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孟德斯鸠（Montes quieu1689—1755）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

孟德斯鸠博学多才，对法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主张根据政府实施的政策将政体分类，反对传统的分类法；创立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西方的国家政权模式；提出气候影响政治的学说。其代表作为《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捍卫法的革命》。

内容简介

《论法的精神》是18世纪上半叶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奠基人孟德斯鸠（1689—1755）的最主要著作。被称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相关名著，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所倡导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力分立是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抨击，成为此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纲领。特别是由孟德斯鸠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权与制衡理论，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经过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构建民主制度和政权体制的组织原则。其中他深入探讨了自由赖以存在的体制条件，并借此找到恢复自由的基本手段，即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这是对传统政治学、法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在社会理论"前科学"时期，使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

西方社会形态的奠基之作——《论法的精神》导读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它涉及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思想画卷。

孟德斯鸠（1689—1755），1689年1月18日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拉柏烈德庄园的贵族世家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19岁时获法学学士学位，出任律师。25岁开始担任波尔多法院顾问。27岁时继承了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并获男爵封号。32岁时他化名“彼尔·马多”发表了著名的《波斯人信札》。这部书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用讽刺的笔调，勾画出法国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如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绅士、傲慢无知的名门权贵、在政治舞台上穿针引线的荡妇等。书中还表达了对路易十四的憎恨，将法国说成东方更专制的国家。这部书受到了普遍欢迎。

37岁那年，他放弃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迁居巴黎，专心于写作和研究。之后漫游了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呆了两年多，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认真学习了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还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42岁时，他回到法国，开始潜心著述。开始45岁时发表《罗马盛衰原因论》，利用古罗马的历史资料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

1748年，也就是59岁时，他完成了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这部书影响深远，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设计深受它的影响。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去世，享年66岁。

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当时法国的情形是：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人们缺乏自由，权利经常遭受侵犯。社会结构上，分为三个等级。教会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第三等级。第三等级无权无势，深受前面两个等级的欺压。经济上，对第三等级的横征暴敛，一方面使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另一方面还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所以，第三等级非常仇视当时的政治统治，力图建立新的统治，在政治上实行宪政，经济上大力发展工商业。

《论法的精神》正是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愿望的反映。

《论法的精神》一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政治理论

政治理论主要有政体分类理论、自由理论和三权分立学说。

［1］政体分类理论。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它又可以分为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政体，贵族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一部分贵族手中的政体。君主政体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中，君主依照固定和稳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根据反复无常的意志来进行统治的政体。

每种政体各有自己的原则。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贵族政体的原则是节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孟德斯鸠还讲到每种政体的腐化。民主政体原则的腐化是因为过度自由和不恰当的平等；贵族政体原则的腐化是因为贵族变得骄横起来；君主政体原则的腐化是因为君主的大权独揽和不遵守法律；专制政体与别的政体不同，它的原则从本质上讲就是腐化的，所以，它一直在腐化。

［2］自由理论。关于自由，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仅仅意味着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做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做的事情的话，那么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也有这个自由。法律是公民自由的界限，一旦公民的行为越过法律，那么他的自由便不复存在。

孟德斯鸠认为，权力对自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他看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所以为了捍卫自由，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

［3］三权分立学说。因为权力构成了对自由的极大侵犯，所以必须要限制权力。如何才能限制权力呢?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理论。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立法权负责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它隶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权负责执行法律和按照法律管理国家，它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权是根据法律进行审判，它隶属于司法机关。

孟德斯鸠认为，上述三种权力必须分开行使，否则的话，两种或三种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他说，同一个机构，既拥有立法权，又拥有司法权，其结果是：因为拥有立法权，它可以用公共意志来蹂躏整个国家；又因为还掌握司法权，它可以用私人意志去摧毁每一个公民。三种权力不但要分立，还且还要相互制衡。

关于立法权。孟德斯鸠认为，立法权应该由人民共同行使。但是，所有人共同参与立法又是不可能的。另外，人民由于自身的素质所限，不适合讨论国家大事。人民智慧平庸，知识缺乏，根本没有能力来讨论国家大事。

为了解决上述困难，孟德斯鸠提出立法机关应该由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会议，来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代表们虽然由人民选举产生，但不必事事请示人民的意见。代表一经选出，他们就被选民授予了独立决策的权力，他们可根据情况，对事情加以灵活处置。

孟德斯鸠还提出创制权和反对权。所谓创制权是指有权制定法律或修改别人制定法律的权力；所谓反对权，是取消别人所做决定的权力。贵族团体自己不能够制定法律，也不能修改平民代表团体制定的法律，只能够否定由平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法律，使其无法通过。

在孟德斯鸠看来，立法机关工作的方式就是召开会议，如果立法机关长期不召开会议的话，立法机关即等于名存实亡。但是，立法机关也不应该频繁地开会，频繁地开会一是没必要；二是将会侵蚀行政权力。

关于行政权。它应该掌握在国王手中。因为行政事务需要迅速行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便于行动。如果掌握在议会手中，则拖沓不堪，极大地影响效率。与立法权的行使相反，行政权力交给一个人，比交给许多人行使要好。

关于司法权。司法权不应由贵族把持，而应在每年的特定时间内，由人民的代表依照法律的规定来行使。人民的代表组成一个法院，其存在时间的长短根据需要来确定。这样，令人畏惧的司法权就不会为某些阶层或群体所垄断。人们所惧怕的不再是哪一个法官，而是执法机关。

2.法律理论

《论法的精神》中的法律理论主要有：

［1］法的定义和种类。在孟德斯鸠看来，法是由事物的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他将法律分为自然法与人定法。自然法是人定法之前天然存在的法律。之所以称之为自然法，因为它源于我们的自然本性。人定法是在建立社会之后，人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人定法又包括政治法、刑法、民法和国际法。

［2］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在本书中，孟德斯鸠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税收、宗教习俗、货币等事物的关系。

［3］刑法和民法理论。在本书中，孟德斯鸠讲述了许多具体的刑法与民法理论。

［4］立法理论。孟德斯鸠认为，立法应与政体原则相适应。在民主政体下，立法应鼓励平等和节俭；在贵族政体下，立法应该限制贵族的骄横；在君主政体下，立法应该鼓励荣誉；在专制政体下，立法要倾向于恐怖。孟德斯鸠还讲了制定法律的方式。法律的表述应该简洁，不能像学术著作那样，搞繁琐的论证；法律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如无充足的理由，就不要变更法律；删除无用的法律，以防止它们妨碍有用的法律。

3.经济理论

　《论法的精神》中的经济理论主要有：

［1］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在孟德斯鸠看来，在民事行为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都是平等的。个人利益应该让步于公共利益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公共利益绝对不能动用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去剥夺个人的财产，哪怕是最微小的财产。在这种场合，必须严格遵守民法。公民的财产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

［2］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在孟德斯鸠看来，财富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3］大力发展工商业，反对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

4.地理环境决定论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些因素。他着重分析了气候对人们各方面的影响：

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了精力。因此，他们有着较强的自信和勇气。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们，他们缺乏勇气，年轻人像老年人一样懦弱。

在寒冷的地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较迟钝；在温暖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就要敏感些；在炎热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则十分敏感。在南方，人们器官娇嫩，对疼痛十分敏感；而在北方，人们皮粗肉厚，对疼痛感知迟钝。俄罗斯人只有皮被剥下来的时候，才会有疼的感觉。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比较勤劳；在炎热的国家，人们比较懒惰。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的品性纯朴，性情率真，邪恶少，美德多；在炎热的国家，人们的行为往往越出道德的边界。

在历史上，《论法的精神》对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即是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制度，追根溯源，都可回溯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但孟德斯鸠对“权力休止界限”的论述以及权力制衡的思想，对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法治理论是孟德斯鸠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在他看来，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是否实行法治。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孟德斯鸠还讲到民主政体的腐化，这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民主制度下人们拥有广泛的自由，但需要人民具有一定的品德，比如宽容、遵守法律。当人们一方面拥有广泛自由，另一方面却无视法律并且彼此之间相互仇视时，民主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就不是福祉，而是灾难。所以，实行民主的同时一定要有法治和宽容。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它涉及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无论您想增长知识，还是深化思想，抑或提高品位，都能从书中获得助益。这也是编者想让读者阅读此书的主要原因。

但是，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阅读此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普通读者阅读此书将会遇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困难：第一，学术语言晦涩，难于理解。第二，篇幅过于宏大，没有那么多时间。第三，书中的某些内容与现在生活相去甚远，不感兴趣。

第一卷

第一章 一般的法

第一节法和一切存在物的关系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法是由事物的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从这种意义上说，广义的法律指的就是规律。所有存在物都有它们自己的法律。上帝有他的法律，神有他们的法律，动物有它们的法律，人也有自己的法律。

也许有人说，世界上的一切可视之物都源于一种盲目的命运，此言荒谬之极。如果说盲目的命运居然能产生人这种“智能的存在物”，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

世界上存在一个根本的理性。法就是这个理性和各种事物的关系，同时也是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

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始人和维护者，这便是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上帝创世时所依据的规律，就是他维护世界时所依据的规律。因为上帝的智慧和权力与这些规律之间存在关系，所以上帝能够制定这些规律；因为他能够制定这些规律，所以他了解规律；因为他了解这些规律，所以他能按照这一规律来行动。

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是物质的、运动的世界，即使在没有人类出现的情况下，它也是独立存在的。所以，物质运动必然有不变的规律。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的话，那么，另外一个世界也必然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否则，这个世界就必然要灭亡。

所以，上帝创世看起来是一种随意的、自发的行为，但实际上却有规律可循。如果说上帝不靠这些规律而能够把这个世界管理好，那真是闻所未闻了。就像一个国王如果不靠法律能够把国家治理好一样，都是难以想像的。

人类自己可以创造法律，但有些法律不是人类所能创造的。在没有人类之前，先有人类的存在可能。因为按照原来物质世界的法律，人终究是要出现的。所以，人出现之前的法律不是人创造的。即使人出现之后，有些法律也不是人制造的。在法律制定之前，人们已经有了道德规则，但道德规则的实施缺乏后盾，所以道德法则必须转化成法律规则。因而，法律规则不过是国家强制推行的道德规则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早就存在了，在人们制定的法律产生之前，已经有自然法存在。所谓自然法，实际上就是一些道德律令和道德戒条。比如，自然法告诉我们：不得杀人，不得奸淫，不得偷抢。人们制定的法律中的许多内容不过是依据这些自然法而已。所以，许多法律不是人们创造的，不过是加以发现和承认而已。

人类世界与物质世界一样，拥有自己的法律，但这并不能说明人类世界的秩序同物质世界的秩序一样好。物质世界的法律是固定不变的。而在人类世界中，法律则是不断变化的。因为人是具有主观性、任意性的，因此，人类世界的法律不是固定不变的。

人类还是一种局限存在物。作为物理存在物，人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所支配。作为智能存在物，他们是有自己思想的，所以不会一成不变地遵循上帝的法律，不会一成不变地遵循自己的传统。他们不但随便改变上帝制定的法律，还经常改变自己制定的法律。但是，他们的智能是有局限的，他们经常陷于无知和盲目之中，他们的知识是靠不住的。他们自以为掌握所有的真理，野心勃勃地想以此来改造整个世界，实现什么千年天国之类的理想世界，但他们拥有的不过是纯粹的意见而已。他们把自己的意见视为真理，狂妄之极，实际上正是无知的表现。

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甚至千奇百怪。在欲望的支配下，人们随时能够把上帝忘掉，忘记自己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也忘掉了自己的原罪。他们不但忘掉上帝，甚至忘掉自己，沉沦堕落。作为情感存在物，人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激情：兴奋、悲痛、忧虑、愤怒、恐惧等等。在这些激情的支配下，人们干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人类需要救赎。宗教律令让他们记起上帝，哲学让他们想起自我，法律制约他们的欲望和激情，使他们不致于在贪婪的欲望和易变的情感的驱使下，做出伤害别人又损害自己、最终把整个人类毁灭的事情。

第二节自然法

自然法是人定法（即人类制定的法律，是与自然法相对应的规律）之前存在的法律。之所以称之为自然法，因为它源于我们的自然本性。因此，要认识自然法，就要认识我们的自然本性。我们的自然本性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到社会建立之前的状态，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自然状态。这种状态下，人类的本性得到充分展现。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本性又当如何?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霍布斯（1588—1679）对自然状态和人的本性的描绘。霍布斯认为，在国家产生以前，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每一个人对同一样事物都具有同等的权利。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每个人都要行使自己的自然权利，采取各种手段去占有一切东西。这样就产生了利害冲突，人们彼此争夺不休，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且战争不仅存在于行动之中，还存在于人们对战役或战斗的预期之中。在这种状态下，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残忍而狡诈，任何人的生命和安全都没有保障，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也无法正常进行。从霍布斯的描绘中，可以看出没有法律限制人性的自然状态是多么的可怕，人们可以干出各种各样无法无天的事来。人的内在理性告诉自己：要摆脱自然状态，就要订立契约，确立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战争，才能实现自我保存的目的。

自然法就是大家要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首先让我们简要看一下自然法的历史。自然法思想萌生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的“逻各斯”概念。它是自然的普遍规律和法则，是最高支配力量，是高于人间法律的更高法律，是人间法律的源泉和准绳。真正使自然法形成一个传统的还是斯多葛派。斯多葛派试图把自然与人性调和起来。斯多葛派认为整个宇宙受一个普遍性规则的支配，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必然受宇宙普遍法则所支配。这个最高的普遍法则就是自然法。它是一切法律的来源，是判断一切法律好坏的唯一标准，高于其他任何法律。

同斯多葛派一样，他也试图调和自然与人性。他认为自然法既是根植于自然的“正确规则”或“最高理性”，又体现了人的理性。西塞罗还提出了自然法的要求，即人们要遵循正义的原则，做正当的事情，禁止人们做不正当的事情。在西塞罗这儿，自然法和万民法仍是一回事。罗马法学家进一步区分了万民法与自然法。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中，自然主义色彩已逐步地趋于淡薄了。自然法观念奠基于自然的观念。

霍布斯认为，自然法是理性所发现的诫律或一般法则，它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的事情，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自然法规定的主要游戏规则是：尽力寻求和平，必要时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这就是所谓的第一和第二自然律。

在我看来，自然法主要有四条。第一条，人类需要和平。人与人之间不应该你攻我打，争斗不休，这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第二条，应促使人们去生产财富。人类为了避免争夺，就要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只有这样，人们对资源的争夺才能缓和。第三条，人们之间应相互关爱。人们之间相互关爱，可以减少冲突。第四条，大家都有过社会生活的愿望。这样，每个人才会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只是追求自己的自然权利，置别人的权益于不顾。

第三节人定法

自然法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提供了诫律，但仅有自然法是不够的。因为对自然法的遵守全靠个人的自觉，而无国家权力的保障。如果有人破坏自然法，得不到任何惩罚，那么遵守自然法的人就会吃亏。所以，为了使法律真正得到遵守，还必须建立国家，保障自然法的遵守。由国家机关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就是人定法。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法律称作政治法，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法律称作民法。政治法是规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民法是规范公民与公民之间关系的。通过政治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得到确定；通过民法，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得到确定。这样，国内生活就处于和平状态。

但是，国与国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像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为了制止国家间的战争，需要制定国际法。国际法就是规范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但由于缺乏最高仲裁者以及强制执行机关，国际法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就像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法一样。在没有国际法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以强凌弱的事情时有发生。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哪一个帝国不是建立在入侵别的国家的基础上?哪一个帝国不是建立在白骨和鲜血的基础上?国际法产生后，情况虽然改善了一点，但没有什么根本改变，战争仍然经常发生。

法律的制定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法律应该同政体性质相适应。君主制下的法律应同君主制相适应，贵族制下的法律要同贵族制相适应，共和制下的法律应同共和制相适应。第二，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况有关系。一个国家的位置、气候、土壤、面积、宗教、文化习俗、财富、人口、贸易等等都是在制定法律时所应考虑的因素。第三，不同的法律之间也应该有关系。法律和它的渊源，法律和立法者的目的之间都应该有关系。

孟德斯鸠

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的重要人物，代表作是《论法的精神》西塞罗继承了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

第二章 由政体的性质中直接推衍出来的法律

第一节三种政体的性质

政体主要有三种，它们分别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它又可以分为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政体，贵族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部分人民——贵族手中的政体。君主政体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中，君主依照固定和稳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根据反复无常的意志来进行统治的政体。

我对政体的划分方式同历史上对政体的划分有很大区别。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个区别，我把历史上几位思想家关于政体的划分介绍一下：

柏拉图（前427—前347）根据最高统治者的人数以及统治是否有法可依，把政体划分为六种类型：

亚里士多德（前386—前322）根据政体的宗旨，把政体划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正宗政体就是政体以公共福祉为依归的政体，变态政体就是以统治者自身私利为依归的政体。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这两种政体又各划分成三种形式：

阿奎那（1225—1274）根据政体宗旨，把政体划分为正义的政体与非正义的政体。这两者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之区分。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这两种政体又分别可划分为三种形式：

马基雅维利（1469—1527）也根据政体宗旨把政体划分为正确形式的政体和变形的政体。又根据人数多少，把上述两种政体各划分为三种形式：

布丹（1530—1596）根据主权者人数和权力行使方式，把政体划分为九种类型：

霍布斯和洛克（1632—1704）不太重视政体的划分，仅仅根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把政体划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三种类型。

大家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我的政体划分具有什么特点了，

第二节三种政体下的法律

共和政体分为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官吏由人民自己来指派。因为，在民主政体下，人民掌握国家权力，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拥有指派自己代理人的权利，这种权利由法律规定，是不可剥夺的。

根据民主的基本原则，民主政体下有几项基本法律：第一，规定选举方式的法律。选举方式很重要。选举方式有选择和抽签两种基本方式。第二，规定投票方式的法律。所谓投票方式，指的是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这事关重大，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西塞罗（前106—前43）曾经指出，实行秘密选举是罗马共和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赞成公开投票的方式。第三，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除人民外，任何人都不能制定法律。

贵族政体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因此，其法律同民主政体下的法律存在着不同。在贵族政体下，由贵族选举自己的代表制定法律，其他人是不能制定法律的。

君主政体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中，君主依照固定和稳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的政体。因此，君主政体下的法律同共和政体下的法律是不相同的。但是，君主政体下必须有一个稳固的法律。

专制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根据反复无常的意志来进行统治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下，法律被君主随意的意志所取代。

第三章 各种政体的原则

第一节政体性质和政体原则的区别

政体性质与政体原则的区别是：政体性质是政体的构成要素，政体的原则是维系政体运转的动力要素。

第二节民主政体的原则

民主政体的原则是由民主政体的特点决定的。那么民主政体具有哪些特点?让我们先看一下柏拉图是如何论述民主政体的特点的。柏拉图认为，民主政体的特点是自由、宽容、和平等。柏拉图对这三个特点分别给予批评。

柏拉图首先批判了民主制度下的过度自由。他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在这种国家里，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可以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那些被判了死罪的或要流放国外的，照旧可以在人民中间来来往往。柏拉图认为，这种过度自由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顾一切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

柏拉图接着批判了民主制度下的宽容：这种制度是宽容的，对我们建立理想国家时所宣布的庄严原则是蔑视的。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也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

柏拉图

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代表作是《理想国》柏拉图还批判了民主制度下的平等。他说，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

柏拉图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过度的自由和不恰当的平等，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盛行。他挖苦地描述了一幅民主制度下无政府主义的图景：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跟本国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认为和依附者平等。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年轻人普遍地充老资格，与老一辈分庭抗礼，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像年轻人一样行事，担心被他们认为可恨可怕。买来的男女奴隶与主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完全的平等和自由了。连人们蓄养的动物在这里也不知自由了多少倍，狗变得同其女主人一样，驴子在大街上横冲真撞。到最后，他们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了。

从柏拉图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民主政体的最大特点是过度自由。自由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权利，即受法律保护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另一种是行为，即不受阻碍的行为。作为权利，自由是正当的；作为行为，自由就未必是正当的。一个人没有干坏事的自由，指的是他不具有干坏事的权利，不具有干坏事的正当性。但是，当一个人主动地、不受阻碍地干坏事时，他的行为却是自由的。行为自由既会产生好的结果，也会产生不好的结果。特别是当自由不受限制地被滥用的时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为了防止民主政体因过度自由走向毁灭，必须对其加以限制。法律是一个重要手段。除了法律的限制外，人民的品德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的品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人们品德败坏，那么自由就只能成为他们堕落和干坏事的工具。所以，为了确保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得到恰当运用，人民必须拥有一定的美德。所以，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

当品德消失的时候，人们的野心膨胀、私欲泛滥，贪婪的欲望变得不可遏制。过去人们遵守法律，现在人们反抗法律；人们把规则视为束缚，把谨慎视为胆怯。公共财产被私人巧取豪夺，整个共和国成了人们竞相瓜分的对象。人们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这个时候，民主政体离毁灭为时不远了。雅典就是这么衰落的，罗马共和国也就是这么灭亡的。

因此，要想建立民主政体，必须考虑人们的品德。当人们的品德普遍堕落时，这样的国家是不适合建立民主政体的。

第三节贵族政体的原则

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贵族政体需要不需要品德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贵族政体不像民主政体那样强烈地需要品德。这是因为在贵族政体下，人民不是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很小，即使他们的道德败坏，也不会对贵族政体产生致命的威胁。所以，品德不是贵族政体的原则，贵族政体的原则是节制。

对于什么是节制，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柏拉图认为：

1.节制与智慧和勇敢不同，勇敢和智慧分别处于国家的不同部分中而使国家成为勇敢的和智慧的。节制贯穿全体公民，把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都结合起来，形成和谐。

2.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我所讲的节制，不同于柏拉图所理解的节制。柏拉图的节制是对某种统治状况的认可。我所讲的节制乃是一种权力分配。在我看来，贵族政体下的节制指的是最高权力至少应该由贵族全体掌握，而不应该掌握在某个或某些贵族手中。

贵族政体为什么要以节制作为自己的原则呢?这是因为，贵族能够较容易地控制人民，但不容易抑制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大权交给少数贵族，他们就会利用权力为所欲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只有让贵族们共同掌握大权，相互制衡，才能避免贵族政治的堕落。

第四节君主政体的原则

在共和政体下，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贵族政体的原则是节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既不是品德，也不是节制，而是荣誉，这是由君主政体的特点决定的。

那么，君主制的特点是什么?先让我们看一看君主政体的推崇者霍布斯是怎么论述的。霍布斯是君主政体的大力推崇者，他沿用传统的标准，依据传统统治者人数之多寡，把国家的形式分为三类：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他看来，与其他两种政体相比，君主政体具有很大优越性,因而是最好的政体。

君主政体有两大特征：第一，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中。第二，君主按照法律进行统治。这两大特征都不太需要品德。君主政体不太需要品德，主要指的是人民而非君主。历史上，不乏有美德的君主，但是君主政体下的人民是不太需要品德的。因为，在君主政体下，人民的地位比在贵族政体下还要低，他们对政治的影响更是微弱，因此，他们的品德如何，对国家生活不会发生太大影响。另外，君主制依照法律进行统治，人民按照法律行事即可。君主对人民的品德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人民遵守法律，服从君主的统治，君主是不会为难他们的。

同样，君主政体也不需要节制。因为君主一个人大权独揽，是不需要和别人分享权力的。如果他把他自己的权力分享给贵族，那么君主政体也就不能称之为君主政体了。

君主政体以荣誉取代品德和节制。荣誉对于君主政体十分重要，它是君主政体的动力。在君主政体下，人们渴望出人头地，渴望功名利禄，渴望赫赫声名。对荣誉的渴求，驱使人们积极为君主服务。君主政体正是靠着荣誉才能不断运转。如果没有了荣誉，君主政体就丧失了动力。

第五节专制政体的原则

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贵族政体的原则是节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专制政体下，君主大权独揽，按照个人千变万化的意志和情欲进行统治。

在这种政体下，品德、节制和荣誉都不存在了。专制君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依靠恐怖外，没有别的办法。专制君主经常采用恐怖的手段，妄图恫吓人民，使人们不敢心存不满之念，以此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因此，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第六节在宽和与暴虐的国家中服从的不同

专制政体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要求人们绝对的服从。谁若违抗君主的意志，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君主的意志一经发出，便产生法律效力，谁也无法阻挡。

专制政体下，绝对没有诸如调节、限制、和解、平衡可言，人不过是机械服从他人意志的生物罢了。

在专制政体下，人们不得将悲惨的境遇归咎于变幻不定的命运，亦不敢对未来的厄运显露出更多的恐惧。在这种政体下，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

人们不能表达自己的自然情感。比如，对父母的尊敬，对爱人和儿女的爱怜以及朋友之间的感情。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人只能机械地服从命令。

在波斯，如果国王判某人有罪，人们便不能为他求情，否则不但救不了这个人，还会把自己搭进去。即使这个决定是国王在酩酊大醉或精神失常状态时作出的，它仍然要被执行，否则，国王的威严就不存在了。君无戏言，君主说过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是不能收回的。亚林爱露斯因为无法收回灭绝犹太人的命令，只好准许犹太人进行自卫。

不过人们有时可以利用宗教对抗君主的意志。如果君主命令某人抛弃甚至杀死自己的父母妻子，他有可能服从；但是如果君主违背宗教教义，强迫他喝酒，他就会拒绝。宗教的法规至高无上，它不但主导着臣民，也主导着君主。

在政治宽松的君主政体下，君主的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他就不能肆意妄为。人们可以根据法律来决定是否服从君主。如果君主的命令不符合法律，人们就可以拒绝服从，而不用担心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这种政体下，君主按法律来统治，服从君主便是服从法律，所以，人民的服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愿的。

第四章 教育的法律应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

第一节教育的法律

在所有的法律中，我们最先接受的法律是教育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为我们如何做公民奠定了基础。

教育的法律应该与不同的政体原则相适应。在不同的政体下，教育的法律的目的是不同的。在君主政体下，教育的法律应该以荣誉为目的；在共和政体下，是品德；在专制政体下，是恐怖。

第二节君主政体下的教育

君主政体下，人们常常听到这么一个说法：品德，应该高尚；处事，应该坦率；举止，应该礼貌。

君主政体下，品德所强调的是对自己的义务，而很少强调人们对别人的义务。这些品德，与其说是让人们打成一片，还不如说让某些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君主政体下，判断人们行为的标准不是好坏，而是美丑；不是公正不公正，而是伟大不伟大；不是合理与否，而是优秀与否。

君主政体下，荣誉充塞一切领域，它渗入人们的头脑之中，成为人们行动的原则。法律、宗教所教导的，不外乎是对君主的服从。但荣誉告诉人们，君主不应该强迫人们做有损荣誉的事。

荣誉所要求贵族的，不外乎是为君主作战，这，是贵族的职业。从事这种职业，虽然很危险，但可以带来显贵。

荣誉指导我们自由地寻求或拒绝一种职业。从荣誉的角度看，这种自由无比珍贵，甚于财富，甚于权力。

因此，荣誉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教育必须适应这些规律。这些规律主要有：荣誉允许人们重视财富，但绝对不允许人们重视自己的生命；人们不应该去做与他的地位不相称的事；荣誉所禁止的东西更为严格，荣誉所要求的东西更为坚决。

第三节专制政体下的教育

君主政体的教育力图提高人们的心智，而专制国家的教育则力图降低人们的心智。专制政体的教育是奴隶式的教育，它是要把人们变成精神上的奴隶。

绝对的服从，不但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还意味着命令者也是愚蠢的。

专制政体是不可能培养出好公民的，只能培养奴隶。

第四节共和政体下的教育

共和政体下，品德要求人们把公共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要求人们热爱祖国和法律。一切教育都在于建立对祖国和法律的爱。

这种爱是共和制国家所特有的，在君主制国家和专制国家，这种爱是找不到的。君主政体的人们只有对荣誉的热爱，专制政体下的人们对法律根本就不存在爱，如果有爱的话，那也是恐怖的“爱”。

第五节希腊的教育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了希腊的教育。下面，我们看一下柏拉图对国家应该如何进行教育的阐述。

从中我们将看到希腊的教育是如何进行的。柏拉图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中的护卫者。柏拉图认为，教育对培养好的护卫者至关重要。护卫者教育包括音乐教育和体操教育，音乐来陶冶心灵，体操来锻炼身体。

关于音乐教育。柏拉图认为，护卫者在年幼时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对他们未来心灵的塑造起着十分大的作用。所以，用于教育孩子的故事必须事先经过审查。那些编的坏的故事应当被抛弃，特别是那些把伟大的神描述得丑陋不堪的故事更应该被抛弃。柏拉图为故事编写定下两个标准：神是善的根源，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神永远停留在单一的既定形式中，绝对不能有许多相似的形式。在讨论后一个标准时，柏拉图区分了两种谎言：真的谎言与语言上的谎言。真的谎言乃是受骗者心灵的无知，神人所共疾；语言上的谎言是人们故意使用的是人，它可不可以用、怎么用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在护卫者的音乐教育中，柏拉图以荷马史诗为例，提出凡是描述诸神和英雄们怕死、大哭、大笑等不利于年轻护卫者培养勇敢和节制品质的诗句，都要从史诗中删掉。柏拉图又提出，为了培养年轻护卫者的勇敢和节制品质，统治者可以说谎。但是，统治者之外的其他人一概不能行使说谎的权力，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罚。

柏拉图还特意强调节制。他说，对于一般人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从统治者；对于统治者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控制饮食等肉体快乐的欲望。柏拉图还指出，除了关于神的不当诗句要删除外，关于人的错误说法也不应当允许存在。

在讨论完对故事内容的要求后，柏拉图又开始论述对故事形式或风格的要求。诗歌与故事有两种体裁，一种是模仿，一种是直接表达感情。柏拉图不喜欢模仿形式的诗歌或故事。他还特别强调护卫者不应该成为一个模仿者。对于那些善于模仿的外乡人，不能让他们来本城邦；对于已经光临的，则在其头上“涂以香油，饰以羊毛冠带，送到别的城邦去”。接下来柏拉图又论述了诗歌和曲调的形式问题。最后，柏拉图指出，儿童阶段的音乐教育最关紧要，它能使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充满和谐。而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

音乐教育之后是体育教育。首先，心灵教育对造就好的体质具有重要作用。其次，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必须戒除酗酒、嗜睡、甜食、复杂的音乐、性放纵等不节制的行为。再次，在体育锻炼之外，不应该过分关注身体。最后，对那些先天病弱又无节制的人，不值得去医治，因为他们对自己对国家都没用。

柏拉图接着指出，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要平衡。“那些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那些专搞音乐文艺的人又不免变得过度软弱。”此外，音乐和体育教育主要是为了心灵。“似乎有两种技术——音乐和体育——服务于人的两个部分——理性部分和激情部分。”音乐教育对心灵的作用自不待说，体育教育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锻炼人心灵的激情部分，而不仅仅是增强体力。

以上就是柏拉图为希腊所设计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包括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对全面培养人的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第五章 立法应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

第一节品德在政治国家中的意义

在共和国里，所谓品德就是对共和国的热爱。它源于感情，并非知识和理性。人们的地位有很大差异，但是，无论是最卑微的人，还是最高贵的人，都有这种感情。民众一旦接受好的道德准则，将会比达官显贵们更持久地遵守。民众不是腐败的源头，绝大多数腐败是从达官显贵开始的。因为民众才学平庸，缺乏独立的思想，比较纯朴，因此，对既定的事物表现得更为依恋。

热爱祖国使风俗改善，风俗改善又促进热爱祖国，两者形成良性循环。人们越是对自我的感情依赖的少，就有越多的社会情感。第二节民主政体下，爱共和国意味着什么在民主政体之下，爱共和国就是热爱民主，热爱民主就是热爱平等。共和、民主、平等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热爱民主政治意味着热爱俭朴。在这种政体下，人们都应该有相同的幸福感，也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快乐。而如果没有普遍的节约观念，以上是无法做到的。

在民主政体下，对平等的热爱把人们的野心局限在一种愿望和一种快乐之下。这种愿望和快乐使自己对国家的贡献超过其他公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国家的贡献不可能完全一样，肯定有多少之分，但在法律上，公民都是平等的。公民们应该为国家服务，是因为人们一出生就对国家欠下一笔巨大的债务，这笔债务永远无法还清。

在民主政体下，一切名望都源于平等的原则，尽管有时平等的原则似乎被显赫的功绩或卓越的才能所遮蔽。

热爱简朴的品德构成了对占有欲的限制。人们只追求个人家庭生活的必须产品，其余则交给国家。财富可以产生权力，但是公民是不能用它为自己谋利益的，因为那将会产生不平等，这是与民主政体相违背的。财富也能给人带来欢乐，但是公民也不应无节制地享受这种欢乐，因为这将把公民引向堕落。

第三节怎样激励爱平等与爱简朴

当平等和俭朴被制定在法律之中的时候，人们对平等和俭朴的热爱就会大大激发起来。

在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下，人们对平等不抱有奢求，平等的观念无法深入人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平步青云，就连最卑贱的人也想成为别人的主人。

在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下，很少人追求简朴。那些被安逸和享乐所腐化的人们是不会喜欢过简朴生活的。那些羡慕或赞赏别人的奢华的人，也是不会喜爱俭朴的。

因此，在共和政体下，为了使人们热爱平等与俭朴，就应该将其规定于法律之中。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法则。

第四节民主政体下，法律应该如何建立平等

尽管在民主政体下，平等是国家的灵魂所在，但是，建立真正的平等，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绝对的平等是无法实现的。用特别法征收富人的税，减轻穷人的负担，能够使不平等最大限度地减少。不过，只有中产阶层才能交纳或容忍这类补偿。而对于巨富们而言，对于一切不能给他们带来权力和荣誉的东西，都被当成是一种侮辱。

民主政体下的一切不平等都应当以这种政体的性质为依据，而不能脱离这种政体的性质，从别的政体的性质中寻求根源。也就是说，考察民主制度下的不平等，应该从民主制的特点出发，看民主制度本身蕴涵了什么导致不平等的因素。比如，在民主制度下，如果规定妇女没有被选举权，那么，这种规定便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如果人们从君主政体或专制政体的性质寻求民主制下不平等的依据和根源，那么，他们是找错地方了。这些地方怎么能有民主制下不平等的依据呢?

第五节民主政体下，法律应当如何培养简朴

财富平等促进俭朴，俭朴也促进财富平等。二者虽然有所不同，但因为具有共同的性质，所以不能独立存在。他们互为因果，如果其中一个性质发生改变，另一个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为了培养简朴精神，就应该由主要的公民亲自经营贸易，使他们知道财富来之不易。这样，就会懂得节俭。

第六节维护民主原则的其他办法

保持旧有习惯对国家来说，是大有好处的。人民一旦腐化，是很少能有伟大作为的。与此相反的是，那些风俗质朴的人民创造了绝大部分的文明。所以，唤起人们对向上之心的回忆，能把人们拉回到品德的正道之上。

一个新的政体的建立，是以无数的困苦和艰难为前提的。那些腐化堕落的人是不可能领导革命成功的。进行革命的人希望享受革命的成果，但是如果他们建立的新制度没有良好的法律，他们的愿望也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个弃旧迎新的时候，旧有的法律往往能够起到纠正的作用，而新的法律则有可能会带来问题。一个腐败已久的政府，如果要恢复良好的政治，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保持风俗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年轻人对老年人的绝对服从。年轻人不服从老年人怎么能行呢?如果像柏拉图描绘的那样，老年人处处迎合年轻人，这岂不是礼崩乐坏吗?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人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老年人也因为为老不尊使自己的人格受到贬损。年轻人服从老年人是自然的法则，是上帝的命令，是理智的要求。这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法律最具力量之所在，莫过于公民服从官吏。公民服从官吏，同年轻人服从老年人还有所不同。后者往往发自内心。在年轻人看来，老年人是他们的长辈，经验比他们丰富，所以，服从老年人是道德和理智的双重自发要求。而公民服从官吏就不同了。官吏何德何能，凭什么要求公民服从呢?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许多官吏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品德上都不如普通公民，他们又不是长辈，因此，很少有公民发自内心地服从官吏。而且，许多官吏道德败坏，肆意侵犯公民的利益，不少官吏在人们眼中不过是恶狗而已。就官吏的这种状况，人们凭什么要服从官吏呢?人们服从官吏不过是慑于法律的威力罢了。如果法律没有了，人们对待官吏就会变得十分凶狠，他们要报复。过去官吏欺压他们，现在终于轮到他们报复官吏的时候了。因此，在没有法律的地方或者法律不起作用的地方，官吏往往成为人们斗争的对象。人民在革命中往往大肆杀戮官吏，每一次起义，都要杀掉一大批官吏。

第七节法律应如何适应贵族政体的原则

宽容在贵族政治下被称为品德，它在贵族政体下的地位就像民主政体下的平等一样。

每一种政体都有各自的性质和原则。因此，一个贵族国家就不应该将君主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拿来使用。如果某个贵族大权独揽，其他贵族的权力被剥夺得微乎其微，那么贵族国家便蜕化成君主政体了。

柏拉图曾经讲到四种政体的退化。在这四种政体中，与理想政体最接近的是荣誉政体。荣誉政体一步步蜕化，先是寡头政体，接下来是民主政体，到最后是僭主政体。

理想政体之后的荣誉政体是一个勇敢起主导作用的制度，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好胜和爱荣誉。这反映了激情在人的灵魂中正处于支配性地位，灵魂初步堕落的开始，因为在一个正义的灵魂中，应该由理性居支配地位。

荣誉政体之后是寡头政体，寡头政体的突出特征是崇拜金钱。金钱乃是欲望的象征，崇拜金钱反映了欲望在灵魂中已取代激情占据统治地位，灵魂进一步堕落，政体也进一步衰退。

寡头政体之后是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的突出特征是极端自由和不恰当的平等。极端自由实际上是欲望的放纵。不恰当的平等实际上是把欲望放到与理性同等的地位上去。这是因为，社会中一部分道德高尚、智慧高超之士代表理性，大部分庸人代表欲望，让所有的人平等，也就是让欲望和理性平等。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抬高了欲望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贬低了理性的地位。贬低理性、抬高欲望，同时又为欲望的放纵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使欲望进一步放纵。灵魂也同时进一步堕落。

苏格拉底

这是苏格拉底临死前的情形，他接过毒酒一饮而尽，旁边是他的朋友和学生。他死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下，所以柏拉图对民主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民主政体之后是僭主政体，它是最邪恶的、最衰败的政体，其突出特征是极端的奴役。所谓极端奴役实际上是僭主的欲望对其他人欲望的剥夺，是僭主的欲望对其他人理性的压制。在这种政体下，灵魂彻底堕落，城邦衰退到了极点。

贵族政体近似于柏拉图的寡头政体。贵族政体有两个主要的致乱之源，一个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严重不平等，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也同样存在着不平等。贵族阶级拥有大量的财富，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缺乏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仅有的权利还不断受到侵犯。由于贵族掌握大权，人们平时敢怒不敢言，但仇恨埋在心中，一旦遇到合适机会，人民起义，把贵族政体埋葬。统治集团内部不平等造成分裂，加速了贵族政体的灭亡。

把钱财分给人民，在民主政治中是有害的，但在贵族政治中却是有利的。前者使人民丧失公民精神，后者使人们恢复公民精神。这是因为，一方面，金钱腐蚀人们的灵魂。在民主政体下，如果人们贪恋于金钱，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公共责任，迷恋于享受之中，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另一方面，金钱又代表一种所有权。在贵族政体下，人民本来财产很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他们从事政治生活，因而，他们的公民精神是萎缩的。给予他们金钱，就为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因为在贵族政体下，参与政治是要以金钱为后盾的。民主政体下，富裕与否，对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如果不舍得把国库的钱分发给人民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熟悉这些钱财的管理状况。这会使他们从中得到安慰。

法律还应该禁止贵族经商。因为经商将败坏贵族的品德。高尚之人不经商，经商之人不高尚。经商之人，工于算计，整天追逐私利，他们的品德怎么能高尚呢?许多商人不但不高尚，而且还很卑劣。如果让贵族经商，将败坏贵族的品德。贵族的品德一旦败坏，贵族政体就会衰败。柏拉图在研究政体衰败的时候指出，政体的衰败源于人的欲望的放纵。经商活动将大大刺激人发财致富、疯狂攫取财富的欲望。在贵族政体下，平民从事经商无大碍，他们本来就不是统治者嘛!但作为统治者的贵族如果经商，则万事休矣。所以，柏拉图在构建他理想的国家时，严禁统治者从事生产贸易活动，这些都交给第三等级去做。

另外，贵族掌握国家大权，如果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经商活动，必然会破坏经济生活的公平。试想，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怎么能够与权贵竞争呢?到最后，必然形成贵族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垄断。因此，贵族经商不但败坏贵族的品德，还破坏经济生活的自由和社会生活的公正，危害大矣!

应该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使贵族公正地对待人民。贵族有权有势，平民无权无势，有权势的人倾向于侵犯无权势的人，这是人类生活的一大特点。那些拥有万亩庄园的庄主还嫌自己的土地不多，竟然去夺取附近平民那少得可怜的土地。贵族们花天酒地，却还要从食不果腹的贫民手中夺取他们的救命食物。为什么有那么多次平民起义呢?这是因为，统治者的贪得无厌使人们无法再活下去了，反正一死，干嘛不死得轰轰烈烈?所以，应该用法律限制贵族们对平民权利的侵犯，用法律为贵族的行为设置一道边界。法律将告诉贵族：这是一条死亡线，如果你敢越过这条界线，你将死无葬身之地。慑于法律的威严，贵族们侵犯平民权益的行为才能得到遏制。

法律应该随时抑制贵族的骄横无道，应该设立一个临时或永久性的官职，借以威慑贵族们，如同拉栖代孟的民选长官和威尼斯的国家监察官。这种官吏不受程序上的约束，可以便宜行事。在威尼斯，人们设置了一个石嘴兽，它张着嘴接受所有人的密告。当然，这种行为在打击贵族嚣张气焰的同时，还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所以，这不能算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只能在非常之时使用。

所有对犯罪行为的庇护都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将失去效力，贵族政治将变成暴政。

贵族政治中有两种情形是极其有害的，即贵族太穷或太富。太穷易刁，太富易横，两者对贵族政治都是有害的。而且，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心理对立很大，他们很容易发生冲突。所以，亚里士多德主张应该由中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因为中产阶级不穷也不富，处于中间，行事中庸，做事温良，不走极端。穷人或富人执政掌权都易走极端。穷人执政，随意剥夺富人的财富，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富人执政，肆意地侵犯穷人的利益，穷人的利益更是得不到保障。中产阶级掌握政权，能兼顾各方利益，使各方面都能得到照顾。所以，要保证贵族政体良好运行的话，贵族既不要太富，也不要太穷。

要预防贵族贫穷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及时地偿还债务。还要让他们节制自己的财富，不要花天酒地，肆意挥霍，这样不穷才怪呢。要预防贵族太富，一个重要方法是，通过法律废除贵族的长子继承权，使贵族的诸子平分贵族的财产，这样每个人所分得的财产就会大为减少。这样就能使贵族的的财产总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至于太高。

第八节法律应如何适应君主政体的原则

荣誉既然是君主政体的原则，那么法律就应该与这个原则相适应。

法律应该大力扶植贵族。在君主政体下，贵族的存在大有好处。一个强大的贵族集团可以抗衡君主的权力，使君主不至于因权力过大而走向极端专制，从而使君主政体蜕化成专制政体。荣誉究其本身来说，是贵族的产物。

法律应该使贵族世袭，但它不应成为君主与人民之间冲突的缓冲之地，而应该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

贵族的土地应该享受与贵族本人一样的特权。君主的尊严与他的王国难以分开。同样，贵族的尊严与其封地也是分不开的。

与共和政体相比，君主政体有一个显著的优点。这个优点就是，君主政体下，权力高度集中，实施起来迅速快捷。共和制下权力比较分散，很可能议而不决。然而，君主政体决策和执行的果断快捷也可能流于轻率，所以，法律的制定应该放缓速度，审慎而行。

与专制政体相比，君主政体也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在君主政体下，许多阶层与君主休戚相关，他们真心实意拥护君主的统治，这就使国家更为长久，政体更为稳固，统治者更为安全。专制政体则相反，专制君主孤家寡人，没有什么人真心实意地支持他。他维持统治的唯一方式就是恐怖。

在专制国家中，当出现一片反叛动乱时，人们的感情被激发，纷纷投入到推翻专制政体的行列中去。人们巴不得专制政体一夜间就毁灭，所以，专制政体下的人们喜欢天下大乱。但在君主国里，人们保持着温良和审慎。君主害怕被人们抛弃，因而十分注意改善自己的统治。大臣们愿意拥护君主，辅佐君主把国家治理好。平民安居乐业，都希望安定，不愿看到天下大乱、兵戈不止的局面。

在君主政体下，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他们采取温和的改良手段，仔细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匡正时弊，使国家出现一片繁荣气象。

因此，在君主制国家中，只有内战而没有革命。但是在专制国家中，却只有革命而没有内战。

生活在国家中的人总比生活在自然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下的人幸运得多。同样，守法的君主要比暴君快乐得多；因为那些暴君既没有任何手段约束他的臣民的心，也没有什么东西控制他们自己的欲望。在无法实现的欲望的驱使下，暴君陷入了无穷的烦恼之中。柏拉图曾比较守法的君主的快乐和暴君的快乐，他认为守法的君主比暴君快乐729倍。

第九节法律应如何适应专制政体的原则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然而，胆怯、愚昧和沮丧的人民是不需要太多法律的，恐怖对他们来说就够了。

在专制政体下，一切事物的运转只取决于两三个概念，因此对其他新概念没有什么需要。就像训练一只野兽，只要使它不改变主人，不更改它所学的科目和步法，通过两三个动作把命令印入它的脑中就足够了。

专制君主们不敢离开自己的皇宫，他怕一旦自己离开皇宫，就有人趁机夺权。另外，他还担心自己离开皇宫，会有人行刺他。除了害怕的原因外，专制君主长期呆在深宫之中的另一个考虑是制造神秘感。呆在深宫之中，人民都见不到他，陌生容易产生神秘，神秘则促使人们对君主充满敬畏。长期呆在专制君主身边的侍从，君主在他们眼中是不会有神秘感的。

在一般情况下，专制君主在宫中不会遇到拂逆他的意志之人，谁若敢违背暴君的意志，只有死路一条。一旦有人让他不高兴，即使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专制君主也会无比愤怒。他们被宠坏了，心里变得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发火，动不动就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杀人。君主杀人除了容易发火的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猜忌心特别强。所有的臣子在他眼中都是靠不住的，即使是那些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臣子，也逃不过专制君主的怀疑，还有不少人被专制君主怀疑要谋反而被处死，死得十分冤枉。

如果专制君主被人俘虏，他的继承人或竞争者便会宣布他死亡，然后迫不及待地登上王座。他以前同别的国家签的不利于继任者的条约被视为无效。

路易十四

在位72年，被称为“太阳王”。他加强了法国中央集权，建立了专制主义制度。

在专制政体下，君主就是法律，君主就是国家。所以当他不再是君主的时候，他马上就被抛弃了。因为，如果他不被视为死亡，那么国家就将灭亡。

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如果被大漠或高山环绕四边，与被他们称之为野蛮人的国家和地区相隔绝，并能够将自己视为世界上惟一的国家的时候，那将是他们最希望的。为了使自己与其他地区相隔绝，专制国家不惜破坏自己疆土的一部分。

在专制国家里，君主的兄弟既是君主的奴仆，又是君主的敌人。为了防止兄弟们夺权，便把兄弟们幽禁起来甚至杀掉以除后患。看看东方的中国：大唐帝国的太宗皇帝和宋朝的太祖皇帝都是中国极具盛名的皇帝，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发生了骨肉相战的事件。

在那些太子们都知道若被废掉就会被幽禁或被处死的国家里，篡夺王位的野心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在东方国家中，废黜的太子是得不到善终的，那些继任成为太子并当上皇帝的人，对他是必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因为尽管他的太子地位已失去，但他还有一定影响或势力，直接构成对新太子的威胁；即使没有了势力，在新太子心中却始终是个阴影。所以，最后登上皇位的新太子是不会放过被废的老太子的。尽管废太子就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专制国家的君主们往往亵渎婚姻制度。他们通常妻妾成群，尤其在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亚洲。亚洲的君主们的妻妾三宫六院，多得数不过来。这么多的妻妾，子女也必然会多。所以皇帝对每一个人的爱是极其有限的。同样，也正因为皇帝的儿女那么多，所以，皇子们之间的手足之情很淡。一旦争夺皇位，都极力置对方于死地。

专制政体如此邪恶，是同人的天性相违背的。专制政体与宽和政体的区别在于：宽和的政体不是建立在偶然性的突发奇想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各派力量相互制衡，并经过审慎思考建立的，因而是规范的和稳定的。而专制政体却恰恰相反，它建立在偶然性之上，这个偶然性就是专制君主的不可捉摸、千变万化的意志和永不满足的情欲。

第六章 政体原则和民、刑法繁简以及判决的形式等事物的关系

第一节各种政体下民法与刑法的繁简

君主政体的法律不能像专制政体的法律那样简单。君主制国家中必须设立法院。法院必须做出判决，法院做出的判决必须加以妥善保存，作为判例而存在。法律判决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一致，这样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如果法律变来变去，人们会无所适从，这样的国家是容易出现不稳定的。

在君主政体下，司法判决不仅关系到生命和财产，还关系到荣誉，所以，司法审判一定要慎而又慎，否则的话，就会给个人的生命和财产来带不应有的危害，还会使荣誉蒙上不应有的耻辱。

在君主制国家中，案例互相矛盾的判决数量与法庭裁判的数量成正比，法庭裁判的数量越多，案例前后矛盾的判决也就越多。这种矛盾的形成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不同的法官认识不同。对近似或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法官却做出不同的判决。第二，同辩护有关系。相同的案件，同一个法官，因为辩护的情况不同，判决也不一样。第三，凡是由人办的事情就会有无数的区别，这也是导致判决前后不一致的人性因素。总之，判决前后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尽量地减少而已。

在有身份差别的国家中，就必定有特权存在，使法律变得十分复杂，中间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例外。

有人埋怨司法程序太多了，其实，看似过多的司法程序是必要的，它是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所要付出的代价。由于人类自身理智的局限性，人们的判断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官们同样也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普通公民一样。拥有专业法律知识不能构成他们不犯错误的理由。况且，有许多法官素质本来就不高，这样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更有可能犯错误。

另外，人作为有欲望的动物，受多种情欲的支配，欲望很容易摆脱理性和良知的束缚而无限膨胀。在各种可以名状和不可名状的的欲望驱使下，法官们会在明明知道该如何判决的情况下做出与此不同的判决。大家看一看，法官们利欲熏心，故意判错的案例还少吗?总之，法官在智识和品德方面都是靠不住的，不能把无限的信任寄托给他们。

大家都说行政权力容易造成贪赃枉法，难道司法权力就不会造成贪赃枉法了吗?有人建议司法机关独立，以制裁行政机关的不法行为。难道司法权力就不需要制约了吗?司法机关独立，是能更有效地纠正行政权力的过错，但是，司法机关出现过失和犯罪怎么办?司法机关很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独立地位，干出许多违悖道德和法律的事情。所以，仅有司法独立是不够的，司法机关也需要制约。法官并不比行政官吏神圣，尽管法律是神圣的，但是法律的执行者却不是神圣的，一切权力拥有者，不管他是谁，不管看起来多么伟大，都不是神圣的。

因此，法官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决，必然会侵犯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法官在认识错误或昧于良知的情况下，把一个无辜的人判为监禁甚至死刑，难道不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吗?为了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应该设立许多程序。这些程序有以下作用：

第一，减少法官的自主权。如果法律只规定一个梗概，把大量的自主权交给法官，法官很可能无法用好这个自主权，而做出许多错误的判决。细化法律条文是减少法官自主权的一个方式；增加司法程序则是限制法官自主权的另外一个方式。司法程序的存在，大大减少了法官随意把一个无罪的人判为有罪、把一个有罪的人判为无罪的机会。

第二，给被告上诉的机会。一个法官可能做出错误的判决，被告人对判决不服，可以上诉。上诉就存在着改变原来判决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是大是小。也许，人们经过两次上诉，错误的判决还是没有改变。但是，这总比不上诉要好。而且，并不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法官昏庸，另一个法官可能不昏庸；这个法官很随意，另一个法官有可能很严谨；这个法官很偏私，另一个法官却有可能公正。所以，在法官的差别中，蒙冤的被告可以找到给自己洗刷罪名的机会。

所以，一个国家的司法要有相当的程序，共和国的司法程序只能比君主国多，而不能比它少。在这两种政体下，对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尊严和荣誉越重视，司法程序就应该越多。

无论是在共和制国家中，还是在专制国家中，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两者的平等是不同的。共和国的人人平等在于大家都是主人；专制国家的人人平等在于大家都是奴隶。

第二节各种政体下的诉讼方式和判决方式

在罗马共和国，一个公民可以对另一个公民提起诉讼，这与共和国精神是一致的。共和国的公民，应当被认为享有掌握国家的一切权力，并应当被认为对公共福祉抱有强烈的热情。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共和国的一些原则最初还被执行，但后来帝国的强化，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

在不同的政体下，不但诉讼方式不同，裁决方式也是不相同的。君主政体下的裁决采用的是公断的方式。法官们共同审议，交换意见，达成一致。在共和政体下，法官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意见，去迎合大多数人，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第三节各种政体下刑罚的轻重

专制政体下多采用严峻的刑罚，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但是，严峻的刑法却不适合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

在政治温良的国家，人们的道德感可以减少许多刑罚。这是因为人们具有了爱国、知耻、羞恶等道德情感后，会发自内心地认为犯罪是可耻的，从而把外在的法律约束内化为良心约束。如此，就在法律之外又增加了一道制止犯罪的的防线。因此，人民有品德便可以简化刑罚。

在这样的国家中，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事后惩治犯罪，注意用良好的风俗醇化人心多于滥施刑罚。中国人总是说，在他们的国家里，刑罚越增加，谋反的事情就越多。这是因为刑罚越增多，人们的自由便越少。当人们的自由被限制到忍无可忍的程度时，革命就发生了。

在专制政体下，人民对死亡的畏惧超过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刑罚严酷更有利于专制统治。在政治温良的国家中，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超过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事物就足矣。

处在幸福两端的人，即特别幸福和特别不幸的人，都倾向于残酷。处在幸福中间的人，再加上人生中的悲欢离合的经历，会具有温和恻隐之心。

个人身上的东西可以在国家中得到体现。在野蛮人居住之地，人们生活艰辛。在专制国家中，只有专制君主一人受到幸运的恩宠，其他一切人都受到不幸的凌辱。上述两种国家都是不值得称道的。只有在政治温良的国家中，才能找到仁慈与和睦。

用极端的方法治理人类是不合适的，其成本是十分高的。人们应该谨慎使用自然所赋予的手段。不然的话，就会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

如果一个国家，严酷的法律不能使人们产生羞恶之心，那就是对正直之士和恶棍实施相同刑罚的结果。

如果一个国家，人们之所以不敢犯法仅仅是出于惧怕严酷的刑罚，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样的国家中，即使轻微的过错，也会招来严酷的刑罚。

常有立法者想用严刑峻法来纠正一个弊端。他们认为，严酷的刑罚是纠正弊端的最好手段。但是，当一个弊端被纠正的时候，更严重的后果就出现了。弊端虽然是纠正了，人们的精神被严酷的刑罚给腐化了，对专制主义已经麻木不仁了。

腐化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人民被法律所腐化。后者的恶果远远超过前者。前者尚能补救，后者补救起来十分困难。

严刑峻法实际上也不能起到长久遏制犯罪的作用。对犯有偷盗罪的人实行五马分尸，最初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到后来，偷盗的行为又和原来一样多了。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刑罚的严酷，对此麻木不仁了。

第四节犯罪与刑罚的适当比例

刑罚应该和一个人所犯的罪行相适应。如果一个人的罪行不是很严重，那么在判决时就不能采用重刑。相反，如果一个人所犯的罪行十分严重，采用轻刑则是不合适的。比如，一个人偷了别人三个法郎就被处死，显然是量刑过重了。如果一个人故意杀人，却只被判处一年监禁，那量刑又太轻了。如果犯有轻罪的和犯有重罪的执行同样的处罚，那不是在鼓励人们犯罪吗?因为，既然轻罪与重罪同样处罚，干嘛不犯重罪呢?这样在心里还能有所平衡。

在中国，抢劫杀人罪判处凌迟，而只抢劫不杀人的不是这样。由于犯罪与刑罚的比例恰当，所以，在中国进行抢劫的人很少杀人。在俄国，情况就不同了，抢劫和抢劫杀人会被判以同样的刑罚，所以，俄国的抢劫犯在抢劫之后，一般都把人杀掉，因为杀与不杀都要判死刑，而杀掉人可以灭口，使罪行不易暴露。

第五节拷问、酷刑和连坐

在许多国家中，对审讯对象可以采用拷问的方式。他们是想通过此方式，使受审对象经受不住肉体的苦楚而招供。他们认为，如果不施以身体上的折磨，为了逃避法律惩罚，审讯对象是不会说实话的。只有实行严刑拷打，受审对象才可能因忍受不了身体的巨大痛苦而招供。

为了给受审对象造成身体的极大痛苦，审讯者们采用了种种方式。殴打犯人仅仅是其中一种方式。在欧洲，经常对受审者施以鞭刑；在中国，经常对受审者施以棍刑。除了殴打方式外，还有种种方式，比如，往受审者肚里一直灌水，把烧红的铁块贴到受审者胸上，把竹签插进人的手指等等。凡是人类想像力所能想到的，全用上了。看看吧，人类是多么地残忍。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施以如此残忍的折磨，真是连动物都不如啊!

痛苦的折磨使许多人被迫违心地招供，供出自己或别人的所谓罪行。冤假错案之所以屡屡发生，同拷问有莫大的关系。试想，人类的凡身肉胎，又能经受多大的痛苦呢?在巨大的痛苦面前，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招供。许多人明明知道招供后会被判死刑，甚至会牵连别人，但仍然选择了招供，那还不是人们无法忍受巨大的痛苦!

唐太宗

中国古代最贤明的皇帝，他亲手缔造了一个唐帝国，并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文治武功，历代皇帝无出其右者越是野蛮的国家，越是更多地采用拷问的方式。在专制国家，审讯普遍采用拷问的方式。在共和制国家，拷问虽然减少，但仍旧存在。一个国家只要还在实行拷问，就不能说这个国家是文明的。

对犯人进行判决后，要执行刑罚。在许多国家中，刑罚十分残酷。在非死刑中的酷刑有：剜人眼睛、割人耳朵、割人鼻子、在脸上刺字、宫刑、断人手脚等等。对死刑犯执行的残酷刑罚更是五花八门，人类的残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类要残忍起来，超过动物一万倍。

还有的专制国家，实行连坐的政策，一个人犯罪，亲属都要受到牵连。最著名的当属族诛。皇帝或掌握大权的大臣对他们的政敌施以夷灭三族或夷灭九族的处罚。最厉害的是中国的朱姓皇帝，他竟然灭了大臣的十族，第十族是他的学生。实行族诛的国家，一个人犯死罪，经常有几百个人跟着他一块被处死，这不是对人的权利的莫大侵犯吗?

第六节君主的仁慈

仁慈是君主政体的特色。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仁慈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大。在以恐怖立国的专制国家中，君主的仁慈是无处找寻的。在君主制国家，仁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君主的仁慈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君主国是建立在荣誉的基础上的，而荣誉的要求又常常为法律所禁止，为了荣誉，这就需要君主的仁慈。仁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君主制国家，没有必要依靠恐怖来统治。

仁慈可以给君主带来许多好处。仁慈的君主容易获得人们的尊敬，其统治也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当有机会的时候，君主们总乐意表现一下他的仁慈。

第七节日本法律的脆弱

过度的刑罚可以使专制主义本身遭到腐蚀，东方的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日本，几乎所有的犯罪都被处以死刑，因为所有的犯罪都被认为是对天皇的不服从。这种思想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天皇是日本一切财富的所有人，因此，几乎一切犯罪都直接或间接地触犯了天皇的利益。

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态的。在欧洲人看来，日本是一个变态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自杀。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所以，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

残暴的法律使人们的心灵容易受到震惊，进而变得十分残暴起来。为了对付人民的残暴，法律需要更残暴。从而导致人们也日益残暴。这样就陷入了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中。

第七章 政体原则与节俭法律、奢侈以及妇女身份的关系

第一节奢侈

奢侈与财富的平均分配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如果财富被平均分配，每个人仅仅分得刚够维持自己生存的资料，那么奢侈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财富分配不均，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才具备奢侈的条件。所谓奢侈，不过是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别人的劳动基础上而已。

奢侈同国家的绝对财富量是密切相关的。有的国家，虽然财富分配极为不均，少数人手中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由于这个国家的财富有限，所以，这个国家不能像富裕的国家那样奢侈。

奢侈同城市和繁华程度是一致的，城市特别是首都越大、越繁华，奢侈的现象就越严重。反之，小的不太繁华的城市，其奢侈现象就要轻微得多。

人口越多，人口比例越稠密，人民的欲望就越多，人民的虚荣心便越强。越是在人口众多、大多数人之间彼此不认识的社会中，人们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欲望也就越强烈。人们都想证明自己比别人优秀，以获取别人的尊敬。尊敬也是一个有限的资源，每个人都想获得别人尊敬，结果所有的人都无法获得。

第二节中国的奢侈

中国妇女生殖能力强，人口增加快，所以土地开垦的数量远远跟不上人口。因此，居民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所以，奢侈在中国是十分有害的。

从这个故事中，中国王公贵族们的奢侈可见一斑：

石崇和王恺是晋朝两个王公贵族，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进行比富。石崇听说王恺家里洗锅用饴糖水，就命令他家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这件事一传开，大家都说石崇家比王恺家阔气。

王恺为了炫耀自己富有，又在他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紫丝编成屏障。谁要上王恺家，都要经过这四十里紫丝屏障。这个奢华的装饰，把洛阳城轰动了。

石崇一心想压倒王恺。他用比紫丝贵重的彩缎，铺设了五十里屏障，比王恺的屏障更长，更豪华。

王恺又输了一着。但是他不甘心就此罢休，向他的外甥晋朝皇帝请求帮忙。晋朝皇帝觉得这样的比赛挺有趣，就把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皇舅，好让王恺在众人面前夸耀一番。

有了皇帝帮忙，王恺比阔气的劲头更大了。他特地请石崇和一批官员上他家吃饭。宴席上，王恺得意地对大家说：“我家有一件罕见的珊瑚，请大家观赏一番怎么样?”

王恺命令侍女把珊瑚树捧了出来。那株珊瑚有两尺高，长得枝条匀称，色泽粉红鲜艳。大家看了赞不绝口，都说真是一件罕见的宝贝。

只有石崇在一边冷笑。他看到案头正好有一支铁如意，顺手抓起，朝着大珊瑚树，轻轻一砸，一株珊瑚被砸得粉碎。

周围的官员们都大惊失色。主人王恺更是满脸通红，气急败坏地责问石崇：“你……你这是干什么!”

石崇嬉皮笑脸地说：“您用不着生气，我还您就是了。”王恺又是痛心，又是生气，连声说：“好，好，你还我来。”

石崇立刻叫随从的，把家中的珊瑚树统统搬来让王恺挑选。

不一会，一群随从回来，搬来了几十株珊瑚树。这些珊瑚中，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有的竟比王恺的高出一倍。株株条干挺秀，光彩夺目。至于像王恺家那样的珊瑚，那就更多了。

周围的人都看呆了。王恺这才知道石崇家富可敌国只好认输。

第三节中国因奢侈而必然产生的后果

中国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前后相连的朝代，中间经历了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最初的三个朝代存在的时间比较长，都在五百年以上，这是因为当时统治者比较英明，施政比较明智仁慈，而且版图不大，容易管理。后来的朝代就没这么幸运了。在秦朝之后的朝代中，再也没有超过五百年的了，二百多年就算比较长的了。

所有的王朝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显示好的一面。这些王朝的开国皇帝们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深感自己的天下来之不易，所以他们勤勤恳恳，尊重品德，厉行节约，励精图治。但是，经过两三个君主之后，皇帝们便忘记了前辈们打天下的艰辛，腐化奢侈、懒散怠惰、骄横淫逸起来，帝国在他们的手中或缓慢地或快速地衰落，最后灭亡。

第四节民主政体下的节俭法律

在一个财富平均分配的共和国里，是不可能有奢侈发生的。这种财产的平均分配是共和政体的一个优点。因此，奢侈越少，一个共和国也就越完美。

有些共和国强烈要求制定重新分配土地的法律。这种法律就其性质而言是好的。但是，如果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操之过急，则会带来一定的危害。某些人的财富突然增加，某些人的财富突然减少，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全国产生革命。

在共和政体下，如果奢侈之风已经形成，人们便把追逐私人的利益作为自己活动的主要目的。如果每个人只准享受生活必需品的话，那么人们便把追求自己的荣誉和祖国的荣光作为自己行为的出发点。但是，一个已被奢华腐蚀了的灵魂，是充满千百种欲望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不惜与法律为敌。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物质欲望进行偷盗、抢劫、贪污的勾当；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进行强奸、猥亵、通奸、嫖娼等丑恶行为；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不惜把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

罗马人腐化后，欲望变得毫无止境。各种各样的丑恶行为竞相上演，有几个皇帝竟然做出乱伦的事情来。在一个趋于腐化的社会里，人人都倾向于腐化的时候，还有什么品德可言呢?

第五节贵族政体下的节俭法律

在体制不健全的贵族政体下，贵族们虽然有财富，却不允许随意花费，与节制精神相违背的奢侈必须被抛弃掉。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无财富的穷人和有财富却不能随意花费的富人。有财富不能花费，与没有财富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这里的富人很不幸福。

在威尼斯，贵族们被强迫过俭朴的生活。贵族们平常都很吝啬，只有遇到高级妓女时，他们才有可能敢于花钱。在这里，令人鄙视的妓女花钱没有危险，而供给她们钱的人却要过俭朴的生活。

在某些希腊共和国中，有着关于贵族生活方面的优良法律。富人们把大量的钱花费在节日、歌咏比赛、车马费、官职等开支上。这对富人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这里，贫穷者生活艰难，富裕者要把大量的钱财花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因此，在这里，富裕同贫穷一样都是负担。

第六节君主政体下的节俭法律

在君主政体下，财富的分配很不均等。所以，奢侈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奢侈也是必要的。奢侈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他们具备奢侈生活的条件。奢侈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穷人的谋生需要靠富人的奢侈。富人过奢侈生活，需要许多物品，这就需要穷人来给他们进行生产，穷人在为富人生产物品的时候，能为自己找到谋生的机会。另外，富人过奢侈生活需要许多仆人，这也为穷人提供了一些谋生的出路。财富越是分配不均，富人的花销就应该越大。因为财富越不平均，穷人赖以生活的资料越少，他们越要靠富人的奢侈。但是，却不能因此对富人们歌功颂德，说他们救活了穷人。因为大多数富人的财富来源于对穷人的榨取，没有富人的榨取，穷人们的日子本来可以过得更好。由于富人的榨取，穷人们生活十分困窘。现在不过是把榨取穷人的一部分钱以奢侈的形式返还给他们而已。

因此，一个君主政体的存在，依赖于不同阶层奢侈程度的逐级增加。商人的奢侈要超过农夫，贵族的奢侈要超过商人，王公的奢侈要超过贵族，皇帝的奢侈要超过王公。否则，君主政体就无法存在下去了。

奢侈对于君主政体来说是必要的，对于专制政体来说也是必要的。在君主制国家，人们享受奢侈是享受他们从自由中获取之物；在专制国家，奢侈是人们尽情享用他们在奴役中所获取的好处。当一个奴隶被主人派去统治其他奴隶时，他会尽情的作威作福。因为这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可能再也遇不到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骄奢淫欲是他唯一的快乐。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共和国亡于奢侈，君主国则亡于贫穷。

第七节妇女的贞操和对妇女不贞的惩罚

妇女的贞操对妇女来说很重要，在某些国家则特别重要。有的国家，当妇女的丈夫早逝时，妇女是不能再嫁的，要从一而终。有的国家对处女有特别的要求，在初夜的时候见不到血，丈夫是十分恼怒的，他甚至可以立即休掉新婚的妻子。

以上两种贞操可称之为特殊的贞操，妇女们还有一般的贞操，也就是基本的品德。当妇女们丧失品德时，便会有许多问题应运而生，整个灵魂将迅速堕落。在共和国，妇女的淫乱之风对整个国家的危害是灾难性的。

因此，共和国都要求妇女们行为庄重，要求她们具备一定的美德。风月场对于妇女们的堕落影响甚大，所以应该遗弃。在风月场中，妇女们同男人主要谈论无聊、庸俗甚至低级卑劣的话题，在此过程中，妇女们的精神被腐化了。她们不但自己腐化，甚至在自己没有腐化之前，就使男人腐化了。一个国家风月场合越多，这个国家的品德越容易衰退。所以，一些严肃的立法者对风月场合的交际是排斥的，是加以禁止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妇女们淫荡成风，那么离这个国家毁灭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有些国家对妇女的淫乱是加以重处的。伊斯兰国家的法律规定，通奸是要被石头砸死的。罗马的一些皇帝为了改变妇女的淫荡之风，对淫荡的妇女会施以重刑。

第八节妇女的身份地位及妇女的执政

在君主国里，地位较高的妇女可以随意出入宫廷，在宫廷里可以无拘无束。妇女本身的软弱不允许她们傲慢，但允许她们的虚荣心存在。妇女同奢侈一起影响着朝廷的活动。

在专制国家里，妇女不是奢侈的主体，却是奢侈的对象。他们不过是君主手中的玩具而已。君主们喜欢玩弄妇女，乐此不疲。君主还多把妇女们放于深宫之中，以供不时之乐。

在共和政体下，妇女们的身份是自由的，但是容易受习惯和风俗的奴役。

妇女们有时候可以获取执政地位。妇女们在家庭中由于生理上的弱小，不能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正因为妇女的柔弱，所以比较仁慈温和，更能在国家中实行仁政。

但是，并非所有执政的妇女都是温和仁慈的。在专制国家中，那些大权独揽的妇女，心肠大多是凶狠的，有些甚至心如蛇蝎。在中国，大汉帝国的皇太后和大唐帝国的女皇用残忍的手段将情敌处死。她们将情敌挖去眼睛、割掉鼻子、熏毁耳朵、砍去四肢。在这些残酷的惩罚后，汉帝国的皇太后将情敌扔进厕所，唐帝国的女皇将情敌抛进酒缸。

在东方一些专制国家，妇女们的地位很低，他们要想获得最高统治地位，一定要除去许多障碍。所以，这些国家的女统治者都是十分凶残的，善良仁慈的妇女是登不上女皇宝座的。这同欧洲的一些国家不同，在这些国家中，妇女可以继承王位，这在法律和习俗中都会得到支持。所以，妇女继承王位不需要像东方的那些专制国家那样用鲜血铺路。在东方专制国家中，独揽大权的妇女绝大多数是皇帝的母亲或妻子，很少是皇帝的女儿。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当皇帝没有儿子时，皇帝的女儿是可以直接继承王位的。

武则天

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为了当上皇帝，她重用酷吏、大开杀戒，甚至不惜杀死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第八章 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化

第一节民主政体原则的腐化

政体的腐化总是从其最根本之处开始的。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无不如此。

关于民主政治的腐化，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古人是如何论述的。

柏拉图是较早谈到民主政治腐化的。他认为民主政治的腐化是同过度的自由、太多的宽容以及不恰当的平等相联系的。正是它们，尤其是过度的自由腐蚀了民主政治的原则。

在柏拉图看来，过度的自由实际上就是欲望的放纵。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这三部分分别具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特性。理性是用于思考推理的部分，欲望是用于感受物欲骚动的部分，激情则是人的偶发性情感。在理性与欲望的斗争中，激情是理智的盟友，站在理性的一边，辅助理性压制欲望。与国家正义相类似，当理性在灵魂中处于主导地位、激情辅助理性控制欲望、欲望能够受到节制时，那么就实现了个人正义。个人的不正义则是灵魂中的三部分相互干涉，特别是欲望的僭越，妄图取得灵魂中的统治地位。当欲望在灵魂中取得统治地位时，灵魂也就堕落了。因此，当人们拥有无限自由，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时，他们已经堕落了。

以上是柏拉图对民主政治腐化的论述。我同意柏拉图这样一个观点，即极端平等的思想将会腐蚀民主的原则。反过来，民主政治原则的腐化，将会进一步加深极端平等的精神。

平等与极端的平等有天壤之别。平等并不是人们在所有的方面都应该平等。这是做不到的。在我看来，所谓的平等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结果平等。这种平等是不可能的。

第二，起点平等。这也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生在富贵之家，有的人生活在贫寒之家；有的人天性聪明，有的人天性愚笨；有的人天生强壮，有的人天生病弱等等。另外，极端的平等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社会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如果实行极端的平等，大家都做同一样职业，社会还怎么运转?

第三，机会平等。某些机会平等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是人们的机会也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第四，规则平等。所有的人在同一规则下竞争。这种平等具有较大的现实性，比较可取。

总之，极端平等的思想是不可取的。在过度平等和极端自由思想的支配下，人民要求享有同他们的委托人一样的权力，他们要求同他们的委托人平起平坐，要求替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要求替行政机关执行公务，要求替司法机关审判案件。到了这个时候，品德在共和国里就再也找不到了。人民要求替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立法人员不再受人尊重了；人们要求替行政机关执行公务，官吏们也不再受尊重了；人们要求替立法机关审理案件，法官也不再受尊重了。

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不尊重蔓延到整个社会上。老年人得不到年轻人的尊重，父亲得不到儿子的尊重，丈夫得不到妻子的尊重。人们无拘无束，谁也不尊重了，谁也不服从了。他们不再有纪律，以致到最后不再遵守法律。

当人民的委托人企图隐蔽自己的腐化，而企图让人民也随之腐化的时候，人民便陷入不幸之中。这些人口口声声称赞人民的伟大，以此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赏人民的贪得无厌，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

自身的腐化将在腐化别人的过程中滋长。人民想担任官职，以便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他们对政务一窍不通，而且懒散怠惰，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他们的懒惰只能使他们把谋求公共财产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我们不应当惊讶于选票与金钱之间的交易。要把更多的东西分发给人民，必须向人民索取更多的东西。但是，向人民索取的结果却是颠覆国家。人民从自由中获取的东西越多，他们离自由的丧失就越近了。当人民的自由基本丧失的时候，许多暴君应运而生。不要因为这些暴君弱小而忽视他们，他们具有专制独裁的大暴君身上所有的邪恶特质。当小暴君们不能容忍残留在人民身上的一点点自由的时候，大暴君便从小暴君中产生了，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奴隶。此时，人民丧失他们的所有，就连奢侈带给他们的利益也将不复存在。

因此，民主国家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倾向，即不平等的精神和极端的平等精神。前者会使民主政体蜕变为贵族政体或君主政体；后者会使民主政体堕落为专制政体，其后果更严重。

当然，那些使希腊各个共和国腐化的人们并没有都成为暴君，这是因为他们酷爱辩论更甚于武力。除此之外，还因为每一个希腊人的心中，对那些颠覆共和国制度的罪人都会充满了刻骨仇恨。也正是如此，希腊共和国在无政府状态后就毁灭了，并没有发展为暴政。

奥古斯都

古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在位)，元首政制创始者。凯撒的甥孙，原名盖乌斯·屋大维。

但是，却有一个例外，这便是小寡头政治集团之一的西拉库赛城邦，它沦为了暴政。这个城邦里有一个元老院，它在历史中很少被提及。西拉库赛经历了一般腐化的国家未曾遭遇过的痛苦。这座城邦里自始至终充满着欲望的放纵和人对人的奴役。过度的自由和残酷的奴役交替轮换，使这个城邦备受煎熬。它尽管看起来十分强大，然而，一个最弱小的国外势力却能使之发生一场革命。这个人口众多的城邦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或者把城邦托付给一个暴君，或者把一个个的人民变成暴君。前者将建立专制政府，后者将变成无政府状态。

在原始状态中，人和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却不能长久地保存下去。当人们进入社会后，原初的平等丧失了，他们可以通过法律恢复平等，但法律上的平等与他们原来的平等是不相同的。

一个优良的民主国家与一个糟糕的民主国家的区别是：前者只给予公民以法律上的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后者则力图拉平不同的等级和不同的地位，使人们之间获得绝对意义的平等。

品德是与自由密切联系的，但是当自由发展到极致时，就会变成极端的奴役。正如柏拉图所说，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极端的奴役。

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同个人一样也是会骄傲的。人们不管是谁，不管是单个人，还是群体都是会骄傲的。当人民获得巨大的成就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骄傲情绪。这个时候，驾驭他们变得十分困难。人民嫉妒官吏，并演变为对所有官职的嫉妒；人民敌视统治者，然后又变为制度的敌人。因此，沙拉米斯海峡大败波斯的胜利却腐化了雅典共和国，也正因为如此，雅典人的失败使西拉古塞人忘乎所以，导致最后覆灭。

地中海边的马赛共和国从未经历过这种时弱时强的剧烈变动，所以，这个共和国的治理总是很明智，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原则。

第二节贵族政体原则的腐化

同民主政体的原则一样，贵族政体的原则也是会腐化的。当贵族们的权力变得专横之时，贵族政体的基础就腐化了。因为专横是节制的敌人，当贵族们一个个变得专横之时，哪里还有什么节制存在?

如果进行统治的各个贵族家族遵守法律，那么贵族政体就等于由数个君主统治的君主政体，而且在性质上是一个十分优良的君主政体组成的。在这样的国家中，所有的君主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法律是君主行为的界限。一个君主，不管他是如何英明神武，不管他对国家有多么大的贡献，不管他道德多么高尚，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成为君主的，他都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君主的任何优点都不能成为他不遵守法律的理由。一个君主，即使优秀得无与伦比，即使高洁得如皎皎白雪，即使功绩可与日月同辉，也不敢保证他他不会犯错误，也不敢保证他从不谋私利，也不敢保证不会变坏。人啊，都是有局限性的，都是会变化的，把一个国家的未来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十分危险的。

在功劳面前，君主会滋生骄傲情绪，而且，长期的尊荣使君主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他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的。这样，他的决策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整个国家就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除此之外，君主长期大权独揽，长期生活在光环之下，绝对不容许别人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也绝对不允许别人的声望超过他。一旦君主感到自己的权力、威望受到挑战，他将极力打击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或者假象的政敌。如果政敌或假象政敌的权力基础十分强大，或者君主对他们的实力高估了，认为通过一般的手段打击不了他们的时候，君主就会诉诸于非常的手段，甚至不惜大动兵戈。这同决策失误一样，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另外，还有些君主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现实的政治十分不满意，而是力求构造出一个理想的国家。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主义，不惜摧毁现有的一切秩序，而且还要违背人类的逻辑对人性进行改造，结果把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追求理想的政治，或许比单单追求权力带来的危害更大。如果柏拉图的设想得以成功，建立起所谓完美的共和国，那么可以肯定，生活在柏拉图构想的共和国下的人们，比生活在希腊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下的人们好不到哪儿去。

因此，君主遵守法律是君主国中一条根本的原则，也是君主国和专制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在君主政体下，如果一个君主经常破坏法律，那么君主政体就不复存在，蜕变为专制政体，君主本人也由一个守法的君主变成无道的暴君。

当贵族不守法，任意侵犯平民的利益时，平民沦为受奴役的地位。共和国对于平民来说，已变得名存实亡。只有贵族们还在分享着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因此，共和国仅仅是贵族的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共和国，对于被统治的平民来说，却是专制国。这样，就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群体。当他们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革命就发生了。柏拉图描绘了贵族政体（柏拉图称之为寡头政体）是如何演变为民主政体的。当平民在和贵族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他们就建立起民主政体。

当世袭成为贵族制度的一大特点时，贵族政治的腐化也就趋于极点。这个时候，在贵族政治中再也找不到宽和。如果贵族们的人数较少，他们每个人分享的权力就多些，但是作为整体，他们的安全却少些；如果贵族们的人数较多，他们每个人分享的权力少些，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安全要多些。于是，随着贵族们每个人权力的不断增加，他们的安全在不断减少。等到权力越来越集中，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暴君——的手中时，无限的权力和极端的危险都集中在暴君一个人身上。

因此，在实行世袭的贵族政治下，贵族的数量与政治的宽和成正比。但是由于品德较少，贵族政治便日益萎靡，丧失活力。

一个实行贵族政治的国家，如果贵族们在法律中感到统治所带来的危险和辛苦大于快乐的话，那么贵族政治就能维系下去。如果贵族国家外患多于内忧的话，也有利于贵族政治的维持。

君主制国家的荣光与安全建立在一定的自信基础上，而共和国却需要有一定的畏惧。对波斯帝国的畏惧使希腊的法律得到维系。罗马和迦太基因为相互畏惧，都成为强国。这看起来令人奇怪，国家越安全，就越容易失去活力，就越容易腐败堕落。

第三节君主政体原则的腐化

当人民篡夺不该属于他们的权力的时候，民主政体就腐化了。当君主把社会上的各种团体的权力都剥夺殆尽，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到自己手中的时候，君主政体就腐化了。前一种情况导向多数人的暴政，后一种情况导向独裁君主的暴政。

在我看来，无论是多数人的暴政还是一个人的暴政都是邪恶的。有人推崇民主政体，认为多数人统治就是好事。实际上，无论是多数人统治也好，少数人统治也罢，都可能带来腐败、专制和暴政。民主制度本身并不具有对腐败和暴政的豁免能力。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也是令人厌恶的。因此，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权力的限度以及权力的行使。

所谓权力的限度，指的是最高权力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是不受制约的还是受制约的。所谓权力的如何行使，指的是权力是按照法治的方式行使，还是按照人治的方式行使。如果最高权力是无限的，是不受任何制约的，那么无论掌握在谁的手中，都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带来巨大的灾难。反之，如果最高权力是有限的，是受制约的，那么不论是谁在掌权，它被滥用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从而能够确保安全与自由。同样，如果最高权力是按照法治的方式行使，它的运作就会很规范，就不会出现任性和随意。反之，如果最高权力按照人治的方式来行使，权力运作的任意性会使它毁灭安全与自由。权力的限度与权力的行使方式两者是统一的。只有权力按照法治的方式运行，它才可能是有限的。

当最高的爵位只是最大奴役权的象征时，当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丧失了人民对他们的尊敬，而变成专制权力的御用工具时，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当君主颁发的荣誉自相矛盾的时候，当罪恶和光荣同加于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当公正被君主变成严酷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当卑鄙无耻的小人因为卑鄙反而获取显贵之时，当这些小人认为自己只忠于君主，而置国家与人民于不顾时，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当一个君主把表现自己的权威寄托在改变传统而不是遵循传统的时候，当一个君主随意把某些人的爵位剥夺然后又随意赏赐给其他人的时候，当君主的欲望和激情胜过他的理性的时候，君主政体的毁灭似乎是不可避免了。

当一个君主事无巨细，什么事都要管，把全国的权力集中到首都，把首都的权力集中到朝廷，又把朝廷的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君主政体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当一个君主误读了自己的权威、威望和所受的爱戴，而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中时，君主政体也要毁灭。

政体之间发生的改变，有些是没有多大害处的，比如，从一个宽和的政体变到另一个宽和的政体，害处在于从一个宽和的政体变到专制主义的政体。

第四节专制政体原则的腐化

专制政体同别的政体不同，它的原则一直在腐化，这是由专制政体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别的政体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某些偶发的原因，使其原则腐化；专制政体的灭亡则是必然的，是早就注定了。

第五节共和国的特点

就其性质来说，共和国不适宜广阔的领土，否则，共和国就不能长久保持。在一个庞大的共和国里，众多的财富会勾起人们贪婪的欲望，节制精神就会受到贬损。在共和国中，私人经营庞大的金银宝库，国家利益被私有化了。人们开始相信，没有国家，他们也是能够幸福的，也许会有更大的幸福。此后，他们甚至会认为，通过把自己的国家引向灾难能够给自己带来财富和显赫。这个时候，共和政体的原则就彻底腐化了。

在一个庞大的共和国里，公共福利受千百种因素的制约，弊端较大。在一个狭小的共和国里，公共福利比较明显，弊端较少。

第六节君主国的特点

君主国的领土应该不大不小。如果太小的话，它将变成一个共和国。如果太大的话，就容易形成割据势力。在离政治中心较远的地方，皇帝的控制力往往不及，山高皇帝远，这些地方便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实则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割据者在他的王国里，俨然是个皇帝。所以，如果君主国太大，很容易造成国家的分裂。

因此，查里曼大帝刚建立起帝国，他的儿子们就把它一分为三，奠定了今天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版图的基础。在这些国家中，又有许多割据势力。法国在最近几百年才荡平割据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德国和意大利现在仍是四分五裂，特别是德国，割据势力多得数不清。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被分为三部分。匈奴人阿提拉死后不久，他建立的大帝国也迅速分裂了。罗马帝国也一分为二。

迅速建立起无限专制是一个补救的办法，它可以起到防止帝国瓦解的作用，但它的代价却是以建立专制主义国家而告终。

第七节专制国家的特点

小国适宜建立共和政体，中等国家适宜建立君主政体，庞大帝国则适宜建立专制政体。一个庞大的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掌握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决断需要非常迅速，以弥补遥远的距离所带来的不便。皇帝还得让委派出去的官吏恐惧自己，以防他们疏忽懈怠和反叛。法律出自皇帝，但需要根据不断发生的偶然事件加以变更。一个国家越大，其中的偶然事件就越多。

第八节中华帝国

中国的气候非常适宜于人口的繁殖，所以在短时间内，中国的人口迅速增加，最野蛮的暴政也无法阻止人口的繁殖。蒙古铁蹄的蹂躏和满人的血腥统治，虽然使中国人口一度下降很多，但没过多久，人口数量又迅速回升。中国虽然有残暴的统治和异族的入侵，但是由于气候的关系，中国人将永远繁衍生息，并将战胜邪恶的暴政。

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经常会发生饥荒。当人民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就会逃难。结果各地流民聚合在一起反叛朝廷。流民造反是中国各个王朝皇帝们十分头痛的事。中国农民的生活高度依赖土地，在王朝初期，人口较少，原来的地主或者死亡或者逃难，国家手中有大量的土地可以分配，农民都能够分到土地。但是随着王朝经济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多，这时就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每家分得的土地不断减少。加之，在两三代之后，王朝日益腐败，对农民的剥削日益增加，农民的负担日益繁重。再加上天灾，农民为了谋求生路，往往把土地卖给别人，这些人从此就失去了土地。虽然经济困难因为卖地暂时缓解，但不久农民又会陷入贫困中，农民就无地可卖，或者成为地主的雇佣，或者成为流民。加之王朝的不断腐败，除农民自己主动出卖土地外，地主豪强还通过强迫的方式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一部分为地主服务外，其他人都成了流民。那些尚有土地的农民遇到大的天灾，颗粒无收，这时官府如果横征暴敛，农民就感到没有活路，就和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聚在一起，竖起反叛的大旗。

农民造反，其结果或是被官府镇压，或者消灭官府，自己又开内讧，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进行混战。因此，战争接连不断。中国的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人口都要损失一半以上。由于人口的锐减，新王朝手里就有了土地可以分配。另外，原来的许多地主豪强的实力被打垮，政府进行土地改革的阻力没有了。这样，大量的农民手中又都有了土地。到了新王朝的末年，旧王朝发生的事情又重新上演。

中国之所以发展缓慢，王朝更替的频繁和王朝更替过程中战争的残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旧王朝所创造的财富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被付之一炬，新王朝又回到旧王朝的出发点。所以，中国的财富不能得到积累，因而中国的进步十分缓慢，使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人们则容易对现状不满，会经常出现造反事件。造反所带来的战争又大量毁灭财富。这样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

中国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实行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扼杀人的创造力，扼杀人的进取精神，因而中国在最初的一些朝代有较强的创造力，之后逐渐锐减。时至今日，人们看不到中国的创造力何在。另外，实行专制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日益扭曲。中国最初几个朝代的阳刚之气已不复存在，这样的国民面临外敌入侵，能有多少勇气与侵略者死战到底呢?晚近发生的事情就是证明：十余万满族铁蹄就征服了中国。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先前的几个王朝是不可想像的。

也有一些人试图用法律来限制专制主义。但是，任何与专制主义连在一起的东西，也会被专制主义腐蚀掉，失去自己的力量。在专制主义下，法律只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只会使专制主义更残暴，而不会起到限制专制主义的作用。

总之，中国是一个实行专制主义的国家，它的原则同别的专制主义国家一样，都是恐怖。

第二卷

第九章 法律与防御力量的关系

第一节共和国的安全谋略

疆域狭小的共和国亡于外来侵略势力，疆域辽阔的共和国亡于内部叛乱势力。

上述两种情形，无论在民主制国家还是贵族制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弊害源于国家的自然本性，希图以法治克服这种弊病，是无法成功的。

如果人类不能创造出一种兼容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与君主政体的对外力量为一体的联邦共和国体制的话，人类最终非常可能被迫永远生活在一个人专制独裁的政体之下。

联邦政府的组成依据一种相互的协定。根据协定，若干个小共和国联合而成一个更大的共和国。它还可以不断增加新成员，使自己不断扩大。

正是采用了联盟的形式，希腊获得了持久的繁荣。罗马人也依靠这种联盟向整个世界发起征服战争，而整个世界也是以这种联合的形式抵御罗马、保卫自己。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野蛮人出于对罗马的恐惧，结成了多瑙联盟和莱茵联盟，方才抵御住罗马的进攻。

欧洲人皆视荷兰、德意志、瑞士同盟为永久共和国，也是联合之故也。

在古代，城市间的联盟要比在今天重要得多。那时的弱小城市要比现在冒更大的危险。征服不仅使它们失去权力，还会使它们失去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联邦共和国能够起到抵御外力、维护国家尊严和防止国内腐化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联邦制能够防止一切弊端。

那些在联邦共和国试图篡夺权力的人基本不可能得到所有联邦成员国的一致拥护。如果他在某一个联邦成员国中大权独揽，其余的联邦成员国就会因之恐慌，而予以抵制。如果他征服了一个地方，那么其余自由尚存的地方就会联合力量对抗他，并在他立足未稳之前将他击败。

如果联邦中某一个成员国反叛，其他联邦成员国可以共击之。如果某些地区存在某种弊政，那么，可以参考其他法制健全的地区给以纠正。联邦制国家的一部分灭亡并不会使整个联邦灭亡；联邦共和国也许会解体，但是，每一个成员国的主权仍然存在。

在联邦共和国内，每个成员国都分享政治权力，这使它拥有民主制的好处；在对外事务中，联邦共和国具有强大实力，这又使它拥有大君主国所有的好处。

第二节联邦应由性质相同的国家尤其应由共和国组成

迦南人之所以遭受毁灭，是因为它们都是些小君主国，而且缺乏联合，不能进行共同的防御。小君主国由其性质决定，无法结成真正有效的联盟。

德意志联邦是由自由城市以及某些隶属王公的小国混合而成。由于它的组成成分性质不一，所以，这个共和国就不如荷兰共和国和瑞士共和国完善。

君主国的灵魂是侵略与扩张；共和国的灵魂是和平与温良。除非加以人为的强制，否则的话，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是无法在同一个联邦共和国里共存的。

从罗马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当维埃人推选出一个国王的时候，托斯卡那的所有小共和国共弃之。当马其顿的君王们在希腊的邻近同盟会议中获得一个席位之时，希腊休矣。

由王公和自由城市组成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所以能够例外地生存，是因为她的领袖兼有联邦官员和君主的双重身份。

第三节联邦共和国的其他要素

在荷兰共和国中，若无其他省份的同意，单个省是不能缔结同盟条约的。这项法律很好，它是完全必要的。德意志正是因为缺少这条法律，所以才造成了由于每一个单独的成员国的轻率、野心和贪婪带来的不幸。

联盟之中所有的成员国不可能大小相近、强弱等同。吕西亚共和国由二十三个城市联合而成；每个大城市在议会中拥有三票，中等城市为两票，小城市则只有一票。荷兰共和国由大小不等的七个省组成的，但每省各拥有一票。

吕西亚共和国按照城市拥有票数的比率纳税。荷兰情况不同，它是按照每个省的经济实力进行纳税。

在吕西亚，根据投票的比例，城市的法官和官吏由公众议会选举产生。在荷兰共和国，这些职位并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各个城市自己委派官吏。若要在联邦共和国中选择优秀典范的话，非吕西亚共和国莫属。

第四节专制国家的安全谋略

共和国希图用联盟的形式谋求其安全，而专制国家却通过把自己与外在世界隔离起来的方式谋求安全。有的专制国家四边都是沙漠，这对专制国家来说再好不过了。有的专制国家则没有那么幸运，四边都是平地。这样的专制国家为了进行自我封闭，不惜毁坏自己的一部分国土，在边境上建造深沟壁垒或者使之荒漠化，使自己与外界隔离，让外敌无法靠近。

几何学中有一条公理：物体的体积越大，其周长的比例越小。所以，这种破坏边境自我隔离的做法，在大国中要比在小国中更容易被人接受。

专制国家对自己做出的恶行，一点不亚于残酷的敌人对其做出的恶行，尽管这种说法看起来有点夸大。专制国家与外界隔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在边境设置藩属。莫卧尔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国的皇帝都有隶属于自己的藩属；土耳其将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安置在敌人和自己之间作为缓冲。这种做法对土耳其大有好处。

第五节君主国家的安全谋略

君主制国家并不像专制国家那样进行自我摧残，但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君主国容易受到侵略，因此它设有要塞保卫国境，并且派遣军队驻守要塞。边境的每一寸土地都要用智慧、勇敢和毅力与敌人争夺。专制国家彼此相互侵略，只有君主国家进行战争。

设置重镇对于君主国来说是必要的，专制国家却拒之如猛虎。专制君主不敢将重镇交给任何人，因为专制国家中没有人热爱国家和君主。如果把重镇交给将领，将领很可能不听命于专制君主，轻则拥兵自重，进行割据；重则反叛，带领叛军直接杀向首都。

第六节普通国家的防御力量

一个国家的力量依赖于国家的规模。一个国家如果想使自己的国力强盛，那么它的疆域大小就要适宜。这样，当他遇到敌国的突然入侵时，能够迅速挫败敌人。不管入侵者从何处入侵，都能将他们击退。因此，国土的大小要规模适中。规模太小，很容易被敌人占领，没有回旋的余地；规模太大，则对远方的支援不力，未等援军到达时，远方的城市已经陷落。

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土面积规模适中。这使它们的防御部队可以灵活机动地调动和集结，迅速地调往境。

疆域太大，则会给行动带来很大的不便。例如波斯。当某处边境受到进攻时，把分散在各地的军队调过来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没等到军队调过来，边塞已经陷落了。敌军在毫无抵抗或者微弱抵抗的情况下以破竹之势，长驱千里，直逼对方首都城下，并将其团团围住。各地的救兵前来救援需要很长时间，军队还未赶到，首都已经陷落。而且，那些想割据一方自立为王的人，会看着首都陷落而坐视不管。那些只是由于惧怕眼前的刑罚而效忠于君王的人，当刑罚离他们远去之时，他们也就不再效忠了。他们为个人的利益而四处奔走，哪管什么君主的生与死。于是，首都陷落，帝国瓦解。

第七节邻国的软弱

如果一个国家的邻国是一个趋向衰败的国家，我们应当倍加审慎，不要去加速它的灭亡，因为它目前的情形对我们最有利。征服这样一个弱国，虽然在绝对的国力方面会有所增强，但补偿不了在相对国力方面的损失。

第十章 法律与攻击力量的关系

第—节攻击力量

攻击力量是由国际法予以规定的。国际法是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性法律。

第二节战争

国家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含义相同。人类在进行正当自卫的时候可以杀人；国家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权也可以进行战争。

在公民之间，自卫不必诉诸于攻击，向法院申诉即可。只有在事情紧迫的情况下，法律的援救不能及时到达，受攻击者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时，人们才可以对攻击者进行还击。但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许多时候是需要进行攻击的。这是因为，国家与个人是不相同的。

同一个国家之内的人们之间的行为可以用法律来规范，人们谁若不遵从，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虽然也有国际法存在，但是正如霍布斯所说，不带剑的契约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国际法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来保障它实施。所以，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遭到国际法的惩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人们进入社会前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正如霍布斯所描述的，人们之间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人们之间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人们之间相互攻击和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尽管在自然状态下，也有自然法的存在，但是它缺乏后盾，没有什么最高权力来保障它的实施。人们发现，遵守自然法反而要吃大亏，这是因为有人不遵守自然法，那些遵守自然法的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于是人们纷纷不再遵守自然法，自然法就成了一纸空文。最先不遵守自然法的人是那些力量较强的人，因为他人们不用担心别人的惩罚。国际关系中也是如此，国际法缺乏后盾，那些入侵别国的国家得不到惩罚。同自然状态下的人一样，最先破坏国际法的国家也是力量强大的那些国家，这些国家仗着自己的力量强大，根本不把别的国家放在眼中，毫无顾忌，没有别的任何国家可以对他们的侵略和暴行进行制止。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类似于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一个国家看到继续维持某种长久的和平，却有可能被另一个国家消灭时，进行攻击是防止自己民族灭亡的惟一可供选择的方式。

因此，小国比大国拥有更多的进行战争的权利，因为小国更容易被别的国家消灭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争是小国保存自己的必要手段。

所以，战争的权利建立在正当性基础之上。只有战争是出于正当的考虑，那么战争的发动者才可以说是具有战争的权利。

如果发动战争是出于掠夺土地、财富和人口，或者出于争夺霸权，或者为了某种荣耀，或者出于进行种族灭绝的考虑，那么这样的战争是不正当的，发动者也就不具备进行战争的权利。他们进行的战争是不义的战争，是要受到谴责的。如果某个国家在历史上遭受另一个国家的大规模的屠杀和肆无忌惮的蹂躏，那么它对这个国家发动战争进行报复，则不能视为不正义的。洗刷耻辱的最好方法是把耻辱加倍返还。但是，在报复的时候，不能任由人的野性膨胀，报复也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也不能采用极其恶劣的手段。以适当的方式给予适当的报复是正义的。

在报复问题上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倾向是不加限制地、加倍地进行报复。当轮到遭受耻辱的国家进行报复时，它也采用那些曾加给它痛苦的手段，而且变本加厉。这种做法超出必要的限度，是不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应该禁止这种暴行发生的。

还有一个错误做法，就是对侵略者宽大为怀。有的国家在战胜使自己遭受巨大痛苦的国家后，居然宽大为怀，除了象征性地找几个侵略者加以惩罚外，把侵略军全部释放，不去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这是一种比前一种倾向更为错误的倾向。宽容侵略者的行为比加倍报复侵略者的行为更不正义。本想通过显示自己的宽容来使侵略者产生负疚感，但结果却未必如此。有些民族很变态，对它和善宽容，它反而感觉自己有理，感到对它进行宽容的国家容易欺负；如果对它进行报复，让它也饱受巨大灾难，它反而会对那个国家友好。对于这样没有廉耻之心、忘恩负义的变态国家除了报复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手段。

当然，不是无限制地报复。可以不在它的国家杀烧掳掠，但是要把侵略军中的绝大多数全部处死，只留下一些没有犯下罪行或暗中支持反抗侵略的人。

君主凭借其权威固然能增强国力，君主凭借其正义同样可以增强国力。

第三节征服的权利

征服的权利是从战争的权利中产生的。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因此应当遵循后者的精神。

当征服者征服某一民族时，征服者所拥有的权利将遵循四种法律形式：\[1\]自然法。万物依此要求自保。\[2\]直觉理智法。它要求人们将心比心。\[3\]政治社会构成法。大自然对政治社会存在期限不存在限制。\[4\]征服推演法。它是由征服本身推演出来的法律。

征服国对待被征服国可以采取四种方式：\[1\]遵照被征服国原有的法律和风俗，保留原有的管理机构。\[2\]打碎原有的官僚机构，建立崭新的统治机构。\[3\]摧毁被征服国的整个社会结构。\[4\]从肉体上灭绝被征服国的全体公民。

第一种方式与我们今天的国际法相符合，第四种方式是古代野蛮国家所采用的手段。哪种方式进步、哪种方式落后一目了然。我们应当谴责古代野蛮的暴行，赞美今天的理性和文明。

某些法学家，假定征服者拥有杀人的权利，这简直是荒谬透顶。根据他们的逻辑，必然会得出征服者进行大屠杀完全正当的结论。可以看出，从他们的逻辑中得出的结论是多么地可怕。事情决不能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征服一旦完成，征服者就不再拥有杀人的权利了，即使在征服的过程中，也不能随便杀人。

政治家们则从征服者的杀人权利中引申出进行奴役的权利。他们这个结论同那些法学家的结论一样荒谬。

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是西欧封建主和天主教会从1096年至1291年发动的对中近东地区的远征。其目的是借反对异教徒，掠夺近东地区的土地和财富。

只有在必须进行奴役才能巩固其统治时，征服者才拥有奴役的权利。征服的目的在于自我保存，所以，决不能把奴役视为征服的目的。奴役仅仅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目的和手段是不能等同的，目的是价值层面的东西，是根本性的东西；手段是工具层面的东西，是辅助性的东西。

既然奴役仅仅是个手段，那么，将奴役永久化就混淆了目的和手段，违背了事物的客观本性。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使被奴役的人民能成为与本国人民一样的臣民。在进行征服的时候，奴役仅仅是个权宜之计。奴役之后还要使被征服国的生活正常化。征服者如果能对被征服国的人民和本国的人民一视同仁，甚至根据特殊的情况，给予他们特殊的优惠。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被征服国家的人民渐渐对征服者产生认同，不再视他们为异类。当征服国与被征服国在习俗、文化、宗教、法律、心理素质等各方面趋同的时候，两个不同的民族就可以和睦共处了。

我的上述观点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的祖先征服罗马帝国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战争之时制定严峻的法律，当局势平定下来后，法律逐渐变得宽和起来。勃艮第人、哥特人、伦巴底人总是视罗马人为战败国，对它进行奴役。但是欧里克、贡德宝和罗塔利却将罗马人和自己一视同仁。

查理曼为了征服撒克逊人，残酷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公民身份和财产所有权。“柔弱的路易”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这是他统治时期的最大仁政。时间和奴役已经使撒克逊人的性格趋于温和，加上路易的仁政，所以，他们对路易保持持久效忠。

第四节被征服民族获得的某些利益

如果政治家们不是把目光放在如何对被征服的国家实施暴行，而是放在如何为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做好事上，那就再好不过了。

被征服的国家中许多都是黑暗腐朽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政治上十分黑暗，统治阶级十分腐朽或者十分残暴，或者兼而有之。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生活在贫穷之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统治阶级却骄奢淫逸、花天酒地，人民一年的收入还赶不上统治者与富人的一顿饭钱。统治者和富人为了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贪婪欲望，对贫穷的人民仍然进行肆无忌惮的盘剥，人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艰难，还要受到不断的压榨，真是处于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政治上，专制独裁，人民的自由被剥夺，人民不能表达自己的不满，否则就有牢狱之灾或杀头之虞。统治者随心所欲，视人民为草芥，随意杀人，人民每天除受贫穷的煎熬外，还要提心吊胆地生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横祸飞来。除了经济贫穷和政治黑暗外，有的国家还实行歧视政策，或民族歧视，或阶层歧视。不同的民族和阶级之间壁垒森严。就像印度那样，四个种姓界限鲜明，人们出生的时候属于什么阶层，死的时候还是什么阶层，没有改变的机会。一个人生下来是奴隶，终生都是奴隶，丝毫没有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机会，人们生活在绝望之中。人们厌倦了这种生活，想改变它，于是他们密谋推翻现存的政权。但是由于统治阶级力量的强大，人民进行的数次革命都失败了。统治阶级的力量之强大，以致使内部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要推翻黑暗的政权，就要靠外力。

外来征服者凭借其巨大的力量一举推翻黑暗政权，为生活在黑暗政权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解放的机会。但是征服者如果继续延续原有的黑暗统治，或者变本加厉，对被征服国人民来说，还不如生活在原来的政权之下。征服者改变原有政权的统治方式，实行开明的统治，对被征服国人民来说是件好事。但是，征服者如果在征服过程中大肆屠杀，实施暴行，那么人们宁愿不要后来的开明统治。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了。比如，一个有一千万人口的正受暴君统治的国家，突然遭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入侵。侵略者在征服这个国家的过程中，肆无忌惮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等到平定这个国家的时候，人已经被他们杀了一半，这个代价是不是太高了?所以，人民宁愿忍受本国的黑暗统治，也不能容忍外族的野蛮屠杀。如果征服者在征服过程中尽量避免杀人，在征服之后又实行开明温和的政策，这对被征服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他们从中获得许多好处。

比如，被征服国家原有的债务可能随着征服的结束和新的统治的建立而获得减免。征服者可能比原有的君主贤明和谨慎，既不会像前君主那样打扰人民，也不会像前君主那样盘剥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弊端甚至不需要刻意加以消除，便自行消失了。

征服者有可能消除被征服国家的一些陋习和偏见。有的国家十分落后，陋习多多，让人无法容忍，通过征服，有可能改变有害的习俗和偏见。

西班牙征服者在墨西哥干尽了坏事。他们本应该向墨西哥人传授悲天悯人的精神，但是却给他们带去了狂热的迷信。他们本可将墨西哥的奴隶变为自由公民，但是，与此相反，他们却把自由公民变为了奴隶。他们本来能够通过教育使墨西哥人废除祭祀时供奉活人的恶习，但是，他们做的是大规模屠杀墨西哥人。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第五节共和国所进行的征服

如果一个民主共和国征服了某一地区，而又不把民主推广到这里，这是不利于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的。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权，这样，被征服地区的抵触心理就会减轻，这有利于征服者进行统治。另外，不宜征服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为在这样的国家推行民主会遇到许多困难。

如果一个民主共和国是出于把被征服国人民变为其奴隶的考虑，那么它自身就变得十分危险了。被征服国人民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必然要反抗。这样的话，就只能派去重臣，并赋予他很大的权力。重臣很可能趁着混乱的时候，在所征服的地区自立为王，从原有的帝国中脱离出去。

民主国家的征服活动还存在一种弱点，即它的统治将永远受到被征服国家人民的憎恶。这种统治看起来像是君主统治，但实际上却比君主统治更为残酷，诸多的历史经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遭受民主国家征服的人民是非常悲哀的。他们既不能享受到民主的好处，也无法享受到君主国的好处。

所以，当一个共和国征服某一个国家时，应该竭力避免由此造成的各种弊端，并且努力制定出各种优良的法律。

第六节君主国所进行的征服

有的国家在进行扩张时，损耗巨大，所获得的利益抵不上损耗。如果一个君主国不因长期扩张而导致自己实力削弱的话，它就会成为一个令人恐怖的强国。因此，为了保障自己的实力不致削弱过多，君主国应在势力范围内进行扩张，适可而止。否则，不顾实力地进行扩张，将导致巨大的损失。

征服国应保留被征服国的原有事物，诸如原有的政治体制、政府机关、法律、习俗和宗教等等。除了军队和元首必须改变外，其余所有东西都应依旧。

如果一个君主国在扩张的时候得到周围小国的帮助，它应该给予这些小国一些好处。这样，下次扩张时，这些国家还愿意提供帮助。

长期进行扩张是不适宜的。长期的扩张战争将会消耗掉国内众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人们将会变得不堪重负，对政府渐生反叛之心。这对君主国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很可能征服还没有成功，内部却先乱了。

一个以扩张为己任的君主国，它的都城无比繁华，稍微偏远的省份却是万户萧疏、民生凋敝，但最边缘的地区却又很富足。正如地球一样，中心是火，表面是青草绿树，而干枯、寒冷和贫瘠的土地介于两者之间。

当一个君主国征服另一个君主国时，如果被征服的国家是小国，宜于直接统治；若果被征服的国家是大国，只适合间接统治。

第七节实行征服的专制主义国家

当扩张形成一个庞大的帝国时，就容易产生专制主义的倾向。在此情况下，帝国的军队就显得捉襟见肘。皇帝身边必须有一支忠实的军队，以便随时听从他的号令去平定帝国境内的叛乱。这支军队必须是一支装备精良、勇猛无比，战斗力极强的部队，这样才能对其他军队形成威慑，使他们不敢叛乱。中国皇帝的身边有一支庞大的满洲军队，以备不时之需。莫卧尔、土耳其、日本，都有一支这样的军队，以震慑其他军队的反叛。

专制君主应该把被征服国家作为自己的藩属。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由征服者直接治理被征服的国家，他委派的大臣对如何治理被征服的地区知之甚少，不利于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与控制。另外，这些被授予大权的大臣们很容易尾大不掉，不好约束。除此之外，征服者还不得不抽调国内的军队去保卫新边疆，成本很高。反之，如果征服者实行间接统治，让被征服国家在服从的前提下进行统治的话，他不但可以省去许多心思，可以节约许多人力、物力，而且他还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同盟。不久之前，波斯王那第尔征服了莫卧尔帝国，掠夺它的宝藏之后，就把印度斯坦留给了它。

第十一章 规定政治自由的法律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第一节概论

我把同政治制度有关的政治自由的法律与同公民相关的政治自由的法律区分开来。前者是本章的论题，后者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

第二节关于自由的几种含义

自由是一个常见的概念，但对于什么是自由，众说纷纭。霍布斯的自由不同于柏拉图的自由，洛克的自由与霍布斯的自由也有所区别。

柏拉图将自由视为自主。在柏拉图看来，人的自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们无知、轻信、自私、贪婪，如果给他们自主，就等于给他们犯错误和干坏事的机会。在柏拉图看来，自主会导致以下结果：

第一，错误的盛行。人们都是无知和轻信的，很容易犯错误。首先人们是无知的，除了哲学家掌握真理外，其余的人只掌握意见。在柏拉图看来，人们就是洞穴里的囚徒，只能看到洞壁上火光的投影，看不到真实的火光，只有在哲学家的教育下，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到真实的火光。误把火光的投影当作真实的火光，实际上就是误把意见当作真理。用意见来指导人们的行为，是要犯错误的。其次，人们很容易轻信。人们很容易相信蛊惑家的言论。蛊惑家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人们的耳旁轻轻许下美好的诺言，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捧上高位。等到他一旦飞黄腾达，便背弃推举他的人们，干出许多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来。

第二，邪恶的猖獗。人们被赋予自由后，在道德上面临着两种选择，干好事的自由与干坏事的自由。绝大多数人都是欲望的动物，在欲望的支配下，人们往往干出坏事来。如果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想干坏事也没有机会。

除了上述两个结果外，自主还导致偶然性和“不应得”。“应得”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正如西塞罗所作的定义：各人应得的归于各人。也就是说把人们应该得到的东西给予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不能给他们。人们的自主恰恰与应得相违背。人们的自主行为都是自发的，自发的结果则充满了偶然性，造成了应得与不应得互换的结果，这是与应得原则相违背的。比如，政府中的官职应该交给那些才识卓越、品德高尚之人。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官职的获得不是根据应得原则进行的，而是自发的结果。为了获取官职，人们动用各种手段，有的人靠关系，有的人靠巴结，有的人靠行贿，总之，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有，这种自发竞争的结果常常是那些品行恶劣、才具平庸之辈胜出，那些才识卓越、品德高尚者却被淘汰出局。自发的结果难道不是与应得相违背吗?生活中这样的事情还少吗?好人受难，坏人作威作福，难道不是自发的结果吗?如果社会生活能被很好安排的话，这种结果难道不是可以避免的吗?

所以，柏拉图视自由为仇敌。因此，他主张是由哲学家根据真理进行设计的，完全符合应得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会出现倒置现象。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状况将获得他们应得的东西。

霍布斯将自由视为外界障碍的不存在，这是对自由的机械主义的解释。外在障碍既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当外在障碍是物时，并不构成对自由的否定。比如一条大河拦住人的去路，虽然人们的行动受到阻碍，但并不能说人们是不自由的。只有当人们受到他人的干涉时，才可以说是不自由的。

还有些人认为，能够轻易废黜统治者权力的人，就是自由；还有些人认为，具有选举统治者的权利，就是自由。还有些人将携带武器和实施暴力的权利看作是自由。另外，还有些人把长期保留自己的习惯称作自由。

许多人还常常将自由与某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在民主制度下，人们的自由广泛；而在君主制度下，人们的自由极其可怜。这实际上是把民主与自由混为一谈。民主并不等于自由，自由也并不等于民主。实行自由的制度不一定是民主制，君主制也可以实行。同样，民主制下人们也有可能不自由。

上文中已经说过，无论是多数人统治也罢，少数人统治也罢，都可能带来腐败、专制和暴政。民主制度本身并不具有暴政的豁免能力。在民主制度下，人们的自由照样可以受到侵犯。自由的关键不在于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而在于权力的范围以及权力的行使方式。

只有当权力是有限的和依法运作的时候，自由才最有保障。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于公民的自由而言，法治比民主更重要。

那么，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第三节什么是自由

有些人认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自由。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无法无天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仅仅意味着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做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那么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也有这个自由。所以，公民没有犯罪的自由，没有杀人放火的自由，没有损害别人合法权益的自由。法律是公民自由的界限，一旦公民的行为越过法律，那么他的自由便不复存在。

霍布斯曾说过，自由的路加城的公民因为也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因此并不比专制国家君士坦丁堡的臣民的自由更多。此言谬矣。自由并不是不受法律的制约，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诚如洛克所言，法律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护自由。

民主制下，人民掌握权力，但人民掌握权力并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就是自由的国家。人民很可能滥用权力。当人民以违背法律的形式滥用权力时，政治自由便不复存在了。民主制的政府既可能是温和的，也可能是严厉的。政治自由需要温和的政府，但是并非所有温和政府都能保证政治自由，只有在国家权力不被滥用时，政治自由才能存在。因为即使民主制下的温和政府也存在着滥用权力的可能。有人也许对此表示怀疑，其实，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说来令人惊奇的是，就连道德本身也是需要有界限的!人们往往认为某些品德高洁之士能够严于律己，能够审慎地使用权力，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没有人能够禁得住绝对权力的诱惑。如果权力没有界限，这些品德高洁之士也会无休止地把权力行使下去。

既然权力容易滥用，就必须加以防止。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对抗权力，也就是使国家不同性质的几种权力相互制衡。权力由法律来保障，而法律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为后盾。所以，只有国家的几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之间才有相互对抗的能力。

第四节保证自由实现的政治制度

实现自由不能依靠某几个开明的领导人，而要靠稳定的自由制度来保证。那么这样的政治制度出现在什么样的国家呢?

虽然所有的国家在追求自我保存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但各自又追求特定的目标。罗马帝国追求疆域的辽阔，中国追求和平，马赛追求贸易和利润，英格兰追求自由。对目的的不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政治的取向。英格兰建立政治制度的直接目的是追求自由，在这里，自由能够很好地实现。

下面，让我们考察一下英格兰的政治制度，看它是如何保卫自由的。

上面讲过，权力滥用会极大地损害自由。为了防止权力滥用，最好的方式是使国家的不同性质的权力之间相互制衡。那么国家的权力可以划分为哪几种呢?

洛克认为国家权力可划分为立法权、对外权和执行权。我的划分方式与洛克不同，我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立法权负责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它隶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权负责执行法律和按照法律管理国家，它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权是根据法律进行审判，它隶属于司法机关。

上述三种权力必须分开行使，否则的话，两种或三种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所有权力掌握在同一主体手中，就给了它不加制约的无限的权力，就为权力滥用大开了方便之门。权力滥用，必将侵犯公民的自由。

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机构之手，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人们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强制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自由同样也就不复存在了。司法权同立法权合在一起，就会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在一起，法官便掌握了压迫的力量。最糟糕的情况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机构行使以上所有的三种权力，这时自由将彻底毁灭。

也许有人对上述观点表示怀疑。他们声称，君主制是最糟糕的政体，实行君主制的国家情况最糟糕。而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则好得多，但实际情况与这些先生们的看法大相径庭。

欧洲多数王国的政体在政治上是温和的。因为拥有前两种权力的国王，把第三种权力交给他的臣民去行使。在别的一些国家则不同，例如土耳其，苏丹集这三种权力于一身，自由荡然无存。

在意大利的共和国中，这三种权力也合在一起。所以，这里的自由比君主国中还要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些国家的政府也需要采用土耳其政府的那种残暴手段。国家设立监察局和检举箱，告密者随时都可以采用书信的形式加以告发。

虽然也称之为共和国，但其公民的境遇却何等的悲惨。同一个机构，既拥有立法权，又拥有司法权，其结果是：因为拥有立法权，它可以用公共意志来蹂躏整个国家；又因为还掌握司法权，它可以用私人意志去摧毁每一个公民。

所以，一个国家公民的自由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政体制度，而在于这个国家权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无限权力的国家即使是共和制，公民的自由照样要受到侵犯。反之，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即使实行君主制，公民的自由也能得到保障。要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实行分权。如果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手中，那么它就是无限的和不受制约的。在这种境况下，公民的自由怎么能有保障呢!

下面对三种权力分别进行论述：

1.立法权。

在自由的国家中，由于人们都具有自由精神，认为应该由自己来统治，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共同行使。但是，所有人共同参与立法又是不可能的，不但大国不可能，即使小国也会有许多不便。比如，立法需要开会。开会需要一定的场地，去哪儿寻找容纳几万人的开会场所呢?而且，这么多人开会，会要开到什么时间才能结束呢?所以，尽管立法权应该由人民共同行使，但这一点在操作上无比困难。

全体人民共同行使立法权还有一个难点，那就是由于人民自身的素质所限，不适合讨论国家大事。人民智慧平庸，知识缺乏，根本没有能力来讨论国家大事。

为了解决上述困难，既使立法权代表全体人民，又使其能够顺利行使，需要代表制度。同时，人民代表智慧高于一般人，有能力讨论国家大事。因此，立法机关应该由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会议，来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

人民的代表不应以全国为单位进行选举，而要以地方为单位进行选举。以地方为单位，每个地区选择几名代表，共同组成国家代表会议。

代表们虽然由人民选举产生，但不必事事请示。代表一经选出，他们就被选民授予了独立决策的权力，他们可根据情况，对事情加以灵活处置。如果事事请示人民，必然大大延误时间，大大降低办事效率。特别在非常时期，更需要尽快作出决策，一旦迟滞，会带来很大祸患。

公民都应该有投票权，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那些社会地位过于卑微，以致被认为不具有自己意见的人除外。

公民都有投票权，而没有决议权。人民能力低下，知识缺乏，怎么能胜任参与决议呢?古代的共和国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赋予人民参与决议的权利，这是与他们的能力不相称的。

在一个国家中，总有一些出身高贵、拥有财富或显赫名声的人。这些人不应该和普通大众混为一谈。如果像其他人一样，也给予他们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公共自由将变成对他们的奴役。他们因出身、财富、名声，应该享有更大的投票权。对他们来说，一人两票是合适的。

为了防止平民对贵族的侵犯，组成一个贵族团体是必要的。贵族团体和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平民的团体共同行使立法权。二者有各自的议会，允许有各自的见解和利益，并允许他们来捍卫自己的见解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贵族团体应该是世袭的。首先它在性质上就是这样，贵族本身就是世袭的。其次，贵族有强烈的愿望保留自己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在自由的国家中由于被人民所憎恶，而使贵族的处境十分危险，所以有一个世袭的贵族团体来确保贵族的特权是必要的。

不过，世袭的特权容易演变成追逐个人私利的工具，而置平民的利益于不顾。这不但损害平民的利益，还会加剧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冲突，破坏社会安定和损害个人自由。因此，这种世袭的权力在立法上只应该有反对权，而不应该有创制权。

所谓创制权是指有权制定的法律或修改别人制定法律的权力；所谓反对权，是取消别人所做决定的权力。贵族团体自己不能够制定法律，也不能修改平民代表团体制定的法律，只能够否定由平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法律，使其无法通过。

立法机关工作的方式就是召开会议，进行决策和制定或修改法律。所以，如果立法机关长期不召开会议的话，等于名存实亡，行政权力必然膨胀，这样权力集中在一个机构手中，自由便不存在了。

但是，立法机关也不应该频繁地开会，频繁地开会一是没必要，二是将会侵蚀行政权力，因为立法机关在完成制定和修改法律之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能是对行政机关指手划脚，肆意插手行政事务。这势必破坏三权分立精神。

英格兰的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上院和下院之间彼此反对、相互钳制，二者又都受行政权的约束。行政机关有权召集立法机关集会并决定其期限。

2.行政权。

行政权应该掌握在国王手中。因为行政事务需要迅速行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便于行动。如果掌握在议会手中，则拖沓不堪，极大地影响效率。与立法权相反，行政权力交给一个人比交给许多人行使要好。

如果不把行政权力赋予国王，而是把它交给由立法机关选举或任命产生的人，那么行政权将隶属于立法权，行政机关成了立法机关的附庸，三权分立的原则被破坏，自由也将不复存在。

行政机关可以参与立法，但必须是通过反对的形式参与立法，它不能参加立法事项的辩论。如果行政机关以直接的形式参与立法，它将侵蚀立法权。这时，自由便不存在了。

军队应直接听命于行政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这是由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军队是重行动而轻辩论的，它需要快速的行动，立法机关的久议不决妨碍军队的行动。

3.司法权。

司法权不应由贵族把持，而应在每年的特定时间内，由人民的代表依照法律的规定来行使。人民的代表组成一个法院，其存在时间的长短根据需要来确定。这样，令人畏惧的司法权就不会为某些阶层或群体所垄断。人们所惧怕的不再是哪一个法官，而是执法机关。

法院在进行审判时，应该以固定的法律为依据。如果判决只代表法官个人的观点而不是国家的意志，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就会不明白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因为国家的意志是稳定的，而法官个人的观点则是任意变化的。

贵族应有贵族法院来审理。贵族总是受到人们的妒忌，如果把他们交给平民来审判，平民就会跟他们处处为难，使他们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因此，贵族不应该在国家的普通法院受审而应交由贵族法院去审理。

这是英格兰政府与大多数古代共和国相比之下的优越之处。后者弊病在于，民众既是法院又是原告。

这就是英格兰的政治制度。我现在无意探讨英国人现在是否享有这种自由，我要做的仅仅是说明这种自由已由他们的法律确立起来。

第五节我们熟悉的君主国

我们所知道的别的君主国，不像英格兰那样，把自由作为直接目标，它们只追求公民、国家和国王的荣誉。然而，从这种荣誉中却能产生出一种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对于国家的繁荣很有好处。

在这些国家里，三种权力的划分并不是像英格兰那样。每一个国家的权力划分方法各有自己的特点。只要进行权力划分，就会或多或少地带来一些自由。否则的话，君主政治就会衰变为专制统治。

第六节小结

我希望研究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温和政体中的三权划分情况，并依此来考察在每—种政体中能够使人享有自由的程度。但不应该抓住一个问题不放，应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

第十二章 规定政治自由的法律与公民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主旨

仅仅从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政治自由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把它放到与公民的关系中去考察。

在政治制度方面，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分立而建立的。在与公民的关系方面，政治自由就是要让公民有安全感。

政制自由与公民自由是两种不同的自由，前者指的是政治制度的自由，后者指的是个人的自由。在政制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存在四种关系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政制和公民都自由。在这种状况下，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以防止专横权力对自由的侵犯。公民也被赋予了某些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他们维护自身自由的基本保障。

第二种类型是政制自由，但公民不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防止权力专横侵犯人民自由的法律，但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肯定和有力保障。

第三种类型是公民自由，但政制不自由。在这种状况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法律明确的肯定，并得到法律有力的保障，任何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都将受到制止和惩罚。但政治制度却是集权的，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中，因而政治制度是不自由的。

第四种类型是政治制度和公民都不自由。政治制度是专制集权制度，所有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手中，公民没有基本的自由和权利。

在上述四种类型国，第一种最好，最后一种最差，中间的两个介于两者之间。

在自由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上，自由的存在仅仅依靠法律，也就是说，规定政治自由的政治制度是通过法律建立起来的。但在自由与公民的关系上，除法律之外，道德、宗教、习俗、惯例都能够成为自由的基础。也就是说，上述事物都有利于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他人的干涉和侵犯，从而确保公民的自由。

第二节公民自由

有一种自由，被称为精神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哲学上的自由，不是政治上的自由。

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他认为，当理性在灵魂中占据主导地位，激情和欲望服从理性时，个人就实现了正义。柏拉图讲的是精神正义而不是精神自由。首次明确阐述精神自由的是斯多葛派。

斯多葛派的精神自由思想建立在其自然法学说之上。斯多葛派认为，整个宇宙受一个必然性的支配，这个必然性被称为理性，理性就是自然法。因此，斯多葛派讲的理性实际上是客观必然性。在斯多葛派看来，整个宇宙受普遍理性的支配，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人的理性同宇宙的理性是一致的。

斯多葛派认为，人们因为拥有理性而获得精神自由。完全生物意义上的人，是不自由的。当人们按照理性也就是按照自然法行事时，他们就是自由的。因为理性同人的本性是相一致的，服从理性、服从自然法就等于服从人的本性。

斯多葛派所言的精神自由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这种精神自由主要是一种道德自由。它通过理性和良知对欲望与激情进行控制，以此来趋善避恶。当一个人勃勃的欲望受到理性和良知的规约时，他就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我所讲的自由不是斯多葛派讲的精神自由，而是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

为了保障公民的安全与自由，必须有良好的刑法，一可以使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二可以使无辜之人不致被冤枉。

刑事审判所依据的最为稳妥的是知识，而不是别的像宗教、习俗之类的什么东西。知识为刑事审判的可靠性奠定基础。

因此，自由只能建立在知识的实践基础上。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拥有良好法律的国家内，一个即将被处死的罪犯也比专制国家土耳其的高官一自由。

第三节证据

单凭一个证人的证词就把一个人处死，这对自由的危害特别大。出于审慎的考虑，应该有两个证人。当其中一个证人的证词不利于被告，而引起被告对此的反驳时，需要第三人出来做证。当然，两个证人也是不够的，谁敢保证两个证人没有事先商量好呢?谁敢保证两个证人的道德品质就能够使人相信呢?所以，证人越多越好，更容易接近事实的真相。

仅有证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物证。证词从根本上来说只是辅助性的，物证才是根本的。仅有证言而没有物证，是不能给人定罪的。在缺乏物证的情况下，仓促给人定罪，极有可能会出现冤案。冤案对自由来说，是个莫大的威胁。因为冤案可能降临到每一个公民的头上，从而使每一个公民的自由都面临着威胁。

第四节根据犯罪性质量刑有利于保护自由

如果刑罚根据犯罪的性质而定，那么自由就能得到切实保障。如果刑罚根据的不是裁判者变幻不定的意志，而是事物自身的性质，那么刑罚就不是对人的暴政了。

罪行可分为四种：危害宗教罪；危害风俗罪；危害公共安宁罪；危害公民安全罪。应该根据罪行的不同性质施以不同的刑罚。

危害宗教罪指的是直接侵犯宗教的犯罪，对宗教间接的侵犯不适用于这个罪名。所谓直接侵犯宗教的犯罪指的是一切单纯的亵渎神圣的行为，比如对上帝不敬。间接侵犯指的是并不具有侵犯宗教的直接故意，而是在无意中对宗教构成伤害。比如，有些骚扰宗教活动的行为，不能归之于此项罪名，而应归之于危害公共安宁罪或危害公民安全罪。

在危害公共安宁和危害公民安全的罪行中，秘密的行动是司法审查的对象。但侵犯神灵的场合，只要没有犯罪行为发生，它在司法管理范围之外。如果不是这样，就给诬告和陷害打开了大门，公民的自由就得不到保障。

我们应该去宣扬上帝的光荣，而不应该为他复仇。因为为上帝复仇，就是为一个无穷无尽的存在物复仇，在这种情况下，刑罚将变得没有尽头，各种暴行和冤假错案就会随之而来。

违反风俗的犯罪是第二种罪行。例如，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违背了男女方面的道德，并达到一定程度，就构成了违反风俗罪。通奸、卖淫、同性恋都是男女关系方面不正常的表现。虽然每个国家对以上行为惩罚的程度各有不同，但都视其为犯罪。在伊斯兰国家，男女通奸是要被石头砸死的。

这种犯罪大多不是存心作恶，而是为了满足一时之乐。比如，通奸的男女并不是诚心与社会作对，而是忍受不了情欲冲动，经受不了诱惑而致。所以，这种犯罪的主观恶性是不大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强奸、诱奸和骗奸不属于此种犯罪，而属于危害公民安全罪，是要严加惩处的。

危害公共安宁是一些轻微的犯罪，它损害的对象是公共的安宁。比如，组织一帮人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这类犯罪罪行较轻，不宜重处。

最严重的罪行是危害公民安全罪。它包括危害公民的生命、健康、自由、财产等各项权利。这项犯罪最严重的要判处死刑。

有人主张废除死刑，那简直是糊涂至极。死刑怎么能够废除呢?死刑是病态社会的矫正器，死刑是一个社会不致在病态中毁灭的重要工具。如果死刑被废除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将失去顾忌，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将有更多的人受害。这是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而言的。另外，从社会公正而言，不把这些罪恶多端的人处以死刑，怎么对得起那些身受其害的人呢?对罪犯的宽容就是对受害者的残忍。试想，如果不把这些罪恶多端的罪犯处死，怎么抚慰那些仍然活着的受害者，又怎么告慰那些被他们杀死的灵魂呢?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在刑罚上是正当的。在古代，人们犯下什么样的罪行，就给予什么样的惩罚。例如，有人打瞎别人一只眼，那么他将遭受的惩罚是毁掉一只眼；如果他打断别人一条腿，他的腿也将被打断。偷东西的人被砍掉手，强奸犯被割掉生殖器，如此等等。在现代，对等的进行惩罚已被视为不人道。所以，在惩罚罪犯时，把对等的惩罚转化成别的形式，如自由刑。比如，偷盗被判为五年以上自由刑直至死刑，强奸被判为十年以上自由刑直至死刑。

还有人主张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他们宣称，故意伤害罪的程度要远远轻于故意杀人罪，所以，故意杀人罪可以判处死刑，但故意伤害罪不能判处死刑。这也是糊涂至极。在我看来，故意伤害不能豁免死罪，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故意伤害可能不止一例，如果罪犯对多人施以故意伤害，那么就应该比对一人进行同样伤害的后果更加恶劣。对伤害一人与伤害十人的罪犯处以同一等级的刑罚，这直接有悖于司法公正，也鼓励人们犯罪。反正伤害一人与伤害多人都判不了死刑，干吗不多伤害人?

第二，故意伤害行为给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有的是轻伤，有的是重伤，还有的是高度重伤，还有可能是死亡。根据罪刑相当的刑法原则，对于不同程度的罪行就要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罪行轻的给予较轻的惩罚，罪行重的给予较重的惩罚，罪行特别重的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只有死刑才能满足最严厉的惩罚。

第三，故意伤害行为的主观恶性和犯罪情节等都有不同情况。一是故意伤害行为的主观恶性不同。故意伤害可能是出于义愤，也可能出于报复，也可能出于掠夺别人财物的需要，还有纯属于以伤害别人为乐的犯罪心理。上述几种犯罪心理，其主观恶性是不同的。出于义愤的故意伤害罪，主观恶性较小；纯属于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故意犯罪主观恶性最大。如果在其他情况相同时，出于掠夺别人财物的需要而进行的故意伤害，被判为终身监禁，那么纯属于以伤害别人为乐的故意伤害罪就应该比此判得高，那就只能是判处死刑。二是犯罪的情节不同。有的故意伤害罪犯罪情节相对来说不太恶劣，有的故意伤害罪犯罪情节则十分恶劣。例如，在实施故意伤害时，有故意加重受害人痛苦的行为，或者手段极其残忍。这种情况，在量刑的时候就要考虑加重处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犯罪情节不是最恶劣的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时候，那么犯罪情节极为恶劣的故意伤害罪就应该被判处死刑。

第五节邪术罪与异端罪

对邪术罪和异端罪的控告要十分谨慎。因为，对于什么是邪术，对于什么是异端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任何人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邪术和异端，即使那些品质最善良、品德最高洁、做好事最多的人也很有可能受到这些罪名的指控。如果统治者对这种控告不加以规范和限制的话，它将会为诬告大开方便之门，成为无穷无尽暴政的源泉。而且人们越无知，对邪术和异端的控告就越危险。

第六节同性恋罪

同性恋在道德上是十分可恶的，但在法律上对它的惩罚要慎重。在进行立案审查时，不要随便听信告发，要有真凭实据。不然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许多冤狱。

第七节大逆罪

中国的法律规定，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法律。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什么是不敬，所以，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可能被控告为大逆罪，而被灭三族或灭九族。

第八节侮辱神圣罪和大逆罪的滥用

罗马的一条法律规定凡对皇帝的判决或用人表示异议，就按侮辱神圣罪处理。另一条法律则宣布，谋害大臣和内侍就是谋害皇帝，因而定为大逆罪。这两项法律规定都是对罪名的极大滥用。

英格兰的亨利八世通过一项法律，凡是预言国王死亡的人都被定为大逆罪。结果当他得了重病的时候，医生怎么也不敢说他病危。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第九节思想罪

有些国家规定有思想罪，当某个人被怀疑有不轨的思想时，就要面临被控告的命运。有的人因被怀疑有谋逆的思想，而被处以死刑。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因为一个人想什么，别人是很难准确判断的。思想如果也能被控告为罪行，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诬告盛行、暴行泛滥。刑法的对象应该只是外部的行为，而不是人的内在思想。

第十节言语罪

有些国家把不谨慎的言词当作罪行来处理，甚至是当作大逆罪来处理，这也是极其荒唐的。因为言语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话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仅仅因为人们一句不谨慎的话就将人定罪，这种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

第十一节文字罪

文字比语言更容易被判定有罪。语言是看不见的，文字却是能看得见的，容易形成证据。但是，如果文字的写作不是故意进行谋反的话，即使有对皇帝的批评或辱骂之词，也是不能被定为大逆罪的。

第十二节刑罚不当时对廉耻心的破坏

廉耻之心，人天生有之。所有的民族都有应该遵守的关于廉耻的法则，不去做寡廉鲜耻的事情。良好的法律促进人的廉耻心，恶劣的法律破坏人的廉耻心。

惩罚犯罪应以打击罪恶、恢复社会秩序为目的，而不能采用各种任意的破坏人们廉耻的手段。这样的话，社会秩序不但不能恢复，社会风气反而恶化，社会秩序也将更加混乱。

罗马法律有一条规定，处女不得判处死刑。令人憎恶的提贝留斯想出一个歹毒的主意，让刽子手先把犯了罪的处女进行奸污，然后再判以死刑，还有比这种行为更无耻的事吗?

日本人的变态则不但令人震惊，还使禽兽倍感震惊。日本的官员命令犯了罪的妇女在公共场合裸体爬行，并强迫她们学野兽的叫声。日本官员的这种毫无廉耻的变态行为让人的心灵产生极大的震撼。日本官吏还强迫母亲和儿子乱伦，父亲和女儿乱伦，真是天良丧尽、无耻之极。

第十三节诬告与揭发

《旧约·圣经》《申命记》中鼓励人们揭发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诫令，是不能作为国家法律的，因为这将为一切犯罪大开方便之门。

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人们对阴谋必须揭发，不然就要同阴谋者等同论处。这种规定过于严酷，埋下了暴政的种子。

在日本，法律践踏了人类的一切理性和良知，竟对最普通的案件也适用知情不报之罪。有两个少女，因为一个人卖淫，另一个人没有揭发，两个人都被关在插满钉子的柜子里，一直到死。

第十四节共和国中的法律

当一个共和国成功建立并巩固后，应废除严峻的法律，实行宽和的法律。

在崇尚自由的共和国中，为了保证大多数人的自由，有时需要侵犯个人的自由。英国就有这类法律。

有的共和国，对债务人的法律过于严酷，这是不适当的。

第十五节君主国中破坏自由的东西

君主国中破坏自由的东西有：用一个不称职的委员会审判一个私人案件；君主到处安插密探；匿名控告信的盛行。

第十六节君主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

君主要巩固自己的统治，首先应该适当地运用权力，保持自己的威严。君主还要给人容易接近的印象，这可让人们对君主有亲切感。君主还应多行善事，这可以获得人们广泛的拥护。另外，君主要保持对臣民的尊敬哪怕是表面的尊敬，让人们感到自己受尊敬而对君主增加感激之情。

第十七节专制政体下可给予人们少许自由的民事法规

虽然专制政府从本质上来讲是邪恶的，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专制国家的情况还是有所差别的。

在专制国家里，建立一套价值体系是好的方法。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不但人民受其影响，皇帝和百官也都受其影响。由于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所以皇帝有时候不能随心所欲，他要看自己的行为是否与儒家的行为准则相符合，反之，就会被人称为无道之君。对于一个贤明的、比较重视自己声名的皇帝来说，他是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为此，他就不得不压制自己的喜恶，遵从儒家的的行为规范，这样，由于君主遵守一定的价值规范，他的行为中就少了一些专断性和随意性，这对于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

波斯准许人们随意出国，这是一项很好的法律。与此相反，专制主义总是把臣民看做奴隶，出国的人则被看做是逃走的奴隶。

第十三章 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少与自由的关系

第一节国家的收入

国家收入是由所有公民上交的收入汇合而成的。国家收入应该兼顾国家与公民两方面的利益。要正确处理国家收入与公民收入的关系。

一般而言，国家收入与公民收入是统一的。公民收入是国家收入的基础，公民收入的提高，将大大有利于国家收入的提高，因为公民有更多的收入可以上交了。国家收入是公民收入的保障。国家收入是用于国家运转的，没有国家收入，那么公民的安全、财富、自由各方面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但是，国家收入与公民收入在收入量一定的情况下，又会发生矛盾，特别是取之于民时，国家不应因想像上的需要而无视公民实际的需要。

没有什么东西比规定公民应上交多少收入，应保留多少收入，更需要智慧与审慎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弄不好就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麻烦。国家收入的正当性依据，不是公民们能够缴纳多少，而是他们应当缴纳多少。即使用能够缴纳多少作为标准，也应该用他们通常的缴纳能力作为标准。

第二节关于“重税本身是好的”推理是荒谬的有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税征得太轻。他们的逻辑是：人民是很懒惰的，没有重压他们是不会勤劳的，而不勤劳正是贫穷的根源。所以，当税征得轻的时候，人民没有什么压力，习惯于懒散怠惰；当对人民征收重税的时候，人民没有办法，只得勤劳。重税使人民勤劳，勤劳使人民摆脱贫穷，所以对人民实行重税是好的。

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大自然的法则是报酬与辛劳相对应。辛劳越多，所得的报酬就应该越多。征收重税把人们应得的报酬给夺去了，人们进行勤劳生产的热情被泼灭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懒散怠惰才怪呢!而懒散怠惰只能使人们生活贫困。由此观之，人们的穷困是重税造成的。

第三节存在农奴的国家与不存在农奴的国家的赋税农奴制度有时候是建立在征战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征战的农奴与主人共分成果。只有他们的利益绑在一起，他们才能和平共处。

如果一个国家都是自由民而不存在农奴的话，那么就可以对国民征收人头税、土地税和商业税。或者征收其中的两种，或者三种全部征收。

第四节存在农奴的不同政体的国家如果共和国征服另一个民族而使之为自己耕种时，不应该使被征服国家人民所缴纳的赋税，多于自己国民所缴纳的赋税。不然的话，被征服人民将会有二流公民的感觉，这不利于对被征服国的统治。

如果贵族让被征服国家的人民替自己耕种土地的话，就不应该再向他们征收赋税。如果君主向农奴们纳税的话，就应该先让贵族缴纳税款给君主，然后贵族再向农奴征收。

君主国中的上述规则，在专制国家更为必要。因为在专制国家，君主和贵族对农奴的征税更加随意。

第五节赋税的轻重和增收

专制政体下的赋税应该特别轻。

在专制政体下，商人应该有人身的保障，也应该得到尊重。

共和国和君主国可以增添赋税，因为它们政治宽和，财富丰裕。专制国家不能增添赋税，因为它已经奴役到极点了，无法再增添了。

没收的行为是要受到限制的。不加限制的没收将破坏商业自由。

第六节赋税的性质与政体的关系就其本性来说，人身税体现奴役，商品税体现自由。因为，商品税同人身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专制政体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君主不把现金分发给他的大臣和士兵，而是分给他们土地，并少征赋税。

对于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这样的宽和政体来说，征收商品税是最合适的。在共和制下，人们有较多的自由，但人们往往滥用自由。自由的滥用将造成过重的赋税，过重的赋税将产生奴役，从而导致赋税的逐渐减少，导致国库收入的日趋减少。

第七节伊斯兰教徒的征服战争 伊斯兰之所以能够轻易的征服他国，就是因为这些被征服的国家征收过重的赋税。人民怨声载道，士不用命，所以一旦外敌入侵，根本无法抵抗，只有节节败退。在伊斯兰的统治下，各国只交纳一种既便于缴纳、又便于征收的赋税。因此，人民感觉伊斯兰的统治比本国政府的统治更能令人忍受。

第八节扩军与赋税的减免无限制的扩军将大大增加国家的赋税，加重人民的负担，激起人们的怨恨，动摇国家的根基。

一个好的国家，在必需的时候一定要减免赋税。减免赋税，虽然一时使国库的收入减少，但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利于获得人民的支持。

第九节包税和直接征税，哪个办法更好?

国家直接征税要好于包税，因为这可以省去许多中间环节，从而避免大量的税款被官吏们贪污，既有利于增加国库的收入，又有利于减少人民的负担。直接征税，国家可以为人民免去许多恶劣的法律。

第三卷

第十四章 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主旨

如果人的内在气质和情感倾向与气候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法律的制定就要注意到其与气候的关系。

第二节人们如何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

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了精力。因此，他们有着较强的自信和勇气。他们更多地陶醉于自己的优点中，而不是想方设法地去害人。他们安全感较强，因此无需遮遮掩掩，从而使得性格直爽，较少猜疑和阴谋。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们缺乏勇气，年轻人像老年人一样懦弱。

在寒冷的地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较迟钝；在温暖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就要敏感些；在炎热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则十分敏感。我曾经在英国和意大利观看一些歌剧，剧本相同，场景相同，演员的表演也相同，但却在两个国家产生了差别很大的效果。英国的观众表现得很冷淡，意大利的观众则表现得很兴奋。在南方，人们器官娇嫩，对疼痛十分敏感；在北方，人们皮粗肉厚，对疼痛感知迟钝。俄罗斯人只有皮被剥下来的时候，才会有疼的感觉。

在寒冷的地区，人们的情欲似乎被冻僵，让人感觉不到它。在温暖的地区，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来追求爱情，但它们都不是爱情本身。在炎热的地区，人们为了爱情而爱情，拥有爱情被视为幸福的不二法门，爱情就是人的整个生命。

在炎热的地区，人们身体矮小脆弱，但感受性特别强。这里的人们或者沉浸在性爱的快乐里，或者陶醉于情爱的幸福中。在寒冷的地区，人们体格高大健壮，但是感受性较差，他们对一切让人感到精神振奋的活动都感到快乐，例如狩猎、打仗、饮酒。在北方国家，人们的品性纯朴，性情率真，邪恶少，美德多。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已离开道德的边界。在那里，强烈的情欲引发各种各样的罪恶。所有的人都想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欲，根本不管是否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在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气候温暖的地区，人们的性格和品德处于变化无常状态，这是由气候的不充分性所决定的。

第三节南方人民性格上的矛盾

印度人天生缺乏勇气，即使出生于印度的欧洲儿童也丧失了北方气候下所应具有的勇敢。尽管印度人生性怯懦，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很残忍。在印度，男人死后，妇女要跟着陪葬；妇女还经常进行自焚。他们真是怯懦与残忍的结合体。

炎热的气候使印度人养成了一种懦弱的性格，使印度成为最容易征服的国家之一。炎热的气候同时也让他们很敏感，这种敏感性使他们害怕死亡，害怕一切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事物，所以他们极力逃避一切危险。

对儿童的教育比对成年人的教育更有必要。同样，印度人比英国人更需要有好的立法者。人们的敏感性越大，他们的行为就越容易受情欲支配，因而更需要理性的领导。

在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没有文化、没有法律，但由于在寒冷的气候下形成的理性，他们成功地抵御了罗马人的侵袭。最后，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迁徙，摧毁了罗马帝国。第四节东方各国宗教、习俗与法律经久不变的原因

身体的脆弱使得外界对东方人的影响特别大。他们身体上的懒惰使他们产生精神上的懒惰。身体懒惰加精神懒惰，使他们一旦接受某种事物，就再也不愿改变了。所以，他们的宗教习俗和法律保持千年不变。

第五节不与恶劣的气候抗争不是好的立法者

印度人认为，万物的基础是静止与虚无。因此，无为在他们看来便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他们欲望的最终目的。他们将最高存在物称之为“恒静”。

炎热的气候使印度人萎靡怠惰。在炎热的天气下，人们只要稍有运动，便大汗淋漓，让人无法忍受，他们遂懒于运动。久而久之，就变得十分懒惰了，只喜欢静静的呆着。与此相对应，其哲学体系也是静止不动的，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佛教教义也是气候炎热、人们怠惰的产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人们的懒惰。

中国的立法，着眼于现世，而不是来世，因而是明智的。所以，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法律都符合实际。

第六节农业生产与僧侣制度

农业是人类最主要的产业。气候越是使人们逃避农业劳动，宗教和法律就越应该激励人们去从事它。印度法律规定土地属于君主，从而破坏了土地私有权，强化了气候炎热所带来的影响，增加了人们的懒惰。

僧侣的数量似乎同气候的炎热成正比。天气越热，僧侣越多。印度气候炎热，所以僧侣遍地。如果要消除气候产生的懒惰，就应该消除一切不劳而获的手段。僧侣不劳而获，许多人因此想成为僧侣，以摆脱劳动，结果更加剧了人们的懒惰。

可以用荣誉来摧毁懒惰，使人勤劳。这个方法在一些国家中取得成功。比如在中国，皇帝们鼓励农业生产，而不是大力增加僧侣，这对于促进人们的勤劳和增加国内财富都是有好处的。

第七节有关节酒和反对自杀的法令

在炎热的国家中，人们易渴，故乐饮水以解渴。在寒冷的国家，人们易寒，故乐饮酒以去寒。所以，关于饮酒的法令要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同状况而定。在炎热的国家，人们不喜欢喝酒，节酒的法令就要宽松些；在寒冷的国家，人们常常酗酒，节酒的法令就要严格些。

在罗马，自杀是教育的产物。在英国，自杀是个人疾病的产物。所以，在罗马要防止自杀，就要改变教育方式。在英国要防止自杀，就要减少人的疾病。

第八节气候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英国的气候使人们厌恶一些事物，甚至厌恶生命，使人形成了一种不耐烦的性格。不耐烦和勇敢结合在一起，使得英国人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推翻了他们的君主政府。

日本人性格残酷、性情变态，政府对人民缺乏信任。印度人温和、软弱、有同情心，政府对人民信任有加。

第十五章 民事奴隶制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

第一节民事奴隶制

奴隶制，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奴隶制是一种邪恶的制度，无论对于奴隶还是对于主人都没有好处。于奴隶来言，奴隶们丧失对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处理权，他们被剥夺了最重要的幸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受着地狱般的煎熬。奴隶制对奴隶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有些人认为，奴隶制虽然对奴隶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但对奴隶主来说好处甚大。奴隶主因为有奴隶的存在，可以不去从事不体面的劳动，可以享受因为拥有奴隶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但是，拥有奴隶对主人们的腐蚀是根本性的。他们因为拥有奴隶，养成了种种坏习惯，逐渐失去一切高尚的美德，变得骄傲、无知、狭隘、易怒、残暴、淫荡和无耻。

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们，他们本来就生活在政治奴隶制之下。因此，民事奴隶制在这里比在别的国家中更能为人们所忍受。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饿不死、冻不死就该谢天谢地了。

在君主制国家中，就不能像在专制国家那样，随便地摧残人性。因此，君主国中不应该有奴隶，更遑论奴隶制了。在民主国家中，人们之间都是平等的，所以是不会有奴隶的。在贵族制国家中，法律应该在不违背政体宗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使人人平等。因此，在民主制国家和贵族制国家中，奴隶的存在是同政体的宗旨相违的。

第二节罗马法学家与奴役权利的起源

奴隶制是不会从怜悯中产生的。从怜悯中产生的只能是人道，而不可能是什么奴隶制。奴隶制是与人的怜悯之心直接对立的，它是人们丧失怜悯之心的结果。

罗马法学家提出奴役权的三个来源：为了避免对俘虏的杀戮，准许他们做奴隶；当债务人无权还债时，允许他们做债权人的奴隶；当奴隶的父亲失去养活子女的能力时，子女们为了谋生可以和父亲一起去做奴隶。

罗马法学家们的上述论断是很荒唐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战争中本来就不应该杀俘虏，除非情况比较特殊。战争之后对俘虏的无情屠杀，为世界各国所唾弃。既然战俘不应该被杀死，那么从中也就无法推出战俘应该成为奴隶。既然这样，强迫战俘做奴隶也就失去了理由。在第二种情况下，债务人对债权人所欠的债是属于财产权范围的，将自己出卖则属于人身权范畴的，人身权高于财产权，它们之间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在第三种情况下，在父亲不能养活子女的情况下，子女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硬是规定他们去做奴隶是违背理性的。

奴隶制不但与自然相违背，也同民法相背离。奴隶不是公民，因此与民法素无关系，那么奴隶逃跑又怎么是民法可以规定的呢?只有家庭奴隶制的法律，才能规范奴隶的行为。

第三节奴役权利的另外三个起源

除了上述关于奴役权利起源的论述外，人们关于奴役权的另外三个说法是：

第一，奴役权来自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蔑视，这种鄙视是以习俗差异为背景的。罗贝斯·德·哥马说：“西班牙人在圣马尔塔附近发现了几个筐子，里边装着当地居民的食品：螃蟹、蜗牛、蚱蜢、蝗虫。西班牙人就把这当作当地居民的一项罪恶而横加指责，好像对这样的人群不进行奴役，上帝是不会答应的。”这位作者坦承，西班牙人迫使当地人做奴隶的权利正是建立在这个事实上面的。另外西班牙人不抽烟，而美洲人却抽烟；而且，美洲人所留胡子也与西班牙人不同。

第二，宗教给自己的信徒们一项权利，以此权利，他们可以奴役不信教的人或者异教徒，以便光大本宗教。这种观念大大鼓励了西班牙强盗们的犯罪行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视奴役美洲人为正当。因为在他们看来，奴役不信基督教的美洲人符合基督教的教义。路易十三曾对规定把法国的殖民地人民都变成奴隶的法律颇为不安。但是当被告知这是逼迫黑人信奉基督教的最好办法时，他竟同意了。

第三，某些国家气候炎热，人们懒散怠惰，胆怯少勇。大臣对于君主，如同奴隶对于主人一样，都十分的懈怠。因此，只有通过严酷的惩罚才能迫使人们行动起来。在这样的国家，政治奴役与民事上的奴役并存。

第四节对奴役黑人的辩护

黑人奴隶制的辩护者会这样说：

欧洲人把美洲人灭绝之后，广阔的土地没人开发，所以只好从非洲搬运奴隶到美洲充当劳动力。如果不把奴隶作为种植业的劳力，庶糖的价格就会很贵，欧洲人的生活将受到影响。

黑人们全身都是黑的，颜色令人厌恶，所以无法让人同情。人们几乎无法相信，黑人的躯体中能有美好的灵魂。

我们不能认为黑人属于人类。若他们是人的话，我们是不是基督教徒就值得怀疑了。

人是生而平等的，奴隶制是违背自然法的，所以，上述对奴役黑人的辩护是很荒谬的。

第五节奴役权利的真正起源

现在到了探究奴役权真正起源的时刻了。让我们看一看这种权利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在一切专制制度之下，人们想出卖自己十分容易。在这样的国家中，政治奴役在很大程度上毁灭了公民的民事自由。

裴里说，俄罗斯人很随意地就把自己卖给一个主人，这是因为，自由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在亚金，许多人都想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隶。因此，有些大贵族拥有奴隶数千人。在这些国家里，自由的公民人数太少，无法与专制统治相抗衡。某些国家宽和的奴役权利就是这么起源的。这种权利之所以宽和，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强迫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的。

第六节奴隶制度的无益性

在欧洲，民事奴役被废除之前，人们普遍相信开采矿山工作太辛苦，只能交给奴隶或罪犯去做。然而，现在从事矿山开采的人们不是奴隶，这些人并没有因此感到痛苦。这一行业待遇较高，而且有不少人喜欢干这一行。所以，没有奴隶，矿山也是能够开采的。

只要支配劳动的动机是理性而不是贪婪的，任何艰苦的劳动，人的体力都是能够承受的。奴隶们干的活，自由人照样可以去干，而且还可以发明和应用机器来取代人的劳动。所以，奴隶制是没有必要的。

第七节奴隶制度的弊端

在伊斯兰国家中，不但女奴的生命、财产，甚至她们的贞洁或名声也都为主人任意支配。这些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幸就是，大部分人生来就注定了做奴隶的命运，注定了要过一种为别人的淫逸享乐服务的生活。奴隶因此获得的报酬就是可以过一种得过且过的日子，这对国家来说又是一种不幸。

第八节确立民事自由的国家

我们常常听到人讲道：要是我们有些奴隶，那该有多好啊!

奴隶或许对渴望拥有奴隶的人有用。但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抽签，抽到主人签就可以拥有奴隶，抽到奴隶签就要给别人当奴隶。我想他们中间有人是不会去抽签的，因为弄不好自己就会成为奴隶，他们是不敢去冒这个险的。当然，也许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想拥有奴隶的欲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冒着做奴隶的危险去抽签。

第九节奴隶制的类别

奴役可分为物之奴役与人之奴役。物之奴役就是把奴隶固定在土地上，为主人干活。这种奴隶只在土地里干活，在规定的时间向主人缴纳一定数量的财物。人之奴役就是让奴隶待在主人家中，为主人提供服务。

最糟糕的情况是两种奴役同时存在。奴隶在外面干了一天活，回到主人家中还要接受奴役，这让人无法忍受。

不管何种形式的奴隶制，法律都应该努力减轻它的弊病，同时极力消除它的危险。

第十节奴隶过多的危险

庞大的奴隶群体在不同的国家类型下结果不同。在专制国家中，奴隶众多构不成一种负担。专制国家中的政治奴役使人们忘掉了民事奴役。那些被称为自由民的人们也不比奴隶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奴隶或者与奴隶地位差不多的人，如太监，也有可能操纵国家大权。许多国家的大权在某个时期曾经被太监操纵。所以，自由民的地位不比奴隶高多少。在专制的国家里，除了专制君主外，人们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奴隶，尽管有些人名义上是个自由人。

然而，在政治温和的国家中，奴隶众多就会构成严重的问题。政治上的自由使人们倍加珍视民事自由。因为，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民事自由，那么它的政治自由也就失去了保障。当奴隶看到社会繁荣昌盛，自己却不能分享成果时；当奴隶看到别人的安全保障有力，而自己的安全却老是个问题时；当奴隶看到别人拥有广泛的自由，而自己的自由却处处受限时，他们会感到自己被社会遗弃，因而对社会充满仇恨。这样的人比一般的罪犯危险，他们一旦犯罪，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杀人。这样的人一旦达到一定数量，就很有可能发动一场造反。

所以，众多的奴隶在专制国家中不是什么危险，在共和国中却危险很大。给予奴隶以人道主义，有利于防止奴隶众多所带来的危险。当官吏们不得不制定残酷法律来对付奴隶的时候，国家将面临着一种灾难。因为，残酷的法律加大了执行的成本。一旦成本超过政府的承受能力时，国家将会出现动乱和灾难。

第十一节武装的奴隶

武装的奴隶对于共和国的危险远远大于其对君主国的危险。在君主制国家中，人们好战勇猛，因而能够容易平定奴隶造反。但在共和国中，人民丧失了好战精神，一旦奴隶武装起来造反，人民很可能会束手无策。

让我们看一看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造反。在罗马时期，奴隶被称之为“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随意处置他们。奴隶主为了取乐，建造巨大的角斗场，强迫奴隶成对角斗，并让角斗士手握利剑、匕首，相互拼杀。一场角斗戏下来，场上留下的是一具具奴隶尸体。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迫使奴隶一再发动大规模的造反。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造反是最大的一次。

斯巴达克是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色雷斯人。罗马进兵北希腊时，在一次战争中斯巴达克被罗马人俘虏，被卖为角斗士奴隶，送到卡普亚城一所角斗士学校，受非人待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斯巴达克向他的伙伴们说∶“宁为自由战死在沙场，不为贵族老爷们取乐而死于角斗场。”角斗士们在斯巴达克的鼓动下，拿了厨房里的刀和铁叉，冲出了牢笼。在路上，他们正好遇上几辆装运武器的车子，就夺取了这些武器武装了自己，并跑到几十里以外的维苏威火山上聚义。斯巴达克率领造反的奴隶在这里安营扎寨，建立起一个巩固的阵地。

许多逃亡奴隶都纷纷前来投奔，起义队伍由70余名角斗士很快发展为约1万人，并多次战胜罗马军队的一些小部队。斯巴达克按照罗马军队的形式将自己的部队进行了改编，除有数个军团组成的步兵外，还建立了骑兵，此外还有侦察兵、通信兵和小型辎重队。除夺取敌人武器外，起义军兵营里还组织制造武器，对士兵进行训练，并制定了严格的兵营和行军生活规章。这样，在斯巴达克的领导下，奴隶们被正式武装起来了。斯巴达克带领这支军队在意大利纵横驰骋。

面对这支驰骋于意大利的武装起来的队伍，罗马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没有人敢竞选执政官。元老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最后选任大奴隶主克拉苏斯统率大军，镇压起义军。后来又分别从西班牙和色雷斯将庞培的大军和路库鲁斯的部队调来增援克拉苏斯。这样才最终把斯巴达克的军队给镇压下去。

第十二节日耳曼人对奴隶的武装

如果整个民族都好战的话，武装的奴隶就更不可怕了。

日耳曼人有一项奇怪的法律，奴隶偷盗东西，将受到与自由人同样的惩罚。但是，如果奴隶不是盗窃而是抢劫的话，除了归还抢去的东西之外，不受任何处罚。日耳曼人认为，出于勇敢与强力的一切行为都不是那么令人憎恨的，即使犯罪也是可以容忍的。因此，他们常常武装奴隶去打仗。但在其他国家，人们总是贬损奴隶们的勇气。日耳曼人出于自信，敢于把奴隶武装起来，武装的奴隶往往能给他们带来胜利和光荣。

第十三节主奴关系的法律

法律应保护奴隶们的基本生存权利，使他们饿不死，也不被主人打死。

法律应该特别关照患病和年老的奴隶，应该特别保护他们的利益。

法律不应该允许主人剥夺奴隶的生命，也不应该允许主人虐待奴隶。当主人虐待奴隶的时候，奴隶可以控告主人。

第十四节释放奴隶

在共和国里，如果奴隶人数过多，就应该大量释放。但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么多被释放的奴隶让他们去干什么?工作职位是一定的，如果这些奴隶被释放以后，找不到工作，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如果由国家来养活他们，将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如果对他们不管不顾，他们很可能会扰乱社会。

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的学生，大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代表作《政治学》。他曾释放奴隶。

当他们是奴隶的时候，尽管在人身上是不自由的，在人格上是不独立的，也没有多少尊严，但是他们基本上有饭吃，饿不死。当他们被释放后，虽然他们获得了自由，但又面临生存的问题。生存对于奴隶们来说，比自由更重要。奴隶们缺乏自由的时候，他们可能安心自己的地位，不会造反。但是当他们的生存无法保障时，他们造反的可能性大的多。所以，奴隶过多与突然大批释放奴隶都是很危险的。奴隶过多，容易形成反社会的强大力量。突然释放奴隶，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工作，让他们面临着生存危机，这也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所以，法律的制定者对这两种缺陷都应该加以注意。

第十五节被释放的奴隶与太监

在共和国中，获释奴隶在地位上是低于自由民的。所以，法律努力提高他们的地位是很有好处的。然而，在专制国家中，却是另外一个状况，获释奴隶的地位往往高于自由民。

如果主要的奴隶是太监，即使给他们再多特权，他们与自由公民也是不同的。由于生理的原因，他们不能建立家庭，不能够繁衍后代。所以，他们只是假设意义上的公民而已。

但是，有一些国家却授予太监各种官衔。唐皮埃说：“在东京，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是太监出身。”因为他们没有家庭，没有后代。所以，尽管他们无比贪婪，但最后从他们身上获取好处的还是他们的君主或主人。

唐皮埃还说，太监也是需要女人的，他们也会结婚。如果法律准许太监结婚，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让人们把太监当正常人看待，二是对妇女的轻视。

太监出任官职，是因为他们没有家庭。他们能够结婚是因为他们拥有官职。

太监要用其他的快乐，拼命地把失掉感官的痛苦给补偿过来。所以，太监特别贪恋权力。只有在权力的拥有中，他才能慰藉自己失去重要器官的痛苦。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禁止太监担任官职的法律和规定，但是后来它们逐渐作废，太监逐渐大权独揽。在亚洲专制国家，太监似乎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灾难。

在亚洲，那里的许多皇帝拥有成百上千的女人。这些后宫的女人需要有人服侍，但是仅有宫女是不够的。后宫中有不少体力活是宫女们干不了的，但是如果把它们交给男人去干，皇帝又不放心。皇帝害怕一旦男人被放进后宫，后宫免不了要起火，自己少不了戴绿帽子。因此，皇帝是绝不敢把男人放进宫中的。男人不行，有些活宫女又干不了，所以只好把男人阉掉放进后宫。太监制度是与皇帝的妻妾制度密切相关的。这也是专制国家的又一黑暗之处。皇帝一个人恨不得把天下的美女都放进自己的宫殿，但皇帝一个人在时间上、在能力上、在兴趣上是有限的，因此，许多嫔妃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皇帝。皇帝为了自己一个人的享乐，把大量的女子关进幽深的后宫，一辈子不见天日，长期生活在悲哀与痛苦之中。在皇帝的快乐之后，又有多少妇女的泪水呢?皇帝的淫欲还使得许多男人被迫摧残自己的身体。专制皇帝们的罪过实在太大了。

太监作为阉割之人，失去了作为男人的快乐，因此，他们的心理都很阴暗。一旦掌握大权，他们就会疯狂地报复，而把国家推向灾难。

在中国的唐王朝，太监专权长达一百多年。太监逼宫弑帝，专权横行，无恶不作，统治异常黑暗。比如唐朝有个大太监，大权在握，天下大事几乎悉决断于他，大臣的奏章往往经他看后才到皇帝那儿。他还特地派人秘密监督官员的一举一动，对于不顺从的官员即严厉打击。他权倾朝野，宰相及朝中大臣想见皇帝必须经过他的允许，皇帝的诏书也需要他的签字才能生效。他出行时，场面盖过皇帝。

不仅如此，太监还废立弑杀皇帝。唐王朝有个皇帝为求长生不老，不断服食仙丹，因而变得喜怒无常，经常痛打身边的太监，致使太监们人心惶惶。太监们为求自保，在一个太监的带领下，密谋杀死皇帝，扶持皇帝的儿子继位。几年之后，这个大太监又指使人将皇帝闷死，对外则宣称皇帝因服金丹毒发身亡。然后他扶持新的皇子即位。如此，皇帝的废立生死完全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

第十六章 家庭奴隶制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

第一节家庭中的奴役

奴隶是为家庭生活而产生的，但是他们却又不被当作家庭成员来看待。所以，应区分对奴隶的奴役与对妇女的奴役。家庭奴役在本章专指对妇女的奴役。

第二节南方国家中两性之间的天然不平等

在炎热的国家，女子八、九岁就可以成婚，因此，妇女从小就与婚姻连在一起。对于妇女来说，二十多岁就没色相了。所以，妇女们的理智与容貌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当她们的美貌倾国倾城时，她们缺乏理智；当她们具有理智的时候，美貌已经逝去。因此，妇女也只能处于附庸的地位。基于妇女的这种地位，如果没有宗教禁止的话，男人抛弃旧妻，另寻新欢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多妻制就是这么产生的。

在气候温暖之地，妇女容颜相对保持较久，发育时间相对较晚，在大龄时方有子女，她们与丈夫一起变老。这里的妇女在结婚之时已充满理智，拥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以上这些，都为婚后夫妻地位带来一种平等。因此，这里产生的是一夫一妻制。在气候寒冷之地，男子们纵酒无度，妇女却出于自我防卫的需要而节制饮酒。所以，这里的妇女比男人更理智。

大自然赋予男人勇敢与理性。除了对男人的勇敢与理性加以限制外，自然对男人的其他方面并未加以限制。大自然把美貌赐予妇女，同时也规定了她们的地位与美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炎热地区，女人的美貌仅限于童年，此后妇女无魅力可言。

因此，根据气候的特点，一夫一妻制更适合于欧洲。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伊斯兰教在亚洲很容易成长，在欧洲立足却倍加困难。基督教适合在欧洲生存，如果到了亚洲就会面临被摧毁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伊斯兰教徒那么多，而基督教徒较少的原因。人类的理性要永远受这个最高本质的制约，并为之服务。

第三节多偶与养活能力的关系

在建立多偶制的国家，妻子的多少取决于丈夫的贫富程度、性欲强度以及法律的规定。丈夫的抚养能力决定着他能够养活的妻子数量；丈夫的性欲强度规定了他想娶多少妻子；法律的规定也限定了丈夫拥有妻子的数量。中国的法律对男人配偶的数量不加限制，只要有抚养能力，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娶无数妻子。伊斯兰的法律却规定男人最多只能娶四个妻子。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一夫多妻制，与其说是奢侈本身，不如说是奢侈之因。

在气候炎热的地方，人们欲求较少，养活妻子儿女的费用花费不多，因此，一个男子可以娶多个妻子而不致成为负担。

第四节多偶制与它的各种状况

在欧洲国家中，男孩数量多于女孩；亚洲和非洲国家恰恰相反，女孩数量多于男孩。这与欧洲实行一夫一妻制，亚洲和非洲实行一夫多妻制有一定的关系。亚洲的北部地区，与欧洲一样，男孩数量多于女孩。因此，在这里也是实行一夫一妻制。

然而，在我看来，男女数量关系不能成为婚姻制度的绝对标准。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男孩多就实行一夫一妻，女孩多就实行一夫多妻。要看男女比例达到什么程度。如果女子仅仅比男子多出一点，就不应该实行多妻制。如果男女比例过于悬殊，实行多妻制是可以的。在班谭，妇女的数量是男人的十倍。在这种情况下，适合实行一夫多妻制。

多妻的法律需要有平等对待妻子的法律来保障。穆罕默德允许人们可以娶四个妻子，并要求对她们一视同仁。马尔代夫群岛也存在同样的法律，但在这个地方，一个男人只能娶三个妻子。

由于实行多偶制，东方人的妻子是经常更换的。因此，女人无法管理家务。这样，男人就把家务的管理权交给太监，让他便宜从事。

第五节马拉巴尔实行一妻多夫的原因在印度马拉巴尔沿岸的某个部族，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而女人却可以拥有若干丈夫。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因为，这个地方贵族皆为军人。在欧洲，军人不允许结婚。但在马拉巴尔，因为气候炎热之故，结婚要求异常强烈，所以必须满足他们的需要。但同时为了不使他们沉浸于男女快乐之中，所以让几个男人共同分享一个女人，这会减少他们对妻子的感情，使他们把精力都用在战争上。

第六节多偶制

多偶制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容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多偶制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来说都是不好的，对他们的子女更是没有什么好处。父母不能对他们的孩子一视同仁。对于妇女来说，丈夫与其他女人的孩子，不是己出，所以没有多少感情。对于男人来说，因为他的孩子那么多，他不可能深爱每个人，所以就会出现厚此薄彼。孩子们因为兄弟姐妹太多，同胞之谊也大大淡化。特别是同父异母的孩子，感情更是稀薄。如果情况反过来，当一个女人拥有若干丈夫的时候，情况还要糟糕的多。因为，一妻多夫将无法确认孩子是哪个父亲的。当丈夫不知道哪个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肉时，他对孩子们的感情是不会深厚的。只有当他确定哪一个孩子确是他的骨血时，他才会有父爱——迟来的父爱。

有人提出，既然大多数男人都是好色的，为什么法律还要限制他们的配偶数量呢?实行多妻制岂不是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吗?这种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在大部分国家，男女的数量是相差不大的。对于男人来说，妇女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任由男人无止境地娶妻，势必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部分男人将拥有大量的妻子，而另一部分男人将连一个妻子也娶不到。因为不同的男人的娶妻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么做的结果必将是，一部分男人淫欲的满足和另一部分男人欲而不得的痛苦并存。如果持此观点的人们不幸沦入后一部分男人的行列，他就不会再说多妻制的好处了。人们的自由是应该受到限制的。不加限制的自由将会损害人们所拥有的自由。由于每个人行使自由的能力不同，所以过度自由的结果必然以强者的自由侵犯弱者的自由而告终。从纯粹的个人看，似乎拥有自由越多越好；但从整个社会看，人们的自由必须加以限制。因为，过度的个人自由将损害整个社会的自由。

一个拥有众多妻子的男人还常常对别人的妻子存有非分之想。淫欲与贪欲相同，都是毫无止境的。在查士丁尼（483—565）时代，不少哲学家因出于对基督教的厌恶而隐退于波斯高士洛斯。但据阿加提亚斯说，这个地方与别的地方不同，一个男人可以拥有多个妻子。而且这个地方拥有多妻的男人，仍然热衷于和别人通奸。

多妻制是同性恋的根源。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会产生另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当君士坦丁堡发生革命，苏丹阿基默德被迫退位的时候，那里的人们曾冲进皇宫进行抢掠。但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时，后宫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是女人。

据说，摩洛哥国王的后宫里有白、黑、黄三种肤色的不同女人，但是他是个同性恋，什么肤色的女人都无法激起他的热情。

第七节男女隔离

在那些生活富足又奢侈腐化的国家里，男人妻子的数量多得惊人。由于妻子的数量太多，就得把她们幽禁起来与别的男人相隔离，否则的话，男人免不了经常带绿帽。要使家庭秩序保持正常，非这么做不可，尽管这样做起来十分费事。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享受多妻的好处就要承担因此而带来的不便。自由与责任是相对应的。享受自由就要承担责任。如果不愿承担或无力承担责任，就要放弃自由。因此，如果男人不愿意或无力把他的女人们都幽禁起来，要么一开始就别要那么多妻子，要么把大多数妻子都休掉。既想享受多妻带来的好处，又不愿承担因此带来的麻烦，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伊斯兰国家不能把妇女幽禁在院子中，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纱巾把妇女的脸包起来，只露眼睛在外面。当她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男人们是看不请她们长什么样的。因为看不清妇女什么样子，所以男人进行通奸的欲望就被大大限制。因为即使男人想通奸的话，他不知道哪个漂亮，哪个丑陋，哪个是他喜欢的，哪个是他不喜欢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国家避免了妇女与丈夫之外的别的男人接触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幽禁是限制妇女的行动自由，用纱巾围脸虽然没有限制她们的行动自由，但却收到了相同的效果。

炎热的气候使某些国家的人们性欲异常强烈。面对人们不可遏止的情欲，道德和礼仪几乎都是无能为力的。孤男寡女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会生出事来。在这样的场合，只有进攻而没有抵抗。在这些国家，道德说教是无用的，把妇女幽禁在闺房中，不允许他们出来见男人，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中国的古书上说，孤男与寡女相处于偏僻之所，而不对其施暴，德行伟矣。

第八节家庭政务与国家政务的关系

在共和国内，公民的生活条件是有限的、平等的。社会中充满了自由。在这里，要行使对妇女的支配权是不容易的，不但妇女是不答应的，许多男人也是不答应的。对妇女的支配权，最容易在专制君主国中得到。

欧洲妇女性情轻浮，行为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道德感没有东方的妇女那么强。在中国，妇女们是要守贞操的。如果使东方国家的妇女拥有和欧洲国家妇女一样的自由，如果那儿的妇女变得和欧洲妇女一样活跃的话，灾难就会降临到这些国家身上。因为，在那个地方的社会秩序是靠妇女的贞操来维持的，妇女一旦放荡，社会必将大乱。

第九节东方的道德原则

在一夫多妻的情况下，家庭统一性越是淡薄，法律就越应该强化这种统一。利益分歧越大，法律就更应该把这些分歧统一起来。

路易十六上断头台

路易十六是法国波旁王朝的末代君主，法国大革命后被处以死刑，他的皇后也被处死。

这要靠幽禁来实现。人们不但应该用院落的围墙把男女分开，即使在同一围墙内还应该把妻子们分隔开来，使她们在大家庭中各有一个小家庭。只有这样，才能获取以下品质：礼仪廉耻、贞洁、端庄、安静、柔顺、恭敬、专一。

在东方许多国家，风俗纯真的程度取决于对妇女幽禁的程度。人们越有钱，就越有能力把妇女幽禁起来。正是因为妇女被锁在深宅高院中，没有机会与别的男人接触，所以她们学坏的机会很少。在奥斯曼土耳其、波斯帝国、莫卧尔王朝、中华帝国、日本等国，妇女的品德令人叹为观止。

在印度，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抢劫者是穷人，被抢劫者亦是穷人。这个地方的显贵们财富也不多，因为整个国家就很穷。所以，这里的人们在幽禁妇女上面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无力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控制她们，所以，妇女道德败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整个风俗也随之一起败坏。

在印度，我们看到了与气候有关的道德败坏。如果人们的欲望肆意地放纵，道德不知道会毁灭成什么样子，人们不知道会堕落成什么样子。强烈的欲望使人们把羞耻抛到了一边，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东方某些国家幽禁妇女不单是因为实行多妻制，而且还有气候的原因。

比较一下葡萄牙殖民地的妇女与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妇女，就会看到她们的品行差异是多么地大，大得令人震惊。前者非常放荡，后者非常贞洁。

第十节天然的贞洁

一切民族对妇女的淫乱都是鄙视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人都是自然之物，都要服从自然的律令。自然的律令规定妇女不准淫乱，但有些国家的妇女无视自然的律令，任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做出了让所有人都不齿的事情。自然把情欲分别赋给男人和女人，它赋给男人勇敢，赋给女人腼腆。如果男人和女人各自背离了自己的品质，就不再是称职的男人和女人。如果男人胆怯，别人会说他胆小如鼠，或者说他还不如一个女子。如果女人进行淫乱，别人会说她不知廉耻。

那些将淫乱说成是遵循自然律令的言论，真是胡说八道。与这些人所说的相反，淫乱正好是与自然法令相悖的。遵守自然的法令是妇女贞洁和操守的表现。羞耻之心是自然赋予的，是人类的本能，如果一个人丢掉羞耻之心的话，他还是人吗?如果妇女丢掉廉耻去放荡，她就彻底堕落为非人了。

因此，当某种气候使人们的情欲十分强烈，难以克制时，法律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把人们从堕落中给挽救出来。

第十一节嫉妒

人们应当将基于情欲产生的嫉妒与基于风俗产生的嫉妒相区分。前者表现得狂热和排他，后者有时是冷静的，有时又是恐怖的。前一种嫉妒是爱情太过的结果，是从爱中产生的变种。后一种嫉妒纯粹来自国家的风俗，有时也许来自宗教。一般而言，嫉妒几乎都是气候的自然力量产生的结果，有时它又会成为治疗这种自然力量的药物。

第十二节离婚与休婚

离婚与休婚是不一样的，离婚是由于男女之间感情的不和导致的；休婚则是一方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进行的活动，另一方的想法不在他的考虑之内。有些时候，妇女们确有必要休婚。但是，对她们来说，休婚又是非常不容易的。令人厌恶的法律把休婚的权力交给了男人，而没有交给女人。丈夫在家庭中大权独揽,他努力使妻子严守自己的本分。所以，休婚对妇女们来说只是一种奢侈品而已。即使妇女能够休婚，对她们来说也是不幸的。妇女容颜易老，再找个男人十分困难了。她们可能会因此终身守寡。

应该颁布这样的法律：妇女与男人具有同样的休婚权利。男人可以休掉妻子，妻子也可以休掉男人。除此之外，在气候使妇女容易受到奴役的国家，法律应该仅仅把休婚的权利交给妻子。丈夫只有离婚的权利。

除了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绝不应当因妻子的不生育而休婚；在实行多妻制的国家，一两个妻子不生育对丈夫来说影响不大。离婚是着眼于夫妻双方的，对她们的子女不一定有好处。

第十七章 政治奴役的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

第一节政治奴役

政治奴役与民事奴役和家庭奴役一样，也与气候性质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节各民族勇气的差异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寒冷的气候使人勇敢，炎热的气候使人萎顿。不仅国与国之间如此，就是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也是如此。一个大国的北方和南方气候差别很大，人们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勇敢，朝鲜北部地区的人比南部地区的人勇敢。

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胆怯，胆怯使人们容易受奴役，不但受外族的奴役，还受本国政权的奴役。寒冷的气候使人们勇敢，勇敢使人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

第三节亚洲、欧洲的气候及其结果

在亚洲，温带气候几乎不存在，过了寒带几乎就到了热带。欧洲与亚洲正好相反，温带占据了大半部分。

在亚洲，生活在寒带的强国与生活在热带的弱国相邻。所以，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便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了。在欧洲，由于大多数国家都生活在温带，相邻国家的人们一样勇敢，所以谁也征服不了谁，各国都保持自由。

历史记载表明，小亚细亚共被征服过十三次。欧洲国家，只发生过四次大的征服。这就是亚洲与欧洲气候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欧洲北方的民族是以自由民族的形象进行征服的，亚洲北方的民族是以奴隶民族的形象进行征服的。他们虽然是亚洲的征服者，但是自身却是奴隶。

第四节亚洲奴役与欧洲自由的另外一个原因

亚洲常常有一些在欧洲无法存在的庞大帝国。这是因为，亚洲有较大的平原，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阻隔相对较少，能够容易地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征服。中国一开始也是个不大的国家，仅仅局限在黄河流域。但在随后的朝代中，中国的版图一步步扩大，先是黄河流域，然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西域、满洲、西藏、蒙古先后纳入中国版图。

那么大的国家，必须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才能维系。所以，亚洲建立了专制制度。因为没有这种确保中央集权的专制，整个国家将会四分五裂。即使中央政权稍微有所削弱，地方割据就会发展起来。中国的中央政权强大的时候，国家统一；当中央政权衰弱的时候，不但西域、蒙古、满洲这些地区从中国脱离出去，就连中国腹地也是四分五裂。

在欧洲，山地较多，除了俄罗斯之外，没有很大的平原。山地的阻隔，使征服变得十分困难。因而，欧洲形成了众多的小国。这些小国的领土加在一起或许也没有中国那么大。

由于领土较小，所以管理起来相对容易，因而不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不需要实行专制。在这里，法治思想盛行。法治与国家的盛衰是密切联系的，法治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当法治丧失的时候，国家将腐化堕落，迅速衰败。

因此，欧洲国家因气候和地理环境形成的自由特性使得国家间的征服变得非常困难。在这里只有商业和文化上的征服，没有军事上的征服。

与此相反，亚洲只有奴役，没有自由。专制统治笼罩着整个国家，人们的自由十分有限，更致命的是，人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他们麻醉于做奴隶的快乐中。

第五节非洲与美洲

非洲的气候与亚洲的南部一样，都是炎热无比，因而也受着同样的奴役。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搞种族屠杀，等到他们感到缺乏劳动力的时候，又把大量的非洲人贩运到美洲。因此，美洲的原貌已不复存在了。但是美洲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它的历史是符合我们的原则的。

第六节帝国的都城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城的位置十分重要。从气候与人的性格的关系看，都城定在寒冷的地区比定在炎热的地区要好。首先，将都城定在寒冷的北方，能够使国家保持昂扬的斗志；将都城定在南方，则容易使国家萎靡不振。其次，如果一个国家把都城定在炎热的南方，它的北部地区受到的关照较少，一旦强大的北方国家入侵，它就有失去的危险。而如果将都城定在北方，北方地区将能够得到更多的关照，其丢失的危险将大大降低。这样做，虽然使都城远离南方，但南方也不会有太大危险。因为，南方的国家不会对这个国家构成多大的危害。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论的，当然也可能会有例外。历史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北方国家征服南方国家，都是北方地区征服南方地区，这难道同气候的性质没有密切关系吗?

第十八章 法律与土壤性质的关系

第一节土壤性质对法律的影响

说土壤性质会对法律产生影响，或许有人并不相信，但这却是真实存在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乡村人口占绝大部分，他们以耕种土地作为职业。土地收成除了作为农民谋生的主要依靠外，还是国家赋税的基本来源。而土地收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壤的好坏。因此，土壤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不能不考虑土壤的性质。

耕种土地占用了农民的大多时间，他们主要关注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财产的安全。一个富裕的农村最害怕的是劫匪、强盗和军队。村民们对自己是否享有自由不太关心，自由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件奢侈品。

作为其结果，土壤较好的国家常常实行君主统治，土壤不太好的国家常常实行共和政体。阿提加土地贫瘠，建立了民主政体；拉栖代孟土地肥沃，建立了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

第二节平原与山区

有肥沃土壤的地方往往是平原，高山丘陵与草原荒漠之上不会有良田。因为平原缺少屏障，所以这些土壤肥沃的地区容易被征服。一旦被征服，自由的精神就随之而去了。农业产品也被用来效忠征服者。山区国家，由于崇山峻岭的天然屏障，很难被征服，因而他们保留着自由精神，建立了温和的政体。他们的土地不肥沃，物产不丰富，所需要保卫的东西也不多。自由是他们唯一需要保卫的东西。所以，自由在道路险塞的国家中，比那些土地肥沃的平原国家，尤为重要。

山区国家，凭借地形优势，易于防守，很难被征服。与山区国家作战是一种危险的想法，其结果将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第三节什么国家土地开垦得最好

国家土地的开垦并不是因为土壤肥沃，而因为国家有自由。人们总是离开贫瘠之地，去寻找丰腴之地；而不是离开丰腴之地，去寻找贫瘠之地。此乃自然之理也。所以，受侵略的国家往往是土地肥沃的国家。最美好的地方最容易遭受侵略，因而被弄得荒无人烟；而土地贫瘠的地方因为很少有侵略者光顾，这里的人们反而能够长期生活。

中国北方的蛮族总是南下入侵中国，他们很少向北入侵的。中国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众多的人口、灿烂的文化对他们有很大吸引力。而北方的西伯利亚，土地比蛮族人居住的地方还贫瘠，气候比蛮族人居住的地方还寒冷，除了能喝西北风之外，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因此，中国的北部地区老是遭受兵戈战乱，人口流动很大。而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那些部族，长期没有受到打扰。

第4节土壤性质带来的其他后果

土地肥沃的地区，人民享受自然的恩赐，不需要付出太多的辛劳，很少需要与灾难作斗争，因而逐渐变得懒惰和怯懦。土地贫瘠的地区，上天的赠与太少，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辛劳和战胜更多的灾难，因而人们逐渐变得勤劳和勇敢。

第五节生活在岛屿的人民

生活在岛屿的人民比生活在大陆的人民更喜爱自由。这是有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岛屿一般很小；人们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比较困难；岛屿有海洋天堑，大帝国无法入侵，因而能够保留自由。岛民很少受到征略战争的影响，因而能够较容易地保持自己的法律。

第六节建立在勤劳基础上的国家

自然给人们提供了初步的生存条件，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让人们生存。有些地方上天的恩赐不多，若想在此生活下去，就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这样的地区需要建立温和的政体。有三个地区属于这种情况：中国的江浙地带、埃及和荷兰。

第七节对法律的不同需要

法律与民族生存的方式密切相关。从事畜牧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律比从事狩猎的民族的法律所需要内容广泛的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律比从事畜牧的民族的法律内容要广泛的多。从事商业和航海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律比从事农业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律内容也要广泛的多。

第八节土壤与国家的状况

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才能形成一个大的国家，以别的方式谋求生存的地方不可能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只可能建立小国。

美洲也因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产生了一些专制国家。它们与亚洲的专制国家相比更加落后。

江浙是中国两个最富庶的省份，中国的帝王们平治了洪水，为这两个省份的富庶提供了前提。土地肥沃为这两个省份的富庶奠定了基础。

第九节野蛮与半野蛮的民族

野蛮民族与半野蛮民族是不太一样的。野蛮民族由一些分散的小部族组成，但这些小部族不能联合起来，野蛮民族内部因而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半野蛮民族之间的小部族能够联合起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野蛮人一般以打猎为生，半野蛮人一般以放牧为生。

这在亚洲北部地区体现得比较明显。西伯利亚地区的民族就属于野蛮的民族。它由一些分散居住在森林中的小部族组成。由于森林生活的特点，他们不愿意更不懂得过集体生活，因此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因而，在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强大过，也从来没有进行过征服。当俄国人东进的时候，分散的部族根本无法抵挡俄国人的入侵，因而很快就被征服。

西伯利亚南面草原上的鞑靼人由于草原生活的特点，是愿意过集体生活的。当他们中间某一个部族十分强大的时候，就能够统一草原，形成一个强大的帝国。

这些民族之间因为有着共同的边界，因而会有不少纠纷，战争也会经常发生，因而会有一些国际法。

第十节不事农耕民族的政治状态与法律

这些民族比农业民族有较大的自由，它们不用被束缚在土地上，可以四处漂荡。另外，这里部族甚多，当人们的自由被一个部族首领剥夺的时候，它可以到别的部族那里寻求自由。这种人身的自由必将有利于政治自由的产生。

这些民族的所谓法律，与其说是法律，还不如说是风俗。

在这种国家中，老年人很有地位。婚姻不太固定，男人可以随意更换女人。

第十一节能够使用与不知使用货币的民族

能够使用货币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已经开化的民族。货币的使用，说明一个国家的民族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这样的民族必然是开化的民族。

一个不知使用货币的民族，对暴力之外的不公正是不了解的。他们之间的冲突不会通过经济交易来解决。

在没有货币的国家，抢劫者和盗贼只能拿走实物，而实物的样子又是各个不同的，所以他们的偷抢行为很容易被发现。在使用货币的国家，由于货币都是一样的，识别盗贼就变得很困难了。

对于一个不事农耕的民族来说，不知使用货币是他们自由的最大保障。渔猎或畜牧之物不可能集中大量保存，但如果使用了货币，大量的财富势必集中到部族首领手中，他们就可以利用掌握的大量财富建立起专制统治。没有货币，人们的需求就会变得有限，因而财富分配更易于平等，首领也不能建立专制统治。

第十二节迷信的力量

有些民族依靠迷信进行统治。迷信能够激起人们的狂热，使人们发自内心地拥护统治者。一旦迷信破产，统治者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第十九章 法律与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的主旨

本章主题很广，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我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上，而非事物本身上。

第二节暴政

暴政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暴政，表现为以暴力直接统治人民。另一种是感觉上的暴政，即人们将一些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统治者的某些做法视为暴政。

第三节民族普遍心理

人们受多种事物的影响，它包括：气候、道德、法律、宗教、习俗、自然环境等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人们的普遍心理。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某一个因素的作用过分突出，则其他因素的作用就会被降低。

在不违背政体原则的前提下，立法者应该遵照民族的普遍心理进行立法。因为顺从事物的自然本性能够把事情做得最好。违背事物的自然本性，事情很难做好。柏拉图设计的共妻制之所以不能实行，就是因为它违背了人类的本性。

事物是什么样，就让它是什么样吧。让人们保留他们的自然天性吧。不应该什么都要变更。

第四节社交性格的结果

人们越喜欢进行社交，就越容易改变他们的风俗。因为社交广泛，接触的人就多，就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习俗。

女人的社交活动破坏了某些民族的风俗，但会带来趣味。有女人参与的社交场合比纯粹是男人参与的社交场合更能吸引人。

第五节虚荣、傲慢与邪恶

虚荣对一个政府来说是件好事，但傲慢对政府来说确是一件坏事。一般来说，懒惰与傲慢如影随形。懒惰的民族往往是傲慢的民族。

邪恶与美德之间相去万里。但在不同的领域中，邪恶有不同的特点。道德上的邪恶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邪恶；政治上的邪恶也不一定就是道德上的邪恶。

第六节西班牙人与中国人的性格

任何一个民族的性格中都混合了美德与邪恶。两者混合得好，会给本民族带来好处；混合得不好，会给本民族带来灾难，也常常会给别的民族带来灾难。

西班牙人长期以来以信誉著称，因此欧洲各国都愿意同西班牙进行贸易往来。但这种信誉和懒惰混合起来，就会产生对西班牙人不利的后果。这导致西班牙的贸易几乎被别的国家的商业机构所垄断。

中国人的性格正好与西班牙人相反。中国人的不稳定生活使他们变得非常贪婪，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同中国进行贸易。只有日本同中国进行贸易，因为日本人更加贪婪。

第七节专制国家的礼仪与习俗

专制国家的习俗很难改变，一是因为缺少改变的动力，二是因为一旦改变就很危险。

在专制国家中，社会等级森严，人们交往的范围较少。所以习俗比较固定，几乎起到法律的作用。在专制国家，男女授受不亲。在自由的国家中，男女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取悦的愿望使得风俗不断改变。男女之间互相腐化，双方都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品质和遵守的习俗。原来被视为一成不变的的东西，现在竟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变更了，于是习俗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在专制国家中，由于习俗的作用近似于法律，所以一旦习俗发生改变，专制国家的社会面貌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专制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

第八节改变一个国家的风俗与习惯的自然方法

法律是一个国家的特殊制度，习俗则是一个国家的一般制度。因此，就不应该用法律去改变习俗。用法律改变习俗会显得过于粗暴蛮横。用别的国家的习俗去改变自己国家的习俗，则显得柔和的多。

所以，立法者要在自己的国家中进行重大改革的话，就要用法律去变革建立在原有法律基础之上的事物，用新习俗去改变旧习俗。如果用法律去改变本来应该由习俗去改变的东西，将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通常说来，让人们放弃自己的习俗总是很困难的。用暴力强迫取消习俗，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一切建立在不必要基础上的刑罚都是暴政。法律不是一种纯粹的暴力，某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就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

第九节妇女地位与政体的关系

妇女的地位与政体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妇女在家庭中处于奴役地位的国家一般都是采用专制政体的国家。相反，妇女的自由则同宽和的政体相联系。

第十节法律、风俗和礼仪

风俗和礼仪是不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建立的，它们是自然形成的。

法律与风俗的区别是，法律规范的对象是公民的行为，而风俗规范的对象则是自然人的行为。两者的区别是，风俗指向人的内心，礼仪指向人的外在行为。

明代服饰礼仪

中国古代特别讲究服饰礼仪，这是明朝的官使所着服饰。

在中国，立法者以让人们过上平静的生活作为立法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人人互相尊重。如何才能让人们互相尊重呢?仅有法律是不够的。中国的古典经书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仅仅靠刑罚，人们仅仅能够避免无耻，如果对人们施行教化，人们不但知道廉耻，还懂得其他社会行为规范。

礼对于维持中国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果没有礼，人们的欲望就会放纵，什么邪恶的事情都能干出来。在欧洲，虽然没有礼，但有基督教，也能起到约束人们欲望的作用。有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人们的欲望无限放纵，各种丑恶的事情层出不穷。道德堕落，人性沦丧，几乎成为动物世界。

礼与礼貌是不相同的。礼貌掩饰人们的恶行，礼阻碍人们干坏事。礼是人们之间的一道屏障，它起到防止人们互相腐化的作用。

第十一节中国的特点

礼仪在中国是绝对不能废弃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是不能随意接触的。中国人的礼仪经过文化人的整理成为不能违背的道德训条。

中国人不单用礼制国，他们把宗教、习俗、法律和礼仪混合在一起。所有的这一切都可称之为伦理。在中国的伦理中，有一个著名的伦理，那就是三纲五常。

有些国家轻视礼仪道德的力量，一味用严酷的刑罚治理国家，结果适得其反。刑罚的力量是有限的，刑罚可以把一个犯了重罪的公民从社会中清除掉，但是它无法把犯罪本身清除掉。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仅有刑罚，能够维持社会秩序吗?因此，当一个国家把道德礼仪抛弃的时候，便陷入混乱状态。

第十二节中国的文化征服蛮族统治者

在历史上，中国有数次被蛮族征服，但是中国的法律并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掉，中国的文化从来没有毁灭，它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还征服了蛮族统治者。这些蛮族虽然从军事上征服了中国，但在文化上却被中国征服。不能不感叹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

第十三节中国人身上的矛盾现象

中国人处处讲礼，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在他们从事贸易活动时表现的尤为明显。虽然贸易容易激发人们的信誉感，但它却从未激发中国人的信誉感。中国人的秤是经常改变的，卖时用一个轻秤，买时用另一个重秤。因此，与中国人做生意，自己需要带秤。

第十四节英格兰的法律与民族性格

习惯是民族生活的组成部分。受奴役的习惯是被奴役民族生活的一部分，自由的习惯则是自由民族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曾谈论过一个自由的民族，即英格兰民族。在前面，我们指出了它的政体原则。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政体对人们性格和民族礼仪的影响。

在英格兰，人们的感情可以自由地表露。不然的话，它就失去了活力。

英格兰的两党都是由自由的公民组成的。如果其中一个党占了优势，那么，自由的结果将使另一方受到压制。这时，为维护自由，公民们就会去支持受压制的一方。

既然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所以他便很容易听命于反复无常的想法，经常地改换政党。因此，在这里仇恨和友谊都失去了色彩。

君主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真实情感，使自己喜欢的人失宠，去重用那些他最讨厌的人。

人害怕失掉幸福。这种害怕把事物的危险性给夸大了。当人们处在安全的环境中时，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不安全的。

积极反对行政权力者对自己的自私动机讳莫如深，加深了人民的恐惧感。人民无法准确判断自己是否处在危险之中。但是，这种恐惧有助于他们应对将来可能遇到的真正灾难。

立法机关比人民有远见，而且为人民所信任。因此，立法机关能够使人民对于别人留给他们的不良印象发生改变，并能抚平人民的焦急心情。

这是它比古代民主政体优越的原因所在。在古代民主制度下，人民直接享有国家权力，但他们又很容易受到蛊惑家的煽动，陷入无知的疯狂之中。结果，疯狂的愚民滥用自己的权力，干出邪恶的事情。

一个自由的民族会出现一个救世主，而一个被奴役的民族只能轮流受不同压迫者的压迫。

英格兰人民非常热爱自己的自由，因为他们的自由是真实的。他们为了捍卫自由，愿意牺牲自己的财富、安逸，也愿意承担最重的赋税。

为了保卫自由，英格兰向自己的人民借贷。人民看到，如果国家灭亡，自己拥有再多的财富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为公民互不依赖，所以公民对自身自由的重视胜过对荣誉的重视。

人们认为军人是一种有益的但却十分危险的职业。他们甚至把军人的服役看成是国家的负担。文官在这个国家比较受尊重。

和平与自由使得英格兰安乐舒适，不受偏见的束缚，而成为一个商业民族。

一个经商的民族可能在许多事情上侵犯别国的利益或自己的利益受到别国的侵犯。因此，它成为一个嫉妒狂，对别国的繁荣的担忧使因本国繁荣所带来的欢乐黯然失色。

英格兰的法律是宽松的，但如果涉及到商贸航海，又是非常严厉的。

人们总喜欢把本国的模式推广到别的国家。英格兰人也是如此，他们非常热心把自己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习俗推广到殖民地中去。

英格兰位居海岛，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海外商业的兴盛，促使它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为英格兰带来了无上的光荣。英格兰从前受到过专制统治，因此保留了许多专制统治的特征。

在宗教上，人们信仰自由。过去的宗教迫害已经成为历史。

人们越是相互心存芥蒂，越需要更多的礼仪。礼仪是情感淡薄的表现。如果人们之间的感情特别深，是不需要太多礼仪的。

在英格兰，法律对人们是一视同仁的。因此，每个人都把自己当做国王。人们之间与其说是同胞，还不如说是同盟者。

在这里，争论的内容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争论本身。不同的观点都能够允许其存在，并且能够参加争论，这正是自由的体现。

在专制统治之下，不管人们争论的内容是什么，对统治者都是有害的。争论本身，就构成了对专制统治原则的破坏。

许多人率性而为，对讨人喜欢不感兴趣。才智卓越之人，更是任性而为，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他们轻蔑或厌恶一切事物，许多在常人看来幸福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却是不幸的。

公民之间互不惧怕，因此，人们显得很骄傲。自由的国家是骄傲的，专制的国家则容易流于虚荣。

这个国家人民的性格集中体现在天才们的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了思想的深邃。

在极端专制的国家中，历史学家歪曲了事实，因为他们没有说出事实的自由。在极端自由的国家中，历史学家们也在歪曲事实，因为过度的自由使他们为所欲为，丧失是非感和廉耻之心。

第四卷

第二十章 基于贸易的本质和特点论法律与贸易的关系

第一节贸易有良好风俗的地方，就有商业的存在。

有商业存在的地方，就有良好的风俗。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商业的发展，使得今天的风俗不再像过去那么野蛮了。

贸易的法律既可以改善风俗，也可以破坏风俗。关键取决于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良法改善风俗，恶法破坏风俗。

第二节贸易精神

贸易必然导致和平。两个国家的贸易往来使彼此的相互依赖加深，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危机会波及到另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侵犯与它做贸易的国家，很可能是得不偿失。所以，贸易有助于和平。

贸易精神使得国家之间变得密切起来，但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变得如此。在贸易兴盛的国家，人们一切向钱看，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贸易精神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公平精神。这种公平精神有两个对立面：一个是非法掠夺别人财富的观念；一个是大公无私的观念。抢劫行为自然违背公平；大公无私的观念让人们放弃你的与我的之分，人们的利益混合在一起，公平自然就无用武之地了。

第三节人们的贫困

人们陷入贫困源于两个原因：一种是由统治的残酷造成的，一种是由人们自己的懒散怠惰造成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将无所作为；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尚能有所作为。

第四节各种政体形式下的贸易

贸易与政体之间存在着关系。在君主政体下，贸易通常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奢侈。在民主政体下，贸易建立在节约的基础上，以利润为目的。

在专制政体下，暴政造成了以节约为基础的贸易。暴政使得人们逃离到荒无人烟的荒岛或滨海地区，为了谋生，不得不从别的国家谋取生活资料。这样贸易就开始了。

航海业发达有利于贸易的扩展。没有发达的航海业，贸易活动就会受到阻碍。

第五节英国的贸易精神

英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任何国家订立关税协定。它想以此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别国把政治利益凌驾于商业利益之上，英国却把商业利益凌驾于政治利益之上。英国人津津乐道于宗教、贸易和自由这三样东西，并以此为自豪。

第六节垄断、关税与贸易自由

在贸易进行垄断的时候，价格不可能公平。只有在存在商品竞争的地方，价格才有可能公平。

存在贸易的地方就存在关税。关税对于贸易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关税太高，就会打击甚至毁灭贸易。

贸易自由并不赋予商人们为所欲为的权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不如说这是贸易上的奴役。柏拉图曾经说过，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只可能是极端的奴役。

第七节人身拘禁

有的国家法律规定不得因为债务而拘禁债务人。这项法律对民事案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贸易来说就是不适当的。在普通的民事案件中，一个公民的自由应该高于另一个公民的福利。在贸易的契约中，公民福利应该高于某个公民的自由。

第八节君主不应该经商

君主经商容易导致垄断。因为君主手中巨大的权力能够使他在商业活动中为自己谋取巨大的利润。权力和商业相结合，一会破坏商业，二会腐蚀权力。这将会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

第九节贵族与经商

在君主政体下，贵族经商是同贸易精神相背离的。在商人中寻找贵族是找不到的。商人的品质与贵族的品质相差太远。但商人可以成为贵族，这就需要他改善自己的品质。一般来说，商人成为贵族很困难。一个商人家族要真正成为贵族，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时间。有的商人家族四代五代都成不了贵族。能否成为贵族，就要看他们的修行了。若是缺乏文化涵养和道德修养，品位低劣，永远成不了贵族。

第二十一章 从国际贸易的变革论法律和贸易的关系

第一节一般性思考

贸易虽然有可能会发生变革，但由于某些自然的原因，比如气候、土壤、地形等因素，贸易的性质也能够保持不变。

第二节南方和北方民族需要的差异

南方国家生活便利，需求不多；北方国家生活不便，需求较多。

非洲海岸的民族，多是些野蛮半野蛮的民族。他们没有工业，也没有工艺。别的国家同他们进行贸易，会有很多利润可赚。

第三节古代与当代贸易的差异

欧洲古代的贸易多在地中海，现在的贸易多在大西洋。

古代亚洲人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奢侈。君主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需要从世界各国寻找奇异珍宝。欧洲人的贸易则是追求利润。

第四节希腊、马其顿与罗马的贸易

希腊人一开始全是海盗。希腊人很早就进行航海贸易，地中海是他们活动的大舞台。希腊有许多鼓励海上贸易的法律。

亚历山大进行征服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贸易。直到征服印度后，才使他产生了发展贸易的想法。此后，在马其顿帝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一些贸易活动。

罗马法律规定，禁止同野蛮人进行贸易。罗马人的法律不反对和阿拉伯与印度进行贸易，因为它们不是野蛮国家。

不断进行的贸易活动使欧洲逐步摆脱野蛮状态，走向文明。

第二十二章 法律与使用货币的关系

第一节货币的产生与性质

当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物物交换一是携带起来不方便，二是交易时换算比较麻烦。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既携带方便，又能对所有物品进行统一换算之物。于是，货币就出现了。

货币只是一种符号，它本身没有价值，它代表商品的价值。

第二节想像中的货币

货币可分为真实的货币与想像中的货币。真实的货币是金属，想像中的货币是纸币。文明的国家一般都使用想像中的货币。金银作为交换媒介，虽然有其自身的优点，但是它仍然不易携带，而且很难进行分割。所以，用金银作为交换媒介，还会有一些麻烦。纸币就省去了这些麻烦，非常方便。

第三节金银

当文明国家主导世界的时候，金银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欧洲的金银许多来自于美洲，是殖民者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掠夺过来的。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了大量金银，使欧洲市场上金银的数量大为增加。

金银都是稀有金属，因而比较珍贵。金银之间还有一条规律：黄金少时，白银就多；白银少时，黄金就多。

第四节兑换率

各国货币的比价，便形成了兑换率。兑换率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因为各国货币的比价经常发生变化。比价变化的原因源于各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变化。

第五节公债、有偿贷款和高利贷

公债就是国家向自己的国民借债。公债被认为有利于加快商品流通，因而能够增加国民财富。

法律规定了公债的有关事项。每个国家的法律对公债的规定是各不相同的。

贷款是商业发展的需要，它对商业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银行要从贷款中获取利润，所以贷款不能是无偿贷款，而应该是有偿贷款。贷款利率要适中，贷款率太低，银行缺少利润；贷款率太高，限制商业发展。

罗马的法律允许高利贷的存在。在某些时期，高利贷利率过高，限制了罗马商业的发展。

海事上的高利贷限制海洋贸易的发展，因此必须进行限制。

第二十三章 法律与人口的关系

第一节人与动物的种类繁殖

动物的繁殖能力基本是不变的。但是人类却由于思维的方式、性格、感情、幻想、保留美貌、生育的痛苦、家庭人口太多的负担等因素的影响，繁衍生殖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节婚姻

抚养子女是父亲的天然义务，这是婚姻制度建立的重要原因。

在文明的国家中，法律通过婚姻仪式的形式规定父亲对子女的抚养义务。

抚育后代对动物来说，仅仅雌性动物就可担任。然而对于人类来说，仅仅依靠女人是不行的，需要男人和女人一起抚养子女。因为人类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动物仅仅是为了谋求生存，人类则需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他们所设想的不同类型的人。这一点，仅仅靠妇女是做不到的。

背离道德的婚姻对人类的种族繁衍是有害的，比如一妻多夫制。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孩子的父亲无法确认，父亲对孩子缺少关爱之心，养育孩子的重担完全落在母亲身上。她一个人能承担起这样的重担吗?要知道，妇女本身是没有生活来源的。

妓女就更没有抚育子女的能力。妓女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孩子的培养是相互冲突的。一个妓女的孩子在社会上是要受到歧视的。妓女因其自身的堕落，无法获得法律的信任。

同性恋者抚育的孩子的前途更是令人担忧。同性恋因违背自然法则，无法生出孩子，但同性恋者可以抚养孩子。不过，他们抚养的孩子往往人格不健全。

综上所述，贞洁与人类的繁衍有着自然的联系。

第二节家庭

女人嫁到男人家里，几乎是世界各地的通则。而在中国的台湾，风俗恰恰相反，男人反嫁到女人家中。风俗不同而已，并不能依此说明这种风俗不好。人们意识到姓氏好像是一种应永远保留的东西。姓氏会激发每个家族长存于世的强烈愿望。在某些民族，姓氏使得某些家族保留自己的特点；在另外一些民族，姓氏仅仅是区别个人的符号。后者看起来不如前者那么好。

在实行一夫多妻的国家，妻子们的地位是有很大差别的。妻子有正妻和偏房的区分。

理性的法则规定，由婚姻所生的子女可以继承父亲的身份，而不是由婚姻所生的子女只能继承母亲的身份。

第四节私生子

在实行多偶制的国家，人们不知私生子为何物。只有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中，私生子问题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鄙视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国家，必定也鄙视私生子。私生子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产物。

在共和国中，纯洁的风俗更为需要，私生子比在其他政体下更令人憎恶。

第五节父亲对婚姻的许可权

父亲对婚姻的许可权是以父亲的所有权为根据的。除此之外，影响父亲作出子女婚姻决定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父母反对他们的婚姻，不是因为他们门不当户不对，而是因为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

第六节少女的婚姻

英国的少女们经常不经父亲同意就自己做主嫁人。

因为在英国，修道院式的独身生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英国的少女们获得身份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结婚。而法国不同，修道院制度的建立，确保了少女们能过独身生活。因此，婚姻应听从于父亲的法律在法国就颇为合适。根据这种观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律很不适当。这些地方建立了修道院制度，但少女却可以不必经过父亲的同意就能结婚。

只有婚姻才能为少女带来欢乐与自由。在父亲的家中，少女们有理智却不敢思想，有感情却不敢显露，有眼睛却不敢观看，有耳朵却不敢聆听。她们只能装出愚笨的样子，但仍然因琐事而不断受到责难。所以，少女是十分愿意结婚的。而男孩只有经过劝说才想结婚。

第七节政府的暴政

政府的暴政可以达到用天然感情来毁灭天然感情的地步。美洲的妇女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再遭受自己所遭受的残暴统治，不就经常的堕胎吗?

第八节海滨港口

海滨港口的男人常常四处漂泊，身履险地，因而这个地方男人总是多于女人。然而，这里的儿童却多于别的地方的儿童。这是因为这里有鱼可以吃，生活较为容易。这也许可以解释日本和中国为什么人口众多。果真如此，修道院强迫以鱼为主要食物的制度就有悖于立法者的初衷了。

第九节土地生产所需人力的数量

游牧地区人烟稀少，主要是因为这里难以找到谋生的手段。茫茫的草原虽然辽阔，但人们却找不到立足之地。但是麦田和稻田就不同了，它需要较多的劳动力。葡萄园所需的劳动力就更多了。

在英国，关于牧场增加导致了人口减少的抱怨不绝于耳。在法国，人们则抱怨葡萄园的众多导致了法国人口的稠密。

有煤的国家优于其他国家之处在于，它几乎不需要森林来提供燃料。从而，绝大部分土地都可以用来耕种。

第十节人口和工艺的关系

实行土地均分的国家，即使没有什么工艺技术，它的人口也一定众多。这是因为公民们都可以分得土地，能够从其所耕种的土地上获取基本食物。古代一些共和国就是这样。还有些国家，虽然工艺很好，但是土地分配极不平均，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许多人没有土地，找不到谋生的手段，工艺生产根本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人们或饿死，或逃亡，导致人口锐减。

第十一节从立法者的立场看待人口繁衍问题

关于一个国家人口数量的法律，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在一些国家中，大自然已经替人类把什么都做好了，立法者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既然气候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使人口繁荣昌盛，那么就没有必要再使用法律去促进人口增长了。对于人口增长来说，气候条件比土地条件也许更关键。

人口的增长必须同自然所能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相一致。否则，人口急剧增加，而生活资料却没有增加，人们就会陷入贫穷和饥饿之中。为了生存，父亲甚至会卖掉自己的孩子，或把自己的婴儿扔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许多国家，就看看日本吧。在这里，人们的繁衍能力较强，人口众多，但土地贫瘠，根本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因此许多人卖儿卖女。把儿女卖掉之后，虽然暂时免于挨饿，但不久后饥馑又来。于是，日本人或饿死，或做了强盗。

出于担心人口太多，中国台湾的宗教禁止妇女在三十五岁以前生儿育女。如果妇女在这个年龄之前怀孕，则由巫婆为她们压腹堕胎。

欧洲国家男孩的人数高于女孩。日本女孩多于男孩。所以，立法者要进行性别数量上的平衡。

第十二节希腊与罗马的人口

东方国家的人口数量受自然因素影响，希腊的人口情况却源于自身的政体性质。希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由许多城市组成，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每个城市的自治权力，不亚于今天瑞士、荷兰和日耳曼的城市。

共和国立法的目的是：对内谋求公民幸福，对外谋求国威显赫。由于国土疆域不大，人民生活又比较幸福，所以人口增长很快，最终成为国家的负担。为了谋求生存，他们接二连三地向外殖民，并参加雇佣军为别的国家打仗。

意大利、西西里、小亚细亚、西班牙、高卢、日耳曼，几乎与希腊一样，也由众多的小民族组成。人口稠密，根本不需要用法律来增加人口。

小国被大国吞并的结果是人口的减少。只需要看看罗马胜利前后的意大利和希腊就知道了。

罗马人在摧毁别的民族的同时也毁掉了自己。连年征战使罗马人元气大伤，人口锐减了。因而，罗马需要制定人口繁殖的法律，通过法律来鼓励人们结婚。

第十三节罗马灭亡后的欧洲人口状况

罗马灭亡后，人们说道，罗马人征服世界的结果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好处，它削弱了这个世界，然后它又把这个世界拱手让给了愚昧民族。哥特人、哲特人、萨特森人和鞑靼人对罗马不停地侵扰。在消灭罗马之后，这些愚昧野蛮民族又自相残杀。就像神话时代一样，大水过后，陆地上出现几个武力集团，他们相互厮杀。

过去，法国任何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权力中心，而今天整个国家却只有一个权力中心。过去，国家的每一个地区都是独立王国，现在这些地方全部被统一到一个国家中来。小国不停地合并导致了人口的减少。

今天的欧洲像过去一样仍然需要繁衍人口的法律。希腊的政治家说，人口稠密是国家的累赘；但今天的政治家的任务却是想方设法地增加人口。

第十四节遗弃子女

罗马早期在遗弃子女的问题上有很好的法律。据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那苏斯记载，罗慕露斯规定，所有公民必须养育自己所有的儿子和大女儿。如果婴儿身体残疾，在经过最邻近的五位邻人察看后才可以将其遗弃。

罗慕露斯严禁杀死不满三岁的婴儿。这样，他就调和了规定父亲可以对子女进行生杀予夺的法律与严禁弃婴的法律之间的矛盾。

第十五节救济院

一无所有的人不是贫穷的人，不劳动的人才是贫穷的人。一个身无分文但却勤劳的人，与一个有巨额财产但不进行劳动的人同样富裕。一个人没有财富却有技术，那么他就比一个虽有一点土地但又离不开土地的人富裕。

对于政府来说，给大街上的乞讨者一点施舍并不等于就履行了国家义务。让人们衣食无忧，是它必须履行的责任。与其给人民施舍，不如让人民富裕。救济院在某些时候可以起到临时救济的作用，但救济院制应该是临时的，而不应该是长久的。救济院长久存在就会增加人们的懒惰。既然什么活也不干也有吃饭的地方，便会有许多人什么也不干，专门等着救济。这刺激了人们的懒散怠惰，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不好的。

第五卷

第二十四章 从宗教惯例与宗教本身考察宗教与法律的关系

第一节宗教与幸福

在黑暗的地方，人们能够识别哪里最不黑暗；在数个深渊之中，我们能够识别哪个深渊最不深；在几种坏的制度之间，我们能够识别哪个最不坏。同样，在各种虚伪的宗教之间，我们能够看出哪个最不虚伪，哪个对社会更有利，哪个对人们今生的幸福更有好处。

因此，我们判断宗教好坏的标准是它能否为人们的今生带来幸福。能给人们的今生带来幸福的宗教就是好的宗教；不能给人们今生带来幸福的宗教不是好宗教；给人们今生带来灾难的宗教是坏宗教。今生的幸福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来世的幸福那都是虚无飘渺的，是不能作为评判的标准的。一种宗教，不管它说能给人们的来世带来多少幸福，但只要今世带不来幸福，就不是好宗教。一种宗教，尽管它并不宣称能给人的来世带来幸福，但只要在今世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就是好的宗教。

我不是以神学家而是以政治学家的身份来进行这本书的写作的。我的思维方式是世俗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神学的思维方式。在神学家看来，我的言论可能会很荒谬。但用世俗的眼光看，神学家的言论更为荒谬。

我并没有使宗教利益服从于政治利益的意思。我所想的是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而要结合它们，首先就要了解它们。

基督教宣传博爱，希望各民族都能生活在良好的政治制度下。因此，基督教与良好的政治制度是能够统一在一起的。

第二节贝尔先生的谬论

贝尔先生宣称当一个无神论者要比当一个信教的教徒要好些。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宗教的弊端来反对宗教。贝尔先生没有看到宗教的好处。

无神论者宣扬世界上根本没有神，因此他们什么也不信仰。缺乏信仰，也就缺乏敬畏之感，因此当他们想作恶时，内心就缺少约束力量。既然世界上没有任何神灵，自己的罪行就不会遭到天遣。由于缺少控制欲望的内在力量，他们作起恶来就无所顾忌。相反，信仰宗教，会使人对神灵充满敬畏感。宗教一般都禁止人们作恶，特别是基督教，它强调仁爱。所以，当信教的人想作恶时，他的内心就多了一道屏障。想到因果报应，他们很可能就中止自己将要进行的罪恶。所以，贝尔先生说无神论比信教好的言论乃谬论矣。

贝尔先生在抨击了整个宗教之后，又专门抨击基督教。他说，基督教是不能够在任何国家中存在的。实际上，真正的基督教徒，是非常热爱国家的，是能与政治很好地统一的。贝尔的言论荒谬至极。

第三节基督教与温和政体相适应，伊斯兰教与专制政体相适应

基督教与专制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基督教极力提倡仁爱，而专制主义大力推行恐怖。两者实在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基督教禁止一夫多妻。所以信奉基督教的君主实行一夫一妻制。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的君主多是一夫一妻，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斯兰君主多是一夫四妻，什么宗教也不信奉的中国的君主妻子多得数不完。因而，欧洲君主与妻子的感情最深。他们把感情都用在一个人身上。而在中国，皇帝的感情分散在众多的妻子身上，每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就很少。

伊斯兰教的君主们处在杀人和被杀的循环中，基督教的君主所处的环境就好得多。他们不用担心受怕，也没有那么残忍。在基督教国家，君主和国民相互信赖。因此，基督教不但追求来生的幸福，还能给人的今生带来福祉。

基督教阻止了专制主义在埃塞俄比亚的蔓延，它把良好的风俗带到那儿，给当地人们带去了希望。与此相反的是，那些不信仰基督教的君主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他们攻城掠池，大肆屠杀。蒙古军队尤其如此，他们残酷地毁灭了别的民族和城池。

相比之下，基督教在战争方面形成的某种“国际法”，能够使战胜者保存那些属于战败者的东西，即生命、自由、财产和宗教。通过以上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基督教比伊斯兰教好。人们应该皈依哪种宗教，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宗教是征服者用武力强加给被征服者的，那就是对人性的侮辱和践踏。

第四节天主教与君主国相适应，新教与共和国相适应

两个世纪以前，当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之时，南方的民族皈依了天主教，北方的民族皈依了新教。这种结果是由南、北方不同的民族精神所决定的。北方民族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选择了新教；南方民族缺少独立自由的精神，选择了天主教。天主教国家缺少独立自由精神，所以天主教与君主国相适应；新教国家有较多的独立和自由精神，所以新教与共和国相适应。

第五节宗教与道德

道德法令与宗教法令在某些情况下是不一致的，要尽可能调和它们。道德法令与宗教法令的冲突将会使人们无所适从。当人们的信仰与他们基本的道德准则发生矛盾时，他们不知道是舍弃信仰还是舍弃道德原则。有些民族，因为对信仰的狂热，而干出大量违背基本道德准则的罪恶。他们在宗教信仰的幌子下，对自己的邪恶行为一再开脱责任。因此，当宗教信仰与基本道德准则发生冲突无法调和的时候，就要使宗教信仰服从于基本道德准则。宗教信仰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人群，基本道德准则适用于全人类。把宗教信仰凌驾于基本道德准则之上，实际上就是某些民族把自身的价值凌驾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之上，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道德是人们理性的产物，而宗教则是狂热的产物，让理性服从于狂热，等于是把人类推向灾难。

第六节宗教与法律

宗教和法律的目标都是要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如果两者中有一个与这个目标相背离，就应该更正过来。与此同时，另一个就应该加强。宗教的约束越少，法律的控制就应该越加强；法律的约束越少，宗教的约束就应该越多。

有的宗教规定很愚蠢，信奉它会带来很多麻烦，甚至会造成灾难。这就需要法律进行纠正。比如在印度，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都拥有大量的信徒，但两教却互相吃对方的神物：伊斯兰教教徒吃牛，印度教教徒吃猪。这样势必造成两个宗教的冲突。因此，印度就需要制定法律，对此进行适当的纠正。

当法律虚弱的时候，宗教能够起到弥补作用。当国家的政治制度出现问题时，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政治制度的弊端。第七节若宗教引起人们对微小事物的厌恶是危险的伊斯兰教徒憎恶印度教徒，因为他们吃猪；印度教徒也憎恨伊斯兰教徒，因为他们吃牛。就因为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事，宗教却引起了他们的相互怨恨。这样的宗教是非常危险的。

第八节不要输出宗教

因为每个国家的宗教风俗是不同的，所以将自己国家的宗教传到别的国家会带来许多不便。如果把印度教传到伊斯兰地区，则印度教与当地的伊斯兰教会发生冲突。因为伊斯兰教讨厌印度教吃猪，印度教讨厌伊斯兰教吃牛。

第二十五章 法律与宗教的建立、维系和变更

第一节人们对宗教的感情

信神的人与不信神的人都经常谈论宗教。一个谈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一个谈他们所厌恶的东西。

第二节信奉不同宗教的不同动机

人们信奉宗教有不同的动机：

礼拜仪式多的宗教比礼拜仪式少的宗教更能唤起人们的信教热情。人们对仪式总是很在意的，众多的仪式显示了神圣，单一的仪式让人们感觉不到神圣。

人们富有希望与恐惧的感情。所以，一种没有天堂和地狱的宗教是不会唤起人们热情的。

崇奉道德的宗教能引起人们的热诚信奉，反之，对道德不屑一顾的宗教则引起人们的厌恶。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热爱道德的。人类中虽然有少数恶人，但大多数都是好人。

如果宗教的外表是非常庄重辉煌的话，则会引起人们的向往。反之，人们是不会喜欢的。

第三节庙宇与僧侣

人们都居住房屋，所以也想给神建造房屋，神的房屋就是庙宇。因为神是神圣的，所以神的庙宇也是神圣的。古代曾经有法律规定，在庙宇偷盗要判处死刑。

除了居住之所，神还需要给他服务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僧侣。为了纯洁起见，一般的宗教都要求僧侣单身，不能结婚。

僧侣拥有大量财富，但他们不能够使财富增值，只会白白浪费财富，因而严重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所以法律应该对僧侣的财富进行限制。第四节宗教自由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允许宗教自由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必须规定不同的宗教之间能够相互宽容。一个文明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实行宗教自由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既可以信仰这种宗教，也可以信仰那种宗教；既可以过去信仰这种宗教，又可以现在信仰别的宗教；既可以现在信教，以后不信教；又可以现在不信教，将来可以信教。总之，人们在信仰问题上应该是自由的。法律应该允许不同的宗教存在，只要它们不违反人类的基本价值。

仅仅法律的准许还是不够的。不同的宗教之间也应该相互宽容。如果不同的宗教之间不宽容，相互仇视，那么宗教自由反而成了一件坏事，会带来无穷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没有宗教自由的好。自由是一件善物，但如果自由不能得到合理运用，那么还不如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人们的行动虽然受到限制，但安全尚有保障；一旦人们滥用自由，人们的安全将无法保障，人们的自由最后也将变成对自身的奴役。

自由本身就蕴含着承认差异之意。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在许多方面是有差异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就是各种正当的利益和价值都能得到承认和尊重的社会。不同的利益和价值之间可能差异很大，但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和价值都能得到尊重和保障，人们应该学会相互宽容。否则，不能容忍差异，相互仇恨，那么自由不但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反而会加剧人们之间的冲突。有些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人们拥有较多的自由，但是这里的人们不懂得相互宽容，结果社会分裂成几个对立的群体，他们之间的矛盾无法化解，越积越深，最后竟导致国家的内战。这样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反而不如实行君主制。

在那些拥有宗教自由但却没有宗教宽容的国家中，为了不使仇恨扩大以致危及国家的根基，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在保留自由的前提下促成人们之间的宽容，这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干脆剥夺人们的自由，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但却是一个较差的选择。较好的选择还是通过法律力争实现宗教之间的宽容。宗教自由与宗教宽容是密切联系的，一个实行宗教自由的国家必须要实行宗教宽容。否则的话，宗教不宽容将毁灭宗教自由。

第五节宗教的变更

统治者如果想变更或废除自己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那么他将处于危险之地。如果这个国家是专制政体，风险更大，甚至会引发革命。这种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宗教习俗，将破坏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将无所适从。

旧有的宗教与政治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过去经常实行政教合一。现在，某些国家实行新教，政治与宗教是相互分离的。旧有的宗教往往同气候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新的宗教则与气候的关系不大。而且，新宗教还会使人们厌恶本国的政治和法律，并蔑视自己的政府。人们在两种宗教之间的彷徨将代替原来人们对一种宗教的信仰。在这个过渡时期，信仰上的迷茫将会给国家带来混乱。

第六节宗教与刑法

处理宗教上的事情，应避免使用刑法。刑法会产生让人恐怖的力量，但是某些宗教教规也能起到引起人们恐惧的作用。所以，如果再适用刑法，那么对宗教法令的恐惧将被对法律的恐惧所代替。处在这两种不同的恐惧之间，人们会变得残忍起来。

变更或废除宗教，规劝和诱惑比惩罚更管用。通过给人们以现实的恩惠，使他们忘记来世。通过对人们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宗教的荒谬性。通过上述手段，人们有可能会不再信教。

刑罚制度往往体现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在日本，刑罚十分残酷，令人触目惊心，更让人难以忍受。

总之，历史经验表明，刑法除了破坏作用外对宗教是不会有别的任何好处的。

第七节奉劝西班牙、葡萄牙宗教法庭的法官们

这里我要引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所著小册子里的话：听说你们经常用火刑烧死罪犯，真是十分恶劣啊。最近，在里斯本，一个十八岁的犹太少女又被处以火刑。你们真是罪恶不浅啊。

你们都抱怨日本的法律很残酷，可是你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还不够残酷吗?你们的所作所为破坏了人们心目中欧洲的文明形象。在文明的欧洲，居然出现了使用火刑的现象，人们对欧洲的印象会因此发生改变，认为欧洲国家不过是个半野蛮国家而已，与文明国家相差还很远。

你们如果不愿做基督徒的话，至少也应该做“人”。所以，我奉劝你们，废除掉残忍的火刑吧。

第八节宗教的传播

除了伊斯兰教的信奉者外，东方所有的国家都对区分不同的宗教不感兴趣。在它们看来，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没有多少差别。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宗教在这些国家中，都能取得同样的成功。这要看宗教与当地的习俗是否符合。如果符合，就有可能得到广泛传播；如果不符合，就不会得到广泛传播。

宗教传播要获得统治者的支持，所以，在中世纪，许多神学思想家呼吁王权必须服从教权。中世纪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阿奎那，从以下几个角度论证了王权必须服从教权：

首先，只有教权才能使人达到享受上帝的快乐的目的。在阿奎那看来，人类生活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幸福，而最高的幸福是天国的幸福，世俗的快乐与之相比有天渊之别。要达到享受天国的幸福这一目的，并不是单靠人类的德性就能达到的，而是要依靠神的恩赐，只有神的统治而不是人类的政权才能引导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而维护神的统治并能够把人们带入天堂的是基督教神父。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君王都应当受他的支配，像受耶稣基督本人的支配一样”。

其次，从神法和人法的关系看，人法要受神法的指导。阿奎那认为，人法是统治者颁布的法律，包括万民法和市民法。神法是教会法，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法律。要保证人法受神法的指导，必须使王权服从于教权。如果王权随意僭越，那么它就会把神法置之一旁，这样人法没有了神法的指导，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比如，人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阿奎那认为，“由于人类判断的不可靠，特别在偶然的、特殊的问题上是如此……，为了使人确凿无疑的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就有必要让他的行动受神所赋予的法律的指导”。再比如，没有神法的指导，就不能有效地防范人的恶行。因为“人类的法律既不能惩罚又甚至不能禁止一切恶行。……所以，为了不让任何罪恶不遭禁止和不受惩罚，那就必须有一种可以防止各式各样罪恶的神法”。

第二十六章 法律与其所规定事物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主旨

人类受各种各样法律的支配。因此，法律有各种各样的体系。总的来说，法律可分为自然法、神定法（或称为宗教法、教会法等等）和人定法。神定法是神制定的法，人定法是人类制定的法。人定法又可分为民法、刑法、政治法与国际法等法律种类。人类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区分不同的法律体系。

第二节神定法与人定法

神定法和人定法各有其对象，彼此之间不要进行混淆。人定法规定之物，神定法就不应该规定；神定法规定之物，人定法就不应该规定。它们的渊源、目的和性质都是不同的。

人定法受偶然因素的支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神定法则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是永恒的，更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定法追求“善”，神定法追求“至善”。“善”可以有许多种类，但“至善”只有一种。至善的法律，需要至善的制定者。人类的智慧和道德是有限的，不可能制定出至善的法律。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才能制定出至善的法律。因此，在人们制定的法律中，从来没有最好的，只有最不坏的；从来没有最佳的，只有次佳的。同样，根据法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最好的，只有最不坏的，没有最优的，只有次优的。所以，人类不要去奢求什么完美无缺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那是不现实的。最完美的社会过去从来没有过，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最完美的社会只存在天堂里，人世间是没有这样的天堂的。如果不顾人类内在的逻辑，盲目的要去实现什么人间天堂、千年天国，只能碰得头破血流。一个国家，实行宪政与共和就够了，不需要去追求什么至纯至善的社会。人类本身就不至纯至真，由人类所建立的社会能至纯至真吗?在一些君主用反复无常的意志进行统治的国家中，法律或者没有，或者虚设。如果这些国家的神定法也同人定法一样，那么它同样也是虚设了。但是一个社会总应该有些固定不变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神定法。

神定法的力量来自于人们的信仰。人定法的力量来自于人们对它的畏惧。久远的东西适合作为神定法的内容，因为时间越久的东西，人们越容易相信。与此相反的是，新近的东西适合作为人定法的内容，因为人定法的优点就在于它的新鲜。或者说它一经制定出来之后，就应该得到人们的遵从。而神定法往往是经过数代人的时间形成传统后才为人们自觉遵从。

第三节民法和自然法的抵触

有些时候，民法与自然法可能出现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是让民法服从于自然法，还是让自然法服从于民法，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第四节继承的顺序应根据民法和政治法，而不能根据自然法

养育子女应该依据自然法，继承问题应根据民法和政治法。这是由自然法与民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自然法规定，抚育子女是父亲天生的责任，所以父亲应该根据自然法抚育子女。但在继承问题上，继续依据自然法就不合适了。依据自然法，长子拥有继承父亲所有物的优先权，这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合适的。比如，在继承皇位中，长子非常不适合当君主，把皇位交给长子就会把国家引向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根据政治法，立贤不立长。在一些民事继承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应根据民法而不是自然法决定民事上的继承。

第五节自然法和民法问题不应以神定法为裁决标准

有些神学家，宣扬神定法高于自然法，这是不对的。神定法与自然法是并列的，不存在高下之分。所以不能用神定法作为自然法的裁定标准。

民法和神定法各有其对象。民法管民法的事情，神定法管神定法的事情，两者不要相互干涉。另外，两种法律的特点也不一样。神定法富有崇高性，民法富有普遍性。所以，应由民法规定的东西就不应该诉诸于神定法。越俎代庖，将会适得其反。

第六节以民法为依据的事情不应当诉诸于政治法

政治法与民法的对象和原则各不相同，所以以民法为依据的事情不要诉诸于政治法。

政治法中规定，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公共利益。但是如果把这条法律原则用于民法，则是不适当的。在民事行为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都是平等的。个人利益应该让步于公共利益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公共权力绝对不能动用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去剥夺个人的财产，哪怕是最微小的财产。在这种场合，必须严格遵守民法。公民的财产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

实际上，公共利益也就是每一个人永恒不变地保有自己的利益。个人利益遭到侵犯，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损失。

第七节以政治法为依据的事情不应当诉诸于民法

以民法为依据的事情不应当诉诸于政治法，同样，以政治法为依据的事情也不应当诉诸于民法。

一个国家国有土地资产能否转让的问题，是政治法的问题，不是民法的问题。

王位继承也是属于政治法范畴的东西，不应该以民法作为依据。那些普通的财产继承则应当依据民法。

西塞罗说道，如果用裁决一条路边小沟的归属问题所使用的原则去决定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大事，那是非常可笑的。

第八节属于国际法的事情不应交给民法和政治法来处理

国际法调节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调节的是一个国家内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对象和原则是相差甚远的。

在一个国家内，存在保障法律实施的最高权力机构。所以，民法是在有秩序的状态下实行的一种法律。国际社会实际上处于自然状态下，国家与国家之间虽然有国际法，但缺少保障贯彻执行的最高权力机关。所以，民法要解决的是社会秩序状态下人们的纠纷问题，而国际法所要解决的是自然状态下不同国家的纠纷问题。两者相去甚远，所以不能用民法来解决属于国际法的事情。

同样，属于国家法的事情也不能交给政治法来处理。政治法调节的是一个国家内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不同的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国际法调节的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所以不能越俎代庖。

第六卷

第二十七章 罗马继承法的起源与变革

罗慕露斯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他的国民，这就是罗马继承法的起源。

此后，罗马的继承法经过了几次变革，先是《十二铜表法》，然后是《窝可尼安法》，接着是《巴比恩法》。最后，查士丁尼皇帝完全废除了古代继承法。

《十二铜表法》准许立遗嘱人选择他所乐只考虑遵循分配土地的精神，所以对妇女的财富限制很少。这为奢侈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和第三次布匿战争时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便制定了《窝可尼安法》。《窝可尼安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调节财富，而不是调节贫困。

罗马末期，风俗腐败不堪，《窝可尼安法》已经不能适当时的社会需要，为此又制定了《巴比思法》。

罗马的古法日益变得严俊，阻碍了社会进步。为此，查士丁尼废除古代的继承法。这是顺从人性和自然的。

第二十八章 法国民法的起源与变革

第一节野蛮人的法律

野蛮人的法律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受地域的约束。法律在这个地方同在另一个地方具有相同的约束力。

第二节罗马法消失与保存的地方

法兰克人占领高卢后，废除了那里的罗马法。罗马法就从这个地区消失了。

西哥特人攻占西班牙，然后废除了罗马法。罗马法就在西班牙消失了。

伦巴底人欣赏罗马的法律，因而保留了它。所以，罗马法在伦巴底人的统治区域存在下来。

第三节野蛮人的法律与罗马法的变革与消失

野蛮人建立国家，制定了正规的法律之后，原来的敕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也就逐渐消失了。

日耳曼人的某些民族征服罗马帝国后，把自己的法律糅合进罗马法中，罗马法也随之发生变革。

当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帝国的时候，学会了文字。他们用文字编写了法典。但后来的战乱使他们忘记了文字，所以，就把野蛮人的法律和罗马法统统都忘了。

第四节决斗

决斗是由荣誉观念引起的。当人们为荣誉而战时，决斗就开始了。决斗可能是为了一个女人，也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还可能是为了其他事物。

贵族之间的决斗是骑马进行的，平民之间的决斗是徒步进行的。贵族决斗时要把脸遮蔽起来，平民决斗的时候不把脸遮蔽起来，所以他们的脸经常受伤。

第五节与决斗有关的风俗

决斗在很多情况下是为爱情进行的。当两个男人同时喜欢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们往往通过决斗以定胜负。

骑士制度是同决斗密切相关的。那些不断进行决斗的人们，逐渐演变成骑士。骑士仗着自己的武功，到处打抱不平，行侠仗义。骑士还往往是爱情故事的主角。骑士可以说是爱情观念、保护观念和武力观念的结合。

第六节决斗的规则

如果一个贵族向一个平民挑战，他就应该步行着与平民进行决斗，而不能骑马。如果他骑马的话，就没收他的马和他的武器，让他赤手与平民决斗。

在决斗之前，裁判要事先声明三项要求：第一，双方的亲属退场；第二，围观的人员要保持安静；第三，禁止任何人对决斗者进行援助。

如果一方愿意讲和，这时裁判就要注意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如果议和不能成功的话，双方要回复到原来的位置。

如果人们没有能力去参加决斗，可以找人替自己去参加。

上世纪，有的国家制定法律禁止决斗，违者处以死刑。这种刑罚是在太过了，把触犯者的右手砍掉就可以了，这样他就没有能力参加决斗了。对他们来说，这种惩罚就已经够了。

第二十九章 制定法律的方式

第一节立法者的精神

立法者的精神应该是适中宽和的精神，走极端是不好的。比如，法律程序，对于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是非常有价值的。但程序过于繁琐，则会适得其反，违背立法者的意图。

第二节与立法者意图看似相反的东西往往与立法者意图相符合

梭伦的法律规定，凡是在叛乱的时候不参加任何一个阵营的人，就是卑鄙无耻的人，就要受到处罚。这项法律看起来很荒谬。但如果考虑到当时希腊的情况，人们就不会说这项法律荒谬了。当时的希腊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审慎明智之士都隐藏起来，参与国家政治的都是狂热之徒。所以，梭伦颁布这项法律让那些审慎明智的贤士出来给狂热的争斗降降温。因此，这项看似荒谬的法律是与梭伦的立法意图相符合的。

第三节违背立法者意图的法律

有些法律，表面上看起来符合立法者的意图，实际上却违背立法者的意图。比如立法者为了打击抢劫行为，对抢劫罪处以重刑，凡是进行抢劫的人一律处死。其结果是促使抢劫犯在抢劫的时候杀人。因为杀不杀人都是一死，杀人灭口说不定还能保住性命。所以，抢劫犯每次进行抢劫，必定要杀人。这样的法律就严重违背了立法者的意图。立法者本来是想以此减少抢劫犯罪的，没想到却导致更多的抢劫杀人。

第四节相似的法律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法律相同或相似，但是它所起到的效果有时候会有很大差异。这是由每个地方的不同特点造成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很多，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在民风淳朴和民风刁蛮的地方同样采取温和的法律，后者的效果肯定不如前者；如采用严酷的法律，前者的效果则不如后者。在民风刁蛮的地方适用重刑，在民风淳朴的地方适用轻刑。

第五节相似的法律未必出自相同的动机

不少国家的法律可能是相似的，但是却未必出自相同的动机。比如，有几个国家都规定女儿可以继承王位。有的国家可能是因为实行一夫一妻制，国王的儿女特别少，甚至可能只有一个女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好规定将王位传给女儿，因为传给女儿总比传给别人更能保持王室血统的纯洁。有的国家可能是因为妇女的地位比较高，妇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受歧视，女儿和儿子在继承王位上是平等的。还有的国家可能是出于宗教的原因。总之，处于不同的动机可以制定出相似的法律。

第六节相反的法律可能出自同样的动机

有时候，出于同样的动机有可能会制定出相反的法律。这种情况比上一种情况更为普遍。当立法者面临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出现很大差别，因而在立法上会出现相反的情形。比如，两个国家的立法者为了制止犯罪，一个加重刑罚，一个减轻刑罚。因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加重刑罚和减轻刑罚都有可能起到减少犯罪的作用。

第七节不应当把法律与它所以制定的目的分开来谈

任何一种法律都有其各自的目的，所以在考察法律的时候一定要同时考察这一法律制定的目的。如果脱离法律制定的目的来考察法律，是会出现偏差的。当一项法律脱离原来的目的时，就要对法律进行适当的变更，以接近立法的本来目的。有些国家立法者的本意十分好，但制定出来的法律却很糟糕，但有些立法者却坚持不修改，这不是愚蠢至极吗?这能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呢?

第八节不应当把法律与它制定时的情况分开来谈

每一种法律的制定都有其各自的背景。所以，考察一种法律，一定要同时考察这项法律制定时的情形。一种法律在制定的时候可能是好的，但过了这一时期，法律就可能起不到原来的作用，甚至可能会成为一项恶法。所以，法律应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进行变更。

许多征服者在进行征服的时候对被征服者采用严酷的法律，但是等到实现成功征服之后，他们就应该改变原来残酷的法律。不然的话，统治就无法稳固。仅仅依靠暴力进行统治的政权是无法维持长久的。所以，聪明的征服者一旦完成征服后，就适时地改变法律。

第九节有时法律应当自我矫正

法律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法律应当进行自我矫正，以更好地捍卫公民的安全、自由与财富。

法律的缺陷可能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第一，立法者的素质。有些国家立法者的素质比较低，甚至有些立法者不是专业人员，由这些人立法，法律怎么会没有缺陷呢?第二，事物的复杂性。立法者面对的事物过于复杂，即使立法者很优秀，立法也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法律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缺陷。第三，立法往往是特定背景下的立法，法律适合当时的情况，并不一定适合此后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法律就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第十节制定法律应该注意的事项

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法律的表述应该简洁。简洁的法律才容易被人们掌握。法律条文不能像学术著作那样，搞繁琐的论证。否则，人们很难理解，又如何去遵守呢?法律应尽量避免用金钱作规定。因为金钱的比值是经常发生变化的。这样，法律就不能保持真正的一致了。法律应该以事实为基础。法律的推理应该是从事实到事实，而不应该是从想像到事实，或从想像到想像。

如无充足的理由，就不要变更法律。法律要保持自己的权威，必须具有稳定性。否则，变来变去，法律又有何权威性可言?

删除无用的法律，以防止它们妨碍有用的法律。

法律应该是纯洁的。法律是为惩罚人类的罪恶而设的，法律本身必须纯洁。

第十一节整齐划一的观念

有些人认为在一个国家中最好有一个统一的法律，这种想法未免太过幼稚。一个国家很少是均匀单一的，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同样的法律会带来许多不便。在中国，汉人有汉人的礼仪，满人有满人的礼仪，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出现动荡。如果公民都守法的话，守不守同样的法律又有什么呢?

第三十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与君主国的建立

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人出现在法国沿岸。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开始向法国移民，同时中欧的高卢人侵入法国并在此定居下来。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入侵，征服了阿尔卑斯山至比利牛斯山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公元前58年，罗马帝国大将恺撒率军占领整个高卢，高卢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罗马帝国对高卢的统治延续了几百年。公元3世纪，其他部落纷纷入侵高卢，从而使罗马帝国在高卢的统治逐渐走向崩溃。

公元375年，匈奴人向西扩张，迫使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部落南下，高卢逐渐被日耳曼人分割。迁入高卢的日耳曼人主要有三支，其中一支是法兰克人。法兰克人打败罗马军队，吞并了其他日耳曼部落，建立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墨洛温王朝。

建立国家后，法兰克人编纂了“蛮族法典”，建立了封建制度。因此，法兰克实行的是封建君主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封建主，封建主作为国王的陪臣，要效忠于国王。封建主又可以把土地进行分封，受封的人作为封建主的陪臣，只忠实于封建主，不忠实于国王。正所谓，“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

第三十一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与君主国的变革

法兰克帝国建立初期，国王没有多少实权，分封的封建主宰自己的属地中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国王的权力仅限于巴黎一片。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缺乏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兰克国家的封建主之间的混战不断发生。

公元751年，宫相丕平利用教会支持废除墨洛温王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即加洛林王朝。丕平的继任者查理曼通过战争扩充加洛林王朝的版图，疆域东至易北河和多涅河，西临大西洋，西南到西班牙境内，北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南至意大利中部。公元800年，罗马教皇给查理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法兰克王国改称查理帝国。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订立了瓜分帝国的凡尔登条约，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就是在这次分裂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元987年，公爵休·加佩建立加佩王朝。加佩王朝先后有三个王朝：直系加佩王朝、伐卢瓦王朝和波秀王朝。从11世纪开始，法国的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巴黎变成全国的经济和商业中心。加佩直系王朝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奴隶制使王权大大加强，为法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302年，为解决征收新税问题，菲利浦四世召开了法国历史上首次的三级会议（高级教士、世俗贵族、富裕市民），建立了等级君主制。

在伐卢瓦王朝期间，法国和英国为争夺土地进行了著名的百年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法国大片土地失陷，第二阶段法国反败为胜，收复失地。1428年，英国围攻奥尔良时，年仅20岁的姑娘贞德率军同英军战斗，不幸被俘，遭英军杀害，成为法国民族英雄。1453年，战争以法国的胜利而结束。

1494年，法国发动对意大利的战争，直到1559年才同意大利缔结和约。17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执政，进一步推行重商主义，鼓励工业生产，把法国建成欧洲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

随着国王实力的增强，国王们不断修改原有法律，并在此基础上讨伐不服从号令的封建主，经过几代国王的努力，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法国建立起来了，取代了原来的封建君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