此见到的各色人等：邻室的大校，官舍中居住的老人，电站管理员，还有那个看门人——他们大概正在各自的房间里谛听窗外呼啸的夹雪寒风。

我将永久失去这一幅幅景致和一个个人，当然也包括她。但我将一如昨日那样铭记着这个世界和这里的人们，直到永远。纵使这个镇子在我看来不自然且不正常，纵使这里的人们失去了心，那也绝非他们的过错。我甚至可能怀念那个看门人。他也不过是连接在镇子这条牢固锁链中的一环。某种力量建造了牢不可破的围墙，人们只是被吞噬在里面而已。我恍惚觉得自己可以爱镇上的所有风景和所有人。我不能住在这里，但我爱他们。

这当儿，有什么微微拨动我的心弦。一个和音仿佛寻觅什么似的蓦地驻留在我心中。我睁开眼睛，再度按出这个和音。并用右手探索其中的单音。花了好些时间，终于找出了开头的4个音。这4个音宛如太阳温柔的光线，从空中款款飘落在我的心田。这4个音寻求我，我寻求这4个音。

我按住一个和音键，反复依序弹这4个音。4个音寻求下面几个音和另外的和音。我首先试着找另一和音。和音当即找出。捕捉旋律多少遇到点麻烦，好在开头4个音把我引向其次5个音。别的和音和三个音又接踵而来。

这便是歌曲。不完全，是开头一节。我再三按动这3个和音和12个音。应该是我熟悉的歌。

《少年丹尼》！

我闭上眼睛，接着往下弹。一旦想起歌名，后面的旋律与和音便水到渠成地从指尖连连涌出。我一口气弹了几次。我清楚地感觉出旋律滋润心田，整个紧绷绷的身体为之释然。听到这许久没有听过的乐曲，我得以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是何等由衷地渴求它。由于失去音乐的时间过于长久，以致我甚至已不能对它产生饥渴之感。音乐使我被漫长的冬季冻僵的身心舒展开来，赋予我的眼睛以温煦亲切的光芒。

我似乎可以感觉出镇子本身在音乐中喘息。镇中有我，我中有镇。镇子随着我身体的晃动而呼吸而摇摆。围墙也在动在腾挪。我觉得围墙简直就是我自身的皮肤。

我久久、久久地反复弹这支曲子，然后把乐器脱手置于地板，凭墙合目。我再次感觉出身体的晃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恍若我自身。围墙也罢城门也罢独角兽也罢河流也罢风洞也罢水潭也罢，统统是我自身。它们都在我体内。就连这漫长的冬季想必也在我体内。

我放开手风琴后，女孩仍然闭着眼睛，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她眼睛里溢出泪水。我把手搭在她肩头，吻着她的眼睛。泪水暖暖的，使她带有温馨的湿气。隐隐约约的柔光照着她的脸颊，使得泪水莹莹闪光。可是那光并非发自书库天花板悬垂的黄昏的灯盏。它比星光更白，更温和。

我起身熄掉电灯，并且找到了光源：是头骨在发光！房间开始亮同白昼。那光芒如春天阳光一般温情脉脉，如月光那样安然静谧。架上无数头骨中沉睡的古光此刻正在觉醒。头骨阵列浑似用细碎的光拼凑而成的清晨的海面一样悄无声息地灿灿生辉。然而我的眼睛即使面对这光也毫无晕眩之感。光给我以慰藉，使我的心充溢着往昔记忆带来的温煦。我可以感觉出自己的眼睛已经痊愈。无论什么都再也不能刺痛我的双眼。

何等美妙的光景！所有地方都银光点点。它们像一清见底的水中宝石一样释放着早已成就的沉默的光。我把一块头骨拿在手中，用指尖轻轻摸了摸表面。我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她的心。她的心就在那里，在我的指尖隐约浮现。那一个个光粒子虽然只有微乎其微的暖意和光芒，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

“那里有你的心。”我说，“惟独你的心浮现出来，在那里闪光。”

她轻轻点头，以泪花晶莹的眼睛定定注视我。

“我能够读出你的心，能够合而为一。你的心并非失落的支离破碎的断片，它就在那里，谁也夺不去。”

我再次吻她的眼睛。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呆一阵子，”我说，“我想在早晨到来之前读出你的心，再小睡一会。”

女孩又点了下头，打量一遍光闪闪的头骨阵列，走出书库。门关上后，我背靠墙壁，许久许久地凝视头骨交相闪烁的无数光粒。那光既是她怀抱的旧梦，同时也是我自身的旧梦。

我在这围墙环绕的镇子走了漫长的路，而今终于同其不期而遇。

我拿起一块头骨，把手贴在上面，闭起眼睛。

37.冷酷仙境（光、内省、洁净）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有人摇我的肩膀。最先感觉到的是沙发气味。接着那人开始为我的迟迟不醒感到焦躁。任何人都想剥夺我犹如秋日蝗虫般恬适的睡眠。

不过，我体内也有某种东西强行要我起来，告诉我已无暇再睡，并用铁花瓶打我的头。

“起来，求你起来！”她说。

我从沙发坐起，睁开眼睛。我身穿橙色浴衣。她穿男式白色T恤，几乎扑在我身上摇我肩膀。她那只穿白T恤和白内裤的苗条身段，宛似站不稳的小孩，仿佛只消一阵强风便可将她吹为委地的尘埃。我所吞食的一大堆意大利风味消失到何处去了呢？我的手表又去哪里了呢？四周还一片黑暗。若非眼睛出了问题，便是天还未亮。

“看那茶几！”女孩说。

我往茶几看去。上面放着小圣诞树样的东西。却又不是圣诞树。作为圣诞树未免太小，况且现在刚交十月。不可能是圣诞树。我依然双手压住浴衣底襟，目不转睛地看着茶几上的物体。原来是我放的头骨！不，也可能是她放的。这点我已记不起。谁放的都无所谓。反正茶几上如圣诞树一般闪闪烁烁的是我带来的独角兽头骨。光在头骨顶端一闪一灭。一个个光点非常细小，光本身并不强，小小的光点如满天星斗缀满头骨。光色莹白，微弱柔和。每个光点周围都仿佛包宠着模模糊糊的光膜，轮廓绵软，扑朔迷离。或许由于这个缘故，那光看起来与其说是头骨表面闪烁，莫如说连片浮出于头骨之上。我们并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久久凝视小小的光之海。她双手轻轻握住我的胳膊，我的双手仍放在浴衣底襟。夜半更深，四下阒无声息。

“这里有什么机关不成？”

我摇摇头。我曾同头骨过了一夜，那时它根本没有发光，倘若那光是由某种夜光漆或光苔一类东西发出的，肯定不至于有时亮有时不亮。暗下来必有光亮现出才是。更何况两人睡前头骨并未发光。不会是什么机关。而是某种超越人力的特殊物所使然。任何人为的努力都不可能制造出如此柔和如此怡然的光。

我悄悄拿开她抓在我右臂的手，把手伸向茶几上的头骨，静静拿起放在膝头。

“不怕的？”她低声询问。

“不怕。”我说。何怕之有。这玩艺儿说不定在某处连着我自身。谁都不会害怕自己本身。

我用手心罩住头骨，手心生出残火般微弱的温煦感。甚至指尖也好像包笼在淡淡的光膜中。我闭目合眼，将十指浸入这柔弱的余温。于是纷纭的昔日回忆如遥远的云絮浮现在我心头。

“不像复制品。”她说，“莫不是真的头骨？带着远古的记忆而来……”

我默默颔首。可我能知道什么呢？无论它是什么，反正现在它在发光，光在我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那光在朝我倾诉什么。这点我可以直接感觉出来。它恐怕在向我暗示什么。那既像是应该到来的新天地，又似乎是留在我身后的旧世界。我还不能充分领悟。

我睁开眼，再次审视染白手指的光。我虽然难以把握光的含义，但可以清楚看出其中并无恶意和敌对因素。它收敛于我的掌心，并对此显得心满意足。我用指尖轻轻跟踪其中浮现的光。根本无需害怕，我想。全然没有理由惧怕自己本身。

我把头骨放回茶几，用指尖触摸女孩的脸颊。

“暖乎乎的。”她说。

“光暖和嘛。”

“我摸摸也不要紧？”

“没问题。”

女孩将双手置于头骨上面，闭起眼睛。她的手指也和我同样被镀上一层莹白的光膜。

“有所感觉。”她说，“是什么倒说不清，总之像是过去在什么地方感觉过的：空气、光线、声音等等。表达不好。”

“我也表达不好。”我说，“嗓子渴了。”

“啤酒可以么？还是喝水？”

“啤酒可以。”

女孩从电冰箱取出啤酒，连同杯子拿到客厅。趁这时间我拾起掉在沙发背后的手表看了眼时间：4点16分。再过一个小时多一点天将放亮。我拎过电话机拨动自己住处的号码。还从来没有往自己房间打过电话，好一会才想起号码。无人接。等铃响到15次我放下话筒，再次拨通让铃响了15次。结果同样，无人接起。

莫非胖女郎回到她那在地下等待的祖父那里去了？还是被来我房间的符号士或“组织”的人抓住带往什么地方了呢？不管怎样，我想她都一定临阵有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的应变能力都是我的10倍，而年龄仅及我一半。实非等闲之辈！我放下话筒，想到此生再也见不到那女郎，不禁生出几分怅惘，就像观望一个个沙发和吊灯被从倒闭的宾馆中运出，一扇扇窗口被关合，一幅幅窗帘被卸下。

我们坐在沙发上边喝啤酒，边注视头骨闪闪烁烁的白光。

“头骨是同你发生感应才发光的不成？”女孩问。

“不晓得。”我说，“不过有那个感觉。也可能不是我，而同别的什么发生感应。”

我把剩下的啤酒全倒进杯里，从从容容地喝干。黎明前的世界万籁无声，同森林中无异。地毯上东一件西一件扔着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我的轻便西服、衬衫、领带、长裤，她的连衣裙、长筒袜、小背心之类。地上的衣服摊，我觉得似乎是我这35载人生的一个总结。

“看什么呢？”

“衣服。”我回答。

“干吗看什么衣服？”

“刚才还是我的一部分来着，你的衣服也是你的一部分。现在则不然。活像别人的别的衣服。看不出是自己的。”

“怕是交欢的关系吧？”她说，“交欢之后，人往往变得内省。”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手拿空杯说，“并非变得内省，只是注目于构成世界的许多琐碎部件而已。蜗牛、雨帘、五金店的商品阵列——对这类东西十分敏感。”

“不收拾衣服？”

“不必，那样蛮好，那样使人坦然。用不着收拾。”

“再讲讲蜗牛。”

“蜗牛是在洗衣店门前看见的。”我说，“没想到秋天里还有蜗牛。”

“蜗牛一年到头都有的。”

“想必。”

“在欧洲，蜗牛具有神话意味。”她说，“外壳意味黑暗世界，蜗牛从壳中探头意味阳光普照。所以，人们一看见蜗牛，就本能地想打破外壳使它从里面亮相。这事可做过？”

“没有。”我说，“你懂得的还真不少。”

“在图书馆工作嘛，自然知道很多。”

我从茶几拿起那盒七星烟，用啤酒屋的火柴点燃，再次眼望地毯上的衣服。她的淡蓝色长筒袜上压着我的衬衫袖。天鹅绒连衣裙腰部拧劲似的扭歪着，旁边薄薄的小背心如垂头丧气的旗。项链和手表扔在沙发上，黑皮挎包躺在屋角的咖啡桌。

她脱掉的衣服看上去比她本身还像她。也许我的衣服看上去比我本身还像我。

“干吗在图书馆工作？”我问。

“喜欢图书馆。”她回答，“安静，到处是书，知识成堆。我不愿意在银行或贸易公司工作，也懒得当老师。”

我朝天花板喷出一口烟，注视其行踪。

“想了解我？”她问，“例如哪里出生，少女时代如何，读哪所大学，什么时候不再是处女等等。”

“不，”我说，“现在不急。多少想了解一点。”

“我也多少想了解一点你。”

“在大海附近出生的。”我说，“每次台风过后的第二天早上跑去海滩，海滩都有许多许多东西。海浪打上来的。好些东西简直想象不到。从瓶子、拖鞋、帽子、眼镜盒到桌椅板凳，无所不有。为什么有这种东西打上来呢？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喜欢物色这些，来台风是一大乐事。怕是别处海滩扔的东西被卷进海里，又被浪打上岸来。”

我把烟在烟灰缸里熄掉，空杯放在茶几上，继续道：

“奇怪的是，大凡被海水打上来的东西全都干干净净。虽说无一不是没用的垃圾，但一律洁净得很。没有一件脏乎乎的碰不得。海这东西也真是特殊。每当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总是想起海滩的垃圾。我的生活便总是这样：把垃圾收集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弄干净，再扔去其他地方。只是派不上用场，徒然朽化而已。”

“不过那样做——就是说弄干净——要借助某种形式吧？”

“可形式到底又有什么用呢？若说形式，蜗牛也同样具备。而我无非在海滩到处走来走去罢了。那期间发生的各种事固然清楚记得，但也仅限于记得，同现在的我毫不相干。仅仅记得，如此而已。洁净，然而无用。”

女孩把手搭在我肩上从沙发站起，走进厨房打开电冰箱，取葡萄酒斟上，连同一瓶啤酒一起用盘子托来。

“我喜欢黎明前的一段黑暗。”她说，“因为浩净而天用，肯定。”

“但这段时间过得飞快。天一亮，就开始送报送奶，电车也投入运行。”

她滑溜溜地钻到我身旁，把毛巾被拉到胸口，喝了口葡萄酒。我把新拿来的啤酒倒进杯子，拿在手里打量茶几上尚未失去光芒的头骨。头骨朝茶几上的啤酒瓶、烟灰缸和火柴盒投以淡淡的光。女孩把头靠在我肩上。

“刚才看你从厨房往这边走来着。”

“怎样？”

“腿很迷人。”

“中意？”

“非常。”

她把杯放在茶几上，往我耳下吻了一口。

“嗯，知道么？”她说，“我，顶顶喜欢别人夸奖。”

随着天光破晓，头骨的光像被阳光冲掉慢慢减弱下去，不久变回毫无奇异之处的光滑滑的白骨。我们在沙发上拥抱着观望窗帘外面的世界被晨光夺去黑暗的情景。她热辣辣的呼吸弄得我肩头潮乎乎的，乳房娇小柔软。

喝罢葡萄酒，她利用这短暂时间蜷起身子静静地睡了。阳光明晃晃照亮了相邻人家的房脊，不知何处传来汽车发动的声响。我已再无睡意。我记不清自己到底睡了多少个小时。总之睡意全消，醉意也没剩下。我把她搭在自己肩上的头轻轻放下，离开沙发走去厨房，喝了几杯水，吸了支烟。然后关紧厨房和客厅之间的门，打开餐桌上的小收录机，调低音量听立体声广播。本想听鲍勃·迪伦的歌曲，遗憾的是没有播放，而代之以罗杰弹的《枯叶》。秋天了！

她家的厨房同我的很相似。有冲洗台有换气扇有电冰箱有热水器。大小、功能、使用年头、用具数量也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没有煤气烤炉，而以微波炉代替。还有电动咖啡豆粉碎机。菜刀也按不同用途准备好几种，不过磨法多少有点毛病。女的很少有人能磨好菜刀。烹调用的盘子清一色是容易在微波炉中使用的硼硅酸玻璃盘。长柄平底锅油光光地毫无污痕。冲洗台上的垃圾篓也清扫得一干二净。

我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对别人家的厨房如此关心备至。其实我无意查看他人的生活细节，不过是厨房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映入自己的眼帘。罗杰的《枯叶》放完，换成弗兰克管弦乐队的《纽约之秋》。我在秋日的晨光中出神地望着餐桌上排列的锅、碗和调味瓶等物。厨房俨然世界本身，一如莎士比亚那句台词：世界即厨房。

乐曲放罢，主持人说了声：“已是秋天了。”随即谈起秋日初次所穿毛衣的气味，说阿珀达伊库的小说对这种气味做过出色的描写。下一支乐曲是乌迪·哈马的《昔日秋光》。餐桌上的钟已指向7时25分。10月3日，上午7时25分，星期日。天空晴得如被尖刀深深剜开一般深邃而透彻。作为结束人生的最后一天，场景似乎不错。

我用锅烧开水，从电冰箱拿出西红柿，又切了大蒜和手旁一点青菜做成西红柿酱汤，然后加进斯特拉斯堡香肠咕咕嘟嘟煮了一阵子。同时细细切了甘蓝和圆椒，做个色拉。又把咖啡放入咖啡壶，在法国式面包上淋了点水并用箔纸包住放入微波炉加热。准备妥当后，我叫醒女孩，撤下客厅茶几上的杯子和空瓶。

“好味道！”她说。

“可以穿衣服了吧？”我问。先于女孩穿衣服是我的一忌。文明社会称之为礼仪。

“当然可以，请。”说着，女孩脱下自己的T恤。晨光在她的乳房和腹部照出淡淡的阴影，汗毛闪着光泽。她以这样的姿势欣赏一会自己的身体。“不坏呀！”她说。

“不坏。”

“没有多余的肉，腹部不见皱纹，皮肤仍有弹性——还可风流一段时间。”说到这里，她双手拄在沙发上，转向我说，“不过这些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吧，是这样的吧？就像一条线断了，再也不能恢复。我总有这感觉。”

“吃饭吧。”我提议。

她去隔壁披上黄色运动衫，穿上旧得退色的牛仔裤。我穿上短裤。我们隔着餐桌面对面坐下，吃着面包、香肠、色拉，喝着咖啡。

“你能马上这样习惯别人家的厨房？”她问。

“本质上每家的厨房都大同小异。”我说，“做东西吃东西，不存在大的差别。”

“一个人生活不厌烦？”

“不太清楚，因为从来没这样考虑过。婚姻生活倒是持续了5年，但如今已根本记不起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好像一直单身生活过来的。”

“无意再婚？”

“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反正都一回事，就像有出口和入口的狗窗，从哪个口进去都差不多一样。”

她笑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西红柿汤汁：“把婚后生活比喻成狗窝的人，你是第一个。”

吃完饭，我把壶里剩的咖啡热了热，各斟一杯。

“西红柿酱汤非常可口。”她说。

“要是有月桂树叶什么的，会做得更好。”我说，“煮的东西也差10分钟火候。”

“不过已经很好吃了。好久都没吃过这么讲究的早餐。”她说，“今天往下怎么安排？”

我看了看表：8点半。

“9点离开这里。”我说，“找一处公园，两人晒太阳喝啤酒。10点半开车把你送去什么地方，之后就动身。你怎么办？”

“回家洗衣服，清扫房间，独自沉浸在交欢的回忆里。不坏吧？”

“不坏。”我说。是不坏。

“跟你说，我可不是跟任何人都立刻上床的哟！”她补充似的说。

“知道。”

我在冲洗台洗餐具时间里，她一面淋浴一面哼唱。我用几乎不起泡的植物性油脂洗锅刷盘，用抹布擦干摆在餐桌上。然后洗洗手，借用厨房里的牙膏刷了牙，又去浴室问她有没有刮须用具。

“打开上边右侧的壁柜看看，记得有他以前用过的。”

壁柜里果然有柠檬香型刮脸膏和漂亮的刮须刀。刮脸膏已少了半盒，盒口沾有已干燥的白沫。所谓死，便是将刮脸膏剩下半盒。

“有了？”她问。

“有了。”我拿起刮须刀、刮脸膏和一条新毛巾折回厨房，烧水刮须。刮完须，把刀片和刀架冲洗干净。于是我的胡须同死者胡须在洗面盆里混在一起，沉入盆底。

她穿衣服时，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翻阅晨报。出租小汽车司机开车途中心脏病发作，一头扎进高架桥栏杆，死了。乘客是一位32岁的女性和一个4岁女孩，双双身负重伤。某市议会午间吃外购盒饭时因油炸牡蛎变质致使两人身亡。外务大臣对美国的高利率政策表示遗憾。美国银行家会议讨论对南美贷款的利息。秘鲁财政部长指责美国对南美实行经济侵略。西德外长强烈要求纠正对日贸易逆差。利比亚谴责以色列，以色列反唇相讥。还就18岁儿子向父亲行凶一事刊登了大家谈一类文章。报上刊载的，没有一样对我最后几小时有所裨益。女孩身穿驼色棉短裤加茶色开领衫，站在镜前用梳子梳理头发。我系好领带，穿上外衣。

“独角兽骨头怎么处理？”她问。

“送给你。”我说，“放在哪里算了。”

“电视机上如何？”

我拿起已不发光的头骨走到房间角落，放在电视机上。

“怎么样？”

“挺好的。”我回答。

“还会发光？”

“没问题。”说罢，我再次把她搂在怀里，将这温煦刻入心中。

38.世界尽头（出逃）

随着晨光熹微，头骨之光渐渐朦胧暗淡下去。乃至书库天花板边缘开的采光小窗射进一缕灰蒙蒙的晨光，模模糊糊地照出周围墙壁之时，头骨便一点点失去光亮，同漆黑的记忆一起一个接一个遁往别处。

等到最后的光亮消失之后，我在头骨上移动手指，将其温煦深深渗入体内。我不知夜间读出的光属于其中哪一个。要读的头骨数量实在太多，而给我的时间又极其有限。我尽可能不把时间挂在心上，耐心而仔细地逐一用手指摸索下去。每一瞬间我都可以在指尖真切地感觉出她心的存在。仅此足矣，我觉得。数、量和比例等都不是问题。无论怎样努力，无一遗漏地读出每一个人的心也是不可能的。那里确实有她的心，我可以感觉出来。此外还能求什么呢？

我将最后一个头骨放回架，靠墙坐在地板上。光窗位于头顶很高的地方，无法窥测外面的天气。仅能根据光线知是四下阴晦。淡淡的暗影如绵软的液体在书库里静静游移，头骨们沉入重新降临的睡眠。我也闭起双眼，在清晨的冷气中休息头脑。一摸脸颊，得知手指依然存留着头骨的光温。

我凝然不动地坐在书库一角，静等沉默和冷气使我亢奋的心平静下来。我能感觉到的时间是不均一而且杂乱无章的。窗口射进的微光许久静止不变，影子亦停在同一位置。我觉得，女孩那渗入我体内的心正上下巡行不止，同有关我自身的各种事项交融互汇，沁入我身体的每一部位。想必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使其具有明确的形式。而传达给她使之进入她的身体恐怕又要花更长的时间。但无论花多长时间我也要把心赋予她，哪怕形式并不完全。我相信：她肯定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心具有更完美的形式。

我从地板起身，走出书库。女孩孤零零地坐在阅览室桌旁，等待着我。由于晨光迷蒙，其身体的轮廓看上去似比平时略微淡薄。无论对我还是对她，这都是个漫长的夜晚。见到我，她一声不响地离开桌旁，把咖啡壶放在火炉上。利用热咖啡时间，我去里面冲洗台洗了手，拿毛巾擦干，折回坐在炉前暖和身子。

“怎样，累了吧？”她问。

我点下头。身体重得像一摊泥，连举手都十分困难。我连续不停地读了12小时古梦。但疲劳并未渗入我的心。如女孩在我最初读梦时所说，无论身体多么疲劳，也不能把心牵连进去。

“回家休息多好，”我说，“你本来没必要守在这里的。”

她往杯里倒入咖啡，递到我手上。

“只要你在这里，我就守着不动。”

“有这条规定？”

“我定的。”她微微笑道，“再说你读的又是我的心。我不能把自己的心丢开不管，对吧？”

我点点头，啜了口咖啡。古老的挂钟指在8点15分。

“准备早餐？”

“不用。”我说。

“可你从昨天不就什么也没吃么？”

“不想吃。倒想好好睡一觉，2点半叫醒我。2点半之前希望你坐在我身边看我睡觉。不碍事吧？”

“如果你需要的话。”她依然面带微笑。

“比什么都需要。”

她从里面房间拿来两床毛巾被，包住我的身体。她的头发一如往常地轻拂我的脸颊。我一闭眼睛，耳畔便传来煤块毕毕剥剥的声响。女孩的手放在我肩上。

“冬天莫非永远持续下去？”我问。

“不晓得。”她回答，“谁也不晓得冬天什么时候结束。但应该不至于持续很久，肯定。有可能是最后一场大雪。”

我伸出手，把指尖触在她面颊。女孩闭起眼睛，品味一会温煦感。

“这温度是我的光的？”

“什么感觉？”

“好像春天的阳光。”

“我想我可以把心传给你。”我说，“也许花些时间，但只要你肯相信，我保证迟早传给你。”

“明白。”说着，她把手轻轻贴在我眼皮，“睡吧！”

我睡了。

2点半，她准时把我叫醒。我站起身，把大衣、围巾、手套和帽子穿戴在身上。她则默默无言地喝着咖啡。由于挂在火炉旁边，落过雪的大衣早已干透，热乎乎的。

“手风琴放在这里好么？”我说。

她点下头，拿起桌面的手风琴，确认重量似的掂量一会，又放回原处。

“放心，保管妥当就是。”她应道。

走到外面，才知雪已变小，风也停了。肆虐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风雪，似乎几个小时以前便已止息。但天空依然彤云低垂，告诉人们真正的大雪随时都可能袭来，眼下不过是短暂的间歇。

朝北过了西桥，发现灰色的烟已开始从围墙那边升起，一如平日。起始是白烟迟疑不决地断断续续爬向天空，俄顷转为大量焚尸的浓烟。看门人在苹果林里。我在几乎齐膝深的积雪上留下清晰得自己都为之吃惊的脚印，急急赶往小屋。镇子一片沉寂，仿佛所有的声音都已被雪吸尽。没有风声，甚至不闻鸟鸣。惟有鞋底钉子踩碾新雪的声音，在四周激起不无夸张的奇妙回响。

看门小屋空无人影，一如往常地散发着酸臭气味。炉火已经熄灭，但周围尚有余温，看来刚熄不久。桌上散乱扔着脏盘子和烟斗。靠墙摆着一排白亮亮的柴刀和斧头。环视房间，我不由产生一股错觉，总好像看门人蹑手蹑脚地从身后走来把大手贴在自己脊背。那排刀具、水壶、烟斗等四下里的东西，都似乎默默谴责我的背信弃义。

我像躲避刀具阵列似的小心伸出手，迅速摘下墙上挂的钥匙串，紧紧攥在手心，从后门走到影子广场的入口。影子广场皑皑的白雪尚无任何人的脚印，惟独那棵黑乎乎的榆树矗立在中央。刹那间，我觉得这是一片人们不得涉足玷污的神圣空间。一切各得其所地聚拢在这谐调的岑寂之中，浑然天成一般沉浸在恬适的睡眠中。雪地带有美丽的风纹，全身缀满白雪的榆树枝将弯曲的手臂停在空中。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动态。雪也几乎偃旗息鼓，只有风偶尔想起似的低声一掠而过。它们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有人曾用皮靴蹂躏这短暂而平和的睡眠。但时间已不容我犹豫不决。事到如今，已经无法转身后撤。我拿着钥匙串，用冻僵的手将4把钥匙往锁孔轮流插去。然而哪一把都不相吻合。我腋下沁出冷汗，再次回想看门人开门时的情景。当时钥匙同样是4把，这点毫无疑问，我一一数过。其中必有一把能打开锁才是。

我把钥匙串放回衣袋，揉搓着使其充分变暖，然后依序试开。结果第3把整个探进锁孔，转动时发出很大的干涩的响声。在这阒无人息的广场，金属声听起来格外清晰尖锐，仿佛全镇的人都可听到。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观察周围动静，似乎无人朝这边走近。不闻任何人的语声任何人的足音。于是我把重重的铁门打开一条小缝，挤过身体，把门悄然合上。广场的积雪如泡沫一样绵软，把我的脚整个吞没。脚底的吱吱声犹一头巨兽在小心翼翼地咀嚼捕到的猎物。我把两行笔直的脚印留在广场，从高高积雪的木凳旁通过。榆树枝从头上恫吓似的俯视着我。某处传来刺耳的鸟鸣。

小屋内比外面还冷，险些把人冻僵。我打开拉窗，顺梯下到地下室。

影子坐在地下室床上等我。

“担心你不来了呢。”影子吐着白气说。

“约定好了嘛！我可是守约的。”我说，“好了，赶快动身吧，这里臭得很。”

“爬不上梯子。”影子叹息道，“刚才试过，爬不上去。看来我要比自己预想的衰弱得多，真是哭笑不得。原本是伪装虚弱，结果装着装着居然搞不清自己虚弱到了什么地步。尤其昨晚的低温，简直冻入骨髓。”

“拉你上去。”

影子摇摇头：

“拉上去也没用。我已经跑不动了，无论如何也跑不到逃路出口。怕是要坐以待毙了。”

“你一手策划的，现在打退堂鼓怎么行！”我说，“我背你，横竖要逃离这里活下去。”

影子用下陷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既然你那么说，我当然拼死一搏。”影子道，“问题是背着我跑雪路可不是好玩的哟！”

我点下头：

“一开始就没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我把浑身瘫软的影子拉上梯子，用肩支着他穿过广场。左面高耸的冷森森黑乎乎的围墙，默不作声地定定俯视我们两人和我们的脚印。榆树枝不胜重荷似的把雪条抖落在地，枝条随即弹起。

“两腿差不多麻木了，”影子说，“躺倒后为了不致一蹶不振，自以为做了不少运动，但不管用。毕竟房间太小。”

我拖着影子走出广场。为慎重起见，进入看门小屋把钥匙串挂回墙壁。如果运气好，看门人或许不会很快发现我们出逃。

“这回朝哪边走？”我问在早已熄火的炉前战栗不止的影子。

“去南水潭。”

“南水潭？”我不禁反问，“南水潭到底有什么？”

“南水潭有南水潭嘛，我们跳进潭里逃走。这种时节，很可能感冒。但考虑到你我处境，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潭下水流很急，跳下去要被卷进水底即刻丧命的！”

影子瑟瑟发料，频频咳嗽。

“啊，不会的。怎么想出口都只此一处。所有地方我都详详细细研究过了，出口在南水潭，别无他处。你的担心自然不无道理，反正眼下还是相信我交给我好了。我也是拿这仅有一条的性命打赌，不会盲目地孤注一掷。详情路上讲给你听。再过一两个小时看门人就要回来。那家伙一回来就会发觉我们出逃而跟踪追击。不能在这里磨磨蹭蹭。”

看门小屋外渺无人影。地上只有两道脚印。一道是我进屋前留下的，一遇是看门人出屋往城门走去时踩出的。也有板车辙。我在此背起影子。影子形销骨立，轻了许多。不过背他翻越山冈，恐怕仍是相当重的负担。我早已习惯于不带影子的轻松生活，因此能否承此重担，自己心里也没底。

“去南水潭有相当一段距离。要翻过西山冈的东坡，再绕过南山冈，穿过灌木丛。”

“吃得消么？”

“既已至此，有进无退。”我说。

我沿雪路东行。来时的脚印依然真真切切地剩在路上，给我以仿佛同往昔的自身擦肩而过的印象。除我的脚印，只有独角兽小小的足迹。回头看去，又粗又直的灰烟仍在围墙外升腾。笔直的烟柱被云层吞去端头，俨然不吉利的灰塔。从烟柱的粗细分析，看门人烧的独角兽恐怕不在少数。夜间一场大雪冻死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独角兽。全部烧掉那些尸体无疑需要很长时间，这意味看门人的追击将大大推迟。我觉得我们计划实施得益于独角兽们静静的死。

然而与此同时，深雪又妨碍我的行走。深深吃进鞋钉而又牢牢附住的雪使我双脚变重打滑。我后悔没有找来登山用防滑钉鞋或滑雪板一类的器具。这地方雪如此之大，必有这类东西无疑。估计看门小屋的仓库里就会有。那里边各种用具无所不有。但现在不可能返回。我已经来到西桥头，况且返回要相应占掉一部分时间。走着走着，身体开始发热，额头渗出汗珠。

“这脚印，使得我们的去向一目了然。”影子回头道。

我一边在雪中拖着步子，一边想象看门人跟踪追来的情景。想必他将像恶魔一般跑过雪地。他身强力壮，又无负担，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说不定他随身带有某种装备，使得他在雪中健步如飞。我必须在他返回小屋之前争分夺秒地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

我想起在图书馆炉前等我的女孩。桌面有手风琴，炉火烧得通红，壶冒着热气。我想她秀发拂在脸颊的感触，想她放在我肩上手指的体温。我不能让影子死于此地。假如给看门人逮住，影子难免再次被带回地下室，在那里死掉。我拼出全身力气一步步向前迈进，不时回头确认围墙那边升起的灰烟。

途中，我们同许多独角兽擦肩而过。它们在深深的雪中寻觅匮乏的食物，茫然四顾。兽们以湛蓝色的眼睛静静注视我喘着白气背负影子从其身旁走过。看上去它们完全懂得我们行动的含义。

爬坡时，我开始气喘吁吁。影子的重量吃进身体，脚步在雪中踉踉跄跄。回想起来，我已有好长时间没做过像样的运动了。白气越来越浓，眼睛被再次降下的雪花打得模模糊糊。

“不要紧？”影子在背上招呼道，“不歇会儿？”

“抱歉，就让我歇5分钟吧。有5分钟就能恢复。”

“没关系，别介意。我跑不动是我的责任，你只管休息就是。一切都像是我强加给你似的。”

“不过这也是为我。”我说，“是吧？”

“我也那么认为。”

我放下影子，蹲在雪地上喘粗气。身体燥热，甚至感觉不出雪的寒冷。其实两只脚已从跟到尖冻得如石块一般。

“有时候我也困惑，”影子说，“如果我什么也不对你说而悄悄死去，说不定你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幸福生活下去。”

“有可能。”

“就是说我妨碍了你。”

“这点早该知道的。”我说。

影子点下头。继而扬起脸，朝苹果林方向腾起的灰烟望去。

“看那光景，看门人还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把独角兽烧光。”他说，“而我们再过一会就可登上山坡，往下只消绕到南山冈后坡就行。到那里就可出一口长气：看门人再也追不上我们。”影子说着，捧一把柔软的雪，又啪啪啦啦抖下地面。“一开始我就凭直觉感到这镇子必有隐蔽的出口。不久变得坚信不疑。为什么呢？因为这镇子是完全的镇子。所谓完全必然包含所有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这里甚至不能称为镇子。而是更富于流动性的一个综合体。它提示了所有可能性而又不断改变其形式，维持其完全性。换言之，这里绝不是固定的封闭世界，而是在运动进程中自成一统。所以，如果我要找出逃路的出口，出口就会出现。我说的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这点我昨天刚意识到，就是说这里是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这里无所不有，又一无所有。”

影子坐在雪中盯视我的脸，稍顷默默点了几下头。雪势变本加厉，看来一场新的大雪正朝镇子逼近。

“假如某处存在出口，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逃跑。”影子继续道，“首先设想从城门跑。然而即使能够跑出，也难免被看门人马上抓住。那小子对那一带的一草一本都了如指掌。何况城门那个地方，大凡有人策划逃走，首先想到的必是那里。出口不可能那么轻易地被人想到。围墙也不行，东城门更不行。那里堵得严严实实，河流入口也拦着粗栅栏。无论如何也逃脱不得。这样一来，剩下的便只有南水潭——可以同河流一起逃离镇子。”

“绝对有把握？”

“绝对。凭直感看得出来。其他所有出口全然无隙可乘，惟有南水潭听之任之地扔在那里，围栏也没有。你不觉得蹊跷？他们是用恐怖围起水潭的。只要置恐怖于不顾，我们就能战胜这座镇子！”

“什么时候意识到的？”

“第一次看这条河的时候。看门人曾带我到西桥附近去过一次。一看见河我就觉得这条河根本没有敌意，水流充溢着生命感。进而心想只要沿着这条河置身于水流之中，我们就一定能离开镇子，以原来的面目返回原来的生命。你肯信我的这些话吧？”

“可以相信。”我说，“我相信你的话。河流有可能通向那里，通向我们离开的世界。如今我也能够一点点记起那个世界。记起空气、声音和阳光。是歌曲使我记起来的。”

“至于那个世界是否美好，我也不得而知。”影子说，“但起码是值得我们生存的世界。既有好的，又有坏的，还有不好不坏的。你是在那里出生的，并将在那里死去。你死了我也消失。这是最为自然而然的。”

“你说的大约不错。”我说。

接着，我们又一起俯视镇容。钟塔也好河也好桥也好围墙也好烟也好，统统银装素裹。目力所及，只有瀑布般自长空洒向大地的茫茫雪幕。

“你要是可以，继续前进好么？”影子说，“看这情形，估计看门人已不再烧独角兽，提前收工回去了。”

我点头起身，拍掉帽檐上的雪。

39.冷酷仙境（爆玉米花、吉姆老爷、消失）

去公园路上，我走进酒店买了罐装啤酒。我问什么牌子的啤酒合适，女孩回答只要起沫并有啤酒味，什么牌子都无所谓。我的想法也大体一致。天空晴得万里无云，竟如今晨刚刚生成一般。季节刚交10月。饮料那玩艺儿，的确只要起沫有啤酒味即可。

但钱还有剩，便买了6罐进口啤酒。带有上流杜会生活情调的金色罐体闪闪生辉，如浑身披满阳光。艾林顿公爵的音乐也同秋高气爽的10月清晨相得益彰。诚然，艾林顿公爵的音乐或许更适合于除夕之夜的南极基地。

我随着《我对你无话可说》那首劳伦斯·布朗别具一格的长号独奏曲吹着口哨驱车前进。之后又跟随约尼·霍吉斯的《温柔女郎》独奏曲打口哨。

开到日比谷公园旁边，我把车停下，躺在公园草坪上喝啤酒。星期一早上的公园，犹如飞机全部起飞后的航空母舰甲板空旷而静谧。只有鸽群在草坪上四处踱步，俨然在做某项比赛前的准备活动。

“一片云也没有。”我说。

“那里有一片。”女孩指着日比谷公园稍上一点的地方。不错，是有一片。樟树的枝梢处，挂着一片宛似棉絮的白云。

“并非正规的云，”我说，“不能列入云里边。”

她手搭凉棚，凝望那片云道：

“是啊，确实很小。”

我们缄口不语，只管望着那一小片云，望了许久。望罢，打开第2罐啤酒喝了。

“为什么离婚？”她问。

“旅行时没捞到靠窗座位。”

“开玩笑吧？”

“J·D·赛林杰的小说里有这样的道白。上高中时读的。”

“真正原因是什么？”

“简单得很：五六年前的一个夏天，她离家出走了。一去不复返。”

“再没见过？”

“呃——”我含了口啤酒，缓缓咽下，“没有理由非见不可。”

“婚后生活不顺利？”

“一帆风顺。”我看着手中的啤酒罐继续道，“不过这同事物的本质关系不大。就算两人同睡一床，闭上眼睛也是孤身一人。我说的你明白？”

“嗯，我想明白。”

“作为整体的人是不能单一框定的。人们所怀有的梦想我想大致可分为两种：完全的梦想和有限的梦想。相对而言，我是生活在有限梦想中的人。这种有限性是否正当不是大不了的问题。因为必须在某处有条线，所以那里有条线。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即便这样认为的人，恐怕也是想方设法把那条线向外扩张。”

“或许，但我例外。大家没有理由必须一律用组合音响来听音乐。纵使左边传来手风琴右边听到低音大提琴，音乐性也不至于因此而特别得以加深。无非唤起想象的手段变得复杂而已。”

“你怕是过于固执了吧？”

“她也同样说来着。”

“太太？”

“是的。”我说，“主题明确则通融性欠缺。不喝啤酒？”

“谢谢。”

我拉开第4罐富有上流社会生活情调的罐装啤酒易拉环，递给她。

“对于自己的人生你是怎祥考虑的？”女孩问。她并不把啤酒罐送往嘴边，只是凝目注视罐顶的小孔。

“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我问。

“读过。很早以前读过一次。”

“劝你再读一次。书里写了好多事情。小说快结束时，阿辽沙对一个叫科里亚·克拉索托金的年轻学生这样说道：‘喂，科里亚，你将来将成为非常不幸的人。不过从总体上，还是要为人生祝福。’”

我喝干第2罐啤酒。略一迟疑，又打开第3罐啤酒。

“阿辽沙懂得很多事理。”我说，“可是读的过程中我很有疑问：从总体上祝福非常不幸的人生是可能的吗？”

“所以要限定人生？”

“或许。”我说，“想必我应该替你丈夫被人用铁花瓶打死在公共汽车上才对。我觉得这种死法才适合于我——形象结束得直截了当，即刻瓦解，无暇他顾。”

我脸朝上躺在草坪上，遥望刚才云片所在位置。云已消失，藏在樟树浓阴的背后。

“咦，我也可以进入你那有限的梦想不成？”女孩问。

“人人可以进入，个个可以出去。”我说，“这也正是有限梦想的优越之处。进来时擦好皮鞋，出去时关紧门即可。谁都不例外。”

她笑着站起身，拍掉沾在棉布短裤上的草屑。

“差不多该走了。到时间了吧？”

我觑了眼表：10时22分。

“送你回家。”我说。

“不必了。”她说，“去附近商店买买东西，一个人乘电车回去。还是这样好。”

“那就在这里分手。我再呆一会儿，这里舒坦极了。”

“谢谢你送的指甲刀。”

“不客气。”

“回来时能给个电话？”

“去图书馆。”我说，“喜欢看别人工作的情形。”

“再见。”女孩道。

我像《第三个男人》中的约瑟夫·康特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沿着公园中笔直的路渐渐远去。她消失在树阴中后，我开始观看鸽子。鸽的走路姿势每一只都微妙地各有不同。须臾，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子领着小姑娘走来撒下爆玉米花，我周围的鸽子便一齐朝那边飞去。女孩有三四岁，像所有同龄女孩一样张开双手去抱鸽子。鸽子当然捉不住。鸽子自有鸽子不起眼的生存方式。衣着得体的母亲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此后便不屑一顾。周一清早躺在公园里排出五六个空啤酒罐之人，显然算不得正人君子。

我闭起眼睛，试着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三兄弟名字：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以及同父异母的斯美尔佳科夫。能够一口气说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名字的人，世间又能有几多呢？

凝望之间，我不由觉得自己像是浩瀚海面上漂浮的一叶小艇。风平浪静，惟独我悄然漂浮其中。大海中漂浮的小艇总好像有些特殊——说这话的是康拉德。语出《吉姆老爷》中风暴袭船那部分。

长空寥廓，一片朗然，仿佛不容任何人怀疑的绝对观念。从地上仰望，天空似乎集一切存在于一身。大海也是如此。连看几天大海，往往觉得世界只有大海。康拉德的想法恐怕同我一样。同船这一雷同产品中分离出来而被抛弃在横无际涯的海面上的小艇，的确有某种特殊之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种特殊性。

我依旧躺着不动，喝掉最后一罐啤酒，吸了支烟，把文学联想逐出脑海。我必须稍微现实一点才行。余下的时间仅仅1小时多一点点。

我站起身，抱着空啤洒罐走至垃圾筒扔了进去。然后从钱夹抽出信用卡，在烟灰缸烧掉。衣着得体的母亲又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正经人断断不至于周一早上在公园里烧信用卡。我首先烧的是美国运通卡，继而把维萨卡也烧了。信用卡怡然自得地在烟灰缸中化为灰烬。我很想把波尔·斯求亚特牌领带也付之一炬，但想了想转念作罢。一来过于惹人注目，二来实在多此一举。

接下去，我在小卖部买了10袋爆玉米花。9袋撒在地上喂鸽，1袋自己坐在椅上吃着。鸽群像十月革命节记录片那样铺天盖地而来，啄食爆玉米花。我同鸽子一起吃爆玉米花。好久没吃这玩艺了，好吃得很。

衣着得体的母亲和小姑娘在观赏喷泉。母亲年纪大概与我相仿。我打量她。打量之间，再次想起那个同革命活动家结婚生下两个孩子后去向不明的同学。她甚至领孩子逛公园都已无从谈起。我当然不知晓她对此作何感想。但在自己的生活尽皆消失方面，我觉得我或许可以同她就某一点相互理解。不过，她也可能——大有可能——就这某一点拒绝同我相互理解。毕竟我们已近20年未曾见面，而这20年间实在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各自处境不同，想法也不相同。再说就算是同样清算人生，她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我则不然。我不过是在酣睡之时被人突然抽掉床单而已。

我觉得她说不定因此而谴责我，问我到底选择了什么。言之有理，我的确什么也没选择。若说我以自己意愿选择的，只有两件事：原谅了博士；未同其孙女困觉。然而这对我又有何作用呢？难道她会因这点小事而积极评价我这一存在对我这存在的消失所发挥的作用吗？

我不得而知。近20年之久的岁月把我们远隔开来。她评价什么如何评价，其基准已超出了我的想象框架。

我的框架内几乎一无所剩。映入眼帘的只有鸽子、喷泉、草坪和母女俩。但在观望如此光景的时间里，几天来我第一次产生了不愿从这个世界消失的念头。至于往下去某某世界，这点已不足为虑。纵令我人生之光的93％已在前半生35年间全部耗尽也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依依怀抱剩下的7％看个究竟——看这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模样。因为什么我不清楚，总之我觉得这似乎是赋予我的一项使命。的确，我是从某一阶段扭曲了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方式。而这里边自有其缘故。即使得不到任何人理解，我也不能不那样做。

可是，我不想丢下这被扭曲的人生而从此消失。我有义务监护到最后。否则，我势必失去对我自身的公正性。我不能这样置自己的人生于不顾。

即便我的消失不足以使任何人悲伤，不能给任何人心里带来空白，或者不为任何人所注意，那也是我自身的问题。我委实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现在我似乎已几乎不具有再应失去的东西。然而我体内仍有所失之物的一缕残照如沉渣剩留下来，而且是它使我存活至今。

我不愿意从这世界消失。闭上眼睛，我可以真切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摇摆。那是超越悲哀和孤独感的、从根本上撼动我自身存在的大起大伏。起伏经久不息。我把胳膊搭在椅背，忍受这种起伏。谁都不救我，谁都救不了我，正像我救不了任何人一样。

我恨不得放声悲哭，却又不能。就流泪来说我的年纪已过大，况且已体验了过多的事情。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解。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沉积在心底。

更年轻些的时候，我也曾试图将这种悲哀诉诸语言。然而无论怎样搜刮词句，都无法传达给别人，甚至无法传达给自己本身，于是只好放弃这样的努力。这么着，我封闭了自己的语言，封闭了自己的心。深重的悲哀甚至不可能采用眼泪这一形式来表现。

想吸支烟，却不见了烟盒。衣袋中仅有火柴。火柴也只剩3根。我接连擦燃3根火柴扔在地上。

再次合目之时，起伏已不知遁往何处。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尘埃般轻盈的沉默。我久久独自注视那尘埃。尘埃不上不下，纹丝不动地浮在那里。我噘起嘴唇吹了口气，依然一动不动。任凭多么强烈的风，都全然奈何它不得。

随后，我开始想刚刚分手的那个图书馆女孩。想她在地毯上的天鹅绒连衣裙、长筒袜和内衣。莫非它们仍旧原封不动地如她本身一样悄然躺在那里不成？在她身上我的表现能算公正吗？没有人寻求什么公正。寻求那玩艺儿只有我这样的角色。问题是这种寻求对于失去公正的人生有何意义可言呢？我如同喜欢她一样喜欢她脱在地毯上的连衣裙和肉衣。难道这也是我的公正的一种形式？

所谓公正性，不外乎仅仅适用于极其有限世界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涉及所有领域。

从蜗牛到五金店柜台以至婚姻生活，无一例外。尽管谁都不追求它，但我能给予的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性类似爱情，想给予的和被追求的难以吻合。惟其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我面前或我内部径自通过远去。

或许我应该后悔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公正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什么也不能后悔。纵使一切都风也似的留下我呼啸而去，那也是我本身的希冀所使然。我脑海中剩留的惟有漂浮的白色尘埃。

去公园小卖店买香烟和火柴时，出于慎重，我顺便又往自己住处打了次电话。我知道不会有人接，但在这人生最后时刻往自己房间打次电话倒也不失为可取的念头。也可想象电话铃哗然大作的情景。

出乎意料，电话钟鸣至第3遍时居然有人拿起话筒，并“喂喂”两声。是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还在那里？”我吃了一惊。

“何至于。”女郎道，“去了又回来了。哪里能那么逍遥！想接着看书，就回来了。”

“看巴尔扎克？”

“嗯，正是，妙趣横生，可以从中感觉到类似命运威力样的东西。”

“那么，”我问，“你祖父可得救了？”

“那还用说，轻而易举！水消了，又是回头老路。地铁票都买了两张。祖父精神得很，让我向你问好。”

“谢谢。”我说，“你祖父现在干什么呢？”

“去芬兰了，他说在日本干扰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研究，所以去芬兰创办研究所。那里怕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又有驯鹿什么的。”

“你没去？”

“我决定留下来住你的房间。”

“我的房间？”

“是啊。我非常中意这房间。门扇已完全安好，电冰箱录像机也买齐了。不是被人搞坏了吗？床罩褥单窗帘换成了粉红色的你不介意吧？”

“无所谓。”

“订报纸也可以？我看看节目预告。”

“可以。”我说，“只是那里有危险。‘组织’那帮人或符号士有可能卷土重来。”

“瞧你，那有什么好怕的。”女郎说，“他们要的是祖父和你，我是不相干的人。刚才倒来了异常大和异常小的两个家伙，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如何轰法？”

“用手枪打中大家伙的耳朵，耳膜笃定报废。何惧之有！”

“不过在公寓里打枪不又捅出一场乱子？”

“没那回事。”她说，“只打一枪，人们只能当成意外。当然，连打几枪是成问题。但我枪法准，一枪足矣。”

“嗬！”

“对了，你失去意识后，我打算把你冷冻起来，怎么样？”

“随你的便。反正毫无知觉。”我说，“这就去晴海码头，去那里回收好了。我坐的是白色卡列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车型说不上来，反正里边播放鲍勃·迪伦的磁带。”

“鲍勃·迪伦是谁？”

“下雨天……”刚开始解释，又不耐烦起来，改口道，“一个声音嘶哑的歌手。”

“冷冻起来，等祖父发现新的方法，说不定可以使你起死回生，是吧？过分指望未必如愿，但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

“意识都没了，还指望什么。”我指出，“你真能冷冻我？”

“没问题，放心好了。我嘛，冷冻是拿手好戏。做动物实验时，曾把猫狗之类活着冷冻过很长时间。把你也好好冷冻起来，藏在谁也找不到的地点。”她说，“所以，如果顺利，你的意识就会失而复得。那时肯定同我睡觉？”

“当然！”我说，“如果届时你仍然想同我睡的话。”

“会好好做那种事？”

“尽一切技能。”我说，“不知要等多少年。”

“反正那时我不会是17岁了。”

“人总要上年纪。”我说，“哪怕冷冻起来。”

“多保重。”女郎道。

“你也好自为之。”我说，“能和你说上话，心情像多少好了些。”

“因为有了重返这世界的可能性？不过能否如愿以偿还不得而知，只不过……”

“不，不是那样的。当然，有那种可能性自是求之不得。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是能同你交谈实在令人高兴，包括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

“再多说一会？”

“不，到此为止吧，时间不多了。”

“跟你说，”胖女郎道，“别害怕。即使永远失去你，我也会怀念你一辈子。你不会从我心中失去。记住这点！”

“记得住。”说罢，我放下电话。

时至11点，我在附近便所解了手，走出公园。随即发动引擎，一边围绕冷冻思绪纷纭，一边驱车向港口行进。银座大街到处挤满身着西服的人们。等信号时，我用眼睛搜寻应该在街上买东西的图书馆女孩，遗憾的是未能找见。触目皆是陌生男女。

开到港口，把车停在空无人影的仓库旁，一面吸烟，一面把车内音响调至自动反复播放功能，开始听鲍勃·迪伦的磁带。我把车座后背放倒，双脚搭在方向盘上，静静地呼吸。本想再喝点啤酒，但已经没了，在公园里同女孩喝得一罐不剩。阳光从前车窗射进，把我包笼起来。闭上眼睛，感觉得出那光线暖暖地抚摸我的眼皮。太阳光沿着漫长的道路抵达这颗小小的行星，用其一端温暖我的眼皮——想到这点，我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宇宙运行规律并未忽略我微不足道的眼皮。我好像多少明白了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的心情。或许有限的人生正在被赋予有限的祝福。

我也顺便向博士及其胖孙女给予了我特有的祝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具有给予别人祝福的权限，但反正我是即将消失之人，不怕任何人往下追究责任。我把鲍丽丝·莱肯出租小汽车的司机也列入祝福名单之内。是他用车拉了满身泥浆的我们，没任何理由不将他列入名单。想必他正用车内音响听着流行音乐在某条路上载着年轻乘客风驰电掣。

迎面是大海。可以见到卸完货面露出吃水线的旧货轮。海鸥如点点白痕四下敛羽歇息。

鲍勃·迪伦在唱《轻拂的风》。倾听之间，我想到蜗牛、指甲刀、奶油焖鲈鱼、刮脸膏。世界充满形形色色的启迪。

初秋的太阳随波逐浪一般在海面粼粼生辉，俨然有人将一面巨镜打成万千碎片。由于打得过于细碎，任何人都无法使之复原，即便是御林军。

鲍勃·迪伦的歌使我想起租车办公室那个女孩。对了，也必须向她祝福。她给了我极佳的印象。不能把她从名单中漏掉。

我试着在脑海中推出她的形象。她身穿令人联想到初春时节棒球场草坪那样色调的绿色运动夹克，白衬衫打一个黑色领结。估计是租车公司的制服。她听鲍勃·迪伦的过时歌曲，想象雨幕。

我也想了一会雨幕。我所想到的雨是霏霏细雨，分辨不出下还是没下。但实际上是在下。雨淋湿蜗牛，淋湿墙根，淋湿车。谁都无法制止，谁都别想避开，雨总是公正地下个不停。

片刻，雨变成模糊不清的不透明雨帘，罩住我的意识。

睡意降临。

这样我即可寻回我失落的一切，我想。国虽曾一度失落，但决未受损。我闭目合眼，置身于沉沉的睡眠中。鲍勃·迪伦不断地唱着《骤雨》。

40.世界尽头（鸟）

到南水潭时，雪下得又急又猛，几乎让人透不过气。看这势头，仿佛天空本身都变成一枚枚碎片朝地面狂泻不止。雪也落在水潭，被深得近乎骇人的蓝色潭面吮吸进去。在这染成一色纯白的大地上，惟独水潭圆圆地敞开俨然巨大眸子的洞穴。

我和我的影子瑟瑟立在雪中，默不作声，只顾久久凝视这片光景。同上次来时一样，周围弥漫着令人惧怵的水声。或许因为下雪的关系，声音沉闷得多，仿佛远处传来的地鸣。我仰望未免太低的天空，继而把目光转向前方在纷飞的雪片中黑乎乎隐约浮现的南围墙。围墙不向我们诉说任何话语，显得荒凉而冷漠，名副其实是“世界尽头”。

木然伫立之间，雪在我的肩上和帽檐上越落越厚。如此下去，我们留下的脚印必将消失得无可寻觅。我打量一眼稍离开我站着的影子。影子不时用手拍落身上的雪，眯细眼睛盯视潭面。

“是出口，没错。”影子说，“这一来，镇子就再也不能扣留我们，我们将像鸟一样自由。”

影子仰脸直视天空。旋即闭起眼睛，俨然承受甘露一般让雪花落在脸上。

“好天气，天朗气清，风和日丽。”说罢，影子笑了。看样子影子如被卸掉重枷，原来的体力正在恢复。他轻快地拖着脚步独自朝我走来。

“我感觉得出，”影子说，“这水潭的另一方肯定别有天地。你怎么样，还怕跳进这里面去？”

我摇摇头。

影子蹲下身，解开两脚的鞋带。

“站在这里都快要冻僵了，尽快跳进去好么？脱掉鞋，把两人的皮带连在一起。出去了再失散，可就白白折腾一场。”

我摘掉大校借给的帽子，拍掉雪，拿在手里望着。帽子是过去的作战帽，帽布有很多处都已磨破，颜色也已变白。想必大校如获至宝地一直藏了几十年。我把雪拍净，又戴在头上。

“我想留在这里。”我说。

影子怔怔地看着我的脸，眼神似已失去焦点。

“我已考虑成熟。”我对影子说，“是对不住你，但我从我的角度仔细考虑过。也完全清楚独自留下来将是怎样的下场。如你所说，按理两人应一道返回原来的世界，这点我也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这才是我应回归的现实，而逃离这现实属于错误的选择。可是我不能离开这里。”

影子双手插进衣袋，缓缓地摇了几次头：

“为什么？最近不是讲好一齐逃走的吗？所以我才制定计划，你才把我背到这里，不是么？究竟什么使你突然变心的？女人？”

“当然有这个原因。”我说，“但不完全如此。主要是因为我有了一项发现。所以才决定留下不走。”

影子喟然长叹，再次仰首望天。

“你发现了她的心？打算同她一起在森林里生活，而把我赶走是吧？”

“再说一遍：原因不尽如此。”我说，“我发现了造就这镇子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留下来，你不想知道这镇子是什么造就的？”

“不想知道。”影子说，“因为我已知道，这点我早已知道。造就这镇子的是你自身，你造出了一切：围墙、河流、森林、图书馆、城门、冬天、一切一切。也包括这水潭、这雪。这点事我也清楚。”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一旦告诉你，你岂不就要这样留下来？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带到外面。你赖以生存的世界是在外面。”

影子一屁股坐在雪中，左右摇了好几次头。

“可是在发现这点之后，你再也不会听我的了吧？”

“我有我的责任。”我说，“我不能抛开自己擅自造出的人们和世界而一走了之。我是觉得对不住你，真的对不住你，不忍心同你分手。可是我必须对我所做之事负责到底。这里是我自身的世界。围墙是包围我自身的围墙，河是我在自身中流淌的河，烟是焚烧我自身的烟。”

影子站起身，定定注视水波不兴的潭面。纹线不动地伫立于联翩而降的雪花中的影子，给我以仿佛渐渐失去纵深而正在恢复原来扁平形状的印象。两人沉默良久。惟见口中呼出的白气飘往空中，倏忽消失。

“我知道阻拦也无济于事。”影子说，“问题是森林生活远比你预想的艰难。林中一切都不同于镇子。为延续生命需从事辛苦的劳作，冬天也漫长难熬。一旦进去，就别想出来。你必须永远呆在森林里。”

“这些通通考虑过了。”

“仍不回心转意？”

“是的。”我回答，“我不会忘记你。在森林里我会一点点记起往日的世界。要记起的大概很多很多：各种人、各种场所、各种光、各种歌曲……”

影子在胸前几次把双手攥起又松开。他身上落的雪片给他以难以形容的阴影。那阴影仿佛在他身上不断缓缓伸缩。他一边对搓双手，一边像倾听其声音似的将头微微前倾。

“我该走了。”影子说，“也真是奇妙，往后竟再也见不到你了。不知道最后说一句什么好。怎么也想不起简洁的字眼。”

我又一次摘下帽子拍雪，重新戴正。

“祝你幸福。”影子说，“我喜欢你来着，即使除去是你影子这点。”

“谢谢。”我说。

在水潭完全吞没影子之后，我仍然久久地凝视水面。水面未留一丝涟漪。水蓝得犹如独角兽的眼睛，且寂无声息。失去影子，使我觉得自己恍惚置身于世界的边缘。我再也无处可去，亦无处可归。此处是世界尽头，而世界尽头不通往任何地方。世界在这里终止，悄然止住脚步。

我转身离开水潭，冒雪向西山冈行进。西山冈的另一边应有镇子，有河流，有她和手风琴在图书馆等我归去。

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面飞去。鸟越过围墙，消失在南面大雪弥漫的空中。之后，剩下的惟有我踏雪的吱吱声。

舞!舞!舞!

[日] 村上春树

简介

本书是村上春树紧接于《挪威的森林》之后发表的又一部重要长篇小说。

六具白骨摆列在一间亦真亦幻的死亡之屋里。“我”的老朋友"鼠"已经死于寻羊冒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投缘的老同学五反田，可这位被演艺界包装得精神分裂的电影明星，却接连勒死了两名高级应召女郎，自己也驾着高级跑车“玛莎拉蒂”葬身大海。孤独的女孩“雪”和她孤傲的母亲“雨”，虽然还能在这疯狂世界上勉强生存，可“雨”的守护神笛克，却也躲不过一场莫名的车祸。度过了一段死亡陪伴的惊魂日子，“我”终于在宾馆女服务员由美吉那里找到了安全感，也有了在安静城市过安静生活的具体计划。可是，那第六具白骨到底意味着谁呢？“我”依然脱不出死亡之屋。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村上春树把这句话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他是想寻找所有这些死亡和罪恶的源头吧？

舞!舞!舞!

《舞！舞！舞！ 》被誉为《挪威的森林》的姊妹篇。小说描写一个离婚男人的生活奇遇,展示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下都市人的无奈与虚妄。一位34岁的离婚男人在北海道市的海豚宾馆内经历一段奇情艳遇后，邂逅已成超级影视红星的高中同学五反田。五反田打电话叫来两位高级应召女郎。女郎“咪咪”雍容华贵且清逸脱俗，足以“唤醒男人的永恒梦想”。想不到几天后她被人勒死在一家高级宾馆。在“我”被传讯之后的当天，大明星五反田驱“奔驰”车入海身亡。于是我离开东京，再返北海道，寻觅前一段故事的续篇。

“舞吧！舞吧！舞吧！不停地跳舞！别考虑为什么跳，别去想什么有意义没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书中的主人公对社会充满了失重感幻灭感，对生命感到无可奈何的孤寂与悲凉，因而全书充满了凄冷苦涩的幽默感，在日本文学中散发出独特的芳香。

该书籍由网友制作上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在下载后24小时内自行删除！

--epub掌上书苑(http://www.cnepub.com)

舞 舞 舞

1

1983年3月

我总是梦见海豚宾馆。

而且总是栖身其中。就是说，我是作为某种持续状态栖身其中的。梦境显然提示丁这种持续性。海豚宾馆在梦中呈畸形，细细长长。由于过细过长，看起来更像是个带有顶棚的长桥。桥的这一端始于太古，另一端绵绵伸向宇宙的终极。我便是在这里栖身。有人在此流泪，为我流泪。

旅馆本身包容着我。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出它的心跳和体温。梦中的我，已融为旅馆的一部分。

便是这样的梦。

终于醒来。这里是哪里？我想。不仅想，而且出声自问。“这里是哪里？”这话问得当然毫无意义。无须问，答案早已一清二楚：这里是我的人生，是我的生活，是我这一现实存在的附属物。若干事项、事物和状况——其实我并未予以认可，然而它们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我的属性而与我相安共处。旁边有时躺着一个女子，但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房间的正对面是一条高速公路，隆隆不息；枕边放一只杯（杯底剩有5厘米高的威士忌）：此外便是怀有敌意——或许单纯是一种冷漠——的充满尘埃的晨光。时而有雨。每逢下雨，我索性卧床不起，愣愣发呆。若杯里有威士忌，便径自饮下。接下去只管眼望檐前飘零的雨滴，围绕这海豚宾馆冥思苦索。我缓缓舒展四肢，确认自己仍是自己而未同任何场所融为一体。自己并未栖身于任何场所。但我依然记得梦中的感触。只消一伸手，那将我包容其间的整幅图像便随之晃动不已。如同以水流为动力的精巧的自动木偶，逐一地、缓缓地、小心翼翼地、有条不紊地依序而动，并且有节奏地发出细微的响声。若侧耳倾听，不难分辨出其动作进展的方向。于是我凝神谛听。我听出有人在暗暗啜泣，声音非常低沉，仿佛来自冥冥的深处。那是为我哭泣。

海豚宾馆并非虚构之物，它位于札幌市区一处不甚堂皇的地段。几年前我曾在那里住过一个星期。哦，还是让我好好想想，说得准确一点。是几年前来着？4年前。不，精确说来是4年半以前。那时我还不到30岁，和一个女孩儿一起在那里投宿。宾馆是女孩儿选定的，她说就住在这儿好了，务必住这家旅馆。假如她不这样要求，总不至于住什么海豚宾馆，我想。

这家宾馆很小，且相当寒伧。除我俩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住了一个星期，结果只在门厅里见到两三个人，还不知是不是住客。不过，服务台床位一览板上挂的钥匙倒是不时出现空位，想必还是有人投宿——尽管不多，几个人总会有的。不管怎样，毕竟在大都市占一席之地，且挂了招牌，分类电话号码簿上也有号码赫然列出，从常识上看也不可能全然无人问津。可是，即使有其他住客，恐怕也是极其沉默寡言而生性腼腆的人。我俩几乎没有目睹过他们的身影，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动静，甚至感觉不出他们的存在。只是床位一览板上钥匙的位置每天略有变化，大概他们像一道无声无息的影子顺着墙壁在走廊里往来穿行。电梯倒是有时候拘谨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升降声响，而那声响一停，沉寂反倒更加令人窒息。

总之这是间不可思议的宾馆。

它使我联想起类似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停滞状态：遗传因子的退化，误入歧途而又后退不得的畸形生物，进化媒介消失之后而在历史的烛光中茫然四顾的独生物种，时间的深谷。这不能归咎于某一个人，任何人都无责任，任何人都束手无策。问题首先是他们不该在这里建造旅馆，这是所有错误的根源。起步出错，步步皆错。第一个电钮按错，必然造成一系列致命的混乱。而试图纠正这种混乱的努力，又派生出新的细小——不能称之为精细，而仅仅细小——的混乱。其结果，一切都似乎有点倾斜变形。如同仔细观察事物时自然而然地几次歪起脑袋情况下的倾斜度一样。这种倾斜，不过是略略改变一下角度，既无关大局，又不显得矫揉造作。若长此以往，恐怕也就习以为常，但毕竟叫人有点耿耿于怀（果真对此习以为常，往后观察正常世界怕也难免歪头偏脑）。

海豚宾馆便是这样的宾馆。它的不正常——已经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久的将来必定被时间的巨大漩涡一口吞没——在任何人看来都毋庸置疑。可怜的宾馆！可怜得活像被12月的冷雨淋湿的一条三只腿的黑狗。当然，可怜的宾馆世上所在皆是，问题是海豚宾馆与那种可怜还有所不同。它是概念上的可怜，因而格外可怜。

不用说，特意选择这里投宿的，除去阴差阳错之人，理当余者寥寥。

海豚宾馆并非正式名称。其正式名称是“多尔芬①旅馆”。但由于它给人的印象实在名不符实（多尔芬这一名称使我联想起爱琴海岸那如同砂糖糕一般雪白的避暑宾馆），我便私下以此呼之。宾馆的入口处有一幅非常漂亮的海豚浮雕，还有一块招牌。若无招牌，我想绝对看不出是宾馆。甚至有招牌都全然不像。那么像什么呢，简直像一座门庭冷落的旧博物馆——馆本身特殊，展品特殊，怀有特殊好奇心的人悄然而至。

①海豚一词的英语音译（dolphin）。

不过，即使人们目睹海豚宾馆后产生如此印象，也决不是什么想入非非。事实上这宾馆的一部分也兼做博物馆之用。

一座部分兼做莫名其妙的博物馆的宾馆，一座幽暗的走廊尽头堆着羊皮和其他落满灰尘的毛皮、散发霉气味的图书资料，以及变成褐色的旧照片的宾馆，一座绵绵无尽的思绪如同干泥巴一般牢牢沾满各个角落的宾馆——有谁会住这样的宾馆呢？

所有的家具都漆色斑驳，所有的桌几都吱吱作响，所有的带锁把手都拉不拢。走廊磨得坑坑洼洼，电灯光线黯然，洗脸台的龙头歪歪扭扭，水滴滴滴答答，体形臃肿的女佣（她的腿使人联想到大象）在走廊里一边踱步一边发出不祥的咳嗽声。总是蜷缩在账台里的经理是个中年男子，眼神凄惶，指头仅存两个。只消看上一眼，便知此君属于时运不济、命运多饵的一类——俨然这一类型的标本。如同在淡蓝色的溶液里浸泡了一整天之后刚刚捞出来似的，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印有受挫、败阵和狼狈的阴翳，使人恨不得把他装进玻璃箱放到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去，并且贴上“时运不济者”的标签。大多数人看见他之后都会程度不同地产生怜悯之情，也有些人会发火动气。这类人只要一看见那副可怜相便会无端地大动肝火。有谁会住这样的宾馆呢？

然而我们住了。我们应该住这里，她说，此后便杳然无踪，只剩下我顾影自怜。告诉我她已走掉的是羊男。她早就走了，羊男告诉说。羊男知道，知道她必走无疑。现在我也已经明白。因为她的目的就在于把我引到这里。这类似一种命运，犹如伏尔塔瓦河流入大海。我一边看雨一边沉思，命运！

我自从梦见海豚宾馆之后，首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便是她。我不由想到，是她在寻求我。否则我为什么三番五次做同样的梦呢？

对她，我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尽管同她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实际上我对她一无所知。我仅仅知道她是一间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的就业人员。俱乐部采用会员制，接待对象只限于身份可靠的客人，即高级妓女。此外她还兼做好几样工作。白天平时在一家小出版社当校对员，还临时当过耳朵模特。总之，她忙得不可开交。她当然不至于没有名字，实际上也不止一个。但同时又没有名字。她的持有物——尽管形同虚无——任何持有物上都不标注姓名。既无月票和驾驶证，又没有信用卡。袖珍手册倒有一本，上面只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记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暗号。她身上没有任何线索可查。妓女大概也该有姓名才是，而她却生息在无名无姓的世界中。

一句话，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不知她原籍何处，不知她芳龄几何，不知她出生的年月，更不知她文凭履历和有无亲人。统统不知。她像阵雨一样倏忽而至，遽然无踪，留下的惟有记忆而已。

但我现在感到，关于她的记忆开始再次在我周围带来有某种现实性。我觉得她是在通过海豚宾馆这一状况呼唤我。是的，她在重新寻求我。而我只有通过再度置身于海豚宾馆，方能同她重逢。是她在那里为我流泪。

我眼望雨帘，试想自己置身何处，试想何人为我哭泣。那恍惚是极其、极其遥远世界里的事情，简直像是发生在月球或其他什么地方。归根结底，是一场梦。手伸得再长，腿跑得再快，我都无法抵达那里。

为什么有人为我流泪呢？

无论如何，是她在寻求我，在那海豚宾馆的某处，而且我也从内心里如此期望，期望置身于那一场所，那个奇妙而致命的场所。

不过返回海豚宾馆并非轻易之举，并非打电话订个房间，乘飞机去札幌那样简单。那既是宾馆，同时也是一种状况，是以宾馆形式出现的状况。重返宾馆，意味着同过去的阴影再次相对。想到这点，我的情绪骤然一落千丈。是的，这四年时间里，我一直在为甩掉那冷冰冰、暗幽幽的阴影而竭尽全力。返回海豚宾馆，势必使得我这四年来一点一滴暗暗积攒起来的一切化为乌有。诚然我并未取得什么大不了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过是敷衍一时的废料。但我毕竟尽了我最大的力气，从而将这些废料巧妙组合起来，将自己同现实结为一体，按照自己那点有限的价值观构筑了新的生活。难道要我再次回到那空荡荡的房子里不成？要我推开窗扇把一切都放出去不成？

然而归根结底，一切都要从那里开始，这我已经明白。只能从那里开始。

我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深深一声叹息。死心塌地吧，我想。算了吧，想也无济于事。那已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你无论怎么想方设法都只能从那里开始。已经定了，早已定了！

谈一下我自己吧。

自我介绍。

以前，在学校里经常搞自我介绍。每次编班，都要依序走到教室前边，当着大家的面自我表白一番。我实在不擅长这一手。不仅仅是不擅长，而且我根本看不出这行为本身有何意义可言。我对我本身到底知道什么呢？我通过自己的意识所把握的我，难道是真实的我吗？正如灌进录音带里声音听起来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一样，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恐怕也是自己随心所欲捏造出来的扭曲物……我总是这样想。每次自我介绍，每次在众人前面不得不谈论自己时，便觉得简直是在擅自改写成绩单，心跳个不停。因此这种时候我尽可能注意只谈无须解释和评点的客观性事实（诸如我养狗，喜欢游泳，讨厌的食物是干乳酪等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似乎是就虚构的人罗列虚构的事实。以这种心情听别人介绍，觉得他们也同样是在谈论与其自身不同的其他什么人。我们全都生存在虚构的世界里，呼吸虚构的空气。

但不管怎样，总要说点什么，一切都是从自我说点什么开始的。这是第一步。至于正确与否，可留待事后判断。自我判断也可以，别人来判断也无所谓。总之，现在是该说的时刻，而且我也必须会说才行。

近来我喜欢吃干奶酪，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清楚，不知不觉之间就喜欢上了。原来养的狗在我上初中那年被雨淋湿，得肺炎死了。从那以后一只狗也没养。游泳现在仍然喜欢。

完毕。

然而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完毕。当人们向人生寻求什么的时候（莫非有人不寻求？），人生便要求他提供更多的数据，要求他提供更多的点来描绘更明确的圆形。否则便出不来答案。

数据不足，不能回答。请按取消键。

按取消键，画面变白。整个教室里的人向我投东西：再说几句，关于自己再说几句！教师蹙起眉头。我瞠目结舌，在讲台上木然伫立。

再说！不说一切都无从开始。而且要尽量多说，对与不对事后再想也不迟。

女孩儿不断地来我房间过夜，一起吃罢早饭，便去公司上班。她依然没有名字。所以没有名字，不外乎因为她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她很快就会消失。这样，为了避免混乱，我没有给她冠以名字。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以为我蔑视她的存在。我非常喜欢她，即使在她了无踪影的现在也同样喜欢。

可以说，我和她是朋友。至少对我来说，她是惟一具有可以称为朋友的可能性的人。她在我之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恋人。她在电话局工作，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电话费。单位里的事我没有细问，她也没怎么谈起。但我猜想无非是按每个人的电话号码逐一统计电话费，开具通知单等等。因此，每月在信箱里发现电话费通知单时，我就觉得是收到了一封私人来信。

而她却不管这些，只是同我睡觉。每个月两回或三回，如此而已。在她心目中，我怕是月球人或什么人。“嗯，你不再返回月球了？”她一边哧哧笑着，一边赤条条地凑上身子，把乳房紧贴在我的腹侧。黎明前的时间里我们常常如此交谈。高速公路上的噪音时断时续。收音机中传出“人类联盟”的歌声。“人类联盟”，何等荒唐的名字！何苦取如此索然无味的名字呢？过去的人为乐队取名尽可能取得得体地道，诸如英佩利阿尔兹、施普利姆兹、弗拉明戈兹、法尔康兹、英普莱肖兹、杜阿兹、法·西津兹、“沙滩男孩”。

听我如此说，她笑了，说我这人不正常。我不晓得我哪里不正常，而以为自己思维最正常，人最正常。“人类联盟”。

“喜欢和你在一起，”她说，“有时候，恨不得马上见到你，比如在公司干活的时候。”

“唔。”

“是有时候，”她一字一板地强调，而后停顿了30秒钟。“人类联盟”的音乐播完，代之以一支陌生乐队演奏的乐曲。“问题就在这里，你的问题。”她继续说道，“我是非常喜欢这样你我两人在一起，但并不乐意从早到晚都守在一起。怎么回事呢？”

“唔。”

“不是说和你在一起感到心烦，只是恍惚觉得空气变得稀薄起来，简直像在月球上似的。”

“这不过是小小的一步……”

“我说，别当笑话好不好，”她坐起身子，死死盯视我的脸，“我这样说是为你好，除了我，可有说话是为你着想的人？嗯？可有说那种话的人，除我以外？”

“没有。”我老实回答。一个也没有。

她便重新躺下，乳房温柔地摩擦我的肋部。我用手轻轻抚摸她的脊背。

“反正我有时觉得空气变得像在月球上一样稀薄，和你在一起。”

“不是月球上空气稀薄，”我指出，“月球表面压根儿就没有空气。所以……”

“是稀薄，”她小声细气地说。不知她对我的话是没听进去，还是根本没听。但其声音之小却是让我心情紧张。至于为什么倒不清楚，总之其中含有一种令我紧张的东西。“是有时候变得稀薄。而且我觉得你呼吸的空气和我的截然两样，我是这样认为的。”

“数据不足。”我说。

“我大概对你还什么都不了解，是吧？”

“我本身对自己也不大了解，”我说，“不骗你。我这样说，不仅从哲学意义上，而且从实际意义上。整个数据不足。”

“可你不是都33岁了？”她问道。她26岁。

“34岁，”我纠正道，“34岁零两个月。”

她摇了摇头，然后爬下床，走到窗前，拉开帘布。窗外可以看见高速公路。公路上方漂浮着一弯白骨般的晓月。她披起我的睡袍。

“回到月亮上去，你！”她指着月亮说。

“冷吧？”我问。

“冷，月亮上？”

“不，你现在。”我说。时值2月。她站在窗前口吐白气。经我提醒，她才好像意识到寒意。

于是她赶紧回身上床。我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睡衣凉冰冰的。她把鼻尖顶在我脖颈上，鼻尖凉得很。“喜欢你。”她说。

我本想说点什么，终未顺利出口。我对她怀有好感，两人如此同床而卧，时间过得十分惬意。我喜欢温暖她的身体，喜欢静静爱抚她的秀发，喜欢听她睡着时轻微的喘息，喜欢早上送她上班，喜欢收取她计算的——我相信的——电话费通知单，喜欢看她穿我那件肥大的睡袍。但这些很难一下子表达得恰如其分。当然算不得爱，可也不单单是喜欢。

怎么说好呢？

最后我什么也未出口，根本想不起词来。同时我感到她在为我的沉默而暗自伤心。她竭力不想使我感觉出来，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在隔着柔软的肌肤逐节触摸她脊骨的时候，我觉察到了这一点，清清楚楚地。我们默默地拥抱良久，默默地听着那不知名称的乐曲。

“去和月球上的女人结婚，生个神气活现的月球人儿子。”她温柔地说。

“那是再好不过。”

月亮从豁然敞开的窗口探过脸来。我抱着她，从她的肩头一动不动地望着月亮。高速公路上，不时有载着极重货物的长途卡车发出类似冰山开始崩溃般的不祥吼声疾驰而过。到底运载的是什么呢？我想。

“早饭有什么？”她问我。

“没什么新玩艺儿，老一套：火腿、鸡蛋、烤面包、昨天中午做的土豆色拉，还有咖啡。再给你热杯牛奶，来个牛奶咖啡。”我说。

“好！”她微微浅笑，“做个火腿蛋，烤面包要加咖啡，可以吗？”

“遵命。”

“你猜我最喜欢什么？”

“老实说，真猜不出来。”

“我最喜欢的么，怎么说好呢，”她看着我的眼睛，“就是，冬天寒冷的早晨实在懒得起床的时候，飘来咖啡味儿，阵阵扑鼻的火腿煎蛋味儿，传来切面包的嚓嚓声，闻着听着就忍不住了，霍的一声爬下床来——就是这个。”

“好，试试看。”我笑道。

我这人决没有什么不正常。

我的确如此认为。

或许不能说是和一般人完全一样，但并不是怪人。我这人地道之至，且正直之极，直得如同一支箭。我作为我自己，极其必然而自然地存在于世。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至于别人怎么看我，我并不大介意。因为别人怎么看与我无关。那与其说是我的问题，莫如说是他们的问题。

较之我的实际，有人认为我更愚蠢迟钝，有人认为我更精明狡黠。怎么都无所谓。我所以采用“较之我的实际”这一说法，不过是同我所把握的自身形象相比而已。我在他们看来，现实中或许愚蠢迟钝，或许精明狡黠，怎么都不碍事，不必大惊小怪。世上不存在误解，无非看法相左。这是我的观点。

然而另一方面，我心目中又有被那种地道性所吸引的人，尽管寥寥无几，但确实存在。他们或她们，同我之间，恰如冥冥宇宙之中飘浮的两颗行星，本能地相互吸引，随即各自分开。他（她）们来我这里，同我交往，然后在某一天离去。他（她）们既可成为我的朋友，又可成为我的情人，甚至妻子。在某种场合双方也会僵持不下。但不管怎样，都已离我而去。他（她）们或消极或绝望或沉默（任凭怎么拧龙头都不再出水），而后一走了之。我的房间有两个门。一个出口，一个入口，不能换用。从入口出不来，自出口进不去，这点毫无疑问。人们从入口进来，打出口离去。进来方式很多，离去办法不一，但最终无不离去。有的人出去是为尝试新的可能性，有的人则是为了节省时间，还有的人命赴黄泉。没有一人留下来，房间里空空荡荡，惟有我自己。我总是意识到他们的不在，他们的离开。他们的谈话，他们的喘息，他们哼出的谣曲，如尘埃一般飘浮在房间的每个角落，触目可见。

我觉得自己在他们眼睛中的形象很可能是正确无误的。惟其如此，他们才统统直接来到我这里，不久又纷纷告离。他们认识到了我身上的地道性，认识到了我为保持这种地道性所表现出来的真诚——我想不出其他说法。他们想对我说什么，向我交心。他们几乎全是心地善良的人，而我却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即使能给予，也无法使其满足。我总是不断努力，给了他们我所能给的一切，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也很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但终于未能如愿以偿。不久，他们远走高飞了。

这当然是痛苦的事。

但更令人痛苦的，是他们以远比进来时悲戚的心情跨出门去，是他们体内的某种东西磨损掉了一截。这点我心里清楚。说来奇怪，看上去他们的磨损程度似乎比我还要严重。为什么呢？为什么总是我留守空城？为什么总是我手中剩有别人磨损后的阴影？这是为什么？莫名其妙。

是数据不足。

所以总是出不来正确答案。

是缺少什么。

一天，谈完工作回来，发现信筒里有一张明信片。信上的图案是幅摄影：宇航员身着宇航服在月球表面上行走。尽管没有发信人的名字，但出自谁手却是一目了然。

“我想我们还是不再见面为好。”她写道，“因为我想近期内我可能同地球人结婚。”

传来窗扇关闭的声响。

证据不足，不能解答，请按取消键。

画面变白。

这种事将持续到何时为止呢？我已经34岁，难道长此以往不成？

我倒并不伤心，但责任明显在我。她弃我而去是理所当然的，这点一开始就已明白，我明白，她也明白。但双方又都在追求一种小小的奇迹，希望出现偶然的契机促使事情发生根本性转变。而这当然不可能实现。于是她走了。失去她以后我深感寂寞，但这是以前也品尝过的寂寞，而且我知道自己会巧妙地排遣这种寂寞。

我正在习以为常。

每想到这里，我就满怀不快，仿佛一股黑色液体被从五脏六腑里挤压出来，一直顶到喉头。我站在卫生间的镜前，心想原来这就是我自己，这就是你。你一直在磨损自己，磨损得比你预想的远为严重。我的脸比以前脏污得多，憔悴得多。我用香皂把脸洗了又洗，将洗发水狠狠地揉进皮肤，又慢慢地洗手，用新毛巾把脸和手仔细擦干。之后去厨房拿了罐啤酒，边喝边清理冰箱。淘汰萎缩的西红柿，把啤酒排列整齐，更换容器，开列购物清单。

天快亮时，我独自呆呆望着月亮，心想这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不久我还将在什么地方同其他女子萍水相逢吧？并且仍将像行星那样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仍将渺茫地期待奇迹，仍将消耗时间，磨损心灵，分道扬镳。

这将何时了结呢？

舞 舞 舞

2

接到她那张月球明信片一个星期后，我要到函馆出公差。这照例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但从我的角度又很难对工作挑三拣四。况且轮到我头上的差事，哪一件都糟得无甚兹别，幸也罢不幸也罢，一般来说越是接触事物的边缘，其质的差别越是难以分辨。如同频率一样，一旦过了某一点，就很难听出相邻的两个音孰高孰低，而且不一会儿便什么也听不清楚，自然也就无须听了。

这次公差的内容，是为一家妇女杂志调查介绍函馆美食店。我和摄影师两人去，转几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摄影，预计占5页篇幅。妇女杂志这类刊物总需要这方面的报道，也就必须有人去写。这同收垃圾扫积雪是一回事，总得有人干，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

三年半时间里，我始终在做这种兼带文化性质的工作——文化积雪清扫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个朋友合开过一间事务所，因故停业后，半年时间里几乎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我役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间，事情多得不可开交。离婚；死别，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见奇妙的男女，卷入奇妙的事件。而当这一切终结之时，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静寂之中。一种久无人居的特有氛围充满房间，几乎令人窒息。我一动不动地蟋缩在这房间里，除非购买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在闯无人息的黎明时间里才到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开始在街上出现，便返回房间倒头睡大觉。

傍晚醒来，简单做点东西吃下，再给猫喂点食物。吃罢饭，便坐在地板上，反复回顾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并加以归纳整理。或编排序号，或对其中可能存在过的选择填空式试题分门别类，或就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然后出门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往来彷徨，踽踽独行。

日复一日，持续了半年之久，对了，是1979年1月到6月。书也没读，报纸也没翻，音乐也没听，电视也没看，收音机也没开。和谁也不见面，和谁也不交谈。酒也几乎没喝，没有心思喝。至于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何人声名鹊起，何人呜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晓。并非我顽固不化地拒绝接受信息，只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觉到了世界在动，即使蜷缩在房间里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对其产生不了任何兴致。一切犹如无声的微风，从我身边倏然掠过。

我一味坐在房间地板上，让过去的一切永无休止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说来也怪，尽管半年时间里天天周而复始，我却丝毫未曾感到无聊和倦怠。这是因为，我经历过的事件过于庞大，其断面多得不可胜数。庞大，具体，几乎伸手可触，宛如夜空中耸立的纪念碑，而且是为我个人耸立的。于是我将其从上到下检验一遍。我经历过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当的创伤，不少的创伤。很多血无声地淌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伤痛逐渐消失，有些则卷土重来。但我在那房间里死死独守半年之久，却不是为这创伤之故，我仅仅是需要时间罢了。要把有关那些事件的一切具体地——客观地整理清楚，必须有半年时间。我决不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拒绝同外界接触。接触只是时间问题。我需要纯粹客观的时间，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于重整旗鼓的意义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我尽可能不去考虑。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问题，届时再考虑也不迟。现在首先是要恢复平衡性。

我甚至和猫也没有说话。

好几次有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拿起听筒。

还有时候有人敲门，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来了几封，是我过去的合伙人来的，他说很惦念我。信上写道：“不知你在何处做什么事，姑且按这个地址写信给你。如果需要我帮忙，只管吩咐就是。我这里的工作眼下还算顺利。”此外还谈到我们共同熟人的情况。我反复看了几遍，把握住（为此看了四五遍）内容之后，把信放进抽屉。

以前的妻子也来过信。信上写的几件事都实际得很。最后提到她准备再婚，说对方是我不认识的人。那语气很冷淡，就差没说以后连我也不可能认识了。这无非意味着，她已经和那个同我离婚时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个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会弹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鸣惊人的天赋。人也不甚幽默。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何倾心于那样的男人。不过，这已是他人与她人之间的问题，她说她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因为你无论做什么都万无一失。我所担心的倒是以后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总是为此心神不安。”——她写道。

这封信我同样看了好几遍，之后同样塞进抽屉。

时光就这样流过。

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存款起码可以应付半年吃用，往后的事往后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来。温煦而平和的阳光朗照我的房间。每天我都细细观察窗口射进的光线，我发现太阳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间充满各种各样往日的回忆。离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对同胞姐妹，我和她俩——三个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是1973年的事，也许吧。当时我住在高尔夫球场旁边。每当黄昏降临，我们就翻过铁丝网进入球场，只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里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还记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里我们度过杂乱无章的时间。可如今看来，却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为具体而充实的时光。奇怪！酒吧里放的古典音乐也记起来了。那时我们是大学生，在那里喝啤酒、吸烟。我们需要那样的场所。同时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什么话却是无从记起了，记起的只是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背负着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转眼之间，春日阑珊。风的气味变了，夜幕的色调变了，声音也开始带有异样的韵味。于是递变为初夏时节。

5月末，猫死了，死得唐突，无任何预兆。一天早上起来，只见它在厨房角落里缩成一团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身体变得烤肉块般硬邦邦的，毛也显得比活着的时候脏乱。猫的名字叫“沙丁鱼”，它的一生绝非幸福的代名词，既未被人家深深地爱过，它也没有深深地爱过什么。它总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视别人的脸，仿佛惟恐马上失去什么东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猫恐怕世所罕见。说千道万，它已经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死的好处即在这里。

我将猫的尸骸装进超级市场的购物袋，放到汽车后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铁锹。而后打开久违了的收音机，边听电子音乐边向西驶去。音乐大多不值一提，弗里特伍德·麦克、阿巴、梅里莎·曼彻斯特、比·基斯、KC与阳光乐队、唐娜·萨默、雄鹰、波士顿、“海军上尉”、约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罗杰斯……这样的音乐如同泡沫，漂浮几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费的音乐垃圾，不过是为了搜刮年轻娃娃们的腰包罢了。

但转而我还是不由悲从中来。

时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着方向盘，试图记起我们青少年时代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几支无聊乐曲。西纳特拉——噢，这家伙糟糕极了。门格斯也一塌糊涂。就连爱尔维斯也整天价大唱那些百无聊赖的东西。还有个叫陶里尼·洛佩斯的。帕蒂丽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面皂。费彼安、波比·赖迪尔、阿艾特，当然还有“赫曼隐士”，统统是灾难。接下去便是层出不穷的枯燥乏味的英国乐队，个个长发披肩，一色奇装异服。还能想起几多？哈尼卡穆兹、戴夫·克拉克、盖里和韵律创造者、弗莱迪和梦想者……数不胜数。使人想起僵尸的杰弗逊飞机，一听名字就不寒而栗的汤姆·琼斯及其丑角勃特·亨柏迪格，无论什么听起来都像是广告音乐的哈布·阿尔帕托和蒂芙娜·布维斯，假惺惺的西蒙·加丰凯尔，神经兮兮的杰克逊五兄弟。

统统一路货色。

一切都一成不变。任何时候、任何年月、任何时代，事物的发展方式都如出一辙。变的只是年号，只是交椅上的面孔。这种无聊至极的破烂音乐哪个时代都存在过，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

如此陷入沉思的时间里，我已驱车跑出很远。途中我打开“滚石”的《褐色砂糖》。听得我不由一阵欣喜，这才是正经音乐，这才叫地道，我想。《褐色砂糖》的流行大概是在1971年——我推算了一会，终于未能算准。不过这无所谓，1971年也好，1972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没有关系，自己何苦煞有介事地——考虑这些呢？

差不多车到深山的时候，我驶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适当的树林，准备葬猫。在树林深处，我用锹挖了一个1米来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纸袋里的“沙丁鱼”投进坑内，往上压土。我对“沙丁鱼”最后说道：对不起，我这算尽了你我相应的情分了！埋坑时间里，一只小鸟不知在哪里一直叫个不止，那音阶竟如长苗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埋好后，我把锹扔进车后的行李箱，折回高速公路，边听音乐边朝东京方向疾驰。

这回我什么也没想，只是倾听音乐。

收音机里传出罗德和丁·盖格尔斯乐队的乐曲。之后播音员说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尔斯的《小艇慢慢划》。歌曲哀怨凄婉。“我出生以来便一直失去，”查尔斯唱道，“现在即将失去你。”听着听着，我真的伤感起来，几乎落泪，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个偶然的什么，会突然触动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关掉收音机，把车停进路旁休息场，进饭店要了一份青菜三明治和咖啡。我进卫生间把沾在手上的土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两杯咖啡。

那猫现在如何呢？我想，那里该是漆黑一团吧？我记起上块碰击西友商店纸袋的声音，不过做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无论对你还是对我。

我坐在饭店里呆呆地盯视着装有青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个小时。刚盯到一小时，一个身穿紫色制服的女特走来，客气地问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点点头。

好了，我想，该是重返社会的时候了！

舞 舞 舞

3

在这犹如巨型蚁冢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一项工作不算什么难事，当然，我是说只要你不对工作的种类和内容过于挑剔的话。

开事务所时我与编辑工作打过相当多的交道，同时自己也写过一些零碎的文章，这个行业里也有几个熟人。因此，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赚取一人用的生活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况且我原本就是个无须很多生活费的人。

我抽出手册，开始给几个人打电话，并且开门见山地询问有没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说自己因故闲居游荡了好长时间，而现在如果可能，还想做点事情。他们很快给我找来了好几件事。都不太难，基本都是为广告杂志或企业广告册写一些填空补白的小文章。说得保守一些，我写出的稿件，估计有一半毫无意义，对任何人都无济于事，纯属浪费纸张和墨水。但我什么也不想，几乎机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两个钟头，然后就去散步或看电影。着实看了很多电影。如此优哉游哉地快活了三个多月。不管怎么说，总算同社会发生了关系。想到这点，心头就一阵释然。

进入秋季不久，周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事情骤然增多，房间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邮件也多了起来。为了洽谈工作，我见了许多人，一起吃饭。他们对我都满热情，说以后要多多找事给我。

原因很简单：我对工作从不挑挑拣拣，有事找到头上，便一个个先后接受下来。每次都保准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写得漂亮，几乎无可挑剔。对别人疏漏的地方自己一丝不苟，稿费少点也不流露出任何不悦。例如凌晨2点半打电话来要求6点以前写出20页400格稿纸的文章（关于模拟式手表的特长，关于30～40岁女性的魅力，或者赫尔辛基街道——当然没有去过——的美景），我肯定5点半完成。若叫改写，也保证6点前交稿，博得好评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扫雪工毫无二致。

每当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扫到路旁。

既无半点野心，又无一丝期望。来者不拒，并且有条不紊地快速处理妥当。坦率说来，我也并非没有想法，觉得大约是在浪费人生。不过，既然纸张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费，那么自己的人生被浪费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我终于得出的结论。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辈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不过同也罢、不同也罢，反正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如此。假如不够称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或苏丹。

而我对孟加拉或苏丹无甚兴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头工作。

不久，不仅广告杂志，一般性杂志也渐渐有事找来。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妇女刊物。于是我开始进行采访或现场报道。但较之广告杂志，作为工作这些也并非格外有趣。出于杂志性质，我采访的对象大半是演出界里的人。无论采访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无不在预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时候管理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诉他打算问什么问题。所以，其答话事先早已准备得滚瓜烂熟。一次采访17岁的女歌手，问话刚一超出规定的范围，旁边的管理人当即插话：“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回答。”罢了罢了，我有时真的担心这女孩儿如果离开管理人，10月份的下个月是几月都不知道。这等名堂驾然算不得采访，但我还是竭尽全力。采访之前尽可能调查详细，想出几个别人不大会问及的问题，问话顺序上也再三斟酌。这样做，并非指望得到特别的好评或亲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尽心竭力，只是因为这对我是最大的乐趣，是自我训练。我要将许久闲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脑变本加厉地用于实际甚至无聊的——如果可能的话——事务处理上。

回归社会。

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在我是从未曾体验过的。除几项固定的工作外，临时性事务也接踵而来。无人愿意接手的事肯定转到我这里，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头上。我在社会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个废车场，车一旦发生故障，人们就把它扔到我这里来，在人皆入梦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折上的数字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而又忙得无暇花费。于是我将那辆多病的车处理掉，从一个熟人手里低价买了一辆“雄狮”。型号是老了一点，但一来跑路不多，二来附带音响和空调，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乘这样的汽车。另外还搬了家，从距市中心较远的寓所迁至涩谷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点吵闹，但只要对这点不介意，这公寓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和好几个女孩子睡过觉，都是工作中结识的。

回归社会。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样的女孩儿睡，也知道能够和谁睡、不能够和谁睡，包括不应该和谁睡。年纪一大，这种事情自然了然于心，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这是非常顺理成章而又开心惬意之事。谁都不受伤害，我也心安理得，没有心绞痛般的震颤。

和我关系最深的，仍是电话局那个女孩儿。同她是在年末一个晚会上相识的。双方都喝得大醉，谈笑之间，意气相投，便到我住处睡了。她头脑聪明，双腿十分诱人。两人乘那辆“雄狮”，出去到处兜风。兴之所至，她就打来电话，问能否过来困觉。关系发展到这般地步的，只她一个人。至于不能发展到什么地步，我知道，她也清楚。我们两人共同悄悄地拥有人生中某种类似过渡性的时间。它给我也带来一种久违了的静谧安然的朝朝暮暮。我们充满温情地相互拥抱，卿卿我我。我为她切菜做饭，双方交换生日礼物。一同去爵士俱乐部，喝鸡尾酒。而且从未有过口角，相互心领神会，知道对方的欲求。然而这关系还是戛然辄止，如同胶卷突然中断似的，一日之间便一切成为过去。

她的离去，给我带来意外大的失落感，很长时间里，心里一片空白。我哪里也没有去。别人纷纷告离，惟独我永无休止地滞留在延长了的过渡期里。现实又不现实的人生。

不过这并非是使我感到空虚怅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由衷地倾心于她。我是喜欢她，喜欢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刻，心里充满柔情。但最终我并未倾心于她。在她离开二四天后，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是的，归根结底，她在我身旁，而我却在月球上。尽管我的侧腹感受着她乳房的爱抚，而我真心倾心的却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4年时间才好歹恢复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对到手的工作，我一个个完成得干净利落，别人对我也报之以信赖。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有几人对我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说，仅仅这样并不够，绝对不够。一句话，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非又回到了出发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说，我34岁时又重新返回始发站，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这用不着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开始就很清楚，其结论很早以前就如一块固体阴云，劈头盖脑地悬浮在我的头顶。问题不过是我下不了决心将其付诸实施，而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宾馆，那里即是始发站。

我必须在那里见到她，见到那个将我引入海豚宾馆的当高级妓女的女孩儿。因为喜喜现在正在寻求我（读者需要她有个名字，哪怕出于权宜之计。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详情下面再说，眼下先给她这样一个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个奇妙而狭小的天地里被这样称呼过），而且她掌握着开启始发站之门的钥匙。我必须再次把她叫回这个房间，叫回这一旦走出便不至于返回的房间。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试一试，别无选择。新的循环将由此开始。

我打点行装，十万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约稿——处理完毕，随后把预约表上的下个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电话给他们，说家里有事，不得不离开东京一个月。有几个编辑喃喃抱怨了几句，但一来我这样做是第一次，二来日程还早得很，他们完全来得及寻找补救办法，于是他们都答应下来。我告诉他们，一个月后准时回来效力。接着，乘机向北海道飞去。这是1983年3月初的事。

当然，这次脱离战场，时间并不止一个月。

舞 舞 舞

4

两天里我租了辆小汽车，在白雪皑皑的函馆街头同摄影师两人挨门逐户地访问起餐馆来。

我采访一贯讲究系统性和高效率。此类采访最关键的是事先调查和周密安排日程，可以说这是成功的全部。采访之前，我要彻底地搜集资料，而且也有专门为从事我这种工作的人进行各种调查的组织。只要是其会员并每年交纳会费，一般的调查都会协助。譬如我提出需要函馆各家餐馆的资料，他们便会提供相当的数量。就是说，他们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从情报信息的迷宫中有效地把所需部分汇拢一起，然后复印妥当，订在文件夹里送来。当然这需要相应地花些钱，但从换取时间和减少麻烦这点来说，费用决不为高。

与此同时，我还自己走街串巷，独自搜集情况。这里既有旅游资料方面的专用图书馆，又有汇总地方报纸和书刊的图书馆。若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然后从中选出可能有用的餐馆，事先打去电话，确认营业时间和休息日。如此准备就绪再去现场，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还要在手册上排好当天的计划，在地图上标出行动路线，将无把握的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

到达现场后，同摄影师两人一路逐家转过去，一共大约有30家餐馆。当然只是浅尝辄止，尽管还有剩下未去的。只是品味儿，可谓消费的集约化。在此阶段不暴露我们是采访的，也不摄影。出门之后，摄影师和我便讨论味道如何，以十分制打分。好的留下，差的甩掉，一般要甩掉一半以上。同时和当地的小型广告性刊物取得联系，请其推荐五六家未上名单的餐馆。接着再转，再选。最后选定后，分别给对方打去电话，道出杂志名称，申请采访和摄影。这些两天即可结束，晚间在旅馆把文槁大致写完。

翌日，摄影师把餐馆菜式三下五除二地摄入镜头，我则听取老板的简单介绍。这一切用三天完成。当然也有同行完成得更快，但他们根本没做调查，适当挑几间有名的餐馆转一因而已。其中甚至有人什么也没品尝便动手写稿。写是可以写的，完全可以。老实说，像我这样认真采访的人想必为数不多。一丝不苟地作势必吃很多苦，若想偷工减料也尽可蒙混过关。而且一丝不苟也好，偷工减料也好，写出的报告基本相差无几。表面上半斤八两，但要细看则有所不同。

我说这些并非自吹自擂。

我只是希望对我的工作的概况给予理解，理解我所进行的消耗是怎样性质的消耗。

这位摄影师以前同我一起工作过几次，双方很合得来。我们是行家里手，如同戴着雪白手套、脸蒙大口罩、脚穿一尘不染的网球鞋的死尸处理员一样。我们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不说废话，互相尊敬。双方都晓得这是迫于生计才干的无聊行当。但无论如何，既然干，就要干好。我们便是这个意义上的行家。第三天夜里，我把稿子全部写出。

第四天是预留下来的休息日。工作都完了，没有特别要干的事。于是我们借了一辆出租车，开去郊外，来个一整天的越野滑雪。晚间，两人就着火锅慢慢喝酒，算是放松了一天。我把稿件托他带回。这样，即使没有我别人也可以接着做下去。睡觉前我给札幌电话查询处打电话，询问海豚宾馆的号码，当即一清二楚。我坐回床边，缓缓吁一口长气。呃，这么说海豚宾馆还没有倒闭，可谓放下一颗心来。那宾馆本来无论何时倒闭都无足为奇的。我深深吸了口气，拨动电话号码。即刻有人接起，即刻——仿佛专门等在那里似的。这使得我心里有点困惑，觉得未免有点过于周到。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孩儿。女孩儿？慢着，我想，海豚宾馆可不是服务台有女孩儿的宾馆。

“海豚宾馆。”女孩儿开口道。

我感到有些蹊跷，出于慎重，叮问了一遍地址。地址一如往日。莫非新雇了女孩儿？想来也不是什么值得介意的事，便说想预订房间。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马上转给预约部。”女孩儿用开朗明快的声音对我说。

预约部？我又困惑起来。看来情况愈发无法解释了。海豚宾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劳您久等了，我是预约部。”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听起来怪年轻的，语声亲切热情，痛快干脆。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这是个训练有素的宾馆专门管理人员。

不管怎样，我先预订了3天单人房间，报了姓名和东京住所的电话号码。

“明白了，从明天开始订单人房，3天时间。”男子确认一遍。

我再想不起什么可说的，便道声谢谢，依然困惑地放下电话筒。放下后我更加困惑起来，许久地呆呆盯着电话机，觉得似乎可能会有人打来电话，就此解释一番。但没人解释。算了，我想，由它去好了。到那里实际一看一切都会恍然大悟。只能动身前去，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去。此外再没有什么“选择填空”的余地。

我给所住宾馆的服务台打电话，查询开往札幌方面列车的始发时刻，得知上午最佳时间里有一班特快。随后，给客房服务员打电话要来半瓶威士忌，边喝边看电视里的午夜电影。是一部西部片，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登场表演。格林特居然一次都没笑，连微笑都没有，甚至苦笑也见不到。我朝他笑了好几次，可他完全无动于衷。电影放完，威士忌也差不多喝光后，我媳掉灯，一觉睡到天亮。半个梦也没做。

从特快列车窗口望去，除了雪还是雪。这天万里无云，往外望了不多会儿，双目便隐隐作痛。除了我，没有一个旅客向外看。人家都晓得，晓得外面看到的只有雪。

因为没吃早点，不到12点我便去餐车用午餐。我喝着啤酒，吃着煎蛋卷。对面坐着一位50岁上下的男子，像模像样地扎着领带，一身西装，同样在喝啤酒，吃蛋卷三明治。看上去蛮像个机械技师，实际果然不错。他向我搭话，说自己是机械技师，工作是为自卫队装备飞机，并详详细细地给我介绍起了苏联轰炸机和战斗机侵犯领空的事。不过对这一事件的违法性他倒似乎不甚在乎，他更关心的是鬼怪F-4的经济性，告诉我这种飞机紧急出动一次将吃掉多少燃料。浪费太大了，他说，“要是让日本飞机厂制造，燃料要节省得多，而且性能不次于F-4。不管什么喷气式战斗机，想造就能造出来，马上能！”

于是我开导他，所谓浪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最大的美德。日本从美国进口鬼怪喷气式，用来紧急出动，白白消耗燃料——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世界经济更快地运转，只有其运转才能使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假如大家杜绝一切浪费，肯定发生大规模危机，世界经济土崩瓦解。浪费是引起矛盾的燃料，矛盾使得经济充满活力，而活力又造成新的浪费。

或许，他想了一下，说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战争期间度过的，大概因为这点，对我说的这种社会结构很难作为实际感受来把握。

“我们和你们年轻人不同，对那种复杂的东西一下子熟悉不来。”他苦笑着说。

其实我也绝对算不上熟悉，但再说下去恐引出不快，便没再反驳。不是熟悉，只是把握、认识。二者之间有根本性差别。归终，我吃完煎蛋卷，向他寒暄一句，起身离座。

在开往札幌的车中，我大约睡了30分钟。到函馆站，从附近一处书店买了本杰克·伦敦的传记。同杰克·伦敦那波澜壮阔的伟大生涯相比，我这人生简直像在樫树顶端的洞穴里头枕核桃昏昏然等待春天来临的松鼠一样安然平淡，至少一时之间我是这样觉得的。所谓传记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世上究竟有哪个人会对平平稳稳送走一生的川崎市立图书馆馆员的传记感兴趣呢？一句话，我们是在寻找补偿行为。

一到札幌站，我便慢慢悠悠地往海豚宾馆一路踱去。这个下午没有一丝风，况且我随身只有一个挂包。街上到处是高高隆起的脏乎乎的雪堆，空气似乎绷得紧紧的，男男女女注意着脚下的路，小心而快捷地移动着脚步。女高中生个个脸颊绯红，畅快淋漓地向空中吐着团团白气。那气确实很白，白得似乎可以在上面写出字。我一边观赏着街头景致，一边悠然漫步。上次来札幌，至今不过时隔4年半，但这景致却使我恍若隔世。

我走进一间咖啡厅稍事休息，要了杯掺有白兰地的又热又浓的咖啡喝着。我周围人的言行举止无非城里人的老套数：情侣嘤嘤细语，两个贸易公司的职员摊开文件研究数字，三五个大学生聚在一起，谈论滑雪旅行和警察乐队新灌的唱片等等。这是目前任何一座城市都司空见惯的光景。即使把这咖啡厅内的一切原封不动地搬去横滨或福冈，也不至于感到任何异样。尽管如此——正因为外表上完全一样，才使得坐在里面的我在喝咖啡的时间里产生一股刻骨铭心般的强烈孤独感。我觉得惟独我一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局外人。我不属于这里的街道，不属于这里所有的日常生活。

诚然，若问我难道属于东京城的咖啡厅的哪一部分不成，也根本谈不上属于。不过在东京的咖啡厅里我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孤独感。我可以在那里喝咖啡，看书，度过普普通通的时间。因为那是我无须特别深思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在这札幌街头，我竟感到如此汹涌而来的孤独，简直就像被孤苦伶仃地丢弃在南极孤岛上一样。情景一如往常，随处可见，可是一旦剥掉其假面具，则这块地面同我所知晓的任何场所却无相通之处，我想。相似，但是不相同。如同一颗别的行星，一颗有着决定性差别——尽管上面人的语言、服装、长相无不相同——的另一颗行星，一颗某种功能完全不能通用的其他行星。若要弄清何种功能能够通用，何种功能不能通用，那么只能一一加以确认。而且一旦出现一个失误，我是外星人这点就将真相大白，众人势必对我群起而攻之：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不着边际地浮想联翩。纯属妄想。

但我孤独一人——这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同任何人发生关系，而我的问题也在这里。我正在恢复自己，却未同任何人发生关系。

这以前倒真心爱过一个人，那是什么时候来着？

很久很久以前，某个冰川期与某个冰川期之间。反正很久以前。早已流逝的历史。侏罗纪一类的往昔。一切都以消失告终。恐龙也好猛犸也好刀虎也好，射入宫下公园的子弹也好。接下去便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而自己在这种社会里孑然一身。

我付罢款，走到外面。这回什么也不冉想，径直往宾馆赶去。

海豚宾馆的位置，我早已记忆依稀，有点担心一下子找不到。结果担心完全多余，宾馆一目了然：它已摇身变成26层高的庞然大物。包豪斯风格的时髦曲线，金碧辉煌的大型玻璃和不锈钢，避雨檐前齐刷刷排开的旗杆以及顶端迎凤飘舞的各国国旗，身着笔挺制服的正在向出租车招手示意的小汽车调度员，直达最高楼层的透明电梯……如此景观有谁能视而不见呢？门口大理石柱上嵌着海豚浮雕，下面的字样赫然入目：

海豚宾馆

我木木地站立20秒钟，半张着嘴，瞠目结舌地仰望着宾馆，随即深深吁了口长气——长得如果一直延伸，足可到达月球。保守他说，我非常吃惊。

舞 舞 舞

5

总不能在旅馆门前永远呆立下去，先进去看看再说。地址相符，名称一致，且已订好房间，只有进去。

我走上避雨檐下徐缓的斜坡，闪身跨入打磨得光闪闪的旋转门。大厅足有体育馆那般气势恢宏，天井直抵云霄，玻璃贴面由下而上，天衣无缝，阳光一气泻下，粲然生辉。地板上，价格显然昂贵的宽大沙发整齐排开，其间神气活现地摆着赏心悦目的观叶植物。大厅尽头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咖啡屋。在这种地方点三明治来吃，端出来的四枚火腿三明治只有名片大小，装在绰绰有余的银制盘子里。炸马铃薯片和西洋式泡菜富有艺术性地点缀其间。若再要一杯咖啡，其价格足够中等消费程度的一家4口人吃一顿午餐。墙上挂着一幅相当3张垫席大小的油画，画的是北海道一块沼泽地。虽然算不上很有艺术水准，但其画面的阔绰和堂而皇之却毋庸置疑。大厅里似乎有什么聚会，显得有些拥挤。一伙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背靠沙发，或频频颔首，或昂扬而笑。他们一模一样地翘起下巴，一模一样地架着二郎腿。估计是一群医生或大学教师。另外——莫非同一团体不成——有一伙衣着华丽的女士。一半和服，一半连衣裙。其间有几名外国人。也有制服笔挺、领带色调稳重的贸易公司职员，抱着手提公文箱静等某人。

一言以蔽之，这新海豚宾馆一片兴隆景象。

恰到好处地投入资本，恰到好处如数收回——这种宾馆是怎样建造起来的，我倒是心中有数。我办过一次旅馆行业的广告性刊物。得知建造这种旅馆之前，需要从里到外全部精确计算一番。行家们聚在一起，将所有的信息输入电脑，彻底进行预算。就连厕所卫生纸的批量购入价及其用量都要打入进去。同时雇用学生临时工普查札幌各条街道的通行人数，还要调查适婚年龄的男女数量以便计算婚礼次数，并且大量削减营业成本。他们花大量时间周密制定计划，成立项目筹备组，收买土地，招揽人才，广为宣传。只要可以用金钱解决并且确信这笔钱早晚可以收回，他们便不惜工本。这就是所谓做大买卖。

能够做这种大买卖的，只有下属各类企业的大型联合企业。这是因为，无论怎样削减成本，其中都有些潜在因素无法估算，而足以吸收这些成本的，惟有大型联合企业。

坦率说来，新海豚宾馆并不适合我的口味。

至少在一般情况下，我不至于自己掏腰包住这等场所。一来价格昂贵，二来无用的摆设太多。但是无可奈何。虽已面目全非，但毕竟是海豚宾馆。

我走至服务台前报出姓名。一律罩有天蓝色坎肩的女孩子们如同做牙刷广告一样迎着我桨然而笑。这种微笑方式的训练也是投资的一环。她们全都身穿初雪一般洁白的白衬衫，发式整整齐齐。女孩儿有3个，只有来到我跟前的女孩儿戴着一副眼镜。她很适合戴眼镜，看上去蛮舒服。她的近前使我多少舒了口气。3人之中她长得最为漂亮，第一眼我就对她产生了好感。其笑容之中似乎有一种让我为之动心的东西。她简直就像是集宾馆应有形象于一身的宾馆精灵，仿佛只要轻轻一挥手中那小小的金手杖，便会像迪斯尼电影那样飞出魔法金粉，从中掉出一枚房间钥匙来。

但她没有用金手杖，用的是电脑。她用键盘把我的姓名和信用卡号码熟练地输入进去，确认一下显示屏，然后莞尔一笑，把卡式钥匙递给我。上面写着1523，便是我房间的号码。我让她给我拿了一本宾馆的指南册，并问这旅馆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她条件反射似的回答说去年10月。还不到5个月时间。

“喏，想打听件事。”我也把营业用的无懈可击的微笑在脸上得体地浮现出来——这东西我也是随身携带的。“以前在这一位置有个同叫‘海豚宾馆’的小宾馆，是吗？你可知道它怎么样了？”

她的笑容稍微有点紊乱。如同啤酒瓶盖落入一泓幽雅而澄寂的清泉时所激起的静静波纹在她脸上荡漾开来，稍纵即逝。消逝时，笑脸比刚才略有退步。我饶有兴味地观察着这种细微而复杂的变化，不由觉得很可能有清泉精灵从眼前闪出，问我刚才投入的是金瓶盖还是银瓶盖。当然，这场面并未出现。

“这——怎么说好呢？”她用食指轻轻碰了一下眼镜框，“因为是开业前的事情，我们有点不大……”她就此打住，我等她继续说下去，但没有下文。“对不起。”她说。

“唔。”这时间里，我开始更加对她怀有好感。我也很想用食指碰一下眼镜框，遗憾的是我没戴眼镜。“那么，问谁能问清楚呢，这方面的情况？”

她屏息敛气，沉思良久，笑容已经消失。这也难怪，边笑边屏息远非易事，不信你就试试。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说着，她退入里边。大约过了30秒钟，她领着一位40岁光景的黑制服男子返回。这男子一看就知是宾馆经营方面的专业人员。我同这等人物在工作中打过好几次交道，全是些奇妙分子。他们差不多总是面带笑容，但根据情况可以分别做出25种笑脸。从彬彬有礼的冷笑到适度抑制的满意的笑。而且全部编有等级标号，从1号到25号。他们像选择高尔夫球俱乐部似的酌情区别使用——这男子便属于此类角色。

“欢迎欢迎！”他向我转过中间等级的笑脸，客气地低头致意。我这身打扮似乎给他印象不大好，笑脸陡然降了三个等级。我上身穿里面带毛的猎装短大衣（胸前别着一枚亨林格徽章），头戴一顶毛皮帽（意大利陆军阿尔卑斯部队用的那种），下穿到处有口袋的厚布裤，脚蹬一双走雪路用的结结实实的工作靴。没有一件不是堂堂正正的实用之物。但在这宾馆的大厅里，则未免显得滞重有余。可这不是我的过错，不过生活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罢了。

“听说您对敝宾馆有垂询之点……”他毕恭毕敬地开口道。

我两手置于台面，把问过女孩儿的话重复一遍。

男子用兽医观察小猫跌伤的前脚那样的眼神，瞥了一眼我腕上的迪斯尼手表。

“恕我冒昧，”他略一停顿，说，“您是因为什么想了解以前那家宾馆的呢？可以的话，能否允许我恭听一下其中缘由？”

我简单解释几句：“几年前在那家宾馆住过，同那经理关系很熟。不料这次久别后回来，竟成了这么一副模样。所以想知道他的下落。不管怎样，完全属于私人性质。”

他点了好几次头。

“坦率地说，详情我也不很清楚。”男子字斟句酌地说道，“简而言之是这样：我们收买了以前那座宾馆所在的这块地皮，在其旧址上新建了一家宾馆。名称的确相同，但经营上完全是两回事，没有任何具体关系。”

“名称为什么一样呢？”我问。

“很抱歉，至于这方面情况……”

“原先的经理去哪里也不知道喽？”

“对不起。”他的笑脸换到第16号。

“问谁才能知道呢，这些事？”

“这个……”他歪了歪头，“我们都是现场工作人员，对开业以前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您说问谁才能知道，突然之间实在有些为难。”

他所说的的确不无道理，但总有一点不大对头。男子的应对也好，女孩儿的回答也好，都似有点人工的痕迹。不是说哪里不对，只是难以令人由衷信服。搞采访搞久了，自然产生这种职业上的敏感。那秘而不宣时的语调，那编造谎言时的表情。至于证据却是无处可寻。不过是瞬间直感——其中肯定有难言之隐。

我心里清楚，再追问下去也不可能有结果，于是道了声谢，他也轻轻还以一礼，退入里间。黑制服男子不见之后，我向女孩儿问了就餐和房间服务的事，她耐心地做了回答。她说话的时间里，我一直注视着她的眼睛。那对眼睛十分漂亮，细细看去，似乎可以看出什么来。同我视线相碰时，她马上满脸绯红。我便愈发对她怀有好感。为什么呢？为什么她看起来俨然是宾馆精灵呢？我来不及多想，说声谢谢，离开服务台，乘电梯上到房间。

1523号房间非常气派。就单人房来说，无论床铺还是浴槽都很阔绰宽敞。电冰箱几乎囊括一切。信纸信封尽可使用。写字台也相当高级。浴室里从香皂、洗发剂到电动剃须刀，应有尽有。西式卫生间也非常宽大。地毯崭新，柔软之至。我脱去外套和皮靴，坐在沙发上，翻看宾馆指南。这小册子也很考究，无可挑剔——我搞过这玩艺儿，一眼就看得出来。

指南册上写道：海豚宾馆是完全新型的高级城市宾馆。拥有一切现代化设备，24小时提供万无一失的周到服务。每个房间具有充分的空间。精选的家具，安谧而温馨的家居氛围，富有人情味的天地。

总之就是说要花钱，要多花钱。

再细看这指南册，得知这宾馆的确无所不有：地下有大型购物中心，有室内游泳池，有蒸汽浴，有阳光浴，有室内网球场，有配备各种运动器材并有教练指导的健身俱乐部，有同声传译会议厅，有5间餐厅和3间酒吧，有昼夜营业的自动餐馆，有负责机场、车站以及市内车辆联系的交通服务站，还有配备各种文具、办公用品的学习室，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大凡能想到的无一缺少。平台上甚至有直升飞机场。

应有尽有。

最新式的设备，最豪华的装饰。

问题是，这座宾馆是由哪个企业所属并经营的呢？我把小册子以及凡是带文字的什物，无一遗漏地看了一遍。但哪里也役提到经营主体，委实不可思议。如此超一流的豪华宾馆，其建造和经营者只能是拥有系列宾馆的专业性企业，而若是这种企业，必然写上名称，同时为所属其他宾馆做宣传。例如住王子饭店，其指南册上肯定印有全国各地其他王子饭店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也是通常做法。

再说，这等出类拔萃的宾馆何苦偏要袭用以往那个寒伧可怜的“海豚宾馆”旧称呢？

百思不得其解。

我把小册子扔到茶几上，背靠沙发，伸直双腿，眼望窗外寥廓的长空，也只有蔚蓝的天空可看。静静观天的时间里，恍惚觉得自己成了一只莺。

无论如何，我还是怀念往日的海豚宾馆，从那个窗口中可以望到很多种景致。

舞 舞 舞

6

为了消磨时间，我在宾馆里东转转两看看，直到日暮。我巡视了饭厅和酒吧，窥看了游泳池、蒸汽浴、健身俱乐部和网球场。去购物中心买了本书，在大厅里张望一番后，去娱乐中心玩了几场电子游戏。如此一来二去，不觉到了黄昏时分。简直同游乐园无异，我想，世间居然有这等消磨时间的方式。

之后，我走出宾馆，在暮色苍茫的街头慢慢行走。走着走着，关于这一带环境的记忆渐渐复苏过来。在过去那家海豚宾馆投宿的时候，我每天百无聊赖地在街上走来转去。连哪里拐过是何所在都大致记得。老海豚宾馆没有饭厅——即使有恐怕也不至于产生在那里用餐的情绪——我和她（喜喜）时常同去周围饭馆吃饭。此时，我以一种偶然路过旧居附近似的心情，沿着依稀记得的街口一路走去，走了一个小时。天色渐黑，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到寒意，紧紧附在路面上的积雪，在脚下“吱吱”作响，好在没有风，走路不无快意。空气凛然而澄澈，街头到处如蚁冢般隆起的、被汽车废气染成灰色的雪堆，也在夜晚的街灯下显得那般洁净而富有幻想意味。

较之往日，海豚宾馆所在地段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当然，这里说的往日也只是4年多一点之前。当时我见过或出入过的商店饭店大致是老样子，街头的气氛也基本一如既往。然而一眼即可看出，这周围一带正处于蜕变过程中。好几家店铺已经关门，门上挂着“准备拆建”的木牌。事实上也有正在施工的大型建筑物。汉堡牛肉饼店、名牌服装店、西方汽车陈列馆、院子里栽有沙椤树的全新造型咖啡店、大量使用玻璃建材的式样新颖的写字楼……这些以前所没有的新型店铺和建筑一个接一个平地而起，气势不凡，仿佛要把旧有建筑物——古色苍然的三层楼房、布帘飘摇的大众食堂、经常有猫在火炉前睡午觉的糕点铺等——一举挤走为快。这些建筑如小孩换牙那样新旧共存，在街头形成一种奇妙的景观。银行也开设了分理处，恐怕都是新海豚宾馆的波及效应。那庞大的宾馆突如其来地降生在这几乎沦为遗忘角落的再普通不过的街道上，自然要使这里的平衡大受影响。人流递变，活力萌生，地价上涨。

这种变化或许是综合性的。就是说，新海豚宾馆的出现只是街道变化的一个环节，而并非它的出现给街道带来变化，譬如实施长期计划的城市再开发便是如此情形。

我走进以往曾来过的饮食店，喝了点酒，简单吃了点东西。店里又脏又吵，但味道可口，且便宜。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往往尽可能选择嘈杂的地方，这样才觉得心里坦然，又不寂寞，独自说点什么也不至于被人听去。

吃罢饭，还是觉得不大满足，又要了壶酒，我一边把热乎乎的日本酒缓缓送入胃中，一边思忖：自己在这种地方到底算干什么的呢？海豚宾馆已不复存在，不管我对它有怎样的需求，反正海豚宾馆早已荡然无存，不复存在。其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星球大战》中的秘密基地般滑稽好笑的高度现代化宾馆。一切都只是烟消云散的梦幻。我不过做了一场梦，梦见被毁坏得形迹全无的海豚宾馆，梦见出走后下落不明的喜喜。不错，很可能有人在那里为我哭泣，但那也早已成为过去。那个场所早已空无一物。夫复何求？

是啊——我想（也可能是自言自语），的确是这样。这里已空无一物，这里已没有任何我所希求的东西。

我双唇紧闭，久久地盯视着台面上的酱油壶。

长期过单身生活，势必养成多种习惯：盯视各样东西，有时自言自语，在人声嘈杂的饭店里吃饭，对半旧的“雄狮”依依情深，而且一步步沦为时代的落伍者。

走出饮食店，赶回宾馆。虽然走了很远，但没费事就找到了回头路。因为只要一向上仰头，即可望见海豚宾馆。就像东方三博士以夜空的星星为目标而顺利走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一样，我也很快返回了海豚宾馆。

进房间洗过澡，一边等头发风干一边观赏窗外札幌市容。说起来，以前住那个海豚宾馆的时候，窗外可以看见一家小型工厂。至于什么工厂倒全然不晓，反正是家工厂无疑。人们忙忙碌碌地做着什么。当时我从窗口看那光景，一看就是一整天。那家工厂怎么样了呢？有一个漂亮女孩儿来着，女孩儿又怎么样了呢？话说回来，那工厂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因无事可干，我在房间来回兜了好几圈，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电视。只有一个节目，且糟糕得很，就像在看各种呕吐方式的表演。因是表演，脏自然不脏，但静静地看上一会儿，便觉得真在呕吐一般。我关掉电视，上到二十六楼酒吧，要了一杯对有苏打和柠檬汁的伏特加。酒吧四壁全是玻璃窗，札幌夜景一览无余。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我想起《星球大战》中的宇宙都市。除了这点，这酒吧还是个令人惬意的安静场所。酒的配制够水平，杯也是上等货。杯与杯相碰，其声十分悦耳。顾客除我之外只有三个人。两个中年男子在里面的座位上边喝威士忌边悄声低语。内容自是不得而知，看样子怕是在研究至关紧要的大事。或许在制定一个什么可怕的暗杀计划也未可知。

我右侧的桌旁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她耳朵上扣着微型放音机的耳机，用吸管喝着饮料。她长得相当好看，长长的头发近乎不自然地直垂下来，轻盈而柔软地洒在桌面上。睫毛长长，眸子如两汪秋水，澄明得令人不敢触及。手指有节奏地“橐橐”叩击着桌面。较之其他印象，只有那柔嫩纤细的手指奇妙地传达出孩子气。当然我不是说她有大人气。不过这女孩儿身上似乎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质——既无恶意，又不具有攻击性，只是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君临一切，就像从窗口俯视夜景一样。

然而实际上她什么也没看，似乎周围景物全在她的视野以外。她穿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一双康伯丝牌白色旅游鞋，上身一件带有“GENESIS”字样的运动衫，挽至臂时。她“橐橐”敲着桌子，全神贯注地听单放机里的磁带。小小的嘴唇不时做出似有所语的口形。

“是柠檬汁，她喝的。”侍者像做解释似的，来我面前说道，“那孩子在那里等母亲回来。”

“唔。”我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想来，一个十二二岁的女孩儿夜里10点在宾馆酒吧里独自边听单放机边喝饮料，这光景的确不大对头。不过在侍者如此说之前，我倒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妥。我看她的眼光，如同看其他司空见惯的光景一样。

我换了杯伏特加，同侍者闲聊起来。天气、风景，拉拉杂杂，漫无边际。之后，我漫不经心似的试着说了一句：“这一带也变喽！”结果男侍者困窘地笑笑，说他原先是在东京一家宾馆工作，对札幌还几乎一无所知。这当儿，有新顾客进来，谈话便就此打住，毫无实质性收获。

我一共喝了4杯对苏打水的伏特加。本来任凭多少都不在话下，但没有休止也不好，便喝4杯作罢，在付款单上签了字。起身离席时，那女孩仍坐在那里听单放机。母亲尚未出现，柠檬汁里的冰块早已融化，但她看上去毫不在乎。我站起时，她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三秒钟，然后极其轻微地漾出笑意。其实说不定仅仅是嘴角的颤动。不过在我看来，却是在朝我微笑。于是——说来好笑得很——我不由怦然心动，觉得自己似乎被她一眼选中。这是一种从来未曾体验过的奇妙的心灵震颤，仿佛身体离开了地面五六厘米。

困惑之间，我乘电梯下到十五层，回到房间。何以如此怦怦心跳呢？朝自己发笑的，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罢了，年纪上完全可以当自己的女儿！

GENESIS——又一个无滋无味的乐队名称。

不过，这字样印在她穿的衣服上，倒像是非常有象征意味：起源。

可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非要给这大众乐队安一个如此故弄玄虚的名称呢？

我鞋也没脱地倒在床上，闭目回想那个女孩儿。微型单放机、叩击桌面的白皙的手指、GENESIS、溶化的冰块。

起源。

我闭目静止不动。我感觉得出，酒精正在体内缓缓地来回运行。我解开鞋带，脱去衣服，钻进被子。我似乎比自己感觉到的要疲劳得多，沉醉得多。我等待身旁的女孩儿说一声：“喂，有点喝多了！”但谁也没有说。我只身一人。

起源。

我伸手关掉电灯开关。又要梦见海豚宾馆吧？黑暗中我不由想道。结果什么也没梦见。早上睁眼醒来时，油然升腾起一股无可遏止的空虚感。一切都是零。梦也没有，宾馆也没有。我在意想不到的场所做着意想不到的事情。

床头那双鞋，活像两只趴在地上的小狗，懒懒地倒在那里。

窗外阴云低垂，天空显得十分清冷，一副将要下雪的样子。目睹这样的天空，我提不起任何兴致。时针指向7点5分。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缩在床上看了一会晨间新闻。播音员正在报道即将来临的选举。我看了15分钟，便改变念头，起床去浴室洗脸刮须。为打起精神，我哼起了《费加罗的婚礼》的序曲。哼了一会，发觉可能是《魔笛》的。于是我便想两个序曲的区别，越想越分辨不清。哪个是哪个呢？看来今天做什么都不可能如意。刮罢胡须，又刮了刮下巴。拿起衬衫刚一上身，袖口的纽扣掉了。

吃早饭时，又见到昨晚见过的女孩儿，正和她母亲模样的人在一起。这回她没有带单放机，仍穿着昨晚那件“GENESIS”运动衫，勉为其难似的啜着红茶。她几乎没动面包和牛奶黄油炒蛋。她母亲——大概是吧——个头不高，三十四五岁光景。白衬衫外面穿一件驼绒围巾式毛衣。眉毛形状同女儿一模一样，鼻子端庄典雅。她往面包片上涂黄油时那笨拙的手势，叫人有些动心。其风度举止，说明她显然属于那种习惯于受人注目的女性。

我从其桌旁通过时，女孩儿蓦地抬起眼睛看着我的脸，而且粲粲地绽出微笑。这回的微笑比昨晚正规得多，是不折不扣的微笑。

我本来打算吃早饭时独自想点什么，但在被女孩儿报以微笑之后，便什么也想不成了。无论想什么，脑海中只有同样的语言旋转不止。我只好愣愣地注视着胡椒瓶，什么也不想地吃着早餐。

舞 舞 舞

7

无所事事。既无应干的事，又无想干的事。我是特意前往海豚宾馆的，但魂梦所系的海豚宾馆已不复存在，于是我徒呼奈何，别无良策。

不管怎样，我先下到大厅，坐在那神气活现的沙发上制订今天一天的计划。但计划无从制订。一来我不想逛街，二来没地方要去。看电影打发时间倒不失为一策，可又没有想看的电影。况且特意跑来札幌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未免荒唐可笑。那么，干什么好呢？

没什么好干。

噢，对了，我突然想起理发。在东京时工作忙得连去理发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已经将近一个半月没有理发了。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而又健全的念头。因为有时间，所以去理发——这一设想完全合乎逻辑，任凭拿到哪里都理直气壮。

我走进宾馆理发室，里面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本来指望人多等一会才好，不料因是平日，加之一大清早，当然没有什么人。青灰色的墙壁上挂着抽象画，音响中低声传出杰克·罗西演奏的巴赫乐曲。进这样的理发室，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已经不宜再称为理发室。时过不久，说不定可以在洗澡堂里听见格里高里圣歌，在税务署接待室里听见权本龙一的歌。为我理发的是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理发师。他不甚了解札幌的情况。我说这座宾馆建成之前有一家同名小宾馆来着，他只是“啊”了一声，显得无动于衷，似乎这事怎么都无所谓。冷淡！何况他竟穿着新潮“乞丐”衫。不过他手艺还不坏，我颇为满意地离开那里。

走出理发室，我又返回大厅考虑往下干什么好。刚才不过消磨了45分钟。

一筹莫展。

无奈，只好坐在沙发上久久地茫然四顾。昨天戴眼镜那个女孩儿在总服务台出现了。碰上我的目光，她马上显得有点紧张。什么原因呢？莫非我这一存在刺激了她身上的什么不成？莫名其妙。不一会儿，时针指向11点，到了完全可以考虑吃饭问题的时刻。我走出宾馆，边走边思考去哪里吃饭，但哪家饭店都不能使我动心。实际上我根本就上不来食欲。没办法，便随便走进眼前一家小店，要了碗细面条和凉拌菜，喝了点啤酒。本来看天色像要马上下雪，却迟迟未下。云块一动不动，如同《格利佛游记》中出现的飞岛，沉甸甸地笼罩着都市的上方。地面上的东西一律被染成了灰色。无论刀叉还是凉拌菜、啤酒，统统一色灰。碰上这种天气，根本想不出什么正经事。

归终，我决定拦辆出租车到市中心，去商店买东西消磨时间。我买了袜子和内衣，买了备用电池，买了旅行牙膏和指甲刀。买了三明治做夜宵，买了小瓶白兰地。哪一样都不是非买不可之物，买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如此总算打发掉了两个钟头。

之后我开始沿着大街散步。路过商店橱窗，便无端地窥看不已，看得厌了便走进饮食店喝杯咖啡，读上一段杰克·伦敦传记。如此一来二去，好歹暮色上来。这一天过得活像看了一场又长又枯燥的电影。看来消磨时间简直是活受罪。

返回宾馆从服务台前经过时，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那个负责接待的戴眼镜女孩儿，是她从那里叫我。我走过去，她把我领到稍离开服务台的角落里。那里是租借服务处，标牌旁堆着很多小册子，但没有人。

她手中拿支圆珠笔，来回转动不已。转了一会儿，用似有难言之隐的神色看着我。她显然有些困窘，加上羞赧，一时不知所措。

“对不起，请做出商量借东西的样子。”说着，她斜眼觑了一下服务台，“这里有规定，不准同顾客私下交谈。”

“可以。”我说，“我打听东西的租金，你回答，算不得私下交谈嘛。”

她脸微微一红：“别见怪，这家宾馆，规定啰嗦得很。”

我笑了笑，说：“你非常适合戴眼镜。”

“失礼？”

“这眼镜非常适合你戴，可爱极了。”我说。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下眼镜框，旋即清了清嗓子。她大概属于容易紧张那种类型。“其实是有点事想问您，”她强作镇定，“是我个人方面的。”

可能的话，我真想抚摸她的脑袋，使她心情沉静下来。但我不能那样，便默默注视她的脸。

“昨天您说过，说这里以前有过一家宾馆，”她低声说道，“而且同名，也叫海豚……那是一座怎样的宾馆呢？可是地道的吗？”

我拿了一份租借指南的小册子，装出翻阅的模样。“所谓地道的宾馆是什么含义呢，具体说来？”

她用指尖拉紧白衬衫的两个襟角，又清了清嗓子。

“这个……我也说不大好，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奇特因缘呢？我总有这种感觉，对那个宾馆。”

我细看她的眼睛。不出所料，那眼睛确很漂亮，一清见底。我盯视的时间里，她又泛起红晕。

“你所感觉到的是怎么一种东西，我捉摸不大清楚。但不管怎样，我想从头说来三言两语是完不了的。而在这里说恐怕又不大方便，对吧？你看样子又忙。”

她眼睛朝同事们工作的服务台那边忽闪了一下，露出整洁的牙齿，轻轻咬了咬下唇。略一沉吟后，俨然下定决心，点点头。

“那么，我下班后可以同您谈谈吗？”

“你几点下班？”

“8点。不过在这附近见面不成，规定限制很死。远点倒可以。”

“远点要是有个能够慢慢说话的地方，我去就是。”

她点头想了想，随即在台面备用的便笺上用圆珠笔写下店名，简单勾勒出方位图，说：“请在这里等我，我8点半到。”

我将便笺揣进短大衣口袋。

这回是她盯视我的眼睛：“请别以为我这人有什么古怪，这样做是头一次，头一次违反规定。实在是没办法不这样做，原因过会儿再讲。”

“谈不上有什么古怪，只管放心好了。”我说，“我不是坏人，虽然算不得很让人喜欢，但做事还不至于使人讨厌。”

她快速转动手中的圆珠笔，沉思片刻。但似乎未能完全领会我话里的含义，嘴角浮现出暧昧的微笑，又用食指触了下眼镜框。“一会见。”说罢，对我致以营业用的点头礼，折回服务台。好一个妩媚的少女，一个情绪略有不安的女孩儿。

我回到房间，从冰箱里取出啤酒，边喝边吃着从商店地下食品柜买来的烤牛肉三明治，吃了一半。好了，我想，这回总算有事干了。齿轮进了变速挡，尽管不知驶向哪里，但情况终究在缓缓变化，不错！

我走进浴室，洗脸，刮须，默默地、静静地，不哼任何小曲地刮。尔后我抹擦了剃须润肤霜，刷磨了牙齿。然后对着镜子细细端详自己的脸，我已经好久没照过镜子了。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也没有透出多少英风豪气，一如往日。

7点半，我离开房间，在大门口钻进出租车，把她那张便笺递给司机。司机默然点头，把我拉到那家咖啡店前停下。路不太远，车费才1千元①。咖啡店位于一座五层楼的地下，小巧整洁。一开门，里面正播放杰里·马利昂的旧唱片，恰到好处的音量回荡在房间里，杰里·马利昂流行得较早，当时正时兴留平头，穿领口带扣的衬衫。切特·贝克和勃姆·布尔克迈尔过去我也常听。那时，这间什么“亚当·安东”咖啡店还没有问世。

①日元，下同。

亚当·安东。

何等无聊的名字！

我在台前坐下，一边欣赏杰里·马利昂抑扬有致的歌声，一边慢慢悠悠地啜着对水的J＆B②。8点40分时她还没有出现。但我不大在意，大概是工作脱不开身吧。这间店气氛不错，再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消磨时间。我边听音乐边喝酒，一杯喝罢，又要了一杯。由于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只好盯住面前的烟灰缸。

②J＆B：一种美国威士忌的名称，有人译为“珍宝”。

她到来时已将近9点5分。

“请原谅，”她语气急促地道歉，“给事务缠住了。一下子多成一堆，加上换班的人又没准时到。”

“我无所谓，别介意。”我说，“反正我总得找个地方打发时间。”

她提议去里边座位，我拿起酒杯移过去。她拉下皮手套，摘去花格围巾，脱掉灰大衣，露出黄色的薄毛衣和暗绿色的毛料裙。只剩得毛衣后，她的胸部看上去比预想的丰满得多。耳朵上坠一副别致的金耳环。她要了一杯玛莉白兰地。

酒端来后，她先啜了一口。我问吃过饭没有，她答说还没有，不过肚子不饿，4点钟稍吃了一点。我喝口威士忌，她又啜了口白兰地。她像是路上赶得很急，用半分钟时间默默地调整呼吸。我捏了一粒坚果，看了一会儿，投进嘴里咬开，然后又捏了一粒看罢咬开，如此周而复始，等待她心情平复下来。

最后，她缓缓地吁了口气，特别长的一口气。或许她自己都觉得过长，随后抬起脸来，用有点神经质的眼神看着我。

“工作很累？”我问。

“嗯。”她说，“是不轻松。一些事还没完全上手，而且宾馆开张不久，上头的人总是吆五喝六的。”

她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合拢。只有小手指上戴着一枚很小的戒指，一枚质朴自然、普普通通的银戒指。我俩看这戒指看了好半天。

“原来那座海豚宾馆，”她开口了，“不过，你这人大概不至于和采访有关吧？”

“采访？”我吃了一惊，反问道：“怎么又是这话？”

“随便问问。”她说。

我缄口不语。她仍旧咬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一点。

“情况像是有点复杂，上头的人对舆论神经绷得很紧，什么土地收买啦等等，明白么？那事要是被捅出来，宾馆可吃不消，影响名声，是吧？毕竟是招揽客人的买卖。”

“这以前被捅出过？”

“有一次，在周刊上。说同渎职事件不清不白，还说雇用流氓或右翼团伙把拒绝转卖地皮的人赶走……”

“那么说，这些啰嗦事同原来的海豚宾馆有关？”

她微微耸下肩，呷了口血色玛莉：“有可能吧。所以每当那家宾馆的名字出来的时候，老板才那么紧张，我想。也包括你那次，紧张吧，是不？我确实不知道这里面的详情，只不过听说过这宾馆之所以叫海豚，是同原来的宾馆有关。听别人说的。”

“听谁？”

“一个黑皮人。”

“黑皮人？”

“就是穿黑制服的那些人。”

“是这样。”我说，“此外可还听说过有关海豚宾馆的传闻？”

她连连摇头，用左手指摸弄着右手小指上的戒指。“我怕，”她自语似的悄声说，“怕得不行，不知怎么才好。”

“怕？怕被杂志采访？”

她略微摇了下头，嘴唇轻轻贴着酒杯口，许久没动，看样子颇为踌躇，不知如何表达。

“不，不是的，杂志倒怎么都无所谓，反正那上面写什么都和我无关，对吧？发慌的只是上头那些人。我要说的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是整个宾馆里面的。就是说，那宾馆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或者说不地道……不正派的地方。”

她不再做声。我一口喝干威士忌，又要了一杯，并给她要了第二杯玛莉白兰地。

“你觉得它怎样不正派，具体来说？”我试着询问，“我是说要是有什么具体东西的话。”

“当然有。”她意外爽快地说道，“有是有，但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至今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感觉到的非常具体，可是一旦要使它形成语言，那种类似具体性的东西就好像很快七零八落了，我觉得，所以表达不好。”

“像一场真实的梦？”

“和梦还不同。梦那东西我也常做，但时间一长，也就淡薄了。但这个不是那样，时间多长都毫无变化，哪怕时间再长再久、再久再长，都还是那么实实在在，永远存在，一晃从眼前浮现出来。”

我默然。

“好吧，我说说看。”说着，她啜了口酒，用纸巾擦了下嘴，“那是1月份，1月初，新年过完没几天的时候。那天我值晚班——我很少值晚班，但那天缺人没办法——反正下班已经是半夜12点了。那个时间下班，都由宾馆叫出租车，把每人轮番送回家去，电车已经没有了。这样，我12点前处理完事务，然后换上常服，乘上职工专用电梯上去十六楼。因为十六楼有职工小睡室，我有本书忘在那里。本来明天取也可以，但刚刚读个开头，加上和我同车回去的女孩儿手头事情没完，就想随便上去取下来。十六楼有职工专用设施，如小睡室，喝口茶休息一会儿的房间等。这和会客室不同，所以时常上去。”

“这么着，电梯门打开后，我就像往常那样，不假思索地从里面走出。你说，这种情况常有吧？事情一旦做熟，或地方一旦去熟，行动时往往不加思考，条件反射似的，对吧？我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一步跨出——现在记不起了，但脑袋里是思考什么来着，肯定。我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站到走廊才突然发现，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心里一愣，回头看时，电梯门已经合上。我想大概是停电，当然，但这又是不可能的。首先宾馆里有万无一失的独立发电设备。一旦发生停电，马上就会接应上去，自动地、一下子、瞬间地。我也参加过那种演习，完全晓得。所以，理论上不存在停电现象。更何况，就算自备发电机出了故障，走廊里还有应急灯射出绿色灯光，而不至于一团漆黑。无论怎样考虑，情况都只能是这样。

“不料，那时走廊里的确漆黑一团。看得出光亮的，只有电梯按钮和楼层显示的红色数字。我当然按了按钮，但电梯直线下降，不肯返回。我心里叫苦，四下张望。不用说，很怕，但同时也觉得是一场麻烦。这个你可明白？”

我摇摇头。

“就是说，变得这么黑暗，无非意味着宾馆功能上出了问题，对吧？机械上的，或结构上的。这样一来，势必折腾一场。又是连续加班，又是成天演习，又是受上司训话，这苦头早已吃够了，这才刚刚安稳下来呀。”

我点头称是。

“想到这里，我渐渐气恼起来，同害怕相比，气恼更占了上风。于是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慢慢地，试着走了两三步。这一来，我发觉有点不对头，就是脚步声和平时不一样。当时我穿的是平底鞋，但脚底的感觉和平时不同，不是平时踩地毯的感触，而要粗糙得多。我对这个很敏感，不会弄错，真的。而且空气也和平时不同，怎么说好呢，好像有点发霉，和宾馆的空气根本不一样。我们宾馆，完全用空调控制，空气讲究得很。不是普通的空调，而是制造新鲜空气输送进来。它不同于其他宾馆那种干燥得使鼻孔发干那样的空气，而是自然界里的那种。因此，不能想像有什么发霉气味。而当时那里的空气，吸上一口就知道是陈旧的空气，几十年前的空气，就像小时候去乡下祖父家里玩时打开老仓库嗅到的那股气味——各种陈腐味儿混在一起，沉淀在一起，一动不动。

“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电梯，这回连开关显示灯也消失了，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死了，彻底死了。这下我可怕了，还能不怕？黑暗里只有我一个人，真叫害怕。不过也怪，周围竟是那样的静，死静死静的，半点声息也没有，怪不？因为平时停电变黑，人们肯定大吵小嚷的吧？况且宾馆里住得满满的，出这种事不可能不叫苦连天。然而却静得很，静得叫人毛骨悚然，这下更把我槁糊涂了。”

这时侍者把酒端来，我和她各自啜了一口。她放下杯，扶了扶眼镜。我默默无语，等她继续说下去。

“我这些感觉你可明白？”

“大致上明白。”我点点头说，“在十六楼下的电梯，四下漆黑，气味不同，静得要命，情况异常。”

她叹息一声，说：“不是我夸口，我这人还真不怎么胆小。起码在女孩儿里算是勇敢的，不至于因为停电就像别的女孩儿那样扯着嗓子叫个不停。怕固然怕，但我想不能怯阵，无论如何要看个究竟。所以我就用手摸索着在走廊里前进。”

“朝哪边？”

“右边。”说罢，她抬起右手，表示不会记错。“是的，是向右边走，一步一步地。走廊是笔直的，顺着墙壁走了一会，便向右拐弯。这当儿，前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实在微弱得很。看样子是蜡烛光从尽头处泻出的。我估计是有人找到了蜡烛点起来，打算上前看看。走近一看，发现烛光是从微微裂开的门缝里泻出来的。那门很奇特，从没有见过，我们宾馆应该没有那样的门，但反正光是从那里泻出的。我站在那门前，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里面有谁，担心出来怪人，再说门又完全没有见过。这么着，我就试着小声敲了敲门，声音小得几乎不易听见，‘橐橐’。结果因四周太静了，那声音却比我预想的大得多。里面没任何反应。10秒、20秒……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不知所措。不一会儿，里面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怎么说呢，就像一个穿着很多衣服的人从床上爬起时的动静。接着传出脚步声，非常非常迟缓，‘嚓……嚓……嚓……’像是穿着拖鞋，拖鞋拖着地面，一步一挪地朝门口靠近。”

她似乎想起了那声响，眼睛看着空间，摇了摇头。

“听见那声响的一瞬间，我浑身不寒而栗，觉得那恐怕不是人的脚步声。根据倒没有，但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人的足音。也只是这时我才晓得所谓脊梁骨冻僵是怎么一种滋味，那可真叫冻僵，不是修辞上的夸张。我拔腿就跑，一溜烟地。中间可能摔了一两跤，因为长统袜都破了。但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跑啊跑啊，能记得起来的只有跑。跑的时间里脑袋里想的尽是电梯仍然不动可怎么办。幸好电梯还动，楼层显示灯也还亮着。我见它停在一楼，猛按电钮，电梯开始向上动。但上的速度慢得要死，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二楼……三楼……四楼……我在心里一个劲儿祷告快点、快点，可是不顶用，它偏偏那么磨磨蹭蹭，像是有意让人着急似的。”

她停了一下，呷了口白兰地，不停地转动着戒指。

我静等下文。音乐停了，有人在笑。

“不过那脚步声是听得清楚的。‘嚓……嚓……嚓……’地走近前来，很慢，但一步是一步。‘嚓……嚓……嚓’迈出房间，走到走廊，朝我逼近。真怕人，不，也还不是什么怕，是胃一下一下地往上蹿，一直蹿到嗓子眼。而且浑身冒汗，冒冷汗，味儿不好闻，凉飕飕的，活像有蛇在皮肤上爬来爬去。电梯还是没上来，七楼……八楼……九楼……脚步声却越来越近。”

她停顿了二三十秒，仍然不紧不慢地转动戒指，像是在调整收音机波段。酒柜那边的座位上女的说着什么，男的又笑出声来。怎么还不快放音乐呢，我心里直急。

“那种恐怖感，不亲身体验是不可能知道的。”她用干涩的声音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

“等我注意到时，电梯门已经开了。”她说着，耸了耸肩，“门开着，熟悉的电灯光从里面射出。我一头扎了进去，哆哆嗦嗦地按下一楼电钮，回到大厅，大家都吓了一跳。可不是，我脸色发青，全身发抖，差点儿说不出话来。经理过来问我怎么搞的。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始解释，说十六楼有点不对头。经理刚听这一句，当即叫过一个小伙子，和我一共3人上到十六楼，确认到底出了什么事。不料十六楼什么都没发现。灯光通明，更没什么怪味儿，一切照常。去小睡室问那里的人，那人一直没睡，说根本没有停电那回事。为慎重起见，把十六楼那里走了个遍，还是没发现任何反常之处，简直走火入魔了似的。

“回到楼下，经理把我叫到他自己房间。我认为他肯定发脾气，但他没有，而叫我把情况详详细细说一遍。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包括嚓嚓响的脚步声，尽管觉得有点荒唐。我认为他保准取笑我一番，说我白日做梦。

“但他没笑。不仅没笑，还一副分外严肃认真的神情。他这样对我说：‘刚才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还用和蔼的语气叮嘱似的说：‘可能出了什么差错，但弄得其他人都战战兢兢的也不好，别声张就是。’我们那经理，原本不是个和风细雨的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脑地训人一顿。因此当时我想，说不定经历这种事的我是第一个。”

她止住话。我把她的话在头脑里归纳一番。看这气氛，我该问一点什么才好。

“我说，你没有听见其他人讲起过这样的事？”我问，“例如同你这经历相类似的不一般的事、蹊跷的事、莫名其妙的事？哪怕风言风语也好。”

她沉吟片刻，摇摇头说：“我想没有。但感觉是有的，总觉得宾馆里有什么东西不同寻常。经理听我讲述时的表情就是这样。而且里边悄悄话也实在够多的。我说是说不大好，但总觉得有些反常。我以前工作过的那家宾馆就绝对不一样。虽然规模没这么大，情况也有不同，但这方面毕竟太悬殊了。那家宾馆也有离奇古怪的传闻——哪家宾馆都多少免不了——我们都一笑了之。但这里不行，这里没有一笑了之的气氛，所以也才格外害怕。当时要是经理一笑置之或大发雷霆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说不定也会以为真的是自己闹出了差错。”

她眯缝起眼睛，出神地看着手中的酒杯。

“那以后还去过十六楼？”我问。

“好几次。”她淡淡地说，“在那里工作，有时候不乐意也得去，是吧？但去也只限于白天。晚上不去，死活不去。再也不想遭遇那种事。所以我才不上夜班，已经跟上头说了，明确说我不愿意。”

“这以前没和任何人说过？”

她轻微地摇了一下头：“刚才我就说了，跟人提起这事今天是头一回。以前想说也找不到人。跟你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事可能有什么同感，就是十六楼的事。”

“我？何以见得？”

她用漠然的眼光看着我：“倒也说不清……你知道原先那家海豚宾馆，又想了解它的下落……因此我觉得或许你对我那个经历有同感。”

“怕也谈不上有什么同感。”我思索一下说，“而且我对那家宾馆也并不很了解。只知道是个生意不怎么兴隆的小型宾馆。大致4年前在那里住过，认识了里头的老板，所以这次又来看看，如此而已。原先的海豚宾馆再普通平常不过，更没听说有什么特殊因缘。”

其实我并不以为海豚宾馆普通平常，只是眼下不想把话口开大。

“可今天下午我问起海豚宾馆是否地道的时候，你不是表示说起来话长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指的是我私人方面的事情。”我解释道，“说起来话很长，我想那话同你现在讲的恐怕没有直接关系。”

听我如此说，她显得有点失望，抿起嘴唇，久久看着双手的指甲。

“对不起，您特意说一次，我却什么也没帮你解决。”

“不，不，”她说，“这怪不得你。再说我能说出来也好，说完心里畅快一些。如果老是一个人闷在肚里，总觉得心神不安。”

“想必是的。”我说，“总是一个人闷着，对谁也不讲，势必把脑袋涨得满满的。”我张开两手，做出气球膨胀的手势。

她静静点头，继续转动戒指，然后从手指拉下，随即套回。

“嗯，你相信我的话？相信十六楼的事？”她看着手指说道。

“当然相信。”我回答。

“真的？那种话难道不异常？”

“异常也许异常，但那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这我知道。所以我相信你说的。在某种关系的作用下，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往往突然连结在一起。”

她开动脑筋思考我的话。

“这种事你也有过体验？”

“有过，”我说，“我想有过的。”

“怕吗，当时？”她问。

“不，不是怕。”我回答，“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连结方式。就我来说……”

说到这里，语言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我喝了口威士忌，“说不明白，”我说，“表达不好。不过这种事的的确确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即使别人不信，我也相信你的话，不骗你。”

她扬脸绽出笑容，笑得同这以前不太一样，而属于私人性质的微笑，我想。由于把话一吐而尽，她看起来多少有些放松。

“怎么回事呢，和你谈起话来，也不知为什么，心里觉得很踏实。我这人特别怕见生人，同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话总感到别扭，但和你却能心平气和。”

“大概你和我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吧。”我笑道。

她似乎不知如何应答，沉吟良久，终究没有开口，只是喟然一声长叹。但那叹声未给人以不快，而只是为了调整一下呼吸。

“不吃点什么？肚子好像一下子饿了起来。”

我原想邀她找地方像样地吃一顿，但她说在这里随便吃点即可。于是我唤来侍者，要了意大利比萨饼和色拉。

我们边吃边聊。聊了她宾馆里的工作，聊了札幌的生活。她谈到她自己。说她23岁，高中毕业后在专科学校接受了两年宾馆职员专业训练，之后在东京一家宾馆干了两年，看到海豚宾馆的招工广告，报名后被录用，来到札幌。她说札幌对她很合适，因为她父母在旭川附近经营旅馆。

“是一家满不错的旅馆，已经经营很久了。”她说。

“那么说你是到这里见习或锻炼来啰，为了继承家业？”我问道。

“也不是。”她说道，又用手捅了下眼镜框，“我压根儿没考虑继承家业那么远的事，仅仅是出于喜欢，喜欢在宾馆里干。各种各样的人来了，住下，离开——我喜欢这个。在这里边做事，觉得非常坦然，平心静气。我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环境里，是吧？已经习惯了。”

“倒也是。”我说。

“什么叫倒也是？”

“你往服务台一站，看上去活像宾馆精灵似的。”

“宾馆精灵？”她笑了，“说得真妙。真能当上该有多好。”

“你嘛，只要努力就成。”我笑了笑，“不过宾馆里谁也留不下来，这也可以？人们只是来借住一两宿就一走了之。”

“是啊，”她说，“可要是真有什么留下来，倒觉得怪怕人的。怎么回事呢？莫非我是胆小鬼？人们来了离开，来了离开，我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是有点怪，这个。一般的女孩儿不至于这样想吧？普通女孩子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对？而我却不同。什么原因呢？我不明白。”

“依我看，你并不怪。”我说，“只不过动摇不定。”

她面带诧异地看着我：“咦，这个你怎么晓得？”

“怎么晓得？”我说，“反正我晓得。”

她沉思了一会。

“谈谈你自己。”她说。

“没有意思。”我应道。但她说那也想听，于是我简单谈了几句：“34岁，离过婚，多半靠写文章维持生计，有一辆半旧‘雄狮’车，虽然半旧，但有音响和空调。”

自我介绍，客观真实。

她还想进一步了解我工作的内容，这无须隐瞒，便直言相告。讲了最近采访一个女演员的事，和采访函馆那些餐馆的经过。

“你这工作挺有意思的么！”她说。

“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满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15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啰？”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只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玛莉白兰地，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11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10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出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

她讲出那家周刊的名称。是报社系统的。“估计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没直接读过，具体写的什么不大清楚。”

我们在轻扬漫舞的雪花中等车，等了5分钟。这时间里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显得很轻松。我也心情轻松下来。

“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她说。而我也同样。于是，我再次想到，我们之间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惟其如此，我才从第一眼见到她时便开始怀有好感。

车上，我们东南西北地聊起来，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时间啦，东京啦，不一而足。我一边聊一边伤脑筋：往下如何对待她呢？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觉。至于她想不想同我睡，我当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尝不可，这我是知道的，这点从其眼神、呼吸、说话口气和手的动作上即可知道。作为我来说，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于睡出麻烦。来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说的那样。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隐约觉得如此同她睡觉恐怕有失公正，并且这种念头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驱除。她比我小10岁，情绪有点不稳定，而且醉得摇摇晃晃。这就像用带有记号的牌打扑克一样，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面所谓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话，那为什么不索性变成苔藓植物呢？那样岂不来得简单痛快！

这也是正理。

我在这两个价值观之间一时左右为难。当出租车快到她住处的时候，她却毫不费事地使我解脱出来。“我和妹妹两人一起生活。”她对我说。

于是我再没必要前思后想了，不觉有些如释重负。

车开到她公寓前停下。她说对不起，问我能否陪她到房间门口。并说夜深时分，走廊里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没。我对司机说自己马上下来，请他等5分钟。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沿着结冰的路走到大门口，顺楼梯往三楼爬去。这是座钢筋水泥公寓，没有任何多余饰物。来到写有306编号的门前，她打开挎包，伸手摸出钥匙，对我不无笨拙地笑笑，道声谢谢，说今晚过得很愉快。

我也说很愉快。

她转动钥匙打开门，重新把钥匙放回挎包，“咔”——皮包金属对接扣相吻合的干涩声响在走廊里荡开。随后她定定地看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盯视黑板上的几何题。她在迟疑，在困惑，那声再见无法顺利出口。这我看得出来。

我手扶墙壁，等待她做出某种决断，然而她迟迟不做出。

“晚安。问候你的妹妹。”我开口道。

她紧紧地抿着嘴唇，抿了四五秒钟。“我说和妹妹一起住，那是谎话。”她低声说，“实际只我自己。”

“晓得。”

她脸上开始慢慢泛红：“何以晓得？”

“何以？只是晓得。”我说。

“你这人，怪讨人嫌的。”她沉静地说。

“或许，或许是的。”我说，“不过我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做讨人嫌的事，不会趁机强加于人。所以从来没说过谎。”

她思忖良久，随后作罢，笑道：“嗯，怕是没说过谎。”

“不过……”我说。

“不过我是自然而然沾染上的。刚才说过，我也受了不少刺激，这个那个的。”

“我也不例外，亨林格还在胸口别着呢。”

她笑了，说：“不进来喝点茶什么的？想再和你聊一会。”

我摇摇头：“谢谢。我也想和你聊，不过今天这就回去。原因倒说不清，但我想今天还是回去好，还是不要一次同你说得太多为好，我觉得。怎么回事呢？”

她用俨然看黑板小字时的眼神瞧着我。

“我表述不好，但总有这种感觉。”我说，“有满肚子话要说的时候，最好还是一点一点地说，我想。或许这样并不对。”

她对我的话想了一会儿，随即作罢，“晚安。”说完，悄然地把门关上。

“喂。”我招呼道。门开了一条15厘米宽的缝，她闪过脸。“最近可以再邀你吗？”我问。

她手扶着门，深深吸了口气，说：“或许。”

门又合上了。

出租车司机正在没心绪似的摊开一张体育报看着。我返回座位，说出宾馆名称，他马上现出惊讶的神情。

“真的这就回去？”他问，“看那气氛，我以为肯定叫我一个人开车回去呢。一般后来都是这样。”

“有可能。”我表示赞同。

“长年干这行，眼光大致看不错。”

“长年才有时会看错，就概率来说。”

“那倒是。”司机不无费解地说，“可话说回来，您怕有点不一般吧？”

“也许。”我说。难道我真的不一般不成？

回到房间，我开始洗脸，刷牙。边刷牙边有点后悔。但最终我很快睡过去了。我后悔起来往往持续不了很久。

早上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服务台打电话，要求把房间的原定期限延长3天。结果毫无问题，反正是旅游淡季，客人没那么多。

然后我买了份报纸，走进宾馆旁边的炸饼店，吃了两张黄油甜松饼，喝了两大杯咖啡，宾馆里的早餐吃一天就腻了。还是这炸饼店最可心，便宜，且咖啡可以换第二杯。

接着，我拦了辆出租车去图书馆。我叫司机拉去札幌市最大的图书馆，便被直接拉了去。在图书馆里，我查阅了眼镜女孩儿告诉我的周刊的过期部分。发现关于海豚宾馆的报道刊登在10月20日号上。我把有关部分复印下来后，进到附近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仔细阅读。

报道的内容很难把握，须反复阅读几遍才能理解透彻。记者是想尽可能写得简洁易懂，但在纷坛的事态面前，其努力似乎很难奏效，可谓错综复杂。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脉络还是可以摸清。文章的题目是：“札幌地价疑团——插入城市再开发中的黑手。”

概括起来是这样：首先，在札幌部分地区，在大规模土地收买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两年时间里上地几易其主，且极为隐蔽和反常。地价不明不白地急剧上涨。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开始调查。结果发现收买土地的公司尽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虚名——虽然也登记在案，缴纳税款，但一无办公地点，二无职员。而且这些假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极其巧妙地大肆买空卖空。两千万日元买来的土地转手以6千万卖出，如此卖了两亿元。于是记者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开始逐一调查，穷追不舍，发现其源头只有一个：经营不动产的B产业公司。这倒是实实在在的公司，总部设在赤坂，拥有现代化的高级办公大楼。尽管不很公开，但实际上B产业同A综合产业这家大型联合公司关系密切。A产业极其庞大，下属铁道公司、宾馆集团公司、电影公司、食品集团公司、商店、杂志社，甚至包括信用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广大。记者进一步深入追查，结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来了。原来B产业收买的土地都在札幌市计划再开发的地段以内。地铁的建设、政府机关的新址等公共投资项目都将在这一地段进行，所需资金的大部分由国家拨款。国家、北海道、札幌市三方经过协商，制定了再开发计划，形成了最终决定，包括位置、规模、预算等等。不料揭开盖子一看，决定开发地段内的土地已在几年时间里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来情报透露给了A产业，早在计划最后敲定之前，收买土地的活动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就是说，这个所谓最终计划一开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买土地的急先锋就是海豚宾馆。它抢先占领头等地皮，以其庞大的建筑物扮演了A产业大本营的角色，即担任这一地段的总指挥。它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改变着人流的方向，成为这一地段的象征。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本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不好，投资这一行为本来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资者要求获得与投资额相应的效益。如同买半旧汽车的人又踢轮胎又查看发动机一样，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什么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对此一一考虑，投资额要大得多。

有时甚至铤而走险。

譬如，有人拒绝转卖土地。从古以来卖鞋的店铺就不吃这一套。于是，便有一些为虎作怅的恶棍不知从何处胃出。庞大的企业集团完全拥有这种渠道，从政治家、小说家、流行歌手到地痞无赖，大凡仰人鼻息者无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恶棍攻上门来，而警察却对这类事件迟迟不予制止，因为早已有话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里去。这甚至不算是腐败，而是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投资。诚然，过去或多或少也有这等勾当。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资网络要细密得多，结实得多，远非过去所能比。庞大的电子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进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巨细无遗地网入其中，通过集约和细分化，资本这具体之物升华为一种概念，说得极端一点，甚至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

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仔细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便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1969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员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去主动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恓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作为报道我以为是成功的。材料翔实，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但落后于时代。

我将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揣进衣袋，又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想海豚宾馆的管理人，想那个生来便笼罩在失败阴影之中的不幸的男子，他不可能承受来自时代的挑战。

“一个落伍者！”我不由喃喃自语。

正值女侍走过，她诧异地看了看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宾馆。

舞 舞 舞

8

我从房间里给过去的合伙人打电话。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电话问我的名字，又一个我不晓得的人接起问我的名字，再其次他才好歹出来。想必很忙。我们差不多有一年没通话了。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对他一直怀有好感，现在也一如既往。但最终，他对我（或我对他）属于“已经通过的领域”。不是我把他强行推往那里，也并非他自行投身进去。总之我们所走的路不同，且两条路永远不会交叉，如此而已。

活得好吗？他问。

还好，我说。

我说现在札幌，他问冷不冷。

冷，我回答。

工作方面如何，我问。

很忙，他答道。

酒不要喝过头，我说。

近来没怎么喝，他说。

那边现在正下雪吗？他问。

这工夫什么也没下，我回答。

如此接二连三对踢了一阵子礼仪球。

“现有一事相求。”我切入正题，很早以前他欠过我一笔账，他记得，我也记得。况且我又是轻易不开口求人的人。

“好的。”他蛮痛快。

“以前一起做过旅馆行业报纸方面的活计吧，”我说，“大约5年前，记得？”

“记得。”

“那方面的路子还没断？”

他略一沉吟。“没什么往来，断倒是没断。打火升温不是不可能。”

“里边有个记者对产业界内幕了如指掌，是吧？名字想不起来了。瘦瘦的，经常戴一顶怪模怪样的帽子。和他还能接上头？”

“我想接得上。想了解什么？”

我把有关海豚宾馆丑闻的那篇报道扼要地说了一遍。他记下周刊名称和发行日期。接着我讲了大海豚宾馆之前那间小海豚宾馆的情况，告诉他想了解下边几件事：首先，新宾馆为什么袭用“海豚宾馆”这一名称？其次，小海豚宾馆经营者的命运如何？再次，那以后丑闻有何进展？

他全部记下，对着听筒复述一遍。

“可以了？”

“可以了。”我说。

“急用吧？”他问。

“是啊。”我说。

“争取今天就联系上，能把你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我讲了宾馆的电话号和我的房间号。

“好，回头再说。”言毕，他放下电话。

我在宾馆的自助餐厅简单吃了午饭。下到大厅，眼镜女孩儿正在服务台里。我坐在大厅角落的椅子上，静静地注视她。她看上去很忙，似乎没意识到我的存在。或许意识到而佯装不知也不一定。但怎么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目睹她的一举一动。一边看，一边心想当时只要有意，早就和她睡到一起了。

我必须这样不时地给自己增加勇气。

看她看了10分钟，然后乘电梯上到十五楼，回房间看书。今天同样阴沉沉的，使人恍若生活在只透进一点光亮的纸笼子里。因随时可能有电话打来，我不想出门，而呆在房间里便只有看书这一桩事可干。杰克·伦敦的传记最后读罢，接着拿起有关西班牙战争的书。

这一天好像尽是黄昏，无限延长的黄昏。没有高低起伏。窗外灰色迷蒙，其间开始一点点掺进黑色，很快夜幕降临，但也不过是阴郁的程度略有改变而已。天地间仅有两种色调：灰与黑。变化不外乎二者的定时更迭。

我利用房间服务项目要来三明治。我逐个地、细嚼慢咽地吃着三明治，并从电冰箱中取出啤酒，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味。无事可干的时候，势必在各种琐事上磨磨蹭蹭，打发时间。7点半时，合伙人打来电话。

“联系上了！”他说。

“费不少劲吧？”

“一般一般。”他想了一下答道。恐怕是费了一番周折。“简单说一下吧。首先，这个问题早已严严实实地盖上了盖子。已经被封盖捆好送到保险柜里去了。再也不会有人去捅它动它，一切都已过去。丑闻已不再存在。政府内部和市机关大楼里也许有两三处非正常变动，但方式隐蔽，再说也不是大的变动，微调罢了。再不可能往上触动任何人物。检察厅倒是有一点动作，但没抓到确凿证据。错综复杂得很。禁区。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

“纯属我个人私事，决不连累任何人。”

“跟对方也是这样交代的。”

我拿着听筒去冰箱取了瓶啤酒，单手启开瓶盖，倒了一杯。

“别嫌我啰嗦——你可别轻举妄动，弄不好会吃大亏。”他说，“这可是庞然大物。什么原因使你盯上它我倒不知道，反正最好别深入。也许你有你的情由，但我想还是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为好，虽然我不是非叫你像我这样。”

“知道。”我说。

他干咳一声，我喝了口啤酒。

“老海豚宾馆直到最后阶段也不肯退让，吃了不少苦头，乖乖退出自然一了百了，但它就是不肯，看不到寡不敌众这步棋。”

“它就是那种类型，”我说，“跟不上潮流。”

“被人整得好苦。例如好几个无赖汉住进去硬是不走，胡作非为——在不触犯法律的限度内。还有满脸横肉的家伙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厅里，谁进来就瞪谁一眼。这你想像得出吧？但宾馆方面横竖不肯就范。”

“似乎可以理解。”我说。海豚宾馆的主人早已对人生的诸多不幸处之泰然，轻易不会惊慌失措。

“不过最终，海豚宾馆提出一个奇妙的条件，并且说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它未尝不可让步。你猜那条件是什么？”

“猜不出。”我说。

“想想嘛，稍想想。”他说，“这也是对你一个疑问的答案。”

“莫非要求袭用‘海豚宾馆’这个名称？”

“就是，”他说，“就这个条件。收买一方也应承下来。”

“为什么？”

“因为这名称并不坏，是吧？‘海豚宾馆’，蛮不错的名称嘛。”

“算是吧。”我说。

“也巧，A产业正计划建造新的宾馆系列——最高级系列，超过以往的一级。而且尚未命名。”

“海豚宾馆系列。”我说。

“正是，足以同希尔顿或凯悦分庭抗礼的宾馆系列。”

“海豚宾馆系列。”我重复一遍。一个被继承和扩大的梦。

“那么，老海豚宾馆的主人怎样了呢？”

“天知道！”他说。

我又喝了口啤酒，用圆珠笔搔搔耳轮。

“离开时，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估计用它做什么去了吧。但没办法查，一个过路人一样无足轻重的角色。”

“怕也是的。”我承认。

“大致就这样。”他说，“知道的就这些，再多就不知道了。可以吗？”

“谢谢，帮了大忙。”

“噢。”他又干咳了一声。

“花钱了？”我问。

“哪里，”他说，“请吃顿饭，再领到银座夜总会玩一次，给点车费，也就行了吧！不必介意，反正全部从经费里出，什么都从经费里出。税务顾问叫我只管大大开销。所以这事不用你管。要是你想去银座夜总会的话，也带你去一次就是，也从经费里出。没去过吧？”

“那银座夜总会，里边有什么景致？”

“酒，女郎。”他说，“去的话，保准要受到税务顾问的夸奖。”

“和税务顾问去不就行了？”

“去了一次。”他兴味索然地说。

我们寒暄一下，放下电话。

放下电话之后，我回顾一番我这位合伙人：他和我同岁，但肚子已微微凸出；桌上放着好几种药；郑重其事地考虑什么选举；为孩子的上学煞费苦心，常和老婆吵架拌嘴，但基本上热爱家庭；有一点怯懦，时常喝酒过量，但总的来说工作热心，一丝不苟——在所有意义上是个地道正统的男子汉。

我们一走出大学便合伙搭档，很长时间里两人配合默契，从小小的翻译事务所开始，一点一滴地扩展事业规模。虽说两人原来的关系不甚亲密，但颇为情投意合。朝夕相处，而从未发生过口角。他人有教养，谦和稳重，我也不喜欢争争吵吵。虽说程度略异，两人毕竟相互尊重，同舟共济。但终究我们在最佳时期分道扬镳了。在我突然辞离之后，他独自干得蛮好，坦率地说，甚至比我在时干得还好。工作不断取得成果，公司也发展壮大起来。又招了新人，更可得心应手地驾驭他们。精神方面在独立后也安详得多。

我想也许问题在我这方面，也许我身上的某一种东西没有给他以健全的影响。所以我离开后他才干得那么左右逢源、舒心惬意：对部下连哄带骗，使得他们俯首贴耳；在管财务的女孩儿面前还开几句粗俗的玩笑；大把大把地利用经费把别人拉到银座夜总会里去，尽管他总觉得这样无聊透顶。假如同我在一起，他势必顾虑重重，无法如此自由自在地施展拳脚；势必总是察看我的眼色，每做一件事都考虑我会有何想法。他就是这样的人。其实，当时无论他在旁边做什么，我根本不曾介意。

在所有的意义上，他这个人还是独立合适，我想。

一句话，我的离开使得他干事开始同年龄相符。是同年龄相符，我想道，并且发出了声：“同年龄相符。”一旦出声，竟又觉得他与我毫不相干。

9点，电话铃响了一次。我压根儿没料到会有人打电话来，一时搞不清那铃声是何含义。总之是电话。铃声响第四遍时，我拿起听筒贴在耳朵上。

“今天你在大厅眼盯着看我吧？”是服务台那女孩儿的声音。从声音听来，似乎既未生气，也不算高兴，平平淡淡。

“看了。”我承认。

她沉默片刻。

“工作中给你那么一看就紧张，我。紧张得很。结果事情办得一团糟，就在你看的时间里。”

“再不看了，”我说，“看你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勇气，想不到你竟那么紧张。往后注意再不看了。现在你在哪里？”

“在家。准备洗澡睡觉。”她说，“对了，你要多住几天？”

“嗯。事还有点没完。”我说。

“以后可别那么看我哟，搞得我狼狈不堪。”

“再不看了。”

短时沉默。

“你说，我有点过于紧张？整个人？”

“怎么说呢，说不好，因为这东西因人而异。不过给人家那么盯视起来，任何人恐怕都多少感到紧张，你不必放在心上。再说我这人有一种有意无意盯视什么的倾向，无论什么都盯住不放。”

“怎么会有那种倾向呢？”

“倾向这东西很难解释。”我说，“不过往后注意不看就是。我不想让你把事情办糟。”

她沉默了一会，似乎在思索我的话。

“晚安。”她终于开口道。

“晚安。”

电话挂断了。我进浴室洗罢澡，在沙发上看书到11点半。然后穿上衣服，来到走廊。走廊很长，迷宫般地拐来拐去。我从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最尽头处有职工专用电梯。电梯设计得有意避开住客的视线，但并非躲藏。朝着“太平楼梯”的箭头方向走不远，并排有几扇门没写客房编号，其拐角处有一电梯，上面贴有“货物专用”字样的纸标，以防住客乘错。我在职工专用电梯前观察多时，电梯一直停在最下一层。这时间里几乎无人使用。天井的音箱中小声播出背景音乐，是保尔·莫里亚的《水色恋情》。

我试按一下电钮。一按，电梯如大梦初醒一般抬头爬将上来。楼层显示数字于是次第变换：1、2、3、4、5、6……徐缓但不含糊地渐渐临近。我一面听《水色恋情》，一面注视数字。假如里面有人，谎说一句看错电梯就是了。反正宾馆住客这号人总是不断出错。电梯继续上升：11、12、13、14。我挪后一步，双手插兜，等待门开。

15——数字的变换停止了。一瞬间悄无声息，旋即电梯门修地分开：空无一人。

好个悄然无声的电梯。同老海豚宾馆里那个气喘吁吁的家伙大不相同。我走进去，按“16”钮。门悄然合上，刚有微微动感，门又打开。十六楼。但十六楼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一团漆黑。灯光朗然，天井里依然流淌着《水色恋情》。没有任何怪味。我试着从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十六楼的结构同十五楼毫无二致。走廊九曲十折，客房排列得似乎永无尽头。其间留有安放自动售货机的位置。客用电梯不止一台。有的房间门前放着好几个晚餐（打电话叫送到房间里）用的碟盘。猩红地毯，柔软舒适，不闻足音。周围一片寂静。背景音乐换成费易斯的管弦乐《夏日之恋》。及至走到尽头，我向右拐弯，中途折回，乘客用电梯返回十五楼。然后重复一次，乘职工专用电梯上到十六楼，面对的仍是灯光明亮的毫无异样的楼层，听到的仍是《夏日之恋》。

我于是打消念头，下到十五楼，喝了两口白兰地，上床躺下。

薄明时分，天色由黑转灰，下起雪来。今天干什么好呢？我暗自思忖。

仍没什么可干——一如昨日。

我冒着雪，走到炸饼店，吃了张油饼，喝了两杯咖啡，随后拿起报纸。报纸上有选举方面的报道，电影介绍栏里还是没出现想看的电影。有一部电影由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担任准主角，名字叫《自作多情》，是部以校园为背景的青春影片。主角由一个正走红的十七八岁女演员和同样走红的男歌手担任。而我那位同学扮演的角色不想我也知道，笃定是年轻英俊、乖觉机敏的教师无疑：身材颀长，体育全能，女生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被他叫上一声名字都会晕乎过去。那演主角的女孩儿也不例外，对这位老师一片痴情，星期天自做小甜饼拿去老师宿舍。而有个男孩儿对这女孩儿一往情深。那是个非常普通的、性格稍有点怯懦的男孩儿……情节肯定是这样，不想我也知道。

他当上演员不久，也是出于好奇，看了有他出演的好几部电影，后来便一部也不着了。作为电影，哪一部都无聊至极，况且他扮演的角色翻来覆去总是同一模式：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双腿修长、体育全能。起初多是大学生，而后则大部分是教师、医生和少年得志的白领阶层。然而其内容千篇一律，不外乎女孩儿为之荡神销魂的偶像。一笑便露出整齐的牙齿——即使我看也印象不坏，但我不愿意为看这等影片而掏腰包。我当然并非只看费里尼或塔尔科斯基那类片子的认真而又庸俗的电影迷，问题是他出演的影片实在百无聊赖。情节可想而知，对话平庸苍白。估计没有投入多大资本，导演也敷衍了事。

转而一想，他当演员之前其实便属这种类型。给人的感觉良好，但内在的东西却难以捉摸。初中有两年我和他同班，做物理试验同使一张桌子，得以常在一起交谈。那时他的一举一动就活脱脱像在演电影一样完美无缺。女孩儿都为他迷得神魂颠倒。每次他向女孩儿搭话，对方无不现出痴迷的神态。做物理实验时，女孩儿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一有问题便问他。当他用优雅的手势给煤气喷灯点火之时，大家用犹如观看臭林匹克开幕式的眼神看着他。而我的存在则压根儿没有人注意。

成绩也出色，在班上经常数一数二。热情、诚实、不骄不躁。无论穿什么衣服，都显得整洁潇洒、文质彬彬。就连上厕所小便也很优雅，而小便的姿势看起来优雅的男子实在少而又少。当然，在体育方面也是全才，当班委同样是一把好手。听说他同班上一个最得人缘的女孩儿要好，实情不得而知。老师也对他欣赏备至。每逢父母来校，母亲们也对他心往神驰。总之他就是这样一个男子。至于他脑袋里想的是什么东西，我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演电影也是如此。

我又何苦要花钱看这种影片呢？

我把报纸扔到垃圾筒里，冒雪返回宾馆。路过大厅时往服务台扫了一眼，她不在。大概是休息时间。我走到有电子游戏机的厅角，分别玩了几场《蒙面人》和《“银河”运输机》。这玩艺儿相当神经过敏，且极其好战，但可用来消磨时间。

玩罢，回房间看书。

这一天一无所获。书看腻了，便看窗外雪花。雪整整下一天没停，我不由心生感慨：雪这东西居然有如此下法！12点时，去宾馆自助餐厅吃了点夜宵。而后又回房间看书，看窗外雪花。

不过这天也并非毫无所获。我正在床上看书，4点钟听得有敲门声。打开一看，见是她，服务台那位身穿天蓝色坎肩的眼镜女孩儿。她从稍微打开的门缝中犹如扁平影子似的倏地溜进房间，迅速把门带上。

“在这里给人撞见，饭碗可就丢了。这家宾馆，对这种事严厉得很。”她说。

她打转环视一圈房间，坐在沙发上，一顿一顿地拽着裙角。随即吁了口气，说她现在是休息时间。

“不喝点什么？我是喝啤酒。”

“算了，没多少时间。咦，你一整天闷在房间里做什么？”

“算不上做什么，虚度光阴而已。看书，看雪。”我从冰箱里拿出瓶啤酒，边往杯里倒边说。

“什么书？”

“西班牙战争的。一五一十写得相当详细，而且含有各种各样的启发性。”西班牙战争的确是极富启发性的战争。过去确曾有过这样的战争。

“我说，可别以为奇怪。”她说。

“奇怪什么？”我反问道，“你说的奇怪，指的是你来这里？”

“嗯。”

我手拿酒杯在床边坐下。“奇怪不觉得，吃惊倒有一点，主要还是高兴。正闷得发慌，巴不得有个人说话。”

她站在房间正中，一声不响地脱掉天蓝色坎肩，搭在写字台前的椅背上，以免弄皱。然后走到我身旁，并拢双腿伞下。脱去外装后，她显得有些弱不禁风。我把手搂在她肩上。她把头靠在我肩头，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扑鼻而来。洁白的衬衣棱角分明。两人这样呆了5分钟。我纹丝不动地搂她的肩，她靠着我的肩闭目合眼，仿佛睡熟似的静静呼吸。雪花仍然飘飘洒洒，淹没了街上的一切音响，四下万籁俱寂。

我想她大概很累，想找地方稍事歇息。而我就像棵落脚树似的。她的疲劳使我感到有些不忍。她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如此疲劳是不合理不公正的。不过转念想来，疲劳这东西的降临与美丑、与年龄并无关系，如同暴雨、地震、雷电、洪水的发生一样。

5分钟后，她扬起脸，离开我身边，拿起衣服穿上，重新坐回沙发，摆弄着小手指上的戒指。穿上外衣，她看上去又有点紧张，而且给人一种陌生感。

我依然坐在床边看着她。

“对了，你在十六楼碰见怪事那回，”我试着问，“当时你有没有做和平时不同的事？上电梯之前，或上电梯之后？”

她略歪起脖子想了想。“这……有没有呢？我想没做什么不一样的事……记不起来了。”

“没有什么和平常不同的征兆之类？”

“一般，”说着，她耸了耸肩，“没有任何反常。乘的是普普通通的电梯，只是门开时一片黑暗，没别的呀！”

我点点头：“噢，今天找个地方一块儿吃饭可好？”

她摇头说：“对不起，请原谅，今天有个约会。”

“明天呢？”

“明天要去游泳学校。”

“游泳学校，”我说着，笑了笑，“古代埃及也有游泳学校，知道吗？”

“哪里知道那么多！”她说，“骗人吧？”

“真的。因为工作关系查过一次资料。”我说，“但就算是真的，于现在也毫无关系。”

她瞥一眼表，起身说了声“谢谢”，然后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溜出门外，走了。这是我今天唯一的收获。微不足道的收获。然而古代埃及人恐怕也是从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发掘喜悦，度过微不足道的人生，最后告别尘世的。同时也练习游泳，或做木乃伊。而诸如此类的积累，人们便称之为文明。

舞 舞 舞

9

11点时，终于无事可做了，能做的都已彻底做完：指甲剪了，澡洗了，耳垢清除了，电视新闻也看了，胳膊屈支和伸腰运动也做了，晚饭也吃了，书也看到最后一页了。就是没有睡意。本打算再乘一次职工专用电梯，但为时尚早。职工销声匿迹，要等过12点才行。

考虑再三，最后决定到二十六楼酒吧去。在这里，我一边观赏窗外雪花飘舞的沉沉夜幕，一边喝着马丁尼酒遥想古代的埃及人。古埃及人的生涯究竟是怎样的呢？到游泳学校去的是一些怎样的人呢？大约是法老家族和贵族那些达官贵人吧？时髦而有钱的埃及人。人们或许是为这些人而把尼罗河截留一段或用其他办法修建游泳池，并在那里教授高雅优美的游泳姿势吧？大概有一位如同我那位当电影演员的朋友般举止得体的教师，以煞有介事的神情对那些显贵说道：“很好，殿下，这样很好。不过我想如果您能把做自由泳姿势的右手再略微伸直一些，恐怕就尽善尽美了。”

那场面我想像得出来：墨一般黛蓝色的尼罗河，金光闪闪的骄阳（当然那一带可能有芦苇棚），驱逐鳄鱼和平民的持枪武士，随风起伏的芦苇，法老的王子们。还有王女，她们怎么样呢？女孩儿也学游泳？例如克列奥帕特拉，俨然朱迪·福斯特一般正值妙龄的克列奥帕特拉，她在看见我的朋友——那位游泳教师时也会魂不守舍吗？恐怕也在所难免。因为那才正是他存在的理由。

最好拍制这样一部影片，我想，那样看一遍也值得。

其实游泳教师并非出身低贱之人。以色列亚或西里亚一带有个王子，战败后被押往埃及，沦为奴隶。但即使沦为奴隶之后他也丝毫不减其迷人的风采。这方面同查尔顿·赫斯顿以及柯克·道格拉斯之流大不一样。他露出莹白的牙齿，微微而笑，小便也不失优雅。仿佛即将拿起尤克里里琴，站在尼罗河畔唱起《夏威夷草裙舞少女》。这种角色非他莫属。

某日，法老一行从他面前通过。当时他正在河边割芦苇，突然见一条船翻在河心。他毫不犹豫地“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以华丽的自由泳游上前去，在同鳄鱼搏斗当中将小女孩儿抢回。其姿势委实潇洒，恰如他在科学实验小组上点燃煤气喷灯时一样。法老看在眼里，不禁为之动情，于是决定让这位青年担任王子们的游泳教师。前任教师由于讲话鄙俗，一周前刚被投入无底井中。这样，他成了王子游泳学校的老师。他风流倜傥，众人无不一见倾心。每到夜晚，宫女们便浑身上下涂满香料，蹑手蹑脚钻到他床上。王子、王女们也对他心悦诚服。于是，银幕推出《泳装女工》和《王子和我》合而为一那样美轮美奂的场面。他和王子王女们展示水上芭蕾般的泳姿，庆贺法老的生日。法老乐不可支，他的身价亦随之上升。但他从不因而沾沾自喜，始终谦恭如一，并且总是面带笑容，小便也优雅脱俗。每次宫女上床，他都百般爱抚一小时之久，使其心满意足，最后还不忘抚摸其头发说一声“太幸福了”，其关切之情可谓无微不至。

与埃及宫女同衾共枕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我想了一会儿，终未现出具体场景。勉强想像良久，浮现出来的也不外乎20世纪福克斯的《埃及艳后》，那是由伊丽莎白·泰勒、理查德·勃顿和雷克斯·哈里逊出演的影片，糟糕得简直令人作呕：一群好莱坞式的卖弄异国情调的长腿黑皮肤女郎，手拿长柄扇子“呼啦呼啦”地为埃利萨贝斯扇风送凉，做出各种寡廉鲜耻的色情姿势供他寻欢作乐。埃及女子干这种勾当倒是拿手好戏。

于是，福克斯笔下的克列奥帕特拉为他心醉神迷，难以自持。

情节也许无足为奇，但舍此不能成其为电影。

他对克列奥帕特拉也同样钟情。

不过，钟情于克列奥帕特拉的并非他一人。肤色漆黑的阿比西尼亚王子也为她迷恋得心神不定，甚至一想起她便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这一角色无论如何只能由迈克尔。杰克逊扮演。那王子痴情之至，竟远从阿比西尼亚穿过大沙漠赴来埃及。途中，在沙漠商队的菁火前，手拿铃鼓边唱《彼利·金》边摇身起舞，眼睛在银星的辉映下闪闪发光。自不待言，游泳教师同迈克尔·杰克逊之间发生一场纠葛，情场上短兵相接。

正想到这里，男侍走来，很难为情地告诉我快到关门时间了，并道歉说对不起。我一看表，已经12点15分。没走的客人只我自己。四周已被男侍大体拾掇妥当。罢了罢了，我不由心想，自己怎么花如此长的时间想如此无聊的东西，荒唐透顶，怕是神经出了问题。我在账单上签了字，端起剩下的马丁尼一饮而尽，起身走出酒吧，双手插进衣袋，等待电梯开来。

问题是，按传统习俗，克列奥帕特拉必须同弟弟结婚——这幻想中的电影镜头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脑海中排除，反而层出不穷。弟弟性格懦弱而孤独多疑，应该是谁呢？莫非艾伦？那一来就成了一场喜剧。此人在宫中不时地讲些并不好笑的笑话，并用塑料锤敲击自家头颅，不行。

弟弟以后再说吧。法老还是劳伦斯合适。此君先天性头痛，无时不用食指尖按压太阳穴。对于不合其意之人，或投入无底深井，或使之在尼罗河里同鳄鱼死拼。狡黠而残酷。甚至把人割去眼皮后放逐沙漠。

想到这里，电梯门开了，悄然而倏然地。我步入其中，按十五楼钮，随后继续遐想。本来不愿再想，却硬是控制不住。

舞台一转，出现渺无人烟的沙漠。沙漠纵深处的洞穴里，一个被法老驱逐出来的预言者，默默地生活着，孤苦伶订，无人知晓。尽管被割去眼皮，但他终于挣扎着横穿沙漠，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他身披羊皮，以遮蔽火辣辣的阳光。他终日生活在黑暗里，食昆虫，嚼野草，并用心灵的眼睛预言未来，预言法老即将到来的没落，预言埃及的黄昏，预言世界的嬗变。

是羊男，我想。为什么羊男突然出现在这等地方呢？

门又一次悄然而倏然地打开，我茫然而木然地思考着跨出门外。难道羊男自古埃及时代便已生存于世不成？抑或这一切统统不过是我在头脑中编造出来的无聊幻觉？我依然双手插兜，站在黑暗中冥思不已。

黑暗？

等我意识到时，眼前已漆黑一片，半点光亮也没有。随着电梯门在我身后闭合，四周亦落下了黑漆漆的屏幕。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背景音乐也听不见。《水色恋情》也好，《夏日之恋》也好，全都杳无声息。空气凉飕飕的，夹杂一股霉气味儿。

如此黑暗中，我一个人果然伫立。

舞 舞 舞

10

这是地地道道的黑暗，地道得近乎可怕。

任何有形的东西都无法识别，包括自己的身体，甚至有东西存在这点都感觉不出来，有的只是黑色的虚无。

置身于如此彻底的黑暗，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恍惚成了空洞的概念——肉体融入黑暗而不再拥有实体这一概念如同外层灵质一般在空中浮现出来。我已经从肉体中解放出来，但尚未觅得新的去处，而在虚无缥缈的宇宙中，在恶梦与现实奇妙的分界线上往来彷徨。

我静立多时，想动也动不得，手脚麻痹了似的失去原来的感觉，简直像被压入了深海底层。浓重的黑暗向我施加莫可言喻的压力，沉寂在压迫我的耳鼓。我力图使自己的眼睛多少习惯于黑暗，然而枉费心机。这种黑暗并非眼睛可以逐渐习惯的隐隐约约的黑暗，而是百分之百的黑暗，黑得深不可测，黑得了无间隙，如同用黑色的油画涂料抹了不知多少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衣袋。右边装着钱夹和自有钥匙，左边是房间钥匙、手帕和一点零币。但这些在黑暗中完全派不上用场。我第一次后悔自己戒烟，否则身上总会带有打火机或火柴，追悔莫及。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往估计有墙壁的那边伸去，黑暗中我感觉到了硬邦邦的竖式平面：是墙壁。墙壁滑溜溜、凉冰冰的。作为海豚宾馆的墙壁未免温度过低，其实并没有这般冰凉。因为空调设施无时无刻不将空气保持得和煦如春。我对自己说道：要冷静，慢慢想想看。

冷静思考。

于是我首先想到，眼前的事态同女孩儿的遭遇一模一样。自己不过步其后尘，故无须害怕。她都能做到一个人临阵有余，更何况我，当然不在话下。要冷静，只要像她那样行动即可。这间宾馆里潜伏着某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而又可能与我本身有关。毫无疑问，它同原来的海豚宾馆密不可分。惟其如此，我才来到这里，是吧？是的。我必须像她那样行动，把她没看到的东西弄个水落石出。

怕吗？

怕。

罢了罢了，我想。是怕，货真价实的怕，宛若被人剥得精光。心烦意乱。凝重的黑暗使得暴力的颗粒子飘浮在我的周围，并且像海蛇一样飞快扭动着身子朝我偷偷袭来，而我连分辨都不可能。一股无可救药的虚脱感俘虏了我。我觉得似乎身上所有的毛细孔都在黑暗中暴露无余。衬衣吃透了冷汗，几乎滴下水来。喉头干得冒烟，连吞口唾沫都远非易事。

到底是哪里呢？不是海豚宾馆。绝对不是，绝对！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我现已翻山越岭，完全走进这个奇特的场所。我闭目合眼，反复做了几次深长的呼吸。

说来荒唐，我真想听一听保尔·莫里亚那由大型管弦乐队演奏的《水色恋情》。假如现在能够听到那首背景音乐，该是何等幸福，该获得何等大的勇气！理查德·克莱德曼也可以，眼下倒可以忍受。罗斯·英迪奥兹·塔巴赫拉斯也好，胡塞·菲里西亚诺也好，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好，塞尔西奥·门迪斯也好，“帕特里克家庭”也好，眼下都可忍受，只要是音乐就想听。太寂静了！即使米琪·米拉合唱团也可忍受，哪怕安迪·挪里亚姆兹和阿尔·玛尔蒂诺的二重唱也不妨一听。

算了，我喝令自己。简直胡思乱想。然而又不能什么都不想。只要想即可，总得用什么将脑袋里的空白填满。恐怖之敌。恐怖已潜入空白之中。

在篝火前手敲铃鼓跳《彼利·金》的迈克尔·杰克逊。甚至骆驼们都听得忘乎所以。

头脑有点混乱。

头脑有点混乱。

我的思考在黑暗中发出轻微的回响。思考发出回响。

我又做了一次深呼吸，将所有蘖牡囊庀蟠油纺灾幸簧ǘ眨绱擞牢扌葜谷绾蔚昧耍”匦氩扇⌒卸园桑坎皇俏瞬爬吹秸饫锏穆穑?

我下定决心，在黑暗中开始摸索着向右慢慢迈步。但腿脚还是不能运用自如，似乎不是长在自己身上的。筋肉和神经也不能巧妙配合。本来我想动腿，而腿实际却没动。墨汁般的黑暗将我紧紧包在中间，进退不得。黑暗无尽无休地延展开去，怕要一直达到地球的核心。我是朝着地核迈进。而且一旦到达，便再也无法重返地表。还是想点其他的吧！如若什么也不想，恐怖感势必变本加厉地纠缠不放。接着想那电影情节好了。故事发展到哪里了？到羊男出场那里。但沙漠画面又到此为止，镜头重新拉回法老宫殿，金碧辉煌的宫殿，整个非洲的财富尽皆集中于此。努比亚奴隶黑压压跪倒在地，正中端坐着法老。画外回响着类似米克洛斯·鲁兹风格的音乐。法老显然焦躁不安。“埃及有什么在腐败，”他想，“而且就在这宫殿里，宫殿里正在发生异常现象。我已清楚感觉到了，务必一追到底！”

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移动。并且思忖，那女孩儿居然能做到这般地步，实在令人佩服。在猝不及防地被投入莫名其妙的黑暗中后，居然能独自前往黑暗深处探个究竟。就连我——况且我已事先听说过有这样一个离奇的冥冥世界——都如此心惊胆战。假如在事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闯入这等境地，恐怕一步都前进不得，只能大气不敢出地久久地呆立在电梯门前。

我开始想她，想像她身穿游泳比赛用的黑色三点式泳衣，在游泳学校练习游泳的情景。那里也有我那位当电影演员的老同学。而且她也对他痴情得不可收拾。每次他纠正右手做自由式游泳时的伸展姿势，她都用痴迷的眼神看着我的朋友。夜晚便也钻到他床上去。我伤心，甚至很受打击。我觉得她不该这样，她对他还丝毫谈不上了解。他仅仅风度优雅，对人亲切而已。可能对你甜言蜜语，使你进入极乐园地，但终究只是亲切，只是云雨前的爱抚。

走廊向右拐。

如她所言。但在我脑海里，她仍在和我的同学睡觉。他轻手轻脚地脱去她的衣服，对她身体的每一部位都赞不绝口，那也并非溢美之词。乖乖，这家伙真有两手。但转而又气愤起来：阴差阳错！

走廊向右拐。

我继续手扶墙壁，向右拐弯。远处现出小小的光亮，若明若暗，犹如透过好几层窗纱泄露出来的微光。

如她所言。

我的同学开始百般温存地吻她的裸体。从脖颈到乳房，缓缓而下。镜头照着他的脸和她的背。随即镜头一转，推出她的脸，然而不是她，不是海豚宾馆服务台的那个女孩儿。而是喜喜的脸，是过去同我一起住海豚宾馆、有一对绝妙耳轮的高级妓女喜喜，是从我的生活中默然消逝的喜喜。我的同学在同喜喜睡觉。这是电影中一个实实在在的画面，剪接也十分得当，甚至无懈可击——说是平庸也未尝不可。两人在公寓房间里相抱而卧。光线从百叶窗泻入。喜喜。那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时空混乱。

时空混乱。

我朝着光亮前进。刚一迈步，脑海中的图像倏然消失。

淡没。

我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扶壁前行。我决意什么也不再想，想也无济于事，无非把时间拉长罢了。我摈除一切思虑，全神贯注地向前移动脚步，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光亮隐约映照四周，但还不至于看清是何场所。只见有一扇门，未曾见过的门。不错，如她所言。木制的门，门上有号码牌。但数字无法辨认，光线太弱，牌又脏污。总之这里不是海豚宾馆。海豚宾馆不会有如此古旧的门，而且空气的质量也不同。这是一股什么气味呢？简直同废纸堆的味道无异。光亮不时地晃摇，估计是烛光。

我站在门前，对着那光亮相看半天。

接着又想回服务台那女孩儿身上。我蓦地后悔起来：当时索性同她睡了或许更好。难道我还能重返那个现实中去吗？还能够同那个女孩儿约会一次吗？想至这里，我不由对现实世界以至游泳学校感到嫉妒。准确说来也许不是嫉妒，而是被扩大被扭曲了的后悔之念。而从表面看来却同嫉妒无异，至少我在这黑暗中是这样感觉的。罢了罢了，我怎么会在这等场所产生妒意呢？我已经好久不知嫉妒为何物了。我是几乎不具有嫉妒情感的人，我只关注我自己，谈不上所谓嫉妒。然而现在却腾起一股意想不到的强烈妒意，而且是对游泳学校。

傻瓜！有哪个人会嫉妒游泳学校呢？闻所未闻。

我咽了口唾液，声音居然大得犹如铁棍敲击油桶。其实充其量不过咽口唾液而已。

声音发出奇妙的回响，如她所言。对了，我得敲门，敲门。于是我敲了敲——毅然决然地、微乎其微地，细微得生怕里边听见。不料发出的声音却极其巨大，且如死本身那样滞重、那样冷峻。

我屏息静等。

沉默。同她那时一样。不知过了多久，或许5秒，或许1分。时间在黑暗中也不循规蹈矩，或摇摆，或延长，或凝缩。我本身也在黑暗中摇摆、延长、凝缩。随着时间的变形，我本身也在变形，活像哈哈镜照出来的。

随后，传来了那声音——加重了的窸窸窣窣的声音，衣服相摩擦的声音。有什么从地上站立起来。脚步响。朝这边缓缓接近。“嚓——嚓——”拖鞋拖地般的声响。有什么走来，“但不是人”她说过。如她所言。确不是人的脚步声，是别的什么，现实中不存在的什么——然而这里存在。

我没有逃跑，只觉得汗流浃背。奇怪的是随着那足音的逼近，恐怖感反而减弱下来。不要紧，我想。并且可以清楚地感到这不是邪恶之物。无须害怕，只管见机行事，不足为惧。于是我沉浸在温暖的漩涡中。我紧紧地握住门的把手，闭目、敛气。不要紧，不用怕。黑暗中我听到巨大的心音，那是我自己的心音。我被包容在自己的心音之中。我自言自语：何足惧哉！无非相连而已。

脚步声停止了。那个就在我身旁，且看着我。我闭目合眼。相连，我想。我同所有的场所相连——尼罗河畔，喜喜，海豚宾馆，过去的摇摆舞曲，浑身涂遍香料的努比亚女官，定时器“咔咔”作响的定时炸弹，昔日的光亮，昔日的音响，昔日的语声，一切的一切。

“等着你哩！”那个说话了，“一直等着你，进来吧。”

不睁眼我也知道是谁。

是羊男。

舞 舞 舞

11

我们隔着小小的旧茶几交谈起来。小茶几呈圆形，上面只放有一支蜡烛，立在一枚没有任何图案的粗糙的碟子上。如果说房间还有家具，也不过如此了。椅子也没有，我们只好以书代椅，坐在地板的书堆上。

这是羊男的房间，细细长长。墙壁和天花板的格调同旧海豚宾馆略略相似，但细看之下，则全然不同。尽头处开一窗口，但内侧钉着木板。木板钉上至今，大概经历了很多年月，板缝里积满灰尘，钉头早已生锈。此外别无长物。没有电灯，没有地毯，没有浴室，没有床。想必他裹着羊皮席地而睡。地板上留一道仅可供一人通过的空间，其余全都堆满了旧书旧报旧资料剪辑。而且其颜色全部成了茶色，有的被虫蛀得一塌糊涂，有的七零八落。我大致扫了一眼，全是有关北海道绵羊史方面的。估计是把旧海豚宾馆里的资料一古脑儿集中到了这里。旧海豚宾馆有个资料室模样的房间，里面尽是关于羊的资料，由馆主人的父亲管理。他们流落何处去了呢？

羊男隔着闪动不已的烛光打量我的脸。他那巨幅身影在污迹斑驳的墙壁上摇摇晃晃，那是被放大了的身影。

“好几年没见面了。”他从面罩里看着我说，“可你还没变。莫非瘦了点？”

“是吧，大概瘦了点。”我说。

“外面世界情况怎么样？没发生不寻常的事？在这里呆久了，搞不清外面出了什么事。”他说。

我盘起腿，摇摇头说：“一如往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顶多世道多少复杂一点罢了，还有就是事物的发展速度有点加快。其他大同小异，没有特别变化。”

羊男点点头：“那么说，下次战争还没有开始啰？”

至于羊男思想中的“上次战争”到底意味着哪一场战争自是不得而知，但我还是摇一下头，“还没有，”我说，“还没有开始。”

“但不久还是会开始的。”他一边搓着戴手套的双手，一边用没有抑扬起伏的平板语调说道：“要当心。如果你不想被杀掉，那就当心为好。战争这玩艺儿笃定有的，任何时候都有，不会没有。看起来没有也一定有。人这种东西，骨子里就是喜欢互相残杀，并且要一直相互杀到再也杀不动的时候。杀不动时休息一小会儿，之后再互相杀。这是规律。谁都信任不得，这点一成未变。所以无可奈何。如果你对这些已经生厌，那就只能逃往别的世界。”

他身上的羊皮比以前多少显得脏些，毛也变得一缕一条，整个腻乎乎的，脸上的黑色面罩也比我记忆中的破旧寒伧得多，好像临时粗制滥造的假面具。不过那也许是这地穴般潮湿的房间和似有若无的微弱灯光映衬的缘故。况且记忆这东西一般都是不准确甚至偏颇的。问题是不仅衣着，羊男本人看上去也比过去疲倦。我觉得4年时间已使他变得苍老憔悴，身体整整缩小一圈。他不时喟然长叹，且叹声奇妙，有些刺耳，“咕嘟咕嘟”的，就像有什么东西塞在气管里，听起来叫人不大舒坦。

“以为你早会来的，”羊男看着我的脸说，“一直在等你。上次有个人来，以为是你，结果不是。肯定是谁走错路了。奇怪，别人就是走错路也不至于错到这里。也罢，反正我以为你会更早些来的。”

我耸了耸肩：“我以为我早晚要来这里，也不能不来。但就是迟迟下不了决心。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梦，梦见海豚宾馆，经常梦见。但下决心来这里，却是想了很长时间。”

“是想忘了这里？”

“半途而废。”我老实招供，看了看自己那双摇曳烛光中的手。我有些纳闷，大概是哪里有风进来。“我本来想把大凡可能忘掉的忘个一干二净，斩断和这里的一切联系，但终究半途而废。”

“因为你死去的朋友的关系？”

“嗯，我想是他造成的。”

“可归根结底，你还是来了。”羊男说。

“是啊，归根结底我还是回来了。”我说，“我不可能忘掉这个地方。刚开始忘，便必定有什么让我重新记起。或许这里对我是特殊场所吧。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反正我觉得自已被包含在这里。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但我是真真切切这样感觉到的。在梦里我感到有人在这里为我流泪，并且寻求我。所以我才最后下定来这里的决心。喂，这里到底是哪里？”

羊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脸，良久，摇了摇头：“详细的我也不知道。这里非常宽敞，也非常幽暗。至于有多宽敞有多幽暗，我不得而知。我知道的只是这个房间，其他场所一概不知。因此，详情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总而言之，你是在该来的时候来到了这里，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对此你大可不必想得过多。大概是某人通过这个场所为你流泪吧，大概是某人在寻求你吧。既然你是那样感觉到的，肯定就是那样。不过这个且不管，反正你现在返回这里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小鸟归巢一样自然而然。反过来说，假如你不想返回，也就等于这地方根本不存在。”说着，羊男嚓嚓有声地搓着双手。墙上的阴影随着他身体的活动而大幅度摇晃不止，宛如黑色的幽灵劈头盖脑朝我压来，又仿佛是过去那种漫画式影片。

“就像小鸟归巢。”——经他这么一说，我也似乎觉得确实如此。我来这里不过是随其波逐其流而已。

“喂，说说看，”羊男声音沉静地说，“说说你自己，这里是你的世界，用不着有任何顾虑。想说的尽管一吐为快。你肯定有话要说。”

我一面望着墙上的阴影，一面在昏昏然的烛光中向他讲了自己的处境。我确实很久未曾如此开怀畅谈自己了，我花很长时间，如同融化冰块那样缓缓地、逐一地谈着自己。诸如自己怎样维持生计，怎样走投无路，怎样在走投无路之中虚度年华，怎样再不可能衷心爱上任何一个人，怎样失去心灵的震颤，怎样不知道自己应有何求，怎样为同自己有关的事情竭尽全力而又怎样毫无用处等等，我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迅速僵化，肌肉组织正在由内而外地逐渐硬化。我为之惶惶不安，而好歹感到同自己相连的场所惟此一处而已。我说我觉得自己似乎包含于此栖身于此。至于这里是何所在却是稀里糊涂。我只是本能地感到，感到自己包含于此栖身于此。

羊男一声不响地倾听我的叙说。他看上去差不多是在打瞌睡。但我刚一止住话头，他当即睁开眼睛。

“不要紧，用不着担心。你的确是包含在海豚宾馆里。”羊男静悄悄地说，“以前一直包含其中栖身其中，以后也将继续栖身下去。一切从这里开始，一切在这里完结。这里是你的场所，始终是。你连着这里，这里连着大家。这里是你的连接点。”

“大家？”

“失去的，和没有失去的，加起来就是大家。一切都以此为中心连在一起。”

我思索了一会羊男的这些话，但未能真正理解话里的含意。过于抽象模糊，无法捕捉。我便请他说得具体点，但他没有回答，缄口不语。这是无法加以具体说明的。他轻轻摇了摇头。一摇头，那双假耳朵便呼啦呼啦地摇摆起来。墙上的影子也随之大摇大摆，摇摆得相当厉害，我真担心墙壁本身会猝然倒塌。

“很快你就会理解的，该理解的时候自然会理解。”他说。

“对了，另外还有一点百思不解的，”我说，“就是海豚宾馆的主人为什么偏让新宾馆使用相同的名称呢？”

“为你，”羊男说，“为了使你随时都可以返回。事情很明白：一旦名称换了，你还怎么能搞得清该去哪里呢？而现在海豚宾馆就在这里！建筑物变了也好什么变了也好，那些都无所谓，它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等你。所以才把名字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我笑道：“为我？是为我一个人这偌大的宾馆才取名为‘海豚’的？”

“正是。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摇了摇头：“不，不是说奇怪，只是有点吃惊。事情太离谱了，太不像是现实的。”

“是现实。”羊男平静地说，“宾馆是现实，‘海豚宾馆’这块招牌也是现实。对吧？这是现实吧？”他用手指“橐橐”敲着茶几，烛光随之闪闪烁烁。

“我也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大家都很好，都在期望你回来，期望大家整个连成一片。”

我久久注视着摇曳不定的烛光，一时很难信以为真：“何苦特意为我一个人如此操办？专门为我一个人？”

“因为这里是为你准备的世界。”羊男断然地说，“不必想得那么复杂。只要你有所求，必然有所应。问题是这里是为你准备的场所。所以我们才努力管好它，没有遗弃它，以便你顺利找回。如此而已。”

“我真的包含在这里边不成？”

“当然。你包含在这里，我也包含在这里。大家都包含在这里，而这里是你的世界。”羊男说着，朝上竖起一只手指，于是一只巨大的手指在墙壁上赫然现出。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什么？”

“我是羊男嘛。”他发出嘶哑的笑声，“就是你所看到的：披着羊皮，活在人们看不到的世界里。也被撵进过森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久得快想不起来了。在那以前我曾经是过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从那以来我就不再接触人，尽可能避人耳目。如此一来二去，自然也就接触不到人了，而且不知几时开始，离开森林住进了这里。住在这里，守护这里。我也需要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嘛。就连森林里的野兽都要找地方打盹才行，对吧？”

“那当然。”我随声附和。

“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连接。对了，就像配电盘似的，可以连接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里是连接点——所以我在这里连接，连得结结实实，以保证不出现七零八落的状态。这就是我的作用。配电盘，连接。将你寻求并已到手的东西连接起来，明白吗？”

“有点儿。”我说。

“那么，”羊男道，“而且，现在你需要我。因为你在困惑，不知道自己寻求什么。你处于抛弃和被抛弃的交界地带。你想去知不知该去的地方。你遗失了很多，把很多连接点一一解开，却又没物色到替代之物。所以你感到困惑感到惶惑。觉得自己无所连接飘零无寄，实际也是如此。你所能连接的地方只有这里。”

我思索了一会，说：“大概是那样的，如你说的那样。我是在抛弃和被抛弃的处境中，是在困惑，是无所连接，是只能连接在这里。”我停顿一下，看着烛光下的手，“其实我也有所感觉，感觉到有什么要同我连接。所以梦中才有人寻求我，为我流泪。我也一定是想同什么相连相接，我觉得是这样。喏，我准备从头开始，为此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羊男没有做声，而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于是一股十分滞重的沉默袭来，使人犹如置身于深不可测的洞底。那沉默的重力死死地压进我的双肩，以至我的思维都处于这重力——湿漉漉的重力的压迫之下，从而裹上一层深海鱼般令人不快的硬皮。烛火不时发出哔哔剥剥的声响，摇曳不已。羊男眼睛朝着烛光一边。沉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羊男缓缓抬起头，注视着我。

“为了将自己同某种东西稳妥地连接在一起，你必须尽一切努力。”羊男说，“能否一帆风顺我不知道。我也已经老了，精力不如以前充沛了，不知道能帮你帮到什么地步，尽力而为就是。不过，就算一帆风顺，你也未见得获得幸福，这点我无法保证。也许那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处你应该去的地方，底细无可奉告。总之如同你自己刚才说的那样，你看起来已经变得十分坚挺顽固。一旦坚固的东西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况且你也不那么年轻了。”

“如何是好呢，我？”

“这以前你已经失却了很多东西，失却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谁的责任，而在于你所与之密切相连的东西。每当你失去什么，你肯定马上连同其他什么东西一起扔在那里，像要留作标记似的。你不该这样做，不该把应留给自己的东西也扔在那里。结果，你自身也因此一点点地受到侵蚀，为什么呢？你何苦做这种事情呢？”

“不明白。”

“可能是迫不得已吧。就像宿命——怎么说呢，想不起合适字眼……”

“倾向。”我试着说。

“对，对对，是倾向，我赞同。即使人生再重复一次，你也必定是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所谓倾向。而且倾向这种东西，一旦超过某一阶段，便再也无法挽回，为时已晚。这方面我已经无能为力，我能做的惟一事情就是看守这里和连接各种东西。此外一无所能。”

“如何是好呢，我？”我重复刚才的问话。

“刚才我已说了，尽力而为就是，争取把你连接妥当。”羊男说，“但只这样还不够，你自己也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光是静坐空想，那样你永远走投无路，明白吗？”

“明白。”我说，“那么我到底如何是好呢？”

“跳舞，”羊男说，“只要音乐在响，就尽管跳下去。明白我的话？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艺儿本来就没有的。要是考虑这个脚步势必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我就再也爱莫能助了。并且连接你的线索也将全部消失，永远消失。那一来，你就只能在这里生存，只能不由自主地陷进这边的世界。因此不能停住脚步，不管你觉得如何滑稽好笑，也不能半途而废，务必咬紧牙关踩着舞点跳下去。跳着跳着，原先坚固的东西便会一点点疏软开来，有的东西还没有完全不可救药。能用的全部用上去，全力以赴，不足为惧的。你的确很疲劳，精疲力竭，惶惶不可终日。推都有这种时候，觉得一切都错得不可收拾，以致停下脚步。”

我抬起眼睛，再次凝视墙上的暗影。

“但只有跳下去，”羊男继续道，“而且要跳得出类拔萃，跳得大家心悦诚服。这样，我才有可能助你一臂之力。总之一定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要跳要舞，只要音乐没停。

思考又发出回响。

“哦，你所说的这边的世界究竟是什么？你说我一旦变得坚固不化，就会从那边的世界陷进这边的世界。可这里不是为我准备的世界吗？这个世界不是为我而存在的吗？既然如此，我进入我的世界又有什么不妥呢？你不是说这里是现实吗？”

羊男摇摇头，身影又大幅度摇晃起来：“这里所存在的，与那边的还不同。眼下你还不能在这里生活。这里太暗，太大，这点我很难用语言向你解释。刚才我也说了，详情我也不清楚。这里当然是现实，现在你就是在现实中同我交谈，这没有疑问。但是，现实并非只有一个，现实有好几个，现实的可能性也有好几个。我选择了这个现实。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没有战争，再说我也没有任何应该丢弃的东西。你却不同，你显然还有生命的暖流。所以这里对现在的你还太冷，又没有吃的东西。你不该来这里。”

给羊男如此一说，我感觉到房间的温度正在下降。我把双手插进衣袋，微微打个寒战。

“冷？”羊男问。

我点点头。

“没多少时间了。”羊男说，“时间一长会更冷的，你差不多该走了。这里对你太冷。”

“还有一点无论如何想问一下，刚才突然想到、突然意识到的——我觉得自己在以往的人生中似乎一直在寻求你，似乎在各种场所看到过你的身影，似乎你以各种形式在那里。你的身影朦胧得很，或者只是你的一部分也说不定。但现在回头想来，似乎那就是你的生部，我觉得。”

羊男用手指做了个暧昧的形状：“是的，你说的不错，你想的不错。我始终在这里，我作为影子、作为断片在这里。”

“但我不明白的是，”我说，“今天我如此真切地看到了你的脸面和形体，以往看不见，现在却看到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平静地说，“而且你可以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你才看见了我。”

我不大明白他话里的含意。

“这里难道是死的世界？”我鼓起勇气问道。

“不，”羊男说道，使劲晃了晃肩，吁了口气，“不是的，这里不是什么死的世界。你也罢，我也罢，都在好端端地活着，我们两人都同样在确凿无误地活着。两个人在呼吸、在交谈，这是现实。”

“我不能理解。”

“跳舞就是，”他说，“此外别无他法。我是很想把一切给你解释得一清二楚，但我无能为力。我所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跳舞！什么也别想，争取跳得好些再好些，你必须这样做。”

温度急剧下降。我浑身瑟瑟发抖，蓦然觉得这种冷好像经历过，以前在哪里经历过一次这种彻骨生寒的潮乎乎的冷，在久远而遥远的地方。但究竟是哪里则无从记得了。以为依稀记得，结果却忘个精光。脑袋有点麻痹、麻痹而僵化。

麻痹而僵化。

“该走了。”羊男说，“再呆下去，身体要冻僵的。不久还会相见，只要你有所求。我一直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他拖曳着双腿将我送到走廊拐弯处。他一挪步，便发出“嚓——嚓——嚓——”的声响。我对他道声再见，没有握手，没有特别寒暄，只是道声再见我们便在黑暗中分手了。他折回细细长长的房间。我朝电梯那边走去。一按电钮，电梯缓缓上升。随即门悄然分开，明亮而柔和的灯光泻进走廊，包拢了我的身体。我走入电梯，靠着墙壁，一动不动。电梯自动停下后，我仍倚壁呆立。

那么——我想，但“那么”之后都想不起来了。我置身于思考的巨大空白之中，无论去往哪里去到哪里，全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接触不到。如羊男所说，我累了，精疲力竭，惶惶不安，而且孑然一身，如同迷失在森林里的孤儿。

跳吧舞吧！羊男说。

跳吧舞吧！思考发出回声。

跳吧舞吧！我喃喃自语。

接着，我按动十五楼电钮。

从电梯下到十五楼，镶嵌在天井中的扩音器传出亨利·曼其尼的《月亮河》——是它在迎接我。于是我回到了现实世界，回到既不能使我幸福又不肯放我离开的现实世界。

我条件反射地看了看手表，回归时刻是凌晨3时20分。

那么——我想，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思考发出回声。我叹息一声。

舞 舞 舞

12

我返回房间，首先在浴缸里放满热水，脱光身子，慢慢沉入水底。但身体很难马上暖和过来。由于已经彻底冷到心里，在热水中一泡，反而更觉得寒冷。我本打算在热水里泡到冷意消失，不料被热水熏得昏昏沉沉，只好爬出浴缸作罢。之后把头顶在窗玻璃上，待稍微凉快下来，拿白兰地倒了满满一杯，一饮而尽，旋即上床躺下。我什么也不去想，把头脑清扫一空，一心想睡个好觉，不料事与愿违。入睡绝对没有希望。无奈，只得在僵挺的意识中辗转反侧，不久天光尽晓。这是个阴沉沉的灰色早晨。雪固然未下，但整个天空被阴云遮掩得严实无缝，所有的大街小巷也统统被染得灰蒙蒙一片。触目皆是灰色——落魂之人滞留的落魂街市。

我并不是因为考虑问题才睡不着。我什么也没考虑，也考虑不下去，我的脑袋太累了。然而又无法入睡。我身心的几乎所有部分都渴望入睡，惟独脑袋的一小部分僵固不化，执著地拒绝睡眠，致使神经异常亢奋，焦躁不安，焦躁得就像企图从风驰电掣的特快列车的窗口看清站名时的心情一样——车站临近，心想这回一定要瞪大眼睛看个明白，但无济于事，速度过快，只能望得模模糊糊的字形，看不清具体是何字样。目标稍纵即逝，如此循环往复。车站一个接一个迎面扑来，一个接一个尽是边远的无名小站。列车好几次拉鸣汽笛，其尖厉的回声犹如锋芒一般刺激我的神经。

如此熬到9点。看准时针指在9点后，我没好气地翻身下床。没办法，这觉无法睡。我进浴室剃胡须，为了彻底剃净，我不得不对自己反复说道：“我现在是在剃须。”剃完，我穿好衣服，梳理几下头发，去宾馆餐厅吃早餐。我在靠窗的座位坐下，要了一份西式早点。我喝了两杯咖啡，嚼了一片烤面包片。面包片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咽下去。灰色的云层甚至把面包片也染成了灰色。口里竟有一股灰絮味儿。这是个仿佛预告地球末日来临的天气。我边喝咖啡边看早上的菜谱，总共看了50遍。但头脑的僵固度还是没有缓解。列车仍在突飞猛进，汽笛仍萦绕耳畔。那种僵固，感觉起来就像牙膏风干后紧紧附着在物体表面一般。我周围的人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他们把砂糖放入咖啡，往面包上涂黄油，用刀叉切着火腿鸡蛋。碟碗相碰的嘎嘎声此起彼伏，简直同调车场无异。

我猛然想起羊男，此时此刻他也是存在的，他呆在这座宾馆某处一个变形的空间里，是的，他是在的。而且想教给我什么，问题是我理解力跟不上。速度太快，而头脑却僵化，无法辨认字迹，能辨认的只有静止的东西。（A）西式早点——果汁饮料（橘汁、朱栾汁、番茄汁）、烤面包片，或……有谁在向我搭话，要我回答。是谁呢？我抬起眼睛，见是男侍。他身穿雪白的上衣，手拿咖啡壶，俨然捧一个奖杯。“您要不要换一杯咖啡？”他殷勤地问道，我摇摇头。待他离开，我起身走出餐厅。嘎嘎声仍然在我身后起伏不已。

回到房间，我又一次进入浴室。这回已不再感到冷了。

我在浴槽里缓缓地伸直身子，就像解开绳扣似的徐徐舒展全身每一个关节。指尖也逐个屈伸一番。不错，这是我的身体，我现在是在这里，在真实房间中的真实浴槽里。而没有乘什么特快列车，耳边不闻汽笛声响，无须辨认站名，无须前思后想。

走出浴室上床看表，已经10点半。也罢也罢，干脆不睡觉，到街上逛逛算了。正如此呆呆思忖之间，睡意陡然袭来，形势于是急转直下，恰如舞台由明转暗一般。一只巨大的灰猿手持大锤，不知从何处闯入房间，朝我后脑壳不容分说地重重一击，我顿时气绝似的坠入昏睡的深渊。

好一场酣畅淋漓的睡眠，四下漆黑，毫无所见。没有背景音乐，没有《月亮河》，没有《水色恋情》，惟有一泻千里的睡眠。“16的下一位数是几？”——有人问我。“41。”——我回答。“睡觉。”——灰猿说。对，我是在睡觉，在坚不可摧的铁球里把身子缩为一团，像个松鼠那样大睡特睡，那铁球是拆毁楼房时用的，中间掏空，我便睡于其中，酣畅淋漓，一泻千里……

有谁在呼唤我。

莫非汽笛？

不，不是，不是的，海鸥们说。

听那声音，似乎有人想用高温炉将铁球烧毁。

不，不是，不是的，海鸥们异口同声地说，竟如希腊戏剧里的合唱团一般。

是电话，我恍然大悟。

海鸥们已无影无踪，没有任何回声。海鸥们为什么无影无踪了呢？

我伸手拿起枕边的电话筒，说了声“喂”。但只听得“嘟”的一声便再无声息，却转而从另一空间发出一连串响声——“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是门铃！有人按门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门铃。”我出声说道。

但海鸥们已不复见，全然不闻一声“正确”的回应。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我披上睡衣，到门口一声没问地打开门。服务台女孩儿迅速闪身进来，关上门。

后脑壳被灰猿敲击的部位仍在作痛。这个狠家伙，何必用那么大的劲，弄得我觉得似乎整个脑袋都凹陷了进去。

女孩儿看看我的睡衣，又看看我的脸，蹙起眉头。

“为什么下午3点钟睡觉？”她问。

“下午3点，”我重复一句，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呢？”我自己问自己。

“几点睡的，到底？”

我开始想，努力想，但仍是想不起来。

“算啦，别想了。”她失望似的说。然后坐在沙发上，用手轻轻碰一下眼镜框，仔仔细细地审视我的脸，“我说，你这脸怎么这副德行！”

“噢，想必不怎么漂亮。”我说。

“气色难看，还浮肿。莫不是发烧？不要紧吧？”

“没关系。好好睡上一觉就没事了。别担心，原本身体就好。”我说，“你现在休息？”

“嗯。”她说，“来看一眼你的脸，挺有兴趣的。不过要是打扰，我可这就出去。”

“打扰什么。”说着，我坐在床上，“困得要死，但谈不上打扰。”

“也不胡来？”

“不胡来。”

“人人嘴上都那么说，你可是真的规规矩矩？”

“人人也许都那么做，但我不做。”我说。

她略一沉吟，像是确认思考结果似的用手指轻轻按一下太阳穴，“或许，我也觉得你是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她说。

“况且现在太困，也做不成别的。”我加上一句。

她站起身，脱去天蓝色坎肩，仍像昨天那样搭在椅背上。但这回她没来我身边，而走到窗前立定，一动不动地望着灰色的天宇。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我只穿一件睡袍，脸上德行又不好的缘故。但这没有办法，我毕竟有我的具体情况。我活着的目的并非为了向别人出示一张好看的脸。

“我说，”我开口道，“上次我也说来着，你我之间，总好像有一种息息相通之处，尽管微乎其微。”

“当真？”她不动声色地说，接着大约沉默了30秒钟，补上一句，“举例说？”

“举例说——”我重复道，但大脑的运转已完全停止，什么也想不起来，哪怕只言片语也搜刮不出。况且那不过是我偶然的感觉——觉得这女孩儿同我之间有某种尽管细微然而相通的地方。至于举例说、比方说，则无从谈起。不过一觉之念罢了。

“举不上来。”我说，“有好多好多事情需要进一步归纳，需要阶段性思考、总结、确认。”

“真有你的。”她对着窗口说。那语气，虽无挖苦的含义，但也算不得欣赏。平平淡淡，不偏不倚。

我缩回床，背靠床头注视她的背影。全然不见皱纹的雪白衬衫，藏青色的紧身西装裙，套一层长统丝袜的苗条匀称的双腿。她也被染成灰色，仿佛一张旧照片里的人物像。这光景看起来委实令人心旷神怡。我觉得自己正在同什么一触即合。我甚至有些勃起。这并不坏，灰色的天宇，午后3时，勃起。

我对着她的背影看了许久许久。她回头看我时，我仍然没把视线移开。

“怎么这样盯着人家不放？”

“嫉妒游泳学校。”我说。

她略一歪头，微微笑道：“怪人！”

“怪并不怪，”我说，“只是头脑有些混乱，需要清理思路。”

她走到我旁边，手放在我额头上。

“嗯，不像是有烧。”她说，“好好睡吧，做个美梦。”

我真希望她一直呆在这里，我睡觉时她一直呆在身旁，但这只是一厢情愿。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默默看着她穿上天蓝色外套走出房间。她刚一离开，灰猿便手握大锤随后闯进，我本来想说“不要紧，我可以睡了，不用再费那样的麻烦”，但就是开不了口。于是又迎来重重一击。“25的下一位数？”——有人问。“71。”——我回答。“睡了。”——灰猿说。那还用说，我想，受到那般沉重的打击，岂有不睡之理！准确说来是昏睡，旋即，黑暗四面压来。

舞 舞 舞

13

连接点，我想。

那是晚间9点钟，我一个人吃晚饭的时候，晚上8点，我从酣睡中醒来，是突然醒来的，同入睡时一样。不存在睡眠与觉醒的中间地带。睁开眼时，已经处于觉醒的中枢。我感到大脑的活动已彻底恢复正常，被灰猿敲击的后脑壳也不再疼痛。身体全无疲劳之感，寒意也一扫而光。所有一切都可以历历在目。食欲也上来了——莫如说饥不可耐。于是我走进宾馆旁边那家我第一天晚上去过的饮食店，喝酒，吃了好几样下酒菜：烧鱼、炖菜、螃蟹、马铃薯等，不一而足。店里仍像上次那样拥挤，那样嘈杂。各种烟、各种气味四下弥漫。每一个人都在大声吼叫。

需要清理，我想。

连接点？我在这混沌状态中自我询问，并且轻声说出口来，我在寻求，羊男在连接。

我无法充分理解其中的具体含意。这一说法太富于比喻性了，也许只有用比喻手法才能表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羊男不可能故意用这种比喻手法捉弄我并引以为乐。想必他只有用这一字眼才足以表述他的意思，他只能向我示以这种形式。

他说，我通过羊男的世界——通过他的配电盘——同各种人各种事连接起来，而且连接方式正在发生混乱。因为我不能准确地寻求，以致连接功能无法正常发挥。

我一边喝酒，一边久久盯视眼前的烟灰缸。

那么喜喜怎么样了呢？我在梦中曾感到过她的存在，是她把我叫到这里来的。她曾经寻求我，椎其如此我才来到海豚宾馆。然而她的声音再也不能传到我的耳边。呼叫已经中断，无线发报机的插头已被拔掉。

为什么各种情况变得如此模糊不清呢？

因为连接发生了混乱。也许，我必须明确我自己是在寻求什么，然后借助羊男的力量逐一连接妥当。即使情况再模糊不清，也只能咬紧牙关加以整理：解开、接合。我必须使之恢复原状。

到底从哪里开始好呢？哪里都没有抓手。我趴在一堵高高的墙壁上。周围壁面犹如镜子一般光滑，我无法向任何一处伸手，没有东西可抓，一筹莫展。

我喝了好几瓶酒，付罢款，走到外面。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空中翩然落下。虽然还算不上地道的大雪，但街上的音响因之听起来已不同平日。为了醒酒，我决定绕着附近一带行走一圈。从哪里开始好呢？我边走边看自己的脚。不成，我不晓得自己在寻求什么，不晓得前进的方向。我已经生锈，锈得动弹不得。如此只身独处，必须逐渐失去自己，我觉得。罢了罢了，现在从哪里开始好呢？总之必须从某处开始才行。服务台那个女孩儿如何？我对她怀有好感，她和我之间隐约有一种心心相印之处。而且若我有意，同她睡觉也有可能。但那又能怎么样呢？从那里可以去哪里呢？估计哪里也去不成，而落得更加失去自己的下场。因为我尚未把握自己寻求的目标。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必然如以前的妻子所说的那样——伤害各种各样同我交往的人。

我在这附近转罢一圈，开始转第二圈。雪静悄悄地下个不停。雪花落在外套上，略一踌躇，随即消失了。我边走边清理脑袋。人们在夜色里吐着白气从我身旁走过。脸冻得有些痛。但我仍像时针一样绕着这一带继续行走，继续思考。妻子的话如同咒语一样粘在我头脑里不走。不过事实也是这样，她并非胡言乱语。如此下去，我难免永远刺激、永远伤害同我往来的人。

“回到月亮上去，你。”说罢，我的女友便一去不回，不，不是去，而是回归，回归到现实这一伟大的世界中去。

于是我想到喜喜。她本来可以成为第一个抓手，然而她的呼叫声已经中断，杳如烟消云散。

从哪里开始好呢？

我闭目合眼，寻求答案。但头脑空空如也，既无羊男，又无鸥群，甚至灰猿也没有，空空荡荡。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形影相吊，没有谁回答我。我将在房里衰老，干瘪，心力交瘁。我已再不能跳舞，一片凄凉光景。

站名怎么也辨认不清。

数据不足，不能回答，请按取消键。

但答案第二天下午从天而降，仍像往日那样毫无任何预兆，突如其来，犹如灰猿的一击。

舞 舞 舞

14

奇妙的是——或许不那么奇妙——这天晚间12点，我一上床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已是早晨8点。觉睡得乱了章法，但醒来的时间却恰到好处，好像转了一周后又回到了原地。但觉神清气爽，肚子也饿了。于是我走去炸饼店，喝了两杯咖啡，吃了两个炸面圈。然后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信步而行。路面冰封雪冻，柔软的雪花宛似无数羽毛，无声无息地飞飞扬扬。天空依然阴云低垂，了无间隙。虽说算不上散步佳日，但如此在街上行走之间，确乎感到精神的解脱和舒展。这段时间里一直使我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感不翼而飞，就连凛然的寒气也叫人觉得舒坦，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边走边感到不可思议。事情并未获得任何解决，为什么心情如此之好呢？

走了一个小时后返回宾馆，眼镜女孩儿正在服务台里，除她以外里面还有一个女孩儿在接待客人。她在打电话，把话筒贴在耳朵上，面带营业性微笑，手指夹着圆珠笔，下意识地转来转去。见她这副样子，我不由很想向她搭话——无论什么话。最好是空洞无聊的废话，插科打诨的傻话。于是凑到她跟前，静等她把电话打完。她用疑惑的目光掠了我一眼，但那恰到好处的营业性人工微笑依然挂在脸上。

“请问有什么事吗？”放下电话，她向我持重而客气地问道。

我清了清喉咙：“是这样，我听说昨天晚间附近一所游泳学校里有两个女孩儿被鳄鱼吞到肚里去了，这可是真的？”我尽可能装出郑重其事的表情信口胡诌。

“这——怎么说好呢？”她仍然面带浑如精美的人造花一般的营业性微笑答道，但那眼神分明显示出愠怒。脸颊微微泛红，鼻翼略略鼓起，“那样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听到。恕我冒昧：会不会是您听错了呢？”

“那鳄鱼大得不得了，据目击者说，足足有沃尔沃牌旅游车那么大。它突然撞破天窗玻璃飞扑进来，一口就把两个女孩儿囫囵吞了进去，还顺便吃掉半棵椰子树，这才逃之夭夭。不知逮住没有？假如逮不住而让它跑到外面去……”

“对不起，”女孩儿不动声色地打断我的话，“您要是乐意，请您直接给警察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如何？那样我想更容易问得清楚。或者出大门往右拐一直走过去有个派出所，去那里打听也是可以的。”

“倒也是，那就试试好了。”我说，“谢谢，智力看来与您同在。”

“过奖过奖。”她用手碰一下眼镜腿，冷冷地说道。

回到房间不一会儿，她打来电话。

“什么名堂，那是？”她强压怒火似的低声说，“前几天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工作当中不要胡闹。我不喜欢我工作时你无事生非。”

“是我不对，”我老实道歉，“其实只是想和你说话，哪怕说什么都好，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也许我开的玩笑无聊透顶，但问题不在于玩笑的内容。无非是想同你说话，以为并不至于给你造成很大麻烦。”

“紧张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工作时我非常紧张，所以希望你别干扰。不是说定了吗？不要盯住看我。”

“没盯住看，只是搭话。”

“那，往后别那样搭话，拜托了。”

“一言为定。不搭话，不着，像花岗岩一样乖乖地一动不动。哦，今晚你可有空？今天可是去登山学校的日子？”

“登山学校？”她说着叹息一声，“开玩笑，是吧？”

“嗯，是玩笑。”

“我这人，对这类玩笑有时候反应不过来的。什么登山学校，哈哈哈。”

她那三声“哈哈哈”十分枯燥单调，活像在念黑板上的字，随后，她放下电话。

我坐着不动等了30分钟，再没电话打来。是生气了！我的幽默感往往不被对方理解，正如我的一丝不苟精神时常被对方完全误解一样。由于想不出别的事可做，只好又去外头散步。若时来运转，说不定会遇到什么，或有新的发现。较之无所事事，还是动一动好，试一试好。但愿智力与我同在。

马不停蹄走了一个小时，居然一无所获，只落得个四肢冰冷。雪下得仍方兴未艾。12点半时，我走进麦当劳快餐店，吃了一块奶酪牛肉汉堡和一份炸薯条，喝了一杯可口可乐。本来这东西我根本不想吃，而有时却又稀里糊涂地用来大饱其腹。大概我的身体结构需要定期摄取低营养食品。

跨出快餐店，又走了30分钟，惟有雪势变本加厉。我把外套的拉链一直拉到顶，把围巾一圈圈缠到鼻子上端，但还是不胜其寒。小便又憋得够呛，都怪我不该在这么冷的天气喝哪家子的可口可乐。我张望四周，寻觅可能有公厕的所在。路对面有家电影院，虽说破旧不堪，但一处厕所估计总可提供。再说小便之后边看电影边暖暖身子倒也可取，反正时间多得忍无可忍。我便去看预告板上有何电影。正上映的是两部国产片，其中一部叫《一厢情愿》。乖乖，是老同学出演的片子。

长时间的小便处理完后，我在售货部买了一罐热咖啡，拿进去看电影，果不其然，场内煦暖如春。我落下座，边喝咖啡边看那银幕。原来《一厢情愿》开映已有30分钟，不过开始那30分钟即使不看，情节也猜得万无一失。实际也不出所料：我那同学充当双腿颀长、眉清目秀的生物教师。年轻的女主人公正对他怀有恋情，并同样恋得神魂颠倒。而剑术部的一个男孩又对她如醉如痴。那男孩活脱脱一副斗牛士模样。如此影片，我当然也制得出来。

不同的是我这老同学（本名叫五反田亮一，当然另有堂而皇之的艺名。说来遗憾，这五反田亮一云云确实不易唤起女孩儿的共鸣）这回领到的角色比以前略微有了点复杂性。他固然漂亮、固然潇洒，但此外还有过心灵上的创伤。诸如什么参加过学生运动，什么致使恋人怀孕后又将其抛弃等等。创伤种类倒是老生常谈，但毕竟比什么都没有略胜一筹。此等回忆镜头不时插入进来，手法笨拙得浑如猿猴往墙壁上抹粘土一般。间或有安田礼堂攻守战的实况镜头出现，我真想小声喊一声“赞成”，但自觉未免滑稽，吞声作罢。

总而言之，五反田演的是这种受过心灵创伤的角色，而且演得甚卖力气。问题是剧本本身差到了极点，导演的才能更是等于零。台词有一半简直拙劣得近乎蒙羞，令人哑然的无聊场面绵绵不断，加之女孩儿的面孔不时被无端地推出特写镜头，因此无论他怎样显示表演技能，都无法收到整体效果。渐渐地，我感到他有些可怜，甚至不忍再看下去。但转念一想，他送走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向来都是如此令人目不忍视的。

有一处床上戏。周日早上五反田在自己寓所的房间里同一个女郎同床共枕之时，主人公女孩拿着自己做的甜饼什么的进来。好家伙，同我想像的岂非如出一辙。床上的五反田也同样没超越我的想像，极尽爱抚之能事。不失优雅之感的交合，仿佛有香气漾出的腋下，兴奋中零乱不堪的秀发，五反田抚摸时的女性裸背。之后镜头猛然一转，推出那女子的脸。

我不由屏息敛气：斗牛士。

是喜喜。我在座位上浑身僵固了一般。后面传来了叮叮当当的瓶子滚地声响。喜喜！同我在黑暗的走廊中空想的情景一模一样。喜喜的的确确在同五反田贪枕席之欢。

连接上了，我想。

喜喜出现的镜头只此一组：星期天早上她同五反田困觉。周六晚间五反田在一处喝得酩酊大醉，遂将萍水相逢的她领到自己房间睡了，早上再次温存一番。正当此时，主人公女孩儿——他的学生突然赶来，不巧的是门忘了锁死。就是这一场面。喜喜的台词也只有一句：“你这是怎么了？”是在主人公女孩儿狼狈跑走后五反田茫然若失时，喜喜这样说的。台词平庸粗俗，但这是她吐出的惟一话语。

“你这是怎么了？”

至于这声音是否出自喜喜之口，我无法肯定。一来我对喜喜声音的记忆不很准确，二来电影院扩音器的音质也一塌糊涂。但我对她的身体记忆犹新。背部的形状、颈项以及光沽的乳房一如我记忆中的喜喜。我依然四肢僵挺挺地盯视着银幕。从时间来说，那组镜头我想差不多有五六分钟。她在五反田的拥抱、爱抚下，心神荡漾似的闭目合眼，嘴唇微微颤抖，并且轻轻叹息。我判断不出那是不是演技。想必是演技，毕竟是演电影。然而我又绝对不能接受喜喜演戏这一事情本身，心里迷惘混乱。因为，倘若不是演技，那便是她果真陶醉在五反田的怀抱里；而如果是演技，则她在我心目中存在的意义就将土崩瓦解。是的，不应该是什么演技。不管怎样，反正我对这电影嫉妒得发狂。

游泳学校、电影，我开始嫉妒各种东西。莫非是好的征兆不成？

接下去是主人公女孩儿开门的场面，目睹两人赤裸裸地相抱而卧。屏息，闭目，跑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说：“你这是怎么了？”五反田茫然神情的特写。画面淡没。

喜喜的出场仅此而已。我不再理会什么情节，只是目不转睛地盯住银幕不放。可惜她再未出现。她在某处同五反田相识，同她睡觉，参与他人生中的一段插曲，随即消失——其角色便是如此。同时和我一样，蓦地出现、瞬间参与、倏忽消失。

影片放罢，灯光复明，音乐流出。但我依然僵僵地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白色的银幕。这难道是现实？电影放完后，我觉得这全然不是现实。为什么喜喜出现在银幕上？况且同五反田在一起！天大的笑话！我有地方出了差错。线路弄混。想像与现实在某处交叉混淆。难道不是只能这样认为吗？

走出电影院，在四周转了一会儿，而头脑一直在想喜喜。“你这是怎么了？”——她在我耳畔反复低语。

这是怎么了呢？

总之那是喜喜，这点毫无疑问，我抱她的时候，她也是神情那般恍惚，嘴唇那般颤抖，喘息那般短促。那根本不是演技，事实便是那样，然而毕竟又是电影。

莫名其妙。

时间过得越长，我的记忆越是变得不可信赖。难道纯属幻觉？

一个半小时后，我再次走进电影院，这回从头看了一遍这《一厢情愿》。周日早晨，五反田怀抱一个女郎，女郎的背影。镜头转过，女郎的脸。是喜喜，千真万确。主人公女孩儿进来，屏息，闭目，跑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说：“你这是怎么了？”画面淡化。

完全相同的重复。

可是电影结束后我还是全然不信。肯定阴差阳错，喜喜怎么能和五反田睡到一个床上呢？

翌日，我三进电影院，再次正襟危坐地看了一遍《一厢情愿》。我急不可耐地静等那组场面的来临。终于来了：周日早晨，五反田抱着一个女郎，女郎的背影。镜头转过，女郎的脸。是喜喜，千真万确。主人公女孩儿进来，屏息，闭目，跑走。五反田神色茫然。喜喜说：“你这是怎么了？”

黑暗中我一声叹息。

好了，是现实，千真万确。连接上了。

舞 舞 舞

15

我深深蜷缩在电影院的座席上，双手在鼻前交叉，反复向自己提出与以往同样的问题：今后如何是好呢？

问题诚然相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应做之事进行冷静思考，缜密归纳。

要排除连接上的混乱。

的确有什么东西陷入混乱，这无可怀疑。喜喜、我和五反田交织在一起。我不明白何以出现这种状态，但交织总是事实。必须理清头绪。通过恢复现实性来恢复自己。或许这并非连接上的混乱，而是另外一种新的连接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作为我只能抓着这条线不放，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于中断。这是线索。总之要动，不能原地止步，要不断跳舞，并跳得使大家心悦诚服。

要跳要舞，羊男说。

要跳要舞，思考发出回声。

不管怎样，我得返回东京。在这里再呆下去也干事无补。探访海豚宾馆的目的尽已达到，必须回东京重整旗鼓，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拉上衣链，戴上手套，扣好帽子，把围巾缠上鼻端，走出电影院。雪越下越猛，前面迷蒙一片。整个街市如同冻僵的尸体一样没有半点活气。

回到宾馆，我当即给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处打电话，预订下午飞往羽田的首次航班。“雪很大，有可能临起飞之前取消航班，您不介意吗？”负责订票的女性说道。我答说不要紧，一旦决定回去，恨不得马上飞到东京。接着，我收拾好东西，去下边结账。然后走到服务台前，将眼镜女孩儿叫到租借处那里。

“有点急事，得马上回东京。”我说。

“多谢您光顾，下次请再来。”女孩儿脸上漾起精美的营业性笑容说道。我以为突然提出回去对她可能多少是个刺激。她很脆弱。

“唔，”我说，“还会来的，不久的将来。那时两人慢慢吃顿饭，尽情畅谈一番。我有很多话要好好跟你谈谈，但眼下必须回东京归纳整理，包括阶段性思考，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综合性展望。这些都需要我去做。等一结束，我就回到这里。不知要花上几个月，但我肯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对我……怎么说呢，就好像是特殊场所。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

“哦——”她这一声，相对而言，更带有否定的意味。

“哦——”我这一声，总的来说更趋向于肯定，“我这些话，在你听来怕是傻里傻气的啰？”

“那倒不是。”她神情淡然地说，“只不过对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考虑不好罢了。”

“我想并不是很遥远的事。还会相见的。因为你我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我力图说服她，但她似乎未被说服。“你不这样感觉？”我问。

她只是拿圆珠笔头在桌面“咚咚”敲着，没有回答我的话。“那么说，下班飞机就回去了，一下子？”

“打算这样，只要肯起飞的话。不过赶上这种天气，情况很难预料。”

“要是乘下班飞机回去，有一事相求，你肯答应？”

“没问题。”

“有个13岁小女孩必须单独回东京。她母亲有事不知先跑到哪里去了，剩这孩子一个人在宾馆里。麻烦你一下，把这孩子一道带回东京去好吗？一来她行李不少，二来她一个人坐飞机也叫人放心不下。”

“这倒也怪了，”我说，“她母亲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扔下不管，自己跑到别处去呢？这不简直是乱弹琴？”

她耸了耸肩：“其实这人也是够乱弹琴的。是个有名的女摄影家，很有些与众不同。兴之所至，雷厉风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喏，艺术家嘛，心血来潮时满脑子尽是艺术。事后想起才打个电话过来，说是孩子放在这里了，叫找个合适的班机，让她飞回东京。”

“那么她自己回来领走不就行了？”

“我怎么晓得。反正她说无论如何得在加德满都住一个星期。人家是名人，加上又是我们拉都拉不来的主顾，不能出言不逊的。她说得倒蛮轻松，说只要把孩子送到飞机场，往下一个人就可以回去了。问题是总不好那样做吧？一个女孩子，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得了。责任问题嘛。”

“无奇不有！”说罢，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便道，“噢，那女孩怕是披肩发，穿着流行歌手式运动衫，经常听单放机，是吧？”

“是啊！怎么，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罢了罢了！”

她给全日航空售票处打电话，订了一张和我同一班次的票。然后给小女孩房间打电话，说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请其收拾好东西下来。并说这人自己很了解，足可放心。接着叫来男侍，叫他去小女孩房间取行李。又马上叫来宾馆的面包车。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滴水不漏，甚是身手不凡。

“还真有两下子。”我说。

“不是说过我喜欢这工作么，我适合干这个。”

“可别人一逗就板起面孔。”我说。

她用圆珠笔咚咚敲了几下台面：“那是两码事，我不大喜欢别人逗笑话寻开心，一直不喜欢，那样弄得我非常紧张。”

“喂，我可一点也没有叫你紧张的意思哟，”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想轻松一下才说笑话的。也许那笑话又粗俗又无味，但作为我是想努力说得俏皮些。当然，有时候事与愿违，引不起人家兴致，可恶意却是没有，更谈不上嘲弄你。我开玩笑，只是出于我个人需要。”

她略微噘起嘴唇，注视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稍顷，发出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哼鼻那样复杂的声音：“对了，能给我一张名片吗？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给你，那么从我的角度……”

“从我的角度。”——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艺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12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10分钟后，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13岁女孩儿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 HEADS”①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 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勒瓦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①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勒瓦克。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儿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地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儿。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儿说。

“看样子也不像坏人。”我补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似的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对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斯克尔基老大爷。

斯克尔基老大爷。

“放心好了，不要紧的。”眼镜女孩儿说，“这位叔叔很会开玩笑，说话可风趣着呢。对女孩子又热心，再说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

“叔叔，”我不禁哑然失笑，“还够不上叔叔，我才34岁，叫叔叔太欺负人了！”

但两人压根儿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儿的手，往停在大门口的面包车那里快步走去。男待已经把旅行箱放进车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随后赶上。“叔叔”——不像话！

这辆往机场去的面包车，只有我和小女孩儿两个人坐。天气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简直同南极无异。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女孩儿。

她盯视一会我的脸，轻轻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继而环视四周，像在寻找什么。东南西北，所见皆雪。“雪。”她出声道。

“雪？”

“我的名字，”她说，“就这个，雪。”

随后她从衣袋里掏出微型单放机，沉浸在个人音乐的世界里。一直到机场她都没朝我这边斜视一眼。

不像话，我想。后来才得知，雪确实是她的真名，但当时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是她信口胡说，因而颇有些不悦。她时而从衣袋里掏出口香糖一个人咀嚼不已，让都没让我一下，其实我并非馋什么口香糖，只是觉得出于礼节也该让一声才是。如此一来二去，我觉得自己恐怕真的成了形容枯槁、寒伧不堪的老不死，无奈，只好兀自深深缩进座席，闭起双眼回想往事，回想起像她那般年纪的岁月。说起来，当时自己也搜集流行音乐唱片——45转速的唱片来着。有查尔斯的《旅行去，杰克》，有奈尔逊的《浪迹萍踪》，有勃伦达的《难道我孤独》等等，足有100张之多。每天都翻来覆去地听，听得歌词都背得下来。我在头脑中试着想了一下《浪迹萍踪》，居然全部记得，令人难以置信，那歌词本身倒是无聊透顶，但现在仍几乎可以脱口而出。年轻时的记忆力委实非同小可，无谓的东西竟记得这般一清二楚。

And the China doll

Down in old Hong Kong

Waits for my return①

①歌词大意：一个中国姑娘，彷徨在古旧的香港，等待我的归航。

同Talking heads的歌的确大异其趣。时代不同了——Time is changing。

我让雪一个人等在候机室里，自己去机场服务台取票。票钱可以事后再算，使用我的信用卡一起付了两人的票款。距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但票务员说可能推迟些。“有广播通知，请留意听。”她说，“现在视野还十分不理想。”

“天气能恢复？”我问。

“预报是这样说的，但不知要等几个小时。”她有些懒懒地回答。这也难怪，同样的话要重复两百多遍，放在谁身上大约都提不起兴致。

我回到雪等待的地方，告诉她雪还下个不停，飞机可能稍微误点。她漫不经心地撩了我一眼，样子像是说知道了，而没有吭声。

“情况如何还摸不准，行李就先不办理托运了。办完再退很麻烦的。”我说。

她做出像是说“听便”的神情，仍旧默不作声。

“只能在这里等了，尽管场所不很有趣。”我说，“午饭吃过了？”

她点点头。

“不去一下咖啡店？不喝点什么？咖啡、可可、红茶、果汁，什么都行。”我试着问。

她便做出不置可否的神情。感情表现相当丰富。

“那，走吧！”说着，我站起身，推起旅行箱，和她一起去咖啡店。店里很挤，人声嘈杂。看样子连一个航班都未准时起飞，人们无不显出疲惫的样子。我要了咖啡和三明治，算是午餐，雪喝着可可。

“在那宾馆住了几天？”我问。

“10天。”她略一沉吟，答道。

“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她望着窗外的雪，半天才吐出个“3天前”，简直像在练习初级英语会话。

“学校放春假，一直？”

“没上学，一直。所以别管我。”说罢，从衣袋里掏出单放机，把耳机扣在耳朵上。

我把杯里剩下的咖啡喝光，拿起报纸。近来我总是惹女孩子不顺气，怎么回事呢？运气不佳？还是有什么更带根本性的原因？

恐怕仅仅是运气不佳所致，我得出结论。看罢报纸，从旅行包里取出福克纳的袖珍本小说《喧哗与骚动》读起来。福克纳和菲利浦·K.狄克的小说在神经感到某种疲劳的时候看上几页，便觉十分容易理解。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都看这两人的小说，其他时候则几乎不看。这时间里，雪去了一次厕所，给单放机更换了一次电池。半个小时后，广播通知说飞往羽田的班机推迟4个小时起飞——要等天气好转。我叹了口气，暗暗叫苦：居然在这等地方等4个小时。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况且这点本来一开始就被提醒过。不过转念一想，想问题应该往前想，往积极方面想。Power of positing？Sinking。如此积极想了5分钟，脑海中倏然掠过一个念头。实行起来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总比在这声音嘈杂、烟味儿呛人的地方呆呆枯坐强似百倍。于是我叫雪在此稍候，转身走到机场租借公司服务处，提出借小汽车一用。里面的女士当即为我办好手续，要借给的是辆皇冠牌车。我乘小型公交车，路上花5分钟赶到出租车办公处，领出皇冠的钥匙。这是一辆装有防滑轮胎的白色新车。我躬身进去，驱车返回机场。然后去咖啡店找到雪，提议用余下的3个小时去附近兜风。

“雪下成这模样，兜风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吃惊似的说，“再说到底去哪里呢？”

“哪里也不去，开车跑路就是。”我说，“可以用大音量听音乐，不是想听音乐吗？保准你听个够。一个劲儿听单放机，要把耳朵听坏的。”

她歪着头，似乎犹豫不决。我站起身，说声“走吧”，她便也起身跟出。

我扛起旅行箱，放到车后，随即在雪花飘舞的路上漫无目的地缓缓驱车前行。雪从挎包里取出磁带，放进车内音响，按动开关。戴维·鲍伊唱的《中国少女》，其次是菲尔·科林斯、“星船”、托马斯·德尔比、汤姆·彼特和伤心人、霍尔和奥兹、汤普森·茨茵兹、伊基·波普、香蕉女郎。一首接一首全是十几岁女孩儿喜欢听的音乐。“滚石”唱了《跳摇摆舞去》。“这支歌我知道。”我说，“过去由米拉库尔兹唱来着，斯莫基·罗宾逊和米拉库尔兹。那还是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呃。”雪显得兴味索然。

“走啊走啊去跳摇摆舞。”我随声唱道。

接下去是麦卡特尼和迈克尔·杰克逊唱的《说哟说哟快说哟》，车刷吃力地把窗上的雪叭嗒叭嗒扫落下去。车内很暖和。劳库劳尔听起来蛮舒服，就连迪伦也令人心神荡漾。我感到一阵身心舒展，不时地附和哼唱几句，在笔直的路上驱车前往。雪看上去情绪也有所好转。这盘90分钟的磁带听完，她目光落在我从租车处借来的磁带上：“那是什么？”我答说是“老歌”里的。在返回机场的路上用来听着消磨时间。“想听一下。”她说。

“不知你中意不中意，全是旧曲子。”

“无所谓，什么都行。这十多天听的全是同一盘带。”

于是我将磁带塞进去。首先是萨姆·库克的《美妙世界》——“管它什么历史，我几乎一无所知……”这支歌不错。萨姆，在我初中三年级时他遇枪击而死。接下去是巴迪·霍里的《男孩儿》，巴迪也死了，死于空难；波比·达林的《在海上》，波比也死了；“猫王”爱尔维斯的《猎狗》，爱尔维斯也死了，死于吸毒。都死了。再往下是查克。贝瑞唱的《甜蜜可爱的十六岁》，艾迪·克库拉西的《夏令布鲁斯》，埃瓦里兄弟的《起来哟，思齐》。

碰到我记得的部分，便随之哼唱。

“你还真记得不少。”雪钦佩似的说。

“那当然。过去我也和他同样喜欢听流行音乐。整天抱着收音机不放，攒零花钱去买唱片。摇滚乐——当时以为天底下再没有比它更美妙的东西了，一听就忘乎所以。”

“现在呢？”

“现在也还听，还是有我喜欢的，但不至于倾心到背得下歌词的地步，不像过去那样激动。”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告诉我。”雪说。

“大概是因为好的不多吧。”我说，“真正好的少之又少。真正好的不多，流行音乐也是。听一个小时收音机至多能听到一支好的。其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垃圾。但过去可设想得这样认真，听什么都觉得开心。年轻，时间多的是，又没谈恋爱。哪怕再无聊的东西，再细小的事体，都可以用来寄托自己颤抖的心灵和情思。我说的你可明白？”

“多多少少。”

迪尔·布易金茨的《跟我一起来》响起旋律，我跟着唱了一会。“挺无聊吧？”我问。

“不，还可以。”她说。

“还可以。”我重复道。

“现在还没谈恋爱？”雪问。

我认真思考片刻。“这问题很难回答。”我说，“你有喜欢的男孩子？”

“没有，”她说，“讨厌的家伙倒多得躲都躲不及。”

“心情可以理解。”我说。

“还是听音乐开心。”

“这心情也可理解。”

“真的理解？”说着，雪眯缝起眼睛，怀疑地看着我。

“真的理解。”我说，“人们称之为逃避行为。那也无所谓，由人们说去好了。我的人生是我的，你的人生是你的。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寻求什么，那就尽管按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别人怎么说与你无关。那样的家伙干脆喂大鳄鱼去好了。过去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我就这样想，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或许因为我作为一个人还没有成熟，要不然就是我永远正确。我弄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

基米·吉尔曼唱起《甜蜜蜜的小屋》。我从唇间吹着口哨，驱车前行。路的左侧，雪白的原野横无涯际。“小小木造咖啡屋，蒸馏咖啡香如故。”——一支好歌。1964年。

“喔，”雪说，“你好像有点与众不同，别人不这样说？”

“哪里。”我否定道。

“结婚了？”

“一次。”

“离了？”

“嗯。”

“为什么？”

“她离家跑了。”

“真的，这？”

“真的。看中了别的男人，就一起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可怜。”她说。

“谢谢。”

“不过，你太太的心情似乎可以理解。”

“怎么个理解法儿？”我问。

她耸耸肩，没有回答。我其实也并非想听。

“嗯，吃口香糖？”雪问。

“谢谢。可我不要。”

我们关系稍有改善，一块儿唱起“沙滩男孩”的《冲浪USA》。挑简单的唱，如“inside-outside-U．S．A”等，但很惬意。还一起唱了《救救我，琳达》。我还不至于百无一能，不至于是斯克尔基老大爷。这时间里，雪花渐渐由大变小。我开回机场，把车钥匙还给租借服务处，然后把行李办了托运，30分钟后登上机舱。飞机总共晚了5个小时才起飞。起飞不久，雪便睡过去了。她的睡相十分姣好妩媚，仿佛用现实中所没有的材料制成的一座精美雕像，只消稍微用力一碰便会毁于瞬间——她属于这种类型的美。空姐来送饮料时，看见她这副睡相，露出似乎十分诧异的神色，并朝我莞尔一笑。我也笑了笑，要了一杯掺有汽水的杜松子酒，边喝边想喜喜，在脑海里反反复复地推出她同五反田在床上拥抱的场面。摄影机来回推拉，喜喜置身其中。“你这是怎么了？”她说。

“你这是怎么了？”——思考发出回声。

舞 舞 舞

16

在羽田机场取出行李，我问雪家住哪里。

“箱根。”

“真够远的。”我说。晚间8点都过了，无论乘出租车还是乘什么，从这里回箱根都不是闹着玩的。“在东京没有熟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这些人哪个都行。”

“这些人都没有。但公寓倒是有，在赤坂。不大，妈妈来东京时用的。可以去那里住，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没有家人？除妈妈以外？”

“没有，”雪说，“只我和妈妈两人。”

“唔。”看来这户人家情况颇为复杂，但终究不关我事，“反正先搭出租车去我那里，找地方一起吃顿晚饭，吃完用车送你回公寓。这样可好？”

“怎么都好。”她说。

我拦了辆出租车，赶到我在涩谷的寓所。叫雪在门口等着，自己进房间放下行李，解下全副武装，换上普通衣服：普通轻便运动鞋、普通夹克和普通毛衣。然后下去让雪钻进“雄狮”，开车跑了15分钟，到得一家意大利风味餐馆吃饭。我吃的是肉丸和青菜色拉，她吃贝肉末儿细面条和菠菜。又要了一盘鱼肉松，两人一分为二。这鱼肉松量相当不小，看样子她饿得够呛，转眼间一扫而光。我喝了一杯蒸馏咖啡。

“好香！”她说。

我告诉她，我最清楚哪里的饭店味道好，并且讲了到处物色美食店工作的情况。

雪默默听着我的话。

“所以我很了解。”我说，“法国有一种猪，专门哼哼唧唧地寻找隐蔽的蘑菇，和那一样。”

“不大喜欢工作？”

我点点头，说：“不行，怎么也喜欢不来。那工作毫无意义可言。找到味道好的饭店，登在刊物上介绍给大家，告诉人家去那里吃那种东西。可是何苦非做这种事不可呢？为什么偏要你一一指点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呢？为什么偏要你就连怎样选菜谱都指手画脚一番呢？况且，被你介绍过的那家饭店，随着名气的提高，味道和服务态度反倒急剧滑坡。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因为供求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干的好事。每当发现什么，就把它无微不至地贬低一番。一发现洁白的东西，非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不可。人们称之为信息，称把生活空间底朝天过一遍筛子是什么信息的集约化。这种勾当简直烦透人了——自己干的就是这个。”

雪从桌子对面一直看着我，活像看什么珍奇动物。

“可你还在干吧？”

“工作嘛。”我说。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坐在我对面的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搞的，瞧我在向一个小孩子说些什么！“走吧！”我说，“夜深了，送你回公寓。”

乘上“雄狮”，雪拿起身旁随便扔着的磁带，塞进音响。那是我自己转录的老歌乐队的带子，常常一个人边开车边听。塔普斯的《我要奔向前方》。路面车少人稀，很快来到赤坂，我便向雪问她公寓的位置。

“不想告诉你。”雪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不想回去。”

“喂，夜里10点都过了。”我说，“整整折腾了一天，比狗还困。”

雪从旁边座席上盯视着我的脸。尽管我一直注视前方路面，还是感觉得出落在我左侧脸颊上的视线。那视线很不可思议：其中并不含有任何感情，却又使我悸动不已。如此盯视良久，她才转向另一侧车窗的外面。

“我不困。再说现在回房间也是一个人，很想再兜兜风，听听音乐。”

我沉吟一下，说：“一个小时。完了就回去乖乖睡觉，好吗？”

“好的。”

我们一面听音乐，一面在东京街头转来转去。如此做法，带来的结果无非是加速空气污染，使臭氧层遭到破坏，噪音增多，人们神经紧张，地下资源枯竭。雪把头偎在靠背上，一声不响地茫然望着街头夜景。

“听说你母亲在加德满都？”我问道。

“嗯。”她懒慵慵地回答。

“那么，母亲回来之前就你一个人喽！”

“回箱根倒是有一个帮忙的老婆婆。”

“唔，”我说，“常有这种情况？”

“你指的是扔下我一个人不管？常有的呀，她那人，脑袋里装的全是她的照片。人是没有坏心，但就是这个样子。总之只考虑她自己，有我没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好比一把伞，她走到哪忘到哪。兴致一来说走就走。一旦起了去加德满都的念头，脑袋里就只有加德满都。当然事后也反省也道歉，但马上又故伎重演，这次心血来潮地把我带去北海道。带去自然好，可我只能整天在宾馆房间里听单放机，妈妈几乎顾不得回来，吃饭也我一个人……但我已经习惯了。就说这次吧，她说是说一个星期后回来，实际也指望不得，谁晓得从加德满都又去什么地方！”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我问。

她说出母亲的名字。我没有听说过。“好像没听说过。”我说。

“另有工作用名。”雪说，“工作中一直用‘雨’这个名字。所以才把我搞成‘雪’。你不觉得滑稽？就是这样的人。”

提起雨我倒是晓得，任何人都晓得，这是个大名鼎鼎的女摄影家。但她从不在电视报纸上抛头露面，从不介入社会。本名叫什么几乎无人知晓。只知道她独来独往，自行其是，摄影作品角度尖锐，富有攻击性。我摇了摇头。

“那么说，你父亲是小说家？叫牧村拓，大致不错吧？”

雪耸了耸肩：“那人也不是坏人，才能可没有。”

雪的父亲写的小说，过去我读过几本。年轻时写的两部长篇和一部短篇集的确不坏，文笔和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书也还算畅销。本人也俨然成了文坛宠儿，接连不断地出现在电机杂志等各种画面场面，对所有的社会现象评头品足，并和当时崭露头角的摄影家雨结了婚。这是他一生的顶点，后来便江河日下。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缘由，而他却突然写不出像样东西来了。接着写的两三本，简直无法卒读。评论家们不赞一词，书也无人问津。此后，牧村拓一改往日风格，从浪漫纯情的青春小说作家突然变成大胆拓新的超前派人物。但内容的空洞无物却并无改变。文体也是拾人牙慧，不过是仿照法国一些超前派小说，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而已，简直惨不忍读。尽管如此，几个想像力枯竭的新型好事评论家居然赞扬一番。两年过后，连这几个评论家大概也觉得自讨没趣，再不鼓吹了。至于何以出现这种情况我固然无从知晓，总之他的才华已在最初三本书里耗费一空。不过文章还做得出来，因此仍在文坛周边团团打转，犹如一条年老体衰的狗只凭过去的记忆在母狗屁股后嗅来嗅去。那时雨已经同他离婚——准确说来，是把他甩了。至少社会上都这样认为。

然而牧村拓并未就此鸣金收兵，那是七十年代初期。滚蛋去吧超前派，如今时髦的是行动与探险。于是围绕世界上鲜为人知的地带大做文章。他同爱斯基摩人一起吃海豹，在非洲同土著居民共同生活，去南美采访游击战。并且咄咄逼人地抨击书斋型作家。起始这样还未尝不可，但十年一贯如此——怕也有所难免——人们自然厌烦起来。况且世界上原本也没那么多险可探，又并非利文斯敦和阿蒙森时代。探险色彩渐次淡薄，文章却愈发神乎其神起来。实际上，那甚至已算不上探险。他的所谓探险，大多同制片人、编辑以及摄影师等拉帮结伙。而若电视台参与，势必有十几名工作人员、赞助人加入队伍。还要拍演，而且愈是后来拍演愈多。这点同行之间无人不晓。

估计人本身并不坏，只是缺乏才能，如她女儿说的那样。

对她这位作家父亲，我再没有说什么，雪也似乎懒得说，而其他话我又不愿开口。

我们默默欣赏音乐。我握着方向盘，注视前面行驶的蓝色BMW①的尾灯。雪则一边用靴尖踩着索罗门·巴克歌唱的节拍，一边观望街景。

①德国小汽车商标名，Bayerishe Motoren Werke之略，一般译为“宝马”。

“这车不错。”稍顷，雪开口道，“什么牌子？”

“雄狮，”我说，“半新不旧的老型号。世上不大会有人故意夸它还夸出声来。”

“也不知为什么，坐起来总像感到很亲切。”

“大概因为这车得到我喜爱的缘故吧。”

“那样就会产生亲切感？”

“谐调性。”

“不大明白。”雪说。

“我和车是互相配合的，简单说来，就是说，我进入车内空间，并且爱这部车。这样里边就会产生一种气氛，车会感受到这种气氛。于是我变得心情愉快，车也变得心情愉快。”

“机器也会心情愉快？”

“不错。”我说，“原因我说不清，反正机器也会心情愉快，或烦躁不安。理论上我无法解释，就经验来说是这样，毫无疑问。”

“和人相爱是一回事？”

我摇摇头：“和人不同，对机器的感情是固定在同一场合的。而对人的感情则根据对方的反应而经常发生微妙的变化。时而动摇，时而困惑，时而膨胀，时而消失，时而失望，时而不悦。很多场合很难从理论上加以控制。而对‘雄狮’就不一样。”

雪略加思索，问道：“你和太太没能沟通？”

“我一直以为是沟通的。”我说，“但对方不那样认为，见解不同罢了。所以才离家出走。或许对她来说，同别的男人一起出走比消除见解上的差异来得方便、来得痛快。”

“不能像跟‘雄狮’那样和平共处？”

“可以这样看。”说罢，我不由心中叫道：乖乖，瞧我跟一个13岁女孩说些什么？

“嗳，你对我是怎么看的？”雪问。

“我对你还几乎一无所知。”我回答。

她又定定看着我的左脸。那视线甚是尖锐，我真有点担心把脸颊盯出洞来。明白了——我想。

“在我迄今为止约会过的女孩儿当中，你大概是长得最为漂亮的。”我看着前面的路面说，“不，不是大概，确实最为漂亮。假如我回到15岁，非跟你恋爱不可。可惜我都34岁了，不可能动不动就恋爱。我不愿意变得更加不幸。还是‘雄狮’更叫人开心。这样说可以吧？”

雪又盯了我一会，但这回视线已平和下来，说了声“怪人”。经她如此一说，我也觉得自己怕是果真成了人生战场上的败北者。她想必并无恶意，但对我确是不小的打击。

11点15分，我们返回赤坂。

“那么……”我不由自言自语。

这回雪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她公寓的位置。那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红瓦建筑，位于乃木神社附近一条幽静的街道上。我把车开到门前刹住。

“钱款的事，”她在座席上稳坐未动，沉静地开口道，“机票啦饭钱什么的……”

“机票等你妈妈回来再付也可以。其他的我出，不必介意。花钱分摊那种约会我是做不来的。只是机票除外。”

雪未做声，耸耸肩，推开车门，把嚼过的口香糖扔到植树盆里。

“谢谢。不客气。”——我喃喃有声地自我寒暄完毕，从钱夹里取出名片递过去，“你母亲回来时把这个交给她。另外，要是你一个人有什么为难的，就往这儿打个电话。只要我力所能及，肯定帮忙。”

她捏住我的名片仔细看了一会，装进大衣口袋。

“怪名。”她说。

我从后座拉出旅行箱，推上电梯运到四楼。雪从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我把旅行箱推入室内。里面只有三个空间：厨房兼餐厅、卧室和浴室。建筑物还较新，房间里如陈列室似的拾掇得整整齐齐。餐具、家具和电器一应俱全，且看上去都很高级而清雅，只是几乎感觉不到生活气息，想必是出钱请人在3天内全部购置齐全的。格调不错，但总好像缺乏现实感。

“妈妈偶尔才用一次的，”雪跟踪完我的视线，说，“这附近她有工作室，在东京时几乎都住在工作室里，那里睡那里吃。这里偶尔才回来。”

“原来如此。”好个忙碌的人生。

她脱去皮大衣，挂上衣架，打开煤气取暖炉。随后，不知从哪里拿来一盒弗吉尼亚长过滤嘴香烟，取一支叼在嘴上，无所谓似的擦火柴点燃。我认为13岁女孩子吸烟算不得好事。有害健康，有损皮肤。不过她的吸烟姿势却优美得无可挑剔，于是我没有表示什么。那悄然衔上过滤嘴的薄薄的嘴唇，如刀削般棱角分明，点火时那长长的睫毛犹如合欢材叶似的翩然垂下，甚是撩人情怀。散落额前的几缕细发，随着她细小的动作微微摇颤——整个形象可谓完美无缺。我不禁再次想道：我若15岁，肯定坠入情网，坠入这春雪初崩般势不可挡的恋情，进而陷入无可自拔的不幸深渊。雪使我想起我结识过的一个女孩子——我十三四岁时喜欢过的女孩儿，往日那股无可排遣的无奈蓦地涌上心头。

“喝点咖啡什么的？”雪问。

我摇摇头：“晚了，这就回去。”

雪把香烟放在烟灰缸上，起身送我到门口。

“小心烟头上的火和炉子。”

“活像父亲。”她说。说得不错。

我折回涩谷寓所，歪在沙发上喝了瓶啤酒。然后扫了一眼信箱里的四五封信：都是工作方面的，而那工作又无关紧要。于是我暂且不着内容，开封后便扔到了茶几上。浑身瘫软无力，什么也不想干。然而心情又异常亢奋，很难马上入睡。漫长的一天，一再拖延的一天。似乎坐了一整天游乐滑行车，身体仍在摇晃不已。

到底在札幌逗留了几天时间呢？我竟无从记起。各种事情纷至沓来，睡眠时间又颠三倒四。天空灰蒙蒙一片。事件与日期纵横交错。首先同服务台女孩儿有一场约会，然后给往日的同伴打了个电话，请他调查海豚宾馆。接下去是同羊男见面交谈，去电影院观看有喜喜和五反田出场的电影，同13岁的漂亮女孩同唱“沙滩男孩”，最后返回东京。一共几天来着？

计算不出。

一切有待明日，可以明天想的事明天再想好了。

我去厨房倒了杯威士忌，什么也没对地喝着。随即拿过原来剩下的半包椒盐饼干，嚼了几片。饼干有点发潮，像我脑袋似的。然后拿起旧唱片，拧小音量放唱起来。那是令人怀念的莫达西亚兹和托米·多西的歌，但已落后于时代，像我脑袋似的，而且有了噪音。但不连累任何人，闭门不出，自成一体，像我脑袋似的。

你这是怎么了？喜喜在我脑袋里说道。

镜头迅速一转：五反田匀称的手指温情脉脉地抚摸着她的背，犹在探寻其中隐蔽的水路。

你说这是怎么了，喜喜？我的确相当迷惘相当困惑。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信。当然爱与半旧“雄狮”除外。是吧？我嫉妒五反田匀称的手指。雪已经把烟头完全熄灭了吗？完全关好煤气炉开关了吗？活像父亲似的，一点不错。我对自己缺乏自信。难道我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如同大象墓场的地方如此喃喃自语地沦为老朽吗？

但，一切有待明日。

我刷了牙，换上睡衣，把杯里剩的威士忌喝干。刚想上床，电话铃响了。我站在房间正中定定看着电话机，归终还是拿起听筒。

“刚把炉子关掉。”雪说，“烟头也完全熄了，这回可以了吧？还不放心？”

“可以了。”我说。

“晚安。”

“晚安。”

“喂，”雪略一停顿，“你在札幌那家宾馆里看见身披羊皮的人了吧？”

我像孵化一只有裂纹的鸵鸟蛋似的怀抱电话机，在床边坐下。

“我知道，知道你看见了。我一直没吭声，但心里知道，一开始就知道。”

“你见到羊男了？”我问。

“哦——”雪含糊其词，打了个舌响，“等下次吧，下次见面再慢慢说。今天困了。”

言毕，咔一声放下电话。

太阳穴开始胀痛。我又去厨房喝威土忌。身体仍在不由自主地摇摇晃晃。滑行车发出声响，开始启动。连接上了——羊男说。

连接上了——思考发出回声。

一切开始逐渐连接。

舞 舞 舞

17

我靠着厨房水槽，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很想给雪打个电话，问她何以晓得羊男。但有点太累了，毕竟奔波了整整一天。再说她放下电话前说了甸“等下次”。看来只好等下一次，何况我还根本不知道她公寓的电话号码。

我上了床。横竖睡不着，便看着枕旁的电话机，看了10至15分钟。因我觉得说不定雪会打电话来，或者不是雪而是其他人。看着看着，我觉得这电话机很像一颗被人遗落的定时炸弹。谁也不晓它何时炸响，只知道其炸响的可能性，只要时间一到。再仔细看去，发觉电话机的形状很是奇特。非常奇特。平时未曾注意，现在端详起来，其立体性似乎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它既像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说话，又仿佛在怨恨自己受缚于电话这一形态，从而又像一个被赋予笨拙肉体的纯粹概念。电话！

我想到电话局，那里连接着所有电话线。电话线从我这房间里通往无限遥远，在理论上可以同任何人连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给安克雷奇打电话，可以给海豚宾馆、给往日的妻子打电话。其可能性无可限量。而总连接点便是电话局。那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连接点，通过编排数字使连接点发生转换，实现通讯。我们通过电线、地下电缆、海底隧道以至通讯卫星而连在一起，由庞大的电脑系统加以控制。但是，无论这种连接方式何等优越、何等精良，倘若我们不具有通话的意志，也无法发挥任何连接作用。并且，纵使我们有这种意志，而若像眼下这样不晓得（或忘了询问）对方的电话号码，也无法连在一起。也有时候尽管问了电话号码而一时忘却或将备忘录遗失，甚至有时候尽管记得电话号码而拨错转盘，这样一来，我们同哪里也连接不上。可以说，我们是极其不健全极其不会反省的种族。不只于此，即使这些条件完全具备而得以给雪打电话，也有可能碰一鼻子灰——对方丢过一句“我现在不想说，再见”，旋即“咔”的一声放下电话。这样，通话也无从实现，而仅仅成为单方面的感情提示。

面对以上事实，电话似乎显得焦躁不安。

她（也许是他。这里姑且把电话视为女性形象）对自己不能作为纯粹概念自立而感到焦躁，对通讯是以不稳妥不健全的意志为基础这点感到气愤。对她来说，一切都是极其不完美、极其突发、极其被动的。

我把一只臂时支在枕头上，打量着电话机的这种焦躁情绪。但我无能为力，我对电话机说：那不是我的责任。所谓通讯本身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不完美的、突发的、被动的。她所以焦躁不安，是因为将其作为纯粹概念来把握的缘故。这怪不得我，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恐怕免不了焦躁。或许她由于属于我的房间而焦躁得厉害些，在这点上我也感到有几分责任，也觉得自己大约在不知不觉之中煽起了这种不完美性、突发性和被动性，也就是从中掣肘。

继而我蓦地想起往日的妻子。电话一声不响地谴责我，像妻子一样。我爱妻子，一起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两人有说有笑，到处游山玩水，做爱不下数百次。然而妻子又时常这样谴责我，半夜里，沉静地、执著地谴责我的不完整性、突发性和被动性。她焦躁不安，而两人同舟共济。但她所追求所向往的目的同我的存在之间有着决定性差异。妻子追求的是通讯的自立性，是通讯高扬起纤尘不染的白旗将人们引向不流血革命的辉煌场面，是完美性克服不完美而最终痊愈的景况——对她来说这就是爱。但对我则当然不同。爱之于我，是被赋予不匀称肉体的纯粹概念，是气喘吁吁地挤出地下电缆而总算捕捉到的结合点，是非常不完美的：时而混线，时而想不起号码，时而有人打错电话。但这不是我的过错。只要我们存在于肉体之中，这种情况就将永远持续，此乃规律所使然。我对她如此加以解释，不知解释了多少次。

但有一天，她还是离家出走了。

也许是我煽起并助长了这种不完美性。

我边看电话边回忆我同妻子的做爱。离家前的三个月时间里，她一次也没同我睡过，因为她已开始同别的男人睡。但我当时却完全蒙在鼓里。

“喔，对不起，你到别处找其他女的睡去好了，我不生气的。”她说。

我以为她开玩笑，其实是其真心话。我说我不愿意跟其他女的睡——是真的不愿意。

“我还是希望你同别人睡去。”她说，“另外也要各自重新考虑一下以后的事。”

归终我和谁也没睡。倒不是我这人在性方面有洁癖，只是不愿意为了重新考虑什么便乱睡一通。我是因为想和谁睡才睡的。

时过不久，她离家出走了。莫非当时我若按她说的去找其他女孩儿困觉，她便乖乖留下不成？难道她是想通过那种方式来使得她同我之间的通讯多少获得自立？滑稽透顶！我当时可是压根没有另觅新欢的念头，至于她做何打算我无从推测，因为她对此讳莫如深。即使离婚之后也避而不谈，只说了几句极具象征性的话，这也是她遇到重大事情时的惯常做法。

高速公路上的隆隆声12点过后也未中止，摩托尖刺的排气声不时响彻夜空。尽管有防音密封玻璃阻隔而声音听起来含糊而迟缓，但其存在感却显得滞重而深沉。它在那里存在，连接我的人生，将我圈定在地表的某一位置。

电话机看得厌了，我合起双眼。

刚一合眼，一种虚脱感便迫不及待地悄然占满了整个空白，十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困意蹒跚而来。

吃罢早餐，我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在娱乐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给他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为一家刊物当记者的时候，工作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时值早上10点，他当然还卧床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说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讯处。他不满地嘟囔几声，好在还是把五反田所在制片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是一家主要制片厂。我拨动号码，一个值班经理出来。我道出刊物名称，说想同五反田取得联系。“调查吗？”对方问。“准确说来不是的。”我回答。“那么干什么呢？”对方问，问得有理。“私事。”我说。“什么性质的私事？”“我们是中学同学，有件事无论如何得同他联系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记下。“是大事。”我说。“我来转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谈。”我拒绝。“那种人多着哩，”他说，“光是中学同学就有好几百。”

“事情很关键，”我说，“所以要是这次联系不上，作为我，难免在工作上加以变通。”

对方沉吟片刻。我当然是在说谎。其实我不能够随便变通。我的工作不过是听命于人，人家叫我去采访我才敢去。但对方不明白这点，明白就不好办了。

“不是要写调查报告吧，”对方说，“要是写调查报告，可得通过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让我告之以电话号码，我告诉了他。

“是中学同学对吧，”他叹口气说，“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让他打电话过去。当然，要看他本人乐不乐意。”

“那是的。”我说。

“他很忙，也可能不乐意同中学同学通话。又不是小孩子，总不能把他拉到电话机这儿来。”

“那是那是。”

对方边打个哈欠边放下电话。没办法，才早上10点。

午前，我去青山的纪国屋商店买东西。到停车场，我把“雄狮”停在“萨勃”和“奔驰”之间。可怜的老型“雄狮”，活像我本人这副寒酸相。不过在纪国屋采购我倒是很喜欢。说来好笑，这家店的莴苣保鲜的时间最长。为什么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这样。说不定是闭店后店员把莴苣集中起来施以特殊训练的结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惊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

出门时我接上了录音电话，但没有任何话音留下。谁也没打电话来。我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沙夫特的主题》，一边把买来的蔬菜分别包好放进冰箱。那男的是谁？沙夫特！

之后，我到涩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一厢情愿》，已经是第四次了，但还是不能不看。我大体估算一下时间，走进电影院，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场。我把全副神经都集中在那组画面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部分。场景始终如一：周日的早上，随处可见的平和的晨光，窗口的百叶帘，女郎的裸背，背上游动的男人手指。墙上挂着科尔比詹的画，床头枕旁摆着威土忌酒瓶。玻璃杯两只，烟灰缸一个，七星烟一盒。房间里有组合音响，有花瓶，花瓶里插着雏菊样的花。地板上扔着脱下的衣服，还可以看到书架。镜头迅速一转，喜喜！我不由闭起眼睛，旋即睁开：五反田正抱着喜喜，轻轻地、温柔地。“岂有此理。”——我心中暗想，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旁边大约同我隔四个座位的一个年轻男人朝我递来一瞥。主人公女孩儿出场了。她梳着一束马尾辫，身穿快艇用的带防风帽的上衣和蓝色牛仔裤，脚上一双红色阿迪达思运动鞋，手里提着蛋糕或甜饼样的东西。她跨进房间，又即刻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他从床上坐起，用凝视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着女孩儿走后留下的空间。喜喜则把手搭在他肩上，神色忧郁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

我走出电影院，在涩谷街头踯躅不已。

由于已进入春假，街上触目皆是中学生。他们看电影，在麦当劳吃一些先天性低营养食品，在《大力神》、《热狗报》和《橄榄》等推荐的商店里购买毫无用处的杂货，把零花钱扔在娱乐中心里。这一带的店铺全都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达列尔·霍尔和奥兹的唱片、弹子房进行曲、右翼宣传车的军歌等等。所有的声响浑融一片，组合成混沌般的喧嚣世界。涩谷站前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

我边走边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那修长而匀称的十只手指。步行到原宿之后，我穿过千驮谷走到神宫球场，又从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到得根津美术馆，从《费加罗报》前面通过后，再次走到纪国屋，最后经仁丹大厦返回涩谷。距离相当不短，到涩谷已是薄暮时分。站在坡上望去，只见各色霓虹灯开始闪烁的街道上，身裹黑乎乎风衣的面无表情的公司职员，犹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鲑鱼群，以同样的速度游动不息。

回到房间，发现记录电话的红灯亮着。我打开灯，脱去风衣，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然后在床边坐下，按动电话上的声音再生键。于是磁带卷回，送出五反田的声音：

“噢，好久没见了！”

舞 舞 舞

18

“噢，好久没见了！”五反田说道。声音爽朗清晰，既不快又不慢，既不大又不小，既无紧张之感又不过于轻松，一切恰到好处。一听就知道是五反田的声音，那是一种只消听过一次便不易忘记的声音。就像他的笑容、洁白整齐的牙齿和挺秀端庄的鼻梁一样令人难以忘怀。这以前我从来未曾注意过和想起过他的声音，尽管如此，其声音还是犹如夜半鸣钟一般，使得埋伏在我脑海一隅的潜在性回忆刹那间历历浮现出来。

“今天我在家，请往家里打电话好了，反正我通宵不睡。”接着重复两遍电话号码，随后道一声“再会”，放下电话。从电话号码的局号看来，其住处同我的寓所相距不远。我记下他的号码，慢慢拨动电话。铃响第六次时，响起录音电话磁带上的女性声音：现在不在家，请将留言录进磁带。我便道出自己姓名、电话号码和打电话时间，并说自己一直呆在房间里。这世道也真是忙乱得够呛。放下电话，我进厨房细细切了几棵芹菜，拌上蛋黄酱，边嚼边喝啤酒。这工夫，有电话打来，是雪的。雪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厨房嚼着芹菜喝啤酒。她说那太惨了，我说也没什么惨的。更惨的事多着呢，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

“现在你在哪儿？”我问。

“还在赤坂公寓嘛，”她说，“一会儿不出去兜兜风？”

“对不起，今天不成。”我回答，“正在等一个有关工作的重要电话，下次再去吧。唔，对了，昨天你说看见那个披羊皮的人了？我想好好听听，那可是件顶大顶大的事。”

“下次吧。”言毕，只听“咔”的一声，毅然决然地放下电话。

好家伙——我不由心里叫道，看着手里的听筒发呆了半天。

嚼罢芹菜，我开始琢磨晚饭吃点什么。细面条不错，粗点切两头大蒜放入，用橄榄油一炒。可以先把平底锅倾斜一下，使油集中一处，用文火慢慢来炒。然后将红辣椒整个扔进去，同大蒜一起炒，在苦味尚未出来时将大蒜和辣椒取出。这取出的火候颇难掌握。再把火腿切成片放进里边炒，要炒得脆生生的才行。之后把已经煮好的细面条倒入，大致搅拌一下，撤上一层切得细细的香菜。最后再另做一个清淡爽口的西红柿奶酪色拉。不错不错！

不料刚烧开煮面条的水，电话铃又响了，我关掉煤气，到电话机那里拿起听筒。

“噢，好久没见了，”五反田说，“怪想念的。身体还好？”

“凑合。”我说。

“老板告诉我，说你有什么事？总不至于又要一起去解剖青蛙吧？”他似乎很开心地嗤嗤笑道。

“啊，有句话想问问。估计你很忙，就打了个电话去。事是有点蹊跷，就是……”

“喂喂，现在忙着？”五反田问。

“没有，没忙什么。闲得正要做晚饭。”

“那正好。怎么样，一起到外面吃顿晚饭如何？我正准备拉个人做伴儿。一个人闷头吃不出个滋味。”

“这合适么，风风火火地打来电话就……就是说……”

“客气什么！反正每天到一定时间肚子就要饿，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总得填肚子，又不是专门陪你勉强吃。只管慢慢吃，边喝酒边聊聊往事，已经好久没见到老熟人了。我可是真想见面，只要你方便。还是说不方便？”

“哪里，提出有话要说的是我嘛。”

“那好，我这就去接你。在哪儿，你？”

我说出地址和公寓名。

“唔，就在我附近，20分钟后到。你准备一下，我到你就出来。现在肚子饿得够受的，等不及。”

我答应一声，放下电话。随即歪头沉思：往事？

自己同五反田之间有什么往事可谈呢？我全然不知。当时两人关系又不特别亲密，甚至话都没正经说过几句。人家是班上金光万道的全智全能人物，而我说起来只是默默无闻的存在。他还能记得我名字这点已足以使我觉得是个奇迹，更何往事之有？何话题之有？但不管怎样，较之碰一鼻子冷灰，当然是眼下这样好似百倍。

我三下五除二刮去胡须，穿上橙黄色斜纹衬衫，外加克莱恩粗花呢夹克，扎上那条昔日女朋友在我生日时送的阿尔玛尼针织领带。然后穿上刚刚洗过的蓝牛仔裤，蹬上那双刚刚买来的雪白的雅马哈网球鞋。这是我衣箱中最潇洒的一套装备，我期待对方能够理解我的这种潇洒。迄今为止，还从来未曾同电影演员一起吃过饭，不晓得此时此刻应该如何装束。

20分钟刚过他便来了。一位50岁光景的说话礼貌得体的司机按响我的门铃，说五反田在下边等我。既然有司机来，我估计开的是“奔驰”，果不其然。而且这“奔驰”特别大，银光熠熠，俨然汽艇一般。玻璃从外边看不见里面，随着“沙”一声令人快意的声响，司机拉开车门，让我进去，五反田坐在里面。

“嗬——到底是老同学！”他微微笑着说道。因没有握手，我顿感一阵释然。

“好久没见了。”我说。

他穿一件极为普通的鸡心领毛衣，外罩一件防寒运动服，下身是一条磨得很厉害的奶油色灯心绒长裤，脚上蹬一双阿西克斯轻便鞋。这身打扮实在别具一格。本来是无所谓的衣物，然而穿在他身上却显得十分高雅醒目，倜傥不群。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的衣服。

“潇洒，”他说，“有审美力。”

“谢谢。”

“像个电影明星。”他并非挪揄，只是开玩笑。他笑，我也笑了。于是两人都轻松下来。接着五反田环顾一下车中，说：“如何，这车够派头吧？必要的时候制片厂借给你使用，连同司机。这样不会出事故，也可避免酒后开车，万无一失。对他们也好，对我也好，皆大欢喜。”

“有道理。”我说。

“如果自己用，就不开这样的家伙。我还是喜欢更小一点的车。”

“波尔西？”我问。

“梅塞德斯。”①

①“奔驰”车的一种。

“我喜欢更小的。”

“西比克？”

“雄狮。”

“雄狮，”五反田点点头，“说起来，这车我以前用过，是我买的第一部车，当然不是用经费，自己掏的腰包。是半旧车，花掉了演第一部电影的酬金。我十分开心，开着它去制片厂上班，但在我当准主角演第二部影片的时候，马上被提醒说不能坐什么‘雄狮’，如果想当电影明星的话。于是我换了一部。那里就是这样的世界。不过那车是不错，实用、便宜，我很喜欢它。”

“我也喜欢。”我说。

“你猜我为什么买梅塞德斯？”

“猜不出。”

“因为要使用经费。”他像透露丑闻似的皱起眉头说道，“老板叫我大把大把地使用经费，说我用得不够劲儿，所以才买高级车。买了高级车，经费一下子用掉好多，皆大欢喜。”

乖乖，难道这伙人脑袋里考虑的全是经费不成？

“肚子瘪了，”他摇摇头，“很想吃上几块厚厚的烤牛肉。能陪陪我？”

我说随便。他便把去处告诉司机，司机默默点头。五反田看着我的脸，微微笑道：“好了，还是谈点个人生活吧。你一个人准备晚饭，这么说是独身喽？”

“是的。”我说，“结婚，离了。”

“哦，彼此彼此。”他说，“结婚，离了——付了笔安慰费？”

“没付。”

“分文没付？”

我点点头：“人家不要。”

“幸运的家伙！”他笑吟吟地说，“我也没付安慰费，结婚把我搞得一文不名。我离婚的事多少知道？”

“大致。”

他再没说什么。

他是四五年前同一个走红女演员结婚的，两年刚过便以离异告终。周刊上就此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真相照例无从知晓。不过归终好像是因为他同女演员家人关系不好的缘故，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女方在公私两方面都有远非等闲之辈的三亲六戚前呼后拥。相比之下，他则是公子哥儿出身，一直无忧无虑，顺顺当当，处事不可能老练。

“说来奇怪，本来以为还一起做物理实验，可再见面时却双双成了离过婚的人。不觉得离奇？”他笑容可掬地说道。随后用食指尖轻轻摸了下眼皮，“我说，你是怎么离的？”

“再简单不过：一天，老婆出走了。”

“突然地？”

“是的。什么也没说，突然一走了之，连点预感也没有。回到家时，人不见了。我还以为她到哪里买东西去了，做好晚饭等她，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见回来。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是离婚申请表。”

五反田沉思片刻，吐出一声叹息，说：“这么讲也许使你不悦，但我想你还是比我幸福的。”

“何以见得？”

“我那时候，老婆没有出走，反而把我赶出家门，不折不扣地。就是说有一天我被轰了出来。”他隔着玻璃窗眼望远方。“太不像话了！一切都是有预谋的，而且蓄谋已久，简直是诈骗。不知不觉之间，好多东西全被做了手脚，偷梁换柱。做得十分巧妙，我丝毫也没察觉。我和她委托的是同一个税务顾问，由她全权处理，太信任她了。原始印章、证书、股票、存款折——她说这些东西纳税申报时有用，让我交给她，我就毫不怀疑地一古脑儿交了出去。对这类啰嗦事我本来就不擅长，能交给她办的全部交给了她。想不到这家伙同她家里人狼狈为奸，等我明白过来时早已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简直是被敲骨吸髓。然后把我当作一条没用的狗一脚踢出门去。可算领教了！”说着，他又露出微笑，“我也因此多少长成了大人。”

“34岁了，愿意不愿意都是大人。”

“说得对，一点不错，千真万确。人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一瞬之间就长了好多岁。莫名其妙！过去我还以为人是一年一年按部就班地增长岁数的哩。”五反田紧紧盯住我的眼睛说，“但不是那样，人是一瞬间长大长老的。”

五反田领我去的牛肉馆位于六本木街边僻静的一角，一看就知是高级地方。“奔驰”刚在门口停住，经理和男侍便从里面迎出。五反田叫司机大约一个小时后再来，于是“奔驰”犹如一条十分乖觉的大鱼，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之中。我们被引到稍微往里的靠墙座位上。店内清一色是衣着入时的客人，但只有穿灯心绒长裤和轻便鞋的五反田看上去最为洒脱。原因我说不上来，总之他就是令人刮目相看。我们进去后，客人无不抬头，目光在他身上闪闪烁烁。但只闪烁了两秒便收了回去，大概觉得看久了有失礼节吧。这世界也真是复杂。

落下座，我们先要了两杯对水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提议为离婚前的老婆们干杯，当即喝了起来。

“说来傻气，”他提起话题，“我还在喜欢她，尽管倒了那么大的霉，但我仍旧喜欢她，念念不忘。别的女人死活喜欢不来。”

我一边点火一边望着平底水晶杯中形状优雅的冰块。

“你怎么样？”

“你是问我怎么看待离婚前的老婆？”我问。

“嗯。”

“说不清。”我直言相告，“我并不希望她出走，然而她出走了，说不清怨谁。总之事情已经发生，已是既成事实。而且我力图花时间适应这一事实，除此之外我尽可能什么都不想。所以我说不清楚。”

“唔，”他说，“这话不使你痛苦？”

“有什么好痛苦的，”我说，“这是事实，总不能回避事实。因此谈不上痛苦，只是一种莫名之感。”

他啪地打了一声响指。“对，对对，莫名之感，完全正确！那是一种类似引力发生变化的感觉，甚至无所谓痛苦。”

侍者走来，我们要了烤牛肉和色拉。接着要来第二杯对水威士忌。

“对了，”他说，“你说找我有什么事，先让我听听好了，趁着还没醉过去。”

“事情有点离奇。”

他朝我转过楚楚动人的笑脸——虽说这笑脸训练有素，但绝无造作之感。

“我就喜欢离奇。”

“最近看了一部你演的电影。”

“《一厢情愿》，”他皱着眉低声道，“糟透顶的影片。导演糟透顶，脚本糟透顶，一如过去。所有参与过那部电影的人都想把它忘掉。”

“看了4遍。”我说。

他用窥看幻景般的眼神看着我。“打赌好了，我敢说在银河系的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人会看那电影看上4遍。赌什么由你。”

“电影里有我知道的一个人。”我说。然后补上一句，“除去你。”

五反田把食指尖轻轻按在太阳穴上，眯细眼睛对着我。

“谁？”

“名字不知道。就是星期天早上同你一起睡觉的那个角色，那个女孩儿。”

他呷了口威士忌，频频点头道：“喜喜。”

“喜喜，”我重复一次。好离奇的名字，恍若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她的名字，至少还有人晓得她这个名字。这名字只在我们独特的小圈子里通用，而且这就足矣。”

“能和她联系上？”

“不能。”

“为什么？”

“从头说起吧。首先，她不是职业演员，联系起来很麻烦。演员这号人有名也罢无名也罢，都从属于固定的一家制片厂，所以很快就能接上头，大部分人都坐在电话机前等待有人联系。但喜喜不同，她哪里都不属于，只是碰巧演了那一部，百分之百的临时工。”

“为什么能演上那部电影呢？”

“我推荐的。”他说得很干脆，“我问喜喜演不演电影，然后向导演推荐了她。”

五反田喝了口威士忌，撇了撇嘴。“因为那孩子有一种类似天赋的东西。怎么说呢，存在感——她有这种感觉，感性好。一不是出众的美人，二没有什么演技，然而只要有她出现，画面就为之一变，浑然天成，这也算是一种天赋。所以就让她上了镜头，结果很成功，大家都觉得喜喜身上有戏。不是我自吹，那组镜头相当够味儿，活龙活现！你不这样认为？”

“是啊，”我说，“活龙活现，的确活龙活现。”

“这么着，我想就势把那孩子塞入电影界，我相信她会干下去。但是没成，人不见了，这是第二点。她失踪了，如烟，如晨露。”

“失踪？”

“嗯，不折不扣地失踪。有一个月没来试演室了，哪怕只来一次，就可以在一部新影片里得到一个蛮不错的角色，事先我已打通了关节。并且提前一天给她打去电话，同她约好了时间，叫她不要迟到。但喜喜到底没能露面。此后再无下文，石沉大海。”

他竖起一只手指叫来男待，又要了两杯对水威士忌。

“有句话要问，”五反田说，“你可同喜喜睡过？”

“睡过。”

“那么，唔，就是说，如果我说自己同她睡过的话，对你是个刺激吧？”

“不至于。”

“那好，”五反田放心似的说：“我不善于说谎，照实说好了。我和她睡过好几次。是个好孩子，人是有一点特别，但有那么一种打动人的魅力。要是当演员就好了，或许能有个不错的归宿。可惜啊！”

“不晓得她的住址？真名就叫那个？”

“没办法，查不出来。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叫喜喜。”

“电影公司的财务部该有支出凭证吧？”我问，“就是演出费支出存根。那上面是应该写有真名和住址的，因为要代征税款。”

“那当然也查过，但还是不行。她压根儿没领演出酬金。没领钱，自然没存根，空白。”

“为什么没领钱呢？”

“问我有什么用，”五反田喝着第三杯威士忌说道，“大概是因为不想让人知道姓名住址吧？不清楚。她是个谜。不过反正你我之间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中学物理实验课同班，第二都已离婚，第三都同喜喜睡过。”

一会儿，色拉和烤牛肉端来。牛肉不错，火候恰到好处，如画上的一般。五反田兴致勃勃地吃着。他吃饭时看上去很不拘小节，若是上宴会礼仪课，恐怕很难拿到高分。但一块儿吃起来却很叫人愉快，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如果给女孩儿看见，很可能说成富有魅力。做派这东西可谓与生俱来，不是想学就能马上学到的。

“哦，你是在哪里认识喜喜的？”我边切肉边问。

“哪里来着？”他想了想说，“噢——是叫女孩儿的时候她来的。叫女孩儿，对了，就是打电话叫，知道吗？”

我点点头。

“离婚后，我基本上一直跟这种女孩儿困觉，省得麻烦。找生手不好，找同行又容易被周刊捅得满城风雨。而这种女孩儿只消打个电话就到。价钱是高，但可以保密，绝对。都是专门组织介绍来的，女孩儿一个强似一个，其乐融融。训练有素嘛，但并不俗气世故，双方都开心。”

他切开肉，有滋有味地细嚼慢咽，不时啜一口酒。

“这烤牛肉不错吧？”他问。

“不错不错，”我说，“无可挑剔，一流。”

他点头道：“不过每月来六回也就腻了。”

“干吗来六回？”

“熟悉嘛。我进来没人大惊小怪，店员也不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客人对名人也习已为常，不贼溜溜地往脸上看。切肉吃的时候也没人求签名。如果换一家别的饭店，就别想吃得安稳。我这是实话。”

“看来活得也够艰难的。”我说，“还要大把花经费。”

“正是。”他说，“刚才说到哪里了？”

“叫应召女郎那里。”

“对，”五反田用餐巾边擦一下嘴角，“那天，本来叫的是我熟悉的女孩儿，不巧她不在，来的是另外两个，问我挑哪个。我是上等客，服务当然周到。其中一个就是喜喜。我一时犹豫不决，加上觉得麻烦，索性把两个都睡了。”

“唔。”

“受刺激？”

“没关系。高中时代倒也许。”

“高中时代我也不会干这种事。”五反田笑道，“总之，是同两个人睡的。这两人的搭配也真是不可思议：一个雍容华贵，华贵得令人目眩，人长得十分标致，身上没有一处不值钱，不骗你。世上的漂亮女孩儿我见得多了，在那里边她也属上等。性格又好，脑袋也不笨，说话头头是道。喜喜则不是这样。好看也好看，但算不上美女。说起来，那种俱乐部里的女孩儿，个个部长得如花似玉。她怎么说好呢……”

“不拘小节。”我说。

“对，说得对，是不拘小节，的确。衣装随随便便，说话三言两语，妆也化得漫不经心，给人的感觉是一切无所谓。但奇怪的是，我却渐渐被她吸引住了，被喜喜。三人干完之后，就一起坐在地板上边喝酒边听音乐、聊天。好久都没那么畅快过了，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很长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过那么开心的光景。那以后，三人睡了好几次。”

“什么时候开始的？”

“当时离婚已有半年，算起来，应该是一年半前的事。”他说，“三人一起睡，我想大约有五六次。没和喜喜两人单独睡过。怎么回事呢？本来可以睡的。”

“那又为什么呢？”

他把刀叉放在碟子上，又用食指轻轻按住太阳穴，想必是他考虑问题时的习惯。女孩见了，恐怕又要说是一种魅力。

“也许出于害怕。”五反田说。

“害怕？”

“和那孩子单独在一起，”说着，他重新拿起刀叉，“喜喜身上，有一种撩拨人挑动人的东西，至少我有这种感觉，尽管十分朦胧。不，不是挑动，表达不好。”

“暗示、诱导。”我试着说。

“嗯，差不多。说不清，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无法准确表达。反正，我对单独同她在一起不太积极，尽管对她要倾心得多。我说的你大致明白？”

“好像明白。”

“一句话，我觉得同喜喜单独睡恐怕轻松不起来，觉得同她打交道会使自己走到更深远的地方。而我追求的并不是那个，我同女孩儿困觉不过是为了轻松轻松。所以没同喜喜单独睡，虽然我非常喜欢她。”

之后，我们默默吃着。

“喜喜没来试演室那天，我给那家俱乐部打了电话，”稍顷，五反田陡然想起似的说道，“指名要喜喜来。但对方说她不在，说她不见了，失踪了，不知不觉地。或许我打电话时对方故意说她下在，搞不清，没办法搞清。但不管怎样，她从眼前消失了。”

男侍过来撤下碟子，问我们要不要饭后咖啡。

“还是酒好一些。”五反田说，“你呢？”

“奉陪就是。”

于是上来第四杯对水威士忌。

“你猜今天白天我做什么了？”

我说猜不出。

“当牙医助手来着，逢场作戏。我一直在正播放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中扮演牙医。我当牙科医生，中野良子当眼科医生。两家医院在同一条街上，两人又是青梅竹马，但偏偏结合不到一起……大致就是这么个情节。老生常谈，不过电视剧这玩艺儿大多是老生常谈。看了？”

“没有。”我说，“我不着电视，除了新闻。新闻也一周才看一两次。”

“明智！”五反田点头称是，“俗不可耐。要不是自己出场，我绝对不着。不过居然很受欢迎，受欢迎得很。老生常谈才能得到大众的支持，每周都接到一大堆来信。还接到全国各地牙科医生的来信。有的说手势不对，有的说治疗方法有问题，鸡毛蒜皮的抗议多得很。还有的说看这样的节目急死人。不愿意看，不看不就完了！你说是吧？”

“或许。”我说。

“不过，每有医生或学校老师的角色，还是总把我叫去。也不知扮演了多少个医生，只差肛门医没演过，因为那东西不好上电视。连兽医、妇产医都当过。至于学校老师，各种科目的统统当过。你也许不相信，家政科的老师都当过。什么缘故呢？”

“因为你能给人以信赖感吧！”

五反田点点头：“想必、想必是这样。过去扮演过一次境遇不幸的旧汽车推销员——有一只眼是假眼，嘴皮子的功夫十分了得。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演得很来劲，自觉演得不错。但是不行。接到很多来信，说让我演这种角色大不像话，欺人太甚。还说要是再分配我演这等人物，他们就不买节目赞助商的产品。当时的赞助商是谁来着？大概是狮牌牙刷，要不就是‘三星’，记不得了。总之我这角色演到一半就没了，消失了，本来是个相当有分量的角色，却稀里糊涂地消失不见了，真可惜，那么有意思的角色……从那以来，演的就全是医生、教师，教师、医生。”

“你这人生够复杂的。”

“或许又很单纯。”他笑道，“今天在牙科医生那里当助手的时候，又学了些医疗技术。那里已经去好多次了，技术也有相当的进步，真的，医生都夸奖来着。老实说，简单治疗我已经担当得起。当然要伪装一番，使得谁也看不出是我。不过和我交谈起来，患者都显得很是轻松愉快。”

“信赖感。”我说。

“唔。”五反田说，“我自己也那样想。而且那样做的时候，自己也感到胜任愉快。我时常觉得自己恐怕真的适合当医生或老师，假如真的从事那种职业，我这人生该是何等幸福！其实这也并非不可能，想当就能当上。”

“现在不幸福？”

“很难回答。”五反田说着，把食指尖按在额头正中，“关键是信赖感问题，如你所说。就是说自己能否信赖自己。观众信赖我，但信赖的不过是我的假象，我的图像而已。关掉开关，画面消失之后，我就是零。嗯？”

“呃。”

“但要是我当上真正的医生或老师，就没有什么开关，我永远是我。”

“可是现在当演员的你也总是存在的嘛！”

“经常为演出累得筋疲力尽，”五反田说，“四肢无力，头昏眼花，搞不清真正的自己为何物，分不出哪个是我本人哪个是扮演的角色，辨不清自己同自己影子的界线，自我的丧失！”

“任何人都多少有这种情况，不光你。”我说。

“那当然，我当然知道，谁都有时候失去自己。但在我身上这种倾向过于强烈，怎么说好呢，致命的！向来如此，一直如此。坦率地说，我很羡慕你来着。”

“我？”我吃了一惊，“不明白，我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摸不着头脑。”

“怎么说呢，你看上去好像我行我素。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你好像不大放在心上，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设法做得容易些。就是说，你确保了完整而独立的自己。”他略微举起酒杯，看着里面透明的酒，“我呢，我总是优等生，从懂事时起就是。学习好，人缘好，长相好，老师信赖父母信赖，在班里总当干部。体育又好，打棒球时只要我一挥棒，没有打不中的。搞不清为什么，总之百发百中。这种心情你明白吧？”

“不明白。”

“这样，每次有棒球比赛，大家就来叫我，我不好拒绝。讲演比赛必定让我当代表，老师让我上台，我不能不上，而一上就拿了名次。选学生会主席时我也逃脱不了，大家都以为我肯定出马。考试时大家也都预料我必然名列前茅。上课当中有难解的问题，老师基本指名要我回答。从来没迟到过。简直就像我自身并不存在，我做的仅仅是我以为自己不做就不妥当的事。高中时代也是这样，如出一辙。噢，高中不和你同校，你去公立，我上的是私立实验学校。那时我参加了足球队。虽说是实验学校，足球还是蛮厉害的，差一点儿就能参加全国联赛。我和初中时差不多，算是个理想的高中生。成绩优异，体育全能，又有领导能力，是附近一所女校学生追逐的对象。恋人也有了，是个漂亮女孩儿，棒球比赛时每次都来声援，那期间认识的。但没有干，只是相互触摸一下。一次去她家玩，趁她父母不在用手搞的，急急忙忙，但很快意。在图书馆幽会过。简直是画上画的高中生，同青春题材电视剧里的没什么两样。”

五反田啜了口威士忌，摇摇头。

“上大学后情况有点不同了。闹学潮，总决战，我自然又成了头目。每当有什么举动我必是头目无疑，无一例外。固守学潮据点，和女人同居，吸大麻，听‘深紫’。当时大伙都在干这种勾当。机动队开进来，把我抓进拘留所关了几天。那以后因没事可干，在和我同居那个女郎的劝说下，试着演了一场戏。最初是闹着玩，演着演着就来了兴致。虽说我是新加入的，但分到头上的角色都不错。自己也发觉有这方面的才能，演什么像什么，直率自然。大约干了两年，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那时自己着实胡闹了一番，酒喝了又喝，睡的女人左一个右一个，不过大家也都这个德行。后来电影公司的人找上门，问我愿不愿意演电影。我出于兴趣，便去一试。角色不坏，是个多愁善感的高中生。紧接着分得第二个角色，电视台也有人找来，往下你可想而知。于是忙得不亦乐乎，只好退出剧团。退出时当然费了好一番唇舌，但没有办法，我总不能永远光演先锋派戏剧。我的兴趣在于开拓更广阔的天地，结果便是今天这副样子，除了当医生就是当老师。广告也演了两个，胃药和速溶咖啡。所谓广阔天地也不过尔尔。”

五反田叹息一声，叹得十分不同凡响，但叹息毕竟是叹息。

“你不认为我这人生有点像画上画的？”

“不知有多少人还画不了这么巧妙。”我说。

“倒也是。”他说，“幸运这点我承认。但转念一想，又好像自己什么都没选择。半夜醒来时每次想到这点，都感到十分惶恐：自己这一存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这一实体又在哪里呢？我只不过是在恰如其分地表演接踵而来的角色罢了，而没在主体上做出任何选择。”

我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没用，我觉得。

“我谈自己谈得太多了吧？”

“没什么，”我说，“想谈的时候就谈个够。我不会到处乱讲的。”

“这个我不担心。”五反田看着我的眼睛说，“一开始就没担心，刚接触你时我就信任你。原因讲不出，就是信任你。觉得在你面前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我并非对任何人都这样说话，或者说，几乎对谁都没这样说过。跟离婚前的老婆说过，一五一十地。我们经常一起交谈，和和气气，相互理解，也相亲相爱来着，直到被周围那群馄蛋蜂拥而上挑拨离间时为止。假如只有我和她两人，现在也肯定相安无事。不过，她精神上确实有极其脆弱不稳之处。她是在管教严厉的家庭长大的，过于依赖家庭，没有自立能力。所以我……不不，这样扯得太远了，要扯到别的事情上去。我想说的是在你面前我可以开怀畅谈，只怕你听得耽误正事。”

“没什么可耽误的。”我说。

接着，他讲起物理实验课。讲他如何心情紧张，如何想万元一失地做完实验，如何必须给理解力差的女孩儿一一讲清，而我在那时间里如何悠然自得地熟练操作等等。其实，中学物理实验时间里自己做了些什么，我已全然记不得了。因此我根本搞不清他羡慕我什么。我记得的只有他动作娴熟而洒脱地进行实验操作的情景，他点煤气喷灯和调整显微镜时那极其优雅的手势，以及女生们犹如发现奇迹般地盯视他一举一动的眼神。我之所以能悠然自得，无非是因为他把难做的都已包揽下来。

但我对此没表示什么，只是默默听他娓娓而谈。

过不一会儿，一个他熟人模样的衣冠楚楚的40多岁男士走来，忽地拍五反田一下肩膀，口称“哟——很久不见了。”此人手腕上戴一块劳力士表，金辉闪闪，耀眼炫目。一开始他看我看了大约1/5秒，活像在看门口的擦鞋垫，旋即把我扔在一边不管。尽管他扎着阿尔玛尼领带，但我在1/5秒时间里便看出他并非什么名人。他同五反田闲聊了半天，什么近来如何啦，很忙吧，再去打高尔夫球呀之类。之后劳力士男上又嘭一声拍下五反田肩膀，道声再会，扬长而去。

男士走后，五反田把眉头皱起5毫米，竖起两指叫男侍结账。账单拿来后，他看也没看地用圆珠笔签了名。

“不必客气，反正是经费。”他说，“甚至不是钱，只是经费。”

“多谢招待。”我说。

“不是招待，是经费。”他淡漠地说。

舞 舞 舞

19

五反田和我乘上他的“奔驰”，到麻布后街一间酒吧喝酒。我们拣柜台尽头处的位置坐下，喝了几杯鸡尾酒。五反田看来酒量蛮大，怎么喝都全然没有醉意，语调也好表情也好毫无变化。他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他讲了电视台的庸俗无聊，讲了节目主持人的愚不可及，讲了演员们令人作呕般的低级趣味，讲了新闻专题中评论家的信口雌黄。讲得妙趣横生，语言生动，独具慧眼。

之后，他说想听听我的情况，问我这以前的所作所为。于是我简明扼要他讲了一遍，讲了大学毕业后开事务所做广告当编辑，讲了结婚与离婚，讲了正当工作顺利时因故离职而眼下当自由撰稿人，讲了钱虽不多却无暇使用……如此概略地讲来，一切都似乎风平浪静，不像我自己的人生。

这时间里，酒吧渐渐人多起来，谈话变得不大方便。有人鬼鬼祟祟地看他的脸。“到我家去吧，”说着，五反田站起身来，“就在这附近，谁也没有，有酒。”

他的公寓从酒吧转过两三个拐角就是。他告诉“奔驰”司机可以回去了。公寓派头十足，连电梯都是两部，有一个需有专用钥匙。

“公寓是离婚后被撵出家门时事务所给买的。”他说，“因为作为一个有名的电影演员，被老婆轰出家门后身无分文地住在廉价宿舍里很是不妙，有损形象。当然租金由我出，形式上是事务所借给我的，而租金从经费里扣，何乐不为！”

他的房间在最顶层。客厅宽宽大大，起居室两个，有厨房，有阳台。从阳台望去，东京塔历历在目。家具格调不错，简洁明快，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客厅是木地板，上面铺着好几张波斯地毯，花纹都很别致。沙发很大，软硬适中。几盆大型观叶植物配置得赏心悦目。天花棚垂下的枝形灯和桌子上的座灯，一派意大利式现代风格。饰物不多，只有酒柜上面摆着几枚俨然中国明代的瓷盘。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大概是登门女佣每天来给打扫一次。茶几上放着《GQ》和建筑方面的杂志。

“好房间。”我说。

“用来摄影都可以吧？”

“有那种感觉。”我再次环视房间说道。

“请室内装饰专家设计起来，都是这个样式。简直成了摄影棚，照起相来倒不错。我时不时地敲敲墙壁，真怀疑是纸扎成的。没有生活气息，徒具其表。”

“那，你来创造生活气息不就行了！”

“问题是没有生活。”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拿一张唱片放在B＆O唱机上，落下唱针。音箱里传出亲切的JBL唱片公司的P88。JBL是神经质的斯坦迪奥·莫尼坦尚未将其歌声撒向世界、音箱声响仍保持原声那一时代制造的精品。他放的这张是博普·库巴的旧唱片。

“不喝点什么？什么好些？”他问。

“什么都无所谓。你喝什么我喝什么。”

他走去厨房，拿来几瓶伏特加和汽水，一个装满冰的小桶，还有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三个切开的柠檬。于是我们一边欣赏美国西海岸地区冷峻而清冽的爵士乐，一边喝着放有柠檬片的汽水伏特加。我暗自思忖，这里的生活气息的确稀薄——不是说一定缺少什么，只是觉得稀薄。虽说稀薄，但并无拘谨之感，关键是想法问题。对我来说，倒是个十分坦然的房间。我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心情愉快地喝着伏特加。

“有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五反田把酒杯举过头，边说边隔着酒杯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如果想当医生也能当上，上大学时还选修了教职课，也算挤进了上流社会。但结果无非如此，无非是这种生活，莫名其妙。本来眼前排列着很多张牌，选任何一张都可以，选任何一张我想都能打得漂亮，我有这个信心。结果反而没有选择。”

“我还没看见过什么牌。”我老实告诉他。他眯起眼睛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大概以为我开玩笑。

他又斟了杯酒，把柠檬用力一挤，之后将皮扔到垃圾桶里。“连结婚都是水到渠成。我和她一起演电影，自然而然地有了感情。曾在外景地一块儿喝酒，一块儿借车兜风。影片拍完后还约会了好几次。周围人都以为我俩天造地设，肯定结婚无疑。实际上也随波逐流似的结了婚。也许你不明白，干我们这行其实活动范围很小，和在胡同尽头的简易长棚里生活没什么两样。一旦形成什么波流，便带有不容抗拒的现实性。不过，我倒是真心喜欢她。在我前半生搞到手的东西里面，那孩子是最地道的一个，婚后我认识到了这点，一心想把她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但是不行。我越是想选择对象，对象越是挣脱跑掉，无论是她还是角色。如果对方找上门，我会处理得无与伦比；但若我主动追求，则肯定从手指间溜之乎也。”

我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表示。

“不是我想得悲观。”他说，“我还在对她恋恋不舍，如此而已。我时常这样想：我不当演员，她也辞去，两人一起自由自在地生活该有多好！不要高级公寓，不要‘奔驰’，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个平凡的工作，有个平凡的小家，就再好不过了。也想要个孩子。下班路上同朋友去酒店喝点酒，发发牢骚，回到家里有她。用工资买辆西比克或‘雄狮’——就是这样的生活，细想起来我希望的不外乎这么一种生活。只要有她就行。但是不成。她希望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她家里人都在指望她。她母亲是典型的幕后人物，父亲见钱眼开，哥哥搞什么管理，弟弟经常惹是生非，要用钱来收场，妹妹是个正走红的歌手。根本不容脱身。况且她从三四岁开始便被灌输了这种价值观。她一直在这个世界里当小演员，一直在被限定的形象中生活，同你我截然不同，不理解现实世界为何物。不过她心地纯洁，清新高雅，我懂得这点。但就是不行，无法挽回。嗯，知道吗？上个月我同她睡来着。”

“离婚以后？”

“是的。觉得反常？”

“也没什么太反常。”我说。

“到这房间里来的。为什么来不知道。事先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来玩，我说当然可以。两人仍像过去那样喝酒聊天，并且睡了。好极了。她说她还喜欢我，我说那就言归于好该有多妙，她一声没吭，只是含笑听着。我讲起平平凡凡的家庭生活，如刚才跟你说过的一样。她仍然含笑听着，其实恐怕什么也没听进去，压根儿就没听。无论怎么说都无动于衷，对牛弹琴。她只是寂寞得想找个人抱一抱，而又恰好找到我头上而已。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事实就是如此。她同你同我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寂寞，对她来说不过是需要由别人化解的情绪，只消有个人给化解就行，就万事皆休，然后便哪里也不去了。可我不是这样。”

唱片转罢，代之以沉默。他提起唱针，沉吟片刻。

“喂，不叫个女郎来？”五反田问。

“我无所谓，随你的便。”我说。

“花钱买过女人？”

“没有。”

“为什么？”

“想不到。”

五反田耸耸肩，稍微想了一下，“今晚你就陪陪我，”他说，“叫和喜喜来过的那个女孩儿来，说不定能知道她一点什么。”

“随你。”我说，“恐怕不至于经费里开销吧？”

他边笑边往杯里放冰块。“你也许不相信，还真的是从经费里出。就是这么一种体系。那俱乐部的招牌是宴会服务公司，开的是响当当的绿色收据。即使有人来查也不至于轻易露出马脚，结构复杂得很。这样，同女人困觉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接待费报销。这世道非同小可。”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说。

等待女孩儿的时间里，我蓦地想起喜喜那对形状绝佳的耳朵，问五反田看过没有。

“耳朵？”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没有，没看过。也许看过，记不得了。耳朵怎么？”

我说没什么。

12点刚过，两个女孩儿来了。一个就是五反田称之为“雍容华贵”的那个同喜喜搭过伴儿的女孩儿。“雍容华贵”在她身上的确当之无愧。看上去就像曾在某处不期而遇，尽管当时未打招呼却又觉得一见如故。就是说，她属于唤起男性永恒之梦那种类型的女孩儿，不假修饰，清逸脱俗。束腰的双排扣大衣里面是一件绿色开司米毛衣，下面是一件极为普通的毛料西裙。首饰只有一对不事雕琢的小耳环。俨然举止得体的四年级女大学生。

另一个女孩儿一身冷色连衣裙，戴眼镜。我以为妓女不至于戴什么眼镜，居然真有戴的，她虽算不得雍容华贵，但也甚是妩媚。四肢苗条，被太阳晒得恰到好处。她说上周一直在关岛游泳来着。头发很短，用发卡归拢得齐齐整整。戴着一副银手镯。动作干脆利落，肌肤滑润光洁，如肉食动物那样绷得紧紧的，显得健美而洒脱。

看见这两个女孩儿，我不由想起高中班上的同学来。程度固然不同，但每个班级都至少有一两个这种类型的女生。一种容貌漂亮，娴静优雅，一种生机勃勃，魅力四溢。看这气氛，很像同窗联谊会——就像同窗会开完之后，同几个合得来的同学找个轻松随便的地方一起喝第二次酒。这未免想入非非，但的确有这种感觉。五反田看上去也似乎品味出了轻松的意味。他以前可能同两个人都睡过，相互不见外地打着招呼：“噢——”“还好？”然后把我介绍给两人，说我是他初中同学，舞文弄墨为生。女孩儿们笑着说声请多关照，那笑容像是在告诉我别拘束，大家都是朋友。在现实世界里是很难见到这类微笑的。我便也寒暄一句。

我们或坐地毯或歪在沙发上，喝着对汽水的白兰地，一边说笑一边听杰克逊·希克和阿兰·帕森茨的唱片，气氛十分融洽。我和五反田沉浸在这气氛里，两个女孩儿也似乎其乐陶陶。五反田为戴眼镜的女孩儿表演如何装扮牙医。表演得确实好，比真牙医还像牙医，真乃天赋所使然。

五反田坐在戴眼镜的女孩儿身边，向她小声说着什么，对方不时嗤嗤直笑。不一会，雍容华贵的女孩儿轻轻偎依着我的肩膀，拉起我的手。她身上发出一股妙不可言的香味儿，浓郁得几乎令人窒息。我不由再次觉得像是参加同窗会，对方仿佛在对我嘤嘤低语：那时候不好说出口，其实我真的喜欢你，为什么你不跟我约会呢——一场男孩儿的梦，无尽的遐想。我搂住她的肩。她默默闭起眼睛，用鼻尖在我耳下探来探去，随后吻在我的脖颈上，柔柔地吸了一口。等我注意时，五反田和另一个女孩儿已经不见，大概是到卧室里去了。她问我能否把灯调暗一点，我便关掉壁灯，只留一盏小型台灯。再注意一听，唱片已经换成鲍勃·迪伦唱的《一切都已过去，可怜的宝贝儿》。

“给我慢慢脱掉。”她在我耳畔低声说道。于是我为她轻手轻脚地脱去毛衣、裙子、衬衫、长统袜。我条件反射地想把脱去的东西整齐叠好，但转念一想无此必要，旋即作罢。她也为我脱衣服：阿尔玛尼领带、深蓝色牛仔裤、半袖衫，然后在我面前立起只剩得圆鼓鼓的小乳罩和三角裤的裸体，笑盈盈地问道：

“怎样？”

“好极了！”我说。她有一个十分好看的身子。匀称动人，充满活力，通体光洁，富有性感。

“怎么个好法？”她问，“说得具体些。要是说得确切，我让你美美地快活一番。”

“使我想起过去，想起高中时代。”我老老实实地说。

她不可思议似的眯起眼睛，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你这人，挺独特的。”

“答得差劲儿吧？”

“正相反。”说罢，来到我身旁。我放松身体，任由她处置。

“不坏吧？”她在我耳边悄声问道。

“不坏。”我说。

那动作像美好的音乐一样抚慰心灵，按摩肉体，麻痹对时间的感觉。其中所有的只是高度浓缩的柔情蜜意，只是空间与时间浑然一体的谐调，只是一定形式下的尽善尽美的信息传导，而且是从经费里报销。“不坏。”——我说。鲍勃·迪伦在唱着什么。唱什么来着？《大雨将至》！我轻轻地搂过她，她顺从地钻进我的怀里。一边欣赏迪伦一边用经费搂抱雍容华贵的少女，这在我总觉得有点非同寻常，在令人怀念的六十年代不可能想到如此做法。

这不过是一种图像，我想，只要一按开关就会全部消失。一种轻松的性场面，一种刺激性感的科隆香水味儿，一种柔软肌肤的感触和炽热的喘息。

她问我舞什么文弄什么墨，我把工作的内容大致讲了一遍。她说好像没什么意思。我说这要看写什么，并说我干的是所谓文化扫雪工。她说她干的是官能扫雪工。接着笑着提议：两人再来一次扫雪。我们便又在地毯上云雨一番。这次做得十分简单而缓慢。但无论采取怎样简单的形式，她都晓得如何能使我快活。她为什么会知道呢？我很纳闷。

之后，两人并排躺在又长又宽的浴糟里，我开始向她探听喜喜的事。

“喜喜，”她说，“好熟悉的名字，你认识喜喜？”

我点点头。

她像孩子似的噘起嘴唇，喟然叹息一声：“她已经不见了，突然失踪了。我们俩，相当要好来着，时常一起出去买东西、喝酒。可她竟不辞而别，一下子无影无踪，在一两个月前。当然，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干我们这行的，用不着提交什么辞职申请，不乐意干悄悄离开就是，只是她的离去叫人遗憾，我同她很合得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不是当女童子军。你和喜喜睡过？”

“过去一起生活来着，大约4年前。”

“4年前？”她微微笑道，“好像很久很久以前。4年前我还是个乖乖听话的女高中生呢！”

“不能想法见上喜喜一面？”我问。

“难呐！真的不晓得她去了哪里。刚才说过，只是失踪不见了，就像被墙壁吸进去似的。什么线索也没有，想找怕也没法找到。咦，你至今还喜欢喜喜？”

我在水中缓缓舒展四肢，仰望天花板。我至今还喜欢喜喜不成？

“说不清楚。不过想见她倒与这个无关，只是非要见她不可。我总是觉得喜喜想要见我，总是在梦里见到她。”

“奇怪，”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也时常梦见喜喜。”

“什么梦？”

她没有回答，只是沉思似的莞尔一笑。她说想要喝酒，我们便返回客厅，坐在地板上听音乐、喝酒。她靠在我的胸前，我搂着她赤裸的臂膀。五反田和那个女孩儿大概睡了，一次也没从里边出来。

“嗳，也许你不信，我觉得现在和你这样很开心，真的。这跟应付事务呀逢场做戏什么的不相干，开心就是开心，不骗你。肯信吗？”她说。

“信。”我说，“我现在也开心得很，轻松得很，就像开同窗会似的。”

“你是有点特别！”

“喜喜的事，”我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住所、真名……”

她慢慢摇了摇头：“我们之间，几乎不谈这个。大家的名字都是随便取的，比如喜喜，我叫咪咪，另外那个女孩儿叫玛咪，都是两个字。至于个人生活，互相都不知道，也不打听，出于礼节。除非对方主动提起。大家关系很好，一团和气，搭伴儿出去游玩。但这不是现实，不是。根本不晓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咪咪，她是喜喜。我们没有现实生活，怎么说呢，有的只是一种幻觉，空中飘浮的幻觉，轻飘飘的。名字无非是幻觉的代号。所以我们尽可能尊重对方的幻觉。这个，你可明白？”

“明白。”我说。

“客人中也有同情我们的，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做这事不仅仅为了赚钱，此时此刻对我们也是一种快乐。俱乐部实行严格的会员制，客人品质可靠，并且都会使我们享受到快乐，我们也沉浸在愉快的幻觉中。”

“快乐的扫雪工。”

“对，快乐的扫雪工。”说着，她在我胸部吻了一口。

“咪咪，”我说，“过去我真认识一个叫咪咪的女孩儿，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家，在我事务所旁边一家牙科医院当传达员来着。大伙都管她叫山羊咪咪。长得有点黑，又瘦，倒是个好孩子。”

“山羊咪咪。”她重复道，“你的名字？”

“黑熊扑通。”

“简直是童话。”她说，“妙极！山羊咪咪和黑熊扑通。”

“真是童话。”我也说道。

“吻我！”咪咪说，我便抱过她吻着。一个痛快淋漓的吻，一个撩人情思的吻。随后我们又喝了不知几杯对汽水的白兰地，听警察乐队的唱片。警察乐队——又一个俗不可耐的乐队名称。何苦叫什么警察乐队呢？我正想着，咪咪已经在我怀里甜甜地睡过去了。睡梦之中的咪咪，看起来并不显得雍容华贵，而更像一个常可见到的多愁善感的普通少女。于是我又想起同窗会。时针已过4时，周围万籁俱寂。山羊咪咪与黑熊扑通。纯粹的幻觉。用经费报销的童话。警察乐队。又一个奇妙的一天。看似连接而未连接，顺线摸去，俄尔应声中断。我同五反田谈了许多，甚至开始对他怀有某种好感。同山羊咪咪萍水相逢，并云雨一番，一时欢愉无限。我成了黑熊扑通。官能扫雪工。但仍飘零无依。

我在厨房煮咖啡时，三个人睡醒过来。清晨6点半。咪咪身穿浴衣，玛咪穿着佩斯利睡袍的上件，五反田穿其下件。我则是蓝牛仔裤加半袖衫。4人围着餐桌喝咖啡，抓烤面包片来吃，相互传递黄油和果子酱。收音机短波正在播放“巴洛克音乐献给您”。亨利·帕赛尔。颇有野营之晨的味道。

“好像野营的早晨。”我说。

“正是。”咪咪赞同道。

7点半时，五反田打电话叫来出租车，送两个女孩儿回去。临走，咪咪吻了我一下，说：“要是碰巧见到喜喜，请代我问好。”我悄然递过名片，告诉她，有什么消息打电话给我，她点头答应。

“有机会再一起扫雪！”咪咪闭起一只眼睛说。

“扫雪？”五反田问。

剩下两人后，我们又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是我煮的，我煮咖啡很有两手。太阳悄悄升起，照得东京塔闪闪耀眼。眼前这光景，使我想起以前的雀巢咖啡广告。那上面好像也有晨光中的东京塔。东京之晨从咖啡开始——这样说也许不对。对不对都无所谓，反正东京塔沐浴朝晖，我们在喝咖啡。而且或许我因此才想起雀巢咖啡广告的。

正正经经的男女已到了上班或上学的时间。而我们则不是这样，同雍容华贵而技艺娴熟的女孩儿寻欢作乐了一个晚上，现在正喝着咖啡发呆。往下无非是蒙头大睡。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和五反田——尽管程度有别——的生活方式都已偏离世间常规。

“往下干什么，今天？”五反田朝我转过头。

“回去睡觉。”我说，“没什么安排。”

“我这也就睡上一觉，中午要见个人，有事商谈。”

接着，我们默然看了一会东京塔。

“怎样，还算快活？”五反田问。

“快活。”我说。

“进展如何？喜喜有消息吗？”

我摇摇头。“只说是突然消失，和你说的一样。没有线索，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我也在电影同行里打听打听，”他说，“碰巧打听到一点也未可知。”

说罢，他抿了抿嘴唇，用咖啡匙的柄部搔搔太阳穴。女孩儿见了，说不定又要动心。

“我说，找到喜喜你又打算怎么样呢？”他问，“重温旧梦？是吧？或者仅仅出于思念？”

“说不清。”我说。

我的确说不清。见到后的打算只能见到后再说。

喝完咖啡，五反田驾驶他那辆通体闪着幽光的茶色“奔驰”，把我送回涩谷公寓。

“最近可以再打电话找你？”他说，“和你交谈很有意思。我没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只要你方便，很想过几天再见面，好么？”

“没问题。”

我对他招待的烤牛肉、酒和女孩儿表示谢意。

他没有做声，只是静静摇头。不说我也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舞 舞 舞

20

此后几天风平浪静。每天都有几个有关工作的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接，只管由记录电话录下了事。看来我的人缘尚未彻底衰落。我自己做饭，每天去涩谷街上看一次《一厢情愿》。正值春假，电影院虽然算不上满员，但也十分拥挤。观众几乎都是中学生。真正的大人恐怕只我一个。他们来电影院，只是为了目睹女主角或走红歌星的风采。至于电影的情节和水平如何，则全然不加理睬。每当他们心目中的影星出现时，便“叽里哇啦”地扯着嗓门大吼大叫，简直同野狗收容所里的光景一般。而出现的影星如果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便“吧唧吧唧”或“咔嘣咔嘣”地嘴里吃个不停，再不然就用尖利刺耳的声音骂不绝口——什么“缩回去”、“滚你的吧”之类。我心中不由闪过一念：要是一把火连电影院烧个干净岂不人心大快！

《一厢情愿》开始后，我定定地注视着片头字幕，里边果然用小字印有“喜喜”。

喜喜出场的镜头一完，我便走出影院，在街上漫步。路线和往日大致相同：原宿、神宫球场、青山墓地、表参道、仁丹大厦、涩谷。途中也有时喝杯咖啡休息一下。春天步履坚定地光临大地，到处洋溢着令人亲切的春天气息，地球顽强而有条不紊地继续绕太阳公转。神秘的宇宙！每当冬去春来，我都要思索一番宇宙的神秘性：为什么春天的气息岁岁相同呢？每年春天来临必定散发出这种气息——微妙，缥缈，若有若无，且年年如一。

街头巷尾，竟选宣传画泛滥成灾，且每张面孔都丑陋不堪。竞选宣传车也到处狂奔乱窜，根本听不清讲些什么，徒增噪音而已。我一边回想喜喜一边在街上不停地行走。这时间里，我发觉自己的双腿开始一点点恢复原有步调。步履变得轻松而踏实，而且大脑的运转也随之带有前所未有的机敏和锐气。尽管速度迟缓，但我确实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我目的明确，因而自然而然地掌握了步法。兆头不错。要跳要舞！想得再多也无济事于，关键是要步步落在实处，保持自身的体系与节奏，同时密切注意这股势头将把自己带往何处，我依然在这边的世界里。

3月末的四五天时间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表面上未取得任何进展。买东西，在厨房做几口饭菜，去电影院看《一厢情愿》，长时间散步。回到家里便打开录音电话来听，内容全是工作方面的。夜晚一个人看书喝酒。每天都这样循环反复。如此日复一日，迎来了因艾略特的诗歌和康特·贝西的演奏而出名的4月。深夜自斟自饮之时，便不由想起同山羊咪咪的那场欢娱，那次扫雪。那是奇特而独立的记忆，同任何场所也不相接，同任何人也不相连，无论五反田还是喜喜。它恍若一幕栩栩如生的梦。尽管连任何细节都记得真真切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现实还要鲜明，然而归终不同任何存在发生关联。但对于我，则似乎求之不得。那是在极其有限形式下的心灵契合，是两人同心协力对逻想式幻觉的珍惜。那仿佛像是在说别拘柬大家都是朋友的微笑，那野营之晨，那声“正是。”

我开始想像五反田同喜喜困觉的场景。难道她也像咪咪那样为五反田提供富有刺激性的服务？或者说那种服务是该俱乐部所属女孩儿作为职业基本技能而掌握的专利？抑或是惟独咪咪的个人发明呢？我不得而知，也不便向五反田请教。和我同居时，总的说来喜喜在性方面是被动的。我每次抱她，她是温顺地予以配合，但从来不曾主动出击，或做出某种积极的表示。被我怀抱之时，我感到喜喜是瘫软的，将全副身心沉浸在欢娱之中。我对此也未曾有过不满足。因为尽情地搂她抱她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对我这已足够了Ｋ晕以趺匆蚕胂癫缓盟虮鹑恕缥宸刺铩峁┘家崭叱男苑竦某∶妗５比唬庖残硎且蛭蚁胂窳ζ斗Φ脑倒省?

妓女对私生活和职业上两方面的性活动是怎样区分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全然揣度不出。如同我向五反田说过的那样，这以前我一次也没同妓女睡过。我同喜喜睡过，喜喜是妓女。但我当时并非同作为妓女的喜喜睡，而是同作为个人的喜喜睡。与此相反，就咪咪来说，我是同作为妓女的咪咪睡，而并非同作为个人的咪咪睡，所以即使把二者加以对比，恐怕也没多大意思。这一问题越是深究越是费解。说起来，性活动这东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精神上的，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技术上的呢？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真情，多大程度上属于做戏呢？充分的事先爱抚是发自精神，还是出于技巧呢？喜喜果真是沉浸在同我交欢的快感之中吗？她在电影中是真的在表演技巧，还是由于五反田手指抚摸背部而心荡神迷呢？

真相与假相交相混淆。

譬如五反田。他的医生形象不过是假相，却比真正的医生还要像模像样，还要使人信赖。

而我的假相又是什么呢？我身上有没有呢？

要跳要舞，羊男说，而且要跳得优美动人，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既然要使大家心悦诚服，那么我恐怕也该具有假相才是。果真如此，大家能对我的假相心悦诚服吗？也许能的，我想。但又有谁肯对我的真相心悦诚服呢？

睡意袭来，我用水冲冲杯子，刷牙睡觉。待睁眼醒来，已是第二天。一天天倏忽过去，开始迎来4月，迎来4月上旬——比托尔曼的文章还要纤弱细腻、流转不居、多情善感、风光明媚的朝朝暮暮。上午，我去纪国屋商场买调配妥当的青菜，买一打罐装啤酒和三瓶葡萄酒，买咖啡豆，买用来做三明治的熏鲑鱼，买豆酱和豆腐。回到家里，打开录音电话一听，里面出来雪的声音。她用无所谓有气无力或无气有力的声音说12点再打一次电话，让我在家等候，随即咔一声挂断电话。这咔的一声大概对她来说是一种身体语言。钟已指向11时20分，我去厨房煮了一杯又浓又热的咖啡，坐在床沿一边喝一边翻阅新出版的埃德·麦克贝恩的系列推理小说，早在10年以前我便下决心不再读这玩艺儿，但每次有新书出来，又总是买回一本。就算是惰性，10年时间也未免太长了点。12点5分，电话打来——雪的。

“还好？”她问。

“好得很。”

“现在做什么呢？”

“正准备做午饭。把早已调配妥当的脆生生的莴苣和熏鲑鱼切得像剃刀刃一样薄，再加冷水浸过的洋葱和芥末做三明治来吃。纪国屋的黄油很适合用来做这东西。弄得好，说不定可以赶上神户三明治熟食店里的熏鲑鱼三明治的味道。也有时候弄糟。但凡事只要树立目标并加以不屈不挠地努力，总会取得成功。”

“傻气！”

“不过味道极好。”我说，“不信去问蜜蜂，去问三叶草好了。真的可口无比。”

“什么呀，你说的？干吗扯到蜜蜂和三叶草？”

“比如嘛。”

“瞧你这人！”雪叹着气说，“你要多少长大些才行，34岁了吧？在我眼里却有点傻里傻气。”

“是叫我世俗化不成？”

“想去兜风，”她不理会我的提问，“今天傍晚有空？”

“想必有空。”我想了想说。

“5点钟来赤坂公寓接我。位置还记得？”

“记得。”我说，“喂喂，你一直呆在那里，一个人？”

“是啊，回箱根也什么都没有。家里空空荡荡，又在山顶尖。那种地方不愿意一个人回去，还是这儿有意思。”

“妈妈呢？还没回来？”

“不晓得，谁晓得她。杳无音信。也许还在加德满都吧！所以我不是说了么，那个人根本指望不得，天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花钱呢？”

“钱没问题，现钞随我使用，把妈妈的钱一张张从钱包里抽走就是。她那人，钞票少几张根本觉察不到。况且我也得自卫嘛，总不能坐以待毙。她就是那种神经兮兮的人，没什么奇怪。你不那样认为？”

我避而不答，搪塞说：“饭吃得可好？”

“吃啊。这叫什么话，不吃饭岂不死了？”

“我是问你吃得可好？”

雪清了清嗓子说：“干炸鸡肉、汉堡牛肉饼、葡萄干软饼，还有热气腾腾的盒饭。”

低营养食品。

“5点去接你。”我说，“去吃点正经东西。你那饮食生活实在太马虎。思春期女孩儿应该吃得像样些。那种生活时间长了，长大要月经不调的，当然你可以说调不调是你自己的事，问题是，你要是月经不调，周围人都跟着倒霉，也该为周围人着想着想才是。”

“傻气。”雪低声道。

“对了，要是你不讨厌的话，把你赤坂公寓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

“为什么？”

“眼下这种单线联系是不公正的。你知道我的电话，我却不知道你的。你高兴时可以打电话给我，我高兴时却不能打电话给你，这不公平。再说比如今天这场约会，一旦有急事要变更，联系不上就大不方便。”

她略微犹豫似的哼了哼鼻子，归终还是把号码告诉了我。我记在手册通讯录中五反田的下边。

“不过可别随意变更哟，”雪说，“那种风风火火的人有妈妈一个就足够了。”

“放心，我不会随意变更，不骗你。不信你去问蝴蝶、去问苜蓿好了。像我这样严格守约的人怕没有几个。当然喽，世上有突发事故的存在，就是说会突然发生始料未及的事，世界毕竟广大而复杂。那时我也许应付不了，如果同你联系不上就非常狼狈。我说的你可明白？”

“突发事故。”她重复道。

“晴天霹雳。”

“最好别发生。”雪说。

“但愿如此。”

然而确实发生了。

舞 舞 舞

21

他们是下午3点过后来的，两个人。我正淋浴时门铃响了。在我穿上浴衣开门之前响了8次，那响声直叫人皮肤发麻，竟同催命一般。我打开门，见是两个男士。一个40余岁，另一个同我年纪相仿。年纪大的个头颇高，鼻子有块伤疤。虽说时值初春，却已晒成相当水平——犹如渔夫那样深刻而现实，显然不是在关岛海滨或滑雪场晒出来的。头发一看便显得坚挺不屈，手掌大得出奇，身穿一件灰色风衣。年轻的则个头偏低，头发偏长，眼睛偏细，目光偏尖，活脱脱一副过去的文学青年模样，就差这里不是同人杂志的聚会场所，而他也未撩起长发说一句“我是三岛嘛”。大学时代班上也有几个这等人物。此君身穿竖领风衣。两人脚上都是不时髦的黑皮鞋，价廉质次，皱皱巴巴，即使丢在路上，行人怕也要躲着过去。看来这两个绅士哪个都不是我想要积极结交的角色。我姑且将他俩命名为“渔夫”和“文学”。

文学从风衣口袋里掏出警察证，一声不响地递到我面前——犹如电影镜头一般。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警察证为何物，冷眼看去，似乎并非伪造。同皱皱巴巴皮鞋的皱皱巴巴相差无几。但当他将其从口袋里拿出递过来时，我竟恍惚觉得是有人在向我兜售同人杂志。

“赤坂警察署的。”文学说。

我点点头。

渔夫双手插进风衣口袋，默不作声，只是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伸在门口，大概存心不让我关门。罢了罢了，愈发像是电影了。

文学将警察证放回衣袋，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番。我头发湿漉漉的，只穿浴衣，一件绿色列诺玛浴衣。当然是专利产品，转身时背上分明写着列诺玛。洗发水用的是维娜牌。全身上下无任何自惭形秽之处，于是我以逸待劳，看对方吐出的是何言语。

“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文学开口了，“很抱歉，如果方便，劳驾去署里一次好吗？”

“了解？哪方面的？”我问道。

“这个嘛，到时再奉告。”对方说，“只是了解情况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请您到署里去，要是可以的话。”

“换换衣服可以吧？”

“当然可以，请请。”文学表情依然，声音平淡之极，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现实倒不过如此而已。

我在里边房间更衣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在开着门的门口伫立不动。我穿上常穿的蓝色牛仔裤、灰毛衣和粗呢夹克。吹干头发，梳理一下，把钱夹、手册和钥匙塞进衣袋。然后关窗，熄灯，拧好煤气开关，打开录音电话，最后蹬上褐色尖头鞋。两人不无稀罕地盯着我穿鞋。渔夫仍一只脚放在门口。

离公寓大门不远处，颇为隐蔽地停着一辆普普通通的警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而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4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连得大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壁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8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尔塔斯》杂志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者不吸烟。但这两个人却全然不予理会，津津有味地大吸特吸。渔夫吸“七星”，文学吸短支“希望”。两人几乎都是大烟筒。他们不可能读什么《布尔塔斯》，一对不合潮流的落伍者。

“等5分钟好了。”文学依然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淡漠声调说道，“但愿这时间里你能完完全全地想起来，昨天夜里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所以此人才成其为知识人。”渔夫朝向文学说道，“说起询问早都询问过了，指纹都登录在案。学潮、妨碍执行公务、材料送审，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久经沙场。厌恶警察。熟悉法律，对于由宪法保障的国民权利之类了如指掌，不马上提出请律师来才怪。”

“可我们不过是在征求他同意之后请他同走一遭，问问极简单的问题呀！”文学满脸惊诧地对渔夫说，“又不是要逮捕他。莫名其妙，根本不存在请律师来的理由嘛！干吗想得这么复杂呢？真是费解。”

“所以我想，此人恐怕不单单是厌恶警察，大凡同警察这一字眼有关的东西，生理上统统深恶痛绝！从警车到交通警，恐怕死都不会协助我们。”

“不过不要紧的，早回答早回家嘛。只要是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肯定好好回答的。绝不至于仅仅因为一句昨晚干什么就劳律师大驾。律师也很忙嘛。这点道理知识人还是懂的。”

“难说。”渔夫道，“假如懂得这个道理，互相就可以节约时间喽！我们忙，他大概也不闲。拖下去双方浪费时间，再说也辛苦。这东西够辛苦的。”

两个人如此表演对口相声之间，5分钟过去了。

“那么，”渔夫说，“怎么样，您该想起什么了吧？”

我一想不起来，二也不愿意想。也许不久想得起来，反正现在无从想起。记忆丧失后尚未恢复。“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要知道一下事由。”我说，“在不明白事由的情况下我什么也不能讲；在事由不明的时间里，我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按照礼节，了解情况之前应先说明事由才是。你们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礼节。”

“不想讲于己不利的话。”文学像在推敲文章似的鹦鹉学舌，“不符合礼节……”

“所以我不是说这才成其为知识人吗，”渔夫接道，“对事物的看法自成一体，厌恶警察。订《朝日新闻》，看《世界》杂志。”

“既没订《朝日新闻》，也没看《世界》。”我说，“总之在讲明为什么领我到这里来的事由之前，我无可奉告。你们要疑神疑鬼，那就疑去好了，反正我有时间，时间多少都有。”

两名刑警面面相觑。

“讲明事由后你就可以回答提问喽？”渔夫问。

“或许。”我说。

“此人倒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幽默感。”文学一边目视墙壁上端一边抱臂说道，“好一个或许。”

渔夫用手指肚碰了碰鼻梁上笔直的横向疤痕。看样子原是刀伤，相当之深，周围肌肉被拽得吃紧。“喂喂，”他说，“我们可是很忙，不是开玩笑，真想快点结束了事。我们也并不喜欢无事生非，要是情况允许，我们也想6点回家，和家人慢慢吃顿好饭。况且对你也一无仇二无冤，只要告诉我们昨天夜里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别无他求。要是没做亏心事，讲出来也不碍事吧？还是说你有什么亏心事而讲不出口不成？”

我目不斜视盯着桌面上的玻璃烟灰缸。

文学啪地摔了一下手册，揣进衣袋，有30秒钟谁也没有做声。渔夫又点燃一支“七星”。

“久经沙场。”渔夫道。

“莫非要叫人权维护委员会来？”文学说。

“喂喂，这还谈不上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渔夫道，“这是市民的义务。市民须尽可能对警察的破案工作予以协助，这在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你所喜欢的法律上可就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对警察那般深恶痛绝呢？向警察问路什么的在你也是有的吧？小偷进来你也要给警察挂电话吧？彼此彼此嘛！可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小事你都横竖不肯协助呢？不就是走走形式的简单问题吗？昨天夜晚你在哪里干了什么？根本用不着费事，快点答完算了！我们也好往下进行，你也好回家，皆大欢喜。你不这样认为？”

“我想先知道事由。”我重复道。

文学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肆无忌惮地擤了一通鼻涕。渔夫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塑料尺，啪嗒啪嗒地拍打手心。

“我说，你还不明白？”文学将纸巾扔进桌旁的垃圾筒，“你在使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

“知道吗，现在不是1970年，没有闲工夫和你在这里玩什么反权力游戏。”渔夫忍无可忍似的说，“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也罢你也罢任何人也罢，都已被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在社会里，由不得你讲什么权力或反权力，谁也不再那样去想。社会大得很，挑起一点风波也捞不到什么油水。整个体系都已形成，无隙可乘。要是你看不上这个社会，那就等待大地震好了，挖个洞等着！眼下在这里怎么扯皮都没便宜可占，你也好我们也好，纯属消耗。知识人该懂得这个道理吧？”

“说起来，我们是有点累了，话也可能说得不大入耳。这是我们不对，特此道歉。”文学一边嘛里啪啦翻着手册一边说，“不过，我们的确累了。马不停蹄地干，昨晚到现在几乎没睡上觉，5天没见到孩子了，饭也随便乱凑合。也许你看不顺眼，可我们也在为社会尽我们的力。而你到这里来，硬是别着劲儿一言不发，我们自然要不耐烦。明白吗？说你使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指的就是我们一累心里就烦得不行，以致本来可以简单完结的事却完结不了，容易节外生枝。当然喽，你有可以求助的法律，有国民的权力，但那东西运用起来需要时间，而在那时间里很可能遇到不快。法律这玩艺儿啰嗦得很，费事得很，而且总有个酌情运用的问题。这些你能理解吧？”

“别误解，这不是吓唬您。”渔夫道，“是他忠告您。我们也不愿意让你遇到不快嘛！”

我默默看着烟灰缸。这烟灰缸没有任何标记，又旧又脏。最初玻璃也许还透明，但如今则不尽然，而呈浑浊的白色，底角还有油腻。我揣摩恐怕在这桌子上已经放了不知多少岁月——10年吧。

渔夫久久摆弄着塑料尺。

“也罢，”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说明一下事由。实际我们提问也是该讲究顺序，你的说法也有几分道理，就按顺序来好了，事情既已至此。”

言毕，将尺置于桌面，拉出一本文件夹，啪啪翻了几页，拿起一个信封，从中取出大幅照片，放在我的面前。我将这3张照片拿在手中审视。照片是真的，黑白两色。一看便知不是艺术摄影。照片上是个女子。第一张照的是裸背，女子俯卧床上，四肢修长，臀部隆起，头发像扇面一样摊开，掩住头部。两腿略微分离，下部隐约可见，胳膊向两侧随意伸出。女子看来是在睡觉。床无甚特征。

第二张更逼真。女子仰面而卧，整个身子袒露无余，四肢呈立正姿势。无须说，女子已经死了。眼睛睁开，嘴角往一旁扭歪，扭得很怪。是咪咪！

我又看第三张照片。这张是面部特写。是咪咪，毫无疑问。但她已不再雍容华贵，而显得冻僵般的麻木不仁。脖子四周有一道仿佛被揉搓过的痕迹。我一时口干得不行，连咽唾液都很困难，手心皮肤阵阵发痒。咪咪，那场绝妙的欢娱！曾和我快活地扫雪不止，直至黎明。曾和我一起听斯特伦兹，一起喝咖啡。然而她死了，现已不在人世。我很想摇头，但没摇。我把3张照片重叠收好，若无其事地交还给渔夫。两人全神贯注地观察我看照片时的反应。我用催问的神情看了看渔夫的脸。

“认识这个女孩儿吧？”渔夫开口道。

我摇头说不知道。如果我说认识，势必将五反田卷入进去，因为他是我同咪咪的中介。但眼下不能在此将他卷进去。或许他已经卷入，这我无从推断。果真如此，果真五反田道出我的名字并说我同咪咪睡过，那么我的处境就相当尴尬，等于说制造伪供。那样一来，可就非同儿戏。这是一次赌注。但不管怎样，不能从我口里吐出五反田的名字。他和我情况不同。如若说出他来，必然舆论大哗，周刊蜂拥而至。

“再仔细看一遍！”渔夫以颇含不满的缓慢语调说道，“事关重大，再仔细看一遍，然后好回答。如何？对这女子可有印象？请不要说谎。我们可是老手，谁个说谎当即一目了然。对警察说谎，后果可想而知。明白吗？”

我再次慢慢地看了一遍3张照片。本来恨不得背过脸去，但不能。

“不认识。”我说，“但她死了。”

“是死了。”文学富有文学性地重复一遍，“彻底死了，的确死了，完全死了，一看便知。我们看到了，在现场。蛮不错的女子，一丝不挂地死了。一看就知是个不错的女子。但已经死掉，不错也罢什么也罢都无所谓了，赤身裸体也无所谓了。死人一个而已。再放下去就会腐烂，皮肤胀裂，血肉露出，臭气熏天，蛆虫四起。看过那种光景？”

我说没有。

“我们看过好几次了。到那步田地，女子错与不错早已分辨不出，一堆烂肉罢了，和烂掉的烤牛肉一样。闻了那种臭味，好久都咽不下饭。虽说我们是老手，可惟独这臭味受用不了，除非习惯。再过一段时间，就只剩有骨头，这回臭味是没了，一切都已干干巴巴，白生生的，也还好看。总之骨头是干净的，不坏。不过，这女子还没到那般地步，没有腐烂，没见骨头。仅仅是死掉，仅仅是变僵，硬挺挺的。是个不错女子，这点分明看得出来。要是能趁她活着的时候和她尽情大干一场该有多妙！但如今日睹裸体也兴奋不起来，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和死毕竟截然不同。人一死，就是一尊石像。就是说，这里边有个分水岭，一旦越过分水岭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儿，可怜！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无疑，可惜！哪个杀的？伤天害理。这女孩儿也有生存的权利，才20岁刚出头。是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时间。痛苦到极点。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还想活。她感觉得出氧气少得让人窒息，头脑一阵发晕，小便失禁，拼命挣扎，但力气不够，最后慢慢死去，死得够惨的，我们想把使她惨死的犯人捉拿归案，必须捉拿。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残忍的犯罪，强者使用暴力杀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将动摇社会的根基。必须逮住犯人，严惩不贷。这是我们的义务，否则，犯人可能还将继续杀害其他女孩儿。”

“昨天午间，这女孩儿在赤坂一家高级宾馆定了一间双人房，5点时一个人住了进去。”渔夫说，“说是丈夫随后到。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钱是预付过的。6点时要了一人分量的晚饭，叫送到房间去。那时是一个人。7点时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请勿打扰’的字牌。第二天12点是退房时间，12点半时服务台打去电话，没人接。门上仍挂着‘请勿打扰’。敲门也不应，于是宾馆人员用另配的钥匙把门打开。结果女孩儿已经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张照片那样。谁也没见到有男子进来。最顶层是餐厅，人们经常乘电梯来来往往，出入频繁。因此这家宾馆常用来幽会，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文学说，“没有驾驶证，没有手册，没有信用卡，没有提款卡，什么也没有。衣服上没有任何字样。有的只是化妆品和装有3万多日元的钱包，以及口服避孕药，再没有其他的。不，还有一样：钱包最里边一个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张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认识？”渔夫叮问道。

我摇头否认。如果可能，我何尝不想配合警察把那个杀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那么，能告诉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这回该明白我们特意请你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事由了吧？”文学说。

“6点时一个人在家吃饭，然后看书，喝了几杯酒，不到12点就睡了。”我说，记忆好歹复苏过来，大概是因为看到咪咪死尸照片的缘故。

“那时间里见谁了没有？”渔夫询问道。

“谁也没见，一直我一个人。”

“电话呢？谁也没打来电话？”

我说谁也没打来电话。“9点倒有个电话打来，因为接上录音电话没有听到。后来一听知是工作方面的。”

“为什么人在家还用录音电话？”渔夫问。

“眼下正休假，懒得同别人谈工作。”

他们想知道来电话那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讲了出来。

“那么说，你一个人吃完晚饭一直看书喽？”渔夫又问。

“先收拾好碗筷，然后才看的。”

“什么书？”

“卡夫卡的《审判》，或许你不相信。”

渔夫在纸上写卡夫卡的《审判》。“审判”二字写得不准确，文学从旁指教。不出所料，文学果然晓得《审判》。

“看它看到12点，是吧？”渔夫说，“还喝了酒……”

“傍晚喝啤酒，接下去是白兰地。”

“喝了多少？”

我想起来了。“啤酒两听，白兰地一瓶的1/4左右。还吃了个桃罐头。”

渔夫一一记在纸上。还吃了个桃罐头。“此外要是有能想起来的，再想想好吗？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得。”

我沉吟多时，再也想不起什么。那确实是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夜晚。我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而咪咪却在这个连细微特征也没有的静静夜晚被人用长统袜勒死了。

“想不起来。”我说。

“喂，最好认真想想嘛，”文学干咳一声，“你现在可是处于不利位置哟？”

“随你。我又没有做什么，无所谓利与不利。”我说，“我是个靠自由撰稿为生的人，因工作关系，名片也不知散发了多少。至于那女孩儿怎么会有我的名片，我却是没办法搞清——总不至于说是我杀害了那孩子吧！”

“若是毫不相干的名片，恐怕不会只特意挑出一张珍藏在钱包最里头吧？”渔夫说，“我们有两个假设。一个是这女子同你们那个行业有关，在宾馆里同一男子愉情而被对方杀了。这男子把手袋里大凡可能留下后患的东西清洗一空，惟独这张名片因藏在钱包最尽头而未能带走。另一个假设是，这女子是风月老手、娼妓、高级娼妓，使用一流宾馆的那类。这类人身上不会带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由于某种原因她被客人杀害。犯人没有取钱，估计非比一般。可以推出这两种假设吧？如何？”

我默默歪一下头。

“不管怎样，你的名片是个把柄。因为现阶段我们手里除此外没有任何线索。”渔夫一边用圆珠笔头橐橐敲击桌面，一边再三强调似的说道。

“名片那东西不过是印有名字的纸片而已。”我说，“成不了证据，什么也成不了，反正凭这纸片什么也证明不了。”

“此时此刻，”一直用圆珠笔头敲击桌面的渔夫说道，“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确证明不了。现在鉴别人员正在房间对遗物进行检查，同时解剖尸体。到明天，不少事情就会清楚一些，并找出其间的脉络。只能等到明天，等好了。等的时间里希望你再好好多想一想。可能要熬个通宵，反正要搞彻底才行。时间一长，有很多东西便可能回忆起来。让我们再重头来一次，请您把昨天一天的活动仔细过一遍筛子，从早到晚一个不漏地……”

我觑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懒洋洋地指向5点15分。我突然想起同雪的约会。

“能借电话用一下吗？”我问渔夫，“原定5点钟有个约会，很重要的约会，得告诉一声才好。”

“和女孩儿？”渔夫问。

“嗯。”

他点点头，把电话推到我这边来。我掏出手册，找到雪的电话号码，拨动号码盘。铃响到第三遍，她接起电话。

“是要说有事来不了吧？”雪先发制人。

“出了意外，”我解释说，“倒不是我的责任，但实在脱身不得，被领来警察署，正接受询问，是赤坂署。解释起来话长，总之看样子轻易解脱不了，抱歉抱歉。”

“警察？你搞什么来着，到底？”

“什么也没搞。只是作为杀人案的参考人给警察叫了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滑稽。”雪听起来无动于衷。

“是的。”我承认。

“喂，总不会是你杀的吧？”

“当然不是我杀的。”我说，“我是屡遭失败屡出差错，但绝没杀人。不过是问问情况，提问接二连三。反正对你不起，另外找时间将功赎罪就是。”

“滑稽透顶！”言毕，雪咔一声放下电话。

我也放下听筒，把电话还给渔夫。两人聚精会神地倾听我和雪的对话，似乎并无所得。假如他俩知道我是同一个13岁女孩儿约会，必定进一步加深对我的怀疑。说不定以为我是个异常性欲者之流。一般来说，34岁的男子断不会同13岁女孩儿幽会。

两人就我昨天一昼夜的坐卧行止无微不至地叮问一遍，并记录在案——把厚纸垫在底下，在便笺样的纸张上用圆珠笔写得密密麻麻。那东西实在毫无意义，真正的滑稽透顶，纯属浪费时间浪费劳力。上面不厌其详地写道我吃了什么去了哪里，一五一十地写着我晚饭所吃的蒟蒻的煮法。我半开玩笑地介绍了松鱼的削法。但玩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居然也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结果搞成了一份相当厚实的文稿，可惜全无价值可言。6点半，两人叫近处一家饭店的外卖点送来盒饭。盒饭不怎么高级，和低营养食品差不多。里面不外乎肉丸、土豆色拉、煮鱼肉卷之类，无论味道还是用料都不敢恭维，油腻腻、咸滋滋。咸菜用的是人工着色剂。然而两人吃得煞是有滋有味，我便也一扫而光。原以为折腾得饭也难以下咽，看来那只是一时的气恼。

吃罢饭，文学端来淡而无味的温吞茶，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又大过烟瘾。狭小的房间里烟雾蒸腾，害得我眼睛作痛，上衣也沾上了尼古丁味儿。用完茶，询问即刻开始。无聊提问的无尽循环。诸如《审判》从哪里读到哪里，何时换的睡衣等等。我向渔夫介绍了卡夫卡小说的梗概，但似乎未能引起他的兴致。对他来说，那情节恐怕未免是家常便饭。我不由担心，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能否流传到二十一世纪。不管怎样，他竟连《审判》的主要情节也记录下来。何苦一一把这东西记录在案呢？我实在感到纳闷。端的是弗兰茨·卡夫卡式。我逐渐觉得傻气觉得厌倦起来。况且也累了，脑袋开始运转不灵。这一切太鸡毛蒜皮，太没有意义了。然而他们依然穷追不舍地抓住所有事象的间隙喋喋不休，且将我的答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有时碰到不会写的字，渔夫便问文学。对如此作业，两人似乎毫无厌烦情绪。估计疲劳还是有的，但决不懈怠。哪怕再琐碎之事，也竖耳倾听，目光炯炯，以随时找出漏洞。两人不时交替出去五六分钟，然后转回。坚韧不拔的斗士！

时值8点，询问人由渔夫换成文学。渔夫的两臂看上去到底有些疲劳，站着伸展挥舞一番，并转了几圈脖子，接下去又是吸烟。文学开问前也先吸了一支。换气不良的房间里，活像天气预报的气象图一般云遮雾绕，迷蒙一团。低营养食品和香烟云雾。我真想去外面尽情来个深呼吸。

我提出想去厕所。文学指点说出门向右，到头往左。我慢慢小便，深深呼吸，缓缓踱回。在厕所里做深呼吸说来未免反常，实际上味道也并不好得沁人心脾。但想到被害的咪咪，便不好挑三拣四。起码我还活着，还能呼吸。

从厕所折回后，文学重开战局。他详细地问了昨晚打来电话那个人的情况。和我算什么关系？在什么工作上相识的？打电话为哪桩事？为什么没有马上回电话？为什么休那么长的假？经济上支撑得了吗？税金申报了没有？如此啰嗦个没完没了。我每次回答，他都同渔夫一样花时间用工整的楷书记录在纸上。莫非他真的以为这种作业有意义不成？我无从判断。或许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日常工作，无须考虑有无意义。不折不扣的弗兰茨·卡夫卡式。两人之所以无休无止地把这无聊的事务性作业故意拖延下去，说不定是存心为了把我拖垮，以便挖出真相。果真如此，他们实际上已经如愿以偿——我已经筋疲力尽，有问必答，答无不尽。总之我一心想早早结束了事。

但11点时作业仍未终止，连终止的征兆也没有。10点渔夫走出房间，11点折回。看样子是打了个盹，眼睛有点发红。他将自己不在时记录的内容过了一遍目，然后将文学取而代之。文学端来三杯咖啡。是速溶咖啡，且加了砂糖和牛奶。低营养食品。

我早已无心恋战。

11点半时我又累又困，遂宣布我不再开口说话。

“麻烦透了！”文学一边在桌面咔嗤咔嗤地挤压手指关节，一边俨然真的为难地说，“此事刻不容缓，对破案又很重要。抱歉得很，可以的话，我想坚持最后搞完算了。”

“这种询问，我怎么都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我说，“坦率说来，我看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鸡毛蒜皮到后来也相当有用。根据鸡毛蒜皮侦破的案例不在少数，相反，因为忽视鸡毛蒜皮而事后追悔莫及的情况也并非个别。因为这毕竟是杀人案，一个人因杀致死。我们也都在严肃对待。对不起，请再忍耐再配合一下。说实在的，如果我们有意，完全可以让上级批准把你作为重要参考人拘留起来。但那样会使双方增多麻烦，对吧？那需要很多材料，而且再不可能通融。所以我们想还是稳妥一点为好，只要你肯配合，我们就不至于采取强硬措施。”

“要是困，在休息室睡一会如何？”渔夫从旁插话，“躺下很可能重新想起什么。”

我点点头，哪里都好，总比呆在这烟味熏人的房间里强。

渔夫把我领往休息室。走过阴冷的走廊，迈下更阴冷的楼梯，又进入走廊，到处充满阴森森的气息。他们说的休息室原来竟是拘留所。

“这地方在我眼里好像是拘留所。”我浮起非常非常苦涩的微笑说道，“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

“只有这个地方，对不起。”

“纯属笑话！我回家。”我说，“明早再来。”

“喂喂，不上锁的。”渔夫说，“就算求你了，就忍耐这一天吧。拘留所不上锁也是普通房间嘛。”

我再懒得同他舌来唇去，凑合一下算了。拘留所不上锁的确也是普通房间。况且我已累得一塌糊涂，困得一塌糊涂，再没心思同任何人讲话，懒得开口。我摇摇头，不声不响地一头栽倒在硬邦邦的床上。熟悉的感触。湿乎乎的床垫和廉价毛巾被。厕所的气味。绝望感。

“不上锁的。”渔夫说罢，关上门，门咣地发出冷冰冰的声响。上锁也好不上锁也好，反正声音同样冰冷。

我喟叹一声，盖上毛巾被。有谁在什么地方大声打鼾，鼾声听起来既像是十分遥远，又似乎很近。仿佛地球在我不知道的时间分裂成无数块互相动弹不得的无可挽回的薄薄断层，鼾声便是从那断层的缝隙中发出来的，哀怨凄婉，飘忽不定，而又真切可闻。是咪咪！如此说来，昨晚我还想起你来着，那时不知你仍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但不管怎样，那时我是想起你来着，想起同你的欢娱，想起为你轻轻脱衣服的光景。怎么说呢，那简直像是同窗会。我是那样地轻松快活，犹如世界上所有的螺丝都松缓下来。我已好久未曾体味过这种心情了。然而，咪咪，我现在却什么都不能力你做，对不起，什么都无能为力。我想你也明白，我们面临的人生都是极其脆弱的。作为我，不能把五反田卷到丑闻中去。他是在形象世界里生存的人，一旦他同妓女睡觉并作为杀人案参考人被传唤的事公诸于世，其形象必将受到损害，其主演的电视节目和广告便很可能跌价。说无聊便也无聊，无聊的形象，无聊的世道。但他将我视为朋友并予以信任，所以我也要把他作为朋友来对待。这是信义问题。咪咪，山羊咪咪，和你在一起我非常开心，能和你相抱而卧我是那般惬意，简直是童话。我不知道那对你是不是一种慰藉，反正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记着你。我们俩扫雪一直扫到早上——官能式扫雪。我们在幻觉天地里相依相偎，黑熊扑通和山羊咪咪。你被勒脖子时想必痛苦万状，你不想告离人世吧，大概，但我现在什么也不能为你做。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但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便是我的生存方式，是社会体系所使然。所以我只能守口如瓶。安息吧！山羊咪咪，至少你可以不必醒第二次，不必死第二回。

安息吧，我说。

安息吧，思考发出回声。

正好，咪咪应道。

舞 舞 舞

22

第二天的内容几乎是第一天的重复。早上3人又在同一房间集中，闷声喝咖啡，吃面包。这回的面包还凑合，羊角形。吃完，文学把电动剃须刀借我一用。我原本不喜欢电动的，也只好用来应付一下。没有牙刷，只得在漱口上下了番功夫，接下去就是询问。无聊而无关紧要的询问。合法的拷问。这名堂犹如上发条的蜗牛玩具，断断续续持续到中午。大凡能问的两人都已问了，看样子已再无问题可问。

“啊，也就这样子了。”渔夫把圆珠笔置于桌面，说道。

两名刑警不约而同地呼出一口长气，我也长吁一声。我揣摩，两人把我扣在这里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争取时间。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仅凭被害女子钱夹里有张名片这一点就取得拘留许可，纵使我提供不出我不在出事现场的有力证据。所以他们只能设下这傻里傻气的卡夫卡式迷宫，把我牵制住不放，直到指纹和遗体解剖的结果证明我不是犯人时为止。荒唐透顶！

但不管怎样，询问算是到此为止。我可以回家，洗澡，刷牙，像样地刮胡须，喝像样的咖啡，吃像样的饭食。

“好了，”渔夫直起身，通通敲着腰部说道，“该吃午饭了吧？”

“询问像是完了，我这就回家。”

“那还不成。”渔夫难以启齿似的说。

“为什么？”

“需要签名，证明你是这么说的。”

“可以可以，签名好了。”

“签之前请确认一遍内容有无出入，要一行一行地看，事关重大嘛。”

于是我拿起三四十页之厚而又写得密密麻麻的公用笺，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起来。我边读边想，二百年过后，这等文章也许具有风俗研究的资料价值。其近乎病态的详细而客观的叙述，对研究人员想必有所帮助——城里一个34岁独身男性的生活光景不难在其眼前历历浮现出来。虽说没有代表性，毕竟是时代的产儿。问题是此时在警察署询问室里阅读起来，却是平添烦恼。花了15分钟才读完。好在是最后一关，读完签上名，即可回家了事。读毕，我把记录纸在桌面橐橐整齐。

“可以可以，”我说，“完全可以，内容上我没有异议。签名就是，签在哪里？”

渔夫用手指飞快地转动圆珠笔，看着文学。文学拿起桌面上的短支“希望”，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点燃，蹙起眉头盯着烟火。我腾起一种极其不快的预感。

“没有那么简单。”文学用分外徐缓的语调说道，如同内行人向外行人再三叮嘱什么，“这类材料，须是亲笔才行。”

“亲笔？”

“也就是，务必亲手抄写一遍，由你，用你的字。否则法律上无效。”

我往那叠公用笺上扫了一眼。我连发火的气力都没有了，我很想发火，很想骂一声岂有此理，很想拍案声称自己是受法律保护的市民，告诫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很想起身一走了之。正确说来他们也明白没有阻挡我的权利。但我太累了，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争辩，无论对谁。我觉得与其争辩，莫如言听计从为好，那要省事得多。权当傀儡好了，累得当傀儡。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是要好好发一顿火的。低营养食品也罢，香烟云雾也罢，电动剃须刀也罢，根本不在话下。如今年龄大了，变得懦弱起来。

“不抄。”我说，“累了，回家。我有权回家，谁也挡不了。”

文学发出模棱两可的语声，既像呻吟又像打哈欠。渔夫仰望天花板，用圆珠笔头通通敲击桌面，且颇有节奏：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话要那么说，事情可就麻烦了。”渔夫开口道，“也罢，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申请拘留许可就是。那样一来，可就再不可能这么和风细雨。噢，也好，那样倒好办一些。嗯，是吧？”他问文学。

“是啊，那样反而好办。好，就那样好了。”文学应道。

“随便。”我说，“但在许可批下来之前我是自由的。就呆在家里不动，批下来上门找我就是。横竖我得回家，在这里闷得慌。”

“拘留许可批下来之前，可以暂时约束人身自由。”文学说，“这条法律是有的。”

我本想叫他把六法全书搬来，把那条指给我看，可惜精力体力现已耗费一空。虽然明明晓得对方是虚张声势，也无力同其两军对垒。

“明白了。”我不再坚持，“就按你们说的办。不过得让我打个电话。”

渔夫把电话推过。我给雪打了第二次电话。

“还在警察署，”我说，“看来得呆到晚上，今天你那里去不成了，对不起。”

“还在那里？”她惊愕道。

“滑稽！”我抢先说出。

“怕不正常吧！”雪换个说法，词汇倒还丰富。

“干什么呢，现在？”

“没干什么，”她说，“闲得没什么可干。躺着听音乐，吃蛋糕，翻翻杂志什么的，就是这样。”

“噢——”我说，“反正出来就打电话过去。”

“能出来就好。”雪淡淡地说。

两人依然侧耳倾听我在电话中的言语，但似乎仍一无所获。

“那，反正先吃午饭吧！”渔夫说。

午饭是养面条。面条脆弱得很，刚用筷子挑起便断成两截。犹如病人用的流食，带有不治之症的味道。但两个人吃得十分香甜，我便也学其样子吃了下去。吃罢，文学又端来不凉不热的茶水。

午后如同深不可测的浑水河，静静流逝，房间里惟闻挂钟走动的喀喀声。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铃声。我只管在公用笺上奋笔疾书。两名刑警轮流歇息，时而到走廊小声嘀咕。我默默地伏案驱动圆珠笔，把这百无一用的无聊文章从左往右直录下来：“6点15分左右，我准备做晚饭，首先从电冰箱里取出蒟蒻……”纯属消耗。傀儡！我对自己说道，地地道道的傀儡，一味奉旨行事，毫无怨言。

但也不尽然，我想。不错，我是有点当傀儡，但最主要的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才不敢抗争，自己的所作所为果真正确吗？难道不应该放弃对五反田的包庇而如实说明真相协助警方破案吗？我是在说谎。而说谎，任何种类的说谎也不会是令人愉快的，纵使为了朋友。我可以讲给自己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使咪咪获得再生。我诚然可以这样说服自己，然而腰杆硬不起来。因而只好闷头抄写不止。傍晚，抄出20页。长时间用圆珠笔写这么小的字是很辛苦的劳作。渐渐地，手腕变酸，臂肘变重，手指变痛，头脑变昏，于是下笔写错，写错须用横线勾掉，并按以指印，不胜其烦。

晚间又是盒饭。我几乎提不起食欲，喝口茶都有些反胃。去卫生间对镜子一看，面目竟那般憔悴，自己都为之吃惊。

“结果还没出来？”我问渔夫，“指纹、遗物和遗体解剖的结果？”

“没有，”他说，“还得一会儿。”

我好歹熬到10点，差5页没有抄完。而我的能力已达到极限，多一个字也写不出了——我这样想也是这样说的。于是渔夫又把我领去拘留所，到那里歪身便睡。没刷牙也好，没换衣服也好，统统顾不得了。

早上起来，我又用电须刀刮了胡子，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想起还剩5页，便用两个小时抄了，然后逐页工整地签上名字，按以指印。文学拿起检查一遍。

“这回可以解放了吧？”我问。

“再回答一点点问题就可以回去了。”文学说，“放心，很简单，是我想起要补充的。”

我叹口气：“不用说，又要整理成材料吧？”

“当然。”文学说，“很遗憾，衙门就是这样的地方，文件材料就是一切。没有材料没有印鉴，等于什么也没有。”

我用指尖按住太阳穴，里边似乎有什么硬硬的异物钻了进去，在头脑里膨胀起来，且已无法取出。晚了！要是再早几天，本来可以顺利取出。可怜之至！

“别担心，花不了多少时间，马上就完。”

正当我无精打采地回答新的琐碎提问时，渔夫返回房间，叫出文学。两人在走廊里嘀嘀咕咕。我背靠椅背，仰起头，观察天花板边角处污痕一般附着的霉斑。那霉斑看上去竟同尸体照片上的阴毛无异。从那里往下，沿着墙壁裂缝渗出许多斑斑点点，仿佛瓷窑里烧出来的。那霉斑我想大约沁有无数出入这房间之人的体臭和汗味儿。也正是这些东西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而成为如此黑乎乎的斑点。这么说来，我好像已经好久没见到外面的风景，好久没有听到音乐了。冷酷绝情的场所！这里，他们企图调动所有手段来扼杀人的自我人的感情人的尊严人的信念。为了不致留下看得见的外伤，他们在心理战术上大做文章，巧妙地布下形同蚁穴的官僚主义迷宫，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的不安，使其避开阳光，使其吃低营养食物，使其出汗，从而促成霉斑。

我在桌面整齐地合拢双手，闭目回想雪花纷纷的札幌街头，回想庞大的海豚宾馆和服务台那个女孩儿。她现在怎么样呢？大概仍然站在服务台里嘴角挂着闪闪耀眼的营业性微笑吧。现在我很想从这里打电话同她交谈，很想开一句下里巴人的玩笑。然而我连其姓名都不知道，姓名都不知道。无法打电话。是个可爱的女孩儿，尤其她工作中的身姿是那样地撩人心弦。宾馆精灵。她喜爱宾馆里的工作。与我不同，我从来未曾喜爱过什么工作。工作起来倒也一丝不苟，但一次也未喜爱过。而她却喜爱工作本身。离开工作岗位，她便显得弱不禁风，显得惶惶不安。当时我若有意，肯定能同她睡在一起，但没有睡。

我很想再同她交谈一次。

趁她尚未被人杀害。

趁她尚未失踪。

舞 舞 舞

23

片刻，两名刑警折回房间。这回都没有落座。我仍呆呆地眼望霉斑。

“你可以回去了，已经可以。”渔夫声音淡漠，“辛苦了。”

“可以回去？”我愕然反问。

“询问结束了，完事了。”文学接道。

“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渔夫说，“已经不便继续把你留在这里了。可以回去了，辛苦了。”

我穿上满是烟味儿的夹克，离座立起。缘故尚不明了，但看来还是趁对方变卦之前快快溜走为妙。文学送我到门口。

“跟你说，昨天晚间就已看出你不是犯人。”他说，“鉴别和解剖的结果，证明你同此案毫无瓜葛。所剩精液的血型不符，也没发现有你的指纹。不过，你有所隐瞒，所以才留住不放，以便从你嘴里敲打出点什么。你有所隐瞒这点我们看得出来，凭直觉，凭职业直觉。那女子是谁，提示一下你总可以做到吧？然而你由于某种理由隐瞒下来。这是不对的。我们没那么容易蒙混，老手嘛，况且人命关天。”

“对不起，你说的我莫名其妙。”我说。

“也可能还要劳你前来。”他从衣袋里掏出火柴，用火柴杆按着指甲根说，“动起真格来，我们可是要一追到底的。这回要准备得万无一失，即使你把律师拉来，我们也眼皮都不眨一下。”

“律师？”我问。

但此时他已消失在建筑物里边了。我拦辆出租车赶回住处，往浴槽里放满水，慢慢地将身体沉入其中。然后刷牙、刮须、洗头。浑身全是烟味儿。鬼地方，蛇洞一样。

洗罢澡，我煮了些花椰菜，边吃边喝啤酒，接着放上一张阿萨，普拉依索库在康特·贝西管弦乐队伴奏下演唱的唱片。唱片华丽无比，16年前买的，1967年。听了16年，百听不厌。

随后我稍睡了一觉。出门拐弯，又转了回来——便是这种睡法。约睡了30分钟。睁眼醒来，才不过1点钟。我拿起游泳衣和毛巾塞进手提袋，乘上“雄狮”赶去千驮谷室内游泳池，畅畅快快游了1个小时。如此好歹恢复了人的心绪，食欲也多少上来，我给雪挂去电话，她在。我告诉说已经从警察署脱身出来。她冷冷地说那好么。我问吃了午饭没有，她说还没有，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两块奶油馅点心。饮食生活照样不成体统，我想。我说这就去接，一起去吃点什么。她嗯了一声。

我驾起“雄狮”，绕过外苑，沿着绘画馆前的林阴道，从青山一丁目驶至乃木神社。春意一天浓似一天。在我滞留赤坂警察署两个晚上的时间里，风的感触已变得温情脉脉。树的叶子愈发育翠迎人，光线已失去棱角，变得和蔼可亲，就连城市的噪音也如田园交响曲一般娓娓动听。世界如此美好，肚子也觉得饿了。太阳穴里边硬硬的异物不知何时已经消失。

我刚一按门铃，雪便跑下楼来。她今天穿一件迪巴特·包伊运动衫，外套茶色真皮夹克，肩上挎一个帆布挎包。挎包上别着斯特雷、斯特利和查尔卡俱乐部的纪念章。好个奇妙的搭配，不过也无所谓。

“警察署有意思？”雪问。

“一塌糊涂，”我说，“和乔治的歌唱同样一塌糊涂。”

“唔。”她无动于衷。

“这回给你买个爱尔维斯的纪念章，替换一下。”我指着挎包上查尔卡俱乐部的纪念章说道。

“怪人。”她说。果然词汇丰富。

我首先把她领进一家像样的饭馆，让她吃了用全麦粉面包做的烤牛肉三明治和青菜色拉，喝了真正新鲜的牛奶。我也吃了同样食物，喝了杯咖啡。三明治味道不错，酱汁清淡爽口，肉片柔软滑嫩，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山萮末和西洋芥末，味道势不可挡。这才叫做吃饭。

“喂，往下去哪里？”我问雪。

“辻堂。”

“那好，”我说，“就去辻堂。不过为什么去辻堂呢？”

“我爸爸住在那里，”雪答道，“他说想见你。”

“见我？”

“他人并不那么坏的。”

我喝着第二杯咖啡，摇摇头说：“我不是说他人不好，是想说你爸爸为什么要特意见我。你向爸爸提起我了？”

“嗯，在电话里。告诉他是你把我从北海道领回来的，还说你给警察带去回不了家。结果爸爸就通过一个认识的律师向警察打听了你的情况。那人在这方面交游很广，相当讲究现实。”

“原来如此，”我说，“是这样！”

“顶用吧？”

“顶用，顶用得很。”

“我爸说了，说警察没权利扣住你不放，你要是想回去，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去，在法律上。”

“知道的，这个。”

“那干吗不回去？说声回去不就完了！”

“问题没那么简单。”我稍想一下说，“或许是自我惩罚吧。”

“不一般。”她支着下额说。词汇确够丰富。

我们坐着“雄狮”往辻堂驶去。偏午多时，路上车少人稀。雪从挎包里掏出很多磁带，放进音响。从鲍勃·马利的《去国离乡》到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各色音乐在车内流淌不止。有的兴味盎然，也有的单调无聊，但都同窗外景致一样稍纵即逝。雪几乎没有开口，舒舒服服靠着座席欣赏音乐。她拿起我放在仪表板的太阳镜，戴上，吸了一支弗吉尼亚长过滤嘴香烟。我则默默地集中精力开车，不时地变换车挡，眼睛盯视远处的路面，仔细地辨认每一个交通标识。

有时候我很羡慕雪，她今年才13岁。在她眼里，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包括音乐、风景和世人。想必同我得到的印象大相径庭。我在过去也是如此。我13岁的时候，世界要单纯得多。努力当得报偿，诺言当得兑现，美当得保留。但13岁时的我并不是个特别幸福的少年。我喜欢一个人呆在一边，相信孤单时的自己，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容不得只有我自己。我被禁個在家庭与学校这两大坚不可摧的樊笼之中，感到一阵阵焦躁不安。一个焦躁的少年。我恋上了一个女孩儿，这当然不可能如愿。因为我连恋爱为何物都一无所知，甚至没有同她说过几句话，我性格内向，反应迟缓。我很想对老师和父母强加于我的价值观大唱反调，却吐不出相应的言词。无论干什么都干不顺当。同无论干什么都左右逢源的五反田恰成对比。不过，我可以捕捉到事物新鲜的风姿，那实在是令人快慰的时刻。香气四下飘溢，泪水滴滴的人，女孩儿美如梦幻。摇滚乐永远是摇滚乐。电影院里的黑暗是那样的温柔而亲切，夏日的夜晚深邃无涯而又撩人烦恼。是音乐、电影和书本陪我度过这几多焦躁的日夜晨昏，于是我记住了科克和涅尔逊唱片里的歌词。我构筑了独有我自己的小天地，并生活其中。那时我13岁，与五反田在同一个物理实验班。他在女孩儿们热辣辣的目光中擦燃火柴，优雅地点燃煤气喷灯，忽地一闪。

他为什么偏偏羡慕我呢？

令人费解。

“喂，”我向雪搭话，“给我讲讲穿羊皮那个人的事好吗？你在哪里遇见他的？又怎么晓得我见过他？”

她朝我转过脸，摘下太阳镜，放回仪表板。然后微微耸下肩：“那之前能先回答我的提问？”

“可以。”

雪随着菲尔·科林斯的歌声——犹如醉了一整夜后醒来见到的晨光那样迷蒙而凄婉的歌声哼唱了一会儿，随后又把太阳镜拿在手里，摆弄着眼镜腿的弯钩。“以前在北海道时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说我在你幽会过的女孩儿当中我是最漂亮的。”

“是那样说过。”

“那是真的，还是为了讨我欢心？希望你坦率地告诉我。”

“是真的，不骗你。”我说。

“同多少人幽会过，这以前？”

“数不胜数。”

“200人？”

“不至于。”我笑了笑，“我没有那么好的人缘，倒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总的来说仅限于局部。幅度窄，又缺乏广度。充其量也就15个左右吧。”

“那么少？”

“惨淡人生。”我说，“暗，湿，窄。”

“限于局部。”

我点点头。

她就我这人生沉思了一会，但似乎未能充分理解。勉为其难，年纪太小。

“15人？”她说。

“大致。”我再次回顾了一下我那微不足道的34年人生之旅，“大致15人。顶多不超过20人吧。”

“才20人！”雪失望似的说，“就是说在那里边我是最漂亮的啰？”

“嗯。”

“没怎么同漂亮女孩儿交往过？”她问。接着点燃第二支烟。我发现十字路口站着警察，便抢过扔出窗口。

“同相当漂亮的女孩儿也交往过的。”我说，“但顶数你漂亮，不骗你。这么说不知你能不能理解：你的漂亮是自成一格的漂亮，和别的女孩儿不同。不过求求你，别在车里吸烟，从外面看得见，而且熏得车子满是烟味。上次也跟你讲过，女孩儿小时吸烟吸过量，长大会变得月经不调。”

“滑稽！”

“讲一下披羊皮那个人。”我说。

“羊男吗？”

“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

“你说的呀，前几天的电话里。说是羊男。”

“那样说的？”

“是啊。”

道路有些堵塞，等信号等了两次。

“讲讲羊男，在哪里遇见的？”

雪耸耸肩：“我，并没见过羊男，只是一时的感觉。看见你以后，”她把细细长长的头发一圈圈缠在手指上，“我就有那种感觉，感觉有个身披羊皮的人，你身上有那种气氛。每次在宾馆见到你，我都产生那种感觉。所以才那么问你，并不是说我特别了解什么。”

等信号的时间里，我思考着雪的这番话。有必要思考，有必要拧紧头脑的螺丝，拧得紧紧的。

“所谓一时的感觉，”我问道，“就是说你心目中出现了他的身影，羊男的身影？”

“很难表达，”她说，“怎么说好呢，反正并不是说羊男那个人的身影真真切切地在眼前浮现出来，你能明白？只是说目睹过那一身影的人的感情像空气一样传到我身上，眼睛是看不见的。虽说看不见，但我可以感觉到可以变换成形体——准确说来又不是形体，类似形体罢了。即使能够将其原封不动地出示给别人，我想别人也根本摸不着头脑。就是说，那形体独有我一个人明白。哎，我怎么也解释不好。傻气！喂，我说的你明白？”

“模模糊糊。”我坦率回答。

雪皱起眉头，咬着太阳镜的弯钩。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呢，”我试着问，“你感觉到了我身上存在或依附我而存在的某种感情或意念，并且可以将其形象化，就像描绘象征性的梦境一样？”

“意念？”

“就是思想冲动。”

“嗯，或许，或许是思想冲动，但又不完全如此。还应该有促使思想冲动形成的东西，那东西又非常之强——大约可以称为意念驱动力。而我便感觉出了它的存在，我想是一种感应。并且我可以看见它，但不像梦。空白的梦，是的，是这样的，空白的梦。其中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身影。对了，就像把电视荧屏的亮度忽儿调得极亮忽儿调得极暗时一样。虽然上面什么也看不见，但若细细分辨，肯定有谁存在其中。我感觉出了那个，感觉出了那里边有个身披羊皮的人。不是坏人，不，甚至不是人，但并不坏。只是看不见，像明矾画似的，有是有的，知道有，但看不见。只能作为看不见的东西看，没有形体的形体。”她伸下舌头，“解释得一塌糊涂。”

“不，你解释得很好。”

“当真？”

“非常出色，”我说，“你想说的我隐约明白，但理解还需要时间。”

穿过町中，来到让堂海滨后，我把车停在松林旁边停车场的白线内。里面几乎没有车。我提议说稍微走一阵。这是4月间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午后。风似有若无，波平浪静。海湾那边就像有一个人轻轻拉曳床罩一般聚起道道涟漪，旋即荡漾开去。波纹细腻而有规则。冲浪运动员只好上陆，穿上简易潜水服坐在沙滩上吸烟。焚烧垃圾火堆的白烟几乎笔直地伸向天空。左边，江之岛犹如海市蜃楼一般依稀可辨。一只大黑狗满脸沉思的神情，沿着水岸交际处迈着均匀的小快步从右往左跑去。海湾里渔舟点点，其上空海鸥如白色的漩涡，悄无声息地盘旋不止。海水似也感觉到了春意。

我们沿着海边的人行道，朝着藤泽方向一路慢慢走去，不时地同乘着英国“美洲虎”轿车或自行车的女高中生擦肩而过。到得一处合适的地方，两人坐在沙滩上观海。

“时常有那种感觉？”我问。

“不是时常，”雪说，“偶尔。只是偶尔感觉得到。能使我感觉得到的对象没那么多，寥寥无几。而且我尽量避免那种感觉。一旦感觉到什么，我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每当意识到可能有所感觉，我就啪一声关闭起来。那种时候凭直感意识得到。关闭之后，感觉就不至于陷得那么深。这和闭上眼睛是一回事。只不过半闭的是感觉。那一来，就什么也看不见。有什么是知道的，但看不见。如此坚持一会儿，便再也看不见什么，对了，看电影当预感要出现恐怖场面的时候不是闭起眼睛吗？和那一样，一直闭到那场面过去。闭得紧紧的。”

“为什么要闭？”

“因为不愉快。”她说，“过去——更小些的时候——是不关闭的。在学校也是，一感觉到什么就说出口来。但那样弄得大家都不痛快。就是说，我连谁将要受伤都晓得，于是对要好的同学说‘那人要受伤的’。结果那人真的受了伤。这样有过几次，大家都把我当成什么妖怪，甚至管我叫‘小妖’，风言风语。我当然伤心得不得了。从那以后就什么也不再说了，对谁也不说。每当看见什么，感觉到什么，我就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关闭起来。”

“可我那时候没有关闭吧？”

她耸耸肩：“像是太突然了，来不及。那图像冷不防地浮现出来——在第一次见到你时，在宾馆酒吧里。当时我正在听音乐，听流行音乐……什么都听，迪兰也好，鲍易也好……嗯，反正是我正听音乐的时候。我没怎么提防，整个身心放松下来。所以我喜欢音乐。”

“就是说你大概有预知能力吧？”我问，“比如你可以事先知道谁将要受伤等等，对吧？”

“说不准。我觉得好像和这个还不大一样。我不是预知什么，只是感觉得出其中存在的征兆。怎么表达好呢，每当发生什么之前，总有一种相应的气氛吧？明白不？譬如玩高低杠摔伤的人，总有粗心大意、盲目自信的表现吧？或者得意忘形什么的。对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我非常非常敏感，它像块状空气一样，危险——每当我闪过这一念头，那空白梦境般的图像便倏地产生出来。是产生，是发生，而不是预知。尽管图形模糊不清得多，但毕竟发生了，而且我能看见，使我觉得此人可能烧伤，结果真的烧伤了。但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滋味很不好受吧？自我厌恶！所以我才关闭起来。一旦关闭，也就避免了自我厌恶。”

她抓起砂子玩着。

“羊男真有其人？”

“真有。”我说，“那宾馆里有他住的地方。宾馆之中还有另一个宾馆，那是一般人看不见的场所，但的的确确保留在那里。为我保留，为我存在。他就在那里生活，把我同许多事物连接在一起。那场所是为我设的，羊男在那里为我工作。假如没有他，我和许许多多的东西就连接不好。他负责这方面的管理，像电话交换员一样。”

“连接？”

“是的。当我寻求什么，打算同其连接起来的时候，他就为我接上。”

“不大明白。”

我也学雪的样子，捧起细砂，让它从手指间漏下去。

“我也不大明白，是羊男对我那样解释的。”

“羊男很早以前就有？”

我点点头：“嗯，很早就有的，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的存在，觉得那里有什么。不过其成为羊男这一具体形体，则是不久前的事。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羊男开始一点点定型，其所在的世界也开始定型。什么缘故呢？我也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有那种必要吧。年龄增大以后我失却了很多很多东西，因而才有那种必要。就是说，为了生存下去，恐怕需要那种帮助。但我还搞不清楚，也许有其他原因。我一直在考虑，但得不出结论。傻气！”

“这事跟谁说过？”

“没，没有。即使说估计也没人肯信。没有人理解的。再说我又说不明白。提起这话今天还是第一次。我觉得同你可以说得明白。”

“我也是头一次说得这么详细。这以前始终没有做声。爸爸妈妈倒是知道一些，但我从未主动说起过。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话还是不说为好，本能地。”

“这回能互相说出来，真是难得。”

“你也是妖怪帮里的一个哟！”

返回停车场地的路上，雪讲起她的学校，告诉我初中是何等惨无人道的地方。

“从暑假开始一直没有上学。”她说，“不是我讨厌学习，只是讨厌那个场所。忍受不了。一到学校心里就难受得非吐不可。每天都吐。一吐就更受欺侮了，统统欺侮我，包括老师在内。”

“我要是和你同班，绝不会欺侮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儿。”

雪久久望着大海。“不过因为漂亮反遭欺侮的事也是有的吧？况且我又是名人的女儿。这种情况，或被奉为至宝，或被百般欺侮，二者必居其一，而我属于后者。和大家就是相处不来，我总是紧张得不行。对了，我不是必须经常把自己的心扉愉偷关闭起来吗？这也就是我整天战战兢兢的起因。一旦战战兢兢，就像个缩头缩脑的野鸭子似的，于是都来欺侮，用那种低级趣味的做法。简直低级趣味得叫人无法相信，羞死人了，实在想不到会那么卑鄙。可我……”

我握住雪的手。“没关系，”我说，“忘掉那种无聊勾当，学校那玩艺儿用不着非去不可，不愿去不去就是。我也清楚得很，那种地方一塌糊涂，面目可憎的家伙神气活现，俗不可耐的教师耀武扬威。说得干脆点，教师的80％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虐待狂。满肚子气没处发，就不择手段地拿学生出气。繁琐无聊的校规多如牛毛，扼杀个性的体制坚不可摧。想像力等于零的蠢货个个成绩名列前茅，过去如此，现在想必也如此，永远一成不变。”

“真那样看待？”

“那还用说！关于学校的低俗无聊，足足可以讲上一个钟头。”

“可那是义务教育呀，初中。”

“那是别的什么人认为的，不是你那样认为。你没有义务非去受人欺侮的场所不可，完全没有。而讨厌它的权利你却是有的，你可以大声宣布‘我讨厌’。”

“可往后怎么办呢？就这样下去不成？”

“我13岁时也曾经那样想过，以为人生就将这样持续下去。但不至于，车到山前必有路。要是没有路，到那时再想办法也不迟。再长大一点，还可以谈恋爱，可以让人买胸罩，观察世界的角度也会有所改变。”

“你这人，真是傻气，”她吃惊似的说，“告诉你，如今13岁的女孩儿，胸罩那东西哪个人都有的。你怕是落后半个世纪了吧？”

“噢。”

“嗯，”雪再次定论，“你是傻透了！”

“有可能。”

她不再说什么，在我前头往停车处走去。

舞 舞 舞

24

雪的父亲的房子靠近海边，到达时已是薄暮时分。房子古色古香，宽宽大大，院子里草木葳蕤。有一角还保留着湘南作为海滨别墅地带时期的依稀面影。四下悄然无声，春日沉沉西坠，气氛十分和谐。点点处处的庭院里，株株樱树含苞欲放。樱花开罢，木莲花不久便将绽开花蕾。此种色调和香气每天都略有不同的朝朝暮暮，可以使人感觉到季节的交相更迭。这等场所居然被保存下来。

牧村家四周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是古式的，带有棱角。惟独名牌十分之新，黑色的墨迹赫然勾勒出“牧村”二字。一按门铃，稍顷出来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高个男子，把我和雪让进里边。男子一头短发，彬彬有礼，对我对雪都很客气。同雪之间，看样子已相见多次。他笑的方式同五反田差不多，给人以玉洁冰清的愉悦之感，当然远不及五反田那般炉火纯青。他一边带我们往院子里头走，一边说他是给牧村先生当助手的。

“开车，送稿，查资料，陪着打高尔夫球、打麻将、出国，总之无所不做。”其实并没有问他，他兀自乐在其中似的向我介绍起来，“用句老话，就算是伴读书童吧。”

“唔。”我应道。

雪看样子很想说他一句“傻气”，但未出口。她说话大概也是要看对象的。

牧村先生正在里院练高尔夫球。在两棵树之间拉了张网，瞄准正中目标猛地将球击出。可以听见球棒挥起时那“嗖”的一声——那是世上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听起来十分凄凉幽怨。何以如此呢？很简单：偏见而已。我是无端地厌恶高尔夫球这项运动。

我们进去后，他回头把球棒放下，拿起毛巾仔仔细细地擦去脸上的汗，对雪说了句“你来啦”。雪倒像什么也没听见，避开目光，从夹克袋里掏出口香糖，剥掉纸投入口中，咕嘎咕嘎地大嚼起来，随手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扔到树盆里。

“‘您好’总要说一句吧？”牧村道。

“您好！”雪勉强地说完，双手插进夹克口袋，一转身不见了身影。

“喂，拿啤酒来！”牧村先生粗声大气地命令书童。书童声音洪亮地应罢，快步走过院子。牧村先生大声咳嗽一声，“呸”地往地面吐了一口，又拿起手中擦脸上的汗。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只管目不转睛地盯视绿色的网和白色的目标，仿佛在综合察看什么。我则茫然地看着生有青苔的石块。

此时此地的气氛，我总觉得有点不大自然，有点造作，有点滑稽好笑。并不是说哪里有什么欠妥，也不是谁有什么差错。只是觉得有一种模仿性的拙劣痕迹。表面看来大家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作家与书童。但若放在五反田身上，我想会表演得更加妙造自然，更加富于魅力。他那人干什么都干得漂亮，无论脚本多少糟糕。

“听说你关照了雪。”先生开口了。

“算不得什么，”我说，“不过一起乘飞机回来罢了，什么也没做的。反倒是我劳您在警察那边费了心，帮了大忙，实在谢谢。”

“唔，啊，不，哪里哪里。反正算是再不互欠人情。别介意。况且是女儿求的我，她有求于我可是稀罕事。没有什么。我也向来讨厌警察，1960年害得我也好苦。桦美智子死的时候，我在国会外面来着。很久很久了，很久很久以前……”

说到这里，他弯腰捡起高尔夫球棒，转向我，边用球棒通通地轻敲腿部，边看着我的脸，又看看我的脚，再看着我的脸，俨然探索脚和脸之间的关系。

“很久很久以前，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心里一清二楚。”牧村拓说。

我点点头，未表现出很大热情。

“打高尔夫球？”

“不打。”

“讨厌？”

“无所谓讨厌喜欢，没有打过。”

他笑道：“不存在无所谓讨厌喜欢吧。大体说来，没打过高尔夫球的人都属于讨厌那一类，百分之百。直言相告好了，很想听听直言不讳的意见。”

“不喜欢，直言相告的话。”

“为什么？”

“哪一样都使我觉得滑稽。”我说，“比如神乎其神的用具，故弄玄虚的入场券、旗子、衣服和鞋，以及蹲下观察草地时的眼神、侧耳的方式，总之，没有一样合我的意。”

“侧耳方式？”他满脸疑惑地反问。

“随便说说，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说大凡同高尔夫球有关的一切我都看不顺眼。侧耳方式是开玩笑。”

牧村又用空漠的眼神看了我好半天。

“你这人有点不同一般吧？”他问。

“完全一般。”我说，“再普通不过的人，只是玩笑开得不够风趣。”

不大工夫，书童拿着两瓶啤酒和托有两只杯的盘子走来。他把盘子放在橹廊里，用开瓶器打开瓶盖，往杯里斟满啤酒，又快步离去。

“噢，喝喝！”他去檐廊里躬身坐下，说道。

我客气一下，拿起酒杯。喉咙正又干又渴，喝起来格外可口。不过还要开车，多喝不得，只限一杯。

牧村的年龄，确切的我不清楚，大约45岁上下。个头并不很高，但由于身材长得魁伟，看上去很大块头。胸脯厚实，胳膊粗脖子粗。脖子粗得有点过分。倘稍细一些，说是运动员也未尝不可。可惜粗得几乎同下颁直接相连，耳朵下边的肉又松弛得无可救药，显然是多年忽视运动的结果。如此状态，纵使再打高尔夫球也于事无补。而且年龄越来越大，毕竟岁月不饶人。过去我从照片上见到的牧村拓则正当青年，端庄秀气，目光炯炯。虽然算不得英俊，但总有一种引人注目之处，显然一副文坛新秀的风采，前途无可限量。那是多少年前来着？十五六年以前吧？如今眼神仍带有些许锐气，在光线与角度的作用下，看上去有时依然顾盼生辉。头发很短，白发已随处可见。或许是打高尔大球的关系，皮肤晒得同拉克思特牌红葡萄酒色马球衫难分彼此。衬衫自然早已没了纽扣。脖颈太粗，马球衫在他身上相当局促。脖子这东西，大细显得饥寒交迫，过粗则显得热不可耐，个中分寸甚难把握。若是五反田，我想肯定穿得潇洒有致。喂喂，老想五反田怎么成！

“听说你靠写什么东西为生。”牧村说。

“谈不上是写，”我说，“提供补白填空的只言片语而已。内容不论，只要写成文字就行。那东西总得有人来写，由我来写罢了。同扫雪工一样，文化扫雪工。”

“扫雪工，”说着，牧村瞥了一眼身旁的高尔夫球棒，“好幽默的说法！”

“多谢。”

“喜欢写文章？”

“对我眼下干的事，既说不上喜欢也算不上讨厌，不是那种档次上的工作。不过，有效的扫雪方法这东西确实还是有的，例如诀窍啦技巧啦姿势啦用力方式啦等等。琢磨这些我并不讨厌。”

“答得痛快。”牧村赞叹似的说。

“档次越低，事物越单纯。”

“哪里！”接着沉默了15秒，“扫雪工这说法是你想出来的？”

“是啊，我想是的。”

“我借用一下如何？用一下这个‘扫雪工’。这词儿很风趣。文化扫雪工。”

“完全可以，请请。又没申请什么专利。”

“你想说的我也感同身受。”牧村一边捏弄耳轮一边说，“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觉得写这样的文章又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可不这样认为。那时世界更小，叫人有奔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把握得住，别人追求什么，也完全了然于心。传播媒介本身很小，像个小村子，大家见面都相识。”

他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拿起瓶子把两个人的杯子斟满。我说不要，他没理。

“可现在不同。所谓正义云云，谁都不懂，全都不懂。所以只能应付好眼前的事，扫雪工，如你所说。”说罢，他又盯住两棵树干之间那张绿色的网。草坪上落有三四十个白色高尔夫球。

我啜了口啤酒。

牧村开始考虑往下该说什么。考虑需要时间，但他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点。因为他已习惯众人静等他的谈话。无奈，我也只好静等他重开话题。他一直用手指摆弄着耳轮，俨然清点一捆崭新的钞票。

“女儿同你很合得来，”牧村说，“她并非同任何人都合得来，或者说几乎同任何人都合不来。和我没有几句话好说。和她母亲虽也说不上几句，但起码还算尊敬。对我则连尊敬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甚至瞧不起我。她压根儿没有朋友，好几个月连学也没上，光是闷在家里一个劲儿听那些乌七八糟的音乐。可以说很成问题，实际上班主任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和别人格格不入，但同你却合得来——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脾气相投？”

“或许。”

“对我女儿，你怎么看？”

回答之前，我踌躇了一下，这简直同面试无异，不知该不该直言无忌。“正值棘手的年龄。本来就棘手，家庭环境又恶劣得几乎无可收拾。谁也不照看她，谁也不负责任。没有人和她交谈，没有人能掏出她的心里话。心灵严重受创，而这创伤又无人可医。双亲过于知名，脸蛋过于漂亮，负担过于沉重，而且有与众不同之处，似乎过于敏感……总之有点特殊。原本是个乖觉的孩子，如果照看得当，可以茁壮成长。”

“问题是没人照看。”

“是啊。”

牧村喟然一声长叹。然后把手从耳边收回，久久凝视指尖，“你说得不错，完全正确。不过我是束手无策。首先，离婚时已经明明白白地立下字据，说我对雪概不插手。没有办法，当时我到处寻花问柳，态度硬不起来。准确地说，现在这么同雪会面其实也要征得雨的许可才行。这名字要命吧，雨雪交加！反正，事情就是这样。其次，刚才我也说了，雪根本不靠近我，我说什么她都当耳旁风。实在叫人无可奈何。我喜欢女儿，当然喜爱，就这么一个孩儿嘛！但就是不行，一筹莫展。”

说罢，他又盯视绿网。暮色渐深，四下苍然，散在草地上的白色高尔夫球，仿佛满满一筐关节骨撒得满地都是。

“虽说如此，总不能完全袖手旁观吧？”我说，“她母亲为自己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满世界飞来飞去，没时间考虑孩子，甚至连有孩子这点都忘到九霄云外。钱也不给就把孩子扔到北海道宾馆里一走了之，而记起这点又花了3天时间，3天！领回东京又怎么样呢，一个人整天憋在公寓房间里，哪里也不去，只是听流行音乐，一味靠吃干炸鸡肉和糕点打发日子。学校也不去，同伴也没有，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当然，这是别人家的事，我这也许是多管闲事。可实在看不下去。莫非我这想法过于注重现实，过于流于常识，过于中产阶级式不成？”

“不不，百分之百正确。”牧村缓缓点头，“完全正确，无可指责，百分之二百正确。所以才有件事和你商量，也正因如此才特意把你请到这儿来。”

不祥之感掠过心头。马死了，印第安的鼓声停止了。一片沉寂。我用小指尖搔搔太阳穴。

“就是，能否请你在雪身上照看一下。”他说，“这里说的照看也不特别麻烦，只要你不时地见她一下，一天两三个小时。两人说说话，一起吃顿像样的饭就可以的，就足矣。我作为请人工作来付酬金。换句话说，你把自己看作不教课的家庭教师就是。你现在挣多少？我想可以基本保证那个数字。其余时间随便你干什么，只希望你一天见她两三个小时。活计还不算差吧？我同雨也在电话里商量过了。她现在夏威夷，在夏威夷摄影。我大致讲了一下情况，雨已同意拜托给你。她还是以她的方式认真考虑雪的问题。只不过人有点奇特，神经不地道，才能倒是有，出类拔萃。脑袋一时一个变化，像电力保险跳闸似的。什么都给她忘得一干二净。而若论起现实问题，那简直提不起来，加减法都稀里糊涂。”

“不大理解。”我有气无力地笑道，“那样合适么？那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爱，是对方真正打心眼里爱自己的明证。而这个我无法给予。能给予的只有父母。对这点你和你的太太应该有个明确认识，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年代的女孩子无论如何需要同年代的同性朋友，需要能唤起感情共振的、畅所欲言的同性朋友，光是有这样的朋友本身就会感到十分开心。而我，一来是男的，二来年纪相差悬殊。再说，你也好，太太也好，对我还一无所知吧？13岁的女孩儿，在某种意义上已是大人。而且那么漂亮，精神上又不大稳定，把这样的孩子托付给素不相识的男子合适吗？你对我了解什么呢，到底？我刚才还因为杀人嫌疑被扣在警察署里哟！假如我是犯人怎么办？”

“你杀的？”

“何至于！”我叹息道。父女俩的问话一模一样，“杀可是没杀的。”

“所以不就行了！既然你说没杀，那恐怕就是没杀。”

“何以如此相信？”

“你不是杀人那种类型，不是强奸幼女的类型。这个我一看就晓得。”牧村说，“而且我相信雪的直感。那孩子身上，向来有一种特别敏锐的直感，与一般所说的敏锐还有所不同。怎么说呢，有时敏锐得令人不快，像有什么神灵附体似的。和她在一起，有时我看不见的东西她都能看见，不容你不佩服。明白我这种感觉？”

“多多少少。”我说。

“是她母亲的遗传，那种古怪之处。不同的是她母亲将其集中用于艺术，于是人们称之为天赋；而雪不具有使之集中的对象物，任凭它漫无目的地流溢，一如水从桶里淌出，一如神灵附体。是她母亲的血统，那个。我可是没有，根本没有。我不古怪。所以母女两个才不正经理睬我。我也觉得和她俩生活有些辛苦。短时间里我不想看到女人。你肯定不明白，不明白和雨雪两个一起生活是怎么回事。雨和雪哟，活活要命！简直成了天气预报！但我当然喜欢她俩，现在也时不时给雨打电话交谈。不过绝不想再在一起生活。那简直是地狱。即使我有当作家的才赋——有过的——也被那种生活折磨得精光，坦率地说。时下，才赋诚然没有了，但我自以为还干得不错。扫雪，高效率扫雪，如你所说，说得真妙。讲到哪里来着？”

“讲到我可不可以相信。”

“对对。我相信雪的直感，雪相信你，所以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好了。我人并不那么坏，有时是写一些不地道的文章，但人不坏的。”他又咳嗽一声，往地面吐一口，“怎么样，不能帮帮忙？帮忙照看一下雪？你说的我也完全明白，那的确是父母的职责。问题是那个人不大正常，而我又无计可施，刚才已经说过。能指望的人只有你。”

我久久望着自己杯中的啤酒泡沫。何去何从呢？我拿不定主意。不可思议的一家。3个怪人和一个书童忠仆，犹如宇宙家族鲁宾逊。

“时常见见她是没有关系的。”我说，“但不能每天都见。一来我也有我要做的事，二来我不喜欢义务性地同人见面。想见的时候才见。钱我不要。眼下我不缺钱花，而且，既然我把她作为朋友交往，那笔开销我自然付得起——如果答应，只能以这种条件答应。我喜欢她，见面恐怕对我也是乐趣。只是我不承担任何责任，可以吗？关于她将来的发展，不用说，最终责任在你们身上。即使为了明确这点我也是不能拿钱的。”

牧村点点头，耳下的肉摇摇颤颤。靠打高尔夫球那肉是去不掉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而这点在他是做不到的。倘能做到，早该做了才是。

“你的意思我十分理解，也合乎情理。”他说，“我不是想往你身上推卸责任，不必顾虑什么责任。除你以外，我们无人可选，所以才这样低头相求，根本不会提起什么责任之类。钱的事到时候再考虑也好，我这人可是有借必还的，这点请你记着。但眼下恐怕你说得有道理，就交给你了，随你怎么办理。要是用钱，我也好雨也好，同哪边联系都行。哪边都不缺钱，不必客气。”

我没表示什么。

“看上去你这人也非常固执。”

“不是固执，不过是我也有我的思维体系。”

“思维体系？”他又用手指摆弄起耳轮，“那东西没多大意思，和手工做的真空管扩音器一个样。与其花时间费那个麻烦，不如去音响器材商店买个新的晶体管扩音器，又便宜音质又好。坏了人家马上上门来修，更新时甚至可以把旧的折价。现在不是议论什么思维体系的时代。那东西有价值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但今天不同。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得到，思维也买得到。买个合适的来，拼凑连接一下就行了，省事得很。当天就可使用，将A插进B里即可，瞬间之劳。用旧了，换个新的就是，换新更便利。假如拘泥于什么思维体系，势必被时代甩下。是非曲直搬弄不得，那只能让人心烦。”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归纳道。

“一针见血。”

随后陷入沉默之中。

周围已经相当暗了。附近有只狗神经质地叫着。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牧村拓盘腿坐在檐廊里，若有所思地喝着啤酒。我暗想，自回东京以来，见到的全是些奇特分子——五反田、两名高级妓女（一名死了）、一对死缠活磨的刑警、牧村拓和书童忠仆。我一边打量暮色深重的庭园，一边侧耳倾听狗的吠声和钢琴的旋律，蓦然觉得现实渐次解体，最后融入夜色之中。诸多物体失去本来面目，失去原有意义，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混沌世界。五反田那抚摸喜喜裸背的优雅手指也罢，雪花纷飞的札幌街头也罢，口说“正好”的山羊咪咪也罢，在刑警手中啪嗒啪嗒作响的塑料尺也罢，在漆黑走廊的尽头等待我的羊男也罢，一切的一切都融为一体。莫非疲劳了？没有疲劳，不过是现实悄然消融，融为一个圆圆的混沌球体——恰似某种天体的形状。继而，钢琴响起，犬吠不止，有人说话，在对我说话。

“我说，”是牧村向我搭话。

我抬头看他。

“你怕是知道那女子的事吧？”他说，“就是被害的那个女子。从报上看了。是在宾馆里被杀的吧？报上说是身份不明，只有一张名片在钱包里，因而向名片上的那个人询问情况。没有出现你的名字。据律师说，你在警察署里针锋相对，一口咬定毫无所知。但不至于什么也不知道吧？”

“何以那样认为？”

“一闪之念，”他像拿刀那样把球棒笔直地向前伸出，盯视不动，“隐约之感，蓦地觉得你可能隐瞒着什么。和你交谈之间，我渐渐有这么一种感觉：对枝节问题你顾虑重重，对大的方面却格外宽宏。从你身上不难发现这种模式。蛮有趣的性格，这点同雪很相似。为生存而焦虑不安，而又不为人理解。一旦跌倒便无可挽回。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同类。这次也是如此。警察可不是好惹的哟，这次顺利过关，下次就不一定！思维体系好是好，但针锋相对往往以负伤告终。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喽！”

“不是针锋相对，”我说，“这跟舞步差不多，是习惯性的，不由自主的。一听见音乐就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周围环境改变也视而不见。而且舞步考究繁琐得很，不容你把周围情况一一放在心上。如要一一考虑，势必跳错舞步。这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反应迟钝。”

牧村仍旧默默盯着高尔夫球棒。

“与众不同。”他开口道，“你使我联想起什么，什么呢？”

“什么呢？”我问。什么呢？莫不是毕加索的《荷兰风格的花瓶与三个蓄胡骑士》？

“不过我对你是相当中意，相信你这样的人。对不起，务必照看一下雪。迟早我会酬谢你，我这人是有情必报，刚才说过了吧？”

“听见了。”

“那好！”牧村说罢，把球棒轻轻靠墙立定，“好了！”

“报纸上没提其他的？”

“几乎没有。只说是被用长统袜勒死的，说一流宾馆是城市的死角。根本没出现姓名。另外说眼下正在调查身份。就这么多。常有的案件，很快被忘掉的。”

“是吧。”

“也有人忘不掉。”

“或许。”我说。

舞 舞 舞

25

7点，雪一晃儿转回来，说到海边散步去了。牧村问她是否吃了饭再走，雪摇摇头，说肚子不饿，过就回去。

“也罢，高兴时再来玩就是。这个月我一直果在国内。”牧村说。然后对我致谢，感谢我特意前来，并为未能招待什么表示歉意。我说没有什么。

书童忠仆送我们出来：里边停车场中，可以看见切诺基吉普，本田750cc和越野摩托。

“生活好像很有活力嘛！”我对忠仆说。

“不平静，”忠仆想了想说，“他不属于作家那种类型，喜欢动，凡事必动。”

“傻气！”雪低声道。

我和忠仆都装聋作哑。

钻进“雄狮”，雪马上说她肚子饿了。我在海滨“饿虎”饭店停住车，吃了烤牛肉，喝了无酒啤酒。

“说什么了？”雪边吃餐后布丁边问。

没有理由隐瞒，我大致叙述了一遍。

“不出所料，”她蹙起眉头说，“也只有他想得出来。那，你怎么回答的？”

“拒绝了，还用说。那种事不适合我，而且事本身也不合情理。不过我们不时地见见面也好，为了我们自己，同你爸爸说的无关。我们年龄相差悬殊，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对事物的感受和看法也或许大不相同，但我觉得我们在很多话题上都谈得来。你不这样认为？”

她耸耸肩。

“要是想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人和人谈不上义务性地见面，想见就见，想见才见。我们可以相互公开对任何人都绝口未提的事情，秘密共有。怎么样？不好？”

她略一踌躇，“嗯”了一声。

“那种东西要是听任不管，有时会在体内迅速膨胀起来，最后无法控制。要经常放放气，否则，会憋爆炸，嘭的一声，懂吗？那样一来，人生就变得沉重。一个人有话闷在心里是件痛苦事。你痛苦，我有时也不好受。向谁也说不得，谁也不理解。但我们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畅所欲言。”

她点点头。

“我对你什么也不强求，如果你有话想说，尽管打电话给我就是。这同你父亲所谈的毫无关系。我也不是想在你面前扮演什么通情达理的兄长或叔父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对等的，我们同舟共济——即使为了这点也最好不时地见面。”

她没有应声，吃罢点心，咕嘟咕嘟喝了一杯冷水，然后瞟了一眼邻桌一家胖人狼吞虎咽般进食的情景。一家4口：父母、女儿和一个小男孩儿，都胖得可观。我臂肘支在桌子上，边喝咖啡边端详雪的脸。的确长得漂亮，细细看去，竟觉得好像有颗小石子砰然抛入心田尽头。心的表面沟壑纵横，且是纵深之处，一般很难接近，然而她却能将石子准确地抛入其间——她的美便属于这种类型。我再次想——已经想了20多回——倘自己年方十五，笃定坠入情网之中。不过，15岁的我恐怕也不可能理解她的心情。现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可以尽我的能力袒护她。但我已34岁，绝不至于恋上一个13岁的女孩儿，不可能发展那种关系。

班上同学欺负她的心情也并非不可理解。想必因她太漂亮了，漂亮得超出了他们的日常感觉。且太敏感，又绝不肯主动向他们靠近。所以他们才感到惶恐，才歇斯底里地捉弄她欺负她。他们觉得自身亲密无间的共同体由于她的存在而有可能遭受不当的损害。这点与五反田不同。五反田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给予他人印象的强烈，而适当地加以削弱，加以控制。他绝对不会给别人带来惶恐。当其存在不知不觉地过于高大完美之时，他便笑容可掬地开句玩笑。玩笑不必很高明，只消给人以愉快给人以轻松的普通玩笑即可，于是大家顿感释然陶然，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家伙。实际上五反田大概也不错。然而雪则不然。雪心目中只有一个自我，为此而活得焦头烂额。她无暇一一顾及周围人情感的变化并一一采取对策。其结果，既伤害了别人，又通过别人反过来殃及自身。同五反田迥然有别。沉重的人生，对13岁女孩儿未免过于沉重，甚至对大人都不胜其荷。

将来她将怎样呢？我无从预料。发展得好，或许可以像她母亲那样发现并掌握某种适于表现自己的方式，在艺术领域施展才华。也可能在除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里找到适合自己天赋的某种工作，并获得社会的承认。这并无根据，只是一种感觉。如牧村拓所说，她有才华，有能力，如有神助，出类拔萃，远非扫雪工所能企及。

也许，她到十八九岁时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这种例子我是见过好几个。十三四岁时水晶一般千娇百媚、顾盼生辉的女孩儿，随着思春期的进展而渐次失去其照人的光彩，其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锐利锋芒也日趋迟钝，成为“漂亮而不出众”的少女，但其本人却显得怡然自得。

雪将沿着哪一条道路成长呢？我当然不得而知。奇妙的是，人这东西有着各所不同的所谓顶峰期，一旦越过，便只能走下坡路，非主观愿望所能左右。至于那顶峰位于何处，任何人都预料不到。以为为时尚早之时，分水岭却倏然而至，惟听天由命而已。有的人12岁时便达到顶峰，之后碌碌无为；有的人则顶峰期一直持续到辞世；还有的人在顶峰期死去。不少诗人和作曲家，生如疾风骤至，却因过于登峰造极而享年不过30。毕加素不同，80岁过后仍画风雄健，挥笔不止，终于在画布前安详离世。这种情况就必须盖棺方能论定。

我将如何呢？

顶峰——这东西之于我根本不曾有过。回首望去，甚至觉得人生都无从提起。起伏自是有一点，匆匆爬上，草草跑下。如此而已，一无所成，一无所获，一无所有，既未爱过别人，又未被人爱过。道路平坦之至，场景单调之极。仿佛在电子游戏机屏幕上往来彷徨，犹如大力士那样不断张大嘴巴吃掉迷途中的虚线。途中漫无目的，惟死确凿无疑，迟早罢了。

你也许不可能幸福，羊男说，因此只有跳下去，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我停止思考，略微闭起眼睛。

睁开眼睛时，雪正从桌子对面盯着我。

“不要紧？”她说，“你好像很没精神。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笑着摇头：“不，你什么也没说。”

“想不快的事了？”

“或许。”

“经常性的？”

“有时。”

雪叹口气，在桌面上不停地摆弄着纸餐巾：“有时寂寞得很？就是说，半夜里或什么时候会突然想起不快的事？”

“当然。”

“为什么现在在这里想起？”

“怕是因为你太漂亮了。”我答道。

雪用同她父亲一样空漠的眼神看着我的脸，接着轻轻摇了摇头，再没说什么。

晚饭钱是雪付的。她说爸爸给了好多好多钞票，拿起账单便走到收款机前，从衣袋里掏出五六张万元现钞，用其中一张付了款，找回的零钱数也没数就塞进皮夹克的口袋。

“那个人，以为只要给我钱就行了。”她说，“傻气！所以今天由我招待好了。我们是对等的吧，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让你破费，我偶尔来一次也可以嘛！”

“谢谢招待。”我说，“为了将来起见，有句话要提醒你一下：你这种做法不大符合古典式男女约会的礼仪。”

“是吗？”

“男女约会时吃饭，饭后女孩子不能自己抓起账单就去付款。应该先让男方付，事后再还钱给他。这是常规，要不然会损伤男方的自尊心。我当然无所谓，因为从任何观点来看我都不是在乎常规的人。但世上还有相当多的男人忌讳这一点，毕竟世界还有常规可循。”

“滑稽！”她说，“我才不同那种男人约会呢！”

“啊，那怕也是一种见识。”说着，我开始把“雄狮”开出停车场。“男女之恋有时未见得合乎常规，未见得可以选择，所谓恋爱也正是这么一种东西。你到了可以让人买胸罩的年龄，想必可以懂得。”

“我是说我有的吧？”她猛然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害得我差点儿撞在涂得通红的大垃圾桶上。

“开玩笑，”我刹住车说，“大人们之间常开玩笑，也许那玩笑不怎么文雅，但你总要适应才行。”

“哦。”

“哦。”

“滑稽！”

“滑稽！”

我停止鹦鹉学舌，把车最后开出车场。

“不过可不能像刚才那样冷不防地打开车人哟，这回不跟你开玩笑。”我说，“那样会撞在什么上面，两人同归于尽。这是男女约会的第二条常规，要平安无事地活下去。”

雪“唔”了一声。

归途车中，雪几乎没有开口，浑身瘫软地靠着座席背，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有时看上去似已睡着。她睡与没睡无多大区别。已经不再听磁带。我小心放上约翰·科尔特伦的民谣，她也没有抱怨，甚至根本没注意是何声响。我一边小声随之哼唱，一边驱车疾驰。

从湘南夜回东京，路上相当单调。我全副神经集中于前车的尾灯，也没说什么。驶上高速公路后，雪欠身坐起，不断咀嚼口香糖。之后吸了烟，吸了三四口便扔到窗外。若再吸第二支，我打算说她两句，但她只吸了一支。善解人意，知道我在想什么，懂得适可而止。

到得赤坂她公寓门前，我停下车，招呼说，“到了，小公主！”

她把口香糖包装纸揉成一团，放在仪表盘上，懒洋洋地开门下车，扬长而去，再见也没说，车门也没关，头也没回。神出鬼没的年龄！或许仅仅是生理原因也未可知。不过这倒同五反田所演电影的情节不谋而合，一个正处于复杂年龄的多愁善感的少女。不，倘是五反田，肯定比我来得得心应手，而雪也多半对他一见倾心，否则也无以成其为电影。接下去……罢了罢了，怎么又想到五反田身上？我摇摇头，挪身到助手席，伸乎嘭地拉合车门，然后哼着福莱迪·赫巴德的《漠漠红土地》，赶回住处。

早上起来，去车站买报纸。时近9点，涩谷站前给通勤男女卷起无数漩涡。尽管已是春天，但面带笑容的人屈指可数，而且那也可能并非微笑，而仅是面部的痉挛。我在小卖部前买了两份报纸，坐在“丹琴”炸饼店里边吃油饼喝咖啡边看报，哪份报都没报道咪咪之死。通篇累牍讲什么迪斯尼乐园开园，什么越柬战争，什么东京都知事竞选，什么中学生不法行径等等。惟独一行也未提及赤坂一家宾馆里一个美丽少女被人勒死的惨案。如牧村拓所说，纯属司空见惯，根本不足以同什么迪斯尼乐园开园相提并论。此案有过也罢没有也罢，早已被人忘到脑后，当然也有人忘不掉，我是其中之一，还有杀人者。那两名刑警大概也不至于。

我想看场电影，打开电影栏目。《一厢情愿》已经过去。于是我想起五反田，起码应把咪咪的事通知他一声。万一不巧他也受到调查而道出我的名字来，我的处境便十分狼狈。一想到还要给警察敲骨吸髓，就不由大为头痛。

我用炸饼店里的公用电话，拨通五反田的住处。他当然不在，呼应的是记录电话。我说有要事相告，请其同我联系。之后我将报纸扔进垃圾筒，返回住处。边走边思索越南和柬埔寨干吗非动武不可，莫名其妙，这世界确乎变幻莫测。

这是用来调整的一天。

要处理的事堆积如山。谁都会有这样一天，有同现实中的现实短兵相接的一天。

我首先把几件衬衣拿去洗衣店，再把几件衬衣取回。接着去银行提取现金，付电话费和煤气费，把房租转账过去。并去鞋铺换了个新后跟，买了闹钟用的电池和6盒原音带。返回后边听FEN①边拾掇房间。把浴槽刷洗得干干净净，把电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拿出，将内壁彻底擦拭一遍，清点所藏食品。继而擦煤气灶，擦排气扇，擦地板，擦玻璃窗，归拢垃圾，更换床罩枕套，开吸尘器，如此干到两点钟。当我随着音响哼唱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擦拭百叶窗时，电话铃响了，五反田打来的。

①以美军为收听对象的远东广播网，Far East Network之略。

“能不能直接面谈？电话里有点不大合适。”我说。

“可以。不过是否很急？现在事情多得脱身不得，电影和电视片碰在一起了。两三天后我想可以轻松下来慢慢谈。”

“知道你忙，对不起。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他在电话另一头默不作声。一种岑寂而雄辩的沉默。过去我以为沉默无非是缄口不语。但五反田的沉默则不然，而同其所具备的其他所有素质一样洒脱豁达、机敏睿智。这样说或许离奇：倘若侧耳谛听，仿佛可以听到其大脑以最快速度运转的声响。“明白了。我想今晚可以相见。也许很晚，不影响你？”

“没关系。”

“大概一两点时打电话过去。那之前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抱歉。”

“可以，不要紧，等着就是。”

放下话筒，我把刚才的对话整个回想一遍。

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这岂不简直成了电影！一涉及到五反田身上，一切都变得和电影镜头无异。什么原因呢？我觉得现实似乎在一步步后退，而自己正在熟悉所要扮演的角色——想必是他那种鬼使神差般的特异功能所使然吧。我脑海中浮现出五反田戴着墨镜、竖起双排扣大衣从“奔驰”车上下来的情景。魅力十足，一如辐射层轮胎广告。我摇下头，把剩下的百叶窗擦完。别再想了，今天是面对现实的一天。

5点，我去原宿散步，在竹下大街寻找爱尔维斯纪念章，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吉斯也好爵尼梅丹也好AC/DC也好摩托头也好迈克尔·杰克逊也好王子也好——这些无所不有，惟独没有爱尔维斯。到第三家店，总算发现了“ELVIS，THE KING”，遂买了下来。我开玩笑地问店员有没有“SLY＆THE FAMILY STONE”纪念章。那位扎着小包袱皮一般蝴蝶结的十七八岁女店员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什么？没听说过。不是指NEW WAVE或PUNK什么的？”

“噢，介于二者之间吧。”

“最近新名堂层出不穷，真的，魔术似的。”她咋了下舌，“没办法跟上。”

“千真万确。”我同意道。

之后，我在“钓冈”饭店喝了杯啤酒，吃了碗炸虾面。如此一来二去，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到了黄昏时分。日出日落，晓暮晨昏。我作为一个平面大力士，无所事事，兀自大口大口地吞食虚线。我觉得事态毫无进展，觉得自己没有接近任何地方，倒是中途又生出了无数伏线，而同关键的喜喜却彻底线断缘绝。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岔路上长驱直进，只是在接触主要事件之前的小品演出上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然而主要事件又在何处上演呢？果真在上演不成？

前半夜无事可干，7点钟去涩谷一家电影院看了保罗·纽曼的《裁决》。电影不坏，但由于几次思想溜号，情节给我看得支离破碎。眼睛注视银幕的时间里，蓦地觉得上面出现了喜喜的裸背，于是在她身上一阵胡思乱想。喜喜，你寻求我什么呢？

电影放完，我昏头昏脑地起身走到外面。在街上走了一会，跨进一家我常去的酒吧，一边嚼坚果，一边喝伏特加，喝了两杯。12点过后，返回住处看书，等待五反田的电话。我不时地往电话机那边扫视一眼。因我觉得电话机似乎在盯着我不放。神经病！

我扔开书本，仰面躺在床上，开始想那只叫沙丁鱼的猫。想必它已完全成了骨头，想必土中寂无声息，骨头也寂无声息——刑警曾说过骨头洁白而漂亮，而且无言无语。是我把它埋在树林中的，装在西友商店的纸袋里埋的。

无言无语。

从沉思中醒来时，虚脱感如水一般无声无息地浸满整个房间。我拨开虚脱感，走进浴室，一边吹着《红标语》口哨，一边冲淋浴。冲罢去厨房站着喝了罐啤酒。然后用西班牙语从1数到10，出声地说道“完了”，并啪地拍了下手。于是虚脱感像被一阵风吹跑似的无影无踪。这是我的咒语。过单身生活的人往往无意中掌握很多种能力，否则便无法将生命延续下去。

舞 舞 舞

26

五反田的电话是12点半打来的。

“对不起，如果可以，用你的车到我这儿来好吗？”他说，“我这儿还记得？”

我说记得。

“闹腾得天翻地覆，实在抽不出整块儿时间。不过我想可以在车上谈，所以还是你的车合适。给司机听见怕不合适吧？”

“啊，那是的。”我说，“这就出门，20分钟后到。”

“好，一会儿见。”他放下电话。

我从附近停车场里开出“雄狮”，直奔他在麻布的公寓。只花了15分钟。一按大门口写有“五反田”字样的门铃，他马上下楼出来。

“这么晚真是抱歉。忙得不可开交，好一天折腾！”他说，“必须马上赶去横滨，明天一大早要拍电影。还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宾馆已经订妥。”

“那就送你到横滨好了。”我说，“路上也好说话，节省时间。”

“那可帮了大忙。”

五反田钻进“雄狮”，不无稀奇地环顾车内。

“心境坦然。”他说。

“息息相通。”我接道。

“言之有理。”

吃惊的是，五反田果真身穿双排扣风衣，穿得极为得体。墨镜没戴，戴的是透明光片的普通眼镜，同样恰到好处，一派知识分子味儿。我沿着深夜空旷的路面，向着京滨第三入口处驱车疾驰。

他拿起仪表板上的“沙滩男孩”的磁带，看了半天。

“让人怀念啊！”他说，“过去常听来着，初中时代。‘沙滩男孩’——怎么说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声音，一种亲呢甜蜜的声音。听起来总是让人想起明晃晃的阳光，想起清凉凉的大海，而且身旁躺着一个漂亮的女孩儿。那歌声使人觉得世界的确是真实的存在。那是神话的世界，是永恒的青春，是纯真的童话。在那里边人们永远年轻，万物永远闪光。”

“呃，”我点点头，“不错，一点不错。”

五反田俨然权衡重量似的把磁带放在手心。

“不过，那当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都要上年纪，世界也要变。之所以有神话，就是因为每个人迟早要死。什么永世长存，纯属子虚乌有。”

“不错。”

“说起来，从《愉快的摇颤》之后，几乎没再听‘沙滩男孩’，不知怎么就不想听了，而开始听更加强烈更加刺激的东西。奶油乐队、费伊、莱德·泽普林、吉米·亨德里克斯……总之进入了追求刺激的时代，欣赏‘沙滩男孩’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至今仍记忆犹新，例如《冲浪女郎》等等。童话，可是不坏。”

“不坏，”我说，“其实《愉快的摇颤》之后的‘沙滩男孩’也并不坏，有听的价值。比如《20/20》、《荒唐情人》、《荷兰》和《浪花飞溅》，都是不坏的唱片。我都喜欢，肖然没有初期那么光彩夺目，内容也七零八落，但可以从中感受到坚定的意志。而布莱恩·威尔逊则逐渐精神崩溃，最后几乎对乐队不再有什么贡献，但他仍竭尽全力地生存下去，从中不难感受得出殊死的决心。可毕竟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但并不坏，如你所说。”

“现在听一次试试。”他说。

“肯定不中意的。”

他将磁带塞进随车音响。《玩吧玩吧玩吧》荡漾开来，五反田随之小声吹起口哨。

“亲切得很。”他说，“喂，你能相信，这东西的流行居然是20年前的事！”

“简直像是昨天。”我说。

五反田一时用疑惑的神情望着我，笑吟吟地说道：“你开的玩笑，有的跳跃性还真够大的。”

“人们都不大理解，”我说，“我一开玩笑，十有八九都被当真。这世道也真是了得，连句玩笑都开不得。”

“不过比我所处的世界强似百倍。”他边笑边说，“我那个地方，把玩具狗的粪便放进饭盒里才被看成高级玩笑！”

“作为玩笑，把真正的粪放进去才算高级。”

“的确。”

往下，我们默默欣赏“沙滩”音乐。《加利福尼亚少女》、《409》、《追波逐浪》，全是往日的纯情歌曲。细雨飘零下来，雨刷开开停停。雨不大，温情脉脉的春雨。

“提起初中时代，你想起的是什么？”五反田问我。

“自身存在的猥琐与凄惶。”

“此外？”

我略一思索，“物理实验课上你点燃的煤气喷灯。”

“干吗又提那个？”他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点灯时的姿势，怎么说呢，极其潇洒。给你那么一点，仿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桩伟大的事业。”

“未免言过其实。”他笑道，“不过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要说……指的是卖弄吧？是的，好几个人都这样说过，以致我当时很伤心。其实我本人完全没有卖弄的意思，但归终还是那样做了，大概，不由自主地。从小大家就一直盯着我，关注我。对此我当然意识得到，言行举止难免带有一点演技，这也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句话，是在表演，所以当演员时我着实舒了口气：往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表演了。”他在膝盖上紧紧地合拢双手，注视良久，“但我人并不那么糟糕，真的，或者说原本就不是糟糕的人。我也还算坦率正直，也受过刺激伤过心。并非始终戴假面具生活。”

“当然，”我说，“而且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你点喷灯的姿势十分潇洒。恨不能再者一遍。”

他欣慰地笑笑，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擦的手势甚是优美。“好，再来一次就是。”他说，“可要把喷灯和火柴准备好哟！”

“晕过去时用的枕头也一同带去。”

“高见高见！”嗤嗤笑罢，他又戴上眼镜。然后想了想，调低音响的音量，说：“要是可以，谈一下你说的那件死人的事如何？时间也差不多了。”

“咪咪，”我盯着雨刷的另一侧说，“是她死了！给人杀死的，在赤坂一家宾馆里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犯人还没下落。”

五反田用茫然的眼神看着我，三四秒钟才反应过来。反应过来后，脸形当即扭歪了，如同大地震中的窗棂。我斜眼瞥了几次他表情的变化，看来很受震动。

“被杀是哪一天？”他问。

我告以具体日期。五反田沉默多时，似在清理心绪。“不像话！”他连连摇头，“太不像话！凭什么杀死她？那么好的女孩儿，而且……”他再次摇头不止。

“是个好女孩儿。”我说，“童话似的。”

他浑身瘫软，喟然长叹，疲劳不可遏止似的骤然布满他的脸——那疲劳本来压抑在体内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奇特的家伙，居然有这本事！疲劳终于外露的五反田看上去比平时多少有些憔悴。但即使是疲劳，在他身上也不失其魅力，一如人生的小配件。当然这样说是不够公允的，他的疲劳和伤感也并非演技。这点我看得出来，只不过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显得优雅得体而已。恰如传说中点物成金的国王。

“3个人时常一聊聊到天亮，”五反田静静地说，“我、咪咪和喜喜。真是一种享受，关系融洽得很。你说是童话，而童话是不可能轻易得到的。所以我很珍惜，可惜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之后我们都没做声。我注视前方路面，他盯着仪表板。我不时地开几下雨刷。“沙滩男孩”低声唱着过去的老歌：太阳、冲浪和赛车。

“你是怎么知道她死的？”五反田问。

“给警察叫去了，”我解释道，“她有我一张名片，就是上次给的那张，告诉她有喜喜的消息就通知我一声，咪咪把它放在钱夹的最里头。她为什么带它到处走呢？总之她是带在身上来着。不巧的是这名片成了确认她身份的惟一遗物。所以才把我叫去。拿出尸体照片，问我认不认识。蛮厉害的两个刑警。我说不认识，说了谎。”

“为什么？”

“为什么？难道我应该说经你介绍两人买了女人不成？那样说将落下什么后果，你以为？喂，怎么搞的，你的想像力哪里去了？”

“是我不好，”他乖乖道谢，“脑袋有点混乱，问的是废话，后果可想而知。糊涂虫！后来怎么样？”

“警察根本不相信。老手嘛，哪个说谎一闻就知道。折腾了3整天，在不违法不触及皮肉的限度内，折腾得昏天黑地。真有点吃不消。年龄不小了，今非昔比。又没睡觉的地方，在拘留所过的夜。倒是没有上锁，没上锁拘留所也是拘留所。弄得心灰意懒，垂头丧气。”

“可想而知。我也进去过两个星期。一声没吭，人家叫我一声别吭。很可怕的。两个星期一次太阳也没见到，以为再也出不来了，心情糟得很。那帮家伙还会打人，像用啤酒瓶子打肉饼似的。他们知道用怎么样的手段使你就范。”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指尖，“3天折腾下来你什么也没说？”

“那还用问！总不至于中途来上一句‘其实是这样’吧？那一来可就真的别想回去了。那种场所，一旦说出口就只能一咬到底，横竖都要一口咬定。”

五反田脸又有点扭歪：“对不起，都怪我把她介绍给你，让你倒了霉，落得个不清不浑。”

“用不着道歉。”我说，“当时是当时，当时我也很快活，此一时彼一时。她死又不是你的责任。”

“那倒是。不过你是为我才在警察面前说谎的，为了不连累我而一个人忍气吞声。这是我造成的，是我搭桥牵线的。”

等信号时间里，我看着他的眼睛向他说了对我至关重要的部分：“喂，那件事就过去了，别放在心上，不必道歉，不必感谢。你有你的处境，这个我理解。问题是无法查明她的身份。她也有亲人，也希望能把犯人逮住。我真恨不得一吐为快，但是不能。这很使人痛苦，咪咪连名字都没有地孤零零死去——她能不寂寞么？”

五反田紧紧闭起眼睛，陷入沉思，几乎像是睡了过去。“沙滩男孩”的磁带已经转完，我按键取出。周围一片寂然。只听得车轮碾压路面积水那均匀的沙沙声。夜半更深。

“我给警察打个电话。”五反田睁开眼睛低声道，“打匿名电话，说出她所属俱乐部的名称。这样既可查明她的身份，又对破案有帮助。”

“妙计！”我说，“你真聪明，的确有此一手。这么着，警察就会调查俱乐部，搞清被杀几天之前给你指名叫去过家里。当然你免不了被警察传去。这样一来，我挨3天折腾而始终守口如瓶又意义何在呢？”

他点点头：“说得对。唔，我这是怎么槁的，头脑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我说，“这种时候只消静等就行，一切都会过去，无非时间问题。无非一个女子在宾馆里被人勒死。这是常有之事，现在人们就已忘记。情理上你也不必感到有什么责任，悄悄缩起脖子即可。什么也不必做。眼下你要是轻举妄动，反而弄巧成拙。”

也许我的声音过于冷漠，措词过于尖刻。其实我也有感情，我也……

“请原谅。”我说，“我不是埋怨你。我也很不好受，对那孩子爱莫能助。如此而已。不是说是你的责任。”

“不，是我的责任。”

沉默愈发滞重，于是我放进一盘新磁带，是E金唱的《西班牙女眷》。我们再未出声，直至进入横滨市区。然而由于沉默的关系，我得以对五反田怀有一种过去所没有的亲密感情。我很想把手放在他背上，安慰说“算啦，反正过去了”。但我没有说。毕竟一个人死了，一个人被冷冷地埋葬了。那是非我一已之力所能挽回的。

“谁杀的呢？”过了很久他开口道。

“这——”我说，“干那种买卖什么人都碰得到，什么事都能发生，不完全是童话。”

“可那家俱乐部只以身份可靠的人为对象啊！况且又有组织从中牵线，对方是推一查马上就晓得。”

“那次大概没有通过俱乐部吧，我是这样觉得的。或是工作以外的私人客人，或是不通过俱乐部知道的临时性接客，非此即彼，肯定。无论哪一种，都怪她选错了对象。”

“可怜！”

“那孩子过于相信童话了。”我说，“她所相信的是幻觉世界。但那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要想使之持久必须有相应的运作程序。但人们不可能全都遵守那种程序。一旦看错对象就非同小可。”

“也真是费解，”五反田说，“那么漂亮聪明的女孩儿为什么当妓女呢？不可思议。那样的女孩儿原本应该活得多彩多姿。正经工作也好，有钱的男人也好，都应该找得到。何苦非当妓女不可呢？那确实赚钱，但她对钱并没多大兴趣。或许像你说的那样，是在追求童话不成？”

“有可能。”我说，“你也好我也好任何人也好，每人都在追求，只是追求方式不同。所以才不时发生摩擦和误解，甚至死人。”

我把车开到新丽宾馆前停住。

“喂，今晚你也住下如何？”他问我，“房间我想还有。要酒，让送到房间来，两人喝一会儿。反正看这情形也睡不着。”

我摇摇头：“酒下次再喝，我也有点累了。还是想马上回去，不思不想地睡上一觉。”

“明白了。”他说，“送我这么远，实在谢谢！今天我一路说的好像全是没头没脑的话。”

“你也够累的了。”我说，“死去的人不必急于考虑。不要紧，反正一直死着。等有精神时再慢慢考虑也不迟。我说的你明白？反正已经死了，完全地、彻底地死了。已经被解剖、被冷冻起来。你感到内疚也罢，什么都不能使她起死回生。”

五反田点头道：“你的话我完全明白。”

“晚安。”我说。

“添麻烦了，谢谢。”

“只要下次点一回喷灯就行了。”

他微笑着刚要下车，突然像改变主意似的看着我的脸：

“说来奇怪，除你以外我还真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尽管相隔20年才见面，算今天才不过见两次，不可思议！”

说罢，下车走了。他竖起双排扣凤衣领，在濛濛春雨中跨进新丽饭店的大门，犹如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镜头。美好友情的开始……

其实我对他也怀有同样的感觉，很能理解他的话。我也觉得自己惟独他才可称之为朋友，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看起来所以像《卡萨布兰卡》，并非他单方所使然。

我听着施莱和斯通兄弟，随曲拍打着方向盘返回东京。撩人情怀的《普通人》：

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你我彼此彼此难解难分。

虽然干的活计不一样，

但同样平平庸庸默默无闻。

哎——呀呀，我们都是普通人。

雨依然不紧不慢地悄然下个不停。温柔多情的雨丝，催促万物在黑夜里探出嫩芽。“完全地、彻底地死了。”——我对自己说道。继而心想，刚才或许应当在宾馆里同五反田喝酒才是。我同他之间有4个共同点：物理实验课同班，都已离婚独身，都同喜喜睡过，又都同咪咪睡过。咪咪已经死了，完全地、彻底地。值得同他一起喝酒。陪陪他本不碍事。反正有时间，明天也没定下要干什么。是什么使我没有那样做呢？我终于得出结论：恐怕是我不愿意同那电影场面混为一谈。从另一角度想来，五反田又是个令人同情的人。他太富于魅力了，而这又不是他的责任，或许。

返回涩谷住所，我透过百叶窗望着高速公路，喝了一杯威士忌。快4点时觉得困了，上床躺下。

舞 舞 舞

27

一周过去了。这是春光以坚定的步履向前推进的一周。春光义无反顾，现在同3月全然不同。樱花开了，夜雨将其打落。竞选结束了，学校里新学期开始了，东京迪斯尼乐园开园了，比昂·波尔古引退了。广播歌曲中高居榜首的一直是迈克尔·杰克逊，死者永远是死者。

对于我，则是昏头昏脑的一周。日复一日，无所事事。去了两次游泳池，一次理发店。时而买张报纸，终未发现有关咪咪的报道，想必仍未搞清身份。报纸每次都在涩谷站小卖部买，拿去“丹琴”炸饼店翻看，看完即扔进垃圾箱，没什么了不起的内容。

周二和周四同雪见了两次面，聊天，吃饭。这周过后的周一，我们听着音乐驾车远游。同她相见很有意思，我们有个共通点：空闲。她母亲仍未回国。她说不同我见面的时候，除了周日内天几乎从不外出，担心闲逛之间被人领去教养。

“嗯，下次去迪斯尼乐园怎么样？”我试着问。

“那种地方半点儿都不想去。”她皱起眉头，“讨厌的地方！”

“那地方又温情又热闹又适合小孩子口味又富有商业气息又有米老鼠，你还讨厌？”

“讨厌。”她斩钉截铁。

“总闷在家里对身体不好的。”

“对了，不如去夏威夷？”

“夏威夷？”我吃了一惊。

“妈妈来电话，想让我去夏威夷。她现在夏威夷，在夏威夷摄影。大概把我扔开久了，突然担心起来，才打来电话。反正她短时间回不来，我又不上学，嗯，去一趟夏威夷也不坏。她还说如果你能去，那份开支由她出。还用说，我一个人不是去不了吗？一周时间，就去散散心好了，保准好玩。”

我笑道：“夏威夷跟迪斯尼乐园有什么区别？”

“夏威夷没有教养员呀，至少。”

“嗯，想法不错。”我承认。

“那，一块儿去？”

我想了一会儿。越想越觉得去夏威夷未尝不可。或者说希望远离东京而置身于截然不同的环境。我在东京城已走投无路，半条妙计也浮不上心头。旧线已断，新线又无出现的征候。自己似乎在阴差阳错的场所做着阴差阳错的事情，无论干什么都别别扭扭，永无休止地吞食错误的食物，永无休止地购买错误的商品，心境一片灰暗。况且死人已经完全地、彻底地死了。一句话，我有些疲劳，被刑警折腾3天的疲劳尚未全部消除。

过去曾在夏威夷逗留过一天。当时是去洛杉矶出差，途中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滞留夏威夷，在火奴鲁鲁①住了一个晚上。我在航空公司安排的宾馆的小卖部里买了太阳镜和游泳衣，在海边躺了一天。痛快淋漓的一天。夏威夷，不坏！

①火奴鲁鲁：即通常说的檀香山。

在那里轻松一个星期，尽情游泳，喝“克罗娜”，疲劳顿消，心境怡然，皮肤晒黑，换个角度重新观察思考事物，从而茅塞顿开——嗯，不坏！

“不坏。”我说。

“那，一言为定，这就去买票。”

买票之前，我向雪问了电话号码，给牧村拓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那位书童忠仆，我告以姓名，他热情地把主人唤上来。

我向牧村说明事由，问可不可以将雪带去夏威夷。他说求之不得。

“你最好去外国放松放松。”他说，“扫雪劳动者也要有休假才行，也可免受警察捉弄之苦。那种事还不算完结吧？那些家伙还会找到头上的，肯定。”

“有可能的。”

“钱的问题你不必考虑，尽管随便就是。”他说。和此君交谈，最后总是转到钱字上面，现实得很。

“尽管随便使不得的，顶多一个星期。”我说，“我手上也有不少活计要做。”

“怎么都成，只要你喜欢。”牧村说道，“那么几时动身？噢，宜快不宜迟，旅行这东西就是这样，心血来潮马上动身。这是诀窍。行李之类用不着多少，又不是去西怕利亚。不够在那边买，那边无所不卖。嗯，明后天的票能够弄到，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但我的票钱我自己出，所以……”

“别啰嗦个没完！我是干这行的，买机票便宜得不得了，好座位手到擒来。只管交给我好了！人各有各的本事。废话少说，别又来什么思维体系。宾馆也由我来订，两个房间的，你一套雪一套。如何？带厨房的好吧？”

“嗯，能自己做对我倒合适……”

“好去处我知道，海滨，幽静、漂亮，以前往过。暂且先安排两个星期，一切随你的便。”

“可是……”

“其他的概不用想，一切我代办。放心，她母亲那边由我联系。你只要去火奴鲁鲁，带雪去海边打滚吃喝就行。反正她母亲忙得团团转，一工作起来女儿也罢什么也罢，统统置之度外。所以你什么都不用顾忌，舒展身心，尽兴玩耍，别无他虑。啊，对了，护照可有？”

“有的，可是……”

“明后天，记住！只带游泳衣、太阳镜和护照就算完事，其他的随用随买，省事得很。又不是去西伯利亚，西怕利亚是不得了，那地方非同儿戏。阿富汗也够意思。至于夏威夷，和迪斯尼乐园一个样，转眼就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有，你可会英语？”

“一般会话之类……”

“足矣！”他说，“毫无问题，满分，十全十美。明天叫中村把票拿过去，还有上次从札幌回来的机票钱。去之前打电话。”

“中村？”

“书童，上次见到了吧，那个住在我这里的小伙子。”

书童忠仆。

“有什么要问的？”牧村问。我觉得像有很多东西要问，但一个也想不起来，便答说没什么了。

“好，”他说，“是个明白人，对我的脾气。啊，对了，我还有个礼物要送你，务必接收。至于是什么，去到那边就可知道——解开绸带后的乐趣。夏威夷，好地方，游乐场，寻欢作乐，不用扫雪，空气清新，尽兴而归。改日见！”

电话挂断。

社交型作家。

我折回餐桌，告诉雪大概明后天动身。“好哇。”她说。

“一个人准备得了？行李、提包、游泳衣什么的。”

“不就是夏威夷吗？”她满脸惊讶地说，“和去大矶有什么两样，又不是去加德满都。”

“那倒是。”我说。

话是这么说，但我在临行前还是有几件事要办。第二天，我去银行取款，办了旅行支票。存款还剩不少，由于上个月的稿费转来，反而有所增加。然后去书店买了几本书，从洗衣店把衬衣拿回，又整理好电冰箱里的食品。3点钟忠仆打来电话，说他现在九之内，马上送机票过来可不可以。我们约好在一家商店里的咖啡屋见面。见面时，他递过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有从札幌至东京的雪的机票钱，有日航班机的两张头等舱机票，有两打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此外还有一张火奴鲁鲁一家宾馆的交通图。“到那里只要报出您的名字就可以的。”忠仆转告牧村的话，“预订了两周，期限可以缩短或延长。另外，支票请签上大名，随便用好了。不必客气，反正从经费里报销。”

“什么都从经费里报销？”我不禁愕然。

“全部恐怕不大可能，不过能开收据的请尽量开收据。事后由我办理，对我很有帮助。”忠仆笑着说。那笑容决不令人生厌。

我答应下来。

“旅行愉快！”

“谢谢。”

“好在是夏威夷，”忠仆笑眯眯地说，“又不是津巴布韦。”

说法各所不一。

傍晚，我把电冰箱里的东西打扫出来，做了晚饭。正好够做一份青菜色拉、煎蛋和大酱汤。想到明天就要去夏威夷，颇有些不可思议。对我来说，和去津巴布韦没什么不同，大概是因为没去过津巴布韦的缘故吧。

我从抽屉里拉出一个不很大的塑料旅行包，往里塞进牙具袋、书和备用内衣、袜子，装进两件半袖衫、马球衫、短裤和瑞士军用小刀，把双色方格夏令西服的上装小心叠放在最上边。最后把拉链拉好，检查一遍护照、旅行支票、驾驶证、机票和信用卡。此外还有没有应带的呢？一样也想不起来。

去夏威夷再简单不过，的确和去大矶相差无几。去北海道行李倒多得多。

我把装好的旅行包放在地板上，开始准备随身穿的衣服：蓝色牛仔裤、半袖衫、带风帽的外衣、防寒运动服。一一叠放好后，再无事可干，一时闲得发慌。无奈，只好洗澡、喝啤酒、看电视。没什么激动人心的新闻。播音员预言明天起可能变天。这很好，我想，反正明天起在火奴鲁鲁。我失掉电视，歪在床上喝啤酒，转念又想起咪咪，完全地、彻底地死了的咪咪。她现在置身于冰冷冰冷的场所，身份不明，无人认领，斯特伦兹也好鲍勃·迪伦也好，她都再也听不见了。而我明天即将去夏威夷，且用别人的经费——世界难道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我摇摇头，将咪咪的形象从脑中驱逐掉。另找时间想好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个问题过于深刻，过于沉重，过于炽热。

我想到札幌海豚宾馆那个女孩儿，那个总服务台里戴眼镜的女孩儿，那个不知姓名的女孩儿。最近有好几天很想很想同她说话，甚至梦见她。这怎样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打电话过去呢？难道只说想同服务台那个戴眼镜的女孩儿讲话就可以吗？不成。那不可能如愿以偿，甚至理都没人理。宾馆是个一丝不苟的严肃场所。

我思索了半天。应该有条锦囊妙计。意志产生办法。10分钟后，我终于心生一计。能否顺利暂且不论，尝试的价值总是有的。

我给雪打电话，商量一下明天的日程，告诉她早上9点半乘出租车前去接她。然后换上不经意的口气，问她知不知道那人的名字——对了，就是服务台那个把你托付给我的人，戴眼镜的人。

“唔，应该知道，名字好像非常奇特，所以记在日记里了。现在想不起来，看日记才能知道。”她说。

“马上看看好吗？”

“正看电视呢，过一会不好？”

“对不起，急用，急得很。”

她嘟囔两句，但还是翻看了日记，说是叫“由美吉”。

“由美吉？”我问，“写什么字？”

“不知道。所以我不是说非常奇特么，不知写什么字。大概是北海道人吧，名字上没那种感觉？”

“不，北海道没有这样的名字。”

“反正就那么叫，就叫由美吉。”雪说，“喂，好了吗？看电视喽！”

“看什么呢？”

她答也没答，咔的一声放下电话。

我拿起东京的电话簿，从头到尾查阅有没有姓由美古的。难以置信的是，这东京都居然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照相的，开了个“由美吉照相馆”。世上的姓氏真是花样繁多。

接着，我给海豚宾馆打去电话，问由美吉小姐在不在。本来没抱多大希望，不料对方马上把她唤了上来。“是我，”我说。她还记得我，看来我还不无可取之处。

“现在正忙着，”她低低地、冷冷地、干脆地说道，“过会儿回电话。”

“好的，过会儿。”

等待由美吉电话的时间里，给五反田打了个电话，对录音电话说我马上去夏威夷几天。

五反田大约在家，很快打电话过来。

“好事嘛，真叫人羡慕。”他说，“换换空气，再美不过。能去我都想去。”

“你还不能去？”

“噢，没那么简单。事务所里有债款。又是结婚又是离婚，折折腾腾地欠了不少债。跟你说过我身无分文吧？为了还这笔债我正拼死拼活地干，不愿演的广告也得演。说来荒唐：经费可以大肆挥霍，而借款却偿还不上。这世道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可捉摸，连自己是穷鬼还是富翁都搞不清。东西琳琅满目，想要的却没有；尽可挥金如土，想用钱的地方却没得用；漂亮女郎招之即来，而喜欢的女子却睡不到一起，莫名其妙的人生！”

“借款数目多少？”

“相当之多。”他说，“我只知道相当之多，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连我这个当事人都摸不着头脑。不是我自吹，大凡事情我都能干得在一般人之上，惟独这算账一窍不通。一看见账簿上的数字，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就要背过脸去。我家是传统式家庭，从小受的就是传统式教育。什么君子不言利，什么不要关注数字，只管拼命劳动安分守己；什么不要拘泥细节，而应从大节着眼，光明正大等等。这不失为一种想法，至少当时还行得通。但在安分守己的观念早已消失的今天，便没有任何意义，事情也就难办起来。大节没有了，只剩下厌恶数字这一细节，糟糕到了极点！这个那个的，我根本理不出头绪。事务所的税务顾问给我解释得倒很详细，但我听不进去，也实在理解不了。一会儿钱去那里来这里，一会儿名目上的债款，一会儿名目上的贷款，一会儿经费如何如何，简直一团乱麻。我就让他说得简单一点，他说那样谁都做不来。我说那就只告诉结果算了。告诉就告诉，他说，这倒简单：债款还为数不少，减了一些，还剩这么多这么多，所以得干！不过经费尽可大把大把地用，就是这样。无聊！和蚁狮差不多。我说，干活倒可以，我并不厌恶。伤脑筋的是捉摸不透其中的机关，有时都感到有些可怕。噢——又说过头了，对不起。一和你聊起来就聊过头。”

“那有什么，没关系。”我说。

“毕竟和你无关，下次见面再慢慢聊吧。”五反田说，“一路平安！你不在我会寂寞的。一直想找时间和你喝一次。”

“夏威夷，”我笑道，“又不是去象牙海岸，一个星期就回来。”

“啊，那倒是。回来能打电话给我？”

“好的。”

“你在火奴鲁鲁海水浴场躺着歪着的时候，我可正在模仿牙医还债哟。”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生，”我说，“人有各种各样的活法。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①”

①与前句意思大致相同。

“施莱和斯通兄弟！”五反田啪地打了个响指。和同时代的人交谈，的确可以省去某种成分。

由美吉快10点时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下班，是从住所打来的。我蓦然想起她那雪花纷飞中的公寓。明快简练的外观，明快简练的楼梯，明快简练的门扇，还有她那神经质的微笑。所有这一切，是那样地令人不胜依依。我闭起眼睛，想像夜色中静静飘舞的雪花，心头涌起一缕缱绻的柔情。

“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她首先发问。

我说是雪告诉的。“没有舞弊，没有贿赂，没有窃听，没有逼供，我彬彬有礼地向那孩子请教，于是得以指点迷津。”

她疑惑似的沉默一会。“那孩子怎么样？安全送到了？”

“太平无事。”我说，“稳稳当当护送到家，现在还不时相见。精神得很，只是有点与众不同。”

“和你一个样。”由美吉无甚情感地说，像是在说一件世人无不昭昭的确切事实，例如猴子喜欢香蕉，撒哈拉沙漠很少下雨等等。

“喂，为什么一直对我隐瞒名字？”我问。

“那不是的。我说过下次来时告诉你的吧？谈不上隐瞒。”她说，“不是隐瞒，是嫌告诉起来啰嗦。又是问写什么字，又是问这名字常不常见，又是问老家哪里，每人都要这么问一番，啰啰嗦嗦，我也就懒得再告诉别人名字了。比你想的要心烦得多，这事。一个劲儿地重复同一种答话嘛！”

“不过这名字不错。刚才查了一下，这东京都内也有两个姓由美吉的。知道？”

“知道。”她说，“我不说以前在东京住过的么，早都查看过了。姓氏姓得奇特，到一个地方往往首先查电话簿，都成了习惯，到一处查一处——由美吉、由美吉地。京都也有一个。呃，找我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我实话实说，“明天要去旅游，离开几天，走之前想听听你的声音，别的事没有。有时候非常想听你的声音。”

她又沉默起来。电话有点混线，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她的语声，仿佛从长长走廊的另一端发出的。声音又微弱又干涩，带有奇特的回响，内容听不真切，但似很痛苦这点则听得出来——痛苦，时断时续。

“哎，上次我说过有一回下电梯时眼前突然漆黑的事吧，向你？”

“嗯，听来着。”我说。

“又碰上一回。”

我默然，她也默然。她又开始在极遥远的地方絮絮不止。同她交谈的对方不时随声附和，声音十分含糊，估计是“啊”“嗯”之类。总之是只言片语，不清不楚。女子像慢慢往上爬梯子似的痛苦地倾诉不已。我陡然觉得像是死者在讲话，死者从长长走廊的尽头处讲话，讲死是何等的痛苦。

“喂，听着没有？”由美吉问。

“听着呢，”我说，“说吧，是怎么回事？”

“不过你真的相信当时我说的话？不是仅仅随口应和？”

“相信的。”我说，“还没有对你说，后来我也去过同样的场所，同样乘电梯，同样漆黑一片，经历了和你完全同样的体验。所以你说的我全部相信。”

“去了？”

“这个另找机会说，现在还归纳不好，因好多事情都没着落。下次见面时从头到尾有条有理地给你好好讲一遍，即使为了这点也必须见你一面。现在先放在一边，还是让我听听你的，你的至关重要。”

沉默良久。混线时的对话再也听不到了，有的只是电话式的沉默。

“好几天前，”由美吉开口了，“大概10天前吧，我乘电梯准备去地下停车场。晚上8点前后，不料又撞进了那个地方，同上次一样。迈出电梯，意识到时已经在那里了。这回一不是半夜，二不是十六楼，但其他的一模一样。黑洞洞、潮乎乎，一股霉气味。那气味那黑暗那潮湿，和上次完全一样。这回我哪里也没去，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电梯返回，好像等了好长时间。电梯终于回来，乘上赶紧离开。就这么多。”

“这事跟谁也没讲过？”我问。

“没有。”她说，“第二次了，是吧？这次我想最好再不跟任何人讲。”

“这样好，最好对谁也别讲。”

“喂，到底如何是好呢？近来一上电梯就害怕，怕开门时又是一团黑，怕得不行。毕竟这么大的宾馆，一天里总不能不乘几次电梯。你说怎么办好？这件事上我找不到其他人商量，除了你。”

“跟你说，由美吉，”我说，“为什么不早些打电话来呢？那样我早就对你解释清楚了。”

“打过好几次，”她悄声自语似的说，“可你总是不在。”

“不是有录音电话吗？”

“那个，我很不喜欢，紧张得很。”

“明白了。那好，现在简单说几句：那片黑暗不是邪恶之物，对你不怀恶意，不必害怕。那里是有什么居住——你听见过脚步声吧——但决不会伤害你，那不是攻击性的存在。所以以后再遇上黑暗，你只管闭起眼睛，站在那里静等电梯返回即可。明白？”

由美吉默默咀嚼着我的话：“坦率说点感想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对你还不大清楚。”由美吉十分沉静地说，“时常想起你，但对你这个人的实体还把握不住。”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我虽然已经34岁，但遗憾的是不明朗的部分过多，保留事项过多，同年龄很不相称。眼下我正一点点解决，我也在尽我的努力。因此再过些时间，我就可以将各种事情向你准确地解释清楚，而且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进一步互相加深理解。”

“但愿如此。”她犹如局外人一般地说。这使我蓦地觉得很像电视里的新闻播音员：“但愿如此。好了，下一条新闻……”那么，下一条新闻……

我说明天去夏威夷。

她无动于衷地“呃”了声。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相互道声再见，放下电话。我喝了杯威士忌，熄灯睡觉。

舞 舞 舞

28

那么，下一条新闻。我躺在泰勒西堡的海滨，一边望着广羡的蓝天、椰子树叶和海鸥一边如此失声说道。雪就在我身边。我在草席上仰面而卧，雪则俯身闭起眼睛。她身旁放着一台超大型三洋盒式收录机，里面流出艾利克·科莱普顿的新曲。雪身穿橄榄绿比基尼游泳衣，身上涂满椰子油，一直涂到脚指甲，浑身圆润光滑，宛似一条身段苗条的小海豚。年轻的萨摩亚人怀抱冲浪板从前面穿过，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救生员在瞪望台上动来动去，铁链的吊环随之发出冷冷的幽光。街上到处弥漫着鲜花味儿果味儿和防晒油味儿。

那么，下一条新闻。各种事件相继发生，各色人等陆续登场，场面不断变换。不久前我还漫无目的地漫步在雪花纷飞的札幌街头，而现在则躺在火奴鲁鲁海滨仰望长空。这便是所谓趋势。顺点划线，结果便成了这副样子；按拍起舞，便到了脚下这个地步。我跳得很精彩吗？我在头脑里对迄今事态的发展逐个观察，一一确认自己所相应采取的行动。还算可以，我想。也许不那么好，但并不坏。倘若再次处于同样的境遇，我多半仍将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也就是所谓思维体系。脚已经在动，已经踩上了舞点。

现在我在火奴鲁鲁，是休假时间。

休假时间——我不由信口说出。本以为声音微乎其微，但大约还是给雪听见了。她咕噜一声朝我转过身，摘下太阳镜，迷惑不解地眯细眼睛盯着我，声音嘶哑地问道：“喂，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大事，零零碎碎。”

“大事小事无所谓，问题是别在旁边嘟嘟囔囔的。要嘟囔回房间一个人嘟囔好了。”

“抱歉，再不嘟囔。”

雪转而换上平和的目光，“傻气，你这人！?

“呃”

“活像孤苦伶仃的老人。”说罢，又咕噜一声背过身去。

从机场钻进出租汽车，一路往火奴鲁鲁宾馆赶去。到得房间，我放下行李，换上短裤和半袖衫。往下干的头一件事，是到附近的商店街买一台大型盒式收录机。是雪要的。

“尽量买个大家伙，声音大大的。”

我用牧村拓给的支票，买了一台算是够大的三洋牌，又买了足够的电池和几盒音乐磁带。我问她还要什么，要不要衣服和游泳衣什么的，她说什么也不稀罕。每次去海滨，她必定带上这收录机，这当然成了我的任务。我像《人猿泰山》电影里那剽悍的土著居民一样把它扛在肩上（“亲爱的，我不想再往前了，前边有魔鬼。”）尾随其后。音乐节目主持人永无间歇地播放着流行音乐，我因而得以熟悉了今春流行的乐曲。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喉犹如清洁的瘟疫一般蔓延了整个世界。而略显平庸的霍尔和奥兹则为别开生面而奋勇出击。此外如想像力贫瘠的迪伦，尽管具有某种闪光天赋却缺乏（在我看来）将其大众化能力的约翰·杰克逊，无论如何都前途无望的普里特达兹，时常唤起中立式苦笑的特兰普和柯兹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流行歌手和歌曲。

确如牧村所说，房间相当不错。诚然，家具、内部装修以及墙上的画与情趣相差甚远，但给人的感受却意外地舒服（夏威夷群岛上，又有何处能觅得情趣呢？），而且离海边很近，往来方便。房间开在第十层，安静，且视野开阔。站在阳台上，可以一边眺望大海一边接受日光浴。厨房宽敞整洁，功能齐全。从微波炉到洗碗机，应有尽有。隔壁是雪的房间，比我的房间小些，带有一间小型厨房。电梯里或服务台前所见之人，个个衣着得体，气度不俗。

买完收录机，我独自走到附近的自选商场，买了好多啤酒、加利福尼亚葡萄酒、水果和果汁饮料。又买了可够简单做一次三明治的食品。而后同雪一起来到海滩，并排躺下，看海，看天，直到黄昏。这时间里我们几乎没有开口，只是把身体翻上翻下，任凭时间悄然流失。太阳异常慷慨地把光线洒向地面，射进沙滩。亲昵柔和而夹有水气的海风，不时忽然想起似的摇曳着椰树的叶片。有好几次我晕晕乎乎地打起瞌睡，而被脚前通过的男女的话语声或风声猛然惊醒。每当这时我便思忖自己现在位于何处，往往花一些时间才能说服自己，使自己确信身临夏威夷这一事实。汗水和防晒油交相混合，从脸颊经耳根啪嗒啪嗒落在地面。各种各样的声响宛如波浪时涌时退。有时可以从中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音律，似乎心脏也是地球这一巨大运营机构中的一分子。

我拧松脑袋的螺丝，全身舒展开来——现在是休假时间。

雪的脸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走下飞机接触到夏威夷特有的甘甜温润空气那一瞬间发生的。她迈下扶梯，十分怕刺眼似的闭起双目，深深吸了口气，而后睁开眼睛望着我。此时此刻，那犹如薄膜般一直蒙在她脸上的紧张遽然消失，惊惧和焦躁也不翼而飞。她时而用手摸摸头发，时而把口香糖揉成一团扔开，时而无端地耸下肩膀——就连这些日常性的小小动作也显得生机勃勃，流畅自然。于是我反过来感到这孩子此前过的是一种何等反常的生活。不仅反常，而且显然是谬误。

她把头发在头顶盘紧，戴着太阳镜，身穿小号比基尼。如此躺在那里，很难看出她的年龄。体型本身固然还是孩子，但她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而带有某种自我完善韵味的新的举止作派，使得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四肢苗条，但并不显得楚楚可怜，反倒透露出强劲的力度，使人觉得假如她两手两脚猛地伸直，四周空间都会因此骤然四下绷紧拉长。我想，她现在正在通过成长过程中最富有活力的阶段，正在急速地发育成大人。

我们相互往背上抹油。雪先给我抹，说我的背大得很。让人说自己背大这还是第一次，轮到我抹时，雪痒得扭来动去。由于头发撩起，那雪自的小耳朵和脖颈显露无余，惹得我现出微笑。从远处看去，连我都有时惊讶地觉得躺在海滩上的雪俨然是个成年人。惟独这脖颈安错位置似的同年龄成正比，分明带有孩子的稚嫩。毕竟还是孩子，我想。说来奇怪，女性的脖颈竟如年轮一般秩序井然地记载着年龄。何以如此我不得而知，其间差别我也无法解释准确。反正少女有少女的脖颈，成熟女子有成熟女子的脖颈。

“一开始要慢慢地晒。”雪以老练的神情开导我，“先在阴凉处晒，然后去向阳处稍晒一会儿，再回到阴凉处来。要不然会一下子晒伤的，发肿起泡，甚至留下疤痕，可就成了丑八怪了。”

“阴凉、向阳、阴凉……”她一边往我背上抹油一边口中重复不已。

这么着，夏威夷第一天的下午，我们基本都在椰树阴下躺着听调频音乐。我时而跳到海里游几圈，在海滨柜台式酒吧里喝一气冰凉冰凉的“克罗娜”。她不游，说要先放松再说。她喝一口菠萝汁汽水，慢慢咬一口夹有大量芥末和泡菜的热狗面包。不久，巨大的夕阳冉冉西沉，把水平线染成番前汁一样的红色。继而，夕晖从船的桅杆上隐去，桅灯发出光亮——直到这时我们还躺在那里，她甚至连最后一束光照也不肯放过。

“回去吧，”我说，“天黑了，肚子也瘪了，散会儿步就去吃汉堡牛肉饼吧。要吃地地道道的牛肉饼，里面的肉要咔咔爽口，番茄酱要鲜得彻头彻尾，洋葱要香得不折不扣，焦得恰到好处。”

她点头起身，但未站起，一动不动地蹲着，仿佛品味一天中的最后片刻。我卷起草席，扛起收录机。

“好了，还有明天，不要想什么了。明天完了还有后天。”我说。

她扬起脸，嫣然一笑。我伸出手，她拉住站立起来。

舞 舞 舞

29

翌日早上，雪说去见母亲。她只知道母亲住所的电话，我使用电话简单寒暄几句，打听了去那里的路线。原来她母亲在马加哈附近借了一座小型别墅，从火奴鲁鲁乘车需花30分钟。我说大约1点钟登门拜访。然后去近处一家出租公司借了一辆三菱的“矛骑兵。”这是一次快活无比的兜风。我们把车内音响开到很大音量，窗口全部打开，沿着海滨高速公路以120公里的时速风驰电掣。到处都充溢着阳光海风花香。

我突然想起，问她母亲是否一个人生活。

“不至于。”雪微微抿起嘴唇，“她那人不可能一个人在外国呆这么久，超现实人物嘛！没有人照料，她一天也过不下去。打赌好了，肯定同男友一起，又年轻又潇洒的男朋友。这点和爸爸一样。忘了，我爸爸那里不也有吗？有个油光光的一看就叫人不舒服的艺妓男友？那男的肯定一天洗三回澡，换两次内衣。”

“艺妓？”我问。

“不知道？”

“真不知道。”

“傻气，一眼不就看出来了！”雪说，“爸爸有没有那个兴致倒不晓得，总之是艺妓无疑，不折不扣，百分之二百。”

新奥尔良爵士乐响起时，雪再次加大音量。

“妈妈那人，向来喜欢诗人，或者希望当诗人的男孩子，洗相片时或做其他什么事的时候，让人家在身后朗诵诗。这是她的嗜好，古怪的嗜好。只要是诗就行，是诗就会被迷住，命中注定。所以，要是爸爸能写诗该有多好，可他打滚儿也憋不出来……”

我不由再次感叹：不可思议的家族，宇宙家族，行动派作家、天才女摄影家、神灵附体的少女和艺妓书童及诗人男友，厉害厉害！那么我在这精神陶醉式的扩大家族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担任怎样的角色呢？神经兮兮少女的勇猛剽悍的贴身男保镖？我想起忠仆对我现出的动人微笑，莫非是将自己视为其同类的会心之笑不成？喂喂，算了算了！这不过是体假时间。明白？休假结束完后，我还将重操扫雪旧业，也就再没余暇陪你等游玩。这的的确确是暂时性的，好比一段同主题无关的小插曲。很快就会结束，届时你们做你们的，我做我的事。我还是喜欢简洁明快的世界。

我按照雨的指点，在马加哈前不远的地方往右拐，朝山的方向行进。路两边稀稀落落地散列着独院民宅，房檐长长探出，我真担心一阵大凤将其吹上天空。不一会，这些民宅也没了，雨所说的集团式住宅地带出现在眼前。值班房里有位印度人模样的看门人，问我找哪儿，我告以雨的住所号码。他打过电话，向我点头道：“可以，请进。”

进得大门，一大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在眼前豁然伸展，几乎望不到边际。几个坐着高尔夫车样小车的园艺师默默地修整草坪和树木。一群黄嘴巴小鸟在草坪上蚂蚱似的轻快地蹦来蹦去。我把写有雨住所的纸条给一个园艺师看，打听在哪里。他简单地用手一指：“那边。”顺其指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游泳池、树木和草地，一条黑乎乎的沥青路朝游泳池后侧拐了一个大弯。我道过谢，径直驱车向前，下坡，再上坡便是雪母亲的小别墅。这是一座具有热带风格的时髦建筑。门口探出一截避雨檐，檐下摇晃着风铃。周围茂密地长着不知名的果树，结着不知名的果实。

我刹住车，登上五级台阶，按响门铃。风铃在懒洋洋的微风吹拂下，不时发出于涩的低音，同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的维瓦尔迪的音乐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听起来倒也舒服。大约15秒钟，门无声地开了，闪出一个男子。是个美国白人，左臂从肩部开始便没有了，皮肤晒得很厉害，个头不很高，但身材魁梧，蓄着给人以足智多谋之感的胡须。身穿夏威夷衫，脚上是轻便鞋，没穿胶拖。年龄看起来同我相仿，长相虽算不上英俊潇洒，也还讨人喜欢。作为诗人，外表未免粗犷，但外表粗犷的诗人世上也是有的，大千世界，不足为奇。

他看看我，再看看雪，又看看我，略歪一下下颏，露出微笑。“哈啰。”——他沉静地说。接着用日语重新说了句“您好”，同雪握手，同我握手，手握得不甚有力。“请，请进。”他的日语蛮漂亮。

他把我们让进宽宽大大的客厅，让我们坐在宽宽大大的沙发上，从厨房拿来两罐普里莫啤酒、一瓶可口可乐和一只托有三个玻璃杯的盘子。我和他喝啤酒，雪则什么也没动。他站起走到组合音响前，拧小威尔蒂的音量，又转身折回。这房间似乎在毛姆小说中出现过，窗口很大，天花板有电风扇，墙上挂有南洋民间工艺品。

“她正在洗相片，大约10分钟后出来。”他说，“请在这稍等一下。我叫狄克，狄克·诺斯。和她住在这里。”

“请多关照。”我说。雪一声不响地观望窗外景致。从果树的空隙间可以望见碧波闪闪的大海。云絮纹丝不动，也没有要动的样子，给人一种执迷不悟的感觉，颜色极白，如漂白过一般，轮廓甚为清晰。黄嘴小鸟不时鸣啭着从云前掠过。维瓦尔迪放完，狄克·诺斯提起唱片针，单手取下唱片，装进套里，放回唱片架。

“日语讲得不错嘛！”我找话说道，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

狄克点点头，动了动单侧睫毛，微微一笑：“在日本住很久了。”他停了一会，“10年。战争期间——越南战争期间第一次来到日本，就喜欢上了，战后进了日本的大学，是上智大学。现在写诗。”

到底如此！既不年轻，又不甚潇洒，但终究是诗人。

“同时也搞点翻译，把日本的俳句、短歌和自由诗译成英语。”他补充道，“很难，难得很。”

“可想而知。”我说。

他笑吟吟地问我再喝一罐啤酒如何，我说好的。他又拿来两罐啤酒，用一只手以难以置信的优雅手势拉开易拉环，倒进玻璃杯，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在茶几上，摇了几次头，俨然验收似的细细看着墙上的广告画。

“说来令人费解，”他说，“世上没有独臂诗人，这是为什么呢？有独臂画家，甚至有独臂钢琴家，就连独臂棒球投球手都有过。为什么偏偏没有独臂诗人呢？写诗这活计，一只臂也罢，三只臂也罢，我想都毫无关系的。”

言之有理。对写诗来说，胳膊的多少确实关系不大。

“想不出一个独臂诗人来？”狄克问我。

我摇下头。坦率说来，我对诗差不多处于诗盲状态，就连两只臂一只不少的诗人都想不出个完整的名字来。

“独臂冲浪运动员倒有好几个，”他接着说，“用脚控制滑行板，灵巧得很，我也多少会一点。”

雪欠身站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噼里啪啦翻了一会唱片架上的唱片，看样子没有发现她喜欢的，皱起眉头，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音乐停下来后，四周静得似乎睡熟了一般。外面时而传来割草机呜呜喔喔的轰鸣。有人在大声招呼对方。风铃叮叮咚咚低吟浅唱。鸟声啁啾。但岑寂压倒一切。任何声音都稍纵即逝地隐没在这片岑寂之中，不留半点余韵。房子周围仿佛有几千名默然无语的透明男子，使用透明的消音器将声音吞噬一空，只要有一点点声音，便一齐聚而歼之。

“好静的地方啊！”我说。

狄克点点头，不胜珍惜地看着那只独臂的手心，又一次点点头：“是啊，是很静。静是首要大事。尤其对于干我们这行的人静是必不可少的。hutsie-bustie可是吃不消，该怎么说来着——对，喧嚣、嘈杂。那不行的。怎么样，火奴鲁鲁很吵吧。”

我倒没觉得火奴鲁鲁很吵，但话说多了惹麻烦，姑且表示赞同。雪依然以不屑一顾的神情打量外面的风景。

“考爱岛是个好地方，幽静、人少，我真想住在考爱；瓦胡岛不行，游客多，车多，犯罪多。但由于雨工作的关系，也就住在这里。每周要到火奴鲁鲁街上去两三次。要买器材，需要很多样器材。另外住在瓦胡联系起来方便，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她现在摄取各种各样的人，摄取现实生活中的人。有渔夫，有园艺师，有农民，有厨师，有修路工，有鱼铺老板……无所不摄。出色的摄影家。她的摄影作品含有纯粹意义上的天赋。”

其实我并未怎么认真地看过雨的摄影，但也姑且表示赞同。雪发出一种极其微妙的鼻音。

他问我做什么工作。

我答说自由撰稿人。

他看样子对我的职业来了兴致，大概以为我和他算是近乎表兄弟之间关系的同行吧。“写什么呢？”他问。

我说什么都写，只要有稿约就写，一句话，和扫雪工差不多。

扫雪工？说着，他神情肃然地思索多时，想必理解不透其中的含义。我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较为详细地做一番解释。正当这时，雨走了进来，我们的谈话遂就此打住。

雨上身穿一件粗棉布半袖衫，下身是一件皱皱巴巴的短裤。没有化妆，头发也像刚刚睡醒似的乱蓬蓬一团。尽管如此，仍不失为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透露出一种不妨称之为高傲脱俗的气质，一如在札幌那家宾馆餐厅见面之时。她一进屋，人们无不切实感觉到她是与众不同的存在——无须由人介绍，亦无须自我表白，纯属瞬间之感。

雨一声不响地径直走到雪跟前，把手指伸进女儿的头发，搔得蓬蓬松松，然后将鼻子贴在女儿太阳穴上。雪虽不显得很感兴趣，但并未拒绝。只是摇了两三下头，把头发恢复到原来垂直披下的形状，眼睛冷静地看着博古架上的花瓶。但这种冷静完全不同于和父亲相见时表现出的彻头彻尾的冷漠。从她细小的举止，可以一闪窥见其感情上不甚自然的起伏摇摆。这母女之间确乎像有某种心的交流。

雨与雪。的确有些滑稽，的确别出心裁，如牧村所言，简直是天气预报。要是再生一个孩子，又该叫什么名字呢？

雨与雪一句话也没说，既无“身体好吗”，又无“怎么样”。母亲仅仅是把女儿的头发弄乱，把鼻子挨住对方的太阳穴。之后，雨走到我这边，在我身旁坐下，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沙龙”，擦火柴点燃一支。诗人不知从哪里找来烟灰缸，手势优雅地通一声放在茶几上，俨然将一行绝妙的装饰性诗句插入恰到好处的位置。雨将火柴杆投进去，吐了口烟，抽了下鼻了。

“对不起，工作脱不开手。”雨说，“我就这种性格，干就干到底，中间停不下来。”

诗人为雨拿来啤酒和玻璃杯。又用一只手巧妙地拉开易拉环，倒进杯子。雨等泡沫消失后，一口喝了半杯。

“在夏威夷，能呆到什么时候？”雨问我。

“不清楚，”我说，“还没定。不过也就是一周左右吧。眼下休假，完了必须回国开始工作的……”

“多住些日子就好了，好地方。”

“好地方倒是好地方。”乖乖，她根本没听我说什么。

“饭吃了？”

“路上吃了三明治。”

“我们怎么办，午饭？”雨转问诗人。

“我记得我们大约在1小时之前做细面条吃来着。”诗人慢条斯理地回答，“1小时前也就是12点15分，普通人大概称之为午饭，一般说来。”

“是吗？”雨神色茫然。

“是的。”诗人断言，然后转向我，吟吟笑道，“她工作起来一入迷，现实中的一切就统统给她忘到了脑后。比如吃没吃饭，工作前在哪里做了什么，一古脑儿忘光，大脑一片空白，注意力高度集中。”

我不由心想：这与其说是注意力集中，莫如说是属于精神病范畴的症状——当然没有说出口，而只是在沙发上彬彬有礼地默默微笑。

雨用空漠的目光打量着啤酒杯，许久才恍然大悟似的拿在手上喝了一口。“喂喂，那个且不管，反正肚子饿了。我们是没吃早饭的嘛！”

“我说，不是我一味指责你的不是，如果准确地叙述事实的话，那么你在早上7点半是吃了一个大烤面包和一串葡萄以及一杯酸牛奶的。”狄克解释道，“而且你还说真好吃来着，说好吃的早餐是人生主要乐趣之一。”

“是那样的吗？”雨搔了搔鼻侧，接着又用空漠的目光往上看着，思索良久，活像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场面。于是我渐渐分辨不出孰真孰伪，判断不出何为正常何为错乱。

“反正我肚子饿得厉害。”雨说，“吃点也并不碍事吧？”

“当然不碍事。”诗人笑道，“那是你的肚子，而不是我的。想吃尽管吃就是。有食欲毕竟是好事。你总是这样：工作一顺手食欲就上来。做个三明治好吗？”

“谢谢。还有，同时再拿一瓶啤酒来可好？”

“Certainly①”说罢，消失在厨房里。

①Certainly：当然、好的

“你，午饭吃了？”雨问我。

“刚才在路上吃了三明治。”我重复道。

“雪呢？”

雪说不要。倒也干脆。

“狄克是在东京遇到的。”雨在沙发上盘起腿，看着我的脸说，但我觉得似乎是解释给雪听的。“他劝我去加德满都，说那里能激发灵感。加德满都，是个好去处。狄克是在越南搞成独臂的，给地雷炸掉了。是重型地雷，人一踩上去就被掀到空中，在空中爆炸，轰隆隆。旁边人踩的，他赔了只胳膊。他是诗人，日语不错吧？我们在加德满都住了些天，随后来到夏威夷。在加德满都呆上一段时间就不再想到热地方去了。这房子是狄克找的，是他朋友的别墅。我们把客用浴室改成暗室。嗯，好地方。”

如此说罢，她长长吸了口气，伸了个懒腰，意思像是说该说的已全部说完。午后的沉默很是滞重，窗外强烈的光粒子犹如尘埃一般闪闪漂浮，并兴之所至地移行开去。如猿人头骨似的白云仍以一成不变的姿态悬在水平线上，依然显得那么执迷不悟。雨那支香烟放在烟灰缸里后几乎再没动过，已燃烧殆尽。

我想道：狄克是怎样以一只胳膊做三明治的呢？又是怎样切面包的呢？用右手拿刀，当然是右手。那么面包该怎样按呢？莫不是用脚什么的？我无法想像。抑或是押上一个好韵而使得面包自动自觉地裂开不成？他为什么不安一只假臂呢？

过不多会，诗人端着一个盘子出现了，盘子上十分高雅地摆着三明治。里面夹的是黄瓜和火腿，都切得非常之细，甚至还有橄榄，一派英国样式。看上去十分可口。我不禁惊叹，居然切得这般漂亮。他打开啤酒，倒入杯子。

“谢谢，狄克。”雨说，然后转向我，“他做菜相当拿手。”

“假如举行以独臂诗人为参加对象的做菜比赛，我绝对第一名。”诗人闭起一只眼睛对我说。

雨劝我尝尝，我便拿起一块。果然甚是可口，仿佛有一种诗趣。材料新鲜，手艺高超，音韵准确。“好吃！”我说。但惟有面包如何切这点想不明白。很想问，当然问不得的。

狄克像是个勤快人。雨吃三明治的时间里，他又去厨房为大家煮了咖啡。咖啡也煮得出色。

“喂，我说，”雨问我，“你和雪在一起没有什么？”

我全然不能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便问没有什么指的是什么。

“当然指音乐，流行音乐。你不感到痛苦？”

“倒也不怎么痛苦。”

“一听见那玩艺儿我就头疼，30秒都忍受不了，咬牙也不行。和雪在一起我愿意，只是那音乐吃不消。”说着，她用手指一顿一顿地揉着太阳穴，“我听得了的音乐极为有限。巴洛克音乐，部分爵士乐，加上民族音乐。总之是能使心境获得安宁的音乐，这个我喜欢。诗也喜欢。和谐与静谧。”

她又抽出支烟点燃，吸一口放在烟灰缸上。估计又要忘在那里，事实果真如此。我真奇怪为何未曾引起过火灾。牧村说和她那段生活损耗了他的人生和天赋——现在我觉得似可理解。她不是为周围人做出奉献的那种类型，恰恰相反，她要为调整自身的存在而从周围一点点索取，而人们也不可能不为她提供。因为她具有才华这一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她将这种索取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和谐与静谧——人们为此可要连手带脚都向她奉献出去。

我真想高叫一声：好在我没关系。我在这里，是因为与我休假巧合，如此而已。休假一结束，我便将重新扫雪。眼下这奇妙的状况很快就要极为自然地成为过去。因为我首先不具有足以向她那辉煌的才华做出奉献的任何本事。纵使有，我也必须为己所用。我不过是被命运之河中一小股迷乱的波流临时冲到这里，冲到这莫名其妙的奇特场所来的。倘若可能，我很想如此大声疾呼。不过又有谁能予以倾听呢？在这个扩大家族里，我还只是个二等公民。

云絮仍以同样的形状漂浮在水平线稍上一点的空中。如若撑船过去，似乎一伸竿即可触及。一块巨大的猿人头骨，想必从某个历史断层掉到了火奴鲁鲁的上空。我对那云团说道：我们或许属于同类。

雨吃罢三明治，又走到雪跟前把手伸进头发抓弄一番。雪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茶几上的咖啡杯。“好漂亮的头发，”雨说，“我也想有这样的头发，黝黑黝黑，笔直笔直。我这头发一转身就乱成一团，理不开梳不动。是不，小公主？”她又把鼻尖贴在女儿的太阳穴上。

狄克把空啤酒罐和盘子撤走，放上莫扎特的室内乐唱片。“啤酒怎么样？”他问我，我说不要。

“是这样，我想和雪单独谈谈家庭内部的事。”雨声音有些发尖地说，“家里事，母女间的事。狄克，请你把他带到海边走走好么？呃——大约1个小时。”

“好的好的，那自然。”诗人说着动身，我也立起。诗人在雨的额头轻吻一下，然后扣上帆布帽，戴上绿色美制遮光镜。“我们出去散步1个小时，二位慢慢聊好了。”他拉起我的臂肘，“好，走吧。有块非常妙的海滩。”

雪缩了缩肩，目光淡然地向上看着我。雨从烟盒里抽出第三支。我和独臂诗人把她们留下，打开门，走进午后有些呛人的日光之中。

我开起那辆“矛骑兵”，往海岸驶去。诗人告诉我，安上假臂很容易开车，但他想尽量不安。

“不自然。”他解释说，“安上那东西心里总不安然。方便肯定方便，但觉得别扭，好像不是自己。所以我尽可能使自己习惯这独臂生活，尽可能靠自己的身体干下去，尽管略嫌不足。”

“面包是怎么切的呢？”我下决心问道。

“面包？”他想了一会，一副费解的样子，稍顷总算明白过来我问话的用意，“啊，你是说切面包的时候，倒也是，问得有理。一般人怕是很难想像，其实很简单，单手切就是。正常拿刀当然切不了，拿刀方式上有窍门。要用手指夹着刀刃，这样通通通地切。”

他用手比划给我看。但我还是不得要领，仍觉得勉为其难。何况他切的比正常人用双手切的还要高明得多。

“真的没问题。”他看着我笑道，“大多事情用一只手都能应付下来。鼓掌固然不成，其他就连俯卧撑、玩单杠都可以。锻炼嘛！你怎么以为的？以为我怎么切成面包的？”

“以为你用脚什么的来着。”

他开心地笑出声来。“有趣有趣，”他说，“可以写成诗，关于独臂诗人用脚做三明治的诗，一首妙趣横生的诗。”

对此我既未反对又没赞成。

我们沿着海岸高速公路行驶了一会儿，把车停下，买了6罐啤酒（他硬要付款），步行到一处稍远些的几乎不见人影的海滩，躺着喝啤酒。由于溽暑蒸人，怎么喝也无醉意。这海滩不大像夏威夷风光，树木低矮茂密，参差不齐，海岸也不规整，给人以犬牙交错之感。但至少没有游客的喧闹。再不远处，停着几辆小型卡车，几伙全家老小在水里嬉戏。海湾里有十多个人冲浪。头骨云仍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姿势凝然悬浮不动。海鸥如洗衣机里的漩涡一般在空中团团飞舞。我们似看非看地看着这片光景，喝啤酒，断断续续地聊天。狄克讲他对雨怀有怎样的敬意，说她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讲雨的时间里，他自然而然地由日语换成了英语，用日语难以恰如其分地表达感情。

“同她相识之后，我对诗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怎么说呢，她的摄影作品把诗剥得精光。我们搜肠刮肚字斟句酌地编造出来的东西，在她的镜头里一瞬间便被呈现出来——具体显现。她从空气从光照从时间的缝隙中将其迅速捕捉下来，将人们心目中最深层的图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的你能理解吧？”

“大致。”

“她的摄影作品有一种逼人的气势，看她的作品，有时甚至感到战栗，似乎自身存在与否都大可怀疑。dissilient这个词晓得吗？”

我说不晓得。

“用日语怎么说好呢，就是一种什么东西突然裂开弹开的感觉。世界没有任何预兆地一下子弹裂开来，时间、光照等等全都dissilient，一瞬之间。天才！与我不同，与你也不同。失礼，请原谅，我对你还没什么了解。”

我摇摇头：“没关系，你说的我完全理解。”

“天才人物是极其罕见的。一流才能并非到处都可发现。能邂逅能在眼前见到，应该说是一种幸运。不过……”他略一沉默，以摊开双手的姿势将右手向外伸出，“在某种意义也是痛苦的体验，有时我的自我如遭针刺般地作痛。”

我似听非听地侧起耳朵，眼睛眺望着水平线及其上边的云。这段海滩，波涛汹涌，海水凶猛地撞击着海岸。我把手指伸进热乎乎的沙子，攥了一把，让它从指缝间哗哗淌下，如此反复不止。冲浪运动员们追波逐浪地靠近岸来，而后又返回海湾。

“可是我已经被她吸引住了，并且爱上了她，已不容我再强调自我。”他啪地打了个指响，“就像被巨大的漩涡吸进去了一样。知道么，我有妻子，是日本人，也有孩子。我爱妻子，真心地爱，即使现在。但从第一眼见到雨的时刻起，就被她吸引住了，被卷进了她的漩涡，别无选择，无法抵抗。我知道，知道这种事一生中只有一次，这种邂逅此生不会再有，心里一清二楚。所以我想：同她在一起，恐怕早晚我会后悔的；但若不同她在一起，我这一存在本身将失去意义。这以前，你可曾这么想过？”

我说没有。

“真是不可思议。”狄克继续道，“我历尽千辛万苦才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妻子孩子和小家，加上工作。工作虽然收入不很大，但很有意思。写诗，也搞翻译。就我来说，也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人生了。战争使我失掉了一只胳膊，但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补偿。为此我费了很长时间，也付出了努力。心境的平和——实现这一点很不容易，然而我实现了。但是……”说着，他手心朝上举起，缓缓平移，“失掉它却是一瞬间，刹那间。我已经没有归宿。回不了日本的家，美国也没地方可回，我离开祖国太长太久了。”

我很想安慰他一句，但想不起适当的话，只好玩弄着沙子，抓起撒下。狄克站起身，走出五六米远，在密密蓬蓬的树丛阴处解罢手，缓缓踱回。

“不打自招，”他笑道，“很想找人倾吐一番。你怎么看？”

我不好表示什么。双方都已是年过三十的成年人，同谁睡觉之类只能由自己抉择。漩涡也罢，龙卷风也罢，沙漠风也罢，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么只能设法坚持下去。狄克这个人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对他用一只胳膊克服各种困难的努力甚至怀有敬意。但对他这句问话到底应如何回答呢？

“首先我不是搞艺术的人，”我说，“因此对艺术灵感的产生和其间的关系体会不深。这超出我的想像。”

他以悲戚凄然的神色望着大海。似乎想说什么，但终未开口。

我闭起眼睛。本来是想稍闭一会，不料却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大概是啤酒作怪吧。醒来时，树影已移到我的脸上。由于热，脑袋有些昏昏沉沉。一看手表，已经2点半。我晃晃头，坐起身来。狄克在水边逗一只狗玩。但愿我没伤他的心才好——谈话当中我丢开他兀自睡了，况且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话。

但我到底能说什么呢？

我又抓起沙子，目视他逗狗玩的身影。诗人把狗的脑袋抱在怀里。海涛呼啸着拍上岸来，又余威未尽地退下阵去。雪沫闪闪，炫目耀眼。莫非自己过于冷漠？其实我并非不理解他的心情。独臂也罢，双臂也罢，诗人也罢，非诗人也罢，所面临的这个世道同样都是严峻而冷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我们已是成年人，我们已经熬到了这个地步，至少不应该向初次见面的人提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属于基本礼节。过于冷漠，我想。我摇摇头——尽管摇头也毫无用处。

我们乘“矛骑兵”返回小别墅。狄克一按门铃，雪打开门，脸上既不显得高兴也不显得不高兴。雨衔支香烟盘腿坐在沙发上，用打禅似的眼光定定向上看着。狄克走上前，又在她额上吻了一下。

“话完了？”他问。

“噢噢。”雨依然衔着烟，给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在海滩上一边观察世界的尽头一边愉快地接受日光浴。”狄克说。

“该回去了。”雪用极其平板式的声音说。

我也有同感，是到返回嘈杂、现实、熙熙攘攘的火奴鲁鲁的时候了。

雨从沙发上欠身立起：“再来玩，还想见你的。”说着，走到女儿跟前，用手轻轻抚摸她的脸颊。

我向狄克致谢，感谢他的啤酒等等。他微微一笑，说不客气。

我让雪坐进“矛骑兵”助手席。这时雨拉过我的臂肘，说有句话要跟我说。我和她并肩走到前边一处小公园样的地方。里边有架简易滑梯，她在旁边靠定，抽出支烟放在嘴上，不耐烦似的擦火柴点燃。

“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她说，“所以有件事相求：希望你尽可能把她带来这里。我，喜欢那孩子，想见她，明白吗？想见她和她说话，想交朋友。我想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在成为母女之前。所以想趁她在这里时两人多谈一些。”

说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

我想不起有什么话好说，但又不能不说点什么。

“这是你同女儿之间的问题。”我说。

“当然。”

“所以如果你想同女儿相见，我当然领来。”我说，“或者你作为母亲叫我领来，我也会领来，两种情况都可以。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能说。所谓朋友关系是自发的，无须第三者介入。假如我理解不错的话。”

雨开始沉思。

“你说想同女儿交朋友，这是好事，当然是好事。不过恕我直言：对雪来说，你是朋友之前首先是母亲。”我说，“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客观就是如此。况且她才13岁，她还需要母亲，需要在黑暗寂寞的夜晚无条件地紧紧拥抱她的存在。请原谅，我是毫不相干的外人，说这样的话也许缺乏考虑。但她所需要的并非不生不熟的朋友，而首先是全面容纳自己的世界。这点应首先明确。”

“你不明白的。”雨说。

“是的，我不明白。”我说，“不过她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心灵已经受到创伤。应该有人保护她，棘手是有些棘手，但必须有人这样做。这是责任，明白吗？”

她当然不明白。

“我不是叫你每天都领来这里。”她说，“在那孩子同意来的时候领来即可，我也不时打电话过去。我不愿意失去那孩子，长此以往，我真担心随着她逐渐长大而离我越来越远。我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纽带。我可能不是个好母亲，可是较之当母亲，我要干的事情实在太多，毫无办法。这点那孩子也该理解。所以，我寻求的是超乎母女之上的关系，是血缘相连的朋友。”

我叹口气，摇摇头——尽管摇头无济于事。

归途车中，我们默默地听着广播音乐，我有时低声吹几声口哨。此外便是无尽的沉默。雪转过脸，一动不动地凝视窗外，我也没什么话特别想说。如此行驶了大约15分钟。之后我产生了轻微的预感，一种如无声弹丸般的预感倏然掠过我的脑际。

于是我按照预感把车停在前面一处海滨车场，问雪是否心情不舒服，“没什么？不要紧？不喝点什么？”雪一阵沉默。暗示性沉默。我再没说什么，密切注视暗示的发展。年纪一大，往往可以多少领悟暗示的暗示性，知道此时应该等待，直到暗示性以具体形式出现时为止，犹如等待油漆变干一样。

两个身穿同样的小号黑游泳衣的女孩儿肩并着肩，从椰子树下缓缓行走。脚步迈得很轻，活像在围墙上挪动的猫。泳装的样子很滑稽，仿佛是用几块小手帕连接而成，几乎一阵强风便可从身上掀跑。两人恍若被压抑的梦幻，氤氲着既现实而又非现实的奇妙氛围，从右向左横穿过我们的视野消失了。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唱起《饥饿的心》。娓娓动听。看来世界还不至于漆黑一团。音乐节目主持人也说这歌不错。我轻咬一下手指，纵目长空。那块头骨云絮命中注定似的仍在那里。夏威夷，天涯海角！母亲想同女儿交朋友，女儿寻求的则是朋友之外的母亲，失之交臂。欲去无处。母亲身边有男友——失去归宿的独臂诗人；父亲家中也有男友——艺妓书童忠仆，无处可去。

10分钟后，雪把脸靠在我肩头开始哭泣，起始很平静，随后哭出声来。她把两手整齐地放在自己膝头，鼻尖贴住我肩部哭着。理所当然，我想。若我身临她的处境也要哭，当然要哭！

我搂住她的肩膀，让她哭个痛快。我的衬衣袖不久便湿透了。她哭了相当长的时间，肩头颤抖不止，我默默地把手放在上面。两名戴着太阳镜、左轮手枪闪闪发光的警察从停车场穿过。一条德国牧羊狗热不可耐地伸长舌头四下转了一圈，消失不见。一辆轻型福特卡车在附近停住，走下一个身材高大的萨摩亚人，领着漂亮的女郎沿海边走去。收音机播出盖尔茨唱的《跳舞天国》。

雪哭过一阵，渐渐平静下来。

“喂，以后再别叫我小公主。”她依然把脸靠在我肩部说道。

“叫过？”我问。

“叫过。”

“忘了。”

“从辻堂回来的时候，那天晚上。”她说，“反正再别叫第二次。”

“不叫。”我说，“一言为定，向鲍伊·乔治和迪伦发誓，再不叫第二次。”

“妈妈总那么叫，管我叫小公主。”

“不叫了。”

“她那人，总是一次次地伤害我，可她本人一点儿也觉悟不到，而且喜爱我，是不？”

“是的。”

“我怎么办才好呢？”

“长大。”

“不想。”

“别无他法。”我说，“谁都要长大，不想长大也要长大。而且都要在各种苦恼中年老体衰，不想死也要死去。古来如此，将来同样如此。有苦恼的并非只你一个人。”

她扬起带有泪痕的脸看着我：“嗯，你就不会安慰人？”

“我以为是在安慰你。”

“绝对两码事。”说罢，将我的手从其肩头移开，从手袋里掏出纸巾擦擦鼻子。

“好了，”我拿出现实声音说道。随即将车开出停车场。“回去游一会儿，然后做顿美餐，和和气气地吃一顿。”

我们游了1个小时，雪游得很好。我们游到海湾那边，潜进水里，相互抓脚嬉闹。上岸后冲罢淋浴，去自选商场采购。买了牛肉和蔬菜。我用洋葱和酱油烧了一盘清淡爽口的牛肉，做了青菜色拉。又用豆腐和葱做个大酱汤。一顿愉快的晚餐。我喝了加利福尼亚葡萄酒，雪也喝了半杯。

“你很会做菜。”雪钦佩地说。

“不是会做，不过倾注爱情、认真去做罢了。然而效果就大不相同。这是态度问题。凡事只要尽力去爱，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爱起来；只要尽可能心情愉快地活下去，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如愿以偿。”

“再往上难道不行？”

“再往上得看运气。”

“你这人，挺会蒙混人的，那么大的一个大人！”雪诧异地说。

两人洗完碟碗拾掇好后，到华灯初上的卡拉卡乌大街悠然漫步。一路窥看各种各样挂羊头卖狗肉的店铺加以评头品足，审视各色男女行人的风姿，最后走进人头攒动的罗亚尔夏威夷饭店，在里边的临海酒吧坐下歇息。我还是喝“克罗娜”，她喝的是果汁汽水。狄克·诺斯想必对这人声鼎沸的夜晚街市深恶痛绝，我倒没那么严重。

“嗯，对我妈妈你是怎么看的？”雪问我。

“初次见面，坦率地说，还把握不住。”我想了想说，“归纳、判断起来很花时间，脑袋不好使嘛。”

“可你有点生气了吧？没有？”

“是吗？”

“是的。看脸就知道。”

“可能。”我承认。随即眼望海面呷了口“克罗娜”。“经你一说，或许真的有点生气。”

“针对什么？”

“针对没有任何人肯认真对你负起应负的责任这件事。不过这怕是不妥当的，一来我没有生气的资格，二来生气也毫无作用。”

雪拿起碟子上的炸土豆条，喀嗤喀嗤地咬着：“肯定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都认为必须做点什么，又都不知怎么做。”

“大概是吧，都好像懵懵懂懂。”

“你明白？”

“我想不妨静等暗示性以具体的形式出现后再采取对策，总而言之。”

雪用指尖捏弄着半袖衫的下角，想了一会儿。似仍不解其意，问道：“这，怎么回事？”

“无非是说要等待。”我解释说，“水到渠成。凡事不可力致，而要因势利导，要尽量以公平的眼光观察事物。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到解决的办法。大家都太忙，太才华横溢，要干的事情太多，较之认真考虑公平性，更感兴趣的还是自己本身。”

雪在桌面支颐静听，用另一只手把粉红色桌布上炸土豆条残渣扫开。邻桌坐着一对美国老夫妇，分别穿着同样花纹的夏威夷男衫和夏威夷女衫，手拿硕大的玻璃杯，喝着颜色鲜艳的鸡尾酒，看上去十分美满幸福。饭店的院子里，一个身穿同样花纹的夏威夷衫的年轻女郎，边弹电子琴边唱《唱给你》。不很动听，但的确是《唱给你》。院子里处处摇曳着呈松明状的煤气灯火苗。一曲唱罢，两三个人吧唧吧唧地鼓掌助兴。雪拿起我的“克罗娜”喝了一口。

“好喝！”

“支持动议，”我说，“好喝两票！”

雪现出惊讶的神色，定定地看着我的脸：“真有点捉摸不透你是怎样一个人物。既像是个地地道道的正经人，又像是个不着边际的荒诞派。”

“地道正经同时也是放纵不羁，不必放在心上。”说罢，招呼态度极为热情的女侍再来一杯“克罗娜”。女侍旋即摆动腰肢把饮料端来，在单上签完字，留下波斯猫一般大幅度的微笑，转身离去。

“那么，我到底该怎样才好呢？”

“母亲想见你。”我说，“细节我不晓得，别人家的事，况且人又有些与众不同。但让我简单说来，她恐怕是想超越以往那种磕磕碰碰的母女关系，同你结为朋友。”

“人与人成为朋友是很困难的事，我想。”

“赞成。”我说，“困难两票。”

雪把臂肘拄在桌面，目光迟滞地看着我。

“对那点是怎么想的？对我妈妈的想法？”

“我怎么想全无所谓，问题是你怎么想。不用说，这里边恐怕既有自以为是的利己主义一面，也有可取的建设性姿态一面。偏重哪方面取决于你自己。不过不用急，慢慢想好再下结论不迟。”

雪仍旧手托腮，点头同意。柜台那边有人放声大笑。弹电子琴的女郎返回座位，开始弹唱《蓝色夏威夷》：“夜色刚刚降临，我们都还年轻，喂快来呀，趁着海面上明月莹莹。”

“我和妈妈俩，关系闹得很僵很僵来着。”雪说，“去札幌前就很僵，因上不上学的事吵来吵去，满屋子火药味。后来干脆不怎么开口，面对面时也很少，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她那人考虑问题不成系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转身忘个精光，说的时候倒蛮像那么回事，但说完就再不记得。可是有时又心血来潮地惦记着尽母亲的责任。我真给她折腾得焦头烂额。”

“不过……”

“不过，是的，她确实有一种非同一般的优点长处。作为母亲是一塌糊涂，糟糕到了极点，我也因此满肚子不快，可是不知为什么偏又被她吸引。这点和爸爸截然不同，说不出为什么。现在她又风风火火提出交朋友，也不着看她和我之间力气差得多远。我还是孩子，她已经是强有力的大人。这点谁都一清二楚吧？可妈妈就是不开窍。所以，即使妈妈要和我交朋友，也不管她付出多大努力，结果也只能一次次刺激我伤害我，而她又不醒悟。比如在札幌时就是这样：妈妈有时要向我走近，我便也向妈妈那边靠拢——我也在努力哟，这不含糊——可这时她已经一转身到别处去了，脑袋已经给别的事情塞得满满的，早把我忘了。一切都是心血来潮。”说着，雪把咬去一半的炸土豆条弹到地上，“领我一起去札幌，归终还不一个样。一忽儿把我忘得一干二净，跑加德满都去了，一连三天都没想起还把我扔在那里。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而且又不理解我心里因此受到多大刺激。我喜欢妈妈，我想是喜欢的。能成为朋友想必也是好事。但我再不愿意给她甩第二回，不愿被她兴之所至地这里那里带着跑。已经够了。”

“你说的全对。”我说，“论点明确，非常容易理解。”

“可妈妈不理解。即使这样讲给她听，她也肯定莫名其妙。”

“我也觉得。”

“所以烦躁。”

“也可理解。”我说，“那种时候，我们大人借酒消愁。”

雪拿起我的“克罗娜”，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去一半。杯子足有金鱼缸那般大，因此量相当不小。喝完稍后，她依然手托着腮，无精打采地看着我的脸。

“有点儿怪，”她说，“身上暖烘烘的，又困困的。”

“好事。”我说，“心情还舒服？”

“舒服，挺舒服的。”

“那好。这么长的一整天，13岁也罢，14岁也罢，最后舒服一下的权利总是有的。”

我付过账，拉起雪的胳膊沿海边走回宾馆，给她打开房间的门。

“喂。”

“什么？”我问。

“晚安。”

第二大也是不折不扣夏威夷式的一天。吃罢早餐，我们立即换上游泳衣，走到海滨。雪提出冲浪，我便借了两块冲浪板，同她一起冲到舍拉顿湾。过去一位朋友曾教过我基本技术，我照样教给雪，无非浪的捉法、脚的踏法之类，雪记得很快，加上身体柔软，捕捉浪头的时机掌握得很妙。不到30分钟，她便在浪尖上玩得比我还远为熟练，连说“有趣有趣”。

午饭后，我带她去阿拉莫阿纳附近一家冲浪器材店，买两块半新的中档冲浪板。店员问我和雪的体重，分别给选了两块相应的。还问我们是不是兄妹，我懒得费唇舌，便说是的。总还算好，没被看成父女。

两点我们又去海边，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其间游了一阵，睡了一会。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愣愣地躺着。听音乐，啪啦啦地翻书，打量男人女人的身影，倾听椰树叶的摇摆声。太阳按既定轨道一点点移动。日落时分，我们返回房间洗淋浴，吃细面条和色拉。然后去看斯匹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出了电影院，跨进哈勒克拉尼宾馆，在游泳池旁的酒吧坐下，我仍喝“克罗娜”，她要了果汁饮料。

“嗳，我再喝一点可好？”雪指着“克罗娜”问。我说可以。便换过杯子，雪用吸管喝了大约2厘米。“好喝！”她说，“好像和昨天那家酒吧里的不太一样。”

我叫过男侍，让他再送来一杯“克罗娜”，把它整杯推过去：“都喝掉好了。”我说，“每晚都陪我，一周后你就成为全日本最熟悉‘克罗娜’的中学生了。”

游泳池畔一支大型舞池乐队正在演奏《弗列涅西》。一位年纪大些的单簧管手中间来了一段独奏，那段独奏抑扬有致，不禁使人想起亚泰的手法。舞池里大约有10对衣着考究的老夫妇翩翩起舞，俨然从水底透射出来的灯光辉映着他们的脸庞，涂上一层虚幻色彩。跳舞的老人们看上去十分陶然自得。他们经过各自不同的漫长岁月，暮年终于来到了这夏威夷。他们优雅地移动脚步，一丝不苟地踩着舞点。男士们伸腰收颚，女士们转体画圈，长裙飘飘。我们出神地看着他们的舞姿。不知何故，那舞姿使我们心里漾起恬适的涟漪。大概是因为老人们的神情无不透露出安然的满足吧。乐曲换成《月光》时，他们把脸悄然贴近。

“又困了。”雪说。

但这回她可以一个人安稳地迈步走回——进步了。

我回到自己房间，拿起葡萄酒瓶和酒杯踱进客厅，打开电视看克林特演的《把他们高高吊起》。又是克林特，又没有一丝笑容。我边看边喝了3杯葡萄酒，渐渐睡意上来，只好关掉电视，去浴室刷牙。这一天到此为止了，我想，是有意义的一天吗？不见得，但还凑合。早上教了雪如何冲浪，然后买了冲浪板。吃罢晚饭，看了《E．T》①，去哈勒克拉尼酒吧喝“克罗娜”，观赏老人们优雅的舞姿。雪喝醉了领她返回宾馆。凑合，不好也不坏，典型的夏威夷式。总之这一天算至此结束。

①《外星人》，斯匹尔伯格导演的美国影片，Extra-Terretriai之略。

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只穿圆领衫和短裤，上床熄灯不到5分钟，橐橐有人敲门。糟糕，都快12点了！我打开床头灯，穿上长裤走到门口。这时间里又敲了两次。估计是雪，此外不可能想像有什么人找我。所以我也没问是谁便拉开门。不料站在那里的不是雪，一个年轻女郎！

“您好！”女郎说。

“您好！”我条件反射地应道。

一看就像是个东南亚人，泰国、菲律宾或越南。我对微妙的人种差别分辨不清，反正是其中一种。女郎蛮漂亮，小个头，黑皮肤，大眼睛，一身质地光滑的浅红色连衣裙。手袋和鞋也是浅红色。在手腕上手镯般地缠了一条浅红色宽幅绸带。为什么缠这东西呢？我不得其解。她单手扶门，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叫迪安。”她用有点上味儿的英语介绍说。

“噢，迪安。”

“可以进去吗？”她指着我身后问。

“等等，”我慌忙说道，“我想你大概找错门了，你以为你来到了谁的房间？”

“呃——等一下，”说着，从手袋里拿出张纸条念道：“唔——先生房间。”

是我。“是我，那人。”我说。

“所以没找错。”

“慢来，”我说，“名字的确相符，可是我完全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你究竟是哪位？”

“反正让我进去好吗？站在这里让别人看见不好，以为搞什么鬼名堂，对吧？不要紧，放心好了，总不至于进去抢劫。”

的确，如此在门口僵持不下，把隔壁的雪惊动出来就麻烦了。于是我把她让进门内。任其自然发展好了，最好任其自然。

迪安走进里边，没等我让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问喝点什么，她说和我一样即可。我去厨房做了两杯对汽水的杜松子酒端来，在她对面坐下。她大胆地架起腿，美美地喝了一口。腿很漂亮。

“喂，迪安，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啊？”我问。

“别人打发的。”她一副理直气壮的神气。

“谁？”

她耸了耸肩：“对你怀有好意的一位匿名绅士。那位付的钱，从日本，为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是牧村拓！这就是他所说的“礼物”，所以她才缠着一条红绸带。他大概以为找个女郎塞给我，雪就会万无一失。现实，现实得出奇！我与其说是气恼，莫如说腾起一阵感激：这成了什么世道，都在为我花钱买女人。

“通宵的钱我都拿了，两人尽管痛痛快快地玩到早上。我的身子好得很。”

迪安抬脚把浅红色的高跟鞋脱掉，不胜风骚地歪倒在地毯上。

“喂，对不起，这事我干不来。”我说。

“为什么哟，你是搞同性恋的？”

“不，那不是。因为我同那位付钱的绅士之间想法有所不同，所以不能和你睡。这是情理问题。”

“可是钱已经付过了，不能退还。再说你同我干也好不干也好，对方没办法知道，我又不至于打国际电话向他汇报，说什么‘我和他干了3次’。所以嘛，干与不干是一回事，没什么情理不情理。”

我叹了口气，喝了口杜松子酒。

“干！”她倒单刀直入，“舒服着哩，那个。”

我不知如何是好。而且也懒得再一一清理思绪，一一加以解释。好歹对付完一天，刚刚关灯上床，正要昏昏睡去之时，不料突然闯进一个女人，口口声声说“干”。这世界简直乱了套。

“喂，每人再来一杯可好？”她问我。我点下头。她便去厨房调了两份对汽水的杜松子酒拿来，又打开收音机，俨然在自己房间一样随便。叮叮咣咣的流行音乐于是响起。

“妙极了！”迪安用日语说道。随即坐在我旁边，倚在我身上，啜了口饮料。“别想得那么复杂。”她说，“我是专家。在这种事情上，比你精通。这里边没什么情理好讲，一切包给我好了！这同那个日本绅士已经再没关系，已经从他手里完全脱离。纯属你我两人的问题。”

说罢，迪安用手指轻轻地柔柔地触摸着我的胸部。这诸多事件实在搞得我厌倦起来。甚至觉得，既然牧村拓非得让我同妓女睡觉他才安心，那么听其安排也未尝不可。不过是性交而已。

“OK，干。”我说。

“这就对了。”迪安把杜松子酒喝干，将空杯放在茶几上。

“不过我今天累得够呛，多余的事什么也做不来。”

“我不是说包给我好了么，从头到尾我整个包下了，你躺着不动就行。只是一开始有两件事希望你动手。”

“什么？”

“一是关掉房间里的灯，二是把绸带解掉。”

我关掉灯，解下她手腕上的绸带，走进卧室。熄灯后，可以看见窗外的广播电视塔，塔尖一盏红灯闪闪烁烁。我躺在床上，呆呆望着那灯光。收音机仍在播放节奏强烈的流行音乐。不似现实又是现实。尽管带有离奇色彩，仍是现实无疑。迪安手脚麻利地脱去连衣裙，又替我脱掉。虽然不如咪咪，但仍是技艺熟练的妓女，而且似乎为自己的技巧而自豪。她很快使我兴奋起来，引导我完成了最后动作。刚刚进入子夜，海面上悬浮着一轮明月。

“怎样，好吧？”

“好。”我说。确实不错。

我们又各喝了一杯对汽水的杜松子酒。

“迪安，”我突然想起，“上个月你莫不是叫咪咪来着？”

迪安哈哈笑道：“有趣有趣。我喜欢叫琼克，下个月叫杰莉，8月叫奥吉。”

我很想告诉她我不是在开玩笑，上个月真的同一个叫咪咪的女孩儿睡来着。不过说也无济于事，便沉默不语。沉默时间里，她又施展特技使我再度兴奋。第二次，真的完全无须我操作，只消随意躺着即可，一切由她包办。一如服务周到的加油站：停车后只要递出钥匙，对方便给加油、洗车、检查气压、确认润滑油、擦窗玻璃、打扫烟灰缸，无微不至。我真怀疑如此程序能否称之为性交。总之全部完工时已经两点多了。我们也都困了。快到6点时我睁眼醒来。收音机一直没关。外面天光尽晓，早起的冲浪手们已在海边排好了轻型卡车。一丝不挂的迪安在身旁弓着身子睡得正香。浅红色衣服浅红色皮鞋和浅红色绸带散落在地板上。我关掉收音机，把她推醒。

“喂，起来起来。”我说，“有人来的，有个小女孩要过来吃早饭，有你在不大好，对不起。”

“OK，OK。”她说着爬起来，仍然赤裸着身子，拎起手袋，到浴室洗漱梳理，穿起衣袜。

“我不错吧？”她边涂口红边问。

“不错。”我说。

迪安粲然一笑，把口红装进手袋，啪的一声合上。“那么，下次什么时候？”

“下次？”

“付了3次的钱哩，所以还剩两次。什么时候合适？还是换口味找别的女孩儿？那也没关系，我完全不介意的。男人嘛，想跟名种各样的女孩儿睡，对吧？”

“当然还是你好。”我说，也不好说别的。3次！这个牧村拓恐怕存心要把我搞得筋疲力尽不成？

“谢谢。决不使你后悔的。下次要更好更妙地让你受用一番，保准！期待着好了。You can rely on me①．咦，后天晚上怎么样？后天我得闲，可以彻底提供服务。”

①You can rely on me：你可以信任我。

“也好。”说完递过1张10美元钞票，说是给她做车费。

“谢谢。那么再见，拜拜！”言毕，开门走出。

我赶在雪来吃早餐之前，将所有的杯子细致地清洗一遍。烟灰缸冲了，床单皱纹拉平了，浅红色绸带扔到垃圾筒里了——应该万无一失。不料雪迈进房间的一瞬间便锁起眉头，显然有什么不合她意。直感敏锐得很，肯定有所察觉。我佯作不知，边吹口哨边准备早餐。煮了咖啡，烤了面包，削了水果，一一端上桌来。雪满脸狐疑，眼睛一闪一闪地四下巡视，闷声喝冷牛奶，嚼面包片。我搭话也根本不理。我暗暗叫苦，房间里一时剑拔弩张。

吃罢神经紧张的早餐，她两手放于桌面，目光凛然地盯视着我说：“喏，这里昨晚进来女人了吧？”

“果真瞒不过你。”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轻描淡写地说。

“谁，到底？从哪边勾引来的女孩儿？”

“岂敢！我没那么多心计，是对方主动送上门的。”

“说谎，哪有那种事！”

“不是说谎，当你面我不会说谎。的的确确是人家主动送上门的。”接着，我一五一十交代一遍：牧村拓如何为我买女孩儿，那女孩儿如何造次来访，我如何不胜愕然，以及我猜想牧村大概以为只要满足我的性欲，便可保女儿人身安全等等。

“荒唐，真是荒唐。”雪深深叹了口气，闭起眼睛，“他那个人怎么脑袋里尽这些离奇古怪的念头呢？怎么尽干这些自以为得计的事情呢？真正的大事他麻木不仁懵懵懂懂，而在这些多余无谓的小事上却考虑得滴水不漏，妈妈一个人已经够了，爸爸虽然方式不同，可也同样神经兮兮，尽干些自以为是的蠢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说得对，确实自以为是。”我同意道。

“不过你干吗让她进来？让到房间里了吧，把那女人？”

“让进了。情况不明，有必要和她交谈。”

“不至于做那种事吧？”

“没有那么简单。”

“难道你……”她闭住口，大概想不起合适的字眼，脸颊微微泛红。

“是的。解释起来话长，总之一下子很难拒绝。”

她闭起眼睛，双手托腮。“不能相信，”雪用微弱而干涩的声音说，“怎么也不能相信你居然会干那种勾当。”

“一开始当然拒绝来着，”我实言相告，“但转而觉得怎么都无所谓，懒得再思来想去。不是我辩解，你的父母的确有某种威力，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给别人以影响。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两人有这么一种气质。你可以不怀有敬意，却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说，我因而觉得既然你父亲以为那样可以，我又何必认真呢！况且那女孩儿又不坏。”

“可那也太过分了。”雪声音有些嘶哑，“你是在让我爸爸替你买女人！你以为无所谓？那是不地道的，荒谬可耻的。你不这样认为？”

的确如此。

“的确如此。”我说。

“非常非常可耻。”雪再次强调。

“是的。”

早餐后，我们拿起冲浪板走去海边，到舍拉顿海湾玩到中午。这时间里她一句话也没说，我搭腔她也不吭声，只是不得已地点下头或摇下头。

我说差不多该上陆吃午饭了，她点头同意。我问是回房间做点什么，她摇头；于是我说那就在外面随便吃点吧，她点头。我们便坐在福特·德拉西草坪上吃热狗。我喝啤酒，她喝可乐。她还是一言不发，已经沉默了3个小时。

“下次拒绝。”我说。

她摘下太阳镜，就像观看天空裂缝似的盯住我的脸，盯了30秒钟。而后抬起晒得恰到好处的手，拨开额角的头发。

“下次？”她显得不可思议，“下次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她，牧村拓已经预付了下两次的钱，而且第二次定在后天。她攥起拳头在草坪上连连捶了几拳。“难以置信，简直荒唐透顶！”

“不是我袒护你父亲，其实你父亲也是为你着想。就是说因为我是男人，你是女人。”我解释道，“懂吧？”

“荒唐透顶，透顶！”她带有哭腔地说。之后钻进自己房间，直到晚上也没出来。

我稍睡了一个午觉，醒后一边翻阅在附近自选商场买来的《花花公子》，一边在阳台上晒日光浴。4点钟时云层开始出现，徐徐遮蔽天空，5点多时化为真正的热带暴雨，来势十分凶猛，我真担心如此连续下上1个小时，会将我连同整个岛子冲到南极去。有生以来头一次目睹到这般凶狠的雨。5米开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椰子树发疯似的啪啦啪啦地上下抖动着叶片，沥青路转眼成河。几个冲浪人把冲浪板顶在头上当伞，从窗下疾步跑过。俄尔雷声大作，旋即轰隆隆一阵巨响，直震得空气发颤。我关上窗，去厨房煮咖啡，考虑今晚的菜谱。

当再次电闪雷鸣时，雪悄然闪进，靠着厨房墙角看着我。我向她投以微笑，她目不转睛地盯住我，我拿起咖啡杯，带她去客厅并坐在沙发上。雪脸色不大好，大概讨厌雷声之故。为什么女孩子无不讨厌雷声和蜘蛛呢？雷声不外乎空中声音稍大些的放电现象，蜘蛛除去样子特殊这点也无非是只无害的小虫。又一道闪电划过时，雪一下子双手抓住我的右臂。

我们遂用这样的姿势望着暴雨和闪电。她抓着我的胳膊，我喝着咖啡。不大工夫，雷声远去，雨停云散，偏西的太阳露出脸来。举目四望，只见地面到处留下水池般的积水洼，椰树叶上水滴闪闪发光，海面则若无其事地依然白浪翻卷。避雨的游客开始五五走到海边。

“我的确不该做那样的事，”我说，“无论如何都该拒绝，都该把她打发走。但当时我有些累，脑袋也已迟钝。我是个极其不健全的人。不健全，经常出差错。但吃一堑长一智，每次都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然而还是不少犯。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我愚昧、不健全。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有些厌恶自己，并决意不犯第三次。于是取得一点点进步。尽管一点点，但毕竟是进步。”

雪许久没有反应。她把手从我胳膊上挪开，不声不响地注视外面的景致。我甚至搞不清她听没听见我的话。夕阳西坠，沿海边一字排开的街灯开始发出白光。雨后的黄昏，空气清新，光亮也格外醒目。广播电视塔在深蓝色天幕的衬托下高高耸立，顶端的红灯犹如心脏跳动一般规则地、缓缓地时明时灭。我走去厨房，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边喝边嚼了几块椒盐饼干。莫非我真的一点点进步了？想到这点，我完全没了信心。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犯了16次同样的错误。但总的说来，我并未对她说谎，况且也只能那样解释。

折回客厅，雪仍以同样姿势望着窗外。她拱起腿，两手抱膝，坐在沙发上。下颏固执地向里收起。我不由想起那段结婚生活。如此说来，婚后也碰到好几次类似情况。我好几次惹得妻子伤心，好几次向她赔礼道歉。每一次妻子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不对我开口。我常常觉得纳闷，她何苦伤那么大的心呢？本来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当时总是耐住性子道歉、解释，努力治愈她的伤口。随着这种事态的反复，我自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有了改善。然而结果证明，恐怕一丝一毫也谈不上改善。

她使我伤心则只有一次，绝无仅有的一次：她同别的男人私奔之时。我想，婚后的生活这东西也真是奇妙得很，形同漩涡一般——如狄克·诺斯所说。

我在雪身边坐下，她向我伸出手，我握住。

“不是原谅你。”雪说，“不过暂且言和。那事确实不地道，我非常不痛快，明白？”

“明白。”

随后，我们开始吃晚饭。我用虾和扁豆做了八宝饭，用煮蛋、橄榄和西红柿做了色拉。我喝葡萄酒，她也喝了一点。

“看见你，我有时想起离婚前的老婆。”我说。

“就是同你过腻了跟别的男子跑掉的那位太太？”

“嗯。”

舞 舞 舞

30

夏威夷。

这以后连续几天太平无事。虽说不是极乐世界，也够得上和平时光。我郑重其事地拒绝了迪安。我说有些感冒发烧，还咳嗽（“咳、咳”），暂时实在无此兴致。然后递给她10元车费。她说这怎么可以，病好后往这儿打个电话。说着从手袋取出自动铅笔，在门板写下电话号码。随即一声“拜拜”，扭着腰肢走了。

我领雪到她母亲那里去了几次。每次我都同狄克一同去海边散步，去游泳池游泳。他游得不错，同一时间里雪便同她母亲单独交谈。我不晓得两人谈些什么。雪役说，我也没问，我借辆汽车把她运到马加哈就算完事。之后就同狄克闲聊、游泳、看冲浪、喝啤酒、小便。最后再把她带回火奴鲁鲁。

我听过一次狄克朗诵的弗罗斯特的诗。诗的内容我当然不懂，不过朗诵确实出色。音调铿锵，感情饱满。也看过雨刚刚冲洗出来的潮乎乎的照片。照的是夏威夷人像。本来是极为普通的人物，但从她的镜头里出来后，那表情真可谓栩栩如生，生命之核鼓涌而出。生息在这南方海岛上的男男女女那直率的温情，那粗俗、那冷冰冰的刻薄，那生存的喜悦，无不在其照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刻有力，而又安溢温馨。天才！狄克说“和我不同，和你也不同”——千真万确，一看便知。

如我照看雪一样，狄克在照看雨。当然是他那方面艰巨得多，他要扫除，要洗衣服，要烧菜做饭，要买东西，要朗诵诗，要说笑话，要跟踪熄灭烟头，要问刷牙了没有，要补充卫生巾（我陪他买过一次东西），要汇集照片，要用打字机把他作品的目录打印出来。而这些全要靠他那一只胳膊完成。我怎么也无法想像他做完这诸多事情之后还能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创作。不过转念一想，我还真不具备同情他的资格——我在照看雪，反过来又由她父亲出钱买机票，出钱订宾馆，甚至出钱买女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同他都是半斤对八两。

不到她母亲那里去的时间里，我们便练习冲浪，游泳，百无聊赖地躺在沙滩上辗转反侧或者去买东西，租小汽车在岛上四处兜风。晚上，我们去散步，看电影，去哈勒克拉尼或罗亚尔夏威夷饭店的花园酒吧里喝“克罗娜”。我利用充足的时间做了很多菜。我们轻松愉快，连指尖都给太阳镀上了美丽的光彩。雪在希尔顿服装店买了带有热带风情的新比基尼泳装，往身上一穿，活脱脱一个夏威夷少女。冲浪的本领也大有长进，我无论如何都捕捉不到的轻波细浪她都驾驭得得心应手。她买了几盒“滚石”的磁带，每天反复听个不止。有时我去买饮料而把她一个人扔在沙滩上，这时间里便有各种各样的男士向她搭话。但由于她不会说英语，那些男士百分之百地落得个自讨无趣。见我回来了，便一个个道声“失礼”（或者出言不逊地），纷纷逃离。她黝黑健美，每天无忧无虑，喜气洋洋。

“喂，男人想得到女人的愿望就那么强烈？”一天躺在沙滩上的时候雪突然问我。

“是较强烈。程度固然因人而异，但从本能上从肉体上来说，男人都是想得到女人的。关于性大致知道吧？”

“大致知道。”雪用于巴巴的声音说。

“有一种东西叫做性欲，”我解释说，“就是说想同女孩儿困觉——这是自然规律，为了保持种族——”

“我不要听什么保持种族，别讲生理卫生课上的那些陈词滥调。我是在问性欲，问那东西是怎么回事。”

“假定你是一只鸟，”我说，“假定你喜欢在天上飞并感到十分快活，但由于某种原因你只能偶尔才飞一次。对了，比如因为天气、风向或季节的关系有时能飞有时不能飞。如果一连好些天都不能飞，气力就会积蓄下来，而且烦躁不安，觉得自己遭到不应有的贬低，气恼自己为什么不能飞。这种感觉你明白？”

“明白。”她说，“经常有那种感觉的。”

“那好，一句话，那就是性欲。”

“这以前你什么时候在天上飞来着？就是——我爸爸最近给你买那个女人之前？”

“上个月末吧。”

“快活？”

我点点头。

“总那么快活？”

“也不一定。”我说，“因为是两个不健全的生物在一起合作进行的事，所以不一定每次都顺利成功。有时失望，也有时快乐得忘乎所以，以致不小心撞到树干上。”

雪“唔——”了一声，陷入思索。多半是在想像空中飞鸟因左顾右盼而不小心撞在村干上的光景吧。我有点不安：以上解释果真合适不成？并不好，我岂不是在向一个进入敏感年龄的女孩子传授荒谬至极的东西？但也无所谓，反正长大自然而然要明白的。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功率会有所提高。”我继续解释，“因为可以摸到诀窍，可以预测阴晴风雨。但在通常情况下，性欲反而随之逐渐减退。性欲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可怜！”雪摇头道。

“的确。”我说。

夏威夷。

我在这岛子上到底住多少天了？日期这一概念已经从我头脑里完全消失，昨天的次日是今天，今日的次日是明天，日出日没，月升月落，潮涨潮退。我抽出手册，用月历计算一下日期：已来此10天，4月份已近尾声。我暂定一个月的休假已经过去。是怎样过去的呢？脑袋的螺丝早已放松，彻底放松。天天冲浪，天天喝“克罗娜”。这并无不可。但我本来是寻求喜喜行踪的，那是一切的开始。我按照那条路线，一路随波逐流而来。当我蓦然醒悟时，却不知不觉到了这等地步。奇妙的人一个接一个出场，事物的流程已完全偏离方向。于是我现在得以在椰子村阴下边喝热带风味的饮料，边听卡拉帕纳音乐。必须对流程加以矫正。咪咪死了，被勒死了。警察来了。对了，咪咪命案究竟怎么样了呢？文学和渔夫澄清她身份了吗？五反田又如何呢？他看起来极度疲劳，心力交瘁。他是想同我说什么呢？反正一切都半途而废，然而又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差不多该返回日本了！

但我不能动身。这些天不仅对雪，对我也同样是得以摆脱紧张的一段久违的时光。这时光雪需要，我也需要。我每天几乎什么也不想。只是晒太阳，游泳，喝啤酒，只是听着“滚石”和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在岛上开车兜风，只是在月光下的海滨散步，去宾馆酒吧喝酒。

我心里当然清楚不可能长此以往，只是不忍马上起身离开。我身心舒展，雪也乐在其中。见她这副样子，我怎么也说不出“喂，回去吧”。这也成了自我原谅的口实。

两个星期过去了。

我和雪一起驱车兜风。这是傍晚的闹市区，道路很挤。反正没什么要紧事，我们便慢慢行驶，也好看看两边景致。色情电影院、削价商品专门店、越南人卖越式长裙布料的服装店、中国食品店、旧书店以及旧唱片店等，一路鳞次栉比。有家店前，两个老人搬出桌椅在下围棋。火奴鲁鲁一如往日的闹市风情。到处都可见到目光游移迟滞的男子无所事事地呆立不动。这街头很有意思。也有价廉味美的饮食店。不过女孩子单独行走并不合适。

离开闹市区，临近港口一带，贸易公司的仓库和办公楼等多了起来，街面上显得有些冷清，索然无味，下班急于回家的人们在等公共汽车，咖啡店已经亮起缺笔少画的霓虹灯。

雪说她想再看一次《E．T》。

我说可以，吃完晚饭去看。

接着她谈起《E．T》，说我要是像《E．T》该有多好。并用食指尖轻触了下我的额角。

“不行的，就算那么做，那里也好不了。”

雪嗤嗤笑着。

就在这时！

这时，有什么东西突然击了我一下，头脑中有什么东西咔的一声连接上了，显然发生了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刹那间我无从判断。

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踩闸刹车。后面的“佳马乐”①几次拉响刺耳的汽笛，超车时从车窗里朝我骂不绝口。是的，我是看见了什么——重大发现！现在，在这里！

①日本产小汽车名。

“喂喂，怎么搞的，一下子？多危险！”雪说，或者大概这样说道。

我什么也听不进去。是喜喜，我想，没错，刚才我是在这里看见了喜喜，在这火奴鲁鲁的商业区。我不晓得她何以置身此地，但确是喜喜无疑。我同她失之交臂——她是从我车旁一闪而过，近得伸手可触。

“喂，把车窗全部关好锁上，不得下车，谁说什么也别开门，我就去就回。”说罢，我跳下车。

“等等，我不嘛，一个人在这地方……”

我只顾沿路跑去，撞上好几个人，我已顾不得这许多。我必须抓住喜喜。我不知为何抓她，但务必抓住她，同她说话。我顺着人流向前猛跑，穿过了两三条横道。奔跑之间，我记起她的衣着：蓝色连衣裙、白色挎包。前边很远处出现了蓝色连衣裙和白色挎包。苍茫的暮色中，白色挎包随着她的脚步一摇一摆，她朝人多热闹的地方走去。我跑上主干大街，行人顿时增多，无法跑得很快，一个体重看上去足有雪3倍之多的巨大女人挡住去路。但我还是一点点缩短了同喜喜间的距离。她只是不停地走，速度适中，不快不慢。既不回头又不斜视，也似无乘车的打算，只是径直向前步行。本以为可以马上追上，但奇怪的是那段距离很难缩得更短。信号灯竟一次也未使她止步。仿佛她早已计算妥当，一路全是绿灯。为了不使她消失，一次我不得不闯红灯，险些被车碾上。

当已缩至20米左右的时候，她突然朝左拐弯。我当然也跟着左拐。这是一条人影寥寥的窄路，两旁排列着不甚气派的办公楼，中间停着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吨位卡车。路面已不见她的身影，我止住脚步，气喘吁叮地凝目细看。喂，怎么搞的，又消失了不成？但喜喜并未消失，只是被一辆运输车挡住了一会。她仍以同样的步调继续前行。暮色渐深，她那如同钟摆在腰间均匀晃动的挎包看得分外清晰。

“喜喜！”我大声叫道。

她似乎听见，朝我一闪回过头来。是喜喜！虽说我们之间尚有一段距离，虽说路面昏暗——路灯因余晖未尽而未全部放光——但足以使我确信那必是喜喜，毫无疑问。而她也知道是我，甚至朝我漾出一丝微笑。

喜喜没有止步。只是回眸一望，脚步也役放松，继续前行，走进一排办公楼中的一座。我相差20秒钟也抢入其中，但迟了一步，大厅里的电梯已经闭合。用老办法表示楼层的指针已开始缓缓旋转，我喘息未定地盯视那针尖的指向。指针慢得令人心焦，好歹指在“8”时，颤抖一下，再不动了。我按了下电梯钮，旋即改变主意，沿旁边的楼梯向上跑去，险些同一个提水桶的管理人模样的萨摩亚人撞个满怀。

“喂，哪里去？”他问。我说了声“回头见”，一步不停地往上冲去。楼内弥漫着灰尘味儿，不像有人办公。四下寂然，杳无人迹，独有我扑通扑通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訇然回响。跑上八楼，左右张望，无任何动静，无任何人。只有公司办公室模样的普通门扇沿走廊排开。门有七八扇，每扇都有编号和单位标牌。

我逐个看那标牌，但那名称对我毫无帮助。贸易公司、法律事务所、牙科诊室……每块标牌都破旧不堪，脏污不堪。就连名称本身都给人以古旧脏污之感，无一堂而皇之。寒伧的街道，寒伧的楼宅，寒伧的楼梯，寒枪的办公室。我再次从前往后慢慢确认一遍如此名称，仍然没有一个同喜喜连接得上。无奈，只好静静站定，侧耳细听。全无任何声响，整座楼犹如废墟般一片死寂。

稍顷，有声传来，是高跟鞋敲击硬地板的声音——咯噔咯噔。鞋声在天花板高悬而又不闻人声的走廊里，回声异常之大，仿佛远古的回忆，滞重而干涩，竟使得我对现在这一概念发生怀疑，而觉得自己似在早已死去风干的巨大生物那迷宫般的体内彷徨不已——我不巧通过时间之穴遽然掉入这空洞之中。

由于鞋声过大，我一时难以判断来自哪个方向。好一会儿，才知是从右侧走廊的尽头处传来的。于是我尽可能不使网球鞋发出声响，快步朝那边赶去。鞋声从尽头处的门的里边发出。听起来似乎相当遥远，实际上却只有一门之隔。门上没有标牌。奇怪，我想，刚才我挨门看时，明明也有标牌。写的什么倒记不清了，反正门有标牌无疑。假如存在没有标牌的门，我绝对不至于错过。

莫非做梦？不是梦，不可能是梦？一切有条不紊，环环相扣。我本来在火奴鲁鲁商业区，追喜喜追到这里。并非梦，是现实。虽然不无离奇，但现实还是现实。

不管怎样，敲门再说。

一敲，鞋声即刻停止，最后的回声被空气吸收之后，四周重新陷入彻底的沉寂之中。

我在门前等了30秒，什么也没发生，鞋声依旧杳然。

我握住球形拉手，果断地一拧。门没有锁。把手轻轻旋转，随着微弱的吱呀声，门从内侧打开。里面很暗，隐隐有一股地板清洗剂的味道。房间空无一物，既无家具，又无灯盏。惟有一片若明若暗的夕晖将其染上淡淡的蓝色。地板上散落着几张褪色的报纸。无人。

随即响起鞋声，准确说来是4步。接下去又是沉寂。

声音似乎从右上端传来。我走到房间尽头，发现靠窗有一门，同样没锁，门后是楼梯。我扶着冷冰冰的金属扶手，一步步摸黑攀登。楼梯很陡，大约是平常不用的紧急通道。上至顶头，又见一门。摸索电灯开关，无处可寻。只好摸到球形把手，把门拧开。

房间幽黑，虽然算不上漆黑一团，但基本着不清里面是何模样，只知道空间相当之大，料想是阁楼或棚顶仓库之类。一个窗口也没有，或有而未开。天花板正中有数个采光用的小天窗。月亮尚未升高，无任何光亮从中射进。隐隐约约的街灯光亮几经曲折，终于从那天窗爬入少许，几乎无济于事。

我把脸往这奇异的黑暗中探出，喊了一声：“喜喜！”

静等片刻，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呢？再往前去又过于黑暗，无可奈何。我决定稍等一会。这样也许眼睛适应过来，而有新的发现也未可知。

我不知曾有几多时间在此凝固。我侧起耳朵，目不转睛地注视黑暗。不久，射进房间的光线由于某种转机而稍微增加了亮度。莫不是月亮升起，或者街上的灯光变亮不成？我松开把手，蹑手蹑脚往房间正中趋前几步。胶底鞋发出沉闷而干涩的嚓嚓声，同我刚才听到的鞋声差不许多，带有一种似乎不受空间限制的非现实性的奇妙余韵。

“喜喜！”我又喊了声，仍无回音。

如同我一开始凭直感所意识到的那样，房间十分宽敞。空空如也，空气静止一团，居中环顾四周，却发现角落里零星放有家具样的什物。看不真切，但从其灰色轮廓想来，大约是沙发桌椅矮柜之类。这光景也真是奇特，家具看上去居然不像家具。问题在于这里缺乏现实感。房间过大，家具则相形少得可怜。这是一个被离心式扩大了的非现实性生活空间。

我凝神细看，试图找出喜喜的内色挎包。那蓝色的连衣裙想必隐没在房间的黑暗里，但挎包的白色则应肖看得出来。也许她正坐在某张椅子或沙发上。

但我未能发现挎包。沙发或椅子上只有一摊白布样的东西，估计是布罩之类。近前一看，根本不是布，而是骨头。沙发上并坐着两具人骨，而且都非常完整，无一欠缺。一具大些，另一具稍小，分别以生前的姿势坐在那里。大些的人骨将一只胳膊搭在沙发靠背上，稍小的则两手端放膝头。看起来两人是在不知不觉中死去的，而后失去血肉，只剩得骨骼。他们甚至像在微笑，且白得惊人。

我没有感到恐怖。原因不知道，只是并不害怕。我想，一切都已在此静止，在此静止不动。那警察说得不错，骨头是清洁而文静的。他们已经完全地、彻底地死了，无须什么害怕。

我在房间里巡视一圈。原来每张椅子上都坐有1具人骨，总共6具。除1具外，全都完好无缺，死后己过了很长时间。每具的坐姿都非常自然，似乎当时根本没觉察到死的降临。其中一具仍在看电视。当然电视已经关了。可他（从骨骼很大这点，我揣度是个男子）继续盯视荧屏。视线笔直地同其相连，如同被钉在虚无图像上的虚无视线。也有的是伏着餐桌死去的，餐桌上还摆着餐具，里边无论当时装着什么，如今都一律成了白灰。也有的是躺在床上死的——惟独这具人骨不完整，左臂从根部断掉。

我闭起眼睛。

这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让我看什么？

鞋声再度响起，来自别的空间。我分辨不出它来自哪个方向，仿佛是从什么方位也不是的方位、从什么地方也不是的地方传来的，然而看上去这个房间已是尽头，哪里也通不出去。脚步声持续响了一阵便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沉寂几乎令人窒息。我用手心擦了把汗。喜喜再次消失。

我打开来时的门，走到外面。最后一次回头望时，只见6具骨骼在蓝色的幽暗中隐隐约约地、白生生地浮现出来，似乎马上就要悄然起身，似乎在静等我的离去，似乎我离去后电视马上打开，碟盘中马上有热腾腾的菜肴返来。为了不打扰他们的生活，我轻轻带上门，从楼梯走下，厕到原来空荡荡的办公室。办公室同刚才见到时一样，空无一人，只有地板那同一位置上散落着几张旧报纸。

我靠着窗沿向下俯视。街灯发出清白的光，路面仍然停着轻型客货两用车和小型卡车。没有人影，早已日落天黑。

继而，我在积满灰尘的窗框上发现了一张纸片，有名片大小，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像是电话号码的7位数字。纸片较新，尚未变色。对这号码我一点印象也没有，翻过背面觑了一眼，什么也没写，一张普通白纸。

我把纸片揣进衣袋，出到走廊。

站在走廊里凝神细听。

不闻任何声响。

一切死绝。沉寂，不折不扣的沉寂，如被切断电线的电话机。我无奈地走下楼梯。到大厅后寻找刚才那位管理人，以打听这到底是怎样一座办公楼，但没有找见。我等了一会。等的时间里渐渐担心起雪来。我计算自己把她扔开了多长时间，但计算不出。20分钟？1个小时？反正天色已由微暗而黑尽。再说我是把她扔在环境有欠稳妥的道路上。反正得赶回才是，再等下去也一筹莫展。

我记住这条街的名称，急匆匆地返回停车的地方。雪满脸不情愿的神情，歪在座席上听广播。我一敲，她扬起脸，打开门锁。

“抱歉！”我说。

“来了好多人，又是骂，又是敲玻璃，又是抓着车身摇晃。”

“对不起。”

她看着我的脸。刹那间，那眼神冻僵了一般。瞳仁顿时失去光泽，如平静的水面落入一片树叶，轻轻泛起波纹。嘴唇若有所语地微微颤动。

“咦，你到底在哪里干什么来着？”

“不知道。”我说。我这声音听起来也像是从方位不明的场所里传来，同那足音一样不受任何空间的制约。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慢慢擦汗。汗水在我脸上好像结了一层又凉又硬的膜。“真的说不清楚，到底干什么了呢？”

雪眯细眼睛，伸手轻轻触摸我的脸颊，指尖又软又滑。与此同时，她像嗅什么气味一样用鼻子“嘶——”地深深吸气，小小鼻翼随之略微鼓涨，仿佛有些变硬。她紧紧地盯着我，使我觉得好像有人从1公里之外注视自己。

“不过是看见什么了吧？”

我点点头。

“那是说不出口的，是语言不能表达的，是对任何人也解释不清楚的。可是我明白。”她偎依似的把脸颊贴在我脸上，一动不动地贴了10秒或15秒。“可怜！”她说。

“怎么回事呢？”我笑道。本来并没心思笑的，却又不能不笑，“无论怎么看我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或者不如说是个讲究实际的人。可为什么总是被卷进这种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中呢？”

“噢，那是为什么呢？”雪说，“别问我。我是孩子，你是大人嘛！”

“的确。”

“但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我不很明白。”

“软弱感，”她说，“一种无可奈何地被庞然大物牵着鼻子走的心情。”

“或许。”

“那种时候大人是借酒消愁的。”

“不错。”

我们走进哈勒克拉尼宾馆，在游泳池畔以外的另一间酒吧坐下。我喝马丁尼酒，雪喝柠檬汽水。一位长着一副谢尔盖·拉赫马尼诺夫般高深莫测的面孔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中年钢琴手，面对一架卧式钢琴默默弹奏基本乐曲。顾客只有我们两个。他弹了《小星团》，弹了《但不是为了你》，弹了《佛蒙特州的月亮》。技术无懈可击，但兴味索然。最后，他弹奏了肖邦的一首前奏曲。这回弹得十分精彩。雪鼓掌时，他投以两毫米的微笑，随即转身离去。

我在这酒吧里喝了3杯马丁尼，然后闭目回想那个房间里的光景。那似乎是一场活生生的梦——大汗淋漓地睁眼醒来，舒一口长气说“终究是场梦”。然而又不是梦，我知道不是梦，雪也知道不是梦。雪知道的，知道我看见了那光景。风干了的6具白骨。它意味着什么呢？那缺少左臂的白骨莫非是狄克·诺斯？而另5具又是何人呢？

喜喜想告诉我什么呢？

我恍然记起衣袋里那张在窗框上发现的纸片，赶紧掏出去电话亭拨动号码。没有人接。铃声仿佛垂在无底深渊中的秤舵，持续不断地呼叫不止。我返回酒吧，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

“如果能买到机票，我明天回国。”我说，“在这里呆得太久了。休假是很快活，但现在觉得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也有事要回去处理。”

雪点点头，似乎我开口之前她已有预料。“可以的，别考虑我。你想回去就不妨回去。”

“你怎么办？留下？还是同我一道回去？”

雪略一耸肩，说：“我准备去妈妈那里住些天，还不想回日本。我提出要住，她不会拒绝吧？”

我点下头，将杯里剩的马丁尼酒一口喝干。

“那好，明日开车送你去马加哈。噢，再说，我也恐怕还是再最后见一次你母亲为好。”

之后，我们去阿洛哈塔附近一家海味饭店吃最后一顿晚饭。

她吃龙虾。我喝罢威士忌，开始吃牡蛎。两人都没怎么开口，我脑袋昏昏沉沉，恍惚觉得自己吃牡蛎时便可能酣睡过去，而变成一具白骨。

雪不时地看我一眼，饭后对我说道：“你最好回去睡一下，脸色很不好看。”

我回房间打开电视，拿起葡萄酒自斟自饮。电视上正在转播棒球比赛，杨基茨队对奥里奥尔队。其实我并不大想看棒球比赛，只不过想打开电视——作为一种同现实物相连接的标识。

我喝酒一直喝到困意上来。突然想起那张纸片，便又拨动了一次号码，还是没人接。铃声响过15遍，我放下听筒，坐回沙发盯着电视荧屏不动。威弗尔德进入击球位。随后我觉得有什么刮了我脑袋一样，是有什么。

我边盯电视边思索那究竟是什么。

什么与什么相似，什么与什么相连。

我将信将疑，但值得一试。我拿起那张纸片走到门前，将迪安写在门上的电话号码同纸片上的电话号码加以对照。

完全相同。

一切都连接上了，我想，一切都已连接妥当，惟独我不晓得其接缝位于何处。

翌日一早，我给日航售票处打去电话，订了下午的机票。然后退掉房间，准备开车把雪送到她母亲在马加哈的小别墅。我先给雨打电话，告诉她今天因急事回国，她没有怎么惊讶，说她那里供雪睡觉的地方还是有的，可以带雪过去。今天从一早开始便意外地阴沉下来，随时都可能有暴风雨袭来。我驾驶那辆近来常用的三菱“矛骑兵”，像往日那样边听广播，边沿着海滨公路以120公里的时速一路疾驰。

“活像大力士。”雪说。

“像什么？”我反问。

“你心脏里像有个大力士。”雪说，“大力士在吃你的心脏，唧、唧、唧，唧、唧、唧。”

“理解不透你这比喻。”

“有什么被腐蚀。”

我一面开车一面思索。“有时我感觉得到死的阴影。”我说，“那阴影非常之浓，就像死即将靠近我身边，而且已经悄然伸出手，眼看就要抓住我的脚踝似的。我并不怕。因为那始终不是我的死，那只手抓住的始终是别人的脚踝。但我觉得每有一个人死去，我自身便也受到一点损耗。为什么呢？”

雪默然耸肩。

“为什么我固然不知道，但死总是在我身旁，一旦机会来临，就从一道空隙里闪出原形。”

“那怕就是你的关键所在吧？你是通过死这种东西同世界发生联系的，肯定。”

我思索良久。

“你使我很悲观。”我说。

狄克·诺斯为我的离去大为感伤，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多少共通点可言，但正因如此，才感到无拘尤束。我对他那种富有诗意的现实性，甚至怀有类似尊敬的情感。我们握手告别。同他握手时，我见过的白骨蓦地掠过我的脑际。难道那真的是狄克·诺斯？

“我说，你可考虑过死的方式？”我问道。

他笑着想了想说：“打仗时常想来着，因为战场上什么样的死法都有。但近来不大想，也没有工夫想这么复杂的事情。和平要比战争忙碌得多。”他笑了笑，“为什么想起问这个？”

我说没什么缘由，不过一时想到而已。

“让我想想看，下次见时告诉你。”他说。

之后，雨邀我去散步，我们并肩沿着漫步用的小路缓缓移动步履。

“谢谢你帮了这么多忙。”雨开口道，“真的十分感谢。这种心情我总是表达不好，不过……唔，呃，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事情因为有你在才得以顺利解决。不知什么缘故，有你在中间事物的进展就能变得顺畅。现在，我和雪可以单独谈很多话，互相之间好像多少有了理解，而且她也能像今天这样搬到这里住了。”

“太好了！”我说。我使用“太好了”这句台词，只限于想不出其他任何用于肯定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又不便沉默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雨当然觉察不到这点。

“遇到你后，我觉得那孩子精神上安稳多了，焦躁情绪比以前少了。肯定你和她脾性合得来，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你们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吧。嗯，你怎么认为？”

我说不大清楚。

“上学的事怎么办好呢？”她问我。

我说既然本人不愿意去，那么也不必勉强。“那孩子是很棘手，又易受刺激，我想很难强迫她干什么。相比之下，最好请一位像样的家庭教师教给她最基本的东西。至于什么突击性试前复习什么百无聊赖的俱乐部活动什么毫无意义的竞争什么集体生活的约束什么伪善式的规章制度，无论怎么看都不适合那孩子的性格。学校不愿意去，不去也未尝不可。独自搞出名堂的人也是有的。恐怕最好发掘她特有的才能并使之充分发挥出来。她身上是有足以朝好的方面发展的素质的，我想。也有可能将来主动提出复学，那就随她便就是。总之一句话，要由她自己决定，是吧？”

“是啊，”雨沉思片刻，点头道，“恐怕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也根本不适合群体生活，也没有正经上过学，很能理解你的话。”

“既然理解，那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到底问题在哪里呢？”

她喀喀有声地摇晃了几下脖颈。

“问题倒也没什么。只是在那孩子面前我缺乏作为母亲的坚定自信，所以才这么优柔寡断。别人说不上学也未尝不可也好什么也好，可我总是心里不踏实，而觉得还是要上学才行，否则到社会上恐不大合适……”

社会上——我接下去说：“当然，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作为结论是否正确，因为任何人也不晓得未来的事。或许结果并不顺利。但是，假如你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地体现出你同那孩子之间——作为母亲也罢朋友也罢——休戚相关，并且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类似敬意的情感的话，那么我想以后她会自己设法好自为之的，因为她感受力很强。”

雨依然把手插在短裤口袋里，默默走了一会。“你对那孩子的心情可说是了如指掌，怎么回事呢？”

我想说因为我尽力去理解的缘故，当然没有出口。

之后，她说想酬谢我一下，感谢我对雪的照料。我说不必，因为牧村拓那边已经给了充分的报偿。

“我还是要表示表示。他是他，我是我，我作为我向你酬谢。现在不马上做，转身就忘的，我这人。”

“这个忘了倒真的无所谓。”我笑道。

她低身坐在路旁一条凳子上，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香烟吸着。“沙龙”蓝色的烟盒由于汗水的浸润，已变得软软的。一如往常的小乌以一如往常的复杂音阶啁啾不已。

雨默默吸烟。实际上她只吸两三口，其余全部在她手指间化为灰烬，一片片落在草坪上。这使我想起时间的尸骸，时间在她手中陆续死去并被烧成白色的灰烬。我耳听鸟鸣，眼望叮叮咣咣从下面路上滚动的双轮马车，马车上坐着园艺师。从我们到马加哈时开始，天气便渐趋好转。其问听到过一次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但仅此而已。厚重的灰色云层如同被一股不可抗阻的巨大力量驱赶着，渐次变得七零八落，于是势头正猛的光和热又重新洒向大地。雨穿一件粗布衬衫（工作中她基本上穿同样的衬衫，胸袋里装着圆珠笔、软笔、打火机和香烟），也没戴太阳镜，只管坐在强烈的阳光底下。刺眼也好酷热也好，对她来说似乎都不在话下。我想她热还是热的，因为脖颈上已滚动着几道汗流，衬衣也点点处处现出湿痕。但她无动于衷。不知是精神集中，还是精神分散，总之如此过了10分钟。这是只有瞬间性时空移动而无实体存在的10分钟。她俨然根本不知时间流逝这一现象为何物，或许时间始终没有成为她生活中的一种因素。或者说即使成为，其地位也极其低下。但对我则不同，我已经订好了机票。

“差不多该回去了。”我看看表说，“到机场还要还车结账，可能的话，想提前一点去。”

她再次用重新对焦似的茫然目光看着我。这同雪有时表现出的神情十分相似，是一种表示必须同现实妥协的神情。我不禁再度心想，这母女两人果然有共通的气质或禀性。

“啊，是的是的，是没时间了，对不起，没注意。”说着，她把头慢慢地向左右各歪一次，“想事来着。”

我们从凳子上立起，沿来时的路返回别墅。

我走时，3人送出门来。我提醒雪别吃太多低营养食品，她只是对我噘起嘴唇。不过不要紧，因为有狄克在身边。

并排映在汽车后望镜里的3人身影，甚是显得奇特。狄克高高举起右手挥舞；雨双臂合拢，目光空漠地正视前方；雪则脸歪向一边，用拖鞋尖滚动着石子。看上去确乎是被遗留在不完整的宇宙角落里七拼八凑的一家，实难相信刚才我还置身其中。我旋转方向盘，向左拐弯，3人的身影倏地消失不见。于是只剩下了我自己——好久没有只身独处了。

只身一人很觉快意。当然我并不讨厌同雪在一起，这是两回事。一个人的确也不坏。干什么都不必事先同人商量，失败也无须对谁解释。遇到好笑之事，尽管自开玩笑，嗤嗤独笑一气，不会有人说什么玩笑开得庸俗。无聊之时，盯视一番烟灰缸即可打发过去，更不会有人问我干吗盯视烟灰缸。好也罢坏也罢，我已经彻底习惯单身生活了。

剩得我一人之后，我觉得甚至周围光的色调和风的气息都多多少少——然而确确实实——发生了变化。深深吸入一口空气，仿佛体内的空间都扩展开来。我把收音机调到爵士乐立体声广播，一边听科尔曼和莫根，一边悠然自得地向机场驱车进发。一度遮天蔽日的阴云犹如被乱刀切开似的支离破碎，现在惟独天角处孤零零地飘着几片，而摇曳着椰树叶掠过的东风又把这几片残云往西吹去。波音747宛似银色的楔子，以急切的角度向下俯冲。

剩得我一人后，我遽然变得什么也思考不成。似乎头脑里的重力发生了急剧变化，而我的思路却无法很快适应。不过，什么也想不成也是一桩快事。无所谓，就什么也不想好了。这里是夏威夷，傻瓜，何苦非想什么不可！我把头脑扫荡一空，集中精力开车，随着《热煞人》和《响尾蛇》乐曲，吹起音色介于口哨与唇间风之间的口哨来。我以160公里的时速开下坡路，只听周围风声呼啸。坡路拐弯之时，太平洋浮光耀金的碧波顿时扑面而来。

下步怎么办呢？林假到此结束。结束在该结束的时候。

我把车开到机场附近的租借处，还回车。随即去日航服务台办理了登机手续。然后，利用机场里的电话亭最后一次拨动那个一团谜的电话号码。不出所料，仍无人接，只有铃声响个不停。我放下电话，久久盯着亭中的电话机。而后无可奈何地走进头等舱候机室，喝了一杯对汽水的杜松子酒。

东京！往下是东京。然而我很难记起东京是何模样。

舞 舞 舞

31

返回涩谷住处，拿出不在家时寄达的函件，大致过目一遍。然后打开录音电话，把内容放出：重要事项一个也没有，照旧全是工作方面鸡毛蒜皮的琐事。无非下月号的稿件进展如何啦，我的失踪害得对方好苦啦，新的稿约等等。我嫌啰嗦，一律置之不理。光是逐个解释一遍就要花去好多时间。与其如此，倒不如不声不响地立即着手工作来得痛快。不过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一旦干上扫雪工这行，此外便什么也干不下去，因此只能暂且置之不理。当然这在情理上多少说不过去。所幸时下不缺钱花，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有办法可想。说起来，迄今为止我一直是按对方的指令闷头苦干，未曾有过半句怨言。现在多少自行其是也算不得胆大妄为。这份权利在我也是有的。

之后，我给牧村拓打去电话，忠仆接起，马上换牧村上来。我把经过大致说了一遍。告诉他雪在夏威夷十分快活自在，无任何问题。

“那好，”他说，“感激不尽。明后天就给雨打电话。对了，钱够用？”

“够的够的，还有剩。”

“花就是，随便。”

“有件事想问问，”我说，“那女郎的事。”

“啊，是那个。”他一副若无其事的口气。

“那到底是怎样一种组织？”

“应召女郎组织嘛。那东西一想就该明白的吧，你也不至于和那女郎整个晚上都在打扑克吧？”

“不不，我是问怎么能从东京买得火奴鲁鲁的女郎？想知道那种渠道——单纯出于好奇心。”

牧村略一沉思，大概是揣度我这好奇心有无杂质。“比方说，和国际特快专递差不多。给东京的组织打去电话，请其在何日何时把女郎送到火奴鲁鲁的何处。这样，东京的组织就同火奴鲁鲁有合同关系的组织取得联系，让对方在指定时间把女郎送到。我从东京付款。东京扣除手续费后，把剩下的钱汇往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再扣除手续费后，剩下的交给女郎。方便吧？世上什么机构都有。”

“好像。”我说。国际特快专递。

“噢，花钱是花钱，但方便。好女子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抱得到。从东京可以预订，不必到那边费劲去找，而且保险。中间又不会冒出什么争风吃醋的来，况且用经费报销。”

“能把那组织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么？”

“这可万万使不得，绝对秘密。除了会员概不接待，而要成为会员须经过极其严格的资格审查，要有金钱、有地位、有信用。你怕通不过，死心塌地好了！我把这渠道告诉给你都已犯规，违反了对局外人严守秘密的规定。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你的好意。”

我对他这番纯粹的好意表示感谢。

“女郎够味儿吧？”

“嗯，不错。”

“那就好。交代过要送好女郎过去来着。”牧村说，“叫什么名字？”

“迪安。”我说，“6月的迪安①。”

①英语中“6月”的发音同“迪安”大致相似。

“6月的迪安。”他重复道，“白的？”

“白的？”

“不，东南亚。”

“下次去火奴鲁鲁，我也试试。”

其他再没什么可说的，我便道谢放下电话。

接着，给五反田打电话。照例是录音电话。我留话说我已经回国，请同我联系。如此一来二去，不觉暮色上来。于是我驾起“雄狮”，去青山大街采购。又在纪国屋买了调配妥当的蔬菜。或许长野县的大山里头有一处专门供应纪国屋的调配式菜田。那菜田想必很大，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就是《大逃亡》电影中那样的铁丝网，纵使有架着机关枪的岗楼也无足为奇。那里面有人对莴苣和芹菜施以某种动作，肯定。而且是远远超出我们想像的非蔬菜式训练。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买菜买肉买鱼买豆腐买咸菜。买完回来。

五反田没来电话。

翌日早晨，在“丹琴”炸饼店用过早点，去图书馆翻看半个月来的报纸。这自然是为了确认咪咪案件的侦破有何突破。我仔细翻阅了朝日、每日和读卖3份大报，均只字未提她的死。连篇累牍尽是什么竞选结果，什么雷夫契克谈话，什么初中学生不良行为等等。还报道说“沙滩男孩”由于有音乐剽窃嫌疑，原定在白宫举行的音乐会受到抵制。荒唐！假如“沙滩男孩”因此被逐出白宫，那么米克·贾格尔即使3次被投进火炉也毫不足惜。总之，未能从报纸上发现有关一女子在赤坂某宾馆被人勒死的报道。

随后，我又把过期周刊统统翻看一遍。只有1份有1页关于咪咪惨死的报道，标题是《赤坂Q宾馆·美女全裸勒杀案》，哗众取宠的标题！上面没有照片，代之以一幅大约某专门画家根据尸体画的肖像。恐怕是因为杂志不能登载尸体照吧。细细端详，还真有点像咪咪。不过这也是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咪咪，倘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目睹这肖像，多半看不出所以然来。确实，脸的细部画得很像，然而关键之处却相差甚远——没有传达出她表情的主要特点。这是死的咪咪，活着的咪咪却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的。她始终怀有希望，始终抱有幻想，始终动脑思索。她曾是个温情而熟练的官能扫雪工。所以我们才做成了幻想交易。所以那天早上她才说出了“正是”。然而画上的咪咪却比她本人寒伧得多，猥琐得多。我摇摇头，闭起眼睛，缓缓叹了口气。面对这幅肖像，我再次真切地感到咪咪确已死了。在某种意义上，比看尸体照片还要更真实、更深刻地感受到她的死，或她不在的缺憾。她完全地、彻底地死了，再也不能返回人世。她的生已被吸入黑洞洞的虚无之中。想到这点，我心里便生出一种近乎凝固而干涩的悲哀。

报道本身也同肖像画一样猥琐不堪——赤坂一流宾馆Q里，发现一位大约不超过25岁的年轻女子被人用长统袜勒死。女子全裸，随身没有任何足以证明其身份之物。在服务台使用的是假名等等。内容同我从警察口中听来的相差无多。我所不知道的只在文章最后写了一点：警方认为此案同色情组织，即以一流宾馆为活动场所的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等组织有关，并已就此开始调查。看罢，我把过期杂志放回刊物架，坐在大厅椅子上前思后索。

警方为什么单单对色情组织进行调查呢？莫非掌握了确凿证据？但我不能够给警察署打电话，叫出渔夫或文学，询问后来进展如何。我走出图书馆，在附近简单吃了午饭，沿街游游逛逛。本以为游逛时间里会突然计上心来，结果纯属徒劳。春日的空气淡漠而滞重，使得皮肤阵阵发痒。到底应怎样分析呢？思路一片混乱。我走到明治神宫，在草坪上仰望天空，开始思考色情组织。国际特快专递！在东京预订，在火奴鲁鲁同女郎困觉。自成一统，简便易行，老谋深算，无懈可击，且堂堂正正。无论何等污七八糟的名堂，只要越过某一临界点，便很难以单纯善恶的尺度加以衡量。因为其中已经产生特有的、独立的幻想。一旦产生幻想，势必作为纯粹的商品开始发挥作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要从所有的空隙中发掘出商品来。幻想，此乃关键所在。卖春也罢、卖身也罢、阶层差别也罢、个人攻击也罢、变态性欲也罢、什么也罢，只要附以漂亮的包装，贴上漂亮的标签，便是堂而皇之的商品。再过不久，说不定可以通过商品目录在西武百货店订购应召女郎。You can rely on me．

呆呆仰望春日天空的时间里，不由腾起想同女孩儿困觉的欲望，可能的话，最好同札幌的由美吉。嗯，这并非绝对不可能。我想像自己把一只脚插进她公寓房间门缝——就像那个神情抑郁的刑警——使之不得关门的情景，并且对她说：“你必须同我困觉，这是你应该做的。”接下去恐怕就会如愿以偿。我轻轻地、像解开礼品绸带似的脱去她的衣服。解开外衣，摘去眼镜，脱掉毛衣。脱光后，却成了咪咪。“正好，”咪咪说，“我的身子很动人吧？”

我刚要回答，不料天已大亮。而且身旁躺着喜喜，五反田的手指在喜喜的背部优雅地往来移动。这时雪开门进来，撞见我同喜喜相抱而卧的场景。那不是五反田，而是我，手指是五反田的，但同喜喜做爱的是我。“想不到，”雪说，“简直想不到。”

“不是那样的。”我说。

“你这是怎么了？”喜喜重复道。

白日梦。

粗俗、混乱、无聊的白日梦。

不是那样的，我说。我想困觉的对方是由美吉。但是不行，千头万绪，乱成一团。我首先必须清理头绪，否则一切都无从着手。

我走出明治神宫，在原宿后街一家可以供应美味咖啡的小店喝了一杯又热又浓的咖啡，慢慢悠悠踱回住处。

薄暮时分，五反田打来电话。

“喂，现在没时间。”五反田说，“今晚见面如何？8点或9点？”

“可以，正闲着。”

“吃饭，喝酒！过去接你。”

我开始整理旅行包，把旅行期间的收据归拢起来，又分成两份，一份算在牧村头上，一份我自己掏腰包。餐费的一半和租车费可以划归他，再加上给雪个人买的东西（冲浪板、收录机、游泳衣等）。我把明细账写在一张纸上，装入信封，将剩下的旅行支票也整理好，以便在银行换成现金后一并寄出。我处理这类事务是很快捷麻利的。倒不是出于喜欢，没有人喜欢干这个。只不过我不愿意在钱财上不清不白。

清算完毕，我煮了把菠菜，同小白鱼干拌在一起，洒上点醋，边吃边喝“麒麟”生啤酒。我慢慢地重新看了佐藤春夫一个短篇。这是个令人心情愉快的春日良宵。苍茫的暮色犹如被一把透明的刷子一遍遍地越涂色调越浓，最后变成了黑幕。看书看得累了，便放上唱片来听。唱片是斯坦·罗茨演奏的舒伯特作品100号三重奏。从很多年前开始，每到春天我就听这张唱片。我觉得春夜蕴含的某种哀怨凄苦同这首乐曲息息相通。春夜，甚至把人的心胸都染成柔和的黛蓝色的春夜！我闭起眼睛，于是白色的人骨从黑暗的深处隐约浮现出来。生在深沉的虚无中沉没，骨则如记忆一般坚硬，而且近在眼前。

舞 舞 舞

32

8点40分，五反田开着那辆“奔驰”赶来。停在我公寓门前的“奔驰”，看上去甚不谐调。这不是人为的，某种东西同某种东西的不谐调可以说是命中注定。那辆庞大的“奔驰”便显得同这里格格不入，“奔驰”也不例外。无可救药，人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

五反田身穿灰色鸡心领毛衣，一件无扣衬衫，下面是条极为普通的棉布裤。但仍很醒目，就像爱尔顿·约翰身穿橙色衬衫和紫色外衣跳高那样引人注目。听见他敲门，我马上打开，他立时微微一笑。

“不进来看看再走？”我招呼道。因为见他流露出想看看我房间的神色。

“好的。”他不无羞赧地眯眯笑道。那笑容给人以愉悦之感，像是在说可以的话住上一周也无妨。

房间很狭小。但这狭小似乎给他以很深的印象。“叫人怀念啊！”他说，“以前我也住过这样的房间，在我还不卖座的时候。”

这话若出自别人之口，听起来未免不快，但经他一说，却觉得是一种直言不讳的夸奖。

简单介绍起来，我这套公寓分4个部分：厨房、浴室、客厅、卧室。哪一部分都很窄。厨房与其说是房间，莫如说是宽一点的走廊更为接近事实，放上一个细长的餐具橱和一张两人用的餐桌之后，便再也放不进任何东西。卧室也差不多，仅容得3件家具：床、立柜和写字台。客厅好歹保有一处空间，因为几乎什么也没放，只有书架、唱片架和一个小型组合音响。没有沙发，没有茶几。有两个马利梅克牌大靠垫，用来垫腰靠墙而坐，倒也舒服得很。必要时，可以从壁橱里取出折叠式写字矮桌当茶几。

我把靠垫的使用方法教给五反田，放上矮桌，拿出黑啤酒、杯子和菠菜鱼干。然后重放舒伯特的三重奏。

“不错不错！”五反田说。而且像是真心话，不是外交辞令。

“再做点下酒菜好了。”我说。

“不麻烦？”

“麻烦什么，手到擒来，眨眼之时，又不是大操大办，一点下酒菜总做得来。”

“在旁边看看可以吧？”

“当然可以。”我说。

我把大葱和干梅肉拌在一起撒上松鱼干，用裙带菜和虾做了个醋拌凉菜，把山萮菜和用擦板擦得极细的鱼肉山芋丸搅拌均匀，用橄榄油、大蒜和少量的意大利式腊肠炒了一盘土豆丝，把黄瓜切细做成即食咸菜，还有昨天剩的羊栖菜，有豆腐。调味料用了不少生姜。

“不错不错！”五反田叹道，“天才！”

“简单得很，哪样都毫不费事，熟悉了一会儿就完。关键是能用现成的东西做出几个花样。”

“天才天才！我是怎么也做不来。”

“我也模仿不来牙医嘛！各人有各人的生存方式——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确实。”他说，“算了，今天不到外面去了，就在这儿舒服舒服。不妨碍你吧？”

“我无所谓。”

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吃我做的小菜。啤酒喝完，接着喝苏格兰威士忌，听唱片。听了施菜和斯通兄弟，听了德安兹、“滚石”和平克·弗罗伊德，听了“沙滩男孩”的《浪花飞溅》。恍若回到了六十年代的夜晚。还听了“爱之匙”乐队和斯里·德哥·纳特。假如有一本正经的外星人在场，说不定以为是什么时间倒转。

外星人固然没来，10点过后雨倒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温柔安然的雨，听得从房檐落地的雨声才恍然晓得是在下雨的雨，如死者一般寂无声息的雨。

夜深后，我停止放音乐。我这房间同五反田那墙壁厚实的寓所不同，过了11点仍放音乐，会遭人埋怨。音乐消失后，我们边听滴滴答答的雨声边谈论死者，我说咪咪案件后来好像没大进展，他说知道。原来他也在从报刊上确认破案情况。

我打开第二瓶苏格兰威士忌，把最初的一杯为咪咪举起。

“警方在集中搜查应召女郎组织，”我说，“我想在这方面可能有所突破，这样，说不定从那方面把手伸到你那里去。”

“可能性是有的。”五反田略微蹙起眉头，“不过问题不大。我也有点放心不下，去事务所随便探听过，就问那个组织是否真的绝对保守秘密。对方说那组织似乎同政界的关系不一般，有几个上头的政治家染指其间。所以，即使警察查到头上，也不可能深入到内部，无法下手。况且，我们事务所本身也有一点政治背景，拥有好几个头面人物，一般门路还不成问题。同应急组织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无论怎么样都捂得住。而且对事务所来说，我是棵摇钱树，这点忙当然会帮。万一我被卷进丑闻而不能作为商品出售，吃亏的首先是事务所，事务所在我身上投资不算少嘛。当然，要是你当时说出我的名字，我肯定被带走无疑，谁都爱莫能助。因为你是惟一直接有关系的人，政治力量也来不及施展手脚。不过再也无须担心，往下已经是关系网与关系网之间的力量较量问题了。”

“肮脏的世界。”我说。

“千真万确，”五反田说，“臭不可闻。”

“臭不可闻两票！”

“失礼？”他反问。

“臭不可闻两票，采纳动议！”

他点头笑道：“对，是要投臭不可闻两票。没有一个人为被害女子着想，统统想保全自己，当然包括我在内。”

我去厨房加冰，拿出椒盐饼干和干奶酪。

“有一事相求，”我说，“有件事想请你给那个组织打电话问一下。”

他用手指捏着耳垂：“了解什么？关于案件的可不成，守口如瓶。”

“同案件无关，是火奴鲁鲁应召女郎方面的。听说可以通过那个组织买外国的应召女郎。”

“听谁说的？”

“无名氏。他讲的组织同你讲的，我猜想是同一个。因为他说没有地位、信用和钱财，加入不进那个俱乐部，像我这样的连边都甭想沾上。”

五反田微微一笑：“不错，我也听说过有此系统，一个电话就能在外国买得女郎，试倒没有试过。大概是同一组织吧。那，你想了解火奴鲁鲁应召女郎的什么？”

“了解有没有一个叫迪安的东南亚女孩儿。”

五反田稍事沉吟，再没问什么，掏出手册记下名字。

“迪安。姓呢？”

“什么姓，一个应召女郎！”我说，“就叫迪安，6月的迪安。”

“明白了，明天就联系。”

“感恩不忘的。”

“不必。同你为我做的相比，我这简直不足挂齿。别放在心上。”他把拇指和食指尖捏在一起，眯缝起眼睛问：“好了，你一个人去夏威夷的？”

“哪有一个人去夏威夷的。当然是跟女孩儿搭伴。漂亮得不得了，才13岁。”

“和13岁女孩儿睡了？”

“怎么会！胸脯还没怎么隆起咧。”

“那你和她去夏威夷做什么？”

“传授赴宴礼仪，阐述性欲原理，挖苦乔治男孩，观看《E．T》，内容丰富多彩。”

五反田注视一会我的脸，然后将上下嘴唇略略抿起笑道：“与众不同，你这人做事总是与众不同。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呢？”我说，“我也不是要故弄玄虚，事态所趋而已，同咪咪一样。她也怪不得谁，只是令人惋惜，落得那个下场。”

“唔。”他说，“夏威夷好玩？”

“当然。”

“晒日光浴了？”

“当然。”

五反田喝口威士忌，咬一口饼干。

“你不在期间，我又同以前的老婆见了几次。”他说，“很投机。说来好笑，同那家伙睡觉着实快活得很。”

“心情可以理解。”

“你也同往日的夫人见见如何？”

“见不成的，人家早已又结婚了。没和你说过？”

他摇摇头：“没听说，遗憾呐！”

“不，还是这样好，没什么遗憾。”我说。是这样好，“那么，你打算同夫人怎么办呢？”

他又摇摇头：“无可救药，无可救药——此外想不出词来形容。无计可施，无路可走，我们两人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系融洽。悄悄见面，去不可能有人认出的汽车旅馆睡觉。两人在一起，双方都轻松愉快。和她困觉真是妙极了，刚才我也说过。用不着语言，心灵自然相通。相互理解对方，比结婚当初理解得还深刻。准确说来，是在相爱。但这种状态不可能永远永远持续下去。在汽车旅馆偷偷相会纯属消耗，迟早要给记者知道。知道了就是一场丑闻。那样一来，那帮家伙就要将我们敲骨吸髓，不，甚至连骨头都剩不下。我们是在踩钢丝，筋疲力尽。我跟她说不要这样，提出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同她一起像模像样地生活，这是我的愿望。一起自由自在地做饭、散步，也想要个孩子。但这怎么都行不通。我和她家人绝对不能言归于好。那些家伙缺德事做尽，我也把话说到了家，再不可能讲和。假如她能同家里一刀两断，事情就再好办不过，问题是她做不到这一点。她家里人坏得出奇，不榨干她的油水不能罢休。她也知道这一点，但就是断不了关系。她和家人就像一对鸳鸯枕，紧紧贴在一起，分不开的。走投无路。”

五反田举起玻璃杯，来回摇晃里面的冰块。

“也真是不可思议，”他微笑着说道，“想弄到手的基本都到手了，但真正希望得到的却得不到。”

“事情恐怕就是这样。”我说，“当然就我来说，能弄到手的东西极其有限，不敢奢望。”

“不，不是那样。”五反田说，“这不过是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是吧？比如说，难道你想得到什么‘奔驰’汽车和麻布的高级公寓？”

“那倒不怎么想，因眼下也没那个必要。‘雄狮’和这鸽子笼也过得心满意足。说心满意足怕是有点言过其实，总之还算快活，和身份相符，没什么不满。当然，日后如果产生那种必要性，想得到也未可知。”

“不，不对。必要性这东西不是那样的，它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譬如说，我本来住什么地方都无所谓，板桥也罢、龟户也罢、中野区都立家政也罢，真的哪里都不在乎。只要有房盖，能住人生活就行。但事务所里的人不这样认为。而是说你是明星，得住港区，于是在麻布找了一套高级公寓，胡闹！港区到底有什么好？不外乎服装店经营的价高质次的饭店、怪模怪样的东京塔、东张西望到第二天早上的莫名其妙的混账女人。‘奔驰’也一样。本来我中意‘雄狮’，足矣，足够跑的。东京这道路‘奔驰’能有什么用？简直开玩笑！可事务所那批家伙偏偏给你找一辆来。又说你是明星，‘雄狮’啦‘蓝鸟’，啦‘皇冠’什么的万万坐不得，务必坐‘奔驰’。虽说不是新车，价格也相当昂贵。在我前边一个哪里的通俗歌手坐来着。”

他往冰块已经融化的杯里倒进威士忌，喝了一口，半天蹙起眉头。

“我所处的就是这么个世界，以为只消把港区、把欧洲车、把劳力士表拿到手就算一流。无聊透顶，毫无意思！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必要性这玩艺儿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如此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其实无非是把谁也不需要的东西涂上十分需要的幻想色彩。容易得很，只要大量制造信息即可。住则港区，乘则欧洲车，戴则劳力士——如此反复宣传。于是大家深信不疑——住则港区，乘则BMW，戴则劳力士。有一种人以为只要把这些东西搞到手就高人一等，就与众不同，却意识不到惟其如此才到头来落得个与众相同。缺乏想像力。那东西无非人为宣传而已，幻想而已。我对这把戏早已烦透了，对自己自身的生活烦透了。真想过一种像样的日子。但是不行，我们一切都给事务所控制得死死的，和能更换衣服的布娃娃一个样。因为有债在身，半句牢骚也发不得。即使我说想如何如何，也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住着港区英姿飒爽的公寓，出入‘奔驰’，戴着菲利浦斯手表，抱着高级女郎困觉——有些人恐怕是不胜羡慕。但并非我所追求的东两。而我所追求的又无法得到，除非逃离目前这种生活。”

“例如爱。”我说。

“是的，例如爱，以及平和安稳、美满的家庭，单纯的人生。”说着，五反田在脸前合起双手，“嗯，知道吗？假如当时我想得到，这些是可以得到的。不是我自吹。”

“知道，谈不上什么自吹，完全客观。”

“只要我想干，没有办不到的事。我拥有一切可能性，也有机会，有能力。但结果呢，无非傀儡而已。那些半夜里东张西望的女郎，可以说手到擒来，不骗你，真的。可是同真心喜欢的女郎却睡不到一起。”

五反田像已醉得相当厉害。脸色虽然丝毫未变，但较之往常多少有些饶舌。他想一醉方休的心情我并非不能理解。因时针已过12点，我便问他时间是否没关系。

“噢，明天整个上午没事，忙不了的。不影响你？”

“我无所谓，照样无所事事。”

“让你陪着，我也觉得过意不去。可我除了你没有人能说上话，真的，跟谁都谈不来。我一说什么不想坐‘奔驰’想坐‘雄狮’，人家多半以为我是神经出了问题。弄得不好，会给领到精神病院里去，眼下正流行这招术。无聊！什么专门接待演员的精神科医生，同呕物清扫专家是一路货色！”他闭目良久。“不过，我来这里好像尽发牢骚了。”

“‘无聊’说了20次。”

“果真？”

“要是不够，尽管说下去好了。”

“足矣足矣，谢谢。抱歉，尽叫你听牢骚话。话又说回来，我身边那些家伙，全部全部全部都是干屎蛋那样的无聊之辈，纯粹令人作呕，百分之百无可救药的呕物一直顶到嗓子眼。”

“吐出就是。”

“庸俗无聊的家伙铺天盖地。”五反田不屑一顾地说道，“全都是在物欲横流的都市里投机钻营的混蛋、吸血鬼！当然也不是全都如此，正人君子也有几个，但更多的是败类，是花言巧语口蜜腹剑的骗子，是利用地位捞钱捞女人的丑类。这些明里暗里的家伙靠着吮吸这丑恶世界的油水，眼看着越来越肥，丑陋臃肿，而又耀武扬威。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道。也许你不晓得，这样的混账家伙实在是漫山遍野。有时我还不得不跟这些家伙喝酒干杯，那时我始终要提醒自己：喂，即使气不过也掐死不得哟，对这些家伙，掐死本身就是一种能源消耗。”

“用铁棍打死如何？掐死是费时间。”

“高见！”五反田说，“不过可能的话，还是恨不得掐死。一瞬间打死太便宜了他们。”

“高见！”我首肯赞成，“我们是高见对高见。”

“实在是……”说到这里，他缄住口，然后叹息一声，双手再次在脸前合起，“心里畅快多了。”

“那好。”我说，“就像《国王的耳朵是骡子的耳朵》一样。蹄子刨坑大声吼叫。说出口来心里畅快。”

“完全正确。”

“不吃碗泡饭？”

“谢谢。”

我烧开水，用海菜、梅肉干和裙带菜简单做了泡饭。两人默默吃着。

“在我眼里，你像是生活得津津有味，嗯？”五反田说。

我背靠墙壁，听了一会雨声。“就某部分来说是这样，或许津津有味，但绝对称不上幸福。如同你缺少某种东西一样，我也缺少某种东西。所以，也过不上正经像样的生活，不过单纯踩着舞步连续跳动而已。身体已经熟悉了舞步，可以连跳不止，其中也有人夸我跳得不错，但在社会上则完全是个零。34岁了还没结婚，又没有响当当的职业，得过且过罢了。连分期付款买一套住房的计划都没有眉目，更谈不上困觉的对象。后30年会怎么样呢，你以为？”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或许，”我说，“或许有路，或许没路，无人知晓，彼此彼此。”

“可我现在就某部分来说都不津津有味。”

“那或许是的。不过你干得可是很出色。”

五反田摇头道：“干得出色的人难道会这样没完没了地发牢骚？或给你添麻烦？”

“这种时候也是有的。”我说，“我们是在谈论人，不是谈论等比数列。”

1点半时，五反田说要回去。

“在这儿住下也可以哟！客用卧具还是有的，天亮再给你做顿美味早餐。”

“不了。你这么说倒是难得，可我酒也醒了，得回去。”五反田连连摇头，看上去的确酒已醒来，“有件事求你，挺怪的事。”

“可以，说说看。”

“对不起，可以的话，能把你那‘雄狮’借我用一段时间？我把‘奔驰’留给你。说老实话，开这家伙去和以前的老婆幽会未免太惹人耳目。无论去哪里，只要看见这车在就马上知道是我。”

“‘雄狮’任凭借多少天都没问题。”我说，“悉听尊便。眼下我没做事，用不着几次车，借给你一点都不碍事。不过坦率说来，你那辆时髦漂亮的超一流车留下来我可是非常头疼。一我这停车场是按月租的场地，晚间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恶作剧；二来驾驶当中有个一差二错把车弄出毛病，我实在赔偿不起，负责不起。”

“放心，一切全由事务所负责。早已入了保险。你就是碰伤了也不要紧，反正有保险金下来，不必担心。你要是有兴趣，投到海里去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哟，下次好买辆法拉利。有个色情读物作家想卖法拉利。”

“法拉利……”

“你的意思我明白，”他笑道，“不过算了。或许你想像不到，在我们那个天地里有修养的人混不下去。所谓有修养的人，在我们那里和‘性情古怪的穷小子’是同义语。有人同情，但无人欣赏。”

最终，五反田开着我的“雄狮”回去了。我把他的“奔驰”开进停车场，这车敏感好斗，反应敏捷，力大无穷。哪怕稍一踩加速板，都可以蹿到月球上去。

“用不着那么逞能，四平八稳地慢慢来好了！”我咚咚敲着仪表板，大声叮嘱“奔驰”。但它好像全然听不进去。连车也看对方的脸色。罢了罢了，我想，连“奔驰”都是一路货色。

舞 舞 舞

33

翌日早，我去停车场看“奔驰”有何动静。我担心昨晚有人乱搞或被盗。还好，安然无恙。

以往“雄狮”所在的位置现在趴着“奔驰”，总觉得有点异样。我钻进车中把身体陷在座席上试了试，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就像睁眼醒来发现身旁躺着一个陌生女人时一样。女子诚然妩媚，但就是令人不安，使人紧张。我这人无论对何人何事，熟悉起来很花时间，亦性格所使然。

归终，这天一次也没有开车。白天在街上散步，看电影。买了几本书。晚上接到五反田的电话。他对昨晚的招待表示感谢，我说大可不必。

“啊，关于火奴鲁鲁，”他说，“我问了那个组织。嗯，的确可以从这里预订火奴鲁鲁的女孩儿。这世界也真是便利，简直就是个绿色窗口①，顶多加问一句可不可以吸烟。”

①日本长途客运汽车售票窗口（均为绿色），买票或订票十分方便。

“一点不错。”

“于是我就打听叫迪安的那个女孩儿。就说我有个熟人通过他们的介绍接触过迪安，告诉我那女孩儿好得很，劝我也试试，所以打听一下能否预约——那女孩儿叫迪安，东南亚人。对方查了好一阵子。本来是不一一给查这种事的，但我例外。不是我吹，我是他们难得的顾客，可以强求。结果真的查到了，说的确有个叫迪安的，菲律宾人。但3个月以前就已不见了，不干了。”

“不见了？”我反问，“洗手了不成？”

“喂，你就算了吧，就是我再有面子人家也不会给查到那个地步的。应召女郎那行当，有出有进是常事，哪里能逐个跟踪调查，她不干了，不在那里，如此而已，遗憾。”

“3个月前？”

“3个月前。”

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水落石出，我便道谢放下电话。

又到街上散步。

迪安3个月前便已不见，而两周前还的的确确同我睡过觉，并留下了电话号码，没有任何人接的电话号码。不可思议！这么着，应召女郎便有3个人：喜喜、咪咪和迪安。都消失不见了。一个被杀，两个下落不明。消失得如同被墙壁吸进了一般，杳无踪影。况且3个人都同我有瓜葛，我与她们之间存在着五反田和牧村拓。

我走进饮食店，用圆珠笔在手册上就我周围的人际关系画了一幅图。关系相当复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列强关系图无异。

我半是感慨半是厌倦地注视着这幅图。注视多久也无良计浮上心头。3个消失的妓女、1个演员、3个艺术家、1个美少女和1个神经质的宾馆女接待员。无论怎么来看，都称不上是地道的交游关系，同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的差不多。“明白了，执事是犯人！”我说道。但谁也没笑。笑话不好笑。

老实说，已再无办法可想。无论顺哪条线索摸去到头来都弄巧成拙，根本理不出头绪。起始只有喜喜、咪咪和五反田这条线，如今又多了一条：牧村拓和迪安。且喜喜与迪安在某处相连。因为迪安留下的电话号码和喜喜留下的毫无二致，接线突然转回。

“难呐，华生！”我对桌面上的烟灰缸说道。烟灰缸当然毫不理会。还是烟灰缸头脑聪明，采取概不介入的态度。烟灰缸也好咖啡杯也好白糖罐也好记账单也好，全部聪明乖觉，谁都不搭不理，置若罔闻。愚蠢的只我自己，接二连三地同蹊跷事扯在一起，每次都弄得焦头烂额。如此心旷神怡的春夜，居然没有幽会的对象。

我返回住所给由美古打电话。她不在，说今天值早班，已经回去。说不定今晚是去游泳学校的日子。我始终如一地嫉妒那间游泳学校，嫉妒五反田那样漂亮潇洒的教师把着由美吉的手耐心教她游泳的光景。因由美吉一人之故，我憎恶世界上从札幌到开罗等所有的游泳俱乐部。臭屎蛋！

“统统无聊透顶，简直是臭屎蛋，干巴巴的臭屎蛋，百分之百叫人作呕！”我学着五反田的样子出声痛骂。不料奇怪的是，心情居然多少痛快起来。五反田要是当宗教家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早晚领大家念念有词：“统统无聊透顶，简直是臭屎蛋，干巴巴的臭屎蛋，百分之百地叫人作呕！”很可能会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我实在想见由美吉，想得不得了。她那不无神经质的谈吐和干脆利落的举止，是那样地令人怀念。那用指尖按一下眼镜框的动作，那闪身潜入房间时一本正经的神情，那脱去天蓝色外装坐在我身旁时的姿势，是那样地讨人喜欢。如此浮想连翩的时间里，我的心情多少温煦平和下来，她身上有一种极其直率的气质，我被其深深吸引。莫非我们俩可以同舟共济不成？

她从宾馆服务台的工作中发掘乐趣，每周抽几个晚间去游泳俱乐部。我则从事扫雪，喜欢“雄狮”和过时唱片，从做一手像样的饭菜当中寻求微乎其微的喜悦——就是这样两个人。也许同舟共济，也许中途闹翻。数据过于缺乏，全然无法预测。

假如我同她在一起，还会伤害她刺激她吗？如原来的妻子所预言的那样，难道凡是同我往来同我相处的女性归终都将在心灵上受到我的伤害吗？难道因为我是个只考虑自己的人而没有资格去喜欢别人吗？

如此思来想去，不由恨不得马上乘机飞往札幌，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数据或许有所不足，但很想向她表白，说自己反正喜欢她。不行！在那之前必须把连接缝清理出来，不能半途而废。否则，由此形成半途而废的习性势必带进下一阶段，致使事物的进展全部笼罩在半途而废的阴影之中。而这并非我所理想的状态。

问题在于喜喜，是的，喜喜位于一切的核心。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企图同我取得联系。从札幌电影院到火奴鲁鲁商业区，她如影子在我眼前一掠而过，并向我传递某种消息。这点显而易见。只是那消息传递得过于隐晦，我无法理解。喜喜到底向我寻求什么呢？

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该怎么办。

等待，等待即可。

静等事态的来临。向来如此。走投无路之时，切勿轻举妄动，只宜静静等待。等待当中肯定有什么发生，有什么降临，只要凝目注视微明之中有何动静即可。这是我从经验中学得的。迟早必有举动，倘有必要，必有举动无疑。

好，那就静等。

每隔几天我便同五反田见面、喝酒、吃饭，如此一来二去，同他见面竟成了一种习惯。每次见面他都为借用我的“雄狮”表示歉意。我说无所谓，不必介意。

“还没把‘奔驰’投到海里吗？”他问。

“遗憾找不出时间。”我说。

我和五反田并坐在酒吧柜台旁喝对汽水的伏特加。他喝的频率比我稍快。

“真的投进去该是相当痛快吧？”他把酒杯轻轻挨在嘴唇上说道。

“大概如释重负。”我说，“不过‘奔驰’没了还不接着就是法拉利！”

“那也如法炮制。”

“法拉利之后是什么呢？”

“什么呢？不过要是如此投个没完，保险公司必然兴师问罪。”

“管它那么多，心胸再放宽一些！反正这一切都是幻想，不过两人借助酒兴胡思乱想而已，不同于你常演的低预算电影。空想无须预算。什么中产阶级忧患意识，忘它一边去好了。丢掉鸡毛蒜皮，只管扬眉吐气！兰鲍尔基尼也罢，波尔西也罢，爵加也罢什么也罢，一辆接一辆投进去，用不着顾虑。海又深又大，容纳几千辆没问题。发挥想像力呀，你！”

五反田笑道：“和你谈起来，心里真是爽快。”

“我也爽快。别人的车，别人的想像力。”我说，“对了，最近和太太可水乳交融？”

他啜了口伏特加，点点头。外面潇潇落雨，店内空空荡荡，顾客只我们两人。领班无事可干，擦起酒瓶子来。

“水乳交融。”他沉静地说，抿起嘴唇笑了笑，“我们在相爱。我们的爱由于离婚而得以确认，得以加深。如何，罗曼蒂克吧？”

“罗曼蒂克得差点儿晕过去。”

他嗤嗤笑着。

“真的哟！”他神情认真地说。

“知道。”我说。

我和五反田见面时基本都谈论这些。我们口气虽然轻松，但内容都很严肃，严肃得甚至需要不时以玩笑作添加剂。玩笑大多不够高明，但这无所谓，只要是玩笑即可，是为玩笑而玩笑。我们需要的仅仅是玩笑这一共识。至于我们严肃到何种地步，惟有我们自身晓得。我们都已34岁，这和13岁同样是棘手的年龄，当然其含义不同。两人都已多少开始认识到年龄增大这一现象的真正含义。而且已经进入必须对此有所准备的时期，需要为即将来临的冬季备妥足以取暖的用品。五反田用简沾的语言对此进行了表述。

“爱！”他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有激情！”我说。我也同样需要。

五反田默然片刻。他在默默地思索爱。我也在思索，间或想到由美吉，想起那个雪花飘舞的夜晚她喝光五六杯玛莉白兰地的情景。她喜欢玛莉白兰地。

“女人睡得太多了，腻了，够了！睡多少都一个样，干的事一个样。”五反田随后说道。“需要爱，喂，向你坦白一件重大事项：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我啪地打一声响指：“一针见血！简直是神的语言，金光四射。应该开个记者招待会，庄严宣布‘我想睡的只有老婆’。人们笃定感动莫名，受到总理大臣表彰也未可知。”

“不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也有可能。因为我可是向全世界宣告‘我想睡的只有老婆’的哟！这不是常人所能轻易做到的。”

“领诺贝尔奖怕是需要礼服大衣吧？”

“买嘛！反正从经费里报销。”

“妙极！典型的神明用语。”

“领奖致辞在瑞典国王面前进行，”五反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想睡的对象只有老婆一人。感动热潮，此起彼伏。雪云散尽，阳光普照。”

“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

“有激情！”

我们又沉默下来，分别思考爱。在爱方面值得思考的太多了。我想，把由美吉请到我住处做客的时候，一定得准备好伏特加、西红柿汁、倍灵调味汁和柠檬。

“不过，你也许什么奖也捞不到，”我说，“而仅仅被当成变态分子。”

五反田想了一会儿，缓缓地频频颔首。

“是啊，这有可能。我这言论属于性反革命，多半要被情绪激昂的群众踢得一命呜呼。”他说，“那样我就成了性殉教者。”

“成为第一个为性而殉教的演员。”

“要是死了，可就再也同老婆睡不成喽。”

“高见。”

我们又默默地喝酒。

便是这样谈论严肃的话题。如若有人从旁听见，恐以为全是笑谈。而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肃都认真。

他一有时间就打电话给我。或到外面的酒吧，或来我住处聚餐，或去他公寓碰头。如此一天天过去。我横下心不做任何工作。工作那东西做不做一个样。没了我世界也照样发展。我静等事态发生就是。

我把余款和旅行所用那部分的发票给牧村拓寄去。忠仆马上打来电话，告诉我钱要多收一些。

“先生说这样过意不去，而我也不好处理。”忠仆说，“交给我办好吗？保证不给你增加负担。”

我懒得争执不休，便说明白了，这回就任凭你们处置好了。于是牧村拓很快把30万日元的银行支票寄了过来。里面有张收据，上面写道“取材调查费”。我在收据上签字盖章，然后寄出。什么都能用经费报销，这世界也真是可爱。

我把30万日元支票装入票夹，放在桌面上。

连休假转眼过去。

我同由美古通了几次电话。

通话时间的长短由她决定。有时颇长，有时说声“忙”就放下。有时久久沉默，有时突然挂断。但不管怎样，我们得以通过电话相互交谈，也相互交换一点情况。一天，她把住处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这可是扎扎实实地跨进了一步。

她每周去两次游泳学校。每当她提起游泳学校时，我的心就像心地单纯的高中生一样时而颤抖时而伤感时而黯然。好几次我都想问起她的游泳教师——什么样子，多大年龄，英俊与否，待她是否过于殷勤等等。但终未出口。我怕她看出我的嫉妒。怕她这样对我说道：“喂，你是嫉妒游泳学校吧？哼，讨厌，我顶讨厌这样的人，居然嫉妒游泳学校，作为男人简直一钱不值。我说的你明白？真的一钱不值，再不想看见你第二次。”

所以，在游泳学校上面我绝对缄口不语。越是缄口不语，关于游泳学校的妄想越是急剧膨胀。练习结束之后，教师将她单独留下进行特别训练，那教师当然是五反田。他把手贴在由美吉的胸部和腹部，教她练习自由式游泳。他手指抚摸她的乳房，擦过她的大腿根，还告诉她别介意。

“不必介意，”他说，“我想睡的只有老婆。”

游泳学校妄想曲。

傻气！然而我无法将其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每次给由美吉打电话，我都要被这妄想折磨半天。而且这妄想渐渐复杂起来，各色人物接连登场。喜喜和雪。盯视五反田在由美吉身上游移的手指之间，由美吉不知何时变成了喜喜。

“喂，我可是个再平庸不过的普通人哟！”一天，由美吉说道。那天夜里她一点精神也没有，“与人不同的只有名字，其余全都一样，不过每天每日在这宾馆服务台里做工来白白浪费人生罢了。再别给我打电话，我，不是值得你花长途电话费那样的人。”

“你不是喜欢在宾馆里做工吗？”

“嗯，是喜欢，做工本身倒不感到怎么痛苦。只是我有时觉得好像被宾馆一口吞掉，一刻一刻地。每当这时我就想自己到底算什么，我这样的同没有一个样。宾馆好端端地在那里，而我却不在，我看不见我，自我迷失。”

“对宾馆你怕是考虑得过于认真了。”我说，“宾馆是宾馆，你是你。我时常考虑你，有时也考虑宾馆，但从不混为一谈。你是你，宾馆是宾馆。”

“知道的，这点。可就是经常混淆，分不清界线。我的存在我的感觉我的个人生活全被拖入宾馆这个宇宙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任何人都这样，任何人都被拖入某处，看不到其中的分界线。不光你一个人，我也同样。”我说。

“不一样，根本不一样。”

“是的，根本不一样。”我说，“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喜欢你，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吸引我。”

由美吉沉默良久，她置身于电话式沉默之中。

“嗳，我非常害怕那片黑暗。”她说，“总觉得还要碰上。”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由美吉抽抽搭搭的哭泣声。一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渐渐地，察觉那无论如何只能是抽泣。

“喂，由美吉，”我说，“怎么了？不要紧？”

“有什么要紧？不就是哭么，哭还不行？”

“啊，没什么不行，只是担心。”

“喂，别再吭声！”

我便闭住嘴巴，一声不响。由美吉哭泣了一阵，放下电话。

5月7日，雪打来电话。

“回来了！”她说，“这就出去玩玩可好？”

我开出“奔驰”，到赤坂去接她。雪一看见这车，脸立时阴沉下来。

“这车怎么回事？”

“不是偷来的。车掉到泉眼里去了，于是出现一位伊莎贝拉·阿佳妮那样的泉水精灵，问我刚才掉进去的是‘奔驰’，是金‘奔驰’，还是银‘宝马’。我说都不是，而是半新不旧的铜‘雄狮’。这么着……”

“别开无聊玩笑了！”她神色认真地说道，“问你正经事，这到底怎么回事？”

“和朋友暂时交换，”我说，“对方说非常想坐‘雄狮’，就和他换了。这位朋友有很多很多理由。”

“朋友？”

“不错。或许你不相信。一两个朋友在我也是有的。”

她坐进助手席，四下环顾，又皱起眉头，“怪车！”她十分厌恶似的说，“荒唐！”

“车主也这样说来着。”我说，“措词倒稍有不同。”

她闷声不语。

我仍朝湘南方向行进。雪一直保持沉默。我小声放上斯特李·丹的磁带，小心翼翼地驾驶“奔驰”。天气极好。我穿一件夏威夷衫，戴着太阳镜。她身穿薄布短裤，粉红色拉尔夫·劳伦马球衫，同晒过太阳的皮肤甚为谐调，令人觉得好像仍在夏威夷。我前面是一辆运载家畜的卡车，猪们从木栅栏的缝隙里鼓起红红的眼睛盯着我们乘的“奔驰”。猪恐怕是分不出“雄狮”和“奔驰”有何区别的。猪不可能知道异化为何物。麒麟不知道，鳝鱼也不知道。

“夏威夷怎么样？”

她耸耸肩。

“和母亲处得可好？”

她耸耸肩。

“冲浪大有进步？”

她耸耸肩。

“你好像提不起精神。被太阳晒得绝对迷人，简直就是牛奶咖啡精灵。要是在背部安一对漂亮的翅膀，肩上扛一把长勺，真就和牛奶咖啡精灵一模一样。如果由你来为牛奶咖啡做宣传，什么莫卡什么巴西什么哥伦比亚，3个捆在一起都绝对不是你的对手，肯定全世界的人一起大喝咖啡，整个世界都给牛奶咖啡精灵迷得神经兮兮——你给太阳晒得实在大有魅力了。”

搜肠刮肚而又心直口快地大力赞赏一番，不料还是毫无效果。她依然只是耸肩而已。适得其反？我这心直口快莫非出了问题？

“来例假了还是怎么？”

她耸耸肩。

我也耸耸肩。

“想回去。”雪说，“掉头回去好了。”

“这可是东名高速公路哟，即使是尼基·拉乌达①，在这里也无法回头的。”

①著名赛车选手。

“找地方下来。”

我看看她的脸，果然显得疲惫不堪。两眼黯淡无神，视线飘忽不定。脸色也许苍白，由于晒黑的关系，看不清色调的变化。

“不在哪里休息一会？”我问。

“不了，没心思休息，只想回东京，越快越好。”

我从横滨出口驶下高速公路，返回东京。雪说要在外边坐一下，我便把车留在她公寓附近的停车场，两人并坐在乃木神社的凳子上。

“请原谅。”雪竟意外地道起歉来，“心情糟到了极点，差点儿忍受不住。但我不愿意说出口，就一直忍着。”

“何必忍着呢，没有关系的。女孩儿常有这种情况，我已经习惯了。”

“我不是指这个！”雪大声吼道，“我说的不是这个，和这个不同。把我心情搞糟的是那辆车，是由于坐了那辆车！”

“可那‘奔驰’究竟哪点不可以呢？”我问。“那车绝不差劲。性能好，坐着又舒服。要是自己出钱买，价格还真有些嫌高，我想。”

“‘奔驰’，”她似乎讲给自己听，“不是车种类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车的种类，问题是那车本身。那车里有一股讨厌的气氛。是它——怎么说呢——在压迫我，使我不快，使我胸闷，像有什么东西捅进胃里，像被一团乱棉絮堵住胸口。你坐那车就没这种感觉？”

“我想没有。”我说，“我确实觉得对它有点不大习惯，但我想那恐怕是因为我太熟悉‘雄狮’了，一下子换车适应不了。这属于感情问题，不同于你所说的压迫感。”

她摇摇头：“我说还不是那个，而是十分特殊的感觉。”

“是那东西？就是你经常感到的——”我想说灵感，但就此打住。不同于灵感，怎么表达好呢？精神感应？总之很难付诸语言，怎么说都有低俗猥琐之嫌。

“对，是那东西，我所感到的。”雪静静地说。

“怎么感觉的？对那辆车？”我问。

雪耸耸肩：“要是能准确地表述出来倒也简单，但不可能。因为眼前没有浮现出具体图像，我所感到的只是虚无缥缈的类似不透明块状空气样的东西，又沉闷，又让人讨厌得不行。是它压迫我，那是非同小可的。”雪两手放在膝头，搜索着词句，“具体的我不清楚，反正是非同小可的，荒谬的，扭曲的。在那里我实在透不过气来，空气沉重得很，简直就像被一个灌满铅的箱子压进海底一般。最初我还以为是自己神经过敏，以为是自己刚旅行回来身上还疲劳的缘故，所以勉强忍住。结果不对头，情况越来越严重。那车我再不想坐第二回了，请把你那辆‘雄狮’换回来。”

“被诅咒的‘奔驰’。”我说。

“喂，不是跟你开玩笑。你也最好少坐那辆车。”她一本正经地说。

“不吉利的‘奔驰’。”我接着笑道，“明白了，知道你不是在说笑话，尽量不坐那车就是。或者说最好沉到海里去？”

“可能的话。”雪的神情很认真。

为了等雪恢复过来，我们在神社凳子上坐了1个小时。雪一动不动地支颐合目，我则不经意地打量眼前往来的行人。偏午时分来神社这里的，大多是老人、带小孩的母亲、脖子上挂照相机的外国游客。哪类人都寥寥无几。有时也有外勤营业员模样的公司职员来坐在凳子上歇息。他们身穿黑色西装，手提塑料包，目光茫然，焦点游移，休息10或15分钟后便起身离去，不用说，这时候正经大人都在老实做工，正经孩子都在乖乖上学。

“你妈妈呢？”我问，“一起回来的？”

“嗯。”雪说，“现在箱根那边，和那独臂诗人。在整理加德满都和夏威夷的照片。”

“你不回箱根？”

“高兴时再回去，先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反正回箱根也没什么可干。”

“纯粹出于好奇心向你提一个问题。”我说，“你说回箱根也没什么可干而要一个人留在东京，可是，在这里又有什么可干的呢？”

雪耸耸肩说：“和你玩。”

片刻的沉默，悬在半空般的沉默。

“妙！”我说，“完全是神的语言。单纯，而又富有启示性。两人一直玩下去，像在游乐园里一样。你我二人摘五颜六色的蔷薇，在黄金池子里划船戏水，为栗色小狗梳理柔柔的毛，就这样打发时光。肚子饿了，上边掉下番木瓜；想听音乐时，乔治男孩从天上为我们歌唱。美妙至极，别无挑剔。但从现实角度想来，我也必须开始做工，不可能永远把同你玩当日子过，而且也不能从你爸爸那里拿钱。”

雪抿嘴看了我一会：“你不乐意从爸爸妈妈手里拿钱的心情我很理解，可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叫人过不去。这样拖着你缠着你，作为我有时也觉得非常于心不忍。总觉得在打扰你，给你添麻烦。所以，要是你……”

“要是我拿钱的话？”

“那样至少我心里安然一些。”

“你不明白。”我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意作为工作来同你交往，想交往就作为私人朋友交往。我可不愿意在你的婚礼上被司仪介绍说什么‘这位是新娘13岁时的职业男性乳母’。那一来，众人必然要问职业男性乳母是怎么回事。相比之下，我还是想被介绍为‘这位是新娘13岁时的男友’。这样要体面得多。”

“傻气！”雪一阵脸红，“我不举行什么婚礼的。”

“那好！我正不愿意出席婚礼那玩艺儿。听什么拿腔作调的致词，拿什么破砖头一样的蛋糕，我算深恶痛绝，纯属浪费时间。我当时也没搞，所以这不过是打比方。总之我想说的是：朋友用金钱买不到，用经费更买不到。”

“用这个主题写篇童话倒不错。”

“好主意！”我笑道，“不折不扣的好主意。你也慢慢掌握谈话技巧了，再提高一点完全可以和我演一场出色的相声。”

雪耸耸肩。

“我说，”我清了清嗓子道，“和你说正经话。如果你想每天都找我玩，那就天天玩好了，工作不干也不碍事，反正是混饭吃的扫雪工，怎么都无所谓。但有一点需要明确：我不是拿钱才和你交往的。夏威夷是例外，那是特殊情况，让你爸爸出了旅费，也给买了女人。但因此而开始失去你的信任。我厌恶自己，那种事情再不重复第二次，已告结束。这以后我要自行其是，不允许任何人插嘴，也不允许给钱。我和狄克·诺斯不同，和书童忠仆也不同。我是我，不受雇于任何人。要来往就和你来往，你要和我玩，我就和你玩，你不必考虑钱的问题。”

“真的肯和我玩？”雪看着脚趾甲说。

“没关系。我也罢、你也罢，都正在迅速沦为人世的落伍者，事到如今更没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尽情游玩就是。”

“为什么这么亲切？”

“不是亲切。”我说，“我就是这种性格，事情一旦做开头就不能中途撒手不管。如果你想同我玩，只管玩个彻底。你我在札幌的宾馆里相遇也是某种缘分。既然干，就要尽兴。”

雪用拖鞋前尖在地上画出小小的图案，如四角形漩涡。我注视着。

“我是在给你添麻烦吧？”雪问。

我想了想说：“也许。但你不必放在心上。况且归根结底，我也是喜欢同你相处才相处的，并非出于义务。我为什么喜欢这样呢——尽管年龄相差悬殊，共同语言也并不多——为什么呢？这恐怕是因为你使我想起什么，唤起我心中一直潜伏着的感情，就是我十三四或十四五岁时所怀有的感情。假如我15岁，我会不由分说地恋上你。以前说过吧？”

“说过。”

“所以才这样。”我说，“和你在一起，那种感情有时会重新回到身上。可以使我再度感受到往日雨的声音、风的气味，而且近在身旁。这委实不坏。不久你也将体会到那是何等的妙不可言。”

“现在也心领神会，你所讲的。”

“真的？”

“我在这以前也失却了很多东西呢。”

“心照不宣！”

她沉默了10分钟。我又开始打量神社中男男女女的身影。

“除了你，我再没有谈得来的人。”雪说，“不骗你。所以不和你一起的时候，我几乎跟谁也不开口。”

“狄克·诺斯如何？”

雪伸舌头做了个鬼脸：“彻头彻尾的傻瓜蛋，那人。”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那样。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不尽然。他那人绝对不坏，你也应该这样看待。虽然只有一只胳膊，却比那帮人干得漂亮得多，而且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这样的人并不很多。当然，同你母亲相比，档次也许低一些，才能也许没那么多样。然而他是在真心地为你母亲着想，也可以说是爱吧。是可以信赖的人。菜又做得可口，态度又和蔼。”

“那倒也许，不过是傻瓜蛋。”

我再没说什么。雪有雪的处境，有她自己的感情。

关于狄克的谈话至此为止。接下去我们谈了一会夏威夷纯情的阳光、海浪、清风以及“克罗娜”。之后雪说肚子饿了，便走进附近一家小吃店，吃了水果冻糕和薄煎饼。吃罢乘地铁去看了场电影。

这周过后，狄克·诺斯死了。

舞 舞 舞

34

狄克·诺斯死于车祸。星期天傍晚他去箱根一条街上买东西，当抱着自选商场的购物袋出门时，被卡车轧死。是头碰头事故。卡车司机说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下坡那样视野不好的地方居然没有减速，只能说是邪魔附体。当然，狄克方面也有些疏忽大意。他只顾往路左方向看，而未能及时确认右边。在外国久居后初回日本时，很容易出现这种瞬间的闪失。因为神经还不习惯车辆左侧通行的情况，往往左右确认颠倒。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惊无险，但偶尔也会导致大祸，狄克便是如此。他被卡车掩到一旁，而被对面开来的客货两用车压在车轮下，当场死亡。

听到这一消息时，我首先想起他在马加哈自选商场购物时的情景，想起他动作熟练地选好物品，神情认真地挑拣水果，将一包卫生巾悄悄放在小手推车上的身影。可怜！想来，他终生命途多舛——身旁士兵踩响地雷使他失去了一只胳膊，从早到晚跟踪熄灭雨吸了一两口便扔开的烟头，最后又怀抱自选商场的购物袋被卡车轧死。

他的葬礼在其太太和孩子所在的家里举行。雨也好、雪也好、我也好当然都没去。

星期二下午，我用五反田还回来的“雄狮”拉着雪去箱根。雪说不能把妈妈一个人扔在家里。

“她那人自己真的什么也做不来。倒有一位帮忙的老婆婆，但人已上了年龄，想不那么周全，再说晚上还得回去。不能让她一个人的。”

“最好还是陪母亲住些日子。”我说。

雪点点头，接着啪啦啪啦翻了一会行车地图。“嗳，上次我说他说得太过分了，是吧？”

“指狄克·诺斯？”

“嗯。”

“你说他是彻头彻尾的傻瓜蛋。”

雪把行车地图插回车门口袋，臂肘支在车窗上，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的景致。“现在想来，他人并不坏。待我也亲切，无微不至。还教我冲浪来着，虽说只有一只胳膊，却比两只胳膊的人活得还有劲儿。对我妈妈也一片真心。”

“知道，是个不错的人。”

“可我偏想把他说得那么过分，当时。”

“知道。”我说，“是禁不住那样说的，这不怪你。”

她一直目视前方，一次也没看我。初夏的风从全开的窗口涌进来，吹得她齐刷刷的头发如草叶一样摇摆。

“也真是可怜，他就是那种类型的人。”我说，“人不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值得尊敬。但往往被人当成好使好用的垃圾箱，各种各样的人投进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容易投。至于为什么则不知道。大概他天生便有这么一种倾向吧，如你母亲不做声也要被人高看一眼一样。”平庸这东西犹如白衬衣上的污痕，一旦染上便永远洗不掉，无可挽回。

“不公平啊。”

“从根本上说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可我觉得我做得太过分了。”

“对狄克？”

“嗯。”

我叹口气，把车靠路旁刹住，转动钥匙熄掉引擎。随后把手搭在方向盘上目视她的脸。

“我认为你这种想法是无聊的。”我说，“与其后悔，莫如一开始就公平地、像样地对待他。起码应该做出这样的努力。然而你没有这样做，所以你不具备后悔的资格，完全不具备。”

雪眯细眼睛看着我。

“也许我这说法过于尖刻。但别人且不论，对你我还是希望你摆脱这种无聊的想法。嗯，知道么，有的东西是不能说出口来的。一旦出口，事情也就完了，再也无可收拾。你对狄克感到后悔，口里也说后悔。但假定我是狄克，就不需要你这种廉价的后悔，更不愿意你把做得过分这句话说出口来。这是礼节问题，分寸问题，你应该掌握。”

雪一言未发，臂肘贴着窗口，把指尖一动不动地按在太阳穴上，轻轻地闭起眼睛，仿佛睡了过去。只有睫毛不时地微微抖动，嘴唇略略发颤。想必在体内哭泣，无声无泪地暗泣不止。我不由心想，自己恐怕对一个13岁的女孩子期望过高了。但没有办法。无论对方年老年幼，也无论其自身是怎样的人，对某种事情我都不能够放纵姑息。无聊的我就认为无聊，无法克制的我自然无法克制。

雪许久地保持这种姿势，纹丝未动。我伸手，轻轻摸着她的手腕。

“不要紧的，也怪不得你。”我说，“大概是我过于偏激。公平地看来，你也做得蛮好。别往心里去。”

一道泪水顺其脸颊落在膝头，但就此止住，再没流泪，也没出声。不简单！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又过了一会儿，雪开口道。

“怎么办也不怎么办，”我说，“把不能诉诸语言的东西珍藏起来即可。这是对死者的礼节。很多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明白。该剩下的自然剩下，剩不下的自然剩不下，时间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解决不了的你再来解决。我说的过于深奥？”

“有点。”雪微微一笑。

“的确深奥。”我笑着承认，“我说的，一般人基本理解不了。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和我的还有所不同。但我认为我的最为正确。具体细细说来是这样：人这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死去，人的生命要比你想的远为脆弱。所以人与人接触的时候，应不给日后留下懊悔，应做到公平，可能的话，还应该真诚。不付出这样努力而只会在人死后简单哭泣后悔的人——这样的人我不欣赏，从个人角度而言。”

雪靠在车门上久久看着我的脸。

“我觉得这好像十分难以做到。”她说。

“是很难。非常。”我说，“但值得一试。连乔治男孩那种煤气罐一样肥胖的家伙都能当上歌星，努力就是一切。”

她淡淡一笑，点头说：“你的意思我好像领会了。”

“理解力不错。”我发动引擎。

“可你为什么总把乔治男孩当做眼中钉呢？”雪问。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实际上心里喜欢？”

“让我慢慢考虑考虑。”我说。

雨的家位于一家大型不动产公司开发的别墅地带。院门很大，门口附近有个游泳池和一间咖啡馆，咖啡馆旁边是一家小型自选商店，里边小山一般堆着低营养食品，但狄克那样的人拒绝在这种临时应急性的小店里采购。就连我对这等场所都不屑一顾。道路弯弯曲曲，尽是上坡，我引以为自豪的“雄狮”毕竟有点气喘吁吁起来。雨的住宅坐落在一座山冈的腰部。就母女两人往来说，地方相当之大。我停下车，提起雪的东西，登上石墙旁边的台阶。透过坡面并立的杉树空隙，可以俯视小田原的海面。空气迷蒙，海水闪着春日特有的暗淡的光波。

阳光明朗的宽敞客厅里，雨手夹点燃的香烟踱来踱去。或断或弯的烟头从一个水晶玻璃制的大烟灰缸里漫出，而又像被人猛猛吹了一口似的，弄得满桌面都是烟灰。她将吸了两口的香烟扔进烟灰缸，走到雪跟前胡乱地抚弄着女儿的头发。她身穿沾有洗相药水污痕的橙色大号运动衫，下面是一条褪色的蓝牛仔裤。头发散乱，两眼发红。大概是一直没睡而又连续吸烟的缘故。

“不得了！”雨说，“太糟了，怎么尽发生这些糟糕事呢？”

我也说真是糟糕。她讲了昨天事故的经过，她说由于事出突然，自己简直一蹶不振，无论精神上还是体力上。

“偏巧帮忙的老太婆又说今天发烧不能来，尽赶这种时候！干吗偏赶这种时候发烧？真是天昏地暗。警察署又来人，狄克的太太又打电话来，我实在晕头转向。”

“狄克的太太怎么说的？”我试着问。

“根本弄不清，”雨叹口气说，“一味儿哭，间或小声嘟囔两句。几乎听不明白。再说我在这种时候也不知该怎么说……是吧？”

我点点头。

“我只说尽快把他在这里的东西送过去。但她光是哭个没完，没有办法。”

说罢，她深深喟叹一声，靠在沙发上。

“不喝点什么？”我问。

她说可以的话想喝点热咖啡。

我先把烟灰缸收拾好，拿抹布擦去桌面上散落的烟灰，撤下沾有可可残渣的杯子。然后三下两下拾掇厨房，烧开水，冲了杯浓浓的咖啡。狄克为了劳作方便，把厨房整理得井井有条，但他死后不到一天时间，便现出崩溃的势头：水槽里乱七八糟地扔满餐具，白糖罐的盖子打开没盖，不锈钢计量器上粘了一层可可粉。菜刀切完干奶酪或其他什么东西就势躺在那里。

我涌出一股怜惜之情。想必他在这里全力构筑了他所中意的秩序，然而相隔一天便一下子土崩瓦解，面目全非。人这东西往往在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场所留下影子，就狄克来说，那场所便是厨房。而且他好歹留下的依稀之影，也将很快荡然无存。

可怜！

此外我想不起任何词语。

我端去咖啡，雨和雪马上相偎似的并坐在沙发上。雨眼睛潮润，黯然无神，把头搭在雪的肩头。她似乎由于某种药物的作用而显得萎靡不振；雪则面无表情，但看上去并未对处于虚脱状态的母亲偎依自己而感到不快或不安。我心中思忖，这真是对不可思议的母女。每当两人凑在一起，便生出一种奇妙的气氛——既不同于雨单独之时，又有别于雪只身之际，似乎很难令人接近。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气氛呢？

雨双手捧起咖啡杯，不胜珍惜似的慢慢呷了一口，并说“好香”。喝罢咖啡，雨多少镇定下来，眼睛也恢复了些许光泽。

“你喝点什么？”我问雪。

雪愣愣地摇头。

“一些事情都处理完了？事务上、法律上的琐碎手续之类？”我向雨问道。

“呃，已经完了。事故的具体处理也没什么特别麻烦的，毕竟是极为普通的交通事故，警察只是前来通知一声。我请那警察同狄克的太太联系，由她一手办理具体手续。因为无论法律上还是事务上我都同狄克毫无关系。后来她给这里打来电话，光是哭，几乎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抱怨，什么都没有。”

我点点头。极为普通的交通事故。

3个星期过后，眼前这女人恐怕就将狄克忘得一干二净——容易健忘的女人，容易被健忘的男子。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么？”我问雨。

雨扫了我一眼，随即目光落在地板上，视线空洞而淡漠。她在沉思，而她沉思起来很花时间。眼神迟滞，不久又恢复了几分生气，仿佛摇摇晃晃往前走了很远，又突然想起什么重新折回。“狄克的行李，”她自言自语似的说，“就是我对他太太说要送过去的东西。刚才对你也说了吧？”

“嗯，听到了。”

“昨天我已整理出来。有槁件、打火机、书和衣服，全都塞到他旅行箱里去了。不很多，他那人不怎么带东西，只是一个中号旅行箱。麻烦你送到他家去好吗？”

“好的，这就送去。住什么地方？”

“豪德寺。”她说，“具体的不清楚，能查一查？估计写在旅行箱的什么地方。”

旅行箱放在二楼走廊尽头处的房间，姓名标签上工工整整地写着狄克·诺斯及其在豪德寺的门牌号码。雪把我领到这里。房间如阁楼，又窄又长，但气氛不坏。雪告诉我，以前有住宿用人的时候，用的便是这个房间。狄克把里边收拾得井然有序，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上有5支铅笔，每支都削得细细尖尖，同一块橡皮摆在一起，俨然静物画。墙上的挂历写有很小很密的字。雪倚着门，默默地四下打量。空气沉寂得很，除鸟鸣别无他响。我想起马加哈的小别墅，那里也是这么静，而且也只闻鸟鸣。

我把旅行箱抱下楼。里面可能装了很多原稿和书，比看起来重得多。这重量使我联想到狄克之死的沉重。

“这就送去。”我对雨说，“这类事还是越快越好。其他还有什么要我干的？”

雨迷惘地看着雪的脸，雪耸耸肩。

“食品快没有了。”雨低声说，“他出去买，结果落得这样。所以……”

“那好，我适当买些回来。”

我查看了冰箱的存货，把需要买的记在纸上。然后去下面街市，在狄克出门丧命的那家自选商场采购了一些，估计可供四五天之用。我将买来的食品逐一用包装纸包好，放进冰箱。

雨向我致谢，我说是小事一桩。实际上也是小事一桩，无非把狄克未竟之事接过做完而已。

两人送我到石墙外，同在马加哈时一样。但这次谁也没有招手。朝我招手是狄克的任务。两个女子并站在石墙外面，几乎凝然不动地朝下看着我，这光景很有点神话味道。我把灰色的塑料旅行箱放进“雄狮”后座，钻进驾驶席。她俩兀自站在那里，直到我拐弯不见。夕阳垂垂西沉，西方的海面开始染上橙色。不知那两人将怎样度过即将来临的夜晚。

继而，我想起在火奴鲁鲁商业区那昏暗的奇妙房间里看见的那具独臂白骨，恐怕到底还是狄克，我想。估计那里是死的集中之地，6具白骨——6个死人。其余5个死人是谁的呢？一个大概是老鼠——我死去的朋友。一个是咪咪。还剩3个。

还剩3个。

可为什么喜喜把我引往那种场所呢？为什么喜喜提示给我6个死人呢？

我下到小田原，进入东名高速公路，然后从三轩茶屋驶下首都高速公路，看着行车地图在世田谷七弯八拐的路上转悠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狄克家门前，房子本身是极其普通的商品房，可以说无任何独特之处，两层楼，布局紧凑，无论门窗还是信箱和门灯，都显得小里小气。门旁有间狗屋，一只连着锁链的杂种狗惴惴然来回兜圈子。房里亮着灯，可以听到人声，狭窄的门口整齐摆着五六双黑皮鞋，以及吃完待取的订饭的饭盒。狄克遗体停在这里，里边正在守夜。至少他死后还有个归宿，我想。

我把旅行箱从车中拖出，搬到门口。一按门铃，出来一位中年男子，我说别人托我把这箱子送来，而后做出其他概不知晓的样子。男子看了看箱上的名签，似马上明白过来。

“实在感谢！”他郑重地道谢。

我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返回涩谷住处。

还剩3个！

狄克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边喝酒边思索。我觉得他猝然的死似乎不具有任何意味。对于我这益智分合图上出现的几处空白，那几个断片根本不符，横竖都格格不入。恐怕二者属于不同范畴。不过我又隐约觉得，纵使他的死本身没有任何意味，也将给事态的发展带来某种巨大变化，并且是朝不甚理想的方向。原因我不清楚，只是有这种直感。狄克本质上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连接着什么，但现已消失。变化笃定会有，而事态恐怕将变得比过去更为严峻。

例如？

例如——我不大喜欢雪同雨在一起时那呆呆的眼神，也不喜欢雨同雪在一起那黯然无神的目光。我觉得那里边含有不吉祥的东西。我喜欢雪，是个聪慧的孩子，虽然有时固执得很，但天性耿直。对雨我也怀有近乎好意的情感。同她单独相谈时，她仍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女性，才华横溢，胸无城府，有的地方甚至比雪还远为幼稚。问题是母女两人在一起——这种搭配委实弄得我疲惫不堪。牧村拓说其才华由于同这两人生活而消耗一空，对此现在我很可以理解。

噢——由此将产生直接冲击。

在此之前，她俩之间有狄克，现已不复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两人将短兵相接。

例如——例如上面那样。

我给由美吉打了几次电话，同五反田见了几次面。由美吉的态度虽说总体上依然那么冷淡，但从口气听来，似乎对我的电话多少有了兴致，至少没怎么表现出不耐烦。她说她每周去两次游泳学校，一次不少；休息的日子时常同男友约会，上星期天还一同开车去什么湖边兜风来着。

“不过，和他之间没有什么，我们只是朋友。高中同班，他也在札幌工作，别的谈不上。”

我告诉她不必那么介意。实际上也没什么要紧，我耿耿于怀的只是游泳学校。至于她同男友去湖边也罢爬山也罢，我并不感兴趣。

“但我觉得还是跟你说清楚好，”由美吉说，“因为我不愿意有所隐瞒。”

“完全不必介意。”我重复道，“我准备再去札幌同你当面谈一次，若说问题也只有这个。至于约会，你随便同谁约会都可以的，这同你我之间的事毫不相干。我始终在考虑你，如上次说过的那样，我们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

“比如？”

“比如宾馆，”我说，“那里既是你的场所，又是我的场所。对我们两人都可以说是特别场所。”

“噢——”她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既不肯定又不否定。

“同你分手后，我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境况，但从根本上说我一直在考虑你。时常想同你见面，可惜动身不得，很多事没处理完。”

我这解释尽管充满诚意，但缺乏逻辑性——这也倒是我之所以为我之处。

接下去是中等长度的沉默。感觉上是从中立多少向积极方向倾斜的沉默，但最终不过是普遍的沉默。或许我考虑事物时带有过分的好意。

“作业可有进展？”她问。

“我想是有的，多半是有的，但愿是有的。”我回答。

“明春之前能处理完就好了。”

“诚如所言。”

五反田显得有点疲倦。一来工作日程排得很满，二来又要见缝插针地同已离异的太太幽会，且要设法避人耳目。

“总不能长此以往，这点毋庸置疑。”五反田深而又深地叹了口气，“我本来就过不惯这种投机式生活。总的说来，我还是适合家常生活。所以每天都搞得筋疲力尽，神经像绷得很紧很紧。”

他像拉松紧带那样把两手左右一摊。

“应该和她去夏威夷休假。”我说。

“可能的话，”他有气无力地微微笑道，“能去该有多好！什么也不思不想，两个人在海滩上滚上几天。5天就行，不，不多指望，3天就可以，有3天就能把疲劳抖掉。”

这天晚上，我同他一起去他麻布的寓所，坐在时髦沙发上边喝酒边看他主演的电视广告专辑的录像，是有关胃药的广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画面是某办公楼电梯。电梯全方位开放，无门无壁无间隔，四架并列，以相当快的速度上上下下。五反田身穿深色西装，怀抱公文包乘上电梯，十足一副高级职员风度。他轻快地在电梯间跳来蹦去；发现那边电梯上有上司站立，当即过去商量工作；这边电梯上有漂亮的女职员，便上去同其约定何时幽会；对面电梯上有工作没完，又飞快地过去处理完毕。也有时对面两架电梯上电话铃同时响起。在高速上下穿梭的电梯间飞步跳跃决非易事。五反田脸上不动声色，而又显得十分吃力。

其间解说词是这样的：“每天疲劳不堪，胃里积劳成疾，温情的肠胃妙药，献给百忙中的你……”

我笑道：“有趣，这玩艺儿。”

“我也觉得有趣。当然，广告本身是无聊至极，那东西从根本上全是渣滓。不过拍摄得十分出色。说来可怜，质量比我主演的大部分影片都要高级。拍广告其实花钱不少，布景啦特技摄影啦等等。广告部那些家伙在这些细小地方可舍得花钱咧。构思也蛮有意思。”

“而且暗示出你眼下的处境。”

“说得好，”他笑了笑，“诚哉斯言。的确惟妙惟肖。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由此处跳到彼处，又从彼处跳回。劳心费神，全力以赴，胃里积劳成疾。而药却于事无补，我拿过一打来试，结果毫无效用。”

“动作确实无与伦比。”说着，我用遥控器把这广告录像倒回重放一遍。“很有些巴斯塔式的幽默意味。想不到你对这种味道的演技倒一拍即合。”

五反田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点头道：“恐怕是的，我喜欢喜剧，有兴趣，也自信演得好。一想到我这样直率型的演员能够巧妙传递出由直率产生出来的幽默之感，便觉甚是开心。我力图在这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的世界上直率地生存下去。但这生存方式本身就似乎是一种滑稽。我说的你可理解？”

“理解。”我说。

“用不着去故意表现滑稽，只消做些日常性举止即可——仅此便足以令人好笑。对这种演技我很有兴致，当今日本还真没有这种类型的演员。喜剧这东西，一般人都演得过火，而我的主张则相反：什么也不用演。”他啄口酒眼望天花板，“但谁也不把这种角色派到我头上，那帮小子想像力枯竭到了极点。派到我事务所里的角色，没完没了地全是医生、教师、律师，千篇一律。烦透了！想拒绝又不容我拒绝，胃里积劳成疾。”

由于这个广告反应良好，便又拍了几个续篇，套数都是一样。仪表堂堂的五反田一身笔挺西装，在即将迟到的一瞬间飞步跨上电气列车、公共汽车或飞机。也有时腋下夹着文件，或附身于高楼大厦的墙壁，或手抓绳索从这一房间移至另一房间，无不拍得令人叹为观止，尤其那不动声色的表情更为一绝。

“一开始导演叫我做出筋疲力尽的表情，装出累得要死要活的架势，我说不干。争辩说不应该那样，而要不动声色，也只有这样才有意思。那帮愚顽的家伙当然不肯相信。我没有让步。又不是我乐意拍什么广告，为了钱没办法罢了。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东西可以成为有趣的小品，所以硬是坚持到底。结果便拍了两种给大家看。不用说，是按我主张拍的那种大受欢迎，取得了成功。不料功劳全部被导演窃为己有，据说获得了一个什么奖。这也无所谓，我不过是个演员，谁怎么评价与我无关。不过，我却看不惯那帮家伙完全心安理得目中无人的威风派头。打赌好了，那批混账至今还深信那部广告片的构思从头至尾是从他们脑袋里生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群家伙。越是想像力贫瘠的家伙，心理上越是善于自我美化。至于我，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刚愎自用的漂亮大萝卜而已。”

“不是我奉承，我觉得你身上确实有一种不同凡响的东西。”我说，“坦率说来，在同你这样实际接触交谈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出这点。你演的电影倒看了好几部，程度固然不同，但老实说哪一部都不值一提，甚至对你本人都产生了这种感觉。”

五反田关掉录像机，新调了酒，放上保罗·埃文斯的唱片，折回沙发呷了口酒。这一系列动作显得那么优雅洒脱。

“说得不错，一点不错。我也知道，那种无聊影片演多了，自己都渐渐变得庸俗无聊，变得猥琐不堪。但是——刚才我也说过——我是没有选择自由的，什么也选择不了。就连自己领带的花纹都几乎不容选择。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和自以为情趣高雅的俗物随心所欲地对我指手画脚——什么那边去，什么这儿来，什么坐那辆车，什么跟这个女人睡……无聊电影般的无聊人生，而且永不休止绵绵不断，又臭又长。什么时候才算到头呢，自己都心中无数。已经34岁了，再过一个月就35岁！”

“下决心抛开一切，从零开始就可以吧？你完全可以从零开始。离开事务所，做自己喜欢的事，把债款一点点还上。”

“不错，这点我也再三考虑过。而且要是我独身一人，也肯定早已这么做了。从零开始，去一个剧团演自己喜欢的戏剧，这我并不在乎，钱也总有办法可想。问题是，我如果成为零，她必然抛弃我。她就是这样的女人，只能在那个天地呼吸。而和成为零的我在一起，势必一下子呼吸困难。好也罢坏也罢，反正她就是那种体质。她生存在所谓明星世界里，习惯在这种气压下呼吸，自然也向对方要求同样的气压。而我又爱她，离不开她。就是这点最伤脑筋。”

进退维谷。

“走投无路啊！”五反田笑着说，“谈点别的好了，这东西谈到天亮也找不到出路。”

我们谈起喜喜。他想知道喜喜和我的关系。

“原本是喜喜把我们拉到一起来的，可是想起来，好像几乎没从你口里听说过她。”五反田说，“属于难以启齿那类事不成？若是那样，不说倒也不勉强。”

“哪里，没什么难以启齿的。”我说。

我谈起同喜喜的相见。是一个偶然机会使得我们相识并开始共同生活的。她从此走进了我的人生，恰如某种气体自然而然地悄悄进入某处空间。

“事情发生得非常自然，”我说，“很难表达明白，总之一切都水到渠成，所以当时没怎么觉得奇怪。但事后想来，就觉得很多事情不够现实，缺乏逻辑性。诉诸语言又有些滑稽，真的。这么着，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我喝口酒，摇晃着杯中晶莹的冰块。

“那时她当耳朵模特来着。我看过她耳朵的照片，对她发生了兴趣。怎么说呢，那耳朵真够得上十全十美。当时我的工作就是用那张耳朵照片做广告，要把照片复制出来。什么广告来着？记不得了。反正照片送到了我手头上。那照片——喜喜耳朵的照片放大得十分之大，连茸毛都历历可数。我把它贴在办公室墙上，每天看个没完。起始是为了获取制作广告的灵感，看着看着便看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广告做完后，我仍然继续看。那耳朵的确妙不可言。真想给你看看，一定得亲自目睹才好，嘴是怎么说也说不明白的。那是其存在本身更有意味的、完美至极的耳朵。”

“如此说来，你好像说过一次喜喜的耳朵。”五反田道。

“嗯，是的。于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见那耳朵的持有者。觉得假如见不到她，我这人生便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为什么我不知道，总之有这种感觉。我就给喜喜打电话，她见了我。并且第一次见面她便给我看了私人耳朵。是私人的，而不是商用的耳朵。那耳朵比照片上的还漂亮，漂亮得令人难以置信。她为商业目的出示耳朵时——就是当模特时——有意识地将耳封闭起来，所以作为私人性质的耳朵，与前者截然不同。明白么，她一向我亮出耳朵，周围空间便一下子发生了变化，甚至整个世界都为之一变。这么说听起来也许十分荒唐无稽，但此外别无表达方式。”

五反田沉思片刻。“封闭耳朵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把耳朵同意识分离开来，简而言之。”

“噢——”

“拔掉耳朵的插头。”

“噢——”

“听似荒唐却是真。”

“相信，你说的我当然相信。我只是想理解得透彻一些，并非以为荒唐。”

我靠在沙发上，望着墙上的画。

“而且她的耳朵有一种特殊功能，可以把什么分辨开来，将人引到应去的场所。”

五反田又想了一会儿。“那么，”他说，“当时喜喜把你引到什么地方了呢？领到应去的场所了？”

我点点头，没再就此展开。一来说起来话长，二来也不大想说。五反田也没再问。

“就是现在她也还是想把我引往某个地方。”我说，“这点我感觉得很清楚，几个月来一直有这种感觉。于是我抓住这条线索，一点点地。线很细，好几次差点中断，终于挪到了这个地步。在此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你是其中一个，而且是核心人物中的一个。但我仍然没有领会她的意图，中途已有两人死去，一个是咪咪，另一个是独臂诗人。有动向，但去向不明。”

杯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五反田从厨房里拿出一个装满冰的小桶，调了两杯新威士忌，手势依然优雅。他把冰块投入杯中发出的清脆响声，听起来十分舒坦。简直和电影画面一般。

“我也同样走投无路。”我说，“彼此彼此。”

“不不，你和我不同。”五反田说，“我爱着一个女人，而这爱情根本没有出路。但你不是这样，你至少有什么引路，尽管眼下有些迷惘，同我这种难以自拔的感情迷途相比，你不知强似多少倍，而且希望在前，起码有可能寻到出口。我却完全没有。二者存在决定性的差异。”

我说或许如此。“总之我现在能做到的，无非是想方设法抓住喜喜这条线，此外眼下没别的可做。她企图向我传递某种信号或信息，我则侧耳谛听。”

“喂，你看如何，”五反田说，“喜喜是否有被害的可能性呢？”

“像咪咪那样？”

“嗯，她消失得过于突然。听到咪咪被杀时，我立刻想到了喜喜，担心她也落得同样结果。我不愿意把这话说出口，所以一直没提。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吧？”

我默不作声。我遇到了她，在火奴鲁鲁商业区，在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分，我确实遇到了她，雪也晓得此事。

“我只是讲可能性，没其他意思。”五反田说。

“可能性当然是有。不过她仍在向我传递信息，我感觉得真真切切。她在所有意义上都不同一般。”

五反田久久地抱臂沉吟，俨然累得睡了过去。实际上当然没睡，手指时而组合时而分离。其他部位则纹丝不动。夜色不知从何处悄悄潜入室内，如羊水一般将他匀称的身体整个包拢起来。

我晃动杯里的冰块，啜了口酒。

此刻，我蓦地感到房间里有第三者存在，似乎除我和五反田外房间里还有一个人。我明显地感觉出了其体温其呼吸及其隐隐约约的气味，犹如某种动物所引起的空气的紊乱。动物！这种气息使我脊背掠过一道痉挛。我赶紧环顾房间，当然一无所见。有的只不过是气息而已，一种陌生之物潜入空间之中的硬质气息，但肉眼什么也看不见。房间只有我，和静静闭目沉思的五反田。我深深吸口气侧耳细听——是什么动物呢？但是不行，什么也听不出来。那动物恐怕也屏息敛气地蜷缩在什么角落里。稍顷，气息消失，动物遁去。

我放松身体，又喝了口酒。

两三分钟后，五反田睁开眼睛，朝人漾出可人的微笑。

“对不起，今晚好像够沉闷乏味的。”他说。

“大概因为我们两个本质上属于沉闷乏味的人吧。”我笑道。

五反田也笑了，没再开口。

两人大约听了1个小时音乐，酒醒后我便开“雄狮”返回住处，上床我还不由想道：那动物到底是什么呢？

舞 舞 舞

35

5月末，我偶然——大概是偶然吧——遇到了文学，就是咪咪案件盘问我的那两名刑警中的一个。我在涩谷的东急商店买完熨斗，刚要出门，偏巧同他走个碰头。这天热得几乎同夏日无异，而他依然裹着厚厚的粗呢上衣，且满脸理所当然的神气。或许警官这等人物对气温有独特的感觉。他也和我一样手提东急商店的购物袋。我佯装未见，刚想抽身走过，文学却不失时机搭腔了。

“喂喂，怕是太冷淡了吧？”文学半开玩笑地说，“又不是素不相识，怎么好视而不见地走过去呢？”

“忙啊。”我简单地说。

“嗬。”文学看来根本不相信我居然会忙。

“准备着手工作，有很多事要干。”

“那怕是的。”他说，“不过一点点时间总可以吧？10分钟。怎么样，不一块儿喝点什么？很想和你聊一次，聊工作以外的。真的10分钟就行。”

我随他走进入多嘈杂的饮食店。何以如此自己也莫名其妙，因为我本来可以拒绝，可以径自回去。但我没有那样，而是随他进店内喝起咖啡。周围尽是年轻情侣，或三五成群的学生。咖啡味道极差，空气也相当恶劣。文学掏出香烟吸起来。

“很想戒烟，”他说，“可是只要干这行当，就没办法戒掉，绝对。不想吸也得吸，费脑筋嘛！”

我默然。

“费脑筋，讨人嫌。干上几年刑警，也的确让人讨厌。眼神退化，皮肤都变得脏乎乎的。也不知什么缘故，反正就是脏。脸面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连讲话方式都怪里怪气。总之好事不沾边。”

他往咖啡里放了3调羹白糖，又加牛奶认真搅拌一番，津津有味地细细呷了一口。

我看看表。

“啊，对了，时间，”文学说，“还有5分钟吧？放心，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就是那个被害女孩子的事，那个叫咪咪的女孩子。”

“咪咪？”我反问。我哪里会轻易上钩。

他咧了咧嘴角笑道：“嗯，是的，那孩子叫咪咪。名字搞清了，当然不是真名，是所谓源氏名①，到底是妓女，我的眼力不错，不是一般女子。乍看怎么看都是一般女子，其实不然。近来很难辨别。以前容易，一眼就知是妓女还是不是，根据衣着、化妆和相貌等等。这两年不灵。看上去一身清白的女孩儿也当妓女，或为了钞票，或出于好奇。这很不地道，何况有危险，是吧？往往要跟素不相识的男子相会，关在密室之中。世上什么样的家伙都有，有变态的，有神经的，千万马虎不得。你不这样认为？”

①源氏名，妓女除本名以外取的名字。

我只好点头。

“但年轻女孩子浑然不觉。她们以为世上所有的幸运全都朝自己微笑。这也情有可原，到底年轻嘛。年轻时以为一切都会称心如意，到恍然大悟时却悔之晚矣，已经被长统袜缠在脖子上了，可怜！”

“那么说犯人有下落了？”我问。

文学摇摇头，皱起双眉：“遗憾，还没有。一系列具体事实已经查清，只是还没有在报纸上发表，因正在调查之中。例如：她的名字叫咪咪，是职业妓女。本名……噢，也用不着本名，这不是大问题。老家在熊本，父亲是公务员。虽说市不大，毕竟担任的是副市长一类的角色。是正正经经的家庭，经济上没有问题。甚至给她寄钱，而且数目不算小。母亲每月来京一两次，给她买衣服什么的。她跟家里人似乎讲的是在时装行业做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已经跟一名医生结婚，弟弟在九州大学法学部读书。美满家庭！何苦当什么妓女呢？家里人都很受打击。当妓女的事丢人，没有对她家人讲，但在宾馆被男人勒死也够叫人受不了的。是吧？原本那么风平浪静的家庭。”

我不做声，任凭他滔滔不绝。

“她所属的应召女郎组织，也给我们查出来了。费了不少周折，总算摸到了门口。你猜我们怎么干的？我们在市内高级宾馆的大厅里撤下网，把两三个妓女模样的人拉到警察署，把你看过的照片拿给她们看，紧紧追问不放。结果一个吐口了，并非人人都像你那样坚韧不拔。再说对方身上也有不是，于是我们搞清了她所属的组织。是高级色情组织，会员制，价码高得惊人。你我之辈只能望洋兴叹，根本招架不住，不是吗？干一次你能掏得出7万元？我可是囊中羞涩，开不得的玩笑！与其那样，还不如跟老婆干去，留钱给孩子买辆新自行车。噢，瞧我向你哭起穷来了。”他笑着看我的脸，“而且，就算能掏得出7万，我这样的人家也绝对不接待。要调查身份的，彻底调查，安全第一嘛，不可靠的客人一概不要。刑警之类的，别指望会被吸收为会员。也不是说警察一律不行，再往上的当然可以，最上头的。因为关键时刻会助一臂之力。不行的只是我这样的小喽啰。”

他喝干咖啡，叼上烟，用打火机点燃。

“这样，我们向上头申请强行搜查那俱乐部，3天后获准批下。不料当我们拿着搜查批准书跨进俱乐部时，事务所里早已什么都没有，成了地地道道的空壳，一空如洗。走漏了风声。你猜是从哪里走漏的？哪里？”

我说不知道。

“当然是警察内部。上头有人不清不白，把消息走漏出去。证据固然没有，但我们现场人员心里明明白白，知道从哪里走漏的。肯定有人通知警察要来搜查，赶快撤离。这是可耻可鄙的事，万不该有的事。俱乐部方面也已习以为常，转眼间就全部撤离，1个小时便逃得无影无踪，接着另租一处事务所，买几部电话，开始做同样的买卖。简单得很，只要有顾客名单，手中掌握像样的女孩儿，在哪里都买卖照做。我们又无法追查，晚了一步，线索断得一干二净。假如知道她接的是什么客人，还能有些进展。眼下是一筹莫展。”

“不明白啊。”我说。

“什么地方不明白？”

“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是采用会员制的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那么客人为什么会杀害她呢？那样岂不马上露了马脚？”

“言之有理。”文学说，“所以杀害她的那个人不是顾客名单上的。或是她个人的恋人，或是不通过俱乐部而想私吞手续费那类，搞不清。她的住处也搜过了，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毫无办法。”

“不是我杀的。”我说。

“这个知道，当然不是你。”文学说，“所以不是说过了么：知道不是你杀的。你不是杀人那种类型，这一眼就看得出。所谓不杀人那种类型，是真的不至于杀人的。但你知道什么，这点凭直觉看得出来，我们毕竟是老手。所以想请你告诉我，好么？别无他求，告诉即可，不会再刨根问底说三道四，保证，真的保证。”

我说什么也不知道。

“罢了罢了，”文学说，“完啦，怕是完啦！说实在的，上头对破案也不大积极。不过一个娼妓在宾馆被杀罢了，用不着大惊小怪——对他们来说。甚至认为妓女那种人被杀了才更好。上头那帮人几乎没看过什么尸体，根本想像不出一个漂亮女孩儿被赤裸裸勒死是怎样一种情景，想像不到那是何等可怜凄惨。另外，这家色情俱乐部不仅同警方眉来眼去，同政治家也藕断丝连。冥冥之中不时有金徽章突然一闪。警方这东西对那种闪光敏感得很。只消稍微一闪，他们就即刻像乌龟似的缩回脖子不动，尤其是上头的人。由于这些情况，咪咪看来是白白被人断送了一条性命，可怜！”

女侍撤下文学的咖啡杯。我只喝了一半。

“我嘛，不知为什么，对咪咪那个女孩子有一种亲近感。”文学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成的，从在宾馆床上看到那孩子被赤裸裸勒死时起，我就下决心，非把这个凶手捉拿归案不可。当然，这类尸体我们看得多了，也看得腻了，现在再看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什么样的都看过，支离破碎的，焦头烂额的。但独有那个尸体特别，漂亮得出奇。早晨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她冻僵似的躺在那里。睁着眼睛，舌头在嘴里拳曲着，脖颈上套着长统袜，像打领带那样套着。两脚分开，小便失禁。我一看到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女孩儿是在向我寻求解决，在我解决之前，她将一直保持那种奇妙的姿势僵冻在清晨的空间里。是的，现在还在那里僵冻着。只要不把凶手逮住了结案件，那孩子就不会放松身子。我这感觉奇特不成？”

我说不知道。

“你好久不在，去旅行了吧？晒得挺厉害的。”刑警说道。

我说去夏威夷出差来着。

“不错啊，真叫人羡慕！我也想改行去观赏风光。从早到晚尽看死尸，自己都变得死气沉沉了。哦，可看过死尸？”

我说没有。

他摇头觑一眼手表：“对不起对不起，时间过得真快。不过，俗话说碰袖之交也是前世因缘嘛，别再计较啦！我偶尔也想找人聊聊个人心里话。对了，买的什么，在东急商店？”

我说熨斗。

“我的是捅排水管用的，家里的水槽好像有点堵塞。”

他付了饮食店的账钱。我坚持付自己那份，他再三推辞不要。

“这有什么呢，我拉你来的。再说不过是喝杯咖啡的钱，不必介意的吧！”

走出饮食店，我突然想起，问他这种妓女被害案是否常有。

“这个嘛，总的说起来还算是常见案。”说着，他目光略略一闪，“既非每天都有，也不是年中年尾各有一次。对妓女被害案有什么兴趣？”

我说谈不上兴趣，顺便问一下罢了。

我们告别分开。

他走后，我胃中还存有不快之感，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未消除。

舞 舞 舞

36

如长空缓缓流动的云，5月从窗外逝去了。

我不干工作已经有两个半月了。工作方面的电话较之过去一段时间减少了许多。我这一存在势必被世人逐渐淡忘。银行户头上当然也就不再有进账，好在还有足够的余额，而我的生活又花钱不多。饭自己做，衣物自己洗，没什么特别要买的东西。加之无债，对衣着和车子也不怎么讲究。所以时下还用不着为钱伤脑筋。我用计算器把一个月的生活费大致算出，从存款余额中扣除，得知尚可维持5个月。那就先过5个月好了，我想。纵使山穷水尽，届时再作打算也不为迟。更何况桌面上还有牧村拓给的30万元支票，硬是摆在那里没动。暂且无饿死之虞。

我注意不打乱生活步调，同时静等某种事态的发生。每周去几次游泳池，一直游到累得不能再游，然后买东西精心调理饭菜，晚间则边听音乐边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我在图书馆逐页翻看报纸的缩印本，详细查阅了最近几个月发生的杀人案件，当然只限于女性，从这个角度看来，世界上被杀的女性相当不在少数，有被捅死的，有被打死的，有被勒死的。但任何一个被害女性都不像是喜喜。起码尚未发现她的尸体。当然，有好几种方法可以不让人发现尸体，将其缚以重石沉入海底或运到山中埋上均可，如我掩埋“沙丁鱼”一样。那样谁也不会发现。

也可能死于事故，像狄克那样在街上被车轧死也是可能的。于是我又查阅了事故——死于事故的女性。世上果然有很多事故，有很多女性在事故中丧生。有的死于车祸，有的死于火灾，有的死于煤气中毒。但这些遇难者中亦未发现同喜喜相似的女性。

莫非自杀？或心脏病发作而猝然死去？这类死是不登报的。各种各样的死充斥于世，报纸不可能一一详加报道。莫如说被报道的死倒是例外。绝大多数人则默默无闻地死去。

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喜喜或许死于他人之手，或许死于某起事故，或许死于心脏病发作，或许自杀。

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既无死的证据，又无生的证据。

兴之所至，我便给雪打个电话去。我问可好，她答说凑合。她说话语气总是那样漫不经心，含糊其词，犹如焦距不对的镜头。对此我不甚中意。

“没有什么的，”她说，“不好也不坏……普普通通，活得普普通通。”

“你妈妈呢？”

“……愣愣地发呆，不大做事，整天坐在椅子上发呆，失魂落魄的。”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比如买菜？”

“不用了，老婆婆可以买，也有时让商店送来。我们两人光是对着发呆。跟你说……在这里好像时间都停止了。时间还照样在动？”

“一如往常，很遗憾。时间不舍昼夜。过去增多，未来减少；希望减少，悔恨增多。”

雪沉吟良久。

“声音好像没精神，嗯？”我说。

“是吗？”

“是吗？”我重复道。

“什么哟，瞧你！”

“什么哟，瞧你！”

“别鹦鹉学舌！”

“不是学舌，是你本人心灵的回声。为了证明通讯的缺欠，比昂·波尔古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一路摧枯拉朽！”

“还是那么神经，”雪讶然道，“和小孩子有什么两样！”

“两样，不一样。我这种是以深刻的内省和实证精神为坚实基础的，是作为暗喻的回声，是作为信息的游戏。同小孩子单纯的鹦鹉学舌有着本质区别。”

“哼，傻气！”

“哼，傻气！”

“算了！够了，已经。”

“算了。”我说，“言归正传，声音好像没精神，嗯？”

她叹了口气：“嗯，或许。”她说，“和妈妈在一起……无论如何都受妈妈情绪的影响。因为她是个强人，在这个意义上。有影响力，肯定。她那人，压根儿不考虑周围人会怎么样，心目中惟有自己，而这种人是强有力的。明白吗？所以我才被她拖着走，不知不觉之间。她若是蓝色，我也是蓝色的。她有精神时我也在她的触发下恢复生机。”

传来用打火机点烟的声响。

“偶尔出来和我玩玩会好一些吧？”我问。

“有可能。”

“明天去接？”

“嗯，好的。”雪说，“和你这么交谈几句，好像有点精神了。”

“那好！”我说。

“那好！”雪开始鹦鹉学舌。

“算了！”

“算了！”

“明天见。”说罢，没等她模仿我便挂断电话。

雨的确无精打采。她坐在沙发上，姿势优美地架着腿，空漠而呆滞的目光落在膝头摊开的摄影杂志上，浑如一幅印象派绘画。窗口开着，但由于无风，窗帘和杂志纸页均静止不动。我走进时，她略略扬起脸，递出一缕虚弱无力的微笑，淡淡的，如空气的一颤。继而将纤细的手指抬起约5厘米，指示我坐在对面椅子上。帮忙的女佣端来咖啡。

“东西已经送到狄克家去了。”我说。

“见到她太太了？”

“没有，交给来门口的人了。”

雨点点头：“谢谢，谢谢了。”

“不用谢，一件小事。”

她闭目合眼，双手在脸前合拢。然后睁开眼睛环视室内。室内只有我和她。我端起咖啡啜了一口。

雨也并非总是一身粗布衫加皱皱巴巴短布裤装束。今天她穿的是一件高雅的镶边白衬衣，下面是浅绿色西服裙。头发齐整整地拢起，甚至涂着口红，甚是端庄秀美。以往一发而不可遏止的旺盛生命力不翼而飞，代之以楚楚可怜的妩媚，而如氤氲的蒸汽将其笼罩其中。这种蒸汽看上去飘忽不定，仿佛即将散去，但这终究属于视觉印象，实际上一直依稀存在。她的美与雪的美种类全然不同，不妨说是两个极端。雨的美由于岁月与经验的磨大砺，透露出炉火纯青的成熟风韵。可以说，美就是她自己，就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深谙驾驭之术，使这种美卓有成效地为己所用。与此相比，雪的美在多数情况下则漫山遍野地挥洒，甚至自己都为之困惑。我时常想，目睹漂亮妩媚的中年女性风采，实是人生一大快事。

“为什么呢？”雨开口了。那口气，仿佛把什么东西孤零零地放飞于空中，而又久久盯视不动。

我默默等待下文。

“为什么会如此一蹶不振呢？”

“怕是因为一个人死去了吧。这也不难怪，人死毕竟是个大事件。”我说。

“是啊。”她有气无力。

“不过——”

雨看着我的脸，摇头道：“你想必不至于麻木不仁，该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吧？”

“你是说本来不该这样？”

“是啊，嗯，是的。”

“他不是很了不起的人，没有多大才能，然而为人真诚，尽职尽责。他为你抛弃了花费很多岁月才挣到手的宝贵东西，并且死了。死后你才觉察到他的可贵之处。”我很想这样说，但没有出口。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

“为什么呢？”她一边说一边盯视空间某个飘浮物，“为什么和我在一起的男人都变得不行了呢？为什么一个个落得奇特下场呢？为什么我什么也剩不下呢？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好呢？”

这甚至算不得疑问。我望着她衬衣领口上的花边，看上去仿佛高雅动物身上那玲珑剔透的内脏的皱襞。烟灰缸里，她的“沙龙”静静地升起狼烟般的青烟。烟升得很高，然后分散开来，融入默默的尘埃。

雪换完衣服进来，对我说走吧。我站起身，对雨说这就出去。

雨充耳不闻。于是雪大声嚷道：“妈，我们走了！”雨扬起脸，点点头，又抽出支烟点燃。

“出去兜一圈，不回来吃晚饭。”雪说。

我们把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雨扔在身后，出门而去。那房子里似乎还留有狄克的气息，我身上也有。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笑脸，记得我问是否用脚切面包时他脸上浮起的俨然十分好笑的笑容。

真是个怪人！死后反倒更让人感觉出他的存在。

舞 舞 舞

37

我同雪如此见了几次面，准确说来是3次。对于在箱根山中和母亲两人的生活，她似乎并不怀有怎样特别的兴致，不感到欣喜，也算不得讨厌。她同母亲生活似乎并非出于多大的关心，即认为母亲在男友去世后孤单单地需要有人照料。她仿佛被一阵风刮去那里并且住了下来，如此而已。对那里生活的所有侧面她都无动于衷。

只是在同我见面时，才多少恢复一点神气。我说笑话，她略微有所反应，声音也重新带有冷峻的紧张感。而一回到箱根家里，便马上故态复萌。声音有气无力，目光毫无生机，犹如为节约动力而停止自转的行星。

“喂，独自在东京生活是否会好些呢？”我试着说，“换换空气。时间不必长，三四天即可，改变一下环境总没有坏处。在箱根好像越呆越没有精神。同在夏威夷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没有办法的，”雪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但眼下正赶上这种时期，在哪里都一样。”

“因为妈妈在狄克死后变成那副样子？”

“呃——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想。不是离开妈妈身边就可以解决的，靠我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无济于事。怎么说呢，归根结底是大势所趋。星运越来越糟，现在在哪里都一回事。身体和脑袋接合不好。”

我们卧在海滩上观望大海。天空阴云沉沉，带有腥味的海风拂动着沙滩上的野草。

“星运。”我说。

“星运！”雪不无勉强地淡淡一笑，“不骗你，星运不济。我和妈妈好像是同一个频率。刚才说过，她有精神我也活泼，她消沉起来，我也渐渐萎靡不振。有时我还真闹不清谁个在先。就是说，不知是妈妈影响我，还是我影响妈妈。但不管怎样，我和她好像是拴在同一条绳上。贴在一起也好，两相离开也好，都一回事。”

“同一条绳？”

“嗯，在精神上。”雪说，“有时我讨厌起来又是反驳又是抗争，有时又觉得怎么都无所谓而不声不响。听天由命吧。怎么表达好呢——有时候我变得不能够很好控制自己，就像被一股巨大的外部力量操纵着，以致我分不清哪个是自己哪个不是自己，只好听天由命，只好什么都不理会。我已经厌烦了！我真想叫一声我还是孩子，然后蹲在墙角里一动不动。”

傍晚，我把她送回箱根家，自己返回东京。每次雨都留我一起吃饭，而我总是谢绝。我也自觉对人不起，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和这两人同桌进餐的气氛。目光呆滞空漠的母亲，对一切都毫无反应的女儿，死者的阴影。沉闷的空气。施加影响的和施于影响的。沉默。万籁俱寂的夜晚——这种情景光是想像起来都令人胃痉挛。相比之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帽店疯老板举办的茶会倒好似百倍。席间虽然条理欠佳，但毕竟有活气有动作。

我打开汽车音响，听着往日的摇摆舞曲驱车返回东京。然后边喝啤酒边做晚饭，做好后一个人默默地受用一番。

和雪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节目。我们或者听着音乐开车兜风，或者躺在海滩上呆呆仰望云天，或者在富士屋酒店吃冰淇淋，或者去芦湖划船。然后在时断时续的闲聊当中送走一个又一个下午，日复一日地盯视日月运行的轨迹。简直同退休老人的生活无异。

一天，雪提出看电影。我下到小田原，买报纸来查看。没有什么像样的片子，只有五反田演的《一厢情愿》在2号馆上映。我介绍说五反田是我初中同学，如今也时常见面。雪于是对此片产生了兴趣。

“你看了？”

“看了。”我说，当然我没说看了好几回。若说看了好几回，又要迅鲋性倒手匦滤得饕槐椤?

“有意思？”

“有意思。”我当即回答，“俗不可耐。说得客气点，纯属浪费胶卷。”

“你朋友怎么说的，对这片子？”

“他说无聊透顶，白白消耗底片。”我笑道，“演的人自己都这么说，大致不会有误。”

“我很想看。”

“好啊，这就去看。”

“你不要紧的，看两遍？”

“无所谓。反正没有别的什么事干，再说又不是有害电影，”我说，“连害处都谈不上的。”

我给电影院打电话，问清《一厢情愿》开场的时间，然后去城堡中的动物园消磨时间。城堡中有动物园的城区，恐怕除小田原外别无他处。一个有特色的所在。我们基本是看猴子，百看不厌。大概这光景使人联想到社会的一个侧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爱管闲事，有的争强好胜，一个又丑又肥的猴子蹲在假山尖上雄视四方，态度不可一世，而眼睛却充满畏惧和猜疑，而且脏污不堪。我心中纳闷，为什么那般肥胖臃肿，那般丑陋阴险呢宁这当然不能向猴子发问。

因是平日的午间，电影院里自然空空荡荡。椅子很硬，四下有一种犹如置身壁橱的气味。开映之前我给雪买来巧克力。我也打算吃点什么，遗憾的是小卖部里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食欲。卖货的女孩儿也不是积极推销那种类型。这么着，我只吃了一块雪的巧克力。差不多有1年没吃巧克力了。我这么一说，雪“咦”了一声。

“不喜欢巧克力？”

“没有兴趣。”我说，“既不喜欢又不讨厌，只是没有兴趣。”

“怪人！”雪说，“对巧克力都没兴趣，肯定神经有故障。”

“一点不怪，常有之事。你喜欢达赖喇嘛？”

“什么呀，那？”

“西藏最厉害的和尚。”

“不知道，不认识。”

“那么你喜欢巴拿马运河？”

“既不喜欢又不讨厌。”

“或者，对日期变更线你喜欢还是讨厌？圆周率如何？侏罗纪你喜欢还是讨厌？塞内加尔国歌如何？1987年的11月8日你喜欢还是讨厌？”

“吵死人了！真是傻气。居然一连串想起这么多。”雪不胜其烦他说，“好了，明白了，对巧克力你既不喜欢又不讨厌，只不过没有兴趣。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不久，电影开始。情节我了如指掌，因此我没怎么看银幕，只管东想西想。雪也像是觉得这电影实在太差，不时地叹口气，或哼一下鼻子。

“傻气！”她忍无可忍地低声嘟囔道，“哪里的傻瓜蛋拍的？故意拍这么拙劣的片子？”

“理所当然的疑问，哪里的傻瓜蛋故意拍这么拙劣的片子？”

银幕上，一表人才的五反田正在讲课，其教法——尽管是演技——相当不同凡响。他在讲解文蛤的呼吸方式，讲得通俗易懂，细致入微，妙趣横生。我出神地看着他这讲课光景。担任主角的女孩儿手托下巴，忘情地盯着讲台上的五反田。我看了好几场，注意到这个场面还是初次。

“那就是你的朋友？”

“是的。”

“看上去有点傻里傻气。”

“不错，”我说，“不过本人要地道得多，本人可没有这么差劲儿，头脑聪明，谈吐幽默。电影是太糟了。”

“何苦演这么糟的电影？”

“有理！问题是那里边情况复杂得很，讲起来话长，算了。”

电影按照可想而知的平庸情节向前推进。台词平庸，音乐平庸，真应该将其装进时间容器①，贴上“平庸”字样的标签埋入地下。

①时间容器：Time capsule，容器中装进历史资料等物埋入地下，5000年后再挖出打开。

不一会儿，喜喜出场的那组镜头到了。这是此部电影中举足轻重的画面，五反田同喜喜相抱而卧。星期天的早晨。

我深深吸口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上。周日的晨光从百叶窗射进房间。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光照，同样的色调，同样的角度，同样的亮度。我对那房间的一切了如指掌，甚至可以呼吸其中的空气。五反田出现了。其手指在喜喜背部游移，仿佛探寻记忆的细纹，十分优雅地、轻轻地抚摸着喜喜的背。喜喜的身体做出敏感的反应，浑身略略颤抖，犹如蜡烛的火苗随着皮肤感觉不到的细弱气流微微摇曳。那颤抖使得我屏住呼吸。特写：五反田的手指和喜喜的裸背。稍顷镜头移动，喜喜的脸面闪出。主人公女孩儿赶来。她登上公寓楼梯，咚咚敲门，门被推开。我再度为之费解，门为什么不锁上呢？不过也挑剔不得，毕竟是电影，且是平庸之作。总之她推门进入，目睹五反田同喜喜在床上抱作一团。她闭目屏息，装有甜饼之类的盒子掉在地上，旋即转身跑出。五反田从床上坐起，神色茫然地注视门口。喜喜开口道：“嗯，你这是怎么了？”

同样，与往次一模一样。

我闭起眼睛，脑海中再次推出周日的晨光，五反田的手指，喜喜的裸背，觉得那仿佛是个独立存在的世界，一个漂浮于虚构时空之间的世界。

等我注意到时，雪已经躬身俯首，额头搭于前排座椅的靠背。两臂御寒似的紧紧在胸前抱拢。她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甚至气都不出，一如冻僵死去。

“喂，不要紧？”我问。

“不是不要紧。”雪勉强挤出声音。

“到外面去吧，怎样，动得了？”

雪微微点下头。我抓住她发硬的胳膊，沿席间通道走出电影院。我们身后的画面上，五反田仍站在讲台上讲生物课。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漾濛细雨。海面方向似有风吹过，隐隐送来一股海潮味儿。我手抓她的臂肘以支撑其身体，朝停车的地方一步步走去。雪紧咬嘴唇，一声不响。我也没有说话。从电影院到停车处充其量不过200米，却使人觉得十分遥远，我真怀疑能否坚持走到。

舞 舞 舞

38

我扶雪坐进助手席，打开车窗。雨悄然下个不停。雨很细，细得几乎看不清，却将沥青路面一点点涂上淡淡的墨色，也可闻到下雨的气息。有人撑伞，也有人不在乎地兀自前行——便是如此程度的雨。几乎没有可称之为风的风，于是雨下得很静，且径直从空中落下。我把手心伸到窗外试了一会，略觉有点湿润。

雪把胳膊放在车窗下端，下颏搭在胳膊上，歪着脖颈，脸探到外面半边。她如此久久地纹丝不动，只有脊背随着呼吸而有规则地颤动，且也微乎其微。呼吸很轻，稍稍吸进，略略呼出。但毕竟是呼吸。从后面看去，似乎只要施加一点点力，臂肘和脖颈都会咯嘣一声折断，我心想，她为什么显得如此脆弱如此毫无防备呢？莫非因为我是以大人的眼光看她不成？我尽管不够成熟不够健全，但终究掌握了相应的生存之术，而这孩子恐怕尚未达到这个地步。

“我可以做点什么？”我问。

“不用的。”雪小声说道，依旧俯着头，吞了口唾液，吞下时发出大得不自然的声响，“领我到没人的安静地方，不要太远。”

“海边好吗？”

“哪里都行。慢慢开，摇晃大了很可能吐出。”

我像手捧快要裂开的鸡蛋似的将她脑袋收回车内，靠在头托上，然后把车窗关上半边。我把车开得很慢——只要交通情况允许——一直开到国府律海岸。停下车，把雪领到沙滩。她说想吐，旋即吐在脚下的沙滩上。胃里几乎没有什么，没有多少值得吐的东西。吐罢巧克力黏糊糊的褐色液体，再出来的只是胃液或空气。这种吐法最为辛苦，身体光是痉挛，却什么也出不来。就像整个身体被挤干油水，胃袋收缩得只有拳头般大小。我轻轻抚摸她的后背。雾样的雨仍在不停地下，雪似乎没甚注意到雨。我用指尖轻按她胃部后侧的部位，发现她筋肉硬得竟如化石一般。她身穿夏令布衫和褪色的蓝牛仔裤，脚上是康巴丝红色球鞋——现在则以这样的装束四肢着地，闭目合眼。我将她的头发束起缠在脑后，以防弄脏，继续上下摩擦她的后背。

“好难受！”雪双眼渗出泪水。

“晓得，”我说，“完全晓得。”

“怪人！”她皱起眉头说。

“以前我也这么吐过，忍一忍就过去了。”

她点点头，身上又掠过一阵痉挛。

约10分钟后，痉挛消失。我掏手帕给她擦拭嘴角，将呕吐物用沙子盖严。而后挽起她的胳膊，扶她去防波堤，那里可以靠坐。

两人便在雨中久久坐着。背靠防波堤，耳听西湘支线公路上疾驶而过的车轮声，眼望海面烟雨。雨依然很细，但比刚下时势头急了些。海岸站着两三个垂钓人，看样子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连头都不回的。他们头戴雨帽，身上紧紧裹着雨衣，像打标语似的将长长的钓竿竖在水边，全神贯注地盯着海湾方向。此外了无人影。雪把头软绵绵地放在我肩头上，什么也不说。若有陌生人远望过来，必定以为我们是热恋中的情人。

雪闭着眼睛，呼吸还是那么轻微恬静，仿佛睡了过去。湿乎乎的头发贴在额角一缕，鼻腔随着呼吸微微颤动。脸上还留有一个月前被太阳晒过的淡淡遗迹，在阴晦的天空底下，似乎带有不健康的色调。我用手帕擦拭她被雨淋湿的脸，抹去泪痕。无遮无拦的海面上，雨继续静悄悄地下着。自卫队的形如水虿的对潜侦察机发出沉闷的声响，几次穿过头顶。

过了一阵，她睁开眼睛，头依然放在我肩上，而把模糊的眼光转向我。然后从裤袋里抽出烟，擦根火柴，却怎么也擦不起火——擦火柴的力气也没有了。但我置之未理，也没说现在吸烟不好。她好歹点燃香烟，用手指弹开火柴杆。吸了两口便皱起眉头，同样用手指将其弹开。香烟落在水泥地上，冒了一会烟，被雨淋灭了。

“胃还痛？”我问。

“一点点。”

“那就再稍坐一下。不冷？”

“不要紧。被雨淋淋心情反倒好些。”

垂钓人仍在凝望太平洋。钓鱼到底什么地方有意思呢？不就是引鱼上钧么？何苦为此而一整天站在水边冒雨面对大海呢？不过这属于个人爱好问题。而我同一个神经兮兮的13岁女孩儿并坐海岸淋雨——说是好事之徒又何尝不可！

“你的、你的那个朋友……”雪小声道，声音意外拘谨。

“朋友？”

“嗯，刚才电影里的人。”

“本名叫五反田。”我说，“和山手线一个车站同名。就是目黑的下站，或大崎的前站。”

“他杀了那个女的。”

我眯缝起眼睛看着雪的脸。她脸色显得十分疲劳，呼吸急促，肩头不规则地上下抖动，活像被刚刚救上岸的即将溺死之人。我全然揣度不出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杀了？杀了谁？”

“那个女的，那个星期天早上和他睡觉的人。”

我还是莫名其妙，脑袋一团乱麻。有一种错误的外部力量破坏了事物的固有流程，而我又判断不出这种错误力来自何处和如何而来。我几乎下意识地笑了笑，说：“那部电影里可是谁也没死哟，你弄错了吧？”

“我不是说电影，而是说在现实中他杀了她。我一清二楚。”雪说着，一把握住我的手腕，“可怕，就像胃里猛然被什么重重的东西捅进来似的难受得透不过气，怕得透不过气。喂，那个又来了，我知道，清楚地知道。是你的朋友杀了那个女的。不说谎，真的。”

我这才总算明白了她的意思，刹那间背脊掠过一道寒流。我再也无法开口，只是在菲菲细雨中泥塑木雕般地看着雪的脸。到底如何是好呢？一切都已致命地扭曲变形，一切都已使我无能为力。

“请原谅，也许我本人不该对你说这种话。”雪喟然一声叹息，松开紧握在我手腕上的手，“老实话，我也不明白。我是感觉到那是事实，但是否真的属实，我也没有绝对把握。况且说这话有可能使得你像其他人那样憎恨我厌恶我，可我又不能不说。属实也罢不属实也罢，反正我是看到了，而且不可能一个人装在心里。怕人，太怕人了，我一个人实在承受不住。所以求求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你要是过于责怪我，我真不知该怎么好。”

“哪里，哪里会责怪你，镇静下来说，”我轻轻握住雪的手，“你看见了？”

“是的，看得清清楚楚，头一次这么清楚。他杀了人，勒死了电影中那个女的。然后用那辆车把尸体拉走，拉得很远很远。就是你让我坐过一次的那辆意大利车，那车是他的吧？”

“是，是他的车。”我说，“其他还有知道的？慢慢想想，别着急。哪怕再小的事都好，凡是知道的都告诉我，好吗？”

她把头从我肩膀移开，左右摇晃两三次，用鼻子深深吸了口气：“大的方面我也不知道。泥土味儿、铁锹、夜晚、鸟叫，如此而已。他把那女的勒死，然后用车运到哪里埋上，就这么多。不过说来奇怪，从中竟一点也感不到有什么恶意。感不到那是犯罪，就像举行某种仪式似的，安静得很，杀的和被杀的都安安静静，静得出奇，静得就像在世界的终点，我形容不好。”

我久久地闭目沉思，力图在黑暗中将思想归纳出来，但是不行。我设法把两脚定定地站牢，同样不行。头脑中记录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事态，似乎都在顷刻之间分崩离析，七零八落。对雪所言，我仅仅是接受而已，既不全信，又非不信，只是把她的话语自然而然地渗入白自己心中。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然而这可能性中蕴含的力量却是致命的、劈头盖脑的。这对她来说不外乎随口之言的可能性，将我心目中几个月来模模糊糊形成的某种体制一举击得粉碎。尽管那体制尚属混沌未分的雏形，严密说来还缺乏客观性，但毕竟使我产生了坚实的存在感和均衡感，而现在均已告吹，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能性是有的，我想。同时觉得有一种东西在如此想的一瞬间完结了，微妙地、决定性地完结了。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什么都不愿去想，过后再想好了。不管怎样，我又孤独起来。尽管同一个13岁的少女并肩坐在雨中的沙滩上，我仍然涌起一股无可排遣的孤独感。

雪柔柔地握住我的手。

握了相当久的时间。手玲珑而温暖，但我以为似乎有些不现实，而觉得这种感触不过是往日记忆的再现。是的，是记忆，温煦的记忆。然而无济于事。

“回去吧，”我说，“送你回家。”

我往箱根她家的方向开去。两人都没开口。沉默难忍。于是我把随眼看到的磁带放进汽车音响。音乐从中荡出，至于什么音乐则浑然不觉。我集中精力开车，手脚协同动作，及时变换挡速，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雨刷咔嗒咔嗒发出单调的声响。

我不想见雨，遂在她家的石阶下同雪告别。

“我说，”雪站在车窗外，发冷似的紧抱双臂，“我说的你可别就那么信以为真哟，我不过是看见罢了。刚才也已说过，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否属实。嗯，千万别因此怨恨我。要是给你怨恨，那可就麻烦透了。”

“有什么好怨恨的。”我笑了笑，“你说的我也不会整个相信。其实信也罢不信也罢，真相迟早要显露出来，迷雾总会散去。这点我心里有数。即使你说的属实，也不外乎一种巧合——即真相通过你而大白于世。这不怪你，完全知道不怪你的。归根结底，我得自己来澄清这点，否则什么也解决不了。”

“去找他？”

“当然。当面问他，别无选择。”

雪耸耸肩：“生我的气？”

“哪里，怎么会！”我说，“有什么可生你气的呢？你没有做任何错事。”

“你真是个大好人。”她说。我发觉她用的是过去时①，“头一次遇到你这样的人。”

①日文中的“是”有时态，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此处的“是”为“曾是”之意。

“我也是头一次遇到你这样的女孩儿。”

“再见！”说罢，她定定地看着我，显得有点犹豫，似乎想再说句什么，或想握一下我手以至吻一下我的脸颊。当然她并未这样做。

归途，车中似乎荡漾着她口中那种是非莫辨的可能性。我听着不明所以的音乐，打起精神目视前方，一路驱车返回东京。走下东名高速公路后，雨停了。但直到把车开进涩谷平时用的停车场，我也没有关掉雨刷。雨停注意到了，却没想到要关雨刷。头脑混乱，得设法整治。我在已经刹车的“雄狮”中仍旧手握方向盘，呆呆坐了好久，好久才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

舞 舞 舞

39

清理心绪所花时间则更长更久。

首先的问题是相信还是不相信雪的话。我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分析时将感情因素从尽可能大的范围彻底剔除。做到这点并不难，因为我的感情早已迟钝麻木得如同被蜂蜇过。可能性是存在的，我想。随着时间的延展，这一可能性在我心中迅速地膨胀、繁殖，开始带有某种确切性，且势不可挡。我站在厨房里把水烧开，把咖啡豆碾碎，慢慢地、细细地煮好咖啡。然后从餐具橱取下杯子，斟上咖啡，坐在床边喝着。及至喝完之时，可能性已发展到近乎确信的地步。想必是那样的吧！雪看到了正确的图像——五反田杀害了喜喜后将其尸体运到哪里埋上或用其他办法处理了。

奇怪！原本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一个敏感的少女看电影时产生的感觉而已，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却无法存有疑念。这对我当然是个打击，但我还是几乎凭直感相信了雪所见到的图像。为什么呢？我为什么竟如此深信不疑呢？不明白。

不明白归不明白，反正事情得由此展开。

下一步，下一个问题：五反田何以非杀喜喜不可？

不明白。再一个问题：杀害咪咪的同样是他不成？果真如此，原因何在？五反田何以非杀咪咪不可？

仍不明白。怎么想也想不出五反田必须杀害喜喜、或杀害喜喜和咪咪两人的理由。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之处太多了。

归终，只有按我跟雪说过的那样：找五反田当面询问。但如何开口呢？我试着设想自己向他质问的情景——“是你杀了喜喜？”这未免滑稽可笑，无论如何悻乎常情常理，而且龈龊卑劣。光是设想自己口出此言都觉得龌龊，龌龊得几乎作呕。其中显然含有错误的因素。可是不这样做，事情便寸步难行。且又不可能适当暗示一点信息后静观事态发展。现在不容我做出其他选择。悖乎情理也好，含错误因素也好，总之势在必行。所谓势在必行，也就是必须使其行之有效。我几次想给五反田打电话，几次都欲打而止。我坐在床沿，深深吸气，把电话机放在膝盖上慢慢拨动号码，但每次都不能最后拨完，只好把电话机放回原位，躺在床上望天花板。对我来说，五反田这一存在所具有的意义远远比我想的要大。是的，我和他是朋友。纵令是他杀了喜喜，他也仍是我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他，我失去的东西已经大多了。不能，我怎么也不能给他打电话。

我打开录音电话的开关，无论铃怎么响我都绝对不拿听筒。因为即使五反田方面打电话过来，就我现在的状态来说也不知对他讲什么好。一天里电话铃响了几次，不晓得是谁打来的。也许是雪，也许是由美吉，横竖我一律置之不理。现在我不想同任何人讲话，无论是谁。电话铃每次都响七八遍才停止。每次响起，我都想起曾在电话局工作的女友。她对我说：“回到月亮上去，你！”不错，她说得不错，我恐怕的确该返回月球。这里的空气对我未免过浓，重力未免过重。

我如此连续思索了四五天时间，思索为什么。这几天里我只吃了一点点食物，睡了一点点觉，滴酒未沾。我自觉把握不住身体功能，几乎足不出户。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失去，在继续失去，剩下的总是我自己——就是这样，永远这样。我也好五反田也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种人。处境不同，想法和感觉不同，但同属一种类型。我们都是继续失去的人，现在又将失去对方。

我想起喜喜，想起喜喜的脸。“你这是怎么了？”她说。她已死去，躺在地穴里，上面盖着土，一如死去的“沙丁鱼”。我觉得喜喜死得其所死得其时。这感觉很是不可思议，但此外没有别的感觉。我感觉到的是无奈，静静的无奈，犹如广袤海面落下的无边细雨。我甚至感觉不到悲哀。粗糙的奇妙感触，犹如手指轻轻划掉魂灵的表面：一切悄然逝去，犹如阵风吹倒沙滩上的标痕。无论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

但这样，尸体怕又增加一具。老鼠、咪咪、狄克，加上喜喜。4具。还剩两具。往下谁个将死呢？反正谁都得死，或迟或早。谁都得变成白骨，运往那个房间。各种奇妙的房间连着我的世界：火奴鲁鲁商业区汇集尸体的房间，札幌那家宾馆中羊男幽暗阴冷的房间，周日早上五反田拥抱喜喜的房间。到底哪个是现实呢？难道我脑袋出了故障不成？我还正常吗？我觉得似乎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非现实的房间，都是彻底经过艺术变形的处理后被移植到现实中来的。那么原始性现实又在哪里呢？我越想越感到真相弃我远去。雪花纷飞的4月札幌是现实吗？不像，同狄克坐在马加哈海岸是现实吗？也不像。与其类似的事情场景是有的，但都不像原始性现实。可是独臂人为什么能把面包切得那般精致呢？火奴鲁鲁的应召女郎为什么把喜喜领我去的那个死者房间的电话号码写给我呢？这应该曾是现实。因为它是我记忆中的现实，假如不承认其为现实，那么我对于世界的认识本身必将失去根基。

莫非我在精神上出现错乱症状？

还是现实本身出现错乱症状呢？

不明白，不明白的太多了。

但不管怎样，不管何者错乱何者患病，我都必须将这半途而废的混乱状况认真整顿一番。无论其中包含的是凄苦还是温怒抑或无奈，我都必须使之到此为止。这是我的职责，是所有事物向我暗示的使命。惟其如此，我才邂逅了这许多人，才涉足这奇妙的场所。

那么，我必须再度重蹈舞步，必须跳得精彩，跳得众人心悦诚服。舞步，这是我惟一的现实，确凿无疑的现实，已作为百分之百的现实铭刻在我头脑之中。要跳要舞，且要跳得潇洒跳得飘逸！我要给五反田打电话，问他是否杀了喜喜。

然而不行，手不能动。仅仅往电话机前一坐心就突突直跳。身体摇晃，甚至呼吸困难，如遇横向掠过的强风。我喜欢五反田，他是我惟一的朋友，是我自身，是我这一存在的一部分。我能够理解他。我几次拨错电话，几次都无法拨准数码。如此五六次后，我把听筒扔到地上。不行，做不来，怎么都踩不上舞步。

房间的沉寂使得我心烦意乱，连电话铃声都觉不堪入耳。于是我走到外面，沿街东游西转，如同大病初愈之人那样边走边一一确认自己的步履，以及横穿马路的方式。在人群中走了一阵之后，开始坐在公园里打量男女身影。我实在孤独难耐，很想抓住点什么。环视四周，却无任何东西可抓。我置于光秃秃滑溜溜的冰雕迷宫之中。黑暗泛着莹莹白光，声音发出空洞的回响。我恨不得一哭为快，而又欲哭不得。是的，五反田是我自身，我即将失去自身的一部分。

我始终未能给五反田打成电话。

在那之前，五反田自己跑到我住处来了。

仍是个雨夜。五反田身穿同那天和他去横滨时一样的白色雨衣，架着眼镜，头戴和雨衣颜色相同的雨帽。雨下得相当厉害，他却未撑伞，雨滴从帽子上连连滴下。看到我，他马上现出微笑，我也条件反射地还以一笑。

“脸色非常不好，”他说，“打电话没人接，就直接跑来了。身体不舒服？”

“是不大舒服。”我慢慢地斟酌词句。

他眯缝起眼睛，仔细在我脸上端详一会：“那么下次再来好么？还是那样合适。这么贸然来访是不地道。等你有精神时再来好了。”

我摇摇头，吸口气搜刮话语，却怎么也搜刮不出。五反田静静等待。“不，也不是说身体有什么毛病。”我说，“没怎么睡觉没怎么吃喝，所以看起来憔悴不堪。已经好些了，而且有话跟你说，这就出去，很想吃顿好饭，马虎很久了。”

我和五反田乘“奔驰”驶上大街。这车使得我很紧张。他在雨中五彩迷离的霓虹灯下漫无目的地驱车跑了好久。他车子开得很好，换挡准确而顺畅，车身毫无震动，加速均匀，刹车平稳。街市的噪音如被劈开的山崖壁立在我们周围。

“哪里好呢？东西要好吃，又要能避开戴劳力土同行，两人好安安静静地说话。”他瞥了我一眼说。我没有做声，出神地望着窗外景致。转圈兜了30分钟，他终于泄了气。

“糟糕糟糕！怎么搞的，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五反田叹了口气，“你怎么样，知道有什么地方？”

“不，我也不行，什么也想不出来。”我说。实际上也是如此，脑筋同现实尚未接上线。

“也罢，那就让我们反过来考虑！”五反田声音朗朗地说道。

“反过来考虑？”

“到彻底嘈杂的地方去。那样两人岂不就能放心说话了？”

“不坏。哪里呢，例如？”

“新骑士。”五反田说，“不吃意大利比萨饼？”

“我无所谓，比萨饼也并不讨厌。问题是你去那种地方不就露馅了？”

五反田无力地一笑，笑得如同夏日傍晚从树丛间射进的最后一缕夕晖。“过去你没有在新骑士见过名人？”

由于是周末，新骑士里人很多，满耳喧嚣。有块舞台，一支身穿一色斜纹衬衣的新奥尔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虎袭来》。一群看样子啤酒喝过量的学生大嚷大叫，像是同乐队一争高低。光线幽暗，没有人注意我们。店内飘着烤比萨饼的香味儿。我们要了肉饼，买来生啤，在最里边一张悬着蒂芬尼吊灯的桌旁坐下。

“喏，我说得不错吧？反而叫人心里安然，无拘无束。”五反田说。

“果然。”我承认。看来这里的确容易说话。

我们默默喝了几杯啤酒，然后开始吃刚刚出炉的比萨饼。几天来我第一次感到肚子饿。意大利比萨饼这东西原本不大喜欢，但咬了一口，竟觉得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美的食物，也许是饥肠辘辘所使然。五反田也似乎饿了，于是我们只顾闷头喝酒吃饼，比萨饼吃完，每人又喝了杯啤酒。

“好味道！”他说，“3天以前就想吃这饼，做梦都梦到了，比萨饼在烤炉里吱吱直响，我看得垂涎三尺。只梦见这么个片段，无头无尾。荣格会怎么解释呢？我是解释为想吃意大利比萨饼。对了，你有话对我说？”

时候到了，我想。但一下子很难启齿。五反田显得十分轻松快活，如欢度良宵一般。尤其那纯真的微笑，更使我有口难言。不行，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出口，至少现在不能。

“你怎么样？”我说。同时心里嘀咕道：喂。一拖再拖怎么行啊！然而就是不行，就是开不了口，横竖不行。“工作啦，太太啦？”

“工作是老样子，”五反田翘起嘴角笑道，“老样子。我想干的不来，不想干的来一大堆，雪崩似的涌到头上。我对那雪崩大吼大叫，但谁也听不见，只落得嗓子痛。老婆嘛——我也真是成问题得很，离婚了还一直叫老婆——那以后只见了一次。喂，你在汽车旅馆或造爱旅馆里同女人睡过？”

“没有，几乎没有。”

五反田摇摇头：“那地方很怪，那种地方去多了是很累的。房间里非常暗，窗口全被封死。因为只是为了干，用不着窗口，用不着有光线进来。说得痛快点，只要有浴盆和床就行，其次是音响电视冰箱，这就足够了。主要是要实用，不必摆多余的东西。当然，那地方干起来是方便，我和老婆就在那地方干，纯粹是干，在感觉上。唔，和她干是真不错。心安理得，快活自在，而且充满温情，于完半天还想紧紧地温柔地搂在怀里。就是光线射不进来，四下密封，一切都是人工的。那种地方，我一点也喜欢不来，但又只能在那里同老婆相会。”

五反田喝口啤酒，用纸巾擦下嘴角。

“我不能把她领到我公寓里来，那样马上就在周刊上曝光，真的。那些家伙对这种事嗅觉灵得很，百发百中，不知什么缘故。又不能两人外出旅行。没有那样整块的时间，况且去哪里都会当即给人识破面目。干我们这行，是不能够把私生活全都张扬出去的。归根到底，就只能到廉价的汽车旅馆里去，这种日子简直……”五反田止住话，看着我的脸，微微一笑，“又是牢骚！”

“没关系，牢骚也罢什么也罢，想说就说个痛快。我一直在听，今天我更愿意听，自己说不说无所谓。”

“不，不光今天，你是一直听我发牢骚。我还没听你发过。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不多，都想自己说，尽管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也是其中之一。”

新奥尔良爵士乐队奏起《你好，多莉》。我和五反田倾听片刻。

“喂，不再吃块饼？”五反田问，“一半还吃得下吧？不知怎么搞的，今日饿得出奇。”

“好，我也还没吃饱。”

他去柜台订了鱼比萨饼。饼烤好后，我们再次闷头吃饼，每人一半。那群学生仍在大吼大叫。不大工夫，乐队奏完最后一支乐曲。班卓琴、小号长号被分别收入盒内，音乐家们从台上遁去，只剩下一架立式钢琴。

饼吃完后，我们仍好半天不声不响地盯视空荡荡的舞台。随着音乐的消失，人们的话语声似乎带有奇妙的硬质。那是一种涣散的硬质，实体柔软，而其存在状况却是硬的。走近之前看似十分硬挺，而用身体一碰则变得支离破碎。它像波涛一样拍打我的意识，缓缓袭来，倏然退去，如此反复不止。我侧耳谛听这波涛的声响，仿佛自己的意识离我远去，去得很远。遥远的浪涛拍击遥远的意识。

“你为什么杀害喜喜呢？”我问五反田。不是想问而问，而是突然脱口而出。

他用注视远景样的视线看我的脸。嘴唇微张，其间透出莹白的牙齿。他这样注视了我许久。喧嚣声在我头脑中忽大忽小，如我同现实的距离忽远忽近。他匀称的十指在桌面上整齐地交叉一起，当我同现实的距离拉长之时，那手指看上去仿佛精巧的工艺品。

接着，他微微一笑，笑得十分恬静。

“开玩笑，”我也轻轻笑了，“只是无端地想这么说一句，心血来潮。”

五反田把视线落在桌面上，看着自己的手指。“不，不是什么玩笑。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一件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我杀了喜喜吗？这是要认真考虑的。”

我看着他的脸。嘴角虽然挂着微笑，但眼神认真。他不是在开玩笑。

“你为什么要杀喜喜？”我问。

“我为什么要杀喜喜？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杀了她呢？”

“喂喂，说得我好糊涂，”我笑道，“你杀了喜喜，还是没杀？”

“所以我正在就此考虑嘛！我杀了喜喜，还是没杀？”

五反田啜了口啤酒，把杯子放在桌上，手撑下巴。“我也没有把握断定。这么说，你以为我发傻吧？可确实如此，没有把握断定。我觉得好像是自己杀了喜喜。在我房间里掐住喜喜的脖子，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同喜喜单独在那房间里呢？本来我是不愿意单独在一起的呀！不行，想不起来。反正同喜喜两人在我房间来着。——我把她尸体开车运到哪里埋起来，运到一座山里。然而我不能确信这是事实，不认为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一种感觉，无法证实。这点我一直在想，但是不行，想不明白，关键的东西已经消融在空白之中，于是我想找出某种具体证据。比如铁鍬，我埋她是应该使用铁鍬的，如能找到铁鍬，就可以认定为属实。但同样落空。我又试着整理支离破碎的记忆。我在一家园艺店里买了把铁鍬，挖坑把她埋起来，埋完把铁鍬扔到了什么地方。有这种感觉，但具体情节则无从想起。到底在哪里买的鍬，又扔在哪里了呢？没有证据。首先，我把她埋在什么地方了呢？只记得埋在山里。像梦一样零零碎碎。话头一会儿跑来这里一会儿窜到那里，错综复杂，不可能循序渐进顺藤摸瓜。记忆是有的，但果真是客观记忆吗？还是事后我根据情况自行编造出来的呢？我总有些怀疑。同老婆分手之后，这种倾向越发展越严重，弄得我心力交瘁，而且绝望，彻头彻尾地绝望。”

我默然。停了一会，五反田继续说道：

“究竟哪部分是现实哪部分是妄想呢？哪部分是真实的哪部分是演技呢？我很想确认清楚。我觉得很可能在同你交往的过程中把问题澄清，从你第一次问起喜喜时我就一直这么以为，以为你可以消除我的混乱，就像打开窗口放人新鲜空气一样。”他又交叉起手指，并定定地看着，“假如是我杀了喜喜，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我有什么理由要杀她呢？我喜欢她，喜欢同她睡觉。在我绝望的时候，她和咪咪是我惟一的慰藉。我怎么会起杀念呢？”

“咪咪也是你杀的？”

五反田久久地盯着桌面上自己的手，摇摇头说：“不，我想我没有杀咪咪。所幸那天晚上我有不在现场的证明。那天傍晚我在电视台配音来着，直到深夜。然后同老板一起开车到水户。所以不会惹是生非。假如不是这样，假如无人证明我那天夜晚一直在电视台，我很可能认真考虑自己是否杀害了咪咪，为此大伤脑筋。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咪咪的死强烈地感到负有责任，为什么呢？本来有我不在现场的充分证明，但我还是感到就像自己动手杀了她，觉得她的死是自己造成的。”

又是沉默，长时间沉默，他一直看着自己的十只手指。

“你累了，”我说，“只是累了。你恐怕谁也没杀。喜喜不过自行消失罢了。跟我在一起时她也是那样突然消失的。不是第一次。你这是一种自责心理，把一切都看成是自己的过错。”

“不是的，不尽如此，没这么简单。喜喜十有八九是我杀的。咪咪多半不是。但喜喜我觉得是我杀的。这两只手还剩有掐她脖子的感触，拿铁锹往里铲土时的手感也还记着。是我杀的，实质上。”

“可你干吗要杀喜喜呢？不是没有意思的吗？”

“不知道。”他说，“大概出于某种自我毁坏欲吧。从前我就有这种欲望。那是一种压力。当现实中的自己同表演中的自己之间的裂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往往发生这种情况。我可以亲眼见到这条裂沟，就像地震中出现的地缝那样赫然横在那里，里面又黑又深，深得令人目眩。这一来，我就会下意识地把什么搞坏，等觉察到时已经坏掉了。从小我就经常这样，就是要把什么弄坏：折铅笔，摔杯子，踩塑料组合模型。可又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当然在人前不做，自己一个人时才搞。上小学时，一次我从背后把一个同学推下山崖。也不知为什么推的，意识到时已经推了下去。好在山崖不高，只受了点轻伤。被推的同学也以为是事故，说身体碰到了什么。谁也不至于认为我故意干那种勾当嘛！但实际上不同，我自己明白，是我亲手故意把同学推下去的。这类事此外还有很多很多。读高中时烧邮筒就烧了好几次，把点燃的布投到邮筒里，纯属卑劣无聊的行径。但就是要干，注意到时已经干完，不能不干。我觉得似乎是通过干这种事，通过干这种卑劣无聊的勾当来勉强恢复自己。属于下意识的行为。但感触却是记得。每个感触都紧紧地一一粘在双手上，怎么洗也洗不掉，至死不掉。悲惨人生！我怕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我叹口气。五反田摇下头。

“不过我无法确认。”五反田说，“找不到我杀人的确凿证据。没有尸体，没有铁鍬，裤子没沾土，手上没起茧——当然挖一个埋人的坑也不至于起茧，也不记得埋在哪里。即使去警察署自首又有谁肯信？没有尸体，甚至不能算是杀人。我连补偿都不可能，她已经消失。我所清楚的只是这些。有好几次我都想向你如实说出，但不能出口。因我觉得一旦把这种事说出，我们之间的亲密气氛很可能消失。知道么，跟你在一起我变得非常轻松快活，感觉不到那种裂沟。而这对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我不愿意失去这种关系。所以一天天拖延下来，每次都想下次再说，拖一拖再说……结果拖到现在。本来我早该如实相告才是。”

“不过，如实相告也好什么也好，不是如你所说没有证据的吗？”我说。

“问题不是有没有证据，而是我早应该主动讲给你听，而我却把它隐瞒下来，这才是问题所在。”

“即使真有其事，即使你杀了喜喜，你也并不存在杀人的动机。”

他张开手心盯视着，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我何必杀喜喜呢？我喜欢她。尽管形态极其有限，我和她毕竟是朋友。我们谈了很多，我向她讲了我老婆的事，喜喜听得很认真，我何苦要杀她呢？！然而我杀了，用这双手。杀意是一点没有。我像掐自己影子似的掐死了她。我掐她的时候以为她是自己的影子，以为掐死这影子日后便可以诸事如意。但并非影子，而是喜喜。事情已经在黑暗世界中发生了，那是和这里不同的世界。懂吗？不是这里。而且怂恿我的是喜喜。她说‘掐死我吧，没关系，掐死我好了’。她怂恿的，她同意的。不骗你，真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呢？一切都像一场梦，越想真相越模糊，为什么喜喜怂恿我呢？为什么叫我杀她呢？”

我把已经变温的剩余啤酒喝干。香烟云雾在屋子上方连成一片，随着气流摇曳不定，宛似一种心灵象征。有人碰下我的后背，道声“失礼”。店内广播呼叫烤好比萨饼的号码。

“不再来杯啤酒？”我向五反田问道。

“想喝啊！”

我去柜台买两杯啤酒折回。两人默不作声地喝着。店内沸沸扬扬，混乱不堪，一如正值旅客高峰期的秋叶原车站。我们桌旁不断人来人往，但无人注意我们。无人听我们谈话，无人看五反田的面孔。

“我说了吧，”五反田嘴角浮起令人愉快的微笑，“这里是死角，新骑士是不搭理什么名人的。”

他端起剩有三分之一啤酒的杯子，像摇晃试管似的晃来晃去。

“忘了吧，”我用平静的声音说，“我可以忘掉，你也忘掉！”

“我能忘掉？嘴说是简单。毕竟不是你用手掐死她的嘛。”

“喂，算了好么，反正没有你杀害喜喜的任何证据。犯不上为没有证据的事那么折磨自己。这很可能只是你把自身的犯罪感同她的失踪联系起来而无意做戏的结果。有这种可能性吧？”

“就谈一下可能性好了。”说着，五反田把手扣在桌面上，“近来我经常考虑可能性。可能性有很多种。比如也有我杀老婆的可能性，是吧？假如她像喜喜那样叫我掐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定同样把她掐死。最近我脑袋里装的全是这东两。越想这种可能性膨胀得越厉害，无法遏止，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不只烧邮筒，还杀过好几只猫。用好几种方法杀的，不由自主。半夜里用弹弓把附近人家的窗玻璃打碎，然后骑上自行车逃跑，简直鬼使神差。在此以前这事没向任何人讲过，这次是头一次。讲完心里也就畅快了。但也并不是讲完就停止不干，止不住的。只要做戏的我与本来的我之间的鸿沟不被填平，就将永远持续下去。这点我自己也清楚。我当上专业演员之后，这鸿沟眼看着越来越大。随着演技的愈发夸张，其反作用力也变本加厉。无可奈何。说不定我马上就把老婆杀掉，无法自控。因为那不发生在这里的世界，我束手无策。那是遗传因子造成的，毫无疑问。”

“想得过于严重了，”我强作笑容，“追溯到遗传因子上面去，可就钻不出来唆！最好抛开工作休息一下。抛开工作，一段时间里避免见她，只能这样做。一切都抛开不管，和我一起去夏威夷！每天躺在海滩上喝‘克罗娜’，那可是个好地方。什么也不用想，一大早就开始喝酒，游泳，再买两个女孩儿。租辆野马牌汽车，以150公里的时速开车兜风，边听音乐边兜，德安兹也好，施莱和斯通兄弟也好，‘沙滩男孩’，也好，什么都听。只管敞开心胸。如要认真地考虑什么，过后再考虑也不迟。”

“不坏。”他眼角聚起细小的皱纹，笑道，“再叫两个女孩儿，4人玩到早上。当时真叫开心！”

正是，我说。官能扫雪工。

“我随时可以动身。”我说，“你呢？工作收尾要多长时间？”

五反田不可思议似的微笑着看我：“你还一无所知。我那工作是永远也收不了尾的，除非一古脑儿抛开。果真那样，我无疑要被永久逐出这个世界，永久地！同时失去老婆，永久地，以前也跟你说过。”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干。

“不过也无所谓，什么都失去也不怕，死心塌地就是。你说得对，我是累了，是去夏威夷清洗头脑的时候了。OK，一切都甩开不管，和你一起到夏威夷去。以后的事等把脑袋清洗一空之后再考虑。我——对对，还是要当个地地道道的人。也许当不成，但尝试一次总还是值得的。交给你了，我信赖你，真的，从你打来电话时我就一直信赖你，不知为什么。你有非常地道的地方，而那正是我始终追求的。”

“我谈不上什么地道，”我说，“只不过严守舞步而已，不断跳舞而已。完全没有意思。”

五反田在桌面上把两手左右拉开50厘米。“哪里有意思？我们生存的意思到底在哪里？”他笑了笑，“算了，管它，怎么都无所谓，想也没用。我也学你的样子好了。从这个电梯跳到那个电梯，一个个跳下去干下去。这并非不可能，只要想于无所不能。我毕竟是聪明漂亮又讨人喜欢的五反田，好，去夏威夷！订明天的票，头等舱两张。可要订头等舱哟，别的不成！乘则‘奔驰’，戴则劳力士，住则港区，飞机则头等舱。明后天收拾一下东西就起飞，当天就是火奴鲁鲁。我是适合穿夏威夷衫的。”

“你什么都合适。”

“谢谢。只是多少残存的自我有点发痒。”

“先去海滩酒吧喝‘克罗娜’，喝透心凉的。”

“不坏。”

“不坏。”

五反田盯视我的眼睛：“我说，你真可以忘掉我杀喜喜的事？”

我点点头：“我想可以。”

“还有件事我没说，一次我说过被关进拘留所两个星期而只字未吐吧？”

“说了。”

“那是撒谎。实际上我一古脑儿和盘托出马上就给放出来了。倒不是因为害怕，是想给自己抹黑，想使自己心灵蒙受创伤。卑鄙！所以得知你为我始终守口如瓶，我实在非常高兴，觉得连自己的卑鄙都像得到了冲洗，我也觉得这种感觉不正常，但确实是这样感觉的，觉得你把我卑鄙的污点冲洗得一干二净，今天一天我可是向你坦白了很多事情，总清算！不过能说出来也好，心里也就安然了。你可能感到不快的。”

“没有的事。”我说，我心想：我觉得似乎比以前更接近你了。而且也许应该这样说出口去，但我当时决定往后推迟一些再说。尽管无此必要，然而我就是觉得还是这样为好，觉得不久会碰到使这句话说起来更有力的机会。“没有的事。”我重复一次。

他拿起椅背上的雨帽，看湿到什么程度，随即又放下，“看在友情的分上，有件事要你帮忙。”他说，“我想再喝杯啤酒，可现在没有力气走去那边。”

“可以可以。”说着，我去柜台又买了两杯啤酒。柜台前很挤，等了一会才买到。当我双手拿杯折回里头的餐桌时，他已经不见了。雨帽消失了，停车场里的“奔驰”也没有了。我暗暗叫苦摇头。但已无可挽回，他已经消失。

舞 舞 舞

40

“奔驰”从芝浦海打捞上来，是翌日偏午时分。因在意料之中，我没有惊讶。从他消失时我便已有预感。

不管怎样，尸体又增加了一个。老鼠、喜喜、咪咪、狄克，加五反田。共5个。还差一个，我摇摇头。不妙的势头。再往下将有什么事发生呢？将有谁死去呢？我陡然想起由美吉。不不，不可能是她，那太残酷了！由美吉，不应该死去或消失。不是由美吉是谁呢？雪？我摇头否定。那孩子才13岁，不能让她去死。我在脑海里排列出可能化为死者的人名单。排列的时间里，我总觉得自己可能沦为亡魂，我无意中选定了死者的顺序。

我去赤坂警察署找到文学，告诉他自己昨晚同五反田在一起来着。我觉得还是向他说了为好。当然没讲他可能杀了喜喜。那事已经完结，连尸体都没有的。我说自己在五反田死前不一会还同他在一起，看上去他极度疲劳，神经有些亢奋。说他身负重债，不得不干不愿干的事，而且为离婚而深感苦恼。

他把我说的简单记录下来，和上次不同，这回草率得多。然后我签上名，前后没用1个小时。之后，他指间夹圆珠笔看着我的脸。“你周围实在是经常有人死掉，”他说，“这样的人生是得不到朋友的，人人避而远之。那样一来，眼神势必不佳，皮肤势必粗糙。不是好事哟！”

他喟叹一声。

“总之是自杀，这点已经清楚，有目击者。不过可惜呀，就算是电影明星，也大可不必把‘奔驰’都投到海里去嘛，投西比克或皇冠已经足够了。”

“入了保险，没关系的。”我说。

“哪里，自杀除外吧，任凭怎样都下不来保险金的。”文学说，“无论如何都够糊涂的。我这样的因为没钱，一想就想到给孩子买自行车上去。3个孩子，个个得花钱，都想自己有一辆自行车。”

我默然。

“可以了，回去吧。贵友真是不幸。特意跑来报告，谢谢了。”他把我送到门口，说，“咪咪案件还没有水落石出。侦查还在进行，早晚会有着落。”

好长时间里我都觉得是自己害了五反田。我怎么也无法从这种苦闷沉重的心情中挣脱出来。我一句句回忆同他在新骑士里的谈话。每一句都使我觉得假如我回答得巧妙一些或许可以救他不死。那样，两人现在就可以躺在夏威夷海滩上喝啤酒了！

但转念一想也未必尽然。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他一直在考虑把“奔驰”投入大海。他知道那是自己惟一的出口，而始终把手放在那出口门扇的把手上等待时机。他在头脑中不知多少次描绘出“奔驰”沉入海底的场面，以及水从车窗涌入使得自己无法呼吸的情景。他通过玩弄自我毁坏的可能性而将自己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但不可能长此以往。他迟早都要打开门扇，而且他自己心里也明明白白。他不过在等待时机。

咪咪之死带给我的是旧梦的破灭及其失落感；狄克之死带给我的是某种无奈；而五反田之死带来的则是绝望，如没有出口的铅箱般的绝望。五反田的死是无可挽救的。他不能够将自己内在的冲动巧妙地同自身融为一体。那种发自本源的动力将他推向进退维谷的地段，推向意识领域的终端，推向其分境线对面的冥冥世界。

相当一段时间里，周刊、电视和体育小报等都将他的死作为猎物肆无忌惮地大嚼特嚼。他们好似象鼻虫吞噬腐肉那样咀嚼得津津有味。光是扫一眼那类标题我都要呕吐。至于其内容不听不看也猜得出来。我恨不得把这些混蛋逐个掐得一口气不剩。

五反田说过用铁锤打杀，说那样又简单又快。我不同意，说死得那么快太便宜了他们，得一点点地勒死才好。

我躺在床上闭起眼睛。咪咪从黑暗深处说道“正是”。

我躺在床上憎恶这世界，从心底从根源上深恶痛绝。这世界里到处充斥着死——令人不忍回味的、莫名其妙的死。我软弱无力，并被这生之世界上的秽物污染得满身臭气。人们从入口进来、由出口离么。离去的人再不返回，我望着自己这双手。手心里同样沾满死的气味，怎么洗也洗不掉，五反田说。喂，羊男，这就是你连接世界的方式？莫非我只有通过永无休止的死才能同世界相连相接不成？这以后我还将失却什么呢？或许如你所言我再也不能获得幸福，那倒也罢了，可如此状况则实在过于残酷。

蓦地，我想起小时看过的科学读本。其中有一项是“假如没有摩擦世界将会怎样”。那书上解释道：“假如没有摩擦，自转的离心力将把地球上的一切统统甩到宇宙中去。”而我正是这种心境。

“正是。”——咪咪说。

舞 舞 舞

41

五反田把“奔驰”沉入海里后的第四天，我给雪打去电话。老实说，我不想同任何人说话。惟独同雪不能不说。她萎靡不振，形单影只，且还是个孩子，而能庇护她的人又舍我无他。更何况她首先还在活着。我有责任使她活下去，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雪没在箱根家里。雨接起电话，说女儿前天便去了赤坂公寓。她大约刚从打盹中被叫醒，说话含糊不清。而且话语不多，对我正中下怀。我便往赤坂打电话。雪大概正在电话机旁，马上接起。

“你不在箱根能行吗？”我问。

“不知道啊。反正我想一个人呆些时间。怎么说妈妈都是大人吧？我不在她也完全过得了。我想多少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也到了认真对待这类问题的时候了。”

“差不多。”我同意道。

“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朋友死了。”

“嗯。被诅咒的‘奔驰’，如你所说。”

雪一阵沉默。那沉默如水一样浸满我的耳朵。我把听筒从右耳换到左耳。

“不出去吃点东西？”我问，“没吃什么像样东西吧？两人去吃点好些的。说实话，这几天我也没怎么吃喝。一个人吃上不来食欲。”

“两点有个约会，那之前可以的。”

我看手表：11点刚过。

“好，这就收拾一下去接你。20分钟后到。”

我换上衣服，从冰箱取出橙汁饮料喝罢，将车钥匙和钱夹装进衣袋。刚要出门，又觉得忘了一件什么事。对，是忘了刮须。我走进卫生间，仔仔细细把胡须刮净。边照镜子边想：我这模样说是二三十岁还有人信吧？应该有人情。不过我像二三十岁也罢不像也罢，这等事怕是没人关心的。像不像都无所谓。刮完须我又刷了遍牙。

外面天朗气清。夏日已光临此地。只要不下雨，倒是个蛮舒服的季节。我身穿半袖衫和薄布裤，戴着太阳镜，往雪住的公寓驱动“雄狮”。甚至吹起口哨。

正好，我想。

夏季。

我边开车边想起林间学校。林间学校规定3点午睡。而我怎么也睡不成什么午觉。叫睡也睡不成。但一般人都睡得很香。于是这一小时我一直眼望天花板，一直望的时间里，竟感觉天花板是个独立的世界，仿佛走去那里，便可进入一个与此处不同的天地，一个价值相反上下颠倒的世界，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般。我一直如此思来想去。因此想到林间学校时能想得起来的只有天花板。正是。

后面的赛德力克①按了3次喇叭。信号已变为绿色。要冷静！急也没用，急也去不成什么好地方不是？我慢慢把车开起。

①日本产汽车牌名。

到公寓一按门铃，雪即刻下来。她身穿格调清雅的半袖印花连衣裙，脚上是凉鞋，肩上挎着深绿色皮包。

“今天焕然一新嘛！”我说。

“不是说两点有约会吗？”

“十分得体，飘逸脱俗。”我说，“很有成年人风度。”

她只是淡然含笑，并不做声。

我们迈进附近一家饭店，吃了鲑鱼佐味的细面条、鲈鱼和色拉，喝了汤。由于不到12点，店里很空，味道也够纯正。12点过后公司职员们拥上街头时分，我们已出店上车。

“去哪儿？”我问。

“哪也不去，就在这一带转来转去。”

“存心同社会作对，浪费汽油！”我说。但雪不予理会，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也罢，我想，反正这一带本来就一塌糊涂，即使空气再污染一点，交通再混乱一点，钟兴峤橐饽兀?

雪按下汽车音响的键子，里面放有Talking Heads的磁带，大概是《音乐博览会》。到底谁放进去的呢？很多事都从记忆中失落。

“我，准备请家庭教师。”她说，“今天去见那人，女的，爸爸给物色的。我对爸爸说想学习，他第二天就给找好了，说是很负责的人。说来奇怪，看了那部电影后就有点想学习。”

“哪部电影？”我反问，“《一厢情愿》？”

“是的，是它。”雪有点脸红，“连自己也觉得滑稽。总之看完那部电影就一下子产生了学习的念头。大概是因为看到你那位朋友在上面演教师的缘故吧。那人么，看的当时觉得他傻气，但还是像有一种感召力，想必有才能的。”

“是啊，有某种才能，的的确确。”

“嗯。”

“当然那是演技，是虚构，和现实不同。明白？”

“知道。”

“牙医也演得出色，惟妙惟肖。但那终究是逢场做戏，惟妙惟肖不过是看时的感觉，是图像。实际上干一件事是非常辛苦非常折腾人的，因为没有意思的部分太多。不过你想干什么毕竟是好事，没有这种愿望也不可能活得充实自如。五反田听了恐怕也会高兴的。”

“见他了？”

“见了。”我说，“见了交谈了。他谈了很多很多，谈得十分坦诚，谈完就死了。和我说完话就把‘奔驰’开到海里去了。”

“怪我？”

我缓缓摇头：“不怪，任何人都不怪。人死总是有其相应缘由的。看上去单纯而并不单纯。根是一样的。即使露出地面的部分只是一点点，但用手一拉就会接连出来很多。人的意识这种东西是在黑暗深处扎根生长的。盘根错节，纵横交织……无法解析的部分过于繁多。真正的原因只有本人才明白，甚至本人都懵懵懂懂。”

他始终把手放在出口门扇的把手上，我想，他在等待时机。谁也怪罪不得。

“可你肯定因此恨我。”雪说。

“没什么恨的。”

“就算现在不恨，将来也一定恨。”

“将来也不恨，我不会那样憎恨别人。”

“即使不恨，也必定有什么消失的。”她低声道，“真的。”

我瞥一眼她的脸：“奇怪，你和五反田说的话一模一样。”

“是吗？”

“是的。他一直对将有什么消失这点耿耿于怀。其实何必那样呢？任何东西迟早都要消失。我们每个人都在移动着生存，我们周围的东西都随着我们的移动而终究归于消失。这是我们所无法左右的。该消失的时候自然消失，不到消失的时候自然不消失。比如你将长大成人。再过两年，这身漂亮的连衣裙都要变得不合尺寸，对Talking Heads你也可能感到陈腐不堪。而且再也不想和我一起兜什么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管随波逐流，想也无济于事。”

“可我会永远喜欢你的，这和时间没有关系，我想。”

“这么说真让我高兴，但愿如此。”我说，“不过说句公平话，你还不懂得时间为何物，很多事情最好不要过早定论。时间同腐败是一回事。意料不到的东西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变化，任何人都无从知晓。”

她沉吟良久。磁带A面转完，翻到B面。

夏天。街头街尾，夏日风情触目皆是。无论警察还是高中生抑或公共汽车司机，全都换上了半袖衫。也有的女孩儿竟然只穿背心。喂喂，我想，前不久可还下雪来着！在纷飞的雪花中我曾和她同唱《救救我，琳达》！那时至今，也不过两个半月。

“真不恨我？”

“当然！”我说，“当然不恨，何至于那样。在这一切都真假莫辨的世界上，惟独这点我可以保证。”

“绝对？”

“绝对，百分之两千五。”

她微微一笑：“就想听这句话。”

我点点头。

“喜欢五反田吧？”雪问。

“喜欢呐！”说着，突然喉头哽咽，泪水在眼窝里打转，我好歹忍住没让流出。接着深深吸了口气，“每见一次，喜欢程度就加深一层，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尤其到我这等年纪之后。”

“他杀了她？”

我透过太阳镜注视一会街景。“这个谁都不知道。不过怎么都无所谓了。”

他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

雪凭依车窗，手托脸颊，边听Talking Heads边张望外面的景色。她比第一次见面时，看上去多少老成了一点。不过这很可能只是我的主观感觉，毕竟才仅仅过去两个半月。

夏天！我想。

“这往后有什么打算？”雪问。

“怎么说呢？”我说，“还一切都没决定。做什么好呢？但不管怎样，我都要回一次札幌，明后天。有件事必须回札幌处理。”

我务必找到由美吉，还有羊男。那里有为我保留的场所，我包含在那里，那里有人为我哭泣。我必须返回那里把卸掉的轮子上紧。

到代代木八幡车站附近时，雪要在这里下车：“乘小田急线去。”

“开车送你到目的地，反正今天下午闲着。”我说。

她微微笑道：“谢谢。不过可以了，挺远的，还是电气列车快。”

“怪哉！”我摘下太阳镜，“你说‘谢谢’是吧？”

“说也没什么不行吧？”

“当然。”

她看着我的脸，看了10至15秒。脸上终未浮现出可以称之为表情的表情。她居然是个没有表情的孩子，只有眼神和唇形的些许变化。嘴唇略略噘起，眼睛敏锐地忽闪着，透出灵气和生机。这双眼睛使我想起夏日的光照——夏日里尖锐地刺入水中而又摇曳着闪闪散开的光照。

“只是有点感动。”我说。

“怪人！”说罢，雪躬身下车，砰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我目送着雪苗条的背影，直至在人群中消失。消失后，我不由十分伤感。颇有失恋的意味。

我一边用口哨吹着“爱之匙”的《都市之夏》，一边沿表参道开至青山大街，准备在纪国屋采购。刚要开进停车场，突然想起明后天去札幌，没有必要做饭，更没必要采购食品。于是我当下无事可干，至少没有该干之事。

我重新漫不经心地在街上兜了一圈，而后返回住处。房间显得格外空荡。罢了罢了！想着，一头倒在床上，眼望天花板。这种心态可以取个名字——失落感。我出声说了一次，发觉这3个字并不令人欣赏。

正是，咪咪说道，其声音在这空空的房间里朗朗荡漾开来。

舞 舞 舞

42（梦遇喜喜）

我梦中遇到了喜喜。我想那应该是梦。不是梦也是类似梦的状态。“类似梦的状态”又是什么呢？我不得而知。总之有这么回事。在我们意识的边缘地带，有很多东西是无法命名的。但我决定将其简单称之为梦。因为我想还是这一说法最为接近实体。

我在黎明时分梦见了喜喜。

梦中的时间也是黎明。

我打电话。国际电话。我拨动电话号码——貌似喜喜的女子留在火奴鲁鲁商业区那个房间窗框上的电话号码。听筒里传来咔嗒咔嗒的接线声。接上了，我想，一个数码一个数码依序连接。稍顷，铃声响起。我将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数点那沉闷的铃声：5次、6次、7次、8次。数到12次，有人接起。与此同时我也置身于那个房间——个火奴鲁鲁商业区中空荡冷清的死的房间。时间仿佛白天，阳光从天井采光孔中直直地泻下。光线恍若几根粗大的柱子拔地而起，其问飘浮着细微的尘埃。那光柱如刀削一般棱角分明，将南国强劲的日光注入屋内。没有光照的部分则阴冷幽暗，恰成鲜明对比。大有置身海底之感。

我坐在房间沙发上，耳贴听筒。电话的拉线长拖拖地穿过地板延伸开去。它穿过昏暗，穿过光照，消失在隐隐约约的淡影之中。拉线极长，我还没见过如此之长的拉线。我把电话机放在膝头，四下打量房间。

家具放的位置仍同上次一样。床、茶几、沙发、椅子、电视机、落地灯，杂乱无章地安放着，显得很不谐调。房间的气味也一如上次。一股房间久闭不开的气味。空气沉淀浑浊，夹杂着霉气味。只是6具白骨已不复见。床上的沙发上的电视机前椅子上的以及餐桌旁的全无踪影。餐桌上刚被伸筷的餐具也已消失。我把电话机放在沙发上欠身立起。头隐隐作痛，似乎一声巨响引起的脑弦震颤。于是我又落下身来。

恍惚间，最远处笼罩在淡影中的椅子上仿佛有什么在动。我凝目细看，但见已悄然立起，带着那种咯噔咯噔的脚步声朝这边走来。喜喜！她款款地走出昏暗，穿过光照，坐在餐桌旁椅子上。她仍是从前那身打扮：蓝色连衣裙加白色挎包。

喜喜坐在那里定定地注视我，表情分外柔和。她坐在既非光照又非昏暗——恰恰介于二者之间的位置。我很想起身走过去，但又怯怯地作罢。加之太阳穴仍有余痛。

“白骨去哪里了？”我开口道。

“这个——”喜喜微微含笑，“大概消失了吧。”

“你搞的？”

“不，自行消失。你怕不是也消失了？”

我倏地看一眼身旁的电话机，用指尖轻轻按住太阳穴。

“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6具白骨？”

“是你本身呀，”喜喜说，“这里是你的房间，这里所有的都是你本身，所有一切。”

“我的房间！”我说，“那么海豚宾馆呢？那里是怎么回事？”

“那里也是你的房间，当然是。那里有羊男，而这里有我。”

光柱岿然不动，硬挺、均衡。只有其间的空气微微浮动。我不经意地看着那浮动。

“到处都有我的房间。”我说，“哎，我总是做梦，梦见海豚宾馆，那里有人为我哭泣。天天晚上做同样的梦。海豚宾馆细细长长，那里有人为我哭泣，我以为是你。所以我才动了无论如何都要见到你的念头。”

“大家都在为你哭泣。”喜喜说。她的声音十分沉静，仿佛在抚慰神经。“因为那是为你准备的场所嘛！在那里，任何人都为你哭泣。”

“可是你在呼唤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跑到海豚宾馆找你见面。于是从那里……好多事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和从前一样。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人死了。喂，是你呼唤我吧？是你在引导我吧？”

“不是的。呼唤你的是你本身。我不过是你本身的投影。你本身通过我来呼唤你，来引导你。你将自己的影子作为舞伴一起跳舞，我不过是你的影子。”

“我掐她的时候，以为她是自己的影子，”五反田说，“以为掐死这影子日后便可诸事如意。”

“可为什么大家都为我哭泣呢？”

她没有回答。她倏然立起，带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走到我面前站定。然后双膝跪地，伸出乎，把指尖贴在我嘴唇上。手指又滑又累。接着又抚摸我的额角。

“我们是为你不能为之哭泣的东西哭泣。”喜喜低低地说，像在嘱咐我似的说得一字一板，“我们是为你不能为之流泪的东西流泪，为你不能为之放声大哭的东西放声大哭。”

“你耳朵还那样？”我问。

“我的耳朵——”她粲然地一笑，“还是那样，老样子。”

“能再给我看一次？”我说，“我想再品味一次当时的感触，品味一次你在饭店里让我看耳朵时那种仿佛世界都为之一变的感触。我始终怀有这个愿望。”

她摇摇头。“另找时间吧。”她说，“现在不成。那并非随时都可以看的。真的，那只能在合适的时候看，当时便是。但现在不是。早晚会再给你看的，在你真正需要看的时候。”

她又站起，走进天窗笔直射进的光柱，纹丝不动地伫立在那里。在刺眼的光尘之中，其身体看上去似乎即将分解消失。

“我说，喜喜，你死了吗？”

她在光柱中飞快地朝我转过身。

“指五反田？”

“是的。”

“我想是五反田杀的我。”喜喜说。

我点头道：“是吧，他是那样认为的。”

“或许他杀了我，对他来说是那样。对他来说，是他杀的我。那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杀我才能解决他自己，杀我是必要的。否则他走投无路。可怜的人！”喜喜说，“不过我并没有死，只是消失而已，消失。转移到另一个世界上去，就像转乘到另一列并头行驶的电车上。这也就是所谓消失。懂吗？”

我说不懂。

“很简单，你看着！”

说罢，喜喜横穿地板，朝对面墙壁快速走去，直到墙壁跟前也没放慢脚步，随即被吸入墙壁消失了。鞋声也随之消失。

我一直望着将她吸入其中的那部分墙壁。那只是一般的墙壁。房间里间无声息。惟独光柱中的尘埃依然缓缓飘浮。太阳穴又开始隐隐作痛，我用手指按住，仍旧盯住墙壁不放。想必当时——火奴鲁鲁那次——她也是这样被吸入墙壁之中的。

“怎么样，简单吧？”喜喜的声音传来，“你不试试？”

“我也能行？”

“我不是说简单吗？试试嘛！径直往前走就行，那样就会走到这一侧来。不能怕，也没什么好怕的。”

我拿着电话机从沙发站起，拖着软线往将她吸入其中的那块墙壁走去。接近壁面时我略有犹豫，但没有放慢速度，兀自将身体朝墙壁碰去，不料却无任何碰撞感，不过是穿过一堵不透明的空气隔层，而仅仅觉得其空气的构成有点异样而已。我提着电话机再次穿过那隔层，返回我房间的床前。我在床边坐下，把电话机放在膝头。“是简单，”我说，“简单至极。”

我将听筒贴在耳朵上，电话已经挂断。

莫非是梦？

是梦，多半是梦。

然而又有谁晓得呢？

舞 舞 舞

43

走进海豚宾馆时，总服务台里站着3个女孩子。她们同样是那身装束：绝无任何皱纹的天蓝色坎肩和雪白的衬衣，同样向我转过可人的笑脸。但里边没有由美吉。我深感失望，甚至可谓绝望。我一心以为一到这里即可理所与然地见到由美吉。因而我不禁瞠目结舌，连自己姓名的发音都吐不清楚，以致接待我的那女孩儿的笑容失控似的僵在脸上。她不无怀疑地审视着我的信用卡，将其插进计算机，确认是否为盗窃物。

我迈进十七楼一套房间，放下行李，去卫生间洗过脸，又转回大厅。我坐在松软的高级沙发上，装做翻阅杂志的样子不时地往服务台里打量一眼，我想由美吉或许只是小憩。但40分钟过后她还是没有露面，仍是那3个梳同样发式、相互难以分辨的女孩儿忙个不停。等了差不多1小时，只好作罢。看来由美吉不会是小憩。

我上街买了份晚报，走进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看。我看得很细，以为可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报道。

结果什么也没发现。无论五反田还是咪咪，都一字未提，只有别的杀人和自杀方面的报道。我边看报纸，边心想这回返回宾馆时由美吉大概——也应该——站在服务台里了。

但1小时后由美吉仍未见影。

我不由思忖：莫非她由于某种原因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了？犹如被墙壁吸进去一样？想到这里，我心里七上八下，便给她住处打电话，没有人接。接着给服务台打电话，问由美吉在不在。另一个女孩儿告诉说由美吉昨天开始休假，明后天才能上班。我暗暗叫苦，为什么来之前不给她打个电话呢？为什么就没想到打电话呢？

当时我脑袋里装的只是快快飞来札幌，并深信来札幌便可见到由美吉。荒唐可笑！如此说来，这以前何时给她打过电话来着？五反田死后一次也未打，不，那之前也没打的。自从雪吐在沙滩上，五反田对我说他杀了喜喜时就一直未曾打过。时间相当之长。这已经把由美吉抛开很久了。不晓得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而且发生得十分容易。

但我又能说什么呢，实际上什么都不能说。雪说五反田杀了喜喜。五反田把“奔驰”扎进大海。我对雪说“没关系，这不怪你”。喜喜对我说“我不过是你的影子”。而我到底能说什么呢？什么也说不来。我首先想见到由美吉，然后再想应该向她说什么。电话中什么也说不来。

我还是心神不定。难道由美吉已被吸入墙壁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了吗？是的，那白骨是共有6具。有5具已明白是谁，此外只剩1具。这具是谁呢？想到这里，我陡然变得坐立不安，胸口里突突跳得几乎透不过气，心脏也似乎在急剧膨胀，几欲穿肋而出。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产生这种心情。我爱由美吉？不知道，见面之前我什么都想不成。我往由美吉住处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手指都打痛了，但就是没有人接。

我无法安然入睡，汹涌的不安感几次打断我的睡意。我擦汗睁眼，开灯看表：2点、3点15、4点20，4点20分后，我终于失眠了。我坐在窗前，边听心脏的跳动边凝视渐亮的街景。

喂，由美吉，别再让我这么一个人孤孤单单。没有你，我就像被离心力抛到了宇宙的终端。求求你，让我看到你，把我连接到什么地方，把我同现实世界维系在一起。我不想修炼成仙，我是个再普通不过的34岁男子。我需要你。

从早晨6点半，我便开始拨她房间的电话号码。每隔30分钟就坐在电话机前拨一次，每次都没人接。札幌的6月委实是美妙的季节。冰雪早已融尽，几个月前还冰封雪裹的大地现在一片乌黑，充盈着柔和的生机。树木缀满青翠的叶片，在徐来清风的吹拂下轻摇微颤，长空寥廓，一碧万里，云朵倩影分外清晰。这景致使得我感到骚动不安。但我还是关在宾馆房间里不动，只管拨动她住处的电话号码。每隔10分钟我便自言自语一次：明天她就会回来，等到明天即可。然而我等不到明天，谁能保证明天一定到来呢？我坐在电话前连续拨号。拨得累了，便躺在床上打盹，或无端地盯视天花板。

似前这里有座老海豚宾馆来着，我想，那宾馆的确破旧不堪。但那里有很多东西滞留下来。人们的思绪、时间的残渣，全部融入一声声床铺的吱呀声中，粘附于墙壁上的一条条污痕。我深深坐进沙发，抬腿放在茶几上，闭目回想老海豚宾馆里的光景：门口的形状，磨损的地毯，变色的钥匙，角落里落满灰尘的窗框。我可以沿走廊前行，开门进入室内。

老海豚宾馆早已消失，但其阴影其气氛仍然留在这里。我可以感觉出它的存在。老海豚宾馆潜伏于这座庞大的新“海豚宾馆”之中，我闭眼便可以闪身入内，便可以听见老犬一般发出呼噜呼噜响声的电梯。它在这里。无人知晓，但仍在这里。这里是我的连接点。我对自己讲道：不要紧，这里是为我而设的场所，她必定返回，耐心等待就是。

我让服务员把晚饭送来房间，从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着。8点钟又给由美吉打电话，仍没人接。

我打开电视，看棒球比赛的现场直播看到9点。我消掉声音，只看画面。比赛大失水准，而且我原本也无甚兴致，不过想看一看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动作。羽毛球也好水球也好，什么都无所谓。我并不注意比赛的进展，只看运动员的投球、击球和跑动。我把它当作某个与己无关的人的生活片断，一如观看空中飘逝的流云。

9点，我又打了次电话。这回铃声只响一次她便接起。我一时很难相信接电话的竟会是她，似乎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波将我同世界之间的纽带冲为两段。四脚瘫软无力，硬硬的空气块儿涌上喉头。由美吉在那里！

“刚刚旅行回来。”由美吉十分冷静地说，“请假去东京来着，住在亲戚家里。给你打了两次电话，没有人接。”

“我到札幌来了，来后一直给你打电话。”

“失之交臂。”

“失之交臂。”说罢，我紧握听筒，盯视电视画面，半天想不起词语，脑袋乱成一团。说什么好呢？

“喂，怎么了？喂喂！”由美吉呼唤道。

“好端端在这里呢！”

“声音好像有点怪。”

“紧张的关系。”我解释说，“说不好，除非见面谈。我一直紧张，电话中放松不下来。”

“明天晚上我想可以见面。”她停了一下说。我想像她大概用手指碰了一下眼镜框。

我耳贴听筒在床边坐下，背靠墙。“我说，明天好像迟了些，想今天就见。”

她发出否定的声音——其实尚未出声，不过是带有否定意味的空气传来。“今天太累了，筋疲力尽，我不是告诉你刚刚回来么？今天实在不行。明天一早就得上班，现在只想睡觉。明天下班后见，可以吧？或者说明天不在这儿了？”

“不，我要在这住些天。我也知道你很累，可说句老实话，我总有些担心，担心等到明天你怕已经消失。”

“消失？”

“就是说从这世界上消失。失踪。”

由美吉笑道：“哪里会那么简单地消失呢！不要紧，放心！”

“跟你说，不是那样的，你并不明白。我们在一刻不停地移动，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身边各种各样的东西随着这种移动而归于消失。这是无可奈何的，没有一样会滞留下来。滞留也是滞留在我们的意识里，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我就是对这点担心。喂，由美吉，我需要你，非常现实地需要你。我几乎从没有如此迫切地需要过什么。所以希望你不要消失。”

由美吉沉吟片刻。“好个怪人！”她说，“向你保证：我不消失，明天肯定同你见面。请等到明天。”

“明白了。”我不再坚持，也不能再坚持。我对自己说道：知道她尚未消失就已经很不错了。

“晚安！”说罢，她放下电话。

我在房间里四下转了一会，然后去二十六楼酒吧喝伏特加。这是我同雪初遇的地方，里边人很多。柜台前有两个年轻女郎在喝酒，两人衣着甚为华丽，且都很得体。其中一个腿形长得动人。我坐在桌旁一边喝伏特加，一边并无其他意味地打量这对女子。随后欣赏夜景。我用手指按住额角，尽管并不痛。继而开始摸索头盖骨的形状，我自己的头盖骨。良久确认完毕，转而想像柜台前那两个女子的骨骼：头盖骨、脊椎骨、肋骨、骨盆、四肢和关节，以及动人双腿里的动人白骨。其骨洁白如雪，绝无杂质，且毫无表情。腿形动人的女子一闪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察到了我的视线。我很想向她说明，就说我不是看她的躯体，而只是在想像她的骨骼。当然我没有这样做。喝完3杯伏特加，回房间睡觉，或许由于由美吉已得到确认的缘故，我睡得很香。

由美吉来到时是凌晨3点。听得门铃响，我拧亮床头灯，看了看表。然后披上睡衣，未加思索地把门打开。此刻睡意浓，也不容我思索。我只是机械地起床、移步、开门。开门一看，见是由美吉站在那里。她身穿天蓝色坎肩，仍像上次那样从门缝闪身溜入。我关上门。

她站在房间正中，深深吁了口气。接着悄然脱去坎肩，整齐地摆在椅背以免弄出皱纹，动作一如上次。

“怎么样，没有消失吧？”她问。

“是没消失。”我声音有些迟疑。我还把握不好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线，甚至惊讶都无从谈起。

“一个人不至于那么简单地消失的。”由美吉一字一板地说。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无论什么。”

“反正我在这里嘛，反正我没消失。你不承认？”

我环视四周，深吸口气，又看看由美吉的眼睛。是现实！“承认。”我说，“你是好像并未消失。可半夜3点怎么会跑到我房间来呢？”

“睡不着，睡不稳。”她说，“放下电话就马上睡了，但1点钟一下子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心里总想你说的话，怕弄不好真的就这么消失掉。所以就叫辆出租车到这儿来了。”

“半夜3点你来上班，人家不觉得蹊跷？”

“不怕的，没人发现，这时间都在睡觉。说是说24小时服务，但毕竟是深夜3点，没什么事要做。坐而待命的只是总服务台和房间服务方面的。从地下停车场通过职工专用门上来，没有人会发觉。即使发觉也无所谓，因为这里职工多，值班的和不值班的不可能一一搞清。况且只要说一句来小睡室里睡觉，也就蒙混过去了，毫无问题。这种事以前也有过几次。”

“以前也？”

“嗯。半夜睡不着就悄悄到宾馆里来，一个人转来转去。转一会儿心情就稳定下来了。你觉得发傻？可我喜欢，喜欢这样。一进宾馆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次也没被发现过，放心好了。一来没人发现，二来发现也能随便搪塞过去。当然，如果被发现进这房间，问题是有点麻烦。此外万无一失。在这里呆到早上，到上班时间就蹑手蹑脚地出去。可以吧？”

“我自然可以。你上班是几点？”

“8点。”她看了看表，“还有5个小时。”

她以有些神经质的手势从手腕摘下表，橐地轻声放于茶几。随即坐在沙发上，把裙角拉得笔直，抬脸看着我。我在床边坐下，意识已经有所恢复。

“那么——”由美吉开口道，“你是说你需要我？”

“强烈地需要。”我说，“好多事情转了一轮，整个转了一轮。而我需要你。”

“强烈地？”说着，她又拉了拉裙角。

“是的，非常强烈。”

“转一轮后回到哪里了？”

“现实。”我说，“花了好些时间，终于回到现实中来了。我从很多奇妙事件中脱身出来，很多人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混乱不堪，而且仍未消除，估计将继续混乱下去。但我觉得我已转完了一轮，现在返回了现实。这一轮转得我筋疲力尽，浑身瘫软，但我好歹坚持跳个不停，一步也没踩错舞步。也正因如此，才得以重返这里。”

她看着我的脸。

“具体的我现在很难说得明白，不过请你相信我。我需要你，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对你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不骗你！”

“那么我该怎样好呢？”由美吉不动声色地说，“难道我应该感动得同你睡觉不成？就说太好了，说你需要我是我的最大的幸福——是这样不成？”

“不是，不是那样的。”我寻找合适的词句，当然寻找不出，“怎么说好呢？这其实早已定下，我一次也没怀疑过。一开始我就以为你可以同我睡的。但最初那次未能睡成，因为那时还不合适，所以也才等待转回一轮，并且已经转了一轮，现在并非不合适。”

“你是说我现在应该同你睡？”

“逻辑上的确不通，作为说服的方法也再糟不过，这点我承认，不过我是很想对你推心置腹，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且也只能这样表达。在一般情况下，我也会循循善诱地说服你，那类方法我也是知道的。效果如何且不论，就方法来说我是完全可以像别人那样得心应手的。问题是情况不同，这件事单纯得很，简直不言而喻，所以只能如此表达，问题不在于能否进行得顺利，我同你睡，这是既定之事。我不想在既定之事上面没完没了地兜圈子，因为那样会毁掉其中关键的东西。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由美吉久久看着自己放在茶几上的表。“不能说是地道啊！”她叹息一声，开始解上衣纽扣。

“别看。”她说。

我歪倒在床上目视天花板的一角。那里别有天地，但我现在置身此处。她不慌不忙地脱衣服，不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似乎每脱掉一件，便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什么地方。一会传来咯噔一声眼镜放在茶几上的声音，那声音让人心里痒痒的。接着，她走近前来，熄掉床头灯，上床，滑溜溜、静悄悄地钻到我身旁躺下，像闪身溜进屋时那样。

我伸手搂抱她的身子，她的肌肤和我的肌肤贴在一起。其身子非常滑润，而且沉甸甸的，现实，与咪咪不同。咪咪的身子梦一般美妙，她生活在幻想之中，生活在她本身的幻想和包容她的幻想这种双重幻想之中。正是。但是由美吉的身体却存在于现实世界，其温馨其重量其颤动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一边抚摸由美吉一边思绪联翩，五反田那爱抚喜喜的手指也在幻想之中。那是演技，是画面上光点的移动，是从一个世界滑向另一个世界的阴翳，然而此刻不同，这是现实，正是，我现实的手指抚摸着由美吉现实的肌体。

“现实。”我说。

由美吉把脸埋在我脖颈上，鼻尖的感触是那样的真切。我在黑暗中逐一确认她身上的每个部位：肩、臂肘、手腕、手心，直至十个指尖，哪怕再细小的地方也不放过。我用手指依顺摸去，并像按封印那样不住地吻着，我需要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

是现实，我想。

我什么也不说，她什么也不说。她只是静静地呼吸，但她也同样需要我，我感觉得出。她的双臂紧紧地搂住我，其呼吸温暖而潮润，将不成为语言的语言倾吐出来。

“好厉害的。”稍过一会，由美吉说道。

“所以我说早已定下了嘛。”

由美吉在我怀中就势睡了过去，睡得十分恬静，我没睡，一来全然没有睡意，二来因为怀抱熟睡中的她实在惬意。不久，天空放亮，些许晨光淡淡透进屋内，茶几上放着她的手表和眼镜。我注视由美吉不戴眼镜时的脸，摘去眼镜时的她也自有千娇百媚。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我依旧搂着她的肩，观察房间里的变化，只见晨光逐渐涌满各个角落，幽暗后退消失。

椅子上叠放着她的衣服。裙子、衬衫、长统袜和内衣，椅下整齐摆着黑色的皮鞋，是现实，现实的衣服现实地叠着，以免弄皱。

7点时，我把她叫醒：

“由美吉，该起来了。”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再次把鼻子触在我脖颈上。“好厉害的。”她说。然后鱼跃下床，赤身站在晨光之中，竟如刚充过电一般生机勃发。我把一只胳膊支在枕头上，望着她的裸体——几小时前确认过的裸体。

由美吉冲罢淋浴，用我的梳子理好头发，简洁而又认真地刷了刷牙，然后细心穿起衣服，我看着她穿衣服的光景，她小心翼翼地扣好白衬衫每一个纽扣，罩上坎肩，站在可以照出全身的衣镜前检查有无皱纹或污点，这一切她做得一丝不苟，从旁观看都甚觉快意，使人油然腾起清晨来临之感。

“化妆品在小卧室的柜里呢。”她说。

“这样就很漂亮。”

“谢谢。不过不化妆要挨训的。化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站在房间正中抱了一次由美吉。抱穿制服戴眼镜的她同样妙不可言。

“天亮后还需求我来着？”

“非常需求，”我说，“比昨天还强烈。”

“跟你说，被人这么强烈地需求还是第一次。”由美吉说，“我完全感觉得出来，知道自已被你需求，感觉到这点也是第一次。”

“这以前谁也没需求过你？”

“没人像你那样。”

“被人需求是怎样一种心情？”

“十分轻松。”由美吉说，“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觉得就像呆在充满温情的房间里似的。”

“一直在这里好了。”我说，“谁也不出去，谁也不进来。只有我和你。”

“在这里住下？”

“是的，住下。”

由美吉稍离开一点看着我的眼睛：“嗳，今天晚间来住也可以的？”

“你来住我是没有问题。但对你来说我想过于冒险。一旦暴露，说不定被解雇的哟！相比之下，恐怕还是去你住处或其他旅馆好些，嗯？那样会更舒心吧？”

由美吉摇摇头：“不，这里可以，我喜欢这个场所。这里既是你的场所，同时又是我的场所。我乐意在这里给你抱，只要你可以的话。”

“我哪里都没关系，你喜欢就行。”

“那好，今晚见，在这儿。”说完，她把门开条小缝，向外窥看一下，然后身子一闪消失在门外。

我刮完胡须，冲罢淋浴，出外在早晨的街上散步，并去“丹琴”炸饼店吃了油炸面圈，喝了两杯咖啡。

街上到处是上班的人流。见此光景，我也觉得该开始工作了。如雪已开始学习一样，我也该开始工作才是。这是很现实的。在札幌找工作来做？也不错，我想。而且要同由美吉共同生活。她去宾馆上班，我做我的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别担心，总找得到，找不到也无所谓，几个月的吃喝还维持得了。

写点东西怕是不错，我不讨厌写文章，我扫雪差不多连续扫了3年时间，往后应该为自己写点什么了。

对，我需求的是这个。

写普通文章，既非诗歌小说又非自传信函那样的普通文章，没有稿约没有期限那样的普通文章。

不错！

继而，我想起由美吉的肌体。她身体的任何部位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曾一一确认，一一按以封印。我带着幸福的心情在初夏的街头漫步、吃午饭、喝啤酒。然后返回宾馆，坐在大厅里从盆栽树荫处看了一会由美吉工作的身姿。

舞 舞 舞

44

傍晚6点半，由美吉来了。仍是那身制服，但衬衣换成了另一种式样。她这次提来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备换的内衣、洗漱用具和化妆品。

“迟早要露马脚。”我说。

“放心，绝无疏漏。”由美吉嫣然一笑，脱下坎肩，搭于椅背，我们在沙发上抱在一起。

“嗳，今天一直考虑你来着。”她说，“我这样想：白天我每天在这宾馆里做工，晚上就悄悄钻到你房间里两人抱着睡觉，早上再出去做工。这样该有多好啊！”

“单位住所合二而一。”我笑道，“不过遗憾的是，一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长久地住在这里，二来如果天天如此，迟早必被发现无疑。”

由美吉不服气似的在膝盖上低声打了几个响指。“人生在世很难称心如意，是不？”

“完全正确。”我说。

“不过你总可以在这里再住几天吧？”

“可以，我想可以的。”

“那么几天也好，两人就在这宾馆里过好了！”

之后她开始脱衣服，又一件件叠好放好，习以为常。手表和眼镜摘下放在茶几上。我们亲昵了一个小时，我也罢她也罢都折腾得一塌糊涂，却又觉得极为舒坦和愉快。

“是够厉害的！”由美吉说。说完便在我怀中昏昏睡去，显然是开心之故。

我冲个淋浴，从冰箱里拿出啤酒独自喝了，坐在椅子上端视由美吉的脸。她睡得十分安然甜美。

将近8点，她睁开眼睛说肚子饿了。我们查阅房间服务项目的莱谱，要了奶汁烤菜通心粉和三明治。她把衣服皮鞋藏在厕所里，男侍敲门时迅速躲进浴室。等男侍把盘子放在茶几上离开，我小声敲浴室门把她叫出。

我们各吃了一半奶汁烤菜通心粉和三明治，喝了啤酒，然后商量日后的安排，我说从东京搬来札幌。

“住在东京也那么回事，已经没有意思。”我说，“今天白天我一直在想，决定在这里安顿下来，再找一件我干得来的工作，因为在这里可以见到你。”

“住下？”她问。

“是的，住下。”我说，要搬运的东两估计不是很多，无非音响、书和厨房用具之类，可以一起装进“雄狮”用渡轮运来。大的东西或卖或扔，重新购置即可。床和冰箱差不多也到更新换代的时候了。总的说来我这人使东西使的时间过长。

“在札幌租套房子，开始新的生活。你想来时就来，住下也可以。先这么过一段时间，我想我们可以相安无事。我已回到现实之中，你也心怀释然，两人就在这里住下。”

由美吉微笑着吻了我一下，说是“妙极”。

“将来的事我也不清楚，不过预感良好。”

“将来的事谁都不清楚。”她说，“现在可实在是美极妙极，无与伦比！”

我再次给房间服务部打电话，要了一小桶冰块。她又躲进浴室，冰块来了后，我拿出白天在街上买的半瓶伏特加和番茄汁，调了两杯血色玛莉。虽说没有柠檬片和倍灵调味汁，毕竟也算是血色玛莉。我们暂且用来相互干杯，由于要有背景音乐，我打开枕旁有线广播的开关，把频道调至“流行音乐”。曼特瓦尼管弦乐队正在演奏《诱惑之夜》，声音优美动听，别无他求，我想。

“你真是善解人意，”由美吉佩服道，“实际上我刚才就想喝血色玛莉来着，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呢？”

“侧起耳朵就可以听见你需求之物的声音，眯起眼睛就可以看见你需求之物的形状。”

“像标语似的？”

“不是标语。不过把活生生的形象诉诸语言而已。”

“你这人，要是当标语制作专家就好了！”由美吉哧哧笑道。

我们分别喝了3杯血色玛莉，而后又赤身裸体地抱在一起，充满柔情地云雨一番，我们都已心满意足，抱她的时候，我恍惚听到一次老海豚宾馆那座旧式电梯哐哐当当的震动声响。不错，这里是我的连接点，说被包容在这里，这是最为现实的现实。好了，我再也不去别处，我已经稳稳地连接上了。我已重新找回连接点，而同现实相连相接，我寻找的就是这个，羊男将我同其连在一起。12点，我们上来困意。

由美吉把我摇醒。“喂，起来呀！”她在耳畔低语。她不知何时已经穿戴整齐，四下还一片昏暗，我大脑的一半还留在温暖泥沼般的无意识地带，床头灯亮着，枕边钟刚过3点。我首先想到的是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莫不是她来这里被上司发现了？因为由美吉摇晃我肩膀的神态极为严肃，又是半夜3点，加之她已穿好衣服，看来情况只能是这样，怎么办好呢？但我没再想下去。

“起来呀，求你，快起来！”她小声说。

“好的好的。”我说，“发生什么了？”

“别问，快起来穿衣服。”

我不再发问，迅速穿起衣服。把半袖衫从头套进去，提上蓝色牛仔裤，登上旅行鞋，套上防风外衣，将拉链一直拉到领口。前后没用1分钟，见我穿罢衣服，由美吉拉起我的手领到门口，把门打开一条小缝，两三厘米的小缝。

“看呀！”她说。我从门缝向外窥看。走廊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黑得像果子冻一样稠乎乎凉丝丝，且非常深重，仿佛一伸手即被吸入其中。同时有一股与上次相同的气味儿：霉气味儿，旧报纸味儿，从古老的时间深渊中吹来的风的气味儿。

“那片漆黑又来了。”她在我耳边低语。

我用手臂拦住她的腰，悄悄搂过。“没关系，不用怕。这里是为我准备的世界，不会发生糟糕的事。最初还是你向我提起这片黑暗的，从而我们才得以相识。”不过我也没有坚定的信心，我也怕得难以自己。那是一种没有道理可讲的根深蒂固的恐怖，是一种铭刻在我的遗传因子之中、从远古时代便一脉相承的恐怖。黑暗这种东西纵使有其存在的缘由，也同样可怕可怖。它说不定会将人一口吞没，将它的存在扭曲、撕裂，进而彻底消灭，到底有谁能够在黑暗中怀有充分的自信呢？所有一切都将在黑暗中猝然变形、蜕化以至消失，虚无这一黑暗的祖护者在这里涵盖一切。

“不要紧，没什么好怕的。”我说，同时也是自我鼓励。

“怎么办？”由美吉问。

“两人一起到前边去。”我说，“我回到这宾馆的目的是为了见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此人。他在黑暗的尽头，在那里等我。”

“那个房间里的人？”

“是的，是他。”

“可我怕，怕得不得了。”由美吉的声音颤抖得发尖。没有办法，连我都战战兢兢。

我轻吻了一下她的眼睑。“别怕，这回我和你在一起。让我们一直手拉手，不松手就没问题。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松手，紧紧靠在一起。”

我返回房间，从皮包里掏出事先准备的笔式手电筒和大型打火机，装进外衣口袋，然后慢慢开门，移步走廊。

“去哪儿？”她问。

“向右。”我说，“一直向右，向右没错。”

我用笔式手电筒照着脚前沿走廊行走。如上次所感，这里并非海豚宾馆的走廊，而要陈旧得多。红色地毯磨得斑斑驳驳，地板凸凹不平，石灰墙壁布满老人斑样的无可救药的污痕，是老海豚宾馆，我想，准确说来又不是一如原样的海豚宾馆。这里是类似它的某一部分，是老海豚宾馆式的一处所在。径直走了一会儿，走廊仍像上次那样向右拐弯，我于是拐过，但与上次又有不同——见不到光亮，见不到从远处门缝中透出的微弱烛光。出于慎重，我熄掉手电筒，但同样没有光。完整无缺的黑暗犹如狡猾的水，悄无声息地将我们包容其中。

由美吉猛地捏了下我的手。“看不见光亮。”我说。声音嘶哑得很，根本不像是我的声音。“那里的门透出光亮来着，上次。”

“我那时也是，我也看见了。”

我在拐角处伫立片刻。心里想道：羊男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睡着了不成？不，不至于。他应该时刻呆在那里时刻点灯才是，像守护灯塔那样，那是他的职责。即使睡着烛光也该常明不熄，不可能熄灭，我掠过一种不快的预感。

“嗯，就这样回去吧！”由美吉说，“这回太暗了，回去另等机会吧。还是那样好，别太勉强。”

她说的不无道理，的确过于黑暗，并使人觉得可能发生不测，但我没有回头。

“不，我放心不下，想去那里看个究竟。他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在寻求我，所以才把我们同这个地方连接起来。”我再次打亮电筒，细细的黄色光柱倏地划破黑暗。“走，拉紧我的手。我需求你，你需求我。不必担心，我们已经住下，哪里也不去，保证返回，放心好了”

我们盯着脚下一步一步地缓缓迈进。黑暗中我可以感觉出由美吉头上隐约的洗发液味儿，这气味使得我紧张的神经得到甘美的滋润。她的小手又暖又硬，我们在黑暗中连在一起。

羊男住过的房间很快找到了。因为只有这里开着门，门缝中荡出一股阴冷发霉的空气。我轻声敲门，仍像上次那样发出大得不自然的回响，一如叩击巨大耳朵之中的巨大增幅器官。我通通通敲了三下，开始等待。等了20秒、30秒，但全无反应。羊男怎么了？莫不是死了？如此说来，上次见面时他就显得极度疲劳和衰老，使人觉得即使死去也并不反常。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但毕竟也要衰老，并总有一天死去，同其他所有人一样。想到这里，我陡然一阵不安。假如他离开人世，还有谁能够把我同这世界连接起来呢？谁肯为我连接呢？

我推开门，拉着由美吉的手轻轻走入房间，用手电筒往地板上照了照，房间里边同上次见时一样。地上到处堆着旧书，空地所剩无几，有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一个代作蜡烛台的烟灰缸，蜡烛已经熄灭，还剩5厘米左右。我从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蜡烛，关掉手电筒，塞进衣袋。

房间中哪里也见不到羊男的身影。

他是去了哪里，我想。

“这里到底有谁来着？”由美吉问。

“羊男。”我回答，“羊男管理这个世界。这里是连接点，他为我进行各种连接，像配电盘一样，他身穿羊皮，很早以前就在这里住在这里躲在这里。”

“躲避什么？”

“什么呢？战争、文明、法律、体制……总之躲避一切不合他脾性的东西。”

“可他已经不在了啊！”

我点点头。一点头，墙上被扩大的身影便随之大摇大摆起来。“嗯，是不在了。怎么回事呢？原本是应该在的。”我恍惚觉得站在世界的尽头，古人设想的世界尽头，使得一切变成瀑布落入其中的地狱底层般的世界尽头。而我们两人——仅仅我们两人正站在这尽头的最边缘。我们前面一无所见，惟有冥冥的虚无横无际涯。房间里的空气彻骨生寒，我们仅靠对方手心的温度相互取暖。

“他或许已经死了。”我说。

“在黑暗中不能想不吉利的事，得把事情往好处想。”由美吉说，“很可能不过是到哪里买东西去了吧？也许蜡烛没有存货了。”

“或许去取所得税的退款也未可知。”说着，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脸，她嘴角微微漾出笑意。我熄掉电筒，在若明若暗的烛光中搂过她的身体。“休息日两人一起去好多好多地方，嗯？”

“当然！”她说。

“把我的‘雄狮’运来。车是半新不旧，式样也老，但还不错，我很中意。‘奔驰’我也坐过，不过老实说，还是我那‘雄狮’好得多。”

“当然！”

“有空调，有随车音响。”

“无可挑剔。”

“十全十美！”我说，“我们开它去好多好多地方，看好多好多景致。”

“那自然。”她说。

我们拥抱了一会，然后松开，我又打开手电筒。她弯腰从地上拾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是《关于约克夏绵羊改良的研究》，封面积了一层乳膜样的白灰。

“这里的书全是养羊方面的。”我说，“老海豚宾馆里有个关于羊的资料室。经理的父亲是研究羊的专家，资料是他收集的。而羊男接他的班管理来着。本来已毫无用处，如今没有人读这个，但羊男还是保留下来。大概这些书对这个场所至关重要吧。”

由美吉拿过我的电筒，翻开小册子，靠着墙读起来。我则一边看墙上自己的身影一边呆呆地想羊男。他究竟消失到哪里去了呢？我蓦地掠过一阵极为不祥的预感，心脏一下子跳到喉咙。有什么阴差阳错有什么不妙的事即将发生，到底是什么呢？我对这什么集中起全副神经。旋即猛地一惊：糟糕，糟了！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把手从由美吉身上松开。本来是不能松开的，绝对不能。刹那间，我冒出一身冷汗。我急忙伸手去抓由美吉的手腕，但为时已晚。在几乎与我伸手的同时，她的身体彼倏然吸入墙壁之中，一如喜喜被吸入死之房间的墙壁。由美吉的身体一瞬间无影无踪，她消失了，手电筒的光亮也消失了。

“由美吉！”

无人应答。惟有沉默与寒气主宰着房间，我觉得黑暗愈发深重。

“由美吉！”我再次叫道。

“喏，这还不简单！”墙的另一侧传来由美吉瓮声瓮气的话音，“实在简单得很，一穿墙壁就过到这边来了！”

“胡说！”我大吼一声，“看起来简单，可一旦过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你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那里不是现实，那是那边的世界，和这里的世界不同！”

她没有应声，深重的沉默重新涌满房间，紧紧压迫我的身体，使我如置身海底。由美吉已经消失，伸手摸向哪里也触摸不到。我与她之间横着那堵墙壁。太过分了，我想。太残酷了，我感到浑身瘫软。我和由美吉是应该在这边的，为此我才一直努力不懈，我才踏着变幻莫测的舞步终于赶到这里。

然而时间已不容我前思后想，已不容我犹豫不决。我迈步朝墙壁那边追赶由美吉，此外别无他法。因为我爱由美吉，我像遇见喜喜时那样穿墙而过。一切一如上次：不透明的空气层，粗糙的硬质感，水一般的凉意，摇摆的时间，扭曲的连续性，颤抖的重力。恍惚间，远古的记忆犹如蒸汽从时间的深渊中腾立起来。那是我的遗传因子，我可以感觉出自己体内进化的块体，我超越了纵横交织的自己本身巨大的DNA①。地球膨胀而又冷缩，羊潜伏于洞穴之中。海是庞大的思念，雨无声地落于其表面，没有面孔的人们站立岸边遥看海湾。无尽无休的时间化为巨大的线球浮于空中。虚无吞噬人体，而更为巨大的虚无则吞噬这个虚无。人们血肉消融，白骨现出，又沦为尘埃，被风吹去。有人说：彻底地完全地死了。有人说：正是。我的血肉之躯也分崩离析，四下飞溅，又凝为一体。

①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

穿过这堵混乱而扑朔迷离的空气层之后，我竟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周围黑得不行，而又不是漆黑，却又什么也看不见。我孑然一身。伸手摸去，旁边谁也没有。我形影相吊，孤孤单单地被丢在世界的尽头。“由美吉！”我扯着嗓门喊道。但实际上并未出声，不过是一缕干涩的气息。我想再喊一次，不料竟听“咔”的一声，落地灯亮了，房间一片朗然。

而且由美吉就在房间里。她身穿白衬衣西服裙脚穿黑皮鞋，坐在沙发上甜甜地微笑着注视我。写字台前椅背上搭着的天蓝色坎肩，俨然她的化身。于是我紧张得发硬的躯体开始像螺丝松动一样一点点弛缓下来。我这才注意到右手正紧紧抓着床单。我把床单放开，擦了把脸上的汗，心想这里可是这边？这光亮可是真正的光亮不成？

“喂，由美吉！”我声音嘶哑地喊。

“什么？”

“你真的一直在这里？”

“那还有假。”

“哪里也没去也没消失？”

“没有消失，人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消失。”

“我做梦了。”

“晓得。我一直看着你，看见你做梦并且喊我的名字，在一片漆黑中。知道么，如果真心想看什么，即使一片漆黑也看得真真切切。”

我看表，时近4点，黎明前的片刻，正是思绪跌入深谷的时间。我身上发冷，尚未完全放松。那难道真的是梦？黑暗中羊男消失，由美吉也消失不见。我可以真切地回味起当时走投无路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回味起由美吉手的感触，二者都还牢牢地留在我的身心，比现实还要真实。而现实还没有恢复其充分的真实性。

“我说，由美吉。”

“什么？”

“你怎么穿上衣服了？”

“穿上衣服看你来着，”她说，“不知不觉地。”

“再脱一遍可好？”我问。我想再确认一下，确认她是否真在这里，确认这里是否真是这边的世界。

“当然好的。”说罢，她摘下手表放在茶几上，脱掉鞋整齐摆在地毯上。接着一个个解开衬衣纽扣，脱去长统袜，脱下裙子，一件件叠好放好。又摘下眼镜，像往次那样咯噔一声放在茶几上，然后光着脚悄然走过地毯，轻轻掀开毛毯躺到我身旁。我一把搂过她。她身上温暖而滑润，带有沉稳的现实感。

“没有消失。”

“当然没有，”她说，“我不是说了么，人是不会那么轻易消失的。”

果真如此吗？我抱着她想道，不，任何事情都有发生的可能。这个世界既脆弱又危险，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很容易。况且那个房间里的白骨还剩1具。那是羊男的吗？还是为我准备的他人之死呢？不，也许那白骨是我本身的。它很可能在那个遥远的昏暗房间里一直等我死去。我已经在远处听见了老海豚宾馆的声音，那声音就像远远随风传来的夜班火车声，电梯发出哐哐当当的响声爬上来停住。有人在走廊里走动。有人开门。有人关门。是海豚宾馆，这我知道。一切都吱呀作响，一切声响听起来都很陈腐，而我便被包容在这个里面。有人为我流泪，为我不能为之哭泣的东西流泪。

我吻了吻由美古的眼睑。

由美吉在我怀中酣然入睡。我却难以成眠。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如桔井一样睁着双眼。我静静地继续抱住她，像要把她整个包拢起来。我不时地吞声哭泣。我为失去的东西而哭，为尚未失去的东西而泣。但实际上我只哭了一小会儿。由美吉的身子是那样的柔软，在我怀中温情脉脉地刻算着时间。时间刻算着现实。不久，天光悄然破晓。我扬起脸，定定注视着床头闹钟的指针按照现实时间缓缓转动。它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我胳膊的内侧承受着由美吉的呼气，也只有这部分温暖潮润。

是现实，我想，我已在这里住下。

不多会儿，时针指向7点。夏日早晨的阳光从窗口射进，在地毯上描绘出一个略微歪斜的四角形。由美吉仍在酣睡。我悄悄地撩起她的头发，露出耳朵，轻轻吻了一下，怎么说好呢？我思考了三四分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和表达方式。我能够顺利发出声音吗？我的话语能够有效地震动现实空气吗？我试着在口中嘟囔了几个语句，从中选出一句最简练的：

“由美吉，早晨到了。”我低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