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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罪恶

作　　者：（法）博洛尔（Proal,L.）

译　　者：蒋　庆　王天成　李柏光　刘曙光

责任编辑：王振华

特约编辑：郭挚英

原著者序

政治本来是一门非常高尚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但是，政治这一美好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被许多错误的政治原则所玷污。这些错误的政治原则在合法的外衣下把政治变成了一种说谎与欺诈的骗术，甚至变成了一种抢夺与压榨的霸术。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驳斥上述这些错误的行径。

在政治生活中，虽然有一些政治家能够按照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来治理国家，但是，还是有很多大权在握的当政者并不按此原则来行事，他们从政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那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权力欲。因此，我写此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研究这种权力欲。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都在寻求自己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寻求到的统治者往往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刽子手、狂人、大盗、伪善者、破坏者、疯子、道德败坏者和邪恶传播者。作为人类政治上的统治者，他们肩负的责任本来是非常巨大的。他们被赋予了权威，理应利用它去开启人们的智慧，增进人类的德行。但是，客观的政治现实恰恰与之相反。政客常常制定并出台各种邪恶的法律，树立起恶劣的榜样，败坏人们的德行，使人们堕落。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大的犯罪者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政治上的犯罪者往往通过他们的野心、贪婪和争权夺利煽起人们之间的不和与仇恨，由此导致的灾难没有任何其他罪行导致的灾难能与之相匹敌。被法院判决的普通的犯罪者虽然杀人抢劫，但受害者人数很少，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尚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而政治上的犯罪者动辄杀戮千百万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受害者不可胜数，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非常巨大，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彻底败坏和毁灭。

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步，不断地日趋完善，然而政治领域却是个例外。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是欺诈与阴谋诡计在大行其道，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仍然遭到蔑视与否定。现代社会陶醉在它的工业进步和科学发现之中，但如果现代社会仔细考量一下它的政治历史与政治现状，它就完全没有理由如此骄傲。现代社会能够在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使人惊奇的机器，但是，现代社会中最大的政治机器——政府——却仍然处在极度的不完善之中，掌握这部机器的人一直都是些缺乏智慧的人，或者说，都是些不明智的人。正如里特烈（Littré）所说：“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获得了成功。但只有我们的政治组织除外。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充满着残杀、败坏和愚昧。这些政治罪恶的存在使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丧失了意义。”

政治犯罪产生于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和政治上的侵害行为。在谈论政治对人类社会犯下的罪行时，我的目的在于证明：诚实公正的策略是唯一最好的策略。如果政治脱离道德，就意味着贬低了政治，甚至还会使政治堕落为一种冒险事业，最后的结果就如同塔西佗（Tacitus）1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只会有好人，而不会有好的政治制度。”

政治问题正如社会问题一样，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政治的目的是使人们变得更理智、更道德、更亲密、更幸福。因此，最好的政策就是去实现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善，去减少无谓的痛苦，去消除人们之间的仇恨，去褒奖人们的优点长处，去鼓励人们的勤劳勇敢，去发展人们的道德意识。在政治生活中，由于人们相互间对竞争对手的人身和言辞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谩骂，因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政治争吵，这些政治争吵只会给国家带来动乱与不安，而不会给国家带来繁荣与进步。要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是靠人们在行政管理上的依赖关系，不是靠人们政治上的联合，不是靠国家下达的行政命令，也不是靠变化无穷的法律。要促进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直接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纯正无邪的情感和伟大崇高的思想，靠的是当政者为人们树立的至善的人格榜样。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柏拉图才会主张只有靠哲学家治理国家，国家才会有希望。我相信：只有具有某种哲学智慧与宗教信仰原则的人才有资格行使政治权力。因为只有纯正的精神力量才是使社会免于腐败的“盐”。不幸的是，在当今的欧洲2，这种预防社会腐败的“盐”完全丧失了它的效力。

我深知人的感情因素在政治生活中总是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希望政治生活变得更道德一些是有道理的。人类的理性能够使奴隶制与农奴制消亡，能够使国王的特权与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丧失，那么，难道把节制与忠诚、公正与人道这么一点点道德因素引进政治领域就不会获得成功吗？

第一章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基雅维利并非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发明者——政治权力会败坏道德——暴君年轻时的情形表明正是权力败坏了他们——大权在握者寡廉鲜耻——错误的政治原则——两种道德观——古人信奉的道德观——西塞罗论政治正义——中世纪的政治是一门欺诈与暗杀的门道——在现代，政治不受正义的规约，而受国家原因的规约——外交是一所欺诈的学校——马基雅维利论大使的职责——蒙太古和十六世纪的道德家论政治欺诈——政治暗杀：圣巴托罗缪——基督教的道德家和马基雅维利主义——波舒特、菲烈隆和马西隆的观点——十八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米拉波的政治学说——重要革命家丹东的政治观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次实际运用：恐怖的统治——罗伯斯庇尔：马基雅维利的一个门徒——马拉——拿破仑政治——政治犯罪的后果证明它是非正义的——这一事实的例证——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在政治上的错误也是道德上的错误——合乎道德的策略是最成功的策略

马基雅维利主义并不是产生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创造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内容都是他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身上所看到的东西。大家公认的马基雅维利的唯一罪行就是他没有去谴责他那个时代的当政者犯下的罪恶，而是站在肯定暴力侵害与政治阴谋的立场去解释当政者的政策，并证明不管政治行为怎样残忍、邪恶、狡诈，都可以用来追求并维持权力。

政治并不是等到马基雅维利的到来才变得卑鄙、龌龊、残暴与血腥。当政者并不需要这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官场秘书兼智囊人物去教导他们怎样为恶：欺骗民众、放逐政敌并没收其财产。统治的欲望与权力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教会了当政者欺骗与残忍。[1]

要有节制地、公正地使用权力是相当困难的。塔西佗在解释提比略（Tiberius）3的残忍时就指出，提比略正是因为占有了权力才使自己心理变态，误入迷途。权力是一种腐蚀剂。普卢塔克（Plutarch）4曾经说过，苏拉（Sulla）5在年轻时心地善良，“天真活泼，脸上时常挂着笑容，极富同情心，常常会因为同情而潸然泪下。然而，到后来，他却变得残酷无情。尽管他曾经以权力和荣誉会败坏人的本性为由而谴责过分地占有权力和荣誉，但是他并不努力去限制自己的权力欲和荣誉感，而是拼命地去追求，使自己的竞争对手都一败涂地。他不仅在追求权力与荣誉中使自己变得残酷无情，丧尽天良与人性，而且也使他的竞争者变得残酷无情，丧失天良与人性”。“荣誉会败坏人的本性（Honores mutant mores）”是一条拉丁格言，在政治生活中既追求权力而又不使本性败坏的事例是极为少见的。在塔西佗笔下只有韦思巴芗（Vespasian）6是这样一位少见的人物。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私生活到政治生活都是道德的。[2]

在尼禄（Nero）7、查理九世（CharlesⅨ）8和其他许多国王年轻的时候，都看不出他们以后会犯下无数伤天害理的残暴罪行。查理九世的大臣德·洛必达尔非常惊讶查理九世竟会彻底改变自己的本性。他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信中说到：“我现在已到了垂暮之年，我非常懊悔自己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我看到国王的形象在遭到败坏，国王竟变成了一个暴君。我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因为国王年轻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不是这样。”

谄媚会使人陶醉，傲慢会使人迷误，一个掌控无限权力的国王会因此而掉脑袋，丧失自己的生命。对那些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道德规范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拿破仑在临死前回顾他一生的政治生涯时曾说道：“是权力支配着人的理性。”

当权者为了达到他们追求权力的目的，在选择使用权力的手段时往往毫无顾忌，随心所欲。他们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他们常常宣称：当有效的政治措施或手段同社会道德发生冲突时，人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公共的安全而牺牲道德。

政治会败坏人的良知，政治必须对下列危害极大的格言在实践中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负责，这些危害极大的格言就是：“强权大于公理”“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公共安全是最高法律”。没有哪一次政治犯下的罪恶不是以国家理由为借口来企图证明其为正当的，也没有哪一次国家理由不是合理的。这些国家理由被统治者当作他们发泄私愤、放逐无辜的借口，当作他们侵占他人财产、践踏一切人间正义以扩大他们权势的借口。统治者正是这样用国家利益的华丽辞藻来掩盖他们犯下的罪恶。苏格拉底正是以国家的名义被判处死刑，饮鸩而死；早期的基督徒正是因为国家的理由被罗马皇帝迫害摧残；新教徒也正是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遭到查理九世的屠杀和路易十四的放逐。尼禄也正是企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证明他杀害他母亲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上述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掩盖统治者所犯罪行的事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的妇女》（Phoenissae）一剧中就能够看到。在这一悲剧中，厄特俄克勒斯（Eteocles）9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需要采取不正当手段才能获得权力的话，那就让我们拥有这种获得权力的力量源泉吧。让我们在其他场合再做到正直与诚实吧。”这种理论把道德分成两种：一种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一种是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应该遵守正义；但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则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修昔底德曾说过雅典人常常像下面这样去评判斯巴达人：“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城邦制度的范围内，他们一般来说是能够遵守道德规范的，但是，在他们同外国的关系中则不是这样。在对外关系中，他们把快乐与满足看作是正直，把对自己有用看作是正义。据我所知，他们在这方面的特性比其他城邦的人民更为明显。”[3]

雅典人的政治同斯巴达人的政治差异很大。罗马元老院也曾以罗马共和国的安全与利益为借口实施过马基雅维利式的政策。

一般说来，在政治生活中，非正义会被谎言与借口所掩盖，使人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有时候，无所顾忌的政治野心家会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是在追求正义。例如，来自科林斯（Corinth）的代表曾说到：“每一个人都会同意，抓住时机去进行武力扩张是合乎正义的。”

在古人当中，西塞罗10驳斥了政治上流行的错误理论。这些错误理论认为不可能按照正义来治理国家；并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顾原则而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制定权宜之计的政策。他谴责那些提倡用非正义手段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因为他们断言“必须首先考虑国家利益”。西塞罗说：“那种认为不违背正义就不能治理好国家的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真理是：通过绝对的、唯一的正义，完全可以治理好国家。”西塞罗站在崇高的道德立场上对政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严肃的思考，区别了什么是正直、什么是有用，从而得出了他关于正义的理论。[4]

在罗马帝国时期与中世纪，当哲学家宣称正义是人类社会与政治的最坚固基础的时候，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却充满着压迫、腐败与不义。特别是意大利的王侯把政治变成了一门精湛的欺诈之术，变成了一种暗杀与投毒的奸计。虽然基督教同马基雅维利主义永远处于冲突状态，但在政治实践中，基督教却不能根除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影响。在西班牙、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在这些所谓最文明的国家里，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理由来决定政治的大政方针。正是因为国家理由，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才把犹太人赶出西班牙，英格兰国王才犯下了许多违背正义的罪行。英格兰民族是一个功利色彩非常浓厚的民族，他们常常把有用与正义混淆起来，他们的政治家常常提出一些非正义的治国方案，因为照他们的观点，是国家的安全要求他们这样做。11

在法国的历史上，最好的国王要数圣·路易了，最好的大臣要数黎塞留（Richelieu）12和马萨林了。除了这少数几个人外，其余的国王和大臣都信奉国家理由高于一切的理论。亨利四世提议让伊丽莎白女王去安排执行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判决。

在私人生活中，人们普遍看不起用欺骗手段待人的人。但在政治生活中，老谋深算、模棱两可、狡诈奸滑、掩盖事实真相的每一种手段都变成了外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外交可以为每一种侵略提供各式各样的借口，并在华丽崇高的辞藻下掩盖政治上的野心与贪婪。古代政治，即希腊政治、迦太基政治与罗马政治都不具有信奉善与追求善的特征。“背信弃义”（fides punica）是迦太基人信奉的政治原则，这条政治原则一直流传到今天。欺骗狡诈与厚颜无耻是罗马人实现他们政治扩张的主要方法。在现代国家中，政治也不是一所培养人们善良品质和平等观念的学校，无法使人们去信奉善良。

在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暗中诡秘阴险地玩弄政治并不会给政治带来污名，反而使人们认为这是政治本身的功能，值得称赞。布朗多梅（Brant?me）认为路易十一的计谋堪称“善良的诡计”，科明尼斯（Commines）13认为是“美好的谎言”。1494年，米兰大使向科明尼斯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的公爵并没有参加反对法国的联盟，这时，一位威尼斯人沙鲁多则宣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他向他的敌人们表示他们将如何行动，但事后他们的做法竟然与当初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马基雅维利认为，大使应该具有说谎的能力，可以违背他们的誓言。为了使大使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欺骗，他们应该捞取正直诚实的好名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并不厌恶马基雅维利这种反道德的言论。14

在十六世纪，大多数道德学家都承认“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条使人迷惑的错误格言，其中，蒙田（Montaigne）15与卡洪（Charron）最为突出。众所周知，蒙田强烈反对残忍狠毒与背信弃义的行为，这些行为在他所生活时代的宗教斗争与政治斗争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5]但是，蒙田却写下了下面一段表达了他关于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话：“由于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软弱无力，这就经常迫使我们必须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实现道德的目的。”[6]

卡洪的观点也是如此。他说：“人们经常被迫依靠并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避免更大的邪恶或达到善的目的。在此情形下，在这样的范围内，有时甚至是必须使邪恶的行为变得合法，使明显的坏事具有权威。”[7]

这位道德说教者在论述何谓“精明”的论文中认为，只要伪善欺诈与残暴狠毒对国家有用，就可以接受。他说道：“伪善与掩饰对个体的人来说是恶，但对国王来说则是非常必要的治国之术，因为没有它，国王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也不可能获取他所渴求的利益。”[8]

在卡洪看来，“精明稳重”的国王不仅要按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如果需要的话，他将把他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为了在大事上做到公正，有时就必须在小事上违背公正。在考虑国家重大利益时，为了做到公正，就应允许在其他不甚重要的事情上犯错误。[9]

必须为每一件事情找到借口：“一个好国王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非正义的行动对国家是有好处的，那么，他们非正义的行动就是值得原谅的。国王放任自己去违背正义，这只是“令人遗憾和叹息的”而已。

马萨林的图书馆馆长卡伯瑞·洛德写了一本名为《论政变》的书。在该书中，洛德企图在政治上和道德理论上为国王的正义行动辩护。在这点上，他比卡洪走得更远。他说：“普遍的正义是很难达到的，这就使得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普遍的正义成了一个使人讨厌的、烦煞人的麻烦之源。因此，必须使普遍的正义去适应政治的需要。为了国家的利益，国王将允许自己在政治中权衡取舍，去谴责严厉的正义观念，去效法他的同类。国王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正义、道德和诚实与个人在私人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正义、道德和诚实不同，国王在正义、道德和诚实的范围内活动余地很大，可以自由伸缩。”很明显，国王在这里是把诚实、正直等德行同它们的有用性等同起来，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已充分证明他们违背了正义。洛德把政变定义为：“在没有考虑公道，甚至没有考虑正义形式的情况下，国王在特殊紧迫的艰难处境中被迫作出的果敢而例外的行动，这一行动使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而处于危险之中。”洛德宣称，国王只是在紧急关头才诉诸政变，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补救办法。为了医治更大的疾病，这种办法应该保留下来。当政变成为必须的时候，行动就要干脆利落。一次成功的政变就像雷鸣前的闪电一样预示着惊天动地的时刻即将来临。

在洛德看来，当国王的行动是为了公共的利益时，或者是为了与公共的善紧密相联的他自己的善时，暗杀是允许的。洛德赞成对圣巴托罗缪之夜的行动，认为有理由对此进行赞扬。在洛德看来，道德禁止暗杀，但是，当为了实现国家的利益时，政治则允许暗杀。

卡迪纳·德·拉兹在其回忆录中，也把政治看作一种反道德的事业，并且公开坚持马基雅维利的原则。但是，在他布道的时候，却又谴责马基雅维利的原则。

认为国家理由高于一切的反道德理论被所有的政府、国王及共和国推崇并实践。在实践这种反道德的理论时，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残暴，要首推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该委员会通常运用监禁、甚至溺死等残忍手段来消除他们的政治反对者。在1566年4月，威尼斯驻罗马大使在一份加密公文中写道：“我们做的比说的多。我们虽然未诉诸火与剑，但我们明白那些注定活不成的人会被秘密处死。”威尼斯人的口头禅是：“我们首先是威尼斯人，然后才是基督徒。”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关心政治问题的基督教道德学家有波舒特（Bossuet）16、菲烈隆（Fénelon）17、马西隆（Massillon）、科迪拉克（Condillac）18和马布利（Mably）。这些基督教道德学家竭尽全力同马基雅维利主义进行辩论，但是，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不能保证合乎道德的政治原则获得胜利。波舒特所理解的政治来源于《圣经》，菲烈隆所理解的政治来源于《新约》。波舒特认为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普遍的共和国，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菲烈隆认为即使不得已爆发战争，也应遵循善良信念而避免残暴行为，因为在敌对阵营中的人也是人，也是我们的兄弟、同胞。菲烈隆还告诫勃艮第（Burgundy）公爵不要把他个人的要求、他对荣誉的渴望以及他的抱负同国家的需要混同起来。菲氏教导这位公爵：政治并不能解除他做一个正直、诚实、富于同情心的人的责任，不能使他处于普遍的正义与人道的法则之上。

在十八世纪，马西隆与科迪拉克继续从事着波舒特和菲烈隆的工作，他们力图使路易十五与巴马（Parma）公爵认识到政治与道德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科迪拉克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一书中驳斥了人们普遍认为的政治中不可能存在诚实的错误看法。人们认为政治中充斥着的只是卑鄙、狭隘、诡计、狡诈和荒谬，并要求每个人对此进行颂扬，但科迪拉克则认为这是政治骗术。

但是，当基督教的道德学家与某些哲学家，如霍尔巴赫（Holbach）、巴贝拉克（Barbeyrac）和马布利拒绝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时候19，瑞根特（Regent）、杜勃斯（Dubois）、路易十五、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a Ⅱ）在十八世纪继续实行着缺乏道德原则的政策。特雷教长（Minister Terray）甚至说：“需要能够证明每一件事情都是正当的”，他以此来为自己的失败辩解。在法兰西，也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政治保留着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性质，依靠一个个权宜之计来确保有效的政治统治，即国王和大臣在宫廷中打情骂俏，依靠阴谋诡计和密探来进行统治。索烈尔（Sorel）20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十八世纪的政治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作为指导原则和目标，以阴谋诡计作为手段的。”[10]国家利益是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法律这一陈述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甚至在圣皮埃尔（Saint Pierre）的著作中也不例外。他主张君主并不一定要遵守诺言。他说：“宣布信守诺言的法律必须服从另一条法律，即服从‘公共利益是最高法律’（Saluspopuli suprema lex）这条法律。”这个时代的外交也是厚颜无耻的。哲学家肉麻地吹捧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这两位君主都是马基雅维利的门徒。普鲁士国王年轻时曾表示不愿当国王，但他一登上王位，马上就实践马基雅维利那反道德的原则。他在自己的著作《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书的序言中毫不犹豫地写道：“当君主考虑到背信弃义、违背条约对他有用时，他完全可以不遵守诺言，不履行条约。他忘记了并违背了他曾写下的诗句：

当政治诉诸诡辩时，

它从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中汲取灵感，

此时政治中只有阴谋、欺骗与谎言，

大臣欺骗别人而大臣又被欺骗。

一定要用诚实正直来取代马基雅维利的错误原则，

所谓统治的艺术实际上是滋生犯罪的温床。”

当法国大革命在正义与人道的伟大原则下爆发时，人们希望政治不再按照非道德的方式运作，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西耶士（Sieyès）21在他著名的小册子中批评了法国革命的参加者。他说：“这些人掌握着正义和自然的方法而不考虑社会的利益，这些人只重视人为的权宜之计而不管这些权宜之计是否合乎道德，这些人关心的只是到处建立他们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声誉。”由此可见，乐观的前景是注定不会实现的，法国革命切断了自己同道德的联系，只有依靠一系列的政变来完成。在法国革命爆发前不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开始我们就要去克服马基雅维利主义，并且不断地克服下去……从前叫作政变的那种东西，现在不再具有恐怖的成分，而仅仅是一种不够谨慎的行动。”[11]然而在法国革命中，政治事件的残酷性揭穿了这种乐观主义的虚伪性，以正义的名义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以暴力来推行。比如，1793年10月15日、9月2日、6月20日、8月10日、1月20日、5月30日，1794年3月、4月，热月9日、葡萄月2213日、果月2318日和雾月2418日等这些日子，都是暴力取得了胜利。

革命只是一系列政变的爆发：6月20日、8月10日是针对君主的政变，5月31日、6月2日是针对吉伦特派的政变，1794年4月2日是针对丹东的政变。热月9日是针对罗伯斯庇尔的政变，果月18日是针对温和的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的政变，雾月18日是针对五人执政内阁的政变。在恐怖统治时期，巴黎的人民被屠杀和被送上断头台，南特的人民被溺死，里昂与土伦的人民被枪决。在五人执政内阁的统治下，受害者被驱逐出境，并在雾月18日被流放。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原则作为政治纲领基础的时代，屠杀、溺死、枪决、流放却成了政府的正常体制。

法国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从米拉波（de Mirabeau）25到波拿巴（Bonaparte）都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米拉波说：“卑劣的行为比高尚的道德更具有决定命运的力量，因为它能够摧毁高尚的道德。”这显然是被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所激励。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为王室的利益制定策略，他以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教唆国王，他用一系列狡诈的奸计劝告国王破坏议会的权威，他设置陷阱陷害议会，他制造障碍阻挠议会，他怂恿国王去篡夺议会的所有权力。”他还写道：“这些步骤将逐渐把国家的秩序打乱，并且将加剧国家的无政府状态。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为危机铺平了道路，为邪恶打开了大门。从这些危机与邪恶中，国家将遭受痛苦，并且这些痛苦将日愈加深，用不了多久，国家就将因此耗尽所有的资源，但国家也将因此不得不去求助王室的权威。”[12]米拉波劝告路易十六接受的这一策略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个策略加深了政治的罪恶，要依靠这个策略去达到善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米拉波也怂恿王室不择任何手段去调和同政党领袖的关系。他说：“如果对他们的野心阿谀逢迎还不能取得他们的欢心，那就采取其他的手段吧。为了获得成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绝不存在任何例外。”这就是米拉波反复向王室提出的忠告。

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制定的政策完全是旧制度下不道德政策的翻版。这些政策包括权宜之计、紧急措施、阴谋诡计、暴力镇压等政策，这些政策需要武力的支持，才能使骚乱闹事与政变夺权获得成功。对这些旧制度的反对者来说，他们也同样要求助于任意逮捕、任意杀害、任意审讯、任意放逐、任意没收财产等不道德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在关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学说中寻找他们的灵感，他们向旧制度的惯用手法中借来政府绝对至上的原则，例如，他们借来目标高于一切的原则、蔑视个体存在的原则。他们在这些方面都后来居上，远远超过了亨利八世、腓力二世和阿尔巴公爵（Duke of Alba）的残暴专横。

阿里斯泰德（Aristides）26认为雅典议会制定的法律虽然是有用的，却是非正义的，但雅典议会拒绝听取阿里斯泰德对这一雅典法律的诚恳批评。雅典的立法议会与公民大会不会有阿里斯泰德这种因道德上的踌躇不安而产生的沉重压力。他们投票通过了大量法律，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法律都是有用的，尽管他们完全知道这些法律是非正义的。米歇利特（Michelet）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非常宽容，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当他们的事业达到高峰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论，即认为存在着两种道德：一种是私德，一种是公德。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强调公德而不管私德。这是这一时期所有政治家都信奉的理论。他们想象自己在这一点上是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Brutus）27的传人，然而，马基雅维利才是他们真正的始祖”。[13]在他们眼中，目的能够证明手段正当。只要是针对“贵族”，他们认为所有的手段都是允许的。一位革命党人向格拉特（Garat）宣告：“你有一个性格上的严重缺陷，那就是你不适应去做不好的事，甚至公共的善要求你去采取不好的行为你也不愿意。”巴塞（Basire）在讲坛上强调，只要是用来对付国家的敌人，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接受。勒克莱尔（Leclerc）大声疾呼：“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实行马基雅维利主义。”当丹东认定情况需要时，他允许自己不去阻止眼前的犯罪。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为了达到巴黎人与外国移民血流成河的目的，他诱发了九月的大屠杀。在九月大屠杀之后，巴黎政区怂恿各省去效法自己的榜样，当时的司法部长丹东听任这种煽动屠杀的犯罪行为，并且迅速派人送去他的部长印章签署认可这一行为。[14]

恐怖统治是马基雅维利错误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位意大利作家写道：“当国家爆发革命时，不管是共和政体变为专制暴政，还是专制暴政被共和政体取代，都必须塑造出一种恐怖形象，然后使这一恐怖形象深深印入新秩序敌人的心中。”[15]

马基雅维利进而写道：“在消灭政治对手的过程中，最适合的手段就是干净利落与胆大无耻。”[16]“肆无忌惮”这个词永远是恐怖主义者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当九月大屠杀爆发时，丹东兴奋地欢呼：“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圣茹斯特（Saint Just）的座右铭与丹东完全一样，他说道：“大胆构成了革命的所有秘密。”制造恐怖的人古往今来都是无法无天最后胆大包天的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在他的讲演中反对马基雅维利主义，但在他的行动中却求助于马基雅维利主义。他宣称：“管理的艺术，从其产生之日起一直到现在，都是欺骗人的艺术、败坏人的艺术。这种艺术按其本性应该是启发人与完善人的艺术。”然而，他的行动表明他永远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他援引国家利益为借口来镇压政敌，他认为为了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必须采取流放与监禁的严厉手段。

马基雅维利说道：“在讨论国家安全赖以存在的手段时，就不能有任何正义与邪恶、仁慈与残忍、光荣与耻辱的顾虑去阻止我们采取行动。”[17]恐怖主义者也在重复这种论调，他们喊道：“只要能够保证国家的安全，扫除我们心中所有的道德记忆吧！”1791年2月28日，马拉（Marat）28在《告人民书》中写道：“人民的安全处在生死攸关的危急状态中！在这一最高的法律面前，其他的所有法律都将无效。只要能够拯救国家，所有手段都是善的，所有方法都是正义的，所有措施都是值得赞赏的。”像马拉一样，许多雅各宾党人都认为为了共和国的安全与目的的伟大，所有的流放与监禁都是正当的。

从上述马基雅维利与恐怖主义的各种比较中我们看到，那些宣布自己开创了治国方略新纪元的政治家不过是在重复专制政府治国的老方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引进的新原则，他们缺乏自由、平等、博爱的情操。他们并非政治领域的先驱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抄袭马基雅维利式的旧方法。他们以捍卫人民事业的名义为借口，心安理得地使用政治上的犯罪手段，而这些犯罪手段正是以前压迫他们的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使用过的犯罪手段。

五人执政内阁继承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传统，他们通过暴力、奸计以及果月18日对国家代表权的侵犯来勉强维持他们对权力的控制。

果月18日的事件是三个厚颜无耻的内阁成员和一个胆大妄为的士兵阿格留（Augereau）促成的，这一事件迅速导致了雾月18日由另一将军发动的另一场政变，这位将军的道德意识与他的军事才能完全不能成正比。这场政变由昂吉安（Enghien）实施，由教皇引诱，由巴约纳（Bayonne）伏击，这一事件使我们不可能相信拿破仑一世的治国方法可以永远保持正直与诚实。“伟大”这一称号被给予拿破仑一世，是因为历史考虑的是智力的伟大而非道德的伟大，所以这一称号可以给予所有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凯撒、路易十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但是，拿破仑既配不上贤明的称号，也配不上公正的称号，因为拿破仑毫不犹豫地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公然侵犯正义。拿破仑宣称：“国家利益在现代取代了古人所信奉的天命，高乃依（Corneille）是欣赏这一真理的唯一一位法兰西悲剧作家。如果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一定会任命他为我的首相。”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将进一步考察不道德的治国方法带来的好处是否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据我看来，马基雅维利式的治国方法会带来好处被明显夸大，因为这种治国方法通常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结果。个人的生命存在非常短促，一个人可以通过犯罪获得利益而在被惩罚前死去。人类的生命存在则要长得多，政治犯罪在获得短暂的好处后，总是在最后才被惩罚而抵罪。狡诈与暴力的胜利通常都是短暂的，如果从长远的历史时期来考察，人们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不道德的政策必然伴随着失败。政治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想通过不正义的权宜之计来获得暂时的利益，并想通过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来逃避道德责任，但是，即将发生的事马上就会使他明白不正义会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

狡诈与不正义并非总会带来好处，反而会不止一次地使热烈地追求它们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马基雅维利列举出许多政治上背信弃义与残忍狠毒的例子，并把这些例子看作是政治上机智敏锐的榜样。但是，这却给他带来身败名裂的后果，因为马基雅维利所赞美的君主精心炮制与鼓励的背信弃义与变节行为，就连君主也不愿长期欣赏自己这种犯罪的结果。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英雄博尔吉亚（Borgia）注定不会博得命运的微笑；尽管马基雅维利自己才华横溢，也并非是一位成功之士，而是一位被他的野心所激励奋斗一生而一无所获的落魄者。

政治犯罪就像其他犯罪一样，不可能不受惩罚，马基雅维利的信徒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无辜者处以极刑，而自己最终常会落得悲惨结局。那些放逐、监禁他人的人，到头来也会被放逐、监禁。吉伦特派要为1月21日的事件负责，而他们又成为5月31日事件的受害者。丹东的党徒控告温和的吉伦特派成员，后来他们自己也被作为温和派惨遭监禁和放逐。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朋友们把许多受害者送上断头台，最后也轮到他们自己被送上断头台。雅各宾的骨干分子创立了革命审判法庭，他们却成了这一革命法庭的牺牲者。英国长期国会的成员，包括被处死的查理一世和被放逐的许多臣僚，最后又被克伦威尔（Cromwell）不光彩地赶下权力宝座。克伦威尔在放逐他们时说道：“至于你们，你是酒鬼，你是恶棍，你是马屁精，而你是强盗。”

危害国家繁荣的根本原因往往是不承认正义的存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在政治上最大的错误就是误解了道德观念。当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法令》（Edict of Nantes）29时，他是想强化国家的职能，而事实上他却削弱了国家的职能。当首席执政官的妻子了解到昂吉安被劫持时，哭着哀求他的丈夫波拿巴不要滥杀无辜，波拿巴对她说：“你是一个女人，我的政策你完全不能理解，你的本分是保持沉默。”[18]他自以为通过这种不道德的犯罪行为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殊不知这种违背道德与正义的行为激起了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所有善良人们的愤慨，使他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失去了俄国的支持，从而失去了有利于英国政治目标的国际环境。在谈到昂吉安被杀时有人惊呼：“这比犯罪更严重，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一评论是不道德的，因为对这种人来说犯罪似乎不如政治上的错误严重。不过，这种人把这一滥杀行为看作一种错误也甚符合其一贯的思想逻辑。心灵敏感的女人比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更能直觉到真理的存在，当人的理智离开感情单独起作用时最容易犯错误。在政治生活中，就算感情支配了理性过程，这种理性过程绝不会涉及到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就算感情支配下的理性过程达到了清晰明白，这种清晰明白也绝不会导致对利害的精心算计。政治离开了感情，其丰富的灵感资源就会枯竭。

当拿破仑一世从查理四世及其嗣子斐迪南手中夺过西班牙王冠时，他企图以政治需要为理由为他的暴力行为和阴谋诡计辨解。他说道：“从某种观点来看，我所做的事不符合道德正义，但是，政治有它的紧迫要求，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严酷的。……政治，只有政治，才是指导像我这类人所有行动的唯一目标。”[19]

拿破仑想用他所追求的目标的伟大——西班牙的复兴——来为自己的政治犯罪行为作辨护，然而，他未能如愿，他企图干预西班牙的独立反而给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条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格言是多么的错误。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的目的并非必然要靠应受谴责的手段来获得。拿破仑干预西班牙的独立不能达到他所追求的复兴西班牙的目的，就像路易十四撤销《南特法令》不能达到他追求的宗教统一的目的一样。

政治人物的天才能力必须受到规定了政治惩罚的法律所制约，就像一般犯罪要受到规定了处罚的法律所制裁一样。如果拿破仑不是凭借武力抢夺政权，而是等待着将权力合法地委任给他，那他所成就的就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这一伟大行动定会使他名留青史，光照人寰。然而，对他的政治野心进行限制的强硬措施最终使他愚蠢的名声四处远扬。因为正是他政治野心带来的愚蠢行为不仅使他自己的事业毁灭，也使整个法兰西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当代的政治天才通过理性的精心计算仍然不能避免在政治上犯下大错，因此，政治上最保险最稳当的政策无疑是合乎道德的政策。

阻碍法国大革命事业成功的障碍正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一百多年来法国政局动荡不安、法国人民备受折磨的根本原因产生于下述事实：受到委托去实施新政治原则——自由、平等、博爱——的人忽视了道德。并不是这些原则本身有问题引起了麻烦，而是政治家在政治实践中采取的罪恶手段有问题引起了麻烦。暴力的使用、有组织的叛乱、流放和监禁、革命审判法庭的随意定罪、断头台与绞刑架的血腥恐怖……正是这些不道德的手段延迟了政治自由的实现、破坏了法兰西人民的团结。

【注释】

[1]Ut nemo doceat fraudis et sceleris vias, Regnum docebit.（Sénèque）

[2]Tacite, Histoire，1. i.,§50.Voyez aussl Aristore, La Politique，1.iii.,ch.xi.,§4.Cicéron, De Amicitia，§15.

[3]Guerre du Péloponèse，1.v.,§105.

[4]Traitè des Devoirs，1.iii.,21，32.

[5]Montaigne, Bk. i.,ch.xxx.

[6]Ibid.,Bk. i.,ii.,ch.xxxiii.

[7]Charron, De la Sagesse, Bk. i.,§86.

[8]Ibid.,Bk. iii.,§7.

[9]Ibid.,Bk. iii.,§10.

[10]Sorel, L'Europe et Révolution Francaise, Vol.i.,p.89.

[11]Esprit des Lois, Bk. xxi.,ch.xvi.

[12]Les Mirabeau, par Louis de Lomenie, Vol. v.,p.236.

[13]Michele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Vol.i.,p.9.

[14]E. Quinet, La Révolution, Vol.i.,p.351.

[15]Machiavel, Discours sur Tite-Live, Bk. iii.,ch.viii.

[16]Machiavel, Le Prince, ch. viii.

[17]Machiavelli, Discours sur Tite-Live, Bk. iii.,ch.xli.

[18]Thiers, 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I'Empire, Bk. xviii.

[19]Thiers, 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I'Empire, Bk. xxx.

第二章　政治暗杀和诛戮暴君

由政治狂热导致的残忍屠杀——政治暗杀——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屠戮婴儿——借助国家理由来为任何可能的犯罪做辩护——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囚犯的大屠杀——古希腊人论政治暗杀——古罗马人论政治暗杀——中世纪的人们对政治暗杀的看法——新教和天主教对待政治暗杀的态度——法国的新教徒和政治暗杀——弥尔顿论诛杀暴君——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论诛戮暴君——雅各宾派和流亡者的观点——十九世纪的政治暗杀——诛杀暴君并不能铲除暴政——弑君的学说

当我们研究那些剥夺人权的历史现象时，人们会对那些残忍的行为感到十分的震惊。波舒特在他的著作中的确是非常正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比人类更残酷和嗜血成性的了。”——尤其是当他陷入了政治狂热之后。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往往是，贵族屠杀平民，平民也屠杀贵族，国王杀戮人民，人民也诛杀国王。政治狂热把整个世界推向了血雨腥风的深渊。王权政府、皇权政府、贵族政府、民主政府、共和政府，各种各样的政府都会为了政治的需要而进行谋杀活动。权势场上的你争我斗，贵族、皇帝与平民之间的尖锐冲突，一阵又一阵的政治狂热和恐惧都会掀起你死我活的谋杀。

信奉异教的皇帝使成千上万的人命丧黄泉，只因为这些人是基督徒；后来，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君主又疯狂地迫害那些犹太教徒。天主教的国王曾大肆屠戮新教徒，新教徒的君王则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地对天主教徒大开杀戒。

许多著名的国王和名声显赫的皇帝对于进行谋杀从来就是当机立断、毫不犹豫，更谈不上有丝毫的内疚之感。亚历山大杀害了克里特斯（Clitus）和帕蒙恩（Parmenion），古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曾设宴招待考思尼（Coccina），在考思尼正要离席时却将他杀掉了；查理五世派人杀掉了里肯（Rincon），腓力二世则派人诛杀了奥兰治世家王子；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对他母亲杀掉科利尼（Coligny）30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国王亨利三世对吉斯（Guise）公爵被暗杀一事也负有直接的责任。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31无疑是暗杀华伦斯坦（Wallenstein）32的直接指挥者。这样的谋杀事件真是不胜枚举。由于权势之争，在许多罗马教皇[1]与意大利许多国王之间充斥着无数的暗杀事件。威尼斯（Venice）一直重赏那些敢于暗杀对手的勇夫。在漫长的宗教战争中，有无数刺客受雇于国王和各派领袖人物，专门从事暗杀活动。在投石党运动时期，卡迪纳·德·拉兹（Cardinal de Retz）向女王提议将孔狄（Condé）暗杀掉。奥尔良公爵（Duc d’Orleans）曾向议会提议把暗杀马萨林的奖金提高到150000里弗尔，几年前有人曾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要谋杀黎赛留。卡丁莱尔·德·热兹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叙了此事。他说，他亲自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准备在女王女儿洗礼的仪式上将黎塞留干掉。热兹在自己的传记中毫不隐讳地写道：“我们已经拟定了处死他的罪名，我完全相信这些罪名会使人们相信，谋杀黎塞留是正义的，他确实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由于洗礼仪式没有如期举行，这一刺杀方案只好搁浅。热兹不无遗憾地补充说：“要是这一谋杀能成功的话，我们将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无数的女王和皇后制造了一幕幕怵目惊心的谋杀惨案。有些女王和皇后不惜亲自参与谋杀，更多的是不惜重金雇人替自己卖命。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让人把达恩利（Darnley）33杀掉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派人把蒙拿德斯基（Monaldesky）暗杀了；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毫不犹豫地废止了丈夫的王位，自己戴上了王冠。当查理二世（Charles Ⅱ）派刺客追捕西德妮（Sidney）和其他英国爱国者时，查理二世的亲妹妹，路易十四的弟媳亨利埃塔（Henrietta）被指控发出命令并给那些谋杀犯支付薪金。

有一些专门从事政治性谋杀的人获得了贵族的称号，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就把帮他谋杀奥兰治王子的谋杀犯封为贵族。在谋杀了父母亲之后，一定要宰杀这些父母亲生下来的儿女。长期以来，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政府行为准则。这条准则一直在起作用，政治的残酷性要求斩草必须除根。古希腊有一句名言：“屠戮了这些孩子的父母[2]，而让这些孩子安然无恙地活下去，这岂不是愚不可及吗？”马其顿王国的国王菲利普（Philip）最喜欢引用这句古希腊格言，并将它付诸实践。根据古希腊叙拉古[3]僭主狄奥尼西奥斯的观点，希腊人总是把那些专制暴君的子女处死。古罗马人原先并没有这么凶残。当卡西乌（Cassius）34因企图成为一个专制暴君而被处死后，人们对卡西乌的子女是否应该被处死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所幸的是，这些无辜的孩子被宣判无罪。[4]但对于罗马教皇而言，杀戮这些小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政府行为。例如，莫塞斯（Mucius）就处死了威特利斯（Vitelius）的儿子，这种斩尽杀绝做法的理由就是可以免除战争的祸根。众所周知，对于法兰克的国王而言，复仇的怒火必定要倾泻在对手的儿女身上，特别是对于那些觊觎王位者的子女应当斩尽杀绝，一个不留！克洛维（Clovis）35的两个儿子切尔德贝特（Childebert）和克罗塞（Clother）就杀害了他们兄弟克洛德姆（Clodomir）的两个儿子。意大利的国君也实行同样极为凶残的报复行为。凯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对所有那些被剥夺的贵族[5]家庭实行家族灭绝政策。在回忆这种残忍的行为后，马基雅维利说道，对于瓦伦蒂诺公爵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外，相反，瓦伦蒂诺公爵为历史树立了榜样。路易十一（Louis XI）于1477年把内穆尔公爵（Duc de Nemours）斩首之后，国王本人并没有把他的子女处死，国王把他的子女置于斩杀他们父亲的断头台上，说是让他的鲜血给他的子女洗洗澡。路易十一的这种处置对手子女的方式可谓绝无仅有。后来，路易十一把公爵的长子托付给另一位已经得到了公爵本人一部分家产的法官，不久，这位长子含恨离世。

在恐怖时期，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政策已被修订，但大规模不加区分地溺死小孩的暴行仍横行人间。1793年，南特革命委员会将三百名旺代（Vendean）小孩淹毙后庄严宣称：“毒蛇产毒蛇，恶人养恶子，这些小孩死有余辜。”

最近，比利时爆发了一场玻璃工厂工人大罢工，一位暴徒喊道：“枪毙那些资本家，打死他们的子女，资本家的子女是资本家的幼苗。”

因为争权夺利，人性中许多最本质的东西会暴露无遗。父母亲会把自己的亲生儿女干掉，儿女会屠戮自己的生身父母，兄弟之间会互相火拼。克罗塞（Clothar）曾处死自己的儿子卡姆（Cramme）；罗马皇帝尼禄处死了自己的母亲阿格丽派娜（Agrippina）36。“塞维斯（Servius）的女儿，塔昆的妻子扬格（the Younger）在权势之欲（觊觎王位）的驱使之下，根本顾不上什么父女之情，唆使自己的丈夫夺取了父亲的王位，并取走了父皇的性命。对于她而言，成为女王比当国王的女儿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6]

政治往往因为国家和全体公民的利益这个借口而制造了无数血雨腥风的犯罪事件。“为了拯救人民”这一政治口号曾经激起了多少政治狂的热情。在政治野心的驱使下、在政治密探的唆使下、在宫臣的鼓动下，没有几个政治狂热者不是促进了政治犯罪的。为了讨好尼禄，罗马名将马塞卢斯（Marcellus）请求元老院处死泰塞斯（Thraseas），理由是泰塞斯危及国家安全。[7]

在法国历史上，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犯人，这样的事件时有发生。有些大屠杀是普通民众的狂怒所致，有些则是那些早有预谋的政治家精心制造出来的。关于九月屠杀一事已经在不同场合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许多人提议实行大屠杀。丹东（Danton）热切地期盼着，罗伯斯庇尔已接受了这一大屠杀的建议。丹东向在杜马热兹（Dumouriez）军中服役的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承认，他早就渴望进行大屠杀[8]，他主张实行恐怖政治。巴黎革命委员会已被告知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并不得干预。在卡姆（Carmes）修道院、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和福斯（the Force）等地，大规模屠杀犯人的活动持续了三天之久。“也许有理由对此感到惊奇，”米涅（Mignet）说，“如果不知道这些政治家和党棍已经狂热到何种程度，不知道人民内心的恐惧[9]已达到何种程度的话，人们怎么能想象出持续时间这么久、波及范围这么广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已经踏踏实实地实行了呢？”在福斯监狱，公社委员佩带袖章，亲临现场宣布大屠杀是合法行为。马拉禁不住为这种惨不忍睹的大屠杀放声高歌，呼吁各地仿效之。毫无疑问，九月大屠杀的主要煽动者都是些一手拿薪水一手拿屠刀的政客。因为，有些参与大屠杀的人已提出了索要薪金的正式申请，他们中的有些人至今仍在人世。

当大批奥尔良的犯人转移到巴黎后，暗杀队被紧急召集起来冲向凡尔赛去屠杀这批犯人。“转眼之间，”梯也尔（Thiers）37叙述道，“谣传又要实施新的大屠杀。监狱法庭长官心急火燎地赶到巴黎向丹东部长报警，说犯人已纷纷逃离了。“那些人都是应当受到惩罚的。”这是法庭长官所获得的唯一能向代表作答复的答案。“也许应该那样，”阿尔奎恩（Alquin）坚持道，“但根据法律，处决犯人必须经过审判。”丹东以一种可怕的声音反驳说：“你难道还不明白我已经用另一种方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那些犯人对你而言到底是什么？回去坚守岗位，不要管你不该管的事。”[10]

1795年的花月5日，七八十名被宣布为恐怖分子的犯人在里昂遭到杀害。此次屠杀是在知名的社会学家索烈尔和杰休（Jehu）的鼓动下施行的。

勃艮第人在征服阿马尼亚克人并夺取原来由阿马尼亚克人控制着的巴黎以后，监狱的犯人遭到大肆屠杀。勃艮第公爵没有做半点阻止大屠杀的努力。在二十四小时内，1600名犯人被处死。几天以后，在大学代表队的煽动之下，屠宰监狱犯人的运动又开始了，对此，勃艮第公爵未加半点阻挠。

在政治性大屠杀的后面，人们常常注意到，无数党派也在政治大屠杀的借口之下进行暗杀活动。山岳党认为，拘捕九月大屠杀的一些主要煽动者，不应该进行什么审查。吉伦特派人员则对阿维尼翁的一些凶杀犯表示了仁慈和特殊的宽大。1792年，立法委员会对法国大革命中的犯罪分子宣布大赦，并特赦了素有“杀头将军”之称的儒尔当（Jourdan）38，此人是阿维尼翁大屠杀的头头。从1871年以来，我们已多次看到众议员要求大赦巴黎革命委员会的一些鼓动家和杀害瓦特兰（Watrin）的凶手。

诛戮暴君

政治会使人的良知泯灭。从古到今，刺杀专制君主一直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光荣行为。古希腊人认为它是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是一条绝对的道德律令。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在他的《论命运》这本专著中，极力褒扬刺杀暴君这种行为。认为这种行为是道德的最高表现。当蒂莫莱翁（Timoleou）确信他自己的兄弟要确立僭主政治时，他大义灭亲，愤然将其处死了，哈尔摩狄奥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革顿（Aristogeiton）因谋杀雅典僭主希庇亚斯（Hippias）而受到后人的崇拜和景仰，为了彰显他们的勇敢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人们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但阿里斯托革顿并非由于热爱自由才有此壮举。阿里斯托革顿对哈尔摩狄奥斯怀有深深的爱慕之情，而哈尔摩狄奥斯也深为喜帕恰斯（Hipparchus）39所钟爱。因此，阿里斯托革顿对喜帕恰斯怀有莫名的嫉恨之情，“由于害怕他的竞争对手采取武力行动，他于是决定千方百计去推翻僭主政治”。[11]

罗马人不仅原谅而且崇拜那些诛戮暴君者。普卢塔克曾记叙了小卡图（Cato）40在十四岁时就想杀死斯库拉（Scylla）一事。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对谋杀凯撒[12]（Caear）一事没有半点责怪之意，对刺杀古罗马皇帝提比略·格拉古（Tibrus Gracchus）的行为更是羡慕不已。在布鲁图和卡西乌看来，谋杀凯撒乃是大仁大义之举，在古代历史上，诛戮暴君的事件真是数不胜数。罗马讽刺诗人查维纳（Juvenal）不禁感叹曰：“几乎没有一个专制暴君能安享天年！”

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可以诛杀暴君，这种思想观念在中世纪时代一直流行着。在刺杀贡巴尼（Champagny）和诺曼底（Normandy）的宫廷人臣时期，以及在阿马尼亚克人和勃艮第人的激烈斗争时期。暗杀这种思想真是风行一时，登峰造极。蔼梯尼·马塞尔（Etienne Marcel）在谋杀了贡巴尼和诺曼底的宫廷大臣之后，为了获得杀戮暴君的权利，他在城墙上向民众们高呼：“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王国的利益和前途。”民众们则振臂高呼：“我们完全支持！我们完全支持！”第二天，蔼梯尼·马塞尔召集巴黎居民和各城市的代表，正式确认了所有谋杀行为的合法性。当奥尔良公爵被勃艮第公爵杀害后，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修道士让·波特（Jean Petit）在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中极力证明，杀掉奥尔良公爵乃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奥尔良公爵是上帝的敌人；奥尔良公爵是一个叛逆之臣，将他处死乃是国之大幸；奥尔良公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制暴君，处死他顺乎全体公民的心愿。波特大声叫道：“亲手屠戮奥尔良公爵的人是为人民造福而不是对人民犯罪。因为勃艮第公爵最清楚奥尔良公爵是如何千方百计地要使国王苟延残喘……”谋杀奥尔良公爵丝毫也没有降低约翰（John）这位无畏勇士的声望。

在16世纪，无论是神学家、新教徒、牧师还是法官都异口同声地宣扬杀死专制暴君乃是一种上天赐予的权力。新教徒阿塞留斯（Althurius）是德国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在《论政治》一书中，他详尽地阐明了诛戮暴君这一学说。乔治·布切罕恩（George Buchanan）在他的一本名叫《君主统治》的著作中把残暴的君主归入凶恶无比的禽兽一类。他认为我们应该像对待凶恶的禽兽一样去对待这样的专制暴君。布丹在《论共和》（Bk.ii.,ch, xiv）一书中认为，即使专制政体已经得到人民的批准或认可，处死一个专制暴君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说，“专制暴君从人民身上敲骨吸髓，掠夺一切，这就表明这些暴君已经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权利，人民怎么能答应呢？”拉·伯尔弟完全赞同谋刺喜帕恰斯。

在宗教战争时期，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一致主张诛杀暴君的权利。雅克·克利门特（Jacque Clement）为自己刺杀亨利三世（Henri Ⅲ）准备了宗教根据。他说，在睡梦中，有一位天使对我说：“我是全能上帝的信使，上帝叫我告诉你，你应该杀死法国的暴君。为了你的国家，你会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的。殉道者的桂冠在等着你。”尽管康斯坦斯（Constance）委员会已将诛杀暴君宣布为犯罪行为，但无数的狂热者仍把谋杀亨利三世的谋杀者尊奉为道德高尚、勇敢无比的圣人。卡丁莱尔·德·热兹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即使在他生活的这个年代，他都亲眼看见一位官员戴着护喉甲胄，甲胄上面雕刻着那些处死亨利三世的雅各宾派人物的头像，在这种银质涂金的甲胄上刻有这样的铭文：“圣·雅克·克莱门特。”让·切斯特尔（Jean Chastel）曾企图杀死亨利四世（Henry Ⅳ），当被问及犯罪的动机时，他慨然答道：“他曾在无数场合听到要记住这一句真正的格言，即杀死国王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说这句话的人都称国王是一个暴君。当被问及杀害国王这种谈话并不是针对普通的耶稣会会士时，他回答说他早就听他们说杀死国王是可能的；他并不是一个教民。在被教皇认可之前，他不属于教皇，他不必遵守国王法令。”经过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后，切斯特尔被叫出来认罪道歉，人们叫他为自己的罪行忏悔并请求上帝原谅。切斯特尔回答说：“他请求上帝原谅他一生所犯的罪孽，并特别请求上帝原谅他未能为当今的世界除去最凶恶的敌人——全体基督教徒。”

胡格诺派教徒从他们的立场观点出发，把所有天主教的头领都视为暴君，并认为《旧约全书》中含有赞扬诛戮暴君的内容。（《犹谪传》《约洱书》）吉斯公爵在被波尔特·德·麦尔41（Poltrot de Meré）谋害之前，曾好几次逃过被人追杀的厄运。为了谋杀吉斯公爵，波尔特曾向上帝祷告。西奥多·德·贝兹（Théodore de Bèze）记下了波尔特向上帝祷告的话：“如果他（波尔特）所做的一切不使全能的主高兴的话，就请主以最高的热情改变他内心的想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请万能的主赋予我铁一般的坚强意志和无限的力量去杀死那个暴君……”科利尼和西奥多·德·贝兹因对波尔特进行这次谋杀扔臭蛋而遭到控告。

科利尼和西奥多并没有责怪波尔特的这次刺杀行动，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无可非议的行动。西奥多曾宣称波尔特的这一行动反映了上帝的旨意。科利尼曾坚定地断言波尔特和其他胡格诺派教徒早已告知他这一暗杀计划，尽管他没有对波尔特这一行为予以鼓励，但他也从未予以阻止。波尔特在接受审问时，多次控告科利尼曾几次鼓励他实行这一计划，直到被处死的前一刻，波尔特在自己的控诉中也坚持这一点。他说，正当他与海军上将在一起听音乐时，他以归顺吉斯公爵为借口溜进了吉斯公爵的营地。正当他要实行这一危险计划时，他“不由自主地对海军上将说杀死吉斯公爵真是易于反掌；海军上将没有说半个不字来阻止他，相反，尽管他明明知道这一计划，海军上将有一次就给了他二十顶桂冠，另外一次又赐与了一百顶桂冠。”[13]很显然，那些新教徒的牧师早已把吉斯公爵描绘成一个迫害新教徒的恶魔，一个万恶不赦的刽子手，使公众希望上帝发出处死他的圣谕。正是诸如此类的言辞激起波尔特的满腔怒火，为了宗教改革，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上帝的工具。波尔特在许多场合都发自内心地表露了这一点。在围困里昂在此役中纳瓦拉（Navarre）国王被杀]之时，波尔特的这一思想表现得最强烈。当人们正在讨论纳瓦拉国王之死这件事时，波尔特惊叫道：“这远远不够，还有更大的牺牲品！”当人们问他更大的牺牲品是谁时，波尔特回答说：“那就是伟大的吉斯。”这时波尔特高举右手说：“看！我的右手猛击下来，所有的麻烦都将解决。”迪·沃皮格（D’Aubigné）写道，新教派的每一个成员都早已知道也从心底里希望波尔特去干这件谋杀事件。当这一计划已实施完毕时，“即使教堂里的佣工的脸上也绽出了笑容，从大伙儿这种非同一般的高兴劲儿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没有人会憎恨这一谋杀行为——没有人会想到这点——相反，人们把这次谋杀行为看成壮举和荣誉，视为骄傲与勇敢。”[14]

在英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政党的作家都宣称诛戮暴君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弥尔顿（Milton）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十八世纪，沙皇俄国的一位女皇以惊人的胆识为诛杀暴君的合法性辩护。当叶卡捷琳娜二世致使她自己的丈夫彼得三世（Peter Ⅲ）被谋杀后，为了替自己的罪行辩护，她发表了一个声明。主张诛杀暴君的理论家以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是不会否认这一声明的。卡捷琳娜在声明中宣称彼得三世是民族和国家的公敌，是宗教叛逆，俄国的勇士为国家除掉他，真是国家和民族之大幸。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成员坚决主张处死暴君的权利。新移民也极力主张这一点。新移民常常雇刺客去谋杀第一执政官，一位名叫皮尔特（Pelletier）的新移民在他自己（在伦敦）出版的报纸上宣称，篡位者没有权利生存，诛杀篡位者是完全合法的。第一执政官指使人对皮尔特提起诉讼，皮尔特遭到英国法院的审讯并被判罪。乔治·克多德尔（George Cadoudal）谋杀波拿巴（Bonaparte）之举受到了狂热的保皇党人的称赏。没有参加这次谋杀的革命党人因为名誉落到了别人头上而懊恼不已。帕斯瓜（Pasquies）大法官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讲道，刺杀拿破仑（Napoleon）这一计划是由莫皮尔（Maubreuil）策划出来的，看来这一行刺计划得到了联盟的支持，也获得了塔列朗的支持。

在王政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利普时期，以及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谋杀君王和皇室王子的事真是屡见不鲜。一些狂徒曾六次谋杀路易·菲利普。沃姆尔（Aumale）公爵和利牟斯（Nemours）公爵是第七次谋杀的目标。最可恶的一次谋杀乃是费希（Fieschi）所为。他击毙了国王，致使四十二人受伤。42

痛恨社会、极端自负，阅读革命宣传刊物，尤其是圣茹斯特43的文章，以及报纸的极端性煽动，总是诽谤路易·菲利普，是导致一次又一次谋杀案的主要原因。阿利波德（Aliband）在皮兹法庭供认：“弑君是任何能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正义的人应有的权利。他行刺路易·菲利普是完全正义的，正如布鲁图暗杀凯撒一样。”刺杀沃姆尔公爵和利牟斯公爵的主犯之一的硅利斯特（Quenisset）承认他受到一个秘密社会组织有关弑君报国的教育。“他已受过特殊训练，”他自己说，“为了把他变成一个敢于听命的人。”44

正是在著名的工人平等党这个组织的鼓动下，达马斯（Darmès）才去弑君的。对于达马斯而言，对中产阶级的痛恨不亚于对皇室的痛恨。在称呼中产阶级时，达马斯用的词语正是今天无政府主义者所使用的“资产阶级”一词。“中产阶级，”他说，“就是在1789年获得自由的那些人，这些人在掠夺了贵族阶层后，已经成了人民大众的敌人，因为中产阶级反过来又骑在人民头上。”[15]

这一段时期的弑君者也正如今天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狂热一样，虚荣心和自负已使他们的政治狂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费希承认渴望一举成名是他最主要的犯罪动机。最后一位企图取路易·菲利普性命的狂徒亨利公然宣称，他对人世生活充满了怨恨之情，他挺身而上去谋刺皇帝是为了轰动全国。骄傲自大是洛维尔（Louvel）犯罪的主要动机之一。他把自己比作查洛特科迪（Charlotte Corday）。他一心希望自己制造的爆炸事件能使自己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瓦扬（Vaillant）在犯罪以后宣称他的伟大行动足以使自己名垂竹帛、万世流芳，因为他的行动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

在第二帝国时期，谋刺君主的事件也屡见不鲜。马志尼（Mazzini）45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关于刺杀皇帝的宣传，并不断地派遣他的秘密成员到巴黎行刺。当费利克斯·帕特（Felix Pyat）是伦敦的一个流亡者时，他宣称：“再争论杀君的合法性有什么必要？在查理一世统治的国家讨论这个问题纯属多余。把卡佩（Capet）家族成员砍头处死的那些人的子女对于斯图亚特家族的行刑人的子女没有半点新东西要说。”

欧洲革命委员会在伦敦设有分支机构。该组织于1853年和1855年曾数次派遣意大利籍秘密成员去行刺拿破仑三世。1858年1月14日，由沃思尼（Orsini）及其同伙制造的谋杀事件致使156人受伤，其中8人死亡。但在审问过程中，沃思尼还说他的组织多并不容许暗杀。皮尔（Pieri）说他尚不至于疯狂到自封为国王法官的程度。

沃思尼的律师朱尔斯·法威尔（Jules Favre）对诛戮暴君作了痛快淋漓的谴责。“我的观点是，”他说，“我憎恨暴力，如果暴力不是为权力服务的话我诅咒它。暗杀和匕首会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国家不幸落到专制君主手中，仅凭匕首是无法砍断专制的锁链的。上帝在计算着暴君作恶的时间，上帝不会放过这些人间暴君的。上帝已把灾难留给了这些暴君。这些灾难不可能是阴谋家所制造出来的惨绝人寰的暗杀活动。”朱尔斯·法威尔是完全正确的，专制暴君的死并不意味着专制制度的结束。当整个社会条件仍是适于专制制度的温床时，一个专制暴君被暗杀以后，另一个暴君又会取代他。凯撒被谋杀以后，罗马并没有重新建立民主制度。在罗马帝国时代，无数的王子被处死，但代替他们的，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如果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决定哪一个国王是暴君，不经过任何审讯就可以杀害他，而且美其名曰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宗教信仰，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种国家难道不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吗？不会变成血流成河永无宁日的战场吗？[16]天主教的一位作家在经过对让·切斯特尔的审讯以后，为他自己的罪行公开道歉，他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没有任何区别，“除了在决定谁是暴君和谁不是暴君这一点上不同以外。”在新教徒看来，吉斯公爵是一个专制暴君，在天主教徒眼里，科利尼或亨利三世，甚至于亨利四世就成了暴君。脾气极为温和的国王，如路易十六、路易·菲利普却被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斥为暴君。那为什么那些议会议员又不该被认为是暴君呢？波舒特在论及约里恩（Jurien）确立的原则时所讲的话对于诛戮暴君也是合适的。“他的原则就是对其他任何民主权威、君主及其臣僚，进行无情的抨击，不管这些人以什么形式、什么名称出现，也不管他们到底在干些什么，都一概加以攻击。只要国家机构及其有关成员制订的法律与这些人的目标或宗教信仰相左，反对国王就是合法的，反对整个国家机构的各级行政长官、反对整个国家、反对议会就都是合法的。”

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而弑君，这样一来谋杀行为就成为合法的了？人们必须明白，谋杀一个没有任何防卫能力的人并不是什么拯救国家的大仁大义之举。而且，目的的合理性并不能证明可以采用非法的应受指责的手段。履行挽救国家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义务并不能排除尊重他人的（或人类）生命这一基本义务。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一个人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他个人没有权力不经过合法程序去谋害他人的生命，国家利益也从来没有认可暗杀行为。如果一个天主教徒可以宣布一个新教徒领袖是一位暴君，或者一位蛊惑民心的政客可以指控任何一位君主为暴君，以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事暗杀活动，这样下去，整个社会不就正如波舒特所说的，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了吗？

美其名曰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而准许杀掉一个暴君，就如同为了取悦上帝就可以把异教徒烧死一样。如果目的高于手段，一切责任、义务、道德、理性都成了空话，那么所有的人间恶行就都可以大行其道了。良好的意愿、崇高的目的并不能为犯罪行为本身开脱。谋杀仍是谋杀，谋杀仍是犯罪行为，即使作为权宜之计的谋杀也仍是犯罪行为，即使作为权宜之计的谋杀也是不可饶恕的。根据自己个人的意愿，随便将一个国君或中产阶级分子定为暴君，并认为不经过任何审讯就可将之杀掉，这种人自己才是名副其实的暴君。

【注释】

[1]Tacite, Histoires, Bk. i.,§75.Alors Othon et Vitellius envoyèrent des assassins.

[2]Aristote, Rhètorique.,Bk.i.,ch.xx.

[3]Denys d'Halicarnasse, Antiquités Romaines, Bk.viii.

[4]Montesquieu, Esprit des Lois, Bk. xxii, ch.xviit.

[5]Machiavel, Le Prince, part I.,ch. viii.

[6]Machiavel, Discours sur Tite-Live, Bk. iii.,ch.v.

[7]Tacite, Amnales, Bk. xvi.,§28.

[8]Wallon, Journal des Savants, March，1894，p. 133.

[9]Migne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ch.viii.

[10]Thiers, Vie. iii.,p.135.

[11]Thucydide, Bk. vi.,§54.

[12]De officiis, Bk. ii.,§7.

[13]Bossuet, Histoire des Variations, Bk. x.,§54.

[14]Bossuet, Cinquième Avertissement aux Protestants.

[15]La répression pénale, par Bérenger.Sciences et Travaux de I’Académie des Science Morales et poti-tiques, Ao?t et sept，1855.

[16]Bossuet, Cinquième avertissement aux Protestants.

第三章　危害人类的精神剧毒品

——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接受了诛戮暴君的教义——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分子之间的相似之处——民粹主义分子——克鲁泡特金——蒲鲁东——阿拉伯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雅各宾派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观点——巴贝夫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狄德罗和卢梭论平等——现代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社会平等——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财产观——财产与犯罪——“剥夺就是赔偿”——平等与自由——革命揭露了人性的丑恶面——圣西门论资本主义者——拉梅内的社会理论——埃利斯·热克卢斯论平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无政府主义和军国主义——拉梅内论犯罪——乔纳森·斯威夫特论政治腐败——感伤主义者根源于对社会制度的攻击——路易斯·布朗克——克鲁泡特金的感伤主义情怀——法国革命者的感伤主义情怀——无政府主义者以自己代替国家——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权观——无政府主义者的虚荣和狂热——革命罪行的辩护者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梯也尔论革命特别审判法庭——书本知识的受害者——历史学家的职责——革命对法国的影响——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瓦扬——拉瓦肖尔——唯物主义哲学的效果——社会应该对所有社会不幸承担责任——无政府主义者宣称他们是社会的受害者——马拉对社会的仇恨——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生活目标——基督教的财富观——爱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瓜分财富——革命的理念和唯物主义理论——尼采的教导——基督教的道德观——鄙视道德的阶级——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缺乏道德的教育——无政府主义者亨利——科学无法保证幸福——知识的毒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是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奥古斯特·孔德的观点——贪污腐化的政客和不正当的发家致富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滋长

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并没有终止人们对国家元首的各种谋害行为。正如在君主政体下人们反感国王一样，在共和政体下，人们的反抗精神再一次显现出来，他们对总统和立法议会感到恶心。

无政府主义完全是诛戮暴君的改头换面，它是由这样一条虚伪的行为准则衍生而来的：政治犯罪可以从它所抱的目的中寻找托辞；为了确保事业的成功而大肆屠杀，这也是合法的。“把暴君送上断头台，”处死法王路易十四的革命党成员狂叫道。“把富裕阶级送上绞刑架，”无政府主义者回应着。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与军事围攻者和恐怖主义者一样，他们宣称：“目的证明手段正确。为了确保目的的实现或者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暗杀活动也是无可厚非的。”

最近，一位新闻记者采访了无政府主义者马奎斯。令这位新闻记者吃惊的是，马奎斯对瓦扬所犯罪行表示钦佩。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回答说：“我认为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拥护者赞赏像1793年诛戮暴君的行为，他们也从中受益匪浅。无产者瓦扬为了反对‘共和政体下的国王’而投放了炸弹，制造了又一起诛戮暴君的事件，这是可歌可泣的。”

瓦扬为了替自己的暴行开脱罪责，他强调说自己对富裕阶级的态度是一种自卫行为。“我们对来自上层的压迫奋起反抗，这难道不是自卫吗？”[1]据此，我们对这位弑君者的强词夺理可见一斑。他认为，公民对待专制者有权像对待敌人一样进行自卫。让·切斯特尔的辩护者运用了这种权利。“更重要的是”，他解释说，“因为暴君不公正地和整个民族作对，不管是整体还是个人；所以，社会可以公正地和他作对。因此，人们可以像对待真正的敌人一样，运用一切手段攻击他。”46

恐怖主义分子和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而洋洋得意。他们以那些被他们溺死的牧师和那些被他们枪杀的贵族而自吹自擂。不论是圣茹斯特、罗伯斯庇尔、考森（Couthon）、科洛特·多勃士（Collot d’Herbois），还是比尔劳德·瓦林斯（Billaud Varennes），都毫无悔改表现。他们坚信他们所干下的溺杀、枪杀和破坏活动，根据他们所抱的目的，都是正当合理的。他们坚持认为，这些骇人听闻的杀戮使社会有机体变得纯洁。47

无政府主义者投放炸弹，引起社会的惊慌恐怖，他们却以自己所抱的目的为借口，掩饰其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不会因自己的行为而感到耻辱，因为他们是借助于制造爆炸案来实现社会繁荣的目的，这正如雅各宾派为了谋求同样的目的而把他们推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在处死吉伦特派和丹东派成员后，宣称：“现在我们已经铲除了谋反者，清除了谋求人民幸福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他以为杀掉共和政体的温和派拥护者就可以带来人民的幸福。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只要摧毁资产阶级就可以扫除谋求人民幸福道路上的障碍。罗伯斯庇尔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无政府主义者想吓唬资产阶级，就如同恐怖主义者想吓唬贵族阶级。“我们要推行恐怖统治”，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最近表示。俄国的民粹派成员自称为“恐怖主义者”。在法庭审判中，他们承认了这一名称，并且声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恐吓政府。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成功的，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制造了一系列最厚颜无耻的暴行，使整个俄国惊恐不安。在一份从科尼斯堡缴获的俄国民粹派的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下面一段话：“至于是否要暗杀某个人，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随之而来的比较利益的权衡……死神会随时降临到他们头上，以引起政府的混乱，使恐怖气氛蔓延开来。”法国恐怖主义分子的目的与之如出一辙：他们要使政府、地方行政长官和陪审团成员不得安宁。在维利餐馆引爆的炸弹，不仅是要杀掉大胆告发列维尔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恫吓审判列维尔的法官。

和1793年的恐怖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了丹东的训言：“勇敢！勇敢！再勇敢！”丹东就是他们的楷模。“勇士清楚地知道，”克鲁泡特金说，“英勇无畏是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2]

如果一个人毫无同情心、做事不加思索、不采取任何折衷办法，这种大胆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当丹东向法国人说下面这段话时，他是觉察到了这种危险的，他说：“勇敢，勇敢，再勇敢一些！尤为重要的是要做到有理智的勇敢，这种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很快获得的。”[3]丹东的这种观点，也是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一直是革命的观点。也是蒲鲁东在1848年提出的一条基本原理。“让我们回顾一下丹东在8月11日所说的话，”他大声叫嚷着，“当时，处于叛乱中的法国要求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拯救自己的国家。‘这是完全必要的’，丹东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手势喊道，‘让贵族胆颤心惊这是完全必要的。’”[4]与此相似的，当无政府主义者穷凶极恶地犯下滔天大罪时，他们扬言：“要让资本家心惊肉跳。”他们知道自己人数较少，但是他们指望那些胆小怕事而又诚实守信的人，指望那些大胆的追随者和效仿者。“通过自己的行动，”克鲁泡特金写道，“这些少数派清醒地认识到了，如果缺少了独立者的感伤和大胆者的狂热，革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唤醒人们的勇敢精神：牺牲精神是可以相互感染的。“通过一些引起广泛注意的偶发事件，新的思想观念渐渐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从而赢得一些追随者。一次行动在几天之间便使这种思想观点传播开来，它比千百万传单更为奏效。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偶发事件唤起了人们的反抗精神，激发了人们的勇敢精神……曾经有一些大胆的行动，使得整个国家机器在几天之中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使这个庞然大物的根基受到了动摇。群众感觉到了这个怪物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变得更加英勇无畏。”“而且，”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进一步说，“当民众激情高涨、斗志旺盛时，统治者便无力镇压这种反抗的力量；并且，镇压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会激起新的反抗行动，……渐渐地，这种行动从一个阶级蔓延到另一个阶级，直至全国上下，运动便达到了高潮。”[5]

勇敢品质这种观点在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雅各宾派反复灌输之前，早已由十一世纪生活在亚洲的阿拉伯人阐明并付诸实践，这些阿拉伯人在四百年中一直是亚洲大陆的恐怖因素。“不相信任何事情，敢干任何事情”是这个团体主要的处世信条，它教导人们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无关痛痒的；并且断言：世界的革故鼎新求助于谋杀是必然的。这个刺客集团甚至建立了一个王国，“它独立存在了四百年之久，它不仅与四周邻国为敌，而且与整个人类为敌”。哈桑·本·沙巴（Hassan-ben-Sabah）是这些刺客的首领，“他不仅是个粗俗的土匪，而且还是个神学家、哲学家和作家”。[6]

“人民的安全，”有一次，丹东在强迫革命特别法庭投票时声称，“需要有非常措施和恐怖手段。”1793年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发布断头处决吉伦特派成员的命令时说：“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就必须消灭吉伦特派”。无政府主义者在断言：“社会已是恶疾缠身，要使它康复就必须消灭资产阶级”时，只是在重复同样的谬论。对于雅各宾派来说，杀掉一个贵族，把一个吉伦特派成员送上断头台，溺死一个牧师，这都是拯救人民的措施，是博爱王国的初始阶段。为了确保人类的幸福，马拉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出，什么时候每天要砍掉50000人的脑袋，什么时候每天要砍掉270000人的脑袋。而无政府主义要通过灭绝资本家阶级，给人类带来幸福太平。“资本家阶级，”他们说，“是人类幸福生活道路上的拦路虎，因而必须加以消灭。”

1793年的恐怖主义分子总是习惯于说：“贵族阶级中，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宣称：“资本家阶级中，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亨利（Emile Henry）在巡回审判法庭上宣读的一份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段时间，指控列维的罪名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什么是无辜的受害者？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多长时间。卡毛克斯公司办公室所在的那栋楼居住的全都是资本家阶级的成员。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无辜的受害者。”

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政治策略和雅各宾派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两个派别之间关于财产和政府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无政府主义者想破坏这些制度，而雅各宾派却要极力维护这些制度。当然，在1793年，对富人的仇视和对幸福的渴求，使得雅各宾派的某些理论和无政府主义有相似之处。乔沫特（Chaumette）指出：“我们废除了贵族和卡佩王朝，但我们仍然还有一个特权阶级要推翻：这就是富人阶级。”塔连（Tallien）要求有绝对的平等，他把财富的拥有者称之为“共和国的强盗”。在蒲鲁东之前，布里斯托曾写道：“富人就是强盗。独有财产就是抢劫的赃物。”48像马拉和圣茹斯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不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马拉煽动民众去大肆屠杀和进行抢劫，而圣茹斯特要求没收谋反者的财产，并且指出：“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些富人和邪恶；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城市。”

对富人的仇视，对服兵役的鄙视，对绝对平等的热切渴望，对物质需要的追求，对目的证明手段合理、为了社会的幸福可以冒险去残杀权贵的信仰——所有这些糅合在无政府主义学说中的革命热情和荒谬观点，都可以在巴贝夫（Babeuf）49的理论中找到。巴贝夫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督政府统治时期曾经宣称：要用战争给社会动一次外科手术。一些思想狭隘的追随者接受了巴贝夫“平等社会”的名称。50和今天的克鲁泡特金一样，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西尔威·马歇尔激起了他们对职业的忠诚，马歇尔在《无神论词典》中写道：“……我们要求真正的平等，我们宁愿去死，……为了求得真正的平等，我们宁愿去死，……为了求得真正的平等，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那些阻碍我们通向平等社会的人必定遭殃！……人们迅速除掉了国王和牧师。他们将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新的专制者，新的伪善者……我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权的平等，……我们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中的平等……我们神圣事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结束国内的纷争和公众的悲惨生活……让那些要求正义的人得到正义，让社会财富得到平等的分配。建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的时机已经到来……要求偿还的日子已经到来……让那种区分穷人和富人、高贵和低贱、主子和奴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令人憎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将来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只存在年龄和性别的差别。因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禀赋和同样的需求，所以，要让他们受到同样的教育和同样的报酬。”

和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巴贝夫也极力使士兵丧失爱国心和对职责的忠诚。“你们在毫无意义的灾难性的冲突中流血牺牲，”巴贝夫对士兵说，“他们却让你们的母亲和妻子活活饿死；人们穷困潦倒，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就像自动玩具一样可以任人处置；你们就像牲畜一样，可以听凭主人卖给牧场或者屠宰场。”

巴贝夫及其追随者希望通过消灭统治阶级的办法，来推行他们的学说。他们决定处死“所有民事和军事的代理人，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地方长官……所有的反对党都要通过武力立即解决，抵抗者格杀勿论。”造反的目的就是：自由、平等和公共福利。

在审判过程中，巴贝夫及其同谋极力恫吓法官。他们态度蛮横，而且狂妄自大，诽谤侮辱法官。当巴贝夫被判处死刑时，他把自己比作耶稣基督，声称自己的死是为高贵的事业殉道，他认为正直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会说，“这个人具有崇高的品德”，并以此自慰。他写给督政府的信同样也是傲慢无礼的，尽管对他的控告材料已经准备就绪。他提出要和政府协商，平等相待，他说了下面一段话：“我的断头台将与巴列维尔德（Barneveld）和西德尼的一样，装饰得极为壮观。在我被处死的翌日，纪念的祭坛将在这里筑起。”

巴贝夫及其无政府主义的同伴的狂热观点，根源于马布利和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卢梭的《论不平等》这篇论文。杰曼是这伙人中的一名成员，他承认说：“我反抗人类压迫者的力量和勇气，来自于马布利、卢梭和狄德罗的作品。”事实上，马布利在他的《论立法》一书中，试图证明自然赋予每个公民的财产和社会地位都是平等的。他告诫人们把握自己的财产是最基本的常识，哪里没有了平等，哪里就有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理论正是当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他们的目标不是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社会平等以及在福利和物质需要方面的平等。埃利斯·热克卢斯（Elisée Reclus）写道：“我们必须使每一个人确信，他的需要和要求能够完全得到满足。”[7]

正因为目前的社会组织，容许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有的人极端富裕，有的人一贫如洗，所以我们必须加以摧毁而代之以一个具有新秩序的世界，使它能确保每一个人都分享幸福。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把资本家的饮食之类的东西，也包括在分享之列。51当他们面对资本家花钱消费的物品时，他们说他们是用偷来的钱进行消费。

被克鲁泡特金称之为“妄称无政府主义的开山鼻祖”的蒲鲁东，是我们这个时代巴贝夫的继承者。他也同样要求在社会地位和财富方面的平等。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平等的热爱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这些财富的所有者，是靠着我们辛勤劳动的汗水来发家致富的……激情支配着我们，但是你们却不了解我们渴求平等的热情。对平等的痴狂比对生命的热爱更强大有力，比爱情更令人激动”。[8]蒲鲁东给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提出了两句标语：“财产是抢劫来的”和“天主教的信条是我们的死敌”。在确证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是一个错误之后，蒲鲁东提出了“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要废除宗教和正义的法庭。“首先我们要把永恒的主送回天堂，”他大声疾呼，“他在人间的出现完全系于一线，即小皮包中的《圣经》，砍断这根丝线，你就会懂得怎样用革命代替上帝。……革命和上帝二者不可调和……上帝就是我们的敌人。”[9]

我不知道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否仍然经常阅读马布利的作品。不过，有一次在伯彻斯·都·霍恩（Bouches-du-Rh?ne）巡回法庭，我审判了一个犯有盗窃罪的人，他说他经常阅读卢梭关于不平等的这篇论文。实际上，这篇论文是无政府主义的纲领。无政府主义者抱着建立社会平等的目的，要求结束个人财产，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烧毁各种形式的契约或财政收支凭证，焚毁一切保证个人财产权利的法律条文。在他们看来，财产制度就如同奴隶制度或农奴制一样，是一项让人耻辱的制度。他们认为，禁止个人拥有私人财产，把它归还给全社会所有，这是消灭社会差别的唯一办法。克鲁泡特金对劳动大众说：“抢劫富人的财产，住进他们的宫殿和私人住宅区，烧毁你们原来茅舍的砖头和被虫蛀了的木头。私人财产是以抢劫社会财富来实现的；……一切社会产品、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及其附属权利，都是大家共同劳动的结果，它们只有唯一的一个所有者——人类。”[10]

无政府主义者进一步指出，消灭私有财产的更大的好处是，它将消灭几乎所有的犯罪。“至于我们所谓的‘犯罪’——也就是对别人的暴行——我们知道，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犯罪’都是由想占领属于别人的财富这种欲望所激发的。私有财产被消灭之日，也就是‘犯罪’一词被废除之时。”[11]这是在克鲁泡特金之前，狄德罗的一大发现。他说：“我认为，如果私有财产不复存在，那么社会中就不会有竞争，由竞争而引起的一切有害的后果也就会销声匿迹。”换句话说，有盗贼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由于财产的所有者，废除了财产也就是消灭了抢劫。以此类推，我们似乎可以说，通奸的发生，只是由于婚姻的存在。因此，要消灭通奸，就必须废除婚姻。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狄德罗要求由社会掌管财产，以实现社会平等。巴贝夫称他为“我们的先驱者，我们的狄德罗。”

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说法，富人的财产来自于掠夺，那么，他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对富人的劫夺也只是要求偿还。我曾经审判过一个犯有盗窃罪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说：“我不是一个盗贼，而是要求偿还运动的发起者。”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在最近几年的审判过程中才碰到的。1847年，在塞纳巡回审判法庭上，曾经审判过十名罪犯。他们倡导，要通过抢劫和纵火的方法，逼迫富裕阶级进行偿还。他们是一个叫做“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组织的成员。由于受到有关革命的和社会主义者的报纸的误导，他们形成了一个旨在消灭私有财产对社会进行破坏的计划。当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时事问题的小册子和歌曲，与今天在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找到的小册子和歌曲相类似。

无政府主义者狂热追求物质需要方面的绝对平等，这导致了他们对财产所有者、雇主和资本家如此强烈的仇恨，这一点应该是不足为奇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我们看到了平等原则所带来的景象。由于对平等的误解，滋生了对于一切差别的仇恨，包括对于财富的仇恨，对于贵族的仇恨，对于教育的仇恨，对于美德的仇恨和对于礼节的仇恨。平等的原则走向极端，革命精神使得人们在书信往来中都只用第二人称单数，而且废除了习惯的礼貌用法。法官玛丽·安托万内特（Mary Antoinette）以第二人称单数称呼自己，称自己为“女人开普特”（Capet）。雅各宾派废除了“先生”和“女士”等表达方法，而代之以公民相称。国民议会不仅禁止使用贵族的头衔，而且还颁布法令对那些让雇员们穿特别制服的人处以死刑（1791年10月21日法令）。国民议会还发布命令，在一周之内，没收所有的公园、花园、圈占地、房屋和纹章展览楼（1793年8月1日令）。平等，由于人们对它的误解，成了自由、才能、品德等的敌对物，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要求：要让一切超出平均水平的东西降低到同一水平。一切事物都会引起人们的嫉妒：超群的智力、道德品行、知识，甚至生理优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化学家福克罗伊（Fourcroy）是国民议会的一名成员，他曾因在科学领域投入太多精力而受到指责。福克罗伊感到非常恐慌，他辩解说：“你们在大学的实验楼里只看到我三次，我到那里去是为了传播革命理论。”一些品德高尚的人经常受到迫害，仅仅是因为人们听到对他们的赞赏后感到愤怒。罗马士兵吵吵闹闹地要求惩罚塞尔萨斯（Celsus）52，因为“他的正直诚实和美德激怒了他们，好像他们犯了什么罪……即使荣耀和美德也会受到人们的斜眼冷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似乎隐含着对他们没有去效仿的批评指责。”[12]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实行无差别的教导或教育。他们认为手工劳动是每一个人都义不容辞的职责，每一个人都应当受到同样的抚养和教育。

在恐怖时代，人们都表现得十分粗鄙下流，以免受到“贵族化”的批判。雅各宾派几乎在每个角落都能发现“贵族”。无套裤汉认为商店老板和律师职员是贵族。细嫩白净的皮肤曾经被认为是贵族标志，足够处以死刑。“细嫩白净的皮肤先生”，[13]这一称呼就等同于死刑的宣判。

朗马尔公爵夫人（Duchcesse de Lamballe）被刺杀以后，尸体在诺·圣·安托万地区裸体展出，她白嫩的皮肤激起屠杀她的人们的愤怒。“你们瞧，”其中一个人满腔怒火，大叫道，“她的皮肤多么白净，你们看到了她美丽的皮肤吗？”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人性可怕的、丑恶的一面。嫉妒和无理的要求是最主要的革命的激情。和在法国一样，在英国曾经存在过“平均主义者”。今天，这些平均主义者被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对那些占据了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充满了嫉妒。当他们要求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剥夺“资本家的特权”、取得第四等级的胜利时，他们打着某一种理论的幌子以掩盖自己贪婪的本性。

过去的一个世纪，社会主义者和那些民众领袖一直在煽动人们对于富裕阶级的仇恨，这种仇恨也使得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者实施了如此之多的暴行。还在1824年，圣西门（Saint Simon）53在他的《产业政治入门》一书中就这样批判了资本家，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在重复他的言论。圣西门断言，中产阶级支持革命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抱着利用民众的目的（第8页）。在1830年革命后不久，民众领袖就谴责中产阶级是暴虐的贵族阶级，消灭他们是民众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路易斯·菲利普统治时期，那些轻率的作家们通过对来自于财富的快乐夸大其词，通过对贫苦人民悲惨生活景象的描绘，激起了穷人对于富人的强烈仇恨。在大量的书籍中，54劳动的雇佣者被当作吸血鬼的代表，他们靠盘剥人民养肥自己，而劳动者则被描绘成被压迫的牺牲者，他们生活在一个比奴隶制度更为糟糕的社会里。

在这些煽动人们的仇恨感和唤起人们的复仇心理的作家中，有一个特别的人，由于他的天才般的才华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不能不提到。这个作家就是议论中的拉梅内（Lamennais）。他在比较迂讷地宣扬一阵和平、和谐和统一之后，便开始愤怒地诅咒社会，煽动群众反对国王和牧师、穷人反对富人55、劳动者反对雇主，甚至唆使士兵反对他们的长官。所有那些无政府主义的谬论都可以在他的《无产者信徒》一书中找到。《无产者信徒》也许称之为《造反的无产者》更为恰当。这些谬论包括：追求绝对平等，仇视政府，仇视富裕阶级，煽动暴力，动摇军队纪律。在他这本书的第八章中，拉梅内刻画了雇主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他说，雇主总是不断地增加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水平。他们剥夺了工人生活的绝对必需品，导致了工人的死亡。他们是魔鬼撒旦的信徒，比奴隶主阶级还要残忍。他们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在第十一章里，他把人比作蜜蜂，他们得到的都只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那份蜂蜜。他宣称，无论是谁，如果他得到了比他维持生存更多的东西，他就是个不正义的人。这种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按需分配”理论。在第十二章里，这位信徒声称，上帝造人并没有高贵与低贱、主人与奴仆、穷人与富人、国王与臣民的分别，“每个人生来平等”。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拉梅内与巴贝夫观点的相似之处。巴贝夫在他的宣言大纲中写道：“第七条——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应该没有富人和穷人之分。第八条——那些不愿意为了穷人而放弃自己多余的财产的富人，是人民的敌人。第十条——革命的目标是要消除不平等和重建全人类的幸福。”56在第十九章和第三十七章，这位信徒又回复到了绝对自由的观念，并且强调说只有无人统治的时候，自由才会存在。他说：“你只有一位神，这就是上帝，你只有一位主人，这就是基督。所有人生来平等。没有谁生来就有统治权。”（第十九章）和拉梅内一样，埃利斯·热克卢斯在《新约全书》的同一段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要使自己得到拯救并不在于要选择新的主人。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基督教的敌人，有必要提醒整个社会，那个成为了神的基督曾经声称：‘不要称任何人为主人！’让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吧。”[14]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有主人、国王，也不会有选举出来的人民的代表。直到现在，他们说中产阶级推翻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占据那些空出来的席位。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废除一切政府、一切权贵，从而给人类以自由。新的革命的口号应该是：不再有法律！不再有刑法法典！不再有军营！不再有监狱！不再有法官！不再有警察！

过去有一段时间，进入军队的书籍的数目不断上升。无政府主义者建议士兵拒绝服从。他们劝说应征新兵拒绝服役。几年以前，我曾经到伯彻斯·杜·霍恩巡回审判法庭，去审判一位名叫塞巴斯蒂安·富尔（Sébastien Faure）的人，他被指控鼓动士兵不守军纪。我指出他的抗辩与拉梅内在《无产者信徒》一书第三十五章所提出的观点相类似，在那一章中，拉梅内煽动士兵反对他们的长官，并且把兵役称为“一个极为凶残的发明”。“这些残忍的压迫者，”拉梅内说，“发明兵役的唯一目标，就是要使人们处于奴隶状态之中。魔鬼撒旦给这些压迫者提供了一个十分阴险的诡计，要他们把服从说成是光荣的，把操守和忠诚称为美德。‘我劝告他们说那是一种光荣的行动……我用双倍的愚蠢制造出来的东西，他们将称之为操守和忠诚，’魔鬼撒旦说，‘并且一条法律就叫做无条件的服从。他们将崇拜这些愚蠢的东西！’如果操守、忠诚和顺从都是愚蠢的东西，那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人类的利益，这些愚蠢的东西必须被砸碎。”

在拉梅内写的这些篇章中，对于暴力和犯罪的批判可以说是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当犯罪参与其中的时候，”他写道，“最神圣的事业也就变成了邪恶的、令人诅咒的事业。”然而，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与上面论述完全相反的令人惊讶的矛盾。不过，发现这样的矛盾对他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对那些被压迫者提出建议说，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诉诸暴力，可以摧毁那些压迫他们的专制政治。“如果在一开始，”圣西门告诉他们说，“胜利的机会与你们失之交臂，这也算是考验，你们的机会总会到来的。因为你们的血就如同被该隐杀死的亚伯的血，你们的死也是一个殉道者的死。”（第12章）因此，拉梅内煽动穷人反抗富人，怂恿他们通过暴力自己去寻求正义和谋得幸福。他们将会得到生活必需品，并且同等地得到物质需要的满足。他反复向公民灌输要对当局政府表示藐视，他谆谆劝导士兵要仇视长官，告诫他们追求荣誉和忠于职守是愚蠢的行为。难道这些还没有详尽地阐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

当一个天才的作家不能控制自己狂热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时，他就会受到它们的驱使，写出这些宣传暴力的文字。这时候，他的理性迷失了，他的思维陷入了混乱，他不再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拉梅内无论以哪一种方式看问题，他总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弱者受到压迫，正直的人为了面包而乞讨，流氓、地痞用荣耀掩饰着自己并且能发家致富，而无辜的平民受到不公正的法官的斥责。有一次，拉梅内走进法庭，听到了对一起流浪案件的审判。根据法律规定，要确认一个人犯了流浪罪，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流浪汉是指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生活来源，并且没有从事任何职业的人。没有住所和缺乏生活来源的人是不能受到惩罚的，除非他同时也没有从事任何行业的职业。法律要求任何一个没有生活来源的人都必须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并且没有工作的流浪汉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危险。由于受到反社会的偏见的蒙蔽，拉梅内以为他所看到的那个正在受审的人是因为贫穷而受到惩罚。他诅咒着法官诅咒着社会，愤然离开了法庭。57他甚至没有清楚地听到主审法官的话，也不懂得衡量流浪罪是否成立的要旨。如果他回去研究，甚至哪怕是查阅一下刑法法典，他就会明白法官所惩罚的不是贫穷者而是懒惰成性的人。

那些在小册子、小说或剧本中猛烈地抨击社会，给无政府主义提供精神武器的作家，几乎都是那种为病态的敏感性和紊乱失序的想象力所左右的人。他们为人类所处的悲惨景象感到异常痛苦，所以，他们咒骂上帝和社会：他们的敏感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或无神论者，甚至疯子。爱尔兰人的悲惨景象让斯威夫特（Swift）58非常愤怒，以至憔悴不堪。“人类的腐败和邪恶难道不使你感到痛心吗？”他对一个朋友说，“它们难道不让你热血沸腾吗？”这个朋友对他的提问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斯威夫特愤怒地盯着他：“你怎么能够容忍得了？”[15]我曾经审判的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告诉我，他根本无法忍受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悲惨的景象和那些不公平的现象，为了逃避现实，他就想犯罪。

强烈的敏感性，加之紊乱失序的想象力，使如此多的作家对社会采取了暴力攻击。他们对劳动者的同情使得他们对劳动的雇佣者不公正、残忍和毫无同情心。他们用愤怒的语言煽动民众发动内战。例如，路易斯·布朗克号召人民起来报复“中产阶级的残暴统治”，1848年的六月事件，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就因为他写的下面一段话，他也应该承担责任，他说：“当一个人向社会提供了服务要求生存权，或者屈从于死亡的威胁而攻击社会时，这种攻击显而易见是出于自卫的需要。这时，指责他的社会不是他的法官，而是他的谋害者。”[16]同样，在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中，我们也发现这种病态的敏感性和残忍性交织在一起。他的心里时时流露出对劳动者和农民的同情，哪怕他是一个盗贼或凶杀犯。一想到要破坏、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想到砍掉资本家的脑袋，他就欣喜若狂，激动不已。“让我们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那些由于一时激动伤害了自己同胞的人们，”他写道，“……最不可饶恕的罪恶是那些富裕阶级游手好闲时做出的可耻的事情。”[17]然而，在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以满足人民需要的问题上，他表现得毫不留情。“这种没收，”他说，“必须大规模地实行。如果只是小规模地完成，那就似乎只是庸俗的抢劫了。实行大规模的没收，这是进行社会重组的开端。”[18]他以极大的热情宣传巴黎公社，不幸的是，“凡尔赛的杀人犯”[19]使这一事业终止了。

1793年的恐怖主义者，如马拉、罗伯斯庇尔都是“极为敏感的”人，他们幻想通过消灭贵族来实现人类的幸福。“无论是谁，如果他深爱自己的祖国，”罗伯斯庇尔说，“他就会因为给了敌人以打击而欢呼雀跃。”当富歇（Fouché）使莱昂斯血流成河的时候，他因为为实现人类的幸福做出牺牲而热泪盈眶。“我刚刚砍掉了二百个人的头，”他给国民议会写信说，“我提议每一天都要杀这么多人。基于神圣的感情，欢乐和正义的泪水从我的眼中涌出。我们已经为正义的实现做出了榜样，让我们像闪电一样发起猛攻，也许敌人的骨灰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也会荡然无存。”

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时期，每次对一个雅各宾派成员采取残酷行为之前，都让他完成申诉，让他赞成剥夺自己的公权，并让他发表长篇议论，表明他对人类的热爱。死刑执行者会表示出强烈的感伤情绪。死刑判决是由革命的法官宣布的，法官总是带着极度的伤感情绪。

不久前，在塞纳巡回审判庭上，无政府主义者莱奥特尔（Léauthier）在总结他的抗辩时说：“让我告诉你们，面对一只蜥蜴，我会浑身颤抖；但是这个人的死却没有让我颤抖。在一个小孩面前，我会痛哭流泪，但是，面对断头台我会发出微笑。”这个面对蜥蜴也发抖的人，在把刺刀插进塞尔维亚阁员胸膛的时候却没有发抖。59一只蝴蝶的死也要让他垂泪，而一个资本家的死却让他发笑。

1865年在列日举行的一次国际学生集会上，一位与会者宣称他“对人类共同体”的热爱导致了他摧毁富裕阶级的强烈愿望。“如果财产阻挡了革命的脚步，”他大喊着，“我们就必须用人民的法令废除它。如果资本家阶级顽抗，我们就要把他们消灭干净……资本家是杀人犯和强盗……要把他们推上断头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扫除革命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如果数十万人的头颅构成了这种障碍，我们就要让他们倒下；我们的感情毫无例外地只受人类共同体的制约。”

在那些难以数计的鼓动无政府主义者采取行动的谬论中，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样一种虚假的观念，即在报复犯罪和防止不公正事件问题上，公民有权利以自己代替国家。无政府主义者自命为正义的执行者，声称自己是被压迫阶级的复仇者。为了报复那些曾经审判过自己的同伴的地方长官，他炸毁他们的住宅；当他在餐馆里发现那些告发了自己的同谋的勇敢公民时，他引爆了炸弹；他杀害那些公司经理，认为他们压迫了工人。最后，如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被判处死刑，他的朋友就会策划新的暴行为他复仇。

小说家和戏剧家声称自由的爱情和通奸是人的权利，提出要实现“男人和女人的权利”；诗人们断言他们要求提供食物的权利会迫使他们对抗社会。唯物主义哲学家强调“获得幸福和获得物质满足的权利”，社会主义者提出“工作的权利”，而革命家则要求“造反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包括不受约束的爱情和通奸的权利、要求供给食物的权利、获得幸福和物质满足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和造反的权利，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来的，他们通过确认“抢劫和谋杀的权利”来实现上述那些权利。以前，那些把激情作为动力的犯罪者，认为正义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借助于硫酸和左轮手枪来实行自己的权利。无政府主义者要求有使用炸药的权利。他们在实施谋杀的时候，确信自己正在完成一次正义的行动，就像他们在偷盗的时候，确信自己正在得到赔偿一样。按照他们的逻辑，盗贼就是受到了剥夺的财产的主人，人民的谋杀者就是他们要谋杀的资本家。

无政府主义者的胆大妄为，在走向法庭时的镇定自若，以及在死刑执行时的信念坚定，着实令人惊讶。有些作家甚至把他们比作早期的基督徒。培尔（Barle）60就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他肯定了诛戮暴君者和殉道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写道：“这些暗杀者所表现出的和早期基督教中杰出的殉道者一样的坚定信念，是可歌可泣的。”[20]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得泰然自若，那么，我们从使他们得以保持活力的狂热和他们所痴迷的虚荣中可以得到解释。所有的狂热不管一开始它的动机是多么可恶，经过提升，到后来都是有益于勇气的。他们的行为也是受着虚荣支撑的。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虚荣心都很强。他们知道公众的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他们，报纸会公开有关他们的事情的每一个细节。这种名声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他们陶醉在这种扬名立万的喜悦之中。61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并不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相反地，他们想方设法逃避死亡。实施暴行之后，他们便溜之大吉，为了逃脱正义的惩罚，他们诬告无辜，向追捕他们的警察开枪，隐瞒自己的身份，为了减轻罪责而编造谎话。威兰特声称，他在议院会议厅引爆炸弹时，并不是为了谋杀哪个人。莱奥特尔用他那把制鞋匠的刀捅进了塞尔维亚阁员的胸膛，却把这一行为说成是仅仅想刺伤他。

而基督教的殉道者像羔羊一样听任宰割，并且宽容那些杀死他们的人。无政府主义者罪恶深重，可谓罄竹难书。他们像疯狂的野兽，嗜血成性，破坏成性。大肆杀戮和偷窃的老虎与听任宰割和剥夺的羔羊，二者之间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致使公众的良知迷失并产生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这样的心态的原因很多，其中我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对革命的罪恶的美化，以及目前唯物主义学说对道德观念的否定。

法国大革命的最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已经成了一所政治犯罪的学校，并产生了人民对革命的狂热。这些历史教导人们行动所抱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造反是合法的，甚至残杀也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它们也使得人们相信社会动乱是社会文明的一个因素，恐怖主义是政府的一个工具，进步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获得。布杰兹（Buchez）和罗克斯（Roux）试图证明革命的犯罪是合法的。他们认为，恐怖可能是政府的一种体制，有时候它是强制性的，作为一种手段它只能根据人们所抱的目的来判断。62对他们来说，九月大屠杀只不过是实现“公共安全的一种手段”，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21]马雷斯特（Marest）把这样的残杀称之为实现“人民正义的一次伟大行动”。[22]梯也尔在他那本令人钦佩的作品《执政府和帝国史》中，强有力地说明了军事独裁的危险性和愚蠢性。在他的《革命史》一书里，他完全沉溺于标志着公众独裁的违法和残忍之中。他认为果月18日发生的事情是可悲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他写道：“在像我们这样的革命进行过后，合法行为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错误观念。”[23]可是，当他指出建立这样一种可怕的机器是为了抵挡各种各样的敌人时，这位历史学家似乎谅解了革命特别法庭的发明。他写道：“恐怖的形势为什么会迫使政府采取大屠杀行动呢？借助于死亡的威胁既不能维护其统治，又不能征服他们。”路易丝·布朗克（Louis Blanc）称赞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已经将“恐怖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无可后悔”。

拉马丁（Lamartine）63在他的《吉伦特派的历史》一书中，也曾给予恐怖主义者以过高的评价，并且认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犯罪给人类带来了吉祥。但是，后来在他的《沉思集》一书中，他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为罪恶开脱、为残忍寻找虚妄的托辞的历史学家，在无意识中为将来的狂热者效仿这些罪恶铺平了道路……这是我自己也曾经犯过的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样献殷勤，我为自己感到耻辱！我希望赦免那些法国大革命的辩护者，但是我要对自己进行谴责。”[24]美化恐怖主义者，历史学家就给他们提供了后继者。瓦莱斯（Vallés）在一篇关于书本知识的受害者的文章中，承认《吉伦特派的历史》一书改变了他的思想观念。

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因自己的书唤起了读者的反抗精神而惊讶不已，克鲁泡特金嘲笑他们的吃惊态度是完全正当的。为暴力辩护实际上就是对暴力事件的卷土重来发出邀请。那些毫无保留地崇拜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通过他们对犯罪的纵容态度和对恐怖时期的美化，把社会的进步主要归功于那种革命精神和归因于无政府主义。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件事都不值得崇拜：那是一个既有崇高的美德又有残忍的暴行、既有爱国者又有狂热者、既有英雄又有无赖的时代。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根据每一个党派、每一个人的行为作出判别，还受害者以正义，给刽子手以耻辱，崇拜英雄，谴责那些虚伪的爱国者。赞美1789年的原则，与此同时，激起人们对打着革命的旗帜所犯下的罪恶的仇恨，这是可以做到的。出于党派的偏见或者对于大众性的喜爱，历史学家还没有完成这一职责。他们毫无保留地赞美大革命时期的工作，忘记这种崇拜是将善良和邪恶混为一谈，是为邪恶的合法作辩护，是给读者上了不道德的一课。64他们迷信这样一些虚假的命题：“暴力是推进社会经济变革的唯一手段”，大变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工人阶级的状况只有通过新的革命才能得到改善。“如果中产阶级，”威兰特在他的抗辩中宣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没有进行屠杀或者没有引起这种大屠杀，那么，很有可能他们仍然处于贵族的束缚之中。”[25]

在最近一百年中，法国经历了如此多次的革命，以至于那些对自己处境不满意的人总是寄希望于下一次革命的到来。为了激发革命，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去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他们看到立法机构赦免了巴黎公社的杀人放火者，政府甚至还给他们提供了公职。为了政治的目的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对放火、抢劫、杀人的纵容，已使公众良知泯灭，社会风气败坏。

对拉瓦肖尔（Ravachol）和瓦扬的审判表明，他们理性的堕落和情绪的反常处于同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这都应归因于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谬论。并不是所有的无神论者和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巴枯宁（Bakounine）65声称，“我们以此为荣。”[26]

共产主义者也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瓦扬对审判员说：“他们只不过是消失在物质中的原子”，并且认为人类历史“在各种宇宙力的作用下处于永恒更新之中，要经历永无止境的变革。”他指出自己的观点来自毕希纳（Büchner）博士和宿命论者进化理论的支持。埃米尔·亨利也信仰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发展是唯物主义者教育的结果之一。没有宗教的或哲学的信仰，人类就会变成不仁爱的、恶毒的和凶残的动物。确实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塞巴斯蒂安·富尔，他们是在宗教原则的教育下长大，但是，他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对悲哀和痛苦的理解力，而这些悲哀和痛苦没有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是无法说明的。他们反抗命运，咒骂社会。对他们来说，向自然发泄自己的愤怒是不可能的。

对拉瓦肖尔的盘问表明：自然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在工人中传播得是多么迅速，工人把动物界的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也只不过是一种动物。卢瓦尔河巡回法庭的主审法官提醒拉瓦肖尔，他曾经对检察官说：“我希望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希望能克服一切障碍。独居修道士是一个障碍，我消灭了他。”拉瓦肖尔回答说：“是的，先生，完全正确。”问：“6月26日以后几天，你再次看到了这个马车夫，你又一次雇了他的马车。你准备做什么呢？”答：“我想弄清楚他是否和警察交谈。如果他已经说了，我会用匕首杀死他，开枪打死他。我的意图是想除掉他。”问：“那么，你就是准备用这种方式除掉那些成为你的绊脚石的人？”答：“不错。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生活的需要。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必须除掉那些拦路虎”这句恐怖的话在那些政治家口中出现的频率是多么地高！拉瓦肖尔也试图通过这样一句话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如果说我杀了人，那也是为了满足我的个人需要。”他的个人需要是难以计算的，包括精美的食品、轻闲的工作以及几个情妇的享乐。这位无政府主义者是在实践社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著名的理论：“对每一个人按需分配。”那些教导人们有要求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利的社会主义作家，是十八世纪哲学上的快乐论者的后继者。众所周知，爱尔维修认为快乐的要求是法律的基础，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认为需要是法律的基础，沃尔内（Volney）认为天性的保存是法律的基础，霍尔巴赫则认为实用是法律的基础。现在的唯物主义者提出了对这些法律的定义的否定命题，并把它作为某种新奇的东西，他们的这种谬论很快泯灭了工人阶级的良知，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打开了方便之门。现在，虚妄的哲学的理论体系通过小册子、公共集会和廉价的报纸等渠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在群众中广为传播。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为了嘲弄人们而对他们大加赞扬，并通过宣传这些最令人讨厌的学说来毒害他们。

目前，让社会来对所有的邪恶、所有的不道德、所有的痛苦、甚至所有犯罪负责，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许多当代的作家重复着卢梭、66霍尔巴赫和狄德罗对社会不公正的指责。他们妄称：“所有的罪恶都是社会的过错和罪行。”[27]

“穷人，”瓦扬的一位著名辩护者毕希纳博士写道，“除了犯罪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使他摆脱困境。他是他的艰难处境的牺牲者。”[28]在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审问中，所有这些谬论都曾经遇到过。主审法官对拉瓦肖尔说：“你杀人是为了满足你的激情，对于像你这样表露出这样一种感情的人，社会能指望你做什么呢？”被告回答说：“是我指望社会为我做点什么。养活我是社会的职责和义务。为了获得幸福，一个人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社会忽视了它的成员……我告诉你，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社会的过错！刚刚过去的这种现象，是工人的社会处境的产物。他们在自己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中被活活饿死。”[29]

被告所提到的“这种现象”是指一个贫穷的老人的被杀，被告供认了这个犯罪事实：“我用手捂住他的口，但是他没有很快死亡。我把手帕塞进他的嘴里……当时，他还仍然在挣扎，我用膝盖压住他的胸脯。不久，他就死了。”这种谋杀“现象”过去了，拉瓦肖尔要通过谋杀来实施抢劫。该承担罪责的不是他，没有让他变得富有和幸福这是社会的过错。当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被判处死刑时，他的同伴还厚颜无耻地提出抗议，强调说这种判决是法官的罪过，对杀人犯执行死刑将是资本家阶级的犯罪。瓦扬也没有忘记把他的犯罪责任推卸到社会身上。“你已经被判决过几次了。”法官对他说。“是的，先生，”他回答说，“这都应归因于社会。”问：“你宣称世界上不存在犯罪和具有犯罪性质的事件，任何事情都只不过是环境影响的结果，而且多次说犯罪是社会组织的过错。在控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之后，你去了美国，并以此摆脱你的妻子。”答：“是的，先生。”

无政府主义者断言他们是社会的受害者，他们要求社会对一切负责。如果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工人由于他的懒惰使老板对他感到不满，或者是由于他的傲慢无礼而被解雇，他就会抱怨社会组织，认为他的老板是一个严厉的监工，应该被消灭。另外一些工人，由于不能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他就会责骂社会分配不均。“社会应该保障我的生存，”莱奥特尔宣称，“因为它不能做到这一点，待我不周，所以我决定找我遇到的第一个资本家进行报复。”莱奥特尔拥有大学文凭，但他没有藉此在社会中获得显赫的地位并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是在诅咒社会。

那些在社会中没有获得显赫地位、生活失意、能力低下和事业受挫的人总会憎恶社会，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的处境不能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据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马拉在1789年以前表现出愤怒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蒙骗了别人。有一天，科学院拒绝了对马拉的所谓的光的性质的发现进行鉴定，马拉决定以暴力手段进行报复。有人安慰他，以他的才华迟早是会实现自己的目的的。马拉咬牙切齿地地回答：“我的目的！我要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放入一颗炸弹，我要点火引爆它！”[30]

为了报复他自己，他极端轻视柏拉图学派，后来，他称柏拉图学派是产生贵族统治的温床。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无视社会不平等是由个人之间的身体状况的差异、道德水平的高低和智力的不平衡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一客观事实，反而认为财富的不平等完全是由社会造成的。事实上，正是自然而不是社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身体、智力和意志等多方面的差异，由此也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多寡。

促使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仇视社会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贫困，而在于他们坚持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享乐和幸福，社会必须保障他们的享乐和幸福。在1789年以前，政治家主张平民只有责任和义务，没有什么权利，来生的幸福和快乐是安慰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受苦受难的生灵的麻醉药。特权阶层则应当在这个世界上尽情享乐。与此相反，民主主义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完全忽视了平民应尽的责任，而只强调平民的权利。毋庸讳言，民主主义者希望改善平民现有的生存状况，帮助平民把目光和希望从来世转到现实生活中来，这些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基督教也并不主张把幸福和希望寄于来世。基督教认为：“首先要追求、崇拜上帝和正义，至于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幸福，上帝自然会赐予你的。”那些只会贪图享乐和唯利是图的富人把工人、农民要求改善生活、过点好日子的想法斥为利己主义，这实在有失体面。富人总是要求平民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

只想让平民把希望寄托在来世，老老实实地忍受现实中的苦难，不准许平民追求今生今世的美好生活，这种思想是愚蠢而荒谬的。认为追求幸福和享受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主张只有富有才会幸福。引导平民只注重现实生活而漠视天堂的存在。这种教义也是极端危险的。毫无疑问，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节俭去追求财富和享受是天经地义的。但对工人阶级而言，片面地强调快乐和幸福这个原则而不兼顾其他应尽的职责、义务、道德，这只会激起他们无止境的贪欲和对富人的极端憎恨情绪，这样做无异于犯罪。对平民来说贫困就是绝望，67一无所有就是死亡，这样的教义只会激发他们的怨恨和对立情绪，为了把自己从绝望和死亡以及与此紧紧相连的耻辱感中拯救出来，平民会无视任何人间法律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掠夺财富。基督教则通过极力赞颂穷人的高尚品德，68说他们是最受上帝宠爱的朋友而让穷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让穷人学会忍耐和冷静。

叫人们只关注幸福和享乐导致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湮灭。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不知道爱国主义为何物？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属于那些富有者，属于那些享受幸福和快乐的人。”那些认为不经过艰难困苦就可以取得非凡业绩的人，那些认为在今生遭受的苦难不会在来世得到补偿和回报的人，那些绞尽脑汁去追寻那些从手底下溜走了的幸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对富人而言也不存在什么极乐天堂），他们都有一种被社会欺骗的强烈感受，因而往往对社会充满了痛恨之情。这些人往往为了追求自己一人一家之私利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强烈要求社会偿还他们所要的一切。无论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地，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把瓜分财富、幸福和快乐宣布为应有的权利。1878年8月发表的由那·波尔（La Pouille）起草的无政府主义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这个目标一定能够达到……爱将从各种各样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自由的爱。”早在1873年，西班牙的国际主义者就宣称他们的目标是保证人人都享有幸福。“如果我们缺少力量，”他们说，“去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要高坐在宴会厅上，要出现在石油谈判桌上，令特权阶层胆战心惊的复仇者已经站起来了，这些复仇者将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将建立一个健康公正的至高无上的新社会，我们的力量就是火与剑，我们要用火与剑来夺取我们应得的财富和尊严。无产阶级不可侮！”

作为革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哲学基础的唯物主义理论大力宣扬人的情感欲望，倡导肉体享乐原则，这大大促进了人们追求享乐的愿望，“我们希望，”空想社会主义者说，“人性不再受到压抑，肉欲不再受抑制。”[31]

任何人的情感、欲求乃是上帝所赋予的，生而有之，为什么我们要压制自己的欲求而违背上帝的意图呢？人性应该得到解放，人的本性应该任其自然充分发展。一切道德都是虚伪的、迂腐的。三千年来，许多领导人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高尚的圣人，并以种种荒谬至极的道德教条来钳制人性。[32]

傅立叶（Fourier）69说，如果还有些道德家认为人性人欲是不必要的、不合情理的，“这是因为这些道德家已年迈体弱，已无法再去宠爱女人，不能享受女人的爱了。”[33]

今天，仍有许多自然主义者和怀疑主义哲学家否定高贵的理论体系的道德性，他们赞扬利己主义，宣扬享乐的权利。德国哲学家马克斯·斯蒂纳（Max Stirner）和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自称是“没有道德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只有傻瓜和白痴才相信什么道德、义务的说教。“没有什么比相信道德这些东西更愚蠢的了……道德国家总是一些没有智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因此，它不可能进步。人们在追求自己的欲求、追求享乐的时候，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道德顾忌。内在于人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求和激情正是培育最娇美的心灵之花的沃土。”当代的感觉主义哲学家正如18世纪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把追求快乐当成人生的唯一目的，而只字不提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他们的“享乐的艺术”，无政府主义者则力图将这种“享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基督教认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主张节制情欲。这正是今天那些崇拜享乐原则的哲学家最为深恶痛绝的东西。傅立叶猛烈地抨击基督教，因为“这些教义与快乐至上原则截然对立。”[34]圣西门指责基督教道德固守排他性的爱情观和牢不可破的婚姻观。[35]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基督教通过向人们反复灌输节欲主义来欺骗劳动人民，保证剥削阶级的利益。

“科学的进步只会增进人类的困苦，”这一信念促进了人们对宗教的仇视和对道德的蔑视。[36]

M.勒南（M.Renan）及跟随他的一些作家认为，要根除人类思想中的迷信思想，认为道德败坏是由于人们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又坚持认为，道德败坏、道德沦丧要比狂热和盲信好得多。“那要好些，”M.勒南说，“一个人宁可道德败坏而不能狂热、盲从，因为民众道德败坏，危害并不大，而一群狂热分子会把世界弄得更加愚昧不堪。这个世界已经是愚不可及了，我不愿意自己因为看到这个世界的灭亡而高兴。”[37]

蔑视道德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在社会上层产生了一个“智能阶层，这些人只注重成功、智慧和快乐、幸福；生活在底层的另一阶层的人们则早已迫不及待地想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已决定不择手段地去占领、征服这个世界。”

新生的一代是最无情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新生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在没有任何精神信仰、没有任何精神寄托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这样一来，原来受到各种信仰压抑的潜藏于每一个人身上的兽性就会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为了生活而斗争以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些进化论观点都给无政府主义者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进化论认为人就是动物，人与野生动物同列，因而人们可以无视任何正义和道德，而要像运动一样进行生存竞争、斗争，除了梦想破坏和毁灭70之外，夫复何求。面对这一切，难道不感到惊讶吗？人们已不再信仰上帝、不再相信灵魂、不再相信什么道德和义务，不再指望来生来世，总之，已不相信任何东西，而只是迫不及待地满足自己的欲求，根本就不再指望来生的补偿。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如果社会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主张毫不犹豫地毁灭这个世界，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同志们，”瓦扬大声疾呼，“来到这个从坟墓开始的终点吧！……总之，每一个人都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如果社会不能最终做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没有存在的理由。”（Joumal des Debats，1894年11月6日）

不能进行道德教育的教学，不可能教人以真正的智慧，不可能赋予人以正义精神，而只会促长人们贪图享乐和骄傲自大的欲望。巴黎的一位市政顾问在一次公共聚会上说工人需要的是工作，而他及具有和他同样思想的人则需要快乐、享受。无政府主义者亨利（Henry）反驳说，我们所受的教育“已经使我们茅塞顿开，一些人已经明白，他们反躬自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还没有得到社会早已提供给他人的快乐和幸福，他们有没有分享自己的权利。年轻人开始明白，在既有的社会组织中，他们所受的教育并不能使他们从社会中获得什么，他们所获极其微薄，甚至什么也得不到。……对于年轻人而言，不存在什么机会，事实上，对于所有受苦受难的人都是这样。只有经过彻底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新社会，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穷人再也不再满足于填饱肚皮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年轻人没有一个确定的社会岗位，不顺从于命运的摆布，而是密切注意各种社会动向的原因，这种倾向只会不断加剧直至最终灭亡。”[38]

那些认为道德沦丧的人群并没有多大危害——因为他们并不狂热，也并不盲从——哲学家应该认识到，无道德性并不排斥狂热性和盲从性。那些在教堂里投掷炸弹的人无疑比那些求助于祈祷的人要麻烦得多、危险得多。

当那些迷信科学、否定基督教的学生在众议员的会议厅投掷炸弹时，政治家习惯于惊叫“基督教才是真正的敌人”。而今，这些政治家一定已经明白在这个社会里也许有比宗教更可怕的、更难对付的敌人。基督教教人善待生命、尊重财产所有权，教导人们“尔勿杀生，尔勿偷窃。”

最后，那些为各种各样的科学发现而欣喜若狂的人，那些醉心于科学的人，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并不足以保证全人类的幸福，也没有认识到人们借助于各种科学手段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犯罪乃至毁灭整个社会的可能性。最近，旺多姆法庭判处一位前任校长三年监禁，因为这位校长先生给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制造炸药的有关设备，他还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说：“暴力就是一切，爆炸、匕首和左轮手枪万岁！”这位校长把拉瓦肖尔（他是一位盗窃犯和杀人犯）当作心中的耶稣偶像。像保罗（Paul）和埃利斯·热克卢斯这些相信科学的人都极力歌颂无政府主义的暴行，文学界的人士也对无政府主义表示支持。像埃米尔·亨利这样迷信科学的单身贵族也有资格进入巴黎工科综合技术学校；像塞巴斯蒂安·富尔这样的人也早就完成了全部古典课程，等等诸如此类的事，真是不一而足。德威尔（G.Deville）在他的《社会科学概览》一书中要求革命者“利用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科学手段去摧毁一切。”在一封密信中，孟德斯鸠对由于“科学进步”引起的恐惧说了这样的话，“我早就不在欧洲了。”里迪（Rhedi）曾对儒斯贝克（Usbeck）这样说过：“但我早就听到一些明智人士谈起化学带来的暴行……我不禁两腿发颤，我真担心人们会发现一些秘密，这些秘密会加快人类的灭亡。导致人类和所有国家的毁灭。”[39]（《波斯人信札》）

我曾对无政府主义产生的原因进行过分析研究，我总是极力让一些作家明白他们所应负的重大责任。一般来讲，许多作家并不在意我经常论及的这些重大责任，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写的这些原理、学说、主义对人们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影响，这种观点是相当错误的，作家们写出来的东西对别人的言行、对整个社会都有直接的影响。我一向认为，混乱无序的思想意识必然会导致道德观念的混乱，虚伪荒谬的理论必然产生无数错误的行为，谬论对社会的危害性比犯罪更甚。卢梭的政治谬论曾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他自己也说错误的理论无疑比错误的行动更可怕。[40]

正是由于许多作家四处宣扬有关财产、宗教、政府和资本的错误思想理论，无政府主义才得以产生，无政府主义者在这种错误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才拿起了各种各样的武器。不健康的思想理论本身就是一个贻害无穷的炸弹，宣传这种错误思想理论的作家就是要引爆它。错误的行为出现之前总有一种错误的思想理论做先导，宣传工作无疑是扩大思想影响的重要途径。错误的思想理论一旦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中传播开以后，产生的恶果往往无法估量。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引发了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各种各样接受了这些思想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则急于将这些思想落实在行动上。思想意识的混乱必然导致道德的混乱，因为任何社会总是在一定思想意识的指引下运行的。如果各种思想都是健康的，整个社会就会安定祥和，人们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就会不断提高。如果这些思想理论是不正确、不健康的，整个社会就会一片混乱，犯罪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最近，在埃克斯审讯中，我们审判了一件制造炸药的案子。犯罪分子是一位年仅33岁的无政府主义者。从17岁开始，他在同事中就以工作刻苦、勤奋、行为端正，待人温和友善而出名。工头对他的唯一指责是这个人喜欢在业余时间从事机械发明。这位工作兢兢业业、处世友善、富有献身精神的优秀工人以每天仅三先令的极其菲薄的收入养活了自己的妻子、两个儿女和他自己年迈的父亲，这位善良的儿子把父亲接住在自己家中，判决之后，这位犯人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不禁泪流满面。他恳求给予他工作，他多么希望能帮助自己的妻儿、赡养自己的父亲。到底是什么促使这位原本善良的人变成了阶下囚呢？是懒惰、放纵和贪婪吗？不是，而是那些错误的理论。人们发现，他的房间里到处堆积着无政府主义的报纸和传单，这些荒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他的头脑。

正如有许多有害人体的毒药一样，也有许多有害心灵的毒药。有些学说是名副其实的心灵毒药；正如剧毒品能置人于死地一样，荒谬的理论、学说也会置人于死地。从数量上讲，毒害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毒品真是太多太多。有些学说正如印度的大麻一样使人意志消沉、神经麻木；有一些思想理论就如同爆炸品一样，它使人的内心充满了最恶毒的情感，促使人们去破坏、侵占和毁灭；有些报纸正如迷魂药一样，你一接触它，它就毁了你；有些演讲正如一点就燃的酒精，它使人心怀仇恨，使人冷酷无情，使人变成一堆一点即燃的干柴。无论在书店、报摊、休息娱乐场所还是在街道上，到处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精神毒品。在各种商店里都有饮料出售，每天卖出的饮料都在增长，毒品也在出售——正如数不胜数的假饮料一样，精神毒品又何曾少过呢？可怜的人们，你们每时每刻都在受到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毒害。正是那些堕落的思想家已踏踏实实地把整个社会都毒化了。

当我注意到有些谬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犯罪行为有直接影响时，却听到有人说没有什么犯罪行为与哪一种意见或理论相关，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认为言论并不会构成什么危害，纯粹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害处（勒南）。事实上，具有最好意图的作家都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为了使社会避免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威胁，仅仅依靠公共机构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要整顿思想意识领域，为了改变这种被各种谬论弄得是非不分的混乱状况，要在民众中提倡和平、友爱、良心。要批判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就是动物，他们除了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求外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这样的错误观点。总之，要教育人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各种恶毒的有害的主义已经武装了一批又一批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仅仅靠断头台是无法战胜各种思想谬论的，只有用正义的、健康的思想理论去取代错误的有害的思想理论，整个社会才会焕然一新。要记住，断头台并不是万能的法宝。

政治无政府主义是道德无政府主义的结果，而道德无政府主义又是由思想意识的无政府主义产生的。“这个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大的政治和道德危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71说，“这只是结果，真正的原因在于意识领域的无政府主义。”[41]

奥古斯特·孔德希望，实证主义的胜利会结束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旧的精神信仰只对中世纪的人们有作用，早已不适应现代民主主义。客观事实是，民主主义比任何其他精神信仰更能适应人们的需要。自由主义思想使工人和学生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和造反的党徒。社会已经堕落了，要使之恢复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必须赋予人们一种新的道德信仰。当无政府主义者R登上断头台时，他驱逐了牧师，大声宣布他不信上帝，并说如果他相信上帝的话，就根本不会犯下所判的罪行。要挽救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只有恢复基督教。既然各种骗人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体系正在对现代社会的基石发起联合进攻，那么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就应该尽其所能去捍卫这块基石。不愿意捍卫就是背叛。邪恶的人必须受到善良的人的坚决抵抗。每一个有身份、有财富的人都要义不容辞地坚持自己从学校、从家庭和从自己研究中得来的正确的思想信仰，决不能让荒谬的思想理论大行其道。对这些产生盗贼和杀人犯的错误思想理论不闻不问，漠然置之，这是懦夫行为。一间房子着火了，那些不尽力帮助灭火的人应该对大火带来的灾难负责。这个社会已经受到了这么多不务正业、放荡懒惰的人的攻击，受到这么多野心勃勃的狂热分子的攻击，受到这么多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攻击，如果只靠一些善良和诚实的人进行温和的反击，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免遭正在酝酿着的暴风雨呢？

如果那些权威人士和有身份、地位的人们决意树立好的榜样，那他们对于重建公共生活秩序和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就能做出更大贡献。最近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的许多议会丑闻大大促进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勃兴，这种进步比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的进步还要大。不恰当地猎取和滥用财富只会震动和激怒穷人，那些贪污受贿的政治家和不受人尊敬的富人对无政府主义的勃兴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注释】

[1]Gazette des Tribunaux，11 Janvier，1894.

[2]Paroles d'un Révolté，p.285.

[3]Kropotkine, La Conguête du Pain, p.97.

[4]Proudhon, Avertissement aux Propriétaives, p.10.

[5]Paroles d'un Révolté，pp.284-287.

[6]Philaréte Chasles, Voyages d’un Critique（Orient），pp.310-312.

[7]The Preface by Eisee Reclus to kropotkines“Conguête du Pain”，p.vii.

[8]Proudhon, Avertissement aux proprietaires, p. 98.

[9]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 p.286.

[10]Paroles d'un Révolté，p.342.

[11]Ibid.,p. 241.

[12]Tacite, Histoires, Bk. i.,§45.Annales, Bk.iv.,§33.

[13]Michelet, ld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Vol.v.,p.97.

[14]Kropotkine, Paroles d'un Révolté，preface by Elisée Reclus.

[15]Walter Scott, Recollections of Jonathan Swift, Vol. ii.,p.50.

[16]Organisation du Travoil, p. 26.

[17]Paroles d'un Révolté，p.244.

[18]Ibid. p.337.

[19]Ibid. p.125.

[20]Dictionnaire de Bayle, V. Chastel.

[21]Buchez et Roux,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Vol.xx.preface, p.vii.

[22]Fourth Edition, Vol. ix.,p.320.

[23]Thiers,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Vol.vi.,pp.371，372.

[24]Lamartine, Entretiens, Bk. xx iii.,p.63.

[25]G. Deville, Aprcu Sur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56.

[26]Bakounine, La Thêologie Politique de Mazzini et l’intcr-nationale, p.7.

[27]Cabet, Voyage en Icarie, fifth edition, p. 391.

[28]Dr Büchner, Force et Matière, p.498.

[29]Gazette des Tribunaux，11 Janvier，1894.

[30]Mémoires de Brissot, Vol.i.,p.349.

[31]The works of Saint-Simon and Qntantin. Prédications, Part iii.,p.363.

[32]Victor Considérant, Destinée sociale.Vol.i.,p.52.

[33]Fourier,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p.175.

[34]Fourier,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p.207.

[35]Works of Saint-Simon and Enfantin. Prédiations, Part iii.,p.365.

[36]Renan, L'Avenir de la Science, Préface, p.ix.

[37]Ibid.,p. x.

[38]Toumal des Débates，27 mars，1894.

[39]Lettres Persanes, Letter cv.

[40]La Nouvelle Héloise, partie Lettre xxx.

[41]A. Comte,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Vol.i.,p.40.

第四章　政治仇恨

人类仇恨的种类——战争一直是人类的常态——战争之原因——在国际关系中，强权即公理——人们总是憎恨异己之物——种族仇恨——政治家煽动国家之间的仇恨——共和主义和战争——阶级仇恨——党派仇恨——政治迫害——历史上的阶级冲突——当代的各阶级之间仇恨——温和主义者之命运——政治诬蔑——政党之间的暂时和解——政治破坏——政治群氓——政治骚乱——政治群氓的政治暴行——政治报复——政治反动——政治冷漠——政治残酷

“当上帝创造人类心灵的时候，”波舒特说，“首先是把友善置于人类心灵的最深处，然后才造就人类自身的性格形式，正是这样，上帝用他仁慈的手造就了我们人类的心灵，如同他曾经亲手创造了我们人类形体时一样。”人类心灵深处果真是友善的吗？注意到人类之间存在着的不计其数的形形色色的仇恨后，人们对上述说法是不无怀疑的。人类之间形形色色的仇恨真可谓不计其数，诸如宗教仇恨、神学仇恨、民族仇恨、社会仇恨、贵族和平民之间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相互仇恨，因思想、情感和肤色相异而导致的种族仇恨等，不一而足。

狼与狼之间不会互相残食，但人类却不是这样！人类经常以宗教的名义或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互相残杀。那些极其杰出的宗教观点和极富哲理的思想，往往因为误解而成为产生仇恨的种子。牧师往往依据禁止性爱的宗教教义对那些有越轨行为的人们处以火刑。正是在那些标榜自由的教义的名义下，许多思想家受到迫害，也正是在博爱的幌子下，许多慈善家惨遭杀戮；异端分子则根据宗教教条被处以火刑；因为爱国主义，许多妇女和儿童惨遭屠杀；许多贵族、牧师和工人也同样遭到其同类的屠杀。每一种动物都以另外的一种动物作为自己的敌人，而人类的最大敌人却是人类自己。

人类的历史无非就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史。对外战争、国内战争、种族战争、阶级战争等相伴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据记载，有些战争持续七年、三十年甚至上百年。大革命战争和第一帝国的战争持续了将近二十五年。为了强制实施签订的条约、强迫兑现所议之贡物以及获取赔款上的好处，一些商业民族，诸如迦太基人、威尼斯人、英国人等等则发动了许多次商业战争。一些野心勃勃的民族则发动许多次征服战争以拓展其统治疆域。一些民族一看到自己周围的其他民族正在勃兴便深感不快，一心想削弱自己周围正在勃兴民族之力量。当迦太基民族成为罗马民族强有力的竞争者的时候，罗马民族则宣称，必须破坏迦太基人的力量。十七世纪荷兰成为一个堪与英国匹敌的强国时，英国立即着手削弱荷兰的力量。为了削弱邻国的力量，以及为了充当邻国争端仲裁人的角色，本国统治者往往挑唆其邻国相互攻伐。其他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则为了转移人们对其国内困难的视线而寻求战争。72为了取代其对手抑或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一些政党也极力主张诉诸战争。

在国际关系中，仍然是强权在大行其道。当今时代，一些国家往往寻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美丽借口（发动战争）掩盖它们之间的仇恨和贪婪。在古代，各国、各民族公然宣扬强权大于公理。例如，当米洛斯岛的居民拒绝服从雅典人的统治时，力量强大的雅典人宣称，他们有权统治米洛斯人。“我们要求，”雅典人说，“应该根据每一个民族的力量规定其威势和权利……你们和我们都非常了解，整个人类，除了双方力量相等时，是不存在什么要求正义的问题的，我们都很清楚，那些力量强大的民族应该获得他们能获得的一切东西，而力量弱小之民族所获之权益也应该与其力量相适应……似乎是因为自然的需要，人类注定要由那些力量强大的民族来统治。”[1]

希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攻伐无休无止。雅典人、底比斯人、爱奥尼亚人、多利安人、墨西拿人、埃托利亚人、科林斯人之间总是冲突不断，一面签订临时条约，一面在时机有利时又撕毁这些条约，重新开战，相互之间攻城掠地，涂炭生灵。力量弱小之民族因无力抵抗强大民族之进攻，则往往将自己置于强大民族的保护之下，强大民族则不遗余力地盘剥受其保护之弱小民族。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曾经对其保护民族索要高价。

人类讨厌异己之物，但是却喜欢与自己相似的那一群。白人憎恶黑人，黑人也憎恶白人；北美白人迫害印第安人，也瞧不起黑人。理性，首先是基督教的理性启示人们之间要博爱。但由于种族、气候、信仰、肤色的不同，人类很难将他们自己视作同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希腊人的仇外、排外情绪非常有名。在希腊人眼中，外国人都是些野蛮人。亚里士多德建议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像对待动、植物一样对待外国人，这样的一个建议竟然出自一个伟大思想家之口，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当然，亚历山大大帝不会蠢到接受这样一个建议的地步。在古代，各民族中间是不存在国际法概念的。外国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任何权利的人。在东方，人们将外国人视作肮脏的一群。（希罗多德，Bk.ii.,参见第41节；Manon，第12章第43页）

当今时代，不同种族之间仍然相互憎恶和鄙视。1870年的普法战争便表明德意志民族因极度仇视法兰西民族而变得生机勃勃起来，他们耽迷于报仇雪恨之中，他们沉醉于烧杀抢掠之中。1887年，一个普鲁士法官猝死于柏林，当时他是国家司法部的一位副部长。他在普法战争期间写的一些信件最近得以出版。从他信件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他洋洋得意于德国军队在法兰西领土上的种种破坏和屠杀暴行乃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对我们法兰西民族怀着极深的仇恨。我们现在还根本谈不上国际友爱和种族团结的问题。由于这一错误的政策，政治家在法、德之间深深埋下了相互仇恨的种子。

一些政治家不是着力去平息国家、民族之间业已产生的仇恨情绪，反而推波助澜，终于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爆发。在一些野心勃勃的君主和大臣的指挥下，有多少国家在并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便诉诸战争而导致生灵涂炭哟！许多战争也许正如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自己评价的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之间的那场战争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场战争导致的是无谓的流血……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从这场下了极其大的决心所进行的仇恨战争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除了双方许多地区遭致毁坏以及成千上万的各自所雇佣的军人惨遭杀戮之外，战争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任何好处。而且，导致许多人丧生的战争对那些挑动冲突的人也没有带来半点好处……欧洲”，弗里德里希二世补充说：“真是名副其实的斗鸡场。”进化过程中，血淋淋的竞争可说是无处不在。人们也许以为，国王似乎决意要通过战争来减少地球上的人口。一旦人们认真考虑巨额的战争费用，人们还会把获得两三处前方要塞、一小块领土、或多或少拓展的疆土视作战争带来的好处吗？人们难道不会对为生产出这些巨额的战争费用而加重的税收记忆犹新，人们难道能忘记这些战利品是以成千上万的人的鲜血为代价换来的？73

现今的战争不会像过去那样持续那么久。但是，虽说现在的战争在几个月之内就结束了，这些战争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要大于过去的战争在几年中所造成的损失，因为整个的民族都加入到了战争中来。

共和国似乎不像君主国那样更喜欢诉诸战争。但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却取代了国王之间的战争。古代的共和国和意大利诸共和国都喜欢诉诸战争。南美诸共和国之间的相互攻伐也和历史上各帝国之间的攻伐一样残酷。和单个人之间一样，各民族之间极易因激动而诉诸战争。诉诸战争的各民族，甚至也像那些厌倦安宁和讨厌和平生活转而寻求浪漫生活的妇女一样。这就是路易·菲利普时代法国的情况。它一方面懊悔拿破仑一世时代的战争，一方面又求助于一场新的革命，求助于一场导致法国内战和为第二帝国时代的战争做准备的新的革命。

人类本性之中包含如此之多的仇恨情感，因此，在有些时候，一个国家必须注意它曾经帮助过的邻国的敌对情绪。提供帮助于一个民族往往也就是一种树敌的方式。马格恩塔（Magenta）之所以对索菲尼罗（Solferino）恩将仇报，这与意大利对法兰西的仇恨不无关系。74

即使仇恨导致战争，它也远远没有阶级和党派斗争那么可恶。在古代社会，奴隶制度非常盛行。掌握权力的奴隶主阶级极其残酷地对待毫无地位的奴隶阶级。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说起过斯巴达人在奴隶数目很多的时候有大批选杀奴隶的习惯。有一次，为了选杀那些最勇敢的奴隶，斯巴达奴隶主运用了下面这种花招：他们许诺给那些最勇敢的奴隶以自由，这些最勇敢的奴隶由奴隶自己指认。这样，有两千名奴隶被其同伴指认为最勇敢的奴隶。但是，自那以后不久，这两千名奴隶就神秘地失踪了，甚至也没有处死他们方式的细微的迹象。[2]

直到法国革命，阶级斗争仍然是各民族历史的基石。罗马共和国史可以说是罗马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史。贵族将平民视作被征服的种族，僭取了各种特权和显职，并且尽可能地拒绝平民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以确保其从统治权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在古代法国，三个等级相互敌视。国王非但不想化解各阶级之间的敌意，相反国王却致力于培育这三个等级之间的敌意情绪。法兰西的历史无非也就是特权阶级和无权平民之间的斗争史。王权主张提高平民阶级的地位。废除特权和获得平等成了当时法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正是因为贵族和教士顽固地坚持其特权地位从而使得法国革命不可避免。

法国大革命后，阶级仇恨似乎将不复存在，因为法国大革命禁止特权，因而也禁止使得国家发生内讧的阶级的存在。但是，在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甚至到今天，贵族和中产阶级仍然相互憎恶。虽然所有的法国公民都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是，在法国，社会主义将以“工人阶级”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为借口复兴阶级仇恨。1891年8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社会主义者大会。该大会“将阶级斗争作为它的主要观点，并且相信只要还有统治阶级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解放……（该大会）还号召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资本家被社会主义领导人视作工人的敌人。他们号召各国工人并肩战斗，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社会仇恨非常不利于爱国主义。在以前的国内战争中，相互敌视的政党号召外国人加入他们的同盟。吉斯公爵与菲利普二世联盟，而新教首领则与德意志各诸侯结盟。黎塞留统治时代，新教徒乞求德意志的援助。胡格诺教派的移民则乘着英国船只返回拉罗谢尔城，以保卫这座城市免遭黎塞留铁蹄的蹂躏。在佛兰德战役期间，孔代（Conde）75对西班牙拱手称臣，并寻求克伦威尔的支持，还邀请洛兰（Lorraine）大公的军队进入法境。蒂雷纳（Turenne）则更是直接率领一支西班牙军队入侵香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亡命国外的法国人纷纷与外国缔结同盟（以求达到干涉法国革命之目的）。他们将土伦港拱手交给了英国人。滑铁卢战役后，法国的保皇党人（即指拥护波旁王朝的保皇分子）对同盟国的热心资助欣喜若狂。76因此，从那时起一直到1871年，各党派再也不敢和外国结盟了。但是，自巴黎公社以来，反社会的狂热分子是如此地迷恋暴力，他们完全把爱国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色当战役结束伊始，一些蛊惑民心的政客及其追随者便推翻了旺多姆广场的柱形建筑，并和普鲁士人打得火热，如亲兄弟一般。在围攻巴黎期间，上述的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及其追随者却利用我们的困难去挑动骚乱，以使我们的困难形势更加恶化。社会主义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极度仇视军队，因为军队是法律秩序和祖国利益的捍卫者。曾经率团驻扎雷切芬、因冲锋陷阵在前和多次率军袭击普鲁士军队而声名远播的比利特（Billet）上校，却在和平时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个仇视军队的法国人刺死于利摩日大街。其时，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他身侧。社会主义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祖国，并且大肆诋毁捍卫祖国的军队。他们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说祖国是一所自私自利、道德败坏、残酷无情的学校。他们强烈反对法俄结盟：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工人甚至在欢迎俄罗斯水兵的人群面前焚烧了一支左轮手枪。

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与这种白热化的阶级斗争相伴的则是富人的房产、不计其数的公共纪念碑，甚至一些城镇惨遭浩劫。1793年，雅各宾派分子便在里昂破坏了20000幢私人住宅。国民公会颁布了如下法令：“应当毁掉里昂城，应当毁掉富人的所有住宅。”巴黎的一些最漂亮的纪念碑在1871年便被巴黎公社焚毁了。

堪与导致社会过渡时期可怕骚乱的阶级仇恨相媲美的则必定是政党仇恨（党派仇恨）。理性和宗教告诫人类说：“所有的公民都是你的兄弟，你应该爱他们。”但是政治家却告诫人类：“每一个公民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应该恨他并且尽可能地陷害他。”结果，人们根据政体的更替而将政治家严厉的告诫铭记于心。“贵族是敌人，自由主义者是敌人，教士是敌人！”街头暴动、不公正的法律、法令都是针对“这些敌人”的，人类无非就是这样组成的：他憎恶异己的一切人士，或憎恶持不同政见的分子。恐怖主义憎恶温和主义，在恐怖主义分子看来，温和主义者无异于卖国贼。77拉·霍斯皮特尔（L’Hospital）与天主教派和新教教派和解的努力是极其令人钦仰的，但是，他无力平息这两大教派之间纷争的事实却是最令人遗憾的事情。霍斯皮特尔本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那些将他视作英雄人物的天主教徒们，那些喜欢说知道总理弥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的天主教徒们却怀疑他（因此种努力）。就新教徒而言，他们也不可能接受所谓正义和温和主义的爱。在旨在反对国王和马萨林的波尔多起义期间，佛兰德地区的温和主义者便被激进分子视作叛徒和马萨林的帮凶。法国大革命期间，温和主义者则更是各党派不信任的对象。遭流放的立宪主义者一点也不受那些十足的保皇分子的欢迎，欧洲各国政府则更厌恶他们。“边远地区为他们竖起了绞刑架，国外则有各种迫害等着他们。”[3]

雅各宾派厌恶温和的共和党人的程度甚至更胜于他们对保皇党人的厌恶程度。雅各宾派以吉伦特派主张宽容为由而将他们斥为温和主义者，斥为丹东分子（Dantonists）。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甚至连冷漠也被宣布为非法。卡诺特（Carnot）78，虽然他是彻头彻尾的共和党人，但是在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中，却被宣布为保皇党人和流氓分子的保护人，理由是他呼吁应该尽可能地制定一部代表那些不拿武器反抗国家的人们之利益的法律。他的这一宽容的主张致使他受到审判。曾经在国民公会和五百人大会上表现出非凡勇气的拉留莱斯（Lanjuinais）却受到了保皇党人中的极右分子的强烈谴责，这些极右分子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藏头露尾，现在却跳出来邀功请赏。

综观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恐怖主义对温和主义的仇恨。“那些最温和的人，”修昔底德写道，“成了帮派斗争的牺牲品。”[4]英国的一些爱国主义者，如悉尼、哈里森、哈金森都曾经遭到查理二世的流放，以后更是成了克伦威尔的眼中钉、肉中刺。

革命战争尤其加深了政治仇恨。各党派像技场里的角斗士一样互相残杀。演说者的演讲中充满了复仇、愤怒的话语。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也相互憎厌。卡诺特曾经说过，圣茹斯特当着他的面提出开除他的建议，在此之前，有人也当着埃罗·德·塞谢勒斯（Herault De Sechellse）的面提出处决他的建议，这是一种将他迅速送上断头台的方式。“我冷冷地回敬了圣茹斯特，”卡诺特补充说，“我说他应该先于我被开除出委员会，包括他在内的三位执政官以及整个委员会都惊得目瞪口呆。”[5]

在相互排挤之前，各党派总是先进行相互诽谤的活动，相互指控对方的阴谋诡计。罗伯斯庇尔总是指控他的政敌是叛徒和阴谋家，他的演说词中充满诽谤的话语。诽谤是雅各宾派反对吉伦特派时最喜欢运用的武器，诽谤总是为他们的目标服务的。“没有哪一个部门，”布兹沃特（Buzot）说，“没有哪一个城镇，没有哪一个俱乐部不把我们戏谑为保皇党人和联邦党人。”[6]正是在德斯梅林（C.Desmoulins）79的著作“Histoire des Brissotins”所宣扬的错误观点的影响下，才导致了对吉伦特派的审判。当他听到宣判吉伦特派分子的消息时，他不禁脱口而出：“不幸的人们！是我的著作杀了他们。”

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君权的反对者便散布了大量针对国王和王后的流言蜚语，以此攻击君主制度。克鲁泡特金（Kropotkine）80高度评价了这些策略，并建议无政府主义者运用这些策略去反对资本家。“诽谤，诽谤”，雅各宾派81过去总喜欢说的一句话，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直到今天仍在说的一句话便是“诽谤总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他们都非常清楚，即使是最荒谬的诽谤，如果重复一千次，也会使人信以为真。为鼓动人民反对路易十六，王权的反对者散布流言说这位放荡堕落的国王正准备屠杀巴黎市民。在以后的时期，为了替处死贵族和教士造势，那些擅长蛊惑人心的政客指控贵族和教士曾经阴谋屠杀爱国志士。九月屠杀开始前的几天里，关于国王在监狱里策划阴谋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

正是凭借那子虚乌有的指控，那些长于蛊惑人心的政客终于在1848年6月成功地鼓动起愤怒的平民去反对立宪会议。在暴动的第三天，工人代表来到国民议会，要求立宪会议保证无意使民众饥饿遍野，而只是着眼于维护共和政体。接见工人代表的立宪会议代表对工人代表的这些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很感惊讶，工人代表对此的答复则是：“你们知道，如果人民处于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时，他们便不会满意。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形势会怎样发展，我们仅仅只是从报纸上得到一些零星的消息，是报界鼓励我们（起来暴动）。”[7]

当两个政党捐弃前嫌、冰炭释怀时，它们往往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另一个它们更加憎恶的政党。共同的仇恨使它们暂时捐弃前嫌，但是，一旦战胜了共同的敌人，它们之间又会重新开始相互的攻击。吉伦特派曾联合雅各宾派反对王权，但自从王权统治被推翻后，他们就开始互相攻击。雅各宾派对吉伦特派的仇恨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吉伦特派的嫉妒上。因为雅各宾派非常嫉妒吉伦特派的才干，因此，雅各宾派上台后就放逐了许多才能非凡的吉伦特派分子。丹东曾经联合罗伯斯庇尔一起反对吉伦特派，但随后丹东便遭到了罗伯斯庇尔的猛烈攻击。

政治仇恨令人如此之紧张，以至于惩罚政敌便成了一件甚为快慰的事。看到自己的政敌所遭受的痛苦，无论哪个人都会有一种快意涌上心头。821793年，雅各宾派看到贵族和教士被处决的场景时，他们便经历了这种快意的感觉。苏拉在尼禄的命令下被处死后，“他的头被送到尼禄面前，尼禄打趣说，苏拉的头过早地染上了白发。”[8]普兰特斯（Plaintus）的头也被送呈到尼禄面前，尼禄非常高兴看到了普兰特斯的人头。奥索（Otho）看到比索（Piso）的人头时也兴奋不已。“据说，他从来没有投射那么热切的目光于其他人的头上（比索的人头除外）。”[9]

一位国王在他处死的敌人的尸首面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敌人的尸首上总有一种令人快慰的气味。”

迫害并不能平息政治仇恨。与他们施加于人的伤害相比较，人类更容易原谅别人施加于己的伤害。喜欢搞迫害的政党总是希望能继续迫害。受害者有时会原谅施害者，但是，那些施害者却绝不肯原谅那些受害者，受害者的坚强和温顺更加刺激施害者去继续施害。当受害者死得不够快时，施害者对受害者则更加恼怒。1793年，在南特屠杀小孩的那些屠夫便非常恼怒那些可怜的拖了很长时间才死的孩子。

一旦一个政党开始迫害它的政敌时，它便会无休无止地继续迫害下去，因为它害怕遭到政敌的报复。它假定被压迫者将会反过来向它报仇雪恨；它也害怕终止对政敌的迫害。

政治仇恨不尊崇任何东西，甚至连坟墓也不尊崇，也不放过。1793年，已故国王的骨灰被撒向空中，国王的尸体也惨遭各种暴行。在英格兰，海军元帅布莱克（Blake）的尸体以及克伦威尔母亲和女儿的尸体都于1661年被迁出了威斯敏斯特。

因为有社会渣滓的支持，因此，在革命时期，与温和主义相比，恐怖主义总是能居于上风。“我们非常清楚，”丹东在5月31日前夕说，“我们在国民大会中处于少数，我们必须依靠的力量是一群恶棍，是一群喝上几杯酒就会成为爱国者的恶棍。我们是一群笨蛋。马拉仅仅是一个呐喊者，莱金德勒（Legendre）仅仅适于搞恶作剧，其他人只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席位或起立参加投票。在才能方面，我们远远不及吉伦特派。如果我们被击败，他们会谴责我们的9月大屠杀，谴责我们处死卡皮特（Capet），他们会谴责我们的8月10日事件，尽管在这次事件中，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进攻他们。他们是优秀的演说家，他们是谨慎行事、深思熟虑的演说家，我们则比他们更富于冒险精神，并且社会渣滓对我们也俯首听命、唯命是从。”

雅各宾派资助这些社会渣滓，资助这些流氓无赖，以便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们。6月2日在亨略特（Henriot）率领下包围国民大会的那些人都是几天前就被雅各宾派所雇佣的一些恶棍。参加这次包围国民大会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价值5英镑的酬劳。“6月2日那天，”拉留莱斯说，“我亲眼看见这次任务的幕后指使者公开给那些百人首领和千人首领发放酬劳。”83布扎特在分析其政党失败的原因时曾经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仅仅能运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但这些手段是徒劳的。金钱是注定要取得成功的东西，而且事实上，金钱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即政党在政治角逐中获胜）。难道我们不是经常看到一些密使利用金钱或者公开地，如提供两百万法郎给波尔多人，或者秘密地（更多的是秘密地）拉拢一些重要力量？金钱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们却缺乏金钱。”[10]巴黎公社曾提供给每一个武装工人四十苏84一天直到重建起稳定的公共秩序。在丹东的力促下，国民大会终于颁令增加一大笔资金给大城市里的无套裤汉，提供给那些参加区议会的爱国者每人一天两法郎一里了的酬劳。

雅各宾派并非是唯一招募流氓、恶棍的政治派别85。吉伦特派也资助了许多暴徒。从大革命开始的那天起，历次的暴动都是有系统有组织的。“参加暴动的这些穷人，”帕斯瓜总理说，“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很明显，他们的愤怒是别人出钱购买的。”[11]

菲利普·伊盖利特（Philippe Egalite），这位奥尔良大公曾为历次暴动提供了大笔金钱。为了取代路易十六，他促成了10月5日的暴动。据两个极右分子，杜兰德·德·梅兰恩（Durand de Maillane）和拉留莱斯所说，反革命分子也挑动纷乱以使人们对革命失去信心。86

许多人民运动似乎是自发的，但实际上，这些人民运动是由一些政党组织、策划，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由这些政党利用人民的愤怒情绪挑动的。很少因为人民群众的愤怒而突然发生暴动的，暴动大都是由那些野心勃勃的煽动者在幕后指挥而发生的。6月20日之暴动便是由那些希冀迫使国王封其为大臣的吉伦特派分子所组织、策划的；5月31日和6月2日之暴动则是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杰作。

放松对人民群众的控制无异于给一个不可阻挡的洪流打开一个缺口。一旦允许人们群众肆意暴动，肆意打、砸、抢，那就很难再控制他们。“一旦人们恣意侵犯一位正义的国君，一旦他们恣意屠杀最优秀的国民，也就是说，一旦共和国处于暴徒铁蹄蹂躏下的时候，那么，这时只有来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风暴以放逐或处决那些疯狂的暴徒才能减轻共和国所遭受的苦难。”[12]吉伦特派便经历了这种情形。在唆使人民群众推翻君权以后，他们发现人民群众转而反对他们。暴动一旦开始，人们就难以知道暴动何时才能停止。星星之火往往可以引致难以扑灭的大火灾。在阿玛格那克人和勃艮第人发生冲突期间，冲突双方在大学的唆使下，各自找了一些帮凶。他们本来希望能控制住这些帮凶，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亨利三世（Henry Ⅲ）时期，吉斯公爵放纵巴黎民众，亨利三世要求他平息巴黎民众的骚乱，但吉斯公爵不得不承认他再也无力控制这些“脱缰的野马”。福布格战役之后，圣安东尼（Saint Antoine）、蒙苏尔（Monsreur）和孔代曾在1652年7月4日求援于德·博福特先生（M.de Beaufort），仅仅是希望威慑市政当局。但是，那些“脱缰之马”却并不如他们所愿（即威慑市政当局），“脱缰之马”走得更远，他们危害了几个市政当局的官员。民众的仇恨非常盲目，他们经常在暴动中屠杀自己最好的朋友。1652年7月4日，也就是在那场发生在德·维利（de ville）公馆的旨在反对马萨林政权的革命时期，许多反对马萨林政权的官员也惨遭屠杀，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马萨林政权的官员。在佛兰德动乱时期，如果谁被称作马萨林政权的官员，那他的身家性命就很危险，正如在以后的1793年，如果谁被称作贵族的话，就要冒被吊死在灯杆上的危险一样。自由党人的最好的朋友往往被当作其敌人杀掉。在严重的政治危机时期，被那些长于蛊惑人心的煽动者而引入歧途的民众看到的往往只是叛徒，似乎叛徒无处不在。一些将军因被斥为是叛徒而惨遭杀害。

无论是革命阵营还是反革命阵营，那些失去约束的暴民构成了最讨厌的大多数。九月屠杀的刽子手都是一些嗜血成性的杀人狂。屠杀教士和贵族后，他们又在萨皮特里尔和皮斯特地区屠杀老人、妇女、孩童和病人。他们还闯人民宅奸杀年青女性，连那些关押在监狱里的少年犯也惨遭他们的毒手。在反动时期，热月9日以后以及在1815年，法国南部的反革命暴徒在复仇情绪的推动下也发泄了他们的愤怒。不过，他们的行动与革命阵营中那些暴徒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87

遭受迫害的人总是渴望能报仇雪恨，渴望能使那些压迫自己的人转而遭受他们的压迫。遭受迫害的政党总希望将来有一天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能报仇雪恨。即使那些性格温和的人，一旦被复仇情绪所笼罩，他们也会变得凶狠、暴虐起来。修昔底德描摹了那些渴望复仇之人的形象，深仇大恨往往使得一些人不顾一切。“科西里斯（Corcyres），”他说，“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不顾一切复仇的范例。从这位长期遭受暴虐统治而非温和统治的不幸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出他为了复仇而走到了何种极端，那些想改变自己不幸命运的人以及那些一心只想攫取他人钱财而置法律于不顾的人，什么违法勾当他们都可以干得出来。那些受坚持政治平等要求而非受贪婪驱使的人，那些一意孤行、动辄发怒之人，以及那些喜欢走极端的人，什么暴行他们都可以干得出来。”（BK，Ⅲ，第84页）中世纪扎克雷起义中的农民以及十八世纪圣多明各群岛上的黑奴都是以暴行对抗暴行。或者是贵族运用暴力，或者是平民运用暴力，或者是奴隶主运用暴力，或者是奴隶运用暴力。平民烧毁城镇，贵族则火烧村庄。双方的相互屠杀尤令人恐怖。爱尔兰人，因为厌恶英国人的压迫，也经常在一些反英起义中犯下令人震惊的暴行。

对暴力时代的反击也总是暴力。推翻恐怖统治后，热月党人仍保留了恐怖统治时期的制度，以后则是白色恐怖代替了赤色恐怖。88渴望复仇的反动分子则又重新开始犯下曾施之于己的暴行。

正是因为守法公民的冷漠才导致了革命时期暴力的盛行。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曾见证过这种冷漠。塔西佗便很为暴君的残忍和暴君治下臣民的懦弱感到悲哀，他非常厌恶地放下笔说：“奴性的屈从与和平时期白流的鲜血沉重地撞击着我的心灵。”[13]

佛兰德动乱时期，在波尔多实行恐怖统治的奥马（Ormée）分子仅仅只有500人。大革命时期，波尔多市的居民屈从于塔连及其1800名狂热的追随者的压迫。在马赛，雅各宾派分子也仅仅只占该地人数的三十二分之五。罗欣（Ronsin），这位在里昂指挥革命军队的指挥官曾经说该城的雅各宾派分子还不到1500人。同样，巴黎也曾屈从于一小撮暗杀者的血腥恐怖。

乍一看，曾经导致许多的鲜血白流的野蛮仇恨似乎仅仅只属于历史，似乎现代社会将再也不会让1793年的悲剧重演。博爱、人道、同情等等美丽字眼经常挂在人们嘴边，但这些词儿还远远没有浸润人们的心灵。在我们中间，仍然存在头脑简单，只知道仇恨，只希望破坏社会的暴徒和恶棍。这些潜藏在大城市贫民窟中的暴徒比那些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野蛮人还要野蛮，还要凶残。以我们中间的敌对分子只占少数，以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革命的情绪为理由哄骗人们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是错误的。所有的革命都是由那些大胆的、极具冒险性格的极少数人完成的。不错，暴徒人数只是一小撮，但是，懦弱的人们却占了绝大部分！1871年，我们都曾目击了恐怖时代的重演。公社时期的种种暴行与1793年时期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1871年的各种破坏和残忍的行为却不及随后爆发的新的革命中社会主义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犯下的种种暴行。这些社会主义革命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极度仇视工人的雇主，极度仇视中产阶级、教士和军队，他们希望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用匕首、用汽油、用炸药、用纵火等方式来破坏整个社会。

我曾经参加过对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审判，透过他们的话语和作品，我注意到他们心中都有可怕的、强烈的仇恨。其中的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曾建议仆人们用使其主人的孩子堕落的方式报复他们的主人。巴塞罗纳剧院的暴力事件一位忠于艾克斯（Aix）的工程师便在这次暴力事件中丧生]以后，一家无政府主义的报纸写道：“难道你们不觉得他（即忠于艾克斯的工程师）一旦听到那些资本家在烈火中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时，他心里面就感到一种极度的紧张吗？”

不幸的是，那些有教养的守法公民的激情（对政治的激情）随着社会敌对分子的暴行和仇恨的增长反而下降了。“我们有点类似于那种人，类似于那种当其房子着火时，却只顾欣赏火光和熊熊大火的壮观场面的房子主人。”[14]由于我们的这种极端愚昧的情感，我们重新接纳了那些公社时期的“纵火犯”，让他们融人我们中间。但是，他们却并不领我们的情，他们拒绝我们对他们的原谅，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却得到了减轻罪行的处理：减轻他们罪行的陪审团似乎一直在请求他们多为自己想想。

【注释】

[1]Thucydide,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Bk.v.,p.89，p.105.

[2]Thucydide, Bk. iv.,p.80.

[3]Mdme. de.Sta?l, Consideration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4]Thucydide, Bk. iii, p.82.

[5]Expose de la Conduite Politique de M. Carnot, p.23.

[6]Mémoires de Buzot, p.47.

[7]Corbon, Le Secret du Peaple, p. 19.

[8]Tacite, Annales, Bk. i.,p.57.

[9]Ibid, p. 44.

[10]Mémoires de Buzot, p.140.

[11]Mémoires du chancelier Pasquier, Vol.1，p.49.

[12]Ciceron, La Rèpublique, Bk.i.,p.42.

[13]Tacite, Annales, Bk. xvi.,p.16.

[14]Joubert, Pensées, Vol.2，p.222.

第五章　政治伪善

政治虚伪者的伎俩——宗教用作政治虚伪的外衣——政治野心——政客个人的贪婪——政客的掩饰——政客在虚伪的外罩下隐藏自己的野心——克伦威尔的虚伪——政客的谎言——政治迫害者——煽动家总是以人民的名义说话——温和政客的恫吓——政治中恐惧的影响——议会的胆怯——政客跟随群众——政客作为人民的吹捧者——人民的易受欺骗——华盛顿论“人民之友”——政客与宫臣——滥用“自由”这个词——政党名称的误导特性——官方文告的不真实——政党的江湖骗子主义——革命时期的罪犯——歌德论自由的使者

政治像宗教一样也有其虚伪者，他们在大话下面隐藏起自己的野心。莫里哀（Molière）89在一篇不朽的杰作中给宗教虚伪戴上了枷锁，可是政治虚伪尚有待高手来揭开其面具。

野心勃勃的政客总是打着公共福利和国家利益的旗号。他们不停地谈论要为共同体献身，然而，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权力。屡见不鲜的是，一位总是强调自己关心国家安全的部长，内心深处却只关心其职位的安全；不停地呼吁国家利益的人，却以其个人利益为最高目的。有野心的政客没有参加进去的政府总是坏政府，必须予以推翻——为了公共利益。一项没有提供可触摸到的油水的政策是坏政策。好政策是带来权力和金钱利益的政策。曾经投票废除贵族头衔的一些严厉的国民议会议员，处决了热心支持自由的帝国的男爵和伯爵，投票建立帝国，弑君者在1815年高喊“国王万岁”。路易·菲利普的无情敌手，抱怨在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下缺乏自由，却成了拿破仑三世治下的高官显贵。正像1793年的某些弑君者在第一帝国期间成为行政长官和国会议员那样，1848年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在第二帝国成为行政长官和国会议员。确实有几个真诚渴求公共福利的政治家，但在响亮的言词之下掩盖其完全利己的思想的人是何其之多！

当伯利（Berri）公爵和孔代·德·夏洛莱（Comte de Cha-rolais）举兵背叛路易十一时，他们宣布他们攻城略地是为了社会的福利。然而，路易十一公开在整个王国散发信件，揭露了叛乱的真实原由，解释说：如果他同意增加大贵族的年金，这些人就不会想起公共利益了。《科明尼斯回忆录》专门讲述孔代·德·夏洛莱造反的一章，以下面的概括为开场白：“孔代·德·夏洛莱与几个法国的大贵族，如何在公共利益的伪装下举兵反对国王路易十一。”

许许多多怀着野心的政客，利用宗教来遮盖他们的意图。德·内华（de Nevers）公爵说：“宗教的幌子并不是新生事物，已有许多王公使用过，想达到他们的目的。”[1]吉斯公爵曾起用宗教作手段为自己夺取王位。公共利益是为阿穆布华阴谋（the Amboise Conspiracy）张目的托辞，而其主要原因是孔代亲王（the Prince of Conde’s）憎恨吉斯家族。在宗教战争期间，新教的主要领袖关心其个人野心甚过关心新教主义。宗教仅仅是1627年拉·罗歇尔（La Rochelle）叛乱的借口，导致叛乱的真正原因是罗汗（Rohan）家族的野心，它不愿意捆住自己的手脚不寻求英国的支持反对国王。查理五世曾披着宗教的长袍藏隐自己的野心。弗兰西斯一世评论说：“查理希望在宗教的掩盖下侵略那些国家。”菲利普二世也为政治目的利用宗教的保护伞。

正是出于政治野心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在投石党运动（Fronde）90时期，大贵族扮演了民众的支持者。投石党运动的领袖之一夏多纳夫（Chateauneuf），在马萨林（Mazarin）与他的党派之间签订的各种条约中都规定他应该出任首相。另一个领袖马基·德·维维尔（Marquis de Vieuvill）要求做财政监察，还有一个领袖德·拉兹要求担任红衣主教，其余的人要求得到宫中和世袭政府中的职位。当罗赫福柯德（Rochefoucauld）公爵（道德学家）与马萨林媾和的时候，他给自己分配了8千法朗的高额年金。当孔代在与朝廷谈判的时候，他为其朋友要求法国元帅差使、省政府职务、爵位和年金，甚至还为夏蒂龙（Chatilon）夫人要求大额年金。这些人民的领袖似乎全然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波尔多，“奥马”的首领之一维拉（Villars）为自己要求30000个王冠。显然，激励人民反叛马萨林的贵族在追逐他们自己的自私目标。情况历来总是如此。

1789年前蹂躏法国的大部分骚乱和内战，都是由大贵族的野心和贪欲导致的，大贵族一次又一次与下层阶级结成紧密关系，吹捧、煽动人民，以诱使他们振翅飞向武装暴动。例如，还有什么比佛兰德骚乱期间，孔代的诱导更卑鄙可耻呢？当佛兰德军分裂为两派，一派即小佛兰德军，由温和及开明的人组成；另一派叫“奥马”，由暴烈和激动的下层人组成，当这种分裂发生，继而在两派之间爆发血战的时候，孔代，那位伟大的孔代，写信给雷奈（Lenet）：“如果通过谈判或计谋，或其他方式，有可能迫使奥马节制其行为，我们站在奥马一边将是最好的……我仍然坚持我们都与奥马联合的主张，因为这一派比另一派远远强大。”[2]当奥马将孔代昔日的几位朋友驱逐出议会时，孔代赞成这些暴力行为，因为他认为这些行为是必要的。他甚至走得更远：他毫不畏缩地欺骗性地将责任抛给孔蒂亲王和朗格维尔公爵夫人。“我非常高兴，”他写信给雷奈说，“如果以议会为目标的这些暴力行为，能够归咎于孔蒂亲王或朗格维尔夫人。”[3]

当《洛克罗伊》（Rocroy）的主人公被政治激情所冲昏头脑，而沦于狡诈、胆怯和虚伪的时候，难道人们还会对在政界很少碰到坦率和真诚感到惊奇吗？亲王、国王、皇帝、部长、代表和民众领袖几乎都养成了用语言伪装其思想的习惯：他们将撒谎树立为一种风尚、一条统治的原理。“不懂得如何说谎的人，就不懂得如何统治。”路易十一评论道。据说，有几位君主即便在不说话的时候也在撒谎。虚伪是几乎所有罗马皇帝仅次于残忍的主要特点。奥古斯都（Augustus）91将绝对权力掩盖在共和政体的假象之下。虚伪的提比略，其臭名昭著的形象是：总是不厌其烦地重申法律必须得到遵守（Exercendas Leges esse）。尼禄惯于以虚假的爱抚隐瞒仇恨，他试图开脱他的一切罪行，理由是这些罪行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犯下的[4]。为了证明谋杀阿格丽派娜是正确的，他让人捏造事实控告她；当他处死两位卓越的公民普拉图（Plautus）和苏拉时，他无中生有指控他们有叛乱情绪，写信给元老院说：他细心地关注着共和国的安全。[5]

所有渴望登上统治地位的野心勃勃的人都是伪君子，他们都声称自己没有野心。普卢塔克说，皮西斯特达图（Pisistratus）宣称自己“没有侵犯性倾向，满足于自己的东西，不希求更多，憎恨试图改变社会现状或谋划某种新事物的人。”[6]梭伦（Solon）92看穿了皮西斯特达图的欺骗，警告并恳求人民不要让自由毁灭，但无济于事；梭伦谴责雅典人“内心的愚蠢和胆怯”，但无济于事，他不能说服任何人，雅典人就这样完全被皮西斯特达图的虚伪所欺骗，接受了一种虚假的安全。

难道还有比克伦威尔更大的伪君子吗？他也将自己的野心隐藏在一种伪装的谦卑之下。他的演讲充满了从《圣经》上摘下的话和神秘的内容，经常边说边流泪宣称：假如他生活在他那片小森林的荫遮之下，照看他的羊群，而不是接过政府的担子，他本来会幸福一些”[7]；但是，他补充说：为了拯救国家和顺从上帝的意愿，他有义务接受这个担子。他说话从不傲慢，从不像一个显示自己权威的人，而像“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驯服的办事员”，他宣布自己是人民的仆人。他在“护国者”的名称之下装扮自己的统治，正如拿破仑用“第一执政”的头衔达到相同目的。我无法引用克伦威尔所有残酷、狡诈的行为，所以我只限于回顾他是如何夺取德劳赫达（Drogheda）镇的。他许诺投降的将士不被杀，被他的许诺所打动和欺骗的人投降了，而他却下令将他们全部杀害。古斯塔夫·德·波蒙（Gustave de Beaumont）在他关于爱尔兰的著作中说，他发现克伦威尔曾经穿越的地区，今天仍充满了对克伦威尔名字的恐惧。像其他许多政客一样93，克伦威尔也惯于造谣，中伤抵制他的人，然后将他们关进监狱或判处死刑。他出钱叫人撰写小册子指责他们是可恨的分裂人物和罪恶累累之徒。

希望取得或保持权力的野心家总是有自己的小册子作者，也就是自己的“爬虫”，诽谤中伤其政敌，造谣攻击他们的计划。以剥夺自由为目的的人，吹捧自由并且信誓旦旦要与专制一搏。当蒙克（Monk）正在为斯图亚特（Stuarts）王朝的复辟铺平道路的时候，他对路得洛（Ludlow）说：“一个人应该为共和国而活，为共和国而死”，他发誓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圣经》中的话“他们都是撒谎之徒”尤其适用于政客。

压迫被征服国家的征服者，喜欢自称为解放者；公然蔑视一个民族的愿望的国王，不会不宣布自己是人民的代理人、民族意志的执行者；正在准备战争的国王或部长，宣布和平的来临。如果他要宣战，他会想方设法用种种不真实的宣言，在他攻击的国家埋下分裂的种子，制造其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裂痕。拉奥波德（Leopold）1791年在告所有列强的宣言中宣布，他唯一的愿望是“镇压国民议会中那些不肖的立法者，他们在攻击了王座和神坛后，一定会扰乱欧洲的和平。”他接着说：“我向法兰西民族宣布，我率军起事反对的不是法兰西民族。”1870年，普鲁士国王采用了同样的手段，宣称他在与拿破仑三世作战而不是与法兰西民族作战。然而，在拿破仑已经成为阶下囚之后，普鲁士却继续与这个民族作战。

暴乱分子一旦封住了其被害者的口，就会郑重宣告秩序取得了胜利，他们在被自己夷为废墟的地方，宣布他们建立了和平（Ubi solitudiu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当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时，它一定会告诉另一个民族，它带来了文明的好处，它的行为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当雅典人将米兰人（Melian）人召集起来叫他们投降时，雅典人假惺惺地对米兰人说：“我们同时是在为了你们的共和国的利益而对你们说话。我们希望为你们省去一场一定会失败的抵抗，希望保存你们，为了你们的利益和……我们自己的利益。”[8]

西塞罗为了论证罗马从被征服民族榨取的贡品的合法性，坚持说罗马的统治是为了这些民族的利益。真实情况是这些民族受到无止境的贪欲和残酷无情的抢劫与掠夺。西班牙人打着使新世界文明化的旗号掠夺新世界。

迫害者在将被迫害者送上绞刑架的时候，总是高谈人道和博爱。如果他们希望压迫宗教，他们正是以信教自由和良心自由的名义阻碍宗教仪式和神职人员接纳教徒。在热月9日之后，国民议会宣布信仰自由，而同时却禁止神父举行宗教礼拜。反宗教的狂热主义，一般说来是虚伪和残忍的。在恐怖时期，反宗教的狂热主义导致了杀害牧师、关闭教堂和以哲学的名义捣毁神坛。杀害牧师的人自称为爱国者和哲学家，而将“狂热分子”的名号送给被害者。后来迫害则以法制的名义进行，当迫害用暴力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迫害便虚伪地冒用法律的形式。当英格兰眼见无力用暴力镇压爱尔兰的天主教主义时，便允许奉行这一信仰，但同时却放逐主教以达到阻碍神职人员接纳信徒的目的。在法国，最冷酷的恐怖分子轮番运用暴力和诈术根除基督教。促使用水淹死那么多牧师，在审判他本人时宣称这些用水淹人的行径在他看来是十分符合自然的[9]，卡利尔（Carrier）也提倡使用诈术作为摧毁基督教的间接手段，而他自始至终都公开主张公众信仰自由。

没收充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外被政府宣称是查封和执行法律。公债在被专横地贬值为原有价值的三分之一后，被说成是“合成三分之一”。……在热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财产权是不可侵犯的，可是却宣布国外移民的家庭不能拥有财产，坚持将他们的资产没收充公。

大多数革命时期的演讲充满谎言。6月2日，在公社的步枪和大炮的威逼之下，当国民议会进行审议的时候，库通（Couthon）谈到了议会所享有的独立。“既然你们已不担心你我的自由，”他说，“我请求给人民以公平，逮捕搞阴谋的代表。”罗伯斯庇尔是怎样的一个伪君子！他的一切演讲充满狡诈和虚伪。他就是典型的政治伪君子答尔丢夫。他的语言总是矫揉作态、诡诈多变，他吹嘘自己的坦率，他假装克制、没有野心，当他建议采取褫夺公权的措施时，他虔诚地说着“人道”和“自由”这些词。出于嫉妒比自己更有才智的政敌，他造谣诽谤他们并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褫夺他们的权利，而实际上是使他们成为他的私人愤怒的牺牲品。为了使自己得到公众的欢迎，他与另一个人同住一屋，与其家庭一起就餐。

希望摧毁宗教的政府还使用另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方便手段，那就是通过胡乱挑选神职人员来败坏神职人员的声誉。为了压制波兰的天主教，俄罗斯政府就曾任命酗酒和放荡的人担任主教。

希望压迫多数人的煽动家，尽管只代表人民中最没有教养和最不体面的一部分人，却总是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而将多数称之为极少的少数。他们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处死了国王，褫夺了吉伦特党人的公权，创立了革命法庭。组成这个法庭的法官动辄打出人民的旗号……“人民知道那些阴谋家，希望惩罚他们，”他们说，“告诉人民，国民议会希望与他们一起拯救国家。”[10]分裂的少数总是抬出人民的意志。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些自称巴黎48个区的代表的人，宣称只有他们代表至高无上的人民。据称，成立这48个区就是为了推翻君主制。实际情况是，8月9日至10日的许多委员只不过是由极少的少数选出来的。在包括140名积极公民的阿森纳地区，代表的选举却是由议会成员进行的。自那以后，这个虚构的东西是何其频繁地组织政治委员会和任命代表，而代表则公开宣布自己代表多数，并进而行使一种多数并没有认可的代理权！正是由于这种阴谋诡计，法兰西不断地让自己受一个不是国中精英的少数统治。种种真实的数据被窜改或变着戏法窜改。少数摆出一副多数的样子对舆论施加影响，通过以人民的名义说话来指使人民。

创立专制或领导民众暴动的人，从来不会忘记用人民的主权来为强暴主权者——人民辩解。唯一使他们感兴趣的主权，是他们自己的主权。在宣布人民是主权者的时候，他们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把人民当其奴隶对待，他们拿出实际上是他们需要的答案，装模作样地征求国民的意见，谕授给人民。

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法国充斥着赋予自己代表国民的权利的人。如果他们闯入了代表国民的议会，他们的目标是让议会熟悉人民的意志。在牧月1日的会议上，议会被一群叛乱的暴民闯入，“一个身着步枪手服装的人登上讲台，在持枪士兵的包围中以一种极其轻蔑的口气，宣读一份印刷的声明；他说，在这个声明中，包含了主权者人民的意志，他就是以主权者人民的名义来讲话的。”[11]

当粗暴的人在诸如公共福利、共和国安全和人民意志之类的大量的保护伞下面将他们的意图隐藏起来的时候，温和的人则在谎言和虚伪下面将他们的弱点和软弱掩盖起来。他们宣称，他们的退让只是为了避免更严重的罪孽，以及结束可怕的危机。他们辩称，他们投票赞成粗暴的措施是为了这些粗暴的措施所针对者的利益，以此来替他们接受粗暴的措施开脱。当6月2日雅各宾党人要求褫夺吉伦特党人的公权的时候，平原派的代表姑息赞成这一主张，宣称：“被羁押在自己家中的代表毕竟没有许多值得同情的地方，并且结束一场可怕的危机是必要的。”[12]巴里勒（Barrère）受托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一个报告，他假惺惺地提到了被控议员的爱国精神和慷慨大度，要求他们自愿地同意中止其特权，借口这是结束有损共和国的那些分裂的唯一途径。当被褫权者的名单交付投票表决的时候，同样的虚伪暴露出来：中央派的议员为了掩盖其软弱拒绝投票，说他们不自由。他们的弃权使山岳派得以通过法律将吉伦特派交付审判。

在今天，正是恐惧驱使了如此之多持温和观点的人加入极端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的叫嚣；在大革命期间，正是畏惧不断增加了雅各宾派的人数——雅各宾派最初在议会中只是少数，正是相同的动机导致奥尔良公爵与山岳党人坐到一起，采用了“爱加里特”（平等）的外号。

恐惧使一些人虚伪，也使他们残酷。为了挽救自己，他们毁灭别人。蒙田说，胆怯是残酷之母。许多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和吉伦特派的人都是出于恐惧。像巴黎议会前主席圣法哥（Saint-Fargeau）那样行事的人，是何其之多！他首先强烈反对大革命，继而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发表迎合处决路易十六的言论。吉伦特派并不希望路易十六死，但他们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因为他们害怕被指控为保皇主义者94。维革尼德（Vergniaud）起初公开宣布自己反对处死路易十六，最后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借口是必须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以避免内战。许多代表任凭自己被一些人在公众讲台上的叫嚣所恐吓，这些人滔滔不绝地攻击那些不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人。山岳党人仅仅借助于大胆和恐怖就取得了对路易十六的死刑判决。同样，正是恐惧导致吉伦特派被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所了结，后来又导致丹东被罗伯斯庇尔了结。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并没有被残酷的情绪所感染。“多数总是声音洪亮，”德·赛福赫先生（M.de Sevre）后来评论道，“但多数总是胆小。”决不是多数的勇气导致了罗伯斯庇尔专制的终结：是害怕被罗伯斯庇尔加害促使塔连、博登·德·罗塞（Bourdon de L’Oise）、莱金德勒和拉克瓦特赫（Lecointre）决心攻击罗伯斯庇尔——他们摧毁他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巴里赫后来在被问及公安委员会的种种行为时，回答道：“我们只有一种心情，那就是自我保存；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保住我们的存在，因为我们每一个都认为我们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一个人让其邻居上断头台，是为了防止自己被邻居送上断头台。”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脑袋，代表将他们的同事送上绞刑架。

恐怖时期过去以后，当西耶士被问及他在那场风暴中做了些什么时，他问答道：“我活着。”国民议会许多温和的成员都像西耶士那样：他们的唯一想法是通过保持沉默、躲在“沼泽”之中保住自己的命。一位右翼代表杜兰德·梅兰恩（Durand Maillane）用下面的话解释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态度：“除了采取残酷措施以外，罗伯斯庇尔党看不到共和国安全和它自己的安全的丝毫希望，这样，它就决意用宝剑和谋杀来翦除其敌手。在一个共和国下面，爱国热情有时被用来做这些恐怖行为的幌子。至于我，由于这些可耻的场景，特别是它们可能预示的灾难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便立即打定主意远离是非，以我的沉默和寒微来求得安全……由于我的沉默，我没有招致任何左翼议员的愤怒。我牢记布丹（Bodin）在其《共和论》中表达的观点：‘当一个人有充足的理由不公开说话支持处在激昂状态的人民的时候，为了个人的安全，不与人民唱反调是慎重的，甚至是必要的……’，布丹接着说：‘与狼一起嚎叫则更明智。’”[13]

与狼一起嚎叫，实际上是许多温和人士的座右铭。他们虽然憎恨极端思想，但却克制自己不与极端思想斗争，有时甚至假装持有极端思想。如果他们是参议员或代表，他们会投票赞成他们厌恶的法律，尽管这样行事使他们痛苦。大多数政客跟随群众而不是指导群众；有勇气阐明其观点、抵制风潮的人的数量非常之少。出于害怕卷入困境之中，人们站在似乎是占上风的一边，他们虚伪地发表种种极端观点，跟随风潮以便保持受到欢迎。95

许许多多的政客都煞费苦心地拿出虚伪的姿态来取得或保持民众的欢迎。他们驯服地跟随民众的一切情绪，他们随着舆论的转向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和方案。如果温和态度和自由主义时髦，他们就是温和派和自由主义者；但是，如果正义和自由的精神使他们面临失去民众支持的危险，他们就迅速地变得粗暴、不正义和专横，以便不让自己被对手粗暴地超越；如果民众要求迫害宗教，他们就迫害宗教；如果民众要求不公平的税政，他们就会投票通过不公平的税政；如果民众坚持实行掠夺政策，他们就会匆忙地满足任何一种形式的贪婪和嫉妒；甚或民众要求鲜血，他们也会让鲜血流出来，并且造谣中伤被害者。然而，他们以如此高昂的代价购得的这种群众支持，其丧失的时刻很快就会降临，因为民众不久就会打破其偶像。96正是为了保住民众对他们的支持，吉伦特分子才违背自己的良心，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

梅因特农夫人（Mdme de Mantenon）97和瑞根特母亲所说的关于宫庭的话可以用于政界。“身边这些人太可怕了，没有人不让他们飘飘然，”梅因特农夫人说。“提防一切你尊重的人。我在喷泉的顶尖，结果是目睹了一个紧跟一个的虚伪的行为。甚至最优秀的人，品格都被宫庭败坏了。”[14]政治败坏最优秀的人物的品格。瑞根特的母亲也说：“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对于这种卑鄙可耻的事情我已司空见惯。假如我发现自己在一个说谎不是最流行的品质的地方，或者在一个谎言得不到喜爱和赞成的地方，我会以为自己碰巧到了天堂。”

宫臣并不想方设法开导国王，他们只是希望取悦他，用奉承求得自己出色的体面。国王在他们眼中是一尊偶像。在政客那里，人民成了另一个偶像。他吹捧礼拜人民、纵容其一切情绪、赞美其一切偏见，以便增进自己的财富。“你们是多么伟大啊，人民！”他们高声说道，“多么高贵，多么绅士！你们所盼望的一切都是正义的！”像国王的奉承者一样，人民的奉承者为人民的种种情绪寻找理由，将相反的美德的名称给予人民的种种邪恶；他们称人民的不宽容为热爱自由，称人民的暴力行为是爱好安宁。他们告诉人民，它在用暴力对待政府的代表时，它是在促进公共秩序；他们告诉人民，通过干涉劳动的自由来坚持自由，用打倒资本家的办法来建立博爱的统治。他们劝说人民，毁灭劳动的雇主并导致人民自己的毁灭，以便让国家富起来；通过毁灭人民自己和工厂主，人民才能促进民族的繁荣。

君主有时会厌恶其奉承者，因为君主只是他们的追逐的对象。提比略每次从元老院出来，都会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高声喊道：“啊，生来做奴隶的人们！”他对那些过分屈尊奉承的人施加一些限制。98人民却很少这样讨厌大量给予自己的虚伪和明显的奉承。人民几乎总是经不住诱惑，99而当煽动家除了诋毁富人也从富人那里得到满足时，人民尤其如此。煽动家说：“他们的财富多得已经装不住了……我们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缺乏；他们拥有两座或好几座宫殿，而我们却没有安息之所。”[15]多么可怜的人民！它喜欢被吹捧，甚至没有意识到其奉承者是用它的付出生活的。

激起劳工反对其雇主、士兵反对其将领、煽起穷人嫉妒富人，向穷人做不可能实现的承诺，要求没收富人财产充公，这些是煽动家的惯常手法。100人民怎么会有那样好的觉察力，顶住这些应该受到批判的煽动，尤其是做这些煽动的人是权威人士（此种情况在法国发生过不此一次）的时候？“城镇和工厂中的工人，”内务部长1848年3月28日说，“至关重要的是，你们应该认识到你们的苦难、你们的权利和你们的要求。将这些到处公布。……劳工们，宣布你们所遭受的苦难……宣布你们的生活一直是牺牲……向震惊的世界揭露这些恐惧的事情；说明你们幼小的女儿除了自杀与卖淫以外，别无选择；说明老人们被抛弃，听任他们的命运安排；因为死亡赶在他们的前面打垮了你们，女人们直挺挺躺在停尸的石头上，她们的孩子用手抓住她们的尸体。……劳动的牺牲者，起来说话。告诉人们，医生们在医院开给你们的食品和药方，是怎样被变成了盗窃性的投机机会！……告诉人们，欺诈是怎样无处不在的，哪些毒药被投机行为拿来与你们吃的苦涩的面包掺杂在一起……社会因此有责任察看你们的伤口，提供医治的方法。社会有责任注意维持你们的生命、你们的健康、你们的智力、你们的尊严。它有责任为你们提供工作、食品、教育、荣誉、空气、阳光！……你们即将参与塑造社会。劳工们，这是你们即将为社会建设的大厦；不要允许这座大厦只为少数几个人的利益建立起来，而人类却仍留在露天，赤身裸体、嗷嗷待哺，卑贱和绝望。”101

人民奉承者的这篇温文尔雅、蛊惑人心的演讲，散发着多么浓厚的虚伪气息！进行了多少恶意的许诺！人民何时才会明白，每一个奉承者都是在以任何一个听信他的人的支出为生，何时才能明白，“‘人民的朋友、优秀的共和派’，这样的名称人人都可以取用？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名称，然而最精于使用它的却是最不配的。”[16]在那些高声喊叫的人民的朋友中，有多少人对人民的感情是真实的、改善人民处境的愿望是真诚的，有多少人除却语言外还以其他方式证明了其忠诚？不幸的是，在某些选区，一个社会身份不明的人，只要高呼“乌拉，社会！”，只要穿上一种工人常穿的宽松短衫，只要诽谤教育百姓子女的牧师和将终生奉献出来照看病人的慈善机构的修女，就够了——这已足够让人相信，他是人民的朋友、劳工的支持者、寡妇和孤儿的保护人、社会改革的促进者。这些伪装成人民的朋友，正是人民最大的敌人。华盛顿担心这些人，甚过担心英国人。他说：“我为我们的前途流下了血泪，担忧美国人民的智慧是否会控制住这种人。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永远骚动不安的政府，一个煽动家联合起来反对国会的政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最肆无忌惮、最草率鲁莽、最邪恶败坏的政府。”

菲烈隆在论宫臣职业时说：“最狭隘和最败坏的头脑，就是从这个下贱的职业得到最好的东西的头脑。”[17]这个结论适用于那些追求人民的欢心的人。在巴黎像在雅典一样，“正是那些最无知和最败坏的人，最善于迷惑民众。”[18]

像宫臣一样，人民的奉承者崇拜正在升起的太阳，而背叛正在落下的太阳。[19]正像宫臣在革命时期随时准备巴结人民一样，人民的奉承者在政变或君主复辟的翌日，就肯定会成为国王的侍臣。恐怖统治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在帝国统治下是参议员，在复辟君主统治下是保皇派，而温和的人既不奉承暴民也不奉承国王，遭到一切党派的侧目而视。102

“由于懒惰而倍增的野心，由于骄傲而倍增的卑鄙，不劳而富的欲望，对真理的厌恶，阿谀奉迎，虚伪作态，背信弃义，践踏一切誓言，漠视公民义务……”孟德斯鸠说，“我认为，这些构成了宫臣的性格。”[20]这副肖像之符合人民的奉承者，正如它符合国王的奉承者一样。宫臣在年轻的国王耳边悄声说道：“从各种教导中超脱出来，摆脱你所处的依附状态，不要听任何人的话，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以外，不要听任何人的话。”人民的奉承者同样这样对人民说。他们煽动人民不要相信可能会开启人民蒙昧的人；他们诽谤中伤人民真正的朋友。

宫臣更好地控制年轻的国王，是为了搜刮他们。人民的奉承者走的是相同的道路：他们在劳工阶级中散发印刷品，在印刷品中运用文学描写，而实际上此种描写不过是负面渲染。因为他们认识到，通过败坏劳工，他们就可以更轻易地将革命情绪灌输给劳工。在行动与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两者相互作用。一个过着稳定生活的劳工，一般说来都对反社会情绪有强劲的抵制力。与此相反，一个放荡的劳工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煽动家所猎获。一个需求很多而劳动甚少的人，无论他是谁，都非常愿意说：“按需分配。”清醒和勤劳的人懂得，真正的原理是：“按劳分配。”

也正是为了败坏人民，人民的奉承者将无神论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因为宗教嘱咐人们服从和尊重权威，目的在于反叛和使社会骤变的人，便竭力虚伪地使人民弃绝宗教，以便能够更轻易地煽动人民造反。103

人民的奉承者鲸吞自由和公共福利，但却总是高呼这些伟大的字眼，因为它们可能是一面旗帜。104对自由的热爱和理解，以对他人的尊重和热爱为前提条件。然而，这些谈论自由最多的人，希望的却只是自己的自由，不承认他人的自由。他们注意到，自由是一个响亮的字眼，最好不断地从嘴中吐出，将其当作得到公众拥护的手段，可是，与此同时，他在内心养育的却是对宗教的仇恨、对上层社会的仇恨、对权威的仇恨和对财产的仇恨。对自由的热爱并不是由这样满腔的恨构成的。有多少真正热爱自由的人？对于一个人而言，自由是对贵族的仇恨；对另一个人而言，自由是对宗教牧师的仇恨；在1793年，对于某些雅各宾党人而言，自由是对被国家没收的资产的热爱和对贵族的仇恨；在1830年，对于某些七月征服者而言，自由是对地盘的热爱，对于其他人而言，自由是对上层社会的仇恨。嫉妒的精神装扮成了对自由的热爱。一个人热爱自由，是因为可以竞放厥词和它给自己带来的激情105；另一个人热爱自由，是因为在自由中看到通向权力和财富的手段；又一个人热爱自由，是因为着迷于法国革命时期的浪漫，梦想成为罗伯斯庇尔；而还有一个人热爱自由，是因为梦想成为丹东。年轻人相信他们热爱自由，是因为他们热爱喧嚣、变化和反叛。服从使他们感到疲惫，安宁使他们感到枯燥，稳定使他们感到恼怒。还有什么比秩序更单调，有什么比绝对的安定更乏味？骚动就是生命，一点小小的混乱便打破了生存的千篇一律。一个人在打破了几盏橱灯和几扇窗子的时候，就感到自己还活着，并存在某种打破警察头颅的激情。许多劳工在自己的角度，将自由与公共集会的叫嚷混为一谈。骚动不安的精神想象他们热爱自由，是因为所有的权威都令他们厌恶；他们常常憎恨政府，因为他们略微触犯警察条例便受到传唤。与政府作对的精神普遍流行：甚至可以在乞求政府恩惠的那些人身上发现。生意失误或收成糟糕的农人，将其怨恨发泄到政府身上。

阅历和家庭义务没有使其更明智的人，对纪律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对权威天然缺乏尊重。正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使反叛成为光荣之举，所以无政府主义赢得了如此之多的年轻人的欢心。106“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我们所称的自由，”巴枯宁说，“是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它是被叫做反叛的那条撒旦原则和天然事实，是那个神圣和崇高的东西——反叛……”[21]无政府主义带着某种沉醉赞美反叛，阐释其性格。撒旦并不像愚民所想象的那样，是邪恶和自私的化身。“撒旦，”这位无政府主者和理论家说，“绝对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者；他反叛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他最真实地牺牲自己，因为除非宣布放弃反叛的原则，只要人们相信《圣经》，他就得任凭自己罹遭永恒的折磨。”

政客和一些政党通常将自由理解为做他们所希望做的事情，以及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的人。在贵族政府之下，维护特权被称之为自由；在煽动家统治下，这个名号被送给少数压迫多数，准许少数压迫多数。表面上看，地方专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似乎不会存在，然而，实际上，冠以“自由”的政府除了徒有“自由”之名外不带任何自由之实；业已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从不同方向实施的压迫。没有人希望遭受压迫，但每个人都要做压迫者；至少可以说，希望一切人都自由的人，其数量微乎其微——人们希望他们自己和其朋友自由。所有的党派都谋求权力压迫其敌方。那些在处于反对派地位时反对压迫的声音最高的人，一旦上台掌权就忘记了他们的原则：他们已经当过鱼肉，希望轮到自己做刀俎了。议会可能像军事专政一样专制独裁。一切权力从君主转移到议会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确立，而意味着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

无论何时，一些政党希望迫害其政敌，他们都打出公共安全的招牌，借口人民的安全满足自己的私人贪欲。他们所说的公共利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所理解的保障公共安全的法律，不过是保证他们的统治安全的法律。他们惯于将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混为一谈，社会的利益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仅仅是他们的野心遭到危险的时候，他们查出的却是国家的危险。

政治几乎总是披上一层伪装。每一个政党都希望摧毁其对手，用响亮的借口来隐瞒其野心和贪欲。修昔底德描绘过这种党派虚伪。“那些在每一个城邦中位居人极的人，以尊荣的名号粉饰其夺取的权力，宣布自己是民治政府之惠赐——政治平等的守护者，是均衡状态良好的贵族政体之其他好处的守护者。他们都一致声称，他们所支持的状态，是他们那些应受谴责的斗争所给予的报偿。他们搅得鸡犬不宁争取相互取代，他们的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争吵起因于他们登上统治地位的欲望，这是一种由野心和贪婪激发的欲望，野心和贪婪是一切在竞争中陷入对立的人们之胆量的源泉。”[22]

假如不以外貌来鉴别人是明智的话，不以党派给自己贴上的标签来鉴别它们也同样是聪明的。目标在于使社会回归原始时代野蛮状态的人们，自称是“进步主义者”；其他不懂得社会只能通过不断改良来维持的人，自封为“保守主义者”，尽管他们不能守护任何东西。在革命者的语言中，不工作的劳工被叫做“工人”。公社的谋杀者把站在秩序一边而战的人说成是谋杀者，将自己说成是中产阶级专制的受害者。十月的屠杀者和在花天酒地中度日的革命者，给自己盗用“美德”一词。总是大声反对机构臃肿的极端分子，率先要求创设他们没有能力胜任的各种公共职位，诋毁能干和诚实的官员以实现取而代之的愿望。督政府本身是一个腐败和黩武的政府，它总是大谈美德、人道和法制，即使在果月18日的次日也是如此。当表决通过驱逐法的时候，提出驱逐法的人辩称驱逐法是与正义人道相符的；他要求注意这样的事实，即没有流一滴血，即自由的敌人只是以一种人道的方式被清除的。在倡导实施褫夺公权的人的眼中，自由的朋友总是自由的敌人。丝毫不爱任何人的人，将自己标榜为人民的朋友；其他不爱其国家的人，假装对人类有赤诚的感情。无政府主义者声称，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国家，选择为人类服务107。

在政治领域，为了保证投票通过“例外的法律条款”，就宣布这些条款是临时性的，然而，一旦它们被投票通过，就会努力使它们由临时性法律转变为永久性法律。政党也常常夸大某种阴谋的范围或其他臆想的危险，来使特别法律条款得到通过。他们利用恐惧来使这些法律条款投票通过。通过某项法律的真实理由，往往不能在介绍法律时正式列举的理由中寻找：公开的理由并非总是真正的理由。圣艾弗勒蒙德（Saint-Evremond）在题为《政治先生》的一个机智的喜剧中，讽刺了政治中实行的欺诈，他让其中一位剧中人物评论道：“千万不要在你的演讲中说出你心中所想的东西，也同样不要相信别人对你说的话。”有多少演讲、宣言和官方谈话，只不过是一连串的谎言！“审计”本身已数次被篡改，故意公布不真实的账目。[23]政治家往往说人民喜欢被欺骗；“国王或其大臣有必要学习用好言美语指挥、说服人民，用表面现象诱惑、欺骗人民……用生花妙笔撰写秘密的书籍、表白、道歉和措辞高雅的宣言，牵着人民的鼻子走，让人民表示赞成或谴责，却不知道在赞成或谴责什么东西。”[24]

傅立叶曾写过一本小册子谴责圣西门和欧文（Oven）108分子的陷阱和江湖骗局：“他们是瞎子领着瞎子走路，是虚情假意的兄弟，其唯一目的是染指政府、财政和私人资产。”要指出一切政党的江湖骗局，我需要长篇巨帙。我将限于侧重关注目前时代对这个无法穷尽的问题再作一些简短的思考。

那些一边宣布自己是温和派，一边投票支持激进法案的政客，有什么可以被当成是真诚的呢？即使他们身上有一些温和的东西，那也是他们的全部勇气和真诚所无法做到的。

那些号召评断共产分子的人，既不敢赞成共产分子——害怕招致公众的蔑视，也不敢反对共产分子——害怕失去可以带来利益的顾客，他们有什么诚实可言呢？

社会主义者一边宣布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然而却与他们结成同盟，也反对以无政府主义者为目标的限制措施，难道这些社会主义者是真诚的吗？激进的记者和代表，将炸弹爆炸归到警察、中产阶级和神职人员头上，难道他们是绝对诚实的吗？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误导公众的愤怒情绪吗？此外，大声叫喊反对教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人们难道不可以推断他们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巧妙的策略吗？这一计谋是为了转移对社会主义者的危害的注意，因为人们只害怕社会主义者的危害。同样，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一发现温和的共和党人反对革命的阴谋，就给其贴上反动分子和教权主义者的标签，难道不是为了败坏温和的共和党人的声誉吗？

他们为了加强效果而描绘的与夸大了的富人的幸福相对比的、关于人民悲惨处境的阴暗图景，难道仅仅出于他们心中的柔情吗？这种反衬手法难道不是煽起民众愤怒的诡计吗？当卡特林说出下面的话的时候，他就已使用了这一诡计，他说：“当他们提升大海的水平线、降低山岭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就要慌忙寻找避难所了……”夸大富人美好光景的政客，增进了穷人的嫉妒，使穷人对自己的苦难更加敏感。

社会主义者分别对农民和工人所说的截然不同的话，难道可以被认为是诚实的典范吗？他们向农民许诺说，他们将保护和尊重小宗财产，同时他们向工人承诺自由贸易和摧毁财产权。当他们许诺遏制种种社会不平等、遏制苦难和贫困，给每个人带来财富和幸福，将地球这个“泪水之谷”改造成天堂，在那个天堂中，所有的人都是天使，法律、法庭和监狱将变得一无用处，他们这样许诺的时候，难道他们是完全真诚的吗？塔西佗说：“有一些话是诱骗性和华而不实的：它们以自由作掩盖，为陷入最凄惨的奴役铺路。”[25]将塔西佗的这段话适用于这些虚假的诺言，难道还不恰如其分吗？

这些做出种种美丽许诺的人，如此贪婪地希望为自己做个人广告，难道满脑子实际上只关心人民的利益吗？他们中最志得意满的人，频繁地让别人或自己动手为自己撰写赞美文章。培根（Bacon）曾建议热望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人借助广告，他们就是这样将培根的建议付诸实践的。“在没有美德的情况下，”培根说，“就做出有美德的样子。因此，夸大你的美德、你的才智，甚至你的运气。粉饰自己与诋毁他人会达到同样效果：它总是会在人们脑中留下某些印像，许多人的尊敬会补偿聪明人的鄙视，这是一条在道德上可憎，但在政治中有用的原理。”

他们煽动不同阶级互相斗争，难道真的是希望为确立博爱的统治做准备？他们将一场新内战的所有因素都备齐，难道真的是希望领导国家走向和平与团结吗？一心一意酝酿种种动荡和争斗的煽动家，难道其活力真的是由对人民真挚的爱所激发的吗？煽动家在骚乱爆发时，会避开危险；他们不投掷炸弹，他们让别人投掷。他们效法一些革命者，那些革命者在他们招致的反叛中埋头潜伏，安全地等待战争的终结。

为了驱使群众行动，煽动家总是利用某种幌子，利用耸人听闻的大声疾呼。不少骚乱就是在“面包和宪法”的大声疾呼中爆发的。那些大声呼喊要面包的人，往往并不需要面包。例如，当国民议会牧月3日被一群要求面包的人闯入的时候，第一个被逮捕的骚乱者，其口袋就被发现装满了面包。[26]饥饿的恐惧导致了许许多多的反叛，它经常仅仅是一个幌子。反叛总是以相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妇女、儿童和游手好闲的看客被送往前列，后面跟着的是围绕议会、希望闯入议会的一个巨大人群，或是在一队士兵周围、希望包围士兵的巨大人群。为了加速激变的到来，领头的人特意引起士兵放几枪，如果士兵为了自卫开枪打死了一个反叛者，领头的人就叫人抬着尸体穿越街道，宣布政府屠杀人民。他们也会让大城市，特别是巴黎大量的罪犯为自己服务，或让骚乱正在酿成时急忙赶到那里希望进行掠夺的人为自己服务。

罪犯利用骚乱的时机，在公共利益的幌子下，进行抢劫和杀戮。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期间，“许多天主教徒，”波德（Baude）说，“在骚乱中受害。”有些人趁骚乱之机，借信仰的理由杀害其仇敌。在大革命期间，因为私人仇愤发生的报复行为，以自由的名义实施。在督政府统治之下，参与骚乱和民众反叛的人，任凭市民以造反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犯下种种新罪行。尤其是在法国南方，通过赋予自己的匪盗行为一丝政治色彩，“他们出于抢劫的目的，借口追杀雅各宾党人，杀人者得到了被国家没收充公的财产，……他们打着与政府作战的幌子，竭力占有公共基金储蓄，埋头做起了攫取国家钱财的征税员。”[27]此外，在纷乱时期，债务人用爱国主义来诋毁债权人，或者搜查债权人的住宅以便转移负债证据。在1793年，就有债务人采取将债权人作为贵族加以逮捕的方法，将自己的债务一笔勾销。

为了导致叛乱，领袖有时抛出掠夺的诱惑。巴贝夫阴谋的首领就曾采用这一方法。“为了让士兵行动起来，”他们写信给其同伙说，“华丽堂皇、滔滔不绝的演讲是不需要的；葡萄酒和掠夺的希望就足够了。……”[28]人们或许可以说，这些人读过塔西佗的东西：“没有任何事情比骚乱和掠夺，更容易激发群众投入内战。”109德斯梅林为了鼓励人们造反，许诺说：“4万私人住宅、宫殿和国家职位，法兰西三分之二的财产，都将是颁给勇气的奖品。”（《自由法国》，1789年8月）

共产主义者的虚伪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在他们给人民的宣言中，他们从来不曾间断过指控“凡尔赛”业已挑起矛盾，从来不曾间断过散布虚假消息。戴勒苏鲁兹（Delescluze）总是谎言连篇。[29]在围困巴黎期间，后来成为公社的创始者的那些人，曾表达了对普鲁士人最激烈的仇恨，然而实际上他们避免作战。他们公开宣战，只是为了拥有炮兵。克莱蒙·托马斯将军被暗杀的原因，就在于他曾敢于谴责他们的虚伪。[30]正是那些最高声地叫喊反对帝国专制主义的人，后来创造了自己实行最卑鄙可耻的专制的奇观。

我们的时代盛产处在反对派地位时谈论自由以便推翻政府，而一旦以这些计谋取得政权就拒绝将自由给予他人的人。110曾经一马当先高喊反对专制的人自己成了货真价实的专制者，最大声地谴责种种滥用权力的人自己犯下那些滥用权力的罪孽，而其他人的则更严重。歌德这样评论这些虚伪的自由使者：“我对自由使者总有一种反感，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自己任意专断地行动的权利。”只有当取得政权的人，将他处在反对派地位时表明的自由原则付诸实施时，才有可能相信他的自由主义的真诚。

【注释】

[1]In his discourse upon affairs of state, printed in 1590，and dedicated to Pope Sixtus.

[2]Cousin, Madame de longueville pendant la Fronde, p. 270.

[3]Ibid.,p. 318.

[4]Tacite, Annales, xiv.,§56.

[5]Ibid.,§59.

[6]Plutarque, Vie de Solon.

[7]Villemain, Histoire de Cromwell, Vol. vi.,p.263.

[8]Thucydide.

[9]Wallon, Les Représentants en Mission, Vol.i.,p.68.

[10]Durand de Mailane, Histoir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p. 66.

[11]Ibid.,p. 361.

[12]Thiers,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Vol.iv.,p.287.

[13]Histoire de la Conuention Nationale, pp. 39，57，33.

[14]Letter of Mdme. de Maintenon, dated 15th November，1695.

[15]Salluste, Catilina，§20.

[16]Asehines, Discourse upon the Crown.

[17]Fénelon, Direction pour la conscience d’un roi.

[18]Aristote, Rhétorique, Bk.ii.,ch.xxii.

[19]Tacite, Annales, Bk. vi.

[20]Montesquieu. Esprit des Lois, Bk.iii.,ch.v.

[21]Bakounine, La Thēologie politique de Mazzini et L’Inter-nationale, p.50.

[22]Thucydide, Bk. iii.,§82.

[23]Vide Mortimer-Ternaux, Vol. iii.,p.215.

[24]Gabriel Naudé，Les coups d’Etat, ch.iv.

[25]Tacite, Annales, Bk. i.,§81.

[26]Thiers, Vol. vii.,p.405.

[27]Thiers, 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Vol. viii.

[28]De Barante, Histoire du Directoire, Vol. i.,p.257.

[29]Dauban, Le Fond de la Sociēté sous la commune, p.355.

[30]Trochu, Une pag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p. 148.

第六章　政治掠夺

战争为抢劫而发动——奴役被征服者——劳动贬值，但掠夺光荣——罗马人将战争化为掠夺工具——黩武是致富之道——封建制度是对被征服者的榨取——掠夺性远征——英国在爱尔兰——军队与掠夺者——对难船的权利——旧制度：一种掠夺形式——没收与内战——物质利益与革命——因为经济原因衰落的罗马共和国——新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掠夺教会的运动——没收路易十六的财产——朝臣的贪婪——法国革命期间的掠夺——革命意味着财产转移——内战与掠夺——政客与金融家的同盟——古罗马的政治与财政——指控政客挪用公款的困难——政客和金融家腐蚀新闻界——代理人将选票卖给金融家——有腐败的进步——社会主义者指责中间阶级——社会平等

当良心和宗教对人说“你不要拿属于别人的东西，你应该用你眉中的汗水谋生”的时候，而贪欲、逸乐的热望和懒惰却对人呼喊：“掠夺他人的财物是快乐的，依靠他人的劳动生活是愉快的。”

对于古代的民族，战争是以被征服者为代价变得富有的一种手段。难道现代民族常常不是这样吗？居鲁士（Cyrus）111对他的士兵说：“在敌对期间从敌人手中夺得的一个城镇中、每一件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属于征服者。这在一切地方、一切时代，都被认为是一条优秀的原则。”[1]在《伊里亚特》中，阿基里斯（Achilles）112述说道，他蹂躏了十二个城市，在所有这样的城市中，他都取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当他与阿伽门农（Agamemnon）113争吵时，他威胁要从阿伽门农那里拿走所有属于他份内的掠获物，“黄金、赤铜、亮铁、装束美丽的妇人。”[2]阿基里斯总是抱怨阿伽门农贪婪，他称阿伽门农是“最贪得无厌的人，浑身鲁蛮和渴望获取的人。”他不断地指责阿伽门农鲸吞财富，在分配战利品时独占鳌头。他对阿伽门农说：“在分配掠获物上，你的份额总是远远高出我的；而我，从战场上疲惫地下来之后，却满足于将微小的一份装在我的船只上……”[3]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个伟大的国王，将一小部分掠获物分给士兵，将最好的部分留给自己，将剩下的给予众王和军队将领。”

征服者不仅瓜分被征服者的财物，他们还掠走被征服者的女人。阿伽门农掠走了克里赛（Chryseis）114，因为他更喜欢克里赛而不是克里特穆内斯特拉，而阿基里斯则带走了花容月貌的布里赛（Briseis）115。当城池被攻占的时候，胜利者烧毁城市、屠戮男人、掠走女人和孩子。不久后，他们不再杀死男人，而是强迫男人成为奴隶。116在亚历山大取得台伯城（Thebes）后，他毁坏了城市，卖出的居民达到三万人。在东方，被征服者被贬黜为下贱的等级。

被强调的、为奴隶制辩护的一切理由，都只是掩盖这一兽性愿望的借口：为了从一些人那里抢取其劳动产品，而使他们蜕变为负重的牲口。胜利者将被征服者贬为奴隶，迫使他们供养自己。古代的哲人和政治家宣称，既然需要公民有闲暇专心于公共事务，就有必要将致力于物质生存的事情交给奴隶。即便在不存在奢侈的斯巴达（Sparta），每个公民都有若干奴隶为其服务117。罗马奴隶数量之多，是有名的118。

古代人认为手工劳动是奴隶性的。马南达尔一位名士说：“人们应该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耕种土地是奴隶的事。”希腊最杰出的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明确表示了对手工劳动的极度蔑视。柏拉图说：“自然既没有创造鞋匠也没有创造铁匠；是这些职业贬低了操持它们的人。”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和梭伦是唯一赞美劳动的人。在罗马，只有农业得到了荣誉，所有其他生产行业都受到鄙视。“全部劳工，无论他们属于哪个行业，”西塞罗说，“构成一个低贱的阶级，不配成为公民。”

那些在手工劳动上看到了某种可耻的古人，却没有看见掠夺有丝毫可耻之处。他们认为更强大的民族劫取弱小民族的财物，是完全天经地义的。他们的政治家将被征服者驱逐出其领土，建立殖民地，让自己的公民移殖到被征服者的领土上，分给他们房屋和土地。在完成了一次对波斯人（Persian）的胜利远征后，一位希腊将军向没有随他远征的国民说，“如果波斯人生活在贫困之中，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并告知波斯人“他们应该将没有财产的公民派遣出去，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见他们极其富有。因为，所有这些财产都是等待着征服者的奖品。”[4]对于这些掠夺行径，哲人没有表示任何愤慨。柏拉图仅仅责备一个希腊城邦以另一个希腊城邦为代价进行掠夺[5]。

战争也是许多野蛮民族的产业。塔西佗说：“你绝对无法说服人们，让他们相信翻耕土地、等候收获，要比树敌、负伤好。他们走得如此之远，竟然相信以劳动取得以流血能得到的东西，是懒惰和胆小的表现。”塔西佗表达了他对这些民族之风尚的惊异，然而罗马人一旦占领被征服民族的领土后，就将战争转变为掠夺的工具。他们根据征服的权利，没收攻克的土地，还创造了“公共庄园”。这种土地既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出售，也不允许出租或用于殖民。借口给邻近民族提供法律，罗马人通过掠夺寻求财富，同时他们还用重税压迫他们征服的地区。“我们的行省在抱怨，”西塞罗说，“国王抗议我们的贪婪和不公道。不论大洋的岸涯是多么遥远，没有一处像其原本的那样模糊、隐蔽，是我国公民无休止的要求和不公平的行为所未曾达到的。”当阿庇乌（Appius）离开西里西亚（Cilicia）的时候，西塞罗发现，这个行省被蹂躏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因而“人们可能会以为，是一只野兽，而不是一个人穿越了这个行省。”西塞罗在被任命为这个受到如此毁损的行省的总督后，仍然在一年之内从那里榨取了20万塞斯特思（Sesterces）。119

在古代，从敌人手中掠取的战利品被送往罗马或被将军卖掉，将军卖掉后上缴国库[6]。当一个战士加入军队的时候，他按要求发誓，任何时候不得窃取价值超过一块碎银的东西。[7]然而，不久之后，罗马的将军就开始将一部分战利品分给士兵。在马其顿（Macedonia）被征服的时候，波鲁·艾米留（Paulus Amilius）将一部分掠获物交给士兵，但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支军队认为落到自己身上的份额太小，便想法设方让艾米留招致失败。到了卢卡拉斯（Lucullus）120那里，这种掠夺的风习便普遍盛行了。当米特里达特（Mithridates）被卢卡拉斯的军队追击的时候，米特里达特将驮运金子的牲口留在追兵的过道上，得以巧妙地逃走；罗马士兵放弃了追击而去争抢金钱[8]。为了取得胜利，卢卡拉斯让一位出生在行军路上的司库宣布，他已为每个战士准备了950德拉赫玛（drachmas）的礼品。军役成了以掠夺获取财富的手段。如果将军不是猛烈攻占城池而是进行谈判，士兵便抱怨。据普卢塔克的记载，卢卡拉斯的士兵“埋怨他们的长官，因为他与所有的城镇谈判投降条件，一个也不以武力攻占，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掠夺财富”。他们愤怒地将分得的东西与庞培121的士兵比较，据说，庞培的士兵“总是可以在家中与妻子儿女安享幸福，拥有优良的地产，像重要和富有的公民一样生活在迷人的城镇”。在罗马共和国最后的岁月中，将军为了使自己受拥戴，鼓励士兵的贪婪，以显示宽厚来将士兵吸引到自己身边。苏拉允许士兵既劫掠个人，也劫掠国库[9]。庞培将金钱分给士兵。凯撒让士兵富起来：“他用罗马人的武力征服了高卢，用高卢的金钱征服了罗马人。”他分配钱财对于西班牙人和日尔曼人尤其慷慨大方，因为他们组成他的卫队。正是用慷慨馈赠礼物和大量分发小麦的方法，奥古斯都成功地将一切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10]。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不得不依靠卫队的支持，后来卫队以将整个帝国都交付拍卖而告终。例如，公元前193年，卫队以每个士兵6，250德拉赫玛的价格，将帝国变卖给德蒂乌·朱利安（Didius Julianus）。

罗马人并不是唯一打着让世界文明化的旗号而劫掠世界的民族。有多少民族被其他民族当作猎物对待！有多少人被其他人赶出国土、杀戮或贬为奴隶！贪婪的北方民族为了寻觅更富裕的国度，便开辟道路向南进发。战争一直是抢劫和掠夺的手段。例如，当诺曼人（Norman）入侵英格兰时，他们既强占土地也强占被征服的人民，他们称被征服者为“臣民”，也就是被统治的人。被征服者有义务为征服者的利益劳作，政治作家论证说征服者有权利占有被征服者。

封建制度归根结蒂不过是胜利的组织化，不过是征服的掠夺。农奴就是被征服者，他们有义务为征服者的利益耕种土地。

就像旧世界被罗马人掠夺一样，新世界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抢劫，印度被莫卧尔人（Mogul）、阿富汗人和英国人抢劫，等等。为了攫取亚洲、非洲和美洲民族的器皿、衣料和美酒，欧洲国家是何其频繁地向这些民族发动战争！正是欧洲民族释放出来的这种贪婪精神，牵制并且常常完全中止了传教人员的开化工作。

英格兰与爱尔兰的一次次争斗，无不是以没收财物告终。伊丽莎白（Elizabeth）将20万亩土地分给英国出生的殖民者。詹姆士一世又没收了50万亩土地，并且让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共享被没收的土地。在查理士一世统治期间，斯特拉福德（Stratford）剥夺了肯奈特（Connaught）和戈尔韦（Galway）居民的地产。1641年爱尔兰叛乱暴发后，一位大法官威廉·帕森斯（william Parsons）扩大了叛乱的范围，将尽可能多的人与叛乱联系起来，“以便增加有罪者的数量，使战争之后的没收更丰富。”（G.de波蒙，《爱尔兰》，第1卷，67页）当英格兰在四个爱尔兰省份中的一个驱逐爱尔兰天主教徒时，教徒们的地产被瓜分给了克伦威尔的士兵和为英国政府提供资金的投机商人。在光荣革命发生的时候，占有这些没收土地的人大惊失色，但查理二世还是确认他们拥有其产业。爱尔兰人没有得到正义，倒是国王自己从掠获物中得到了一部分。

军队几乎总是要求分享对被征服者的掠夺。无论是百年战争期间的英国人还是意德战争122中的德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抑或路易十六、弗里德里希二世和拿破仑的军队，以及1815年的联军、1870年的德军，都同样没有给予私人或公共财产权许多尊重。第一共和国的军队表现出了壮丽的英雄主义，然而，他们并非一直与众不同超脱物质利益。M.亚瑟·朱魁（M.Arthur Chuquet）说：“1793年，在杜邦（Deux-Pont）乡间，霍赫（Hoche）[11]尽管得到阿契亚（Achier）秩序井然的军需部队出色的援助和支持，其军需供应足以让该地区流尽最后一滴血，还是被派出去掠夺低廉的镜子、时钟、地毡、家具、钟铜及其他值钱的东西。”霍赫在给波肖特（Bouchotte）的信中写道：“难道这些可怜的‘无套裤汉’应该永远劳而无获吗？不！他们除了自由以外，还应拥有天鹅绒马裤、缎子马甲和贵族的长袖大衣。”1814年，哥萨克人来到巴黎兜售他们从乡下人那里偷来的东西[12]。1815年，外国军人在许多城镇强占公共金库，进行了大量掠夺。

在早先的时代，军队并不满足于掠夺外国人，还掠夺自己的同胞。科明尼斯说：“军人不满足于过一种节制的生活，不满足于他们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和花钱买来的东西。相反，他们役使和杀戮贫困百姓，强迫他们为其到处取得面包、酒和贮备粮，如果一个善良的男人有漂亮的妻子或女儿，他必须成功地对她实行密切的监护。”在旺代战争期间，有数名共和军将领掠夺旺代人。国民议会议员李克尼（Lequinis）受国民议会派遣执行一项任务，他承认对掠夺的提倡已登峰造极，将军鼓励士兵进行掠夺以便掩盖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收获。（瓦龙，《代表与使命》，第1卷，第255页）

古代的民族不满足于说“诅咒被征服的人！”他们还说：“诅咒遭难的船只！”与征服的权利相反，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更邪恶的权利，即对于难船的权利。根据这一假冒的权利，搁浅在岸边的船只被没收，水手和乘客被贬为奴隶。这种方式独特的掠夺，经由政客和法律家使之转化为权利，一直存在于海洋民族之中。海洋民族因而得以利用其海岸上的岩石，以发生船难为代价获取财富，譬如，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的居民、西西里人、希腊人、丹麦人和威尼斯人。曾为格老秀斯（Grotius）123的著作作注的巴巴拉克，断定这种野蛮的习俗，即便是在他生活的时代，仍然在某些国家存在。[13]

像难船权利一样，没收外侨遗产的权利也是一种掠夺。财政部可以据有外国人死后留下的财产。到瓦特勒（Vattel）写作的时代，这种权利仍然存在。[14]

各个国家像争夺陆地一样，争夺海洋的占有，力图得到一种损害他国的专利权。在发现美洲之后，西班牙提出了对于相应海洋的独占权。葡萄牙主张对印度贸易的独占权。此后，英国又试图赋予自己垄断大不列颠与美国海岸之间的洋面的权利。法国则要求海洋自由和一切国家的平等权利。人们不得不用数个世纪来确立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承认。

法国旧王朝的社会组织曾是十足的掠夺形式，因为贵族和僧侣让自己免于纳税，而将赋税的负担抛给“第三等级”。尤其是农民负担沉重，他们被压弯了腰，而政客则从农民的贫困中寻欢作乐，将农民的贫困视为农民服从的保障。黎塞留在其《政治契约》中说：“如果人民生活美好，他们就难于控制在界限之内。”

为了保持平民的依附地位，罗马贵族就曾使他们处于贫困状态。

内战无往不是以没收告终。种种褫权行为不仅由政治仇恨和斗争激起，贪婪是更进一步的动机。倡导剥夺权利的人像渴望其被害人流血那样渴望得到其财富。他们并不总是为了杀戮而杀戮，他们常常为抢劫而杀戮。普卢塔克在叙述苏拉实施权利剥夺时说：“人们之被人屠杀，是为了得到其财产；杀他们的人或许可以正确地说：‘优质的房屋是这个人死亡的原因，漂亮的花园是那个人死亡的原因。’”许多人都知道昆图·奥勒留（Quintus Aurelius）的话：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斗争，因而以为自己无所畏惧，便去扫视了一眼被褫权者名单。令他惊惶不已的是，他看见自己的名字也在单子上，他对着单子惊呼：“我在阿尔巴（Alba）的房子就是我的死因。”

一般说来，政治煽动者都是贫穷的，所以，他们通过推翻既定秩序寻求财富：这种胆量来源于他们没有什么可丧失这一事实。塔西佗说：“苏拉穷困潦倒，所以，他胆子很大……”[15]而如果他们债台高筑，同时又渴望享乐和权力，他们就会越发大胆。破产的赌棍需要一场革命来偿付债务和重建家产。

我不会同意拿破仑一世“肚皮统治世界”的说法——这一说法太绝对，因为有些观念也统治世界——然而，千真万确的是，胃口和物质利益对于产生革命有着同样巨大的影响。观点的种种冲突常常就是荣誉和争当领袖与争夺人民而发生的冲突，而人民中的冲突基本上是由肚皮导致的。当几个人在渴望观点、胜利、不掺杂个人考虑的时候，其余数量庞大得多的人却在革命中寻觅建立个人权势、统治，或报复及致富之道。

发生在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之间关于土地法的斗争，就与财产问题纠缠在一起。共和国成了数百个家庭的协会，这些家庭攫取了国家巨大的产业，使人民陷入贫困[16]。贵族反对土地法，因为土地法的目标在于限制他们巨大的财产，创造小业主。共和国灭亡了，因为它没有实施格拉西人（Gracchi）提出的改革。帝国被接受了，因为它保证了小业主的胜利。

犹太人的财富是犹太人在中世纪经历的种种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国王和贵族欠着犹太人的债，求助于褫夺犹太人的权利来解除自己的债务。同样，正是为了当上坦普拉人（Templar）财富的主人，美男子菲利普（Philip）——一位铸造假币的国王，成为杀害坦普拉人的屠夫。

宗教改革并不仅仅起因于宗教观点。许多德意志国王接受改革者的信仰，只是为了攫取教会的财产。在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因是亨利八世希望断绝与其妻子的关系，同另一个女人结婚。国王与罗马发生争执，仅仅因为教皇拒绝批准他离婚。然而，亨利八世与教皇之间的分裂，部分原因在于为了分得修道院的财产。贵族匆忙地批准了这一运动，以便得到一份掠夺物。

在法国国王反对清教的各种敕令中，一直可以看到没收财产的规定。路易十六在废止《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时说：“我们的愿望和意图是，如果这些人的财产在四个月之内没有还给我们的王国，或我们管辖之下的国家，他们本应放弃的财产，将根据我们8月20日的宣言予以没收。”一部分没收的财产分给了宫臣。

宫臣的贪欲是如此强烈，正是由于因此而发生的胁迫着宫臣的危险，议会主席以议会的名义反对登记命令在法国成立宗教调查法庭的法令，呼吁亨利二世的大臣注意到那种危险产生的原因：“一旦你们的敌人，”他对他们说，“有把握取得国王的许可没收你们的财产，只要能确定举行一次调查和找到两个证人就够了，那时，纵然你们是圣者，也会被当作异端被烧死。”

1781年，当时的财政总长纳克尔（Necker），在给路易十六的报告中极其忧伤地详述了朝臣的贪婪和他们所挥霍的财政部的大量钱财。年金一年达到二千八百万。“我怀疑，”纳克尔说，“欧洲的所有君主加在一起在年金上是否支付得了这笔数额的一半。”从王位流出的恩典成了“普遍的财源，取得有酬报的职位、结婚和教育项目、意外的损失、没有达到的愿望，凡此种种事件，都成了向王恩伸手的借口。或许人们已认为，王国财政部有义务调和一切利益、克服一切困难，使一切不满都圆满。此外，尽管年金这种方式已发展到极致，但由于仍然不足以满足可耻的贪婪之随心所欲的要求和各种变化情况，其他的图利方式便被发明出来，并且每天都在发明：在农庄、在政府征收、在安置车站、在大量财政职位、在提供贮备物质、在各种契约上的利益，甚至还有提供医院方面的利益，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好，都值得其职责与这些事情几乎没有关系的人的注意”。朝臣甚至要求割让他们声称已被人遗弃的森林。加洛恩（Calonne）谈判借贷一亿法郎，其中四分之三分给了国王的兄弟、王后的朋友、受宠幸的人和负债累累的贵族。

在大革命期间，掠夺继续进行，但方向相反。贪得无厌的人们没有满足于废除特权和建立平等，而是使得国土的三分之一被没收和作为国家财产出售[17]。为了得到革命的追随者，运动的领袖分发资产或以远远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卖。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将得到这些财产的人争取到了运动一边，这些人有兴趣维持新的事务秩序，成为被掠夺的财产主的敌人。1792年2月9日的一项法律，没收了国外移民的地产。超常的税收落到国外移民父母的头上（1792年10月12日法令）。24小时之内没有离开里昂、马赛、波尔多、卡恩和起来反抗宪法的城镇的人，被视为国外移民。牧师由于拒绝宣誓服从宪法，也被视为国外移民，其父母被课以与移民父母同样基准的税收。为了加速出售国外移民的资产，国民议会于1793年10月11日颁布了下列规定：“行政人员以任何借口拒绝出售国外移民和其他国家财产，在14天之内不让前述财产物有所归，将被判处10年带镣监禁。”1793年3月19日，被宣判犯有反革命罪的人，其财产也被没收。1793年8月1日，没收处罚被宣布为对违法者的制裁，后来又被宣布是对允许为旧君主秩序辩护以支持其财产权者的制裁。没收紧跟宣判而来，一个家庭的父亲被眼睁睁地看着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以便能够将财产留给孩子。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雾月29日法律，规定财产的没收自被起诉之日起。

根据1793年3月28日法令，国民议会分出财产奖励告密者，揭发被遗漏或隐藏的国外移民财产的公民，可以得到其中十分之一。罗马皇帝的那些可恨做法就这样卷土重来，他们允许告密者富裕起来，甚至得到尊荣的地位。人们清楚地记得塔西佗的名言，他说：“告密者受到像他们的劣迹一样可恶的种种奖赏的鼓舞，在他们中间分享掠获物，有的攫取了教职和执政，其他的攫取了行省官员或罗马的权力位置，染指一切向他们走来的东西。”[18]告发特拉细亚（Thrasias）和索拉纳（Soranus）的两个主要人员，收到了500万赛思特思奖金，一个次要人员收到120万赛思特思和资政权杖[19]。

“无论一场革命以多么响亮的自由、平等或博爱言词标榜自己，”M.泰勒（M.Taine）124说，“它在本质上仍然是财产的转移。”[20]我同意这句话中有某种夸张，因为对平等的热爱、对特权的憎恨，以及渴望良心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法国革命的主要动机。不过，像所有的革命一样，法国革命也以财产转移为标志。

法国法令宣布的一切财产没收，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因为个人以远低于没收的财产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了没收的财产。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认为，革命的目标是掠夺富人和丰富穷人。波尔多、里昂和马赛的革命委员会，对富人进行了非常粗暴的榨取，出售他们的财产，洗劫他们的住宅甚至地窖125，借口是搜索贵族的武器，并且宣布“每个个人的富余财产都是‘无套裤汉’的捐赠，个人保有的超过严格需要的每一件东西都构成有害于国家的盗窃。”[21]

丹东对于命令进行那些住宅搜查的法律负有责任，住宅搜查给了机会掠夺贵族的家具、珠宝和葡萄酒。巴黎公社攫取了属于教堂的金银餐具和国外移民的家具，甚至在热月屠杀中死去的囚犯的财产，也被偷走。监督委员会（the Watch Committee）的每一位成员，都为自己挑选了一只表（warch）[22]。一个主要的屠杀者，进行最肆无忌惮的抢劫的人，后来在3月31日仍抱怨根本没有实行劫掠，说：“在一个这样的日子，我本来应该得到至少50栋房子作为自己的份额。”[23]

类似的掠夺场景总是与内战相伴而行。在阿美纳克人（Armagnac）与勃艮第人（Burgundian）争斗期间，当巴黎向勃艮第投降时，勃艮第的大贵族与劫掠者联起手来，以便确保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根据布朗托姆（Brant?me）的记载，他的几位出身高贵的朋友，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夜后，财富增加了10万个王冠。

就所有褫夺权利的行径而言，《圣经》中的这些话可适用于倡导褫夺权利的人：“他们贪图田地就攫取田地，贪图房屋就索走房屋：他们压迫一个人时也压迫其房屋，甚至压迫一个人时也压迫其遗产。”[24]煽动家用似是而非的长篇大论煽动人民，但他们唯一的目标总是满足自己的胃口。

假如我忽略了触及昔日朝臣进行的和今天政客与金融家结盟进行的掠夺，关于政治掠夺的这一概括性研究将是不完备的。在前面专门研究政治虚伪的章节中，我已唤起注意国王的奉承者与群众的奉承者之间大量的相似之点。我还有必要证明群众的奉承者丝毫也不比国王的奉承者更少贪婪。当菲烈隆撰写他关于忠诚义务意识的考察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朝臣借口节省你的钱包，而向你建议名为一笔生意的东西，同时向你要求奖励，你难道没有过分放纵他们吗？”朝臣钟爱这些“成批的生意”，而政客也同样有钟爱它们的弱点。为了养活自己，种地的人不得不翻地、播种、收割、打麦子，并把麦子运到磨坊。政客像朝臣一样，既不翻地，也不播种，也不收割，也不装仓。政治为他们提供生计。工人从早到晚或从晚到早，以生命的代价，打铁、制作木具、炼铝、掘地或盖房子，他们纺线、织布。政客像朝臣一样，既不制作铁器，也不制作木具；他们捏制选民，就像揉捏面团，而且他不是在选民中掺入品质优良的酵母，而是用内战的酵母、用诡辩和骗人的许诺、用诽谤和不健康的理论，去煽起选民的情绪。他们既不纺线也不织布，然而他们比劳动的人穿得漂亮、吃得精美、住得舒适。

政客像朝臣一样，对空缺的一切职位、对种种分割和垄断利益有着锐利的眼光。倘若审查一下政客在掌权前和掌权后的财产，会发现他们任职前是贫穷的，离职时却富有了。西塞罗对安东尼（Antony）提出的问题，或许应该向他们提出：“你在3月15日时负债400万赛斯特思，在4月1日时却一点债都不欠了，你是用什么锦囊妙计做到这一点的呢？”[25]

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看见政客与栖身暗处的金融家结成联盟。一群文明的强盗形成了，他们沿着种种狡诈的路线从事劫夺，瓜掠国家、盘剥人民。早在1868年，格拉尼神父（Father Granry）就以激愤的言词引用了负责1866年3月份事务的审计官的一段话，话中有这样的内容：“在18个月中，有40多个公司受到传唤，被要求提交账目供审查，账上在非法投机的深渊掷放的金额超过8亿（可以看出来的是这样，或许是这样，或许更严重）。”[26]公之于众的这个8亿的数字，随着近年来惊人的弄虚作假已远远被超出。由于某些政客的纵容及在要求解释开销与可能收益之数量时作虚假的陈述，有一个公司成功地将130亿纳入其保险柜，但130亿有四分之三却丧失了。据里昂·赛伊先生（M.Léon Say）说，1882年的金融危机让法国耗费了数十亿，耗费量等于德国人强加的战争赔偿。有十多亿损失在给乌拉圭、巴西、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货款中[27]。

这种金融家与政客之间的同盟，今天不但像在美洲一样存在于整个欧洲，像在意大利和英国一样存在于法国，过去也曾存在于罗马、存在于佛罗伦萨和昔日的法国。[28]在罗马，执政官、总督、骑士都广泛参与金融运作。经管税收的人在这种活动中给予他们某种利益，以便取得他们的合作。阿提卡（Atticus）对剥削西里西亚的金融活动感兴趣。西塞罗本人则与税收经管者有生意关系。他在金融事务方面投机，赚取了大笔金钱。在他被任命为教会占卜官那年，他2月份还是一个穷汉，10月份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为富翁。[29]

掠夺行省的总督与税收经管者有一种默契，同他们瓜分同盟的掠获物。这些税务经管者的权力是巨大的。当像卢卡拉斯那样的总督希望防范他们榨取时，他们就去罗马控诉，花钱请演说家帮助让其敌手沉默，“因为演说家做这样的事更加容易。因为他们非常注意抓住在罗马洽谈生意的人的把柄。”[30]他们不止一次成功导致了召回反对其欺诈行为的总督。不过，他们通常都与总督结成同盟。例如，维拉（Verres）做尽各种他能做到的事情满足经管关税和放牧权的公司，对于该公司副督办卡皮纳修（Carpinatius）向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他都颁发命令。作为交换，维拉的职员撰写的为了让人们注意他以关税为代价进行盘剥和欺诈的任何信件，该公司都让人予以毁坏。通过参考信件副本，西塞罗偶然发现了“一笔涉及跨越很多月份的付款账目，付款单都由维拉签署，但却没有相应的收据。通过搜查公司登录员，西塞罗终于得以追溯到维拉的欺诈行为，尽管在登录员那里很多项目被删掉了。他以同样的方式发现，维拉与公司在凯尤斯·维拉修的化名下有生意关系。”

要起诉政客的侵占行为是困难的。犯罪者并不签署收据，金钱直接或间接由乔装者或其秘书送给他，他会这样为自己辩护：“我本人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当维拉被控告将4亿赛斯特思中饱私囊的时候，他就是以这种手法为自己辩护的。西塞罗摧毁了这一手法，他承认没有一分钱付到这位总督的手上，但补充说：“你的员工、你的秘书，就是你的总督办……你的任何一位职员装入口袋的一切东西，不仅送交了给你而且付到了你的手中：不可能有其他的结论。法官！事情的真相是，如果你们批准这种辩护，‘维拉本人没有收到任何东西’，你们将废止一切对侵吞行为的审判。将永远也不会有被告或罪人被带到你们面前，你们不能任凭他们以这种方式为自己辩护。”[31]

在今天，像在罗马一样，可以看见政客将他们的影响力用于换取阴暗中的金融公司的服务。那些在董事会中给予政客一个席位的公司，这样做目的不在于以其商业能力去赢利，而是着眼于在必要时依恃政客的支持和激励持股人的信心。

在政客和金融家的手中，报纸已成了掠夺的工具。大的金融公司已不满足于购买报纸所能给予它们的广告。它们也买通报纸赞美它们的生意以便蒙骗公众，它们甚至每隔一段时间付给报纸固定的费用。根据金融督察专员马卡得先生（M.Machard）的报告，封西信用公司（Crédit Foncier）从1877年至1890年，花去了116102513法郎用于散发消息。查理·德·拉赛伯（Charles de Lesseps）126承认支出了1亿法郎作为广告和各种新闻费用。那些发表在报上的赞誉巴拿马运河的文章，竟是由公司董事撰写的。

当股票即将上市的时候，董事会将一笔重要的钱交给某些董事安排，他们用这笔钱购买新闻界的支持，或者使新闻界无论如何保持中立。这样，在新闻记者方面，“开口是银，沉默是金”就是千真万确的事了。在一家报纸的所有人都是政客的时候，他会得到更多的酬金，而如果他不是，就不会如此。一项金融生意一旦被公布，就可以发现记者伸手要钱，如果公司不给钱，就威胁对公司将采取敌视态度。这些自称为人民之友的人，争先恐后用报纸上的文章做交易，欺骗人民，为人民受诈奉献力量。

其次，也可以发现，代表、参议员和部长向金融公司出售投票权。他们乞灵于最狡猾的手段，确保其影响力得到购买。在最近的一起事件中，尽管人们呼吁他们审查一家大公司感兴趣的一个计划，他们不但没有拒绝这一计划，反而休会中止讨论这一计划，以便让该公司在休会期间就所要求的酬金与他们达成协议。酬金直接易手，或通过中间人的媒介易手，或者通过伪装有兴趣于担保的报业辛迪加易手。这些虚设的报业辛迪加只不过是酬报一种犯罪同谋的隐蔽方式，因为报业辛迪加不冒任何风险。700万法郎被分配给一个银行家从议会购买公司所需要的支持。据记录，一位公共工程部长回答一个请求授权发布奖券限制规定的公司说，除非送交他100万，该计划他不会介绍。在法案提交议会的当天，他就得到了第一笔付款375000法郎，他仅仅没有得到100万中剩余的部分，因为面对议会的敌视态度，该措施不得不撤回。

金融家和政客大肆的欺诈毁灭了成千上万的家庭。被塞纳巡回法院判刑的炸药公司董事长，曾担任过省长、代表、参议员，是内务部的部门与商业委员会前任主席。

尽管证券交易、弄虚作假、政治交易无耻地掠夺财富，当今社会与古代民族和以掠夺为生的旧王朝相比，还是实现了巨大的进步。这种奇迹不再是由一小撮压迫大量奴隶的公民创造的，也不是由依靠大多数人的劳动而生活的少数人创造的。劳动是自由的，并且被认为是光荣的。127特权已经废除。所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特权人物再也不能将税收的负担强加在人民身上，自己却得到荣誉和尊严。法国革命导致了这些极其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的消失。有必要指出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种种错误和罪行，但同时不应厌倦回顾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

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他们宣布大革命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中间阶级的特权取代贵族的特权，人民像1789年以前受贵族压迫一样受中间阶级的压迫。中间阶级没有特权，他们并不构成一个封闭的等级，他们不能与旧王朝的贵族等量齐观——他们不掠夺任何人，相反，他们使得许多工人和雇员能够靠他们提供的工作和工资生活。被社会主义者斥责为一个个特权者的这些人，是靠劳动、才智和节俭取得财富的。何处是中间阶级的尽头，人民从何处开始算起？一些人天天呼喊将自己从社会最低等级上升到最高等级，成为“各个阶级”的成员，而与此同时，闲懒和吝啬的各个阶级成员跌回社会的最低等级。难道小商人、工头和依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的工人，不是中间阶级的成员？难道商人、包工、律师、医生或工厂主不属于人民，而是享有特殊的特权？因而，除非为了工人的利益而重新确立特权体系，就难以理解如何才能改变社会的基础。绝对的社会平等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128因为人们是不平等的，因为懒惰者、放荡者和没有技能的人，绝对不可能像勤劳、节俭和聪明的人那样得到或保持相同的财富。“朱庇特（Jupiter）129为每一个等级准备了两张桌子，灵巧、警醒和强壮者在第一张桌子就座，庸庸碌碌之辈吃这些人留给第二张桌子的东西。”[32]

不过，尽管绝对的社会平等是梦想，希望提高社会的水准和减少不平等却没有什么空想色彩。通过执行经济法律，通过提高劳动的价格，通过降低利润率，通过普及教育和发展团结精神，这些愿望逐步得到实现。富人与穷人过去在衣着、教育和习惯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逐步得到减少130。不劳动而生活，变得日益困难了。

今天仍然存在由个人负责的不公正现象，存在触犯刑律的掠夺，但不公正的社会组织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而且，通过严格实行正义，有可能结束阴暗中的金融公司与政客的欺诈。

在改善穷人处境的道路上无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这些改进可以不发生暴力而完成。社会主义者所盼望的新革命，将会是一种新的掠夺，而且是一切掠夺中最具灾难性的掠夺。

【注释】

[1]Xenophon, Cyropaedia, Bk. vii.,ch.v.

[2]Homère, L’lliade, ch.ix.

[3]Ibid.,ch. ix.,v.330，etc.

[4]Xenophon, Anabasis.

[5]Platon, République, Bk.v.

[6]Plutarque, Vie de Fabius Maximus.

[7]Aulus Gallus, Bk. xvi.,ch.iv.

[8]Plutarque, Vie de Lucullus. Cicero, Pro Lege Manil-la，§x.

[9]Salluste, Catilina.§xi.

[10]Tacite, Annales，§2.

[11]Arthur Chuquet, L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

[12]Mémoires du Chancelier Pasquier, Vol.ii, p.274.

[13]Note to Grotius by Barbeyrac, Bk. ii.,ch.vii.

[14]Vattel, Le Droit des Gens, Bk. ii.,ch.viii.

[15]Tacite, Annales, Bk. xiv.

[16]Fustel de Coulanges, Les Origines du Systéme Féodal, pp.90，92.

[17]Lénce de Lavergne, Economie Rurale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p.20.

[18]Tacite, Histoires, Bk. i.,§2.

[19]Ibid.,Annales, Bk. xvi.,§33.

[20]Taine, La Révolution, Vol.i.,p.386.

[21]Ibid, Vol. iii, p.50.

[22]Michele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Vol.vi.,p.128.

[23]Ibid.,Vol. v.,p.86.

[24]Michée, ch.ii.,v.2.

[25]Second Philippic，§37.

[26]P. Gratry, La Morale et la Loi de l'Histoire, Vol.i.,p.120.

[27]Sciences et Traveaux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December，1893.

[28]Revelation, xviii. 23.

[29]Deloume, Les Manieurs d'Argent à Rome, p.88.

[30]Plutarque, Vie de of Lucullus.

[31]Cicéron, Secunda Oratio in Verrem, Bk.iii.,§10.

[32]La Fontaine.

第七章　政客的腐化堕落

（Ⅰ）罗马的政治腐败——腐败可能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中流行——罗马的行贿——蛊惑民心的政客的贪污腐化——责任并不必然会提高政客的道德水平——罗马的侵吞公款行为——罗马法官的腐败——雅典的政治腐败——亚西比德——伯利克里——阿里斯托芬论蛊惑民心的政客

（Ⅱ）英国的政治腐败——培根勋爵——国会议员的腐败——路易十四：收买外国政客的人——革命后英国的腐败——沃波儿的腐败手段——乔治三世的腐败行为——收买国会议员席位

（Ⅲ）法国的政治腐败——黎塞留的观点——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侵吞公款现象——出于必要，路易十四派人监督政府官员——拉·布鲁耶论十七世纪的金融家——贵族和金融家——十八世纪的侵吞公款行为——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政治腐败——革命时期的腐败——皇帝统治时期的政治道德状况——塔列朗的贪污腐化——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道德状况——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腐败——作为公营事业董事长的代表——海涅论法国的腐败

（Ⅳ）造成政治腐败的原因——政客的轻浮生活——古罗马的例子——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政客崇尚奢华和风光的癖好——率直朴素的生活作风是防止政治腐败的最好办法

罗马的政治腐败

英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家布莱汉姆勋爵（Lord Brougham）曾自信地断言“自制、诚实、正直、热心公益事业，公正无私，这些不同于宫庭恶习的美德会在民主的土壤上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131美德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自然产生；只有恶习才会像野草那样不需培植就自然生长。美德就像有用的植物一样，如果它们想在民主的土壤上生根开花，那么，它们也就需要人为的精心培育。腐败是任何形式的政府都避免不了的现象。护民官同古罗马元老院的贵族一样照样是容易腐化变质的。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这些护民官所表现出来的贪婪如同那渴望得到朱古达（Jugurtha）132的金子的贵族的贪婪一样。这位努米底亚的国王首先给那些在元老院中影响力较大的贵族都送上一份礼金133；与此同时，朱古达派出密使在这些贵族眼前摇晃着金光闪闪的金子，贵族被国王提供的巨额赏金给迷住了。然而，朱古达并没有忽视护民官，因为他嘱咐他的密使“在一切有良知的人身上试验一下黄金的效果。”只有一位名叫巴比阿（Babius）的护民官像卡尔波留斯（Calpurnius）和斯卡努斯（Scaurus）一样不受收买利诱。所有的贵族和平民都乐于受贿，朱古达在行将离开罗马之际，出于对这种贪婪之心感到作呕，他禁不住大声喊道：“贪污腐化的城市，如果它能找到一个买主，它就会迅速完蛋。”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134在他那令人赞美的喜剧中不但痛斥了蛊惑人心的政客的厚颜无耻，而且也痛斥了他们的腐化堕落。一位杀猪的屠夫对克里昂（Cleon）135说：“你就像那些在水里钓鳗鱼的人，在清澈的水里他们一无所获，但是，只要他们把水搅浑，他们就会大获丰收；运用同样的方法，只要出现麻烦的时候，你就可以中饱私囊……”平民的声音：“啊！流氓，这就是你掠夺我的方法呀，想当初，是我给了你荣誉和礼物。”克里昂回答：“我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盗窃的。”平民的声音：“赶快归还我被你盗窃的这份名义。”克里昂回答：“再见，名义……马上会有另外一个人拥有你的；相信他将不是一个大盗，但可能也是个幸运鬼吧。……我承认我是贼。你愿意你是另外那个取代我的贼吗？”克里昂的对手毫不迟疑地承认了这个事实。他赶紧补充说，他仅犯过伪证罪，他算是这两个流氓中品行较好的了，因此，他应该是代替克里昂的最好人选。“盗窃、撒谎，”他说，“是获取高位的方法。”这些就是他的立身原则，当他还年纪轻轻的时候，一个光明的前途已经在向他挥手了。“他具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素质。”

当一个人被指派担任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职务时，他的责任感和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应当把他在道德素养上提升到与他的职位要求的道德水平相符的程度才行。不幸的是，严格地讲，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许许多多的政客都是些卑鄙下流的货色。他们在生活中常常不检点自己的行为，甚至往往犯下恶行，这使人们惊讶不已，这也与他们在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情操完全相反。但是，也有完全靠他们的诚实而成为声名卓著的政治家的事例。

在罗马，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公正无私的品性方面政客一直是受人诟病的。波努斯·埃米纽斯（Paulus Emilius）把马其顿的财产全部掳掠回罗马而不给当地留下一个子儿。西比罗·阿非利加（Scipio Africanus）“在毁掉迦太基后，两手空空回到家里。”[1]然而，从苏拉时代开始以来，公职人员就开始损害共和国。“对共和国的损害，”西塞罗大声喊道：“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一种令人憎恨的犯罪。”这种犯罪成了普遍的现象。

侵吞公共财产的犯罪现象是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至于美尼留斯（Menenius）认为：“自从我们从事这种勾当以来，就一直无人对它进行过描述与分析……贪婪就像传染性极强的瘟疫一样深深地侵害了人类的灵魂。”[2]卡图（Cato）对那些盗窃公款而不受处罚的现象十分气愤，大声疾呼：“那些盗窃私人财产的人在镣铐中度过余生，而那些侵吞公共财产的罪犯却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3]罗马人制定了很多惩处腐败的法律：《科勒利亚法》（the Cornelian Law）、《卡尔普里亚法》（the Calpurnian law）、《杜里亚法》（the Tullian law）、《渥菲地亚法》（the Aufodian law）、《莱森里亚法》（the Licenian law）。尽管有这么多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仍然不足以消除侵吞公款的恶行，因为法官本人就公开地贪污腐化。

按照西塞罗的说法，“在几乎长达50年的光阴里，一直是骑士阶层在负责司法，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罗马骑士在收受钱财以后去作出一份判决，”但是，“在司法掌握在元老院手中的10年期间，”人们是无法想象“当时的司法、行政活动中所流行的邪恶肮脏和声名狼藉的现象的。”西塞罗强调，当克鲁迪被宣称无罪时，55个法官中的30个法官在这场诉讼活动中收受了钱财。“你想了解，”西塞罗写信给阿提卡说：“这个无罪开释是如何作出的吗？那是由法官的贫困和丑行作出的。”[4]当元老院议员塞普帝米斯（Septimius）被指控犯侵吞公款罪时，他所要支付的罚金刚好由他过去当法官时所收受的钱财来弥补。西塞罗进一步说道：“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有关元老院参议员的例子，当他是法官的时候，在同一个审判中，一方面他接受被告的钱财并把它分发给其他法官；另一方面，他又接受原告的钱财并宣告被告有罪。”

那些搜刮地方民脂民膏的行政长官，当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时，他们往往把自己的不义之财分一部分给负责自己案子的法官。维拉宣称，他以这种方式把他在西西里岛当执政官三年期间所获的财产全部送给负责他这个案子的法官了，如果审判结果是他只被判处一年徒刑，那么，他认为自己就太幸运了，因为他原来是准备接受法官判他三年徒刑的，这真是最棒而又最富成效的交易。[5]在西塞罗看来，这种结果有利于被掠夺的地区而不利于将那些掠夺他们的人绳之以法，原因就在于“如果没有这种可预期的审判，每位行政长官就会把地方上所有在他看来对他和他的孩子们有用的东西掠夺精光，然而，面对这种情形，即使建立了追究掠夺者的责任的法院，每位行政长官仍然会运走所有他需要用来满足他自己、他的保护人、他的律师、执政官和他的法官的各种财物。在这种情形下，根本无法制止他的搜刮掠夺。即使是最贪婪的家伙，也可能有办法满足他的贪欲，但是，面对比所有搜刮掠夺都还要厉害的审判背后的肮脏交易费用，人们只能望洋兴叹而已。”西塞罗在给朋友的信中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义愤，他坚决反对法官在严格的法律措词里找法律的漏洞，钻法律的空子。他惊呼：“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出现过这样的情景：一群倒霉蛋全凑在一块了，声名狼藉的贵族、衣衫褴褛的骑士、贪污腐化的护民官、侵吞公款的金库管理员，就像他们曾经是声名显赫的富裕人士一样，如今都成了债务累累的知名人士……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类人啊！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无赖啊！”[6]他曾说过，安东尼竟然把杂技演员和音乐家安排到由30人组成的法官队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审判法庭，我的天哪！一个克里特人136居然在法官队伍中也占据了一个职位，而该人又是法官队伍中最糟糕的……他能说拉丁语吗？”

雅典的政治腐败

雅典也存在政治腐败，甚至在它历史上最荣耀的时期，即伯利克里（Pericles）137时期也不例外。政客往往“一心扑在公务上，根本没有把自己的职位当作生财之道和为自己谋利益的念头。”[7]诡辩家斯特拉托戈拉（Stratocles）和德谟克里特（Democlides）“常常相互邀请对方一起从事金秋季节的农作物收获活动，在劳动中，他们以嘲笑的口吻和词汇谈论着他们向人们发表演说的论坛。”伊斯奇里（Eschines）和德谟斯梯尼（Demosthenes）相互指责对方贪污腐化、唯利是图。德谟斯梯尼被指控犯下了贪污受贿罪138。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许多反映这一时期许多政客贪污腐化现象的妙趣横生的细节。139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能征服希腊，他的金子发挥了像他的武器一样的作用。有一次，为了占领一个要塞，菲利普派出一队士兵去侦察那个地方，不久，这些人回来报告说那个要塞坚不可摧。然后他问士兵那个要塞是否真的是那么难以接近，以至于一头驮满金子的毛驴也无法靠近它，因为他常常轻而易举地用金子拿下他无法用武力攻占的地方。140

亚西比德（Alcibiades）似乎是无神论政客的最典型例子。曾几何时，他过着浪荡的生活，后来又经商，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寡廉鲜耻却令人着迷的演说家，具有随机应变和足智多谋的性格特征。他擅长装模作样地骗人，总是戴着假面具，不让人们看清其真实面目，根据环境的不同而说不同的语言，“永不停息地改变其形象，在这点上他干得比变色龙还要轻松愉快。”为了获取权力，他不仅仅是依靠他那作为诡辩家的天才，或者依靠他那广泛的人际关系网，而且，他还通过对人民大肆谄媚、溜须拍马、给他们表演游戏和赛马来获取民众对他的支持。“他花费在护养赛马比赛所用的马这方面的费用对实现他的政治目的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来，他又不满足于赛马场上的胜利了，他开始沉溺于肉欲的恶作剧之中，为了妓女而忘掉了自己的妻子。他喜欢嘲笑宗教仪式，喜欢用他那放荡不羁的言论刺激那些严肃认真的人，使他们极为愤怒。作为一个奸猾而又令人愉悦的空谈家，他深谙讲话圆滑世故的艺术。有一次，他去拜访伯利克里，伯利克里派人告诉亚西比德他没时间见他，因为他正忙于考虑该如何向雅典人汇报账目。亚西比德的回答是：“如果他考虑的是不向任何人汇报账目，那不是更好吗？”141他可谓死得其所，他暴死在一个妓女的房间里，留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

这一时期的政客还通过对人民大肆行贿来收买民心。他们既腐化了自己，又腐化了他人。伯利克里本人作为公共评议会、公共游戏和收费游园会等活动的规则制定者，竟然给雅典人带来了腐败的习气，最终，这种腐败习气把雅典民主变成了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游戏活动。142那些诚实的人被排斥在担任公职的机会之外，公职只为那些对人民溜须拍马和分发钱财给人民的蛊惑人心的政客敞开。

阿里斯托芬曾给这些人民的马屁精描绘了一幅肖像，这幅肖像是那么地逼真传神，以至于这里有必要再回顾一番。当那位从厨房和屠宰场获得其政治阅历的杀猪屠夫同克里昂打赌，看谁最能获得民心时，屠夫说，他首先会求助于流氓和夸夸其谈者的偶像，求助于傻瓜笨蛋、马屁精、傲慢无礼等类型的偶像。他祈求道：“给我大无畏的闯荡勇气，无穷无尽的能说会道的天赋，厚颜无耻的声音。……克里昂：让我高贵的谎言助我一臂之力。我将击败你，否则，我将声誉扫地……我将把你拉到人民面前，他们将戳穿你的虚伪。屠夫：我也会把你拉到人民面前，我将击败你对我的诽谤。克里昂：可怜的傻瓜！人民根本就不相信你，而我则可以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屠夫：这么说，人民是属于你的了，你想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克里昂：原因就在于我懂得取悦人民的话语。噢！在卑鄙下流的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方面，你并不能战胜我。”这最后一句画龙点睛之语使人回想起一位部长大人和马屁精的话：“我的敌人可以干他们愿意干的事，但是，他们无法打倒我。感谢老天爷，作为一位奴仆，我在朝廷上没有竞争对手。”

英国的政治腐败

英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充满了腐败。有关这方面的情形可以在科明尼斯的《回忆录》中找到精确详细的描写。《回忆录》描述了在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英国的达官贵人是如何贪污腐化堕落的。路易十一支付给“某些部长、要人和朝廷大臣的佣金是16000法郎。”

宫廷大臣哈斯丁斯勋爵（Lord Hastings）像其他许多被法国国王收买的人一样，也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国王，“在他成为法国国王的佣金领取者之前，他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这是因为此前他已经成为了勃艮第公爵开出的1000克朗的佣金领取者，但是，慑于来自科明尼斯对他施加的压力，他被说服接受路易十一给他开出的佣金价码，路易十一给他提供的佣金的数额比勃艮第公爵提供的数额翻了一番。路易十一下令他的随从皮埃尔·卡拉雷特给哈斯丁斯送去2000克朗并要求开一张收据，“以便时机到来的时候让大家都明白，这位英国宫廷大臣、大法官、海军将军和王室侍从如何同其他官员一起，早已成了法国国王的佣金领取者。”皮埃尔·卡拉雷特同这位宫廷大臣私下进行了会晤。“在向他交待完国王所作出的必要的决定后，他以金子的形式向他交付了2000克朗，因为不能以货币的形式支付外国达官贵人的佣金。”路易十一的密使要求哈斯丁斯勋爵给他开据一张收条，或至少是写封简短的信函，以便他不会被他的主人怀疑他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了。然而，哈斯丁斯却回答道：“这一礼物是你的主人、国王陛下出于好心好意而赠送给我的，根本不是出于我的请求；如果你希望我接受它，你就可以把金子放在我的衣袖子里，这样就不需要信或什么见证人了，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的错误而被别人说‘英国的王宫大臣成了法国国王的佣金领取者，’也不想让我的收据在他的账目办公室里被别人发现。”[8]

王宫大臣培根（Bacon）也曾犯过侵吞公款的罪行，是一个腐败的行政长官。当他被带到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接受审判时，他以如下措词承认了他的错误：“在受到起诉审查之后，我开始良心发现，使我回想起我的一切行为，我完全而诚恳地承认我犯了贪污罪。我放弃任何为自己辩护的努力，也放弃你们这些尊贵的爵爷对我的仁慈和宽恕。”英国上院的一个委员会则等待着培根确认一下他是否为这封坦白认罪书信的真正的作者，当时培根早已恢复了记忆，于是他说道：“我的爵爷，我确实是这封谴责我自己的书信的作者。这封信是我写的，是我的手和心灵共同完成的工作。我乞求爵爷最大限度地饶恕一个可怜的破产的家伙吧。”

好几个英国国王都以佣金为代价来购买国会议员的赞成票。这种权术，伏尔泰（Voltaire）说，减少了困难，转移了冲突；这种权术被查理二世广泛运用。“在1679年召开的英国下院开始了起诉前任议院中的18名下院议员的活动……他们被指控非法接受佣金。然而，当时并没有关于禁止议员收取国王给付的赏金的法律，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143查理二世的朝廷是最腐败的。路易十四在他的《回忆录》144中说过，“它是一个借助于金钱的帮忙能干成很多事情的朝廷，这个国家的大臣通常被怀疑是领取西班牙佣金的人。”正如他在与欧洲其他国王谈判时的所作所为一样，在他与查理二世的朝廷谈判的过程中，路易十四对大臣、国王和王后都表现了过分的慷慨大方。他在送给外国的国王和大臣的佣金方面花费了大笔的钱。

荷兰的代表和大多数波兰的贵族在腐败方面比大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荷兰代表中，”路易十四说，“我派人给为数不少的代表送去了佣金。我也给为数不少的波兰贵族送去了相当可观的佣金，目的是为了控制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们的投票行为。在爱尔兰也有我的佣金领取者，他们的工作是激发天主教徒反对英国。我还进一步同英国出来的难民订立合作契约，我承诺给他们大批钱，他们可用这笔钱去给反对共和制的克伦威尔帮派分子的残余活动输血打气。我送给丹麦国王10万克朗以引导他加入反对英国国王的联盟，尔后，我又送给他妻子（王后）一条珍珠项链；我还送给勃兰登堡（Brandenburg）大公的妻子一条项链，并给瑞典女王一份十分丰厚的礼物。无疑，这些忽视了他们国家公共利益的君王也许会在私下里甚感得意和荣耀，不为别的，只为我那为了获取他们的友谊而付出的辛劳和代价。由于我明白大臣在瑞典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安霍尔（Anhalt）君王与什味林（Schwerin）145朝廷都拥有勃兰登堡选民对他们的支持，因此，我的愿望是通过我的慷慨送礼而获得他们对我的良好关照。”146为了在外国的朝廷中建立一个替自己服务的联盟，路易十四没少花钱。“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一个邻国，当它同我们友好相处时，只需花费我们很少的开支；当它成为我们的敌人时，就得花费我们巨额的开支。”当路易十四与奥地利王朝谈判的时候，为了维护德·日热（d’Engien）公爵的利益，他花10万克朗买通了奥国皇帝的高级官员给他提供的热情关照。147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腐败继续在英国大行其道。在1695年一年中，丑闻的数量急剧上升。一个名叫特莱瓦（Trevor）的议会议长被指控为了让一件法案获得通过而从伦敦市接受了1000畿尼的钱财。“同年，财政大臣格雷（Grey）先生因为收受200畿尼的贿赂而被囚禁到伦敦塔这座监狱里，而哈吉福（Hungerford）先生在担任一个委员主席期间，接受别人20畿尼后为别人提供服务，因而被该委员会扫地出门。[9]

威廉三世为了获得国会议员对他的支持，给他们一些其薪金由法律规定的王室费用来支付的席位，议会进行抗议，要求废除这些由王室费用来支付工资或佣金的席位。1707年，在经过马拉松式的辩论后，只有自1705年后由国王任命的议席被取消，而那些在1705年前由国王任命的议席则须重新选举。在安娜女王、乔治一世统治时期，特别是在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王室继续向国会议员发放津贴。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对这些由大臣从事的阴谋诡计和腐败习气持强烈批评态度，这些恶习先是引入国会，然后蔓延到全国。[10]

罗伯特·沃波儿（Robert Walpole）收买国会议员良知的方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臭名远扬。他曾夸口说他手头有一份收买名单的价格表。麦考利（Macaulay）竟然不加斥责反而以令人惊讶的宽容评价这种行为。“沃波儿以腐败的手段统治，这是由他那个时代的情况决定的，”他说，“否则就无法实行统治。……那个时候的国会下院只能通过给议员发放佣金的方法才能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会，否则就无法进行运作。错误不出在立法体制本身之中，应该谴责那些大臣，是他们企图使立法按他们的意志进行，而这样做又导致了非正义的结果。而大臣也只好屈服于敲诈勒索，他们无能为力。我们可以像谴责罗伯特·沃波儿爵士以收买手段败坏国会的美德一样去谴责低地国家的农夫支付给罗伯·罗伊（Rob Roy）敲诈勒索费从而败坏了高地国家的美德。他的罪行仅限如此，但是他雇佣金钱为他服务以换取对他的支持方面的诡计多端和狡猾，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承认，政治腐败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必需品。

在罗斯（North）勋爵任首相时期，乔治三世通过腐败手段组建了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国王之朋友的政党”，该政党的成员都是一些把政治视为满足自己贪欲的手段的家伙。不久，一种新的腐败模式被英国王室引进到旧的腐败模式之中，它像在英国一样也很快就传遍了全法国。这种新型腐败手段特点是把有利可图的合同项目转包给国会议员。宫廷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一个政府部门往往要在议会的两个会期的间隔期间大肆活动，用钱收买选票。福克斯（Fox）148听说这一事实后，在一次演说中愤怒痛斥了这种交易。“在我的周围，”他喊道，“都是些卑鄙下流的小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让他们飞黄腾达并把我的朋友的位置让给他们，让他们走向我的敌人的序列中去吧。”罗斯勋爵的内阁被推翻后取而代之的是罗金汉（Rockingham）勋爵的内阁，该内阁通过了禁止国会议员从合同项目中谋利的法案。

那些出卖其投票的英国国会议员为获得他在国会的议席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切斯菲尔德（Chesterfield）勋爵写信给他的儿子（该信写于1767年12月19日），信中说他已经开始了同一个代理人谈判购买一个已失去选区实质但仍选举议员的市镇在国会的议席，他给代理人开出的价码是2500英镑，但得到的回答是，根本找不到这么低价位的选区议员席位。富裕的印度商人已把市场上价位更高的选区议席全给买完了。买卖选区议席是一种投机行为，既然议席都可以收买，那么，投票也可以收买。[11]包揽选举业务的代理人“甚至试图在股票交易所开设一个议席买卖的行情价目表，而事实上，一个提供有关选区议席买卖价格的价目表还真的是出现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这样：选区的议席都让那些出价最高的候选人给买走了。牛津镇的对外招标书规定，该镇将选举那些愿意偿还本镇所负债务的候选人为议员，最终，该镇与马尔伯罗（Marlborough）公爵达成了交易。

根据约翰·罗素勋爵的说法，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最初年份里，购买一个国会议席需花费5000英镑。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承认，他的选举花了多达8000英镑。那些并非实质性选区但仍有权选举国会议员的选区在1832年被取消了。选举上和政治上的腐败势头从此有所减弱，但它们并未完全消失。1878年，两个英国商人公开夸口说，他们可以用一种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办法来对一个负责审查法案的委员会施加影响力。

法国的政治腐败

在旧制度（the old regime）下，许多大臣被指控贪污公款。同样，许多法庭也这样做。这些法庭在财政部门负责人的纵容下建立了一种强令那些侵吞国库的财政官员交出他们所贪污的钱财，然后由法庭私分的制度。美男子国王菲利普的大臣恩裕兰·德·马里雷（Enguerrand de Marigny）被指控在路易十世统治期间使国家财政破产，因而被判死刑，他在自己主持修建的蒙佛森绞刑架上被绞死。杰拉尔德·德·拉·古尔特（Girard de la Guette）曾在高个子菲利普（Philip the Tall）统治时期任财政部负责人，在美男子菲利普（Philip the Handsome）统治时期受到通缉，他因掠夺国家财产而被逮捕。他遭到严刑拷打，他所遭受的酷刑是那么厉害，以至于他在拷打中就一命呜呼了，他的尸体被拖到街上并吊在巴黎的一个绞刑架上示众。[12]在1328年4月25日，皮埃尔·雷米（Pierre Remi）是美男子查理国王的主要财务管理人，在瓦罗亚王朝的菲利普国王（Philip of Valois）上台后，雷米被处以绞刑，他被指控在吉耶那（Guyenne）地区大肆贪污受贿和“盗窃皇室巨额钱财”，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就积聚了120万法郎，相当于2000万现代法郎。他也是在蒙佛森的绞刑架上被绞死的，而这个绞刑架就是为他的死刑而重建的，国王也因为把他搜刮掠夺而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公而重新获得了一笔巨额财富。在1409年，让·德·蒙太古（Jean de Montague）在从事财政管理期间使自己富了起来，被判处死刑后推上断头台。在查理七世统治时期，让·德·戈重特因（Jean de Xaintoings）任财政总出纳，“因为大肆挥霍浪费和错误地挪用国王的钱财，其中，大部分已被证实为偷盗行为”而被逮捕。他被判处伪造罪。他仅仅被判处了几年的徒刑并把他的财产全部充公。在付给国王60000克朗后，他不久就被释放。149

1453年出现了一个审判雅克·古厄尔（Jacques Coeur）的案子，他是贵族强烈忌恨的牺牲品，这些贵族是雅克的债务人，这些妒火中烧的贵族不相信不通过贪污公款和某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可以发家致富。作为波尔杰地区一个皮货商的儿子，雅克·古厄尔在商业贸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他在蒙特伯烈尔、马赛、里昂、图卢兹都建有住房，在非洲和亚洲都开有工厂。在某些情况下，他慷慨解囊给国王大笔钱财作为战争开销；他成了王室的财务管理人，但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继续从事商业贸易。他获得的土地和他建立的房屋和城堡极大地刺激了大贵族和王室管家官员们的嫉妒心，他们说服查理七世逮捕了雅克。雅克被错误地指控毒死了阿格烈·索烈尔（Agnes Sorel），当这一指控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后，他们又进行公开的敲诈。负责审判他的敌人宣布他犯了侵吞公款罪，并把金钱转移到国外。最后，在由国王裁定的判决中，他被要求公开道歉并被罚款10万克朗了事。他的财产被没收充公，他的房地产被分配给起诉他的公诉人。

在十六世纪弗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发生了审判财政总监沙姆布兰塞（Samblancay）的案子，他是作为王后母亲路易丝·沙瓦伊的贪婪和背信弃义的牺牲品而死的。在沙姆布兰塞向国王告发路易丝·沙瓦伊要求其向米兰总督洛特烈（Lautres）拔款40万金克朗后，王后的母亲发誓要报复他。1527年，趁国王弗兰西斯不在国内期间，她派人指控他犯了莫须有的贪污受贿罪，并由大臣杜勃兰武断地挑选了几个人组成审判他的法官委员会。尽管是清白无辜的，沙姆布兰塞还是被判处死刑后并送上了绞刑架。过了不久，人们发现了他清白无辜的事实，当王后母亲去世时，人们在她的保险箱里发现了准备给洛特烈的150万金克朗。

1527年，曾长期为国王管理财务的让·德·波谢（Jean de Porcher）被指控侵吞公款，最后被判处绞刑。1536年，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雷勒·让迪尔（Rene Gentil）也被判处同样的刑罚。同年，海军上将卡波特（Chabot）因被指控贪污皇家钱财而受到审判，被剥夺了他所有的荣誉，判处罚金和流放外地。根据1545年4月23日的法令，大臣波吉特（Poget）因犯侵吞公款和营私舞弊罪而被判处10万法郎的罚金、剥夺公职和流放五年。马歇尔·德·彼耶兹（Marshal de Biez）被指控挪用本应用于给宪兵队发工资用的预算资金，他被宣布为不称职，并根据国会的一项法令，他被判处赔偿损失，暂时取消其作为法国元帅的职务五年并从朝廷中驱逐出去。1565年，审计署署长弗兰索瓦·阿拉茫（Francois Allamant）被指控犯贪污罪，判处罚金6万法郎。根据1583年5月29日的国会法令，国会的法律顾问让·巴斯勒（Jean Poisle）因“贪污、腐败、耍两面派、敲诈勒索和篡改事实”而被判刑。

正是在十六世纪，特别委员会可以用“特别法庭”（Chambers of Justice）150的名义对那些被指控为犯贪污罪的人进行审判。1532年、1545年、1557年和1559年制定了严厉的法规来惩处这类愈演愈烈的犯罪。

当苏利（Sully）151成为大臣的时候，“整个社会混乱无序，到处是土匪。……国王的朋友都从农产品中谋利，与伙食供应商签订合同。国库由狡猾的人管理，他们对开支从来不做任何账目。”[13]弗兰索瓦·多（Francois d’o）作为亨利三世时代的财政总管，其实是一个窃国大盗，是所有盗匪的头目。苏利恢复了财政秩序，停止了军政府向人民征收的苛捐杂税。

马歇尔·德·马里拉克因侵吞公款而被黎塞留判处死刑。他无法理解黎塞留为何如此严厉。“一个具有我这样地位的人竟然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他大声喊道。黎塞留对他丝毫也不怜悯。他认为“理财艺术是政治生活的主要部分，它在一个国家中更加不可或缺，”他补充道，“因为钱财是所有一切事情的灵魂。一个共和国的强大与公众财产的富裕程度是成正比的。”152马萨林对贪污罪的态度不那么严厉：众所周知，他甚至连对自己的责备都没有，他死后留下了一笔5000万法郎的财产，相当于今天2亿法郎。

路易十四的统治是以设立特别法庭为标志，这种法庭审判了福戈特（Fouguet）和许多犯贪污罪的财政官员。有五百多人被判刑，根据总检察长彼特·让（Petit-Jean）的统计，这些人被判处的罚金和没收的财产数额共达1亿l千万法郎。

古赞先生（M.Cousin）曾写道，科尔伯特（Colbert）所聚敛的财富没有超过福戈特的财富，如果仅从表面上讲，他说，“他是无力支付养三个妻子、他的女儿们及其嫁妆，以及凭他的工资根本无法建起的豪宅。”[14]然而，古赞先生忘记了，在旧制度下，国王给大臣的礼物是十分丰厚的。“就像那些在太阳下呆了一段时间的人被太阳的热量给温暖了一样，”洛德（Naude）绅士这样说道，“因此，一个国王或君王身边的心腹亲信久而久之就会享受到他的权力给他带来的巨大效益，以及他向国王或君王提供服务而给他带来的各种好处。”[15]国王对他们的大臣说过，“好好维护我的利益，我就会维护你们的利益，”洛德补充道，为了“不再出现因可怕而残酷的贫困所导致的掠夺现象，他们可能需要培养一种完全自由的心态，并使人的心态从狂热中解放出来，走向一种正常的行为。”

还是路易十四的回忆录给我们提供了详细的史实：福戈特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对皇室给予的津贴不满足的大臣。因此，国王在给他儿子的忠告中不厌其烦坚持对大臣实施监督的必要性，他说，一个人必定不会“老是处于在任职前接受考察的那副诚实状态，因为大多数人都善于在一段时间里伪装出一副虚假的面孔，其目的就是为了应付考查从而获取权力，这是他们的野心使然。”相反，他补充道，有必要“更加认真仔细地观察他们，特别是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从事实际业务的时候，因为，那时他已拥有了他渴望拥有的东西，他们往往会不加掩饰地更加放纵他们心中邪恶的习性。”[16]当一位大臣被指控行为不检的时候，似乎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之扫地出门并绳之以法。路易十四不是那么严厉的铁石心肠的人，他劝告他儿子去感化背信弃义的大臣，只要他还具备能为国王所用的品质，就应继续留下这位大臣任职，严加防范他的贪婪可能会引起的麻烦，如果他实在不可救药，就将之赶出朝廷。[17]

我们也可以从路易十四的日记和回忆录中了解到“在某些外省地区，人民也遭受着某些人的残酷迫害，这些人打着总督的名义对人民实行苛捐杂税的掠夺活动”。“我在各地都安插了人马，”路易十四说，“以便清楚地掌握他们的贪污活动，一旦够格就对他们严惩不贷。”

[1665年在奥佛涅（Auvergne）153地区举行的一次“大审判日”（Great Days）中，一大批贪污犯被绳之以法。[18]“法庭非常热心地，”富涅西尔（Flechier）写道，“记录每一宗罪行，很少考虑被审判者的身份地位，结果，第一个被判处绞刑的人是德·拉·杜尔先生（M.de la Tour），然而，当了解到他高贵的出身后，法庭给予了他应有的面子，他被体面地判处砍头的刑罚。”马洛斯（Malause）侯爵蒂雷纳的侄子被判处巨额罚金并赔偿一笔18000法郎的损失费。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波尔达鲁（Bourdaloue）声称：“一个经手公共钱财的人绝对不应受到责备，他能双手干净地从某个职位上退下来，这在目前几乎是个奇迹。”

在规定建立1661年特别法庭的法令的序言中，国王宣称：“在现阶段，一小撮家伙通过非法手段聚敛了迅速而奇迹般的财富。他们那巨额的非法所得、目空一切的骄奢淫逸、无穷无尽的豪华富裕，这种情形足以败坏一切有关诚实正直的道德箴言。”在这个法令的序言中提及的这些人都是财政官员，他们在十七世纪的社会里占据着国家的重要职位。拉·布鲁耶尔（La Bruyere）描绘了他们是如何以金钱为自己购买贵族的头衔和把自己的女儿与朝廷大臣联姻的。“如果一个财政官员没有功成名就，朝廷大臣就说他是一个庸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一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如果他成功，他们就向他的女儿求婚。……一位富甲天下的人可以引进一个公爵作他的女婿并把自己的儿子变成贵族……多谢他的钱财，西尔万（Sylvain）才获得了教育的熏陶和另一个名字。他是其祖先要缴纳什一税的教区的领主，先前，他以侍童的身份都没能进入过克雷欧布勒（Cleobule）的住宅，如今他是他的女婿了。……在穿上了华贵的制服以后，索西（Sosie）立刻就从人微言轻的小金融家爬上了显要高贵的位置，通过贪污、篡改账目和滥用手中的权力，他以使几个家庭破产的代价获取了他的地位，并通过捞取一个有任期的职务而使自己被封为贵族。这也是为了让他装腔作势佯装好人而已，他现在是一个教区委员了，奇迹终于实现了。”[19]

贵族设法使自己成为金融家家里的座上宾，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一点也不新鲜了。贵族中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可以在塞缪尔·伯纳德（Samuel Bernard）家的屋檐下找到。塞缪尔是大名鼎鼎的国家税务承包商，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占据着一个最著名的位置，他家吸引贵族的东西就是晚餐、赌博和生日聚会。

1701年，一项新的严厉的反对贪污的法令出台了，该法令规定凡是犯贪污罪的人必须处以死刑。然而，财政官员的掠夺仍然照干不误。

路易十四死后，公共舆论再次要求惩罚财政官员所犯下的腐败罪行。一个新的特别法庭于1716年3月建立起来了154。它授权组成这个法庭的法官作出死刑或其他刑罚判决，并处以罚金。不管其出身和地位，只要他犯了贪污罪，该法庭都有权对他采取司法程序。这一规定没有能执行多久，同年（1716年）9月18日出台的一个新法令规定，允许法庭把死刑和有期徒刑改判为罚金。最终，特别法庭就只一心关注法令规定的税金而不再关注其他任何事情了。根据总检察长伯第·让的说法，在8.12亿财富中法庭只留给财产所有人4.12亿法郎，从中抽取了2.19亿法郎的税金，而这些税金也从未缴付国库。在1717年3月22日，刚刚取代瓦赞（Voisin）的大臣职位的达·于索（d’Aguesseau）宣布取消特别法庭，这是它的结局。为此，这位新上任的大臣对法国人民的性格作了一番调查，法国人民的正义感受到了巴拿马丑闻（Panama scandal）的极大影响，人民已从极度愤慨转向了绝对冷漠，从仇恨转向了同情。人民，达·于索说，总是变幻无常的，“就像观看一次快速而严厉的惩罚，但事情又不能拖拖拉拉，或者允许等待对罪犯的愤怒情绪平息下来后再执行，因此，当它看到罪犯在痛苦不幸之中已经被折磨了那么久以后，它使自己习惯于相信他们是无辜的。”

特别法庭的历史至此寿终正寝，但腐败犯罪的历史并未因此而终结。相反，在摄政时期（the Regency）155和杜邦（Dubois）主教统治时期以及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腐败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高涨起来。国王本人就从事小麦投机活动，而且是臭名昭著的“饥饿合约”（Compact of Famine）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公司人为制造了1768年和1769年饥荒。这一时期的腐败活动是如此家喻户晓，以至于我再把它们重述一遍已是毫无意义。

对一个民族来说，进行一场政治革命比进行一场道德革命要轻松容易得多，改变它的制度比改变它的良知要轻松容易得多。在革命的过程中，政客可以继续捞钱，而金融家也不会忘了把自己同政客结成同盟。利欲熏心的蛊惑人心的政客则把商业与政治相结合。赫伯特（Hebert）与银行家科希（Koch）结成密切的关系，这位银行家则由于向这位外国人支付好处费而受到保护。1789美国驻巴黎的代表莫里斯（Morris），当他谈到拉波勒（Narbonne）、德·希瓦塞尔（de Choiseul）和阿伯·德·伯里戈德（Abbe de perigord）时，以下述口吻表达了他的看法：“他们是三个出身良好家庭和社团的年轻人，他们过着一种愉快的生活。他们三人都是忠实可靠的朋友，他们三人都只是在按照自己的抱负首先关心恢复他们受到损失的财产。”蒙特莫林（Montmorin）向亚历山大·德·拉梅斯（Alexandre de Lameth）承认“在收买雅各宾党人和向作家和演说家行贿的时候，倾刻工夫就花掉他700万法郎。”[20]西奥多·德·拉梅斯（Theodore de Lameth）抱着拯救路易十六的一线希望去看丹东。丹东回答他：“我同意尽力救国王一命，但我得需要100万法郎去收买达此目的所需的投票。……我警告你，如果我无法救他一命，我也投票赞成对他处以死刑。我愿意拯救他的脑袋，但不能使我掉脑袋。”[21]米拉波推动法庭做这笔交易，为了减少这笔交易所蒙受的耻辱，他宣称他是收受了别人的钱财，但他并没有出卖自己。正是在这个阶段，福戈特以来路不明的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其他代表也想方设法剥夺富人财产，而只判给这些贵族阶层少量的“指券”（assignats）。156有些人则委托慈善机构进行贪污活动。罗欣和他的朋友则在旺代地区大肆掠夺搜刮。一位名叫伯勒（Pertrin）的代表因抢劫罪被判处监禁到囚船中。卡波特，一个过去是僧侣的人，突然暴富并与一个银行家的女儿结了婚。法布勒·德戈南丁（Fabre d’Eglantine）因伪造以法属东印度公司为收票人的支票而受审，在审判中，卡波特宣称“用于向法布勒行贿的10万法郎已汇给他，但他不敢告诉法布勒这一事实：他私下秘密地把这笔钱保存了起来。”[22]

当巴谢（Pache）主持战争部工作期间，该部的盗窃活动很猖獗。公安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General Safety）的几名成员也在财政事务上被拉下水。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对它的财政收支从不做任何账目，虽然贡本（Cambon）经常要求它这样做。国民公会也从不保存任何账目和对不诚实行为的记录，因为它在国民大会中有强大的保护伞。

1793年9月25日，图利奥特（Thuriot）在国民公会前悲叹共和国的命运，因为共和国成了最卑鄙无耻的人们的牺牲品。他说：“难道我们在斗争的过程中应当把权力交给强盗和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吗？我们剥夺了国王的王权，在王位上安排了一批流氓无赖。”[23]雅各宾派的代表许多都是些废物和放荡的堕落者、一群在“指券”和国家财产上从事投机的赌徒。他们中有的人从事谋杀和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例如，罗西格洛尔（Rossignol）和卡利尔在不中断自己狂欢的情形中下令大屠杀。亨略特给自己弄到8000法郎“以补偿他在监督反革命大屠杀中所花费的开销，”然后又弄到另一笔30万法郎的费用，以便用来“扑灭阴谋和确保自由的胜利”。又是这个亨略特再次邀请其朋友加盟其措词如下的分肥方案：“我很高兴让我幼小的兄弟明白所有的地位都来自政府这个聚宝盆，现在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它在四处网罗那些有德行的人……甚至包括穷人和无套裤汉（snas-culttes）。”157穷人和无套裤汉并不会等到有人找上门来才会加入革命政府，他们会闻风而动，急不可待地在革命政府中追求属于自己的职位，他们也加入革命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拥有巨额预算资金。“到1783年和1794年底，他们已敲诈到手的金银财宝达三四百万法郎——一句话，几乎所有的特殊税收的果实都被这些无套裤汉给侵吞了。”[24]

这些蛊惑人心的政客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他们故意对外放风，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因贫穷而离开了人世，但这种贫穷并不能作为他们道德操守的证据。他们死于贫困是因为他们把自己非法聚敛的财富挥霍殆尽了；他们两手空空但却并不干净；他们口袋的亏空速度就像他们敛财的速度一样快。

在督政府（the Directory）时期，腐败更是大行其道。这一时期属这种典型例子的政客是巴拉斯（Barras），一个十分贪婪而又毫无原则的流氓无赖。他对所有党派团体都表示效忠，对每个阴谋都插一手。波拿巴称他是腐败分子当中最腐败的家伙。果月18日以后，这些被判处流放的人被关在铁笼子里运到把他们装船出发的港口，指挥这次护航的大权落人了杜特尔特（Dutertre）将军手中，该人竟是两年前因在旺代从事掠夺而被判处苦役的人。[25]

在拿破仑皇帝统治时期和王政复辟期间，社会和道德风尚有所改善。对军事荣耀的热爱、宗教情感的复苏和后来对政治自由的热爱都促进了道德水平的提高。对国旗的忠诚泯灭了对富贵的热爱；这种贯穿于拿破仑士兵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情感就是对勇敢和荣誉感的尊敬；尊敬和荣誉是对军事德行的奖赏。正如梯也尔（Thiers）先生所评价的，拿破仑一世是个热爱荣誉的人。[26]但是，他也不只一次地试图去收买别人，158他挑选了不诚实的人做他的大臣，如富歇和塔列朗（Talleyand）。在他的统治完蛋之际，他对自己的做法后悔莫及并说：“今后我只希望什么也不要，只要有诚实的人在我身旁就行。”[27]

感谢1789年时美国驻巴黎的负责人莫里斯给我们留下的见证录和萨克森王国驻巴黎的大臣森夫特（Senfft）伯爵为我们揭露的事实，才使得世人对这些事实终于知晓：塔列朗疯狂地追逐钱财，他总是不停地通过贪污公款和接受权贵们赠送的大量礼物来聚敛财富。萨克森的大臣提到，早在1806年有关《波兹南条约》的谈判之前的一段时间，这位萨克森的特命全权大使就给了塔列朗100万法郎，日耳曼纳塞公国的公爵大臣加根（Gagern）先生通过给塔列朗159送去大笔礼金而使得日耳曼的几个国王都获准参加莱茵同盟（the Rhine Confederation）。最近面世的帕斯瓜（Pasquier）《回忆录》提供的史实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位前外交部长的贪污情况。这些材料表明，塔列朗从自己主管的条约中谋利，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门道。“一份名叫《卢列维尔条约》的东西让他见缝插针地捞了一笔：该条约规定奥地利必须接受它在比利时发布的官方文件内容，塔列朗闻迅后立马在所有的人了解其中的条款内容之前买下了那份文件，为此，他大赚了一笔。”奥地利的维也纳内阁为了确保正在与塔列朗进行的谈判能得到他的良好关照，对塔列朗特别慷慨大方。德国的世俗化以及在该国所作的有关的领土划分的一切安排活动是一项新颖的、比前者更加有利可图的途径。“我听说他们在估算其中的利益，”帕斯瓜写道，“消息灵通人士估计他至少可获利1000万法郎。这份美食必定使塔列朗兴奋不已，但他没有把这项目一个人完全独吞，他觉得有必要对那些助他一臂之力的人给分一杯羹。这是一种创造对自己有用和忠诚工具的优秀办法。”160

拿破仑并没有忽视他的这位大臣的贪污腐化现象。有一天，当他在质问塔列朗本人的财富的来源时突然冒出这么一个问题：“塔列朗先生，你是通过干什么来变得如此富裕的呢？”“先生，”大臣狡黠地答道，“办法其实很简单。我在雾月18日前夕购买政府的股票，随后马上卖掉。”在1807年，塔列朗要求皇帝把选举团副团长的职位授予他，作为对他多年为公务所作贡献的回报，同时也是为他自己从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有个归属作打算。拿破仑皇帝对这种要求大为不悦，对他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渴望成为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为此不惜失去使你获得名望声誉的职位，而据我所知，正是这个职位使你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塔列朗的继任者是贡巴尼先生，拿破仑对他的诚实赞不绝口：“我从未发现过他与任何弄钱的丑闻有染。”[28]最后，当拿破仑被告知塔列朗和富歇重新和解并密谋推翻他时，他立即从西班牙赶回法国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他当着几位部长的面，用最尖刻的措词，把各种谩骂、侮辱一古脑儿全发泄到塔列朗身上，并称塔列朗是一个贼。[29]

路易十八允许一批拿破仑时代的朝臣继续保有他们在参议院的席位，并让富歇继续当部长。当看到塔列朗走进国王的公寓斜靠在富歇的胳膊上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61评论道：“由犯罪所带来的邪恶又在那里滋生了。”然而，除了极为罕见的例子以外，王政复辟期间的大臣都是廉洁的，总的说来，他们是用廉洁的方法治理国家。

波利戈拉（Polignac）内阁的海军大臣巴龙·多塞兹（Baron d’Haussez）在他近期出版的回忆录中宣称，王政复辟期间的政府是廉洁的，这个政府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没有运用收买手段去拉拢一大批支持自己的人和没有花钱去收买当时正待出售的一小部分投票。他说，“但是，还是有必要做些轻微的努力从反对派阵营中争取少部分投票以赢得多数票的优势。只要让出一些职位或少量钱财就足可达此目标，……我们拥有良知的价格表，其价格并不高，每个人都可以被低于他自身价值的钱财所收买。在反对派议席中，在那些十分热心地反对正统王权事业的拥护者中间，肯定不缺乏愿意做交易的投机分子。而且，如果把他们面对面地聚集在一起，说不定还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条件成交呢。国王和王太子还没等到顾问班子拿出意见就拒绝了上述建议。”巴龙·多塞兹向国王和王太子建议从王室的开支费用里拔出购买那20票所需的钱财。王太子拒绝了。“王室费用不容侵占，”海军大臣补充道，“但是，就在这次大会的两个月后，国王就走上了去瑟堡的路。”[30]

1830年革命后的翌日，七月革命的胜利者那无耻的贪婪激起巴比尔（Barbier）极大的创作热情，他立即写下了名为“猎物”（The Quarry）和“民心”（Popularity）的两篇著名诗句。几年以后，在法兰西剧院上演了德拉维涅（Delavigne）162的名为《民心》的喜剧，该剧以优美的诗句对当时闹得人心惶惶、令人愤慨不已的政治腐败进行大力的痛斥。剧中的一位主角按设计说出了下列台词：

腐败是从哪条道路传来的？

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干净纯洁的，

并且我的生活内容也是众所周知的：

今天早晨有两个人来拜访过我，

一个人要把他自己卖给我，另一个人要收买我。

你说，你希望建立共和国的法律秩序。

凭什么去建立呢？凭道德吗？我们的罗马道德哪去了呢？

这个斥责腐败是一个陋习的人，

正是靠这种陋习养得脑满肠肥，日子过得好极了；

投票，被变成了卑鄙的用途，可按时价购买；

在金子的帮助下，臭名昭著也变成了尊贵荣誉；

谁在其中营造金屋，谁就是在泥潭上建大厦。

——（第四幕）

早在1838年，当托克维尔（Tocqueville）目睹公职人员把他们的影响力当作交易对象时，他就表达了他强烈的厌恶感。[31]正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公司就奉劝那些君主、公爵、侯爵、伯爵和政客对他们自己在议事会上的影响力作一评估，公布其价格。总检察长杜邦（Dupin）强烈地抨击了这种公职人员受人收买并在会议上按别人意志投票的现象，并宣称他们分发给代表的股份是为了用来阻止他们的良知受到公理、真相和正义之触动的屏障。在1846年3月17日的一次演说中和同年7月写给选民们的一封信中，梯也尔指出了腐败的愈演愈烈的趋势并对影响选举结果的买卖交易现象深表痛心。当财大气粗的罗斯切尔德公司打算向政府申请北方铁路的特许经营权时，一些国会代表匆忙赶赴该公司办公室，请求给他们配发一些高于市面价值达好几百法郎的该铁路的股票。罗斯切尔德公司答应，作为给他们的一份简单的礼物而给他们无偿送股。“但是，每个人都要求当场得到这份礼物，”海涅（Heine）当时写道。[32]政治生活领域的道德水准堕落到那么令人惊讶的程度，以至于早在1848年之前的许多年里，托克维尔、艾勒和其他一些眼光锐利的人就已看出了一场革命即将到来的预兆。1631847年，原战争部长、法国贵族德斯本·古别烈（Desbans Cubieres）将军被指控伙同古尔纳姆煤矿的董事长向当时的公共工程部长特思特（Teste）支付了10万法郎，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颁发的经营特许证。贪污受贿在土伦、罗西佛和瑟堡的军火库中都发生过。这些把政府弄得声名狼藉的丑闻促成了路易·菲利普的倒台。这种丑闻造成的祸害不但超过了犯罪造成的祸害，而且还会祸及无辜的廉洁的君主，使他既没有诚信的随从也没有廉洁的大臣。

为了给本书的历史研究留下公正的名声，我不打算对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腐败所取得的进展再作详细描述了。我打算结束已经拖得太长的本章内容，并探讨一下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

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

谈到腐败的原因，尤其关于政客腐败的原因，完全可以这么讲：正是由于追求女色，你才能解释清楚他们腐败的原因。他们通常宁愿呆在剧院、旅馆的休息厅也不愿呆在家里。164在罗马，在共和国覆灭前夕，同臭名昭著的女人过着不正当性关系的生活的政客的人数相当可观。如同现在一样，当时的女人也疯狂地追求奢华和享乐，心甘情愿地被这种追求冲昏了头脑。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罗马女人都过着声名狼藉的生活，她们经常邀请才子、作家和政客参加由她们举行的豪华宴会。在当时问世的几部喜剧的重要角色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些出身贫寒低贱的政客和金融家的形象。这些人为了给他们的快乐增添一种由满足了的虚荣心所迸发出来的热情风光，为了讨那些高贵女人的欢心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由此背上的债务足以使他们从贵族变成家徒四壁的平民。这种疯狂在罗马司空见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拉的女儿，也是麦洛（Milo）妻子的浮斯达（Fausta）受到很多人的追求，“人们迷恋她，因为这种行为满足了他们那种享有与如此高贵的女人有密切关系的虚荣心，他们得到的回报可能是享有成为独裁官（The Dictator）[33]165的女婿的荣耀。”以严格的道学家观点来写历史的萨卢斯特（Sallust）166在与浮斯达交欢时，被浮斯达的丈夫麦洛用皮鞭毒打。[34]这次冒险使得他以后再也不敢让自己昏头昏脑地去迷恋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转而使自己对下层社会的妇女心满意足，同这些妇女在一起他不需冒同样的风险。

萨卢斯特的经历是他的同时代人中众多事例中的一个：追求享乐，在娱乐桌旁熬通宵，贪婪地弄钱，他们把公职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他说：“我像其他人一样企图使自己混到国家公职的位置上。我冒了很多险。厚颜无耻、阴谋诡计和贪污腐化取代了彬彬有礼、功劳荣誉、正直诚实的位置。从我的内心深处讲，我厌恶这行令人作呕的行为，但是，年轻时人们总是鲁莽毛草，缺乏鉴别力，而野心的驱使使得人们无法放弃这种斗争。”萨卢斯特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例子：他批评别人追逐权力和财富，而他自己也受权力和财富的刺激，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根据他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做出的。时而对人民溜须拍马，时而成为凯撒的朝廷大臣，他通过阴谋和行贿获取了公职，把这种公职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手段。他残酷地掠夺他所管理下的努米底亚（Numidia），当他从努米底亚卸任回罗马后，他为自己建了一幢豪华的宫殿，里面有花园和精致的游泳池、洗浴室。然后，继续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由野心和贪婪所引起的政客的卑鄙行为发泄一通愤怒。除非他在自己的邪恶中增加了虚伪的成分，否则他就不会成为堕落类型的政客。

那时，如同当今一样，通过离婚来更换自己的妻子变得异常地容易。政客广泛运用这种方法。在解除了与妻子安图西娅（Antustia）的婚姻关系后，庞培（Pompey）先后与埃米丽娅（Emilia）、密西娅（Mutia）结婚，随后，他一脚踢开这两个女人，又同朱丽娅（Julia）结婚。卢卡拉斯休掉克罗迪娅（Clodia）后同卡图（Cato）的妹妹塞尔维丽娅（Serrilia）167结婚，尔后又休掉了她。凯撒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玩弄女性的风流荡子，他先后与四任妻子结婚离婚，他身边的情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外省人和别国国王的王后。[35]安东尼的放荡也是臭名昭著：他在意大利巡游期间由他妻子以及女演员西萨丽（Cytharis）陪同，西塞罗和阿提卡曾和西萨丽共同就过餐。西塞罗自己也和妻子特图丽娅（Tertullia）离婚，为了还清债务，在六十三岁时还同一个富家年轻女孩结婚，并从一个名声很坏的名叫塞里丽娅（Cerillia）的女人那里分得一份巨额财产。168西塞罗的妻子在离婚后，与萨卢斯特结了婚。

野心勃勃的人们常常让自己的权势落人女人手中。当瑟修斯（Cethegus）在罗马权倾朝野时，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一个名叫波洛西娅（Procia）的妓女手中。完全是由于这个控制了瑟修斯的波洛西娅的影响，卢卡拉斯才获得了西里西亚总督的职位和远征米斯里达特（Mithridates）的远征军司令这一职位。为了获取这些职位，他动用了其他所有的办法，但都失败了，最终，卢卡拉斯“开始下功夫去赢得她的芳心，用她来促进自己的仕途。他通过给她送礼和对她极尽吹捧献媚之能事，从而慢慢地获得她的好感，而这些事实对于像她这样一个傲慢和野心勃勃的女人来说已经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满足了，她觉得自己应该受到像卢卡拉斯这样的重量级大人物的追求。”[36]

古希腊的妓女也对政客施加过巨大的影响。在伯利克里时代，阿斯帕西亚“尽力使那些从事公共职务的人陷入她的圈套”。伯利克里就是她的殷勤的常客，甚至同他合法的妻子离婚；事情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他应她的要求，为支持米利都人（Miletus）而向萨摩斯人（Samian）宣战。波斯的国王深谙希腊妓女对政客的影响，不只一次地求助于这些妓女从而使自己的事情获胜。169

当政客在从事厚颜无耻的事业时，通常都是为了满足他们妻子和情妇的那种追求奢侈浮华的愿望，我相信我所说的一切已足以证明这句话的正确。然而，除此之外，导致政治腐败还有别的原因。人们常常发现，有些犯贪污罪的政客还是艺术珍品、古董、雕塑和绘画的收集者。执政官利希纽斯（Licinius）为了搜寻艺术宝藏，通常不辞辛劳地在街上四处探寻。维拉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放荡之徒，也着迷于收藏各种雕像。“雕像”是西塞罗反对维拉的第九篇演说的标题。罗马的各地方总督不知从各地搜刮了多少艺术珍品。虽然也存在这样的说法：“雕像和道德水火不相容”！但是，生活中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既喜欢雕像也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可以确信，艺术财产在转手的过程中必然夹杂着腐败行为。看来，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享乐纵欲的热情会消退，野心会战胜色欲。然而，历史也表明，即使在处理较为严肃正经的事情的同时，政客也习惯于追求享乐放纵；甚至在内战或对外战争期间，他们也不会控制自己的享乐；纵情声色的狂欢是在为剥夺公权的放逐作奏鸣曲；而战争，无论是对内战争还是对外战争，只是给他们的欢乐增添的一种更大的风趣氛围罢了。[37]当安东尼忙于准备对凯撒发动战争的时候，他还亲自参加萨莫斯岛上的每一场狂欢娱乐。甚至在他战败回来后，安东尼旋即又恢复了他往日的骄奢放荡的生活。贯穿于巴萨里亚（Pharsalia）和阿克谢姆（Actium）时期盛况空前的宴会和狂欢活动使人想起1780年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后的次日在巴黎举行的盛大欢乐活动和巴黎公社所犯下的罪行。在这些规模空前的狂欢活动上，相当多的人们打扮成动物的模样出现在活动现场。波西尔（Boissier）先生说：“当时，人们看到一位重要的政客——波朗古斯（Plancus）总督身上拖着一条鱼尾巴，浑身涂着海蓝色，头上戴着芦苇帽子，在克娄巴特拉（Cleopatra）170举行的大型宴会上跳海神舞。”[38]蒙田则以一位那不勒斯的国王作例子：“他极大地满足了他疯狂酷爱的东西——他的野心所要实现的目标。”从很大程度上讲，许许多多的政客都只不过是把政治活动视为给他们自己带来快乐和激发他们追求享乐的一种手段罢了。

像战争和内乱之类的公共灾难并不能唤醒那些堕落和玩世不恭的人恢复其严肃认真的思想，相反，这些灾祸常常会激发他们追求享乐的快感。有一次，雅典流行瘟疫，在瘟疫流行期间雅典人仍然狂热地沉浸于纵情享乐之中：“没有什么未来能比及时行乐更重要，因为生命和财产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应该为追求快乐的思想而服务。”[39]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虽然到处在不断地杀人流血，但剧院仍然像往常一样爆满。”[40]当卡波欣（Cabochien）在屠杀国王的朋友时，查理六世的宫廷里正在轻歌曼舞。在亨利三世的朝廷里，决斗和屠杀同舞会和宴会一起同时进行。在查理二世统治下，屠杀与狂欢同时进行。在宗教战争期间，残忍和放荡的习性一下子就流行开来。为了获得晚会主人的欢心，美第奇家族的凯瑟林老是让一大群宫廷侍女围着她转。

在任何时期的政治腐败中，吃喝方面的奢侈豪华可谓是极度过分了。“饭桌上的奢侈豪华，”塔西佗说，“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干扰阿克谢姆战争和给加尔巴（Galba）171皇帝带来冲突的闻所未闻的挥霍浪费的原因。”骄奢淫逸的饕餮客从不停止追求“制造新颖的碟子，创造新的愉快来满足自己的口味”。一次美餐往往耗费数额惊人的财富。萨卢斯特一餐就耗资10万塞斯特思。安东尼送给他的厨师一栋豪宅，因为他给安东尼做了一顿美味可口的晚餐。安东尼的家里充满了“各种小丑、玩杂耍的人、骗子和诡计多端的人，他们相互插科打诨，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41]庞培当执政官期间，他总是“用盛大宴会和狂欢活动来放纵自己并自得其乐”。有一天，正当他洗完澡并准备坐到饭桌旁用餐时，另一个执政官海普特（Hypteus）走向他身边请求给予帮助。庞培“傲慢地离开他，一言不发，因为海普特破坏了他就餐的食欲。”卢卡拉斯举办的宴会更是名闻天下。他为西塞罗和庞培举行的一次临时餐饮竟然耗资5万德拉马克（古希腊银币）。[42]苏拉也是个最著名的骄奢淫逸之徒，当他妻子梅特拉（Metella）死的时候，“他正在自己例行的早晨狂欢活动中享乐，该活动几乎包括所有欢乐和放纵内容。”他妻子死后数月，他在戏院结识了诡辩家霍顿休斯的遗孀瓦勒里亚（Valeria）并与之结婚，但他毫不节制，继续在自己家里“同女音乐家和舞蹈演员、寻欢作乐的小丑、歌手和吟游诗人举行狂欢活动，在他们的陪伴下大肆酗酒，弄得自己不省人事，长时间醉卧在地上的小床上。”[43]

“哲学家克里茨（Crates）认为，”普卢塔克说，“由内乱和暴政给城邦带来的奢侈浮华或享乐放纵丝毫不亚于由其他原因给城邦带来的这类东西，正如他时常按照自己的习惯去身体力行一样，克里茨也习惯于说：‘小心点，别用太多的山珍海味去取代五谷杂粮，也就是说开销不能超出收入所及；每个人都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大臣洛必达尔（L’Hopital）在宗教战争期间也得出过相同的结论。他认为，追求享乐、大肆铺张浪费，尤其是过分讲究饭桌上的奢侈豪华享乐，这些东西往往会导致内战。他制定了许多禁止奢侈浪费的法律，像所有这类法律一样，它们也丝毫不起作用。他本人在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树立了极为节约俭朴的榜样。布兰多姆说过，他曾“仅用一点被水煮过的肉”来招待洛必达尔，在餐桌的碟子里“盛满了优美的讲话和词汇，”偶尔也会有一些“引起一阵笑声的机智风趣的说法”。

简朴和适度的饮食，一种正常的生活和庄重节制，这都是防止政治腐败的最好的防腐剂。当沙姆利特（Samnites）的密使企图想从马尔库斯·古留斯（Marcus Curius）那儿勒索一笔数量很大的金子时，他们发现他吃的竟是很简单的食物，于是他们转而力劝马尔库斯接受他们赠送给他的礼物（金子），马尔库斯对他们的回答是：一个满足于这种简单饮食的人是没有必要享用金子的。[44]在亚历山大送给色诺克拉茨（Xenocrates）一件价值达50特仑茨（古希腊、罗马货币单位）的礼物后，后者邀请大使共进晚餐，给他们每个人一份便饭；第二天，当他们希望送给他50特仑茨时，他对他们说：“什么！难道昨天从我俭朴的餐桌上你们还不明白金钱对我毫无用处吗？”[45]“爱尔维修（Helvetius）注意到，有一位英国大臣去拜访一位反对派的成员，企图用钱收买他的投票，当时恰逢这个反对派成员正在就餐，他的饭食竟然是一点羊肉汤而已。“我必须认为，”这位下院议员反驳道，“我俭朴的饮食将保护我免受你的收买给我造成的伤害。”圣保罗此言可谓点出了真理：“一定要饮食有度。”饮食有度是一种得体的美德，在现实生活中，它对人们的品行具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假如米拉波当初照遵此行的话，假如他当初不过度纵情于餐桌上的奢侈浮华的话，他就不会接受国王给他的四张数额达25万法郎的账单、一份每月6000法郎的佣金和替他清偿债务了。不幸的是，甚至当他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仍追求奢华生活，没有厨子、侍者、马车夫、马匹和几位奢华的情妇作陪的日子他一天也过不下去。172

幸亏马里·安特耐特（Marie Antoinette）给了丹东一笔数额为53000法郎的钱，丹东才还清他一屁股的债。因为丹东喜欢追求快乐享受，追求享受女人和追求高水准的生活。[46]众所周知，餐桌旁的奢侈享受在塔列朗及其同时代的政客的生活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啊！

政治腐败的原因归根结底是追求疯狂纵欲和奢侈浪费的习性以及追求狂欢娱乐的冲动。马基雅维利写了本《君王论》送给美第奇君王以试图取悦他，美第奇曾下令把马基雅维利关进监狱并让他遭受严刑拷打。马基雅维利企图以卑鄙的溜须拍马的言论和放弃自己原有的信仰这一行为来获取一个公职，因为他贫困而放荡。他本人承认自己养成了奢侈浪费的习性，他已无法强令自己过节俭的生活了。正是为了偿还因自己的放纵而背负的债务，路易十五才从事小麦投机的活动，成为众所周知的“饥荒合约公司”协会的一个股东。德斯本·古别烈和特斯特都是纵欲享乐者。

【注释】

[1]Cicéron, De officiis, Bk.ii.,§22.

[2]Salluste, Jugurtha，§§31，32.

[3]Aulu-Gelle, Bk. xi.,ch.xuiii.

[4]Cicero, Letters to Atticus, No. 23.Seneca, Letters to Lucilirs, xc ii.Plutarch, Life of Cicero.

[5]Cicero, First Speech in Verrem，§14.

[6]Cicero, Letters to Atticus, No. 23.

[7]Plutarch.

[8]Commines, Memoires, Bk. vi.,ch.ii.

[9]De Franqueville, Le Gouvernement et le Parlement Brit-annique, Vol. iii.,p.352；Vol.ii.,p.2.

[10]Condillac, De l'Etude de L'Histoire, Part iii.,ch. i.

[11]De Franqueville, op. cit.,Vol.ii.,p.468.

[12]Jorsse, Traite de la Justice Criminelle, Vol. iv.,p.34.

[13]Les Chambres de Justice, by Petit-Jean, Procureur-General at the Audit Office.

[14]Cousin, Madame de longueville pendant la Fronde, p. 216.

[15]G. Naude, Considerations Politiques sur les Coups d'Etat, ch.v.

[16]Memoires de Louis XIV.,Vol. i.,p.165.

[17]Ibid.,p. 166.

[18]Flechier, Les Grands Jours d'Auvergne.

[19]La Bruyère, Des Biens de la Fortune.

[20]Michelet, Histoire de la Rèvolution Francaise, Vol.ii.,p.338.

[21]Taine, Vol. iii.,p.177.

[22]Michelet, Vol. viii.,p.285.

[23]Michelet, op. cit.,Vol.viii.,p.112.

[24]Taine, op. cit.,p.346.

[25]De Barante, Histoire du Directoire, Vol. ii.,p.415.

[26]Theiers, op. cit.,Bk.lxii.

[27]Vie du Comte d'Hauterive, p. 320.

[28]Vie du Comte d'Hauterive, p. 217.

[29]Memoires du Chancelier Pasquier.

[30]Memoires du Baron D'Haussez.

[31]Tocqueville, Oeuvres et Correspondances Inédites, Vol.ii.,p.85.

[32]Heine, op. cit.,p.330.

[33]See Le Député Leveau, by Jules Lemaitre.

[34]Aulus Gelle, Bk. xvii.,§18.

[35]Suétone，§§47-49.

[36]Plutarch, Life of Lucullus.

[37]Tacite, Histoires, Bk. iii.,§83.

[38]G. Boissier, Revue des Deux-Mondes, December 1，1872.

[39]Thucydide, Bk. ii.,§53.

[40]Mdme. de Stael, op.cit.,Part iii.,ch.xvi.

[41]Plutarch, Life of Antomy.

[42]Plutarch, Life of Lucullus.

[43]Plutarch, Life of Sylla.

[44]Plutarch, Life of Cato.

[45]Cicéron, Tusculanes, Bk.v.,§32.

[46]Taine, La Conquéte Jacobine, p.258.

第八章　选举中的腐败

普选中的腐败——选票怎样被收买——幕后操纵者指南——西塞罗论赢得选票之道——政治承包商——富有的候选人腐蚀选民——选举轮回——政治集会上的煽动家——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论民主——民主与功绩——诚实公民的政治冷淡——政治冷淡的恶果——卡图论公共责任——拉·布鲁耶论公共生活

马基雅维利对李奥十世（Leo.X）173的建议是：“如果选举结果不如您的意，就让人民得到表面的选举，用收买选票或在选举日篡改选票的方法扰乱选举的结果。”多少信奉马基雅维利的国王、部长和村夫，为了上升到权力地位或者继续掌握权力，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

当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争夺德意志皇帝头衔的时候，他们正是用满装金银的钱包彼此混战。问题久拖不决，因为四位选帝侯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出卖自己。不过，帝位仅仅取决于七位选帝侯，他们都是帝国显赫发紫的人物。查理五世赢得了胜利，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分发了30万个王冠。[1]

在波兰，当王位是选举的时候，国王的选举通常是金钱的事情。弗里德里希二世说：“王位是如此频繁地买进卖出，因而，交易就好像是在市场上公开进行。”[2]科迪拉克对十八世纪盛行于波兰的无序和腐败，感到非常震惊，所以，他预言，“这些恶劣的行径，将导致王国的毁灭。”[3]

当普选还没有确立的时候，人们曾相信普选可以使腐败无法发生，并且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来证明：“巨大的数量总是意味着更少腐败的可能，例如，很多的水就更少腐败；同样的道理，多数比少数更不易腐败。”马基雅维利说：“腐蚀几个人，轻而易举。”[4]在有限的选举被认为有恫吓和腐败之虑的时期，人们以为普选将能够保持选举的独立性。托克维尔写道：“要达到目标，就不得不同时收买太多的人。”[5]不幸的是，这些乐观的预想一直未能实现；普选与有限的选举，可以同等地被败坏。没有必要收买全部选民，只要收买幕后的政治操纵者就够了，因为选民将像羊群一样跟随他们。

那些宣称普选的优点时声音最大的政府，就是率先败坏选举的政府。假如它们确实相信人民的智慧，他们就会避免给人民施加丝毫的压力，它们就会允许人民自由地表达其种种愿望。在实践中，它们赞美人民的辨别力，同时却将人民当成还未成年似的，力图以许诺、威胁和滥用影响力将它们的候选人强加给人民。这样进行的选举，不过是一场选举闹剧。

在政变之后，当一个政府诉诸普选以宣布是根据宪法产生的时候，宪法总会被接受；而在这些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则不过是形式。尤其是，被一支在其长官监视下的军队登记的选票，有什么可以看成是真诚的呢？圣苏尔元帅（Saint-Cyr）在提到由武装的士兵举行的共和元年宪法选举时，十分正确地指出：“那是陷害法兰西的种种政治诡计之一。”

一些政府通过许诺援助或兴办公共工程来收买某个地区的选票。它们向有影响的选举人许诺职位或授勋，收买他们的选票。它们向公职人员许诺提升或威胁解雇，收买其选票。独立的选民得到警告，他们不要指望从当局得到好处甚至公正。独立社区的教堂不会得到维修，道路不会得到良好的保养。拒绝选举官方候选人的选民，一定会从政府的敌意中遭殃。

“人们，”拉·布鲁耶说，“注定是一个人的奴隶，他们将一个这样的人轮流不断地放在统领他人的位置上。”[6]在拉·布鲁耶生活的时代，大人物们满足于受国王的反复无常的奴役，以便从他们在宫庭的地位，取得摆出高傲跋扈架势的权利。今天，被政治野心冲昏头脑的人们，在人民和选举会议面前奴颜屈膝，试图以这样卑贱的姿态，找到自己在世上飞黄腾达的办法。

“《完美候选人指南》——写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惊奇地说，他想起了一位前大使给他的关于政治的定义：“一个勒索守口费、做交易以及常常当土匪的问题。”指南并不缺乏：西塞罗的哥哥昆图（Quintus），在名为《执政官候选人》的文章中，早已用一种严肃的形式精心创作了出来，并且由于形式严肃而越发可人。这篇论候选人的文章，构成了幕后操从者的指南。在这篇文章中，昆图描写一个候选人应该使用的所有伎俩，并且推荐给他的兄弟运用。

昆图说，候选人首先应该和蔼可亲，不吝谄媚。他应该出席集市和货摊，叫出每一个选民的名字，为此目的，要记住随身带一位“姓名专家”，他会熟练地提供全部选民的姓名。“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只要我们熟悉到能叫出其姓名，立即就会以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7]此外，普卢塔克告诉我们，西塞罗赋予了自己一项劳苦的义务，就是熟悉选民的名字：“他养成了习惯不仅熟悉有一定地位的人的名字，而且熟悉他们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在乡下曾有过什么不错的财产，以及他们结交过的朋友和他们拜访过的邻居。”[8]

在选民前露面、与他们交谈、同他们握手，是极其重要的要点。西塞罗说：“我的行为方式是，我的同城公民每天都能看见我，我不间断地出现在集会广场上。”西塞罗在替马里纳（Murena）的辩护演讲中，为自己描绘了候选人形象。他说，他应该在集会广场和烈士墓地露面，“带着自信的充满希望的容貌，由众多的随从簇拥着。”[9]“选民不会投没有胜利信心的候选人的票”，“我将投另一个人的票”，他们对自己说，“既然他对自己的机会绝望。”[10]

在大城市，候选人不应满足于由自己的朋友陪伴。他应巧妙地让雇佣的支持者跟随自己，这些人会赞美他，为他喝彩，侮辱他的对手。

候选人应特别注意不要树敌，避免谩骂，至少在等待选举运动结束之前不要这样做。西塞罗的一位朋友忽略了这一防范措施，他便对他说：“你不懂得怎样代表执政官塞尔维修（Sevius），像我屡次三番对你说的那样代表他；就在我看见你精力充沛地行动和演讲的时候，令我吃惊的是，你表现出的是元老院议员的勇气，而不是候选人的谨慎……然而是否应禁止谴责不公正呢？不，这样做甚至是一种义务，但一个人是候选人的时候，并不是进行指控的时机。”[11]

当一个人是候选人时，首要的是表现得顺从。这种谦顺，“在其他情况下是不适当和不光彩的，而在他是一个候选人时却必不可少，”西塞罗的哥哥接下来说：“……一个候选人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注意做到其容貌、其表现、其言论，必须适应他所接触的一群人的看法和趣味。”

最重要之点是，让社会的每个阶级都相信，一个人要为其利益效劳。以这样的方式处事：“元老院将希望在你身上发现对其权威的支持；骑士、富有并遵守法律的人们，根据你的一切行为来判断，在你身上发现一个秩序和公共安宁的朋友；群众，（不过仅仅是因为你的演讲的大众腔调），在你身上发现一个长官，一个不会敌视他们的利益的长官。”

由于贵族的影响依然巨大，昆图建议其兄弟寻求他们的支持，方法是让他们相信：“他们两人在内心都是显贵人物党派的朋友，与民众的党派相去很远，假如他们的言论有某种大众倾向的话，理由仅仅在于希望与庞培和解。”西塞罗在其政治联盟中极尽左右逢源之能事，既寻求显贵的支持也寻求人民的支持，既寻求诚实人的支持也寻求奸滑放荡者的支持。他曲意逢迎所有的党派：“我并没有陷落在对诚实公民的尊敬之中不能自拔，”他在给阿提卡的信中写道，“而我在对奸滑放荡者的尊敬中却又崇高很多。”[12]

在西塞罗看来，一个候选人应该不断许诺，如果他事后不能兑现诺言，那又有什么关系？确实，他在选举之后会遭到不满的谴责和反对，但这种不便是遥远的并且毫不严重，因为他的许诺得到了大量的选票。今天，候选人并不比过去吝于许诺，对有一些人他们许诺职位，对另一些人许诺明知不现实的改革。一旦选举结束，这些许诺便被遗忘，而人民，尽管因为没有得到许诺给他们的东西而恼怒，还要听那些煽动家的演讲，他们从欺骗中捞取资本，同时却对人民说：“穷困的人只能从一个本身是穷困的人身上找到支持，贫穷和潦倒的公民绝对不能相信富有和有权势的人的许诺……穷困的人需要一个胆大敢为的首领，他在一种类似的困境中行走在他们的前面。”[13]

在早先的时代，有过堕落为投机者、承包商角色的国王，他们没有偏向地将自己奉献、出卖给一切党派。政治也有其承包商，这些人将他们在选举上的影响力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他们是名符其实的选举包工；候选人竭尽所能将他们拉到自己一边，因为当他拥有他们的支持的时候，选民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走。这种类型的幕后操纵者在罗马就已存在。昆图敦促他的兄弟恳求他的出色官吏，以及“不惜任何手段”将他们争取到他的事业一边。选举掮客在罗马如此数量繁多，因而可以分为若干大类。有deductores, divisdres和sequestres；第一类人负责购买选票，第二类人向他支付金钱，第三类掌管许诺给选民的金钱，因为选民们多疑，很少相信许诺，往往坚持钱需要提前付给某种类似于赌金保管者的人。西塞罗曾说过，维拉为了保证赢得选举，让人将十篮子满满的钱拿到一位元老院议员那里供在Comitia上使用。[14]

在今天，依然经常是最富有和最慷慨的候选人取得偏爱。一个有着大宗财富的人，会在一个贫穷的选区争取选民们选举自己，而选民们在选举运动开始前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一位新近在法国南部当选的候选人，当被问到其选举花费是否真的达到了100万法郎时随口答道：“差不多100万法郎。”如果一位候选人能在一个贫穷的选区花100万法郎，他就会稳操胜券。人们感到金钱在选举中的力量在英国像在法国一样。事情引起了英国议会的严肃关注，它试图确立一个最高金额来给选举花费定下一个限度。在罗马，卡图想阻止腐败，劳而无功。他议论道：“有些人四处招徕、购买人民的选票”，说完后，他“严厉地斥责了人民的这种卑鄙、可耻的交易”，提出了对马里纳的控告，因为马里纳以购买选票的方式使自己被任命为执政官。然而，西塞罗为马里纳争取到了无罪判决，并且嘲笑了卡图和斯多噶派的严厉。

在早先的时代，若想获得权力，有必要做一个战士或当一名牧师，“今天，由于修辞学的进步，只要能进行漂亮的演讲，就足以成为人民的首领。”[15]这一点阐明了为什么有那样多的律师成为候选人。昆图·西塞罗为这类候选人提出了特殊的建议。因为律师要做于其当事人的对手不利的辩护而容易树敌，所以，昆图建议律师在其当事人的对手面前强调其职业的需要，以便为自己开脱，并且向他们许诺，他将来会竭诚为他们的利益效劳，为他们提供雄辩的帮助。

一位候选人绝不能满足于慷慨，当他提供一项服务时面部表情应该热切、投入，因为选民“不仅希望一个人做出令他们满意的事情，而且希望做这样的事时，表现出热情和对他们的高度尊重。……人民对语言和礼貌的重视，超过对服务本身和实际情况的重视。”

对于乡村的选民，选举年就是得到双重收获和免费盛宴之年。候选人不仅供给他们酒喝，而且还经常供给食物。这种宴请的习惯已非常古老，曾存在于雅典和罗马。174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骑士》中，在候选人与人民之间，有下面一段对白：“喝这个，”第一位候选人说，“多么可口的酒啊！”人们回答道；“品尝一下这块肥美的蛋糕”，第二位候选人机智地反击，“人们啊，谁对你们，和你们的肚皮最好？”人们同等地喜爱酒和蛋糕，因而面对供给他们的好东西茫然不知选择，他们便开始仔细地检验两位候选人的烹调成绩，并尽可能使其烹调成绩悬而不决，以便激励他们拿出新的慷慨之举。

假如候选人仅仅分发提神的饮料给人民，以及用蛋糕滋养人民，其中还有某种可以感激他们的成分，然而，他们还分发诡辩，以虚假的诺言滋养人民，他们既孜孜求助于人民的肚皮，也孜孜求助于人民的双耳。

选举的腐败常常由欺诈偕行。死者和缺席者被起用来投票；投票还没有开始，选票就已塞进了票箱。同时，在根据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巧妙地命令人民离开投票室后，事先准备好的选票取代了票箱中的选票。选举委员会的组成本来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却常常以欺诈的方式进行。在市政长官的默许下，执政党让某些其信任的支持者在即将进行投票的房间过夜，或者在市政大厅还没有开门之前将他们领到房间中去，以便保证选举委员会由其党羽组成。在普罗旺斯（Provence）175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意思是谁控制了投票箱，谁就控制了选举，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更改投票，轻而易举。在我的司法经历中，凡此种种欺诈行为都曾引起我的注意：我见过少数人以欺诈得到多数票，继续掌权数年。

一旦候选人有可能通过欺诈、奉承和腐败当选，政治集会之道德和智力水平下降到如此低贱的境地，政治家的才具日益萎缩就不足为奇了。一种洪亮的声音和高度脆弱的良心，一夜之间就足以使一些既不代表劳动也不代表智力或诚实的人，能够名满天下。他们攻击神职人员，在议会中应付最严重的问题却根本不懂那些问题，扰乱立法活动，任命或免除公职人员。事情就是这样，投机分子和身份可疑的人投身到政治中去，谦逊和勤劳的人却再也与政治无缘；政客不可避免地变得像人民领袖赫伦纽（Herennius）那样厚颜无耻，而人民则不过是西塞罗所说的“一群营养不良、忍饥挨饿的东西”。[16]煽动家从有智慧的人手中攫走了权力，就像海员将舵手从轮盘边赶走，他们“强占了轮船、触犯纪律、酗酒暴食、驾驶轮船，就像可以从这种人身上料到的那样驾驶轮船。”[17]

有判断力的人仍然可以在政治集会上遇到，“但是没有人听他们说话；傲慢、嫉妒和贪婪，是三根燃烧的木柴，点燃了人们的情绪。”[18]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众人比任何个人是更好的判断者，因而可以被赋予审议公共事务和主持正义的权利。[19]孟德斯鸠也说，人民以令人欣羡的辨别判断力选择他们的代表。[20]在我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的观察，都不能得出这一结论。雅典的民主虽然实际上是智力型的贵族政体，仍然常常匮乏辨别力；最优秀的公民遭到迫害、放逐以及被判处死刑，却将荣誉给予微不足道之辈。苏格拉底（Socrates）和福基翁（Phocion）176被判决饮鸩而死，阿里斯底德（Aristides）被放逐，米尔蒂亚德（Miltiades）被投入监狱，泰米斯多克勒（Themistocles）死于流放，等等。雅典的民主最嫉妒因其才智和正直而声誉卓著的人，它流放这样的人。孟德斯鸠确认雅典的放逐主义“是一种令人景仰的制度”，[21]它证明了诉诸温和的大众政府之温和品性。[22]然而，一项流放十年的判决，没有给予被告申辩的机会就通过了。

雅典的民主经常将无能和低贱的人，提升到尊荣的职位。伯利克里之后，雅典被欧克莱（Eucrates）统治过，他是一位粗麻屑商人；被李萨得（Lysades）统治过，他是一个绵羊交易者。海帕伯罗（Hyperbolos）是一名卖灯笼的人，曾一度非常受欢迎。阿里斯托芬机智地指出了人民有支持奉承他们的无能之辈的缺陷。在他的喜剧《骑士》中，将军德谟斯梯尼（Demosthenes）和尼西亚（Nicias）想铲除那位煽动家，“一个十足的流氓、典型的造谣中伤者……像狗一样摇尾讨好、奉承（人民），尽情地抚摸、温言献媚、哄骗人民”。两位将军将政权交给一个杀猪人，告诉他说：“今天你什么都不是，明天你将是一切，也就是幸福的雅典的首脑……”屠夫：“给我解释一下，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位大人物。”德谟斯梯尼：“恰恰就因为是卖香肠的人；你将显赫起来，因为你是一个不体面的、无耻的流氓，是市场的孩子。”

人们的本性就是如此，他们对比自己强许多的人，经常有一种嫉妒和反感情绪。米拉波的才智为他带来了很多敌人。最近被其党派放逐的法国共和党人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待遇，不是因为他们采取行动捍卫受到雅各宾精神威胁的自由，而是因为他们的卓越是不可宽恕的。凯旋的将军受到了怀疑，是因为他们引起了嫉妒。在雅典，一旦一位政治家以其正直和能力受到拥护，其对手就会在人民面前指责他的目标是建立专制。萨拉米（Salamis）的英雄在取得大权后，也招来了嫉妒并在任期内被放逐。西蒙（Cimon），雅典的最优秀的将军之一，被无中生有地指控挪用公款，遭罹放逐。伯利克里使修昔底得（Thucydides）受到放逐，等等。

在雅典共和国，人民在选择长官的时候常常使无能优于功绩，而将职位分配给寒微之人。在我们的时代，在法兰西，我们不是也看见人民更喜爱一位小学校长，而不是穆·契·德·拉姆赛先生（M.Ch.de Rémusat）和穆·泰勒先生吗？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马拉难道不是人民的偶像吗？人民喜欢江湖骗子和是非之徒。精打细算爱好和平的国王、其私人生活无可指责的国王，例如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菲利普，一直不受欢迎。相反，舆论通常溺爱奢侈、好战和荒淫的国王。人民偏爱的不是劝人勤奋、俭朴和节制的人，而是江湖骗子——许诺不可能之事及兑现实际上是谋私利的诺言的人。人们情愿将才德出众之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因为他们嫉妒这些人，更喜爱与自己相似的无能之辈。同类相悦（Similis imili gauder）。普卢塔克下面这一看法，仍然适用于人民：“人民……希望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们和他们的权威的人民，当某个人在声望、名誉方面超过其余的人时，会不快和痛苦。”

在危难时期，人民会忘记其嫉妒而求助于智慧之士的奉献，因为人民需要他们；然而，在和平年代，除非人民得到指点，人民是绝对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没有什么事比选举更具欺骗性了，”西塞罗说。“谁会想到，菲利普（Philippus）凭他的才智，他的服务，他的得众，他的出身，却被赫伦纽击败呢？卡图鲁斯（Catullus）177是温文尔雅、判断敏锐、诚实正直的典范，竟然败在曼蒂乌（Mantius）之下？最后，苏加拉（Scaurus），一个如此重要的人，一位如此卓越的公民，一名如此勇敢的元老，竟然没有战胜马克西姆（Maximus）？”[23]谁会想到，在1893年的选举中，乔治·皮科（Georges Picot）、保尔·雷罗·波留（Paul Leroy Beaulieu）、德·梅因（de Mun）、皮奥（Piou）和拉米（Lamy）会被他们的对手击败呢？在过去的绝对君主政体下面，有经验的政治家常常被宫庭阴谋和王妃的任性解除指导事务的职位，例如路易十五两个最优秀的大臣，德阿根森（d’Argenson）和乔索（choiseul）就分别被蓬怕多的王妃（Pompadour）和巴里的王妃（Barry）解职。今天，他们则由人民的奉承者和群众的无知解除职务。

假使各党派的诚实之士能够目标一致，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选举情况还会好一些，可是，他们通常由于爱好平静和虚妄的谨慎而又惰性、麻木、淡漠。“一群可怜的傻瓜，尽管社会已不复存在，仍相信可以像过去一样保有自己的鱼塘，”想象政治不会打扰他们，只要他们不与政治发生关系。[24]他们应该明白，社会所导致的巨大危险来源于人民与国王不相上下的蒙昧和无能；应该明白，他们有义务开悟、热爱、服侍人民，驱散其偏见，培养其更优良的情感，尤其重要的是揭开奉承者的面具。人民之所以成为江湖骗子的猎物，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启蒙，要将他们从煽动家的爪牙中夺回来，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人民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一切拥有真理、机运和闲暇的人的职责。一个国家的公共事务，应成为每个爱国公民的私人事务。

柏拉图相信政治有害于美德，所以他劝告有智慧的人不要介入任何公务指导活动。伊壁鸠鲁（Epicurus）178向有智慧的人提出了相同的劝告，假如有智慧的人要想幸福地生活，一个出于责任感而致力于政治的人无需降低自己的身份，在对他所行的善和所防止的恶的体验中，他可以找到良心上的真朴满足，而良心比安静更宝贵。

政治冷漠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因为它使政治这一领域向卑微和无能之辈敞开。许多人想象，恶的极端本身就能产生善179，基于这一理由，他们不做任何事情阻止恶。这种行为既不可敬也不老练：邪恶无往不应防止。当庞培要让尤提卡的卡图（Cato of Utica）离开元老院时，卡图这样回答他：“他从来不像某些人那样，不是为了使自己富有而关心共和国的事务，不是为了搏取名声……而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了参与政府作为一个好人的正当职业，他就认为自己有义务管顾政府，有义务对事情进行更精心的考虑，比蜜蜂建筑贮藏蜂蜜的窝巢还精心。”[25]假如诚实的人们能像卡图一样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就会不辞劳苦参加公共生活，他们就不会落得带着厌恶的心情忍受民主，而会让民主更加光明，将他们的热情给予民主并引导民主。

一心忙于自己的事务或享乐的利己分子，当他们看见野蛮主义的高涨的洪水要卷走社会时，会与路易十五异口同声：“管它死后洪水滔天！毕竟现状在我们有生之年不会变。”他们忘了，任凭邪恶的情感自由发展，洪水可能会比他们想象的来得快。

最后，还有人以乖张的腔调赞同拉·布鲁耶的说法：“唯一从我这里得到比大政治家还高的尊敬的人，是克制自己不成为大政治家的人，是抱着这样的信仰自强不息的人，即相信这个世界不值得一个人为其奔忙。”[26]拉·布鲁耶是一位基督徒，他本来应该铭记在心：这个世界无往不值得关心，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因为蔑视人类不是基督徒的情感。请允许我说，人类并非总是美丽动人，它有其丑陋的方面，但还有其高贵的方面。此外，倘若人类经常感到有罪，它就总会不快乐，而它的不幸，由于能激起同情，同时应该能唤醒献身的精神。国务总理德·劳皮托生活在一个非常阴暗的时代，曾数次罹遭审判，尚且大声抗言笼罩着好人的沮丧情绪，劝告好人参与公共事务，告诫他们：“除了上帝，便是我们的国家值得我们贡献服务了。当你将自己奉献给国家以后，只要国家希望得到你的扶助，就在为国家的服务中坚持不懈，直到生命的极限，直到坟墓的门口。”

【注释】

[1]Bayle, Dictionnarie, Article“Charles Quint.”

[2]Frédéric II.,Essai de Critique sur Le Prince de Machi-avel, Part ii.,ch.xx.

[3]De L'Etude de I'Histoire, Part ii.,ch. ii.

[4]Aristote, La Politique, Bk. iii.,ch.iii.,§6.

[5]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Vol.ii.,p.88.

[6]La Bruyère, De La Cour.

[7]Quintus Cicero, The Candidate for the Consulship.

[8]Plutarch, Life of Cicero.

[9]Cicéron, Pro Plancio, xxvii.

[10]Cicéron, Pro Murena, xxi.

[11]Ibid, xxxii.

[12]Letter to Atticus.

[13]Cicéron, Pro Murena, xxv.

[14]Cicero, First Speech Against Verres, viii.

[15]Aristote, La Politique, Bk. viii.,ch.iv.,§4.

[16]Letter to Atticus, No. 24.

[17]Plato, Republic, Bk. vi.

[18]Dante, Inferno, ch. vi.

[19]Aristote, La Politique, Bk. iii.,ch.x.,§5；ch.vi，§§4-6.

[20]Montisquieu, Esprit des Lois, Bk. ii, ch.ii；Bk.xi.,ch.vi.

[21]Ibid.,Bk. xxix.,ch.vii.

[22]Ibid.,Bk. xxvi.,ch.xvii.

[23]Cicéron, Pro Murena, xvii.

[24]Cicéron, Letter to Atticus, No.23.

[25]Plutarch, Life of Cato.

[26]La Bruyère, Des Jugements.

第九章　由政治原因造成的法律的败坏和司法的腐败

作为非正义之工具的法律——反对爱尔兰天主教的英国刑法——通过立法来维护执政党的地位——例外而特殊的法律都是政治上的法律——律师花言巧语地为恶劣的法律辩护——是独立的思想家而不是法学家在促进法律的完善——政治会议常常通过一些不公正的法律——法律通常是在政治狂热激情的影响下通过的——成群结队时人的心态特征——在情绪沸腾的集会上暴烈倾向总是战胜温和倾向——粗糙的立法和有用的改革——由政治原因导致的司法腐败——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对政治对手的诽谤诬蔑——法官对政府的屈从——陪审团与司法——旧制度下法国的治安法官——独立不羁的治安法官不合政府的胃口——独立而不受其他影响对一个优秀法官极为重要——特殊使命对司法的危害——法国大革命时的特种法庭——军人充当法官的危害性——警察的政治角色——政客绝对不能充当法官

政治生活早已把法律变成了一种剥夺人权和掠夺抢劫的工具。野蛮人使用武器进行烧杀和掠夺；而那些自认为文明开化的人们则使用法律来从事上述勾当。这样，法律成了像枪炮火器一样杀气腾腾的东西，成了像锋芒毕露的斧头一样毁灭性极强的东西，并且在法律的外衣下不断进行的掠夺就像在公路旁树林的掩盖下进行的明火执仗的抢劫。谋杀和掠夺业已成为了法律的骨干内容；剥夺人权和烧杀抢劫终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以法律的名义来剥夺人权比使用野蛮的暴力更可恨，因为在这种邪恶的不义之举中添加了虚伪狡诈的成分。那些为迫害提供法律上的辩护理由的法学家比那些屠杀同胞的家伙更加堕落。

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荒谬而伪善的残忍立法。举个例子来讲，有哪一件事情能比英国镇压爱尔兰天主教的法律更加罪恶滔天呢？英国的法学家设计出了一套法律体系，柏克（Burke）对这套体系的评价是：“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的堕落天才们所发明出来的最狡诈、最强有力的压迫工具，这套工具被用于使人倾家荡产、贬低人格尊严和使一个民族堕落并败坏人性中那最不可易移的本真之源。”这些残暴的法律，正如坎宁（Canning）所说，表面上看，似乎是用于扼制人性的最残暴行为的研究成果，而实际上是反人类的集大成者。为了令天主教徒永远身处赤贫和无知的状态，法律禁止他们获取地产和拥有自由职业。法律并不给新教徒规定指令性义务，但法律规定流放天主教的教师；法律并不禁止天主教的礼拜仪式，但却把天主教主教驱逐出境并且如果他们回国的话就对他处以死刑，等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法律追求的目标就是剥夺天主教徒的权利并对他们施行合法的迫害。“英国议会，”瓦特·斯科特（Walter Scott）说道，“硬是妄称自己有权为爱尔兰制定法律，并且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该王国的商业贸易的方式来行使这种权利，以使该王国的商业贸易隶属于英国的商业贸易，从而使爱尔兰永远处于附属国的地位。”英国通过立法的手段来毁掉爱尔兰的羊毛制造业。爱尔兰早已激愤地抗议过英国为它制定的禁止爱尔兰的羊毛产品出口国外的法律，英国女王对议会的这种立法也颇有微词，英国议会下院在一份致女王的声明中解释说：“众所周知，羊毛制造业是英国商业贸易的一个支柱产业，可是，作为英国之附属国而受英国保护的爱尔兰偏偏不听话，对国会赋予它从事棉纺织业的自由权利竟然心存不满，耿耿于怀，甚至不自量力地要求倾其全部资本和信用等资源去从事羊毛纺织业和布匹制造业，企图危害英国的利益，这是不允许的。”斯威夫特对英国的贪婪义愤填膺，建议爱尔兰人印制并散发小册子，号召人们除了购买爱尔兰的产品外，对他国产品一律拒斥并且拒绝使用从英国进口的布料。但是，英国的刑事诉讼法早已规定禁止印刷小册子。

我在这里引用扼杀爱尔兰的英国法律的例子，目的在于表明，在政治生活中，迫害和掠夺是如何虚伪地披上合法的外衣的。相似的事例在所有民族中都可以找到，数不胜数。

对普通法律抱持敌视态度的政治生活，历来倾向于创制各种特权；他们创立了毋须纳税但却把持社会上最重要职位的特权阶级和特权秩序。他们非但不履行上帝赋予的职责（这种职责本来是上帝赋予给所有凡人的相同权利），而且还在日常事务和政治权利领域创设了各种不平等；他们使人类之间真诚的互助关系变质变味；甚至在神圣的司法领域，他们也创设了不平等的制度。180

法律的本义应当是追求保护所有公民的自由和财产权的目标，但是，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那些旨在维护当政者利益的法律总能轻而易举地得以出台。当权力掌控在贵族政府手中的时候，法律就是根据维护贵族利益的原则而制定，而当民主政府掌握了权力后，法律就是按照维护民众利益的原则而制定。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the old regime）下，平民百姓被排除在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之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意大利的某些共和国，被褫夺公权的恶运也时常降临到贵族身上。

所有的法律都应当是普遍适用并且是公正的才行，政治却使法律染上偏见并制定特殊例外的法律。

政治已经使立法腐败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181一位极为精通法律事务的大法官，也禁不住痛心地大声呼喊道：“当我反思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法律和政府的时候，要是我能从中找到哪怕是一丁点正义或公道的影子，我都乐意为此命赴黄泉以酬谢它！万能的主啊！什么样的公道，什么样的正义才是属于我们的啊！”[1]在所有民族的立法中，非正义的法律之所以能出台，这要归功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特殊例外的法律总是无一例外地都是政治性的法律，它们是某些党派用以消灭其对手的武器。1861年，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位代表在议会发言中不无嘲讽地说道：“去年，我为出台有关公共安全措施的法律投了赞成票，因为它们可被用来对付反对党；而现在，这些法律又被反对党用来对付我们自己，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2]当反对移民海外的法案在法国国民议会中付诸表决的时候（该法案规定犯移居海外罪者将被处以死刑），一位发言者提高噪音坚决赞成主人的奴仆有权跟随主人移居海外，而一位负责起草该法案的代表则对此表示反对：“我们提议通过的法律是一部根据客观情势的要求而制定的法律；它只是用于对付那些触犯该法的人的武器，为什么要用该法律可能潜藏的某些不正义的东西来纠缠我们自己呢？”[3]

每当因政治上的激情和狂热导致邪恶的法律得以表决通过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通过这种邪恶的法律并不是基于法律本身所蕴含的正当理由，而是基于对这种邪恶法律的牵强附会的辩解，有时甚至是基于潜藏在立法者狂热的激情中的那种为自己将来犯事时预留一招的可使罪行减轻的考量。然而，比用合法手段表决通过这种邪恶的法律更令人痛恨的是，在这些邪恶的法律历经漫长的风雨之后，有些并没有感染当初这些邪恶立法者的政治狂热激情的法学家竟然还在死命地为这些邪恶的法律作辩护。没有哪一部邪恶的法律不受到律师一致的好评和衷心的赞赏。格老秀斯支持奴隶制，布拉克斯通（Blackstone）182为“罗马天主教”（Papistry）183对犯有严重叛逆罪行的人实行怀柔的同化政策进行辩护。作为上诉法院总检察长的梅林（Merlin）则“把他伟大的法学知识和作为律师的令人称奇不已的才能贡献于构筑阴险狡诈的专制暴政的统治杰作之中，这种杰作就是猜疑和检举揭发的法律体系。”[4][5]大法官帕斯瓜对梅林是这样评价的：“我从未认识过像他这样对正义和非正义如此缺乏悟性和辩别力的人。任何事物在他看来都是好的，只要这种东西来源于正式的法律文本。”[6]在果月18日那个特殊的日子里，这个被杜伊列尔（Touillier）尊称为法学泰斗的人184，竟然同当时那场政变（Coup d’etat）的导演者一起，携手起草了一部规定流放“五百人委员会”和“古典艺术家协会”中绝大部分成员的法案，被流放对象中包括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卡诺特和巴托罗缪（Barthelemy）。梅林当时充任政变领导集团的司法部长，当军事法庭咨询他是否应当为已经要求为自己配备律师的每一个被流放者提供律师时，他的回答是，该法律的宗旨就是要褫夺被流放者获得律师为他提供辩护的机会。这其实是拾罗伯斯庇尔观点的牙慧而作出的裁决：“只有爱国主义者才允许获得律师为他们辩护。”贡巴萨烈（Cambaceres）则起草了组建特种革命法庭的法令。这位帝国未来的司法部长要求国民会议任命一位特种革命法庭的首脑并把全部审判权力集中到该首脑一人手中。[7]一批人数可观的法学家都主动接受了为这种特别法律措施披上合法外衣和为政治审判践踏司法程序的行为作辩护的“神圣”任务。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参议院中拥有席位的律师对《公共安全法》投了赞成票，然而，一位名叫马歇尔·麦克马洪（Marshal MacMahon）的士兵却拒绝投赞成票。

法律科学本来应当是蕴含着一种崇高智慧和一种哲理精神的科学。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波特利（Portalis）、特罗波龙（Troplong）、利路阿德（Renouard）和F.海里（F.Helie）都是一些洋溢着哲理精神的法学家，但是，现实生活中充斥的现象却是：法学家都是些法条文本的奴隶而根本不会以批判的精神去评判法律的好坏。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是哲学家而不是法学家为立法带来了最巨大的进步。

在十八世纪，就为刑法的改革作出的贡献而言，伏尔泰和贝卡利亚（Beccaria）比同时期的所有法学家所作出的贡献都要大。

立法机关常常通过一些最不正义而又最卑怯地屈从于政治因素的法律。罗马的皇帝、英国的亨利八世、罗伯斯庇尔、拿破仑一世，都是些专制暴君，他们都获得了政治权力机构对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和拥护，因为所有建构这些权力机构的相关法律都是由他们提议的。当亨利八世“希望解除与他妻子的婚姻关系的时候，”英国议会助了他一臂之力；当他希望把他的部长置于死地的时候，英国议会不经审判就把他们判处死刑；最后，当他幻想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制定法律的时候，英国议会把立法大权拱手相让。[8]当反对移民的第一部法令出台时，竟然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反对这种非正义之举措的微弱的声音。当时的法国国民公会（The Convention）在罗伯斯庇尔面前胆颤心惊、鸦雀无声地在牧月22日185投票表决通过了这部共计22条内容的法律，这部法律引发了一系列披着合法外衣的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到最后竟发展到干脆取消立法过程中的投票表决程序。当政变指挥委员会在果月18日制定那些剥夺五百人委员会（The Five Hundred）成员的人权的法律时，没有任何人对政变者的倒行逆施发出抗议之声。不久，当这架恶魔般的杀人机器完蛋之后，参议院又以同样温良恭驯的方式投票通过了褫夺130名民主党人的公民权利的法律，他们被富歇错误地指控为犯有阴谋罪，富歇宣称“第一执政官的决议是一项捍卫宪法的举措。”186在1814年，同样还是这个曾经表现出温良恭驯的参议院竟然投票表决罢黜拿破仑皇帝并表决通过对他展开起诉活动。参议院一致投票表决通过今后采行立宪政体，在这些投票者中许多都是主张弑君的人。187

每当议会投票表决呈送到它们面前的法案时，由激情和狂热煽动起来的议会根本无法聆听理性发出的声音了。在司法过程中，正如在表决通过法律的过程中一样，冷静、沉着和公正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集会过程中则是充满狂热的非理性情绪占主导地位；惊恐不安、虚荣心、愤怒和仇恨在一群人的集会中往往是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心理现象。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这些话是错误的：成群结对聚会时的人们比身处孤立状态时的人们要更加明智，而且人数越多他们就越明智。“每当一个人，”他写道，“被愤怒或任何其他激情所主宰时，他的判断力必然会扭曲变形。然而，在同样的情形下，对于一个由多数人组成的群体来说，要想失去理智和铸成大错就会困难得多……也许应当承认的事实是，尽管组成群体的成员若一个个单独来看，也许并不是一个个杰出的人物，但这个由大多数普通人构成的群体仍然要比单独的个别杰出人物占有优势——假如不是拿单独的个人相对比，而是以整个集体来作对比的话。这就像一顿聚餐的费用由众人来平摊会比由单独一人来承担会具有更好的效果一样。”188如果一个群体的远见卓识是与它的人数的多少成正比的话——正如一顿由参加者共同付费的午餐，其丰盛的场面是与其参加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样——那么，人员雄厚的群体就会更明智、更富远见卓识并通过更好的法律了？实际上，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一个群体的价值并不随着组成它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相反，组成群体的人数越多，该群体能完成的有益的工作就越少。189

早在当代的心理学家对政治群体的心理品质特征作出有见地的观察结果之前[9]，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就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了。阿里斯托芬赞成这种看法：在群体中的个人比孤立状态的个人表现要差，群体成员人数越多，他们的狂热与激情就越发强烈，当他们成为人群的一部分后，他们就更加缺少理性。当克里昂（Cleon）和一位杀猪的屠夫相互辩论着人民的各种爱好时，克里昂要求人民举行集会以决定哪种形式对他们的爱好具有最强烈的影响，对此，这位杀猪的屠夫回答道：“好的，好的，让人民作出决断吧，只要集会不是在Pnyx（大众举行公共集会的场所）就行。人民的声音：我们绝不能在别的地方举行集会。你必须出现在Pnyx才能算数。杀猪屠夫的声音：啊，我的天啊！如果这样，那我就完蛋了。因为只有在他自己的家里，这位老人才会保持神智清醒，但是，一旦他坐到公共集会场地上那令人诅咒的石头凳子上时，他就会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就像他杀猪时把猪捆绑在桌台上一样。”190在人潮汹涌的集会人群中，暴烈激进的倾向会压倒温和理性的倾向并利用这种极端情绪来表决通过褫夺人权和剥夺财产的法律。曾几何时，吉伦特派不就是通过投票表决对路易十六判处死刑的吗？吉伦特派本来是希望挽救他，免他一死，但是出于胆怯软弱和害怕失去人民的支持，他们终于投票表决通过了他们害怕去做的事情；还有，革命特种法庭的创设和公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的所作所为，上述这两个机构难道不是都成了最阴险邪恶的暴政工具吗？由于担惊受怕，那些“淳朴善良”（Plain）和“软弱无力”（Marsh）的人都乐意参加群体，一旦成为群体成员后，他们就变成了弑君者和革命者；他们是罗伯斯庇尔温驯听话的工具，而罗伯斯庇尔则保护他们。191猛烈凶暴的倾向在使剥夺人权和剥夺财产的法律获得投票表决通过方面往往不会很顺利成功，除非他们拥有一大批极为温和恭驯又缺乏性格自制力的人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来为这种法律的表决通过而投票，而这些人从内心深处又是不赞成这样的法律的。

在人流如潮的集会上进行商业贸易的讨价还价之争论往往是杂乱无章、语无伦次的。在小组委员会中研究问题比在大型公共场合研究问题会取得更好的结果。真正好的工作都是由委员会中具有成熟经验的人和少数专家共同完成的。优秀的演说家总想在人潮汹涌的集会上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但是，那些学识渊博、善良真诚的人们则不会在这种本来属于他们的位置上去呼风唤雨，因为他们的言论不带激情狂热或任何其他煽情的成分就能获得真理和正义。当天主教和新教这两大团体的领导人在波依苏（Poissy）这个地方集会的时候，当地医院的院长请求女王解散这个集会，因为它太过于人声鼎沸和狂热迷乱了，并建议双方各派五名代表来取代这次集会。

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往往就是一群反复无常、难以预测的人们大杂烩式的组合；这种集会的一个弊端就是为那些喜欢滔滔不绝地向人群发表长篇大论，同时又乐于欣赏被自己的宏论所激发起来的狂热的演说家提供了场所——但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不会喜欢这种场面，他们通常喜欢那种能给人带来乐趣的人而不是带来狂热的演说家。“演说家，”里瓦罗尔（Rivarol）说道，“都是些大规模集会时的狂热催化剂。”在演说的天赋中并不蕴含多少具有判断力的东西，有时与其说优秀的演说家是在关注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要点，还不如说他们更为关注演说本身会产生的效果。拿破仑一世对演说家的评价是：“他们的演说缺乏逻辑性，因而他们是一些可怜而又可鄙的辨论者。”演说家在演说中享受着巨大的乐趣并且在激烈的唇枪舌战中追求一种沁人心脾的情感氛围，就如同士兵在战争中享受战斗给他带来的情感愉悦一样。在辩论中战胜对手或在公职竞选中击败对方并取而代之，由此给演讲者带来的乐趣是愉快惬意的。

议会体制虽然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其不利之处：它为夸夸其谈的人，诸如诡辩家、律师和教授提供了太多的空间。192那些实干家和思想家的光辉则往往被那些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人物的禀赋给遮盖掉了。最后，事情发展到伟大的名声竟然是靠演说给制造出来的。议会演说的一个功能就在于它能保障政治自由，当这种功能是由诸如罗伊尔·科纳德（Royer-Collard）、马蒂纳（Martignac）、德·梭罗（de Serre）、基佐（Guizot）、梯也尔或于连·西蒙（Jules Simon）这类名人来发挥的时候，这类演说就能提高国家的素养，启蒙社会的认知。然而，在这些既具有思想又熟悉公共事务并兼具演说天赋的伟大演说家周围，却荟萃了一大批满腹词汇并只会用它们发出叮当响声的家伙，而正是这批人占据了议会的舞台。对浩如烟海的众多演讲，也许可以这样评价它们：“语言和声音捍卫的是虚无的东西”（Verba et vocs proetereaqe nihil！）。每当国家已经陷入非常危急的时刻，还是有众多只会耍嘴皮子和神经错乱的演说家不断向政府发难，提出一些可能会引发更严重困境的问题！不知有多少代表都被一些奢华无用的词语所累，他们仅仅为演讲而演讲，在那些需要严肃认真的场合竟然用某些所谓机智风趣的文章来卖弄自己的才华！“由于我已经拥有了属于参议院的荣耀，”圣艾弗勒蒙德（Saint-Evremond）喜剧中的一个角色说道，“波利迪克先生，我早已观察到，在我们的辩论中，由于渴望炫耀我们的机智才能和奇思异想的冲动在作怪，以至于使得我们常常游离于正在讨论的主题之外而去润色那些与眼下的重要事情毫无关系的庸闲话题。”斯塔尔夫人（Mdme.de Stael）曾说过，在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需要严肃认真地进行辩论的事情上竟然充斥了大量由议会代表所发出的谩骂狂潮：“想想看，即使在如此庄严神圣的场合，仍然是虚荣心在主导着人们的行动。”[10]

在一个其成员对自己作为立法者的角色（role）毫无准备且又只关心他们在选举中的利益的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人们还能指望它制定出什么样的法律呢？他们只知道在法律之上堆积法律，按照眼前的暂时要求制定或废除法律。法律不再是镌刻于大理石或青铜器上的牢固规则，而是残留在蜂蜡或沙滩上的痕迹，它们存续的寿命只是很短一段时间。法律的权威也因这种朝令夕改的多变性而受到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往往是在没有经过研究就付诸投票表决通过，或者说法律在草案阶段就没有受到认真仔细的考虑。我们常常可悲地看到，一些毫无经验的立法者，其中有些人更是无知得令人惊讶，有些人甚至连识文断句都成问题，这样一些人充当立法者必定会成为给社会带来灾难的立法者，他们废止有用的法律，表决通过无用或危害社会的法律，在充满火药味的争论中相互攻讦侮辱完对方后，基于政治动因又互相支持对方提出的法案或势不两立地反对对方提出的法案。为什么由议会提出的法案不送呈国务会议去审查一下呢？为什么不让那些对立法有精深研究的专家们对法案进行一番考究呢？正如要做好一双长统靴，一定的练习期是必要的一样，要制定好的法律，首先草拟好完备的法案蓝本也是同样必要的。如果让制鞋匠来做衣服和让裁缝匠来做靴子，那么我们的穿着打扮必定会很不合时宜。

立法领域的变幻无常是侵袭民主制度的众多危险之一。美国在这方面是深受其害的国家，这种弊端早就由汉密尔顿、杰佛逊和麦迪逊所指出。然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为了表决通过各种法律竟不惜使用欺骗性的花招，有时为了获得表决通过所需的多数票数竟不惜采取贿赂、欺诈和伪造的手段。

当立法活动被一些毫无用处或恶劣的法律给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就连对立法活动所要进行的必要的改革也往往被延误。为什么要按照那些兜售麻醉人的饮料的政客的要求去修改法律呢？那些出售令人陶醉的饮料的卖主都是些优秀的选举角色！为什么要按照允许少数代表制的原则来修改选举法呢？它是那么地适合于被用来压迫我们的竞争对手！为什么要废除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益处的某些习俗呢？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当人们提出对法律引进某些改革时，一位包税人以相似的时髦口吻说道：“为什么要变革呢？我们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

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司法腐败

“那些使用武力的代表都是些愚味无知的蠢人，”德斯梅林这样说道，“暴政统治的高超艺术就在于借助司法审判手段来获致借助于武力手段才能实现的目的。”确实，运用政治审判比运用武力手段能取得更多更广泛的好处：运用司法手段，可以使被屠杀的政敌遭到斯文扫地、身败名裂的厄运。被武力大规模、粗暴地屠杀所激起的满腔怒火远远要比被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引发的怒火要小，也不那么可怕得多，合法而不公正的死刑判决之所以会引发更加可怕的愤怒，那是因为这种行为总是伴随着令人痛恨的伪善，它为暴力披上了合法的伪善外衣。

刽子手装腔作势地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而把真正的受害者通过司法程序转变成刑事罪犯，这完全是模仿那只地处河流上游的恶狼诬蔑在河流下游喝水的小羊羔弄脏了河流水源的伎俩。当犹太人把耶稣基督带到比拉多（Pilate）193面前时，他们对比拉多说：“我们发现这个家伙正在败坏我们的民族。”[11]苏格拉底被指控败坏了年轻人的心灵。罗马的皇帝以基督徒扰乱了公共安宁为由对他们大肆杀戮。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刚结束，旨在针对受害者的司法程序立即开始启动，胡格诺派教徒被指控对天主教徒的大屠杀进行了安魂祈祷。亨利八世在把受害者处死之前先给他们戴上莫须有的罪名；他曾使尽浑身解数，终于以贪污罪指控托马斯·莫尔获得成功，从而使他身败名裂。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n）194被巴拉维尔特宣布有罪，他受到错误指控，说他背叛祖国而投靠西班牙。查理二世以西德妮和罗塞尔（Russell）勋爵涉嫌一个莫须有的阴谋活动而将这两人送上断头台。查理二世下令拘捕哈金森（Hutchinson）上校，虽然他过去曾反对过克伦威尔的统治，但是，他也懂得“以这个上校军人涉嫌卷入某项阴谋或别的什么罪而奉上级命令对其迅速处死也是说得过去的。”[12]雅各宾党人剥夺共和制的真正捍卫者——吉伦特党人的公民权利，尔后指控吉伦特党人企图背叛共和国。在该年九月的大屠杀中，被监禁的受害者被指控阴谋策划反对共和国。在波尔多（Bordeaux），在投石党运动兴盛期间，“榆树党人”（the Ormee）也企图跃跃欲试地在合法的外衣下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于是，他们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审判法庭，在这个法庭里，一个药剂师占据了公诉人的职位，而这个法庭的法官则由手工业者、鞋匠和糖果制造商组成。

政府创设特别审判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给剥夺人权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科明尼斯所说，他们泄私愤报私仇“可以打着司法的幌子进行，并且可以让那些专家学者随时同意并为他辩护想干啥就干啥的愿望，并把他们这种十恶不赦的罪行辩护成为可用祈祷来赎的小罪过。”众所周知，许多臭名昭著的政治审判都是罗马的皇帝下令进行的。“我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写，”塔西佗说，“唯有野蛮残暴的秩序、连绵不绝的指控迫害可以写……非正义的死刑判决和审判在这条相同的道路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13]在罗马共和国时代，有一条法律规定，凡是冒犯了罗马人民尊严的人要受刑事处罚。“这条法律惩罚了行为但却让词语逍遥法外。奥古斯都是把这条法律原则运用于令人反感的诽谤行为中的第一人。”[14]在实践这条原则方面，提比略走得更远。在提比略统治下，被控犯有谋反叛逆罪的案子堆积如山，这给那些告密者提供了一个发财致富的好门道。“提比略总能找到法官随时上阵对他所怀疑的各种人进行定罪量刑”，[15]在这类审判中，他都喜欢亲临现场观看，这成了他的习惯。有一次，提比略被一位指控为用侮辱性的言词来谈论他的执政官的行为所彻底地激怒了，于是，他大声宣布并发誓在这个案子中他将亲自出庭并发表意见。一位名叫比索的元老院议员鼓足勇气对他说：“阁下，您将依据什么规则来发表你的见解呢？如果您在审判前第一个发表意见，那么，我就会照着您的意见去办；如果您在我们发言之后最后才发言，那么，我担心我会无意识地持与您不同的观点。”[16]受元老院议员这番话的困扰，提比略最终放弃了他当初的计划并允许对该执政官（Pretor）宣判无罪。元老院中的其他议员并不敢群起效仿比索先生的这种特立独行、仗义直言的人格品性，他们彼此之间只知道在提比略面前争先恐后地表现卑躬屈膝，唯恐落后。一位历史学家被指控在他出版的著作中褒奖了布鲁图并指陈凯撒为全罗马人中最无知的人，他因此而受到了当时塞扬鲁斯（Sejanus）195的爪牙的迫害，他宁愿饥饿而死也绝不向迫害者屈服，罗马元老院下令由市政官（edlie）焚毁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在尼禄皇帝统治时代，元老院的议员们完全按皇帝的眼色行事，他们迫害那些最有德行、廉洁自律的公民。他们的宗旨就是：如果这些公民不是皇帝的敌人，那么，也要把他们弄成是皇帝的敌人。也许是出于对他们自身安全的担忧吧，他们竭力在皇帝面前表现得奴颜婢膝，企图从中获得安全。在谋杀了阿格丽派娜之后，元老院议员们装模作样地认为尼禄此举是为了避免一场阴谋加害于他，议员们下令在神殿庙宇举行祈祷和年度游戏活动，以庆贺对这一阴谋的发现。当尼禄走进朱庇特神庙表达他对众神（the gods）的感激之情时，元老院的议员们都穿着整齐的礼服出来迎接这个杀死自己母亲的人。每当皇帝下令放逐或处死某人之际，议员们都下令举行感恩性质的活动。

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法院在卑躬屈膝和邪恶残忍方面丝毫不比罗马元老院逊色。麦考利曾把它们比作肮脏邪恶的公共屠宰场（public slaughterhouse），在那里，各政治派别轮流把自己的政敌捉拿进去开刀；在那里，它们发现是可以收买利诱和凶狠残暴的屠夫在等待着他的顾客。[17]在完成了他所负责主持的爱尔兰大屠杀后，克伦威尔建立了一个法庭，这个法庭继续履行把天主教徒判处死刑的职责，这就是历史上尽人皆知的“法庭大屠杀”（court of carnage）。

在查理一世时期，陪审团表现出了更大的独立性。当斯特拉福（Strafford）勋爵试图把坎洛特县变为国王所属的封地时，他千方百计地想从陪审团那儿获得支持他这种努力的裁决，然而他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陪审团也拒绝了克伦威尔要求重建特别审判法庭的主张，克伦威尔对陪审团的独立不羁大为光火，公开宣称陪审团制度对司法公正是一个绊脚石，因为它使神圣庄严的裁决堕落成为愚昧无知和卑鄙龌龊的奇思怪想了；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法律所蕴含的最重要的旨意并不是由法律科学来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充满危害而又缺乏判断力甚至是悟性平平的奇思怪想和偏见的集大成者来决定的。在不否认克伦威尔对陪审团的批评以及当今众多刑法学家对陪审团的相似批评具有某些正当成分的情况下，还必须加以补充的是，陪审团还具有一种使自己的存在成为不可或缺的品质特征：它是独立而不受制约的。用政治手段无法收买通过抽签组成的陪审团。196这种独立而不受制约的特性是公民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真正的保障。正是陪审团有力地保护了共和主义者抵抗来自克伦威尔的打击报复，维护了许多受牵连的保皇党人的安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克伦威尔对这个机构毫无好感。

在陪审团出现以前的法国是治安法官制度（Matistracy）在政府对它施加的压力面前充当着正直和独立的角色。“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时期，”古赞先生说道，“能像治安法官这一角色这样给人们提供了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了：它的独立性，它的学识，它在道义上的严肃性以及这一职业对它的职员生活所施加的严格要求。”[18]罗伊尔·科纳德对此发出了同样的誉美之词。他写道：“通过花钱购买法官职位的不光彩的制度被令人尊崇的治安法官制度取代了，治安法官制度的出现是上个世纪君主政体的荣耀和力量的象征。”[1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充任治安法官的人都是些具有很深的学识素养和高贵的人格品性的杰出人物。当吉斯·亨利（Henry of Guise）197把亨利三世赶出巴黎之后，他与首席大法官阿基里·德·哈雷（Achille de Harley）举行了会谈。这位勇敢的治安法官猛烈地抨击了吉斯粗暴的野心，吉斯对这次会谈耿耿于怀，禁不住说道：“我曾在战场上出生人死，在最危险的时候搏杀冲击，这些都未曾让我心惊肉跳过，但是，与这个杰出人物的会谈却着实令我吃惊不小。”具有崇高的学识素养和伟大的人格品性的洛必达尔（L’Hopital）也是一位典型的治安法官，他是一位历史上不可多见的具有高贵品格和非常公正的法官。德·拉兹以下述珍贵的话语来颂扬首席大法官莫雷先生（M.Mole）：“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还能找出有谁在言论和行动方面能比古斯塔夫大帝（Gustavus the Great）或布赖斯先生更加大胆勇敢的话，那么，这个人非首席大法官莫雷先生莫属。”路易十六说他不知道在他的王国里是否还有比拉马龙（Lamoignon）更值得尊敬的人。科尔伯特尽管是个玩弄邪恶的阴谋诡计的人，但他也无法强令法官对福戈特（Fouquet）判处死刑，法官抗拒了他的命令。在十八世纪，尽管治安法官制度也受到了当时风行一时的腐败浪潮的袭击而一度丧失了它在道义上的正气，但它还是保存了这一制度的完整和独立性。在历史学家呈送给议会的报告中指出的有关治安法官制度的缺陷和失误，多半是由于他们对这一制度在政治上和司法上的性质特征理解混乱造成的。当作为司法机关的高等法院被变成政治聚会的工具时，这一机关的神圣庄严受到了这种聚会的贵族性质的侵害，它使这一司法机关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对治安法官表现出来的独立性，政客抱厌恶蔑视心理，政府则对此牢骚满腹。在王政复辟（Restoration）期间，治安法官在英国被视为自由主义分子，而在法国则被看作波拿巴分子（Bonapartists），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则被称为西班牙国查理一世的支持者，而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则被称为奥尔良派的立宪君主分子（Orleanists），而自从1870年以来，治安法官更是背上反革命分子和教权主义者的恶谥。所有的党派一上台就指责治安法官对早已崩溃的旧政权持同情态度这一事实恰恰是证明治安法官独立性的证据。

历届政府对治安法官施行的频繁清洗运动就是对这一制度之独立性的惩罚。检察官因为在法庭辩论中采取了使政客感到不愉快的态度，政客施行诡计让检察官当众丢脸出丑，这种事例很多。过去在法国，在某些情况下，流放甚至死刑就是对表现出独立性的治安法官的待遇。例如，在亨利二世时期，某些高等法院法官就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即必须允许人们乞求国王暂时搁置对教徒的死刑敕令。国王亲自到高等法院威胁恫吓治安法官。其中的几个法官在亨利二世的威胁面前勇敢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亨利二世下令逮捕他们。在被逮捕的法官中有位名叫安·都本（Anne du Bourg）的人竟被处以绞刑并被烧掉尸体。1589年11月15日，国会中的十六人集团（the Sixteen）对一项由高等法院公布的无罪判决极为不满，他们千方百计地耍弄诡计使得首席法官和两名律师被逮捕并把他们判处死刑，起诉他们的罪名是叛国罪和充当异教徒的支持者。很多时候，国会被解散，议员被流放，律师被拘捕并被关进监狱——甚至到了路易十六时代——还发生因为法官做出了不合政府官员胃口的裁决而使法官身陷囹圄的事件。黎塞留就曾亲自下令流放高等法院的一些法官，因为他们的独立性使黎塞留十分恼火，使得法官不听从来自巴黎的指令而与巴黎隔绝似的；为此，黎塞留命令某些治安法官在卢浮宫（Louver）的王座法庭会议室里等待他，听候他的指令，以便强令他们对德伯龙公爵（Duke d’Epernon）判处死刑。[20]黎塞留创立了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判决，更为严重的是，为了授权法官以他的权力去审判马歇尔·德·马里拉克（Marshal de Marillac），他竟然让法官把审判庭搬到他自己的夏季官邸努尔（Ruel），使审判在自己家里进行。马歇尔要求由高等法院来审判，当时担任总检察长的马修·莫雷裁定马歇尔有权要求接受高等法院的审判。但黎塞留通过一纸国务法令取缔了莫雷的裁决。

马萨林虽然比黎塞留在暴烈方面略为逊色一点，但他也时不时粗暴地残害法官。例如，由于他对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巴里龙（Barillon）所操的语言感到不舒服，于是，他想方设法把他关进地处比日罗尔（Pignerol）的监狱，该法官最后死于那里的狱中。

拿破仑一世也学路易十四的榜样。在审判福戈特的过程中，他绞尽脑汁向审判莫罗将军（General Moreau）的首席法官的良知施加压力。诚然，皇帝完全有能力不让军事法庭来审判莫罗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将会给人以口实，”他说道，“以为我试图通过我控制的工具来把莫罗合法地谋杀。”但人们仍然认定皇帝的罪过就在于企图指挥法官的裁决，而法官对皇帝的干预则是奋力抵制。

在审判德·日热公爵这个案子中，拿破仑一世任命军官来组成审判公爵的军事法庭。在这次审判过程中，所有的司法程序都遭到践踏与破坏。在陪审团做出裁决后，审判委员决定写封信给拿破仑一世，告诉他德日·热公爵希望把自己亲自带到第一执政面前，看看他的反映。当胡林（Hulin）将军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萨瓦雷（Savary）走进了法庭办公室，他从将军手上一把夺过那支笔，说道：“先生，你的工作已经结束，剩下的工作是我的事情了。”在裁决正式宣布之前，萨瓦雷先派人花好几个小时把墓穴挖好，在他看来，这样做，裁决将会是什么就很明确了。[21]罗马历史上也出现过与此相似的例子。尼禄皇帝指令护民官（tribune）乌烈努斯·尼格尔（Vlianus Niger）把另一个护民官佛拉乌斯（Flavius）处以死刑，因为他曾对尼禄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你还占据着有影响力的位置，就不会有任何士兵对你抱有什么信任；当我一看见你这个杀死自己母亲的人、杀死自己妻子的人，你这个马车夫、乡巴佬和煽动家，我就开始憎恨你。”乌烈努斯·塔西佗写道，“派人在附近的田地里挖好了一个墓穴，佛拉乌斯觉得这墓穴既不够宽也不够深，他对他周围的人说：‘甚至连这样一件小事都违背伦常正理。”[22]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拿破仑一世完全拷贝旧时代政权的某些恶劣的行为。不经审判就大规模流放男人和女人，其中著名的人物有斯塔尔夫人、谢夫烈兹夫人和雷卡米尔夫人。

考虑到政府老是想千方百计地对司法过程施加影响力这一事实，因此，坚定不移的性格品质对治安法官来说就是最重要的素质。最博学的法学家也是个坏法官——如果他缺乏独立性的话，波舒特的这段话是正确的：“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法官，这种愿望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除非你首先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一个人需要在某种职业所面临的问题降临到他身上而不是别人身上之前就锻造出该职业所需的人格品性才行。”[23]一个法官需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政治千方百计对他的裁决所施加的各种压力。庞培（Pompey）有一次“走进法院的审判庭，试图公开赞扬正在受审的对象——波朗古斯”。然而，作为庭审法官之一的卡图（Cato）则立刻用双手捂住耳朵，然后毫不犹豫地对庞培试图要保护的人进行了判决。

革命特别审判法庭、司法特别委员会、军事特种法庭和混合司法委员会都只不过是一些司法滑稽戏而已，因为这些司法专员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路易十一就常常委托这类司法专员从事政治审判，并把被判刑的人的财产分配给这些专员。而这些专员也乐于做这样的判决，他们常常使无辜的人受牵连于子虚乌有的阴谋活动，然后嫁罪于他们——最著名的案子要算都·伯谢（du Perche）的冤案了，为的是获取被判刑罚的人的财产。

在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别审判法庭中，最凶恶残暴的要数革命特别审判法庭了。第一个革命特别审判法庭是应罗伯斯庇尔的建议而创设的，目的是为了审判那些8月10日的阴谋策划分子，因为他们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暴动。“自从8月10日以来，”罗伯斯庇尔说，“人民的自发性报复不再被允许……需要根据形势的要求而创设新的法官……我们要求罪犯只需受到国家主权这一最高权力的审判就行，无需再上诉到从各阶层中挑选的人组成的司法专员那儿了。”众所周知，这种性质的第一个特别审判法庭是在8月17日出现的，到11月29日就被解散了，但在次年3月10日，丹东又想方设法以人民安全的名义使这种法庭又获公安委员会的投票通过，又恢复了这种特别法庭并用它来审判反革命分子，这个法庭是革命特别审判法庭中最“著名的”一个。古松（Gouthon）曾在其起草的对此类法庭的调查报告中宣布，所有的诉讼程序规则都必将被这种以公共利益为名义的审判活动践踏破坏殆尽：“无论谁建议把公共安全寄托于法庭的偏见或律师的发明之中，提此建议者不是个疯子就是个流氓恶棍，这样的建议者其目标就在于毁灭国家和人类的法律。”丹东说革命特别审判法庭必须取代“人民报复所使用的最高审判法庭”，也就是说它必须取代九月的大屠杀。从事实上看，革命特别审判法庭无异于披着法律外衣的大屠杀。

革命特别审判法庭除了比野蛮的大屠杀更令人痛恨之外，这种披着法律外衣的大屠杀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当一群流氓恶棍开始屠杀的工作时，它的暴戾恣睢很快就会慢慢地降温，而就人民的力量这方面而言，这种行为会激起人民愤怒的反抗示威浪潮，最终将战胜这种恶行。然而，当一个嗜血成性的特别法庭建立后，它就会连续好几个月地进行大屠杀，每天源源不断地用马车把受害者成车成车地送上断头台、绞刑架。

组成革命特别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团成员都由法国国民公会任命。当国民公会推荐卡米拉·达斯梅林担任公诉人时，罗伯斯庇尔却把这一职位给了一个名叫福戈尔·特维尔的人，该人在致卡米拉·达斯梅林的信中写道：“我穷苦贫寒又有养家糊口的负担，我们好久揭不开锅了，我们一家都快饿死了。”[24]革命的政治原则就是要排除法官那由独享的尊荣和可观的收入所铸造的独立性。为此，就应当挑选一些唯命是从的法官，其结果就只能是像福戈尔·特维尔这样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被挑选出来充任司法人员。像同一时期的许多法官一样，福戈尔·特维尔也把自己的职位变成了聚敛财富的工具，并把被起诉人的生命和自由当成了讨价还价的交易对象。[25]不止一个革命特别法庭的法官像下院议员阿尔伯特所描绘的兰斯地区一个法官的形象：“在原则上很正直，但是，他在财富上的匮乏导致他在每个方面都陷入了极端，为了获取一个职位他不惜按照环境的要求改变自己的人格品性，并同幕后控制者沆瀣一气以便使自己能保住那个职位。”

这些由国民公会从那些狂热分子中挑选出来的法官和陪审员的薪酬水平很低（每天才获得18个法郎），他们都只不过是雅各宾派专政的工具而已。革命特别法庭的庭长赫尔曼（Herman）也像福戈尔·特维尔一样是罗伯斯庇尔的奴仆罢了。家具木工杜勃雷（罗伯斯庇尔寄住他家）则是一个陪审员。这个特别法庭的其他组成人员也是一些工人或体力劳动者。为了剥夺陪审团的所有独立性，他们受人操纵地在法官面前大声叫喊喧哗。在审判丹东的过程中，公安委员会的成员包围了法官和陪审团，而这种活动也是出自预谋。伯烈尔（Prieur）曾在其记录中写道，他频繁地会晤革命特别法庭的首脑，并通过他们使他对特别法庭的审判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26]科洛特·多勃士对革命特别法庭下达指示。有一次，一个法官发现由科洛特下令审问的一个年轻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于是就把此事通报了科洛特，科洛特驳斥道：“我命令你惩处这个人，我希望在今天结束之前他将死去。如果此人获得饶恕，那么众多恶行就会逃之夭夭。别管闲事，执行公务去。”[27]根据1793年3月10日通过的法令中第10条的规定，由国民公会中的一个六人小组负责起草起诉法案，以便监督预审工作和使公安委员会同公诉人和法官之间保持正常的联系。当法官宣布被囚禁者无罪的话，特别法庭就要受到“清洗”，被宣布无罪的人将被再次受审。伯烈尔和拉本（Lebon）曾囚禁过那些回避做出死刑判决的法官。巴拉斯和菲烈隆下令逮捕马赛地区革命特别法庭的公诉人和庭长并把他们解送到巴黎，因为在528名被囚禁者中，他们只把162人送上了断头台。[28]

这些法官所要完成的任务是那么地令人作呕，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位也承认，为了克服这种强烈的厌恶感，他不得不给自己不断地灌输精神意志，以便从中产生让他在那个位置上待下去的力量。[29]福戈尔·特维尔宣称：“我宁愿在田里挖地也不愿充当公诉人。如果可能，我愿意辞职。”[30]

虽然督政府不像国民公会那么残忍凶暴，但督政府对法官的独立性也没有更多的好感。巴黎的选举委员会刚刚选出一些温和的法官，督政府这一新的权威就取缔了这次选举结果。在1794年，在督政府的指令下，司法部长做出决定：在一起并不重要的保皇党人阴谋案中受牵连的平民必须由军事法庭来审判。被告把他们的案子上诉到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裁决。然而，司法部长命令军事法庭罔顾上诉法院的裁决，他使尽浑身解数使军事法庭通过对被告的死刑判决，但由于督政府的完蛋，这些被判处死刑的无辜者才免遭一死，只在狱中呆了很短时光。为了惩罚上诉法院的独立性，督政府部分地改组了上诉法院的法官。

要满足政治上所需要的司法标准，那就要求快速了结案子。没有任何错误能比司法错误更加危险的了。在要求快速了结案子的情形下，由司法错误造成的危险的重要性被搁置一边，上诉的权利被取消，并希望在判决之后毫不迟疑地执行判决。根据1793年3月10日法令第13条之规定，成立革命特别法庭，所有法庭判决都无需上诉就立即执行。对军事法庭作出的有关流放那些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国家的人们这样的裁决，不允许上诉，这种裁决在24小时内被执行。

在其他情形下，在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二世统治时期，特别法庭和特别委员会都相继成立，这些机构由部分法官和部分军官联合组成。国民宪章中有关不得设立任何多余的特别法庭的规定受到蔑视，由军官会同法官组成的高级特别法庭在王政复辟期间又死灰复燃，大行其道。而这样组建起来的特别法庭就是在公开为坟墓提供掩埋对象。虽然军官们内心的习性会使他们具备适合于他们职业的人格品性，但是，这种人格品性却几乎无法使他们去审判政治或刑事案件。

政治因素老是破坏它所插手干预的任何事情。前面我早已指出了它如何操纵陪审团的组成人员。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又改变了劳工和雇主之间仲裁委员会的选举办法。设在巴黎的劳工代表中央选举和监督委员会给选举法增加了一个候选人纲要，该纲要的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任何一个旨在竞选仲裁委员会中劳工代表职位的候选人都要宣布他的目标就是彻底压制雇主的劳动和薪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要宣布他自己是阶级斗争的坚定支持者。”以这种方式去履行司法职能的候选人，非但不会以公道的精神去审理呈递到他面前的劳资纠纷，在审理中严以自律，相反，他会以一种带偏见和仇恨雇主的精神去审理劳资纠纷案件。

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警察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暴政工具。“一个警察头子，”塔列朗说道，“就是一个事事以自己的利害攸关为第一考虑对象，其次才考虑与他无关事情的家伙。”政治警察的出现根源于专门从事破坏煽动的特务职业的发明。罗伯斯庇尔为了给革命特别法庭提供源源不断的受害者，竟然在巴黎的监狱中派进警察探子去挖掘受害对象。

法官不应从属于任何政党，因为党派精神是狭隘、不公正、狂热、苛刻和不宽容的。红衣主教德·拉兹、塔列朗神父、奥拉托利会会友富歇、加布谴会修士卡波特等人的事例表明，当他们干预政治时教士会变成什么模样。同样，通过杜梅里兹、彼奇格鲁、莫罗、巴扎纳和布兰格的事例，我们也懂得了，一旦军人掺和进政治阴谋时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危害。政治因素也没少给法官灌输偏见，菲烈隆对从事阿谀奉承职业的人所作的评价也适合于对政客的评价：“这一职业会糟蹋其他职业。”野蛮人的境况也比一个司法受制于政治影响的文明国度里的人的境况要好得多。野蛮人的毒箭、狮子的牙齿、蝰蛇的毒液也比不上杰佛里、罗马德蒙和福戈尔·特维尔的司法奴性更致命。一头野兽仅仅是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而一个受政治因素影响的法官则在顷刻间不仅可以剥夺人的生命，而且还可以毁掉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荣誉。

【注释】

[1]Thomas More, Utopia, Bk. ii.

[2]Berenger, De la Justice Criminelle, p. 12.

[3]Mortimer-Ternaux, op. cit.,Vol.v.,p.164.

[4]Blakstone, Le Code criminel d'Angleterre.

[5]Albert Sorel, 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Part 3，Bk.ii.,ch.iv.

[6]Mémoires du Chancelier Pasquier, Vol.i.,p.268.

[7]Wallon, Histoire du 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 Vol.i.,p.52.

[8]John Russell, Essai sur l'Histoire du Gouvernement et de la Constitution Britanniques, p. 23.

[9]Sighele, La Foule Criminelle.

[10]Mdme. de Stael, Considération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Part iii.,ch.xii.

[11]St. Lude, xxiii.2.

[12]A. Thierry, Dix Ans d'Etudes Historiques, p.91.

[13]Tacite, Annales, Bk. iv.,§33.

[14]Tacite, Annales, Bk. i.,§72.

[15]Montesquieu, Grandeur et Décadence, ch.xiv.

[16]Tacite, Annales, Bk. i.,§73.

[17]Macaulay, Essays.

[18]V. Cousin, Madame de longueville Pendant la Fonde, p.201.

[19]Royer-collard, discours sur la Septennalité.

[20]V. Cousin, Madame de longueville pendant la Fronde, p.205.

[21]Mémoires du Chancelier Pasquier, Vol.i.,pp.190-192.

[22]Tacite, Annales, Bk. xvi.,§67.

[23]Bossuet, Panégyrique de Saint Joseph.

[24]Michelet, op. cit.,Vol.vii.,p.64.

[25]Mémoires de Morellet, Vol.ii.,p.22.Mémoires de Mallet Dupan, Vol.ii.,p.495.

[26]Taine, Vol. iii.,p.218.

[27]Ibid.,p. 284.

[28]Ibid.,p. 285.

[29]Ibid.,p. 325.

[30]Wallon, Histoire du 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 Vol.iv.,p.129.

第十章　由政治原因造成的公共道德的堕落

政府的品质会影响并塑造一个民族的品质——频繁地更换政府会造成有害的后果——塔列朗和富歇式的政客——由政治原因获取的财富——政治上的暴发户——政治野心——名利之徒——民主制下的官僚——十九世纪的贵族统治——人的两种占主导性的激情是获取尊荣和财富的愿望——梯也尔论政治腐败——法国的行政管理系统——道德堕落和政治腐败的关系——边沁论法国人的性格——法国与罗马的比较——不应该老是从一个国家的政客的素质水平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水平

在一个国家里，政府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一个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政府会在社会上传播暴戾恣睢的习气，一个残暴邪恶的政府会使人民变得残暴邪恶，腐败的人民代表必然会造成腐败的选民，可被收买的行政机关必然染上贪污腐化，恶劣政府造成的后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通降低。只有当人民受到良好的管理时，他们才会在道德水平上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由当政者树立的良好榜样会促进社会的廉洁诚实和正直公道。一个公道的政府会激发人们的正义感。一个玩弄虚假欺诈的政府必然会使社会流行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伪善习气。如果一个政府是高压和专横的，它就会使整个国家谨小慎微、了无生机、相互猜忌和奴性十足。

中世纪时威尼斯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所建立的恐怖、特务和告密制度极大地败坏了人们的德性；它的秘密特务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各街头拐角处设立镀上了铜的接待室，专门用于收集诬告陷害的证据。通过发明各种背信弃义的诬陷告发活动，政治使人类的人格品性不断地堕落。从前，有一条英格兰的法律规定，凡是告发天主教主教的人就受到奖赏。西班牙国王的法令规定，剥夺异教徒的子女担任公职的权利，除非他们检举揭发他们的父亲。谁会相信这些规定给告密者提供奖赏的法律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法律不会败坏人类的公共良知呢？

如果当政者粗暴践踏公理并树立了非正义的坏榜样，那么，怎样才能教育人民去尊重公理和热爱正义呢？对于那些推翻自己宣誓要捍卫的宪法的野心勃勃的政客来说，有可能把他们教育成尊重法律和誓词的人吗？只有层出不穷的伟大榜样才能把一个民族教育好。它吸收其中的思想理念和箴言准则并养成把它们付诸实践的习惯。

恶劣的政治道德规约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于是，人民也慢慢地习惯于欺诈、残忍和不讲正义了，并且为了干出邪恶的事情而不惜毁弃自己神圣的誓言。统治者的道德堕落迟早要传染给被统治者的。

放纵而堕落的朝廷把这种坏习气也传播到了整个国家。意大利那些小君主变化多端的诡计表明，他们已大大发展了他们的同胞马基雅维利那套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权术。

难道不正是那些过分讲究奢侈浮华、繁文缛节、文过饰非的政府培养刺激了社会的虚荣浮华吗？难道不正是政治家在支持那些有影响力的选举代理人出售令人兴奋狂热的饮料才使得社会陷入沉醉而不能醒悟吗？

为什么法国人缺乏首创精神而老是求助于国家呢？允许中央当局无可争议地控制公共事务这种做法明白无误地表明：其后果就是导致公众意志力的衰弱退化。要是在早些年代法国人就享有了政治上的自由的话，那么，他们的首创精神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意大利托斯卡纳人（Tuscan）的性格在马基雅维利在世时是暴烈冲动和诡计多端的，但是，在建立了一个家长式统治的政府后，他们变得温和驯服了；要不是考虑到对公共安宁的威胁，他们很可能在这个国家取消死刑。

正是意大利的热那亚人（Genoese）在科西嘉（Corsica）岛实行的残忍和贪婪的政策改变了该岛原住居民的性格，正如狄奥多鲁斯·西古鲁斯（Diodorus Siculus）所说的，在古代，这些原住居民被誉为最温和、最善良的民族以及最诚实的正义奉行者。比萨（Pisa）人把该岛割让给热那亚人之后，他们的新主人对他们的压迫和掠夺是那么地厉害，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揭竿而起，反抗这种暴烈统治以获取独立。起义被不可饶恕的残暴镇压了下去，这个受压迫的种族仍然被一种强烈的复仇欲望鼓舞着。而且，由于所有的政府职位都由征服者把持以便毁掉科西嘉的贵族阶层（这些人管理国家时也毫无公道可言），因此，科西嘉人无法获得正义，于是，只好继续沿用种族间相互仇杀（Vendetta）的旧习俗。

英国民族在很长一段时期也是不安分守己的，但是，自从它有了一个好政府之后，它就开始变得安静祥和、沉着稳重并谨慎周全了。

通过把贵族吸引到朝廷做官，路易十四就削去了贵族的高贵品格。他使那些被人们称呼为大人物的人变得卑鄙渺小。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等级里，他们是自豪和独立自主的；但在朝廷上，他们是无聊空虚、浅薄轻浮和自私贪婪的，并养成了奢侈浮华而又无所事事的习惯。

路易十四的另一个贡献就是通过使非婚生子女的合法化来使舆论对通奸行为持宽容和放纵的态度。

恐怖会导致与恐怖作斗争的人也变得残忍，而这会在富裕阶级的年轻一代身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应该感谢恐怖的教育，是它使温和的人们也学会了暴烈莽撞。

频繁地变更政府会在人们心中产生怀疑态度和革命的精神。在一个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和什么也不可能存续下来的国度里，像马勒谢伯（Malesherbs）之类的正直人士就会被送上断头台，而像富歇之类的杀君之流在皇帝统治下则会成为奥特兰托（Otranto）的公爵，在王政复辟时期就能成为朝政大臣，这样，人民不再相信任何事物，并为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最坏的准备了；当一个民族不再相信任何事物之后，它就只会相信暴力和金钱。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暴动和政变是如此频繁地在法国发生，以至于这些活动极大地败坏了法国人民的道德。强权的大行其道使人民对公理失去了信心，摧毁了人民对正义的信念：它极大地鼓舞了野心家和失去了社会地位的人去冒险。

法国就是从如下一系列的震荡中走过来的：从路易十四到吉伦特派，从吉伦特派到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从这两位恐怖领袖到督政府，从巴拉斯到波拿巴，从拿破仑到波旁（Bourbons）王朝，从老人团到青年团，从奥尔良保皇分子到共和国，从共和国到皇帝，又从皇帝到共和国。法国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旧制度和其他制度之间摇来晃去，永不停息地改变着它的宪法和原则，并被党派争吵的力量把它毁坏。法国就像“一个无法在长沙发椅中找到片刻之安宁的病人，他只能通过不断挪动其位置才能试图缓和一下它的痛苦。”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对佛罗伦萨（Florence）在这方面的描述也适用于法国：“通常还在人们的记忆过程中，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变更法律、货币与行政长官制度和习俗并更改该城市的头脑。”

在这些频繁地变更政府的活动中，那些为他们所奋斗的制度服务的人和那些为他们所服务的制度而奋斗的公职人员，他们的职位变化如何呢？在法国南部的一家上诉法庭，总检察长在收到参议院于1814年4月4日通过的关于废黜拿破仑一世并恢复路易十八的王位的法令之后，总检察长向法庭发出了他的司法裁判权通知，要求法庭根据下列条件认可参议院发布的法令效力：“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将会遵循整个法国早已树立的榜样，并且我毫不怀疑，你在表达某种早已存在于你的内心世界的某种感情时，你会体验到一种惬意的满足。”当拿破仑皇帝从被流放的厄尔巴（Elba）岛返回法国后，这位皇帝的前检察总长又成了一个狂热的王政复辟的检察总长，在1815年3月25日写了一份新的通知，在该通知中他建议法院效忠合法的君主。“世界和平的敌人，”他说，“已经渗透进法国的心脏了，他手举着不和谐的火炬，其明显目的就是要把它的居民引入歧途和点燃内战的导火线……让所有的集会都呼喊‘国王，宪章，祖国’，并让法国和欧洲的灾难的根源都重新归于销声匿迹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手拿武器奔赴战场去打败并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但是……法官也有荣誉去促进此事……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不幸，即企图战胜高贵仁慈的厚颜无耻、企图胜过美德的罪恶，给你们提供了一个证明你们效忠于国王和国家的伟大机遇。……敌人就要走进坟墓，虽然他认为自己正在向王国的首都迈进。”在敌人使他自己成了巴黎和法国的主人之后，这位王政复辟期间的狂热的总检察长又成了同样狂热的皇帝的总检察长，他以自己的司法裁判权在1813年4月18日和22日给法院连下两道通知，把皇帝的意图通知他们。只有在皇帝签署了他们的任命书后，所有当初曾由路易十八任命的法官才被允许继续履行其职务。结果，所有负责司法审判的首脑都被要求提供有关他个人在过去的政治品行的内容材料。他们被命令召集法庭开会，要求每个人发誓效忠帝国制度和效忠皇帝本人。

政府的频繁变更容易产生这样一批人：随时调整自己站到势力强大的一边并侵害他们曾为之服务的身处弱势的失败者。为了适应政治变化，他们同所有派别都保持联系，并且他们总是使他们的观点符合环境的需要。例如，甚至像塔列朗、富歇之流的人物，一旦在他们为之服务的制度垮台，他们就会马上夸口说在这个制度的垮台过程中，他们通过一些秘密的阴谋和应受谴责的谋略来促成了旧制度的崩溃。为了使他们那羽翼未丰的对新制度的忠诚不受怀疑，他们以自己掌权时讨好旧制度的卑鄙手段来损害已垮台的政权。正是那些享受了旧制度的最大好处的人首先抛弃旧制度，转而迎接新的初升的太阳。新政府虽说也鄙视这些人，但是却接受他们的服务，因为新政府懂得这些人将会老实听话，但新政府也对这些人敬而远之。“事实是，”波舒特说道，“不义之徒会拥护所有的图谋，会想出各种权宜之计，会支持所有的旨趣。对那些言必谈职责义务的正直人士该派上什么用场才好呢？他是坚定的原则和灵活性的化身，有那么多的实践活动他都不允许自己投身其中，以至于到最后他被人们视为一个一无益处和完全无用的人。”[2]

公共良知被政客以及各种制度的拥护者那变幻无常的行为给败坏掉了：昨天还是自由的激昂的热爱者，今天则成了专制独裁者的奴仆；一会儿是激进主义者，一会儿又是当局的拥护者；过去是王权和祭坛的捍卫者，眼下则成了人民的谄媚者和教士的侮辱者。

再说，通过政治的帮助而迅速获得财富这种现象也会极大地败坏社会的勤劳品质。人们常常看到政客从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昨天他们还债台高筑，今天他们就拥有了“庭院，这个庭院的地面已经完全改观，上面出现了喷泉、雕塑、望不到尽头的园林和拥有了从其财产的收入来讲根本无法维系其支出费用的房屋。这些财产的来源是什么呢？”[3]

革命把社会颠倒过来：把高贵者变成低贱者，把低贱者变成高贵者。有人曾这样说一位国王：

“今天是国王，明天阶下囚。”

今天还是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反对派代表，明天就成了权力的座上客。如果牢狱之苦能换来当代表或当部长的报酬，那就够本，对那些企图通过颠覆现存秩序并把既得利益者投进监狱从而获取巨额财富的位处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种报酬是多么巨大的诱惑啊！小学校长巴科特（Buchot）竟然被公安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任命为外交部长，198小小的教授成了公共教育部长，一批平庸的出庭律师成了司法部长、农业部长、商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这种现象难道不是已经发生得太多太多了吗？那么多平庸猥劣之辈一夜之间爬上宝贵的高位，那么多公职人员和部长就像在政治大粪堆里速生速灭的蘑菇一样，一种狂热的野心会改变所有的脑袋，会把那些财富的追求者推进政治厮杀的泥潭。

在十七世纪，布尔达鲁埃（Bourdaloue）主教在他那令人赞誉的对野心的训诫言论中，谴责了那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以世袭权利的名义就爬上了国家高位公职的人。在今天，政客的野心如同伟人的雄心一样成了使国家陷入危险的根源；政治任命的丑闻取代了曾经风行一时的世袭继承的丑闻。斯威夫特和博马舍（Beaumarchais）199曾讽刺“这种通过走钢丝绳（rope-dancing）的方法来获取高位的厚颜无耻的行径。”今天，在政治上冒巨大的风险就能获取高位，所以，可以这么说：“这种职位适合那种喜爱抛头露面的人，一个政治上的江湖骗子就能得到它。”

在1793年，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劳工。名声很臭的商人、监狱看守和其他被解职的法警都通过伪装成雅各宾分子或爱国者而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在今天，他们又冒充成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以便使自己被选为市政议会议员、国民议会议员和其他代表。即使是服务员、补鞋匠和看门人也通过宣称自己的革命观点而获得了进入较大型的市镇议会当差的机会，成了一些医院和慈善机构的首脑，这是一个使他有机会把本来应该分发给穷人的钱财据为己有的职位。

通过政治手段能如此迅速地聚敛钱财，以至于人民再也不满足于一步一步地辛勤苦干的生财之道了，而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爬上富贵的顶峰。每个公民都渴望成为政客，所有的政客都渴望成为代表，所有的代表都渴望成为部长大人或至少成为副国务秘书；所有的部长都渴望成为市政首脑，所有的首脑都渴望成为共和国的元首。当野心的目标是为了公共利益时，野心就合法化了，这时它就是温和的并且就能被天才和诚实的事业所用。存在很多高贵的抱负：那种旨在把国家引向正义和自由的抱负，改革社会弊端的抱负，纠正非正义的抱负，启蒙人民的抱负，这些都是值得赞扬的抱负甚至是值得赞扬的义务。高贵的人若缺乏抱负那将是公共事业的不幸，因为这会把权力拱手转让给不值得掌权的人。如果那些值得选民授权的人不去追求这种授予之权，他们就会被那些不值得人民授权的家伙给捆绑起来投进监狱。因此，一个能为崇高目标服务的温和的抱负对社会是有用的。在实行议会制政体的国家里，政府的正常运作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国家，”一个英国人说道，“那些天资聪颖、知识丰富和精力充沛的人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部分是大权在握的人，另一部分是奋力要获取这种权力的人。”[4]然而，为获取权力而奋斗的行为必须是诚实的才行，并且获取权力的目标应当是为国家服务和改善制度与法律。一个无法无天、玩弄小聪明和极端自我主义的政客的野心只会导致社会大乱和煽情蛊惑，成为阴谋、诡计和对抗的根源。当政客为获取公职或为了能进入政府内阁而奋力拼搏时，能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东西不是基于对个人的经验和他们的特殊知识的考虑，而是基于对各种不同集团群体利益的考虑和其他有关议会策略的考虑。那些从权力巅峰跌落下来后失去了野心而又不甘心于当一个普通人的政客，他们会转而开始同昔日的对手结成不道德的联盟，然后联合攻击他们不久前还在捍卫的东西和捍卫他们曾经攻击过的东西。对这些现象，该怎么评价才好呢？

并不仅仅是达官贵人才会说“到哪里不是为了谋求高位升迁（Que non ascendam）？”就连那些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游民、无能者、野心家、小公务员等等都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抛进政治角斗场中，而那些心明眼亮、脑子转得快、行动迅捷的家伙就会使自己接受各种占优势的意见。

中小学校长和初出茅庐而毫无经验的年轻教授在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的情况下，抛弃自己所属的阶级而去充当革命政党的领导人物；当他们所要代表的一切成了虚荣和傲慢自负的东西时，他们就开始追求去代表整个国家了。那些对法律并没有多少深刻领悟的、缺乏经验的律师则把自己充当成立法者；那些连病人的病情都治愈不了的医生竟然在根本没有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就去着手从事治疗政治机构的疾病这样的工作。每个人都抛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任何人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补鞋匠不再钉鞋了，厨师也不上厨房了——

每个人都在政治领域狼奔豕突。

每个人都想在里面混水摸鱼捞一把。[5]

似乎是政治免除了那些渴望担任公职的人们学习的必要性。没有任何人了解自己的能力，没有任何人把自己的优点作为衡量自己抱负的标准，相反，他们往往刚愎自用、不自量力。最终的结果告诉人们：鞋匠毕竟就是做鞋的，面包师就是捏面粉的，裁缝就是制衣的，面粉工人就是磨面粉的，铁匠就是给马钉蹄铁的，杂货商就是卖杂货的，但是又有多少身处车间或商店、面包房或炉火旁的手工业者，强烈地抱着不再从事捏面粉、不再加工皮革、不再给马钉蹄铁、不再做烹饪或卖杂货的梦想啊！他们的梦想并不是胡思乱想的：当他们一旦能够为选举提供服务时，他们就能获取重要的职位。权力被看作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分一块的蛋糕，公职被视为每个试图拥有它的人们的战利品，而根本无须考虑他是否有能力担任该职务。甚至，在法国国民公会领导下，这种情况成了体力劳工者被任命为法官，美其名曰如果把这些重要职位让工人担任，就能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对贵族统治的仇恨。在1793年，有些杀猪的屠夫、制鞋匠和杂货店店主成了可以剥夺他们同胞的生命和自由的重要人物。西塞罗在引证了一个法庭书记员成了一个检察官和其他一些平庸之辈获取了高官厚爵的事例之后补充道：“可以完全确信的是，在这些幸运的事例现象背后，内战将不可避免。”[6]

当政客通过对他们在选举中的狂热支持者报以难被证明是正当的公职任命的犒劳时，政治就在败坏着国家的肌体。一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把权威赋予那些优秀的人才，以建立功德和奖赏勤劳。当选举代理人在获得提拔升迁方面比优秀的公职人员更占优先权的时候，不但后者会遭受伤害，而且也剥夺了他们为国家服务的机会。当公职不再是分配到那些有学识素养和道德价值的人们身上时，他们就不会成为有用之才甚至可能成为对社会有害的人才。

在过去的时代里，每个朝代的开端都是伴随着对公职和抚恤金的疯狂瓜分。例如，在亨利二世王朝刚开始之际，所有的公职就被蒙莫朗西党徒（Montmorencys）和吉斯党人瓜分完毕。当时的一个人说，“这些地位、职位、教职、修道院、公职或其他略微有点价值的东西都逃脱不了他们的追逐，就像植物的害虫逃脱不了燕子的啄食一样，但是它很快就会被抢夺一空。”200政府和高级职位的频繁变动更加促长了职位追求者和刺激了那些对此跃跃欲试的人的胃口。“部长职位，”正如孟德斯鸠早就对此所评论的：“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消灭，就像季节的更替一样。”[7]部长职位的频繁变更自孟德斯鸠时代以来一直有增无减，有时一个季节里竟然出现好几个部长职位。每位部长大人上任时都带来了他的关系、他的朋友和为他做选举准备的选举团成员；部长大人是那么好的亲戚、那么好的朋友、那么好的同胞，以至于他无法拒绝他们的任何要求；他对自己面临的下次选举是那么地重视，以至于他不敢不把自己的选举代理人推上最重要的公职上。部长办公室也就变成了选举代理人的登记办公室。

阿倍·西耶士（Abbé Siéyés）在他所著的《论特权》（Essai sur les Priviléges）一书中认为，阴谋和谎言已经成了特权阶层的特殊职业；阴谋和撒谎也成了政客的职业。公民不再依靠自己兢兢业业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等待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依靠政府的推荐和介绍。到处呈现出一副张开双手和张开大口等待救济的景象。结果，正如已经出现过的情形一样，[8]如果说公职的祸患只是君主制才有的话，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所有的制度都要遭受的罪恶，而民主制遭受这种祸害比其他制度更大。民主制要增加公职以犒劳那些为选举提供服务的人，而要增加职位就必须通过废除别的职位来实现。在君主制下，只有那些高贵的人才会跑到朝廷去追求职位和薪金，德烈尔（d’Enghien）公爵的被害并没有阻止他们为拿破仑效劳的热情。激发旺代人（Vendéens）起来反抗的王权和祭坛的捍卫者竟然也在王位的“篡夺者”面前摧眉折腰并成为篡权者的朝臣。在共和国，可能不存在国王的内侍、掌马大臣或诸如此类的职位，但却有无穷无尽的行政管理职位，而且这种职位的数量也会不断产生。在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马占据了所有的公职位子，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胜任这些职位。“他们对行政事务完全一窍不通，”米歇利特说，“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几乎不会写字。”[9]他们这些人几乎全部成了政府官员，他们占据了所有政府部门的高级职位，并且还设立了一大堆新的公职位置供自己填塞人马。当丹东走马上任后，他为他的党羽提供了很多职位。

在王政复辟期间，有一次，当福依（Foy）将军正在发表演讲时，他的一位同事打断他的讲话并要求福依将军给“贵族统治”下个定义。“十九世纪的贵族统治，”他回答道，“就是这么一群人的联盟：这群人希望不从事生产就享受消费，不从事劳动就享受生活，没有能力担当公职却要占据所有的公职，没有资格享受荣誉却要占用不属于他们的荣誉。”[10]从政治在今天的表现来看，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政治仍然产生贵族分子、特权人物，这些人希望不劳动就能生活，在没有能力担任公职的情况下企图占据所有的公职。

早在1789年之前，贵族就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养老金才对。当菲烈隆本人看到这些贵族在凡尔赛的大厅里不断走向衰弱的景象时，他也为此感到伤心。今天，政客也认为他们理应享受养老金，而人民的代表则因为看到他们的选民以挂名职务而没有享受养老金因而在部长的办公室里日渐消瘦的形象而感到悲伤。1615年在巴黎举行的国民大会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要求国王压缩他发放给一大批绅士贵族的养老金。考虑到政府付给一大批政客的巨额养老金这一事实，纳税人也有权提出同样的要求。

政党无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使人人享有担任政府公职的机会。总有某些类型的公民不受法律约束和不明不白地担任着公职。在1789年以前，这种现象在新教徒和犹太人之间流行，在贵族和教士革命期间盛行，在自由主义在法国复辟期间大行其道。在后一个时期，占优势地位的人是那些有着良好出身和宗教原则的人。在今天，情形完全倒过来了：那些没有值得自豪的出身和缺乏宗教原则的人拥有了担任公职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些无能之辈往往被安插到公职位置上，以便把这些人作为驯服听话的工具来使用。201

通过把公职分配给那些拉选票的代理人这种活动，政治把行政管理弄得声名狼藉、失去了信用。在那些公职不是对勤劳和功绩进行奖赏的地方，在担任公职的人们眼里，它们会丧失很多尊荣。在有权任命别人担任公职的政客的监督下，公职本身也就会按照选举利益的需要而设立或废除，而如果他们是政府的固定而独立的代表，那么，他们所担任的公职就会失去权威。

当公职不再是知识上和道德上优秀的一个标志时，这是一个国家的不幸，这时，结果就会是，公职不是那么受人尊敬也不是那么吸引人们去追求它们了。为了抵消金钱所产生的副作用（这种负作用一直在不断增强），有必要把能带来财富却缺乏尊荣和能享受尊荣却缺乏财富的这两种职业结合起来。影响人类的两个首要动机是荣耀和金钱。渴求受到尊敬的愿望对渴望财富的愿望是一个制约；然而，如果公职所具有的尊荣受到削弱的话，那么其后果就是，对荣誉本身所怀有的情感就会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慢慢地消失，而金钱的力量就会膨胀。西塞罗说过，“再也没有任何现象能比那种根据财产的多寡来评定优越性大小的现象更令人作呕的了。”

通过大搞裙带关系活动，202政治生活创造了很多被自由的人民所无法容忍的习惯：谎言得到发展，阴谋得到培养，懒惰受到鼓励。那些一直在绞尽脑汁想在政府部门谋个职位的公民，那些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求一个职位的公民，他们收获的是诡计和狡诈，失去的是尊严。除此之外，把公职的数目扩大到一个完全不合理的程度使得选举的真实性成为不可能。公职的数目是如此惊人地庞大，他们对公职施加的压力是那么地强大，以至于他们使得国家的愿望很难得到自由的宣示。

当政治生活中出现允许以钱购买选票和以钱购买公职这种现象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道德意识怎么可能不受到这种肮脏交易的深刻毒害呢？与选举有关的肮脏交易导致一个民族为了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选民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而效仿这种肮脏行为，他们会不顾整体利益，他们希望在那些能为局部利益和个人小利益服务的人中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代表，这个代表会把他们的要求呈送到不同的政府高官面前并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选的不是国家的代表，而只是一种特殊任务的代理人。

梯也尔先生在1846年发表的一个演说中，在回顾了专制政府的种种弊端之后，也指出了民选政府的缺点和选举活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造成的道德上的败坏。“主人并不是高高在上，”他说，“而是听命于他的代表；代表对下层人民则不得不阿谀奉承……社会各阶层都弥漫着玩弄可悲的阴谋诡计的活动，其结果就是，自由本来应该带来的是扩大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而实际上却常常扩大了腐败，就像毒液被注入血液中后，就必然给以血液维系的生命带来死亡一样。”政治的病毒渗透进了社会的肌体并使整个社会肌体受到侵害。追求民众支持的活动会立即腐蚀候选人和选民；唯一剩下的东西就是谄媚。代表讨好选民，部长讨好代表。这种阿谀奉承的习惯变成整个社会的风气，进而发展成一种公认的制度，毁掉各种权威；教授讨好他们的学生，父母讨好他们的孩子。那些本来应该是进行指挥命令的人变成了服从命令的人，而那本来应该是服从命令的人却成了指挥命令的人。国家行政权力的权威、家庭的权威都变成什么东西了呀？所有对权威的描述都失去了信誉。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大行其道深感惊讶，而无政府主义也早就泛滥成灾了；这种现象流行于生活中、观念中、文学中、家庭中、公共服务和政府中。

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在行政管理中占主导地位，公共职务不再按照一个人的优良品格和成就来分配。各部门、各团体都处于混乱无序之中；高级官员的权威被代表和参议员的影响力给取消了，代表和参议员以有害的局部暴政行为取代了仁慈的公正管理行为。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都处于一些乡村恶霸的统治之下。“1815年和1816年，”基佐先生说道，“是绝不会被忘记的年份，尤其是考虑到在这两年里遍行于乡镇的各种暴行，考虑到各村庄横行霸道的地头蛇，考虑到许多偏僻而默默无闻的地方乡绅突然之间出现在法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使整个国家都成了他们冒险和干扰的对象，在这些地方他们滋生焦躁不安的情绪，闹得邻居鸡犬不宁。”在今天，那些小乡村土霸王不再是国家的乡绅了，但他们仍然是对民众最沉重和最耻辱的压迫。这种社会的无序混乱是行政管理权力软弱而代表的权力太强大所造成的后果。当行政权力太软弱或行政权力太强大的时候，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都要遭殃。波舒特充满说服力地讲道：“你渴望的弱小事物也许不会压迫你，但它会变得无力保护你。”不能把代表的权力同议会制度混淆起来，被代表控制的政府只不过是无政府状态罢了。秩序应当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个权威部门都应当发挥它的正规功能，政府应当统治而议会应当监督，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位权力无限的君主或一个权力无限的议会必然会滥用权力；所有的权力都须受到制约以便不让它成为暴虐的工具。今天，政客对行政管理领域的权力的侵蚀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代表和参议员在议会或在公共会议上竟然以改变刑事审判的行为来干预司法，对被陪审团定罪的犯人宣告无罪，而对无辜的人进行指控。

雅典和罗马的政治腐败导致了道德的腐败，而野心勃勃的政客之间的相互冲突厮杀反过来又更加促进了道德的堕落。政客使人民腐化堕落，使人民丧失了辨别良好统治的能力，并把人民当成他们手中的工具来利用。如今，腐败已经从私人生活领域蔓延到公共生活领域了。当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都坏透了的时候，人们又怎么能期待选举和议会的道德状况应当是良好的呢？为什么当贪婪和淫荡成了当代道德的两个主要特征的时候，政客就必须是无私和节制的榜样才行呢？当那么多作家都在出卖他们手中用来战斗的笔的时候，政客也应当出卖他们的影响力和选票，这难道不令人惊讶万分吗？结果就是，他们的邪恶行动败坏了作为他们之见证的国家道德感。谁没听见过选民大喊大叫：“我愿意当财政部长，哪怕只当24小时也行！”他们对部长那种利用任职期间来发家致富的行为并不感到羞耻；他们羡慕部长并且承认在部长的位置上，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腐败行为。

腐败的政治道德改变了法国的国民性格，早先，这种性格表现为正直和慷慨并漠视金钱和对荣誉的强烈赞美。在本世纪之初203，边沁（Bentham）曾写道：“如果一个英国人不了解荣誉感和对金钱的鄙视感在法国下层人民中的消失程度要比在英国强烈得多的话，那么，英国人就没法理解法国人。”荣誉感和对金钱的鄙视感的消失并不是到了今天才从政治领域扩散到下层民众身上的。在此之前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就早已把这个国家的道德败坏得不成样子了，以至于今天的丑闻只是略微把这种败坏情形加剧了一点而已，而这些丑闻在其他阶段则会把道德败坏推向一个令人愤慨的高潮。204

公众对革命的鄙视态度早已消失了，这种现象根本不是抱怨的理由。我们早已经历了足够多的革命，如果愤慨仍然能推翻政府，我们就必须经常改革政府才行。而且，对政客不诚实的欺诈之举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是一个民族在道德上病入膏肓的标志。它对政治自由构成了威胁，因为在政治自由得以存在的诸多条件中，道德是其得以存在的本质条件。腐败导致专制主义，而社会的离心离德则为独裁铺平了道路。

无论法国、意大利205、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议会道德状况是多么地令人不安，也绝对不能认为这些民族道德上的堕落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上帝让每一个国家都是可以救治的，而法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有救，这是由于它的那种变化性强的品质。如果这个民族的德行是脆弱的话，那么，它的恶行就会大行其道。它206以极端的速度从一种狂热走向另一种狂热。在1789年，它狂热地追求自由；几年之后，它就厌倦了自由，只关注个人享乐了；在接着而来的追求军事上的荣耀的过程中，又把个人享乐抛到一边去了。今天，它迷恋于奢华和物质享乐；明天，它又受另一种高尚的激情所驱使去关注穷人的民生，关注牺牲的精神，产生社会改革的愿望。像法国一样，英国也在政治腐败的淤泥中摸爬滚打，但英国民族却从未屈服于它们。

在其他民族的情形中，特别是雅典和罗马的情形，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腐败促进了它们的觉醒。诚然，丧失自由和丧失民族的伟大以及这些民族的道德水准给法兰西民族拉响了警报。而且，同其他民族相比，法兰西民族具有更多与众不同的优势！有多少道义的力量、追求希望的理性是罗马人所缺乏的啊！法国有一支其爱国主义和克制自律都值得赞美的军队，作为这种精神的核心，是它那不与政治随波逐流的品质。相反，苏拉、庞培和凯撒时期的罗马军队则被它的将军那过分的军事天才、被它那对各地方的残酷掠夺、被它自己的放荡和酗酒给彻底败坏掉了。正是这支军队推翻了共和国并建立了独裁统治。

少数法国政客的堕落行为和罗马人那泛滥成灾的贪污腐化现象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由政治原因造成的社会寄生虫在不断增多，但是，仍然不能把法兰西民族的道德状况同那些围着公共论坛高谈阔论的民族的道德状况相提并论，也不能把法兰西民族同那些“与财富无缘的”（back of treasusy）[11]因而总是向别人行乞并永不满足的民族等量齐观。

至于说罗马人的道义支柱，它只有异教这根支柱，而且就连这根支柱也在共和国后期完全毁灭了，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功效。相反，与当时罗马人同时代的基督教社会里却存在着坚强的道德根基。精神信仰开始重新在有教养的心灵中扎根。为了使人们理解是无神论而不是基督教才是真正的敌人，为了使人们理解只有在实践中践履基督福音的箴言而不是践履怀疑论和唯物主义的箴言，自由、平等、博爱才更有保障，许多先知先觉者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一个道德上觉醒的迹象已经显示出来了。

波舒特曾作过一个意味深长而明智的讲话，他说：“一个人绝不应该自己看不起自己。”这一建议不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贬低自己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既不应当夸大其道德上的肮脏，也不应当夸大其精神上的伤痛。而且，要是能以正义之剑来及时治疗它们，效果就会更好；这需要毫不迟疑地进行，以免错过了大好时机而无法做成。正义，就像烈火一样，能净化任何事物。

而且，仅仅以位居一个民族之上的政客这个阶层为标准来判断一个民族的优劣是不正确的。雅各宾恐怖分子的狂热、督政府腐败的成员、拿破仑的献媚者、史无前例“难以找到的”议院代表等等，都不能代表真正的法国。在任何政府里，都只有一少部分人卷入了犯罪和腐败的活动。人民大众总是诚实、勤劳和节俭的，他们总是秩序和自由的朋友；同那些掌权的群体相比，人民大众更加不那么狂热、更不残忍、更不腐化、更不奴颜婢膝和更不能容忍上述堕落现象。如果说一个民族就活该拥有那样的政府，这种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雅各宾恐怖党人的政策，腐化堕落的政策，独裁的政策，宗教的不宽容政策和不信教的不宽容政策，都在法国轮流实践过，但是，它们都不曾代表过法国的真正愿望。法国渴望一个这样的政府：它不迫害任何人，它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它保障和平和捍卫必要的自由，即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总之，它用一种宽广的民族精神来取代党派精神。207它也希望拥有一个这样的政府：它进行统治，它结束那些令人痛苦的地方暴政，消除政客施加的非法压力和消除他们对行政管理的干预。它希望，首先，政治和商业事务被分开操作。

【注释】

[1]Dante, Purgatory, ch. vi.

[2]Bossuet, Sermon sur l'Ambition.

[3]Fénelon, Direction pour la Conscience d’un Roi.

[4]Sallust says of Catiline：Vastus animus immoderata, in-credibilia, nimis alta semper cupiebat.（V）

[5]Barbier, Les Iambes.

[6]Cicéron, De Officiis, Bk.ii.,§8.

[7]Lettres Persanes, Letter. No.38.

[8]Barni, La Morale dans la Démocratie.

[9]Michelet, op. cit.,Vol.vii.,p.62.

[10]Discours du Général Foy, Vol ii.,p.34.

[11]Cicero's Letters to Atticus, vi. 21.

第十一章　结论

政治不能高居道德法则之上——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与其说是精深渊博，不如说是道德堕落——一种与现代社会不相称的不道德方法——政客的道德水准是由公共舆论决定的——道德信念是对政治腐败的唯一救治——现代社会正遭受着道德弊病引发的痛苦——国际政治原则——国际竞争的真正领域——国际仲裁——缺乏道德的政治意味着社会的灭亡

政治因为使用罪恶的权宜之计和奉行不道德的信条而信誉扫地。为了恢复政治的信誉和名声，就必须在政治生活中按照道德的要求行事。在长期依靠狡诈、虚伪、阴谋和暴力之后，政治如果要成为一种新事物，具有一种新形象，就必须努力做到公平、宽容、正义和道德。今天的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喜欢新事物，那么，什么样最大的新事物能够像政治一样更需要道德的引导呢？只要承认在公共生活中就像在私人生活中一样，诚实正直是最有效最灵验的治国之术，那么，人民这一群体就不能超越于个人道德之外，就必须去服从个人道德。不仅正直高尚的民众厌恶马基雅维利主义，真正的国家利益也会遭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致命打击。最伟大的治国之术是合乎道德的治国之术。诡计和暴力可能会获得短暂的成功，但是绝不能保证国家的伟大的繁荣。以不道德的政策获得的成功不会长久，国家就像个人一样、政治家就像老百姓一样，迟早会因其所作之恶而被惩罚，也会因其所行之善而获报偿。政治犯罪要遭到惩罚并非毫无根据的假定，用毒药或绞刑架将自己的政敌处死的人通常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将自己的政敌监禁流放的人到头来也会遭到监禁流放。

马基雅维利主义中包含的不道德是一种极端的不道德。圣路易斯（Saint Louis）、德·洛必达尔（de L’Hopital）、亨利四世、苏利、杜尔哥（Turgot）208、富兰克林、华盛顿所实施的政策不是这种权谋至上与狠毒残暴的政策。他们的例子表明：在做一个伟大国王、伟大首相、伟大公民的同时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是可能的。反之，做一个充满政治野心的强有力的天才人物不仅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反而会给他所统治的人民带来灾难，因为天才的政治人物往往蔑视道德、无视正义，拼命追求并实施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策。拿破仑一世完全被“国家理由至上”这一信条支配，丧失了理智，最后发动了入侵西班牙的战争和进攻俄国的战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并不缺乏政治才能，但是他们企图通过恐怖方式拯救国家却把国家推向毁灭。自由不能通过断头台和绞刑架强迫人们获得；博爱也不能通过灭绝自己的政治对手来实现；用煽动民众与司法审判的方式来进行屠杀也绝不能在世间建立起正义与平等的统治。

如果马基雅维利的信徒认为出于人民安全的需要，那么，他们就会宣称政治家必须借助于暴力甚至犯罪才能达到维护人民安全的目的。然而，他们所说的人民安全并非真的是人民的安全，而是他们自己统治的安全。果月18日事件的策划者以拯救共和国为借口发动了政变，而实际情况则是他们为了逃避个人危险而不惜违反法律。他们决不是为了拯救共和国，他们要求将军的干预，这样他们就为往后雾月18日的事件创下了先例。公共安全永远是所有暴力和罪恶的借口。即使政治上的犯罪真正能够保障人民安全，也不能证明政治犯罪就是必须的，更不能证明通过其他方式就不能保障人民安全。人民的安全只存在于对合法性的尊重中，而不存在于对合法性的违背中。负责任的人民能够以坚强的信念耐心等待着未来的希望。即使在坚守道德、追求正义时会带来短时的痛苦，而获得报偿的一天终究会来到；因为对国家而言就像对个人一样，美德能够提升国家的生命，而邪恶只会贬低国家的存在。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策绝非伟大政策，并不需要伟大的天才人物才能实践它。以权谋来进行统治要比用原则来进行统治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策的任何需要。马基雅维利主义所说的君主是绝对专制政体下的君主，这种君主发现为了统治其臣民而获得其利益，就必须将自己同其臣民们分离开来。这在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一政体下，君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很难达到一致的。然而，“为了统治而必须使统治者与被治者分离”这一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信条在自由政府统治下已无存在的任何余地，因为自由政府得到民意的支持，自由政府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完全一致，因而自由政府与民众不能分割为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恐怖政策是人民专政政府与军事独裁政府进行统治的工具，但这种工具已经不适应民意政府的存在。在旧的政治体制下，实际存在的情况是：“狡诈，不断狡诈，永远狡诈；无耻，不断无耻，永远无耻。”在现代政治体制下信奉的格言应该是：“诚实，不断诚实，永远诚实；正义，不断正义，永远正义。”

由于议会辩论的公开，老奸巨滑的掩饰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公开辩论虽然会给权力的使用带来某些不方便，但却有利于政治上道德水平的提高。任何一位首相都不可能在公开辩论中公然宣称自己怀有不道德与不正义的计划。此外，由于公共舆论变得更加开明理智，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健康合理的共识取代了权谋家的奸计与手腕。建立在阴谋诡计上的政策并非总是能够做到圆滑善巧。亨利四世从未求助过阴谋诡计，照样能够达到良好的统治。当他还在做拉瓦那（Navarna）王时，他在布告中自豪地宣称：“谁能以那个不道德的词来指责拉瓦那王？”习惯于依靠不道德手段来从事政治的权谋家不能激发出崇高的信念，同时还会使自己威信扫地，其权威的作用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

在现代社会，建立在不道德基础上的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并且是毫无价值的。这种不道德的政策是对人性尊严与仁道的蔑视，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制造离心倾向与对抗分裂。自由人的政策不应该像绝对专制统治者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建立在对合法性与道德原则的绝对尊重之上的。

即使是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会说，权谋与暴力并不是政治生活所必须的。当社会变得更加开明理智时，政治就会获得更大的改善。权谋暴力与贪污贿赂等腐败形式已不是政府统治时必不可少的手段，自由不经过特许批准也能够存在。政府将不再与民众离心离德、立法将做到公正公平、选举将真正表达民意、勤劳与功绩将获得应有的报偿，所有这些都是可欲而可求的。欧洲政府在金融债务上表现出了比过去更多的诚意，他们意识到为了他们的利益不能损害削弱他们的货币，而应努力偿还他们的债务。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公众相信政府的信誉是政府最根本的力量。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尊重他们的公众债务那样去尊重自由与合乎人性的生活呢？

公众理智的进步完全取决于政治的诚实与公正。政治家、议会和掌权者都知道公众舆论的制裁迫使他们必须仔细周全地考虑他们的行为，他们在使用会引起公众愤慨的权宜之计时必须加倍地审慎小心。政治将为教育人的目的服务，就像政治曾为维持社会秩序与保护人的利益服务一样。人们会像追求权益与力量那样去追求理想与情操的统治。高尚的情操绝不会搞坏政治，政治领域的最大进步在于人们心灵秩序的进步，这一心灵秩序的建立取决于基督教哲学的运用。不道德的政治是异教徒的政治，其结果必然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纯正可靠的治国之术要求将理性运用到国家政治事务中。

不相信任何道德原则的怀疑主义在现代造就了整整一代政治家，他们重视眼前的现实利益胜过重视理想的原则。权宜之计的治术与庸俗的满足正是怀疑主义的产物。我们时代政治道德的变化有其深远的起因。那些习惯于侠义精神的人民、那些蔑视金钱的人民、那些对崇高事业充满热望的人民，现在却在追逐所谓的政治自由与军事荣耀。他们虽然不会变成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但他们现在却完全无视道德原则的存在，他们现在只注重眼前短暂的物质利益。这些道德的变化是他们经历了无数诡计欺骗的结果，也是他们经历了频繁革命的结果，然而，更是他们削弱了精神信仰的结果。

孟德斯鸠说过：“当公众腐败时，出现的邪恶没有一个能够被克制，除非根除腐败，重新恢复道德原则。其他任何补救办法都是徒劳的，或许又会成为一种新的邪恶。”[1]议会进行压制并非一种补救办法，建立独裁统治又是一种新的更大的邪恶，真正的补救办法只有回到道德原则。政治就像人类生活一样，需要精神价值的提升与指引，否则就会陷入邪恶的泥坑永远不能自拔。只是去改变政治世界中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去改善政治世界中的道德。非常清楚，如果新的政治家像过去的政治家一样缺乏道德原则的提升与指引，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意味着肥狼被瘦狼取代，而瘦狼又希望成为更肥的狼。不相信道德原则的肥狼与瘦狼之间的差别相当巨大，如果两害相较宁可选择老的肥狼而不选择新的瘦狼。非常明显，吃饱的狼比饥饿的狼所具有的危险性更小，因为肥狼在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后或许会去追求国家的利益，而瘦狼只会去追逐自己的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梅森（Maison）在被夺去财政大权时说道：“你们犯了一个大错，因为我在满足自己的利益之后就会去满足他人的利益。”圣西门认为这是一句玩世不恭的话，其实这也许是实情。

回到道德原则与价值信仰，用理想理念去取代私欲邪念，才是医治可怕的政治腐败症的真正疗法。这是靠伟大激情的力量在政治领域驱除卑劣的欲望。只要崇高的感情和对国家、自由以及纯洁信仰的热爱还没有在国家生活中复苏，议会中就仍然会充满着腐败的气氛。

毫无疑问，行使权威并无足够理由使政治家逃避责任。清明的理性、稳妥的方针以及实际的经验都是从事政治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在缺乏道德指引的情况下，光有才能并不足以成就事功，光有理智并不足以保证道德不堕落。没有一个人愿意将他的女儿或财产交给聪明放荡的人看护，那么，谁又愿意将国家和公共财产交给只关心金钱的享乐主义者看护呢？当追求金钱与享乐的人宣称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时，谁会相信他们的诚意呢？爱不能用语言来证明，只能靠行动来检验。政治家的真正情操不能用他关于信仰的宣言或关于博爱的讲演来评判。只能用他的人格和经常性的行为来评判。正直诚实的道德不仅要求政府首脑自己要做到正直诚实，也要求他必须以此标准来选择他的僚属。西塞罗说：“如果我们被看作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我们不仅要表现出我们自己的正直诚实，也要要求我们身边的人正直诚实。”[2]

如果政治家能够尊重正义，他们就能够避免许多政治上的错误。政治家所犯的错误通常都是道德上的错误。他们愈远离公平正直就愈丧失他们的道德良知和聪明才智，他们愈沉溺于私利贪欲就愈障蔽他们的理性智慧。公正的观念与英明的决定往往是由人的正义感所激发，正义感也经常影响人的理性判断。做一个具有道德良知的人就能够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如果政治成为合乎道德的政治，政治就会恢复其本来面目，就会与常识不相违背，并且能够治愈政治上的两个严重疾病：社会主义的疯狂症与无政府主义的疯狂症。这两个疾病产生于充斥我们时代的诡辩和邪说，是我们时代邪恶欲望释放横溢的结果。在今天这个号称进步的时代，我们缺乏理性，我们思想混乱，我们的良知——这是我们法国人独具的禀性——正受到无数哲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诡辩所影响，这些诡辩分别来自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东方以及印度。良知不再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因为我们接受了德国的悲观主义和社会主义、英国的进化论、意大利的怀疑主义、俄国的虚无主义以及亚洲的佛教。让我们再次成为法国人和基督徒吧！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良知与道德的学校再次学做一个具有道德良知的人吧！

当代社会所患之病不是政治或经济之病，而是道德之病。毫无疑问，改善制度与革除弊端都是有用的，但是，最有用最亟须的则是改良道德，用健康的理论和道德信念去涵养人们的心灵。如果要想把社会从腐败的侵袭中与革命的野蛮中拯救出来，就必须使精神的教导在人类的心灵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这是把人类从嫉妒与仇恨的控制中解救出来的唯一之路。

必须在公众心灵与青年人中重新建立起义务感与个人责任，必须反对强化国家淹没个人的邪说，必须揭穿把每个公民变成巨大机器中的一部分使其各按所需生产分配财富的诡辩。真正解决危机的方法只能是回到传统的固有道德。这一道德既教导工人也教导雇主，要求他们各自都要尽到自己的义务，各自都要勤奋劳动，各自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哪一种学说能像这样教导富人要具有牺牲精神，要自觉自愿地克制自己奢侈的欲望？又有哪一种学说能像这样教导穷人要努力尽到个人的责任，要具有忍耐的美德，要尊重法治的精神？

鼓励无神论与唯物论支配下的政府努力改善道德是徒劳的，这样的政府仍然会充满强烈的物质欲望，最多只能减轻一点他们卑劣的行为。对宗教的敌意反过来就是对健康政治的敌意。如果只从功利的观点来看，愚昧无知与堕落邪恶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远远比不上否定宗教想象力的人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因为后者剥夺了他的同伴寻求心灵慰藉的信仰。谁能否认宗教情感会促进道德情感呢？在国家生活中具有宗教情感的公民越多，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种躁动不安的时代精神错乱就越少。在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进步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谁能否认基督教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呢？——基督教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正在于向人们反复灌输人类尊严的理念，反复强调人必须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和人生义务，反复用理想的人生信念去反对对金钱财富的崇拜。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生存斗争的社会、一个强权决定权利的社会、一个消灭弱者的社会、一个以贫穷为耻辱的社会、一个金钱财富压倒一切独尊的社会，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宗教教导我们要自我牺牲、要自我尊重、要爱护穷人、要履行来自上帝与良心的责任。在社会主义的威胁越来越大的时代，在社会主义者要求国家具有绝对权威和全控能力的时代，基督教要再一次去从事有益世道人心的工作，即要坚定不移地去维护人类存在的权利和人类良心的权利，要对国家的行为进行宗教道德的限制。如果精神信仰不能重新占领人类的心灵，人们就必然会对未来社会产生焦虑和恐惧，因为“当真理被蔑视的这一天来临时，真理就会用雷霆怒吼来显现自身。”[3]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们的利益并非取决于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一个正确合理的政策，恰恰就是合乎道德的政策。这种政策促使民族国家走向公道正义与宽厚仁慈，也只有这种政策才能维持住国际间的长久和平，并使各国在交往中都获得各自的利益。唆使各民族国家相互嫉妒、仇恨、伤害的政策，劝告各民族国家只按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的政策，认定国际间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暴力解决的政策，都是应受谴责的犯罪政策与错误政策。那些心胸狭窄、自私自利地执行这种残暴嫉妒政策的政治家都是目光短浅的政治家，他们只注意到眼前的利益，他们不知道何为人民的共同利益，他们不知道对抗与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甚至看不见和平的福祉与战争的恐怖。

对分裂别国的野心勃勃的嫉妒政策而言，公正的、充满友谊的、促进别国团结的温和政策是多么的可取！如果一个国家不再采用充满仇恨的专横霸道的政策，那这个国家会是多么的幸福！如果欧洲达到了她辉煌的顶点，那结果将是怎样的呢？结果将是实现亨利四世的计划——将政治置于良知与基督教道德的统治之下。如果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把自己看作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位成员，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消除暴力和诡计，那世界的面貌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基督教的政策仍然是要解决人们不信教的问题：如果世界真要享有和平，就要把世界变为基督化的世界。

梯也尔先生被他的军事胜利带来的荣耀冲昏了头脑，说道：“如果国家军事力量的目的不是企图获得对对方军事力量的控制，那国家军事力量所服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然而在我看来，国家军事力量应该有其更重要的用途，而不是去实现征服别国的梦想。征服别国不仅要付出金钱和流血的高昂代价，还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灾难。每当一个国家征服另外一个国家时，只会造成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的惨祸，而不会给征服者带来任何益处。历史证明所有怀抱征服美梦的人到头来都以失败告终。查理五世和拿破仑一世都梦想在世界上建立他们的最高霸权，结果造成千百万无辜者的死亡，最后也没有达到他们称雄一世的目的——查理五世客死在被囚禁的修道院，拿破仑一世则在圣赫勒拿岛上孤独地了却余生。而西班牙与法兰西则全被他们野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所毁。许多征服者都不理解《圣经》中所说的一句话：“打碎全世界国家的铁锤最后也会被打碎。”

追求国际均势的政策好过主张征服的政策。过于巨大的帝国都不会长久，最后都会屈从于许多国家组成的联盟。一个国家统治另一个国家，对公共自由来说总是一种危险；因为国家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就像君主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一样，很难把自己限制在明智温和的统治范围内。如果可以把统治的欲望看作是政治的活力，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贯穿在科学、文学和制度中的道德的统治看作是国家活动的目的呢？

当不相信道德原则的怀疑主义者听到坚守道德原则的人说希望国际间的战争不再发生、希望用仲裁取代暴力来解决国际间的冲突时，他们定会置之一笑，不以为然。然而，沙利斯布瑞勋爵（Lord Salisbury）209曾经表达过这一希望之梦，现在他则认为这一希望之梦是可以实现的。他说道：“文明取代了法庭成为个人与其他组织间的仲裁者，国际间的战争注定要以同样的方式让位给更加先进的文明所组成的仲裁法庭。”1883年，瑞士与美国都保证要服从仲裁法庭的约束，而他们之间的麻烦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1888年，法兰西与赤道共和国签订了同样的条约。1890年，美国十七个州的全权代表聚集华盛顿接受了永远仲裁的原则。

这是希望随着文明与道德的进步以及各国经济利益日愈休戚相关而战争会越来越少。新型战争工具的发明以及每天都在增大的破坏力量也许能够对维持和平起到一点作用，因为人民与统治者在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战争机器面前出于恐惧灾难性的后果必然会退缩不前，不敢贸然发动战争。公共舆论的趋势也越来越迫使政府维护和平。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期望战争越来越被文明控制，因而越来越少。

当人民与统治者被他们的成功陶醉时，历史学家与道德学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去反对他们难以控制的冲动。历史学家习惯于赞美成功，但当他们描述战争时经常忘记询问自己赞美成功是出于道德还是出于功利。他们总是吹捧抬高征服者，用这种方式来腐蚀公众的心灵，左右公众的意见，并经常容许自己被眼花缭乱的所谓丰功伟绩所迷惑。他们非常慷慨地将赞美给予那些征服者，而对那些热爱人道与尊重人类生活的人则吝啬得可怜。

对道德学家而言，他们必须不停地通过宣称“国家理由是对理性的否定”来反对不道德的政治所散布的诡辩邪说。政府的目的不是分离国民，而是团结国民。低层次的道德不能摧毁高层次的道德，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两种道德。公共安全只能存在于正义之中，目的不能证明手段正当，不正当的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权利高于强权，正义是最高法律。“权利站在最强者一边”这条格言实际上只适用于狼而不适用于人。

让我们以拉贝莱（Rabelais）的一段名言来结束本书吧：

“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注释】

[1]Esprit des Lois, Bk. viii.,ch xii.

[2]Second Speech against Verres, Bk. ii.,p.10.

[3]E. Augier, La Conlagion, Aet iv.,scene iv.

后记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王天成先生的大力推荐，更得益于蒋庆先生不远千里提供英文原版文本。本书的译作分工如下：

原著者序、第一、十一章：蒋庆（深圳行政学院副教授）

第二、三、四章：刘曙光（北大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第五、六、八章：王天成（北大法学硕士、原北大法律系教师）

第七、九、十章：李柏光（北大法学博士、原海南大学法学院教师）

——译者

1999年3月

[1]塔西佗，古罗马历史学家。——译注

[2]指十九世纪的欧洲。——译注

[3]提比略（42 BC-37 AD），长期从事征战，军功显赫，56岁时继承岳父奥古斯都的帝位，因渐趋暴虐，引起普遍不满，在卡普里岛被近卫军长官杀死。——译注

[4]普卢塔克，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一生写有大量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译注

[5]苏拉，古罗马时代大奴隶主，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军的刽子手，执政手段凶狠残暴。——译注

[6]韦思巴芗，古罗马皇帝，弗拉维王朝创立者，在位期间政绩显著，声名良好，对人民温和宽厚。——译注

[7]尼禄，古罗马皇帝。——译注

[8]查理九世，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译注

[9]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儿子，被其弟Polynices所杀。——译注

[10]西塞罗（106 BC-43 BC），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著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和《论国家》等。——译注

[11]这种把有用与正义混淆起来的做法在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的演讲中也可以找到。例如，1821年坎宁勋爵在辩论从国会中驱逐天主教徒时就认为，如果“需要”从国会中驱逐天主教徒的话，那么，从国会中驱逐天主教徒就是正义的，他并证明非正义的就是“不需要的”。在詹姆士一世的统治下取消了迫害天主教徒的法律时，坎宁勋爵又说道：“由于国家安全的需要，这些法律条文不再是正义的。”——原注

[12]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国务秘书兼御前会议主席，枢机主教，擅权巩固专制统治。——译注

[13]科明尼斯（1447-1511），法国历史学家、外交家，以其所著记述1489-1498年历史的《回忆录》而闻名。——译注

[14]柏拉图也有类似马基雅维利这样的观点，他写道：“在我看来，似乎我们的行政长官有责任经常借助于说谎与欺骗来谋取他们同胞的利益。另外，当说谎与欺骗被当作一种解决困难的手段时，那么，说谎与欺骗是有用的，因而也就是正当的”（《理想国·第5卷》）。波烈沙克是国王的顾问，1652年发表了他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的演讲。在这一演讲中，他宣称政治上的欺诈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政治上的欺诈是有用的。他说：“当我们观赏一幅画时，我们决不会认为这幅画是在用它的明暗色调来欺骗我们的眼睛，尽管这幅画中的风景不是真的……同理，政治使用诡计与欺诈去实现它崇高远大的目的，有谁又能够因此而大惊小怪呢？”——原注

[15]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用怀疑论从研究自己扩大到对人的研究，反对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的原罪说，主要著作为《随笔集》。——译注

[16]波舒特（1627-1704），法国天主教主教，拥护天主教统治。宣扬天主教教义，反对基督教新教，著有《根据经文论政治》。——译注

[17]菲烈隆（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作家、教育家，支持寂静主义，主张限制王权、教会脱离政府控制，被国王和教皇所贬斥，著有《死人对话》《泰雷马克历险记》等。——译注

[18]科迪拉克（1715-1780），法国哲学家，继承和修改了约翰·洛克的感觉论，著有《论人类知识的起源》。——译注

[19]霍尔巴赫在其著作《社会制度》一书中展开了对马基雅维利的批判。这本书很有价值，可惜鲜为人知。这本书正确地阐述了下述关于政治的概念，即政治应该是道德在国家政府中的运用。巴贝拉克力图揭露在宗教与公共利益的掩盖下，政治伪善的真正基础是不法与暴力。巴贝拉克认为，由于人们在宗教上和政治上被一些毫无意义的大话所蒙蔽，看不清政治伪善的实质，所以要清除人们对政治的幻想。马布利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去证明如果政治偏离了严厉的道德法则，就不会给社会带来幸福。——原注

[20]索烈尔（1847-1922），法国社会哲学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变化并非决定于经济的自然演进，而是暴力的创造过程，著有《暴力论》《进步的幻想》等。——译注

[21]西耶士（1748-1836），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活动家，天主教教士，当选为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参加起草《人权宣言》，他写的著名小册子是《第三等级是什么？》。雾月十八日政变后为临时执政官之一，波旁王朝复辟时流亡比利时。——译注

[22]葡萄月，法国共和历的1月，相当于公历9月23日到10月22日。——译注

[23]果月，法国共和历的12月，相当于公历8月18日到9月16日。——译注

[24]雾月，法国共和历的2月，相当于公历的10月22日到11月20日。——译注

[25]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演说家，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充当王室的秘密顾问（1790）。——译注

[26]阿里斯泰德（530 BC-468 BC），雅典政治家和将军，提洛同盟的创建人之一。——译注

[27]布鲁图（85 BC-42 BC），罗马贵族派政治家，刺杀凯撒的主谋者。——译注

[28]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国民公会代表，领导推翻吉伦特派的起义（1793），建立雅各宾专政，后被刺杀。——译注

[29]《南特法令》，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法令，给予胡格诺派教徒政治上一定的权利，该法令于1685年被废除。——译注

[30]科利尼（1519-1572），法国海军上将，宗教战争初期胡格诺派领袖，对国王查理九世有很大影响，遭国王之母卡德琳暗算，死于圣巴托罗缪惨案中。——译注

[31]斐迪南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注

[32]华伦斯坦（1583-1634），神圣罗马帝国统帅，三十年战争时期统帅帝国军队，战绩卓著，在吕岑战役中被瑞典击败（1632），因谋反被撤职（1634），后被刺杀。——译注

[33]达恩利（1545-1567），苏格兰国王玛丽的第二个丈夫，英王詹姆斯一世之父，婚后一年半即被谋杀。——译注

[34]卡西乌（85 BC-42 BC），古罗马将领，刺杀凯撒的主谋者之一。——译注

[35]克洛维（466-511），法兰克国王。——译注

[36]阿格丽派娜（15-59），罗马皇帝尼禄的母亲，后被尼禄处死。——译注

[37]梯也尔（1797-1877），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1874-1893），历史学家，历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同德国缔结和约（1871），镇压巴黎公社（1871），著有《法国革命史》《执政府和帝国史》。——译注

[38]儒尔当（1762-1833），法国将领，拿破仑的帝国元帅。——译注

[39]喜帕恰斯（190 BC-125 BC），希庇亚斯兄弟，古希腊天文学家。——译注

[40]卡图（95 BC-46 BC），古罗马政治家，大卡图的曾孙，斯多噶派哲学信徒，支持元老院共和派，反对凯撒和喀提林，因共和军战败而自杀。——译注

[41]有关这些谋杀的意图可以从蒙田（Bk.i.,ch.xxiii.）那儿看到，阿姆特（Amyot）曾把有关情况告诉蒙田（Montaigne）。——原注

[42]乔治·克多德尔在第一执政官的车前扔下了罪恶的炸弹，致使多人死亡。——原注

[43]圣茹斯特（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罗伯斯庇尔的助手，热月政变中被断头处死。——译注）的著作是从丕平（Pepin）和阿利波德的住处发现的。——原注

[44]影响、改变年轻人，比影响、改变老年人要容易得多。秘密社会的那些精神领袖很容易使年轻人改变政治信仰。——原注

[45]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复兴运动民主共和派领袖和政治思想家，建立青年意大利党（1831），主张废除君主专制，曾任罗马共和国三执政之一（1849）。——译注

[46]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第五部分“切斯特尔”。格劳秀斯（Grotius）认可了这种对待暴君像对待战场上的敌人的权利。他援引了权威德尔图良的话，每个人生来就是一名战士，担负有平息叛逆或与人民的敌人进行战斗的使命。——原注

[47]西班牙的“无袖衫汉”和法国的“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对贫苦的共和主义者的蔑称）一样，强调“最好的杀戮办法是，持续时间短而所杀人数多”，而且这种杀戮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使社会健康发展，必须把枯枝朽木从社会之树上砍掉。”——原注

[48]古代雅典的民众领袖也曾经强调财产是抢劫得来的赃物。——原注

[49]巴贝夫（1760-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早期政治鼓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译注

[50]巴贝夫在给他的同事写信时，对他们的称呼是：“我亲爱的平等者。”——原注

[51]列奥瑟尔（Leauthier）在实施犯罪之前，曾经在一家非常有名的餐馆订购了一桌极为丰盛的午宴，并且还喝了香槟酒。但是，酒足饭饱之后，他没有付款。当他被告知，如果消费不起，就不要喝香槟时，他反驳道：“富裕阶级依然在喝。”最近，在艾克斯巡回法庭，我们审判了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订购一顿晚餐，包括一瓶香槟酒，价值大约六先令。当被问到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还要喝香槟酒时，他回答说：“我喝香槟酒，是为了让那些喝了那么多酒的人少喝一点。”——原注

[52]塞尔萨斯，公元一世纪罗马百科全书的编纂者。——译注

[53]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54]德·萨尔万弟，Seize Mois, Ou la Révloution et les Révolution-naires, p.322。1793年，中产阶级已经被当作是民众应该仇视的对象。杜兰德·德·梅兰恩（Durand de Maillane）在选举国民议会的议员时，作出了这样的表述。在阿维尼翁地区的一位选民提出：“要让那些罪恶深重的中产阶级明白道理。”——原注

[55]拉梅内说：“富人的天堂是由穷人的地狱建成的。”——原注

[56]费希的同谋巴霍（Boireau）也曾经宣称，上帝造人并没有国王和臣民、主人与奴仆之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上帝希望人成为奴隶，那么他就会让他们背部生成鞍形或有一副驮鞍。”巴霍向监狱的随军神父阐述自己的观点后，这位神父以伏尔泰的一段话作答：“如果你对法律和当局表示强烈反抗，那些游手好闲的家伙就会环绕你左右。当你可以对他们颐指气使时，精明的人就会给他们装上马鞍和缰绳，骑在他们背上，着手推翻帝王和帝王的统治。”巴霍沉思了片刻，然后说：“很可能你是对的。”（M·伯林杰《关于严厉镇压的报告》）——原注

[57]拉梅内，Amschaspands et Dasvands，第3版，第232页。而且，在《无产者信徒》一书中，拉梅内说：“在这世界上，几乎没有比这样糟糕的法律更值得诅咒的了。亚当的子孙，这些粉碎器就是那些统治你们的人的法律，而它们要捣碎的就是你们。”（第28章）——原注

[58]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讽刺文学大师，曾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持牧师（1713），主要作品有讽刺散文《一只澡盆的故事》，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译注

[59]这种病态的敏感性，是如此容易残酷地联合起来，它是从18世纪继承下来的又一遗产。它之所以又变得时兴起来，主要是卢梭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原注

[60]培尔（1647-1706），法国哲学家，启蒙运动的早期代表。——译注

[61]莱奥特尔在向塞巴斯蒂安·富尔说明自己想杀死一个资本家的意图时，写信说：“我指望你为我辩护，来对付法庭上的律师。在审判中，驱使我采取行动的理由曝光出来将会给我们两人带来一段欢乐的时光。”但是，维也纳法庭没有满足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虚荣心，而是秘密地审判了他们。报纸上也不允许告诉公众被告做了些什么和说了些什么。也不允许公开刊登他们的照片或对他们的命运表示同情。——原注

[62]准确地说，这是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他是结合瑞摩斯（Remus）被其兄弟杀死这件事来说的。他说：“一个聪明的人是不会指责一个高贵的人的。因为，就建立一个君主政体或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而言，他必须使用一些不同寻常的手段。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应该控告他，但是所抱的目的却为他的行为辩护。最好的结果总是证明这一行为是合法的。”（《论李维》）——原注

[63]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政治活动家。——译注

[64]那些对法国大革命的每一行动缺乏考虑的崇拜者，对大革命崇拜的程度比公安委员会的成员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下面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卡诺特（Carnot）的评论：“法国大革命是一个英雄主义、残忍、高尚的事件和可怕的社会失序交杂一起的时代。有的人一提到自由就感到恐惧，因为他们是根据大革命时期的标准来判断的，而没有看到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专制政治的继续。”——原注

[65]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和理论家，反对马克思主义。——译注

[66]“人生来善良”，卢梭说，“社会使他堕落了。”“社会”，霍尔巴赫写道，“对人民来说，是一位残酷无情的后娘。为了报复，人民便抢劫、杀人。”（Système de la Nature, Dart 1，ch.xii.）——原注

[67]达尔文曾说过贫穷就是绝望。——原注

[68]波舒特最著名的一句格言是：“穷人是高尚的。”——原注

[69]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译注

[70]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瓦扬的观点，动物式的欲求是他所梦想的新社会的唯一准则。——原注

[71]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等。——译注

[72]查理五世曾经对弗朗西斯一世说：“我们统治的是容易激动、自高自大而又躁动不安的民族，如果我们想要他们安于统治和释放他们好斗的急躁情绪却不时常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我们治下的民众就有可能向我们发动战争，这比我们发动战争的情况更糟。”（Bayle, Dictionnaire, Charles-Quint）——原注

[73]弗里德里希二世，“Histoire de Mon Temps”，导致最严重流血事件出现的帝王，诸如路易十四（Louis XIV）和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也像弗里德里希一样，对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悔恨不已。“我太喜欢诉诸战争了”，路易十四临终时悔恨不已地说。在远征俄罗斯遭到重创后，拿破仑一世也不断重复路易十四所说的话：“恐怕我得承认，”他感叹地说，“我太喜欢诉诸战争了。我不顾国力的大小，不切实际地幻想伟大的事业。”（Vie et Travaux Dipcomediques du comte d’Hauterive，第319页）卡诺特讲述他和拿破仑一世在一起的岁月时说，他经常听拿破仑一世懊悔地说：“痴迷征服战争导致他犯了致命的错误。”（Exposé de La conduite politique de M.carnot，第23页）相反，路易·菲利普却通过维护和平增强了法国的力量。俄国总理内塞尔罗德伯爵在其统治末期曾写信给俄国驻伦敦大使说：“法国和平时期远比其战争时期获得的好处多。”——原注

[74]马基雅维利在评说恩将仇报之人的仇恨时说：“一个国君若想免遭他人暗算，那他更应该对那些他曾经恩赐过而非惩罚过的人保持警惕。”（Discourse on Livy, Bk.iii.,ch.iv）——原注

[75]孔代（1621-1686），法国将军，波旁王朝孔代家族第四亲王。——译注

[76]Deviel-castel, Histoire de la Restawration，第3卷，第444页。1814年，保皇党人便渴望从旺多姆广场的圆柱上拆掉拿破仑一世的塑像。一些年轻人在呈献给俄罗斯皇帝的演讲稿中把拿破仑一世称为一个魔鬼。拿破仑一世与反法同盟交战的时期，一些法国人便制定了暗杀拿破仑一世的计划。（《帕斯瓜总理回忆录》第2卷第264、276、286页）——原注

[77]塞勒门尼斯，三十僭主之一，因为建议对一个斯巴达人处以温和的惩罚（其同僚主张将该斯巴达人处死）而被判饮毒酒。斯塔尔夫人因为曾经流露出些许对雾月十八日政变的牺牲者的同情而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她只好匆忙逃离巴黎。——原注

[78]卡诺特（1753-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略家、军事工程师和后勤专家，曾任督政府的督政官（1795-1799）。——译注

[79]德斯梅林（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新闻记者，鼓动攻占巴士底狱，任巴黎国民公会代表，后与丹东等组成“宽容派”反对雅各宾专政，与丹东一起被断头处死。——译注

[80]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著有《1789-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互助论》。——译注

[81]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以后，牺牲者还遭到诽谤。王室送达各省的信件宣称“巴黎处决”是为着将清教徒策划的阴谋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王命令法院起诉科里奇尼及其同伙，以及两个被宣判但从大屠杀中逃脱了的高贵的清教徒。——原注

[82]恩尼斯（Ennius）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人们总喜欢看到自己的仇人死掉。”（西塞罗，De officiis, Bk.ii.,第7页）——原注

[83]埃迪翁·马歇尔甚至派人到遥远的阿维尼翁城去征募暴徒。——原注

[84]苏，从前法国的一种低值纸币，合五里了。——译注

[85]拉留莱斯，Fragment Historipue, sur le 31 Mai。“在这一事件中”，拉留莱斯补充说，“帕克市长提供了150000法郎，（因此），他注定要到圣多明各殖民地去。”——原注

[86]杜兰德·德·梅兰恩，Histoire de la comvention Nationale，第47页；拉留莱斯，Fragment Historie sur le 31 Mai，第396页。——原注

[87]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在整个法国南部，那些被称作贵族的人对爱国者的反击是没有界限的，其手段极其残忍，无所不用。那儿大批爱国者被杀害，屠杀爱国者就像人们屠杀他们在田野里遇到的鸫鸟一样。（Durand de Maillane op, cit，第277页）——原注

[88]认为白色恐怖时期屠杀的人要比赤色恐怖时期屠杀的人要少是正确的。“在九月屠杀时期，巴黎单单一天被屠杀的人就比1815年全法国南部整个夏季和秋季被屠杀的人还多。”（Viel Castel, Historie de.la.Restauration）——原注

[89]莫里哀（1622-1673），法国著名剧作家。

[90]投石党运动（1648-1653），法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译注

[91]奥古斯都（63 BC-14 AD），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27 BC-14 AD），凯撒的继承人，在位时扩充版图、改革政治、奖励文化艺术；他原名屋大维，元老院对其奉以“奥古斯都”的称号。——译注

[92]梭伦（638？BC-559？BC），古雅典政治家，诗人，当选执政官（594），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译注

[93]凯撒一次又一次诽谤尤提卡的卡多，指责他贪婪，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然而，普卢塔克说：“假如可以指责卡多贪婪好取，那么，也可以指责赫拉克利特胆怯。”（赫拉克利特是传说中希腊历史上的勇士，力大无穷。——译者）——原注

[94]这种胆怯并没有换救他们的性命，山岳党人后来指控他们曾试图救专制者的命。——原注

[95]一位地区议员最近告诉我，他曾去行政区首府参加参议员选举，打算将票投给一位温和的共和派候选人，但是，他接着说，“我抵达后发现，风向没有往他那边发展，于是我就将票投给了他的对手。”“你是一个高深莫测的政治人物，”我回答说，以一种恭维的方式表达了我的讥讽，“你总是跟随风向。”议员迟疑了片刻，吃不准我的恭维是讥刺呢还是真诚的。他急切地注视着我，想看清楚我是否在笑，但我做到了保持严肃的神态。他因而解除了对我的意图的担忧，因为我的欣赏而高兴起来，给了我这个难忘的回答：“是的，先生，我总是跟随风向。”这位议员像亚西比德（Alcibiades）一样，亚西比德曾说：“因为雅典是由民众政府统治，所以有必要跟随周围的动向。”——原注

[96]德普里梅尼尔（D’Epremēnil）在1789年是那样受欢迎，但在1791年却遭到民众的粗暴对待，民众希望处死他。杀害他的人将他带来后，他对曾经拜访过他的帕蒂昂（Petion）说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很有野心的政客应该掂量：“我也曾经被人民举着欢庆胜利。”尽管人民易变，迫求民众欢迎仍然是政客压倒一切的心情。当本杰明·康斯坦德（Benjamin Constant）弥留之际，人们听见他在呓语中吐出这些词：“取得欢迎才十二个月，刚刚有点值了。”他正在为自己丧失民众欢迎而惋惜。——原注

[97]梅因特农夫人（1635-171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个妻子。原为宫廷女官，1683年王后死后为路易十四所娶。——译注

[98]见塔西佗《编年史》，第2卷第87章，第5卷第6章。皇帝克罗蒂乌（Claudius）拒绝接受“元老院之父”的称号，因为他认为奉承过分了。（塔西佗《编年史》，第11卷第25章）——原注

[99]“人民是容易受骗上当的，”阿里斯托芬这样评论道。——原注

[100]“今天，”亚里士多德说，“为了取悦人民，煽动家让法庭下达大量没收充公的命令。”（《政治学》，第7卷，第3章，第2节）——原注

[101]最近，在一次集会上，一位来自法国南部的代表宣布，所有的农民和工人都应该在年满50时从国家得到400法朗的年金。会议结束时，在场的市长对代表说，他许诺了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我非常清楚这点，”代表说，“但是这些许诺总是让他们愉快。”巴贝夫阴谋的领袖写信给其同党说：“不要吝啬许诺；总是可以根据情况避免践行许下的诺言的。”——原注

[102]当艾提纳被刺杀后，据一位现代年鉴学者说，他的朋友们将其被鲜血染红了的头巾藏起来，哭得比别人都大声，迅速去迎接皇太子。——原注

[103]罗伯斯庇尔要宽容一些，因为他说：“每一种制度、每一种学说，只要是慰藉和升华人们心灵的都应该受到欢迎。……在立法者的眼中，任何对世界有用而且实际上是优秀的东西，都是真理。……最高存在和灵魂不朽的观念，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正义；因而，这一观念是社会的和共和的……”——原注

[104]科明尼斯说，他一到达佛罗伦萨，就发现这个城市处在叛乱之中。各个派系在叫喊“自由，自由！”和“人民，人民！”他们认为这些词句可以吸引人民接纳他们的党派。——原注

[105]经常可以在政客身上发现的赌博激情，来源于政客从党派斗争的经历中凝聚起来的激情。——原注

[106]我曾看见学生只是出于好奇心，到布歇·杜·莱因巡回法庭旁听塞巴斯蒂安的辩护，使法庭陷入困境，难以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言论作出判断，并且几乎被无政府主义说服。《无政府主义者讽刺剧》第一期中有克罗维·胡果（Clovis Hugues）写的关于撒旦的诗，其中出现了下列诗行：“我们热爱您，我们将祈祷者的香火奉献给你，我们膜拜闪烁在你眼中的火花，啊！壮丽庄严的达摩，啊！天堂的条顿，我们将桂冠和玫瑰投放在您脚下。我们尊敬您的各种变形，无论你是瓦苏基！是普罗米修斯！还是撒旦！”——原注

[107]狄德罗（Diderot）早巳提出了为人类而不是国家服务是否更好的问题，因为“人类会永远延续，”而“国家注定会走到尽头。”见《塞涅卡生平》（Vie de séneque）]——原注

[108]欧文，十八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109]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83章，还可参阅第3卷，第83章。柏拉图也议论道：“为了保持对人民的掌握……煽动家惯于向人民许诺掠夺富人。”（《理想国》，第7卷）——原注

[110]“为了推翻政府，他们谈论自由，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自己进攻自由。”（塔西佗，《编年史》，第16卷，22节）——原注

[111]居鲁士（599 BC-530 BC），波斯国王。——译注

[112]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出生后被其母亲握脚踵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因此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译注

[113]阿伽门农，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Mycenae的国王，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联军统帅。——译注

[114]克里赛，阿波罗的祭司之女。——译注

[115]布里赛，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美女。——译注

[116]古代的民族认为让被征服者当奴隶是完全合法的，所以，罗马人将刑满释放并拒绝赎身的公民当作犯人（《李维史》，xxii.59-61）。如果犯人踏上回家之路，他们在返回罗马的过程中，就已发现其社会等级被降低了。——原注

[117]当爱弗里安（Epborians）派遣5000个斯巴达人支援雅典与马多尼（Mardonious），每个斯巴达人都由7名奴隶陪伴。——原注

[118]在卢卡拉斯（Lucullus）指挥的彭土（Pontus）之战后，奴隶的数量变得如此庞大，一个奴隶的价格跌至4德拉奇玛或大约25.9d.。瓦龙（Wallon），《奴隶制史》，Vol.ii.,p.36.]——原注

[119]塞斯特思，古罗马的一种货币。——译注

[120]卢卡拉斯（110 BC-56 BC），罗马大将，曾任财务官、行政长官，击退米特里达特的入侵。——译注

[121]庞培（106 BC-48 BC），罗马统帅、政治家，曾两度任执政官（70；55），和凯撒、克拉克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后与凯撒发生冲突，在法萨卢斯被凯撒打败，逃到埃及后被杀。——译注

[122]当罗马1527年遭到波旁宪兵洗劫时，组成这支宪兵的西班牙人和德国人，犯下了最深重的罪行。——原注

[123]格老秀斯（1583-1645），荷兰法学家和诗人，著有《战争与和平法》。——译注

[124]泰勒（1828-1893），法国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实证主义哲学家。——译注

[125]革命者从来没有忽略造访地窖。1871年，枢机主教的宫殿的地窖受到共产主义者的仔细搜查。1793年，在里昂，阿尔比特和卡罗将700瓶上好的葡萄酒搬到自己的桌上享用。——原注

[126]拉赛伯（1805-1894），法国外交官，工程师，退出外交界后，组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因滥用基金，破产犯罪。——译注

[127]亨利三世的一部法典包含了这样一个卑鄙可耻的宣言：做工的权利是一种皇家权利，附属于皇家永久管理。——原注

[128]布哥元帅（Bugeaud）1842年在阿尔及尔（Algiers）附近建立了一些村庄，将土地均分给守军48团的士兵。当他1845年访问这个国家时，他发现有的殖民者拥有价值5到6千法郎的牲口，而其他人甚至没有养活原来分给他们的牲口。平等被环境力量破坏这一事实，正是卢梭没有毫不迟疑地要求国家插手重建平等的原因。——原注

[129]朱庇特，罗马神话中被认为是统治诸神主宰一切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译注

[130]尤其是在法国南方。在普洛旺斯，农民按事物的天性获取土地的出产。拥有土地的农民只有耕种才能得到土地的回报。我认识不少这样的耕种者，他们比许多中间阶级成员还要富有。最近我问其中一个人，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购买中间阶级土地主在困难时出售的土地，我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有耕种不过来的土地。”

[131]见布莱汉姆勋爵所著的《民主和混合政府》一书，第143页。这段话似乎是从西尼有关政府的著作中借用的，其中的第19节里有如下一段话：“贪污和腐化在国王的朝廷中是如此普遍，但这些现象在共和国和混合政府中几乎找不到。”孟德斯鸠则希望人们相信，美德并不是君主政体得以存在的原因，为此，他从黎塞留的政治声明书中引用了如下一段话来论证：“如果在绝望无助的人们中能找到诚实的人，那么，黎塞留主教就不会在他的政治声明书中含沙射影地认为君主不求助于他的帮助也会干得较为出色了；因此，认为美德不是这种政体形态存在的原因就是正确的了。”（《论法的精神》，第5章）当他说这段话时，罗伯斯庇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你会慢慢地了解到黎塞留主教在他的政治声明书中的巧妙说法，他的意思是说，从效果上讲，国王应该认真地避免把诚实正直的人当工具来使用，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是无利可图的。”（见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的报告中有关宗教、道德观念与共和原则之间关系的论述）孟德斯鸠和罗伯斯庇尔都错误地解释了从黎塞留的政治声明书中所摘录出来的这段话，它的原文如下：“这些官员，”他说，这里指的是各地的行政首长，“都是从国家最优秀和最有远见卓识的公民中挑选出来的，并且，如果共和国秩序井然，那么，最富裕的人也愿意当穷人，高贵的人也愿意选择低贱的出身，因为人们认为穷人和低贱出身的人更加有美德和更具有远见卓识，因此，结果就是，他们更加不会干某些低级卑鄙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往往是贫穷和缺乏教养的人最易滋生的东西。”黎塞留赞成这种看法，即一个穷人比一个富裕的公职人员在保持诚实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他建议国王挑选那些富人作行政长官，因为他认为他们可能更加有美德和超然独立。这种观点早已被古代的政治家表达过，他们把这作为不是君主立宪政体的政府的一条规则。迦太基人确信“一个贫苦的公民是没法把注意力从自己的事务上转移开而以诚实的态度去履行国家公务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8章第5节）——原注

[132]朱古达（156 BC-104 BC），努米底亚国王（118 BC-106 BC），发动反罗马战争，被诱捕处决。——译注

[133]见沙努斯特著的《朱古达》第12节。亚里士多德补充道：“人们发现那些被授予行政长官职位的人更易于腐化堕落并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政治学》第6章）瑞士和荷兰这两个国家的代表从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四那里领取佣金，英国和波兰的高贵人士也热切地希望能享受这样的好处。——原注

[134]阿里斯托芬（448？BC-385？BC），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相传写过44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骑士》《蛙》等8部。——译注

[135]克里昂（？-422 BC），雅典政治领袖、统帅，Pericles死后成为雅典民主派首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极力主战，曾大败斯巴达军队于Sphacteria岛，后战败身亡。——译注

[136]克里特人，指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居民，曾被人们认为他们好说谎。——译注

[137]伯利克里（495 BC-429 BC），古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后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其统治时期成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译注

[138]见普卢塔克的论述。阿鲁斯·吉纽斯也指出，德谟斯梯尼收受钱财是为了保持沉默，当他出现在集会上时，他的脖子围着羊毛，他说他患了扁桃体炎。“不如说患了‘雄辩病’，”人群中一个人大声喊道。——原注

[139]见普卢塔克：《福基翁的生平》。——原注福基翁（402 BC-318 BC），雅典政治家、将军、实际统治者。——译注

[140]看来，当贺拉斯（Horace）写他第三本书的第十六首赞美诗时，仍然还把这个历史事件记在心间：Aurum per medios ire satallites Et perumpere amat saxa，potius Ictu fulmineo.

[141]参见普卢塔克：《亚西比德的生平》。——原注

[142]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9章第3、4节。在色诺芬时代，人们也常说：“在雅典，有钱能使鬼推磨。”（《雅典共和国》第3章）——原注

[143]见伏尔泰：《论风俗》中关于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英国这部分的内容。——原注

[144]《路易十四回忆录》第2卷第448页。然而，当他试图去贿赂大臣海德（Hyde）时，他的努力失败了，他当时急切地需要海德支持他设计的在查理二世和葡萄牙的公主之间实行联姻的计划。路易十四试图以下面这段解释他这一行动的话来打动和收买海德：“我以最隐秘的方式私下到他家与他商谈，这次商谈连我在伦敦的大使也蒙在鼓里，我派了一个机智灵活的人到他那儿，他与海德在一起，对外宣称是为了购买轮船上用的测深锤和价值达50万法郎的信用状。这笔款就是我要提供给海德的佣金，我们付佣金给他的目的仅只是为了获得他的友好态度而已。但海德拒绝了我的佣金。”——原注

[145]什味林地区，德国东北部地区。——译注

[146]见路易十四：《回忆录》第2卷第174-176页。——原注

[147]见路易十四：《回忆录》第2卷第163页。——原注

[148]尽管在私生活中不是很规矩，福克斯的正直是不容置疑的。——原注

[149]贪污公款，孟德斯鸠说，是所有专制国家司空见惯的犯罪现象，在这些国家，把这种罪犯的财产没收并充公是有用的正义之举。“这样做可以安慰人民，这些没收充公而来的钱财实际上是国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奄奄一息的臣民那里搜刮掠夺来的财物。”（《论法的精神》第15章）——原注

[150]这种特别法庭是指处理不必在正规的法庭上审讯的案件的法庭。——译注

[151]苏利（1560-1641），法王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1598？-1610），胡格诺派教徒，对宗教战争后法国的经济复兴作出重大贡献。——译注

[152]见《黎塞留政治声明书》第10章，“国王”，他说，“从盐的交易中征收了大量的税收，但人民所交纳的税收远比进入国王的保险柜里的钱还要多得多。”黎塞留指控那些转包税收的人起草错误的报告并掠夺和使穷人破产。——原注

[153]奥佛涅，法国中部旧省名。——译注

[154]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对此指出：“一个叫做特别法庭的东西，”他说，“已经建立起来了。之所以这种叫法，是因为这种法庭的目标就是剥夺被审判对象的一切财产。他们不可能通过欺骗的方法处理掉或隐藏他们所有的财产，因为他们已经被宣布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被处以死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走独木桥——我的意思是，他们必须在他们的生命和钱财之间作出选择。”——原注

[155]指1715-1723年期间路易十五成年之前，由奥尔良腓力二世摄政的摄政时期。——译注

[156]指券，1789-1796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作为通货发行的纸币。——译注

[157]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阶级对急进的共和主义者的蔑称。——译注

[158]这里就有一个斯塔尔夫人（Mdme de Stael）可作为见证人的例子。为了报答阿尔卑斯山脉那一边不得人心的前共和国副总统梅兹公爵（Duke de Melzi），1805年，拿破仑亲自跑到伦巴第立法议会宣布他打算授予梅兹公爵一份重要财产，以报答他对法兰西帝国的效忠服务。“由于当时我恰好在米兰，”斯塔尔夫人说，“那天晚上我看见了梅兹公爵并发现他正为拿破仑那居心叵测的诡计给他带来的危险而沮丧透顶，但是，如果梅兹公爵拒绝拿破仑的好意，势必给梅兹带来无尽的麻烦。于是，我建议梅兹先生把这份财产的所有收入立即捐献给公共工程项目。他听从了我的建议，第二天，当他与拿破仑皇帝一起散步时，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皇帝。”拿破仑抓住他的胳膊并说道：“我敢打赌刚才你说的一切肯定是斯塔尔夫人给你出的主意。但是，请相信我，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与这种18世纪的慈善行为沾上边。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情值得去做，那就是永不停息地获取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权力；其余的一切都是做梦而已。”（《法国革命的思考》第4部分，第18章。Considerations sur la Revolution Francaise）——原注

[159]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外交部长（1797-1799）、外交大臣（1799-1807；1814-1815）、驻英大使（1830-1834），拿破仑称帝后秘密勾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反对拿破仑（1808），后受路易十八任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分化同盟国，为法国谋利。——译注

[160]见《帕斯瓜大臣回忆录》第1卷第249页、339页。奥地利的维也纳内阁为了收买塔列朗的良好关照，继续沿用过去外交活动中的传统手段，总是尽量对外国政府的部长进行贿赂收买。凡尔赛内阁经常给英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部长发放佣金。“图各特曾成功地收买了奥地利的科尼茨，而他自己自1768年以来一直从法国宫廷中领取佣金。”——原注

[161]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外交家，写有《墓畔回忆录》和反映北美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阿塔拉》等，波旁王朝复辟后，曾任外交大臣和驻外使节。——译注

[162]德拉维涅（1793-1843），法国剧作家、诗人，以诗作抨击王政复辟，主要作品有诗歌《美塞尼亚人》、剧本《老人学校》等。——译注

[163]像所有伟大的诗人一样，海涅的眼光常常比政治家的眼光更加敏锐。早在1814年他就已经宣布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已经为期不远了，”他写道，“那时，在法国上演的所有中产阶级喜剧及其英雄人物和小演员都将走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的结局，接着而来的就是上演一个名叫‘共产主义者的统治时期’的收场剧”。——原注

[164]米拉波宁愿和舞蹈演员库龙而不是他的妻子呆在一起；吉伦特党人和雅各宾党人也是剧院休息厅里出入频繁的常客，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不间断。——原注

[165]此处指苏拉。苏拉是古罗马大奴隶主，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握有古罗马非常时期权力的执政官。——译注

[166]萨卢斯特（公元前86-34？），古罗马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曾任财务官、保民官等职，后投奔裘力斯·凯撒，任努米底亚总督，主要历史著作有《喀提林战争》和《朱古达战争》等。——译注

[167]卡图有两个妹妹。一个就是被休掉的塞尔维丽娅，另一个就是被凯撒勾引。卡图妻子阿迪丽娅的品行是那么的败坏，以至于他被迫与她离婚，虽然她已为卡图生下两个孩子了。卡图后来同马尔西娅结婚，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妻子转让给他的朋友霍尔顿休斯。普卢塔克也援引了卡图的朋友勒留斯的例子，他一生只有一任妻子。——原注

[168]孟德斯鸠说过，西塞罗“拥有优美的天赋却灵魂丑陋。”（《罗马盛衰原因论》第12章）他的美好情感被政治生活给削弱了。由于野心勃勃，追求名望、利益和为了取悦各政治派别，西塞罗不惜支持邪恶的事业；他在给阿提卡的第22封信中承认自己这样做过。一些对来自亚洲的税金进行投标的人要求取消这种包税行为的合法性，谈到这种要求，他写道：“事实是这种要求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我仍然支持它并成功地给这种要求找到了正当的借口，……一项肮脏的贸易，一个卑鄙的手段……”在给阿提卡的另一封信中，即第26封信中，他补充道：“包税人提出的取消他们的债务的要求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厚颜无耻，”然而，西塞罗还是支持这种要求。另有一次，西塞罗在元老院支持一项由骑士们提出的诉求，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损害，因为对收受贿赂的法官开始采取起诉行动了。在他的辩护词中他只涉及了一点点重要的事实，他向来喜欢耍诡计蒙蔽法官。因他的辩护而被判无罪的姆拉修斯制定了针对西塞罗的一个朋友的诉讼法，西塞罗大为恼火，指责他忘恩负义，对他说道：“你应该很明白，姆拉修斯，在前不久的事件中，你并不是因为无辜才被赦免的，而是因为我耍诡计蒙蔽了法官，这样做才使得他们无法了解你的真实罪行。”（普卢塔克：《西塞罗的生平》）——原注

[169]普卢塔克：《伯利克里生平》。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伊巴密浓达（420 BC-362 BC），希腊底比斯将军，两次击败斯巴达，建立反斯巴达同盟，称霸希腊，后进军伯罗奔尼撒，在曼提亚战投中阵亡。——译注）曾经把一个犯了点小过错的地位低贱的人投进了监狱，他的朋友派洛皮德（pelopidas）请求伊巴密浓达释放这个可怜的人，给他自由；“他拒绝这样做，但不久，当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女人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时，他向她的要求屈服了，并说这是应当给予女性朋友和情妇的权利，而不是给予那些当头头的男人的权利。”——原注

[170]克娄巴特拉（69 BC-30 BC），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51 BC-30 BC），相貌美丽，有权势欲，先为凯撒情妇，后与安东尼结婚，安东尼溃败后又欲勾引屋大维，未遂，以毒蛇自杀。——译注

[171]加尔巴（3 BC-69 AD），罗马皇帝（68-69），68年举兵反对尼禄，尼禄自杀后，被元老院确认为罗马皇帝，后被禁卫军杀死。——译注

[172]见《拉马克与米拉波的通信》，第1卷第171页。另请参见《布里索特回忆录》，第2第392页，关于米拉波之死的评述。米拉波是被自己纵欲无度的行为给害死的。像丹东一样，他也说，“我已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嗜好，现在是长眠的时候了。”——原注

[173]李奥十世（1475-1521），意大利籍教皇，耗费巨款资助艺术事业，兴建圣彼得大教堂，发行赎罪券。——译注

[174]西塞罗赞成候选人为了选举有利而提供的饮宴，并指责卡图过于苛刻。因为卡图谴责了这样的饮宴（见《为马里纳申辩》，xxxv）。这些腐败的习惯有力地促进了共和国的衰落。希望奴役罗马人民的野心家，为了使自己受到人们欢迎，求助于“经常宴请”。——原注

[175]普罗旺斯，法国东南部一地区。——译注

[176]福基翁（402 BC-315 BC），雅典政治家、将军，雅典的实际统治者（322-318）。——译注

[177]卡图鲁斯（84 BC-54 BC），罗马抒情诗人，尤以写给情人莉丝比娅的爱情诗闻名，诗作对文艺复兴和后来欧洲抒情诗的发展产生影响。——译注

[178]伊壁鸠鲁（341 BC-270 BC），古希腊哲学家，最先提出社会契约学说，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译注

[179]米拉波曾用这一错误的观点督促朝廷，它使得制宪会议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原注

[180]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下，犯刑事罪的贵族竟然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处罚标准。——原注

[181]莫尔（1477-1535），英国人文主义者、天主教圣徒，曾任下院议长、内阁大臣（1529-1532），《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因对国王亨利八世离婚案和教会政策持异议，被诬陷处死，1935年被追谥为圣徒。——译注

[182]布拉克斯通（1723-1780），英国法学家，当过法官、下院议员，主要著作为《英国法律评论》。——译注

[183]此处含有贬意。——译注

[184]此处指梅林。——译注

[185]牧月，法兰西共和历的9月，相当于公历5月20日到6月18日。——译注

[186]富歇明知这130名民主党人是无辜的，但为了换救自己的权势地位，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这130个民主党人。第一执政官后来发觉了事实的真相，但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遗憾：“他坚信他的所做所为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干得挺干净利索的；他认为他铲除了他所称的雅各宾（Jacobins）的‘总参谋班子’。”——原注

[187]参议院忘记了在这个宪政体制中添加进一个关乎其自身之特殊利益的条款了。——原注

[188]参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10章第6节和第6章第4节。斯宾诺莎也赞成“要想使一个人数众多的聚会群体对某种荒唐的东西表示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见《神学政治论》，第16章）——原注

[189]同样，群体道德水平也不会因组成它的人数的增加而提高。人们彼此相互影响的后果是变坏了。正如医院的堕落倾向一样，群体具有一种更加令人堕落的作用。——原注

[190]卡图（Cato）曾对在集会上汇聚成群的罗马人的心态与一群绵羊的心态进行过比较研究。当阿里斯托芬观察群体性格特征时，梭伦也对此得出了与之相同的观察结论。他对雅典人说：“在私人事务中，你们每一个人都像狐狸一样谨小慎微和阴险狡猾，然而，一旦你们汇聚成群体后，你们就变得像少不更事的粗人和小丑似的，理解力就迟钝麻木了。”（见普卢塔克：《卢梭的生平》）（卡图：234 BC-149 BC，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曾任执政官、监察官等职，维护罗马传统，鼓吹毁灭迦太基，著有《史源》《农书》等，为拉丁散文文学的开创者。）——原注

[191]曾在国民公会中属右翼阵营的杜兰德·德·梅兰恩（Durand de Maillane）声称，罗伯斯庇尔一惯保护右翼代表，“无疑，他此举的目的是把他们当成一个自己一旦陷入困境时的避难所。”这些右翼代表在是否与罗伯斯庇尔的对手联合推翻罗伯斯庇尔的共同事业上一直犹豫不决。当罗伯斯庇尔在热月9日（相当于公历七月）被政变者赶下台时，他向国民公会的右翼代表求援，对他们说：“右翼的代表，尊贵的先生们，公正的同胞，请给予我刽子手拒绝给予我的说话的权力吧。”“他希望，”杜兰德·德·梅兰恩说道，“以他曾经向我们提供的保护来换取对他的开恩，然而我们的心灵遭受的苦难抵消了我们欠他的债。”——原注

[192]在立法机关的745名代表中，仅律师就占据了400个代表的名额，而这些人并不是律师界的佼佼者。

[193]比拉多（？-36？），罗马犹太巡抚（26-36），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译注

[194]莫里斯（1567-1625），荷兰三执政之一，荷兰共和国军队的缔造者，联省军队总司令，曾击败西班牙人（1590-1609），但使国家长久陷入分裂。——译注

[195]塞扬鲁斯（？—31），罗马皇帝近卫军司令，执政官，原为皇帝提比略的亲信，因篡位阴谋败露被处死。——译注

[196]诚然，在挑选陪审员的过程中，通过把陪审员花名册中那些对政府不忠的公民的名字从花名册上划掉从而可以在陪审团中听到政治上的声音。——原注

[197]吉斯·亨利（1550-1588），法国宗教战争中天主教派和天主教贵族神圣联盟的领袖，参与策划巴托罗缪惨案（1572），在巴黎称雄一时，后遭国王亨利三世密谋刺杀。——译注

[198]这个家伙，泰勒说，是“一个愚蠢的夜总会成员、蹩脚的台球运动员和咖啡屋光顾者，他根本没有能力阅读呈送到他面前的文件，这些文件时常送到他借以消磨生命的咖啡屋去等待他批阅签字。”（“革命”第3卷第64页）当他离开部长职位后，他要求他的继任者给他一个书记员的职务，但这一要求未获满足，他当了一个办公室的守门员。——原注

[199]博马舍（1732-1799），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后被罗西尼和莫扎特用来创作了各自的同名歌剧。——译注

[200]亨利二世刚死，无数的神职申请者蜂拥到枫丹白露宫，以至于罗兰主教派人在宫殿门口竖起了一个绞刑架，并命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开，否则就面临被绞死的惩罚。——原注

[201]一个名叫布科特（Buchot）的小学校长因为给罗伯斯庇尔提供了食宿便利，于是他被任命为当时的外交部长；而一个原为小秘书的亨略特被任命为驻巴黎的革命军总司令。这两个家伙都是雅各宾派专政的忠实温驯工具。罗欣把罗西格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以便让他抛头露面而自己在暗中操纵实权。“你在犯一个错误，”罗西格洛本人也对罗欣说道，“我完全没有能力去指挥军队。”然而，说是那么说，他还是行使了军队的指挥权。——原注

[202]在1789年之前，国家的公职数量很少；而今天的公职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原注

[203]指十九世纪。——译注

[204]最近，一位乡村社区的领导对我说：“我知道我们的代表是一个不讲信义的家伙，但即使是他被判处了八年有期徒刑，我也会投票选他，因为是他给我提供了职位。——原注

[205]根据意大利一位刑法学家费拉罗（Ferrero）的说法，政治腐败在意大利比在法国更加厉害。——原注

[206]这里指法兰西这个民族。——译注

[207]“一个政府如果无法制止政党对它的干预和允许它的政党来领导它，这样的政府是卑鄙可耻的。”（梯也尔，“论1830年的君主政体”）——原注

[208]杜尔哥（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曾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1774-1776），主要著作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译注

[209]沙利斯布瑞（1830-1903），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三次任首相。——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