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是食物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一个社会的凝聚,食与深层的精神体验紧密相联。
——彼得·法珀和乔治·阿门拉戈斯,《消费的激情:人类食物的演变》
考虑到居住地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我想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有多少种不同的食物都不足为奇。实际上几乎凡是灵长类能吃的东西——能咽下并消化
的——就总在世界某个地方的人类食谱上。而一个地方令人作呕或甚至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东西可能是另一个地方的美味。或者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美食是另一个人的毒药。
我们的口味最初是由我们成长过程中的文化、家庭和时代等因素决定的。我们儿时吃的食物使我们讨厌一些当时违背我们意愿强加给我们的东西,也使我们喜欢一些能带给我们温暖记忆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生活在英格兰的伯恩茅斯,这让我喜欢上了桃子罐头和菠萝罐头。当宣告敌军轰炸机来了的警报声在夜间把我们叫醒时,大家全都爬进防空洞,那是个七英尺见方、高五英尺的网状钢笼,上面是结实的钢制顶棚,是专门发放给有小孩的家庭的。这个空间必须容下六个大人和两个孩子,里面存放着规定数量的食物和水,以备困在爆炸的瓦砾堆中时用,这其中包括几罐澳大利亚慷慨的陌生人捐助的桃子罐头和菠萝罐头。狭小的空间让人产生幽闭恐怖症,如果在警报完全解除之前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小时以上,我们就被允许打开一罐桃子罐头或菠萝罐头——每罐里头有好几块水果呢,想起这些我就流口水。
战争期间唯一能得到的鸡蛋都是干硬的,来自澳大利亚同一批慷慨陌生人寄来的“关怀包裹”。战争结束后真正的鸡蛋再度现身,我坚持鸡蛋一定要煮到全熟,半生不熟的鸡蛋那滑溜溜的蛋黄和黏糊糊的蛋白总让我的胃感觉不舒服。大人告诉我,到朋友家里做客时,如果人家端上一颗软粑粑的煮鸡蛋或半熟荷包蛋,我“一定”要吃掉,因为到别人家做客却拒绝主人端上的食物被认为是极其失礼的举动。时至今日我连看到滚动的鸡蛋都觉得恶心,所以儿子小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喂他吃全熟和半熟的鸡蛋,以免他吃那种苦头。我母亲对有壳海鲜慢性过敏,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家里从没有类似的食物。想到吃生蚝这种精英分子的奢侈品就恶心,然而人们却愿意为这些可怜东西花大钱。我不是在精英社会中长大,我在战乱时期的英格兰长大,认识的人中当然没有人吃蚝。除非遭到胁迫,我想我也无法吃非洲树甲壳虫那胖胖的幼虫,然而对许多山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活的蠕动的幼虫才真是美味。
早在1956年我在餐厅当服务生赚取到非洲的盘缠时,就学到很多跟食物与吃有关的事。那是英格兰南部海岸伯恩茅斯一个小镇上安静的旅馆。人们来度一个星期的假,所以我们只有等到整整七天之后才拿到小费。这和进来只吃一顿的餐厅大不相同。在我工作的这家旅馆,只提供套餐——我甚至不记得有主菜可选,姑且假设有吧——许多客人一本正经吃着端来的每一样食物。我经常觉得这些客人正在“努力”吃东西。因为他们已经付了钱,所以必须吃下去。请注意,所有食物都是战后的小分量,可不是当今在全球精英社会造成惊人浪费的人们所期望的如山的贪婪大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