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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加缪作品系列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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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鼠疫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753

译者：刘方

责任编辑：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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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

——丹尼尔·笛福

·第一部·

一

构成此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于194年发生在阿赫兰。普遍的意见认为，事件不合常规，有点离谱。乍一看，阿赫兰的确是一座平常的城市，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法属省省会，如此而已。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本身很丑陋。看上去平平静静，需要费些时间才能察觉，是什么东西使它有别于各种气候条件下的那么多商埠。怎能让人想像出一座，比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的城市？在那里你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翅膀，也听不见树叶沙沙作响，总之，那是个毫无色彩的地方。季节的变化只能在天上显现出来。只有清新的空气或小商贩从郊区带回的一篮篮鲜花可以宣告春天来临；那是市场上出售的春天。整个夏天，太阳像火一般烧灼着干燥之极的房屋，给墙壁盖上一层灰色的尘土；于是，人们只能在关得严严实实的护窗板的保护下过日子。相反，秋天一到，这里是大雨滂沱，泥泞遍地。晴朗的日子只在冬季姗姗来临。

要了解一个城市，较简便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在我们这个小城里，也许是气候的作用，那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神气都一样，既狂热，又心不在焉。也就是说，人们在城里感到厌倦，但又努力让自己养成习惯。我们的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远是为了发财。他们对商贸的兴趣尤其浓厚，用他们的话说，最重要的营生是做买卖。当然，他们也享受凡人的生活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洗海水浴。然而，他们非常理智地把享乐的时间留给礼拜六晚上和礼拜天，一星期里别的日子，他们要尽心尽力去赚钱。黄昏时分，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去咖啡店聚会，去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散步，或去自己的阳台。年轻人的欲求强烈而短暂，年龄大些的人有坏习惯也无非是参加球迷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宴席，去俱乐部靠摸纸牌的手气狂赌一番。

有人一定会说，那一切都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总之，当代人全都如此。在今天，看见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决定去玩牌、喝咖啡、聊天，以打发生活中剩下的时间，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事了。然而却有一些城市，一些地区，那里的人们会时不时臆想点别的事。一般说，这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毕竟有过臆想，而有了这一点就永远比别的强。阿赫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个毫无臆想的城市，即是说，它是个纯粹的现代城市。因此，没有必要确切介绍我们这儿的人们如何相爱。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中飞快地互相满足，要么双双安于长期的夫妻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折中。这也并不独特，在阿赫兰跟在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

在我们这个城市，更独特的是死亡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恰当，说不舒服也许更确切些。生病从来就是不愉快的事，但在一些城市、一些地区，你生病时会有人帮助你；在那些地方，人在生病时几乎可以听之任之。病人需要温馨，他喜欢有所依靠，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在阿赫兰，极端恶劣的气候、大量的生意往来、毫无可取之处的环境、黄昏降临之迅速以及取乐的质量，一切都要求健康的体魄。在那里，连生病的人都倍感孤独，垂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像掉进陷阱一般困在几百堵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后边，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电话上或咖啡店里谈票据、谈提单和贴现!大家即将明白，当死亡猝然来到一个乏味的地方，人在死亡时，甚至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死亡时，可能会有怎样难受的感觉。

我指出的这几点也许可以使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了。但任何事情毕竟都不应该夸张。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城市的市容和这里的生活面貌都很平庸。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大家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这个城市恰好对养成习惯有利，我们就可以说一切都还不错。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无疑算不上极有情趣，但我们这里至少见不到混乱。而且这里的居民坦率、讨人喜欢、勤快，总能赢得去那里旅行的人们适当的尊重。这个既不别致，又无树木，而且缺乏活力的城市，到头来竟仿佛能使人悠闲自在，总之，人们在那里可以沉沉地睡过去。然而，必须加上这点才是公正的： 这个城市镶嵌在无与伦比的景色之中，它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地中央，高地四周是阳光灿烂的丘陵。城市前面是美不胜收的海湾。可惜此城是背对海湾建造的，因此，除非前去寻找，谁都不可能瞥见大海。

介绍到这里，谁听了都不难相信，我们的同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这年春天会发生那些小事变，而那些小事变我们后来才明白正是笔者打算在此为之撰写历史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对某些人来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似乎十分正常，别的人却恰恰相反，认为那简直难以置信。但无论如何，一个写编年史的作者是不会考虑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仅仅是说：“此事发生了。”只要他知道此事的确发生了，知道这与整个民族生死攸关，知道因此会有成千上万的目击者内心里认为他所讲之事真实无误。

此外，倘若他不曾有机遇去搜集一定数量的陈述词，倘若当时的形势未曾将他卷入他意欲详述的那些事件里，笔者（人们会及时认识他的）就几乎没有资格从事这个工作。正是这一点使他有理由做史学家所做的事。当然，史学家，哪怕是业余的，手头总有些文献。所以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资料： 首先是他本人的证词，其次是别人的证词，因为他扮演的角色使他有可能搜集这段历史中所有人物的心里话，最后是终于落到他手里的文字材料。他打算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查考那些资料，并在乐意的时候加以利用。他还打算……不过，也许到了把评论和谨慎措辞抛在一边而最终讲述故事本身的时候了。对头几天的叙述需要作些细节描写。

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走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他当时把老鼠踢开，并没有特别留神，便走下了楼梯。但来到大街上，他突然想到这只老鼠不对头，便往回走，想提醒门房。老米歇尔先生的反应，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发现有非同寻常之处。他原以为存在这只死老鼠显得有些奇怪，如此而已，但门房却认为出现死老鼠简直是奇耻大辱。再说，门房的态度斩钉截铁： 这幢房屋没有老鼠。大夫向他保证说，二楼平台上就有一只，而且可能已经死了，说了也白搭，米歇尔先生依然信心十足。这幢楼没有老鼠，因此，这只老鼠准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总而言之，那是恶作剧。

这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大楼的走廊上掏自己的钥匙准备上楼进家，他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突然从黑暗的走廊尽头爬出来，步态不稳，皮毛湿漉漉的。那小动物停下来，仿佛在寻求平衡，然后往大夫这边跑，又一次停下，原地转了个圈，轻轻叫了一声，终于扑到地上，从半张开的双唇间吐出血来。大夫沉思着看了它一会儿，上楼回到家里。

他思索的并不是那只老鼠。是老鼠咯出的血又勾起了他的心事。他的妻子已病了一年，明天要启程去一家山中的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要求正躺在床上。看来她是在为旅行的劳累作准备。

“我感觉挺好。”她微笑着说。

大夫注视着在床头灯光下朝他转过来的脸庞。在里厄眼里，尽管她已经三十岁了，而且留着病痛的痕迹，但她的脸仍然跟少女时一样，也许是因为这微笑消除了其余的一切吧。

“你要能睡就睡吧，”他说，“女看护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乘中午的火车。”

他亲了亲她微微潮湿的额头。她微笑着目送他走到门边。

翌日，即4月17日，八点，门房拦住经过他身边的大夫，指责一些恶作剧的人又把三只死老鼠放在走廊的中间。那些人准是靠大捕鼠器抓住它们的，因为老鼠们浑身是血。门房已在门口站了一阵，手里提着死老鼠的爪子；他在等待那些罪人说挖苦话时自我暴露。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噢，那些家伙！”米歇尔说，“到头来我准能抓住他们。”

里厄感到蹊跷，便决定从环城街区开始他的巡回医疗，因为他那些最穷困的病人都在这一带居住。在这些街区收垃圾晚得多，他的汽车沿着街区一条条笔直的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车身紧挨着留在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在他经过的一条街上，他数了数，有十二只死老鼠扔在残羹剩菜和脏布碎片当中。

他要诊治的第一个病人正躺在床上。房间临街，既是卧室，同时又是饭厅。病人是位西班牙老人，满脸皱纹，神态严峻。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锅。大夫进屋时，半坐在床上的呼吸急促的哮喘病人往后一仰，想重新缓过气来。病人的妻子端来一个盆子。

“哎，大夫，”在打针时，病人说，“它们都出洞了，您看见了吗？”

“没错，”女人说，“邻居捡了三只。”

老头搓搓手。

“它们出来了，所有的垃圾箱里都能看见。是饿的！”

后来，里厄随便在哪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街区里人人都在谈论老鼠。诊治病人结束后，他回到家里。

“上面有您一份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大夫问他是否见到过很多老鼠。

“哦，没有！”门房说，“我在监视呢，您懂我的意思。那些畜生不敢来。”

电报通知里厄，说他母亲翌日到达这里。她准备在生病的儿媳妇出门期间来这里照顾儿子的家务。大夫进屋时，女看护早已来到。里厄瞧见他的妻子略施脂粉，正穿着套裙站在那里。他对她微微一笑。

“这很好，”他说，“好极了。”

片刻之后，在火车站，他把她安置在卧车里。她看看车厢。

“对我们来说这太贵了，对吧？”

“需要这样。”里厄说。

“闹老鼠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有些奇怪，但会过去的。”

他随即快快地对她说，他请她原谅，本应该由他来照顾她，他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示意他不要说了，但他补充说：

“你回家时，一切都会好些。我们要从头开始。”

“是的，”她眼睛发着亮光说，“我们要从头开始。”

片刻过后，她背转身，透过窗玻璃看外面。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推来搡去。火车头的嘘嘘声传到他们这里。他叫她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来时，他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他轻轻说。

泪水下重又绽出了微笑，但有点不自然。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现在，他站在月台上，在窗玻璃的这面，他只能看见她的微笑。

“请你好好保重啊！”他说。

然而她听不见他说话。

在车站月台的出口附近，里厄碰上了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他领着自己的小儿子。大夫问他是否出门旅行。这位高个子黑头发的法官一半像过去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一半像殡仪馆埋死人的人，他用和蔼的口气简短地回答说：

“我在等奥东太太，她专程看望我的家属去了。”

汽笛长鸣。

“老鼠……”法官说。

里厄朝火车的方向看了看，但又回过头来望望出口处。

“是老鼠，”他说，“这不算什么。”

此刻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经过时腋下夹着一个装满死老鼠的盒子。

当天下午，里厄刚开始诊病便接待了一位年轻人，有人说他是记者，一早就来诊疗室了。他名叫雷蒙·朗贝尔。他身材矮小，双肩又厚又宽，面容显得刚毅，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他穿一身运动服式的衣裳，生活似乎很宽裕。他谈话直截了当。他为巴黎一家大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想得到有关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情况不妙。但他在进一步详谈之前想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够说真话。

“那当然。”记者说道。

“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对此情况进行全面谴责？”

“全面，不行，这一点应当说清楚。不过，我料想这样的谴责并没有什么根据。”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像这样的谴责的确可能没有根据，然而在提这个问题时，他只想知道，朗贝尔的证词能不能毫无保留。

“我只承认毫无保留的证词，所以我不能用我的有关资料支持您的证词。”

“这是圣茹斯特[1]的语言。”记者笑道。

里厄并不提高嗓门，说，是否是圣茹斯特的语言，他不知道，但那是一个对他生活的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不过这个人和其他的人有同样的看法，而且决心在他这方面拒绝不公正，拒绝让步。朗贝尔耸耸肩，注视着大夫。

“我相信我理解您。”他最后说，同时站起身来。

大夫把他送到门边：

“我感谢您这样看待事物。”

朗贝尔似乎焦躁起来：

“好，”他说道，“我明白。原谅我打扰了您。”

大夫握住他的手说，眼下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可以就这件事写一篇不寻常的报道。

“哦！”朗贝尔欢呼道，“我对这个感兴趣。”

十七点，大夫正为新一轮出诊走出家门时，在楼梯上碰见了一个还算年轻的男人，此人外貌敦厚，肥厚的面孔呈凹形，还有两道浓眉。大夫时不时在住这幢大楼顶层的西班牙舞蹈演员家里遇见他。这个名叫让·塔鲁的人在阶梯上专心地吸着烟，同时观察着他脚边的一只正在死去的抽搐着的老鼠。他抬起头，用灰色的眼睛冷静地、有点专注地看看大夫，向他问好并补充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怪事。

“是的，”里厄说，“但这事儿到头来会让人感到恼火。”

“在某种意义上，大夫，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我们从没有见过类似的事，如此而已。但我觉得这事很有趣儿，确实很有趣儿。”

塔鲁伸手把头发往后掠了掠，又看了看已经一动不动的老鼠，接着对里厄笑笑，说：

“不过，大夫，说来说去，这只是门房的事。”

里厄正好看见门房站在大楼进口处旁边，背靠着墙，他那平时充血的脸上有一种厌倦的表情。

老米歇尔见里厄向他示意有新的发现，便对他说：

“没错，如今看见它们都是三两成群的。不过，别的大楼也都这样。”

看上去他又沮丧又不安，还无意识地搓着自己的脖子。里厄问他身体如何，门房当然不能说他身体不好，只不过感到有点不舒服而已。据他看来，是他的情绪在作怪。这些老鼠给了他当头一棒，等它们绝迹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然而，翌日，即4月18日，清晨，大夫从火车站接回母亲时，发现米歇尔先生的面容更难看了：原来从地窖到顶楼，十来只老鼠一个一个摆在楼梯上。邻近大楼的垃圾桶也装满了耗子。大夫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倒并不吃惊。

“常发生这类事儿。”

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人，银发，黑眼睛显得很温和。

“贝尔纳，又看见你我真高兴，”她说，“老鼠的事一点儿不影响我的心情。”

他赞同她的看法。的确，有了她，什么事都显得很容易解决。

不过，里厄仍旧给市灭鼠处打了电话，他认识这个处的处长。处长是否听说过那些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露天死去？梅西埃处长已经听说此事，而且在离码头不远的他的处里已经发现了五十来只。不过，他正在考虑这是否严重。里厄也不能决定这是否严重，但他想，灭鼠处应当管管此事。

“应当管，”梅西埃说，“但得有命令。如果你认为确实值得管，我就去设法弄到命令。”

“无论如何也值得试试。”里厄说道。

他的女佣适才告诉他，她丈夫干活的那家大工厂已收了好几百只死老鼠。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同胞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担心了，原来从18日起，各工厂和仓库已清除了几百只老鼠尸体。在某些情况下，有人不得不结果那些垂死挣扎时间过长的老鼠的性命。然而，从城市的周边地区到市中心，无论是里厄大夫偶然经过的地方还是人们聚会的地方，到处都有成堆的老鼠装在垃圾桶里，或者成串成串地浮在下水道里等待清除。自那天起，晚报抓住此事不放，问市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以保障市民免遭这令人生厌的鼠害侵袭。市府却从未有过什么准备，也不曾考虑任何措施，只召集了首次会议进行讨论。灭鼠处奉命每日凌晨收集死老鼠。收集完毕，处里派两辆汽车将死动物运往垃圾焚化厂焚烧。

然而，在此后的几天里，形势变得严峻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与日俱增，每天清晨收集的也越来越多。自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群结队跑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破旧的小屋，从地下室、地窖、阴沟里跌跌撞撞地鱼贯爬到地面上，在亮处摇摇晃晃，原地打转，最后死在人们的脚边。夜里，无论在走廊上或小巷里，都能清楚听见它们垂死挣扎时的轻声惨叫。在近郊区，每天早上都有人看见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挂一小块血迹。有的已全身肿胀，发出腐臭味；有的已经僵硬，胡须还往上翘着。在市区里也能碰上小堆小堆的死耗子摆在楼道上或院子里。也有些老鼠孤零零地死在各级行政部门的大厅里、学校的操场上，有时也死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之间。同胞们在城里最繁华的地段也发现了死老鼠，这真让他们大惊失色。阅兵场、林荫大道、滨海大道都一一受到污染，而且污染扩散得越来越远。凌晨刚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到大白天全市又会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死老鼠。不止一个人夜间在人行道上行走时，感到脚下踏了一只软软的刚死不久的小动物尸体。仿佛承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使它感到重负的体液，让一直在它身体内部折磨它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看看我们这座小城的惊愕状态吧，在此之前它是那样平静，而在几天之内却变得惊慌失措，有如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体内过浓的血液突然动乱起来。

事态严重到连朗斯道克情报资料局（搜集发布各种题材情报资料的机构）都在它播送的免费广播消息中宣称，仅在25日这一天中就收集并焚烧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死老鼠。这个数字使人们对眼下市内每天出现的情景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同时也加剧了大家的惊慌心情。在此之前，市民仅仅对那让人憎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现那既不能确定规模也不能揭示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人还继续搓着手说了又说：“它们出洞了，它们出洞了！”言语间流露出老人特有的快乐。

4月28日，朗斯道克宣布已收集了约莫八千只老鼠，这时城里人的焦虑达到了顶点。人们要求采取彻底的措施，大家还对当局进行谴责，某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在谈论准备迁往那边的事。可是到第二天，情报资料局宣布，鼠害现象已骤然停止，灭鼠处收集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这时全城总算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刚把汽车停在他居住的大楼门前，就瞥见老门房正从大街的尽头走过来，他走路非常吃力，歪着脑袋，双臂和双腿叉开，活像牵线木偶。老人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大夫认出了那位教士，是帕纳鲁神甫。那是一位博学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有时和他碰面，他在城里众望所归，甚至在对宗教十分淡漠的人们当中也受到尊重。他等着他们俩。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像吹哨一般嘘嘘作响。原来他感觉不大舒服，想出来散散步。但他的颈部、腋下和腹股沟疼得钻心，他被迫转身走回来，而且要帕纳鲁神甫扶扶他。

“有几个肿块，”他说，“没准儿是我干活时用力过猛了。”

大夫把胳膊伸出车门，用手指在米歇尔伸过来的脖子底部来回按了按。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来，量量体温，我下午再去看您。”

门房走了以后，里厄问帕纳鲁神甫对老鼠事件有什么看法。

“噢！”神甫说，“没准儿是一种瘟疫。”说话间，他的双眼在圆形眼镜后面露出了笑意。

午餐过后，里厄又看了看疗养院发来的通知他妻子已到达那里的电报，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他一个老病人打来的，这病人是市政府的职员，患主动脉狭窄症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他穷，里厄一直为他义务治病。

“是我，”他说，“您还记得我吧。不过，这次是别人。您快点来一下。我邻居家出了点事。”

他说话气喘吁吁。里厄想到了门房，但决定随后再去看他。不一会儿他来到城外一个街区的菲代尔勃街上一幢低矮房屋的门前。进了门，他在阴凉而发臭的楼梯上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政府职员，他正好下楼来迎接大夫。此人大约五十来岁，黄色的小胡子，高个儿，有点驼背，窄肩膀，胳臂腿都很细。

“他现在好些了，”他来到里厄身边时说，“我原以为他完蛋了呢。”

他擤擤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上的左边门上看见用红粉笔写的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走进去。绳子从吊灯那里垂下来，放在下面的椅子已经翻倒，桌子被推到了屋角。绳子是垂在半空中的。

格朗说：“是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尽管他说的话很普通，却仿佛一直在字斟句酌，“我当时正好出门，出来便听见有响动。我一看见门上的字，怎么跟您说呢？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但他哼了一声，声音怪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

他搔搔头，接着说：

“依我看，这种行动大概很痛苦。当然，我进去了。”

他俩推开一扇门，站在一间明亮而陈设十分简陋的房间门口。一个矮胖的男人躺在一张铜床上。他大声呼吸着，用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大夫停下脚步。在卧床的人呼吸的间歇里，他仿佛听到了老鼠在叫，但房屋角落里并没有什么动静。里厄朝床边走过去。这个人并非从很高的地方跌下来，也摔得不太意外，所以脊椎保持完好。当然，他感到有些窒息。也许需要做一次X射线摄影。大夫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说过几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谢谢大夫。”这人说，声音有点憋闷。

里厄问格朗是否报告了派出所，这位职员的神情显得有些窘迫。

“没有，”他说，“哦！没有。我当时考虑，最紧迫的是……”

里厄打断他的话说：“那当然，那就由我去报告吧。”

但此刻病人却焦躁起来，他一边在床上坐起身子，一边表示反对说，他身体没问题，不必费这个神了。

“冷静点，”里厄说，“这不算一回事，相信我吧，我必须去打个招呼。”

病人嚷了一声：“啊！”

他往后一仰身，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有好一阵格朗都在摸弄自己的小胡子，这时他走过来，说：

“好了，柯塔尔先生，您应该尽量理解这点，可以说大夫负有责任。比如，您万一又想……”

但柯塔尔眼泪汪汪地说，他再也不会干了，刚才不过是一时糊涂，他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大家让他安静。里厄在开药方。

“那就说定了，”他说，“咱们不谈这事，我过两三天再来看您。但别再干蠢事了！”

在楼道上，他告诉格朗，他不得不去报告，但他会要求派出所所长两天以后再来作调查。

“今天晚上需要守着他。他有亲属吗？”

“我不认识他家，不过我可以亲自守夜。”

格朗又摇着头说：

“您瞧，连他本人我也谈不上认识。但总该互相帮助吧。”

在走廊上，里厄不由自主地往阴暗的屋角看了看，问格朗他所在的这个街区老鼠是否已经绝迹。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不错，有人曾对他谈起过这件讨厌的事，但他对街道上的传闻向来不大注意。

“我有别的事要操心。”他说。

里厄在他说话时已经同他握手道别。他急着在给妻子写信之前去看看门房。

叫卖晚报的小贩大声通报说老鼠的侵扰已经停止。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伏在床外，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围在脖子上，他正掏心挖肺似的朝脏物桶里呕吐着浅红色的胆汁。他气喘吁吁地费了好大的劲才又躺了下来。他的体温已达到39.5度，脖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肿大，肋部有两个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现在诉说的是自己内脏很痛。

“里面像有火在烧，”他说，“那下流痞在烧我。”

他那满是煤烟色口垢的嘴唇使他连说话都含含糊糊。他将眼球突出的眼睛转向大夫，头疼使他流出了眼泪。他忧心如焚的妻子注视着里厄，大夫却默不作声。

“大夫，”她说，“他得的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但还什么都确定不了。到今晚为止，必须禁食，并服用清血药。让他多喝水。”

门房正好渴极了。

里厄回到家里便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沙尔，那是本城最有声望的医生之一。

“没有，”里沙尔说，“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难道没有高烧和局部发炎的？”

“噢，那倒有，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很不正常吧？”

“嘿，”里沙尔说，“所谓正常嘛，您知道……”

晚上，门房一直说着胡话，高烧40度，嘴里还抱怨着老鼠。里厄尝试用固定术处理脓肿。门房在受到松节油烧灼时声嘶力竭地叫道：“啊！这些猪猡！”

淋巴结还在往大里长，摸起来硬得像木头。门房的妻子吓坏了。

“您得熬夜守着他，”大夫对她说，“有情况就打电话叫我。”

翌日，4月30日，已经有些暖意的微风在蓝天下的潮湿空气里吹拂着，从最远的郊外带来了花的馨香。大街上，清晨的市声显得比往常更活跃更欢快。对我们这个刚从一星期里暗暗的担惊受怕中解脱出来的小城而言，这一天竟成了春回大地的一天。里厄自己接到妻子的来信后也放了心。他轻松地下楼来到门房家里。果然，一清早，病人的体温已经降到38度。他很虚弱，但仍然躺在床上微笑。

“他好些了，对吧，大夫？”病人的妻子说。

“还得等等。”

然而一到中午，体温骤然升到40度，病人谵语不止，而且又呕吐起来。他脖颈上的淋巴结一触就疼，看上去他仿佛想把头伸得离身子越远越好。他的妻子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按住病人的脚。她望着里厄。

“听我说，”里厄说，“必须把他隔离起来设法进行特殊治疗。我打电话给医院，我们用救护车把他送过去。”

过了两个钟头，在救护车里，大夫和那个女人俯身看着病人。从病人布满蕈状赘生物的嘴里吐出不连贯的话：“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呈铅灰色；他呼吸短促，断断续续；而且被淋巴结弄得撕裂般疼痛。他深深地蜷缩在小床里，仿佛想让小床把自己全身盖住，或者说，仿佛大地深处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召唤他。在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的重压下，这位门房窒息身亡了。他的妻子哭起来。

“大夫，这么说，没希望啦？”

“他死了。”里厄说。

可以说，门房的死标志着一个令人困惑的迹象丛生的时期已经结束，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业已开始，在这之后一个时期，起初的惊异正在逐渐变成恐慌。我们的同胞先前从未想到我们这个小城会特别选定为老鼠死在阳光下、门房得怪病送命的地方，今日伊始，他们对此不再怀疑了。从这个观点看，他们过去总归是错了，他们的想法有待纠正。倘若一切到此为止，那么习惯成自然的势力无疑会占上风。然而，我们同胞中的其他一些人，他们既非门房，也非穷人，却接连走上了米歇尔先生带头走过的路。就从这一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

不过，在详细叙述那些新近发生的事件之前，笔者认为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适才描绘过的那一时期的看法大有裨益。在本故事开始时与读者见过面的让·塔鲁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定居阿赫兰的，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从表面看，他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似乎相当宽裕，但市民们虽然渐渐习惯了跟他相处，却谁也说不清他来自何处，他为什么来到此地。大家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能碰到他。早春一开始，就有人看见他经常出现在海滩上，游泳时他总显得很快活。他淳朴善良，面带笑容，看上去对所有的正常娱乐都很感兴趣，但又从不盲目受娱乐支配。实际上，他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习惯是经常造访一些在本城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

他那些笔记本里的记事无论如何也应当算是这段艰难时期的一种编年史。但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编年史，它似乎格外偏爱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乍一看，人们会认为塔鲁在想方设法用放大镜观察人和事。在全城居民惶惶不可终日之际，他却总以史学家的眼光竭力记述一些算不上历史的琐事。大家无疑会对他这种偏爱感到惋惜，并怀疑他冷酷无情。然而，他那些笔记本仍然可以为这个时期的历史提供大量的次要细节，而这些细节不但有它本身的重要性，其中的怪异性甚至还会阻止大家对这位有趣的人物过早地作出判断。

让·塔鲁写下的首批记录始于他到达阿赫兰那天。那些记录一开始便显示出作者对居住在如此丑陋的城市感到异常满意。读者可以看到他对市政厅门前那一对铜狮子的详细描述，还有他对城市无树、房舍不雅和城市布局荒唐所进行的宽厚的评论。记录里还掺杂了在电车和大街上听到的对话，除了在稍晚些时候记录的一次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交谈外，其余都未加评论。塔鲁在一旁听到两位电车售票员的谈话：

“你认识康吗？”一个说。

“康？是那个蓄了黑色小胡子的大高个儿吗？”

“不错，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

“正是。”

“嘿！他死了。”

“哦！什么时候死的？”

“就在闹老鼠之后。”

“呀！他得的什么病？”

“我不知道，他发高烧。再说，他原本身体就不壮。他胳肢窝下面长了脓肿块。他没能顶住。”

“可是看他外表和大家没什么两样。”

“不对，他的肺不好，而且还在市军乐队搞音乐。他一直吹短号，那家伙可伤身体啦。”

“噢！”第二位最后说，“人有病时可别吹短号。”

在记录完这些现象后，塔鲁思忖，为什么康违背自己明显的利益进入军乐队？什么深层次的理由促使他冒险去参加主日游行演奏？

后来，塔鲁似乎对他窗户对面阳台上经常出现的场面印象很深，而且十分赞许。原来他的房间正对着一条窄窄的横街，街上老有几只猫在墙角阴凉处睡觉。每天吃过午饭之后，在全城的人都热得昏昏欲睡时，一位矮小的老人便出现在街对面的一个阳台上。他长着满头梳得很整齐的银发，穿一身军装式的衣裳，显得挺拔而又朴实无华。他用冷淡然而温和的声音呼唤那些小猫：“猫咪，猫咪！”那些小猫抬一抬淡色的睡眼，仍旧不动弹。老人撕一些白纸碎片扔在路上，小猫们被雨点似的白蝴蝶吸引，便往街道中央走去，同时迟迟疑疑地朝飘下的最后几片白纸伸出爪子。于是，矮小老头开始往畜生们身上吐口水，吐得用力而又准确。假如吐到猫身上了，他就笑起来。

最后，塔鲁似乎终于被这个城市的商业性质迷住了，此城的外观，它的繁忙，甚至它的娱乐都仿佛取决于贸易的需要。此种独特性（这是那些笔记本的用语）得到了塔鲁的赞许，他的颂扬性评语中的一段竟以这样一个感叹词结束：“终于！”这位旅行者在这段时间写的笔记里，似乎只有这些地方显露了笔者的个性。不过单单赏识这些地方的意义和严肃性是困难的，比如，在描述了发现一只死老鼠促使旅馆的出纳员写错了一笔账之后，塔鲁用不如平常那么清晰的字加上这些话：“问题：怎样做才能不浪费时间？答案：在时间的漫长中体验时间。方式：在牙医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度过几天；在自己的阳台上度过周日的下午；听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作报告；选择最长的路程和最不方便的铁路线旅行，当然还必须站着旅行；去剧院的售票窗口前排队却买不到票，等等。”但是紧接着这些东跳西跳的语言和思考之后，笔记又开始详细描写我们这个城市的电车，写它们小船一般的外形，模模糊糊的颜色，习以为常的肮脏，最后用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这引人注目”几个字结束他的评论。

不管怎样，塔鲁还是就老鼠乱子提供了下面这些情况：

今天，对面那矮小老头不知所措了。猫咪不知去向。原来是马路上发现的大量死老鼠刺激它们失踪了。依我看，猫是绝对不会吃死老鼠的。记得我自己的猫就非常厌恶死老鼠。尽管如此，那些猫仍有可能去各个地窖瞎跑，而小个子老头也因此张皇失措。他的头发已梳得不像过去整齐，精力也不那么充沛了。看得出来，他很着急。过了不久他就回去了。不过在回去之前他还盲目地吐了一次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被迫停了下来，因为乘客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怎么来到了车上。两三个妇女下了车。把死老鼠丢掉之后，车又开了。

在旅馆里，一个值得信赖的夜间值班人告诉我，他预计这些老鼠会带来灾难。“老鼠一离开轮船……”我对他说，如果是在船上，情况的确如此，但还从未有人证实在都市里也一样。可他却深信不疑。我问他，依他之见，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他说他不知道，因为灾难是不可预测的。但如果发生地震，他不会感到惊异。我承认这有可能，于是他问我是否为此而感到忧虑。

“我惟一感兴趣的事，”我对他说，“是求得内心的安宁。”

他对此表示完全理解。

在旅馆餐厅里，有一家人非常有趣。父亲又高又瘦，穿一身硬领黑衣服。他已经谢顶，只在头的左右两边还剩下两绺灰发。他的一双小圆眼睛显得很严厉，他的鼻子细长，嘴唇宽阔，使他看上去活像一只驯养的猫头鹰。他总是头一个来到餐厅门前，然后退到一边，让他的妻子先进去。于是，他那像小黑老鼠一般瘦小的妻子便走进来，后面紧跟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打扮得像两条受过训练的狗。父亲来到自己的餐桌前，先等他的妻子坐下，然后自己入座，最后才轮到两条卷毛狗坐上高高的椅子。他用“您”称呼妻子和孩子，但却老对妻子讲些礼貌的刻薄话，他对儿女则是说一不二的：

“尼科尔，您的表现让人反感到极点！”

小女孩快哭出来了，这正中他的下怀。

今天早上，小男孩为老鼠乱子兴奋不已。他想在吃饭时说说此事。

“在饭桌上不谈老鼠，菲利普。我不准您今后再提这个词。”

“您父亲说得对。”小黑鼠说。

两只卷毛狗把头埋到狗食上，猫头鹰点点头表示感谢，其实这种表示毫无意义。

尽管猫头鹰作了示范，城里仍然大谈特谈老鼠造成的乱子。报纸已经介入。本地报纸专栏的内容通常十分丰富，如今却整栏都在抨击市政府：“我们的市政官员是否考虑了那些腐烂的老鼠尸体可能造成的弊害？”旅馆经理除了此事再也不谈别的了，因为他也非常恼火。在一家体面旅馆的电梯上发现老鼠，他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我安慰他说：“大家都有这个麻烦呀！”

他回答我说：“正是这样，如今我们同大家没什么两样了。”

是他对我谈到那出人意外的高烧引起的最初几个病例，大家为此已开始感到忧虑了。旅馆里收拾房间的女佣，有一个已得了这种怪病。

他连忙明确说道：“但这种病肯定不会传染。”

我对他说，我无所谓。

“噢！我明白，先生跟我一样，是个宿命论者。”

我过去从未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而且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把这点告诉他……

就从这一刻起，塔鲁在笔记里开始较详尽地谈到这种从未见过的高烧，公众那里已经有人为此担心了。塔鲁在笔记里记述说，在老鼠绝迹之后，矮小老头终于找到了那几只猫，而且耐心地校正他吐口水的位置。塔鲁还补充说，已经可以举出十来例这种高烧病，其中大多数人都必死无疑。

最后，我们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大夫的描绘转载于此作为资料。据笔者判断，他的描绘相当真实：

看上去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接近于长方脸，率直的深色眼睛，但下颌突出，鼻子高而端正，剪得很短的黑头发，嘴形微弯，丰满的双唇几乎时刻紧闭着。他晒黑的皮肤、黑色的汗毛以及他常穿的十分合身的深色衣服使他看上去有些像西西里农夫。

他走路步履敏捷。他走下人行道步伐不变，但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都轻轻一跳。他驾驶自己的汽车总是走神，而且常常让方向箭头竖在那里，甚至已经转了弯也是如此。从不戴帽子。胸有成竹的神气。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准确的。里厄大夫也了解一些情况。门房的尸体被隔离起来之后，他曾打电话给里沙尔询问有关腹股沟淋巴结引起高烧的事。

当时，里沙尔说：“我真不明白，两人死亡，一个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断气，另一个拖了三天。那天早上，我离开后面这一位时，从哪方面看上去他都在康复。”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

他还给几位大夫打了电话。这样的调查表明，几天之内大约有二十个类似的病例，几乎全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阿赫兰医师联合会书记里沙尔，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起来。

“我可没办法，”里沙尔说，“这事儿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病有传染的危险？”

“谁也没有告诉我，但这些症状令人担忧。”

里沙尔却认为他没有“资格”办此事。他惟一能做的，是把情况报告省长。

但说话间，天气变坏了。在门房死后的第二天，浓雾弥漫。短暂的暴雨往城里倾泻而下，随后酷热跟踪而至。连海水都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蒙蒙的天空下，海水发出一片银色或铁灰色的闪光，非常刺眼。又湿又热的春天倒让人宁愿忍受夏日的暑热。在这座像蜗牛一般耸立在高原上几乎不朝向大海的城市，气氛阴郁，死气沉沉。在一堵堵粗糙的灰泥墙之间，在两旁的玻璃橱窗都积满灰尘的街道当中，在肮脏发黄的电车里，人人都感到自己被天气禁锢得动弹不得。惟有里厄的那位哮喘老病人得其所哉，没有发病，因而为这样的气候欢欣鼓舞。

“热得像蒸笼，”他说，“但这对支气管有好处。”

的确热得像蒸笼，不多不少恰如发一次高烧。全城都在发高烧，起码这是里厄大夫一大早摆脱不掉的印象，原来在那天早晨，他是去菲代尔勃街参加柯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他认为这个印象似乎并不合理。他把这样的事归咎于他紧张的神经和一直纠缠着他的一桩桩心事，因此他认为整理自己的思想迫在眉睫。

他到达那里时，派出所所长还没有到。格朗在楼道上等他，他们决定先去格朗家，让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房内陈设十分简单。不过有点儿醒目的是，一个白木书架上面放了两三本词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花径》两字，字迹模糊，但还看得出来。据格朗说，柯塔尔昨夜睡得不错。不过今天清晨醒来时，他感到头疼，而且没有任何反应能力。格朗显得疲倦而焦躁，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把放在桌上的一个装满手稿的大文件夹打开后又合上。

与此同时，他告诉大夫，他并不熟悉柯塔尔，不过猜想他有一笔小小的财产。柯塔尔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们俩的关系仅仅是在楼梯上碰面时互相打个招呼。

“我同他只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在楼道上打翻了我带回来的一盒粉笔。有红粉笔，也有蓝粉笔。柯塔尔正好在那一刻从他家来到楼道上，他帮我把粉笔拾起来。他问我这些颜色不同的粉笔有什么用。”

于是，格朗对他解释说，他想尝试再学学拉丁文。从离开中学到现在，他的知识越来越不可靠了。

“不错，”他对大夫说，“有人向我保证，学拉丁文有助于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

因此，他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再用蓝粉笔抄下有性、数、格变化和动词变位的那部分词，再用红粉笔抄下没有变化的词。

“我不知道柯塔尔是否真正理解了，但他似乎很感兴趣，还要我给他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有点吃惊，但无论如何……当然，在那时我不可能猜到，他会把粉笔用来实现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是什么内容时，派出所所长带着他的秘书来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注意到，每当格朗谈到柯塔尔时，总管他叫“绝望的人”。他甚至一度用了“致命的决定”这样的熟语。他们在讨论自杀的原因，而格朗却在选词用句上显得吹毛求疵。最后大家决定用“内心抑郁”几个字。所长询问，当时从柯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所谓的“决定”。

“昨天他曾敲过我的门，”格朗说，“他向我要火柴。我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表示很抱歉，同时说，邻里之间……他随后保证说，他一定会把火柴还回来。我要他留着用。”

所长又问这位职员，他曾否看见柯塔尔显得古怪。

“依我看，他的古怪在于他的神情显出他想跟我聊天。但我呢，我当时正在工作。”

格朗把身子朝里厄转过来，有点尴尬地补充说：

“是我私人的工作。”

这时所长想看看病人，但里厄考虑，最好先让柯塔尔对他的探访有个思想准备。里厄走进病人的房间时，见他只穿了一件浅灰色法兰绒衣服，而且正在从床上坐起来，满脸忧虑地朝门外看。

“是警察局吧？”

“是的，”里厄说，“您别着急。办完两三个手续后，您就可以放心了。”

但柯塔尔回答他说，这毫无用处，而且他不喜欢警察。里厄显得有点儿不耐烦了。

“我也并不喜欢他们。但必须又快又正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才能一劳永逸地完事。”

柯塔尔不说话了，大夫反身正要往房门走去，那小个儿却叫住了他，等他回到床边，便一把抓住他的双手：

“他们不能碰一个病人，一个上过吊的人，对不对，大夫？”

里厄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向他保证说，根本谈不上有这种性质的事，而且他来到这里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柯塔尔似乎轻松了些，于是，里厄让派出所所长进去。

他们向柯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又问他是否能明确说说他这次行为的动机。柯塔尔看也不看警官，只回答说：“是内心抑郁，这样做在当时很不错。”所长连忙追问他，是否还想再干。柯塔尔怒气冲冲，回答说不想，说他只希望别人让他安宁。

“我要提醒您，”所长用生气的口吻说，“眼下是您在让别人不得安宁。”

但看见里厄示意，他停下不说了。

在出门时，所长叹了口气说：

“您想想，自从大家谈论那高烧，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他问大夫，高烧的事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是天气作怪，如此而已。”所长作结论说。

这无疑是天气作怪。白天越往夜里走，东西越黏手。里厄每出诊一次，心里的忧虑就增加一分。就在这天晚上，他那老哮喘病人的邻居一边用手使劲压着腹股沟，一边在说胡话的当间儿呕吐。他的淋巴结比门房的大得多，其中一个已开始流脓，不一会儿便溃烂得像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里就给省药品仓库打电话。他在这天写的工作笔记只提到：“答复说没有。”这时已经又有人在呼叫他去诊治其他几个相同的病例了。很明显，必须捅开脓肿。用手术刀画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了带血的脓。病人们四仰八叉，都在流血。但他们的腹部和大腿上出现了斑点，有一个淋巴结停止出脓，紧接着又肿起来。大部分时间病人都是在可怕的臭气中死去的。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仅仅几天工夫，致死病例已在成倍增加，而在那些关心此怪病的人眼里，很明显，那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同行卡斯特尔正好选在这个时刻前来看望他。

“您自然知道那是什么，里厄？”他说。

“我在等化验结果。”

“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我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还有，正如一位同行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瘟疫已在西方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除了死者。好了，里厄，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里厄在思忖。他从诊室的窗口眺望着远处俯瞰海湾的悬崖。天空虽然还呈蔚蓝色，但亮丽的色彩已经随着午后的逐渐消逝而暗淡下来。

“是的，卡斯特尔，”里厄说，“这难以置信。但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老大夫起身朝门口走去。

他说：

“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鼠疫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多年了。’”

“绝迹，绝迹意味着什么？”里厄回答时耸耸肩。

“是啊，别忘了：大约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呢。”

“好吧，但愿这次不比当年严重。不过这真难以置信。”

适才第一次说出了“鼠疫”这个词。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暂且把贝尔纳·里厄留在窗前，让笔者对大夫心里的犹豫和惊异作些解释，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多数同胞对当前情况的反应，虽然程度有些差异。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里厄大夫与我们的同胞一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心情，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2]：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里厄大夫甚至在朋友面前确认有几个分散的病人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刚死于鼠疫时，他还不相信真有危险。人一当了医生，无非对痛苦有了些认识，想像力也比一般人丰富些。里厄大夫在凭窗眺望这座尚未起变化的城市时，面对所谓的“前景堪忧”，他几乎感觉不出在他心里已产生了轻微的沮丧之情。他竭力回想着自己对此病所知道的一切。一些数字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想，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像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忆起君士坦丁堡那次鼠疫，据普罗科庇[3]记载，当时一天死一万人。一万死者相当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有必要这样作比较。你们去五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些。在这个无名尸堆上至少可以认出一些熟悉的面孔。但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何况，谁又认识一万张面孔呢？再说，谁都知道，像普罗科庇那样的人是不会计算的。七十年前，在广州，当鼠疫还没有波及居民时，已经有四万只老鼠死于此病。然而，在1871年，还没有计算老鼠的办法。当时只能计一个大略的数字，显然有可能计算错误。不过，假如一只老鼠长三十厘米，把四万只老鼠一只接一只连起来就等于……

大夫不耐烦了。他这是在听任自己遐想，不应该这样。几个病例算不得瘟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行了。不过必须抓住已知的情况不放：昏迷、虚脱、眼睛发红、口腔肮脏、头疼、淋巴结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出现斑点、体内有撕裂般的疼痛，而出现这一切之后……这一切之后，里厄大夫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正好成了他在手册里列举症状后写下的结束语：“脉搏变得极为细弱，稍一动弹就骤然死亡。”是的，那一切症状之后，病人危在旦夕，而四成有三成的病人这是准确数字都按捺不住去做这个难以觉察的动作，加速他们的死亡。

大夫仍在凭窗眺望。窗玻璃那面，天高云淡，春意盎然；这面却还能听见“鼠疫”这个词在屋里回荡。这个词不仅有科学赋予的内涵，而且有一长串非同寻常的图景，这些图景与这个灰黄色的城市很不协调，这个城市在这一刻还算不得热闹，说它喧哗还不如说它嘈杂，但总的说，气氛还是欢乐的如果人可以同时又欢乐又愁闷的话。如此平静祥和、与世无争的氛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让人忘却以往灾祸的情景：瘟疫肆虐的雅典连鸟儿都弃它而飞；中国的许多城市满街躺着默默等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们把还在流淌脓血的尸体放进洞穴里；在普罗旺斯，人们筑墙以抵御鼠疫的狂飙；还有雅法[4]和它那些令人厌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土地上潮湿霉臭的病床、用钩子拖出去的一个个病人、“黑死病”肆虐时期戴上面罩显得滑稽的医生们、堆放在米兰的一片片墓地里的还活着的人、惊恐万状的伦敦城里那些运死人的大车，还有日日夜夜到处都能听见的人们无休无止的呼号。不，那一切都还不够刺激，还不足以打破他这一天的平静。在窗玻璃那边突然传来一阵看不见的电车的铃声，刹那间赶走了那些残忍和痛苦的景象。惟有在鳞次栉比的灰暗屋群后边涌动的大海才能证明，这世界上还有令人忧虑和永无安宁的东西存在。里厄大夫凝视着海湾，想起了卢克莱修[5]谈到过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得了瘟疫病后架在海边准备焚烧死人的柴堆。大家在夜里把死尸运到那里，但位置不够，于是，活着的人便大打出手，宁愿用火把打得头破血流，也要给亲人的尸体找到位置，而决不愿抛弃他们。谁都可以想像那反射在平静暗黑的海水上的发红的柴堆，在火星四溅的黑夜进行的火把鏖战，以及那向关心人间的天空升腾的恶臭浓烟。谁都可能害怕……

然而，在理智面前，这些令人晕眩的想像毕竟不能持续下去。不错，“鼠疫”这个词是说出来了；不错，就在那一刻，灾祸正在使人心绪不宁，正在毁掉一两个牺牲品。但那又怎么样？这些都可以停止。目前应当做的，是明确承认必须承认的事实，消除无益的疑心，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鼠疫随后便会停止，因为瘟疫是不可以凭想像存在的，或者说，瘟疫是不会随便胡思乱想出来的。假如鼠疫停止了这最有可能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假如情况并非如此，大家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瘟疫，知道是否有办法先处理它，后制伏它。

大夫打开窗户，街市的喧闹声骤然增大了。一台机锯千篇一律而又短促的咝咝声从隔壁的车间传了进来。里厄振作精神。坚定的信心就在那里，在日常的劳动中。其余的一切都如系游丝，都由一些毫无可取之处的意念左右，可不能停留在那里面。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里厄大夫正想到这里，外面有人通报约瑟夫·格朗来访。这位政府职员兼管许多杂务，但仍然定期被召到户口登记处去搞统计，其中当然包括死亡统计。他生性乐于助人，所以答应把统计结果的复本亲自送到里厄家里。

里厄看见他同他的邻居柯塔尔一道走了进来，职员把手上的一张纸扬一扬，说：

“数字在上升呀，大夫。四十八小时内死了十一个人。”

里厄向柯塔尔打了招呼后，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解释说，柯塔尔坚持要来向大夫致谢，并对自己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里厄一直在看统计表。

“好吧，”里厄说，“也许应该下决心叫这个病的原名了。直到现在，我们还裹足不前。来，你们和我一道，我必须去一趟化验室。”

格朗边跟着大夫走下楼梯，边说：

“对，对，东西都必须叫原名，可它的原名怎么叫？”

“我不能告诉您，再说，这对您也没什么用处。”

“您瞧，”职员微微一笑，说，“这并不那么容易。”

他们往阅兵场那边走去。柯塔尔一直没有开口。大街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我们这个地区的黄昏瞬息即逝，现在已经逐渐被夜幕覆盖，初升的星星出现在轮廓尚清晰的天际。不一会儿，大街上的点点灯火将天空映衬得一片漆黑，而人们谈话时倒仿佛提高了音调。

“请原谅，”走到阅兵场的一角时，格朗说，“我该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我家乡人说的：‘今天的事永远别推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玛尔的格朗有援引家乡成语的癖好，引完之后再加上一些平庸的没有出处的陈词滥调，诸如“梦一般朦胧的时刻”，“仙境一般美妙的灯光”。

“噢！”柯塔尔说，“这是真的。晚饭后谁都不可能把他从家里拉出来。”

里厄问他在家里是否为市府干活。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为自己干。

“哦！”里厄不经意地说，“有进展吗？”

“我干了好几年，总有些进展，尽管从另一个角度看进步不大。”

里厄停下脚步，问：

“说来说去，到底是什么工作？”

格朗一边正一正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一边含含糊糊地说了说。里厄仅仅非常模糊地听出是事关发展个性的问题。不过这时那位职员已经离开他们，正用碎步急急忙忙穿过榕树林往马恩大街走去。在化验室门口，柯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去看他，听听他的建议。里厄正在衣服口袋里翻找那张统计表，便约他去他的诊所谈，但他随即改变主意，说他明天要去他们的街区，他可以在傍晚去看他。

离开柯塔尔时，里厄发现自己正在想格朗。他设想格朗正处在一次鼠疫的包围中，不是这一次鼠疫，这一次肯定不会很严重，而是历史上最猛烈鼠疫中的一次。“像他这类人倒可能在大瘟疫里幸免于难。”他想。他记得在书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身体羸弱的人，却特别青睐体质强健的人。大夫想到这里，发现这位公务员的样子有点神秘。

的确，乍一看，约瑟夫·格朗无非是个外表和举止都很地道的政府公务员。又高又瘦的他总在一些不合身的衣服里晃荡，那些大得过分的衣服都是他为了经久耐穿而特意购买的。他的下牙床还保留着大部分牙齿，但上牙床的牙齿却已掉得精光。他一微笑，主要是上唇抬起来，因此嘴巴活像个黑洞。除了他这副尊容，还得加上他神学院学生一般的步履，贴墙根走路和悄悄溜进房门的技巧，和一股烟、酒气味，以及他毫无风度的神气，谁都会设想他不可能在别处干活，只能成天坐在办公桌前专心核实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某个年轻人编写清除垃圾新税率的报告收集资料。连毫无偏见的人都会认为，他似乎生来就是干那种平凡而又不可或缺的政府辅助工作、日薪六十二法郎三十分的临时工。

原来他在就业登记表上“就业资格”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读完大学预科后，因拮据而辍学，于是接受了这个工作。据他说，当时他有希望很快成为“正式”公务员，不过要有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他在处理市政管理中遇到棘手问题时能措置裕如。后来，有人向他保证说，他一定能得到一个报表编撰人的职位，那时生活就宽裕了。当然，约瑟夫·格朗干任何事情都并非出于野心，这一点，他惆怅的微笑就可以成为佐证。然而，通过正当途径使物质生活得到保证，并从而有可能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这样的前景也让他神往。他接受这份工作完全具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可以说是出于对理想忠贞不渝的感情。

多年以来，这种临时工作的状况一直延续着，生活费用大幅度上涨，虽然有几次普遍涨工资，格朗的薪水仍然少得可怜。他也曾在里厄面前抱怨过，但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格朗的独特之处，或者起码可以说他的特征之一，也正在于此。其实，他完全可以要求，且不说兑现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兑现人家向他保证过的事情。然而，首先是向他许过愿的科长已作古多年，再说他也记不起来当时许愿的准确说法。总而言之，最麻烦的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措辞。

里厄注意到，在描绘我们这位同胞时，正是这最后一个特性才说到点子上了。原来，正是这个特点妨碍了他写好他琢磨多时的申请信，妨碍了他顺应形势走些门路。按他的说法，他感到运用这个他并不坚持的“权利”二字最难说出口，还有“许愿”，这两个字意味着他在讨回别人欠他的东西，因此会有放肆之嫌，而放肆与他目前低微的职务很不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使用“照顾”、“请求”、“感激”这些字眼，认为那和他个人的尊严水火不容。就这样，因为找不到恰当的字，我们这位同胞便始终待在他那默默无闻的职位上，直熬到上了岁数。此外，他还对里厄大夫说过，一旦习惯了，他发觉他的物质生活总是有保证的，无论怎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过得去。他因而认识到，原为我市工业大亨的市长爱说的一句话很正确，市长曾振振有词地说，归根结底（他特别强调这个词组，认为那是最有分量的道理），归根结底，从未有人死于饥饿。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过的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归根结底，的确使他摆脱了这方面的忧虑。他可以继续推敲他的用词造句。

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他的生活颇有示范作用。他属于那类无论我市还是别处都十分罕见的人，这类人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的美好感情。从他谈到自己的不多的话语中的确可以看出他为人善良，富于爱心，这是当今人们不敢认同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他爱他的侄子和姐姐，姐姐是他剩下的惟一亲人，他每隔两年去法国探访她一次。他从不否认，一想到在他年少时去世的父母就颇为伤感。他从不讳言他最喜欢自己街区一座钟楼的钟，每天傍晚五点左右，悠扬的钟声都在那一带回荡。然而，要想表达非常简单的感情，每琢磨一个字都得费他好大的劲。到头来，这种难处竟成了他最大的心病。“啊！大夫，我多么想学会表达呀！”他每次遇见里厄时都会这么说。

这天晚上，大夫看着公务员离去时，突然明白了他想说的是什么：他一定是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里厄一直走到化验室，这个想法才使他放下心来。他知道这种感受很愚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鼠疫会停留在这样一个连一些不起眼的小公务员都有着体面癖好的城市。确切说，他无法想像鼠疫横行的地方会有这种笔耕癖的位置，因此他认定，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中实际上是没有流行前途的。

翌日，由于里厄提出被认为是不得体的坚决要求，在省政府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

“老百姓着急是真的，”里沙尔承认说，“但街谈巷议总把什么都加以夸大。省长告诉我：‘你们如愿意就赶紧办，但别声张。’再说，他坚信这是一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用车接卡斯特尔去省府。

卡斯特尔对里厄说：

“您知道吗？省里没有血清。”

“我知道。我已经打电话给药库。药库主任惊惶得手足无措。这东西必须从巴黎运来。”

“但愿时间别拖得太长。”

“我已经发了电报。”里厄回答。

省长态度和蔼，但容易激动。

“各位先生，我们开会吧。”他说，“还需要把情况作扼要介绍吗？”

里沙尔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都了解情况。现在的问题只是讨论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现在的问题，”老卡斯特尔不客气地说，“是要考虑那是不是鼠疫。”

有两三个医生叫了一声。其余的人似乎犹豫不决。至于省长，他惊得微微一颤，下意识地转身朝门那边看看，仿佛想核实房门是否真的阻止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走廊上。里沙尔则表示，依他之见，不应当向恐慌让步，因为现在能够确认的，只是并发腹股沟肿大的高烧症，而无论在科学上抑或生活上，任何假设都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直在平静地咬着自己上唇发黄的小胡须，这时抬起他明亮的眼睛看看里厄，然后把他和善的目光转向与会者，提请他们注意，说，他很清楚，那就是鼠疫，但，当然，要公开承认是鼠疫，就必定要采取毫不留情的措施。他明明知道，实际上，正是这点让他的同行们退缩，因此，为了让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接受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无论如何，这样推理不是个好办法。

“关键，”卡斯特尔说，“不是这个推理方式好不好，而是它让人深思。”

见里厄没有开口，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那是一种伤寒性高烧，并伴随淋巴结炎和呕吐。我曾切开淋巴结，所以有可能送去化验。化验室确认肿块脓液里有鼠疫的粗短形杆菌。可是，为了更全面些，还应该告诉大家，细菌形状的某些特别变化与传统的描述不相吻合。”

里沙尔强调说，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不必马上作出结论，几天前已经开始做一系列化验，起码应该等这批化验的统计结果出来再说。

沉默片刻，里厄说：

“细菌能在三天之内引起脾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结肿到橙子那么大，摸起来像浓稠的糊状物，这恰恰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下去。各种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照疫病目前的传播速度，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在两个月之内夺去城里一半居民的生命。因此，叫它鼠疫或增长热都无关紧要，惟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

里沙尔认为不应该把事情看得那么悲观，再说，这个病的传染性也还没有得到证实，他的几个病人的亲属都还健在。

“但别的病人亲属却有死亡的，”里厄提醒说，“当然，传染并不是绝对的，否则死亡数字就会无限增长，人口减少的速度就会快得惊人。不是悲观不悲观的问题，关键是要采取预防措施。”

此时，里沙尔考虑把当前的形势加以归纳，他提请大家注意，说如果这次疫病不能自动停止，为防止它蔓延，就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要这样做，就应当公开承认那是鼠疫，但因尚不能绝对肯定那是鼠疫，所以还需要斟酌。

里厄坚持说道：

“问题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采取那些措施以阻止一半市民送命。其余的事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我们的体制恰巧规定要有一位省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认定那是鼠疫流行病。”

“即使我们不认定，这次疫病仍然会夺去本市一半人的生命。”里厄说。

里沙尔有点烦躁地插嘴道：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那是鼠疫。他方才对症候群的描述就是明证。”

里厄回嘴说，他描述的不是症候群，而是他亲眼看见的情况。他看见的是腹股沟腺炎、斑点、谵语性高烧，以及它们引起的在四十八小时内的死亡。里沙尔先生是否可以肯定，不采取极严厉的预防措施，瘟疫也会停止蔓延，他是否能对此负责？

里沙尔迟疑了，他注视着里厄说：

“请对我说实话，您是否能肯定那是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要紧的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

“您的意思也许是，即使算不上鼠疫，也应当采取鼠疫期间要求采取的严厉预防措施？”

“如果一定要我有什么意思，那就是您说的这点。”

医生们磋商着，里沙尔最后说：

“那么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把它当成鼠疫来处理。”

这个说法赢得了众人热烈的赞许。

“这也是您的意见吧，亲爱的同行？”里沙尔问里厄。

“我无所谓什么样的说法，”里厄说，“只是应当承认，我们不该根据一半居民不会送命的假设行事，否则，城里一半的人可能真会遭殃呢。”

里厄在众人心烦意乱的氛围中走了出来。片刻之后，他来到油炸食品的香味和尿臭味交织的近郊区。一个腹股沟血淋淋的女人正尖叫着“要死啦！”朝他转过身来。

医生磋商会的第二天，高烧病人又激增了些。连各家报纸都提到了，不过都是轻描淡写，仅仅暗示一番而已。第三天，里厄总算看见省府的白色小型布告匆匆忙忙张贴在城里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从布告上很难证实当局抱有面对现实的态度；措施也毫不严厉，看上去他们似乎非常迁就某些人不愿使舆论担忧的愿望。政府法令的开场白宣称，在阿赫兰各社区的确出现了一些恶性高烧病例，但尚不能肯定其是否有传染性。此种病例还不够典型，还不足以真正引起忧虑，因此，全体居民无疑会保持冷静。然而，省长出于谨慎大家定能理解这种谨慎精神正在采取某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彻底防止一切瘟疫的威胁，应当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实施。因此，省长毫不怀疑，民众定将对他个人的努力给予精诚合作。

布告接着公布总体措施的内容，其中有向阴沟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严密监视水的供应。布告叮嘱居民最严格地保持清洁，最后敦请跳蚤携带者前去市内各卫生所。另一方面，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申报经医生确诊的病例，并同意将病人送往医院的隔离大厅。那些配备专门设备的隔离室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使病人得到治疗并取得最大疗效。还有些附加条款规定对病人的房间和车辆进行消毒。其余条款则要求患者家属进行体检。

里厄大夫猛然转身离开布告栏，走上去诊所的路。正在等他的约瑟夫·格朗一看见他便再一次举起胳膊。

“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又升上去了。”

昨天，城里又有十来个病人死亡。大夫对格朗说，他今天晚上可能见到他，因为他要探访柯塔尔。

“您这么做很好，”格朗说，“这对他有好处，我感到他有些变化。”

“怎么回事？”

“他变得有礼貌了。”

“难道他过去不礼貌？”

格朗迟疑起来。他不能说柯塔尔不礼貌，这个说法可能不公正。这个人很内向，寡言少语，他的举止有点像粗野的人。待在他的房间里，去一家简陋的餐馆进餐，加上相当神秘的外出活动，这就是柯塔尔全部的生活。他的公开身份是酒类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两三个人前来探访他，大概是他的顾客。他有时晚上去对面的电影院看电影。格朗甚至注意到，柯塔尔似乎更爱看警匪片。在所有场合这个代理商都显得孤僻、多疑。

据格朗说，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您瞧，我的印象是他在设法得到人们的支持，他想和大家和睦相处。他常常和我说话，还约我同他一道出门，我总不能老拒绝他呀。再说，我对他感兴趣，不管怎么说，我救过他的命呢。”

从柯塔尔自杀未遂那天起，他就没有再接待过任何人。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供应商那里，他都积极寻求别人的同情。从来没有人对食品杂货商说话像他那么温和，也没有谁像他那么兴趣盎然地听卖烟草的女贩子说话。

“那烟草贩子真是个蛇蝎般毒辣的女人，”格朗说道，“我把这点告诉了柯塔尔，但他说我搞错了，这女人也有她好的方面，应当善于发现才是。”

有两三次，柯塔尔邀请格朗去城里的豪华饭店和咖啡馆。原来他已经开始光顾那些场所了。

“那里很舒服，”他说，“而且去那里就餐的人都不错。”

格朗注意到餐馆服务人员对这位代理商特别照顾，他观察柯塔尔时发现他给小费慷慨得出奇，他这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柯塔尔对别人回报他的殷勤显得非常敏感。一天，饭店侍应部领班送他出门时，帮助他穿上外衣，他对格朗说：

“这伙计不错，他可以作证。”

“作什么证？”

柯塔尔迟疑一下说：

“喏，作证说我不是坏人。”

此外，他的脾气有时也会突然发生变化。一天，食品杂货商显得没有先前那么和善，他回家时怒不可遏，并一再说：

“他得和别的人一起完蛋，这恶棍！”

“哪些别的人？”

“所有别的人。”

格朗甚至曾在烟草女贩子那里目睹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聊天正聊得起劲，女商贩谈到前不久轰动了阿尔及尔的一次逮捕行动。被捕的是一个年轻的商行职员，他曾在某个海滩上杀死一个阿拉伯人。

“如果把这些败类都关进监狱，”女商贩说，“老实人都会松一口气。”

然而她不得不中断说话，原来柯塔尔听到这里忽然焦躁起来，一下子冲出了烟草店，没有一句抱歉的话。格朗和女商贩眼看他飞跑出去，感到莫名其妙。

后来，格朗还向里厄指出柯塔尔性格中发生的其他一些变化。柯塔尔的观点向来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有一句口头禅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向来是大鱼吃小鱼。”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他竟然只买阿赫兰的正统派报纸看，而且就在公共场合看，简直可以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还有，他病愈起床几天之后，曾托正要去邮局的格朗代他寄一百法郎给他一个远房的姐姐，他每个月都要寄钱给她。但正当格朗出门时，他又说：

“寄两百法郎吧，给她一个惊喜。她总以为我从不想她，其实我非常爱她。”

末了，柯塔尔同格朗有过一次奇特的谈话。柯塔尔对格朗每晚干的那份工作感到困惑，曾问过他，格朗不得不回答了他的问题。

柯塔尔说：

“嘿，您在写书。”

“您要这么说也可以，不过，这可比写书复杂。”

“啊！”柯塔尔大声说道。“我真愿意像您那样写东西。”

见格朗显得很吃惊，柯塔尔嗫嗫嚅嚅地说，当艺术家恐怕可以顺利解决许多问题吧。

“为什么这样说？”格朗问他。

“唔，因为艺术家的权利比别的人多，谁都知道这点。大家能容忍他更多的事情。”

“哎，”看布告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闹老鼠把他弄得晕头转向，跟别的很多人一样，就那么回事。要不就是他害怕高烧。”

格朗回答说：

“我不认为是这样，大夫，如果您愿意听我的看法……”

灭鼠车在震耳的排气声中从他们窗下经过，里厄暂且沉默下来，直到能被听见时才心不在焉地请格朗讲他的看法。格朗严肃地注视着他，说：

“这个人心里有什么事感到内疚。”

大夫耸耸肩。派出所所长说得好，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下午，里厄同卡斯特尔会商。血清还没有运到。

里厄问道：

“再说，血清是否有用？这种杆菌很奇怪。”

“噢，”卡斯特尔说，“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这些小动物看上去总是很独特的，但实质上是一回事。”

“这至少是您的设想。实际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这当然是我的设想，不过大家都这么考虑。”

在这一整天里，里厄大夫每次一想到鼠疫就感到轻微的晕眩，而且晕眩有增无减。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害怕。他两次走进座无虚席的咖啡店。他也和柯塔尔一样，感到需要人间的温暖。他明白这样做很愚蠢，但这毕竟促使他想起他曾答应去探访那位酒类代理商。

傍晚，大夫发现柯塔尔坐在他餐厅里的饭桌前。他一走进去便看见桌上放了一本摊开的侦探小说。但黄昏已尽，在逐渐加深的黑暗中看书恐怕是很困难的。片刻之前，在暮色朦胧中，他更可能是坐在桌边沉思。里厄问他身体如何。柯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咕哝说他身体不错，而且只要他能肯定没有人管他，他的身体会更好。里厄提醒他说，人不能老那么孤独。

“哦！不是指那个。我说的是那些总爱找麻烦的人。”

里厄不说话了。

“我不是谈我自己，请注意。我是在看这本小说。书里有个可怜虫一清早就突然被捕了。人家一直在注意他，他自己却一无所知。人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卡片上。您认为这样做公正吗？您认为他们有权对一个人这么干吗？”

“那要看是什么情况，”里厄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没有这个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人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时间太长。您需要出去走走。”

柯塔尔似乎激动起来，说他成天在外边走动，如果有必要，全街区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甚至在本街区以外，他也有不少熟人。

“您认识建筑师里果先生吗？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房间越来越暗了。地处近郊区的这条大街逐渐热闹起来。外面，一阵低沉而欣慰的欢呼正在迎接华灯初放的那一刻。里厄走到阳台上，柯塔尔也跟着他走出来。和城里每个平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的街区吹来人们的喃喃细语和烤肉的香味，吵闹的年轻人涌上街头，大街上渐渐响起充满晚间自由芬芳气息的欢快的嗡嗡声。黑夜里，传来看不见的轮船的汽笛长鸣，还有大海潮涌和流动人潮的喧哗声，里厄过去多么熟悉和喜爱这个时刻，今天，由于他知道的那一切，这一刻似乎已使人透不过气来。

“我们能不能开灯？”他问柯塔尔。

一有了光，那矮个儿便眨眨眼，望着里厄。

“告诉我，大夫，如果我病了，您会不会让我到医院您的科里治病？”

“怎能不会呢？”

柯塔尔又问，是否曾逮捕过在卫生所或医院里治病的人。里厄回答说，看见过这种情况，但一切都取决于病人的病情。

“那么我，”柯塔尔说，“我相信您。”

接着，柯塔尔问里厄，能不能搭他的车进城。

到了城中心，大街上的人已不如先前拥挤，灯光就更稀少了。有些孩子还在大门口玩耍。柯塔尔一要求停车，里厄便把汽车停在一群玩耍的孩子面前。孩子们正在叫嚷着玩跳房子游戏。其中有一个孩子黑头发梳得很平整，头路也分明，就是小脸很脏，他用明亮的眼睛吓唬人似的盯着里厄。大夫转过视线看别处。站在人行道上的柯塔尔与里厄握手。他说话声音沙哑，发音困难。还往背后看了两三次。

“人们都在谈论瘟疫。真有瘟疫吗，大夫？”

“人总要谈话嘛，这很自然。”里厄说。

“有道理。再说，一旦死十来个人，就该是世界末日了。我们需要的可不是这个。”

里厄的汽车已经在启动了。他把手放在变速杆上时，又看了看一直严肃而平静地盯着他的孩子。小家伙突然一咧嘴对他笑起来，一点儿转变过程都没有。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大夫一边问，一边朝孩子笑笑。

柯塔尔紧紧抓住车门，用哽咽而又狂怒的声音叫道：

“需要地震，真正的地震！”

然后一溜烟逃跑了。

第二天并没有发生地震，不过里厄在这一天却在全城东奔西跑，十分繁忙，既与病人家属谈判，又同病号本人讨论。他从未感到过自己的工作负担如此之沉重。在此之前，病人还能与他配合默契，并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最近他第一次意识到病人有话不愿说，神色显出几分惊诧，几分不信任，对自己的病痛也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没有习惯的斗争。晚上十点，他的汽车停在老哮喘病人的屋门前，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出诊，他从车座上站起来竟感到非常吃力。他歇一歇，看看黑暗的大街和在漆黑的天空时隐时现的群星。老哮喘病人正坐在床上数着从这个锅放到那个锅里的鹰嘴豆，看上去呼吸比过去舒畅。他满脸喜悦地欢迎大夫。

“这么说，大夫，那是霍乱？”

“您从哪里打听来的？”

“从报纸上，广播里也这么说。”

“不，那不是霍乱。”

“哎，不管怎么说，”老头说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那些大头头们太言过其实了！”

“别相信那些话。”大夫说。

他仔细检查了老头儿之后便到这间寒酸的饭厅中央坐下来。是的，他怕。他知道，就在这个近郊区，可能有大约十个被淋巴结炎弄得直不起腰的病人在等待他明天上午去治病。在他施行淋巴结切开手术的那些病例中，只有两三例病情得到缓解，大多数都得进医院，他清楚对穷人来说，进医院意味着什么。“我不愿意他去当他们的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这么对他说。她丈夫不会去当试验品，他将死在那里，就这么回事。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所谓的有“特殊设备”的病房，里厄知道那是什么样子：那是两间匆忙撤去其他病人的独立的大病房，门窗缝隙全部堵死，周围有一条防疫警戒线。倘若瘟疫不能自动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想像出来的那些措施也势必奈何它不得。

而就在这天晚上发布的官方公报却仍然很乐观。翌日，省情报资料局宣称，省府采取的预防措施受到欢迎，市民对此处之泰然，已有三十来位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给里厄挂了个电话：

“那两间病房有多少个床位？”

“八十个。”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害怕，其余的人大多数是没时间申报。”

“丧葬是否受到监督？”

“没有。我曾打电话告诉里沙尔，措施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光说空话。应当筑起一道真正的屏障防止瘟疫，要不就什么也别干。”

“那他怎么说？”

“他说不是他说了算。依我看，人数马上会上升。”

果然，三天之内，那两间病房就人满为患了。里沙尔说他知道要把一所学校改成一家辅助医院。里厄一边等着疫苗，一边给病人切开淋巴结排脓。卡斯特尔又钻进他的故纸堆里，而且一进图书馆就待好长时间。

“老鼠死于鼠疫或非常类似鼠疫的什么病，”他作结论说道，“老鼠在流动中传布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制止，那些跳蚤会以飞快的速度传染疾病。”

里厄默不作声。

这段时间，天气似乎稳定下来了。太阳已把最后几次大雨留下的水洼吸干。蔚蓝的天空射出一道金黄色的光，在初起的热浪里传来飞机的轰鸣，这样的季节，一切都趋向宁静。然而，在四天之内，高烧病却接连飞跃四次：十六例死亡、二十四例、二十八例、三十二例。在第四天，由一所幼儿园改建的辅助医院宣布开业。那天之前一直爱以开玩笑来掩盖忧虑的同胞们，如今在大街上显得比以前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他说：

“措施是很不够的。”

“我手头有统计数字，”省长说，“情况的确使人忧虑。”

“岂止使人忧虑，那些数字太说明问题了。”

“我马上去要求总督府下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

“下命令！”他说，“也许还得有想像力吧。”

“血清来了吗？”

“本星期以内到。”

省政府通过里沙尔请里厄写一个报告交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在报告里作了临床方面的描述并提供了数字。就在那一天，已死亡四十人。据省长说，从明天起，他要亲自负责强化原有那些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继续实施，病人的住房必须封闭并消毒，病人家属应当接受检疫隔离，疫病患者死亡后，其殡葬由市里组织，具体条件视情况再定。过了一天，血清空运到达本市。可以满足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所需，但如瘟疫蔓延，就完全不够了。里厄接到回电说，安全线内的库存业已提尽，现已开始生产新血清。

在这段时间，春天已从周边的郊区降临到城里的市场。千万朵玫瑰在沿人行道摆摊的花贩子们的篮子里凋谢，玫瑰的甜香漂浮在全城上空。看表面，没有任何变化。电车仍然在高峰时间人满为患，在平时则空荡荡，脏兮兮的。塔鲁照旧观察着矮老头儿，矮老头儿仍旧朝猫们吐唾沫。格朗每晚回到自己家里从事他那神秘的工作，柯塔尔则四处兜圈子；预审法官奥东先生出出进进依然老带着他的家小。那老哮喘病人继续把他那些鹰嘴豆倒来倒去；有时还可以遇上记者朗贝尔，依旧是那副无忧无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晚间，大街小巷依然熙熙攘攘，电影院门前仍排着长队。此外，疫情似乎正在缓解，几天之内竟只死了大约十个人。但后来疫情一下子又直线上升了。在日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三十来人那天，省长递给贝尔纳·里厄一份官方拍来的急电，里厄边看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

[1] 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2] 此处指他们以人为本，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

[3] 普罗科庇（约500—570），拜占庭历史学家。

[4] 雅法城现属于以色列。

[5]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前55），罗马诗人。

·第二部·

从那一刻起，可以说鼠疫已成了我们大家的事。在此之前，尽管那一桩桩怪事使众人惊异和担忧，我们同胞中的每一位都还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这种情况无疑会延续下去。然而，城市一关闭，大家才发现，包括笔者在内，谁和谁都一样，都得设法对付新情况。就这样，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楚。

的确，关闭城市造成的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亲朋好友们突然面临的离别。母子、配偶或情侣在几天之前分别时，还以为那是暂时的离别，他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互相拥抱亲吻，随便嘱咐几句，有的还相约几天或几周之后再见；他们完全沉浸在人类愚蠢的自信里，亲人的启程几乎没有使他们在日常事务里分心。只是在后来他们才一下子发现那次分离是无可挽回的，他们既不能重聚，也无法联系。因为在省府通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城市已经关闭，特殊情况当然不可能得到考虑。可以说，疫病突然侵入所产生的最初后果，就是强迫我们的同胞像毫无个人情感的人一般行事。在通令进入实施阶段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有一大群申请人同省府纠缠，有的打电话，有的去官员们身边陈述自己的处境。所有的情况都应当关心，但同时又都不可能考虑。事实上，必须花好几天工夫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妥协”“特殊照顾”“例外情况”这些字眼已经失去意义了。

连写信这样的微小要求都遭到拒绝，不予满足。一方面，这个城市已经没有通常的交通手段可以同全国其他地方联系；另一方面，一道新的通令禁止同外界作任何通讯交往，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的媒介。一开始，几个走运的人还能去城门口向守卫的哨兵要求通融，哨兵也同意他们向城外发出信件。当时是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哨兵认为自己受同情心驱使是自然的事。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那几个哨兵已完全相信情况危急，因此拒绝承担他们难以估量其大小的责任。一开始还允许长途电话通讯，但各公用电话亭挤得水泄不通，长话占线也十分严重，以至有几天完全停止了通话。后来又严格加以限制，只能在死亡、出生和婚姻等所谓紧急情况之下才能通话。于是，电报成了我们惟一的通讯手段。那些由理解、爱情和肉体连在一起的人们，只好从十来字的电报的大写字母里去寻找昔日的心迹。其实，电报上能用的套语很快就用尽了，长期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热恋只能匆忙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诸如“我好，想你，爱你”等习惯用语里。

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在坚持写信，为了和外界保持通讯联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设想计策，但事实总证明那都是幻想。即使我们设想的某些办法成功了，那些信件也下落不明，因为对方仍杳无音信。有好几个礼拜，我们不得不一再重写同一封信，重抄同样的消息，同样的呼唤，这一来，一段时间过后，原本出自肺腑的话语竟变得空空洞洞了。但我们仍旧不由自主地抄了又抄，总想通过那些毫无生气的句子提供我们艰难生活的音讯。末了，我们终于认识到，与顽固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和同墙壁枯燥无味的聊天相比，电报的格式化的呼唤似乎更为可取。

此外，几天过后，谁也出不了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时，人们才想到去打听在瘟疫之前出门的人是否能够返回。省府经过几天的考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又明确指出，返回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出城；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去。就这样，仍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轻率对待局势，置谨慎于不顾，只凭亲人团聚的愿望而请他们借机返回。然而无须多久，受困于鼠疫的人们便明白过来，他们那样做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便终于下定决心忍受离愁别痛。在疫情发展最严重的时刻，只出现了一桩人类感情战胜惨死恐惧的事例。出人意料的是，并非一对情侣在热恋中超越痛苦而生死与共，而是老大夫卡斯特尔和他结婚多年的妻子间的故事。卡斯特尔夫人在瘟疫发生前几天去了邻近的一个城市。这对夫妻甚至谈不上是世间恩爱夫妻的典范，笔者有理由说，在此之前，这对夫妻十有八九不敢肯定是否对他们的结合感到满意。然而，这次突然而漫长的离别使他们明确认识到，如异地分居，他们将无法生活；而与这突然揭示出来的事实相比，鼠疫就不算什么了。

那是个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分离只能和瘟疫同时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一向自信很了解的、构成我们生活本身的感情（已经说过，阿赫兰人的感情生活很简单）正在改变面貌。过去完全相互信任的夫妻和情侣都发现自己生怕失去对方。有些男人昔日自信在爱情上朝三暮四，现在也重新忠贞不渝了。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在勾起他们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这种骤然的、全面的、前途渺茫的离别使我们无所适从，成天追忆那近如昨日却恍如隔世的音容笑貌而无力自拔。事实上，我们经受着双重的痛苦，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是想像中的远方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饱受的痛苦。

如果环境不同，我们的同胞也许能在业余活动更多也更积极的生活中得以摆脱。然而，当时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他们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总会不自觉地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如此小型的城市里，那些街道多半是他们从前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一道走过的地方。

因此，鼠疫带给同胞们的第一个感觉是流放感。笔者相信，他在本书里所写的东西可以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那是他和许多同胞共同的经历。是的，那时刻不离我们心田的空虚，那确确切切的激情，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希望时间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那刺心的记忆之箭，正是这种流放感。如果说我们有时让想像力天马行空，乐于幻想自己在等待亲人返家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如果说在那一刻，我们同意忘掉火车停运的事实，设法在游子常常乘晚间快车返家的时刻留在家里等候，那种游戏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总有这样的时刻来到，这时，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火车不能到达此地。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分离注定要延续下去，我们应当设法和时间修好。总之，从此以后，我们又回到坐牢的状态，迫不得已靠回忆往昔而生活。倘若我们当中有谁企图生活在对未来的向往中，他们会很快放弃，起码会尽快放弃这种向往，因为他们正在体验想像力最终强加给相信它的人们的那种创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全体同胞都迅速甚至公开地抛弃了他们过去养成的推算离别时间的习惯。为什么？因为，当最悲观的人把离别时间确定为，比如半年，当他们因此而事先尝尽那半年的苦头，好不容易以最大的勇气接受考验，使出浑身的解数以经受这漫长日月的煎熬而不气馁时，他们偶尔会遇到一个朋友，会见到报纸上某个公告，脑子里会闪过一丝猜疑或灵机一动，这一切都会使他们想到，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说疫病不会延续半年以上，或一年，或更长的时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坚韧性顷刻崩塌，来得那么突然，使他们感到再也不能自拔了。因此，他们强迫自己永远别再考虑解脱的日期，别再将眼光转向未来，而且应当时刻“低着头”过日子。然而，这种谨小慎微、捉弄痛苦、挂免战牌的做法自然收效甚微。他们在避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的同时，实际上也放弃了可以在对今后团聚的想像中忘掉鼠疫的那些相当频繁的时刻。这一来，他们停在深渊和顶峰的半中腰，说他们在生活不如说他们在漂浮，他们被遗弃在没有方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中，这些日子和回忆有如飘忽不定的幽灵，只有情愿在他们痛苦的土地里扎根才可能成形。

因此他们感受着所有囚犯、所有放逐犯的深切痛苦，这种痛苦就是生活在毫无益处的记忆之中。连他们思考再三的过去也只有悔恨的滋味。的确，他们真愿意给这过去添上他们与正在等待的他或她相处时本有可能做到但可惜并没有做的一切；同样，在他们囚禁生活的所有情况下，甚至在比较满意的时刻，他们都会想到外地的亲人，以及他们在一起时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他们对当前心急如焚，对昔日水火不容，而且自身又前途渺茫。这样的人跟那些受到人间的法律或仇恨判定过铁窗生活的人好有一比。结果，要想逃避难以忍受的空虚，惟一的办法只能是在想像中让火车重新启动，让每个钟头都充满反复鸣响的门铃声，而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那是流放，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却都流放在自己家里。尽管笔者只熟悉这类人的流放生活，他也不应忘记记者朗贝尔或其他一些人。由于他们是在旅行中意外被鼠疫阻拦在城里，既与亲人关山阻隔，不能相聚，又远离自己的故土，因此他们的别愁离恨更是与日俱增。同一般意义的流放相比，他们的流放感最为深切。因为，如果说时间引起的焦虑于他们，于众人都一样，他们却还受困于空间，而且时刻碰撞到隔断他们避难的鼠疫灾区与他们遥远家乡的堵堵高墙。当然，人们看见时时刻刻在尘土飞扬的城里踯躅的人正是他们，他们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自己熟悉的一些夜晚和家乡的清晨。一些别人难以捉摸的迹象和令人困惑的信息，诸如燕群的飞翔、黄昏的露珠、抑或太阳偶尔遗留在冷清街道上的几抹怪异的阳光都会加重他们的思乡病。外面的世界本可以弥补一切，他们却闭眼不看，因为他们固执地抱住自己过分逼真的幻象不放，并竭尽全力去追忆某一片土地的印象。在那片土地上，一缕光线、两三座丘陵、喜爱的树木或几个女人的面庞，于他们都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景象。

最后还要特意说说最引人注目的情侣们的景况，笔者也许更有条件纵谈这个问题。情侣们还受着其他各种忧虑的折磨，其中的一种就是悔恨。的确，当时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有可能以一种既热烈而又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看不出自己明显的缺点。他们发现的第一个缺点在于自己已很难明确勾画出远方亲人的行为方式。于是他们哀叹自己对爱人如何利用时间一无所知；责备自己当时轻率到连这样的事都疏于了解，而且还掩饰自己说，对一个在恋爱的人来说，是否了解被爱的人如何利用时间并非所有欢乐的源泉。也就从这一刻起，他们才更容易追溯自己的爱情，并仔细审视其中的不足之处。平时，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知道，没有不能再完善的爱情，而我们却多少有点心安理得地让我们的爱情甘于平庸。然而，回忆却要求更为严格。这波及全城的飞来横祸不光给我们带来让我们鸣冤叫屈的痛苦，而且还让我们去自找痛苦并且心甘情愿忍受痛楚。这乃是疫病转移人们注意力并把水搅浑的一种方式。

这一来，人人都必须安心望着老天混日子。时间一长，这种普遍的懒散有可能锤炼人的性格，但眼下已开始让人变得斤斤计较、琐琐碎碎了。比如，我们有些同胞因此而变成另一种奴隶，以天象（晴或雨）的马首是瞻。看上去他们仿佛是第一次直接受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出现，他们便满面春风，而每逢阴雨天，他们的脸孔和思想便愁云密布。几星期之前，他们还能避免这样的软弱和不理智地听命于天象的毛病，因为那时他们面对这个世界并不孤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还在他们的天地里。相反，从这一刻起，他们似乎在听任自己受反复无常的天气摆布，即是说，他们要么无缘无故地感到痛苦，要么无缘无故地怀抱希望。

最后，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倘若我们当中哪一位偶尔想与人交交心或谈谈自己的感受，对方无论怎样回应，十有八九都会使他不快，因为他发现与他对话的人在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表达的，确实是他在日复一日的思虑和苦痛中凝结起来的东西，他想传达给对方的，也是长期经受等待和苦恋煎熬的景象。对方却相反，认为他那些感情都是俗套，他的痛苦俯拾即是，他的惆怅人皆有之。无论出于善意或恶意，这种回答都是不公正的，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至少对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人来说，既然别人不能领会出自肺腑的话，他们只好使用做买卖的语言，也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谈谈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杂闻，可以说都是些日报上的新闻。就这样，在聊天中用套话来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痛苦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囚犯们只有用这样的代价才能赢得门房的同情或引起听众的兴趣。

不过，最重要的是，无论这些流放者的焦虑有多么痛苦，无论他们空虚的心有多么沉重，可以说他们在鼠疫初期仍是幸运的人。实际上，就在百姓已开始感到恐慌的当儿，他们整个心思仍集中在他们等待的亲人身上。在众人陷入困境时，爱情的利己主义保护了他们，仅仅在鼠疫使他们的生离有变成死别的危险时，他们才想到鼠疫。因此，在鼠疫的高峰期，他们也显得心不在焉，这种对健康有益的心不在焉很容易被误认作从容不迫。他们的绝望之情使他们免于惊慌，他们的不幸也有好处。比如，如果说他们当中的某一位也被疫病夺走了生命，那也几乎总是在他无暇提防的时候发生的。他正在坚持同影子进行长时间的内心交谈时，突然被拖了出来，没有过渡，直接扔到一片死寂的另一个世界。他没有时间考虑任何事情。

正当同胞们竭力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放逐生活时，鼠疫逼使城门设防，逼使前来阿赫兰的轮船改道、返航。自关闭城市到现在，没有一辆车进城。从那一天起，机动车仿佛都在转圈子。从高处的林荫大道往下看，港口也呈现出奇特的面貌。使其成为滨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的往常那一片繁荣景象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几艘接受检疫的轮船还停泊在那里，但码头上，已经拆除装备的大吊车、翻在一边的翻斗车、东一堆西一堆的酒桶和麻袋都说明，贸易也因鼠疫而失去了生机。

尽管这些景象已非同寻常，我们的同胞们看上去仍难于理解发生的一切。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发生了疫病。大多数人最敏感的还是打乱了他们习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一切。他们为此而不快，而气愤，但这些情绪是不可能对抗鼠疫的。比如，他们最先的反应是责怪当局。报纸响应了百姓的批评（“已经考虑的措施是否可以有些松动？”），面对这些意见，省长的答复相当出人意料。在此之前，各家报纸和情报资料局都没有得到过有关疫情的官方统计数字，但现在省长却日复一日地向情报资料局通报统计数字，并请他们发布周报。

可是，就这样，公众也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原来第三周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三百零二人，这个数字不可能让人浮想联翩。首先，那些人也许并非全死于鼠疫；另一方面，城里人谁也不知道平时每周死多少人。本市的人口是二十万，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死亡率是否正常。人们从不关心的甚至正是这种精确性，尽管精确性具有明显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缺乏比较的出发点。久而久之，大家发现死亡数字确实在上升，只有到这时，舆论才意识到事实的真相。果然，第五周死了三百二十一人；第六周是三百四十五人。这样的增长数字起码是有说服力的，但说服力还没有强到足以让同胞们在忧虑中摆脱这样的印象：这次事故的确令人不快，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暂时现象。

他们因而继续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继续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大致说来，他们都不是怯懦的人，他们见面时谈笑风生多，长吁短叹少，而且总装出欣然接受这明显的暂时不便的姿态。面子是保住了，但到了月底，大约在祈祷周里（下面还要谈及此星期的事），更严重的变化却使我们的城市变了模样。首先，省长对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采取了措施。食品供应受到限制，汽油按日定量供应，甚至要求大家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通过公路和航空运到阿赫兰。于是，来往交通便逐渐减少，直至接近于零。奢侈品商店朝夕之间便停业关门，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上了无货的标牌，与此同时，店铺门口排起了长队。

这一来，阿赫兰便显出了十分奇特的模样。步行的人数激增，甚至非高峰时刻也如此，因为商店停业和某些办事处关门迫使许多人无所事事，只好去街上闲逛，坐咖啡馆。这些人暂时还不算失业，只是放了假。因此，快到下午三点时，阿赫兰在晴朗的天空下给人以错觉，认为那是正在庆祝节日的城市，车辆不通行，商店关了门，只为节日游行队伍便于展开；居民拥到街上是为了共享节日的欢乐。

当然，电影院很会利用这普遍放假的好时机做大生意。可惜影片在省里的周转已经中断。两星期过后，各影院被迫互相交换节目，再过些时候，每家电影院都只能放映同一部片子，但影院的收入并没有减少。

在葡萄酒和烧酒买卖居贸易首位的城市，酒类库存量相当可观，因此各家咖啡馆都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说实话，人们是在放量豪饮。一家咖啡店还贴出广告说：“纯葡萄酒可以杀灭细菌。”本已被公众认同的“烧酒防传染病”的想法现在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每天夜里两点左右，一大群被咖啡馆赶出来的醉汉拥到街头，散布一些乐观的言论。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变化都太不寻常，来得也太快，所以很难认为那是正常和持久的现象。结果是，大家仍旧像往常一样把个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在关闭城市两天之后，里厄大夫从医院出来，正好碰上柯塔尔。柯塔尔一脸心满意足的神气向他迎了过来。里厄称赞他气色不错。

“是的，身体完全好了，”矮个子说，“大夫，您说说，这该死的鼠疫，哼，竟严重起来了。”

大夫确认了这个情况。矮个子有点诙谐地说：

“没理由说这鼠疫现在能停下来。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

他俩一道走了一会儿。柯塔尔谈到他们街区有个殷实的食品杂货店老板，他囤积了许多食品，想卖大价钱。有人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他床底下堆了好多罐头。“他死在医院了，鼠疫可不付钱。”看来柯塔尔满脑子都是有关鼠疫的真真假假的故事。比如，听说有一天早上，城中心一个男人有迹象染上了鼠疫，在病得说胡话时，他冲到外面，向他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过去，紧紧搂着她大叫他得了鼠疫。

“好！”柯塔尔用与他下面的话不协调的讨人喜欢的口吻指出，“我们谁都得变成疯子，我敢肯定。”

也就在那天下午，格朗终于向里厄大夫讲了心里话。他当时瞧见写字台上摆放着里厄夫人的照片，便望着大夫。里厄回答说他妻子正在外地治病。“在某种意义上，她倒很幸运，”格朗说。大夫说，这的确幸运，不过，但愿他妻子能够痊愈。

“噢！”格朗说，“我明白了。”

于是，格朗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里厄认识他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尽管他仍然字斟句酌，这次却几乎总能找到适合的字词，仿佛他早就想好了他正在说的这番话。

他在弱冠之年与邻家的一位穷苦小姑娘结了婚。甚至可以说他是为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本人都从没走出过所在的街区。他总是去她家看望她，让娜的父母看见这个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求爱者有点忍俊不禁。她父亲是铁路工人。每逢休息日大家都会看见他坐在临窗的一个角落里，若有所思地观看着人来车往的街景，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大腿上。她母亲总在忙家务，让娜也帮她操持。让娜是那么瘦小，格朗一见她过马路就为她担心。车辆和她一比，简直成了庞然大物。一天，他俩站在卖圣诞礼品的店铺门前，让娜出神地观赏着橱窗，随后一仰身朝他靠过去，说：“太美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腕。他们就这样定了终身。

据格朗说，余下的故事十分简单。跟大家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太忙就忘了爱情。让娜也得工作，因为办公室主任说话不算数。说到这里，就需要动用想像力才能理解格朗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当时疲惫不堪，灰心丧气，话也一天比一天少，而且没有设法让妻子相信他还在爱她。工作劳累的男人、生活的贫困、逐渐黯淡的前途、晚饭桌边的无话可说，在这样的天地有何情欲可言。让娜可能已感到痛苦，但她仍留了下来：人有可能痛苦时间一长便再也不感到痛苦。一年年过去了。后来她还是出走了。当然，她并非孤零零出走的。“我曾非常爱你，但如今我太累了……我离开你并不感到幸福，可是并非需要幸福才能重新开始。”她写给他的信里大体是这些内容。

约瑟夫·格朗也很痛苦。正如里厄提醒他的，他本可以重新开始，但现在他没有信心。

说实话，他老想念她。他真想给她写封信为自己辩护。“但这很困难，”他说，“我老早就考虑了。只要我们还在相爱，没有话我们也能互相理解，但两人并不一定永远相爱。在一定的时刻我本应该找到合适的话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帕擤擤鼻涕，然后擦擦小胡子。里厄注视着他。

“请原谅，大夫，”这位老兄说，“该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和您在一起，我可以说话，一说话我就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的思想离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已经关闭城市，他身体不错，她应当继续注意自己的身体，他想念她。

关闭城市三周之后，里厄在医院大门口看见一个正在等他的男青年。

“我想，”男青年说，“您还能认得出我。”

里厄觉得似曾相识，但还有些迟疑。

“我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曾来您这里询问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我叫雷蒙·朗贝尔。”

“哦！没错，”里厄说，“那么，您现在有好题材可以写报道了。”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不是这么回事，他来这里是为了请里厄帮帮忙。

“我很抱歉，”他补充说，“但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熟人，而我们报社在本市的通讯员可惜又是个笨蛋。”

里厄建议小伙子跟他一起步行到市中心的一家卫生所，因为他有些事需要吩咐。于是他们走进黑人居住区的一条条胡同。夜幕正在降临，昔日那样喧闹的城市在此刻显得出奇地寂静。在金色余晖尚存的苍穹之下，几声军号的鸣响无非说明军队还在装作执行军务。这时，他们俩沿着陡坡一般的街道走下去，街道两旁是摩尔式房舍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垣。朗贝尔说话时情绪非常激动。他离家时把妻子留在巴黎，说实话，那不是他的妻子，但和妻子是一回事。城市一关闭他就给她发去一封电报，起初，他以为这件事只是临时性的，发电报无非考虑别中断联系。可他在阿赫兰的同行们告诉他，说他们也帮不了他的忙，邮局要他去找别人，省府的一个女秘书还对他的请求嗤之以鼻。他站了两个钟头的队才得以发出一份电报，电报上写的是：“一切顺利。不久再见。”

但今天早上，他起床时突然想到，他毕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延续多久。于是他决定离开这里。由于他是经过推荐来到本市的（干他这行有此便利），所以有机会接触省府办公厅主任。他对主任说，他与阿赫兰毫无关系，他没有必要留下来，他来此地纯属偶然，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允许他离去，哪怕出去以后必须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说他对此非常理解，但谁都不能例外，他可以再看看，但总的说情况十分严重，难以做出任何决定。

“但说到底我毕竟是外地人呀。”朗贝尔说。

“那当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瘟疫别拖下去。”

末了，主任试着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说，他可以在阿赫兰找到题材写一篇有趣的报道，而且，仔细琢磨起来，任何事件都有它好的一面。朗贝尔说到这里耸了耸肩。他们这时已来到市中心。

“真是一派胡言，大夫，您明白这点，”他说，“我生来又不是专为写报道的。说不定我生下来就注定要同女人一起生活呢。这不是很合乎情理吗？”

里厄说，无论如何这看上去是合乎情理的。

在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已见不到往常的人群。几个行人匆匆忙忙往自己远处的住所走去，没有人脸上挂着笑容。里厄想，这是今天朗斯道克情报资料局发表的公告在起作用。过一天一夜，我们的同胞总会重新燃起希望。但当天，大家对公布的数字还记忆犹新。

朗贝尔又突然接着讲下去：

“原因是，她和我邂逅不久，相处却非常融洽。”

里厄没有言语。

“看来我打搅您了，”朗贝尔说，“我的初衷无非想问您是否能给我开一个证明，说我没有染上这该死的病。我想这可能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一个小男孩往他的腿边摔过来，他挡住他，轻轻把他扶起来。他俩继续走路，不久来到阅兵场。浑身尘土的榕树和棕榈树一动不动地垂着树枝，树丛中立着一座积满灰尘的肮脏的“共和国”雕像。他俩在雕像下边停下来。里厄在地上使劲跺脚去除鞋上发白的灰尘，一只接着一只。他望望朗贝尔。记者头上的毡帽略向后斜，领带下面的衬衫领口敞开着，胡子拉碴的，一副与人赌气的固执模样。

“相信我，我理解您的心情，”里厄末了说道，“但您的理由站不住脚。我不能给您开这个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染上了这个病，也因为，即使您现在没有染上，我也不能证明您走出我的诊所再到省政府这段时间您没有染上。而且，即使……”

“而且，即使？”朗贝尔问道。

“而且，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个证明，对您也未必有用。”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城市与您情况相同的人有好几千，但都不可能让他们出城。”

“但如果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我明白，这一连串的麻烦非常愚蠢，但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只好认了。”

“但我不是本地人呀！”

“唉，从这一刻起，您跟大家一样，都算是本地人了。”

对方气得按捺不住了：

“我敢肯定，这是个有没有人情味的问题。也许您还体会不到两个心心相印的人分离意味着什么。”

里厄不马上作答。后来他说，他相信自己能体会。他真心希望朗贝尔能再见到他的妻子，希望天下相爱的人都能团聚，但政府法令和法律摆在那里，又存在鼠疫，他个人的职责只能是做应当做的事。

朗贝尔带着苦涩说道：

“不，您不能体会。您说话用的是理性的语言，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

里厄抬眼望望共和国雕像，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用理性语言，但他的语言是来自明显的事实，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一整领带，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我必须用别的办法摆脱困境？”他随即用挑战的口吻说，“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大夫说，他对此也还理解，但这与他无关。

“不对，这与您有关！”朗贝尔突然提高嗓门说，“我之所以来向您求援，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您在那些决策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想，起码为一个特例您可以取消您曾协助做出的决定吧。但您对此却无所谓。您从来想不到别人。您根本没有考虑那些妻离子散的人。”

里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他当时不想考虑那些情况。

“噢！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马上会说那是为公众服务。但公众的福祉是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的。”

里厄仿佛刚从心不在焉的状态里摆脱出来，他说：

“好了，有这种事，也有别种事，没有必要判断谁是谁非。但您发火是不对的。假如您能摆脱困境，我真会无比高兴。无非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做某些事情罢了。”

朗贝尔焦躁地点点头：

“是的，我发火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因此耽误了您好多时间。”

里厄请他随时告知他为此事奔走的情况，并希望他别记恨他。他们肯定会为某个计划再见面。朗贝尔似乎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相信会见面，”他沉默一会儿后说道，“是的，不管您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相信这点。”

他迟疑地补充说：

“不过我不能称赞您的做法。”

他把毡帽拉到额头上，随即快步离开了。里厄见他走进了让·塔鲁暂住的旅馆。

片刻之后，大夫摇摇头。这位记者寻求幸福的急切心情有他的道理，但他指责自己时是否有道理呢？“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在他的医院里，鼠疫加快蔓延，每周的死亡平均数字已上升到五百人，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的？不错，在灾难中有抽象和非现实的成分，但当这抽象开始屠杀人们时，操心这抽象就势在必行了。里厄只不过明白，这事并非易如反掌。比如，要领导托付给他的这家附属医院（如今本市已拥有三家这种医院）就很不容易。他曾命人在门诊室对面收拾出一间接收病人的房子，房里挖一个盛满消毒臭药水的池子，池子中央用砖垒一个小台。病人送到小台上立即脱掉衣服放进药液里，洗完澡擦干后再穿上医院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再把他们分送到病房。他们曾经不得不利用一所学校的操场，现在那里一共有五百张床位，几乎都住满了病人。每天早上，里厄亲自主持接收病人，在给病人做了防疫接种和淋巴结切开等处理之后，他还得核实统计数字，然后再回去进行午后门诊，最后才在夜间出诊，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昨天夜里，他母亲把小里厄夫人的来电交给他时，发现他的手在发抖。

“的确在发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那么神经过敏了。”

他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事实上他还并未感到多么疲劳。但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果然会出现讲抽象道理和难于处理的情况，因为病人家属知道他们只有在病人痊愈或死去时才能再见到他。“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的女儿在塔鲁暂住的旅馆干活。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必须打电话。救护车的铃声转瞬间鸣响起来。邻居们起初还打开窗户往外看，后来便急忙关上了窗。接着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在那些被高烧和忧虑弄得开了锅似的住宅里，曾出现一幕幕荒唐的场面。但病人仍然被送走了，里厄这才可以离开那里。

最初几次他只管打电话，然后奔别的病人家，不必等救护车赶到。然而这一来，病人家属却关上了大门，宁愿与鼠疫病人亲密相守，而不愿与他分离，因为他们如今已知道分离是什么结局。于是只听得一片喊叫、命令、警察的干预，继而动用军队，这才把病人夺走。头几个星期，里厄不得不留下，直至救护车到来。后来，每位医生都在一位志愿督察员陪同下进行巡回医疗，里厄才有可能赶到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家里。但最初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出诊看到的情景都跟他去劳莱太太家看见的大同小异。在那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小套房里，病人的母亲似笑非笑地迎接他说：

“我想，这该不是大家谈论的那种高烧吧？”

他呢，掀开病人的被子和衬衫，默默地观察她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以及肿胀的淋巴结。母亲看看她女儿大腿间的状况，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每天晚上，面对呈现全部致命迹象的亲人的腹部，母亲们都这样失魂落魄、大叫大嚷；每天晚上都有胳膊紧抓住里厄的胳膊不放，都能听到连珠炮一般的无济于事的话语、许诺和哭泣；每天晚上救护车的铃声都会引起一片恐慌，这种恐慌与痛苦一样徒劳无益。经过这一连串千篇一律的夜晚，里厄只能预期还将有一个接一个同样的夜晚，而且一直延续不断。是的，鼠疫正如抽象概念一般单调而毫无变化。也许只有一样东西在起变化，那就是里厄本人。这天晚上，他站在共和国雕像之下感到了这点，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走进去的那家旅馆的大门，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开始主宰了他。

令人精疲力竭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暮色中，全城的人照样拥到街头遛弯儿，在经历了这些日子之后，里厄这才悟出，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起不了作用时，人们对怜悯会感到厌倦。在这些负担沉重的日子里，大夫找到了惟一使他宽慰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闭锁情感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做有助于他完成任务。因此他为此而感到高兴。他的母亲在夜里两点开门迎接他时，为他漠然的眼神感到伤心，她惋惜的正是儿子不在意他当时惟一能得到的缓解重负的母爱。要想对付抽象概念，就得大体与他相似。但怎能让朗贝尔敏感到这一点呢？在朗贝尔看来，抽象概念就是一切反对他幸福的东西。事实上，里厄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他同时也知道，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这正是后来发生在朗贝尔身上的情况，大夫也是在朗贝尔向他吐露真情时了解到的。他因此而能在新的水平上参与这场个人幸福与同鼠疫有关的抽象概念之间的沉闷的战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场斗争构成了本市生活的全部。

然而，有些人看到的是抽象概念，别的人看到的却是现实情况。疫情发生的头一个月月底，鼠疫的再次猖獗和帕纳鲁神甫的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使我们的城市陡然愁云密布，帕纳鲁就是在门房米歇尔老头儿得病初期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会士。他因经常在阿赫兰地理学会的简报上撰文而闻名遐迩，他从事碑铭复原工作，在地理学会堪称权威。他就现代个人主义问题作过一系列演讲，赢得的听众比该领域的专家拥有的听众更为广泛。他自称是严格的基督教的热烈捍卫者，既疏远现代放荡也疏远前几世纪的愚昧主义。他在演讲时，向来不惜说出严酷的实情。他由此而赢得了声誉。

在这个月月底前，本市教会当局决定以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与鼠疫作斗争，即组织一周的集体祈祷。此次公众集体表示虔诚的活动准备以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宣告结束，弥撒的主题是祈求因照顾疫病病人染上鼠疫而献身的圣洛克保佑。人们邀请帕纳鲁神甫在弥撒中发表演说。半个月以来，神甫已搁下他独占鳌头的关于圣奥古斯丁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性格激烈而热情的他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同意担此重任。在这次布道之前很久，城里已经在谈论此事，这次布道以它特有的方式标志着那是这段历史时期极其重要的一天。

参加祈祷周的人为数不少，但这并不能说明阿赫兰的居民平时都格外虔诚，比如，过去每逢星期日，海滨浴场就是弥撒活动的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也并非因为老百姓突然皈依宗教，受到启迪而有所感悟。真正的原因是，一方面，关闭城市、封锁港口使海水浴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百姓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思想状态：他们虽然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这些事变的突然袭击，他们却明显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起变化。不过仍有许多人一直希望瘟疫快快结束，希望自己和家人都能幸免。因此，他们还没有感到自己有义务干点儿什么。鼠疫于他们不过是讨厌的过客，既然来了，总有一天会离去。他们恐惧，但并不绝望。将鼠疫看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从而忘却瘟疫之前他们能够采取的生存方式，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之，他们处于期盼中。他们对待宗教和对待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性情变得非常独特，既非冷漠，也非热情，这种性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客观”。大多数参加祈祷周的人，都会把信徒在里厄面前说的话看作自己的话：“无论如何，祈祷没有坏处。”塔鲁自己也在笔记本上写道：中国人遇上鼠疫会去敲鼓送瘟神。然后他指出，谁也不可能知道，事实上打鼓是否比预防措施更为有效。不过他又补充说，为了弄个明白，也许应当了解是否存在瘟神，不了解这一点，我们有多少见解都将毫无结果。

不管怎么说，在祈祷周期间，信徒们仍然使城里的天主教堂几乎爆满。起初几天，许多居民还站在教堂门廊前的棕榈园和石榴园里聆听像海潮一般的祝圣、祷告声，声浪一直涌到大街上。后来，见有人带头，那些旁听的人也决定进入大厅，于是他们那胆怯的声音便渐渐同信徒们应答轮唱的颂歌声混成一片了。到了星期天，一大群市民进入正殿，连教堂门前的广场和所有的楼梯都挤满了人。从前一天起，天空一直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站在外面的人撑开了雨伞。当帕纳鲁神甫登上讲坛时，教堂里浮动着乳香和湿衣服的气味。

神甫中等身材，但很壮实。当他靠在讲坛边缘，用粗大的双手紧握木栏时，大家只能看见一个黑黑的厚实身形，身形顶上放着他红彤彤的双颊，上面架着一副钢边眼镜。他声音洪亮而且热情洋溢，可以传得很远。他仅用一句激烈而又铿锵有力的话抨击在座的人：“我的兄弟们，你们正身处灾难之中，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这时，从大堂到广场，听众里一片骚动。

按逻辑，他接下去讲的话似乎与这悲怆的开场白毫无关联。其实正是后来的讲话才让同胞们明白，神甫用他巧妙的演说方式一箭中的，有如狠狠一击，使听众抓住了整篇演讲的主题。果然，讲完开场白之后，神甫立即援引《圣经》里《出埃及记》有关埃及发生鼠疫的原文，接着说：“这灾祸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为了打击上帝的敌人。法老反对上帝的意旨，鼠疫便让他屈膝。有史以来，上帝降灾都使狂妄自大的人和不辨是非的人匍匐在他的脚下。对此你们要细细思量。现在跪下吧！”

外面，暴雨越发猛烈了，神甫在一片肃静的氛围里讲出的这最后一句话，在雨打窗玻璃的劈啪声中显得格外低沉，他说话的语气，使一些听众迟疑片刻后，竟从椅子上滑落到跪凳上。别的人认为有必要效法他们，因此，在座椅的碰撞声中，所有的听众都逐渐跪了下来。于是帕纳鲁挺挺身子，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继续讲下去，语气越来越有力：“如果说，今天鼠疫牵连你们每个人，那是因为已经到了反省的时刻。正直的人不会害怕它，但恶人却有理由发抖。在世界上这座巨大的粮仓里，毫不留情的灾害将击打人类的麦子，直至麦粒脱离麦秸。麦秸会多于麦粒；被召去的人会多于被拯救的人，这样的灾难并非上帝的初衷。这个世界和邪恶妥协的时间太长了，它依靠神的慈悲而生存的时间太久了。人们只需后悔，就可以无所不为。提起后悔，人人都感到那是轻车熟路。时候一到，肯定会有悔恨之情。在悔恨之前，最简便的办法是放任自己，其余的事仁慈的上帝自会安排。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上帝向本城的人们俯下怜悯的脸庞为时已经太久，他对等待已感到厌倦，他无休无止的期望已经落空，所以方才已把眼睛转到一边去。上帝的光辉离我们而去，我们便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之中！”

大堂里有谁像急躁的马喷鼻息一般吁了一口气。神甫稍一停顿又用更低沉的声音讲下去：“《圣徒传》[1]里有这样一段：在亨伯特国王统治时期，意大利的伦巴第地区受到鼠疫蹂躏，疫情严重到幸存者几乎不够埋死人。当时鼠疫最猖獗的地区是罗马和帕维亚。后来一位善良天神显圣，他命令手执打猎长矛的恶神敲击各家的住宅，每个房舍受多少次敲击，便有多少死人从那里抬出来。”

说到这里，帕纳鲁朝堂前广场的方向伸出粗短的手臂，仿佛在把摇曳的雨幕后面什么东西指给大家看，他用力说：“我的兄弟们，如今我们的大街上也在进行同样致死人命的追猎。你们看，那就是瘟神，他像启明星那样漂亮，像疾病本身那样浑身发光，他站在你们屋顶上空，右手齐额举着红色的猎矛，左手指着你们哪家的房屋。此刻，他的指头也许正指向您的大门，长矛正敲在大门木头上咚咚作响。也是此刻，鼠疫正在走进您的家，它正坐在您的屋里等您回去。它待在那里，又耐心，又专心，跟世间的秩序一样信心十足。他这只手一旦朝你们伸过去，天下任何力量，甚至，请牢牢记住这点，甚至那白费力气的人类科学都无法让你们避免苦难。你们将在那血淋淋的痛苦打麦场上被敲来打去，然后同麦秸一道被抛弃。”

讲到这里，神甫再一次更充分地描绘这场灾祸的悲惨景象。他又提到那在城市上空旋转的巨型长矛，长矛随意敲击下去，抬起来时已鲜血淋漓，最后将鲜血和人类的痛苦散播开去，“作为准备收获真理的种子。”

帕纳鲁神甫讲了这一大段话之后停了下来，他的头发披到额上，他浑身颤抖，抖得连他双手抓住的讲坛也微微动起来。接着他用更为低沉的声音继续讲下去，但用的是谴责的口吻：“是的，反省的时刻到了。你们以为只要星期天来朝拜上帝就够了，别的日子就可以自由自在。你们曾想用几次跪拜来抵偿你们罪恶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但上帝并不喜欢冷淡，这种隔三岔五的联系不能满足他对你们无限的关爱之情。他愿意更经常地见到你们，这是他爱你们的独特方式，实在说，也是惟一的方式。这说明，在他等待你们等得不耐烦时，他为什么会让灾祸降临在你们身上，正如人类有史以来灾祸总光顾那些罪孽深重的城市一样。如今你们明白了什么是罪孽，就像该隐父子[2]、洪水灭世之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3]的居民、法老和约伯[4]，以及所有受诅咒的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罪孽一样。从本城把你们和灾祸一起关在城墙之内那天起，你们和适才提到的那些人一样，正用全新的眼光看待生命和事物。如今你们终于明白，必须谈到根本的问题了。”

这时，一股潮湿而强劲的风猛刮进正殿，蜡烛的火苗劈啪劈啪响着弯到一边去。帕纳鲁神甫在扑面而来的浓烈的蜡烛味、咳嗽声和喷嚏声中，用他备受尊崇的如珠妙语重又娓娓谈了起来：“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在思忖我讲这番话有什么目的。我是想让你们了解实情，并且教你们听了我那些话之后还感到高兴。靠规劝和友爱的帮助引导你们向善，这样的方法已经过时了。今天，实情就是命令。只有红色的狩猎长矛能向你们指出自救的道路并且将你们推向那条道路。我的兄弟们，上帝的慈悲正是在这里最终显示出来，上帝出于慈悲赋予一切事物两个方面，有好也有坏，有愤怒也有怜悯，有瘟疫也有拯救。就连这伤害你们的灾祸也在教育你们，给你们指点出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把鼠疫看作上帝赐予的获得永生的有效途径。没有染上鼠疫的人为了务必死亡而用鼠疫患者的被单裹在身上。当然，这种自救的狂热并不可取。它显示出一种令人遗憾的急于求成的情绪，这种情绪已近于傲慢。不应当比上帝更性急，一切妄想加速上帝一劳永逸安排好的不变顺序的行为都会导向异端。然而，这个例子至少有它的教益。在我们更英明的人看来，此例起码衬托出了存在于一切痛苦深处的美妙的永生之光。这缕微光照亮了通向彻底解脱的昏暗的道路。它表现了上帝坚持不懈变恶为善的意志。就在今天，这道光又穿过充满死亡、焦虑、呼喊的通道，把我们引向固有的宁静和生命的本原。我的兄弟们，这就是我想带给你们的无限安慰，愿你们从这里带走的不仅是责备的话，而且还有使你们心情平静的圣言。”

大家觉得帕纳鲁的布道已经结束。外面，雨也停止了。太阳复出、雨水浸润的天空向广场泻下一道显得更新鲜的光。从大街上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滚滚的车轮声，那是正在苏醒的城市发出的一片喧嚣。听众小心翼翼地收捡自己带来的物品，尽量减轻杂乱的碰撞声。不料这时神甫又接着讲了起来。他说，在指出了鼠疫自天而降的根源和这场灾难的惩罚性质之后，他已经结束了布道，他不准备借助动人的词句来作什么结论，在如此悲惨的话题上，那样做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自己所讲的一切似乎对每个人都很清楚了。但他还要提醒大家，马赛发生大瘟疫时，编年史作家马蒂厄·马雷抱怨自己在生活中既不见救助也不见希望，简直是身陷地狱。嘿，马蒂厄·马雷真是瞎子！恰恰相反，帕纳鲁神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上帝对大家的救助和赋予基督徒的期望。他最大的愿望是，我们的同胞别在意那一天天的悲惨景象和垂死者的哀号，仍然向上天倾诉基督教徒的爱慕之情。其余的事上帝自会安排。

神甫的布道对我们的同胞是否产生了效果，这很难说。预审法官奥东先生对里厄大夫宣称，他认为帕纳鲁神甫的报告“绝对无可辩驳”。但并非人人都持如此明确的见解。只是，这次布道使某些人对过去很模糊的概念感受更深了一层：他们不知犯了什么罪而被判处了难以想像的监禁。于是，一些人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并尽量适应禁闭的生活；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今后惟一的想法是逃出这个监狱。

人们一开始便接受了与外界隔绝的现状，正如他们接受任随什么暂时性的麻烦一样，因为那只会干扰他们的某些习惯。然而，他们突然意识到那是一种在阴霾重重的天空下忍受暑热煎熬的非法监禁，这时，他们才模糊感到这种隐居徒刑威胁着他们的整个生活。夜幕降临时，凉爽使他们恢复活力，但精力有时会刺激他们干出不顾一切后果的事来。

首先，无论是否巧合，从这个星期天起，城里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极度恐惧，这足以使人猜测同胞们已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了。从这个角度看，城里的气氛有些变化。但事实上那究竟是气氛的变化还是人们内心的变化，这还是个问题。

在神甫布道几天之后，里厄和格朗一边摸黑往近郊走去，一边谈论布道事件，不料里厄突然撞到一个男人身上，只见这人走路摇摇晃晃，却没有往前走的意思。就在这一刻，开得越来越晚的路灯陡然亮了起来。过路人身后高高的路灯一下子照到这人的脸上，他闭着眼，无声地笑着。他默默的笑使他惨白的脸绷得紧紧的，脸上流着豆大的汗珠。他们绕了过去。

“那是个疯子。”格朗说。

里厄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拽走，他感到这个政府职员紧张得有点哆嗦。

“不用多久，我们这个城市会尽是些疯子。”里厄说道。

他疲劳得喉咙发干。

“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他们走进一家小咖啡馆，里面只有柜台上边一盏灯照明，在被灯光照得有点发红的厚重空气里，不知什么缘故，人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格朗去柜台要了一杯烧酒一饮而尽，使大夫吃了一惊，格朗却宣称他有酒量。随后他想出去。到了外面，里厄觉得夜里到处都有人在呻吟。在路灯上空，从漆黑的天幕下传来一声低沉的呼啸，使他想起那隐蔽的灾祸正在不知疲倦地搅动着潮热的空气。

“幸好，幸好。”格朗说。

里厄思忖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幸好我有工作。”格朗说。

“不错，”里厄说，“这是您的优势。”

里厄决心不再听那呼啸声，便问格朗对他的工作是否满意。

“嘿，我觉得很顺手。”

“您还会干很久吗？”

格朗似乎活跃起来，烧酒的热量已进入他的嗓门。

“我不知道，不过问题不在那里。大夫，不是这个问题，不是。”

在黑暗中，里厄猜想他在挥舞手臂。他好像在准备说出突然来到嘴边的话，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您瞧，大夫，我最希望的，是我的手稿有一天能到出版商手里，出版商看完后站起身来对他的合作伙伴说：‘先生们，脱帽致敬吧！’”

他这一番突如其来的表白使里厄吃了一惊。他好像看见这位同伴做了一个脱帽的手势，把手举到头上，然后横着收回来。那边高处发出的奇怪的呼啸声似乎更响了。

“对，”格朗继续说道，“必须写得十全十美才行。”

尽管里厄对文学那一套基本上是门外汉，但他凭印象认为，事情做起来恐怕不那么简单，比如，出版商坐办公室似乎应该摘下帽子。然而，事实上，谁也说不清楚，所以里厄宁愿什么也不说。这时他情不自禁地侧耳细听鼠疫造成的神秘的喧闹声。他们渐渐走近格朗所在的街区，这个区地势比较高，所以一股微风使他们感到凉爽，这股柔和的风同时也使城市摆脱了一切喧嚣。不过格朗仍然在讲话，里厄却并没有理解这位好好先生表达的全部意思。他只知道格朗谈及的作品已写了许多页，但作者为给作品润色而搜索枯肠，真是苦不堪言。“为一个词花好多夜晚，甚至花整整几个星期……有时，就为一个简单的连接词。”说到这里，格朗停下来，抓住大夫外衣的一个纽扣。从他那缺了牙的嘴里磕磕绊绊吐出下面这一串话：

“您该明白我的意思，大夫。必要时你得在‘然而’和‘而且’之间作出选择，这还算容易。要在‘而且’和‘然后’之间作选择就难一些了。选择‘然后’或‘随后’就更难了。但最难的是，究竟该不该用‘而且’。”

“是的，”里厄说，“我明白。”

他继续往前走。格朗显得有点儿尴尬，重又跟了上来。

“请原谅，”他嗫嚅着说，“我也不知道今晚我怎么啦。”

里厄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他很愿意帮助他，说他对他写的故事很感兴趣。格朗似乎安心了些。到了他家门口，他迟疑片刻便邀请大夫上去坐坐。里厄接受了邀请。

来到饭厅，格朗请他坐在一张桌子面前，桌上堆满了稿纸，稿纸上面字体很小，到处画着涂改的杠子。格朗见里厄询问的目光，回答说：

“对，就是这个。您想不想喝点什么？我还有点酒。”

里厄谢绝了。他注视着稿纸。

“别看，”格朗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句子，费了好大的劲，真费劲。”

他自己也在端详那些稿纸，他的一只手似乎无法遏制地被其中的一张吸引，于是他拿起那一张，把它凑到没有灯罩的灯泡前照照。纸在他手里颤抖着。里厄看见他的前额被汗濡湿了。

“您坐下吧，”里厄说，“念给我听听。”

格朗看看他，然后带着感激的神情微微一笑。

“好的，”他说，“我想，我也有这个愿望。”

他等了一会儿，眼睛一直注视着稿纸，随后才坐下来。与此同时，里厄倾听着一种模糊不清的嗡嗡声，在城里，这样的声音仿佛在回应灾祸的呼啸。就在这一刻，他对伸展在他脚下的这座城市和城里被禁锢的人们，对黑夜里压抑的恐怖嚎叫声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尖锐的敏感。这时，传来了格朗低沉的嗓音：“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牝马，驰过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房里重又静了下来，但此时却传来了受苦受难的城市那模糊不清的乱哄哄的声音。格朗早已放下稿纸，此刻正出神地凝视着它。片刻之后，他抬眼问道：

“您觉得如何？”

里厄回答说，这个开头使他对下文颇感兴趣。但格朗却兴奋地指出他这个观点不够正确。他用手掌拍拍稿纸：

“这上面写的还只是个大概。一旦我能精彩描绘我想像中的情景，一旦我的句子能跟那骑马散步的节奏‘一、二、三，一、二、三’合拍，那么其余的就好写了，而且其中的幻象一开始就能让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还任重而道远呢。他决不会将现在这样的句子交给印刷厂，因为，虽然这个句子有时使他感到满足，他仍然明白它反映现实还不十分贴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的流畅使它有陈词滥调之嫌，虽然很轻微，但毕竟近似。以上这些至少是格朗讲话的意思。这时，窗下传来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站起身来。

格朗边说边转身朝窗外看：“等这一切结束之后，您一定会看见我把它修改成什么样子。”

但此刻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里厄已经下楼了。他来到街上时，正好有两个男人从他面前走过去。看上去他们是在往城门那边走。原来，我们有些同胞在炎热和鼠疫的夹攻之下已失去了理智，他们放任自己诉诸暴力，而且企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另外一些人，如朗贝尔，也试图逃离这正在出现的恐慌气氛，不过他们的想法更执著，方法更灵活，虽然并不比别人更成功。朗贝尔起初仍坚持走官方的门路。据他说，他一直认为执著最终能取得胜利，而且从某种角度看，对麻烦应付自如正是他做记者的本分。因此他走访了一大批官员和通常公认为能干的人。但这次情况特殊，那些人的能耐也无用武之地了。这些人多半对银行、出口、柑橘，抑或酒类贸易方面有精确而内行的见解，他们对诉讼或保险问题拥有的知识是毋庸争辩的，何况还有可靠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诚意。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正是他们的诚恳态度。然而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不过每次只要有可能，朗贝尔在他们面前仍然会分别申诉自己的理由。他提出论据的基本内容一直是说他是外地人，因此他的情况应当作为个案审理。一般说来，与他对话的人都很乐意接受他的观点，但通常都会向他指出，有一定数量的人与他的情况相同，因此，他的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特殊。对此，朗贝尔可以回答说，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他论据的实质，对方会说，这对行政当局的困难却有所改变，因为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特殊照顾，这种照顾会冒人们以最嫌恶的口吻称之为“开先例”的风险。按照朗贝尔向里厄大夫提出的分类方法，持这种推理方式的人应属于形式主义者的范畴。除去这些人，还有一些善于说好话的人，他们让求助的人安心，说这一切不可能拖得太长；这些人一见别人要求解决问题便爱出大量的好主意，他们一面安慰朗贝尔，一面断定说，这种烦恼只是暂时的。还有些重要人物请来访者留下他的情况简介，并承诺说，他们会对他的情况作出决定。轻浮的人向他推销住房券或提供经济餐宿公寓的地址；一板一眼的人要他填写卡片，然后归类存档；忙忙碌碌而又毫无办法的人则朝天伸开双臂；嫌麻烦的人干脆转过脸去；最多的还是墨守成规的人，他们让朗贝尔去找别的办事机构或要他另走门路。

这位记者东上访西上访，弄得精疲力竭。他多次在漆布长凳上等了又等，眼前是劝人购买免税国库券或参加殖民军的广告；他还进过好多办事处，那里面有哪几副面孔，有什么拉线文件夹和档案架他都能随便猜个正着；这一切让他对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有了明确的概念。正如朗贝尔略显辛酸地对里厄说的那样，这其中的好处是，那一切都为他掩盖了当前真实的情况，他实际上已没有工夫去注意鼠疫的蔓延了。再说，这样可以更快地打发日子，而且考虑到全城百姓的处境，可以说，只要人不死，每过一天，人们就更接近这次苦难的终点。里厄不得不承认这观点的正确性，但这样概括事实未免太笼统。

朗贝尔曾在某一瞬间产生过希望。他收到省政府一张空白调查表，请他确切填写。调查表要了解他的身份、他的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来源，以及所谓的履历。按他当时的印象，那是在调查登记有可能被遣返原住处的人们的情况。从某个办公室搜集来的含糊的消息也证实了他的印象。他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终于找到了发放登记表的机关，那里的人说，搜集这些情况是“以防万一”。

“万一什么呢？”朗贝尔问。

于是他们对他确切解释说，万一他得了鼠疫并因此而丧命，一方面可以通知他的家庭，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医疗费用该由市财政负担，还是可望由死者的亲属偿还。当然，这证明他还没有同盼他回归的她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注他们。然而这并非一种安慰。最引人注目而且朗贝尔因此也注意到了的是在某种灾难达到高峰时一个政府办事机构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执行公务，如何在最高当局常常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同过去一样发挥主动性，而这么做惟一的理由是，各机构正是为这类服务而设立的。

对朗贝尔来说，接下去的那段时间最容易过，同时也最难过。那是个麻木状态时期。他走访了所有的办事机构，采取了一切步骤，这方面的出路仍然暂时堵得死死的。每天清晨，他去咖啡馆的露天座喝一杯不太凉的啤酒，读读报纸，盼望从报纸上找到鼠疫即将结束的某些迹象；他还观察过路人的面孔，一见他们忧愁的表情便厌烦地转过脸去；看过上百次对面那些商店的招牌和已经停业的开胃酒大商家的广告之后，他便起身去城里一条条黄泥色的大街上漫步。从寂寞的闲逛到咖啡馆，再从咖啡馆到餐馆，他就这样打发时间直到晚上。里厄瞧见他确切说在一个晚上正在一家咖啡馆门前为是否进去而犹豫不定。后来他似乎下了决心，走进去坐在厅堂最靠里的地方。此刻正是上级指示咖啡馆尽量推迟上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暗的水流逐渐漫进店堂，粉红的夕阳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的黑暗中闪着微弱的光。在寂寥的店堂里，朗贝尔仿佛是一个失落的幽灵，里厄思忖，现在正是他体会失落感的时刻。但在这一刻本市所有被幽禁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失落感，因此必须做点事情使解脱的时刻尽快到来。里厄转身走开了。

朗贝尔也常在火车站待很长时间。人们被禁止进入月台，但从外面可以进入候车室，那里的门是开着的。在酷暑难熬的日子，一些乞丐有时在各候车室安营扎寨，因为那里阴凉舒爽。朗贝尔来这里看看昔日的火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布告牌，还有列车警方的一些规定。看完之后便找一个角落坐下。厅里很暗，一只几个月没有生火的铁炉周边还残留着当时浇水形成的“8”字形水渍。墙上贴着鼓动去邦多尔或戛纳过自由幸福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这里看到了处于绝无自由境地的人们心中憎恶的那种自由。照他对里厄的说法，他感到自己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图景。那里古老的石头建筑、流水、王宫的鸽子、火车北站、先贤祠周围寂静的街区，还有他从不曾意识到自己如此喜爱的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紧紧追随着他，使他无法做任何明确的事。不过，里厄考虑，他这是把那些图景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了。朗贝尔告诉他，说他喜欢在清晨四点钟睡醒，醒来便想念自己的城市，大夫一听就不难从自己的亲身体验来理解，朗贝尔是在思念留在那里的女人。原来那是占有女人的最佳时刻。一般来说，直到清晨四点钟以前，人们什么也不干，只顾睡觉，哪怕当夜是背叛配偶之夜呢。是的，这个时刻人都在睡觉，这一点可以使人安心，因为一颗焦虑的心最大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占有所爱之人，或者在关山阻隔时能让所爱之人进入自己无梦的睡乡，直到团聚之日再醒过来。

神甫布道之后不久，天开始大热起来，这时已到了六月末。在礼拜日布道之际突然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之后的第二天，夏季一下子在天际和房舍上空显现出来。起初刮起一阵灼热的大风，热风吹了一整天，把所有的墙壁都吹干了。烈日似乎在当空凝固了。热浪和光浪前推后涌，持续不断，从早到晚把城市烘烤于其中。除了有拱廊的街道和住宅，城里似乎没有一处不处于最刺眼的光线照射之下。阳光在大街小巷到处跟踪追击我们的同胞，只要谁停下来，就会受到它的打击。初夏的酷热恰逢鼠疫的死亡数字急剧上升，大约每周有七百死难者，于是，沮丧情绪遍及全城的百姓。无论在各个近郊区，还是在平坦的大街和带平台的住宅之间，热闹的气氛都在逐渐减弱。在有些街区，平时人们老爱在大门前活动，如今也家家关门闭户，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他们如此这般自我保护，不知是防鼠疫还是防太阳。不过从有些住宅里还是传出了呻吟声。过去发生这样的事，总能看到一些爱管闲事的人站在街上偷听。然而，在长期的惊慌之后，人人的心都似乎变硬了，即使旁边有人痛苦呼号，谁都会照样走路或生活，仿佛呻吟已经成为人的天然语言。

城门边发生了斗殴，宪兵不得不动用武器，因此而引起了暗中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了伤，但城里却在谈论有人死亡：酷热和恐慌的影响使这座城市的一切都被夸大了。但无论如何，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却是事实，当局也害怕发生最坏的情况，因而认真考虑了采取何种措施应付在重灾威胁之下的百姓可能揭竿而起的事态。各家报纸都登载了政府的命令，政令一再重申禁止出城，并威胁违者将被逮捕下狱。一队队巡逻队跑遍了全城。在寂静而灼热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由得得得的马蹄声开路的警卫队士兵扬鞭在一排排紧闭的窗户间走过。巡逻队一过去，沉重而疑虑重重的寂静再次笼罩这座受到威胁的城市。偶尔可以听到几声枪响，那是近期政府命令组织的专门小队在捕杀狗和猫，猫狗都可能是跳蚤的传播者。这种不柔和的啪啪声给城市增添了警戒的气氛。

在炎热和寂静的影响下，同胞们吓坏了的心对一切都倍感严重。他们第一次对标志季节转换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十分敏感。人人都万分恐惧地明白，暑热会助长瘟疫。而与此同时，谁都看得出，盛夏确实已经不请自来。夜空里雨燕的啼叫在城市上空显得格外尖厉。这样的鸟鸣与本地六月黄昏开阔的天空再也不相适应了。花卉到达市场已不是含苞待放，而是鲜花怒放，早市一过，花瓣铺满了遍地尘埃的人行道。人们清楚地看到，春天大势已去，她曾在姹紫嫣红中出尽风头，如今却在暑热和瘟疫的双重压力下气息奄奄，缓缓逝去。在我们全体同胞眼里，这夏日的天空，这些被尘埃和烦恼染成灰白色的街道，跟每天使城里人心情沉重的上百个死于瘟疫的人一样具有威胁性。烈日持续烤炙着人们，这催人入睡、邀人度假的夏令时节，再也不像往常那样激起水中嬉戏的男欢女爱的兴趣。相反，在封闭而无声的城市里，这样的时日只能显得空虚而寂寥。如今再也看不见快乐季节里常见的黝黑皮肤的光彩了。鼠疫肆虐中的酷日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些现象正是疫病引起的一种急剧而重大的变化。往常，我们的同胞无不热烈欢迎夏季的到来，全城的人民为此而奔向海滨，把自己的青春倾泻在海滩上。今年的夏季却相反，接近本市的海滨已成禁区，人的身体再也没有享乐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里该做些什么？又是塔鲁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生活最忠实的景象。当然，他仍旧密切注意瘟疫总的进展情况，准确指出疫病的一个转折点，这转折点以电台不再公布每周死亡几百人而公布每天死亡九十二、一百零七、一百二十人为标志。“报纸和当局在同鼠疫斗智。他们自以为赢了分，因为一百三十的数字比九百一十显得小。”塔鲁还提到瘟疫的悲惨或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在一个冷清的街区，家家户户紧闭着百叶窗，只见一个妇人突然打开窗户，大叫了两声，然后再把百叶窗放下，让室内重新陷入厚重的黑暗里。此外他还注意到，药铺里已经买不到薄荷片，因为许多人口含薄荷片以预防鼠疫传染。

塔鲁还在继续观察他最爱观察的人物。据他说，那玩猫的小个儿老人也活得凄凉。原来，有一天早晨，正如塔鲁所记载的，几声枪响结果了大部分猫儿的性命，幸存的猫也吓得逃离了大街。就在那天，老人在习惯的时间走出房门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点惊异，随即俯下身去仔细观察大街的尽头，同时耐着性子等待。他用手轻轻敲着阳台的栏杆，继续等待着，撕一些纸条，回房去，又走出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愤怒地在身后带上落地窗，没影了。随后的几天，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但矮老头儿脸上悲哀和不安的表情却越来越明显。一星期之后，塔鲁再等也看不见往常天天出现的情景了，阳台的窗户执拗地紧闭着，那里面的伤感完全可以理解。“鼠疫期间，禁止朝猫吐痰”，这是笔记所作的结论。

另一方面，塔鲁每晚回旅馆时，准能在前厅遇见面容阴郁的守夜人在那里前后左右踱方步。此人不停地向所有的来人提醒说，他曾预见到正在发生的事。塔鲁承认听见他预告过会有灾难，但提请他注意，他当时考虑的是一次地震，对此，这位老守夜人回答说：“噢！要真是地震倒好了！剧烈震动一次，谁也不会再去谈它了……数数死人，数数活人，事情就了结了。可这缺德的病！连没染上病的人心里也老记挂着。”

旅馆经理的日子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离城受阻，便滞留在这座已关闭的城市的旅馆里。然而，随着疫病的蔓延，许多人宁愿住在朋友家里。于是，当时让每个房间都人满为患的同一个缘由从此又使房间空了下来，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前来这个城市了。塔鲁乃是几个稀有的房客之一，而这位经理从不错过任何机会向塔鲁表白，如果他没有取悦最后几位顾客的愿望，旅馆早就关门了。他经常请塔鲁估计瘟疫可能会拖多久，塔鲁回答：“都说寒冷会阻止这类疫病。”经理吓坏了：“可是这里从来没有真正寒冷过，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得等好几个月……”他还肯定说，瘟疫结束后很长时间旅客也不会光临这个城市。这次鼠疫简直毁了旅游业。猫头鹰奥东先生曾短时期不知去向，现在又在餐厅露面了，不过身后只跟了两只受过驯的狗。据了解，他妻子曾回娘家照顾并安葬她的母亲，目前正在接受检疫隔离。

“我不喜欢他们这么干，”经理对塔鲁说。“隔离不隔离她都很可疑，因此他们家那些人也都可疑。”

塔鲁提醒他说，照他这个观点，所有的人都可疑。但经理却毫不含糊，他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十分明确的：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但他们可疑。”

然而，奥东先生并不因这点小事改变做派，这一回鼠疫算是赔本儿了。他仍然照老样子走进餐厅，在孩子们之前先坐下，而且一直对他们说些高不可攀而又满怀敌意的话。只是那小男孩儿变了样子。他同他的姐姐一样穿一身黑衣服，背有点驼，简直是他父亲的缩影。守夜人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噢！瞧那个人，他将来断气也穿得整整齐齐。这么着，不用殡仪馆化妆，他可以直接归天了。”

塔鲁的笔记里也记载了帕纳鲁神甫布道的事，不过加上了下面这段评语：“这种热情给人好感，我理解。大灾初期和结束时谁都会夸夸其谈一番。灾情开始，人的习惯还没有丧失，灾害结束时，习惯又失而复得了。只是在灾难当中人们才与现实相适应，即是说才会沉默下来。等等看吧。”

塔鲁末了提到他曾和里厄大夫有过一次长谈，他只回顾说交谈的效果很好，还特别谈到里厄老夫人淡栗色的眼睛，就这个话题他还奇怪地断言，洋溢着善意的眼神永远比瘟疫更有力量。最后他用相当长的篇幅议论了接受里厄治疗的老哮喘病人。

他俩交谈后，塔鲁随大夫去看望了这位病人。老头冷笑着搓搓手，以此来迎接初次见面的塔鲁。他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前面放着那两锅鹰嘴豆。他看见塔鲁便说：“哦！又来了一位。这世界真颠倒过来了，医生比病人还多。那病传得很快，是不？神甫说得对，那是罪有应得。”翌日，塔鲁没有通报又去了他家。

如果相信塔鲁的笔记，这位老哮喘病人原来的身份是服饰用品商人，在他五十岁那年，他认定干这行干腻了，便躺了下来，从此再没有起来过，其实他的哮喘病更适合站立的姿势。一小笔年金支撑他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很轻松。他一见表就受不了，事实上他家里的确没有一只表。他常说：“表，又贵又蠢。”他估摸时间，尤其是与他惟一相关的用餐时间全凭那两只锅里的鹰嘴豆。他每天醒来时，一只锅里装满了豆子，然后他用专心而有规律的动作把豆子一个一个放进另一只锅里。他就这样通过一锅一锅的豆子找到了一天计时的标准。“每装十五锅，我就该吃饭了。这非常简单。”

另外，据他妻子说，他小时候就显示出了这样的天性。实际上，他从未对任何事情产生过兴趣，包括他的工作、朋友、咖啡、音乐、女人、散步。他从没有出过城，除了有一次：那天，他为家庭的事务不得不去一趟阿尔及尔，他在离阿赫兰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停下来，实在不敢冒险走得更远。最后还是乘坐第一列火车回了家。

见塔鲁对他的隐居生活显出吃惊的神气，他大略作了如下的解释：根据宗教，人在前半生走上坡路，在后半生则走下坡路。走下坡路时，人的每一天都不再属于自己，这些日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能被夺走。因此你哪一天都干不成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干。此外，他并不害怕矛盾百出，因为不一会儿他又告诉塔鲁，上帝肯定不存在，否则教士们就派不了用场了。但听了他后来的一些思考，塔鲁这才明白，他这种哲学与他所在的教区经常募捐引起他不满有密切的关系。塔鲁对老人的描绘以老人的一个愿望结束，这个愿望似乎出自他的内心，因为他多次在这位与他交谈的人面前表示：他希望自己在极高龄时死亡。

“他难道是圣人？”塔鲁想。接着，他回答自己，“假如神圣就是习惯的总和，他就是圣人。”

与此同时，塔鲁还相当详尽地描述了这个疫城的一天，从而使我们对同胞们在这个夏季的工作和生活有了一个准确的概念：“除了醉汉，没有一个人笑，”塔鲁说，“而醉汉又笑得过分了。”接着他开始描述：

黎明，微风吹拂着行人还很稀少的城市。在这夜间死亡和日间垂危交替的时刻，瘟神似乎在暂时停止肆虐以便缓过气来。所有店铺都关着门，有几家门上还挂着“鼠疫期间停止营业”的牌子，说明这些店家过一阵不会和别的店家一道开门营业。卖报的小贩睡眼惺忪，还没有叫卖当天的新闻，他们背靠在街角，瞧那姿势仿佛梦游人在向路灯兜售报纸。过一会儿，他们一被首班电车惊醒便分散到全城，手里举着印有醒目大字“鼠疫”的各种报纸。“秋天是否还会鼠疫横行？”“B教授答曰：否。”“死亡一百二十四人，这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

尽管纸张匮乏日益尖锐，迫使某些期刊缩小篇幅，仍有另一家名叫《瘟疫通讯》的报纸创刊。报纸的任务是“以严格的客观态度向同胞通报疫病蔓延或减退的情况；向他们提供瘟疫前景最具权威性的证据；以各种栏目支持所有愿与疫灾斗争的知名或不知名的有志之士；扶持百姓的斗志；传达当局的指示；总之，集合一切善良人士向袭击我们的病魔作有效的斗争。”实际上，这家报纸很快便只局限于宣传预防鼠疫的有可靠疗效的新产品。

清晨六时左右，这些报纸便先在商店开门一小时之前就去门口站队的人群中销售，然后再上拥挤的首班郊区电车里销售。电车已经成为惟一的交通工具，车上的踏脚板和扶手处都挤满了乘客，车开得十分艰难。但奇怪的是，所有上车的人都尽可能转过身去以避免互相传染。电车到站，从车上拥出大批男人和女人，都急急忙忙离开那里以便只身活动。因情绪不佳而发生争吵已司空见惯，这种恶劣情绪正在变成一种慢性病。

头几班电车过去之后，城市逐渐苏醒过来，一些啤酒店首先开了门，但柜台上放着牌子，上面写着：“咖啡无货”、“自备白糖”等等。各店铺接着开门，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阳光初起，热气蒸腾，把七月的天空逐渐涂抹成铅灰色。这正是那些闲得无聊的人去大街上东瞧瞧西瞧瞧的时刻。他们当中多半都一心想通过摆阔气来防止鼠疫。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在几条主要的交通干道上都有一批青年男女招摇过市，从他们身上可以体会到在大难当中日益增长的享受生活的热情。倘若瘟疫继续蔓延，伦理道德观念也会变得更为宽松。我们将会看到米兰女人在坟墓边上尽情狂欢的场面。

正午，各餐馆瞬间即已客满。在餐馆门前，马上聚集了三五成群的找不到坐位的人。热气的过分蒸腾使天空失去了光亮。准备吃饭的人站在阳光烤人的街边，躲进大遮阳篷下等待坐位。如果说大家喜欢进餐馆，那是因为餐馆就餐可以非常简便地解决粮食定额供应问题。但对传染疫病的忧虑仍丝毫未减。顾客不惜花很多时间耐心擦拭餐具。不久前，有的餐馆还张贴布告：“此处餐具已沸水消毒。”但后来渐渐放弃了广告，因为顾客好歹都会进餐馆，而且吃饭的人花多少钱也心甘情愿。点上等酒或号称上等的酒，要最昂贵的加菜，这类狂热的花钱竞赛才开头呢。好像在某个餐馆出现过惊恐万状的场面，原来有一位顾客用餐时身体不适因而面色苍白，他站起身后摇摇晃晃，连忙走出门去。

大约下午两点，市区逐渐冷清下来，这正是寂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互相遭遇的时刻。热浪顺着一幢幢灰色的大房子不停地流动。这正是被囚禁的漫长时刻，这样的时刻只有在被夕阳映红的黄昏开始笼罩这座人口稠密闹闹嚷嚷的城市时才算结束。炎热初起的那些日子，不知什么原因，隔一阵就有几个晚上显得冷清。如今，姗姗来到的凉爽虽没有带来希望，起码让人松了一口气。于是，人人都来到大街上，借说话来自我排遣，或互相斗嘴，或相互表示羡慕。在七月的晚霞的映照之下，那遍街情侣、遍城喧嚣的都市转入并不平静的夜晚。每晚，在各条林荫大道上都能看见一位受神灵启示的老人，这位头戴毡帽、打大花领结的老者穿过人群，不停地说：“我主伟大，皈依他吧！”但他白费唇舌，所有的人都反而投身于他们并不熟悉的或他们认为比皈依上帝更紧迫的某件事。起初，他们认为这个病和其他的病一样，那时，宗教还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一认识到疫病的严重性之后，便只想着寻欢作乐了。于是，日间人们脸上显出的愁容，在灼热和尘埃遍地的黄昏便化解成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的某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了。

我也和他们一样。那又怎样！死亡于他们，于我，都算不了什么。是这次事变使他们有理由这么做。

塔鲁在笔记里谈到的会晤是他向里厄提出来的。那天晚上，里厄等塔鲁来访时，视线正好停在他母亲身上。老太太文静地坐在饭厅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她不操持家务时总在那里打发日子。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敢肯定她是在等待儿子。但当他一出现时，他母亲脸上就有什么东西发生变化，于是，她勤劳的一生刻印在她脸上的沉静表情似乎变得活跃了。之后，她重又恢复到缄默状态。这天晚上，她在临窗眺望那业已冷清的街道。夜间的路灯已减少了三分之二，相隔很远才有一盏照明很差的灯给黑暗的城市投下一点儿反光。

里厄老夫人说：

“难道整个鼠疫期间都要这样控制照明吗？”

“也许吧。”

“但愿这不会拖到冬季。要拖下去就太惨了。”

“对呀。”里厄说。

他看见母亲的眼光正停在他的额头上。他知道，近期的忧虑和超负荷的工作已使他的脸消瘦了不少。

“今天情况不妙吧？”老夫人问。

“噢！跟往常一样。”

跟往常一样！那就是说，从巴黎运来的新一批血清看样子比第一批的效果还差，而且死亡统计数字还在上升。除鼠疫患者的家属外，始终不能对其他人进行预防接种。要普及血清接种，就需要大量生产血清。大多数淋巴结肿块都不能自行溃穿，仿佛它们的硬化期已经来到，病人因此而受了大罪。从头天起，市里又发现了两例新型瘟疫。看来，不光有腺鼠疫，已有了肺鼠疫。就在当天开会时，疲惫不堪的医生们向手足无措的省长要求获准采取新的措施防止口对口传染肺鼠疫，但跟平常一样，谁对此都一无所知。

里厄注视着母亲，老人美丽的栗色眼睛使他回想起多年的亲情。“你害怕吗，母亲？”

“在我这样的年龄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白天这么长，我却老不在你身边。”

“只要知道你会回来，等你就算不了什么。你不在家时，我就想你在干什么。你有她的消息吗？”

“有，照她最近的电报所说，一切都好。不过我知道她这么说是为了让我安心。”

门铃响了。大夫朝他母亲微微一笑，便去开门。在楼梯平台的半明半暗中，塔鲁显得像一头穿灰衣服的大熊。里厄请客人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面，他自己站在太师椅后边。只有一盏亮着的台灯把他俩隔开。

“我知道，”塔鲁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跟您谈话。”

里厄不言语，只点头表示同意。

“再过半个月或一个月，您在这里会起不了作用。事态发展到此地步已使您无计可施了。”

“的确如此。”里厄说。

“防疫工作组织得很糟。你们缺少人手和时间。”

里厄再次承认那是事实。

“我获悉省府考虑组建一种民间服务机构，规定健康的人都要参加普遍的救护工作。”

“您消息很灵通，但这消息已引起强烈不满，省长正在犹豫。”

“为什么不征召志愿人员呢？”

“征召过，但结果有限。”

“那是通过官方途径征召的，而且还缺乏信心。他们缺少的是想像力。他们从来就跟不上灾情发展的规模，他们设想的药品勉强可以治疗鼻炎。如果让他们这样干下去，他们得完蛋，我们也会跟着完蛋。”

“有这个可能，”里厄说，“应该说他们也想到了动用犯人来干所谓的粗活。”

“我更愿意让自由的人来干。”

“我也一样。但说到底，那是为什么？”

“我对判死刑深恶痛绝。”

里厄注视着塔鲁：

“那怎么办？”

“这么办，我有一个组建志愿者防疫队的计划。你们授权给我来操持这件事，咱们把行政当局甩在一边。再说当局也忙不过来。我到处都有朋友，他们就是第一批骨干。自然，我本人也要参加。”

里厄说：

“当然，您已料定我会愉快接受这个建议。人总需要别人帮助，尤其是这个行当。我负责让省府同意这个想法。再说他们也别无选择。不过……”

里厄考虑一下接着说：

“不过这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这点您很清楚。无论如何我都有必要提醒您。您仔细想过吗？”

塔鲁用他那双安详的灰色眼睛注视着大夫。

“您对帕纳鲁那次布道有什么看法，大夫？”

问题提得自然，里厄的回答也自然。

“我在医院待的时间太长，很难接受集体惩罚这个概念。但您知道，基督教徒有时这么说，其实并不真这样想。他们的为人比他们表现出来的样子要好。”

“不过您仍然和帕纳鲁神甫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使人们警醒，让他们思考问题。”

大夫烦躁地摇摇头：

“鼠疫跟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能解释世界上所有疾病的东西也适用于鼠疫。鼠疫可以使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里厄刚提高声音，塔鲁便做一个手势，好像要他冷静。里厄微微一笑。

“好吧，”他耸耸肩说，“不过您还没有回答我呢。您考虑了吗？”

塔鲁动一动让自己在太师椅里坐得更舒服些，接着把头伸到亮处。

“您相信上帝吗，大夫？”

问题提得仍很自然，不过里厄这次有些犹豫。

“不相信，但这能说明什么呢？我处在黑暗中，我很想看个清楚。好久以前我就不再认为这有什么独特之处了。”

“使您有别于帕纳鲁的，不就是这点吗？”

“我不这么看。帕纳鲁是研究学问的人。他较少看见人死亡，所以总代表真理说话。但地位较低的乡村教士为他教区的人举行圣事，因而常常听见垂死之人的呼吸，他的想法就和我一致。他在说瘟疫有好的一面之前首先会去照料痛苦的病人。”

里厄站起来，此刻，他的面部处在阴影里。

“您既然不想回答，我们就别谈这个了。”

塔鲁微笑着，却并没有从太师椅里站起来。

“我能不能将提问当作回答？”

大夫也笑了。他说：

“您喜欢神秘，那就提吧。”

“好！您既然不相信上帝，为什么您自己还表现出那样的献身精神？您的回答也许能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里厄没有离开阴影，他说，他已经回答过了，如果他只相信一位万能的上帝，他就应当放弃为人治病，而把治病的任务让给上帝。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只相信一位这样的上帝，没有，包括自以为如此的帕纳鲁，因为并没有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地信赖上帝，而他里厄正在与大自然本身作斗争，起码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正在掌握真理。

“噢！这就是您对自己职业的看法吧？”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一边回答一边从阴影里走出来。

塔鲁轻轻吹着口哨，大夫望着他。

“对，”他说，“您在想，这里面准有自傲情结。但我有的只是人应当具有的自豪感，请相信我。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须治疗这些病人。这之后他们会思考，我也会思考。但现在最迫切的是治疗他们。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如此而已。”

“对付谁呢？”

里厄朝窗户转过身去。他猜想，大海在远处的天际一定更为浓黑。他只感到疲惫不堪，同时抗拒着一个突如其来的不理智的念头：渴望与这个古怪但令他感到亲切的人更深入地倾谈。

“我不知道。塔鲁，我向您起誓，我真的不知道。刚进入这个行业，我治病时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只不过我需要行医，行医和其他行当一样，是个职位，是年轻人愿意谋求的职位之一。也许还因为行医对我这样的工人的儿子来说特别困难。此外也需要看看人怎么死亡。知道吗，有些人就是不想死？您听见过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 ‘永远不要死！’吗？我可听见过。我当时发现我简直适应不了那种情景。我那时很年轻，以为我的憎恶之情是针对天地万物秩序本身的。自那以后，我变得谦逊些了。老实说，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

里厄不再说下去，重又坐了下来。他感到口干舌燥。

“无论如何？”塔鲁轻轻问道。

“无论如何……”里厄接上话，但又迟疑起来。他注视着塔鲁说：“像您这样的人是应该理解这种事的，对吧，但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一个死字，上帝也许宁愿人们别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去同死亡作斗争，宁愿人们不要抬眼望青天，因为上帝在那里是不说话的。”

“说得对，”塔鲁赞许说，“我能理解。但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如此而已。”

里厄的面容显得阴沉了。

“永远，这我知道。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当然，这不是理由。但我因此可以想像，这次鼠疫对您意味着什么。”

“不错，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

塔鲁定睛看了一会儿大夫，然后起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房门走去。里厄跟着他。当他靠近塔鲁时，塔鲁仿佛在看自己的脚，一边说：

“教您这一切的是谁，大夫？”

他立即得到了回答：

“是贫困。”

里厄打开他书房的门，在楼道上，他对塔鲁说，他也要下楼去近郊看望一个病人。塔鲁有意陪他去，他同意了。在楼道尽头，他们遇见了里厄老夫人。里厄把她介绍给塔鲁。

“一位朋友。”他说。

“哦！”老人说，“认识您我很高兴。”

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望了望她。大夫在楼梯平台上按了按定时开关，试图开亮照明灯，但是徒劳，楼梯仍然黑漆漆的。大夫琢磨这是否是新的节约措施带来的后果。但谁也不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整个城市里，一切都处于不正常状态。也许这只是因为所有的门房，以及总体说来我们的同胞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了。不过大夫现在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塔鲁的话音已在他身后响起来了：

“我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听了觉得可笑呢：您完全正确。”

在黑暗中，里厄对自己耸了耸肩。

“说真的，这方面我什么也不知道。您呢，您知道些什么？”

“噢！”塔鲁平静地说，“我需要了解的东西不多。”

大夫停住脚，他身后的塔鲁在一级楼梯上滑了一下，连忙抓住大夫的肩膀，这才站稳了。

“您认为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很了解吗？”里厄问道。

黑暗中，塔鲁用同样平静的声音回答道：

“是的。”

他们来到大街上时，才知道天已经很晚了，也许已十一点了吧。城市还那么安静，只有轻微的沙沙声。一辆救护车的铃声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们上车，里厄发动引擎。

“明天，”里厄说，“您需要到医院来打预防针。不过，为了最后作出决定，在进入角色之前您还得三思：您只有三分之一生还的机会。”

“这样的估计没什么意义，大夫，这一点您和我同样清楚。一百年前，波斯一个城市发生的鼠疫结果了全体居民的生命，只有一人幸免，那就是一直不停地洗死尸的那个人。”

“他保留了他三分之一的机会，如此而已，”里厄说，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不过在这方面我们的确还需要从头学起。”

他们已进入近郊区。车灯照出一条条冷冷清清的大街小巷。车停了下来。里厄站在车前问塔鲁是否愿意再上车，塔鲁说愿意。天空的一缕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里厄蓦然友好地一笑：

“嘿，塔鲁，”他说，“是什么促使您操持这些事的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什么样的道德观？”

“理解。”

塔鲁转身朝房舍走去，直到他们进入老哮喘病人的家，里厄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脸。

翌日伊始，塔鲁便开始工作并组建起第一支小队，其他许多小队也接踵建立起来。

笔者并无意过分强调这些防疫志愿组织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的同胞如果处在笔者的位置，今天恐怕也难免对它们的作用来一番夸大。但笔者更愿意相信，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而这种想法正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之所在。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由此可见，塔鲁一手建立起来的我市卫生防疫组织应当得到客观而令人满意的评价。这也说明为什么笔者不会有声有色地颂扬良好意愿和英雄主义，为什么他仅仅给英雄主义以适当的重视。但他会继续从历史的角度记录鼠疫造成的全体同胞痛苦万状因而事事苛求的心境。

事实上，献身于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们也不一定功勋卓著，他们那样做只因他们知道那是惟一需要做的事情，而在那样的时刻不下此决心才真叫不可思议。这些组织有助于同胞们进一步了解鼠疫，并使他们部分相信，既然已发生疫病，为了同它斗争，就应当做需要做的事。由于与鼠疫打交道已变成了一些人的职责，这疫病才真正展露了它的实质，即是说，它已是大众的事了。

这很好。但谁也不会祝贺小学教员教学生二加二等于四。或许有人会祝贺他选择了高尚的职业。因此可以说，塔鲁和别的人作出选择，决定去证明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相反，这值得赞扬，但也可以说，这种良好的愿望于他们、于小学教员、于所有心地与小学教员相同的人都一样普通，而作为人类的光荣，这后一种人比大家想像的更多，至少笔者有此信念。笔者也清楚地意识到，有人对此可能会持异议，认为这些人是在冒生命危险。然而，历史上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二加二等于四的人被处死。小学教师完全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在于这个道理会受到奖励或者惩罚，问题在于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我们那些在当时冒着生命危险的同胞们来说，他们必须确定自己是否处于鼠疫的包围中，是否有必要与鼠疫作斗争。

我市的许多新派伦理学家当时竟认为做什么事都毫无用处，而且主张屈膝投降。塔鲁、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以这样回答也可以那样回答，但他们永远会把结论牢记在心：即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斗争而不是屈膝投降。全部的问题在于尽可能阻止人们死于鼠疫，与亲人永别。要做到这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同鼠疫作战。这个道理并没有什么可赞扬之处，只不过是顺理成章而已。

因此，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就地取材制造血清就合乎情理了。里厄和他都期望用肆虐全市的细菌本身培养的微生物来制造一种血清，这样的血清可能比外来的血清疗效更为直接，因为本地的细菌与通常定义的鼠疫杆菌略有不同。卡斯特尔希望尽快得到首批这样的血清。

因此，那位毫无英雄气概可言的格朗如今负责卫生防疫组织秘书处的工作也很合乎情理。塔鲁组建的一部分卫生小分队事实上已承担起居民稠密街区的防疫任务。他们试图在那些地区建立必要的卫生设施，他们还统计了尚未消毒的谷仓和地窖。另一部分小队协助医生们出诊，负责运送染上疫病的人，甚至在没有专业人员时担任病人和死人运输车的司机。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作登记和统计，格朗接受了这份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称得上是默默奉献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真正代表。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表现出的诚心正是他的本色。他只要求在一些细小的活儿里发挥作用，因他年事已高无法胜任其余的工作。他可以把十八点到二十点的两个钟头奉献出来。里厄对他表示热烈谢忱时，他感到惊奇，说：“这又不是最困难的。发生了鼠疫，必须自卫，这是明摆着的。噢！要是一切都这么简单就好了！”于是又重弹起他的老调来。有些晚上，登记卡工作结束之后，里厄同他聊天。末了，塔鲁也参加进来。格朗带着越来越愉快的心情向他这两个伙伴说知心话，这两位也饶有兴味地倾听他述说他在鼠疫猖獗时仍继续耐心从事的工作。结果他俩也从中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放松。

“您那位女骑士怎么样啦？”塔鲁经常这样问他。格朗永远这样回答：“她在骑马小跑，她在骑马小跑。”说话时还带着苦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决定放弃形容女骑士的“风姿绰约”一词，从今以后改用“苗条”。“这更具体，”他补充说。还有一次，他把修改过的第一个句子念给两位听众听：“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牡马，驰骋在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上。”

“这样看上去更好些，对不？”格朗说，“我宁愿写成‘在五月的一个早晨’，因为要写成‘五月间’就把小跑的时间拖长了。”

接着，他对“漂亮的”这个形容词显得忧心忡忡。据他说，这词不能表现真实情况，他正在寻找一个能一下子逼真地描绘出那匹他想像中的气派非凡的牡马的词。“肥壮”不行，很实在，但略带贬义。有一阵他曾倾向于用“亮丽”，但念起来节奏不够和谐。一天晚上，他热烈而隆重地宣布，他找到了这个词“一匹黑色的阿尔赞牡马”。黑色隐约表示雅致，这又是他的意思。

“这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不行？”

“阿尔赞并不是指马的品种，而是指马的毛色[5]。”

“什么颜色？”

“哼，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非常震动。

“谢谢，”他说，“幸亏有您在这里。不过您也看见了，这有多难。”

“用‘豪华’，您意下如何？”塔鲁问他。

格朗一边看着他，一边琢磨。

“对，”他说，“就用这个词。”

他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那晚议论后不久，他坦白说“繁花似锦”这个词让他感到担忧。由于他这一辈子只熟悉阿赫兰和蒙特利玛尔，他有时请求两位朋友指点，布龙涅树林的小径是怎样繁花似锦的。确切地说，在里厄和塔鲁的印象里，那树林的小径从没有繁花似锦过，但这位职员深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了。格朗对他们的犹豫感到吃惊。“惟艺术家方善于观察。”有一次里厄大夫发现他万分激动。原来他把“繁花似锦”改成了“长满鲜花”。他搓着手说：“终于看见那些花了，闻到花香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得意扬扬地念道：“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一匹豪华的阿尔赞牡马，驰骋在布龙涅林苑的长满鲜花的一条条的小径上。”但高声朗诵使后面的三个“的”字听起来十分别扭，格朗因此有点儿结巴。他神态沮丧地坐了下来。之后便请大夫允许他离开。他有必要再琢磨琢磨。

大家后来才得知，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在办公室里露出了心不在焉的迹象，在市政府人员缩减、任务繁重的时刻，这样的迹象被认为十分令人遗憾。他的公务因而受到影响，办公室主任为此严厉责备了他，提醒他说，他领薪水是为了做好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做好工作。主任说：“您似乎在您的工作之外正在卫生防疫队里志愿服务。这与我无关，但与我有关的是您的工作。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您要有用于社会，首先就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否则，您干的一切都毫无用处。”

“他说得在理。”格朗对里厄说道。

“是的，他说得有道理。”里厄表示同意。

“但我心不在焉，不知道怎样才能了结我那句子的末尾。”

他曾想删去“布龙涅”，认为这是人人皆知的。但那样一来，这句子好像把原本与小径联系的东西倒与花连起来了。他也曾考虑是否可能写成“长满鲜花的树林小径”，但他感到随心所欲地把“树林”插在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真好比肉中扎刺一般难受。有些晚上，他看上去的确比里厄还显得疲惫。

不错，这耗费他全部心血的推敲的确使他疲惫不堪，但他并未因此而少干卫生防疫机构非常需要的累计和统计数字的工作。每天晚上，他都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用曲线标出来，并不慌不忙地把情况尽量介绍准确。他还经常去里厄工作的某个医院找他，还在一间办公室或卫生所向他要一张桌子。他带着自己的材料在那里坐下来，就像他在市政府的办公桌前坐下来一般。在被消毒药水和鼠疫本身搞得混浊不堪的空气里，他挥动纸张弄干上面的墨迹。他真心诚意地不再考虑他的女骑士，只专心做需要做的工作。

是的，如果说人们总要为自己树立他们称之为英雄的榜样和楷模加以效法，如果说这个故事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虚怀若谷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这一点还将使这本编年史具有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用恰当的感情进行叙述，这种感情既非公然的恶意，也非演戏般的令人恶心的慷慨激昂。

这起码是里厄大夫在报上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外界呼唤和鼓励这座疫城时的想法。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发来了救援物资，与此同时，每晚还在无线电波里或报纸上向这座孤城发出大量表示怜悯或赞扬的评论。大夫每次一听到那念史诗或演讲竞赛般的腔调就感到心烦。诚然，他也知道这种关怀并非假装出来的，但这样的关怀只能用表示人与人唇齿相依之类的套语表示。而这种语言并不适用于诸如格朗日复一日做出的那份微小努力，也不能道出在鼠疫横行时格朗意味着什么。

有时，到了午夜，冷清的城市寂静无声，里厄大夫在上床作短暂睡眠时拧开收音机。从万里之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域外之人笨拙地试图表达他们休戚与共的感情，他们的确这样说了，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处在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境地，任何人处于这种境地都不可能真正分担自己看不见的痛苦。“阿赫兰！阿赫兰！”这呼叫声穿洋过海，却是枉然；里厄警觉地收听也是枉然，不一会儿便开始了高谈阔论，那样的长篇宏论只能加深格朗和演讲者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鸿沟。“阿赫兰！是的，阿赫兰！哦不！”大夫想，“长相爱或共赴死，别无出路。他们太远了。”

灾难正集中全力扑向本市，欲将它彻底掠入魔掌，在瘟疫尚未达到高峰之前，余下尚需叙述的，乃是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所作的不顾一切而又千篇一律的长期努力，他们之所以拼命，是为了找回自己的幸福或防止鼠疫侵害自己。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将威胁着他们的监控企图拒之于门外。尽管表面上这种拒绝并没有别的方式奏效，但笔者认为那样做也确实有它的意义，而且这种方式即使有虚夸的一面，且矛盾百出，仍然显示了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种自豪感。

朗贝尔正在进行斗争以避免鼠疫把他也囊括进去。他曾对里厄说，在证实自己不可能用合法方式出城之后，他决心采用别种方式。这位记者首先从咖啡店的侍者着手，因为小堂倌永远是个万事通。但朗贝尔最初询问的几个堂倌都只格外熟悉对此类活动极为严厉的惩罚条款。有一次他甚至被人当成了煽动逃跑的肇事者。所幸他后来在里厄家遇上了柯塔尔，事情才算有了点儿进展。那天，里厄同朗贝尔谈到的还是他在各个行政部门奔走毫无结果的事。几天之后，柯塔尔在路上碰到朗贝尔，他同朗贝尔寒暄时表现出了他近来在待人处世中常见的坦荡胸怀。

“仍然没戏？”他问朗贝尔。

“没……没戏。”

“不能指望那些行政单位。那里的人压根儿就不是理解人的料。”

“的确如此。我正在找别的门路，但很困难。”

“噢！”柯塔尔说，“我明白。”

他了解一系列关节，见朗贝尔露出吃惊的神色，他解释说，从好久以前到现在，他一直在光顾阿赫兰所有的咖啡馆，他有一批朋友，所以了解有一个组织专门干这类交易。事实上，柯塔尔后来因入不敷出也参与了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贩卖走私的香烟和劣质酒，这两样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一笔小财。

“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道。

“有把握，已经有人向我建议了。”

“那您怎么没有借机出去？”

“别那么多疑，”柯塔尔带着老实巴交的神气说，“我没有借机出去是因为本人不想出去。我有我的理由。”

沉默片刻之后，他接着说：

“您不问问我是什么理由？”

“我想这与我无关。”朗贝尔说。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您无关，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总之，只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那就是我们这里发生鼠疫后，我待在这里自我感觉好多了。”

朗贝尔一面听他讲话，一面问他：

“怎样才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噢！”柯塔尔说，“这可不容易。您跟我来。”

此刻正是午后四点。天气闷热，城里人就像在被慢火烘烤一般。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遮阳帘，马路上已见不到行人。柯塔尔和朗贝尔在带拱廊的大街上走着，好久都没有一句话。现在正是鼠疫隐身匿迹的时刻。这样的寂静，这样的毫无色彩、死气沉沉可以说是夏天的景象，也可以说是瘟疫肆虐时期的景象。谁也说不清是灾难的威胁还是灰尘和灼热使空气如此沉闷。必须进行观察和思考才能把这一切同鼠疫联系起来，因为这种疾病只通过负面的迹象显露出来。比如，那位与鼠疫有缘分的柯塔尔就提醒朗贝尔注意，当前狗已在城里绝迹，而通常在这样的时刻，它们应当侧卧在走廊的进出口处，喘着粗气，妄想寻点凉爽。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再往海军街区的方向走去。左边，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斜撑起一张黄色粗布的遮阳帘。柯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绿铅皮桌子前面的花园的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飞来飞去时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在台脚长短不齐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鸟笼，里面的鹦鹉羽毛下垂，沮丧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表现战争的图画，上面积满了污垢和厚厚的蜘蛛网。在朗贝尔面前和所有的铅皮桌子上都有发干的鸡粪，朗贝尔正在纳闷，不知这些鸡粪来自何处，忽然出现了一阵骚动，之后，一只漂亮的公鸡从一个阴暗的角落跳了出来。

到这一刻气温似乎还在上升。柯塔尔脱下外衣，敲敲桌上的铅皮。一个仿佛消失在长大蓝围裙里的矮小男人从店堂尽里头走出来，他远远地一瞧见柯塔尔便同他打招呼，随即猛踢一脚把公鸡赶走，并在咯咯咯的叫声中问两位先生要点儿什么。柯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同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人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人见他来咖啡馆了。

“照您看，他今晚会来吗？”

“嘿！”矮人说，“我又没钻进他的肚子！这么说，您熟悉他常来的时间？”

“是的，不过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只不过想给他介绍我一位朋友。”

堂倌在围裙前沿揩揩潮湿的手。

“噢！先生也在做买卖？”

“不错。”柯塔尔说。

矮人用鼻子吸了一口气。

“那么，您今天晚上再来。我这就让孩子找他去。”

出门时，朗贝尔问他究竟是什么买卖。

“当然是走私。他们通过各个城门把商品运进来，然后高价倒卖出去。”

“好哇，”朗贝尔说，“他们有同伙吗？”

“对，有同伙。”

晚上，遮阳帘已卷了起来，鹦鹉在笼里学舌，一些穿衬衫的男人围坐在一张张铅皮桌前。其中有一个人草帽往后戴，白衬衫敞开，露出焦灰色的胸膛。他一见柯塔尔进来便站起身。他五官端正，脸色黝黑，有一双小小的黑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看上去大约三十岁，手上还戴了两三个戒指。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去喝酒。”

酒过三巡，大家仍然沉默着。于是加西亚建议：

“要么咱们出去说话？”

他们朝港口的方向走下去，加西亚问两位想让他干什么。柯塔尔对他讲，确切说，他向他介绍朗贝尔并非为了买卖，而只为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一边吸着烟，一边径直往前走着。他提出一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管他叫“他”，仿佛没有注意到他也在场似的。

“出去干什么？”

“他妻子在法国。”

“噢！”

片刻之后：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个行当太爱说话。”

朗贝尔没有吭声。

“他是朋友。”柯塔尔说。

他们默默地走着，来到码头，见那里有大栅栏挡住不准出入。于是他们朝一家卖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沙丁鱼的香味扑鼻而来。

加西亚作结论说：

“怎么说这事也与我无关，是拉乌尔在管。我得找到他才行，这可不容易。”

“噢！”柯塔尔活跃起来，他问道，“他藏起来啦？”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身朝着朗贝尔。

“后天，十一点，在海关营房拐角处，在城市的高坡上。”

他做出要走的样子，但又朝他们两人转过身来。

“这得付费。”他说。

这是在验证对方的态度。

“那当然。”朗贝尔同意说。

片刻之后，记者向柯塔尔表示感谢。

“噢！别谢，”柯塔尔快活地说，“为您效劳我感到高兴。再说，您是记者，有朝一日您也可能还我的情呢。”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柯塔尔沿着一条条毫无树阴的街道朝城里的高坡攀登上去。海关的一部分营房已改成了诊疗所，这时有一群人正站在大门前，他们来此是想探望病人，但不可能获准；或为打听消息，但消息是瞬息万变的。总之，有人聚集就可能有频繁的人来人往，可以设想，加西亚和朗贝尔相约在此见面与这样的考虑不无关系。

柯塔尔说：

“真奇怪，您竟执意要走。总的说，这里发生的一切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如此。”朗贝尔说。

“哦！当然，在这里有危险。但在鼠疫发生之前，大家穿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也同样有危险呀。”

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是塔鲁在开车，里厄仿佛正半睡半醒。为给他们作介绍，他才完全醒了过来。

“我们认识，”塔鲁说，“我们住同一个旅馆。”

他主动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回城里。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个约会。”

里厄注视着朗贝尔。

“不错。”记者说。

“哦！”柯塔尔吃惊地问，“大夫也知情吗？”

“预审法官来了。”塔鲁一边望着柯塔尔一边提醒他说。

柯塔尔神色大变。果然，奥东先生正顺着街道朝他们这边走过来，他步伐有力而匀称。他经过这一小群人面前时摘了摘帽。

“您好，法官先生！”塔鲁说。

法官也向车里的两人问好，随即看了看站在后边的柯塔尔和朗贝尔，一本正经地向他们点头致意。塔鲁给他介绍了年金收入者和记者。法官望望天，然后叹口气说，这真是个十分可悲的时期。

“塔鲁先生，有人对我说，您在操持预防措施的执行工作。对此我不大敢苟同。大夫，您认为疫病会蔓延吗？”

里厄说，但愿不会蔓延，法官却一再说，应当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帝的意旨是难以识透的。塔鲁问他，当前的情况是否给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恰恰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有关案件正在减少。我现在只需预审严重违犯新规定的案件。大家还从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法律。”

塔鲁说：

“那是因为，相比之下，老法律必然显得更宽容。”

法官一反他适才作出的凝望天空的沉思神态，用冷峻的眼光审视着塔鲁。

“那又能怎样？”他说，“重要的不是法律，而是判决。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预审法官一走，柯塔尔便说：

“瞧那家伙，他可是头号敌人。”

汽车开动了。

片刻之后，朗贝尔和柯塔尔看见加西亚来到这里。他朝这两人走过来却不打招呼，只以这句话代替问好：“得等一等。”

在他们周围，以妇女占大多数的那群人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女人们几乎都拎着篮子，妄想请人转交给她们生病的亲人，她们更荒唐的想法是亲人们能够享用这些食品。一些武装哨兵把守着大门，时不时有一声怪叫穿过营房和大门之间的院子传到外面。于是，在场的人们当中有的人转过忧心忡忡的脸来望望诊疗所。

这三个人正在观看那场景时，背后一声清晰而低沉的“你们好”使他们转过身来。尽管天气很热，拉乌尔仍穿得整整齐齐。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健，穿一身双排扣的深色套装，戴一顶卷边的毡帽。他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呈棕褐色，嘴唇绷得紧紧的。他说话快而准确：

“我们进城吧。加西亚，你可以走了。”

加西亚点上一支香烟，任他们远去。朗贝尔和柯塔尔随着夹在他们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着。

“加西亚对我说清楚了，”拉乌尔说道，“这事办得到。但无论如何您得为此花一万法郎。”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接受。

“您明天去海军驻地的西班牙饭店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握握他的手，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拉乌尔走后，柯塔尔抱歉说，他明天没空，再说，朗贝尔现在已用不着他了。

翌日，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餐馆时，里面的人全都转过头来瞧他走过去。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在一条被太阳晒得很干的发黄的小巷旁边的低处，来这里用餐的都是男人，其中大多数属于西班牙人那一类型。坐在店堂最里头一张桌子前边的拉乌尔向朗贝尔一打手势，朗贝尔一朝他那里走去，那些人脸上好奇的表情立即消失，他们重又就着菜盘进餐。在拉乌尔那张桌旁还坐了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满脸胡楂，特宽的肩膀，马脸，头发稀疏，又细又长黑毛茸茸的双臂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伸了出来。把朗贝尔介绍给他时，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说出他的名字，谈到他时只叫他“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认为有可能帮助您。他即将让您……”

拉乌尔停下来，因为女招待正走过来问朗贝尔点什么菜。

“他即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这两个朋友再介绍您认识几个对我们很忠诚的哨兵。但认识了还并未解决全部问题。还得要哨兵亲自判断哪一刻有机可乘。最简易的办法是您在他们哪位家住关卡附近的哨兵家里住上几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介绍您接触那些人。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也由他与您结算费用。”

这个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停地切碎西红柿和甜椒拌的生菜，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一会儿他用略带西班牙口音的法语说话了。他建议朗贝尔在后天早上八点去天主教堂门廊下见面。

“还得等两天。”朗贝尔提醒他说。

“那是因为这事情办起来不容易，”拉乌尔说，“还得找到那些人才行。”

马脸再一次点头称是，朗贝尔却并不热切地同意了。在这顿午餐余下的时间里，大家都在找别的话题。但朗贝尔一发现马脸是个足球运动员时，一切都变得容易了。他自己也经常从事这项运动。于是，大家谈论法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华和“W”字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马脸异常活跃，他用“你”称呼朗贝尔，硬要他相信，一支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中卫。“你明白，”他说，“中卫，那是安排进球的角色。安排进球，那才叫踢足球呢……”朗贝尔同意这种看法，尽管他一直是踢中锋的。但他们的议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先播送的是用八音琴轻声奏出的几首令人伤感的乐曲，播音员接着宣布，昨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餐厅里没有谁作出反应。马脸人耸耸肩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临走时，中卫有力地握住朗贝尔的手，说：

“我叫冈萨雷斯。”

朗贝尔觉得这两天时间真是长得没完没了。他去里厄家里一一道出了他进行活动的细节，然后陪里厄去一个病人家里出诊。来到一座住宅门口，见那里有一个可疑的病人在等大夫，他便向里厄告辞。此刻住宅的走廊里响起了奔跑和说话的声音：有人在通报病人家属说大夫到了。

“但愿塔鲁别来晚了。”里厄低声说道。

他看上去很疲惫。

“疫情发展很快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不是这个问题，统计表上的疫情上升曲线甚至放慢了些，只是与鼠疫斗争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资，”他说，“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般都用人来代替物资的不足。但我们也缺少人力。”

“不是从外地来了一些医生和防疫人员吗？”

“不错，”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表面上看够多了，但这只能勉强对付目前的疫情。瘟疫再蔓延就很不够了。”

里厄侧耳倾听着住宅里边的声音，随后向朗贝尔微微一笑。

“对了，”他说，“您应该快点办成自己的事。”

一抹阴影掠过朗贝尔的脸。

“您知道，”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促使我离开的并不是这个。”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但朗贝尔继续说下去：

“我认为我不是懦夫，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不是。这一点我是经受过考验的。只是有些想法让我受不了。”

大夫面对面注视着他。

“您一定会和她重逢。”他说。

“也许吧，但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这期间她会变老，我就无法忍受。人到三十就开始衰退，必须抓紧一切。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理解。”

里厄正低声说他相信自己能理解，塔鲁便到了，显得很活跃。

“我刚去请帕纳鲁加入我们的行列。”

“怎么样？”大夫问道。

“他想了想，同意了。”

“这让我高兴，”大夫说，“知道他本人比他的布道优秀，这让我高兴。”

“大家都这样，只不过要给他们机会。”

他笑笑，再向里厄挤挤眼。

“在生活中给人提供机会，这正是我感兴趣的事。”

“请原谅我，”朗贝尔说，“我得走了。”

在约好的礼拜四，朗贝尔在差五分钟八点来到天主教堂的门廊下。空气还相当清新。天上冉冉飘动着几朵小而圆的白云，可是要不了多久，热气一升腾就会把云朵一下子吞没。草坪已经被晒干，但还在散发淡淡的潮湿气息。在东边房舍的背后，太阳只晒热了广场上的全身镀金的圣女贞德塑像的头盔。一座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冷清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里传来模糊的诵读圣诗的声音，随声飘来的还有人们熟悉的地窖和焚香的香味。突然，唱诗停了下来。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出来，一路小跑，往城里的方向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还有一些黑色的身影在攀登着长长的台阶，朝门廊走来。朗贝尔点上一支烟，随即想起这样的地方也许不准抽烟。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开始低沉地奏起来。朗贝尔走到阴暗的拱顶下面，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在正殿里瞥见那些从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矮小身影。他们都聚集在一个角落里，面前有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祭坛一类的台子，台上安放了一座在城内一间雕刻室赶制出来的圣洛克[6]塑像。那些身影跪在那里，看上去仿佛蜷缩成了一团一团，隐没在暗淡的灰色中，有如一片片凝固的影子，散布在这里那里，略比他们周围模糊的颜色深一些。在他们上面，几架管风琴无休无止地奏着变奏曲。

朗贝尔走出大殿时，冈萨雷斯已经在下台阶，往城里的方向走去。

“我原以为你已经走了，”他对记者说，“这很正常。”

他解释说，他和几个朋友另外有一个约会，在七点五十分，离这里不远，但他白等了他们二十分钟。

“他们肯定是不能分身。干我们这个行当是不会老那么顺心的。”

他建议翌日的同一时间再约会一次，就在亡人纪念碑前。朗贝尔叹了口气，将毡帽向后推了推。

冈萨雷斯笑了笑，作结论说：

“这不算什么，你想想进球之前必不可少的所有那些计谋、进攻和传球吧。”

“那当然，”朗贝尔又说，“但一场球只进行一个半钟头。”

阿赫兰的亡人纪念碑坐落在惟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那是个沿着悬崖散步的去处，距俯临海港的悬崖不远。第二天，朗贝尔首先前来赴约，他专心地读着战死沙场的亡人的名单。片刻之后，两个男人走过来，漠不关心地看了看他，然后走到散步的地方，靠在护栏上，瞧那神气仿佛在出神地观看空荡荡冷清清的码头。这两人的高矮一模一样，都穿了蓝长裤和短袖的海军蓝棉毛衫。记者稍走远几步，然后坐在长凳上，这样才能不慌不忙地观察那两个人。他发现他们肯定到不了二十岁。这时，他瞧见冈萨雷斯正一边抱歉一边朝他走过来。

“那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说，随即把记者引到那两个年轻人身边，介绍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他俩非常相像，朗贝尔认为他们是兄弟。

“好了，”冈萨雷斯说，“现在大家都认识了。我们把那桩事情作些安排。”

马塞尔或路易说他们的值勤日两天以后开始，要持续一个礼拜，必须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日子。守西城门的一共有四个人，另外那两个是职业军人。当然不能把他们牵扯进这件事，他们不可靠，再说那也会增加费用。不过，有些晚上，这两个同事要去他们熟悉的一家酒吧的后店堂玩几个钟头。因此，马塞尔或路易建议朗贝尔先住在他们家，就在城门附近，在那里等候别人去找他。那样，出城会非常容易。然而必须抓紧时间，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准备在城外设立双岗哨的事。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把他最后的烟卷请他们吸了几支。还没有开口说话的那一位便问冈萨雷斯，费用问题是否已经谈妥，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支取一些。

“不行，”冈萨雷斯说，“没有必要，这是朋友。费用问题在出发时解决。”

他们决定再约会一次。冈萨雷斯提议两天后去一家西班牙饭店吃午饭。从那里可以径直去哨兵的家。他对朗贝尔说：

“第一天晚上我跟你做伴。”

翌日，朗贝尔上楼回自己的房间时，在旅馆楼梯上遇见了塔鲁。

“我还要去和里厄碰头，”塔鲁对朗贝尔说，“您想不想一道去？”

朗贝尔迟疑一会儿说道：

“我从来没有把握是否打扰了他。”

“我认为您没有打扰他，他经常谈到您。”

记者思忖着说：

“听我说，晚饭后你们如果有一点儿空闲时间，晚点儿不要紧，请你们俩来旅馆的酒吧一趟。”

“这取决于他，也取决于鼠疫。”塔鲁说。

不过，晚上十一点，里厄和塔鲁还是走进了那间又小又窄的酒吧。三十来个人肘碰肘地挤在那里高谈阔论。刚从疫城的静默中来到这里的他俩感到有点晕头转向。看见这里还在卖烧酒，他们便明白了这种拥挤吵嚷的缘由。朗贝尔在长柜台的一头从他坐着的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分别坐在朗贝尔的两边，塔鲁平静地推开一个大声嚷嚷的邻座。

“您不害怕烧酒吧？”

“不，”塔鲁说，“恰恰相反。”

里厄用鼻子嗅着他酒杯里的苦药味。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谈话，朗贝尔却仿佛格外专心地在喝酒。大夫还不能判断他是否醉了。他们待的狭窄去处还有两张桌子，一个海军军官占了其中的一张，他左右胳膊分别挽着一个女人，正在向一个满脸通红的胖子讲述埃及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瘟疫：“营地，”他说，“给那些土著建了些营地，病人有帐篷，周围有一道防疫封锁线，哪个家庭企图偷偷送来偏方土药，哨兵就朝它开枪。很严酷，但那是正确的。”另外一张桌子周围坐着几个风度翩翩的青年，他们的谈话令人费解，而且湮没在搁得高高的电唱机放送的英语歌曲《圣詹姆斯诊疗所》的节拍里了。

“您还满意吧？”里厄提高声音问道。

“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个礼拜。”

“真遗憾。”塔鲁叫着说。

“为什么？”

塔鲁看看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您留在这里也许对我们有用。但我呢，我非常理解您离开的愿望。”

塔鲁请他们再喝一杯。朗贝尔从自己坐的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注视着他。

“我在哪方面可能对你们有用？”他问。

“好吧，”塔鲁说着不慌不忙地伸手拿起他的酒杯，“在我们的卫生防疫队里。”

朗贝尔又露出他惯常的若有所思的固执神情，随即再坐上他的高凳。

“您似乎认为这些防疫队没什么用？”塔鲁喝了一口酒之后说道，同时认真地望着他。

“非常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

里厄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他想，这记者显然是完全醉了。

翌日，朗贝尔第二次走进那家西班牙餐馆，他从一小群男人中间穿过去。那群人把椅子搬到门口，正在那里欣赏炎热刚开始退去时的清爽的金色黄昏。他们吸一种呛人的烟草。餐馆里边几乎空无一人。朗贝尔进去坐在最里头那张他和冈萨雷斯初次见面时坐的桌子前。他对女招待说他要等人。现在是十九点三十分。外面那些人逐渐回到餐厅坐了下来。开始上菜了，于是，低矮的扁圆拱顶下到处是刀叉碰撞声和低沉的谈话声。到二十点了，朗贝尔仍然等着。灯亮了，已经有一些新来的顾客坐到他的桌边。他点了菜。二十点三十分时，他吃完晚饭，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兄弟仍然没有到。他吸了几支烟。餐厅渐渐空了下来。外面，夜色降临十分迅速。从海上吹来一阵湿热的微风，轻轻掀起了落地窗的帘子。到二十一点，朗贝尔发现已经人去厅空，女招待正吃惊地望着他。他付了钱，出去了。餐馆对面有一家咖啡馆还没有打烊。朗贝尔进去坐在长柜台前，一边注意餐馆门口的动静。到二十一点三十分，他朝自己的旅馆走去，琢磨着怎样才能再找到冈萨雷斯，他没有此人的地址，再琢磨也枉然。一想到必须从头开始奔走他便心慌意乱。

就是在这一刻，在不时有救护车一闪而过的夜里，他意识到，正如他后来告诉里厄大夫的，在这段时间，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把他的妻子抛在脑后，从而一心一意地在造成他们夫妻咫尺天涯的围墙上寻找缺口。也是在这一刻，一旦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他又在欲念的中心把妻子重新找了回来，而且突然感到撕裂般的痛楚，使他朝自己的旅馆跑了起来，以躲避这难以忍受却又随附其身的啃蚀着他太阳穴的痛感。

翌日清晨，他又赶到里厄那里，问他怎样才能找到柯塔尔。

“我现在要做的事，”他说，“只能是一步步地重头做起。”

“您明天晚上来这里，”里厄说，“不知为什么，塔鲁要我邀请柯塔尔。他大约十点到。您十点半来。”

第二天，柯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正和大夫谈论大夫那里发生的一起意外的病愈事件。

“十个当中出一个。算他运气。”塔鲁说道。

“哦！好呀，”柯塔尔说，“他得的不是鼠疫。”

这两位向他保证说，的确是这个病。

“他既然治愈了，那就不可能是。你们比我清楚，鼠疫是不治之症。”

“一般说，是这样，”里厄说，“但稍微坚持一下，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柯塔尔在笑。

“发生不了。你们今晚听到公布的数字了吗？”

一直宽厚地望着这个年金收入者的塔鲁回答说，他知道那些数字，情况十分严重，但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还需要采取更特殊的措施。

“嘿！你们已经采取了。”

“不错，但还需要每个人都为自己采取措施。”

柯塔尔看看塔鲁，不理解他的话。塔鲁说，毫无作为的人太多，瘟疫关系到每个人，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卫生防疫志愿组织的大门是为所有的人开着的。

“这是一种想法，”柯塔尔说，“但这种想法没用。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用耐心的口吻说：

“在我们把所有办法都试过之后，我们才知道厉害不厉害。”

在他们谈话期间，里厄一直在写字台前抄卡片。塔鲁说话时始终注视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柯塔尔。

“您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柯塔尔先生？”

这一位带着被触怒的神情站起来，拿上他的圆帽，说：

“我不是干这行的。”

接着，他用虚张声势的口气说：

“再说了，在鼠疫里我活得舒坦，我！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掺和进去，让鼠疫停止。”

塔鲁拍拍额头，恍然大悟：

“哦！真的，我忘记了，如果没有鼠疫，您早被逮捕了。”

柯塔尔惊得不由自主地一抖，连忙抓住椅子，好像马上要跌倒。里厄停止抄写，注视着他，看上去又严肃又关心。

“是谁告诉您的？”年金收入者叫着问。

塔鲁显出吃惊的样子，说：

“是您自己呀。起码大夫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见柯塔尔一下子狂怒到极点，连话也说不清楚，塔鲁补充说：

“别那么激动嘛！又不是大夫和我要揭发您。您那些事与我们无关。再说，我们从来就不喜欢警察。好了，坐下吧。”

年金收入者看看椅子，迟疑一会儿，坐下了。片刻之后，他叹口气，承认说：

“他们重新搬出来的，是一件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还以为都忘记了呢。但其中有一个人讲出来了。他们便传唤了我，告诉我，在调查结束之前，我得随叫随到。我明白，他们末了一定会抓我。”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道。

“那得看您指什么。无论如何，那不是凶杀。”

“会坐牢还是强迫劳动？”

柯塔尔显得垂头丧气。

“要是我运气好，会坐牢……”

但片刻之后，他又用激烈的口气说：

“那是个错误。谁都会犯错误嘛。一想到我会因此被抓走，会离开我的家、我的习惯和我熟悉的人们，我就受不了。”

“噢！”塔鲁问道，“就为这事您想出了去上吊？”

“对，那当然是干了蠢事。”

里厄这才初次开口说话，他告诉柯塔尔，他理解他的忧虑，但也许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哦！我知道我暂时没什么可害怕的。”

“看得出来，”塔鲁说，“您不会参加我们的防疫组织。”

柯塔尔用手把帽子转来转去，抬头用犹豫不决的眼神看看塔鲁：

“没有必要生我的气。”

“肯定不会，”塔鲁笑着说，“但至少您尽可能别去故意传播细菌。”

柯塔尔抗议说，他并没有希望发生鼠疫，鼠疫就这么来了，如果说疫病使他的事得到暂缓处理，这可不是他的过错。当朗贝尔来到门口时，这位年金收入者正用非常有力的声音补充说：

“此外，我的想法是，你们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朗贝尔得知柯塔尔也不知道冈萨雷斯的地址，不过，总还可以回到那家小咖啡馆。他们约定翌日再会面。见里厄表现出想知道情况的愿望，朗贝尔邀请他和塔鲁在本周末夜里随便什么时候去他的房间。

早上，柯塔尔和朗贝尔去到那家小咖啡馆，留话给加西亚，请他晚上赴约，如果不能分身，则改为明天。当天晚上，他们白等了一阵。第二天，加西亚来了。他不声不响地听朗贝尔讲他遇到的一连串麻烦事。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有些街区为了核查户口已实行二十四小时封锁。可能是冈萨雷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禁止通行的护栏。但他能帮的忙只是重新让他们与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件事也只能在两天之后才办得到。

“我看得出，”朗贝尔说，“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到第三天，在一条街的街角，拉乌尔证实了加西亚的揣测。对近海街区实行了封锁。必须重新与冈萨雷斯取得联系。两天之后，朗贝尔同那位足球队员一道吃午饭。

“这太蠢了，”冈萨雷斯说，“当时就该商量一个重见的办法。”

朗贝尔持相同的看法。

“明天早上咱们去那两个小伙子家里，怎么也得想法把一切办妥。”

翌日，小青年不在家。他们留话第二天中午在中学广场见面。塔鲁在下午遇见了朗贝尔，这位记者回到旅馆时的表情使塔鲁感到震惊。

“进行得不顺利？”塔鲁问他。

“好不容易重新接上了头。”朗贝尔说。

他再一次邀请他们：

“今晚来吧。”

晚上，这两位走进他的房间时，他正躺在床上。他起来后，斟上事先准备好的酒。里厄接过自己那一杯，问他是否进行顺利。记者说他重又绕了整整一圈，现在到达了当初那个地点，他很快就会进行最后一次会晤。他喝口酒，补充道：

“当然，他们是不会来的。”

“没必要把这当成规律。”塔鲁说。

“您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朗贝尔耸耸肩说。

“您指什么？”

“鼠疫。”

“噢！”里厄插进来。

“不，你们不明白，问题在于重新开始。”

朗贝尔走到屋角，打开一台小型唱机。

“那是什么唱片？”塔鲁问，“我听过这张唱片。”

朗贝尔回答说，那是英语的《圣詹姆士诊疗所》。

放唱片的中间，他们听见远处响了两下枪声。

“对付一条狗或一次逃逸。”塔鲁说。

片刻之后，唱片唱完，这时救护车呼叫的声音变得清晰，而且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的窗户下经过之后，逐渐缩小，最后消逝了。

“这张唱片没趣味，”朗贝尔说道，“再说，我今天已是第十次听它了。”

“您就这么喜欢这一张？”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一会儿：

“我对你们讲，问题在于重新开始。”

他问里厄，防疫组织的活动进行得如何。已经有五个防疫队在工作，希望能再建立一些。记者坐在他的床上，仿佛在操心他的指甲。里厄仔细观察着他那缩在床边的粗短壮实的身影。他突然发现朗贝尔也在注视他。

“知道吗，大夫，”朗贝尔说，“我经常在想你们那个组织。如果说我没有同你们一道，那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别的方面，我相信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为哪边而战？”塔鲁问道。

“为战败的一方。不过，自那以后，我作过一些思考。”

“思考什么？”塔鲁问。

“思考勇气问题。现在，我知道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

“大家的印象是，这样的人无所不能。”塔鲁说。

“不对，这样的人不善于受苦，或不善于长久地享受幸福。因此说，他干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

朗贝尔看看他们，接着说：

“哦，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目前不能。”

“是这样。而您却能为某种理念而死，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而我呢，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里厄一直在专心地听朗贝尔说话。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记者，同时温和地对他说：

“人并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朗贝尔从床上跳下来，面孔激动得通红。

“就是一种理念，一种短暂的理念，从他背离爱情那一刻就开始变成理念了。确切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够爱了。咱们认命吧，大夫。等待变得能爱的那一天吧，如果真的没有那一天，咱们就等待全面解脱，但别扮演英雄。对我而言，也就到此为止了。”

里厄带着刹那间变得厌倦的神情站起身来。

“您说得有道理，朗贝尔，完全有道理，我再怎么也不想让您放弃您要做的事，我认为那是正确的，是好事。但我也有必要告诉您，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惟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哦！”朗贝尔狂热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也许我选择爱情实际上是错了。”

里厄正面对着朗贝尔：

“不，”他有力地说，“您没有错。”

朗贝尔沉思着看看他们。

“你们两人，我猜想你们在那一切里面不会丢失什么。这样，站在好的方面就容易些。”

里厄一口饮尽杯里的酒。

“走吧，”他说，“我们还有事要办。”

他出去了。

塔鲁跟着他，但在走出去那一刻，他好像改变了主意，便转身朝记者走过来，对他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正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一家疗养院疗养？”

朗贝尔表示吃惊，但塔鲁早已离开了。

翌日，一到上班时刻，朗贝尔就打电话给大夫：

“接不接受我和你们一道工作，直到我有办法出城为止？”

电话线那头默不作声，接着：

“接受，朗贝尔。我谢谢您。”

[1] 《圣徒传》系意大利圣徒传记作家雅克·德·沃拉兹（约1228—1298）于1260年左右完成的作品。

[2] 该隐系《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出于忌妒，他在田间杀死自己的亲兄弟亚伯。

[3]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巴勒斯坦古城，据《圣经》传说，都因市民道德败坏而毁于天火。

[4] 约伯系《圣经》故事中人物。原为虔诚的富人，后历经上帝派撒旦带给他的各种考验而虔诚如初。

[5] 阿尔赞指马、骡的栗色皮毛。

[6] 圣洛克（1295—1327），曾献身于缓解瘟疫病人痛苦的工作。后来他本人也病倒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幸亏一只狗发现了他，狗的主人请人看护并治愈了他。他的纪念日是8月16日。

·第三部·

就这样，鼠疫的囚犯们整个礼拜都在竭尽全力进行搏斗。看得出来，他们当中有些人，比如朗贝尔，竟想像自己是在以自由人的身份行动，以为他们还有选择的余地。然而，事实上此刻可以说出来了在八月中旬，瘟疫已经覆盖了一切。这一来，再也不存在个人的命运了，只有鼠疫这个集体的经历和休戚与共的感情。其中最强烈的是离情和放逐感，以及这些感情所包含的恐惧和愤慨。这说明为什么笔者认为，在这酷热和疫病的高峰期，最好能以概括的方式举一反三地把幸存同胞的过火行为，把埋葬死者的情况以及情侣们生离死别的痛苦描写一番。

正是在那一年的盛夏，疫城刮起了大风，而且一连刮了好几天。阿赫兰的居民最怕这种风，因为它一刮起来就长驱直入，横扫城市所在地的高原，而且气势汹汹地钻进大街小巷。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与清凉无缘的城市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土，大风一吹，灰土便像鳞片一般剥落下来。于是，热风掀起灰尘和纸片的滚滚浪潮，拍打着日益稀少的散步的人。只见他们在马路上加快脚步，往前弯着腰，用手帕或用手捂着嘴巴。过去每到晚上，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因为害怕每个日子都可能是末日，便尽量把日子拖长；现在街上遇到的却是小群小群急着回家或进咖啡馆的人。因此，几天以来，在比平时提前降临的暮色里，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风在不停地呜咽。从波涛汹涌的永远看不见的大海，升起一股海藻和盐的气味。于是，这个冷僻的、被尘土染得灰白的城市，这个浸透了海洋味而又狂风怒号的城市像一个不幸的孤岛，发出痛苦的呻吟。

此前，鼠疫的受害者在外城街区远比城中心多，因为外城人口更密集，各种起居设施都更差。然而，现在瘟神似乎一下子靠近了繁华商业区，同样在那里安家落户了。居民责怪大风，认为是它把传染菌运送到了那里。“大风把事情搅乱了。”旅馆经理说。但无论如何，城中心街区的居民明白，现在轮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在夜里听到救护车的喇叭声在附近响得越来越频繁，使鼠疫那无精打采的、阴沉沉的召唤在他们窗下鸣响。

就在城中心，有人打算把某些受鼠疫侵袭格外严重的街区隔离起来，只允许执行公务必不可少的人出入。一直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个措施是故意刁难他们，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把自己和别的街区以及可以自由来往的人对比起来考虑。反之，那些尚可以自由来往的人在危难时刻一想到别的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又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总有比我更受束缚的人。”这句话便概括了当时能够抱有的惟一的想法。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火灾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尤其在西城门附近的娱乐街区。有消息称，那是一些从四十天检疫隔离期满回家的人干的，那些人被丧事和灾难弄得惊慌失措，便放火烧掉自己的房屋，幻想鼠疫能因此而灰飞烟灭。厉风助火势，放火之频繁使一些街区整个处于无休无止的危险当中，而要同这种行径作斗争却十分困难。尽管一再论证，当局组织进行的住宅消毒足以排除传染的危险，但仍无济于事，因此，必须颁布极为严厉的命令，惩罚那些无知的放火犯。毫无疑问，并非害怕坐牢的想法本身，而是全体居民一致深信不疑的“坐牢等于死刑”的考虑使那些不幸的人却步，因为有记录显示，本市牢狱里的死亡率极高。当然，这种深信不疑也并非没有根据：由于明显的原因，鼠疫似乎特别喜欢穷追猛打习惯于过集体生活的人们，如士兵、修道士或囚犯。虽然在押的人有的被隔离，监狱仍然是一个群体。在市立监狱，无论狱卒抑或犯人都在患疫病。从鼠疫的高度来看，从监狱长到最后一个犯人，大家都被判了刑，而且，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绝对公正在牢狱里占了优势。

当局试图引进等级制度以冲淡这种平均化的现象，想出了封看守们为尽忠职守为国捐躯的烈士这样一个主意，但那是白费心计。由于城市处在戒严状态，从某种角度看，狱卒可以视为被军事动员的人，所以给他们追赠了军功章。然而，即使在押的人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情绪，军方也并不看好此事，他们完全有理由指出，这样做，在公众思想上会产生令人遗憾的混乱。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当局考虑，最简便的办法是授予可能死亡的看守以瘟疫纪念章。但对已追赠军功章的看守来说，生米已煮成熟饭，根本不可能收回勋章，而军界又在继续坚持他们的观点。另一方面，就瘟疫纪念章而言，它的弊病在于，接受它的人不可能像接受军功章的人那样感到精神振奋，因为在瘟疫肆虐时期，得到这样一枚纪念章太平常了。结果是哪方面的人都不满意。

另外，监狱部门不可能像宗教当局，更不能像军事当局那样行事。本市惟一两座修道院的修道士事实上都临时分散住到虔诚信徒的家里了，同样，每次只要可能，一些小股部队便从军营里分出来，驻扎在学校或公共建筑大楼里。因此，表面上，疫病迫使居民同病相怜唇齿相依，同时却割断了他们传统的联系，使每个人重新陷入孤独境地，因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可以想像，这一切景况再加上大风，当然也会使某些人头脑发热、焦灼不安。每到夜里，各城门又重新受到多次进攻，而且现在已是武装结伙进攻了。曾发生过交火，有人受伤，也有人逃亡。岗哨的兵力加强了，逃亡的企图停止得相当快速。但这种企图却足以在城里刮起一阵急剧的变革之风，这股风已引起了几桩暴力事件。有些出于防疫原因而燃烧或关闭的房屋被抢劫了。实话实说，很难设想这些行为都是预先策划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个突发的偶然事件促使一些原先一直很正派的人干出应当受到申斥的勾当，并且立即被人加以效法。这样一来，有些狂怒的人便在某个痛苦得发呆的房屋主人眼皮底下冲进他正在燃烧的房屋。见屋主人无动于衷的神情，许多看热闹的人也亦步亦趋，跟了进去，于是，在这条黑暗的马路上，借助火灾的微光，可以看到一些逐渐减弱的火苗以及被肩上扛的物件或家具弄得变了形的人影往四面八方逃窜。正是这些事故逼迫当局将宣布瘟疫状态和宣布戒严进行比较，从而实施相应的法律。枪毙了两个偷盗犯，但此举是否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值得怀疑，因为当时死亡的人那么多，两人被执行枪决是引不起注意的：那简直是沧海一粟。事实上，类似的场面经常重现，而当局并没有准备干预的样子。惟一使人印象深刻的措施是实行宵禁。从夜里十一点开始，全市一片漆黑，变成了一座石头城。

在月色如洗的天幕下，可以看见城里一排排整齐而微微发白的山墙，以及一条条笔直的街道，这些街道不曾有过黑黑的树影，也没有闲逛者的脚步声和狗吠声打破它的静谧。这一来，这座寂寥的大城市只能算是一个个毫无生气的笨重立方体拼凑起来的庞然大物，在那些立方体之间，只有已被遗忘的慈善家或已被青铜封杀的昔日的伟人沉默的塑像，还在以他们的石头或铜的假面孔让大家想起人死之后光彩尽失的样子。这些平庸的偶像在浓浓的夜幕下，在死气沉沉的十字路口摆出庄严的模样，其实只是些冷漠的毫无理性的家伙，他们相当形象地代表着我们已经进入的僵化的独裁统治时期，起码代表这个统治时期最高的秩序，即一座大古墓的秩序，在这座大古墓里，鼠疫、石头和黑夜最终会窒息所有的声音。

所有人的内心也都像黑夜一般忧郁，而人们转述的关于丧葬问题的传闻无论是真实情况还是无稽之谈，都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同胞放心。因为很有必要谈及丧葬，笔者也只好为此而抱歉了。他清楚地感到有人在这方面可能责备他，而他能为自己辩解的惟一理由是，在那段时间一直都有丧葬活动；而且可以说，就像所有的同胞一样，他也在被迫操心丧葬问题。无论如何，这并非缘于他对这类仪式很有兴趣，恰恰相反，他更热中的倒是活人的世界，举个例子，他更喜欢洗海水浴。但总的说来，海水浴已经被取消，而活人的世界也一天到晚都在害怕被迫向死人的世界让步，那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然，人们仍旧可以尽量不去看它，可以蒙上眼睛，将它拒之于千里之外，但明显的事实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这力量最终必然卷走一切。您有什么办法，比如，在您心爱的人们需要埋葬的那天去拒绝丧葬？

好吧，一开始，我们那些葬礼的特点乃是快速！所有的礼节都简化了，而且，就一般而言，殡仪馆那一套全都取消了。病人死在远离家庭的地方，而且禁止夜间的礼仪性守灵，因此，在夜间离开人世的人都孤单地度过那一夜，死在日间的人则立即被掩埋了。当然要通知家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属如果曾在病人身边生活过，都处在防疫隔离期，没有行动自由。即使家属不曾同死者在一起，他们也只能在指定的启程去墓地的时刻到达那里，那时，遗体已经清洗过并放进棺材了。

我们姑且假定这套仪式是在里厄管理的附属医院里进行。医院设在一所学校，校内的主楼后边有一个出口。那里有个面向走廊的很大的杂物堆放处，里面放着棺材。死者家属就在这个走廊里找到了惟一一个已经盖好的棺材。于是，立即进入最重要的程序，即是说，院方要一家之长在一些文书上签字。然后把遗体放进一辆汽车，这汽车或者是真正的货车，或者是大型救护车改装的车。家属们登上一辆批准运行的出租车，于是，几辆汽车以飞快的速度经过几条外马路来到墓地。几个宪兵在大门口就让车队停了下来，在官方批准的通行证上盖一个章，没有盖章的通行证，就不可能到同胞们叫做最后栖身地的去处。盖完章，宪兵闪开，车队开到一块四方形的土地旁边停下，这块地上的许多墓穴正等着人们来填满呢。一位教士前来迎接遗体，因为教堂已经取消了殡葬服务。在祈祷声中，有人把棺材抬下来，用绳子捆好，拖到坑边，棺材往下滑，碰到了坑底，教士便把洒圣水的瓶子晃来晃去，这时，泥土已开始在棺材盖上跳动了。为了喷洒消毒药水，救护车先走一步，在一铲一铲的黏土落地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时，家属们再钻进出租车。一刻钟之后，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处。

就这样，一切都的确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危险性进行着。当然，至少在开始时，家庭的伦理亲情因此而明显受到伤害。然而，在鼠疫流行时期，是不可能考虑这一类理由的：因为大家都为效率而牺牲了一切。一开始，百姓为这些做法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不堪，因为想葬得体面的愿望比人们想像的要普遍得多，但过些时候，随着食物供应问题变得棘手，居民的注意力幸好转为操心最紧迫的事了。他们全神贯注在排队、走门路、为吃饭而办手续之类的事情上，再也没有时间去琢磨周围的人如何死去，他们自己某一天又如何死去。这一来，原先应该是件坏事的物资紧缺的困难，后来竟表现为好事了。倘若瘟疫不再像那样有目共睹地继续蔓延下去，一切都有可能处于最佳状态。

棺材变得越来越稀有，用作裹尸布的布匹和公墓的墓穴也很紧缺。有必要深思熟虑了。出于效率的考虑，最简便的办法是集中举行葬礼，并在必要时增加医院和墓地之间往返运送的次数。至于里厄的诊疗所，此时此刻医院只有五个棺材可供使用。一旦放满遗体，救护车便将其运走。到了墓地，棺材腾出来，铁灰色的尸体放到担架上，送到专门为此拾掇出来的库房等候。棺材浇了防腐溶液之后再送回医院，于是再照此程序进行，需要多少次就来回多少次。组织工作十分顺利，省长显得很满意。他甚至对里厄说，归根到底，与历史记载的以往鼠疫流行时期由黑人拉堆死人的大车相比较，这样做好多了。

“是的，”里厄说，“埋葬方式相同，但我们却登记了卡片。进步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行政当局成绩斐然，如今这一套葬礼具有的令人极不愉快的特性仍然迫使省府将死者家属拒之于仪式门外。不过也还允许他们来到墓地门口，但，这并不是正式的。因为，举行最近那次葬礼时，情况已有一些变化。在墓地尽头一块长满乳香黄连木的空地上，挖了两个特大的墓坑，一个埋男人，另一个埋女人。从这个角度看，政府还算遵守礼仪，只是在很久以后，迫于形势，才丢掉了这最后的惧怕伤风化的考虑。于是，无论男人女人，都一股脑儿人重人埋在一起，再也顾不得体面了。所幸这极端的混乱只是这次灾难最后时刻的标志。在我们谈到的那段时间，分葬墓穴还存在，而且省府非常坚持这一点。在每个墓穴底部，厚厚的一层生石灰沸腾着，冒着烟。在墓穴周边，堆放着同样的生石灰，石灰的气泡在流动的空气里劈啪作响。在救护车运送完毕后，人们便把排成队的担架抬到坑边，让一个一个光身的有点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差不多是并排躺下，这时，开始给他们盖上生石灰，然后盖泥土，但只盖到一定的高度，因为还得给后来的宿主留下地盘。翌日，死者家属应邀在丧葬记录簿上签名，此举标志出人，比如，与狗之间可能具有的区别：什么时候都可以检验。

这一切行动都需要人手，而人手却永远处于匮乏的边沿。护士和掘墓人一开始还是官方的，后来便临时拼凑，而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死于鼠疫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总有一天会传染。但仔细考虑起来，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瘟疫流行期，从来都不缺干这一行的人。危急时期正好在鼠疫达到高峰之前不久，里厄大夫的忧虑因此有了依据。无论是干部还是他叫做干粗活的人，人手都显得不够。然而，从鼠疫真正席卷全城那一刻起，它的肆虐本身反而引来了给人方便的结果，因为它打乱了全部的经济生活，从而造成了大批的失业者。在多数情况下，失业者对招聘干部不可能提供人力，但找人干粗活脏活却容易多了。的确，从那一刻起，贫穷一直显得比恐惧更厉害，尤其因为那种活计越危险工资越高。各卫生防疫机构都可以有一张求职者的名单，一旦遇上休假，就通知名单上的第一批求职者，除非在此期间那些人也在休假，他们一定会招之即来。这样，一直下不了决心使用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犯人来干此类工作的省长就可以避免走这个极端了。只要还有失业者，他就同意再等等。

勉勉强强拖到八月末，这之前我们的同胞还能够，虽不说体面地，起码相当有序地被运到他们最后安息的地方，这种有序可以使政府意识到自己还在尽职尽责。然而，必须将后来发生的事情稍稍提前，才能报道当局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实际上，从八月开始，鼠疫就处于相持阶段，死难者积累的数字远远超过我们那小型公墓的负荷能力。推倒围墙，给死人开通道朝周围延伸都无济于事，还得尽快找出别的办法。起初决定夜里掩埋死人，这样做，一下子就免去了对亡人的某些尊重。救护车上尸体越堆越高。几个在宵禁之后还违章滞留在外城区的行人（或因工作去那里的人）有时会看见长长的白色救护车队从那里高速开过，使静夜寂寥的大街回响着它们那并不清亮的铃声。尸体被匆匆扔进坑里。死人们还没有停止摇晃，一铲铲的生石灰便冲他们脸上撒下来，泥土不管他们姓甚名谁，将他们埋在越挖越深的洞穴里。

不过，晚些时候就不得不另找地盘并拓宽原有的空间。省府的一纸命令剥夺了永久性出让墓地占有人的所有权，挖出来的遗骸被运往火葬场。不久，死于鼠疫的人自己也不得不被送去火化。这一来就得起用位于东城城门外的焚化炉。防疫小分队因此分布得更远，市府的一位公务员建议利用原先跑沿海峭壁道路而目前无用武之地的有轨电车来跑这段路，这就大大方便了当局的工作。为此，人们将电车的拖车和车头收拾出来，撤去了座位，并把轨道转向焚化炉附近，那里便成了终点站。

在整个夏末那段时间，秋雨绵绵，每到深夜，都能看见一列列无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沿海峭壁轨道上。居民们到最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上峭壁道路，还是有一群一群的人经常溜到俯瞰大海的岩石之间，趁电车经过时将花抛进拖车里。那时，在夏夜里，总能听到满载鲜花和死人的车辆还在那里颠簸。

每到清晨，起码在头几天，一种令人作呕的浓烟笼罩着东城的街区。医生们一致认为，这种烟雾虽然让人不舒服，却并不会危害任何人。然而，这一带的居民立即威胁说要逃离这些街区，他们相信鼠疫会乘烟雾从天上袭击他们，于是不得不通过一种复杂的管道系统转移烟雾的方向，居民们这才安静下来。不过，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一股从东边吹来的淡淡的臭味仍然提醒他们，他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情况之下，鼠疫的火焰每晚都在吞食着他们纳的税。

瘟疫最严重的后果正在于此。幸好后来瘟疫没有继续蔓延，否则可以设想，政府各部门的精明、省府采取的预防措施，甚至焚化炉的焚化容量总有一天会应付不了局面。里厄知道，上头因此而在考虑诸如抛尸大海一类的不顾一切的解决办法，他很容易想像出蓝色的海水将溅起怎样可怕的浪花。他也知道，如果统计数字继续上升，再优秀的组织都将无法抵御，人们会不顾省府的禁令，跑过来死在人堆里，腐烂在大街上，全城的居民都会看见，在公共场合，垂死的人紧紧抓住活着的人，表情里透出合情合理的仇恨，以及愚蠢的希望。

无论如何，正是这种现实的明白无误性，或曰对现实的感知使同胞们保持着流放感和别离感。在这方面，笔者非常清楚，自己不能在此报道一些真正戏剧性的东西该多么令人遗憾，比如报道人们在老故事里常见到的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或某个辉煌的壮举。原因是灾祸比任何东西都更不壮观，而且，巨大的祸患时间之长本身就十分单调。在历经灾害的人们的记忆里，鼠疫期间的恐怖日子并不显得像无休无止的残酷的火焰，却更像没完没了的重重的踩踏，将它所经之处的一切都踩得粉碎。

不，鼠疫与在瘟疫伊始时一直触动着里厄大夫的那些崇高的令人振奋的图景毫不相干。它最初体现出来的乃是一套谨慎的、无懈可击的、运转良好的行政措施。正因为如此，顺便说说，为了不背弃什么，尤其不背弃自己，笔者才倾向于客观描写。他几乎不想通过写作技巧的作用来改变任何东西，除非关系到这个结构大致紧密的叙述本身的基本需要。正是客观性本身迫使他此时此刻这样讲：如果说那个时期最大的痛苦，最普遍也最深切的痛苦是关山阻隔，如果说将瘟疫的那个阶段重新描写一番在良心上是责无旁贷的，那么，这一点也同样真实：在那时，那种痛苦本身正在失去它哀婉动人的一面。

我们的同胞，起码是那些最受离别之苦的同胞对那种景况是否已习惯成自然了？要肯定这一点并不完全正确；说他们无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饱受枯竭之苦倒更确切。鼠疫伊始时他们还能清楚忆起他们失去的人儿并思念再三。但，如果说他们能清晰地回忆心爱之人的音容笑貌，回忆他们俩事后才意识到是很幸福的某一天，他们却很难想像，当他们回忆往事的那一刻，在天涯海角的亲人能做些什么。总之，在那一刻，他们拥有记忆力，但却缺乏想像力。在鼠疫的第二阶段，他们连记忆力都失去了。并非因为他们忘记了亲人的面容，而是因为这也一样那已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面容，他们在体内已感觉不到亲人的存在。头几个礼拜，他们还想抱怨，在他们做爱这类事情里，他们接触的只是些影子，后来，他们发现，那些影子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干瘪，连记忆里保存的最淡的色彩都会无影无踪。经过这漫长的别离期，他们再也想像不出自己亲身经历的那种亲情，也想像不出怎么可能有一个人曾在自己身边生活，而且自己随时可以用手抚摩那个人。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已进入了鼠疫时期的正常生活秩序，这种秩序越是不好不坏就越有效力。我们当中已不再有人满怀豪情，谁的感觉都同样平淡。“这一切该结束了，”同胞们说，因为在灾害肆虐时期，希望集体的痛苦早日结束是很正常的，也因为他们的确在希望苦尽甘来。然而，谈论这一切既没有热情，也没有最初那种激烈的愤懑情绪，只有大家还保持着的一点儿清醒的头脑，而这清醒的头脑也很贫乏。头几个礼拜那种猛烈的激情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替代，把这种沮丧情绪看成逆来顺受可能犯错误，但它却真是一种临时性的认同。

我们的同胞已循规蹈矩，就像有人说的，他们已适应了，因为他们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对不幸和痛苦还有自己的态度，但谁也感觉不到最尖锐的痛苦了。此外，比如里厄大夫就认为，上述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从前，远隔天涯的人们并非真不幸，在他们的痛苦里还有一线使人感悟的光明，但这一线光明已然消逝了。如今，只见他们待在街角，待在咖啡馆或朋友家里，平静而又心不在焉，眼神显得那样无聊，以至整个城市因为有了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座候车大厅。那些有职业的人也是照鼠疫的样子在干活，小心翼翼，不露声色。所有的人都显得谦虚谨慎。受别离之苦的人们第一次不忌讳谈起远隔天涯的亲人，第一次不厌烦用众人的语言讲话，并从瘟疫统计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离别。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怯生生地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和集体的不幸混淆起来，如今，他们已接受了这种混淆。没有记忆，没有希望，他们在现时里安顿了下来。事实上，他们的一切都变成了现时。很有必要提一提，鼠疫已夺走了所有人谈情说爱甚至交友的能力。因为爱情要求些许未来的曙光，而对我们来说，只存在当前的瞬间。

当然，那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说所有的离人都难免落入这种状况，也应该公允地补充一句，他们并非同时到达这种境地，而且，一旦采取了这种新的态度，也还存在一时间的灵机一动，改变主意或突然清醒都可能使有毅力的人重新得到一种更新鲜也更痛苦的敏锐感觉。要那样就必须有一些分心消遣的时刻，这时，他们拟订着某个计划，而且计划包含着鼠疫可能停止的内容。还需要他们在好心情的作用下意外地感到被一种毫无目的的忌妒心攫住了。还有些人也会突然产生一种新生的感觉，一周之内的某几天，当然是星期天、星期六下午，他们骤然脱离了迷迷糊糊的状态，因为亲人在家时，那两个日子总是用来参加某些宗教仪式的。或许还有这种情况：黄昏降临时，攫住他们的惆怅心情提醒他们（这种提醒并非总能得到证实）说，他们即将恢复记忆。傍晚的这个时刻正是信徒们反省的时间，这个时刻于囚犯或被放逐之人却十分难熬，因为他们除了空虚别无反省的内容。这个时刻会使他们紧张一会儿，随即再回到原来的麻木状态，躲进鼠疫里闭门不出。

谁都明白，这意味着放弃他们纯属私人的一切。在鼠疫伊始的日子，他们老为一些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小事而激动，在生活中从不注意别人他们就那样体验个人生活如今恰恰相反，他们只关心别人关心的事，他们只想众人之所想，在他们看来，连他们的爱情都只有最抽象的一面了。他们陷进鼠疫陷得那么深，有时竟只在睡梦中怀抱希望，无意中发现自己在想：“淋巴结炎，该结束了！”实际上他们正在酣睡，而这整个时期都无非是一次漫长的睡眠而已。城里到处是醒着的睡梦中人，实际上他们只有很少的几次能够逃脱这样的命运，那就是夜间。当他们已愈合的伤口突然重新崩开的时刻，他们骤然惊醒，有点儿心不在焉地摸摸轻度发炎的创口边缘，刹那间重新陷入猛然更新了的痛苦之中，与痛苦相伴的，还有他们所爱之人惊慌的面容。到清晨，他们再回到灾难里，即是说，回到老一套里去。

有人会问，这些关山阻隔的人看上去像什么？好吧，这很简单，他们什么也不像。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他们像所有的人，彻头彻尾的一般神态。他们分享着城里的平静，分担着全城无谓的烦躁不安。他们不再有批判意识的痕迹，同时却赢得了冷静的表象。你可以见到，比如，他们当中最有智慧的人装得像所有的人一样，在报纸或广播里寻找理由，以此相信鼠疫即将结束；表面上看，他们怀着虚幻的希望，或一读某个记者闲得无聊、随便写下的评论便毫无根据地感到害怕。其他方面，他们喝啤酒或照顾病人，什么活也不干或忙得筋疲力尽，理理卡片或听听唱片，人人如此，不分轩轾。换句话说，他们对什么都不选择了。鼠疫已消灭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力。这一点从人的生活方式可见一斑：谁都不在意自己购买的衣服或食品的质量了。大家都囫囵接受一切。

作为结束，可以说，那些咫尺天涯的人们再也没有最初起保护作用的那种奇特的与众不同之处了。他们已失去爱情的利己主义，以及从爱情利己主义中获取的好处。至少在目前，形势已很清楚，灾难关系到每一个人。在各城门响起的阵阵枪声里，在标志我们生死节奏的一下一下的印戳声里，在登记造册的屈辱性的死亡所经历的大火、填卡、恐惧和例行手续中，在令人不寒而栗的烟雾和救护车的铃声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吃着同样的流放饭，等待着同样毫无把握而又激动人心的团聚和太平。我们的爱情无疑还一直存在着，但老实说，这爱情业已毫无用处，沉重得难以负担，它滞留在我们身上，像犯了罪或判了刑一般毫无希望。只剩下了没有前途的、耐心而执著的等待。从这个观点看，我们有些同胞的态度让人想起全城各处食品店门前排的长队。同样的顺从，同样的坚忍，既无尽期，又无幻想。只是在应用到离情别愁上时，还应当把这种感情状态提高千百倍，因为那是另一种渴望，一种可以吞噬一切的渴望。

不管怎样，假如有人想对本市关山阻隔的亲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就必须重新回顾笼罩着那无树城市的残阳如血、尘土飞扬的永无变化的傍晚，那时，男男女女都纷纷拥上大街小巷。奇怪的是，传到仍沐浴着阳光的各咖啡馆露天座的，已不再是通常组成城市语言的车水马龙和机器轰鸣声，而是异乎寻常的嘈杂脚步声和低沉的说话声，即由阴沉的天际传来的灾祸的呼啸标出节奏的千百双鞋底痛苦的嚓嚓声，总之，是那逐渐充满整个城市的无休无止、令人窒息的沉重脚步声，它夜复一夜，以最忠实最忧郁的音调呼应着那盲目的执著之情，这种情绪终于在我们心中取代了爱情。

·第四部·

在九月和十月这段时间里，本市始终屈缩在鼠疫的淫威之下。前面曾经谈到，那时的情况毫无进展，因此，数十万人仍旧周复一周地在原地踯躅，而且没完没了。轻雾、炎热和淫雨在天空轮番登场。一群群南来的椋鸟和斑鸠无声地翱翔在高高的天空，但总是绕过这个城市，仿佛帕纳鲁神甫描述的灭顶之灾，即那根怪异的长矛，正在千家万户上空旋转着、呼啸着，让鸟儿们远远离开此地。十月伊始，暴雨一次次冲刷着大街。而在这期间，除了那不寻常的停滞局面，没有发生丝毫更重大的事情。

里厄和他的朋友们这才发现他们疲惫到了什么程度。事实上，卫生防疫队的人员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疲劳了。里厄是在注意到朋友们和他自己身上正在滋长一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时才发现这一点的。比如，先前一直极为关心涉及鼠疫的所有消息的人们对此再也不闻不问了。朗贝尔曾临时受命领导不久前设在他所住旅馆内的一间检疫隔离室，他对自己监管的人数了如指掌，对那些突然显现出疫病感染迹象的人们组织紧急撤离的方式方法的细节也胸有成竹，而且把为检疫隔离者注射血清有效率的统计数字铭记在心，但他却说不出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也不清楚鼠疫究竟在蔓延还是在消退。而无论情况如何，他自己却始终保持着有朝一日逃离此地的希望。

至于别的人，他们日日夜夜沉浸在自己的工作里，所以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如果有人向他们宣布防疫结果，他们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心不在焉，冷漠对待，其冷漠和心不在焉的程度令人想起那些参加大战役的士兵，他们在修筑工事时累得筋疲力尽，只顾得着别在每日的本职工作里有所懈怠，再也无力去盼望什么决战、什么停战日了。

一直在搞必要的鼠疫统计的格朗当然不可能指出总的结果。他和显然经得起疲劳考验的塔鲁、朗贝尔、里厄恰恰相反，向来身体欠佳，而他却在市府助理的工作之外，还兼任里厄的秘书并继续自己夜间的活儿。因此，人们见他总是处在身心交瘁的状态，支撑他的是两三种固定的想法，诸如鼠疫过去后休个大假，起码一星期，到那时就可以实实在在、“恭恭敬敬”地干他正在干的事。他有时也心血来潮，禁不住深深动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主动向里厄谈起让娜，心里琢磨在那一刻她可能在什么地方，倘若她常读报纸，她是否会想念他。有一天，正是同他在一起时，里厄在无意中发现自己在用最平常的口吻谈起自个儿的妻子，这可是他迄今为止从未做过的事。他妻子发来的一份份电报总让他安心，他只好相信，但他现在没有把握了，于是决定给妻子正在疗养的医院的主任医生发一份电报。回电通报说，这位女病人的病情加重了，但他们保证尽一切努力制止病情继续恶化。他一直把这个消息深埋心底，从未对人说起过，现在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能把消息透露给格朗，除非是因为太疲倦了。这位政府职员先对他谈到让娜，之后，便问到他的妻子，里厄这才作了回答。“您知道，”格朗说，“如今这种病完全可以治好。”里厄同意他的看法，只是说，他开始感到他们的离别太长了，他也许本可以帮助她战胜疾病，而她现在却只能孤军作战。他说到这里便沉默下来，对格朗提出的问题也只是含糊应对。

其他的人也处于同样的状态。塔鲁比较顶得住些，但他的记事本表明，如果说他的好奇心在深度方面并没有减弱，但这种好奇心却已失去了它的多样性。原来，在整个这段时间，他看上去好像只在关心柯塔尔。自从他所在的旅馆改成防疫隔离室后，他已搬到里厄家暂住，晚间，他不大听格朗或里厄说明统计结果，总爱立即把话题引到他一向关心的阿赫兰市民生活的细节上去。

至于卡斯特尔，有一天，他前来向里厄大夫宣布血清已经准备停当，于是，他俩决定在奥东先生的小儿子身上作首次试验，小家伙刚入院，里厄认为他的病情似乎无可挽救了。里厄正向他的老朋友通报最近的统计数字时，发现对方已在他的扶手椅里沉沉地睡了过去。他面前这张平常爱露出温和、嘲讽神气从而显得永远年轻的脸庞突然变得十分放松，一缕口水流到他微微张开的唇边，暴露出他的衰弱和老迈。里厄感到喉咙发紧。

正是这种脆弱促使里厄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疲惫。他的敏感不由他分说便脱缰而出了。多数时间这种敏感都一直被他束缚、凝固，从而枯竭了；得相隔很长时间它才爆发出来，并让他备受激情主宰而再也不能自拔。他惟一的抵御办法是躲藏到“硬心肠”里去，把他心中编织的结收得紧而又紧。他很清楚，这是能继续工作下去的好方法。对其余的事，他并不抱很大的幻想，而且他的疲惫正在使他尚存的那些幻想逐渐消失。他明白，在他还看不到尽头的这段时间，他的职责已不再是治愈病人。他扮演的角色只是诊断、发现、观察、描述、登记，然后判死刑，这就是他的任务。病人的妻子往往抓住他的手腕尖叫：“大夫，让他活下去！”然而，他去那里并非为了让人活下去，他去那里是为了命令大家隔离。他在那些人的脸上看到了仇恨，那又于事何补？“您没有心肝！”一天，有人这么对他说。不，他有，正是他的心肝帮助他忍受这每天二十小时的劳累，在这二十小时里，他眼睁睁看着那些天生为活下去的人们一个个死去；正是他的心肝支撑他每天重新开始工作。今后，他的心肝也就只够干这点儿事了。这心肝怎能让人活下去呢？

不，他成天提供给人们的不是救援，而是有关的情况。当然，这不能叫职业。然而，说到底，在这备受恐怖折磨而且大量死亡的人群里，谁能有余暇去干自己的本行？能劳累还算是幸运呢。倘若里厄精神更好，那到处散发的死亡气息定能让他变得多愁善感。然而，一天只睡四小时的人是不会多愁善感的。人总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事物，即是说，按照公道原则看事物，按照那丑恶的、可笑而又可怜的公道原则。而别的人，那些判定必死的人们，也完全体会到了这一点。在鼠疫肆虐之前，人们将他里厄视为救星。他用三片药和一个注射器解决一切问题，人们顺着过道送他出来时都会紧紧挽住他的胳膊。那样着实使人感到愉快，但也有危险。如今，恰恰相反，他去各家都得带上士兵，还必须用枪托猛敲大门才能让那家人下决心开门。仿佛他们恨不得把那全家，把整个人类都拖过去和他们一道进棺材似的。啊！的的确确，人总离不开人，他自己也和那些不幸的人一样失去了许多，他也应当得到别人的怜悯，因为在离开那些人时，他总听任怜悯之情在自己心里滋长起来。

在一周接一周的没完没了的日子里，这至少是同离情别绪一起使里厄大夫心神不安的一些想法。他看到这类想法也在他的朋友们脸上反映出来。所有持续进行抗疫斗争的人都逐渐心力交瘁了，然而，这种心力交瘁最危险的后果还不在于他们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以及别人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而在于他们听任自己漫不经心、疏忽大意。原来，他们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凡是他们认为并非绝对必要的行动，以及他们自以为力所不及的事，他们都退避三舍。结果，这些人竟越来越忽视他们自己制定的卫生规则，而且忘记了他们自身消毒的众多规定中的某些条款，有时甚至在没有采取预防传染的措施时就赶到肺鼠疫病患者那里去，因为他们都是在最后的节骨眼儿上被叫去感染者家里的，他们赶去之前就觉得疲惫已极，无力再转到某个地方去滴注必要的预防药物。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因为正是同鼠疫进行的斗争使他们成了最易受感染的人。总之，他们是在赌运气，而运气并非属于每个人。

城里却有一个人看上去既不心力交瘁，也不灰心丧气，而且一直保持一副春风得意的鲜活模样。此人就是柯塔尔。他对一些人继续保持着距离，却并不中断与其他人的关系。他选中了塔鲁，见塔鲁工作之余一有空，他就去看望他。一方面因为塔鲁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塔鲁善于诚挚地接待这位矮小的年金收入者，从不怠慢。这永远是一个奇迹，塔鲁无论怎样劳累，都显得和蔼可亲，对人关怀备至。有些晚上他甚至完全累垮了，但第二天他会重新精力充沛。“我同他谈得来，”柯塔尔曾对朗贝尔说过，“因为他是条汉子。我们总能互相理解。”

因此，在那个时期，塔鲁的日记内容逐渐集中到了柯塔尔这个人物身上。塔鲁曾试图按照柯塔尔告诉他的实情或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勾画出柯塔尔对事物的反映和他的思考。这篇标题为《柯塔尔与鼠疫的关系》的记事占了日记好几页，笔者认为在此作一个扼要的介绍不无裨益。塔鲁对这位矮个儿年金收入者总的看法可以归纳在这句评语里：“那是个正在提高自己的人物。”起码从表面看上去，他的心情正越来越好。他对事态的发展趋势并无不满，有时，他在塔鲁面前以这类评语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并没有好转，但至少大家是在风雨同舟嘛。”

“的确，”塔鲁补充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威胁，但准确地说，他是在和别人一道承受威胁。另外，我可以肯定，他其实并不认为他会染上鼠疫。看起来，他是靠着下面这种想法在过日子，再说这想法也并不愚蠢：一个人重病在身或忧心如焚时，会同时免受任何别的疾病或忧虑纠缠。‘您注意到没有，’他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身患好几种病？假如您得了重病或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者肺结核，您永远不会染上鼠疫或斑疹伤寒，肯定染不上。而且，还有更妙的现象呢：谁也没有见过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无论正确与否，却让柯塔尔保持着好心情。他惟一不情愿的事是同大伙儿分开。他宁可同大家一起被围困，却不愿当单身囚徒。一闹鼠疫，什么秘密调查呀，档案、卡片呀，密令、紧急逮捕呀，都顾不上了。确切说，再也没有警察局、再也不谈新老罪行了，再也没有罪犯，有的只是被鼠疫判了刑并等待着它最专横的赦免的人们，这些人中有些就是警察。”因此，按照塔鲁的说法，柯塔尔有充分的理由用他宽容而又可以理解的满意眼光来看待同胞们忧心忡忡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样的眼光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你们尽管说下去，这种滋味儿我在你们之前就尝过了。”

“我对他说，想不脱离别人，说到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问心无愧，我说也白搭。他恶狠狠地瞪着我，对我说：‘照您这么说，就永远没有人能和别人相处。’接着他又说：‘我告诉您，您可以那么说，但要让人们凑在一起，惟一的办法还是给他们送去鼠疫。不信您看看您的周围。’其实，我非常明白他想说什么，也明白他对现今的生活该感到怎样适意。”他怎能看不出别人对现实的反应随处都同他的不谋而合？诸如：人人都试图让大家同自己在一起；有时人们殷勤地给迷途的过路人指路，有时又对人家极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饭店，心满意足地待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每天有大群大群的人乱糟糟地挤在电影院门前排队，所有的剧院和舞厅都人满为患，人潮有如汹涌的海潮，直涌入一切公共场所；人们对一切接触都退缩犹豫，但对人类热情的渴求又驱使他们互相接近，男男女女，相扶相倚。显然，柯塔尔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历过这一切。女人除外，因为，他那副模样……我设想，当他意识到自己想去妓院时，为了别闹个低级趣味，引来非议，遂克制住了。

“总之，鼠疫使他如鱼得水。鼠疫将一个不堪孤独的人培育成了它的同谋。因为，很明显，这确是一个同谋，而且是一个兴致勃勃的同谋。他对所见到的一切都点头称是，诸如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的迷信、毫无道理的恐惧、动辄火冒三丈的脾气；那些人回避谈及鼠疫而又谈个不停的怪癖；得知此病以头疼开始之后稍一头疼便惊慌失措面色苍白的模样；他们遇事或怒形于色或暴跳如雷的反复无常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使他们往往把别人的遗忘当作冒犯，为丢失一颗短裤纽扣而如丧考妣。”

塔鲁常常和柯塔尔一道在晚间出门。后来，他在笔记本里记述他俩在傍晚或夜间如何走进黑压压一片的人群里，他们仿佛被那摩肩接踵、若隐若现的群众吞没了。在那里，每隔好长的距离才有一盏灯发出难得的亮光，他俩伴随那群人走向寻欢作乐的温暖地方，那里可以使人们抵御鼠疫的寒冷。柯塔尔在几个月之前去公共场合寻求的东西，亦即奢侈豪华的生活，他梦寐以求却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也就是放荡的享乐生活，如今全城人民都在趋之若鹜。物价全面上涨，难以控制，与此同时，人们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掷千金；尽管多数人生活必需品奇缺，人们却从没有像现在一样穷奢极欲。为闲得无聊的人开办的游艺场所层出不穷，而所谓的闲得无聊也无非是失业现象的反映而已。塔鲁和柯塔尔有时花不少工夫跟在某一对男女身后，假如在过去，那一对对的男女总会竭力掩盖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今，他们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全城招摇过市，对周围的人群视而不见，情之所钟，忘乎所以。连柯塔尔也为之动情，说：“啊，好大胆的家伙！”在群众性的狂热中，在周围的人们豪扔小费的丁当声中，在男男女女打情骂俏的把戏面前，柯塔尔喜笑颜开，高谈阔论。

不过，塔鲁认为，柯塔尔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少恶意。他那句“这种滋味我在他们之前就尝过了”与其说表明了他的得意，不如说表明了他的不幸。塔鲁写道：“我认为他开始心疼那些被困在天地间、城墙内的人了。比如，一有可能，他就主动对那些人解释说，那东西并没有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鼠疫过去后我要干这，鼠疫过去后我要干那……他们不安安生生过日子，倒去自寻烦恼。他们甚至不明白自己的优势。难道我能说，一旦被捕，我要干这干那，我？被捕只是个开始，还不是结束呢。而鼠疫……您想听我的意见吗？他们倒霉，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其自然。我可没有胡说八道。”

“他的确没有胡说八道，”塔鲁补充道，“他准确地评论了阿赫兰市民的矛盾心理，那些人一方面深感使他们互相接近的热情是多么必要，但同时又不能全身心投入这种热情，原来他们互存戒心，从而互相疏远。他们都很明白，不可轻信邻居，邻居能在你不知不觉间利用你忘情的那一刻把鼠疫传给你。当一个人像柯塔尔那样把时间花在寻觅伙伴又想从中找出可能告密的人时，他一定会理解这种心情。他也会包容那些在生活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临到人们头上，也许它趁你庆幸自己还平安无事时正在磨刀霍霍呢。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柯塔尔在恐怖中生活仍能行若无事。正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对那一切已有所感受，我相信他不会完全像那些人一样体会惴惴不安的心情折磨人有多么残酷。总之，他也跟我们这些尚未死于鼠疫的人一样，清楚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日都濒临毁灭，但他毕竟经历过恐怖，所以他认为轮到别人来尝尝恐怖的滋味，这很正常。说得更准确些，他感到那样就比他单独承受恐怖要轻松些。他正是在这点上犯了错误，因此他比别人更难被人理解。但说到底，正是这一点使他比别人更值得大家理解。”

末了，塔鲁以下面这个故事来结束这段笔记，这段记述表明柯塔尔和鼠疫患者都同时具有一种独特的心态。这件事几乎可以重现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十分重视。

当天，他们俩去市立歌剧院观看正在公演的格鲁克的歌剧《俄耳甫斯》[1]，是柯塔尔邀请塔鲁。该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发生伊始时来到本市演出的。剧团被疫病封锁之后，只得与歌剧院签约，每星期重演一场《俄耳甫斯》。于是，数月以来，每个星期五，市立歌剧院里都回荡着俄耳甫斯椎心泣血的悲歌和欧律狄克回肠九转的呼喊。而且这部歌剧继续受到观众的青睐，票房价值极高。柯塔尔和塔鲁坐在最贵的座位上，俯临着被本城的文人雅士挤得水泄不通的正厅。看得出来，刚到的人正在竭力避免吃闭门羹。在炫目的幕前灯光下，乐师们在小心翼翼地调着音，这时，一个个人影清晰地突现出来，他们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彬彬有礼地弯着腰。在格调高雅的交谈产生的嗡嗡声里，人们正在恢复几小时前他们走在城里黑暗的大街小巷时业已失去的自信。服饰正在赶走鼠疫呢。

第一幕自始至终由俄耳甫斯演唱，他唱得缠绵悱恻，十分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亲切地议论着他的不幸，他是用小咏叹调歌唱爱情的，场内观众以适当的热情态度作出反应。大家几乎没有察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里带了一些原本没有的颤音，他在用眼泪祈求冥王同情时，悲伤得也有些过分。对他的某些不由自主的急剧而不连贯的动作，连最警觉的行家竟也认为那是独具一格，使演员的表演大放异彩。

等到第三幕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克表演二重唱（即欧律狄克避开她的爱人那一刻）时，大厅里才出现某种讶异的波动。仿佛这位歌手一心等待的正是观众这样的波动，或者，更确切些说，仿佛正厅里发出的喧声恰好肯定了歌手此刻的感受，他立即选中这一刻，用滑稽动作朝舞台前的脚灯走过去，不顾身穿的古装，在幕后一片牧歌声中，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那幕后牧歌一向被认为早已过时，但在观众看来，它在此刻才第一次变得不合时宜，不合时宜得令人生厌。与此同时，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里的观众已在起身慢慢撤离。起初，他们默不作声，好像刚做完弥撒从教堂走出来，或刚参加了葬礼从灵堂出来，妇女们整整衣裙，垂着头走路，男人们挽着女伴的手臂引导她们别碰了折叠坐椅。然而，人流的移动逐渐加快了速度，悄悄话变成了大声喧嚷，人群拥往出口，在那里挤做一团，后来竟互相冲撞，尖声叫喊起来。柯塔尔和塔鲁到这一刻才站起身，现在就剩他们俩站在那里了，在他们眼下是一幅当时生活的画面：舞台上是以四仰八叉的蹩脚演员面目出现的鼠疫；而大厅里则是以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坐椅上凌乱的花边形式出现的已变成废物的奢侈品。

九月份的头几天，朗贝尔一直在里厄身边认真地工作。他只请过一天假，因为他必须在这一天去市立男中的大门前会见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小伙子。

那天中午，冈萨雷斯和朗贝尔看见那两个青年笑嘻嘻地来到学校门前，他们说，上次运气不佳，不过本应该预料到这种情况。不管怎么说，这星期轮不到他们值班，所以还得耐心等到下星期。到那时再从头做起吧。朗贝尔说正是这么回事。于是，冈萨雷斯建议下星期一再会面。但这次要把朗贝尔安排住在马塞尔和路易家里。“我们俩约一个时间，如果我没去成，你直接去他们家。有人会告诉你他们家住哪儿。”但这时马塞尔或路易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立即领这位朋友到他们家去。他如果不挑剔，有够四个人吃的东西。这一来，他就知道地址了。冈萨雷斯说，这个主意极好，于是，他们往港口走去。

马塞尔和路易住在海军所在街区的尽头，靠近通往峭壁的山口。那是一座西班牙式的小屋，墙壁很厚，木质外板窗上了油漆，有几个毫无装饰的阴暗的房间。桌上有米饭，是由两个小伙子的母亲，一位满脸皱纹的笑眯眯的老太太端上来的。冈萨雷斯很吃惊，因为城里已经缺少大米了。“靠近山口总有办法的。”马塞尔说。朗贝尔吃着，喝着，冈萨雷斯说他确实是朋友，而他却只顾想他还不得不停留的那一个星期。

事实上，他还得等两个星期，因为警卫已改成两星期换一次班，以便减少值班班次。在这半个月里，朗贝尔不停地工作，从不吝惜自己，可以说是闭着眼睛在干，从黎明到夜晚。他总在深夜才躺下来，但睡得很沉。从平时的懒懒散散骤然过渡到令人精疲力竭的劳作，这使他几乎没有精力去幻想。他很少谈及他即将出逃的事。只有一个事实值得一提：一星期过去之后，他对里厄大夫交心说，头天夜里他第一次喝醉了。他走出酒吧时，突然感觉他的腹股沟肿胀起来，双臂在腋窝周围转动也很困难。他想，一定是染上鼠疫了。他当时只能有一个反应他和里厄一致认为这反应并无道理，那就是飞跑到本城的最高处，在那里，从一个见不到大海但可以看见更开阔天空的狭窄位置上狂呼自己的妻子，让呼喊声越过一道道城墙。回到住处之后，他并没有发现身上有什么感染的迹象，于是对自己这次意想不到的神经性发作感到不怎么样。里厄说，人完全可能有这样的行为，他对此十分理解：

“无论怎样，”他说，“人有时会有这么做的需求。”

在朗贝尔离开之际，里厄突然补充说：

“今天早上奥东先生对我谈到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说：‘劝他不要与那伙走私贩子经常来往，他正引起别人注意呢。’”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要您赶快办。”

“谢谢您”，朗贝尔握住大夫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一下子转过身来。里厄发现，从鼠疫开始到现在，他第一次笑了笑。

“您为什么不阻止我走？您可是有办法阻止的。”

里厄用习惯的姿势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个人的事，他选择幸福，而他里厄并没有什么理由加以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判断孰好孰坏。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催我抓紧办？”

轮到里厄笑了。

“也许因为我个人也有为幸福出点儿力的需求吧。”

翌日，他俩再也没有说什么，只在一道工作。到下一个星期，朗贝尔总算住进了那座西班牙式的小屋。他们在共用的那间屋子里为他支了一张床。那两个年轻人不回家吃饭，而且人家请他尽量少出门，所以，大多数时间他都一人独处，或同西班牙老太太聊聊天。老太太人很干瘦，但很勤劳，她成天穿一身黑衣服，在整洁的白发下面是她布满皱纹的棕色的脸。她沉默寡言，只在注视朗贝尔时，眼里才洋溢着笑意。

还有几次，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给他的妻子。他想，有这种风险，但风险并不大，然而，留在城里，他们就可能永远关山阻隔。

“她体贴人吗？”老太太笑问道。

“非常体贴。”

“漂亮吗？”

“我认为漂亮。”

“噢，原来就为这个！”她说。

朗贝尔沉思起来。当然是为这个，但又不可能只为这个。

“您相信上帝吗？”老太太问，她每天上午都去做弥撒。朗贝尔承认说他不信教，于是老太太又说，原来就为这个。

“应该回去和她团聚，您做得对。否则您还有什么想头呢？”

其余的时间，朗贝尔就沿着初涂灰泥的光秃秃的墙壁转圈子，摸摸钉在隔板上的一面面扇叶，或数数垂在台布边上的绒球。到了晚上，两个年轻人才回家，除了说说“还不到时候”，他俩一直寡言少语。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加茴香的甜烧酒，朗贝尔看上去像在思考问题。

星期三，马塞尔回家时说：“定在明天半夜，你准备好。”同他们一起执勤的两个人，一个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平时同他住一个房间，所以在接受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值勤。当天夜里，他们要去处理最后的一些细节。到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您高兴吗？”老太太问他。他说高兴，但心里却在考虑别的事情。

翌日，天气又闷热又潮湿，令人窒息。疫情方面也只有坏消息。不过，西班牙老太太却很泰然。“世上罪孽太多，所以注定会这样！”她说。朗贝尔也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光着上身。但无论他干什么，汗水都沿着他的双肩和胸脯淌个不停。屋里百叶窗紧闭着，在半明半暗中，他们的上身看上去仿佛涂了一层棕褐色的油漆。朗贝尔默默地转着圈子。他在下午四点钟突然穿上衣服，宣称他要出门。

“当心，时间定在半夜，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马塞尔说。

朗贝尔来到大夫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他，可以在城里高地医院找到她的儿子。在医院的门卫面前，还是那群人在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一再说：“别停在这儿！”人群动步了，但仍旧在转圈子。中士的汗水已湿透了衣裳，他对大伙说：“没什么好等了。”大家也这么看，但尽管闷热难当，他们仍不愿离去。朗贝尔出示了通行证，中士给他指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对着院子，他在那里遇到刚从办公室走出来的帕纳鲁神甫。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木头办公桌后面，他卷着衬衫袖子，正在用手帕擦拭肘弯上的汗水。

“又来啦？”他说。

“不错，我想同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但如果没有他也能解决问题，那就更好。”

“为什么？”

“他累坏了。我能办的事，就避免去找他。”

朗贝尔看看塔鲁。他瘦了，疲劳使他两眼昏花，面容憔悴，他那又宽又厚的肩膀也累得缩成了团。有人敲门。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走了进来，他把一摞病历卡放到塔鲁的写字台上，用被口罩捂住的声音只说了两个字“六个”便走出去了。塔鲁望望记者，随即把病历卡摊成扇形，指给他看：

“这些病历卡很好看，是吧？哦，一点儿也不好看，这都是死人，是昨天夜里死的。”

他额头紧皱，重新收好病历卡。

“剩下来要干的事，就只有计数了。”

塔鲁站起来，靠在桌上。

“您快动身了吧？”

“今天午夜。”

塔鲁说，这消息让他高兴，他嘱咐朗贝尔多保重。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

塔鲁耸耸肩：

“到我这个年纪，说话非真诚不可。撒谎太累人。”

记者说：

“塔鲁，我想见大夫，原谅我。”

“我知道。他比我更有人情味儿。去吧。”

“问题不在这里。”朗贝尔费力地说，随即停下不说了。

塔鲁看看他，接着，突然冲他微笑起来。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过道走去，过道的墙壁漆成了浅绿色，所以那里幽幽的闪光令人想到水族馆。在快走到双层玻璃门前时，他们看见门后有几个人影在奇怪地晃来晃去。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间四壁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扯出两个脱脂纱布口罩，递一个给朗贝尔，要他戴上。记者问他这能否起些作用，塔鲁回答说起不了作用，但可以使别人放心。

他们推开玻璃门。那是一间很宽大的厅，尽管气候炎热，但所有的窗户仍然紧闭着。四壁的高处有几台换气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螺旋扇叶搅动着两排灰色病床上面浑浊的热空气。从四面八方传来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在这闷热得吓人的大厅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里厄。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里厄直起身，把手术器械扔到助手递过来的盘子里，接着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眼睛盯着正在接受包扎的病人。

“有什么新消息吗？”他问正走过来的塔鲁。

“帕纳鲁答应代替朗贝尔去隔离病房。他已经做了很多事。余下的事就是朗贝尔走后重组第三探察队。”

里厄点头称是。

“卡斯特尔已准备好第一批制剂。他建议作一次试验。”

“噢，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来这里了。”

里厄转过身来。一看见记者，他露在口罩上方的眼眉便皱了起来。

“您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您应该到别的地方去。”

塔鲁说，定在当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如此。”

每次他们当中有谁说话，他的纱布口罩便鼓起来，同时，蒙在嘴上的地方也变得潮湿。这就使他们的交谈有点儿失真，有如众雕像在对话。

“我想和您谈谈。”朗贝尔说。

“您要是愿意，我们可以一道出去。您去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进里厄的汽车后座，由塔鲁开车。

“快没有汽油了，”塔鲁在启动车子时说，“明天我们得步行。”

“大夫，”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他的车。里厄似乎还没有摆脱疲劳。

“那她怎么办？”里厄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朗贝尔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然还坚持过去的看法，然而，假设他真一走了之，他会感到羞愧。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那边的亲人。但里厄挺直身子，用坚决的口气说，这太愚蠢，而且，选择爱情，毫无羞愧可言。

“不错，”朗贝尔说，“但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

在此之前一直缄默着的塔鲁头也不回地提醒他们说，假如朗贝尔有意和大家有难同当，他就很可能不再有时间去享受爱情。必须作出选择。

“问题不在那里，”朗贝尔说，“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答话，朗贝尔显得不耐烦了。

“再说，你们也都清楚这个道理！否则你们到这个医院做什么？那么你们自己是否也作了选择，是否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都还没有回答。静默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接近里厄的家那一刻，朗贝尔才又一次提出他最后那个问题，而且提得更有力。只有里厄朝他转过身来。他费力地挺直身体，说：

“原谅我，朗贝尔，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既然您有这个愿望，您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

汽车突然一偏，打断了他的话。随后，他凝视着前面，继续说：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他又重新把身子靠在坐垫上。

“这是个事实，如此而已，”他用厌倦的口气说，“让我们把这事实记录下来，从中得出结论吧。”

“什么结论？”朗贝尔问。

“噢！”里厄说，“人不能够又治病，同时又知道一切。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午夜，塔鲁和里厄给朗贝尔画他受命调查的那个街区的地图，这时，塔鲁看了看手表。他抬起头，正好遇上朗贝尔的目光。

“您通知他们了吗？”

记者避开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经叫人送去了一张字条。”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在十月下旬才得以进行试验。实际上，这已是里厄的最后希望了。一旦再遭失败，大夫确信这座城市会束手听任病魔的随意摆布，瘟疫或许会再肆虐好几个月，或许会莫名其妙地停下来。

在卡斯特尔来看望里厄的前一天，奥东先生的儿子已经病倒了，预审法官一家人不得不进入隔离室。刚出院不久的奥东夫人只好再一次被隔离起来。这位预审法官向来遵纪守法，他一发现儿子身上有疫病的迹象，便命人请来里厄大夫。里厄到达他家时，病孩的父母正站在病床旁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送走了。病儿正处在衰弱时期，所以听任大夫检查，毫不哼哼。大夫查完再抬起头来时，正好遇上法官的目光，在法官身后，孩子的母亲脸色苍白，正用手绢捂住嘴唇，同时睁大眼睛注视着大夫的一举一动。

“是那病，对不？”法官冷静地问。

里厄再看看孩子，说：“是的。”

那位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旧不言不语。法官也沉默良久，之后，他用更低沉的声音说：

“好吧，大夫，我们应当照章办事。”

里厄的目光一直在避开那位始终用手绢捂住嘴唇的奥东夫人。他迟疑地说：

“如果我能打个电话，事情很快会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即刻领他去打电话，这时，大夫转身对那位母亲说道：

“很遗憾，您必须准备些衣物。您明白是怎么回事。”

奥东夫人似乎愣住了。她看着地上，随即点点头，说道：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

在离开奥东夫妇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有什么要求。那位母亲仍旧看着他默不作声，但孩子的父亲这次却把眼睛转到一边去了。

“不，没有，”他说，但欲言又止，“还是救救我的孩子吧。”

检疫隔离在一开始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但经里厄和朗贝尔一组织，遂变得十分严格。他们特别要求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互相隔离。万一家中某一个成员感染了鼠疫而自己却并不知晓，那就绝对不应该大量增加疫病传染的机会。里厄将这些缘由讲清楚之后，法官认为言之有理。然而，他和他妻子面面相觑时的精神状态使大夫感到这样的分离让他俩多么惊慌失措。奥东夫人和他们的小女儿可以住进朗贝尔领导的旅馆隔离室，但已没有床位供预审法官住进去，除非去住市政府正在市体育场用帐篷搭建的隔离营，那些帐篷还是从道路管理处借来的呢。里厄感到抱歉，但奥东先生说，规章面前人人平等，正确的做法是服从。

至于那病孩儿，他被送到一家有十个床位的附属医院住下了，那里原来是个教室。过了大约二十小时，里厄诊断孩子已无药可救。小小的躯体任由传染毒菌吞噬，业已毫无反应。几个刚开始形成的淋巴结肿块把孩子折磨得痛苦不堪，使他细弱的四肢关节不能动弹。他提前被病魔制服了。因此里厄才有在他身上试验卡斯特尔血清的想法。当天晚上，晚饭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在孩子身上接种，但没有得到病孩丝毫的反应。翌日黎明时分，为了判断这次决定性实验的结果，大家都来到孩子的病床前。

孩子摆脱了麻木状态之后，一个劲在被子里翻来覆去地抽搐。卡斯特尔大夫和塔鲁从凌晨四点钟起一直待在他身边，一步一步跟踪观察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塔鲁微弯着他那魁梧的身子；在床脚，卡斯特尔坐在站立着的里厄身边，表面上十分平静，正在阅读一本古书。在这间先前的教室里，天渐渐亮了起来，别的人也陆续来到这里。首先来的是帕纳鲁，他站到塔鲁对面那一边，背靠着墙。他的面容分明有一种痛苦的表情，而且这些天他全力以赴进行的工作已在他充血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接着到来的是约瑟夫·格朗。已经七点了，这位政府职员对他的气喘吁吁表示抱歉。他说只能待一会儿，也许在场的人已经知道什么准确的东西了。里厄默默地给他指指床上的病孩儿，孩子双眼紧闭，面孔扭曲，下死劲咬紧牙关，身子一动不动，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头上转来转去。天完全亮开时，曙光已足够让人看清房间尽头原来那块黑板上留下的方程式痕迹，这时，朗贝尔才来到病房。他把背靠在旁边一张病床的床脚，抽出一盒香烟，但看一眼病孩儿之后，他又把那盒香烟放回了口袋。卡斯特尔一直坐在那里，他从眼镜上方望望里厄，说：

“您有他父亲的消息吗？”

“没有，”里厄答道，“他父亲在隔离营。”

孩子在床上呻吟，大夫用力抓紧病床的床柱，眼睛紧盯着病孩儿。这时，孩子的身子突然发僵，而且重又咬紧牙关，身子有些蜷缩，四肢也摊开了。军毯下孩子赤裸的小身体散发出羊毛和酸臭的汗味。孩子渐渐松弛下来，重又把四肢缩回床中央。他仍然双目紧闭，一声不吭，但呼吸似乎更急促了。这时，里厄和塔鲁的目光不期而遇，塔鲁连忙把眼睛转到一边去。

几个月以来，由于鼠疫播撒恐怖从不选择对象，他们俩已经见过不少孩子离开人世，但他们还从未像这天早上那样一分一秒地眼看着孩子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当然，在他们看来，加之于无辜者的痛楚实际上从来性质都一样，即是说，都是令人愤慨的耻辱。然而，在当月当日之前，可以说，他们只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从未面对面而且如此长时间地观看过一个无辜者临死的情景。

恰恰在此刻，孩子好像肚子疼得厉害，重又蜷起了身子，而且小声地呻吟起来。他就这样蜷缩了好几秒钟，一阵阵痉挛和寒战使他全身抖个不停，仿佛他那脆弱的骨架正在鼠疫掀起的狂飙中折腰，正在高烧的阵阵风暴中断裂开来。暴风雨过后，他稍微放松了些，高烧似乎退去了，把他抛弃在潮湿而又臭气熏天的沙滩上，他喘息着，短暂的休息已经酷似长眠了。当灼人的热浪第三次袭击他时，他略微抬了抬身，随即蜷缩成一团，同时，出于对火焰般烤人的高烧的恐惧，他退缩到病床的尽里头，发狂似的摇晃着脑袋，掀掉身上的军毯。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臂，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时，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病孩儿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塔鲁俯下身去，他用自己笨拙的大手擦去孩子满脸的泪水和汗水。卡斯特尔早已合上书页，注视着病孩。他开始讲话，但因嗓子突然走调，他不得不咳嗽几声才把这句话说完：

“孩子的病在早上没有缓解过，对吗，里厄？”

里厄说，没有缓解过，但孩子坚持的时间比正常的更长些。帕纳鲁好像瘫了似的靠在墙上，他这时用低沉的声音说：

“如果孩子必然死亡，他痛苦的时间因此会拖得更长。”

里厄一下子转过身来面对着神甫，他想开口说话，但没有说出来，看得出他是在竭力控制自己，他重又把目光移到孩子身上。

阳光洒满了病房。在另外五张床上，有人的形体在蠕动，在呻吟，但仿佛商量过似的，都显得很谨慎。只有一个人在病房的另一端有规律地停一会儿，轻轻哼几声，听起来，那呜咽一般的叫声表达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惊愕。仿佛连病人都不像一开始那样恐惧了。现在，他们对待疾病似乎抱着某种认同的态度。只有那孩子还在竭尽全力挣扎着。里厄时不时摸摸他的脉搏，其实并没有这种必要，只不过为了摆脱他因无能为力而一动不动的状态罢了。他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孩子的悸动和他本人血液纷乱的流动交织在一起，于是，他同受尽折磨的孩子合为一体了，他多么希望能用自己还算完好的体力去支撑他啊。然而，他们两颗心的跳动仅仅结合了一刹那就不合拍了，孩子正在从他手里滑脱，他的努力落空了，于是，他放开孩子瘦削的手腕，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阳光顺着一堵堵粉刷过石灰的白墙照过来，由粉红色逐渐变成黄色。一个炎热的清晨正在玻璃窗外随着劈啪的市声开始。格朗离去时说他还要回来，但大家几乎没有听见他的话。人人都在等待着。孩子一直双目紧闭，看上去似乎平静了些。他的双手已变得像爪子，正在轻轻地挠着病床的两侧。接着他又举起手去扒靠近膝盖的被子。突然，孩子蜷起两腿，让大腿贴近肚子，随即停下不动了。于是，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里厄。他的嘴巴在已经变成土灰色的小脸的凹陷处张开了，一声拖长的呼喊几乎立即从他嘴里爆发出来，这声仅因呼吸而产生了极细微变化的呐喊，骤然响彻整个病房，听起来俨然是一声单调而不协调的抗议，这声抗议是那样缺少人的个性，听起来就像同时出自所有的人之口。里厄咬紧牙关，塔鲁背过身去。朗贝尔走到床边，靠近卡斯特尔，老大夫正合上在膝盖上摊开的书。帕纳鲁望望病孩儿满是污垢的小嘴，正是从这张嘴里发出了那声分不出年龄的呐喊。神甫轻轻跪到地上，他在那不知谁发出的持续的哼哼声中，用压低的但仍清晰的声音说道：“上帝，救救这孩子。”听见他的祷告，大家认为完全合乎情理。

然而，病孩还在叫喊，在他周围，其他病人也都激动了。在病房另一头那个不停地哼哼的人这时也加快了哼哼的节奏，直到他也公然大叫起来，与此同时，其他病人的呻吟声也越来越大。于是，在病房里迸发出潮水般的哭泣声，哭声盖过了帕纳鲁的祷告声。里厄紧扶床柱，闭上眼睛，疲劳、厌倦得濒于发狂。

他再睁开眼睛时，发现塔鲁站在他身边。

“我必须走开，”里厄说，“看见他们这样子，我再也受不了啦。”

但倏忽之间，其他病人全住口了。大夫这才意识到孩子的叫声已经变得很弱，而且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停了下来。在病孩儿周围，哼哼声复起，但低沉得有如从远处传来的这场刚结束的战斗的回声。战斗的确结束了。卡斯特尔早已走到病床的另一头，说了一声：“完了。”孩子张着无言的嘴，静静地躺在乱糟糟的被窝里，他好像一下子缩小了许多，脸上还有残留的泪水。

帕纳鲁走到床边，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然后拿上他的道袍，沿中间的通道走了出去。

“需要一切从头开始吗？”塔鲁问卡斯特尔。

老大夫摇摇头。随即带着苦笑说：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他支撑了很久。”

但里厄已经在离开病房，他走得那么快，带着那样怒冲冲的神态，以至帕纳鲁见他走到自己身边时，连忙伸手去拉他：

“嘿，大夫！”

里厄像走路那样怒冲冲地转过身来，粗暴地对他说：

“噢！那孩子至少是无辜的，这一点您很清楚！”

他随即转过身去，在帕纳鲁前面穿过病房的几道门，来到学校院子最靠里的地方。他在尘埃覆盖的小树丛中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擦擦已经滴到眼里的汗水。他想再大喊一声以解开使他心碎的死结。热气逐渐侵袭到榕树的枝桠间，清晨湛蓝的天空迅速蒙上一层微白的气体，使空气变得更闷热了。里厄坐在长凳上，感到灰心丧气。他凝视着树枝和天空，呼吸渐渐自如了些，同时勉强抑制住了疲劳感。

“刚才对我说话为什么那样怒不可遏？”从他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也跟您一样受不了那个场面。”

里厄朝帕纳鲁转过身来。

“的确是这样，”他说，“请原谅。疲劳能使人发疯。待在这个城市里，有时候我厌烦得只想反抗。”

帕纳鲁喃喃说：

“我能理解。这一切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为它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也许我们应当去爱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

里厄嗖的一下站起身来。他注视着帕纳鲁，用尽全身的力气和激情摇着头说：

“不，神父，我对爱的想法和您的不一样。而且我至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们备受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

在帕纳鲁的脸上掠过一抹被震惊的阴影。

“啊，大夫，”他悲哀地说，“我刚明白了什么是所谓的宽恕。”

可是里厄又颓丧地坐到长凳上去了。疲劳重又攫住了他，深入骨髓的疲惫使他答话时语气和缓了些：

“我知道，我没有的东西正是这宽恕心。但我现在并不想跟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在一道工作是为了某种超越了渎神和信神而把我们集合在一起的东西。只有这一点最重要。”

帕纳鲁坐到里厄身边，看上去很激动，他说：

“是的，不错，您也在为拯救人类而工作。”

里厄竭力露出笑容。

“拯救人类，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大而无当。我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我关心的是人类的健康，首先是他们的健康。”

帕纳鲁迟疑片刻，说：

“大夫。”

但他停下了。他也开始满头大汗，只喃喃地说了声“再见”，当他站起身来时，他的双眼发亮。他刚要离开，只见正在沉思的大夫也站了起来，并且朝他这边走了一步。

“再一次请您原谅，”里厄说道，“我今后不会这样发火了。”

帕纳鲁伸出手，伤心地说：

“可我并没有说服您！”

“那又何妨？”里厄说，“我所憎恨的是死亡，是疾病，这一点您很清楚。无论您愿意与否，我们走在一起就是为了忍受死亡和疾病，而且战胜它们。”

里厄握住帕纳鲁的手。

“您瞧，”他说，同时把目光避开神甫，“现在连上帝都不可能把我们分开了。”

帕纳鲁参加卫生防疫组织以来，从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肆虐的地方。在救援人员中，他总是站在他认为应该是他的位置上，也就是说，第一线。他没有少看死亡的情景，尽管原则上说，他注射了血清，得到保护，但他对自己安危的忧虑也并非绝无仅有。从表面看上去，他一直保持冷静。但自从那天他长时间眼看着一个孩子死去之后，他似乎变了。他脸上显露出越来越紧张的表情。有一天他微笑着对里厄说，他正在准备一篇短小的论文，题目是《神职人员可否求医问药？》。在大夫的印象里，问题似乎比帕纳鲁谈到的更严肃。当里厄表示希望看看他的文章时，帕纳鲁宣称，他可能要在男教徒做弥撒时布一次道，到时候，他起码会阐述其中的某些观点。

“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一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神甫第二次布道是在一个大风天。说实话，这次前来听讲的人比第一次的听众人数少，原因是这类场面对同胞们来说已不再具有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正在经历困境的城市，“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失去了意义。此外，大多数人，他们即使还没有完全放弃履行宗教义务，或者说，他们即使还没有在履行宗教义务的同时又过着极不道德的私生活，他们也已用毫无理性可言的迷信来代替宗教活动了。他们宁可佩戴护身徽章或圣洛克护身符，也不去教堂做弥撒。

这里可以举一个同胞们滥用预言的例子。原来，还是在春天时人们已经在等待鼠疫在短期内结束，谁也没想到去问问别人瘟疫可能延续的准确时间，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不会再延长了。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便开始害怕这倒霉的疫病会没完没了，于是，鼠疫停止一下子成了人们的愿望。占星术士的预言或天主教堂圣人的谶语便在居民中传递开来。城里的印刷厂老板们随即发现，在这种迷恋中有利可图，便大量发行那些流传的预言和谶语。当他们发觉百姓的好奇心漫无边际时，他们便派人去市立图书馆翻阅野史轶闻所能提供的一切证词和资料，随即在城内发行。当史书里再也找不到预言之类的东西时，他们便向一些记者订货，起码在这方面，那些记者的能耐不亚于他们历代同行中的楷模。

某些预言甚至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各家报纸上，而且读者争相阅读的热情不亚于太平时期他们迷恋言情小说。有些预测建立在荒诞的计算基础上，其中包括当时年代的千位数、鼠疫病人的死亡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还有些预测将此次鼠疫与历史上多次大鼠疫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共同点（预测称之为常数），再通过同样荒诞的计算，硬说从中可以得到与今次鼠疫有关的教益。但无可否认，其中最受公众好评的当属此类：这种预测用充满隐喻从而难以理解的语言预告即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其中每一件都有可能使本市遭受苦难，而这些事件的复杂性又会引来各种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穆斯[2]和圣女奥蒂尔[3]求谶，而且收获颇丰。此外，这些预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结论所具有的宽慰性。惟独鼠疫宽慰不了人。

由此看来，我们的同胞正在用迷信代替宗教，这就是帕纳鲁布道时教堂四成座位只坐满三成的缘由。布道的那天晚上，里厄一到达教堂，从入口处几扇自动门吹进来的一股股凉风正在听众中间畅行无阻。在这座冷飕飕而又鸦雀无声的教堂里，他在清一色的男性教徒群里坐下，同时看见神甫正在登上讲台。帕纳鲁讲话的语气比上次更柔和，态度更审慎，在场的人有好几次察觉他在言语间流露出几分犹豫。更奇怪的是，他再也不说“你们”而只说“我们”。

不过，他的声音倒越来越坚定了。他开始提醒大家，好多个月以来，鼠疫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多次看见它坐在我们的饭桌上或我们所爱之人的床头，看见它在我们旁边行走，等待我们去上班，所以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如今，我们也许能够更自觉地接受它对我们不懈的忠告，而在鼠疫初期的一片惊诧之中，我们可能并没有认真听进去它的话。上次帕纳鲁神甫在这同一个地方宣讲过的东西仍然正确至少他相信是正确的。然而，也还有一种可能，正如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他当时那样想和那样讲都缺乏仁爱之心，因而倍感后悔。不过，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在一切事物里永远有值得记取的东西。最严酷的灾难对基督徒来说仍大有裨益。确切地说，基督徒应当在这种灾难中寻求的东西，正是它的益处，同时还应该知道益处如何形成，如何找到这种益处。

此时此刻，里厄周围的人们似乎正惬意地坐在带靠背的长凳上，而且坐得越舒服越好。入口处有一扇钉软隔层的门在轻轻地前后摆动，有谁离开座位去把它固定住。里厄被这些动静分了心，险些没有听见帕纳鲁又说了什么。神甫讲的大概是大家不必去设法把鼠疫现象弄个明白，却有必要记取能够记取的东西。里厄的理解有些模糊：照神甫的意思，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解释。帕纳鲁大声说，照上帝的意思，有些事情，人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其余的事就无法解释，这句话总算吸引了里厄的注意。神甫接着说，当然存在善与恶，而且一般说，很容易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分界线。然而，一旦深入到恶的内部，分辨起来就有困难了。比如，有表面上看很必要的恶，也有表面上看毫无必要的恶。有下地狱的唐璜[4]，也有某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不信教的放荡之徒遭雷击是罪有应得，那么孩子受苦受罪就无法解释。事实上，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与痛苦俱来的恐怖更严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找出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上帝给我们提供了一切便利，可以说，在此之前，宗教是一无可取的。而现在，恰恰相反，上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处在鼠疫的重重高墙包围之中，只好在围墙的阴影里寻求益处。帕纳鲁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俯拾即是的套话来越过围墙。他可以毫不费劲地说，天国永恒的欢乐正等待着孩子，在那里他的痛苦可以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神甫对此也一无所知。其实谁又能肯定说，永恒的欢乐可以补偿人间一时的痛苦？能如此肯定的人一定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本身就经历过四肢和灵魂的痛苦。不，面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神甫宁可走投无路，他宁愿忠实地承受由十字架象征的五马分尸般的痛苦。他会毫无畏惧地对当天听他布道的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到了。必须相信那一切，或否定那一切。而在你们当中，谁又敢否定那一切？”

里厄几乎没来得及考虑神甫正走在异端的边缘时，帕纳鲁已经在有力地肯定说，这个命令，这个正确的要求，正是基督徒寻求的利益之所在，也是他们德操之所在。神甫明白，在他即将谈到的德操中，有些极端的东西会激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那些人习惯于更宽容更传统的道德观。然而，鼠疫时期的宗教不能和平时的宗教相提并论，如果说上帝可以容许，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安息而快乐，那么他也愿意看见人的灵魂在极端痛苦的年代走点儿极端。今天，上帝施恩于他创造的人，将他们置于如此巨大的灾难之中，使他们重新寻找并实行这至高无上的德操：“全信”或“全不信”。

上一个世纪，有一位教外作者硬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并不存在炼狱[5]，言下之意是说没有中间过程，而只有天堂和地狱，因此人只能按自己原来的选择，或升天堂得永生，或入地狱遭永罚。但帕纳鲁认为，这纯属异端，是出自某个毫无信仰的人内心的邪说，因为的确有炼狱存在。当然，有些时期人们不能过分指望炼狱，也有些时期谈不上有什么轻罪。凡罪孽都是致命的，一切冷漠都是犯罪。不是全有，就是全无。

帕纳鲁暂停片刻，这时，里厄更清晰地听见了门外的风声，风似乎变本加厉地刮起来了。与此同时，神甫说，不能按平时的狭义来理解他所谈的全盘接受的品德，这里讲的并非庸俗的逆来顺受，甚至不是勉为其难的谦逊，而是屈辱，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屈辱。当然，看见一个孩子遭受那样的痛苦，人的精神和心灵都会感到耻辱。但正因为如此，才必须投入痛苦，正因为如此（这时帕纳鲁请听众相信，他要说的话是很难启齿的），才应当乐意得到痛苦，因为痛苦是上帝的愿望。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走到底。为了不至落到全盘否定的地步，他将选择全盘接受之路。此刻正在各教堂祷告的诚实的妇女们，在得知形成中的淋巴结肿块是排除传染毒液的自然管道时，说道：“主啊，给他淋巴结肿块吧！”基督徒也会效法她们，献身于神的意愿，甚至难于理解的意愿。我们不能说：“这个，我理解；但那个，没法接受。”应当前去拥抱那赋予我们的“没法接受”的东西，这正是为了作出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苦涩的面包，但如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心灵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一般说，每当帕纳鲁神甫作短暂休息时，厅内都会响起一阵压低了的嗡嗡声，这次，杂乱的声音刚开始，布道者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起来，同时装出代听众提问的模样问道：究竟该怎么办？他预料大家会说出可怕的宿命论这个词。好吧，只要允许他加上形容词“积极的”，他就不会在这个字眼面前后退。当然，应当再说一遍，没有必要模仿他曾经谈到过的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不应当考虑向波斯的鼠疫患者看齐，那些人一面把他们的破衣烂衫扔向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传给那些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们竟想和上帝播撒的疾病作斗争。然而，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模仿开罗的修道士，在上个世纪那几次瘟疫中，他们在举行领圣体仪式时，为了避免接触信徒们可能已感染疫病的又潮又热的嘴唇，他们用镊子夹圣体饼。波斯的疫病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在犯罪。因为在前者心里，一个孩子的痛苦算不了什么，而后者恰恰相反，把人类害怕痛苦的心理推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无论是哪种情况，问题的实质都被掩盖了：他们对上帝的声音充耳不闻。帕纳鲁还想举出别的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的一次特大鼠疫中，梅尔西修道院八十一名修道士中只有四人幸免。而这四人中有三人都逃跑了。编年史家们作如是说，更翔实的记载就不属于他们的职业范围了。帕纳鲁神甫在阅读这篇文献时，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剩下的那位修道士身上，尽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更重要的是，尽管有那三个伙伴当了逃兵的先例，他一个人还是留下来了。这时，神甫用拳头捶着讲台的边缘，大声说：“兄弟们，我们必须当那位留下的修道士！”

问题不是拒绝采取预防措施，预防措施是一个社会在灾害引起的混乱中维持秩序的英明措施。不要去听那些道学家的话，他们要求大家俯首帖耳，放弃一切。我们只应当在黑暗中开始摸索着前进，尽力做一些好事。其余的，只需听其自然，哪怕事关孩子们的死亡，也心甘情愿接受上帝的安排，而不设法依靠个人。

说到这里，帕纳鲁神甫回顾了马赛鼠疫期间贝尔尊斯主教的崇高形象。他说，在瘟疫即将结束时，主教已尽了自己应尽的全部义务，他认为再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可以挽救众生，便带些口粮，把自己关在屋里，并命人筑墙将房屋堵死。一直视他为偶像的居民出于逆反心理人在极度痛苦时，这种感情屡见不鲜，对他十分不满，在他房屋周围堆满死尸，想让他染上疫病，为了保证他必死，有人甚至将死尸扔过墙去。因此，主教在他最后一刻的软弱中原以为远离了死亡的世界，殊不知死人竟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头上。我们也一样，应当深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并没有岛屿。不，没有折中。必须接受这令人愤慨的现实，因为我们不得不选择恨上帝抑或爱上帝。谁又敢于选择恨上帝呢？

“我的兄弟们，”帕纳鲁最后总结说，“对上帝的爱是一种艰难的爱。它意味着全面的忘我精神和轻视个人安危的气概。但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消除儿童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也只有这种爱才能使痛苦和死亡成为必需，因为谁也不可能理解死亡，所以只好自愿死亡。这是很难接受的教训，但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去接受它。这是信仰，世间的人会认为这信仰太残酷，上帝却认为它可以起决定作用，所以大家必须逐步接近它。我们必须使自己比得上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象。达到这样的最高境界时，一切都会融为一体，不分高低，真理也就从表面的不公正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法国南方许多教堂里，几世纪以来的不少鼠疫受害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也在死者的坟墓上面布道，他们宣扬的精神正从包括儿童在内的骨灰中发扬光大。”

里厄从教堂出来时，一阵狂风通过半掩的门猛刮进来，一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大风给教堂带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种湿漉漉的人行道的气味使信徒们在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像城市是怎样一副模样。一位老教士和一位年轻的教堂执事此刻正走在里厄大夫的前面，他们好不容易才按住了自己的帽子。尽管如此，老教士仍不停地评论着帕纳鲁的布道。他十分钦佩帕纳鲁的口才，但对神甫流露出来的大胆思想不无担心。他认为这次布道显示出来的忧虑多于力量，而像帕纳鲁这样年纪的教士是没有权利忧心忡忡的。年轻的执事一边低着头抵御狂风，一边肯定地说，他经常去神甫那里，因此了解神甫的思想演变，他说，神甫写的论文恐怕比他适才讲的话大胆得多，不过，想必得不到教会的出版许可证。

“他究竟有什么想法呢？”老教士问。

他们已来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狂风在他们身边咆哮，打断了年轻执事要说的话。等他可以说话时，他只说：

“如果一位教士请医生看病，说明里面有矛盾。”

里厄对塔鲁转述了帕纳鲁布道时讲的话之后，塔鲁说，他认识一位教士，这位教士在战争年代发现一个青年脸上的眼睛已被人挖掉，于是他再也没有信仰了。

“帕纳鲁说得对，”塔鲁说，“基督徒看见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时，这个教徒要么失去信仰，要么同意别人挖掉自己的眼睛。帕纳鲁不愿放弃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说的。”

塔鲁的这个评论是否能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和帕纳鲁在事件中令身边的人费解的表现稍加澄清呢？以后再判断吧。

布道几天之后，帕纳鲁果然忙乎起搬家来。那正是疫情的发展引起城里一股持续的搬家热的时候。塔鲁当时不得不搬出旅馆住到里厄家，神甫也不得不搬出修会分给他的套间房，住进一位老太太家里，那位老太太是经常光顾教堂的信徒，还没有染上鼠疫。在搬家的过程中，神甫已经感到疲惫不堪，惴惴不安。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房东的尊敬。原来，老太太曾对他热烈吹嘘圣女奥蒂尔谶语的价值，但他想必因为疲劳的缘故而对她略显怠慢。事后他无论如何努力弥补，以求她起码保持不冷不热的和蔼态度，却没有达到目的。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他在回到他那放满了花边钩织物的房间之前，他不得不瞻仰她坐在客厅里背朝着他的姿态，同时聆听她不转身说出的那句冷冰冰的“晚安，神甫”。就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晚间，神甫在上床睡觉时感到头痛脑涨，在他体内隐伏了多天的高烧像决堤的浪潮往他的手腕和太阳穴冲来。

接着发生的事是后来大家听了女房东叙述之后才知道的。那天清晨，她照老习惯起得很早。过了一阵，她奇怪神甫怎么还没有出房间，迟疑了好久她才决定去敲他的房门。她发现神甫还躺在床上，据他说整夜未眠。他感到气闷，而且充血的面部显得比平时还红得多。照老太太的说法，她挺礼貌地建议他请一位医生，但她的建议遭到粗暴拒绝，她认为其粗暴的程度实在令人遗憾。她只好退出房间。片刻之后，神甫按铃，并命人请她去。他对自己方才的暴躁脾气表示道歉，随后对她说，他的情况不可能是鼠疫，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不过是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庄重有礼地回答说，她的建议并非出于此种忧虑，她从不看重自身的安全，因为她的安全攥在上帝手里。她考虑的只是神甫的健康问题，她认为自己对此负有部分责任。据她讲，神甫没有再说什么，而她却力图尽到自己的全部义务，所以再次建议为他请一位医生。神甫又拒绝了，但进一步作了些老太太听来十分含糊的解释。她认为她只听懂了这一点（而她认为恰恰是这一点难以理解）：神甫之所以拒绝看病，是因为看病不符合他的原则。她因此得出结论说，她的房客被高烧弄得头脑糊涂了，于是她仅仅给他提供了一些草药汤。

她仍旧决定一丝不苟地履行她当时的处境要求她履行的职责，她每隔两小时看望一次病人。让她最感震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不停顿的烦躁不安状态。他掀开被子，接着又重新把被子拉到身上，他不停地用手摸自己汗湿的额头，常常坐起来想咳嗽，但喉咙仿佛被掐住了似的，咳出来的声音嘶哑、痰湿，跟使劲咯痰一般痛苦。他好像无力将堵在喉咙深处的使他窒息的一个个棉花团硬拔出来。每次发作之后，他往后一仰，倒在床上，种种迹象显示他已精疲力竭了。末了，他又半坐起身子，片刻之间，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那死盯着一处的眼光比此前的焦躁更加狂热。然而，老太太仍在迟疑，不敢请医生使病人不快。她琢磨，尽管病情显得很可怕，这也许只是高烧发作的症状。

可是，到了下午，她设法同神甫说话时，得到的回应只是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她又提到请医生的问题，但神甫一听便重又支起身子，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清晰地回答说，他不需要医生。于是，女房东决定再等到明日清晨，如果神甫的病情还没有好转，她就得拨情报资料局每天在广播里重复十来遍的电话号码。老太太始终尽职尽责，所以考虑在夜里去病人房里守护他。但到了晚上，给病人送去新熬的汤药后，她想躺下休息休息，哪知睡下去到第二天黎明才醒过来。她连忙跑到病人屋里。

神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昨天他脸上那种极度充血造成的红色已变成了铅灰色，而且因为他的脸颊还十分饱满，这种颜色尤其显眼。神甫正凝视着挂在床头天花板上的一盏彩色玻璃珠吊灯。见老太太进屋，他朝她转过头来。照女房东的说法，他经过一整夜的折磨，在那一刻似乎已经垮掉了，再也没有力量振作起来。老太太问他身体如何，她注意到神甫回答时说话的声音冷淡得出奇，他说他身体很糟，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把他送进医院，一切照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惊恐万状，连忙跑去打电话。

里厄在正午到达那里。听了女房东的叙述，他只回答说，帕纳鲁是对的，但恐怕送得太晚了。神甫接待里厄的态度也一样冷淡。大夫给他作检查时感到十分吃惊：他没有发现他有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只查出他肺部积水引起的肿胀和呼吸困难。但无论如何，他的脉搏太弱，全身情况太严重，看来希望很渺茫。里厄对他说：

“鼠疫的主要症状您都没有，但实际上值得怀疑，我应当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异样地笑笑，仿佛表示礼貌，但默不作声。里厄出门打电话，回来后，他注视着神甫。

“我留在您身边。”他温和地说。

神甫好像又活跃起来，他转眼看着大夫，目光里似乎重现了某种热情。他随即艰难地用清晰的声音说起来，但听不出语气中是否有悲哀的成分：

“谢谢，但神职人员没有朋友。他们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

他要放在床头的十字架，得到后，他转过身去注视着它。

在医院，帕纳鲁再没有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对他进行各种治疗，但从没有放下手中的十字架。不过，他的病情仍旧难以确定。里厄心里始终疑云密布：是鼠疫，又不是鼠疫。再说，一段时间以来，这瘟神好像乐于使医生的诊断迷失方向。然而，就帕纳鲁这个病例而言，他后来病情的发展即将表明，这种无把握的现象是无关紧要的。

神甫的体温直往上升。他成天受到咳嗽的折磨，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嘶哑。到了晚上，他终于咯出了那堵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是鲜红色的。在高烧肆虐的纷扰中，他的眼神却一直无动于衷，第二天清晨，当人们发现他已死去，半个身子躺在床外时，他的眼神已毫无表情了。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那一年的天主教诸圣瞻礼节[6]非同寻常。当然，天气并不反常，因为倏忽间的季节变化促使凉爽一下子代替了秋热。跟往年一样，这时节一直是凉风飕飕。大片大片的云朵从天际的这头飞快地往那头移动，给下面的房舍投下阴影，云彩过去之后，十一月的金色阳光照遍屋顶，却毫无暖意。第一批雨衣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但大家注意到，今年雨衣的面料上胶和上漆的数量之大，令人咋舌。原来各家报纸都曾报道，在两百年前法国南方发生的几次大鼠疫期间，医生们为了预防传染，都穿上了涂油面料的衣服。商家善于利用机会，遂大量推销过时衣服的存货，而购买的人也都希望从中得到免疫力。

然而，所有显示季节变化的迹象都未能使人忘记这样的事实：公墓门前冷落车马稀。往年这个节日来到时，电车里充溢着淡淡的菊花香味，成群结队的妇女前去亲人安息的地方，用菊花装点他们的坟墓。每到这个日子，未亡人总想去死者身边安抚他一年来孑然一身备受冷落的凄苦。但这一年，谁也不愿去考虑死人了。确切说，他们想死人的时间太多了。如今已谈不上带着些许惋惜和无比的忧伤前去死者身边。死者再也不是每年一次需要未亡人来身边进行辩解的被冷落的人了，他们成了闯入活人生活的必须忘记的不速之客。这说明为什么今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一下子就跳了过去。照柯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此人讲话越来越带讥讽味儿了），如今每天都是亡人节。

事实上，鼠疫的快乐之火在焚尸炉里越烧越欢了。当然，死于鼠疫的人数并非随时随刻都在增加，然而，鼠疫似乎在它的高峰上舒舒服服地待了下来，它每天以一个优秀公务员的准确和规律进行凶杀活动。原则上说，有关人士的意见也如此：这是个好兆头。比如，里沙尔大夫感到，鼠疫蔓延形势图上的曲线起初不断上升，继而在最高处长期徘徊，这似乎令人鼓舞。“这张图表很好，好极了，”他说。他认为在图表上，鼠疫已达到他所谓的水平线。从此以后，它只会降下来。他把这个现象归功于卡斯特尔大夫新研制的血清，原来，卡氏血清刚取得几次未曾料到的成功。老卡斯特尔没有反驳他，但他认为，事实上，一切都无法预测，因为从瘟疫史来看，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再度猖獗的情况。长期以来，省府一直希望安抚公众的情绪，但苦于疫情严重，无法实现。眼下，它准备召集全体医生，请他们就此问题作出报告。但就在此时，里沙尔大夫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恰好是在疫情稳定的时候。

这个例子当然使人感受强烈，但它毕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对此，行政当局一如它先前的轻率乐观那样，又公然悲观起来。卡斯特尔却只顾尽心尽力地研制他的血清。无论如何，现有的公共场所全都改成了医院或检疫所，如果说，省政府所在地还完整如初，那是因为总得留一个开会的地方。不过，总的说来，由于这个时期疫情相对稳定，里厄组建的隔离所和医院预期的名额还绰绰有余。医生和医助们业已付出了令他们身心交瘁的劳动，如今他们再没有必要操心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需继续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那份可以说是超负荷的工作就行了。现在，以肺鼠疫形式出现的疫情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蔓延，仿佛人们的肺部正在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似的。病人往往在大吐血当中更快地离开人世。这时，随着瘟疫的这种新形式的出现，感染的危险性可能会更大。原来，在这点上，专家们的意见始终互相矛盾，但出于保证更安全的考虑，卫生防疫人员仍然使用消毒纱布口罩。

无论怎样，虽然乍看起来，疫情可能在蔓延，但因淋巴腺鼠疫病人正在减少，总数的天平仍然保持平衡。

但是，随着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可能产生另一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以天价出售正规市场紧缺的必不可少的食品。这样一来，贫困家庭数米而炊，富裕人家却衣轻乘肥。瘟神在恪尽传染职守时，不徇私情，十分有效，这本可以增进同胞们之间的平等感，可是，由于通常的自私心理作怪，鼠疫反而使人们心中的不平等感增强了。当然，剩下来的还有死亡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却是谁也不愿享受的。因鼠疫而挨饿的穷苦百姓更加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那里生活自由，面包也不昂贵。既然在这里得不到足够的食品，人们就产生了这种不太理性的想法：还不如放他们离开这里呢。结果，在城里竟有一句口号流传起来：“没有面包，就给新鲜空气！”这句口号有时在墙上可以看到，有时在省长经过时可以听到。这种反讽意味的口号是某些游行示威的信号，尽管示威很快被制止了，它们的严重性却有目共睹。

自然，各家报纸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宣扬乐观主义。一读报纸，就会看见对当前形势特点的描写，那就是：居民表现为“沉着和冷静的动人典范”。然而，在一个自我封闭、无密可保的城市里，谁也不会欺骗自己去相信什么共同作出的“典范”。要想对所谓的沉着和冷静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只需去某个检疫隔离病房或省政府建立的某个隔离营走走就够了。恰巧笔者当时在别处有事，不了解那里面的情况，所以只能在此援引塔鲁记载的事实。

原来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叙述了他和朗贝尔一道去探访市体育场一个隔离营的情况。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的一端朝向通电车的街道，另一端俯临一片空地，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高地的边缘。体育场周围一般都筑有水泥高墙，只要在四个进口处的大门设岗，任何逃逸都很难成功。同样，高墙也能阻止外面好奇的人进去打扰正在接受隔离的不幸的人。作为抵偿，那些不幸的人整天都能听到电车来往的声音，虽然看不见，却可以根据电车上变大的喧闹声猜测上班和下班的时间。他们因此而了解到，他们被排除在外的生活还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进行，他们明白，水泥高墙隔断的两个世界相互之陌生，胜过它们各自处在两个不同的星球。

塔鲁和朗贝尔选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去探访这个体育场隔离营。同他们一道前往的还有足球运动员冈萨雷斯，原来朗贝尔又找到了他，而且说服他最终接受了轮流管理体育场的任务。朗贝尔准备把他介绍给隔离营的主管。冈萨雷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对他们两人说，鼠疫发生之前，他们见面这一刻正是他换上球衣准备出场比赛的时候。如今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已不再可能进行球赛，他为此感到十分无聊，他看上去也的确如此。这也是他接受看管隔离营任务的原因之一，但他的条件是，只能在每个周末去工作。那天天气半阴半晴，冈萨雷斯抬着头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也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尽情回忆在更衣室擦松节油的味道，还有那摇摇欲坠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的柠檬汁或像无数凉针刺激干渴喉咙那样解渴的冰镇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这样的情景：他们一路上穿过郊区那些坑坑洼洼的街道时，这位球员不停地踢他脚下碰到的石子儿，想把石子儿直接踢进路旁阴沟的集水孔。他一踢进去便说：“一比零。”每当他吸完香烟，往前吐烟蒂时总要用脚趁势把烟蒂接住。快到体育场时，一群踢足球的孩子正好把球往他们身边踢过来，冈萨雷斯连忙跑过去准确地把球踢回小球员那里。

他们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满是人，赛场上搭了几百个红色的帐篷，从远处隐约可见帐篷里放着卧具和小包袱。目前还保留着看台，为的是让被隔离的人在大热天或下雨天有躲避的地方。不过，夕阳西下时，他们都得回到帐篷里去。看台下面，整修了一些淋浴室，那里的运动员更衣室全都改成了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被隔离的人都挤在看台上，其余的人在赛场边缘漫步。有几个人蹲在他们的帐篷入口处，用茫然的目光东看看，西看看。许多人躺在看台上，似乎在等着什么。

“他们白天干什么？”塔鲁问朗贝尔。

“什么也不干。”

的确，几乎所有的人都闲着双手，胳膊晃晃悠悠。那么大一群人聚集在这里却静默得出奇。

朗贝尔说：

“最初几天，来这里的人吵吵嚷嚷，谁都听不清别人讲话。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话越来越少。”

据塔鲁的日记说，他本人很理解那些人的心情。起初，他看见他们挤在各自的帐篷里，要么听苍蝇嗡嗡，要么自己搔痒痒；如果发现有人乐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怪叫着发泄他们的怒气或表达他们的恐惧。然而，自从隔离营人满为患以来，乐意听别人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因此，大家只好沉默下来，互不信任。的确，有一种互相猜疑的东西从明亮的灰色天空降临在这红色的隔离营里。

不错，那些人都带着猜疑的神色。既然他们已与世隔绝，这种互不信任就不无道理，因此从他们的神情里可以看出，他们在思索这一切的原因，同时又很害怕。塔鲁观察到的每一个人目光都显得茫然，神色都表现出与自己的个人生活全面隔绝的痛楚。他们既然不可能成天都想到死的问题，他们只好一无所想。他们是在度长假。塔鲁写道：“最糟糕的是，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认识他们的人在考虑别的事，所以把他们遗忘了，这完全可以理解。至于还在爱着他们的人，如今也把他们遗忘了，其实那些人正在四处奔走，千方百计想把他们从隔离营弄出去，可能已累得筋疲力尽了。爱他们的人成天想的是他们如何能出来，倒反而把要出来的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到头来，人们才发觉，即使处在最不幸的时刻，谁也不可能真正想到别人。如果真正在想谁，就得一分一秒随时想到他，而且不会被任何事情分心，无论是家务还是飞来飞去的苍蝇，无论是用餐还是身上痒痒。然而永远有苍蝇也有痒痒，所以过日子也并非易事。这一点，他们都很清楚。”

隔离营的主管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人走过来，他说，有位奥东先生要求见他们。他先带冈萨雷斯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把塔鲁和朗贝尔带到看台的一个角落，原先独自坐在一边的奥东先生忙站起来迎接他们。他仍跟以前一般穿着，仍戴着原先那副硬领。不过，塔鲁还是注意到，他鬓角的两绺头发翘得比过去高了许多，一根鞋带也散开了。这位预审法官面容憔悴，同他们交谈从非正面看他们一眼。他说，能见到他们他深感快慰，并托他们向里厄大夫致谢，感谢他为他家做过的一切。

在场的人都默不作声。

片刻之后，法官又说：

“但愿菲利普没有受太多的痛苦。”

塔鲁这是第一次听到他说出他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明白事情起了变化。此刻，夕阳西下，阳光穿过两朵行云从西边平射进看台，把他们三人的脸染成金黄色。

“没有，”塔鲁说，“没有，他真的没有受什么苦。”

他们俩告辞时，法官一直在眺望阳光射进来的地方。

他们去向冈萨雷斯告别，这位球员正在研究一张轮班值勤表。他握着他俩的手时笑了起来：

“我起码又回到了更衣室，还是一样。”

过了片刻，主管送塔鲁和朗贝尔出营，这时从各看台传来一阵响亮的劈啪声，接着，太平盛世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介绍运动队的高音喇叭带着嗡嗡声通知被隔离的人回各自的帐篷，以便发放晚餐。大家慢腾腾地离开看台，拖拖拉拉地回到帐篷。等大家都安顿好了，两辆火车站常用的那种电瓶车便在各帐篷之间行进，车上放着几只大锅。人们举着胳膊，两只长柄大汤勺伸进大锅里，然后舀出食品分别放到两只军用饭盒里，电瓶车随后再往前开，开到下一个帐篷前，再开始分发食品。

塔鲁对主管说：

“这倒挺科学。”

“是的，”主管握着他们的手得意地说，“很科学。”

夜幕降临时，天空已变得晴朗。隔离营笼罩在柔和而清凉如水的月光里。从四面八方响起勺子盘子的丁当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几只蝙蝠在营帐上空飞来飞去，随即突然消失了。在另一端的围墙外，一辆电车在铁轨的道岔上发出咔咔的响声。

在跨出隔离营大门时，塔鲁喃喃说道：

“可怜的法官，应该为他做点儿什么。但怎样才能帮助一位法官呢？”

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好几个类似的隔离营，但笔者缺少那边的直接消息来源，出于谨慎，就不多费笔墨了。他能说的只有一点：那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在暮色中传出的高音喇叭的喧闹声，围墙的神秘性，以及对这些远离尘寰的不祥去处的恐惧，都成了同胞们沉重的精神负担，给他们的惶恐和苦恼火上加油。各种事故以及市民同行政当局的冲突都在与日俱增。

到十一月末，清晨的天气已经变得非常寒冷。瓢泼大雨冲刷着路面，大雨过后，天空洁净如洗，万里无云，同闪光的街道相映成趣。每天早上，苍白无力的太阳向城市播撒它明亮但却冷冰冰的阳光。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重新暖和起来。塔鲁正好选定这个时间同里厄大夫谈谈心。

一天，大约晚上十点钟，塔鲁在一整天耗尽心力的工作之后，陪伴里厄去那位气喘病老人家里出诊。在老街区鳞次栉比的房屋上空，柔和的星光闪闪烁烁。微风无声地吹拂着，穿过黑黢黢的十字路口。这两个刚从静悄悄的街道走过来的男人，想不到碰上的这位病人如此健谈。老人告诉他们说，有些人并不拥护当局，说油水大的位置永远被同样的人包揽；他还引了谚语“瓦罐不离井边碎[7]”，末了，他搓着手说，有可能要大闹一场。大夫一边给他看病，他一边评论时事，没完没了。

塔鲁他们听见房顶上有脚步声。老太太发现塔鲁注意到这个情况，便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上面的平台上。他们同时还得知，从平台看出去，景色不错，而且本街区有些家的平台互相连接，妇女们可以足不出户就互相探访。

“没错，”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上面空气很好。”

他们发现平台上杳无一人，只放了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出去，目力所及，只见一个个平台连绵伸展到黑压压的一大堆石头边，他们认出来那里是本城的第一座山冈。从另一边望过去，目光越过几条大街和看不见的海港，可以远眺那海天一色、波光隐约的地平线。比他们知道是悬崖的地方更远些，一缕微光时隐时现，很有规律，但他们不知道那光线的来源。原来那是航道上的灯塔，从今年初春到现在，它一直在为改道开往别的港口的船只旋转领航。在风吹云散、明净如洗的天空，星光闪烁，遥远的灯塔微光宛如尘埃，不时掠过星空。微风吹来香料和石头的气味。周围是一片深沉的寂静。

“天气真好，”里厄坐下来时说，“就好像鼠疫从没有来过这里一样。”

塔鲁背对着他，正在眺望大海。片刻之后，他说：

“不错，天气很好。”

他走过来坐到里厄身边，然后仔细地端详他。微光在天际又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的碰撞声从街道深处一直传到他们耳里。屋子里有一道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时，塔鲁毫不做作地问里厄：

“里厄，您难道从不想打听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朋友看吗？”

“是的，”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朋友看，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时间。”

“那好，我这就放心了。您愿不愿在此时此刻和我共享友情？”

里厄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就这么着……”

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像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滑行了很长时间，随后才开走了，接着，远远传来一阵模糊的惊叫声，再度打破周围的静寂。后来静谧恢复了，更加衬托出天空和星星此刻对这两个男人的重要性。塔鲁站起身，走过去靠在平台的护栏上，面对着一直躺坐在椅子里的大夫。一眼看上去，只有他魁梧的身影显现在天空的背景下。他讲了很长时间，下面是他的讲话复原之后的大致内容：

里厄，我就长话短说吧，在认识这个城市和这次瘟疫之前，我早已患上鼠疫了。应该说我同大伙儿一样早已在受鼠疫的折磨。但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或者说他们安于那种状况，另一些人则对此一清二楚，并且力图摆脱现状。至于我，我始终希望摆脱。

我年轻时，在生活中一直头脑简单，也就是说，毫无头脑。我不是那种自寻烦恼的人，我开始进入社会时过得还相当体面。我一帆风顺，应付自如，和女人相处甚笃，即使偶尔有些忧虑，这忧虑也来去匆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思索问题。现在……

应该说，我当时没有您那么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当时的社会地位就不算低了。但他天性善良，从不摆架子。我母亲很淳朴，遇事让人，我一直很爱她，但我现在宁愿不谈这个。我父亲对我很亲切，时常照顾我，我甚至相信他曾试图理解我。他在外边拈花惹草，现在我可以肯定这点，但我一点不感到气愤。他在这方面的行为一向合乎分寸，从不引人反感。扼要说来，父亲不是一个有独特见解的人。现在他既然已经作古，我才体会到，他这一辈子活得既不像圣人，也不是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这么回事。他那种类型的人能让人感到亲切，而且这种适度的亲切感可以一直保持下去。

不过，他也有他的特点：《谢克斯旅游指南》是他最爱读的书。他并不常出门旅行，除非在假期去布列塔尼，他在那里有一座小别墅。但他可以向你准确地说出巴黎—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时间、从里昂去华沙中途换车的时刻表，以及你选定的任何两个大都会之间的行车里程。您能说清从布里扬松到沙莫尼怎么走吗？连火车站站长恐怕也会弄糊涂，我父亲却能说得头头是道。差不多每个晚上他都进行练习，以增进这方面的知识，而且他为此感到自豪。这事儿让我很开心，我经常向他提问，然后对照《谢克斯旅游指南》核实他的答案，当我确认他毫无差错时，我非常高兴。那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我给他提供了我这个听众，而他对我的诚意也很珍惜。我呢，我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优势不亚于其他方面的优势。

不过我越讲越远了，我恐怕太重视这位老实人了，因为说到底，我下决心时受他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他充其量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原来，在我十七岁时，我父亲邀请我去听他讲话。那是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他当时肯定寻思自己会在法庭上大出风头。我现在也认为他当时是想依靠那次隆重的开庭审案仪式来激发年轻人的想像力，以推动我下决心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那会讨他喜欢，也因为好奇心促使我去看看、去听听他在家庭中的角色之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得更多。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法庭里进行的一切，跟7月14日的国庆检阅或颁奖仪式一样正常和不能回避。我当时对审案只有抽象的概念，而且一点儿没有为此感到不安。

然而，那天审案在我记忆里留下的惟一印象乃是罪犯的模样。我相信他确实有罪，是什么罪，那无关紧要。然而，那个红棕色头发、一副可怜相的三十来岁的矮小男人招供一切的决心显得那样坚定，他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和法庭即将对他的判决害怕得那样真切，以至不一会儿我的视线就完全被他吸引了。他看上去活像一只突然被强光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顾用牙齿咬一只手的指甲，是右手……总之，我不想讲下去了，您已经了解，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呢，我到那一刻才陡然意识到这一点，而此前我只在“被告”这个简单的范畴之内来想这类人。我不能说我当时把我父亲忘记了，但我只感到一阵心酸，因此我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在那刑事犯身上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我只感到有人想杀死那个活生生的人，于是，一种奇怪的本能，带着顽固的盲目性，像浪潮一样把我推到他那一边。我真正清醒过来是在我父亲宣读公诉状的时候。

红袍使我父亲变了样，他显得既不善良，也不亲切，他满嘴空话大话，不着边际的长句子像蛇一般不断从他嘴里蹿出来。我明白，他在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判这个人死刑，甚至要求砍他的头。的确，他只说了：“这个头应该掉下来。”但归根结底，这两句话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他得到了这颗头颅。只不过并非他自己去执行罢了。我一直听到案件的结尾，而我却单单对这个不幸的人抱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程度之深厚，我父亲永远也望尘莫及。不过，按习惯，父亲还得到场观看那美其名曰最后的时刻应该叫最卑鄙的谋杀时刻发生的事。

从那天起，我一看见那本《谢克斯旅游指南》就极端反感。从那天起，我开始带着憎恶关注司法、死刑和处决。我十分震惊地发现，我的父亲显然参加了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正是他起得很早的那些日子去参加的。是的，每逢这样的日子他都把闹钟上好。我不敢把这事告诉我母亲，但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他，我这才明白，他们之间已毫无感情，母亲是在过一种被遗弃的生活。这个发现有助于我原谅她，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后来我才知道，对她谈不上什么原谅，因为她在结婚前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正是穷困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一定在等我说出“我马上离家出走”这句话。不，我留下来了，又待了好几个月，将近一年吧。但我内心十分苦恼。一天，父亲又在找闹钟，因为他需要早起。我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他回家时，我已经出走了。我应该马上承认，我父亲派人去找过我，我也去看过他，我没有作任何解释，只冷静地对他说，如果他强迫我回家，我就自杀。他最后还是答应了，因为他天性比较温和，但他仍旧发表了一通关于享乐生活的愚蠢性（他就这样理解我的行为，但我并没有阻止他）之类的议论，接着是千叮咛万嘱咐，还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真诚的眼泪。后来，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后了，我定时回家看望我母亲，当然也会见到他。我认为，有这些接触于他也就够了。至于我，我对他并没有敌意，只不过内心有些伤感罢了。父亲去世时，我把母亲接到我家，如果她后来没有离开人世，她还会住在那里。

我把我踏进社会的开始阶段说得这么细，是因为这的确是我一切的开端。现在我准备说得快些。我在十八岁时离开了富裕生活，尝到了贫穷的滋味。为了口，我什么行当都干过。而且行行都干得有声有色。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死刑问题。我要替红棕色头发的猫头鹰算账。结果，我搞起了人们所谓的政治。我不想成为鼠疫患者，就这么回事。我曾认为，我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我只要同社会作斗争，就意味着同谋杀作斗争。我曾这么认为，别人也对我这么说，结果说明，这大体正确。于是，我就和我热爱的而且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在那个队伍里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个国家有斗争，我都去参加过，就不详谈了。

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偶尔也宣判死刑。但当时他们对我说，为了实现没有人杀人的世界，死那几个人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我恐怕都不可能坚持这样的真理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当时很犹豫。但我还一直想着那猫头鹰，所以还能坚持下去。直到我再一次亲眼目睹执行死刑（那是在匈牙利），我孩提时经历过的使我头晕眼花的场景又在我成年时使我两眼发黑。

您从没有见过枪毙人吧？不，您当然没有见过，在场的人一般都是邀请来的，公众也都在事先经过挑选。所以在这方面您只停留在图画和书本知识里。蒙眼的布条、木柱、远处的几个士兵。嘿，才不是这么回事呢！您知道吗？事实恰恰相反，行刑队是站在离犯人一米五的地方。您知道吗？犯人如果往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触到枪口。您知道吗？在那么近的距离，行刑队员集中射击犯人的心脏部位，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子弹，足可以在犯人胸膛开一个碗大的窟窿，人的拳头都可以伸进去。不，您不知道，因为那都是人们讳莫如深的细节。对于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比生命更神圣不可侵犯。善良人们的睡眠不应当受到妨碍，否则就是低级趣味。而谁都知道，趣味就在于不固执。但我呢，从那时起，我一直睡不好，一直品尝那低级趣味，而且一向很固执，即是说，不停地去想它。

于是，我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至少我自己一直是一个鼠疫患者，而这些年我却全心全意地相信我是在与鼠疫作斗争。我得知我曾间接赞同几千个人的死亡，我甚至促成了那些死亡，因为我认为必然导致死亡的那些行动和原则十分正确。别的人似乎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或者说，他们至少从没有自动谈起过。而我，却一想到那些事喉咙就哽得说不出话。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却很孤独。有时我向他们谈到我的思虑，他们说必须考虑当前胜败攸关的事，他们还提出许多常常给人深刻印象的理由，让我相信我难以相信的东西。然而，我回答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那些身穿大红袍的大鼠疫患者也会讲出许多令人信服的道理，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提出的有分量的理由和必要性，我就不可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提出的理由。他们提醒我说，要承认穿红袍的人有理，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判刑的专营权。但我琢磨，如果让一次步，那就没有理由让他们住手。历史似乎认同了我的想法，今天，他们都在杀人场上争第一。他们全都杀红了眼，而且也欲罢不能了。

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事并不是进行辩论。我关心的是那红褐色头发的猫头鹰，是那个肮脏的偶然事件：那时，几张臭嘴向一个戴脚镣手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他们做好一切安排让他死，是的，让他在一个接一个眼睁睁等待被谋杀的极度苦恼的不眠之夜后死去。我关心的，是那胸脯上的窟窿。我思忖，在此期间起码我是这样，我决不会认为那种令人憎恶的屠杀有丝毫，您听见了吗？丝毫的道理！是的，在我还没有看得更清楚之前，我选择了这种顽固的盲目态度。

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改变。长久以来，我为我也曾当过杀人凶手哪怕是间接的，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而感到羞愧，感到极端羞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只意识到一点：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我还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不错，我一直在感到羞愧，这一点我心中有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的包围中，我因此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安宁，我试图理解所有的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从而找回我的安宁。现在，我只知道必须做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成为鼠疫患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找回安宁，或者在找不到安宁时，平静地死去。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即使不能拯救他们，起码可以使他们尽量少受折磨，有时甚至会带给他们些许快乐。为此，我决定拒绝接受促人死亡的，或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不论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不论它有理无理。

这也说明为什么在这次鼠疫里，除了学会同您并肩向瘟神开战，我没有学到别的什么。凭我可靠的学识，我清楚知道（是的，里厄，我深谙生活中的一切，这您也看见了），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只有细菌是天然形成的。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老实人，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人，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走神。要想从不走神，就需要意志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对，里厄，当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当鼠疫患者更累人。因此，所有的人都显得很疲劳，因为，在今天，人人都多少有些患鼠疫之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不愿意继续当鼠疫患者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极度的疲劳，只有死亡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高峰状态的疲劳。

从现在到那个时刻到来时，我深知我对这个世界本身已没有价值，从我放弃杀人那一刻起，我已经自我宣判永远流放。该由别的人来创造历史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从表面上去判断那些人。我缺乏当有理性的杀人凶手的某种素质。这当然不是什么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学会了谦逊。我只不过想说，当今世界上有祸患，也有牺牲品，必须尽可能避免站在祸患一边。这一点，在您看来也许比较简单，但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听见过太多的道理，那些道理差点弄得我晕头转向，而且确实蛊惑了许多人的心，使他们同意去杀人，我这才明白，人们的不幸都源于他们说话不清晰。于是，我决定无论言语或行动都明明白白，这样才能走上正道。因此我才说有祸患也有牺牲品，如此而已。如果我在这样说时，我自己也变成了祸患，起码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试图当一个无辜的凶手，您瞧，这不算过分的奢望吧。

当然，也需要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在现实里这样的医生很少，也很难遇到。因此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以限制损失。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可以探索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即是说，怎样才能获得安宁。

谈话结束时，塔鲁摆动着腿，用脚轻轻敲着平台。静默片刻之后，大夫稍稍挺挺身子，问塔鲁是否考虑过走什么道路才能得到安宁。

“考虑过，就是要有同情心。”

从远处传来两下救护车的铃声。适才还很模糊的惊叫声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聚合起来，就是在石头山冈的附近。他们同时还听到一声类似爆炸的巨响，然后重归于寂静。里厄看见灯塔又闪了两次。微风似乎吹得更有劲了，与此同时，一股风刮来一阵海洋的咸味。他们现在可以清晰地听见海浪拍打悬崖的低沉的声音。

“总之，”塔鲁直率地说，“现在我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圣人。”

“可是您并不相信上帝。”

“正是。不信上帝是否可以成为圣人，这是我今天遇到的惟一的具体问题。”

突然，在响起惊叫声的那边升起一片闪闪烁烁的光，一阵模糊的喧闹声随风传到他们俩的耳里。闪烁的光随即熄灭，于是，在远处，在那一溜平台的边缘，只剩下了淡红色的余光。在风声暂息的时候，他们清晰地听见人的喊叫声，接着是射击声和人群的喧哗。塔鲁起身倾听，却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城门哨卡那里又干仗了。”

“这会儿已经结束了。”里厄说。

塔鲁喃喃说，根本结束不了，还会有牺牲品，这很正常。

“也许吧，”里厄回答说，“但您知道，我觉得自己同失败的人比同圣人更能患难与共。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说得对，我们俩目标一致，不过我没有您那么大的雄心壮志。”

里厄以为塔鲁在开玩笑，便看了他一眼。但借着天上模糊的微光，他看到的是一张忧伤而又严肃的脸。风又刮了起来，里厄觉得这风吹在脸上很温暖。塔鲁打起精神说：

“为了我们的友情，您知道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吗？”

“该做您愿意做的事。”里厄说。

“去洗个海水浴。哪怕是未来的圣人，也会认为这个乐趣是同他的身份相称的。”

里厄笑笑。

“我们有通行证，可以去防波堤。说到底，只在鼠疫圈子里生活实在太愚蠢了。当然，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但如果他除此就别无所爱，他斗争又有什么意思？”

“说得对，”里厄答道，“那我们就去吧。”

片刻之后，汽车在海港栅栏旁边停下来。月亮早已升起。乳白色的天空向各处投下淡淡的阴影。在他们身后是倚山而建层层叠叠的市区房屋，从那里刮来一阵带病菌的热风，促使他们赶快往海边走。他们向一个卫兵出示证件，卫兵仔细端详了很久才放他们通过。他们从他身边走过去，再穿过放满了木桶、到处散发着酒味和生鱼味的土堤，然后朝防波堤的方向走去。快到达目的地时，一股碘和海藻的气味告诉他们大海就在前面。接着他们听见了涛声。

大海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脚下发出轻柔的嘘嘘声，他们攀登大堤时，无垠的碧波展现在他们眼前，像丝绒般厚重，像兽毛般柔滑。他们去面对深海的岩石上坐下。海水涨起来，再缓缓退下去。大海舒缓的起伏使海面时而波光粼粼，时而平稳如镜。他们面前是无边无际的夜。里厄感觉到了手掌下是凸凹不平的岩面，一种罕有的幸福感充溢着他的心田。他向塔鲁转过身来，从他朋友诚实而平静的脸上猜出他也有同样的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并不能使他忘却什么，甚至不能忘却他思虑的谋杀问题。

他们脱了衣服。里厄先跳下去。一开始水很凉，等他再钻出水面时，他倒感觉水是温热的了。游了一会儿蛙泳之后，他这才明白，今晚的海水之所以是温热的，是因为秋天的大海接受了陆地好几个月储存起来的热量。他以匀称的动作往前游着，双脚拍打水面，在他身后掀起白色的浪花，海水沿着他的双臂流下去，直到他的双腿。他听到一声很沉的“扑通”声，知道塔鲁也下水了。他翻转身平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脸朝着月光皎洁、群星璀璨的天空。他深沉地呼吸着，越来越清晰地听到拍打海水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塔鲁正在朝他游过来，很快就听到了他的呼吸。里厄翻转身，以同样的节奏与他的朋友并肩而游。塔鲁游得比他有劲，他不得不加快速度。一时间，他俩以相同的节奏、相同的力量齐头并进，他们终于摆脱了那座城市和鼠疫，终于能够远离尘嚣，闲云野鹤般优哉游哉。里厄首先停下，接着慢慢往回游，只是有几分钟他们游进了一股冰凉的水流，在这股海水出其不意的袭击下，他们不声不响地加快了速度。

他们穿好衣服，往回走时没有说一句话。但他们现在已是推心置腹的朋友，这个夜晚也将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当他们远远瞥见疫城的哨兵时，里厄知道，塔鲁也同他一样在想，瘟疫一时间曾把他们忘却，这很不错，但现在又该重新投入战斗了。

不错，是需要重新投入工作，而且鼠疫也不会把什么人遗忘得太久。整个十二月里，这家伙在同胞们的胸膛火烧火燎，它使焚尸炉闪闪发光，使隔离营挤满闲得无聊的人影，总之，它还在以它坚忍不拔时松时紧的步履不断前进。市政当局曾希望借助寒冷的冬天以煞住它蔓延的气势，但它竟然度过了初冬的严寒，毫不停步。还需要继续等待下去。然而，大家等得太久，也就不想等了，于是，全城的居民都在绝望中打发着日子。

至于里厄大夫，那昙花一现的安宁和友谊的瞬间已一去不复返了。市里又开设了一家医院，从此以后，他只能和病人朝夕厮守。不过，他注意到，在瘟疫发展的现阶段，鼠疫越来越以肺鼠疫的形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病人似乎更能与医生配合。他们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听任自己一味地沮丧或狂躁，他们看上去好像对自己的利益有了正确的认识，所以主动要求得到于他们最有好处的东西。他们不停地要求喝水，谁都希望得到热情的照料。尽管里厄同过去一样劳累，但在这种新情况下，他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孤独了。

大约十二月底，里厄接到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从隔离营写来的一封书信。信上说，他在隔离营的期限已经超过，但营管处找不到他入营时间的资料了，所以仍错误地把他关在里面。他的妻子前不久已离开隔离病房，她为此曾去省政府抗议，但在那里受到了冷落，省府的人说他们从没有出过差错。里厄请朗贝尔出面干预此事，几天之后，他便见到了奥东先生。原来真出了差错，里厄为此感到些许义愤。但消瘦了许多的奥东先生却抬起他那无力的手字斟句酌地说：谁都可能出错嘛。大夫只感到事情有了些变化。

“您准备做什么呢，法官先生？”里厄说，“您那些卷宗还等着您去处理呢。”

“哦，不，”预审法官说，“我想请假。”

“真的，您是该休息休息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回隔离营。”

里厄感到吃惊，说：

“可您刚从那里出来呀！”

“我刚才没有说明白。有人告诉我，这个营有志愿管理人员。”

预审法官转了转他的圆眼睛，竭力把一绺头发压平。

“您也知道，我在那边可能有事可干。此外，说起来有点荒谬，在那里我会感觉离我的小男孩更近一些。”

里厄注视着他。在这双严厉而呆滞的眼睛里没有可能突然出现温柔的表情，但这双眼睛已变得比原来浑浊，已失去了昔日金属般的清亮。

“那当然，”里厄说，“既然您有这个愿望，就由我去张罗。”

大夫果然把事情办成了。疫城的生活又恢复了原状，一直到圣诞节。塔鲁同过去一样到处用他的宁静有效地感染人。朗贝尔悄悄告诉大夫，在两个年轻卫兵的帮助下，他已与他的妻子建立了一个秘密通信渠道。如今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他建议里厄也利用这个渠道，里厄同意了。好多个月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写信，遇到的困难也最大。有一种语言他已找不回来了。信发了出去，但却迟迟不见回音。至于柯塔尔，他可真是春风得意，投机倒把的小买卖做得红红火火，从中发了横财。格朗呢，即使在几个节日期间，他也不可能有什么进展。

这一年的圣诞节与其说是福音节，倒不如说是地狱节。无论是空空如也、暗淡少光的店铺，还是橱窗里假冒伪劣的巧克力或空盒子，无论是电车乘客们阴沉的脸还是别的什么，都无法与昔日圣诞节的热闹气氛同日而语。以往的圣诞节，家家户户，不论贫富，都欢聚一堂，但今年却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在积满污垢的店铺后间以高价寻开心，既不热闹，也不光彩。响彻教堂的不是感恩的歌唱而是悲哀的呜咽。在这座死气沉沉、寒冷彻骨的城市里，还可以看到几个孩子在奔跑嬉戏，他们哪儿知道他们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没有人敢向他们通报昔日的那位神人正在到来，那背着礼物的神，像人类的苦难一般老迈，又像青年的希望一般新奇。人人的心都只能盛下一个十分古老十分暗淡的希望，正是这个希望阻止人们坐以待毙，而这个希望也无非是单纯而顽强的求生愿望罢了。

头天晚上，格朗没有赴约。里厄感到忧虑，一大早便去到他家，但没有找到他。所有的人都得到了这个警报。大约十一点钟，朗贝尔来到医院通知里厄大夫，说他曾远远看见格朗在大街上踯躅，整个脸都变了样，过一会儿便再也看不见他了。于是，大夫和塔鲁一道开上汽车去找他。

到了中午，天寒地冻，里厄从车上下来，远远瞥见格朗正紧紧靠在摆满粗制滥造的木雕玩具的玻璃橱窗上。这位老公务员的脸上竟不停地淌着眼泪。这眼泪使里厄大为震惊，因为他很理解眼泪里蕴涵着什么，而且他自己也感到喉咙里哽着泪水。他这时也想起了圣诞夜不幸的格朗在一家店铺橱窗前订婚时的情景，那时，让娜仰着身子对他说，她很高兴。此刻，她那忘情的声音又越过遥远的年代清脆地在格朗耳边回响，这是肯定的。里厄知道这哭泣着的老家伙在想些什么，因为他也有同样的感慨：这个没有爱情的世界真好比死人的世界，总有一天人们会厌倦监狱、工作和勇气，去找回可人的面庞和柔情似水的心曲。

这时，格朗也在玻璃上看见了里厄。他转过身，背靠橱窗，看着大夫走过来，却并没有停止哭泣。

“啊！大夫，啊，大夫。”他哭着说。

里厄说不出话，只好点头表示回应。他也处在和格朗一样的困境。在这一刻使他心如刀绞的是在众人遭受的痛苦面前无能为力的人特有的那种无边的愤怒。

“是我，格朗。”他说。

“我想腾点儿时间给她写一封信，让她知道……让她在幸福时不感到愧疚……”

里厄有点粗暴地拽着格朗往前走。格朗几乎是让他拖着走下去，嘴里咕咕哝哝地说一些断断续续的话。

“这事拖得太久了。我想听天由命，命是躲不过去的。哦，大夫！我表面上显得平静，是这样。其实我连保持常态都得花很大的力气。到现在，我可真受不了啦。”

他停下来，从头到脚浑身哆嗦，眼神显得狂乱。里厄抓住他的手。手热得烫人。

“您必须回家。”

但格朗挣脱里厄的手，跑了几步，然后停下来，张开双臂，身子前后摇晃起来。他就地旋转，随即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不断流淌的泪水弄脏了他的面孔。过路的行人远远看到他的情况，骤然停住脚步，不敢再往前走了。里厄只好将老人抱起来。

现在格朗已躺在他的床上，呼吸极端困难：他的肺部已经遭殃了。里厄在沉思。这个公务员没有家室，又何必把他送走？就由他和塔鲁来照顾算了……

格朗将头深深埋进枕头窝里，面色发青，眼睛无神。他死死盯住塔鲁用木箱碎片在壁炉里点燃的微弱的火。“情况不妙”，他再三说。从他火烧火燎的肺部深处发出一种奇特的啪啪声，这声音一直干扰着他说话。里厄嘱咐他别说话，还说他很快会恢复健康。病人脸上出现一抹古怪的笑意，笑意里透出一种亲切的柔情。他用劲挤了挤眼，说：“如果这次我大难不死，大夫，我向您脱帽致敬！”但话音刚落，他就坠入虚脱状态。

过了几个钟头，里厄和塔鲁再来看他时，发现他半坐在床上，但里厄从他脸上看出煎熬着他的病情正在恶化，因而感到心惊肉跳。格朗自己倒显得比先前清醒，见到他们，他立即用粗沉得出奇的声音请他们把他放在抽屉里的手稿取出来给他。塔鲁把稿纸递给他，他看也不看便把稿纸贴在胸口，随后他把稿纸交给大夫，用手势请他念一念。那是五十来页的短手稿。里厄翻了一翻才明白，那些稿纸上写的都是同样一句话，不过是抄抄改改、增增减减而已。五月、女骑士、林中小径几个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进行对比、排列。作品还包含了许多注释和不同的写法，有的注释长得无以复加。然而在最后一页的末尾，作者专心写下了这个墨迹未干的句子：“我最亲爱的让娜，今天是圣诞节……”在上面，是以工整的书法写就的那个句子的最后版本。格朗说：“念吧。”里厄念道：

“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一匹华贵的栗色牡马，在花海里穿过一条条林中小径……”

“是不是该这样写？”老家伙用充满渴望的声音问。

里厄没有抬眼看他。

“噢！”格朗焦躁不安地说，“我明白。晴朗，晴朗，这个词用得不恰当。”

里厄握住病人放在被子上的手。

“算了，大夫，我没有时间了……”

他吃力地鼓起胸脯，一下子喊出了这句话：

“把手稿烧了！”

大夫很犹豫，但格朗重复他的命令时语气是那么骇人，声音是那么痛楚，里厄只得把手稿扔进即将熄灭的炉火里去。房间顿时明亮起来，一股短暂的热气给屋里增添了暖意。里厄回到病人身边时，他早已背过身子，他的脸险些触到墙壁。塔鲁望着窗外，好像是这个场景的局外人。里厄给病人注射了血清之后，对他的朋友说，格朗活不过今夜。塔鲁自告奋勇为他守夜，里厄答应了。

整个夜晚，里厄一直没有摆脱格朗即将死去的想法，可是翌日清晨，他发现格朗正坐在床上和塔鲁闲聊。烧已经退了，只剩下全身衰竭的征兆。

“噢！大夫，”职员说道，“昨天我错了，不过我要重起炉灶。我什么都记得，您瞧着吧。”

“等等看再说。”里厄告诉塔鲁。

然而，到了中午仍没有什么变化。到晚上，可以认为格朗已经得救了。但里厄对这种起死回生的现象莫名其妙。

不过，大约与此同时，有人给里厄送来一个女病人，里厄当时也认为她的病情不可救药，所以病人一到医院就被隔离起来。那位年轻的女病人成天高烧谵语，表现出肺鼠疫的一切症状。但翌日清晨，姑娘却退烧了，里厄以为那又是和格朗一样的早晨的暂时缓解，而且根据他的经验，他认为这种缓解不是好兆头。然而到了中午，姑娘的体温并没有回升上去，到晚上也只升了十分之几度，到第二天早上，热度竟然全退了。姑娘虽然还很虚弱，躺在床上却可以自由呼吸了。里厄告诉塔鲁，那姑娘死里逃生完全不符合规律。然而，就在那一个星期里，有四个相同的病例出现在里厄的诊所里。

那周的周末，患风湿病的老人接待里厄和塔鲁时显得格外激动。

“好了，”他说，“它们又出来了。”

“谁出来了？”

“嘿，老鼠呗。”

从四月份到现在，没有发现过一只死老鼠。

“是不是又要流行起来了？”塔鲁问里厄。

老人搓着手说：

“真该瞧瞧它们奔跑！那是乐趣。”

他曾看见两只活老鼠经过大门回到他家里。几个邻居也告诉他，他们家也一样，又见到老鼠了。从一些人家的房梁上，又传出了好几个月没有听到的闹声。里厄等着每周伊始发表的全市统计总数，数字表明，鼠疫势头正在减弱。

[1] 《俄耳甫斯》，系德国音乐家格鲁克（1714—1784）根据希腊神话故事谱写的歌剧。俄耳甫斯是善弹竖琴的诗人和歌手，曾借助音乐战胜许多困难。他妻子欧律狄克死后，他追到阴间，用音乐感动了冥后普西芬尼，她答应他把欧律狄克带回人间，条件是一路上他不得回头。将近地面时，他回头看妻子是否跟着他，因而使妻子重新堕入阴间。

[2] 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法国医生、占星家。

[3] 奥蒂尔（约660—720），阿尔萨斯公爵阿达里克之女，曾在孚日山区主持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修道院。

[4] 唐璜系神话人物，源出于西班牙。此人荒淫无耻，傲慢残酷，无恶不作。后来，这个典型人物多次出现在欧洲文学艺术作品里。

[5] 炼狱，天主教教义认为，人死后升天堂前必须在一个地方暂时受苦，直至罪愆炼尽为止，这个地方就叫炼狱。

[6] 每年的11月2日为诸圣瞻礼节，又叫亡人节，相当于中国的清明节。

[7] 意指什么事干久了总得倒霉。

·第五部·

尽管疫病的突然消退是始料未及的，同胞们仍没有急着庆幸。过去的几个月虽然增强了他们得到解脱的愿望，但也教会了他们小心谨慎，何况他们已习惯于越来越不指望短期内结束瘟疫。不过，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崭新的现象，而且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迫切而又难以明说的希望。其他的一切都退到次要地位了。死亡统计数字下降了，在这个压倒一切的事实面前，那些刚死于鼠疫的人就算不了什么了。种种迹象显示，虽然没有人公开表明希望重睹健康时代，但人人都在悄悄等待，迹象之一：从那一刻起，同胞们虽然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其实都很乐意谈论鼠疫结束之后如何重新安排生活的问题。

大家得出的共识是，疫前那种舒适的生活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得到恢复，因为破坏容易重建难。不过谁都认为，食品供应可能会得到些许改善，那样一来，人们就可以从最窘迫最操心的问题里解脱出来。然而，事实上，在那些不疼不痒的谈论背后，一种毫无理性的愿望像脱缰的野马似的奔了出来，显得那么一致、那么强烈，有时连我们的同胞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急忙断言说，无论如何，解脱并不是明天就可以实现的。

果然，鼠疫并没有在第二天停止，不过，表面看来，它消退的速度还是超过了人们合情合理的期望。元月初那几天，严寒以不寻常的态势持续下去，而且仿佛在城市上空凝结起来了。但天空却从未有过的湛蓝。连日来，晴朗而冰冷的天空使我们的城市沐浴在从不间断的阳光里。这样的新鲜空气似乎使三周以来接连打退堂鼓的鼠疫精疲力竭了，这瘟神把尸体一字排开，数量却越来越少。在短短的时间里，它几乎耗尽了几个月积攒下来的全部力气。眼看鼠疫没能抓牢它本已猎获的牺牲品，如格朗或里厄诊所里那位姑娘；眼看它在一些街区变本加厉地再肆虐三两天，同时在另一些街区彻底绝灭；眼看它周一繁殖了更多的尸体，而周三又放走了几乎所有的病人；眼看它如此这般地气喘吁吁，或气急败坏，人们会说，是它的神经紧张和厌倦情绪使它乱了方寸，它在自我失控的同时，正在失去它力量之所在的极为灵验的精确效率。卡斯特尔血清陡然获得一系列的疗效，而此前却得不到这类疗效。过去，医生采取的每项措施都毫无结果，如今，那些措施却似乎突然弹无虚发了。如今好像已轮到瘟神受围剿了，它的骤然衰弱似乎成了过去抵抗它的钝刀子变得锋利的力量源泉。不过，鼠疫时不时也会咬牙顶住，它胡乱鼓鼓劲便能夺去三四个有望痊愈的病人的生命。这些人都是在瘟疫中不走运的人，因为他们是在充满希望的时刻被鼠疫杀死的。预审法官奥东就是其中的一例，人们只好把他撤出隔离营。塔鲁谈到奥东先生时，说他命途多舛，不过，不知塔鲁指的是他的死亡，还是他的生活。

然而，总的说来，这传染病是在全线退却，省政府的公报起初使人产生一种胆怯的、隐秘的希望，最后终于在公众的心里肯定了他们的信心：疫病已放弃阵地，幸存者已稳操胜券。实际上，还是很难断定那就是胜利，但也应该看到，疫病的确像它来到时那样退去了。人们采取的对策并没有改变，但那些对策以前毫无效果，今天看上去却疗效喜人。不过在大家的印象里，鼠疫是自我衰竭的，或许可以说，它是在大功告成之后自动退隐的。应该说，它扮演的角色已经结束了。

可是，也有人会认为城里并没有起什么变化。街面上，白天还是那么安静，到了晚上，才有跟以前一样的人群拥上街头，只不过大都穿上了外衣，围上了围巾。电影院和咖啡馆照常营业。但仔细一观察，就不难发现，人们的面容显得更轻松了，有时甚至露出些许笑意。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在此之前，大街上找不出一个人面带笑容。事实上，几个月来一直蒙住这个城市的不透光的帷幔已出现了缝隙，每周周一，人人都可以通过广播新闻得知，这个缝隙正在扩大，到最后大家便可以自由呼吸了。不过，这种宽慰还只是消极的，还没有人公开而又充分地表达出来。但如果在过去听到有火车出城或有船到港，或汽车又将获准通行之类的消息，恐怕没有人会轻易相信，然而在一月中旬宣布这类大事却不会有任何惊诧的反响。当然，这还算不得什么，但这种极细微的差别事实上表明了我们的同胞在希望的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外，我们还可以说，从当地居民有可能怀抱最微小的希望那一刻起，鼠疫的实际淫威业已结束。

但也还有这样的情况：在整个一月份，同胞们对那一切的反应都充满矛盾。确切地说，他们经历了兴奋与沮丧交替的心路历程。因此，有必要记载以下的事实：甚至在疫情统计数字最令人振奋的时刻，也有人重蹈覆辙，企图逃亡。此事令当局大为震惊，由于大多数逃亡者都获得成功，所以连守卫的士兵也颇为震动。但实际上，那个时期的逃亡者是受正常感情支配的。其中有的人被鼠疫吓得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怀疑情绪，希望早已与他们无缘了。甚至在鼠疫时期已经过去时，他们仍然按照疫期的规则生活。他们显然跟不上形势了。另外一些人则相反，他们属于此前一直被迫与所爱之人分离的群体，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幽禁和心灰意冷，那平地刮起的希望之风便使他们狂热、急躁到无法自控的程度。他们一想到自己可能功败垂成，先行死去，再也见不到至爱的人，长期吃的苦头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便惶惶不可终日。在鼠疫肆虐的那些月份里，他们不屈不挠，不惧监禁和流放，苦苦等待，如今，一线希望的曙光便足以摧毁连恐惧和绝望都未能毁损的一切。为了抢先，他们来不及跟随鼠疫的步伐直到它的末日，就像疯子一般急急忙忙冲在前头。

此外，有些自发的乐观主义迹象也同时显露出来，因此而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降价风。从纯经济学观点看，这种波动是无法解释的：困难照样存在，本市依旧被隔离为孤城，食品供应还远远没有改善。看来这纯粹是一种精神现象，仿佛鼠疫的消退到处引起了回响。与此同时，乐观主义也感染了那些过去一直过着集体生活但鼠疫迫使他们分居的人们。市里的两座修道院重新组建起来，又可以恢复集体生活了。军人也一样，他们又回到了人去楼空的军营，重新开始平时的守备生活。这些微不足道的现象乃是重大事件的征兆。

本市的居民就生活在这种悄悄的兴奋状态之中，一直到1月25日。在那一周，死亡统计数字大幅度下降，因此在咨询了医疗委员会之后，省政府宣布，可以认为瘟疫已得到了控制。公报补充说，当然，出于市民可以认同的谨慎，各城门还须再关闭两周，现有的预防措施还须维持一个月。在此期间，一旦发现鼠疫有死灰复燃的险情，“就应继续维持现状，诸项措施也应实行更长的时间”。不过，全体市民都一致认为，补充说明无非是官样文章，因此1月25日晚上，举市欢腾，热闹非凡。为了配合狂欢的气氛，省长命令恢复疫前的照明。在寒冷晴朗的苍穹之下，同胞们成群结队拥向灯火辉煌的大街小巷，喧嚷、嬉笑之声不绝于耳。

诚然，许多房屋还紧闭着门窗，有些家庭正在静默中度过这欢声雷动的夜晚。但是很多沉浸在哀伤中的人内心深处也同样感到宽慰，或者因为他们再也不必惧怕看见亲人被鼠疫夺去生命；或者因为他们再也不必为自身的安全而忧心忡忡。然而，同这种举市欢腾的气氛最格格不入的家庭，毫无疑问，乃是尚有病人住院，或尚有亲人住隔离营或在家被隔离的家庭，他们此刻都在等待这场疫祸真正离开他们，就像离开其他家庭一样。这些家庭当然也怀抱希望，但他们把这种希望储藏在心底，在证实自己真正有权实现它之前，他们禁止自己去从中吸取力量。他们感到，这种等待，这种处于死亡和欢乐之间的默默的夜守，在万众欢腾的气氛中格外令人痛苦。

然而，这些例外的情况对其他人的满意心情毫无影响。当然，鼠疫还没有销声匿迹，而且它还会证明这一点。但所有人的思想都已超前了几个星期，在他们的头脑里，列车已在没有尽头的铁路上呼啸着频频远去，轮船已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破浪前行。也许再过一天大家的头脑会冷静一些，还可能会重新产生疑虑，但就当前而言，整个城市都动起来了，它已走出了它曾经打下石头地基的封闭、阴暗、毫无活力的地方，同劫后余生的人们一道迈开了脚步。那天晚上，塔鲁、里厄、朗贝尔等也在人群中步行，他们也有踩不实地面的感觉。离开林阴大道很久以后，塔鲁和里厄沿着家家都关门闭户的僻静小巷往前走，就在这一刻，他们还能听见那普天同庆的声音。由于他们十分疲劳，所以无法辨别这紧闭的窗户后面无尽的愁云惨雾和远处大街上那凫趋雀跃的情景。解脱的时刻临近了，但解脱带来的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在欢声笑语越来越响亮时，塔鲁停下了脚步。一个黑影在阴暗的路面上轻快地迅速跑动。是一只猫，是从春天疫情发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只猫。它在街道中间停下来，犹豫着，舔舔爪子，再用爪子飞快地挠挠右耳，随即静静地奔跑起来，刹那间消失在黑夜里。塔鲁微微一笑。那矮小的老头一定也很高兴。

然而，正当鼠疫似乎已启程回它悄悄出走的不为人知的老巢时，据塔鲁笔记的记载，城里至少有一个人为它的离去而惊慌失措，那就是柯塔尔。

老实说，从统计数字开始下降那一刻，塔鲁的笔记就变得相当古怪了。也许是疲劳使然，笔记的字迹很难辨认，而且内容老是东拉西扯。更有甚者，那些笔记首次变得不够客观，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个人的私见。在连篇累牍介绍柯塔尔情况的同时，也有一段关于玩猫老人的记述。据塔鲁说，无论是疫前还是疫后，他对这位老先生都十分敬重，十分关注，可惜今后他再也无法关心他了，尽管这并非因为他塔鲁缺乏善意：原来他曾设法寻找过他。在1月25日那个晚上过去之后几天，他曾在那条小巷的街角守望过，那些猫并未失约，已经回到原地，正在一片片阳光下取暖。但在老人平时出现的时刻，窗户仍旧紧闭着。在随后的日子里，塔鲁再也没有看见窗户打开过。塔鲁因此而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认为矮个儿老人在生闷气或者已经去世了。如果他在生闷气，那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有理，是鼠疫坑害了他；如果他已去世，那就应当像考虑老气喘病人的情况一样考虑他是否是一位圣人。塔鲁不认为他是圣人，但认为从他的情况可以得到一种“启示”。笔记里写道：“也许人只能成为亚圣，果真如此，那就应当满足于做谦逊而又仁慈的撒旦。”

在笔记里还可以看见许多评论，但这些评论老和对柯塔尔的看法混杂起来，而且常常很分散，有些涉及格朗，说他业已康复，而且已若无其事地重新投入工作，另一些则涉及里厄大夫的母亲。塔鲁暂住在里厄家里，所以有机会同里厄的母亲聊天。他们之间的谈话、老太太举手投足的姿态、她的微笑以及她对鼠疫的看法都认真地记录了下来。塔鲁还着重描写了里厄老太太的谦让、她讲话时简洁的表达方式以及她对一扇窗户的偏爱：那扇窗户面朝宁静的街道，每到傍晚，她都坐在窗户后面，略微挺直身体，双手平平稳稳，目光十分专注，就这样一直坐到暮色袭入她的房间，把她的黑影从灰色的光线里衬托出来，灰色光线渐渐变成黑色，于是她那一动不动的剪影便融入黑暗里。塔鲁还谈到她在各房间来来往往时步履显得如何轻盈；谈到她的善良，她从未在塔鲁面前明确表现过这种善良，但塔鲁在她的言行中可以隐约体会出来；最后还谈到这样一个事实：他认为老太太能不假思索就弄懂一切，她虽然那样沉静、谦让，却能看透包括鼠疫在内的任何事物的本质。写到这里，塔鲁的笔迹显出了歪歪扭扭的奇怪痕迹。接下去的几行已很难辨认了。最后几行首次牵涉到他个人，但也歪歪扭扭，这再一次证明他已指挥不了自己的笔：“我的母亲也是如此，我喜欢她内心那同样的谦逊，我一直想再见到的人正是她。那是八年前的事，我不能说她已经去世。她只不过比平时更不愿出头露面罢了，可我一回头，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现在应该再谈谈柯塔尔。自从鼠疫统计数字下降以来，柯塔尔就以各种不同的借口多次造访里厄。但实际上，他每次造访都是为了请里厄对疫势进行预测。“您认为鼠疫会不会就这样不哼不哈一下子停掉了？”他对此表示怀疑，至少他口头上是这么说的。但他一再提出这类问题似乎说明他的信心比口头说的更不坚定。在元月中旬，里厄就相当乐观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每次的回答不仅没有使柯塔尔高兴，反而引出他各种反应，反应随日子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却是从情绪不高变得心灰意冷。后来，里厄只好对他说，尽管统计数字说明有停止的迹象，但现在最好别欢呼胜利。

“换句话说，”柯塔尔提醒道，“现在还弄不清楚，那东西什么时候都可能卷土重来？”

“是的，同样，治愈的速度也可能越来越快。”

这种变化不定的局面对谁来说都值得焦虑，但柯塔尔却显然松了一口气。他当着塔鲁的面同他街区的买卖人聊天，竭力宣传里厄的观点。的确，他干这类事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对最初胜利的狂热过去之后，许多人脑子里又升起了疑团，这疑团停留的时间想必会比省府公告引起的激动心情更长。这疑虑再起的情景使柯塔尔大为放心。但跟屡次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也有泄气的时候。他常对塔鲁说：“对啊，城门迟早会打开。到那时，您瞧吧，谁也不会管我！”

在1月25日之前，谁都注意到了他情绪变化无常。他曾日复一日地下功夫赢得所在街区居民的好感，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之后，他又接连好几天向他们寻衅吵架。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正在退出社交场合，而且转眼之间便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再也见不到他去饭店、去剧院或他喜欢的咖啡馆，不过，他似乎也并没有重新过上他在鼠疫之前过的那种有节制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他完全隐居在自己的套房里，让邻近的一家饭馆给他送饭。只是在晚间，他才悄悄走出房门去购买必需品，一出商店便急忙走进一些僻静的街道。塔鲁在那段时间的确碰见过他，但从他嘴里也只捞到几个单音节的词句。后来，人们发现他又突然喜欢与人交往了，连过渡阶段都没有。他口若悬河地谈论鼠疫，恳求每个人提意见，每天晚上还欣然投身于潮涌般的人群之中。

省府发布公告那天，柯塔尔突然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失去了踪影。两天之后，塔鲁碰见他正在大街上游荡。柯塔尔请求塔鲁陪他去一趟近郊区，塔鲁一天工作下来感到格外疲乏，所以有点儿犹豫。但那一位坚持要他去。柯塔尔看上去十分烦躁，他说话很快，声音很大，还胡乱打着手势。他问塔鲁是否认为省府的公告真能结束鼠疫。当然，塔鲁认为，一份政府公告本身是不足以阻止一场灾祸的，但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瘟疫即将停止，除非偶有不测。

“不错，”柯塔尔说，“除非偶有不测。不测总是有的嘛。”

塔鲁提醒他说，省里规定两周以后才开城门，这也说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预见到可能发生的不测。

“省政府干得不错，”柯塔尔说，神情依然阴郁而烦躁，“因为照一般的做法，省府很可能在空口说白话。”

塔鲁以为这不是不可能，但他想，最好还是考虑城门不久会开放，生活会转入正常。

“就算您说得对，”柯塔尔答道，“就算您说得对吧，那么，生活转入正常是指什么呢？”

“指电影院里有新片放映，”塔鲁笑道。

柯塔尔可没有笑。他想知道是否可以认为鼠疫不会使城市起任何变化，一切都将照原样重新开始，即是说，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依塔鲁之见，鼠疫会使城市发生变化，也不会使城市发生变化。当然，同胞们最强烈的愿望过去是，将来也是做到好像一切如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也不会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谁都不可能忘记一切，即使有必要的意志力也做不到。鼠疫会留下痕迹，起码会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痕迹。那个小笔年金收入者干脆宣称他对心灵不感兴趣，心灵甚至是他最不担忧的问题。他感兴趣的是，组织机构本身是否会改组，比如，所有的办事机构是否会像过去一样运转。塔鲁只好承认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认为可以设想，那些在瘟疫期间被扰乱了的办事机构重新启动会遇到一些困难。还可以认为，今后出现的大量问题至少会促使原先的机构改组。

“噢！”柯塔尔说，“这很可能，其实，谁都得一切重新开始。”

他们俩一路散步过来，已到了柯塔尔家附近。柯塔尔先有些兴奋，后来又竭力使自己变得乐观。在他的想像里，这个城市已经有了新生活，为了从零开始，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塔鲁说：

“对呀，不管怎么说，您的情况恐怕也会好转起来。可以说，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他们来到大门前，握了握手。柯塔尔显得越来越激动，他说：

“您说得有道理，从零开始，这是件好事。”

但这时有两个男人突然从走廊的阴影里蹿了出来。塔鲁刚听见他的同伴问那两个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就听见那两个盛装的公务员模样的人问他是否真叫柯塔尔。柯塔尔压低嗓音叫了一声，转身便朝黑暗里冲了过去，那两人和塔鲁都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惊诧过去之后，塔鲁问那两人想干什么。他们以谨慎而又礼貌的态度说，是想了解情况，随即朝柯塔尔逃走的方向从容不迫地走了。

塔鲁回到家里便记下了刚才那一幕，而且立即（有笔迹作充分证明）提到他很疲劳。他补充写道，他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但不能以此作为理由让自己不作准备，他还问自己是否真正做好了思想准备。最后，他回答说，无论日间还是夜里，人总有一个时辰是怯懦的，他怕的正是这个时辰，他的笔记到此也就结束了。

两天过后，也就是开启城门的前几天，里厄大夫在中午回了一趟家，想看看他是否能收到他等待的电报。尽管他那时的工作同鼠疫高峰时期一样累死人，期盼彻底解放的心情却消除了他全部的疲劳。他现在也抱着希望，并为此而心花怒放。人总不能永远朝乾夕惕，把神经绷得太紧，能在抒发感情时终于把为战胜鼠疫而高度集中的精力束解开，这是幸事。倘若那朝思暮想的电报能带来好消息，里厄就有可能一切重新开始。他也认为所有的人都会重新开始。

他经过门房小屋时，新来的看门人贴着窗玻璃向他微笑。里厄上楼时，还在回想门房那张被疲劳和缺衣少食折磨得十分苍白的脸。

是的，当撇开一切的时期过去之后，他会重新开始，而且还有几分幸运……他刚一开门，就见母亲迎了过来，她告诉儿子，塔鲁先生身体不适。他早上起了床，但无力走出房门，便又上床睡下了。她有些担忧。

“也许并不严重。”她的儿子说。

塔鲁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他那转动不灵的头深深陷在长枕头里，几床被子虽厚，还是能看见他那结实胸脯的轮廓。他正在发烧，头疼。他告诉里厄，他的症状不清晰，也有可能是鼠疫。

里厄给他作了检查，说：

“不，现在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迹象。”

但塔鲁渴得厉害。在过道里，大夫对他母亲说，很可能是鼠疫的初期症状。

“哦！”她说，“这不可能，不该在这会儿发病！”

她随即说：

“咱们把他留下吧，贝尔纳。”

里厄想了想说：

“我无权这么干，不过城门马上要开了。如果你不在这里，我坚信留下他会是我要行使的第一个权利。”

“贝尔纳，”母亲说，“把我和他都留下吧。你很清楚，我刚才又打了预防针。”

大夫说，塔鲁也接种了疫苗，但他可能太疲劳，错过了最后那次血清注射，而且忘了采取某些预防措施。

里厄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再走进塔鲁的房间时，病人看见他手上拿着好几只盛满血清的细颈瓶。

“噢！就是这个病。”塔鲁说。

“不，这只不过是预防措施。”

塔鲁没有回答，只伸出手臂接受没完没了的注射，他自己就曾在别的病人身上作过这类注射。

里厄正面看着塔鲁，说：

“我们今晚再看看情况怎么样。”

“那么隔离的事呢，里厄？”

“目前还完全不能肯定你得了鼠疫。”

塔鲁费劲地笑了笑。

“我还第一次看到光注射血清而不下令隔离。”

里厄转过身去，说：

“我母亲和我照顾您。您在这里更舒服些。”

塔鲁不言语，正在整理细颈瓶的里厄想等他说话再转过身来。结果，里厄还是走到他床边。病人注视着他。他的脸显得十分疲倦，但他的灰色眼睛仍然很沉静。里厄朝他微微一笑。

“您要是能睡就睡，我一会儿再来看您。”

他走到门前却听见塔鲁叫他，他转身朝他走去。

但塔鲁似乎在犹豫该怎样表达他想说的话。

“里厄，”他终于清晰地说了出来，“应该把一切都告诉我，我需要这样。”

“我答应您的要求。”

塔鲁笑了笑，微笑使他那张宽大的脸显得有点歪。

“谢谢。我并不想死，我还要斗争。但如果仗已经打输了，我就愿意有一个好的终结。”

里厄俯下身，紧紧按住塔鲁的肩膀，说道：

“别这么说。要想成为圣人，就得活下去。斗争吧！”

到了白天，严寒稍微缓解了些，但中午时分又下起了瓢泼大雨和冰雹。暮色降临时，天空略微转晴，但寒冷却更刺人骨髓了。里厄在晚间回到家里。他顾不得脱下外衣便径直来到朋友的房间。他母亲正在织毛衣。塔鲁似乎没有挪过位置，但他那因高烧而发白的嘴唇说明他正在坚持斗争。

“怎么样？”大夫问道。

塔鲁耸一耸他露在外面的厚厚的肩膀。

“怎么样，”他说，“我正在成为输家。”

大夫朝他俯下身去。在病人烧得烫人的皮肤下面已经有成串的淋巴结，他的胸脯发出像地下炼铁炉那样的呼噜声。奇怪的是，塔鲁竟同时呈现出两种不同鼠疫的症状。里厄抬起身来时说，血清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全部的效力。这时，塔鲁想说点儿什么，但一阵热浪滚到他的喉咙，堵住了他的话。

晚饭过后，里厄和他的母亲到病人身边坐了下来。对塔鲁来说，黑夜将在战斗中开始，而里厄也明白，同瘟神打的这场硬仗会延续到黎明。在斗争中，塔鲁五大三粗的体格并不是他最精良的武器，最精良的武器应该是他刚才在大夫的针头下冒出的血液，和血液里比灵魂更为内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任何科学都无从解释清楚的。他里厄只该在朋友身边观战。他马上要做的事是促使脓肿成熟，给病人输滋补液，几个月反复的失败教会了他如何估价那些措施的效果。实际上，他惟一的任务是给偶然性提供机会，而这类偶然性往往需要人去促进才起作用。现在就得让偶然性起作用，因为他面对的是瘟神的另一副使他困惑的嘴脸。这家伙又一次变着法儿使人们对付它的战略受挫，它从看似已经定居的地方溜走，又去谁都想不到的地方粉墨登场。它再一次处心积虑地让人感到震惊。

塔鲁一动不动，还在战斗。整个夜晚，在病魔的多次冲击面前，他没有一次显得焦躁不安，他只以自己健全的体魄和沉默背水一战。他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只以他特有的方式告诉里厄他们，他再也不可能分心。里厄只能从朋友的眼睛里了解战斗的各个阶段，那双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上；眼皮时而紧贴眼球，时而相反，舒张放松；目光时而盯住某物，时而回到大夫和他母亲身上。大夫每次遇上病人的目光时，病人都要费大劲冲他微微一笑。

一时间，从街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行人好像听见了远处的雷鸣逐渐逼近因而四处逃跑，雷声最终变成了满街的哗哗水声：原来又下雨了，雨声连带冰雹的劈啪声立即打在了人行道上。大幅的帷幔在窗前波浪般起伏着。里厄站在房间的暗影里，他的注意力曾一度被雨声吸引，现在又转过来重新注视床头灯照射下的塔鲁。他母亲还在织毛衣，她时不时抬起头来仔细观察病人。到现在，大夫已经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大雨过后，房间里显得更为肃静，只有那场看不见的战争发出的听不见的厮杀声。被失眠折磨得心烦意乱的里厄在想像里仿佛听见从寂静之外传来一种柔和而均匀的呼啸声，在整个瘟疫期间，这种声音一直伴随着他。他用手势招呼母亲去睡觉，老太太摇头表示拒绝，她的眼睛显得更亮了，她随即仔细看了看她织得没有把握的一针。里厄起身给病人喂水，然后返身坐下。

外面的行人利用阵雨暂停的刹那在人行道上快步往前走。他们越走越远，脚步声也愈来愈小。里厄大夫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夜晚游人如织，却听不见救护车的铃声，这跟鼠疫之前的夜晚已经十分相似了。这是一个摆脱了瘟疫的夜晚。那被寒冷、灯火和人群驱赶的病魔仿佛已从城市阴暗的深处逃逸，现在来到这间温暖的寝室里，在塔鲁已失去活力的身体上作最后的冲刺。祸乱已不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兴风作浪了，但却在这个房间沉闷的空气里轻轻地嘘嘘作响。原来里厄几个钟头前就听到的声音正是它的呼叫。现在需要等待的，是呼叫声也在这里停下来，是鼠疫也在这里宣告失败。

黎明前不久，里厄俯身对他母亲说：

“你应当去睡一会儿，好在八点钟来接替我。睡觉前先滴注药水。”

里厄老夫人站起身，放好毛线活，然后朝床边走去。塔鲁闭上眼睛已经好一阵了。汗水使他的头发卷成环形贴在他倔强的额头上。老夫人叹了口气，病人闻声睁开了眼睛。他看见她俯下来的温和的面庞，于是，在高烧起伏的煎熬下，他那顽强的微笑再一次出现在嘴边，但他的眼睛又立即闭上了。母亲一走，里厄坐进她刚离开的扶手椅。此刻，外面的街道杳无人声，死一般寂静。屋里已经感觉到清晨的寒意了。

大夫打起盹来，但黎明时的第一辆车又将他从半睡眠状态中惊醒。他打了个寒战，再看看塔鲁，这才明白现在正是间歇时刻，病人也在睡觉。那辆马车的铁木车轮正在往远处滚滚而去。从窗户望出去，天还黑沉沉的。大夫朝床前走过去时，塔鲁正用他那毫无表情的眼睛望着他，好像还睡意浓浓。

“您睡觉了，是吗？”里厄问。

“是的。”

“呼吸舒畅些了吗？”

“稍微舒畅些。这有意义吗？”

里厄默不作答，片刻过后，他说：

“没有，塔鲁，这没什么意义。您跟我一样明白，这无非是早上的缓解。”

塔鲁表示同意。

“谢谢，”他说，“您就一直这样确切地回答我吧。”

里厄在床脚边坐下。他感觉到身边的病人两条腿又长又僵直，就像死人的肢体。塔鲁的呼吸更粗重了。他喘息着问：

“又要发高烧了，是吗，里厄？”

“是的，不过要到中午才能肯定。”

塔鲁闭上眼睛，好像在养精蓄锐。在他的面部呈现出一种疲乏而厌倦的表情。他等着体温上升，其实体温已经在他体内的什么地方蠢蠢欲动了。他睁开眼睛，目光却十分黯淡。只是在看到里厄俯下身来时，他的眼睛才清亮了些。

“喝吧。”里厄说。

塔鲁喝完后，头又往后一倒。

“拖得真长。”他说。

里厄抓住病人的手臂，但病人转过眼去，再也没有什么反应。突然，高烧好似冲破了他体内的某个堤坝，眼看着就涌上了他的额头。塔鲁的目光再回到大夫身上时，大夫将脸凑过去鼓励他。塔鲁还试图露出笑容，但笑容已冲不出他那咬紧的牙关和被白沫封住的嘴唇。不过，在他僵硬的脸上，一双眼睛仍然闪耀着勇敢的光芒。

里厄老夫人在上午七点回到病房。里厄回诊疗室打电话给医院，安排别人替他值班。他还决定推迟门诊，所以去书房的沙发上躺一会儿，但刚躺下就立即站了起来，回到病房。塔鲁正把眼光转到里厄老夫人身上，他望着她那矮小的身影，她正躬着背坐在他身边一张椅子里，两手合着放在大腿上。见他那样专注出神地望着自己，她连忙将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让他别说话，随即站起来关掉他的床头灯。但日光很快穿过窗帘透进了屋里，不一会儿便把塔鲁的轮廓从黑暗中突出出来，老太太这才发现他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她朝他俯下身，替他整理了一下枕头，直起身来时，又把手在他潮湿蜷曲的头发上放了一会儿。这时她听到：“谢谢，现在还可以。”这低沉的声音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待她重又坐下时，塔鲁早已合上了眼睛，尽管他嘴唇紧闭，在他疲乏衰弱的脸上好像又出现了一抹微笑。

中午，高烧达到了顶点。一阵阵出自脏腑深处的咳嗽震得病人的身子不停地摇动，就在这一刻，他开始咯血。淋巴结已停止继续肿大，但仍然存在，硬得像拧在关节上的螺帽，里厄断定已不可能动手术切开治疗了。在高烧和咳嗽的间歇，塔鲁还偶尔看看他的两个朋友，但紧接着，他的眼睛便越来越睁不开了，他那遭到病魔蹂躏的面容每次经日光照亮都变得更加惨白。暴风雨般的高烧使他时而惊跳，时而抽搐，但间歇中清醒的刹那越来越少了。他已经慢慢漂流到风暴的谷底。里厄眼前的塔鲁只剩下了一个再也没有生气的面具，微笑永远从那里消失了。这个曾与他那么亲近的人的形体现在正被瘟神的长矛刺穿，被非人能忍受的痛苦煎熬，被上天吹来的仇恨的风扭曲，他眼看着这个形体沉入鼠疫的污水，却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次险情。他只能停在岸边，两手空空，心如刀绞，没有武器，没有救援，在灾难面前再一次束手无策。最后，竟是他那无能为力的眼泪使他未能看见塔鲁猛然转过身去，面对墙壁，仿佛体内某处的主弦断了似的，低沉地哼了一声便与世长辞了。

接下来的夜晚已没有斗争，只有肃静。在这间壁垒森严的房屋里，里厄感到一种令人吃惊的静谧笼罩着这业已穿好衣服的尸体，好多天以前的一个晚上，在有人冲击城门之后，正是这样的静谧重新降临在躲过了鼠疫的那一连串平台上边。在那个时期，他已经想到过这种静谧气氛，当时，也是这种静谧笼罩着他无法拯救的人们的灵床。到处都是同样的暂时缓解，同样庄严的间歇，战斗之后同样的平静，那是战败的肃静呀。然而，现在包围着他朋友的静谧却那样深沉，这种静谧和街上的安静，和摆脱了鼠疫的城市的安静是那样珠联璧合，因此里厄深切感到这一次是最后的失败，是结束战争的失败，这个失败使和平本身成了永远治愈不了的伤痛。里厄不知道塔鲁是否终于找到了安宁，但至少在此刻，他相信自己跟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或掩埋了朋友的成人一样，永远不可能再找回安宁了。

外面，寒夜依旧，群星在晴朗冰冷的天空仿佛冻僵了。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里厄和他的母亲感到窗外寒气袭人，像极地之夜那样的朔风凄楚地呼啸着。老太太以大家熟悉的姿势坐在床边，床头灯照着她的右侧。在远离灯光的房间中央，里厄坐在扶手椅里等待天亮。他不时想到自己的妻子，但每次都立即打消了这种思念之情。

在夜幕初临时，寒夜里还能听见清晰的行人脚步声。

“一切都安排妥帖了吗？”老太太问。

“安排好了，我已经打了电话。”

说罢，他们继续默默地守灵。里厄老夫人不时望望自己的儿子，儿子一遇上母亲的目光便对她笑笑。大街上熟悉的夜声此起彼伏。虽然还没有正式允许车辆通行，街上已经又出现车水马龙的景象了。车辆飞快地掠过路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说话声、呼叫声过去后，安静了一会儿，又传来马蹄声、两辆电车转弯时吱嘎刺耳的声音、模糊的喧闹声，接下去又是夜风的呼啸。

“贝尔纳。”

“噢？”

“你累吗？”

“不累。”

他知道母亲在想什么，这会儿她是在心疼他，他也明白，爱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确切的表达方式。因此他母亲和他今后也只能默默地相濡以沫。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离开人世，可是在生前他们之间谁也未能进一步倾诉母子之爱的衷情。同样，他曾生活在塔鲁身边，但这天晚上塔鲁去世了，而他们却没有来得及真正体验他们之间的友谊。正如塔鲁自己说的，他输了。但他里厄呢？他赢了什么？他认识了鼠疫，可以回忆鼠疫；他感受过友谊，可以回忆友谊；他正在体验亲情，今后可以回忆亲情，这就是他赢得的东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在鼠疫和生活两种赌博中，一个人能够赢得的，也就是认识和记忆。也许这正是塔鲁所谓的“赢了”吧！

又有一辆汽车驶过去了，里厄老夫人在椅子上动了动。里厄对她笑笑。她对他说，她不觉得累，紧接着又说：

“你应该去山里休息休息，就去那边。”

“当然要去，妈妈。”

不错，他要去那里休息。为什么不去？兴许这也是充实记忆的机会呢。但如果“赢了”就意味着自己能了解和回忆一些事物，同时却被剥夺了自己愿意得到的东西，这样活着该有多苦！塔鲁一定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已意识到失去幻想的生活有多么枯燥无味。没有希望就没有安宁，塔鲁不承认人有权判别人死刑，但他也知道，任何人都禁不住去判别人的刑，连受害者有时都可能成为刽子手，因此他一直生活在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从不知道希望为何物。是否正因为如此，他才寻求神圣，试图在为别人服务中获得安宁？其实里厄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这点也无关宏旨。今后留在他记忆里的塔鲁惟一的形象将是他双手紧握汽车方向盘为他开车的模样，或现在躺在这里一动不动的他的魁梧的躯体。生活的热情和死后的形象，这就是认识。

想必正因为如此，里厄大夫那天清晨才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他妻子去世的噩耗。他当时还在他的诊所，他母亲几乎是跑过来把电报交给他，然后又赶快出去给邮差付小费。她回来时，见儿子手上还握着打开了的电报。她看看他，他却固执地在窗口出神地观赏海港壮丽的晨景。

“贝尔纳。”老太太叫他。

大夫心不在焉地端详着她。

“电报呢？”她问道。

“是那事儿，一个星期前。”

里厄老夫人把头转到窗户那边。大夫静默片刻之后，劝他母亲不要哭，说他早已料到了，但这毕竟难以忍受。不过他知道，在谈及此事时，自己虽然痛苦但并不感到意外。几个月以来，尤其是两天以来，同样的悲伤一直在折磨着他。

在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各道城门终于在黎明时分打开了，这个举措受到本市居民、报纸、电台以及省府公报的欢呼致意。尽管像笔者这样的人大多不能全身心投入欢庆的行列，我仍然应该把开放城市之后的狂欢时刻记入编年史。

盛大的庆典活动不分昼夜。与此同时，火车站的列车开始冒烟，远航的船只也已朝本港驶来，并以它们特有的方式表明，对那些天涯海角望穿秋水的离人而言，这个日子乃是大团聚的日子。

说到这里，谁都不难想像折磨了多少同胞的离情别绪如今该是怎样的情景。白天，进城的列车与出城的列车同样拥挤。在暂缓撤销禁令的两个星期里，人人订的都是这一天的火车票，因为他们提心吊胆，生怕省府的决定在最后一刻又被取消。有些回城的旅客在火车接近本市时，还没有完全摆脱他们的惧怕心理，因为，虽然他们大体了解亲人的命运，对其他人的情况和这座城市本身，他们却一无所知，他们以为阿赫兰一定还面目狰狞呢。不过，这种心态只属于那个期间没有被情欲煎熬过的人们。

事实上，那些多情的人始终执著于他们固定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只有一样东西起了变化：在离别期间，他们多么想推动时间，让它朝前赶；在这个城市已经进入他们的视野时，他们还热切盼望时间加快脚步；但在火车到站前开始刹车时，他们却反而愿意时间放慢脚步，乃至终止前进。对几个月的爱情生活遭到损失的模糊而又敏锐的感觉，使他们隐隐约约产生一种要求补偿的愿望，通过补偿，他们相聚的欢乐时间也许会比苦苦等待的时间流逝得慢两倍。那些在房里或在火车站等候的人们，比如朗贝尔（他的妻子几个星期前就得到了通知，已经作好到达这里的一切准备），也同样心急火燎，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正诚惶诚恐地等着与有血有肉的亲人爱的支柱共同检验被几个月的鼠疫化成抽象概念的爱情或亲情。

朗贝尔真希望重新变成鼠疫初期时的自己，那时，他曾想一鼓作气跑出城外，飞奔着迎接心爱的人儿，但他明白这已不再可能。他已经变了，鼠疫已使他分了心，他曾试图摆脱，但这种心态却像隐忧一般纠缠着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感到鼠疫结束得太突然，使他摸不着头脑。幸福来得太快，这样的结局超过了人们的预想。朗贝尔明白，他会一下子重新获得所有失去的东西，这样的欢乐是烫人的，是无法细细品尝的。

此外，所有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与朗贝尔相似，所以应该谈谈大家的情况。这些人在火车站上开始了他们的个人生活，但大家在以目光和微笑互致问候时，还留有原来那种唇齿相依的感觉。然而，当他们看见冒着白烟的火车时，他们的流放感就在如痴如醉的快乐骤雨般的冲击下倏忽之间消失了。列车一停，那通常也在这个站台开始的遥无尽期的分离便在瞬间结束，在这一瞬间，他们在狂喜中伸出手臂贪婪地拥抱那已经有点生疏的身体。至于朗贝尔，他还没来得及看看那奔过来的人儿的体态，她已经扑到他的怀里了。他伸出双臂搂着她，把她的头紧紧贴在胸前，但他只能看见熟悉的头发，这时，他听任自己热泪奔流，却不知道哭的是眼下的幸福还是压抑太久的痛苦，但他至少可以肯定，眼泪能够阻止他去核实，埋在他心窝上的是他望眼欲穿的伊人的脸，还是什么陌生女人的脸。他过一会儿便能释疑。但此刻他要和周围的人一样行动，那些人看上去似乎相信鼠疫可来可去，但人不会因此而变心。

于是，亲人们紧紧依偎着回到家里，他们已无暇瞻顾外面的世界，只沉醉在战胜鼠疫的表面现象里；他们忘记了所有的苦难，也忘记了还有同车到达的人没有找到亲人，正准备回家核实长期的杳无音信在他们心里引起的恐惧。那些只能与新愁做伴的人，还有此刻正在缅怀亡人的人，他们与前者情况之差异，何止于霄壤，他们的离愁已达到了顶点。这些人母亲、夫妻、情人如今已没有欢乐可言，因为他们的亲人已散落在无名的墓坑里，或混融在大堆的骨灰里，无法辨认，对他们来说，鼠疫依然没有过去。

但又有谁会想到这些人的孤苦？中午，太阳战胜自清晨便在空中与它搏斗的寒气，向城市不断倾泻着恒定的光波。这一天仿佛静止下来了。山顶炮台的大炮在一览无余的天空下不住地轰鸣着。男女老幼倾城出动，庆祝这令人激动得透不过气的时刻，在这一刻，痛苦时光正在过去，而遗忘时节还没有开始。

各个广场都有人跳舞。转眼之间，交通流量大增，越来越多的汽车在拥挤的大街上艰难地行进。整个下午，城里钟声齐鸣，在金色的阳光下，悠远的泛音响彻蔚蓝的天空。原来各教堂都在举行感恩仪式。但与此同时，娱乐场所也人满为患，咖啡馆已无后顾之忧，所以尽情倾销白酒的最后存货。在各咖啡馆的柜台前都挤满了同样兴奋的人群，在他们当中有不少搂搂抱抱的男女在大庭广众面前毫无顾忌。人人都在开怀笑闹。他们把今天当作他们幸存的日子，所以准备在这一天把过去几个月里小心翼翼积攒下来的生命力一股脑儿消耗出去。真正的、顾前顾后的生活明天才会开始。此时此刻，出身迥异的人们都亲密无间、称兄道弟，连死亡的存在都未能真正促成的平等，倒在解放的欢乐中实现了，至少有几个小时是如此。

但这种普遍的热情洋溢的举动还不能说明一切，傍晚时分，大街上有一些走在朗贝尔身边的人就常常以冷静沉着的姿态来掩盖他们更微妙的幸福感。原来，许多成双成对的人，不少举家出行的人看上去都只不过正在安详地散步。实际上，其中大多数的人都在对他们受过痛苦的地方进行充满温情的朝拜。他们是在向新来乍到的人介绍鼠疫明明暗暗的征貌和它留下的肆虐历史的遗迹。在有些情况下，人们装作向导，或见多识广的人，或鼠疫的见证人，对别人大谈当时的险情，却从不提人们的恐惧。这样的乐趣当然没有害处。但也有另外的情况，那时，参观的路线更激动人心，一个情人沉浸在甜蜜而忧心的回忆里时，可能会对他的伴侣说：“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我好想和你睡觉呀，你却不在我身边。”这类情意缠绵的参观者很容易认出来：一路上，他们在喧闹的人群里总有自己的小天地，在小天地里喁喁私语，互吐衷情。他们比十字路口的乐队更生动地体现了真正的解放。那一对对心醉神迷的男女紧紧依偎在一起，话虽不多，却以他们得意扬扬、惟我独乐的神情在一片喧闹声中表明，鼠疫已经结束，恐怖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若无其事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疯狂的世界生活过：在那里，人被屠杀就像打死苍蝇一样天天发生；他们还否认我们经受过绝对意义上的野蛮行径和有预谋的疯狂行为的摧残，否认我们曾受到监禁并由此而目睹昔日的传统受到肆无忌惮的摧毁，否认我们闻到过使所有尚未被杀的人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他们最后还否认我们曾是被吓呆了的百姓：我们当中每天都有一部分人被成堆地扔进焚尸炉，烧成浓浓的黑烟，而另一部分人则背着无能为力和恐怖的枷锁等着厄运到来。

总之，以上的情景是里厄大夫亲眼看见的，他在傍晚独自上路后，正在钟声、炮声、乐曲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设法到达近郊区。他还在继续行医，病人是没有假日的。沐浴在纯净霞光里的城市，处处都能闻到昔日熟悉的烤肉和茴香酒的香味。在他周围到处都有仰天欢笑的人。男男女女，搂搂抱抱，面色绯红，欲火中烧。不错，鼠疫连同恐怖都结束了，那些紧缠在一起的手臂说明，在深层意义上，鼠疫本来就意味着流放和分离。

几个月来，里厄看见路上的行人老有一种亲如一家的神气，今天他才第一次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只需看看自己周围就足够了。人们熬到鼠疫结束时，由于生活艰苦，缺衣少食，他们不得不穿上在长期移民生活中穿过的衣服，首先是他们的脸，其次是他们现在穿的衣服说明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从鼠疫迫使城门关闭那一刻起，他们一直在离别状态下生活，他们已远离了可以使人忘记一切的人间真情。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这些男人和女人都程度不同地渴望过团聚，对每个人来说，团聚的性质不一定相同，但对所有的人来说，团聚都是不可能的。其中大多数人都曾全力呼唤远方的亲人，想望温热的肉体、甜蜜的柔情，或共同的习惯。其中有些人被排除在人的友情之外，他们再也不能通过诸如信件、火车、船只等正常途径与友人交往，他们为此而苦恼万分，虽然往往并不自觉。还有少数人，也许可以举出塔鲁吧，他们也曾希望重新得到某种东西，他们说不清是什么，但他们认为那似乎是他们惟一想得到的东西。既然没有别的名称，有时他们就管它叫安宁。

里厄还在走路。他越往前走，周围的人越多，闹声也越大，他感到自己想去的近郊区似乎因此而在往后退。后来，他渐渐融入了这个高声喧嚷的庞然大物，他在其中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喧嚷至少部分代表了他的心声。是的，所有的人都曾在肉体和精神上一起经受过痛苦：难以忍受的空虚、无可挽回的分离、不能满足的欲求。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间，在救护车的铃声里，在约定俗成叫做命运的提醒声中，在摆脱不了的恐怖和内心反抗的可怕氛围里，从未停止散布一个举足轻重的传闻，传闻警告那些惊恐万状的人们，说他们必须重返自己真正的故乡。而他们的真正故乡全都在被封锁的疫城城墙之外，在芬芳的荆棘丛中，在山冈上，在大海岸边，在自由的国度里，在有分量的温柔之乡。他们想去的地方正是他们的故乡，正是他们幸福之所在，而对其余的一切，他们都嗤之以鼻。

至于这种被迫分居和希望团聚可能有什么意义，里厄却一无所知。他继续走着，四面八方都有人挤他，吆喝他，后来，他渐渐走进了一些不那么拥挤的街道。他想，这类事情有没有意义都无伤大雅，只要符合人们愿望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就够了。

他这才明白了什么东西符合人们的愿望，踏入郊区冷冷清清的街道后，他就看得更清楚了。有些人不思进取，只想回到他们爱情的安乐窝里，这种人有时也能得到报偿。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人因失去了朝思暮想的亲人，还在城里孤零零地踯躅。有些人没有受过两次离别之苦还算是幸运的，不像某些人，在瘟疫之前很久并没能旗开得胜赢得爱情，后来又年复一年地盲目维持勉强的结合，到头来情人变了夫妻反成仇。这些人像里厄本人一样犯了轻率的毛病，总想依靠时间解决问题，结果离别竟成了永诀。也还有些人毫不迟疑地找回了他们以为失去了的亲人，比如朗贝尔，这天早晨在离开他时，里厄就曾对他说：“勇敢些，从现在开始就该靠理智行事了。”起码在一定的时期内他们会感到幸福。他们现在才明白，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想望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

相反，那些想超越人类而去寻求连他们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东西的人，谁都没有找到答案。塔鲁似乎找到了他谈到过的难以寻觅的安宁，但他是在死神那里找到的，是在安宁对他已毫无用处的时刻找到的。如果说别的一些人，如里厄看见许多站在大门口，在夕阳下紧紧搂在一起，痴迷地互相凝视的人，如果说他们实现了想望，那是因为他们想望的是惟一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里厄在转入格朗和柯塔尔住的街道时，他想，那些自满自足、对自己可怜而又可厌的爱情生活津津乐道的人获得，起码有时获得，欢乐的奖赏，这是合理而又公正的。

这部记事性编年史即将结束。是时候了，里厄大夫承认自己是书的作者。但在叙述最后一些事件之前，他至少希望对自己涉足写书作些说明，并敦促读者理解，他一直坚持以见证人的客观口吻进行记述。在整个鼠疫期间，他的职业使他有机会见到大多数同胞并记录他们的感受。因此他有条件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总的说来，他努力避免记述他未曾亲眼目睹的事情，避免将自己杜撰的想法强加给鼠疫期间的工作伙伴，而且尽量只利用由于偶然性或不幸事件落到他手里的资料。

由于他是在为某种犯罪行为作证，他像一切有诚意的证人一样，作了某些保留。但他同时又受良心的指使，曾毫不犹豫地站在受害者一边，而且心甘情愿与人们、与他的同胞们在共同拥有的惟一的可靠性方面协调一致，那可靠性就是爱，是痛苦和被迫的离散。因此可以说，他分担了同胞们全部的忧患，而且把他们的处境当成自己的处境。

作为忠实的证人，他必须首先记录的是人的行为、有关的资料和传闻。而他个人需要说的话、他的期待、他受到的各种考验，都应当避而不谈。如果说他曾利用过这方面的材料，那也只为了解他的同胞或让别人了解他们，只为以最准确的形式把他们往往模糊感觉到的东西表现出来。说实在的，这种理性的努力并没有让他付出什么代价。当他恨不得直接向千百个呻吟着的鼠疫患者吐露心声时，他会想到自己的痛苦无一例外都同时是别人的痛苦，在一个往往由自己独自承担痛苦的世界，这种患难同当的情况已经很了不起了，于是他即刻忍住。的确，他应当为所有的人说话。

然而，至少有一个同胞，里厄大夫不能为他说话。那就是塔鲁有一天向里厄谈到的那个人，塔鲁说：“他惟一的真正罪行，就是从心底里赞成置儿童和成人于死地的那东西。其余的事我都能理解，但对这一点，我只能说不得不原谅他。”那人内心愚顽、孤独，此书以他为结束恰到好处。

当里厄大夫从喜庆喧闹的大街挤出来，正想转到格朗和柯塔尔居住的那条小街时，他被一道警戒线拦住了去路。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远处传来的欢声笑语使这个街区显得格外寂静，里厄早已料到这种既偏僻又无闹声的状况。他出示了他的证件。

“不行，大夫，”警察说，“有个疯子在朝人群开枪。不过您得留下，您可能派上用场。”

这时，里厄看见格朗正朝他走过来。格朗也是一问三不知。有人不让他通过，他听说子弹是从他住的那幢楼房射出来的。从远处望过去，那幢房屋的正面正笼罩在没有热度的太阳的最后一道金色的霞光里。房屋周边是一片空旷的场地，一直伸展到对面的人行道。在街道中央，可以清楚看见一顶帽子和一块肮脏的布片。里厄和格朗远远望去，只见街的另一头也有一道警戒线，和挡住他们的这根绳子平行，有几个本街区的居民正在绳子后面匆匆走来走去。他们再仔细一看，又发现一些手持左轮手枪的警察蹲在这幢房屋对面一些楼房的大门内，而这幢房屋的所有窗户都关上了，只有三楼的一扇百叶窗似乎还半开着。街上一片沉寂，只能听到从城中心传来的断断续续的音乐声。

刹那间，从那幢房屋对面的一幢楼房下面传来两声枪响，那扇半开的百叶窗立即破成碎片四处乱飞。接着又是一片沉寂。里厄在白天目睹了远处热闹非凡的场景之后，眼下的一幕于他似乎有点似梦非梦。

“那是柯塔尔的窗户！”格朗突然说道，看上去激动万分，“但柯塔尔早就不知去向了呀。”

里厄问警察：

“为什么开枪？”

“这是在转移他的注意力。我们正在等汽车运来必要的装备，因为这人朝想进那幢房屋的所有人开枪，已经有一个警察被击中了。”

“那个人为什么开枪呢？”

“我不知道。当时大家正在街上玩儿，听见第一声枪响，谁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第二枪一响大伙儿就叫起来，有一个人受伤，其他人全逃了。是个疯子，就这么回事！”

再一次静下来时，一分一秒似乎都拖得很慢。突然，他们看见从街那头跑出来一条狗，那是好久以来里厄见到的第一条狗，一条脏兮兮的西班牙长毛猎狗，大概是主人们一直窝藏到现在才放出来的吧。只见它沿着墙根一路小跑，来到大门前时犹豫片刻，然后蹲在地上，仰过头去咬跳蚤。警察吹了几声哨子唤它，它抬起头，然后下了决心，慢慢穿过街道去嗅那顶帽子。就在这一刻，从三楼传来一声枪响，只见那条狗像翻烙饼一般翻倒在地，爪子猛烈地晃动，最后侧身瘫在地上，浑身抽搐了很长时间。作为还击，从对面大门里射出五六发子弹，把那扇百叶窗打得粉碎。接着又恢复了平静。太阳更偏西了，夜影开始爬上柯塔尔的窗户。在里厄大夫身后传来轻轻的刹车声。

“他们来了！”警察说。

几个警察在他们背后下了车，手上拿着几条绳子、一个梯子、两个狭长的油布包。他们走进一条围绕这片房屋的小街，在格朗那幢房屋对面停下。片刻过后，大家与其说看见，不如说猜出那片楼房大门内有一些响动。接着，人们开始等待。那条狗已经不动弹了，它躺在一摊暗黑的液体里。

突然，一阵冲锋枪射击声从警察们占据的那排房屋里传出来。随着射击声，那扇仍然被瞄准的窗户不折不扣地彻底粉碎，从而露出一个大黑洞，但里厄和格朗从他们的位置辨不出黑洞里的任何东西。这边射击一停，从隔一幢楼的另一个角落又射出一排子弹。子弹显然已经进入那扇窗户，因为有一颗子弹已打下一块砖头的碎片。就在这一刹那，三名警察跑着穿过马路，冲进了大门。另外三名警察几乎同时冲了进去，射击戛然停止。大家又开始等待。从格朗那幢楼里远远传来两声爆炸声。接着是一片喧闹。只见一个穿衬衫的大喊大叫的矮小男人被人半抱着拖出楼房。全街紧闭的百叶窗奇迹般同时打开了，窗前站满了好奇的人，还有些人干脆走出大门，去封锁线后面挤来挤去。片刻之后，那矮小男人来到街道中央，脚终于着了地，胳膊仍然反剪着。他还在叫喊。一个警察走到他身边，稳、准、狠地给了他两拳。

“是柯塔尔，”格朗嗫嚅着说，“他成了疯子！”

柯塔尔倒在地上。只见那个警察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抬腿朝躺在地上的东西踢了几脚。接着，一伙人吵吵嚷嚷地朝里厄和他的老朋友这边走来。

“别停在这儿！”警察说。

那伙人经过他们面前时，里厄转过眼去。

格朗和里厄在苍茫的暮色中离开了那里。这个事件好像把整个街区从昏睡中惊醒了，狂欢的人群重又闹哄哄地挤满了僻静的大街小巷。格朗走到自己住房门口时，向大夫告别说，他还得工作。但在上楼时，他又说已经给让娜写了信，他现在活得很滋润。接着，他又背了一遍他的句子，说：“我把所有的形容词都删去了。”

他随即调皮地笑笑，摘下帽子，过分隆重地向里厄鞠了一躬。但里厄还在想柯塔尔，在他朝老气喘病人家走去时，那铁拳打扁柯塔尔面孔的重浊声音一直回响在他的耳际。也许想到罪人比想到死人更令人难以忍受吧。

里厄来到老病人家里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从房间里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欢呼自由的喧嚷声，老头的脾气没有变，仍在倒腾两个小锅里的鹰嘴豆。他说：

“他们做得对，该玩玩了。样样都有才成为世界呢。大夫，您的同事呢，他怎么样啦？”

一阵阵爆炸声一直传到他们耳里，不过那是祥和的爆炸：是孩子们在放鞭炮。

大夫一边用听诊器听他呼噜呼噜响的胸部，一边回答说：

“他去世了。”

老头“哦！”了一声，有点发愣。

“死于鼠疫。”里厄补充道。

愣了一会，老头似乎意识到什么，说：

“是呀，最优秀的总活不长。这就是生活。他可是个明白人。”

大夫边收拾听诊器边问：

“您为什么这么说？”

“不为什么。他从不说废话。总之，我喜欢他。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别人说：‘那是鼠疫呀，我们经历过鼠疫。’再进一寸，他们就得要求授勋了。可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

“您得按时熏蒸呼吸道。”

“啊！别怕。我的命长着呢。我要看见那些人一个个死光。瞧我，我可会活啦。”

作为对他的回答，远处传来了欢乐的尖叫声。里厄走到房间中央。他说：

“我去平台，不打扰您吧？”

“当然不。您是想去上面看他们，是吧？随便去吧。不过，那些人跟先前没什么两样。”

里厄往楼梯走去。

“您说说，大夫，他们要为死于鼠疫的人立碑，是真的吗？”

“报纸上这么说过。一座石碑，或一个金属牌。”

“我早就相信会这样，还有人演讲呢。”

老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在这儿就听到他们演讲了：‘我们那些死者……’说罢就去大吃大喝。”

里厄已经在上楼梯了。

寒冷的星空悠远而深邃，俯瞰着房舍闪闪烁烁。山冈那边，星星像坚硬的燧石散发着冷光。今夜与他和塔鲁到此暂时忘记鼠疫的那一夜十分相似，但今天的大海在悬崖之下却比那时更为喧嚣。淡淡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它已卸去了温暖的秋风带来的咸咸的气息。不过城市的闹声却像波涛击岸一般冲击着平台的墙基。然而，今夜并非反抗之夜，而是解放之夜。远处，黑红相间的闪光标志着灯火辉煌的林荫大道和广场的所在地。在这摆脱了桎梏的夜晚，欲求像脱缰的野马，正是它低沉的吼声传到了里厄这里。

第一批显示万众欢腾的官方的礼花从黑暗的港口升腾起来。全城的百姓争相观赏，欢呼声经久不息。柯塔尔、塔鲁以及里厄失去的所有他爱过的男人和他的妻子，无论是去世的抑或犯罪的，此刻都被遗忘了。那老头说得对，人永远是一个样。但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而正是在这里，里厄超越了一切痛苦，感到自己和他们心心相印了。这时，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持久的欢呼声在城市回荡，一直传到平台脚下，空中的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千变万化。里厄大夫正是在这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故事到此为止，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对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不过，里厄也明白，这本编年史不可能是一本最后胜利的编年史，它无非显示了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了些什么，并指出今后如遇播撒恐怖的瘟神凭借它乐此不疲的武器再度逞威，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

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版权信息

书名：局外人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760

译者：柳鸣九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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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

在加缪的全部文学创作中，《局外人》从不止一个方面的意义上来说，都可谓是“首屈一指”的作品：

《局外人》酝酿于1938年至1939年，不久之后即开始动笔，完成时间基本上可确定是在1940年5月。这时的加缪刚过二十六岁的生日不久，还不到二十七岁。小说于1942年出版，大获成功。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一个创作与功业的黎明。事实上，《局外人》正是加缪文学黎明的第一道灿烂的光辉，在完成它之后，加缪才于1941年完成、1943年出版了他隽永的哲理之作《西西弗斯神话》，他另一部代表作《鼠疫》的完成与发表则是后来1946年、1947年的事了。因此，从加缪的整个文学创作来说，《局外人》是他一系列传世之作中名副其实的“领头羊”。

当然，应该注意到加缪很早就开始写作，并于1932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正面与反面》，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属于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还有剧本《可鄙的年代》、《阿斯杜里的暴动》、散文集《婚礼》，以及一些零散的评论、诗歌、散文如《论音乐》、《直觉》、《地中海》等等，为数颇不少，其中有若干也被收入了伽利玛经典版的《加缪全集》。虽然文学史上以其早期的作品就达到创作高峰的作家不乏其人，而在加缪的创作历程中，《局外人》之前已有不少作品历历可数，但无可置疑地居于优先地位的作品，仍然要算《局外人》，毕竟时序的优势并不保证地位的优势，加缪本人就曾一直把他早期（即使是比较重要的）作品，列为他的史前时期。世界性的经典作家加缪是从《局外人》开始的。

对于一部作品在作家整个创作中价值的突现与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奠定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作品的社会影响、作品所获得的文学声誉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对作品符合实际、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评价。在这些方面，《局外人》较加缪的其他文学创作（包括他日后的名著与杰作）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局外人》于1942年6月15日出版，第一版四千四百册，为数不少，出版后即在巴黎大获成功，引起了读书界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是加缪的作品过去从未有过的，作者由此声名远扬，从一开始到几年之内，报界、评论界对它的佳评美赞一直“络绎不绝”。日后将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马塞尔·阿尔朗把它视为“一个真正作家诞生了”的标志；批评家亨利·海尔称《局外人》“站立在当代小说的最尖端”；“存在”文学权威萨特的文章指出，“《局外人》一出版就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人们反复说，这是几年来最出色的一本书”，并赞扬它“是一部经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现代主义大家娜塔丽·萨洛特在她的现代主义理论名著中认为《局外人》在法国当代文学中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如像所有货真价实的作品一样，它出现得很及时，正符合了我们当时的期望”；一代理论宗师罗朗·巴特也再次肯定“《局外人》无疑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是“出现在历史的环节上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指出“它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1]。

《局外人》的规模甚小，篇幅不大，仅有五六万字，但却成为了法国二十世纪一部极有分量、举足轻重的文学作品；它的内容比起很多作品来说，既不丰富，也不波澜壮阔，只不过是写一个小职员在平庸的生活中糊里糊涂犯下一条命案，被法庭判处死刑的故事，主干单一，并无繁茂的枝叶，决非有容乃大，但却成为当代的世界文学中一部意蕴深厚的经典名著；它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写成，简约精炼，含蓄内敛，但却给现代趣味的文化界与读书界提供了新颖的、敏锐的感受……所有这些几乎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奇迹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很值得人们思考。

一部作品要一开始就在较大的社会范围里与广泛的公众有所沟通、有所感应，获得理解，受到欢迎，并且这种沟通、感应、理解、欢迎持续不衰，甚至与日俱增，那首先就需要有一种近似Lieux Communs的成分，对它我们不必鄙称为“陈词滥调”或“老生常谈”，宁可视之为“公共场所”，就像娜塔丽·萨洛特所说，是“大家碰头会面的地方”。在《局外人》中，这种Lieux Communs，可以说就是法律题材、监狱题材，就是对刑事案件与监狱生活的描写。因为，这个方面现实的状态与问题，是广大社会层面上的人们都有所关注、有所认识、有所了解的，不像夏多布里昂的《阿拉贡》中的密西西比河，洛蒂的《洛蒂的婚姻》中的太平洋岛国上的生活，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而且，这方面的现实状况与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与描写，也是早已有之，甚至屡见不鲜的，雨果的中篇《死囚末日记》、短篇《克洛德·格》、长篇《悲惨世界》中芳汀与冉阿让的故事与司汤达《红与黑》第二部的若干章节以及法朗士的中篇《克兰克比尔》，都是有关司法问题的著名小说篇章，足以使读者对这样一个“公共场所”不会有陌生感。

历来的优秀作品在这个“公共场所”中所表现出来的几乎都是批判倾向，这构成了文学中的民主传统与人道主义传统，对于这一个传统，历代的读者都是认同的、赞赏的、敬重的。《局外人》首先把自己定位在这个传统中，并且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揭示点而有不同凡俗的表现。

《局外人》中，最着力的揭示点之一就是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主人公默尔索非常干脆地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的命案，面对着人群社会与司法机制，他真诚地感到了心虚理亏，有时还“自惭形秽”，甚至第一次与预审法官见面、为对方亲切的假象所迷惑而想要去跟他握手时，就想到“我是杀过人的罪犯”而退缩了。他的命案是糊里糊涂犯下的，应该可以从轻量刑，对此不论是他本人还是旁观者清的读者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一进入司法程序就自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甚至天真地对即将运转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可怕的司法机关“管得这么细致”而大加称赞，说“真叫人感受到再方便不过”[2]，但法律机器运转的结果却是他被宣布为“预谋杀人”、“丝毫没有一点人性”、“最藐视最基本的社会原则”、以致“其空洞的心即将成为毁灭我们社会的深渊”的“罪不可赦”者，最后被判处了死刑，而且其死罪是在“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这样一个高度上被宣判的。从社会法律的角度来说，《局外人》主人公的冤屈程度，并不像完全无辜而遭诬告判刑的芳汀与克兰克比尔那样大，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冤案。但是，对默尔索这样一个性格，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物来说，这一判决却是最暴虐不过，最残忍不过的，因为它将一个善良、诚实、无害的人物完全妖魔化了，在精神上，在道德上对他进行了“无限上纲上线”的杀戮，因而是司法领域中一出完完全全的人性冤案。如果说传统文学中芳汀、冉阿让·克兰克比尔那种无罪而刑、冤屈度骇人听闻的司法惨案放在十九世纪法律制度尚不严谨的历史背景下还是真实可信的话，那么这样的故事放在“法律制定得很完善”的二十世纪社会的背景下，则不可能满足现代读者对真实性的期待。加缪没有重复对司法冤屈度的追求，而致力于司法对人性残杀度的揭示，这是他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局外人》作为一部现代经典名著的社会思想性的一个基石。

就其内容与篇幅而言，《局外人》着力表现的正是法律机器运转中对人性、对精神道德的残杀。每件司法不公正的案件都各有自己特定的内涵与特点，而《局外人》中的这一桩就是人性与精神上的迫害性，小说最出色处就在于揭示出了这种迫害性的运作。本来要对默尔索这桩过失杀人的命案进行司法调查，其真相与性质都是不难弄得一清二楚的，但正如默尔索亲身所感受到的，调查一开始就不是注意命案本身的事实过程，而是专门针对他本人。这样一个淡然超脱、与世无争、本分守己的小职员平庸普通的生活有什么可调查的呢？于是，他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他为母亲守灵时吸了一支烟，喝过一杯牛奶，他说不上母亲确切的岁数，以及母亲葬后的第二天他会了女友，看了一场电影等这些个人行为小节，都成为了严厉审查的项目，一个可怕的司法怪圈就此形成了：由于这些生活细节是发生在一个日后犯下命案的人身上，自然就被司法当局大大地加以妖魔化，被妖魔化的个人生活小节又在法律上成为了“毫无人性”与“叛离社会”等判语的根据，而这些结论与判语又导致对这个小职员进行了“罪不可恕”的严厉惩罚，不仅是判处他死刑，而且是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判处他死刑。这样一个司法逻辑与推理的怪圈就像一大堆软软的绳索把可怜的默尔索捆得无法动弹、听任宰割，成为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与开明的司法程序的祭品。

默尔索何止是无法动弹而已，他也无法声辩。他在法庭上面对着对他的人性、精神、道德的践踏与残害，只能听之任之，因为根据“制定得很好”的法律程序，他一切都得由辩护律师代言，他本人被告诫“最好别说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辩护权，而他自己本来是最有资格就他的内心问题、思想精神状态作出说明的。何况，辩护律师只不过是操另一种声调的司法人员而已，默尔索就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法庭上，审讯中的庭长、检察长、辩护律师以及采访报导的记者都是一家人，而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在审讯过程中，他内心里发出这样的声音：“现在到底谁才是被告呢？被告可是至关重要的，我有话要说。”没有声辩的可能，他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甚至被取代了。”司法当局“将我置于事外，一切进展我都不能过问，他们安排我的命运，却未征求我的意见”。小说中司法程序把被告排斥在局外的这种方式，正是现代法律虚伪性的表现形式，加缪对此着力进行了揭示，使人们有理由说《局外人》这个小说标题的基本原意就在于此。

如果说，从司法程序来看，默尔索是死于他作为当事人却被置于局外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荒诞，那么，从量罪定刑的法律基本准则来看，他则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荒诞。默尔索发现，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人们对他所犯命案的事实细节、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不感兴趣，也并未作深入的调查与分析，而是对他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感兴趣。他的命运并不取决于那件命案的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他这个人，取决于人们对他那些生活，对他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趣味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取决于某种观念与意识形态。在这里，可以看见意识形态渗入了法律领域，决定了司法人员的态度与立场，从而控制了法律机器的运作。加缪的这种揭示无疑是深刻有力的，并且至今仍有形而上的普遍的意义，意识观念的因素对法律机制本身内在的侵入、钳制与干扰，何止是在默尔索案件中存在呢？

《局外人》以其独特视角对现代法律荒诞的审视，而在这一块“公共场所”中表现不凡，即使在这个“公关场所”出现过托尔斯泰《复活》这样的揭露司法黑暗腐败的长篇巨制，它也并不显得逊色，它简明突出、遒劲有力的笔触倒特别具有一种震撼力。

对《局外人》这样一部被视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小说，对加缪这样一位曾被有些人视为“现代派文学”大师的作品，如此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评论，是否有“落后过时”之嫌？近些年来，由于当代欧美文论大量被引入，各种主义、各种流派的文学评论方法令人趋之若鹜，成为时髦，致使高谈阔论、玄而又玄、新词、新术语满篇皆是，但却不知所云的宏文遍地开花，倒是那种实实在在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已大为无地自容了。笔者无意于对各家兵刃作一番“华山论剑”，妄断何种批评方法为优为尊，仅仅想在这里指出，《局外人》的作者加缪是一位十分社会化的作家，甚至他本人就是一位热忱的社会活动家，仅从他写作《局外人》前几年的经历就可以明显看出：

1933年，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开始得势，刚进阿尔及尔大学不久的加缪就参加了由两个著名左倾作家亨利·巴比塞与罗曼·罗兰组织的阿姆斯特丹——布莱叶尔反法西斯运动。次年年底，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分担的任务是在穆斯林之中做宣传工作。虽然他于1935年离党，后来又于1936年创建了左倾的团体“文化之家”与“劳动剧团”，并写作了反暴政的剧本《阿斯图里起义》。1938年，他又创办《海岸》杂志，并担任《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其活动遍及文学艺术、社会生活与政治新闻等各领域。不久后，他又转往《共和晚报》任主编，在报社任职期间，他曾经撰写过多篇揭示社会现实、抨击时政与法律不公的文章。

加缪本人这样一份履历表，充分表明了写作《局外人》之前的加缪正处于高度关注社会问题、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状态，《局外人》不可能不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加缪在一封致友人的信里谈到《局外人》时，就曾这样说：“我曾经追踪旁听过许多审判，其中有一些在重罪法庭审理的特大案件，这是我非常熟悉，并产生过强烈感受的一段经历，我不可能放弃这个题材而去构思某种我缺乏经验的作品”[3]。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刻意回避其突出的社会现实内容，摒弃社会学的文学批评，而专致于解构主义的评论，岂不是反倒是反科学的？

《局外人》之所以以短篇幅而成为大杰作，小规模而具有重分量，不仅因为它独特的切入角度与简洁有力的笔触表现出了十分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因为其中独特的精神情调、沉郁的感情、深邃的哲理传达出了十分丰富的人性内容，而处于这一切的中心地位的，就是感受者、承受者默尔索这个人物。

毫无疑问，默尔索要算是文学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甚至非常新颖的人物。他的独特与新颖，就集中体现在他那种淡然、不在乎的生活态度上。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小生”主人公，那些著名的“小生”主人公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入世、投入与执著，不论是在情场上、名利场上、战场上以及恩怨场上。《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红与黑》中的于连、《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卡尔曼》中的唐·若瑟以及《漂亮朋友》的杜·阿洛都不同程度、不同形态具有这样一种共性。他们身上的这种特征从来都被世人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人性，世人所认可、所欣赏的正是他们身上这种特征的存在形态与展现风采。

默尔索不具有这种精神，而且恰巧相反。在事业上，他没有世人通称为“雄心壮志”的那份用心，老板要调他到巴黎去担任一个好的职务，他却漠然对待，表示“去不去都可以”。在人际关系上，他没有世人皆有的那些世故考虑，明知雷蒙声名狼藉，品行可疑，他却很轻易就答应了做对方的“朋友”的要求，他把雷蒙那一堆捻酸吃醋、兹事闯祸的破事都看在眼里，却不为什么就有求必应被对方拖进是非的泥坑。他对所有涉及自己的处境与将来而需要加以斟酌的事务，都采取了超脱淡然、全然无所谓的态度，在面临作出抉择的时候，从来都是讲同一类的口头语：“对我都一样”、“我怎么都行”，很叫他喜欢的玛丽建议他俩结婚时，他就是这么不冷不热作答的。即使事关自己的生死问题，他的态度也甚为平淡超然，他最后在法庭上虽然深感自己在精神与人格上蒙冤，并眼见自己被判处了死刑，内心感到委屈，但当庭长问他“是不是有话要说”时，他却是这样反应的：“我考虑了一下，说了声‘没有’”，就这么让自己的命运悲惨定案。

我们暂时不对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作出分析与评论，且把此事留在后文去作，现在先指出加缪把这样一个人物安排在故事的中心会给整个作品带来何种效应。

首先，这样一个淡然超脱、温良柔顺、老实本分、对社会、对人群没有任何进攻性、危害性的过失犯者，与司法当局那一大篇夸张渲染、声色俱厉、把此人描写成魔鬼与恶棍的起诉演说相对照，与当局以这种起诉词为基础、把此人当作人类公敌、社会公敌而从严判决相对照，实际上突现出了以法律公正为外表的一种司法专政，更突现出了司法当局的精神暴虐。如果这是作品所致力揭示的精神暴虐的“硬件”的话，那么，默尔索这样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在临刑前被忏悔神父纠缠不休，则揭示了精神暴力的“软件”，执行刑前任务的神父几乎是在强行逼迫可怜的默尔索死前皈依上帝表示忏悔，当然是作为人类公敌、社会公敌的忏悔，以完成这头羔羊对祭坛的完整奉献。

把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置于作品的中心，让他感受与承受双重的精神暴力，正说明了作者对现代政法机制的“精神暴力”的严重关注。只有二十世纪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才会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二十世纪的加缪不是生活在饥饿这个社会问题尚未解决的十九世纪，他不会像雨果那样在一块面包上写出冉·阿让的十九年劳役，他只可能像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样，把关注的眼光投向超出肉体与生理痛苦之外的精神人格痛苦，他让默尔索这样一个人物成为作品中的感受者与承受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里，有加缪对现代人权的深刻理解，也有加缪对现代人权的深情关怀。

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居于作品的中心作为厄运的承受者，必然会产生另一个重要效应，就是能引起读者深深的人道主义怜悯与同情。如果默尔索是一个感情殇滥、多愁善感的人，他面对厄运的种种感情反而会显得虚夸、张扬、浅显，但默尔索的性格内向，情态平淡，他在厄运之中，在死刑将要来到之时的感受因此就显得更为含蓄深沉，更具有张力。要知道，夸张与过分是喜剧所需要的成分，而蕴藏，敛聚、深刻才是悲剧的风格，默尔索的感情表现状态正是如此。在《局外人》中，作者描写默尔索在法庭上有如五雷轰顶的感受；从法院回监狱的路上彻底告别自由生活的感受；以及在监狱里等待死刑的感受，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心理真实与自然实在的内心状态，这些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艺术成就，至今已成为二十世纪文学中心理描写的经典篇章。

当然，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任何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都会在作品整体中起这种或那种作用，给作品带来这种或那种效果，剩下来还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是属于何种性质、何种类别。我们已经指出，默尔索这个人物与传统文学中的人物颇为不同，似乎属于“另类”，甚至可以说，他身上那种全然不在乎，全然无所谓的生活态度，在充满了各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与挑战的现代社会中，似乎是不可能有的。于是，对这个人物仔细加以观照时，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人物的现实性如何、典型性又如何？

在入世进取心强的人看来，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说得好一点，是随和温顺，好说话，不计较，安分，实在；说得不好一点，是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不懂规矩、作风散漫、放浪形骸、是无主心轴、无志气、无奋斗精神、无激情、无头脑、无出息、温吞吞、肉乎乎、懒洋洋、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总而言之是现代社会中没有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的人。但实际上，加缪几乎是以肯定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人物的，塞莱斯特在法庭上作证时把默尔索称为“男子汉”“不说废话的人”，这个情节就反映出了加缪的态度。后来，加缪又在《局外人》英译本的序言中，对这个人物作出一连串的赞词：“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他拒绝说谎……是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到受到了威胁”，“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加缪对这个人物可谓是爱护备至，他还针对批评家称这个人物为“无动于衷”一事这样说：“说他‘无动于衷’，这措词不当”，说他“‘善良宽和’则更为确切”[4]。在加缪自己对这个人物作了这些肯定之后，我们再来论证这个人物的正面的积极的性质，就纯系多余了。

默尔索这个人物不仅得到加缪的理性肯定，而且对加缪来说在感情上也是亲近亲切的，他是加缪以他身边的不止一个朋友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其中还融入了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感受与体验。根据加缪的好友罗歇·格勒里埃所写的加缪评传中的记叙，默尔索这个人物身上主要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巴斯卡尔·比阿，另一个是被他称为彼埃尔的朋友，而两个朋友身上的共同特点都是“绝望”。巴斯卡尔·比阿是来自巴黎的职业记者，当时在阿尔及尔主持《阿尔及尔共和报》，是加缪的领路人与顶头上司。他酷爱文学，富于才情，在诗歌创作上颇有成绩，也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包括不那么高尚的职业如出盗版书等。他具有独特的精神与人格，自外于时俗，轻视现实利益与声名功利，只求忠于自己，自得其乐，有那么一点超凡脱俗的味道。他不仅对加缪，而且对法国二十世纪另一个大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荷兰大作家埃迪·杜·贝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作家均有深刻的影响，罗歇·格勒尼埃把这个人物称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关于默尔索的另一个原型彼埃尔，加缪曾经这样说：“在他身上，放浪淫佚，其实是绝望的一种形式”[5]，可见加缪对这两个原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便是“虚无”、“绝望”。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后文中再作一些评析，至于加缪本人融入默尔索身上的自我感情，则是他1940年初到巴黎后的那种“陌生感”、“异己感”，“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6]。

从成分结构与定性分析来看，虚无、绝望、陌生感、异己感，所有这些正是二十世纪“荒诞”这一个总的哲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走脉来看，马尔罗、加缪们又都曾接受过巴斯卡尔·比阿这样一个作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艺术形象的原型的影响，并且以“荒诞”哲理为经纬形成了一个脉络，在这个脉络、这个族群中，《局外人》显然算是一个亮点，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应该注意，1940年5月《局外人》一完稿，加缪只隔四个月就开始写他的《西西弗斯神话》，并且四个月后，也就是于1941年2月即完成了这一部名著，这一部著作要算是使加缪之所以成为加缪的最有力的一部杰作，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他全部作品与著作的精神基础、哲理基础。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从哲理的高度描述、阐明了人最最基本的生存状况，把纷纭复杂、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人的生存状况概括、凝现为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永不停歇但却劳而无功的这样一个图景。当然，这里的人是个体的人，而非整体的人类，人的生存如像推石上山、劳而无功是决定于人的生而必死这种生存荒诞性。人生而必死、劳而无功，这是“上帝已经死了”、宗教已经破灭、人没有彼岸天堂可以期待之后的一种悲观绝望的人生观，在这种人生观的理解范围里，现实世界对人来说只是人匆匆而过的异乡。这种人生观无疑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色彩，然而，面对着生而必死、劳而无功的生存荒诞，却又推石上山、虽巨石反复坠落山下、却仍周而复始、推石上山、永不停歇，这无疑又是一曲壮烈、悲怆的赞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有如此大悲大悯的情怀，对人的状况作出了如此深刻隽永的描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精神文化领域，发生了广泛的震撼性的影响，这无疑给他在四十四岁的壮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一块巨大的坚固的基石。

《局外人》与《西西弗斯神话》同属加缪的创作前期，两者的创作仅相隔几个月，一个是形象描绘，一个是哲理概括，两者的血肉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从哲理内涵来说，《局外人》显然是属于《西西弗斯神话》的范畴，在默尔索这个颇为费解的人物身上，正可以看见《西西弗斯神话》中的某些思绪。

在这方面，《局外人》最后一章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十分精彩地写出了默尔索最后拒绝忏悔、拒绝皈依上帝而与神父进行的对抗与辩论，在这里，他求生的愿望、刑前的绝望、对司法不公正的愤愤不平、对死亡的达观与无奈、对宗教谎言的轻蔑、对眼前这位神父的厌烦以及长久监禁生活所郁积起来的焦躁都混合在一起，像火山一样爆发，迸射出像熔岩一样灼热的语言之流，使人得以看到他平时那冷漠的“地壳”下的“地核”状态。

他的“地核”也许有不少成分，但最主要的就是一种看透了一切的彻悟意识。他看透了宗教的虚妄性与神职人员的诱导伎俩，他的思想与其说是认定“上帝已经死亡”，不如说是认定它“纯属虚构”，“世人的痛苦不能寄希望于这个不存在的救世主”，用他的话来说，他很想从监狱的墙壁上看见上帝的面容浮现，但他“没有看见浮现出来什么东西”，因此，他把拒绝承认上帝，拒绝神父一切的说教当作维护真理之举。他也看透了整个的人生，他认识到“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判处死刑，幸免不了”，他喊出的这句话几乎跟巴斯喀在《思想集》中、马尔罗在《西方的诱惑》中关于人的生存荒诞性的思想如出一辙，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所见所闻，深知“世人活着不胜其烦”“几千年来活法都是这个样子”，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有清醒的意识，他甚至质问道：“他这个也判了死刑的神父，他懂吗。”有了这样的认知，他自然就剥去了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保持了最冷静不过、看起来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但他却“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判死刑”，于是，默尔索在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又面临着人类世俗与社会意识形态荒诞的致命压力。这是他双重悲剧的要害。

不可否认，默尔索整个的存在状况与全部的意义仅限于感受、认知与彻悟，他毕竟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无为的形象。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属于《西西弗斯神话》，《西西弗斯神话》的性质也仅限于宣示一种彻悟哲理。思想的发展使加缪在五年后（1946年）的长篇小说《鼠疫》里，让一群积极的、行动的、有为的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写出他们对命运、对荒诞、对恶的抗争，而且加缪又紧接着于1950年完成了他另一部哲理巨著《反抗者》，阐述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中、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从而在理论阐述与形象表现两个方面使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成为法国二十世纪精神领域里与萨特的“存在——自我选择”哲理、马尔罗的“人的状况——超越”哲理交相辉映的三大灵光。

[1] 分别见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第283至285页与张容：《阿尔贝·加缪》第75至76页。

[2] 引文均见《局外人》。

[3] 罗杰·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第100页，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

[4] 罗杰·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第91—92页，伽利玛出版社。

[5] 《阳光与阴影》第83页，伽利玛出版社。

[6] 《阳光与阴影》第84页，伽利玛出版社。

·第一部·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是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明天乘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到，赶得上守灵，晚上即可返回。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事出此因，他无法拒绝。但是，他显得不情愿。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答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么一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须请求他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无疑会作此表示的。似乎眼下我妈还没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后，此事才算定论入档，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乘上两点钟的公共汽车，天气很热。像往常一样，我是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用的餐。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人只有一个妈呀”，我出发时，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要上艾玛尼埃尔家去借黑色领带与丧事臂章。几个月前他刚死了伯父。

为了赶上公共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么一急，这么一跑，又加上汽车的颠簸与汽油味，还有天空与公路的反光，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几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当我醒来的时候，正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并问我是不是从远方来的。我懒得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步行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会见院长。由于院长正忙，我就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着话，而后我就见到了院长：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这是个矮小的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您是她惟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赶忙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您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令堂的档案。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却很有限。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过得好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补充说：“您知道，在这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做伴，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的兴趣。您年纪轻，她跟您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一言不发。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

院长还说个不停，但我几乎已经不听他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出了办公室。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走过，他们又聊起来了，就像是一群鹦鹉在聒噪。走到一幢小房子门前，院长告别我说：“默尔索先生，我失陪啦，我在办公室等您。原则上，下葬仪式是在明天上午十点钟举行。我们要您提前来，是想让您有时间守守灵。再说一点，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们表示过，她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小屋，里面是一个明亮的厅堂，墙上刷了白灰，顶上是一个玻璃天棚，放着几把椅子与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的两个架子支着一口已盖合上了的棺材。棺材上只见一些闪闪发亮的螺丝钉，拧得很浅，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在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色罩衫，头戴一块颜色鲜亮的方巾。

这时，门房走进屋里，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着来的，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把盖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阻止了他。他问我：“您不想看？”我回答说：“不想。”他只好作罢。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似乎只是想问个清楚而已。我回答说：“我说不清。”于是，他捻捻发白的小胡子，没有瞧我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我明白。”他有一双漂亮的淡蓝色的眼睛，面色有点儿红润。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自己则坐在我的后面一点儿。女护士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一种下疳。”因为我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瞧了两眼，见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缠了一圈，在齐鼻子的地方，那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绷带的一圈白色了。

她走出屋后，门房说：“我失陪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又留下了，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这使我很不自在。整个房间这时充满了夕阳的余晖。两只大胡蜂冲着玻璃顶棚嗡嗡乱飞。我觉得困劲上来了。我头也没有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院里已经很久了吧？”他立即答道：“五年了。”似乎他一直在等着我向他提问。

接着，他大聊特聊起来。在他看来，要是有人对他说，他这一辈子会以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告终，那他是苟难认同的。他今年不过六十四岁，又是巴黎人。他说到这里，我打断说：“哦，您不是本地人？”这时，我才想起，他在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曾对我谈过妈妈。他劝我要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正是说那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我，他曾在巴黎待过，后来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在巴黎，死者可以停放三天，有时甚至四天。在此地，可不能停放那么久。这么匆匆忙忙跟在柩车后面去把人埋掉，实在叫人习惯不了。他老婆在旁边，提醒他说：“别说了，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老门房脸红了，连连道歉。我立即进行调和，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老头讲的有道理，也有意思。

在小停尸房里，他告诉我说，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自己身体结实，所以就自荐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归根结底，他也要算是养老院收容的人。对我这个说法，他表示不同意。在此之前，我就觉得诧异，他说到院里的养老者时，总是称之为“他们”、“那些人”，有时也称之为“老人们”，其实养老者之中有一些并不比他年长。显然，他以此表示，自己跟养老者不是一码事。他，是门房，在某种意义上，他还管着他们呢。

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夜幕迅速降临。玻璃顶棚上的夜色急剧变浓。门房打开灯，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时使我睁不开眼。他请我到食堂去用晚餐，但我不饿。于是他转而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我因特别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个托盘回来。我喝掉了。之后我想抽烟。但我有所犹豫，我不知道在妈妈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我想了想，觉得这无伤大雅。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们两人就抽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大人的院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院里的习惯。我得去找些椅子、弄些咖啡来。”我问他是否可以关掉一盏大灯。强烈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上使我倍感困乏。他回答我说，那根本不可能。灯的开关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之后，我懒得再去多注意他。他进进出出，把一些椅子摆好，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好一些杯子。然后，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中间隔着妈妈的棺材。那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臂的动作来看，我相信她是在织毛线。屋子里暖烘烘的，咖啡使我发热，从敞开的门中，飘进了一股夜晚与鲜花的气息。我觉得自己打了一会儿瞌睡。

一阵窸窸窣窣声把我弄醒了。我刚才合眼打盹儿，现在更觉屋子里白得发惨。在我面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一件物体，每一个角落，所有的曲线，都轮廓分明，清晰醒目。正在此时，妈妈的院友们进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他们在耀眼的灯光下，静悄悄地挪动着。他们都坐了下来，没有弄响一把椅子。我盯着他们细看，我从来没有这么看过人。他们的面相与衣着的细枝末节我都没有漏过。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任何声音，我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的确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束在腰上的带子使得她们的肚子更为鼓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年老的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男人们几乎都很瘦，个个拄着拐杖。在他们的脸上，使我大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不见眼睛，但见一大堆皱纹之中有那么一点昏浊的亮光。这些人一落座，大多数人都打量打量我，拘束地点点头，嘴唇陷在没有牙齿的口腔里，叫我搞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抽搐了一下。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全坐在我对面的门房的周围，轻轻晃动着脑袋。一时，我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滑稽的印象：这些人似乎是专来审判我的。

过了一小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人哭起来了。她坐在第二排，被一个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她。她细声饮泣，很有规律，看样子她会这么哭个不停。其他的人好像都没有听见她哭。他们神情沮丧，愁容满面，一声不响。他们盯着棺材，或者自己的手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但只盯着一样东西。那个女人老在那里哭。我很奇怪，因为我从不认识她。我真不愿意听她这么哭。但是，我不敢去对她讲。门房向她欠过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她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然后又继续按原来的节奏哭下去。门房于是走到我旁边。他靠近我坐下。过了好一阵，他并未正眼瞧我，告诉我说：“她与令堂大人很要好，她说令堂是她在这里惟一的朋友，现在她什么人都没有了。”

屋里的人就这么坐着过了好久。那个女人的叹息与呜咽逐渐减弱了，但抽泣得仍很厉害。终于，她不出声了。我的困劲也全没有了，但感到很疲倦，腰酸背疼。这时，使我心里难受的是所有在场人的寂静无声。偶尔，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我搞不清是什么声音。时间一长，我终于听出来，是有那么几个老头子在咂自己的腮腔，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啧啧声。他们完全沉浸在胡思乱想之中，对自己的小动作毫无察觉。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里，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死者，什么意义也没有。但现在回忆的时候，我认为我当时的印象是错误的。

我们都把门房端来的咖啡喝掉了。后来的事我就不清楚了。一夜过去，我记得曾睁开过一次眼，看见老人们一个个蜷缩着睡着了。只有一个老人例外，他的下巴颏儿支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死盯着我，似乎在等着看我什么时候才会醒。这之后，我又睡着了。因为腰越来越酸痛，我又醒了，此时晨光已经悄悄爬上玻璃顶棚。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人醒了，他咳个不停。他把痰吐在一大块方格手帕上，每吐一口痰费劲得就像动一次手术。他把其他的人都吵醒了，门房说这些人全该退场啦，他们站了起来。这一夜守灵的苦熬，使得他们个个面如死灰。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走出去的时候，都一一跟我握手，似乎我们在一起过了一夜而没有交谈半句，倒大大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亲近感。

我很疲乏。门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我得以马马虎虎漱洗了一下。我还喝了杯咖啡加牛奶，味道好极了。我走出门外，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在那些把马朗戈与大海隔开的山丘之上，天空中红光漫漫。越过山丘吹过来的风，带来了一股咸盐的气味。看来，这一定是个晴天。我很久没有到乡下来了。要是没有妈妈这档子事，能去散散步该有多么愉快。

我在院子里等候着，待在一棵梧桐树下。我呼吸着泥土的清香，不再发困了。我想到了办公室的同事们。此时此刻，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而对我来说，现在却是苦挨苦等的时候。我又想了想眼前的这些事，但房子里响起的钟声叫我走了神。窗户里面一阵忙乱，不一会儿就平静了下来。太阳在天空中又升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门房穿过院子前来传话，说院长要见我。我来到院长办公室。他要我在几张纸头上签了字。我见他穿着黑色礼服和条纹长裤。他拿起电话，对我说：“殡仪馆的人已经来了一会儿了。我马上要他们盖棺。在这之前，您是不是要再看令堂大人一眼？”我回答说“不”。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盖棺了。”

接着，他告诉我，他将亲自参加葬礼。我向他道了谢。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两条小腿交叉着。他告诉我，去送葬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还加上勤务女护士。原则上，养老者都不许参加殡葬，只让他们参加守灵。他指出：“这是一个讲人道的问题。”但这一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雷兹跟着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友情带有一点儿孩子气，但他与令堂大人从来都形影不离。院里，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对贝雷兹这么说：‘她是你的未婚妻。’他听了就笑。这种玩笑叫他俩挺开心。这次，默尔索太太去世，他非常难过，我认为不应该不让他去送葬。不过，我根据保健大夫的建议，昨天没有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不语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站起身来，朝窗外观望。稍一会儿，他望见了什么，说：“马朗戈的神甫已经来了，他倒是赶在前面。”他告诉我，教堂在村子里，到那儿至少要走三刻钟。我们下了楼。屋子前，神甫与两个唱诗班的童子正在等着。一个童子手持香炉，神甫弯腰向着他，帮助调好香炉上银链条的长短。我们一到，神甫直起身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去，我也随他进屋。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拧紧，屋里站着四个穿黑衣的人。这时，我听见院长告诉我柩车已在路旁等候，神甫也开始祈祷了。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把一条毯子蒙在上面。神甫、唱诗班童子、院长与我都走了出来。在门口，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院长向她介绍说：“这是默尔索先生。”这位太太的名字，我没有听清，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点了点有瘦削的长脸的头。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随在抬棺人之后，走出养老院。在大门口，停着一辆送葬车，长方形，漆得锃亮，像个文具盒。在它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他个子矮小，衣着滑稽，还有一个举止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此君就是贝雷兹先生。他头戴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木经过的时候，他脱下了帽子。他长裤的裤管拧绞在一起，堆在鞋面上，他黑领带的结打得太小，而白衬衫的领口又太大，很不协调。他的嘴唇颤抖个不停，鼻子上长满了黑色的小点。他一头白发相当细软，下面露出两只边缘扭曲、形状怪异、耷拉着的耳朵，其血红色对衬着的苍白的面孔，使我觉得刺眼。葬礼司仪安排好我们各自的位置。神甫领头走在最前面，然后是柩车。柩车旁边是四个黑衣人。柩车后面，是院长和我。最后断路的是护士代表与贝雷兹先生。

太阳高悬，阳光普照，其热度迅速上升，威力直逼大地。我不懂为什么要磨蹭这么久才迟迟出发。身穿深色衣服，我觉得很热。矮老头，本来已戴上了帽子，这时又脱下来了。院长又跟我谈起他来了，我略微歪头看着他。院长说，我妈妈与贝雷兹先生，常在傍晚时分，由一个女护士陪同，一直散步到村子里。我环顾周围的田野，一排排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岭上，田野的颜色红绿相间，房屋稀疏零散，却也错落有致，见到如此景象，我对妈妈有了理解。在这片景色中，傍晚时分那该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而在今天，滥施淫威的太阳，把这片土地烤得直颤动，使它变得严酷无情，叫人无法忍受。

我们上路了。这时，我才看出贝雷兹有点儿瘸。车子渐渐加快了速度，这老头儿就落在后面了，其中一个黑衣人也跟不上车，与我并排而行。我感到惊奇，太阳在天空中竟升高得那么快。我这才发现，田野里早已弥漫着一片虫噪声与草簌声。汗水流满了我的脸颊。因为我没有戴帽子，只得用手帕来扇风。殡仪馆的那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这时，他右手把鸭舌帽帽檐往上一推，左手用手帕擦了擦额头。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连声道：“晒得厉害。”我应了一声：“是的。”过了一小会儿，他问我：“这里面是您母亲吗？”我同样应了一声：“是的。”他又问：“她年纪老吗？”我回答说：“就这么老。”因为我搞不清她究竟有多少岁。到这里，他就不吭声了。我转过身去，看见贝雷兹老头已经落在我们后面五十来米。他急急忙忙往前赶，手上摇晃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一本正经，没有任何小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些汗珠，但他没有去擦。

我觉得这一行人走得更快了。在我周围，仍然是在太阳逼射下灿灿一片的田野。天空亮得刺眼。有一阵，我们经过一段新修的公路，烈日把路面的柏油都晒得鼓了起来，脚一踩就陷进去，在亮亮的层面上留下裂口。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是从这黑色油泥里鞣出来的。我头上是蓝天白云，周围的颜色单调一片，裂了口的柏油路面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丧气阴森的黑，柩车是油光闪亮的黑，置身其中，我不禁晕头转向。所有这一切，太阳、皮革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一夜没有睡觉的疲倦，使得我头昏眼花。我又回了回头，见贝雷兹已远远落在我后面，在一片腾腾的热气中若隐若现，后来，干脆就看不见了。我用目光搜寻他，见他已离开了大路，而后又从田野斜穿过来。我发现在我们前方的大路转了个弯。原来，贝雷兹熟悉本地，他正抄近路追赶我们。果然，在大路转弯的地方，他追上我们了。不久，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仍然是穿田野、抄近路，这样，反反复复，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而我，这么走着的时候，一直觉得血老往头上涌。

后来，所有的事都进行得那么快速、具体、合乎常规，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么一件事：在村口，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奇特，抑扬顿挫而又颤悠发抖，与她的面孔极不协调。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会汗流浃背，一进教堂就会着凉感冒。”她说得对。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此外，我还保留了那天的几个印象：例如，贝雷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颗大颗的眼泪流在脸颊上。但由于脸上皱纹密布，眼泪竟流不动，时而扩散，时而汇聚，在那张哀伤变形的脸上铺陈为一片水光。此外，还有教堂，还有站在路旁的村民，开在墓地坟上的红色天竺葵，还有贝雷兹的晕倒，那真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还有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泥土与混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嘈杂声、村子、在咖啡店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响声以及汽车开进阿尔及尔闹市区、我想到将要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到的那种喜悦。

二

我醒来的时候，明白了为什么我请了两天假，老板就一直板着面孔，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可以说，我把这事全给忘了，起床时才想起来。老板自然是想到了，加上星期天，我就等于有了四天假期，而这，是不会叫他高兴的。但是，一者，妈妈的葬礼安排在昨天而不是今天，这并非我的过错；二者，不论怎么说，星期六与星期天总该归我所有。即使是这个理，也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理。

昨天实在很累，今早几乎起不了床。刮脸的时候，我想了想今天要干什么，我决定去游泳。我乘电车到了海滨浴场。在那儿，我一头就扎进了泳道。浴场上年轻人很多。我在水里看见了玛丽·卡尔多娜，她以前是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打字员。那时，我很想把她弄到手。现在想来，她当时也对我有意，但不久她就离职而去，我俩没有来得及好上。在浴场上，我帮她爬上一个水鼓，扶她的时候，我轻微地碰了碰她的乳房。她躺在水鼓上面，我仍在水里。她的头发遮住了眼睛，她一直在笑。我也爬上水鼓，躺在她身边。天气晴和，我像开玩笑似的把头抬起枕在她的肚子上。她没有说什么，我也就趁势这么待着。我两眼望着天空，天空一片蔚蓝，金光流溢。我感觉到玛丽的肚子在我的颈背下轻柔地一起一伏。我俩半睡半醒地在水鼓上待了很久，当太阳晒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她就钻进水里，我也跟着下水。我赶上她，用手臂搂着她的腰，我俩齐游共泳，她一直在笑。我们在岸上晾干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你黑，”我问她，晚上是否愿意去看场电影。她仍然在笑，对我说她很想去看费尔南德主演的一个片子。当我们穿上衣服的时候，她见我系着黑领带，显得有点诧异，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对她说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告诉她：“就是昨天。”她吓得往后一退，但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我想对她说这不是我的过错，但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想起我对老板也这么说过。其实说这个毫无意义，反正，人总得有点什么错。

晚上，玛丽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这个片子有些地方挺滑稽，但实在很蠢。她的腿靠着我的腿，我抚摩她的乳房。电影快散场的时候，我抱吻了她，但没有吻好。出了电影院，她随我到了我的住所。

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得到她姨妈家去。我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天，这真叫我烦，我从来都不喜欢过星期天。于是，在床上翻了个身，努力去寻找玛丽的头发在枕头上留下的海水的咸味，我一直睡到十点钟。然后，仍然躺在床上，不断抽烟，一直抽到了中午。我像往常一样不喜欢到塞莱斯特的饭店去吃饭，因为，那里肯定有一熟人会向我提出种种问题，这我可不喜欢。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掉了，也没有用面包，面包早就吃完了，我一直不愿意下楼去买。

吃罢饭，我有点烦闷，就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大小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空荡了。我不得不把饭厅里的桌子搬到卧室里来。我只用我这一间，几张已经有点塌陷的麦秸椅子、一个镜面已经旧得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还有一张铜床，我就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其他的空间我都不管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为了消磨时光，就拿起一张旧报纸读了起来。我把克吕逊盐业公司的一则广告剪下来，粘贴在一个旧本子上，报纸上种种叫我开心的东西，我都贴在那里面。之后，我洗了洗手，事情告一段落，我来到阳台上。

我的房间正朝着本区一条主要街道。中午，天气晴朗，但马路肮脏，行人稀少而又来去匆匆。我先看见一家家出来散步的人，有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了膝盖，笔挺的服装使得他们举止拘谨。还有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玫瑰红的大花结，脚穿黑色的漆皮鞋。在孩子的后面，是他们的母亲，身材高大，穿着栗色连衣裙，父亲则是一个相当瘦弱的小个子，我颇眼熟。他戴着扁平的狭边草帽，领口扎着蝴蝶结，手持一根文明杖。看见他跟他妻子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区的人都说他秀气优雅。过了一小会儿，走来一群郊区的年轻人，头发油光锃亮，打着大红领带，衣服腰身紧俏，装佩着绣花口袋，脚上穿的是方头皮鞋。我猜他们是到城里去看电影的，所以这么早就动身。他们一伙人急急忙忙赶电车，还高兴地说说笑笑。

这一群人过去之后，路上行人渐渐稀少。我想，那些好看好玩的地方开始热闹起来了。街上只剩下了一些商店老板与猫。从街道两旁的榕树上空望去，天空晴和，但并不明朗。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烟铺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店门口，跨坐在上面，两臂搁在椅背上。刚才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全都空了。烟铺旁边那个名叫“皮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厅堂空空荡荡，一个侍者正在用锯屑擦洗地面。真个是一派星期天的景象。

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像烟铺老板那样放着，我觉得那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又进房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前吃了起来。过了一小会儿，天空变得阴沉，我以为快要下暴雨了。但是，它又渐渐转晴。不过，一片片乌云飘过，使得街道阴暗了些。我抬头望着天空，一直这么待了好久。

下午五点钟，一辆辆电车在轰隆声中驶过来了，载满了一群群从郊区体育场看比赛回来的人，有些人就站在踏板上，有些则扶着栏杆。跟在后面的几辆电车载的是运动员，我是从他们的小手提箱认出来的。他们使劲地高呼，歌唱，嚷嚷他们的团队将永远战无不胜。好几个运动员朝我打招呼，其中一个对我喊道：“我们赢了他们。”我也回喊了一声“没错”，同时使劲点点脑袋。电车过去，街上的小汽车就开始一拥而至了。

天色有点暗了。屋顶的上空变成淡红色，随着暮色渐至，那些假日出游的人陆续往回走。我在人群中认出了那位优雅的先生。他家的几个孩子哭泣着跟在父母的后头。这时，附近的电影院一股脑儿将所有的观众都倾泻在大街上。那些观众中，青年人的行为举止比平日多了几分冲劲，我猜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惊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观众则姗姗来迟。他们显得较为庄重。他们也说说笑笑，但显得疲倦并若有所思。他们待在街道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这一带的少女们，不着帽，披着发，挽着胳臂在街上走，小伙子们则打扮得整整齐齐，为的是跟她们擦身而过。他们不断高声地开玩笑，招得姑娘们格格直笑，还回过头来瞅瞅他们。姑娘们之中有几个我是认得的，她们也在跟我打招呼。

这时，街灯突然一齐亮了，使得在夜空中初升的星星黯然失色。老这么盯着灯光亮堂、行人熙攘的人行道，我感到眼睛有些发累。灯光把潮湿的路面与按时驶过的电车照得闪闪发亮，也映照着油亮的头发、银制的手镯与人的笑容。过了一会儿，电车渐渐稀疏了，树木与街灯的上空，已是一片漆黑。不知不觉，附近这一带已阒无一人，于是，又开始有猫慢吞吞地踱过空寂的街道，我这才想到该吃晚饭了。倚靠在椅背上待的时间实在太久，我的脖子有点酸痛。我下楼买了面包与果酱，自己略加烹调，站着就吃完了。我想在窗口抽支烟，但空气凉了，我略感凉意。我关上窗户，转过身来，从镜子里看见桌子的一角上放着我的酒精灯与几块面包。我想，这又是一个忙忙乱乱的星期天，妈妈已经下葬入土，而我明天又该上班了，生活仍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三

今天，我在办公室干了很多的活儿。老板显得和蔼可亲。他关心地问我累不累，还问我妈妈有多大岁数。为了不把具体的岁数说错，我回答：“六十来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听此话就好像松了一口气，并认为这是了结了一桩大事。

我的桌上放了一大堆提单，都得由我来处理。在离开办公室外出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洗手。每天中午，我喜欢这么清理清理。到了傍晚，我就不高兴这么做了，因为公用的转动毛巾被大家用一天，已经全湿透了。有一天，我曾经提请老板注意此事。他回答我说，他对此也感到遗憾，但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一桩小事。我下班稍晚一点儿，十二点半才跟在发货部工作的艾玛尼埃尔一道出来。公司的办公室面对大海，我们先观看了一会儿阳光照射下的海港里停泊的船只。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来了，夹带着一阵链条哗啦声与内燃机噼啪声。艾玛尼埃尔问我：“咱们去看看如何？”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了我们，我们跟在它后面直追。我被淹没在一片噪声与灰尘之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感到自己是在拼命地奔跑，进行比赛，周围是绞车、机器、在半空中晃动的桅杆以及停在近旁的轮船。我第一个抓住了卡车，一跃而上。然后，我帮艾玛尼埃尔在车上坐好。我们俩人都喘不过气来。卡车在码头高低不平的路面上使劲颠簸，包围在阳光普照与尘土飞扬之中。艾玛尼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大汗淋漓地来到了塞莱斯特的饭店。他还是那个样子，大腹便便，系着围裙，蓄着白色小胡子。他问我总还过得下去吧，我回答说是，还说我肚子饿了。我狼吞虎咽，又喝了咖啡。然后，我回到家里，因为酒喝多了，就睡了一小觉，醒来时，我想抽烟。时间已经迟了，我跑着去赶电车。整个下午，我一直闷头干活。办公室里很热，傍晚，我下班出来，沿着码头慢步回家，这时，颇有幸福自在之感。天空是绿色的，我心情轻快，尽管如此，我还是径直回家，因为我想自己煮土豆。

上楼的时候，我在黑乎乎的楼梯上撞着了沙拉玛诺老头，他是我同楼层的邻居。他牵着狗，八年以来，人们都见他与狗形影不离。这条西班牙猎犬生有皮肤病，我想是丹毒叫它的毛都脱光了，浑身是硬皮，长满了褐色的痂块。主人与狗挤住在同一个小房间里，日子久了，沙拉玛诺老头终于也像那条狗了。他脸上长了好些淡红色的硬痂，头发稀疏而发黄。而那狗呢，则学会了主人弯腰驼背的行走姿势，嘴巴前伸，脖子紧绷。他们好像是同一个种族的，但又互相厌恶。每天两次，上午十一时，傍晚六时，老头都要牵狗散步。八年以来，他们从未改变过散步的路线。人们老见他俩沿着里昂街而行，那狗拖拽着老头，搞得他蹒跚趔趄，于是，他就打狗、骂狗。狗吓得趴在地上，由主人拖着走，这时，该老头去拽它了。过一会儿，狗忘得一干二净，再次拽起主人来了，主人就再次对它又打又骂。这样一来，他们两个就停在人行道上，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日复一日。有时狗要撒尿，老头偏不给它时间，而是硬去拽它，这畜生就沥沥拉拉撒了一路。如果它偶尔把尿撒在屋里，更要遭一顿狠打。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八年。塞莱斯特对此总这么说：“这真不幸。”但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当我在楼梯上碰见沙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坏蛋！脏货！”狗则在哼哼。我对他道了声“晚安”，他仍在骂个不停。我就问他狗怎么惹他了。他也不回答，只顾骂：“坏蛋！脏货！”我见他弯下腰去，在狗的颈圈上摆弄着什么，我又提高嗓门儿问他。他没有转向我，只是憋着火气回答说：“它老是那副德行。”说完，便拖着狗走了。那畜生匍匐在地被生拉硬拽，不断哼哼唧唧。

正在此时，又进来了一个同楼层的邻居。附近一带的人都说，他是靠女人生活。但是，有人问他是从事什么职业时，他总是答曰：“仓库管理员。”一般来说，他一点儿也不招人喜欢，不过，他常主动跟我搭话，有时，也上我的房间坐坐，我总是听他说。我觉得他所讲的事都很有趣。再说，我也没有任何道理不跟他说话。他名叫雷蒙·桑泰斯，个子相当矮小，宽肩膀，塌鼻子。他总是穿着得很讲究。谈到沙拉玛诺时，他对我也这么说：“这真不幸！”他问我，我对那对难兄难弟是不是感到恶心，我回答说不。

我们上了楼，我跟他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房里有香肠有酒，愿意来跟我喝一杯吗？……”我想这可以免得自己回家做饭，于是就接受了邀请。他也只有一个房间，外带一间没有窗户的厨房。在他的床上方，摆着一个白色与粉红色的仿大理石天使雕塑，贴着一些体育冠军的相片与两三张裸体女人画片。房间里很脏，床上很凌乱。他先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卷相当肮脏的纱布，把自己的右手包扎起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刚才跟一个找麻烦的家伙打了一架。

“默尔索先生，”他对我说，“您知道，并非我这个人蛮不讲理，但我是个火性子。那个家伙冲着我叫板：‘你小子有种就下电车来。’我对他说：‘滚你的，别找碴儿。’他就说我没有种，这么一来，我就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你到此为止吧，不然我就要教你长长见识。’他又朝我叫板：‘你敢怎么样？’于是，我就揍了他一顿。他跌倒在地。我呢，我正要扶他起来，他却在地上用脚踢我，我又给了他一脚，扇了他两个耳光。他满脸是血。我问他受够了没有，他回答说够了。”说着这段故事的时候，雷蒙已经把纱布缠好。我坐在床上。他继续说，“您瞧，不是我去惹他，而是他来冒犯我。”的确如此，我承认。于是，他向我表示，他正想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见，他认为我是一条汉子，又有生活阅历，能够帮助他，以后他会成为我的朋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做不做都可以。他听了显得很高兴。他取出香肠，在炉子上烹调了一番，接着又摆上酒杯、盘子、刀叉与两瓶酒。做这一切时，他没有说话。我们坐了下来。他一边吃，一边给我讲述他的故事。开始，他有点不便启齿。“我结识了一个太太……这么说吧，她就是我的情妇。”被他揍了一顿的那个人，就是这位太太的兄弟。他对我说，他一直供养着这个女人。我没有答言。接着他又说，他知道附近一带关于他的流言飞语，但他问心无愧，他确实是一个仓库保管员。

“说到我跟这女人的关系，我发现她一直在欺骗我。”他把整个事情追述了一遍，他供她的钱正够她维持生活，他还替她付房租，每天另给她二十法郎的饭钱。“三百法郎的房租，六百法郎的饭钱，时不时还送她一双袜子，这几项加起来就有上千法郎了。这位女士休闲在家，却振振有词，还说我供她的钱不够她过日子。我常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出去找个半日班的工作干干？那就省得我为你的零星花销操心。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又给你二十法郎，还替你付房租，而你每天下午都跟你的姐们儿喝咖啡。拿我的咖啡和糖去招待人家。我供养你，我待你不薄，你倒以怨报德。’我这么说她，她还是不出去工作，总说钱不够用，所以，我才发觉其中必定有鬼。”

接着，这汉子告诉我，有一天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她无法解释她是怎么买来的。不久，他又在那里发现了一张当票，证明她到当铺里当了两只手镯。而他，从不知道她还有两个镯子。“我当然一眼就看穿她一直对我不忠。于是，我就把她休了，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才揭穿她的鬼把戏。我对她说，她跟我只是为了寻开心。默尔索先生，我是这么对她说的：‘你也不好好瞧瞧大家是多么羡慕我给你的福分，你以后就会明白，你跟着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把那个女人打出了血。在此以前，他从不打她。“过去也常有过动手的事，但可以说，只是轻轻碰一下而已。她只要稍一叫喊，我就关上窗子，立即罢手，每次都是这样。而这一次，我可是动真格的了，我还觉得对她教训得不够呢。”

他接着又向我解释说，正是为这件事，他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去把燃尽了的灯心调了一调。我一直在听他说，慢慢喝掉了将近一公升的酒，喝得太阳穴直发热。我不断地抽雷蒙的香烟，因为我自己的都抽光了。最后的几班电车开过去了，带走了郊区已渐模糊的嘈杂声。雷蒙还在继续说，使他烦恼的是，他偏偏对自己那个姘头还有感情。但他仍想惩罚她。起初他想把她带到一家旅馆去，跟“风化警察”串通好，制造一桩丑闻，害得她在警察局里备个案。后来，他又找了几个流氓帮里的朋友讨主意，他们也没有想出什么法子，不过，正如雷蒙向我指出的那样，跟帮里的人称兄道弟是很值得的，他把事由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建议他在那个女人脸上“留个记号”。但是，他不想这么损，他要考虑考虑。在此以前，他想问问我有什么主意。现在，尚未得到我的指点之前，他想知道我对整个这桩事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看法，不过我觉得这桩事挺有趣。他问我是不是也认为那女人欺骗了他。我说看来的确是欺骗了他，他又问我，我是不是也认为该去惩罚那个女人，如果我碰见了这种事，我会怎么去做。我对他说，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很理解他要惩罚那个女人的心理。说到这里，我又喝了一点酒。他点起一支烟，对我讲了他的打算。他想给她写一封信，狠狠地羞辱她一番，同时讲些话叫她感到悔恨。信寄出后，如果她回到他身边，他就跟她上床做爱，“正要完事的时候”，他要吐她一脸唾沫，再把她轰出门外。我说，要是他用这个法子，当然是把那女人惩罚了一顿。但是，雷蒙说，他觉得自己写不好这么一封信，他想请我代笔，见我没有吭声，他就问我马上写我是否嫌烦，我回答说不是。

他又喝了一杯酒，然后站起身，把杯盘与我们吃剩下的一点冷香肠挪开。他仔仔细细把铺在桌上的漆布擦干净，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的蘸水笔和一方瓶紫墨水。他把那女人的名字告诉我，从姓名看，她是个摩尔人。我写好了信。信写得有点儿随便，但我尽可能写得叫雷蒙满意，因为，我没有必要叫他不满意。我高声念给他听，他一边抽烟一边听着，连连点头。他又请我再念了一遍。他表示完全满意。他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见多识广。”我开始没有注意到他在用昵称“你”跟我说话。听到他这么说：“现在，你是我真正的朋友。”这时我才受宠若惊。这句话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回应了一声“是的”。对我来说，做还是不做他的朋友，怎么都行，而他，看起来倒确实想攀这份交情。他封上信，我们喝完了酒，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街上很安静，我们听见有一辆汽车驶过。我说，“时间很晚了。”雷蒙也这么说，他觉得时间过得真快，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我实在困了，但我却站不起来。我的样子一定是显得疲惫不堪，所以雷蒙对我说我不该灰心丧气、一蹶不振。起初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他就给我解释说，他听说我妈妈去世了，但他认为这只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我说，我也是这么看的。

我站起身来，雷蒙使劲握住我的手，对我说，男人与男人，感同身受，心意相通。出了他的房间，我把门带上，在漆黑的楼梯口待了一小会儿。整幢楼房一片寂静，从楼梯洞的深处升上来一股不易察觉的潮湿的气息。我只听见血液的流动正在我耳鼓里嗡嗡作响，我站在那里没有动。沙拉玛诺老头儿的房间里，他那条狗发出低沉的呻吟。

四

整整这个星期，我干活儿很卖劲儿。雷蒙来过我处，告诉我他已经把信发出去了。我与艾玛尼埃尔去看过两次电影，银幕上演些什么，他常看不明白，我得给他解释。昨天是星期六，玛丽来了，这是我们事先约好的。我见了她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因为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色条纹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皮凉鞋，乳房丰满坚挺，皮肤被阳光晒成了棕色，整个人就像一朵花。我俩坐上公共汽车，来到离阿尔及尔几公里远的一个海滩，那里有悬崖峭壁环抱，靠岸的这边，则有一溜芦苇。下午四点钟的太阳，已不太灼热，但海水还很温暖，水光接天，微波荡漾。玛丽教我玩一种游戏，那就是在游泳的时候，迎着浪尖喝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转过身将水朝天喷出。那水既像泡沫花带一样在空中稍纵即逝，又像温热的雨丝洒落在脸上，但玩了一会儿之后，我的嘴就被苦咸的海水烧得发烫。玛丽又游到我身边，在水里紧紧依偎着我，她把嘴贴着我的嘴，伸出舌头舔尽了我唇上的咸涩。我俩在水里翻腾搅和了好一阵子。

当我俩在海滩上穿上衣服的时候，玛丽用热烈的眼光瞧着我。我抱吻了她。从这时起，我俩不再说话交谈，我紧搂着她，我俩急于搭上公共汽车，急于回我的家，急于上床做爱。我把窗户大大敞开，感受着夏夜在我们的棕色皮肤上流走，真是妙不可言。

早晨，玛丽没有走，我对她说要跟她一道共进午餐。我下楼去买了点肉。回楼上的时候，我听见雷蒙的房间里有女人的说话声。过了一小会儿，沙拉玛诺老头儿又开始骂狗了，我们听见木头楼梯上响起鞋底声与爪子声，还有“坏蛋！脏货”的骂声，老头儿与狗出了楼到街上去了。我对玛丽讲了老头儿的事情，她听了直笑。她穿着我的睡衣，两袖高高挽起。当她笑的时候我对她又动了欲念。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对她说，这种话毫无意义，但我似乎觉得并不爱。她听了显得有些伤心。但是，在做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又抱她吻她。正是此时，雷蒙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吵架声。

先是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接着就是雷蒙的声音：“你敢跟我对着干，你敢跟我对着干，我要教你学会怎么对着干！”同时是几记重重的抽打声与女人的号叫，叫得那么惨厉，楼梯口立即就站满了人。玛丽与我也出了房门，听见那女人还不断在惨叫，而雷蒙还不断在打。玛丽对我说，这真可怕，我没有吭声。她要我去找警察，我说我不喜欢警察。但是住在三层的一个做白铁工的房客找来了一个。警察敲了敲门，里面就没有声音了。他又使劲地敲，过了一会儿，女人哭起来了，雷蒙把门打开。他嘴上叼着一支烟，满脸堆笑。那女人从门里冲出来，高声向警察告状，说雷蒙打了她。警察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雷蒙替她回答了。“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把烟从嘴上拿掉！”警察命令道。雷蒙没有立即照办，他瞧了瞧我，又抽了一口。说时迟，那时快，警察朝他的脸上，狠狠地一个大耳光扇个正着。他嘴上那支烟被扇出几米远。雷蒙脸色大变，但他当时什么也没有说，而是低声下气地问警察，他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烟头拾起来。警察说可以，但又补了一句：“下次别忘了，警察可不是你闹着玩的。”那女人一直在哭，不断地说：“他打了我，他是个男鸨。”雷蒙就问：“警察先生，说一个男人是男鸨，这在法律上讲得通吗？”但警察命令他：“闭上你的嘴。”雷蒙于是转身向那女子，对她说：“你等着瞧，小娘们儿，咱俩后会有期。”警察要他别再吭声，叫那女人离开，叫他待在家里等候警局的传讯，他还说，雷蒙醉成这样，不断打哆嗦，应该感到羞耻。雷蒙听了，辩解说：“警察先生，我可没有醉，只是我在这里，在您面前，我才打哆嗦，自己控制不住。”他关上房门，围观的人也都散了。玛丽与我做好了午饭。但她不饿，几乎都让我吃了。她一点钟时走了，我又睡了一会儿。

将近三点的时候，有人敲我的门，进来的是雷蒙。我仍然躺在床上没有起身。他在我的床边坐下。开始时他一言不发，我就问他，他的事怎么闹到了这种地步。他讲述了他如何按预谋行事，如愿以偿，但她回敬了他一个耳光，这么一来，他就揍了她一顿。以下的情况，我都在场看见了。我对他说，我觉得那女人确已受到惩罚，你该感到满意了。雷蒙表示同意，而且他认为，警察横加干涉也是白搭，反正那女人已经挨了一顿揍。他还说，他对那些警察了解得很透，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他问我，当时我是不是等着他回敬那警察一个耳光。我回答说，当时我并没有在等什么，不过，我从来都不喜欢警察。雷蒙听了好像很满意。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道出去走走。我下了床，梳了梳头。他说我得给他作证。我表示怎么都行，但我不知道该作证些什么。照雷蒙的意思，只需说那个女人冒犯了他就行了。我答应为他提供这样的证词。

我们出了门，雷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后来，他要去打一局台球，我跟着去差一点儿输了。接着，他又要去逛妓院。我说不，因为我不喜欢。于是，我们慢慢地回去。他对我说把情妇惩罚了一顿，他心里真高兴。他对我很热情友好，和他相处，我觉得是一段愉快的时光。

隔着老远，我看见沙拉玛诺老头儿站在大门口，神情焦躁。我们走近时，我发现他没有和他的狗在一起。他正在东张西望，转来转去，使劲儿朝黑洞洞的走廊里看，嘴里嘟嘟囔囔，语不成句，还睁着那双小红眼，仔细朝街上搜索。雷蒙问他怎么啦，他没有立即回答。我模糊听见他低声骂了一句“坏蛋，肮货”，神情依然焦躁。我问他狗到哪里去了，他没有好气地回答说它跑掉了，接着，他却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像平日一样，牵着它去练兵场，那些商贩棚子周围全是人。我停下来看了看《消遣之王》。转身要走时，狗就不见了。的确，我早就想给它换一个小一点儿的颈圈，没有想到这个脏货这么早就溜掉了。”

雷蒙对他说，狗可能是迷了路，它不久就会找回来的。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狗能隔十几公里远又跑回主人的身边。虽然听了这些宽心话，老头儿却更为焦急不安了。“可您知道，他们会把它逮走的，如果有人收养它就好了，但那是不可能的，它一身的疮，人见人厌，警察会逮走它的，我敢肯定。”于是，我对他说，应该去招领处看看，付点钱就可以把它领回来。他问我金额高不高。我说不知道。他听了就发起火来：“为这个脏货花钱！啊，它还是去死吧！”接着，他又对那畜生骂将起来。雷蒙直笑，钻进了楼里。我也跟着他上楼，我们在楼梯口分了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沙拉玛诺老头儿的上楼声，接着，他敲我的房门。我把门打开，他站在门口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他进来，但他不肯。他瞧着自己的鞋尖，长满了疮痂的手在颤抖着。他没有看我，问道：“默尔索先生，您说，他们不会把它逮走吧。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是吧，否则的话，我怎么活下去呢？”我对他说，招领处将送去的狗保留三天，等主人去领，三天以后才任意处置。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我，然后，向我道了一声“晚安”。他关上自己的房门，我听见他在房里走来走去。他的床嘎嘎作响了一下，透过墙壁传来一阵细细的奇怪的声音，我听出来他是在哭。不知道怎么搞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妈，但是明天早晨我得早起。我不饿，所以没有吃晚饭就上床睡了。

五

雷蒙往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曾经听他说起过我，要邀请我到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滨木屋去过星期天。我回答说很愿意去，但我已经和女朋友约好一起过。雷蒙立即说他那位朋友也请我的女友去。因为那位朋友的妻子一定很高兴在一堆男人中有个女伴。

我本想立刻把电话挂掉，原因是我知道老板不喜欢有人从城里给我们这些雇员打电话。雷蒙要我等一等，他说他本来可以在晚上向我转达那位朋友的邀请，但他有别的事要提前告诉我。他今天一直被一帮阿拉伯人钉梢，那帮人中有一个就是他那前姘头的兄弟。“你今晚回家的时候，如果发现这帮人在我们住处附近活动，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我回答说当然不在话下。

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这使我有点心烦意乱，因为我以为他又要教训我少打电话多干活儿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他要跟我谈谈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他只是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计划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负责市场业务，直接与那些大公司做生意，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被派往那儿去工作。这份差事可以使我生活在巴黎，每年还可以旅行旅行，“你正年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你会喜欢的。”我回答说，的确如此，不过对我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于是，他就问我是否不大愿意改变改变生活，我回答说，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老板显得有些扫兴，他说我经常是答非所问，而且缺乏雄心大志，这对做生意是糟糕的。他说完，我又回去工作了。我本想不扫他的兴，但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来，我还算不上是个不幸者。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类雄心大志。但当我辍学之后，很快就懂得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她结婚。我说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我们就结。她又问我是否爱她，我像上次那样回答了她，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可以肯定我并不爱她。“那你为什么要娶我？”她反问。我给她解释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希望结婚，那我们就结。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不过说了一声同意。她认为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会儿，无言地瞧着我，然后又说，她只不过是想搞清楚，如果这个建议是来自另一个女人，而我跟她的关系与我跟玛丽的关系同属于一种性质，那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会。”于是，她心想自己是不是爱我，而我呢，对此又一无所知。她又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低声咕哝说我真是个怪人，她正是因为这点才爱我的，但将来有一天也许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讨厌我。我没有吭声，无话要补充。她见此，就笑着挽着我的胳臂，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回答说，她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结。这时，我跟她谈起了老板的建议，玛丽说她很愿意去见识见识巴黎。我告诉她我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她就问巴黎怎么样。我对她说：“很脏。有不少鸽子，有些黑乎乎的院子。人们有白色的皮肤。”

后来，我们出去走了走，逛了全城几条大街。街上的女人都很漂亮，我问玛丽她是否注意到了。她说注意到了，还说由此她对我有所了解了。此后片刻，我们俩人都一言不发。但我还是想要她跟我在一起，我对她说我们可以到塞莱斯特那儿去吃晚饭，她说想去，但她有事。于是，在我住处的附近，我对她道了再见。她瞧着我说：“你就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吗？”我倒很想知道，但我没想去问她，对此，她显出要责怪我的样子。见我有点尴尬，她又笑了起来，把身子往我面前一靠，给了我一个吻。

我在塞莱斯特的饭馆吃晚饭。在我已经吃起来之后，走进来一个怪怪的小个子女人，她问我可不可以坐在我的桌旁。当然可以。她的动作急促而不连贯，两眼炯炯有光，小小的面孔像圆圆的苹果。她脱下夹克衫，坐了下来，匆匆地看了看菜谱。她招呼塞莱斯特过来，立刻点了她要的菜，语气干脆而又急促。在等主菜前的小吃时，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小块纸片与一枝铅笔，提前结算出费用，然后从钱包里掏出这笔钱，再加上小费，分文不差，全数放在面前。这时，主菜前的小吃端上来了，她狼吞虎咽，很快就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提包里取出一枝蓝铅笔与一份本周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仔细细把几乎所有的节目都一一做了记号。因为那本杂志有十几页，所以她整个用餐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圈圈点点。不一会儿，她吃完起身，以刚才那样机械而麻利的动作，穿上夹克衫就走了。我无事可做，也出了饭店，并跟了她一阵子，她在人行道的边缘上走，步子特别快速而稳健，她径直往前，头也不回。终于，她走出了我的视线，我自己也就往回走了。当时，我觉得她一定是个怪人，但这个念头一过，我很快就把她忘了。

在房门口，我遇见了沙拉玛诺老头儿。我请他进去，他告诉我，他的狗的确丢了，因为它不在招领处。那里的管理人员对他说，那狗或许是被车轧死了。他问到警察局去是否可以打听得清楚。人家告诉他说，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是不会有记录的，因为每天司空见惯。我安慰沙拉玛诺老头儿说，他满可以另外再养一条狗，可是，他提请我注意，他已经习惯跟这条狗在一起了，他这话倒也言之有理。

我蹲在床上，沙拉玛诺坐在桌子前的一把椅子上。他面对着我，双手搁在膝盖上。他戴着他那顶旧毡帽，发黄的小胡子下，嘴巴在咕哝咕哝，语不成句。我有点儿嫌他烦，不过，此时我无事可做，又没有睡意，所以没话找话，就问起他的狗来。他告诉我，自从老婆死后，他就养了那条狗。他结婚相当晚。年轻时，他一直想要弄戏剧，所以在军队里的时候，他是歌舞团的演员。但最后，他却进了铁路部门。对此，他不后悔，因为现在他享有一小笔退休金。他和老婆在一起并不幸福，但总的来说，他俩过习惯了。老婆一死，他倒特感孤独。于是，他便向同事要了一条狗，那时，它还很小，他得用奶瓶给它喂食，因为狗比人的寿命短，所以他们就一同都老了。“它的脾气很坏，”沙拉玛诺老头儿说，“我经常跟它吵架。不过，它终归还是一条好狗。”我说它是条良种狗，沙拉玛诺听了显得很高兴，“您还没有在它生病之前见过它呢，它那身毛可真漂亮。”自从这狗得了这种皮肤病之后，他每天早晚两次给它涂抹药膏。但是在他看来，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沙拉玛诺老头儿说他该走了。我对他说他还可以再待会儿，我对他狗的事感到难过。对此，他谢了谢我。他还说我妈妈很喜欢他的那条狗。说到妈妈，他称之为“您那可怜的母亲”，他想必我在丧母之后一定很痛苦，说到这里，我没有吱声。这时，他急促而不自然地对我说，他知道附近这一带的人对我颇有非议，只因我把我妈妈送进了养老院，但他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对妈妈的感情很深。我回答说，我对这种非议迄今一无所知。既然我雇不起人去伺候我妈妈，我觉得送她进养老院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我为什么这么回答，现在我也说不清）。我还补充说，“很久以来，她一直跟我无话可说，她一人在家闷得很，到了养老院，至少可以找到伴。”这话不假，沙拉玛诺也这么说。然后，他起身告辞，想去睡。现在，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小里小气地向我伸出手来，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这么做，我感到他手上有一块块硬痂。他微笑了一下，在走出房门之前，说：“我希望今天夜里外面那些狗不要叫，否则我会以为是我的狗在叫。”

六

星期天，我沉睡得醒不过来，玛丽不得不叫我、摇晃我，才使我起了床。我俩没有吃早餐，急于早早去游泳。我感到腹中空空，头也有点晕。抽起烟来也觉得有一股苦味。玛丽取笑我，说我“愁眉苦脸”。她穿着一件白色麻布连衣裙，散披着头发。我对她说，她很漂亮，她听了高兴得笑了。

在下楼的时候，我们敲了敲雷蒙的房门。他说他正要下去。到了街上，由于我感到疲倦，也由于在屋里时没有打开百叶窗，到了街上，光天化日之下强烈的阳光，照在我脸上，就像打了我一个耳光。玛丽兴高采烈，欢蹦乱跳，不停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了一些，我发现我其实是肚子饿了。我把这话告诉玛丽，她打开她的漆布提包给我看，里面放了我俩的游泳衣和一条浴巾。我们只要等雷蒙了，我们听见他锁门下楼。他穿着蓝色的裤子，白色的短袖衬衫，但他戴的一顶扁扁的狭边草帽，引得玛丽笑了起来。他露在短袖外的胳臂很白，上面覆盖着浓黑的汗毛，我看了有点儿不舒服。他一边下楼一边吹口哨，看样子很高兴。他对我说：“你好，老兄，”而对玛丽，他则称“小姐”。

前一天，我与雷蒙去了警察局，我证明那个女人的确“冒犯了”雷蒙。他只受到了一个警告就没事了。警局并没有对我的证词调查核实。在门口，我们与雷蒙谈了谈前一天的事，然后，我们决定去乘公共汽车。海滩并不很远，如果乘车去会到得更快。雷蒙认为，他那位朋友见我们早早就到了必定很高兴。我们正要动身，雷蒙突然做了个手势，要我看看对面的街上。我看见有一伙阿拉伯人正在烟铺橱窗前站着。他们冷冷地盯着我们，不过他们看人的方式总是这个样子，就像被看的是石头、是枯树。雷蒙告诉我，左起第二人就是他说起过的那个家伙。这时，他好像忧心忡忡。但他接着又说，过去的那件事，现在已经了结了。玛丽不大明白我们在谈什么，就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这伙阿拉伯人恨雷蒙。她要我们马上就离开。雷蒙挺了挺身子，笑着说是该赶紧离开了。

我们朝汽车站走去，车站离我们有相当远一段距离。雷蒙告诉我，阿拉伯人并没有跟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果然他们还待在原地未动，仍然冷冷地瞧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我们乘上了汽车，雷蒙顿时放松下来，不断跟玛丽开玩笑。我感觉得出来，他喜欢玛丽，但玛丽几乎不答理他。时不时，她笑笑瞧着他。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了车。海滩离汽车站不远，但必须经过一片俯临大海、面积甚小的高地，由此沿坡而下，直达海滩。高地上满是发黄的石头与雪白的阿福花，衬托着蓝得耀眼的天空。玛丽抡着漆布提包，在空中划圈，自得其乐。我们穿过一幢幢小型的别墅，这些别墅的栅栏或者是绿色，或者是白色，有些幢连同自己的阳台，隐没在桎柳丛中，有些幢则光秃秃地兀立在一片片石头之间。快到高地边上时，就已经能望到平静的大海了，还有更远处的一岬角，它正似睡非睡地横躺在清亮的海水里。一阵轻微的马达声从寂静的空中传到我们的耳际，远远的，我们看见耀眼的海面上，有一艘小小的拖网渔船缓慢驶来，慢得像是一动也没有动。玛丽采了几朵鸢尾花。我们顺坡而下，到了海边，看见已经有几个人在游泳了。

雷蒙的那位朋友住在海滩尽头的一座小木屋里。木屋背靠悬崖，前面支撑着屋子的桩柱则浸于海水之中。雷蒙将我们双方作了介绍。他那位朋友名叫马松，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腰粗膀壮，他的女人身材矮小，胖鼓鼓的，和善可亲，讲话巴黎口音。马松立刻要我们不必客气，说他这天早晨捕了一些鱼，已经油炸好了。我对他说，他的房屋真是漂亮得很。他告诉我，星期六、星期天，还有所有的假日，他都上这里来过，又说：“跟我的妻子，你们会合得来的。”确实不错，他妻子跟玛丽已经在说说笑笑了。这时，我萌生出要结婚的念头，这也许是我生平的第一次。

马松想去游泳，但他妻子与雷蒙不想去。我们三人走下海滩，玛丽立即就跳进水里。马松与我，稍为耽搁了一会儿。他说起话来慢吞吞的，而且，不论说什么，都要在前面加一句“我甚至还要说”，其实，他并没有补充什么新意。谈到玛丽，他对我说：“她真了不起，我甚至还要说，真是可爱。”接下来，我就不去注意他那句口头语了，一心在享受阳光晒在身上的舒适感。沙子开始烫脚了。我真想下水去，却又继续将就了他一会儿，最后对他说“咱们下水吧”，就一头扎进了水里。他也慢慢地走进海水，直到站不住了，才钻了进去。他游的是蛙式，游得相当糟。我只好扔下他去追玛丽。海水清凉，游起来很舒服。我与玛丽双双游远了，我俩动作协调，心气合拍，共享着同一份酣畅。

到了宽阔的海面，我们仰浮在水上，我的脸朝着天空，微波如轻纱拂面，使嘴里流进了海水，而袭袭面纱又一一被阳光撩开。我们看见马松游回海滩，躺下晒太阳。远远望去，他俨然一庞然大物。玛丽想和我搂在一起游，我就从她身后抱着她的腰，她在前面用胳臂使劲划水，我在后面用脚打水，鼎力相助，轻轻的水声不绝于耳，直到我觉得累了。于是，我放开玛丽，往回游去，姿势恢复了正常，呼吸也就自如了。在海滩上，我俯卧在马松旁边，把脸捂在沙里。我对他说：“真舒服。”他表示同意。不一会儿，玛丽也上岸了。我翻过身来，瞧着她走近。她浑身海水淋淋，长发甩在后面。她紧挨着我躺下，她的体温与阳光的热气，使得我昏昏入睡了。

玛丽推醒我，告诉我马松已经回去，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立即站起来，因为我饿了，但玛丽提醒我，今天我还没有吻过她呢。这是实情，不过，我一直是想吻她的。“来，到水里去。”她对我说。我们朝海水跑去，迎着细浪就游了起来。我们蛙泳了几下子，她紧贴着我，我感到她的大腿蹭着我的大腿，这时我想占有她。

当我们回木屋的时候，马松已经在喊我们了。我说我很饿。他立刻向他妻子表示，他喜欢我这么不讲客气。面包香脆可口，我狼吞虎咽，把自己的那份鱼也吃个精光。接着上桌的还有肉与炸土豆。我们一声不吭地吃着。马松不断地喝酒，还老倒给我喝。用咖啡的时候，我的头有点昏昏沉沉了，因此，我抽了好多烟。马松、雷蒙和我，合计八月份再来海边一起度假，费用由大家分担。玛丽忽然对我们说：“你们知道现在几点钟吗？才十一点半呢。”我们都有些诧异，但马松说，我们的午饭吃得太早了，不过，这也很自然，肚子饿的时候，也就是该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玛丽听了这话竟笑了起来。现在想来，当时她是喝多了一点儿。马松这时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道去海边散散步。“我妻子每天午饭后都要睡午觉，而我，我不喜欢午觉，我得活动活动。我总跟她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不过，要睡，是她的权利。”玛丽说她要留下来帮马松太太刷盘子。那个矮个子巴黎女人说，要刷盘子，就得把男人都赶出去。于是，我们三个爷们儿就走了。

太阳几乎是直射在沙滩上，它照在海面上的强烈反光叫人睁不开眼睛。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散落在高地边缘、俯临着大海的那些木屋里，传出一阵阵刀叉盘碟的声音。石头的热气从地面冒起，叫人喘不过气来。开始，雷蒙与马松谈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与事。由此我才知道他们两人相识已经很久，而且，有一段时期还住在一起。我们朝水面走去，然后沿海边漫步。有时，层层海浪卷来，把我们的帆布鞋也打湿了。我什么也不想，因为我没有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

这时，雷蒙跟马松说了点儿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就在此时，我看见海滩尽头，离我们远远的，有两个穿锅炉工蓝制服的阿拉伯人，正朝我们这边走来，我看了雷蒙一眼，他对我说：“就是他。”我们继续往前走。马松问道，他们怎么会跟踪到这里来的。我猜想他们大概是看见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手里还拿着去海滩游泳用的提包，但我什么也没有说。

阿拉伯人慢慢向前走来，他们已经大大逼近我们了。我们仍不动声色，但雷蒙发话了：“如果打起来，你，马松，你对付第二个家伙，我收拾我那个对头。如果再来一个家伙，默尔索，那由你包了。”我应了一声：“行。”马松则把双手插进衣袋里。这时我觉得滚烫的沙子就像是烧红了。我们步伐一致地朝阿拉伯人走去。双方的距离愈来愈近。当我们离对方只有几步的时候，阿拉伯人停下来，不再往前走。马松与我也放慢了脚步。雷蒙则直奔他的那个对头。我没有听清他朝那人说了句什么，但见那人摆出一副不买账的样子。于是，雷蒙先发制人，出手一拳，同时还招呼马松动手。马松也向派给他的那个对象扑上去，重重地给了那人两拳。那人被打进水里，头朝下栽，好几秒钟没有动静，只见脑袋周围有一些气泡冒出水面，又很快消失。这时，雷蒙也把他那个对象打得满脸是血。他转身对我说了一句：“你盯住他的手会掏什么家伙，”我朝他喊道：“小心，他有刀！”说时迟，那时快，雷蒙的胳臂已给划开了口，嘴巴上也挨了一刀。

马松向前一跳。被他打的那个阿拉伯人已经站立起来，退在手里拿刀的家伙身后。我们不敢动了。对方慢慢后撤，仍然紧盯着我们，靠那把刀造成威慑。当他们看到自己已经退得相当远了，扭头飞快就逃，而我们则仍在太阳下原地未动，雷蒙用手按着他流血不止的胳臂。

见此，马松说，正好有一个来这儿过星期天的大夫，就住在高坡上。雷蒙想立即就去找那大夫。但他一张口说话，嘴上的伤口就冒出血泡。我们搀扶着他，很快地回到了木屋。雷蒙说，他只伤着了皮肉，能够走去找医生。在马松的陪同下，他走了。我留下来把打架的经过讲给两位妇女听。马松太太听后吓哭了，玛丽也脸色煞白。给她们讲这桩事真叫我烦，讲着讲着，我就不吭声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

将近一点半钟，雷蒙与马松回来了。他胳臂上缠着绷带，嘴角贴着橡皮膏。大夫说小伤算不了什么，但雷蒙的脸色很阴沉。马松试着逗他笑，他仍然一声不吭。后来，他说要到海滩上去，我就问他要去海滩什么地方。他说只想去透透空气。马松与我都说要陪他去，他听了就发起火来，把我们骂了一通。马松说还是别惹他生气吧。即便如此，我仍陪着他出去了。

我和他在海滩上走了很久。阳光炙热难耐，它照射在沙砾与海面上，金光闪烁。我隐约感到雷蒙知道要奔哪儿去，但这肯定是我的错觉。在海滩远远的尽头，看见有一眼泉水在一块大岩石后面的沙地上流淌。正是在那儿，我们又碰见交过手的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穿着油污的蓝色工装躺在地上。他们的样子看来很平静，甚至很高兴。我们的出现并未惊动他们，那个伤了雷蒙的家伙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他。另一个家伙则一边用眼角瞟着我们，一边不停地吹一小截芦苇管，那玩意只能发出三个单音，重复来重复去的。

此时此刻此地，只有阳光与寂静，伴随着泉水的淙淙声与芦苇管的三个单音。雷蒙的手伸进口袋去摸枪，但他那个对头并没有动，他俩一直对视着。我则注意到吹芦苇的那小子的脚趾大大地叉开着。雷蒙紧盯着对手的眼睛，问我：“我要不要把他崩了？”我想如果我说不，他反而会心里恼火，非开枪不可。我只是说，“他还没有向你表示什么，这时向他开枪不妥。”在周围一片静寂与酷热之中，还听得见泉水声与芦苇声。雷蒙说，“那么，我先骂他，他一还口，我就把他崩了。”我说：“就这么办吧，但只要他不掏出刀子，你就不能开枪。”雷蒙开始有点儿发火了。一个阿拉伯人仍在吹芦苇管，他们两人都紧盯着雷蒙的一举一动。我对雷蒙说：“不行，还是一个对一个，空手对空手，你先把手枪给我，如果他们两个打你一下，或者那个家伙把刀掏出来，我就替你把他崩掉。”

雷蒙把他的枪递给了我。阳光在枪上一闪。不过，双方都原地不动地站着，似乎周围的一切已把人严封密扎了起来。每一方都眼皮不眨，紧盯对手，在这里，大海、沙岸、阳光之间的一切仿佛都凝固不动，泉水声与芦苇声似乎也听不见了。这时，我思忖着，我既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但是，突然间，两个阿拉伯人往后倒退，很快就溜到大岩石后面去了。于是，雷蒙和我也掉头往回撤。他显得高兴了些，还谈起回城去的公共汽车。

我一直陪伴着他回到木屋，他登上木台阶的时候，我却在最低一级的前面站住了。我脑袋已被太阳晒得嗡嗡作响，一想到还要费劲地爬上台阶，然后又要去跟两位妇女周旋，心里就泄气了。但是天气酷热，刺眼的阳光像大雨一样从空中洒落而下，即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也感到很难受。待在原地或者到别处走走，反正都是一样。稍过了一会儿，我转身向海滩走去。

海滩上也是火热的阳光。大海在急速而憋闷地喘息着，层层细浪拍击着沙岸。我漫步走向那片岩石，感到脑袋在太阳照射下膨胀起来了。周围的酷热都聚焦在我的身上，叫我举步维艰。每一阵热风扑面而来，我就要咬紧牙关，攥紧裤口袋里的拳头，全身绷紧，为的是能战胜太阳与它倾泻给我的那种昏昏然的迷幻感。从沙砾上、从白色贝壳上、从玻璃碎片上，投射出来的反光像一道道利剑，刺得我睁不开眼，不得不牙关紧缩。就这样我走了好久。

我从远处看见那一小堆黑色的岩石，阳光与海上的尘雾在它周围笼罩着一层耀眼的光晕。我一心想着岩石后那清冽的泉水。我挺想再听听泉水的潺潺声，挺想逃避太阳的炙烤与步行的劳顿，离木屋里妇女的哭泣远远的，得到一片阴凉的地方，好好休息休息。但当我走近时，却发现雷蒙的那个对头又已经回到那里了。

他只一个人。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面孔隐在岩石的阴影中，身子露在太阳下。他蓝色的工人装被晒得直冒热气。我颇感意外。对于我来说，刚才打架的事已经了结，我后来就没有把它再放在心上。

他一看见我，稍稍欠起身来，把手伸进口袋。我呢，自然而然就紧握着衣兜里雷蒙的那把手枪。这时，那人又恢复原状躺下去，但仍把手放在口袋里。我离他还相当远，约有十来米。我隐约看见他的目光不时在细眯的眼皮底下一闪一闪。但更多的时候，我感到他的面孔在眼前一片燃烧的热气中跳动。海浪的声音更加有气无力，比中午的时候更为沉稳。太阳依旧，光焰依旧，一直延伸到跟前的沙滩依旧。已经有两个钟头了，白昼纹丝未动，已经有两个钟头了，白昼在沸腾着的金属海洋中抛下了锚。在天边，有一艘小轮船驶过，在我视野的边缘，我觉得它像是一个黑点，因为我一直正眼紧盯着那个阿拉伯人。

我想，我只要转身一走，就会万事大吉了。但整个海滩因阳光的暴晒而颤动，在我身后进行挤压。我朝水泉迈了几步，那个阿拉伯人没有反应。不管怎么说，我离他还相当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罩有阴影，看起来他是在笑。我等他作进一步反应。太阳晒得我脸颊发烫，我觉得眉头上已聚满了汗珠。这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我的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底下的血管都在一齐跳动。这种灼热实在叫我受不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步。我意识到这样做很蠢，挪这么一步无助于避开太阳。但我偏偏又向前迈出一步。这一下，那阿拉伯人并未起身，却抽出了刀子，在阳光下对准了我。刀刃闪闪发光，我觉得就像有一把耀眼的长剑直逼脑门。这时聚集在眉头的汗珠，一股脑儿流到眼皮上，给眼睛蒙上了一层温热、稠厚的水幕。在汗水的遮挡下，我的视线一片模糊。我只觉得太阳像铙钹一样压在我头上，那把刀闪亮的锋芒总是隐隐约约威逼着我。灼热的刀尖刺穿我的睫毛，戳得我的两眼发痛。此时此刻，天旋地转。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气，沉重而炽热。我觉得天门大开，天火倾泻而下。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把枪。扳机扣动了，我手触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都抖掉了。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出什么，这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

·第二部·

一

我被捕之后，立即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都是关于身份问题之类的讯问，时间都不长。头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过了八天，预审法官来了，他倒是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番。但作为开场白，他只询问了我的姓名、住址、职业、出生年月与出生地点。然后，他问我是否找了律师。我说没有，我问他是否一定要找一个才行。“您为什么这么问？”他说。我回答说，我觉得我的案子很简单。他微笑着说：“您这是一种看法，但是，法律是另一回事。如果您自己不找律师，我们就指派一位给您。”我觉得司法部门还管这类细枝末节的事，真叫人感到再方便不过。我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告诉了这位法官，他表示赞同，并认为法律的确制定得很完善。

开始，我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他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间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下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阴影中。我过去在一些书里读到过类似的描写，在我看来，这些司法程序都是一场游戏。在我们进行谈话后，我端详了他一番，我看清楚他是一个面目清秀的人，蓝色的眼睛深陷在鼻梁旁，身材高大，蓄着长长的灰色唇髭，头发浓密，几乎全都白了。我觉得他很通情达理，和蔼可亲，虽然脸上不时有神经性的抽搐扯动他的嘴巴。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甚至想去跟他握手，但我马上想起了我是杀过人的罪犯。

第二天，有位律师来狱中探视我。他矮矮胖胖，相当年轻，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天气很热，我没有穿外衣，他却穿着深色的套装，衬衣的领子硬硬的，系着一根怪怪的领带，上面有黑白两色的粗条纹。他把夹在胳臂下的公文包放在我的床上，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已经研究了我的案卷。我的案子很棘手，但如果我信任他的话，他有胜诉的把握。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现在咱们言归正传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调查了我的个人生活，知道我妈妈前不久死在养老院。他们专程到马朗戈做过调查，预审推事们了解到我在妈妈下葬的那天“表现得无动于衷”。这位律师对我说：“请您理解，我实在不便启齿询问此事，但事关重要。如果我做不出什么解释的话，这将成为起诉您的一条重要依据。”他要我帮他了解当天的情况。他问我，当时我心里是否难过。他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惊讶，我觉得假若是我在问对方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感到很尴尬的。但是，我却回答说，我已经不习惯对过去进行回想了，因此很难向他提供情况。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我说到这里，律师打断我的话，并显得很焦躁不安。他要我保证不在法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法官那里说。我却向他解释说，我有一个天性，就是我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又疲劳又发困，因此，我没有体会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但我的律师听了此话并不显得高兴。他对我说：“仅这么说是不够的。”

他考虑了一下。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天我是控制住了自己悲痛的心情。我对他说：“不，因为这是假话。”他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看了我一眼，好像是我有点儿使他感到厌恶了。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对我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与有关人员，将作为证人陈述当时情况，那将会使我“极为难堪”。我提醒他注意，安葬那天的事与我的犯案毫无关系。但他只回答说，显而易见的是我从未与司法打过交道。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真想叫他别走，向他解释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而并非他的强硬辩护，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也就是自然而然、通情达理的辩护。特别是，我看出了我已经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没有理解我，他对我有点反感。我挺想向他说明，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和大家一样。但是，说这些话，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去费口舌。

过了不久，我又被带到预审法官面前。当时是下午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亮亮堂堂的，只有一层纱帘挂在窗口。天气很热。他要我坐下，很彬彬有礼地告诉我，我的律师因为“临时不凑巧”而不能来，但我有权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沉默，等我的律师将来在场时再回答。我对他说，我可以单独回答。他用手指按了按桌子的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员进来了，几乎就在我的背后坐下。

我与预审法官都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讯问开始了。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于是我就不说。”他像上次那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马上，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事无关紧要。”他沉默了一下，看了看我，然后，有点突如其来，把身子一挺，快速地说了一句：“我感兴趣的，是您本人。”我不太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在您的行为中，有些事情叫我搞不明白。我相信您会帮助我来理解。”我说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很简单。他要我把那天枪杀的事情再复述复述。我就把上次曾经给他讲过的过程又讲了一遍：雷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以及开了五枪。我每讲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表示确认说：“很好。”而我呢，这么一个老故事又重复来重复去，真叫我烦透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说他对我感兴趣，如果上帝开恩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点什么。不过，在这样做之前，他还想向我提几个问题。没有绕弯子，他直接了当问我爱不爱妈妈。我说：“爱，跟常人一样。”书记员一直很有节奏地在打字，这时大概是按错键盘，因而有点慌乱，不得不退回去重来。预审法官的提问看起来并无逻辑联系，他又问我，我那五枪是否是连续射出的，我想了想，断定先是开了一枪，几秒后，又开了四枪。对此，他问道：“您为什么在第一枪之后，停了一停才开第二枪？”这时，那一天火红的海滩又一次显现在我眼前，我似乎又感到自己的额头正被太阳炙烤着。但这一次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接下来是一阵沉寂，预审法官显得烦躁不安，他坐下去，搔了搔头发，把胳臂支在桌子上，微微向我俯身过来，神情古怪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向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预审法官双手放在额头上，又重复了他的问题，声音有点儿异样了：“为什么，您得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一直沉默不语。

突然，他站起来，大步走到办公室的尽头，拉开档案柜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朝我走，一边晃动着十字架。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在颤抖了，他大声嚷道：“您认得这个吗？我手里的这个。”“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急促而充满了激情地说他是相信上帝的，他的信念是，任何人的罪孽再深重，也不至于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但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他就得悔过，变得像孩子那样心灵纯净，无保留地接受神意。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上，几乎就在我的头上晃动着十字架。说老实话，他的这番论证，我真难以跟上，首先是因为我感到很热，又因为他这间房子里有几只大苍蝇正落在我脸上，还因为他使我感到有点可怕。与此同时，我觉得他的论证也是可笑的，因为不论怎么说，罪犯毕竟是我。但他仍在滔滔不绝。终于我差不多听明白了，那就是，在他看来，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我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其实一切都很明白，只有这一点，他一直没有……没有搞懂。

我正要对他说，他讲的这点并不那么重要，他如此钻牛角尖实在没有道理。但他打断了我，挺直了身子，又一次对我进行说教，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相信，他愤怒地坐下。他反驳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叛了上帝的人也信仰。这就是他的信念，如果他对此也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也就失去意义了。他嚷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在我看来，这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但他已经越过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杵到我眼皮底下，疯狂地叫喊道：“我，我是基督徒，我祈求基督宽恕你的过错，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上十字架的？”我清楚地注意到他已经称呼我为“你”，而不是“您”了，但我对他的一套已经腻烦了。房间里愈来愈热。像往常那样，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想要摆脱他时，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出乎我的意料，他竟以为自己大获全胜，得意扬扬起来：“你瞧，你瞧，你现在不是也信上帝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啦？”我又一次说了声“不”。他颓然往椅子上一倒。

他显得很疲倦，待了好一会儿没有吭声。打字机一直紧追我们的对话，这时还在打那最后的几句。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我，带点儿伤心的神情，低声说：“我从没有见过像您这样冥顽不化的灵魂，所有来到我面前的犯人，见了这个十字架，都会痛哭流涕。”我正想回答说，这正是因为他们都是罪犯，但我立刻想到我也跟他们一样。罪犯这个念头，我一直还习惯不了。法官站起身来，好像是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他的样子显得有点儿厌倦，只是问我是否对自己的犯案感到悔恨，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我感到某种厌烦。当时我觉得他并没有听懂我这句话。不过，谈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这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在此之后，我经常见到预审法官，只不过，每次都由我的律师陪同。他们限于要我对过去重述过的内容的某些地方再加以确认，或者是预审法官与我的律师讨论对我的控告罪名。但在这些时候，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管我了。反正是，渐渐地，这类审讯的调子改变了。预审法官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已经以某些方式把我的案子归类入档了。他不再跟我谈上帝，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像第一天那么激动过。结果，我们的交谈变得较为亲切诚挚了。提几个问题，稍微与我的律师谈谈，一次次审讯就这么了事。照预审法官的说法，我的案子一直在正常进行。有几次，当他们谈一般性问题的时候，还让我也参加议论。我开始松了一口气。在这些时候，没有人对我不好。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有条不紊，恰如其分，甚至使我产生了“亲如一家”这种滑稽的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可以说，使我颇感惊奇的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竟是我生平以来最叫我高兴的事：每次，预审法官都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然后让法警把我带走。

二

有一些事情我从来是不喜欢谈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将来我不会喜欢谈及我这一段生活。

过了些时候，我觉得对此段生活有无反感并不重要。实际上，在开始的几天，我并不像是真正在坐牢，倒像是在模模糊糊等待生活中某个新的事件。直到玛丽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视我之后，监狱生活的一切才正式开始。那时我收到她一封信，她在信里告诉我，当局不允许她再来探视我，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从这天起，我才感受到我是关在监狱里，我的正常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被捕的那天，先被关在一个已经有几个囚犯的牢房里，他们多数是阿拉伯人，看见我进来都笑了，接着就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一听就不再吭声了。但过了一会儿，天黑了，他们又向我说明如何铺睡觉用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当作一个长枕头。整整一夜，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我被隔离在一间单身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还有一个木制马桶与一个铁质脸盆。这座监狱建在本城的高地上，通过一扇小窗，可以望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住铁栅栏，脸朝着有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走进来，对我说有一位女士来探视我。我猜是玛丽，果然就是她。

要到探视室去，得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上一段阶梯，再穿过一条通道。我走进一个明亮的大厅，充足的光线从一扇宽大的窗口投射进来。两道大铁栏杆横着把大厅截成了三段，两道铁栏杆之间有八到十米的距离，将探监者与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就在我的对面，穿着带条纹的连衣裙，脸晒成了棕褐色。跟我站在一排的，有十来个囚徒，大多是阿拉伯人。玛丽的旁边全是摩尔人，紧靠着的两人，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她身穿黑衣，嘴唇紧闭，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她说起话来指手画脚，嗓门儿很大。因为铁栏杆之间隔着一大段距离，探监者与囚徒都不得不提高嗓音对话。我一走进大厅，就听见一大片嗡鸣声在高大光秃的四壁之间回荡，强烈的阳光从天空倾泻到玻璃窗上，再反射到大厅里，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单身牢房又寂静又阴暗，来到大厅里，得有好一会儿才能适应。最后，我终于看清了显现在光亮中的每一张脸孔。我注意到有一个看守坐在两道铁栏杆之间隔离带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徒与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这些人都不大叫大嚷。虽然大厅里一片嘈杂声，他们仍然低声对话而能彼此听见。他们沉闷的低语声从底下往上升起，汇入在他们的头上回荡的对话声浪，构成了一个延绵不断的低音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朝玛丽走去时敏锐注意到的。这时，她已经紧贴在铁栏杆上，努力朝我微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表达出这个心意。

“怎么样？”她大声问我。

“就这个样子。”

“身体好吗？需要的东西都有吗？”

“好，都有。”

我俩一时无语，玛丽始终在微笑着。那个胖女人一直对着我旁边的一个人高声大叫，那人肯定是她的丈夫，他个子高大，头发金黄色，目光坦诚。他们的对话早已开始，我听到的只是一个片段：

“让娜不愿意要他！”那女人扯开嗓子嚷嚷。

“我知道，我知道！”那男人说。

“我对她说你出来后会再雇他的，她还是不愿意要他。”

玛丽也高声告诉我雷蒙向我问好，我答了声：“谢谢。”但我的声音被我旁边那个男人盖过了，他在大声问道：“他近来可好？”他的女人笑着回答说：“他的身体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我左边的是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他有一双纤细的手，他一直沉默不语。我注意到他的对面是一个小个子老太太，他们两人非常专注地相视着。但这时，我没有工夫再去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在高声对我喊，要我抱有希望。我说了声“对”，同时，我定睛望着她，真想隔着裙子搂住她的肩膀，真想抚摩她身上细软的衣料，我没有明确意识到，除此之外我还该抱有什么其他的希望。但这一点肯定也是玛丽刚才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向我微笑。我只看着她发亮的牙齿与她笑眯眯的眼睛，她又喊道：“你会出来的，你一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回答说：“你相信吗？”我这不过是没话找话而已。她于是急促而高声地说她相信，她相信我将被释放，我们还将一同去游泳。旁边那个女人又吼叫起来，说她有个篮子遗放在法院的书记室里，说篮子里放了哪些哪些东西，她得去清点查对一下，因为那些东西都很贵。另一旁的那个青年和他母亲两人仍相视无语。阿拉伯人仍蹲在地上继续低声交谈。大厅外的阳光似乎愈来愈强，照射在窗户上闪闪发亮。

我一直感到有点儿不舒服，真想离开大厅。噪声使人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挺想和玛丽多待一阵子。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玛丽对我讲她的工作，她一直不断地微笑着。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混成一片。只有我身旁的小个子青年与他母亲之间，仍是无声无息，就像孤立于喧嚣海洋中的一个寂静的小岛。渐渐地，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第一个人一带走，其他的人就都不做声了。那小个子老太太靠近铁栏杆，这时，一个看守向她儿子做了个手势，他说了声：“再见，妈妈！”那老太太把手伸进两道栏杆之间，向儿子轻轻摆了摆手，动作缓慢。

老太太一出大厅，立刻就进来了一个手里拿着帽子的男人，补替她留下来的空位，看守则又带进另一个囚犯。这两人开始热烈交谈，但压低了声音，因为大厅已经安静下来了。看守又过来领走我右边的那个男人，他的老婆仍然扯着嗓子对他说话，全然没有注意到此时已经用不着提高嗓门儿了，她叫道：“好好照顾你自己，小心！”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了，玛丽做出吻我的姿势。我在走出大厅之前又回过头去看她，她站着未动，脸孔紧紧贴在铁栏杆上，仍然带着那个强颜的微笑。

就在这次见面之后不久，她给我写了那封信。从收到这封信起，那些我从来也不喜欢谈及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不论怎么说，谈这些事不该有任何夸大，我要做到这一点倒要比做别的事容易。在入狱之初，最叫我痛苦难受的是我还有自由人意识。例如，我想到海滩上去，想朝大海走去，想像最先冲到我脚下的海浪的声响，想像身体跳进海水时的解脱感，这时，却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禁闭在牢房的四壁之中。但这种不适应感只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只有囚犯意识了。我期待着每天在院子里放风或者律师来和我晤谈。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想，如果要我住在一棵枯树的树干里，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抬头望望天空的流云，日复一日，我逐渐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阵阵飞起，云彩聚散飘忽，就像我在牢房里等着我的律师戴着奇特的领带出现，或者就像我在自由的日子里耐心地等到星期六而去拥抱玛丽的肉体。更何况，认真一想，我并没有落到在枯树干里度日的地步。比我更不幸的人还多着呢，不过，这是妈妈的思维方式，她常这么自宽自解，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

而且，一般来说，我还没有到此程度。头几个月的确很艰难，但我所做出的努力使我渡过了难关。例如，我老想女人，想得很苦。这很自然，我还年轻嘛。我从来都不特别想玛丽，但我想某一个女人、想某一些女人、想我曾经认识的女人、想我爱过她们的种种情况，想得那么厉害，以至我的牢房里都充满了她们的形象，到处都萌动着我的性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我精神骚动不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却又帮我消磨了时间。我终于赢得了看守长的同情，每天开饭的时候，他都与厨房的工友一道进来，正是他首先跟我谈起了女人。他对我说，这是其他囚犯也经常抱怨的头一件大事。我对他说我也如此，并认为这种待遇是不公正的。他却说：“但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你们投进了监狱。”

“怎么，就为了这个？”

“是的，什么是自由，女人就是自由呀！你们被剥夺了这种自由。”

我从没有想到这一层。我对他表示同意，我说：

“的确如此，要不然惩罚从何谈起？”

“您说得对，您懂这个理，那些囚犯都不懂，不过，他们最终还是自行解决了他们的性欲问题。”看守长说完这话就走了。

还有，没有烟抽也是一个问题。我入狱的那天，看守就剥走了我的腰带、我的鞋带、我的领带，搜空了我的口袋，特别是其中的香烟。进了单人牢房，我要求他们还给我。但他们对我说，监狱里禁止抽烟。头些天，我真难熬，这简直就叫我一蹶不振。我只好从床板撕下几块木片来吮咂。整个那天，我都想呕吐。我不理解为什么监狱里不许抽烟，抽烟对谁都没有危害呀。过了些日子，我明白了这就是惩罚的一部分。但这时我已经习惯于不抽烟了，因此，这种惩罚对我也就不再成其为一种惩罚啦。

除了这些烦恼，我还不算太不幸。最根本的问题，我再说一遍，仍是如何消磨时间。自从我学会了进行回忆，我终于就不再感到烦闷了。有时，我回想我从前住过的房子，我想像自己从一个角落出发，在房间里走一圈又回到原处，心里历数在每一个角落里见到的物件。开始，很快就数完一遍。但我每来一遍，时间就愈来愈长。因为我回想起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家具上陈设的每一件物品，每一件物品上所有的局部细节，如上面镶嵌着什么呀，有什么裂痕呀，边缘有什么缺损呀，还有涂的是什么颜色、木头的纹理如何呀，等等。同时，我还试着让我的清单不要失去其连贯性，试着不遗漏每一件物品。几个星期之后，单单是数过去房间里的东西，我一数就能消磨好几个钟头。这样，我愈是进行回想，愈是从记忆中挖掘出了更多的已被遗忘或当时就缺乏认识的东西。于是我悟出了，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里待上一百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他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决不会感到烦闷无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愉快。

还有睡觉问题。开始，我夜里睡不好，白天根本睡不着。渐渐地，我夜里睡得好了，白天也能睡得着。我可以说，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天能睡上十六到十八个钟头。这样，我就只剩下六个钟头要打发了，除了吃、喝、拉、撒，我就用回忆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来消磨时间。

有一天，我在床板与草褥子之间，发现了一块旧报纸，它几乎与褥垫粘在一起，颜色发黄，薄得透明。那上面报道了一桩社会新闻，缺了开头，但看得出来事情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个人早年离开自己的村子，外出谋生。过了二十五年，他发了财，带着妻儿回家乡。他母亲与他妹妹在村里开了家旅店。为了要让她们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妻子与儿子留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则住进他母亲的旅馆。进去时，母亲没有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就特意租了一个房间，并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与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第二天早晨，他的妻子来了，懵然不知真情，通报了这位店客的姓名。母亲上吊自尽，妹妹投井而死。这则报道，我天天反复阅读，足足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桩事不像是真的，另一方面，却又自然而然。不论怎样，我觉得这个店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就这样，我睡大觉、进行回忆、读那则新闻报道，昼夜轮回，日复一日，时间也就过去了。我过去在书里读到过，说人在监狱里久而久之，最后就会失去时间观念。但是，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一直不理解，在何种程度上，既可说日子漫漫难挨，又可说苦短无多。日子，过起来当然就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义。

有一天，看守对我说我入狱已经有五个月了，我相信他说得很准确，但对此我颇不理解。在我看来，这五个月在牢房里，我总是过着一模一样的一天，总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天，看守走了后，我对着我的铁饭盒照了照自己，我觉得，我的样子显得很严肃，即使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晃了晃那饭盒，又微笑了一下，但照出来的仍是那副严肃而忧愁的神情。天黑了，这是我不愿意谈到的时间，是无以名状的时间，这时，夜晚的嘈杂声从监狱各层升起，而后又复归于一片寂静。我走近天窗，借着最后的亮光，又照了照自己的脸。神情老是那么严肃。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那个时刻我一直就很严肃。但这时，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清晰地听见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辨识出这就是好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的声音，我这才明白，在这一段日子里，我一直在自言自语。于是，我回想起妈妈葬礼那天女护士说过的话。不，出路是没有的，没有人能想像出监狱里的夜晚是怎么样的。

三

我可以说，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其实过得也很快。我知道，天气开始愈来愈热时，我就会碰到若干新的情况。我的案子定在重罪法庭最后一轮中审理，这一轮将于六月底结束。开庭进行公开辩论时，外面的太阳正如火如荼。我的律师向我保证，审讯不会超过两三天。他补充说：“再说，到那时，法庭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您的案子并不是那一轮中最要紧的一桩。在您之后，紧接着就要审一桩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钟，执法人员来提我，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带进一间阴凉的小房间，我们坐在一扇门旁候着，隔着门，可以听到一片谈话声、叫唤声、挪动椅子声，吵吵嚷嚷的，使我觉得像本区那些节日群众聚会、音乐演奏完之后，人们就一哄而上，清理场地，准备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才开庭，其中的一人递给我一支烟，我谢绝了。不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心里害怕”。我回答说不。我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挺有兴趣见识见识如何打官司，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打官司呢。另一个法警接我的话茬说：“这倒也是。不过，见多了就累得慌。”

过了一会儿，房间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给我摘下手铐，打开大门，带我走到被告席上。整个大厅，人群爆满。尽管窗口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透射进来，大厅里的空气已经很闷热了。窗户仍然都关着。我坐下来，两名法警一左一右看守着我。这时，我才看清我面前有一排面孔，他们都盯着我，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陪审员，但我说不清这些面孔彼此之间有何区别。我只是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电车上，对面坐位上有一排不认识的乘客，他们审视着新上车的人，想在他们身上发现有什么可笑之处。我马上意识到我这种联想很荒唐，因为我面前这些人不是在找可笑之处，而是在找罪行。不过，两者的区别也并不大，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这个门窗紧闭的大厅里拥挤着这么多人，这真有点使我头昏脑涨。我朝法庭上望了望，没有看清楚任何一张面孔。我现在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料想到，整个大厅的人挤来挤去，全是为了来瞧瞧我这个人的。平时，世人都没有注意到我。来到法庭上，我总算明白了，我就是眼前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表示惊讶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报纸炒作的结果。他给我指出坐在陪审员席位下一张桌子旁边的一伙人，说：“他们就在那儿。”我问：“谁？”他说：“报社的人呀！”他认识其中的一个记者，那人也瞧见了他，并向我们走来。此人年纪不轻，样子和善，长着一副滑稽的面孔。他很热情地跟法警握了握手。这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见面问好，打招呼，进行交谈，就像在俱乐部有幸碰见同一个圈子里的熟人那样兴高采烈。我也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受，觉得我这个人纯系多余，有点像个冒失闯入的家伙。但是，那个记者却笑眯眯跟我说话了，他希望我一切顺利。我向他道了声谢谢，他又说：

“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渲染得有点儿过头了。夏天，这是报纸的淡季。只有您的案子与那桩弑父案还有点儿可说的。”

接着，他指给我看，在他刚离开的那一堆人中，有一个矮个子，那人像一只肥胖的银鼠，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他告诉我，此人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他说：

“不过，他不是专为您而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桩弑父案，报社也就要他把您的案子也一起捎带上。”

说到这里，我又差点儿要向他道谢了。但一想，这不免会显得很可笑。他亲切地向我摆了摆手，就离去了。接着，我们又等候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场了，他穿着法院的袍子，由好几个同事簇拥着。他向那些记者走去，跟他们握手，互相打趣说笑，都显得如鱼得水，轻松自在，直到法庭上响起铃声为止。于是，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我的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发言，剩下的事则由他来代劳。

在左边，我听见椅子往后挪动的声音，我看见一个细高身材的男人，身披红色的法袍，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理了理法袍坐了下来。此人就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电扇开动起来，发出嗡嗡的声响。三个审判员，两个穿黑衣，一个穿红衣，夹着卷宗进了大厅，快步向俯视着全场的审判台走去。穿红衣的庭长坐在居中的高椅上，把他那顶直筒无边的高帽放在面前，用手帕拭了拭自己小小的秃头，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手中握笔，他们的表情都冷漠超然，还带点嘲讽的样子。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特别年轻的，穿一身灰色法兰绒衣服，系一根蓝色领带，把笔放在自己面前，眼睛一直盯着我。在他那张有点不匀称的脸上，我只注意到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它专注地审视着我，神情难以捉摸。而我也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是我自己在观察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我不懂法庭上的程序，我对后来进行的一切都没有怎么搞清楚，例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提问，向检察官、向陪审团提问，（每次提问的时候，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席）然后是很快地念起诉书，我只听清楚了其中的地名与人名，然后，又是向律师提问。

这时，庭长宣布传讯证人。执达员念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名字，从那一大片混混沌沌的人群中，我看见证人们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与门房、多玛·贝雷兹老头、雷蒙、马松、沙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向我轻轻做了一个表示焦虑的手势。我还在纳闷儿怎么没有早些看见他们。最后，念到塞莱斯特的名字，他也跟着站起来了。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店见过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她仍穿着那件夹克衫，一副一丝不苟、坚决果敢的神气。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但我来不及考虑什么，因为庭长开始发言了。他说双方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用不着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声称，他的职责是引导辩论进行得公平合理，以客观的精神来审视这个案件，陪审团的判决亦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将坚决排除对法庭秩序的任何干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干扰。

大厅里越来越闷热，我看见好些在场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这样，就造成了一阵持续不断的纸张哗啦哗啦声。庭长做了一个手势，执达员很快就拿来三把稻草编织的扇子，三位法官立刻就扇将起来了。

对我的审问开始了。庭长语气平和地向我发问，甚至我觉得他带有一丝亲切感。虽然我不厌其烦，他还是先要我自报身份、籍贯、年龄。我自己一想，这也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万一把某甲当做某乙来审一通，岂不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接着，庭长又开始复述了我所犯下的事情，每念三句就问我一声：“是这样的吗？”对此，我总是根据律师的嘱咐回答说：“是的，庭长先生。”这一个程序拖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庭长复述得很详细。在此过程中，记者们都在作笔录。我感到那个最年轻的记者与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个子女人，一直用眼光盯着我。像坐在电车板凳上的一排陪审员全都转身向着庭长，专心倾听。庭长咳嗽了一声，翻阅了一下卷宗，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涉及几个表面上跟案子无关、但实际上是关系颇大的问题。我知道他也要谈妈妈的问题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对此是厌烦透了。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说，因为没有钱雇人照料她的生活起居。他又问我，就我个人而言，这样做是否使我心里难过，我回答说，不论是我妈妈还是我自己，并不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而且也不期望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两人都已经习惯我们这种新式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个问题，接着，他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的问题要向我提出。

检察官半转过身来，没有正眼瞧我，说如果庭长准许的话，他想知道我当时独自回到泉水那里，是否怀有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我说：“没有。”他又说：“既然如此，那当事人为什么要带着武器，而且偏偏直奔这个地方呢？”我说纯属偶然。检察官着重强调了一句，语气阴坏阴坏的：“暂时就说这些。”接着，事情进行得有点凌乱，至少我有这种印象。经过一番私下磋商之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则推迟到下午进行。

我没有时间做过多考虑，他们就把我带走，装进囚车，送回监狱吃午饭。这一切进行得匆匆忙忙，没有花什么时间，待我刚来得及感到很累的时候，他们又来提我上庭了。一切都又重来一遍，我被带进同样的大厅，面对着同样那些面孔。不同的只是大厅里更加闷热了，就像发生了奇迹一样，每个法官、检察官、我的律师与一些记者，都手执一把草扇。那个年轻的记者与那个瘦小的女士也已在座，但这两人却不扇扇子，而是仍然一言不发地紧盯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直到我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作证时，我才稍微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场合与处境。检察官问他我的妈妈对我是否常有怨言，他说是的，但又补充说，经常埋怨自己的亲人，这差不多是养老院的老人普遍都有的怪癖。庭长要他明确指出妈妈是否对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一事有怨言，院长也回答说是。但对这个问题，他没有作补充说明。接着，庭长又向他提出另一个问题，对此，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的平静深感惊讶。然后，他又被问及他所说的平静是指什么，他看了看自己的鞋尖，说是指我不愿意看妈妈的遗容，我没有哭过一次，下葬之后立刻就走，没有在坟前默哀。他说，还有一件事使他感到惊讶，那就是殡仪馆的人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具体岁数。说到这里，大厅里一时寂静无声，庭长要养老院院长确认所讲的就是我，院长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这就是法律。”接着，庭长又问检察官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检察官大声嚷道：“噢！没有了，这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如此响亮，他的目光如此扬扬得意，朝我一扫，使得我多年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念头，因为我感到所有这些人是多么厌恶我。

庭长又问了陪审团与我的律师有没有问题要问，然后要养老院的门房上庭作证。门房也像其他人那样，履行了同样的程序。走过我面前时，他瞧了我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他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见妈妈的遗容，说我抽了烟、睡了觉、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了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我真正有罪。庭长要门房把喝牛奶咖啡与抽烟的经过再复述了一遍。检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烁着嘲讽的目光。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当时是否跟我一道抽烟来着。但检察官猛然站起来，激烈反对这个问题说：“在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这种为了削弱证词的力量而不惜给证人抹黑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做法，但这份证词是无可辩驳的，并不因抹黑伎俩而减色！”尽管如此，庭长仍然要门房回答上述问题。那老头儿难为情地说：“我知道当时我也不应该抽烟，但先生递给我一支，我不敢拒绝。”最后，他们问我有没有要补充的。我回答说：“没有，我只想说，证人没犯错，当时我的确递了一支烟给他。”这时，门房有点惊奇地看了看我，还带有一种感激的神情。他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对此，我的律师得意扬扬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团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而检察官却在我们头上像雷鸣一样大声吼道：“是的，陪审员先生们会注意这一点，不过他们会认定，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完全可以送上一杯咖啡，但一个儿子面对着生他育他的那个人的遗体，就应该加以拒绝。”这时，门房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去了。

轮到多玛·贝雷兹作证了，执法员一直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雷兹说，他主要是认识我妈妈，跟我只见过一次面，就是下葬的那天。法官问他那天我有些什么表现，他回答说：“诸位都明白，我自己当时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看见，难过的感情使我没有去注意。因为对我来说，那是天大的悲痛，我甚至都晕倒了。因此，我不可能去注意这位先生。”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了我哭。贝雷兹说没有看见。检察官于是说：“陪审团的诸位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我的律师恼火了，他以一种我觉得是颇为夸张的语气问贝雷兹，他是否看见了我没有哭？贝雷兹回答说没有看见。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哄堂大笑。我的律师一边挽起自己的一只衣袖，一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就是这场审讯的形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检察官板着脸，用铅笔在他的文件上戳戳点点那些标题。

审讯暂停了五分钟，这时，我的律师对我说，事情进行得再好不过。接着，法庭传唤塞莱斯特作证，他是由被告方提名出庭的，而被告方，就是我。塞莱斯特不时把目光投向我这一边，手里不停地摆弄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他好几个星期天跟我一道去看赛马时穿的。但我现在记得他当时没有戴硬领，因为只有一只铜纽扣扣住了他衬衫的领口。庭长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说：“是的，但也是一个朋友。”问及他对我的看法时，他回答说我是个男子汉；问及他此话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谁都知道此话的意思；问及他是否注意到我是一个封闭孤僻的人时，他只回答说我是个从不说废话的人。检察官问他我到他饭店吃饭，是否按时付款。塞莱斯特笑了，他说：“这是我与他之间的私事。”又问及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时，他把两手放在栏杆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事先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他这样答道：“在我看来，这是一桩不幸事故。不幸事故，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它叫你无法预防。嗨！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桩不幸事故。”他还要继续讲下去，但庭长对他说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谢谢他。这时，塞莱斯特待在那里，不知所措。他大声表示，他还要继续发言。庭长要求他讲得简短一些。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个不幸事故。庭长打断他说：“是的，当然是不幸事故，但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审理这类不幸事故。我们向您表示感谢。”似乎他已竭尽了自己的心力，充分表现出了作为朋友的善意。塞莱斯特朝我转过身来，我觉得他眼里闪出泪光，嘴唇颤抖哆嗦，那样子好像在问我他还能尽些什么力。我呢，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做任何表示，但我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去拥抱一个男人的想法。庭长又一次请他离开作证席。塞莱斯特这才回到了旁听席上。在以下的审讯过程中，他就坐在那里，身子稍微前倾，两肘支在膝上，手里拿着巴拿马草帽，听着旁人作证。玛丽被带进来了。她戴着帽子，仍然是那么美，但我更喜欢她长发披肩。从我的位置上，我可以感觉得到她乳房轻轻地颤动，我又回想起了她那微微鼓出的下嘴唇。这时她好像很紧张。刚一上来，庭长就问她是从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她说是我们在一家公司里做事的时候认识的。庭长又问她跟我是什么关系，她说她是我的女友，对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她说她的确要和我结婚。正在翻阅卷宗的检察官这时突然问她何时与我发生肉体关系的，她说了那个日期。检察官以一种不动声色的神态指出，那似乎就是我妈妈下葬的第二天。接着，他带着明显的嘲讽意味说，他并不想在一个微妙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也很理解玛丽不便启齿，但是，（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大为严厉起来）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使他不得不超脱某些通常的礼节。于是，他要求玛丽把我们发生关系那天的经过讲述一遍。玛丽不愿意讲，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那天我们游泳、看电影与回到我住处的经过。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证词，他调查了那一天电影院放映的节目，他要玛丽自己来说说那天我们看的是什么片子。玛丽的声音都变了，说那是费尔南德的一部片子。她话音一落，全场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霍地站了起来，神态庄严，用手指着我，以一种我觉得很是激动的声调，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叫道：“陪审团的先生们，此人在自己母亲下葬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去开始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去看滑稽电影、放声大笑，我用不着再向诸位说什么了。”他坐下，大厅里仍是鸦雀无声。但是，玛丽突然大哭起来，她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情况，她刚才的话并不是她心里想的，而是人家逼她说的，她一直很了解我，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员在庭长的示意下，立刻把她架了出去，审讯又继续进行。

接下去是听马松的证词。他宣称我是一个正直的人，“甚至要说，是个老实人。”但这时大厅里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了。轮到沙拉玛诺作证，更没有多少人听了。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关于我妈妈与我的问题，他回答说，我跟妈妈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这一点，我把她送进了养老院。“应该理解呀，应该理解呀！”他这样说。但没有人表示理解。他也被带走了。

再就是轮到雷蒙了，他是最后一个作证的。雷蒙向我轻轻做了个手势，一上来就说我是无辜的。但庭长立即宣称，法庭不要他下判断，而是要他提供事实，吩咐他先等法庭提问，然后再作回答。接着，首先要他讲清楚他与被杀者的关系。雷蒙趁这个机会说被杀者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他的姐姐。庭长问他，被杀者是否没有原因对我有什么仇恨，雷蒙说我到海滩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最初酿成了这个事件的那封信是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说，这也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在这个事件中，偶然性对人类良知的毁坏已经很多了。他想知道，当雷蒙羞辱他的情妇的时候，我没有去劝阻，这是否出于偶然，我为他到警察局去作证，这是否出于偶然，我在作证时所说的话完全是为了讨好人，这是否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生活，雷蒙回答说“当仓库管理员”。检察官朝着陪审团大声说，众所周知，此人所干的行当是给妓女拉皮条，而我则是他的同谋，他的朋友。这是一个最下流无耻的事件，由于有道德上的魔鬼在其中掺和而更加严重。这时，雷蒙要进行声辩，我的律师也表示抗议，但庭长要他们让检察官把话讲完。检察官说：“我要讲的话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这样问雷蒙，雷蒙回答说：“是的，他是我的哥们儿。”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看了看雷蒙，他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回答：“是的。”检察官于是转身向着陪审团，大声说：“还是这个人，他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放荡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伤风败俗、卑鄙龌龊的纠纷，就随随便便去杀人。”

检察官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按捺不住，他举起胳臂，法袍的袖子因此滑落下来，露出里面上了浆的衬衣的褶痕，他大声嚷道：“说到底，究竟是在控告他埋了母亲，还是在控告他杀了一个人？”听众哄堂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了披自己的法袍，高声宣称，只有您这位可敬的辩护律师如此天真无邪，才能对这两件事之间深层次的、震撼人心的、本质的关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是的，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一声宣判，显然对全体听众起了很大的影响。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来他本人也颇受震撼，这时我感到我的事情不妙了。

审讯完毕。出了法庭上囚车的一刹那间，我又闻到了夏季傍晚的气息，见到了这个时分的色彩。我在向前滚动的昏暗的囚车里，好像是在疲倦的深渊里一样，一一听出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这个我曾心情愉悦的时分的所有那些熟悉的声音：傍晚休闲气氛中卖报者的吆喝声，街心公园里迟归小鸟的啁啾声，三明治小贩的叫卖声，电车在城市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夜幕降临在港口之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些声音又在我脑海里勾画出我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里漫步的路线。是的，过去在这个时分，我都心满意足，精神愉悦，但这距今已经很遥远了。那时，等待我的总是毫无牵挂的、连梦也不做的酣睡。但是，今非昔比，我却回到自己的牢房，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就像划在夏季天空中熟悉的轨迹，既能通向监狱，也能通向酣睡安眠。

四

即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那么多人谈论自己，也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在检察官与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双方对我的谈论的确很多，也许谈论我比谈论我的罪行更多。但双方的辩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臂，承认我有罪，但认为情有可原；检察官伸出双手，宣称我有罪，而且认为罪不可赦。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不安的是一个东西，那便是有罪。虽然我顾虑重重，我有时仍想插进去讲一讲，但这时我的律师就这么对我说：“别做声，这样对您的案子更有利。”可以说，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这样说：“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被告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本人有话要说！”但经过考虑，我又没有什么要说了。而且，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也不可能关注那么久。例如，对检察官的控词，我很快就感到厌烦了。只有其中那些与整体无关的只言片语、手势动作、滔滔不绝讲话，才使我感到惊讶，或者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基本的思想是认定我杀人纯系出自预谋。至少，他力图证明这一点。正如他本人所说：“先生们，我将进行论证，进行双重的论证。首先是举出光天化日之下犯罪的事实，然后是揭示出我所看到的这个罪犯心理中的蛛丝马迹。”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连串事实，历数了我的冷漠、我对妈妈岁数的无知、我第二天与女人去游泳、去看费尔南德的片子、与玛丽回家上床。我开始没有搞清楚他的所指，因为他老说什么“他的情妇”、“他的情妇”，而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玛丽。接着，他又谈雷蒙事件的过程。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不够清晰明了。他说的话还算合情合理。我先是与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诱骗出来，让这个“道德有问题”的男人去作践她。后来我又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进行挑衅。雷蒙受了伤后，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独自回到海滩。我按自己的预谋打死了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会儿。为了“确保事情解决得彻底”，又开了四枪，沉着、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又开了四枪。

“先生们，事情就是这样，”检察官说，“我给你们复述出全部事实的发展线索，说明此人完全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中杀了人。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不是一个当时的条件情有可原、不是一个值得诸位考虑不妨减刑的罪行。先生们，此人，犯罪的此人是很聪明的。你们听他说过话没有？他善于应对，他很清楚每个字的分量。我们不能说他行动的时候不知他是在干什么。”

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听见了他说我这个人很聪明。但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成为了他十恶不赦的罪状。至少，他这种说法使我感到很惊诧，于是，我不去听检察官的长篇大论了，直到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他这样说：“难道此人表示过一次悔恨吗？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过程中，此人从没有对他这桩可憎的罪行流露过一丝沉痛的感情。”说到这里，他向我转过身来，用手指着我，继续对我大加讨伐，真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当然，我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根有据。我对开枪杀人的行为，的确一直并不怎么悔恨。但他那么慷慨激昂，却使我感到奇怪。我真想亲切地，甚至是带着友情地向他解释，我从来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我总是为将要来到的事，为今天或明天的事忙忙碌碌，操心劳神。但是，在我目前这种处境下，我当然不能以这种口吻对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示友情，没有权利抱有善良的愿望。想到这里，我又试图去倾听检察官的演说，因为他开始评说我的灵魂了。

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我的灵魂，结果发现其中空虚无物。他说我实际上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所有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他补充道：“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谴责他。他既然不能获得这些品德，我们也就不能怪他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法庭上，宽容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应该予以杜绝，而代之以正义的积极作用，这样做并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在此人身上所看到的如此大的灵魂黑洞，正在变成整个社会有可能陷进去的深渊，就更有必要这样做。”这时，他又说起了我对妈妈的态度。他把在辩论时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但说这事的话要比说我杀人罪的话多得多，而且滔滔不绝，不厌其烦，最后使得我听而不闻，只感觉到这天早晨的天气热得厉害。至少直到检察官停了一下的时候。然后，他又以低沉而坚定不移的声音说道：“先生们，我们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一桩最凶残可恶的罪行，杀死亲生父亲的罪行。”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简直令人无法想像。他希望人类的正义对此予以严惩而不手软。但是他敢说那桩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恶，与我对妈妈的冷酷所引起的憎恶相比，几乎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他认为，一个在精神心理上杀死了自己母亲的人，与一个谋害了自己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任何意义上来说，前一种罪行是后一种罪行的准备，它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后一种罪行的发生，并使之合法化。他提高声调继续说：“先生们，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的人，与本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谋杀案同样罪不可恕，你们决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鲁莽。他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汗水闪闪发光的脸，他最后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他要坚决地去完成。他宣称，既然我连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则都不承认，当然已与这个社会一刀两断；既然我对人类良心的基本反应麻木不仁，当然不能对它再有所指望。他说：“我现在向你们要求，取下此人的脑袋，在提出这个要求时，我的心情是轻快的，因为，在我从事已久的职业生涯中，如果我有时也偶尔提出了处以极刑的要求的话，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艰巨的职责得了补偿，达到了平衡，并通明透亮，因为我的判断是遵循着某种上天的、不可抗拒的旨意，是出自对这张脸孔的憎恶，在这张脸孔上，我除了看见有残忍外，别无任何其他的东西。”

检察官坐下后好久一会儿，大厅里静寂无声。我因为闷热与惊愕而头昏脑涨。庭长咳了两声，清清嗓子，用很低的声音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站了起来，由于我憋了好久，急着要说，说起来就有点没头没脑，我说我并没有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庭长回答说，这是肯定的，又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搞清楚我为自己辩护的要领，希望在听取我律师的辩护词之前，我先说清楚导致我杀人的动因。我说得很急，有点儿语无伦次，自己也意识到有些可笑，我说，那是因为太阳起了作用。大厅里发出了笑声。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马上，庭长就让他发言了。但他说，时间不早了，他的发言需要好几个钟头，他要求推迟到下午再讲。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不断地搅和着大厅里混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草扇全朝一个方向扇动。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会讲个没完没了。有一阵子，我是注意听了，因为他这样说：“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语气讲下去，每次谈到我这个被告时，他都自称为“我”。我很奇怪，就弯下身子去问法警这是为什么，法警要我别出声，过了一会儿，他说：“所有的律师都用这个法子。”我呢，我认为这仍然是把我这个人排斥出审判过程，把我化成一个零，又以某种方式，由他取代了我。不过，我觉得我已经离这个法庭很远了，而且，还觉得我的律师很可笑。他很快就以阿拉伯人的挑衅为由替我进行辩护，然后，他也大谈起我的灵魂，但我觉得他的辩才远远不如那位检察官。他这样说：“我本人，我也研究过被告的灵魂，但与检察机构这位杰出的代表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可以说，这些东西是一目了然的。”他说，他看到我是一个正经人，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职守，得到大家的喜爱，对他人的痛苦富有同情心。在他看来，我是一个模范儿子，尽了最大的努力供养母亲。最后，由于希望老太太得到我的能力难以提供的舒适生活，才把她送进了养老院。他又补充说：“先生们，我很奇怪，有关人士竟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大加贬损。说到底，如果要证明养老院这种设施的用处与伟大，只需指出这些机构全是由国家津贴的就行了。”不过，他没有谈到葬礼问题，我觉得这是他辩护词的一个漏洞。由于这些长篇大论，由于人们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评论我的灵魂，我似乎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片无颜无色的水，在它面前我感到晕头转向。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在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声音从街上穿过一个个大厅与法庭，传到了我耳边，对过去生活的种种回忆突然涌入我的脑海，那生活已经不属于我了，但我从那里确曾得到过我最可怜、最难以忘怀的快乐，如夏天的气味、我所热爱的街区、傍晚时的天空、玛丽的笑声与裙子。我觉得来到法庭上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这使我心里堵得难受，只想让他们赶紧结束，我好回到牢房里去睡大觉。所以，我的律师最后大声嚷嚷时，我几乎没有听见。他说，陪审员先生们是不会把一个因一时糊涂而失足的老实劳动者送上死路的，他要求对我已犯下的罪行予以减刑，因为对我最实在的惩罚，就是让我终身悔恨。法庭结束辩论，我的律师筋疲力尽地坐下。但他的同事都走过来跟他握手，我听他们说：“棒极了，亲爱的。”其中的一人甚至拉我来帮腔：“嗨，怎么样？”我表示同意，但我的恭维言不由衷，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炎热了。我听见从街上传来的一些声音，可以想像已经有了傍晚时分的凉爽。大厅里的人都在那里等着，其实大家所等的事情只关系我一个人。我看了看整个大厅，情形与头一天完全一样。我又碰见了那个穿灰色上衣的新闻记者和那个像机器人的女子的目光。这使我想起了，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都没有用眼光去搜索玛丽。我并没有忘记她，而是因为我要应付的事太多了。这时，我看见她坐在塞莱斯特与雷蒙之间，她向我做了个小小的手势，仿佛在说：“总算完了！”我看见她那略显忧伤的脸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对外封闭，甚至无法回答她的微笑。

全体法官又回来了。庭长向陪审团很快地念了一连串问题。我听见有“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陪审团走出大厅，我也被带到我原来在里面等候的那个小房间。我的律师也来了，他滔滔不绝，以从来没有过的自信心与亲切态度跟我说话。他认为一切顺利，我只需坐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即可完事。我问他，如果判决严厉的话，我是否还有上诉的机会。他对我说没有。他的策略是，诉讼当事人放弃提出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反感。他向我解释说，不能无缘无故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也就同意了他的意见。其实，冷静地加以考虑，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否则，要耗费的公文状纸就会太多。我的律师又说：“无论如何，上诉是允许的，但我有把握，判决肯定对你有利。”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大概有三刻钟。最后，又响起了铃声。我的律师先走了，走时对我说：“庭长要宣读对双方辩论的评语了，待一会儿，宣读判决词的时候，会让您进去的。”我听见一阵门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过，听不出离我多远。接着，我听见大厅里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读什么。铃声又一次响起，门开了，我一出现，大厅里就鸦雀无声，真是一片死寂，我看见那个年轻的新闻记者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我宣布，将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这时，我才觉得自己弄明白了审讯过程中我在所有听众脸上看到的表情意味着什么。我确信那就是另眼相看。法警对我很温和了，律师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腕上。我这时什么都不想了。庭长问我是不是有话要说，我考虑了一下，说了声“没有”，立刻就被带出了法庭。

五

我已经是第三次拒绝接待指导神甫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我不想说话。反正我很快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逃避死刑，是要知道判决之后是否能找到一条生路。当局又给我换了一间牢房。在这里，我一躺下，就可以望见天空，也只可能望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看着天空中从白昼到黑夜色彩明暗的变化。躺着的时候，我双手枕在头下，等待着什么。我不知想过多少次，是否在那些被判死刑的罪犯中也曾有人逃脱了那部无情的断头机，挣脱了执法者的绳索，在处决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想时，我就责怪自己过去没有对那些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注意。世人对这类问题必须经常关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落在自己头上。像大家一样，我也看过一些报纸上的这类报道。但肯定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专著，而过去我是从没有兴趣去看的。也许，在那些书里，我可以找到逃脱极刑的叙述。那我就会知道，至少有过那么一次，绞刑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者是出自某种难以防止的预谋，一个偶然事件与一个凑巧机遇发生了，仅仅只发生那么一次，最终改变了事情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对我就足够了，剩下的事自有我的良心去料理。报纸上经常高谈阔论对社会的欠债问题。照它们的说法，欠了债就必须偿还。但是，只在想像中欠了社会的债，就谈不上要偿还了。重要的是，要有逃跑的可能性，要一下就跳出那不容触犯的规矩，发狂地跑，跑，就可以给希望提供种种机会。当然，所谓希望，就是在街道的某处，奔跑之中被一颗流弹击倒在地。尽管作了这么一番畅想，但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去享受这种奇遇，所有的一切都禁止我作此非分之举，那无情的机制牢牢地把我掌握在手中。

虽然我善良随和，也不能接受这判决咄咄逼人的武断结论。因为，说到底，在以此结论为根据的判决与此判决宣布之后坚定不移地执行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判决在二十点钟而不是在十七点钟宣布，就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它是由一些煞有介事、换了新衬衣的人作出的，而且是以法兰西人民（既不是德国人民，也不是中国人民）的名义作出的，而法兰西人民这个概念又并不确切，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就使得这个判决大大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从它被作出的那一秒钟起，它就是那么确切无疑，严峻无情，像眼前我的身体所依靠的牢房墙壁一样。

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妈妈对我讲过的一件有关我父亲的往事。我没有见过我父亲。对他这个人，我所知道的全部确切的事，也许要算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了：有一天，他去看处决一个杀人凶犯。他一想到去看杀人，心里就不舒服，但他还是去了，回来呕吐了一早晨。自从我听了这件事后，我对父亲就有点厌恶了。现在，我理解了，他当时那么做是很自然的事。我过去怎么没有看出执行死刑是最重要不过的事呢，怎么没有看出，使一个人真正感兴趣的，归根结底就是这么一件事呢！如果有朝一日我出了这个监狱，一定要去看所有的执行死刑的场面。我相信，我这样想是错了，不该设想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一想到如果某一天早晨我自由了，站在警察的绳索后面，也可以说，是站在另外一边，充当观众来看热闹，看完之后又呕吐一场，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心头，但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胡思乱想，因为这样一想，我就感到全身冷得可怕，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牙齿打战，难以自禁。

当然，谁也不可能做到永远理智。比方说，有好些次，我就制定起法律来。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重要的是要给被判处决者一个机会。即使是千分之一的机会，也足以把很多的事情都安排好。这样，我觉得人就可以发明一种化学合成品，服用后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可使受刑者死去（我想的就是受刑者）。条件是，让受刑者本人事先知道。经过反复考虑，冷静权衡，我认为断头台的缺点就是没有给任何机会，绝对没有。一锤落定，绝无回旋，受刑者必死无疑。那简直就是一桩铁板钉钉的公案，一个不可更改的安排，一份已经谈妥了的协议，再没有回旋余地。如果由于特殊情况，那断头机失灵，那就又得再砍一次。因此产生了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被处决者还得期望断头机运转正常。我这里说的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事情的确如此。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不能不承认，整个严密机制的全部奥秘也在于此。总而言之，被处决者在精神上不能不与整个机制配合。他要关心的就是一切运转正常，不发生意外。

我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有些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不知是什么原因，我长期来一直以为上断头台，要一级一级走上去。现在我认为，这是因为1789年大革命的缘故，也就是说，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教给我或让我是这么认识的。但是，有一天早晨，我回想起一张刊登在报纸上的照片，那是对一次轰动一时的处决场面的报道。实际上断头机就平放在地上，再简单不过。它比我想像的要窄小许多。我过去没有早看出这点，这真有点怪。照片上那台断头机外观上精密、完美、光洁闪亮，使我大感惊奇。一个人对他所不了解的东西，总是会有一些夸张失真的想法。我应该看到，其实一切都很简单：断头机与被处决的人都在平地上，被处决的人朝机器走过去，他走到它跟前，就像碰见了另一个人一样。当然，这是件讨厌的事。登上断头台，想像力可以发挥作用，把这想像为升上天堂。实际上，断头机毁灭了一切，一个人被处死，无声无息，真有点丢脸，但准确无误，快捷了当。

还有两件事是我牵肠挂肚、念念难忘的，那就是黎明与我的上诉。其实，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尽量不再去想它。我躺着的时候，仰望天空，努力对它感兴趣。它变成绿色时，就是黄昏来到了。我再努一把力，转移我的思路。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跳动，我不能想像伴随着我这么多年的心跳声，有朝一日会停止。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像力。但我还是试图想像出心跳声不再传到脑子里的那短暂的片刻。即使如此，我仍然是白费了力气，黎明与上诉还是萦绕脑际。我最后对自己说，最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我知道，他们总是黎明时来提人。因此，我整夜全神贯注，等待黎明。我从来都不喜欢凡事突如其来，措手不及。要是有什么事发生，我更喜欢有所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在白天睡一睡，而整个夜晚都耐心地等候着日光照上天窗。最难熬的是朦朦胧胧的破晓时分，我知道他们都是此时此刻动手的。一过了午夜，我就等着，窥伺着。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多声音，没有分辨出过这么细微的声响。我可以说，在这段时期里，我总算还有运气，没有听见来提我的脚步声。妈妈过去常说，一个人即使倒霉决不会时时事事都倒霉。每当天空被晨光染上了色彩，新的一天又悄悄来到我牢房时，我就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我本来是可能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本来也是可能紧张得炸裂的。甚至，最轻微的窸窣声也会使我奔到门口，把耳朵紧贴在门上，狂乱不知所措地等着，听见自己的呼吸粗声粗气，就像狗的喘气声，因而感到非常恐惧，但终究我的心没有被吓得炸裂，我又多活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认为我抓住了这个念头中最可贵的部分。我估量我所能获得的结果，我从自己的思考中自得其乐。我总是设想有最坏的可能，即我的上诉被驳回。“这样，我就只有去死。”死得比很多人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世人都知道，活着不胜其烦，颇不值得。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区别不大，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其他的男人与其他的女人就这么活着，活法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总而言之，没有比这更一目了然的了。反正，是我去死，不论现在也好，还是二十年以后也好。此时此刻，在我想这些事的时候，我颇感为难的倒是一想到自己还能活上二十年，这观念上的飞跃叫我不能适应。不过，在想像我二十年后会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要把它压下去就可以了，将来的事，将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都要死，怎么去死、什么时间去死，就无关紧要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我的上诉如遭驳回，我就应该服从。不过，对我来说，困难的是念念不忘“所以”这个词所代表的是逻辑力量。

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可以说有了权利，以某种方式允许自己去作第二种假设，即我获得特赦。麻烦的是，我必须使自己的血液与肉体，不要亢奋得那么强烈，不要因为失去理智的狂喜而两眼昏花。我还得竭力压制住叫喊，保持理智的状态。作此假设时，我也得表现得自然而然，以使得我放弃第一种假设显得较为合情合理。我这样做取得了成功，我也就有了一个钟头的平静，这么做毕竟也是不简单的事。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再一次拒绝见指导神甫。我当时正躺着，从天空里的某种金黄色可以看出，黄昏已经临近。我刚好放弃了上诉，感到血液在全身正常流动，我不需要见指导神甫。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她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写信给我了。这天夜晚，我反复思索，心想她大概是已经厌倦了给一个死刑犯当情妇。我也想到她也许是病了或者是死了。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常事。既然我跟她除了已经断绝的肉体关系之外别无其他任何关系，互相又不思念，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具体的近况呢？再说，从这时开始，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如果她死了，我就不再关心她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我很清楚，我死后，人们一定就会忘了我。他们本来跟我就没有关系。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无情无义的。

想到这里时，指导神甫进来了。我一见他，就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必害怕。我对他说他今天来没有按惯常的时间。他回答说，这是一次完全友好的访问，与我的上诉无关，事实上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他坐在我的小床上，请我坐在他旁边。我拒绝了。不过，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和蔼。

他坐了一会儿，把手搁在膝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双手细长而又结实有力，使我联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慢慢地搓着双手，而后，就这么坐着，老低着头，好久好久，有时我甚至忘了他还坐在那儿。

但是，他突然抬起头来，两眼直盯着我，问道：“您为什么多次拒绝我来探望？”我回答说我不信上帝。他想知道我对此是否有绝对把握，我说我没有必要去考虑，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于是把身子往后一仰，背靠在墙上，两手放在大腿上，好像不是在对我说话，说他曾经注意到有的人总自以为有把握，实际上他并没有把握。我听了没有做声。他盯着我发问：“您对此有何想法？”我回答说有这种可能。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我也许没有绝对把握，但对于我不感兴趣的事我是有绝对把握的，恰好，他跟我谈的事情正是我不感兴趣的。

他把眼光移开，身子仍然未动，问我这么说话是否因为极度绝望。我向他解释说我并不绝望，我只不过是害怕，这很自然。他说：“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我所见过的处境与您相同的人最后都皈依了上帝。”我回答说，我承认这是那些人的权利，这恰恰说明他们还有时间这么做。至于我，我不愿意人家来帮助我，而且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产生兴趣。

这时，他气得两手发抖，但他挺直身子，理顺了袍子上的皱褶。然后，称我为“朋友”，对我说：他这样对我说话，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他看来，我们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被判了死刑。我打断他说这不是一回事，而且他这么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安慰我。他同意我的看法，说：“当然如此。不过，您如果今天不死，以后也是会死的。您那时还会碰见同样的问题，您将怎么接受这个考验？”我回答说，我今天是怎么接受的，将来就会怎么接受。

听了这话，他霍地站了起来，两眼逼视着我的两眼。他这种把戏我很熟悉，我常用它跟艾玛尼埃尔与塞莱斯特闹着玩，通常，他们最后都把目光移开。指导神甫也深谙此法，我立刻就看穿了他，果然，他直瞪着两眼，一动也不动，他的声音也咄咄逼人，这么对我说：“您难道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吗？您难道就天天惦念着自己行将整个毁灭而这么苟延残喘吗？”我回答说：“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重新坐下。他说他怜悯我，他认为一个人这么生活是不能忍受的。而我，我只感到他开始令我厌烦了。我转过身去，走到窗口下面，用肩膀靠着墙。他又开始向我提问了，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他的声音不安而急促。我觉得他是动感情了，因此，我就听得比较认真了。

他说他确信我的上诉会得到批准，但我仍背负着一桩我应该摆脱的罪孽。在他看来，人类的正义算不了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向他指出，正是前者判了我死刑。他回答说，它并没有因此就洗刷掉我的罪孽。我对他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何谓罪孽，法庭只告诉我是罪犯。我是犯人，我就付出代价，别人无权要求我更多的东西。我说到这里，他又站了起来，我想，在这么狭小的牢房里，他如果要活动活动，就别无其他选择，要么坐下去，要么站起来。

我的眼睛盯着地面。他向我走近一步，停下来，好像是不敢再往前走。他的眼光穿过铁条望着天空，对我说：“您错了，我的儿子，我们可以对您要求更多，我们会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会的。”

“那么是什么要求？”

“要求您看。”

“看什么？”

神甫朝他周围看了看。我突然发现他答话的声音已变得疲惫不堪了，他说：“所有这些石块都流露出痛苦，这我知道。我没有一次看它们心里不充满忧伤。但是，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你们这些囚犯中身世最悲惨的，都从这些黑乎乎的石块上看见过有一张神圣的面孔浮现出来。我们要求您看的，就是这张面孔。”

我有点激愤起来。我说我每天瞧着这些石壁已经有好些个月了，对于它们，我比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更为熟悉。也许，曾经有好久的时间，我的确想从那上面看见一张面孔，但那是一张充满了阳光色彩与欲望光焰的面孔，那就是玛丽的面孔。我白费了力气。现在，彻底完了。反正，从这些潮湿渗水的石块里，我没有看见浮现出什么东西。

指导神甫带着一种悲哀的神情看了我一眼，我现在全身都靠在墙上，阳光照在我的前额上，他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接着他很快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我回答说：“不。”他转过身去，朝墙壁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轻言轻语地说：“您难道就是这么爱这个世界的吗？”我没有作任何回答。

他背对着我站了好久。他待在这里使我感到压抑，惹我恼火。我正要请他离开，不要再管我，他却转身向我，突然大声叫嚷了起来：“不，我不信您的话，我确信您曾经盼望过另外一种生活。”我回答说那是当然的，但那并不比盼望发财、盼望游泳游得更快，或者盼望自己长一张更好看的嘴巴来得更为重要。这都是一回事。他打断我的话，他想知道我是如何设想另一种生活的。于是，我朝他嚷了起来：“就是那种我可以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立刻，我又对他说，我已经受够了。他还想跟我谈上帝，但我朝他逼近，试图最后一次向他说明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浪费时间去跟上帝在一起。他企图变换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对他说他本来就不是我的父亲，他到别人那里去当父亲吧。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不，我的孩子，我在您这里就是父亲。但您不明白这点，因为您的心是迷茫的。我为您祈祷。”

这时，不知是为什么，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开来，我扯着嗓子直嚷，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猛地一股脑儿倾倒在他头上。他的神气不是那么确信有把握吗？但他的确信不值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否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干脆就像行尸走肉。而我，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很有把握，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得多，对我的生命，对我即将来到的死亡，都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份把握，但至少我掌握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以前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永远有理。我以这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干过这，没有干过那，我做过这样的事，而没有做过那样的事。而以后呢？似乎我过去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我也许会被判无罪的黎明。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是有重要性的，我很明白是为什么。他也知道是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那段荒诞生活期间，一种阴暗的气息从我未来前途的深处向我扑面而来，它穿越了尚未来到的岁月，所到之处，使人们曾经向我建议的所有一切彼此之间不再有高下优劣的差别了，未来的生活也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切实在。其他人的死，母亲的爱，对我有什么重要？既然注定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生活幸运儿都像他这位神甫一样跟我称兄道弟，那么他们所选择的生活，他们所确定的命运，他们所尊奉的上帝，对我又有什么重要？他懂吗？大家都是幸运者，世界上只有幸运者。有朝一日，所有的其他人无一例外，都会判死刑，他自己也会被判死刑，幸免不了。这么说来，被指控杀了人，只因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重要呢？沙拉玛诺的狗与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区别，那个自动机械式的小女人与马松所娶的那个巴黎女人或者希望嫁给我的玛丽，也都没有区别，个个有罪。雷蒙是不是我的同伙与塞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这有什么重要？今天，玛丽是不是又把自己的嘴唇送向另一个新默尔索，这有什么重要？他这个也被判了死刑的神甫，他懂吗？从我未来死亡的深渊里，我喊出了这些话，喊得喘不过气来。但这时，有人把神甫从我手中救了出去，看守们狠狠吓唬我。而神甫却劝他们安静下来，他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开，消失掉了。

他走了以后，我也就静下来了。我筋疲力尽，扑倒在床上。我认为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我发现满天星光洒落在我脸上。田野上万籁作响，直传到我耳际。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水的气味，使我两鬓生凉。这夏夜奇妙的安静像潮水一样浸透了我的全身。这时，黑夜将尽，汽笛鸣叫起来了，它宣告着世人将开始新的行程，他们要去的天地从此与我永远无关痛痒。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版权信息

书名：堕落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777

译者：丁世中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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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能否为您效劳而又不令您感到厌烦？我担心，那位在此当家做主的、可敬的大猩猩听不明白您的话。的确，它只懂荷兰语。除非您授权我为您解释，否则它猜不出您是要刺柏子酒。喏，我自以为让它听懂了我的意思：这频频点头大概表示它已被我说服。它去拿酒啦，而且在赶紧做，只是还有点从容不迫。您运气不错，它并没有嘟哝。它如果不肯上酒，就嘟哝一声，谁也不会坚持。完全凭兴致办事，这是大动物的特权。不过我退场啦，先生。很高兴为您效了劳。谢谢您，也接受您的谢意，假如确知没给您找麻烦。您太好啦。我这就把我的酒杯放在您旁边。

您说得对。它的沉默与咆哮如雷声一样有效。那是原始森林的沉默，连嘴巴也“含而不露”。我有时不免惊诧：这位不出声的朋友何以抵制文明的语言。它的工作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店里接待各国水手。不知何故，这酒店被命名为“墨西哥城”。既然担当如此的重任，人们可以担心：它的无知或许会造成种种不便，您是否也有同感？设想一下：克罗马尼安人[1]在巴别塔[2]里住了下来！他们至少会有身处异乡之感。不过不要紧，咱们这位朋友不觉得流离失所，却只顾走自己的路，什么也影响不了他。我从它口里听到的一句话是要有所取舍。取舍什么？大概是“取舍”这位朋友自身。我得向您坦言：我整个儿被这类动物吸引住了。谁要是由于职业或禀赋而对人类进行了大量思考，谁就可能怀念起灵长类动物来。这类动物是没有私下盘算的。

说实在，咱们的主人倒是有几分盘算，尽管是暗中盘算。它怎么也听不懂人家当着面说的那些话，结果就形成多疑的性格。因此，它总是摆着一副严肃而戒备的面孔，这说明它至少已觉察到：在人类之间有点儿不顺利的事情。这种心情妨碍了讨论与它工作无关的话题。比如请注意：在它脑袋后面的底墙上，有一块长方形的空白，那原是由于撤去一幅画而留出的空间。从前这里确曾有过一幅画，画得很有意思，不啻是一幅杰作。而当酒店主人接受和出让这幅画时，笔者都在场。那两次都流露出一种疑虑，并且是在深思熟虑好几个星期之后。就这点而论，不能不承认：社交多少损害了它那坦诚朴素的天性。

请注意：我不是在评判它。我认为它的戒备是有道理的。假如不是如您所见，我那开朗的性格与此适巧相反的话，我倒愿意分担这种戒意。可惜我多嘴多舌，也很容易跟人家搭上腔。虽然我也懂得保持适当距离，但还是要利用一切机会。我住在法国的时候，每逢碰到才识之士，就立刻将他变作社交对象。哦，我注意到您对我用虚拟状皱了眉头。我承认自己对一般优美语言的爱好，并偏爱这罕见的语态。请相信，我常自责有此弱点。我也知道：喜欢穿细白的衣袜，并不等于脚上有泥。不过，讲究文体就像府绸常常遮盖湿疹一样，起着掩饰作用。我自我解嘲地认定：说风凉话的人自己也不是纯而又纯。可不是吗，咱们还是喝刺柏子酒吧。

您将在阿姆斯特丹长期逗留吗？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对吗？很有魅力？这形容词我很久没听见啦。自从我离开巴黎之后，已经有好几年啦。但心灵是有记忆力的，我对本国的首都一点儿也未遗忘，连它的河岸都牢记心间。巴黎恰似一幅美景图画，在绝妙的景致中居住着四百万人影儿。按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应当是近五百万？可不是，他们又制造了一批娃娃。这不出我意料。我总觉得同胞们有两大乐趣：一是制造思想，二是通奸。可以说是乱来一气。再说也不必责备他们，不光是他们如此，连整个欧洲也落到这种地步。我有时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论我们。也许他们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现代人：他们通奸并读报。在做出这有力的定义之后，可以说这个论题就穷竭了。

哦不，荷兰人可远远没有那么现代化！请看看他们：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在干什么呢？哦，这些先生们靠这些女士们的劳动过活。他们不论男男女女，都属于明显的市民阶级，上这里来或者是听信了谎言，或者是由于愚蠢。总之，是由于想像力过盛或不足。这些先生们不时弄弄刀枪，但别以为他们会持之以恒，不过逢场作戏罢了。放了最后几枪，他们便惊恐而死。虽然如此，我觉得他们还算有德行，胜过那些拖拖拉拉、成家成户谋杀的杀人犯。您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社会正是为了这种模式的清洗而组织起来的吗？您大概听说过：巴西的大江小河里有一种小鱼，它们成千上万地拥向鲁莽的游水者，在瞬息之间，就用小口小口的咬啮将他们清除掉！剩下的只有干干净净的骨架儿。不错，它们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您想跟所有的人一样，过得体的生活吗？”您当然会作肯定的回答。怎么会说“不”呢？很好，人家会清除您。给您一份工作、一个家庭，以及有组织的休闲娱乐。于是小口小口的咬啮指向您的肌肤，直至骨髓。不过我说得不准确。不应该说那是“他们的”组织。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组织：看看到底是谁清除掉谁！

人家到底送上了咱们的刺柏子酒。祝您万事如意。不错，大猩猩张口管我叫“博士”呢。在这些国家里，人人都是博士或教授。他们出于谦逊或善意，总是显得恭恭敬敬。至少，在他们那里，恶意还没有变成国家体制。不过我并不是医学博士。您若想了解，我来此之前是当律师的。现在我充任感化法庭的法官。

请允许我介绍自己：我是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随时准备为您效劳。很高兴认识您。您大概在经商吧？差不多是这样。回答得妙！也堪称准确，我们凡事总是“差不多”。瞧，请允许我假扮侦探。您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从目光看，很了解那些四十岁上下的人：他们差不多已经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您差不多穿戴整齐，也就是跟在我们国内差不多。您的两手肌肤细腻，因此，您差不多是个城里人！不过是个精明的城里人！对虚拟状动词的未完成过去时皱眉头，这就双倍地证明您有文化：第一您能识别；第二您感到不舒服。还有，我能引起您的兴趣，不揣冒昧地讲，这表示您的思想还算开放。您差不多是一位……？可这有什么要紧？职业还不如教派能引起我的兴趣。请允许我提两个问题，如果不算唐突即请回答。您有财产吗？有一点儿？没有。您就是我所谓的古犹太不信《圣经》的教徒了。假如您不上教堂读经，那我就得承认您不会有长进。有长进？您读过《圣经》？您可真令我感兴趣哩。

至于我……就请您自己判断吧。看看我的身材、肩头以及长相（常有人说“凶神恶煞”），我倒很像橄榄球员，不是吗？但如果从谈吐来判断，就应当承认我有点儿精明。给我提供驼毛的那只骆驼大概患有疥癣；另一方面，我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我也了解很多情况，却毫无戒备地仅仅凭面孔就对您诉说衷情。不过别看我文质彬彬、谈吐不俗，却是泽迪伊克水手酒店里的常客。得啦，不必追究啦。我的职业是双重的，就像人有双重性一样。就是如此。我已说过，我充当感化法官。就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一无所有。不错，我曾经很有钱；不过却没同任何人分享过什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也不信《圣经》……？哦，您听见港口的鸣笛声吗？今夜在须德海上有大雾呢。

您就走啦？请原谅我也许耽误了您的时间。请不必付钱。您到“墨西哥城”就是到我家来做客，我很高兴在家里接待您。我明天晚上肯定在家，跟其他日子一样。我十分感激地接受您的邀请。您回去的路嘛……这个……要是您不反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送您到港口。从那里绕过犹太人居住区，就是那几条漂亮的大道了。有轨电车满载鲜花，伴着吹吹打打的乐队从那里驶过。您的旅馆就在其中之一的丹拉克大道上。请先走，我跟在您后面。我呀，我住在犹太区，在希特勒分子将它“清洗”之前就叫做“犹太区”。清洗得真干净！七万五千名犹太人被流放或杀害，是“真空式”的清洗啊！我欣赏这不懈的努力、这前后一贯的耐心！人如果气质不行，就得讲究方法啰。在这里，方法无疑创造了奇迹。我现在就住在发生有史以来最大一宗罪恶的那个地方。也许正是这帮助了我，使我能理解大猩猩和它的戒意。这样，我就可以克服自己容易同情别人的天性。现在，当我瞥见新面孔时，内心就敲起了警钟。“慢着点儿，危险！”即使同情心十分强烈，我也还是提防着。

您知道吗？在我那小村子里，一名德国军官在一次镇压行动中，竟彬彬有礼地请一位老妇在两个儿子中挑一个作为人质处决。您想像过吗？要挑选！这个，不行，那个吧。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带走。不必细讲啦，但请相信，先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出现。我认识过一个心地纯净的人，他不愿对人怀有戒意。他是和平主义者，崇尚自由，他一心一意爱全人类和各种动物。具有超凡入圣的心灵，这是毫无问题的。很好。在欧洲最近的宗教战争中，他隐退到乡间。他在门口挂了个牌子，上书：“不管您从哪儿来，请进来，欢迎入内！”您猜猜看，是什么人“应邀”了呢？是民团分子，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地闯入，并且剜心剖腹地结果了他。

哦，对不起，夫人！何况她反正也没听明白。来了这么多人，嗯，时候也不早了，况且是冒雨而来。这雨接连下了那么多天！幸好还有刺柏子酒，这片黑暗中惟一的曙光！您感觉得到它反射在您身上的那金色或铜色的光芒吗？我很喜欢趁着刺柏子酒的酒酣，在夜色中漫步，走遍城中大街小巷。我成夜成夜地漫游，徜徉于梦境，或者无休无止地自言自语，就像今晚一样，是的。我担心有点儿把您搅糊涂了。谢谢您保持礼貌。不过我已说过了头。只要一张嘴，字句就从我口里不断流出。何况这个国家赋予我灵感。我爱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熙熙攘攘地走在人行道上，挤在弹丸之地上的房子里或水面上。四周是浓密的雾或冰冷的田野，海浪滔滔，像肥皂水一样冒泡泡。我爱他们，他们分身有术，既生活在这里，也在别处。

可不是吗！听听他们踩在厚厚石板上重重的脚步声，看着他们笨手笨脚地从一家店铺走进另一家（店里满是金黄色的鲱鱼和褐黄色的珠宝），您准会以为今晚他们是在此地。您和大家全都一样，把这些好人当成一群行会职员和商人，怀着来此超度的梦想一个铜子儿一个铜子儿数着自己的钱，而惟一的乐趣就是戴着宽边草帽去上人体解剖的课程！您可是弄错啦。不错，他们是在我们身边行走着。但是，请看看他们的头昂立在什么地方：是在那霓虹灯、刺柏子酒和薄荷香气做成的薄薄云雾之中，那云雾正从红绿相间的商店招牌上徐徐下降。荷兰是一个梦，先生，是黄金和烟雾的梦：烟雾多在白天，黄金多在夜间。而不论白天黑夜，梦里的人物都像德国神话中的圣杯骑士，骑着装有高高车把的黑色自行车，神思恍惚地飞快前进，像是一群群黑色的天鹅，在全国沿着一条条运河，围着一片片海面，无休无止地旋转又旋转！他们在梦想，昂首于金黄色的云雾之中。他们周而复始地旋转着，他们像梦游者一样，在薄雾的金黄色烟云中祈祷着，他们已不在此地。他们已飞向千万公里之外的爪哇，那远方的岛屿。他们取来面目狰狞的印度尼西亚神怪，陈设在所有的玻璃橱窗中。这些神怪此刻正在我们头顶游荡，然后再降落在商店招牌和层次分明的屋顶上，为的是让那些怀旧的殖民者记住：荷兰不仅是商人们的欧洲，也是无边无际的海洋。那海洋直通日本国，直通让人们疯狂而幸福地死去的远方海岛！

然而我身不由己了，我在辩解了！请原谅。先生，这是由于习惯、禀赋和愿望，总是想让人了解这座城市，以及事物的实质！因为我们接触到了这个核心。您是否注意到：阿姆斯特丹那些环绕一个中心的条条运河，很像地狱的一层层圆圈？当然是市民式的地狱，充满各式各样的噩梦。当人们从外面走入，随着跨过这一圆圈的步伐，生活（当然包括它的罪恶）就变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黑暗。这里是最内层的一圈了。也就是……那个圈子了。哦，您知道吗？活见鬼，真难把您归类呢。但您应当会理解：我可以说事物的核心正在这里，虽然我们的位置是在欧亚大陆的终端。一个敏感的人能理解这些奇怪的现象。无论如何，那些读报者和通奸者深入不下去啦。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在内海的海边上、那淡黄色的沙滩上止步。他们聆听汽笛声，徒然在雾色中寻找舟楫的身影，然后再次跨过那条条运河，在蒙蒙细雨中折回。他们瑟缩着用各国语言要求“墨西哥城”送上一杯刺柏子酒。我正是在“墨西哥城”等候他们光临。

先生、亲爱的同胞：那么明天见吧。不啦，现在您识路了，我到那座桥边就同您分手。夜间我从不过桥，这是由于某种祈愿。不管怎么说，假定正好有人投水自尽。有两种办法，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您跟着往下跳，好将他救起来，而这在冬季则冒着最大的风险！或者您不闻不问，而那之后的余生，却会留下无尽的痛苦。祝您晚安！什么？这些橱窗后面的妖艳女郎？先生，那是梦，廉价的梦，是到印度去远游！这些女士们用调料做香水，您若走进去，她们便放下窗帘，于是航行开始。神怪就会降临到赤条精光的身子上，而那些岛屿便悠悠忽忽地漂流起来，摇动着棕榈树叶般垂吊的长发。您不妨一试。

[1] 据传为公元前一万年旧石器时代人。

[2] 巴别，《圣经》中的城市。诺亚的后代拟在此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人突操不同的语言，塔因此终未建成；此塔被称为“巴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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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法庭的法官是干什么的？啊！我这件事引起了您的兴趣。请相信，我没有耍花样，我可以更清楚地解释一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我的职责。但先得跟您讲一些事实，一定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我的故事。

几年前，我在巴黎当律师，而且谢天谢地，是一名颇为人知晓的律师。当然，我没有把真名实姓告诉您。我有一门专项业务：为高尚的诉讼辩护。像常人说的那样：“帮孤儿寡母的忙。”但也不知怎么搞的，总有一些提出过分要求的“寡母”和一些性格暴戾的“孤儿”。但是只要从某一被告身上嗅到一点儿“受害者”的气息，我就马上挽起袖子来打抱不平。这可是什么样的“打抱不平”啊！简直就是急风骤雨！我全力以赴地进行辩护。您真可以认为：正义之神每天夜晚伴着我睡觉！我可以确信，您一定会赞赏我语调精当、情感真实、振振有词、热情洋溢，我的辩护词写得义愤填膺而又不失分寸。我生就一副尊严的体态，善于毫不费力地摆出高尚的架势。何况令我勇气倍增的还有两种真诚的感情：因为站在正义一方而心满意足，以及一般说来对法官怀有本能的蔑视。不过或许这蔑视终究不是那么“本能”。我现在明白了，这蔑视自有其道理。但从外表上看，这蔑视像一种身不由己的激情。人们无法否认，至少在眼下，还是需要有法官的，可不是吗？不过，我无法理解的是：一个人竟可以自己指派自己担任这惊世骇俗的职务。我可以接受法官的存在，既然我面对法官，但这有点儿像我接受蝗虫的存在。惟一的区别是：这些害虫的肆虐没有给我增加一分钱进款，但我与那些自己蔑视的人辩论却可以谋生！

喏，就是这样：我站在正义一边，良心上就过得去了。亲爱的先生，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因为在理而心满意足，由于自重自敬而不胜欣慰，这些都是强有力的支柱，足以让我们屹立于天地，或让我们勇往直前。与此相反，如果您剥夺了人们享有的这一切，就会使他们连猪狗都不如。有多少罪行，其之所以犯下，仅仅是因为犯罪者不愿认错！我从前认识一位实业家，他的妻子十全十美，人人赞不绝口，但他仍然对她犯下了不忠之过。这男人因为自己有错而气急败坏，因为拿不到，也不能自称拥有“德行完善”的证书而怒不可遏。他的妻子愈是行为端正、举止不凡，他就愈是火冒三丈。最后，他无法忍受自己的过失。您道他干了什么？停止对妻子的不忠吗？没那么回事！他竟将她一杀了之。我同他打交道就是因为这桩案子。

我的情况要好一些。不仅是因为我不会加入罪犯的阵营（特别是杀妻这一条，由于我是单身汉，是绝无此种机会的），而且还因为我为他们辩护只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名副其实的杀人犯，正如同另外有些人是名副其实的野蛮人。我进行此类辩护的方式就令我心满意足。我在职业生活方面确实无可指摘。毫无疑问，我从不接受贿赂，我连“打通关节”之类的事都不屑干。比较罕见的是，我从未讨好过某个记者，让他为我说几句话；也没有讨好过任何官员，请他“鼎力相助”。我甚至有两三次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机会，但却不事声张而保持尊严地予以婉谢，这才是我精神上的报偿。还有，我从不要穷人付律师费，也从不宣扬这一点。亲爱的先生，别以为这些都是敝人在自我吹嘘。我没有什么功劳，在当今社会里，贪婪已取代野心，这等的贪婪始终为我所不齿。我的境界远高于此，这么说对我而言是符合实际的，您将会看到这一点。

但您已可以看出我如何满足。我享有自己的天性，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幸福。虽然为了促使对方保持平静，我们有时装作责备此种“洁身自好”。我至少享有天性中的一部分，能对孤儿寡母的要求做出准确反应，日久天长这种天性支配了我的毕生经历。比如，我也极喜欢帮助盲人过街。只要从老远的地方瞥见一根拐杖正踌躇不前地在人行道的一角探路，我就立刻冲过去，有时还抢在已伸出的另一只助人为乐的手之前，不让这盲人接受任何其他善行，用我那温馨而有力的手将他引上盲人行道，并且克服交通上的种种障碍，进入安全地带。然后咱们都很激动地分了手。同样，我始终喜欢为路人咨询，为他们点燃香烟，推一把沉甸甸的货车，为“抛锚”的汽车助力，买一份“救世军”女郎手中的报纸或卖花老太太的一束鲜花（虽然明知是从蒙帕纳斯公墓亲友献花处偷来的）。嘿，还有一些，我不太说得出口：我还很乐意施舍。我有一位朋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连他也承认，看见有乞丐走近家门，第一个感觉是不舒服。我呢，我“尤有过之”：我觉得心花怒放！这方面就不必细讲啦。

还是谈谈我的礼貌吧。那是远近闻名，并且货真价实的。的确，礼貌使我不胜欣喜。某些日子的早晨，我有幸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中为老弱病残让座儿，捡起某个老妇人失落的物品并交还失主（她那感激不尽的微笑是我十分熟悉的），或者仅仅是把叫好了的出租汽车让给有急事者。如果是这样，我那一整天就会觉得心情舒畅。在罢工的日子里，若能在公共汽车站接纳三五个回不了家的同胞上我的私用车，我也十分高兴。在剧场里，我常常让出坐位，好让情侣团聚；在旅途中，帮助身材不高的姑娘将手提箱放上行李架……这类事迹在我远较旁人更为常见，因为我很注意捕捉机会。由此获得的乐趣也就格外津津有味。

我被认为很大方，实际上也是这样。我公开和私下捐赠了很多财物。但在同一笔钱财分手时，我一点儿也不心疼，却总是欣然应命。其间也杂有些许忧郁：那往往是由于价值微薄，或许并不讨人喜欢。我有点捐赠狂，甚至不愿听致谢的话。钱财的确切数目令我恼火，我一听说就心烦。我的慷慨大方必须做得自由自在。

这些都是细节，但有助于了解我在日常生活，尤其是在本行本业中为何其乐无穷。在司法宫的走廊里，您有时会让一位被告的妻子拦住。而替这位被告辩护纯粹是为了主持正义或出于同情，也就是说不取分文。这女人说了一番“大恩大德”、“没齿难忘”之类的话。您回答说那是尽本分，谁都会这么做的。甚至在此时解囊相助，缓和一下对方的燃眉之急，但为了避免无休无止的唏嘘感叹并使事情“恰到好处”，您就凑过去吻了吻那可怜女人的手，并就此打住。亲爱的先生，这时的境界大大高于“壮志凌云”的俗人追求，而是自我提升到最高峰，也就是达到“为德行而德行”的顶点。

咱们就站在这高峰上得啦。您现在大概明白我为什么说“追求更高的境界”了。我指的就是这类最高峰，也是我惟一得以安身之地。的确，我只有在高处才觉得自如。包括在日常生活的小节上，我都需要登高望远。我喜欢公共汽车而不喜欢地铁；喜欢敞篷马车而不喜欢出租汽车；喜欢阳台而不喜欢夹层住房。我是业余体育飞机驾驶员，飞上蓝天后就全部身心都“登高”了。即使乘船，我也要坐在客舱的最高处。爬山时我避开山谷，专登山口和高地。这样，我至少充当了“准平原”的居民。假如命运让我选择体力劳动，当个车工或屋面工之类，那么请放心，我一定会看中屋顶，不怕“天旋地转”。我讨厌货舱、底舱、地道、地洞、深渊之类。我甚至特别恨那些洞穴学者，他们厚着脸皮占据了报纸头版位置，而他们的表演却令我作呕。拼命登上海拔不足八百米的高处，冒着脑袋被夹在山间缝隙里的危险（这些糊涂人称此类缝隙为“虹管”！），我觉得此类“事迹”只有变态人或精神有创伤的人才干得出。这里面肯定隐藏着罪过。

与此相反，在海拔五六百米处若有一座天然的阳台，足以远眺阳光璀璨的碧波，那会成为我呼吸酣畅之所在。尤其是如果能让我幽居独处，在蚁动的芸芸众生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处，那就格外美不胜收。我从从容容地向自己解释：布道词、重大的预言、燃烧的奇迹，全都是在尚可企及的高处发生的。在我看来，在地窖或牢房里是无法思考的（除非牢房设在可以极目远望的高塔之上），在那种地方人会发霉的。有位先生加入了修行会，满心期望自己的僧房面向开阔的山山水水，不想却正对着一堵死墙，他竟因此愤而还俗。我很能理解他。但您尽可相信，就我而言，我是不会发霉的。在一天的任何时刻，我都可以独自或与他人一起攀上某个高地，在那里燃一堆明火，于是一种愉快的得救之感在我的胸臆暗暗升起。至少正是这样，我才品尝到生之乐趣，才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

幸运的是，我的职业能够满足这种登高望远的天性。这就使我对邻人没有任何怨恨，我总是帮人家的忙，而不会有负于人。这职业使我处于比法官更高的位置，因为我在审判法官；也使我高于被告，因为我迫使他对我感激不尽。亲爱的先生，请掂量掂量这分量吧：我过着逍遥法外的日子，没有任何审判会针对我。我不是站在法庭之上，而是在顶棚架子上的某个角落，就像那些神明，人家不时用机器把他们请下来，以便调整一下剧情，使之更有深意。无论如何，生活在高处仍然是惟一的办法，足以被稠人广众瞻仰，并接受他们的欢呼。

我那些堪称“典范”的被告中，有一些犯了杀人之罪，就是受同一种感觉的驱动。他们处境悲惨，看到自己在报纸上赫赫有名，大概得到某种凄苦的慰藉。像许许多多凡人一样，他们当初对自己默默无闻已十分不耐烦，这也是他们走上穷途末路的部分原因。要想出名，只要杀掉自家的门房就行了。遗憾的是，这种出名转瞬即逝，许多门房都该杀，并被杀了。犯罪始终是热门新闻，但罪犯却仅仅露一下面，很快就由别人取而代之。何况这一时的风头代价太高。为这些不幸想出风头的人辩护，等于在同一时间地点使自己出名，但手段要节约得多。这也就鼓励我做应有的努力，让被告尽可能少付钱，其实他们多多少少是替我付钱。另一方面，我付出了愤怒、才华和情感，表明我不欠他们的账。法官惩罚犯人，被告为犯罪而付出代价；我呢，我却不必尽任何义务，不受审判也不受惩罚，在一片伊甸园式的光明中自由行动。

亲爱的先生，这种直接感受的生活不就是“伊甸园”么？我便是这样生活的。我从来没有必要学习怎样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生而知之的。有些人必须躲开别人，或至少是将就别人。就我而言，将就的办法是现成的。需要随和时我就随和；必须保持沉默时我就不开口；潇洒自如或者一本正经，我都能说到做到。因此我处处受欢迎，我在场面上的成功已不计其数。我的长相不俗，我表现得既像不知疲倦的舞伴，又像道貌岸然的学者，我既爱女人又主持正义，兼顾这两者亦非易事。我是体育健将，又是丹青高手。不过我就此打住，免得您以为我自吹自擂。但您不妨想像一位正当英年的男子，体格强壮，禀赋不凡，动手动脑都很出色。他不寒酸，也不奢侈，他睡眠充足，神态安详；他事事如意，得其所成，但除了为人随和、颇善周旋之外，并无剑拔弩张之势。如此道来，您得承认我这一辈子还算顺遂。

不错，很少有人能比我更随遇而安。我与生活的协调是点滴不漏的。我接受生活中的一切，而不论其高雅凡俗。我并不排斥它的揶揄嘲弄，它的荣华富贵，当然也不拒绝它的种种约束。特别要提到的是，肉欲、物质，总之是在肉体方面，我获得了稳当的乐趣，却又不曾沉湎其中。而许多男人却因为情场失意或孤独无伴而不知所措，或竟痛不欲生。我生来就有自己的肉体，因此我自身就美满和谐，在轻松愉快之中把握着自己。人家与我交往便体会得到，有时还对我坦承：这使他们受益匪浅。因此大家愿同我交朋友。比如有人觉得早就认识我。生活、生活中的人物以及生活的赏赐全都来迎合我，我善意而自豪地接受了这一切。其实，我做足了凡人，既圆满又淳朴，结果多多少少变成了超人。

我生在正派人家，却属于无名之辈（父亲是一名军官）。不过我得谦恭地承认，某些日子里，我觉得自己俨然如王储，或如国王在燃烧的荆棘。请注意：这还不是平常那种信心，须知平常我就以聪敏过人自居。此类“信心”倒无害处，因为许多白痴也心存此念。不是的，恰恰因为老是心满意足，我就觉得自己命该如此（这话我不太愿明说）。换言之，我在众人当中独走红运，注定事事成功，永远发迹。总之，这大概因为我具有谦逊的美德。我不愿把成绩归功于个人的长处，也不信某人兼备各种能耐纯属偶然。因此，我事事如意大概多多少少是上天的旨意。我还要告诉您我不信任何宗教，您就更能看出这信心实在是不同寻常。寻常也罢，不寻常也罢，这信心长期使我高出凡俗，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超然物外，对那些岁月至今不能忘怀。这情形一直持续到那天晚上……不过那是另一桩事，应当把它忘掉，也许我言过其实了。我的确事事顺遂，但却一点儿也不满足。有了一件乐趣，我就巴望另一件。我走出一场盛会，便赶赴另一场盛会。我有时成夜成夜地翩翩起舞，对人对物都爱得发狂。有时直到深夜，歌舞和酒酣，我那奔放的情绪，大伙儿的放纵不羁使我兴高采烈，既满意又倦怠，在极度疲惫之中，我突然悟到众生与人世的真谛。但第二天疲倦消失了，我那点儿悟性也就消失了，于是又重新寻欢作乐。我就这样奔跑着，总能遂愿，却永无餍足，也不知道该在哪里止步，直到那一天，或者说那个晚上：音乐声戛然而止，灯光骤然熄灭。我兴高采烈参加的那个晚会……但请允许我招来那位灵长类的朋友。请点头表示一下谢意，尤其是要同我一起喝一杯。我需要您的支持。

我看出这番表白令您吃惊，难道您就没有突然需要过支持、援助和友谊？当然也需要。我呢，我学会了以同情为满足。同情比较容易争取，而且并不要求承担义务。“请相信我十分同情……”在内部致词中，这类话后面紧接着就是“现在让我们处理别的事情”。所谓同情是内阁总理的口头禅，在天灾人祸发生时，可以廉价奉送的。友谊就不那么简单了，要争取到得长期努力并不辞辛劳。但友谊一旦获得，就没有办法甩掉，而必须加以应付。可别相信您的朋友们（您应该那样）会天天晚上给您打电话，以便弄清您是否正好当晚要自杀，或者仅仅问您是否要人做伴，是否想出门。不会的。请放心，如果他们打电话，那也肯定是在您有伴儿，生活很美妙的晚上。自杀嘛，他们倒是会根据认定的您的本分，而怂恿您下决心。亲爱的先生，愿老天保佑，别让朋友们把咱们抬得太高！至于那些本该爱我们的人，我是指父母、亲近的伙伴（多甜蜜的称呼！），那是另一码事。他们总有恰当的字眼，但字眼也就是子弹了。他们打电话就像开机关枪，而且百发百中！哦！这帮巴赞[1]式的人物！

什么？哪天晚上？我会来的，请耐心等着。而且我提到朋友和亲密的伙伴，是十分切题的。您看，据说某人因朋友锒铛入狱，便从此在房内地板上睡觉（因为他的密友不再享有睡在床上的舒适）。亲爱的先生，谁又会为我辈睡地板呢？我自己能做到吗？听着：我愿意做，我一定会做。不错，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做到。那时人类就得救了。但这绝非易事，因为友谊是漫不经心的，至少是力量微薄的。它想做的事，却力不能及。也许归根结底，它坚持得不够。也许我们热爱生活也有限度，您注意到了吗？只有死亡能唤醒我们的喜怒哀乐，正如我们爱那些新近作古的朋友，对吗？我们多么热爱那些口里含满一抔黄土，从此不再饶舌的师长啊！到那时，敬意便油然而生，而他们也许毕生都在期待这一点儿敬意！可您知道，我们为什么总是对死者比较公正、比较大方呢？原因极简单！对死者不须尽义务了。他们一切随我们的意，我们尽可从容不迫，将表达敬意放在一场酒会之后，与美艳的情妇幽会之前，总之是在空闲的时候。即使死者强迫我们尽义务，那不过是毋忘纪念，而我们恰恰忘性很大。不，我们爱的朋友是新鬼，是尚能引起悲痛的死者。其实是爱我们的悲痛，也就是爱我们自己。

我有一位朋友，平素我对他敬而远之。我有点儿烦他，何况他还挺爱说教。但请放心，在弥留之际，他还是见到了我。我算准了日子才去的。他临终对我深表满意，紧握着我的手。还有一个女人，对我纠缠不已，当然是白费力气。她也很识时务地英年早逝了。于是马上在我心坎儿上赢得一席之地！而且妙就妙在是自寻短见！老天有眼，一时兴起了多么愉快的忙乱！电话派上了用场，表示至痛至哀；用语极精练，但言简意赅，还说是强忍撕心裂肺之痛，甚至还有几分自责！

亲爱的先生，人就是这样，他有两副面孔：他在爱别人时不能不爱自己。不妨观察一下您的邻居：万一在楼里死了一个人。平常他们过着小日子，睡得安安稳稳。突然，比如说，看门人死啦。他们立刻惊醒过来，不胜兴奋，四处打听，又悲伤、又痛惜。因为是刚死的人，于是兴师动众。他们需要戏剧性，那有什么办法！这是他们小小的体验，是他们的开胃酒！再说，我跟您说起看门人，难道是出于偶然？我的住处就有这么一位，其貌不扬，心肠狠毒，又卑劣又记恨，恐怕一心修善的方济会修士也望而生畏。后来我不跟他说话了，但他的生存却败我的兴。他一命归天，我还是参加了葬礼。您道这是为什么？

葬礼前两天很热闹。看门人的老婆生了病，躺在惟一的那间屋子里。就在她身旁，人家将开口棺材放在支架上。住户自己取信件。大家推开门，道一声：“太太，您早！”聆听了一番对死者的颂扬（那女人边说边用手指着死鬼）之后，便带着信件走开。这没什么可以开心的，对不对？但全楼的人还是去了那充满防腐剂怪味儿的小屋。住户们并不打发仆人代劳，不，他们不愿坐失良机。何况仆人自己也来，悄悄儿来罢了。葬礼那天，棺材直接抬出有困难，小屋的门太窄。于是那女人躺在病床上似喜似悲地惊叹道：“亲爱的，你的个头儿真高啊！”葬礼主持人忙答道：“太太，不必担心。咱们将他侧着身子，立着抬出去！”人家真这样做了，然后再将他平放下来。在场的还有一位昔日的酒馆服务员。后来弄明白，是每晚必到的酒友。除了此人，我是惟一走到坟场，并且往棺材上抛鲜花的人。那棺材的奢侈着实令我吃惊。葬礼既毕，我又登门拜访遗孀，听她装腔作势地道了一番谢。您说这一切有什么道理？没啥道理，除了因为在一起喝过酒。

我也参加过一位律师公会老伙伴的葬礼。那是一位众人瞧不上的小伙计。我照样同他握手。我在工作地点同人人握手，每天来去两次（而不是一次）。这诚恳而淳朴的态度使我深得人心而又代价不大。这人心却是我发迹所必需的。至于那小伙计的葬礼，律师公会会长就不曾光临了。我是亲往的，并且是在远行的前夕，这一点颇引人注目。也正因为如此，我早知道人家会发现我到了场，并且会称赞一番。这您就懂啦，连这天下雪也没能挡住我。

是怎么回事？我正要说呢，别担心。何况这还是我的话题。不过我要再提到那位看门人的太太。她不惜倾家荡产，买了好木材、银十字架、银扶把，为的是好好享受一番自己的悲痛。可过了不到一个月，就当上了一个好吹牛但嗓门儿很甜的男人的姘头。他狠狠地揍她，只听得一阵阵惨呼，紧接着他就打开窗户，高唱他最得意的咏叹调：“女人啊，你们长得真漂亮！”邻居啧啧称奇：“真亏了他！”请问“亏”他什么？其实，这男中音歌唱家表里不一，那看门人的太太也表里不一。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俩不相爱。何况也不能证明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再说，当这好吹牛的男人嗓子疼痛，两臂疲乏，接着远走高飞之后，这忠实的妻子又对亡夫赞不绝口了。不管怎么说，我还认识另一些人，一个个也都仪表堂堂，但却不见得更忠心、更诚恳。我认识一个男人，一生有二十年献给一个冒冒失失的女人，为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朋友、差事，甚至日常的体面。可某天晚上他却承认自己从来也不爱她。他只是解闷儿，不过如此；他像大多数人一样感到烦闷而已。于是他为自己制造了一种复杂曲折的生活。得搞出点儿事来，这就是大部分人类职责的由来。得有点儿事，哪怕是毫无爱情可言的尽心，哪怕是制造一场战争或死亡！因此，葬礼乃千载难逢的良机！

我呢，至少我没这种借口。我并不感到烦闷，因为我在主事。我要提到的那天晚上，应当说是尤其不烦闷的一天。不，说真的，我不想制造什么事端。然而……亲爱的先生，您瞧：那是一个美好的秋夜，城里还比较热，而塞纳河上已笼罩着湿漉漉的空气。夜色已降临，西边的天空还很明亮，但正渐渐变得暗淡。路灯发着幽微的光亮。我顺着左岸的长堤上走去，目标是艺术大桥。在旧书商已锁好的书箱之间，可以瞥见河水的闪闪金光。河岸上行人稀少：巴黎人已在进晚餐。我脚下踩着沾满灰尘的黄叶，那还是夏季残留的痕迹。天空渐渐布满繁星，若从一盏路灯走向另一盏，便可瞥见它们悄然映眼的模样。我正在享受这尘嚣之后的宁静，这温馨的夜色，以及渐显空旷的巴黎市容。我很满足。这一天收获不小：为一位盲人辩护，我要求的减刑做到了，客户同我热烈握手；作了一两次慷慨的捐赠；下午在几位老友面前，发表了一篇出色的即席讲话，抨击统治阶级心狠手辣，以及上层人士的虚情假意。

这时我登上了已人烟稀少的艺术大桥，为的是看一看夜色朦胧中的塞纳河水。我正对着“绿色美景”餐厅站立，圣路易岛尽收眼底。我觉得心中升腾起一种强劲有力以至颇有成就的感觉，顿时心旷神怡。我挺了挺胸脯，正要点燃一支香烟（象征心满意足的香烟），却听见我身后爆出一阵大笑。惊讶之余，我立刻掉过头来，并未见有人影儿。我径直走到栏杆边上，也未见有驳船或轻舟。我回身朝着小岛，于是重新听见背后传来的笑声，只是显得有些悠远，似乎沿河漂下。我木然而立。笑声渐行渐弱，但仍清晰地听见它发自我的身后。它没有别的来源，除非来自水上。与此同时，我听见自己的心脏怦然跳动。别误会，这笑声毫无神秘之处。那是一阵善意的、自然而然的、几乎是友好的笑声，似乎是为了显示事物的本色。何况顷刻间，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回到堤岸上，走进多飞内街，买了一包根本不需要的香烟。我有些懵懂，呼吸急促起来。这天晚上，我给一位朋友打电话，他不在家。我正犹豫是否要出门，却听得窗下传来了笑声。我打开窗户，的确，外面人行道上有一群青年人正高高兴兴地相互道别。我耸了耸肩，就关上了窗子。反正我有一桩案件要研究。我走进浴室，倒一杯凉水喝。面孔在镜子里发出微笑，但我似乎觉得那微笑不单是我自己的……

怎么啦？请原谅，我走神了。我大概明天能再见到您。对啦，就是明天。不，不，我不能留下。何况您看见那边有个相貌丑陋的人，他正叫我去商量事情呢。他肯定是个正人君子，警察在卑劣地迫害他，并且是出于反常心态。您觉得他长得像杀人犯吗？请相信那正是一般雇主的长相。他也偷东西，您会意想不到地发现：这位穴居人专做绘画作品的黑市买卖。在荷兰，人人是油画和郁金香专家。这一位虽然貌不惊人，却是最有名的窃画案作案人。什么案子？也许我以后会告诉您。对我的神机妙算大可不必惊讶。我身为感化法庭法官，却别有业余爱好：兼任这类好人的法律顾问。我研究了这个国家的法律，在这个街区里招徕一批客户，这儿可不要查看您的文凭。这差使来之不易，可我的样子叫人放心，是不是？我笑容可掬，似乎毫无城府，跟人握手劲头十足，这些便是王牌。而且我办成了几桩难办的案子，首先是为了谋利，其次也是出于信仰。先生，无人不痛骂老鸨和盗贼，但正人君子却无一例外地永远自认清白。而依愚之见，却应对此种状况予以匡正。（瞧，我又来这一套啦！）倘若不如此，那就永远有笑料。

[1] 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曾因发现其妻与人通奸而迫其自杀，以后另娶年轻女子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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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亲爱的同胞，我很感激您有这份好奇心。不过，我的故事并无奇特之处。既然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您：几天之内，我常想起那笑声，后来就忘掉啦。但在脑海里，似乎还隐隐约约听到那声音。不过我更常常疲弱无力地琢磨着别的什么事情。

我总还得承认：此后就再也不涉足巴黎的沿河堤岸啦。我乘轿车或公共汽车途经该地时，总是屏息凝神，大约是在等待什么。然而车子越过了塞纳河，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恢复正常呼吸，那一段时间身体也稍感不适。没有任何疾病，可说是委靡不振，总是情绪不高。我去看了病，医生开了提神药。我的“神”被提上来，可不久又落了下去。我的生活不再那么轻松：身子疲乏，心情就倦怠哟。本来无师自通的本领，似乎荒废了一部分，我是指生活的艺术。正是这样，我想这时开始出现了后面的事情。

不过这天晚上我依然感觉不适，甚至连句子也写不通了。说话也没劲儿，讲演稿没感染力。大概是气候不好，呼吸不畅通，空气沉闷，胸部感到压抑。亲爱的同胞，您不反对咱们出去走走，在城里散一会儿步吗？多谢。

一到晚上，这些水道有多么美好啊！我很喜欢那一潭静水的气息，以及浸泡在水道里的黄叶和驳船上为死者运送鲜花的阵阵清香。不，不，请相信这种爱好不是病态。恰恰相反，这在我是一种积习。实际上我在强迫自己欣赏这些水道。我顶顶喜欢的是西西里岛，您这就明白啦。而且还得从埃特纳山上俯瞰，欣赏那一片光明中的岛景与海域。也喜欢爪哇岛，但须是在楸树开花的季节。不错，我年轻时去过那里。一般来说，我喜欢一切岛屿，在那里发号施令比较容易。

这所房屋很漂亮，是吧？您看见的两只脑袋是黑奴的脑袋。那是一块招牌啊。房子属于一位买卖黑奴的商人。哦，在那个时代，人家不隐讳自己的行业。人家有钱柜，到处宣扬：“喏，我有一幢临街的房子，我买卖奴隶，靠黑人的身体发财！”您能想像如今还有什么人公开宣布说这是他的职业吗？“真丢人！”我在这里就听见巴黎同行们的骂声啦。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妥协。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表两三篇、甚至更多的宣言！反复考虑之余，我也会在他们之后签上大名。奴隶制度哟，这个我们可是反对的！要说是不得不在家里或工厂里推行，那倒也合乎常情，但就此而自吹自擂，就未免过分啦。

我明白发号施令或支遣仆役是免不了的。人人需要奴隶，就像需要清洁的空气一样。发号施令就是呼气吸气，您很同意这高见吧？甚至一无所有的人也懂得呼吸。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也有老婆孩子。即使独身，也养一条狗。一句话，就是您发脾气，他无权还嘴。“不许顶撞爸爸！”从一种意义上讲，您熟知的这句套话有些古怪：不顶撞心爱者，还顶撞谁？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它又很令人折服。总得有人说了算啊。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没完没了，而权威可以裁决一切。我们日久天长才悟出这层道理。比如，您当注意到：咱们这古老的欧洲到底善于说理了。在那幼稚的年代，咱们说：“这是我的想法。您有什么不同意见？”现在可不这样说啦。咱们变清醒了。咱们用发表通告代替对话。“此为真理，”通告说，“各位尽可争论，但与鄙人无关。不过几年之后就会设置警察，让尔等明白还是我有理。”

哦，亲爱的地球！如今世上一切都已明明白白。我们彼此了解，知道能干什么。喏，为了另举一个例子（而不是转换话题），我要说，我总是喜欢人家面带微笑地侍奉。假如女仆一脸苦相，我就会终日不受用。她当然有权不高兴。但我总是想：她侍候人总是笑着比哭着好嘛。这对我比较适合。这道理不算高明，但总不是蠢话。因此，我也从不上中国餐馆。为什么？因为亚洲人不高兴的时候（尤其是当着白种人的面），显得十分傲慢。他们上菜时当然保持这副容貌。那您又怎能好好享用烤鸡烤鸭，心里却又觉得自己在理呢（特别是四目相对时）？

咱俩说句悄悄话儿：奴役，最好是面带微笑的奴役，实在绝对必要，但这只能心照不宣。非要使用奴隶，而又管他们叫“自由人”，岂不甚好？第一这是维护原则，第二是让他们保留一线希望，这是本应有的弥补，您说对不对？照此办理，他们就永保笑容，咱们也永远心安理得。否则咱们就不能不自我反省，于是觉得悲恸欲绝，甚至谦卑胆怯起来，那可是堪忧堪虑啊。因此，开店不必挂招牌。这家店号又是如此声名狼藉！何况假如一一入席的贵宾都自报职业身份，那反倒令人难堪。试想，假如名片都如实写上：“杜邦，胆小怕事的哲学家”，或“基督教产业的业主”，或“与人通奸的人文学者”，那可就多姿多彩啦。但那就像地狱一般可怕了。倒也是，地狱大概就是这样的：大街小巷都有路牌，但说不出道理来。一旦将您入册，便万劫不复！

比如您，亲爱的同胞，请想想该挂什么招牌。您不愿开口？得啦，晚点儿答复也可以。反正我知道自己的招牌是什么：“表里不一”“快乐的‘天门神’，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大门上方还挂有本店格言：“勿信本店货色”。我的名片写明：“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喜剧演员”。喏，上文提到的那晚之后不久，我又有所发现。我送走了一位刚搀扶过的盲人，然后向他致敬。这“脱帽礼”不是给他看的，他反正看不见。给谁看呢？给观众看。演完了戏得谢幕呀。表演得不错，嗯？还有一天，我助了一位开车者一臂之力，他不胜感激。我竟答称：“没人能这样做！”当然，我本应说：“谁都会这样做的。”后来我深悔这次说漏了嘴。须知在谦恭礼让方面，我比谁都高出一筹。

亲爱的同胞，我得老实承认：我一贯喜欢自我吹嘘。我呀，我呀，我……这便是我舒适生活中的老调儿，一天到晚挂在嘴上。我一开口就吹嘘自己，特别是能够做得不露声色而又效果彰著的时候。我早就精通个中诀窍。的确，我的日子过得自由自在而且出人头地。我觉得自己不受任何人差遣，仅仅是因为不承认有人与我旗鼓相当，这理由很充分。我已对您说过：我自认比谁都聪明，而且也最通情达理，最机敏灵巧。我是优秀射击手、出色的驾驶员，也是最体贴知心人的情夫。即使在显然薄弱的方面，比如网球，现在我是一名普通球友，却认定假如有足够的训练，我准能胜过头几名。我只看得见自己的长处，因而善意待人，并且心安理得。我关心别人纯属赏赐，完全出于自愿，因此功劳在我，于是在自怜自爱方面我又升了一级。

至于还有几条真理，我是逐步发现的，全都在上文说的那一夜之后。不是立即发现，不是的，也不十分明朗。我得先回忆回忆。逐渐逐渐，我看得比较明白了；过去体验到的，现在学到了其中原委。过去因为忘性大，反帮了我的忙。我什么都忘记，首先是忘掉下过的决心。说到底，什么也不算数。战争、自杀、爱情、苦难，我当然都关注，假如情况逼着我关注的话；但那都是浮皮潦草、略尽人意而已。有时我也假装热心与日常起居毫不相干的事，但在实质上我决不卷入，当然除非自由受阻。怎么对您说明白呢？那属于浮光掠影一类。不错，就我而言，事事浮光掠影。

恰如其分地说：我的健忘也不无好处。您应当知道，有的宗教原谅一切冒犯，信教的确也原谅，但忘记却历来做不到。我不是原谅冒犯的料儿，却总是以忘掉了事。有人以为我记他的恨，却碰到我嘻嘻哈哈地跟他打招呼，于是觉得莫名其妙。按那人的性格，他要么对我的宽宏大量由衷钦佩，要么对我的胆小怕事嗤之以鼻，万万想不到我的“道理”要简单一万倍，我连此人的尊姓大名也忘得一干二净。同样的毛病使我有时显得麻木不仁，有时似乎忘恩负义，但人家都以为我器量很大。

因此我过日子没有什么连贯性，除了天天必诵“我”字经。还有天天跟女人混，天天做好事也做坏事，天天（像狗看门一样）坚守我的岗位。我就这样在生活的表面上漂浮，也可以说在“字面上”、而决不是深入实际地过日子。书是马马虎虎读了一遍，朋友是马马虎虎地关爱了一番，名城大埠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女人嘛是似有似无地玩弄了一番。我举手投足不是由于烦闷，就是因为神不守舍。各色人等接踵而来，他们想抓住点儿实实在在的东西，但却一无所获，真是倒了霉。是他们倒霉。就我而言，不过是健忘。我历来只记得我自己。

不过，我渐渐恢复了记忆。或者也可以说我向着记忆力靠拢，因而想起了那些要让我想起的事。在向您娓娓叙来之前，亲爱的同胞，请允许我举几个亲身经历的例子（这对您大有好处，我想一定是这样）。

某日，我正开着车，迟疑了一秒钟，未能趁绿灯亮时通过，而咱们那些有耐心的同胞在我背后大鸣其喇叭。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类似情况下发生的另一件事。一个矮个子的家伙，戴夹鼻眼镜，穿高尔夫球球裤，驾摩托车超越了我的车子，但因碰上红灯，只好在我前方刹车。因为刹车太急，发动机熄了火，怎么着也不能再启动。下一次绿灯亮时，我以惯常的彬彬有礼请他挪动一下，好让我通过。这矮个子对那不争气的发动机的怒火未平，便以“巴黎式”的文明叫我“回家抱孙子去吧”！我仍旧客客气气地请他帮个忙，当然语气之中有几分不耐烦。对方立刻驳斥：好歹要让我“回家去”。这当儿，我身后的鸣笛声此起彼伏。我口气强硬起来，请对方注意礼貌，并且要明白自己在妨碍交通。这位先生本来就肝火旺，加上他那发动机显然是故意怠工，于是问我是不是想挨揍，说他正准备给我几记老拳。如此厚颜无耻，已弄得我火冒三丈，于是我跳下车来，准备教训教训这没规没矩的家伙。我自认为并不是胆小鬼，（“自认”的长处数不胜数呢！）我比对手高出整整一头，我的肌肉一向很顶用。我当下还认为：是他该挨揍，而不是他揍人。但我在马路中间刚立定脚跟，从开始聚拢的人群中却冒出一条汉子，朝我猛扑过来，宣布我是顶顶劣等的货色，又说他决不允许我向一位脚踩摩托车、因而占了下风的人寻衅。我的脸正冲着这位侠义之士，但说实话，却没看清他的眉目。我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却已听得那摩托车劈里啪啦地开动了，我却挨了一记耳刮子。我没来得及弄清东南西北，那摩托车已经逃之夭夭。我糊里糊涂朝那大侠走去，而越积越密的汽车就在这时齐声鸣笛。绿灯又亮了。于是，我还带着几分懵懂，不仅没去找那招呼我的白痴算账，反倒老老实实回到自己车里。我一踩油门，那白痴就骂我一声“可怜虫”，接着扬长而去。此情此景，迄今仍历历在目。

您会说：小事一段。没错儿。不过此事我久久未能忘怀，这就非同小可啦。我自有理由：人家打了我，我没有回手，总不能管我叫“胆小鬼”吧？我遭突然袭击，而且是两头夹击，已经昏头昏脑，鸣笛声更搞得我不知所措。但我特别懊丧，是觉得似乎很丢脸。想起当时众目睽睽，人人含讥带讽，眼睁睁看着我这衣着考究（穿的是蓝西装）的绅士忍气吞声地钻进汽车，大家无不幸灾乐祸！那一声“可怜虫”，我听得很明白，不过觉得也还中肯。总之，我是当众出丑。诚然是巧合，但巧合的事到处都有。事后一想，当时该怎么做倒是清清楚楚：我应当略施“钩击”小技，将那侠客击倒，然后登车，追上那打了我的混蛋。我应当在马路边停下车来，将他逼到一角，拉他下车，按他本该领受的份额，飨之以老拳。我以稍加修改的“版本”，在自己脑海里将这部小小的故事片放映了一百遍。可惜为时已晚，那口恶气足足憋了五六天。

喏，又下雨啦。咱们别往前走了，就在这门廊下站一站。很好。说到哪儿啦？哦，丢脸的问题！后来我想起这回的历险，终于弄明白了其中含意。总而言之，是我的幻想经不起事实检验。现在很清楚：我原先梦想做个完美无缺的人，在人格和专业上都受到尊重。就是说，又要做塞尔当[1]，又要做戴高乐。一句话：我在什么事情上都要发号施令。所以我要端起架子，装模作样地表现自己体格健壮（其次才是资质聪颖）。但当众挨揍却不敢还手，我那伟大的形象便毁于一旦。我以真理和智慧的信徒自居，倘若真是这样，这次历险早被目击者忘得一干二净，于我又有何妨？我至多应自责无端发怒，而既怒又无机智，未能应付场面罢了。我非但欠缺此种明智，反而一味追求报复和克敌制胜！这么看来，我似乎并非立志当大智大仁之士，却要做一介武夫，充当大力士，而表现形式又近似小儿。实际上如您所知，聪明的人无不梦想充当江洋大盗，靠强力统治世界。可惜这不像武侠小说写的那么轻而易举，于是一般人改而从政，加入最残酷无情的政党罢了。只要能对全世界呼风唤雨，委屈一下智慧又有何妨？我发现原来自己梦寐以求的也是压迫他人。

我至少弄明白了：我站在“罪犯”、被告一边是有限度的，仅限于他们的过失于我无害。他们的罪恶反使我大展辩才，那是因为我不是受害者。我若有险情，那也会俨如法官，而且是肝火极旺的主子：不仅要揍那罪犯，而且叫他下跪求饶，一切法律置之度外。亲爱的同胞，明乎此，还要自认为生来就讲公道，是孤儿寡妇的辩士，那就未免荒唐。

雨下大了，咱们有的是时间，容我向您透露后来我又记起的一项新发现吧！咱们且坐在这长凳上避雨。同样的雨丝，落进同一条水道，几百年来抽烟斗的君子就是坐在这里观赏的。我要对您说的事有点儿难以启齿，是涉及一个女人的。先要说明，我不费力气就能勾搭上女人。我的意思不是说能满足她们的需要，甚至也不是靠她们寻欢作乐。不，仅仅是把事办成。我差不多什么时候想做就能做到。人家觉得我有魅力啊，多了不起！您自然懂什么叫“魅力”：不必明说，人家就送上门来。当年我就有这本领。您万万想不到？得啦，也不必摇头嘛。有我这副长相，自然是天经地义啰。嗨，成年之后，自己的形象自己负责，至于我嘛……这有什么关系？事实如此，女人觉得我有魅力，我就顺水推舟啰。

不过我对女人从不使用心计，我态度诚实，或近乎诚实。我跟女人的关系平易近人，或像通常说的那样“舒展自如”。这当中没有欺诈，或者只有摆在面上的技巧，她们称之为“好意”。按约定俗成之说，我爱所有的女人，也就是说一个也不爱。我始终认为仇视女性是既庸俗又愚蠢的。凡是我结交的女人，我几乎都认为高出我一筹。当然，我把她们捧上天，目的是为我所用，而绝不是投其所好。这又怎能说明白呢？

不用说，真正的爱情极为罕见，一百年出现两三次罢了。其他不过是虚荣或烦闷而已，说到自己，我并不自认为超凡脱俗。我绝非清心寡欲之辈，恰恰相反，是个多情种子，且极易伤心落泪。不过我的动情是为自己感慨，我只爱我自己。但笼统说我没爱过别人也不对。我这一生至少结过一次情缘，而我是被追求的。在这方面，除去少时难免有周折，倒是很快有了准头儿：我的爱情生活中惟一算数的便是肉欲。我只是寻找泄欲和征服的对象。我的体质很有助益：老天爷待我不薄。我因此而很自负，屡战屡胜，也不知是满足了肉体还是实现了虚荣。喏，您又要说我在自吹自擂啦。我并不否认，由于句句是实话，我并不怎样得意。

总之，我的肉欲本身极为强烈，即使为了十分钟的恩恩爱爱，我就可以不认爹娘，后悔一辈子也在所不计。说得不对！尤其是为了十来分钟的飘飘欲仙，如果我确知并无后续的麻烦，那我更要投入。我自然也立了一些规矩。比如，朋友们的老婆是不可染指的。办法很简单：在行事前几天，诚心诚意地终止对夫君的友谊就是了。也许我不应当把这叫做“肉欲”。肉欲是不招人讨厌的。不妨包涵点儿，把这叫做“生理缺陷”：除了把做爱看成做爱之外，就什么也不懂，算是与生俱来的无能。不管怎样，这缺陷倒叫人感到舒舒服服。跟我的健忘一配套，我就格外自由自在了。同时，这使我显得更超然、更自主，于是频频得手。浪漫情调我绝不够格儿，给传奇故事添油加醋的本事还是有的。我那些相好的女士跟波拿巴颇有雷同之处：人人干不成的事儿，她们却稳操胜券。

在这类交易当中，我除了肉欲也有别的满足，那就是表演癖。我喜欢女人充当某种表演的伙伴，她们至少乐于表演天真无邪的角儿。瞧，我历来不甘寂寞，日常生活里我顶喜欢休闲娱乐。即使五光十色的社交活动也极易令我厌倦，但跟心爱的女人在一块儿却从不觉得腻味。说来惭愧：我宁可放弃同爱因斯坦的十次谈话，也不能回绝同一位充当配角的漂亮戏子的头场幽会。等到了第十场幽会，我倒当真想见见爱因斯坦或者专心读书了。总之，我只是在小小荒唐的间隔中关心大事。往往我同友人当街进行热烈的争论，万一这时哪个小妖精正在过马路，我准会呆呆地站在路边，把争论的焦点忘得一干二净。

反正我是在演戏。我心里明白：她们不喜欢直达目的地。先要有喁喁私语，或如她们所说，先要诉说衷情。我是当律师的，自然不愁没词儿；在团队当兵时又学过演戏，对使眼风也不外行。我的角儿千变万化，但戏本子却只有一个。比如，“一见钟情”就是最古老的保留节目，而且屡试不爽。只需哼哼几句“说不清楚为什么”，“没什么道理”，“我并不想谈恋爱”，“对谈情说爱早已厌倦”……就必定奏效。还有一个节目就是“天赐恩泽”：那就得宣称“别的女人一向做不到”；还要说，“也许开花结不了果（因为不能未卜先知），但妙就妙在这里”。尤其是，我练就了一小段台词，深得对方青睐，您也定会抚掌称是的。这段台词的要点是：“我算不了什么”（要说得悲切而又痛心），“用不着留恋我”，“我别有生活乐趣”，“不在于俗见的快乐”，“不过也许我宁可放弃一切，去追求这平平常常的快乐”，“只可惜如今为时已晚”。至于为什么会“晚”，我却三缄其口，深知向枕边人“保密”的趣味无穷。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对自己的胡诌深信不疑，我是生活在角色当中的。无怪乎女伴们也演得十分卖力。感情最丰富的几位对我的角儿体察入微，终于凄凄恻侧地委身于我。另外那几位见我按演戏的章法办事，先动口后动手，反倒急于求成。于是我两头得计：一是实现对她们的欲望；二是满足了自尊心，因为每回都验证了我的功效。

这可是千真万确，即使有几位不能令我尽兴，我也竭力不时与她们重叙旧谊，真是常言所道“久别如初识”；紧接着又如当初配合默契，还证明“藕断丝连”，全靠我来缝接。有时我竟至逼她们发誓不得与任何其他男人有染，好让我自己一劳永逸地放心。但我这不放心与感情无涉，甚至也用不上想像力。深入我膏肓的是某种妄自尊大，这使我很难设想：跟我做了爱的女人怎能跟别的男人同枕共席（虽然她们明摆着要这么干的）。但此种发誓束缚了她们，却放开了我的手脚。既然她们不沾别的荤腥，我就可以同她们一刀两断；她们另有所欢时我反而做不到。我只要把她们的身子明验一次，就感觉得到“长期有效”。您道奇不奇？亲爱的同胞，真相就是如此。有人大喊：“一定得爱我！”另一些人呵斥：“不要爱我！”但别有一族（最恶劣、最阴险的那一族）却要求：“不必爱我，却要对我忠实！”

只是那“验证”并非一劳永逸的，每有新人就得重新开张。一再重复，积久成习。很快地，现话就脱口而出，成了条件反射：终于变得没有欲念也要渴求。须知至少对某些人而言，舍弃不欲之物反而难上加难了。

某日即发生此种情形（姑隐去女方姓氏）。她并未令我真正动心，却因被动贪婪刺激了我。说实话，战果平平，这本也在意料之中。我从不懊恼，很快忘掉了这冤家，后来也未见到她。我以为她并未发现个中玄机，没想到她还会有什么高见。何况她那消极等待的神态，更使我以为她退避世俗。不料几个星期之后，她竟向第三方对我说三道四。我当即觉得有点儿受骗上当；她不太消极哩，却很有些主见。我耸耸肩，假装一笑了之。我真是将这事付之一笑，因为显然是小事一桩。要说在哪方面应将“谦虚知足”立为规矩，那么男女之事便首当其冲，因为风云变幻，难以预测。谁知当我独自反思之际，心中依然愤愤不平，立誓要一争高下。耸肩归耸肩，行动又怎样呢？过了不久，我又见到这女人。我如此这般引逗她，这回真正弄到了手。其实并不难：女人也不甘受挫的。从此以后，我或明或暗，千方百计地折磨她。今天抛弃她，明日又鸳梦重温，而且强迫她在难堪的时间地点听我摆布，时时刻刻虐待她，就像狱卒对囚犯那样抓住不放。这光景一直持续到某日，在纵情狂欢、弄得她死去活来之后，又逗得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夸耀自己受辱的经历。正是从这天起我反而疏远她，后来我干脆将她抛到脑后。

您彬彬有礼而沉默寡言，我同意您的私见：此番经历算不得光彩。可亲爱的同胞，也请您回首一下往事：如有类似阅历，也不妨稍加披露。我本人一想到这段趣史，迄今还忍俊不禁。不过这笑有些不同，跟我在艺术大桥上听到的笑声倒有些相像。我是笑我自己的言谈和辩护词，主要是那些辩护词，而不是对女人们说的那些话。对女人们，我至少没有撒谎。在我的态度间，我的本能毫不拐弯抹角地说着真心话。且说做爱的行为罢，那就是一种自白嘛。自私心理在其中表露无遗，虚荣心也显而易见，要不然就是真心为他人着想。一言以蔽之，在上文提到的那桩可叹的故事中，我比在别的遭遇中更坦诚，连我自己也不曾料到。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道出自己怎样才能过日子。与外表相反，我在私生活里比较自尊（即使在干出上面那种事时，或许尤其是那时，也不例外），而绝不是在口若悬河、侈谈正义和无辜的官腔里。至少可以说，当我自觉在跟活人同做一事时，我不能自欺欺人，隐讳自己的天性。“人人在寻欢作乐时都无欺无诈”，亲爱的同胞，不知这话是我在读书时所见，还是我自己的感想？

我同一个女人决裂颇费踌躇，这就形成了同时有许多相好，这情形我并不归之于情感丰沛。我的哪位相好如果因为达不到高潮而言退，这时并不是感情在促使我行动。接着便是我向对方靠拢，表示让步，并且滔滔不绝起来。感情也好，酥软甜蜜的心情也好，都是我在促使她们萌生。至于我自己，只有浮光掠影的感受，不过是受到对方拒绝的刺激，对于可能失去情爱有些警觉罢了。的确，有时我也真以为自己很痛苦。但只要那冤家真正离去，我就不难将她忘掉，而如果她决定重投我的怀抱，我却会当面无视她的存在。不，当我面临被抛弃的危险时，唤醒我的既非爱情，也非某种宽宏大度之心，而仅仅是被爱的欲望和得到应得之物的渴求。一旦被爱，相好的又被遗忘，这时我却扬扬得意，心满意足，待人接物也就和蔼可亲起来。

须知这份爱心我一旦复得，就又觉得不堪重负。我恼火的时候，就诅咒心爱的冤家早死。这一死既可把双方的关系铸成定局，又可免除对她的束缚。但你总不能咒得人类死光，或者至少地球人口锐减，以便享受非如此就不可得的自由。我出于情理和对人类之爱，都反对这样做。

这类勾搭引发我最深沉的感情，惟有一种感激而已。那时事事顺当，人家不但让我自由自在，还可到处走动。我刚离开一个女人的床第，就跟另一个女人甜言蜜语，甚至嘻嘻哈哈。好像我欠了一个女人的情，也就对所有的女人过意不去。虽然我这种感情看上去含糊不清，实际结果却明明白白：我保持了同身边所有相好女人的关系，想什么时候利用就什么时候利用。我自己也承认：我简直活不下去，除非世上所有的人，或尽可能多的人都来伺候我；他们应当永远清闲，不得有独自的生活，随时准备应我之召，过着枯寂的日子，直到我宠幸之日为止。概言之，为了我幸福，被我看中的人就不许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只许在我高兴的时候被动地过日子。

唉，请相信：我提到这些毫无自鸣得意的成分。我想起这个时期我索取繁多，却了无贡献；我动员稠人广众为我效劳，可以说是先把他们“封存”起来，然后随我之需予以调遣。想到这里，对胸中涌起的情绪真不知何以名之！也许是羞耻感吧？亲爱的同胞，羞耻感有点儿灼人呢？对啦？那么准是它，或者是与体面相关的某种可笑心态。只是我觉得那件成为我记忆核心的经历，一旦发生之后我就始终不能忘怀。我不能不立即告诉您，虽然我扯到了许多枝节，并且企图编选故事，谅必您明白这样做不无道理。

嗨，雨停啦！劳驾送我到家吧。我感到异样的疲劳，倒不是因为说了许多，而是因为想到还必须说下去。也好！再说几句，就可以讲清我的主要发现。而且又何必啰唆？为了给一座雕像揭幕，最好免掉各种致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十一月的夜晚，在我以为听见身后有人发笑之前约两三年，我走过罗亚尔大桥回位于左岸的住所。已是夜里一点钟，下起了小雨，简直就是毛毛雨，却驱赶走了本已稀稀拉拉的行人。我刚同一位相好分手，她此刻肯定已呼呼大睡。我很愿意走这么一段路。我觉得身子有些麻木，但身上的血液正如这酥雨缓缓流淌，心情是平静的。在桥面上，我从一个身影旁走过，那影子倚着栏杆，似乎在观赏河水。我挨得近些，辨出那是一位身着黑衣的苗条少女。在乌发与风衣假领之间，可见那细皮嫩肉、微微湿润的后颈，我有些动情。但只犹豫了一小会儿，便继续行走。走过桥身，我顺着堤岸朝我居住的圣米歇尔大街走去。我已走了大约五十米，突然听见扑通一声人体落向水面的巨响，虽然已有一段距离，但在鸦雀无声的黑夜里，却很骇人。我停下脚步，却未回头。几乎同时，我听见一声呼喊，接着重复了几遍，也顺着河水传来，渐渐消逝。在突然凝固住了的黑夜里，后来的寂静似乎无边无涯。我很想跑，却跑不动。我想一来是冷，二来是怕，我哆嗦不已。我琢磨着应该赶快做点什么，却觉得浑身瘫软，抵挡不住。我忘了当时想什么。“太晚，太远啦……”之类。我动弹不得，却侧耳聆听。然后我冒着雨缓缓走开。我没向任何人报警。

终于到家啦，到了我的隐身之地！昨天？由它去吧。我听您吩咐，带您去游马尔肯岛，您将看见须德海。咱们十一点钟在“墨西哥城”见面。什么？那女人吗？哦，我一无所知，真的一无所知。第二天以及后来几天，我没有看报纸。

[1] 塞尔当（1916—1949），法国优秀拳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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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您弄错啦，船行驶得很好。不过这须德海是一汪死海，或几近死海。它的海岸平坦，又笼罩在雾里，真不知道源于何地，终于哪方。因此，咱们是在毫无标志的情况下航行，无法判定航速。总之是在前进，一切毫无变化。这哪里是航行，简直如在梦中。

当年在希腊群岛，我的感觉正相反。新的大岛小岛不断在天边显露。那连树影儿也没有的弧线勾勒出了天际，那满是岩石的海岸突现在波涛之中。没有朦胧的景象，在清晰的光照下，一切都是“标尺”。从一岛到另一岛，从缓缓行进的小船上望去，仿佛是在跳越；无论白昼黑夜，我们跨越轻浅明洁的细浪，在欢声笑语和无尽的白沫簇拥下前进。那以后，希腊本身在我的心目中已漂向远方，不停地漂泊到我脑海的边际……唉，说到这里，我也“漂泊”起来啦，我变得多愁善感！亲爱的，打住我的话头吧。

喏，您去过希腊吗？没有？也好！请问咱们在那里能做什么？那里需要心地纯净的人。要知道，那里朋友们手牵着手，成双成对漫步街头。确实如此，女人待在家里，成年男子蓄着胡髭，颇有尊严地逛着马路，手指与友人的手指紧紧握在一处。东方也时有此情此景？那很好。可请问：您会在巴黎街头拉着我的手吗？哦，我是开玩笑。咱们有一套礼仪，厚厚的“油垢”弄得我们极不自然。登上希腊诸岛之前，咱们得好好洗个澡。那里的空气是无邪的，大海和享乐都明净无瑕。而咱们……

让咱们坐在这种“横渡大西洋”的船上。好大的雾！我想我是在被押往土牢的路上。没错儿，我会告诉您是怎么回事。挣扎一番之后，我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但此种努力归于徒然，于是我决心远离男人的社会。不，不是那意思，我没有寻找荒无人烟的岛屿，那已不复存在。我只是躲进了女人的怀抱。须知她们并不真正谴责任何过失：她们不过是要让咱们受辱，或把精力耗尽。所以女人不是对战士的奖赏，而是给罪犯的报酬。她是罪犯的归宿、罪犯的避风港。罪犯一般是在女人眠床上被捕的。人间天堂里给咱们留下的不就剩下了女人吗？我束手无策，便奔向天然的避风港。但我不再费唇舌。出于积习，我还表演表演，不过已不再有新意。我不大愿意承认，担心又要说出粗话，我的确感到这时需要爱情。淫荡，是不是？总之我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痛苦，一种令人格外空虚的节制，于是我在半强制、半好奇的心态下作了一些承诺。既然我需要爱和被爱，就自以为堕入了情网。换句话说，我装起糊涂来。

我是见过世面的人，却意外地提出一个过去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我听见对方问：“你爱我吗？”您应知道，此时通常要反问：“你呢？”假如我说“爱”，就作了超乎实际的承诺。假如一口否认，就可能失去爱，因而苦不堪言。我期待给我宁静的感情愈受威胁，就愈要求女伴有此感情。于是我被导向愈来愈明白无误地许愿，只好要求自己的心灵拿出愈来愈宽广的感情。这样我就对一位迷人的女郎产生虚假的恋情，她读言情报刊极多极细，到了运用自如的程度。好比一个知识分子宣传“无阶级社会”那样信心十足。但她对我的“恋情”却感到愕然。您也知道，她这种信心颇具感染力。于是我也竭力卖弄风情，总算使自己相信果真如此。至少直至那关键时刻：她快成为我的情妇；但我终于明白，言情报刊教人谈情说爱，却未教人如此这般做爱。我爱上了一只学舌的鹦鹉，接着还要同一条蛇睡觉！我只好到别处去寻找书本上叙说、生活里却碰不到的爱情。

但我缺少培训。我仅仅爱我自己已有三十余载。这习惯哪丢得掉？我丢不掉，于是在恋情上依然朝三暮四。我处处许愿，同时表露爱好几个女人，正如过去处处有相好。比之我那态度漠然的美好年华，我造的孽就更多了。我忘了说那鹦鹉痛不欲生，竟表示要绝食。幸好我到得及时，握住她的纤手，直到有人接班：她最爱读的言情周刊描写过一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此时从巴厘岛游历归来。反正我不像人家说的做到了淡泊宁静，反而错上加错，糊涂又糊涂。我因此得了恐惧症，接连好几年不能听见“爱情”二字，人家提到“桃色生涯”，“美女殉情”，我就浑身发抖。于是我试着不近女色，过着童贞式的日子。将就点儿，女人对我友善也足够了。可这等于放弃了“游戏”。何况与肉欲绝缘的女人令我厌烦，大约人家对我也是“彼此彼此”。没有“戏”，便无须装腔作势，我或许在说实话。不过亲爱的朋友，说实话可是要命的事。

我对爱情与贞洁都不抱希望，于是想到还有放荡可以代替爱情。它可以堵住耻笑、复得安宁，尤其是让您长生不老。时至深夜，怀里搂着两个美女，玩到了似醉似醒、心满意足的分儿上，对未来的憧憬就毫无痛苦，思绪驰骋于古今之间，真正达到了生趣盎然的非凡境界。可以说我从来是放荡纵欲的，因为我一向追求长生不老。我同您谈到过我的本性难移，这也是我自珍自爱的绝妙效果。的确，我想长生不老想得发疯。我自爱甚切，不能不渴望被爱者永生。在清醒状态下，略有自知之明的人，都不会认为有理由让淫棍长生不老。所以得给“长生不老”找到代用品。正因为我要长寿，所以在夜里跟婊子们睡觉，并且夜夜贪杯。自然到清晨我口中充满尘世的苦涩味儿。然而我毕竟饱尝到了飘飘欲仙的美妙滋味。不妨向您坦白：我念念不忘那几夜，我跑到一家龌龊不堪的夜总会，与一位更衣舞女叙旧，她对我百般恩爱。为了保全她的面子，某夜我甚至同夜总会那位好说大话的小老板武斗一场。在这灯红酒绿的天国，我无夜不在柜台边徜徉，像江湖牙医那样满口谎话，而且一杯接一杯地狂饮不止。我恭候黎明时分，终于轮到我跌进那美人儿被褥凌乱的眠床上。此刻的寻欢作乐已是逢场作戏，紧接着她立刻呼呼入睡。朝阳渐渐照亮了这污秽之地，我精疲力竭地在灿烂的晨曦中起床。

酒精和女人确是我惟一应得的憩息。亲爱的朋友，谨向您泄露这天机，劝君不妨一试。您会发现：真正的放荡解放一切，不会制造任何义务。在放荡中，人们占有的是自己，所以是那些顶顶自珍自爱者的喜好。那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谈不到今昔变化，尤其是绝无憧憬向往，也不会立刻有什么惩罚。放荡纵欲之地是与世隔绝的。入门之际便抛掉了忧与喜。不必相互交谈。在那里欲得之事可以不开口就到手，甚至往往连钱也不要。哦，让我特别向那些素昧平生、过后却被忘却的女人致敬，她们帮了我大忙。如今我每每念及还留有些许敬意。

我毫不收敛地“解放”自己。在人称“罪恶渊薮”的某旅店，与我同居的既有一名老牌烟花女，又有一位良家闺秀。对前者我如中世纪的骑士般侍奉；对后者，我大传“实干”之经。可惜的是，那烟花女颇具市民性格，后来竟答应为一家教会报纸撰写回忆录。那报纸实在异常摩登开明。良家闺女的天性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便赶紧找了夫婿，发挥她那非凡的能力。当时有一家男士公会，常遭人诟骂，我却得以入会，真是三生有幸。此事容笔者从略。还有，您应当听说过，聪敏伶俐的男人也常为酒量过人而不胜自豪。我本可在这种消磨中安度余生，不过还是碰到了自身的障碍。我的肝脏未能抵挡得住，弄得我疲惫不堪，迄今犹如大病初愈。我演了一出“长生不老”的戏，不过数周，却落得个“朝不保夕”的结局。

待到我不再在深夜矜功伐能，惟一剩下的好处便是日子不太痛苦了。周身的疲乏同时销蚀了我的许多“有生力量”。每次纵欲都削减生命力，也就削减了痛苦。与常人之见相反，放荡并无疯狂之处。它不过久睡不醒罢了。您一定注意到：真正染上妒忌的男人，最着急的事莫过于跟他以为不忠的冤家上床。这当然是要再验证一下那宝贝儿仍是他的。他要（如俗话所说）“占有”她。这还因为，事毕他们便妒意冰释。肉体的妒忌既是想像使然，也是对自己的判断。人们总以为，情敌与自己在相同情况下的想法一模一样。幸好享乐过度既削弱想像，又影响判断力。痛苦与阳刚之气一同休眠，时间也一样长。同样，少年有了第一个情妇就不再愁云密布、终日遐想了。某些婚姻其实是“体制化”了的纵欲，渐渐变成勇气和创新的坟墓，单调而无聊。是的，亲爱的朋友，市民式的婚姻搞得举国上下懒懒散散，还会将人推向死气沉沉呢。

我言过其实了？没有。不过扯远啦。我的意思是说，这狂欢纵欲的几个月不无收益。我仿佛生活在云里雾里，笑声变得模模糊糊，我也充耳不闻了。我本来就冷漠，现在毫无制约地变得更加冷冰冰。再也没有激情！脾气平和，或者说根本没有脾气。患有肺病的肺叶渐渐干燥而痊愈，却让那“幸福的主人”呼吸困难。我就是这样，因痊愈而悄然走向死亡。我还操旧业为生，虽然因为口误频仍而声誉下降，生活放荡自然不能正常工作。有趣的是，人家不怎么责怪我夜里纵欲，而抱怨我出言不逊。我在口头辩护中提到“上帝”作为咒语，虽系偶尔为之，也使客户生了戒意。他们大概担心：不要弄得老天爷也照管起他们的利益来，就像这位精通法典的律师一样。由此推论我引证天神不过泄露了我的愚昧无知，差不多也是这么回事。我的客户就是如此推论的，于是本律师的事务所门可罗雀了。我不时还出庭辩护。甚至有时因为忘记，已不相信自己的言辞，倒反而效果不凡。我自己的声音引我入胜，我凝神倾听；我做不到过去那种高亢激昂（如在高空翱翔），却还能拔地而起，可谓“超低空飞行”。除了职业需要，我杜门谢客；有一两位穷愁潦倒的老相好，我还供应她们吃住，令其浮度余生。偶尔我还参加一两次友谊晚会，与肉欲无缘，但也因倦怠而听不清人言，真可谓今非昔比了。我稍有些发福，以为这场灾难已经结束，剩下的便是了此残生。

某日，我邀一女友出游，并未言明庆祝我大病初愈，我们乘上的“横渡大西洋”的客轮，自然是头等舱。突然，在铁青的洋面上，瞥见远处漂来一个黑点儿。我立刻目光别移，心跳加快。再凝神注目时，那黑点儿却无影无踪了。及至又瞥见，我几乎发出惊呼，甚至愚不可及地想喊救命。那是大船过后往往留下的一块残片。可我受不了，立刻想到一名溺死者。于是我平心静气地悟到：一个想法您早知道它是真实可靠的，却忍而不发。几年前在塞纳河上，我背后的那声呼叫，顺河水一直漂入了英吉利海峡，接着环游全球，在广漠的海洋上恭候我至今日。我又悟到：它还将在河流和大海上等着我；只要有我那苦涩的“洗礼圣水”，就会有它。试看，这里不也是水么？咱们正待在平静单调、一望无际的水面上，它的海岸与陆地连成一片。何以见得咱们是驶向阿姆斯特丹呢？咱们永远也走不出这广漠无垠的圣水盂啊。请听，那不是无影无踪的海鸥在嘶鸣吗？它们向咱们呼叫，是呼唤咱们做什么呢？

但真正在大西洋上嘶鸣呼唤的也是这些海鸥，那一天我终于弄明白：我不曾痊愈，我仍然被挤逼在一角，得自己适应。大出风头的岁月已逝，当然那疯狂劲儿及其余波也已过去。必须服服帖帖承认自己有罪。这不会错。您大概不知道中世纪人称“土牢”的秘密监狱。通常一入此牢便终生无人过问。这土牢的独到之处是，体积设计得妙不可言。它高得不足以让你直立，横得不容你就寝。于是你只能取不便之形态，在“斜切线”中度日。想睡就得栽跟斗，清醒时就得蹲着。亲爱的，在这如此简单的发现中包含着天才（我可不是瞎说）。日日夜夜，通过这折磨关节的刑罚，囚犯被告知他是有罪的；而清白无辜在于心情舒畅地伸展四肢。您能想像一位惯于登高望远的天才装进这等囚笼吗？您说什么？能陷此囹圄而保持清白吗？不大可能，极不可能！否则我就丧失理智啦。让清白无辜者像驼背人那样苟活，我一刻也不能作此想像。何况咱们不能肯定任何人是清白的，却可以一口咬定人人有罪。每个人都在证明别人全都有罪，这是我的信念和期望。

请相信我：宗教一开始说教便犯错误了，规定种种戒律也不行。叫人犯罪或惩罚人都无须上帝，我们的同类便足够，何况我们自己还从旁相助。您提到最后的审判，允许我满怀敬意地一笑置之。我倒是恭候良久：我目睹的是更糟糕的审判，即人间审判。对于人，是不考虑减刑情节的，即使良好动机也判为有罪。您可曾听说，某国人民为证明自己在世上最伟大，近来发明了一种“唾笼”。那是一种水泥封固的囚笼，囚徒直立而不能动弹。笼门坚固，将其锁牢，但高止于颚。观者所见仅为面部，每一看守路过皆可尽情唾辱之。囚徒木立，无法揩拭，但尚有紧闭两眼的权利。亲爱的，这可是凡人的发明。这杰作无须上帝存在。

那又怎样？那么，上帝的惟一用处是保障清白。但我却把宗教看作一架庞大的漂白机，用以洗刷一番。它确曾这样做，为时不久，三年而已，并且名称不叫宗教。后来肥皂短缺，咱们涕泪横流，以涕互赠。咱们个个贪婪，人人被罚，于是彼此以唾相敬。嗨！一送土牢了之。大家争着先唾为快，如此而已。我向您透露一桩机密，亲爱的：不必等最后审判，审判日日在进行。

不，这不算什么。这该死的潮湿，弄得我打哆嗦。咱们到站啦。很好。请前面走。不过也请稍留片刻，陪我走一段路。我还没说完，得往下说。难就难在往下说。喏，您知道么，为什么将此君送上十字架？我是指您或许正在想到的那一位。嘿，理由很多。谋杀总能找到理由。而叫人不死却费尽口舌，还徒劳无益。因此，罪犯总能找到律师，清白无辜者仅仅偶然能找到。除去两千年来人家不厌其详向我们解释的种种理由，还有很主要的一条足以说明这可怕的折磨，不知为何讳莫如深。真正的原因是他自己心里明白，他不尽无辜。虽然别人加于他的罪过他未曾犯下，却别有它罪，即使自己也不甚了了。真不甚了了？总之他是罪魁祸首。他肯定听说过某次对无辜者的大屠杀，正当犹地亚的孩子们惨遭屠杀之际，他的父母却将他带到安全的地方。若不是因为他，孩子们会遭此厄运么？当然这并不是他愿意的。但这些嗜血成性的士兵，这些被腰斩的儿童，令他惊心动魄。按照他的本色，他决不能遗忘。他的一切作为都含着隐忧，这不是那无法医治的抑郁么？因为他通宵达旦地听到拉结[1]呼天抢地的悲号，她在痛哭自己的骨肉，谁也安慰不了她啊。夜空荡漾着悲号，拉结呼唤因为他被杀的孩子，而他居然无恙！

他深知内情，体验到了天天面对无意的罪过是多么痛苦（噢，或许自己不死同杀死别人同罪！），他就很难自持。不如一了百了，不再自辩，正视死亡，而不要独自生还。去到另一个世界，他那可能被拥戴的地点。结果并不如愿，他口吐怨言，最后人家删节了他的言论。是啊，我记得是从第三位福音书作者开始，便删除了他的抱怨。“你为什么抛弃了我？”这是号召反叛。难道不是？于是，一剪了之。顺便提醒：假如吕克[2]不曾删节，就不大引人注目，至少不那么明显。结果是删节者炒热了被删的文字。人间的秩序也很暧昧的。

毕竟被删节者未能如旧。亲爱的，我说的事我明白。我一度朝不保夕。是的，你尽可在这世上大肆挞伐、卖弄风情、折磨同类，在报刊上自吹，或仅仅说几句邻人的坏话，一边编织着你的毛衣。但在某些情况下，蹈袭旧例，仅仅是照旧生活，就有如登天之难。而此君并非天国之人，对此不必存疑。他大声道出了自己的痛苦，因此，老友啊，我就爱戴他：他至死不知真相。

不幸的是他抛下了咱们，要在任何情况下都继续往前，即使咱们进了土牢，知道了他的所知，却不能像他那样作为，尤其是像他那样死去。当然，有人试着借鉴他的死法。反正作如下想法是天才之举：“您没什么光彩，得啦，这是事实。也罢，不必细谈！一次了结，上十字架吧！”可现在许多人上十字架是为了让人家远乡眺望，即使为此要多少践踏一下那位十字架上的老住户。许多人并不高尚却要施舍。唉！何其不公，对他多么不公道！令我寒心！

喏，我又重操旧业，充当辩护律师。请原谅，要知道，我有我的道理。哎，离这儿几条街有一家博物馆，名叫“住在顶楼的上帝”。从前，他们将圣人的墓穴放在地下。无奈的是，这里的地底全是水。不过如今可以放心了，他们的上帝既不在顶楼，也不在地下。他们将他捧到法庭高层的座位上，藏在心头隐秘处；他们敲槌子，尤其是审理案件，以上帝的名义审判。上帝对有罪的女人说：“我也不想判你的刑！”说归说，他们还是要判，而从不宽恕。“以上帝的名义”，你得这么说。上帝？他没那么多要求，老友。他要人家爱他，如此而已。当然有人爱他的，连基督徒里居然也有，不过屈指可数罢了。上帝预见到此点，他很有幽默感。您知道，胆小鬼彼得竟不认他：“我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您指什么……”云云。彼得太不像话。而上帝却开了个玩笑：“我将在这块石头[3]上修建我的教堂。”含讥带讽，莫过于此，君以为如何？可是不然，那些人还是说自己正确：“请看，上帝早就说过！”上帝是说过，他知道来龙去脉。后来，他就一去不复返，让他们审理和判决，口称“宽恕”，心藏恶意。

不过也不能说“怜悯”不复存在。不是的，咱们还会常常提到“怜悯”的。只是不再宣告任何人无罪。在死去的“清白无辜”的躯体上，法官们聚众成堆，有各种法官，拥护基督和反基督的。何况是同一批人，在土牢里和解啦。可别只是责怪基督徒，其他人也有份儿。您知道，在这座城市里，笛卡尔曾住过的房子变成什么了吗？精神病院。做对啦，人人说呓语，外加迫害。当然，我们这些人也一样，不得不入伙。您应当看出：我什么也不放过，您也一样。既然都成了法官，咱们彼此相对，个个有罪，都以自己恶劣的方式充当了基督，一个一个上了十字架，并且始终不明真相。至少咱们两人将有罪，幸好我克拉芒斯找到了出路，找到了惟一的解决办法，也就是找到了真理……

不，这就打住。亲爱的朋友，不必担心！而且我就要同您分手，已经到了我家门口。一人独居，再加疲乏，您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当成先知啦。反正我是这样的，躲在石块、浓雾和死水形成的荒漠里，我成了平凡时代的空头先知，即空头预言家。我是没有救世主耶稣的以利[4]，浑身发烧、酒精中毒，背倚这扇破门，指头指向低低的天空，痛骂那些不受审判的无法无天之辈。亲爱的，他们不愿受审，问题就在于此。信奉法律的人不怕审判，那会将他重新置于他信仰的秩序之中。但人类的大灾大难在于无法无天的审判，咱们处于这灾难中。法官失去天然约束，一切全凭巧遇，于是干劲十足。那么，岂不该赶在他们前头？这就忙得团团转啦。先知和庸医辈出，忙着出示法典或天衣无缝的安排，免得世界抢先变得荒无人烟。天幸，我既是终局又是开场，做的事预告着法律。简言之，我成了“忏悔法官”。

别急，别急。我明天再告诉您这美差的内容。您后天动身，时间紧。请上我家来，以摁铃三次为记。您回巴黎？巴黎较远，很美，我记忆犹新。我记得大约在此季节巴黎的黄昏景色。夜色悄悄降临被烟熏成深蓝色的屋顶上，空气干燥，尘嚣渐落，但市内仍有嗡嗡鸣声。塞纳河水似在缓缓上涨。我在大街小巷徜徉。我知道，他们此刻也在游荡！他们在马路上行走，假装急忙赶回气象森严的家，重逢厌烦之至的女人；可老友啊，您是否知道大城市里游荡的独身汉是怎么回事吗？

[1] 拉结，《圣经》人物。雅各之爱妻。几经周折方得与雅各为伴。

[2] 吕克，《圣经》部分作者之一，对《圣经》成书贡献很大。

[3] 法语中“彼得”与“石头”字形相同。

[4] 以利，《圣经》先知，在公元前871—公元前853年间预卜未来。“以利”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耶和华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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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惭愧，得躺着接待您。没什么，有点发烧，用刺柏子酒治。我已习惯于此类发病。大概是疟疾，当教皇时染上的。不，不完全是开玩笑。我知道您的想法：在我的叙述中真假难辨。我承认您说对了。我自己……请看，一位熟人将众人分为三大类：宁愿实话实说而不违心说谎者；宁愿说谎而不讲实话者；既爱说谎又装神秘者。请您把我归入适合的一类。

其实有什么关系？谎话最终不是导向真理么？而我的故事不论真假，不是归于同样结局意义也雷同吗？那么，不论真假，只要都能透露我的过去和现实便可。有时按说谎者的话而不是按说实话者的话判断，反而更明白无误。真理像光明一样，令人眼花。谎言倒像黄昏美景，衬出万物的真相。但信不信由您：我在一个俘虏营里被任命为教皇。

请坐。不妨看看这房间。空无一物，却整洁。像弗美尔[1]的一幅风景画，没有家具，也没有瓶罐。连书也没有，我早就不读书了。从前，我家到处是读了一半的书。这很可恶，正像有人咬了一口上好的鹅肝，然后抛掉。而且我只爱看《忏悔录》了。而此类作者写书主要是为了不忏悔、不说已知的事。他们自称坦白了，那就该小心啦，是要给尸体化妆啦。请相信：我当过雕金器的工匠。因此，来个干脆利落。不再要书了，也不要无用之物，仅限必需品，如棺材一般干净、光亮。何况这些荷兰床硬邦邦的，罩着洁白床单，在这里死等于裹好了尸布，散发着纯净的香气。

您想了解我当教皇的风风雨雨吗？要知道，实在平淡无奇。我有跟您交谈的力气么？有。我觉得烧退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地点在非洲，由于隆美尔[2]之功，战火在熊熊燃烧。请放心，我并未参战。我已避开欧战。当然也被动员了，但从未上前线。我有点儿遗憾。或许这本可改变许多事情。法军无须我上前线。它只要求我参加撤退。接着我回到巴黎，见到的是德国人。我受到抵抗运动的诱惑，人家已提起这事；差不多同时，我发现自己是爱国的。您在笑？您错啦。我是在夏特莱地铁站有此发现的。一条狗在那纵横交错的地方迷了路，它个头儿很大，毛很硬直，一只耳朵负伤，两眼活泼，它蹦跳着，嗅着行人的膝弯。我爱狗由来已久，历时不变，一往情深。因为它们知道宽恕。我招呼这条狗，它踌躇片刻，后来显然响应了，兴高采烈地摇尾，离我只有几米远。这时一名年轻的德国兵轻快地赶过我，走到狗前头，他便用手抚摩它的脑袋。那狗毫不迟疑，同样兴高采烈地跟上，与他一同消失。我又失望，又对那德国兵不胜愤慨。如此看来，我必须承认：这反应是爱国的。假如那狗是跟一名法国平民走，那我连想都不会想。但这时我设想这犬变成了德军某团的宠物，觉得极为气恼。这测验很说明问题。

我来到法国南方，想了解抵抗运动。但一去打听，我踌躇了。觉得这不免是轻举妄动，至少是浪漫之举。我尤其认为：地下行动不适于我的气质，以及登高远眺、一抒胸臆的爱好。我觉得似乎是让我待在地窖里，日日夜夜编织壁毯，等待莽汉闯入抓我；他们先拆掉我的编织物，然后把我拉到另一个地窖，将我毒打至死。我佩服这深入地底的英雄气概，但我做不到。

我转往北非，模模糊糊的想法是去伦敦。但非洲形势不明，对立的党派似乎都有理，我不表态。您的表情似乎是说，我略去了有意义的细节。不错，可以说我看出了您很聪明，所以长话短说，让您更得要领。反正我最后抵达突尼斯，一位多情的女友给我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位聪明的女人，在电影界服务。我跟她到了突尼斯城。直到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我才弄清她的真实职业。就在这天她被德国人逮捕。我也跟着被捕，自然并无根据。她后来如何，我一无所知。至于我，人家未伤到我毫发，担惊受怕一番之后，我才知道不过是防患于未然。我被囚在的黎波里附近，未受虐待，却饱受饥渴。兹不详述。咱们这些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人，无须描绘，即想像得出此等处所情形如何。一百五十年前，诗人吟风弄月，歌颂水光山色。如今咱们是抒牢狱之情。因此，我听凭您自己想像。只需加几点特色：酷热、阳光直射、蚊蝇、沙漠、缺水。

同伴里有个法国青年，信教。嗨，说来像天方夜谭呢。一位迪·盖克兰[3]式的人物。他从法国潜入西班牙进行斗争，佛朗哥将军逮捕了他。在佛朗哥的集中营里看到鹰嘴豆是上帝派给的佳肴，未免郁郁寡欢。后来他到了非洲。非洲的晴空和牢里的文娱活动，都未能解其忧愁。但沉思默想（也有阳光之助）使他稍有改观。某日，在滚烫的帐篷下，我们十来个人气喘咻咻，而且被苍蝇团团围住。他又再次痛斥所谓“罗马人”。他好几天不刮脸，直愣愣地盯着我们。他赤膊，汗水涔涔，两肋毕露，手指轻叩每根肋骨。他宣称：应当有一位新教皇，与贱民同住，因此不必向祭坛祷告。这新教皇应尽快产生。他那直愣愣的两眼把我们盯得更紧，一边还大摇其头。他重复道：“正是，尽快！”接着他平静了一些，用惆怅的声音说，应在这些人当中产生。条件是选一位长处短处兼备的“全才”，发誓惟他是从，他则必须对己对人维护这痛苦的团体。他又问：“咱们谁的弱点最多？”我爱开玩笑，便举手，而且只有我举。“很好，就由这位让·巴蒂斯特来干！”这话不太准，当时我用的是另一化名。他至少又说：像我这样自告奋勇，也算是一种美德，因此主张就选我得了。其他人故作赞同之态，表情略带严肃。其实是迪·盖克兰令人生畏。我呢，似乎笑不大出来。我先以为这年轻的先知言之成理；后来想到骄阳似火，苦役累人，天天抢水……总之，日子难熬。不过我行使教皇职权数周之久，并且越来越认真。

何职何权？唉，也就是小组长、支部书记之类。反正人人（包括不信教的）都惯于听我调遣。迪·盖克兰有病，我替他治病。我这才发现，服膺教皇亦非易事。我平常对法官弟兄们出言不逊，昨天倒记起这段奇遇。集中营的大事是分配用水。已形成的还有其他政治宗教派别，谁都偏袒自己的一伙，笔者亦然。这已有点儿偏离职守了。即使在自己人当中，我也做不到完全平等。根据伙伴们的健康或分派的活计，我照顾某某或某某。如此区分，后果自然严重。不过现在我真是疲乏之至，没有心思回顾那个年头了。不妨说，那天我喝了一个垂死伙伴的水，终于将事做绝了。不，那不是迪·盖克兰，我想他那时已死，他吃苦太多。何况假如他还在，为了他我可以多坚持一下，因为我爱他，至少我觉得是。但肯定的是我喝掉了那水，自信别人少不了我，有甚于那难逃一劫的死鬼，我应当为大家保住自己。亲爱的，当年众多的帝国和教会，就是这样在死神庇佑下诞生的。我想把昨天的话稍加修改，告诉您我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念头，所以才絮叨这些事（我也不知是亲历还是梦见的事）。那念头就是应当宽恕教皇。首先是因为他比别人更需要宽恕。其次，这么做便可凌驾于教皇之上……

哦，您关上门了吗？好。请检查一下。实在抱歉，我得了思念门闩癖。每天快入睡时，总想到不知门闩上没有。每夜必定起来检查。我对您说过，什么也放不了心。别以为我这毛病是有产者的恐惧症。从前我不锁屋、不锁车。我不嗜金如命，不在乎财物。内心深处我对“有产”颇有几分羞愧。我在大庭广众演说时，不是也诚心诚意唱过高调吗？“各位，有产就等于谋杀！”我胸襟不够阔大，还做不到跟一位当之无愧的穷人分产业，但却可以听凭盗贼自取，此乃听凭巧合匡正时弊。如今我已一无所有。我不愁人身安全，只愁自己的躯壳和脑筋如何。我坚持要封死这独立王国的大门，我在里面身兼国王、教皇、法官三任于一身。

且请打开这柜门。对，就是这幅画，请欣赏。您没看出？是《公正的法官》。您没有心惊肉跳？您的文化素养也有漏洞？假如您读报，当会想起1934年在根特圣-巴翁大教堂发生的一起盗窃案。被窃的是祭坛装饰连环画，梵·艾克[4]的《神秘的羔羊》。其中一幅就是这《公正的法官》。画的是法官们骑着马向神圣的羔羊顶礼膜拜。后来人家用一幅极佳的描摹取代，因为原件失踪。喏，在此地！不，我并未作案。“墨西哥城”的一位常客（您那天远远瞥见）某日大醉，以一瓶酒的代价卖给了猩猩。我先是建议老友将它挂在显眼处；许久之后，因为人家遍寻无着，忠实的法官们便来到“墨西哥城”，在醉鬼和妓院老板上方正襟危坐、察言观色。猩猩乃应我之请，将画存放于此。它开头颇不乐意，经我说明原委，它害怕了。自然，可敬的法官们只与我为伴了。在店堂柜台上方，您当看出一块空白。

我为什么不物归原主？哦，您呀您，不是警察式的条件反射吗？喏，万一有人想到此画降临敝室，我告诉您我将如何应付初审法官。第一，它不属于我，而属于“墨西哥城”老板，此君与根特大主教同样受之无愧。第二，从《神秘的羔羊》前川流不息走过的人，谁也不辨真假，因此，无人因我之过而受损。第三，因此应归我裁定。有人推出假《法官》，在世人面前展览，我是惟一善辨真假者。第四，我因此或将有幸入狱，这也不无吸引力。第五，因为这些法官是找“羔羊”，羔羊已不复有，清白无辜已丧尽，因此，那高明的大盗实在是替天行道，这“道”不可干犯。最后一条：这样一来，咱们就恢复了秩序。公正终于同清白分家：“清白”上了十字架，“公正”存入柜中。于是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按信仰工作。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事忏悔法官的职业。我是历尽艰险才站住脚跟。现在既然您就要走，我该当告诉您这差事是干什么的了。

请先允许我直直身子，好透透气。哎唷，累死我啦！将审我的法官们禁闭起来吧，谢谢。这忏悔法官的职业，我正在行使。通常我的办公室设在“墨西哥城”。但责任重大，在工作地点之外也得干。在床上，发了高烧，我还干。何况不是操职业，而是有如呼气吸气，须臾不离。别以为这五天我唠唠叨叨是闹着玩儿，不是的，从前我说了不少废话。现在我有的放矢，这“矢”当然是制止讪笑，避免本人被审，尽管看来无果。难免被审，最大的原因不就是咱们自责吗？所以首先应将责备扩及全体，不管青红皂白，结果便可淡化。

我一开头便立下规矩：永远不原谅任何人。我否认善意，可判别的错误、失足、减刑情节之类。我不保任何人，也不宽恕。只有加法，然后宣布：“总计如下：您是恶棍、色鬼、撒谎专家、鸡奸犯、江湖艺人……如此等等。”就这么办，这么干脆。在哲学和政治上，我赞成任何理论，只要它否定人类清白，并赞成一切把人当成罪犯的做法。亲爱的，不妨把我看成主张奴役的开明人士。

其实，没有奴役就没有最终解决办法。我很快悟到此点。从前我口口声声提倡“自由”。我把自由延伸到早餐点心上，整天把“自由”放在手上把玩，我向人间吐出一股浸满“自由”的清新气息。谁跟我顶嘴，我就把这神圣的字眼抛去，利用它为自己的欲望和权势效劳。我在床上默诵这字眼，对着熟睡的情妇念念有词，又利用这词甩掉她们。我悄悄诵读这本经……唉，我太激动，有失分寸。毕竟有时我也把“自由”拿来做比较高尚的用途，甚至（请看我多天真！）捍卫过它两三次，当然谈不到为之献身，不过到底也冒了些风险。请原谅这莽撞之举，我实在是糊里糊涂地行事。那时不知“自由”并非奖赏，更不是上香槟酒的授勋仪式。也不是礼物，不是香甜可口的食品盒，可以用来解馋的。哼，都不是！正相反，是一种苦役，是长跑运动，孤独无助，令人疲惫。没有香槟酒，没有朋辈举杯庆贺，同时充满爱戴之情地瞅着您。您在寂寞的大厅里孤孤单单，在被告席上孤立无援，面对的是法官。您得单独拿主意，为自己或为审判别人。在一切自由的末尾是判决，就因为这，“自由”沉甸甸，不堪重荷！尤其因为您在发烧，我遭灾遭难，或不爱任何人。

哦，亲爱的，孤独者不信神明也不受主人摆布，真是度日如年呢。上帝不时兴了，得为自己造一个主子。“上帝”这词已无意义，最好不要叫任何人不高兴。喏，咱们的道学家那么郑重其事，个个爱邻人和世上万物。总之，他们同基督教徒毫无差别，除了不上教堂。……对啦，有个人的自尊问题。他们不愿闹出丑闻来，他们自珍自爱。我就认识一位无神论小说家却每晚祷告。但这与事无妨：他在作品中对上帝可是宽大为怀！不知谁说过：这无异于鞭挞！我向一位自由思想的斗士说了实话，他不含恶意地将两臂高举，叹道：“这不是新闻，他们全都这样！”据称：咱们有八成作家，假如可以不署名，定会描写并敬重上帝。但由于他们互爱，故而署名；又由于相恨，故而谁也不敬重。但由于他们终究要判断，于是以提倡道德来弥补。总之，他们是讲道德的魔鬼崇拜者。真是奇特的时代！无怪乎当代思想混乱不堪：我有一位老友，当模范丈夫时是无神论者；与人通奸后却信起教来！

哼，一帮小滑头、丑角儿、伪君子！做得却令人感动！不用怀疑，他们个个如此，犯下弥天大罪也如此。不论是无神论、假虔诚，还是莫斯科人或波士顿人，祖祖辈辈全信基督教。但正因为没有“父道”了，就无章可循啦。人们自由了，所以得靠自己，可他们又特别不愿享受这自由，不愿被判决，于是就请人家惩罚他们，还发明了苛刻的章程。他们急急忙忙堆起火刑柴堆，用来取代教堂。照我说，都是萨伏纳罗拉[5]式的人物。不过他们只相信罪过，从不信宽恕。他们想得到宽恕，这不在话下。宽恕，他们要的就是它。要得到它、被释放、自由自在，还有别的什么。因为他们也颇为多情，还要操办婚礼，须是美女壮汉，外加乐队伴奏。我不自作多情，所向往者无非身心俱备的全面之爱，日日夜夜搂在一起，享尽欢乐，斗志旺盛，连续五载，虽死亦甘，哈哈！

于是，既然未办婚礼，又没有不停地做爱，就只好狠心同权力皮鞭联姻了。要旨是删繁就简，按小儿的法子行事：一举一动无不预作安排，好人坏人一目了然……欲如此不必非是基督信徒，尽管我乐见此等信徒。不过走在巴黎的各座大桥上，吾省吾身：深知亦视“自由”为畏途。“主子万岁！”且莫论何等主子，总可行天意了。“圣父下凡……哦，我辈的带路人，亦庄亦谐的首领，可敬可爱的严师兼慈父……”总之，如各位目睹亲见：要旨在于放弃自由，并在自律自责之中臣服，紧跟精明能干有胜于己者。我辈尽为罪人之日，亦即民主到来之时。亲爱的老友，死是孤独之举，须先作些防备。死亡是孤独的，奴役却是集体的。人家也有利可图，且与我等平起平坐，此系要旨。最后是欢聚一堂，但得低头下跪。

这样，群居终日不是也很好么。我像群体，因此群体也应该像我。威胁、侮辱、警察监视乃是此种想像的标志。我遭人蔑视，常被追捕，横遭压制，这才显出英雄本色，符合我的天性。亲爱的，因是之故，在郑重其事欢呼自由之后，我悄然定夺将它立刻转交任意一人。我尽己所能在那“墨西哥城”教堂里传播宗教，恭请良民臣服，不惜争取奴役赋予的种种舒适，甚至将奴役说成真正的自由。

不过我也不傻，深知奴隶制度并非指日可待。它将是明日之福祉，如此而已。此前我须安于现状，并求得至少是权宜的解决方案。于是我当另行设法，把受审扩及众人，以缓自身压力。办法很快寻到。劳驾，请开窗，屋里实在太热。别开得太大，我也怕冷。我的想法简单有效。怎样把众人统统拉下水，好让我独自享用阳光、晒干贱躯？我是否应登上讲座，如一般伟哉壮哉的同代人，痛贬全人类？这太危险！某日某夜，讪笑或将不期而至。您判决他人，终会尝到反弹的滋味，深受其苦。试问如何是好？我发现，在主子及皮鞭尚未到来之时，我辈实应如哥白尼[6]那样，利用反推理取胜。既然不能谴责他人而不即刻自审，那就应该痛骂自己，以确保有权审判他人。既然一切法官最终都将成为忏悔者，莫如逆向行驶，先以忏悔为职业，最终当上法官。听明白了吗？好。欲知详情，还得将在下怎样作业细细道来。

我先关掉律师事务所，告别巴黎，踏上旅途。我寻求以别名在他处落脚，该地应不乏机遇。这种地方比比皆是。但巧合、方便、天意将我捉弄，以及受苦受难之必然，皆促使我属意于某一水乡雾都，处处有水道，步步难走动，而万国游客却络绎不绝之地。我将事务所定址于水手住区的一处酒吧。港口的客人花样繁多。穷人不去豪华街区，但上等人毕生至少有一次（如君所见）落入声名狼藉的泥沼。我尤其瞩目于资产者，即迷途的资产者；缠上此类人物，我的功效倍增。我以高超的技艺，从他们身上发掘出微言大义。

我在“墨西哥城”服务社会已颇有时日。如您所亲睹，首先是尽其所能，常做公开忏悔。我劈头盖脸骂得自己一无是处。这不难做到，我目下颇能追忆往事。不过请留意，我不以污言秽语自辱，也从不捶胸顿足。决不如此。我随机应变，轻车熟路，讲究分寸，不乏点缀，视听众而调整，诱其自行发挥。我将自身经历与他人过失穿插叙说。我取彼此相似之处，共同经历的磨难，人人皆有的短处，以及时兴的风尚、炙手可热的明星，总之是敝人与他人共有的种种弊端。如此炮制，便得一画像，人人有份，却并非一人。可谓是狂欢节的某一面具，既忠于生活，又高度概括。于是人人感叹：“啊，似曾相识呀！”画像既成，我就如那夜所为，当众出示，不胜凄凉地宣告：“真抱歉，这就是我自己！”起诉程序已告完成。不过我所出示的肖像，也是同类的镜子。

我浑身上下沾满烟灰，一边缓缓揪住自己的头发，一边用手指抓自己的脸颊，但目光依然炯炯有神；我屹立于全人类之前，概述我的种种丑事，兼顾施奇效于他人，宣称：“在下乃人间渣滓。”就在此时，又悄然将演说词中的“我”偷换成“我辈”。及至变成“这就是我辈自身”，也就大功告成：我就可以揭示他人的真面目了。我跟他们不相上下，这自不待说。咱们熬在一锅粥里嘛。但我有一项优势，就是心知肚明，于是有了明言细说之权。您想必看到我处于有利地位。我越是自责，就越有权审判各位。更有甚者，我挑战各位自审，那就减轻我的负担。嘿，亲爱的，咱们是些古怪可怜的人物，只要稍稍回顾生平，就不免对自己见怪，甚至生气。不妨一试。我一定洗耳恭听您的忏悔，并且伴以深情厚谊。

别笑！不错，您是一位苛刻的客户，我一眼就看出。但您会走到这一步，难免呢。其他大多数人自作多情而不甚有头脑，无须多时就可令之晕头转向。有头脑的得费时费工，只需向他们透彻说明这方法。他们不会忘记，只是要思考思考。或迟或早，一半做戏一半无奈，他们总会就范。您呢，不但有头脑，而且似乎很老练。不过得承认，您觉得自己不如五天前那么自满自得了吧？我现在等您来信，然后再次造访。您必再来！您会发现我依然如故。我不必有甚变动，因为找到了贴切的福祉！我把两面性接受下来，毫无怨言。我恰恰立足于此，在其中找到毕生追求的乐趣。其实我对您说要旨在于避免审判，此言有误。要旨在于自己做到为所欲为，否则就不时宣扬自己如何卑劣，我又重新恣意妄为了，这回面无笑容。我不曾脱胎换骨，依旧自珍自爱并且利用他人。不过坦白我的过错使我可以重新做人，心情也较轻松；我还可以获得双重享受，一享本人的天性，二享甜蜜的忏悔。

我找到出路后，便尽情做一切事情：尽情玩女人、尽情自鸣得意、尽情厌倦、尽情埋怨，甚至美滋滋地让体温高升。我终于凌驾一切，而且永远不变。我又发现一处顶峰，惟我得以攀登；既凌绝顶，谁不听候我审判？然而不时夜色极佳，听得遥遥传来的笑声，心中复又起疑。但当即以病弱之躯，痛责世上万物和造物者，于是心安理得，士气重振。

因此我在“墨西哥城”恭候光临，要等多久都行。不过请掀掉这层毯子，我要舒口气。您必来无疑，是不是？我将表演技术的种种细节，对您实有偏爱。您将亲见我通宵达旦斥责他们卑劣无耻。今晚我将故伎重演。我不得不为之，也决不错过机会，定要看到其中有人醺然倒地、捶胸顿足。亲爱的，到这份儿上我就伟大起来，愈发伟大，呼吸也分外酣畅。我登上高山，极目远眺，一马平川，自以为是天父上帝，这又多么令人心旷神怡！还可以将道德败坏、生活放荡的评定书广为分发！我在卑躬屈膝的众天使簇拥下正襟危坐，那宝座设在荷兰天国之极顶；我定睛凝望参加最后审判的芸芸众生腾云驾雾，或若芙蓉之出水！他们徐徐飘升，第一名已临近终点。他怅然若失，以手掩面，显出常人境遇的悲怆，以及宿命感的凄惶。而我却油然而生垂怜之情，但绝不宽恕；我惠予谅解，但拒绝原有。尤堪振奋的是，嗨，我终于体验到人人景仰的意趣！

正是，我躯壳摇动，试想怎能在此静卧？我得攀到您之上，我高超的思想在驱动。这几夜（更确切地说，是这凌晨时分），从天国堕落通常发生在清晨，我沿着水道循环往复。在青灰色天空中，羽毛织成的云雾渐渐稀薄，白鸽稍稍腾升；淡淡的昼光在屋顶下预示我创世中新的一日来临。在丹拉克大街上，第一列有轨电车顶着潮湿的晨雾，发出丁丁铃声，在这欧洲的西北端宣告生命复苏；于是在同一时刻，臣服我的亿万民众艰难地爬出被窝，口中饱含苦涩，匆匆走向毫无乐趣的工作岗位。这时，我的思想驰骋遨游，君临于欧洲大陆之上，整个大陆已在不知不觉中向我顶礼膜拜、三呼万岁，它将吞饮这正来临的苦艾酒般的一日，并因诽言谤语而沉醉不起。我觉得其乐无穷，请听我说：真是其乐无穷，君不可不信！此乐便是极乐之乐！哦，阳光、海滩、楸花盛开的大岛小岛，我那朝思暮想、不胜眷念的青春！

我又躺下了，请原谅。我担心自己过于激动：但并未落泪。人有时会迷失方向，会怀疑明显的事实，即使发现了如何幸福生活的秘诀。当然，我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我的理想。但当你不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时，就应改换一下，别无他途，对吗？要充当另一种人，怎样才做得到？根本不可能。先得不是任何一种人，然后忘掉自身，充当某种人，至少得有这么一次。但如何进行？别过分责备我。我就像那天碰见的老乞丐，在一家咖啡馆的阳台上抓住我的手不放，喃喃地说：“先生，我不是坏人，实在是看不见亮光啊！”正是。咱们看不见亮光、看不见白日、看不见自我宽恕者神圣的清白无辜。

看啊，下雪啦！得出门看看！阿姆斯特丹在这洁白的夜色中沉睡，在积雪覆盖的小桥下，水渠宛若暗暗泛着白光的玉带，街上行人稀少、寂静无声，我的足音几不能辨，这象征着瞬息间的纯洁明净，明日却立即会变成泥泞一摊了。请看这大片大片的雪花，像蓬乱的头发在玻璃窗上扑打。这大约是成群的白鸽。这些可爱的小动物终于下决心回落地面，它们以厚实洁白的羽毛遮掩着屋顶和水面，向着家家户户的玻璃窗翻飞扑打。到处都是啊！但愿它们带来好消息。果真如此，嗯，那么所有的人，不仅是出类拔萃者，都将得救！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您为例，从今晚起，将夜夜为我睡地板！总之是什么花样都会有！喏，您得承认，您也许会目瞪口呆：假如大车从天而降，专程接我登天呢？假如忽然飞雪化作大火呢？您一概不信？我也不信。不过总得出门看看。

得啦，得啦。我不轻举妄动，您放心！别太相信我的喜怒哀乐，也别相信我的胡说八道。那都有特定目的。现在该您对我谈谈自己了，我倒想知道，这番声情并茂的坦白，是否实现了原定目标之一？不错，我一直希望对话人是警局暗探，以盗窃《公正的法官》罪将我逮捕。若以其他罪名，谁也逮捕不了我。至于该案，那已构成犯罪，敝人所作所为，实属同犯；我窝藏赃物，并且随便出示。不妨将我逮捕，那将是良好的开端。也许有人操办未尽事宜，比如砍了我的头，那么我就不再怕死，算是得救。于是在万人大会上，您将悬起我那血淋淋的首级，让他们引以为戒，于是我成了典范，又高踞于万众之首。事事都办到，我也在无形中完成假先知的使命，这假先知在荒漠上大声疾呼，还不肯走出那荒漠。

当然，您并非暗探，否则太轻而易举了。什么？哦，我料到的，您看。我对您偏爱自有用意。您在巴黎有律师的美差？我早知咱们是同行。咱们不是物以类聚吗？唠唠叨叨，无需听众，案例雷同，答案现成。那么，请讲讲那天晚上塞纳河边出了什么事，您又怎样从无送命之虞？有几句话，多年来在耳中回荡，现在借君之口道出：“哦，少女！请再度投水，好让我又有机会救你又救我！”再度！哼，何其轻率！亲爱的大师，万一人家当真？得照办啊。于是，扑通一声……河水冰凉！不过尽可放心！如今为时已晚。永远是为时已晚。天幸！

[1] 弗美尔（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

[2] 隆美尔（1891—1944），德国元帅，德国在北非军队总司令。

[3] 迪·盖克兰（1320—1380），法国军事统帅，百年战争前期屡建奇功，收复大量失地。

[4] 梵·艾克（1390—1441），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画家。

[5] 萨伏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僧侣，宗教改革家，殉道者。

[6]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创地球及行星环太阳运行学说。

版权信息

书名：流亡与独立王国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784

译者：丁世中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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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弗兰西娜而作

·不忠的女人·

一只干瘦的苍蝇在这窗门紧闭的大轿车里飞舞，已经好一阵了。它显得古怪，不声不响地转悠，飞得很累。雅尼娜看不到它了，它却落到丈夫静止的手上。天很冷。风沙一阵阵吹向车窗，苍蝇跟着哆嗦。冬日阳光稀薄，车身的铁片在车轴咯吱咯吱直响，车子滚动着、摇摆着，没走多远。雅尼娜凝视着丈夫。他脑门很窄，灰白的头发紧贴前额，鼻头很宽，嘴巴形状有些奇特。马赛尔看上去有些像正在赌气的牧神。每驶过公路低洼处，她就感到他朝自己晃动一下。然后他那沉重的上身又恢复朝两腿倾斜的姿势，两腿叉开、目光呆滞，还是那副神不守舍、毫无反应的模样。只有他那双肥大光泽的手（因为灰色法兰绒上装袖口很低而更显粗短）似乎还有点生气。它们紧抓帆布小手提箱，将箱子紧夹在两膝间。那手似乎未感受到苍蝇迟迟疑疑的挪动。

突然风声大作，四周灰蒙蒙的雾色益发浓重。沙尘一把一把扑向车窗，仿佛有无形之手在抛掷。苍蝇抖动一下瑟缩的双翅，弯了弯爪子，飞走了，车子减速，似乎要停下。但风似乎小了些，雾色渐淡，车子复又加速。眼前景物全被沙尘遮没，此时约略透出几处亮光。几株干瘦发白的棕榈树从车窗前一闪而过，仿佛人工剪裁的金属道具。

“这叫什么地方！”马赛尔嘟哝。

大轿车装满阿拉伯人，此刻正裹紧斗篷酣睡。有几位盘腿而坐，随车身晃动尤甚。他们既不说话，又无表情，终于令雅尼娜感到极其沉闷，她觉得已与这群哑巴同行好几天了。其实是黎明时分才从火车站发车。在清晨的寒气中，它在布满石子的高原上行驶。至少在出发时，可以瞥见无涯的高原直达淡红色的天际。但狂风突起，渐渐吞没辽阔的原野。此后乘客一无所见。他们渐渐都沉默了，静静地在“白夜”中行驶，偶尔揉揉被沙子迷住的眼睛和干涩的嘴唇。

“雅尼娜！”丈夫的呼叫令她一惊。她又一次觉得，这名字对于高大壮实的她是多么可笑。马赛尔问装样品的小箱子在哪里。她用脚探了探长凳下的空处，碰到一件她认定是那小箱子的物件。她一弯身就有些胸闷。在中学，她名列体操榜首，肺活量几乎无穷大。是多年前的事吗？二十五年。这算不了什么，恍若隔日：她那时正在独身与结婚之间犹豫，但一想到孤独到老，就有些不安。她未曾独身，这位法学系的大学生对她穷追不舍，眼下就在她身边。她最终接受了他，虽然他身材较矮小，而且她不太喜欢他那贪婪短促的笑声和他那双暴突的黑眼睛。但她喜欢他与当地法国人同样具备的生活勇气，她也喜欢他那尴尬的表情，假如人或事未遂其愿，他往往如此。她顶喜欢的是被人所爱，他正是对自己殷勤备至。他让她感到：她是为他而生，这令她领略到真有了生命。不，她不孤独……

车子猛鸣喇叭，从见不着的障碍当间儿开出一条路来。车内谁也不动弹。雅尼娜忽然觉得有人在端详她，于是掉头看看过道那边同一排的乘客。这乘客不是阿拉伯人，她在出发时竟未发现。他着撒哈拉法军军服，头戴一顶深褐色帆布军帽，半遮着黝黑的、又长又尖的马脸。他用那明净的两眼盯着她，带点儿凄凉，几乎目不转睛。她刷地一下满面通红，转身向着丈夫。丈夫依然朝前凝视风沙中的雾景。她用大衣紧裹身子，脑中却不禁浮现出那法国军人的模样：他身材苗条修长，苗条得出奇，而且上装熨帖，似乎他的身子是用干燥易碎的材料堆就，如同沙石与骨骼混合而成。这时她才注意到阿拉伯人的双手都瘦骨嶙峋，脸色黄黑，虽然衣着宽大，却坐得松松散散，而她与丈夫几乎挤不下。她将大衣衣摆收拢一些。可她并不胖，而是高大丰满，富于肉感；她还很诱人（从男人的目光中可以感到），面孔长得像娃娃，两眼清澈明净，与高大的身材恰成对照。她自知这身子可以赋予他人温暖和恬静。

不，事情的进展全不在意料中。马赛尔要求她同行，她不肯。他早就计划这么一次旅行，战争一结束、生意恢复正常之后就萌生此念。战前，他子承父业，放弃学法律，做起了布料小买卖，日子堪称小康。在沿海一带，青年时代可以过得蛮好。但他不太爱动，很快就不再去海滩。乘小轿车出城是星期日才有的事。其他时间他宁愿待在布料店里，料子五颜六色，街区一半是土著人，一半是欧洲人居住，店面就在拱廊下。店面楼上有三间住房，装饰着阿拉伯糊墙纸，陈设的是巴尔贝斯[1]家具。他俩没生孩子。就这样，在百叶窗半开半关的阴影里，岁月渐渐流逝。暑假、海滩、散步，以至蓝天白云仿佛都变得遥不可及。除了商务，马赛尔似乎没有任何爱好。她以为发现他真正热心的是赚钱。她不喜欢这一点，也不知为什么。不过她究竟是受益者。他常说：“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将不愁衣食。”他做人慷慨大方，尤其是对她。不错，衣食是得有着落。但除了衣食之外，其他还有什么该有个着落？她隐隐约约有些感触的正在于此。眼下她为马赛尔记账，有时代他主持店务。最难过的日子莫过于盛夏，酷暑令人万念俱灰，连烦恼中夹杂的一丝儿甜蜜也消失了。

一声晴天霹雳：就在夏天爆发了战争。马赛尔被动员入伍，复又退役。布料货源短缺，商业萧条，街头冷落，酷暑依旧。若有“三长两短”，她就无处着落了。于是，一待有了布源，马赛尔想到不如遍访高原和南方所有村落，免掉中间盘剥，直销阿拉伯小贩。他想带她同行。她则明知交通不便，自己呼吸也不畅，本想在家守候，但他坚持己见，她顺从了，因为争论太费口舌。于是有了此次结伴而行，但实在同她的想像大有出入。她担心的是滚烫的热流、成群的苍蝇、四壁油腻而处处散发茴香味的客栈，却未曾料到寒气逼人、风声凄厉，以及这近似北极的高原氛围，处处都是古代冰川冲积的岩石。她还梦想遍野棕榈和细细柔软的沙土。她这下子悟到：虽然并非荒漠，但仅有的一切便是石块，处处有石块，连空中呼啸的也是饱含冰冷石粉的寒风，正如在地面上也仅仅在石缝里生长干燥的草本植物。

大轿车突然刹了车。司机向众人说了几句她毕生倾听却始终不懂的语言。“他说什么？”马赛尔问。司机这回用法语答道：沙土大概堵住了油门。于是马赛尔又诅咒起这地方来。司机哈哈大笑，说没什么，只要清掉堵塞物便可出发。他打开车门，冷风长驱直入，将千万颗沙粒打在乘客脸上。阿拉伯人都将脸埋进斗篷，身子缩成一团。“关门！”马赛尔大喊。司机笑呵呵地走回车门。他不慌不忙地从仪表板上端拿了几件工具，然后，在雾气中显得渺小的他，又在前方消失，却未关上车门。马赛尔叹了一口气。雅尼娜接着说：“你别以为他这一辈子见过发动机。别管他！”说完一惊，原来在大车附近的斜坡上，一些紧裹衣衫的人影儿出现了。在面纱和风帽后面，闪烁着好奇的目光。他们一声不响，也不知从哪里冒出，呆呆地盯着这些乘客。马赛尔说：“是一些牧羊人！”

车厢里鸦雀无声。所有的乘客似乎都在低头倾听呼呼的风声，它正在这无边无际的平原上狂吹。雅尼娜突然注意到几乎没什么行李。在火车站出发时，司机曾将他们的箱子和两三个包袱安放在车顶上。车内的行李架上，只有几根多节的拐杖和平扁的筐篓。这些南方人似乎都是两手空空踏上了旅途。

不过司机仍很轻松地回来了。他竟也戴上了面纱，惟有面纱之上露出的两眼含着笑意。他宣布出发。他顺手关上车门，风声倒听不见了，但车窗上劈劈啪啪的沙粒声却变得格外清晰。发动机嗡嗡响了两下，便不出声了。猛踏油门之余，它转动起来，司机一再加速，弄得发动机呜呜怒吼。车子像打了个饱嗝儿，又开动起来。在衣衫褴褛的牧羊人群中，突然举起一只手，然后消失在车子后面的雾色中。车子几乎立刻在更为恶劣的这段公路上蹦跶起来。阿拉伯人被震得直摇晃。雅尼娜正感到渐渐有些睡意，却突然发现眼前出现一只黄色的小盒子，装满了槟榔片儿。那长着马脸的军人正冲着她笑。她有些犹豫，嚼了一两片，谢了对方。那人收起小盒，同时也收敛了笑容。现在，他直视前方的公路。雅尼娜转身看看马赛尔，只看见他那结结实实的后颈。他正透过车窗，凝视从易碎的石子坡上升起的浓雾。

他们风尘仆仆走了几小时。车里因疲惫而一片死寂。突然从车外传来一阵叫喊声。一群身披斗篷的孩子，开心得团团转悠，蹦蹦跳跳，拍着巴掌，围绕汽车不断奔跑。车子正行驶在一条长街上，两边是低矮的民房：竟已来到一处绿洲。风还在刮，不过屋墙挡住了沙粒，光线也比较明亮了。然而天空依然有些灰暗。在叫喊声中，车子猛刹也产生咯咯的噪声，它终于在一家客栈干打垒的拱顶下面停住。那里玻璃窗肮脏不堪。雅尼娜下了车，一上马路便觉得摇摇晃晃。她发现：在一片民房的上方，兀然突起的是一座黄颜色的清真寺尖塔，造型甚为秀美。在她的左侧，已可瞥见第一丛棕榈树，那是绿洲的标志。她可真想过去看一看。虽然时日已近正午，风却吹得凄厉，寒气十分逼人。她连连哆嗦着。正待转过身来招呼马赛尔，却先见那军人迎面走来。她以为他必会露齿一笑，或打个招呼，哪知他不屑一顾地走过。马赛尔却忙着卸下装满布料的黑旅行箱，还挺费力。司机是单干，此时停住了手，正在大声教训四周的孩子。雅尼娜周围是些皮包骨头的羸弱儿童，还不停地发出喉音，使她突然感到周身疲乏。“我上去啦。”她对马赛尔说。他正急躁地呼喊着那司机。

她走进客栈。老板是一位干瘦少言的先生，正朝她走来。他带她上了二楼，走进可以俯视大街的一条长廊，然后入室。室内似乎只陈设一张铁床、一只白磁漆漆过的椅子、一处没有遮帘的壁橱；在芦苇屏风后面是厕所，马桶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黄沙。老板刚一关房门，雅尼娜就感到从用生石灰刷过的光墙上袭来一阵寒气。她不知将手提包放在哪里，也不知自己该在哪里。该做的是躺下或站立，但反正是冷得打战。她站着，拿着手提包，瞧着顶板上的天窗。她在等待，但也不知道等什么。她只是感到孤独，还有透心的凉气，以及心口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其实她恍若坠入梦境，几乎充耳不闻从街面上升起的嘈杂声，以及其中混杂的马赛尔的叫喊声。相反，倒辨出一些从天窗传进来的河水汩汩声（其实是风吹棕榈树的飒飒声）。她觉得这声音似乎愈传愈近。接着风声更剧，悠悠的水声也变成怒涛的拍打声。她想像：在屋墙之后，笔直而富于韧性的棕榈像汹涌澎湃的大海，在疾风劲吹之下起伏翻滚。这些全都出乎她的意料，但这看不见的波涛却缓解了她两眼的疲惫。她呆呆站立着，双臂下垂，背有些驼，寒气从她沉重的腿部涌向上身。她梦想着笔直而坚韧的棕榈，那便是年轻时的她呀。

梳洗之后，他们下楼来到餐厅。在没有装修的墙壁上画了一些骆驼和棕榈，沉浸在一片桃色和紫色的景物中。拱形的窗户透进少许阳光。马赛尔向客栈老板打听了附近商贩的情况。接着一名上年纪的阿拉伯人，短上装上佩有军功章，在给他们上菜。马赛尔心中有事，动手撕着面包吃。他不让妻子喝餐桌上的水。“水没煮开，不如喝葡萄酒。”她不喜欢酒，喝了头晕。菜单上居然有猪肉。“《古兰经》禁食猪肉。但《古兰经》不知：煮熟透的猪肉不会致病。我们吃猪肉的人懂得加工。你在想什么心事呢？”雅尼娜什么也不想，或许也在想厨师如何胜过先知。但她得快点儿行事：他们计划明晨继续南行，今天下午就应跟当地主要商人见见面。马赛尔催那阿拉伯老人赶快上咖啡。那人点了点头，表情严肃地迈着碎步儿走出。“早晨拖拖拉拉，晚上不急不忙！”马赛尔讥笑道。咖啡终于送了上来。他们匆匆吞饮，便踏上冰冷的街道，街上依然尘土飞扬。马赛尔叫来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帮他提箱子，并且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争论给多少钱。他告诉雅尼娜：他们不成文的规矩是要双倍的价，接受四分之一的还价。雅尼娜浑身不适，跟在两位提箱子的男人后面行走。她在厚厚的大衣下面又加了毛衣，而本来她不想占过大的座位。那“煮熟”的猪肉和葡萄酒也令她不适。

他们顺着一座小公园行走。公园里栽满积有尘土的树木。一些阿拉伯人与他们交臂而过，全都把斗篷裹紧，装作没看见他们。这些人即使衣衫褴褛，也总是有一股骄傲劲儿，那是她居住之地所没有的。雅尼娜跟在手提箱之后，手提箱倒是在人群中为她开了路。他们走过一处赭色土砌成的要塞大门，来到一处种着相同树木的小广场，广场终端最开阔处有许多店铺和拱形长廊。但他们在广场当中停下脚步，面前是一座炮弹形状的建筑物，刷了蓝色生石灰。这建筑物仅有一室，全靠大门采光，在一块发光的木板后面有一位蓄白胡髭的阿拉伯老人。他正在上茶，将茶壶对着三只色彩斑斓的小茶杯提起又放下。因为店里半明半暗，他们未能辨明别的什么东西，脚一踏进门口就闻到薄荷茶的香气扑鼻而来。进到店内，只见放满一圈圈锡制茶壶、茶杯和托盘，夹杂着陈设得曲曲折折的一行行明信片，他们这就来到了柜台面前。雅尼娜靠门口很近。她闪了闪身子，避免遮住光线。这时才瞥见，在那年长的商人身后，还有两个面带笑容的阿拉伯人待在暗处，坐在装得满满的口袋上，后面半爿店堂完全被这些口袋占据。墙上还挂着红色黑色的地毯以及刺绣的头巾，地面堆满大大小小的口袋、木箱，装着香料种子。柜台上，在一架天平（秤盘由闪闪发光的黄铜做成）和一把磨损了的米尺四周，排列着甜面包，其中一个的蓝包装纸已撕开，面包尖尖被咬掉一口。那年老的商人放下茶壶，道了声早安；而在一阵清冽的茶香之后，却冒出了充斥于室内的羊毛和香料味儿。

马赛尔用急促的语调说话。每逢他谈生意时，总是用这种低沉的声音。然后他打开手提箱，出示布料和头巾，又将天平和米尺推开，好在那老掌柜面前摊开商品。他急躁，抬高了嗓门儿，无缘无故地大笑，活像一个企图取悦男人而又没有信心的女人。此刻他正摊开手，做出卖和买的手势。那老头儿摇了摇头，将茶盘交给身后的两名阿拉伯人，只是说了几句似乎令马赛尔泄气的话。马赛尔收回布料，在手提箱里叠好，然后揩去额头上莫名其妙渗出的汗水。他叫来了那提箱子的仆人，向着拱廊折回。此后在交涉的头家铺子里，他们的运气稍好，虽然那阿拉伯商人也是一脸傲气。马赛尔嘟哝：“他们以天之骄子自居，可他们也得出手货物嘛！大家都艰难啊。”

雅尼娜默默倾听。风几乎停下了。天空有几处已散开云雾。云端露出几片蓝天，从那里洒下一道道寒光。现在他们走出了广场。他们走进小街小巷，顺着土墙行走。土墙上悬着几朵冬令枯萎了的玫瑰，或者偶尔也有一颗干瘪了的石榴。从这个街区飘逸出咖啡混杂尘土的香气、燃烧树皮的黑烟，以及石头和羊群的气味。小店小铺仿佛是在土墙上挖出的穴居，相隔愈来愈远。雅尼娜拖着沉重的步子。但她的丈夫却心绪渐趋宁静，货已能出手一部分，他也比较好商量了。他高兴得称雅尼娜为“小姑娘”：这次出远门不无收获呢。雅尼娜应答道：“当然，跟他们直接谈妥比较好。”

他们穿过一条街，走向市中心。下午已过半，天空几乎完全放晴。他们在广场上站住。马赛尔搓了搓手，无限深情地端详了一下放在他们脚前的手提箱。“你瞧！”雅尼娜招呼道。从广场另一端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他干瘦、活跃，披天蓝呢斗篷，脚蹬轻便黄靴，手上戴着手套，尖尖的褐脸膛高高仰起。惟有伊斯兰教的缠头巾表明他与那些专管土著居民事务、雅尼娜颇赞赏的法军军官不同。他不紧不慢地冲着他们走来。但他似乎望着他们前头的行人，同时缓缓脱下一只手套。“哎，这一位还自以为当上了将军呢！”马赛尔耸耸肩说。不错，他们都很傲气，可这一位实在太过分。他们四周正巧是广场的空旷地，他对他们、对手提箱均视而不见，却径直朝那小箱子走去。后来，双方距离愈来愈近，那阿拉伯人简直在冲向他们。说时迟那时快，马赛尔一把抓住手提箱的箱柄，猛然往后拽去。对方若无其事地走过，以原来的步伐朝要塞疾走。雅尼娜扫了一眼她的丈夫，他似乎有些窘迫。“现在他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哩！”马赛尔说。雅尼娜默不作答。她厌恶那阿拉伯人愚蠢而又傲慢的神态，突然觉得自己很倒霉。她想回去了，很思念家里小小的住房。但一想到先要回到客栈那冰凉的房间，顿时又泄了气。她突然想起：客栈老板建议她登上要塞平台，一览沙漠风光。她转告了马赛尔，并说可将箱子存交客栈。但他说累了，想在晚餐前睡一会儿。“那么请便。”雅尼娜说。他突然仔细端详了她一下。“当然可以，亲爱的。”他对她说。

她站在客栈前的街道上等候他。穿白衣衫的人群越来越稠密。其间没有一个女人，雅尼娜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多男人。然而没有一个男人瞧她。又有少数几个人，似乎并没有看见她，只是缓缓将干瘦发黑的面孔转向她。她觉得他们彼此相像：大车里法国军人的面孔，戴手套的阿拉伯人的面孔（那是一张狡黠傲慢的面孔），等等。他们转脸向着这外国女人，却对她视而不见。然后，他们轻松而悄然从她身旁走过。她却觉得两脚酸胀。她的窘迫和离去的欲望却在倍增。“我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正在此时，马赛尔下楼了。

当他们爬上要塞楼梯时，已是下午五时。风完全停了。天空豁然开朗，呈现出一派雪青色。寒气变得干燥，刺痛了他们的脸蛋。在楼梯半道，一名阿拉伯老人倚墙询问要不要导游；可他一步也不挪动，似乎早知他们不要。楼梯又长又直，虽有好几处硬土质的平台。随着他们步步登高，视野越来越开阔，他们看到的是更加明亮的远景，给人以又干又冷的感觉，而他们极为清晰地听到绿洲的每一细微声息。这阳光照耀下的空气似乎在身边震荡，震荡的时间随着他们前进而延长，仿佛他们的到来使光波产生出声波，而声波正渐渐向前方漾开。他们终于抵达平台，这时目光远望到棕榈林以外的广阔地平线上；雅尼娜觉得整个天空激扬着一个响亮的音符，那音符很急促，其回响渐渐充满她身子上方的天空，接着回响消失，于是音符也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间归于沉寂。

果然，她的目光从东到西巡视一番，在完美的弧线范围内，一望无际。朝下看去，阿拉伯城区蓝白相间的平台错落有致，点缀着在阳光下晒干的暗红色辣椒。极目所视不见人影，却可从庭院里辨出一些欢声笑语、不知何故的脚步声，以及一家咖啡馆炒咖啡的香味和青烟。稍远处，棕榈林被土墙分割成不均等的方块，一阵凉风吹过，林子上方的枝叶发出轻微的飒飒声。而在这平台上早已感觉不到这凉风。再朝前一直看到天边，就只见展现出一大片赭色灰色的“石头王国”，那里没有一丝一毫生命的气息。距绿洲不远的地方，在棕榈林西侧的干河道里，宽大的黑色帐篷隐约可辨。帐篷四周伫立着一圈单峰骆驼（从这么远的地方看去显得很渺小），它们纹丝不动，在灰色的地面上仿佛一种奇特文字的字迹；究竟有何深意，须由人们探索。在沙漠的上空，万籁俱寂，这寂静好像与天地共存。

雅尼娜倾全力倚着栏杆，默默无言地待着，完全被眼前的空寂所笼罩。马赛尔却在一旁手舞足蹈。他觉得很冷，想走下平台。这里有什么好看？但雅尼娜却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天际。在远方、更往南行的地方，在天与地连成纯净的直线之处，她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期待她，那是她迄今不曾注意却正是所需要的东西。在这近乎黄昏的午后时分，阳光渐渐变得极其柔和，它由水晶色泽变成了流质。与此同时，在一名偶尔来此的女人心头，一个多年来由于积习和烦闷而形成的心结，正在缓缓解开。她在细细观察游牧人的营帐。她连那里住了些什么人也未曾看到，黑色帐篷之间没有生命悸动，但此时她一心向往他们，那迄今她一无所知的人们。他们没有住房，与人世隔绝，只是在广袤的土地上游荡的小小一群。这土地正是她眼前的发现，它又是更广阔空间的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那令人头晕眼花的一马平川，往南直至数千公里之后才告终结，在那里，开始出现滋育树木的第一条河流。自古至今，在这干旱得万物凋敝的土地上，少数人不停地游荡。他们一无所有，可也不听任何人使唤。他们是某一奇特王国自由自在但却穷困潦倒的贵族。雅尼娜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念头搅得她心中充满无涯而甜蜜的惆怅，以致她得紧闭两眼才能尽兴。她只知道：她一向是得以期盼这奇特王国的，但它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不再可能属于她，除非是在此时此刻、这稍纵即逝的瞬间。当她睁开两眼时，发现的是突然变得静如止水的长空，凝聚的阳光已散落为涟漪，而来自阿拉伯人街区的声音突告沉寂。她似乎觉得：地球的旋转突然停止，自此以往，将没有人再会变得苍老，也不再有人作古。从此在一切地方生命都将中止，除了在她的心中：在那里，就在此时此刻，难受和惊喜正在催人泪下。

然而阳光又有了变化。夕阳轮廓清晰却失去了热力：它正朝着西方沉落，那里约略漾出些许桃色；东方则开始呈现一抹波涛，时时可能向着广阔的空间泛滥。只听得头一声犬吠，那遥远的叫声徐徐升向更为寒冷的苍穹。雅尼娜这才发现自己冷得牙齿打战。“冻死啦，”马赛尔咕噜道，“你真蠢。咱们回去吧。”但他却笨手笨脚地拉着她。此刻的她很顺从，于是从凭栏处脱身，紧跟在他身后。楼梯里的阿拉伯老者呆呆地瞧着他们下楼回城。她谁也不瞧地往前走，由于突然觉得极为疲乏而弓着背，拖着沉重不堪的身子挪动脚步。她的激情荡然无存。现在，她觉得对于这刚刚进入的世界，自己过于高大、过于臃肿，也过于白嫩。一个孩子、年轻姑娘、干瘦的男人、躲避你的“马脸”男子，他们才是可以悄然踏上这块土地的造物哇。她在此地又能有何作为，除非是拖着无力的躯壳直到沉睡、以至消亡？

她果然是拖着身子进了餐厅。丈夫突然变得默默无言，或仅仅抱怨自己的疲劳；而她自己也不胜乏力地挣扎着，初起的感冒已导致发烧。她继续蹒跚地走到床边，马赛尔也跟着上床，却不闻不问地熄了灯。屋内冰冷。雅尼娜感觉到寒气渗进肌肤，热度也越来越高。她觉得很难受，呼吸困难，血液似乎流得很快，却不能热身。她心里越发恐慌起来。她翻了翻身，弄得那古董式的旧铁床格格作响。不，她可不希望得病。丈夫已入睡，她也应当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从天窗里传来市内低沉的嘈杂声。摩尔人咖啡馆的老式唱机放着她似乎很熟悉的老曲儿，随着缓缓的人声一齐传入耳际。应当入睡。然而她却径自清点着黑色帐篷的数目。一闭上眼，看见的是正在食草的静静的骆驼。她脑子里不停旋转的是万分孤独的感觉。是啊，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

不久她就醒了。四周的静寂极为彻底。但在这无声的夜里，城市近郊的家犬野犬却狺狺狂吠。雅尼娜哆嗦着。她翻来覆去，肩头感触到丈夫坚实的肩膀；突然她似醒未醒地紧紧依偎着他。她从睡意的表层滑过，却未沉入睡眠。她意想不到地紧紧靠住这肩膀，似乎那就是她最安全的栖身所。她挣扎着说话，但嘴已发不出声来。她似乎在说话，但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她只感到马赛尔的体温。二十多年来，每天夜晚都是这样，两人依偎着入睡，即使在病中、在旅途中也不例外，就像现在这样。若她一人在家，又该怎么办呢？没有生孩子！她缺少的或许就是这个吧？她也说不清。她跟了马赛尔，就是这样，满足于感到有人需要她。他给她的乐趣，仅在于自知是不可少的。可能他并不爱她。爱情即使含恨，也不会是这样紧蹙眉头。但他的表情究竟如何？他们在夜里相爱，彼此看不见，相互摸索着。有没有黑夜之外的、光天化日之下的爱呢？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马赛尔需要她，而她需要有这需要。她日日夜夜以此为生，尤其是夜里。每天夜里，因为他不愿孤独、不愿衰老、不愿死亡，显得好像很固执（她有时见别的男人也这样）。而这是此类傻瓜惟一共同的神态：他们躲在理智的外衣下，直至某日如痴如狂，扑向一个女人的肉体，有时并无欲念，却要将孤独和黑夜的可怕藏到那处所。

马赛尔扭动了一下，好像是为了摆脱她。是的，他并不爱她，而仅仅害怕不是她的那一切。他俩早就该分居，孤眠独宿，直至生命终结。但谁能天天独宿呢？少数男人如此，是因为天性或不幸而与他人有别，于是每夜与死神共度。马赛尔永远也做不到：他是意志薄弱、无反抗能力的男人；痛苦总会使他惊惶，可以说他是她的孩子。他需要她，同时发出一声呻吟。她贴得他更紧，将一只手放到他胸口。她暗自用爱称叫他：那是她过去用的叫法。他俩有时还在私下这么称呼，却不再想到原来的用意。

她这会儿是全心全意地在呼唤他。总之，她需要他，需要他的力气、他那独特的怪脾气；她也害怕死之将至。“我要能克服这恐惧，就会得到幸福……”但立刻就有一种无以名之的焦虑袭上心头。她不再倚着马赛尔。不，她克服不了什么，她将得不到幸福，她将在未获解脱的情况下了结此生。她觉得打心眼儿里就不痛快。她被压在极沉重的重量下，并且她是突然发现已负荷这重物达二十年之久；眼下她还在这重压之下拼命挣扎。她要求解脱，即使马赛尔、即使其他人永远也不得解脱！她此刻苏醒了，在床上坐起，并凝神倾听似乎就在近处的一声呼唤。但从黑夜的尽端，惟有绿洲里声嘶力竭而不知疲倦的犬吠声传入她耳际。现在刮起一阵轻柔的风，那如柔水般的潺潺之声从棕榈林中飘过。它来自南方，在那里，荒漠与黑夜正在重归宁静的苍穹下融成一片。那里的生命停下了前进的步履，那里谁也不会变得苍老，谁也不会生命终结。后来柔风吹起的潺潺水声也听不见了。她甚至不敢肯定听见什么，除了某种无声的呼唤，却可以听凭她决定是否耳闻或未闻；不过她如果不立即回应，就将无法理解它的意义。立即，正是这样。惟有当前才是千真万确的东西！

她悄然起床，纹丝不动地待在床边，仔细辨听丈夫的呼吸。马赛尔睡着了。后来，她失掉了眠床的温暖，只觉得寒气逼人。她缓缓穿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摸索衣物。那灯光透过百叶窗，从街灯上照射过来。她提着皮鞋走到房门口，又在黑暗中等待片刻，然后轻手轻脚开了门。门闩咯吱一声，她凝神屏息。她的心怦怦乱跳。她侧目倾听，确知平静之后，又转动了一下手腕。门锁的一圈转动似乎无休无止。她终于打开了门，溜到门外，同样小心翼翼地重新关上了门。然后，她用脸贴着木板，又在等待。片刻之后，她远远听见了马赛尔的鼾声。她转身看了看，迎面吹来的是深夜的寒风。她顺着长廊奔跑。客栈的大门已关闭。当她试图拉开门闩时，守夜人在楼道里出现。他满面怒容，跟她说阿拉伯语。“我很快回来。”她说着便投身于夜色之中。

在棕榈和民房上空，星星的花环似从天降。她顺着那不长的大街疾走，大街通往要塞，但此时已空无一人。寒气已不再有阳光阻挡，现在已浸透夜色；冰凉的空气冻得她肺部发烧，但她几乎不辨方向地在黑暗中奔跑。大路高处终于露出一些光线，曲曲折折地朝她照射过来。她停下脚来，听见一阵仿佛是昆虫翅膀的声音；终于，从逐渐扩大的光照中，她发现一些阔大的斗篷，遮盖着闪闪发光的自行车。斗篷从她身边擦过，在她身后的夜色中，三盏红灯闪亮，却又几乎立刻消逝。她重新向着要塞奔跑。跑到楼梯中央，肺部的灼烧疼痛难熬，她只好停下。但最后一股冲劲，将她好歹推上了平台，倚住了那道栏杆。现在她将腹部紧贴在上面。她上气不接下气，眼前一切搅成黑乎乎的一片。奔跑并没有暖和她的身体，她的四肢颤抖不已。但她断断续续吸进的冷空气渐渐排出，颤抖之中开始有了些许温暖的感觉。她终于睁眼看见了高原夜景。

雅尼娜处在孤寂之中，没有一丝儿风，也没有一点儿声响打破这孤寂，除了石头有时发出沉闷的开裂声。那是寒冷将它们化为沙土的声响。可在片刻之后，她觉得某种重甸甸的回旋力在使头顶的天空旋转。在深沉干寒的夜色中，不断涌现千千万万颗星斗，它们的寒光渐渐滑向地平线一端。雅尼娜沉浸在对这飘流火光的观赏之中。她跟随它们旋转，而这静静的行程也使她回归到最隐秘的思绪，欲念与寒冷正在那里相互较量。在她的面前，星辰正在沉落，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在大漠的荒石当间儿熄灭。每见一次这情景，雅尼娜就更进一步向夜色敞开隐秘。她深深地吸气，忘记了寒冷，忘记了人们的负担，忘记了狂乱或凝结了的生命，忘记了生与死的漫长焦虑。多年来为了逃避恐惧，她拼命奔跑却漫无目的，现在她终于停下了脚步。同时，她仿佛寻到了自己的根，躯体内的精力复归，她已不再哆嗦。她将腹部紧贴栏杆，昂首向着浮动着的苍穹，一心等待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内心获得一片宁静。星座里的最后几颗星辰，将它们的玉珠串儿落向荒漠地平线的最低处，并且再也不动弹。这时，夜色阑珊时分的露水缓缓浸湿雅尼娜，并且淹没了寒气；它也从她内心最隐秘的处所升华，化作无尽的波纹，直至她的口中；她口里正发出喃喃的呻吟。紧接着，她头顶的整个天空伸展开来，覆盖住了冰凉的大地。

雅尼娜仍然蹑手蹑脚地回到屋里。马赛尔还没有睡醒。但当她躺下时，他却嘟哝起来，片刻之后，他突然坐起，说了些她听不懂的话。他起床，拧亮电灯，灯光直射她脸部。他趔趔趄趄走向洗脸池，狂饮了一番放在那里的矿泉水。他正要钻进被窝，却先将一只膝盖贴在床边，百思不得其解地凝视着她。她情不自禁地落泪，泪水汩汩不止。“没什么，”她喃喃道，“亲爱的，没什么！”

[1] 巴尔贝斯，法国大革命人物，后自愿流亡，死于境外。此处可能是以之命名的家具款式。

·反叛者（混沌的头脑）·

多么糊涂，多么糊涂！得整理一下我的思想。自从他们割掉我的舌头之后，不知怎的，另一个舌头不停地在我脑子里运转：好像有个人在说话，或者某个人突然住口，接着一切又重新出现。哦，我听见的事太多了，不必都提。多么糊涂！假如我开口说话，那就像搅动石子一样嘎嘎作响。那舌头说：整理一下，得整理！可它同时又说起别的事。是的，我一直希望有秩序。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在等候传教士来代替我。我正在离塔加沙一小时的小路上，躲在一堆岩石当中，坐在一支破步枪上。沙漠上旭日东升，天还很冷，一会儿又将很热。这片土地会叫人发疯，而我从不计其数的年份以来……就……不，再努一把力！传教士今天上午或晚上来。我听说他带一名向导来，很可能他们俩仅有一匹骆驼。我会等着的，我在等。寒冷，只有寒冷使我发抖。再耐心点儿，该死的奴才！

我耐心等待已很久。可以追溯到在老家时，我们住在中央高原上，父亲很粗鲁，母亲暴躁，喝葡萄酒，天天用肥肉做浓汤；那葡萄酒又酸又凉。冬天漫长，寒风凛冽，积雪成堆，草料难闻……嗨！我早就想走啦，想突然摆脱这一切，开始新生，沐浴着阳光和清流。我那时信服神甫，他跟我提到修道院，每天都照料我。这地区是基督教的教区，他是个大闲人，当他从村子里走过时，总是贴着墙根悄然而行。他说我前程远大，必定会走向光明。而天主教便如旭日东升一般光明。他教我识字，硬把拉丁文灌进了我那愚钝的脑袋，还说：“这孩子很聪明，但犟得像一头骡！”我的脑袋确实坚硬，我一辈子摔了许多跤，却从未头破血流：“就像牛脑袋一样！”我父亲（他是一头笨猪！）这样说。修道院的人都很得意，在基督教地区招来一名新生简直是一大胜利。他们欢迎我到来，犹如当年奥斯特里茨战役时的太阳升起。帕力雄[1]被当做太阳，确实如此，得力于酒精。他们喝了酸葡萄酒，子子孙孙都患上了龋齿，哼哼！杀掉自己的生父，这就是当务之急：但其实他已不足为害了，他已死了多年。酸葡萄酒终于使他患上了胃穿孔；那么剩下的只是要杀掉那传教士。

我要跟他以及他的师长算账，跟欺骗了我的师长以及该死的欧洲算账。人人都骗了我。“传教”，他们口口声声讲这一套：到野蛮人的国度去，告诉他们，“这便是主！请看，他不打人也不杀人，他指挥作战都柔声柔气。你打他的左脸他便伸出右脸。他是主中之主，请选中他啊！请看他如何教化我成材，来侮辱我吧！你们将得到实证。”是的，我相信了他那一套，觉得自己有长进。我长得壮实，几乎可以说壮美。我想被侮辱哩。当盛夏之际，我们在格列诺布尔的阳光下排成黑压压的密集队形操练，常碰到穿薄裙子的姑娘们，我可是从来连眼珠也不转一转，我瞧不起她们。我恭候她们来侮辱，她们有时却嘻嘻哈哈地大笑一阵。我心里想：“最好来揍我，往我身上吐唾沫！”不过她们的狂笑跟侮辱不相上下：她们龇牙咧嘴，用针尖儿剜我，这侮辱和痛苦是多么甜蜜！当我痛骂自己时，修道院院长很不理解：“您也还有善良之处嘛！”善良！我身上有的是酸葡萄酒，如此而已。不过这或许更好。若不是很好，如何谈得到“从善”？从他们教我的那一套中，我早已明白过来。甚至可以说，我只明白了这一点：一门心思，而且是头脑聪明的骡子，我就一个劲儿钻牛角尖，我恭候忏悔，我念《常规经》时偷工减料。总之，我也是要树立榜样，树我自己，好叫人人瞻仰；在对我景仰之余，他们就服膺将我教化成材的教理，并以向我致敬表达对主的爱戴！

粗犷的太阳！旭日东升，沙漠变色。它不再具有山区“仙客来花”的颜色。哦，我的山区哟！白雪，那可爱的软软的雪！不，是一种有点儿发灰的黄颜色，意味着阳光灿烂之前的难堪时刻。在我面前，直至天边的地方，还没有任何东西。高原在仍为淡色的弧线中渐渐隐没。在我身后，山路直上遮挡住塔加沙的那座沙丘。这音调铿锵的地名许多年来在我的头脑中鸣响。第一位向我提及的是那半盲的年老神甫，他当时已在修道院退隐。说什么“第一位”？他就是惟一的那一位。而对我来说，他讲的故事中打动我之处并不是那座盐城，也不是酷日当空时泛着白光的城墙；不是的，而是那些野蛮居民的残暴，以及城市对所有外来人的闭关自守。据他所知，仅有一位试图入城者能有余生叙述城中见闻。他们鞭打他，再把盐放在他的伤口和嘴巴里，最后将他流放到沙漠中。他遇见了难得富于同情心的游牧者，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自此以后，我思考他的故事，想到火辣辣的盐粒和火辣辣的天空，想到偶像之家及其家奴。从未见过比这更野蛮、更富于刺激性的地方。是啊，那就是我应当布道之地啊。我应当去那里，向他们宣扬我主！

可他们在修道院喋喋不休，竭力扫我的兴。说什么应该等待，那不是可以布道之地，我也还不够成熟；他们说我必须多多修炼，弄清自己几斤几两，何况还须多多考验，然后酌情考虑。又是要等待，啊，不行！不过也还可以：作专门的修炼和经受考验，这两件事都在阿尔及尔办理，而且总是接近目的地了嘛。至于其他种种，我摇了摇那冥顽不灵的脑袋，重申了我的本意：接触最最野蛮的人，按他们的方式生活，在他们那个地区（直至深入到偶像之家）证明我主的真理高于一切。他们当然会侮辱我，但我不怕。这侮辱对于论证乃是必不可少的。我将通过忍受侮辱，来降服这些野蛮人，有如威力无穷的太阳。“威力无穷”，正是如此。这是我“曲不离口”的词语。我梦寐以求的正是绝对的权威，赖之以令人匍匐跪拜，迫使对手屈服，并最终叫他改换门庭。对手若越是盲目、残暴、刚愎自用、顽固不化，那么他的自白就越能证明胜利者至高无上。让有点儿迷路的好人改宗，这曾是我们那些神甫可怜的理想，我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权大胆小，其实没有坚强信念，而我却有。我要让那些屠夫也折服，叫他们下跪求饶：“主啊！您胜利了！”反正是仅靠言辞就要统治整整一大批坏蛋。哼，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言之有理信心十足，其他不论。我一旦有了主意，是会抓住不放的。我的力量就在于此。真的，我特有的力量，令他们心服。

太阳又升高了，我的额头滚烫。身旁的石块劈啪作响，惟有枪筒清凉，如从前的草地和黄昏骤雨一般清凉。那时分浓汤正在微火中徐徐煨煮，爸爸妈妈等我回家。他们有时对我露齿一笑，兴许是我爱他们。不过俱往矣；小路上空徐徐升起的是热浪。来吧，传教士！我恭候光临。我现在明白该怎样回答那上苍的启示了。我的新主子给我上了课，我明知他们在理，得冲着爱情算账。当我从阿尔及尔修道院出逃时，我想像中的这些野蛮人是另一副模样儿，在我心目中只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们是坏人。我偷了会计的钱匣子，脱下了法衣，越过阿特拉斯山脉、高原和沙漠；那位横越撒哈拉大沙漠的客车司机讪笑道：“别去那儿！”他也入了他们一伙，到底有什么毛病！沙漠之浪绵延千百里，像蓬头垢面的人，波涛向前翻滚，然后在风力之下又后退；接着又是山地，全都是黑黝黝的山峰，像铁器一样锋利的山脊；在山区之后，就须请一位向导，以便踏入褐色石子的海洋，它无边无际、炙热烫手，如千百面燃烧的镜子。一直来到此地，就是黑人白人划界之地，“盐城”异峰突起之地。那向导偷了我的钱，我太天真啦，在他面前露了财。他却狠揍了我一顿，把我扔在这小道上：“狗东西！路在那儿。我有幸为您效劳。走吧，往这边走！他们会告诉您该怎么走。”唉，他们真告诉我了呢。是的，他们像终日放照光明的太阳一般，无休无止，除了在夜里。它光华四射而又傲气十足地照射着。此刻正毫不留情地照着我，如同突然从地底下冒出的火之剑。哦！躲起来，是得躲起来！趁一切搞乱之前，先躲起来再说。

这里很阴凉。怎么能生活在“盐城”里呢？那是一只白热脸盆的盆底啊。在每堵笔立的墙壁上（都是用镐劈出，然后粗略地刨了刨），镐留下的切口变得像耀眼的“鱼鳞”，零星的沙子稍稍点缀些黄颜色；除了当大风扫荡墙壁和平台时，一切都白花花的，连天空也被“洗净”成湛蓝色。我被照耀得头昏目眩，因为在那些日子里，静止的大火接连几小时在白色平台的表面上发出劈里啪啦的声响，一块块平台仿佛连成一片。看来从前某个日子，他们曾不约而同地开发一座盐山，先将它削平，然后直接在那庞然大物上剜出大街小巷、民房内室、高低窗户；或者毋宁说，他们用沸水做成的喷焊器挖出白色灼热的地狱。这一切仅仅为了证明他们能居住在别人不能居住之地：这地方离任何生物都还有三十天路程，它是沙漠当间儿的一块低谷；在这里，白昼酷热，活物之间无法交往，因为在它们当间儿树起了无形的火焰和燃烧的晶体做成的“钉耙”；到了夜间，严寒又将它们一个个锁闭在岩盐的“幽居”里。他们是一块旱“浮冰”上的夜间居民，是在“雪地”的穴居中瑟缩度日的黑皮肤爱斯基摩人。“黑皮肤”，因为他们穿着黑色长袍；盐一直浸透他们的足趾，在如北极般寒彻的深夜里，他们口中还嚼着盐粒；他们的饮水来自一处亮晶晶切面上的泉水，那也是这里惟一的水源。这饮水有时在长袍上留下雨后蜗牛爬行般的白色痕迹。

下雨啦，啊，主呀！来自您的上天的、真正实在的雨水哟！终于，这可怕的城市渐渐被侵蚀，渐渐陷落，无法挽回。它将在黏液般的激流中溶化，把凶暴的居民们卷向大沙漠。只要下一场雨，主啊！什么话，什么“主”？“主”就是他们自己嘛！他们统治着自己荒凉的房屋，统治着被迫死于盐矿的黑奴！须知在南方，每一块盐矿的大切面就要一条人命。他们身穿黑衣，静悄悄地从盐白色街道上走过；待到夜幕降临，整座城市变成乳白色的鬼影，这时他们弯腰驼背地回到漆黑的家中，仅有“盐墙”映照出淡淡的光泽。他们入睡了，睡不深沉；一起床又得指挥、挥镐，他们宣布自己是一个民族，他们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大家都须遵从。那是我的主人，他们不知怜悯为何物；作为主宰者，他们要求独自生存、独自前进、独自统治，因为他们孤孤单单地找到了勇气：在盐和沙漠中建设一座又寒冷又酷热的城市。而我呢……

当热浪飙升时，空气简直像一锅热汤。我汗流浃背，他们却若无其事。现在连阴凉的地方也变得热气腾腾。我感觉得到：在我的头顶上阳光把石头晒得灼热。太阳在“敲打”，像铁锤一样敲打在所有的石块上。这便是音乐、正午时分的音乐，在千百里的地面上震动着空气和石块，正像从前我感受到一切寂静那样可怕。是的，这就是多年前警卫把我带走时的那同一种寂静：那正是在烈日下，在广场的正中央；以那里为中心，平台辐射式地徐徐升向深蓝天空做成的“锅盖”，那盖子端放在这巨盆的边缘上。我就在那里，被迫跪在白色的“锅底”当中，眼睛被盐碴儿腌得睁不开，灼热的阳光也从四壁反射过来。我因疲劳而脸色煞白，那向导赐我的老拳弄得我耳角血流不止。那些警卫身材高大，身着黑衣，讷讷无言地端详着我。那正是一日的中间时分。在暴烈的阳光下，天空发出久久不散的轰鸣声，像烧红了的铁皮。他们仍然一言不发，一个劲儿盯着我看。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他们一刻不停地盯着我。我经受不住逼视，呼吸益发急促起来。终于号啕大哭起来。突然他们悄然转过身来，不约而同地向着一个方向离去。我跪在地上，只能瞥见他们脚上穿的是红黑色便鞋，那闪着盐光的赤足掀起黑袍的下摆；他们的后跟踏过地面发出轻微的哒哒声。待到广场上空无一人，我被拉到了偶像之家。

我就像今天蹲在岩石下一样，那天也曲着身子；而上空的太阳竟能穿透厚厚的巨石，我就这样在偶像之家的阴影下待了好几天。那房子较一般民房略高，四周也是盐墙，房子却未曾开凿窗户，人居住在闪闪发光的黑夜中。好几天来，他们抛给我一勺污水加粮食颗粒，像喂鸡一样。我便捡起来吃。白天大门紧闭，不过阴凉处稍松快了一些，似乎那不可抵挡的阳光已从盐壁当间儿溜走。没有灯光，但我摸着墙往前走，摸到了装饰墙壁的干棕榈叶儿，以及屋子底部一扇粗制的小门，我的指尖触到了门闩。很久之后的几天，因为无从计时计日，只知道人家向我扔了十几回食物。我早已挖了一个方便的洞眼儿，虽稍有遮掩却仍是臭气四溢。许久之后（大约如此），两扇门开，他们进来了。

其中一位朝蹲在一角的我走来。我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盐烧劲儿，也闻到了夹杂灰尘气息的棕榈味儿，只是直视着他的光临。他在离我一米之处停下，默默瞧了瞧我，做了个手势：于是我起立。他又用那金属般发光的两眼盯了盯我，却毫无表情，两颊褐得像马鬃。接着他举起一只手，仍然无动于衷地拧住我的下嘴唇，将它缓缓扭曲，差点儿将皮肉撕裂。这时他仍不松手，让我自己旋转，一直退到屋子中央。他扯着我的下唇叫我跪下，弄得我嘴边鲜血淋漓而又不知所措。然后他转身与别人汇合，排成一列站在墙前。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在毫无遮阴之处（因为房门敞开故阳光射入）痛苦呻吟。就在这光照下，进来一位头发蓬乱的巫师。他上身着珍珠盔甲，两腿仅有草做的短裙遮掩，头戴芦苇铁丝串成的面具，挖有两个方洞以便观看。后面跟着乐师、女人，身着紧裹全身的花衣服。这些人在后门前手舞足蹈一番，只是舞姿简陋，节奏甚少，不过略带扭动而已。这时巫师打开后门，大师们仍不动弹，只是呆呆地瞅着我。我转过头便看见那偶像，他那斧头似的双重脑袋、他那如蛇一般扭曲的铁鼻子。

人家把我带到他面前的像座下，让我喝一碗苦而又苦的黑汤，我的脑袋立刻像着了火。我忍不住大笑，这便是侮辱，实在使我受辱。他们剥光我的衣服，剃掉我全身的毛发，用油净了身，又用盐水浸过的绳索抽我的脸。我忍俊不禁，不由转过头去；但每回都有两个女人揪住我的耳朵，将我的脸凑近巫师的鞭子。但我只见巫师的方眼睛。我虽鲜血淋漓，依旧大笑不止。他们终于罢手，除我之外谁也不吭声。我脑子里已是一锅稀粥，他们这才扶起我来，强迫我瞻仰那偶像。我笑不出来啦。我深知现在命定为它效劳、对它顶礼膜拜；不，我已欲笑无声，恐惧又兼疼痛令我哑然。于是在这被室外阳光猛晒的白屋里，我伸出两颊、记忆丧尽，认真向偶像祈祷起来。只好拜他老人家啦，连他那可憎的面目也比其他一切稍微可爱一些。这时人家用一根绳子拴住我的脚踝，只给我举步的长度；他们又在偶像面前舞蹈一番，然后依次退出。

房门关上之后，又奏音乐。巫师点上树皮篝火，顿足不已。他那高大的身影在白墙角上折成两半，他又照平地猛踏数下，使屋内处处映照出手舞足蹈的人影儿。他在女人们带我去的角落里画了一个长方形，我感觉到了她们干燥而柔软的手。她们在我身旁放了一碗水和一小堆谷物，又向我指指偶像。我理解到应始终凝视它。接着巫师一一点她们的名，让她们到火边来。他鞭打了其中几位。她们嗷嗷呼痛，又跑到我的偶像神明面前跪拜一通。这时巫师还在手舞足蹈。他命令她们统统出去，仅留下一个最年少的。她还没有挨揍，此刻正蹲在乐师身边。他抓着她像一根辫子似的绞来绞去。她两眼溜圆地仰翻在地，直至完全跌倒。巫师松手时又大喊大叫，乐师们转身面壁。而在“方眼睛”面具后的人物又尖声怪叫，令人无法忍受。那少女在地上打滚，好像发了疯。末了她四肢趴地，脑袋藏在臂抱当间儿，也尖声怪叫起来，只是她的音色较低沉。这样，巫师在不断的喊声和瞻仰偶像的过程中，就恶狠狠而轻易地抓住了她，别人却因厚厚的长袍遮掩而看不到她的容貌。就说我吧，在孤独中不知所措之时，不是也大呼小叫吗？是的，那是向偶像表示惊惧的呼喊：直至后来，人家一脚把我踢到墙根，我啃了一嘴盐，就像今天啃了石头一般，何况是用我那张已被剜了舌的嘴巴！我同时等待着杀掉我必杀之人的时刻。

现在已是日过中天。从岩石的缝隙中望去，我看到了太阳在天空这块灼热的金属板上凿开一个大洞。这大洞像我的嘴一样大放厥词，将火焰喷向说不出什么颜色的大沙漠。在我前方的小路上，没有一个人影儿；地平线上也看不见一丝尘埃。在我身后他们大约在搜寻我：不，此刻还没有。日落时分他们才开门，我约略可以外出片刻。整整一天，我都在打扫偶像之家，那偶像的模样儿在我已是刻骨铭心，并且我已对之寄予厚望。从来还没有什么神明，已如此掌握并制服了我，我日日夜夜将整个生命奉献给它。我的痛苦与不痛苦（那就是欢乐嘛）无不得自于它。是的，我萌生了欲念，因为我几乎日日观赏那狠毒而非人的仪式（现在仅能耳闻而不得目睹，因为我必须日日面壁，否则即被飨以鞭笞）。然而当我将面孔紧贴墙壁，被震慑于壁上欢蹦乱跳的兽影，我听见的是可怕的长啸，喉头也干渴难熬。此时此刻，并非性欲之欲涌上我的脑门和腹部，令我难以解脱。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逝去，我几乎无从辨别今昔，仿佛日日融化于酷暑及明亮的盐墙反照之中。时间像一汪捉摸不定的流水，惟有痛苦和占有的呐喊才不时在其中溅起些许浪花。漫长的日子说不出来龙去脉，偶像在那里主宰，正如同烈日支配我这穴居。眼下同那时一样，我为不幸和欲念而流泪。一种恶意的希望将我燃烧。我要害人啦！我舔了舔步枪枪筒及里面的“灵魂”：是的，只有步枪还有魂！哦，人家剜去我舌头的那天，我终于学会了向“仇恨”的不朽灵魂跪拜。

这溶液，这疯狂的劲头，哼哼！饱蘸热气和怒气，此刻正匍匐在我的枪身上。我不能容忍这没完没了的酷热，也不能容忍这等待。我必须将他杀了。没有一只鸟，没有一棵草，只有石头、荒无人烟的沙漠，只有宁静，加上他们的叫声……我内心深处的这舌头还在说话。自从他们割去我的舌头以来，我久久遭受这单调荒凉的痛苦；它甚至剥夺了我的饮水和夜晚：我梦想着有一个夜晚，能在这盐窖里与我的神明禁闭在一起。只有黑夜，伴着那刚刚升起的星斗与朦胧的甘泉才能救我于苦难、助我摆脱人间的恶神。可我仍被禁闭，欲得夜色而不能。假如对手仍迟迟不来，我至少可以看到夜色从沙漠升起并占满苍穹。那冷峻的金色葡萄串垂悬于夜空的顶点，我将得以痛饮，并且浇灌这干燥的黑洞：这里任何活物的肌肤已无法予以润湿；我将终于忘却那惨痛的一日：疯狂之力在那天扑向我的舌头！

好热、好热哟！岩盐正在融化，至少我觉得如此。空气在咬啮我的两眼，那巫师不戴面具闯入。又一个女人衣衫褴褛、几乎赤条条地跟了进来。她的脸上刺满花纹，同偶像的面具酷似。她的表情完全是对偶像的惊惧。当巫师打开这陋室房门时，只有她那干瘦平板的身子才有一点儿生气：她顿时扑倒在那神明脚下。接着巫师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便悄然离去。热气上升，我不能动弹。偶像在那文静的女子上方对我端详起来。他的肌肉微微颤动，而那女人偶像似的面容毫无表情，我正在此时走近她。惟有她的眼睛睁得更大，紧紧盯住我不放。我的脚与她的脚相碰。热气蒸发出吱吱响声。那女人一言不发，只睁圆双目盯着我。她悄然仰卧，缓缓缩回双腿，又徐徐掰开两膝，将两腿高高举起。但顷刻间那该死的巫师窥探着我：他们一拥而入，把我从那女人身旁拉开，并且毒打我那有罪的宝物！何罪之有？我又笑了。那有什么道德？他们让我紧贴着墙，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捉住我的下颏，另一只手掰开我的嘴，把我的舌头拉出，拉得直流血。我大约像杀猪般尖叫。就在此时，一把利器（真是锐利！）从我的舌上划过。我恢复知觉时，变成孤单一人守着黑夜，身子贴墙，身上满是结了痂的血。一只气味奇特的干草塞儿塞住了我的嘴。嘴巴倒不出血了，但嘴里空空荡荡，惟有撕心裂肺的剧痛。我想站起身来，却又倒下。我倒很庆幸，庆幸死期将至；死也是新鲜的，死的鬼影并没有附着在什么神灵身上。

我到底没有死成。某天，新的仇恨在我心中燃起，让我霍然站立，走向后门，将它打开，复又在我出门后关上。我讨厌屋里的人，那偶像还在原地。我在外面从洞口向内祈祷，不仅是祈祷，而是笃信他，同时否定了这以前我所信仰的一切。敬礼！他就是力量和威权，可以摧毁他，却不可能叫他改换门庭。他以那惘然而疲乏的两眼越过我头顶向前观望。敬礼！他就是主子、就是惟一的主，他的天性当然就是邪恶，从来没有什么善良的主子。在不断受辱之下，整个身子头一回痛彻肺腑，我听凭他支配，接受他那以行恶为本的“秩序”，我通过崇拜他而崇拜人间行恶的信条。我现在是这信条控制之下的公民，这荒凉的城市是在盐山中剜出的，远离大自然，连沙漠罕见的花草也全无踪影；偶然的天赐恩泽，如一丝乌云、急风骤雨（那是酷日之下沙漠当中也不时光临的），也从不出现。总之是“有治”之城：一切呈直角，房间为方形，人人皆僵硬。我自觉地当上了它的恨意未消而饱经磨难的市民。我不承认人家传授的悠久历史。那是人家骗我。只有“恶毒”这东西的统治才是天衣无缝。人家骗了我：真理方方正正、掷地有声、密不透风；它不容许条分缕析。“善”不过是梦想，是一延而再延的计划，随之而来的是耗费精力的奋斗，是永远无法企及的极限。“善”的治理可望而不可即。惟有“恶”倒可以达到它的顶峰，并且说一不二。为了建立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的统治，就应当伺候这“恶”。然后再斟酌斟酌。什么叫“然后”？惟有“恶”才无处不在。打倒欧洲，打倒理性与荣誉，打倒十字架！不错，我应当改信主子的宗教。不错，不错，我从前是奴隶。但假如我也满怀恶意，就不会再当奴隶，虽然我戴脚镣，也变成了哑巴。唉，这酷热弄得我疯疯癫癫。在这叫人受不了的阳光下，沙漠处处嘶鸣。而另外那一位、即主持“善良”的上帝，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就脸色煞白；我不承认他了，现在我知道了他的底细。他在做梦，而且想撒谎。所以人家割了他的舌头，不让他再说话行骗。人家用钉子连他的脑袋也钉上了。那可怜的脑袋，眼下跟我不相上下。一锅稀粥哇！我累坏啦。我相信地球没有震动。杀掉的不是正人君子，我不会那么想的。没有正义者，有的是恶主子。他们以颠扑不破的真理治理世界。正是如此，只有偶像才有权威，他是人间惟一的神明。仇恨便是他的旨意，便是一切生命之源泉，便是如薄荷一般清新的甘泉：它很爽口，却让胃发烧。

于是我变啦，他们也明白。我与他们见面，便热吻他们的手。我是他们的人，我不知疲倦地赞美他们。我信任他们，希望他们像割去我的器官一样对待我的亲人。我一听说传教士即将光临，便知该如何应付。这一天如往日一样，就是久盛不衰的炎炎烈火之日！日落时分，只见在这巨盆高处跑来一名卫士。几分钟之后，我被拖到大门紧闭的偶像之家。他们中的一位将我压倒在地，在阴影下用十字架形的马刀威逼我。那寂静恒久不破，直至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充斥于平常安宁的城中。那声音许久之后被我听明白了：因为说的是在下的母语。但那声音一轰鸣，刀尖便对准我眼部，那卫士逼视着我。又有两个人声临近，其言犹在我耳：一个问为什么这屋子有人警卫，请问中尉要不要破门而入；另一个答道：“不必。”语意精练。旋即又道：即有协议，此城接受二十名守城卫兵，条件是设营于城外，并且严守当地习俗。那大兵笑逐颜开，他们停止抵抗。但军官却不知实情。至少这是他们首次接纳外人照料儿童，来人可能是随军牧师，然后就要处理领地的问题。另一位说：当士兵们不在场时，他们会割掉那牧师身上他们认为应割的东西。军官答道：“不至于的。即使这位贝福尔牧师比驻军先到，也是两天后的事了。”我再也没听见什么，已在刀刃下被吓得死去活来。我疼痛如刀绞，觉得体内似有一只钢针和屠刀做成的轮盘，在那里来回转动。他们疯啦，他们全疯啦。他们让人家犯城，触动那不可能胜的权威、那货真价实的神明；而那将来到的一位，是不会被割舌的，他将炫耀他那了不起的善良，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不必忍受侮辱。“恶”的统治将被推迟，因为还会有些疑问。人们还将浪费时间去梦想那弄不到手的“善良”，还将徒劳无益地折腾，而不是促成惟一可实现的“王国”的到来。我面对着威逼我的刀刃。哦，你惟一统治着世界的权威呀！哦，权威呀！城市的杂音渐渐消逝，城门终于敞开。我与偶像独处，觉得发烧、苦涩。我向他发誓：我将拯救自己新的信念、真正的主子、我那专横的上帝；我将名副其实地害人，不管代价如何。

哼，热气消退了点儿，石头不再抖动。我可以走出洞穴了，眼看沙漠先后蒙上黄色和褚色，接着是褐色。这夜我静候他们入睡。我将门锁拧开了，以平常用绳子量准了的步长出了门。我熟悉大街小巷，也知道打哪儿取得那杆老式步枪。我明白哪个出口无人把守，来到这里时，群星高升、夜色渐退，而沙漠却愈益色浓。现在，我觉得自己潜伏在岩石间已有多日。快点，快点儿，让他们快来吧！再过一会儿，他们将开始搜索我，他们将从四面八方飞向小路，而不知我之出走正是为了他们、为了更好地伺候他们。我已饿极恨极，两腿却软弱无力。哦哦，在那边，小路的尽头，哼哼！两匹骆驼的身影越来越高大，以侧步式快跑，已有一些矮小的影子紧跟上来。它们以习惯的急速步伐，如梦里雾里驰骋一般奔跑过来。他们终于来到，终于来到了！

步枪啊，快点儿！我赶快将子弹上了膛。哦，偶像呀，我在那里的神明哟！希望保持你的威权，希望侮辱多多益善，希望仇恨统治一大群受难者，希望恶人成为永远的主子，希望那王国终于来到：在那里，在惟一的盐铁之城中，阴暗的暴君能毫不留情地进行奴役和占有。可现在呢，哼哼！对着怜悯放枪！对着无权威及其慈悲，放！对着一切拖延“恶”之降临的东西，放！放了再放！它们跌倒啦，它们翻了跟头，骆驼也朝着地平线狂逃，一大群黑色的飞鸟飞向明净的天空。我开怀大笑，我前仰后合！眼前这一位在那可恶的黑袍下扭动身子，他微微仰头，一眼看见了我。我可是他至高无上的主子，虽然身陷囹圄！他为什么冲着我笑？我要碾碎这张笑脸！枪托打在“善良”的面孔上，那响声何其清脆悦耳！如今，终于到了如今，一切达到极致：在沙漠的各处直至此时此刻，豺狼在吮吸空荡的风，接着以耐心的慢跑，奔向等候它们的腐尸之宴！大功告成！我举臂向天，苍天亦有情！一个淡紫色的人影在反方向的地平线上隐现：哦，欧洲的黑夜！祖国啊，童年啊！为什么值此大功告成之际，我还要悲鸣哭泣？

他挪动啦。不，那声响来自别处。而那边、来自另一方向的是他们，他们像一群黑压压的飞鸟，向这里奔袭！那是我的主子们，向着我冲来，一把抓住我。啊，啊！对啦，开枪！他们害怕那开膛破肚、大呼小叫的城池。他们害怕应我之召驰援的大兵们，怕他们冲向圣城。这恰恰是题中之意呢。现在请好好自卫！开枪吧，首先朝着我开！你们掌握着真理！哦，主子呀！他们以后会打败士兵们，会战胜空谈和爱情。他们会转身返回沙漠，会越洋过海，用他们的黑面纱遮住明朗的欧洲。对着肚皮放枪，对着眼睛放枪！他们将在欧洲大陆撒盐。一切植物、一切具有青春气息之物均将消亡；而戴着脚镣的哑然无声的人群将伴随我在人间沙漠中行进，头顶真正信念的骄阳。我将不再是孤单一人。哦，恶，那向我而来的恶啊！它们的狂放可爱之至！正是在这战马的鞍上他们将我处以裂尸之刑。哦，大慈大悲！我实在喜欢这将我钉上十字架的一击！

……

沙漠多么宁静！已是夜晚，我独自一人，口很渴。还得等待，城市何在？远方轰鸣，或许士兵们已大获全胜。不，不应如此。即使他们取胜，也不够恶毒。他们不善统治，还会宣布应当修身养性，于是千千万万人照旧会处于亦恶亦善之间，不知何去何从，常常手足无措。啊，偶像哟，你为何将我抛弃？一切都已完蛋，我渴了，我的身体在燃烧，更加阴森的夜色注满我的两眼。

做了一个长而又长的梦，我醒了。不，我就要送命了。曙光微露，是第一道阳光。那是为其他活人来临的又一天。于我，仅有骄阳与臭蝇。谁在说话？没有人。天空并未渐有朗色，不，不会的。上帝不会对沙漠多言。但究竟从哪里传出这声音：“假如你愿为恨与权而死，谁将宽恕我辈？”难道我体内另有一根长舌，或者是那不愿牺牲的先生，正跪在地上唠叨：“勇敢些，勇敢，勇敢啊！”啊，万一我又弄错了呢？从前极富同情心的人们，惟一的救星啊！哦，孤寂呀，莫将我抛弃！这里、这一位是谁？你遍体鳞伤，口中流血。原来是你巫师呀。大兵们将你击败，那边的岩盐灼人。你正是我可敬可爱的主子！丢掉这恨恨的容颜，眼下该做善者！咱们都搞错了！不妨从头再干！咱们将重建那大慈大悲之都。我要回去。是呀，请助我一臂之力。正是，请伸出手来，行行善呀……

一把咸盐塞进了多嘴多舌奴隶的嘴里。

[1] 帕力雄，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大胜俄奥联军。是日晨有薄雾，后日出雾散。

·无声的愤怒·

正值隆冬季节，但在活跃的城市上空一轮明晃晃的太阳却冉冉升起。在长堤顶端，海天一色，光华璀璨。但依瓦尔却视而不见。他顺着港口上端的林荫大道，费力地骑着自行车。在固定的脚踏板上，他搁着那条残疾的腿，自然是并不动弹；另一条腿却使足了劲儿，驱车登上还浸着露水的石板路。他头也不抬，在坐垫上显得很细瘦，竭力避开已经废了的有轨电车轨道，又猛一捏闸躲开想超前的汽车。他还不时推开一点儿腰间的挎包，费尔嫩德早晨已将午餐盒放入。两片粗制面包，今天只夹了奶酪，而不是他爱吃的西班牙式煎蛋或油炸牛排。

去工场的路从未显得如此漫长。他也老了。四十啦，虽然仍然骨瘦如柴，肌肉回缓却慢了。有时见报载体育新闻称三十岁的运动员为“老将”，他不免耸肩，对费尔嫩德说：“要说这是老将，那么我就成了古人啦！”他当然知道记者也不无道理。一满三十，不知不觉中气就不足啰。四十尚未“作古”，但在提前做准备。或许正因如此，他在去城市另一头制桶工场的途中，已很久没有观赏海景的雅趣了。想当初年方二十，看海看不厌，早就期盼到海滩度个快活的周末。虽然（或正因为）腿残，他始终酷爱游泳。斗转星移，来了费尔嫩德，生了男孩；为了生计，星期六在制桶场加班，星期天为私人干零活儿。他渐渐失去剧烈运动的习惯，而当年这是他最可心的。清澈明亮的深水、强烈的阳光、姑娘们、满足躯体的生活，这是他祖国独有的快乐。而此情此趣随着青春消逝。依瓦尔仍旧爱海，不过要到日落时分，海湾的水是深蓝色。他在工余之暇坐在自家平台上很是惬意。这时他身着费尔嫩德仔细熨烫过的干净衬衫，面前放着一杯还冒着气的茴香酒。夜幕降临，空中一时呈现宁静的气象，同依瓦尔聊天的邻居突然放低了嗓门儿。这时分，他真不知自己是喜是忧。不过就在这一刻，他同意还要耐心等待，自己也不甚了解等待什么。

当他重新上班的那些日子，虽然大海依旧天天出现，他却不爱看啦，只有傍晚再见。这天早晨他骑车赶路，低着头，比平常更觉吃力，因为心情也很沉重。昨晚他开完会回来，告诉费尔嫩德，说已决定复工。费尔嫩德兴高采烈地问：“那么老板同意加工资？”他压根儿没同意。罢工失败啦。得承认，搞得不好，是那种出出气的罢工。工会跟得勉强，也自有其道理。总共十五六个工人参加，没什么了不起。工会考虑到其他不景气的制桶作坊，不能太怪他们。这一行业受到造船和运油卡车威胁，光景凄惨。做一般酒桶和波尔多酒酒桶的越来越少；主要的活儿是修理现有大桶。老板们看出生意的趋向不妙，这是实情；可他们还要保一些利。他们觉得最方便的还是冻结工资，虽然物价在上涨。一旦制桶业消失，制桶商干什么呢？你费心学了一项手艺，是不会随便改行的；何况这项手艺颇不容易，要花许多时间才能学得。一个好制桶工人，即装配弧形桶板的工人，得用火及铁环将它们箍紧，几乎是要密封，而不靠麻屑之类帮忙；这样的手艺人是十分难得的。依瓦尔会做，并引以为荣。改行算不了什么，但放弃已学会的、放弃高超的技能，这可不容易呀。有手艺而没饭碗，等于被逼入绝境。那得逆来顺受，而这“逆来顺受”也不易。很难做到不吐怨言，不去争执，并且每天早晨走同样的路（不顾积劳），而周末只得到一份微不足道、越来越难口的工资！

于是他们愤怒了。有两三位犹豫不决，但在同老板初步讨论之后，他们也很生气。老板非常生硬地说：“去留自便！”一条汉子站出来表示异议。埃斯波西托说：“他异想天开！以为咱们会屈服？”其实老板人不坏。他子承父业，在作坊里长大，早就认识几乎所有的工人。他有时请工人在制桶作坊里就地便餐一顿；在木屑火堆上大家烤沙丁鱼或香肠吃。因为有葡萄酒助兴，他显得十分和气。逢到过年，他总给每个工人发五瓶精制葡萄酒。工人如果有病或逢上结婚或领圣体之类的大事，他便送来一份红包。他生女儿时，给人人都送了酒心糖。他还请依瓦尔到他的海边庄园打过两三次猎。他大概很爱厂里的工人，并且常常提到他父亲创业时也是个徒工。但他却从未家访过，不了解实情。他只想到自己，因为只了解自己。现在必须作决定。换句话说，他也碰上了难题。但他有恃无恐。

他们强迫工会就范，作坊关了大门。老板竟说：“不必为罢工纠察队辛苦啦。作坊不开工，我就得节约开支。”这当然不是事实，却于事无补。这等于当着工人的面说：让他们干活是一种施舍。埃斯波西托气疯了，说他没有心肝。对方脾气暴躁，不得不把双方拉开。但与此同时，工人们受到威吓。罢工二十天，女人们在家里愁眉苦脸。两三位工人泄了气。最后，工会主张不如让步，条件是仲裁解决，同时以加班加点弥补罢工损失。工人们决定复工。当然同时说着大话，说事情没有完，以后再算账。但今天早晨觉得特别累，也许是罢工失败感到压力吧，肉也吃不上，仅有奶酪，幻想破灭啦。太阳虽好也帮不上忙，大海不再象征未来美好。依瓦尔踩着单一的脚镫，每转动一圈，他都觉得又老了一点儿。他一想到作坊、伙伴们和老板（马上就要见到的），心情就格外沉重。费尔嫩德担心地问过：“你们对老板会说些什么呢？”“没什么好说。”依瓦尔已骑上车，一边摇头一边说。他咬紧牙关，那张肌肤细腻的褐色小脸变得阴沉起来。“干活，就这么着。”眼下他骑车赶路，仍然咬着牙，愤怒夹杂着忧虑和不满，似乎连天空也变得阴沉。

他走出了林荫大道。大海一直伸展到西班牙人居住的老城潮湿的街巷当间儿。这些街巷的尽头是堆放旧货、破铜烂铁以及汽车修理场的地方，他们的作坊赫然立于其间。那是某种形式的敞棚，半截是水泥墙，往上是大玻璃窗，顶棚是瓦棱铁皮。这作坊盖在老制桶工场上方，工场其实是一处庭院，四周又是几个较小的内院。企业扩大后放弃了旧址，那里只堆放破烂了。庭院之外，隔着一条小径（上有瓦片做的“屋顶”）

是老板的私人花园，花园尽头便是他的府邸了。府邸又大又难看，却因处处是柔嫩的葡萄藤和室外扶梯四周清瘦的忍冬草而格外招人喜爱。

依瓦尔立刻就看见作坊的大门已紧紧关闭，一群工人静静地站在门前。从他在这里干活开始，上班时吃闭门羹还是头一回。老板刻意做文章。依瓦尔向左边走，将自行车放在大棚延伸出的小车棚里，朝作坊大门行进。他远远瞥见埃斯波西托，那是一位褐皮肤、多毛发的彪形大汉，做工时就在他近侧。还瞥见工会代表马尔库，他长着一颗假声男高音演员式的脑袋，再就是作坊里惟一的阿拉伯人赛义德了。然后连同所有其他工人，都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来到。但还没等到相遇，他们却转身向大门：那门已是半开。工头巴列斯特尔在门框中出现。是他打开了沉甸甸的大门中的一扇，然后背朝工人们，将它缓缓推向生铁做的门轨上。

巴列斯特尔资格最老，他反对罢工。不过埃斯波西托说他“为老板效劳”，他就不吭声了。现在他就离大门不远，身着海蓝色毛衣，体形矮胖，已打着赤脚（他同赛义德两人赤脚干活），眼看工人一个个进门。他的眸子呈淡蓝色，淡到了在那张晒黑了的苍老面容上显不出颜色来。他的胡髭下垂并且很浓，嘴巴不胜忧郁似的。大家都不做声，对这种“败兵”式的入厂深感屈辱；又对自己的敢怒不敢言极为恼火，但益发难以启口开言。他们走过时不看巴列斯特尔，明知他让他们这样进厂是奉命，而他那副愁眉苦脸的窘相说明他的心思。依瓦尔却瞅了瞅他，那人喜欢他，默默朝他点了点头。

现在他们都走进了入门右首的小更衣间：那里有一些白木板分开的栏板，每边有可上锁的存衣处。进门后的最后一栏紧挨敞棚大墙处改装成了淋浴间，下面在黏土板上凿了条下水道。从外面隐约可见一些已做好的波尔多葡萄酒酒桶，但铁箍还没上紧，只待加热完工。还有一些厚厚的底座，已刻上了长长的纹缝（有些是圆形座，待用刨子细刨）。另有一堆堆熄灭了的火堆儿。进口左侧靠墙排列着工作台，工作台前堆着许多待刨的木桶板。右墙下离更衣间不远处，有两台擦得油光锃亮的大型机械锯，似乎很有威力却寂静无声。

干活的人不多，敞棚久已显得过大。于是冬天便冻人，夏天却凉爽。但今天的作坊，似乎到处是被遗弃的景象：地方空旷，业务荒废，角落里是没人管的空桶；惟一的圆圈是一圈桶板的底脚，桶板本身却置于高处，还有点儿像拼成的一朵大木头花朵儿；工作台上到处是木屑，随处可见工具箱和器械……工人们怔怔地瞅着，现在他们已穿上旧毛衣、褪色和修补过的长裤，他们不知所措。巴列斯特尔打量他们。“喂，干活吧！”他招呼道，他们依次悄然走上岗位。巴列斯特尔巡视一遍，简短指点一番活计的始末，谁也不答理他。不久，响起了第一下铁锤声，那是箍圈儿上方的揳销钉声。刨子碰到木结发出吱吱声。埃斯波西托启动一台电锯，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赛义德应声递送桶板或点燃木屑，那是用来熏烤桶腰突出部分的。没人提要求时，他就在各个工作台上，以铁锤猛击，钉牢生了锈的大箍圈。木屑的香气开始弥漫于大棚。依瓦尔负责刨平、修整埃斯波西托削出的桶板；他闻到这熟悉的香气，心情略有放松。人人都悄然而作，但作坊里渐渐又有了热气和生气。透过大玻璃窗，明亮的光线照得大棚一片光明。空气仿佛呈现金色，而烟火却是青中泛蓝；依瓦尔甚至听见身旁有虫鸣。

就在此时，通向旧制桶工场的旁门在底墙上敞开，老板拉萨尔先生站在门口。他身材苗条，发色浅褐，三十刚出头。他身着洁白衬衫，领子大敞，一套华达呢浅黄西服，穿戴得体，极其合身。他两腮骨骼突出，人缘却很好。许多体育爱好者都有这种豁达风度。可他跨进门里时，却有些尴尬。他道早安的声音不像平素那么响亮，反正没有人回应。铁锤声有些消沉了，彼此不太协调，但不久又变得很响亮。拉萨尔先生犹豫不决地走了几步，然后朝小瓦莱里走去。这孩子进厂不过一年，他的岗位在电锯附近，离依瓦尔仅几步，他正在给一只波尔多酒桶上底。老板看着他干活，瓦莱里继续默默干活。“喂，小子，怎么样？”拉萨尔先生问。小伙子突然变得格外笨手笨脚。他瞟了一眼埃斯波西托，看见他正将一堆桶板放在宽阔的胳膊上，好传送给依瓦尔。埃斯波西托一边继续干活，一边也瞅着那孩子。于是瓦莱里又埋头于酒桶之中，并不答理老板。拉萨尔愕然，怔怔地在孩子面前伫立片刻，耸了耸肩，转身向马尔库。只见这人正骑在工作台上，悠然而准确地、一点点地削尖桶底有刃儿的部位。拉萨尔招呼道：“你好，马尔库！”声调比较生硬。马尔库不吭声，只是小心削下薄薄的木屑。“你们怎么着啦？”这回拉萨尔提高了嗓门儿，并且面向其他工人。“咱们没达成协议，这是事实，但不该妨碍共事呀。这种态度又有啥用？”马尔库站起身来，举起桶底，用手背将那一圈锋利的部位检查了一遍，眯起他那双懒洋洋的眼睛，似乎极为满意；然后依旧不声不响地走向另一位装配波尔多酒桶的工人。整个作坊只有铁锤和电锯的咚咚声和吱吱声。“也好，”拉萨尔只得说，“等你们消了气，请巴列斯特尔传个话吧。”说着不紧不慢地走了。

几乎紧跟着，门铃接连响了两次，压倒了咚咚吱吱声。巴列斯特尔刚坐下，想卷一支烟抽抽，此刻勉强起立，走向底墙下的旁门。他一走，铁锤便松了劲儿。他折回时，有一位甚至歇了下来。他只是站在门口嚷了一声：“老板有请你们二位，马尔库和依瓦尔！”依瓦尔第一个反应是去上厕所，但马尔库半路拦住他，他只得踉踉跄跄跟着走。

院子里一片光明，清新舒畅，依瓦尔觉得阳光正洒照在他脸上和赤裸的两臂上。他们登上外梯，头顶是繁花初绽的忍冬草。他们踏进走廊，两旁挂满各种证书奖状之类，这时忽闻幼儿哭声，以及拉萨尔先生的话：“午饭后哄她睡一觉，不好再请医生。”说着老板已进走廊，请他们进那间已不陌生的小办公室。里面的家具仿田园风格，两边置满体育比赛的奖杯奖状。拉萨尔在办公桌前就坐，并招呼：“请坐！”但他们仍站立着。“今天请二位来，因为马尔库是工会代表，依瓦尔是除巴列斯特尔外最老的工人。我不想重开谈判，那已告结束。我不能、绝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事情已解决，结论是复工。我看出你们对我有气，觉得很难过。我这是实话实说。今天只想补充一句，眼下办不到的，只要买卖又兴旺，将来或许可以。只要办得到，我会不请自办的。眼下大家要同心协力。”他没再说什么，似在沉思，然后举目扫视二人：“行吗？”马尔库瞧着窗外。依瓦尔咬了咬牙，欲言而不能。拉萨尔又道：“听着，你们都在较劲儿。不会老是这样，等你们理智些时，别忘了我方才的话。”他起身，朝马尔库伸过手去。“你好！”他用亲热的意大利俗语说。马尔库突然脸色煞白，他那媚人的男高音演员式的容貌变得冷峻，并在瞬间掠过一丝凶狠劲儿。接着他突然转身离去。拉萨尔的脸色也变得铁青。他盯着依瓦尔却并不伸出手，而大叫一声：“去你的吧！”

两人回到作坊时，工人们正在午餐。巴列斯特尔出去了。马尔库只说了声：“空头支票！”就回到岗位。埃斯波西托不再啃他的面包，问他俩怎么回答的。依瓦尔说：根本没答理。接着，他去找挎包，再回到工作台。正待开始进餐，却瞥见赛义德：此人正仰卧在一堆木屑当中，目光落在被较暗光线照成蓝色的玻璃天棚上。依瓦尔问他吃了没有，赛义德说吃了无花果子。依瓦尔不能继续进餐。从见拉萨尔以来的别扭劲儿突然消失，代之以一种热情。他站起身来，将面包一分为二，对赛义德说下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到时候你再请我吧！”他说道。赛义德报以微微一笑，咬了一口依瓦尔的夹奶酪的面包，但装成不饿的样子，咬得很轻。

埃斯波西托拿来一只旧罐子，点燃一堆木屑，他热一热装在罐里的咖啡。他说：杂货商听说罢工失败，要他把这送给作坊。一只装过芥菜的杯子被传来传去，每传一人，埃斯波西托就注入一些已加糖的咖啡。赛义德一口饮完，比吃正餐还来劲。埃斯波西托就着滚烫的罐儿，将剩下的咖啡喝光，一边咂嘴、一边咒骂。巴列斯特尔适时归来，宣布上工。

工人们正在收拾餐纸餐具，巴列斯特尔走到大家中间，不期而然地说：这对大家都是一次打击，他也不例外；但不能因此耍孩子脾气，何况赌气无益。埃斯波西托手里还端着那罐子，便朝他转身，他那厚实的长脸变得通红。依瓦尔知道他想说出大家的心里话：这不是赌气，而是人家堵了你的嘴；只有决一死战了。又气又无能为力，这弄得大家很痛苦，连叫也叫不出声来！大家都是好汉嘛！总不能装腔作势、满脸堆笑吧？但埃斯波西托却一句话也没说出口，脸色却渐渐缓和，只轻拍了一下巴列斯特尔的肩膀。此时别人都干活去了。铁锤咚咚声复起，大敞棚充满熟悉的嘈杂声、木屑的香味以及破旧衣衫的汗酸气味。大电锯隆隆声响，啃啮着埃斯波西托缓缓递送过去的桶板。在啃啮之处，冒起了湿漉漉的锯木屑，于是粗糙多毛的手上被撒上一层“面包屑”，这手正是在吱吱作响的利刃两侧紧扶木料的。当桶板切出后，听到的就只有马达声了。

依瓦尔一直弯腰驼背，脸朝着手中的刨具，现在感到疲乏，平常倦意来得迟些。显然，在这些赋闲的日子里，他缺乏锻炼。不过他也想到年事渐高，体力劳动日艰，因为这劳动不仅仅是劳心。这疲乏宣告着有一把年纪了。凡是劳动四肢的活计，最终受到诅咒，并成为死亡的前奏。出大力流大汗的日子，睡眠也就无异于死亡。儿子想当小学教员，这不无道理。对那些凭空赞美体力劳动的人，自己实在不知其所云。

依瓦尔直直身子，好喘一口气，也是为了驱散这些不祥之念。此时门铃声复响，铃声不绝，但有些奇特：有短暂的间歇，复又急急响起。工人们因此住手。巴列斯特尔惊奇地倾听，终于下决心缓缓朝旁门走去。他离去后数秒，铃声打住。工人们恢复工作。旁门猛然复开，巴列斯特尔朝更衣室奔去。他走出时已穿好便鞋，正在套好上装，边走边告诉依瓦尔：“小姐犯病啦，我去请热尔曼医生。”说着奔向大门。热尔曼医生照料全作坊人员，他住在近郊。依瓦尔不加评论地将这消息传开。大家围拢在他四周，相视无言。电锯在自行转动，只听得它的隆隆声在继续。“也许没什么。”一位工人说。他们重新各就各位，作坊又充满做工的种种声响。不过活儿干得很慢，好像大家在观望什么。

过了一刻钟，巴列斯特尔又进来了，放下他的上衣，一言不发地又从旁门走出。大玻璃窗上的日光已西落。稍后，当电锯不锯木时，可辨出救护车的呜呜声，由远及近，乃至到了面前，最后又归于沉寂。不久巴列斯特尔回来，大家都朝他走去。埃斯波西托停下了电锯。据巴列斯特尔说，孩子在屋里脱衣时突然跌倒，好像被人砍了一刀。“竟会有这样的事！”马尔库惊叹。巴列斯特尔点点头，朝作坊做了个泛泛的手势，但他深为震动。救护车声又起，大家都聚在作坊里，一片静寂。玻璃窗照进黄黄的日光，他们粗糙的大手一点儿也帮不上忙，徒然垂放在沾满木屑的旧工裤两侧。

下午后半截活儿干得很拖沓。依瓦尔不再觉得疲劳，但心里仍很难过。他本想说点什么，却无话可说，别人也不一样。在沉闷的表情中，仅有悲伤和某种执拗。在他内心深处形成了“真倒霉”这个词儿，但不很明确，就像肥皂泡儿一样，刚形成就破碎了。他真想回家，重见费尔嫩德和儿子，重登平台。正在这时，巴列斯特尔宣布收工，机器全部停下。工人们不急不忙地熄灭火堆，收拾工作台，依次进入更衣室。赛义德仍是最后离去，还得清扫现场，在满是尘土的地面浇水。依瓦尔到更衣室时，高大多毛的埃斯波西托已在淋浴喷头下，他背朝大伙儿，稀里哗啦地擦肥皂。平常大家爱拿他的羞羞答答开玩笑，这大熊般的巨人惟恐暴露私处，但今天谁也不注意这。埃斯波西托退出，臀部用毛巾裹成长裙。大家轮流入浴。马尔库使劲拍打赤裸的臀部，就在这时忽听大门在门轨上滑开，拉萨尔走了进来。

他的穿着同第一次进来无异，但头发有些乱。他在门口站着，环视空荡荡的作坊，走了几步又停下，然后朝更衣室望去。埃斯波西托仍围着那条毛巾，转身朝着他。他光着身子，有些尴尬，两脚交替晃着身躯。依瓦尔觉得马尔库应当说点儿什么，但马尔库藏在淋浴的“水帘”之后，别人看不见。埃斯波西托抓住一件衬衣赶紧穿上，这时拉萨尔拖腔走调地说了声“晚安”，便走向旁门。依瓦尔忽想叫住他，旁门却已被带上。

于是依瓦尔没洗澡就更衣，向大家道了晚安，语意恳切，众人也热烈应答。他急急走出，找到自行车，一跨上车，便又感极度疲惫。他现在是借着晚霞，在交通拥塞的城区里骑车。他骑得很快，急于回到那老式房屋和平台。在坐下休息之前，他将在洗衣房入浴，眼下他正扫视着比上午更加湛蓝的海面。但他脑中一直浮现着那小女孩的身影，始终记挂着此事。

回到家里，只见儿子已放学，正在翻阅画报。费尔嫩德问依瓦尔是否都顺利，他一言不发，在洗衣房冲了凉，然后坐在靠平台的板凳上。他的上方挂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天色已变得半明半暗，越过墙头，可见到黄昏时分平缓的海面。费尔嫩德拿来茴香酒、两只酒杯和凉水壶，她在丈夫身边坐下。他把经过情形都告诉了她，并且像初婚时一样拉着她的手。他说完坐着不动，脸朝着远处暮色愈浓的海面。“嘿，是大海不帮忙呀！”他暗想。他想望着青春复来，费尔嫩德也姣好如初，那么他俩必定会远渡重洋的。

·东道主·

小学教师凝视着朝他走来的两个人，一个是骑马，另一个步行。山间有一条险径直通小学，两人尚未踏入此道。高原空旷，他俩正在乱石间的雪地里蹒跚前行，不时可见马失前蹄。还没听见它嘶鸣，却隐隐可见马鼻喷出的热气。两人中至少有一人熟识地形，他们沿着多日来已消失在泥泞雪地里的小径行走。小学教师算计着：半小时以内到不了山顶。天气很冷。他想回校取一件粗毛线衣。

他穿过冰凉而空荡的教室。黑板上用四色粉笔画了法国的四条大河，分别流向各自的河口，这地图已在黑板上滞留了三天。十月中旬忽然飘起飞雪，此前是接连八个月的大旱，其间又不曾下雨缓解旱情。散居在高原各村的二三十名学生便不到校了，只好等天晴。达鲁只给自己那间卧室生了火，那小屋与教室毗邻，面向东侧的高原，另有一扇窗户与教室窗户一样朝南。小学在这个方向离高原南坡仅数公里，天晴时，可远眺山岭支脉，那淡紫色的仞壁正是通向沙漠的门户。

达鲁稍暖了暖身子，便回到窗口。从那里他头一回瞥见两位不速之客，后来却看不见了，大概爬上了险路。天色已不那么浓黑，夜间雪已停住。拂晓时分，曙光略带灰暗，但随着云层升高，灰暗并未加深，直至下午二时，白昼仿佛刚刚来临。但比之大雪蔽天、漆黑一团、狂风呼啸、门窗撼动的那三天，情况已有改善。达鲁在卧室里等了很久，偶尔出去，到院中小屋喂喂鸡或取几块煤。幸好，在暴风雪前两天，北方邻村塔吉德的小卡车运来了配额煤，再过两天还要来。

而且他尚有足够的储备应付紧急情况，小屋里堆满了一袋袋小麦，学校当局让他保存，以便接济家中遭了旱灾的学生。实际上家家受灾情影响，因为都是贫困户。达鲁每天都给孩子们分口粮。他了解，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粮食短缺，也许今晚有学生家长或长兄前来取粮。要保证在下一季收获之前不断粮，这便是目标。现在从法国驶来几艘运小麦的货轮，最艰难的时节已过。但那伤心惨目的情景令人难以忘怀：一群衣衫褴褛的穷汉在烈日下游荡，高原的石灰化日益严重，土地渐渐萎缩，真像是在被烘烤，脚下每块石头一踩就成灰。成百上千的山羊倒毙，饿死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外界未必都能知道。

在普通贫困面前，他虽在这偏远的小学过着僧侣式的清贫生活，而且也自甘俭薄，但还是鹤立鸡群，不免心中有愧：家中墙壁稍有粉饰，置有一张窄窄的长沙发，书架衣柜都用白木料打成，院里有一口井，每周按时供水供粮。想不到来了这么一场大雪，事先毫无准备，也没有先下点儿雨过渡一下。这地方本来如此，即使没有居民，也已十分艰难。何况居民未使自然条件稍有改观。不过达鲁生于斯长于斯，若移居别处，便有离土离根之感。

他出门来到校前的台地上，不速之客已走到半坡。骑马的原来是他早就认识的巴尔杜奇。这老资格的警察用绳索牵着一名阿拉伯人：他双手被捆，低头疾行。警察做了个敬礼的手势，达鲁并不作答，而在专心观察那穿着褪色蓝长袍的阿拉伯人。那人脚蹬便鞋，却套有羊毛粗袜，头顶还扎了块又窄又小的缠头巾。两人渐近，这时巴尔杜奇让坐骑慢行，似乎不想弄伤那阿拉伯人。

走到其声可辨的距离，巴尔杜奇大喊：“从艾尔·阿麦尔过来才三公里，走了一个钟头！”达鲁没吭声。他穿着粗毛衣愈显矮小粗壮，正定睛凝视他们上行。那阿拉伯人连一次也没抬过头。“欢迎，”达鲁招呼道，“请进，暖暖身子！”来人已走上台地，巴尔杜奇不甚利索地下了马，紧攥着手中绳索。他的胡髭翘立，嘴角微露笑意。他两眼又小又黑，深陷在晒成深褐色的脑门上，嘴边皱纹密布，看上去颇为尽心和专注。达鲁接过缰绳，将马牵进棚屋，回头走向正在校园等待吩咐的两人。他将二位请进卧室，又道：“我去教室升火，这样大家宽敞些。”他重新走进房间时，巴尔杜奇正坐在长沙发上。他已解开拴住阿拉伯人的绳索，让他蹲在炉旁。不过由于手还被绑着，缠头巾现已甩在身后，他只能盯着窗子待着。达鲁起先只看见他那厚厚的嘴唇：丰满、光滑，几乎跟黑人一样；鼻头却很直，目光暗淡，情感似很炽烈。缠头巾下露出一角执拗的脑门，皮肤因严寒而发白，但此刻已重新有了热气；整个面容的表情焦虑，充满反叛精神，给达鲁留下深刻印象。这时他扭头向达鲁，逼视着达鲁的两眼。“请到这边来，”小学教师说，“我给二位做薄荷茶。”巴尔杜奇应道：“谢谢！这差使真苦，巴不得赶快退休。”又用阿拉伯语对人犯说：“你也过来。”人犯站起身来，两手并拢放在胸前，走进校园。

达鲁托着茶，同时提了一把椅子走进教室。但巴尔杜奇已端坐在第一排学生座位上，那阿拉伯人蹲在讲坛边上，面对放在讲坛和窗户间的火炉。达鲁将茶递给人犯，见他双手被缚，不禁迟疑起来：“也许可以解开吧？”“当然，”巴尔杜奇说，“那是旅途中的措施。”说着装作要起身的样子。但达鲁将茶杯放在地上，跪在那阿拉伯人身旁。后者一言不发，用炽热的目光看他怎么做。双手自由之后，他揉了揉肿胀的两腕，端起茶杯，小口小口但不胜敏捷地呷着热茶。

“好哇，”达鲁又道，“这么赶路，上哪去呀？”

巴尔杜奇从茶杯里缩回胡髭：“上这儿，孩子！”

“你俩可是‘特殊学生’！在这儿过夜？”

“不。我回艾尔·阿麦尔。你呢，你把这伙计交到廷基特，混合居民镇正等着他。”

巴尔杜奇略带善意的笑容，端详着达鲁。

“你胡说些什么？”小学教师问，“拿我开心吗？”

“不，孩子，这是上峰命令。”

“命令？我又不是……”达鲁犹豫不决，他不想难为这上了年纪的科西嘉人，“总之我不是干这一行的。”

“嗨，打起仗来，什么都得干呀。”

“那我等您‘宣战’呢！”

巴尔杜奇点了点头。

“那好，命令已下达，跟你有关，似乎有动乱，据说还会有反叛。咱们可以说被动员了。”

达鲁表情仍很固执。巴尔杜奇接着说：

“听着，孩子。我很喜欢你，请谅解我们。我们艾尔·阿麦尔分局只有十来个人，要在这一小管片上巡逻，我得回局里。上峰让我将这匹野马交给你，然后立即返回，那边无法拘留。他本村发生叛乱，要抢回他。你必须在明天白天送到廷基特。你强壮如牛，二十来公里的路对你是小意思。完了就完啦，你再回来教学生，一切照旧。”

墙后传来马的“噗噗”鼻息声和“笃笃”踢蹄声。达鲁眺望窗外。天气肯定转晴了，雪原上的光照逐渐扩大。冰雪融化之时，阳光必将再现辉煌，并将再次普照这片处处是石块的原野。还会有好几天的时间，一碧如洗的净空会把不含湿气的亮光射向荒无人烟的大地，那里仍将是一片万径人踪灭的景象。

达鲁转身诘问巴尔杜奇：“说到底，他犯了什么法？”警察没来得及应答，他又问，“这人说法语吗？”

“不说，一句也不会。追捕了一个月，人家把他藏了起来。他杀了表兄。”

“他反对咱们？”

“我想未必，但这永远搞不清。”

“他为何杀人？”

“我想是因为家庭纠纷，似乎对方欠他粮食，不太清楚。反正他一镰刀就解决了表兄。嚇，就像宰羊，‘嚓’一声！……”

巴尔杜奇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那阿拉伯人受到吸引，忐忑不安地瞧瞧他。达鲁突然怒火中烧，讨厌这个家伙，讨厌所有的人和他们的歹毒心肠、他们彼此无尽的仇恨，以及嗜血成性的陋习。

但炉子上的水已嗞嗞有声，他为巴尔杜奇续了茶水，稍稍迟疑之后，也照应了那阿拉伯人。那人再次一饮而尽。他伸出手臂时敞开了一点儿长袍，达鲁看到他骨瘦如柴。

“谢谢你，孩子。现在我走啦。”警察道。

他起身朝阿拉伯人走去，又从衣袋里取出一根细绳。

“你这是干吗？”达鲁生硬地质问。

巴尔杜奇愕然，指了指绳子。

“大可不必嘛。”

年长的警察决心动摇了：

“那就听便吧。你当然有武器啰？”

“我有一支猎枪。”

“藏在哪儿？”

“大木箱里。”

“你应当放在床边。”

“为什么？”

“我用不着担心。”

“你已引起注意，孩子。他们一叛乱，谁也不安全。咱们都在一条船上。”

“我能自卫，来得及看见他们到来。”

巴尔杜奇笑了，接着又收敛起笑意，胡髭遮住了依然洁白的牙齿。

“来得及？太棒啦。我早说过，你总是有点儿糊涂。我爱你正是为了这，跟我儿子很像。”

说着他拔出手枪放在桌上。

“留着有用。我返程用不着两件武器。”

手枪在黑漆的桌面上闪闪发光。当警察转向他时，他闻到一股皮革和马体的气味。

“巴尔杜奇，你听着，我讨厌这些，首先是你抓住的小伙子。但我不会交人。打仗嘛，必要时我参加。交人可不行。”达鲁语气唐突。

那警察站在他面前，正色瞧着他。

“你在干蠢事，”他不急不忙地说，“我也不喜欢这一套。我虽然干了好多年，用绳子捆人还是不习惯，简直很不好意思。可你又不能放任不管呀。”

“我不交人。”达鲁又说了一遍。

“这可是命令，孩子。我一再说明白啦！”

“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向他们一再说：我决不交人！”

巴尔杜奇显然在努力思考。他来回打量这两人，终于下定决心。

“不，我对他们什么也不说。你不跟我们站在一边，那就请便。我不告密，但我奉命交人，我正在这么做。你立即签收吧。”

“没必要。我不否认你听凭我处置此人。”

“别对我使坏，我知道你会说真话的。你是当地人，是好汉。但签收是规矩。”

达鲁打开抽屉，拿出一小瓶暗红墨水、一支带红木笔杆的蘸水钢笔，以及“上士”牌笔尖，那都是用来写红格字的。他签了字。警察将那张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公文包，然后朝大门走去。

“我送送你。”达鲁说。

“不必啦，”巴尔杜奇说，“何必再客气，你已经冒犯我啦。”

他端详了一番那在原地不动的阿拉伯人，不胜惆怅地吸了吸气，毅然转身向外走。“别了，孩子！”他喊道。大门在其身后砰然关上。巴尔杜奇的身影在窗下闪过，然后便消失。脚踩在雪地里已是寂然无声。马儿在墙后稍有动弹，母鸡受惊拍翅。霎时，巴尔杜奇又经过窗下，手持马缰。他头也不回地走上陡途，身影先消逝，其后马的影子也不见了。远远传来一块巨石缓缓滚落的声音。达鲁回到仍不动弹的人犯跟前，凝视不语。然后用阿拉伯语说：“等一等！”说着进卧室。走到卧室门口，他似另有主意，便闯入办公室，取枪放入衣袋，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

他久久躺在长沙发上，遥望长天悠悠落下的夜幕，并且侧耳倾听，只辨出一片寂然。大战后初来乍到时，最令他痛苦的便是这万籁俱寂。他主动要求到这小城镇任职，这里地处山岭支脉脚下，正是沙漠与高原中间。这里有岩岭，北面呈暗绿色，南方显粉褐色，恰是那终年炙热之地的尽端。起先人家叫他去北方高原。他来此后，最苦的是这仅有石块的不毛之地，竟如此偏僻、如此沉寂！有时似有田埂，不免想到作物，哪知是开采建筑石料的遗迹！若在这里耕作，收获的只有石子。从前还有人刮下一些石缝里的泥块，用来培植村中小园的花草。地貌如此，四分之三是石头。城镇也曾兴起，繁荣一阵后便告消失；居民匆匆过往，彼此做爱或残杀，然后告别人间。在这片沙漠之地，沙漠及其主人都无足轻重。然而，达鲁深知：舍此沙漠，沙漠及其主人都无法生存。

他站起身时，教室里没传出任何声响。他惊奇的是，竟会幸灾乐祸地设想那阿拉伯人已溜走，因而自己无须旁骛或做什么决定。可惜那人犯仍在。他不过选中了办公桌与火炉之间的空地，舒舒服服地平躺下来。此刻正睁大眼睛琢磨天花板。这姿势突出了厚厚的嘴唇，似乎他老在赌气。“过来！”达鲁吩咐。阿拉伯人站起身来跟他走。进屋以后，达鲁指指窗下靠近办公桌的一张椅子。那阿拉伯人一边坐下，一边端详达鲁。

“饿吗？”达鲁问。

“饿。”那人犯说。

达鲁摆开两套餐具。他抓了一把面粉和上了油，在碟子里摊了一块饼，同时点着液化气炉。趁饼在加热，他又到小屋取了奶酪、鸡蛋、枣子和炼乳。饼做好了，他就放在窗台上凉一凉，又将加了水的炼乳煮热，并且做了摊鸡蛋。动作间，他碰了一下深藏在大衣袋里的手枪。他放下碗，走进教室，将手枪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再回屋时，夜幕已降下。他开了灯，给那阿拉伯人上了菜，嘱咐他：“吃吧。”那人拿起一块饼，匆匆送到嘴边，却又停下。

“你呢？”他问。

“你先吃，我也会吃的。”

那厚嘴唇稍稍张开，并略带迟疑，接着狠狠咬了一口蒸饼。

餐毕，阿拉伯人凝视着小学教员。

“你是法官吗？”

“不是。我看你看到明天。”

“你为什么同我一起吃？”

“饿了呗。”

对方无言以对。达鲁起身出门。他从小屋拿来一张行军床，展开在办公桌与火炉之间，与自己的床成直角。角落里有一只大箱子，竖起充作文件架；他从那上面抽出两床被褥，铺垫在行军床上。然后他住了手，觉得无聊，便坐在床上。没有什么事要做准备了。现在得细看此人。他这样做了，试图想像那怒容。他想不出来。看得见的只有阴暗却有神的目光，以及那张厚实的大嘴。

“你为什么杀了他？”达鲁问，那声音颇有敌意，自己也始料未及。

阿拉伯人目不正视。

“他逃跑了，我在后面追。”

他抬起眼看达鲁，两眼充满疑惑和苦恼。

“现在你要把我怎么办？”

“你害怕吗？”

对方挺了挺腰，把眼睛转向别处。

“你后悔吗？”

那阿拉伯人张口结舌地看着他，看来他没听懂。达鲁生起气来。那人犯膀大腰粗，夹在两张床之间似乎很别扭。

“睡上来吧，那是你的床！”达鲁急躁地说。

阿拉伯人并不动弹，却招呼达鲁：

“你说呢？”

小学教师瞅着他。

“警察明天还来吗？”

“不知道。”

“你跟我一道走？”

“不知道。问这干什么？”

人犯起身，脚朝窗口直接躺在被褥上。电灯光直射入眼帘，他立刻闭眼。

“问这干什么？”达鲁伫立床前，重复道。

阿拉伯人在耀眼的灯光下睁开双目，竭力不眨眼皮地凝视对方。

“跟咱一起走吧。”他又道。

时至半夜，达鲁仍无睡意。他脱光衣服上了床。他习惯于裸体而眠。但当他站在屋里而无蔽体之衣时，不免踌躇起来。他觉得易受伤害，很想重新穿好衣服，接着他耸了耸肩。他是见过世面的，必要时他能将对手砍成两半。他从床上可以瞥见那人：仰卧着，仍然纹丝不动，在强光下紧闭两眼。达鲁熄灯时，阴影仿佛突然凝成一块。外面的天空没有星光，却似乎在缓缓流走；从窗口远望，夜色似乎又恢复了生命气息。达鲁不久能分辨躺在面前的身躯了。那人依旧不动弹，两眼却好像并未闭上。校园四围飘着轻风，它或将驱散乌云，让人们重见光明。

夜渐深，风愈紧。鸡窝里传出拍翅声，但不久归于寂然。阿拉伯人辗转反侧，此刻背朝达鲁，似有呻吟之声。达鲁细辨鼻息，鼾声渐浓渐朗。因为近在咫尺，实在难以成眠。达鲁浮想联翩。一年来，他无伴独居，此刻有人反觉不便。尤其是因为，它带来一种兄弟情谊，达鲁久已领教，但此刻难以苟同：士兵或囚徒同住一室，便产生特殊情感，好似解甲宽衣之余，便能超越你我，在梦幻与疲惫之中亲如一家。不过他竭力摆脱此类杂念，争取入睡。

稍后，那阿拉伯人悄然而动，达鲁仍很清醒。当他出现第二个动作时，达鲁挺直腰板，有所警觉。阿拉伯人撑着臂肘坐起，像是梦游人。他坐在床上，静静等待，并未将头转向达鲁，似在倾注全力辨听。达鲁不动声色：他刚想到，手枪留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了，最好立即采取行动。然而他却继续观察这人犯，只见他仍然蹑手蹑脚，将两脚触到地面，只是还在等候，接着便缓缓立起身来。达鲁正想喝住他，他却行走起来，这一回动作自然却格外悄然无声。他朝通往棚屋的后门走去。他小心翼翼弄开门锁，出门后返身关门，却并不严实。达鲁纹丝未动，暗自思忖：“溜掉啦！省掉麻烦啦。”不过仍侧耳倾听，鸡窝里毫无反应。那人大概已走在高地上。此时传来轻微的流水声，达鲁未解其意，只见那阿拉伯人又在门框里露了面，极小心地反锁了房门，悄然无声地重新躺下。于是达鲁也翻了翻身，睡着了。这以后，他在恍惚中听见校园附近有静悄悄的脚步声。“我在做梦，做梦呢！”他自言自语。这回真入睡了。

醒来时，天已大明。从未关紧的窗户里吹进一股清新的冷空气。那阿拉伯人在沉睡中，此刻在被子下蜷曲身子，张着大嘴，并无任何拘束。达鲁前去摇动他的身躯，他却猛然一惊，怔怔地盯住达鲁，眼神若痴若狂，惧怯之情无以言表。达鲁见状倒退一步。“别怕，是我。该进早餐咧。”那阿拉伯人摇摇头，口里却连连称是。他容貌复归平静，却依然神不守舍。

咖啡已煮好。他俩坐在行军床上，边饮边咬着蒸饼。接着达鲁将那人带进棚屋，指指水龙头，示意他梳洗。达鲁回屋，叠好被褥，收起行军床，然后整理好自己的床以及房间。接着他穿过校园，走上平台。此刻朝阳已悬在碧空之中，洒照在荒漠高原上的是柔和跃动的阳光。陡路上冰雪已开始融化，石块将再度裸露。那小学教师蹲在高地一端，放眼观赏原野风光。他想到巴尔杜奇。他曾难为了此人，似乎想将他赶走，因为自己似乎耻与之为伍。这位警察的告别之词言犹在耳；不知何故，他深感自身的缥缈与脆弱。就在这时，那人犯在校园另一端呛咳有声。达鲁几乎是勉为其难地侧耳倾听，接着忽然怒从中来，捡起一粒石子，“嗖”的一声扔进雪原。这家伙犯下愚不可及的罪行，此事已属可恶，但交人又违背良心：每想及此，都觉可悲可叹。因此，他心里痛骂将这阿拉伯人送来的同胞，又痛骂这犯下弑亲之罪却不知潜逃的怪物。他霍然起立，在台地上转动身子，无奈地静候片刻，只得重返校园。

那阿拉伯人躬身向着棚屋的水泥地，用两个手指刷牙。达鲁瞧瞧他，命他进屋。他自己已率先走入。他在粗毛衣上加了一件猎装，穿上出门走路的鞋。他站立稍候，等阿拉伯人重新戴上风帽，穿好便鞋。两人复入校园，小学教师为同伴指明出门之路。“你走吧，”他下令道，对方并无反应。“我也走。”他道。于是阿拉伯人走出。达鲁折回屋内，拿了一包枣子、白糖和面包干。经过教室时，他在办公桌前稍有踌躇，然后毅然走出校门，转身锁了门。“打这边走，”他折向东方，阿拉伯人尾随。但走出不远，背后似有细微声响。他转身返回，巡看四周：杳无一人。阿拉伯人翘首相望，不明其中奥妙。“咱们走吧，”达鲁招呼着。

他俩走了一个钟头，在一处石灰尖塔旁稍息。冰雪融化得越来越快，阳光立刻晒干水迹。高地很快一片洁净，干燥得触物有声。重新上路时，地面果然发出笃笃声响。不时有小鸟划过长空，发出快活的啁啾声。达鲁大口大口吸进这清明剔透的空气，展现在他面前的是那熟悉的大地，此刻在蓝天碧云下已是一片金黄，放眼瞭望，不觉心旷神怡。他俩顺南坡而下，大约又走了一小时，来到一处岩石粉末织成的平台。高原自此一泻而下，东方形成低地平原，偶见远方冒出几株孤树，伸展着瘦削的枝干。远眺南方，则乱石成堆，异峰突起，地势颇为险峻。

达鲁巡看了东南两方，地平线上惟见碧空，不见人影。他转身瞅着那阿拉伯人，后者木然相视。达鲁将小包塞过去，说道：“拿去，里面是枣子、面包、白糖，坚持两天没问题。另有一千法郎。”阿拉伯人接过包裹和法郎，但那收获丰盛的双手举在胸前放不下来，似乎不知所措。“现在往前看，”小学教师又叮咛，并且指向东方，“这是通往廷基特的公路，你得走两小时。廷基特有办事处和警察局，等你投案。”阿拉伯人朝东看去，仍将小包和金钱紧贴胸前。达鲁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毫不客气地让他转身四十五度，面向南方。在此地山脚下，隐隐可见一弯小路。“这就是横贯高地的小道，如果行走一整天，便是牧场和离此最近的游牧部落。按他们的规矩，会欢迎并且收留你。”那人犯已转向达鲁，一脸大惊失色的表情，嗫嚅道：“听我说……”达鲁摇头制止：“不必啦，现在，一切听便。”说着，转身向校园方向跨出两大步，却又迟疑地看了看未曾动弹的阿拉伯人，径自走开。几分钟内，惟闻自身足音踏在冰冷地面笃笃有声，却并不回头。但片刻后，仍不免掉头翘望：阿拉伯人仍站在山顶边上原来的地方，两手却已垂下，他也往这边看。达鲁猛觉喉头发紧，但他已极不耐烦，嘟哝中做了个激烈的手势，随即离去。山上不复有人。

达鲁驻足不前，眼下日头高升，有些灼人。他折回几步，先犹豫，复果断，等走到山边，已是大汗淋漓。他紧赶慢赶，气喘吁吁爬上山顶。南方满是石块的原野，衬着蓝天蔚为壮观；东方平原却已蒸发出一层稀薄的热浪。透过淡淡的雾，达鲁痛心地看到，那阿拉伯人正向着囚徒之路行进。

稍后，达鲁呆立教室窗前，两眼视而不见：一片明晃晃的阳光，正自天而降，洒向屹立的高原。身后的黑板仍画有弯弯曲曲的四条法国大河，笨拙的字迹在其间留下语句：“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休想有好下场！”达鲁仰望长空与荒原，还有那通向大海的无垠大地。面对他一往情深的大地，这又是何等难耐的孤独啊！

·约拿斯或画家在工作中·

把我扔进大海吧……因为我知道，是我将这场暴风雨引来，肆虐于你身上的。

——《约拿斯纪》第一章第十二节

画家吉尔贝尔·约拿斯相信自己的福星。而且他只相信这福星，尽管他也尊重，甚至赞美别人的信仰。不过他自己的信念是与德行兼容的，因为他隐隐约约承认：他将会是无功受禄。因此，在他三十五岁上下时，竟有十多名评论家突然争风吃醋，都说自己发掘了这伟大的天才；他自己则处之泰然。有些人说这静若止水的态度不过是自鸣得意，其实那正是谦恭而又自信。约拿斯天公地道，将这归功于福星高照，而并非才华出众。

他有点儿喜出望外的倒是，某画商提出给他支付月俸，足以解除种种后顾之忧。建筑师拉多从中学时代就欣赏约拿斯及其福星，此刻却论证这月俸仅够温饱，那画商倒有得无失。“总还是好事。”约拿斯驳道。拉多事事马到成功，但全凭苦干实干。他对这位老友颇为严厉：“什么好事不好事？必须争长较短！”毫无作用，约拿斯心里对福星感恩不尽。“照您的意思办！”他对画商说。于是他放弃了在父亲主办的出版社的职务，全心全意从事绘画。“这不是天赐良机么！”他感叹道。

他心里想的是：“良机常在。”就记忆所及，这“良机”从未怠工。于是他又无限温情地感激起双亲来：首先是因为对他的教育颇为松弛，他有的是沉思遐想之余暇；其次是他们以“通奸”为由获判分居。至少这是他父亲提出的借口，却忘了说明这“通奸”颇为独到：他的妻子是名副其实的非宗教圣人，做了大量行善的事，却不能见容于夫君。她毫无城府地将身心都奉献给了苦难深重的人类，但做丈夫的却要管制老婆的善举。“我受够了，她同穷汉们串通一气，目的是为了欺骗我！”这位“奥赛罗”式的丈夫抱怨道。

这误会对约拿斯很有好处。父母读到（或听说）有好些因双亲离异而造成的虐杀案例，于是对儿子争相宠爱，以便“防微杜渐”。孩子受到的心理冲击越不显著，他俩就越是忧虑无穷：不明显的伤害才是最深沉的伤害。只要约拿斯对自己或当天的经历表示满意，父母的常规忧虑便上升为恐惧。他俩对孩子备加关注，于是孩子事事如意。

他那徒具虚名的不幸赐给他一个忠诚的兄弟，就是好友拉多。拉多的父母常常邀请这位中学小伙伴，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俩悲天悯人的言辞，促使那爱好运动、身强体壮的儿子萌生一种愿望，将那已小有成就的同伴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赞赏成就与纡尊降贵正好相得益彰，于是情深意长，约拿斯一如寻常受之无愧，惟恐好景难再。

约拿斯不甚用功就毕了业，依旧是福星高照，进了父亲主办的出版社，不但谋到职位，而且间接寻得了发挥丹青小技的机会。约拿斯之父乃法国头号出版商，认定正是靠了“文化危机”，书籍一跃而为“未来的希望”。他的口头禅是：“有史为鉴：读书愈少，购书愈多。”依此推论，他极少阅读送上门来的手稿，决策全凭作者名望或作品题材（惟一永恒的题材自然是“性”事，该出版商乃成专业户）；他的业务仅限于使装帧新奇、广告低廉。约拿斯被派主管“手稿阅读部”，另有多种“余兴”，他巧逢的正是绘画。

平生头一回，他发现自己有意想不到的热情，能乐此不疲地整日作画，并且轻松愉快地做这件事。别的事情引不起他的兴致，他在婚嫁之龄娶亲纯属偶然：绘画已占据他全部身心。对日常的人与事，他仅报以善意一笑，却从不操心。后来出了一次摩托车祸：拉多将伙伴置于后座，车速过快，致使约拿斯右手骨折上了石膏；这一来，他于赋闲中关心起男女之情来。就连这一层，他也认为是福星保佑。没有这次事故，他决无闲暇以应有眼光端详路易丝·普兰。

依拉多之见，那路易丝根本不值一看。他自己矮胖壮实，偏偏喜欢伟岸的女人。“不知你怎会看中这小蚂蚁！”路易丝确实娇小，皮肤、毛发、眸子一律乌黑；但她比例匀称，容貌楚楚动人。高大健壮的约拿斯对这“小蚂蚁”一往情深，尤其是因为她做事麻利。路易丝生来好动。这性格与约拿斯的慵懒及贪慵懒之便，可谓互补短长。路易丝先致力于文学，她至少以为约拿斯有志于出版事业。她胡乱读书，未几便得海阔天空纵论一切。约拿斯不胜赏识，自认今后不必读书，路易丝的汇报已充沛之至，当代新发现概在视野圈内。路易丝断言：“不可责人之恶与丑，却可视为故作恶与丑。”其中分寸不可忽略，弄不好会怪罪全人类（拉多警告过）。路易丝不容分辩，称：此系亘古不变之真理，言情文学与哲理刊物竞相佐证，是为不争之事实。“悉听尊便。”约拿斯做了结论，却立刻将这冷酷的发现抛到脑后，一心思念他的福星去了。

路易丝一弄清约拿斯只喜欢绘画，就立刻放弃了文学。她立即热衷于造型艺术，出入于博物馆展览厅，并且拉着约拿斯一同去。约拿斯对同代人的画作不甚理解，并且本着艺术家的纯真，面露窘态。不过也颇觉欣慰，因为关于本行本业的种种情况大长了见识。诚然，他虽看了某人的画作，第二天却会连他的尊姓大名也忘得一干二净。但路易丝却振振有词，斩钉截铁地提到她在文学阶段获悉的一条真理：其实你什么也不会忘记的。于是那福星绝对又在保佑约拿斯：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宣称自己记忆确凿，同时又因健忘而方便舒适。

但路易丝的忠诚奉献，在约拿斯的日常起居中达到光辉灿烂的顶峰。可爱的天使免除了买衣帽、置鞋袜的种种麻烦，这本来在一般人已属短暂的一生中占去过多时光；她还承担起现代消磨岁月的种种发明，包括社会保障方面艰深难懂的印刷品、朝令夕改的税收新花招，一概归她阅读处理。拉多不免讥评：“这倒很好。可她不能代替你去牙医诊所呀。”她不去，但可以代打电话、代约看病时间。她照料小汽车的停放、在假日旅馆订房间、购买家用煤，甚至连约拿斯要送的礼品也由她代买，并且为他选花、送花。约拿斯不在家时，她居然还能抽出时间来为他整理床铺，好让他当晚上床少些麻烦。

在这股热情冲动下，她也上了这张床。跟镇长约好时间办了手续，在约拿斯的天才得到公认前两年就去了镇公所，还妥善安排蜜月旅行，顺便参观了所有的博物馆。旅行之前，在“住房危机”的高峰时刻，找到一处三室住房，旅行结束后便在那里住下。其后，她几乎是“连续作业”，制造了两个孩子，正好一男一女；她计划生三胎，而正好在约拿斯辞离出版社、专攻绘画之日大功告成。

自此，她还得照料孩子。虽然时间紧缺，她仍竭力帮助夫君。她当然对照顾不周深感歉意，但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不允许她沉湎于疚悔之中。“没办法，”她解释道，“各有各的工作嘛。”其实约拿斯挺喜欢这说法，因为像同代所有艺术家一样，他也愿被尊为“工匠”。由于对“工匠”照顾不周，他只好自己上街买皮鞋。不过除了本应如此之外，约拿斯还想苦中取乐。他因此不得不逛商店，却反而有了独处的机会，这对夫妇生活也是宝贵的补充。

然而在家居生活中最突出的要算生存空间问题。他们身边的时间与空间紧缩是相伴而来的。生儿育女、先生履新、住所狭窄，以及月俸不足购广厦，使夫妇两人的平行活动空间有限。他们的寓所在一座18世纪楼房的第二层，位于首都老街区。这个区住了许多艺术家，他们的规矩是：为了能出新意，就得居住在老区。约拿斯亦有此信念，对居住在这里倍感欣慰。

那住房真够得上“老”字。但由于作了若干现代化的装修，倒使它别开生面：主要是在有限的面积上，让居民占有大量新鲜空气。房间顶板特高，窗户也很壮观；如此华丽，大约是用来接待客人和举办盛会的。但城市居住必须架床叠屋，加之租金昂贵，前前后后的房主只得将大间分割为小间，再以高价出租给成群结队上门的房客。他们照旧宣扬所谓“不可忽略的空气容积”。这优点毋庸争议。但这仅仅是由于房主不可能在高度上切割，否则，他们定会作必要牺牲，为年轻一代多多营造住房，须知这一代在婚恋和繁殖方面都尤为见长。何况“空气容积”只有优点。不便之处是冬日取暖较难，以致房主不得已而提高取暖费。夏季则因大面积的玻璃窗，而令阳光长驱直入：百叶窗自属多余。房主无暇顾及，也可能是碍于门窗太高、木工昂贵。反正厚实的窗帘足以取代，成本亦不足虑：一切由房客自理。房主乐于相助：由其商店送来廉价帷布。本来，在房产业方面乐善好施就是他们的第二职业。此类新贵日常供应细密纱布和绒料。

约拿斯对住房的优点赞叹不已，也看出不足之处。谈到取暖费，他向房主表示：“悉听尊便。”至于窗帘，他与路易丝同感：只需遮掩卧室，别个不必安装。这位心地纯净的君子常说：“咱们没有隐私。”约拿斯特别钟情的是那一大间：房顶高得无须另行采光。另两间远为狭小，前后相连，与大间仅隔一窄廊，从窄廊可直接进入大间。在寓所顶端，与厨房紧邻的有洗手间以及所谓“淋浴间”。这样称呼亦无不可，但须自置淋浴器，并且在享受润泽时直立不动，运作至为艰难。

顶篷特别高，室内极狭窄，使这住所变成奇特的“平行六面体”，几乎处处是玻璃门窗，家具找不到傍依之处，人在屋里像物理实验用的“潜水模特”，在“水族馆”里载沉载浮。更有甚者，所有窗户都面向天井，相距咫尺，邻人的同类风格窗门清晰可辨，甚至可以隔窗瞥见另一层窗户（自然是朝向另一天井）。约拿斯兴高采烈，连声称道：“真是冰清玉洁的世界啊！”按拉多之见，男女主人住一小间，即将问世的宝宝住另一小间。大间白天可作约拿斯的画室，晚间及进餐时可作全家共用之厅堂。不得已时也可在厨房用餐，只需男主人或女主人取“立式”而已。拉多贡献不少，设计了种种新花样：诸如滚动式隔门、可折叠的桌椅，不仅节省了空间，还使这奇特的住所更添异趣。

但当所有房间都放满绘画作品并为婴儿占据之后，就必须考虑另觅新居了。在第三个孩子问世之前，约拿斯在大间作画，路易丝在伉俪卧室织衣，两个宝宝充分使用那第三间，并在各屋之间尽兴奔跑。于是夫妇俩决定将新生儿安置在画室一角：约拿斯将画幅堆成“屏风”，宝宝啼泣之声立时可闻，即刻照应甚为便利。何况实际上无须惊动约拿斯，路易丝总是提前赶到。未等宝宝啼叫，她即赶到画室，并且总是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约拿斯对这等细致周到，自然深为感动；某日告其妻，不必蹑脚，他自可在足音回荡中照旧工作。路易丝说也是怕惊动孩子。约拿斯一面对她表露的母爱之情甚为珍惜，一面暗叹她闹了个大笑话。当下他不敢承认：路易丝的谨慎小心比横冲直撞可能更碍事。首先是因为时间拖得更长，其次因为路易丝得演一场“模拟戏”：两臂张开，胸部微挺，提高双脚，不可能不被察觉。这办法跟她宣布的意图适得其反，因为很容易刮倒画室里遍布的大小画架，于是就会惊醒宝宝，他也会用自己强有力的“手段”表示反抗。做父亲的对孩子的肺活量深感自豪，跑过去哄他入睡，妻子随后接过手来。这时约拿斯扶起倒地的画幅，然后手持画笔，无限得意地聆听宝宝那持续而洪亮的嗓音。

这时节正好当着约拿斯因成绩卓著而交上了许多朋友，朋友们爱打电话，或突然来访。电话机经一再斟酌，还是放入了画室；铃响不免吵醒宝宝，于是啼哭与电话铃混成一片。如果碰巧路易丝正在照料别的孩子，便会带着他们跑过来；但她多半发现约拿斯已一手抱孩子、一手兼拿画笔与话筒，电话里转达了请他赴午宴的盛情邀请。约拿斯自认谈吐平庸，有人请他午餐不免受宠若惊；不过他更愿参加晚宴，以便全天工作。但可惜多半是午宴，这无拘无束的聚会是专为良朋佳友约拿斯而备。于是“良朋佳友”应道：“悉听尊便！”随即挂断，赞道：“真是盛情难却啊！”说着将宝宝交给路易丝，接着继续干活，不久因进餐而中断。于是挪开画架，打开折叠桌，与孩子们一同坐下。进餐时，约拿斯仍盯着未完之作；有时（至少是初来新居之日）觉得孩子们咀嚼或吞咽太慢，使每次进餐拖延过久。但他在报上读到：进餐须从容，有利于消化。因此，也就找到了从容不迫、充分享用的理由。

有时来访的是新知，拉多只在晚餐后才来，白天他自己要上班。何况他深知画家要借昼光创作。不过约拿斯的新知不是画家便是评论家，无一例外。过去、将来作画的都有；或者是过去、将来照料画作画品的人。他们大约都珍惜艺术，抱怨世道不公、秩序紊乱，致使艺术工作历尽艰辛，而画家必备的构思也颇受干扰。他们一发牢骚便是好几个下午，却恳请约拿斯不妨照样工作权当他们未曾造访，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又自称并非庸夫俗子，很能体谅艺术家珍惜光阴。约拿斯对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好友至为感动，便又坐在画作面前，却仍旧有问必答，对种种趣事也不可置若罔闻。

对这等的平易近人，旧雨新知如鱼得水。他们兴致愈来愈浓，早已忘记进餐时间，幼儿却不会忘记。他们跑过来，加入谈话，小呼大喊，客人们同他们逗趣儿，他们也放胆从一位客人的怀里投到另一位的膝上，真是其乐无穷。终于，从天井的一方天空照来的光线变得昏暗，约拿斯只得搁笔歇息。如此这般，只好请大家吃顿便饭，论文说艺直至深夜，也往往要对并不在场的抄袭者、贪财者大加挞伐。约拿斯本来习于早睡早起，以便利用最初的白昼之光。这一来就难办了，早餐来不及准备，他自己也将疲惫不堪。但一个晚上增加如许见闻，迟早会对艺术不无裨益，想到这一层便倍感欣慰。他说：“艺术有如大自然，绝无徒然虚设之物！这也是福星高照哩！”

旧雨新知之外，便是后学晚生了。约拿斯如今已自成一派。起初他喜出望外，自认尚须从头学起，哪里谈得到为人师表？作为艺术家的他，尚在黑暗中摸索，哪有能力指明方向？但他很快明白：学生未必是渴望学习的人。恰恰相反，有人自称“后学晚生”，却正是为了教诲老师，从中获得乐趣，而并不谋私利。因此，他可以谦卑地接受这额外的荣幸。约拿斯的学生们用许多时间解释他作品的内容和原委。于是他在自己作品里发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意图，以及大量他未曾放入的内容。他自认思想贫乏，但多亏了这些后学晚生，才变得才思丰沛起来。有时因为发现了久已埋没的此类财富，约拿斯脸上掠过一丝自豪的神色。“也许真是这样，”他喃喃自语，“从远景来看，这个人物的面孔最突出。他们称之为‘间接人物化’，我不懂这术语。但从效果来看，我的成绩不小呢。”然而他很快又把这高超的技巧归功于福星。“成绩不小的是我那颗福星，”他又想，“至于我自己，我仍陪伴着路易丝和孩子们。”

后学晚生还有一大功劳：他们迫使约拿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们在言谈中把他捧上天，特别赞扬他的人品和干劲，因此他不能再有什么缺点。本来他在克服难点、重提画笔当间，有嚼一块糖或巧克力的习惯，这样一来也只好放弃。如果只有他一人，他自会重蹈旧习。他在德行上如此突飞猛进，实在是由于旧雨新知、后学晚生日夜陪伴：倘若他还贪食，那就未免寒碜；再说彼等谈笑风生，他实在不忍以陋习相扰。

学生们还坚决要求他忠于自己的美学观。约拿斯本人须冥思苦想，才能捕得一丝灵感，对现实产生新鲜的眼光，因而对“美学观”不甚了了。学生们却分成几派，彼此对立而又爱憎分明。在这方面，岂能有丝毫含糊？约拿斯很想把功劳归于“灵机一动”（那是艺术家谦恭的好友）。但某几张画远离学生的思路，他们眉头频皱，弄得约拿斯不能不深刻反思自己的艺术，这当然大有裨益。

后学晚生之辈对约拿斯还有一种帮助，就是硬要他品评自己的习作。结果天天有人将刚画了几笔的作品拿来，放在约拿斯与他尚未完稿的画幅之间，取得最佳照明，不表示态度是断然不行的。而至今他最惭愧的事，便是不懂鉴赏。除了令他陶醉的上乘之作，还有最拙劣的涂鸦，居于其间者，他一概觉得自有意趣，并且彼此雷同。他只得事先想好一套套评语，尤其是因为此等门生如巴黎的诸般画匠一样，好歹都有一些才情：若都在场，他又须道出千差万别，让人人开心。这难能可贵的义务，迫使他对绘画艺术造就一番见地和形诸唇舌的丰富辞令。他又及时悟到：人家需要的并非毫无用处的批评，而是鼓励、以至赞许。只要赞许因人而异便算尽责。约拿斯较原有的禀性和气又跨进了一步，简直在匠心独运地行和善之道。

约拿斯在朋辈门生簇拥下作画，现在椅子已环绕他的画架排列成圈，时间便如是飞逝。有时邻人好奇，伏窗远望，也加入观众行列。他终日与人探讨、交流、赏画，路易丝走过他报以微笑，孩子哭闹他也要略尽父道，来了电话他热烈应答，手里还拿着画笔，不时添加一须一眉。可以说，他生活内容充实，每分每秒从不虚度，他对上帝免除他的闲愁不胜感激。但另一方面，因为作一画所需笔触繁多，须有一些“闲愁”，全仗若干消“愁”。朋辈固然颇多教益，创作效率却愈显迟缓。即使偶尔独处，也已疲惫不堪，哪有拼搏之力？逢到此时，他一心向往社会重新安排，既能顾及友情之乐，又能享受闲散之趣！

他向路易丝诉说一番，而她焦虑的是：老大老二成长迅速，斗室渐感局促。她想将他俩送进大屋，以屏风相隔，而将宝宝安排在小屋，兼收免去电话骚扰之益。由于宝宝一点儿也不占地方，约拿斯可以将小间变成画室。大间白天用来接待客人，约拿斯不妨进进出出、看望朋辈或从事创作，确信人家能理解他需要独处。而且，由于老大老二早睡，晚间聚会便可缩短。“好主意！”约拿斯略加思考便立刻同意了。“还有，如果你那些朋友早点儿告辞，咱俩在一块儿的时间也长一些！”路易丝有感而言。约拿斯凝视她：她脸上掠过一抹淡淡的哀愁。他至为感动，无限温情地拥抱了她。她也毫无拘束，一时间夫妻俩恩恩爱爱，宛若新婚。但她突然悟到：也许那一小间对约拿斯来说委实不够用，于是马上拿起皮尺，丈量之后发觉：他和门生的画作（以后者居多）占地甚大，平素的工作场地不比那小间大多少。约拿斯乃即刻搬迁。

走运的是：干活愈少、名声愈大。每次展出都提前预告，并且大肆鼓吹。恰巧有少数评论家（其中两位是寓所常客）稍有保留，于降温有助。然而真传弟子却怒不可遏，又将那小小的贬损全部抵消而有余。真传弟子的理论是：虽然他们最看重早期作品，但当代的研究酝酿着名副其实的革命。每当人家盛赞他早年作品时，他总有些窘愧，接着又自惭无知，继而流露不胜感激之情。惟有拉多嘟哝着：“一批怪物！……他们把你当成万古不变的偶像来崇拜。跟他们为伍，日子好难过！”可约拿斯还要为弟子们辩护：“你是没法理解的，因为你喜欢我的全部作品。”拉多扑哧一笑：“瞎说，我根本不喜欢你的画作，我喜欢的是你的艺术！”

但画作依然备受欢迎。举办一次极受称赞的展览之后，画商主动提出增加月俸。约拿斯感恩不尽地表示接受。那商人却反唇相讥：“听这口气，您还挺看重金钱！”画家觉得人家出自善意，愈加心悦诚服。不过后来他要求将一张画捐赠给某次慈善事业的义卖，商人却问起“有无进款”。约拿斯一无所知。画商乃要求严守合同，按规定在出售时实行专利。“合同就是合同。”他言简意赅。在双方合同中并无关于慈善事业的条文。“那么悉听尊便。”画家道。

新的生活安排使约拿斯心满意足。他有相当多的时间可以闭门自守，回复纷至沓来而又不应怠慢的信函。少数来件涉及收信人的艺术；多数询问其人其事，或要求咨询、期待鼓励以至借钱。随着约拿斯声誉日隆，他像人人一样，收到种种呼吁，请他声讨种种违背正义的恶行。他一一作复，发表艺术见解，致谢社会各界，提供咨询，自己节省买领带的钱以对他人小有助益，也不时在主持正义的抗议书上签署大名。拉多又从旁进言道：“你时下怎么搞起政治来？还是让作家跟灰姑娘们干这种事吧！”说错啦，他只签署言明与党派之争无涉的抗议书，但凡抗议书都自称“无涉”。约拿斯有时接连好几个星期，衣袋里塞满未及作复而又连发催询的信件。他挑急件（一般是陌生人所写）先复，而等较为从容时再与友人笔谈。文债如山，当然无暇漫步，心中也难以平静。他总觉得自己跟不上，内心总觉愧疚，即在作画当间也不时有感。

路易丝愈来愈为照料幼儿忙碌不已，因为家务而精疲力竭；他本可分担的一部分也无力兼及了。他遂引以为恨。他究竟是为了乐趣而辛苦；她则如牛负重，苦海无边。当她外出办事时，约拿斯对此尤有体会：“电话！”老大呼叫。于是他放下画笔，知道又是邀请赴宴，然后心绪稍定又来作画。“查煤气啦！”一名职员在门口嚷嚷，孩子刚给他开了门。约拿斯刚接完电话或应付了查煤气的，就来了一位老友或弟子（有时二者同时光临）：“就来，就来！”他们追踪直至小屋，继续日前未能尽意的交谈。日久天长，来客都对走廊不复陌生。他们就站在那里，彼此招呼，又要还待在远处的约拿斯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者干脆长驱直入闯进小屋。心满意足者说：“至少在这小屋里还能拜见您，并且从容请教！”“可不是，这一阵子简直见面都难啊！”他当然也感到对不起那些未能谋面者，而他们往往倒是极欲一晤的老友。但时间实在紧迫，又不能什么都答应，结果免不了挨骂。有人讥讽：“他一出名架子就大了哩，谁也不见啦！”还有人添油加醋：“他谁也不爱，就爱他自己！”错啦，他爱绘画，爱路易丝，爱孩子们，爱拉多及另几位老友；他对亲朋故旧都抱着善意。可惜人生短暂，时光飞逝，精力也不济。既要画出世态人情，又要亲历世态人情，谈何容易！再者，他还不能抱怨或辩解，否则就会有人拍着他的肩膀嘲笑：“幸运儿！有得就有失哟！”

于是来函堆积如山，弟子们依然络绎不绝，一般俗人也蜂拥而至；约拿斯还以为他们总是关心绘画罢，正如他们本可同常人一样，热衷于美国王室轶事或烹调传授游戏。实际上那些人主要是社交界的女子，举手投足、穿着打扮都很简朴。她们自己不买画，却将男友带上门，暗暗指望他们掏腰包，自然多半是做梦。但她们却能助路易丝一臂之力，特别是为上门的男客沏茶续水。茶杯从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经过走廊，由厨房而入大房间，又传回小小画室：约拿斯正被少数来客团团围住（小屋只装得下这么多人），一边交谈一边挥笔不止；直至不得不停下笔来，感激不已地端起一位妙龄女士专门为他精心沏制的浓茶。

他呷了一口茶，觑眼凝视一位弟子刚放回画架的草图，与朋辈欢声笑语，其间忽又想到请一位弟子速将连夜撰复的书信及时付邮，接着又赶紧扶起在他膝前滚爬的老二，然后摆出姿势让好事者拍照。又一声：“约拿斯，接电话！”他高举茶杯，不住道歉着从占据走廊的人群中辟开小道，接完电话赶紧折回，在画面一角涂抹一番，又停笔回应那位妙龄佳人：“一定为您画像！”言毕又在画架前坐定。他刚重新构思，便有人大呼：“约拿斯，签字！”“什么？是挂号信吗？”“不是。声援克什米尔苦役犯！”“就来，就来！”于是他连跑带跳来到门口，接见一位友人之友，听取他那《抗议书》的内容，询问是否涉及政治，对方一面口称无涉，却教训他“画家地位崇高，因而义不容辞”，云云；待他抬起头来，还没听清姓名，便被引见一位刚获金牌的拳击手或某某友邦的杰出戏剧家。后者直勾勾的眼神盯了约拿斯足有五分钟，声称因不通法语，谨以注目为礼，聊表景仰之意。约拿斯诚惶诚恐，连连点头称是。幸好闯进来又一名可爱的说教者，才打破这尴尬局面。约拿斯觉得不胜欣喜，并且也如实道来。他摸了摸衣袋里塞满的信件，提起笔来正待再描上几笔；不过先谢了人家诚意相赠的一对“塞特”种卷毛小猎犬，将它们护送进夫妇的小卧室，又回来表示接受捐赠者邀赴的午宴。此时却又听得路易丝惊呼不已，发现那对小猎犬从未经历室内生活的驯养，便将它们移至淋浴间。两只小活物仍狂吠不已，搅得四邻不安。约拿斯的两眼不时越过人群头顶，瞥见路易丝那似感万分无奈的目光。终于熬到了日落时分，部分来客纷纷告辞；另一部分则依依难舍，仍留在大屋，不胜怜爱地观赏路易丝哄孩子们入睡。一位戴圆帽的高雅女士也好意相助，还连声称赞约拿斯家里气氛极为亲热，她本人回到两层楼的私人公馆将颇有冷清之感。

某星期六下午，拉多将一只精巧的晾衣架送来给路易丝，这衣架可以悬挂在厨房的顶板上，他认为这套住房实已拥挤不堪。约拿斯在小屋里，于朋辈簇拥下正在为“抱着猎犬的太太”作肖像画；而他本人也正由一位官方画家摹画。照路易丝的说法，这位画家正在做官方的订货，名称暂定为《工作中的画家》。拉多退至小屋一角观察老友，见他似正聚精会神奋力工作。一位从未见过拉多的客人朝他歪着身子说：“喏，瞧他脸色有多好！”拉多避不作答。那人又道：“您作画吗？我也是画家。请听我说，他在走下坡路。”“已经是这样？”拉多问。“不错，功成名就了嘛，一般人都抵挡不住。他到头啦。”“您是说‘走下坡路’，还是‘到了头’？”“走下坡路对画家来说就等于到了头。您看，他已画不出什么名堂来了。现在是别人画他，再将他挂上墙壁，从此万事大吉！”

后来，某个夜晚，路易丝、拉多和约拿斯三人聚集在夫妇卧室里。约拿斯站着，另两人坐在卧床一角，没人吭声。孩子已入梦乡，猎犬寄存到郊外了。约拿斯和拉多擦了擦碗碟，此刻正由路易丝洗净，大家都很累了。“请一位保姆吧。”拉多见有那么多杯碟，便有此建议，但路易丝不胜忧郁，答道：“让她住在哪里啊？”大家相视无言。“你满意吗？”拉多突然问约拿斯。约拿斯报以微笑，但已是倦态毕露。“满意。大家都对我很好。”“不见得，”拉多说，“还得防着点儿。不是人人都抱有善意。”“你指谁？”“比如你的画家朋友们。”“这我知道，”约拿斯说，“许多画家天生如此。连最了不起的画家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存在’！于是就搜寻证据，因而要评判、要责难！这可以壮胆，使‘存在’有了开端。他们很孤单啊！”拉多连连摇头。约拿斯又道：“听我说，我了解他们，应当热爱这些人。”“那么你呢？”拉多又问，“你‘存在’吗？你从不说任何人的坏话呀。”约拿斯笑道：“嘿！我常想到他们的坏处，不过很快就忘掉。”又正色道，“不，我不能肯定自己眼下是否‘存在’，但我将会‘存在’，这是无疑的。”

拉多又问路易丝作何感想。她一脸倦色，勉力表示赞同约拿斯的看法：来客的见解无甚要紧，重要的是约拿斯的工作。她已觉察到幼儿碍手碍脚。何况孩子越来越大，得买一张长沙发，又得占地方。在找到新居之前，该怎么办？约拿斯扫视了他俩的这间卧室，当然不理想，双人床太大，可整间屋子白天用不上。他将此点告诉了正在冥思苦想的路易丝。至少在这间屋里，约拿斯可以免受干扰。人家总不敢躺在床上吧？“您有什么看法？”路易丝反问拉多。拉多盯着约拿斯，约拿斯正在凝望对面的窗户。然后，他举目仰视星光已逝的夜空，走过去放下了窗帘。从窗前走回后，他又对拉多一笑，默默无言靠着他在床边坐下。路易丝显然已精疲力竭，说要去淋浴。此刻剩下两位老友，约拿斯更感到同拉多并肩而坐。他并未朝老友看，却自言自语：“我爱绘画。我想一辈子作画，日夜不止。这不就是一种运气吗？”拉多深情地端详他，回应说：“是啊，就是一种好运啊！”

孩子在成长，约拿斯见他们快乐健壮，心里高兴。他们都已上学，下午四时回家。约拿斯还可同他们相聚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四，以及许许多多放长假的日子。他们还不懂得安分守己地做游戏，但已长大到足以让整个住所听见他们的吵闹和欢笑声。得设法让他们安静，吓唬他们，有时还得装成要揍他们的样子。还得叫他们保持服装整洁，替他们缝扣子，路易丝实在忙不过来。既然不能安排一名女仆住在家里，甚至不能让她介入这局促的家居生活，约拿斯便想到请路易丝的姐姐梦丝来帮忙。她已守寡，带着长大成人的女儿。路易丝应道：“好啊，跟梦丝可以不讲客套，什么时候想请她走就请她走。”约拿斯很高兴找到这个办法，既可减轻路易丝的负担，又缓解了自己的不安心情。减轻负担很明显，尤其是因为梦丝的女儿有时也来帮忙。母女俩心肠都极好，心地纯净，因而那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精神都溢于言表。她俩全力以赴，帮助操持家务，决不吝惜时间。本来她俩已对孤儿寡母的生活有些厌烦，加之在路易丝家并无拘束之感，真可谓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如预期的那样，双方都心情舒畅，这两位亲戚从一开头就觉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由自在。大房间变为公用房，兼作餐厅、洗衣间和幼儿园。婴儿所在的小间用来收藏画作，同时放了一张行军床，供梦丝在无女儿陪伴时使用。

约拿斯占据夫妇卧室，利用大床与窗户间的空隙工作。不足的是须等收拾房间之后（先收拾儿童间）才能提笔。好处是，除了进来找衣服（全家惟一的衣柜放在这里）之外，一般不打扰他。来客倒是略有减少，但“常客”还是常来。出乎路易丝的意料，为了便于同约拿斯聊天，他们竟肆无忌惮地往伉俪床上一躺。孩子也过来问候爸爸，请他“把画画儿拿来看看”。约拿斯将正在进展中的“画画儿”拿给他们看，并亲热地吻吻他们。他一面送他们出屋，一面深感孩子们占据了他的全部心灵。若没有他们，他会觉得空虚孤独。他爱孩子不亚于爱绘画，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惟有孩子同绘画一样富于生命力。

然而，约拿斯不那么勤奋了，自己也莫名其妙。他还有干劲，但画起来却有些艰难，即使独自一人也一样。逢到这样的时刻，他经常两眼朝天看。他本来就容易神不守舍，现在更终日胡思乱想。他不在作画，而在思考绘画、思考自己的天赋。他仍喃喃自语：“我喜欢绘画。”但提着画笔的那只手却贴着身子，两耳在聆听远方传来的广播声。

与此同时，他的声望下降了。人家给他送来言不由衷的赞扬文章，以及批评文字；少数文章充满谤言诽语，读之痛心疾首。不过他仍旧宽慰，反将这类中伤看成鞭策。照旧上门的客人已不那么毕恭毕敬，而自诩“老熟人”，无须“见外”而已。当他想重新提笔时，这些人却说：“得啦，你有的是时间嘛。”约拿斯悟到：他们按“人以群分”的规矩，将自己也归入了“失败者”。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这晚来的同情也不无助益。拉多却耸耸肩：“你真傻！人家并不拥戴你！”约拿斯却不以为然：“现在他们对我有点儿爱惜啦。‘有点儿’就很了不起。至于为什么爱惜却并不重要。”他仍然健谈，仍然复信并作画，可谓尽心尽意。有时他下了真功夫，尤其是星期日下午，路易丝和梦丝带孩子出门玩去了。到晚间，他因有所进展而颇感欣喜。这一阵子，他着重描绘天色的千变万化。

某日，画商通知说：实在抱歉，由于买主锐减，不得不降低月俸。约拿斯一口应诺，路易丝却愁上眉梢。此刻正逢九月，孩子开学须换新装。她像平常那样鼓足勇气，自己动手干；但不久便发现力不从心。梦丝会缝缝补补，做衣服却不行。幸好约拿斯的堂姊在行，也赶来帮忙。她不时过来坐在约拿斯屋角的一张椅子上。她生性沉静寡言，此刻更是默不作声。路易丝见状有感，叫约拿斯画一幅《缝纫女工》。约拿斯一口允诺，说这是好主意。于是试笔，却浪费了两张画布，只得继续去画天空。次日，他在家中来回踱步，沉思良久却无意提笔。一位门生兴冲冲地将一篇长文送上门来；他自己本不会发现，一读之下，却获知他的画作“评价过高”并且“落伍过时”。画商也来电话，重申对作品滞销倍感焦虑。他自己照旧沉思默想，对那位门生说：文章的看法不无可取之处，但他来日方长。对画商，他表示理解，却并不苟同，他准备动手从事一幅大型新作；一切都将从头开始。言谈之中，自感持之有故，“福星”再现指日可待。所欠者惟妥善安排而已。

后来的日子里，他先试着在走廊里工作；次日又移至淋浴间，在灯光下进行；再次日竟搬进了厨房。然而他平生第一次，碰见旧雨新知都感到窘态毕露。于是他又暂时搁笔，反躬自省一番。如果是春秋季节，他本可去室外写生。不巧隆冬在即，开春前谈不到户外写景了。他也并不善罢甘休，只是彻骨之寒逼得他退避三舍。接着连续数日，他独自对画枯坐，或干脆临窗闲眺，将画笔弃置。后来他养成上午散步的习惯，脑中酝酿着捕捉一鳞半爪的速写草图：一株枯树，一瓦陋居，簌然飘逝的人影，等等。如此闲荡终日，却一无所获。相反，街上张贴的小报、偶遇故人、商店橱窗、咖啡馆冒出的热气，实在诱人，令其流连忘返。每到晚间他深自内疚，却也不停地找些借口。他会重新提笔，并且越画越好的，只是须待这旷废的间歇期消逝。眼下是在心中酝酿，如此而已。那“福星”将拨开云雾，再度展现明镜般的辉煌。现在他却终日泡在咖啡馆里。他发现酒精也能使人兴奋不已，类似过去的奋力拼搏。那几年他每念及画作便一往情深、心潮澎湃，惟有见到孩子时才有同样体验。喝到第二杯白兰地，他仿佛恢复了那沦肌浃髓的激情，觉得自己一身兼有宇宙主宰与奴婢之二任。不同的是，目前的体验空洞无物，他依然无所作为，并未将激情融进作品。不过这已最近似他平生的大志大趣；为此他不分昼夜地在烟雾缭绕、嘈杂喧扰之地虚度年华。

但他仍避开艺术家常去的场所和住区，碰见熟人说起他的绘画，他颇有几分惊恐，看得出他在回避。于是他就绕开这话题。他并非不知背后的讥诮：“他以伦勃朗自居呢！”想到这，就更加别扭了。总之，他那笑脸已踪影全无。老朋友们得出一种古怪却难免的看法：“他板着面孔，说明他自鸣得意！”他闻风而避，并且越来越多心。走进咖啡馆，如果感到有熟人在座，顿时觉得风景煞尽。片刻间，他怔怔而立，觉得创伤深痛却又无能为力，因为心慌意乱而脸色铁青。愈在此时，愈倍感友情弥足珍贵。一次忽忆及拉多和善的目光，立即掉头而去。“瞧他那副尊容！”某日当他离去时，有人在距他咫尺之地议论。

如今他只去那根本碰不上熟人的偏远街区了。在那里，他倒可以畅所欲言，笑口常开，恢复了当年的和颜悦色。人家也不求他做这做那，他在这等处所交上了几个随和的朋友。他特别喜欢同火车站冷食店的一名伙计交往。因为常去，这伙计边伺候边打听：“您干什么活儿？”约拿斯应道：“随便涂涂画画。”“画家还是油漆匠，那可都叫涂涂画画呢！”“画家。”“嘿嘿！那碗饭可不好吃哟！”伙计叹道。谈话到此为止。是“不好吃”啊，但约拿斯自有办法，问题是得把活计安排妥帖。

斗转星移，在举杯交谊之际，他有了新知。有的女人与他相好。他在云云雨雨之前或之后，不免打开话匣，自我夸耀一番。女人都很体谅他，虽然谈不到心悦诚服。有时他觉得自己又有了昔日的干劲。某日受一位女友鼓励，他下定决心从头再干。他回到家里，试着在堂姊已离去的小屋里工作。但仅过了一小时，便收起画布，视而不见地朝路易丝淡淡一笑，就出了门。他痛饮一日，又去那女友的住所过夜，其实对她并无欲念。次日清晨，路易丝满脸愁云、万分痛苦地迎接他归来。她问他是否与那女人发生了关系。约拿斯说，自己烂醉如泥，因而并无此事；但在此前却与别的女人快活过。路易丝大惊失色、痛不欲生，脸色死灰有如溺水者。约拿斯见状，头一遭感到撕心裂肺一般难受。他这才发现，这段时间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上，一时愧疚不已。他向她求饶，答应一刀两断，夫妻恩爱将一如往昔。路易丝欲哭无声，掉过头去擦拭汩汩的泪水。

第二天约拿斯早早外出。天正在下雨。他如落汤鸡般归来，肩上满载大小木板。两位老友闻讯赶来，正在大屋品尝咖啡。两人议论：“约拿斯有了新招儿，要在木板上创作呢。”约拿斯报以苦笑：“哪里哪里。不过倒是新做法。”他来到沿淋浴间、厨房和厕所伸展的小小过道。在两条走廊交叉处，他驻足不前，细细察看了直达晦暗顶板的两堵高墙。他需要一张板凳，于是下来去找看门人。

等他回来时，家里又多了几位来客。他不得不应酬一番，对付老友重逢的种种客套，也回答了家人的关爱垂询，这才走到过道尽头。妻子此时正好走出厨房。约拿斯放下板凳，紧紧拥抱她。路易丝凝望良久，方吐出一句：“求求你，别再胡闹。”约拿斯连称：“不会，不会啦。我要画画。我必须画画！”但他仿佛在自言自语，目光旁骛。活儿倒是动手干起来：在近高墙顶端，他支起一块木板，想堆起一座狭小、纵深、高高在上的“阁楼”。日落时分大功告成。他借板凳之助，两臂吊在那木板上，而为了确保坚固，又使劲拉动一番。接着，他又同众人攀谈起来，大家对他又变得如此和蔼可亲都感到庆幸。入夜，家里人少了，他操起一盏煤油灯、一把椅子、一张矮凳和一架画框，便登上了“阁楼”。家中三个女人和娃娃们都惊得目瞪口呆。“行啦，我在这里干活儿，不会打扰任何人。”他在高栖之地大声宣告。路易丝问是否真能办到。“当然，”他说，“占地极小，我也自由啦。历史上有许多大画家点着蜡烛创作，还有的……”“那木板结实吗？”“结结实实。”他又道，“放心吧！是个好办法呢。”说着走下来。

次晨他爬上阁楼，端坐入椅，将画架支在靠墙的矮凳上，灯也不点，静静思考。惟一可辨的轻微声息来自厨房和厕所，其他种种杂音仿佛十分遥远。来访的足音、门铃或电话铃声、来来去去的走动、种种欢声笑语，传到他耳际都已朦朦胧胧，就好像发自街道或别人家的院落。而且，正由于全家灯光明亮，这里的幽暗更有利于沉思遐想。不时也有个把老友走来，伫立于阁楼之下。“约拿斯，你搞什么名堂？”“干活呀。”“灯也不点？”“暂时用不着。”他确实未动手，但在构思。这里幽暗，也还安静，与昔日相比，简直如同置身大漠荒冢，惟有自身怦怦心跳清晰可辨。即使刻意向他传递的话音，他也觉得恍若隔世、与己无涉，他好比那在沉睡之中独自西归的幽居者。次晨电话铃声大作，历久不息；然而屋里空寂荒凉，惟有一具永远不辨音籁的尸身。然而他是活着的人，他在无声无息之中聆听自己的心声；他恭候福星来临。这福星此刻还隐而不露，却在酝酿再现异彩，准备着在空虚凌乱的年华之上重放永不熄灭的昔日光辉。“照呀，照呀！我需要你的辉煌！”他默默祷念。它一定会再现辉煌，这是确凿无疑的，不过他还需要历时更久的沉思。他实在幸运：既不与家人分离，又落得个幽居独处。他需要发现人家尚不甚了然的东西，虽然他自己明白，而且一贯按明白了的模样儿落笔。总之，他必须捕捉住这秘密：不仅是艺术的秘诀，他心里明白。正因为如此，他不亮灯。

如今他已是每日必上阁楼。来客显著减少，路易丝成天忙碌，谈兴不浓。约拿斯进餐时下楼，然后又回去。他成日成日一言不发地待在幽暗处。夜深人静时，他与已入眠的爱妻团聚。不久，他让路易丝将午餐递上来。路易丝悉心办理，使他万分感动。为了少打搅，他要她也送些干粮上来。渐渐地，他白天根本不下楼了，不过那些干粮却几乎原封未动。

某夜，他唤来路易丝，要几床被子在上头过夜。路易丝高高仰面相望，她欲言又止。只是她凝视约拿斯的眼神又焦虑又忧伤。他突然发现她老了不少：生活的艰辛在她身上也留下深深的烙印。这时他才想起：自己从来没助过她一臂之力！但他还未张口，她已莞尔一笑，那深情厚谊令约拿斯感到揪心之痛。“亲爱的，就照你的意思办！”她终于答道。

从此，他连宿夜也在高楼，两脚永不沾地了。家里倏然杜绝了一切来客，因为反正白昼黑夜都不见画家踪影。对有些来客说他下乡去了；对另一些来客为了更新谎言，便托称他另有画室。惟有拉多仍是忠实的客人，他爬上板凳，那和善的面孔伸到木板上方。“行吗？”他关切地问。“太行啦！”“你在干活儿吗？”“等于在干。”“可连画布也没有？”“反正是在干。”这板凳与阁楼的“对话”自然持久不了。拉多点点头，走下来帮助路易丝修修管道或门锁，随后不上板凳便向老友道别。老友在阴暗中招呼一声：“保重，老兄！”一天晚上，约拿斯在道别之外又称谢一番。“谢什么呀？”“谢谢你的珍爱！”“真新鲜！”拉多叫嚷着离去。

又一天晚上，约拿斯叫拉多速来，那盏灯头一回亮晶晶。约拿斯一脸着急的表情，将头探出阁楼外。“递张画布上来！”他吩咐。“你怎么着啦？瞧你瘦成这样子，像幽灵哩！”“我这几天没吃啥。没关系，我必须干活儿。”“吃了再干。”“用不着，不饿。”拉多送上画布。在躲进“小楼”之前，约拿斯问：“他们怎样了？”“问谁呀？”“路易丝和孩子们嘛。”“都挺好。你若跟他们一块儿就更好！”“我不会同他们分离。一定要说清楚不会分离！”说着就不见他的身影了。拉多将自己的忧虑告诉了路易丝。路易丝也如实相告：她自己也已有数日寝不安、食不甘啦。“怎么办呢？唉！要是我能顶替他工作该有多好！”她含辛茹苦地凝视拉多。“没有他我活不下去呀！”她悲叹着。拉多不胜惊奇地发现，她的脸上又泛起少女般的红晕。

那灯通夜透明，次日上午仍经久不灭。对前来探看的拉多或路易丝，约拿斯只答一句：“别管，我干活儿呢！”中午他要了些煤油。那盏灯加了油，便重放光彩直至夜晚。拉多留下与路易丝及孩子们共进晚餐。午夜他过去向约拿斯致意。在依然通明透亮的阁楼前，他静候片刻，接着讷讷而去。次晨路易丝起床时灯火依旧。

晴好的一天来临，可约拿斯看不到了。他已将画布翻转对着白墙，他耗尽了精力，两手扶着膝头，仍在等待。他自忖：从今他无须工作了。他感到幸福。他听见孩子们的咿呀之声、听见哗哗水声，也听见杯盆叮当之声，路易丝在说什么事情。一辆卡车从林荫道上驶过，震得大玻璃窗格格作响。人间的风貌依旧，还那么富有朝气、逗人喜爱：约拿斯屏息凝神，静听人间的美妙音籁。从那样遥远的所在传来，它不影响约拿斯身上的欢乐与干劲，不干扰他的艺术，以及那再也无从表达、变做默默无声的万般思绪；然而这一切却把他推向自由活泼的氛围，凌驾于悠悠天地之间。孩子们从这间屋跑到那间屋，小女儿放声大笑，连路易丝也在笑（他可好久没听见她这么欢快了）。他爱他们、多么爱他们啊！他拧熄了灯，在重新笼罩的一片黑暗中，莫非是他的福星又再展辉煌？是那颗福星，他一眼就辨认出来；一股无限感激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他仍在仰首凝望——直至无声无息地从阁楼跌下。

立刻请来一位医生。他稍后宣称：“没什么，劳累过度，休息一周便可康复。”“准能好吧，您说呢？”路易丝面如死灰地问道。“会好的。”在另一间屋里，拉多正审视那块空无一物的画布。只是在正中间，约拿斯写了几个又瘦又细的字母，很难辨认那意思是“孤独”还是“互助”[1]！

[1] 这两个词在法语中只有一个字母之差。

·长出来的巨石·

车子在已变得泥泞的红土小路上笨重地拐了弯。夜色中，前头的车灯突然在道路两旁照亮了一边一个小木屋，屋顶都覆盖着铁皮。在右侧第二座木屋附近，薄雾中可辨出一座圆塔，是用粗糙的梁木搭起来的。从圆塔顶上伸展出一条金属缆索，起初不甚显眼，但在车灯照耀下，随着灯光愈益清晰地闪耀着，最终消失在与大路相交的斜坡后面。车子放慢速度，在离木屋几公尺的地方停下。

坐在司机右侧的男人走了出来，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挤出车门。站直之后，那庞然的身影摇晃了几下。他在车身附近的阴影里伫立，一脸倦态地聆听马达放慢转动的声响。然后他朝斜坡走去，走进车灯打出的影锥中。他在斜坡高处立定，那厚实的脊背在夜色中十分显眼。片刻之后，他转过身来。司机的黑脸膛在仪表板上方闪闪发光，此刻微露一丝笑意。男子做了一个手势，于是司机熄了火。立刻，连同小路和森林，一切复归寂然，只听见潺潺水声。

那男人审视着河流，朝下方看去，不过是黑乎乎蠕动着的什么东西，时而闪耀着熠熠生光的波纹。远处，也就是对面，那比较密集而固定的所在，大概就是所谓河岸了。若仔细端详，就会发现在这静悄悄的河岸上，冒起一堆淡黄色的火焰，仿佛是在远方瞭望的一只眼睛。大汉朝车子转过身来，然后点了点头。司机灭了前车灯，接着又打开，如此很有规则地闪耀着。大汉在斜坡上时隐时现，每次重现都愈显壮伟。突然，河对岸一只无形的手臂操纵一挂灯笼，在空中跃动了几下。那“窥视者”做完最后一次暗号，司机便最终熄灭了车灯。于是车子和大汉都隐没在黑夜中。车灯灭后，几乎可以看出那条河流，至少是它那健壮臂膀闪烁着的部分肌肤。公路两侧，森林庞大的黑影在夜空衬映下显现，似乎就在跟前。一小时以前开始落下霏霏细雨，已将小路淋湿；此刻还有雨丝在微温的空气里飘荡。小雨润如酥，而在原始森林中的这一大片空旷地倒显得分外沉静和安详。黑夜中微微闪烁着睡眼惺忪的星辰。

但从河对岸传来了铁链和隐隐约约的潺潺水声。大汉仍在等待，在他右侧木屋的上方，绳索渐渐抽紧了。整个缆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同时从河上传来船只驶过水面的哗哗声，轻微但范围开阔。咯吱咯吱声渐趋平静；水声却愈益开阔，接着清晰可辨，灯笼也愈变愈大。现在已可清清楚楚看到灯笼四周淡黄色的光圈。光圈渐渐扩张，又重新缩小，灯笼本身却透过薄雾闪闪发光，并在上方和四围照出枯干的棕榈叶做成的方形屋顶，四角用很粗的竹竿支撑着。这简陋的大棚缓缓朝岸边驶来，它的四周人影晃动。当它大约驶到河流正中时，可在淡淡的黄光中看出三个矮小的男子，光着上身，皮肤泛黑，头戴锥形尖帽。他们两腿微微叉开，身子挺立，以抵消来自四方的漂移之力；水流虽看不清楚，却似乎一齐压向那粗糙的大木筏。这木筏拖在后面，最后才从黑夜与河道中脱颖而出。当渡轮离得更近时，那大汉发现在大棚下方的岸上还有两名身材高大的男人，也都戴着大草帽，身上却只着一条灰褐色粗布长裤。他们竭尽全力压在篙竿上面，篙竿在木筏后半部的方位上，正深深插入水中。两名黑人的身子弯曲到了极限。船头，三名黑白混血儿静立不动，睁眼看着河岸一点点靠近，绝不抬头瞅瞅正在等候他们的壮汉。

渡轮突然碰撞到深入水中的一条渡船的船头；那灯笼在撞击下摇晃不已，正照亮了那渡船。岸上高大的黑人却直立不动，双手高过头部，攫住此刻吃水不深的竹竿；但他们的肌肉却紧绷，并且不停地颤动。那颤动似乎来自水面和水的分量。另一些船工在渡船的石墩周围抛下许多铁链，他们跳上了甲板，放下某种粗糙的吊桥，这吊桥从斜面盖住了木筏的前部。

大汉朝汽车折回并上了车，司机正在设法点火。车子缓缓挨近斜坡，将引擎盖指向天空，然后又俯向大河，开始驶向下坡。司机踩紧刹车，车身滚动了几下，在污泥中打滑，停下又开动。它在铁板跃动的嘎啦嘎啦声中驶上渡船，到达那已被沉默不语的混血儿排成两行的渡船顶端，再悄然朝木筏上开去。前车轮一上木筏，木筏就下沉一截，但几乎立刻就重新浮起，承受了整个车身的重量。然后司机将车一直开到木筏后半部，在悬挂灯笼的方形屋顶下面停了下来。混血儿们立刻将斜板收回渡船，一脚跳上了渡轮，同时让渡轮与泥泞的河岸分离。渡轮猛然一沉，接着又浮了起来。渡轮缓缓离去，只见那长长的金属杆沿着缆索在空中摇动。身材高大的黑人这时松下劲来，收回了竹竿。大汉和司机都走出汽车，面向上游伫立在木筏边缘。操作过程中谁也没有吭声；直至此刻，人人都极其沉静地坚守岗位，惟有一位高大的黑人正用粗糙的卷烟纸卷出一支香烟。

那人正在观看突破巴西原始森林、朝着他们滚滚流下来的那个大河的大缺口。此地宽约数百米，污浊却明亮的浪涛此起彼伏，滚向渡轮两侧，然后越过船首，又变成强劲有力的一泓流水，穿过晦暗的茫茫森林，奔向大海和黑夜。空气里荡漾着一股腐蚀的气息，似乎来自波涛或柔和的天空。只听得渡轮下的浊水哗哗有声，两岸不时传来牛蛙的鸣叫或小鸟千奇百怪的歌唱。那大汉挨近司机站着，司机却又矮又瘦，倚着一根竹柱，两手插在褪了色的蓝布工装裤袋里。眼下这套衣服沾满了一日旅行积下的红色尘埃。他虽很年轻，脸上却已布满皱纹，此时正笑逐颜开；湿漉漉的天空还残留着几颗倦怠无力的星辰，但他却视而不见。

鸟儿的啁啾声变得更清晰了，其中混杂着一些无以名状的鹊噪声；几乎同时，缆索又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身材高大的黑人将篙竿再次插入水中，并且像盲人那样摸索着河底。那大汉又转回那方才离去的河岸。河岸又被黑夜笼罩、被河水浸湿，它广阔无垠，原始粗犷，正如远方一望无垠的森林一样。近有海洋，远有森林，而漂泊在这两者之间粗犷巨流上的三五人群几乎微不足道。当木筏到达新的渡船时，就好像渡轮斩断了条条缆索，经历旷日持久的惊险航行之后，在漆黑之夜驶抵一处荒岛。

从陆地上终于传来鼎沸人声。司机刚付了渡河钱，在沉沉夜色中，他们用葡萄牙语祝福重新踏上旅途的汽车一路顺风。

“他们说，到伊瓜佩还有六十公里路程，三小时足够。索格拉泰感到满意。”那司机宣布。

大汉粲然一笑，是开朗热情的笑，恰如其人。

“索格拉泰，我也一样，很高兴。小路很难走呢。”

“达拉斯特先生，太重啦，你的身子太重了呀！”司机也大笑不止。

汽车稍稍加快了速度，它在一排排高墙般的大树间、在枝叶交错的植物中、在甜蜜而温软的香味中行进。发光的蜂类反复交叉地飞过幽暗的森林，不时有几只红眼鸟扑打着前车窗。有时又从深沉的夜色里传来怪异的虎啸声，司机打趣地转动眼珠，凝视他的邻座。

公路蜿蜒曲折，穿过摇摇晃晃的木板桥，跨越一条条小河行驶一小时，雾色愈浓。蒙蒙细雨从天而降，将前车灯光融成一片轻薄的雾。虽然车身不停摆动，达拉斯特却近于酣眠。现在已不是在森林中行进，而驶入了拉塞拉公路。今晨一出圣保罗城，他们就已进入这条大道。从这类红土质的道路上，不断飞扬起红色灰尘；而在道路两旁，极目所视之处，都可见到这红尘覆盖着草原罕见的花草树木。阳光浓重，山岭泛白，三步一沟，五步一壑，公路上时而遭遇饥肠辘辘的瘤牛，仅有的旅伴是失群而疲乏的黑秃鹫，真是在红色沙漠里漫长而又漫长的旅行啊……他突然一惊：原来是汽车停驶了。现在他们仿佛到了日本：公路两侧是简陋的日本式房屋，房屋里隐约可辨的是飘逸的和服。司机对一个日本男人说话，那人身着肮脏的工装，头戴巴西草帽，接着车子重新启动。

“他说只有四十公里了。”

“咱们到了哪里？是东京吗？”

“不是，是雷吉斯特洛。在巴西，日本人全到这里来住。”

“为什么？”

“不知道。喏，他们都是黄皮肤，达拉斯特先生。”

森林变得稍微稀疏了一些，公路虽还很滑，但不那么难走了。汽车在沙子上滚动。从车门吹进一股温湿的气息，约略带点酸味儿。

“你感觉到了吧，这就是那美丽的大海啦，一会儿就到伊瓜佩了！”司机津津有味地说。

“还看汽油够不够。”达拉斯特说。

说完他又不声不响地睡着了。

清晨，达拉斯特坐在床上，惊奇地瞧着这间房屋：他竟是在这里睡醒过来的。四周的大墙新近用褐色生石灰粉刷到约一人高。再往上，是较早刷上去的白颜色，而浅黄的硬块将墙壁一直遮饰到天棚。室内面对面各摆了六张床。达拉斯特只看见自己这一排最后一张床上被子是掀开的，但床上无人。不过他听见左侧有窸窣的声音，便转身朝门口张望。只见索格拉泰手持一瓶矿泉水，笑嘻嘻地站在那里。“‘快乐的往事’医院！”他嚷着。达拉斯特摇了摇身子。不错，昨天镇长安顿他们住下的医院叫做“快乐的往事”医院。索格拉泰却说：“应当叫做‘牢记的往事’医院。他们先叫我盖这所医院，以后再搞自来水设备。所以这‘快乐’的地方目前只能请你用矿泉水洗漱！”说着便笑着唱着走开了。看上去他一点也不疲倦，虽然打了一整夜惊天动地的呼噜。然而达拉斯特却彻夜未能成眠。

现在达拉斯特全醒了。透过对面安装了铁条的窗户，他瞥见一小块红土天井；院子已被小雨淋湿，此时可见两注水流悠然无声地从一束高大的芦荟枝叶上流过。一名女子从天井中走过，手上举着一方黄头巾，它正在她头顶上方飘扬。达拉斯特重新躺下，又立刻坐起，从床铺走下。由于他腰圆膀粗，床铺在他身下微微弯曲、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索格拉泰这时又走入，说道：“该你去啦，达拉斯特先生，镇长在外面等你呢。”但一见达拉斯特慵懒的样子，又说，“别着急，反正他一向沉得住气。”

达拉斯特用矿泉水刮完脸，便出门来到小楼门廊下。镇长的体型很好，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上去像一只极可爱的银鼠，此刻似乎在观赏飒飒飘落的雨滴。但一见到达拉斯特，他立刻笑容可掬地迎上前来。他那矮小的身姿立刻挺了一挺，急步往前走去，并且试着用双臂拥抱“工程师先生”的上身。就在此时，从天井矮墙的另一侧开来一辆汽车，在他们面前急刹车，又在潮湿的黏土中侧滑一段，终于猛然停下。“法官来了！”镇长喊道。法官与镇长一样身着海蓝服装，但他要年轻得多，或至少看上去如此：那是由于他高雅优美的身段和带着一脸惊喜之色的稚嫩面孔。他现在跨过天井朝他们走来，绕过水坑的姿态非常好看。在离达拉斯特数步之地，他已向对方伸出双臂，以示热烈欢迎。他为能迎接工程师先生而深感自豪，工程师先生为他们寒碜的小镇大为增光：工程师先生费心为小镇修建小堤一条，实在给伊瓜佩帮了大忙，从而能使低洼的街区永避周期性水患。引水治河真是利国利民的壮举，伊瓜佩的平民百姓将永远铭记工程师先生的英名，千秋万代歌功颂德，令其永垂史册。达拉斯特见到如此的魅力又兼亲聆这非凡的辩才，早已折服得五体投地，哪里还敢琢磨法官大人与堤坝有何干系？再说，按照镇长的意见，应当立即驱车前往俱乐部，当地社会贤达想在那里聊表欢迎之意，再请工程师先生亲赴低洼街区参观考察一番。那么“社会贤达”又是何许人也？

镇长应道：“这个嘛，有下官，以镇长的身份，有在场的卡瓦约先生，还有港务主任，另有陪客数名。何况阁下不必操心，因为他们都不通法语。”

达拉斯特叫来索格拉泰，告以近午时分重新碰头。

“那么好，”索格拉泰回答，“我就到喷泉花园去。”

“去花园？”

“正是。大家都熟悉嘛，不必顾虑，达拉斯特先生。”

达拉斯特出门时发现，医院修建在森林边际，森林浓密的簇叶几乎伸展到屋顶的上方。在粗细大小不等的树木枝叶上，蒙蒙细雨惠予无声的润泽，浓阴匝地的森林悄然予以吸收，那作用宛若硕大无比的海绵。这城镇共约百来户居民，房屋的屋顶五彩缤纷，但色泽淡然，伸展在森林与大河之间的这一地带；大河遥遥吹来清新气息直接送达医院病房。汽车起先开进了湿漉漉的大街小巷，接着几乎立即转入一处长方形的广场。这广场面积相当可观，在许多水坑当间儿，留下不少轮胎、铁轮和马蹄的印迹。在广场四周，布满粗涂各色灰泥的低矮房屋，将这广场团团锁闭。广场后面是一座教堂，墙壁呈蓝白二色，两座殖民风格的圆塔耸立于近侧。在这简洁的场面上，飘浮着来自河口的咸涩气味。广场中央，有几个湿漉漉的人影晃动。沿着房屋，一群穿五彩缤纷服装的高丘人、日本人、混血印第安人和举止优雅的社会贤达在迈着碎步走动，同时缓缓做着悠闲的手势；社会贤达的深色西服在这里倒呈现出异国情调。他们不慌不忙地寻找停车点，为开进来的轿车让出地方；然后伫立不动，目光追踪着轿车。轿车在一座房屋前停妥，于是一些浑身湿漉漉的高丘人悄然将车子团团围住。

俱乐部里，一楼设有小小酒吧间，一个竹做的柜台和一张铁皮圆桌；许多社会贤达大驾光临，正围着小桌嘘寒问暖。大家为欢迎达拉斯特同饮一杯甘蔗酒；镇长已首先致辞欢迎，并举杯祝他万事如意。但正当达拉斯特倚着窗口啜酒之际，一个其貌不扬，身着马裤、打着绑腿的彪形大汉跑过来匆匆对他说了一大篇语意不明的话，工程师只听懂了是说与护照相关之事。他犹豫片刻，接着拿出了这证件，对方却一把夺了过去。那大汉翻阅了护照，立刻显露出极为不高兴之色。他又滔滔不绝地继续演说，并在工程师眼前使劲晃动那本护照。工程师不动声色地凝视着这位怒气冲天的不速之客。这时，法官满脸堆笑地问是怎么回事。那醉鬼盯着这胆敢打断他的文弱书生看了一眼，然后在对方面前又晃动了一番那本护照。达拉斯特静静地在一张圆桌旁坐下，对话变得十分剧烈，法官突然头一回表现出正颜厉色，那是谁也料不到的。同样出人意料，那莽汉且战且退，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被抓住把柄一样。法官又呵斥了一通，他才朝门口退去，那步伐像倒霉的螃蟹一般横行，终于踪影全无。

法官立刻走过来用柔和的声音解释：那人是警察局长，竟敢断言护照不合要求，对此种越轨行为当予严惩不贷。这位卡瓦约先生然后面向各位社会贤达：他们围成一圈，似乎在接受询问。简短商讨之后，法官向达拉斯特正式致歉，请他谅解惟有酒后失言才会造成这般的放肆无礼和忘恩负义。而伊瓜佩全镇对他感恩不尽，恳请他决定如何处置这该死的冒失鬼。达拉斯特说惩处一节大可不必，区区小事又何足挂齿，眼下要紧的是赶快去河边看看。镇长也插进来表示：依法惩办是理所当然，那罪犯将予以拘留，静候贵客从速发落。这番笑吟吟的姿态和公事公办的立场自然合情合理，无论怎样反驳也不能奏效；于是达拉斯特请主人允许三思，再作定夺。其后大家决定前往低洼街区。

黄滔滔的河水早已侵入低洼平滑的河岸，人们已远离伊瓜佩最边缘的几座房屋，走到河流与险峻的高坡间。高坡上栖息着几处用紫泥和树枝做成的茅屋。朝前面看，在路堤顶端，森林如同在对岸一样，又无际无涯地伸展开来。但浪涛打开的缺口在树木间迅速扩大，直至似黄却又泛灰的一条水线：那里便是宽广的大海了。达拉斯特默默无言地走向斜坡；泛滥的河水在坡上留下几道不久前形成的印迹。一条泥泞的小径通往坡上陋屋。屋前站立着一些黑人，正悄然观看新来的客人。少数几对男女手挽着手；路堤边缘，在成年人前方，一排肚皮鼓胀、臀部平瘦的小黑人正圆睁两眼凝视他们。

来到茅屋前面之后，达拉斯特做手势叫来了港务主任，那是一位笑容满面的胖黑人，身着白色制服。达拉斯特用西班牙语询问可不可以参观小屋，港务主任说当然可以，并认为是好主意，工程师先生一定会兴致勃勃，发现新鲜事物。于是他转向黑人，跟他们讨论了半天，用手指指达拉斯特，又指指河面。黑人只听不说。主任言毕，无人行动。他再次训话，语调急躁；然后请来众人中的一位，那人却连连摇头。港务主任又以命令的口气，简单地说了几句。那人离队，面向达拉斯特，为他指了指路，但他的目光却不友善。此人上了年纪，蓄着卷曲的灰白头发，面容清癯而憔悴，但身板像年轻人一样结实，虽着粗布裤子和褴褛衬衫，却可辨出坚强干瘦的肩头和发达的肌肉。他们往前方走去，后面跟着主任和那群黑人，又爬上一处更加倾斜的山坡。那里的黏土、白铁和芦苇茅屋的根基很不牢靠，不得不用巨石加固。他们在小径上遇着一名赤足女子，头上顶着一只盛满清水的铁罐，一步一滑地朝坡下走来，然后他们来到一片周围仅有三户人家的小小广场上。那上了年纪的人走向其中一家，推开竹门，而门上的合叶竟用藤蔓做成。进屋后他便闪往一边，仍用不冷不热的目光盯着工程师。达拉斯特起先只瞥见茅屋中央有一堆奄奄一息的炉火，然后辨出尽里头放着一张铜床，长枕光秃秃的，中间已破烂不堪；另一角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只陶土盆儿；床桌之间有一座支架，端放着英格兰主保圣人、基督教殉道者圣·乔治的彩色画像。剩下的便是入门右侧的一堆破布，以及晾在火堆上方、紧贴天顶的五色筒裙了。达拉斯特站立不动，却满满吸了一口从地面升起的烟熏味儿和寒碜气息。港务主任在他身后拍了几下手掌，工程师闻声掉头，却逆着光照瞥见一名黑皮肤的窈窕淑女姗姗走来，正向他递上什么东西：他接过酒杯，将杯中浓浓的甘蔗酒一饮而尽。那姑娘用托盘接下空酒杯，又妩媚动人地迈步离去。达拉斯特突生欲念，恨不得一把将她抱住。

但他是跟在她后面出门的，茅屋门前又聚集了那么多黑人和社会名流，他一时竟找不到那姑娘了。他向老人道了谢，老人却一言不发，仅以点头还礼，接着便要告别。港务主任在后面又解释起来，并询问法国里约公司何时开工，以及大堤能否在汛期之前筑成。达拉斯特说他不知道，其实他并不这样认为。他在蒙蒙细雨下朝凉爽的河边走去。来此后，一直在耳际鸣响洪波涌起之声，这时又频频回荡，不知究竟是水浪滔滔，还是松涛迭起？来到岸边，他瞭望远方河海相接的地方，想起数千公里浩渺的波浪以及彼岸的非洲，还有更加遥远的故土欧罗巴。

“主任先生，”他问道，“刚才咱们造访的人家靠什么过日子？”

“需要时便让他们干活，”主任回答，“这里都是穷人。”

“这些是最穷的人？”

“是的。”

此刻，法官脚蹬精美的皮鞋翩然而至，附和说，因为工程师先生就要给他们活儿干，他们对他已爱戴备至。

“要知道，”他又说，“他们天天载歌载舞呢！”

接着，又突然问达拉斯特是否考虑好了如何惩办。

“惩办什么？”

“喏，那位警察局长呀！”

“放了他算啦。”法官答称这哪里行，一定得严惩不贷。达拉斯特已迈步向伊瓜佩镇走去。

小小的喷泉花园在蒙蒙细雨下显得神秘而又温馨，香蕉和露卯树间处处是藤蔓，一丛丛奇花异草顺着藤蔓盛开怒放，沿着斜坡奔泻而下。一堆堆湿漉漉的乱石是数条小径的汇聚点，此刻衣着花哨的人群在那里攒动。混血儿、黑白混血儿、三三两两的高丘人在那里细声耳语，或者依旧不急不忙地悄然钻进竹林小道，直到树丛和矮林更加稠密，以至难以插足的地方。从那里开始，立即展现的是茫茫森林。

达拉斯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觅索格拉泰，却不意就在自己背后。

“像过节一样热闹哩。”索格拉泰说着，脸上喜滋滋的，还搭着达拉斯特宽厚的肩头，就地手舞足蹈起来。

“过什么节啊？”

“嗨，”索格拉泰转身面对达拉斯特，颇有几分惊奇地说，“你连这都不知道？行好事的耶稣的节日啊！大家都带着铁锤到岩洞里来，年年如此！”

但索格拉泰所指却并非岩洞，而是一群似在花园静候的人。

“看，某一天，耶稣的一尊上好雕像从海上飘来，沿大河而上。那是渔夫们的发现。多美啊，多美啊！于是人们在这儿的岩洞里将它洗净，如今在岩洞里生长出一块石头。年年都过这个节。你带着铁锤去敲打，打出碎片来，图个吉利嘛！然后呢，那石头又长出来，你又敲打一番。这可是‘圣迹’啊！”

他们来到洞口，从静候人群肩头上探望，那入口处甚为低矮。进洞后，只见许多蜡烛照出颤颤微微的亮光；在较暗处，一个蹲着的人影儿正用一把锤子敲敲打打。那是一位蓄长胡子而又骨瘦如柴的高丘人。他站起身来往外走，向众人摊开的掌心里有一块小小而潮湿的片岩；但在离去之前，他小心翼翼地将手心合拢，接着另一位男子弯腰躬身走了进来。

达拉斯特回头张望。在他周围，那些朝圣者并不理睬他，而是不动声色地静立在从树叶飘落的细密雨丝下。他自己也在这岩洞前静候且淋着毛毛细雨，但却不知等候什么。其实他到这个国家一个月以来，就在不断等候。在湿气熏人的酷热季节、在黝黑夜色微弱的星光下，他在等候，虽然他负有任务在身：修筑河堤、开辟公路……倒仿佛来此要做的事情只是一个由头，只是创造机会让他看点新鲜事物，或者让他邂逅佳人，总好像有什么好事正在天涯海角恭候他光临。他挺了挺腰板，不动声色地悄然远离，朝出口处走去。该回到河边干活儿去了。

可巧的是索格拉泰正在门口待着，同一个矮矮胖胖、腰圆背厚的家伙喋喋不休地唠叨着，那人与其说像黑人，不如说是黄种人。他的脑门呈规则的半圆形，由于脑袋剃得光净，天庭就更显得阔大。那张平滑的大脸，却翘着一部修成方形的、黑油油的美髯。

“这位才是好汉呢！”索格拉泰以赞美代替介绍，“明天他参加宗教游行。”

那人身着粗哔叽水手服，上身水兵衫下加了一件蓝白条纹的薄毛衣。他正用黑亮而文静的双眸审视达拉斯特。他两唇饱满而富于光泽，中间儿两行雪白整齐的牙齿，此刻正露齿酣笑着。

“他说西班牙语。”索格拉泰交代道，说着转向那陌生人。

“跟达拉斯特先生攀谈吧！”然后他迈着舞蹈式的碎步走向另一群人。那汉子收敛起笑容，以显然好奇的神态瞅瞅达拉斯特。

“你感兴趣吗，船长？”

“我不是船长。”达拉斯特应道。

“没关系，反正你是老爷，索格拉泰告诉过我。”

“我不是。我祖父倒是。祖父的父亲，以及所有前辈统统是。现在咱们那儿没有老爷啦。”

“哦，”那黑人笑答，“我明白啦，人人都是老爷喽！”

“不，说错了。既没有老爷，也没有贱民。”

对方略加思索，断然问：

“谁也不干活儿，谁也不受苦？”

“对啦，千千万万普通人。”

“那不就是平民百姓吗？”

“这么说也可以，就算是平民吧。不过‘主子’变成了警察或商人。”

这位黑白混血儿的善良面孔变得阴沉，接着是一串嘟哝：“哼！买进卖出，嘿！肮脏交易！警察受狗指挥！”

又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呢，你不卖出吗？”

“差不多不管这，只管修桥筑路。”

“这可太好啦。我呀，我在一条船上当大厨。你要不嫌弃，我煮个菜豆儿请你品尝！”

“那可太好了！”

大厨挨近达拉斯特，挽起他的手臂。

“听着，你说的我爱听，我也说给你听，也许你也爱听。”

他拉着达拉斯特，来到大门附近一束竹叶下，在一条湿漉漉的木凳上坐下。

“我在伊瓜佩附近出过海，那是一条小小的油船，只作沿海航行，为沿岸各港口加油。船上突然起了火，不是我的过错，唉！我是熟悉本行的！不是啊，是飞来横祸。我们到底放下了救生艇。黑夜，海里涨水，把救生艇掀翻啦。我下沉了。等重新浮起时，脑袋碰到了救生艇底，我漂流着。夜色很浓，水涨得很高，我却不太会游泳，很害怕。突然发现远方有火光，立刻认出那是伊瓜佩，是善良耶稣教堂的圆顶儿。于是我对那大慈大悲的耶稣说，假如他救我一命，我就在游行时扛一块五十公斤重的大石头作祭祀！说来你大概不信，海浪平静下来，我心里也踏实了。我慢慢游，情绪很好，终于到了岸。明天就要还愿呢。”

他凝视达拉斯特，神色倏然带点儿疑惑。

“嗯，你不会笑我吧？”

“不会。许了愿当然该还的。”

那人拍拍他的肩：

“现在，到河边我弟弟家坐坐。我给你煮菜豆儿。”

“不行，”达拉斯特回答，“还有事。你愿意的话，我今晚来。”

“好吧。不过今夜大家要跳舞、要祷告，在那座大房子里。是圣·乔治节呀。”达拉斯特问他是不是也跳舞。大厨的脸色突然一沉，他的目光头一遭旁顾。

“不，不。我不跳。明天得送石头，很沉呢。今晚我要去的，为圣人贺节呀。而且我不会久待。”

“舞会时间长吗？”

“通宵达旦呢。”

他盯着达拉斯特看，样子有些不好意思。

“来跳舞吧，然后把我拉走。不然的话，我会待下去，不停地跳，没个完呢。”

“你爱跳舞啰？”

大厨的眼神露出了贪婪的光芒。

“哦，不错，爱跳。而且还有雪茄、有圣像、有女人。大家都忘掉了一切，用不着听别人使唤啦。”

“有女人？全镇的女人？”

“不是全镇，是各家小屋里的女人。”

大厨脸上再显光彩。

“来吧，我听船长的。你帮助我明天还愿。”

达拉斯特觉得有些为难。这荒唐的许愿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然而他端详着那开朗的面容，以及那一脸信任的神色。黝黑的皮肤闪闪发光，散发着健康和生命力。

“一定来，”他应允道，“现在我送你一程。”

不知怎的，他脑中浮现出那行欢迎礼的黑姑娘的身影。

两人出了花园，沿着几条泥泞的小街走了一会儿，来到那留着大缺口的广场。由于四周房屋低矮，广场更显开阔。墙壁的泥灰上此刻渗透出水滴，虽然雨并没有下得更大。越过松软的天际，河水和松涛声轻然淡然地飘了过来。他俩步伐整齐，只是达拉斯特步履沉重，大厨却健壮有力。大厨不时抬起头来，对伙伴莞尔一笑。远远地在民房上端已可瞥见教堂。他俩朝那方向迈进，走到了广场尽端，又顺着几条泥泞小巷漫步，此刻小巷里已弥漫着炊烟和饭香。不时总有一位主妇，手持食盘或炊具，在家门口探头探脑，即刻又缩了回去。他俩从教堂前走过，钻进一处老街区，两侧净是矮屋；等他们到达豁然开朗之地时，却只闻潺潺水声、不见滔滔大河。原来这里正是达拉斯特早已相识的茅屋区。

“好啦，失陪了。晚上再见！”达拉斯特道。

“不错，教堂前面见！”

但大厨同时紧紧抓住达拉斯特的手。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开口问：

“你呢？你没有求过主？许过愿？”

“哪里，我想也有过一回。”

“也是轮船事故吗？”

“可以这么说吧。”达拉斯特一边应答，一边突然将手缩回。但正在转身之际，却遭遇了大厨的目光。他话到嘴边，接着微露笑容道：

“不妨对你讲，但这已无关紧要了。某人因为我的过错快要死了。我似乎祈求过神灵保佑。”

“你许了愿吗？”

“没有，差一点儿。”

“从前的事吗？”

“来这里之前不久的事。”

大厨用双手捧住美髯，他双眸炯炯有神。

“你就是船长了嘛，”他断言，“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何况你帮助我还愿，这就跟你自己也这么做一个样儿。对你也会有好处的。”

达拉斯特笑了：“我可不这么想呢。”

“船长，你挺傲气呢。”

“过去有点傲气，现在我自管自啰。不过请告诉我：你那位大慈大悲的耶稣能有求必应吗？”

“哪能有求必应，船长！”

“也就是说……”

大厨爆发出了响亮而有几分稚气的笑声，接话道：

“哎呀，人家总有点自由哟，不是吗？”

达拉斯特到俱乐部与社会名流共进晚餐。镇长说，他大驾光临伊瓜佩小镇，实在是本镇的一件大事；他理应在贵宾留言簿上签上大名，方可谓不虚此行。法官又发明了两三句新客套，除了说贵宾德行不凡、才华出众之外，还盛赞他作风朴实，堪称楷模，表现出那伟大祖国的风范。达拉斯特在致答词时说：能代表那伟大国家实属三生有幸，而且他毫不怀疑这荣幸；不过他的公司能承包这样的长期工程，也委实受益匪浅。听到这里，法官对这等的谦卑表示难以苟同。又问：“顺便请教，那警察局长该如何处置？”达拉斯特笑看着他：“想出办法来啦！”他恳请以他的名义饶恕这冒失鬼一回，他将对此万分感激，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宽宏大量。他能来到风光旖旎的伊瓜佩镇，并结识一批心地高洁的镇民，深感欣幸，切望诸事以友情为重，绝不可误伤和气，如此等等。法官面带笑容，悉心聆听，点头不已。他以行家的态度略加思索，接着恳请在座同人热烈鼓掌，欢迎这一建议，视之为法兰西民族的伟大传统，盖法国人民素以友善著称；然后转向达拉斯特，对其深表感佩。“既然如此，”法官似在作最终发言，“今晚我等将与该局长共进晚餐。”不过达拉斯特推托说，他已应邀参加今晚茅屋区的舞会。“啊，对啦！”法官又道，“我很高兴您能赴会。您会感受到人们将身不由己地爱上我镇居民！”

这天晚上，达拉斯特、大厨及其兄弟，围绕着余烬团团而坐，火堆就在达拉斯特上午已来过的那间茅屋中央。那兄弟对于当日重逢毫无意外之感，他不大会说西班牙语，交谈中多半以点头摇头示意。大厨则对诸多的大教堂如数家珍，接着对菜豆浓汤发表高见。这时日头已经西落，达拉斯特虽然还看得清大厨兄弟，却无从辨别蹲在一角的老妇与少女。那少女已是第二次侍奉贵客。茅屋下方，大河单调的响声依然如故。

大厨站起身来宣布：“时候到啦。”于是众人起立，惟有妇女仍不动弹。男人们径自走出，达拉斯特稍有迟疑，随即跟上。现在已是一片茫茫夜色，也不再有雨点儿，深灰的天空似乎还饱含水汽。就在这若明若暗的湿气中，在远处天际，数盏孤星已在眨眼。但片刻间微光熄灭，一颗又一颗仿佛跌落到汩汩滔滔的大河里，又好像天空撒下了最后的光照。浓郁的空气里混杂着水和烟的味儿。还可以听见近在咫尺的大森林的声息。然而此时的树木悄然不动。倏然间，远方传来鼓声歌声；那声音起先有些朦胧，旋即清晰可辨，终于愈来愈近、而后停息。不久，只见得一长列黑皮肤的姑娘，在腰下很低的部位束着粗绸长裙，裙色洁白无瑕。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男子，披着大袖口的红外套，外套上面垂着一挂五彩缤纷的齿形项链，正尾随在队列的后面；而在他后面，又零零散散地走着身穿白睡衣的一群男子，以及带着三角板和扁鼓的乐队。大厨声称得跟着这些人走。

在最后几间茅屋的尾端，他们又朝前行走了约数百米。这时抵达一间空旷的大屋，内墙也粗略地抹上了一层灰泥，看上去比别的茅屋更为舒适宜人。地面是结结实实夯平了的泥土，屋顶是茅草和芦苇，中央有独木大梁支撑，四墙没有任何装饰。靠着底墙设有大小祭坛，坛上铺满棕榈树叶，四周点了小蜡烛，烛光所及不足半室；所供奉者，乃是圣·乔治彩像一帧，模样至为动人，正在制服一头满身须毛的凶龙。祭坛下面有一壁龛式洞穴，四面有硬纸板绘制的假山假石，一边点烛一枝，一边置水盘一具，中间又供奉红色黏土雕像一尊，象征头上长角的某一神灵。该神灵面目狰狞，正挥舞一把硕大无比、银纸做成的马刀。

大厨带领达拉斯特来到屋中一角。他俩在近门处贴墙伫立。“待在这里，一会儿好不辞而别。”那厨师喃喃自语。果然，屋里已被男男女女挤得水泄不通。方尺之地，热气升腾。乐队分立于祭坛左右两侧。男女舞伴分为内外两圈，男伴在内侧。中央巍然挺立者，为赤衣敞袖之黑人头领。达拉斯特抱臂倚墙而立。

但那头领不顾舞者列队整齐，正颜厉色地匆匆向这边走来，并对大厨耳语一番。“船长，请垂下双臂，”大厨传令道，“你缩着身子，有碍神灵下凡呢。”达拉斯特怡然从命。眼下他脊梁贴紧室墙，两只胳臂修长沉重，面部已是大汗淋漓，倒有几分像行善的神灵，象征某种益兽之类。黑人头领审视了他的模样，接着志得意满地返回原位。于是他以响亮的歌喉，当即带头唱起一支曲子，众人乃在扁鼓击节下合唱。两个圆圈以相反的方向旋转，跳着有节奏的舞蹈，舞步沉重，颇有些像顿足，惟伴之以两支队伍的臀部微微扭动。

屋里越来越热。然而，间歇却越来越短暂，舞步更加急骤。那身材高大的黑人边舞边行进，其他的舞者也毫不松弛；只见他掰开队形径直朝祭坛走去。待折回时，他手持蜡烛一枝、清水一杯，尽掷于小屋中央：蜡烛居中，清水洒成顺方向的两圈，然后他站起身来，如痴如狂地凝望屋顶。他绷紧身子，悄然静立地期盼着。“看啊，看啊！圣·乔治下凡了！”大厨细声耳语，两眼睁得溜圆。

果然，有几位男性舞者面色仓皇，不过是呆木的仓皇：他们双臂贴肋，舞步迟缓，目光呆板，毫无表情。其他舞者蹦得更欢，浑身上下抽动不已，同时发出口齿不清的尖叫。叫声旋即四起，终于变成集体的狂呼；那首领双眸仍然朝着屋顶，自己也发出一声似不成句的长叹，算是全体大呼小叫的顶峰。他那长叹重复着相同的词语。“你明白吗？”那厨师又提示道，“他说，神明把他的躯体化作了激战的疆场！”达拉斯特正惊异于他音调的起落变化，同时不禁注视大厨本人：他已向前探出身子，目光专注、紧攥双拳，就地仿效其他舞者，踏出节奏分明的舞步。更奇的是，他发现自己虽然两脚还在原地，却也已“入乡随俗”。

此时扁鼓却愈发激越昂扬，那赤红的魔怪也使出浑身解数。他双眸炯炯有神，四肢乱舞不止，两膝微弯，频频拍打小腿；节奏愈演愈烈，颇有手足脱臼之虞。然而正在顶峰之际，此番躁动却戛然而止。他环视四周，其状颇为狂悖，其时鼓声有如雷鸣。不意从暗处冲出一名舞者，趋前屈膝，将短刀一柄递上。那高大的黑人接过短刀，仍环视四周不止，接着举刀于头顶，朝四面耍弄挥舞。此时达拉斯特发现大厨也随众人手舞足蹈，他还未曾留意斯人早已离开身边。

在时隐时现的淡红灯光下，地面扬起一阵浓重的灰尘，使空气格外混浊。达拉斯特渐生疲惫之感，呼吸愈发急促。当其不备之时，众多的舞者早已分到粗大的雪茄烟，此刻正边舞边吸，那奇异的气味充斥于室内，也令人顿生微醺之感。只见那厨师摇摆着从他身旁走过，他也在抽雪茄。“别抽烟呀。”达拉斯特招呼道。厨师咕噜了一声，仍踏着舞步，以拳击师就要上场的目光注视着屋中的栋梁，而他的后颈油然而生一种惊恐的瑟缩之感。近侧一名腰圆膀粗的黑女人，自左向右转动着其貌不扬的面孔，同时不停地大声吼叫。尤其是那些黑肤少女，表现得惊恐万状：她们双脚紧贴地面，浑身上下颤抖不已，愈是靠近肩胛部位，那战栗就愈是激烈。她们的脑袋却前后晃动，仿佛脱离了躯壳。与此同时，大家一齐迸发出嘶鸣。那是一声集体的、并无个性的呐喊，没有节奏，没有顿挫，似乎所有人的肌肉和神经都汇聚到一处，让迄今为止悄然无声的某个巨人发出怒吼。吼声未止，女人却一个接一个扑倒在地。那黑肤首领俯身挨个抚慰，用他那肌肉发达的大手揉捏每人的头穴。于是她们霍然站立，虽有些踉跄却复又起舞，嘴里也重新喃喃有声：开头是细声慢语，接着变作急管繁弦，最终声息全无；如此反复数次，化作了声嘶力竭的哀叹。此时的达拉斯特由于长时间在原地扭动，而又因为无人交谈深感郁闷，终于觉得筋疲力尽。他身不由己地前后晃动。天气炎热，满屋尘土、烟雾弥漫，以及人体的种种气味，弄得空气污浊不堪，人们呼吸不畅。他以目光搜寻那厨师，却早已踪影全无。达拉斯特只得沿墙滑行，然后弯腰蹲下，好不容易忍住了呕吐。

等他重新睁开两眼时，空气依然令人窒息，但喧闹却已打住。这时惟有扁鼓发出低音，依然顿挫分明；从各个角落拥出肩披白布的三五人群，随着节奏徐徐顿足。但屋子中央已将水杯和蜡烛移走，剩下一群处于半催眠状态的黑肤少女，在那里悠然起舞，却往往几乎跟不上伴奏的节拍。她们眯着两眼，看上去仍直视前方，缓缓地前后摆动着，踮着足尖、几乎不离原地。其中有两位丰腴过人，脸上盖着酒椰纤维做成的纱巾，护拥着另一位修长苗条的美丽姑娘，她则身着盛装。达拉斯特猛然辨出竟是屋主的女儿！她披着绿色长裙，头顶绿纱猎帽，手持一把淡绿鹅黄的弯弓，弓上搭着一支箭矢，箭头串着羽毛斑斓的一只禽鸟。若细看那女猎手的便帽，还可瞥见帽檐微微上翘，饰有几根火枪手式的羽毛。苗条的身材配着动人的容颜，她那姣好的头部徐徐移动，时而微微上仰；那睡眼惺忪的表情微露天真无邪而始终不变忧郁的神态。在乐队休止的瞬间，她像梦游人那样步态踉跄。只到鼓声再起，那节奏仿佛成为无形的保护者，她又开始那温软的旋转；待到鼓声与舞步同时戛然而止的时刻，她已晃动得几乎失去平衡，这时发出一声尖利却依然悦耳的鸟鸣。

达拉斯特为这悠然的曼舞所倾倒，出神入化地观赏这黑肤猎神的一举一动；就在这时大厨突现于眼前，他那肌肤光洁的面庞上显露出不知所措的模样儿。眼神里的慈祥表情也荡然无存，只看得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贪婪劲儿。他毫不客气地、似乎对素无交情的人讲话，匆匆道：“船长，时间已晚。他们会跳个通宵达旦，可不想让你再待下去！”达拉斯特本已头昏脑涨，便站起身来，尾随大厨，沿墙走向门口。在门槛边上，那厨师扶着竹制门框，然后便不再挪步。达拉斯特却径自走出。他转身瞅了瞅不再动弹的大厨。“跟我来吧，一会儿还得扛那块大石头呢！”

“我不走。”那人固执地说。

“那你许的愿呢？”

大厨未予置答，却一点点把门关上。达拉斯特用一只手拉住门，双方僵持了瞬间。达拉斯特终于松开手，同时耸了耸肩。他渐行渐远。

夜空洋溢着清新的香味儿。在大森林的上空，南天之上还悬着几颗寥落的晨星；在一层稀薄的朝雾遮掩下，星光惨淡，似有却无。湿润的空气毫无轻盈之感。但远离茅屋后，空气却变得清甜芬芳。达拉斯特兴致勃勃地重登泥泞的山坡，走近坡底最初出现的几间陋屋，有若醉仙一般踉跄而行。不远的大森林发出朦胧的轰鸣，大河的波涛声变得响亮起来。陆地已全然浸没于夜色。达拉斯特有些想呕吐：他觉得似乎想吐掉这国度、吐掉这忧郁而广袤的大地、吐掉那泛着海蓝色光泽的大海，以及那荒漠大江汩汩滔滔的波浪。这片土地广阔无垠，热血与盛夏隆冬相交融，时间的观念变得疏朗而稀松。这里万物的生命都依偎着大地；为了与这国度融合，就须年复一年躺卧在这泥泞或干裂的大地之上。而在那边，在遥远的欧罗巴，充斥于市的是耻辱与愤怒。这里却意味着流放或孤独；四周则是这帮顿足乱舞、醉生梦死的狂徒与痴人，他们的欢蹦乱跳是为了超度来世。但透过这湿漉漉的夜色，透过这奇花异草的芬芳，他仍依稀辨听着那睡美人吐露出的、惨遭箭伤的怪鸟的悲鸣。

达拉斯特在沉甸甸的心悸头晕之中，睡了梦魇翩至的一宿。待到醒来，湿润的热气压抑着小镇和悄然无声的林木。他眼下正在医院门廊处静候，瞧了瞧早已停摆的手表。因为弄不清几点钟，只得痴痴观望东升的旭日和寂然无声的小镇。天空已是一片湛蓝，笼罩着天边灯火初落的边远民房。生着淡黄羽毛的秃鹫，被热气蒸得疲惫无力，正在医院对面的屋顶上昏然而睡。其中有一头突然抖动了一下身子，看上去像做出要起飞的模样儿，将那覆盖着尘土的羽翼连连拍打着身躯，从屋顶腾起约莫几厘米，然后立即落下、又几乎沉入梦乡。

工程师朝着下方的城镇走去。主要的广场如同他刚走过的大街小巷一样，都空无一人。远方，也跟大河两岸相仿佛，一层薄雾低低飘浮在老林上空。酷暑之气从天而降，达拉斯特到处寻觅可以藏身的阴暗角落。这时突见在一处民房屋檐下，一名矮小的男子正朝他招手。待挨近时，方辨出是索格拉泰。

“喂，达拉斯特先生，你喜欢这一套仪式啰？”

达拉斯特回答说，室内闷热，他更喜欢旷野和夜色。

“可不是，”索格拉泰接话道，“在你本国，也就是一场弥撒罢了。谁也不会有舞兴。”

他搓搓手，踮起单腿蹦着，又原地转了一圈，笑得前仰后合。

“不可思议，这些人真不可思议！”

然后好奇地问达拉斯特：

“你呀，你去做弥撒吗？”

“不去。”

“那你上哪儿去？”

“哪儿也不去，说不好哩。”

索格拉泰又大笑不止。

“怎么可能！一位老爷不上教堂，没有行动！”

达拉斯特不禁失笑：

“对啦，你看，我在那边不得其所啊，因此才出走。”

“就在这儿待下吧，达拉斯特先生。我喜欢你。”

“我很愿意，索格拉泰。但我不会跳舞。”在空旷的城镇中，他们的朗朗笑声回荡不已。

“啊，”索格拉泰又开口道，“我忘啦，镇长要见见你。他在俱乐部午餐。”说着，连招呼也不打，就朝医院方向奔去。“你到哪儿去？”达拉斯特大声问。索格拉泰学着打鼾的样子答道：“去睡一觉。一会儿还有宗教游行呢。”说着仍旧小跑前进，那鼾声已遥遥可闻。

镇长不过是想给达拉斯特安排一个贵宾席位，以便观礼。他向工程师娓娓叙来，并请他品尝一碟肉食加米饭：那分量足以治愈一名瘫痪病人（这是“圣迹”疗法）。按计划，先在法官寓邸的阳台上入座，正好面对教堂，可以鸟瞰宗教游行的队列。然后便去镇公所，地点在通往教堂的大道，是忏悔的教徒返程必经之地。陪同达拉斯特的将是法官和警察局长，镇长本人则必须参加仪式。警察局长果然已来到俱乐部大厅，正在达拉斯特前后左右殷勤侍奉，脸上挂着永不消失的微笑，口里不断喃喃有词。虽听不清说些什么，却看得出分明是带着恭维之意。达拉斯特走下台时，警察局长便冲向前为他开道，并且将前面的门户统统敞开。

在浓烈的阳光下，在依然空无一人的城镇里，这两名男子朝法官宅邸走去。满街只有他俩的足音在空寂中回荡。但倏然之间，一枚鞭炮在近处街道爆响。这一响吓得那些颈部脱了皮的秃鹫从所有人家的屋顶上飞开，形成一束束呆板笨拙的队形。几乎紧接着，几十枚鞭炮也从四面八方炸开，家家户户打开宅门，人们走出家门，挤进大街小巷。

法官宣称：达拉斯特大驾光临，实令蓬荜生辉。说着带领他爬上通往二楼的巴罗克式漂亮楼梯，梯身一律以湛蓝石灰粉刷过。当达拉斯特走过楼梯平台时，旁边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一些皮肤棕红的孩子探头探脑，随即带着克制的咯咯笑声缩了回去。贵宾会客室装修得分外华丽，却只陈设着一些柳条家具，还摆放了若干啁啾有声的鸟笼。他们将要入席的阳台正对着教堂前的广场。人群渐渐挤满广场，广场却寂静得异乎寻常，在强烈的阳光照耀千万物悄然。那阳光自上而下放射的光波几乎历历可辨。惟有天真的孩童围着广场奔跑；有时突然站住，为的是燃放爆竹。于是劈里啪啦的响声此起彼伏。从阳台往下俯瞰，教堂的墙壁刷了一层粗泥灰，十几级台阶涂了蓝色生石灰，两座圆塔呈现出淡蓝金黄的光泽；综观全貌，显得更加小巧玲珑。

霎时，从教堂内里传出了响亮的管风琴声。人群面向门廊，在广场两侧排列成行。男人纷纷脱帽，女人屈膝跪地。远处风琴悠悠传出进行速度的曲调。突然，从林中传来昆虫鞘翅的鸣响声。树梢上头出现了一架微型飞机，机翼似乎透明，机身单薄，在这毫无时代感的人群上空显得有些古怪。它向着广场略为下降；带着硕大木铃式的巨响，从仰望的人头上掠过。随后它一个急转弯，展翅飞向河口。

然而在教堂建筑的阴影下，传出模模糊糊的动荡声，引起在场者注意。管风琴声早已消逝，代之以铜乐器和扁鼓的咚咚声，但这些乐器却在门廊里藏而不露。一些忏悔者身披洁白的法衣，鱼贯而行地走出教堂，在围有栅栏的空地集合，开始逐级走下台阶。后面紧跟一律素服、却打着红蓝旌旗的忏悔者，以及化装成天使的一小群男童，那是圣母马利亚儿童团，他们个个脸色黝黑、表情肃穆。最后，出现了一顶五彩斑斓的圣人遗骸轿，由穿着正规、已是大汗淋漓的名流抬着；上面载着大慈大悲的“耶稣”，他手持芦苇、头戴荆冠，在站满空地台阶的人群之上血迹斑斑地掠过。

当大轿来到台阶下端时，有一个短暂的间歇。这时忏悔者佯装要排列成齐整的队伍，达拉斯特就在此刻瞥见了大厨。他正赤裸着上身走出围有栅栏的空地：他那长满胡须和毛发的脑袋顶着一块长方形的巨石，头盖骨与巨石间隔着一方软木垫子。他步伐坚定地走下教堂的台阶，那粗短有力的双臂扶着巨石，令其平稳可靠。他一走到轿子近处，游行队伍便骚动起来。从门廊里又走出一群乐师，一律着五颜六色的上装，使劲吹着饰有彩带的铜管乐器。忏悔的队伍加快步伐，脚步声愈发铿锵有力，踏上了通向广场的街道之一。大轿在乐师身后逐渐消失，惟能瞥见的便是那大厨和最后几位乐师了。在他们之后，人群又在劈劈啪啪的爆竹声中迈步向前；那架飞机在咯吱咯吱的铁片响声中，又来到最后的人群上方盘旋。达拉斯特注意到那厨师已在街面上消失，只是觉得他的双肩似已支撑不住。

法官、警察局长和达拉斯特三人穿过已是人烟稀少的街巷，沿着打了烊的商铺和门窗紧闭的民房，渐渐走近镇公所。随着他们远离乐器吹打声和喧闹的爆竹声，城镇里徐徐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已有几只秃鹫飞回屋顶，重新占据了它们的旧居。镇公所面临一条窄巷，巷身狭长，从边际的某个街区直通教堂广场。广场现已空无一人。从镇公所的阳台上极目远望，只见得一条无底的大马路。近日的骤雨在路面上留下一摊摊水迹。现在已是夕阳西斜，在街的那一头残照着民房未开门窗的墙面。

他们等了很久。达拉斯特因为盯着看对面墙上残阳返照，再度感到疲惫昏眩。荒漠的街道、人烟稀少的住房，既引起他的兴趣，又令他生厌。他再次想躲开这个地方。这时又念及那块巨石，真希望这“考验”赶快收场。他正要提出下去打听打听，却忽闻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鸣响不止。就在此时，在左侧街道尽头，嘈杂声忽起，冒出群情激昂的一支队伍。远远看去，朝圣者和忏悔者混成一团，在爆竹与欢呼声中沿狭窄的长街行进。不过几秒钟光景，队伍便挤到了马路边缘，男女老少、黑肤白肤、各色服饰全都混成一团，变作斑驳的一群，个个两眼圆睁，口中大声念叨，全都朝着镇公所进军。队伍中冒出整整一队人秉持着大蜡烛，好像古代的长剑。蜡烛的幽光早已融化在朝阳炽烈的光照之中。等到队伍走近，似乎在阳台下面沿墙而上的时候，在那极为稠密的人群中，达拉斯特看明白那大厨并不在行列中间。

达拉斯特猛一冲动，便不辞而别地走下阳台和宅第，三步两步跨下楼梯，在钟声和爆竹声中走进街道。在那里，他奋力挣扎，甩开兴高采烈的人群、秉持大烛的信徒和神情不悦的忏悔者。但他用不可抗拒的姿态，以全身之力逆人潮而动，拼命打开一条通道；由于用力过猛，弄得自己也打了个趔趄，只差一点儿就要摔倒。终于，他从人群中突了围，抵达街道尽头。他将身子紧贴灼热的墙壁，等待恢复正常呼吸，随后他继续前进。就在这时，又有一队男子从街头走出，前头几人是倒退而行。达拉斯特这才看出他们是环绕着那位大厨。

大厨显然已是精疲力竭，他停止前进，然后在巨石重压下弯腰跑了几步。那急促的步伐像装卸工、又像东方的苦力：那是象征苦难的小跑，动作迅疾，整个脚底板都紧贴地面。在他的四周，一些忏悔者披着滴满蜡油和沾上灰尘的风衣，鼓励他不要停步不前。在左侧，他那位兄弟静静地行走或跑步；达拉斯特觉得，他们似乎没完没了地走着与他相距的这一段路程。走到与他相当的高坡上，那厨师再次停下脚步，以没精打采的目光扫视四周。见到达拉斯特他装作没认出的样子，将身板儿转向这位工程师，却待在原地毫不动弹。他的面庞本已变成灰色，这时又蒙上一层油腻腻、脏兮兮的汗迹。他的胡须已沾满口涎，已变干的褐色泡沫封住了他的嘴唇。他勉力要做出微笑的样子。然而，在如此的重压下虽已停止行进，他却全身战栗着，除去在肩胛部位：那里的肌肉紧缩一团、似乎正在抽搐。他的兄弟认出了达拉斯特，只是说道：“他已经摔了一跤。”索格拉泰不知从哪里冒出，对着他的耳朵低语道：“达拉斯特先生，他舞跳得太多啦。跳了一整夜！累坏了哩！”

大厨又踉踉跄跄地重新起步，但不像希望前进的人，倒像是要逃避那重压，似乎想借活动来减轻一些负担。达拉斯特不知怎的站到了他右侧。他将一只已变得轻柔的手放在大厨的脊背上，以急促而沉重的步伐护送他前进。在街的另一端，轿子已不知去向；人群这时大约已挤满广场，但却似乎不再往前行进。在数秒的瞬间里，大厨在其兄弟和达拉斯特的护佑下，似乎有所寸进。不一会儿，距离镇公所门前围观的人群似乎只有二三十米了。但他又重新停步不前。达拉斯特的手掌加重了分量，他鼓励道：“大师傅，再加一把劲就到啦！”对方颤颤巍巍，口涎复又从唇边流出；同时，他全身又大汗淋漓。他想深深地吸一口气，却突然停下脚步。他还在使劲儿，向前迈了三步，又摇晃起来。倏然间，那巨石滑到他肩上，肩部一时截住了它；但那石头终于落在地上，而大厨全身失去平衡，侧身倒向地面。走在他前头的人为给他鼓劲儿，便纵跳向后方，口里还大声喊叫着。其中一位抓住了软木垫，其他人则抱起石头，企图重新架在大厨身上。

达拉斯特朝他弯曲着身子，用一只手抹去他肩部的血迹和灰尘；那矮小的男人脸贴着地面，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不已。他什么也听不见，身子也不再动弹。每吸一口气，都要大大张开嘴巴，仿佛已是最后一次吸气了。达拉斯特拦腰抱住他，像举起幼儿一般轻松地将他扶直，又紧紧搂着他。他尽全力俯身向他，贴着他的脸絮叨，仿佛要把力气吹进他的躯体。对方仍是血迹斑斑、尘土满面，使劲儿从他怀里挣脱，脸上一片惊恐的表情。他踉踉跄跄，又重新走向巨石，而别人正稍稍抬起那块石头。不过他泄气啦：他茫然若失地瞧瞧那巨石，无奈地摇了摇头。接着，他顺着躯体垂下双臂，目光转向达拉斯特。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在憔悴不堪的脸膛上。他想说话、他在说话，然而嘴巴不听使唤，发不出一个音节。“我许了愿，”他喃喃地说，“啊，船长呀船长！”泪水终于淹没了他的话语。他的兄弟从背后走来，紧紧拥抱他。大厨噙着泪水，顺势依偎着他，无奈地仰起脑袋。

达拉斯特瞅瞅他，欲言又止。他转身朝着远处的人群；人群又唧唧喳喳叫嚷起来。突然，他从别人手里夺过软木垫，径直走向巨石。他示意别人抬起，几乎毫不费力地接过手来。不过在重压下他稍屈身躯、收紧双肩，微微有些喘气。他朝脚下觑了一眼，聆听大厨的号哭。然后他以强劲有力的步伐启动，毫不示弱地跨越与街头围观人群的距离，信心十足地从前列旁观者中间劈开通道，勇往直前。他在当当钟声和鞭炮声中进入广场；两旁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的看热闹者。他仍然闯劲十足地向前迈进，人群为他叫开了通往教堂的道路。虽然巨石差不多压扁了他的脑袋和后颈，他仍分明瞥见了教堂和教堂前广场上的大轿；那大轿似乎正静静等候他。他向着那建筑物走去，并已超越广场中央的部位。突然间，不知何故，他偏离原路折向左侧，目标已不是教堂；这就迫使那些朝圣者向他转过身来。他辨出身后响起一串急促的步伐。在他前方，人人都张着大口。他没听明白人家嚷嚷什么，但似乎又能辨出众人高喊的那个葡萄牙词语。索格拉泰依然出现于他眼前，滚动着大惊失色的双眸，手指身后通向教堂的街道；不过他已语无伦次。“去教堂，去教堂！”索格拉泰和人群众口一词地喊叫。然而达拉斯特却不为所动。这时索格拉泰闪向一旁，两臂伸向苍天，样子颇为可笑；人群却渐渐安静下来。达拉斯特走进第一条街，也就是他与大厨同游、通往滨河区的街道，这时身后的广场仅仅剩下一片模糊的喧闹声。

现在那巨石压得他头皮疼痛不已，他以长臂的全部体力支持，方稍感轻松。他的两肩已有紧缩之感，这才走入街区头几条泥泞难行的街巷。他停下步来侧耳倾听。他孤单一人，形影相吊。他将巨石在软木垫上扶正，谨慎而坚定地朝下方滨河区走去。待到达时，已觉气短。扶着巨石的两臂正在颤抖。他加快步伐，终于进入大厨陋宅所在的空地。他朝陋屋跑去，一脚踢开宅门，同时一举将巨石抛在中央，那火堆仍冒着暗红的光芒。至此，他使劲儿挺直腰板，显得高大壮实；同时猛吸数口那熟悉的空气、混合着苦难与烟灰的气息。他聆听自己的身躯，觉得袭上心头的是一股无以名状却汹涌澎湃的欢乐之潮！

当陋居的主人来到时，发现达拉斯特倚墙而立，紧闭着两眼。在房屋中央炉灶的地点，巨石覆满烟灰和泥土，已被埋没了一半。家人全都站在门口，并不向前迈步；他们对达拉斯特悄然凝视，似在发出诘问，但达拉斯特一言不发。于是兄弟将大厨带到巨石之前，大厨颓然无力地倒下。那兄弟同时坐下，向大家做了个手势。老妇人也走过来，跟随她的有昨夜的少女；然而谁也不瞅达拉斯特一眼。他们静静地环绕巨石蹲成一圈。现在只有大河的隆隆涛声，透过窒闷的空气，传到了岸边高坡上。达拉斯特伫立在暗处，视而不见，却听得汩汩滔滔的水声，那声音使他心头充满躁动不已的幸福感。他紧闭双目，庆幸自己有这么大力气；同时，他也再次庆幸生命的复苏。此刻，爆发出一声巨响，似乎近在咫尺。那兄弟稍稍远离一点儿大厨，约略转向达拉斯特，却并不正视地指指空出的地方，叮咛道：“同我们一起坐下吧！”

版权信息

书名：第一个人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791

译者：刘华

责任编辑：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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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现在出版《第一个人》。这是阿尔贝·加缪去世时仍在写作的遗稿。手稿是1960年1月4日在他的挎包里发现的。手稿共一百四十四页，信手写来，时而缺少标点符号，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没有修改的痕迹。

依据手稿及弗朗希娜·加缪的第一部打字稿，我们完成了这部作品。为便于理解，加注了标点。看不清楚的词括在方括号中。无法辨认的词或句中成分用空白方括号标明。在页码下方，星号表示重叠的变化说法；字母表示空白边的补充；数字表示的是编者注释。

在附录中，有单页（我们将其编号为Ⅰ至Ⅴ），这些单页有的插在手稿中（单页Ⅰ在第四章前，单页Ⅱ在第六章［附］前），其他的附在手稿后。

题为《第一个人》（笔记与提纲）的记事本，是一个方格纸的小活页本，读者从中隐约可见作者对作品展开的思路，因此也附在了后面。

读了《第一个人》，大家就会明白我们的意图了。我们将阿尔贝·加缪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次日寄给他的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以及路易·热尔曼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也放在了附录里。

在此，我们要感谢奥黛特·戴安涅·克雷克、罗歇·格雷尼埃及罗贝尔·伽利玛出于深厚、经久的友情给予我们的帮助。为展现加缪《第一个人》手稿风貌，我们完全保持了法文本的编排方式，没有做任何体例上的改动。中文版编者注

卡特琳·加缪

·第一部 寻父·

说情者：寡妇加缪献给永远无法读此书的你[1]

在马车上空……

一辆简陋的马车行驶在布满碎石的路上，黄昏中，大片的乌云朝着东方疾飞。三天前，大团的乌云聚拢在大西洋上，西风一到便开始滚动，先是缓缓的，随后越飞越快，飞过秋季鳞光闪闪的海面，直扑大陆，在摩洛哥的山脊上散成云丝[2]，在阿尔及利亚高原上聚成云团，在接近突尼斯边境的上空，试图飞向第勒尼安海，融入其中。这好似一座无边无际的岛屿，北边是翻腾的大海，南边是凝结的沙波，云层在其上空疾行了几千公里后，从这片无名之地经过，速度仅仅稍快于几千年来帝国与种族的变更。此时云层已无力飞驰，有些已形成大大的雨滴，稀稀落落地砸响在坐着四个乘客的马车顶篷上。

马车吱吱嘎嘎地行驶在一条线路清晰却未夯实的路上。时而，铁轮或马蹄下迸出一星火花，燧石打在车体板上或被压在车辙松软的土里，发出沉闷的响声。两匹小马嘚嘚儿前行，只偶失前蹄，挺着前胸拉着装有家具的沉重车子，以各自的步调奔跑着，将道路不断地抛在后面。其中一匹有时喷着响鼻，打乱了马步。于是，赶车的阿拉伯人拽响它背上陈旧的缠绳[3]，它又重新有节奏地奔跑起来。

挨着车夫坐在长凳前边的是个法国人，三十来岁，面色沉静，眼睛望着脚下晃动着的两匹马臀。他挺结实，矮胖，长脸，高高的额头棱角分明，刚毅的下巴，明亮的双眼，尽管已过了季节，仍穿着一件人字斜纹布上衣，三粒扣子按时尚一直扣到了脖领，短短的头发上戴着一顶轻便鸭舌帽[4][5]。当雨滴开始在车顶篷上滚动时，他转向车内大声问着：“还好吗？”卡在第一条长凳和一堆旧箱子、旧家具中间的另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女人，衣衫破旧，围着一条粗羊毛大披肩。女人对他微微笑了笑，答道：“好，好。”她同时做了一个表示歉意的手势。一个四岁的小男孩睡在她的怀里。她脸色温和，五官端正，黑黑的卷发恰似西班牙女人，小巧的鼻子直挺，栗色的眼睛美丽而热情。不过，此时，这张脸上有某种触动人心的东西。那不仅仅是一时流露出的疲惫或某种类似感觉的痕迹，不是的，倒是有点万事漠然，心不在焉，正是某些无邪之人惯有的神情，这种神情正时而掠过美丽的脸庞。在她那极为善良的目光中，时而会掺进一丝转瞬即逝的毫无道理的恐慌。她用她那因干活而变得粗糙、骨节粗大的手轻轻地拍着她丈夫的背说：“还好，还好。”随即，她停止了微笑，目光望着车篷下的道路，路上的水洼已开始泛亮了。

男人转过身来对着沉静的阿拉伯人。他头上裹着系黄色细绳的包头巾，穿着在腿肚上方绑紧的宽裆肥裤，显得很粗壮。“还远吗？”蓄着浓密白色小胡子的阿拉伯人微微笑了。“八公里，你就到了。”男人又转过身来，虽无笑容，却很关切地望着他的妻子。她的目光并未离开地面。“把缰绳给我。”男人说。“好的。”阿拉伯人说。他把缰绳交给他，男人跨过去，阿拉伯老人从他身下滑向他刚离开的座位。男人拉了两下缰绳驾驭住马，马调整了奔跑的节奏，忽地拉直了缰绳。“你识马性。”阿拉伯人说。“是的。”回答简短干脆，男人毫无笑容。

光线已暗，天骤然黑了。阿拉伯人把放在左边的方形灯笼从锁横头上取下来，转向里面，划了好几根粗头的火柴才点亮了灯笼里的蜡烛。然后，他又将灯笼放回原处。小雨沙沙地下着，落雨在微弱的烛光中闪着亮，淅沥的雨声充满了周围黑暗的世界。时而，马车驶过一丛丛荆棘，掠过微光下闪现的矮树。而此外时光，它行驶在荒野之中，由于黑，荒野愈加显得广袤无垠。只有烧荒的味道，或突然而至的浓浓的肥料味儿，才让人想到此时路过的是一片已开垦的耕地。女人在驾车人身后说着话，他拉了拉缠绳，身体向后仰着。“一个人也没有。”女人重复道。“你害怕了？”“什么？”男人又重说了一遍，不过这次是在喊。“不，不，跟你在一块儿不怕。”但她显得有些忧虑。“你不舒服吗？”男人问。“有点儿。”他催马前进，回荡在夜幕中的又只有车轮轧路及八只马蹄铁掌踏响路面的巨大响声了。

这是1913年一个秋天的夜晚。乘客两小时前从博恩火车站出发，他们是在三等车厢的硬板凳上坐了一天一夜后从阿尔及尔到达那里的。他们在火车站找到这辆马车和阿拉伯人，他正等着把他们带到二十多公里外，一个小村庄附近的一片垦地去，男人要去经管这片地产。费了不少工夫才装好箱子及其他物品，道路坎坷更使他们耽误了时间。阿拉伯人好似察觉了同伴的担忧，对他说：“别害怕。这里没有强盗。”“强盗到处都有，”男人说道，“不过，我有备而来。”他拍了拍鼓鼓的口袋。“你说得对，总会有些疯子。”阿拉伯人说。这时，女人唤她的丈夫：“亨利，我不舒服。”男人说了句粗话，又催了一下马[6]。“马上就到了。”他说，过了一会儿，他又望向妻子。“还难受吗？”她朝他心不在焉地笑笑，笑得有点怪，却看不出难受。“嗯，很难受。”他继续关注地望着她。于是，她又表示歉意了。“不要紧，也许是坐火车坐的。”“看，村庄。”阿拉伯人叫道。的确，在路的左前方，他们看到了索尔弗里诺在雨中闪烁的模糊灯光。“可你要走右边的路。”阿拉伯人说。男人有些犹豫，转向他的妻子问道：“去家里还是去村庄？”“噢，回家吧，回家好些。”稍远处，车子向右拐，驶向那个等待着他们的陌生的家。“还有一公里。”阿拉伯人说。“快到了。”男人对他妻子说。她无声地哭泣着。“你马上就可以睡下了，我就去叫医生。”他做着手势，一字一顿清晰地喊道，“是的，去叫医生，我觉得应该这样。”阿拉伯人看着他们，感到很惊奇。“她快要生孩子了，”男人说，“村里有医生吗？”“有，如果你愿意，我去叫。”“不，你待在家里，注意着点儿。我去会快一点儿。他有车或马吗？”“他有车。”随后，阿拉伯人对女人说：“你会有个男孩，他会很漂亮。”女人朝他笑笑，好像没听懂。“她听不到，”男人说，“在家里，要大声喊，还得打手势。”

马车突然安静下来，几乎是无声地在行驶。愈加狭窄的道路上覆盖着凝灰岩。沿路是盖着瓦片的棚子，棚子后可见近处的葡萄园。浓浓的葡萄汁味儿扑面而来。他们穿过了几座高屋顶的楼房，进入一个无树的大院，车轮碾在院中的煤渣路上。阿拉伯人一声不吭地拿过缰绳，拉紧。马停了下来，其中一匹喷着鼻息[7]。阿拉伯人用手指着一座刷了白石灰的小房子。那房子的小矮门周围爬着葡萄藤，由于用硫酸铜杀菌而使四周发蓝。男人跳到地上，冒雨跑向屋门。他打开了门。昏暗的房屋，壁炉空空，透着凉气。阿拉伯人紧跟着他，在黑暗中径直走向壁炉，他擦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屋子中央一盏圆桌上方的油灯。男人稍稍看了看刷了白灰的厨房及一个铺着红瓷砖的洗碗槽，一个旧碗柜和一个挂在墙上暗淡的日历牌。一条铺着同类红砖的楼梯通往楼上。“把火点着。”他说着，转身又回到了马车旁。（他抱过了小男孩？）女人一声不吭地等着他。他把她抱下车，搂了她一会儿，然后仰起了她的头。“你能走吗？”“能。”她说，并用粗骨节的手抚摸着他的手臂。他扶着她走向房屋。“等一等。”他说。阿拉伯人已经点着了火，娴熟而灵巧地往火上添加着葡萄枝。她站在桌旁，双手抚着肚子，朝向灯光的美丽脸庞上露出阵阵痛苦的表情。她好像没注意到屋里潮湿、无生气及贫寒的气息。男人在楼上忙碌着，然后他出现在楼梯口上。“房里没有壁炉？”“没有，”阿拉伯人答道，“另外一间里也没有。”“过来。”男人说道。阿拉伯人向他走去。稍后，他背着身子出现了，手里抬着大床垫，男人抬着另一端。他们把床垫放在了壁炉旁。男人把桌子拉到一个角落里。这时，阿拉伯人又上了楼，很快又下来了，手里拿着长枕头和被子。“躺在那儿。”男人对他妻子说，并把她扶向床垫。她犹豫着。床垫散发出一股潮湿的马鬃味儿。“我不能脱衣服。”她说着，望着周围，就好像终于看清了这地方……“脱掉你里面的衣服。”男人说道。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脱掉你的内衣。”接着又对阿拉伯人说：“多谢，请卸下一匹马来，我要骑着去村里。”阿拉伯人走了出去。女人忙活着，背转向了她的丈夫，她丈夫也转过了身。随后，她躺了下去。一经躺平了身子，拉上被子，她立即大叫一声，叫声悠长，大张着嘴巴，就好似想要一下子把沉积在她心中的痛苦全都喊出来。男人站在床垫边上，任她叫着，当她停下来时，他脱掉衣服，单膝跪下，吻了吻那张双目紧闭的面庞上美丽的额头。他重新穿上衣服，冒雨走了出去。卸了套的马已经在那儿转圈了，前腿站在煤渣路上。“我去找鞍子。”阿拉伯人说。“不用了，把缰绳留下，我就这么骑。把箱子和杂物放到厨房里。你有老婆吗？”“她死了。她老了。”“你有女儿吗？”“上帝保佑，没有。不过，我有儿媳妇。”“让她过来。”“我会这样做的，安心走吧。”男人望着站在毛毛雨中一动不动的阿拉伯老人，他正翘着湿漉漉的小胡子朝他微笑。他始终没有笑容，不过，他用明亮而关切的目光望着老人。随后，他把手伸向他，老人以阿拉伯人的方式，握住他的手指，再把手指送到唇边。男人转过身，踩得煤渣嚓嚓响，他径直走向马匹，跳上了光背马，随着沉重的马蹄声渐渐远去。

走出他的垦区后，男人向十字路口走去，他们最早见到的村庄的灯光就是从那里发出的。此时，灯光更加明亮，雨也停了，右边的道路笔直地穿过葡萄田，某些地段可看到铁丝闪烁着亮光。大约走到半路时，马匹放慢了脚步，不慌不忙地走着，走近了一个长方形的窝棚样的小屋，一边是一个石砌的屋子，另一边大些，用木板搭成，一个大大的挡雨屋檐遮在一个突出的柜台上方。石砌的房屋门上写着“雅克太太农业食堂”，光线从门下透出。男人勒马停在门旁，并未下马，敲了敲门。浑厚而果断的声音从里面传出：“什么事？”“我是圣·阿波特尔垦区的新经营者，我老婆要生孩子了，需要帮助。”无人回答。过了一会儿，门锁打开了，门闩取掉了，门打开了一条缝。可隐约看到一个欧洲女人那黑而卷曲的头发，丰满的面颊，厚厚的嘴唇上方长着一个有点扁平的鼻子。“我叫亨利·科尔梅利，您能去我老婆那儿吗？我去叫医生。”她定定地以惯于掂量男人与厄运的目光直视着他。他坚定地迎住她的目光，未再说一句。“我去，”她说，“您快去吧。”他道了声谢，用脚后跟夹了夹马。过了一阵儿，他穿过干土垒的围墙，走进了村庄。他面前显然只有一条街道，道两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小平房。他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一个铺着凝灰岩的小广场上，那里耸立着一座不寻常的金属框架音乐亭。同街道上一样，广场上也空荡无人。科尔梅利走向一座房屋，这时马匹闪了一下。一个阿拉伯人从阴影里闪出，穿着深色的破旧斗篷，朝他走来。“请问，医生的家在哪儿？”科尔梅利马上问道。他审视着骑马人。“跟我来。”他随后说道。他们向街道的另一头走去。其中一座底层加高，可从白色楼梯通达的建筑物上写着“自由、平等、博爱”，旁边是用灰泥围墙围着的小花园。阿拉伯人指着花园尽头的一座房屋说，“就是那儿。”科尔梅利跳下马，步伐坚定有力地穿过花园，他只在花园正中看到了一棵矮矮的棕树，棕叶枯黄，枝干腐朽。他敲了敲门，无人应声[8]。他转过身，阿拉伯人还静静地等在那儿。男人又敲了敲门。从另一头传来脚步声，停在了门后边。门仍关着。科尔梅利再一次敲门，并说，“我找医生。”门闩立即拉动，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了，他长着娃娃脸，显得很年轻，但头发几乎全白了，身高体壮，双腿裹着绑腿，身着猎装。“喂，您是从哪儿来的？”他微笑着问，“我从未见过您。”男人作了解释。“噢，是的，村长已告诉我了，不过，告诉我到这么个穷乡僻壤来生孩子是不是有点怪。”男人说他以为时间会晚一些，他可能搞错了日子。“好吧，这种事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您先走，我给‘斗牛士’配上鞍子，跟着您。”

回程时雨又重新下了起来，骑着灰斑马的医生在半路追上了科尔梅利。科尔梅利浑身透湿，但却始终直挺挺地稳坐在那匹笨重的农庄马匹上。“真奇怪到这儿来，”医生喊道，“不过，您会看到，这个地方也挺好，只是有些蚊子，贫穷山乡有盗贼。”他们并肩而行。“您得注意，蚊子可以让你们放心地生活到春天。至于盗贼嘛……”他笑起来，但其同伴却一声不吭地继续赶路。医生好奇地望着他说：“别怕，一切都会顺利。”科尔梅利将明亮的目光转向医生，沉静地望着他，友好地说：“我不怕，我习惯经受沉重的打击。”“这是你们的第一胎吗？”“不是，我把一个四岁的男孩留在阿尔及尔的岳母娘家里了。”[9]他们来到十字路口，走上了去垦区的路。煤渣立即在马蹄下飞起来。当马匹停住，寂静无声时，就听到从屋里传来一声尖叫。两个男人下了马。

一个黑影躲在滴水的葡萄藤下等着他们。走近后，他们认出是阿拉伯老人，头上顶着一个袋子。“你好，卡特尔，怎么样了？”医生问道。“我不知道，里面都是女人，我没进去。”老人说道。“很对，”医生说，“尤其是当女人叫喊的时候。”但屋里却未再传出叫声。医生打开门，走了进去，科尔梅利紧随其后。

他们面前的壁炉里葡萄枝正熊熊燃烧，照亮了房间，远远亮过挂在房子中间的那盏饰着铜边和珠子的油灯。右边的洗碗槽一股脑儿装满了金属罐和毛巾。左边，那个摇摇晃晃的白色木制小碗柜前，放在中间的那张桌子被推开了。一个旧旅行袋，一个帽子盒，还有几个小包袱占满了桌子。旧行李，其中有一个大柳条箱，摆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只有中间靠火的地方还有点儿空儿。在这块空地上，床垫顺壁炉垂直摆放，女人躺在上面，头稍向后仰，枕在没有枕套的枕头上，头发散乱。此时，被单只盖住了床垫的一半。餐馆老板娘跪在床垫的左侧，遮住了床垫未盖住的地方。她正往脸盆里拧一块毛巾，鲜红的血水从上面滴下来。一个未戴面纱的阿拉伯女人盘腿坐在右侧，以献祭之神态双手端着另一个有点脱瓷的搪瓷盆，盆里热气腾腾。一条折叠的床单铺在产妇身下，两个女人拽住两端。影子及壁炉的火光在石灰墙上及堆满房间的行李包上来回晃动，再近些，照红了两个看护的面庞及产妇那在被子下扭曲着的身体。

两个男人进来时，阿拉伯女人微微露笑地瞥了他们一眼，旋即又转向火光，两条细细的棕色手臂一直捧着脸盆。餐馆老板娘望着他们，高兴地叫道：“不需要您了，医生。自行完成。”她站起身，两个男人看到在产妇旁边，一个血糊糊无定形的东西，看似不动，却充满活力，从那儿传来好似来自地下的持续不断的哼哼声，难以听清。[10]“这么说吧，”医生说，“我希望你们未动脐带。”“没有，”老板娘笑着说，“总得给您留点儿事做。”她站起身把位子让给了医生，医生挡住了科尔梅利望向新生儿的目光，此时，他正站在门边，已脱掉了上衣。医生蹲了下去，打开了他的医药箱，随后从阿拉伯女人手中接过脸盆。她立即退出亮光，躲进壁炉旁昏暗的角落里。医生始终背对着门，他洗了手，往手上倒了点酒精，烧酒味立即溢满房间。这时，产妇抬起了头，看到了她丈夫，灿烂的笑容使她疲惫的美丽脸庞容光焕发。科尔梅利向床垫走过去。“他来了。”她喘着气对丈夫说，并把手指向了新生儿。“是的，”医生说，“不过请您静卧。”女人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科尔梅利站在床垫脚下，对她做了个慰藉的手势。“躺下吧。”她向后躺了下去。此时，大雨更猛烈地打在房顶的旧瓦上。医生在被子下忙碌着。然后，他站起身，好像在摇动眼前的什么东西。一声细细的哭叫传了出来。“是个男孩，一个漂亮的小东西。”医生说。“这可是个良好的开端，”餐馆老板娘说，“从搬家开始。”阿拉伯女人在角落里笑出了声，并拍了两下手，科尔梅利望望她，她却窘迫地转过身去。“好了，你们现在给我们留点空儿吧。”医生说。科尔梅利望着他妻子。但她的脸一直向后仰着。只有那双放在粗糙被子上的手还能让人想起刚才那照亮凄凉房间的灿烂笑容。他戴上鸭舌帽，向房门走去。“你们叫他什么名字？”餐馆老板娘高声问道。“不知道，我们没想过。”他望着婴儿。“既然你们当时不在这儿，我们就叫他雅克[11]。”老板娘放声大笑，科尔梅利走了出去。葡萄架下，一直顶着包袋的阿拉伯老人还在等待。他看了看科尔梅利，而他却一声不吭。“给。”阿拉伯老人说，并把包袋的一角递给他。科尔梅利躲到了包袋下。他碰到了阿拉伯老人的肩部，闻到了他衣服上散发出来的烟味，感到了落在两人头顶包袋上的雨滴。“是个男孩。”他说，并不看同伴一眼。“上帝保佑，”阿拉伯人答道，“您是一家之主。”从几千公里高空落下的雨水不停地打在他们面前的煤渣路上，砸出许多水洼，在稍远处的葡萄园里，铁丝藤架一直在雨中闪亮。这雨水流不到东边的大海，它会淹没整个地区，淹没河边的沼泽地，淹没周围的山坡，淹没几近荒芜的广袤土地，其强烈的味道直逼挤在一个包袋下的两个男人。此时，从他们身后断断续续地传出微弱的哭声。

深夜，科尔梅利穿着长内裤及贴身针织衫睡在他妻子旁边的另一张床垫上，睁眼望着天花板上跳动的火光。房间已差不多收拾好了。在他妻子的另一侧，婴儿静静地睡在衣筐里，只偶尔发出细细的咕噜声。他妻子也睡着了，脸庞转向他，嘴唇微启。雨已经停了。明天就得干活了。在他身边，他妻子那双已经粗糙，几近僵硬的手也在提示着他。他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产妇手上，向后仰着，合上了眼睛。

圣布里厄

[12]四十年后，在通往圣布里厄的火车过道里，一个男人不以为然地望着窗外闪过的景色，在春天下午那苍白的阳光下，这片狭窄而平坦的地区布满了村庄及难看的房屋，从巴黎一直延伸至芒什。不断映入眼帘的是牧场及已耕作了几个世纪的田园。这个男人没戴帽子，头发剪成平头，长脸庞上线条细腻，个头高挑，蓝色的眼睛透着直率，尽管他已有四十来岁，裹着风衣的身子仍然显得修长。他双手牢牢地抓着扶手，身体倚向一侧，敞着怀，看起来悠然自得，精神饱满。这时，火车慢慢地减速，停在了一个寻常小站上。过了一会儿，一个穿戴相当漂亮的年轻女人从男人站的车门下走过。她停下来换手提箱时，看到了车上的乘客。男人微笑着望着她，她也忍不住笑了。男人放低车窗，但火车已经开了。“遗憾。”他说。年轻女人一直朝他微笑。

乘客走到三等车厢里，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他的对面是一个男人，稀疏的头发趴在头上，泡泡的脸庞，酒糟鼻子，实际年龄应小于他的面相。他蜷缩成一团，闭着眼睛，喘着粗气，显然是由于不消化而难受，他时而朝他的对面迅速瞥上一眼。在同一条长椅靠过道的那边，坐着一个盛装打扮的农妇，戴着一顶奇特的帽子，上面装饰着一串蜡制的葡萄，她正为一个面呈菜色的红发小孩擤鼻涕。乘客的笑容消失了。他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读着消遣，可那文章却使他打起了哈欠。

过了一会儿，火车缓缓地停了下来，写着“圣布里厄”的小站站牌出现在车门上。那乘客立即站起身，轻松地从上面的行李架上取下一个折叠式旅行箱，向其他乘客道了个别。人们神情惊讶地回了礼，而后，他快步离开，一跃而下车厢的三级台阶。在站台上，他看看自己的左手，他刚刚抓过的铜扶手上的炭黑还留在手上，于是，他拿出一块手帕，仔细地擦着。随后，他朝出站口走去，渐渐地一群服饰灰暗、面目模糊的乘客赶上了他。他在遮雨篷下的小柱子旁耐心地等着验票，等着一言不发的职员把票还给他，然后穿过候车大厅，大厅的墙上光秃秃的，挺脏，上面只贴了些旧宣传画儿，画上的蔚蓝海岸也是炭黑色的。然后，在午后的斜阳中，他从车站快步向市里走去。

到了旅馆，他要了预订的房间，一个长着土豆脸的女服务员想帮他提行李，他拒绝了，然而，在她引他来到房间后，却给了一笔使女服务员也感到吃惊的小费，于是，她的脸色变得友善了。他重新仔细地洗了手，门也未锁，就快步地走下楼来。在大厅里，他遇到了那个女服务员，向她询问墓地的位置，得到了过于详细的指点，他友好地听完解释，便朝着指点的方向走去。他走在狭窄而阴暗的街道上，两边是难看的红瓦平房。时而，可见到一些有梁的旧房子，房顶上的石板瓦歪歪斜斜。稀稀落落的行人匆匆地从商店橱窗前走过，里面摆放着玻璃器皿、塑料或尼龙的精美制品，以及在现代西方随处可见的命途多舛的陶器。只有食品店显得货物充足。墓地四周围着讨厌的高墙，大门旁边有摆着瘦花细草的花摊，还有几个墓碑制作商店。那旅客停在一家店铺前，看着一个显得挺机灵的孩子在角落里一块还未刻字的墓碑上做作业。然后，他走了进去，朝着守墓人的房子走去。守墓人不在。旅客在一个陈设简陋的小办公室里等着，他发现了一张图。守墓人进来时，他正在解析图形。这是一个大骨节、大鼻子的大个子男人，透过他那厚厚的立领上衣发出一股汗味儿。旅客询问1914年战争遇难者的墓区位置。“噢，”他说，“那儿叫做法国纪念墓地。您找谁？”“亨利·科尔梅利。”那旅客答道。

守墓人翻开一本包着皮的大册子，用沾着泥土的手指在名单里寻找。他的手指停住了。“亨利·科尔梅利，”他念道，“在马恩战役中受了致命的伤，于1914年10月11日死于圣布里厄。”“是他。”旅客说。守墓人合上了大册子。“来吧。”他说。他在前面领路，向墓地的前几排坟墓走去。这些墓碑有的简陋，有的矫饰而难看，全都覆盖着大理石和珠子，这种陈旧的技巧在哪儿都毫无美感。“是亲戚？”守墓人漫不经心地问道。“是我父亲。”“难以承受啊。”另一位说。“噢……不，他去世时我还不到一岁。您能明白。”“是的，”守墓人答道，“不过，这不是个理由。当时死的人太多了。”雅克·科尔梅利什么也没说。当然，当时死了太多的人，但说到他父亲，他不能臆想出他不具有的孝心。自他定居法国以来，他便允诺要完成他那个还留在阿尔及利亚的母亲很久以来要他做的事：去看看他父亲的墓地，而她自己从未去过。他觉得这种探望毫无意义。首先，对他而言，他并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对其生前的事几乎是毫无所知，而且他讨厌那些陈规旧律；其次，对他母亲而言，她不提起去世之人，她根本无法想像他能看到些什么。不过，他过去的老师回到了圣布里厄，他觉得这也是见见他的机会，便决定来看看这陌生的死者，甚至坚持要先于重见故友，以便随后能自由自在，无事一身轻。“就是这儿。”守墓人说道。他们来到了一片墓区，四周围着用漆成黑色的大铁链串着的灰石界碑。墓碑很多，式样雷同，都是刻着字的长方碑，间距相等，整齐排列。每个墓碑前都摆着一小束鲜花。“四十年来，一直是法国纪念协会维护着墓地。看，他在那儿。”他指着第一排的一块石碑说道。雅克·科尔梅利在距石碑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把您留这儿了。”守墓人说道。科尔梅利走近墓碑，心不在焉地望着。是的，正是他的名字。他抬起了眼睛，泛白的天空中几小片灰白色的云彩正慢慢飘过，天空时晴时暗。在他周围，大片的亡灵墓地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城里沉闷的嘈杂声从高墙上方传来。时而，一条黑影从远处的墓碑间走过。雅克·科尔梅利抬头望着天空中漫游的云彩，试着抓住湿润的花香以外那正来自遥远寂静的大海咸咸的味道，忽然，水桶碰撞墓石的响声使他从幻梦中清醒过来。这时，他才看到墓碑上他父亲的生辰年月。这可是他此次的发现，以前从不知晓。他看了一下两个日期：“1885—1914”，机械地计算了一下：二十九岁。突然，一个念头涌上来，震撼了他的整个身心。他已经四十岁了。葬在这块石板下面的那个男人，那个曾是他父亲的人比他还年轻[13]。

温情与怜悯突然溢满了他的胸膛，这不是儿子怀念去世父亲的心灵颤抖，而是一个男人在意外死亡的孩子面前所感受到的震惊与同情——这里的某种东西是有悖自然常规的。不过，说真的，也不是常规的问题，而只有疯狂与混乱，那就是儿子比父亲岁数大。他僵在那里，随后的时光在他周围、在他视而不见的墓碑间裂成碎片，岁月停息，不再沿那条长河流向尽头。它们只是一些爆裂声，是浪花，是旋涡，雅克·科尔梅利现正在其中挣扎，与苦恼及同情搏击。他望向墓地的其他墓碑，上面的日期告诉他，睡在这片土地下的都是些孩子，他们是那些此时已头发花白，自以为懂得生活的人们的父亲。因为他自己就觉得活得不错，他独自创建了一切，他了解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他敢于直面人生，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此时，他处在异样的眩晕中，他感到这座雕像，这座每个人最终都要竖立起来，并要被时光之火烧得更加坚固，随着时间的长河，等待着最后风化的雕像正快速开裂，开始倒塌了。他只剩下了一颗慌乱的心，渴望活下去，反抗着这个与他相伴了四十年的世界的死亡规律，这颗心始终强有力地跳动着，撞击着将他与生命之秘密隔绝的那面墙，想要再进一步，再远一点儿，去了解生命的秘密，在死去之前了解，为了生存而了解，只须一次，只须一秒钟，不过，必须一劳永逸地去了解。

他回首自己的生活：疯狂、勇敢、软弱、执拗，总在为他毫无所知的那个目标努力，而实际上，这种生活已完全消逝了，他还未来得及试想一下这个刚刚给予他生命就死在大海另一边那片陌生土地上的男人会是什么样。二十九岁时，他不也是脆弱、痛苦、紧张、固执、好色、幻想、厚颜而勇敢的人嘛！是的，他正是如此，而且还有过之，他曾生活过，终于长成了一个男人。然而，他从未把睡在那里的男人想像成一个有生命的人，而是把他当做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从前在他的出生地生活过。他妈妈常对他说，他长得很像他，他死在战场上。然而，他曾贪婪地试图通过书本和活人所了解的秘密，现在他感到与这个死者，这个年轻的父亲紧密相连，与其父的从前和后来紧密相连，他自己曾远远地寻找的正是这在时间和血缘上都与他极为贴近的东西。说实话，他没得到过帮助。在家里，人们很少说话，既不读书也不写字，一个不幸而漫不经心的母亲，谁会向他讲述这个年轻而可怜的父亲呢？除了母亲，无人认识他，而母亲又把他忘了。他深信情况正是如此。他无声无息地死在了这片如陌生人般匆匆经过的土地上。恐怕正应该由他来了解情况，来询问究竟。不过，一个像他一样一无所有，又想拥有整个世界的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创立自我，来征服或了解世界。总之，还不算太晚，他还可以去寻找，去了解这个现在他觉得比世上任何人都更加亲近的男人到底是谁。他能够……

下午将尽，他身旁传来了裙摆的声响，出现了一个黑影，这把他又拉回到周围的墓地及天空那现实环境中。得走了，他在这儿已无事可做了。但他无法离别这个名字，这个日期。这块石碑下只有骨灰和尘土了。但对于他来说，父亲又复活了，一个奇特而沉默的生命，他觉得又要将父亲抛下，让他继续度过这个无尽孤独的漫漫长夜。人们曾把他抛在这里，随后便忘却了。荒凉的天空突然间响起轰鸣，一架看不见的飞机刚刚飞过隔音墙。雅克·科尔梅利背转过身去，抛下了父亲。

三 圣布里厄与马朗（J.G.）[14]

晚饭时，雅克·科尔梅利看着他的老朋友过于贪婪地吃起了第二片羊腿肉；起风了，风围着这座海滨大道边的市郊小矮屋呼呼地轻声刮着。来时，雅克·科尔梅利曾在路边一条干涸的小溪里看到几片干海带，散发出咸咸的味道，这是唯一使人想到濒临大海的东西。维克多·马朗在海关做了一辈子的行政工作，退休后来到这座小城，这并非他的选择，不过，后来倒也觉得不错，说是没有什么能扰乱他的独自思考，极美、奇丑，甚至孤独本身都不能妨碍他。搞行政，当领导，他从中获得诸多经验，而首先是，从表面上看，您应知之不多。然而，他学识渊博，雅克·科尔梅利非常敬佩他，因为，在一个高层人物如此平庸的时代，马朗是唯一一个有着个人见解的人，就他的能力所及，在任何情况下，在似乎随和的表象下，他都拥有一种自由的判断，完全与众不同。

“是的，儿子，”马朗说，“既然您要去看母亲，试着了解一下您父亲，然后赶快回来讲给我听。让人欢笑的机会真是太少了。”

“是的，真滑稽。不过，既然有了好奇心，我至少可以再了解点其他的情况。我以前从未关心过此事，这真有点反常。”

“不，这是明智之举。我呢，我同玛尔特结婚三十年，您认识她，一个完美的女人，我到今天仍在怀念她。我总觉得她爱家庭。”[15]

“您恐怕是对的。”马朗说着移开了视线，科尔梅利等着他发表不同意见，他知道随后便会是赞同了。

“然而，”马朗又说，“我嘛，一定是我错了。我不让自己去了解更多，而只满足于生活所赋予我的。不过，在这方面，我不是个好榜样，对吧？总之，我没有激情，一定是我自己的过错。至于您（他的眼中透着狡黠），您是一个活动家。”

马朗长得像中国人，圆脑袋，微扁的鼻子，眉毛几乎看不见，头戴贝雷帽，浓浓的小胡子遮不住性感的厚嘴唇。圆圆软软的身子，手指粗壮的肉手，使人联想到拒绝跑步的中国古代官吏。当他微闭双目，大吃大喝时，不禁让人联想到他身穿丝绸长袍、手持筷子的样子。但其眼神使他换了个人。那深栗色的眼睛热烈、忧虑，有时突然凝神不动，好似智慧正迅速地探究某一具体问题。这是一双西方人的眼睛，极为敏感，充满睿智。

年老的女佣上了奶酪，马朗用眼角瞟了一下。“我认识一个人，”他说，“他在与妻子生活了三十年后……”科尔梅利听得更认真了。每当马朗开始说“我认识一个人……”或“一个朋友”或“一个与我同行的英国人……”时，可以肯定说的是他自己……“……他不喜欢甜点，他的妻子也从来不吃。而在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后，他在甜点店撞见了他的妻子，经过观察，他发现她每周几次到那儿去大吃奶油咖啡小糕点。是的，他以为她不喜欢甜食，而实际上，她酷爱奶油咖啡小糕点。”

“因此，我们不了解任何人。”科尔梅利说。

“您这么说也行。不过，我觉得也许这样更准确，我认为我最好还是要说，您可以说我无法加以证实，是的，只需说明的是，如果二十年的共同生活都不能了解一个人，而对一个已去世四十年的人进行非常肤浅的调查，您得到的情况怕是意义不大，是的，可说是意义有限，尽管，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

他举起拿着餐刀的手，情不自禁地落在了山羊奶酪上。

“请原谅。您不要点儿奶酪吗？不要？总是那么节制！保持体型，取悦于人真不易啊！”

狡黠的眼神又一次从他半闭的眼中闪过。如今，科尔梅利认识他的老朋友已有二十年了（在此补充为什么及怎样认识的），他快乐坦然地接受了其嘲讽。

“不是为了取悦于人。吃多了我难受。我不行了。”

“是的，您不再超脱于其他人了。”

科尔梅利望着漂亮的乡村风格家具，它们摆满了白色房梁的低矮饭厅。

“亲爱的朋友，”他说，“您总以为我傲气。我是傲，但并非总傲，也不是傲视所有的人。比方说，对于您，我就傲不起来。”

马朗移开了目光，这是他感动的标志。

“我知道，”他说，“但为什么呢？”

“因为我爱您。”科尔梅利平静地说。

马朗把冰水果色拉盆拉向自己，一言未发。

“因为，”科尔梅利继续说，“当时我年轻、愚蠢、孤独，（您还记得吗，在阿尔及尔？）您转向我，不动声色地为我开启了通往这世界上我最爱的大门。”

“噢！您有天赋。”

“当然。不过，有天赋的人要有引路人。您在生命之路上某一天碰到的那个人，他应该永远受到爱戴与尊重，即便他未起什么作用。这正是我的信念。”

“是的，是的。”马朗迎合着。

“您不相信，我知道。不要以为我对您的爱是盲目的。您有严重的……很严重的弱点。至少我是这样看。”

马朗舔舔厚唇，突然来了兴趣。

“哪些呢？”

“例如，您节俭。不过，并非出于吝啬，而是由于恐慌，怕缺什么，等等。反正这是个大缺点，我不大喜欢。但最主要的是，您总是情不自禁地去怀疑别人有私下的盘算。您本能地无法相信完全无私的感情。”

“要承认，”马朗喝干了杯中的酒说道，“我也许不该喝咖啡了。然而……”

但科尔梅利依然平静[16]。

“我深信，比如，如果我对您说，只要您提出来，我会立即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您，您恐怕不会相信。”

马朗有点儿犹豫，这次，他看着朋友了。

“噢，我知道。您仁慈大方。”

“不，我不是仁慈大方。我吝啬，吝啬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辛劳，我对此也很反感。但我说的是真的。您呢，您不相信我，这正是您的弱点，是您真正的软弱之处，尽管您是个杰出的人。因为，您错了。您此刻一句话，我的所有财产就都是您的了。您并不需要，这只是个例子而已。但并非随便说说而已。的确，我的财产都是您的。”

“谢谢，真的，”马朗微闭着双眼说，“我很感动。”

“好吧，我使您感到难为情。您也不喜欢话说得太明白。我只想对您说，我爱有缺点的您，我爱戴和敬仰的人很少。对其他人，我对自己的漠然感到羞愧。但对于我爱的人，我会始终如一地去爱他们，我本人，尤其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阻止这份感情。这是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学到的东西；现在，我知道了。说了这些，再重提原来的话题：您不赞成我去了解我父亲。”

“嗯，并非如此，我赞成您去，我只是怕您会失望。我的一个朋友曾非常喜爱一个姑娘，想要娶她，但他错误地去对她进行了解。”

“一个俗人。”

“是的，”马朗说，“正是我。”

他们朗声大笑起来。

“我那时年轻。我听到的意见如此矛盾，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了。我弄不清自己是爱她还是不爱她。简言之，我娶了另一个。”

“我却不能找回第二个父亲。”

“不能。真是万幸。照我的经验，一个足够了。”

“好吧，”科尔梅利说，“另外，我过几个星期要去看我母亲。这是个机会。我对您讲此事主要是因为我刚才被这种年龄差距震撼了，对，我的年龄更大。”

“是的，我明白。”

他看着马朗。

“想想他未曾衰老过。这种痛苦他幸而免除，而且这种痛苦是漫长的。”

“也有不少的欢乐。”

“是的，您热爱生活。应该这样，您只相信生活。”

马朗沉重地坐到罩着印花装饰布的安乐椅上。突然，难以言表的忧伤蒙上了他的面庞。

“您说得对。我以前热爱生活，现在我更加热爱生活。同时，生活让我觉得恐怖，难以深入。因此，我虽相信，却持有疑虑。是的，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活着，永远。”

科尔梅利沉默了。

“六十五岁了，每一年都是缓期死刑，我想死得安详，死是恐怖的。我还一事无成。”

“有些人的生活证实了世界存在的意义，他们活着有助于生命的延续。”

“是的，而他们也会死。”

他们无言相对，此时房屋周围的风声更紧了些。

“您说得对，雅克。”马朗说，“去寻找吧。您已不再需要一个父亲了。您是独自长大成人的。现在，您可按您的方式去爱他。不过……”他说着，有点犹豫……“回来看我。我没有多少时间了。请原谅我……”

“原谅您？”科尔梅利说，“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您。”

“不，您不欠我的。只是要原谅我，有时，对您的爱我未作出反应……”

马朗望着挂在桌子上方的老式大吊灯，他的声音更加低沉地说着，过了些时候，科尔梅利独自走在郊外荒漠的风声中时，心中还不断地回响着他的话：

“在我内心有一片可怕的空白，使我难过得无动于衷[17]……”

四 孩子的游戏

酷热的七月，海浪轻推短波助船航行。雅克·科尔梅利半裸着身子躺在船舱里，望着舷窗铜框上跳动着的海面反射的阳光碎片。他跳起身关掉了风扇，那风扇吹得汗流不出来，全干在汗毛孔里，还是流点汗好。然后，他又睡到了窄窄的硬板铺上，这是他所喜爱的床。随即，机器沉闷的隆隆声从船舱深处震颤着传上来，好似不断行进中的千军万马。他喜欢大客轮这种日夜不息的轰隆声，还有那种行走在火山上的感觉，而且，无边无际的大海给人以广阔而自由的视野。不过，甲板上太热；吃过午饭，饱食而昏头昏脑的旅客或倒在遮篷甲板的折叠式帆布躺椅上，或躲到船舱里。此时，正是午睡时间。雅克不喜欢睡午觉。“去午觉。”他愤愤地想起了这句话，这是他外婆的奇特用语，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住在阿尔及尔，外婆强迫他陪着睡午觉。在阿尔及尔那个三室的小套房里，从密闭的百叶窗射进斑驳的光影，照着幽暗的房间[18]。外面那干燥而多尘的街道上烈日炎炎，在半明半暗的屋中，一两只精力充沛的大苍蝇像飞机一样嗡嗡地叫着，不断地寻找着出口。天太热，无法上街去找伙伴们玩儿，他们也被强留在家中了。天太热，没法读《帕尔达洋》或《无畏者》[19]。当外婆偶尔不在，或与邻居聊天时，孩子便在朝向街道的饭厅里把脸贴在百叶窗上向外看，鼻子压得扁扁的。街道空无人迹。对面的鞋店和服饰用品店前已落下红黄相间的粗布帘，烟店门口遮着彩色珠帘，老板让的咖啡馆里无声无息，只有一只猫，在介于尘土飞扬的人行道边上的锯末地面上死一般地沉睡着。

孩子转回身，房中几乎没什么家具，墙上刷了白石灰，房中间摆着一张方桌，沿墙立着一个碗柜，一张千疮百孔、墨迹斑斑的小书桌，地上铺着一张小床，上面蒙着罩子，晚上，半哑的舅舅睡在那儿，还有五把椅子[20]。角落里，顶面铺了大理石的壁炉上，放着一个在集市上随处可见的长颈小花瓶。孩子见幽暗的屋里和骄阳高照的外面都空无一人，便不停地绕着桌子转起圈来，大踏步地，同时，口中念念有词：“真烦！真烦！”他心烦，但这种厌烦同时也是游戏，是快乐，是种享受，因为，外婆终于回来后，听到那句“去午觉”，他真是要发疯。但他的抗议徒劳无用。外婆在乡村养大了九个孩子，她对教育有自己的一套。孩子被一下子推到睡房里，这是两间朝向院落的房间之一。另一间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妈妈的，另一张是他和哥哥的。外婆独自享用一个房间。不过，孩子晚上常睡在那张又高又大的木床上，中午午睡时也在那儿。他脱掉凉鞋，爬上床去。自从有一天，他在外婆睡了后溜下床去重新绕着桌子瞎唠叨后，就只能靠墙睡了。躺到里面后，他看着外婆脱掉长裙，解开衬衣高处的系带，拉低了粗布衬衣，然后，她也爬上床。于是，孩子看到了外婆那青筋暴露、老年斑遍布的变形的脚，嗅到了身边的老人体味儿。“好，去午觉。”她说着，很快便睡着了。孩子呢，睁着双眼，盯着不知疲倦的苍蝇飞来飞去。

是的，好多年间，他都憎恨这一切，后来长大成人后还感到厌恶，及至他得了重病，都不能下决心在午饭后的酷暑中躺下去午睡。如果他睡着了，他醒来时就感到难受，心口恶心。直到前不久，自从他患了失眠症，他才能在白天里睡上半个小时，醒来后精神饱满，敏捷灵活。去午觉……

不敌太阳的威力，风也平息了。船身不再轻摇，似乎正直线行驶。全速运转的机器，螺旋桨直穿水层，活塞的声音也终于规律了，规律得与海上那低沉不息的太阳燥热的声息混为一体。雅克似睡非睡，想到要重见阿尔及尔和市郊那破旧的小屋，心里便快乐得发颤。每次离开巴黎去非洲都是这样：暗中狂喜，心情开朗，怀着一种刚刚成功越狱，暗笑狱卒的满足感。同样，每次坐汽车及乘火车返回来，市郊的房屋一映入眼帘就感到伤心，这郊区既无树林也无河流为界，也不知怎么就靠近了它，就像一个灾难的癌瘤，摊开了它凄惨丑陋的淋巴结，渐渐地消融了外界的躯壳，一直把他引到市中心，城市的繁华有时让他忘却了日夜围困住他，多得让他失眠的水泥与钢铁的森林。但他逃出来了，在大海的宽脊上，他得以喘息，在阳光的摇曳下，他感到轻松，他终于可以睡觉了，终于重回他始终留恋的童年，回到那曾助他生存、助他取胜的阳光及温暖的贫穷之秘密中。大海折射的光斑此刻几乎凝在舷窗的铜框上，它们来自那同一个太阳，在外婆午睡的昏暗房间中，它曾沉重地压在整个百叶窗上，只从一个散开的木结缺口处射进一道细如宝剑的光芒，没有苍蝇，并非嗡嗡叫着乱飞的苍蝇使他昏昏欲睡，大海上没有苍蝇，苍蝇早已死了，这让孩子很高兴，因为它们太吵，它们是这个热昏了的世界上唯一活着的生物，所有的人和动物都侧身而卧，一动不动，而他除外。是的，他在墙与外婆之间的狭小床位上翻来覆去。他也想动起来，他觉得睡觉夺去了他生活和游戏的时间。他的伙伴们肯定在普沃斯特·巴拉多尔街上等他呢，这条街沿路都是小花园，一到晚上便散发出浇花的潮味儿，以及不管浇水与否都到处生长的忍冬花味儿。外婆一醒过来，他就立刻溜走，跑到榕树遮阴、仍无行人的里昂街，一直跑到普沃斯特·巴拉多尔街角的喷泉处，飞速地转动喷泉顶部的铸铁大手柄，头伸到水龙头下接水柱，让水把鼻子耳朵一起湿透，从敞开的领口直流到肚子，再顺着短裤下的腿流到凉鞋里。他快乐地感受着脚掌与鞋底间泛着的水泡，气喘吁吁地去找皮埃尔[21]及其他人。他们正坐在街上唯一的一座三层小楼的楼道口上，磨着木雪茄棒，再过一会儿，玩万嘎棒击游戏[22]时用得着它。

人一到齐，他们便出发，拖着球拍，沿着宅屋花园锈迹斑斑的栅栏墙，喧闹异常，吵醒了整个社区，惊得在满是灰尘的紫藤树下酣睡的猫跳将起来。他们跑着，穿过街道，你追我赶，满身是汗，始终朝着一个方向——绿野前进，这“绿野”离他们学校不远，也就是四五条街道。不过，这中间有一个必停之地，人们称之为喷泉口。它位于一个大广场上，是一个三层的圆形大喷泉，那里已无水可喷了，但喷池很早就堵了，渐渐地，丰盛的雨水注满了水池，水漫池边。后来，死水变腐，水面上蒙着苔藓、瓜壳、橙皮及各种垃圾，直到太阳将其晒干，或是引起了市府的注意，决定将其泵干。而干裂肮脏的淤泥还久久地滞留池底，直到太阳经过不懈的努力，将其化作灰尘，被大风刮跑，或清扫工扫帚一挥将其抛落到广场周围油光光的榕树叶上。不管怎么说，夏季水池是干的，宽宽的池边是暗色的石块，千万只手及短裤将其摩擦得光亮亮、滑溜溜。雅克、皮埃尔和其他孩子把池边当鞍马玩，他们以屁股为基点转圈，直到一个闪失，被不可避免地甩进散发着尿味儿与阳光味儿的浅水池中。

然后，他们冒着酷暑，脚上鞋上蒙着一层灰尘，向绿野飞奔。这是制桶工场后面的一片空地，在锈钢圈和烂桶底之间，一丛丛弱草从凝灰岩板间冒出来。在那儿，他们高声叫着，在凝灰岩板上画一个圆，其中一个手持球拍站在圆中央，其他人轮番往圆里掷木雪茄棒。如果小棒落到了圆中，投掷者拿过球拍到圆中去守卫。最灵活者[23]在空中接住小棒，扔出很远。此时，他们可以跑到小棒的落点，用球拍边缘击打棒端，让其跳向空中，再加打一板，使木棒飞得更远，以此下去，直到失手或其他人在空中抓住了小棒，于是，他们迅速后退，重新回到圆中防御着对手迅速灵活地投进的木雪茄棒。这种穷人的网球规则更加复杂，能玩上一个下午。皮埃尔是最灵活的，他比雅克瘦小，几乎可说是柔弱的，正如雅克满头棕发，他的头发及睫毛都是金黄色的，直率的蓝眼睛，毫无戒备，透着惊奇，外表显得有些笨拙，行动起来却准确稳健。雅克呢，能对付最无望的招式，却不能挡架送上手的反手球。由于他能成功对付最难的攻击，同学们对他赞赏不已，他便以为自己是最棒的，常常自吹自擂。实际上，皮埃尔常常打败他，却从不多话。游戏结束后，他站起身，未损失一丝一毫，静静地微笑着倾听别人的议论[24]。

如果天气不好或兴致索然，他们就不去大街和空地乱跑，而是先在雅克家的楼梯过道里集合，再从尽头的一扇门进入一个三面环墙的小院。小院的另一面是花园围墙，一枝大橙树的树枝从墙头伸过来，开花时，其香味溢满破旧的房屋，再从过道或顺着台阶飘回院中。院中一座建成直角形的房屋占了一整面墙及另一侧的一半，里面住着一个西班牙理发师，他临街开了一个理发馆，还住着一个阿拉伯人家庭，他家的女人晚上有时在院子里炒咖啡豆。第三面墙一侧，住户在高大破旧的木栅栏笼子里养鸡。最后，是第四面，在台阶的两侧，在黑暗中洞开大嘴的是大楼的地窖：一些无出口无光线的洞穴，都是就地而掘，无隔无挡，渗着潮湿。人们可沿着四级蒙着绿色松土的阶梯下到里面，住户们在里面乱堆着无用之物，也就是说，毫不值钱的东西：发霉的破包袋，货箱木块，生锈漏底的旧盆，还有些随处乱丢，连赤贫者也用不着的东西。孩子们就是集中在那儿的一个地洞里。西班牙理发师的两个儿子让和约瑟夫习惯在那儿玩儿。他们破屋的门口，就是他们俩的私家花园。约瑟夫圆胖胖的很调皮，总是笑眯眯的，什么都给人。让呢，矮小瘦弱，不停地拾起小钉子、小螺母，特别吝啬他的小球和杏核，这是他们喜爱的一种游戏[25]中不可或缺的。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之间反差之大无法想像，举世无双。他们同皮埃尔、雅克和另一个同伙马克斯一起拥入臭烘烘、潮乎乎的洞穴中。他们把烂在地上的破麻袋片摊在锈铁柱梁上，还得先将其中那些他们称之为荷兰猪的有活动关节的小蟑螂从里面赶出来。在这极脏的遮篷下，他们终于到了家（这之前他们从未拥有过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和床），他们燃起微弱的火苗，这里的空气潮湿而不流通，火苗奄奄一息，化作了烟，将他们从巢穴中逐出，直到他们在院子里抓点湿土将其盖住为止。然后，他们与小个子让争争吵吵地分着食物，食物摊在一个爬满了苍蝇、带轮的木货箱上，有大块的方体薄荷糖，咸味的干果花生和鹰嘴豆，叫做“塔木丝”的羽扇豆或是阿拉伯人常在电影院门口出售的彩色麦芽糖。下暴雨时，院落里存留的雨水便会流向地洞，因此，它常常被淹。于是，他们站到旧货箱上，在远离蓝天与海风的地方充当起鲁宾逊来，成为他们悲惨王国的胜利者。

不过，最美好[26]的日子是在气候宜人的季节，是当他们用某种借口、美丽的谎言终于成功地逃避了午睡的时候。此时，他们就能到试验园去玩儿，无钱乘车，就长途步行。他们走过近郊一条条灰黄的街道，穿过马厩区及工厂的或私家的大仓库——有马车通行于仓库与市中心之间，然后沿着一排大拉门前行，拉门后面传来马匹踏步的声响以及马匹咂动嘴唇突发的喘息声，马笼头的铁链碰到木食槽的响声。他们愉快地呼吸着马粪、草料和汗水的味道，这味道来自那些禁区，雅克在入睡前还梦想着呢。他们在一个敞着门的马厩前迟迟不忍离去，马厩里，人们正在洗刷马匹，这是些马蹄粗大的壮马，来自于法国，瞪着流亡者的眼神，被酷暑和苍蝇弄得不知所措。随后，被赶车人催赶，他们向种植着最珍稀树种的大园子跑去。在那条沿路都是水塘鲜花，通往大海的大路上，他们装作散步者，漫不经心颇有教养地从守门人猜疑的目光中走过。但刚一来到第一条横向小道，他们便向园子的东部奔去，穿过一排排高大的红树，树列如此紧密，树阴下几近黑夜；再跑向橡胶树[27]，其下边的树杈已垂至地面，那些垂枝与繁密的树根纵相交错，难以分辨。他们继续往远处跑，跑向他们远征的真正目的地——那些大椰果树。树的枝头挂满了紧凑的橙黄色小圆果，他们称之为“椰果”。他们首先四处侦察，以确认周边没有看园人。然后，各自去寻找武器，也就是说，石块。当每个人都塞满了口袋回来时，大家轮番向耸立于其他树木，在空中轻轻摇摆的果串掷去。每击中一下，就打落几颗果子，这属于幸运的掷中者。其他人要等他拾起了战利品后才能再轮番上阵。在这个游戏中，善于投掷的雅克与皮埃尔打个平手。不过，他们俩都会把果实分给那些不太幸运的人。最笨拙的是马克斯，他戴着眼镜，眼神不太好。他长得矮壮结实，不过，自从见到他打架雄姿之日起，他便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在经常发生的街战中，他们，尤其是雅克，总是控制不住怒火，他们通常凶猛地扑向对方，以期尽快地给对手以最重的打击，哪怕遭到最顽强的反抗。马克斯的名字听起来像德国人，一天，肉店老板那个绰号为“火腿”的胖儿子叫他“肮脏的德国佬”，他镇静地摘下眼镜，让约瑟夫帮他拿着，然后像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情景那样，如拳击手般提防着，让另一个再重复一遍他的谩骂。然后，他不动声色，躲开了“火腿”的每一次进攻，将其几次痛打，自身却毫毛未损，最终，他极为荣耀，幸运地让“火腿”的一只眼睛青肿起来。自即日起，在小团体中，马克斯的声望便很牢固了。当口袋和双手都被果子弄得黏糊糊时，他们便溜出园子，跑向大海，一旦出了围墙，他们就把椰果堆在脏手绢上，兴高采烈地大嚼着浆果，又甜又腻，让人反胃，但作为胜利果实，却是如此的清淡可口。随后，他们便奔向海滩。

去海滩得穿过一条被称作绵羊路的大道，的确，那些从阿尔及尔东部的方屋市场来或到那里去的羊群通常都走这条路。实际上，这是一条环形马路，将大海与倚梯形山丘而建的弧形城区分隔开来。路与大海之间有作坊、砖厂及一个煤气厂，它们的分界处是大片的沙地，上面有土坯块或白灰沫及涂白了的碎木屑与碎铁片。穿过这片寸草不生的地带，便到了“细沙”海滩。这里的沙子稍稍发黑，初潮的海浪不总那么清澈透明。右侧，有一个海水浴场，提供小间更衣室，有庆祝活动时，可以在浴场的吊脚大木屋里跳舞。应季时，一个卖油炸土豆的商贩每天都燃炉售货。通常，他们这伙人甚至连买一小袋的钱也没有。如果他们中某人偶尔有了所需之钱[28]，就去买上一小纸袋，然后庄重地走向海滩，后面跟着满怀敬意的伙伴们。来到海边，在一个破船的阴影里，他在沙中站稳脚跟，向后坐下，一只手垂直地拿着锥形食物，另一只手盖在上面，以防任何一片松脆的大土豆片掉出。他按规矩给每个伙伴一片炸土豆，他们虔诚地品味着这唯一的沾满了油、热乎乎、香喷喷的美味。然后，他们望着幸运者认真地、一片又一片地品尝着剩余的土豆片。袋底总会留下一些碎屑。大家恳求与这个阔佬一起分享。除了让以外，他们大多会把油汪汪的纸袋拆开，把碎屑摊在纸上，让每个人轮流吃上一点。只需找出个“老好人”来决定谁先吃第一口，并能吃上最大的那块碎片。美食享用完毕，愉悦与争执立即被抛到脑后，他们在烈日下奔向海滩西头，直到一个拆了一半的砌体边上，这儿从前应该是一个海滨木屋的地基，在砌体后面可以更衣。只几秒钟，他们便光溜溜的了，然后下水，奋力而笨拙地游戏着，喊着[29]，喝了水，再吐出去，互相激将比赛跳水或比赛谁潜水的时间长。海水柔柔的，暖暖的，此时淡淡的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小脑袋上，灿烂的阳光使这些年轻之躯充满了快乐，他们不停地欢叫着。他们掌握着生命，他们统治着大海，他们接受了世界所能赋予的最大奢华，毫无节制地享用着，就像自信的阔佬享用着他们那无法替代的财富。

他们甚至忘记了时间，从海滩跑向大海，在沙子上擦干使他们身上发黏的咸海水，然后再到海水中去洗净细沙，这使他们身上发灰。他们奔跑着，叫声短促的雨燕在工场和海滩上空低低地飞着。天空已经散尽了白天的闷热，变得更加纯净，呈淡青色，光线柔和了，在港湾对面，一直笼罩在雾中的房屋与城市轮廓更加清晰了。天还未黑，但灯光已现，预示着非洲的黄昏即刻来临。通常总是皮埃尔发出信号：“天晚了。”立刻，匆匆告别，一窝蜂散去。雅克同约瑟夫和让丢下其他人向家中奔去。他们跑得气喘吁吁。约瑟夫的母亲好动手打人。而雅克的外婆……夜色迅速降临，他们一直跑着，眼见煤气灯已经燃亮，从面前驶过的有轨电车已点着了灯，他们更加慌乱，加紧步伐，惊诧已经夜色沉沉，在门口甚至来不及道别便分手了。这时，雅克停在昏暗发臭的楼梯里，靠在墙上，等着怦怦跳动的心脏平静下来。但他知道不能等待，这使他更加喘不上气来。他三大步跨上了楼梯平台，从楼层厕所门前走过，打开了屋门。过道尽头的饭厅里亮着灯，听到饭勺碰碟子的声音，他浑身发凉。他走了进去，饭桌周围，在一盏油灯圆圆的光晕下，半哑的舅舅[30]继续大声地喝着汤；他母亲那时还年轻，棕色的头发很浓密。她用漂亮的眼睛温柔地望着他。“你明知道……”她开始说道。但外婆打断了她女儿的话。外婆穿着黑裙，腰板挺直，嘴唇紧闭，眼睛明亮而严厉，他只能看见其背影。“你从哪儿来？”她问道。“皮埃尔给我看算术题了。”外婆站起身走近他。她嗅嗅他的头发，然后用手摸他的脚踝，上面沾满了沙子。“你从海滩上来。”“那你撒谎。”舅舅一字一顿地说。外婆从他身后走过，拿起挂在饭厅门后的粗鞭子，那是根牛筋鞭子，在他的腿和屁股上抽了三四下，火辣辣地疼得他直叫。过了一会儿，他口中、喉中满是泪水，坐在可怜的舅舅给他盛的汤碟前，使劲儿控制着自己不让泪水流出来。他母亲迅速地瞄了一眼外婆，将他如此喜爱的面庞转向他：“喝汤吧。”她说，“没事了，没事了。”此时，他才开始哭起来。雅克·科尔梅利醒了。舷窗的铜条上已没有了阳光，太阳已落到了地平线下，此时，正照着他对面的板壁。他穿好衣服，上了甲板。黑夜过后，他就能回到阿尔及尔了。

五 父亲·死亡·战争·谋杀

他把她拥在怀里，就站在门槛，还喘着粗气，他是几级一跨地一口气冲上楼梯的，一级台阶都不差，就好似他始终准确记忆着楼梯的高度。下了出租车，街上已经相当热闹。清晨[31]刚洒过水，有些地方还盈盈闪亮，天气渐热，洒水慢慢变成水蒸气挥发掉了。他一下子就发现了她，还是在以往的那个地方，在两层之间家里唯一的那个小阳台上，在理发店雨篷上方——但此时的理发师已不是让和约瑟夫的父亲了，他死于肺结核，他妻子说，这是职业病，因为总是呼吸头发——雨篷的瓦棱铁皮上，一直残存着榕树枝、小团揉皱的废纸及烟头。她就站在那儿，始终浓密的头发近几年变得花白，已经七十二岁了，仍腰板挺直，身材瘦削，充满活力，看上去至少要年轻十岁。他们全家人都这样：瘦削，显得漫不经心，但精力充沛，岁月似乎也不留痕迹。五十岁上，半哑的埃米尔舅舅[32]仍像个年轻人。外婆至死都未驼背。至于母亲——他现在正跑向她——好像没有什么能削弱她柔柔的坚韧，几十年的疲惫辛劳，她却始终保留着少妇的风采，孩提时的科尔梅利曾大为崇拜。他来到门前，母亲打开门，扑到了他的怀里。就在门口，一如他们每次重逢，她要拥吻他两三次，全身心紧紧地搂着他，在她怀中，他能感觉到她的肋骨，她那硬而突出的肩胛骨微微地颤抖，同时，呼吸着她皮肤那柔柔的味道，这使他想起了喉头下，两条颈筋之间的那块地方，他不敢再亲吻那里，但他小时候喜欢闻，喜欢摸，偶然的那么几次，她将他抱在膝头上，他装作睡着了，鼻子伸在这个小窝里，对他来说，那里有他童年时代极为珍贵的柔情。她拥抱着他，然后松开手，看看他，再一次拥他入怀，就好像她在内心估量了一下她所能给予他或向他表达的爱意后，觉得还欠缺一点似的。“我的儿子，”她说，“你可真远啊[33]。”随后，她转过身，回到房中，坐到临街的饭厅中，好似不再留意他，也不想其他的，甚至时而以一种奇怪的表情望着他，就好像——至少他有这样的感觉——他现在是多余的，打扰了她独自往来的那个狭小、虚空、封闭的世界。这一天更甚，他坐到她身边后，她好像心神不定，时而悄悄地以忧郁热切的漂亮眼神望望窗外，目光回到雅克身上时，又变得平静了。

街上愈加喧哗，行人渐多，笨重的红色有轨电车哐当哐当地驶过。科尔梅利望着母亲，她穿了一件白领的灰色罩衫，侧身坐在窗前那不大舒服的椅子上［］[34]她一直坐在那儿，由于年老背稍有点儿驼，但并不靠着椅背，双手摆弄着一块小手帕，时而用僵硬的手指将其团成一个球儿，然后把它丢在裙凹里那一动不动的双手之间，头稍稍朝向大街。她一如三十年前，透过皱纹，他又看到了那同样年轻的容颜，眉弓光滑，好似融在额头上，小巧直挺的鼻梁，唇形清晰，尽管假牙周围的嘴角有点塌。颈部苍老最快，不过仍保其形，尽管青筋突出，下巴有点松弛。“你去理过发了。”雅克说。她微笑了，好似一个被抓住了过错的小女孩：“是的，你知道，你回来了。”她总以自己的方式打扮，几乎不被人觉察。而尽管她穿戴破旧，雅克却不曾有过她衣着难看的记忆。现在也一样，她穿着的灰色和黑色衣裙都很得体。这是整个家族的品味，这是个始终贫苦或穷困的家族，只偶尔有几个表兄弟稍微富裕一些。所有的人，尤其是男人，一如所有地中海沿岸的男人，总是要求雪白的衬衣及裤线笔直的裤子，鉴于衣柜空空，母亲或妻子们得不断地清洗熨烫，这份额外的工作，男人们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至于他母亲[35]，她始终认为仅仅洗洗衣服、做做家务是不够的。在雅克深深的记忆中，总见她在熨烫他哥哥和他的那唯一的一条裤子，直到他离家，远行到了那些既不洗也不熨衣服的女人世界中。“理发师是意大利人，”母亲说，“他干得不错。”“是的。”雅克说。他想说：“你很漂亮。”但未出口。他总认为母亲漂亮，但从不敢对她说。这倒并非是他怕扫兴，或担心此类夸奖能否让她高兴，而是这样便跨越了那道无形的屏障，他看到她的一生都以此为掩护，她的一生——温柔、礼貌、随和，甚至被动，然而却从未被何事或何人征服过，禁锢在半聋的世界里，语言困难，这种生活无疑是美妙的，却几乎是无法靠近的，而她越是笑容满面，他的心越加向她靠近——，是的，她的一生始终保留着那种胆怯、顺从、敬而远之的神态，保持着那同一种目光。三十年前，她就以这种目光。毫不干预地看着她母亲用牛筋鞭子打雅克，而她自己从未碰过一下，甚至都未真正骂过一句她的孩子们。毫无疑问，这种鞭打也是对她的折磨，但由于身子疲惫、语言缺陷及对母亲的尊重，她未加干预，任其所为，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日年年地忍受着，忍受着打在她孩子们身上的鞭子，正如她忍受着伺候他人的艰苦时光。跪着刷洗地板，没有男人、没有慰藉的生活，整天流连于油腻的残羹剩菜和他人的脏衣衫裤之间，忍受着一天又一天漫长苦难的日子。由于看不到希望，生活也就没有了怨恨，变得愚昧、顽固，最后对所有的痛苦、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痛苦都逆来顺受。他从未听过她抱怨什么，除非在洗了大批衣物后说声累了或腰疼。他从未听过她说别人的坏话，除非说某个姐妹或姨妈对她不太友善，或者是“傲气”。不过，他也很难听到她发自内心的笑声。自从无需操劳，由她的孩子们供养生活起，她的笑声稍多了一些。雅克环顾着房间，这里也没什么变化。她不愿离开这套她已经住惯了的房子，以及她感到很方便的社区，到一个比较舒适，但一切都不便利的地方。是的，还是那个房间。家具已换了，现在的比较体面，不那么破旧了。但家具上依然光秃秃的，靠墙摆放着。“你总是到处乱翻。”他母亲说。是的，他禁不住要打开碗柜，尽管他多次恳求，里面装着的食物总是很有限，而碗柜的空荡使他迷惑。他又打开餐桌的抽屉，里面有两三种药品，在这个家中这也就足够了。还有两三张旧报纸，一些线头，一个装着零散纽扣的小纸盒，一张旧身份照片。在这儿，多余之物也挺可怜，因为从来用不上。雅克知道，即便住在像他家那样物品丰富的正常人家中，母亲也只使用最起码的必需品。他知道，隔壁母亲的卧室里摆放着一个小衣柜，一张窄小的床，一个木制梳妆台及一把草编椅子，仅有的一扇窗户上挂着窗帘，在这里，他也绝对找不到什么，只偶尔见到一条卷成团儿的小手帕，被她丢在梳妆台光光的木台面上。

当他到了别人家，无论是中学同学的家，还是后来较为富裕的家庭，真正让他吃惊的是看到花瓶、高脚杯、小雕像及画儿摆满了房间。在他家，人们说：“壁炉上的花瓶”，至于罐子、盘子及几件小东西都没有名称。在他舅舅家则不同，有沃日的陶器值得欣赏，吃饭用的是埃佩尔的整套餐具。他一直在赤贫中长大，物品名称都很普通；而在舅舅家，他发现了专有名词。如今，在这刚刷洗过的铺着方砖的房中，在朴素而发亮的家具上，还是一无所有，只除了餐桌上有一个阿拉伯式的铜烟缸，还是为他而备的，再有就是墙上挂着的邮政局的日历。这里无物可看，无话可说，因此，除了他自己知道的外，他对母亲毫不了解。对父亲也一样。

“爸爸？”她望着他，神情更加专注[36]。

“嗯。”

“他叫亨利，还有呢？”

“我不知道。”

“他没有别的名字吗？”

“我想有，但记不得了。”

她突然变得心不在焉，眼瞅着街道，那里此时正烈日炎炎。

“他长得像我？”

“是的，就是你的样子，非常像。他的眼睛很亮。额头，像你的一样。”

“他哪年生的？”

“我不知道。我嘛，我比他大四岁。”

“你呢，是哪一年？”

“我不知道。去看看户口本吧。”

雅克走进房间，打开衣柜。在上层的毛巾里，放着户口本、抚恤金证及几张写着西班牙文的旧文件。他拿着这些文件走了出来。

“他生于1885年，你是1882年，你比他大三岁。”

“噢！我以为四岁呢。很早的事了。”

“你对我说过他很小便失去了父母，他的兄弟们把他送到了孤儿院。”

“是的，还有他姐姐。”

“他的父母有一个农场？”

“是的，他们是阿尔萨斯人。”

“在乌莱法耶。”

“是的。我们在瑟拉卡，离得很近。”

“他父母去世时他几岁？”

“我不知道。哦，他那时很小。他姐姐不管他，这不好。他再也不想见他们了。”

“他姐姐当时多大？”

“我不知道。”

“他的兄弟们呢？他是最小的吗？”

“不，是老二。”

“那么，他的兄弟们太小，没法照顾他。”

“是的，是这样。”

“那么，不是他们的错。”

“不，他怨他们。十六岁他从孤儿院出来，他回到了姐姐的农场。他们让他过于劳累。太过分了。”

“他到瑟拉卡了。”

“是的，到了我们家。”

“你在那儿认识他的？”

“是的。”

她再次将头转向街道，他觉得无法继续下去了。但她自己又提起了话头。

“你知道，他不认字。在孤儿院，什么都不教。”

“不过，你给我看过他在战时寄给你的明信片。”

“是的，他跟克拉西欧先生学的。”

“在里科姆家。”

“是的，克拉西欧先生是头儿。他教他读书写字。”

“多大的时候？”

“我想是二十岁。我不知道，这都是陈年旧事了。不过，结婚时，他已学会了做酒，可以到处去工作。他有头脑。”

她望着他。

“像你一样。”

“后来呢？”

“后来？生了你哥哥。你父亲为里科姆干活，里科姆派他去了圣·阿波特尔庄园。”

“圣·阿波特尔？”

“是的。后来，便是战争。他死了。人们给我寄来了弹片。”

削开他父亲脑袋的弹片放在一个小饼干盒里，在同一个衣柜的那些毛巾后面，以及在前线写的那些明信片，语句枯燥简短，他全能背出来。“亲爱的露茜，我很好。我们明天换营地。照顾好孩子。吻你。你的丈夫。”

是的，就在他们家迁徙、他这个移民的孩子诞生的那个夜晚，欧洲已经调准大炮，几个月后便一齐发射，将科尔梅利一家从圣·阿波特尔驱赶出去，把他赶到了阿尔及尔的部队里，而她被赶到了她妈妈在贫困郊区的小套房里，怀里抱着被塞浦兹的蚊虫咬得浑身发肿的孩子。“别太忙活，母亲。亨利回来后，我们就走。”而腰板挺直、白发拢到后面的外婆眼神明亮而严厉：“女儿，得干活儿。”

“他在朱阿夫团。”

“是的，他在摩洛哥打仗。”

确实如此，他忘记了。1905年，他父亲二十岁。正如人们所说，他曾是现役军人同摩洛哥人打过仗[37]。雅克记起了几年前在阿尔及尔街上遇到他们学校校长时，他对他说过的话。勒维斯克先生曾和他父亲一起应征入伍。但他们只在同一个团队里待了一个月。据他说，他与科尔梅利不太熟，因为他寡言少语。他耐劳、沉默、容易相处且公正无私。只有一次，科尔梅利怒不可遏。那是一个夜晚，经过酷热的一天后，小分队露营在阿特拉斯山脉一角的一座小山丘上，旁边是一条岩石隘路。科尔梅利和勒维斯克要到隘路脚下去换岗。无人回应他们的呼唤。在一排仙人掌脚下，他们看到他们的战友仰着头，怪异地望着月亮。开始他们没看出他那奇特的脑袋。理由很简单：他被割断了喉咙，而他口中那苍白的肿块是他整个的生殖器。这时，他们才看到腿部叉开的尸体，朱阿夫团士兵的军裤撕裂开来，在月光的非直接照射下，可见裂口中间血糊糊的一摊[38]。百米开外，这次是在一块大岩石后，出现了第二个哨兵，以同样的方式被害。警报发出，加了岗哨。拂晓，他们回到了营地，科尔梅利说，那些东西不是男人。勒维斯克思索了一下，回答说，对于他们来说，男人就应该这么干，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科尔梅利固执己见。“也许吧。但他们错了。男人不做这样的事。”勒维斯克说，对于他们，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随心所欲并［摧毁一切］。但科尔梅利气疯了般地大吼起来：“不，男人不能这么做，是男人就不能，否则……”随后，他平静下来。“我嘛，”他嗓音低沉地说，“我很穷，我出自孤儿院，人们让我穿上这套军服，把我拉入战争，但我不能这样。”“有些法国人什么都干。”勒维斯克［说］道。“那么，他们也一样，不是男人。”

突然，他喊起来：“脏货！杂种！全都是！全是……”

而后，他面色苍白地走进帐篷。

雅克思索着，发现正是从这个久未见面的小学教师那儿，他对父亲的了解最多。不过，除了细节，没有什么能比母亲的沉默让他猜到的更多了。一个严厉、苦涩的男人，辛劳了一生，听从命令杀过人，接受了一切不可回避的东西，但在他内心深处的一隅，却拒绝受到中伤损害。总之，一个穷苦的人，因为贫困虽不能选择却能保留。以母亲告知的那一点儿东西，他试着想像，那同一个男人，九年以后，结了婚，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家境刚有好转，便被唤回阿尔及尔应征入伍[39]，在漫漫的长夜，与耐心的妻子及讨嫌的孩子们长途旅行，在火车站分离，而后，过了三天，他突然出现在贝尔库的那个小套房里，穿着朱阿夫团士兵漂亮的红蓝条军服及灯笼裤，在七月[40]的酷暑中，穿着厚厚的羊毛服装，满身是汗，手里拿着扁平的窄边草帽，因为他既没有伊斯兰小圆帽也没有头盔。他偷偷地离开了车站拱顶下的兵站，跑回来吻别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晚上就要上船，踏上从未远航过的大海，开往他从未谋面的法国[41]。他紧紧地、匆匆地拥吻了他们，又以同样的步伐离开了，小阳台上的妻子向他挥手告别，他边跑边作了应答，转过身挥挥草帽，然后便跑上了多尘闷热灰蒙蒙的街道，消失在电影院前，稍远，消失在晨光中，再也未回来。其余的，就靠想像了。无法通过母亲提供的情况去想像，她甚至对历史和地理都没什么概念，她只知道她生活在靠海的地方，法国在海的另一侧，她本人从未去过。此外，法国是朦胧夜色中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地方，可从一个叫做马赛的港口登陆，她想像这港口和阿尔及尔港差不多，那里有一座名为巴黎的城市，据说很漂亮，很神奇。最后，那里有一个地区叫阿尔萨斯，她丈夫的父母就来自那里，他们在遥远的从前，为了躲避叫做德国人的敌人而来到阿尔及利亚定居，在这里，他们也同样遇到了敌人，这些人总是凶恶残忍，尤其是对待法国人，而且毫无道理。法国人始终被迫在这些好战而无情的敌人面前自卫。而她也不知西班牙在哪里，但不管怎么说不太远，她的父母都是马翁人，他们像她丈夫的父母一样在遥远的从前离开家乡来到阿尔及利亚，因为他们在马翁没有饭吃，她甚至不知道那是一座岛屿，同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岛，因为她从未见过。其他的国名，有时能引起她的兴趣，但她却从未准确地叫出名来。不管怎么说，她从未听说过奥匈帝国或塞尔维亚，俄罗斯是像英格兰一样难叫的名字，她不知道“大公”是什么，她从未念出过萨拉热窝这四个字。战争就在那儿，像一片乌云，充满阴暗的巨大威胁，但人们无法阻止它布满天空，就好似不能阻止蝗虫压境或毁灭性的暴风雨袭击阿尔及利亚高原一样。德国人再次强迫法国人作战，人们要受苦了——这一切毫无理由，她不了解法国历史，也不知道什么是历史。她了解一点自己的历史，稍微知道一点她所挚爱的那些人的历史，她知道，她挚爱的人像她一样忍辱负重。在她无法想像且不了解其历史的世界之长夜中，一个更加昏暗的夜晚刚刚来临，神秘的命令已经传来，是由一个满头大汗、筋疲力尽的宪兵传达到这穷乡僻壤来的，于是，就得离开已经准备采摘葡萄的农场——神甫来到博恩车站欢送应征者，“应该祈祷。”他对她说。她回答说：“是的，神甫先生。”但实际上，她并未听到他说什么，因为他的声音不大，此外，她想不到要作祈祷，她从不想打扰任何人——现在，她的丈夫穿着漂亮的彩条军服出征了，他很快就能回来，大家都这么说，德国人要受到惩罚，但在他回来之前，得找份工作。幸好，一个邻居对外婆说，军工厂的弹药库需要女工，优先录用应征入伍者的妻子，尤其是有家庭负担的人。于是，她有幸每天十个小时地按照粗细和色彩的不同，摆放那些小纸管，能够拿回钱给外婆，孩子们就有了吃的，直到惩罚完了德国人，亨利回家来。当然，她不知道有一条俄国战线，也不知道什么是前线，不知道战争能扩展到巴尔干地区、中东地区，扩展到全世界，不知道在法国发生的一切；德国人不宣而入，向孩子们开枪。的确，这一切都在那边发生了，包括科尔梅利所在的非洲军团被迅速地调往前线，整个的被带到了一个人们议论的神秘地区——马恩，来不及为他们找头盔，而这里又不像在阿尔及利亚那样烈日炎炎，晒得颜色无彩。于是，由阿拉伯人和法国人组成的阿尔及利亚人潮穿着耀眼醒目的服装，戴着草帽，这些红蓝靶子，在几百米以外就能发现，他们成团结队地上了火线，又成团结队地被消灭，堆在了那一片狭窄的阵地上。四年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们蜷缩在这里的掩体洞中，寸土必争地拼杀着，天空中纷飞着照明弹及呼啸的炮弹，大战壕中传来的呐喊冲杀声预示着徒劳的进攻[42]。但此刻，这里还没有掩体洞，只有非洲军团在战火中像彩色蜡娃娃一样融化。于是，在阿尔及利亚各地每天都要出现好几百个孤儿，有阿拉伯人，也有法国人，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失去了父亲，以后得学着生活，既无人指导，也无任何财产可以继承。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二层楼的小平台上，在楼梯与黑暗无光的两个厕所之间——这石砌的蹲式厕所黑洞洞的，虽不断地用药水消毒，却始终臭味熏天——，露茜·科尔梅利和她母亲坐在两把矮椅上，借着楼梯上方气窗的亮光在挑选滨豆，婴孩在一个衣服筐里吮着沾满唾沫的胡萝卜。这时，一位严肃而穿戴整齐的先生，拿着一封信出现在楼梯口上。两个女人感到意外，她们当时正从放在两人之间的锅里取豆筛选，于是，她们放下盘子，擦了擦手，这时，那位先生站在了最后一级台阶上，请她们不要动，并询问哪位是科尔梅利太太。“她是，”外婆回答说，“我是她母亲。”那位先生说，他是市长，他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她的丈夫牺牲在战场上，法国为他悲哀，同时也为他骄傲。露茜·科尔梅利没听见他说的话，但她站起身，十分尊敬地与他握手，外婆站起身，手捂着嘴巴，用西班牙语重复着“我的上帝”。那位先生接过露茜的手，又用双手紧紧握住，喃喃着慰藉之词，然后把信交给她，转过身，脚步沉重地下了楼。“他说什么？”露茜问道。“亨利死了，他被杀了。”露茜看着信封并不打开，她和母亲都不认字，她把信封翻了过来，一言不发，滴泪未流，不能想像这如此遥远，发生在陌生的夜幕深处的死亡。然后，她把信封放在围裙口袋里，看也不看地走过孩子身边，回到她与两个孩子分住的房间，关上门和临街的百叶窗，躺到床上，她沉默无泪地躺了几个小时，紧紧抓着口袋里她看不懂的信，在黑暗中望着她无法理解的灾难[43]。

“妈妈！”雅克叫道。

她表情如一地望着街道，没听见。他碰了碰她那瘦弱起皱的手臂，于是她微笑着对他转过身来。

“爸爸的明信片，你知道的，从医院寄来的。”

“嗯。”

“你是在市长来过后收到的？”

“是的。”

一块弹片削开了他的脑袋，他被送上了一辆救护火车，火车上淌着血水，麦秸及绷带，在战争屠宰场与圣布里厄疏散医院之间来回穿梭。在那儿，他估摸着划拉了两张明信片，因为他看不见了。“我受伤了。不要紧。你的丈夫。”几天后，他死去了。女护士写道：“这样好些。不然他会成为瞎子或会发疯。他很勇敢。”然后，便寄来了弹片。

三个持枪伞兵组成的巡逻队相跟着列队从窗下的街道上经过。朝各处张望着。其中一个是黑人，高大而灵活，好似一头浑身花斑的漂亮猛兽。

“是为了抓强盗。”她说，“我很高兴你去了他的墓地。我太老了，也太远。漂亮吗？”

“什么？墓地？”

“是的。”

“漂亮。有花儿。”

“是的。法国人挺正直。”

她如此说，也这么想，但并未想到她丈夫，他现在已被遗忘了，同时被遗忘的还有过去的苦难。无论在她心中，还是在这所房中，这个被战争之火吞噬了的男人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只是一个不可触知的记忆，就像在森林大火中被焚的一只蝴蝶翅膀的灰烬。

“烤肉要煳了，等一等。”

[44]她站起身去厨房，他便占了她的位置，望着多少年来始终不变的街道，还是那些商店，已被太阳晒得褪了色，起了皮。只有对面的烟草店用长长的彩色塑料条替代了它从前那空心小芦苇制成的门帘，雅克现在还能忆起他掀帘入室时发出的奇特声响，他掀帘进入散发着好闻的油墨及烟草味儿的房中是去买《无畏者》杂志，他当时为那些荣誉攸关、英勇顽强的故事而激奋。街道此刻已现出周日上午的热闹。工人们穿着洗过熨平的白衬衣闲聊着走向透着清凉及香料味的三四家咖啡馆。几个阿拉伯人走过去，他们虽穷却穿得干净整洁，带着他们那始终遮着面纱，却穿着路易十五式皮鞋的妻子。有时，一些阿拉伯人全家一起经过，也穿着节日的服装。其中有一家拖着三个孩子，有一个身着伞兵制服。正好伞兵巡逻队又转回来了，显得轻松而冷漠。就在露茜·科尔梅利进入房间时，爆炸声响了。

爆炸声似乎很近，声响巨大，震颤延续不断。爆炸声好像已平息良久了，餐厅灯泡的灯头还在颤动。母亲退到了房间尽头，面色苍白，黑色的眼眸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恐惧，有点闪烁不定。“是这边，是这边。”她说着。“不是。”雅克说，他跑向窗口。人们在奔跑，也不知是朝哪儿跑；一家阿拉伯人进了对面的服饰店，正催孩子们往里进，店老板接待了他们，关上门，上了锁，站在玻璃窗后观望着街道。这时，伞兵巡逻队又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向另一侧。汽车迅速地沿人行道排成列停靠下来。只几秒钟，街道上便空荡荡的了。雅克伸出头去，看到稍远处缪塞影院和有轨电车站之间人头攒动。“我去看看。”他说道。

在普沃斯特·巴拉多尔街角处[45][46]，一群男人大声叫骂着。“臭杂种儿。”一个穿着贴身汗衫的小个子工人朝着站在咖啡馆大门边的一个阿拉伯人骂道。他朝着他走过来。“我什么也没干。”阿拉伯人说。“你们都是同伙，一群鸡奸犯。”而后，他朝他扑过去。其他人拉住了他。雅克对阿拉伯人说：“跟我来。”他同他一起进了咖啡馆，现在开咖啡馆的是他童年的伙伴、理发师的儿子让。让站在那儿，还是老样子，但已有了皱纹，个儿小人瘦，面容狡猾而专注。“他什么也没干，”雅克说，“让他进你家去吧。”让擦着吧台看看阿拉伯人。“来吧。”他说，而后，他们消失在里面。

从里面出来，工人斜视着雅克。“他什么也没干。”雅克说。“应该把他们都杀掉。”“这是气头上的话。想想吧。”另一个耸了耸肩：“去那边看看，看了那稀烂的一摊后再说话。”救护车的尖叫声响起，急促而紧迫。雅克一直跑到有轨电车站。炸弹在车站附近的电线杆处爆炸，当时有很多人在等车，全都穿着假日的盛装。那儿的小咖啡馆里嚎叫声一片，也不知是愤怒和[47]痛苦。

他回到了母亲身边。她现在站得笔直，面色苍白。“坐下吧。”他将她扶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他在她身边坐下，握着她的双手。“这个星期已经两次了，”她说，“我怕出去。”“没什么，”雅克说，“会停止的。”“是的。”她说。她以犹疑不定的奇特神情望着他，好似她既相信儿子的智慧，又深信“全部生活”都是由不幸构成的，对不幸人们无能为力，只能忍受。“你知道，”她说，“我老了。我跑不动了。”她的面颊又有了血色。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尖叫声，紧迫、急促。但她听不到。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愈加平静了些，以美丽坚强的笑容对着儿子微笑。她像她的族人一样，是在危险中长大的，危险能使她揪心，而她也一如既往地承受着。倒是他无法忍受她那突然显露出的绝望痛苦的面容。“跟我去法国吧。”他对她说。但她悲伤而坚决地摇摇头：“噢！不，那边太冷。我已经太老了。我想留在咱们自己家。”

六 家庭

“噢！”母亲对他说，“你在这儿我很高兴[48]。晚上来吧，我就不会那么无聊了。尤其是晚上，冬天天黑得早。如果我认字该多好。我也不能在灯下织毛衣了，我眼睛疼，艾蒂安不在时，我就躺着，等着吃饭。这样等两个小时感觉时间很长。如果小家伙们跟我在一起，我还能跟她们说说话。不过，她们来过又走了。我太老了。也许我有老人味儿了。那么，就这样，独自一人……”

她一口气不停地说着，说着简单的短句，一句紧接一句，就好像要将她沉默至今的思想全倒出来。随后，思想枯竭，她又沉默了，紧闭双唇，眼神温柔而忧郁，望着从饭厅关着的百叶窗透进的来自街上的沉闷光线，一直坐在老地方那把并不舒适的椅子上，他儿子像从前一样围着中间的桌子转[49]。

她重新看着他围着桌子[50]转。

“挺漂亮，索尔弗里诺。”

“是的，干净。不过从你上次见过后，应该有变化了。”

“是的，有变化。”

“医生问你好。你还记得他吗？”

“不记得，已经太久了。”

“没人记得爸爸。”

“我们在那儿没待多久。而且，他不大说话。”

“妈妈？”

她望着他，目光温柔而漫不经心，面无笑容。

“我原以为爸爸和你从未在阿尔及尔一起生活过。”

“没有，没有。”

“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她没听懂，从她那有些慌乱好似自责的神态中他猜测出来。于是，他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他的问题：

“你们从未一起在阿尔及尔住过？”

“没有。”她答道。

“那么，爸爸去看砍皮雷特头的时候呢？”

他用手比画着自己的脖子以便容易理解。她马上就回答了。

“是的，他三点起床去的巴博鲁斯。”

“那么，你们在阿尔及尔？”

“是的。”

“那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他当时在里科姆家干活。”

“在你们去索尔弗里诺之前？”

“是的。”

她说是，也许都不是。需要通过模糊的记忆回溯至当年，一切都不能肯定。穷人的记忆本来就没有富人们的丰富，这记忆在空间的标识极少，因为他们罕离生存之地；同样，在时间里的忆点也少，他们过着一成不变的灰色生活。当然，还有情感记忆，据说这才是最可靠的，但情感在苦难与劳作中已耗尽了，在困苦中，它一下子就被忘却了。只有富人们才能追忆流水年华，对于穷人，逝去的时光只是死亡之路上留下的模糊痕迹。再说，为了能够忍受生活，不能有太多的记忆，要把握住每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就像他母亲那样，也许有点不得已，因为年轻时得的那场病（的确，听外婆说是伤寒。但伤寒不会留下这类的后遗症。也许是斑疹伤寒。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也是一个谜）。年轻时的那场病使她几近失聪，并伴有语言障碍，使她无法去学习，而在当时，连最贫苦的人都能去学习。因此，她只得默默地屈从于命运。不过，这也是她找到的直面人生的唯一方式，她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以她的情况，谁又能找到其他的办法？他原本还想让她激情地向他描述一个已经去世了四十年、与她休戚与共了（她是否真正与他休戚与共？）五年的男人。她做不到，他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热恋过这个男人，而无论如何，他不能问，在她面前，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变哑，变残，他在内心甚至不想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得放弃从她那儿了解情况的念头。甚至这个细节，这个在他孩童时印象如此深刻，萦绕他一生，直至梦境的细节，即他父亲三点钟起床去看对一个犯人处以极刑这件事，他也是从外婆那儿知道的。皮雷特是阿尔及尔附近萨海尔农场的农工，他用锤子敲死了他的老板夫妇及三个孩子。“为了偷东西？”雅克小时候曾问过。“是的。”艾蒂安舅舅说。“不是。”外婆说，但却毫未解释。人们找到了已毁容的尸体，房间里到处是血，连天花板上都有，在一张床下，最小的那个孩子还有一口气，后来也死了，但他却用尽全身力气在白石灰墙上用浸着血的手指写下了：“是皮雷特。”人们追捕凶手，在野外找到了傻呆呆的皮雷特。被震惊的公众舆论要求判他死刑，也不给他陈述的机会。死刑在阿尔及尔的巴博鲁斯监狱前执行，观众人山人海。雅克的父亲半夜起身，去观看对犯罪者的警戒性惩罚。据外婆说，他对这一罪行极为愤慨，但却无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显然，行刑未遇到什么麻烦。但雅克的父亲回来时脸色惨白，躺到床上，几次爬起来出去呕吐，然后再躺下。他后来再也不想提起此事了。在听到这件事的当天晚上，雅克自己也躺到床边上，避免碰到一起同睡的哥哥，他蜷缩成一团，吞咽着恐惧带来的恶心，细细地回想着人们讲给他听的，以及他所想像的细节。这些影像追随了他一生，夜晚睡觉时，每隔一段，且很规律地来到梦境中，形式多样，但主题如一：人们在追踪他雅克，要处以极刑。醒来后，他很久才能摆脱恐惧与不安，待回到现实才松了一口气，在现实中，他绝对不可能被处死。直到他长大成人，这个萦绕着他的故事才有了变化，执行死刑已成为可直面漠视的事件之一，现实不再能释去噩梦之苦，在多年中却反而滋生出当年曾震撼了其父的同样的不安，这是父亲留给他的明显而确实的唯一遗传。这是一条神秘的纽带，将他与那个圣布里厄的陌生亡灵（他自己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会死于暴力）连在一起，超越了他的母亲，她知道此事，并看到了他呕吐，但却在那个早晨便忘记了，正如她不知道时代已有了变化一样。对于她来说，时光依旧，不幸仍会随时悄悄地降临。

外婆[51]则不然，她对事物总有定见。“你最终会上断头台的。”她常常对雅克如是说。为什么不呢？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她不知道，但依她的性格，没有什么可让她感到吃惊。她腰板挺直，穿着预言家似的黑色长裙，无知而执著，她至少是从未屈服过。而更甚的是，她控制了雅克的童年。在萨海尔的一个小农场里，她由马翁的父母养大，年纪轻轻就嫁给了另一个马翁人，他敏感而脆弱，其兄弟们在1848年祖父悲惨去世后便已定居在阿尔及利亚了。他们的祖父是那个时代的诗人，他骑在母驴背上，漫行在小岛菜园的石矮围墙间，构思吟诗。正是在一次骑驴吟诗中，一个被嘲弄的丈夫从他的身影及宽边黑帽上将他误认作情夫，从他背后开了枪，以示惩罚，打死了诗人这个家庭道德的典范，他给孩子们分文未留。诗人被误杀的悲剧带来的长远后果，是家中一帮目不识丁的孩子定居到了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地带，他们繁殖生息，远离学校，在骄阳下辛苦劳作。如果从照片上看，外婆的丈夫具有其诗人祖父的某些风采，瘦瘦的脸庞线条分明，目光沉思，宽宽的额头，很显然，他不会与那年轻、漂亮、精力充沛的妻子相对抗。她给他生了九个孩子，有两个很小便死了，另一个女孩救活了却成了残疾，最小的一个生来耳聋，几乎也是哑巴。在那个忧郁的小农场，她一直分担着艰苦的共同劳作，并教养着一群儿女。坐在桌子边上时，她身旁放着一根长长的棍子，这就免去了不起作用的责骂，犯错人头上会立即挨一棒子。她统治着家，要求孩子们尊重她和她丈夫，按西班牙习惯，对他们要以“您”相称。她丈夫对此种尊重未享用多久；他早亡，被太阳和辛劳所耗尽，也许还有婚姻，雅克从不知道他死于什么病。寡居的外婆处理了小农场，带着年幼的孩子来到了阿尔及尔，其他人到了学徒年龄便开始了工作。

当雅克大了些，能够观察了时，发现无论是贫穷还是厄运都无法使她动摇。她的身边只剩下了三个孩子。卡特琳·科尔梅利[52]在外帮佣，有残疾的小儿子成了一个健壮的箍桶匠，老大约瑟夫没结婚，在铁路工作。三个人的工资都很低，集中财力刚刚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外婆管理着家财，所以给雅克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贪婪，这并非她吝啬，或至少她的吝啬犹如吝啬空气——人要呼吸、给人以生命的空气。

孩子们的衣服全由她买。雅克的母亲晚上回家晚，只是看看，听听人们说什么，她的精力不如外婆，便把一切都甩给了她。于是，雅克整个童年时期都得穿着过长的外套，因为外婆购买时总想让他穿得长久，并认为孩子按自然规律生长的个头儿总会赶上衣服的尺寸。但雅克长得慢，直到十五岁左右个儿头才蹿起来，于是，衣服还未合身便穿破了。买另一件时，还是按照同一个节约的原则，被同学们嘲笑为奇装异服，雅克只得想法在腰带处让外套膨起，使可笑的衣服变得新颖。此外，这种嘲弄在班里很快便被忘却，因为雅克在班里名列前茅，而在课间休息，足球场就是他的王国。不过，这个王国是被禁止入内的。因为院子铺上了水泥，鞋底磨损太快，外婆禁止雅克课间休息时踢球。她亲自为外孙们购鞋，买那种结实、厚底的高帮皮鞋，希望能永不破损。为了提高鞋子的寿命，她让人在鞋底钉上大个儿的锥形钉。这有两个好处：先磨鞋钉，再磨鞋底，并能查验他是否违禁去踢球了。在水泥场上奔跑，鞋钉确实磨损极快，并显得光滑，这便揭露了犯错人。每天晚上回到家，雅克都得去厨房，卡桑德尔在黑锅子上做着饭，他弯曲膝头，鞋底朝天，就像钉铁掌的马一样，展示鞋底。当然，他无法抵御同伴的呼唤及最喜爱的游戏的诱惑，因此，他不是努力修炼不可攀登的德行，而是想法掩盖过错。于是，包括在中学时，他出了校门后得花很长时间去湿土地上摩擦鞋底。这计策也有成功的时候。但总会有那么一天，鞋钉磨损得太厉害，或者连鞋底也磨坏了，或大难临头，笨拙地一脚踢在地上或踢在护树的铁栅栏上，鞋底与鞋面分了家，雅克回家时，一根绳系着皮鞋维系着闭紧的张口。这些夜晚就得挨鞭子了。对哭泣的雅克，母亲所有的安慰便是：“这真的挺贵。你怎么不注意呢？”但她本人从不打孩子。第二天，雅克穿上草底帆布鞋，皮鞋送到补鞋匠那儿去修了。两三天后取回来的鞋又布满了新铁钉，他又得重新小心保持着平衡，鞋底滑滑的，极不稳靠。

外婆还能做得更过头。过了这么多年，雅克一想到这件事还感到羞愧与厌恶[53]。他和哥哥从未有过零花钱，除非他们有时同意去看望一个做买卖的舅舅或一个嫁得不错的姨妈时。去舅舅家很容易，因为他们爱他。但姨妈却会炫耀她相对的富有，两个孩子宁愿无钱，宁愿不要钱能带来的快乐，而不愿去感受耻辱。不管怎么说，尽管大海、阳光、街区的游戏都是不要钱的乐事，但炸薯片、水果糖、阿拉伯甜点，而对于雅克，特别是某些足球赛都需要些钱，至少要几个苏。一天晚上，雅克购物回来，臂上挎着从街区面包房取回的烤苹果甜点（当时家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炉灶，只得在酒精炉上做饭，因此也没有烤箱。有需要烘烤的菜时，就将备好的菜送到面包师那儿，花几个苏，让他放入烤炉帮着照看），甜点透过蒙布冒着热气，蒙布既遮灰，又用作手握盘边的垫布。他右臂肘弯的网兜里装着那点儿买来的食品（半斤糖、八分之一块黄油、五个苏的奶酪丝，等等），东西不太重。雅克嗅着烤甜点的香味，灵活地躲避着此刻在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这时，从他口袋的洞里滚落了一枚两法郎的硬币，当的一声掉在人行道上。雅克捡起硬币，查看了一下，硬币完好无损，便放在了另一个口袋里。“我差点把它丢了。”他突然想道。他一直尽力不去想的第二天的球赛又重现脑海中。

实际上，从来无人教导过孩子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某些行为被禁止，违规受到严厉的惩罚。其他的事不同。只有小学老师们在课堂余下的时间里，有时向他们讲起道德，不过，谈禁令也比解释道德来得更具体明确。在道德方面，雅克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是一个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显然，除了辛苦劳作挣钱糊口外，无人想到其他的路子。但这是勇气教育，而不是道德说教。不过，雅克知道藏起这两个法郎是坏事。他不想这么做，他也不会这么做。也许，他可以像上次那样，从练兵场那旧体育场的两块板条之间钻进去，白看比赛。因此，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立即把带回的硬币交出来，为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从卫生间回来时宣称一个两法郎的硬币从他的裤洞掉入了厕洞。对于那个砌在唯一楼层的狭小空间来说，卫生间还真是个过于文雅的词。那里没有新鲜空气，没有电灯，没有水龙头，只是在门与里墙间的半高台上挖了个蹲坑，如厕后得用桶倒水冲洗。不过，这无法阻止其臭味儿直漫楼道。雅克的说法倒也合乎情理[54]，这避免了他被赶到街上去寻找丢失的硬币，并切断任何事态的发展。只是，雅克宣布这个坏消息时感到揪心。他外婆正在厨房中那块被用得凹陷发绿的旧菜板上切大蒜和芹菜。她停了下来，看着雅克，而他等待着责骂，但她却没吭声。用明亮冰冷的目光审视着他。“你能肯定吗？”她终于问道。“是的，我感觉到它掉了。”她又看了看他。“好吧，”她说，“我们去看看。”吓呆了的雅克看到她卷起右臂的袖子，露出了白净粗壮的手臂，走上了楼层平台。他冲进了饭厅，几乎要吐了。当她唤他时，他看到她站在水池旁，手臂上沾满灰色的肥皂，开大水冲洗着。“什么也没有，”她说，“你撒谎。”他结结巴巴地说：“也许被水冲走了呢。”她有些犹豫。“也许吧。不过，如果你撒谎，你可没有好果子吃。”的确，这不是什么好果子，因为，与此同时，他明白了，并非吝啬让外婆在粪坑中翻找，而是绝对的必需。在这个家中，两法郎是一笔钱哪。他明白了这一点，感到羞愧不安，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这两法郎是他从亲人们的辛劳中偷窃的。直到今日，雅克看着窗前的母亲，仍无法解释他怎么能够留下了那两个法郎，第二天还高高兴兴地去看球赛。

对外婆的回忆中也夹杂着不大合情理的羞辱。她曾坚持让人给雅克的哥哥亨利上小提琴课。雅克声称如增加这一负担，将无法保持优秀的学习成绩，因而得以中止。于是，他哥哥学会了让冷漠的小提琴发出一些可怕的音符。不管怎么说，虽有点走调却能演奏一些流行歌曲。雅克的音调极准，他出于好玩儿，也跟着学唱了那些歌曲，未曾料到这无辜之举所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确，星期天，当外婆已出嫁的女儿们[55]，其中有两个是战争寡妇，或她那个一直住在萨海尔的农场里，宁肯说马翁土话而不愿讲西班牙语的妹妹来访时，在那张铺着漆布的桌子上摆上大碗的咖啡后，她就召唤外孙们来开个音乐会。他们神情沮丧地取来金属乐谱架，把乐谱翻到著名的段落那两页。得进行演奏了。雅克勉强伴着亨利那吱吱扭扭的小提琴声，唱着《拉莫娜》：“我做了一个美梦，拉莫娜，我们俩结伴去旅行”，或是“跳啊，噢，我的吉尔美，今晚我要爱上你”，或还有更具东方情调的“中国之夜，温柔之夜，爱情之夜，醉人之夜，温情之夜……”有几次，外婆要求唱写实歌曲。于是，雅克演唱着：“是你吗，我的男人，我曾如此热恋的你，你曾向我发誓，上帝明鉴，说永不让我哭泣。”此外，这是唯一一首雅克能带着真情实感演唱的歌曲，因为曲中女主人公在她那难缠的情夫被执行死刑时，又在围观的人群中重唱了这一催人泪下的唱段。但外婆更喜欢那首忧郁而温情的歌曲，因为这些在她的性格中寻觅不到。这便是托赛利的小夜曲。亨利和雅克热情生动地演唱着，尽管其阿尔及利亚口音并不完全符合歌曲描述的那个迷人时刻。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四五个身穿黑裙的女人，除了姨婆外，都揭下了西班牙黑方巾，围坐在粗糙白墙、家具简陋的房间里，轻轻地晃着脑袋赞赏着词曲的情感魅力。直到那从来就分辨不清“哆”和“西”，甚至不识音阶的外婆断然打断念咒般的唱词：“你唱错了。”两个音乐家停了下来。从“那儿”重新开始，外婆说道。当棘手的段落以她满意的方式过了关，人们还轻摇着陶醉于其中，最后为两个演奏高手鼓掌时，两位高手却急于撤除乐架，跑去找街上的伙伴儿了。只有卡特琳·科尔梅利待在角落里一言不发。雅克还记得那个星期天的下午，他拿着乐谱正要出门时，听到一个姨妈正在对母亲夸奖他，她回答说：“是的，很好。他很聪明。”就好像这两个评价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他转过身，明白了其中的联系。母亲的目光微微闪烁，温柔、热烈，正落在他身上，目光中充满了温情；孩子后退着，犹豫了一下逃走了。“她爱我，那么，她爱我。”他在楼梯上自忖着，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狂热地爱着她。他全身心地希望被她所爱，却一直怀有疑虑，直到那一刻。

看电影也是孩子的乐事……隆重的时刻也是在星期天下午，有时是星期四。社区影院离家只有几步远，同沿路的街道一样，影院以一个浪漫派诗人命名。进影院前，先要经过阿拉伯商贩摆摊的曲折通道，摊位上杂乱堆着花生、咸味鹰嘴豆、羽扇豆、色彩鲜艳的彩色麦芽糖及黏糊糊的“酸味糖”。其他人卖刺眼的甜点，其中有覆着玫瑰糖的螺旋奶油金字塔，还有滴着油和蜜的阿拉伯炸糕。摊位前有成群的苍蝇和孩子，都是被糖果所吸引，嗡嗡地叫着、喊着，互相追逐着，商贩们咒骂着，生怕摊位失去平衡，用手同时驱赶着苍蝇和孩子。一些商贩把摊位摆在了影院一侧突出的玻璃棚下，其他的将黏性食品直接置于烈日及孩子们游戏时扬起的灰尘下。雅克跟在外婆身边，外婆为此把白发梳得溜光，并用一个银别针扣上了她始终在身的黑色长裙。她严肃地推开堵着门口狂叫的那一拨人，走向唯一的窗口去买“定座”。说实话，也只能在这些“定座”与长凳之间进行选择。“定座”是些椅背吱吱作响的木制破扶手椅，长凳是在最后一刻才从侧门放入的孩子们争相拥入的地方。在长凳的两侧，各有一个拿着牛筋鞭子的人负责维持其管辖地的秩序，将一个惹是生非的孩子或大人驱赶出去的事并不少见。电影院当时放映的是无声影片。首先是新闻片，一个滑稽短片，一个正片，最后放映一个系列短片集，每星期一集。外婆特别喜欢那些分集放映的短片，每一集都以悬念结束。例如，健壮的男主角抱着受伤的金发女郎跑上了架在河水湍急的峡谷之上的藤桥。本星期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镜头展示的是：一只文了图案的手握着一把原始的砍刀，正在砍藤条浮桥。男主角不顾“长凳”上观众的大声警告，继续优雅地前行。问题不在于想知道这一对儿是否能逃脱，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逃脱的。因此，众多的观众，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下个星期又来看恋人们在必死的坠落中落在了天意之树上。整个放映期间都伴随着钢琴伴奏。这是一个老小姐演奏的，她瘦弱的脊背像个矿泉水瓶，上方盖着一个花边领口的瓶盖。她那始终如一的平静与“长凳”观众的插科打诨形成鲜明的对照。雅克认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小姐在酷热中戴着露指手套是高雅的标志。此外，她的作用并不像想像的那么简单。特别是新闻片的配乐，她得根据放映内容改变旋律。于是，她毫无过渡地从伴随着春季时装表演那快乐的四对舞舞曲转到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用以诠释中国的水灾或某个国内、国际的重要人物的葬礼。不管什么曲目，她都演奏得冷静自如，好似十只干巴巴的小机械零件由精确的齿轮指挥着，在黄色的旧琴键上进行操练。在四壁光秃、地上铺满花生壳的大厅里，消毒水与强烈的人体味儿混在一起。不管怎么说，正是她脚踩踏板奏出了前奏曲，营造出日场影片的气氛，才一下子止住了乱哄哄的喧哗。巨大的嗡嗡声预示着放映机开始运转。于是，雅克的苦难开始了。

的确，无声影片常常要配上许多字幕，以说明情节。由于外婆不识字，雅克便得为她读字幕。尽管年事已高，外婆却一点也不聋，但首先得压住钢琴声及影院中的巨大喧哗声。此外，尽管字幕简单，其中有许多词外婆并不熟悉，有些甚至连雅克也不认识。雅克呢，一方面，他希望不会打扰邻座的人们，特别是不想让全影院的人都知道外婆不识字（她自己有时也感到有些难为情，在电影开始前，大声对他说：“你给我读字幕，我忘记带眼镜了。”），因此，雅克并不用最大的声音读。结果是外婆似懂非懂，又要他大声再重复一遍。雅克试着大声点儿，但四处传来一片“嘘”声，使他极为尴尬。他有些结巴，外婆便训斥他。很快，下一条字幕又出现了，可怜的老人上面的未懂，下面的就更不清楚了。于是，越来越乱，直到雅克才思重现，用两句话概述了例如《佐罗的标志》中与杜格拉斯·费尔班克斯老爹的关键时刻。“坏人想把女孩儿从他那儿弄走。”雅克利用钢琴或噪声暂停的间隙清晰地说道。一切都明白了，电影继续放映，孩子松了口气。通常，烦恼就此而止。但有些影片，如《两个孤女》之类的确实太复杂，雅克左右为难，一边是外婆的强求，一边是邻座愈来愈强的指责，最后，他只好默不作声。他还记得有那么一次，外婆怒不可遏，终于提前退场，而他哭泣着跟在后面，想到他破坏了不幸的外婆那少有的兴致，也为她为此花的冤枉钱，心里很不安[56]。

他母亲从来不去影院。她也不识字，而且还半聋。因此，她知道的词儿比外婆的还有限。即使是今天，她的生活中也没有娱乐活动。四十年间，她到电影院去过两三回，什么也没懂。为了不得罪请她的人，便说些什么裙子很漂亮，或是留着小胡子的那个人看起来挺凶。她也无法听广播。有时，她也翻翻画报，让她的儿子或孙女们给讲讲，并认为英国女王挺悲伤，然后合上画报，又从那同一扇窗望着同一条街上的街景，她已这样观察了半辈子了[57]。

艾蒂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参与生活远不及她的兄弟埃尔斯特[58]。他与他们同住，完全耳聋，就靠象声词、手势及他所掌握的百来个词表达思想。不过，人们无法让少年埃尔斯特干活，所以他稀里糊涂地上了学，学会了认字。他有时去看电影，回来后发表的见解让看过此片的人大为惊奇，因为他丰富的想像力弥补了他的无知。此外，他机灵狡黠，一种本能的聪慧使他在这个无声的世界及人群中行动自如。同样聪明的是，他每天看报，辨认着大标题，这至少让他知道一点儿国际大事。比如，雅克长大成人后，他对雅克说：“希特勒，不好。嗯？”是的，是不好。“德国佬，总是这样。”舅舅补充说。不，不是这样。“对，有些好的，”舅舅也同意，“但希特勒不好。”随后，他来了逗乐的兴致：“莱维（对面的服饰店老板），他害怕。”他放声大笑起来。雅克尽力解释。舅舅又严肃起来：“对。为什么要欺负犹太人？他们同其他人一样。”

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爱着雅克。他赞赏他的学习。他用那在劳动中长了茧子的硬硬的手揉搓着孩子的脑门。“脑袋好使，这小家伙。固执（他用大拳头敲着自己的头），但好使。”时而，他补充说：“像他父亲。”一天，雅克抓住这个机会问他父亲是不是聪明。“你父亲，固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都那样。你母亲总是说：是，是。”雅克再未问出什么。埃尔斯特常把孩子带在身边。他身强力壮，充满活力，却不能用语言表达，也无法在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中发挥，于是，便用体力和感觉来体现。从清早起床开始，当人们把他从聋子的沉睡中摇醒时，他懵懵懂懂地站起身，吼叫着：“哼，哼”，就像史前动物每天醒来时面对着一个陌生而敌对的世界。然而一旦醒来了，他的周身功能开始运转，他就脚踏实地了。尽管箍桶匠的工作很辛苦，他却喜欢游泳和打猎。他带着年幼的雅克[59]去细沙海滩，背起他就直奔大海，游起蛙游，水平初级但却很有力，含糊不清地叫嚷着，开始表达的是冷水刺激的惊奇，随后是水中的快乐或对突如其来的海浪的气愤。有时对雅克说上一句：“别怕。”他怕，但他不说。他被这种处在茫茫无边的天海之间的孤独感所迷惑，他回转身，海滩只是一条望不到的边，他内心极为恐惧，他有些慌乱地想像着，身下深不见底，昏暗阴沉，如果舅舅松开他，他会像一块石头一样随波而去。于是，孩子把泳者有力的脖颈抱得更紧。“你怕了。”他立即说道。“不怕，不过，回去吧。”舅舅顺从地转过身，原地喘口气，往回返，镇静自如，如履平地。回到海滩，他只微微气喘，大笑着用力揉搓雅克。然后，他转过身尿尿，发出很大的响声，一直大笑着，庆幸自己的泌尿系统不错，用力拍打着肚子，嘴里喃喃着：“好，好。”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感觉愉悦，不管是排泄还是进食，他都毫无区别地以同样的执拗与天真享受着，而且时常想让他的亲人们共同分享。在饭桌上，外婆会表示反对。她是能够接受人们谈论此类事情的，她自己也会说起，但正如她所说，“不要在餐桌上。”不过，她倒还能容忍有关西瓜的情节。西瓜公认的利尿，埃尔斯特又非常喜欢，吃西瓜时，他先是嘻嘻地笑，对着外婆调皮地眨眼睛，发出各种声响：吸气、反胃、咀嚼，等拿起一片西瓜咬几口后，便开始了模仿动作。手来回指点着红白相间的漂亮水果从口中到尿道的线路，做着鬼脸，脸庞上洋溢着快乐，瞪圆了眼睛，抑制不住地念叨着：“好，好。洗一洗，好，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种亚当式的单纯同样使他过于重视那时而出现的疼痛。他抱怨着，皱着眉头，目光转向体内，就好像在其内脏的神秘黑暗中探索。他说某一个“点”疼，痛点变化不定，有一个“球”在全身各处滚动。后来，雅克上了高中，他深信科学是唯一的，对所有人都一样，于是，他指着腰窝问雅克：“这儿，拉着疼，不好吧？”不，没什么问题。于是，他放心地走了，匆匆地迈着碎步，到街区的咖啡馆里去找他的伙伴们，那里有木制的家具和吧台，散发着茴香酒与锯末的味道，雅克有时在饭前得去那里找他。此时，孩子看到这个聋哑人在吧台前被他的同伴围成圈，喘着粗气讲述着什么，周围是一片并无恶意的笑声，因为埃尔斯特性情好，又慷慨大方，受到了同伴们的热爱（a，b，c，d）[60][61][62][63]。

雅克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爱，是在舅舅带着他与同伴们，那些箍桶匠或港口及铁路工人一起去打猎的时候。他们黎明即起。雅克负责叫醒睡在饭厅里的舅舅，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闹钟都无法唤醒他。雅克铃响即起身，他哥哥抱怨着翻个身，睡在另一张床上的母亲在睡梦中轻轻动了一下。他摸索着爬起，划着火柴，点亮两床之间共用的床头柜上那盏小油灯。（噢！房中的家具：两张铁床，一张单人床睡着母亲，另一张是双人床，睡着孩子们。两床之间有一个床头柜，对着床头柜的是一个带镜子的衣柜。在母亲的床脚下，有一扇朝向院子的窗户。窗子下边是一个藤条大箱子，上面盖着网编罩布。由于雅克小时候身材一直都很矮小，他不得不跪在箱子上关百叶窗。总之，没有椅子。）然后，他走到饭厅，摇醒舅舅，他先是吼着，惊恐地望着头部上方的油灯，终于清醒过来。他们穿好衣服。雅克到厨房去，在小酒精炉上热剩下的咖啡，他舅舅准备背包，里面装满了食物，有奶酪、西班牙红肠、椒盐番茄及一切两半的半块面包，里面塞上外婆做好的煎鸡蛋。然后，舅舅最后一次检查两响猎枪及子弹，头天晚上已进行过了验枪仪式。吃过晚饭，撤掉桌上的东西，仔细地擦洗了漆布。舅舅坐在桌子的一头，在悬挂着的大油灯下，摆上猎枪零件，仔细地擦洗上油。雅克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等着自己的活儿。小狗布里昂也一样。他有一只狗，是一只杂种长鬈毛猎犬，极为善良，连一只苍蝇都不能伤害。有证可查：当它抓住了一只飞蝇时，会厌恶地急忙吐出，不停地伸着舌头，咂着嘴巴。埃尔斯特和他的狗形影不离，极为融洽。人们不禁想到了一对双（只有不识狗也不爱狗的人才会觉得这很可笑）。狗会对人表示顺从与温情，而人也愿意稍微操点心。他们共同生活，从不分离，睡在一起（人睡在饭厅的沙发上，狗睡在磨坏露线的床前小地毯上），同去上班（狗睡在工作台下专为它预备的刨花床上），同逛咖啡馆，狗耐心地在主人腿间等待着演讲结束。他们互用象声词进行交流，对相互的气味感到愉悦。不能对埃尔斯特说他的狗总不洗澡，味道难闻，尤其是雨后。

“它没什么味儿。”他说道，并充满爱意地嗅着猎狗颤动的长耳朵。打猎对他们俩都是件大事，犹如大公出行般隆重。埃尔斯特只需将背包取出，猎狗便在小饭厅里狂转，臀部撞翻了椅子，尾巴响亮地打在碗柜边上。埃尔斯特笑着。“它懂，它懂。”然后，他把狗稳住，狗便把大嘴放在桌子上，观察着细致的准备工作，时而小心翼翼地打个哈欠，在愉快的场景结束前绝不离开[64][65]。

枪支装好后，舅舅便递给他。雅克郑重地接过来，拿一块旧抹布，擦亮枪管。此时，舅舅便准备子弹。他摆弄着装在背包里的色彩鲜艳的铜底硬纸管，从里面取出一些葫芦形的金属瓶，里面装着火药和铅，以及棕色毡油丝。他把火药和填弹塞仔细塞进硬纸管里，然后又拿出一个小仪器，把纸管嵌在里面，一个小手柄把雷管一直顶到硬纸管顶上填弹塞的高度上。子弹做好后，埃尔斯特便一个接一个地递给雅克，他便虔诚地将子弹摆在面前的子弹夹里。早晨，埃尔斯特把沉重的子弹夹绕在他那加了两层厚毛衣的腰间上时，便该出发了。雅克将子弹夹在他身后扣住。小狗布里昂自打醒后便静静地绕来绕去，训练有素地压抑着快乐，以免吵醒别人，但却将热情发泄在可及之物上。靠着主人立起身，爪子搭在其胸前，伸脖挺背要充分有力地舔舔那钟爱的面庞。

夜色渐薄，空气中飘溢着榕树清新的味道，他们快步向拉卡车站走去。猎狗在前面成之字形飞快地跑着，时而在夜露浸湿的道路上打滑，随后又飞速返回，由于看不到主人而带着明显的慌乱。艾蒂安背着套在粗布套里的猎枪，一个背包和一个装猎物的小猎袋，雅克双手揣在裤袋里，肩上挎着一个大背包。来到车站，伙伴们已经到了，带着他们的猎狗。猎狗紧随其主，只匆匆跑到其同类处快速视察一下而已。伙伴中有达尼埃尔和皮埃尔[66]两兄弟，他们是埃尔斯特的工友。达尼埃尔总是笑容满面，极为乐观，皮埃尔严谨，有条理，对人对事总有许多观点，具有洞察力。还有乔治，他在煤气厂工作，有时也去打拳击，挣点额外收入。通常还有两三个人，全都是好男儿，至少此时是的。当他们为这一短暂而猛烈的娱乐相聚时，他们都很快活，因为一整天都能远离车间，远离窄小拥挤的家，有时也因为能远离妻子，他们极为放松，满怀男人特有的、有趣的宽容。他们欢快地爬上其中的一节车厢，踩着门边的脚踏板，把背包传上去，把狗弄上去，然后坐下来，愉快地并排坐着，分享着同一温度。在这些周日里，雅克知道了，男人的这种结伴出行很有好处，能增进情感。火车起动了，急促地喘息着，逐渐加速，隔一阵子发出一声无精打采的短促鸣叫。火车穿过了萨海尔，从打看到田野，非常奇怪，这些强壮吵闹的男人都沉默了，望着曙光渐渐照亮那精耕细作的土地，晨雾如薄纱笼在田界边的干苇篱墙上。时而，车窗中闪过成片的树林及林内护着的刷了白粉的农场，那里还在沉睡。一只鸟儿从围堤的壕沟中突然飞起，一直飞到与车窗齐高，然后与火车同向飞行，好像要与火车拼速度，直到它突然转向与火车垂直，犹如一下子从车窗上甩出，被飞驰的风抛到了车后。绿绿的地平线微露霞光，随后一下子染得通红，太阳出来了，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太阳吸尽了大地的雾气，继续升高，车厢里一下子热了起来。男人们脱掉了一件毛衣，然后又脱了一件，稳住烦躁不安的猎狗，互相开着玩笑，埃尔斯特以其独特的方式开始讲述着有关吃饭、生病及总是他占上风的打架斗殴的故事。时而，一个伙伴问问雅克学习的情况，再聊点其他的，或者，让他证实埃尔斯特的模仿剧。“你舅舅，是个好样的！”

窗外景色变了，石头多了起来，没有了橡树，橙树多了起来，小火车越来越短促地喘息着，喷出大股的蒸汽。一下子又冷了下来，因为高山挡住了太阳，此时，还不到七点。终于，火车最后鸣了一声响笛，减缓了速度，慢慢地转了一个急弯儿，抵达山谷中一个无人的小站，这里只通达一些遥远、荒凉、寂静的矿区，车站上种着高大的桉树，弯弯的树叶在晨风中沙沙作响。下车也同样喧声一片，狗从车厢中奔出，跳下两级陡陡的台阶，男人们又重新列队传送出背包和枪支。出了车站，映入眼帘的便是层层山坡，原野的寂静渐渐地淹没了叹声与叫声，这一小拨人终于静静地爬上山坡，猎狗在周围不倦地蜿蜒奔跑。雅克尽力不被那些强壮的伙伴落下。他最喜欢的达尼埃尔不顾他的抗议把背包拿了过去，不过，他仍需加快脚步才能赶上其他人，清晨稀薄的空气使他胸口像在燃烧。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广袤的高原边上，那里长满矮小的橡树和刺柏，朦朦胧胧，岗峦起伏，高原上空，无边无际的蓝天及淡淡的阳光普照着大地。这便是狩猎区了。猎狗好似得到了信号，回到了主人身边。人们商定下午两点在一片松林边相聚用餐，那里有一池泉水，正好在高原边上，从那里可以遥望远处的山谷和平原。人们调准了手表。猎人们两人一组，吹声口哨唤上他们的狗，向四处散去。埃尔斯特和达尼埃尔一组。雅克拿着猎物袋，仔细地斜挎在肩上。埃尔斯特远远地告诉他人，他要比别人带回更多的野兔和山鹑。他们笑着，挥手告别，渐渐远去。

醉人的时刻来临了，雅克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两个男人相隔大约两米，并排前行，猎狗在前，他通常断后。舅舅常以他那一下子变得狂野而狡黠的目光瞟瞟他，以证实他在近旁。他们在无尽的寂静中前行，穿过灌木丛，时而，一只鸟儿尖叫着飞出，人们不屑一顾，走下飘香的沟壑中，沿谷底前行，再向高处攀登，阳光灿烂，越来越热，他们出发时还相当潮湿的大地很快就晒干了。河谷的另一侧传来了枪声，一群土灰色的小山鹑被狗撵出，扑棱棱地飞起，传来紧紧相随的两声枪响，猎狗跑上前去，目光狂野地跑回，满嘴鲜血，叼着一团羽毛，埃尔斯特和达尼埃尔把猎物从狗嘴里拿下，雅克兴奋而恐惧地收过来，看到其他的猎物落下，又去寻找。时而，埃尔斯特的尖叫与小狗布里昂的吠声混为一片，然后，又继续前行。这一次，雅克尽管戴着草帽，还是被晒惨了。高原周围已开始悄悄地震颤，就像太阳之锤打在铁砧上。时而又响起一两声枪响，这就足矣，因为只需一个猎手就够了。如果野兔是在埃尔斯特的瞄准范围内奔出，它必死无疑。埃尔斯特总是猴一般灵巧，此时，他跟他的猎狗一起狂奔，一起嚎叫，抓住死兔的后腿倒提起来，远远地让达尼埃尔和雅克看，他们俩便上气不接下气狂喜地跑过来。雅克把猎物袋张得大大的，把战利品装进去，然后又出发了，在阳光下踉踉跄跄，好几个小时地奔波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沐浴在广阔的天空和无尽的阳光中，雅克觉得自己是最富有的孩子。返回午间聚餐地时，猎手们还在寻找时机，但已有些心不在焉了。他们拖着脚步，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全都饿了。他们接连而至，远远地炫耀着战利品，嘲笑着空手而归者，证实着一无所获的始终是那些人，大家齐声讲述自己的狩猎经过，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故事需要补充。不过，最伟大的叙述者是埃尔斯特，他最终控制了话题，以极准确的动作模仿着——雅克和达尼埃尔为证——山鹑的飞起，野兔被逐，蜷着两个爪子，肩着地滚动，犹如橄榄球球员在对方球门线内带球触地。此时，做事有条不紊的皮埃尔拿起各人的金属大口杯倒上茴香酒，并到松树脚下细细流淌的泉眼处灌上清水。他们用抹布拼成一张大餐桌，每人拿出自己带来的食物。埃尔斯特具有厨师的天赋（夏季钓鱼时，他总是就地先做一锅海鲜鱼汤，他从不吝惜佐料，简直能辣掉小舌），他把一些细棒削尖，插入带来的一块块西班牙红肠中，然后放在木柴微火上烧烤，直到它们裂开，红油流到炭火上，劈啪作响，燃起火来。在吃第二块面包之前，他拿出滚烫喷香的烤西班牙红肠，大家齐声欢呼，浇上在泉水中冰镇过的玫瑰酒，大口吞吃着。随后便是一片笑声，讲起了故事，开起了玩笑，而累极了的雅克嘴巴和双手黏糊糊、脏兮兮的，几乎充耳不闻，昏昏欲睡。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困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全都昏昏沉沉、蒙蒙眬眬地望着远处热气腾腾的平原，或是像埃尔斯特一样，脸上盖块手绢，从容入睡。不过，到四点就得下山去车站了，火车五点半出发。他们坐到车厢里，人困狗乏，狗睡在座位下或主人大腿间，人在沉睡中做着血淋淋的梦。平原上，日光渐弱，而后是非洲短暂的黄昏，忧人的夜色一下子笼罩了大地。稍后回到车站，人们都急于回家，吃过饭得早点睡觉，以不影响第二天上班。他们迅即在黑暗中分手，几乎一言不发，而是亲热地互拍一下。雅克听着他们远去的脚步声，听着那些低沉热情的嗓音，他爱他们。然后，他跟着毫无倦意的埃尔斯特，硬拖着双腿走近家门。在昏暗的街道上，舅舅转向他：“你高兴吗？”雅克没做声。埃尔斯特笑了，吹声口哨召唤他的猎狗。不过，走了几步后，孩子将手伸进舅舅那粗硬结茧的大手中，舅舅紧紧地握住了。他们就这样回家了，静静地。

[67][68]然而，埃尔斯特的愤怒也像他的快乐一样来得快，发得猛，根本就无法跟他说理或简单地讨论，他的愤怒就好似一种自然现象，是暴风雨，人们眼看着形成，等着它爆发。毫无办法，正如许多聋子，埃尔斯特的嗅觉极为灵敏（对他的猎狗除外）。这个特别功能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比如，当他闻到绿豌豆汤味儿，或他最爱吃的菜：炖乌贼、火腿炒蛋或用牛心和牛肺做的炖杂碎（这个炖杂碎是穷人家的红酒洋葱烧牛肉名菜，是外婆的绝活，由于价格低廉，餐桌上常备）时，或当他星期日洒上便宜的科隆水或称作[蓬珀罗]的花露水（雅克的妈妈也用）时，其和柠檬的清香持久不散，在饭厅和埃尔斯特的发间飘荡，他深深地嗅着瓶子，表情神往……不过，他灵敏的嗅觉也会给他带来麻烦。对某些常人闻不到的味道，他表现得无法容忍。例如，他有饭前嗅一下盘子的习惯，当他嗅出所谓的生鸡蛋味儿时，气得满脸通红。外婆拿起可疑的盘子，用鼻子闻闻，宣称什么味儿也没有，随后递给她女儿，让她作证。卡特琳·科尔梅利将灵敏的鼻子凑近盘子，甚至闻都未闻便语气温柔地说，没有，没有味道。大家又闻闻别人的盘子，用以证实，只除了孩子们的碗具，因为他们用铁饭盒吃饭（搞不清究竟为什么，也许是餐具不够，或者像外婆有一天所说，是怕打碎，而他和哥哥手脚都不笨。不过，家庭的习惯并非总有充分的理由。人种学家们对众多神秘礼节寻根引据常使我发笑。在许多情况下，真正的神秘就在于毫无道理）。然后，外婆宣布判决：没有味道。确实，她从不会有其他的判断，尤其当头一天是她洗的餐具时。事关她家庭主妇的荣誉，她决不妥协。而此时，埃尔斯特的愤怒才真正爆发出来，特别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证实他的判断[69]。必须任凭暴雨来临。最终，他或气得不吃饭，或满脸厌恶小鸡啄食一般，尽管外婆已给他换了盘子；或者起身离开饭桌，冲到外面宣称要下馆子。饭馆是他从未去过、家里的人也都未迈过门槛的地方，尽管饭桌上一有人表示不满，外婆就必定会说：“去下馆子吧。”从此，大家都觉得饭馆是一个表面诱人，实际害人的地方，只要付钱，想吃啥吃啥，但享用了那罪过的美味之后，总有一天，你的胃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不管怎么说，外婆从不理睬她小儿子的愤怒。一方面她知道此举无用，另一方面她对他总有点特殊的偏爱，雅克刚开始发现时，认为这是由于埃尔斯特残疾的缘故（其实，有那么多例子，与人们固有的看法相反，做父母的抛弃了有残疾的孩子），过了一阵儿，他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有一天，他撞见外婆清澈的目光中突然柔意浓浓，他还从未见过，他转过身，看到舅舅正在穿衣打扮。深色西装使他显得更加修长，清秀而年轻的面庞，新刮的胡子，精心梳理的头发，领口洁净，扎着领带，具有身着盛装希腊牧人的风采，他觉得埃尔斯特就该如此，也就是说，英俊异常。于是，他明白了，外婆爱她儿子的体貌，像所有的人一样，对埃尔斯特的优雅和力量着迷。不管怎么说，她对他表现出的那种特别的偏爱是人所共有的，这种爱或多或少，令人愉快地使我们变得更加温柔，使这个世界变得可以承受，这便是对美的偏爱。

雅克也还记得埃尔斯特舅舅的另一次狂怒，这一次要严重得多，因为，最后差一点与在铁路上工作的约瑟夫舅舅打起来。约瑟夫不住在他母亲家里（的确，他住哪儿？）。他在同一社区里有一处住房（此外，他从不邀请家里人去他的住地，比如，雅克就从未去过），但他交一点饭钱，在这儿吃饭。约瑟夫与他弟弟毫无共同之处。他大了十几岁，短短的小胡子，蓬乱的头发，也高大一些，内向一些，特别是很会算计。埃尔斯特常常谴责他吝啬。他表达得更简练：“他，姆扎博人。”对于他来说，姆扎博人便是这一带的食品杂货商，他们的确是从姆扎博来的。在好几年中，他们家没有女人，一贫如洗地生活在弥漫着油味儿和桂皮味儿的商店后间，为的是养活他们生活在姆扎博五个城市中的一大家子人。姆扎博位于荒漠中，几百年前，一个被正统教派致命迫害的伊斯兰清教异端部落来到那里，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确信无人会与他们争夺，鉴于那里只有石块，远离海滨的半文明世界，是地球上一块地面干硬没有生命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以并不富足的水源为中心，创建了五个城市，发明了这一奇怪的苦行主义做法，把健壮的男人派往海滨城市去做买卖，以保持这种创业精神，直到有其他人能替换他们，再回到他们用信仰取胜的王国中，在用泥土建起的城市里享受生活。因此，这些姆扎博人生活的节俭及贪婪只能与其深层的目标联系起来看。不过，社区里的工人们不了解伊斯兰教及其异端分子，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对于埃尔斯特及其他人，将他哥哥比作姆扎博人就如将他比作阿拉贡[70]。约瑟夫确实挺吝啬，同外婆称之为对人“掏出心窝”的埃尔斯特完全不同（的确，当外婆跟他生气时，又会说这同一双手“漏财”）。不过，除了性情不同之处，约瑟夫的确比艾蒂安挣钱多些，而人们往往越穷越慷慨。当人们有了足够的资产后，很少有继续挥霍钱财的。他们是生活的主宰，应对他们表示敬意。约瑟夫绝非腰缠万贯，除了精心计划工资支出外（他采用称之为“信封”的办法，不过，精打细算至并不真的买信封，而是用报纸或购物包装纸自制），他还想尽办法，采用一些小小的手段挣点儿外快。他在铁路上工作，每半个月可享用一次免票乘车。因此，他每两个星期乘车去一次人们所说的“内地”，也就是说，去偏僻乡村。他到阿拉伯农场去廉价购进鸡蛋、瘦鸡和兔子。他购物归来，适当地加点利润将货物卖给邻居，他从各方面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没见过他有女人。此外，他整星期工作，周日又要做点买卖，他一定没有纵欲的闲暇。不过，他总说四十岁时要找个有点地位的女人结婚。直到此时，他还住在他的房间里，攒着钱，在他母亲家里共度部分时光。他虽缺乏魄力，但如此奇怪的是，竟如约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娶了一个绝对不难看的钢琴教师，还带来了她的家具，至少在婚后头几年，享受了有产者的幸福。的确，约瑟夫最终守住了家具，却未留住妻子。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约瑟夫唯一未曾料到的事情是，与艾蒂安吵架后，不能继续在母亲家吃饭，被迫去饭馆享用昂贵的口福。雅克已不记得吵架的起因了。不明不白的争吵有时会分裂他的家庭，但其实无人能理出头绪来，而且大家都不往心里去，他们就更加不记得原因了。只是机械地维系着被永久接受及回味的后果。那一天，他只记得埃尔斯特在吃饭时站在饭桌前，吼着难懂的咒语，只能明白姆扎博人这个词，他哥哥仍旧坐着吃饭。后来，埃尔斯特抽了他哥哥一个耳光，他哥哥站起来，向后一闪身，朝他扑去。不过，外婆已抓住了埃尔斯特，而惊得面色苍白的雅克的妈妈往后拉着约瑟夫。“别理他，别理他。”她说道。两兄弟面色苍白，大张着嘴，一动不动地互望着，只听到单方面的狂怒詈辞似潮水滚滚流动，直到约瑟夫脸色阴沉地说道：“这是只野兽，跟他无理可讲。”并转身离桌而去。外婆紧紧拽住想追出去的埃尔斯特，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埃尔斯特还在没完没了，躁动不安。“放开我，放开我，我会把你弄疼的。”他对他母亲说。但她抓住他的头发，摇着：“你，你，你还要打你母亲？”于是，埃尔斯特倒在椅子上哭喊着：“不，不，不打你。你是我的上帝！”雅克的妈妈饭没吃完就去睡了。第二天，她一直头疼。自此，约瑟夫不再回来，只偶尔当他确信埃尔斯特不在时，才回来看看母亲。

[71]还有他另一次发怒是雅克不愿回忆的，这次他知道原因。有一段时间，一个叫安托尼的先生经常在晚饭前到家里来。他与埃尔斯特有点熟，是市场上的贩鱼商，原籍是马耳他人，仪表堂堂，高大修长，总是戴着一顶奇怪的深色圆礼帽，同时，一条方格围巾围在脖子上，掖进衬衣里。后来想想，雅克记起了开始未留意的事，那就是他母亲比平常穿得稍微俏丽一点儿，穿上了浅色的罩衫，甚至脸颊上似乎也泛起了红晕。那个时候正是妇女开始剪掉一直留着的长发的时代。雅克爱看他母亲或外婆梳理长发。肩上披条毛巾，嘴里衔满发卡，她们用很长时间梳理长长的白发或棕发，然后将头发卷起，拉紧两鬓的长发，直到盘成发髻，她们从双唇微启、牙齿紧闭的嘴角一个一个地取下发卡，插在浓密的发髻上。在外婆眼里，这种新时尚既是可笑的，又是罪恶的，她低估了时尚的实际力量，不管不顾地肯定说，只有那些“放荡的”女人才会把自己弄得如此不伦不类。雅克的母亲未置可否。然而，一年后，大约就是安托尼来访的那一段，一天晚上，她回来时剪短了头发，更加年轻而容光焕发，掩饰着不安，假装高兴地说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外婆的确很惊奇。她上下打量着她，看到灾难已无法挽回，当着她儿子的面就对她说，她现在的样子像个妓女。随后，她就回到了厨房。卡特琳·科尔梅利止住了笑容，脸上显出极度的凄凉与泄气。然后，她碰上了儿子定定的目光，想对他笑一笑，但却双唇颤抖，哭着冲进了卧房，倒在了床上，这里是她休息、独处及哀伤的唯一隐蔽地。目瞪口呆的雅克走近了她。她把脸埋在枕头里，短短的鬈发露出了脖颈，瘦瘦的背部哭得直抽动。“妈妈，妈妈，”雅克怯怯地用手碰碰妈妈叫道，“你这样很漂亮。”但她没听见，只用手势告诉他，让她静一静。他退到了门口，倚着门框，由于无能为力，也出于爱[72]，他也哭了。

随后的几天，外婆一句话也不跟她女儿说。同时，安托尼来时也受到了冷遇。尤其是埃尔斯特，板着个面孔。安托尼尽管自命不凡，滔滔不绝也感觉到了。发生什么事了？雅克多次发现母亲漂亮的眼中有泪痕。埃尔斯特常常一言不发，甚至推搡小狗布里昂。一个夏日的夜晚，雅克注意到他好像在阳台上守候着什么。“达尼埃尔要来吗？”孩子问道。他低声抱怨着什么。忽然，雅克看到安托尼来了，他已有好几天没来了。埃尔斯特冲了下去。几秒钟后，沉闷的声响传到楼上来。雅克冲下去，看到两个男人在黑暗中一声不吭地打斗在一起。埃尔斯特毫不理会自己挨打，用他的铁拳狠狠地捶，猛猛地打，过了一会儿，安托尼滚下了楼梯，满嘴鲜血地爬起来，掏出手绢擦着血，目光一直盯着疯了般走开的埃尔斯特。雅克回到屋里，看到他母亲坐在饭厅里，一动不动，表情僵滞。他也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73]。随后，埃尔斯特也回来了，咕咕哝哝地骂着人，并愤愤地瞥了他姐姐一眼。晚饭照常，只是他母亲没吃饭；“我不饿。”她对坚持要她吃点儿的母亲简单地说道。饭后，她回到了卧房。夜晚，雅克醒来时听到她在床上翻来覆去。自第二天起，她又穿上了黑、灰的长裙，穿上了穷人的服装。雅克觉得她同样漂亮，而且，由于捉摸不定、心不在焉而显得更加漂亮。此后，这种神态就始终伴随着贫困、孤独及将至的年老[74]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雅克都在怪他舅舅，却不大清楚究竟怪他什么。不过，他同时也知道这不能怪他。贫穷、残疾、全家生活的基本需求，如果这还不足以宽恕一切，无论如何能保护其受害者免受谴责。

他们无意中互相伤害，只是由于他们每个人都承担着家中的繁重劳动及严酷的现实需求。而且，无论如何，舅舅那种几近动物般的爱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是爱外婆，其次是爱雅克的妈妈及其孩子们。这一点他在制桶工场发生事故的那一天便感觉到了[75]。每个星期四，雅克都去制桶工场。如果有作业，他就赶紧把作业打发了，然后飞跑着去工场，急促敏捷犹如去找街头伙伴儿玩耍。工场位于练兵场旁边，这是一个堆满碎屑、旧铁环、煤渣及灰烬的院子。在院子的一侧，用砖建了一个棚顶，间隔均匀地用石柱支撑着。屋顶下有五六个工人在做工。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靠墙摆一张工作台，前面有一块空地，可以组装木桶和酒桶，中间一条长凳将下一个工作台隔开，长凳上面有一条挺宽的缝隙，可把桶底嵌入，用一个颇似绞肉机的工具手工将其削薄，这工具的利刃边朝向双手抓工具的人。说实话，这种位置安排乍一看毫不明显。最初当然是这样分配地盘的，但渐渐地长凳移动了位置，铁圈堆积在工作台之间，铆钉包装箱从一处拖到另一处，得观察许久，或常来常往才能发现每个工人的活动圈子始终在同一块场地上。雅克拿着舅舅的快餐到达工场之前，就听到了铁锤砸在凿子上的声响，这是为了将铁环嵌在刚刚聚拢的酒桶周围，工人们敲打着凿子的一端，将另一端灵巧地沿着铁环移动，或者，他能听到更响亮、间隔也更长的声音，他便猜到这是在台虎钳上铆铁环。当他到达锤声此起彼伏的工场时，人们愉快地同他打个招呼，然后又重新舞起铁锤。埃尔斯特穿一条打着补丁的旧蓝裤，一双沾满锯末的帆布鞋，一件无袖灰色法兰绒衣服，头戴一顶褪色的伊斯兰旧圆帽，以保护他的美发不受木屑及灰尘的损害。舅舅拥吻了他，让他帮忙。有时，雅克抓住固定在铁砧上立起的铁环，舅舅用力将铆钉锤扁，铁环在雅克手中摇晃，每敲一下都震得手心发麻；或是埃尔斯特骑坐在长凳一端，雅克骑坐在另一端，抓紧桶底两边，由埃尔斯特磨削桶底。不过，他最爱干的活儿是到院里去取木桶板，然后，埃尔斯特用一个铁环将其拦腰固定，把桶粗略组装。在两头无底的木桶中，埃尔斯特塞进刨花，由雅克负责点火。铁遇热比木头膨胀得大，埃尔斯特利用这一点，在呛得流泪的浓烟中，用锤子和凿子一下一下地将铁环敲上去。铁环嵌入后，雅克用大木桶到院子尽头的水井处泵满水提过来，人们散开后，埃尔斯特把水猛地倒入桶中，为铁环淬火，铁环收缩，更紧地咬住遇水变软的木头，周围散发出大量的蒸汽[76]。

人们放下未完的活儿，吃点东西。工人们聚在一起，冬天围拢在用刨花和碎木燃起的火堆边，夏天在屋檐阴凉下。有一个叫阿博岱尔，是个阿拉伯粗工，穿一条阿拉伯长裤，裤脚带褶，裤腿长及小腿，一件破旧的针织短上衣，一顶阿拉伯小圆帽，他口音怪怪地称雅克为“同事”，因为他为埃尔斯特帮忙时与雅克干同样的活儿。老板[][77]先生，也是一个制桶老工人，他与助手们一起经管着一个更大的匿名制桶工场。一个意大利工人，总是神情忧郁，且长年感冒。这里尤其是有快乐的达尼埃尔，他总是把雅克留在身边，拿他逗乐并爱抚着他。雅克在工场里闲逛，黑色的罩衫沾满锯末，热天赤脚穿着难看的皮条凉鞋，上面沾满泥土与锯末，陶醉地嗅着比刨花更新鲜的锯末的味道，回到火边品味着那好闻的烟味，或将一块木头卡在台虎钳中，小心地试着磨削工具，他双手灵巧，得到了工人们的赞扬。

正是一次休息时，他愚蠢地穿着湿漉漉的鞋子上了条凳。突然，他向前滑去，而条凳却向后翻倒。他重重地摔在条凳上，右手被挤在条凳下。他马上觉得右手一阵剧痛，但在奔过来的工人们面前笑容满面地一下爬起来。他笑意还在脸上，埃尔斯特已扑过来，抱起他跑出工场，狂奔着，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去医院，去医院。”这时，他才看到右手拇指指尖被压得像一块变了形的脏面团，血水在上面汩汩地流着。他一下子失掉勇气，昏了过去。五分钟后，他们到了住在家对面的阿拉伯医生那儿。“没事儿吧，医生。没事儿，对吧？”埃尔斯特脸色惨白地问道。“到边上去等我，”医生说，“他会很勇敢。”当时应该是很勇敢的，今天，雅克那粗粗医治的怪异的拇指还证明着这一点。伤口处理包扎完后，医生给了他一副活血药作为表彰。埃尔斯特还想抱着他过马路，他拒绝了，在他们家的楼梯上，他呻吟着搂住了孩子，用力抱紧他，直到把他弄疼。“妈妈，有人敲门。”雅克说道。

“是埃尔斯特，”母亲说，“去开门。我现在怕有强盗，锁上了门。”

在门口，看到雅克，埃尔斯特发出一声惊喜的欢呼，有点像英语的“how”，挺起身子来拥抱了他。尽管头发全白了，他的面庞还显得惊人的年轻，端庄而和谐，但罗圈腿更厉害了，腰几乎全弯了，走路时撇着胳膊和腿。“还好吗？”雅克问他。不好，他有痛点，有风湿病，很不好。雅克呢？是的，很好，很强壮，她（他用手指着卡特琳）很高兴见到他。自外婆去世，孩子们离家后，姐弟俩便共同生活，甚至互不可缺。他需要人照顾，从这一点上来说，她就像他的妻子，做饭，洗衣，照料着他。而她虽不缺钱，因为儿子们给他提供生活费，但需要一个男人陪伴，在他们共同生活的那些年里，他便以其特有的方式看护着她，是的，正如丈夫与妻子，不是肉体意义上的，而是出于血缘的关系，互相扶持着度过由于残疾而更加艰难的生活。时而用只言片语说明一下无言的交流，但却比许多正常的夫妻更加和谐与理解。“是的，是的，雅克，雅克，她总是说。”埃尔斯特说道。“那么，我回来了。”雅克说道。噢，的确，他像以前一样，又回到了他们两人中间，不能对他们说什么，但始终依恋着他们，至少是爱他们，想到他对那么多值得献出爱心的人们都未尽爱意时，他便更加爱他所能爱之人了。

“达尼埃尔呢？”

“挺好。像我一样老了；他兄弟皮埃尔进了监狱。”

“为什么？”

“说是工会的事。我觉得他跟阿拉伯人混。”

突然，他有些忧虑地：

“你说，强盗，好吗？”

“不好，”雅克说，“其他的阿拉伯人好，强盗不好。”

“嗯，我对你母亲说，老板们太狠心，简直是疯了，不过强盗也不行。”

“是的。”雅克说，“得为皮埃尔做点什么。”

“好，我告诉达尼埃尔。”

“多纳呢？”（是那个打拳击的煤气厂职工）

“他死了。癌症。大家都老了。”

是的，多纳死了。玛格丽特姨妈、他母亲的姐妹也死了。那时，每星期日下午，外婆都拉着他去她家，他觉得无聊至极。除非是米歇尔姨父在家。他是一个赶车夫，他也厌倦在昏暗的饭厅里围着漆布饭桌，喝着黑咖啡闲聊，于是，他带他到旁边的马厩里，在那儿，午后的太阳炙烤着外面的街道，而在马厩的暗光中，他首先嗅到好闻的毛皮、麦秸及马粪味儿，听到马笼头链子在木食槽上擦来擦去，马匹将睫毛长长的眼睛转向他们，此时，高大、瘦削、长着长长唇髭，自己身上也散发着草料味儿的米歇尔姨父把他举到其中的一匹马背上，马静静地在食槽里吃着燕麦，姨父又给孩子拿来一些树果，他兴高采烈地嚼着，吮着，深深地爱戴这个一直对马有着深情的姨父。而在复活节的星期一，他跟姨父一起，随着全家一同去西迪菲鲁克森林野炊……米歇尔租一辆跑阿尔及尔市中心的马车，这是一种背靠背放着条凳的带栅棚架，套上马匹，套在前面的马是米歇尔从他的马厩中选出来的，一清早，人们就把大衣筐装上车，筐里放满了叫做苜纳的环行大面包和叫做猫耳的易碎的小甜点，这是出发前家中所有的女人在玛格丽特姨妈家忙了两天才做出来的，是在漆布桌上洒上面粉，把面团用擀面杖擀得差不多同桌布一样大，用一个黄杨木的轮状刀将其切成片，孩子们将其放到餐盘上，人们将它放进滚油大锅中炸，然后再小心地摆在大衣筐里。此时，从那儿飘出一股甜甜的香草味儿，伴他们一路旅行到西迪菲鲁克森林，同时，还掺杂着从海边传到海滨大道上的浪花味儿，四匹壮马在路上奔跑，米歇尔[78]不时地扬鞭催马，时而把鞭子交到坐在身边的雅克手中。雅克着迷地望着四匹马肥壮的臀部在他面前摆动，铃铛脆响，或是尾巴一撅，便看到一团团诱人的马粪掉在地上。这时马蹄铁掌擦出火星，铃铛声响愈加急促，马匹频频仰头。到了森林，其他人在林间摆上衣筐和垫布，雅克帮着米歇尔用草把擦马，在马脖子上系上灰褐色布食槽，马匹咀嚼着，友好的大眼睛时睁时闭，或用腿不耐烦地驱赶苍蝇。森林里到处是人，人们从这儿吃到那儿，在手风琴或吉他的乐曲声中从这儿舞到那儿，大海在近旁咆哮，天气还不够暖，无法下水游泳，但却可以赤脚踏浪；另一些人在午睡。柔柔的阳光使天空显得更加广阔，如此之广阔，让孩子感动得热泪盈眶，同时，快乐地大叫了一声，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感激。但玛格丽特姨妈却去世了，她曾那样漂亮，据说总是穿戴得过于俏丽，她是对的，后来，糖尿病把她钉在了扶手椅上动弹不得，在乱糟糟的套房里，她开始浮肿，身肥体宽，肿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丑得吓人，身边围着她的女儿们和那个做鞋匠的跛脚儿子，他们揪心地注意着她，注意着她是否会断气[79][80]。她继续发胖，注射了许多的胰岛素，最后还是气短而亡[81]。

外婆的姐妹让娜姨婆也去世了，就是那个参加周日下午音乐会的，她坚持在用白灰粉刷过的农场里住了很久，同她那三个成为战争寡妇的女儿同住，不停地谈论着她去世已久的丈夫[82]，约瑟夫姨公，他只会讲马翁话，雅克很欣赏他那漂亮的红润脸膛，白白的头发上戴着一顶阔边毡帽，始终戴着，甚至吃饭时也不摘下，有那么一种特别的高贵气质，真正乡村族长的作风，然而却有时在用餐中轻轻起身放出失礼的声响，在他老婆容忍的责备声中优雅地请求原谅。他外婆的邻居马松一家全去世了。首先是老婆婆，随后是大姐——大个子亚历山德拉和[][83]那个招风耳朵的兄弟，他是做柔体表演的杂技演员，上午也到阿尔卡扎尔影院唱歌。全死了，是的，甚至最年轻的女孩玛尔特也死了，他哥哥亨利曾向她大献殷勤，甚至还不仅仅是献殷勤呢。

没有人再提起他们，不管是他母亲，还是他舅舅都不再谈论去世的亲戚，不谈他此时正在苦寻踪迹的父亲，也不谈其他人。他们依然生活俭朴，尽管他们已不再缺钱，习惯已经养成，同时也出于对生活的一种提防，他们都本能地热爱生活，但经验告诉他们，生活常常毫无迹象地播下灾难[84]。再者，正如他们俩围坐在他身边，弯腰驼背静静地坐在那儿，从不回忆，也只记得起几个模糊的画面，他们现在已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也就是说，始终活在现实中。他永远无法从他们口中了解他父亲，不过，只要他们出现，就能在他心中打开记忆的源泉，记起那贫穷快乐的童年。他无法断定内心这如此丰富，如泉喷涌的记忆是否完全符合他的童年。而更有把握的是保留在脑海中的那两三个特殊画面，这使他与他们更加贴心，使他以他们为根基，使他放弃多年所图，使他最终默默无闻，这正是他的家庭在多年中保留下来的东西，这造就了他真正的高贵之处。

一个画面是夏日的傍晚，全家吃过晚饭后搬着椅子下楼到门前的人行道上，从灰蒙蒙的榕树上洒下满是灰尘的热气，街区的居民们从他们眼前来来往往，雅克[85]头靠在母亲瘦弱的肩膀上，椅子稍向后仰，透过枝杈望着夏日夜空的星辰；另一个画面是圣诞的夜晚。午夜后，他们从玛格丽特姨妈家返回，当时埃尔斯特不在，他们在离家不远处的饭馆门前看到一个男人躺在地上，另一个男人围着他跳舞。两个男人喝了酒，还想再喝。老板，一个瘦弱的金发青年拒绝了他们，他们便用脚踢正怀孕的老板娘。老板开了枪，子弹打在一个男人的右侧太阳穴上。此时，这脑袋正枕在伤口上。吓傻了的醉汉便围着他跳起舞来。饭馆关了门，人们在警察到来之前一哄而散。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他们紧靠在一起，两个女人搂住了孩子们。刚下过雨的光滑路面上灯光极暗，汽车在湿地上打滑，隔一段时间便轰轰地开过一辆亮着灯的有轨电车，上面坐满了快乐的旅客，对这另一世界的场面无动于衷。这在雅克恐惧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痕迹，留下了比其他所有的场面都更为清晰的一幕：白天，这个街区温馨稳靠，他在这里无忧无虑纵情地玩耍了一整天，但傍晚时突然变得神秘而令人不安。此时，街上的阴影多了起来，或者，倒不如说是一条陌生的黑影，伴着沉重的脚步声及低沉的言语声突然出现，在药店的红光中，浸着鲜血淋淋的荣誉，孩子的内心突然充满恐慌，向贫穷的家中跑去，回到亲人们中间。

六（附）学校[86]

此人并不认识他父亲，但却常常讲神话般地向他提起，不管怎么说，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他能取代父亲。因此，雅克从未忘记过他。正如，对他从未谋面的父亲，他没感到过缺乏，而他却无意识地，开始是在孩提时期，后来是整个一生，将那深思熟虑、果断利落的行为当作父亲的举止，这父亲的举止曾左右了他的童年。因为，贝尔纳先生，他高小时的老师，在那个特定时刻，以他男人的力量想要改变他班上的这个男孩的命运，而他的确也做到了。

此刻，贝尔纳先生在他的家中，就在雅克面前。这房子位于鲁维格街拐角处，差不多在长斯巴社区脚下，这个社区俯瞰着城市与大海，住着各色人种、各种宗教的小商贩，那里的房屋散发着香料的味道及贫穷的感觉。他就在那儿，年老、发稀，脸上、手上已皱化的皮肤后面显出老人斑，行动迟缓不比从前，为能坐到他的藤椅上而感到高兴，藤椅放在窗前，正对着商业街，一只金丝雀在窗边啾啾地叫着；随着年老，他更加柔情，并常常显得激动。他从前并不这样，不过腰板挺直，声音有力而果断，就像从前站在全班学生面前，说：“两人一排！两人！我没说五人一排！”于是，对贝尔纳先生既怕又爱的学生们停止了拥挤，在二楼走廊沿教室外墙排成队，直到孩子们队列整齐、安安静静、一动不动时，一声令下：“进去吧，一群小精豆！”这才解放了他们，给了他们活动的信号。队伍审慎地动起来，贝尔纳先生牢牢站定，服饰漂亮，面庞棱角分明，有点稀疏的头发梳得溜光，身上散发着花露水的味道，愉快而严肃地监视着队伍。

学校位于这个老区相对来说较新的地方，在1870年战争稍后建起的两层或三层小楼及一些新建的货栈中间，货栈尽头将雅克家所在区的主要街道同运煤码头所在的阿尔及尔内港连接起来。雅克每天两次步行到这个学校上学，他从四岁起就在这个学校的幼儿班，他对此已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有篷操场尽头有一长条深色石头盥洗盆。有一天，他脸朝下摔在上面，起身时满面鲜血，眉弓开裂，旁边围满吓坏了的女老师，他那时知道了什么是创口夹子。不过，这个创口刚好，又放在了另一侧眉弓上，因为他哥哥在家玩时给他戴了一顶旧瓜皮帽，遮住了他的眼睛，给他穿了一件旧大衣，妨碍了他行走，以至于他脑袋摔在地板的一块碎石上，又一次鲜血直流。那时他就同皮埃尔一起去幼儿班。皮埃尔比他大一岁左右，住在邻街，他母亲也是一个战争寡妇，后来做了邮局职工，与他们同住的还有他两个在铁路上工作的舅舅。他们的家庭是一般朋友，正如这个区的情形，也就是说，人们互相尊重，却几乎从不互访，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却几乎从无机遇。只有孩子们成了真正的朋友。自那一天起，即雅克还穿着婴儿罩衫，被委托给已穿上裤子，并意识到哥哥责任的皮埃尔，他们便一起去幼儿班了。他们随后一起度过了各个年级直到高小毕业班，雅克进毕业班时九岁。在五年间，他们每天四次走着同样的路线，一个头发金黄，一个棕色头发，一个沉着冷静，一个热情急躁，但他们是出身相似、命运相同的兄弟，两人都是好学生，玩起来也都不知疲倦。雅克在某些学科更为优秀，但他的行为，他的冒失，他的好出风头让他做了许多蠢事，反让更加沉静、更加谨慎的皮埃尔超出。于是，他们轮番成为班里的第一名，从未想到过虚荣的快乐，与他们的家人不同，他们的乐趣也不同。清晨，雅克在楼下等皮埃尔。他们在清扫工到来之前，或更准确地说是在一个阿拉伯老人赶着一匹马拉着的大车经过之前就出发了。人行道上还留有夜晚的潮气，海风吹来咸咸的空气。皮埃尔家的街道直通市场，路边摆着垃圾桶，拂晓，饥饿的阿拉伯人或摩尔人，时而有一个西班牙老流浪汉就已用铁钩在里面翻找过一遍了，在节俭的穷人家庭认为不屑再留的废物中还能捡到点儿可用的东西。通常，垃圾桶的盖子是盖着的，此时，街区里健壮而精瘦的猫取代了衣衫褴褛的人们。两个孩子静悄悄地走到垃圾桶的后面，猛地关上桶盖，把猫关在桶里。他们并非轻易成功，因为生长在穷人区里的猫极为警觉，行动敏捷，已习惯于保护自己的生存权。不过，有时被美食所吸引，舍不得离开垃圾堆，猫便被逮个正着。桶盖砰地盖住，猫吓得惊叫起来，痉挛地用背和爪子顶开锌制的监狱顶，逃了出来，吓得猫毛倒竖，就像有一群狗在后面追逐，在并不意识自己残忍行为的刽子手们的大笑声中飞快地逃掉了[87]。

说实在的，这些刽子手们的行为也是自相矛盾，因为他们对那个被当地孩子们唤作“嘎鲁发”[88]的套狗人满怀憎恨。这个市政职员差不多定时采取行动，不过，根据需要，有时也在下午转一圈。这是一个身着西装的阿拉伯人，通常他站在一辆套着两匹马的奇怪车子后面，赶车的是个面无表情的阿拉伯老人。车身是一个木制的立方体，顺其长度在两边装了带有厚实栅栏的双层笼子，总共有十六个笼子，每个可圈一条狗，让它挤在栏杆与笼底之间。套狗人站在马车后面的一个小踏板上，鼻子正齐笼顶，能扫视到他的狩猎地盘。马车在湿湿的街道上慢慢行驶，街上的行人开始见多。有去上学的孩子；有穿着大花绒布睡袍去买面包牛奶的家庭主妇；有去市场的阿拉伯商人，他们将小货架折叠起来挎在肩上，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装着货物的草编大筐。突然，套狗人喊了一声，阿拉伯老人勒住缠绳，马车停了下来。套狗人发现了一只可怜的猎物，它正狂热地翻找着垃圾箱，时而向身后投去发狂的目光，或者它正沿墙快跑，神色急促不安，是那种营养不良的饿狗。嘎鲁发从车顶上拿起一条牛筋鞭子，鞭头有一条铁链，通过链节沿鞭柄滑动。他以狩猎者轻软、迅速、无声的脚步走向猎物，靠近它，如果它颈上没有标记家庭豢养的项圈，便突然以惊人的敏捷跑过去，将他手中的武器，一个铁链皮条的套索套上狗的脖子。猎物一下子便被勒紧了脖子，发出呜咽哀号，拼命地挣扎。但那个男人迅速地将它拉到马车边，打开一个栅门，将狗提起，狗的颈部也勒得更紧，把它扔到笼子里，并小心地把鞭柄从栅栏门中取出。狗被逮住，他松开铁链，还狗脖子以自由。如果狗未得到孩子们的帮助，就会发生这样的一幕。所有的孩子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嘎鲁发。他们知道，被逮住的狗要被带到市政待领场，关上三天，如果这期间无人来收养，狗就要被处死。当他们不在场时，死亡马车收获颇丰地巡视一圈后，满载毛色各异、大小不同的可怜的猎物，它们在笼栅后面惊恐不安，车子所过之处留下一路垂死的呻吟号叫。这一令人同情的场面足以使他们气愤不已。因此，囚车一出现在街区，孩子们便互相发出警报。他们分布到各个街道去追狗，是为了把它们赶到城里的其他地方，远离可怕的套索。皮埃尔和雅克都遇到过几次，尽管他们采取了措施，套狗人还是在他们眼前发现了游荡的狗，这时他们总是采取同样的计策。雅克和皮埃尔在猎手快走近猎物时，突然大叫：“嘎鲁发，嘎鲁发。”声音尖利吓人，狗立即飞一般逃开，几秒钟便跑出了围捕范围。这时，两个孩子就得发挥他们的速跑水平了，因为可怜的嘎鲁发本来抓住一条狗便能得到一份奖金，他气得发疯，便挥舞着牛筋鞭子转而追赶孩子们了。大人们一般都会帮助他们逃跑，有的阻挡嘎鲁发，有的直接拦住他，请他照顾这些狗。社区的工人们全都喜欢打猎，平时很爱狗，对这一奇怪的职业毫无好感。正如埃尔斯特舅舅所说：“他，懒鬼！”赶马车的阿拉伯老人一言不发，无动于衷地置身于动乱之外，如果争吵持久，他便不慌不忙地卷一支烟抽。孩子们在抓了猫或放了狗之后，便急忙跑向学校，冬天跑得风掀斗篷，夏天跑得凉鞋咔咔响。经过市场时，瞟一眼货摊上的水果，按季节的不同，一堆堆枇杷、橙子、橘子、杏、桃、橘子[89]、甜瓜、西瓜摆满四周，他们只少量的买点最便宜的尝尝；背着书包在喷泉上了釉彩的大水池上玩两三个鞍马，沿着梯也尔大街的仓库跑去，迎面扑来橙子的味道，那是工厂里在剥橙子，用橙皮制作橙剂，走过两旁是花园和别墅的上坡道，最后在拥挤的奥梅拉街碰到一群孩子，他们聊着天，等着开门。

然后，便上课了。贝尔纳先生的课总是非常有趣，理由很简单，他酷爱这一职业。室外，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浅黄褐色的墙壁，室内热浪袭人，尽管有黄白宽条遮帘遮阴避凉。瓢泼大雨也会像在阿尔及利亚其他地方一样下个不停，使街道变得像个昏暗潮湿的井，但教室里却专心读书。只有下暴雨时的苍蝇有时能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苍蝇被抓住，扔在墨水瓶里，它们在那儿面目可憎地死去，淹没在紫色的墨水中，锥形的小瓷瓶嵌在桌上的小洞里，瓶中装满了紫墨水。但贝尔纳先生的方法是毫不动摇，反而让教学更加生动有趣，这甚至战胜了苍蝇的吸引力。他总是适时地从聚宝柜中拿出收集的矿石、草木、蝴蝶和昆虫标本、卡片或……能引起学生思考兴趣的东西。他是学校中唯一有幻灯的人，他每个月放两次有关自然历史或地理的幻灯片。算术课上，他组织心算比赛，训练学生的思维敏捷。他让学生叉着手臂，他出一些乘、除法试题，有时也有较为复杂的加法题。1267+697等于多少？第一个算对的人加一分，在月评比中有效。此外，他使用教材游刃有余，极为准确……教材是市里通用的。这些只知道西罗科风、尘土、急风暴雨、海滩细沙及阳光下冒火的大海的孩子们，认真地阅读着，时而夹杂着逗号，句号，读着他们感到神秘的故事。故事中的孩子们戴着软帽和羊毛围巾，穿着靴子，在冰天雪地里拖着柴捆往家走，直到看见覆盖着白雪的屋顶，烟囱里冒着炊烟，他们知道炉上的汤罐里正煮着热汤。雅克觉得故事充满了异国情调。他幻想着，满脑子是对那个他从未见过的世界的描绘，不断地询问外婆二十年前在阿尔及尔地区下了一个时辰雪的情景。对他来说，这些故事构成了学校生活富有诗意的一部分。同时还有尺子和文具盒的清漆味儿，他经常在学习时长久地咬着书包带儿的好滋味，紫墨水苦涩粗糙的气味，而尤其是轮到他为墨水瓶倒墨水时，他拿着一个深色的大瓶子，瓶塞里插入一根弯成肘形的玻璃管，雅克此时快乐地嗅着管孔；在轻轻触摸某些书籍平滑冰冷的书页时，也能闻到油墨和胶水的好味道；还有下雨的日子，发自教室后面的厚呢上衣的羊毛的潮味儿，就好像暗示着那个伊甸园般的世界，穿靴戴帽的孩子在那里踏雪返回温暖的家中。

唯有学校能给雅克和皮埃尔带来这种欢乐。他们如此热爱学校的，正是他们在家中无法得到的东西。贫穷无知使家庭生活更加艰难，更加沉闷，好似禁锢了自我；贫穷是未设吊桥的堡垒。

但并不仅仅如此，因为雅克在假期时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孩子。为了摆脱这个精力过剩的孩子，外婆在假期时把他送到夏令营去，和五十来个孩子一起，由几个辅导员带着到密力亚纳的扎喀尔山里去。他们住在一所寄宿学校里，吃住都挺舒适，每天嬉戏散步，由几个亲切的护士照管着；但同时，当夜幕降临时，昏暗一下子笼罩了山丘，从邻近的兵营里传来军号声，宵禁的哀伤音符飘落在这个离旅游地百来公里的山区小城那浓浓的寂静中，孩子觉得内心涌现了无尽的绝望，默默地呼唤着他童年那一无所有、贫穷的家。

不，学校并非仅仅使他们逃离了家庭生活，至少在贝尔纳先生的课堂上，学校在他们心中滋养了孩子比成人更基本的渴求，即对探索的渴求。在其他课上，也教给他们许多东西，但总有点像填鸭。人们端来已做好的饭菜，请他们好好吞下去。而在热尔曼先生[90]的课堂上，他们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感到他们受到了尊重；人们认为他们能够揭示世界。他们的老师也不仅仅为所领取的工资而教授他们，他在个人感情上也淳朴地接受了他们，他与他们共生存，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童年及他知道的儿童故事。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灌输自己的思想，比如，他像许多同事一样反对教权，但在课堂上从未讲过反宗教的话，也未表示过对某种选择或某种信仰的反对意见，但他却着力谴责那些不容置疑的恶习：偷窃、告密、不诚实、不正直。

尤其是，他还向他们讲述刚过去不久的战争。他曾打了四年的仗，他讲士兵们的艰苦、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坚忍及停战的快乐。在每个学期末放假前，或者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时常习惯于给他们读上长长的一段多热莱斯的《木十字架》。雅克觉得这种阅读将异国风情的门敞得更大，不过，这异国风情中却笼罩着恐怖与不幸，尽管除情理上之外，他从未同他陌生的父亲亲近过。他只是全身心地倾听着他的老师全身心投入地读着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又一次向他讲述了漫天大雪及可爱的寒冬，同时也讲述了那些奇怪的男人们，他们穿着沾满泥浆硬邦邦的厚布衣服，说着奇怪的语言，生活在洞子里，头上飞着炮弹、火箭和子弹。他和皮埃尔以越来越急迫的心情等待着这种阅读。这个所有人仍在谈论的战争（雅克曾沉默不语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达尼埃尔以自己的方式叙述他亲自参战的马恩战争，他说不清他是怎么回来的。据他说，当时，他们朱阿夫兵被摆成散兵线，然后负重下到一个沟壑里，他们前面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前进着，走到半山腰时，突然机枪手层层倒下，沟底流满了鲜血，到处是哭爹喊娘的叫声，可怕极了），这个活着的人无法忘却的战争，其阴影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决定及作出的计划。这个故事比其他课上讲述的仙女故事更诱人，更神奇，如果贝尔纳先生想要改变计划，他们定会感到失望而厌倦。不过，他的故事还在继续讲述，有趣的场景及骇人的描述交替出现，渐渐地，非洲的孩子们认识了属于他们这个社会的X、Y、Z，他们谈起这些人时，就如同谈论着老朋友，这些人无处不在，如此的生机勃勃，至少雅克从来无法想像，他们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尽管他们都生活在战争中。年末的一天，贝尔纳先生读到了书[91]的结尾，他以更为低沉的声音读到了D的死，他默默地合上了书，压抑着感动与回忆，他抬起眼睛望向沉浸在惊愕与沉默中的全班学生，他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雅克定睛望着他，满面泪水，无休止地抽噎着，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止。“好了，小家伙，好了，小家伙。”贝尔纳先生的声音几乎听不见，然后，他站起身去柜旁整理书籍，背对着全班学生。“等等，小家伙。”贝尔纳先生说。他艰难地站起身，将食指伸进金丝雀鸟笼中，小鸟叫得更欢了：“啊，卡西米尔，饿了，向父亲要。”他[挪]向房间尽头壁炉旁边的小学生课桌。他在一个抽屉里乱翻一阵，关上，再打开另一个，从里面拿出点什么东西。“噢，”他说，“这是给你的。”雅克拿到一本以杂货店棕色包装纸作封面，没有任何题目的书。无需开卷，他便知道是《木十字架》，正是贝尔纳先生在班上读过的那本。“不，不，这是……”他说道。他想说：这太漂亮了。他找不到合适的词。贝尔纳先生摇了摇他那老人的头。“最后的一天你哭了，你还记得吗？打这一天起，这本书就归你了。”他转过身去掩饰突然发红的眼圈。他再次走向书桌，然后，手藏在背后，回到雅克身边，在他眼皮下挥舞着一根短粗的红尺子[92]，笑着问他：“还记得麦芽糖吗？”“啊，贝尔纳先生，”雅克说，“你还留着它呢！您知道现在是禁止使用的。”“啐，那时也禁止。不过，你可以证明我用过它！”雅克可以作证，贝尔纳先生是赞成体罚的。的确，一般惩罚只是记分，在月底时从学生所得的分数中扣除，使你在总排名中下降名次。但情况严重时，贝尔纳先生从不像他的同事常做的那样，把违章者送到校长那儿去。按照不变的惯例，他自己采取行动。“我可怜的罗贝尔，”他镇静而心情愉快地说，“得拿麦芽糖了。”全班学生无任何反应（只除了窃笑，按照人类心态的常规，一些人的受罚总是另一些人的快乐[93]）。那孩子站起身，面色苍白，不过，通常会尽力显得泰然自若（有些人从桌边站起时即开始吞咽泪水，一直走向黑板，贝尔纳先生站在旁边的桌子前）。还是按照惯例——这有点儿虐待的味道——，罗贝尔或约瑟夫自己到桌上拿来“麦芽糖”，把它交到祭司手中。

麦芽糖是一根短粗的红木尺子，沾着墨迹，上面布满刻痕与切口，这是很久以前贝尔纳先生从一个被遗忘的学生手中没收的；学生把它交到贝尔纳先生手里，他通常以嘲弄的神情接过，并叉开双腿。孩子得把脑袋伸进老师的膝盖之间，老师便收紧大腿，将其紧紧夹住，在撅起的屁股上，贝尔纳先生视违规的情况，数量不同地好好打上几下，板子均匀地分布在两侧屁股蛋上。学生们对这种惩罚的反应各异。有的人在挨打之前就开始呻吟，于是，无所畏惧的老师注意到了他们的提前反应。另一些人天真地用手护着屁股，贝尔纳先生不经意地一下将其分开。还有的人遭到尺罚的疼痛后，拼命地反抗。还有一些人，其中包括雅克，一声不吭地轻轻战栗着忍受挨打，回到座位时吞下大滴的泪水。不过，总体来说，这种惩罚被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首先因为几乎所有的孩子在家里都挨过打，他们觉得这种体罚是一种正常的教育方式，其次因为老师绝对公正，人们预先便知道哪种违规——一成不变——会招致这种赎罪方式，所有超越了扣分行为界线的人都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什么，而惩罚自始至终标准一致。贝尔纳先生显然很喜欢雅克，但他也像其他人一样经历了这一关，甚至就在贝尔纳先生公开表示对他偏爱的第二天。当时雅克站在黑板前，他出色地回答了一个问题，贝尔纳先生爱抚地摸了摸他的脸蛋儿，教室里传来一个喃喃的声音：“宝贝”，贝尔纳先生认为这是冲他来的，就以严肃的口吻说：“是的，我是偏爱科尔梅利，正如偏爱你们中间所有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的人。我曾同他们的父亲共同作战，而我还活着。至少在此，我尽力想要代替我死去的战友。现在，如果有人想说，我有一些‘宝贝’，那就让他去说吧！”全班学生寂静无声地听着。出了教室门，雅克问是谁唤他为“宝贝”。的确，毫无反应地接受这样的侮辱就是丧失荣誉。“是我。”米诺兹答道。这是一个懦弱而面色苍白的大个子金发男孩，他很少出头露面，但却始终对雅克表示厌恶。“好啊，”雅克说，“你妈是个婊子[94]。”这也是一个例行的辱骂，会立即挑起战争，因为在地中海沿岸，侮辱母亲及先人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侮辱。规矩总归是规矩，其他人开始为他说话。“噢，到绿野去。”绿野是离学校不远的一大块空地，那里长着细草，堆满了旧铁圈、罐头盒及烂木桶。“拳斗”就发生在那儿。“拳斗”是一种决斗，只是用拳头取代了剑，但遵从同样的仪式，至少是在思想上。它的目的是了结争执，因为其中一方的荣誉受到了损害，或是对他的民族或种族表示了蔑视，或是被揭露，被控告做了此类的事情，偷窃或被控偷窃，或是其他一些在孩子的世界中每天都会产生的并不明确的原因。当某个学生认为，或当其他人站在他的立场上（而他也注意到了），认为他被冒犯应洗清耻辱时，惯用语为：“四点，绿野见。”此言一出，激情骤降，争吵结束。在接下来的课堂上，此消息及决斗人的姓名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同学们用眼角瞟着他们，而他们则要装出男子汉的镇定与坚决。内心深处却不然，最勇敢者也会在课堂上走神，为必须面对暴力的时刻即将来临而感到不安。但不能让对立面的同学嘲笑他，或以他们的说法，谴责决斗者“夹着尾巴”。

雅克在以男人的名义挑战了米诺兹后，不管怎么说，还是大大地夹紧了尾巴，正如每次他要面对暴力并行使暴力时一样。但他的决心已下，在他的脑子里从未有过一丝一毫要退却的念头。这是事物的规则，他也知道，在决斗前他感到难受的轻微的恶心在决斗时就会消失，被他自己的暴力行为压倒，此外，这种暴力在策略上既妨碍了他又帮助了他……值得他[95]。

与米诺兹决斗的那个晚上，一切都按规矩进行。决斗者在自己的支持者——此时已成为护理者，并已开始为其提书包了——的簇拥下首先来到了绿野，后面跟着看热闹的人，他们最终在战场上将已把斗篷及上衣脱给护理者拿着的决斗者团团围住。这一次，雅克急于求成，首先扑了上去，但并不十分自信，米诺兹向后退着，慌乱地退了几步，笨拙地躲过了对手的钩拳，照着雅克的脸就是一下。疼痛激怒了他，叫声、笑声及助手的激励声使他更加盲目。他冲向米诺兹，拳头雨点般地打过去，使他无招架之力，而碰巧一个愤怒的钩拳打在了倒霉蛋的右眼上，他失去了平衡，一屁股悲惨地坐在了地上。一只眼流着泪，另一只立即肿了起来。青肿的眼睛，漂亮而难得的一拳。在此后的好几天内，成效显著，证实了胜者的战绩。在场者发出了苏人[96]般的狂叫。米诺兹未能马上爬起，密友皮埃尔立即庄严地宣布雅克获胜，帮他穿上衣服，披上斗篷，带他离开，身边簇拥着一群崇拜者。米诺兹一直哭着，站起身，在一小圈沮丧的人中穿上了衣服。雅克被出乎意料的速战速决冲昏了头脑，几乎听不见周围人们的祝贺及已经美化了的决斗场面叙述。他想高兴起来，这也确实在某方面满足了他的虚荣心。然而，在走出绿野，回头望向米诺兹，看到他那被自己打得变了形的脸，忧伤突然涌上了心头。由此他认识到打架并非好事，因为胜者与败者感受到的都是苦涩。

为了使教育臻于完善，人们立即让他明白了塔尔皮埃悬崖[97]就位于朱庇特神殿[98]旁边。第二天，在同学们的一片赞扬声中，他以为应该神气活现，充当好汉。开始上课时，米诺兹点名未到。雅克的邻座们对他的缺席报以冷嘲热讽，并向得胜者眨眼睛。雅克也忘乎所以地对他的同学们眯着双眼，鼓起双颊，做着粗鲁的怪样，却未注意到贝尔纳先生正看着他。当老师的声音突然回响在一下子静下来的教室里时，他的鬼脸瞬间消失了。“我可怜的宝贝，”这个冷面滑稽的人说道，“你也像其他人一样，有权享用麦芽糖了。”得胜者不得不站起身，找到受罚工具，在贝尔纳身上浓浓的花露水味道中摆出了受罚的屈辱性姿势。

米诺兹事件并未以这种应用哲理教训而告终。这男孩缺了两天课。第三天，一个高年级学生进了教室，通知贝尔纳先生说，校长找科尔梅利同学。雅克尽管外表挺神气，内心已隐隐地感到不安了。只有情况严重时，才会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老师扬了扬他的浓眉，只说了声：“快去吧，小不点。我希望你没做蠢事。”雅克双腿发软，跟着高年级大同学沿着院子上方的走廊——院子铺了水泥，种植着淡紫花牡荆，但其微弱的阴凉不足以抵抗酷暑——，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校长办公室。他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是，米诺兹站在校长办公桌前，身边站着一位太太和一位先生，全都面带愠色。尽管他的同学肿胀的眼睛完全睁不开，面目有些变形，看到他还活着，雅克松了一口气。但他没有时间品味这种轻松。“是你打了同学吗？”校长问道。这是一个面色红润、语气果断的秃顶小个子男人。“是的。”雅克淡淡地答道。“我对您说过了，先生，”太太说道，“安德烈不是个流氓。”“我们打架来着。”雅克说。“我不想知道这些，”校长说，“你知道我禁止一切斗殴，即使是在校外。你打伤了同学，你也许还能打得更重。作为第一次警告，一个星期内所有的课间休息，你都被罚站墙角。如果再发生此类的事，你就要被开除。我会把对你的处罚通知家长。你可以回教室了。”惊愕的雅克呆呆地一动不动。“去吧。”校长说。“怎么样，方托马斯大侠？”雅克回到教室时，贝尔纳先生问道。雅克哭了。“好吧，我听你说。”男孩抽噎着，断断续续地先宣布了处罚，然后说到米诺兹的父母告了状，最后讲到了打架。“你们为什么打架？”“他叫我宝贝。”“第二次？”“不，就在这儿，课堂上。”“噢，是他呀！那你认为我对你的保护不够？”雅克诚心诚意地望着贝尔纳先生：“噢，不是！噢，不是！您……”此时，他放声大哭起来。“去坐下吧。”贝尔纳先生说。“这不公正。”男孩含着泪说。“不对，”温和地对他说。[99]

第二天课间活动时，雅克在操场尽头，在同学们愉快的叫喊声中，背对着院子，罚站墙角。他两条腿轮换地站着，自己也极其渴望跑动跳跃。时而，他向后望上一眼，看到贝尔纳先生与同事们在院子的一角散步，望也不望他。但第二天，他没注意他已走到他的身后，轻轻地拍拍他的后颈：“别这个样子，垂头丧气的。米诺兹也站了墙角。你看，我允许你看一看。”在院子的另一头，米诺兹的确也孤独一人，闷闷不乐。“在你罚站墙角的这一周，你的同伴们也不跟他玩儿。”贝尔纳先生笑了，“你看，你们俩都受到了惩罚。这合乎规则。”他俯向男孩对他说，慈爱的笑容在被罚者心中激起了爱潮：“嗯，小不点，看不出你的钩拳这么厉害。”

现在正与金丝雀说话的这个男人，在他四十岁时还叫他“小家伙”，而雅克从未停止过对他的爱戴，即使时光流逝，相距遥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他们先是分离，随后便完全杳无音信时也一样。直到1945年，一个身着军大衣、孩子般高兴的本土保卫军战士来敲他在巴黎的家门，那正是贝尔纳先生，他又一次服了役。“不是去打仗，”他说，“而是反对希特勒，你也一样，小家伙，你也参加了斗争，我就知道你是有种的。希望你别忘了你母亲，你妈妈是世上最好的。我现在要回阿尔及尔了，来看我啊。”十五年来，雅克每年都去看他，每年都像今天一样，临行前拥抱动情的老人，老人在门口握紧了他的手，正是他将雅克推到了大千世界中，独自承担起责任，让他远离家乡去揭示更多的事物[100]。

学期临近结束，贝尔纳先生唤住雅克、皮埃尔、弗勒里——他各门功课都很好，老师说：“他是进综合工科学校的料。”——以及桑迪亚哥，一个天赋差点，但很努力的漂亮男孩。“是这样，”教室里的人走完后，贝尔纳先生说，“你们是我最好的学生。我决定让你们去考初中和高中的助学金名额。如果你们成功了，就能得到助学金，完成中学学业，直到取得高中会考毕业证书。小学是学校中最好的，但不能引导你们的前程。高中能向你们敞开所有的大门。我更希望像你们这样穷人家的孩子从这些大门中走进去。不过，这必须得到你们父母的同意。赶快回去吧。”

他们走了，有点愣神，甚至相互也没说什么就分手了。雅克看到他外婆独自在饭厅的饭桌漆布上挑滨豆。他犹豫片刻，决定等母亲回来。她回来了，显得很疲惫，戴上围裙，帮外婆挑滨豆。雅克也自愿帮忙，她们给了他一个白色的粗瓷盘，这样会比较容易把滨豆中的石块挑出来。他埋着头，宣布了这一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外婆问，“毕业会考是什么时候？”“六年以后。”雅克说。外婆把盘子一推。“你听到了吗？”她对卡特琳·科尔梅利说。她没听到。雅克又慢慢地把这一消息向她重复了一遍。“噢！”她说，“这是因为你聪明。”“不管聪明不聪明，明年得让他去学徒。你明知道咱们没有钱。他得拿回他每周的工资才行。”“是的。”卡特琳说。

外面天色渐晚，气温渐爽。此时，车间里正全速运转，社区空旷而安静。雅克望着街道。除了想服从贝尔纳先生的安排外，他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不过，他才九岁，他不能，也不会违抗外婆。不过，她显然有些犹豫。“那你以后干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当小学教师，像贝尔纳先生一样。”“是的，六年以后！”她慢慢地选着滨豆。“哎，”她说道，“不行，我们太穷了。你告诉贝尔纳先生我们不能。”

第二天，另外三人告诉雅克他们家里同意了。“你呢？”“我不知道。”他说，突然感到自己比其他朋友更加贫穷，这使他很难过。下课后，他们四人留了下来。皮埃尔、弗勒里和桑迪亚哥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你呢，小不点？”“我不知道。”贝尔纳先生望着他。“好吧，”他对其他人说，“不过，下课后晚上得同我一起学习。我来安排这些，你们可以走了。”他们出去后，贝尔纳先生坐在了扶手椅上，把雅克拉到身边。“怎么着？”“我外婆说我们太穷了，我明年得去干活。”“你母亲呢？”“是我外婆主事。”“我知道。”贝尔纳先生说。他考虑了一下，然后把雅克拥入怀中。“听着，应该理解她。生活对她来说太艰难了。她们两个人养活了你们，你哥哥和你，她们把你们教养成了好孩子。她有点怕，这是必然的。即便有助学金，也还得给你些钱。不管怎么说，在六年里，你不能为家里挣钱。你理解她吗？”雅克望着别处点了点头。“好吧。不过也许可以给她解释解释。拿上你的书包，我和你一起去！”“到家里？”雅克问。“是的。我很高兴再见你的母亲。”

过了一会儿，贝尔纳先生在雅克惊愕的目光中敲响了他家的大门。外婆开的门，用围裙擦着双手。围裙带儿扎得太紧，显出了老妇人圆圆的肚子。她见到老师，急忙用手拢了拢头。“噢，奶奶，”贝尔纳先生说，“像往常一样正在干活？您可是有功之臣啊。”外婆请来访者进屋，得先穿过睡房才能到达饭厅，让他坐在桌旁，拿出杯子和茴香酒。“您别忙了，我是来同您聊聊的。”开始，他问了问孩子们的情况，然后问到她在农场的生活，她的丈夫，他说起了自己的孩子。这时，卡特琳·科尔梅利进来了，慌了神，叫贝尔纳先生为“老师先生”，然后回到她的房间梳了梳头，穿了件干净外套，坐在离桌子稍远些的椅边上。“你嘛，”贝尔纳先生对雅克说，“你先给我出去。”“您知道，”他对外婆说，“我要说些他的好话，他会以为全是真的……”雅克走了出去，跑下楼梯，守在大门口。他在那儿又待了个把小时，街道上已渐渐热闹起来，透过榕树，可见天上的云彩随风飘动。这时，贝尔纳先生从楼梯上下来出现在他背后。他摸摸他的脑袋。“好啦，”他说，“已说定了。你外婆是个勇敢的女人。至于你母亲……噢，永远别忘记她。”“先生，”外婆突然出现在楼道里叫道，她一只手拿着围裙，另一只手擦着眼睛。“我忘了说……您说过要给雅克加课。”“当然，”贝尔纳先生说，“他不会闲玩的，请相信我。”“不过，我们不能付您钱。”贝尔纳先生认真地看着她。他抓住雅克的肩膀，“别担心，”他摇了摇雅克，“他已经付给我了。”他走远了，外婆抓着雅克的手上楼回家，这是她第一次握住雅克的手，握得紧紧的，带着某种绝望的温情。“我的小家伙，我的小家伙。”她说道。

在一个月里，每天下课后，贝尔纳先生留下这四个孩子，让他们再学习两个小时。雅克晚上回家后疲倦而兴奋，还继续做功课。外婆以忧伤而自豪的神情望着他。“他脑袋好。”埃尔斯特信服地用拳头敲着脑门说。“是的，”外婆说，“不过，我们会成什么样呢？”一天晚上，她惊跳起来，“那他的初领圣体仪式怎么办？”说实在的，宗教在这个家庭里毫不重要[101]。无人去做弥撒，无人引用或教授戒律，也无人影射彼世的报应与处罚。当有人在外婆面前提到某人去世时，她会说：“好啊，他不再放屁了。”如果是某个她觉得至少还有点爱戴的人时，她会说：“可怜的人，他还年轻啊。”哪怕逝者很久以来就已步入垂死的年龄了。她并非无意识。因为她见到了周围太多的死亡。她的两个孩子，她丈夫，她女婿及她所有死在战争中的侄子。准确地说，她觉得死亡同劳动和贫穷一样平常，她不用去想，可以说，她就生活在其中。再有，她极为需要出现在葬礼上，这种需要比那些阿尔及利亚人更强烈，他们被忧虑及共同的命运所迫，失去了对这些盛开在文明峰顶的花朵——葬礼的虔诚[102]。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是必须面对的考验，就像那些先他们而去的人一样，他们从不去谈论，他们尽力表现出面对的勇气，他们把这当做男人的主要美德，但在此之前，应该尽力忘却并远离它（这便是为什么在葬礼上会显出快活的样子。莫里斯表兄？）。如果说生活中充满了斗争及日常操劳的艰难，而雅克的家庭，还得加上贫穷的可怕消耗，这便很难再有宗教的位置了。对于靠感觉来生活的埃尔斯特舅舅，宗教只是他所见，也就是说神甫和仪式。他发挥自己的滑稽天才，从不错过模仿弥撒仪式的机会。他用[拖长音调的]象声词表示拉丁语，最后同时扮演在钟声里低头祈祷的信徒及趁此机会偷喝圣酒的神甫。至于卡特琳·科尔梅利，她是唯一一个温柔得让人想到信仰的人，但温柔恰恰就是她的全部信仰。对她弟弟的玩笑，她既不反对，也不确认，而是一笑了之，不过，她见到神甫时，确实是称之为“神甫先生”。她从不谈论上帝，说实话，这个词雅克在童年时从未听到过，他自己也从不关心。神秘而灿烂的生活足以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

与此同时，如果在家庭中谈起一个世俗的葬礼，相反的，外婆，甚至舅舅都会对没有神甫而感到遗憾：“像条狗一样。”他们说。这是因为，对于他们，正如对于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宗教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仅此而已。他们是天主教徒，正如他们是法国人，因此，便得有一定的礼仪，准确地说有四次：洗礼，初领圣体，结婚（如果有婚配的话）及临终圣事。在这间隔颇远的仪式间歇，人们得顾着其他的事，首先是生存。

理所当然，雅克得进行初领圣体仪式，正如亨利已做过的那样。他对此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倒并非仪式本身，而是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主要是在随后的几天里，他被迫带着臂章去走访亲戚朋友，他们应该给他一点钱作礼物，孩子颇不自在地收下了，而钱随后即被外婆收回，只给了亨利一点点零钱，留下了绝大部分，因为这仪式得“花钱”。此仪式一般在小孩十二岁左右举行，而且还得上两年的教理课。因此，雅克应在中学二、三年级时再参加初领圣体仪式。但外婆此时却突然产生了这个念头。她对中学的概念模模糊糊，觉得有点吓人，那儿似乎是一个必须比在社区小学用功十倍的地方，因为那儿的学习能带来地位的改变。而在她的脑海中，没有加倍的劳作，任何物质改善都无法得到。此外，她衷心地希望雅克成功，因为她刚刚答应要作出牺牲，她想像着上教理课会夺去上课的时间。“不行，”她说，“你不能又上中学又上教理课。”“那好吧，我不搞初领圣体。”雅克说，他想到的主要是逃脱拜访亲友的苦差及收受钱财这种他无法忍受的侮辱。外婆望着他，“为什么？这能安排好。穿上衣服，我们去见神甫。”她站起身，神色坚定地走进了她的睡房。她出来时脱掉了短上衣及干活时穿的裙子，穿上了唯一一条出门才穿的长裙[][103]，扣子一直扣到颈部，头上系着一条黑丝巾，紧贴两鬓的白发露在头巾边上，明亮的目光，紧闭的双唇，显得神情坚定。

在一座难看的现代哥特式建筑——圣查理教堂的圣器室里，外婆握住站在身边的雅克的手，坐在神甫的面前，这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胖老头，圆脸，略微浮肿，大鼻子，厚唇，面带笑意，头上顶着银发，双手合掌放在由于叉开双腿而绷紧的袍子上。“我想让小家伙参加初领圣体仪式。”外婆说。“很好，太太。我们要让他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他几岁了？”“九岁。”“您让他早点上教理课是对的。在三年中，他一定可以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这个隆重的日子。”“不，”外婆生硬地说，“他要立即做。”“立即？不过，仪式要一个月以后才进行。而且，不经过至少两年的教理课教诲，他是不能走到祭坛前的。”外婆将情况向他作了解释。但神甫对无法同时上中学和宗教课程的说法毫不认同。他耐心而慈祥地援引自己的经验，列举例子……外婆站起身。“这样的话，他就不参加初领圣体仪式了。走，雅克。”于是，她领着男孩向出口走去。神甫在他们身后急忙赶上来。“等等，太太，等等。”他慢慢地将她引回原座，试图给她讲道理。但外婆摇着头，像头固执的母驴。“要不，马上进行，要不，他就不参加了。”最后，神甫让了步。他们说定，雅克去参加速成教理课程，一个月后参加仪式。神甫摇着脑袋把他们送到门口，他在那儿抚摩了男孩的脸颊。“好好听讲。”他说。然后，他有些伤感地望着他。

于是，雅克要上热尔曼先生的辅导课，同时，每星期四和星期六晚上还得加上教理课。助学金考试与初领圣体仪式同时临近，他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再没有玩儿的时间了。甚至星期日，而尤其是星期日，他终于做完作业后，外婆还让他干家务活或让他去购物，理由是全家已同意为他未来的教育作出牺牲，而且他在好几年中不能为家里做丝毫贡献。“不过，”雅克说，“我也许考不上，考试很难。”有时，他有点希望考不上，他感到人们常常提到的这种牺牲分量太重了，他那年轻好胜的心承受不起。外婆惊愕地看着他，她从未想到过这种可能。然后，她耸了耸肩膀，毫不顾忌是否矛盾，说：“我建议你这么做。你的屁股会被打成两半。”教理课由堂区第二神甫讲授。这是一个大个子，穿着黑色长袍，更显得高得不得了，干瘦、鹰钩鼻、深陷的两颊，极为严厉，与老神甫的和蔼慈祥正成反比。他的教学方法是背诵，这虽然很初级，但也许是唯一适合这些粗鲁固执的人们的方法。他的任务是对这些人进行精神教育。需要学习一些问答题，如：“上帝……什么？……[104]”严格地说，这些词对于听教理课的年轻人来说毫无意义，雅克记忆力极佳，根本不懂，却能沉着地全部背诵出来。别的孩子背诵时，他便胡思乱想，张口呆望，或向同学做鬼脸。一天，他正做鬼脸时被大个子神甫撞见了，他以为是冲着他的，于是，认为有必要教会人们尊重他享有的神圣特权，他把雅克叫到所有的孩子面前，一言未发，用他那瘦骨嶙峋的长手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雅克被打得险些跌倒。“现在回到你的位置上去。”神甫说。男孩看着他，滴泪未落（在他一生中，他只为仁与爱落泪，从不为苦与难流泪，相反地，这只会使他的心更坚，意更决），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的左脸火辣辣的，口中有血的味道。他用舌尖舔舔，发现脸颊内侧被打破了，流着血。他把自己的血吞进了肚里。

在余下的教理课上，他心不在焉，神父对他说话时，他平静地望着他，目光中既无谴责也无爱意，毫无错误地背诵有关圣人及基督祭献的问答，心却飞到离背诵地几百公里的地方，想像着这双重的考试其实最终只是一个而已。沉浸在学习中，正如沉浸在不断的幻想中，冰冷可怕的教堂中越来越多的晚间弥撒使他隐约有些感动，管风琴让他第一次听到了音乐，因为在此之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愚蠢的老调，于是，他更多更深地幻想着这样一个梦境：幽暗中，到处金光闪闪，闪烁在物体及圣职的服饰间，终于与神秘相遇。但这神秘无名无姓，教理课上命名并严格确认的圣人们与此毫不相干，他们只是延伸了他生存的这个赤裸裸的世界；而他沉浸其中的这种热烈、内在、模糊的神秘却仅仅扩展了他母亲日常那审慎的笑容或静默所带来的神秘感。晚上，他走进饭厅，看到母亲独自在家，也不点灯，任凭夜色渐渐笼罩全屋，她自己像一个更加灰暗、更加丰满的形体，透过窗户沉思地望着街上那热闹的——但对她来说却是寂静的——来来往往。于是，男孩在门口止住脚步，内心痛苦，极爱母亲及母亲身上那种不属于或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和日常平凡生活的那种东西。后来，举行了初领圣体仪式。雅克对此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还记得前一天的忏悔，他承认了人们曾告诉他做错了的那几件事，也就是说，无关紧要的事，然后是：“你不曾有过罪恶的念头吗？”“有的，神父。”为防万一，孩子说道，尽管他不明白念头怎么会成为罪恶。直到第二天，他都惴惴不安，生怕无意中流露了罪恶的念头，或者，这一点他比较明白，怕说漏嘴他众多小学生词汇中的粗话。他好歹坚持到举行仪式的那天早上，至少是没使用这样的语句。在仪式上，他穿着海员服，戴着臂章，拿着一本小经本和小白球的念珠，这些都是由家境稍强的亲戚们提供的（玛格丽特姨妈等），在一列手持大蜡烛的孩子中间，挥动着蜡烛走在中心过道上，站在第二排的亲友着迷地望着他们。雷鸣般的音乐奏起，他不知所措，内心恐慌，满怀一种奇特的激情，这使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力量，那要获胜、要生存的无穷的自我能量。在整个仪式期间，他始终被这种激情攫住，以致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毫不在意，其中包括领圣体，直到返回家中上桌吃饭。那天请了亲友吃饭，饭菜比平常[丰盛]一些，渐渐地，惯于吃喝节俭的客人们兴奋起来，最后全屋里快乐无比，这破坏了雅克的情绪，使他极为困惑，直至吃甜点时，在兴奋热闹的场面达到最高潮时，他放声哭了起来。“你怎么了？”外婆问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激怒的外婆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样，”她说，“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哭了。”实际上，望着母亲从桌子上方向他投来的忧郁的微笑，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这一项已顺利过去，”贝尔纳先生说，“好吧，现在好好学习。”又过了几天艰苦学习的日子，最后的课程是在贝尔纳先生家里上的（描写一下房间？），而后，一天早上，在雅克家附近的有轨电车站上，四个学生手拿垫板、尺子和文具盒围在热尔曼先生周围，在他家的阳台上，雅克看到母亲和外婆俯着身子，向他们挥着手。

举行考试的中学正好在城的另一侧，位于沿海湾建造的半圆形城市的另一端，这个社区从前富裕而沉闷，现在，由于西班牙移民的加入，已成为阿尔及尔大众喜爱、生机勃勃的社区之一，中学是一座俯瞰街道的巨大方形建筑。两侧的台阶及正面宽阔壮观的楼梯直通中学，两边是种植着香蕉树和[105]的小园子，用栅栏围起，以防学生破坏。中央楼梯通向一个走廊，走廊与两侧的台阶相连，直接通往一个漂亮的大门，它只在重要场合时才打开，旁边一个对着守门人玻璃窗的小门供平时进出。

走廊里有一群提前到达的学生，大部分都举止轻松，以掩饰内心的胆怯，有几个面色苍白，一言不发，暴露了内心的焦虑。贝尔纳先生同他的学生就在其中等待着，站在紧闭的大门前，清晨的气温还挺凉爽，街上还潮漉漉的，过一会儿，太阳出来后就会给街道铺上尘土了。他们提前了足有半个小时，默默无语，紧靠在老师旁边，老师也找不到话说，他突然走开去，告诉他们一会儿就回来。的确，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看见他回来了，戴着卷边帽子，这一天特意穿上了护腿套，非常优雅，每只手各拿着两个螺旋形的纸包，他走近后，他们看到纸上浸满了油。“是牛角面包，”贝尔纳先生说，“现在吃一个，另一个十点时吃。”他们说声谢谢，吃了起来，但吃在口中却难以下咽。“别害怕，”小学老师重复着，“好好看试题及作文题，多看几遍，你们有时间。”是的，他们要多看几遍，照他说的去做，他无所不知，在他身边，生活无障碍，只需听从他的指导。这时，小门旁一阵喧闹。六十来个学生一齐向那个方向拥去。一个办事员开了门，念名单。雅克的名字在前边。他抓住老师的手，有点犹豫。“去吧，儿子。”贝尔纳先生说。雅克颤抖着走向门口，进门前，回过身来望着老师，他站在那儿，高大，结实，他平静地对雅克笑着，对他点点头[106]。

中午，贝尔纳先生在门口等着他们。他们把草稿拿给他看。只有桑迪亚哥做错了题。“你的作文很好。”他简单地对雅克说。一点钟，他又把他们带回来。四点钟，他又站在那儿，检查着他们的答题。“好啦，”他说，“得等了。”两天后，上午十点，他们五人又一起来到小门前。门开了，办事员又念起了名单，此次名单短多了，念的是录取者的名单。在吵闹声中，雅克没听到他的名字。但他的脖子被人快乐地一拍，听到贝尔纳先生对他说：“好啊！小不点，你考上了。”只有桑迪亚哥未成功。他们有些悲伤地望着他。“没什么，”他说，“没什么。”雅克已弄不清身在何方，发生了什么。他们四个人一起回到电车站。“我去见你们的父母，”贝尔纳先生说，“我先去科尔梅利家，因为他家最近。”简陋的饭厅里此时坐满了女人，其中有他的外婆，他的母亲——她为此而请了一天假（？）——，他们的邻居马松家的女人们，他站在老师身旁，最后一次嗅着花露水的味道，紧贴着这个温暖的壮汉，外婆在邻居面前兴高采烈。“谢谢，贝尔纳先生，谢谢。”她说着。此时，贝尔纳先生正抚摩着孩子的脑袋。“你不再需要我了，”他说，“你会有更有知识的老师。不过，你知道我在哪儿，如果需要我帮忙，就来找我。”他走了，雅克独自留在一帮女人中，随后，他冲向窗户，看到他的老师最后一次向他挥手告别，让他日后独自去闯荡。他没有了成功的喜悦，一种无尽的孩子的痛苦绞得心痛，就好像他预先知道，这一成功使他刚刚脱离了那个无辜而热情的穷人世界，这世界自我封闭，犹如大千世界中的一个小岛，在那里，贫困使众人一家，团结一致，而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那里不是他的世界，他不能相信那里的老师会比这个内心无所不知的老师更博学。今后，他必须无助地去学习，去了解，最终成为一个男人，不再有那唯一曾助他一臂之力的男人的帮助，要自己去成长，去提高，并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七 蒙多维：殖民化与父亲

[107]现在，他长大了……从博恩到蒙多维的路上，雅克·科尔梅利乘坐的马车与竖着长枪慢慢行驶的吉普车交错而过……

“韦亚尔先生？”

“是的。”

男人站在他那个小农场的门里望着雅克·科尔梅利。这是一个矮壮的人，肩膀浑圆。他左手扶着打开的门扇，右手紧抓门框，因此，尽管房门大开，进屋的道路却并不畅通。他那花白稀疏的头发使他看起来颇像个罗马人，由此判断，他应该四十来岁。不过，他面容端庄，双目明亮，晒得黝黑，身体稍欠灵活，却既无赘肉也不显肚腩，身着土黄色长裤，皮编凉鞋及带口袋的蓝色衬衣，显得要年轻得多。他一动不动地听着雅克的解释。随后，一声“请进”，他让开了路。雅克走在小走廊里，走廊的墙壁刷得很白，里面只摆了一个棕色的箱子及一个顶端弯曲的木制伞架。这时，他听到农场主在他身后笑了起来。“总之，这是一次朝圣！坦白地说，来得正是时候。”“为什么？”雅克问道。“到饭厅去吧，”农场主说，“那儿是最凉快的房间。”饭厅的一半是阳台，除了一扇外，所有的软草帘子都放了下来。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及式样现代的矮木橱柜外，还有几把藤椅和折叠式帆布躺椅。雅克回转身，发现他是独身一人。他向阳台走去，透过帘子的缝隙，他看到院子里种着淡紫花牡荆，牡荆间两辆鲜红色的拖拉机闪着光。稍远处，在午前十一点那尚可忍受的阳光下，是一排排葡萄藤。过了一会儿，农场主托着一个托盘进来了，托盘上有一瓶茴香酒、杯子和一瓶冰镇凉水。

农场主举起装满乳状液体的杯子。“如果您再迟些，您可能在这儿什么也见不到了。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向您提供情况了。”“是老医生告诉我说，您的农场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是的，它属于圣·阿波特尔垦区，不过，我父母是在战后买下它的。”雅克环视着周围。“您肯定不是生在这儿。我父母全部重建了。”“他们战前认识我父亲吗？”“我想不认识。他们原先住得离土耳其边境很近，后来他们想靠近文明的地方。索尔弗里诺，对他们来说，就是文明之地。”“他们没听说过原来的经营者？”“没有。既然您是这地方的人，您知道怎么回事。这里什么都留不住。人们总是推倒了，再重建。人们展望未来，遗忘过去。”“噢，”雅克说，“我徒然地打扰了您。”“不，”另一位说，“我们很高兴。”他对他微笑着。雅克喝光了他的酒。“您的父母留在边境那边了？”“没有。那是禁区，在战壕附近。可见您不知道我父亲。”他也喝光了杯中的酒，好像又来了情绪，大笑起来：“他是一个老移殖民，古式的，就是巴黎人辱骂的那种人，您知道的。的确，他一直很严厉。六十岁了，细高干瘦，就像一个不辞劳苦的清教徒。您看，族长式的。他让阿拉伯工人卖苦力，不过，公正地说，也让他的儿孙们干苦活。因此，当去年非得撤离时，真是一场混乱。这地区已住不得了，得抱着枪睡觉才行。当拉斯吉尔农场遭到攻击时，您记得吗？”“不。”雅克回答。“应该记得。父亲和两个儿子被割了喉咙，母亲和女儿被数度强奸，然后处死了……总之……省长非常不幸地对聚集的农民们说，得重新考虑[殖民化]问题，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问题，并说，以往的那一页已翻过去了。”老人家让人明白，在他的家里，谁也不能发号施令。但从此，他就一直咬紧牙关。夜里，他有时会爬起来，走出屋门。我母亲透过百叶窗观察他，看到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来回踱步。疏散的命令传来时，他什么也没说。他的葡萄已收获完毕，酒已入桶。他把酒桶都放开，然后走向咸水泉，以前，正是他亲手为其改了道，现在又让它重新流过他的土地，随后又装备了一台带深耕犁铧的拖拉机。整整三天，他光着脑袋，一言不发地握着方向盘，把整个农场土地上的葡萄藤都犁了出来。想想吧，干瘦的老人颤颤地坐在拖拉机上，当犁铧遇到一支特别粗的葡萄枝蔓时，就推动加速手柄，甚至不停下吃饭，我母亲给他送去面包、奶酪和西班牙红肠，他大口吞下，安宁地、像做其他事一样，扔掉一大块硬面包头，更加速地工作。从早到晚，不看远处的群山，也不瞅聚拢来的阿拉伯人，他们很快得到了消息，远远地看他干活，也同样一言不发。当一位年轻上尉得到通知赶来，并让他对此作出解释时，他对他说：“年轻人，既然我们在此所做的都是罪恶，那就应该铲除它。”做完这一切后，他回到农场，穿过浸满从酒桶中溢出的葡萄酒的院子，开始收拾行装。阿拉伯工人们在院子里等着他（还有一支巡逻队，是上尉派来的，也不知究竟为什么，由一位和气的中尉带着，等待着命令）。“老板，该做什么？”“如果我是你的话，”老人说道，“我就去科西嘉丛林。他们就要取胜了。法国没有男人了。”

农场主笑了：“嗯，够直率的吧！”

“他们和您住一起？”

“不，他们再也不想听人说起阿尔及利亚了。他目前在马赛，住在一套现代化套房里。妈妈写信说，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您呢？”

“噢，我嘛，我留下来了，并要坚持到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留在这儿。我把全家都送到阿尔及尔去了。我要在这儿咽气。在巴黎，人们理解不了。您不包括在内，您知道唯一能理解这一切的是什么人吗？”

“阿拉伯人。”

“完全正确。大家天生就挺融洽。像我们一样简单而粗野，但同是男人的血脉。还会有相互残杀，相互阉割及相互小小的折磨，然后，又重新共处。这地方就这样。再来点儿茴香酒？”

“淡一点儿。”雅克说。

随后，他们走出房门。雅克询问这地方是否还有可能认识他父母的人。韦亚尔认为除了为他接生，并在索尔弗里诺当地退休了的老医生外，没有他人了。圣·阿波特尔垦区已换了两次主人，许多阿拉伯人都死在两次大战中，许多其他人又诞生了。“这里的一切都在改变，”韦亚尔重复着，“变得太快，太快了，都已忘却了。”不过，也许唐扎尔老人……他是圣·阿波特尔垦区其中一个农场的守场人。1913年，他应该二十来岁。不管怎么说，雅克可以看看他的出生地。

远处的群山环绕着除北边外的整个地区，正午的酷暑使其犹如明亮薄雾中的巨大石块，轮廓朦胧，山间从前曾是沼泽地，现在是塞浦兹平原，一直延伸至北部海边，在酷热泛白的晴空照耀下，是大片齐整的葡萄园，发蓝的叶子，是经过硫酸铜杀菌处理的，已经黑紫的串串葡萄，田间时而可见一排排柏树或桉树丛，树阴下坐落着几幢房屋。他们沿农场小道而行，每踏一步都会扬起红红的尘土。他们眼前直至群山的大片园地颤颤悠悠，太阳正肆虐猖獗。当他们来到梧桐树丛后的小房屋时，已是汗流浃背了。一只看不见的狗狂吠着迎接他们。

小房屋已相当破旧，桑木小门紧紧地关着。韦亚尔上前拍门。狗叫得更凶了。吠声好似来自房屋另一侧一个紧紧关闭的小院。“信任至关重要。”农场主说，“他们在那儿。但他们在等待。”

“唐扎尔，是韦亚尔。”他叫着。

“六个月前，有人来找他的女婿，人们想知道，他是否给科西嘉丛林提供供给。从此再无人提起他。一个月前，有人告诉唐扎尔，似乎他想逃跑，于是被打死了。”

“噢，”雅克问，“他是为科西嘉丛林提供供给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战争。不过，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这好客的地方，门迟迟不开。”

正好此时，大门开了。唐扎尔，小个儿，[][108]发，头上戴一顶宽边草帽，身穿打了补丁的蓝色连衣裤，他对着韦亚尔微笑，瞅瞅雅克。“这是一个朋友。他出生在这儿。”“请进，”唐扎尔说，“喝点儿茶。”

唐扎尔什么也不记得。对，可能。他听一个叔叔说起过有一个经营者在这儿待了几个月，那是战后的事了。“是战前。”雅克说。或是战前，也有可能。他那时似乎很年轻。他爸爸后来怎么样了？他死于战争。“Mektoub。”[109]唐扎尔说，“不过战争不好。”“总有仗打。”韦亚尔说。人们很快便习惯了和平，人们以为这很正常。不，战争才是正常的[110]。“战争中的人都发了疯。”唐扎尔说着，走向一个女人，从她手中接过茶盘，她站在另一间屋里，转过了头。他们喝了滚烫的咖啡，道了谢，又重新走上葡萄园间烤人的小路。“我坐出租车回索尔弗里诺，”雅克说，“医生请我吃午饭。”“我不请自去，请等一等。我去拿点吃的。”

后来，在返回阿尔及尔的飞机上，雅克尽力想将他收集到的情况整理出个头绪。说实在的，收集到的不多，而且没有一条与他父亲直接相关。黑夜奇怪地好似从大地上，以几乎可测的迅速腾起，直至咬住飞机，飞机笔直、平稳地飞行着，好似一颗螺钉直接钻入浓浓的夜幕中。这昏暗使雅克更加不适，他觉得受到了飞机和黑暗的双层封锁，感到呼吸有点困难。他重见了户籍册及两个证人的名字，名字是地道的法国名，正如巴黎的路牌上常见的那种。老医生在向他叙述了他父亲的到来及他的出生后，又对他说，那两个出生证人是索尔弗里诺的商人，他们是首先到来者，并同意给他父亲帮忙，他们的姓名是巴黎郊区人中常见的，是的，不过有点奇特，因为索尔弗里诺是由法国1848年的革命党人建起来的。“是的，”韦亚尔说，“我的曾祖父母就是。正因为此，老父是一颗革命的种子。”他又明确地说明，最早的祖先中，他是圣德尼区的木匠，她是个洗衣女工。当时巴黎失业人口很多，引起了不满与骚动，于是，制宪会议投票通过拨款五千万法郎用以建立一个殖民地[111]，许愿给每个人一处住房和二至十公顷土地。“您可以想像当时有多少应征者。有一千多人。所有的人都梦想得到许诺的土地。尤其是男人们。女人们对陌生之地有点恐惧。但他们！他们革命了一场可不想一无所获。这正如对圣诞老人的信任。对于他们来说，圣诞老人拥有一件阿拉伯呢斗篷。那么，他们得到了他们的圣诞礼物。他们于1849年出发，1854年建起了第一座房屋。在此期间……”

雅克此时呼吸顺畅了些。最初的黑夜经过滗析身后留下了潮水般的星辰，此刻已是满天繁星了。只是身下发动机的嗡嗡声还使他感到头晕。他试着想想那个售树果和草料的老人，他认识他的父亲，模模糊糊有些印象，不停地重复说：“不爱说话，不爱说话。”但嗓音使他疯狂，使他陷入麻木状态，他徒劳地想要回忆，想像他的父亲，他消失在了身后这片无边无际仇视敌对的土地上，在这个村庄，这片平原默默无闻的历史中建家立业。在医生家他们谈到的一些细节与这些驳船的到来一齐涌入他的脑海，按医生说，正是这些驳船将巴黎的殖垦者们运到了索尔弗里诺。当时没有火车，噢，不对，不对，有的，但只通到里昂。于是，六艘驳船由拉纤马匹拖着，市府管乐队高奏《马赛曲》和《出征之歌》，神父们在赛纳河岸上祈祷祝福，河岸上飘扬着旗子，上面绣着村庄的名字，此时，这些村庄并不存在，乘船者们正满心兴奋地要去建立。驳船已开始漂流，慢慢地掠过巴黎，航路流畅，将要消失，让上帝的祝福保佑你们的事业吧，即便是强者，巷战中的硬汉也闭紧双唇，心情沉重，他们那心悸的妻子们一切都依靠他们了。在底舱，得睡在草垫子上，耳边是丝般的声音，头上是肮脏的流水，女人们互相拉起床单脱换衣服。在这一切中，他父亲在哪儿？哪儿都不在。然而，这百年前晚秋运河上的拖船在落满枯叶的江河上漂流了一个月，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岸边闪过光秃秃的榛树与柳树，在各城市受到官方铜管乐队的欢迎，又载上新的漂流者向陌生地进发。正是这一切使他对圣布里厄的年轻逝者有了更多的了解，远远胜出他去寻找的那些[老人们的]杂乱无章的记忆。此时，发动机改变了转速。下面那黑暗的大片土地，那些支离破碎、锋利刺人的夜之碎块便是卡比利亚，是这一地区最野蛮、血腥的地带，长久以来始终野蛮、血腥，一百年前，1848年的工人们就奔向那里，他们挤在军舰里，是“石岩号”，老医生说：“这是船的名字，您想像一下，‘石岩号’驶向阳光灿烂、蚊虫飞舞的地方。”“石岩号”桨片急转，在蜜史脱拉风[112]激起的暴风雨冰冷的水中转动帆桁，甲板被北极风横扫了五个昼夜，征战者们在底舱里翻肠倒肚地呕吐，你吐到我，我吐到你，真是生不如死，直到进入博恩港口，码头上人们奏乐迎接脸色发绿的探险者们，他们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远离欧洲的首都，同妻子孩子及家具来到这里，经过五个星期的漂流，踉踉跄跄地踏上了这片远处泛蓝的土地，他们不安地感受到陌生的气味儿，混杂着厩肥香料和[][113]。

雅克在他的坐椅上翻了个身；他处于半睡半醒之中。他看见了从未谋面，甚至不知高矮的父亲，看见他在博恩码头的移民之中，此时滑车正在卸运那些航行后存留下来的简陋家具，而为家具遗失引起的争吵声渐起。他站在那儿，坚决、忧郁，咬紧牙关；大约四十年前，在同样的秋日下，坐着破旧的马车，他不也正是走过了从博恩到索尔弗里诺的这同一条道路吗？不过，那个时候的移民是无路可寻的，女人和孩子们挤在军队的辎重车里，男人步行，约略地摸索着在大片沼泽地或荆棘丛中开路，时而遇到成群阿拉伯人敌视的目光，这些人远远地站着，身边始终伴着狂吠不止的卡比尔狗群，直至他们在傍晚时到达了他父亲四十年前到的那个地方，平平坦坦，远处高山环绕，没有住房，没有一分耕地，只有几顶土色的军用帐篷，只有大片光秃秃的荒漠，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世界的尽头，处在天荒荒、地茫茫[114]之中。于是，夜里，女人们哭泣了，为劳累，为恐惧，为失望。

同样是夜晚抵达一个敌对的穷乡僻壤，同样是男人们，随后，随后……噢！雅克不知他父亲怎样，但其他人，同一回事，得在笑着的士兵面前打起精神，住到帐篷里。房子是以后的事了，就要建房的，然后是分土地，劳动，神圣的劳动能拯救一切。“不能马上开工……”韦亚尔说。雨水，阿尔及利亚的雨水，量多，雨大，没完没了，足足下了八天，塞浦兹河泛滥了，帐篷周边都成了沼泽，他们无法出去，敌对的兄弟们待在又脏又挤的大帐篷里，无休止的暴雨打得帐篷劈啪作响。为了除去臭味儿，他们割来空心芦苇，用于从屋里向外尿尿，雨一停，他们便在木匠的指挥下开工建简易棚屋。

“哦，勇敢的人们，”韦亚尔笑着说，“他们在春天建完了小小的棚屋，然后又患上了霍乱。据老父说，我的木匠祖先失去了妻子和女儿，她们当时对远行犹豫不定是有道理的。”“是的。”老医生来回踱着步子说。他系着绑腿，腰板挺直而自豪，他坐不住。“每天都要死十来个人。天热得太早，棚屋里酷热难耐。而且，卫生条件，可想而知。总之，每天要死十来个人。”与他们同行的那些军人们应付不了了。这些人真奇怪，他们用光了所有的药。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用跳舞来活血。每天晚上收工后，殖垦者们在送葬间歇里伴着小提琴跳起了舞。这主意不坏。勇敢的人们热得满身大汗，流行病止住了。“这真是个费尽心思的主意。”是的，是个主意。在潮热的夜里，就在病人沉睡的棚屋间，乡村小提琴师坐在货箱上，身旁点亮一个灯笼，蚊虫围着灯笼嗡嗡地叫着，穿着长袍布服的征服者们跳着，围着熊熊的荆棘大火，拼命地流汗，在营地的四周，有一个哨兵值班放哨，保卫着围在中央的人们免受侵犯，有黑色浓毛狮子，牲畜盗贼，阿拉伯团伙，有时也有来自其他法国营地为了食物或消遣而进行的劫掠。后来，终于分了土地，零散的小块土地离棚屋区很远。再后来建起了村庄，垒起了土围墙。但三分之二的殖垦者已死去了，就像整个阿尔及利亚一样，镐和犁连碰都未碰。剩下的人继续做着田里的巴黎人，耕耘着，头戴高顶黑礼帽，肩背长枪，嘴里咬着烟斗，这里只允许抽带盖的烟斗，从不许抽卷烟，怕引起火灾，兜里揣着奎宁片，奎宁当时在博恩的咖啡馆和蒙多维的饭堂里当作日常消费品出售，为您的健康！由他们身着绸裙的妻子陪伴着。不过，始终得背着长枪，周围还有士兵守卫，甚至去塞浦兹河中洗衣服，也得有士兵护送，而她们从前在档案街的洗衣处时，是边洗衣边闲聊的。村庄本身也常遭夜袭，比如1851年，在一次暴动中，几百个穿着阿拉伯呢斗篷的骑手围着围墙乱转，最后，看到被围者用炉筒佯作大炮瞄准时才逃离开去。在敌对的地方建设与劳动，敌人不接受这种占领，向一切可触及之物实行报复。重现脑中的是在博恩路上，一辆车子陷入了泥潭，殖垦者们留下了一个孕妇，去寻求帮助，他们回来时看到女人的肚子被划开，乳房被割掉。“这就是战争。”韦亚尔说。“我们要公允，”老医生补充说，“人们把他们一家大小关在洞穴里，是的，是的，他们阉割了最早的柏柏尔人，他们自己……再追溯到最早的罪人，你们知道，他叫该隐，从此以后，就有了战争，人变得面目可憎，尤其是在烈日炎炎之下。”

吃过午饭，他们穿过村庄，这村庄雷同于全地区的几百个村庄，几百个十九世纪末期风格平庸的小房子，分布在几条街市上，几座大楼，如合作社、农业信用社及集会大厅与街道形成直角，而所有的街道又都汇合于一个用金属架搭成的音乐亭，好似一个驯马场或一个地铁入口。多年来，节日时，市政乐队或军乐队在此演奏音乐，而身着节日盛装的夫妇们成双结对地在周围漫步，在酷热与尘土中，剥吃着花生。今天也是星期日，但军队的心理研究部门在亭子上安装了扩音器，人群大部分为阿拉伯人，但他们并不绕场走动，而是呆呆地站着，聆听夹杂着述说的阿拉伯音乐。法国人混在人群中，全都一个模样，神情忧郁，前程渺茫，正如从前乘坐“石岩号”来到此地或在其他同等条件的地带登陆的先辈们，有着同样的痛苦，为了远离贫穷或迫害，遇到的是痛苦和石头。就像马翁的西班牙人，雅克的母亲就来自那里，或这些阿尔萨斯人，他们在1871年时拒绝了德国人的统治，选择了法国，人们将1871年被杀或被俘的暴乱分子的土地分给他们，逃避兵役者取代了造反者——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滚烫的位置，他的父亲就来自那里。四十年后，他也来到了这些地方，同样的神情忧郁而执拗，衷心地展望着未来，正像那些不喜欢他们的过去，并否认过去的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移民，正如那些曾在这里生活，或生活过而未留痕迹的人一样，只有一块殖民者小墓地那破损、长着绿苔的墓碑了，就像韦亚尔走后，雅克与老医生最后参观过的那个一样。一面是最新殡葬方式那充满跳蚤市场和珍珠市场上小玩意的崭新丑陋的墓碑，现代人迷恋这些；另一面，在古老的柏树中，在铺满松针、松果的小路间，或在脚下长着盛开小黄花的酢浆草的湿墙边，旧墓碑几乎与土同色，已辨认不清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成群的人们来到这里，耕耘、犁地，某些地方越犁越深，另一些地方的耕地却越来越浅，直到一层薄土将其盖住，整个地区又重新野草丛生，他们生儿育女，然后消失了。他们的儿子们也是如此。他们的子孙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就像他一样，没有过去，没有道德，没有教导，没有信仰，但乐于如此，乐于这样生活在阳光之中，在夜晚与死亡面前感到忧虑。这几代人，这些来自众多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已初见暮色的奇妙天空下，固守住自己，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他们已被深深地遗忘，事实上，这片土地给予的正是这个，它与暮色一起从天而降，罩住正走在乡间小道上的三个男人，由于夜色临近，他们感到忧伤，充满焦虑，当夜幕一下子降至大海，笼住起伏的大山及高原时，非洲的男人们都会感受到这种焦虑不安，正如在德尔弗山边所感受的那种神圣的不安，那里的夜晚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庙宇与祭坛会显现山中。但在非洲大地上，庙宇已被毁坏，残存的只有心灵上这种无法承受的负重及温馨的感觉。是的，他们都死去了！他们还将死去！静静地，抛开一切，正如他的父亲，死于无人理解的悲剧中，远离他的故乡，度过了不是自然而成的一生，从孤儿院到医院，中间经过了不可避免的婚姻，生活就这样不以他的意志建立了起来，直到战争杀害了他，埋葬了他，从此成为家人及儿子的陌生人。他也被深深地遗忘，无尽的遗忘是他这一类人最终的祖国，是无根无源地起始的生命的必达之地，在现时的图书馆里如此多的回忆录利用在这个殖垦地找到的孩子们，是的，在这里的都是寻回及失去的孩子，他们建起了临时的城镇，日后有一天，在他们自己中间及其他人中间死去，就好似人类的历史在其中一片古老的土地上从未停止过步伐，但却留下太少的痕迹。这历史在不落的阳光下同真正创造了历史的人们的记忆一起蒸发掉，只简化为暴力与屠杀，仇恨的怒火，迅速涨满又一下子干涸了的血流，一如此地的平谷。此时，夜色从地面升起，开始淹没一切，死去的和活着的，在始终神奇的天空下。他恐怕永远也无法了解他的父亲，他继续沉睡在那边，面容永远消失在灰烬中。这个男人身上有种神秘感，他曾想弄清这种神秘。但最终，只有贫困这个秘密让人们既无姓名，也无过去，让人们回到了默默死去的大众之中，他们创造了世界，又永远地摆脱了世界。这正是他父亲与“石岩号”船上的人们的共同点。萨海尔的马翁人，高原上的阿尔萨斯人，以及这个介于沙与海之间的很大的岛屿，现在已被寂静覆盖住了，也就是说，从血缘、勇气、劳作、天性上来看，都是既残酷又令人同情。他曾想摆脱无名的地区，无名的人群及家庭，但在他内心，却固执而持续地寻求着无闻无名，他属于这个部落。夜色中，他茫然地走在气喘吁吁的老医生左侧，聆听着从广场上传来的阵阵音乐，眼前又出现了亭子边那些阿拉伯人冷漠而难以捉摸的面孔，韦亚尔的大笑及倔强的面庞，也重现了爆炸时，他母亲那绝望的面庞上使他心痛的柔弱与悲伤。在年代的夜幕中走在遗忘国里，那里每个人都是第一个人，他自己就不得不独自成长，没有父亲，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父亲唤着儿子，等他稍大懂事时，对他诉说家庭的秘密，或往昔的痛苦，或他的生活经验，在这样的时刻，甚至愚蠢丑恶的波罗尼乌斯在听拉厄耳忒斯[115]诉说时也会一下子变得伟大起来。而他长到十六岁、二十岁，从来无人对他诉说，他只得自己去学、独自成长，长力气，长能力，独自寻找他的道德准则及他的真理，最终长成一个男人。随后，又经历了更加艰难的诞生，开始同他人相处，同女人相处，正如所有出生于此的男人们，一个又一个地在没有根基、没有信仰中试图学会生活。今天，他们全都面临着一个危险，即永远的默默无闻，并失去他们曾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那点儿神圣痕迹。墓地中夜色笼罩的那些无法辨认的墓碑应教会其他人去感受那些已被遗忘的、这片土地上众多的前辈征服者们，此时，他们应该承认其先驱种族团结及命运的力量。

飞机正向阿尔及尔降落。雅克想着圣布里厄的小墓地，在那儿，士兵们的墓地比蒙多维[116]的墓地养护得好。地中海在我心中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在有限的地域，记忆与姓名都保存完好，另一个是在大片的土地上，风卷沙土擦去了人的痕迹。他曾试图摆脱那种无声无息、贫困无知的生活，摆脱他禁锢其中的那种盲目的忍耐，无语言、无计划的现实生活。他曾周游了世界，立业、创造、揭示了人类，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此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圣布里厄及其象征，对他来说，从未占据过什么位置。他想到他刚刚离开的破旧、长着绿苔的坟墓，以一种奇特的愉悦接受了这个事实：死亡将他带回了他真正的祖国，也以无尽的遗忘掩住了那个怪异而[平凡]之人的记忆，他曾无助地成长、立业，在贫穷之中，在幸福的大海边，在世界的晨曦中，以便日后能独自地、没有回忆、没有信仰地去接触他那个时代众人的世界及可怕而振奋的历史。

[1] 补充地质情况，地球与大海

[2] 索尔弗里诺。

[3] 旧得裂了缝。

[4] 或是一顶圆顶礼帽？

[5] 穿着一双大厚鞋。

[6] 小男孩。

[7] 天黑了？

[8] 我跟摩洛哥人打过仗（目光含糊），摩洛哥人不好。

[9] 与前文描述相矛盾：“一个四岁的小男孩睡在她的怀里。”——译者注

[10] 正如显微镜下某些细胞的情况。

[11] 餐馆老板娘名为“雅克太太”。——译者注

[12] 从开始，就需写明雅克的怪异。

[13] 过渡。

[14] 要写及要删除的章节。

[15] 这三段被画上横线。

[16] 我常借钱给那些我毫不感兴趣的人，我知道有借无还。这是因为我不会拒绝。同时，我又感到恼火。

[17] 雅克／自我幼年起，我就试着自己去感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既然我周围无人能够告诉我。现在，我认识到，一切都抛弃了我，我需要有个人为我指路，对我褒贬，不只是一种影响力，而是具有权威性。我需要一个父亲。我以为我知道，我掌握了，我还不［知道？］。

[18] 大约是十岁左右。

[19] 这些大厚书是新闻纸的，封皮染色粗糙，书价比书名和作者名字还大。

[20] 极为干净。一个衣柜，一个大理石台面的木制梳妆台，一块编结的床前小地毯，又旧又脏，边缘已破损。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大箱子，上面盖着一块带流苏的阿拉伯旧地毯。

[21] 皮埃尔是他的朋友，也是一个战争寡妇的儿子。这位寡妇在邮局工作。

[22] 见作者下面的解释。——译者注

[23] 最佳守卫者要用单数。

[24] “拳斗”正是发生在绿野。

[25] 将一颗杏核放在摆成三角形的另三颗杏核上。在一定的距离外，扔出一颗杏核去破坏这种结构。成功者可拿起全部四颗，失败了他的杏核便归杏核堆的主人。

[26] 重大的。

[27] 说出树名。

[28] 两个苏。

[29] 如果你淹着了，你妈妈会打死你。——你这么光溜溜的不害羞吗？哪里，她可是你妈妈。

[30] 兄弟。

[31] 星期日。

[32] 以后变成埃尔斯特。

[33] 过渡。

[34] 两个看不清的词。——译者注。

[35] 眉弓突出而光滑，黑亮热切的眼睛闪闪发亮。

[36] 父亲—问题—1914年的战争—谋杀。

[37] 14。

[38] 中士当时说，不管（生殖器）在或不在，你终归是死了。

[39] 1914年阿尔及尔的报刊。［原文如此］

[40] 八月。

[41] 他从未见过法国。他见到了，并被杀死在那儿。

[42] 发挥。

[43] 她以为弹片是自行爆炸的。

[44] 换房间。

[45] ——他在见母亲前已看到这儿了？——在第三部分重写克索斯的暗杀，这样，这里只简单地指出有暗杀。——再远些。

[46] 从这儿直到“痛苦”这一大段都圈了起来，并画了一个问号。

[47] 原文如此。

[48] 她从不使用虚拟式。

[49] 与哥哥亨利的关系：打架。

[50] 吃的东西有：炖内脏——炖鳕鱼、鹰嘴豆。

[51] 过渡。

[52] 在上文中，雅克·科尔梅利的母亲名叫“露茜”，自此以后，她叫卡特琳。——译者注

[53] 羞愧与厌恶交加。

[54] 不是。因为他已经说过在街上丢失过硬币，他不得不找另外的理由。

[55] 她的侄女们。

[56] 补充贫穷的迹象——失业—在米利亚纳的夏令营—军号声—被赶出门—不敢对她说。说：那么，今晚喝咖啡。时而，有些变化。他看着她。他常读一些穷人的故事，女人都很勇敢。她未露笑容。她去了厨房，勇敢地——不屈服地。

[57] 引入年老的埃尔斯特舅舅。从前——他的照片在雅克和母亲的房中。或者，让他随后出现。

[58] 时而叫埃尔斯特，时而叫艾蒂安。这两个名都是同一个人：雅克的舅舅。——译者注

[59] 九岁。

[60] 他存了钱，给雅克。

[61] 中等身材，有点罗圈腿，肌肉厚实的背部有点驼，虽有点瘦，却显出少有的阳刚之气。不过，他的面庞一直是，也应该是一张年轻的脸，清秀、端庄，有点[ ]（一个划掉的词。——原编者注），同他姐姐一样，漂亮的棕色眼睛，鼻梁挺直，秃秃的眉弓，下巴匀称，漂亮而浓密的头发，不，有点卷曲。仅仅他漂亮的外貌就足以解释了；尽管有残疾，他还是有过几次艳遇，虽未能达到谈婚论嫁，也极为短暂，但有时也带有爱情色彩。比如，他与街区里一个已婚商妇的交往。有时，他星期六晚上带着雅克去临海的布雷松广场听音乐会，军乐团在亭子里演奏“科奈维尔的大钟”，或“拉克梅”之曲。在夜间绕[]而行的人群中，身着盛装的埃尔斯特设法碰到穿着柞蚕丝绸衣的咖啡馆老板娘，他们互相友好地笑笑，有时，做丈夫的也会对埃尔斯特说几句友好的话。当然，他从不会把他看作一个潜在的情敌。

[62] 拉姆娜洗濯房[作者圈起的词，h，d，e.]。

[63] 海滩，白木板块，瓶塞，被腐蚀的碎瓷片……芦苇。

[64] 打猎？可以取消。

[65] 书中也许应着重描写物品及食物。

[66] 注意，改名字。

[67] 托尔斯泰或高尔基（I）“父亲”。从这里引出陀思妥耶夫斯基（Ⅱ）“儿子”，寻根产生当时的作家（Ⅲ）“母亲”。

[68] 热尔曼先生—中学—宗教—外婆的去世—结束在埃尔斯特手上？

[69] 微型悲剧。

[70] 阿拉贡为莫里哀喜剧《悭吝人》中的主角。意为吝啬鬼，守财奴。——译者注

[71] 埃尔斯特的家，外婆去世后的卡特琳。

[72] 无能为力的爱的泪水。

[73] 放到前面去——没有吕蒂安的打斗。

[74] 因为老年将至——那时候，雅克觉得母亲已经老了，而她不过是他自己现在的年龄，不过青春首先得有很多机遇，而对他来说，生活是仁慈的……[圈起的段落n.d.e.]。

[75] 将工场事件放在生气之前，也许在介绍埃尔斯特之初。

[76] 做完酒桶。

[77] 看不清楚名字。

[78] 在奥尔良城地震时再提到米歇尔。

[79] 第二部的第六节。

[80] 弗朗西斯也去世了（见最后注释）。

[81] 德尼兹十八岁离开他们去闯生活——二十一岁发了财返回，卖了她的首饰，将她父亲——被流行病夺去了生命——的马厩翻整一新。

[82] 女儿们呢？

[83] 名字看不清。——译者注

[84] 不过，事实上这是些魔鬼？（不，他才是。）

[85] 忧郁的君主，为夜晚的美景而自豪。

[86] 见附录：单页（Ⅱ）作者当时插在手稿的第68—69页之间。——译者注

[87] 异国情调，豌豆汤。

[88] 绰号出自第一个做此工作的人，他的名字确实叫嘎鲁发。——译者注

[89] 原文如此。——译者注

[90] 作者在此写出了小学教师的真实姓名。——译者注

[91] 小说。

[92] 惩罚。

[93] 或有人受罚，有人乐。

[94] 及你死去的先人是婊子。

[95] 本段于此处结束。——译者注

[96] 苏人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97] 在古罗马卡皮托利山丘的西南端，古罗马时期，将罪犯由此处抛下。——译者注

[98] 位于古罗马卡皮托利山丘上。——译者注

[99] 此段于此结束。（最后一句话无主语。——译者注）

[100] 助学金。

[101] 在空白处，有三行无法辨认的字体。——译者注

[102] 死亡在阿尔及利亚。

[103] 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104] 见教理课本。

[105] 手稿上此处没有其他的词。——译者注

[106] 证实一下助学金计划。

[107] 马车，火车，船，飞机。

[108] 两个看不清的词。——译者注

[109] 阿拉伯语：“这是命中注定。”——译者注

[110] 发挥。

[111] 48（作者框起的数字）。

[112] 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干寒而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译者注

[113] 一个辨认不清的词。

[114] 陌生的。

[115] 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父亲。——译者注

[116] 阿尔及尔。

·第二部 儿子或第一个人·

一 中学

[1]这一年的10月1日，雅克·科尔梅利[2]脚穿大大的新鞋，颇不得劲儿，身穿浆过的衬衣举止拘谨，肩挎散发着油漆和皮子气味的书包，与皮埃尔一起站在有轨电车的车头前部，看着他们旁边的司机将手柄推到了一挡速度，沉重的车辆离开了贝尔库车站。这时，雅克回转过头，想看看几米之外的母亲和外婆，她们依然俯在窗台上，目送他第一次走向神秘的中学，但他未能看到她们，因为他旁边的人翻开《阿尔及利亚快讯》，正在阅读内版。于是，他又转身朝向前方，看着钢轨被机车一段段地吞进，在他们的头顶上，电缆线在晨风中晃动。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除了几次远游外，他从未真正离开过的熟悉的社区（当人们进城时，说是“去阿尔及尔”），他心里有点儿难过。车速越来越快，尽管皮埃尔友好地与他肩靠着肩，他还是感到孤独不安，就像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不知如何是好。

实际上，无人能助他们。他和皮埃尔立即发现他们得独自面对一切。贝尔纳先生，他们不敢去打扰，况且他也说不出什么，因为他对中学一无所知。在他们家里，更是全然不知。对于雅克全家，比如说，拉丁语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符号。曾有那样几个时代（只除了原始兽性时代，这他们倒可以想像），人们不讲法语，有那样的一些文明相继而至，其习俗与语言是如此的不同，这些事实他们浑然不知。图像、书籍、传闻，以及平常交谈中肤浅的文化知识，这一切她们从未涉及过。在这个家庭中，没有报纸，在雅克带回书以前，没有书籍，也没有收音机，有的只是一些常用的东西。家里来的都是亲戚好友，人们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总是去拜访同样无知的家庭，雅克从中学带回的东西在家里无人理解，于是，他与家人之间便更加无话可说。在中学，他同样不能谈论他的家庭，他感觉到这个家有点特别，即便他能够战胜使他缄默不语的强烈的羞耻感，他也无法表达这种感觉。

使他们感到孤独的，并非是社会阶层的不同。在这个移民国家中，到处可见迅速致富及惊人的破产，阶层的界线远不如种族明显。如果孩子们是阿拉伯人，他们会更加痛苦，倍感苦涩。此外，他们在社区小学时已接触过阿拉伯同学，不过，中学的阿拉伯孩子却不同，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子弟。不，使他们感到不同于人的东西，而雅克比皮埃尔更甚，因为这种独特感在他家中比在皮埃尔家更为明显，这便是他的家庭不可能符合传统的价值及观念。在学年初的问卷中，他当然可以回答说他的父亲死于战争，这大致上已体现了其社会地位，说明他是国家抚养的战争孤儿，这大家都明白。但随后，便犯难了。在发下来的表格中，他不知应在“父母职业”中写什么。他先写上了“家庭妇女”，而皮埃尔写的是“邮电局职工”。但皮埃尔告诉他，做家务不是一项职业，而是指一个不工作、在家做家务的主妇。“不，”雅克说，“她也给其他人做家务活，特别是对面的服饰用品店。”“那么，”皮埃尔迟疑着说，“我想，应该写上女佣。”雅克从未有过这个念头，理由很简单，这个不常用的词在他家中从未有人提过——还有一个理由便是他们家里从来无人感觉到她在为别人工作，她首先是为自己的孩子工作。雅克写上了这个词，写完后，一下子感受到了羞耻，并为有这种羞耻感而感到羞耻。

孩子本身并不重要，代表他的是他的父母。正是通过其父母的社会地位，他为自己定位，在世人眼中定位。他感到自己所受到的真正的评价也要受父母的影响，也就是说，是无可辩驳的。雅克刚刚发现的正是这种世人的评价，以及对自己心态的自我评价。他那时无法知道，长大成人后，自然就不会有这种羞耻感了。因为，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要看他的为人，家庭的影响很小，反之，甚至可能会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评判其家庭。但此时的雅克需具有超常的坚强而纯洁的心灵才能承受他的发现，需具有强人的忍辱负重才能接受向他揭示了自己本质的痛苦而不会发狂及感到耻辱。他毫不具备这些品质，但固有的骄傲至少在此时帮助了他，让他坚定地在表格上写下了“女佣”，并神色坚定地交给了辅导老师，而老师却毫未留意。就此，雅克丝毫不想改变家庭及家况，他现在的母亲就是他在世界上最爱的人，即使他是极其狂热而痛苦地爱着她。此外，如何才能让人明白，一个穷孩子虽然有时会感到羞愧，但却从来无所想望？

还有一次，当人们询问他的宗教信仰时，他答道：“天主教。”当问他是否要上教理课时，他想起了外婆的恐惧，回答说不。板着面孔的辅导老师说：“总之，你是一个不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雅克无法解释他家的事及他们家人对待宗教的奇特方式。因此，他坚定地答道：“是的。”人们笑了起来，觉得他挺任性。而此时，正是他最六神无主的时候。

又一天，语文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份有关校内管理的印刷材料，让他们带回家由父母签字。材料上列举了禁止学生带入学校的物件，从武器乃至画报，还有扑克牌等，其用词极为讲究，雅克只得用白话给他母亲和外婆作了个概述。家中只有母亲能够在材料下边好歹签个名字[3]，因为丈夫去世后，她每个季度要去领取战争寡妇抚恤金，国库的管理部门——不过，卡特琳·科尔梅利只简单地说去国库，对她来说，这只是个专有名词，没有任何意义，但却使孩子们感到那是个神话般的地方，是取之不尽的财源。他们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可去取上一小笔钱——每次都让她签名，开始她感到为难，后来，一个邻居（？）教她照葫芦画瓢地学会了“寡妇加缪”的签名，她凑合着写了上去，并得到了认可。但第二天早晨，母亲由于要去清扫一个开门很早的商店，已先于他出了门，雅克发现母亲忘记签名了。他外婆不会。她是用画圈的方法来算账的，根据一个圈，还是两个圈，分别代表个位，十位或百位。雅克只得带着未签名的材料去了学校，解释说母亲忘记了。当被问到他家里是不是没有别人能签名时，他回答说是的。从老师惊讶的神情上，他才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像他始终认为的那样平常。

更使他感到困惑的是那些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是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而偶然来到阿尔及尔的。最令他琢磨的是乔治·迪迪埃[4]。他们俩都非常喜欢法文课和阅读课，因此，他们之间关系很密切，皮埃尔对此颇为忌妒。迪迪埃的父亲是个官吏，是一个严格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他母亲“搞音乐”，他姐姐（雅克从未见过，但他有着美好的幻想）绣花，而迪迪埃的一生，据他自己说，是要成为神父。他极为聪明，在信仰与道德问题上毫不妥协，坚定不移。从未听他说过一句粗话，或像其他孩子那样，扬扬自得地说些暗指生理或生育之类的话，尽管在他们头脑中对此类话题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晰。他们成了好朋友后，他试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雅克不再说粗话。雅克同他在一起时轻而易举地就办到了。但当他同其他人共处时，又随意地说起了粗话（此时，他多变的性格已显现出来，这使他能够轻易地做许多事，使他能讲多种语言，适应各种环境，扮演各种角色，只除了……）。同迪迪埃在一起，雅克才知道了什么是法国中产阶级。他的朋友在法国拥有一座住宅，他每年都回去度假，他经常对雅克讲起或在信中描述，这房屋有一个阁楼，里面放满了旧箱子，箱子里保存着家庭里的通信、纪念物和照片。他了解自己祖父母及曾祖父母的故事，一个曾在特拉法卡尔当过水手的祖先的故事，这漫长的历史在他的想像中栩栩如生，是他日常行为举止的榜样及鞭策。“我爷爷说过……我爸爸希望……”他就这样显示着他的严谨，他那累人的纯正。当他谈到法国时，总是说“我们的祖国”，并表示在需要时，愿为祖国做出牺牲（“你的父亲是为祖国而死的”，他对雅克说……），而祖国的概念对雅克来说没有意义，他知道他是法国人，应承担某些义务，但对于他来说，法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倚仗她，有时她也需要你，有点像他在外边听人谈论过的上帝，这上帝似乎是善与恶的最高掌管者，人们无法影响它，而它却左右着人类的命运。他的这种感觉比同他一起生活的几个女人更强烈。“妈妈，什么是祖国[5]？”有一天他问道。她显得有点慌，正如她每次遇到不明白的事。“我不知道。”她说道。“是法国。”“噢！是的。”她好似松了口气。而迪迪埃知道这一切，对他来说，世代相传的家庭牢牢地存在于世，通过其历史，他了解他的出生地，他称呼圣女贞德时只呼其名：让娜。同样，对他来说，善与恶都有一定之规，正如他自己当年与未来的命运一样。雅克，以及皮埃尔隐隐地感觉到他们属于另类：没有过去，没有祖屋，没有堆满信件与照片的阁楼。从理论上说，他们是一个模糊国家的公民，那里会有白雪覆盖屋顶，然而他们却是在烤人的骄阳下长大，具有最初级的道德观，例如教导他们不能偷窃，要保护母亲及妇女，但对有关女人及对待上级的关系等众多问题却毫未涉及……（等等）。总之，他们是被上帝遗忘，也不知晓上帝的孩子，无法设计未来。他们觉得，在太阳、大海或贫困那漫不经心的神灵保护下，每日的现实生活已是如此地取之不尽了。的确，如果说雅克如此深切地依恋迪迪埃，恐怕正是由于这孩子那颗追求完美的心，极为忠诚的心（雅克第一次听到忠诚这个词——他曾读过上百次——就是出自迪迪埃之口），以及他那种迷人的温情，不过，也是由于他的与众不同。在雅克看来，他的魅力具有异国情调，深深地吸引着他，正如长大成人后，雅克感到不可抗拒地被外国女人所吸引。那个具有家史、传统及宗教的孩子对雅克的诱惑力可与晒黑了皮肤的冒险者相媲美，他们从热带地区归来，罩在奇特而不可思议的神秘光圈中。

但卡比利亚[6]牧童站在阳光暴晒而光秃的山上，望着大雁飞过，幻想着它们来自北方，途经万里来到此地。他在白天幻想了一整天，晚上回到长满乳香黄连木的山丘上，回到家中穿长裙的女人身边，回到破旧的茅屋，他的根基扎在这里。就这样，雅克被资产阶级（？）传统这种奇特的媚药所迷醉，而实际上，他最亲近的人是同他最为相似者，这就是皮埃尔。每天早晨六点一刻（只除了星期日和星期四），雅克大步地跃下他家的楼梯，奔跑着，无论是在夏季的湿润气候中，还是在冬季把他的披风吹得鼓鼓的暴风雨中，在喷泉处转弯，跑上皮埃尔家的街道，冲上三楼轻轻地敲门。皮埃尔的妈妈，一个漂亮大方的女人给他打开门，一进门就是摆设简单的饭厅。饭厅两头的墙上各有一扇门，通向卧室。一间是皮埃尔与母亲同住，另一间住的是他的两个舅舅，强壮的铁路工人，不爱说话，总是面带笑容。进入饭厅右手一间既不通风也无光线的小房间用作厨房和卫生间。皮埃尔总不准时。他坐在铺着漆布的饭桌前，如果是冬天还亮着一盏油灯，手里端着一个棕色的釉瓷大碗，小心地大口喝着他母亲为他准备的滚烫的牛奶咖啡。“吹一吹。”她说道。他吹了吹，咂着嘴吮吸着，雅克来回换腿站在旁边望着他[7]。皮埃尔喝完后，还得到点着蜡烛的厨房去，洗碗池前放着一杯水，水杯上摆着一支挤上一条专用牙膏的牙刷，因为他患有牙齿脓漏。他穿上斗篷，背上书包，戴好帽子，全副武装地到厨房里用力而长久地刷着牙，然后很响地吐在洗碗池中。牙膏的药味儿与牛奶咖啡味儿混在一起，雅克有点恶心，同时也等得不耐烦了，他显示在脸上让皮埃尔知道，随之而来的便常常是赌气，而这也恰是友谊的凝固剂。于是，他们沉默不语地走下楼梯，来到街上，板着脸一直走到有轨电车站。有时却正相反，他们嬉笑着互相追逐，或是把一个书包当橄榄球相互传递。他们在车站等着车，窥着红色电车是否到来，以便早知道坐两三位司机中哪一位的车。

他们看不上后面那两节车厢，总是爬到车头上去，站在前边。每次都很艰难，因为电车上挤满了进城上班的工人，而且他们的书包也挺碍事。每次有人下车，他们就赶紧往前挤，站到最前面去。在那块用铁板和玻璃制成的隔板后边，高而窄的变速箱顶上有一个手柄，可平行环绕转动，其中一个大而凸起的钢卡槽为空挡，另外三个为各挡速度，第五个卡槽为倒车挡。只有司机们可以操纵这手柄，在他们的上方贴着一个告示，禁止与司机谈话。两个孩子极为崇拜他们，把他们看作半个神仙。他们身穿准军事化的制服，戴着硬牛皮帽檐的制服帽，只有阿拉伯司机顶着小圆帽。两个孩子以貌辨人。一个是“友好的小个儿青年”，他看上去很年轻，肩膀瘦削；“棕熊”是一个又高又壮、线条粗犷的阿拉伯人，目光始终直视前方；“动物之友”是一个面色灰暗，目光明亮的意大利人，总是弓腰握着手柄，他绰号的由来是：他几乎会把车停下来，以避免压着一条心不在焉的狗，还有一次是一条狗大模大样地将狗屎拉在铁轨之间时；“佐罗”是个大个子蠢家伙，他的面庞和小胡子颇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8]。“动物之友”是孩子们心仪的朋友，但他们最崇拜的是“棕熊”，他沉着镇静，稳稳地端坐着，快速驾驶着轰轰响的电车，蒲扇般的左手紧握着操纵杆，只要可能，立即将速度推到三挡，警惕的右手放在变速箱右侧的大制动轮上，做好准备，一旦手柄推到空挡，电车在钢轨上沉重滑动时，便有力地把制动轮转上几圈。“棕熊”驾车时，在转弯和道岔处，用大螺旋弹簧固定在电车顶上的集电器杆常会脱离通过一个空心轮相连接的电缆线，于是，它震颤着，劈啪作响，擦着火星，直立起来。售票员跳下电车，抓住集电器杆一端的长线——这长线自动卷入动力车后面的铁箱中——，用尽全身力气顶住钢轮的阻力把线拉出，把集电器杆重新向后拉去，让它慢慢上升，试着让电线进入轮子的空心轮辋中，周围逆溅着火花。孩子们把身子探出车外，如果是冬天，就把鼻子挤在车窗上，关注着一切，成功时，便对着人群通告一声，这样既通知了司机，又未违规与其交谈。但“棕熊”却无动于衷，他按规矩等着售票员拉动悬在电车后部的细短绳，使前面的铃声响起，发出开车信号。于是，他又重新启动电车，仍然勇往直前。孩子们聚在前面，在阴雨绵绵或阳光灿烂的清晨，看着脚下与头顶驶过的钢轨和电网，快乐地望着电车快速超过一辆马车，或与一辆笨重的汽车并驾齐驱一阵。随着市中心的临近，每到一站，就有一些阿拉伯工人和法国工人下车，而穿着整洁的另一些人又上了车，铃声一响，电车又重新起动，就这样从城市弧形的这一端驶向另一端，直到一下子来到港口，宽阔的海湾一直延伸到天边那蓝蓝的大山边。再过三站，就是终点站：市府广场，孩子们就在那儿下车。广场的三面环着树木及带拱廊的房屋，一面朝向白色的清真寺，后面是港口。广场中央矗立着奥尔良公爵的跃马雕像，在明亮的天空下盖满铜锈，青铜已成黑色，阴天下雨时流淌着雨水（传说，雕塑家忘了雕上马衔索，因而自杀了），马尾上不停地流着水，落在用铁栅围绕雕像的小花坛中。广场上铺着亮亮的小块铺路石，孩子们跳下电车后，在路面上一直滑向巴巴苏恩街，从那儿五分钟就能走到中学。

巴巴苏恩街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边的拱廊坐落在粗大的方柱上，使其更显狭窄，也就刚好铺设上电车轨道，由另一家公司经营，保障着此区与城市高地社区的交通。晴天，蔚蓝的天空像一个火热的盖子罩在街上，拱廊下的阴凉处还算凉快。雨天，整条街就变成一个潮湿发亮的石头深沟。拱廊里的商店接连不断。布匹批发商的店面涂成深色，柔和地衬托出亮色面料；香料店中飘出丁子香花蕾和咖啡的香味儿；阿拉伯商贩摆摊出售流着油和蜜的糕点；阴暗幽深的咖啡店中，大咖啡壶此时正噗噗作响（而晚上，灯光照得通亮，咖啡店里人声鼎沸，一群男人踏着洒在地板上的锯末，挤在吧台前，吧台上摆着装满烧酒的杯子及其满茶碟的羽扇豆、鳀鱼、芹菜块、橄榄、炸薯条和花生米）；最后是为游人开的百货店，里面出售难看的东方彩色玻璃小饰物，小饰物摆在平放的玻璃框中，四周是放着明信片的旋转栏及色彩鲜艳的摩尔式头巾。

其中一个百货店位于拱廊中部，店主是一个总坐在玻璃窗后面的胖男人，无论是在阴凉中还是在灯光中，他都显得臃肿、苍白，金鱼眼，就像是搬起石块或枯木后看到的动物一样，尤其是头上一毛不留。鉴于他这一特点，中学生们为他起了绰号“苍蝇溜冰场”及“蚊子赛车场”，宣称蚊蝇在这头顶的不毛之地上奔跑转弯时会失去控制，无法保持平衡。通常，在晚上，他们像一群惊鸟一样从商店前蜂拥而过，看着他，叫着倒霉蛋的绰号，发出“滋滋”的叫声，模仿着苍蝇滑下的声音。胖商贩斥骂着他们；有那么一两次，他自以为是地试图追赶他们，却不得不放弃了。突然，他在叫嚷取笑声中缄默不语，接连几个晚上，助长了孩子们的威风，最后竟然到他眼皮底下来大喊大叫了。一天晚上，胖商贩雇用的几个阿拉伯青年从藏身的柱子后突然出现，扑向了奔逃的孩子们。雅克和皮埃尔那个晚上多亏腿脚敏捷，才快速逃脱了惩罚。雅克只是脑后挨了一巴掌，醒过神来后，立即远离了对手。但是他们有两三个同学脑袋上却重重地挨了好几下。随后，学生们又密谋要劫掠商店，打伤店主，但事实上，他们的诡计没有任何下文，他们不再折磨他们的受害者，并习惯了假惺惺地从对面的人行道上走过。“人们泄气了。”雅克苦涩地说道，“不管怎么说，是我们错了。”皮埃尔答道：“是我们错了，而且我们怕拳头。”后来，他回忆起这段故事，那时，他（真正）明白了，人只是装作遵纪守法，而从来只在强力面前屈服[9]。

巴巴苏恩街的中部，有一侧没有拱廊，显得宽阔些，那里坐落着圣维多利亚教堂。这座小教堂占据的位置原来是一座清真寺。在教堂刷白的正面上，凿了一个奉献祭品礼，总是鲜花盛开。在畅通的人行道上开着花店，孩子们经过的时候，架上已摆满了鲜花，按季节的不同，大把的鸢尾花、康乃馨、玫瑰花或银莲花插在高高的保养盒里，其上部边沿由于经常洒水淋花而锈蚀了。在同一条人行道上，还有一个阿拉伯炸糕店，这实际上是一间陋室，勉强住下三个男人。陋室的一侧挖了一个火炉，周围铺着蓝白相间的瓷砖，火炉上一个翻滚的大油锅正在欢唱。火炉前总是盘腿坐着一个怪人，穿着阿拉伯短裤。天热时上身半裸，其他时候穿一件欧式上衣，翻领处用一个安全别针扣紧，再加上他剃光的脑袋，瘦削的脸庞及缺齿的嘴巴，活像一个未戴眼镜的甘地。他手持一个红色搪瓷漏勺，照看着炸在油中渐黄的圆炸糕。炸好一个，也就是说，当炸糕外表金黄、而细腻的内心面团变得松脆呈半透明状时（就像透明的炸薯条），他就小心地将长柄大勺伸到炸糕下，迅速把它捞出油锅，在上面晃动三四下漏漏油，然后将炸糕放在面前用玻璃罩着的货架上，货架的隔板上戳了几个洞，一边摆着已经备好的蜜糖糕条，另一边，扁而圆的是油炸糕。皮埃尔和雅克酷爱这些甜食，当他们两人中哪一个极其偶然地有点钱时，他们便停下脚步，接过用纸包着的炸糕，包纸立刻被油浸成透明状，或是买一个蜜糕，小贩在交给他们之前，先浸入火炉旁边的一个坛子里，糕条于是沾满深色的蜂蜜，星星点点地夹杂着炸糕碎屑。孩子们接过漂亮的美食，咬上一大口，一直往学校跑去，头及上身向前倾着，怕弄脏衣服。

正是从圣维多利亚教堂前，每年开学后不久，燕群南飞。的确，街道在此处变宽，街道上方拉满了电线，甚至还有一条高压电缆，从前为有轨电车所用，废掉不用后也未拆掉。寒潮初至——此地的冷也是相对的，因为从不冻冰。不过，经过几个月的炎炎夏日后，这种寒冷也是极为明显的——，燕子[10]常飞翔在海滨大道上空，飞在中学前的广场上，或飞在贫民区的上空，时而尖叫着啄几下榕树果、海上的垃圾或新鲜的驴粪蛋儿，先是形单影只地出现在巴巴苏恩街的过道中，低低地飞着迎向电车，再呼地一下飞往高处，消失在屋顶上方的天空中。一天早晨，圣维多利亚小广场屋顶上方的电线上突然站满了几千只燕子，紧紧相挨，淡黑色脖颈上的小脑袋点点啄啄，轻轻地移动着爪子，摆动着尾巴为新来者腾点儿位置，灰色的鸟粪盖满了人行道，上万只燕子齐声喳喳叫着，时而夹杂着短促的咕咕声，从清晨起就在街道上空不停地窃窃私语。黄昏，孩子们奔向电车站时，燕叫声渐渐高亢，几乎震聋耳朵，而突然好似得到了无声的命令，万只小脑袋、黑色尾巴的燕子相依而眠。有两三天的工夫，燕子分拨从萨海尔各地赶来，有的还来自更遥远的地方，尽力地在先来者之间安顿下来，渐渐地占据了主要居住地两侧沿街的檐口，齐声欢叫，最后终于变得震耳欲聋。随后，一天早晨，骤然间，燕去街空。曙光来临之前，燕子成群南飞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冬天远早于季节来临了，因为，他们觉得夏季是不能缺少温暖夜色中的燕群欢叫的。

巴巴苏恩街的尽头是一个大广场，左右两侧面对面坐落着中学与兵营。中学背靠阿拉伯城区，其陡峭潮湿的街道沿山坡而上。兵营背临大海。过了中学就是马朗格公园。过了兵营是几乎住了一半西班牙人的巴贝鲁埃德贫民区。离七点一刻差几分钟的时候，皮埃尔和雅克大步爬上台阶，从正门旁边的小门融入一群孩子中。他们来到正面宽大的阶梯前，阶梯两侧贴着光荣榜，他们飞跑上阶梯来到平台前，平台左侧是楼梯，一道玻璃长廊将其与院子隔开。在平台的一根柱子后边，他们看到“犀牛”正在监视着迟到者（“犀牛”是总学监，科西嘉岛人，矮小，爱激动，因有两撇翘胡子而得名）。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皮埃尔和雅克出于“家庭状况”而获得了半寄膳生待遇助学金。因此，他们可以整天待在学校，中午在食堂吃饭。通常早上八点或九点上课，但住校生于七点一刻吃早饭，半寄膳生也有权享用。两个家庭所能享受的权利如此之少，他们从未想像过要放弃某种权利；因此，雅克和皮埃尔便成为极少数七点一刻到校的半寄膳生了。他们来到白色的圆形大饭堂，睡眼惺忪的住宿生们已经坐在镀锌长桌前，面对着大碗及堆着厚厚的干面包片的大筐子。侍者们——大部分为阿拉伯人——裹着粗布大围裙，手提带着长长壶嘴、原本亮闪闪的大咖啡壶穿行于排排饭桌间，往大碗里倒滚烫的饮料，其中的菊苣多于咖啡。孩子们享用了早餐，一刻钟后，便可去学习室，在一个本身也住校的老师的监督下，学生们在课前温习课文。

与社区小学最大的区别是教师很多。在中学，课变老师变，教学方法也随之而变[11]。于是便可作比较，也就是说，可以选择对之爱或不爱。从这一点上看，一个小学老师更像父亲，几乎无所不管，不可或缺。因此，爱不爱他其实不成其为问题。人们爱他，常常是因为要绝对依靠他。如果偶尔有哪个孩子不喜欢他，或不太喜欢他，这种依赖与需要依然存在，与爱也差不多。在中学则相反，老师就像叔叔，是有权进行选择的。尤其是，可以不爱他们。有那么个物理老师，穿着讲究，语言却专横粗鲁，雅克和皮埃尔始终无法“忍受”他，尽管在几年中常常得见他。有幸成为他们最爱的是文学老师。孩子们见他的次数比别的老师多。的确，每次上课，雅克和皮埃尔都很迷恋他，但却无法依赖他，因为他对他们毫无所知，课一结束，他就回到了未知的生活中去，而他们也返回远处的社区，那里绝不会有中学老师居住，他们从未遇到过老师或同学。在他们的电车线上——红色的电车通向下城区（C.F.R.A.线），而被认为是富人居住的上城区走的是另一条线，跑的是绿色电车（T.A.线）。此外，T.A.线直达学校，而C.F.R.A.线却停在市府广场，得从下边[][12]到中学。因此，课一结束，两个孩子一出校门，或者在稍远的市府广场上，他们离开一帮欢快的同学，走向通往贫民区的红色电车时，就会产生隔离感，他们感到的正是隔离，而不是自卑。他们住在别处，仅此而已。

日间上课时，却没有这种隔膜。身上的罩衫可新可旧，但他们都很相像。唯有课堂上的聪颖及游戏中的灵巧才是竞争。在这两项竞争中，这两个孩子都不落后。他们在小学得到了扎实的训练，这使他们从六年级[13]起就名列前茅。他们工整的书写，准确的计算，训练有素的记忆力，特别是，他们受到的教育，是要尊重所有的知识，这些至少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他们的王牌。如果雅克不是那么坐不住——这常常影响他上光荣榜——，如果皮埃尔拉丁语学得更好，他们就会获得全面的胜利。通常，他们都会得到老师的鼓励，受到同学们的尊重。至于游戏，主要是足球，课间休息时，雅克一开始就展示了他多年酷爱足球的水平。比赛是在饭后的休息时间，以及住宿生、半寄膳生和留校学习的非住宿生在四点钟最后一节课前的一个小时休息时进行。此时的一个小时时间是让学生们吃点东西并放松一下，以便能在随后的两个小时中专心准备第二天的功课[14]。雅克才不吃点心呢。这个足球迷跑向水泥地院子，院子周围是有粗柱子的长廊（长廊下，用功者及乖孩子们正边走边聊），那是一溜儿摆着四五条绿色的长凳，种植着粗壮的榕树，并用铁栅保护着。两个阵营分占了院子，守门员守在各侧的两个柱子之间，一个大大的泡沫橡胶球置于中央。没有裁判，球一脚踢出，比赛便伴着叫喊声开始了。学习上与优等生已平起平坐的雅克，正是在这个球场上，得到了差生的尊重与爱戴，他们由于缺乏头脑，常常受到从天而降的狠狠的一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这儿，他首次与皮埃尔分开了，因为皮埃尔尽管也生来灵活，却从不踢球，他比雅克长得快，也弱些，头发也更黄，就好似换了地方，他适应得差些。雅克呢，迟迟长不起来，人们给他起了一些优雅的外号：“超低空飞行”，“矮臀”，不过，他对此毫不在意，用脚飞快地传着球，接连躲过大树，绕过对手，他觉得自己是院子里的国王，生活中的主宰。鼓声响起，预示着课间休息结束，课堂重新开始，这时，他才真正从天上掉下来，突然感到脚踏水泥地，喘着粗气，淌着汗水，为时间的短暂感到气恼，随后，渐渐意识到该上课了，于是又重新与同学一起拥向人群，用袖子大把地擦去满脸的汗水，突然想到鞋钉的磨损，心中一悸。上课后，不安地查看着鞋底，试图估摸一下与前一天的不同及鞋尖的亮度，看到难以衡量磨损程度，稍稍放了点心。不过，有时出现了无法弥补的损坏，如鞋底开了，鞋面断了，或鞋跟扭了，毫无疑问，他回家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这时他收紧肚腹，吞咽着口水，在两个小时的学习中，试图以更加用心的学习来弥补错误。然而，尽管他非常努力，挨打的恐惧还是闹得他心不在焉。此外，这最后的课堂学习显得非常漫长。首先是两个小时。随后，天黑或黄昏时还得继续。高大的窗户朝着马朗格公园。在同桌坐着的雅克和皮埃尔周围，学生们比平时更安静，学习和游戏使他们疲倦，此时他们都埋头于最后的学习时刻。尤其是岁末时，夜色降临在公园的大树上、花坛中及香蕉树丛间，青天渐渐色浓，缓缓弥漫，此时，城市的嘈杂声变得遥远而低沉。天气炎热，某扇窗户微启，能听到小花园上空传来的最后一批燕子的叫声，山梅花及大玉兰树的香味淹没了笔墨尺子的酸苦味。雅克幻想着，心里挺难过，直到年轻的辅导老师将他唤回现实，这个老师自己也在准备大学里的功课。还得等待放学的鼓声。

七点钟，人流拥出校门，一拨拨喧嚷的学生沿着巴巴苏恩街奔跑，街边所有的商店都亮起了灯光，长廊下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以至于有时得跑到汽车道上去，走在铁轨中间，直到看见电车开来，又得赶紧挤进长廊下，一直跑到市府广场前，四周阿拉伯商贩的亭子及货摊，用乙炔灯照得通亮，孩子们愉快地嗅着灯的香料。红色的电车等在那儿，已经人满为患，人远多于早晨，有时人多得站在踏脚上，这是不允许的，但同时又被容忍了，直到有人在某一站下了车，孩子们才钻入人群，各自散开，绝对无法交谈，只用臂肘和身体慢慢挤撞着来到扶手边，从这儿能看到昏暗中的港口，那些缀着灯光的大游船，在暮色笼罩的大海中，好似失火后还残留着炭火的楼房。于是，通亮的大电车在大海的咆哮声中驶过，随后便向市中心开去，在越来越破烂的房屋间穿行，直到贝尔库区，他们在那儿分手。从永远都是黑黢黢的楼梯走向煤油灯的亮光，圆圆的油灯只照亮了餐桌上的漆布及周围的椅子，其他地方依然昏暗，卡特琳·科尔梅利在厨柜前忙着准备餐具，外婆在厨房里热着午间剩下的烩菜，哥哥则在桌角读探险小说。有时，得去姆扎博人开的副食店买即时缺少的盐或四分之一块黄油，或去咖啡馆卡比家找回仍在夸夸其谈的埃尔斯特舅舅。八点钟吃晚饭，静悄悄地，或者舅舅讲起一个不知其所以然的奇遇，逗得自己哈哈大笑。一般来说，不会谈论学校的事，只有时外婆问雅克是否得了高分，雅克说是的，便再无人说话。他母亲从不问他什么，当他说得了好分数时，晃晃脑袋，温柔地望着他，始终是默默地，有点远远的。“别动，”她对母亲说，“我去拿奶酪。”然后，便毫无动静地直到吃完饭，她站起身收拾餐桌。“帮帮你妈妈。”外婆说道。此时，他正拿起小说《帕尔达扬》，准备贪婪地读下去。他帮忙收拾完了，回到灯下，将充满决斗与勇气的大厚书本放在光滑无物的漆布上，这时，他母亲从灯下拿开一把椅子，冬季时坐到窗户边，夏季时坐到阳台上，观望着来来往往、逐渐稀疏的电车、汽车及行人。又是外婆告诉雅克得去睡觉了，因为他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他先拥吻了外婆，随后是舅舅，最后是他母亲。母亲温柔而心不在焉地吻了他一下，又重新一动不动地在夜色中望着街上及下面不懈地流淌着的生命之河，她不懈地待在上边，而她儿子，嗓子发紧，也不懈地在黑暗中观视着她，看着她那弯弯瘦瘦的脊背，充满了在不幸面前那种说不清楚的不安，他一点儿也不懂。

鸡窝与杀鸡

这种对未知事物与死亡的不安，他出了校门回家时总能感受到，每天傍晚时便一下子充满他的胸膛，犹如昏暗迅速地吞没了大地，直到晚上外婆点亮煤油灯为止。外婆将灯罩放在漆布桌上，稍稍踮起脚尖，双腿靠在桌沿上，身体前倾，拧着脖子看灯罩下的灯口，一只手捏住调灯心的铜制调节轮，另一只手用燃着的火柴拨弄着灯芯，直到灯芯明亮地燃烧起来。于是，外婆将灯罩罩进带齿的铜制灯托槽里，发出些许响声，然后，在桌前重新站直，抬起一只手臂，继续调节灯芯，直到黄黄的、暖暖的灯光在桌子上照出圆圆的一圈，光线更加柔和，好似在漆布上反着光，照着女人与孩子的脸庞。孩子此时正在桌子的另一侧观看着点灯仪式，随着灯光亮起，他的心情渐渐放松了。

有时，外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让他去院中抓鸡时，他也会感受到同样的不安，他尽力用骄傲或虚荣去战胜它。那总是在晚上，节日的前夕，复活节或圣诞节前，或者是一个阔点的亲戚来家时，家里既想表示尊重，也想掩饰家中的实际经济情况，显得体面一些。的确，雅克上中学的头几年，外婆让约瑟夫舅舅星期日做小买卖时弄回一些阿拉伯小鸡仔，动员起埃尔斯特舅舅在院子尽头潮湿发黏的地上就地盖起一个简陋的鸡棚，她养了五六只鸡，这些鸡为她下蛋，时而还要献出生命。外婆第一次决定采取行动时，全家正在吃饭，她让哥哥去把受害鸡抓来。但路易[15]拒绝担此重任，他明确地表示他害怕。外婆冷笑着斥责这些富人的孩子们丝毫不像她那个时代的孩童们，他们那时在穷乡僻壤，什么都不怕。“雅克嘛，他比较勇敢，我知道的。你去吧。”说实话，雅克一点也不比哥哥勇敢。但当人们这样说他时，他不能退却。于是，第一个晚上他去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下楼梯，然后在黑漆漆的走廊向左拐，摸到院落大门，打开大门。夜色没有走廊里那么黑，能分辨出通向院落那长着青苔、很滑的四级台阶。右边，居住着理发师及阿拉伯人的小亭子间的百叶窗透出隐隐的亮光。对面，他看到团团泛白的鸡或睡在地上或卧在沾满粪便的栏杆上。来到鸡窝前，他蹲下身，手指抓住头上方的铁丝网网眼，刚一碰这摇摇晃晃的鸡窝，沉闷的咕哒咕哒的叫声及暖暖的、令人作呕的鸡粪味儿便一齐扑面而来。他打开地上的小栅栏门，弯下身子将手臂伸了进去，厌恶地碰到了地面和脏脏的条棍，立即缩回了手，他极为害怕。此时，鸡窝里嘈杂一片，家禽扇动着翅膀挥动着爪子四处乱飞。然而，他得采取行动，既然他被认为是最勇敢的。不过，在一片黑暗中，在这个昏暗肮脏的角落里，鸡的喧闹使他感到焦虑不安，腹部开始阵痛。他停了一下，望望头顶上纯净的夜空，夜空的繁星明亮而安静。然后，他向前扑去，抓住碰到的第一只爪子，将尖叫着吓晕了的鸡拉到小门边，用另一只手抓住另一只爪子，用力把母鸡拉出鸡窝，碰到门边时蹭掉了一些鸡毛，此时，鸡窝里一片尖声狂叫。阿拉伯老人警惕地出现在一下打开窗棂的亮光中。“是我，塔哈尔先生，”孩子干巴巴地说道，“我给外婆抓只鸡。”“啊，是你，我以为来了小偷呢。”他缩回头，院子又笼罩在昏暗中。雅克跑起来，母鸡在他手中拼命挣扎，撞到了走廊的墙上或楼梯栏杆上，他病态般地感到厌恶与恐惧，觉得手心里呈鳞片状的鸡爪皮厚厚的、冷冷的。在楼梯口及家中的走廊里他跑得更快，最后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饭厅里。胜利者出现在门口，头发散乱，膝头被院中的青苔染绿，抓着母鸡，尽可能远离自己的身躯，脸色吓得惨白。“你看，”外婆对老大说，“他比你小，他让你害臊。”还未等雅克骄傲起来，外婆就用坚定的手一把抓住了母鸡的爪子，母鸡一下子安静下来，好似知道已落入了无情的手中。他哥哥吃着甜食，一眼也不看他，只是向他做了个蔑视的鬼脸，这使雅克更加满足。不过，这种满足只持续了一瞬间。外婆对有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外孙感到高兴，作为酬劳，让他在厨房中观看宰杀母鸡。她已系好一条蓝色的大围裙，用一只手抓着母鸡的爪子，在地上放了一个又大又深的白瓷盘，还有一把长长的菜刀，埃尔斯特舅舅常常在一块又长又黑的石头上磨刀，把已用得又窄又薄的刀刃磨得只剩下了闪亮的一条线。“待在那儿。”雅克站在厨房里面指定的地方，外婆待在门口，堵住了母鸡，也堵住了孩子的出路。腰部靠着洗碗槽，[左]肩倚着墙，他恐惧地看着牺牲者的每一个动作。外婆将盘子正好放在灯光下，小煤油灯放在门口左边的木桌上。她把母鸡摁在地上，右膝着地压住鸡爪，用双手压住母鸡防止它挣扎，随后，用左手抓住鸡头，向后拉着放在盘子上方。用那把像刮胡刀一样锋利的刀子，她慢慢地在应该是男人喉结的地方割开了母鸡的脖子，扭动着鸡脖子拉开伤口，同时，将刀子插到软骨深处，发出一声可怕的声音，此时，母鸡吓人地抽跳着，一动不动了。鲜红的鸡血流入了白色的盘子，雅克望着，双腿发抖，好似流淌着的是他自己快要流尽的鲜血。“拿走盘子。”漫长的时间过后，外婆说道。母鸡的血已流尽了。雅克小心地把盘子放在桌子上，盘中血的颜色已变深了。外婆将母鸡扔在盘子旁边，母鸡的羽毛也发暗了，无神的目光，圆而皱的眼皮已耷拉下来。雅克望着一动不动的母鸡，鸡爪已缩起，无力地吊着，鸡冠已褪色、松弛了，终于死了。然后，他回到饭厅里[16]。“我不能看这个，我。”第一个晚上，他哥哥压抑着愤怒对他说，“让人恶心。”“不对。”雅克不大肯定地说道。路易用敌意而审视的神态望着他。雅克恢复过来了。他藏匿起不安，这种在夜晚及骇人的死亡面前感受到的恐慌，在骄傲之中，仅仅是在骄傲之中，他找到了相抗的勇敢意志，最后，这真的使他充满了勇气。“你怕了，就是这么回事。”他最后如是说。“是的，”正好进屋的外婆说道，“以后就由雅克去抓鸡。”“好，好，”埃尔斯特舅舅说，“他勇敢。”雅克呆住了，他望着稍远处的母亲，她正在补罩着袜架的袜子。母亲望着他。“是的，”她说，“很好，你很勇敢。”然后，她又转向街道。雅克睁大双眼望着她，再一次感到心中充满了不幸。“去睡吧。”外婆说道。雅克连灯也未点，借着饭厅的余光在房间里脱了衣服。他睡在双人床的床边上，以便不碰到，也不妨碍他哥哥。由于劳累及感情冲动，他疲惫不堪，一下子就睡着了。因起床晚于他而睡在里面的哥哥跨过他的身体进去睡觉时他醒了，或者母亲有时在黑暗中碰到柜子时会吵醒他，母亲在黑暗中脱了衣服，轻轻地上了床，睡得如此宁静，还以为她醒着。雅克有时真的觉得她醒着，想叫她，又暗忖她是听不到的，于是便强迫自己同她一道醒着，静静地，一动也不动，不出一点声响，直到瞌睡击倒了他，同时也击倒了已劳累了一天、洗涮持家的母亲。

周四与假期

只有周四和周日，雅克和皮埃尔才能寻回他们的天地（只除了某几个星期四），雅克不得脱身，也就是说被课后留校（正如总监的通知条上所注明的，雅克用“惩罚”这个词向母亲作了概述后，让母亲在上面签字），得在中学待上两个钟头，即八点至十点（错误严重时为四个小时），在一个专门的教室，一群受罚者中间，由一个通常为此日还得工作而愤愤不平的辅导老师监管着，做那些枯燥至极的额外作业。皮埃尔在八年的中学期间，从未尝过留校的滋味，但雅克过于好动，也过于虚荣，常为了表现自我而做蠢事，便一次次地被留校。他徒劳地向外婆解释说，这些惩罚涉及的只是某一行为，她辨别不清犯傻与品行不端的区别。对她来说，一个好学生必得是德行好又乖巧，品德高尚才能学习优良。因此，至少在头几年，周四的惩罚由于周三的体罚而变得更加严重。

未被留校的周四及周日，上午用于购物及做家务活，下午，皮埃尔和让[17]才能结伴出去。在气候宜人的季节，可以去细沙海滩，或去练兵场，这是一片宽阔的地带，包括一个划线粗糙的足球场及好几个滚球游戏场。大家可以踢足球，通常是用破布做成的球，踢球的阿拉伯孩子和法国孩子自动组成两队。在其他的季节，两个孩子去库帕[18]荣军院玩儿。皮埃尔的妈妈已离开邮局，在那儿当洗衣女工总管。库帕是阿尔及尔东部一座山丘的名字，位于一条有轨电车的终点[19]。城区到此截止，悦目的萨海尔原野一望无边，有和缓的山坡，充盈的河水，肥沃的草地，以及诱人的红色田园，田间被高高的柏树或芦苇分隔成片。葡萄、果树、玉米茂盛生长而无需精耕细作。城区及潮热的低地社区的人们认为这儿空气新鲜，有益健康。每当阿尔及尔人有点富余钱时，便会避开阿尔及尔的盛夏去气候比较温和的法国度假，只要一个地方的空气稍稍新鲜纯净一点儿，便被冠以“法国的空气”。因此，在库帕，人们呼吸的是法国的空气。荣军院是在战后不久为住院的残废军人建的，离电车站只有五分钟的路。这里曾是一个旧修道院，建筑结构复杂，几个侧翼房屋那厚厚的白灰墙下是遮阳长廊及凉爽的拱形大厅，这里是厨房及服务区。皮埃尔的妈妈，马尔隆太太领导的洗衣房就在一个大厅里。她先在弥漫着熨斗的热气及湿衣服味道的大厅里招待孩子们，旁边是她领导的两个职员，一个是阿拉伯人，一个是法国人。她给他们每人一块面包，一块巧克力，然后，挽起袖子，露出漂亮、青春而有力的手臂：“把东西放进口袋，四点时再吃，去花园里玩吧，我要工作了。”

孩子们先在走廊及内院溜达，通常是立即就把他们的下午点心吃掉，以便除去碍事的面包及在手指间融化的巧克力的累赘。他们遇到一些残废军人，有缺胳膊少腿的，有坐在轮椅上的，没有毁容或瞎眼的。只有残肢的，穿戴整洁，常常挂着勋章，衣服袖子或裤腿仔细地挽起，用安全别针别在看不见的残肢端部。一点也不可怕，他们人很多。孩子们第一天感到震惊，随后便如同他们见过的所有新鲜事物一样，立即将其融入了这个世界的正常秩序中。马尔隆太太告诉过他们，这些男人在战争中失去了臂膀或腿，而战争正是他们那个天地的一部分，他们耳闻的都是战争，战争影响了他们周围那么多的事物，他们毫不费力地明白，战争中完全可能失去臂膀或腿，甚至可以把战争准确地定义为一个失去大腿和胳膊的生活时期。因此，这个瘸子、跛子的世界对于孩子们来说毫无悲剧色彩。的确，有些人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但大多数人年轻而欢乐，甚至拿自己的残疾开玩笑。“我只有一条腿，”说话者金发方脸，健康开朗，常常在洗衣房里闲逛，“但还能踢你们的屁股。”他对孩子们说。于是，他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扶着长廊护墙，跃起唯一的一条腿踢向孩子们。孩子们随他一起笑着，撒腿逃掉了。只有他们能够跑动并使用双臂，他们觉得很正常。仅一次，雅克在踢足球时扭伤了脚。在几天里不得不拖脚而行时，他想到，周四的那些残废军人一生都不能跑动，不能跳上徐徐开动的有轨电车，不能踢球。人体机器的这种可惊可叹之处一下子震动了他，同时，想到自己也可能成为残肢人，他感受到了一种盲目的恐慌，随后，又忘到了一边。

他们[20]沿着半掩着百叶窗的食堂走着，镀锌的大桌子在昏暗中隐隐地闪着光，然后是厨房，里面有巨大的容器、锅炉及锅子，从那儿飘出残羹剩菜的味道，在最后一个侧廊里，他们看到了两人或三人的房间，床上铺着灰毯，屋内还有白木的壁柜。然后，他们走下一个通向外面的楼梯，来到了花园。

荣军院的周围是一个被废弃的大公园。几个残废军人在房屋周围整理出一片玫瑰园及花圃，还有一个圈在干棘栅栏墙中的小菜园。但再远些，从前漂亮的公园已荒芜了。有数不清的桉树、棕树、椰子树及树干粗壮的橡胶树[21]，其垂下的枝干已在稍远处扎下了根，由此构成了一个充满阴影与秘密的植物迷宫。浓密而结实的柏树，茁壮的橘子树，茂盛的月桂树丛，红的、白的，占领了看不见的小路，路上的砾石已被黏土盖住，被一簇簇芬芳的山梅花、茉莉花、铁线莲、西番莲、忍冬丛所吞噬，这些植物的下面茁壮生长着三叶草、酢浆草及各种野草，构成了一片草毯。在这芬芳的热带丛林中散步、爬行，潜伏在齐耳的草中，用刀子开发出缠绕不清的小路，走出来时腿上布满斑纹，脸上沾满水珠，这真让人心醉。

不过，制作骇人的毒药也占据了下午的很多时间。孩子们在靠着一堵长满野葡萄墙面的旧石凳下堆了全套的工具：有阿司匹林管子，药瓶或旧墨盒，碗碟碎片及破口的杯子，这构成了他们的实验室。隐在公园最茂密处，避开人们的目光，孩子们在那儿制作神秘的毒药。主要成分是夹竹桃，因为他们常听周围的人说夹竹桃的影子为不祥之物，不小心睡在树下的人会沉睡不醒。在花开季节，他们长时间地用两块石头磨树叶及花，直到磨成有害的糊状，一看就觉得能致人死地。糊糊放在露天，立即闪现了几缕吓人的虹彩。这时，一个孩子跑到水边用一个旧瓶子装满水。然后再磨松果。孩子们坚信松果对身体有害，站不住脚的理由是柏树是墓地之树。不过，松果是从树上，而不是在地上收获的，干燥得硬邦邦的。两种糊糊搅和在一个旧碗里，加上水，用一块脏手帕过滤。滤汁呈忧人的绿色，孩子们尽可能小心地进行加工，把它作为致命的毒药。他们小心地将药汁倒在阿司匹林管中或药瓶里，然后盖紧盖子，避免用手碰着。剩下的与其他的糊糊掺在一起，把他们能采到的都磨成糊，以组成一系列浓度渐强的毒药，仔细地编上号，放在石凳下，一直存到下个星期，使其发酵，让配剂最终变得致命。完成这项邪恶的工作后，雅克和皮埃尔高兴地望着骇人的成套瓶子，醉心地嗅着从沾满绿糊糊的石块上散发出的酸苦味儿。然而，这些毒药并不针对任何人。两位化学家估算着他们能够杀死多少人，有时甚至乐观地假设他们制作了足够的毒药，可使城市荒无人烟。不过，他们从未想过这神奇的毒药能让他们除去某一个讨厌的同学或老师。事实上，他们谁也不讨厌，这使他们长大成人走入社会后处境颇为尴尬。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刮大风的日子。荣军院朝向公园的一侧顶端从前有个平台，其石头栏杆倒在铺着红砖的大水泥台脚下的野草里。从三面敞亮的平台上，可以俯瞰公园，出了公园，有一条河谷将库帕山丘与萨海尔高原分开。阿尔及尔的东风特别强劲，平台的朝向正好整个受到狂风的洗礼。在这些日子里，孩子们跑向近处的棕榈树，树下总会有长长的干棕树叶。他们刮去底部的刺，以便用双手握住叶子，然后，拖着棕叶，跑向平台；大风狂刮着，在枝干剧烈摇摆的桉树间呼啸着，将棕树刮得乱七八糟，揉搓着橡胶树宽大油亮的树叶，发出揉纸般的声响。孩子们得背对大风，扯着棕叶爬上平台。他们用双手抓住哗哗作响的干棕叶，用身体遮掩着，然后猛然转身。一下子，棕叶便贴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呼吸着其灰尘与干草的味道。游戏在于，顶风前进，同时将棕叶越举越高。谁先到达平台边缘，手中的棕叶不被风吹掉，并能高举着棕叶挺立在那儿，一条腿向前支撑住全身，顽强地搏击，尽量长久地顶住怒吼的狂风，谁就是胜者。在那儿，俯瞰着公园与树木狂舞的山丘，在大片乌云飞驰而过的天空，雅克觉得四处来风顺着棕叶和他的手臂灌进他的全身，如此的有力，如此的狂喜，使他不停地放声叫喊，直到臂膀被劳累所击倒，终于抛下了棕叶，暴风雨一下子便呼啸着将其卷走了。晚上，睡在床上，筋疲力尽，房中静悄悄的，母亲浅浅地睡着，他似乎还能听到内心的风雨大作，他一生都钟爱着它。

星期四[22]也是雅克和皮埃尔去市立图书馆的日子。雅克一直狼吞虎咽般地读着落入手中的书，其贪婪程度不亚于他对待生活、游戏及梦想。阅读让他躲进一个纯情的天地，在那儿，贫富同样有趣，因为完全是虚构的。《无畏者》这厚厚的连环画集在他和同学们手中传来阅去，直至硬壳封面变得灰白粗糙，内页折角破损。画集首先将他带到一个滑稽的或大无畏的世界，这满足了他内心两个基本的渴求，即对快乐及勇敢的渴求。两个男孩应该是非常崇尚英勇威猛的气质，只要看看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读了那么多武侠小说，那么轻而易举地将《帕尔达扬》中的人物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融在一起，就可知道了。他们最喜爱的大作家是米歇尔·泽瓦戈，他们也喜欢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意大利那些短剑与毒药的故事，就发生在罗马及佛罗伦萨的宫殿里，在王室及教皇的奢华中，这是这两个贵族最爱的天地。有时，能看到他们在皮埃尔居住的黄尘飞扬的街道上，拔出漆着[][23]的长尺子，下了决斗书，在垃圾桶之间展开激烈的决斗，随后，手指上的伤痕便会保留良久[24]。他们此时不可能找到其他的书读，因为这个社区读书的人很少，他们自己又无法买书，只能隔一阵子到小书店去翻翻随意乱放着的通俗读物。

大约就在他们进中学的时候，社区里建了一座市立图书馆，正好位于雅克的家与高地之间，高地上面就是漂亮小区了，那里的别墅周围都是种满鲜花的小花园，溢满香气的鲜花怒放在阿尔及尔潮热的坡地上。别墅环绕着圣奥迪尔修道院，是只接收女生的教会寄宿学校。正是在这个与他们所住社区如此近，却又如此遥不可及的社区里，雅克和皮埃尔经历了他们最深刻的激情（现在还不是说出的时候，以后会讲到，等等）。这两个世界（一个是光秃秃的尘土飞扬，所有的地带都是人或为人遮身的石头屋，另一个却是鲜花绿树，十分豪华）的分界是一条挺宽的大道，两侧种着高大的梧桐树，大街的一侧满是别墅，另一侧是廉价楼房。市立图书馆就建在这里。

图书馆每星期开三次，其中星期四是上午及下班以后开放。一个相貌不大讨人喜欢的年轻的小学女教师每周义务为图书馆服务几个小时，她坐在一张白木大桌子后边，掌管着借书登记簿。房间是方形的，墙边全是白木的书架，上面摆满了黑布封皮书。还有一张小桌子，周围摆了几把椅子，以方便那些快速查阅字典的人。因为这里只是外借图书，有一个按字母排列的卡片柜。雅克和皮埃尔从不查阅，他们的方法就是从书架前走过，看题目选书，极少关注作者，记下书号，填在一张蓝色的借书卡上。要借书只需提供房租交讫单[25]，付很少的一点费用而已。于是，你便能拿到一张借书折，借出的书都登记在册，与年轻女教师手中的登记簿同时登记。

图书馆里小说很多，但大部分都禁止十五岁以下者阅读，并单独摆放。两个孩子单凭直觉选书，在余下的书中并不能真正进行选择。不过，这种随意性在文学上来说并非坏事。两个狼吞虎咽、混杂泛读的孩子好书坏书一齐吞下，毫不担心能否记住，的确，他们几乎一点也记不住。不过，经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的阅读，一种奇特而强烈的激情使一个充满影像及记忆的世界在他们心中诞生并日益扩大，这世界并不能使他们日常生活的现实变得轻松，但无疑地，对这两个充满激情的孩子却无处不在，他们对梦想与现实同样充满了激情（a，b）[26][27]。

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进入图书馆的那种感觉。他们看到的不是摆满黑色封皮书籍的墙壁，而是一个多变的天地，一个广阔的视野。一进大门，就已经把他们从那个社区狭獈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了。随后的情景便是：每人拿着有权借阅的两本书，用臂肘紧紧夹在胸前，跑到此时已发暗的大街上，脚下踩着梧桐树果，臆想着他们将从书中获取的快乐，已经在与上星期所获的愉悦进行着比较，直至来到主街上，打开书，在刚点亮的路灯那微弱的光线下，先读上一两句（例如：“他具有超人的精力。”），使他们的向往更加愉快、热切。他们迅速分开，跑向饭厅，把书在油布桌上摊开，照在油灯下。粗糙而有些磨手的封面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糨糊味儿。

书籍印刷的方式已经向读者预示他将获得愉悦。皮埃尔和雅克不喜欢字太空儿的那种书，那是文雅的作者与读者互感得意的作品，他们喜欢行行排列着蝇头小字，词句密密麻麻地写满整页，正如乡村的大盘菜，可以尽情地吃，吃上良久，总吃不完，只有这种菜才能满足那些特大胃口。他们对文辞雅句不感兴趣，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想知道一切。书写得不好，结构粗糙，这没什么关系，只要写得明白，充满激情就行；这些书，只有这些书，才能赋予他们许多梦想，然而，他们便枕着梦想安然入眠。

此外，根据印刷的纸张，每本书都有其独特的味道，细腻而神秘的味道，其独特足以让雅克闭目即可分辨出是奈尔松出版社的书，还是法斯盖尔出版社的一般版本。每种味道，甚至在开始阅读前，就已使雅克快乐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里充满了已经[兑现]的承诺，它使他所处的房间变暗，使社区、噪音及城市消失，一旦狂热地进入阅读状态，整个世界便不复存在。孩子最终完全沉醉其中，不断传来的命令也无法将其拉回现实。“雅克，摆桌子，这是第三次说了。”他终于摆了桌子，目光空虚而无神，神色有些慌张，如同上了书瘾，他重新拿起书，就像从未放下过。“雅克，吃饭。”他终于吃饭了，食物尽管实实在在，他却觉得不如他在书中看到的那样真实、可靠。然后，他放下碗，重新捧起书本。有时，母亲在去角落落座前走到他身旁。“是图书馆。”她说道。这个词她发不好音，她是听她儿子说的，他什么也不告诉她，不过，她能从书的封皮上认出来[28]。“是。”雅克头也不抬地说。卡特琳·科尔梅利从他肩头俯身看着。她在灯下看着两个长方形，一行行规则的排列；她也呼吸着那种味道。有时，她把由于洗涮变得粗硬的手指点到书页上，好似要更好地了解什么是书，要离这些神秘的符号更近一些，这些符号她无法理解，但她儿子却经常几个小时地沉醉于这种她所陌生的生活中，当他回到现实中，望着她的目光如同面对一个陌生人。变形的手柔柔地抚摩着孩子的头，他毫无反应。她叹了口气，然后离他远远地坐下。“雅克，去睡觉。”外婆重复着命令，“明天，你会迟到的。”雅克站起身，准备着第二天上课的书包，把书夹在腋窝下，然后，将书压在长枕下，像个醉汉，沉沉地睡去了。

就这样，在好几年间，雅克的生活分作了两不相等的部分，他无法将这两种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十二个小时，他在鼓声中，在一个师生会集的社会里，在游戏与学习中度过。在白昼的另两三个小时中，他生活在一个老区的旧屋里，在他母亲身边。尽管他过去的生活的确是在这个地方，他现在及将来的生活却是在中学。于是，渐渐地，这个社区与黑夜、睡觉及梦境混在了一起。此外，这个社区真的存在吗？这难道不是黑夜里孩子在无意识中感受到的旷野吗？摔在水泥地上……不管怎么说，在中学，他不能向任何人谈论他的母亲及家庭，而在家中，他无法向任何人谈起学校。在中学毕业前的那几年间，没有一个同学，没有一个老师到过他家。而他母亲和外婆也从不去学校，只除了一年一度在七月初举行的颁奖仪式。这一天，的确，她们从正门走进学校，来到盛装打扮的家长及学生群中。外婆穿上有重大外出活动时的长裙，戴上黑色围巾，卡特琳·科尔梅利戴着饰有栗色绢网、蜡制黑葡萄的帽子，一条栗色长裙，穿着那唯一的一双半高跟皮鞋。雅克身着丹东领儿的短袖白衬衣，头几年穿短裤，后来是穿长裤，不过，每次都在前一夜由他母亲细心地熨平。下午一点左右，他走在两个女人中间，带着她们走向红色的电车，把她们安置在电车的长凳上坐下，自己到前边站着，通过玻璃窗望着母亲，母亲不时地朝他笑笑，路途中一直关注着帽子的位置或长袜是否脱落，或胸前佩戴着的一条细链端部上的圣母金胸针。在市府广场，便到了孩子每日所走的路线，沿着巴巴苏恩街，他一年同两个女人走上一回。雅克嗅着他母亲身上的洗涤剂[灯心管]味儿，她在重大的场合总会大量使用，他外婆昂首挺胸骄傲地走着，当她女儿抱怨脚疼时，便训斥她（“这是对你这个年纪穿小鞋子的教训。”），同时，雅克不倦地向她们指点着商店及商贩，这在他的生活中曾占据过如此重要的位置。到了中学，正门宽大阶梯的两侧从上至下装饰着一盆盆的植物花草。先到的学生与家长已登上了台阶，科尔梅利一家当然也到得很早，正如所有的穷人，他们罕有社会义务及快乐之事，总是怕不准时[29]。人们进入到高年级大院儿，院里摆着一排排从音乐舞厅借来的椅子，而在院子尽头，大钟下面，圈住了与院子同宽的一个台子，摆着扶手椅和椅子，台子上也摆满了大量的绿色盆花。院子里渐渐地挤满了盛装打扮的人群，大部分是女人。先来者选择了树下遮阳的位置，其他人用细草编织、边上饰有红绒球的阿拉伯扇子扇着风。人群上空，蔚蓝的天空好似凝住了，越来越酷热难当。

两点钟，隐在走廊里的军乐队开始演奏《马赛曲》，在场的人全部起立，戴着方形帽、身着平纹薄长袍——按专业不同，颜色各异——的教师们跟在校长及本年度要受累的一个官方人物（通常是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走了进来。老师落座时又奏起了一首军乐曲。随后，政府官员讲话，泛泛地提到法国，重点谈到教育。卡特琳·科尔梅利听而不闻，但从未显露出不耐烦或无兴趣。外婆倒是听得见，但听不大懂。“他说得好。”她对女儿说，她女儿坚信不疑地表示赞同。这鼓励了外婆，她转向左侧的男或女邻座，看着他（或她），微笑着，点头证实她刚发表的见解。头一年，雅克注意到他外婆是唯一一个戴着西班牙老妇人黑围巾的，他觉得有些窘。说真的，这种虚伪的羞耻感一直伴随着他；他只是感到无能为力，当他腼腆地试着向外婆说起帽子时，外婆回答说她没钱浪费，而且围巾可以暖住耳朵。不过，当外婆在颁奖仪式时同邻座说话时，他感到自己可耻地涨红了脸。政府官员讲完后，最年轻的教师——通常是本年度从市里来的——起身，按惯例，由他作正式演说。演说持续在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年轻的大学生从来都要在演说中大谈文化典故及人文主义的优雅，这个阿尔及利亚听众群对他根本无法理解。炎热助威，注意力分散，扇子越摇越快。甚至外婆也显得厌倦了，目光别移。唯有卡特琳·科尔梅利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沐浴在不断落下来的博学、智慧之甘露中。而雅克呢，他跺着脚，用目光寻觅着皮埃尔和其他同学，小心地用暗号警示着他们，同他们开始了漫长的鬼脸对话。热烈的掌声向终于结束了的演说家表示感谢，之后，开始宣布获奖人名单。首先从高年级开始，头几年，两个女人得等上整整一个下午才能到雅克的那个班级。只有最高奖才由隐形的军乐致意。获奖者年龄越来越小，他们站起身，沿着院子，走上前台，同官员握手，接受他的表扬，然后由校长向他们颁发获奖书籍（前台脚下有一个装满图书的滑轮箱子，一个人在获奖者之前登上台，将书送到校长手中）。随后，获奖者在掌声中伴着音乐走下台，夹着书本，兴高采烈，用目光寻找着快乐得直抹眼泪的父母。天空的蓝色稍稍变浅，从一条目不可见的缝隙将炎热稍稍洒向大海。获奖者上上下下，军乐一遍遍奏起，院子里人越来越少，此时天空已开始发青，终于到了雅克所在的班级。他们班上的名单一开始宣布，他立即停止了淘气，变得严肃起来。听到叫他的名字，他站起身，头嗡嗡作响。在他身后，他隐约听到母亲由于听不到问着外婆：“是叫科尔梅利吗？”“是的。”激动得面色泛红的外婆答道。他走过水泥路，上了台子，官员身穿吊着表链的背心，校长满意的笑容，时而可见台上教师群中某个老师友好的目光，然后，在音乐声中走向两个女人，她们已经站到了过道处，母亲惊喜地望着他，他把厚厚的奖状交给母亲保管，外婆用目光扫视着周边的见证人。在等了一个漫长的下午后，这一切都过去得太快，而雅克已急着回家，去看奖给他的书了。

通常，他们与皮埃尔及其母亲一同返回，外婆默默地比较着两摞书的厚度。回到家，雅克先拿起奖状，按外婆的要求，将写着他名字的页码折上角，以便她给邻居及亲戚们看。然后，他将宝物摊开。他还没弄完，就见他母亲已更衣完毕，穿着拖鞋，扣着粗布外套，把椅子拉向窗边。她对他微笑着：“你学得很好。”她说道，同时摇了摇脑袋。他也望着她，他等待着，也不知等什么，而她却转向了街道，以他熟悉的姿态，远离了学校，在一年中她不会再去。此时昏暗侵入房间，街道上空已亮起了路灯，街上行走的人们已面目模糊。

如果说母亲就此永远离开了刚刚看见的学校，雅克却是直接返回了他永远走不出去的家庭及社区。

假期也让雅克重返家中。至少是在头几年。他们家无人休过假，男人们整年不停地工作。只是当他们在工厂做工，受了工伤，并有此类事故的保险时，才由医院或医生开假，得到一些闲假。比如，埃尔斯特舅舅有一阵子觉得疲惫不堪，就曾有意用长刨削掉了手心上的一大块肉，而如他所述，“享受了工伤保险”。而女人们，如卡特琳·科尔梅利，她们不停息地劳作，其理由是，对于她们来说，休息就意味着饭食更加缺油少肉。毫无保障的失业是最可怕的病痛。这就解释了这一情况：无论在皮埃尔家还是在雅克家，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最宽容的工人们，工作时却总是很排外，不断地谴责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最终，谴责整个地球上的人夺去了他们的工作——这种态度定会令研究无产阶级理论的知识分子困惑，然而却是极为人道，应该原谅的。这些出乎意料的民族主义者同其他民族争夺的并非是要统治世界或掌握着金钱与闲暇的特权，而是一种必需，为了生活，直至死亡。

不管怎么说，在酷热难当的阿尔及利亚的夏天，超载的轮船载着达官显贵们去怡人的“法国气候”休假时（从那儿回来的人神奇而令人难以置信地描述了绿油油的草地，八月伏天，小河仍潺潺流水），而穷人区的生活却没什么变化，与中心社区空出半城相反，由于孩子们成群地跑上街区[30]，人倒好似增多了。

皮埃尔和雅克在燥热的街上游荡，穿着带洞的草底帆布鞋，一条破短裤及一件小小的圆领棉针织衫，对于他们来说，假日首先是酷热的来临。最后几次下雨是四月，最晚是五月。经过一个个星期，一个个月，太阳越来越烈，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晒干、晒枯、烘烤着墙壁，将墙面、石块、瓦片烤成细灰，随风飘到街道、商店橱窗及所有的树叶上。整个七月社区变成了一个灰黄色[31]的迷宫，白天荒无一人，所有房屋的所有百叶窗都仔细地关好，阳光烈烈地照在社区上空，使猫狗在门口却步，迫使活人贴墙而行，躲避日照。八月，太阳隐在厚厚的灰色云层后，从闷热潮湿的天上漫射着灰白色的光芒，刺目耀眼，掩住了街上最后的一丝颜色。制桶车间里的锤子声有气无力地响着，工人们时而停下来将流满汗水的头和上身伸到水泵[32]的清凉水柱下冲凉。房间里，一瓶瓶水或罕见的一瓶瓶酒用湿布包裹着。雅克的外婆在遮阳的房间里赤着脚走来走去，只穿一件衬衣，机械地摇动着草编扇子，每天上午干活，中午把雅克拖到床上午睡，然后等到夜晚稍稍变凉时再重新干活。在好几个星期中，夏天及它的臣民就这样在沉闷、潮湿、酷热的天空下缓慢度日，甚至忘记了冬季的凉爽及雨水，就好似这个世界从未经历过刮风、下雪，小雨纷纷，好似从创世至九月前，一直都只是挖了几条炎热走廊的干燥大矿，那些身上满是灰尘汗水的人们有些恐慌，眼神发直，缓缓地忙碌着。随后，绷得过紧的天空一下子裂为两半。九月初降的雨水凶猛、丰盈、浸湿了城市。社区的所有街道都闪着亮光，同时，榕树油亮的叶子、电线及电车轨道全都泛着亮光。从俯瞰城市的山坡上空，一股来自远方野地的湿土味儿给夏季的囚徒们带来了空间那自由的信息。于是，孩子们冲上街头，穿着单衣在雨中奔跑，在街上翻腾的溪水中跋涉，在大水洼中互相抓住肩膀站成圈，笑容满面，欢声阵阵，仰向珠帘般飘落的雨水，有节奏地践踏着这新收获的葡萄，让其溅出比酒更加醉人的肮脏水花。

噢，是的，酷热难耐，它常常使所有的人都要发疯，一天天变得愈加焦虑不安，却无体力也无精力作出反应，去叫，去骂，去打，而且紧张情绪像酷热一样不断积累，直到在这个浅黄褐色凄凉的社区的某处爆发——正如那天，在里昂街，在紧挨着叫做马哈博的阿拉伯社区边缘，在山丘红黏土的墓地周围，雅克看到从摩尔人理发师那布满灰尘的理发馆里走出一个阿拉伯人，穿着蓝衣服，头剃得光光的，他在雅克前面的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姿态奇特，身体前倾，头却过于靠后，似乎不大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确，不应该这样。理发师给他刮脸时变得疯狂，一下子用长长的刮脸刀将暴露着的喉咙割断，而他在轻轻的划痕下却毫无知觉，只是当汩汩的鲜血使他窒息时，他才走出门来，像个没宰杀好的鸭子跑了几步，而此刻，被顾客们立即制服的理发师还在大声叫骂——犹如这漫无天日的酷热本身炸开了一样。

好似天穹瀑布降落人间，雨水猛烈地冲刷着树木、房顶、墙壁及街道上夏季的尘土。泥浆迅速汇成溪流，在下水道集水口发出很响的汩汩声，差不多每年都要冲破下水道，漫上马路，在汽车和电车前溅起两支展翼的黄色翅膀。大海此时也变混了，海滩、港口上满是泥浆。随后，阳光初照，房屋、街道及整座城市都冒着热气。炎热还可能再现，但却威风不再，天空更加晴朗，呼吸更加顺畅，烈烈的阳光掩不住习习的来风，雨水宣告了秋季的来临及复课开学[33]。“夏季真长。”外婆说道，她松了一口气，既为秋雨的来临，也为了雅克的离去，在酷热的日子里，他那烦人的脚步声响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使得她更加烦躁。

此外，她对每年中有一个时期专门什么也不干感到不可理解。“我嘛，我从来没放过假。”她常说。的确，她从未上过学，从未有过闲暇，她从小开始干活，从未间断过。为了日后更大的利益，她同意外孙在几年内分文不攒。但从第一天起，她便开始考虑这被浪费掉的三个月，当雅克进入三年级时，她认为是该让他假期干点活的时候了。“你今年夏天要工作，”学期末她对他说，“给家里挣点钱。你不能闲待着[34]。”可雅克觉得他很忙碌，要去戏水，要去库帕探险，有体育活动，在贝尔库街上游荡，要读画报，读通俗小说，读维尔莫年鉴及圣艾蒂安兵工厂永远也读不完的目录[35]。这还未算为家里购物及外婆让他做的那些零碎活。不过，这一切对于她来说全是无所事事，因为孩子既未给家里挣钱，也未像在学期中那样努力学习，在她看来，这种无缘无故闲待着的状况闪烁着地狱之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他找份工作。

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当然，在报纸上的小广告中，可以见到雇用小店员或小当差。贝尔托太太，那散发着黄油味儿（习惯于油味儿的鼻子及口腔对此感到有点奇特）的乳品商店的老板娘就住在理发馆旁边，她把广告读给外婆听。但雇主总是要求受聘人至少要有十五岁。不厚着脸皮撒谎很难隐瞒雅克的岁数，因为他十三岁，个儿长得不大。另外，登广告者总希望雇用能长期干下去的职员。外婆（穿戴如同每次重要的外出一样，也包括戴着著名的头巾）开始带着雅克去的那几家都觉得他太小，或是干脆拒绝只雇用两个月。“只好说你会留下来干了。”外婆说道。“这不是真的。”“没关系，他们会相信你的。”这不是雅克的意思，实际上，他觉得这种谎言哽在喉头难以出口。当然，他在家里常常撒点谎，为了躲过惩罚，为了留下一个两法郎的硬币，更常见的是出于聊天或吹牛的快乐。不过，如果说他觉得跟家里人撒谎是可恕之罪，对外人撒谎他觉得罪大恶极。他隐约感觉到在根本问题上不能对所爱的人撒谎，理由是人们将无法再同他们一起生活，也无法再去爱他们。雇主对他的了解只限于人们所述的情况，因此，他们就不了解他，谎言便是全部。“走吧。”外婆系上头巾说道。这一天，贝尔纳太太刚刚告诉她在阿卡有一家大五金店需要一个给文件归档的小店员。五金店位于通向中心社区的一条坡道上；七月中旬的骄阳烤着坡道，马路上空散发着尿味和柏油味儿。一楼是商店，又窄又深，中间一个摆满铁件及碰锁样品的柜台将其顺长分为两半，大部分墙面上都装有贴着神秘标签的抽屉。入口的右侧柜台上装着铁栏，里面是钱台。铁栏后边那个淡棕色皮肤神色迷惘的太太让外婆去二楼的办公室。从商店尽头的一个木楼梯走上去，便是一个与商店同样朝向，同样摆设的大办公室，里面有五六个男女职员围坐在中间的大桌子旁边。侧面的一个门扇通向经理室。

老板未穿外衣，领口开着，正在闷热的办公室里忙着[36]，他身后的一扇小窗户朝向一个下午两点阳光仍照射不到的院子。他矮胖胖的，拇指插在裤子那条蓝色宽背带间，气喘吁吁。看不太清他的面孔，只从那边传来低沉而气喘的声音，请外婆坐下。雅克嗅着弥漫整座房屋的铁器味儿。老板一动不动，让他觉得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想到要在这个强大可怕的男人面前撒谎，他的双腿发抖了。外婆可不发抖。雅克快十五岁了，他得自谋生路，不能耽搁。老板觉得他没有十五岁，不过，如果他聪明的话……对了，他有毕业证书吗？没有，他有助学金。什么助学金？上中学的。那他上中学了？哪个年级？三年级。他不上学了？老板更稳地坐定，现在他的面庞清晰一些了。他那显白的圆眼睛来回打量着外婆和孩子，雅克被盯得全身发抖。“是的，”外婆说，“我们太穷。”老板难以察觉地松弛下来。“很遗憾，”他说，“既然他挺有天分。不过，做生意也能有好前程。”的确，好前程朴朴实实地开始了。雅克每天工作八小时，一个月挣一百五十法郎。他可以从第二天开始工作。“你看，”外婆说，“他相信我们了。”“那我走时怎么向他解释？”“让我来。”“好吧。”孩子顺从地说道。他仰头望着夏日的晴空，回想着铁器的味道和那昏暗的办公室，明天得早早起床，假期刚开始却已经结束了。

连续两年，雅克假期都打工。先在五金店，后来在一个船舶经纪人那儿。每次，他都为9月15日的到来感到恐惧，这是他要辞工的日子。

假期的确已结束了，尽管夏日依旧，一样的热，一样的烦，但却已失去了从前令他改变心态的一切，它的天空，它的绿地，它的嘈杂。雅克不在贫穷而黄灰一片的社区度日了，而是到了中心社区，那里的漂亮水泥取代了穷人区的灰泥屋，房屋上蒙着显得雅致却更加忧郁的灰色。八点，从雅克踏入泛着铁味儿和阴影的商店时起，他内心的光明便熄灭了，晴空消失了。他向收款员问个好，便爬上照明很差的二楼办公室。中央大桌子旁没有他的位置，一个老会计，一天到晚叼着手卷的纸烟，小胡子都染黄了；一个会计助理，这是个三十来岁半秃顶的男人，具有公牛的身躯和脸庞；两个年轻的店员，一个瘦瘦的，棕发，肌肉结实，外形挺拔俊俏，每天来时湿衬衣总是贴在身上，发出一股好闻的大海味儿，因为他每天早上都去海边游泳，然后再把全天埋葬在办公室里。另一个胖胖的，爱说爱笑，无法抑制开朗快活的本性；最后，还有哈丝兰太太，她是经理室的秘书，有点像大洋马，总穿着粉红色的纱布或斜纹布长裙，看起来还挺顺眼，她总是用严厉的目光巡视着整个世界，这些人就足以将桌子占满，堆着他们的资料、账本及机器。于是，雅克坐在经理室门右侧的一把椅子上，等候着别人交给他的工作，常常是要把发票或商函分类放入窗边的卡片箱里。起初，他喜欢拉出文件格，拨弄着，嗅着它的味道，纸张和胶水的味道如此好闻，可最后，这味道也变得索然无味了，或者人们让他再验证一下成串的加数，他坐在椅子上，放在膝头上做着，再有就是会计助理请他一起“核查”一组数字，他总是站着，用心地核对着，另一个用低沉的声音列数着数字，以便不影响其他同事。从窗户能看到街道及对面的楼房，但从来看不见天空。有时，不过不大经常，人们派雅克去商店旁边的文具店买办公用品，或去邮局寄个急件。大邮局位于两百米外的一条林荫大道上，这条街从港口一直通向山丘上的城市。在大道上，雅克又寻回了空间及阳光。邮局在一个大圆顶建筑物内，三面大门照得里面通亮，一个大圆屋顶也洒下光明。但不幸的是，人们常常让雅克在一天工作结束离开办公室时去寄信，这可就又是一个苦差了，因为得在日头西斜的时刻跑向挤满顾客的邮局，在窗口前排队，这就又延长了他的工作时间。事实上，对于雅克来说，漫长的夏日就消耗在暗淡无光的日子及毫无意义的忙碌中。“总不能闲待着啊。”外婆如是说。而正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雅克觉得无事可做。他并非不想工作，尽管大海和库帕的游戏是无法取代的。但对他来说，真正的工作是例如箍桶之类的活儿，是要长久用力的活儿，是一连串轻巧准确的动作，是有力而灵巧的手，劳动成果清晰可见：一个新桶，加工精细，没有缝隙，工人们此时可以欣赏的东西。

但这种办公室的工作却来无影去无踪。买与卖，一切都围着这庸俗无用的行为转，尽管他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雅克在这个办公室里却发现了平庸，并为失去的光明而哭泣。他的同事们并非是造成这种令人窒息感觉的人。他们对他都很好，从不粗暴地指使他，甚至不苟言笑的哈丝兰太太有时也对他笑笑。他们之间很少交谈，具有阿尔及利亚特有的那种快乐、友好及无动于衷。当老板在他们之后一刻钟到来时，或当他从办公室出来发出某个指示或验证某张发票时（遇到大买卖时，他将老会计或有关的职员召进办公室），每个人的性格便显露无遗，好似这些男人和女人只有在同权力相连时才能为自己定位。老会计傲慢而独立，哈丝兰太太沉浸在严肃的沉思中，而会计助理却殷勤倍加。在余下的时光里，他们缩回自己的外壳中，雅克在椅子上等待着命令，以便做出他外婆称之为工作的可笑举动。

当他实在无法忍受，在椅子上坐立不安时，他就下楼到商店的后院去，独自待在蹲式厕所里，四周是水泥墙，光线昏暗，弥漫着苦涩的尿味。在这昏暗的地方，他闭上双眼，呼吸着熟悉的气味儿，梦想着。在他内心，某种模糊、盲目的东西在血液里翻腾。有时，他脑中又重现哈丝兰太太的大腿。那是有一天，他在她对面碰掉了一盒大头针，他屈膝拾取时，抬头看到了短裙下叉开的双膝及花边衬裙下的大腿。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女人裙下的内裤，这突如其来的窥视使他口发干，抖得几乎发狂。某种神秘泄露给了他，尽管他不断地体验，却从来不会感到枯竭。

每天中午及六点，雅克两次冲到外边，奔下坡道，跳上满载的电车，此时，几乎所有的踏脚上都吊着一串人，电车将这些劳动者带回他们的居住区。在沉闷酷暑中挤着人，大人和孩子都不吭一声，转向等待着他们的家，静静地淌着汗，忍受着这种生活，生活在没有灵魂的工作及乘坐毫不舒适的电车往复来往之中，最后立即沉睡。在某些晚上，雅克看着他们总感到内心难过。直到此时，他所经历的是贫困中的丰富与快乐的生活，但酷热、厌烦、劳累向他揭示了不幸。这便是愚蠢得让人心酸的工作，那无休止的单调生活使日子变得太长，生命却显得太短。

在船舶经纪人那儿，夏天过得快活些，因为办公室朝着海滨林荫大道，特别是部分工作在港口进行。雅克得登上所有停泊阿尔及尔的各国船只，而经纪人，那个粉面卷发的漂亮老头负责在各行政部门作代理。航海文件由雅克带回办公室，在那里翻译出来，一个星期后，雅克便可以自己翻译货物清单及某些清单了，只要是用英语写成并要送到海关或接收货物的进口大公司的。因此，雅克需经常去阿卡货港取文件。酷热毁坏了通向港口的坡道，沿路沉重的铸铁扶手滚烫，手不敢碰。在宽阔的港湾，烈日晒得人烟稀少，只有刚刚停泊靠岸的船只周围活跃着码头工人，他们穿着卷到小腿肚子的蓝色长裤，赤裸的上身晒得黑红，头上顶着一个包袱，从肩膀一直垂到腰间，扛着水泥袋煤包或棱角锋利的包裹。他们在甲板搭至港口的步行桥上来来往往，或是从敞开的货舱门进到货船里面，快速行走在架于货舱和码头的厚木板上。码头上升腾着阳光与尘土的味道，过热的甲板上散发着柏油融化、铁器冒烟的味道，透过这一切，雅克能分辨出各个货轮的特殊味道。挪威货轮是木头味儿，来自达喀卡或巴西的船带来的是咖啡和香料味儿，德国船是油味儿，英国船是铁器味儿。雅克爬上长长的步行桥，向一位什么也不明白的海员出示经纪人证件。随后，人们沿着连阴凉处都冒着热气的通道带他到一个高级船员舱，有时也带他到船长舱里。沿路，他渴望地观察着这些窄小而空旷的小舱房，那里集中了一个男人生活的基本东西，他喜爱这些小房间，远胜于那些豪华的卧室。人们热情地接待他，因为他自己也是热情地微笑着，他喜欢这些粗犷的人，以及孤独生活赋予他们的那种眼神，他把这种爱表露在脸上。有时，其中某人会讲点法语，便问他些问题。然后，他就兴高采烈地离去，走向火热的码头，滚烫的坡道及工作的办公室。只是，这种酷热中的奔波使他感到劳累，他沉沉地睡着，九月时，他变得消瘦而有些神经质。

看到每天十二小时在中学学习的日子即将来临时他松了口气，同时，也为要告诉办公室的人们他要离职而日益忧心忡忡。最艰难的是在五金店。他怯懦地不想去办公室了，想让外婆去解释。但外婆认为应取消一切手续，他只需领取工资，不再回去，不必解释。雅克觉得派外婆去遭受老板的狂怒是自然而然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她撒谎造成了这种局面。在她这种回避面前，他也不知为什么感到愤怒。而且，他还找到了有说服力的理由：“那老板会派人来这儿的。”“是的，”外婆说，“那你就对他说，你要去舅舅家干活。”雅克怀着罪恶感走出去，这时外婆又对他说：“注意，先拿工钱，再对他说。”晚上，老板把每个职员叫到他的房中发工资。“给，小家伙。”他说着伸给雅克一个信封。雅克犹犹豫豫地伸出手，老板对他笑着。“你干得很好。你可以告诉你的父母。”雅克于是说了起来，解释说他不会再来了。老板意外地望着他，手臂仍然朝他伸着。“为什么？”得撒谎，但说不出口。雅克一声不吭，表情如此窘迫，老板明白了。“你要回中学上课了？”“是的。”雅克说。又窘又怕的雅克一下轻松下来，这使他泪水盈盈。狂怒的老板站了起来。“你来时就知道要走。你外婆也知道。”雅克只能点头称是。大嗓门回荡在房中，他们都是不诚实的人，而老板他厌恶不诚实。他要是知道的话，他有权不付工钱；而他真蠢，不，他不付工钱，让他外婆来，她会受到很好的接待；如果对他说实话，他也许会雇他做别的活，而谎言，啊，“他不能再上学了，我们太穷。”而他就这样让人骗了。“就是为了这个。”不知所措的雅克突然说。“什么，为了这个？”“因为我们太穷。”随后，他默不作声，而另一位看了他一眼，缓缓补充说，“……你们才这样做，你们才对我说谎？”雅克咬紧牙关，眼望脚尖。沉默，无休无止。然后，老板拿起信封递给他：“拿着你的钱，走吧。”他粗暴地说。“不。”雅克说道。老板将信封塞进他的口袋：“走吧。”街上，雅克奔跑着，淌着泪水，双手紧紧抓住上衣领口，不去碰他口袋中烫手的钱。

说谎，以便不去度假，远离他所钟爱的大海和夏日的晴空，去工作；又要说谎，以便重回中学上课。这种不公正使他难过得要死。因为最糟糕的并非是这些他始终无法说出口的谎言——他总是准备为快乐而撒谎，却无法屈从这种迫不得已的谎言——，而是那些失去了的快乐，那些夏日的闲暇及他钟爱的阳光，而此时，岁月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清早急急起身及整日的沮丧匆忙。他在贫苦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他曾如此宽裕、贪恋地享受着的不可替代的财富，现在必须为了挣那点钱而放弃，而所挣的钱连这些财富的百万分之一都买不来。然而，他明白必须这么做，即使在他反抗情绪最强烈的时候，他内心仍有为这么做而自豪的感觉。因为，在他第一次拿到工钱的那天，这些为谎言而牺牲的夏日就已得到了补偿。当他走进饭厅时，外婆正在削土豆，削好后便扔在水盆里，埃尔斯特舅舅坐在那里双腿夹着耐心的小狗布里昂为它捉跳蚤，他母亲刚回来，正在碗橱旁边的角落里拆解了一个需要洗涤的脏衣服包裹，雅克走向前去，一言不发地将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和几个他捏了一路的硬币放在桌上。外婆什么也没说，把一个二十法郎的硬币推给他，捡起了余额。她用手碰碰卡特琳·科尔梅利，让她看看钱：“是你儿子的。”“嗯。”她应着，伤感的目光有一瞬落在了孩子身上。舅舅点点头，夹住以为受刑完毕的布里昂。“好，好，”他说，“你，是个男子汉。”

是的，他是个男子汉，他偿还了部分所欠，减轻了一点儿家中困难的念头使他内心充满了几近恶意的自豪感，这是当男人们开始感到了自由、无所约束时的感受。的确，开学后，当他迈进二年级的院子时，他已不再是那个没有目标的孩子了，不再是四年前在清早离开贝尔库，穿着带钉的鞋子踉跄而行，一想到等待他的陌生世界就紧张得发抖的那个孩子了，他此时看待同学们的目光已失去了某种天真。另外，此时发生的诸多事情也使他脱胎于从前的那个孩子了。有一天，一直忍受着外婆打骂，把这看作孩子生活不可避免之事的他从她手中夺过了牛筋鞭子，他突然变得狂怒，极为坚定地要打击这个白发老人，她那冷静明亮的目光让他狂怒不已。这时，外婆明白了，退却了，把自己关到房间里，为养了些不近人情的孩子而痛苦呻吟，但也确信不能再打雅克了。的确，她此后再未打过他。这是因为那个孩子事实上已死了，已长成一个瘦弱而肌肉发达的少年，蓬乱的头发，暴躁的目光，他为给家里挣钱而工作了整个夏天，他刚刚被任命为学校足球队的正式守门员，而且三天前，他第一次晕乎乎、飘飘然地品味了一个少女的香唇。

二 难懂自我

噢！是的，就是这样，这个孩子那时的生活正如此。在那个居住点的穷岛上，生活在赤裸裸的匮乏中，身处一个残缺不全、愚昧无知的家庭，年轻的血液沸腾着，满怀对生活的渴望，具有野性而热切的才智，始终快乐兴奋，又时而遭到陌生世界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困惑，但很快便复原，尽力去理解，去认识，去同化这个他不熟悉的世界，而且的确同化了它，因为他满怀热望地走近它，不想耍滑钻营，以无私的美好愿望，始终如一的平和信念走近它，这是一种保障。是的，因为这种信念确保他事想竟成，这世上，仅在这世界上，他觉得永远没有他不能为之事。他准备着（他童年的一无所有也为他作了准备）随处安身，因为他不渴望什么地位，而只想要快快乐乐，自由自在，身强力壮，以及生活中一切美好而神秘的东西，这都是现在买不到，将来也永远买不到的东西。由于贫穷，甚至希望在某一天能够拿到钱，而既非强求，也不受制于它，正如今日的他，雅克，四十岁了，拥有那么多，确信已远非贫者，然而在母亲身边，却无论如何都算不得什么。是的，他就这样活过，在沉闷的夏季，在多雨的短暂冬季，在海里，在风中，在街上嬉戏，没有父亲，没有家教，但在那一年，他找到了一个父亲，这也正是他最需要的时刻，在[][37]的人与物的经验中前行，知识的大门向他敞开，使他建立起了某种类似品行的东西（足以应付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但后来在面对世界的癌瘤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传统风格。

不过，这就是全部吗？那些行为举止，游玩嬉戏，那种大胆、激情，那个家庭，那盏煤油灯，那个黑黢黢的楼梯，那风中的棕叶，大海中的诞生及洗礼，还有那些黯淡而辛劳的夏日？确曾如此，是的，但也有存在本身的模糊之处，多年来，这一直在他内心默默地翻腾，就像流淌在岩石迷宫深处的地下水，从未见过阳光，却折射着隐隐的微光，这微光不知来自何方，也许是透过岩石中的毛细血管，从淡红色的地心吸到深穴黑色空气中的，那里生长着黏糊糊、紧缩缩的植物，汲取着养分，生长在几乎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他内心这种盲目的翻腾从未停止过，现在依然；这深埋在他心底的黑色火焰正如表面熄灭、内心仍在燃烧的炭火，使泥煤表面的裂痕错位，移动了粗糙的植物逆流，以至于泥泞的表层同泥炭沼里的泥炭一起波动，而从这些稠厚而缓慢的起伏里，又在他内心一天天地产生了最强烈、最骇人的欲望，正如困在沙漠中的恐慌，无限的思乡，突如其来的对简单朴实的渴求，对无所事事的向往。是的，这些年来，这种隐约的内心活动与他周围这个无边无际的国度极为和谐，还在孩提时代，他就感受到了周围地区的分量。那时，他面对望不到边的大海，身后是绵延万里的高山、丘陵和人们称之为内地的沙漠，在两者之间，笼罩着无时不在的危险，无人会提起它，因为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雅克却发现了它，那是在比尔曼德雷一个有拱顶房屋、石灰墙的小农场里，姨妈临睡前总要到各个房间去查验厚实的木制护窗板的大插销是否已关好，正是在这儿，他产生了被弃感，就好似这儿的第一个居民，或是第一个征服者，登陆于这样一个地方：那里仍盛行强者为王，法律是为了无情地惩罚与道德不容之事，他周围的人们既迷人又忧人，似近似远，白天大家并肩而行，有时还会产生友谊，或者称兄道弟，而夜晚来临，他们却躲回陌生的家里，外人永不能入内，同他们的妻子一起紧闭门户。他们的妻子你永远也见不到，即便在街上见了，也不知道她们是谁，她们脸上半遮着面纱，白裙上方露出美丽、性感、脉脉含情的眼睛。在居住点里他们人数众多，多到仅凭数量本身，就足以让无形的恐怖笼罩上空，尽管这是些顺从而疲惫的人。某些夜晚，当一个法国人和一个阿拉伯人之间发生斗殴时，就能嗅到这种恐怖的气息。这类斗殴也同样可能发生在两个法国人或两个阿拉伯人之间，但引起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这时，居住点的阿拉伯人穿着褪色的蓝工装或破旧的带风帽长袍，慢慢地走近，来自四面八方，持续不断，直到渐渐汇集的人群不用暴力、仅以聚众的方式将几个过路旁观的法国人拦在厚厚的人圈外边，那个斗殴的法国人挣扎着，倒退着，突然独自面对着他的对手及面色阴沉而坚定的人群，如果他不是土生土长在这儿的，不知道唯有勇气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那他的勇气就会丧失殆尽。于是，他面对着这个具有威胁性的人群，然而这人群除了其自身存在及其不可遏止的聚拢外，却什么也未威胁。大部分场合，正是他们抓住狂怒发晕斗殴的阿拉伯人，以便让他在警察到来之前赶快离开。警察会很快得到消息赶来，二话不说地将斗殴者带上车，在雅克家的窗下经过，他们受到粗暴对待，被带往警署。“可怜的人。”看到两个男人被紧紧抓住，被推搡着肩膀带走时，母亲说道。他们走后，孩子觉得威胁、暴力、恐怖依然徜徉在街上，一种陌生的恐慌使他嗓子发干。在他内心，这个夜晚，是的，这混杂不清的根基将他与这片神奇骇人的土地拴在一起，与火热的白昼及短暂得让人伤感的夜晚拴在一起，就好似第二种人生，也许比日常表象下的第一种人生更加真实。它的故事是一连串模糊的愿望及强烈而无法描述的感觉，是学校的味道，是住区马厩的味道，母亲手上的洗涤剂味儿，高地宅区的茉莉与忍冬的香味儿，字典的书页及阅览的书籍的味道，他家中或五金店厕所里的酸味儿，他有时在课前或课后独自走进冰冷的大教室的味道，他要好的同学的体温，迪迪埃和他在一起时那种暖而臭的羊毛味儿，或大个子马尔科尼的妈妈大量洒在他身上的花露水味儿，引得雅克坐在教室的凳子上总想靠近他的朋友，还有皮埃尔从他一个姨妈那儿拿来的唇膏味儿，他们曾几个人一起嗅着，慌乱而不安，就像一群进入一个发情母狗刚刚离去的房间的公狗，想像着女人就是这个散发着甜甜香柠檬味儿及奶味的香脂块，在他们那个充满吼叫、汗味儿和灰尘的野蛮世界里，这使他们揭示了另一个精美、微妙、充满了挡不住的诱惑的世界，甚至他们围着唇膏说出的粗话都无法阻止他们受到诱惑。从幼年起，他就爱恋人体，人体的美妙使他在海滩上幸福地开怀大笑，他爱人体的温暖，他一直被其吸引，没有什么明确的念头，是出于本能的爱，不是为了去占有，他那时不懂，只是要进入其光环之中，与同学肩靠着肩，从容而依赖。而在电车的拥挤中，当女人的手与之接触时间稍长一点儿时，他就会晕乎乎的。

是的，活着的愿望，要活下去的愿望，要参与这个世界火热生活的愿望，他曾在潜意识中想从母亲那儿得到，却未能、或许不敢得到的东西，是他在小狗布里昂身边找到的东西，当小狗在阳光下倚他而卧，他嗅着他那刺鼻的皮毛味儿时，或者正是在那种最强烈、最野性的味道中，生命的热量顽强地储存在他身上，这是他无法舍弃的。

在这种内心的困惑中，产生了这种渴望的激情，这种对生活的狂热永驻其身，甚至今日仍丝毫未损。只是这种狂热——在他重归家庭，童年的影像重现时——使突如其来的青春岁月不再来的可怕情感变得更加苦涩。正像他曾狂爱过的那个女人，噢，是的，他全身心热烈地爱着她，是的，同她相处总是欲望如火，当他在快活中无声地大叫一声离开她时，世界又重归其炙热的秩序，他爱她，因为她美丽，因为她对生活的狂热，慷慨而绝望，这也正是他所具有的，这狂热使她拒绝，拒绝光阴的流逝，尽管她知道此时此刻时光就在飞逝，她不愿听到有一天人们说她风韵犹存，而是要永葆青春，始终年轻。一天，他笑着对她说，青春飞逝，残阳西斜时，她哽咽了：“噢，不，不，”她流着泪说，“我真喜欢爱情。”她诸事聪颖过人，也许正是由于她真的聪颖过人，她才拒绝世界的现状，正如在那些日子里，她返回她的国外出生地作短暂逗留，去扫墓探友，看望她的姨妈时，人们对她说：“这是你最后一次见到她们了。”的确，面对她们的面庞，她们的躯体，她们的衰败，她想叫喊着躲开；或是在晚上全家聚餐时，桌布是一位已仙逝良久的曾祖母绣的，已无人再怀念她，只有她会忆起年轻时的曾祖母，想到她的快乐，她对生活的渴望，正像她自己一样，年轻时光彩照人，餐桌边上的人齐声赞叹，赞其美貌的女人们已年老色衰，而餐桌周边墙上悬挂的佳人肖像却正是她们自己。于是，热血沸腾，她想逃离，逃到一个无人衰老，无人离世的地方，在那里美貌永驻，生命总是野性而鲜艳。这地方并不存在。她回来后扑在他的怀中哭泣，他爱她至极。

他自己也一样，也许比她更甚，因为他出生在没有祖先，没有回忆的土地上，他的先人被根除得更加彻底，在那儿，衰老孤助无援，得不到它在[][38]文明国度里获得的那种忧郁的救助，他就像单刃刀片颤抖不停，注定要一下子断掉，对生活的纯粹激情面对的正是完完全全的死亡，他感到生命、青春、生物都离他而去，却无能为力，只是被抛在了盲目的希望之中，希望这种在多年中一直支撑他度日、给他无限养分，与最艰难的环境势均力敌的隐隐约约的力量宽宏大量地——这曾给予他生存的理由——同样给予他面对衰老、平静去世的理由。

[1] 从中学初期开始并依序写下去，或者先介绍成年时期，然后再回到中学初期，直至生病。

[2] 描述孩子的外貌。

[3] 在他逝世时又重见他。

[4] 回忆。

[5] 1940年对祖国的发现。

[6] 阿尔及利亚山区名。——译者注

[7] 中学的校服帽。

[8] 美国演员（1883—1939）。——译者注

[9] 他也像其他人一样。

[10] 即格雷尼埃所说的阿尔及利亚麻雀。

[11] 贝尔纳先生受到爱戴与欣赏。而在中学，最好的老师也只是被欣赏，学生们不敢去爱。

[12] 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13] 法国中学的学制为七年，初中为六年级至三年级，高中为二年级、一年级、毕业班。——译者注

[14] 班上人数有所减少，因为非住宿生回家了。

[15] 雅克的哥哥时而叫亨利，时而叫路易。——译者注

[16] 第二天，火烤生鸡的味道。

[17] 此处应为雅克。——译者注

[18] 名字是这个吗？

[19] 火灾。

[20] 孩子们。

[21] 其他的大树。

[22] 将他们从那个环境中隔离开。

[23] 一个难以辨认的词。——译者注

[24] 他们争当着帕尔达扬或帕斯布瓦。谁也不愿作阿拉米斯，阿多斯或波尔多斯。

[25] 在法国的图书馆办理借书证，需提供住房证明。——译者注

[26] 吉耶词典（Quillef）的书页，木板的味道。

[27] 小姐，雅克·伦敦，行吗？

[28] 人们让人（埃尔斯特舅舅）给他做了一个白木小书桌。

[29] 命运不济的人在其内心难免觉得命不好是自己的责任，他们觉得不应再以此类小缺点增加这种一般的罪孽感。

[30] 高处的游戏，转木马，有用的礼物。

[31] 浅黄褐色。

[32] 细沙海滩？夏日的其他忙碌事。

[33] 在中学——预订卡——每个月的手续——兴奋地回答“有卡”及严格的验证。

[34] 母亲的干预——他会累着的。

[35] 前面的阅读？高地社区？

[36] 一个领扣，活领。

[37] 一个难以辨认的词。——译者注

[38] 一个难以辨认的词。——译者注

附录

单页Ⅰ

4.在船上。同孩子们一起午睡+十四年战争。

*

5.在母亲家——暗杀。

*

6.在蒙多维旅行——午睡——殖民化。

*

7.在母亲家。童年的延续——他找回了童年而不是父亲。他得知，他是第一个人。莱卡太太。

*

“她用全力拥吻了他两三次，紧紧地搂着他，松开手，看看他，再一次拥他入怀，就好像她在内心估量了一下（她刚给予的）全部温情，似乎觉得还欠缺一点儿，随后，她转过身，好像不再留意他，也不想其他的，甚至时而以一种奇怪的神情望着他，就像他现在成了多余之人，打扰了她活动的那个虚无、封闭、有限的世界。”

单页Ⅱ

一个移殖民于1869年写给他的律师：

“要使阿尔及利亚抗住其医生的整治，她必须有极强的生命力。”

*

村庄围着壕沟或城墙（四角建塔楼）。

*

1831年派出了六百个移殖民，一百五十个死在帐篷里。阿尔及利亚孤儿众多正由于此。

*

在布发里克，他们垦荒时肩背长枪，怀揣奎宁。“他像个布发里克人。”百分之十九的人死于1839年。奎宁在咖啡馆里作为一般消费品出售。

*

布热在给土伦市长写信，让他挑选二十个健壮的未婚女子之后，在土伦为他的移殖民战士举行了婚礼。这便是“火线婚礼”。不过，尽可能圆满地公开调换了未婚妻。于是，诞生了富喀军垦农庄。

*

最初的集体劳动。这是些军垦农庄。

*

“地区性”的殖民。格拉斯的六十六个园艺家庭将瑟拉卡斯殖民化了。

*

通常，阿尔及利亚的市镇政府没有档案馆。

马翁人带着箱子和孩子以小群体登陆。他们的陈述值得写成书。永远别雇用西班牙人。他们使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带繁荣富强。

比尔曼德雷及贝尔纳达的家。

[托纳克医生]的故事，他是密地加的第一个殖民者。

邦迪科恩的cf.《阿尔及利亚殖民史》第21页。

皮雷特的故事。同上，第50页和第51页。

单页Ⅲ

10圣布里厄[1]

*

14马朗

20童年的游戏

30阿尔及尔。父亲及其死亡（+谋杀）

42家庭

69热尔曼先生及学校

91蒙多维殖民化与父亲

*

Ⅱ

101中学

140难懂自我

145青少年时期[2]

单页Ⅳ

喜剧主题也很重要。解救我们于深重痛苦之中的，正是这种被抛弃与孤独的感觉，然而还未孤独到“他人”毫不“留意”我们的不幸之地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幸福时分有时便是在无尽的忧愁中，被抛弃的感觉充斥内心并激怒了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常常不过是我们的不幸得到了同情的感觉。

敲穷人的房门——上帝将怜悯与绝望相伴，正如将解药置于病痛旁边[3]。

*

年轻时，我向人们索取的多于他们能够给予的：持久的友谊，永恒的激情。

现在我向人们要求的少于他们能够给予的：无言的陪伴。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友谊，他们高尚的行为在我眼中保留着其奇迹般的全部价值：优雅的全效果。

玛丽·维东：飞机

随笔Ⅴ

他曾是生活之王，具有耀眼的天赋、渴望、力量、快乐，而他来向她表示歉意的正是这些。她曾是岁月与生活的奴隶，她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希冀，也不敢希冀，然而她却保住了毫未受损的真实，而这正是他早已失去了的，她是唯一证明人们活着的人。星期四在库帕。

训练，体育

舅舅

中学毕业会考

疾病

噢，母亲，噢，柔情，受宠的孩子，比我的时代更伟大，比使你屈从的历史更伟大，比我在世上的所爱之物更真实，噢，母亲，原谅你的儿子逃避了你那真实的漫漫长夜。

外婆，专横，但却站立着服侍饭桌。

孩子教人尊重他的母亲，打了他的舅舅。

第一个人

（笔记与提纲）“与贫贱、愚昧、顽固的生活斗，价值无限……”

克罗岱尔《交换》

或还有

关于恐怖行为的对话：

从客观上，她有责任（连带责任）

换个词，或者我打你

什么？

别取西方最愚蠢的东西。别再说从客观上，或者我打你。

“为什么？”

你母亲是睡在阿尔及尔奥兰的火车前吗？（无轨电车）

我不懂。

火车炸了，四个孩子死了。你母亲未动窝。如果从客观上说，她还是有责任[4]，那么，你赞成枪毙人质。

她不知道。

她也不知。别再说什么从客观上。

承认有无辜者，或者我把你也杀了。

你知道我能做到。

是的，我见过了。

*

[5]让是第一个人。

那么，以皮埃尔为标志，给他一个过去，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种道德（？）——皮埃尔——迪迪埃？

*

海滨上的青春之恋——降临海面的傍晚——满天繁星的夜晚。

*

在圣艾蒂安与那个阿拉伯人相遇。两个流亡法国者的友情。

*

征兵。我父亲应征入伍时，还从未见过法国。他见到了，并被杀了。

（这便是像我家一样贫贱的家庭所给予法国的）

*

当雅克已反对恐怖行为了时，与萨多克的最后谈话。但他收留了他，避难权是神圣的。在他母亲家，他们的谈话当着母亲的面儿。最后，雅克指着他母亲说：“看。”萨多克站起身，走向他母亲，手放在心口上，以阿拉伯式的鞠躬拥吻母亲。然而，雅克从未见他这样做过，因为，他已经法国化了。“她也是我的母亲，”他说，“我的母亲已去世了。我要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爱她，敬她。”

（她是由于暗杀而倒下的。她不幸遇上了）

*

或者还有：

是的，我讨厌你。对于我来说，世上的荣誉属于被压迫者，而不属于强者。在历史上，当被压迫者觉醒了的时候……那么……

再见，萨多克说。

留下吧，他们会抓住你的。

那倒更好。他们嘛，我可以恨他们，我在仇恨中与他们相会。你呢，你是我的兄弟，我们却分别。

……

夜晚，雅克在阳台……从远处传来两声枪响及奔跑声

……

“怎么回事？”母亲问。

“没什么。”

“哦！我为你担心。”

他倒在她身上……

随后，为留宿问题而被捕。

派他去烤东西洞里的两法郎。

外婆，她的权威，她的精力

他私留了零钱

*

阿尔及利亚的荣誉观。

*

学会公正与道德，即根据其效果判断一种激情的好与坏。雅克可以纵欲于女人，但如果她们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

*

“我厌倦了为判定别人的对与错而生存，而行动，而感觉。我厌倦了按照别人赋予我的形象而活着。我决定要自治，我在相互依存中要求独立。”

*

皮埃尔会成为艺术家？

*

让的父亲是赶车人？

*

玛丽病之后，皮埃尔大发作，克拉芒斯式的（我什么都不爱……），由雅克（或格雷尼埃）对堕落作出解释。

*

用宇宙来反衬母亲（飞机、连成片的遥远的地区）。

律师皮埃尔。伊夫东[6]的律师。

*

“正如我们是勇敢的、骄傲的、强有力的……如果我们那时有信仰，有上帝，什么都无法使我们动摇。但我们那时一无所有，必须学会一切，只能为了苍白无力的荣誉而活着……”

*

这恐怕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结束的历史——充满了光辉年代的遗憾……

*

菲利浦·库龙比尔及梯帕萨的大农场。同让的友情。他在农场上空死于飞机失事。人们找到他时，驾驶杆插进肋部，面部砸碎在仪表板上。玻璃碎片上布满了血污。

*

题目：游民。从搬家开始，以撤离阿尔及利亚土地结束。

*

两种狂热：贫妇及异教世界（智慧与幸福）。

*

大家都喜欢皮埃尔。雅克的成功与骄傲使他产生敌意。

*

私刑处死的场面：四个阿拉伯人被扔到卡苏尔山下。

*

他的母亲是基督。

*

让人谈论雅克，由别人引出他，介绍他，他们概述的形象互相矛盾。

有文化，爱运动，放荡，孤僻，最好的朋友，凶恶，忠贞不渝，等等，等等。

“他不爱任何人”，“极为慷慨大方”，“冷淡而漠然”，“热烈而激情”，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精力过人，只除了一直躺在那儿的他。

就这样，主要人物成长起来。

他说：“我开始相信我的无辜了。我曾是沙皇。我统治着一切及所有的人，都为我服务（等等）。随后，我得知我没有足够的善心给予真爱，我觉得对自己鄙视得要死。后来，我想，其他人也并不真心去爱，只需接受与他人差不多这一事实就行了。

我决定不接受，我应责怪自己不够伟大，我应任意地去绝望，等待着机遇从天而降，使我成为伟大的人。

换句话说，我期待着成为沙皇而不去享乐的时刻。”

*

再有：

人不能活得太真实——太明白——，这样的人会与他人隔绝，他不再能分享他们的幻想。他是一个魔鬼——我即如此。

*

马克希姆·拉斯泰伊：1848年殖民者的苦难。蒙多维——

插入蒙多维的故事？

例如：1，坟墓。回到[][7]蒙多维

（1附）1848—1913年的蒙多维

*

他的西班牙一面节制与好色

精力与虚无

*

雅克：“无人能够想像我曾忍受过的痛苦……人们敬重成就了大事的人。不过，人们应更加敬重那些能够在他们那样的处境下约束自己不犯重罪的人。是的，敬重我吧。”

*

与伞兵中尉谈话：

“你说得太好了。我们到边上去，看看你是否还能口若悬河。走吧。”

“好。不过，我想预先告诉您，因为您恐怕还未遇到过男子汉。听好。我把要发生在您所说的边上的事算在您的账上。如果我未屈服，那就没事。只是，在日后可能的那一天，我要当众把口水吐到您的脸上。如果我屈服了，并且能够脱身的话，无论是一年后还是二十年后，我都要杀了您，杀您本人。”

“照看着他，”中尉说道，“这是个奸诈之人[8]。”

*

雅克的朋友“为使欧洲能让人忍受”而自杀。为成全欧洲，需有一个自愿的牺牲者。

*

雅克同时有四个女人，因此，过着空虚的生活。

*

C.S.：当灵魂承受过多的痛苦时，它便渴望不幸，以……

*

cf.斗争潮的故事。

*

夏特死在医院，那时，她邻居的收音机里正蠢话连篇。

——心脏病，极为虚弱。“如果我自杀的话，至少我采取了主动。”

*

“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我自杀身亡的人。你了解我的原则。我痛恨自杀，是由于它给别人带来的感受。如果有人坚持这样做，就得掩盖事实。出于宽宏大量。我为什么对你说这些？因为你喜欢不幸。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祝你胃口好！”

*

雅克：跳跃的生活，更新的生活，人口的增加及经验的增长，更新及[冲动]的能力——

*

结尾。她向他伸出骨节粗大的双手，抚摩着他的脸颊。“你嘛，你是最伟大的。”她那浅浅的眉弓下暗色的眼神中有如此多的爱慕，他内心的另一个——了解情况的那一个——被激怒了……过了一会儿，他把她搂在怀里。既然最有远见的她爱他，他就应该接受，而为了承受这份爱，他应该爱自己一些……

*

穆西尔[9]主题：在现代世界中寻求灵魂的拯救——D：《着魔者》中的[交往]与分离。

*

酷刑。连带责任的刽子手。我从未接近过什么人——现在我们肩并肩了。

*

基督徒的状态：纯净的感觉。

*

书可能未完成。如：“在将他带往法国的船上……”

*

忌妒了，他掩饰着，扮演着上流社会的人。而后，他不再忌妒了。

*

四十岁时，他认识到他需要一个人为他指点迷津，斥责他或赞扬他：一个父亲。要威严而不是权力。

*

×看到一个恐怖分子朝着……开枪。在一条黢黑的街上，他听到他在身后奔跑，他一动不动，猛地转身，勾脚将他绊倒，手枪落地。他捡起手枪，吓住那人，随后想到不能放走他，把他带到远处的街上，让他在前边跑，开了枪。

*

兵营里的年轻女演员：一株草，煤渣中的第一株草及这种幸福的敏锐情感。可怜而快乐。后来，她爱上了让——因为他纯情。我呢？不过，我[不值得]你爱。正是如此。能引起爱情的人们，哪怕是堕落者，都是国王及世界存在的证明者。

*

1885年11月28日：C·吕西安诞生在乌莱法耶：是C·巴蒂斯特（四十三岁）与科尔梅利·玛丽（三十三岁）的儿子。1909年（11月13日）与森岱斯·卡特琳小姐（出生于1882年11月5日）结婚。1914年10月11日死于圣布里厄。

*

四十五岁时，他通过比较日期，发现他哥哥诞生于婚后两个月。然而，刚给他描述了婚礼的舅舅说起瘦瘦的长裙……

*

在家具乱堆的新屋里，医生为她的第二个儿子接生。

*

她于1914年7月带着被塞浦兹的蚊虫咬得浑身红肿的孩子离开。8月，征兵。丈夫直接回到了阿尔及尔的[部队]。他有一个晚上跑出来吻别两个孩子。人们再未见到他，直到传来他牺牲的消息。

*

一个被驱逐的移殖民毁掉了葡萄园，重新引回了咸水渠……“如果我们在此的作为是罪恶，就必须铲除它……”

*

妈妈（说到N）：你被录取的那一天——“当给你发奖的时候。”

*

克里克兰斯基与禁欲的爱情。

*

他惊奇于刚做了他情妇的玛塞尔对国家的不幸漠不关心。“过来。”她说。她打开了门：她九岁的儿子——出生时产钳夹坏了运动神经——瘫痪，不会说话，右脸向上斜，得喂他吃饭，为他洗澡，等等。他关上了门。

*

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但说不出来。其他人以为在演戏。

*

第一部分：阿尔及尔，蒙多维。他遇到一个阿拉伯人对他讲起了他的父亲。他同阿拉伯工人的关系。

*

丁·杜艾：船闸。

*

贝拉尔死于战争。

*

当得知了他与y的关系后，F含泪嚷道：“我也漂亮。”而y的叫声：“啊！看谁能来试试，还想胜过我。”

*

后来，事情发生后很久，F与M相遇了。

*

基督未在阿尔及利亚登陆。

*

他收到她的第一封信及看到她亲手写的自己的名字时的感受。

*

理想的做法，如果书是写给母亲的，从头至尾——结尾时才知道她不认字——，是的，应该是这样。

*

他最大的希望，是他母亲能够读到一切关于他的生命与肌肤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爱，他唯一的爱将永远是无声的。

*

将这个贫穷的家庭从穷人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它正毫不留痕迹地从历史上消失。哑巴。

他们原来，他们现在都比我更伟大。

*

从诞生的那个晚上写起。第一章，然后是第二章：三十五年后，一个男人在圣布里厄下了火车。

*

Gr.[10]我把他当父亲看，他出生的地方，即是我亲生父亲去世及安葬的地方。

*

皮埃尔与玛丽。起初，他无法得到她；因此，他开始爱她。而雅克同杰茜卡，迅速而至的幸福。所以，他花时间去真正爱她——她的胴体遮住了她。

*

高原上[费加里]的柩车。

*

德国军官与孩子的故事：为他而死，毫无价值。

*

古耶词典中页：其味道，插图。

*

制桶厂的味道：刨花比锯末的味道更[][11]。

*

让，永不满意。

*

他少年离家，去独住。

*

在意大利发现宗教：通过艺术。

*

第一章结束：此时，欧洲调准了大炮，六个月后开炮。母亲来到阿尔及尔，手牵一个四岁的孩子，怀里抱着另一个，怀抱的孩子被塞浦兹的蚊虫咬得浑身红肿。他们来到了外婆在穷人区的三间房中。“母亲，谢谢您接纳我们。”外婆腰板挺直，明亮而坚定的目光望着她：“女儿，得找活儿干才行。”

*

妈妈：像一个无知的穆安津[12]。除了十字架上的外，她不了解基督的一生。然而，谁又能更了解呢？

*

清晨，在外省的旅馆院子里，等着M。这幸福之感他从来都觉得是转瞬即逝，有悖道德——它的确有悖道德，因而阻碍了这种幸福的持久性——之感腐蚀着他，甚至是绝大部分时间，只少有的几次，他强制自己，就像现在一样，在晨曦中，一身纯净，流连于露珠点点的大丽花之间……

*

××的故事。

她来了，她强行，“我是自由的”，等等。扮演着被解放之人。然后，赤裸着躺到床上，尽力去……最终，一个坏[][13]。不幸之人。

她离开了她那个绝望的丈夫，等等。丈夫给另一位写信：“是您的责任。继续去看她，不然，她会自杀的。”事实上，注定的失败：迷恋于绝对，因此，寻求发展那不可能之事——于是，她自杀。丈夫来了。“您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是的。”“好，您来选择，我杀了您，或您杀了我。”“不，选择的重担应由您来担。”“杀人吧。”事实上，典型的难题，受害者并非真的负有责任。不过，[恐怕]她对另外的事负有责任，却从未偿还过。荒谬。

*

××。她的内心有破坏与死亡精神。她[献身]于上帝。

*

一个自然主义者：持续不断的猜疑，对食物，对空气，等等。

*

在被占领的德国：

晚上好。长官先生[14]。

晚上好，雅克说着关上了门。他的声调令自己奇怪。于是，他明白了，许多占领者说话的这种腔调是由于他们对征服与占领感到有点不自在。

*

雅克想不存在。他所做的，隐姓埋名，等等。

*

人物：尼古拉·拉米哈尔。

*

父亲的“非洲愁结”。

*

结尾。带他儿子去圣布里厄。在小广场上，两人相对而立。你怎么生活？儿子问。什么？是的，你是谁，等等。（幸福）他感到周围死亡的影子丰满了。

*

V.V.我们这些人，这个时代，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我们互相拥抱，排斥、恢复交往、最终分离。不过，在此期间，我们在生活中始终互相扶持，有着共同斗争及忍受痛苦的人们之间那令人神往的默契。啊！这就是爱——对所有人的爱。

*

四十岁时，在饭馆里从来都点带血肉排的他发现自己实际上喜欢火候正好的肉排，而根本不喜欢带血的。

*

不再理会艺术与形式。重新找回直接的接触，无需中介，因而也就是无辜。忘却艺术，在这里就是忘却自我。不是以道德的名义放弃自我，正相反，是接受地狱。想要完美的人更爱自我，想要享乐的人更爱自我。只有那个人放弃了他的现状，放弃了他的自我，接受了来者及其后果。于是，此人是直接接触。

通过第二等级的无辜重新找回希腊人或大俄罗斯人的伟大。不要怕。什么也别怕……但谁来助我！

*

这天下午，在从格拉斯去戛纳的路上，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激奋中，在多年的交往之后，他突然发现，他爱上了杰茜卡，他终于爱上了她。于是，她周围的世界黯然失色。

*

我完全不在我所说及所写的事情中。结婚的不是我，做了父亲的不是我，还有……等等……

*

许多回忆录讲述了阿尔及利亚殖民地那些“寻回的孩子们”。是的，我们大家都在这儿。

*

清晨的有轨电车，从贝尔库到市府广场。车头前，电车司机及他的操纵杆。

*

我要给你们讲一个魔鬼的故事。

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

*

妈妈与历史：人们对她说起苏联的人造卫星：“噢，我不会喜欢那高处。”

*

例叙章节：卡比利亚村庄的人质。被阉割的士兵——扫荡，等等，越来越近，直到放出殖民化的第一声枪响。但为什么在此处停止。该隐杀了亚伯[15]。技术问题：一个章节或是倒叙追根？

*

拉斯代伊：唇髭浓厚，颊髯花白。

他的父亲：圣德尼区的一个木匠；他的母亲：洗小件日用布制品的女工。

所有的巴黎移殖民（许多都是1848年革命党人）。巴黎的许多失业者。制宪会议通过拨款五千万用以派人去建一个“殖民地”：

每个移殖民可得到：

一座住房

二至十公顷土地

种子，农作物，等等

食物配额

没有铁路（只通到里昂）。从那儿走水路——乘坐由马拉纤的驳船。《马赛曲》，《出征之歌》，神甫的祝福，授予蒙多维的旗帜。

六条一百至一百五十米长的驳船。睡在草垫子上。女人们换衣服时互相扯起单子遮挡。

近一个月的旅途。

*

马赛，在大检疫站（一千五百人），一个星期。随后登上一艘旧的大型驱逐舰：石岩号。借着地中海干寒猛烈的北风出发。五天五夜——所有的人都病了。

博恩——居民都在码头上欢迎移殖民。

行李堆在底舱，并有丢失。

从博恩到蒙多维（坐在部队的辎重车上，男人们步行，以便给女人、孩子留出更多的地方和空气），没有路。在沼泽地平原或丛林中约略地估计着，在阿拉伯人敌视的目光中，伴随着狂吠的卡比利亚狗群——1848年12月8日。蒙多维并不存在，军用帐篷。夜里，女人们哭泣着——八天的阿尔及利亚大雨砸落在帐篷上，河流泛滥。孩子们在帐篷里大小便。木匠搭起简易篷，盖上床单保护家具。在塞浦兹河岸割下空心芦苇，以便让孩子们在屋里将小便尿到外面去。

在帐篷里过了四个月，然后搭起了临时木板屋；每个套间的木板屋里得住六家。

1849年春天；炎热过早来临。人们在木板屋里做饭。疟疾、接着是霍乱。每天死去八至十人。木匠的女儿奥古斯蒂娜死了，然后是他的妻子。内弟也死了。（人们将他们葬在凝灰岩层下）

医生的处方：跳舞，以活血。

每天晚上，在乡村小提琴师的伴奏下，他们在两次葬礼之间跳着舞。

土地于1851年才分配。父亲死了。罗西纳和欧也妮孤苦伶仃。

为了去塞浦兹支流洗衣，得派上一队士兵。

建起了围墙＋军事壕沟。小房子及小花园。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建设。

五六头狮子在村子周围嚎叫（黑鬣努底亚[16]狮子）。豺狼。野猪。鬣狗。豹子。

攻击村庄、偷窃牲畜。在博恩与蒙多维之间，一辆坦克陷入泥坑，乘客去求援，只留下一个年轻的孕妇。再见她时肚腹划开，乳房被割。

第一座教堂：四壁柴泥墙，没有椅子，几条长凳。

第一所学校：枝条与树枝建成的茅屋。三姐妹。

土地：分散的地块，人们背着枪耕种。晚上回到村庄。

一支有三千法国士兵的纵队在夜间经过，抢劫了村庄。

1851年6月：暴动。几百个穿着阿拉伯呢斗篷的男人骑着马围住了村庄。在小城墙上用火炉烟囱假充大炮。

*

的确，巴黎人下地种田；许多人戴着高顶黑礼帽下地，女人们穿着丝绸长裙。

*

严禁吸纸烟。抽烟斗得加上盖子（怕引起火灾）。

*

1854年建起房屋。

*

在君士坦丁省，三分之二的移殖民尚未摸镐扶犁便死去了。

古老的移殖民墓地，无尽的遗忘[17]。

*

妈妈。事实是，尽管我全身心地爱，我那时无法过那种盲目忍耐、无话语、无计划的生活。我无法过她那种无知的生活。于是，我周游世界，创建、创新，超越他人。我的日子忙得不可开交——但没什么能够占据我的心，如同……

*

他知道他要走了，重新欺骗自己，忘却他知道的一切。但他所知道的，正是：他生活的真情就在那儿，在这个房间里……他恐怕会逃避这个事实。谁能活在真实中呢？但只需知道真实存在于那儿，只需最终承认它，让它在内心滋润着秘密而静谧的热忱，去面对死亡。

*

妈妈临终时的基督教。贫穷、不幸、无知的女人[][18]，向她提起苏联人造卫星？愿基督保佑她！

*

1872年，当按父系家族安顿下来时，已相继出现过：

——公社，

——1871年阿拉伯人暴动（在米蒂加第一个被杀害的是一个小学教师）。

阿尔萨斯人占领了暴乱者的土地。

*

那个时代的尺度。

*

母亲的无知对题于历史与世界的所有[][19]。

比尔·哈盖姆：“很远”或“那边”。

她的宗教是视觉的。她明白她看得到的，但不能表达。耶稣即磨难，他倒下了，等等。

*

女战士。

*

写下他的[][20]，以找回真实。

*

1.诞生在搬迁中。战后六个月[21]。孩子。穿着朱阿夫军服，戴着扁平的狭边草帽的父亲上了战场。

2.四十年后，儿子在圣布里厄墓地父亲坟前。他回到阿尔及利亚。

3.为“那些事件”来到阿尔及利亚。寻觅。

去蒙多维旅行。他寻回了童年，而不是父亲。

他得知，他是第一个人[22]。

第二部

第一个人

青少年时期：拳斗

体育与道德。

成人时期：政治运动（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

第三部

母亲

爱情

王国：过去的体育运动伙伴，老朋友，皮埃尔，老教师及他第二次应征入伍的故事。

母亲[23]

最后一部分，雅克向母亲解释阿拉伯问题，克里奥尔文化、西方的命运。“好，好。”她说。随后是全面忏悔，结束。

*

这个男人身上有个谜，他想解开这个谜。

但最终，这个谜团只是贫穷使生灵既无姓名也无过去。

*

海滩上的青春时代。一个个充满叫声、阳光、拼命努力、隐约的或明确的欲望的日子过后，夜幕罩住大海。一只雨燕在空中高叫。忧虑充满了他的心房。

*

最终，他以昂佩多克尔[24]为榜样。哲学家[][25]独自生活。

*

在此，我想写出两个人的历史，他们血脉相通，却迥然不同。她恰似这世上完美的化身，而他是沉静的怪物。他投入了我们历史那所有的疯狂中；她穿越了这同一历史却如同走过其他平常的时代。她大部分时间静默不语，只用几个词进行表达；而他滔滔不绝，千言万语却无法寻到，她仅以静默所表达的东西……母亲与儿子。

*

自由选择任何语气。

*

雅克直到那时都觉得自己与所有的受害者休戚相关，现在又认识到他与刽子手们有连带关系。他的忧伤。定义。

*

需像旁观者一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以便在其中加入梦想来完善生活。但人们活着，而其他人向往着你的生活。

*

他望着她。一切都停止了，光阴流逝，发出劈劈啪啪的爆裂声。犹如看电影时，画面中断失常，在漆黑的影院里只听到机器运转的声音……面对空荡荡的银幕。

*

阿拉伯人出售的茉莉项链。一串白色、黄色的芬芳花朵[][26]。项链迅即枯萎[][27]花儿变黄[][28]，但悠悠的香味儿久久地弥漫在陋室中。

*

五月的巴黎，白色的栗色的花簇垂在空中飘荡。

*

他爱他的母亲和他的孩子，爱一切由不得他选择的东西。最终，他质疑一切，诉讼一切，他的爱从来就只是不可避免之爱。命运强加于他的人，他所面对的世界，他生活中所有无法回避的东西，疾病、职责，荣誉或贫困，说到底，他的星座。余下的，对于他得选择的东西，他尽力去爱，这不是同一回事。他可能经历过惊叹、激情，甚至是温情脉脉的时刻。但每个时刻都把他抛向其他的时刻，每个人又把他推向另外的人。最终，他根本不爱自己的选择，除非经过一些事情，他慢慢地强加给了自己，偶然而自愿地持续了一阵儿，最终变成不可或缺的：杰茜卡。真正的爱情不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自由。那颗心，尤其是那颗心不是自由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对不可抗拒之承认。而他呢，的确，他全身心地去爱的从来就只是那些不可避免之物。现在，他要去爱的就只有自己的死亡了。

*

[29]明天，六亿黄种人，几十亿黄种人、黑种人、棕色皮肤的人都涌现在欧洲海角上……最好的是[使它转变]。于是，所有人们学过的知识，他自己及与他相像之人，所有他学过的知识，在这一天，他的同种人，所有他为之生存的价值观都消亡了，无用了。那么，还有什么有价值呢？……他母亲的沉默。他在她面前缴了械。

*

M.十九岁，他三十岁，他们当时互不相识。他明白，人们不能追溯时光，不能阻碍爱人的曾经，曾经做过的，曾经经历过的，人们无法把握他的选择。因为，选择需要从诞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我们生来就是分离的，只有母亲除外。人们把握得住的只是那些必然，必须重归并（见前面的笔记）屈从于它。这是多深的留恋，多大的遗憾啊！

必须放弃。不，学会去爱不纯洁，不道德。

*

最终，他请求母亲原谅。“为什么，你是个好儿子。”但对其他的，她不知道，也无法想像[][30]，她是唯一能够给予原谅的人（？）

*

既然我倒叙，就先介绍年老的杰茜卡，再介绍年轻的。

*

他娶了M.，因为她从未接触过男人，他为此而着迷。总之，他为自身的弱点而娶她。随后，他将学会爱那些献身的女人——也就是说——爱生活中可憎的需求。

*

用一个章节写1914年的战争。我们这个时代的孵化器。母亲眼中的？她既不了解法国、欧洲，也不了解世界。她以为炮弹是自行爆炸的，等等。

*

交错的章节，让母亲说话。对同一些事实的评论，不过只用她的四百个词汇。

*

总之，我将叙述我之所爱。只讲这些。极大的快乐。

*

[31]萨多克：

1）　“你为什么这样结婚呢，萨多克？”

“我应该按法国方式结婚吗？”

“按法国方式或其他的！为什么你屈从于你觉得愚蠢而残忍[32]的传统风俗呢？”

“因为，我的人民以此种风格得以确认，它没有其他的东西，它固守其中，脱离了这种风俗，便是脱离了它。所以，明天我要走进这个房间，我要剥光一个陌生女子，在枪炮声中强奸她。”

“好吧，在此之前，我们去游泳吧。”

*

2）　“怎么样？”

“他们说，目前，必须加强反法西斯前线，法国和俄国应该共同捍卫国家。”

“她们不能在自卫的同时，在国内弘扬正义吗？”

“他们说，这是以后的事，得等待。”

“这里等不来正义，这你知道。”

“他们说，如果你不等待，你就是在客观上为法西斯服务。”

“所以，监狱是你从前同志的好去处。”

“他们说，很遗憾，但他们只能这么做。”

“他们说，他们说。那你呢，你沉默。”

“我沉默。”

他望着他。开始热起来了。

“那么，你背叛我了？”

他没说：“你背叛我们了。”他是对的，因为，背叛涉及的是肉体，是个人，等等……

“不，我今天离开党……”3）　“记住1936年。”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恐怖分子，我只是反对法国人的恐怖分子。”

“我是法国人。她也是。”

“我知道。算你们倒霉。”

“那么，你背叛我了。”

萨多克的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

如果我最终选用编年法，雅克太太或医生将是蒙多维第一代移殖民的后代。

我们不应抱怨，医生说，只要想想我们的第一代亲属，这儿……等等。

*

4）　雅克的父亲在马恩被杀。这模糊的一生留下了什么？一无所有。不可触摸的记忆——在森林大火中燃烧的蝴蝶翅膀那轻飘飘的灰烬。

*

两个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1939年至1954年间的阿尔及利亚（叛乱）。法国的价值在阿尔及利亚人的意识中，在第一个人的意识中的变化。两代人的编年史解释了现今的悲剧。

*

在米利亚纳的夏令营，兵营早、晚吹奏小号。

*

爱惜：他希望她们都是没有过去、没有男人的处女。他遇到了第一个这样的人，便与之订下了终身，但自己却从未忠实过。因此，他希望女人们做到己所不为之事。而他的为人把他推向与他相像的女人，他爱她们，并疯狂热烈地占有她们。

*

青少年时期。他生命的力量，他生活中的信仰。但他吐血。因而生活变成这样：医院、死亡、孤独、荒谬。由此而来的精力分散。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不，不，生活是另一个样子。

*

从戛纳到格拉斯路上的灯光……

他知道，即便他得重新回到他一直生活在其中的枯燥乏味之中，他也要献出他的生命、他的心、他全部的感激。这将使他能够，有一次，也许仅仅一次，但有一次去接触。

*

最后一部分以此画面开始：

瞎眼的驴在几年中毫不耐烦地围着戽斗水车转，忍受着鞭打，严酷的自然，太阳晒，蚊蝇咬，还要忍受着这种看起来枯燥、单调、痛苦的绕圈而行，河水永不停息地涌上来……

*

1905年。L.C.[33]的摩洛哥战争。但在欧洲的另一侧，加里亚耶夫。

*

L.C.的生活。整个一生都非他意愿，只除了他想要活着，坚持活着的意愿。孤儿。农业工人，不得已娶了他的妻子。他的一生就这样不由己地过着——随后，战争杀害了他。

*

他要去看格雷尼埃：“像我这样的男人，我承认，应该服从。他们需要专横的规则，等等。宗教、爱情，等等，对我来说不可能。因此，我决定服从于您。”随之而来的（消息）。

*

最终，他不知他父亲是谁。但他自己又是谁呢？第二部。

*

无声电影，为外婆念字幕。

*

不，我不是个好儿子：好儿子应是留下来的那个。我周游了世界，我欺骗了她，以我的虚荣、荣耀，百来个女人。

“但是，你只爱她？”

“啊！我只爱她？”

*

当他在父亲墓旁时，他感到时间解体了——这种时间的新顺序是书本上的顺序。

*

他是个纵欲过度的男人：女人，等等。

因此，[过度]惩罚了他。随后，他知道了。

*

在非洲，当夜色迅速降临海面、高原或起伏的山峦时感受到的不安。这是对神圣的恐惧，是在永恒面前的惊愕。在德尔弗，晚上产生同样的效果时，能现出庙宇。但在非洲大地上，庙宇都被毁了，只剩下了压在心头上的无尽的沉重。它们消失了多少啊！静静地，背离了一切。

*

他们不喜欢他的地方，是阿尔及利亚人的东西。

*

他与钱的关系。一方面是由于穷（他什么也不给自己买），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骄傲：他从不还价。

*

最后，向母亲忏悔：

“你不理解我，然而，你是唯一能原谅我的人。许多人愿意原谅我。也有许多人以各种语气叫喊着我有罪，而他们这样对我说时，我并没有罪。另一些人有权这样说我，我知道他们是对的，我应该争取他们的原谅。但人们是向明知道会原谅自己的那些人请求原谅。只要原谅，而不是向你要求值得原谅，要求你等待。[而]只是对他们诉说，把一切告诉他们，接受他们的原谅。我可以请求原谅的那些男人和女人，我知道，尽管他们满怀诚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隅，他们不能，也不会原谅。唯有一个人可以原谅我，但我对他从未有过罪孽。我把我整个的心都给了他，我本可以去找他，我在静默中常常这样做，但他死了。我孤身一人。只有你可以这样做，但你不理解我，读不懂我。因此，我向你诉说，给你写信，给你，只给你一人。当这一切结束时，我将请求原谅，不加任何解释，而你将对我微笑……”

*

雅克在逃离秘密编辑部时杀了一个跟踪者（他扭曲了脸庞，踉踉跄跄，微微前倾。雅克感到一股怒火涌上来，他再一次兜了一拳，打在[喉咙]上，脖子下部的大洞立即冒出血来。随后，厌恶、愤怒得发狂，他又一次直视着对方打了出去[][34]，也不看到底打在哪里……）……然后，他去了汪达家。

*

贫穷，无知的柏柏尔农民。移殖民。士兵。没有土地的白人。（他爱他们，是他们，而不是穿着尖头黄皮鞋，戴着围巾，只从西方学习那些劣性东西的混血儿们。）

*

结尾。交回土地，那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交回那既不卖也不买的土地（是的，基督从未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因为甚至和尚们在这儿也有产业和租地）。

他喊起来，望着母亲，然后又望向其他人：

“交回土地。把所有的土地都给穷人，给那些一无所有、穷得从未奢望过拥有的人，给那些在这个地方像她一样贫穷的人们，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也有一些法国人，他们顽强坚忍地生活着或幸存着，生活在世上唯一有价值的名誉，即穷人的名誉之中。把土地分给他们，犹如将圣物交给圣人们。而我呢，重新一无所有，浪迹天涯，我将为此而微笑，高兴地死去，知道在我出生的太阳下，我如此爱恋的土地及我尊敬的她和他们终于融为一体了。”

（于是，默默无闻变得如此充实，也将包容我——我将再回此地）

*

反抗。（cf.《阿尔及利亚的明天》第48页，塞尔维亚出版社）

F.L.N.的年轻政委们，他们将战争定名为塔尔赞。

是的，我下命令。我杀人，我生活在山里，日晒雨淋。你曾向我提出的最好建议：贝杜恩行动。

萨多克的母亲cf.第115页。

*

与……相对抗，在世界最古远的历史中，我们是第一批人——不是在[][35]报纸上叫嚣的那种衰败中的，而是在那种曚昽而有别于其他的、正冉冉上升的曙光之中。

*

无信仰、无父亲的孩子们，人们推荐给我们的老师令我们厌恶。我们活在非合法的地位中——骄傲。

*

人们称之为新生代的怀疑论——谎言。

从何时起，拒绝相信说谎者的老实人成了怀疑论者？

*

作家职业的崇高之处在于反抗压迫，因此，寂寞独处，不人云亦云。

*

助我支撑背运的东西也许将助我接受过于有利的幸运——而支撑着我的，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极为伟大的思想，即我为艺术而生。

并非我认为它高于一切，而是因为它与任何人都不分离。

*

[古代文化]例外。

作家从奴隶做起。

他们获得了自由——这并非[][36]的问题。

*

K.H.：所有夸张了的都毫无价值。但K.H.先生在被夸大之前就毫无价值。他坚持要身兼数职。

两封通信

亲爱的热尔曼先生：

我等近日来周围的嘈杂声少了些，再来向您一吐心声。人们刚刚给予了我极大的荣誉。我对此既未追求也未关注过。不过，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除了我母亲外，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您。没有您，没有您伸给当时的我——那个贫穷小男孩的温存的手，没有您的教诲，没有您的榜样，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个荣誉的世界并非我个人所求。但这至少是一个机会，可向您表白，您曾经，并将永远占据我的心灵，并向您保证，您为之付出的努力、工作及仁慈在您的一个小学生的心中永存，尽管年岁虚长，他始终是您的学生、永远感谢您。紧紧地拥抱您。

阿尔贝·加缪

1957年11月19日

我亲爱的小家伙：

经你手寄出，作者让·克洛德·布里斯维尔先生亲笔题词送给我的书——《加缪》已收到了。

我不知如何向你表达你仁慈之举给我带来的快乐，也不知怎样感谢你。如有可能，我愿紧紧拥抱你这个大男孩，对于我来说，你永远是“我的小加缪”。

我还未读此书，只翻了翻头几页。加缪是谁？我感觉想要探究你个性的人们并不十分成功。你在表露你的特性、你的感情时总会现出本能的腼腆。你的特性就在于你的淳朴，你的率真。此外，再加上善良。这些印象是你在课堂上留给我的。敬业的教师不放过任何了解他的学生、他的孩子们的机会，他始终这样做。一个回答，一个举止，一个态度全都充分显露特性。因此，我以为很了解当时的你——那个可爱的小娃娃。通常，孩子的身上孕育着日后成人的萌芽。你在课堂上显示出的快乐是全方位的，你容光焕发，乐观向上。看你的样子，我从未对你的家庭的实际状况起过疑心，只是当你妈妈为你的助学金名额来找我时，我才有所察觉。此外，这正发生在你要离我而去之时。直到那时，我一直觉得你与你的同学们家况完全相同。你总是非常得体。像你哥哥一样，你穿着体面。我想，这是对你妈妈最好的赞誉。

再来谈谈布里斯维尔先生的这本书，他在书中插入了大量的照片。我非常激动地从照片上认识了你可怜的父亲，我始终将他看作“我的战友”。布里斯维尔先生好心提到了我：我为此而感谢他。

我看到研究你、评论你的书籍越来越多。看到你并未被你的名气（这是不争的事实）冲昏头脑，我觉得十分欣慰。你还是加缪：好！

我兴致勃勃地看了你改编及策划的那高潮迭起的戏剧：奥赛罗。我太爱你，不能不祝你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正是你应得的。马尔罗也想给你个剧本。我知道，你酷爱这个。不过……你能同时担当这一切吗？我怕你过于劳累。请允许你的老朋友提请你注意：你有一个温柔的妻子及两个孩子，她们需要丈夫、需要爸爸。关于这一点，我给你说说我们师范学院的院长时而告诫我们的话。他对我们非常、非常严厉，使我们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他实际上爱着我们。“自然有本大书，它在上面仔细记录你所有的过度行为。”我承认，在我将要遗忘之时，这明智之言多次让我节制。那么，尽力让自然这本大书留给你的那一页保持空白吧。

安德丽提醒我说，我们曾在一次关于《奥赛罗》的电视文学节目中见过你，听到你说话。看到你回答问题，真让人感动。我不由惬意地想到，你不会料到我终于又看到了你的面容，听到了你的声音。这稍稍补偿了你未在阿尔及尔的缺憾。我们已很久未见你了……

结束前，我想对你说说我的痛苦感受，这是一个非教会小学老师面对威胁我们学校的计划的感受。我以为，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我都尊重了孩子身上最神圣的东西：寻求他的真理的权利。我爱你们所有的人，并以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表露我的观点，不压制你们年轻的智力。涉及上帝的问题（这是教学计划中的），我只说：有人相信，有人不信。每个人都具有全权去为其所欲。同样，对于宗教的章节，我仅限于指出存在着哪些宗教，人们可随其所愿去信仰。根据事实，我补充说，有些人什么宗教也不信。我知道，这无法取悦于那些想把小学教师变成宗教，更准确地说是天主教传教士的人。在阿尔及尔师范学校（当时位于加朗公园内），我父亲及他的同学们被迫每个周日去做弥撒，去领圣体。一天，他厌倦了这种束缚，将“献身”圣体饼夹在了弥撒经本中，并合上了书。校长得知了此事，毫不犹豫地将我父亲逐出学校。这便是“自由学校”的拥护者们想要的东西（自由地……像他们一样去思想）。以现今国民议会的构成，我担心结果不妙。《被缚的鸭子》指出，有一个省，百来个非教会学校的班级墙上挂着基督受难像。我认为这是对孩子们意识的令人发指的扼杀。在不远的未来，又会怎样呢？这些想法使我极为忧伤。

我亲爱的小东西，我已快写完四页了，这是在占用你的时间，请原谅我。这里一切都好。我的女婿克里斯蒂安明天就是服兵役的第二十七个月了！

要知道，即使不写信，我也常想念你们全家。

热尔曼太太和我紧紧地拥吻你们全家四口。深深地爱你。

路易·热尔曼

1959年4月30日于阿尔及尔

我记起你和我们班上那些像你一样初领圣体的同学们的来访。你显然很快活，为你穿的服装和你们的节日而自豪。坦诚地说，看到你们快乐，我也很高兴。我以为，既然你们参加初领圣体仪式，是因为这使你们快乐？那么……

[1] 数字表示手稿页数。

[2] 手稿于第144页结束。

[3] 外婆的死。

[4] 连带责任。

[5] 见《殖民的故事》。

[6] 共产党人，曾把炸弹装到一座工厂里。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被绞死。——译者注

[7] 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8] 他遇到未带武器的他，[挑起]决斗。

[9] 奥地利著名作家（1880—1942）。——译者注

[10] 格雷尼埃。——译者注

[11] 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12] 在清真寺尖塔上报祈祷时间者，原意为“宣告者”，每天重复的都是那同一句话。——译者注

[13] 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14] 原文为德语。——译者注

[15] 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次子，该隐的弟弟。——译者注

[16] 北非古国名，今阿尔及利亚北部。——译者注

[17] 作者圈上了“无尽的遗忘”。——译者注

[18] 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19] 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20] 两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21] 1848年蒙多维。

[22] 1850年马翁人——阿尔萨斯1872年—1873年—1914年。

[23] 这一整段，作者都用线条圈了起来。——译者注

[24] 希腊哲学家（公元前490—前435年）。——译者注

[25] 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26] 六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27] 两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28] 两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29] 他午睡时的梦境。

[30] 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31] 这一切为抒情风格的，并不是真正现实的。

[32] 法国人是对的，但他们的道理压迫着我们。所以，我选择了阿拉伯的疯狂，被压迫者的疯狂。

[33] 很可能是他的父亲吕西安·加缪。——译者注

[34] 四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35] 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36] 四个无法辨认的词。——译者注

版权信息

书名：卡利古拉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807

译者：李玉民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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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卡利古拉》于1945年在埃贝尔托剧院首次演出（剧院经理雅克·埃贝尔托）。

导演 保罗·厄特利

布景 路易·米盖尔

服装 玛丽·维通

人物与扮演者

卡利古拉…………钱拉·菲力浦

卡索尼娅…………玛尔戈·利翁

埃利孔…………乔治·维塔利

西皮翁…………米歇尔·布凯（前）

乔治·加米埃（后）

舍雷亚…………若望·巴雷尔

塞内克图斯（老贵族）…………乔治·萨雅尔

梅泰卢斯（贵族）…………弗朗索瓦·达尔蓬（前）

勒内·德索姆（后）

勒皮杜斯（贵族）…………亨利·杜瓦尔

奥克塔维乌斯（贵族）…………诺尔贝尔·皮埃洛

帕特里西乌斯（宫廷总管）…………菲尔南·利埃斯

梅勒伊亚…………吉·法维耶尔

穆西乌斯…………雅克·勒杜克

卫士之一…………若望·厄特利

卫士之二…………若望·冯特诺

仆人之一…………乔治·加米埃（前）

达尼埃尔·克鲁埃（后）

仆人之二…………若望－克洛德·奥尔莱

仆人之三…………罗捷·萨泰尔

穆西乌斯之妻…………雅克琳·埃贝尔

诗人之一…………乔治·加米埃（前）

达尼埃尔·克鲁埃（后）

诗人之二…………若望－克洛德·奥尔莱

诗人之三…………雅克·勒杜克

诗人之四…………弗朗索瓦·达尔蓬（前）

勒内·德索姆（后）

诗人之五…………菲尔南·利埃斯

诗人之六…………罗捷·萨泰尔

地点 卡利古拉的皇宫

第一幕和后几幕相隔三年

《卡利古拉》1958年的版本，根据在巴黎小剧院演出的文本。

·第一幕·

第一场

〔皇宫一间大厅里聚集了几名贵族，其中一位年事很高。他们都显得烦躁不安。

贵族甲

一直毫无音信。

老贵族

早晨音信皆无，傍晚也音信皆无。

贵族乙

三天不见踪影了。

老贵族

差人派出去又回来，他们个个摇头，全是一句话：“一点儿踪影也不见。”

贵族乙

郊外全找遍了，毫无办法。

贵族甲

不见得出事儿，何必事先就焦虑不安呢？咱们等着吧。他也许同走的时候一样，忽然又回来了。

老贵族

我看见他走出皇宫。他那眼神异常。

贵族甲

当时我也在场，还问过他有没有什么事儿。

贵族乙

他回答了吗？

贵族甲

只回答了一声：“没什么。”

〔冷场片刻。埃利孔吃着葱头上。

贵族乙

（一直焦躁不安地）真叫人担心。

贵族甲

算啦，年轻人都如此。

老贵族

当然了，年岁会把一切都抹掉的。

贵族乙

您这样认为？

贵族甲和老贵族

但愿他能忘却了。

老贵族

当然！失掉一个心上人，又会得到十个新欢。

埃利孔

您怎么知道就是爱情的缘故？

贵族甲

那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

埃利孔

也许是肝病呢。再不然，天天瞧你们的面孔，只是看厌了。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如果三天两头能变换变换嘴脸，那么让人看着就会好受多了。可是不然，菜谱一成不变，总是一色的烩肉。

老贵族

依我看，最好还是因为爱情。这样更加感人。

埃利孔

尤其让人放心，会让人大大地放宽心。这种病症，聪明人逃不过，蠢人也免不了。

贵族甲

谢天谢地，不管怎么说，悲伤不是永继不衰的。您若是悲痛，能超过一年的时间吗？

贵族乙

我呀，不能。

贵族甲

谁也没有这种本事。

老贵族

总那么悲伤，人就没法儿活了。

贵族甲

此话有理。就拿我来说，去年丧妻，我着实流了不少眼泪，过后也就淡忘了。时而想起来，心里还有点儿难受。不过，总的说来，已经不值一提了。

老贵族

大自然造的万物，各得其所。

埃利孔

然而，我一看到你们，就觉得大自然失算了。

〔舍雷亚上。

贵族甲

怎么样？

舍雷亚

一直下落不明。

埃利孔

冷静，先生们，冷静。还是维护维护表面吧。罗马帝国，就是咱们哪。假如咱们丢了脸面，帝国就要丢掉脑袋。现在还不到时候，啊，不到时候！首先，咱们去吃饭吧。咱们吃饱了，帝国就会更加健壮。

老贵族

这话说得对，不能务虚忘实，顾了虚影放跑猎物。

舍雷亚

我不喜欢这种局面。不过，这些年天下太平，形势好过头了。我们这位皇帝也太完美了。

贵族乙

是啊，他十分得体：做事一丝不苟，又没有经验。

贵族甲

嗳！你们到底怎么啦？为什么发出这种哀叹呢？什么也妨碍不了他保持原状啊。他爱德鲁西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话又说回来，那毕竟是他妹妹呀。和自己的妹妹同床共枕，这已经够瞧的了。因为她死了，就把罗马搞得天翻地覆，这可就太过分了。

舍雷亚

话虽如此，我还是讨厌这种状况。他这次出走的意图，我一点儿也摸不清。

老贵族

是啊，无风不起浪嘛。

贵族甲

不管怎样，国家利益为重，不能允许一种乱伦的行为染上悲剧的色彩。乱伦嘛，可以，但是要谨慎。

埃利孔

要知道，乱伦，总免不了要引起流言飞语。恕我冒昧打个比方，床板会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再说了，谁告诉您，一准就是因为德鲁西娅呢？

贵族乙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埃利孔

猜一猜呀。请听仔细了：不幸，就跟结婚一样，择偶结合，自己满以为是挑选别人，结果反而被别人选取。事情就是这样，谁也拿它没办法。我们的卡利古拉感到不幸，也许他连为什么不幸都不知道！他大概觉得自己受束缚，于是逃离了。换了我们，也都会像他那样干。喏，我就敢这么说，自己若是能选择父亲的话，恐怕现在我还没有出世呢。

〔西皮翁上。

第二场

舍雷亚

怎么样？

西皮翁

还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昨天夜晚，就在这附近，有几个农夫好像看见他在狂风暴雨中奔跑。

〔舍雷亚返身朝贵族们走来。西皮翁跟在他身后。

舍雷亚

算起来，整整有三天了吧，西皮翁？

西皮翁

对。当时我就在场，还像往常那样，伴随他的左右。他朝德鲁西娅的遗体走去，用两根手指碰了碰，接着若有所思，在原地转圈儿，然后步伐缓慢地走出去。从那以后，到处找他也不见踪影了。

舍雷亚

（摇摇头）这个年轻人，喜爱文学未免过分了。

贵族乙

在他这种年龄也不奇怪。

舍雷亚

然而，这不合乎他的身份。皇帝还当艺术家，这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了，这样的皇帝，我们也有过一两个。到处都会有害群之马。不过，其余的皇帝都识大体，能够忠于职守。

贵族甲

那样，天下就更加安宁。

老贵族

各守其职嘛。

西皮翁

怎么办呢，舍雷亚？

舍雷亚

毫无办法。

贵族乙

等等看吧。万一他不回来，那就必须有人替代他。我们当中，能当皇帝的大有人在。

贵族甲

我们人倒是不缺，只是缺乏个性。

舍雷亚

他人回来，头脑若是不正常了呢？

贵族甲

真的，他还是个孩子，咱们就来开导开导他。

舍雷亚

他若是听不进去道理呢？

贵族甲

（笑）那好办！从前，我不是写过一篇论“改变”的文章吗？

舍雷亚

到了万不得已，当然可以！不过，我还是希望没人打扰，安安静静地看我的书。

西皮翁

对不起，失陪了。

〔西皮翁下。

舍雷亚

他生气了。

老贵族

他是个孩子嘛。年轻人都心心相印。

埃利孔

心心相印不相印，他们反正都要老的。

〔一名卫士上，说道：“有人在御花园里看见卡利古拉了。”众人下。

第三场

〔空场几秒钟。卡利古拉悄悄从左侧上。他神态异常，衣衫肮脏不堪，头发湿漉漉的，双腿沾满了泥水。他几次抬手捂住嘴。他朝镜子走去，一看见自己的影像，便停下脚步。他咕噜着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随后又走到右侧坐下，双腿叉开，胳膊垂放在中间。埃利孔从左侧上，发现卡利古拉，就停在舞台左端，默默地观察他。卡利古拉扭过头去，瞧见埃利孔。冷场片刻。

第四场

埃利孔

（从舞台另一端）你好，卡伊乌斯[1]。

卡利古拉

（口气自然地）你好，埃利孔。

〔冷场。

埃利孔

看样子你挺累吧？

卡利古拉

我走了很长的路。

埃利孔

对，你出去了很久。

〔冷场。

卡利古拉

要得到实在难哪。

埃利孔

得到什么呀？

卡利古拉

我想要的东西。

埃利孔

你想要什么？

卡利古拉

（始终自然地）月亮。

埃利孔

什么？

卡利古拉

是的，当时我想要月亮。

埃利孔

哦！

〔冷场。埃利孔走到他面前。

要月亮干什么呀？

卡利古拉

还用问！……那件东西我没有哇。

埃利孔

当然没有了。现在呢，如愿以偿啦？

卡利古拉

没有，我未能得到。

埃利孔

这可真让人头疼。

卡利古拉

是啊，正因为如此，我感到很累。

〔冷场。

卡利古拉

埃利孔！

埃利孔

嗯，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你是想我疯了。

埃利孔

你完全清楚，我从来不动脑子，也没有这份儿聪明。

卡利古拉

好，就算这样吧！其实，我并没有疯，甚至可以说，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明白。说来简单，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法，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停顿）事物，就像现在这种状态，似乎满足不了我了。

埃利孔

这种想法也相当普遍。

卡利古拉

的确如此。然而，从前我就不知道。现在，我明白了。（始终自然地）这个世界，就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是无法让人容忍的。因此，我需要月亮，或者幸福，或者永生，需要的东西也许是荒唐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的。

埃利孔

这样推理站得住脚。不过，一般说来，人不可能坚持到底。

卡利古拉

（站起来，但口气依然随便地）你一窍不通。正因为从来没有坚持到底，才一无所获。也许，只要遵循逻辑，有始有终就行了。

〔他注视埃利孔。

我也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死掉一个女人，引起多少麻烦事！不对，不是这碍事儿。不错，我好像还记得，我爱的一个女人，几天前死了。其实，爱情又怎么样呢？微不足道嘛。我向你发誓，她死了无所谓；她的死不过是一种真理的标志。这个真理让我感到，月亮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真理极其简单，极其明了，显得有点儿迂拙，但是很难发现，拿在手上沉甸甸的。

埃利孔

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呀，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扭过头去，语调平缓地）人必有一死，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

埃利孔

（停顿片刻）算了，卡伊乌斯，这个真理，大家处理得非常好。看看你的周围吧，有没有这个真理，他们都照样吃饭。

卡利古拉

（突然发作）这就是说，我周围的一切，全是虚假的，而我，就是要让人们生活在真实当中！恰好我有这种手段，能够让他们在真实当中生活。因为，埃利孔，我知道他们缺少什么。埃利孔，他们缺乏认识，还缺乏一位言之有物的教师。

埃利孔

卡伊乌斯，听了我要对你说的话，不要见怪。不过，你首先应当休息一下。

卡利古拉

（坐下，平心静气地）这不可能，埃利孔，今后永远不可能了。

埃利孔

这又是为什么？

卡利古拉

如果我睡大觉，谁给我摘月亮呢？

埃利孔

（沉默片刻）这倒是个问题。

〔卡利古拉显然很吃力地站起来。

卡利古拉

你听，埃利孔。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你要守口如瓶，把见到我这件事儿忘掉。

埃利孔

我明白了。

〔卡利古拉朝出口走去，他又转过身来。

卡利古拉

还有，从今往后，请你助我一臂之力。

埃利孔

我没有理由不照你说的办，卡伊乌斯。不过，我了解的事情很多，感兴趣的却很少。我能为你出什么力呢？

卡利古拉

帮我办不可能的事情。

埃利孔

我尽力而为吧。

〔卡利古拉下。西皮翁和卡索尼娅上。

[1] 卡利古拉名字的昵称。

第五场

西皮翁

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你没有看见他吗，埃利孔？

埃利孔

没有。

卡索尼娅

埃利孔，他出走之前，真的什么也没有对你讲吗？

埃利孔

我不是他的心腹，而是他的旁观者，这样更明智。

卡索尼娅

我求求你了。

埃利孔

亲爱的卡索尼娅，卡伊乌斯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这就等于说，他还没有把事情看透。而我呢，早就看透了，因此，什么事儿我也不管。假如卡伊乌斯开始醒悟了，他有一颗年轻善良的心，是什么都要管的。那样一来，天晓得要使我们付出多大代价。哦，对不起，吃饭啦！（下）

第六场

〔卡索尼娅疲倦地坐下。

卡索尼娅

一名卫士看见他走过去。全罗马人到处见到卡利古拉。可是卡利古拉呢，事实上他只盯着自己的念头。

西皮翁

什么念头？

卡索尼娅

我怎么知道呢，西皮翁？

西皮翁

思念德鲁西娅？

卡索尼娅

谁说得准呢？他爱德鲁西娅倒是真的。昨天还紧紧搂在怀里的人，今天眼看着咽了气，也的确叫人肝肠寸断。

西皮翁

（胆怯地）那你呢？

卡索尼娅

哦！我呀，我是他的老情妇。

西皮翁

卡索尼娅，一定要救他呀。

卡索尼娅

这么说，你爱他啦？

西皮翁

我爱他。他对我特别好。他鼓励我，说的那些话，有的我还记在心里。他对我讲过，生活不容易，但是世间还有宗教、艺术，还有别人对我们的爱。他不厌其烦地说，给别人制造痛苦，只能自误。他想要做一个公正的人。

卡索尼娅

（站起身）那时他还是个孩子。

〔她走向镜子，对着镜子端详自己。

除了我自己的身子，我从来就不信奉任何别的神灵；今天，我要祈求这个神灵保佑卡伊乌斯回到我身边。

〔卡利古拉上。他发现卡索尼娅和西皮翁，犹豫了一下，想退出去。与此同时，贵族们和宫廷总管从对面上，他们戛然止步，一个个呆若木鸡。卡索尼娅回头看去。她和西皮翁跑向卡利古拉。卡利古拉摆摆手，制止住他俩。

第七场

总管

（嗫嚅地）我们……我们正找您呢，陛下。

卡利古拉

（声音短促而变调）看到了。

总管

我们……也就是说……

卡利古拉

（粗暴地）你们要干什么？

总管

我们担心，陛下。

卡利古拉

（逼近总管）凭什么权利？

总管

嗯！哦……（灵机一动，口齿麻利地）是这样，其实你也知道，是国库的几个问题，需要你来处理一下。

卡利古拉

（禁不住一阵大笑）国库？这倒是真的。唔，国库，这可是国家大事。

总管

当然了，陛下。

卡利古拉

（一直笑着，对卡索尼娅）对不对，亲爱的？国库，非常重要吧？

卡索尼娅

不对，卡利古拉，这是个次要问题。

卡利古拉

嗳，这说明你是外行。国库，这个利害关系可不得了。全都关系重大！财政、公共道德、对外政策、军需装备和土地法令，告诉你说吧，全都关系重大！罗马的兴盛和你的关节炎病痛，都是同等重要的。嗯！这些我都要过问。听我说几句，总管。

总管

我们都听着呢。

〔贵族们走上前。

卡利古拉

你对我忠心耿耿，对不对？

总管

（嗔怪的口气）陛下！

卡利古拉

那好，我有一项计划，要交给你去办。我们分两个阶段打乱政治经济学。总管，我来向你解释……等贵族们出去再说。

〔贵族们下。

第八场

〔卡利古拉在卡索尼娅身边坐下。

卡利古拉

你仔细听着：第一阶段，所有贵族，帝国里凡是拥有财富的人，不管财富多少，一律照此办理，他们必须取消子女的财产继承权，并且当即立下遗嘱，将财产捐献给国家，不得有误。

总管

可是，陛下……

卡利古拉

我还没有让你讲话呢。我们将根据需要，随意列出一张名单，将名单上的人依次处死。根据情况，我们也可以改变名单的顺序，当然全凭我们怎么高兴了。然后，财产由我们继承。

卡索尼娅

（抽开身）你怎么啦？

卡利古拉

（不动声色地）其实，处决的顺序无关紧要。确切地说，处决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而也就丧失了重要性。况且，他们的罪过一个赛似一个。还要提醒你们注意：是直接窃取民财，还是往民用必需品的价格里偷偷塞间接税，两种手段全不道德，分不出高下。统治，就是掠夺，这是路人皆知的。当然，这也有个方式的问题。至于我，我要明火执仗地掠夺，这样，就会改变你们小本经营的方式。（对总管，粗暴地）你要立刻执行这些命令！今天傍晚，罗马全体公民必须签署遗嘱；外地公民，最迟一个月内签署。派遣差人去宣布！

总管

陛下，你不明白这……

卡利古拉

好好听着，蠢货！既然国库重要，那么人命就不重要。这是一目了然的。凡是同你看法一致的人，既然把金钱看成一切，就不能不同意这种推论，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总而言之，我决定要遵循逻辑。既然我有这个权力，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逻辑要让你们付出多大代价。我要铲除自相矛盾者和矛盾。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先拿你开刀。

总管

陛下，我向你发誓，我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

卡利古拉

我的诚意也是不容置疑的，你尽可相信好了。证据嘛，就是我赞同你的观点，把国库当成认真思考的问题。总之，你应当感谢我才是，因为我加入你的赌局，拿过你手中的牌赌博。（停顿，平静地）况且，我的计划简单明了，所以很高明，也就不容争辩。我给你三秒钟走开。开始数：一……

〔总管急下。

第九场

卡索尼娅

我真认不出来是你！这是开开玩笑，对吧？

卡利古拉

不完全对，卡索尼娅，这是教育。

西皮翁

这是不可能的呀，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就是因为不可能啊！

西皮翁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卡利古拉

恰恰是因为不可能！问题就在于不可能，再确切点儿说，就是要使不可能变为可能。

西皮翁

然而，这场游戏可没有止境啊。这是疯子的消遣。

卡利古拉

不对，西皮翁，这是皇帝的特质。（神情倦怠地仰身坐下）我终于领悟了权力的用途。权力能给不可能的事情提供实现的机会。今天，以及今后的全部时间，我的自由再也没有止境了。

卡索尼娅

（悲伤地）卡伊乌斯，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高兴。

卡利古拉

我也同样不知道。但是我却能推想，必须经历这个阶段。

〔舍雷亚上。

第十场

舍雷亚

听说你回来了，我祝愿你身体健康。

卡利古拉

我的健康谢谢你。（停顿，突然地）走开，舍雷亚，我不愿意见你。

舍雷亚

你这话真叫我感到意外，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用不着意外。我不喜欢文人，不能容忍他们的谎言。他们讲的话不是给自己听的。他们若是听听自己讲的话，就会明白他们一文不值，再也不会信口开河了。好了，到此为止，我讨厌假见证。

舍雷亚

我们就算说了谎，那也往往是不自觉的。我要申辩：不知者不为罪。

卡利古拉

谎言向来就没有清白的。你们的谎言抬高了人和物的身价，这正是我所不能宽恕你们的。

舍雷亚

我们想要在这世界上生活，就该为这个世界辩护。

卡利古拉

不必辩护了，诉讼辩论已经完结。这个世界并不重要，谁承认这一点，谁就赢得自由。（站起身）我憎恨你们，恰恰是因为你们不自由。在这全罗马帝国，惟独我自由。庆贺吧，你们终于有了一个教给你们自由的皇帝。走开，舍雷亚，还有你，西皮翁，友谊令我哑然失笑。去吧，向罗马人宣布，自由终于归还给他们了，而且随之而来就要开始一场巨大的考验。

〔舍雷亚与西皮翁下。卡利古拉把头扭向一边。

第十一场

卡索尼娅

你哭啦？

卡利古拉

对，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

说说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就算你爱德鲁西娅，同时你也爱过我，爱过许多别的女子啊。她这一死，你就跑到荒郊野外，跑出去三天三夜，回来就换了一副仇视一切的面孔，何以至此呢？

卡利古拉

（转过头来）真糊涂，你怎么知道是德鲁西娅的缘故呢？你就不能想像，一个男子哭泣不是由于爱情，而有别的原因吗？

卡索尼娅

对不起，卡伊乌斯。不过，我是想弄明白。

卡利古拉

男儿弹泪，是因为事物不是原本应有的面目。（卡索尼娅朝他走去）不要过来，卡索尼娅。（她后退）唔，还是留在我身边吧。

卡索尼娅

我完全听你的。（坐下）人到了我这样的年龄，知道生活并不美好。可是，如果人世间有痛苦的话，为什么还要增添新痛苦呢？

卡利古拉

你是理解不了的。增添痛苦又有什么关系？也许我能从中解脱呢。然而我感到，无名的东西从我身体往上升。我怎么对付呢？（转身对着她）噢！卡索尼娅，早先我就知道人可能会陷入绝望，但并不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义。那时我同所有的人一样，认为这是一种心病。其实不然，倒是肉体受折磨。我感到皮肤灼痛，胸口、四肢也一样；还感到头脑空虚，一阵阵恶心。最不堪忍受的，是嘴里这股味道，细说起来，不是血腥味，不是腐尸味，也不是发烧时的苦涩味，然而这些味道全有。我只要蠕动一下舌头，就觉得一切变得一团漆黑，人也都令我厌恶了。要成为一个男子汉，该有多艰难，有多辛酸哪！

卡索尼娅

看来应当睡觉，睡很长时间。应当听其自然，不要思考了。我守着你睡眠。等醒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又恢复了它的味道。你运用自己的权力，去更好地爱那些还值得爱的东西吧。可能实现的事情，它应该有自己的机会。

卡利古拉

可是要这样，就必须睡大觉，就必须放任自流，这是不可能的。

卡索尼娅

人疲乏到了极点，才会产生这种想法。休息一会儿，双手就又恢复气力了。

卡利古拉

但是必须清楚手往哪里放。假如我不能改变事物的秩序，不能让太阳从西边升起，不能减轻人间的痛苦，不能使人免于一死，这只有力的手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样惊人的权力对我又有什么帮助呢？不行，卡索尼娅，如果我对这个世界不采取行动，那么我是睡觉还是醒着，也就毫无差异了。

卡索尼娅

可是，这是要和神平起平坐。真没见过比这还疯狂的念头！

卡利古拉

你也一样，认为我疯了。其实，神又算什么，我为什么要和神平起平坐呢？今天，我竭尽全力追求的，是超越神的东西。我掌管起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不可能者为王。

卡索尼娅

让天空不成其为天空，让一张美丽的脸变丑，让一个人的心变得麻木不仁，这种事你办不到。

卡利古拉

（越来越激昂）我要让天空和大海浑然一体，要把美和丑混淆起来，要让痛苦迸发出笑声！

卡索尼娅

（站到他面前，哀求地）世上有好与坏，有伟大与卑下，也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我敢肯定，这一切是不会改变的。

卡利古拉

（仍然冲动地）我就立志改变这种状况。我要将平等馈赠给本世纪。等到一切全被拉平了，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在大地上实现，月亮到了我的手中，到了那时候，我本身也许就发生了变化，世界也随我而改变了，人终于不再死亡，他们将幸福地生活。

卡索尼娅

（高叫一声）你不能否认爱情！

卡利古拉

（发作，声调狂怒地）爱情，卡索尼娅！（他抓住她的肩膀摇晃）我懂得了爱情是微不足道的。还是那家伙说得有道理：国家金库！你听得一清二楚，对吧？一切都以此为开端。啊！现在，我终于要生活啦！生活，卡索尼娅，生活，就是爱的反面。现在，是我这样对你讲，是我邀请你参加一场毫无节制的欢宴，出席一场全面的诉讼，观赏最精彩的演出。因此，我需要有人，有观众，有受害者，有罪犯。

〔他扑向大锣，开始敲起来，不住手地敲，锣点越来越密。

卡利古拉

（一直敲锣）将罪犯押上来。我需要罪犯。他们全都有罪。（一直敲锣）听我命令，将判处死刑的罪犯押上来。公众，我要有我的公众！法官、证人、被告，审理之前就统统判罪！啊！卡索尼娅，我要让他们开开眼，看看这个帝国惟一自由的人！

〔在锣点声中，宫殿渐渐充满嘈杂声，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一片人语声、武器撞击声、轻重脚步声。卡利古拉哈哈大笑，不停地敲锣。几名卫士上，随即又下去。

卡利古拉

（边敲边说）你，卡索尼娅，你要听从我的吩咐，要自始至终协助我。会有好戏看的，发誓帮助我，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

（失去常态，在锣点声中说）我用不着发誓，因为我爱你。

卡利古拉

（继续敲锣）我说什么，你都会照办。

卡索尼娅

（同上）全照办，卡利古拉，你住手吧。

卡利古拉

（继续敲锣）你要残酷无情。

卡索尼娅

（哭）残酷无情。

卡利古拉

（继续敲锣）你要心如铁石。

卡索尼娅

心如铁石。

卡利古拉

（继续敲锣）你也要忍受痛苦。

卡索尼娅

对，卡利古拉，可是，我会发疯的。

〔贵族们上，见状瞠目结舌。宫廷侍从同时上场。卡利古拉敲了最后一下，举起锣槌，转过身去，招呼他们。

卡利古拉

（神态失常）全都过来，靠前来，我命令你们上前来！（跺脚）是皇帝叫你们走近前！（众人心惊胆战地向前移步）快点儿过来。现在，卡索尼娅，你也过来。

〔他拉起她的手，把她领到镜子前，用锣槌狂乱地擦掉光滑镜面上的一个形象。

卡利古拉

（哈哈大笑）你瞧，什么也没有了。记忆不存在了。所有面孔都逃开了！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留下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再靠前点儿，你瞧。你们都上前来，瞧一瞧吧！

〔他挺立在镜前，摆出发狂的姿势。

卡索尼娅

（恐惧地看着镜子）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变了声调，指头戳在镜子上，突然定睛凝视，欢呼一声：

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场

〔几个贵族在舍雷亚府上聚会。

贵族甲

他污辱我们的尊严。

穆西乌斯

持续三年啦！

老贵族

他称我小娘子！他出我的丑！干掉他！

穆西乌斯

持续三年啦！

贵族甲

他每天傍晚游郊外，逼着我们跟在他的轿子周围跑！

贵族乙

他还对我们说，跑步有益于健康。

穆西乌斯

持续三年啦！

老贵族

这是不能宽恕的。

贵族丙

不能，我们不能宽恕。

贵族甲

帕特里西乌斯，他没收了你的财产。西皮翁，他杀害了你父亲。奥克塔维乌斯，他夺走了你妻子，收在他开的妓院里，现在让她接客。勒皮杜斯，他杀害了你儿子。这一切，你们还要忍受下去吗？我嘛，已经选择定了。要么冒风险，要么战战兢兢，束手无策，过着这种无法忍受的生活。面对这两种选择，我不能犹豫了。

西皮翁

他杀害了我父亲，就是替我做出了选择。

贵族甲

你们还迟疑不决吗？

贵族丙

我们同你站在一起。他把我们在竞技场里的专座分给了平民，逼我们同平民百姓争斗，然后好更加严厉地惩罚我们。

老贵族

他是个懦夫。

贵族乙

是个厚颜无耻的人。

贵族丙

是个矫揉造作的人。

老贵族

是个草包。

贵族丁

持续三年啦！

〔一片混乱。纷纷举起武器。一支蜡烛翻倒在地上。一张桌子被撞翻。众人拥向门口。舍雷亚上。他毫不动容，制止了他们的冲动。

第二场

舍雷亚

你们这是往哪儿跑？

贵族丙

到皇宫去。

舍雷亚

我完全明白。可是，你们以为会放你们进去吗？

贵族甲

用不着请求允许。

舍雷亚

吓！你们一下子都变得这样勇猛啦！我在自己家里，至少还有权坐下吧。

〔有人把门关上。舍雷亚走向撞翻的桌子，坐在一个角上。众人转身面对他。

舍雷亚

朋友们，你们想得倒容易。你们感到的恐惧，并不能代替你们的勇敢和冷静。这一切还为时尚早。

贵族丙

你若是不同我们一起干，那就走开，不过要管住你的舌头。

舍雷亚

按说，我是相信自己同你们站在一起，然而，出发点却不同。

贵族丙

夸夸其谈，够啦！

舍雷亚

（站起身）对，夸夸其谈听够了。我要把事情澄清了。因为，我即使同你们站在一起，也并不等于同意你们的做法。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方法不高明。你们没有认清自己的真正仇敌，把微不足道的动机安在他的身上。他的抱负只能是远大的，而你们，不过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首先要看清他的真面目，然后，你们才能更有效地打击他。

贵族丙

他的真面目我们看清了，他是无比丧心病狂的暴君！

舍雷亚

不见得吧。疯癫的皇帝，我们见识过。可是，咱们这位皇帝还没有完全疯。在他身上，我最憎恨的，就是他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贵族甲

他要把咱们全折磨死。

舍雷亚

不对，这还是次要的。他运用手中的权力，是为一种更高的、更致命的激情服务，他威胁了咱们更深一层的东西。当然，在我们国家，一个人掌握无限的权力，这不是第一遭。但是，他毫无限制地使用这个权力，到了否定人和世界的程度，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在他身上，这才是令我恐惧的东西，也正是我要打击的东西。丢掉性命不算什么，一旦需要，我还有这种勇气。然而，眼睁睁看着人生的意义化为乌有，我们生存的理由消失了，这才是无法容忍的。人生在世，不能毫无缘由。

贵族甲

复仇就是一种缘由。

舍雷亚

对，我将同你们一道报仇。不过你们也要明白，我不是为了你们所蒙受的那种小小的凌辱，而是反对一种远大的思想：那种思想一旦胜利，就意味世界到了末日。我可以容忍卡利古拉耍弄得你们丑态百出，但是不答应他干他梦想干的事，不答应他干他梦想干的一切。他要把他的哲学化做堆积如山的尸骨，而且，对我们极为不利的是，这种哲学无懈可击。在无法驳斥的时候，就必须动用武力。

贵族丙

那就应当行动。

舍雷亚

是应当行动。然而，他的淫威还处于鼎盛的时期，你们正面攻击是摧毁不了的。暴政是能够推翻的，但是，要对付毫无利己动机的险恶用心，就必须运用计谋了。应当投其所好，推波助澜，等待那种逻辑发展到荒谬的程度。再说一遍，我在这里讲这番话，完全出于诚意。要知道，我和你们不过是一段时间的同路人。过了这段时间，我就不再为你们的任何利益效劳，而是一心盼望世界重新和谐，恢复太平。我的动力不是野心，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担心，担心有他那种非人道的激情，就没有我这生存的意义。

贵族甲

（走上前）我想我是听懂了，或者说基本听懂了。其实你同我们的判断一样，我们的社会基础动摇了，这才是关键。在我们看来，首先是道德问题，诸位说对吧？家庭惶恐不安，工作的尊严丧失了，整个祖国都遭到亵渎。美德在向我们呼救，我们能置若罔闻吗？总而言之，谋反者们，贵族每天傍晚都被迫跟着皇帝的轿子跑，你们能容忍下去吗？

老贵族

你们能允许他管贵族叫“我的心肝”吗？

贵族丙

你们能坐视他夺走他们的妻子吗？

贵族乙

还夺走他们的子女。

穆西乌斯

还夺走他们的金钱呢！

贵族戊

不允许！

贵族甲

舍雷亚，你讲得很好，劝我们冷静下来也非常对。现在动手还为时过早：今天，老百姓还可能反对我们。你愿意同我们一起等待算总账的时候吗？

舍雷亚

愿意。就让卡利古拉蛮干下去吧。我们不但不劝阻，还要往那条道儿上推他，为他的疯狂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有朝一日，帝国尸横遍野，家家户户举丧，他也就成为孤家寡人了。

〔一片嘈杂声。外面传来号声。冷场。继而，众人依次传着一个名字：卡利古拉。

第三场

〔卡利古拉和卡索尼娅上。埃利孔和几名卫士随上。冷场。卡利古拉停住脚步，打量密谋者们。他一言不发，一个一个看过去，给这个整理一下发鬈，又退后仔细端详另一个，接着再扫视众人；他抬起手捂住眼睛，一句话未讲就下场了。

第四场

卡索尼娅

（指着乱糟糟的房间，讽刺地）你们打架了吧？

舍雷亚

我们打架了。

卡索尼娅

（同上）为什么打架呢？

舍雷亚

我们打架没什么缘故。

卡索尼娅

这么说，不是真的啦。

舍雷亚

什么不是真的？

卡索尼娅

你们没有打架。

舍雷亚

那好，我们就没有打架吧。

卡索尼娅

（微笑）也许，最好把房间收拾整齐了，卡利古拉讨厌杂乱无章。

埃利孔

（对老贵族）你们这样干，最后非得把这个人逼疯了不可！

老贵族

可是，我们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他的？

埃利孔

没有，恰恰什么也没有。一个个唯唯诺诺到了这种程度，真是前所未闻，最终就会叫人忍无可忍。你们设身处地为卡利古拉想一想嘛。（冷场）不用说，刚才你们一定是在密谋了，对不对？

老贵族

嗳，瞧你说的，没有的事儿，他想到哪儿去啦？

埃利孔

他不是想，而是知道。不过，照我的猜测，他其实倒有点儿希望如此呢。好啦，帮把手，把这里收拾整齐了。

〔众人忙着收拾房间。卡利古拉上，观察。

第五场

卡利古拉

（对老贵族）你好，我的宝贝儿。（对其余的人）舍雷亚，我决定在你的府上用餐。穆西乌斯，我冒昧地邀请你妻子来参加。

〔总管拍拍手，一个奴隶上，但是，卡利古拉叫住他。

卡利古拉

等一下！各位先生，大家都知道，原先，国家财政能够支撑住，只是因为养成了支撑的习惯。从昨天开始，习惯本身就不能承受了。因此，我非常遗憾，不得不精简人员。在一种牺牲精神的指导下，我决定缩减宫廷仆役，解放几个奴隶。这种牺牲的精神，肯定会得到你们的赞赏，可就得由你们侍候用餐了。劳驾，大家摆桌子上菜吧。

〔长老们面面相觑，迟疑不决。

埃利孔

动手吧，先生们，拿出点儿诚意来嘛。再说，你们会发现，顺着社会等级往下降，要比往上升容易得多。

〔长老们慢手慢脚地动起来。

卡利古拉

（对卡索尼娅）对懒惰的奴隶，规定怎么惩罚来着？

卡索尼娅

我想，是抽鞭子。

〔长老们动作加快，开始笨拙地安排餐桌。

卡利古拉

喂，认真点儿！讲究方法，尤其要讲究方法！（对埃利孔）看他们那样子，好像双手都失掉了吧？

埃利孔

老实说，他们从来就没有长手，除非要打人，或者要发号施令的时候才有手。使用他们就得耐心，只能如此。培养一名长老，有一天工夫就成，造就一个劳动者，得花十年的时间。

卡利古拉

哼，我真担心，要把一名长老改造成劳动者，恐怕需要二十年。

埃利孔

他们总归还是能达到的。依我看，他们就是这种料！当奴隶特别合适。（一名长老擦汗）瞧，他们甚至开始出汗了。这是一个阶段。

卡利古拉

好，别要求过高，这样就不错了。再说，哪怕一瞬间的公道，也是可取的。提起公道，我们必须加快步伐：有一件处决案在等着我办呢。哈！这么快我就饿了，算鲁菲乌斯运气好。（机密地）鲁菲乌斯，就是要处死的那名骑士。（停顿）你们也不问问我，为什么要处死他呢？

〔一片沉默。这工夫，奴隶们往上端菜。

卡利古拉

（畅快地）嗯，看得出来，你们变聪明了。（嚼一个橄榄）你们终于明白，用不着干什么事就可以送命。兵士们，我对你们很满意。对不对，埃利孔？

〔他停止嚼橄榄，用一种戏谑的神态看着宾客们。

埃利孔

当然啦！多好的一支军队呀！不过，你要想听听我的看法，我倒觉得他们现在聪明过头，不愿意再打仗了。如果他们照这样长进下去，帝国就非垮台不可！

卡利古拉

好极了，那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喂，大家随便坐，用不着排座次。不管怎么说，那个鲁菲乌斯运气还真好。我可以断言，他不会珍视这一点儿缓刑的时间。按说，死到临头，再延缓几个小时，这是无比珍贵的。

〔他开始用餐，其他人也开始用餐。卡利古拉在餐桌上显然不守规矩，他将橄榄核扔到旁边别人的餐盘里，把吃肉嚼剩的残渣吐到菜盘里，还用手指甲剔牙，拼命地搔头。他这些动作丝毫也没有不得已的原因，然而在用餐过程中，他做得十分自然，简直是一个个奇迹。他吃着饭，突然停下，目不转睛地盯住一个人——勒皮杜斯。

卡利古拉

（粗暴地）看你一脸不痛快的样子，大概是因为我处死了你儿子吧？

勒皮杜斯

（哽咽地）没有哇，卡伊乌斯，事情正相反。

卡利古拉

（喜笑颜开）正相反，啊！我真喜欢看脸上的表情否认心中的忧虑。你满面愁容，然而，你的心呢？正相反，对吧，勒皮杜斯？

勒皮杜斯

（坚决地）正相反，陛下。

卡利古拉

（兴致越来越高）嘿！勒皮杜斯，对我来说，谁也不如你亲近。咱们俩一起欢笑吧，你愿意吗？给我讲个笑话听吧。

勒皮杜斯

（刚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好吧，好吧，那就由我来讲吧。可是，你听了要笑，对不对，勒皮杜斯？（目光凶狠地）即使只为了你的二儿子，你也得笑哇。（又转为笑脸）况且，你的情绪也并不坏。（喝酒，接着，口授式的）正相……正相……你说，勒皮杜斯。

勒皮杜斯

（疲惫地）正相反，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好哇。（喝酒）现在，你听着。（沉思）从前有一位可怜的皇帝，谁也不爱戴他。那皇帝呢，喜爱勒皮杜斯，就命令把他的小儿子杀掉，以便夺取他心中的爱。（改变语气）当然了，这不是真事。有趣吧，对不对？你不笑，一个人也不笑？好，你们听着。（狂怒地）我要所有人都笑起来！你，勒皮杜斯，还有其他所有人。站起来，笑吧！（敲桌子）我要看你们笑！听见了吧？我要看你们笑！

〔众人起立。这个场面自始至终，除了卡利古拉和卡索尼娅，其他演员可像木偶一样表演。

卡利古拉

（仰卧在躺椅上，乐不可支，狂笑不止）哎呀，卡索尼娅，瞧瞧他们那样子，什么也不在乎了。什么人格、尊严、别人的议论、民族的智慧，统统没有任何意义了。在恐惧面前，一切都销声匿迹了。恐惧，嗐，卡索尼娅，这种美好的情感，没有杂质，既纯洁又无私，实在难得，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手抚额头，喝酒。口气友好地）现在，谈谈别的吧。喂，舍雷亚，你怎么一言不发？

舍雷亚

我准备开口说话，卡伊乌斯，只要你一声允许。

卡利古拉

好极了，那就闭上你的嘴吧。我还是希望听听我们的朋友穆西乌斯的声音。

穆西乌斯

（勉强地）听候你的吩咐，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好吧，你向我们谈谈你老婆。首先，把她打发到我的左首来。

〔穆西乌斯的妻子来到卡利古拉身边。

穆西乌斯

（有些无所适从）我老婆嘛，我爱她呗。

〔众笑。

卡利古拉

当然了，老兄，当然了。不过，这是老生常谈！（这时，穆西乌斯的妻子已经坐到他身边，他心不在焉地抚摩她的左肩，越来越泰然自若地）对了，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正在密谋，对不对？你们正在搞点儿什么小阴谋，嗯？

老贵族

卡伊乌斯，你怎么能这样？……

卡利古拉

无关紧要，我的美人儿。老年总得度过去。无关紧要，真的无关紧要。你们干不出一件有胆量的事儿来。哦，刚想起来，还有几件国事要处理。不过，去办公事之前，先得满足一下自然赋予我们的欲望，这是不可抗拒的。

〔他站起身，拉着穆西乌斯的妻子走进隔壁一间屋子。

第六场

〔穆西乌斯要站起来。

卡索尼娅

（亲切地）嗐！穆西乌斯，这酒真美，我想再喝点儿。

〔穆西乌斯为之慑服，默默地给她斟酒。一时局面尴尬，只听坐椅吱吱咯咯作响，以下对话颇不自然。

卡索尼娅

怎么样，舍雷亚，现在告诉我好吧，刚才你们为什么打架？

舍雷亚

（冷淡地）亲爱的卡索尼娅，完全是我们争论一个问题引起来的。我们想知道，诗歌能不能造成死亡。

卡索尼娅

这问题非常有趣。不过，这超出了我这种女人的智力。然而，你们对艺术的激情，竟能导致你们交起手来，这真令我钦佩。

舍雷亚

（同上）当然了。而且，卡利古拉也对我说过，凡是具有深度的激情，都带有暴戾的行为。

埃利孔

不带点儿强奸的意味，也就没有爱情喽。

卡索尼娅

（吃着东西）这种见解里包含真实的成分。各位说说，对不对？

老贵族

卡利古拉是个很有魄力的心理学家。

贵族甲

他向我们谈论勇气就富有雄辩力。

贵族乙

他的思想都应当全部总结出来，那会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舍雷亚

还不算他从中得到的消遣。因为，显然，他也需要娱乐。

卡索尼娅

（一直吃东西）他想过这一点，目前正撰写一篇伟大的文章，你们若是知道了，一定非常高兴。

第七场

〔卡利古拉和穆西乌斯的妻子上。

卡利古拉

穆西乌斯，还给你老婆。她就要回到你的身边。请原谅，我还要去下达几点指示。

〔他急下。穆西乌斯脸色苍白，站起身。

第八场

卡索尼娅

（面对站立不动的穆西乌斯）这篇雄文可以同最著名的文章媲美。穆西乌斯，我们对此毫不怀疑。

穆西乌斯

（一直盯着卡利古拉出去的那扇门）卡索尼娅，文章讲的是什么？

卡索尼娅

（漠然地）哦！我理解不了。

舍雷亚

那就应该这样理解，文章阐述的是诗歌的屠杀能力。

卡索尼娅

我想，正是如此。

老贵族

（诙谐地）好哇，正如舍雷亚说的，他也能从中得到消遣。

卡索尼娅

对，我的美人儿。不过，这篇文章的题目，恐怕会使你们感到别扭。

舍雷亚

题目是什么？

卡索尼娅

《利剑》。

第九场

〔卡利古拉急上。

卡利古拉

请诸位包涵，国家事务嘛，也都亟待处理。总管，去传旨，关闭官仓。刚才我签署了法令，你到隔壁房间就能见到。

总管

可是……

卡利古拉

明天就要发生饥荒。

总管

可是，那老百姓就要吼叫起来了。

卡利古拉

（有力而明确地）我说了，明天就要发生饥荒。人人都了解，闹饥荒是一种天灾。明天就要闹天灾……我什么时候高兴，就把天灾刹住。（他向其他人解释）归根结底，我要证明自己是自由的，就顾不了许多了。一个人要自由，总要损害别人。这实在不好，但也是正常的。（瞥了穆西乌斯一眼）把这个运用到忌妒上面去，你们就会明白。（沉思地）忌妒之心，毕竟丑恶得很！由于虚荣和想像而痛苦不堪！眼看着自己的老婆……

〔穆西乌斯握紧拳头，张口要讲话。

卡利古拉

（快速地）吃啊，先生们。我们和埃利孔正抓紧工作，你们知道吗？我们写出了一篇论处决的短文，你们听了会赞不绝口的。

埃利孔

假如要征求你们的看法的话。

卡利古拉

要宽宏大量一点儿嘛，埃利孔！把咱们的小秘密披露给他们吧。说吧，第三章，第一节。

埃利孔

（站起来，机械地背诵）“处决能使人免于痛苦，脱离苦海。无论是就其实施还是就其宗旨来讲，处决都是普遍的、令人鼓舞的和公正的。人应当死，因为他们有罪。他们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们当了卡利古拉的臣民。既然帝国上下全是卡利古拉的臣民，那么人人有罪。因此得出结论，所有的人都应当处死，问题只在于时间和耐心。”

卡利古拉

（笑）你们有什么想法？耐心等死？嗯，这真是个新发现！你们要听听我的想法吗？在你们身上，我最钦佩的也就是这一点。先生们，现在，你们可以自便了，舍雷亚用不着你们了。不过，卡索尼娅留下！还有勒皮杜斯和奥克塔维乌斯！梅勒伊亚也留下。我想同你们商量商量，我那所妓院如何组织，它让我伤透了脑筋。

〔其余人缓步下场。卡利古拉的目光盯着穆西乌斯。

第十场

舍雷亚

听你的吩咐，卡伊乌斯。哪方面不顺利呢？是管理人员不称职吗？

卡利古拉

不，是收入情况不好。

梅勒伊亚

应当提高收费标准。

卡利古拉

梅勒伊亚，这不，你失掉了一次保持沉默的机会。你这么大年纪了，不会对这种问题感兴趣。再说，我也没有问你的高见。

梅勒伊亚

那为什么把我留下？

卡利古拉

因为过一会儿，我要征询一种不带感情的意见。

〔梅勒伊亚走开。

舍雷亚

卡伊乌斯，如果我能带着感情谈一谈的话，我要说收费标准不能动。

卡利古拉

哦，这是自然。不过，营业额也要上去。我的计划，已经向卡索尼娅解释过，由她来向你们说明。我嘛，酒喝多了，觉得困倦了。（躺下，闭上眼睛）

卡索尼娅

非常简单。卡利古拉新创立了一种勋章。

舍雷亚

我不明白两者有什么关系。

卡索尼娅

可是有关系。要以这种勋号组成公民英雄勋位团。光顾卡利古拉的妓院次数最多的公民，将得到这种酬赏。

舍雷亚

这很明白。

卡索尼娅

我想是的。我忘记讲了，每月要核对门票，颁发一次勋章。满十二个月还得不到勋章的公民，就要流放或者处决。

贵族丙

为什么规定“或者处决”呢？

卡索尼娅

因为卡利古拉说，这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能够选择。

舍雷亚

妙极了！国家财政如今就有补充了。

埃利孔

而且始终以非常道德的方式，这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总而言之，最好还是向罪恶收费，而不应该像共和制社会那样，向美德勒索罚金。

〔卡利古拉半睁开眼睛，注视年迈的梅勒伊亚。梅勒伊亚站在远处，掏出一个小瓶，喝了一口。

卡利古拉

（依然躺着）你喝什么呢，梅勒伊亚？

梅勒伊亚

是治我哮喘病的药，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分开众人，走向梅勒伊亚，闻闻他的嘴）不对，是解毒的药。

梅勒伊亚

哪里呀，卡伊乌斯。你要开玩笑哇。夜里我喘不上气儿来，治疗已有好长时间了。

卡利古拉

看来，你是害怕中毒啦？

梅勒伊亚

我这哮喘病……

卡利古拉

不对，是怎么回事儿，就怎么说：你害怕我毒死你。你怀疑我，总在窥视我。

梅勒伊亚

绝没有，我以所有的神灵起誓！

卡利古拉

你对我起疑心，也可以说，你在提防我。

梅勒伊亚

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粗暴地）回答！（不容置疑地）如果你吃的是解毒药，那么，你就是揣度我有意毒死你。

梅勒伊亚

是啊……我是说……不对。

卡利古拉

你一旦认为我决定要毒死你，就千方百计地防范这种旨意。

〔冷场。从这个场面一开始，卡索尼娅和舍雷亚就退至远台。只有勒皮杜斯惶恐不安地听着二人对话。

卡利古拉

（越来越明确地）这就构成两条罪状，你逃不掉其中的一条：或者我并不想杀害你，而你错误地怀疑我，怀疑你的皇上；或者，我要处死你，而你这个逆臣，公然违抗我的旨意。（停顿。卡利古拉得意地凝视着老人）哼，梅勒伊亚，这个逻辑推理，你说怎么样？

梅勒伊亚

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推理非常严谨，卡伊乌斯。然而，我这情况用不上。

卡利古拉

还有，第三条罪状，你把我当成傻瓜。这三条罪状中，只有一条对你是光彩的，就是第二条——因为，当你一猜想我有那种决定，并且进行抵制，这就表明你谋反。你成为煽动者、革命者。这很好嘛。（悲伤地）我非常爱你，梅勒伊亚。因此，我要按第二条罪状将你处死，而不是按其他罪状。你既然叛乱，就应当慷慨就义。

〔在卡利古拉讲这番话时，梅勒伊亚在座位上逐渐缩成一团。

卡利古拉

不必感谢我，这是理所当然的。给你，（递给梅勒伊亚一个小瓶，亲切地）把这毒药喝下去。

〔梅勒伊亚痛哭流涕，摇头拒绝。

卡利古拉

（不耐烦地）喝吧，喝吧！

〔梅勒伊亚企图逃跑。可是，卡利古拉一个饿虎扑食，在舞台中央一把揪住他，把他扔到一张矮椅上，经过一阵厮打，将小瓶塞到他的牙齿中间，用拳头把瓶子敲碎。梅勒伊亚挣扎了几下，便咽了气，脸上沾满了药水和鲜血。

〔卡利古拉直起身，机械地擦手。

卡利古拉

（把梅勒伊亚的药瓶递给卡索尼娅，对她说）这是什么？是解毒药吗？

卡索尼娅

（平静地）不是，卡利古拉，这是哮喘药。

卡利古拉

（凝视梅勒伊亚，沉默片刻）没什么关系，反正是一码事儿，不过早一点儿晚一点儿……

〔他一直擦着手，一副忙碌的样子，然后突然下场。

第十一场

勒皮杜斯

（面如土色）怎么办哪？

卡索尼娅

（极其自然地）我想，先把尸体抬走，太难看啦！

〔舍雷亚和勒皮杜斯抓住尸体，拉到后台。

勒皮杜斯

（对舍雷亚）必须赶快下手。

舍雷亚

需要二百人。

〔青年西皮翁上。他瞧见卡索尼娅，转身要走掉。

第十二场

卡索尼娅

过来呀。

西皮翁

干什么？

卡索尼娅

靠近些。

〔她用手抬起他的下颏儿，盯着他的眼睛。冷场。

卡索尼娅

（冷淡地）他杀了你父亲？

西皮翁

对。

卡索尼娅

你恨他吗？

西皮翁

对。

卡索尼娅

你要杀他吗？

西皮翁

对。

卡索尼娅

（放开他）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呢？

西皮翁

因为，我不惧怕任何人。杀掉他，还是被他杀掉，不过是了结的两种方式。况且，你也不会出卖我。

卡索尼娅

你说得对，我不会出卖你。不过，我要告诉你一点儿事情——这样说吧，我要对你身上最美好的情感谈一谈。

西皮翁

我身上最美好的情感，就是我的仇恨。

卡索尼娅

你听一听嘛。我要对你说的话，既难理解，又很明了。别看是一句话，倘若真正听进去，这个世界就能完成惟一的彻底革命。

西皮翁

那就说吧。

卡索尼娅

别忙。你先想一想你父亲被割掉舌头时那副痉挛的面孔，想一想他那满是鲜血的嘴、那种被宰割的野兽般的惨叫。

西皮翁

嗯。

卡索尼娅

现在，你再想一想卡利古拉。

西皮翁

（满腔仇恨地）嗯。

卡索尼娅

这回你听着：尽量想个明白。

〔卡索尼娅下。青年西皮翁不知所措。埃利孔上。

第十三场

埃利孔

卡利古拉回来了。你们是不是要去吃饭，诗人？

西皮翁

埃利孔！帮帮我的忙。

埃利孔

这可有点儿冒险，我的野鸽。我对诗歌一窍不通。

西皮翁

你能帮上我。你懂得的事情非常多。

埃利孔

我懂得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必须抓紧时间吃喝。我也知道你会杀死卡利古拉……而且，他还不会以仇视的目光看待这一举动。

〔卡利古拉上。埃利孔下。

第十四场

卡利古拉

哦！是你呀。（他停住脚步，仿佛要定一定神儿）好久没见到你了。（缓步朝西皮翁走去）你做什么呢？一直在创作吗？你近来写了什么，能给我看看吗？

西皮翁

（神态同样不自然，心态介于仇恨与难以名状的情感之间）我作了诗，陛下。

卡利古拉

写的什么呢？

西皮翁

不知道，陛下，我想是写大自然吧。

卡利古拉

（坦然了一些）好题材，而且很广阔。大自然，让你产生了什么感触哇？

西皮翁

（镇定下来，神情讥讽而敌对地）大自然安慰了我这个没有做皇帝的人。

卡利古拉

哦！你认为它能安慰我这个做了皇帝的人吗？

西皮翁

（同上）真的，它治愈了特别严重的创伤。

卡利古拉

（异常坦率地）创伤？你是怀着恶意讲这句话的。是因为我杀了你父亲吗？创伤！你若是明白这个词用得多准确，那该多好哇！（改变语气）只有仇恨才能使人聪明起来。

西皮翁

（死板地）我是回答你关于大自然的问题。

〔卡利古拉坐下，凝视西皮翁。继而，突然抓住他的双手，把他硬拉到自己脚下，并用手捧起他的脸。

卡利古拉

你的诗背诵给我听听。

西皮翁

求求你，陛下，不必了吧。

卡利古拉

为什么？

西皮翁

诗稿没有带在身上。

卡利古拉

你不记得了吗？

西皮翁

不记得了。

卡利古拉

诗的内容对我说说，总还可以吧？

西皮翁

（始终死板地，仿佛遗憾地）我在诗中谈到……

卡利古拉

谈到什么？

西皮翁

不行，想不起来了……

卡利古拉

说说看……

西皮翁

我谈到某种和谐，即大地和……

卡利古拉

（全神贯注地，打断西皮翁的话）……大地和脚的和谐。

西皮翁

（感到意外，犹豫一下，继续说道）对，大致是这样……

卡利古拉

说下去。

西皮翁

还有罗马丘峦的轮廓以及黄昏带来的短暂的、令人心潮平和的恬静……

卡利古拉

只听湛蓝天空中雨燕的叫声。

西皮翁

（心情进一步放松）对，还有。

卡利古拉

还有什么？

西皮翁

在那微妙的瞬息间，天空变幻：看上去还是万道金霞的天空，猛然翻转过去，向我们显示它星斗灿烂的另一副面孔。

卡利古拉

还有炊烟、树木和流水的混杂气味，从大地袅袅升上夜空。

西皮翁

（完全陶醉地）……蝉声入耳，暑气减退，犬吠声、迟归马车的隆隆声、庄户的话语声……

卡利古拉

……黄连木和橄榄树之间的路径，隐没在暮霭中……

西皮翁

对，对，正是这样！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卡利古拉

（紧紧地搂住西皮翁）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们喜爱相同的真实事物吧。

西皮翁

（激动地，把头埋在卡利古拉的胸前）噢！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身上的一切都体现着爱。

卡利古拉

（一直抚摩西皮翁）这是伟大心灵的品格。哪怕我能洞烛你的心灵也好哇！然而，我深深了解我热爱生活的力量，它不会满足于大自然，这是你们理解不了的。你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你是善中纯粹的人，而我是恶中纯粹的人。

西皮翁

我能够理解。

卡利古拉

不能。我这心事，这死寂的湖水，这腐烂的草。（突然改变声调）你的诗一定很优美，不过，你要听听我的看法……

西皮翁

（同上）嗯。

卡利古拉

这一切缺少血腥气味。

〔西皮翁猛地向后一仰身，恐惧地看着卡利古拉。他接连后退几步，凝视着卡利古拉，说话声音低沉。

西皮翁

噢！魔鬼，吃人的恶魔。你又假戏真做，刚才你是演戏吧，嗯？你还很自鸣得意吧？

卡利古拉

（有点儿伤感地）你的话有几分对，我是演戏了。

西皮翁

（同上）你的心该有多卑鄙，沾有多少血污哇！哼！有多少邪恶与仇恨折磨着你呀！

卡利古拉

（轻声地）现在，你住口吧。

西皮翁

我多么可怜你，又多么恨你呀！

卡利古拉

（生气地）住口。

西皮翁

你的孤独，该是多么邪恶的孤独哇！

卡利古拉

（发怒，扑向西皮翁，揪住他的脖领摇晃）孤独！你，你领教过吗？孤独，诗人和无能之辈的孤独。孤独？究竟什么样的孤独呢？哼，你并不知道，单独一个人，从来就不是孤独的。未来和过去具有同样的压力，无处不伴随我们！被杀害的人的冤魂追逐我们。仅仅是这些，那还好对付。然而，还有你爱过的人，你没爱过但却爱过你的人，悔恨、欲念、辛酸和甜美，妓女和神仙！（放开西皮翁，退向他的座位）单独一个人！啊！我的孤独，即使不是幽灵纠缠的这种孤独，能够尝尝真正的孤独，尝尝一棵树的沉默和抖瑟，那也是好的呀！（坐下，陡然疲倦地）孤独！其实不然，西皮翁。孤独中充斥着咬牙切齿的声音，回荡着逝去的嘈杂喧哗声。还有，当夜幕将我们笼罩起来的时候，就在我抚摩着的女人身边，肉体的欲望终于满足了，我认为精神可以脱离肉体，去捕捉一下生死之间的我的时候，我的整个孤独，却充满了交欢后的汗臭气味，那是躺在我身边还昏昏欲睡的女人腋下发出的。

〔他显得精疲力竭。长时间冷场。

〔青年西皮翁转到卡利古拉的身后，靠上前去，动作有点儿迟疑，然后伸出手，搭在卡利古拉的肩上。卡利古拉没有回头，用一只手握住西皮翁的手。

西皮翁

在生活中，所有的人都有一段温情，这能帮助人生活下去。人在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就缅怀那段温情。

卡利古拉

说得对，西皮翁。

西皮翁

在你的生活中，难道就没有一点儿类似的东西吗？凝聚欲出的珠泪啦，寂静的寄托之所啦……

卡利古拉

怎么没有呢。

西皮翁

到底是什么？

卡利古拉

（缓慢地）蔑视。

——幕落

·第三幕·

第一场

〔幕启前，鼓钹声大作。幕启，布景类似集市的一个表演台。台中央挂一道帷幔，帷幔前摆一个小讲台，上面坐着埃利孔和卡索尼娅。鼓钹手分列两侧。几名贵族、青年西皮翁，都背对着观众，坐在各自的座位上。

埃利孔

（以街头卖艺人的油腔滑调）靠近点儿！靠近点儿！（钹声）神再次降临大地。卡伊乌斯，皇帝和神，诨号卡利古拉，把自己纯粹的人的外形借给了神。靠前点儿，粗俗的世人，神就要在你们面前显灵了。多亏万民称颂的卡利古拉统治的特殊恩赐，神的秘密才让所有人的眼睛看到。

〔钹声。

卡索尼娅

上前来，先生们！瞻仰吧，拿出你们的金钱。今天，凡是有钱的人，都能看到上天的秘密。

〔钹声。

埃利孔

奥林匹斯[1]和它的幕后、它的阴谋、它的安逸和它的辛酸。上前来！上前来！来看你们神仙的全部真相啦！

〔钹声。

卡索尼娅

瞻仰吧，拿出你们的金钱吧。靠前来，先生们，演出就要开场了。

〔钹声。奴隶们纷纷把各种道具搬上讲台。

埃利孔

这是真相的一次惊人的再现，一次空前的大展示。神威壮观的布景搬到了人间，这是一次无比精彩的演出。闪电（奴隶点燃火硝），雷鸣（奴隶滚动一只装有石子的木桶），命运之神踏着胜利的步伐。靠前来，观赏吧！

〔埃利孔拉开帷幔，现出卡利古拉。卡利古拉一身维纳斯女神的滑稽打扮，站在台座上。

卡利古拉

（亲切地）今天，我是维纳斯。

卡索尼娅

礼拜开始。全体跪下，（除了西皮翁，众人全跪下）跟着我念献给卡利古拉——维纳斯的祷词：“痛苦与舞蹈的女神……”

众贵族

痛苦与舞蹈的女神……

卡索尼娅

生于波涛，在盐和浪花泡沫中，滚了一身黏液和苦涩味……

众贵族

生于波涛，在盐和浪花泡沫中，滚了一身黏液和苦涩味……

卡索尼娅

你，宛如一笑粲然和一声惋惜……

众贵族

你，宛如一笑粲然和一声惋惜……

卡索尼娅

宛如一缕辛酸和一股激情……

众贵族

宛如一缕辛酸和一股激情……

卡索尼娅

教给我们能让爱复活的冷漠态度吧……

众贵族

教给我们能让爱复活的冷漠态度吧……

卡索尼娅

向我们启示根本不存在的人世间的真理吧……

众贵族

向我们启示根本不存在的人世间的真理吧……

卡索尼娅

赋予我们生活的力量吧，以使我们无愧于这无与伦比的真理……

众贵族

赋予我们生活的力量吧，以使我们无愧于这无与伦比的真理……

卡索尼娅

停顿！

众贵族

停顿！

卡索尼娅

（继续）将你的天赋全赐给我们吧，将你的不偏不倚的残忍、你完全客观的仇恨，都撒在我们的脸上吧。在我们眼睛的上方，张开你满是鲜花和凶杀的双手。

众贵族

……你满是鲜花和凶杀的双手。

卡索尼娅

收容你这些迷途的孩子吧。把我们收养在失掉你冷漠痛苦之爱的避难所里。赐给我们吧，你那没有对象的激情、你那丧失理智的痛苦和你那毫无前景的欢乐……

众贵族

……和你那毫无前景的欢乐……

卡索尼娅

（声音很高地）你，那么空虚，又那么灼热，没有人性，却又那么世俗，用和你质地相同的酒把我们灌醉吧，让我们在你发咸的黑心里永远餍足吧。

众贵族

……用和你质地相同的酒把我们灌醉吧，让我们在你发咸的黑心里永远餍足吧。

〔当贵族们念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一直伫立不动的卡利古拉开始抖动身体，以洪亮的声音说道：

卡利古拉

赐给你们，我的孩子，你们的愿望将得到满足。

〔他盘腿坐到台座上。贵族们一个接着一个下跪，往外倒钱，退场之前排列在舞台右侧。最后一名由于心慌，忘记给钱就要走开。但见卡利古拉一跃而起。

卡利古拉

喂！喂！过来，我的小伙子。敬神，固然好，但是，让神发财就更好了。谢谢！这就对了。如果神只有世人的爱，而得不到财富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像卡利古拉一样清贫了。诸位先生，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可以到城里传布你们看到的惊人的奇迹：你们见到了维纳斯，所谓见到，就是指你们用肉眼见到了。而且，维纳斯还对你们讲了话。去吧，先生们。

〔贵族们动起来。

卡利古拉

等一等！出去的时候，请走左边走廊。我在右边走廊布置了卫士，要刺杀你们。

〔贵族们有些慌乱，匆匆退场。奴隶与乐工也退下。

[1] 古希腊人的神山，是神聚居的地方。

第二场

〔埃利孔用手指威胁西皮翁。

埃利孔

西皮翁，你又闹起无政府主义！

西皮翁

（对卡利古拉）你亵渎神灵，卡伊乌斯。

埃利孔

你讲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西皮翁

你血洗大地之后，又玷污上天。

埃利孔

这位青年热衷于伟大的字眼。

〔他过去躺到一张沙发上。

卡索尼娅

（非常平静地）小伙子，你也太过火了。此刻，就在罗马，有人因为发表煽动力小得多的言论丧了命。

西皮翁

我决意向卡伊乌斯讲老实话。

卡索尼娅

喂，卡利古拉，这副品德高尚的形象，正是你的统治所缺少的。

卡利古拉

（关切地）西皮翁，你信神吗？

西皮翁

不信。

卡利古拉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你如此敏感，一眼就看出来是渎神呢？

西皮翁

我可以否认一样东西，但不一定非得诋毁它，或者剥夺别人相信的权利。

卡利古拉

你这样讲，其实是出自谦虚，出自真正的谦虚！哦！亲爱的西皮翁，我该多么为你高兴啊。要知道，我还羡慕你呢……因为，这也许是我惟一永远感受不到的感情。

西皮翁

你羡慕的不是我，而是羡慕神灵。

卡利古拉

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一点就将作为我这统治的大秘密，永远是个谜。现今，别人能对我提出责难的，无非是我在威力和自由的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小步。对一个崇尚权力的人来说，有神的竞争，总有点儿令人恼火。我取缔了这种竞争。我已向那些虚幻的神灵证明，一个人要想干，用不着求师，就能操起他们可笑的行当。

西皮翁

这就是亵渎，卡伊乌斯。

埃利孔

不对，西皮翁，这是英明。我大体上也懂得，要想和神分庭抗礼，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同神一样残酷无情。

西皮翁

只要成为暴君就行。

卡利古拉

什么是暴君呢？

西皮翁

有一颗迷惘的心灵。

卡利古拉

不见得，西皮翁。所谓暴君，其实就是为自己的思想或野心而牺牲黎民百姓的人。而我呢，我没有思想，在荣誉和权力方面，我再也没有任何渴求。我运用这个权力，也是为了补偿。

西皮翁

补偿什么？

卡利古拉

补偿神的愚蠢和仇恨。

西皮翁

仇恨不能补偿仇恨，权力解决不了问题。要抵消世间的敌意，我看只有一种方式。

卡利古拉

什么方式？

西皮翁

穷困。

卡利古拉

（修自己的脚）这个方式，我也应该尝试一下。

西皮翁

可是眼下，在你周围死了许多人。

卡利古拉

说真的，西皮翁，屈指可数。我避免了几次战争，你知道吗？

西皮翁

因为罗马强大不强大，你根本不放在心上。

卡利古拉

不对，是因为我爱护人的生命。

西皮翁

你是在戏弄我呀，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至少可以这样讲，我把人命看得重于征伐的理想。当然，我没有把别人的性命看得比我自己的还重，这也是真的。我之所以草菅人命，正因为我自己就视死如归。你说得不对，我越考虑，越坚信我不是个暴君。

西皮翁

这话顶什么？反正你给我们造成危害，就等于你是暴君了。

卡利古拉

（颇不耐烦地）你要是会计算，就能算得出来，一个理智的暴君发动的规模最小的战争，也比我随心所欲使你们付出的代价高出千百倍。

西皮翁

然而，那起码在情理之中，关键在于人能够理解。

卡利古拉

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神的那副又愚蠢又不可理解的面孔。刚才，你的那些同僚学会崇拜的，就是这种面孔。

西皮翁

这就是亵渎，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不，不，西皮翁，这是戏剧艺术！所有这些人的谬误，就在于不大相信舞台效果。要不是这样，他们早就该明白，谁都可以演天国悲剧，谁都能成为天神。只要炼就一副铁石心肠就行了。

西皮翁

也许是这样吧，卡伊乌斯。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我就认为你在自掘坟墓。终有一天，你周围的人一批批如法炮制，装扮成神，他们纷纷起来，也变得如狼似虎，就会把你这昙花一现的神威浸在血泊中！

卡索尼娅

西皮翁！

卡利古拉

（明确而生硬地）让他说，卡索尼娅。你想不到你自己说得多好，西皮翁：我是在自掘坟墓。不过，你说的那一天，我还很难想像出来，倒是有几次出现在我的梦中。在凄苦的黑夜里，幽灵出现，一张张面孔，因仇恨和惶恐而狰狞。看到那些狰狞的面目，我感到欣喜，认出这是我在世上崇拜过的惟一的神：像人心一样残忍和卑怯。（发火）现在，走吧，你说的话实在太多了。（改变口气）我还要染红我的脚趾甲呢，这事儿非常急迫。

〔西皮翁和卡索尼娅下。只有埃利孔还围着卡利古拉转，专心给他染脚趾甲。

第三场

卡利古拉

埃利孔！

埃利孔

什么事儿？

卡利古拉

你的差使有进展吗？

埃利孔

什么差使？

卡利古拉

还用问！……月亮呗！

埃利孔

有进展，还要耐心等待。不过，我想同你谈谈。

卡利古拉

耐心，我也许会有，可是时间不很多了，一定要快办，埃利孔。

埃利孔

我对你说过，我尽力去办。可是，有严重的情况，我得先告诉你。

卡利古拉

（仿佛没有听见）要知道，我已经把她弄到手了。

埃利孔

谁呀？

卡利古拉

月亮呗。

埃利孔

对，当然了。可是，有人想谋杀你呀，你知道吗？

卡利古拉

我甚至完全把她弄到手了。倒也是，只有两三回，可毕竟还是到了我的手。

埃利孔

我早就想同你谈谈了。

卡利古拉

那还是去年夏天的事儿。我凝神看着她，在花园亭柱上抚摸她，后来她终于理解了。

埃利孔

停止这场游戏吧，卡伊乌斯。即使你不愿意听，我的职责还是要讲。你听不进去活该。

卡利古拉

（一直忙着染脚趾甲）这种涂料一钱不值。还是谈谈月亮吧，那是八月的一个美好的夜晚。（埃利孔扭过头去，站着不动也不讲话）起初，她还扭扭捏捏。当时，我已经上床安歇了。她在地平线上，整个儿是血红色。接着，她开始上升，越来越轻捷，速度也加快了。她越升高就越明亮，在星光灿烂的夜空里，宛若一泓乳白色的湖水。于是她发情了，浑身一丝不挂，显得那么温柔，那么轻盈，步履款款地跨进我的门槛，走到我的床前，悄悄钻进了锦衾，让我沐浴在她那盈盈笑容和辉光之中。——这种涂料实在一钱不值。要知道，埃利孔，这可不是夸耀，我占有了她。

埃利孔

威胁你的是什么，你想不想听我说，想不想知道？

卡利古拉

（停住手，定睛看埃利孔）我只需要月亮，埃利孔。事先我就知道会被什么杀掉。我还没有用尽一切我赖以生存的东西。因此，我要月亮。没有给我搞到月亮，你就别来见我。

埃利孔

那好，我一定尽职，但是我也要把该讲的话讲出来。有人策划阴谋反对你，舍雷亚是主谋。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个书板，你一看就能了解主要的情况。我放在这儿了。

〔埃利孔将书板放在一张椅子上，退下。

卡利古拉

上哪儿去，埃利孔？

埃利孔

（停在门口）给你寻找月亮去。

第四场

〔有人轻轻地敲对面的门。卡利古拉猛然回头，发现老贵族。

老贵族

（迟疑地）可以进去吗，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不耐烦地）那就进来吧。（注视老贵族）怎么，我的美人儿，又来看维纳斯啦！

老贵族

不，不是这事儿。嘘！哦！对不起，卡伊乌斯……我想说……你是知道的，我非常爱你……再说，我的晚年，只求平平安安地度过……

卡利古拉

快说吧！快说！

老贵族

嗯，好。是这么回事儿……（很快地）总而言之，事情非常严重。

卡利古拉

不，并不严重。

老贵族

什么事儿啊，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我们说的是什么事儿啊，我的宝贝？

老贵族

（环视周围）就是说……（他用尽气力，终于迸发出来）一起反对你的阴谋……

卡利古拉

瞧瞧，我不是说了嘛，一点儿也不严重。

老贵族

卡伊乌斯，他们企图杀害你。

卡利古拉

（朝老贵族走过去，抓住他的双肩）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你吗？

老贵族

（做个赌咒的姿势）我以所有的神灵发誓，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把老贵族一步一步推向门口，轻声地）别发誓，千万别发誓，还是听我说说吧。假如你的话是真的，我就不得不推测，你出卖朋友，对不对？

老贵族

（颇为窘迫地）可以这样说，卡伊乌斯，由于我爱戴你……

卡利古拉

（依然低声地）而我不能做出这种推测。我对卖友求荣的人憎恶透了，碰见就杀，从来不手软。你的品德，我非常了解。不用说，你既不想出卖朋友，也不想找死。

老贵族

那当然了，卡伊乌斯，那当然了！

卡利古拉

瞧瞧，我没信你的话，就是有道理嘛。你不是卑怯的人，对吧？

老贵族

哦！不是……

卡利古拉

也不是卖友求荣的人。

老贵族

那还用说，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因此，没有人搞阴谋。说说看，刚才你那话纯粹是开玩笑吧？

老贵族

（脸色陡变）是开玩笑，纯粹是开玩笑……

卡利古拉

没有人要谋杀我，这是显而易见的吧？

老贵族

没有人，当然没有人了。

卡利古拉

（急促地喘息，然后慢吞吞地）那就走开吧，我的美人儿。一个正派人是世间的珍奇动物，看时间长了我受不了。我要单独待一会儿，好玩味这个伟大的时刻。

第五场

〔卡利古拉对着椅子上的书板凝视片刻，抓起来读了读，用力呼吸，叫来一名卫士。

卡利古拉

把舍雷亚带来。（卫士欲下）等一等。（卫士站住）对他客气点儿。

〔卫士下。卡利古拉来回走了走，然后朝镜子走去。

卡利古拉

你下过决心，白痴，一定要遵循逻辑。问题只是要看看究竟会走到什么地步。（挖苦地）如果把月亮给你送来，一切就会变样，对吧？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变为可能，一切就会骤然改观。为什么不会呢，卡利古拉？谁能知道呢？（环视周围）真奇怪，我周围的人越来越少了。（对着镜子，声音低沉地）杀人如麻，杀人如麻，杀人如麻，人数大大减少了。即使把月亮给我送来，我也不能走回头路了。即使在阳光的抚摩下，死人重新活动起来，杀人的事实也不会因此而不存在了。（怒冲冲地）逻辑，卡利古拉，必须遵照逻辑干下去。掌权就要掌握到底，弃权就要放弃彻底。不，不能走回头路，必须一直走到终结。

〔舍雷亚上。

第六场

〔卡利古拉在座椅上身子半仰着，脖颈缩进披风里，一副疲惫的神情。

舍雷亚

你叫我吗，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声音微弱地）对，舍雷亚。卫士！拿蜡烛来！

〔冷场。

舍雷亚

你有什么事儿要单独同我谈谈？

卡利古拉

没有，舍雷亚。

〔冷场。

舍雷亚

（颇为恼火地）你肯定我有必要来吗？

卡利古拉

完全肯定，舍雷亚。（又冷场片刻。忽然热情地）唔！请原谅，我心不在焉，接待你不周。坐到这张椅子上，咱俩促膝谈谈吧。我需要同一个聪明人聊聊。

〔舍雷亚坐下。

〔仿佛从本剧开场以来，他第一次显得这么自然。

卡利古拉

舍雷亚，假如两个人的心灵和自豪感不分高下，你认为他俩在一生当中，起码能有一次剖腹相见吗？——二人仿佛面对面，身上一丝不挂，剥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成见、私利和谎言。

舍雷亚

我想这是可能的，卡伊乌斯。不过，我认为你办不到。

卡利古拉

你说得对。我不过是要了解一下，你同我想的是否一致。那好，让我们戴上面具吧，运用谎言吧，让我们全身披挂起来，谈话就像搏斗一样。舍雷亚，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舍雷亚

因为，你身上没有一丝可爱之处，卡伊乌斯。因为，这种事情不能强迫命令。还有一个原因，我对你了解极深，谁也不会喜欢自己竭力掩饰的一副面孔。

卡利古拉

为什么恨我呢？

舍雷亚

这点你误会了，卡伊乌斯，我并不恨你。我认为你有害、残酷、自私和爱慕虚荣，然而，我并不能恨你，因为我看你并不幸福。我也不能鄙视你，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卑怯的人。

卡利古拉

那么，你为什么要杀害我呢？

舍雷亚

我对你说过：我认为你有害。我喜爱也需要安全感。大多数人也同我一样。在他们生活的天地中，如果最荒唐的思想在一刹那间就能进入现实，往往像匕首一般刺入心脏，那么他们就无法活下去。我也如此，不愿意在这种世界里生活。我更愿意把自己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卡利古拉

安全和逻辑不可能并行不悖。

舍雷亚

的确如此。我的想法不合逻辑，但是有益。

卡利古拉

说下去。

舍雷亚

再也没什么要讲的了。我不愿意跟随你的逻辑走。对我做人的职责，我另有想法。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臣仆大多和我想的一致。你妨碍大家，当然应当从这世上消失。

卡利古拉

这番话十分明确，也十分合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这甚至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对你则不然。你是聪明人；聪明，要么付出很高的代价，要么否定自身。拿我来说，我要付出代价。然而你呢，为什么既不否认聪明，又不愿意付出代价呢？

舍雷亚

因为我渴望生活，也渴望幸福。我认为，彻底推行这种荒谬逻辑，既无法生活，也不会幸福。我同所有人一样，为了感受一下无牵无挂的自由，我有时竟然希望我所爱的人死去；我也觊觎一些女人，而这又是伦理或友谊所不容的。如果按照自己的逻辑干下去，我就应该杀掉我所爱的人，占有那些女人。但是，我认为这类模糊的念头不值一提。假如大家都要实现这类念头，那我们就既无法生活，也谈不上幸福了。再说一遍，我看重的就是这个。

卡利古拉

你总还相信某种更高尚的思想吧。

舍雷亚

我相信有些行为比另外一些美好。

卡利古拉

我认为所有行为全是半斤八两。

舍雷亚

我知道你持这种看法，卡伊乌斯，因此，我并不恨你。然而，你是障碍，是障碍就应当清除。

卡利古拉

说得对极了。但是，为什么对我直言不讳，甘冒生命危险呢？

舍雷亚

因为别人会接替我，还因为我不爱说谎。

〔冷场。

卡利古拉

舍雷亚！

舍雷亚

嗯，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假如两个人的心灵和自豪感不分高下，你认为他俩在一生当中，起码能有一次剖腹相见吗？

舍雷亚

我认为我们刚才就是这样做的。

卡利古拉

对，舍雷亚。可是，刚才你还认为我做不到呢。

舍雷亚

我判断错了，卡伊乌斯，我认错，也向你表示感谢。现在，我等待你的判决。

卡利古拉

（心不在焉地）等待我的判决？哦！你是说……（从披风里掏出书板）你认识这件东西吗，舍雷亚？

舍雷亚

我知道它在你手里。

卡利古拉

（冲动地）对，舍雷亚，你的坦率也还是装出来的，两个人并没有剖腹相见。不过，这也无所谓。现在，我们停止这种佯装坦率的游戏，还像以往那样生活吧。你还得尽量理解我要对你说的话，还得忍受我的凌辱和怒火。你听着，舍雷亚，这个书板是惟一的证据。

舍雷亚

我告便，卡伊乌斯。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戏我看腻了；这套东西我太熟悉了，因此不想再看了。

卡利古拉

（声调依然冲动而关切地）再留一下。这是惟一的证据，对吧？

舍雷亚

我并不以为，你杀人还需要什么证据。

卡利古拉

不错。但是，我要破一回例，来个自相矛盾。这不妨碍任何人。不时地自相矛盾一下，这可大有好处，可以养养神。我需要休息，舍雷亚。

舍雷亚

我不懂，对这种复杂的感情，我也没什么兴趣。

卡利古拉

当然了，舍雷亚。你嘛，是个健全的人，你不追求任何特殊的东西！（放声大笑）你想要生活和幸福。仅仅这些！

舍雷亚

我看，谈话最好到此为止。

卡利古拉

再谈谈，耐心点儿好吗？瞧，这个证据在我手中。我打算这样：没有这个证据，我就不能处决你。这就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休息。喂！瞧瞧，证据到了皇帝手中会怎么样。

〔他把书板举向烛火。舍雷亚走上前，二人在蜡烛两侧。书板开始焚化。

卡利古拉

瞧吧，谋反者！它焚化了，随着这件证物的消失，清白的晨曦便升上你的面颊。舍雷亚，你纯洁的额头多令人景仰。一个清白的人，多美呀，多美呀！赞扬我的威力吧。即使神仙降世，不经过惩罚，他也不能还给人一个清白。而你的皇上，只需一点儿烛火，就能宽恕你，就能鼓起你的勇气。继续干吧，舍雷亚，把你这番妙论演绎到底。你的皇上等待安息，这是他独有的生活与幸福的方式。

〔舍雷亚愕然地注视卡利古拉。他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有所领悟，张了张嘴，又突然下场。卡利古拉一直把书板举在烛火上，笑吟吟地目送舍雷亚。

——幕落

·第四幕·

第一场

〔舞台光线昏暗。舍雷亚和西皮翁上。舍雷亚朝右侧走去，接着又走向左侧，回到西皮翁身边。

西皮翁

（沉思地）找我有什么事？

舍雷亚

时间紧迫。我们要干，就必须坚定。

西皮翁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坚定呢？

舍雷亚

昨天我们聚会，你就没有来参加。

西皮翁

（扭过头去）这倒是，舍雷亚。

舍雷亚

西皮翁，我比你年长，也没有向人求援的习惯。然而，我的确需要你。这次谋杀，要有令人尊敬的担保人。而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惟独你我的动机是纯洁的，其他人不是因为伤了虚荣心，就是由于吓破了胆。我知道，你即使抛弃我们，也绝不会出卖一点儿情况。可是，这已经无所谓了，我只是渴望你继续同我们在一起。

西皮翁

我理解你，但是我得明确告诉你，这事儿办不到。

舍雷亚

难道你站到他那一边啦？

西皮翁

不是，然而我却不能反对他了。（停顿，然后低沉地）我若是杀掉他，至少我的心会站到他那一边。

舍雷亚

他可是杀害了你父亲哪！

西皮翁

是啊，一切以此为开端，一切又以此为终结。

舍雷亚

凡是你承认的，他就否认；凡是你敬重的，他就嘲弄。

西皮翁

的确如此，舍雷亚。不过，我身上有同他类似的东西，我们心中也燃烧着同样的火焰。

舍雷亚

有些时候，必须做出抉择。我呀，我就压下自身可能与他相似的东西。

西皮翁

我无法选择，因为除了我所忍受的痛苦之外，我还因他的痛苦而痛苦。我的不幸在于完全理解了。

舍雷亚

这么说，你认定他有道理了。

西皮翁

（高叫一声）噢！求求你别这样讲，舍雷亚。在我看来，任何人，任何人也永远不会再有道理了！

〔停顿片刻。二人对视。

舍雷亚

（走向西皮翁，激动地）你恐怕不知道，我更加仇恨他的一点，就是他把你变成这个样子。

西皮翁

对，他教会我要求一切。

舍雷亚

不对，西皮翁，他使你陷入绝望，让一颗年轻的心灵丧失希望，这就是犯罪。而这桩罪过，比他迄今犯下的所有罪过都要严重。我向你发誓，单凭这一条罪状，我也非宰了他不可。

〔舍雷亚朝门口走去。埃利孔上。

第二场

埃利孔

刚才我找你来着，舍雷亚。卡利古拉要在这里组织一次小型友好聚会，你得恭候他。（转身对西皮翁）不过，我的鸽子，这里用不着你，你可以走了。

西皮翁

（要出去时，又转身对舍雷亚）舍雷亚！

舍雷亚

（非常温和地）西皮翁。

西皮翁

要尽量领会呀！

舍雷亚

（非常温和地）不，西皮翁。

〔西皮翁和埃利孔下。

第三场

〔后台传来武器撞击声。两名卫士押着老贵族和贵族甲从台右侧上。两个贵族吓得魂不附体。

贵族甲

（竭力保持坚定的声调，对卫士）深更半夜的，找我们到底干什么吗？

卫士

（指了指右侧的座位）坐到那儿。

贵族甲

如果要像处死别人那样处死我们，那就用不着搞这么多花样。

卫士

坐那儿去吧，老驴。

老贵族

咱们坐下吧。这个人什么也不知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卫士

对，我的美人儿，这是显而易见的。

〔卫士下。

贵族甲

当初我就知道，应当赶快下手。现在可好，咱们就等着受刑吧。

第四场

舍雷亚

（坐下，镇定地）出什么事啦？

贵族甲和老贵族

（齐声）密谋败露了。

舍雷亚

怎么样呢？

老贵族

（抖成一团）要受酷刑啊。

舍雷亚

（毫不动容）我记得一名奴隶偷了东西，受刑也没有逼问出来，卡利古拉就赏给他八万一千小银币。

贵族甲

我们算是有的便宜吃了。

舍雷亚

话不能这么讲。可是，这证明他喜欢勇气，这一点，你们不可小视。（对老贵族）你的牙齿不这样打战就不行吗？这种声响我讨厌极了。

老贵族

这是……

贵族甲

别装模作样了，咱们这是玩命呢！

舍雷亚

（不假思索地）卡利古拉有句口头禅，你们知道吗？

老贵族

（眼泪汪汪地）知道。他总是对刽子手说：“慢慢杀他，让他品尝死的滋味。”

舍雷亚

不对，还有一句更妙的。他看完一次处决，就打着哈欠，严肃地说：“我最赞赏的，就是我的冷漠态度。”

贵族甲

你们听见了吗？

〔武器的声响。

舍雷亚

这句话暴露了他是个软弱的人。

老贵族

你不高谈阔论就不行吗？我听着讨厌。

〔一名奴隶上，他抱着几件兵器，排在远台的一张椅子上。

舍雷亚

（没有看见那名奴隶）起码要承认，这个人有不容置疑的影响。他迫使人思考，迫使所有人思考，把人置于朝不保夕的处境，这就发人深省。因此，他激起那么多人的仇恨。

老贵族

（浑身颤抖）看哪。

舍雷亚

（看见兵器，声调有点变）刚才你说的也许对。

贵族甲

本来就应该快下手，我们等待得太久了。

舍雷亚

对。这是个教训，想汲取却迟了点儿。

老贵族

好没道理。我不愿意死。

〔老贵族站起身，企图逃跑。两名卫士上，扇了他耳光，将他按住。贵族甲吓得在椅子上缩成一团。舍雷亚咕哝了几句，但是听不清。突然，后台响板和钹声大作，音乐非常奇特，跳跃而刺耳。三位贵族默默地瞧着。卡利古拉身穿舞女的短裙，头插鲜花，像演中国皮影戏似的出现在屏幕上，表演了几个滑稽的舞蹈动作，随即消失了。继而，一名卫士庄严地宣布：“演出结束。”与此同时，卡索尼娅悄悄上场，走到几个看客的身后，她以平淡的声调讲话，仍不免吓了他们一跳。

第五场

卡索尼娅

卡利古拉派我来告诉你们，他召你们到这里来，总是商议国事，而今天邀请你们来，却是要同他交流一下艺术感受。（停顿，接着，声调依然平淡地）他还补充一点儿：谈不出来感受的人就要砍头。

〔三人沉默不语。

卡索尼娅

请原谅我强调这一点。我必须问一问：你们觉得这个舞蹈优美不优美？

贵族甲

（犹豫一下）优美，卡索尼娅。

老贵族

（不胜感激地）嗯！对，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

你看呢，舍雷亚？

舍雷亚

（冷淡地）这是伟大的艺术。

卡索尼娅

很好，我这就可去回复卡利古拉了。

第六场

〔埃利孔上。

埃利孔

你说说，舍雷亚，真的是伟大的艺术吗？

舍雷亚

在一定意义上，是这样。

埃利孔

我明白。你很有本事，舍雷亚，像正人君子一样虚伪，但确实有本事。我嘛，本事不大，然而，我绝不会让你碰卡利古拉一根毫毛，即使那是他本人的愿望。

舍雷亚

你这种话叫我摸不着头脑。不过，你这样忠心耿耿，可喜可贺。我喜欢好奴仆。

埃利孔

你实在太得意了，嗯？对，我侍奉一个疯子。可是你呢，侍奉谁？侍奉美德吗？让我给你抖一抖老底吧。美德的乐曲，君子，我早先是在皮鞭子下跳舞来着。卡伊乌斯，他没有对我夸夸其谈，而是解放了我，把我收在皇宫里。就这样，我有了机会观察你们，观察你们这些正人君子。我看到你们一个个蓬头垢面，俗不可耐，有一股从未经历过艰险、受过苦难的人的乏味。我看到你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脸贪婪相，一双虚设的手。就你们，还要审判别人？你们开设美德商店，梦想平安无事，就像少女憧憬爱情那样；可是，你们即将在恐怖中死去，临死还不知道自己一生都在说谎。就你们这号人，还妄图审判那个忍受痛苦而不计较、每天都有上千个伤口流血的人吗？放心吧，你们先得除掉我！藐视奴隶吧，舍雷亚！这个奴隶在你的品德之上，因为他还能爱他的濒于绝境的主人，保护他的主人，对付你们的高尚谎言、你们口是心非的话……

舍雷亚

亲爱的埃利孔，你显示了口才。坦率地讲，你从前的情趣倒还高雅些。

埃利孔

实在遗憾。这就是同你们接触过多的缘故。老夫老妻终生厮守，到头来长相就一样了，连耳毛的数目都相等。不过，我会变回去的，请放宽心，我会变回去的。只奉告一点……瞧，你看到这张脸了吧？好，仔细端详端详。很好。现在，你算看到了你的仇敌。

〔埃利孔下。

第七场

舍雷亚

现在，应当赶快下手。你们俩留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要有一百人。

〔舍雷亚下。

老贵族

留在这里，留在这里！我还想走呢。（嗅嗅）这里有一股死尸味儿。

贵族甲

或者说是谎言的味儿。（悲伤地）我说了那个舞蹈优美。

老贵族

（劝解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优美的，它就是优美的。

〔好几名贵族与骑士一阵风似的上场。

第八场

贵族乙

出了什么事？你们知道吗，皇上召我们来？

老贵族

（心不在焉地）也许是看舞蹈吧。

贵族乙

什么舞蹈？

老贵族

嗯，就是艺术感受呗。

贵族丙

有人告诉我，卡利古拉病得很重。

贵族甲

他是病得很重。

贵族丙

什么病？（兴高采烈地）诸神保佑，他要死了吗？

贵族甲

我可不这样看。他的病死不了，别人的命可难保。

老贵族

恕我们直言。

贵族乙

我明白你的意思，真的。他就没有轻一点儿的、对我们有利的病吗？

贵族甲

没有。这种病症容不得别的病竞争。失陪了，我要去找舍雷亚。

〔贵族甲下。卡索尼娅上。冷场片刻。

第九场

卡索尼娅

（一副无所谓的神态）卡利古拉胃疼，他吐了血。

〔众贵族忽地围拢上来。

贵族乙

啊！万灵的神哪，我许愿：如果他能康复，我就向国库捐赠二十万银币。

贵族丙

（夸张地）朱庇特[1]呀，让我做他的替身吧！

〔卡利古拉上场已有半晌，在一旁听贵族们许愿。

卡利古拉

（走向贵族乙）我接受你的捐赠，卡西乌斯，谢谢你。我的财政大臣明天就到贵府上去。（走向贵族丙，拥抱他）你想像不出我是多么感动。（停顿，亲切地）这么说，你爱我喽？

贵族丙

（慨然地）哦！陛下，为了你，什么我都可以奉献。

卡利古拉

（再次拥抱他）嗳！你许的愿也太大了，卡西乌斯，我不配这样深厚的爱。（卡西乌斯做了个谦让的手势）不，不，跟你说，我受之有愧。（叫来两名卫士）把他带走。（对卡西乌斯，和蔼地）去吧，朋友，要记住，卡利古拉把心给你了。

贵族丙

（颇感不安）可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

卡利古拉

还用问，去死啊！你许了性命，当了我的替身。我呢，现在感觉好多了，嘴里甚至没有血腥味儿了，你治好了我的病。卡西乌斯，能把生命献给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又叫卡利古拉，你感到幸运吗？现在，我又精力充沛，能参加所有欢宴了。

〔卫士拖着贵族丙。贵族丙拼命挣扎嚎叫。

贵族丙

我不干，这不过是开玩笑呀！

卡利古拉

（沉思地，在贵族丙的嚎叫声中）大海的道路，即将铺满含羞草。女人将穿上罗纱裙。辽阔的天空将明澈碧透，卡西乌斯！那是生活的微笑！

〔卡西乌斯到了门口时，卡索尼娅轻轻地推他一把。

卡利古拉

（转过身去，突然严肃地）生命，我的朋友，你对生命要是有足够的爱，就不会把它当成儿戏了。

〔卫士将卡西乌斯拖下。

卡利古拉

（回到桌子旁边）赌输了就得付出。（停顿）过来，卡索尼娅。（转向其他人）对了，我有个好主意，要征得你们的赞赏。我登基至今，天下实在太清平了，既没有发生蔓延全国的瘟疫，也没有宗教的残杀，甚至连一次政变都没有，总之，没有发生任何使你们作古的事件。正因为如此，我想稍微弥补一下谨慎的命运。我的意思是……不知道你们明白了没有。（微微一笑）说穿了，就是由我来代替瘟疫。（改变声调）不许讲话。舍雷亚来了。瞧你的了，卡索尼娅。

〔卡利古拉下。舍雷亚和贵族甲上。

[1] 罗马神话中的大天神。

第十场

〔卡索尼娅急忙朝舍雷亚迎上去。

卡索尼娅

卡利古拉驾崩了。

〔她扭过头去，仿佛在哭泣，眼睛却盯着其他人。他们都沉默不语，表情愕然，但是原因各异。

贵族甲

你……你这个噩耗，确实吗？不可能啊，刚才他还跳舞来着。

卡索尼娅

恰恰是这个缘故，这一劳累就要了他的命。

〔舍雷亚快步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又回身朝卡索尼娅走过来。众人沉默不语。

卡索尼娅

（声调缓慢地）你一句话也不讲，舍雷亚？

舍雷亚

（同样缓慢地）这是天大的不幸，卡索尼娅。

〔卡利古拉突然上场，走向舍雷亚。

卡利古拉

演得好，舍雷亚。（原地转了一圈儿。扫视其他人，生气地）算啦！这事弄砸了。（对卡索尼娅）别忘了我对你讲的话。

〔卡利古拉下。

第十一场

〔卡索尼娅默默地目送卡利古拉下。

老贵族

（始终抱有希望）他会生病吗，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

（仇恨地注视他）不会的，我的美人儿。然而，这个人夜里只睡两个钟头，余下的时间躺不住，就在他宫殿的走廊里游荡，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从半夜到太阳重新升起，在这死寂的几个时辰里，这个人究竟在考虑什么，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也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生病？不，他没有病，除非你给他心灵上的累累溃疡起个名称，发明出药物。

舍雷亚

（仿佛受了感动）你说得对，卡索尼娅。我们不是不知道卡伊乌斯……

卡索尼娅

（话语更快地）对，你们不是不知道。但是，同一切毫无心肝的人一样，你们容不得心肠太好的人。心肠太好！这就妨碍你们了，对不对？于是，你们就说这是一种病：迂腐的人便有了理，得意扬扬了。（改换口气）舍雷亚，难道你懂得爱吗？

舍雷亚

我们都上了年纪，卡索尼娅，因此学不会了。况且，卡利古拉也不见得给我们时间。

卡索尼娅

（平静下来）这倒是。（坐下）我差点儿把卡利古拉吩咐的事给忘了。要知道，今天是艺术日。

老贵族

是根据历书吗？

卡索尼娅

不，是卡利古拉的意思。他召集了几名诗人，由他命题即席赋诗。他希望你们中间的诗人要专程助兴，还特地指定年轻的西皮翁和梅泰卢斯参加。

梅泰卢斯

可是，我们毫无准备。

卡索尼娅

（仿佛没有听见，语调平淡地）自然要有奖赏了，也有惩罚。（众人退缩半步）我可以把底儿交给你们，惩罚不太重。

〔卡利古拉上，他的表情越发阴沉。

第十二场

卡利古拉

全准备好了？

卡索尼娅

全好了。（对一名卫士）传诗人进来。

〔十二名诗人一对一对齐步上场，走到舞台右侧。

卡利古拉

还有呢？

卡索尼娅

西皮翁和梅泰卢斯！

〔二人加入诗人行列。卡利古拉、卡索尼娅和众贵族在舞台左侧入座。冷场片刻。

卡利古拉

命题：死亡。限时：一分钟。

〔诗人都在书板上疾书。

老贵族

谁裁决？

卡利古拉

我。这还不够吗？

老贵族

哦！够了，足够了。

舍雷亚

你也参加赛诗吗，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没必要，以此为题的文章，我早就作成了。

老贵族

（谄媚地）可以拜读吗？

卡利古拉

我天天以自己的方式朗诵。

〔卡索尼娅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

（粗暴地）你讨厌我的脸吗？

卡索尼娅

（轻声地）请你原谅。

卡利古拉

哦！求求你了，别这样屈从，千万别这样屈从。你呀，本来就叫我于心不忍，别再这样屈从！

〔卡索尼娅又逐渐振作起来。

卡利古拉

（对舍雷亚）我接着说。这是我惟一的作品，不过它足以证明，罗马有史以来，我是惟一的艺术家，明白吧，舍雷亚，惟一做到思想和行为一致的艺术家。

舍雷亚

这仅仅是个权力的问题。

卡利古拉

确实如此。别人创作，是由于手中无权。而我呢，用不着写东西：我生活。（粗暴地）喂，你们这些人，作好了吗？

梅泰卢斯

我想作好了。

众诗人

作好了。

卡利古拉

那好，听清楚了，你们一个一个出列。我吹一声哨子，第一个人就开始念，再听到哨声，就必须停止，而第二个人开始，以此类推。优胜者，自然是吟的诗没有被哨声打断的人。准备。（头扭向舍雷亚，机密地）任何事物，甚至包括艺术，都必须有组织地进行。

〔一声哨响。

第一名诗人

死亡，当它从漆黑的岸边……

〔哨声。第一名诗人走到台左侧。其他诗人照例，场面机械地进行。

第二名诗人

帕尔卡三女神[1]在洞中……

〔哨声。

第三名诗人

我呼唤你，死亡啊……

〔哨声大作。第四名诗人走上前，摆出朗诵的姿势，尚未开口，便响起哨声。

第五名诗人

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

卡利古拉

（吼叫）算啦！一个蠢货的童年，同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关系何在，你能告诉我吗？

第五名诗人

可是，卡伊乌斯，我还没念完呢……

〔刺耳的哨声。

第六名诗人

（走上前，清清嗓子）无情的死亡，漫步在……

〔哨声。

第七名诗人

（神秘兮兮地）晦涩而冗长的诔词……

〔一连串哨声。西皮翁上前，他手中没有诗稿。

卡利古拉

该你了，西皮翁，你没有书板？

西皮翁

我不需要。

卡利古拉

好吧。

〔嘴叼着哨子嚅动。

西皮翁

（逼近卡利古拉，但没有看他，声调带几分倦怠）

追求造就纯洁之人的那种幸福，

天空高悬着光芒四射的太阳，

惟一的野蛮庆宴，我无望的妄想！……

卡利古拉

（轻声地）停下吧，好吗？（对西皮翁）你还太年轻，理解不了死亡的真正教训。

西皮翁

（凝视卡利古拉）我这么年轻，不该丧失父亲。

卡利古拉

（猛然掉过头去）好了，你们这些人，排好队。碰到个冒牌诗人，太叫我扫兴了。我本来一直考虑，想把你们当做盟友留在身边，有时我甚至想像，你们将组成保卫我的最后一个方阵。然而，这种希望化为泡影。因此，我要把你们抛到我的敌人的营垒中去。诗人也反对我，我就可以说该收场了。排好队列出去，你们要从我面前经过，用舌头舔自己的诗稿，抹掉你们的耻辱痕迹。注意！齐步——走！

〔有节奏的哨声。诗人一边舔着不朽的诗篇，一边齐步从台右侧下。

卡利古拉

（声音极低地）全给我出去。

〔舍雷亚走到门口，一把抓住贵族甲的肩膀。

舍雷亚

时机到了。

〔青年西皮翁听见舍雷亚的话，走到门口犹豫一下，又回身走向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

（恶狠狠地）你就不能像你父亲现在这样儿，让我清静点儿吗？

[1] 罗马神话中掌管生、死、命运的三女神。

第十三场

西皮翁

算了，卡伊乌斯，这一套不顶事，我已经知道你做出了选择。

卡利古拉

走开。

西皮翁

我是要走开的，因为我觉得理解你了。我同你十分相像，无论对你还是对我，再也无路可走了。我要动身到遥远的地方，寻求这一切的道理。（停顿。看着卡利古拉，加重语气）别了，亲爱的卡利古拉。等到一切完结的时候，不要忘记我爱过你。

〔西皮翁下。卡利古拉目送他出去，要招招手，可是身子剧烈地晃了晃，他又回到卡索尼娅身边。

卡索尼娅

他说什么啦？

卡利古拉

他的话超出你的理解力。

卡索尼娅

你想什么呢？

卡利古拉

想他，也想你。不过，这是一码事儿。

卡索尼娅

有什么好想的？

卡利古拉

西皮翁走了，我同友谊完结了。可是你呢，我心里不禁发问，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卡索尼娅

因为你喜欢我。

卡利古拉

不对。假如我让人杀掉你，我想我会明白的。

卡索尼娅

那倒是个办法。你就那么干吧。可是话又说回来，你就不能尽情地生活吗？即使一分钟也好哇！

卡利古拉

我练习自由地生活，算起来已经有几个年头儿了。

卡索尼娅

我指的不是你那样，好好理解我的意思。怀着一颗纯洁的心生活和爱，那该多么美好！

卡利古拉

要达到自己的纯洁，各有各的办法。我的办法，就是在主要的问题上锲而不舍。尽管如此，我也难免要让人杀掉你。（笑）那我的生涯就会圆满结束了。

〔卡利古拉站起来，旋转镜子。接着，他双臂垂下，几乎没有动作，像一只野兽似的转圈儿走。

卡利古拉

真奇怪，我不杀人的时候，便觉得孤单。活人填不满这世界，也驱散不掉烦闷。当你们大家在这儿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无限的虚空，目不忍睹。只有置身于那些死者当中，我才觉得好受。（他面对观众伫立，身子略微前倾，把卡索尼娅置于脑后）那些死者才是真实的。他们同我一样。他们等候我，催促我去呢。（摇头）我同曾经哭喊着求我饶命并由我命令割掉舌头的人，往往谈得非常投机。

卡索尼娅

过来，躺在我的身边，把头枕在我的双膝上。（卡利古拉依言而行）这样你就好受了。现在万籁俱寂。

卡利古拉

万籁俱寂！你夸张了。你没有听见兵器的撞击声吗？（传来武器的撞击声）你没有捕捉细微的喧闹声吗？那表明仇恨在伺机而动！

〔传来嘈杂声响。

卡索尼娅

谁也不敢……

卡利古拉

不对，愚蠢就敢。

卡索尼娅

愚蠢不会鼓励凶杀，只能让人安分守己。

卡利古拉

愚蠢能置人死命，卡索尼娅。愚蠢以为受了冒犯的时候，就会要人性命。哼！将来刺杀我的人，绝不会是被我杀掉儿子或父亲的那些人。他们领悟了，同我站到了一起；他们嘴里的味道和我嘴里的相同，可是其他人，那些被我嘲笑戏弄的人，他们的虚荣心却是我抵挡不住的。

卡索尼娅

（激昂地）我们来保卫你，我们爱你的人还很多。

卡利古拉

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了，为此该做的我全做了。还有，说句公道话，我不仅有股反对自身的蛮劲儿，而且还有追求幸福的人的那种忠诚和勇气。

卡索尼娅

（同上）不，他们杀害不了你。他们若是胆敢如此，苍天有眼，他们一定还未等碰一碰你就得完蛋。

卡利古拉

苍天！根本就没有苍天，可怜的女人。（坐下）咦，为什么突然情意缠绵起来了，咱俩通常不是这样啊？

卡索尼娅

（站起来，踱步）看到你杀害别人，难道不足以明白你将被杀吗？当我接待你时，看见你冷酷无情，又心痛欲裂；当你压在我身上时，闻到你的凶杀气味，难道我不足以明白这一点吗？我每天都发现，你身上人的形象都死去一部分。（回身朝他走去）我知道我年纪老了，容貌要变丑了。但是，由于替你担心，我现在心情发生了变化，倒不在乎你爱不爱我，只盼望看见你治好了病，你还是个孩子嘛。你面前还有一世的生活呀！你还追求什么呢？难道那比一生一世还重要吗？

卡利古拉

（站起身，注视她）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够久的了。

卡索尼娅

是的。不过，你还要把我留在身边，对不对？

卡利古拉

不清楚，我仅仅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只因你和我共度了那些寻欢作乐但并无欢乐的夜晚，只因你对我有一些了解。

〔他伸出双臂搂住她，用手将她的头微微搬向后仰。

卡利古拉

我二十九岁，年龄不大。但是我觉得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实在漫长，满布尸体，总之到了穷途末路，此刻只剩下你这最后一个见证人了。对你这半老徐娘，我不禁有一股羞愧的柔情。

卡索尼娅

跟我说，你愿意把我留在身边吗？

卡利古拉

不清楚，我仅仅意识到，这种羞愧的柔情，是生活至今给我的惟一纯洁的感情，而这也是最可怕的。

〔卡索尼娅摆脱他的双臂。卡利古拉跟上去。卡索尼娅后背偎着他，又被他搂住了。

卡利古拉

最后一个见证人也消失了，不是更好吗？

卡索尼娅

这没什么关系，听了你对我讲的话，我非常高兴。可是这种幸福，为什么我就不能和你共享呢？

卡利古拉

你怎么知道我不幸福呢？

卡索尼娅

幸福是慷慨的，不是靠毁灭为生。

卡利古拉

其实有两类幸福，我选择了杀戮者的幸福。要知道，我是幸福的。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达到了痛快的极限。其实不然！还可以走得更远。在这痛苦区域的尽头，则是贫瘠而美好的幸福。（卡索尼娅扭头面向他）这几年，全体罗马人都忌讳提德鲁西娅的名字，一想到这一点，卡索尼娅，我就哑然失笑。因为这几年，全罗马都误解了。爱情并不能令我满足，当时我悟出的就是这个道理。爱一个人，就要同这个人白头偕老，这种爱情我无法接受。德鲁西娅变成老太婆，还不如趁早死掉。别人总以为：一个人那么痛苦，是因为他所爱的人一日之间逝去了。其实，他痛苦的价值要高些：那就是发现悲伤也不能持久，甚至痛苦也丧失了意义。

你瞧，我是没有托辞的，连一点点儿爱情、一丝忧郁的辛酸这样的借口都没有。今天，我比前几年更自由了，我摆脱了记忆和幻想。（亢奋地笑起来）我知道什么也不会长久！领悟这个道理！纵览历史，真正得到这种验证，实现这个荒唐的幸福者，只有我们三两人而已。卡索尼娅，这出引人入胜的悲剧，你一直观看到终场。对你来说，幕布该落下了。

〔他又来到卡索尼娅的身后，用小臂勒住她的喉咙。

卡索尼娅

（恐惧地）这种令人恐怖的自由，难道就算是幸福吗？

卡利古拉

（用小臂渐渐卡紧卡索尼娅的喉咙）不必怀疑，卡索尼娅。没有这种自由，我本来会成为心满意足的人。多亏这种自由，我赢得了孤独者的非凡洞察力。（他越来越亢奋，逐渐卡紧卡索尼娅的喉咙。她任其所为，并不反抗，双手略微往上抬。他附在耳边对她说）我生活，我杀戮，我行使毁灭者的无限权力。比起这种权力来，造物主的权力就像耍猴戏。所谓幸福，就是这样。这种不堪忍受的解说；这种目空一切、鲜血、我周围的仇恨；这种盯住自己一生的人绝无仅有的孤独；这种不受惩罚的凶手的无穷乐趣；这种把人的生命碾成齑粉的无情逻辑，这就是幸福。（笑）卡索尼娅，这种逻辑也要把你碾碎。这样一来，我渴望的永世孤独就会最终完善了。

卡索尼娅

（无力地挣扎）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越来越亢奋）不，别来儿女情长那一套。该结束了，时间紧迫，时间非常紧迫，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在捯气儿。卡利古拉把她拖到一张床上。

卡利古拉

（神态失常地凝视她，声音沙哑地）你也一样，当初是有罪的。但是，屠杀不是办法。

第十四场

〔卡利古拉神色惊慌，原地转了一圈儿，然后朝镜子走去。

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你也一样，你也一样，你有罪呀。其实，罪过只是轻点儿重点儿罢了！然而，这个世上没有法官，也没有清白无辜的人，谁敢判我的罪呀！（紧贴着镜子，以极其悲痛的声调）你看得很清楚，埃利孔没有返回，我得不到月亮了。可是，自己本来有道理，又不得不走到末日，这多叫人辛酸哪！我确实害怕末日。兵器撞击的声音，那是无辜的人在准备取胜。我多么希望处于他们的地位呀！我怕。原先鄙视别人，现在却感到，自己的心灵也同样怯懦，这多叫人厌恶哇！不过，这也没什么，恐惧同样不会持久，我又会进入那巨大的空虚，这颗心将得到安息。

〔他退后两步，又走到镜子前，神情显得平静了一些。他继续独白，但声音低沉而压抑。

卡利古拉

一切都看似那么复杂，其实又那么简单。如果我得到月亮，如果有爱情就足够了，那么就会全部改观了。可是，到哪儿能止住这如焚的口渴？对我来说，哪个人的心，哪路神仙能有一湖水的深度呢？（跪下，哭泣）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与我等量齐观。其实，我明明知道，你也知道呀（哭着把双手伸向镜子），只要不可能的事情实现就成。不可能的事！我走遍天涯海角，还在我周身各处寻觅。我伸出过双手，（喊）现在又伸出双手，碰到的却是你，总是你在我的对面。我对你恨之入骨。我没有走应该走的路，结果一无所获。我的自由并不是好的。埃利孔！埃利孔！杳无音讯！还是杳无音讯。噢，今宵多么沉重！埃利孔不会回来：我们将永远有罪！今宵沉重得像人类的痛苦。

〔武器声和低语声从幕后传来。

埃利孔

（在远台出现）当心，卡伊乌斯！当心哪！

〔一只隐蔽的手用匕首刺中埃利孔。

〔卡利古拉站起来，操起一张矮凳，气喘吁吁地走到镜子前，对着镜子观察，模拟地向前一跳，朝着他在镜中同样动作的身影，把矮凳飞掷过去，同时喊叫：

卡利古拉

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

〔镜子破碎，与此同时，手持兵器的谋反者从四面八方拥入。卡利古拉对他们一阵狂笑。老贵族刺中他的后背，舍雷亚击中他的脸。卡利古拉由笑转为抽噎。众人一齐上手打击。卡利古拉笑着，捯着气儿，咽气时狂吼一声：

我还活着！

——剧终

版权信息

书名：正义者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814

译者：李玉民

责任编辑：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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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于1905年2月在莫斯科组织一次暗杀行动，用炸弹炸死皇叔谢尔盖大公。《正义者》就是取材于这次暗杀事件及其前后的独特氛围。剧中的一些背景情况，不管显得多么特殊，仍然具有历史意义。这不等于说《正义者》是历史剧，读者也自然会明白这一点。不过，剧中人物都确有其人，他们的行为正如我描述的这样。我仅仅要把史实写得尽量逼真罢了。

我甚至保留了主人公卡利亚耶夫这个真名实姓。我这样做并不是懒于想像，而是出于对那些男女的敬佩，因为他们在最残酷的任务中，未能消除良心的不安。诚然，后来社会有进步，像无法容忍的痛苦一样压在那些心灵上的仇恨，也变成了一种适意的制度。这就更有理由追念那些伟大的亡灵、他们的正义反抗、他们的艰难友情、他们为同意暗杀而付出的超乎寻常的努力，并以此表明我们的忠诚。

阿尔贝·加缪

1949年

“我的爱情啊！我的生命啊！不，你不再是我的生命，而是我死亡中的爱情！”[1]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四幕第五场

《正义者》于1949年12月15日在埃贝尔托剧院（经理雅克·埃贝尔托）首次公演。

导演 保罗·厄特利

布景和服装 罗斯奈

人物与扮演者

多拉·杜尔波夫…………玛丽亚·卡萨雷斯

大公夫人…………米歇尔·拉埃

伊万·卡利亚耶夫（雅奈克）…………谢尔盖·雷吉亚尼

斯切潘·费德罗夫…………米歇尔·布凯

波里斯·安南科夫…………伊夫·勃兰维尔

阿列克赛·乌瓦诺夫…………若望·波米埃

斯库拉托夫…………保罗·厄特利

弗卡…………蒙克比埃

狱卒…………路易·佩尔杜

[1] 原引文为英文。

·第一幕·

〔恐怖分子的房间。清晨。

〔幕启，一片寂静。多拉和安南科夫在台上一动不动。门铃响了一声。多拉要说话，被安南科夫制止了。门铃又连续响了两声。

安南科夫

是他。

〔安南科夫下。多拉始终纹丝不动地等待着。安南科夫搂着斯切潘的肩膀，一同上场。

安南科夫

是他！斯切潘来了。

多拉

（朝斯切潘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见到你真高兴，斯切潘！

斯切潘

你好，多拉！

多拉

（打量斯切潘）已经三年了。

斯切潘

对，三年了。那天，我要来找你们，不料被他们逮捕了。

多拉

当时我们正等着你。时间过去了，我的心越来越难受，我们都不敢抬头相互看了。

安南科夫

迫不得已，只好改变了地点。

斯切潘

我知道。

多拉

那里怎么样，斯切潘？

斯切潘

哪里？

多拉

苦役犯监狱！

斯切潘

逃出来了。

安南科夫

对。听说你逃到瑞士，我们很高兴。

斯切潘

瑞士也是一座监狱，波里亚[1]。

安南科夫

你说什么？他们至少是自由人。

斯切潘

大地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受奴役，自由就是一座监狱。我在那里是自由的，可我总想着俄罗斯和它的奴隶。

〔冷场。

安南科夫

党派你到这里来，斯切潘，我非常高兴。

斯切潘

有此必要。我在那儿憋闷，要行动，行动，总之……

〔他凝视着安南科夫。

我们要干掉他，对吧？

安南科夫

这我深信不疑。

斯切潘

我们要干掉那个刽子手。你是头儿，波里亚，我听你的指挥。

安南科夫

我用不着你的许诺，斯切潘。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斯切潘

要有纪律。在监狱里，我明白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需要纪律。我们遵守纪律，就能干掉大公，推翻暴政。

多拉

（朝斯切潘走过去）坐下吧，斯切潘，长途旅行，你一定很疲劳。

斯切潘

我从来不疲劳。

〔冷场。多拉走过去坐下。

斯切潘

全准备妥当了吧，波里亚？

安南科夫

（改变语气）一个月以来，我们有两个人观察大公的活动。多拉搜集必要的物资材料。

斯切潘

声明拟定了吗？

安南科夫

拟定了。全俄罗斯都会知道，为了加快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革命党战斗队用炸弹处决了谢尔盖大公。朝廷也将得知，我们决心实施恐怖行动，直到土地归还给人民为止。对，斯切潘！对，全准备好了！行动的时刻快到了。

斯切潘

我干什么呢？

安南科夫

你先给多拉当助手。茨维特泽尔原先同她一起工作，现在由你来代替。

斯切潘

他牺牲了吗？

多拉

是一次事故。

〔斯切潘注视多拉。多拉移开目光。

斯切潘

以后呢？

安南科夫

以后再说吧。你应当准备好，必要时就代替我们，继续保持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

斯切潘

我们都有哪些同志？

安南科夫

你在瑞士见过乌瓦诺夫。尽管他年轻，我却很信赖他。还有雅奈克，你不认识。

斯切潘

雅奈克？

安南科夫

卡利亚耶夫，我们也称他诗人。

斯切潘

这名称跟恐怖分子可不相称。

安南科夫

雅奈克的看法正相反，他说诗歌具有革命性。

斯切潘

只有炸弹才是革命的。（冷场）多拉，你看我能帮上手吗？

多拉

能啊。不过要当心，别碰断雷管。

斯切潘

雷管要是碰断呢？

多拉

茨维特泽尔就是这样死的。（停顿）你笑什么，斯切潘？

斯切潘

我笑了吗？

多拉

对。

斯切潘

我有时会这样。（停顿。他仿佛在思索）多拉，要炸毁这座楼房，一颗炸弹够吗？

多拉

一颗不够，但是楼房能遭到严重破坏。

斯切潘

需要多少炸弹，才能炸毁莫斯科呢？

安南科夫

你疯啦？你这是什么意思？

斯切潘

没什么。

〔有人摁一下门铃。他们听着并等待。门铃又响了两下。安南科夫走到前厅，又领着乌瓦诺夫回来。

乌瓦诺夫

斯切潘！

斯切潘

你好。

〔两人握手。乌瓦诺夫走到多拉面前，吻了她。

安南科夫

一切都顺利吗，阿列克赛？

乌瓦诺夫

顺利。

安南科夫

从皇宫到剧院的路线，你察看了吧？

乌瓦诺夫

现在我都能画出来。瞧，（他画起来）这几处是拐弯，这几段路面狭窄，这几处经常阻塞……马车要从我们窗下经过。

安南科夫

这两个十字标志什么？

乌瓦诺夫

一处是小广场，马车经过那里要放慢速度；一处是剧院，是他们停车的地点。依我看，这两个地点最适合。

安南科夫

给我看看！

斯切潘

便衣警察呢？

乌瓦诺夫

（犹豫一下）有很多。

斯切潘

你觉得他们挺吓人的？

乌瓦诺夫

我感到不自在。

安南科夫

在他们面前，谁也不会感到自在。你不要心慌。

乌瓦诺夫

我什么也不怕。我习惯于说谎，仅此而已。

斯切潘

人人都说谎。谎话要说得圆，这才是关键。

乌瓦诺夫

这不容易。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不善于掩饰，我常受同学们的嘲笑。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结果让学校给开除了学籍。

斯切潘

为什么？

乌瓦诺夫

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问我，彼得大帝是如何建造起圣彼得堡的。

斯切潘

问得好！

乌瓦诺夫

“是用鲜血和皮鞭建造起来的。”我回答说。于是，我就被开除了。

斯切潘

后来呢……

乌瓦诺夫

我明白了，光揭露社会不公正是不够的，必须舍命去铲除不公正。现在，我很高兴。

斯切潘

然而，你却说谎了吧？

乌瓦诺夫

我说谎。等我投炸弹那天，我就不再说谎了。

〔有人摁门铃，先是一下，然后两下。多拉跑出去。

安南科夫

雅奈克来了。

斯切潘

信号不一样。

安南科夫

雅奈克觉得好玩就改了，他有独特的信号。

〔斯切潘耸耸肩膀。从前厅传来多拉的讲话声。多拉挽着卡利亚耶夫胳臂上，卡利亚耶夫一副笑脸。

多拉

这是雅奈克。这是斯切潘，他代替茨维特泽尔。

卡利亚耶夫

欢迎你，兄弟！

斯切潘

谢谢。

〔多拉和卡利亚耶夫坐到其他人对面。

安南科夫

雅奈克，你有把握认出那辆马车吗？

卡利亚耶夫

有把握，我从从容容地见过两次。它只要在天边一出现，就是混杂在上千辆马车中间，我也能认出来。我记下了所有特点，比如，左面车灯的一块玻璃有缺口。

乌瓦诺夫

便衣警察呢？

卡利亚耶夫

成群结队。不过，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他们买我的香烟。

〔卡利亚耶夫笑起来。

安南科夫

巴维尔证实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吗？

卡利亚耶夫

这个星期，大公要去看戏。巴维尔不久就会了解到确切日子，把情报交给门房。（朝多拉转过头去，笑了笑）我们的运气真好，多拉！

多拉

（注视卡利亚耶夫）你不当小贩啦？现在成了大贵族，你真帅！你舍得那件羊皮袄吗？

卡利亚耶夫

（笑）这倒是真的，我穿着那件羊皮袄还挺得意的。（对斯切潘和安南科夫）我花两个月观察小贩的一举一动，又在我的小房间里练了一个多月。我那些同行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还常说： “这小伙子真能干，甚至连沙皇的马他都能卖。”他们反过来还学我的样子做呢。

多拉

不用说，你总是笑呵呵的。

卡利亚耶夫

你完全清楚，我憋不住笑哇。乔装打扮成小贩，这种新生活……我觉得很开心。

多拉

我呀，我可不喜欢伪装。（她指了指身上的衣裙）瞧！这种华丽的破烂货！波里亚本可以给我找件别的穿。装扮成演员！我的心可是单纯的。

卡利亚耶夫

（笑）你穿着这件衣裙多美！

多拉

美！美我当然高兴了。然而，不应当往这上面想。

卡利亚耶夫

为什么？你的眼睛总是那么忧郁，多拉。应当快活，应当自豪哇。世上存在美，也存在快乐。“在静谧的地方，我的心向你祝愿……”

多拉

（微笑）“我沐浴在永恒的夏天……”

卡利亚耶夫

哈！多拉，你还记得这些诗句。你笑啦？我太高兴了……

斯切潘

（打断卡利亚耶夫）我们在浪费时间。波里亚，我看，是不是要通知一下门房？

安南科夫

对，多拉，你下楼说一声好吗？别忘了给小费。回头乌瓦诺夫再帮你把材料集中到房间里来。

〔多拉和乌瓦诺夫分头下。斯切潘脚步坚定地走向安南科夫。

斯切潘

我要投炸弹。

安南科夫

不行，斯切潘，人已经确定了。

斯切潘

求求你，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安南科夫

不行。照章办事。（冷场）我也不投嘛，到时候我就在这里等待。规章是严格的。

斯切潘

谁投第一枚炸弹？

卡利亚耶夫

我。乌瓦诺夫投第二枚。

斯切潘

你？

卡利亚耶夫

你感到意外吗？难道你不信任我吗？

斯切潘

要有经验。

卡利亚耶夫

经验？你非常清楚，一个人只能投一次，然后就……从来没有人投过两次。

斯切潘

要有果敢的手。

卡利亚耶夫

（伸出手）瞧，你认为这手会发抖吗？

〔斯切潘转过身去。

卡利亚耶夫

它是不会发抖的。怎么！暴君来到我的面前，我还会犹豫吗？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就算我的胳膊发抖，我也有万无一失的办法干掉大公。

安南科夫

什么办法？

卡利亚耶夫

冲到马蹄子下面去。

〔斯切潘耸耸肩膀，走到远台坐下。

安南科夫

不，没有这种必要，要尽量逃走。组织需要你，你应当保存自己。

卡利亚耶夫

我服从，波里亚！对我来说，这是多大的荣誉，多大的荣誉呀！哼！我绝不辜负。

安南科夫

斯切潘，在雅奈克和阿列克赛守候那辆马车的时候，你到街上去，定时经过我们的窗前，我们商量好一个暗号。多拉和我在这里等着散发声明。我们要是运气好些，大公就会一命呜呼。

卡利亚耶夫

（激动地）我会干掉他！要是成了，那多好哇！大公嘛，还不算什么，应当打击更高的人物！

安南科夫

先拿大公开刀。

卡利亚耶夫

如果不成功呢，波里亚？依你看，要不要效法日本人？

安南科夫

你这话什么意思？

卡利亚耶夫

在战争中，日本人不投降，不得已就自杀。

安南科夫

不，不要考虑自杀。

卡利亚耶夫

那考虑什么？

安南科夫

考虑恐怖，重新进行恐怖行动。

斯切潘

（在远台讲话）必须有强烈的自爱，才会自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自爱。

卡利亚耶夫

（猛然回头）真正的革命者？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我怎么惹着你啦？

斯切潘

我不喜欢因为无聊而投身革命的人。

安南科夫

斯切潘！

斯切潘

（站起身，朝他们走来）是的，我说话太粗暴。然而，在我看来，仇恨不是游戏。我们行动不是为了自我欣赏，我们行动是为了成功。

卡利亚耶夫

（轻声地）你为什么要拿话刺我呢？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因为无聊呢？

斯切潘

我不知道。你改变暗号，喜欢扮演小商贩的角色，朗诵诗句，还要冲到马蹄子下面，现在呢，又要自杀……（他凝视卡利亚耶夫）我信不过你。

卡利亚耶夫

（克制自己）你不了解我，兄弟。我热爱生活，并不寂寞。正因为热爱生活，我才投身革命。

斯切潘

我不热爱生活，而热爱高于生活的正义。

卡利亚耶夫

（显然克制地）大家各尽其力，效命于正义。应当接受我们的差异。我们应当相爱，如果可能的话。

斯切潘

我们不能相爱。

卡利亚耶夫

（勃然火起）那你到我们中间来干什么？

斯切潘

我来杀个人，而不是为了爱他，也不是为了向他的差异致敬。

卡利亚耶夫

（气冲冲地）你单枪匹马，师出无名，就杀不掉他。你同我们一起，以俄国民众的名义，才能除掉他。这样，你才名正言顺。

斯切潘

（同样气冲冲地）我用不着。三年前，在监狱里，一夜之间我就取得了永远正当的身份。我不能容许……

安南科夫

住口！还记得我们是什么人吗？是兄弟！我们融为一体，致力于铲除暴君，以便解放全国！我们一起行动，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冷场。他注视两个人）走，斯切潘，我们应当商量好暗号……

〔斯切潘下。

安南科夫

（对卡利亚耶夫）没什么。斯切潘受过折磨。我劝劝他。

卡利亚耶夫

（脸色苍白）他伤害了我，波里亚。

〔多拉上。

多拉

（她看见卡利亚耶夫的样子）出什么事儿啦？

安南科夫

没什么。

〔安南科夫下。

多拉

（对卡利亚耶夫）出什么事儿啦？

卡利亚耶夫

我们已经冲突起来。他不喜欢我。

〔多拉默默无言，她走过去坐下。冷场。

多拉

我看他谁也不喜欢。等到大功告成，他会高兴起来的。你别伤心。

卡利亚耶夫

我是感到伤心。我希望得到你们大家的爱。我离开了一切，参加了组织，怎么能够忍受弟兄们不理睬我呢？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不理解我。这怪我吗？我也知道，我这人很笨……

多拉

他们爱你，也理解你。斯切潘不一样。

卡利亚耶夫

不对，我知道他的想法。茨维特泽尔就说过：“太特殊，就不能成为革命者。”我很想向他们解释我并不特殊。他们觉得我有点儿胡闹，有点儿任性。然而，我像他们一样有思想、有信仰，像他们一样准备献身。我也可以变得机灵，沉默寡言，不露锋芒，精明强干。不过，我始终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我喜爱美，喜爱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憎恨专制政权。如何向他们解释呢？革命，毫无疑问！可是，革命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给生活增添希望啊，你明白吗？

多拉

（激动地）明白……（停顿一下，压低声音）然而，我们却要去杀人。

卡利亚耶夫

谁，我们？哦，你是说……这不是一码事儿。嗳！这不是一码事儿。再说了，我们杀人，是为了创建一个永远不再杀人的世界！我们情愿成为凶手，就是要让大地最终布满清白的人。

多拉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呢？

卡利亚耶夫

住口！你非常清楚，这不可能。果真那样，斯切潘就是对的了，那就应当向美的面孔上吐唾沫了。

多拉

我参加组织的时间比你长，我知道什么都不简单。但是，你有信仰……我们大家都要有信仰。

卡利亚耶夫

信仰？不对，只有一个人有过。

多拉

你有魄力，你能排除一切，勇往直前。你为什么请求投第一枚炸弹呢？

卡利亚耶夫

空谈恐怖行动而不参加，这能行吗？

多拉

不行。

卡利亚耶夫

应当站在头一排。

多拉

（若有所思）对，是有第一排的问题，但也有最后的时刻。这我们也应当考虑到。这就是勇气、豪情，我们需要……你也需要具有的。

卡利亚耶夫

这一年来，我没有想别的。我活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一时刻。现在我清楚，我要当场就义，和大公同归于尽，流尽最后一滴血，或者在爆炸的火焰中一下子焚毁，在我身后什么也不会留下。我为什么请求投炸弹，现在你明白了吧？为思想而死，这是惟一达到思想高度的办法。这样就名正言顺了。

多拉

我也一样，渴望这样的死。

卡利亚耶夫

对，这是值得羡慕的幸福。夜里，我躺在小贩的草垫上，有时翻来覆去睡不着，受到一种念头的折磨： 他们把我变成了凶手。不过，我同时又想，我也要死的，于是，我的心就平静下来。瞧，就像这样，我微笑了，如同孩子一般重又入睡。

多拉

正是这样，雅奈克，杀人并且牺牲。不过，依我看，还有一个更大的幸福。

〔她停顿一下。卡利亚耶夫看着她，她垂下眼睛。

绞刑架。

卡利亚耶夫

（狂热地）我也想过。刺杀时当场牺牲，还有不足的地方。相反，在行刺和绞刑架之间，却有永生，对人来说，那也许是惟一的永生。

多拉

（抓住他的双手，口气亲热地）这种思想一定能帮助你。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

卡利亚耶夫

你的意思是……？

多拉

我们杀人是被迫的，对吧？我们要断然牺牲掉一条性命，只一条性命吧？

卡利亚耶夫

对。

多拉

但是，前去行刺，再走向绞刑架，这就是两次付出生命。要人一命抵两命，我们加倍偿还了。

卡利亚耶夫

对，这就是死掉两次。谢谢，多拉！谁也不能对我们提出任何指责。现在，我对自己信心十足。

〔冷场。

你怎么了，多拉？怎么一句话不讲？

多拉

我还想帮帮你。只不过……

卡利亚耶夫

只不过什么？

多拉

不，我真胡来。

卡利亚耶夫

你信不过我吗？

多拉

哦，不，亲爱的，我信不过自己。自从茨维特泽尔死后，我时常起些怪念头。再说，也轮不到我告诉你困难在哪儿。

卡利亚耶夫

我就喜欢困难。你要是看得起我，那就讲吧。

多拉

（注视着他）我知道，你很勇敢，正是这一点令我担心。你欢笑，振奋，满怀激情地走向牺牲。但是，再过几个钟点，就必须从这种幻想中走出来，付诸行动。还是事先讲一讲好……以免突然感到意外，动摇起来……

卡利亚耶夫

我不会动摇的。说说你的想法。

多拉

是啊，行刺，上绞刑架，死两次，这是最容易的。你有足够的勇气。然而，站在第一排……（她住了口，注视他，仿佛犹豫不决）站在第一排，你就要看见他……

卡利亚耶夫

谁？

多拉

大公。

卡利亚耶夫

不过一秒钟的工夫。

多拉

在一秒钟里，你要看他！喂！雅奈克，应当让你知道，应当事先告诫你！人毕竟是人。大公也许有一对和善的眼睛。你可能看见他搔耳朵，或者开心地微笑。天晓得他脸上也许有一道刮胡子刀割的小口子。恰巧在那时，他要是看你呢？……

卡利亚耶夫

我杀的不是他，而是专制政权。

多拉

当然了，当然了，专制政权该杀。我制造炸弹，在上雷管的时候，要知道，这是最困难的时刻，神经高度紧张。然而，我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幸福感。是的，我不认识大公，如果在制作炸弹的过程中，他坐在我的对面，那事情就不容易了。你呢，你要是在近处看见他，靠得非常近……

卡利亚耶夫

（激烈地）我不会看见他。

多拉

为什么？你要闭上眼睛吗？

卡利亚耶夫

不是。然而，上帝保佑，在节骨眼儿上，仇恨一定会遮住我的双眼。

〔有人摁门铃，只响一声。他们没有动弹。斯切潘和乌瓦诺夫上。

〔前厅传来说话声。安南科夫上。

安南科夫

是门房。大公明天去看戏。（注视众人）要全部准备就绪。

多拉

（声音低沉地）好吧。

〔多拉缓步走下。

卡利亚耶夫

（他目送多拉出去，接着转向斯切潘，声调温和地说）我要干掉他！干个痛快！

——幕落

[1] 安南科夫的名字波里斯的昵称。

·第二幕·

〔次日傍晚。原地点。

〔安南科夫站在窗口。多拉在桌子旁边。

安南科夫

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斯切潘点着了香烟。

多拉

大公几点钟经过？

安南科夫

随时会到。听，是不是马车声？不是。

多拉

坐下吧，耐心点儿。

安南科夫

炸弹怎么样？

多拉

坐下吧。现在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啦。

安南科夫

有事儿干： 羡慕他们嘛。

多拉

你的岗位在这儿。你是头儿。

安南科夫

我是头儿。但是雅奈克比我强，他也许……

多拉

大家都冒同样的风险，不管是投炸弹的还是不投炸弹的人。

安南科夫

风险最终是一样的。但是眼下，雅奈克和阿列克赛是在火线上。我知道我不应该同他们在一起。然而有时候，我害怕过分轻易接受我的角色。被迫同意不去投掷炸弹，归根结底是容易办到的。

多拉

即使这样，又有什么呢？关键是你做了应当做的事儿，并且坚持到底。

安南科夫

你多镇定啊！

多拉

我并不镇定，我害怕。我同你们在一起有三年了，制造炸弹也有两个年头儿。我执行了全部命令，看来我没有一点儿疏漏。

安南科夫

当然了，多拉。

多拉

告诉你，这三年来我一直害怕，这种怕在睡觉的时候也不离开，早晨醒来便记忆犹新。因此，我必须习惯。我练就了一种本领： 在最害怕的时刻镇定。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安南科夫

正相反，应当骄傲。我呢，一点儿也没有控制自己。要知道，我还留恋从前的日子、显赫的生活、女人……对，我曾经沉溺于酒色，那些夜晚无休无止。

多拉

这我看出来了，波里亚，因此我特别喜欢你。你的心没有泯灭，即使它还渴望那种欢乐，也总是胜过可怕的缄默： 要知道，这种缄默就占据了呼喊的位置。

安南科夫

你说什么？你？这怎么可能？

多拉

听！

〔多拉霍地站起来。一辆四轮马车隆隆驶过，随后又静下来。

多拉

不对，不是他。我的心怦怦直跳。瞧，我什么也没有练好。

安南科夫

（他走向窗口）注意，斯切潘打了个暗号。正是他。

〔果然，隆隆车声从远处传来，马车越来越近，经过窗下，又渐渐远去。长时间冷场。

安南科夫

再过几秒钟……

〔两人谛听。

安南科夫

时间真长。

〔多拉摆了摆手。长时间冷场。

〔远处传来钟声。

安南科夫

不可能啊。雅奈克应当投了炸弹……马车可能到剧院了。阿列克赛怎么啦？看哪！斯切潘返回来，朝剧院跑去。

多拉

（她冲向安南科夫）雅奈克被捕了。他被捕了，肯定是的。赶紧想点儿办法。

安南科夫

等一等。谛听）不是。完了。

多拉

怎么会这样呢？雅奈克，还一事无成就被捕啦！我知道，他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他情愿被捕入狱，接受审判。然而，那应该是在干掉大公之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安南科夫

（望着窗外）乌瓦诺夫！快点儿！

〔多拉去开门。

〔乌瓦诺夫上，他神态失常。

安南科夫

阿列克赛，快点儿，说！

乌瓦诺夫

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当时，我等待第一枚炸弹爆炸，却忽然望见马车拐弯了，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昏了头，还以为你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计划，于是犹豫起来。接着，我就一直跑回来……

安南科夫

雅奈克呢？

乌瓦诺夫

我没有看见他。

多拉

他被捕了。

安南科夫

（一直望着窗外）他回来啦！

〔多拉去开门。卡利亚耶夫上，他泪流满面。

卡利亚耶夫

（神态失常）弟兄们，宽恕我吧，我未能做到。

〔多拉走到他面前，握住他的手。

多拉

这没什么。

安南科夫

怎么回事？

多拉

（对卡利亚耶夫）这没什么，到最后时刻，往往前功尽弃。

安南科夫

这不可能啊。

多拉

别追究了。雅奈克，这情况又不止你一个人。茨维特泽尔第一次也没做到。

安南科夫

雅奈克，你害怕了吗？

卡利亚耶夫

（猛地一跳）害怕？不对。你无权讲这话。

〔有人按规定的暗号敲门。在安南科夫示意下，乌瓦诺夫出去。卡利亚耶夫匍匐在地。冷场。斯切潘上。

安南科夫

怎么回事儿？

斯切潘

大公车上有儿童。

安南科夫

儿童？

斯切潘

对，是大公的侄儿和侄女。

安南科夫

根据奥尔洛夫的情报，大公应当是一个人。

斯切潘

还有大公夫人。我想，这样人就太多了，我们的诗人受不了。幸亏便衣警察什么也没有发现。

〔安南科夫低声对斯切潘讲话。众人目光集中在卡利亚耶夫身上。卡利亚耶夫抬眼望着斯切潘。

卡利亚耶夫

（神态失常）我万万没有料到……孩子，尤其是孩子。你注意看过孩子吗？他们时常有的那种严肃的眼神……然而，一秒钟之前，我躲在小广场的暗角里，心中还感到很幸运呢。我一望见车灯在远处闪耀，便高兴得心怦怦直跳，这一点儿我可以向你保证。车轮声越来越响，我的心也跳得越来越厉害。这颗心在我身上咚咚作响，我真想跳起来。我相信当时我笑了。我还说：“对呀，对呀！”……你明白吗？

〔他从斯切潘身上移开目光，又恢复颓丧的姿态。

我朝马车跑去。就在那时，我看见他们了。他们那样子，没有笑，而且端端正正地坐着，眼睛失神地望着前方。他们那神情多么忧伤啊！他们穿着肥大的礼服，坐在两侧靠车门的座位上，身子直挺挺的，双手放在大腿上！我没有看见大公夫人，只看见他们了。假如他们朝我看看，我想我就会投出炸弹，至少也要扑灭那忧伤的眼神哪。可是，他们一直注视前方。

〔他抬眼望望其他人。冷场。他的声音更低沉了。

于是，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胳膊软了，双腿也发抖了。一秒钟之后，已经太迟了。（冷场。他看着地面）恰巧那时候，我好像听见钟声。多拉，我那是做梦吗？

多拉

不是，雅奈克，你没有做梦。

〔多拉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他抬起头，瞧见大家都转向他，便站起身来。

卡利亚耶夫

看着我，弟兄们，看着我，波里亚，我不是懦夫，没有退缩。我没有想到会碰见他们，这一切都是转瞬间发生的。那两张严肃的小脸，而我手中，却拿着这可怕的重物。是要往他们身上投哇！就是这样，直投过去。噢，不行！我没有做到。

〔他的目光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

从前，在我们家乡乌克兰，我赶车的时候，像一阵风似的，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怕，就怕撞倒孩子。我想像撞着的情景，那颗小脑瓜凌空摔到路上……

〔他住了口。

帮帮我呀……

〔冷场。

我本想自杀，但是回来了，因为想到我有责任向你们汇报，只有你们才是我的审判官，你们能对我说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你们是不会判断错的。怎么，你们都一言不发？

〔多拉走上前，几乎触到他。

〔他看着众人，说话声音低沉。

下面是我的建议。如果你们决定必须炸死那两个孩子，那我就守候在剧院门口，独自把炸弹投到车上。我有把握，一投准中。只要你们作出决定，我服从组织。

斯切潘

组织早就命令你干掉大公！

卡利亚耶夫

的确如此。但是，它没有命令我杀害儿童！

安南科夫

雅奈克说得对。这种情况没有预料到。

斯切潘

他本来应当执行命令。

安南科夫

这是我的责任。本来什么情况都应当估计到，任何人执行任务也不能犹豫。现在只需要决定： 我们是完全放弃这次机会，还是命令雅奈克守候在剧院门口。阿列克赛？

乌瓦诺夫

我不知道。换了我，我也会像雅奈克那样。不过，我对自己没有信心。（降低声音）我的双手会发抖。

安南科夫

多拉呢？

多拉

（口气激烈地）我会像雅奈克一样退缩。我本人都干不了的事情，能建议让别人干吗？

斯切潘

这项决定意味着什么，你们清楚吗？避开所冒的巨大危险，跟踪了两个月，完全白费劲儿了。伊戈尔白白被捕，里科夫白白被绞死。还得从头开始吗？在重新发现可乘之机之前，还要经过多少星期的监视，策划，保持紧张状态呀？你们都发疯啦？

安南科夫

你非常清楚，过两天，大公还要去看戏。

斯切潘

耽误两天，我们就可能被捕，这话是你自己讲的。

卡利亚耶夫

我去！

多拉

等一等！（对斯切潘）斯切潘，你能睁着眼睛，枪口顶着一个孩子开枪吗？

斯切潘

如果组织命令我，我就能开枪。

多拉

你为什么闭上眼睛？

斯切潘

我？我闭上眼睛啦？

多拉

对。

斯切潘

那也是为了更好地想像那种场面，据实回答。

多拉

睁开眼睛吧！要明白，组织哪怕有片刻容忍儿童死于我们的炸弹之下，也要丧失它的能力和影响。

斯切潘

我可没有心思听这种傻话。我们什么时候忘掉儿童了？到了那一天，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革命就将胜利。

多拉

到了那一天，革命就将受到全人类的憎恨。

斯切潘

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深深地爱着全人类，我们就能把革命强加给它，并把它从自身的奴役状态中拯救出来。

多拉

如果全人类抛弃革命呢？如果你为之战斗的全国人民不同意杀害儿童呢？你也要打击全国人民吗？

斯切潘

对，如果有这种必要，要一直干到使他们明白为止。我也一样，我热爱人民。

多拉

爱不是这副面孔。

斯切潘

谁说的？

多拉

我，多拉。

斯切潘

你是女人，对爱的理解糟糕透了！

多拉

（激烈地）然而，对于什么是羞耻，我却有正确的看法！

斯切潘

只有一次我感到羞愧，那还是别人造成的，就是在别人鞭打我的时候。是的，我挨过鞭子，挨鞭子是什么滋味，你们知道吗？维拉当时就在我旁边，她进行抗议，自杀了。可是我呢，我却活了下来。现在，我还有什么可羞耻的！

安南科夫

斯切潘，这里所有的人都爱你，尊敬你。然而，不管你提出什么理由，我也不能你说什么都允许。我们数百名弟兄殉难了，就是要让人知道，并不是什么都允许的。

斯切潘

只要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就不能禁止。

安南科夫

（气愤地）要照埃夫诺建议的那样，回到警察局，脚踏两只船，那能允许吗？你会干吗？

斯切潘

可以，如果真有这个必要。

安南科夫

（站起来）斯切潘，考虑到你为我们做的以及和我们一起做的事，我们不计较你刚才讲的话。不过，你要记住这一点。现在是要决定，过一会儿我们是否要炸死那两个孩子。

斯切潘

孩子！你们开口闭口只有这个词。难道你们什么也不明白吗？就因为雅奈克没有干掉那两个，在几年当中，成千上万的俄国儿童还要饿死。你们见过饿死的儿童吗？要跟饿死相比，炸死还算是幸运呢！然而，雅奈克没有见过他们，他只看见大公那两个受过训练的狗崽子。难道你们不是人吗？你们只生活在这片刻时间里吗？那好，你们就选择慈善，仅仅医治每天的病痛吧，不要选择医治现在和未来所有病症的革命。

多拉

雅奈克愿意干掉大公，因为大公之死，能促使俄国儿童不再饿死的时代加速到来。可是，炸死大公的侄儿侄女，并不能阻止任何儿童饿死。即使在破坏中，也有个秩序，也有个限度。

斯切潘

（激烈地）没有限度。其实，你们并不相信革命。

〔除了雅奈克，所有的人都站起来。

你们并不相信革命。如果你们完全彻底地相信，如果你们确信无疑，我们通过牺牲所取得的胜利，一定能建起一个摆脱专制主义的俄国，而这片自由的土地终将覆盖全世界，如果你们不怀疑到那时候，从主人手中和成见中解放出来的人，将向天空仰起真正神的面孔，那么，两个孩子的性命又有多大分量呢？那么，你们也就会认为自己有一切权利。你们听清楚了，一切权利！如果你们顾惜他俩的性命，裹足不前，这就表明你们对自己的权利没有把握，你们不相信革命。

〔冷场。卡利亚耶夫站起来。

卡利亚耶夫

斯切潘，我感到羞愧，可是，我不能让你讲下去。我接受谋杀，是为了推翻专制政权。然而，我看你的话里显露了一种专制主义，它一旦确立起来，就会把我变成杀人凶手，而我却极力要做一个伸张正义的人。

斯切潘

如果实现了正义，即使由杀人凶手实现了正义，你是不是伸张正义的人又有什么关系？你和我，都无足挂齿。

卡利亚耶夫

我们都有一定的价值，这一点你非常清楚，因为你今天讲话，就是以人的自豪的名义。

斯切潘

我的自豪只关系我个人。然而，人的自豪、他们的反抗、他们所遭受的非正义，这些，却是我们大家的事。

卡利亚耶夫

人不仅仅靠正义活着。

斯切潘

当他们被夺走面包的时候，他们不靠正义，又靠什么活着呢？

卡利亚耶夫

靠正义和清白。

斯切潘

清白？我也许也了解它，然而我决意无视它，还让成千上万的人无视它，以便有一天，它具有更大的意义。

卡利亚耶夫

只有确信那一天一定能到来，才会否认一切能让人乐于生活的东西。

斯切潘

我确信能到来。

卡利亚耶夫

你不可能确信。要想认清你我究竟谁有道理，也许得牺牲几代人，经过几次战争、猛烈的革命。等到这种血雨在大地上干了的时候，你我早已化做尘埃。

斯切潘

后继有人，我要向他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卡利亚耶夫

（叫嚷）后继有人……对！可是我，我热爱今天跟我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我要向他们致敬。我要为他们斗争，为他们牺牲。如果为了一个我没有把握的遥远国度，我不会迎面打击我的兄弟们。我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压低声音，但口气坚决地）弟兄们，我愿意开诚布公，至少告诉你们最纯朴的农民都会说的话： 屠杀孩子不光彩。假如有一天，我还活在世上，革命要脱离荣誉，我就会脱离革命。如果你们做出决定，我一会儿就到剧院门口去。但是，我要冲到马蹄下面。

斯切潘

荣誉是件奢侈品，专留给有马车的人。

卡利亚耶夫

不对，荣誉是穷人的最后财富，这一点你十分清楚；而且你也知道，革命中有荣誉，就是我们愿意为之牺牲的荣誉，就是使你，斯切潘，从前在鞭子下昂首挺胸、今天还这样讲话的荣誉。

斯切潘

（叫嚷）住口，我不准你提这个！

卡利亚耶夫

（气愤地）我为什么住口呢？我都让你说我不相信革命了。你那就等于说，我可以无端杀害大公，我是个杀人凶手。我让你讲了，并没有扇你耳光。

斯切潘

杀得不够，往往就等于无端杀人。

安南科夫

斯切潘，这里没人同意你。决定已经做出。

斯切潘

那我服从。不过我还是要说，文雅的人，不适于搞恐怖行动。我们是杀人者，而当杀人者是我们的选择。

卡利亚耶夫

（怒不可遏）不对！我选择牺牲，是为了让凶杀不能得逞。做清白的人，才是我的选择。

安南科夫

雅奈克、斯切潘，都别讲了！组织决定，杀害那些孩子毫无意义，必须重新跟踪。我们要做好准备，过两天再行动。

斯切潘

如果孩子又坐在车上呢？

安南科夫

我们就等待新的机会。

斯切潘

如果大公夫人陪同大公呢？

卡利亚耶夫

我不会放过她。

安南科夫

你们听。

〔隆隆的马车声。卡利亚耶夫情不自禁地走向窗口。其他人在原地等待。马车驶近，从窗下经过，逐渐远逝。

乌瓦诺夫

（看着朝他走来的多拉）重新开始，多拉……

斯切潘

（鄙夷地）是啊，阿列克赛，重新开始……可是，为了荣誉，总得做点儿什么事啊！

——幕落

·第三幕·

〔两天之后，时间、地点同上。

斯切潘

乌瓦诺夫怎么回事儿？他应该到了。

安南科夫

他需要睡觉。我们还有半个钟头呢。

斯切潘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

安南科夫

不必了。应当少冒风险。

〔冷场。

安南科夫

雅奈克，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讲？

卡利亚耶夫

我没什么可讲的，不必担心。

〔门铃响了。

卡利亚耶夫

他来了。

〔乌瓦诺夫上。

安南科夫

你睡了吗？

乌瓦诺夫

嗯，睡了一会儿。

安南科夫

你睡了一夜？

乌瓦诺夫

没有。

安南科夫

应当睡足了。还是有办法入睡的。

乌瓦诺夫

我试过了，可是我疲劳过度了。

安南科夫

你的手发抖。

乌瓦诺夫

没有。

〔众人看他。

你们这样看我干什么，人累了还不行吗？

安南科夫

人当然可以累了。我们是关心你。

乌瓦诺夫

（突然激烈地）前天就该关心了。两天前要是投了炸弹，我们现在就不会这样累了。

卡利亚耶夫

对不起，阿列克赛！都怪我，事情更加困难了。

乌瓦诺夫

（压低声音）谁这样讲啦？干吗说更困难啦？我感到疲乏，仅此而已。

多拉

现在，一切都会很快的。过一个钟头，就全结束了。

乌瓦诺夫

是啊，那就结束了。过一个钟头……

〔他扫视周围。多拉上前拉住他的手。他任凭多拉握着他的手，继而又猛地抽回来。

乌瓦诺夫

波里亚，我想同你谈谈。

安南科夫

单独吗？

乌瓦诺夫

单独。

〔两人面面相觑。卡利亚耶夫、多拉和斯切潘下。

安南科夫

什么事儿？

〔乌瓦诺夫沉默不语。

求求你，跟我讲啊！

乌瓦诺夫

我感到羞耻，波里亚。

〔冷场。

乌瓦诺夫

我感到羞耻。我应当对你讲真话。

安南科夫

你不愿意投炸弹啦？

乌瓦诺夫

我不能投了。

安南科夫

你害怕了吗？是不是害怕了？这没有什么可耻的。

乌瓦诺夫

我害怕，又因为害怕而感到羞耻。

安南科夫

可是前天，你兴高采烈，浑身是劲儿，出发的时候，眼睛还闪闪发光。

乌瓦诺夫

我始终害怕。前天，我鼓起了全身勇气，就是这码事儿。当时，听到马车从远处行驶来的声响，我心中暗道：“好啦！只有一分钟了。”我咬紧牙关，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我要把炸弹猛投过去，砸也能把大公砸死。我等待第一声爆炸，好把我身上积聚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过了一会儿，却不见有任何行动。马车冲到我面前，行驶得多快呀！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这才明白，雅奈克没有投炸弹。我立时感到不寒而栗。接着，我突然浑身发软，像个孩子似的。

安南科夫

这没什么，阿列克赛，过后还会振作起来。

乌瓦诺夫

这两天，我没有振作起来。刚才我说了假话，其实我一夜没有睡着。我的心跳得太厉害。噢！波里亚，我完全丧失了信心。

安南科夫

你不应该丧失信心。起初，我们大家都跟你一样。这次你别投炸弹了，到芬兰去休息一个月，然后再回到我们中间来。

乌瓦诺夫

不，那是另一码事儿。我现在要是投不了，就永远也不可能投了。

安南科夫

为什么？

乌瓦诺夫

我不适合搞恐怖行动，现在我明白了这一点，最好还是离开你们。我可以到委员会里继续战斗，搞宣传工作。

安南科夫

危险是一样的。

乌瓦诺夫

对，不过，那可以闭着眼睛干，什么也不知道。

安南科夫

这话是什么意思？

乌瓦诺夫

（激动地）什么也不知道。参加会议，讨论形势，然后传达行动命令，这很容易。当然也冒着生命危险，可那是在摸索中，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当夜色笼罩城市的时候，自己伫立在那里，只见周围的行人脚步匆匆，家里有滚烫的菜汤，有孩子和温柔的妻子等着他们，自己却伫立在那里，一声不响，手里拿着沉甸甸的炸弹，知道再过三分钟，再过两分钟，再过几秒钟，就要迎着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冲上去，那才令人恐惧呢！现在我清楚了，我要是再次行动，就会感到完全丧失勇气。是的，我无地自容，自己太好高骛远了。我应该老老实实，在自己的位置上干事，一个小小的位置，我配得上的惟一的位置。

安南科夫

并不存在小小的位置。终点全是监狱和绞刑架。

乌瓦诺夫

但是，监狱和绞刑架是看不见的，只能凭想像，而要被谋杀的人却在眼前。幸运的是，我没有想像力。（神经质地笑起来）我一直不相信真有秘密警察。这事儿怪吧，嗯？等肚子上挨了一脚，我才会相信，出事之前不会相信。

安南科夫

一旦入狱呢？在牢房里，就会知道，就会看到了。那就再也忘不掉了。

乌瓦诺夫

进了牢房，就没有决定好做了。对，用不着再做决定啦！心里也用不着再合计：“喂，瞧你的，你应当决定什么时候冲上去。”现在我就可以肯定，如果被捕，我不会设法越狱。要想越狱，就得打主意，就得发挥主动性。如果自己不考虑越狱呢，那么别人就掌握主动，他们就要绞尽脑汁。

安南科夫

他们绞尽脑汁，往往是要绞死你。

乌瓦诺夫

（绝望地）往往如此。然而，死倒不算难，难的是手心里掌握着自己和另一个人的性命，要决定把这两条命推进火焰里的时刻。不行，波里亚，我只有一种赎罪的办法，就是接受自己的实际。

〔安南科夫沉默不语。

即使是懦夫，也可以为革命效力，只要他们的位置适当。

安南科夫

这样说来，我们全是懦夫。但是，我们并不总有证实的机会。你怎么办，随你的便。

乌瓦诺夫

我希望马上离开。我似乎不能正面看他们了。不过，你可以告诉他们。

安南科夫

我同他们讲。

〔他朝乌瓦诺夫走去。

乌瓦诺夫

你跟雅奈克说，这不怪他。还有，我爱他，如同我爱你们大伙儿一样。

〔冷场。安南科夫拥抱他。

安南科夫

别了，兄弟。一切都会结束，俄罗斯必将幸福。

乌瓦诺夫

（匆匆离去）哦，对。愿它幸福！愿它幸福！

〔安南科夫朝房门走去。

安南科夫

都来吧。

〔两个男人和多拉上。

斯切潘

出什么事儿啦？

安南科夫

乌瓦诺夫不能投炸弹了。他精疲力竭，投也没有把握。

卡利亚耶夫

这是我的过错，对吧，波里亚？

安南科夫

他让我转告你，他爱你。

卡利亚耶夫

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安南科夫

可能会见到。可是眼下，他离开我们了。

斯切潘

为什么？

安南科夫

他到委员会更有用处。

斯切潘

是他要求的吗？他害怕了吧？

安南科夫

不是，全是我的决定。

斯切潘

到了行刺的时刻，你又给我们减了一员？

安南科夫

到了行刺的时刻，我必须独自决定。没有时间争论了。我来代替乌瓦诺夫。

斯切潘

按说应当轮到我。

卡利亚耶夫

（对安南科夫）你是头儿，你的职责就是守在这里。

安南科夫

当头儿的有时有权当懦夫，但是有个条件，在必要的时候，他必须验证自己的坚定性。我已经决定了，斯切潘，在这段时间，你代替我。来，你应当了解各种指示。

〔两人下。卡利亚耶夫走过去坐下。多拉走到他面前，伸过去一只手，但又改变主意。

多拉

不是你的过错。

卡利亚耶夫

我挫伤了他，挫伤得很厉害。那天他对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多拉

他反反复复地说他很幸福。

卡利亚耶夫

对，不过他对我说，离开我们这个集体，他就谈不上幸福了。他说：“有我们，有组织，此外都不值一提，这是骑士团。”多可怜哪，多拉！

多拉

他一定能回来。

卡利亚耶夫

不会了。想像得出来，我要是处在他那位置上，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会痛不欲生的。

多拉

现在呢，你就痛不欲生了吗？

卡利亚耶夫

（悲伤地）现在？我同你们在一起，我像他原先那样，也感到很幸福。

多拉

（缓慢地）这是很大的幸福。

卡利亚耶夫

这是巨大的幸福，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吗？

多拉

我跟你想的一样。那么，你为什么忧伤呢？两天前，你的脸还容光焕发，仿佛去参加盛大的舞会，而今天……

卡利亚耶夫

（他站起来，情绪十分激动）今天，我知道了原先不了解的事情。那时你说得对，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我原以为暗杀很简单，有思想指导就行，还要有胆量。然而，我并没有那么高大。现在我才明白，仇恨中没有幸福。这种痛苦，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谋杀、卑怯、非正义……唔，我一定，一定得干掉他……真的，我要走到底！走得比仇恨还要远！

多拉

比仇恨还要远？那什么也没有。

卡利亚耶夫

有爱。

多拉

爱？不对，需要的不是这个。

卡利亚耶夫

嗳，多拉，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我了解你的心……

多拉

流血太多，暴力行为太多。真正热爱正义的人，是没有权利爱的。他们都训练成我这样，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在这些自豪的心中，哪有爱的容身之处？爱，雅奈克，就是微微低下头。可是我们呢，我们的脖颈子都是僵硬的。

卡利亚耶夫

但是，我们爱人民。

多拉

我们爱人民，的确如此。不过，我们对人民的爱虽然博大，却没有凭依，是一种不幸的爱。我们远远脱离人民，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湎在自己的思想中。再说人民呢，他们爱我们吗？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吗？人民都沉默不语。多么寂静，多么寂静……

卡利亚耶夫

然而这正是爱，全部奉献，全部牺牲，不图回报。

多拉

也许吧。这是绝对的爱，纯洁而孤独的快乐，这正是使我神魂颠倒的爱。然而有时候，我心里不禁琢磨，爱会不会是另外的样子，是不是能停止单方面表白，并且不时得到对方的回应。我想像那种情景，你瞧： 阳光灿烂，双方的头都微微低垂，心摆脱骄傲，手臂都张开。啊！雅奈克，如果能忘掉人世的悲惨，即使忘掉一个钟头，尽情生活一下也好哇！只给私心短短的一个钟头，这你能考虑吗？

卡利亚耶夫

能，多拉，这就叫作温情。

多拉

你什么都能猜测出来，亲爱的，这就叫做温情。可是，你有真正的体会吗？你是怀着温情热爱正义吗？

〔卡利亚耶夫沉默不语。

你热爱人民，是这样心驰神往，温情脉脉，还是相反，怀着复仇与反抗的怒火呢？

〔卡利亚耶夫始终沉默不语。

你瞧怎么样。

〔她朝卡利亚耶夫走去，说话的声调十分微弱。

那么我呢，你带着这种温情爱我吗？

〔卡利亚耶夫注视她。

卡利亚耶夫

（沉默片刻）任何人爱你，也永远不会像我这样爱你。

多拉

我知道。不过，跟大家一样爱不是更好吗？

卡利亚耶夫

我不是随便什么人。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你。

多拉

你爱我胜过爱正义，胜过爱组织吗？

卡利亚耶夫

你、组织和正义，这几样我分不开。

多拉

对，不过，回答我，求求你了，回答我。你会在孤独中，怀着温情，怀着私心爱我吗？如果我不是正义者，你也爱我吗？

卡利亚耶夫

如果你不是正义者，而我又能够爱你，那么我爱的就不是你。

多拉

你还是没有回答。只求你告诉我，如果我不在组织里，你还会爱我吗？

卡利亚耶夫

那你在哪儿呢？

多拉

记得我念大学那时候，我又活泼又快乐，人也长得漂亮，喜欢散步，喜欢梦想，一下子就消磨几小时。那时我特别轻佻，无忧无虑。我那样子你也爱吗？

卡利亚耶夫

（犹豫一下，然后声音很低地）我真想对你说“是”。

多拉

（欢叫一声）那就说“是”吧，亲爱的，既然你这样想，而这是真的！面对正义，面对苦难和被囚禁的人民，还说声“是”。求求你，说声“是，是”，尽管有人被绞死，有人被鞭打得死去活来……

卡利亚耶夫

住口，多拉！

多拉

不，至少要让心畅诉一次。我期待你呼唤我：“多拉！”期待你超越这个被非正义毒化的世界呼唤我……

卡利亚耶夫

（粗暴地）我的心向我诉说的不仅仅是你。况且，过一会儿行动，我不应当发抖。

多拉

（失态）过一会儿行动？对，我倒忘记了……

〔她笑起来，却像哭一样。

不，这很好，亲爱的。不要生气，刚才是我不理智。这是太疲劳的缘故。换了我，我也不能说这个“是”字。我也同样爱你，在正义和监牢中，这种爱显得有点儿奢侈。夏天，雅奈克，你记得吗？哦，不对，我们处于漫漫无期的冬季，不属于人世，因为我们是正义者。世上有温暖，却不是给我们的。（扭过头去）噢！可怜可怜正义者吧！

卡利亚耶夫

（他痛不欲生地看着多拉）对，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份额，不可能有爱的位置。不过，等一会儿我干掉大公，到那时，无论对你还是对我，就会安宁了。

多拉

安宁！什么时候我们能得到安宁呢？

卡利亚耶夫

（生硬地）第二天！

〔安南科夫和斯切潘上。多拉和卡利亚耶夫彼此分开。

安南科夫

雅奈克！

卡利亚耶夫

马上就走。（深深地呼吸）总算盼到了，总算……

斯切潘

（朝卡利亚耶夫走去）别了，兄弟，我同你在一起。

卡利亚耶夫

别了，斯切潘。（转身对多拉）别了，多拉。

〔多拉朝他走去，二人离得极近，但是没有接触。

多拉

不，不要说“别了”，说“再见”。再见，亲爱的，我们还会见面的。

〔卡利亚耶夫注视她。冷场。

卡利亚耶夫

再见！我……俄罗斯将是美好的。

多拉

（眼含泪水）俄罗斯将是美好的。

〔卡利亚耶夫对着圣像画了个十字。

〔他和安南科夫二人下。

〔斯切潘走到窗口。多拉待在原地不动，眼睛一直盯着房门。

斯切潘

他走路身子挺得多直啊。喏，当初是我看错了，不该不信任雅奈克。当时，我喜欢他那种热情。他画十字了，你看见了吗？他是信徒吗？

多拉

他不做礼拜。

斯切潘

然而，他有一颗虔诚的心。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产生分歧。我非常清楚，我比他激烈。在我们这些不信上帝的人看来，要么争取完全的正义，要么就是绝望。

多拉

对他来说，正义本身也是痛苦绝望的。

斯切潘

对，那是一颗脆弱的心，但是手却坚定有力。他的手比心强。毫无疑问，他会干掉大公。这就好，甚至很好。摧毁，就要这样。咦，你怎么一言不发？（他打量多拉）你爱他吧？

多拉

爱需要时间，我们的时间刚够执行正义的。

斯切潘

说得对。事情太多，必须彻底摧毁这个世界……然后……（他走到窗口）望不见他们了，他们到地方了。

多拉

然后呢……

斯切潘

我们再相爱。

多拉

假如我们还活着。

斯切潘

别的人也会相爱，这是一码事儿。

多拉

斯切潘，说一说“仇恨”。

斯切潘

什么？

多拉

“仇恨”这两个字，你说一说。

斯切潘

仇恨。

多拉

很好。雅奈克说得就很糟糕。

斯切潘

（沉默片刻，然后他走向多拉）我明白： 你鄙视我。然而，你有把握这样做对吗？

〔他沉默片刻，继而口气更加激烈。

你们总是以丑恶的爱的名义，在你们所干的事业上讨价还价。可是我呢，我什么也不爱，我只是恨。对，恨我的同类！我要他们的爱干什么？那种爱，三年前在监狱里，我就领教过了。这三年来，我一直把那种爱的烙印带在身上。你希望我的心软下来，拿着炸弹就像拖个十字架吗？不！不！我走得太远了，了解的事情也太多了……你瞧瞧……

〔他撕开衬衣。多拉向前迈一步，看到鞭痕又后退了。

这就是烙印！他们那种爱的烙印！现在，你还鄙视我吗？

〔多拉走上前，突然拥抱他。

多拉

谁能鄙视痛苦呢？

斯切潘

（他看着多拉，说话声调低沉）原谅我，多拉。（停顿。他扭过头去）也许这是疲惫的缘故。多年战斗，担惊受怕，暗探，监狱……最后还有这个。（指着鞭痕）我上哪儿还能找到爱的力量？不过，我至少还剩下恨的力量，这总比麻木不仁要好。

多拉

对，这比麻木不仁要好。

〔斯切潘看着她。时钟敲了七下。

斯切潘

（猛地回身）大公要到了。

〔多拉走向窗口，脸贴在玻璃上。长时间冷场。然后，远处传来马车声。它越驶越近，从窗下驶过去了。

斯切潘

他要是一个人……

〔马车驶远。巨大的爆炸声。多拉惊得浑身一抖，双手赶紧抱住脑袋。长时间冷场。

斯切潘

波里亚没有投弹！雅奈克成功了。成功啦！人民哪！欢乐呀！

多拉

（她泪流满面，扑向斯切潘）是我们杀了他！是我们杀了他！是我。

斯切潘

（喊）我们杀了谁？雅奈克？

多拉

大公。

——幕落

·第四幕·

〔布梯里监狱，普加切夫塔楼的一间牢房。早晨。

〔幕启时，卡利亚耶夫在牢房里望着牢门。狱卒和一名囚犯抬一只桶上。

狱卒

清扫，干快点儿。

〔他走到窗前停住。

〔弗卡没有看卡利亚耶夫，开始打扫。冷场。

卡利亚耶夫

你叫什么名字，兄弟？

弗卡

弗卡。

卡利亚耶夫

你判刑啦？

弗卡

好像是的。

卡利亚耶夫

你干了什么？

弗卡

杀了人。

卡利亚耶夫

是因为饿的吗？

狱卒

低点儿。

卡利亚耶夫

什么？

狱卒

低点儿。尽管有禁令，我还是让你说了话。声音也得低点儿啊，学老头儿这样。

卡利亚耶夫

是因为饿的吗？

弗卡

不是，是因为渴。

卡利亚耶夫

那就？

弗卡

就是，正好有一把斧头，我全给劈了，好像劈死了三个。

〔卡利亚耶夫凝视他。

弗卡

怎么样，老爷，你不再叫我兄弟了吧？这下子凉了吧？

卡利亚耶夫

没有。我也杀了人。

弗卡

杀了几个？

卡利亚耶夫

你要想知道，兄弟，那就告诉你。不过，先回答我，你后悔了，对吧？

弗卡

当然了，二十年，是够受的。想想真有些后悔。

卡利亚耶夫

二十年。我入狱时二十三岁，出去头发就该花白了。

弗卡

嗳！你的运气可能好些。法官情绪有起伏。这要看他结了婚没有，老婆是什么人。再说，你是老爷，跟穷鬼的价码不一样。你会过关的。

卡利亚耶夫

我不信，也不愿意。忍受二十年耻辱，我做不到。

弗卡

耻辱？什么耻辱？算了，反正这是老爷的想法。你杀了多少？

卡利亚耶夫

只有一个。

弗卡

你说什么？这不值一提。

卡利亚耶夫

我杀了谢尔盖大公。

弗卡

杀了大公？好家伙，真敢干哪。瞧你们这些老爷！说说看，这事儿严重吗？

卡利亚耶夫

严重。可是非干不可。

弗卡

为什么？你在朝廷吗？是为了争女人，对吗？你这样英俊的小伙子……

卡利亚耶夫

我是社会党人。

狱卒

低点儿。

卡利亚耶夫

（提高声音）我是社会革命党人。

弗卡

这就麻烦了。有什么必要当你说的那种党人呢？只要老老实实待着，就会万事如意。这大地是给老爷们预备的。

卡利亚耶夫

不对，是给你预备的。苦难太深重，罪恶也太多。等到苦难减轻，罪恶也就减少了。如果大地自由了，你也就不会待在这里了。

弗卡

难说呀。自由不自由，不管怎样，多喝酒，向来不是什么好事。

卡利亚耶夫

向来不是好事。不过，人要喝酒是因为受屈辱。总有那么一天，再也用不着喝酒了，再也没有耻辱了，既没有老爷，也没有穷鬼了。到那时，大家都是兄弟，正义使我们的心清明透亮。你明白我讲的吗？

弗卡

明白，那是天国。

狱卒

低点儿。

卡利亚耶夫

不要这样讲，兄弟，上帝帮不了一点儿忙。正义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冷场）你不懂吗？圣徒德米特里的传说，你知道吗？

弗卡

不知道。

卡利亚耶夫

他跟上帝约好，在大草原上见面。他正急急忙忙往那儿赶路，碰见一个农民的车子陷在泥坑里，就上前帮忙推车。泥又稠，坑又深，折腾了一个钟头。帮完忙，圣徒德米特里跑到约会地点，可是上帝已经不在那里了。

弗卡

怎么样呢？

卡利亚耶夫

怎么样，有些人赴约会，总是要迟到，因为陷在泥坑里的车子太多，要救护的兄弟太多。

〔弗卡倒退几步。

卡利亚耶夫

怎么啦？

狱卒

低点儿。还有你，老头儿，快点儿。

弗卡

我就有点儿怀疑，这套话不对劲。谁也不会有这种念头，为了圣徒和大车这种鬼话就蹲班房。再说，还有别的原因……

〔狱卒笑。

卡利亚耶夫

（他注视弗卡）还有什么原因？

弗卡

怎么处置杀了大公的人呢？

卡利亚耶夫

绞死他们。

弗卡

啊！

〔弗卡急忙走开，狱卒笑得更厉害。

卡利亚耶夫

别走哇，我怎么惹着你了？

弗卡

你一点儿也没惹着我。尽管你是老爷，我也不愿意骗你。这样闲聊，打发时间可以；但是，如果要把你绞死，那就不好了。

卡利亚耶夫

为什么？

狱卒

（笑）喂，老家伙，说呀……

弗卡

因为，你不能像对兄弟那样跟我讲话。绞死犯人的活儿，要由我来干。

卡利亚耶夫

你不也是苦役犯吗？

弗卡

正因为我是苦役犯，他们向我建议干这种事： 绞死一个，就减掉我一年徒刑。这是件便宜事儿。

卡利亚耶夫

他们为了饶恕你的罪行，又让你犯新的罪？

弗卡

嗳！这不算犯罪，只是奉命行事。再说了，这对他们左右是一回事儿。依我看哪，他们不是基督教徒。

卡利亚耶夫

已经干过几次啦？

弗卡

两次。

〔卡利亚耶夫后退。狱卒推着弗卡走到门口。

卡利亚耶夫

这么说，你是刽子手啦？

弗卡

（在门口）那么，老爷，你呢？

〔弗卡下。传来脚步声、口令声。斯库拉托夫由狱卒陪同上，他衣着非常华丽。

斯库拉托夫

你走吧。您好。您不认识我吧？我呢，我可认识您。（笑）一举成名啊，嗯？（注视卡利亚耶夫）我可以自我介绍吗？

〔卡利亚耶夫一言不发。

您一句话不讲。我明白。单独关押，嗯？在单人囚室关了一周，这很难熬。今天，我们取消了单独关押，会有人来看您的。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我已经把弗卡给您打发来了，这个人非同寻常吧，对不对？派来时我就想，您准会对他感兴趣。您满意吗？隔离了一个星期，看看人的面孔挺开心吧？不对吗？

卡利亚耶夫

那要看是什么面孔。

斯库拉托夫

好声音，接得妙。看来您胸有成竹。（停顿）如果我听得明白，您是讨厌我的面孔喽？

卡利亚耶夫

对。

斯库拉托夫

您瞧，这叫我多失望。其实，这是一种误会。首先，这里光线很暗，在地下室，谁的面孔也不显得和善。其次，您并不认识我。

有时候，新面孔令人讨厌，可是，等到一了解了心……

卡利亚耶夫

狗子！您是什么人？

斯库拉托夫

斯库拉托夫，警察署长。

卡利亚耶夫

一个奴仆。

斯库拉托夫

为您效劳。不过，我要是您，就不会表现这么傲慢了。您以后也许能做到，开头要求正义，最后组织警察。况且，真理也吓不倒我。我要同您开诚相见。我对您感兴趣，要向您提供获得赦免的办法。

卡利亚耶夫

赦免什么？

斯库拉托夫

还问赦免什么？我是提供给您一条生路。

卡利亚耶夫

谁向您提出请求啦？

斯库拉托夫

亲爱的，生命是不能请求的，只能是接受。您从来就没有饶恕过任何人吗？（停顿）想一想嘛。

卡利亚耶夫

我很干脆，拒绝您的赦免。

斯库拉托夫

至少听一听嘛。不管表面如何，我不是您的敌人。我也承认，您的想法有道理，除开行凶杀人……

卡利亚耶夫

我不准您用这种字眼。

斯库拉托夫

（注视他）哦！神经脆弱，嗯？（停顿）我要诚心诚意地帮助您。

卡利亚耶夫

帮助我？我准备付出必要的代价。您对我的这种亲热态度，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您走吧！

斯库拉托夫

还有对您的控告。

卡利亚耶夫

我纠正。

斯库拉托夫

什么？

卡利亚耶夫

我纠正。我是战争俘虏，而不是被告。

斯库拉托夫

随您怎么讲。可是，总归造成了损害，对不对？姑且不说大公和政治，至少是一条人命案吧？死得多惨哪！

卡利亚耶夫

我是往你们的专制政权上，而不是往人身上投炸弹。

斯库拉托夫

当然了。不过，挨炸的总是人。这次，还是他遭了殃。要知道，亲爱的，尸体找到了，却没有脑袋。脑袋不见了！至于身子，也只有一条胳膊、一截儿腿还认得出来。

卡利亚耶夫

我那是执行判决。

斯库拉托夫

也许吧，也许吧。并没有谁指责您这种判决。然而，判决又是什么呢？这个词，可以讨论上几天几夜。要指责您的……不，您可能不喜欢这种说法……这样讲吧，是干得太马虎，不大有条理，其后果，是不容置疑的，有目共睹。可以问问大公夫人嘛。血溅街头，知道吗，血肉横飞？

卡利亚耶夫

住口！

斯库拉托夫

好吧。我只是想说明，如果您坚持讲这是判决，说这是党，仅仅是党做出的审判与处决，大公不是死于炸弹之下，而是死于一种思想之下，那么，您就不求宽赦。然而，假如我们承认事实，假如承认是您炸飞了大公的脑袋，那么情况就截然不同，对不对？您就可以请求宽赦。我愿意拉您一把，请相信，这纯粹出于同情心。（微笑）有什么办法，我呀，我对思想不感兴趣，只对人感兴趣。

卡利亚耶夫

（声色俱厉）我这个人，比您和您的主子高尚。你们可以杀掉我，但是不能审判我。我知道您是何居心。您寻找弱点，期待我愧疚，流泪，痛悔。您什么也得不到！我究竟如何，与您不相干。与您相干的，是我们的仇恨，我和我弟兄们的仇恨。这仇恨可以为您效劳。

斯库拉托夫

仇恨？又是一种思想。不成其为思想的，就是杀人的事实。当然，还有后果，我是说痛悔与惩罚。这一点，才是问题的核心。而且，正是为此目的，我当了警察，就是要置身于事物的核心。看来，您不愿意听知心话。

〔停顿。他逐渐靠近卡利亚耶夫。

我要讲的全部意思，就是您不应当佯装忘却大公的脑袋。您要是看重它，就会觉得思想再也靠不住了。比方说，对自己的行为，您就会感到羞愧，而不是感到自豪了。一旦愧疚，您就要求生，以图赎罪。最重要的是您决定活下去。

卡利亚耶夫

我要是这样决定呢？

斯库拉托夫

那就赦免您和您的同志。

卡利亚耶夫

你们逮捕他们了吗？

斯库拉托夫

没有，恰恰没有。不过，如果您决定活下去，我们就逮捕他们。

卡利亚耶夫

我完全听懂了吗？

斯库拉托夫

毫无疑问。您先别发火，考虑考虑。从思想角度讲，您不能供出他们。反之，从事实方面讲，供出来就是帮他们的忙。您会使他们避免新的麻烦，从而把他们从绞刑架上抢救下来。首要的，是您得到内心安宁。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本万利的事。

〔卡利亚耶夫一言不发。

斯库拉托夫

怎么样？

卡利亚耶夫

我的弟兄们很快就会回答您。

斯库拉托夫

又要犯罪！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爱好。算了，我的使命结束了。我很伤心，知道您坚持自己的思想。我无法把您同思想分开。

卡利亚耶夫

您也无法把我同我的弟兄们分开。

斯库拉托夫

再见。（他刚要出去，又转过身来）既然如此，为什么您又姑息大公夫人和她的侄儿侄女呢？

卡利亚耶夫

谁告诉您的？

斯库拉托夫

为你们搜集情报的人，同时也为我们提供情报。至少，部分情报……请问，您为什么姑息他们呢？

卡利亚耶夫

这与您无关。

斯库拉托夫

（笑）真的吗？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吧。一种思想可以谋杀一个大公，却难以杀戮儿童。这就是您所发现的。这也就引出来一个问题： 既然思想不能容忍杀戮儿童，那么它就有资格让人杀害大公吗？

〔卡利亚耶夫要开口讲话。

斯库拉托夫

嗳！别回答，千万别回答我！您还是回答大公夫人吧。

卡利亚耶夫

大公夫人？

斯库拉托夫

对，她要见您。我来主要是看看，你们的谈话是否可能。是可能的。这样一场谈话，甚至有可能改变您的看法。大公夫人是基督教徒。要知道，医治心灵，这可是她的专长。

〔斯库拉托夫嘿嘿笑起来。

卡利亚耶夫

我不愿意见她。

斯库拉托夫

遗憾，她一定要见。说起来，您还欠她面子。听说她自从死了丈夫，精神就不完全正常。我们不想拂她的意。（他站在门口）您要是改变看法，别忘了我的建议，我还会来的。（停顿。他侧耳细听）她来了。继警察之后，又来了宗教，简直要把您宠坏了。不过，一切都环环相扣。想像一下没有监狱的上帝，那该多么孤单寂寞呀！

〔斯库拉托夫下。传来说话声和口令。

〔大公夫人上。她站住不动，又默默无言。

〔牢门敞着。

卡利亚耶夫

您来做什么？

大公夫人

（她摘下面纱）来看一看。

〔卡利亚耶夫沉默不语。

大公夫人

许多事物，都随同一个男子逝去了。

卡利亚耶夫

我知道。

大公夫人

（口气自然地，但是声音听来细微而苍老）杀人凶手不知道。假如知道，他们怎么还会杀害他呢？

〔冷场。

卡利亚耶夫

我见过您。现在我想独自待着。

大公夫人

不行。那我也得瞧瞧您。

〔卡利亚耶夫后退。

大公夫人

（她坐下，仿佛精疲力竭）我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了。从前，我要是感到痛苦，他能看到我的痛苦心情。那时，痛苦也是好的。而现在……不行了，我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不能沉默了……可是同谁讲呢？别人不体会，他们装出悲伤的样子。他们悲伤一两个小时，又照样去吃饭，去睡觉。尤其睡觉……我想到，你一定同我一样。我敢说，你不睡觉。除了向凶手，还能对谁谈罪恶呢？

卡利亚耶夫

什么罪恶？我只记得一次正义行动。

大公夫人

一个调子！你同他一个调子。一提起正义，所有男人都是一个腔调。他常说：“这正义的……”于是谁也不能讲话了。也许他弄错了，也许你也错了……

卡利亚耶夫

他体现了最大的非正义，几个世纪以来让俄国人民痛苦呻吟的非正义。他得以享有特权，不过是这个原因。即使我错怪了，牢房和死亡就是我的报应。

大公夫人

对，你受折磨。而他呢，却被你杀害了。

卡利亚耶夫

他是意外猝死的，这样死不算什么。

大公夫人

不算什么？（声音更低）的确如此，你当即被人押走了。你被警察簇拥着，好像还演讲了。我明白，你靠这个支撑。我呢，几秒钟之后就赶到了。我看见了，把能拾起的断肢残骸全放到担架上。多少血呀！（停顿）当时我穿着一条白裙子……

卡利亚耶夫

住口！

大公夫人

为什么？我讲的是事实。死之前两小时他干什么了，你知道吗？他躺在沙发椅上，双脚搭在一张椅上……像往常一样……在残忍的黄昏，他睡觉了。而你，你却在等着他……（哭）现在，帮帮我吧。

〔卡利亚耶夫态度僵硬，步步后退。

大公夫人

你年轻，心肠不会坏的。

卡利亚耶夫

我没有青春。

大公夫人

为什么这样僵硬？你从来就不可怜自己？

卡利亚耶夫

从来不。

大公夫人

你错了。这起安慰的作用。我呀，现在我只可怜我自己了。（停顿）我难受。不应当放过我，应当把我同他一起炸死。

卡利亚耶夫

我姑息的不是您，而是同您在一起的孩子。

大公夫人

我知道。我不大喜欢他们。（停顿）那是大公的侄儿侄女。他们不是跟自己的叔父一样有罪吗？

卡利亚耶夫

不对。

大公夫人

你认识他们吗？我侄女心肠不好，不肯把施舍的东西亲手交给穷人，怕碰着他们。这不是没有正义感吗？她不讲正义。大公至少还喜欢农民，他同他们一起喝酒，你却把他杀害了。毫无疑问，你也不讲正义。大地空无一人。

卡利亚耶夫

这是枉费心机。您试图松懈我的力量，把我推向绝望。您不会得逞的，走开吧！

大公夫人

你不愿意和我祈祷吗？不愿意忏悔吗？……那我们就不孤单了。

卡利亚耶夫

让我准备死吧。我不死，就成为杀人凶手了。

大公夫人

（站起来）死？你想死？不行。

〔她情绪极为冲动，走向卡利亚耶夫。

你必须活下去，必须承认是杀人凶手。你不是把他杀害了吗？要由上帝来替你辩护吧。

卡利亚耶夫

哪个上帝，我的还是您的？

大公夫人

神圣教会侍奉的上帝。

卡利亚耶夫

这里用不着那个教会。

大公夫人

它侍奉的主人，也曾蹲过监狱。

卡利亚耶夫

时代变了。神圣教会在它主人的衣钵中有过选择。

大公夫人

选择？你这指的是什么？

卡利亚耶夫

它把恩典留给自己，让我们去行善。

大公夫人

我们，谁？

卡利亚耶夫

（喊叫）所有被你们绞死的人。

〔冷场。

大公夫人

（轻声地）我不是您的仇敌。

卡利亚耶夫

（绝望地）您是我的仇敌，您的族类、您的集团的所有人，全是我的仇敌。有一种事情比犯罪还要卑鄙，就是迫使不会犯罪的人去犯罪。瞧瞧我，我可以断然地告诉您，我生来不适于杀人。

大公夫人

同我讲话不要像对仇人那样。您瞧，（她走过去关上牢门）我完全信赖您。（哭）鲜血把我们隔开了。然而，您可以到上帝那里，就在发生不幸的地点同我会合，至少和我祈祷吧。

卡利亚耶夫

我拒绝。（他走向大公夫人）我对您只产生同情之感，您刚刚打动了我的心。现在您会理解我，因为我丝毫也不再对您隐瞒了。我不指望同上帝相会了。但是，我死的时候，将准时赴约，去见我所热爱的人。他们是我的兄弟，此刻正想念我。祈祷无异于背叛他们。

大公夫人

您要说什么？

卡利亚耶夫

（亢奋地）没什么，只是说我会幸福的。还要长时间斗争，我必须挺住，我能坚持下去。不过，等到宣布判决，准备执刑的时候，我站在绞刑架下，就会掉转头去离开你们，离开这个丑恶的世界，我将沉醉于充满心中的爱。

大公夫人

远离上帝就谈不上爱。

卡利亚耶夫

不然。对人类的爱。

大公夫人

人类是卑鄙的。对人类，除了毁灭或者饶恕，还能做什么呢？

卡利亚耶夫

同归于尽。

大公夫人

人总是独自死去。他就是单独死的。

卡利亚耶夫

（绝望地）同归于尽！今天相爱的人要想相聚，就必须同死。非正义把人拆散，耻辱、痛苦、对别人造成的危害、罪恶，都使人离异。生活就是一种刑罚，既然生活把人拆散。

大公夫人

上帝能使人团聚。

卡利亚耶夫

那不是在大地上。我们的约会地点则是大地。

大公夫人

这是狗约会。它们鼻子贴着地面，嗅个不停，又总是失望。

卡利亚耶夫

（转向窗口）不久我就会知道了。（停顿）但是，两个放弃一切欢乐的人，除了痛苦的约会定不是别种约会，现在不就可以想像他们在痛苦中相爱吗？（凝视大公夫人）现在不就可以想像同一条绳索会把两个人系在一起吗？

大公夫人

哪儿有这种可怕的爱？

卡利亚耶夫

您和您的同伙，向来不准我们有别种爱。

大公夫人

我也爱您杀害的那个人。

卡利亚耶夫

我理解。正因为如此，我原谅您和您的同伙对我的伤害。（停顿）现在，您离开吧。

〔长时间冷场。

大公夫人

（她重又站起来）我走。其实，我来这里，是要把您带回到上帝身边。现在我明白了，您要自行审判，自我拯救。这您做不到。如果您活着，上帝可以办到。我将请求宽恕您。

卡利亚耶夫

求求您，不要那样做。让我死吧，否则我会恨死您的。

大公夫人

（站在牢门口）我向人和上帝请求宽恕您。

卡利亚耶夫

不行，不行，我不准您那样干。

〔他跑到门口，猛然撞见斯库拉托夫。卡利亚耶夫倒退几步，闭上眼睛。冷场。他重新睁开眼睛注视斯库拉托夫。

卡利亚耶夫

刚才我真需要您。

斯库拉托夫

您瞧这让我高兴极了。为什么需要我呢？

卡利亚耶夫

我需要重新鄙视。

斯库拉托夫

可惜，我是来听答复的。

卡利亚耶夫

现在您得到答复了。

斯库拉托夫

（改变语气）没有，我还没有得到。请听仔细，请听仔细，我提供方便，让您同大公夫人见面，就是要在明天报纸上发消息。除了一点，整个过程将如实报道，但要指明您翻然悔悟。您的同志会想到您出卖了他们。

卡利亚耶夫

（平静地）他们不会相信。

斯库拉托夫

只要您供认，我就不发这样的消息。您有一夜时间作出决定。

〔他朝牢门走去。

卡利亚耶夫

（更有力地）他们不会相信。

斯库拉托夫

（转身）为什么？他们就从来没有干过错事吗？

卡利亚耶夫

您不了解他们的爱。

斯库拉托夫

对。不过，我知道人不能一整夜坚信友谊，连一分钟的动摇也没有。我等待动摇。

〔他关上背后的牢门。

您不必着急，我有耐心。

〔二人对峙而立。

——幕落

·第五幕·

〔一周之后。夜晚。在另一套房间，但陈设风格相同。

〔冷场。多拉来回踱步。

安南科夫

歇一歇，多拉。

多拉

我觉得冷。

安南科夫

过来躺一躺，盖上点儿。

多拉

（一直踱步）夜真长，我太冷了，波里亚。

〔有人敲门，先一下，后两下。

〔安南科夫去开门。斯切潘和乌瓦诺夫上。乌瓦诺夫走向多拉，拥抱她。她紧紧搂住乌瓦诺夫。

多拉

阿列克赛！

斯切潘

奥尔洛夫说，可能就在今天夜里。凡是不值勤的下级军官都被召集起来。这样，到时候他会在现场。

安南科夫

你到哪儿同他见面？

斯切潘

他到索菲斯卡娅街的饭店等我们，等我和乌瓦诺夫。

多拉

（她精疲力竭，已然坐下）就是今天夜里了，波里亚。

安南科夫

还有希望，要由沙皇决定。

斯切潘

如果雅奈克请求宽赦，那就由沙皇决定。

多拉

他没有提出请求。

斯切潘

要不是为了求得宽赦，他为什么见大公夫人呢？大公夫人让人到处讲他反悔了。如何了解事实真相呢？

多拉

他在法庭上讲的以及他在信上对我们说的，我们都知道了。雅奈克不是说过，作为向专制政权的挑战，他可惜只有一条命可抛出去吗？讲过这样话的人，能乞求赦免、幡然悔悟吗？不能。他视死如归，原先如此，现在也如此。他的事迹是不容否认的。

斯切潘

他不该见大公夫人。

多拉

该与不该，要由他本人判断。

斯切潘

照规矩，他不应该见她。

多拉

我们的规矩是杀人，仅此而已。现在，他自由了，他终于自由了。

斯切潘

还没有。

多拉

他自由了。临死的时候，他有权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因为，他就要死了，你们会满意的。

安南科夫

多拉！

多拉

就是。如果他被赦免，有人该多么得意呀！那就证明大公夫人说得对，是不是，证明他悔罪了，背叛了。如果他死了，那正相反，你们就会相信他，还能爱他。（她注视众人）你们的爱要价很高。

乌瓦诺夫

（他走向多拉）不对，多拉，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

多拉

（来回踱步）对……也许……请原谅。可是，归根结底，争这些又有什么用！反正今天夜里，我们就要知道……唉！可怜的阿列克赛，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乌瓦诺夫

接替他。读到他的辩词，我流下眼泪，也感到自豪。当我读到“死，将是我对充满血泪的世界的最后抗议……”，我浑身颤抖起来。

多拉

充满血泪的世界……他讲过这话，是的。

乌瓦诺夫

他讲过……啊，多拉，多大的勇气呀！还有，他最后高呼：“如果说我站在人类的高度抗议暴力，那就让死亡给我的事业戴上思想纯洁的桂冠吧！”于是，我决定来了。

多拉

（她双手抱住头）的确，他追求纯洁。然而，那是多么可怕的桂冠哪！

乌瓦诺夫

不要哭，多拉。他要求谁也不要为他的死哭泣。唔，现在，我完全理解他了。我不能怀疑他。我痛苦过，因为那时我怯懦。后来，我在梯弗里斯投了炸弹。我一听到他被判决死刑，就只有一个念头： 接替他的位置，既然我未能在他身边战斗。

多拉

今天晚上，谁能接替他的位置！他孤单一人，阿列克赛！

乌瓦诺夫

我们要以自豪感来支持他，正如他以自己为榜样支持我们。不要哭！

多拉

瞧，我的眼睛是干的。至于自豪，噢，不，我再也不能自豪啦！

斯切潘

多拉，不要把我看得太糟。我祝愿雅奈克保住性命。我们需要他那样的人。

多拉

可他没有保命的愿望。而且，我们只能希望他死。

安南科夫

你疯啦！

多拉

我们只能这样希望。我了解他的心，他死了才会心安。对呀，让他死吧！（声音更低）但愿他快点儿死吧！

斯切潘

我去了，波里亚。走，阿列克赛，奥尔洛夫等我们呢。

安南科夫

好吧，快些回来。

〔斯切潘和乌瓦诺夫朝房门走去。斯切潘朝多拉那边望望。

斯切潘

我们去了解一下。照看她点儿。

〔多拉待在窗口。安南科夫注视她。

多拉

死亡！绞刑架！又是死亡！噢！波里亚！

安南科夫

对，小妹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多拉

不要这样讲。如果惟一的办法是死亡，那么我们就没有走在正道上。正道，就是通向生活、通向太阳之路。人不能总是冻得瑟瑟发抖……

安南科夫

那条路也通向生活。那是别人的生活。俄罗斯将生活，我们的子孙将生活。记住雅奈克说的话：“俄罗斯将是美好的。”

多拉

别人，我们的子孙……对。然而，雅奈克关在监狱，绳索又冰冷。他要死去，也许已经死了，好让别人生活。噢！波里亚，如果别人也活不了呢？如果他白白死去呢？

安南科夫

住口！

〔冷场。

多拉

真冷，可是已经到春天了。监狱院内有树木，我知道。他一定看见了。

安南科夫

等着听消息吧。不要这样发抖。

多拉

我冷极了，就像已经死了一样。（停顿）这一切使我们老得特别快。我们再也不会成为孩子了，波里亚，一旦杀了人，童年便逃逝。我投炸弹，喏，转瞬之间，整整一生就流逝过去。对，从今以后，我们可以死了。我们走完了生活的道路。

安南科夫

那我们也得像他一样，在战斗中死去。

多拉

你们走得太快了，已经不成其为人了。

安南科夫

不幸和苦难也进展得非常快。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耐心和成熟的位置了。俄罗斯步履匆匆。

多拉

我知道，我们承担起人世的不幸，他也承担了。多大的勇气呀！不过，有时我心里想，正是这种骄傲将受到惩罚。

安南科夫

为了这种骄傲，我们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谁也不能走得更远了。我们有权骄傲。

多拉

谁也不可能走得更远，我们就这样有把握吗？有时，我听斯切潘说话，不禁毛骨悚然。也许再来别的人，他们命令我们杀人，自己却不付出生命的代价。

安南科夫

那就是怯懦，多拉。

多拉

谁说得准呢？也许那就是正义，而且再也没人敢正视它了。

安南科夫

多拉！

〔多拉默然。

安南科夫

难道你动摇啦？你完全变了。

多拉

我冷。我想他也一样，他为了不显得害怕，一定挺住不颤抖。

安南科夫

你不再同我们一起了？

多拉

（她扑到安南科夫身上）嗳，波里亚，我和你们在一起。我要走到底。我仇视专制政权，也知道我们别无他法。然而，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做出这种选择，却怀着忧伤的心情坚持，这就是差别。我们是囚徒。

安南科夫

全俄罗斯都在监狱里。我们要炸飞监狱的围墙。

多拉

要投的炸弹，只管交给我好了，你就瞧着吧。就是走在火海里，我的脚步也会非常平稳。有了矛盾，死比生容易，容易千百倍。你爱过吗，真的爱过吗，波里亚？

安南科夫

爱过，很久的事儿了，已经想不起来了。

多拉

有多长时间了？

安南科夫

有四年了。

多拉

你领导这个组织有几年了？

安南科夫

四年了。（停顿）现在，我爱的是组织。

多拉

（她走向窗口）爱，对，还有被人爱呢！……不行，必须前进。自己倒想停下来。走哇！走哇！自己倒想伸伸胳膊，顺其自然。可是，肮脏的非正义像胶一样粘住我们。走哇！我们命里注定要比自身伟大。人、面孔，这就是人想要爱的。宁要爱而不要正义！不行，应当前进。前进哪，多拉！前进哪！雅奈克！（哭）可是他已经快到目的地了。

安南科夫

（他搂住多拉）他会被赦免的。

多拉

（她注视安南科夫）你明明知道不可能，你也明明知道没有这个必要。

〔安南科夫移开目光。

多拉

也许他已经到了院子。他一出现，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但愿他不觉身冷，波里亚，你知道怎样绞死人吗？

安南科夫

在绞索的一端。别说了，多拉！

多拉

（不假思索地）刽子手蹿到他肩膀上，脖颈格格作响。这不可怕吗？

安南科夫

可怕，在某种意义上看；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看，这是幸福。

多拉

幸福？

安南科夫

临死感到一个人的手。

〔多拉扑到一张沙发椅上。

〔冷场。

安南科夫

多拉，完事了应当动身，我们去休息一下。

多拉

（失去常态）动身？和谁？

安南科夫

和我，多拉。

多拉

（她凝视安南科夫）动身！（她转身走向窗口）天放亮了。可以肯定，雅奈克已经死了。

安南科夫

我是你的兄弟。

多拉

对，你是我兄弟，你们全是我热爱的弟兄。

〔传来雨声。天色渐渐大亮。多拉低声说话：

然而手足之情，有时又是多么可怕的情趣呀！

〔有人敲门。乌瓦诺夫和斯切潘上。大家都伫立不动，多拉身子晃了晃，显然振作一下才支撑住。

斯切潘

（声音低沉地）雅奈克没有背叛。

安南科夫

奥尔洛夫看见啦？

斯切潘

看见了。

多拉

（她坚定地走上前）你坐下，讲一讲。

斯切潘

何必呢？

多拉

从头至尾全讲一讲，我有权了解，我要求你讲，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

斯切潘

我办不到。再说，现在也应该走了。

多拉

不行，你得讲。什么时候通知他的。

斯切潘

晚上十点钟。

多拉

什么时候绞死的？

斯切潘

凌晨两点。

多拉

隔了四个钟头，他就等着？

斯切潘

对，一句话没讲，接着急转直下。现在，已经结束了。

多拉

四个钟头没讲话？稍等一等。他的衣着怎么样，穿上大衣了吗？

斯切潘

没有。他没穿大衣，穿一身黑衣裳，戴一顶黑毡帽。

多拉

天气怎么样？

斯切潘

夜很黑，雪很脏。下过雨，雪就化做烂泥了。

多拉

他发抖了吗？

斯切潘

没有。

多拉

奥尔洛夫同他的目光相遇了吗？

斯切潘

没有。

多拉

那他看什么？

斯切潘

奥尔洛夫说他看所有的人，却又视而不见。

多拉

后来呢，后来呢？

斯切潘

行了，多拉。

多拉

不行，我要了解。至少他的死亡属于我。

斯切潘

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

多拉

那工夫，他干什么呢？

斯切潘

什么也没干。只有一次，他摆了摆腿，要把溅在鞋上的泥点儿甩掉。

多拉

（她双手抱住脑袋）泥点儿！

安南科夫

（突然地）你是怎么知道的？

〔斯切潘默然不答。

安南科夫

你向奥尔洛夫全打听了？为什么？

斯切潘

（他移开目光）雅奈克和我之间有过问题。

安南科夫

什么问题？

斯切潘

我忌妒过他。

多拉

后来呢，斯切潘，后来呢？

斯切潘

弗洛兰斯基神父走上前，递给他耶稣受难像。他拒绝吻此像，并且说明：“我对你们说过，我已经同生活一刀两断，现在要同死亡清账！”

多拉

他的声音怎么样？

斯切潘

同平时完全一样，但是没有你们所熟悉的那种激烈和急促。

多拉

他那神情显得幸福吗？

安南科夫

你疯啦？

多拉

是的，是的，我确信，他那神情一定很幸福。他拒绝了生活中的幸福，以便义无反顾，甘愿牺牲。如果临死没有得到幸福，那就太不公正了。他神态安详，稳步走向绞刑架，对不对？

斯切潘

他向前进。当时，有人在河上拉着手风琴唱歌，还有犬吠声。

多拉

那时他登上……

斯切潘

他登上去，隐没在夜色中，只隐约望见刽子手将他全身罩住的布袋。

多拉

后来呢，后来呢？……

斯切潘

只听见沉闷的声响。

多拉

沉闷的声响。雅奈克！后来呢……

〔斯切潘默然不答。

多拉

（粗暴地）后来呢？问你呢！

〔斯切潘沉默不答。

说呀，阿列克赛！后来呢？

乌瓦诺夫

骇人的一声响。

多拉

哎哟！

〔多拉扑到墙上。

〔斯切潘扭过头去。安南科夫默默流泪。多拉转过身，背靠墙注视他们。

多拉

（她神态失常，声调也变了）不要哭。唉，唉，不要哭！要知道，这是杀身成仁的日子。此刻有种东西飞升，就是我们所有反抗者作出的证明： 雅奈克不再是杀人凶手。骇人的一声响！只需骇人的一声响，他就恢复了童年的快乐。你们还记得他的笑容吗？有时，他无缘无故就笑起来。他多年轻啊！现在，他一定在笑。他的脸伏在地上，一定在笑！

〔她走向安南科夫。

波里亚，你是我兄弟吧？你说过要帮助我吧？

安南科夫

对。

多拉

那好，答应我一件事，把炸弹交给我。

〔安南科夫凝视她。

是的，下一次，我要投弹，我要第一个投炸弹。

安南科夫

你非常清楚，我们不愿意让妇女站在前排。

多拉

（一声喊叫）现在我还是女人吗？

〔众人注视多拉。冷场。

乌瓦诺夫

（轻声地）同意吧，波里亚。

斯切潘

对，同意吧。

安南科夫

本来该轮到你了，斯切潘。

斯切潘

（他凝视多拉）同意吧。现在她十分像我。

多拉

你给我了，对不对？我要投出去，然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

安南科夫

好吧，多拉。

多拉

（哭）雅奈克！一个寒冷的夜晚，还是同一条绞索！现在，一切都更容易了。

——幕落

——剧终

加缪论戏剧

科波[1]，惟一之师

雅克·科波大大惹恼了他同时代的人。读一读关于他的事业，别人是怎么写的，就足以了解这一点。然而，我也不敢断定，到如今他就不会更加令人恼火了。的确，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上，他都表明了立场，而他的立场不大招人喜欢。他所讲的金钱戏剧的那番话，还始终有效，只有这一点除外： 这种戏剧的倡导者能力越来越差，而脾气却越来越大，这里冒昧地重复科波的话，就是他们会用报复性的公报来屠杀我们。

然而，艺术戏剧的运气也不见得更好些。科波首先推重的是脚本、风格、美；他同时还肯定地说，一部戏剧作品应当聚拢，而不应当分散，应当将观众聚拢到同一激情中，同一笑声里。多少没有风格的剧本，多少得到赞助而仅有宣传功夫的作品，多少旨在破坏和分裂的举动，今天还会觉得这种话讲得太不留情面！

在演员问题上，他当然不同意“间离效果[2]”。他说道：“演员的一切，就是献身。”不错，他随即又补充说：“要献身，首先必须拥有自身。”这话有些演员听了反而不舒服，他们认为激情就近乎技巧和演艺，殊不知演艺恰恰能让激情释放出来。科波也要求导演应当慎言慎行。“对演员是激发，而不是面授感情。”总而言之，他让导演躲在演员后面，让演员躲在脚本后面。一句话，颠倒的世界……

不过，我重提这些，也不愿意惹烦了这个家庭，我爱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甚至爱分歧最大的成员。我们只需记住，科波认为戏剧事业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文化现象，所有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我。他知道文化始终受到威胁，戏剧方面尤其如此，受金钱、懦弱、仇恨、政治的威胁，受金融利益或意识形态利益的威胁，因此在这一点上不能妥协。他就没有妥协退让，因而他既令人赞佩，又遭人憎恶，但这只是关系到他个人。同我们相关的，就是他以毫不妥协的精神所做到的事情，这也可以简单概括。在法国戏剧史上，有两个阶段： 科波前与科波后。我们应当记住，并且在思想上始终遵从这惟一之师的严厉判断；只有他才能同时被作者、演员和执导所承认。

阿尔贝·加缪

雅典讲座： 关于悲剧的未来

一位东方智者在祈祷中总要问，神明能否让他避免生活在令人关注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就特别令人关注，也就是说一个悲惨的时代。我们要净化这种种不幸，至少还有我们时代的戏剧吧，或者还能期望会有吧？换言之，现代悲剧可能吗？今天，我正是要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提得合乎情理吗？是不是像这类问题：“我们会有一届好政府吗？”或者：“我们的作家能变得谦虚吗？”再如：“富人能很快同穷人分享他们的财富吗？”这些问题当然很有趣，但主要能引人幻想，而不是引人思考。

我认为这不一样。我认为恰恰相反，探讨现代悲剧在情理之中，理由有二。第一个理由： 悲剧艺术的伟大时期，在历史中处于相交的世纪，处于人民的生活同时承受光荣和危险的重负，现时悲惨而前途未卜的时刻。归根结底，埃斯库罗斯[3]是两次战争的战士，而莎士比亚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此外，他们二人也正赶上文明史中的危险转折期。

我们的确可以注意到，从多利安人[4]时代一直到原子弹的出现，西方历史这三千年中，只有两个悲剧艺术的时期，而两个时期也都紧紧限定在时空里。第一个是希腊时期，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5]，延续了一个世纪，体现出一种非凡的统一性。第二个时期略微长些，在西欧尖角的几个毗邻国家兴盛起来。其实，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伊丽莎白时期[6]戏剧的勃发，黄金世纪的西班牙戏剧，以及17世纪的法国戏剧，差不多是同时代的。莎士比亚去世的时候，洛贝·德·维加为五十四岁，已经将他的大部分剧作搬上了舞台，卡尔德隆和高乃依也都在世。总之，莎士比亚和拉辛相差的年代，并不大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的时间距离。至少，从历史上，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审美观各自不同，这些还是一体的，是一次繁荣昌盛，文艺复兴的繁荣昌盛，始于伊丽莎白时期戏剧所引发的混乱，终于法国悲剧的完美形式。

这两个悲剧时期之间，流逝了将近二十个世纪。在这二十个世纪的过程中，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有可以称为戏剧、但不是悲剧的基督教神秘剧，过一会儿我再讲为什么。可以说这两个时期极其特殊，也正是以其特殊才能告诉我们，悲剧表现形式的条件。依我看，这项研究极为有趣，也应当由真正的历史学家严谨而耐心地继续下去。不过，这种研究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仅仅想就此陈述一个戏剧人的思考。既从这两个时期，又从当时的悲剧作品来研究这种思想运动，就立刻面对一个恒量。这两个时期的确标明一种过渡，从充满神圣和圣洁概念的宇宙思想形式，过渡到别种形式，即相反由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推动的形式。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的运动，大体来说，就是从苏格拉底前的伟大思想家，到苏格拉底本人的运动（苏格拉底鄙视悲剧，对欧里庇得斯来说倒是个例外）。同样，从莎士比亚到高乃依，我们是从中世纪的黑暗而有神秘力量的世界，走向由人的意志和理性（拉辛剧中的所有牺牲，几乎都是基于理性的牺牲）肯定并维持的个人价值观世界。总之，这是同一运动，从中世纪狂热的神学到笛卡儿。这种进化，在两种情况中是同一的，尽管在希腊，因其局限在一个地方，就显得更加简单而明了。在思想史中，每一次，个人都是逐渐摆脱一个神圣体，挺立起来，直面恐怖而虔信的旧世界。在作品中，每一次，我们都是从传统悲剧和近乎宗教的仪式，转向心理分析的悲剧。而且每一次，4世纪在希腊，18世纪在欧洲，人的理性的彻底胜利，都要使悲剧创作枯竭长达几个世纪。

至于我们，能从这种观察中得出什么呢？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 悲剧时代，每一次似乎都巧遇人的一个进化阶段；人在这种进化中，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总在摆脱文明的一种旧形式，处于要同旧形式决裂的状态，但是又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新形式。到1955年，我就觉得我们处于这种状态。于是，问题就可以提出来了，要弄清楚内心的惨痛，能否在我们当中找到一种悲剧的表达方式。不过，从欧里庇得斯到莎士比亚，相距两千多年，这么久的沉寂也该提醒我们慎重。悲剧，毕竟是一种珍奇的鲜花，能在我们时代看到它盛开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第二个理由倒还鼓励人考察这种机会。这次我们能够看到，三十年来，确切地说，自从雅克·科波的改革以来，在法国出现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就是作家又回到一直受制造商和交易商控制的戏剧。作家的介入导致悲剧形式的复活，而悲剧形式的趋向，就是恢复戏剧艺术的真正位置文学艺术的顶峰。在科波之前（克洛岱尔[7]除外，但是没人演他的剧），最受青睐的戏剧供品，在我们那儿就是双人床。剧本演出一旦特别成功，这类供品就成倍增长，床铺也如此。总之，这是一种生意，同许多别的生意一样，冒昧地说，一切都按牲口的重量付钱。且看科波就是这样讲的：

如果要我们起个名称，给激发我们的情感，给推动、压抑和逼迫我们，令我们最终不得不退让的强烈情感，那就叫愤慨吧。

毫无节制的工业化，日甚一日，越发无耻地毁损我们的法国舞台，使戏剧丧失有文化的观众；大部分剧院，操纵在由商人豢养的一小撮哗众取宠的人手中；媚俗和投机的精神、卑鄙下流，到处都一样，甚至还渗入伟大传统应当拯救几分廉耻的领域；虚张声势，到处也一样，各种各样大言不惭的许诺、各种类型的暴露癖，寄生在这正在死去、甚至名存实亡的艺术上；到处是懦弱、混乱、百无禁忌、无知和愚蠢、对创作者的鄙夷、对美的仇视；创作越来越荒唐和空洞无物，批评越来越不痛不痒，观众的审美观也越来越误入歧途： 正是这些令我们愤慨，令我们拍案而起。自从这一声呐喊，并随之创建了老鸽棚剧院之后，我们那里的戏剧，又逐渐找回它崇高的秘诀，也就是风格，可见我们欠科波的恩情是还不完的。纪德[8]、马尔丹·杜·伽尔[9]、季罗杜[10]、蒙泰朗[11]、克洛岱尔，还有许多作家，都给予戏剧盛大的排场和勃勃雄心，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一百年了。与此同时，在戏剧方面出现一股探讨的思潮，其中最有意义的产物，就是安托南·阿尔托[12]的出色的书《戏剧及其复制品》，而外国理论家，如戈尔顿·克雷格[13]和阿皮亚[14]的影响所及，都将悲剧放到我们关注的中心。

将所有这些观察到的情况放到一起来看，我就可以清楚地界定我要在诸位面前陈述的问题了。我们的时代恰逢文明的一场悲剧，而今天也像从前一样，这场悲剧可能推动悲剧的表现形式。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许多作家都同时动起来，力求将时代的悲剧赋予我们的时代。这种梦想顺乎情理吗？这场事业可能成功吗？需要什么条件呢？依我看，对于当做第二生命热爱戏剧的所有的人来说，这就是个现实问题。当然，今天还没有任何人能给予这样断然的回答：“条件有利，悲剧水到渠成。”因此，我也仅限于提出几点看法，谈一谈西方文化人的这种巨大希望。

首先，什么是悲剧？悲剧的定义，文学史家以及作家本身，都十分关切，尽管哪一种提法都没有达到共识。我们不打算解决多少有才智的人面对而犹豫的一个问题，至少可以进行比较，譬如看一看悲剧同正剧或者情节剧，到底有什么差异。我认为差异如下： 在悲剧中，相互对立的力量，都同样合情合理；反之，在情节剧和正剧中，只有一种力量是合法的。换言之，悲剧模棱两可，正剧简单化。在前者中，每种力量都既善又恶，在后者中，一种力量代表善，另一种代表恶（因此，如今的宣传剧，也无非是情节剧死灰复燃）。安提戈涅有道理，但克瑞翁也不错。[15]同样，普罗米修斯既有理又没理，无情压迫他的宙斯也行之有据。情节剧的套路可以概括为：“只有一个是合理的，并且情有可原”；而悲剧的格式尤其是：“人人都情有可原，谁也不正确。”因此，古代悲剧的合唱队，主要劝人谨慎。只因他们知道，在一定限度上，所有的人都是对的，一个人因盲目或者激情，无视这种限度，自投灾难，才使他以为独自拥有的一种权利获胜。古代悲剧的永恒题材，就是这种不能逾越的界限。同样正当的力量，从这条界限的两侧相遭遇，发生持续不断的惊心动魄的冲突。看错这条界限，想要打破这种平衡，就意味着自掘坟墓。同样，在《麦克白》[16]和《费德尔》[17]（尽管不如古希腊悲剧那么纯）中，也还会发现这种不能逾越界限的思想，一旦超越，不是丧命就是大难临头。最后还要解释，理想的正剧，如浪漫派戏剧，为什么首先是情节发展，只因正剧表现善同恶的斗争，表现这种斗争的曲折；而理想的悲剧，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是紧张气氛，只因两种强大的力量势均力敌，每种力量都有善与恶两副面具。自不待言，在正剧和悲剧的这两种极端典型之间，戏剧文学还提供各种各样的作品。

不过，单从纯粹的形式来讲，例如在古代悲剧中，两种冲突的力量是什么呢？如果举《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8]作为这种悲剧的典型，那么就可以说，一方面是人及其强大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反映在世间的神的原则。人出于自尊（甚或像埃阿斯[19]那样因为愚蠢），开始不满体现在一尊神上或社会中的一种神圣秩序，那么就有悲剧。这种反抗越是合理，而这种秩序越是必不可少，悲剧的规模也就越大。

因此，悲剧内在的一切，都趋向于打破这种平衡，从而毁掉悲剧本身。如果神圣的秩序根本不容任何异议，只允许过错和悔悟，那也没有悲剧，只能有神秘剧或寓言剧，或如西班牙人所说的，信德或圣事的行为，即在演出中，庄严地宣告惟一的真理。这样，倒可能产生宗教正剧，但不会有宗教悲剧。这就不难理解，悲剧为什么一直沉默到文艺复兴。基督教将整个宇宙、人和世界都纳入神的秩序。这样，在人和神的原则之间，也就不存在紧张的关系了，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有无知以及困难： 难将人同肉体剥离，难于放弃情欲而独奉宗教的真理。在历史上，也许只存在惟一的一出基督教悲剧。这出悲剧在骷髅地演出，只持续不易觉察的一瞬间，在发出“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的时刻。这瞬间的怀疑，仅此怀疑，就使一种悲剧环境的暧昧永存了。继而，基督的神性就不容置疑了。每天为这种神性所做的弥撒，是西方宗教戏剧的真正形式。它只有重复，没有创造。

反之，一切解放个人，将世界置于纯粹人的法律之下的东西，尤其是否定生存的神秘论，这一切重又摧毁了悲剧。无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悲剧，也同样不可能。如果一切皆神秘，便没有悲剧；如果一切皆理性，同样没有悲剧。悲剧诞生于黑暗和光明之间，是两者相对立的产物，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在宗教的或不信神的戏剧中，这问题事先就解决了。在理想悲剧中则相反，问题并没有解决。主人公奋起反抗，否定压迫他的秩序，而神权通过压迫，越遭否定越要自我表现。换言之，仅有反抗，不足以成悲剧；同样，仅表现神的秩序，也不足以成悲剧。反抗和秩序，两者必须并存，彼此支撑，相互借力。没有神谕的命运，也就没有俄狄甫斯。然而，如果俄狄甫斯不反抗，听天由命，那么命运也不会必然造成全部恶果。

如果悲剧结束时，人物死去或者受到惩罚，那就有必要指出，受到惩罚的不是罪恶本身，而是人物否认平衡和紧张的那种盲目性。当然，这里是指理想悲剧的氛围。拿埃斯库罗斯来讲，他始终靠近悲剧的宗教和神的发端，在他三部曲的终篇，还是宽恕了普罗米修斯[20]；欧墨尼得斯替代了厄里倪厄斯[21]。但是，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大部分时间平衡是绝对的，正是在这方面，他是历代的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则相反，他将压偏悲剧的天平，偏向个人和心理分析一边。他从而宣告了个人主义的戏剧，即悲剧的衰落。同样，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还扎根于一种天大的神秘中： 狂热的个人的行为，遇到了无形的抵制；高乃依则不然，他让个人伦理占上风，并以其完美宣告一种体裁的结束。

因此，有人这样写道： 悲剧在极端虚无主义和无限的希望之间摇摆。依我看，这话再准确不过了。主人公否认打击他的秩序，而神的秩序因被否认就越要打击。两者就在存在遭到质疑的当儿，彼此都表明自己的存在。合唱队从中得到教训，即有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也许是令人痛苦的，但是不承认它的存在，情况还要糟糕。惟一的净化，就是什么也不否认，什么也不排斥，接受生存的神秘性、人的局限性，总之，接受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这种秩序。“一切都好。”俄狄甫斯抠瞎了双眼，当时就这样说。他知道此后再也看不见了；他的黑夜就是一种光明，在眼睛死去的这张面孔上，闪耀着悲剧世界的最大忠告。

从这些观察中，能得出什么来呢？一个建议和工作的一种假设，仅此而已。看来悲剧每次在西方诞生，文明的时针的确总指向神性社会和人性社会之间的等距离点。两度出现这种情况，间隔两千年，现在我们又碰到这种冲突，一个还按照神的意义解释的世界，同已经具有自己特点的人，即有能力提出异议的人发生的冲突。在前两次情况中，人表现得越来越突出，逐渐打破了平衡，结果悲剧精神就沉默了。尼采指责苏格拉底充当了古代悲剧的掘墓人，这样讲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准确说来，笛卡儿标志着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运动的终结。在文艺复兴时期，改革、发现新大陆的事件，以及科学精神的兴旺，实际上是把传统的基督教世界推上被告席。人渐渐挺立起来，反对圣物和命运。莎士比亚就抛出他那些满怀激情的人物，去冲击世间既糟糕又正当的秩序。死亡和怜悯侵入舞台，悲剧的具有决定性的话语重又响起来：“我的绝望生育一种更高的生活。”继而，天平重又倾向另一边，拉辛和法兰西悲剧，在一种室内乐的完善中，渐趋完结了悲剧运动。由笛卡儿和科学精神武装起来的理性取得了胜利，接着就高呼人权，将舞台扫荡一空： 悲剧跑到大街上，上了革命的血腥的舞台。浪漫主义不会写出任何悲剧，只创作正剧，其中惟有克莱斯特[22]和席勒[23]的剧作，接近真正的伟大。人惟我独尊，除了面对自身，再也没有任何抗拒的力量了。人不再是悲剧人物，而成为冒险家；正剧和小说描绘人，将胜过任何别种艺术，悲剧精神就这样消失。直至今日，就连惨绝人寰的战争，也没有唤起任何悲剧诗人。

究竟什么还能在我们中间激发悲剧复兴的希望呢？如果我们的假设还成立的话，我们这种希望的惟一理由，就是个人主义今天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历史的压力下，人逐渐承认了自己的局限。18世纪的人以为，能运用理性和科学控制并改造世界，而这世界也的确成形，但是成为可怖的形态。这是历史的世界，既合理又无限度，而且无度到如此地步，历史便戴上命运的面具。人怀疑能否控制历史，也只能进行斗争，真是有趣的反常现象。人类从前拿起武器，摈弃了天命；又以同样的武器，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敌对的命运。人造出了一尊神： 人的统治，然后又转而反对这尊神了。人处于不满的状态，既是斗士，又不知所措；既怀着绝对的希望，又持彻底怀疑的态度，因而生活在悲剧的氛围中。这也许表明悲剧要重新诞生了。今天的人，高呼反抗，却知道这种反抗具有局限性；要求自由，也肯接受不可避免的后果，而这种矛盾的、被撕裂的人，从此意识到人及其历史的含混性，这样的人便是出色的悲剧人物。这样的人也许是向自身悲剧的公式： 这悲剧的公式，将在“一切都好”的那天得出来。

以法国为例，我们在戏剧复兴中所能观察到的，恰恰是朝这个方向的一些探索。我们的剧作家在寻找一种悲剧的语言，因为没有语言便不成悲剧，而这种语言难就难在，它必须反映悲剧环境的矛盾，它既是圣事的，又是世俗的，既野蛮又深奥，既神秘又明了，既高傲又可怜。我们的作者在寻找这种语言时，就本能地转向根源，即我所讲的悲剧时代。我们看到，希腊悲剧就这样在我们那里再生了，但只限于极具个性的头脑可能想出的形式。这些形式是矫揉造作的文学嘲弄或移位，惟独滑稽占人的主导地位。纪德的《俄狄甫斯》和季罗杜的《特洛伊战争》[24]，是这种态度向我们提供的两个好事例。

（朗诵剧本段落）

有人也可能注意到，在法国，有人力图将圣物重新搬上舞台，这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为此必须召唤圣事的古老形象，而现代悲剧的问题在于再创造一个新的圣事。我们所看到的，或者像此时在巴黎演得很火的蒙泰朗的《王港修女院》，是在风格与情感上的一种模仿：

（朗诵剧本段落）

或者像出色的《正午的分界》[25]那样，是一种真正的基督教情感的再现：

（朗诵剧本段落）

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宗教剧为何不是悲剧： 它不是人和世界的冲突剧，而是放弃做人的戏剧。在一定意义上，克洛岱尔皈依前的作品，如《金头》或《城市》，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更有意义。但是，不管怎样，宗教剧始终是先悲剧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宣告悲剧。说来并不奇怪，不讲悲剧情境，风格已具明显特点的剧作，要算亨利·德·蒙泰朗的《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我想给大家念主要的两场戏。

（朗诵剧本段落）

依我看，从这样一部作品中，我们能感到一种真正的紧张气氛，尽管有点空泛，尤其个性很强。但是我觉得，悲剧语言在剧中形成了，比剧本本身向我们表述的东西还要多。不管怎样，我举几个突出的例子，试图向诸位介绍的论著和研究，如果还不能让我们确认悲剧的复兴是可能的，至少也给我们留下这种希望。余下来要走的路，首先要由我们的协会亲自穿越，以寻求自由和必然的一种综合，其次要由我们每人走一趟，以便在我们身上保存反抗的力量，又不放任我们的否定能力。以此为代价，在我们时代逐渐成形的悲剧敏感性，就将发展起来，找到它的表达方式。这样讲就足够了： 真正的现代悲剧，是我不会在这里给你们念的悲剧，因为它还不存在。它需要我们的耐心和一位天才，才能够诞生。

刚才我只不过让大家感到，今天在法国戏剧艺术中，存在一片悲剧星云，而在这星云里，正在凝结成一些内核。一阵宇宙的风暴，自然也能扫荡这片星云，连同未来的星球扫荡一空。但是，如果这场运动能顶住时间的暴风雨，持续下去，那么这些希望就将开花结果，西方也许能经历一场悲剧的复兴。毫无疑问，这场复兴正在所有国家酝酿。然而我要说，应当在法国才能看到这种复兴的先兆，我这样讲并不带民族主义的情绪（我十分热爱自己的家园，不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者）。在法国，不错，可我也讲得相当明白，想必诸位与我同样确信，典范以及永不枯竭的源泉，对我们来说依然是希腊的艺术之神。为了同时向你们表达这种希望和双重的谢意： 首先是法国作家感谢共同的祖国希腊，其次是我本人感谢这种接待，我想别无更好的办法，只能在结束最后这场讲座时，向你们念一段保尔·克洛岱尔的移植之作[26]；他对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的移植，既不规范，又绝妙而高超，我们两种语言在新作中相互转化，融为一种奇特而富有魅力的话语。

（朗诵剧本）

阿尔贝·加缪

1955年

答记者问

一

阿尔贝·加缪： 一位作者，假如不在舞台上同演员一起排练，他就不大可能找到这种“演出”脚本；这种脚本直接表明人物，同时也带动演员。

问： 然而，您并没有剧院……

答： 我想找一个，不过怕是很难。我的剧团倒是组建了，我称它为我的“活动小剧场”。是由我喜爱的演员组成的，因为他们没有受电影的恶劣影响，被做作的自然给毁了。这些朋友不满足于扮演一个角色，而要在谈话和研究过程中，和我们一起塑造人物。一个默契的协约将我们捆在一起，但仅仅约束我一个人，他们都是自由的，可以到别处继续演艺活动，只不过尽量优先响应我的召唤而已。等到一切就绪（一出戏，我通常打出一两年的工作时间），问题就剩下找到剧院了……

我无论对内室还是广告牌，都不感兴趣。必须结束只能作为一个阶段的小玩意儿。我们时代的戏剧是一种冲突戏，具有世界的规模，在戏中生活要挣扎，要为更大的自由而斗争，反对最残酷的命运和人本身。

问：那么莎士比亚呢？

答： 提得正好。我主张悲剧，而不主张情节剧，主张全部投入，而不主张批评态度。认同莎士比亚和西班牙戏剧，不认同布莱希特。

问： 然而，您从未将莎士比亚的剧作搬上舞台吧？

答： 我翻译了《奥赛罗》，但是，我始终未敢将它搬上舞台。在戏剧方面，我还刚刚要拿中学文凭……而莎士比亚，已经通过了教师资格的考试[27]！

问： 最后一个问题： 您的戏剧活动，不是要影响您的文学创作吗？

答： 我担心了一阵，但是现在不再担心了……喏，有些事情我是很怀念的，例如在抵抗运动中，或《战斗报》社里存在的那种同志关系。那一切已很遥远！不过，我在剧团中又找到我所需要的这种友谊以及这种集体冒险，这些还是避免独来独往的最有益的一种方式。

《答〈法兰西晚报〉记者问》

（1958年）

二

问： 您在戏剧上，第一次激动的事儿是什么？是一场演出、一次广播，还是念剧本？

答： 想不起来了。肯定不是演出： 阿尔及尔那时没有剧院；也不是广播： 我没有电台。然而，老鸽棚剧院的故事、科波写的文章，引起我的兴趣，继而又激发我投身戏剧的强烈渴望。就在科波的影响下，我在阿尔及尔创建了“队友”剧团，依靠剧团本身的人力物力，重演了他的一部分剧目。我一直这样想，我们还欠科波一笔债： 法国戏剧改革，而这笔债是还不完的。

问： 让您动心，决定投身戏剧的，是这同一件事，还是另外一件事？

答： 促使我创建这个剧团的，正是考虑到阿尔及尔是一片戏剧的撒哈拉沙漠。既然看不到我喜爱的戏剧，我就干脆决定演戏。就这样，我排演了马尔罗[28]的《轻蔑的时代》，本·琼森[29]的《沉默的女人》，高尔基的《底层》，普希金的《唐·璜》，费尔南多·德·哈拉斯[30]的《则肋司定会修女》，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纪德的《浪子归来》[3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翻译了《奥赛罗》（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还一直认为，莎士比亚的译者在翻译时，从不考虑演员、朗诵和演出）。我们正排练时，战争就爆发了。这是另一出喜剧。“队友”剧团解散。但是，由此却产生了选择戏剧事业的志向。我们两位优秀的巴黎演员，若望·内格罗尼和保罗·舍瓦利埃，就是在“队友”剧团开始他们的生涯的。

问： 你们是怎么做起来的？事情是怎么开展起来的？

答： 友谊。一些大学生、一些工人、一些运动伙伴。第一笔经费是阿尔及尔文化馆提供的，当时我负责文化馆工作。接着便是一般演出。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干，从改编剧本，一直到制作服装和布景。三个月忙碌，两个月排练，只为演两场，真叫人难以置信！

问： 您演了哪些剧、哪些角色？哪些您格外喜欢？为什么？

答： 扮演过《吝啬鬼》中的瓦赖尔、《沉默的女人》中的德莱普里、《底层》中的偷儿、《则肋司定会修女》中的卡利斯特、《浪子归来》中的浪子，等等，还有伊万·卡拉马佐夫。战争爆发时，我正排练伊阿古[32]。我最喜爱的角色是伊万·卡拉马佐夫。也许我演得不好，但我似乎完全理解了。演出时，我是直接表达的。而且，这也是我的行当。有机会，我也喜欢扮演阿尔赛斯特[33]。哈！我还演过强盗呢。对，这一切也是一种行当。我“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是《修女安魂曲》中的州长，还是为了救场。

问： 是什么促使您为戏剧写作的？您特别愿意作为剧作家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吗？

答： 我为戏剧写作，是因为我演出，还要执导。后来，我明白了正由于困难重重，戏剧才堪称各文体的上乘。我并不想表达什么，只是创造角色，创造激情，创造悲剧。接下来，我着重思考了现代悲剧问题。《误会》、《戒严》、《正义者》，全是尝试之作，每次走不同的道路，取不同的风格，以便靠近这种现代悲剧。

问： 您怎么想到改编《轻蔑的时代》呢？当时您想做什么？您以为做到了什么？

答： 坦率地讲，我首先要搞行动剧，照搬的形式。后来明白，这条路不对。总之，我的起点，正是今天有人让我们终止之处。不过，《轻蔑的时代》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再说，我喜爱这本书……

问： 有一天您说过“戏剧会成为我的修道院”这种想法，您能否发挥一下，谈一谈戏剧在您的思想，在您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吗？

答： 戏剧工作将您从世上劫走。一种专一的激情将您同一切隔绝，这就是我所说的修道院。除了文学，这种激情处于我生活的中心。现在，我就更加明确了。

问： a） 您在阿尔及尔执导了哪些剧？

b） 在法国昂热市演出的《信奉十字架》，是您执导的第一出剧吗？

答： a）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b） 《信奉十字架》在昂热是由在病榻上的埃朗和我导演的。《闹鬼》就完全是我负责的了。不过应当说，我总是积极参与我自己剧本的导演事务。此外，我导演了十二部剧作。

问： 《信奉十字架》和《闹鬼》之后，为什么沉默一段时间，您是等待《修女安魂曲》，才又回到戏剧上来的吗？

答：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担心排戏要妨碍我写作。现在不担心了。

问： 您怎么想到改编《修女安魂曲》呢？

答： 有人向我推荐，我接受了。

问： 是谁为昂热戏剧节，选择《奥尔梅多骑士》这个剧目的呢？

答： 昂热戏剧节的节目单，是我选定的。我喜爱《奥尔梅多骑士》，而且，我也很想介绍西班牙的伟大戏剧，法国不大了解，因为翻译得少，或者译得很糟。至于我个人的作用，我改编《修女安魂曲》的时候，就决定了完全由我来执导。只要有人建议，我还会做下去。然而，我还是希望有自己的一种戏剧。戏剧是什么样子，演员应该怎么做，我都有想法，非常明确。我希望让我的构想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问： 您今天如何看待《卡利古拉》？您导演时改动了吗？在您看来它变了吗？

答： 在《卡利古拉》中，有些东西我喜欢，另一些我不喜欢。我改动也是让它适于在昂热的演出，但是照一贯的做法，要符合我所拥有的舞台和演员。

问： 在您的戏剧中，您把《正义者》放在什么位置？同样，《戒严》放在什么位置？您会同意这些剧重新搬上舞台吗？您还会进行修改吗？

答： 我倒是希望再把《正义者》搬上舞台，今天它更具有现实性。我也希望看到《戒严》在露天演出。《正义者》我什么也不会改动，除了每个新的演出周期所改动的。《戒严》有好几处倒可以改一改。

问： 您作为剧作家，现在手头正在写剧本吗？

答： 眼下，我的兴趣放在一部改编剧上，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

问： 哪些作者的作品，您希望搬上舞台？

答： 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西班牙大戏剧作家、莫里哀和高乃依，拉辛晚一点儿，现代作者，每次只要有可能。

问： 哪些演员和布景设计者，您愿意用呢？

答： 同我一起干过的人，还有其他我希望能同我一道工作的人。

问： 您能不能指出，在您的戏剧生涯中，有哪些连接点？

答： 战争和战后一段时间，有那么几年，我从事新闻工作，与戏剧这一行脱离了。不过，我又回来了，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即使在那段时间，我也在考虑戏剧问题。

问： 在这个领域，在您看来，您的成功之法、不利方面是什么？

答： 我认为，我善于向演员解释我对他们的期待，因为我知道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尤其神态和动作问题，也就是我说的入戏。再者，我能根据演出修改脚本，也能根据脚本进行排练。总之，身兼作者、演员和导演，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的真正的不利方面，就是对一些演员，我太容易气馁。我也没有很好研究过材料、事物等方面的问题。

问： 您最大的满足感，是从哪儿得到的？

答： 从演员身上，从主演身上，主演是一场戏的原则和灵魂。看到一名演员进入角色，同角色融为一体，听他讲话的声音，和我们在看脚本时的孤寂中听到的声音相同，这是在这一行里所能碰到的最大快事。我已经多次得到这种快乐。对于给我这种快乐的男女演员，我始终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

问： 在排戏中，您喜欢在什么样的气氛里工作？

答： 友谊以及完全忠实于排演的剧。排演一场戏，就是数人结婚，一起生活数月，然后才能离婚。然而在此期间，不能有通奸的行为。

问： 敏感、本能和智力，在戏剧中哪一点占主导地位？

答： 三者并立，哪一个也不应该起主导作用。一段伟事，由一些个体讲述，这就是戏剧。而这要求所有的能力参与并集中，达到极度的紧张。

问： 您有什么计划？怎么还迟迟不讲出来？

答： 拥有一家舞台方便的剧院。在这剧院演出的当今戏剧，既不是内室剧，也不是广告剧。这剧院也同样不是个受人庇护的舞台，不是作为说教或宣传政治的舞台。它不是仇恨的学派，而是聚会的场所。但是我们要做到，将伟大的事件搬上舞台，让所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让豪迈同绝望搏斗，像任何真正的悲剧那样，让那些同样有理又同样不幸的力量相冲突，总之，让怀着希望而又痛苦的这颗真正时代的心，在我们的舞台上跳动。

然而，这就意味着一种演员的风格，即摆脱由电影发端、服从集体（也就是一种学派和一个剧团）演艺的那种虚假的自然，还意味着有一些作家，有一种精心研究的舞台艺术，有一个能够张开臂膀、施展才华、显示身体及其美感的舞台，能够找回那种“合比例的过度”，而这种特点在我看来，正是戏剧姿态和激情的真貌。如果能找到一家剧院，我相信至少要尽力把这条路的周围清扫干净。

《答〈巴黎戏剧报〉记者问》

（1958年）

我为什么搞戏剧[34]？

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搞戏剧？是啊，我也常想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我想出的惟一答案，在你们听来可能平常得令人失望： 只因为舞台是一个令我感到幸福的场所。不过要注意，这种考虑也不见得那么平常。在今天，乐事是一种独特的活动，证据就是人们行乐总要躲躲藏藏，偷着去看一种粉色芭蕾，说出来不好意思。在这方面，大家都达成共识！我有时读到一些严厉的文章，指出一些活动家放弃一切公共活动，逃往或者躲进私生活中。这种逃避的看法，带有几分鄙视，不是吗？鄙视，还有愚蠢，两者形影不离。其实，据我所知，情况正相反，更多的人逃进公共生活中，以便躲避私生活。强人往往是幸福的失败者： 这表明他们缺乏温情。我谈到哪里了？对，幸福。是啊，如今追求幸福，就跟追求公共权利的罪恶一样： 永远不要承认。不要天真地这样讲“我幸福”，而不想其害处。您马上就会看到，周围的人纷纷扬起嘴角谴责您：“哼！您幸福，我的小伙子！跟我说说，您怎么对待克什米尔那些孤儿，怎么对待新赫布里底[35]的那些麻风病人呢？他们可不是像您说的那么幸福。”哦，对，怎么对待麻风病人？拿我们的朋友尤奈斯库[36]的话说，怎么摆脱掉呢？于是，我们很快就满脸乌云了。然而，我还是认为，人必须强壮和幸福，才能更好地帮助遭遇不幸的人。自己生活艰难，让生活担子压垮，就不可能帮助任何人。

反之，能主宰自己，主宰自己生活的人，才能真正慷慨仗义，有效地给予。对了，我认识一个男人，他不爱妻子，为此痛苦不堪。有一天他决定，将一生献给他妻子，总之作为补偿，决定为她献身。嘿！可怜的女人，直到那时，她的生活本来还可以忍受，可是从那天起，生活反而变成名副其实的地狱。大家明白，她丈夫那种献身有目共睹，那种忠诚也惹人议论。如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越不爱人类，却越要为人类献身了。这些眉头不展的情人，总之结婚是求最坏的结果，从来不求最好的前景。讲了这一点大家就不会奇怪，世人总是阴沉着面孔，难得表露出幸福的神情，唉！尤其身为作者。可是，我个人就尽量不受这种影响，对幸福和幸福的人，保持尊敬的态度，而且不管怎样，从卫生健康考虑，我也力求尽可能待在我感到幸福的一个地方，即我所指的戏剧。这种幸福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幸福，持续了二十多年了，况且，即便我愿意，我认为自己也离不开了。在1936年，我组建一个不幸者的剧团，在阿尔及尔的一个大众舞厅演戏，剧目从马尔罗、埃斯库罗斯，一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二十三年后，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改编成剧本，搬上安托万剧院的舞台，这种忠诚实在罕见，或者说中毒时间居然这么久，连我本人也感到诧异，不禁叩问自己，这种固执的品德或者恶习，究竟基于什么原因？我想出了两类： 一类与我的天性相关，另一类与戏剧的性质相关。

我的头一个理由，我承认极不堂皇，就是通过戏剧，我要逃避在作家生涯中令我厌烦的东西。首先逃避我要称之为的无聊的壅塞。假如您叫菲尔南代尔、布里吉特、巴尔多、阿里·汗，或者重要性差点儿，叫保尔·瓦莱里[37]。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名字要登在报刊上。您的大名一旦出现在报刊上，壅塞就开始了。邮件蜂拥而至，邀请函雪片似的飞来，必须答复： 您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拒绝浪费自己的时间。人的一半精力，就是这样用来说不，只是方式各有不同。这不蠢吗？当然蠢了。然而，我们的虚荣心，也正是这样受到虚荣的惩罚。反之，我却注意到，人人都尊重戏剧工作，尽管戏剧也是一种虚浮的行业，我也注意到只要一宣布正在排练，别人都知趣地避开，您周围很快就变成一片荒漠。人若是机灵一些，就像我的做法那样，排练一整天，还占用夜晚一部分时间，坦率地讲，简直就是天堂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戏剧就是我的修道院。世间的喧嚣躁动，到它的围墙脚下便止息了，而在这神圣的场所里，一群勤奋的修士摆脱了这个世纪，集中考虑一个问题，转向一个目的，在两个月期间，准备一场弥撒，等到哪天晚上，就首次举行仪式。

好吧，谈谈这些修士吧，我是指搞戏剧的人。这个词儿令您吃惊吗？一种专业化的或者专业新闻刊物，我也说不清了，也许会帮助您想像出，戏剧人好比一群畜生，睡得晚而离婚早！说起来，我肯定要让您失望，其实戏剧平常得很，比起纺织业、制糖业，或者新闻界，离婚率还要低呢。只不过一出这种事，人们就要大谈特谈。这么说吧，我们的萨拉·贝因哈特[38]的感情，肯定比布萨克先生的感情更令公众关心。总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样，干舞台这行，体力和呼吸器官都要顶得住，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体型非常匀称的强壮的人。干这一行身体特别重要，这倒不是因为要耗在放荡的行为上，至少也不比别的行业更放荡，而是因为演员必须保持健壮，也就是说必须爱惜身体。总之，他们生活检点是行业需要，这也许是生活保持检点的惟一方法。不过，我离题了。我的意思是，生活不管检点不检点，比起我那些知识分子的弟兄来，我更喜欢剧团这帮人。这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知识分子难得有可爱的，他们之间也不能互敬互爱。而且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必须求得别人原谅。我不时就产生这种感觉，自己又违反了圈子里的一条规则。自不待言，这就夺走了我的本性，而丧失本性，我自己也烦恼。反之，在舞台上，我就很自然，也就是说，我不用考虑自然还是不自然，只在一个共同的行动中，我与合作者同忧同喜。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友情，这是我生活的一种最大的乐趣，我在离开我们合伙办的报纸的时期丧失了，一回到舞台就又重新找到了。您瞧，一位作家独自工作，在孤寂中接受别人的品评，尤其要在孤寂中自我评价。这不好，也不正常。如果他是体质正常的人，那么总有一定的时候，他需要人的面孔，需要一个集体的温暖。也正是基于这种缘故，作家才承担了大部分义务： 婚姻、学院、政治。其实，这些办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刚一丧失孤寂的状态就开始遗憾了，总想舒服的生活和伟大的追求兼得，要进入学士院，同时又依然我行我素。而那些投身政治的人，只希望别人代替他们行动和杀人，自己则保留说这根本不好的权利。请相信我，今天的艺术家生涯，并不是一份闲差使。

不管怎样，对我而言，戏剧向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共同体，提供了任何人和任何思想都需要的物质奴役和限制。在孤寂中，艺术家统治，但是统治虚无。在舞台上，他不能统治，他想要做的事情取决于别人。导演需要演员，演员也需要导演。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旦被人怀着适当的谦虚和愉快的心情承认了，就能奠定同心同德的基础，组成一个天天讲友情的团体。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捆在一起，但是谁也没有失去，或者基本上没有失去自由，难道这不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好模式吗？

唔！还要统一一下认识！演员作为人，也同任何人一样令人失望，导演也不例外，尤其是因为，人们有时不由自主地非常喜爱他们。然而，失望如果真有的话，那也往往发生在工作结束之后，每人回到孤独的自然状态的时候。在这行里，逻辑性并不很强，因此，人们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失败能毁掉剧团，成功也能毁掉剧团。其实不然，毁掉剧团的，是希望结束了，因为在排练中，正是希望使他们抱成一团。须知这个集体靠得这么紧，是由于接近了目的和赌局的结果。一个党派、一场运动、一座教堂，也都是共同体，只是它们所追求的目标，隐没在未来的黑夜中。剧团则相反，工作的结果，不管是苦是甜，总会早早就知道是在哪天晚上收获，而且干一天就靠近一步。共同的冒险，大家都知道的风险，能使一些男女组成一支团队，一致走向惟一的目标，到了久久等待、最终开局的那天晚上，能表现得最优秀，也最卓越。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团体、集体画室，一定体会过排练大型节目的人所感到的这种狂热。但还应该补充一点，建筑物存在于世，而演出却要消失，正因为这成果死期已定，就更受到它的工人的喜爱。至于我，在青年时代，仅仅在运动队里，体会过这种强烈感觉，希望和团结一致伴随漫长时日的训练，一直到比赛输赢的那一天。足球场和舞台始终是我的真正大学，老实说，我的一点点儿精神，就是在那里学到的。

不过，如果停留在个案的考虑上，我应当补充一点，戏剧也帮我逃脱威胁任何作家的那种空洞无物上。我在报社工作时期，喜爱在印刷版台上拼版，胜过撰写人们所称社论的那种说教文。同样，我在戏院里，喜欢让作品扎根于照明灯、门窗布景、幕布和杂物中。不知道是谁说过，要想导演好一场戏，双臂必须掂量过布景有多重。这是艺术的一个大规则，我也喜爱这行业，它迫使我同时重视人物的心理活动、一盏灯或一盆天竺葵的位置、一块布的纹理以及舞台上空悬吊装置的重量和大人。我的朋友马约在绘制《群魔》的布景时，我们就想到了一处： 必须从制作的布景开始，要有分量的一间客厅、家具，总之是真的，然后景深逐渐延向高区，减少实物，是绘出的布景了。就这样，一个房间从真景实物起始，以虚幻截止。难道这不正是艺术的定义吗？不是纯真实，也不是纯想像，而是始于真实的想像。

为什么我肯在戏剧上花时间，而执意谢绝城中的晚宴以及我感到无聊的社交圈子的邀请，我觉得这些个人理由足以说明了。这是作为人的理由，还有作为艺术家的理由，也就是说更加不可思议了。首先我认为舞台是表现真相的场所。不错，一般人说那是幻想的场所。绝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倒不如说，社会是靠幻想生活的，您在舞台上所碰到的蹩脚演员，肯定不如城里那么多。不管怎样，试试看，在我们的客厅里、我们的行政机关，或者干脆在我们的彩排厅里，找一个非职业演员，让他到这舞台上，就在这地方，再将四千瓦的照明灯射到他身上，那就再也做不成戏了。您会看到，在真实之光的照耀下，他以某种方式完全裸露了。对，舞台的灯光是无情的，世间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一到这六十米见方的舞台上，走路或者说话，就必然以自己的方式忏悔，不管怎么装扮，也必然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生活中，我认识很久，又很熟悉的人，只有他们给我面子，肯同我一起排练和扮演另一个世纪、另一类人物，我才能完全确信，真正彻底地了解他们了。有人喜爱窥视心灵的秘密和人掩饰的真相，他们就应该到这里来，他们的难以餍足的好奇心，就有可能填满一部分。对，请相信我，要生活在真实当中，那就演戏吧！

有人时常对我说：“您在生活中，如何调解戏剧和文学呢？”老实说，我从事过许多行业，为生活所迫，或者出于兴趣爱好，应当说，我还是处理好了这些行业与文学的关系，既然我还一直是个作家。我甚至有这种感觉，我一旦同意只当作家，立时就会停止写作了。至于戏剧，关系自动就调解好，因为在我看来，戏剧是文学的最高体裁，至少是最全面的体裁。我认识并喜爱的一位导演，他总是对他的编剧和演员说：“写吧，或者演吧，只为这大厅里的惟一的傻瓜。”他就是不愿意讲：“您本人要扮得又愚蠢又庸俗。”只是说：“对所有的人讲话，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总之，在他眼里没有傻瓜，人人都值得关注。然而，对所有的人讲话并不容易，定位不是过低，就是过高。例如有些作者，愿意针对观众里最蠢的人，结果，请相信我，他们的演出很成功；另一些作者则不然，只肯针对被推定为聪明的观众，结果呢，演出差不多总是失败。前者延续着纯法兰西的戏剧传统，可以称为床铺史诗；而后者则将一些蔬菜，加进哲学的火锅里。反之，一位作者以寻常口吻对所有的人说话，同时保持很高的立意，他一旦成功，就是对艺术的真正传统作出了贡献，在演出大厅里，将所有阶层、不同思想的人，置于同一种激动中，或者同一种笑声里。不过，说话要公道些，惟有大作家才能做到。

有人也许关切地对我说：“您自己能写剧本，为什么还要改编别人的作品呢？”这种关切令我惊讶。当然了，其实，这些剧本，我写出来了，今后还要写，现在我还听任这些剧本向同样的人提供由头，来惋惜我改编的剧本。我只想说，我写剧本时，是作家在工作，要根据一部遵循规模更大的计划的作品。我改编时，是导演在工作，要依照自己对戏剧所持的看法。我的确相信完整的演出，即由同一种思想酝酿、激发和指导的，由同一个人编剧并执导的演出，这就可能达到构成一场戏王牌的语调、风格和节奏的统一。

我有幸既是作家，又是演员或导演，也就能够力图实施这种观念。我来确定文本，翻译的或者改编的，然后在彩排过程中，根据导演的需要，在舞台上进一步修改。总之，我同自己合作，请注意，这就一下子排除了编剧和导演之间经常出现的摩擦。我感到这项工作对我的精力消耗极小，只要有机会，我就可以安心地做下去。我接受排演戏，并不觉得逃避了作家的责任： 一场场演出，就是以压缩的手段愉悦观众。而这些令我激动的、获得巨大成功的剧目，在巴黎舞台上看过，将来还能看到。是的，我排演《群魔》，没有逃避作家职业的感觉。《群魔》这出戏，概括了目前我对戏剧的认识和信念。

这就是在戏剧方面我喜爱什么，做了什么。也许不可能延续很久。这一艰难的行业，如今连它的崇高性都受到威胁。演出的费用不断提高，专业剧团的公务员化，这些逐渐推动私营剧院转向最大限度的商业演出。我还要补充说，他们那方面，太多的管理班子尤以外行著称，根本没有资格掌握一位神秘仙女给他们的许可证。照这样下去，这种崇高的地方，就可能变成一个卑鄙的场所。难道这是停止斗争的一种理由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藻顶下面，幕布后边，始终游荡着一种艺术和娱乐的功德；这种功德不能泯灭，也将阻止这一切丧失。它对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有所期待。我们责无旁贷，不能让它沉睡，要阻止商人和制造商将它逐出它的王国。反过来，它也将使我们挺立，让我们保持实实在在的好心情。接受和给予，这不正是幸福以及我开头就讲的纯洁的生活吗？当然，这正是丰实的、自由的生活，我们人人都需要的生活。好了，我们去忙下一场演出吧。

阿尔贝·加缪

《戏剧集》（美国版）序言[39]

组成这个集子的剧本，写于1938年至1950年。第一部，《卡利古拉》，创作于1938年，是看了苏埃托尼乌斯[40]的《十二恺撒传》之后写的。这部剧是为我在阿尔及尔组建的小剧团写的，意图很简单，就是塑造卡利古拉这个角色。初登台的演员有这种质朴性情。再说，当时我二十五岁，正是除了自己，什么都怀疑的年龄。迫于战乱，我不敢奢望，到了1946年，《卡利古拉》在巴黎埃贝尔托剧院演出。

可见，《卡利古拉》是一部演员和导演的戏。当然了，它也受了我在那个时期忧虑的启发。法国批评界倒是非常欢迎这部剧，经常谈论这部哲理剧，大大令我诧异。情况究竟如何呢？

卡利古拉是个相当和蔼可亲的君主，不料他的妹妹和情人德鲁西娅死了，他就发现这样的世界不能令人满意。从此，他就迷上不可能的事情，染上鄙夷和憎恶的情绪，要杀戮和系统地蹂躏所有价值，以这种方式运用他所发现的自由，最终认识到这种自由并不好。他否认友谊和爱情，否认人的基本关系、善和恶。他抓住周围的人讲的话，迫使他们言行一致；生活的激情将他拖向拒绝和破坏，他就以拒绝的力量和破坏的疯狂，将他周围铲平了。

然而，如果说他的真理就是反抗命运，那么他的谬误在于否定人。要毁掉一切，就不能不毁掉自身。因此，卡利古拉闹得众叛亲离，还忠于自己的逻辑，竭力将别人武装起来反对他，最后杀掉他。《卡利古拉》是一种高级自杀的故事，这是谬误的最富人性的、也最悲惨的故事。卡利古拉忠于自己而不忠于别人，以死来换取一个明白： 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拯救自我，也不可能得到反对所有的人的自由。

可见，这是一出智力的悲剧，从中自然能得出结论，这出戏是智力型的。我个人以为完全了解这部作品的缺点。不过，在这四幕剧中，我怎么也找不出哲理来。或者，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只能停留在主人公这种断言的水平上：“人必有一死，他们并不幸福。”看得出来，这种理念微不足道，我的印象只能同德·拉帕利斯先生和全人类达成共识。不错，我别有雄心大志。追求不可能的事情，对剧作家而言，这个研究课题，和贪婪或通奸具有同样的价值。表现这种追求的疯狂，揭示它的破坏力，突出它的失败，这就是我的写作计划。应当基于这一点来评价这部作品。

还得讲一句。有些人认为我这个剧本很有挑衅性，可是他们却认为，俄狄甫斯杀父娶母是正常的，他们也容忍三人的夫妻关系。不错，这种关系仅仅局限在豪华住宅区。其实，那种一味冲撞而不善于以理服人的艺术，我是不以为然的。万一不幸，我引起物议，那也只能怪我过分喜爱真实。须知一位艺术家，若是摈弃对真实的过分喜好，无异于放弃艺术本身。

《误会》，是1941年写于被占领的法国。当时出于无奈，我生活在法国中央的山区。历史的和地域的这种境况，足以说明我当时忍受的，并且反映在剧中的一种幽居。看这出剧感到窒息，这是事实。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呼吸短促。不管怎样，剧本的情境如此黑暗，我同公众一样感到极不舒服。为了鼓励读者看一看，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1. 要看到剧本的精神不完全是否定的；2. 要把《误会》视为创作现代悲剧的一种尝试。

一个儿子不报名字，要让母亲和妹妹认出来，却由于误会被她们杀害了，这就是本剧的主题。毫无疑问，对人类生活的状况，这是一种悲观的看法。但是，对人来说，这也可能同一种相对乐观主义相一致。归根结底，如果这个儿子说： 是我，我叫什么名字，事情就可能完全不同。这就是说，在一个不公正的、冷漠的世界上，人可以自救，并且救别人，只要拿出最简单的真诚态度，讲出最准确的话。

语言也刺激人，这一点我知道。假如我让剧中人物穿上古希腊人的无袖长衫，也许大家都会鼓掌。让现代人物讲悲剧语言，这恰恰是我的打算。老实说，这是极难的： 必须找出一种语言，让当代人物讲起来既相当自然，又相当奇特，能与悲剧声调相吻合。为了靠近这种理想，我试图疏远人物性格，模糊他们的对话。观众应当同时觉出一种亲近感和陌生感。不过对观众和读者，我还不能肯定分寸掌握得很好。

至于老仆人这个人物，他也并非一定象征命运。在这场悲剧中幸存的女人呼叫上帝的时候，是老仆人回答的。不过，这也许又是一种误会。他对向他求助的女人说不，是因为他的确无意帮她。痛苦或非正义达到一定程度时，谁也帮不了谁，痛苦的境况是孤立无援的。

我倒觉得，这些解释没有多大用处。我始终认为，《误会》是一部容易理解的作品，只要大家接受这种语言，愿意承认作者已深深投入其中。戏剧不是一种游戏，这是我坚信不疑的。

《戒严》，在巴黎初演时，毫不费力就得到一致的批评，极少剧本能受到如此全面的抨击。这种结果尤为遗憾的是，我始终认为，《戒严》虽有种种缺陷，也许是我的作品中最像我的一部。这一形象尽管忠实，但是读者也完全由自己决定他们不喜欢。然而，我首先必须反驳几点成见，以便赋予这种评价以更大的说服力和更大的自由。最好应当了解：

1.《戒严》根本不是根据我的小说《鼠疫》改编的剧本。不错，我给剧中的一个人物起了这个具有象征性的名字。既然表现一个独裁者，取这个名字就是准确的。

2.《戒严》不是一部古典观念的剧作。反之，倒可以把它和讽喻剧拉到一起： 讽喻剧，在我们中世纪称“道德剧”，在西班牙称“圣事剧”，就是将众所周知的题材搬上舞台演出。我将剧情集中，围绕着我看是暴君和奴隶的世纪惟一活的宗教，我是说自由。因此，指责我的人物是象征性的，根本无济于事。我要认罪辩护。我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让戏剧从心理思辨中拔出来，在我们窃窃私语的舞台上大声疾呼，折服或者解放今天的广大群众。仅仅从这一角度出发，我确信我的意图值得人们关注。一个有趣的现象应当指出，这个表现自由的剧本，既不受右派的专制统治，也不受左派专制统治的欢迎。这场戏，在德国一连演了好几年，可是没有在西班牙，也没有在铁幕[41]后面演出过。[42]关于这出戏隐藏或明示的意图，还有很多话可讲。但是我只想说明，而不想引导我的读者的评价。

《正义者》运气则好得多，相当受欢迎。然而，赞扬和抨击一样，有时则产生于误会。因此，我还想说明一下：

1.《正义者》中所描述的事件是史实，甚至包括大公夫人同谋杀她丈夫的凶手惊人的会面。只应当评价我以什么手法，将真事化为可能之事。

2.这个剧本的形式不应当瞒过读者的眼睛。我力图以古典主义手法，制造剧情的紧张，也就是说，让力量相当和道理相当的人物相对峙。然而，不应当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一切保持均衡，在剧中提出的问题上，我提倡不行动。我毫无保留地赞赏我的两个主人公，卡利亚耶夫和多拉。我仅仅想表明，行动本身有其局限性。只有承认这种局限性，如果必须超越时，至少接受死亡的行动，才是好的正确的行动。我们的世界，今天露出一副令人憎恶的嘴脸，恰恰是因为制造它的人，赋予自己超越这种局限的权利，首先是杀别人而自己不取义的权利。如今在世界各地，正义就是这样成了杀害一切正义的凶手的挡箭牌。

再讲一句，让读者了解在这本书中找不到的东西。我尽管酷爱戏剧，却不幸只爱一种戏剧，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我作为导演、演员和剧作者，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体验之后，感到没有语言和风格，就谈不上真正的戏剧，即使模仿我国的古典主义戏剧和希腊悲剧，如果不表现全人类的命运简单而伟大的一面，也同样谈不上戏剧作品。古典主义和希腊悲剧，至少是应当效法的楷模，尽管不敢想写出与之比肩的作品。心理分析、趣闻轶事和富有刺激性的情境，作为观众，这些可能令我开心，可是作为剧作者，就引不起我的兴趣了。我也乐于承认这种态度是值得讨论的。然而我觉得在这点上，最好还是原原本本地介绍我自己。读者了解这些情况，如果不想看下去，可以就此打住。至于看了这种态度而不气馁的人，我更有把握能得到他们的友谊；正是这种奇特的友谊超越国界，将读者和作者连在一起，在它没有误会的情况下，就始终是作者的最大酬赏。

阿尔贝·加缪

[1] 雅克·科波（1879—1949），法国作家、演员、剧院经理。他创建了巴黎老鸽棚剧院，改革了戏剧技术，恢复了民众戏剧的传统。

[2] 间离效果，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1898—1956）提出的戏剧理论，主张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制造感情的距离，即观众是旁观者，演员既是表演者，又是裁判。

[3]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诗人。他曾参加希腊和波斯战争，在马拉松战役中负伤，后来还参加过两次战役。

[4] 多利安人，印欧种族，公元前2000年末侵入希腊，建立城邦，以征战为事。

[5]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前406），古希腊悲剧诗人。

[6] 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统治时期（1558—1603）。

[7] 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作家、外交家。

[8]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

[9] 马尔丹·杜·伽尔（1881—1958），法国小说家、剧作家。

[10] 季罗杜（1882—1944），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11] 蒙泰朗（1896—1972），法国作家。

[12] 安托南·阿尔托（1896—1948），法国作家、演员。《戏剧及其复制品》是他的讲演和论文集。

[13] 戈尔顿·克雷格（1872—1966），英国演员、舞台设计师、戏剧理论家。

[14] 阿皮亚（1862—1928），瑞士导演、戏剧理论家。

[15] 安提戈涅和克瑞翁，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相冲突的人物。这部悲剧约创作于公元前442年。意大利作家阿尔菲耶里、法国剧作家阿努依，分别于1783年和1944年，创作了同一题材的同名悲剧。

[16] 《麦克白》，莎士比亚创作于1605年的悲剧。

[17] 《费德尔》，拉辛创作于1677年的悲剧。

[18]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之一。

[19] 埃阿斯，希腊神话人物，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

[20] 三部曲中另两篇已失传，名为《获释的普罗米修斯》、《执火者普罗米修斯》。

[21] 欧墨尼得斯、厄里倪厄斯，均为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22] 克莱斯特（1777—1811），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23] 席勒（1759—1805），德国戏剧家、诗人、文学理论家。

[24] 1935年发表，全名为《特洛伊战争将不会发生》。

[25] 《正午的分界》是克洛岱尔1905年发表的剧本。

[26] 保尔·克洛岱尔于1895年至1909年，被派到中国当外交官，在此期间翻译了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

[27] 在法国，教师资格考试被认为是最难的、最有水平的考试。

[28]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小说家、艺术理论家、政治家。《轻蔑的时代》是他1935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反映德国共产党反对法西斯的斗争。

[29] 本·琼森（1572—1637），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

[30] 费尔南多·德·哈拉斯（1465—1541），西班牙作家。

[31] 《浪子归来》，纪德于1907年发表的作品。

[32] 伊阿古，奥赛罗的旗官。

[33] 阿尔赛斯特，莫里哀的剧作《恨世者》中的主人公。

[34] 电视谈话“大纲”（1959年5月12日），节选发表在《东部喜剧联络公报》上。

[35] 新赫布里底，太平洋岛屿，现称瓦努阿图。

[36] 尤奈斯库（1912—1994），罗马尼亚裔的法国作家。

[37] 除了诗人保尔·瓦莱里，其余均为演艺圈的明星。

[38] 萨拉·贝因哈特（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这里泛指女明星。

[39] 出版者Knopf，1958年。这篇序言标明的日期是1957年12月，置于《卡利古拉和另外三部剧》的卷首。

[40] 苏埃托尼乌斯（公元1世纪末—2世纪），拉丁历史学家，著有《十二恺撒传》。

[41] 铁幕，指苏联。

[42] 在南斯拉夫演出过。现在波兰一个剧院也计划演出。原注

版权信息

书名：反于正·婚礼集·夏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821

译者：丁世忠　王殿忠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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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让·格勒尼埃

作者序

本卷所收散文写于1935年和1936年（当时我二十二岁），一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发表，印数很少。这个版本早就绝迹，而我一直不同意重印《反与正》。

我执意如此并无神秘的原因。我对这些文章中的思想一点儿也没有抛弃之意，但总觉得它们的形式笨拙。我身不由己地对艺术怀有一些成见（下文另行说明），因而长期妨碍我考虑再版这些文章。这看上去十分虚荣，倒好像我的其他作品已符合种种要求。难道我还需要说明绝非如此吗？我只是对《反与正》的笨拙比对别的作品更敏感，而对后者我也心知肚明。说明此点的惟一办法是承认前者涉及、并且多少暴露出我最重视的主题。这本小书的文学价值问题解决后，我确实可以承认： 对我来说，它的见证价值是很大的。我明确指出是“对我来说”，因为它是在我面前充当见证。它要求我忠实，也只有我知道这忠实的深度和难处。我试着解释其原因。

勃里斯·帕兰[1]常常声称： 这本小书包括了我的最佳作品。帕兰弄错了。我知道他是正派的，因此，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凡艺术家都有的那种不耐烦情绪： 如果有人妄称他的过去比现在要好的话。不，他之所以弄错，是因为在二十二岁上，除了天才之外，一般人都还不会骂你。但我懂得帕兰想说什么，他是怜悯艺术和怜悯哲学的畏敌。他是想说： 在这些笨拙的篇章里比在以后的一切篇章里，有着更多真正的爱。他说得有道理。

这样，每个艺术家都在心灵深处保留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源泉，在有生之年滋养着他的言行。当这源泉干涸的时候，作品也就萎缩、甚至破绽百出。这无形的泉流不再浇灌艺术的荒芜之地。这时艺术家的毛发变得稀疏干枯、头顶茅草，成熟得可以缄默无言或被打入沙龙（那同沉默是一回事儿）。就我来说，我知道自己创作的源泉就在《反与正》之中，在我久久居留过的贫困和光明的天地里；而我留下的记忆至今还使我免遭两种彼此相反的危险，它们威胁着一切艺术家，那就是怨恨和自满。

首先，对我来说，贫困从来不是一种不幸： 光明在那里散播着瑰宝。连我的反叛也被照耀得光辉灿烂。我想我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这反叛几乎始终是为了大家而进行的，是为了使大家的生活能够升向光明。不能断言，我的心灵生来就适于产生这样一类的爱。不过环境帮助了我。为了纠正天生的无动于衷，我置身于贫困与阳光之间。由于贫困，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阳光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改造生活，这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改造那个我奉若神明的世界。或许我正是这样走进了如今的事业，天真无邪地踩上一条钢丝，在上面举步维艰地行进，也并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换句话说，我变成了艺术家。如果可以肯定，没有拒绝和赞同也就没有艺术。

无论如何，那美好的炎热天气伴随我度过童年，使我不会产生任何怨恨。我固然生活在经济拮据之中，但也不无某种享乐。我感到自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所需要的就是给它们找到用武之地。贫困并不是这种力量的障碍。在非洲，海洋和阳光不取分文。障碍可以说寓于偏见或愚昧中。在这方面，我曾有过种种机会，发挥一种“西班牙风格”，它已给我造成不少危害，并且不无道理地被我的朋友和师长让·格勒尼埃所讥讽。我徒劳无益地试图改过，直到领悟到那竟是天性所致。于是最好的办法还是承认自己的傲骨，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如香福尔所指出的那样）给自己规定约束天性的种种信条。然而在扪心自问之后，我可以站出来说，我虽有种种弱点，却从未有过世人最大的通病。我是指嫉妒这种不折不扣的社会毒瘤和理论学说的毒瘤。

这难得的免疫力不能归功于我。我首先得自于家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因而也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妒羡。这个家庭通过仅有的沉默寡言、含而不露的风格、自然而朴实的骄傲感，虽然不会读书看报，却在当时给了我最高尚的教益，使我至今获益匪浅。何况当时我正忙于感受，哪有时间幻想别的什么。直到现在，当我看到巴黎的豪富如何生活时，在引起我觉得离自己遥远之际，也常产生一种怜悯感。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公正的事，但有一件是永远无人谈及的，就是气候的不公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这种不公正的受益者之一。我从这里听见了那些无情的慈善家们的责难，如果他们看到此文的话。我有意把工人说成富有者、把资产阶级说成贫困者，以便更长久地保持前者受到的可喜的奴役和后者的权势。不，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当贫困与看不见天空、与前途无望的生活相结合（那是我在成年之后，在我们城市可怕的近郊区发现的）时，就铸成了登峰造极的、非常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的确，应当竭尽全力，使这些人摆脱贫困和丑陋的双重屈辱。我生来贫困，呱呱坠地于工人区，但在了解咱们冷冰冰的城市郊区之前，却不知真正的不幸为何物。在大相径庭的天空下，即使阿拉伯人的极端贫困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但只要一见识工业化的郊区，我想人们就会有一种永被玷污的感觉，并且认识到自己也对他们的存在负有责任。

我说过的仍旧是真实的。有时我碰到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我连想都不敢想的豪富之中。但我须作出努力，才能理解有人会妒羡此类豪富。很久以前，在一周之中，我享尽世间的乐趣： 我们在海滩上露宿，吃的是水果，半天时间泡在一望无际的海水里。这期间我学会了一条真理，使我在看到舒适或安居的迹象时，总是有一种讥讽、急躁、间或是愤怒的感觉。虽然我现在过的日子无须为明日操心，也就是特权人物的日子，我却不会占有财产。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被提供的，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我不能留下一丝一毫。我觉得这不是由于喜欢挥霍，而是出自另一种吝惜： 我珍爱那种自由，它在福泽过分时便立即化为乌有。在我看来，最大的奢侈总是与某种赤贫同时出现的。我喜欢阿拉伯人或西班牙人空无一物的住房。我宁愿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旅馆房间（不大常有的想法是： 也不在乎在旅馆房间里死去）。我从来未能够沉醉于所谓室内生活（它常常是内心生活的反义词），一般所说的资产阶级生活使我厌倦、令我害怕。而且此种无能毫无光彩之处，它对助长我的种种坏毛病颇有贡献。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妒羡，这是我的权利，但我不常想到别人的妒羡，这就减少了我的想像力，减少了某种善良。的确，我为我自己制定了一条格言：“要把信条用在大事上，小事只要有怜悯心就够了。”天晓得，人们为自己制定格言是为了填补自己天性的漏洞。在我身上，我所说的怜悯，最好称之为麻木不仁。不难想像，结果并不那么神奇。

然而我只是想强调： 贫困并不一定就必然产生妒羡。即使到了后来，一次重病使我暂时丧失了生活能力，并使我的内心一切改观。虽然有了无形的残疾和我从中发现的新弱点，这时我可能产生恐惧和失望，但从来不感到辛酸。除去我原有的障碍之外，这次患病无疑又增加了新的障碍，也是最痛苦的障碍。最终，它促成了心灵的自由，亦即对人的利益稍稍拉开距离，它使我急于产生怨恨。自从我在巴黎生活后，我知道这特权是王公贵族式的。但我在享受它时既无限制，也不后悔。至少到现在为止，它还启示了我的一生。比如，作为艺术家，我开始生活在被赞赏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人间天堂。（众所周知，今天在法国常见的做法是： 为了在文艺方面起步，有时甚至是为了终结，恰恰要选择一位艺术家来嘲弄一番。）同样，我作为人的热情从来不是“下行”的： 我所热爱的人总是比我好、比我伟大的人。我所经历的那种贫困并没有教给我怨恨，而恰恰是某种忠实以及默默的韧性。如果说我有时会忘记它，那是由于我本人或我的缺点，而不是我生于斯的那个天地。

也正是对于那些岁月的记忆，使我在从事这一职业时永不感到自满。这里我要尽可能朴素地说出的，是一般作家绝不提及的。我甚至不谈人们对得意作品或篇章可能有的满足心情。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艺术家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我来说，似乎在重读已写完的一页时，从未感到过得意。我不怕授人以柄，甚至要承认： 有少数几本书的成功并不在我意料中。当然，你会习惯于成功，并且相当不光彩地习以为常。不过直至今日，在我按其真才实学而深表敬重的当代作家面前，我仍觉得自己是一名学徒工。其中名列前茅的一位，便是二十年前我题赠这些散文的那个人。作家自有为之而生存的乐趣，可叫他们心满意足。但对于我来说，是在构思时感受到此种乐趣。在那一刹那间，主题豁然明朗起来，突然产生一种醒脑的敏感，作品的前后衔接也有了眉目，那是美妙无穷的时刻，想像与智慧浑然相通，融合到了一处。这样的瞬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剩下的便是实施，也就是长时间的受苦受累了。

另外，艺术家也有一些虚荣式的欢乐。作家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的职业，尤其是在法国这个社会中。我这样说并不含有鄙视的意思，也几乎没有什么遗憾。在这一点上我同别人相像。谁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这种可笑的弱点呢？无论如何，在一个注定会有妒羡和讥诮的社会里，总会有这么一天，我们的作家在饱尝讽刺挖苦之余，会为这些欢乐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恰恰是在二十年的文学生涯中，我的职业很少给我带来这类欢乐，而且随着年华流逝，此种欢乐越来越少。

由于对《反与正》中瞥见的真理记忆犹新，促使我在公开操作职业时不那么舒适自如，并使我拒绝了不少邀请，那是有损人缘的。难道不是这样吗？说真的，你若对恭维或致敬不予理睬，就会使恭维者以为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而我仅仅是对自己有所怀疑。同样，如果我像在文学界常见的那样表现出刚柔并济，甚至热衷于自我炫耀（像许多人那样），我就会人气兴旺，那总算是加入了“游戏”嘛！但真是无可奈何，我偏不喜欢这“游戏”！吕邦泼雷或于连·索雷尔[2]式的野心幼稚小气令我生厌。而尼采、托尔斯泰或梅尔维尔[3]式的雄心壮志又令我哀叹不已，那正是因为他们壮志未酬。在我内心深处，谦卑之感仅对赤贫者的生平或披荆斩棘的思想家油然而生。在两者之间如今只有一个专事嘲弄人的社会。

有时碰上剧院“首演式”，那是我惟一能巧遇被妄称为“全巴黎”上流社会的处所。我总觉得大厅会销声匿迹，这场面在我心中并不存在。我觉得有血有肉的是另一些人： 那些在舞台上大喊大叫的剧中主角儿。为了不立即逃之夭夭，应当牢记每位观剧者都另有私人约会，他也明知如此，并且过后定会赴约。那时他又会人情味儿十足： 交际场合使人貌合神离，独处一隅却会让他们重新聚首。明知如此，又怎能讨好这个阶层，谋取那不足挂齿的特权，勉力恭维所有作者的一切作品，堂而皇之地鸣谢顺耳的评论？为什么要试图诱惑对手，干吗非要接受这恭维、这赞颂（至少应当面称颂，作者就要走开哩！……）？须知法国社会满口赞词，有如开胃酒和桃色新闻那样屡见不鲜。这些我全都做不到，这是事实。也许这与我那骄傲的恶习很有些关系，我深知它在我是既广且深、颇具法力。但如果仅仅是这、仅仅关乎我的虚荣心，我觉得就会适得其反，我会徒有其表地领受虚荣，而不是一再感到局促不安。不，我与同等地位的人一样，全都有虚荣心；我觉得只是对基本真实的评论，它才起作用。在恭维面前，我自知是一副懒散高傲的面孔，但其根源不在骄傲，而是顿生一种古怪的感觉：“这不对劲儿……”（同时也由于那根深蒂固的麻木，那是我天生的缺陷。）不，不对劲儿！诚如常言所道：名声来之不易，有时似乎故意使坏来败毁名声！截然相反的情况是，为了目下这个版本，当我多年后重读《反与正》时，看到某些章节，虽有种种败笔，却本能地明白： 这对劲儿！“对劲儿”，就是指那位老妇人、那位沉默寡言的母亲，就是指贫困、照在意大利橄榄树上的阳光、孤独而内容充实的爱。总之，就是指在我心目中一切反映真实的东西。

自从写出那些篇章以来，我渐渐老了，也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我更有自知之明了，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以及自己几乎全部的弱点。对于别人，我增加的了解不多，因为我的好奇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多于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而命运常常彼此重复。但我至少了解到他们是存在的，而自私心理虽不可否认，至少也应头脑清醒。自我享受是不可能的，我明白这一点，虽然敝人在身体力行方面不乏才能。如果孤独是存在的（是否如此不得而知），那么人们不时应有权梦想如此的天堂。我像众人一样，有时做这种梦。但有两位不事声张的天使拦着我不许进这天堂；一位显出朋友的面孔，另一位露出敌人的狰狞。是的，我了解到所有这一切，而且还懂得了、或差不多懂得： 爱须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但关于生活本身，我如今所知，并未超过《反与正》中以不高明的笔调所说到的东西。

“没有生存的痛苦，就不会热爱生活”，我在这本书里不无夸张地写过。那时我并不知道此话有多么真切；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痛苦的时期。这样的时期来到了，摧毁了我的一切，恰恰除去不时仍有的生存欲望。这种热切的欲望既孕育一切，又具有毁灭性，而在《反与正》最阴暗的篇章里也显而易见。有人说： 我们实在只过着一生中的几个小时。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错的。因为在后文中随处可感的、如饥似渴的热忱，我从来也没有失却过；归根结底，它是生活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一切。我大抵是想改正它在我身上造成的那些最坏的东西。像大家一样，我勉强试图以道德来纠正我的天性。真可惜，这使我付出了最最沉重的代价！只要有毅力（我是有的），有时可以做到按照道德来行动，但却不可能按照道德来生存。而如果你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那么梦想实现道德，那就等于在谈论公正的同时，使自己命中注定地陷入不公正。我有时感到人就好像是不公正的化身： 我是说我自己。如果说此时我感到： 我在某些作品中弄错了或说了谎话，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老老实实写出我的不公之处。当然，我从未说过我持身公正。我只是有时说过，要力求做到这一点，还说这将是一种苦难和不幸。但差别果真有那么大吗？而如果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不能让公正主宰诸事，还能够真正提倡公正吗？能在体面中生活就满不错！体面乃是不公正者的品德。但我们的社会却认为这个词儿可憎可恶；贵族一词也成了文学和哲学上的辱骂用语。我不是贵族分子，我的答复就在这本书里： 请看我的家人、我的师长、我的谱系吧，请看我是怎样通过他们与大家联结的。不过，我还是需要体面，因为我没有伟大到足以不要体面的程度！

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想指出： 自出版这本书以来，虽然我走过了许多路，却没有前进多少。常常自以为前进，实际上却后退了。但是归根结底，我的错误、我的无知和我的忠诚，都让我重新踏上这条旧路： 我是以《反与正》开辟这条路的，而在我后来所做的一切中均可窥见它的踪迹。比如在阿尔及尔的某几天清晨，我始终带着微醺又走在这条路上。

如果是这样，那又为什么久久不肯再版这微不足道的证词呢？首先要重申的是： 我身上有一种艺术上的抵触心理，犹如别人有道德和宗教上的抵触一样。作为某种自由天性的子孙，“不能这样做”之类的禁令和想法对我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但作为严格艺术传统的奴隶、并且是由衷赞叹的奴隶，却牢记此种禁令。也许此种提防针对我的无政府沉疴，因而还有些用处。我了解自己的混乱无序、某些本能狂暴激烈以及我可能陷入的、不体面的放肆。艺术作品为了能树立起来，首先就得运用这类晦暗不明的心灵力量。但为此也要将它们纳入轨道、筑上堤坝，好让潮水也能上升。直到如今，也许我的堤坝失之于过高。因此有时便出现这种生硬的文笔……不过，总有一天在我的为人和言论之间将出现平衡。我斗胆写下，也许这一天我可以建成自己梦想的事业。我在这里是指： 那作品应多少类似《反与正》，并且诉说某种形式的爱。读者就可以理解我将这些青年时代的散文保留给自己的第二条理由了。我们最珍视的那些秘密，常常会在笨拙和混乱中和盘托出。而在过分矫饰之下，往往也会流露心曲。最好等到有了赋予这些秘密以一定形式的专业技巧，同时也不断让读者听到这心音，等到能差不多均衡地结合天然与艺术。总之是等到学会如何生活。因为只有会生活，才同时会做各种事情。在艺术上，要么一切同时涌来，要么一无所有。没有火就没有光。司汤达某日惊呼：“可我的灵魂如果不熊熊燃烧，就会变成经受磨难的烈火。”在这一点上与他相像的人，就只能在这熊熊烈火中创造。在烈火的尖顶，突然爆出的是呐喊、是回荡这呐喊的词句。我们是些尚无把握成为艺术家的人，但又确知自己不是别的材料。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这种人日夜期待的前途，对此我们才终于愿意生存。

既然是在等待，而且很可能是白等，那为什么如今又同意再版呢？首先是因为一些读者找到了说服我的理由[4]。其次是因为在艺术家一生中，到一定时候他要总结过去，接近自己的根源，以便今后坚持下去。今天就是这样的，我无须赘言。既然奋力建立一种语言并复述一些神话故事，如果我最终不能重新写出《反与正》，那我就注定一无成就了，这便是我心中的信念。不过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梦想自己必将成功，在这部作品中仍然着重表现一位母亲难能可贵的沉默寡言以及一名男子如何竭力讨回公道或讨回一种爱，以抵消这沉默。在生活的梦境里，就是这样的人，在死亡之地找到了真理，又得而复失，然后又回到平静的祖国，那里就连死亡也是幸福的沉默。其间他历经战乱、呼喊、对爱情和公正的疯狂追求，最后是揪心的痛苦。还有……是的，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梦想，即使在流亡中也是如此。因为我至少确确实实知道： 人的创作不过是借助于艺术，通过漫长的道路，重新发现那两三个淳朴而伟大的形象。而心扉首次敞开就是向着这些形象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二十年的劳动和创作之余，我过日子的同时仍带着这样的想法： 我的创作尚未开始。借此再版的机会，回首写下的处女篇章，我立刻想到要申明的便是这些。

[1] 勃里斯·帕兰（1897—1971），法国作家。译者注

[2] 吕邦泼雷、于连·索雷尔，分别为巴尔扎克《幻灭》和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人物。译者注

[3] 梅尔维尔（H.Melville， 1819—1891），美国小说家，作品多反映航海生活。译者注

[4] 这理由很简单：“这本书已出版，但印数很少，书商以高价出售。为什么只有富裕的读者才有权读它呢？”确实，为什么？

·反与正·

丁世中 译

嘲弄

两年前，我认识了一位老妇人。她得了一种病，曾自以为快要病死了。她整个右半身陷于瘫痪。在这世界上她只剩下了半个身子，另一半已不痛不痒。她本是个好动、好说话的矮小女人，现在却不得不沉默寡言、静止无为。她孤孤单单度过漫长的一天又一天，既不识字又感觉迟钝，全部生活便归结于上帝。她相信上帝。证据是她有一串念珠、一个铅质基督像和仿大理石圣约瑟夫像，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估摸这病是治不好的，并且公开这样说，好让别人关心她，同时寄希望于上帝，好歹表示着对上帝的挚爱。

这一天，有人对她表示关心。那是一个年轻人。（他相信这当中有真理，并且也知道这女人将死去，却不关心怎样解决这个矛盾。）他对老妇人的烦闷表示真切的关怀。这是她深深感受到的。这关切对病人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她有声有色地描绘起自己的痛苦来： 她已病入膏肓，也该让位给年轻人啦。她感到烦闷吗？那毫无疑问。谁也不跟她说话。她待在自己的一角，像狗一样。真还不如一了百了。她宁愿一死，也不愿成为别人的负担。

她的声音变成吵架一般。那是市场式的、讨价还价式的声音。不过那年轻人能够理解。但他却认为： 宁愿成为别人的负担也不要死。可这只证明了一点： 就是他自己大概从未成为别人的负担。因为他看见了念珠，便对那老妇人说：“您还可以靠慈悲的上帝呢！”此语不假。但就是在这一点上，人家还是烦她。她祷告的时间如果长了一点儿，如果她的目光盯住什么壁毯花纹，女儿就会唠叨：“她又祈祷啦！”“这关你什么事？”病人回答。“不关我什么事，但到底叫人恼火呀！”于是老妇人不再吭声，但满含责备地久久凝视着女儿。

那年轻人听到这一切，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痛苦，好像梗在心头。老妇人还在嘀咕：“等她老了她就明白啦。她也得这样的！”

人们可以感到这女人已摆脱一切，除去上帝。她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这最后的麻烦，被迫修身养性，轻而易举地相信这是惟一值得爱的最后财富，并且毫无愧悔地一头扎进对上帝的痴情。但只要重新出现生的希望，上帝也扛不住人的利益。

大家入席就餐。年轻人应邀共进晚餐。老妇人什么也不吃，因为晚餐的食物太油腻。她待在自己的一角，背朝着听她抱怨的那男子。但由于总觉得有人看他，他未能吃好。不过晚餐照样进行。为了尽兴，人们决定去看电影。正在放一部喜剧片。年轻人冒冒失失地接受邀请，竟未想到身后还有一个还活着的人。

同席客人站起身来，在走开之前先去洗手。显然，那老妇人不去。她在患病之前，由于无知，也看不懂电影。她自称不喜欢看电影。其实是看不懂。于是她待在一角，虚有其表地对每一粒念珠表示很大的兴趣。她把一腔信任都付与这念珠。她保存的三件东西是具体的起点，神奇就从这里开始。从念珠、基督或圣约瑟夫出发，在它们后面豁然大开的是深深的黑洞，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那里。

大家已准备就绪。人们挨近那老妇人，同她拥抱并祝她晚安。她心里明白，攥紧了手里的念珠。但这姿态既可意味着绝望，也可意味着热诚。人家拥抱了她。只剩下那青年男子。他友好地握了握老人的手，已转过身去。但对方却眼睁睁地看着关心过她的人就要走了。她不愿意孤孤单单。她已感到孤独、长夜难眠以及与上帝毫无结果的交谈多么可怕。她感到恐惧，只有看到那人才能安心。于是，抱着对惟一表示关心她的人依依不舍的心情，她拉着他的手，紧紧相握，笨嘴拙舌地表示感激，算是对此种执著的解释。那年轻人很尴尬，其他那些人已转身请他快点儿。电影九点钟开映，最好早点儿到，免得在售票窗口排队。

他倒觉得处于平生最大的不幸中： 要抛开一位残疾的老妇人，好去看电影！他想走开、逃脱，不愿多问，试图把手抽回。约有一秒钟的光景，他恨透了这老太婆，真想使劲给她一记耳光。

他终于能够脱身走开，而那病人从坐椅上欠身，不胜惊恐地眼见惟一可指望的依靠渐行渐远。现在没有任何保护她的东西了。她完全陷入死亡的念头中，也不知道究竟怕什么，只要不愿变得孤单。上帝一点儿也没帮她的忙，只是将她从人们手中夺过来，又使她变得孤苦伶仃。她不愿离开人们，因此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

其他的人已走到街上。一种强烈的悔恨折磨着那青年男子。他举目远望透着亮光的窗户，那是寂静无声的屋子毫无生气的一只大眼。那眼闭上了。老妇人的女儿对青年男子说：“她独自一人时总是将灯熄灭。她喜欢待在黑暗里。”

这老人扬扬得意，微微皱眉，教训人似的摇晃着食指。他说：“我吗，我父亲一周给我五法郎，让我娱乐消遣到下星期六。好哇，我还能想出办法节省小钱。第一，为了看望我的未婚妻，我去时在大平地上走四公里，回来又走四公里。得啦，得啦！听我说呀，今天的青年不再懂怎样娱乐。”他们坐在一张圆桌边： 三个青年加他一个老头儿。他在讲他那些可怜的历险： 寄予厚望的愚蠢之举，心情厌倦又误以为取得成功。他在叙事中一刻也不停，而在分手前急于把一切都说出。对过去的经历，他只取自以为可打动听众的东西。让人听他唠叨是他惟一的缺点： 他不愿看到含讥带讽的眼风以及别人对他又嘲弄又粗暴的态度。在那些人眼里，他是个老头儿，觉得当年万事如意，那时他自信是人人敬重的老祖宗。老祖宗的经验是非同小可的。年轻人不懂： 经验里有失败，输得精光才能长见识。他可历尽了千辛万苦，他绝口不提就是，显得走运不更好吗。何况，假如这样做也不对，相反的做法以诉苦卖好，岂不是错上加错！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生充实，受苦受难又算什么？他不停地说呀！说呀！用那平淡的男低音，漫无边际而又美不胜收地说下去。但这也不能没完没了地继续。他自己的乐趣终于有了时，而听众也渐渐走神。他甚至已不能逗人开心，他太老啦！年轻人的兴趣在打弹子、玩纸牌。那跟日复一日的单调劳动可不一样。

没多久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虽然添油加醋，力求讲得绘声绘色，年轻人一点儿不给面子，照样走开。又变成孤家寡人。谁也不听你说话： 这对老年人太可怕了。这等于迫使他沉默孤独。人家暗示他： 他的死期不远了。快死的老人毫无用处，甚至碍手碍脚、败事有余。让他完蛋吧，至少免开尊口： 这就是给大面子。可他却苦不堪言，因为一闭口，就必定会想到自己老了。不过他还是站起身来，对每一个人报以微笑，然后走开。可他遇到的面孔不是毫无表情，便是嘻嘻哈哈。这些他都无权分享。一个男人哈哈大笑：“老锅老瓢儿啦，不必明说罢了。不过有时老锅熬的汤味儿最鲜。”另一位表情比较严肃：“我们家里嘛，钱不多，可吃得好。你看我那孙子，比他爸吃得还多。他爸吃一斤面包，他得吃两斤！还要加香肠啦、干酪啦……有时他吃完啦，又哼叽哼叽，接着再吃。”老头儿走远了。步子很慢，像小驴干活那么慢腾腾，顺着人来人往、又细又长的便道往前走。他觉得心里难受，并不想回家。平常他很愿重见饭桌和煤油灯，还有碟子。他的手指习以为常地往里抓吃的。他仍喜欢这静悄悄的晚餐： 老太婆坐在对面，他一口一口细嚼慢咽，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两眼毫无表情地盯着前方。这天晚上他要晚些回去。晚餐已用毕，菜也凉啦，老太婆上床睡了。她并不担心，知道他有时耽搁了晚点儿回来。她会说：“老头儿又心血来潮啦！”如此而已。

他现在往前走，步伐缓慢执著。他又老又孤单。人到暮年，往往像反胃一样回想起上年纪以来的事。千头万绪归结为不再有人听你说话。他往前走着，在一个街角拐了弯儿，绊了一脚，几乎摔倒。我亲眼看见啦。这很可笑，可有什么办法。不管怎样，他更喜欢待在街上，而不是回家： 此时此刻他头昏脑涨，看不清老太婆的模样。他孤苦伶仃地待在屋里。于是，有时候门悄悄打开，好一阵子半启半闭。一个男人走进来，他穿着淡色衣服，坐到老头儿对面，久久不发一言。他纹丝不动，就像刚才大门开着似的张口结舌。他不时用手掠一掠头发，轻轻叹一口气。他用不胜忧郁的目光看够了老头儿，便悄悄离去。他一出门，便听到门闩落下的清脆声，老头儿却胆战心惊地待在原地。他心中惴惴不安，非常痛苦。而当他在街上行走时，却并不孤单，虽然碰见的人不多。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迈着碎步赶紧往前走： 明天一切都会变，明天会变的。现在他突然发现明天将一如既往，后天也一样，天天如此。这无法改变的发现令他肝肠寸断。正是这样的念头能要你的命。由于忍受不了，你会自寻短见；或者因为你还年轻，就会变得夸夸其谈。

上了年纪，昏聩糊涂、如醉如痴，怎么说都行。他临终会十分体面，有人为他哭丧，一切有模有样。他也将悲壮地离去，如受难者一般视死如归。这就算安慰吧。何况无处可去： 年迈体衰，无可奈何！男人总寄希望于未来的老年。老年本就充满无可挽回的现实，他们却要赋予从容不迫的外表，因而可以免除自辩自解。他们梦想做工头儿，弄一所小别墅养老。但等到年事渐高，才明白这是空想。他们就需要别的男人，这样才有安全感。而对他来说，他需要人家听他的话，才能对生存有信心。如今，街道上更黑暗、更寂寞了。还听得见人声。在夜晚奇怪的静谧中，人声变得格外庄严肃穆。在城郊小山冈后面，还有一丝儿落日余晖。在郁郁葱葱的山顶后，升起一缕青烟，舒展自如，却不知出处。它从容不迫，像松树般层次分明。老头儿闭上两眼。生命的激流冲走了城市的喧嚣，也冲走了晚霞冷漠无情的笑意。相形之下，他孤独、无能、赤贫，仿佛已失魂落魄。

要不要描写屋子的另一面呢？你可以猜到： 老太婆正在那又黑又脏的房间里，把饭菜放在桌上，晚餐已准备好，她坐下来，看看时辰，又等了一会儿，便独自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琢磨：“老头儿在胡思乱想呢！”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一家五口： 老婆婆、她的次子加长女和她的两个孩子。儿子寡言少语，女儿有残疾、脑子不灵。两个孩子有一个在保险公司工作，小的还在读书。老婆婆已七十岁，家里凡事还是她说了算。她的床铺上方有一张相片儿。那时她比现在小五岁，腰身笔挺，着一件长裙，颈上挂着圆纪念章，脸上没有一丝皱纹，大眼睛既明亮又冷漠，一副女王的神态，直到老年才改变。不过有时上街还竭力摆出这副架势。

就因为这对明亮的大眼睛，小外孙想起一件到如今还不好意思的往事。老太婆防着有人上门，便故意板着面孔问孩子：“你喜欢妈妈还是外婆？”女儿若在场，这场戏就更有趣了。因为孩子反正总是说：“喜欢外婆。”其实他心里对不言不语的母亲充满了爱。如果客人对孩子的偏爱感到奇怪，母亲就解释：“因为他是外婆带大的。”

这还因为老太太认为： 爱是一定要有的东西。她从自己贤妻良母的意识中得出了严格的信条。她从未有过外遇，给丈夫生了九个孩子。丈夫死后，她克勤克俭，把孩子拉扯大。一家人走出城郊农场，在城里一个贫穷的老街区落了户，从此一直住在那里。

这女人肯定有许多优点。但外孙们正当以黑白分明断事的年龄，便以为她不过是会装腔作势的女人。他们听一位表叔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位表叔来拜访婶母，明明看见她无所事事正倚在窗口。但等到她在屋里迎接他时，手里却拿起一块抹布，连声说：“家务事实在太忙，没有工夫好好接待你。”也得承认： 事情大致如此。比如家里一发生争吵，她就常常昏死过去。由于得了肝炎，她常常呕吐得厉害。不过她发病时却没有顾忌。她从不躲到一角，而是哇哇地朝厨房垃圾筒里吐个痛快。等回来时，她脸色发青，眼里噙满痛苦的泪水。若有人劝她睡一会儿，她就说厨房里的事做不完，她在操持家务上实在必不可少：“这儿的事全是我一人干。”还说：“要是我死了，看你们怎么办！”

孩子们渐渐习以为常，并不重视她的呕吐，也不重视她所谓的“发作”或种种抱怨。她有一天终于躺下，求医生来看病。为使她高兴，人家把医生请上门。头一天他说是小有不适，第二天诊断为肝炎，第三天又升级为严重的黄疸病。但两个孩子中最小的非说这是新花招，是变本加厉的装模作样。他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这老太婆不把他当人，他不可能把她的健康想得很糟。在这种清醒和敌意中，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勇气。但装病也会变成得病： 老妈妈装模作样到最后一口气。末日来临时，她在孩子们的帮助下，排出大肠里的所有气体。她对孙子直说：“你看，我像小猪一样连连放屁！”一个钟头之后，她便断了气。

孙子听了莫明其妙（现在他才弄明白原委）。他摆不脱这个念头： 老太婆作了最后、也是最拙劣的表演。虽然他思量自己是否悲痛，却实在未发现一丝一毫。只是到下葬那一天，由于众人无不嚎啕大哭，他才潸然泪下，却惟恐自己不是发自肺腑、是在死者面前弄虚作假。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阳光普照大地。在蓝天映衬下，一道道闪烁不已的金黄色光芒，透着肃杀的寒意。公墓居高临下、俯瞰全城，透明的美好阳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港湾，仿佛幻化出一片浸透甘霖的朱唇。

所有这一切互相排斥吗？正是，人们抛弃一个女人，为了上电影院；一个老头儿絮絮叨叨，却没人再听他絮叨。一种丝毫不能赎罪的死亡。而另一方面却是阳光普照寰宇。如果认可所有这一切，总和又等于什么呢？这是三种近似而不相同的命运。人人都不免一死，但各有各的死法。不管怎样，到底还有阳光温暖着咱们的老骨头。

若有若无之间

如果说，真正的天堂是曾失落的天堂，那么我对自己如今充溢心头的感受，就应当知道何以名状了。这感受柔情似水，超乎伦常。一名海外游子回归故园。个中甘苦，我记忆犹新。有冷言冷语者、有态度僵硬者。俱往矣，我反正回到了家乡。我没有重温旧梦的意思。事情比这要简单、容易得多。我从遗忘的深渊里找回了昔日的时光，其中记忆犹新、依然完好的感觉，主要是一种纯净的激情，一种捕获于永恒中的瞬间。在我心中只有这是真切的，等我明白过来总是为时已晚。看见某人弯臂躬腰的某种姿态，远望山水之间一株恰到好处的林木，我们顿时赞叹不已。而为了重温个中的爱心，我们追忆所及，只有一种细枝末节，却也很够用；一间终年幽闭的房间溢出的气息，大路上一声奇特的足音……我的感受正是如此。如果说这时的我是在奉献中滋育着爱心，那这可真是我自身的回归了。因为只有爱心，才能让我们重铸昔日的我。

这样的时光从容不迫、平和静谧、庄严肃穆地再度光临，像昔日一样浓烈、一样动人。因为这时夜色渐浓，情调愁惨，暗淡的苍天含蓄着蒙眬的欲念。每见似曾相识的姿势，就重温一次自我。某日有人对我说：“日子真难过哟！”我是记得这声调的。还有一次，某人咕哝：“叫别人受苦受难，那是弥天大过！”当一切化为乌有时，生存的欲望也告熄灭。莫非这就是幸福？品尝诸如此类的往事，我们就给所有的事物披上并不醒目的外衣，而死亡的阴影却成了色调陈旧的底幕。我们回归到从前的自我。我们感受到那悲惨的境遇，反而爱之更切。是的，也许这就是幸福： 对自身不幸的怜惜之情。

这夜的光景也是这样。在阿拉伯城尽端的这家摩尔人咖啡店里，我感受到的并非昔日的幸福，而是一种奇特的滋味。夜已深沉。墙上的画是几只披着金黄毛皮的雄狮，在五叶棕榈树下追赶绿衣酋长们。咖啡店的一角，挂着忽明忽暗的电石灯。真正照明的是炉膛底燃烧着的火。那是一只小火炉，四周镶着绿、黄色的瓷釉砖。火光照亮屋子的中央，我感觉到洒落在我脸上的光影。我面对店门和海湾。店主蹲在一角，似在凝视我桌上杯底沉着一片薄荷叶儿的空杯。店堂里没有别人，城里的喧闹声来自低处，比照在海湾上的灯光还遥远。我听见阿拉伯人呼噜呼噜的鼻息，他那对眼睛却在半明半暗中炯炯发光。远方的涛声不是来自大海吗？天地人间正朝着我发出微微叹息，节奏悠长，将仍有生机的万物的冷漠宁静吹到我身边。巨大的赤色反光，照得画中雄狮似起似伏。空气愈益新鲜。海面上传来鸣笛声。灯塔开始转动： 一道绿光，一道红光，一道白光。仍旧吹来人世间的叹息。仿佛从这冷漠中升起某种隐秘的歌声。我回归故国。我想起一个童子，曾在贫穷的街区过日子。这街区，这房屋，只有两层楼，楼道里还没有照明。多年后的今天，他还可以在夜深人静时重进这楼道。他知道，他能以最快的速度登上楼梯，不会打一个趔趄。他整个的身心已与这所房屋融在一起。他的腿脚牢牢记得每一级台阶的准确高度。他的手本能地害怕那扶梯，并且一直除不掉这心情。而这是由于蟑螂横行。

夏日傍晚，工人都到阳台上去。他家里只有一扇小窗。于是大家把椅子搬到家门前，也算纳晚凉。眼前所见所闻，有街道，有邻近的冷食店、对面的咖啡馆以及孩子们从这家门前跑到那家门前的嬉笑声。最要紧的是在高大的榕树间有一片蓝天。贫穷之中有独处。这独处又使诸般事物弥足珍贵。达到一定程度的富足后，天空本身以及星光灿烂的夜色，都似乎是自然界的物质。但在社会阶梯末端，天空却恢复自身的含义： 它乃是无价瑰宝！夏天夜晚，是繁星闪烁的神秘所在！孩子身后是腥臭难闻的走廊，他那破烂的小椅子，坐在屁股底下似乎矮一截。但只需一抬头，就可以畅饮纯净的夜。有时驶过一列宽敞快速的有轨电车。还可听到一名醉汉在街角低吟浅唱，却无损于周围宁静的气氛。

孩子的母亲仍静静待在那里。在某些情况下，人家会问她：“你在想什么？”“什么也不想。”她答道。这话不假。一切都有啦，所以什么都不想。她的一生，她的利益，她的孩子都限于这块地盘。它是那么顺乎自然的存在，反而感觉不出来。她身患残疾，大脑迟钝。她自己的母亲粗鲁凶悍、独断专行，一切都得服从那易怒的野兽般的自尊心，她长期控制着笨头笨脑的女儿。女儿出嫁仿佛获得解放；丈夫一死却又规规矩矩回到娘家。按惯常的说法，他是为国捐躯。在家中显眼的位置，可见一只金色镜框里挂着战争十字勋章和军功章。医院还给他的遗孀寄来从躯体上找到的一块炮弹片。寡妇将它保存下来。她早就没有悲痛的感觉了。她忘了丈夫，却还谈到孩子们的父亲。为养育这些孩子，她出去干活，挣的钱全交给她的母亲。老太太用一根鞭子教育孙辈。她抽得太重时，女儿就说：“别照着脑袋打。”因为这是她的孩子，她爱他们。她不偏不倚地爱每个孩子，并且从不表白。有时，如同她还记得的这类傍晚，她精疲力竭地下了班（她为人家做家务活），家里却空无一人。老太婆出门买东西去了，孩子还没放学。于是她瘫坐在椅子上，两眼无神，盯着地面一条缝隙往前看。在她四周，夜色渐渐变浓，这难堪的静寂显得凄苦。孩子这时回到家里，就会发现那肩部突兀、骨瘦如柴的身影，因而突然止步不前： 他害怕了。他开始感受到许多。他几乎没觉察到自己的存在。但在这无人类知觉的沉默面前，他真是欲哭无泪了。他怜惜母亲。这算得上爱吗？她从未抚爱过他，因为她不能。于是他久久待在那里凝视着她。他感到自己是陌路人，更加意识到那痛苦。她听不见他的脚步声，因为耳聋。再过一会儿，老人就回来了，生活又重新启动： 汽油灯发出圆形光环，粗布上了蜡，大声喧嚷，言语粗鄙。不过这会儿的寂静却是时钟暂时停摆，是无穷无尽的瞬间。因为蒙蒙眬眬感觉到这些，孩子在激情中以为这就是对母亲的爱了。这本在情理中，因为她到底是母亲哪。

她什么也不想。外面是灯光和喧嚣，这儿是静寂和黑夜。孩子会长大、上学。人家会抚养他，并且要求他感恩，仿佛是为了免除他的痛苦。他的母亲依然这样讷讷寡言。他将在痛苦中成长。长大成人，这最要紧。外婆会死，然后是母亲，是他自己，都要死的。

母亲惊了一惊，她感到恐惧。孩子看着她的神态像傻瓜。叫他去做功课吧。于是他做完功课。他今天去了一家龌龊不堪的咖啡馆。他如今已是大人，这不是最要紧的吗？可是看来并不是这样，因为做功课，愿意长大成人，只会让你变老。

阿拉伯人待在那角落，依旧蹲着，用双手捧住两脚。平台上飘来一阵烤咖啡的香味，同时传来阵阵年轻人聊天的声音。一艘拖轮再次发出低沉柔和的鸣笛声。像每天一样，世间诸事到此告一段落。在没完没了的周折中，剩下的只有未来的宁静。这古怪妈妈的冷漠！惟有这硕大无比的人间孤独，能助我掂量这冷漠多么沉重！一天晚上，人家把儿子（已是大孩子）叫到她身边。恐怖使她患上严重的脑震荡。她已习惯黄昏时走上阳台。她搬来一张坐椅，将嘴巴贴在冰冷咸涩的铁栏杆上。她观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在她身后，夜色愈来愈浓。而在她面前，商店突然灯火通明。街上人越来越多，照明越来越亮。她漫无目的地张望，变得神不守舍。恰在这晚，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她背后，反拖着她就走，并且对她施加暴力，但听到人声便逃之夭夭。她什么也没看见，昏厥过去。儿子回来时，她已躺在床上。遵照医嘱，他决定陪她过夜。他在她身旁就着被褥躺下。时值夏日，在热浪滚滚的屋里，当天那幕惨象久久不散，令人胆战心惊。传来阵阵脚步声和吱吱呀呀的开门关门声。人家用醋激醒病人，此刻酷暑的空气仍飘荡着醋味儿。她不时伸臂踢脚，哼哼唧唧，甚至全身抽搐。这就将他从短暂的瞌睡中惊醒，猛然警惕起来，又觉得浑身都是汗水。他瞧了瞧时钟，只见守夜灯的火光映照在上面跳动了三下，便昏昏沉沉又睡着了。后来他才领略到这一夜他们是多么孤单。母子俩与所有的人相悖。正当他们两人苦苦挣扎之际，“别人”却安眠如常。在这所老房子里，当时似乎空无一物。半夜里有轨电车渐行渐远，似乎将人间的一切希望，将城市喧嚣造就的现实感统统席卷而去。屋子里还荡漾着电车驶过的回响，不过却渐渐消逝。遗留下的是一片荒芜的林园，惟有那病人的痛苦呻吟在园里久久不散。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身在他乡。天地仿佛溶解了，生活日日周而复始的幻觉也随之消失。什么都不复存在： 学习或抱负，餐馆里的好菜或特别喜爱的颜色……然而，正当天崩地裂，一切化为乌有之时，他却依然活着。甚至他终于入睡了。多少带着母子俩孤零零的形象，何其悲惨，何其可怜！后来，很久很久之后，他又记起了这汗水与酸醋混杂的气味，记起了使他勿忘母子关系的这一时刻。似乎她就是内心无限怜悯之情的化身，又将这怜悯之情撒向他的四周，并且认认真真、毫不作假地扮演着命运凄怆的贫苦老太婆的角色。

这会儿炉膛里的火已被炉灰覆盖。仍然可以感受到天地间的气息。一只手鼓断断续续地咚咚响着，一个女人的笑声紧紧相随。港湾里盏盏明灯向前移动： 大约是渔船正在驶回船坞。我从自己所在地瞥见的那片三角形蓝天，这时万里无云。空中布满繁星，在纯净的气流吹拂下闪闪烁烁；夏夜无声的羽翼在我四围悠悠拍打。我已不属于我的夜晚，它将往何处去？在“简单”这个词里，有一种危险的属性。就在这一夜，我明白了： 人们有可能轻生，因为当生活明朗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复有任何重要的东西了。某个男人受苦受难，灾祸接踵而来。他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大家都敬重他。后来，某天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他碰见了一位相交颇深的老友。这位朋友漫不经心地同他聊了一阵。回家以后，那男人就自杀了。后来有人说，其中必有隐私和失恋之类的因素。其实不然。如果非要找什么原因，他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一位朋友说话漫不经心。因此，每当我自以为感受到人生的深邃含意时，令我叹息不止的往往是它的简单朴素。这天晚上，是我的母亲以及她那古怪的冷漠。还有一次，我在郊区一处别墅里居住，相伴的有一只狗以及一对猫和它们的仔，全都是小黑猫。雌猫不能养活它们，于是小猫一个接一个死掉。它们的小屋里到处是粪便。每晚我回来时，都发现有一只僵死了，猫嘴向上翻卷。有一天，最后那只小猫竟被猫妈妈吞掉一半。它已经发臭。死尸的气味同尿味混杂在一起。于是我在这苦难的地方坐下，手伸到粪便中，鼻子里吸着这腐烂的气味；我久久观察着待在一角纹丝不动的母猫，那绿色的眼里闪耀着疯狂的火焰。正是这样。这晚恰恰就是这样。一无所有到了这等地步，任何事情都不再会引向任何结果，希望或绝望却似乎没有根据，全部生活都浓缩为一幅图景。然而又为什么要为此花工夫呢？简单，一切都简简单单。在聚光灯的灯光里，有绿、红和白三种光。清新的夜晚，城市和秽物的气味也是简单的，它们一直飘到我身边。如果说这天晚上我回想的，是某个童年时期的形象，那又怎能不接受我从中得到的有关爱和贫穷的教益呢？既然这时刻仿佛是介乎肯定与否定间的休止，那么我就将生活的希望或厌倦留给别的时刻。不错，仅仅记下失去天堂的明亮和单纯，将它凝聚在一个形象中。正是这样，不久前在一所老街区的房屋里，儿子去看望妈妈。他们面对面静坐着。他们母子目光相遇：

“嗨，妈妈！”

“哎，来啦？”

“你心烦吗？我不大开口说话，是吧？”

“哦，您一向话不多。”

抿着嘴的一丝美好笑意，在她脸上渐渐消逝。这倒是真的，他从未主动与她交谈。其实又有何必要？不声不响，局面也明朗了。他是她的儿子，她是他的母亲。她可以对他说：

“你知道这个。”

她盘着双脚，坐在卧榻脚下，两手放在膝上。他则坐在椅上，不怎么瞧她，却不停地吸烟。一阵子沉默。

“你不该抽这么多烟。”

“说得对。”

整个街区的气味都从窗里涌入。邻近的咖啡馆传来手风琴声，晚间的交通达到高峰，软软的小面包夹着烤肉串的香味，以及一个孩子在街上哭泣的声音。母亲站起身来，拿起一件毛线活儿。关节病弄得她十指畸形、僵直麻木。她活儿干得很慢，常常一针要重来三遍，或者拆掉整整一行，并发出轻轻的劈啪声。

“这是一件小坎肩，我穿时外加洁白的假领。这个连同那件黑大衣，我就有了一季的行头。”

她站起身来把灯拧开。

“现在天黑得很早。”

这话不假。夏日已过，秋季未到。在柔和的蓝天下还有啾啾的雨燕声传入耳际。

“你过些时候再来？”

“我还没走。你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

“没什么。是没话找话。”

一列有轨电车驶过。一辆汽车驶过。

“我的确长得像父亲吗？”

“哦，跟你父亲一样。当然，你没见过他。他死时你才六个月。你要是蓄小胡髭该有多好！”

他并没有把提到父亲当一回事。没有对往事的记忆，没有任何激情。大概跟许多男人一样吧。而且，他出发时情绪高昂。在马恩河上脑袋被炸开了。整整一周什么也看不见，处于弥留状态： 他的名字刻在了本镇阵亡士兵的纪念碑上。

“其实，这反倒好。”她说，“他若回来也成了瞎子或疯子。那样的话，这可怜的人儿……”

“可不是吗。”

又是什么使她能在这屋里待下去，不就是因为相信“这反倒好”吗。她感到，天地间所有荒诞的单纯全都躲进了这间屋子。

“你会回来吧？”她问，“我当然知道你要去干活儿。不过，有时候回来……”

可眼下我到底在哪里？怎能将这空荡荡的咖啡馆同这昔日的房间分开呢。我弄不清自己现在是过日子，还是回顾过去。灯塔的灯光是眼前存在的。那阿拉伯人在我面前站起来说，就要关门了，得出去了。我不愿再走这危险的下坡路。我确实最后看了一眼海湾和它的灯光，而当时向我迎面涌来的，不是对美好岁月的期许，而是对一切和自己的又平静又原始的冷漠无情。但必须折断这条温馨易行的弧线。我必须清醒。是的，一切都很简单，是人们将事情弄复杂了。人们没有必要胡言乱语。不必说死囚“将偿还欠社会的债”，而只需说“人家要砍他的头”。看上去都一样。但还是有小小差别。何况本来就有人更愿正视自己的命运。

伤心之旅

我到达布拉格是在晚上六点钟。我立刻将行李送到寄存处。还有两个钟头可用来找旅馆。我有一种特别轻松自如的感觉，因为手里不再提着两只沉甸甸的衣箱。我走出火车站，顺着花园走，突然进入拥挤不堪的文西斯劳斯大道。四周，迄今为止生存着一百万人，对他们的境遇我却一无所知。他们在过日子。我却在远离故乡的几千公里外。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人人都疾步而行。在超越我时，人人都注意避开我。我不知所措。

我没带多少钱。六天的食宿费。不过六天后应当有人来接我。我还是为此担心。于是去找便宜旅馆。我是在新城区里，所有的旅馆都灯火通明，洋溢着欢声笑语，充斥着花枝招展的女人。我加快步伐。在这匆忙的奔走中，已有类乎逃跑的东西。但快到八点钟时，我精疲力竭地踏进老城。那里有一家看上去很寒伧、店门狭小的旅舍，对我颇具吸引力。我走进去，填了卡片，拿到房门钥匙。我分到四楼三十四号房间。一开门，看到一间很豪华的住房。我寻找价目表，竟比估计的高出两倍。金钱成了难题。我在这座大城市里只能过贫民生活。方才还被淡化了的焦虑，却具体明确了。我感到局促不安，两手空空而又无依无靠。不过头脑又清醒起来： 人家好歹认为我从不计较金钱问题。干吗要有这种愚不可及的担忧呢？然而脑子在思索。得吃点儿东西，再走上街道找一家便宜饭馆。每顿饭不得超过十克朗。我看过的饭馆，最便宜的也最不好客。走过一家，复又折回。里面的人终于注意到我的往返： 不好不进去啦。这是一处相当阴暗的地窖，墙上画着夸张的壁画。食客五花八门。几个姑娘在一角抽烟，一本正经地谈着话。一些男人在进餐，看不出年纪和肤色。堂倌穿一身油腻腻的燕尾服，向我伸过毫无表情的大脑袋，他身材十分高大。我看不懂菜单，就随便指了一样菜肴。但看来还须作一番讨论。堂倌用捷克语向我提问，我以浅陋的德语应答。他却不懂德语。我很恼火。他叫来姑娘中的一位，她以古典步态走过来： 左手贴着臀部，右手夹着香烟，一脸笑盈盈。她在我这一桌坐下，用我觉得同样差劲的德语提问。终于说通啦。堂倌向我吹嘘当天的特菜。我很会佯装，便接受了这特菜。那姑娘还对我说些什么，我却听不懂。当然，我装出最高明的样子应诺。但意思却不明白。一切都使我生气，我身子摇晃，肚子也不饿了。不过身上仍觉疼痛，腹部发紧难受。我为对方要了一杯啤酒，因为我还是懂礼貌的。当天特菜来了，我吃了： 是粗面粉和肉类混合物，放了大量土茴香。不过我心不在焉，或者说什么也不想，只注视坐在对面的笑嘻嘻的胖女人。她会不会以为我在劝诱？她挨得我很近，颇有黏上的意思。我做了个机械的手势，把她留下来。（她长得很丑，我常想： 若这姑娘长得漂亮，我本可免除后来的一切遭遇）我很害怕在这些准备嘲笑我的人当中发起病来，更害怕只身待在旅馆房间里，囊中羞涩，情绪低落，自管自地胡思乱想。直到今天，我还惴惴不安地回想： 当时惊慌怯懦的我，怎样才自我解脱的。我走开了，在老城漫步，但因无力长时间独自行动，便急忙回旅馆躺下，等着入睡，差不多立即成眠。

我不厌烦的国家，都是毫无所得的国家。我用这类语句重整自己的士气。可是要不要描写后来的日子呢？我又去了那餐厅。早早晚晚，我勉强吞食那倒尽胃口的土茴香菜。因此，每天都没完没了地想呕吐，就这样成天游荡。不过我顶住了，知道不能不进食。何况，跟另外一家餐馆相比，这又算什么？现在这地方至少“认”了我。人家不跟我搭讪，却报以微笑。再说，焦虑有增无减。我太提防这头疼的毛病了。我决定安排好每天的日程，将重点活动分布开来。我尽可能晚起床，因而缩短了白日。我梳洗一番，再按部就班考察这城市。我一头扎进雄伟壮丽的巴罗克风格教堂，想从中发现故园旧梦，但因为是踽踽独行，自说自话，参观完毕心里更空虚，更显得失魂落魄。我沿着伏尔塔瓦河徜徉，只见河上修有一座座飞沫腾空的水坝。城堡山街区很大，却人烟稀少，静寂无声，我以无法计量的小时漫游该区。在大教堂及其宫殿的阴影下，在夕阳西下时刻，我孤独的足音在街区大路小路上荡出回响。发现此点后，我格外心怀惴栗。我早早进晚餐，八点半就上床。次晨旭日高升我才起床。教堂、宫殿和博物馆，我竭力在各种艺术品中缓解焦虑。老一套的办法： 我想将激愤化解为忧郁。但一无所得。一走出参观地点，我就变成陌路人。然而有这么一次，在城市尽端一家修道院的内院里，那温馨的时辰、悠扬悦耳的钟声，从古老的圆塔冒出的一群群野鸽以及类似草香和某种虚无感使我内心升华出一种肃静，顿时泪如泉涌，我仿佛离解脱仅有咫尺之遥。晚间归来，我信笔写下一段文字，这里如实抄录。因为在夸张的文字里，我再次感受到当时心情的酸甜苦辣：“从这次旅行中还想有什么别的收获呢？我现在是赤身裸体、毫无虚饰了。在这座城市里，连商店招牌我都不识，那些古怪的字母里没有一点儿我熟悉的东西，没有可以一抒胸臆的朋辈，也无处消遣。一座外国城市的尘嚣涌入这间房屋，我却明知没有什么能将我从屋里吸引出去： 将我驱向更美妙的栖身所或一处值得爱恋的地方。我想叫人，想呼喊吗？将露脸的是外国人。教堂、金器和香火，一切都将我踢回日常生活，惟有心中的焦虑在掂量每一事物的价值。积习的遮幕、心安理得的言行织成的熨帖外衣，全都徐徐升起，终于揭示出焦虑的苍白面容。人面对的是自身： 我看他未必幸福……但惟其如此，旅行又启示了他。在他与事物间出现极大的不协调。在不那么坚实的心灵中，人间的音乐更易渗入。还有，在一无所有的境界里，最细小的一株孤树，也会变成最可爱、最脆弱的形象。艺术作品和女人的笑容，植根于故土和历史文物的本族人士，这正是旅行构成的又动人又合情理的景物。然后，一日之余又回到旅馆房间，身上又觉得什么地方凹陷： 正是心灵的某种饥渴再现。不过，我无须自供，这些都是无稽之谈。”现在可以说： 我对布拉格的回忆，就是酸醋泡黄瓜，在各街角叫卖，让人就地食用。那酸涩刺鼻的气味唤醒了我的焦虑，我一走进旅馆它就格外加剧那焦虑。有这个，再加某些手风琴曲调。在我的窗下，一位独臂盲人，半个屁股坐在琴上，用那只好手拉琴。总是同一支天真动人的曲调，在早晨将我唤醒，突然将我推入毫无遮饰的现实，使我在其中挣扎不已。

我还记得： 在伏尔塔瓦河岸上，我曾突然止步，惊叹于这气味或旋律，在穷途末路的思绪中，暗暗自问：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但看来我尚未走到悬崖边际。第四天上午约十时，我准备外出。某处犹太人公墓头一天遍寻未着，这天想再找找看。这时有人敲邻屋的门。沉寂一阵之后，敲门声复起。这次敲的时间很长，但看来无效。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自楼道传来。我没去细听，脑中也没想什么，我用一段时间看了刮胡膏的使用说明，而我用它已有一月之久。这一日天气沉闷。从云层很厚的天空里，一缕金黄色光芒撒落到古老布拉格房屋的尖顶圆顶上。报贩子像每天早晨一样叫卖着《人民政治报》。我好不容易从昏睡中挣扎起来。但往外走时，却迎头碰见身挂无数串钥匙的楼层服务员。我停住脚步。他又久久地再次敲门，试着将门推开。毫无作用。大约门已反锁。又敲打一番。房里传出空荡的回音，显得阴森可怖；我感到胸闷，便什么也不问就往外走。但一走上布拉格街道，就一直有某种痛苦的预感。我怎能忘记楼层服务员的那副傻相，他那光亮的皮鞋奇特地翻着口，上衣掉了钮扣。我终于找到地方进午餐，但越来越觉得倒胃口。约两点钟，我折回旅馆。

在大厅里，工作人员低声耳语。我迅速爬上楼，尽快面对意料中的事。果然不错。房门半开着，所以只见一大片蓝墙。但前文提到的暗淡灯光将一名躺在床上的死者身影映照在这屏幕上，还有一名警察在旁看守。两个影子恰成直角。这光影使我震惊。它是实在的，是真正的生活之光、下午生活照映出的光芒，这光使人有正在过日子的实感。他却已死去，在屋里孤苦伶仃。我早知道不会是自杀。我匆匆回自己的房间，在床上倒下。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从影子看身材矮小粗壮。大概死了很久。生活却在旅馆里继续，直到服务员想到叫他。服务员毫无思想准备地来到门口，而他却已孤独地死去。我在这当儿却在读刮胡子膏说明书。整个下午怎么度过的，已无法形容。我躺在床上，脑中空空，心里出奇地难受。我修了修指甲，数着一条条地板缝儿，“要是能数到一千……”但到五十或六十，就已一败涂地。我数不下去。外面的嘈杂声一点儿也听不见。但有一次在走廊里，一个压低嗓门的女人声传过来，她说德语：“他生前很善良。”于是我深切怀念起地中海畔自己的城市，怀念我所喜爱的夏日傍晚： 在绿色光线下气候温和宜人，到处都是年轻漂亮的姑娘。许多天以来，我一言未发，但心中却压抑着愤怒，几乎大声叫喊出来。如果有人向我敞开怀抱，我会像孩童般嚎啕大哭。下午将尽时分，我精疲力竭，盯住房门门闩，脑中空荡荡的，反复回味手风琴的民间曲调。此刻，我再也想不下去了。没有祖国，没有城市，没有房间，也没了姓名。疯狂或得意，屈辱或兴奋……谁知道我将如何终了？有人敲门，朋友们走进来。我虽失望，却好像得救了。我相信自己说过：“很高兴再见到你们。”但我想独白也就到此为止。我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彼此分手时的样子。

没多久我就离开布拉格。当然，我对此后所见所闻发生兴趣。我可以提到某一时刻在哥特式小公墓的情景，它那些凤吕草绽开红艳艳的花朵以及一片蔚蓝的晨景。我还可以谈到西里西亚宽阔的平原，荒凉凄惨，不忍目睹。我是在天蒙蒙亮时越过这片平原的。在那块黏糊糊的大地上，一群黑压压的鸟雀掠过雾色浓重的晨景。我也喜欢温馨端庄的摩拉维亚那纯净的远景以及两旁长满酸果子的李树。但在我内心深处，却有久久俯瞰无底洞的昏涨之感。我来到维也纳，一周后离去，始终不能摆脱自身的苦恼。

然而，在从维也纳到威尼斯的火车中，我却期待着什么。像一个康复期的病人，人家一直用清汤喂他，于是他想像着头一片面包干会是什么滋味。忽然看到一线光明。我现在明白啦： 我已准备好享受幸福。我将只提在维琴察附近一座小山上度过的六天。我似乎还在那里，或者毋宁说，有时重游旧地，而迷迭香的香气又再度飘来。

我进入意大利境内。那是一片宜于我心灵的土地，我一个个认出了临近它的标志。那是最早出现的有鳞状瓦片的几间房屋，紧贴在一堵墙上的最初几株葡萄，硫酸盐已将墙壁熏成蓝色。还有最早出现的晾在院里的衣服、放得乱糟糟的杂物以及开怀露胸的男人。再有第一株柏树（柔弱而笔直）、第一棵橄榄树以及盖满尘土的无花果树。有意大利小城镇影影绰绰的小广场，正午时分野鸽纷纷寻找荫蔽所，有慢腾腾的懒散劲儿，心灵的愤慨在其中渐渐磨灭。激情逐渐化成泪水。然后，就到了维琴察。这里的日子自行运转，从清晨处处鸡鸣，到无与伦比的美好夜色，在柏树丛中显得静谧温馨，蝉鸣之声时断时续。我一路觉得心情宁静，是由于一天转到另一天竟那么悠然自得。我还能盼望有什么： 一间斗室朝着平川敞开，室中家具古色古香，钩针细活织出的花边窗帘怡情悦目。我面对整个晴空，这斗转星移可供不断追随，只需静静待着同它一起旋转。我呼吸着惟一能得到的幸福： 关爱友好的良知。我成天漫步，从小山朝维琴察下行或者继续向田野漫步。邂逅相遇的每个人，街上的每种气息，在我都是化做无限怜爱的题目。照应度假村的妇女、卖冰糕小贩的喇叭声（他们的货车是装上轮子的“共渡乐”船，只是加个车把儿）、美不胜收的水果货架、黑子红瓤的大西瓜、透明多汁的香葡萄： 善于合群者处处有可求可索之物。但被迫独处者也有寄托： 尖脆如笛声的蝉鸣，九月之夜芬芳的泉水和繁星，乳香树和芦苇间芬芳沁鼻的小径。岁月就这样流逝。在阳光灿烂的时辰之后，接着便是傍晚来临，落日余晖闪耀着黄金般的辉煌，柏树的墨绿枝干更显蓊蓊郁郁。这时我走在大路上，走向远远即可闻辨的蝉鸣。随着我步步前行，它们一只一只放低歌喉，直至声咽音绝。我缓缓而行，被眼底收不尽的炽热的美弄得透不过气来。在我身后，一只只蝉又放开歌喉，终至大声鸣唱： 这已成为天底下一桩奇迹，冷漠和美好都从那里下凡。借着最后一缕余晖，我看明白了一幢别墅的门楣古训：“美景堪爽神”。正是应当在这里驻足。对面小山后最早的星星已在闪烁，接着有三缕星光，于是黑夜倏然无声地降临。我身后灌木丛中逸出耳语般的细声和一阵和风。这一天消逝了，给我留下的是它的柔情蜜意。

当然，我还是依然故我，然而已不孤单。在布拉格，我在四墙之内快憋死了。在这里，我面对稠人广众，在四围投出身影，想像出人间充满与己相似的形象。我还不曾着笔描写太阳。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 为什么自己那么依恋和热爱童年生于斯、长于斯的那贫穷天地；同样，只是到如今，我才隐约感受到太阳和故国给我的教益。不到正午时分，我外出到一个熟悉的游览点，那里可以俯瞰广阔的维琴察平原。太阳差不多已升到中天，天空湛蓝而空旷。由那里撒下的阳光施惠于群山的坑坑谷谷，为扁柏和橄榄树穿金戴银，又给红瓦白墙的屋宇披上盛装，终于消逝在云蒸霞蔚的平川上。而每一次都给人以空幻虚无的感觉。我的脑海里仍贮存着那横卧的矮胖男子的身影。而在这阳光璀璨的平原上，在尘土飞扬的闹市，在削平后仍残留着烧荒焦土的原野里，我胸臆中仍咀嚼着虚无的滋味，残存的只是赤裸裸、全无披挂的外形。这国度将我带回心灵深处，使我直视我那隐而不露的焦虑。但这既是又不是布拉格的焦虑。可这从何说起？一个月来，死亡和非人的气息追逐着我。及至来到这阳光明媚、绿树成荫和笑意盈盈的意大利平原，我对那气息便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是的，这没有泪水的丰盛，这没有欢乐的宁静，都是源自清醒的意识，意识到那一去不复返的品性： 节俭和无私。这有点儿像垂死的男人不会再关心他老婆今后的幸福，除了在小说里才例外。垂死者实现了人的天性自私，即对未来不抱希望。就我来说，在这个国度绝无长生不老的希望。在自己心中回顾又有什么意思？那样做并没有肉眼目睹维琴察，没有双手捧住维琴察的葡萄，没有皮肤感受从贝里柯山到瓦尔玛拉纳别墅公路的夜色所给予你的抚爱！

不错，这一切都很真实。但与阳光同时渗入我心田的，还有一些我无法形容的东西。在极其清醒的头顶之上，万般感受都融成一体，于是我的一生便成了要么否定，要么肯定的整体。我本来需要伟大的景观。我找到了它，那是在我深深的绝望与天地间、绝美的山水两者对峙中的收获。我从中汲取了力量： 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头脑。对我来说，有这样一种难得而又矛盾的本领就足矣尽矣。但也许从当时恰如其分的感受中，我已杜撰出什么东西。何况，我常想起布拉格以及在那里的痛苦日月。我找到了故园。只是有时不免飘来一股醋泡黄瓜的酸味儿，重新燃起我的焦虑。那时我就得想到维琴察。不过我珍惜两者： 一方面是对光明和生命的爱，另一方面是想对绝望经历描绘的执著意念。两者简直难解难分。有人已经明白过来，而我却下不了抉择的决心。在阿尔及尔郊区，有一处装着黑铁门的小公墓。走到墓园尽头，便可发现山谷，背景则是海湾。这祭坛与大海共呼吸，人们可以在它面前久久沉思。但当你原路折回时，走过一座孤坟，旁边竖着“遗恨千年”的纪念牌。邀天之幸，还有一帮理想主义者前来打圆场。

热爱生活

夜幕降临巴尔玛，生命之流重新涌向市场后许多家卖唱的咖啡馆。 那里的街巷无声无臭，漆黑阴森，直至你走到百叶门前，从门缝儿里透出光亮和音乐。我在这些咖啡馆之中的一家度过了差不多整整一夜。那厅堂非常低矮，呈长方形，漆成绿色，还装点着玫瑰色的花环。木制的顶棚上装有密密麻麻的红色小灯泡。在这么小的地方，居然奇迹般地塞进一个乐队，一间拥有五彩缤纷酒瓶的酒吧间，比肩而立、拥挤不堪的观众，全都是男人。中间有两平方米的空当儿。那里酒杯和酒瓶堆成小山，服务员将它们送往厅堂各个角落。这里没有人头脑清醒。大家都在狂叫。一位海军军官模样的人，向我迎面吹来一大串带着酒气的客套话。在我这一桌，一名看不出年纪的侏儒向我叙述平生经历。但我凝神屏息，顾不上听他唠叨。乐队不停地演奏一些曲调，大家只听得出节奏，因为所有的人的脚都在同时打拍子。有时大门开启。在狂呼乱喊当中，人家将新来的顾客塞在两张椅子当间儿。[1]

突然爆出嚓的一声钹响，一个女子猛然间跳进酒吧中央狭小的圈子里。“二十一岁。”军官向我介绍。我十分吃惊。面容宛若少女，但浑身上下堆满肥肉。这女人约有一米八的个头儿。由于腰圆膀粗，恐怕体重达三百斤。她两手贴着臀部，着黄色镂空外衣，针眼间的空隙使她那肥白的肉体像棋盘一般露出，满脸堆笑逢迎观众。她的两个嘴角儿又推出细小的波纹，一直漾到耳根。厅堂里的激动简直无边无际。可以感觉得出： 这姑娘是众人熟悉、热爱和期待的。她仍然一脸笑盈盈。她环视观众，悄然无声但兴致勃勃地朝前扭动肚皮。大厅发出一阵响亮的喝彩声，点唱一支似乎很有名气的曲子。那是一首安达鲁西亚歌曲，鼻音浓重，每三个音节由架子鼓打出沉重的节拍。她一面引吭高歌，一面在咚咚的鼓声中模仿做爱的姿势。在这单调而热烈的动作中，她的臀部出现了名副其实的“肉体的浪涛”，此起彼伏一直延伸到肩部。大厅里如痴如狂。后来到叠句时，这姑娘原地转了个圈儿，用双手捧住乳房，张开红艳艳、水汪汪的大嘴巴，与整个大厅齐唱那首歌曲，直到人们在一片乱哄哄中站起身来。

她在大厅中央摆开姿势，全身汗涔涔的，头发散乱，挺直了高大的躯体，在黄色网衣中显示其丰满。她像一尊正在出水的污秽的女神，前额似乎因愚笨而低垂，两眼无神，只是膝头微微颤抖才露出一点儿生气，如同骏马刚刚比赛完毕。在四周顿足捶胸的一片欢乐中，她仿佛就是生活的化身，抛开了廉耻，令人赏心悦目。她那毫无表情的眼睛意味着痛苦，而肚皮上已是大汗淋漓……

没有咖啡馆和报纸，哪里谈得上出门旅行。用法语刊印的一份报纸，一个晚上可以与人交往的处所，使我们可以用熟悉的动作模仿自己在家里的样子，而这样子从远处看就显得陌生。因为使旅行有价值的，是忧虑。旅行打破了我们身上某种内在的“布景”。不再有可能弄虚作假： 将自己“隐藏”在办公室或工地上度过的时光里（我们强烈不满这段时光，但它却实实在在地防止我们变得孤独）。因此我一直想写这样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或许会说：“我如果不去办公室办公，会变成什么样呢？”或者说：“我妻子死了，但幸好明天我要写一大堆信。”旅行剥夺了我们的隐身所。我们远离家人、远离母语，离开了所有的支撑点，被剥下了面具（连有轨电车的票价也不知道，而且事事如此），我们浮在了自身的表皮之上。但正因为自己感觉到心灵上有创伤，我可以让每个人、每件事，都恢复奇迹的价值。一个女人无所思索地跳着舞，桌上放着一瓶酒，人们隔着帘幕看见她： 每个形象都成为一种象征。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生活都反映在这件事当中，于是生活就似乎完全反映到其间。生活对一切天赋都是敏感的，怎样才能描述我们可能品尝到的各种醉意（甚至也包括清醒在内）呢？也许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能把我同时带向距离自己又近又远的场所，惟有地中海例外。

大概这就是我在巴尔玛咖啡馆激动的原因。但正午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大教堂那个荒凉的街区，在庭院清新而建筑古老的宫殿里，在冒出一股阴暗气息的街巷里，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某种“悠然自得”。这些街道里没有行人。在屋顶观景楼中，出现的是纹丝不动的老妇人。我顺着房屋行走，停留在绿荫掩映、耸立着一根根灰色圆柱的庭院中，我融化在这静谧的气氛里，不再有局促之感，全神贯注倾听自己的足音，凝视着夕阳残照中墙头飞鸟伫立的身影。我也在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小小的哥特式内院中流连忘返。它那精雕细刻的柱廊发出美丽的金黄色，那是西班牙古迹所共有的。庭院里长着夹竹桃和淡紫花牡荆，还有一口熟铁井，井上挂着一只长长的、生了锈的匙勺儿，路人来到这里饮水。有时，当我跌坐在井石上，那长匙发出的清脆声如今仍在耳际回响。但这内院告诉我的，倒不是如何过甜蜜的生活。在一群群野鸽拍打翅膀的清脆声中，在花园里突然出现的静寂中，在井绳孤寂的咯吱咯吱的响声中，我重逢一种崭新的、却又似曾相识的情趣。在这变幻莫测的表面现象中，我是清醒的，并且含笑而视。在这留下人间笑容的镜面上，我觉得只需轻轻触摸就会出现裂痕。某种事物将销声匿迹，野鸽的成群飞翔将消失，而其中每一只将徐徐落下原来展开的翅膀。惟有我的沉默和静止，才能使那酷如幻觉的一切貌似真实。我参与这游戏。我不会上当受骗，却甘愿接受表面现象。美好的金色阳光和煦地照耀着修道院橙黄的石块。一个女人正从井里汲水。再过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也许就在眼下，一切都可能坍塌。然而奇迹还在继续。世界在延续，含而不露，略带嘲讽，悄然无声（就像女人的友谊，有时表现为温柔节制的形式）。一种均衡在延续，但由于害怕无疾而终方显露出斑斓的色彩。

这就是我对生活的一腔热爱： 对或许将离我而去的事物怀有静谧的激情，那是烈火烹烧下的苦涩。每天我离开这修道院时就好像自身拔地而起，暂时扎进世界的永恒之中。我心里明白： 为什么这时会想起多利斯地区太阳神那没有眼神的双眼，或是乔托[2]那些热情洋溢却表情死板的画中人物[3]。这时我真正懂得了这样的国度能给予我的教益。我赞赏在地中海的海岸上能找到信念和生活的法则，人们在那里可以满足其理性，并使乐观主义和社交精神有了立足地。因为归根结底，那时令我震动的，并不是按照人的面目缔造的世界，而恰恰是再度向人们关闭的世界。不对啦，如果说这些国度的语言同我内心深处的回声彼此和谐，那并不是因为它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因为它使这些问题失去意义。并不是优雅的行动就可以使我产生激情，而倒是只有在阳光灿烂的山山水水之间才会出现的那位（此处原文空缺）。没有生存的痛苦，就不会热爱生活。

在伊维萨，我每天都到港口一带的咖啡馆去坐一坐。快到下午五点钟时，当地的年轻人排成两列，沿着长堤漫步。在那里缔结良缘，造就人们的一生。你不禁会想到： 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始生活，是颇有气魄的。我就地坐下，还被白天的阳光晒得耳鸣头晕，脑中尚念念不忘白色的教堂，白垩质的墙壁，干涸的田野和枝丫错乱的橄榄树。我喝了一杯淡杏仁糖浆。我凝视着正前方曲曲折折的群山。入夜时分的和风吹动了磨坊的风车。出于天然的奇迹，人人都压低了嗓门儿。以至于飘忽而至的仿佛只有长天和吟唱着的词句，听来似乎发自远方。在这黄昏的瞬间，有某种短暂和忧郁的情绪，不仅会影响到某一个人，而且影响整整一个民族。至于我，过去渴望着爱，正如同眼下就想哭。我觉得，今后每小时的睡眠，似乎是从生命偷盗而来……也就是从莫名的欲望偷盗而来。像在巴尔玛酒吧间和圣弗朗西斯科修道院度过的时光一样，我纹丝不动，全身紧张，没有力气克制一种激情： 它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掘进我手中。

我明知自己错了，而且理应自我约束。人们从事创造是以此为条件的。但对于爱来说，是没有限制的。如果我能贪多务得，又何愁难以消化？在热那亚碰见一些女人，我爱她们的笑脸爱了整整一个上午。我是不可能再见到她们的，没有比这更简单的道理。但空话不能压灭我那炽热的怀念。圣弗朗西斯科的那口小井啊！我在那里看见一群群野鸽飞过，竟忘却了口渴，但总有这样的时刻，我的渴望终于复萌。

[1] 真正的文明其欢乐是从容不迫的。而西班牙人是欧洲少有的文明民族之一。

[2] 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译者注

[3] 希腊雕塑的没落以及意大利艺术的散佚，都是随着微笑及眼神的出现而来临的。似乎才智一出现，美就宣告终结了。

反与正

这是一个独特而孤僻的女人。她与鬼神息息相通，把他们的争吵当成自己的事。在她栖身的这片天地里，有些家人名声欠佳，她便不与这些人见面。

她姐姐分给她一小份遗产。这在人生暮年才降临的五千法郎，显得很麻烦。必须恰当使用。大笔财产人人会花，金额小了就难办。这女人本性难移。离死亡之日不远，她要为这把老骨头找个栖身之地。真是天赐良机： 本城公墓有一处租让墓刚刚到期，在这块地上业主修建了华丽的地下墓室，外观简洁，用黑色大理石当材料，总之做成了难得的珍品，人家以四千法郎作价让给她。她买了下来。这是一笔可靠的价值，不受证券交易所波动和政治事件影响。她找人修葺了墓室内部，以便随时安放她的遗体。一切竣工，她又设法用金色大写字母刻上自己的名字。

这事令她十分满意，终于爱恋起自己的坟墓。开头是来看看工程进度，后来变成每星期日下午“自我造访”一次。这是她仅有的外出和仅有的乐趣。快到下午两点，她走远路来到公墓所在地的城门口。她走进小小的地下墓室，蹑手蹑脚地关上门，在跪凳上跪下。于是，她独处一隅，比较着自己的往昔与未来，修补了早已折断的链条，不费力气地领悟苍天的深意宏旨。后来有一桩颇有寓意的怪事，叫她懂得： 在世人心目中她已经作古。万圣节那天她来得比往日晚，发现早有人在门口恭而敬之地撒满了紫色堇。大约是几位有慈悲心肠的陌生人，出于细心关照，在这座无人献花的墓前匀出一些自己带来的鲜花，向无人照料的古人聊表敬意。

现在我是在回顾这类事情。窗外这座花园，我只看得见它的墙壁。还有光影流动的些许枝叶。再往上看还是枝叶。继续往上便是阳光了。但在外面可以感受到其乐无穷的新鲜空气以及洒遍人间的欢快情绪。我在其中得到的，仅仅是映照在我那白色窗帘上的一点儿斜枝疏影罢了。还有太阳的五道光线，不紧不慢地将干草的芬芳送入屋内。若有一丝儿和风拂来，光影便摇曳于窗帘之上。云来云去，阳光时隐时现，于是金合欢花花瓶里溢出灿烂的金黄。此情此景可谓足矣。稍有微弱的光照，我便产生不可名状的喜悦。那是某个月的午后，使我面对这人生的反面。不过空气里渗透着寒意。到处是一层淡淡的昼光，仿佛一提就成齑粉似的，却将永恒的笑意赋予了山山水水。我算得了什么，又能有什么作为，除了融进那枝叶与光影的无穷变幻中，化做我的香烟燃于其间的这束光线，化做洋溢于空气里的柔情蜜意。我若要找到自我，当是在这片昼光尽头了。假如我想领略品尝这世间奥秘的清香，那么在天地深处发现的便是我自己了。而我自己也就是这无限的激情，它从四周景物中把我解脱。

方才是别的事情，那些人和他们买坟的事。不过让我从时间这块料子上剪裁下这一分钟吧。有人在书页中夹上一朵花，纪念情窦初开时的某次散步。我呢，也在漫步，但抚爱我的却是神仙。人生苦短，浪费光阴真是罪过。有人自称：“我在做事情。”但做事情也是浪费光阴，因为那是自我损耗。今朝得一小憩，我的心灵方有此独白。倘若还有焦虑折磨我，便是感受到这无影无踪的瞬间悄然逝去，犹如水银泻地般无声无息。谁想对这世界不理不睬，尽可悉听尊便。我却无悔无怨，因为我目睹自己成长。此时此刻，我的整个天地都在这尘世。这阳光和这光阴，这热气和深深的寒意： 何须思量是否有消亡之物、是否有受苦受难的人群？既然在这窗口已一目了然，天公将完美之境赐赠予我，正合我那慈悲的心境。我可以说也就要说： 重要的是合乎人情和简单明了。不，重要的是真实，一切也就尽在其中，人情和单纯也在内。我之真实，还会胜过物我一体之时吗？欲念尚未萌生，我已心满意足。永恒降临，如我所期待。我如今祝愿的已不是幸福，而仅仅是醒悟。

某人在静观，另一人却在掘墓： 怎能将两者分开？将人及其荒诞分开？不过天空已展露笑容。阳光流溢，盛夏在即？可这就是当爱者的明眸和声息呀。我借助种种举止以示对尘世的珍惜，又借助我的慈悲心和感念以表示对人类的眷恋。在世界的正与反之间，我不愿选择，也不喜欢人家选择。人们不愿意别人清醒或含讥带讽。他们声称：“这表明您为人不善。”我看不出其中的关系。当然，如果我听见人家告诉某某：你不道德，我就明白他需要以道德自律；又听见说另一人轻视智慧，我认为那是指他容不得怀疑。然而我不喜欢别人作假。伟大的勇气，还在于睁眼看光明和死亡。其实，还是要道破这对生活的热爱与这深藏的痛苦有何关联。如果我听任诸般事物内在的嘲讽[1]，它却不急于展现。它眨眨明亮的小眼睛道：“过日子嘛，就要当做……”虽然上下求索，我的学问已尽在于此了。

总之，我不敢自命得理。但一想到人家对我讲的那女人的故事，这就无关紧要啦。她死期已到，女儿趁她还有一口气给她穿上寿衣。大概四肢未僵时比较容易。但人家行色匆匆，咱们混杂其中未免有些古怪。

[1] 指巴莱斯所谓“对自由的保障”。

·婚礼集·

丁世中 译

刽子手用丝质绞索去绞杀卡拉法红衣主教，不得不重来两次。红衣主教瞧着刽子手，不屑于说一句话。

——司汤达

（《帕里亚诺公爵夫人》）

出版者的说明

以下的早期散文写于1936年和1937年，然后又于1938年在阿尔及尔少量刊印，如今系重印。这一新版本未经修改而重印，虽然作者一贯认为系严格和限定意义上的散文。

提帕萨的婚礼

春天的提帕萨是神灵的居住地，他们交谈着，处处阳光明媚，洋溢着苦艾的清香，海面上银波起伏，天空湛蓝耀眼，古迹上鲜花似锦，乱石堆里光影斑驳。在某些时刻，原野被阳光反衬成黑黝黝的一片。睫毛边上闪烁着光影和色调，除此以外，似乎都不能收进眼帘。芳香植物气味浓郁，刺激着喉管，在酷热中令人窒息。我在远景深处勉强辨出舍努阿山的庞大身影，它植根于村庄四周的丘陵中，稳健地迈着沉重步伐，终于端坐在海洋之滨。

我们经过已是面向海湾的村庄来到此地。我们走进金黄湛蓝的世界，阿尔及利亚夏季大地芬芳扑鼻的气息在迎接我们。处处都有玫瑰花叶伸出别墅的墙头。花园里木槿泛着淡红色，一大片玫瑰花，映出奶油般浓郁的茶红色，而蓝蝴蝶花伸展出细薄修长的骨朵儿。所有的石头都热烘烘。我们走下金黄色的公共汽车，正值肉店商贩推着红车赶早市，喇叭声声招徕着顾客。

港口左侧，一弯干燥的石径穿过乳香黄连木和染料木丛，通往上方古迹。小径直达一座小小灯塔，然后顺势而下通往开阔的平川。在灯塔脚下已有紫花、黄花、红花的粗壮植物，向下蔓延到离岸最近处的山石。海浪滔滔，仿佛咂咂有声地亲吻着这些顽石。我们伫立在微风中，在仅仅照着一边面颊的阳光里，目睹光芒自天界洒向人间。此时水波不兴，海浪亮晶晶的洁齿展露着笑容。在走进古迹王国之前，我们最后一次充当旁观者。

走了几步，苦艾的味儿就呛喉咙。那灰灰的绒毛毛，一望无际地遮住古迹。它们的液汁在热气下发酵。从大地到太阳，人间吹遍那大度不羁的酒精味儿，颇有惊动天国的样子。我们朝着爱与欲大步前进。我们不是来求教，也不要人们希冀于名胜古迹的那种枯燥的哲理。除了太阳、亲吻和粗犷的芬芳，其他一切在我们眼里都没有价值。我自己并不寻求孤独。我常与亲爱者同行，从他们的容颜上看到动情者爽朗的浅笑。这里，我要把秩序和分寸留给别人。大自然和海洋的无拘无束也通体占有了我。在这春天与古迹的婚姻中，古迹又重新变为不快，它失去了人们强加的光华，又回归大自然。浪子回头，大自然慨赠鲜花。在古罗马式的广场石块之间，天竺葵探出圆圆的白脑袋；红艳艳的天竺葵将一腔热血尽洒于房屋、寺院和公共场所遗址。种种学问将人类重新引回上帝，恒久的岁月也将古迹送回母亲怀抱。如今它们抛开历史陈迹，紧紧依附着那深沉的引力，复归于正在消逝的万物之中。

时光流逝，我辈沉湎于捏碎苦艾、抚摸古迹，努力让我的一呼一吸，合乎天地间纷纷扰扰的气息！我一头扎进粗犷的芬芳和昆虫似醒似睡的唧唧声中，张大两眼，敞开胸怀，向着这炽热壮观的天宇！自我复原，再知方寸，竟也不易。不过远眺舍努阿山坚实的脊梁，我心顿生踏实之感，又复归于平静。我学得怎样吐吸空气，做到了自我融合、自我完善。我遍览一处处山丘，每一山丘都不虚此行。像那座寺院，它的圆柱映照出日落日起。从寺院上可鸟瞰全村以及村舍的粉墙、白墙和翠绿的阳台。还有东山上的大教堂： 它的围墙完好，四周放着一大圈出土石棺，大部分刚挖掘出来，还黏着厚厚的土块。它们曾装着古人，眼下却长满一串红和桂竹香。圣萨尔萨大教堂属基督教会，但从每个洞口放眼望去，所见所闻却都是世俗的跌宕起伏，松柏繁茂的山丘，或是二三十米开外汹涌澎湃的海浪。圣萨尔萨大教堂所在的山冈，其顶端平坦，海风通过柱廊更加浩浩荡荡。晨光和煦，空气里荡漾着幸福之感。

需要神话的人未免可怜。在这儿，神灵充当岁月流逝的河床或标尺。我描述，我指出，这是红的、蓝的、绿的，那是海、是山、是花朵。我爱用鼻子紧压乳香黄连木的花球，何须言必称酒神狄奥尼索斯？古老的颂歌写道：“饱览这等美景，幸哉此生！”我后来怡然念及，何须拘泥于是否献给农神得墨忒耳？饱览，并且是在人间饱览，怎能忘怀这忠告？当英雄阿琉西斯创造奇迹时，只需静观便可。就这一点来说，我深知接近世俗永无止境。我得赤身裸体跳进大海，身上飘着大地的香精，在大海里将它洗涤，让我的皮肤感受那拥抱。而大地与海洋久久亲吻就是为了这一抱。一进入水中，便感到瑟缩，又冷又稠的海水朝你涌来，然后钻入波涛，耳中嗡嗡鸣叫，鼻子流涕，嘴里不胜苦涩。游起来之后，两臂粘满水珠，从海里伸出，再被阳光照耀成金黄色，在浑身抽筋的感受中重新放进水里。水在我全身汩汩流过，我的两腿在喧嚣中制伏了波涛。这时无法辨出天际。上岸后，便躺倒在沙滩上，纵情于尘世。回到血肉之躯的重力中，在阳光下昏昏欲睡，不时瞧一眼两臂，皮肤晒干之处随着水滴的滑落，露出金黄色的汗毛和小小盐粒儿。

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所谓荣誉： 无限爱恋的权利。在人世间只有一种爱情。紧紧搂抱一个女人，这也是留得由天界下凡入海的那种异趣。等一会儿，当我投身于苦艾丛中吸收其清芬时，我将不顾一切偏见领悟到自己正在完成一项真理： 阳光的真理，也将是我弃世而去的真理。在一定意义上，我在这里嬉戏的，无异于我的生命。这生命散发着炽热石块的气息，洋溢着大海的呼啸和刚刚放喉歌唱的蝉鸣。和风清新，天空湛蓝。我深深热爱这生命，并且要自由自在地谈到它，它使我对自己人的境遇感到自豪。但人家常告诫我： 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不对，有： 这太阳、这海洋，我那跳跃着青春的心灵、我那散发咸味的躯体，以及开阔的环境（温情和荣誉就在这环境中，在黄蓝交织中汇合）。我的力量和才能就应当用在征服这一切上。这儿的一切都听任我完好无缺，我不放弃自身的任何东西，也不戴什么假面具。我只需耐心学习生活的深奥知识，这抵得上他们的全部处世之道。

正午稍欠时分，我们仍沿古迹踏上归程，走向港口边上的一家小咖啡馆。阳光和五颜六色如锣鼓在脑中轰鸣，那阴凉的厅堂，那大杯的冰薄荷茶，真有宾至如归之感！外面是大海和尘烟滚滚的公路。坐在桌旁，我竭力在眨巴眨巴的睫毛间，设法看清白热天空中迷眼的色调。我们的腮帮已是汗涔涔，但身上因为衣衫单薄却分外凉爽。花与尘世结缘一日之余，我们都惬意地伸臂直腿以驱倦意。

这咖啡馆的饭菜欠佳，但水果却充足供应。桃子尤其多，一口咬下去，蜜汁四流。口里衔着桃子，耳中却听得血液涌向耳根，同时瞪大了眼张望。海面上是正午时分的沉寂。凡美丽的生物，都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美感到骄傲。而世界如今让它的骄傲四处流溢。在它面前，我何必否认生活的乐趣，何况我善于不把一切关闭在这乐趣中？追求幸福不必羞愧。但如今是蠢者当权，我指的是害怕享乐的人。人家侈谈骄傲，须知那是魔鬼之王撒旦的罪过。有人大声疾呼： 你们在堕落，会大伤元气哩！自此以往，我的确弄明白了： 某种骄傲……但在另一些时候，我禁不住索取那生命的骄傲，天地间万物竞相惠赐予我的正是这些。在提帕萨，“我见即我信”，手摸唇吮之物，我无法矢口否认。我无须将所见雕琢成艺术品，但却要说一说见闻，这可不一样。提帕萨像那类人物，描写他们是为了借以表示对世界有某种看法。正如这类人物，提帕萨在出示见证，强劲有力地出示。它即是我今日的人物，我觉得抚爱和描摹他会产生无尽的醉意。有生活的时刻，也有见证生活的时刻。还有进行创作的时刻，那就不很自然了。我只需倾血肉之躯而生，又掬尽诚心做见证。享受提帕萨，做见证人，艺术作品便赫然在目。这乃是一种自由。

我从不在提帕萨停留一天以上。总会有看够了山山水水的时候，也总得有不少时间才会觉得满足。山峦、长天、大海，像人的面容，仔细看而不是一睹了之，方见出美丑。但任何面容若要耐看，就须有些新意。而人们抱怨易于厌倦，其实倒应当赞叹。惟其因为世界被遗忘，才更见其新奇。

快到傍晚时，我再次来到国家公路边的公园。那里布置得像花园，秩序井然。走出多姿多彩的香料和阳光世界，走进现在变得清新的晚风，头脑渐渐冷静下来，轻松的躯体品尝着爱欲满足后的心神宁静。我在一条长凳上落座。我瞧着晚霞照耀下变得柔和的原野。我心满意足了。在我的头顶，一株石榴垂下花骨朵儿，含苞欲放，棱纹斑斑，如婴儿捏紧的小拳头，春天的希望尽在其中。我身后有迷迭香，我只闻到它飘来的醇香。此起彼伏的小丘有如镶嵌在丛林之间。稍远处可见到一角海面，天空在那里如抛锚的帆船，于柔情之中憩息。我心灵深处其乐无穷，正是心境平和的结果。那是演员意识到演好角色后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因为举手投足符合所演的理想人物。也可以说，进入了先设计好的蓝图，经表演使之栩栩如生，连自己的心也与角色搏动到一块儿。这正是我当下的体验： 我演好了自己的角儿。我尽了做人的本分。一整天感到愉悦算不上丰功伟绩，而是满怀激情地达到一种境遇，这境遇有时要求我们把追求幸福视为一己之责。这时我们重归幽居独处，不过已是心满意足之中的感受了。

现在，枝头上站满小鸟。大地在沉落于夜色前正悠然叹息。再过一会儿，明星初上，夜幕随之落下。白昼一度辉煌的众神安寝入眠。自有另一批神灵来接班。它们脸上布满阴云，愁惨痛苦之状犹如问世于阴曹地府。

至少在眼下，金色的花粉弥漫于一片空地。而晚潮澎湃，向着沙滩滚滚袭来，穿过空地，送入我的耳际。大海呀，原野呀，空寂呀，还有那大地的芳香，我渗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我已一口咬住这人间的金色禁果。我不胜惊诧，感觉到那浓烈的甜汁正在我唇边溢流。不，我算得了几何，人间又何足轻重。那与我的谐协、情爱油然而生，才是要义之所在。这情爱我尚不至据为己有，却有心不胜自豪地与一族人同享： 这族人是阳光与海涛之子，活泼风骚，于简朴中见壮美；他们屹立于海岸，向着那无限欢笑的蓝天，一送心领神会的秋波。

贾米拉的风

有的地方，才智在沉沦，为了产生一种真理，那正是对前者的否定。当我去贾米拉时，有风有阳光，那可是另一码事儿。首先要说，那里笼罩着沉甸甸、打不破的静寂，沉稳得有如天平的均衡。婉转的鸟鸣、短笛的低回细语、山羊放牧的蹄音、上界下凡的天籁，这些声响却反衬出此地的一片静寂与荒凉。渐行渐远，一声脆鸣、一声尖叫，表示栖息于乱石中的一只小鸟飞离而去。每一段路程，屋宇旧址中的幽径，光洁圆柱间的石板通衢，凯旋门与小丘上一座庙宇间的开阔广场，无不通向从四面八方围合贾米拉的坑坑谷谷，仿佛五花八门的纸牌，向着一望无际的天边敞开胸怀。人们来到这里凝神屏息，面对乱石和静默，同时昼光愈明，山峦愈显雄伟，山色也漾出紫光。可在这片贾米拉高地上，常有山风吹拂。风与阳光交融，将阳光撒向古迹，又铸造出一种意境，使人们倍感物我一体，我即古城的寂寞与幽静。

到贾米拉要花许多时间。这不是可以走马观花的一座城市。它不通往何地，也不向任何地区敞开。是到了后必须原路折回之地。这座古城在一条曲折漫长大路的尽端，那每一转折都似乎预示古城在即，因而大路更显其悠远漫长。最后终于在一处色彩斑驳的高地上，在崇山峻岭的深处，显示出它那微黄的骨架，如同一座枯骨丛林。贾米拉这时象征着情爱与耐心的教训，惟有这才能把我们导向世界搏动的心脏。在那里，在稀疏的树木和枯萎的野草间，它以起伏的山陵和嶙峋的乱石保护着自身。不许人家滥施庸俗的赞词，不许来此猎奇，也不许人求未知的前程。

在这雄伟荒凉的景致中，我们游荡了整整一天。渐渐地，午后始过，不大的风力，随着分分秒秒变强，终至吹遍山山水水。它从远处东面的一个山口发端，自天边滚滚向前，在乱石和阳光间欢蹦乱跳，勇往直前。它马不停蹄，在古迹当间儿呼啸不已。在一处乱石和泥丘的圆谷里旋转，亲吻了破败不堪的几堆巨石。以它的气流拥抱每一根圆柱，终于唳叫着冲进向天际敞怀的古代广场。我觉得自己像一根桅杆，与风相撞，格格作响。腹中空空，两眼焦灼，嘴唇干裂，我的皮肤干燥得面目全非。从前，我是通过皮肤来感受人间凉暖的。老天的喜怒哀乐都作用于皮肤，夏天用热风温暖它，冬季以霜雪侵蚀它。但在大风久久吹打之下，一个多钟头以来却站不稳脚跟，又拼命抵挡着，我已感觉不出肌肤发出的信号。如同潮水磨光卵石，我已被风吹得光滑，真可谓心力交瘁。我仿佛融进了这搅得我载沉载浮的风力，由少至多，终至于不能分辨： 哪是我的血脉搏击，哪是这大自然无所不在的心脏的强劲跳动。这风仿佛正在按四周炽热赤裸的形象塑造着我。我变成乱石堆里的一员，大风飘逸的拥抱赋予我圆柱般独立不羁的气势，或者如盛夏晴空映衬下的一株橄榄那么孤傲。

这阳光又兼大风的沐浴耗尽我的元气。我身上只剩下一丁点儿轻轻振臂的力量、低低呻吟的命脉和心灵微弱的反叛。要不了多久，我将飞向四面八方，忘掉一切也被自己遗忘。我将与风一体，融入这大风、这圆柱、这拱门和这灼热的石板以及这荒城四围苍凉的山峦。我还从未如此深切地感受到： 既超脱了自我，又生存在这尘世中间。

是的，我存在。眼下令我吃惊的，是我不能再进一步。就像一个判了终身监禁的人： 对他来说，一切皆存在。但也像一个知道明日如今日，日复一日亦如此的人。因为对一个人来说，认识到他目下的存在，就等于不再抱有任何期待。如果说有反映心境的风景，那便是最平庸的那种。我在这地方一直注视着不属于我却属于它自身的某种东西。例如对死亡的关切，这是人人皆有的。在眼下已西落的太阳照耀下，圆柱投射出斜影，其间受伤的鸟雀与空气融合得难以辨别，我的焦虑也融入其中。代替焦虑的是那种干巴巴的清醒。焦虑来自生者的心灵，但平静将治愈这生者的心灵。白昼将尽，万籁与光照均在自天而降的灰色大幕中渐渐消失，我也不再观赏天空。这时我觉得自己赤手空拳，无力抵挡那内心说“不”的潜力。

很少有人懂得： 有一种拒绝与弃绝尘世毫无共同之处。在这儿，未来、更美好、地位等辞藻有什么意义？心灵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我之所以坚决拒绝尘世所有的“今后”，正是因为它也意味着不弃绝我现在的财富。我不愿相信： 死亡意味着来生的开始。对我来说，死亡是一扇关上的大门。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跨过那门槛，而是说那意味着可怕的、可恶的冒险。人家向我建议的一切，无非是要卸去人们自身生存的负担。而看到贾米拉天空中巨鸟缓缓飞翔，我所要求并得到的，恰恰是某种“生存的负担”。全身心投入这被动的激情中，其他我不管。我充满青春活力，不可谈到死。但假如必须谈，我觉得正是在这儿我能找到贴切的用词，来形容在恐怖和沉默之外，怎样自觉地确认： 那是不寄托于未来的死。

人们在生活中，有少量熟悉的想法，两三种而已。根据碰到的阶层和人物，你会修饰它，使它改头换面。要拥有自己的想法，得有十年时间： 那才是可供一谈的想法。当然，这太令人泄气了。但人也有所得，可以同世界美好的一面多少熟悉起来。在此之前，他同世界是正面相视。现在需要横跨一步，看看世界的侧面。青年人正面看世界。他还没有来得及修饰死亡的概念或虚无的概念，但已尝到它们可怕的滋味。青春大约就是如此，那是艰难地面对死亡，有如热爱阳光的动物切身体验的恐怖。至少在这方面，与常言所说恰恰相反，青年不抱幻想。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诚心去为自己制造幻想。我目睹这坑坑洼洼的风景，这庄严而阴森的乱石，这日落时分更显陌生的贾米拉，这对未来憧憬和斑斓色彩的消失，不知为什么。这时我确信： 名副其实的人在暮年应当恢复与世界的正面对话，否定自己过去的那几种想法，恢复古人的清白和真实。他们在面对命运的时刻，目光中闪耀的正是这清白与真实。他们青春复得，但正是在拥抱死亡之时。这方面最不值一提的是疾病，那是一种治疗死亡的药物： 它准备着死亡。它是一种训练，第一阶段便是自怜自爱。它支撑着人们： 他们正拼命避免完全死亡的前途。可是贾米拉……这时我感觉到，文明惟一真正的进步，人们不时珍惜的进步，正是形成自觉的死亡。

使我惊奇的是，我们敏于深入探讨其他问题，而关于死亡却思想贫乏。这是好事，或是坏事。我担心或期待如此（按他们的说法）。但这也证明： 我们掌握不住简单的事物。蓝色意味着什么，对蓝色又作何感想？就死亡而言，困难是一样的。我们不善于探讨死亡和色彩。但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倒真是重要的，他像土地一样沉甸甸，预示着我的未来。但我真能这样想吗？我琢磨： 我会死掉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无法相信这点，并且只能体验别人的死亡。我见到过别人死去。见得最多的是狗怎样死去，触摸到将死的狗令我震惊。我这时想到鲜花、微笑，渴望女人。我悟到我对于死亡的厌恶全包含在对生存的热望中。我羡慕将生存下去的人们。对他们来说，鲜花和对女人的渴望全然是有血有肉的。我妒羡别人，因为我非常热爱生活，不能不表现得自私。永恒对我没有意义。人们可以待在那里，睡上一天，听见人家说：“您真强壮，我必须诚恳地对待您： 我可以奉告，您将会死去。”待在那里，双手捧着生活，心中惴惴不安，目光迟钝呆滞。其他一切又有何意义。热血将涌向我的太阳穴，我觉得自己将捏碎身边的一切。

但人是违心地去世的，也与他们的环境相悖。人家对他们说：“你会好的……”可他们还是死了。我不要这一套。因为虽然有时大自然言不由衷，但有时也说实话。贾米拉，这天晚上说实话，它有多么美，忧郁而坚定！我在这样的天地面前不愿说假话，也不愿别人对我说假话。我想将清醒保持到底，并以全部的妒羡和厌恶来正视生命的结束。我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要告别人世，是因为我留恋生者的命运，而不是要静观永恒的天空。形成自觉的死亡，那就是要缩小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并且毫无快意地进入结局，同时认识到将永远失去的世界拥有许多振奋人心的事物。这教益是痛苦的，而贾米拉忧郁的歌声，却将这痛苦更深一层地送入我的心灵。

傍晚时分，我们攀登着通向村庄的山坡，然后退回几步倾听讲解：“这里是异教徒的城市。这从田野里突现的城区，是基督教徒的居住地。后来……”不错，是这样的。这里出现过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会。一些征服者，以下级军官的文明在这里留下痕迹。他们关于壮观雄伟，形成了低级而可笑的观念，并以帝国的疆域来衡量它有多么伟大。奇迹正在于： 他们文明的遗址，恰恰否定了他们的理想。在落霞与白鸽飞翔之中，自高处俯瞰这枯槁的城市，即可看出它并未在天空留下征服与雄心的标志。世界终将战胜历史。贾米拉在山谷、蓝天和静谧之间发出了顽石的呼号。我很理解其中的诗意： 清醒、漠视、痛苦或美好的真正标志。我们不离开这雄伟的地方，心中感到很难过。贾米拉被留在我们身后，它的天空流溢着一汪忧郁的水，声声鸟鸣自高地另一面传来，羊群突然而迅疾地在山坡上涌现。而在这舒缓悦耳的暮色中，一处祭坛的门楣上，显露出一位带角神灵栩栩如生的容貌。

阿尔及尔的夏天

——为雅克·厄尔贡而作

与一座城市分享的爱情往往是含而不露的爱情。像巴黎、布拉格，甚至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是封闭式的，因而限制了它自身的天地。阿尔及尔以及某些得天独厚的地方，例如海滨城镇，向着天际敞开，如同一张大嘴或一个伤口。人们在阿尔及尔可能钟爱的东西，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东西： 每个街道转弯处均可瞥见的一角大海，阳光的浓烈，种族的优美。像通常一样，在此类放肆和奉献中，总可以发现一种更为含蓄的芬芳。在巴黎，你可能怀念空间和飞鸟。在这里，人至少得到满足，而且既然欲念有寄托，他就可以弄清自己有多少珍藏。

大概只有在阿尔及尔长期居住，才能理解过多的自然财富是多么枯燥。对于想学习、受教育或完善自己的人来说，这里是一无所有。这地方没有可学习的东西。它不作承诺，也不让你看到朦胧的前景。它满足于奉献，但那是丰盛的奉献。它完完全全呈现给视觉，一旦享受它，便了解它。它的乐趣无药可治，它的欢快也不提供前景。它所要求的，是清醒的灵魂，即不要求补偿的灵魂。它要求采取清醒的行动，有如博取信誉的行动。奇特的地方！它赋予被养育者自己的光辉和自己的苦难。在这些地方，一个敏感者得到的感觉财富，却与赤贫并存，这原也不足为奇。不存在同时不带着痛苦的真理。因此不足为怪的是： 我恰恰在赤贫者当间儿，才最珍爱这地方的容颜！

人们在这里，整个青年时期，可获得与青春美相得益彰的生活。这以后便是下坡路和被遗忘了。他们以血肉之躯为本钱，但也明知会输钱的。在阿尔及尔，对年轻活泼的人而言，处处是隐身之处和扬扬得意的理由： 海湾、阳光、通向海洋红白相间的平台、鲜花和体育场以及大腿嫩白的姑娘们。但对青春已逝的人们，就一无依靠，也没有消愁解闷的地方。在别的国家，意大利的平台、欧洲各处的修道院或是普罗旺斯地方错落有致的山丘，都是能躲避人群和悠然自得的所在。但在这里，一切都要求僻静，要求青年人的热血。歌德弥留之际呼唤着光明，这已成为历史名言。但在贝尔库和巴勃艾尔乌埃德，老头儿们却坐在咖啡店的一角，听任梳平贴发式的小伙子们在一旁自吹自擂。

这样的起起落落，在阿尔及尔是夏天为我们提供的。正是在这时候，城里空无一人。不过穷人和天空是走不开的。和穷人一道，我们并肩走向港湾和人间珍宝： 温暖的海水和女人晒黑了的肉体。晚上，他们饱享这样的珍宝之余，便回到光亮的屋顶下、昏暗的煤油灯前，这便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境遇了。

在阿尔及尔，人们不说“入浴”，而说“涮一涮”。不必过于拘泥。大家在海湾里游游水，再到浮标上歇一歇。游到已有漂亮姑娘占据的浮标，便对伙伴们喊道：“告诉你，这里已有一只海鸥啦！”这当然是无邪的玩笑。应当认为这正是年轻人的理想。大多数人冬天也这样，他们每天中午都光着身子晒太阳，算是一顿粗茶淡饭。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读了自然主义者枯燥的说教，那些人不过是肉体方面的基督教徒（关于身体的教条同心灵的教条一样可恶）。真正的原因，仅在于他们“在阳光下舒舒服服”。怎样高度评价这当代习俗也不算过分。两千年来头一回，可以在海滩上赤身裸体啦；两千年来，人们竭力要将希腊的放肆和纯真装扮得体面些，尽量少暴露血肉之躯，把服装弄得越来越复杂。如今且不管这段历史，年轻人在地中海海滩上的奔跑，已与古希腊德洛斯运动员优美的姿势相似。这样接近肉体并通过肉体来生活，便发现肉体有其特色、有其生命，并且冒昧地说，也有它自身的“心理学”。[1]我要说说浅陋之见，对纪德赞美肉体的方式不敢苟同。他要求肉体克制欲望，从而使之更强烈。这样他就接近窑子里的行话所形容的“头脑复杂或心眼儿多”的嫖客了。基督教义也要求暂停施欲。不过还算自然，认为这是一门苦修课。我的伙伴万桑是箍桶匠兼少年蛙泳冠军，看问题更清楚。他如果想跟一个女人睡觉，就像口渴了饮水一样如此这般一番。倘若真爱她，便娶她（迄今未遇）。事毕，他总是说： 肉体的发展正如精神的发展一样，有其历史、反复、进步和欠缺。仅有一点细微差别： 肤色。当人们夏天去海湾沐浴时，就意识到人人的皮肤都同时由白嫩转为金黄，再转为褐色，最后是烟草色，那是肌肤努力蜕变的极限了。港湾上方是喀斯巴区变化多端的白色小方屋。从水平线往前看，映衬着阿拉伯城区纯白天幕的，是人的躯体掀起的金黄波涛。随着转入八月，太阳更炽热了，房屋的白色更加耀眼，皮肤也晒得更黑。怎能不按照阳光和季节，来使自己融合到顽石与血肉的对话中去呢？整整一上午都消磨掉了。其间有跳水，有欢声笑语，有激浪嬉戏，有围绕红黑色货轮的轻舟荡漾（挪威的货轮飘着林木的清香；德国的货轮油味十足；沿着海岸送货的小轮溢出酒香和大酒桶的气息）。到阳光普照长天四角之际，满载褐肤健儿的独木舟飞驶着把我们送回岸上。接着那金色的双桨戛然而止，我们在船坞的静水中久久滑行。莫非与我一同在这平滑镜面上归来的，不就是一伙神灵？我终于辨明，他们就是我的兄弟！

可是在城市另一端，夏天已将另一些珍宝呈现给我们： 那是恰成对照的静寂与厌倦。这静寂，依其来自阴影还是阳光而各不相同。笼罩于政府广场的，是正午的静寂。在四周树木的阴影下，阿拉伯人买五个铜板一杯的冰柠檬汁，它飘散着橘花的清香。他们交口称赞：“真凉快！真凉快！”这赞美声在空旷的广场上荡漾。接着在烈日下又恢复万籁俱寂。在冷饮商的冰罐里，冰块正在旋转，我听见那丁丁的细声。还有午睡时分的静寂。在海军部附近的几条街上，在理发匠油腻腻的小铺门前，这静寂尤为分明，恰似有几只苍蝇躲在芦苇帘后发出节奏分明的嗡嗡声。其他如在喀斯巴区摩尔人的咖啡馆里，静寂的是人的躯体。它已无从脱身，离不开面前那杯茶，也做不到以沸腾热血来唤回青春。但最耐人寻味的还是夏夜的静寂。

正当白昼转入黑夜的瞬息，它有着种种迹象和呼号，铸成我心目中的阿尔及尔： 那是与此紧紧相连的呀！当我暂别此地的时候，我想像它的黄昏有如幸福的遐想。在城市高处的山丘上，乳香黄连木和橄榄丛中蜿蜒着通途和幽径。我的心此刻转向它们。我仿佛看见一群群黑色的小鸟，自那里飞往绿色的天边。在太阳突然消失了的天空里，有点儿什么东西徐徐舒展。小小一片赤色的云渐渐延伸着，终于在空中融化了。几乎紧接着，第一颗星星升起，眼见它轮廓愈益分明，在渐渐浓重的夜色中站稳了。再以后，黑夜骤然吞食了一切。阿尔及尔行色匆匆的夜晚哪，你有什么不可企及的力量，将那么多情致拥进我的胸怀？你送到我唇边的柔情蜜意，我还未曾好好品尝，却已在黑夜中逃遁。难道这正是它经久不散的秘诀吗？这地方的温情令人陶醉，却稍纵即逝。但当这温情犹在之际，至少可以尽情享受。在帕多瓦尼海滩上，舞会是每天必办的。在这面对大海的巨大长方形场地中，本区的贫困青年尽兴而舞，直至夜深。我常常在那里静候特别时刻的来临。白天的舞厅有倾斜的木篷遮阳。日落之后，木篷被收起。于是，舞场上亮起独具特色的绿光，那是水天相接映出的光芒。如果你远离窗口而坐，就只能见得着一片夜空，它衬托着舞伴们的面容，如中国皮影一般渐次掠过。有时乐队奏出一支圆舞曲，只见得在绿色天幕下，人影幢幢不停旋转，就像唱片上贴的人影儿。黑夜很快来临，于是灯火通明。不过真无法形容在这妙不可言的时刻，我感到多么激动人心，又多么神秘莫测。我还记得一位身材高大的妙龄女郎，她整个下午都在跳舞。她那紧身蓝衣裙上戴着一只茉莉花的花环，汗水已将下半身衣裙洇得透湿。她边舞边笑，并且仰面向天。她从一桌一桌近边掠过时，留下了鲜花与肉体交融的芬芳。夜幕降临之后，我就看不见她紧贴着男舞伴的身子了。但衬在夜空上的，是轮番出现的白色茉莉花和浓密的黑发。当她高高挺起丰满的乳房时，我听见她那爽朗的笑声，也瞥见那男伴猛然弯下了身子。我对于天真无邪的概念，可以说得自这样的狂欢之夜。而那些性格暴烈的生物，我听说与旋转着欲念的夜空是难解难分的。

在阿尔及尔的街区电影院里，有时出售薄荷口香糖，有时上面刻上一些红字，都是挑逗爱情的句子： （1） 问：“你什么时候娶我？”“你爱我吗？”（2） 答：“爱得发狂。”“春天娶你。”在稍作酝酿之后，人家便将薄荷糖转给女邻座，她如是作答，或仅仅装聋作哑。在贝尔库尔，就有过这样缔结良缘的事例，有人白头偕老就以此种交换薄荷糖做基础。这很能说明，这里的人童心未泯。

青春的标志，也许就是争取易得幸福的天然倾向。尤其是急于生活，形迹近乎浪费。在贝尔库尔犹如在巴勃艾尔乌埃德，人们很早结婚。就业也很早，十年间就遍历人生经验。一名三十岁的工人已历尽沧桑。他在妻子和孩子身边等死。他的幸福来得突然，并且不容分辩。他的生活亦复如是。于是人们悟到： 他生长的国度，是提供而又回收一切之地。在这种充足与丰盛之中，生活像一条弧线，由许多突然的、苛刻的、慷慨大度的激情构成。不是缔造生活，而是匆忙度日。因此问题不在思考和自我完善。例如在这里，地狱的概念不过是一种亲切的玩笑。只有非常讲道德的人，才允许此类想像。而我实在认为： 在阿尔及利亚全境，道德是无意义的字眼。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缺乏原则。人们有自己的道德，而且很独特。不能对自己的母亲“失敬”；在街上总要让自己的妻子受人尊重；对孕妇很照顾；不得两人同时扭打一个对手，因为“这太下流”。凡不遵守这些起码规矩的，“就不是好汉”，事情就这么解决。我认为这又公正，又有力。我们许多人还下意识地遵守这条“大街守则”，据我所知那是惟一大公无私的守则。但同时那种小店主的狭隘思想却没有市场。有人被警察押在街上走时，我总是看到周围的人流露出怜悯之心。还没有弄清是盗贼、弑父者，或仅仅是非国教徒，便喃喃道：“可怜的家伙！”或者还带点儿赞赏的口气说：“这一位嘛，是海盗呢！”

有的民族生来就充满自豪，并热爱生活。那也是特别容易厌烦的民族。它们关于死亡的感觉实在有些可厌。除去追求感官的乐趣，这个民族的娱乐是稚气的。三十岁以上的人，多年来满足于这样的消遣： 滚球俱乐部、联谊会聚餐、三法郎一张门票的电影院，还有镇上的节庆。阿尔及尔的星期日是凄凄惨惨的。这头脑不发达的民族，怎能将生活中最厌恶的事装扮成神话呢？这里凡是涉及死亡的事情都是可笑或可怕的。这宗教感淡漠的民族不崇拜偶像，在群居而生之后，便孤孤单单地死。我见过的最不入目之地，要算布鲁林荫大道旁的公墓了。而它正对着世上最美的风景区之一。四周黑糊糊一片，中间堆砌着趣味恶俗的墓群，使人感到悲惨而可厌，死神在这里形态毕露。“一切都在消失，惟有怀念永存”，一些做成鸡心状的还愿牌上这样写着。所有的牌子都强调那不值一提的永垂不朽，其实是我们那些亲爱者廉价的祈愿。表达各种痛苦的是同样的语句，是对亡者寄语，用第二人称表示：“我们将永远怀念你”，真是悲惨得言不由衷。不过是向着坟里已变作一摊臭水的死者，说些具体的好话罢了。往别处走，在多得令人目眩的鲜花和大理石雕成的飞鸟当中，是大胆的祈愿：“你的墓前将永远有鲜花。”不过你马上可以放心： 墓碑的铭文当间儿是金黄色仿大理石花束，对于生者而言是十分节约的（正如“不雕花”的美名，是乘有轨电车的生者惠赐的）。因为需要与时代并进，有人用珍珠拼成的“飞机”代替传统的夜莺，驾驶员雕成一脸蠢相，而且违背常识地为他加上一对天使的翅膀！

然而，怎样才能说明这些形象，反映着死亡，却从来与生存密不可分？这里的价值观是紧紧相连的。阿尔及尔收尸工人推着空车时，如果正巧遇上漂亮姑娘，最喜欢开的玩笑是：“你愿意上车吗，亲爱的？”不妨把这看做一种象征，虽然有些不吉利。看到一张讣告，一边着左眼一边嘟哝：“可怜的死鬼，不会再高歌一曲啦！”说起来也颇有些亵渎神明。还有像这位奥兰女人，她从未爱过丈夫，后者一死她竟说：“上帝把他给了我，又把他收回。”但归根结底，我实在看不出死亡有何神圣之处。而恰恰相反，我感到恐惧与尊重是大相径庭的。在呼唤生命的国度，一切都流露出对死亡的厌恶。然而也正是在这座公墓的围墙下，贝尔库尔的年轻人相互约会，年轻姑娘接受亲吻和爱抚。

我很能理解，这样的民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在这里，智慧不像在意大利那样有地位。这个民族对灵智无动于衷，它赞赏和崇拜的是躯体。从它那里产生力量，产生天真的玩世不恭和稚气的虚荣心，这使它受到严厉的批评。一般人责难它的“心理状态”，即看待事物和生活的某种方式。的确是这样，生活紧张到一定程度，就不免有欠公道之处。这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的民族，但却不无诗意。我深知这诗意的性质，它生硬、有血有肉，谈不上柔情蜜意，却正是天籁般的诗，惟一能打动我、激励我的诗。与文明的民族形成对照的，是有创造性的民族。这些在海滩上休闲的野蛮人，我不揣冒昧地希望： 也许他们不知不觉地正在塑造一种文化，在那里，人类的宏伟壮观能如实反映出来。这整个投入到现实中的民族，是在没有神话、没有安慰之中生存。它将所有的财富赋予尘世，却在死亡面前束手无策。它被赋予天生的丽质。与此同时，有一种特殊的贪婪，伴随着这毫无前途的丰盛。人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表明对稳定的厌恶和对未来的无忧无虑。人们匆匆忙忙地生活，如果能产生什么艺术，也是不会追求持久的艺术。正如多里斯人最早用木头雕成第一根圆柱。不过确实也可同时发现节制和过度。在这个民族慷慨激昂、奋不顾身的面容上，在这失去柔情的夏日长空中，在这长空下，什么真话都可以说，而任何欺世惑众的神明也未曾留下希望或救世的标志。在这长空和仰面相望者之间，没有余地置放神话、文学、伦理学或宗教，但却有乱石、有肉体、有星辰以及摸得着的真理。

感受到自己同一片土地的联系，自己对一些人的热爱、了解到总是有一处心灵得以和谐的地方，这对于一个人的毕生而言已是够繁忙的了。不过看来还不止于此。但在那灵魂的归宿处，一切都渴望着某些时刻。“不错，应当回归到那个地方。”普洛丁所祈愿的那种和谐，为什么不可在尘世复得呢？在这里，统一体现为阳光和大海。它使心灵能感受，借助的是某种对肉体的爱好，这爱好又铸成心灵的苦乐。我听说不存在超人的幸福，还听说在日月流逝之外并不存在永恒。这不足称道但却很重要的财富，这些相对的真理，却是惟一唤起我激情的真理。其他的真理及“理想”的真理，我心智不足，不敢高攀。并不是要装聋作哑，而是感受不到天使的幸福有何意义。我仅仅知道，这天空比我存在得更久。而我所谓的“永恒”，不就是指身后仍存在的事物吗？我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人要迎合自己的境遇，那是另一回事。做人已非易事，何况做纯净的人。但所谓纯净，乃是找到灵魂的归宿，在那里能感受到尘世的亲近，血液的沸腾与下午两点钟阳光跳动的脉搏结合到了一处。人所共知，国之将亡，方图兴国。太为自己苦恼的人，故国正是抛弃他们的国度。我不愿变得粗暴，或者显得夸张。但归根结底，此生抛弃我的，首先是扼杀我的东西。一切赞扬生活的，同时也加深了生活的荒诞。在阿尔及利亚的夏天，我明白只有一件事比受苦受难更重要，那就是一名幸福者的生命。不过这也可能是一种更伟大生命的必经之途，因为它导向不弄虚作假。

的确，许多人装做热爱生活，以便避开爱情本身。有人试着享受和“体验体验”。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观点。要做一个享乐者，就必须具备罕见的禀赋。一个人的生活是在没有精神支援的情况下完成的，其间有进有退，有独处一隅，也有到场投入。只要看看贝尔库尔的人怎样干活、怎样保护老婆孩子（常常是无懈可击），我想你就会暗自羞愧。当然，我并不为自己制造幻想。在我所说的那种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爱情。应当说，不再存在许多爱情。但至少没有故意避开任何事情。有些辞藻是我历来弄不明白的，例如“罪过”一词。不过我自认这些人没有犯下反对生活的罪过。因为如果存在反对生活的罪过，也许就犯不着对生活失望或寄托于来世，更不用回避来世必定会有的荣华富贵。这些人没有弄虚作假。他们二十岁时以生活的热情，充当了夏天的神灵；在被夺去一切希望之后，还仍然是夏天的神灵。我亲眼看见两个人丧生。他们样子可怖却寂静无声。这样是值得的，从装满人类大敌的潘多拉盒子里，古希腊人最后释放的是希望，认定那是最可怕的灾难。我没见过更激动人心的象征了。因为同一般看法相反，希望即等于忍受。而生活就是不要忍受。

至少这就是阿尔及利亚之夏的深刻教训。但季节已在渐变，夏天已渐渐过去。在那么多激烈阳刚的事情之后，飘来了九月最初的秋雨，仿佛被解放的大地最初的泪珠，又仿佛在三五天中这个国度满怀着柔情。然而就在同一时期，角豆树将爱的芬芳吹遍整个阿尔及利亚。每天晚上或在雨后时节，整个大地孕育着带有苦杏仁香味的种苗。在一个夏天委身于太阳之余，悠然自得地憩息着。此刻这股气息再次确认了人们与大地的良缘，使我们身上勃起了人世间惟一阳刚的爱情： 那种并非永恒却极为慷慨的爱。

[1] “舒服点儿了”，这就一语道破了“餍足”是颇可称道的。

沙漠

——为让·格勒尼埃而作

当然，生活或多或少是“表达”的反义词。如果相信托斯卡纳大师们的看法，那就是三重见证： 在沉默中、火焰里和静止中见证。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承认： 他们画幅中的人物，是每天都可以在佛罗伦萨和比萨街道上碰到的。但同样，我们已不知如何分辨周围人物的真实面貌。我们不再观察当代人，仅仅关切他们身上可以指导、规范我们行为的东西。我们不太重视面目，而更重视与此相关的普通诗意。但对乔托[1]和皮埃特罗·德拉·弗兰切斯卡[2]来说，他们明知人的敏感不算什么。其实，感受是人人皆有的。但有一些伟大而单纯的感情，能生发出对生活的热爱、仇恨、爱情、泪水和快乐；它们植根于人的内心，并且塑就其未来的面貌。比如在乔蒂诺《安葬》这件作品中，马利亚咬紧牙关不胜痛苦的模样就是一例。在托斯卡纳教堂开阔的正厅里，我看见许许多多天使的面容（已被一再拓印）；但在每一副这样沉静而深情的面容上，我看出的是某种孤独。

这的确关乎生动别致、插曲小品、细微差别或受到感动。这正是诗意。要紧的是真实。我所谓的真实，是指一切正在延续的东西。深明大义才能懂得： 在这方面，惟有画家能使我们一饱眼福。他们得天独厚之处，是把自己变成了人体的描绘者。因为他们工作的材料是伟大而不起眼的，名曰现实。而现实总是反映为某种姿势。他们并不是画一个微笑或一种转瞬即逝的羞愧、悔恨或期待，而是一副面孔，有骨骼、有热血。从这些以永恒线条固定下来的容貌中，他们永远驱走了精神这该死的东西： 它总是以希望的形式出现。因为躯体无视“希望”。它只知道血液奔腾。它所独有的永恒是以冷漠为基础的。如在皮埃特罗·德拉·弗兰切斯卡的《鞭刑》中，在刚刚洗净的庭院中，受刑的基督和四肢发达的行刑者，姿势中都有同样的冷漠。也是因为这刑罚没有下文。它的教训止于画框之内。并不期待未来的人，又有什么理由激动呢？这种无动于衷和绝望者的气魄，这永恒的现实，明智的神学家正是把它叫做“地狱”。谁都知道，地狱也意味着肉体受苦受难。托斯卡纳人关注这肉体，而不是什么命运。不存在发布预言的绘画。不能在博物馆里寻求希望的理由。

的确，许多善良的人关切灵魂不朽。但这是由于他们在品尝到甜头之前，拒绝提供给他们的惟一真理，即躯体。因为躯体没有成为他们的问题，或至少他们已知它所提出的惟一解决办法。这是一种将化为腐朽的真理，其中有痛苦，也有崇高，他们不敢正视。善良的心灵更喜欢诗意，因为那是灵魂问题。人们可以感到我在玩弄文字。但人们也了解，我说的真理只是肯定一种更高层次的诗，那是从契马布埃[3]到弗兰切斯卡的意大利画家，在托斯卡纳风景里燃起的黑色火焰作为人的一种清醒抗议，他们被遗弃在这片土地上，其美景和阳光不断向他们标榜上帝，而这上帝却并不存在。

由于过分冷漠无情，有时一张面孔会同风景画里矿石般的雄伟异曲同工。正如西班牙的某些农民竟至与其农田里生长的橄榄树有几分相似。乔托的人像在除掉显示灵魂的可笑阴影后，终于同托斯卡纳本身一致，符合该地惟一常常提出的教训： 表现热情而不要激动，将苦行与享乐结合在一起，同时对土地和人作出回应；于是人像土地一样，把自己定位在痛苦与爱情之间。向人们心灵确保的真理并不很多。我知道有一项真理是显而易见的，某个夜晚，阴影开始给佛罗伦萨农村的葡萄和橄榄树笼罩上一层静悄悄的愁绪。但这地方的忧愁，从来都是对于美的说明。在夜色里疾驰的火车中，我感到内心有某种东西正在豁然明朗。我如今毋庸怀疑，虽然表面是忧愁，这东西实际上应称为“幸福”！

是的，意大利的人们所佐证的教训，意大利也通过风景予以传授。但错过幸福是容易的，因为人们总是受之有愧。对意大利也是如此。而它的优雅，虽然是突然出现，却并不是立即显示。较其他国家为甚的是，它请你深入体验，而首次接触却似乎已倾其所有奉献于你。这是由于它首先是诗意盎然，为的是掩其真相。它最初的魅力来自易于遗忘的常见风景。摩纳哥锦簇团团的夹竹桃、热那亚处处可见的鲜花和迎面袭来的鱼腥味，还有利古里亚海湾蔚蓝色的夜晚。最后终于来到比萨，它呈现的意大利是多少失去沿岸雅俗共赏风光的另一派风情。不过它也还是平易近人，为什么不花一点儿时间，去欣赏它那着重于感官的优雅呢？我在这地方时，没有任何紧迫感（我没有尝到被人驱赶的旅行者的乐趣，因为廉价车票迫使我一段时间待在“自行选择”的城市里）。到比萨的头一天晚上，我又饿又累，然而我那热爱和理解的耐心似乎永无止境。走进车站大街，只见聚着一群年轻人，约有十只声如雷鸣的大喇叭，冲着他们大放浪漫曲调。我已知道可期待的是什么。在这生命的雀跃之后，将是难能可贵的瞬间。咖啡馆正关门谢客，突然恢复了久久失去的平静，我沿着昏暗的小街朝市中心走去。阿尔诺宫漆黑一团，却泛着金黄的颜色，黄绿相间的建筑物，荒无人烟的城区。而对这一切，怎样才形容得出这突如其来而又技巧高明的魔术？晚间十点钟的比萨，忽然幻化成寂静、水波和顽石构成的奇异景致。“就是在那样一个夜晚，吉雪加[4]！”在这独一无二的舞台上，神灵出现了，带来莎士比亚戏剧中情侣的声音……当梦境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善于迎合。人们到这里来寻求更深沉的韵律，而在这意大利式的夜色中，我已感受到最初几个和音。明天、只有到了明天，晨曦之中的田野将呈现出完美的和谐。但今夜，我是神灵中的一员，在“迈着爱情的细步”逃逸而去的吉雪加面前，我的声音与罗兰佐[5]的声音融合到了一处。但吉雪加只是一个话题，那急切的爱情已非她所愿。是的，我相信： 与其说罗兰佐爱她，不如说仅仅是感激她允许自己去爱。但为什么这天晚上要想到威尼斯的情侣而忘却了维洛那？这也是因为： 这里没有任何景物让你珍爱失了恋的情侣。为爱情而死，是最虚荣不过的。应当活下去。活着的罗兰佐比入了土的罗密欧要值得，虽然罗密欧得到了玫瑰花。又怎能不在这活泼爱情的节庆上载歌载舞呢？下午在多莫广场的浅草地上小憩一番，四周是总有时间去参观的古迹；在城里的喷泉上喝它几口，泉水带着微温却那样流畅；再去看看那女人的美好容貌，她永远微笑，鼻梁修长、嘴巴微露自鸣得意之态。不过要明白： 这开场预示着更有价值的启示。出现了光华四射的队伍，将酒神狄奥尼萨斯的爱神木叶护送到厄琉西斯。人们在欢乐中准备着教训： 达到醉意的顶峰之后，肉体就有了觉醒，乃与一种神圣的秘密融成一片，它的象征便是黑色的血。初到意大利热情洋溢，从中得到的是自我忘情，它又使你丢掉对未来的期望，不再坚持自己的老一套。这是躯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理，一见美景便油然而生，怎能不像抓住惟一期待的幸福那样紧紧抓住它？它使我们着魔入迷，却也会渐渐消逝。

最可恶的物质主义并不是常人认定的那一种，而是企图把已死亡的思想，说成活生生现实的那种物质主义。我们本来坚定而清醒地注视那必将从我们身上永远消失的东西，而这种物质主义，却要我们转而重视那些毫无用处的神话。我记得在佛罗伦萨时，有一次在圣阿侬齐亚塔修道院的墓园里，我感到绝望心情涌上心头，其实那是一腔愤怒。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我仔细看着墓石和还愿牌上的铭文。这一位生前是慈父兼贤夫，那一位是夫君的典范兼精明的商贩。一位少妇淑德懿行无不兼备，还讲得一口好法语，“与母语一般无二”。这边一位年轻姑娘曾是全家的希望所在，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好姑娘。但凡此种种一概不能打动我。按照铭文，他们几乎全都逆来顺受地接受了死亡，大概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自己其他的责任。如今，孩子们拥进修道院，玩起了跳背游戏，就在那些歌功颂德的石板块上。这时夜幕已降临，我席地而坐，背倚一根圆柱。一位路经此处的神甫对我微微一笑。教堂里面，管风琴正低声演奏，在儿童的唧唧喳喳叫喊声中，那曲调温暖的音色时起时落。我独自靠着圆柱，仿佛被人扼住喉管，然后声嘶力竭地喊出了自己的信念。我内心的七情六欲都齐声反对这样一种逆来顺受。“应该如何如何”，铭文云。可这不行！我的愤怒是有根有据的。这欢乐有如朝圣者，冷漠无情而专心致志地踏破大地，我也得跟着亦步亦趋。其他种种，我要说不行。我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说不行。但那些石板告诉我这毫无用处，而且生活照常运转。但直到今天，所谓的“毫无用处”并未丝毫消除我的愤怒。我倒是感觉到，反而使之有加无已。

眼下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些。我要更具体地阐明一项真理，那是我在愤怒的心灵中感觉到了的，而下面这件事不过是它的延续。某个星期日上午，佛罗伦萨圣马利亚新修道院那些小骨朵儿的晚玫瑰芬芳扑鼻，女人们穿着纱裙，乳房不受约束地在薄衫下跳动，张着笑盈盈的嘴唇。两者都体现了那条真理。就在这星期日，每座教堂的角落里都在出售盛开而丰满、剔透亮丽、挂着水珠的鲜花。我在其间发现了某种“童真”和一笔酬赏。在这些鲜花和这些女人身上，都体现着慷慨大度的丰盛，我看不出热望前者与垂涎后者有什么区别。同样纯净的心灵即可用于两者。男人自感心灵纯净并不常见。但至少在此刻，他的责任在把那大大净化了他的事情叫做真理，即使这真理在别人也许类似亵渎，如我对那天的想法就是如此。我把整个上午消磨在费埃索勒的方济各修道院里，那里洋溢着月桂树的清香。我久久待在一个小小庭院里，那里长满火红的鲜花，阳光灿烂，黄蜂黑蜂四处飞舞。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处绿色喷水池。来此之前，我参观了僧侣们居住的小屋，看见他们的小桌中央安放着人的头骨。而现在，这里的花园却表现了他们富于灵感。我又向着佛罗伦萨折回，顺着通向该城的山丘下行，山坡一路长满翠柏。这人世的美景，这些女人和鲜花，似乎在佐证这些男人的价值。或许也在佐证每个人的价值。他们深知，极度的贫困与人间的奢侈和财富是相通的。一方面，在这些圆柱和鲜花丛中，是足不出户的方济各会的修士；另一方面，是阿尔及尔巴多瓦尼海滩上的青年人，他们成年累月地在阳光下度日。我深感在这两类人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着共鸣。后者脱光衣服是为了追求更有气魄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这至少是“赤裸”一词惟一有价值的含意。脱光衣服总是带有身体自由自在的意思，而手与鲜花相协调（象征着大地与摆脱了“人文”的人彼此相爱）。哦，如果这还不是我信仰的宗教，我也一定会皈依它。不，这不可能是一种亵渎神明。我还要说，圣徒弗朗索瓦·德·焦托会心的微笑，也在支持那些品尝幸福的人们。神话用于宗教，正如诗歌用于真理，都是掩饰生活激情的粗糙面具。

我还要说得更透彻吗？在费埃索勒，面对红花生活的同一批男人，却在单身居室里供奉着头骨，借以充实沉思默想。窗外是佛罗伦萨，桌上是死亡的象征。痛苦中的某种持续可以产生欢乐。在生命升到一定温度的时候，灵魂与热血可以从容不迫地共生并存，对责任和信念一概漠然视之。毫不足奇的是，在比萨的一堵墙上，一只轻松愉快的手，竟这样总结了自己独特的荣誉观：“阿尔贝托同我的妹妹做爱。”我已见怪不怪。意大利是乱伦王国，或至少是公开承认的乱伦多发国，这就更说明问题了。因为从美通向不道德的路是弯弯曲曲的，但却是肯定无疑的。投身于美之中的智慧，得到的却是清汤寡水的食物。而在这目不暇接的美景之前，智慧的每一思想都是对人的否定。其后人遭到否定，被这么多重大的信念搅得糊里糊涂，在天地间他变成一个不起眼儿的斑点，他只知道一些被动的真理，或是色彩和阳光。如此纯净的风景足以使灵魂干涸，它们的美是惊世骇俗的。在这巨石、长天、海水写成的福音书里，已经指明什么都不会复活。从此在这心灵的辽阔沙漠中，对这些地方人们的诱惑已经开始。有些心灵是在贵族表演、在稀薄的美之空气中熏陶成长的，他们不相信雄伟可以与善良相结合，这又何足为怪？一种未经神灵造就的智慧，恰恰要在否定自身的事物中寻找神灵。博尔吉亚[6]来到梵蒂冈时大声说：“现在上帝给了我们教皇之职，应当赶快享用！”她言出必行。“赶快。”这说得好。在这里可以感觉到： 心满意足的人有如此特殊的痛苦。

也许我弄错了。因为我在佛罗伦萨到底是幸福的，我之前许多人也是如此。但幸福不就是人与其生活的和谐而已么？但是人与生活的和谐，最合理的莫过于既意识到生存的欲望，又意识到死亡的命运。至少应当因而明白： 不要依赖任何东西，而要把现实看成“额外”给予我们的惟一真理。我常听人家说： 意大利呀，地中海呀，都是古老的地方，那里一切都无愧于人。但到底是指哪里？请给我指指路哇！让我睁开两眼，寻求我的力量和满足吧！或者也可以说，我已看到了： 费埃索勒、贾米拉和阳光照耀下的港口。人的力量吗？那便是沉寂和顽石。其他种种，俱往矣。

但并不是要到此为止。因为没有人说过： 幸福必定与乐观相连。它同爱情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不是一码事。我知道在有的时候和有的地方，幸福是如此痛苦，以致人们宁愿要未来的幸福。不过那是因为在彼时彼地，我心情不够好，不愿去爱，也就是不愿享受权利。在这里应当指出： 人已参与大地和美的节庆。因为在此时此刻，如同新教徒抛弃最后的面纱一样，人在他的神灵面前抛弃了自己的身份，视之为小事一桩。是的，在幸福显得无足轻重时，是因为存在着更大的幸福。在佛罗伦萨，我攀登到勃勃里花园的最高处，直达一处平台，可以瞥见奥里维多山以及直达天边的城市高地。在每座小山上，橄榄树像小股小股的炊烟，而在它们形成的薄雾中，脱颖而出的是扁柏苍劲的树尖，近处是墨绿的、远方却变成黑色。在宝蓝色的天空里，大片的云块像浓密的斑点。随着夕阳西下，出现一片银色的光辉，一切都复归沉寂。山丘的顶峰起先是躲在云雾里。但微风骤起，我感觉到它的气息吹拂在我的脸上。风起处，在山峦后面，云层渐渐散开，像大幕徐徐开启。与此同时，山顶的扁柏在开阔的蓝天映衬下，仿佛变得越来越高大。随之整个山丘以及橄榄树和乱石等景物也悄然崛起。又飘过另一些云烟。大幕落下。山丘连同扁柏和房屋又紧缩回来。然后再次发生（在远方越来越模糊的另一些山丘上）的是，同一阵风在这边吹开了云雾、在那边却将云雾聚在一处。在这天地间的伟大呼吸中，同一股气息相隔几秒钟的距离，便已倏然吹过；然后渐行渐远，重奏乱石与空气的主题曲，那是回荡于整个天地的抒情曲。每出现一次，这主题便降一次调。愈是追随着它远眺，我的心情便愈平静。待到这激动人心的远眺告终，我放眼扫视一遍这起伏跌宕的群山群谷，它们仿佛同时在呼吸，那声息犹如整个天地都在引吭高歌。

我知道：千千万万双眼睛观赏了这景致，我觉得它就像天空初生的微笑。它的的确确把我带入忘我之境。它使我确信： 没有我的爱情和这乱石丛的呐喊，一切都会归于徒然。尘世是美好的，而除了尘世就没有得救之路。它耐心告知我的伟大真理，就是精神不顶用，甚至心灵也是如此。太阳照热的乱石或放晴的天空突现的翠柏，限定了惟一的宇宙：在那里，“有道理”才具有意义，也就是那没有人陪伴的大自然。这个世界使我变得无足轻重。它荷载我直到末日。它毫不动怒地否定着我。在那笼罩佛罗伦萨田野的夜色里，我正走向一种智慧： 如果不是我突然泪水盈眶，如果不是诗一般的泣诉突然涌上心头、使我忘却尘世的真理，那么我本会被完全征服的。

要研究的正是这种平衡： 在那奇特的瞬间，精神拒绝了道德，幸福从绝望中逢生，而精神在肉体中得到寄托。如果说一切真理都包含着自身的痛苦，那么同样地，一切否定也包含着许许多多的“肯定”。从静观中生出绝望的爱情之歌，这歌也可以表现最有效的行动规则。弗兰切斯卡笔下的基督走出坟墓，他的眼神并非人的眼神。他的面容上没有一丝一毫幸福的表情，有的是绝对的、不带感情的雄伟，我不禁把它看做是求生的决心。因为智者和白痴一样，表情极少。这复活使我兴高采烈。

但这一课到底是意大利给我上的，还是我无师自通、心有灵犀？当然我受教于该地。但这是因为意大利如其他圣地一样，使我目睹美丽的风景，而人在其间仍不免要作古。在那里，真理也还是要化做腐朽，这现象岂不令人鼓舞？即使我要这种真理，那么对于不会化做腐朽的真理，我又何以处之呢？它与我不相称。爱它会是一种伪装。人们不太能理解： 人放弃生活的内容，从来不是由于痛苦。心血来潮和痛苦导向其他方式的生活，并且只表示对尘世的教训无限眷恋。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达到一定程度清醒之后，人会觉得心灵已关闭大门，可以无怨无求地反对此前他认为是生活内容的东西，我是指不再烦躁不安。没有再写下一行诗，兰波[7]就在阿比西尼亚终其一生，这并不是由于爱好冒险，也不是放弃作家生涯，而是由于“事情就是这样”。到了一定的认识程度，人们最终接受原先竭力不去理解的东西，当然是按自己的天赋程度。可以感觉到，这是从事某种沙漠带的地理研究，但这沙漠只适于能在此不饮而生的那些人。这时，而且也只有这时，它才会流溢出幸福的活水来。

在勃勃里花园中，我举手可及的地方，悬挂着金黄色的大柿子，那绽开的果肉流溢出浓浓的汁液。从淡淡的山丘到汁液浓香的水果，从我与尘世水乳交融的私下交谊到由于饥不可耐把手伸向水果，我懂得了那种平衡： 它将一些人从苦行引向享乐、从贫穷引向舒适和丰盛。我过去和现在都赞赏这在尘世间联结人们的纽带以及这双重的反映。我的心灵可以参与并在一定程度决定其幸福，将它实现或者将它摧毁。佛罗伦萨呀！你是欧洲少有的地方，在那里我明白了： 在我愤怒的深处，栖息着某种认可。在那交融着泪水和阳光的天空里，我学会了认可尘世，并在它节庆的火焰中燃烧。我感受到……怎么说呢？多么不合分寸！怎样完成爱情与愤怒的协调？尘世啊！在这神灵逃离了的伟大庙宇里，我所有的偶像都是只有泥塑的双脚！

[1] 乔托（Giotto，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译者注

[2] 弗兰切斯卡（Pietro della Francesca，1420—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注重师法自然。译者注

[3] 契马布埃（Cimabue，1240—1302？），意大利佛罗伦萨早期画家之一。——译者注

[4] 吉雪加、罗兰佐，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译者注

[5] 吉雪加、罗兰佐，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译者注

[6] 博尔吉亚（C.Borgia，1475—1519），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私生女，善于玩弄权术。译者注

[7] 兰波（A.Rimbaud，1854—1891），法国诗人，其作品简练奥秘，对象征主义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夏·

王殿忠 译

可你呢，你为明媚的日子而生……

——荷尔德林[1]

[1]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译者注

人身牛头怪

——献给皮埃尔·加林多

本文写于1939年，读者应该经常回顾一下这篇文章，以便对今日之奥兰作一番评价。这座美丽的城市发出的热情宣言使我确信，它已经（或将会）医治好本身的缺陷，并且本文所赞颂的美，也得到了小心翼翼的保护。奥兰这个欢快又务实的城市，从此以后就不再需要作家了： 它在等待着游客。

1953年

已然没有了荒漠，也不见了岛屿。然而人们却觉得它们应该存在。因为，要了解世界，有时就得转过身来向后望望，要想更好地为人类工作，就得有一段时间同他们保持距离。然而，在哪里才能找到那必要的宁静？到哪里去寻找那种可以使你尽情地呼吸，并能使你思想集中、衡量自己勇气的地方？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大城市，而达到我们上述要求，简单地说需要有条件。

欧洲向我们展示的城市，使你满耳都充斥着往昔的喧嚣。灵敏的耳朵能在那里听到鸟儿振翅鼓翼的声音，能听到心脏在胸腔中跳动的声音，但也可以使你感受到世道的沧桑、革命的变革、人间的荣誉等等，从而使你应接不暇，也因之会使你想起，西方世界是人声鼎沸中锻造出来的，这自然不会让人安静。

巴黎呢，它常常是人心灵上的一片荒原。但有时候又会从拉雪兹神甫公墓上刮下一股革命风暴，于是突然间这片荒原上便出现了革命的旗帜和被镇压者的高大形象。某些西班牙的城市、佛罗伦萨以及布拉格等亦复如此。萨尔茨堡，如果不是出了个莫扎特，可能会安静些，但唐璜[1]骄傲的呼声，随着他的沉沦，也便在萨尔察赫河上渐渐地隐去。

维也纳显得较为娴静，它同这些城市比算个少女。它的石头雕塑，其历史不超过三百年，因为年轻，便不懂得忧伤为何物。然而维也纳恰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它的四周回响着帝国之间相互对抗的厮杀声。有几个夜晚，血光照天，摔跤场纪念碑上的石马似要腾空而起。在这转瞬即逝的一刻，一切都在显示着强权和历史。波兰骑兵队蜂拥而至，一片嘈杂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奥斯曼帝国轰隆隆崩塌的声音。这同样也使得它不够安静了。

当然，正是为了闹中取静，人们才到这些欧洲城市中来。至少，人们知道是来干什么。他们在此挑选合作伙伴，并且选之又选。从旅馆的客房到圣路易岛上古老的石雕之间，这一段行程使多少精明人士汗流浃背。但也确实有一些人，在这里不堪孤寂而不知所终。对于前者，不管怎么样，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发展自己和表现自己的机会。他们独来独往，但却不孤寂。几个世纪的历史和美景是千万个已逝的生命的热情见证，并伴随着他们沿塞纳河而行，并曾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传统和成就。然而正是由于它们尚属青春阶段，才使得它们招来这些同伴。但现在时代变了，同伴已使人感到腻烦。“只我们两个！”拉斯蒂涅[2]面对巴黎城大片大片的霉斑这样喊道。两个，是的，可还是太多了！

而荒漠本身也有了意义，诗人用诗歌赞颂它，使它不堪重负。对于世上所有的痛苦来说，这是块圣地。然而情感有时需要的却刚好相反，恰恰是无诗无歌的地方。笛卡儿经过沉思冥想之后，挑选了自己的荒漠：他那个时代最商业化的城市。在那里他找到了宁静，也找到了写出我们诗歌中最具男子气概的诗句的最好机遇：“我的第一格言是，任何事物，如果它明白无误是虚假的，则我绝不听信它是真实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功名利禄是少了些，但感伤的情怀却不会变。然而三个世纪以来，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陈列馆。为躲避诗歌的骚扰，找回石雕所能带来的那种平和安宁，那就需要另外一种荒漠，在那里既无激情也无所求。奥兰就是这种地方。

我经常听到奥兰人抱怨他们的城市：“没有吸引人的去处。”嗯，当然，那是因为你们不想要！有些精明者试图把外部世界的风俗引进这片荒漠，他们的打算是，倘若不是众人聚集在一起，便无法施展你的本领，也便想不出有趣主意[3]。其结果是，一些有点儿品位的人，便集中起来玩玩扑克，打打拳击，再就是各种地区性的团体经常聚会。这样做，至少是可以陶冶性情。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便有了些高级事情，不致让人说没有品位了。但由于当时情势的限制，这种高品位的东西仍然很贫乏。于是有些人便另找出路，他们便转而走向城市的大街。

奥兰的街道被尘土、沙石和酷热所笼罩。如果下雨，那就是大雨滂沱，泥浆满地。可是不管是倾盆大雨还是阳光普照，那些小商店总保持着同样的神态，怪诞而荒唐。所有欧洲和东方的荒诞不经的玩意儿都汇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杂乱无章地摆放着的大理石猎兔狗，扮演天鹅的舞女，绿色塑料做的蒂亚娜狩猎女神，掷铁饼的运动员和收割庄稼的农夫。总之，所有能用作生日礼物或结婚礼物的东西，以及由那些刁钻古怪及善于赚钱的商业能手设计出来专门挂在壁炉上方，叫人看了很不舒服的玩意儿，都摆在柜台上。然而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摆在这里，却显示出一种巴洛克风格，于是也就使人原谅了这种做法。下面介绍一下摆在满是灰尘的首饰柜台上的商品： 一些看起来叫人害怕的奇形怪状的脚；一堆标有“一百五十法郎一幅”的伦勃朗[4]的素描画；一堆三色皮夹；一幅十八世纪的水粉画；一头能活动的长毛绒小驴子；一些用来插养绿橄榄的普罗旺斯的蓄水花瓶；一个木刻的很难看的轻佻女人，脸上挂着淫荡的微笑。（为使大家明白，“经理”便在她脚边放了一块标牌，上面写道：“木制童贞女。”）

以下是在奥兰所见：

1.柜台上满是污垢的咖啡馆，上面散落着一些苍蝇的腿和翅膀，老板始终笑容满面，尽管厅堂里总是空无一人。小瓶黑啤酒在这儿卖十二个苏，大瓶卖十八个苏。

2.照相馆。其照相技术始终保持在才发明胶片时的水平。照相馆里陈列着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在街上是不可能遇到这种人的，从胳膊肘支在托架上的假水手一直到要结婚的年轻姑娘，打扮得怪里怪气，在一片背景森林前挥动着双臂，可以看出，这不是在自然环境中照的，是创作。

3.丧葬用品商店多得使人动容。这倒不是因为在奥兰死人比别处多，据我想像，可能这里死了人比别处要麻烦得多的缘故。

这里经商的百姓热情朴实，这一点甚至在广告中都能看得出。我在一家奥兰电影院的节目单上看到一部三类影片的上演公告，它所用的字眼有“豪华”“辉煌”“杰出”“享有盛名”“令人震惊”“不可思议”等等。最后，经理部告知公众，为了放映这部非凡的“杰作”，自己作出了巨大牺牲。然而，票价并不上涨。

如果你以为这种做法只是地中海南岸人特有的、夸大其词的表现，那你就错了。正确地说，这张了不起的节目单的制作者显示了他们的心理学意识。在这个地区，如果需要在两场演出、两种职业甚至常常是两个女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人们就表现得无所谓，显得极其漠然，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太认真的。因此，就要打破他们这种态度，广告家对此一清二楚。于是便同美国人一样，采用美式做法，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来点儿夸张。

终于，奥兰的街道把当地年轻人的两大乐事告诉了我们： 叫人擦皮鞋，和穿着那双鞋在林荫道上闲逛。为对第一件乐趣有个明确的体验，必须在星期天早上十点钟把鞋交给加里安尼林荫道上的擦鞋匠。这时，你便可以坐在高高的扶手椅里，尽情地品味一种特殊的满足感，这就是作为一个局外人，你可以尽情地观赏那些热爱自己职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姿态，显然，就是奥兰的擦鞋匠也那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他对每一道擦鞋工序都那么认真，他们身边有好几把刷子，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擦鞋布，用汽油配制的鞋油，经过软刷子的擦洗，皮鞋发出耀眼的光泽。你会以为工作已经结束，但是那只勤快的手又会在闪亮的鞋面上涂上鞋油，抹抹擦擦，鞋面便又失去了光泽以便使鞋油浸透皮革。然而仍然用刚才那把刷子刷得皮鞋锃亮，而且是真正从皮革里发出的光泽。

这样获得的奇效随后便在行家面前炫耀一番。为了能对这些林荫道上的乐趣有一个真正的评价，你最好去参加一下年轻人每晚在城里的通衢大道上举行的假面舞会。这个“社会团体”中的年轻人年纪在十三到二十岁之间，他们从美国电影中学的这种派头便转用在其他方面，吃晚饭前先要打扮一番。一顶小呢帽扣在左耳上并斜在右眼上方，下面露出抹了发膏的波浪形头发；脖子被紧箍在一个很显眼的大衣领里，衣领上披散着长发；微型领结用一个粗别针别着；上衣长及膝部，并把臀部包得紧紧的；长裤是浅色的，很短；鞋子亮光闪闪，底极厚。每天晚上，这些年轻人穿着带铁后掌的鞋走在人行道上嘎嘎作响。他们在走路的姿势、全身的摆动等各方面，都悉心模仿克拉克·盖博先生[5]。因此，城里专爱评头论足的人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他们为“克拉克”。

不管怎样，奥兰的林荫大道在傍晚时分会被一大队讨人喜欢的青少年占领，他们费尽心机要使自己看起来像一群坏男孩儿。奥兰的女孩则情意绵绵，内心中已然打好主意，要委身于这帮匪徒，因此，她们也像美国女明星那样装束，学着美国女明星那种风度。前面提到的那些促狭鬼因而把她们叫做“玛莱娜”。就这样，在夜晚的林荫道上，当一阵鸟啼从棕榈树间响起直上夜空时，几十个“克拉克”和“玛莱娜”便相聚在一起，互相打量着，互相评论着，赞颂着生活的美好，感受着在此相聚的幸福，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陶醉在生命的美好之中。一些心生妒意的人说，他们这是参加美式的集会。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三十岁以上的人与此类娱乐无缘，心中不免有些苦涩。他们不能理解年轻人每天都在举行的这种颇具浪漫风情的集会。实际上，这是我们能从印度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那种所谓“鸟雀会议”。不过，在奥兰的林荫道上，大家并不为生存而焦虑，也不为建立走向完善的途径而操心。这里有的只是鸟儿翅膀的拍打，五彩缤纷的羽毛，风情万种的获胜少女，以及那种无忧无虑同夜色一起消散的歌声。

我在这儿听到克莱斯达科夫说：“一定要搞些高档次的东西。”唉！他很有这方面的能力，只要有人鼓励他，他会提前几年使这片荒漠变得人烟稠密。但是目前，一个神秘的人物会在这座生活安逸的城市里一展身手，同时还带着一批浓妆艳抹的年轻姑娘。但她们不会打扮自己的情感，模仿别人的媚态，做得很拙劣，竟到一眼便可看出那是在造作。搞些高档次的东西，您还是看一看吧： 桑塔—克鲁兹山，怪石横生，高大的山脉，一望无际的海洋，强劲的海风，还有阳光，港口的大吊车、火车、库棚、码头，城市高岩上的巨大扶栏，以及城市里这些寻欢作乐的场所和种种烦恼，伴随着嘈杂与孤寂。也许，这一切确实档次不够高。但是这些人满为患的岛屿，最大的价值乃是可以使你的内心在此尽情地显露。要寻找宁静，现在只能在喧嚣的城市中去找。笛卡儿从阿姆斯特丹写信给年迈的巴尔扎克道：“我每天都要在混乱的人群中散步，得到的自由和休憩不比您在林荫小道上得到的少。”

奥兰的沙漠

奥兰人置身于十分丑陋的建筑中，鬼使神差地使他们面对一片令人赞叹的美景，但他们还是战胜了这一严峻的考验。我们原来料想奥兰一定是座向大海敞开胸怀的城市，被夜晚的和风洗濯得清清爽爽。然而，除了西班牙区之外，我们看到的是一座背对大海的城市，其建筑形式呈螺旋形的蜗牛壳式。奥兰恰是一堵黄色的圆环形高墙，上面是冷峻的天穹。刚开始，人们在这座迷宫里游来荡去，像寻找阿里亚娜[6]的记号那样，四处寻找大海。可结果却是在苍黄的、叫人气闷的大街上兜圈子，最终还是让人身牛头怪[7]把奥兰人都吞了下去。这就是无聊。很久以来，奥兰人就不再在大街上逛了，他们承认自己已被吃掉。

不来奥兰，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石头。这座尘土飞扬的城市，是小石子儿的天下。大家都很喜欢这些石子，商人们把它陈列在橱窗里当镇纸用，更有甚者，他们把它摆在橱窗里当作惟一的陈列品。人们沿街把卵石堆成堆，大概是为了赏心悦目，因为一年以后那些卵石仍在那里。在别处从花草中获取赋诗灵感的人，到了这里就会换成一副石头面孔。这座商业城市里的那一百来棵树，被仔仔细细地蒙上了尘土。这些僵直的树木，枝头落下一股呛人的灰尘味。在阿尔及尔，阿拉伯墓地的恬淡安宁是众所周知的。而在奥兰，在拉斯—艾尔—阿安河谷的上部，面向大海，有一片白色易碎的石头形成的石场，与蓝天连成一片，阳光照在上面发出刺眼的白光。在这些大地的骸骨中，盛开着一朵朵绛红色的天竺葵，向远方伸展开来。它们把生命和新鲜的血液注入了这片景色之中。整个城市便这样僵硬地躺在粗糙的石堆中。“种植园主”的景色亦是如此，它周围是一堵堵厚厚的悬崖峭壁，由于像个矿场，所以那景色也便显得很不真实，那里也见不到人迹，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如果说我们把沙漠定义为一个没有人迹，空阔的天空为其惟一主宰的地方，那么奥兰正在等待先知的出现。在城市的周围和上空，这个非洲的粗犷的大自然，事实上是被那沙漠上灼人的威势装扮起来，使得它身上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装饰也变得光辉照人了。它在每幢房屋之间，在每家的屋顶上大声呼叫。如果你沿着桑塔—克鲁兹山腰上一条路往上走，首先出现在你眼前的是点缀在各处为奥兰所特有的色彩斑斓的立方形石岩。但再往上走便能见到环绕高地的悬岩峭壁，它们奇形怪状，像一只只红色的野兽蹲在海里。继续往上走，你会看到被风吹日晒所腐蚀的一些巨大的山石，点缀在这座衣冠不整的城市中。它们杂乱无章地散落在这个到处是山石的山城里。在此形成对比的是，人类的无政府状态和永恒不变的大海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它便以一股动人心弦的生活气息沿着山腰的小路弥漫上来。

沙漠中总有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奥兰的天空也带有石矿味，它的街道和树木都覆盖着一层灰尘。这一切，都参与到创造这个迟钝木然的世界中来。情感和才智在这里决不会对自己漫不经心，也不会对它们惟一的客体人，漫不经心。在这里我所说的是，退步抽身是件难事。人们撰写着关于佛罗伦萨和雅典的书。这些城市造就了那么多欧洲才子，当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们保持着使人感到或者激奋的东西。它们能减缓某种心灵的饥渴，因为心灵的食粮是回忆。然而如何为这样一座城市动情呢？这里没有任何激起你灵感之处，甚至丑陋也显得那么毫无特色。在这里，历史被压缩成为零。空虚，无聊，冷漠的天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无疑是它的寂静，或许还有女人。对某个民族来说，女人无论在哪里都是漂亮的，都是辛酸的故乡。奥兰就是成千上万这种城市中的一个。

体育活动

奥兰丰都克大街上的体育中心俱乐部要举办一场拳击晚会，并宣称晚会一定会受到真正的业余爱好者的好评。明白地说，这就意味着广告上的拳击手远不是什么明星，其中有几个还是第一次登台，因此如果我们对敌对双方的技术不抱希望的话，那至少还可以称赞他们的勇气可嘉。一位奥兰人怂恿我去，明确向我保证说“可能会流血”，于是那天晚上我便来到了那些真正的业余爱好者当中。

很明显，这些人是从不讲排场的。在一间车棚似的大厅里，已经搭起一座拳击台，大厅用石灰水粗粗地刷过，顶上覆盖着起伏不平的铁皮，开着刺眼的灯光。折叠椅围绕赛台的拦绳排成四方形，那是“荣誉赛台”。座位按赛场的纵向摆放，在大厅深处，有一片空地，称作散步区，因为在这里有五百人，他们挥动手帕欢呼时会引发严重意外，因为这样做的绝不止一两个。在这个长方形的大车库里，有上千名男人和两三个女人按我邻座的说法，她们属于那类“一心想引人注目”的女人。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在等待“翘首盼望”的战斗开场之前，一个巨大的扩音器断断续续地播放着蒂诺·罗西的歌，这是残杀之前的浪漫。

一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者，其耐心是惊人的。宣布二十一点开始的晚会，到了二十一点半还没开始，也没有人提抗议。春天的天气也相当热，从衬衣袖子里散发出来的人的体味十分刺鼻。在不时爆发的汽水瓶塞声和那科西嘉歌手不知疲倦的哀诉声中，大家激烈地争论着。一盏聚光灯这时向拳击台上撒下一束炫目的光线，几个刚到的人挤进人群中，翘首以待的战斗开始了。

这些希望之星，或者说初学者，是为取乐而战，在他们内心里总想证实这一点，因此通常是不讲任何技术，便心急火燎地互相残杀起来。比赛从未持续三个回合以上。此类晚会上的英雄是一个年轻的被称作“飞机仔”的人，他平时在露天咖啡馆卖彩票。他的对手，在第二个回合开始时被他一记螺旋桨般的一拳非常狼狈地打翻在地。

人群开始活跃了，但仍然保持着礼貌。就在这时，扩音器里宣布：“顽强的奥兰人阿玛尔并未认输，他将迎战凶狠的阿尔及尔的贝雷。”一个不了解内情的人恐怕会错误地理解人们为欢迎拳击手上台亮相时发出的尖叫声。他可能会把这想像成某种了不起的角斗，在这场角斗中，拳击手要了结的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恩怨，观众对此心里很明白。实际上，他们要了结的确实是一场个人间的恩怨。那是因为一百年来阿尔及尔和奥兰之间始终势不两立。稍微追溯一下历史，就能看到这两个北非城市已经彼此厮杀得精疲力竭，就像比萨和佛罗伦萨在和平时代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但起因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有一千条理由要互敬互爱，但却反而互相仇视。奥兰人指责阿尔及尔人装腔作势。阿尔及尔人却放风说，奥兰人不懂处世之道。这些辱骂的话，其含义比表面上更刻薄。因为它们太空洞。奥兰和阿尔及尔不能公开反目，于是便在体育场上、在数字的统计上和大型工程方面互相间明争暗斗。

因此拳击台上发生的只不过是历史的一页。那位顽固的奥兰人，在上千人尖叫声的支持下，为保卫本省的生存方式和尊严而同贝雷决战。事实让人不得不承认，在这一场争夺战中，阿玛尔打得很不好，他在先天上存在着缺陷： 他的臂长不够。而阿尔及尔的那位凶狠拳手胳膊长度恰到好处。他信心十足地一拳向对手的眉棱上击去。那位奥兰选手在人群狂暴的叫喊声中满脸是鼻血。尽管观众和我的邻座一再鼓励他，尽管不甘落后的人们高喊：“打扁他！”“打直拳！”给他出主意的人喊：“下勾拳！”“喂！裁判，他看不清东西了！”乐天派则喊：“他没劲了！”“他不行了！”……然而，阿尔及尔人还是在一片没完没了的喝倒彩声中，被宣布以积分获胜。我的邻座很自然地谈起比赛的策略。他露骨地对此表示赞同，并悄悄对我说：“这样的结局，他到那边就不能说奥兰人撒野了。”

但是，大厅里已经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是比赛项目中所没有的： 椅子在到处乱飞。警察打开一条通道冲了进去。群情激昂到了极点。为了让这些好心人安静下来并恢复平静，比赛的组织者争分夺秒，立即在扩音器里播送起一首著名的进行曲。于是在几分钟内，大厅里在进行曲的伴奏下，便变得气度非凡。一群群乱打的斗士和义务裁判在警察的干预下不知如何是好。观众则激动异常，高兴地发出咯咯的鸡叫或者猫叫等禽兽的叫声，要求比赛继续下去，但他们的声音都淹没在雄壮的进行曲的军乐声中。

然而这一场大战一宣布重新开始，大厅里马上便静了下来。突然就恢复了平静，无需任何说明，就像戏一演完，演员便离开舞台一样。真是自然极了，摘下帽子掸掸灰，再把椅子排好，所有的面孔一下子又变得和蔼可亲了。那样子，就像些老实的观众花钱买了票，来参加一个家庭音乐会一般。

最后一场比赛是海军的一位法国冠军对一名奥兰拳击手。这一回，胳膊长短的差异对后者有利了。但是在最初几个回合，他的优势并没有打动观众。因为大家激动的情绪正在缓和当中，人也刚刚回过神来，呼吸还很短促。虽说也鼓掌，但却没有热情。口哨也吹得无精打采，大厅里的人分成两个阵营，按常规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每个人支持哪个拳击手，则显得有些淡漠，因为愈来愈疲乏了。如果法国人总是“抱住”对方，或者奥兰人忘了不许用头部进攻的规定，这名拳击手就会遭到一片喝倒彩的声音。但随即他便会在一阵掌声中振作起来，直到第七个回合，这才看上去又像体育比赛了，同时真正的业余爱好者也开始摆脱了疲乏。此时法国人事实上已行将跌倒。但他一心想挽回几局败局，因此便朝对手直冲了过去。“又来了，”我的邻座说，“马上又要乱打了。”事实上那已经是在乱打了，在耀眼的灯光下，两名大汗淋漓的拳击手大开杀戒，他们闭着眼睛乱打，用肩膀抗和用膝盖顶，两个人流的血混合在一起，两个对手都怒气冲冲，与此同时，大厅里的人都站了起来，使劲地为他们两位英雄加油。拳手每挨一拳或打出一拳，都像观众自己被打或打了对方一样，上千个低沉而气急败坏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就是这些人先前心不在焉地选择了各自偏爱的一方，现在便支持到底，并且十分投入。每隔十秒钟，我邻座的一声喊叫就在我右耳边响起：“打呀，蓝领子。加油，水手！”同时，我们前面有一位观众朝奥兰人喊：“安达！灵活点儿！”此人和蓝领子继续搏斗。在这座用钢板和水泥砌成、用石灰水刷白的神庙中，整个大厅的人，都全身心地投入低着额头的两位天神的打斗中。拳头沉闷地击在油光发亮的胸脯上，每一拳都在他们体内剧烈地振荡着，并发出了回响，他们和拳击手一起也使出了最后的气力。在这种气氛中，比赛不分胜负是不受欢迎的。事实上，这与大厅里观众的那种摩尼教派的思想[8]是对立的。应该有善与恶之分，应该有战胜者和战败者。如果你不是谬误，就必须正确。这种结论，其逻辑性无可指摘，并且立刻受到上千观众的支持。他们指责裁判被出卖或者被收买了。但是，拳击台上蓝领子却过去拥抱了他的对手，因此还颇品尝了一点他那位兄弟身上的汗水。这样一个举动，便立即使大厅里恢复了秩序，并爆发出阵阵掌声。我的邻座说得对： 他们不是野蛮人。

在寂静无声的星空下，刚刚从使人精疲力竭的拳斗场面中回到现实中来的人群向外涌动着。现在都默不作声，悄悄地散了。他们已无力再作评论了。应该有善与恶之分，这种宗教思想是毫不容情的。这群忠实的信徒，现在只不过是夜色中正在隐去的一簇黑色的或白色的影子。因为力量和暴力是两位孤独的天神，他们不会给回忆留下任何东西，相反却向现在大把大把地散发着奇迹。它们同这群没有过去、聚集在拳击台周围欢呼领取圣体的民众是一致的。这是一种颇有点令人尴尬的仪式，但却把一切都简化了。善与恶、战胜者和战败者同时并存。在科林斯[9]就有两座相邻的庙宇： 一座是暴力之神庙，一座是供应之神庙。

遗迹

出于很多理由，理由在经济学中和形而上学中同样存在，我们可以说奥兰的风格，如果它有风格的话，在那座被称作垦荒者之家的奇特建筑上得到了明确有力的说明。这一类的遗迹，在奥兰并不鲜见。这座城市对法兰西帝国元帅、部长和当地善人，都保留着他们的遗迹。在满是尘土的一些小广场上便可以见到，它们忍受着日晒雨淋，已经习惯了那些巨石，也习惯了无聊。但他们所代表的是外来的东西。在这独特的原始风貌中，它们显示出文明社会中令人遗憾的印记。

与此相反，奥兰也给自己建造了祭坛和讲坛。在这座商业城市的中心，为了给众多的农业机构建造一个公共办事大楼（因为这些机构是这个国家生存的基础），于是奥兰人便筹划在这些沙石和灰土中为自己的特色树立一个令人信服的形象，即“垦荒者之家”。倘若根据建筑物来判断，那么这些“特色”从数目上讲有三个： 大胆的尝试、粗犷的风格和历史的综合意识。埃及君士坦丁堡和慕尼黑曾合作参与了一家精巧的糕饼店的建造工程，其造型是一只倒扣的高脚杯。我们这座建筑使用效果更为强烈的彩色石子镶嵌屋顶，其图案鲜艳夺目，让人乍一看，什么也看不见，只见到一团不成形的使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但走近一看便会发现它们并非随意之作： 一位和蔼可亲的垦荒者，脖子上系着蝴蝶结，戴着白色软帽，正接受一队古装奴隶的致意。这座建筑物及其华丽的装饰坐落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心，正是小型无轨电车来往的必经之路，而小型无轨电车的肮脏正是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

奥兰尤其珍视军械广场上那两头狮子。从1888年至今，它们一直神气活现地端坐在市政府台阶的两侧，其雕塑者名叫加彦。它们神态威猛，上身短小。据说晚上它们会先后从石座上跳下来，在昏暗的广场周围悄无声息地兜圈子，有机会还会在满身尘土的大榕树下长时间地撒尿。这些传闻，当然使奥兰人听了十分得意，自然也并非事实。

尽管作了些探究，但我对加彦依然不甚感兴趣。我只是了解到，他是个动物雕刻能手。然而，我却常常想到他。只要你一到奥兰，便自然会想到他。即这儿有一位名字响亮的艺术家。他在此留下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作品，把两头性情温和的野兽安放在一个气度非凡的市政府门前，从而使几十万人都前来观赏。这是另一种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做法。无疑，这两头狮子也正像成千上万同类的作品那样，它们所体现的并非艺术家的才华，而是另外一件东西。有人创作了“夜巡”“圣弗朗索瓦受戒”“大卫”或者“花赞”。而加彦呢，他在海外一个商业省份的广场上竖立起一对欢快的野兽。“大卫”有一天会和佛罗伦萨一起垮台，而这两头狮子或许会被救出火坑。这又一次证明，它们所表现的乃是另一种东西。

能不能把这一看法说得明确些呢？这件作品不表现任何意义，却牢固结实。精神在它身上无足轻重，物质却至关重要。平庸总是想尽办法延续下去，甚至可以用青铜制作。人们拒绝赋予它永生的权利，可是它每天都能获得这种权利。难道不是吗？它，它就是永生。不管怎样，这种韧性自有它感人的地方，而且也自有它本身的寓意。这种寓意，也就是奥兰所有的纪念性建筑和奥兰本身所具有的寓意。每天一小时，在许多事情中总有那么一次，它会迫使你注意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才智从这些反复中得到了教益。既然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低微地位，那么这对它可能起一点儿保健作用。就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自作愚笨比其他的做法都要好。所有可以消亡的东西都渴望延续下去。因此，我们就可以说，一切事物都期望永恒。人类的艺术作品也并不例外。在这方面，加彦狮子和吴哥[10]的遗迹有着同等的机遇。这一点具有谦逊的倾向。

还有其他一些奥兰式的纪念性建筑。或者至少应该给它们冠以这样一个名称，因为它们也在表现奥兰这座城市，而且其表现方式可能更有意义。这便是目前在十几公里的长度上沿海岸施工的几项大工程。这些工程的主旨是，要把一些十分明媚的小海湾改建成一个巨大的港口。实际上，对于人类来说，这又是一个让自己同巨石进行较量的机会。

在佛来米地区某些画家的油画中，我们又看到一个题材宏大得惊人并执拗地表现同一主题的画面： 巴别塔[11]的建造，那是一片广袤的景致，巨岩插天，陡峭的山上满眼是工人、牲口、梯子、奇形怪状的机器、绳索、车套。人在那里只是为了衬托工地超乎人情的庞大而已。位于奥兰西部的那片悬岩峭壁，使我们想到的正是这一景象。

在广阔的斜坡上，铁轨似挂在那里，到处是翻斗车、起重机、小火车……在酷烈的阳光下，玩具般的火车头在一片汽笛声中、在尘土飞扬和烟雾弥漫中绕过一座座巨石。勤劳的人民便夜以继日地在那热火朝天的山地上劳动着。几十个人吊在一根绳索上，附着于悬崖的侧壁上，用肚子顶住自动钻机的扶手，从早到晚在剧烈的震颤中，把整块的岩石凿下，山石便在尘土飞扬和轰隆声中塌落。再往远看，翻斗车在斜坡上翻转，岩石便一下子倒出，向海面滚去，直入水中。每一块巨石后面都有一些较小的石块随之滚入海里。无论在深夜还是白天，每隔一定的时间，便能听到巨大的轰鸣，这轰鸣震撼山谷，翻江倒海。

工地上的工人，从正面向山岩进攻。如果我们能够忘记这一工程必不可少的艰苦劳役，哪怕是一会儿也好，我们肯定会赞美这个工程。这些从山上凿下的石头，正在按照计划为人类所用。它们堆积在浪涛下，慢慢地露出水面，最后便整齐地形成一道海堤，这道海堤上随即便布满人群和机器，并且随着时日它便横向扩展开去。巨大的挖石机不慌不忙地向悬崖的腹地深入，待转过身来便把满满一斗碎石倒进水里，随着悬崖头顶被削落的势头，整个海岸便以非凡的气势向大海扩展开来。

当然，石头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只是把它换了个地方。不管怎样，它会比利用它的人存在得更长久。目前，它仍然是人们行动的意志出发点。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毫无用处。然而把东西改换位置是人类的工作： 要么这样干，要么就什么也不干。显而易见，奥兰人做出了选择。面对这个冷漠的海湾，他们还会在几年之内继续沿着海岸堆放石块。百年之后，也就是说明天，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但是今天，这一堆堆的巨石便是那些灰尘覆面、满头大汗、在它们中间穿梭来往的人的见证。奥兰真正的纪念性遗迹，依然是这些石头。

阿里亚娜之石

奥兰人看来和福楼拜的那位朋友一样，他临死之前，最后望了一眼那无法替代的世界，大声说道：“关上窗子，这太美了。”他们关上了窗子，把自己禁锢起来，他们驱走了美景。布瓦特万是死了，然而在他死后，时光仍在一天天继续下去。同样，在奥兰黄色围墙的外面，海洋和大地也继续着它们漫不经心的对话。世上这种永恒不变的延续，对于人类来说总是兼备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它令人失望又使人激奋。世界从来就只讲一件事，它引起你的兴趣，随后又让你厌烦。但最终，它会凭借那股执拗劲儿占据上风。它总是对的。

还在奥兰的门口，大自然就已经提高了嗓门儿。加纳斯泰尔那边，是大片的荒地，是布满草木香味的荆棘丛。阳光与风在此只谈论它们的孤独感受。从奥兰仰视，是桑塔—克鲁兹山，是高原，是上千条通往那里的沟壑。一条条从前通车的道路攀附在俯视大海的山丘侧面。到了一月份，有些大道两旁便鲜花遍地，雏菊和金色的花蕾，有黄有白把它们装扮得华丽异常。在桑塔—克鲁兹山上看到的一切，都已经说过了。如果我还想谈点的话，那就是我忘记说那些祝圣队列了。它们在重大节日里，登上陡峭的山冈，这可以使大家联想到其他一些朝山进香的活动。他们孤独地在红色的山石中缓步前行，一直到达宁静海湾的上方，使这个沉静的地方，一时间变得光明和完美了。

奥兰也有沙漠，那就是海滩。我们见到的那些紧傍市区的海滩，只有在冬天和春天才显得清静些。一片片的高地上，到处都开着繁茂的阿福花。花丛中光秃秃的小别墅随处可见。大海在下面低吟。然而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温暖的阳光，轻轻的和风，洁白的阿福花，湛蓝的天空，这一切都让人想到了夏天，想到了海滩上到处都是皮肤晒成棕色的年轻人，想到了在沙地上消磨的漫长时光，想到了仲夏之夜骤然而至的甜美。每年在这些海滩上，都能看到一批新面孔的如花少女。她们似乎仅在这个季节出现一次。第二年替代她们的是另一批豆蔻年华的少女，她们在一年以前还像花蕾一样，是些线条平淡的小姑娘。上午十一点钟，便可见到一群仅仅裹着一片花布，肌体丰满的少女，从高地上向下奔去，似一股色彩斑斓的浪涛涌上了沙地。

如果你想看一看原始景色的话，就要走得更远些（然而奇怪的是，就在这个地方的周围，有两千名男人在转来转去）。那里是连绵的沙丘，荒凉冷落，来过这里的人没有留下别的痕迹，只留下一间被虫蛀蚀的窝棚。再往远看，便见几个阿拉伯牧羊人正在沙丘上驱赶他们的羊群，似在沙漠上点缀着些黑色或灰色的斑点。奥兰的这些海滩上，每个夏天的早晨都使人觉得是世界第一个早晨。每个黄昏又都仿佛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黄昏。那是落日余晖的最后一缕光线所宣告的庄严的一刻，它使人间万物顿时暗淡下来。大海变成云青色了，道路换成绛紫色了，海滩披上了黄装，一切都随着青灰色的太阳一起隐没。一小时后，沙丘便泛起了月光，这便是繁星下无边的夜色，有时暴风雨穿透黑夜，闪电的光芒在沙丘上滑行，使天空变成一片惨白，而橘黄色的闪光便洒向沙丘，并投入你的眼帘。

但这一切却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只能亲自领略。如此这般的孤独与威严，赋予了这块地方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在晨曦初现和煦的氛围中，仍然是漆黑猛烈的波涛，退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它劈开了夜间沉重的大海。对这些欢快景象的回忆并未使我对它们感到惋惜，反而使我认识到它们的美好。这么多年以后，它们仍然存在于我心中，而且有些场景还十分清晰、准确，尽管有些费劲儿。而且我还知道，如今在那荒凉的沙丘上，如果我还想去的话，原先的那个天空仍会吹起阵阵微风，撒下点点繁星。这里是一方纯真的大地。

但纯真却需要沙丘和岩石。而人们已经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其中了。既然他们把自己关在这座古怪的城市里，并且已麻木不仁，没有了愁烦，我们至少是可以这样看的。然而，这种两相对比，却正是奥兰的价值所在。这座烦闷之都，被纯真和美丽围困着，并驻以重兵把守，其士兵同山里的岩石一样多。但在城里，某些时候，人们投敌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想同那些岩石合而为一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想同那灼热而冷漠、向历史及其骚动挑战的世界融为一体的愿望也是那么强烈！这也许是空幻的，但在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深深的本能，这种本能既不是破坏也不是创造，它仅仅是想与众不同。在奥兰发烫的围墙下，在它积满尘土的马路上，有时就能听到上述的劝导，似乎在一段时间内，听从这种劝导的神灵们也都没有失望过。这便是在地狱中的欧律狄刻[12]和在睡眠中的伊希斯[13]。这是一片荒漠，在这里思想能够变得清醒，这是夜晚一只清凉的手，它正按在一颗躁动的心上。在这座橄榄山[14]上，复活是没有用的。神灵来到这里与正在沉睡的基督十二弟子相会并赞颂他们。难道他们真的错了吗？他们还是得到神灵的启示。

想一想沙漠中那尊释迦牟尼佛吧，漫长的岁月里，它就那么蹲坐着，纹丝不动，两眼望天。连天神们自己都羡慕它的宁静，羡慕它这种变为石像的命运。燕子已在它伸出的僵直的双手上筑了巢。但有一天，它们受到远方土地的召唤飞走了。而那个把它心中的渴望与意志、荣耀与痛苦一并扼杀的神灵便开始痛哭了。就这样，岩石上便开出了鲜花。是的，在必要时我们对岩石也会有好感。因为我们要求一副面孔能保持何种神秘状态，具有何种激情，这些岩石都能满足我们。也许这并不能持久。但是，什么能够持久呢？面孔的神秘表情消失了，我们也便被抛回了欲望的链条上。虽然石头为我们做的一切，并不比人心做得更多，但它却至少能做得很准确。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几千年来，这一伟大的呼声曾唤醒几百万人起而平息欲望和抚慰痛苦。它的回声穿越各个时代和高山大海，一直来到这里，即将消逝在世界最古老的海面上。但却沉重地撞在奥兰密集的悬崖上，发出了更大的声响。本地所有的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听从了这一说教。当然，这几乎是白费力气。一个虚无的境界并不比绝对存在的境界更容易达到。但既然我们像接受恩宠一样，接受了玫瑰花或人间痛苦所带给我们的那种表示永恒的示意，那我们也不需回绝大地向我们发出的非同寻常的沉睡的邀请。这样做和那样做都有自己的道理。

也许，这就是这座梦幻而疯狂的城市的阿里亚娜之线[15]。人们从中了解到某些烦闷效力，尽管它是暂时的。要想得到赦免，就必须对人身牛头怪俯首称“是”。这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才智。大海在红色的悬崖脚下静默无声，如果你处于海面的上方，下面一左一右是浸在清澈海水中的岬角，你处于中间，只需保持精确的平衡也就够了。一艘岸防舰，沐浴着灿烂的光芒在水上航行，在它的喘息声里，分明能听到一些非人的断断续续的呼唤： 那是人身牛头怪的道别声。

现在是正午，连白昼本身也处于均衡状态。它的仪式已经完成，游人也得到了它赠送的奖品： 在悬崖上拾来的小石头，干燥而光滑，像一朵阿福花。对于熟知宗教奥义的人来说，世界并不比这块石头沉重。阿特拉斯[16]的任务很容易，只需选择时间就可以了。于是我们便明白了，只需待以时日，一个小时，一个月，一年，这些海滩就完全可以享受自由了。它迎接着各类人员，有僧侣，有官员，也有胜利，但却不看他们一眼。很有一些日子，我盼望能在奥兰的街上遇到笛卡儿或古罗马皇帝，但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这就是那块小石头，美丽得像一朵阿福花，它处在一切的开端。鲜花，泪水（如果我们认为有泪水的话），离别和斗争，这都是留给明天的。在一日之始，当天空向一片空阔的万籁俱鸣的空间打开它光芒之泉时，海滨所有的岬角仿佛形成了一支即将起航的舰队。岩石与光芒组成的笨重的大帆船在那里震动着，似乎正准备向太阳岛驶去。哦！奥兰的早晨！从高地上望下去，能看到燕子扑入广阔无边大池。整个海滨都做好动身的准备，冒险引起的战栗也传遍它的全身。明天，也许我们将一同出发。

[1] 唐璜，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初以英俊风流著称，后发展为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典型。文学和音乐作品中以其为主人公的不下百余种，莫扎特于1889年著有著名的二幕歌剧《唐璜》。译者注

[2] 拉斯蒂涅，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一个人物，是个青年野心家。译者注

[3] 有一天，我在奥兰遇到了克雷斯塔科夫·德·果戈尔，他打了一个呵欠，然后说：“我觉得应该搞点儿高品位的东西。”

[4]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雕刻家。译者注

[5] 克拉克·盖博（1901—1961），好莱坞著名影星，以表演魅力十足的冒险家著称。译者注

[6] 阿里亚娜，希腊神话中米诺斯和帕西发埃的女儿，她在迷宫中留下记号以便让前来同人身牛头怪决战的忒修斯走出迷宫。译者注

[7] 希腊神话中一种吃人肉的动物，饲养于克里特岛的迷宫内。译者注

[8] 摩尼教派，创立于公元三世纪，其主要思想是二元论，即两种对立的事物可以共存。译者注

[9] 科林斯，希腊城市名。译者注

[10] 吴哥，柬埔寨西北部的古城。译者注

[11] 巴别塔，又称通天塔，是《圣经》中挪亚的子孙没有建成的通天塔。译者注

[12] 欧律狄刻，希腊神话中诗人俄耳甫斯的妻子，被蛇咬死后坠入地狱。译者注

[13] 伊希斯，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译者注

[14] 橄榄山，巴勒斯坦一条多山峰的石灰岩山脊。据传耶稣在死前一周的初始从这里进入耶路撒冷。根据古犹太传说，弥赛亚时代将在此山开始。译者注

[15] 希腊神话中，阿里亚娜用这种线帮助提忒斯逃出迷宫。译者注

[16]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顶住天的巨神。译者注

扁桃树

“您知道，”拿破仑常对逢塔诺[1]说，“世上我最赞赏的是什么呢？是以无力之力来创立某种事情。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即军刀与智慧。久而久之，军刀终究会被智慧所战胜。”

大家都知道，征服者们有时也会愁烦。他们确实应该为那么多过眼云烟的荣誉付出一些代价。然而，一百年前战刀可以解决的事情，今天的坦克已经不再那么管用了。征服者们在地面上标出一些虚点，几年之间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便会出现一些沉闷、寂静的无人区。在可怕的弗朗德勒[2]战争时期，荷兰画家也许还能画一画养鸡场里的公鸡，大家同样也忘记了百年战争，但西里西亚已被动员起来，因为我们要同这个世界步调一致。如今，理智已失去了一个征服者对它庄严承诺的信任，它无法制服武力，便只好极力诅咒它。

一些善良的人总是说，这是一种罪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罪恶。我们却知道这些事是存在的。结论是，应该设法解决这一切。那只需认识到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我们绝不能再在军刀面前顶礼膜拜，决不再为武力不受理智支配而辩护。

不错，这是一项永无终结的任务。但我们就从这里着手并继续下去。我不太相信关于历史发展的道理，也不相信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但我至少相信，人类从未对自己的命运丧失信心，从而裹足不前。我们并未超越我们自身的条件，相反我们对它却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自己已处于矛盾当中，但我们必须克服矛盾，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以缓和矛盾。我们作为一个人，其任务是找到某几种方法，以减轻自由灵魂的无尽苦恼。我们要把撕破的重新缝合，在这个显然非正义的世界上建立起理想的正义，要使处于不幸中的当代人民，能够得到切实的幸福。自然，这是一项超乎人力的任务。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超乎人力的任务，是因为人类需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仅此而已。

因此我们要了解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即使武力能够奏效，用另一种想法或另一种安适的环境污染来引诱我们，我们也不能动摇。首要的一条，就是不绝望。不要听信叫嚷到了末日的那帮人。文明不会轻易消亡的，即使这个世界必然要崩溃，那也将是在其他星球之后。不错，我们处在一个悲剧时代，但太多的人把悲剧同失望混为一谈了。劳伦斯[3]说：“悲剧恰是狠踢在厄运身上的一脚。”这是一种正确合理的见解，立刻就能应用起来。当今就有很多事物应该挨这一脚。

我住在阿尔及尔时，冬天我总是耐心地等待着，因为我知道，只需一夜的时光，仅仅一个夜晚，寒冷而纯净的夜晚，康苏尔山谷的扁桃树就会开满白花。随后，我便会看到这层脆薄的雪即可抵挡每一场雨以及海上的风，这使我赞叹不已。然而，每年它都能坚持一段恰好是孕育果实所需要的时间。

这绝非是一种象征，我们不能凭象征获得幸福。我们应该更严肃一些。我只是想说，有时候在这个依然满是不幸的欧洲，当生活的重负变得过于沉重时，我便转向一些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里许多力量尚未受到破坏。我太了解它们了，不会不晓得它们是经过选择的土壤，沉思与勇气可以在那里互相平衡。对这个例子的思考告诉我，如果我们想拯救灵魂，就必须无视它爱哭诉的特点，并要颂扬它的力量与威望。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幸，却似乎对此很得意。它完全被抛进罪恶之中，这种情况被尼茨赫[4]称之为“迟钝的心灵”。我们却万不可伸手帮它，因为思想上伤心是徒劳的，我们只需为它工作就行了。

但优胜心灵的品格在哪里？还是同一个尼茨赫，把它们列为“迟钝的心灵”的死敌。对他来说，那是性格的力量，是个人的爱好，是“世界”，是传统的幸福，是坚定的自豪感，是哲人冷静的节制。这些品格，是绝对必要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他自己的方面。在这一切的面前，不管怎样，大家不要忘记性格的力量。我说的这种力量，并不是选举台上出现的蹙眉与恐吓的力量，而是以那种扁桃树上洁白的花朵和勃勃的生机去抵挡每一阵海风的力量。是它，在人间的冬季里孕育着果实。

[1] 逢塔诺（1757—1821），法国作曲家、政治家。译者注

[2] 弗朗德勒为法国和比利时的一个共管区。译者注

[3] 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译者注

[4] 尼茨赫（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地狱中的普罗米修斯

我觉得，要是没有谁来反对神灵的话，它一定会觉得像缺少了点什么似的。

——路西安：《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脉》

在当今时代，人们心目中的普罗米修斯[1]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大家会说，这个敢于反抗上苍的神灵，是当代人的榜样，并会说，这种看法的提出，是始于斯基泰王国荒凉的国度中，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而其完善起来，则是在当代历史的一次动乱之中，那时候已没有了平等可言。但与此同时，某些情况向我们显示，这种烦恼在我们当中仍然继续存在，而且在世界上反抗者们大声呼叫声中，我们依然充耳不闻，使得这种呼叫带上一种孤立无援的味道。

不错，当今的人们正在被一件事所苦恼，即拥挤不堪的人群，生活在一片狭小的土地上，他们被剥夺了火种和食物，对他们来说，自由乃是一种奢望。对这些人来说，问题还在于他们所烦恼的事愈来愈多，这正如对自由或自由的最后一批目击者来说，问题在于这些人则愈来愈少了。普罗米修斯乃是这种英雄人物，他对人类有相当的爱，同时交给他们火种和自由，教会他们技术和本领。人道在今天，所需要的和所关心的也只是技术。它在机器的圈子里斗争，它处于技术之中，它认为这些都是一种障碍，是一种强制的象征。相反地，它认为普罗米修斯的特点乃是能把机器同技术分开，它认为人们的肉体和思想同时可以获得解放。而当前的人，却相信首先必须解放肉体，而思想却可以暂时消亡。但思想能够暂时消亡吗？事实上如果普罗米修斯再生，今日的人类却依然把它当成往日神灵。他们可以把它塑成石像，让它一动不动，其名目就是为了执行人道主义，而它却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第一个象征。而敌人对战败者的辱骂声，依然同从前一样在埃席尔[2]的悲剧中回响着，那就是武力和暴力的声音。

我这是对吝啬的时间让步吗？对光秃的树木让步吗？对世界的冬天让步吗？但却正是对光明的怀恋给了我理智，它告诉我，还有另一种世界，那是我真正的祖国。它是否对某些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战争年代，我曾沿着于利斯[3]当年的路线做过一次旅游。在当代，即使是一位穷青年，为了寻求光明也可以制定这样一个漂洋过海的计划，那时我也同大家一样。但我却没有上岸，我在那些踟蹰在敞开的地狱之门前面的人群中找到一块空间，慢慢地我们就可以走进去了。等到那些无辜的被杀害者发出第一声呼叫之后，地狱的大门便在我们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于是我们便置身于地狱中，从此再没有出来。在漫长的六个年头中，我们都在试图设法解决这件事，这些幸运岛上热情的幽灵们，在又过了许多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向我们露面，而且还是在不见火光、不见太阳的黑暗之中。

在这个潮湿而阴暗的欧洲，怎么能够不带着深深的遗憾和以一种孤立无援的心情，听到老夏多布里昂从希腊对昂佩尔发出的呼声呢？只听他喊道：“你们将永远也找不到我在雅典见到的哪怕是一片橄榄树叶，哪怕是一颗葡萄。我对我那个时代的一切，直到一棵草都感到惋惜，那时我甚至连一棵草都没有力量让它活下来。”而我们这些人也是如此，尽管我们有满腔少年男儿的热血，却淹没在上一世纪那些可怕的老人之中。我们有时也惋惜那风雨中的绿草，惋惜那今后再没有机会见到的橄榄树叶以及那自由之果的葡萄。这种人到处都有，因此也便到处都有他们的呼喊声，到处都有他们的痛苦和威胁。在麇集的芸芸众生中，却找不出能容纳蚂蚁的地方，历史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那上面连寸草都长不出。然而今日之人类却选择了历史，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彷徨反顾，但他们不但不改造、利用它，却甘心做它的奴隶。就是在这个方面，他们背离了普罗米修斯，背离了这位“有大胆的想像力，却无忧无虑”的儿子。也就是在这个方面，他们又回到了普罗米修斯竭力想使之摆脱的人类痛苦之中。“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恰似一群醉生梦死者……”

是的，只需在普罗旺斯待一个夜晚，只需一座满意的山丘，只需一股带咸味的清风，便足以看到，一切都需努力去做。我们需要重新创造火种，需要重新安排职业，以便安抚饥肠辘辘的众生。至于雅典的文明、自由的获得、葡萄的收获以及精神的食粮，那却是以后的事了。于是我们便喊道：“他们不应该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了，他们应该为别人而生存。”或者做一些什么必要的事，以使另外一些人不再受到掠夺。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这些人，我们已经痛苦地感觉到了这一切，但我们却试图以一颗并非苦涩的心来承担这一切。但我们是否做迟了？或者我们走得太快了？我们有力量使青草再生吗？

面对在本世纪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设想，普罗米修斯将作何种回答，其实他已作了回答：“我答应你们要进行改革和恢复工作。啊，这实在是件痛苦的事，不知你们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足够的刚毅精神和足够的力量来亲手从事这一工作。”如果救国救民的大业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面对这个世纪的提问，我的回答是： 我们能做到。因为我们的力量是经过思考的，我们的勇气是经过衡量的，因为在我认识的一些人身上，我一直都能感觉到这些。“啊，上帝！啊，我的母亲！”普罗米修斯大声说，“你看，他们正在为我制造烦恼。”海尔梅斯[4]嘲笑这位英雄说：“我很惊奇，你作为一个预言家，竟然不能预见你要受的折磨。”“我看到了。”这位反抗者回答说。我谈到的那些人，他们也都是正义的子孙，他们也在经受着苦痛，他们恰恰懂得，没有盲目的正义，也知道历史是没有眼睛的，因此必须把正义给它投过去，以便取代头脑中虚构的正义。在这里，普罗米修斯又重新回到我们的时代中来。

各种神话，其本身并不能赋予自己以生命，它们要等待，等待着我们赋予它们生命力。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响应它们的召唤，它们便会把它们整个元气奉献给我们。我们应该保护这种元气，以便使其在沉睡状态中不致消亡，使复活成为可能。我有时也怀疑它是否能拯救当今之人类，但拯救这些人类的孩子们，使其不至于在肉体和灵魂上堕落，也还是可能的。同时，赋予这些孩子以幸福和美好的前景也仍然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甘心听任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没有美好前景的世界上，那么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便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即它只能使我们想像世人身上一切缺陷都是暂时的，而且如果不把他们全部拯救出来，便没有任何作为可言。如果他们没有面包，没有青草，而且面包又是他们真正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只能学着把青草永远保留在想像之中。在最阴暗的历史中心，普罗米修斯的人，在不停地从事他们艰辛职业的同时，还将把不倦的目光投向大地，投向青草。披枷带锁的普罗米修斯，在雷鸣电闪中仍然保持着他对人类真诚的善意，这样，他比起脚下的岩石更见其坚硬，比起头上的山鹰更见其坚韧，他这种长期坚忍不拔的恒心，比起他作为一个反叛者同诸神作斗争，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他这种不舍不弃的永恒意志，从前把人类的一颗痛苦之心同世界的春天协调起来，今后将使它们更加和谐。

1946年

[1]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从天上盗取火种并传授给人类多种手艺的神，一般以他来象征着一种反抗精神。译者注

[2] 埃席尔（公元前525—前456），希腊悲剧诗人。译者注

[3] 于利斯，又称奥德修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特洛伊木马是由他提议策划的。译者注

[4] 海尔梅斯，希腊神话中司畜牧、道路、体操、辩论、商业之神。译者注

没有历史的城市小引

阿尔及尔的温和，颇有些意大利的味道。而奥兰的无情冷静，则有些像西班牙。站在君士坦丁的汝迈尔峡谷的巨岩上，又恰如置身于西班牙的托莱多城。但西班牙和意大利则使人满怀对往事的回忆，满眼是艺术作品，到处是名闻遐迩的古迹。托莱多出了格雷科[1]和巴莱士[2]，而我说的这些城市，则是历史的城市，亦即是说，这些城市既没有历史遗物，也没有文化遗产。在百无聊赖时，那里的人便只有昼寝，当然也有忧愁烦闷，但却没有伤感。在清晨的阳光下，或在夜色朦胧中，他们也欢乐，却没有柔情。这些城市绝对引不起你的深思，也引不起你感情的冲动。这些城市的形成既不是为了启发你的智慧，也不是为了向你提供各种文学情趣。如果那里有一位巴莱士或者一些巴莱士般的人物，他们准会伤心地死去。

如果有某些旅游者为寻找激情而来，或者是感情过于细腻者，或者是唯美主义者，或者是新婚夫妇们，他们的阿尔及利亚之行准会一无所获。倘若没有特殊使命，任何人也不会永远留在那儿的。有时候在巴黎，有一些我所尊敬的人，他们询问我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事，我真想向他们大呼：“不要到那儿去！”这虽是句玩笑话，却也有它部分道理。因为我看得清楚，他们的期望是会落空的。并且同时我也了解这个国家的魅力和阴险奸诈的本领，他们用阿谀奉承的方式把逗留在那里的人留住，并让这些人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首先封住他们的嘴，不给他们了解情况的机会，并哄骗他们，最终使这些人也变得醉生梦死了。这种手法的发明十分奏效，而且非常惊人，于是这里的许多人都变成了黑白混种了。就这样，这些人也便懒散地留下，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但随后这些人便发现，这种漫长的舒适生活，使他们一无所得，只不过是一种无节制的享乐罢了。于是人们便转而寻求精神生活。但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国家的人很工于心计，却缺少精神生活。他们可以做你的朋友（但那又是什么朋友啊！），但却不和你交心。倘若在我们的巴黎，这种事可能会被认为十分可怕。在我们这里，大家为交知心朋友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在我们这里，倾心地交谈似一股清流，潺潺地在花园里、在泉水旁、在雕塑下不竭地流着。

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最像西班牙。但没有传统的西班牙，只不过是一片美丽的荒原，在那里你至少偶尔还能见到新生，有那么一些民族，他们还能考虑，要在这块荒原上长期住下去。作为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我，不管怎么说，也不能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来议论它。是否要使用描写一位非常漂亮并且可爱的女性时常用的术语呢？不行，如果我敢于申明的话，我要说我对它的爱是整体的爱，只需一两个准确温馨的词汇就行了。但它们却应是描绘一位娇艳无比的宠妃般的词汇，要么就是听了使人摇头的词汇。就因这样的关系，我同阿尔及利亚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联系还将永远继续下去，这种联系使我完全无法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因此，在实践中，在某种抽象的认识上，有时便会发现某些“在所爱者身上有可爱之处”的痕迹。有鉴于这种小学生做练习式的做法，我在此想就有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作一个叙述。

首先，那里青年人都非常漂亮。这自然首先指的是阿拉伯青年，其次才是其他种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属于一种杂交民族，乃系无意中形成。那里的西班牙人、阿尔萨斯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犹太人以及希腊人，都是一种巧合的通婚。这种意外的杂交，同非洲其他地方一样，其结果是良性的。如果您在阿尔及尔街头漫步，请您留神观察一下妇女的手腕，再看看青年男子的手腕，然后您再同在巴黎地铁中所见到的人对比一下，看看如何。

一个尚还年轻的游人，同样也会发现，那里的女性是漂亮的。其最佳观察点，便是位于阿尔及尔米什莱大街学院咖啡馆的平台上，最好是选择四月份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那里，成群结队的青年女子，她们脚穿凉鞋，身穿颜色鲜艳的轻衫，在那条大街上往来如织。你可以无须故作羞涩之态，尽情地赞美她们，因为她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人赞美的。在奥兰的加里尼大街上的辛特拉酒吧，也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点。在君士坦丁，也可以在露天音乐台周围尽情地浏览。但在几百公里的海岸地带，似乎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大书特书的发现了。一般地说，在君士坦丁，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那种使人流连忘返的处所就少了些，但那里的情愁味道则显得更细腻些。

如果旅游者是夏季到了那里，那么第一件事，便是到城市边缘的海滩上去，在那里可以见到同样的青年女郎，但更加鲜艳照人，因为她们都穿得单薄简单。当地的太阳使她们的双眼半开半闭，蒙蒙眬眬，此种景色，以奥兰的海滩最为赏心悦目，因为那里的自然风光和女性都带着些野性。

至于城市风光，阿尔及尔有阿拉伯风味，奥兰则像一座黑人庄园或者带有西班牙特色，君士坦丁颇具犹太风情。阿尔及尔的大街弯曲回绕，恰似放在海上的一个大项链，夜间在那里散步最为适宜。奥兰少树，但那里的山石是世界上最美的。君士坦丁有一架吊桥，是游人拍照的好去处，每当大风袭来，吊桥在汝迈尔峡谷上摇晃，置身桥上有摇摇欲坠之感。

如果哪一位旅游者极富情趣的话，我愿意建议您去阿尔及尔市的最高处品尝一下那里的茴香酒；早晨再到渔场去尝一尝那里在炭火炉上烤的一串串刚打上来的鲜鱼；然后再到里尔大街上一家我忘记什么名字的小咖啡馆里去听一听阿拉伯音乐；晚上六点，你便可以到总督府前广场上奥尔良公爵的雕像下席地而坐，领略一下那里的风情（这并非为了缅怀公爵，而是因为那里游人很多，而且景色宜人）；然后我还建议您到帕多瓦尼饭店吃午餐，那是一座下用基桩架在海上的舞厅，那里物价非常便宜；之后我再建议您去凭吊一下阿拉伯式的公墓，其主要目的是领略一下那里的安静和美丽，其次是请您评价一下那些埋葬着我们死者的破烂不堪的坟墓；最后我还建议您点上支香烟到布舍尔大街上去走走，那里遍地老鼠，鲜血淋漓的牛羊的肝、肠、肺到处都是，血水横流（因此，在那里香烟是必吸不可的，这个中世纪的场所臭气熏天）。

其次，当您到达奥兰时，您必须讲阿尔及尔的坏话（要强调奥兰港在商业上的优越性）。当您在阿尔及尔时，您还不能忘记要嘲笑一番奥兰（要无保留地接受“奥兰人不懂生活”这一思想），而且在任何场合下，您还要毕恭毕敬地承认，阿尔及利亚比它的宗主国法兰西要优越得多。

作了这一番让步之后，您便有幸看到阿尔及利亚人比法兰西人真正的优越之处了，亦即是说，您就会真正地看到他们无比的慷慨大度及殷勤好客的本性。

我想，说到此处，上面那些讽刺嘲弄的话可以打住了。总之，您要讲您所喜欢的事情，其最佳方式，莫过于以轻松的口气说出。关于阿尔及利亚，我一直心存着一种恐惧，即怕我会依靠在这条内心的绳索上摆脱不了，而这条绳索，对我来说恰好适合于她。因为我心中就有对她盲目的赞美，也有认真的褒扬。但至少我可以说，她是我真正的祖国，而且不管我走到世界任何地方，我都会从他们对我友好的笑声中分明地看出，那是她的儿子，我的弟兄。是的，在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中，我所喜欢的一切，始终同那里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是他们生息在那些城市中。这就是为什么人特别喜欢领略一天中的那个迟暮时分，在这时，无论是机关还是家庭，人们都来到大街上徜徉，待到暮色退尽，黑夜将至时，便见一群群唧唧喳喳的人流都涌向滨海的大街上，然后便是一片寂静，这时夜幕降临，天上的星光，港湾上的灯塔，以及城市的灯光渐渐融成一体，分不出天上人间。似乎所有的人都来到海边，在那里静思冥想，人群中一片寂静。这便是非洲伟大的夜晚，庄严的流放地，充满着绝望的激情在等待着孤独的游子……

不，我还是决然地说： 不要到那边去，如果你体味到的是一颗不冷不热的心灵，如果你有一个可怜而愚蠢的灵魂！但如果你是那种能够理解是和否的界限的人，是理解中午和夜半的界限的人，是理解反抗和爱的界限的人，如果你是面对大海却依然热爱柴草的人，那么，在那边等待着您的，便是一团烈火。

1947年

[1] 格雷科（1540—1614），西班牙画家。译者注

[2] 巴莱士（1862—1923），法国作家。译者注

流放海伦

地中海上的太阳有点儿悲剧色彩，但并非如海上的薄雾所具有的那种悲剧色彩。有那么一些晚上，你站在山脚下，凝望着海面上，夜幕已然笼罩在一个小海湾极其美丽的弯曲的海岸线上，海水静悄悄的，这时一种切实的焦虑便渐渐升起。可以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希腊人感到消沉的话，那总是以美为媒介，以那种美所具有的使人抑郁的气氛为媒介。在这美丽的烦恼中，悲剧占据了制高点。而我们的时代却恰恰相反，引起消沉、绝望的，是丑，是混乱。因此，如果痛苦在欧洲永远维持不变的话，那么欧洲就永远非常难看。

我们把美放逐了，而希腊人则为美而拿起武器。这是第一个不同，但其渊源却是很远的。希腊人的思想总是掩藏在有限度的观念之下，它从不把事情推向极限，无论是骂人或讲道理都是如此。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以光明来调和黑暗。我们的欧洲却相反，它一切都要全部据为己有，乃是无节制者的后代。欧洲否认美，正如它否认一切不为它赞颂的事物那样。尽管它不喜欢的东西很多，它却赞美一件东西，那就是未来的理智权威。它狂热地击退了所有的永久的限度，并且就在此刻，从黑暗中走出来依理逆司女神[1]便向它猛扑过来，并把它撕了个粉碎。涅墨西斯[2]，乃是管限度的女神，而不是复仇女神，她负责监视，任何人只要超过了限度，就会受到她严厉的惩罚。

希腊人在数百年来不断地自问，什么是正义的东西，但却始终对我们关于正义的思想不得要领。对他们来说，公正就意味着有限度，而我们整个的欧洲大陆却在乱纷纷地寻找它所希望的一种全面而完整的正义。在希腊哲学思想刚启蒙时，埃拉科里特[3]就曾设想，正义向物质世界提出了限度。“太阳不能超出它的界限，否则掌管正义的依理逆司女神就会找上门来。”可我们呢，却脱离开人类思维的轨迹，并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对这种说法予以嘲笑。我们在一种沉醉的天体中点燃起所有我们喜欢的太阳，但这只能阻碍限度的存在，只能使我们对这个限度愈加模糊。处于这种超级荒唐之中，我们梦想着一种被我们抛弃到身后去的平衡，并且天真地认为，只要这样一味地干下去，到头来总会得到这种平衡的。真是无知的傲慢。依照这种为自己辩护的说法，幼稚的世界人民是我们这种荒唐想法的继承者，今天的历史车轮是由他们来推动的。

仍然是那位埃拉科里特，他只简单地宣称：“傲慢，就是前进中的后退。”在埃非兹安死去数百年之后，苏格拉底在死刑的威胁面前，坚持认为他所不了解的东西，绝不自认为了解它。那个时代最具典范意义的生命及思想，就这样在自豪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中结束。我们自己，不但忘记了这些，同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男子气概。我们所偏爱的是强权，因为它象征着伟大，首先是亚历山大，再就是罗马的征服者们。我们那些教科书的编纂者们，带着无比的奴颜婢膝态度，教育我们的孩子赞扬他们。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自己也开始了征服，打破了所有的界限，从地下一直控制到天上。我们的真理就是孤立。于是，最终只有我们自己在一片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为了建立起这样一个高级平衡，在这种平衡中，自然在平衡着历史，平衡着美，平衡着善，并且给众人带来美妙的音乐，一直到带来流血的悲剧，为了这种平衡，我们需要有何等的想像力！我们对自然不理不睬，我们在美的面前感到羞耻，我们制造的那些残忍的悲剧散发着一股文牍味，在这些悲剧中流淌出来的血是黑色的，是黏稠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宣布说，我们是希腊人的子孙，是不合适的。倒不如说我们是他们的不肖子孙。把历史放在上帝的宝座上，然后我们便向着神权政治走去，像被希腊人称为蛮族的人们一样，在撒拉弥岛[4]的海面上一直战斗到死。如果有人愿意抓住我们之间的不同，那就应该向我们哲学家中真正能够同柏拉图媲美的人请教。黑格尔就敢于这样说：“只有现代化的城市，才能向思想提供一块自我意识的土地。”我们正生活在大城市的时代。因此，世界便直截了当地失去了它的永恒性： 没有了自然之美，没有了大海，没有了山丘，也没有了黄昏的沉思。除了在大街上，人们也没有了意识，因为只有在大街上才有人间百态。这就是法则。随之而来的，我们那些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学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偏见。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在欧洲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你就根本找不到景物的描写。那故事情节，既不能解释故事发生之前的自然世界，也不能反映驾于故事之上的美。这些作品走的是对自然美不闻不问的路子。柏拉图包罗万象，包罗了荒谬、包罗了理性也包罗了空想。而我们的哲学家则除了荒谬和理性之外什么也没有，因为他们除此之外，在其他一切事物面前，则闭上双眼，其思维如鼹鼠。

以灵魂的悲剧取代对世界的凝视，那是基督教。然而，它至少同一种自然的灵性有关，通过这灵性，可以维持着某种永恒。上帝升天了，留下来的只有纠纷和强权。长时间以来，我们哲学家们的全部努力，就放在如何以客体形式的概念取代人间自然的概念，如何以偶然性的无秩序的动乱或者以理智推动下残酷的运动，取代固有的自然界的和谐。当希腊人赋予意愿以理性的界限时，我们却把意愿的冲动当成理智的核心，从而使自己成了理智的谋杀者。对希腊人来说，这种理性的界限，其价值在于，对所有的行动，都在事先赋予它准确的界限。当代的哲学则把它们的价值，放在行动之后。这种价值便不是原有的了，它乃是后来转变出来的，而我们也只能在事件过后，才能看见它的全貌。按这些价值衡量事物，界限便没有了。

然而自然界却是客观存在，它以其中宁静的天空，以其理性，同人类的疯狂作对。直到原子因发怒而裂变，直到事变在理智的胜利中，在争端的完结时，完成其发展过程。然而，希腊人从未说过界限不可以被打破。他们只说过界限是存在的，还说凡敢于超出这个界限者，无疑对界限本身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在当今的历史事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对此予以反驳。

历史人物以及艺术家们都想改造世界，但艺术家们由于他们工作性质使然，他们了解自己的界限，而历史人物却不了解。因此，后者的结局便是走向暴政，而前者所钟爱的则是自由。当今之世界，所有为自由而斗争者，始终都在为美而战斗。当然，这并不是单纯地为美本身而斗争。美不可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因此在当代，我们只能在它的痛苦中去追寻它，才能赋予它以伟大和庄严。今后我们将不再孤独了。同样，我们人也不能离开美而生存。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却做出一副对此一无所知的面孔。它为达到自己的绝对权威而硬撑到底，它企图在把这个世界搞得精疲力竭之前，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在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向它发号施令。不管这个时代在说什么，其结果都是背离这个世界。奥德修斯[5]可以在女神加里普索那里，在长生不死和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两者之间任选其一。他选择了祖国的土地，宁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一件极其朴素而崇高的情感，而今于我们竟是那么陌生。有些人会说我们缺乏谦逊态度。但这句话总的来说，却有些暧昧。我们有点儿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小丑。他们自吹什么都能做得到，要上天上去摘星星，但到头来却在公众面前大丢其人。我们缺乏的仅是人的自豪感，这样的人应该是遵守自己的界限，明确地懂得并且珍惜自己的生存条件。

圣埃克絮佩里[6]在他临终前写道：“我恨我的时代”，其理由同我上面所讲的差不多。然而，这种呼声是出自一位在各方面都对人类表现出极大爱心的人，是令人惊异的。因此，我们不应把这种说法作为我们的依据。然而却可以看出，在某些时间内，他是多么想离开这个沉闷而贫乏的世界啊！但是，毕竟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时代，我们不应该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却又互相仇恨。它只是因为把自己的品德同自己的缺陷不加选择地滥用，才堕落到如此地步。我们将为那些正向我们走来的时代的品德而斗争。什么是它的品德呢？巴特罗克[7]的战马在战场上为它们死去的主人而哭号。一切都完了，但在阿什尔的参与下战斗继续进行，直到最后的胜利，因为这种友谊源自于被残杀： 友谊便是一种品德。

承认自己的无知，不狂热。承认世界和人类有其局限，有可爱的面孔以及承认美的存在，这便是我们的基地，从这里出发，我们便能够追上希腊人。明天的历史走向，其方式并不同一般人所想像的一样。历史的走向取决于创造和宗教裁判之间的斗争。尽管赤手空拳的艺术家们要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但那胜利是可以期待的。黑暗的哲学将在霞光灿烂的大海上烟消云散。啊，南方的思想[8]，特洛伊的战争在离真正战场很远的地方进行着！还是这一次，现代化城市的高墙，将为献出海伦[9]的美而坍塌，将在如平静的大海般安详的灵魂中坍塌。

[1] 依理逆司女神，希腊神话中复仇的三个女神。译者注

[2] 涅墨西斯，希腊神话中专司报应的女神。译者注

[3] 埃拉科里特（前576—前480），希腊爱奥尼亚学派哲学家。译者注

[4] 撒拉弥岛，希腊的一个岛屿，公元前480年这里曾发生过海战。译者注

[5] 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因献“木马计”获胜，在回国途中历尽艰险，曾被女神加里普索留居岛上七年。译者注

[6] 圣埃克絮佩里（1990—1944），法国作家兼职业飞行员，《小王子》、《夜航》和《人类的大地》等作品的作者。译者注

[7] 巴特罗克，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参加围困特洛伊城的战斗。后来他被杀害，由阿什尔起而代之，加入了希腊部队中继续战斗。译者注

[8] 作者的思想当时被认为地中海岸的思想，即南方思想。译者注

[9] 海伦，传说中的希腊公主，以美丽著称，后被特洛伊城的王子帕里斯诱走，于是便引发了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城的战争。译者注

谜语

火球般的太阳，使它炎炎的热浪从天上直涌而下，在我们周围的原野上肆虐。在滚滚的热浪中，万物都悄无声息。在那边，似阿尔卑斯山上石灰岩般的东西，乃是一片巨大的、无声的空旷体。我不断地倾听着。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远远地似有人向我这边跑来，那是一些看不见的朋友在呼唤我。我愈来愈感到快活了，这种呼唤，这种快乐，几年前曾经有过。此次重现，它似一个快活的谜语，帮助我明白了一切。

人间荒诞不经的事在哪里？难道就是这种光灿灿的太阳？抑或是在它消逝后对它的回忆？在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太阳，我又怎样才能肯定它们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周围的人感到惊讶，我自己有时也感到惊讶。我本可以回答他们并回答我自己，说恰恰是太阳在这方面帮助了我，还可以回答说，由于它无所不至的光线，使宇宙万物及其形状得以在一片黑暗中显现，并变为永恒。但这些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表示。因此，在这种明白无误的黑白交替面前（因为这对我也是一个明白无误的真理）我不愿意简单地表明，对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我是太了解了，以致无法忍受，人们不加区别地予以评论。总之，议论这件事，又得把我们的话题重新引向太阳方面去。

没有人不能够说出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但往往说的竟是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某人正在探讨某事，但别人竟要求他做出结论。有一千个声音同声向他宣称，他已经得到了那种东西，然而他自己却明白，那不是他想得到的。您继续寻求而任人去评说吗？当然如此。但您必须相隔一段时间为自己辩白一番。我不了解我寻求的是什么，我要小心地为它立个名目。我反复地推翻前言，反复地探讨，有时前进，有时又要倒退。大家敦促我，应该一劳永逸地立出一个或几个名目来。但我却十分恼火，曾经立过名目的，不是照样又完蛋了吗？以上至少是我想说明的东西。

一个男人，如果我确信他是我的朋友的话，总是有双重性格，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从他妻子那里来的。我们不妨以社会替代自己的妻子，那么便会明白，一句套语或一种说法，由作家把它同一种当时的情感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话，它就会被评论家们给孤立起来对待，并且随时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质问它的作者，但所谈的却是另外的事。言语有如行动：“这个孩子是您生的吗？”“是的。”“那么他是您的儿子了？”“绝不是那么简单，绝不是那么简单。”就这样奈瓦尔[1]在一个夜里竟然两次上吊自杀，第一次是因为他自己的不幸，第二次是因为他的这个题铭，说他帮助了某些人活下去。没有人能够写出真的不幸，同样也不能写出某些幸福。我也不想在这里试着这样做。但对于他的题铭，大家倒可以描述一番，或想像一下，最少一分钟，便会明白的。

一个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人读，便写了大量的作品（如果说的是反话，您尽可以赞扬它们，但切不可信以为真），于是他便愈写愈多，目的是为了取得多产的认可，但在这种认可后面，却是没有人去读它们。但自这时起，他向何处推销大量印刷的他的优美文章呢？他便只有依靠相当一大批认识他的人了。这些人永远也不会读他的文章，但只需知道他的大名，并且读读有关介绍他的文章也就够了。于是他自此便被大家所认识（或被遗忘），却不是认识他本人如何，而是根据某位匆忙写出关于他的文章来的记者的想像。于是，想在文学界出名，也便用不着出什么书。只要在晚报上有人说，他将会有一本著作发表，自此便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

无疑，这种声誉，不管是高是低，都是骗来的。对此该当如何对待？倒不如说，这种令人不快的做法反而有它的好处。医生们都晓得某种病症是值得欢迎的，因为某些病症可以补偿人身机体的紊乱，倘若没有这种疾患，便可以导致人体的失衡。因此有些便秘是人体的福音，某些关节病也应使患者感到幸运。滔滔不绝的大话，过早的判断，如今已把公众的活动淹没在无聊的海洋中，但至少能够教育法国作家，使他们变得谦虚稳重。在一个国家中，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两三份我们熟悉的报纸上见到某位作家的名字，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因为这在心灵上必然会产生某些特权思想。

至于我们自己，只需这样说也就够了，即一个艺术家，应以平常之心听任人们把他的肖像挂在牙科诊所的候诊室或者理发室的厅堂里，尽管他自己明白那是很不相称的事。我就因此认识了一位很时髦的作家，他每天晚上都去主持那些烟雾弥漫的夜总会，那里的裸女，长发垂腰，女人的指甲都染成黑色。我们不禁要问，他向哪里找时间去写那些占满书架好几个格子的作品呢？其实这位作家也同他的许多同行一样，夜里睡觉，每天白天要伏案写上好几个小时，为了养肝，他喝的是矿泉水。尽管如此，那些中等阶层的法国人，他们的自我节制和酷爱清洁是尽人皆知的，他们还是对我们某些作家主张尽兴狂欢和不修边幅表示不满。这种例子并不鲜见。为了花很少的力气而博得庄重、严肃的美誉，我个人可以提供一个秘方。我自己就因背上了这个美誉的重负，常招来我朋友们的嘲笑（我常因自己窃取了这个称号而感到脸红）。例如您可以谢绝同某报的一位不为大家所尊敬的负责人共进晚餐，只要这样做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不会不这样想，即您拒绝同这位领导者共进晚餐，这很可能是您对他不尊重，但同时也可能是因为您怕因此引起大家的厌烦。但是，还有比那种巴黎式的晚餐更令人厌烦的吗！

因此，必须自我克制。但在某种场合下，您又可试着改弦易辙，您只需重复说，您只不过是个荒唐的画家而已，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绝望的文学的。当然，您总会有可能写一篇或者已经写过了一篇关于“荒唐”定义的文章。甚至可以写关于乱伦的作品，当然人们不会因此就投向他那不幸妹妹的怀抱，我还没见过有类似的著作，但索福克勒斯[2]除外，此公剥夺了他父亲的权利，糟蹋了他的母亲。那种关于任何作家在作品中必然有自己的影子，并且在其中也必然要描绘自己的思想是幼稚的，那是浪漫主义作家留给我们的遗产。相反地，并不绝对排斥一个艺术家，首先关心的是别人，或者是他那个时代，或者是通俗的神话。如果有时候其中有自己的影子参与进去，只能当作一个例外。一个人的作品所反映的，常常是他对往事怀念的轨迹，或者是本人的向往，几乎没有完全是自己的故事。尽管他声称那是自传体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敢于如实地在作品中把自己完全反映出来。

在可能的条件下，我倒是喜欢自己能是一个客观型的作家。我称这种作家是客观型作家，乃是因为他在为自己规定的作品中，从来就不把自己当作被描述的对象。然而当代所热衷的，乃是把作家本人同他所讲述的对象给混合起来了，这种狂热不允许作者有这种相对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怎么办呢？除了让大家对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街上捡来的这种思想进行思考外，还能做什么呢？那么就让我以毕生精力来做这件工作吧。说来也并不复杂，为了论述这一思想，并确定这一思想的合理性，我已同它拉开了必要的距离。我所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把这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但从中提出一种说法，比讲出它的差异更为合适，于是我便找出了这种说法，即如前所说的：“ 荒诞不经。”

当然，采取某种乐观主义态度并非我之所长，我已经长大了，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中长大了。自那以后，我们的历史就从没有停止过谋杀，没有停止过不公正的行为和暴力。真正的悲观主义，则比暴行和无耻走得更远。我自己这方面，则从未停止过对这种不光彩行为的斗争。我所仇恨的，只有残忍。在我们虚无主义处于最黑暗的时期，我所寻求的，只是如何超越这种虚无主义的道理。要超越它，不是通过品德，不是通过心灵的高尚，乃是通过对光明的本能的忠诚，我诞生在光明中，而且几千年来，人类在光明中学会了赞美生命，即使在苦难中亦是如此。埃斯库罗斯[3]经常处于绝望状态。但他却能发光并且使人温暖。处于我们世界万物中心的并非我们所发现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干瘪贫乏，乃是一个谜，亦即是说，乃是人们破解得很糟糕的一种意义，因为它使人们眼花缭乱。同样，至今仍然活在这个贫瘠时代的希腊不肖子孙身上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始终是忠于祖先的）我们历史的灼烫感，似乎使他们无法忍受，但他们却终于忍受下来了，因为他们愿意了解它。在我们作品的核心处，尽管很黑暗，却有一个永远不会熄灭的太阳在发着光，这同一个太阳今天正在高呼着，那声音穿过平原，越过山冈，响彻四方。

在这一切之后，用废麻引的火，也会燃烧的。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能占据什么，这一切又有什么相干？我们现在如何，我们自己要怎样，这已足以塞满我们生活的空间，也够我们疲于奔命了。巴黎是一个极大的洞穴。它里面的人，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穴壁上躁动，便认为那是他们惟一的现实世界，于是便称这个城市是一个没有怪异现象的城市。但我们却了解到，在远离巴黎的地方，那里有一线光明正照在我们的背上，我们必须丢掉身上的枷锁，转过身来，面向光明，正面而视。而我们在有生之年的任务便是寻求所有的词汇为这一线光明立一名目。无疑，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寻求自己的真理。如果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每一部作品都会使他更接近这个真理，或者至少，要向这个中心移动一些，向着这个太阳藏身之处移动一些。而总有那么一天，一切事情都会来到这里燃烧起来。如果这位艺术家是个平庸之辈，那么他的每部作品都会使他离太阳更远，并且他会觉得到处都是他所寻求的中心，那一线光明也便四处消散了。然而，他在不懈的寻求中，惟一能帮助艺术家的，乃是爱护他的那些人，是那些能够在自己感情中找到适宜分寸并能予以评价的人。

是的，到处都是这些噪音……何时宁静才能表现出爱，并能在默默中创造呢！这必须善于等待。还需一段时间，那时候太阳会封住所有人的嘴。

1950年

[1] 奈瓦尔（1808—1855），法国作家。译者注

[2]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4—前406），希腊悲剧诗人。译者注

[3]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46），希腊悲剧之父。译者注

重返蒂帕札

你远离父亲的住所，只身一人以狂热的心情，航行在大海上，穿越过海上的悬崖绝壁，终于居住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

——引自《美狄亚》[1]

五天来，阿尔及尔大雨如注，下个不停，似乎它最终想把大海都给淹没。倾盆大雨从天上落下，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浓密如麻的雨脚在这个海湾肆虐。软绵绵的灰色的大海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这片海湾上慢慢地膨胀，胀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然而整个海面又似在凝固的大雨中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地在远处的海面上升起一股隐约可见的宽阔的雾气，这股模糊的雾气，向海岸慢慢袭来，似在港口上形成一条潮湿的林荫大道。整座城市都蒸腾着一片雾气。这一次刚过，第二次便已生成，似在互相交替，全城的白色墙壁都冲刷在水流中。如果您置身于某处，似乎那里的空气都被溶解，您所呼吸的只是水分。

面对着被大雨淹没的海洋，我走在岸上，我在等待，这个十二月份的阿尔及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夏季的城市。我逃出了欧洲的夜晚，也逃出了那副冬天的面孔。然而这个只有夏季的城市，却被欢声笑语挤空了，留给我的只是它那些圆圆的光亮的脊背。每到晚间，各咖啡馆便灯火通明，那里便是我的避难所。从那些我所认识但又叫不出他们名字的人的脸上，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年龄。这些人，我只记得这些人和我在一起时，年龄尚小，但现在，他们已不复从前了。

但我在这儿固执地等待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甚了了，或许可能是等待重返蒂帕札的那一时刻的到来吧。不错，这实在是一个有点儿荒唐的念头，而且几乎总是受到自己质问的念头，即人总是想再到他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去看看，总想在四十岁时再去体验一下从前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事情，再去享受一番他在二十岁时所经历的一切。我自己对这种荒唐念头深有体会。我已经到过一次蒂帕札了，那是在战后不久，并标志着我的青年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我想，那时可能是想到那里去再重温一下我那难忘的自由时光。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在那里，每天上午都流连在那些废墟中间，呼吸着苦艾酒的味道，靠在岩石上取暖，采集野玫瑰，那种花采下来花瓣很快就会脱落，在春季里也仍然生长。只有在中午，当蝉鸣暂歇时，我便逃离那可以把一切都吞食下去的酷烈的阳光。晚间，有时我便睁着眼睡在蓝天下，看着天上斗转星移。十五年后，我又见到了那些废墟，那是在距海岸不远处，我沿着那座被遗忘的城市的大街信步前行，穿过原野上那些令人心酸的树木，站在面向海湾的山坡上，我依然深深地留恋那些褐色的残垣断柱。但这一片废墟如今已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只能从特意设置的豁口进入。但可能出于社会风化考虑，在夜间仍然禁止入内。白天也可以见到看守人员。事有凑巧，那天早上，整个地区都在下雨。

我走在那片荒僻的潮湿的野外，竟迷失了方向，于是我决心至少要找回帮助我接受无可改变的现实的那种力量。它直到如今仍然十分可靠。不错，时光倒转之神力，也无力赋予世界一个为我所喜爱的面孔。这个面孔在很早以前，突然在一天早晨就消失了。1939年9月2日，那一天我没有去希腊，但我的确是应该去的，那是因为战争降临到我们面前，随即战火也便燃遍了整个希腊。尽管距离相隔如此之远，年代又是如此之长，它们把我同这片被铁丝网围起的废墟隔开了，但每当我站在里面满是黑水的棺材面前，或是站在柔软的柽柳树下时，我依然能在我的心灵上见到它。我的青少年时代，首先是在秀色可餐的美景中长大，那也是我惟一的财富，我在那时便开始充实自己。随后闯入我生活的是遍地荆棘，也就是说暴政、战争、警察，以及那个反抗的时代，它们一个个接踵而来。那时候必须夜间行动，白天的良辰美景只能想一想而已。对于这个满街泥泞的蒂帕札，那记忆变得淡薄了，什么美丽的景色，什么充实自己，以及青年时代的一切，都有些朦胧了！在战乱的火光中，人们突然间脸上便出现了皱纹，身上有了伤痕，有老的有新的。而这一切，似乎只在一瞬间发生，发生在我们和他们身上。我曾经到这里来寻求的那种冲动，我自己也晓得，能寻找的只不过是那种连他自己也不晓得明天是否还能冲动得起来的那种人。人如果没有点儿纯真，也便没有了爱。那么，纯真在哪里？帝国倒塌了，民族和人类被紧紧地扼住喉咙，我们的嘴里是肮脏的。一开始，我们并不晓得我们是无辜的，现在，我们则不情愿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神秘随着我们的科学进步而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忙于关心起精神状态来，真是个讽刺。我是个虚弱者，我梦寐以求的是高尚的品德！在我还很纯真时，我不晓得精神力量的存在。现在我是明白了，但我却不能达到那种境界。从前我所喜欢的屋岬上的绘画，现在依然在破败的寺庙潮湿的廊柱间残留着，我总觉得自己似乎在画中跟在某人的后面走着，我甚至能听到在石板地和拼花地板上的脚步声。但我却是永远跟不上他了。于是我便又回到了巴黎，在重返我的家乡前，我在巴黎逗留了几年。

然而在那几年中，我总隐约地感到似乎缺了点儿什么。每当一旦有机会可以尽情地爱时，生命却又在重新寻求那种热情和光明。待到不再留恋良辰美景和与之并存的声色之欲时，排斥不幸的那种本能却又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品德。总之，凡是排它的，便不是真实的。孤立的美，最终还是矫揉造作，离群的正义终会被取消。凡意在为这一个人服务而排斥另一个人者，实际上便是不为任何人服务，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最终还是加倍地为非正义服务。而由于生命已变得优化，对一切都处于麻木状态，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于是生命便重新开始，这一天总会到来的。这是一个流放的时代，枯燥的生命，麻木的灵魂，都在流放之列。要重新生活，就必须重新安排，就得忘记自己，甚至忘记自己的故土。某几个早晨，在一条大街的拐弯处，一滴清澈的露珠落在心灵上，随之便蒸发了，但它的清凉却一直留在心头。正是这滴露珠，是心灵永远需要的。我必须重新出发。

在阿尔及尔，已是第二次了，我仍然在同样的大雨下前进。这大雨，似乎从我认为是最后一次出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过，在这种融会着雨水和大海味道的无边的惆怅中，尽管天空中薄雾弥漫，尽管咖啡馆里强烈的灯光照得人的面孔有些变形，但我仍然在向往着。阿尔及尔的大雨，以这种面孔出现，好像永无休止似的，但难道我不知道它会在顷刻间就停止吗？这正如我们家乡的河流，两个小时就能涨满河床，并且能冲毁大片的土地，但却能在须臾间干枯。果真，大雨在一天晚上停止了。我又等了一夜，一个湿漉漉的清晨醒来了，初升的太阳映着清澈的大海，它显得那么迷人。天空清明得像眼睛，它经过雨水的反复洗礼，经过最细最清的雨丝反复的编织，把一片热烈的光线洒向每家每户，洒向每棵树木。它似一幅生动的素描，似一个令人惊叹的新生世界。这时，大地在人间的清晨，也在同样的光明中显现。我又走上前往蒂帕札的大路。

这一条六十九公里的大路上，充满了回忆，充满了情感，然而走在上面的并非我一人。童年的恶作剧，在长途汽车马达声中青少年的梦想，每日清晨那花儿般娇艳的姑娘，海滩上袒露出健壮肌肉的青年，他们总要显示他们在姑娘面前的无微不至。晚上，在一个年方十六岁的少年心中那种淡淡的惆怅，生的愿望和荣誉，在漫长的岁月中，那始终如一的天空，那永远使不完的力气和永不消失的太阳，它似乎永不满足，永远贪婪，把一年中的每一个月，一口一口地吞食下去，海滩上被放上十字架的死者，那正是中午的葬礼时刻。大海也一直是原来的大海，清晨，它静得几乎使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正是这个时刻，公路离开沙舍尔和它那里满山坡青铜色的葡萄园，向岸边蜿蜒而下。我又来到了这块地方。我的目光不停地四处张望，我非常想重睹舍努阿山的面容，这座沉重而庄严的舍努阿山看起来像一大堆巨岩，它面临蒂帕札海湾，并伸向大海，在离它很远处便已进入眼帘，那淡蓝色飘浮的雾气与天际相接，但随着向它靠近，那飘浮的雾气便渐渐浓密起来，直到变得雾色同周围的大海成为一体，那汹涌的巨浪看来一动不动，翻腾的海水似乎一下子便在宁静的海面上凝固了。再向前行，快接近蒂帕札市区时，便可看到它的大轮廓了，整体颜色是棕色和绿色相间，这便是上帝留给他子孙们的一处避风港，我有幸也是其中一个。

我一边看着，便进入了铁丝网区内，置身于废墟中了。此时正是十二月份，阳光明媚的时节。这种阳光，在生命中似乎只能遇到一两次，给人以充分的满足感，这时我真正地找到了我前来寻求的东西，尽管人事沧桑、岁月久远，但在这个荒僻的野外，它却确确实实为我呈现在眼前。从摆满橄榄的集市向下看，可以看到下面的村庄，那里静悄悄的寂无声息。淡淡的炊烟袅袅地升上清澈的天空，大海也同样静悄悄，似乎从天上不断洒下的清冷、明亮的阳光使它透不过气来一般。远处，从舍努阿山区传来的一声鸡啼，只有它，似在给这个明亮易碎的黎明唱赞歌。废墟那边，目力所及，能见到的只是那些被风雨销蚀的岩石、那些苦艾、那些树木、那些尚完好无损的廊柱，这一切都在晶莹透明的晨曦中展现在眼前。似乎这清晨的景象都已凝固，甚至连太阳也在无法计算的时光中停止了运转。在这阳光和沉静中，那动荡的黯如磐石的岁月便慢慢地形成。我从自己的身上听到一阵几乎已被遗忘的声音，似乎那久已如止水般的心脏又重新跳动了。现在已然清醒的我，便一个一个地辨认出我曾使它们沉默了许久的那种不易察觉的声音。那是不断的轻轻的鸟鸣，那是岩石下轻而短的大海的低叹，那是树木轻轻的震颤，是廊柱无由的歌唱声，是苦艾的瑟瑟声，是蜥蜴轻轻的爬动声。我听到了这一切。同时我也在倾听着欢乐的波涛向我涌来。我似乎觉得，我终于又回到了那个港口，至少是在这一瞬间，然而，这一瞬间从今以后将永不止息。但眼看着太阳升起不久，一只乌鸫鸟便鸣叫起来，几乎就在同时四面八方便一起响起了鸟鸣，这鸟鸣伴同着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喜悦、一种使人心旷神怡的不协调、一种永无止息的陶醉。白昼开始运行，它将带我前行，直到夜晚。

在半是沙石的斜坡上，长满了天然芥菜，那情形就如近期大潮退落后沉留的海泡石一般。中午时分，我站在那里注视着大海，此刻的海面，已处于翻腾呼啸的尾声，似乎已然精疲力竭，我则饱览了这两种渴望，倘若一个人不处于心灵的干涸状态，便不会在这里长时间逗留。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和赞美之心便不会如此。因为只有厄运才不会被爱，亦即是说灾祸是没有爱心的。我们大家在今天，都将死于这种灾祸。鲜血和仇恨会使心灵破碎。对正义无休无止的呼吁，销蚀了爱心，然而却能给这种销蚀的爱以新生。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纷争熙攘的世界上，爱已成为不可能，而只有正义却又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讨厌光明，并以非正义来对抗自己。为使正义不致变得僵化，不致使这个橘黄色的硕果变得苦涩干瘪，于是我便来到蒂帕札，再次寻求能保持让它不变质的那种清凉，寻求那种欢快的源头，寻求那种没有非正义的爱，寻求那种可以同已获得的光明重新返回战斗的精神。在这里我又找到了往昔的美、年轻的天空，我并且权衡了我的机遇，终于明白了在我们那个狂热的最糟糕的年代，对这片年轻的天堂，我始终保持着美好的记忆，正是由于这种记忆，它最终没有使我陷于绝望。我从前始终认为，蒂帕札的废墟，比我们的土地、比我们那里那些破砖烂瓦都要年轻。世界在这里，每天都在永远是崭新的太阳下，日新月异地变化。哦，光明！那是在古老的悲剧中，所有的角色面对自己的命运一直在呼吁的东西。这最后的呼吁同样也是我们的呼吁，现在我是明白了。正处于严冬里的我，也终于明白了，在我身上正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我离开了蒂帕札，又回到了欧洲，又回到了它的斗争中去。然而对这一天的记忆，一直在支持着我，并帮助我以同样的心情迎接那些使人激动的和使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在我们目前这种困难时刻，我们要不排斥任何力量，要学习用白色和黑色的绳线编成一条紧绷的绳索，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在我的所言所行中，我觉得我是承认这两种力量的，尽管它们有时在互相攻击。我没有否认我在那里诞生的那片光明之地，但我也从不愿意拒绝这个时代的强制性。在这里，如果用其他一些更加响亮和更加冷峻的名字来同蒂帕札这个温和的名字相对抗，那是太困难了。对今天的人类来说，有一条国内的道路，我非常了解如何按两种方向把它走完，那是从精神上的山冈通向罪恶的首府的方向。当然，人们总是可以在那山冈上休息、睡觉，或者向罪恶领取补助金。但如果放弃现实中存在的一部分东西，那也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存在，因此也就必须放弃生存或者放弃通过间接方式去爱其他。这就必须有一种生存的意志，而不要拒绝生活中的任何事情，这一直是在这个世界上为我所至爱的东西。不错，在将来我愿意为此而行动。因为很少有哪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要我们在事物中同在不幸中一样处于平等地位。我希望我们不要逃避任何现实，并且准确地保持双重记忆。是的，世界上有美也有丑。不管事业有多少困难，我将永远不做背叛者，不管是对这种事业还是对其他事业。

但这依然像一种道德，我们为之而生的某种事业其意义却远不止道德一种。如果我们能为之起个名目该多好呢，真是安静极了！在蒂帕札东部，圣沙尔萨的山冈上，夜色已然降临，其实天也并没有暗下来，但在明亮中，一种看不见的夜气正在预示着白天的结束。一阵轻风，徐徐吹来，像夜色一样。突然，没有风浪的大海却有了运动的方向，直似一条贫瘠的河流向天边流去。天也变得晦暗了。于是一切神秘现象，各种夜游神，欢乐的冥间世界便自此开始活动了。但对这一切该如何表达？我从这里带走的小硬币，有一面清晰可见，是一位美妇的头像，在向我重述着在这一天内我的所见所闻；而另一面，在返回的路上，在我手中捏着，已然感觉到它已经锈蚀了。然而，这张有嘴无唇的头像，能对我说些什么呢？只有另一种神秘的声音，它每天都告诉我，我的无知和我的幸运：

“我所探寻的秘密已逃到长满橄榄树的山谷里去了。在那里，它藏在一间老屋周围的草和冰冷的野堇菜下面。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走遍了这座山谷或和它类似的山谷，我问过一声不响的牧羊人，也敲过无人居住的残垣断壁的门。有时，在尚明亮的天上出来第一颗星时，在细腻如丝的光线里，我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我也确实知道了，也可能我一直都是知道的。然而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秘密，可能我自己也不乐于接受它。我不愿意同我的家人分开。我生活在我的家庭中，它自认可以支配富有的或令人厌恶的城市，不管这些城市建筑在岩石上还是笼罩的雾气中。不管黑天白日，它都在高谈阔论，一切的一切都在它面前顶礼膜拜，但它却不向任何事情弯腰。它对任何秘密都充耳不闻，它对我保持着那种不可一世的强硬姿态却使我厌烦，有时它的叫声也使我讨厌。然而，它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我们身上流淌着一样的血液。我岂不是也和它一样，精疲力竭地大声对着岩石在喊吗？我同时也在努力遗忘，我在铁和火中走遍了我们的城市，我勇敢地面对黑夜开口而笑。我呼唤着暴风雨，我将永远忠诚。确实，我真的忘却了： 自今以后，我要积极活跃，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但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大家都准备好因力尽和无知而死时，可能我还要嫌我们的坟墓也在乱喊乱叫，从而要来躺在这个山谷里，在同样的阳光下，最后再重温一次我所知道的一切。”

[1] 《美狄亚》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的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的悲剧代表作。译者注

大海就在眼前

——船上日记

我在大海上长大，贫困于我，也便是装点门面的排场了。随后，我便失去了大海，一切豪华奢侈，当时的我都视之如粪土。然而生活的悲惨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于是我便等待着返家的航船，等待着海上的房屋，等待着明朗的日子。我有这份耐心，我使出全力在人前保持着应有的礼貌。我经常出现在学者们聚居的漂亮大街上，我欣赏自然景色，我也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热烈地鼓掌，也帮助别人，但开口讲话的却不是我。别人赞扬我，我便稍微想一想；别人冒犯我，我也几乎不感到惊奇。随后我便置之于脑后，并对冒犯我的人，笑颜相向，或向我所爱的人打招呼时特别显得礼貌有加。如果我的头脑中仅只有一种人的形象，那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了。如果有人逼迫我，让我说出到底我是何许人也，我就说：“依然啥也不是，依然啥也不是。”

这总比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要好。我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我在堆积着废铜烂铁的郊区，我在两旁栽满水泥树的宽阔的大道上前行，这条路直通一个个冰冷的土穴。在那里，我看着那些大胆的伙伴们在三米深的坑里掩埋我的朋友们。并见到一双沾满泥土的手递过来一支鲜花，如果此刻我把它扔掉，下面可做它墓穴的是太多了。我充满了虔诚，十分动情，低头致敬。大家非常赞赏我的讲话十分得体，但我却不值得赞赏。我在等待着。

我等待了好久。有时候我步履踉跄，不知所措。成功的机会一失再失，但这没有关系，反正就只我单身一人。就这样，我常在夜间醒来，人在半睡状态，似乎听到一种浪涛般的声音，那是海水在呼吸。待到完全清醒时，我才确实地感到，风在树枝间低吟，一种使人不快的嘈杂声在寂静的城市里起伏着。随后，我便感到一阵阵悲苦向我袭来，使我无计逃脱，却又无法给它穿上一件时髦的外衣。

还有的时候，情况却恰恰相反，我得到了帮助。在纽约，有那么一些时日，我便沦落在这个用水泥和钢铁造成的大井的深处，在那里，有几百万人在漂泊游荡。我从一处奔到另一处，却找不到尽头，我已然精疲力竭，于是只好到正在为自己寻找出路的人群中去寻求出路。我几乎被窒息了，惊慌失措中几乎要高声呼喊。每当此时此刻，便听得身后远远的有一声呼唤，这声呼唤告诉我，这个城市、这个干涸的大蓄水池，只不过是一个小岛，在巴特厘塔的顶端，我洗礼的圣水正在等待着我，污黑、腐败，上面用空心软木所覆盖。就这样，一无所有的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并且虽然有那么多的房屋，却在外边露宿，但只要我乐于这样，便感到很为满足，我随时都在准备着漂洋过海。我不懂什么叫绝望。对一个绝望者和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家乡。我知道，大海走在我前面，并且也跟随着我。我完全准备好要做一件荒唐的事。那些相爱的人，一旦分手，彼此便生活在痛苦中，但那却并非是绝望，他们知道，爱还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双眼无泪地甘受流放之苦。我还在等待。那一天终会到来……

水手们的赤脚轻轻地踏在甲板上。天一放亮，我们便起航了。刚一出港，便有一阵阵短促有力的海风强烈地冲击着海面，便掀起了一道道没有泡沫的小浪。稍过些时候，那清凉的海风便在水面上播下一朵朵白山茶，但却转瞬即逝。这样，整整一个上午，船帆便在这个欢快的巨大养鱼塘上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海水显得很沉重，泛着白色的鳞片，像清新的黏液。不时地还能听到海浪撞击船艏柱的声音。海神吐出的一片苦涩而滑腻的泡沫，在甲板上流淌，然后便流到海里，随即海水便把它们冲得忽隐忽现，看上去像蓝色和白色的脱毛乳牛，显得疲乏不堪，但还能在我们船后飘浮很长时间。

自出海以来，一群群海鸥便跟随着我们的船只，看起来十分悠闲，翅膀几乎不动。它们驾着海上的轻风，笔直地飞行，非常漂亮。突然扑通一声，这一声响，从船上的厨房里传了出来，似给这些贪食的海鸟发出一声信号，打乱了它们美丽的飞行阵容，似在那挥动的白色翅膀中燃起一团烈火。于是这群海鸥便乱了阵脚，立即掉转方向，争先恐后地以最快的速度向海面冲去。几秒钟后，便又在海面上重新聚集起来互相争食，但却落在我们船只后面了。只见它们在海浪的空隙中慢慢地分享着那些天赐的食物。

中午，在燥热的阳光下，大海也懒洋洋的，几乎一动不动，待到它恢复了元气时，它能使天边的寂静发出呼啸。经过一个小时的煎熬，像一块白色的巨大铁板般毫无生气的海面，便开始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先是轻微的爆裂，接着便冒烟，终于燃烧起来。再过些时候，它便会掉转过身躯，向太阳显示它那湿漉漉的面孔了，现在则隐藏在海浪中和黑暗里。我们穿过海格立斯[1]峡道，在峡道顶上昂泰便死在那儿。出去，便是大洋了。我们仅凭一条船便越过了合恩角和好望角，子午线和纬线并行，太平洋连着大西洋，接着便向温哥华而行，我们便慢慢地向南海进发……一天早上，那些海鸥便一下子消失了，因为我们离陆地已远，伴随我们的忽然只有船帆和机器。

伴随我们的还有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海浪自看不到的东方涌来，一个接着一个，显得极有耐心。一直来到我们面前，然后仍然很有耐心地一个一个离开我们，向陌生的西方而去。漫长的行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长河小溪一个个地过去了，大海也过去了，并且也留住了。就这样，人必须有爱，有忠诚，也有短暂的逃亡。我拥护大海。

正是满潮时候。太阳在降落，被地平线上的薄雾笼罩着，有点儿朦胧，只那么一瞬间，大海的一头变成玫瑰色，另一边就变成蓝色，接着海水就变成了深色。在长时间的寂静中，在夜色即将来临时，成百上千条海豚，露出了水面，它们在我们周围欢跳了一会儿，便向无人的地方游去。它们离去后，这一片无人问津的大海便静默了，更显得有些焦虑了。

又过了一会儿，在回归线上竟遇到了冰山。当然，它在温热的海水中漂游了那么久，自然是在水面上看不见的。它沿我们船的右舷漂浮着，使得右舷上的缆绳都挂上一层霜粒，而左舷整整一天都干燥异常。

夜晚并不降落在海上，太阳已经落入海中，其余晖也渐渐地暗了下来，变成了浓浓的灰白色。然而，这种光亮却从水下升了上来，映明了还是苍白色的天空。很短时间，金星便在黑色的浪涛上方，孤独地显现出来。只在闭眼睛的一瞬间，便见清澈的天空已布满了星斗。月亮升起来了。开始，它只是淡淡地照在水面上，它继续上升，便渐渐印在了活动的海面上。终于，月在中天的时刻到了，它的光辉洒满大海，并形成一条光亮的通道，像一条涨满的奶河，只见它随着船只的摆动，向我们涌来，在黑暗的海洋上，它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涌来。这便是名副其实的夜晚，是清凉的夜晚。这个繁星似锦、明亮如昼的夜晚，我称之为醉人的醇酒、欲望的源泉。

我们航行在如此辽阔的空间里，这无垠的海面使我们觉得永远也没有止境。金乌才落，玉兔已升，如此轮换往复，似穿在同一条光明和黑夜的线上。海上的日子，一切事情都似浸在幸福之中……

正如斯蒂文森[2]所说，这种生活，它抗拒着忘却，也抗拒着回忆。

黎明，我们垂直地穿过了回归线。海水在呻吟，在痉挛。白日便这样来到了波涛汹涌、闪耀着钢铁光亮的大海上。天空因薄雾和炎热而变得苍白。太阳的光，死气沉沉，但却叫人无法抵御，似乎它在厚厚的云层中，已融入整个天体。天空在这个变了面孔的海上，似乎也很不自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暑热在苍白的空气中增长。整整一天，船的艏柱，都在大群大群的飞鱼中冲撞，那是一种结实有力的小鸟，它们都纷纷破浪升空。

下午，我们遇到一艘客轮，它在驶向岸边的城市。我们互相打招呼的汽笛，是三声似史前动物般的怒吼，此后旅客们互相致意的手势便消失在海上，两条船的距离也渐渐拉远，终于我们被狠心并怀有敌意的海水给硬性分开，这一切使我们心中很不是滋味。

在大西洋的深海里，我们大家都被狂暴的海风吹得缩肩弯背。海风无休无止地从地球的一端吹向另一端，我们发出的每一声呼喊，都毫无影响，都被大风吹进这无垠的空间。但这些喊声，被风裹走，日复一日地在天边的大海上扩散，总有一天会抵达某一块陆地，撞在冰冻的墙壁上，长久地发出回响，并且直传到躲在雪窟中某一个人的耳中，会使他感到快意，并发出会心的一笑。

我躺在中午两点钟的太阳下处于半睡状态，这时突然一个巨大的声响把我惊醒。只见太阳正悬在海上，在乱纷纷的天底下，波涛正在肆虐。突然大海燃烧起来了。太阳把它长长的冰冷的光线注入我的喉咙，我周围的水手又哭又笑，他们互相爱着，但却不能互相原谅，那一天，我认出了世界原来的面目，于是我决定接受它善的同时也便是恶的观点，它的罪恶是有益于健康的。也是在那一天，我懂得了世界上有两种真理，而其中一种，永远也不能讲。

南半球的月亮很奇怪，其形状似被刀修理过一般，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好几个夜晚。随后，便飞快地从天上落入大海，被大海吞吃了。天上就只剩下南十字座。天上星光极疏，好像空气中有许多细孔。与此同时，风也突然刮了起来，天空在我们一动不动的桅杆顶上滚动、颠簸。马达熄了火，船帆也出了故障。我们在炎热的夜晚吹着口哨，海水友好地拍打船帮。没有任何命令，船上所有机器都静了下来。为什么要追求，为什么又返身而回？我们都很满足，一种无声的爱，十分执著地使我们入睡了。于是，一切都功德圆满的那一天，正向我们走来。一切听之任之好了。正像游泳者，已然到了精疲力竭的境地。然而，什么已经功德圆满了？很久以来我对自己从来都避而不谈。哦，那苦涩的床，显贵的卧榻，王冠在海的深处。

早晨，我们船上的螺旋桨，便轻轻地使海水翻腾了，船开始启动。时近中午，来自遥远大陆的一群鹿迎面向我们游来，并且越过我们，秩序井然地向北方游去，后面飞着一群五光十色的鸟，这些鸟儿不时地还落在它们的“树”上休息片刻，这一片微微作响的“树林”，慢慢地便在远方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大海便被一种奇怪的黄色花朵所覆盖。临近迟暮时分，一种隐约的歌声，在我们前方传了过来，一直持续了很久。我很坦然地入睡了。

海上的清风，鼓满了所有的船帆。我们在清澈而雄壮的海上乘风而行。船以最高的航速向左前进。直到傍晚，我们仍然保持着快速航行。但我们的船却开始向右倾斜，竟至有的船帆都碰到水面了，原来我们的船已靠近了一个南半球的陆地。

在肆无忌惮的海风冲击下，我们的船帆似铁铸般的牢固。海岸在我们眼前飞速地改变着方位。美丽的椰子树林，其根部浸泡在翠绿的海水中。这是一个宁静的海湾。海面上布满红色的船帆，沙滩细白。一群高楼大厦呈现在眼前。由于就在办公区旁的空场上长着高大的原始树林，这些大楼已然被挤得出现了裂缝。在长着紫色枝条的大树掩映下，就能见到一个窗户露在外面，我们飞快地沿着海滩行驶，海浪把海滩冲击得形成一条条麦束状，一群乌拉圭的绵羊进入海中，一时间海面就变成了褐黄色。接着便来到了阿根廷海岸，大堆粗大的木柴，整齐地堆放在那里。入夜，我们的船只便放慢速度。并把船头调转了方向。清晨，便见到太平洋上绿白相间的浪花，已在智利数千公里的海岸上翻腾着，并且慢慢地把我们举了起来，使我们有搁浅的危险。在过于宁静的夜晚，马来西亚的第一批小船，就向我们驶了过来。

“到海上去！到海上去。”我童年时，一本书中的孩子们这么喊，对这本书的内容我已全部忘却，但却记住了这些喊声，“到海上去！”通过印度洋直到那个林荫大道般长长的红海，在那里能听到这一声接一声的呼喊。在寂静的夜晚，沙漠上的石头在经过火般的炙烤之后又被冻得坚硬时，我们又来到这个原来的海洋，但却没有了这些喊声。

终于，又是一个清晨，我们便停泊在一个寂静得出奇的海湾，这里设置着固定的信标。只有几只海鸟在天空争夺芦竹，我们游泳来到一个无人的海滩上，整整一天，我们都在那里游一会儿，再到沙滩上来晒一会儿，然后再游，再晒。夜晚来临，天空先是变成绿色，随后便变白、变暗。天下面的大海原本就十分平静，现在更加安静了。一阵阵细浪形成一团团的浪花轻轻地爬上温暖的沙滩，海鸟不见了，只有一个宁静的空间陪伴着我们这些一动不动的游客。

某些夜晚，其温柔美妙，一直持续着，是的，这有助于你的死去，有助于当你晓得这种夜晚在我们之后能继续来到大地和海洋时死去。伟大的海洋，它总是不断地被划出道道伤痕，又总是处于完整无损的状态，也总是我夜间所追求的目标！它供我们洗浴，它那无奇的条纹总能使我们满足，它能解放我们，并使我们站起来。它每一个波浪便是一个许诺，而且始终如一。波涛能说些什么？如果我必须死去，我周围是冰冷的大山，不为世人所知，又为亲人所抛弃，而且到了筋疲力尽的境地时，大海会在最后那一刻来填满我的细胞，把我扶起，帮助我无恨而终。

夜半，我一个人在海岸上。还在等待，但我将要出发了。夜空似乎也停止了运转，还有它那些星星。正如这些灯火通明的客轮，就在这个时候，全世界所有轮船上的灯火都在照耀着港口上黑暗的海面。空间和寂静构成了一副重担压在心上。一个突如其来的爱，一部伟大的作品，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一种可以使人改观的思想，它们在某些时候，可以给人以同样难以忍受的焦虑，并且可以因一件不可抵御的诱惑，使这种焦虑变得加倍强烈。因存在而产生的焦虑是美妙的，一种我们不知名的危险的临近也是美妙的。难道生存就是向着它的终了而奔跑？那么，我们不要歇息，继续向我们的终了奔跑吧。

我过去总觉得自己生活在远离陆地的大海里，内心被一种美好的幸福所威胁。

[1]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著称。海神和大地的儿子，巨人昂泰死在他手中。译者注

[2] 斯蒂文森（1850—1894），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译者注

版权信息

书名：西西弗神话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838

译者：沈志明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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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波斯卡尔·皮亚[1]

无魂兮无求乎永生，

竭尽兮人事之所能。

品达——[2]

转引自《颂歌献给特尔斐竞技会获胜者之三》

[1] 本书书名“西西弗神话”已成法文谚语，借喻“永久无望又无用的人生状况”。所以我们采用法语sisyphe的音译名，而不用希腊名sisuphos的音译“西叙福斯”。但本书中其余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名、地名，一律采用国内定俗成的译法。作者的战友。加缪1942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在皮亚领导下从事文化、新闻等方面的工作。

[2] 品达（约前518-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尤以合唱颂歌著称。这两句诗转引自瓦莱里名篇《海滨墓园》再版题词（1930）。瓦莱里引希腊原文为题词，但加缪用的是法语译文，现按法语题词译出。

译序

加缪的荒诞美学

加缪用品达的两句诗为《西西弗神话》题词：

吾魂兮无求乎永生，

竭尽兮人事之所能。

我们可以认为这既是加缪毕生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也是高度概括他的生存哲理： 不求永生，竭尽人事。面对茫茫人生无处不荒诞，加缪学尼采阐释虚无主义那样阐述荒诞： 诊断，描绘，使之沉淀，然后将其上升为理论命题： 假如人生是荒诞的，那么如何定义荒诞？西西弗的人生是荒诞的，没有价值，还值不值得活下去？加缪说：“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荒诞作为哲学术语源于古代某个基督徒的一段拉丁语怪论，大意是： 上帝的儿子死了，绝对可信，因为这是荒诞的；他被埋葬之后又复活了，绝对确实，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类定论显然是一种悖论，不合逻辑，不符常理，违背人世经验。然而，有趣的是有些哲学家偏偏喜爱这类悖论，像尼采那样偏爱悖逆天道，加缪称之为“哲学自杀”： 理性阐述往往不得要领，于是利用理性阐述的失败来为信仰荒诞作辩护。克尔恺郭尔和谢斯托夫也老于此道。克氏反复指出不合常理性： 神性与人性寓于一体，所谓神人或人神，即无限性贯穿于有限性： 基督本身就是“绝对的悖论”。对于此论，犹太人认为大谬不然，希腊人认为疯语狂言，理性者认为荒诞至极。谢斯托夫干脆把悖论视为“荒谬的同意词”。而加缪认为：“荒诞正是清醒的理性对其局限的确认”，就是说，荒诞和悖论皆取决于矛盾：“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与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因此，加缪的荒诞说是建立在矛盾论之上的。换言之，这正是人对单一性和透明性的欲望与世界不可克服的多样性和隐晦性之间的矛盾。加缪不相信有什么王者权限，但对必须摒弃理性不以为然，因为理性在其限度之内还是有用的。

简言之，加缪的荒诞说不是一种概念，用他的话来说，是一种“荒诞感”，一种“激情”，一种“感知”，一种“精神疾病”，加缪试图对这种病态作纯粹的描述，其目的是要弄清楚这种“荒诞感”是否导致自杀。

何谓“荒诞感”？“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有这种感觉，就叫荒诞感。我们照镜子看到不像自己的那种感觉，也叫荒诞感。以此类推，生活中时不时都会产生类似的荒诞感。

何谓“荒诞感知”？人面对自身不合情理所产生的反感，对自身价值形象感到堕落[1]，有这份自知之明，就叫“荒诞感知”。

何谓“荒诞激情”？“人是无用的激情”（萨特语），明知无用仍充满激情： 明明知道自由已到尽头，前途无望，为反抗绝望而不断冒险，这叫荒诞激情。

何谓“荒诞疾病”？人一旦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便感到自己是现世的局外人，随时想逃脱自我，又无可奈何置身其间，因焦虑而消沉，陷入绝望所患的一种抑郁症。在“病人”意识清醒之下，这种“荒诞疾病”很可能导致自杀。

与自杀者恰好相反的是死囚，因为后者一心想着临终的情景，似乎行将眩晕坠落，对一切视而不见，却偏偏瞥见近在咫尺的鞋带，所以加缪说：“荒诞就是死囚的鞋带。”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取决于世界”。荒诞是世人与世界唯一的纽带，把两者拴在一起，正如唯有仇恨才能把世人锁住。这是一种不治之症。

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荒诞人”下定义了！荒诞人就是与世界、与时间形影不离的人。既然他是一股无用的激情，也可以说荒诞人就是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又不否定永恒的人。荒诞人一旦在时间点上定位，他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时间了。因反抗时间这个最凶恶的敌人而产生的切肤之痛，就是荒诞人的永久之痛。

加缪把荒诞人拔高一筹，比如称西西弗为“荒诞英雄”，既因为他的激情，也因为他的困苦。西西弗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挑战，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即使竭尽全身解数，也一事无成。他只是为热恋此岸风土付出了代价，没有什么伟大英雄形象的含义，恰似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可归类为浪漫派荒诞人。加缪以形象表述的荒诞人，诸如唐璜式的人物、演员、征服者、伊凡、基里洛夫等等，一概都乐意承担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生存状况。西西弗做到了，我们可以想像他是幸福的。

显然，加缪不敢像纪德那样指望西西弗蔑视那块要命的巨石，“不去理睬它”（纪德语），或干脆踩上去，“控制局面”（纪德语）。是的，加缪撰写《西西弗神话》时不具备这种革命思想，但至少肯定荒诞人的积极面： 荒诞人直面人生，不逃避现实，摒弃绝对虚无主义，怀着反抗荒诞人世的激情，坚持不懈，或许能创造一点人生价值：“一个人的失败，不能怪环境，要怪他自己。”要学习那些与命运作斗争的榜样，比如普罗米修斯，做个火种播种者，或创造者，因为“创造就是活两回”。然而，西西弗和普罗米修斯都是神话人物。因此，加缪在思考反抗荒诞人世时，不得不首先论述形而上反抗，这正是他的贡献之所在。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谈论形而上反抗，绝对离不开世人与上帝的关系。“反抗者先把上帝否定，旨在否定之后取而代之”，尼采如是说。萨德、尼采、基里洛夫等等，他们抹杀上帝是要自己成为神明，等于要人世间实现《福音书》所说的永恒生命。这里，所谓的形而上反抗，一般指的是孤独的个体反抗，因不满生存状况而奋起反抗造物主： 一则世人总要死亡，世事难以长久，总要分化和消失，没有意义；再则世人躲不开恶，因为恶是分裂分化之源，所以反抗者诉求单一性或称一统性，诸如秩序的单一性，行为的单一性，使命的单一性。反抗者舍弃神明道德或社会契约，往三个方向挺进： 诉求欲望自由和权力自由；追求表象和自我表现；激励杀害和毁灭。总之，反抗者之所以亵渎神明，是希望产生新的神明，甚至自己成为神明。比如，基里洛夫设下的前提： 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上帝。他的结论是： 为了成为上帝，他应当自杀。唯其如此，才能教育芸芸众生，因为敢于自杀的人都是上帝。基里洛夫是荒诞人，斯塔夫罗金，伊凡·卡拉玛佐夫更是荒诞人，他们都是孤独的个体。

反抗者个体在思考荒诞人生和死亡不可避免时会情不自禁地叹道：“唉，我孤独无援。”但为摆脱压迫要求自由的欲望强烈到不惜为之牺牲生命，那就是维护一种价值了： 不仅维护个人尊严，而且维护人类尊严。如果反抗可以从中揭示自由、团结、正义，那么存在压迫的世界就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唯有反抗才能阻挡荒诞。于是反抗者就有生存的价值，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反抗，故我存在。”不过，孤独的反抗者需要绝对坚强的意志力，因为自由、正义、一统在形而上反抗者眼里并不真正存在，只不过是一切激情的神化。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是最孤独的个人。”（易卜生语）萨德在大牢里度过大半生，领衔最孤独的人应当之无愧，被称为戴镣铐的哲学家，创立了“绝对否定”的理论。他奋起反抗的上帝，是一个牺牲创造物的上帝。既然上帝和永生都不存在，就应许可新人成为上帝。于是施蒂纳应运而生。他把现实个体的“我”凌驾于一切之上，以“我”的名义，把上帝以及形形色色的神祇、国家、契约、协议等等统统舍弃，其后果必然引发无数的个体冲突，而唯一留存于世的则是施蒂纳这个所谓独善其身者，带着胜利的笑容统治着一座大坟墓。他自诩是世上“唯一的人”，独领风骚面对任何毁灭，决不退缩。这个极端虚无主义反抗者醉心于毁灭，要么死亡，要么重生，直奔极限边缘：“发现沙漠之后，就不得不学会生存下去。”

尼采则比施蒂纳高明得多，他给世人的启示是，反抗者只有放弃一切反抗才能成为神明，甚至放弃为修正这个世界而创造神祇的反抗：“假如有个上帝，怎么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尼采公然忌妒斯当达的名言：“上帝唯一的托辞，就是上帝并不存在。”世界既然丧失了神明的意志，也就丧失了一统性与合目的性。因此世界不可能被判决。尼采为此承受着虚无主义反抗的全部重负，自诩是欧洲第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这并非意趣使然，而是身世所驱，更有甚者，因为他太过伟大，拒绝不了自己时代的遗产。

确实，尼采是虚无主义的良心，他认为形而上反抗始于“上帝死了”，但他自己并没有像萨德和施蒂纳那样制订过扼杀上帝的计划，只是发现了上帝死于他那个时代的灵魂之中，从而使反抗精神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我们否定上帝和否认上帝责任，唯其如此，才能解救世界。”既然世人的得救不靠上帝去完成，那就应当在人世间自我完善。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世人一旦接受这个世界，就应当给它一个方向，以便达到高级的人类社会。

加缪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情有独钟，因为尼采破题儿第一遭叩问人生： 世人可否毫无信仰地活着？这在西方是十足的虚无主义疑问。尼采说“上帝死了”，此言既非攻击耶稣本人，亦非抨击教会犬儒主义，而是否认教会的替代品： 道德、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系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上帝死亡的后果，使世人孤独了，也给世人自由了。然而世人一旦获得自由，即刻发现责任重大，困难重重： 所谓“一切皆许可”，其实什么也做不成，不知所措了；既没有禁忌，也没有法则了。世人只有被抛弃的感觉，进入一个无目的的社会，怎么办？回答只能是彻底的、激进的： 自由在于介入社会，参与崇拜神人，强化普适性，比如充当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化身，甘愿湮没于茫茫宇宙。

加缪从尼采的虚无主义中吸取某种积极的意义，对他而言，虚无主义在于不再相信现实存在和人生，虚无主义者把人生隶属于某些价值，以致很难摆脱现实困境。一旦这些所谓的价值崩溃了，世人就会产生两种态度： 消极虚无主义，表现为绝望、消沉、无欲、疲乏、无聊，而积极虚无主义则求助于意志、活力、投机、冒险、行动。比如萨特《恶心》的主人公罗冈丹属于消极虚无主义者，而马尔罗《征服者》中的加里纳和《王家大道》中的彼根则是积极虚无主义者。《西西弗神话》中的荒诞人和《局外人》结尾中的默尔索，以及加缪笔下的其他两个人物： 卡利古拉和玛尔塔均为积极虚无主义者。这是加缪第一阶段的荒诞感知；第二阶段他转为反抗： 在《反抗者》中，他把荒诞隶属于虚无主义，并将两者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认为荒诞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进而断定虚无主义与荒诞是同根同族，也是一种疾病（尼采最终不也成了疯子吗？），所以必须与这种疾病斗争到底，坚持反抗绝望。

以上是加缪通过论述尼采来阐释其形而上反抗的一个方面，他还着重通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来阐述另一方面，比如陀氏化身之一的伊凡·卡拉玛佐夫。此人的生命历程逆理悖道： 他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反抗，把宽恕、情爱、真理置于上帝之上，即使错了，也坚持反抗。假如上帝存在，他仍一味无条件认可宽恕：“窃以为没有永生就没有德行”，进而就没有法律，结论是“一切皆许可”。伊凡拒绝个人单独得救，把“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啥也得不到”改为“要么人人得救，要么谁也别得救”。伊凡并不否定上帝，因为上帝一旦被否定了，伊凡在反抗的尽头发现的自由即刻变成上帝。因此，伊凡始于热爱正义，终于听凭父亲被杀而变成疯子。总之，加缪在比较陀氏和尼采的虚无主义之后，得出结论：“没有好的虚无主义和坏的虚无主义，就像没有好的荒诞和坏的荒诞之分。”

此外，正如萨德选择“城堡”，陀氏选择“地下室”作为场景，主人公皆为荒诞人，即为现世灵魂磨难的典型，具有强烈的地狱意识，其文学意义可以说预示未来战壕阵亡和集中营灭族屠杀。不同之处在于，萨德式人物欲主宰地狱权力，而陀氏荒诞人则逆来顺受，只求灵魂高尚。但两者都进入人生存在层面，跨入形而上反抗的精神层面。

我们上述加缪的形而上反抗，是指世人自身始终如一的存在，不是憧憬，也不是希望。这种反抗，只会遇到不可抵抗的命运，又缺乏本应与命运形影相随的逆来顺受。这里指的是，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进行永久的对抗。世人总要求透明，而透明在荒诞人生中是不可企及的。于是，只能在荒诞的形而上孤独中叩问个体存在的意义。“我”，这个孤独的人，虽然“我身上的这颗心，自己能体验到，并能判定其存在”，但这个“我”只不过是“一掬之水，会从我的指缝流走”。我可以把这个“我”可能摆出的各种面孔一张张描绘出来，还可以描绘别人给予这个“我”的各种面貌，但不可将其相加。这颗孤独的心即使属于我，也永远无法让我确定我自己：“我永远是自己的陌路人。”

因此，必须知道世人能否光凭荒诞而活着，或者逻辑要求世人因荒诞而自杀。然而，自杀是一种忘恩负义。荒诞人只能耗尽一切，包括耗尽自己。荒诞使他极度紧张，于是他不断孤军奋战，维持紧张。因为他知道在日复一日的觉悟和反抗中，他表现出自己唯一的真理，即挑战。“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尼采语）“上帝死了”之后，信仰失落的无家可归感，引起对存在意义的叩问。发现人生无意义，就是人对自身被抛入荒诞之中的自我发现。西西弗被定罪，被抛入历史，孤独无奈艰难地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对自身存在的一种叩问，更是一种自我觉醒。

加缪，如同马尔罗和萨特，也是法国二十世纪作家中叩问人生存在意义的先锋派。他们仨都是尼采的信徒，同时又以各自的方式偏离尼采主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共同的视野源头都是尼采的论断：“上帝死了”，进而“价值死了”，再而“理想死了”。一言以蔽之：“创始原理缺失。”然而作为彻底的反抗者，他们的一切精神生活都是想自己成为精神上帝，站在某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创造一种崭新的精神形态赋予人类命运。虽然他们的精神作品能否永存还需历史来检验，但他们都竭尽人事了。

沈志明

二〇一二年春末于上海

[1] 参阅加缪名著《堕落》。

·荒诞推理·

卷首语[1]

下面的篇章论说一种荒诞感，即散见于本世纪的那种荒诞感，而不论及荒诞哲学。因为确切地讲，对现时代我们尚不甚了了，所以必须首先申明，下列篇章得益于某些智者，这是最起码的诚实。我的本意是毫不掩盖，随处都会援引他们的真知灼见，并加以评论。

但同时有必要指出，荒诞迄今一直是当做结论的，而在本散论中则是出发点。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讲，我的述评是临时性的，因为很难预料所采取的立场。本着只对一种精神病态作纯粹的描述，暂不让任何形而上、任何信仰混杂其间。这是本书的局限所在和唯一主张。

[1] 此标题为译者所加。

荒诞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至于世界是否有三维，精神是否分三六九等，全不在话下，都是些儿戏罢了，先得找到答案。如果真的像尼采所要求的那样，一个哲学家必须以身作则才受人尊敬[1]，那就懂得这个答案的重要性，因为接下来就会有无可挽回的行为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心灵是很容易感知的，然而必须深入下去，在思想上才能使人看得更清。

倘问凭什么来判断这个问题比那个问题紧要，回答是要看问题所引起的行动。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而去死的。伽利略握有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这个真理一旦使他有生命之虞，他便轻易放弃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行之有理[2]，但不值得。他的真理连火刑柴堆的价值都不如。到底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压根儿无关大局。说穿了，这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反之，我倒目睹许多人，觉得人生不值得度过而轻生了事。我也看到有些人，因某些思想或幻想给了他们生的依据而为之献身（有人称生的依据同时也是极好的死的依据）。基于此，我断定生命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何以见得？就所有的根本问题而论，我指的是可能导致死亡的问题或强烈激起求生欲望的问题。思维方式大致只有两种，即拉帕利斯方式[3]或堂吉诃德方式。唯有明摆着的事实并加上恰如其分的抒情表达，才能既打动我们的感情又照亮我们的思路。对如此朴质如此悲壮的主题，可以设想，精深而古典的辩证法应当让位于比较谦逊的精神气度，既出自人之常情，又富有同情心理。

世人一向把自杀只看做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则相反，首先研究个体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自杀这类举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幽处酝酿成熟的。本人则不知情。某天晚上，他开了枪或投了水。一天我听说，一位房产总监自杀了，因为五年前死了女儿，之后，他变了许多，此事“把他耗尽了”。甭想找到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思索，等于开始被耗。社会对此是无大干系的。耗虫长在人心中。必须深入人心去寻找。这种死亡游戏，从清醒面对生存到逃离光明，我们都必须跟踪相随和体察谅解。

自杀的起因有许多。一般而言，最明显的原因不是最致命的原因。世人极少深思熟虑而后自杀（但不排除假设）。激发危机的起因几乎总是无法监控的。报刊经常谈起“隐私之痛”或“不治之症”。这些解释虽然说得过去，但应当弄清出事当天，绝望者的某个朋友是否用漠不关心的口气跟他说过话。此人罪责难逃。因为这足以把他逼上绝路：所有未了的怨恨和倦怠统统促他坠入绝境。我们要借此机会表明本散论的相对性质。自杀确实可以跟一些光彩得多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过所谓表示抗议的政治性自杀。

如果说很难锁定精神对死亡押宝的准确时刻和精确举措，那就比较容易从自杀行为本身取得假设的结果。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像在情节剧里那样，等于自供。就是自供跟不上生活，抑或不理解人生。但也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日常用语上来吧。那只不过供认“不值得活下去”罢了。生活，自然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世人一如既往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出于多种原因，其中首要的是习惯。自愿死亡意味着承认，哪怕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无谓性，承认缺乏生活依据的深刻性，承认日常骚动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

究竟哪种不以估量的情感剥夺了精神赖以生存的睡眠呢？一个哪怕是能用邪理解释的世界，也不失为一个亲切的世界。但相反，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期望被剥夺了。人与其生活的这种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正是荒诞感。所有想过自杀的健全人，无需更多的解释便能承认，这种荒诞感和想望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部散论的主题正好涉及荒诞与死亡的关系，正好涉及用自杀来解决荒诞的切实手段。原则上可以肯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对他信以为真的东西理应付之于行动。故而对人生荒诞的信念应当支配他的行为。不妨抱着合理的好奇心自问，直言不讳而非假惺惺地自问，这种支配的结果是否迫使人们尽快从一种不可理解的状况中解脱出来。这里指的自然是那些言必信、信必果的人。

这个问题用明晰的措辞提出，可能显得既简单又难解。但以为简单的问题会带来简单的答案，显而易见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事，那就错了。推本溯源，把问题的措辞倒过来，不管自杀或不自杀，似乎只有两种哲学解决办法，要么是肯定的答案，要么是否定的答案，这未免太轻而易举了吧！应当重视那些疑团未解的人。窃以为他们属于大多数。我还注意到，一些人嘴上否定，行动起来好像心里又是肯定的。事实上，要是接受尼采的准则[4]，他们心里想来想去还是肯定的。相反，自杀的人往往对人生的意义倒确信无疑。这类矛盾经常发生。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相反的逻辑显得可取时，矛盾从来没有如此鲜明过。把哲学理论与宣扬哲学理论的行为进行比较，未免太俗套了。但应当明确提出，在排斥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人物基里洛夫[5]、传奇人物佩雷格里诺斯[6]和假设人物儒尔·勒基埃[7]，没有一位将其逻辑推至排斥人生的。据说叔本华面对丰盛的饭局赞扬过自杀，并常拿来作为笑料引用。其实没有什么可笑的。叔氏不把悲剧当回事儿，虽然不怎么严肃，但终究对自杀者作出了判断。

面对上述矛盾和难解，世人对人生可能产生的看法和脱离人生所采取的做法，这两者之间，难道应当认为没有任何关联吗？对此，切勿夸大其词啊！人对生命的依恋，具有某种比世间一切苦难更强的东西。对肉体的判断相当于对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则畏惧毁灭。我们先有生活的习惯，后有思想的习惯。当我们日复一日跑近死亡，肉体始终行进着，不可折返。总之，这个矛盾的要义包含在我称之为隐遁的内容中。比帕斯卡尔赋予“转移”一词的内涵，既少点儿什么又多点儿什么。致命的“隐遁”，即为希望，是本散论的第三个主题。所谓希望，就是对下辈子生活的希望，应当“对得起”才行，抑或是自欺欺人：不是为生活本身而生活，而是为某个伟大的理念而生活，让理念超越生活，使生活变得崇高，给生活注入意义，任理念背叛生活。

这么说下去大有故意把水搅浑之嫌。至此，玩弄字眼并非枉然，假装相信拒绝人生有某种意义，势必导致宣称人生不值得活。其实，这两种判断之间没有任何硬性标准。只不过不要因上述的含糊其辞、离弦走板儿和自相矛盾而迷失方向。应当排除万般，单刀切入真正的问题。世人自杀，因为人生不值得活，想必是没错的，但不是什么真知灼见，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种对人生的大不敬，对投入人生的否认，是否出自人生无谓说呢？人生之荒诞，难道非要世人或抱希望或用自杀来逃避吗？这是在拨冗删繁时所需揭示、探究和阐明的。荒诞是否操纵死亡？必须优先考虑这个问题，甭去管形形色色的思想方法和无私精神的把戏。在这种探究和激情中，细微差别呀，各类矛盾哪，“客观的”智者随时善于引入各种问题的心理学呀，都不重要了。只需一种没有根据的思维，即逻辑。不容易呀。有逻辑性倒不难，而自始至终合乎逻辑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亲手把自己弄死的人如此这般沿着自己感情的斜坡走到底。于是在思考自杀时，我有理由提出唯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直通死亡的逻辑？我在此指明了推理的根源，只有不带过度的激情，光凭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进行推理，我才能知道这种逻辑。所以我管这种推理叫荒诞推理。许多人已经着手进行了。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锲而不舍。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揭示世界统一体不可构成时惊呼：“这种限制性把我引向自我，在自我中，我不再躲到我一心表现的客观论点背后，无论是我自身还是他人的存在，对我都不再可能成为对象了。”[8]在许多人之后，他又使人想起那人迹罕至、无水缺源的境地，在那里思想达到了极限。在许多人之后，大概是的吧，但那些人又是多么急于求成啊！许多人，甚至最卑微的，都到达了思想动摇的最后转折点。这些人在到达转折点时，纷纷摒弃了他们一向最为珍视的生命。另一些人，即思想精英们，也摒弃了他们的生命，但，在最纯粹的精神叛逆中，是在精神自杀中进行的。真正的拼搏在于尽可能地反其道而行之，在于密切注视遥远国度的奇花异木。对于荒诞、希望和死亡互相纠缠的无情游戏，需要有得天独厚的观察力，即执著力和洞察力。这种胡缠乱舞既简单初级又难以捉摸，但智者可以解析其图形，而后加以阐明，并身体力行。

[1] 参见尼采《非现实的考虑》第三章《教育家叔本华》。

[2] 从真理的相对价值而言，他做对了。相反，从生殖行为来讲，这位学者的脆弱性令人嗤笑。

[3] 拉帕利斯（1470—1525），法兰西元帅，骁勇善战，多次在重大战役中立大功。他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在俗人眼里，近乎幼稚。

[4] 参见尼采：《权力意志》，第476页。大意是：“我否定五次”之后，“我的新思路却走向肯定”。

[5]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重要人物，参见本书《基里洛夫》一节。

[6] 希腊犬儒派哲学家，于165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自焚。“我听说战后一位作家誓与佩雷格里诺斯方式比高低，为引起公众对他作品的注意，写完第一本书就自杀了。他确实引起了注意，但书被认为写得很糟糕。”此人很可能是安德烈·加耶，于1929年12月16日自杀，其时正出版的书叫《地球不属于任何人》，是本超现实主义的散文和诗歌集。——原注

[7] 勒基埃（1814—1862），法国哲学家，神秘失踪于大海。

[8]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此处引言张冠李戴，应出自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

荒诞的藩篱

深刻的情感，如同伟大的作品，其蕴涵的意义总比有意表达的要多。内心始终不渝的活动或反感，继续存在于所做或所思的习惯中，这种恒定性所导致的后果，心灵本身全然不知。伟大的情感带着自身的天地，或辉煌的或可凉的，遨游于世，以其激情照亮了一个排他性的世界，在那里又找回了适得其所的氛围。忌妒、奢望、自私或慷慨，各有一方天地。所谓一方天地，就是一种形上境界和一种精神形态。专一化了的情感，所含的真实，比发端时的激动包含更多的真实。因为后者是未确定的，既模糊又“肯定”，既遥远又“现实”，有如美好赋予我们的，或荒诞所引起的那种激动。

荒诞感，在随便哪条街上，都会直扑随便哪个人的脸上。这种荒诞感就这般赤裸裸叫人受不了，亮而无光，难以捉摸。然而这种难处本身就值得思考。作为一个人，我们很可能真的永远认识不了，总有些不可制约的东西会把握不住。但我几乎能认识世人，从他们的整体行为、从他们的生活历程所引起的后果认出他们。同样，对那些无法分析的种种非理性情感，我几乎能界定，几乎能鉴定，无非将其后果全盘纳入智力范畴，无非抓住和实录非理性情感的方方面面，重新描绘其天地。可以肯定，同一个演员，即便看过一百次，也不一定对他会有更深的认识。不过，假如把他扮演的角色归总起来，归总到他演的第一百个角色时，我对他就稍有认识了，此话总有几分道理吧。因为明显的悖论也含寓意，具有某种教益。教诲在于，一个人可以通过演戏，同样也可以凭借自己真诚的冲动，来给自己定位。由此推及，比如一种忍声的低调，又如某些心底无处寻觅的情感，不禁因其激发的行动，因其假设的精神形态，而部分地表露出来，也可以自我定位。读者诸君感觉得出，这是在确定一种方法。但也感觉得出，这种方法是分析方法，并非认识方法。因为方法意味着形而上，不知不觉表露了有时硬说尚未认识的结论。正如一本书最后的篇章已经体现在最初的篇幅中了。这是难以避免的。这里所确定的方法袒露了胸次：全盘真实的认识是不可能有的。惟有表象可以计数，气氛可以感觉。

这种不可捉摸的荒诞感，我们也许由此可以触及了，在相异而博爱的世界里，诸如智力的世界里，生活艺术的世界里，或干脆说艺术的世界里，因为荒诞气氛一开始就有了。总之，这是荒诞的天地，是用自身固有的亮光照耀世界的精神形态。后者善于把得天独厚而不可改变的面目识别出来，使其容光焕发。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其发端往往都微不足道。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于街道的拐弯处或饭店的小门厅。事情就是如此荒诞。与其他世界相比，荒诞世界更能从这种可怜兮兮的诞生中汲取其高贵。某些境况下，一个人被问及他的思想本质时，答道：“没有任何本质”，也许是一种虚与委蛇吧。至亲好友心里是很明白的。但，假如回答是真诚的，假如回答表示这么一种奇特的心境：虚无变得很能说明问题了，日常的锁链给打断了，心灵再也找不到衔接锁链的环节了，那么这样的回答就变成了荒诞的第一个征兆。

背景某天势必倒塌。起床，有轨电车，办公或打工四小时，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此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易过。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厌倦处在机械生活的末端，但又是开启意识活动的序幕：唤醒意识，触发未来。未来，要么在循环中无意识的返回，要么彻底清醒。觉醒之后，久而久之，所得的结果，要么自杀，要么康复。百无聊赖本身带有某种令人反感的东西。不过这里，应当得出结论说，百无聊赖也有好处。因为一切从觉悟开始，惟有通过觉悟才有价值。鄙见毫无独到之处，不过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适对荒诞的根源粗略了解，此亦足矣。单纯的“忧虑”乃万事之发端[1]。

同样，天天过着没有光彩的生活，时间载着我们走。但总有一天必须载着时间走。我们靠未来而生活：“明天”，“以后再说”，“等你有了出息”，“你到了年纪就明白了”。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挺可爱的，因为终于涉及死亡了。不管怎样，人都有那么一天，确认或承认已到而立之年。就这样肯定了青春已逝。但，同时给自己在时间上定位。于是在时间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他承认处在一条曲线的某个时间点上，表明必将跑完这条曲线。他属于时间了，不禁毛骨悚然，从时间曲线认出他最凶恶的敌人。明天，他期盼着明天，可是他本该摒弃明天的。这种切肤之痛的反抗，就是荒诞。但，并非本意上的荒诞。此处不在乎下定义，而是罗列可能包含荒诞的情感。罗列已经完成，荒诞的意义却言犹未尽。

较低一个层次，就是诡谲性：发觉世界是“厚实”的，瞥见一块石头有多么的奇异，都叫我们无可奈何；大自然，比如一片风景，可以根本不理会我们。一切自然美的深处都藏着某些不合人情的东西，连绵山丘、柔媚天色、婆娑树荫，霎时间便失去了我们所赋予的幻想意义，从此比失去的天堂更遥远了。世界原始的敌意，穿越几千年，又追向我们。一时间我们莫名其妙，因为几百年间我们只是凭借形象和图画理解世界，而且这些形象和图画是我们预先赋予世界的，从此之后再使用这种人为的手段，我们就力莫能及了。世界逃脱了我们，再次显现出自己的本色。那些惯于蒙面的背景又恢复了本来面目，远离我们而去。同样，有些日子，见到一个女人，面孔熟悉，如同几个月或几年前爱过的女人，重逢之下却把她视同陌路，也许我们硬是渴望使我们突然陷于孤独的那种东西。但时候未到哇。唯一可肯定的：世界这种厚实和奇异，就是荒诞。

世人也散发出不合人情的东西。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举止的机械模样，他们无谓的故作姿态，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不可及。一个男人在封闭的玻璃亭中打电话，他的声音听不见，但看得见他拙劣的模拟表演。我们不禁想问：他为什么活着。面对人本身不合人情所产生的这种不适，面对我们自身价值形象所感到的这种无法估量的堕落，正如当代一位作家所称的那种“恶心”[2]，也就是荒诞。同样，自己照镜子，突然看到有陌生人朝我们走来，或在我们自己的相册里重新见到亲切而令人不安的兄弟，这还是荒诞。

最后要讲死亡了，要讲我们对死亡的感受了。在这一点上，话已说尽，切戒悲天悯人，是为得体。其实最叫人惊讶的是，大家都活着，却好像谁也“不知道”似的。实际上是因为缺乏死亡的体验。从本意上讲，只有生活过的，并进入意识的东西，才是经验过的。这里不妨勉强谈论他人的死亡经验。这是一种代用品，一种智者见地，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信服过。悲怆的俗见不能叫人心悦诚服。恐惧实际上来自事变毋庸置疑的层面。时间之所以使我们害怕，是时间展现数学般的演示，答案来自演示之后。所以关于灵魂的种种漂亮说法，在这里至少要稍为接受经验法对其对立面的检验。耳光括在僵死的躯体上留不下痕迹，灵魂已经出窍了。经历这个基本的、关键的层面，构成了荒诞感的内容。无用感在这种命运的死亡阴影下萌发了。血迹斑斑的数学规律支配着我们的生存状况，对此，任何道德、任何拼搏都无法先验地解释清楚。

再说一遍，上述的一切，前人翻来覆去都讲过了。我只不过做了个粗略的归类，指出显而易见的主题。这些主题贯串一切文学和一切哲学，充斥日常谈话，没有必要再杜撰了。但必须把握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以便探讨至关重要的问题。再强调一遍，我感兴趣的，主要不在于发现种种荒诞，而是荒诞产生的结果。假如对这些情况确信无疑了，难道还需要作结论吗？到什么地步才算没有漏洞呢？是应当自甘死亡，抑或死活抱着希望呢？有必要事先在智力上做一番同样粗略的清理了。

精神的首要活动是区别真假。然而，思想一旦反思自身，首先发现的，便是一种矛盾。强词夺理是不管用的。几百年来，对此道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演绎得更清楚、更漂亮了：

这些观点不攻自破，其后果经常受人嘲笑。因为，肯定一切都是真理，等于肯定对立面的肯定，其结果等于肯定我们自己的论点是谬误（因为对立面的肯定不容我们的论点是真理）。但，假如说一切都是谬误，这种肯定也是谬误了。假如宣称只有与我们对立的肯定才是谬误，抑或只有我们的肯定才不是谬误，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无数真的或假的判断。因为谁提出真的肯定，等于同时宣布肯定就是真理，照此类推，以至无穷。[3]

这种恶性循环只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环，而精神在反省自身时，便卷入这个系列旋涡，晕乎乎迷失了方向。上述悖论，简单明了得不能再简单明了啦。不管何种文字游戏和逻辑绝技，理解首先便是统合。精神深层的愿望，甚至在最进化的活动中，也与人面对自己天地的无意识感相依为命。所谓无意识感，就是强求亲切，渴望明了。就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上烙下人的印记。猫的世界不同于食蚁动物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打上人格的烙印”，这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别无深意。同样，精神竭力理解现实，而且只有把现实概括成术语时，才觉得充分。假如人承认世界也能热爱和受苦，那么人就会心平气和了。假如思想在现象的幻境中发现一些永恒的联系，既能把现象概括为单一的原则，又能把自身归纳为单一的原则，那就算得是精神走运了，而精神幸运的神话只不过是可笑的伪劣。这种对统合的怀念，对绝对的渴望，表明了人间戏剧最基本的演进。然而，说怀念是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怀念应当立即得到缓解。因为，假如在跨越欲望和攫取之间的鸿沟时，我们赞同巴门尼德[4]，肯定单一（不管是怎样的单一）这个现实，那么我们就坠入可笑的精神矛盾中，这是一种肯定大一统的精神，并通过肯定自身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进而声称能化解分歧。这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足以抑制我们的希望。

上述依旧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再次重申，这些道理本身并无新意，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从中引出的结论。我还知道另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那就是人必有一死。从中引出极端结论的智者可以数得出来。本散论中，自始至终用作为参照的，是我们以为知道的和实际知道的之间存在的不变差距，是实际赞同和假冒无知之间的不变差距；假冒的无知使我们靠理念活着，而这些理念，倘若我们真的身体力行，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生活。面对精神的这种难解难分的矛盾，我们恰好要充分把握分离，即把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创作划开。只要精神满怀希望在固定的世界里保持沉默，一切就在精神怀念的统合中得到反映，并排列得井然有序。但这个世界只要动一动，就会分崩离析：无数闪烁的碎片自告奋勇地来到认识的眼前。不必抱希望有朝一日会重建这个世界亲切而平静的表面，给我们心灵以安宁。继那么多世纪的探索之后，继思想家们那么多次让贤之后，我们心明眼亮了。就我们的全部认识而言，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除了职业的唯理论者，人们如今对真正的认识已不抱希望。假如一定要写人类思想唯一有意义的历史，那只得写人类世代相继的悔恨史和无能史了。

确实，我能说“我知道”谁的什么和什么的什么。我身上的这颗心，我能体验到，并能判定其存在。这个世界，我能触及也能判定其存在。我的学问仅此而已，其余有待营造。因为，假如我试图把握我所确认的这个我，并加以定位和概括，那么这个我只不过是一掬之水，会从我的指缝流走。我可以把“这个我”会摆出的各种面孔一张张描绘出来，还可以描绘别人给予“这个我”的各种面貌，包括其出身、教育、热忱或沉默、伟大或卑劣。但不可把面貌相加。这颗心即使属于我，我也永远无法确定。我对自己存在的确信和我对这种确信试图赋予的内容，两者之间的鸿沟，永远也填不满。我永远是自己的陌路人。在心理学上，如同在逻辑学上，有真理又没有真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其价值等同我们忏悔室里的“要有德行”。两者既流露怀念，也表露无知。无非拿重大的主题做游戏，是毫无结果的。这些游戏只在符合近乎确切的尺度时才说得过去。

瞧，比如树木吧，我熟悉树木的粗糙、水分，嗅得出树木的气味。草的芬芳，星的馥郁，夜晚，心情舒坦的某些晚上，我怎能否认我体验到了强而有力的世界？然而，地球上的全部科学，压根儿不能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们给我描绘世界，教我归类世界。你们列举地球的规律，在我渴求知识的时候，我同意地球的规律是真实的。你们剖析地球的机制，于是我的希望为之倍增。末了，你们告诉我神奇美好又多姿多彩的宇宙归结为原子，而原子又归结为电子。所有这一切好得很，我等着你们继往开来。但你们对我说有一种见不着的星球系统，有不少电子围绕一个核团团转动。你们用形象向我解释了世界。于是我看出你们是在做诗，那我就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了。我还没来得及发火，你们已经改变理论了，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么说来，本该教我懂得一切的科学在假设中就结束了，清醒的认识在隐喻中沉没了，不确定性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归宿。难道我先前需要付出这么多努力吗？与之相比，山丘柔和的线条和夜晚摸着激跳的心口，教给我更多的东西。言归正传，如果说我通过科学懂得现象并一一历数，我却不能因此而说已理解世界。即使我用脚丈量过全球的高山峻岭，也不会知道得更多。你们让我在写实和假设之间选择，写实是可靠的，但对我毫无教益，而假设即便对我有教益，却根本不可靠。我对自己对世界都陌生，唯一可依赖的，是用某种思想武装起来，而这种思想一旦肯定什么就否定自身；我惟有拒绝认知和摒弃生命才能得到安宁，而且好胜的愿望总是在藐视其冲击的藩篱上碰壁，这是怎样的状况呢？有志者，必挑起悖论。一切就绪，按部就班，就等着出现中了毒的安宁，那正是无忧无虑、心灵麻木或致命的摒弃所造成的。

智力以自身的方式也让我明白世界是荒诞的。作为对立面的盲目性，徒然声称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而我则一直期待着证据，一直期待着理性有理。但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世纪，外加产生过那么多振振有词的雄辩家，但我清楚此说不对。至少在这方面，恕我孤陋寡闻，是不走运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实践的或精神的，所谓决定论，所谓解释万象的种种范畴，无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与精神根本不搭界。被否定的精神，真知灼见是受到束缚的。在这种难以估算而有限度的天地里，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意义。一个非理性族群站起来了，周匝而围，直至终了。荒诞感恢复了明智，如今又得到了协调，于是清晰起来了，明确起来了。我说过世界是荒诞的，未免操之过急了。世界本身不可理喻，我们所能说的，仅此而已。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人心的最深处。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取决于世界。荒诞是目前人与世界唯一的联系，把两者拴在一起，正如惟有仇恨才能把世人锁住。我在失度的世界里历险，所能清晰辨别的，仅此而已。就此打住吧。荒诞规范着我与生活的关系，假如我把这种荒诞当真，假如我心中充满在世界奇观面前激动不已的情感，充满科学研究迫使我具备的明智，那么我就应当为这些确认牺牲一切，就应当正视这些确认，并加以维护。尤其应当据此而规范我的行为，不管产生什么后果，都紧跟不舍。我这里讲的是正直性。但我要求事先知道思想是否能在这些荒漠中成活。

我获悉思想至少已进入这些荒漠，在那里找到了面包，明白了先前只是靠幻象充饥的。思想给人类思考最迫切的几个主题提供了机会。

荒诞从被承认之日起，就是一种激情，最撕心裂肺的激情。但，全部的问题在于人是否能靠激情生活，还在于是否能接受激情的深层法则，即激情在振奋人心的同时也在焚毁人心。这还不是我们将要提出的法则，而是处于上述体验的中心，会有时间再谈的。不如先承认产生于荒漠的主题和冲动吧，只要一一列举就行了。这些东西如今也众所周知了。这不，一直就有人捍卫非理性说的权利。传统上存在一种说法，叫委曲求全的思想，这个传统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次数太多了，似乎不必再批判。然而我们的时代一直出现反常的体系，想方设法绊倒理性，仿佛理性果真一直在向前进哩。但不等于证明理性有多大效力，也不等于证明理性的希望有多强烈。从历史上看，两种态度始终存在，表明人的基本激情，把人左右夹攻得苦不堪言，又要呼唤统合，又要看清会受藩篱的重重包围。

然而，也许从来没有别的时代像我们时代这样对理性发起更猛的攻击。自从查拉图斯特拉[5]大声疾呼：“偶然，这是世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没有任何永恒的意志愿意君临万物万象时，我就把最古老的贵族头衔还给了万物万象。”自从克尔恺郭尔得了不治之症时说：“这病导致死亡，而死亡之后什么也没了。”荒诞思想的主题层出不穷，有意味深长的，也有折磨人心的，抑或至少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是如此，这种微妙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恺郭尔到谢斯托夫，从现象学者到舍莱尔[6]，就逻辑和道德而言，整整一个智者家族，因怀旧结为亲戚，因方法或目的而反目，他们千方百计阻挡理性的王家大道，想方设法重新找到真理的通途。此处，在下对那些已知的和体验过的思想作个假设。不管智者们现在或过去有什么抱负，他们统统从那个无法形容的世界出发。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矛盾，二律背反，焦虑或无能为力。他们的共同点，恰恰是迄今人们所披露的主题。必须明确指出，对他们也不例外，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从发现中引出的结论。这非常重要，有必要专门研究。眼下只涉及他们的发现和他们最初的经验。问题只在于证实他们的亲和力。假如硬要论证他们的哲学，是可以把他们共同的氛围烘托出来的，并且不管怎么说，这也就足够了。

海德格尔冷峻地审视了人生状况，宣告人类生存受到了凌辱。唯一的现实，是生灵在各个阶段的“忧虑”。对迷途于世的人及其排遣而言，这忧虑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恐慌。但恐慌一旦意识到自身，便成为焦虑，即清醒者永久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生存重新抬头”。这位教授[7]使用最抽象的语言，手不发抖地写道：“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局限性比人本身处于更优先的地位。”他对康德的兴趣在于承认康德“纯理性”的局限性，在于对自己的分析作出结论：“世界向焦虑的人再也提供不出任何东西了。”这种忧虑，他觉得实际上大大超越了推理的范畴，以至脑子里老惦念着，嘴巴上老唠叨着。他列出忧虑的方方面面：当平凡的人千方百计使忧虑普遍化并使之越来越沉重时，烦恼便显现了；当智者静观死亡时，恐惧便显露了。他不把意识和荒诞分家。死亡的意识，就是忧虑的呼唤，于是“存在通过意识发出自身的呼唤”。死亡的意识就是焦虑的声音，要求存在“从消失重新回到芸芸众生中来”。对他自己也一样，不该高枕无忧，而必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置身于荒诞世界，接受着荒诞世界的可殁性，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声音。

雅斯贝尔斯对一切本体论都绝望了，因为他硬要相信我们失去了“天真性”。他知道我们无所作为，做什么也不能使表象的致命游戏升华。他知道精神的终结便是失败。他沿着历史赋予我们的精神历险，磨蹭踯躅，无情地识别出各种体系的缺陷，识别出挽回一切的幻觉，识别出不遮不掩的预言。在这颓败的世界，认识的不可能性已被论证，虚无好像是唯一的现实，无援的绝望，唯一的姿态，于是他试图重新找到通向神秘天国的阿丽娅娜导线[8]。

谢斯托夫独占一方，一直致力于单调得叫人钦佩的著作，始终不懈地朝着同样的真理奋进。他屡屡指出，最严密的体系，最普遍的理性主义，到头来终将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碰壁。任何不言自明的道理，哪怕含讽刺意义的，任何对理性不敬的矛盾，哪怕令人嗤之以鼻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情，实属例外，那就是心灵史或精神史。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囚经验，通过尼采式的精神激剧历险，通过哈姆雷特式的咒语或易卜生式的苦涩贵族德行，谢斯托夫探索着、指明着、提升着人类对不可救药性的反抗。他不把自己的一套道理用在理性上，带着几分毅然决然，开始涉足毫无色彩的荒漠，在那里一切确定性都变成了石头。

他们之中最有诱惑力的恐怕是克尔恺郭尔，至少他的部分经历比发现荒诞更吸引人：他体验了荒诞。“最可靠的缄默不是闭口不言，而是张口说话。”[9]写下此话的人，一开始就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都不能使本身不可能实现的存在变得令人满意。身为一通百通的唐璜（尼采语）[10]，克尔恺郭尔多次更换笔名，矛盾百出，既写出《布道词》，也写下《诱惑者的日记》这样一本犬儒主义唯灵论的教科书。他拒绝安抚，拒绝诤言，拒绝休息守则。他心里感到的那根刺[11]，不是用来平息痛苦，相反是用来唤醒痛苦，怀着甘当受难者的那种绝望的欢乐，一点一滴地制造受难者：清醒，违拗，装模作样，就是说制造魔鬼附身者的系列。那张既温存又冷笑的面容，那些随着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而旋转的陀螺，就是荒诞精神本身与超越它的现实所遭遇的情景。克尔恺郭尔的精神冒险，导致了付出昂贵代价的丑闻，开始时就非常糟糕，是一种没有自身背景的体验，被打回最原始的自相矛盾中去了。

另外，在方法上，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极尽夸张之能事，在多样性中重组世界，否定理性的超验力。精神世界随着他们难以估量地丰富起来。玫瑰花瓣，公里计数坐标或人的手所具有的重要性与爱情、欲望或万有引力定律相同。思想，不再意味着统合，不再是以大原则的面目使表象变得亲切。思想，就是重新学习观察、关注，就是引导自己的意识，就是以普鲁斯特的方式把每个理念、每个形象变成得天独厚的领地。离谱儿的是，一切都是得天独厚的。能为思想正名的，是对思想极端在意。胡塞尔为使自己的方法比克尔恺郭尔或谢斯托夫的更为实证，从根子上就否定理性的古典方法，破除希望，打开直觉和心灵的大门，输入层出不穷的现象，丰富得有些不合人情。这些道路，要么通向一切科学，要么一门科学也通不到。就是说，此处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问题仅在于“对认知的态度”，而不在于慰藉。再说一遍，至少在根子上是如此。

怎能感觉不到这些智者根深蒂固的亲缘关系？怎能觉察不到他们聚集在独自享有却痛苦得没有任何希望的领地呢？但愿，要么一切都能解释清楚，要么什么也别解释。况且，理性面对这种心灵呐喊是无能为力的。精神被这种要求唤醒后，一味探索寻求，而找到的只是矛盾和歪理。我不明白的东西，就是没有道理的，于是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东西；我不明白世界的单一含义，于是世界只是个非理性的巨物；一旦能说：“这很清楚”，于是一切就得救了。但，这些智者竞相宣告，什么也不清楚，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于是他们接着宣告，世人只对包围他们的藩篱保持着明智和确切的认识。

所有这些经验配合和谐，相互交替。精神走到边界，必须作出判断，选择结论。那里便是自杀和找到答案的地方。但我把探求的顺序倒过来，从智力历险出发，再回到日常举止。以上提及的体验产生于须臾不该离开的荒漠。至少应该知道体验到达何处。人奋斗到这个地步，来到非理性面前，内心不由得产生对幸福和理性的渴望。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这一点不应当忘记，而应当抓住不放，因为人生的各种结果都可能由此产生。非理性，人的怀旧以及因这两者对峙而凸显的荒诞，就是悲剧三人物，而此剧必须与一切逻辑同归于尽，之后，逻辑存在才有可能。

[1] “单纯的‘忧虑’”，是海德格尔的说法，参见《存在与时间》。此处转引自法籍俄裔居尔维奇（1897—1965）的专著《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弗兰版，第210页，1930年。

[2] 指萨特的小说《恶心》。

[3] 出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第八章。此处是希腊哲人针对极端怀疑派而发。但这段话，加缪转引自列奥·谢斯托夫（1866—1938）这位俄国作家和哲人的《钥匙的权力》，1928年出版，第317页。不过，有一句有点儿出入，原文是：“不得不接受无其数真实的和虚假的判断。”

[4] 巴门尼德（约前544—前450），古希腊哲学家。

[5] 查拉图斯特拉，波斯教先知和改革派领袖，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伊朗东北部，认为世界有善与恶两个对立的本原，火则代表善良和光明，主张以高度的道德观分清善与恶。

[6] 舍莱尔（1874—1928），德国哲学家。

[7] 指海德格尔，本段引言，加缪均转引自居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

[8] 阿丽娅娜导线，出自希腊神话：忒修斯到达克里特岛，定要进迷宫同牛首人身的怪物决斗。阿丽娅娜给他一个线团，让他把线头拴在门口，杀死怪物后，顺着导线走出迷宫。成功之后，他带着阿丽娅娜出逃了。

[9] 借用《论绝望》法文版译者序中一句话，并非克尔恺郭尔原话，但克氏在《日记》（第三卷）中确实写过一段意义近似的话。

[10] 参见尼采《黎明》，法文版，第327页。

[11] 肉中刺的形象一直困扰着克尔恺郭尔，典出《保罗致哥林多人后书》，参见《圣经·新约》第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哲学的自杀

荒诞感未因上章所述而成为荒诞概念。荒诞感奠定了荒诞概念的基础，仅此而已。前者并未归纳在后者之中，只作瞬息停留，便对世界作出自己的判断，而后继续向前，越走越远。荒诞感是活泼鲜亮的，就是说，要么活该死亡，要么名扬四海。就这样我们汇集了上述的一些主题。但再说一遍，我感兴趣的，不是什么著作或什么智者，因为批评他们及其著作需要另一种形式和另一个范畴，而是发现他们的结论所具有的共同点。他们的思想也许从来没有这样分歧过。然而他们备受震荡的精神风貌，我们却承认是相同的。同样，他们尽管各自经历了如此不相像的学科，但在结束历程时的呐喊却以相同的方式回响。我们明显感到刚才提到的智者们具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氛围。硬说这种氛围是玩命的，那差不多就是玩弄字眼。生活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天空下，迫使人要么出走，要么留下。问题是要知道，在第一种情况下如何出走，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何留下。我就这样来界定自杀的问题以及可能对存在哲学的结论所给予的关注。

我想事先偏离一下正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到了从外部划出荒诞的范围。但我们可以考量这个概念所包含清晰的东西，可以试图通过直接分析法，一则认出这个概念的含义，再则发现这个概念所带来的后果。

假如我指控一个无辜者犯下滔天大罪，假如我向一位谦谦君子断言他对自己的亲姐妹怀有非分之想，他将反驳我说这是荒诞的。这种愤慨有其滑稽的一面，但也有深刻的道理。谦谦君子以这种反驳表明，我强加于他的行为与他毕生遵循的原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二律背反。“这是荒诞的”，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也意味着“这是矛盾的”。假如我看见一位持白刃武器的人攻击一个持机关枪的人，我将断定他的行为是荒诞的。说他的行为荒诞，是根据他的动机和等待着他的现实之间的不成比例来断定的，是根据我看出他的实际力量和他企图达到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来断定的。同样，通过荒诞进行论证来作对比，即用这种推理的后果与要建立的逻辑现实来作比较。总而言之，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荒诞性越来越强，因为我作各项比较的差距越来越大啦。世间存在着荒诞的婚姻、荒诞的挑战、荒诞的怨恨、荒诞的沉默、荒诞的战争和荒诞的和平。其中任何一种荒诞性都产生于比较。所以我有理由说，对荒诞性的感觉并非产生于对一个事实或一个印象简单的考察，而凸显于某事实的状态和某现实之间的比较，凸显于一个行动和超越此行动的环境之间的比较。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离，不属于相比因素的任何一方，而产生于相比因素的对峙。

从智力上看问题，我可以说荒诞不在于人（如果这样的隐喻有意义的话），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同存在。眼下，荒诞是统合两者的唯一联系。假如我想停留在显而易见的道理上，我知道人需要什么，我知道世界给他奉献什么，而现在可以说我还知道是什么统合了他们。我无需更深挖掘了。探索者只需坚信就足够了。问题仅仅在于把一切后果弄个水落石出。

直接后果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准则。奇特的三位一体，[1]一旦用这种方法加以阐明，便完全失去突然发现新大陆的那分新奇了。但具有与经验的数据相通的东西，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这方面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不可分割性。破坏其中一项，便破坏其整体。人类精神之外，不可能有荒诞。因此，荒诞如同万物必以死亡告终。但在这个世界之外，也不可能有荒诞。有鉴于这一基本准则，我断定荒诞的概念是本质的，这在我的真情实况中可列为第一位。上述方法的准则在这里露头了。假如我断定一件事情是真实的，我就应当加以维护；假如我介入解决一个问题，至少不应该用解决问题本身去回避问题的某一项。对我而言，唯一的已知数是荒诞。问题在于如何摆脱荒诞，在于是否从这种荒诞中推论出应当自杀。第一个条件，其实是我研究的唯一条件，就是维护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东西，就是必然尊重我断定其自身具有的那种本质的东西。我刚才是将其当做一种对峙和一种不息的斗争来下定义的。

把这种荒诞逻辑推至极限时，我应当承认，这种斗争意味着彻底缺乏希望（跟绝望毫不相干），意味着不断的拒绝（不应与弃绝相混淆）以及意识到的不满足（不要联想到青春不安）。一切破坏、回避或缩小这些要求的（首先是赞同取消分离），都有损于荒诞并贬低了由此可能提建议的态度。只有在不赞同荒诞的条件下，荒诞才有意义。

现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似乎完全是精神上的，那就是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情实况的受难者。这些真情实况一旦被承认，他就难以摆脱了。付出点儿代价在所难免。人一旦意识到荒诞，就永远与荒诞绑在一起了。一个人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就不再属于未来了。这是天意。但世人竭力逃脱自己创造的世界，也是天意呀。在此之前的一切，恰恰只在考量这种悖论时才有意义。世人从批判唯理主义出发去承认荒诞氛围，从而推广他们所得的结果，在这方面着手研究他们的推广方式，是最有教益的了。

然而，我若坚守存在哲学，显而易见，一切存在哲学无一不劝我逃遁。存在哲学家们通过奇特的推理，在理性的残垣断壁上从荒诞出发，在对人封闭和限制的天地里，把压迫他们的东西神圣化，在剥夺他们的东西中找出希望的依据。凡有宗教本质的人都抱有这种强制的希望。这是值得一谈的。

不妨分析一下谢斯托夫和克尔恺郭尔特别重视的几个主题，以资印证。但先提一下雅斯贝尔斯给我们提供的例证，他把这类例证推至漫画化。剩下的就比较清楚了。雅斯贝尔斯无力实现超验性，无法探测经验的深度，却意识到世界被失败震撼了，这就不去管他了。他会进步吗？或至少从失败得出结论？他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他在经验中什么也没发现，只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连个借口都没找着，推论不出令人满意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未经证明就由他脱口而出了，他一口气同时认定超验性、经验的存在以及生命的超人意义。他写道：“难道不是失败超越了一切解释和一切可能的说明，显示了不是虚无而是超验性的存在？”[2]这种存在，突然之间通过人类信念的某个盲目行动，对一切作了解释，并下了定义，称之为“一般与特殊难以设想的统一”。这样，荒诞就变成了神明（指该词最广泛的意义而言），这种理解上的无奈也就变成了照亮万物的存在。逻辑上没有任何东西引得出这种推理。权称跳跃吧。有悖常理的是，雅斯贝尔斯执著地、无比耐心地使超验性的经验无法实现。因为似是而非越不可捉摸，定义就显得越徒劳无益，他就越觉得超验性是真实的：他的解释能力和世界及其非理性的经验之间存在距离，而他致力于肯定超验性的激情恰恰跟这一距离成正比。这样看来，雅斯贝尔斯千方百计打破理性的偏见，是因为他要把世界解释得更彻底。这个委曲求全的思想圣徒，在极端受辱中，去找能使最彻底的存在得以再生的东西。

神秘思想使我们熟知上述过程。这些过程可与任何精神形态都合情合理。但我此刻的做法，好像要认真对待某个问题。我不去预断这种形态的一般价值及其教益的能量，只想权衡这种形态是否符合我给自己提出的条件，是否与我感兴趣的冲突相称。为此，我要重提谢斯托夫。一位评论家援引他的一句话，值得注意：“唯一真正的出路恰恰处在人类判断没有出路的地方。否则我们需要上帝干吗？我们转向上帝只是为了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至于可以得到的，世人足以对付得了。”[3]如果说有什么谢斯托夫的哲学，我可以说他的哲学完全由这句话概括了。谢斯托夫作了充满激情的分析之后，发现了一切存在的基本荒诞性，他不说“这就是荒诞”，而说“这就是上帝：还是拜托上帝为上策，即使上帝不适合我们任何一种理性范畴”。为了不至于发生混淆，这位俄国哲学家甚至暗示上帝也许是记恨的、可憎的、不可理喻的、矛盾百出的，但只要上帝的面目是最可怕的，就可确定其强大。上帝的伟大，在于叫人摸不着头脑；上帝的证据，在于不通人情世故。哲学家必须自身跃进，并通过这个飞跃来摆脱理性幻想。因此，谢斯托夫认为，接受荒诞的同时，就是荒诞本身的体现。证实荒诞等于接受荒诞。谢斯托夫的思想逻辑致力于把荒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一箭双雕，使荒诞带来的巨大希望涌现出来。这种形态再次证明是合理的。但我在此固执地只考量一个问题及其一切后果。我不必审视一种思想或一个信德行为如何楚楚动人，本人有的是时间去研究。我知道理性主义者对谢斯托夫的态度十分恼火。但我觉得谢斯托夫反理性主义很有道理，因此我只想知道他是否始终忠于荒诞之戒律。

然而，假如我们承认荒诞是希望的对立面，我们便发现存在思想对谢斯托夫而言，是以荒诞为前提的，但论证荒诞只不过为了消除荒诞。这种思想微妙恰如杂耍儿的一种动人把戏。此外，当谢斯托夫把他的荒诞和流行的道德及理性对立起来，他就把他的荒诞称为真理和救世。所以从荒诞的根基和定义上看，谢斯托夫是赞成荒诞的。假如承认上述概念的全部能量存在于冲击我们最基本的希望方式中，假如感到荒诞为了生存而要求我们不必赞同，那显而易见荒诞失去其真面目，失去其相对的人性，从而进入既不可理喻却又令人满意的永恒。若有荒诞，必在人间。荒诞概念一旦变成永恒的跳板，便不再与人的清晰感知相连。那么荒诞不再是世人所证实却不赞同的明显事实了。斗争被回避了。人融入荒诞，并在融为一体中消除自身的本质特性，即对立性、破坏性和分裂性。这种跳跃是一种逃避。谢斯托夫非常乐意援引哈姆雷特的话：The time is out of joint（时间脱节了），他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希望引用的，这个说法可视为出自他的手笔。其实哈姆雷特说的并非这层意义，也非莎士比亚笔下的原意。陶醉于非理性和痴迷于使命感，使荒诞背离了洞若观火的精神。谢斯托夫认为，理性是徒劳无益的，而理性之外则有点儿东西。一般荒诞说认为，虽然理性徒劳无益，但理性之外却什么也没有了。

这一跳跃至少能让我们对荒诞的真正本质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知道荒诞只在平衡中才有价值，首先只在比较而并非在比较的各个阶段才有价值。而谢斯托夫恰恰把荒诞的全部重量压在某一阶段，从而破坏了平衡。我们对理解的渴求、对绝对的怀念都恰恰只有在能够理解和解释许多事情的条件下才可以说清楚。绝对否定理性是徒劳无益的。理性有自己的范畴，在自己的范畴里是有效的。这正是人类经验的范畴。所以我们想要把一切都搞个水落石出。反之，我们之所以不能把什么都搞清楚，荒诞之所以应运而生，恰恰因为碰上了有效而有限的理性，碰上了不断再生的非理性。然而，当谢斯托夫迁怒于黑格尔这类命题时，指出：“太阳系是按照一成不变的规律来运行的，这些规律就是太阳系的依据”[4]；当谢斯托夫竭尽激情解体斯宾诺莎的唯理主义，他的结论正好落在一切理性的空虚处。由此，通过一种自然的、不合理的反向，他的结论终于达到非理性的最佳处。这里特别涉及例外概念，并且是反亚里士多德的。但过渡不明显，因为限度的概念和范围的概念可以介入此处。自然规律在某个限度内是有效应的，超过限度就反误自身，造成荒诞。抑或，自然规律可以在描写范围合理化，而不必在解释范围真实化[5]。此处一切都为非理性牺牲了，由于对明晰的要求被掩盖了，荒诞就随着与之比较的某个阶段消失了。相反，荒诞人并没有失之水准，既承认斗争，又绝对不藐视理性，也接受非理性。这样，他审视了经验的全部已知数，在弄清楚以前是不大会跳跃的。荒诞人只知道，在谨小慎微的意识中，不会再有什么希望了。

在列奥·谢斯托夫的著作中明显可见的，也许在克尔恺郭尔的著作中更为明显。诚然，在一位如此不得要领的作者那里，很难归纳明确的命题。然而，尽管看上去是些针锋相对的作品，但越过化名、花招和微笑，贯通整个作品却使人觉得是对某种真理的预感（同时也是恐惧），这个真理终于在最后的著作中显露出来：克尔恺郭尔也跳跃了。他幼年那么畏惧基督教，晚年终于又回来面对基督教最严峻的面孔。对他亦然，二律背反和有悖常情成为信教者的准则。一直使他对人生意义及深刻性产生绝望的东西，现在却给他指明人生的真谛，给他擦亮了眼睛。基督教是会引起丑闻的，克尔恺郭尔直言不讳，他所要求的，正是依纳爵·罗耀拉[6]所要求的第三种牺牲品，即上帝最乐意享受的牺牲品：“智力牺牲品”。这种“跳跃”效果很古怪，但不该再让我们吃惊。克尔恺郭尔把荒诞转变成另一个世界的标准，而荒诞只不过是人间经验的残留物。他说：“信仰者在失败中取得了胜利。”可以设想，此处我忽略了信仰这个基本问题。但我并非研究克尔恺郭尔或谢斯托夫的哲学，抑或下面要谈及的胡塞尔哲学（必须另找地方和另选精神形态），我只向他们借个主题，并研究其后果是否可能符合已经确定的规则。权当在下一意孤行吧。

我不必寻思这种形态与哪种感人肺腑的预言有关。我只需思考荒诞的景象与荒诞固有的特性是否让这种形态站得住脚。在这点上，我知道并非如此。重温一下荒诞所含的内容，就更好理解使克尔恺郭尔得到启迪的方法了。在世界的非理性和荒诞的叛逆情怀之间，克尔恺郭尔保持不了平衡。确切地说，对产生荒诞感所需的因果关系，他是不在乎的。既然确信逃脱不了非理性，他至少想摆脱绝望的怀念，因为他觉得绝望的怀念是没有结果的，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说下判断时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的，那么作出否定时他就不一定是对的了。假如他以狂热的参与来代替他反叛的呐喊，那他就被引向无视荒诞，而正是荒诞至今一直使他心明眼亮，进而他被引向神化非理性，即他此后唯一的坚信。加里亚尼神甫曾对德·埃皮纳夫人[7]说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克尔恺郭尔则想治愈。治愈，是他狂热的愿望，这愿望贯穿他的全部日记。他的努力尤其使他失望，因为每当闪电间瞥见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譬如他谈起自己时，好像对上帝的畏惧和虔诚都不能使他安宁。就这样，他通过一种饱受折腾的借口，使非理性有了面目，把不公正的、前后不一的、不可理解的荒诞所具备的特性赋予了自己的上帝。在他身上，惟有智力千方百计地压制人心深处的要求。既然什么都未得到证明，那一切皆可得以证明了。

正是克尔恺郭尔本人向我们透露所走过的道路。这里我不想作任何猜测，但在他的著作中，难道看不出灵魂近乎自愿地为荒诞而接受残伤的斑斑痕迹吗？这是《日记》的主旋律：“我所缺乏的是兽性，因为兽性也是人类命运的组成部分……总得给我个兽体呀。”下文还写道：“哦！尤其在少年时期，我是多么想望成为男子汉哪，哪怕六个月也好……我所缺少的，其实是个躯体，是存在的体貌状况。”在别处，同样的男子汉把希望的呐喊变成自己的呐喊，那希望的呐喊贯穿了多少世纪，激励过多少人心，但就是没有打动过荒诞人的心。“但基督教徒认为，死亡丝毫不是一切的终结，死亡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希望，对我们来说，是生活所包含的希望无法比拟的，甚至比充满健康和力量的生活所包含的希望还要多得多。”[8]通过丢脸的事来调和，依旧是调和嘛。调和也许使人看到从其反面，即死亡，汲取希望。但，即使同情心使人倾向这种态度，也应当指出超限度是证明不了什么的。有人便说，超越人类的尺度，因此必然是超人的。但“因此”这个词多余了。此处并没有逻辑的确实性。也没有实验的可能性。我最多能说，这确实超越了我的尺度。要是我不由此得出一种否定，至少我决不会在不可理解的东西上立论。我很想知道是否可以随我所知而生活，而且仅仅凭我所知。有人对我说，智力应当在此牺牲自傲，理性应当在此低头。但我即使承认理性的限度，也不会因此而否定理性，因为我承认理性相对的威力。我只要求自己处在中间的路上，在这里智力可以保持清晰。要说这就是智力的自傲，那我看不出有充足的理由将其摒弃。举个例子，克尔恺郭尔认为绝望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状态：罪孽本身。他的看法再深刻不过了。因为罪孽意味着远离上帝。荒诞，是悟者的形而上状态，不是通向上帝的[9]。也许这个概念会明朗起来，假如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荒诞是与上帝不搭界的罪孽。

荒诞的这种状态，重要的是要生活在其中。我知道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种精神和这种世态彼此支撑却不能融合。我请教这种状态的生活准则，得到的忠告则是忽视其基础，否定痛苦的某个对立项，干脆迫使我放弃了事。我想知道承认作为自身状况的条件所引起的后果，我得知这意味着黑暗和无知，却有人硬让我确认无知意味深长，黑暗就是我的光明。但他们没有回应我的意图，这种鼓舞人心的抒情，对我掩盖不了反常现象。所以必须改弦易辙。克尔恺郭尔可以大喊大叫，警世喻言：“假如世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假如在一切事物的内部，只有一种野蛮和沸腾的力量，在莫名其妙的情欲旋涡中产生万事万物，伟大的和渺小的，假如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隐藏在事物的背后，那么人生不是绝望又会是什么呢？”他的呐喊阻挡不住荒诞人。追求真的东西并不是追求适当的东西。假如为了逃避“什么是人生？”这个难题，那就应当像驴子那样充满美丽的幻想，这样荒诞人便不会迁就谎言，更乐意心平气和地接受克尔恺郭尔的答案：“绝望。”总而言之，一个坚定不移的灵魂总有办法应对万变的。

这里，我斗胆把哲学的自杀称之为存在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判断，不过是图个方便，为指出一种思想活动，即思想否定自身，并倾向于在引起否定自身的东西中超越自身。对存在学者而言，否定是他们的上帝。确切地讲，上帝只靠否定人类理性才得以支撑。再明确一次，这不是对肯定上帝提出质疑，而是逻辑使然。有如各种自杀，诸神也随着世人而变化。跳跃的方式虽有好多种，但关键在跳跃。对种种救世的否定，对否定人们尚未跳跃的障碍的种种最终矛盾，既可能产生于某种宗教的启示（这是推理所针对的悖论），同样也可能产生于理性的范畴。这些否定和矛盾由于一贯追求永恒，这才在此关节上跳跃了。

还应当指出，这篇散论所遵循的推理，完全撇开我们开明的时代最流行的精神形态，这种形态所依据的原则是一切皆理性，旨在解释世界。对世界自然要有个明晰的看法，既然大家都承认世界应当是明晰的，这甚至是合情合理的，但不涉及我们这里所进行的推理。我们推理的目的确实在于揭示思想的方法。当我们的推理从论世界无意义的哲学出发，最后却发现世界具有某种意义和深度。这些方法最为悲怆的是宗教的本质，在非理性的主题中得到了阐明。但最为反常、最耐人寻味的则是这样的方法，即把自己种种理直气壮的理由，给予首先想像没有主导原则的世界。不管怎样，倘若没有对怀旧思想的新体会说出个道道儿来，恐怕难以达到使我们感兴趣的结果。

我只不过研究“意向”，这个主题让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炒得很时髦。上文已经提到了。最初，胡塞尔的方法是否定理性的传统方法。思想，不是统合，不是把以大原则面目出现的表象弄得亲切感人。思想，是重新学习观察、重新学习引导自己的意识，重新学习把每个形象变成一个得天独厚的意境。换句话说，现象学摒弃解释世界，只愿成为切身体验的描述。现象学与荒诞思想休戚相关，最初都认定没有什么真理，只有一些道理而已。从晚风到搭在我肩上的手，事事都有自身的道理。这就是意识，通过意识给予道理的关注，使道理明晰可辨。意识并不构成认识自身的对象，只确定不怠，是关怀备至的行为，借用柏格森式的形象，就像投影机，一下子就把自己确定在一个形象上[10]。不同之处，在于没有脚本，却有既连续又不连贯的画面。在这盏神灯中，所有的形象都是得天独厚的。意识使其关注的对象在经验中处于悬念状态，把关注的对象奇迹般地一一孤立开来。从此，这些对象便处于一切判断之外。正是这种“意向”确定了意识的特征。但词语并不意味着任何终结性概念，而在自身的“方向”上被使用其含义，因此词语只有形貌的价值。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与荒诞精神唱反调。思想所披的外表谦虚，只限于描写思想所摒弃解释的事情；这种志愿的纪律一开始就促使经验极大地丰富起来，尽管不合常理，促使世界在其叽叽喳喳中复兴，这些都是荒诞的行为方式，至少初看是如此。因为思想方法在此情况和彼情况下，始终具备两副面孔：一副心理的，另一副形而上的。[11]假如意向性的主题只想阐明一种心理状态，而现实不是被这种状态解释，而是被耗尽，那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现实与荒诞思想分离。该主题旨在列出其不可超验的东西，只肯定在没有任何统合的原则下，思想还能在描述和理解经验的每副面孔时找到快乐。于是对经验的每副面孔而言，这里涉及的道理是属心理范畴的。这道理只是表示现实可能呈现的“利害”。唤醒一个沉睡的世界，并使其精神上生气勃勃，这不失为一种方式。假如有人想扩展和合理建立这个道理的观念，假如有人硬想这样来发现每个认识对象的“本质”，那就给经验恢复了深度。对一个有荒诞精神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在意向形态中，由谦虚向自信的摆动是明显的，从而现象学思想的闪烁将比任何东西都更好地阐明荒诞推理。

胡塞尔讲的意向所揭示的“超时间本质”，好像是柏拉图的传声筒，说什么不是用一件事情解释所有的事情，而是用所有的事情解释所有的事情，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诚然，这些理念或本质是意识每次描述之后所“确立”的，还不想让它们成为十全十美的模式罢了。但肯定它们直接出现在知性的一切数据中[12]。再也没有解释一切的唯一理念了，但有一种无限的本质给予无限的对象某种意义。世界静止了，但明晰了。柏拉图的现实主义变成直觉的了，但依然是现实主义。克尔恺郭尔坠入了自己的上帝的深渊，巴门尼德[13]则把思想推入单一之中。但这样一来，思想便投入一种抽象的多神论中去了。更有甚者，幻觉和虚构也就成为“超时间本质”的一部分了。在理念的新世界中，半人半马怪物[14]族群与更谦逊的主教族群合伙了。

荒诞人认为，世界万般面目个个得天独厚，在这种纯心理舆论中，既有道理也有苦涩。一切皆得天独厚就等于说一切均相等相同。但这个道理的形上面目把荒诞人引得很远，使他不禁觉得也许更接近柏拉图。果不其然，人们教导他说，一切形象都以相同的得天独厚的本质为前提。在这个没有等级的理想世界上，正规军只由将领组成。超验性恐怕是被取消了。但思想的一个急转弯却把某种支离破碎的内在性再度引入世界，于是这种内在性恢复了自己在天地间的深度。

我这个主题的创造者，在比较谨慎地处理了主题之后，该不该担心把主题扯得太远了？不妨读一下胡塞尔下面的断语：“真的东西自身是绝对真的；真理是单一的；与其本身相一致，不管感知者是何方生灵：世人，魔鬼，天使或诸神。”[15]这段话看似悖论，却叫人感到逻辑严密。大写的理性旗开得胜，并以这种见识大肆鼓吹，我无法否认。但胡塞尔的断语在荒诞世界有何意义？天使或神祇的感知对我没有意义。神明的理性核准我的理性，对这种轨迹，我始终莫名其妙。为此，我又识破了一次跳跃，因为这种跳跃要在抽象中进行，对我的意义不亚于遗忘，即要我忘记恰恰不肯忘记的东西。胡塞尔在同书下文中惊呼：“假如受地心引力牵制的全球大众消失了，引力定律并不因此被推翻，只不过无法被应用了。”[16]我这才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慰藉玄想。假如我想发现思想在哪个道岔上离开了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只需要重读胡塞尔谈及精神时与上述那段话相平行的推论：“假如我们能够清晰地静观精神程序的确切规律，恐怕看得出这些规律同样是永恒不变的，如同理论自然科学的规律。因此，假如没有任何精神程序，这些规律依然有效。”[17]即使精神不存在，而精神规律依然存在。于是我恍然大悟，胡塞尔硬想把心理真实变成理性准则：他在否定了人类理性的容纳能力之后，通过旁门左道跃入永恒的大写理性。

于是，我对“具体天地”[18]这一胡塞尔的主题不可能感到吃惊了。所有的本质不都是形式的，其中有物质的，前者是逻辑的对象，后者是科学的对象，对我而言，这只不过是个定义的问题。有人向我断言，抽象仅指某个具体天地的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本身则是不稳定的。但上文揭示的摆动使我能够澄清这些术语的含糊。因为可以说我注意的对象，比如天空，比如水在大衣下摆的反光，把我凭兴趣从世上分离出来的现实精华只留给了自己。对此，我不会否定的。但也可以说，这件大衣本身是普遍的，有其特殊而充足的本质，属于形式世界。于是我明白了，人们只不过改变了程序的先后。这个世界在上天那里不再有自己的映象了，但形式的天空却出现在地球上的形象族群之中了。对我而言，这没有任何变化。我此处发现的，既非对具体的爱好，亦非人类状况的意义，而是一种信马由缰的智力主义，足以把具体本身也一概而论了。

通过低三下四的理性和趾高气扬的理性这两条相反的途径，把思想引向各自的否定，对这种表面的反常现象大可不必感到惊讶。从胡塞尔的抽象上帝到克尔恺郭尔的闪光上帝，两者的距离并不大嘛。理性和非理性导致相同的说教。实际上道路无关紧要，有到达的意志足以解决一切。抽象哲学和宗教哲学从相同的惶恐出发，又在相同的焦虑中相互支持。但关键在于作出解释。这里，怀旧比科学更强烈。意味深长的是，当代思想既受到主张世界无意义的哲学最深刻的渗透，又对该哲学的结论深感切肤之痛。它不断在现实极端理性化和极端非理性化之间摇摆，现实理性化导致现实分裂成理性典型，而现实非理性化则把现实神化。但这种分离仅仅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握手言和，好在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跳跃一下就和解了。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理性的概念是单向的。这种说法不管在据理力争时多么严密，其实并不因此而不比别的说法更为灵活。理性带有人情味十足的面目，但也善于转向神明。普洛丁[19]第一个善于把理性与永恒的氛围协调一致。从此，理性便学会偏离其最珍贵的原则，即矛盾，以便融入最离奇也最神奇的参与原则。那个时代，理性不得不适应，否则就死亡。理性终于适应了。随着普洛丁的出现，理性从逻辑性的变成美学性的。隐喻取代了三段论。况且这不是普洛丁对现象学唯一的贡献。整个这种形态已经包含在亚历山大学派思想家非常珍视的观念中了，以至不仅有一种世人的理念，而且产生了一种苏格拉底的理念。总之，理性是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思想本身。一个人的思想首先是他的怀念。

理性曾平息过普洛丁式的悲怆，同样也把手段给予现代焦虑，以使后者在永恒的亲切背景下得以平静。荒诞精神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世界对它，既不那么理性，也不那么非理性。荒诞精神是不可理喻的，仅此而已。理性在胡塞尔那里最终失去了界限。相反，荒诞可确定其界限，因为无力平息其焦虑。克尔恺郭尔则从另一方面认定，只要有一个界限就足以把理性否掉。但荒诞没有走得那么远。对荒诞而言，界限仅针对理性野心勃勃的扩张。非理性主题，恰如存在哲学家们所设计的那样，就是自乱阵脚的理性，就是自我否定的同时自我解脱的理性。荒诞，则是确认自身界限的清醒理性。

正是在这条艰难道路的尽头，荒诞人认出自己真正的理性依据，把自己苛刻的要求和别人向他建议的东西作了比较，突然感到要改弦易辙了。在胡塞尔的天地里，世界变得清晰明确了，而世人对亲热孜孜以求的渴望变得毫无用处了。克尔恺郭尔在世界末日论中不得不放弃对明晰的渴望，如果这种渴望想要得到满足。知情（在这份账上，大家都是无辜的）和渴望知情，其罪孽不是那么同等的。恰恰这是唯一的罪孽，荒诞人能够感觉得出来，既可将其变成自己的罪过，也可将其变成自己的无辜。有人向荒诞人建议这样一种结局：以往所有的矛盾只不过算作论战游戏。但荒诞人的感觉并非如此。必须保留以往一切矛盾的真实性，即得不到满足的真实性。荒诞人坚决不要说教。

我的推理决然忠实于不言自明的道理。这种使荒诞人觉醒的道理，就是荒诞，就是抱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人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离，就是我对统合的怀念，就是分散的天地，就是把上述一切联结起来的矛盾。克尔恺郭尔消除了我的怀念，胡塞尔聚合了分散的天地。这不是我所等待的。问题在于体验和思考这些切肤之痛，在于知道应当接受还是应当拒绝。问题不可能在于掩盖不言自明的事实，不可能在于否定荒诞方程某一项的同时取消荒诞。必须知道人们是否可能凭荒诞而活着或是否逻辑要求人们因荒诞而死亡。我对哲学性自杀不感兴趣，只对单纯性自杀感兴趣。我只想消除自杀的情感内容，从而认识自杀的逻辑性和诚实性。其余一切态度对荒诞精神而言，意味着精神回避和在精神所揭示的东西面前退却。胡塞尔说要随意摆脱“在某些众所周知、简单方便的生存条件下生活和思想的积习”，但他认为，最后的跳跃为我们恢复了永恒和永久安逸。跳跃并非像克尔恺郭尔所企盼的那样呈现极端的危险。相反，危险存在于跳跃前的微妙时刻。善于在令人眩晕的山脊上站稳[20]，这就是诚实性，其余皆为托词。我也知道性无能从未引发过如同克尔恺郭尔笔下那种楚楚动人的和谐。但，假如无能为力在历史无动于衷的景色中有自己的位置，那在推理中却是找不到位置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推理的苛刻性。

[1] 指基督教圣父、圣子和圣灵合成的神。

[2] 这是雅娜·海尔什归纳雅斯贝尔斯《存在哲学》中的一个想法，参见她的《哲学幻想》，第179页。

[3] 参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但引文最后的两句原文是：“只是当人要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时才转向上帝。而为了得到可能得到的，世人求助于同类。”

[4] 参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

[5] 尼采语，参见《权力意志》。

[6] 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7] 加里亚尼神甫（1728—1787），意大利外交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德·埃皮纳夫人（1726—1783），法国贵夫人、文学家。此话引自1777年2月8日神甫给她的信。

[8] 以上几段引言均出自克尔恺郭尔的《日记》，法文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9] 我没有说“排斥上帝”，这仍然是肯定。

[10] 参见柏格森《物质与记忆》第一章。

[11] 甚至最严格的认识论都以形而上为前提，以至于当代大部分思想家的形而上学都只有一种认识论。

[12] 居尔维奇的原话应该是：“它们直接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并一般地出现在知性和想像的一切数据中。”参见《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

[13] 巴门尼德认为“有”或“存在”是单一的、有限的、不变的和不可分割的，“存在”和思维是同一的。

[14] 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物，有些与神和人为敌，有些则与神和人为友。

[15]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第100页，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29页。

[16]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第199页，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29页。

[17] 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92页。

[18] 参见居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第25、28页。

[19] 普洛丁（205—270），埃及出生的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创建人，利用柏拉图的形而上神话（尤其是爱的辩证法），通过沉思和狂喜来建立一种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宗教。加缪的大学毕业论文《基督教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第三章《神秘理性》专论普洛丁，因为谢斯托夫经常在《钥匙的权力》中援引普洛丁的话。

[20] 该形象出自胡塞尔《笛卡儿主义的沉思》导言，转引自居尔维奇。

荒诞自由

现在主旨已定。我掌握着几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爱不释手。我所知道的，我认为可靠的，我无法否认的，我不能舍弃的，就是重要的。我可以全盘否定通过不确定的怀念而产生的那部分自我，但不包括对统合的愿望，对决策的渴望，对明晰性和一致性的苛求。在这包围我冲撞我或驱使我的世界中，我可以对一切置之不理，但不包括混沌，不包括千载难逢的偶然和产生于混乱的神圣等值。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超越世界的意义，但知道我并不认识这种意义，目前也不可能认识。在我生存状况之外的意义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只能通过人间俗语加以理解。我触及的，我遇到抵制的，就是我所理解的。我对绝望和统合的渴求以及世间对理性的、合理的原则的不可制约性，是两件肯定无疑的事情，我无法将两者调和，这也是我所知道的。我还能认知什么其他的真理？除非要怀着不属于我的希望不放吗？这种希望在我生存条件的限制下还有任何意义吗？

假如我是林中之树，兽中之猫，这生命可能有一种意义，或更确切地说，这样提问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准儿就是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以我全部的意识和全部的放肆苛求来跟世界闹对立。正是如此可笑的理由把我置于一切创造的对立面。我不能将其一笔抹杀。我认为真的东西，我应该加以维护。我觉得十分显而易见的东西，即使对我不利的，也得支持。是什么形成这种冲突的实质，是什么造成世界和我的精神之间的断裂，如果不是我对此所具备的意识又是什么呢？我之所以决意如此，是因为受到意识的支持，一种持续不断的意识，总在更新的意识，总是紧张的意识。这就是我目前应当牢记的。在这种时刻，荒诞，既十分明显可见又十分难以征服，进入一个人的生活，找到了故土。还是在这种时刻，精神可以离开清醒的努力这条既缺乏想像力又枯燥乏味的途径。这条途径现在通向日常生活，找回无名氏的世界，但世人从此带着反抗心和洞察力回到这个世界。他把希望置之脑后了。现实这个地狱，终于成了他的王国。所有的问题重新显露其锋芒。抽象的阐明面对形式和色彩的抒情性退隐了。精神冲突表现出来了，重新找到人心这个贫困而大方的庇护所。任何冲突都没有解决，但所有的冲突都改变了面目。去死亡，去越障逃避，去重建与之相称的思想和形式大厦？还是相反，去支持荒诞这种令人心碎而妙不可言的挑战？让我们为此做出最后的努力和自食所有的后果吧。人体，温情，创造，行为，人类高贵，定将在这疯狂的世界重新取得各自的地位。世人终将找到荒诞的醇酒和冷漠的面包来滋养自身的伟大。

还要强调一下方法，贵在坚持嘛。荒诞人在人生道路的某个阶段是受到怂恿的。历史不乏宗教，不乏先知，甚至不乏神明。世人要求荒诞人跳跃。他所能回答的，只是不太理解，只是事情并非显而易见。他光想做自己心知肚明的事情。人家硬对他说这叫傲慢罪，但他不懂罪孽观；还对他说也许地狱已在尽头，但他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无法给自己描绘这种奇特的未来；又对他说，他正在失去不灭的寿命，但他觉得这无关紧要。人家很想让他承认罪过，可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说真的，他的无罪感是无法修理的，仅此而已。正是这种清白使他无法无天。因此，他严以律己，仅仅凭借他所知道的东西生活，眼见为实，随遇而安，不让任何不可靠的东西掺和。人家回答他，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的。但至少此话是可靠的。于是他与这份可靠性打交道：他渴望知道是否可以义无反顾地生活。

现在我可以谈谈自杀观了。已经感觉得出可能有怎样的解答，以致问题被颠倒了。事先得弄清楚，人生是否应当具有值得度过的意义。此处显示的正相反，生活因没有意义而过得更好。体验经验，经历命运，就是全盘加以接受。然而，假如面对意识所揭示的荒诞而不千方百计加以维持，那么一经知道命运是荒诞的，就不会去经历了。否定荒诞赖以生存的对立面中有一项是逃避荒诞，而取消有意识的反抗，就是回避问题。不断革命的主题就这样转移到个体经验中去了。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与欧律狄刻相反[1]，荒诞只在人们与其疏远时才死亡。这样，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就是反抗。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进行永久的对抗。苛求不可能有透明，每时每刻都要叩问世界。正如危险向人提供抓住反抗这一不可替代的机会，同样形而上的反抗也把意识贯穿于经验的始末。反抗就是人自身始终如一的存在，不是憧憬，也不是希望。这种反抗只会遇到不可抵抗的命运，又缺乏本应与命运形影相随的逆来顺受。

这里，我们看出荒诞经验与自杀相去多么遥远。我们可能以为自杀紧随反抗。不对了。因为自杀并不象征反抗的逻辑结局，而完完全全是反抗的反面，通过对假设的赞同看得出来。自杀，恰如跳跃，是对自身局限的承受。一切得以善终，于是人返回其本质的历史。人识别其未来，唯一而可怕的未来，并投入其间。自杀以自身的方式解除了荒诞，把荒诞拽住，同归于尽。但我知道，荒诞是要坚持原状，是解除不了的；如果说意识到死亡又拒绝死亡，那就逃脱自杀了。荒诞就是死囚的鞋带，处在死囚临终思想的尽端，因为死囚行将眩晕坠落，对一切视而不见，偏偏瞥见近在咫尺的鞋带，故而自杀者的反面恰好是死囚。

反抗将自身价值给予人生，贯穿人生的始末，恢复人生的伟大。对眼光开阔的人而言，最美的景观莫过于智力与超过人的现实之间的搏斗[2]。人类傲慢的景观是无与伦比的。任何诋毁都奈何不得。精神严以责己的纪律，全副钢铁锻造的意志，面对面的针锋相对，都具有某种强烈而奇特的东西。现实的非理性造就了人的伟大，把这种现实贫乏化，就是同时把人贫乏化。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种种学说向我解释万事万物的同时倒使我衰弱了。这些学说卸掉我固有的生命重负，而这本应该是由我独自承担的。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不能设想怀疑主义的形而上会与弃世的道理结盟。

觉悟和反抗，这两种违拗是克己出世的反面。人心中一切不可制伏和充满激情的东西都朝着人生的反面激励着人的觉悟和反抗。重要的是死得很不服气，而不是死得心甘情愿。自杀是一种忘恩负义。荒诞人只能耗尽一切，包括耗尽自己。荒诞使他极端紧张，而他不断孤军奋战，维持紧张。因为他知道在日复一日的觉悟和反抗中，他表现出自己唯一的真相，即挑战。这是首要的后果。

这种经过磋商的立场，在于得出由一种毫无掩饰的概念所引出的种种后果（仅指后果），倘若我坚持这种立场，就面临第二种悖论。为坚持这种方法，我根本不必管形而上的自由问题。对人是否自由，我不感兴趣。我只能体验自身的自由。对于自身的自由，我不可能具有一般的概念，但有几个简要的看法。“自在自由”的问题没有意义。因为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上帝的问题相联系。要知道人是否自由就迫使我们要知道是否有个主子。这个问题的特殊荒诞性产生于概念本身可能提出自由的问题，故而等于把自由问题的意义又全部取消了。因为在上帝面前，自由的问题根本不如邪恶的问题。大家知道两者择一：要么我们不是自由的，这样万能的上帝就对邪恶负责了；要么我们是自由和负责的，这样上帝就不是万能的了。对这个悖论的不可置辩性，一切学派的微妙论证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和减少。

因此，一个我抓不住的概念，一旦超出我个人的经验便失去意义，我不能纠缠在对此概念的激扬或简单定义中。我不能理解一个优秀分子赋予我的自由所涵盖的东西。我失去了等级感。我的自由观念只能是囚徒的自由观或国体中现代个体的自由观。我认得的唯一自由，是精神自由和行动自由。然而，若说荒诞打消了我获得永恒自由的一切可能性，反倒还给我行动自由和激励我获取行动自由。剥夺希望和未来意味着增加人的不可约束性。

碰到荒诞之前，平常人的生活带有目的，关心未来或总想辩护（至于为谁或为啥辩护倒不成问题）。平常人估量着自己的运气，指望着来日，指望着退休或儿子们的工作。他仍相信生活中某些东西能有所归宿。真的，他做起事来，就像是自由的，即使所有的事实都会证明他没有自由。碰到荒诞之后，一切都动摇了。“我思故我在”的想法，仿佛一切都有意义的行为方式（即使一有机会我便说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一切都被可能死亡的荒诞性推翻了，令我晕头转向。想到未来，确立目标，有所爱好，这一切意味着相信自由，即使有时深信感受不到自由。但在这样的时刻，高层次的自由，即唯一能建立真理的存在自由，我深知是不存在的。在此死亡是唯一的现实。死亡之后，木已成舟。我是没有永存自由的，只不过是奴隶，尤其是没有永恒革命希望的奴隶，这样的奴隶不去求助藐视。不革命不藐视，谁能保持当奴隶？没有永恒作保证，什么自由能在充分意义上存在？

但同时，荒诞人懂得，迄今为止，与他紧密相连的自由公式建立在他赖以生存的幻想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把他拴住了。如果他为自己的生活想像出一种目的，他就服从必须达到目的之要求，成为自身自由的奴隶。由此，做起事来，只会当仁不让，俨然是个家长，或工程师，或人民的领导，或邮电所的临时雇员。我相信可以选择做什么人而不做什么人。我无意识相信罢了，这倒是真的。但同时坚持我对周围人的信仰公式，对我的人文环境所做的公式：其他人那么确信是自由的，而且这种好情绪那么有感染力！尽管可以远远地躲开成见，道德的或社会的，但总会接受部分成见，对其中较出色的成见（成见有好有坏嘛），甚至让生活去适应。这样，荒诞人就明白实际上是不自由的。明确些说，如果我抱有希望，如果我为自己固有的真相担心，为存在或创造方式担心，总之，如果我支配自己的生活，并证明我承认生活有意义，那我就为自己创造了藩篱，从而把我的生活圈禁起来了。那我就像众多靠精神和心灵吃饭的公务员一般行事了，他们引起我厌恶，我现在看清楚了，他们只是认真对付人的自由，除此之外，一概无所事事。

在这一点上，荒诞启发了我：没有未来嘛。从此这就成为我极大自由的依据。这里我要做两个对比。神秘主义者首先发现要给自己一种自由，从而自由地沉溺于他们的神明，自由地认同神明的戒律，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变得自由起来了。他们是在本能认同的奴隶状态中获得无比的独立性。但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可以特别指出，面对自己，他们自我感觉自由，但感到不如被解放那么自由。同样，全盘转向死亡（死亡在此被视为最明显的荒诞），荒诞人便感到如释重负，剩下凝结在他身上那种对死神的偏执关注，把无关的一切都卸掉了。面对普通的规范，他领略到一种自由。这里我们看到存在哲学的开端主题保其全部价值。返回意识，逃离日常沉睡，形象地表现荒诞自由最初的活动。但受到攻击的却是存在说教，荒诞自由这种精神跳跃骨子里是逃脱意识。如出一辙（这是我的第二个对比），古代奴隶是不属于自己的。但他们却体验到不必有负责感的自由。这里涉及事实的比较，而非对谦卑的赞赏。荒诞人是随俗之人的对立面。死神也有贵族长老的手段，既镇压，也解放。

沉溺于无尽头的坚信中，从此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相当陌生，足以像情人似的盲目增岁，走完人生历程，这里包含一种解放的要素。有如一切行动自由，这种新生的独立已告终，不对永恒开支票。但替代对自由的幻想，人一旦死亡，这些幻想统统停息。某天拂晓，监狱的门在死囚面前层层打开，死囚表现出神圣的不受约束性，除了生命纯粹的火焰外，对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人们感觉得出来，死亡与荒诞，是唯一合乎情理的自由要素：这样的自由，人心可以体验和经历。这是第二种后果。荒诞人于是隐约看见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天地，在那里什么也干不了，一切都定得死死的，过了这片天地，便是倾覆和虚无。荒诞这时可以决定同意在这片天地里生活，从中汲取自己的力量，对希望予以摒弃，对无慰藉的生活作固执的见证。

然而，在这样的天地里生活意味着什么？眼下只不过意味着对未来的冷漠和耗尽已知的一切激情。相信生活的意义，一直意味着一种价值等级，一种选择，也意味着我们的种种偏爱。相信荒诞，按我们的定义，则是相反的教益，倒值得一谈。

人是否能义无反顾地生活，是我全部兴趣之所在。我寸步不离这块阵地。这种外加给我的生活面貌，我能将就吗？然而，面对这特殊的担忧，对荒诞的信仰相等于用经验的数量来代替经验的质量。假如我确信这样的生活只有荒诞的面目，假如我体会到生活的全部平衡取决于一种永恒的对立，即我有意识的反抗与其在挣扎时有难言之隐之间那种永恒的对立，假如我承认我的自由只在与其有限的命运相关时才有意义，那么我不得不说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和睦，而是生活得最充实。我不必操心这是庸俗还是令人厌恶，是风雅还是令人遗憾。这里，价值判断给排除了，一劳永逸地让位于事实判断。我只需从我的所见所闻得出结论，不拿任何假设的东西去冒险。假定这样生活是不正直的，那么是真正的正直迫使我不正直。

生活得最充实，从广义上讲，这条生活准则毫无意义。必须将其明确下来。首先似乎对数量这个概念挖掘得不够。因为数量概念可以使人了解大部分人类经验。一个人的道德，其价值等级，只是通过人经历的经验所积累的数量和种类来看才有意义。然而，现代生活的条件强加给大多数人同样数量的经验，从而也是同样深刻的经验。诚然，也非常应当重视个体的本能性贡献，就是他身上的“已知项”。但我不能对此作出判断，我的准则在这里再次表明是处理直接显而易见的事情。于是我看清，一种共同道德的特性与其说在于推动道德原则的重要理想，不如说更在于可以分门别类的经验标准。说得强词夺理一点儿，希腊人曾有他们娱乐的道德，正如我们现今有八小时工作制的道德。但已经有许多人，包括最具悲剧性的人物让我们预感到，一种更加漫长的经验会改变这张价值表。他们促使我们像冒险家那样想像平常事，单凭经验的数量就打破所有的纪录（我故意使用体育用语），从而赢得自己的道德。数量有时出产质量。按照科学理论最新的定性成果，一切物质都由若干能量中心构成。其或多或少的数量形成或多或少的特殊性。十亿个离子和一个离子的区别，不仅在数量，也在质量。类似之处在人类经验中很容易找到。不过，让我们摆脱浪漫主义吧；当一个人决意接受打赌并严格遵守他所认可的赌规时，那就让我们弄明白上述形态意味着什么。

打破所有的纪录，这首先并且惟独要尽可能经常面对世界。如何做得到不闹矛盾和不搞文字游戏呢？因为，荒诞，一方面指出一切经验都是无足轻重的，另一方面又趋向最大量的经验。那么怎能不跟上述那类众多的人随波逐流呢？如何选择给我们带来尽可能多的人文材料的生活形式呢？从而怎样引入另一类人硬要摒弃的价值等级呢？

但依然是荒诞及其矛盾的生命向我们诉说。因为错误在于认为经验数量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只取决于我们自己。这里，不妨简单地看问题。对于两个寿命相等的人，世界始终提供相同数量的经验。我们必须对此有所意识。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感觉越多越好，这就是生活，生活得越充实越好。清醒占上风的地方，价值等级就没有用了。不如再简单化一点儿，这么说吧，唯一的障碍，唯一“错过赚钱的机会”，是由过早死亡造成的。这里所烘托的天地得以生存，只因与死亡这个恒定的例外相对立。就这样，在荒诞人看来，任何深度、任何动情、任何激情、任何牺牲都不能把四十年有意识的生活和六十年持续的清醒等量齐观，即使他希望如此也不行。对虚无观如此不同的概念作同样的思考，丝毫于现实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在虚无的心理经验中，考虑到二十年后将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的虚无才真正有意义。从某个方面来看，虚无完完全全是由未来的生活总和造成的，而未来生活则是不属于我们的了。疯狂和死亡，是荒诞人不可救药的事情。人是不可选择的。他具备的荒诞和多余的生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其反面，即死亡[3]。讲句掂斤播两的话，这仅仅是个运气问题。不同意也得同意。二十年的生活与经验，是永远替代不了的。

像希腊人如此老资格的民族，居然期望早夭的人们受到诸神的宠爱，未免轻率得离奇了。假如人们愿意承认，进入诸神可笑的世界，等于永远失去最纯洁的快乐，所谓快乐就是感觉，就是感觉在人间，那倒是再现实不过了。今日，今日复今日，向着不断有意识的生灵，这就是荒诞人的理想。但这里，理想一词走板了。理想不是荒诞人的使命，而仅仅是他推理的第三个结果。对荒诞的沉思，从不合人情的焦虑意识出发，在人类反抗的激情火焰中漫游之后，又回到旅程的终点。重要的是前后一致。这里，我们从世上的一种共识出发。而东方思想教导说，我们在选择反对世界的同时可以从事相同的逻辑努力。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并给本散论指出前景和局限。但同样严格地对世界进行否定时，我们有时得出某些与吠檀多派（古代印度哲学中的一派）相似的结果，比如关于事业的冷漠性。让·格勒尼埃以这种方式在一本题为《抉择》的重要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冷漠哲学”。

综上所述，我从荒诞取得三个结果，即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我仅仅通过意识的游戏，就把对死亡的邀请变为生活的准则而且我拒绝自杀。想必我认知了在那些日子里成天萦绕的沉重共鸣。但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因为共鸣是不可缺少的。尼采写道：“显而易见，天上和地上的主要事情就是长期朝一个方向顺从：久而久之便产生某些东西，值得为之活在世上，诸如德行，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某种使旧貌换新颜的东西，某种精美的、疯魔的或神奇的东西。”[4]他写此话时，表明了大家风度的道德准则。然而，他也指明荒诞人的道路。顺从灼热的激情，这既是最容易的又是最困难的。好在人与困难较量的同时，偶尔也对自己作出评价。惟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

阿兰说：“祈祷，就是黑暗笼罩思想。”[5]“但精神必须与黑暗相遇”，神秘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答道。[6]诚然，那不是合眼时产生的黑暗，不是仅仅由人的意志而产生的黑暗，总之，不是精神为了迷失方向而激起的那种漆黑一团的黑夜。假如精神应当遇到黑夜，那宁可是绝望的黑夜，尽管这种绝望是清醒的；那宁可是极地的黑夜，精神的不眠之夜，从中也许会升起白色而贞洁的亮光，以智力的光辉把每个物件照得轮廓分明。在这个层次上，等值就与满腔热情的理解相会了。届时甚至不必审理存在的跳跃了。精神在古老的人类形态中重新获得自身的地位。对观者来说，假如精神是有意识的，这种跳跃仍不失为荒诞的。精神要是以为清除了这种反常现象，倒将其全然恢复了。以此理由，精神是楚楚可人的；以此名义，一切重归原位，荒诞世界在其光辉和多样中再生了。

然而，浅尝辄止是糟糕的；满足于独自一家的看法，自节矛盾，即自节一切精神力量中最灵敏的力量，是很困难的。以上所述仅仅确立一种思想方法。现在，重要的是生活。

[1] 欧律狄刻被蛇咬伤致死。其丈夫俄耳甫斯美妙的歌声感动了冥王，获准他把妻子带回人间。此处意为：“与欧律狄刻还阳相反。”

[2] 参见《论神意》，作者塞涅卡（约前65—前4）是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他认为上帝喜欢这样的搏斗。

[3] 这里，意志是代理人，倾向维护意识，提供生活纪律，值得重视。

[4] 参见尼采：《超脱善恶》，第183页。

[5] 阿兰（1868—1951），法国哲学家、散文家和文学史家。此话出于《理念与时代》（1927），伽利玛出版社，第一卷，第15页。引语原话为：“祈祷，就是感觉到疲倦来临，黑暗笼罩所有的思想。”

[6] 参见谢斯托夫：《死亡的启示》，法文版，第183页。

·荒诞人·

假如斯塔夫罗钦信教，他不信他信教。

假如他不信教，他不信他不信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1]

歌德说：“我的能力范围就是时间。”[2]这真是荒诞警句。荒诞人究竟是什么？就是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又不否定永恒的人。他并非对怀念一窍不通，但喜爱自己的勇气和推理胜过怀念。勇气教他学会义无反顾地生活，教他知足常乐，而推理教他认识自己的局限。虽然确信他的自由已到尽头，他的反抗没有前途，他的意识可能消亡，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时间内继续冒险。这就是他的能力范围，就是他的行动，他审视自己的行动，而排除一切评判。对他而言，一种更加伟大的生活不能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否则就会不诚实了。这里我甚至不提被人称之为后世的那种可笑永恒。罗兰夫人[3]寄希望于后世。这种轻率咎由自取。后世倒乐意引用这个词，但忘了加以评判。后世对罗兰夫人漠然视之。

问题不在于论述道德。我见过一些人，他们讲着三从四德，却干坏事；我每天观察到诚实不需要清规戒律。只有一种道德，荒诞人可以接受，就是须臾不离上帝的道德，因为是自律的。而荒诞人恰恰生活于上帝之外。至于其他的道德（我也指背德），荒诞人只发现世人一味为其辩护，他就没有什么好辩护的了。这里，我是从荒诞人无辜这一原则出发的。

这种无辜是可畏的。“一切皆许可！”伊凡·卡拉玛佐夫惊呼。这未免荒诞，但以不可庸俗理解为条件。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重要的不是解脱和快乐的呐喊，而是出自苦楚的确认。对上帝赋予生活以意义的确定，在吸引力上，大大超过不受惩罚的恶势力。选择不会很困难。但无从选择，于是苦楚就开始了。荒诞不是解套的，而是束缚的，不是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一切皆许可”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都不维护了。荒诞只不过把行为的等值回归成行为的结果罢了。荒诞并不劝人犯罪，要不然就幼稚了，但把悔恨的无用性恢复了。同样，假如所有的经验都可有可无，那么义务的经验就同其他的经验一样合情合理了。人们就可以任着性子获取德行了。

行为的后果使行为合乎情理或使行为一笔勾销，所有的道德都建立在这一理念上。一个满脑子荒诞的智者，只不过判断行为的结果必须平心静气地得到考量。他随时准备付出代价。换言之，对他而言，即便有可能应该负责任的，也没有应该负罪责的。至多，他同意说，利用过去的经验为其未来的行为打基础。时间养活时间，生活服务生活。他觉得，除清醒明察之外，什么都是不可预测的。从这种不可理喻的秩序中产生怎样的准则呢？唯一使他觉得有教益的真理却不是形式的，而是活跃和展开在世人中间的。所以，荒诞智者在推理之后可能寻求的不是伦理准则，而是一幅幅寓意图景和世人的生活气息。下文描述的几个形象即属此类。形象人物一边继续荒诞推理，一边表现荒诞智者的形态，并向他奉献热忱。

一个范例不一定是必须遵循的范例（在荒诞世界里若有可能，更非如此），而寓意图像并非因此而成为典范，难道我还需要发挥这一理念吗？除非天职使然，人们原封不动地从卢梭那里吸取必须爬着行进，从尼采那里吸取赞成粗暴地对待母亲，未免显得可笑了吧。一位现代作家写道：“成为荒诞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应受骗上当。”[4]下文涉及的形态，只有考量其反面时才具有全部的意义。一名邮局临时工和一个征服者若有共同的意识，那他们就是平等的。在这方面，所有的经验都可有可无了。有的经验帮助人，有的经验则帮倒忙。人要是觉悟了，经验就帮得上忙。否则，无关紧要：一个人的失败不能怪环境，要怪他自己。

我只选择一味消耗自己的人物或我意识到他们耗尽自己。但到此打住。眼前，我只想谈论一个世界，那里思想和生活被剥夺了前途。促使世人工作和活动的一切都在利用希望。因此，唯一不说谎的思想是一种不结果实的思想。在荒诞世界里，观念的价值或生命的价值是根据不结果实的程度来衡量的。

[1] 参见《群魔》第二部第六章《有所用心的一夜》，法文版。

[2] 此语出处不详。但歌德在其《格言与思考》中写道：“时间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引言很可能是加缪从别处转录的。

[3] 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失败后被捕入狱，1793年11月8日被革命法庭处死。

[4] 参见拉歇尔·贝斯帕洛夫：《途径与十字路口》，1938年，法文版，第33页。

唐璜主义

若说只要爱就行了，事情未免太简单了。爱得越深，荒诞就越牢固。唐璜搞女人一个接一个，并非缺乏爱情。但要把他当作受到上天启示而追求完美爱情的人来表现便可笑了。正因为他以同等的冲动去爱一个个女人，并且每次都用全身去爱，他才需要重复这种天赋和深化这种性爱。由此，每个女人都希望给他带来其他女人从未给过他的东西。但每一次她们都错了，大错特错了，只能使他感到重复搞女人的必要。其中一个女人不禁喊道：“毕竟我给了你爱情啊！”他答道：“毕竟？不，又多了一次罢了。”[1]人们难道会对唐璜的嘲笑感到意外吗？为什么必须爱得少而又少才爱得深呢？

唐璜忧伤吗？不见得。我几乎不必查考编年史。唐璜的嘲笑，得意扬扬的放肆，他跳过来蹦过去，偏爱做戏，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快快活活的。一切健康的人都倾向于繁衍。唐璜也是如此。再说，忧伤者有两种忧伤的理由，要么他们无知识，要么他们抱希望。而唐璜有知识，却不抱希望。他使人想到一些艺术家，他们认知自己的局限，从不越雷池一步，在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的短暂间歇，拿着大师的架势，怡然自得。这正是天才之所在：智力识其边界。而唐璜直至躯体死亡边界，仍不知忧伤。一旦得知忧伤，便失声大笑，便对一切都宽恕了。从前，在他，希望之日便是忧伤之时。现今，他从眼前的女人嘴上，重新发现的滋味是独一无二的学问所具有的那种苦涩和慰藉。苦涩？不尽然吧，这种必要的不完美，反倒使得幸福明显可感了。

试图在唐璜身上看出饱读圣书的传教人物，那就大上其当了。因为他认为，除非希望有下世的生活，世事无不皆空。他身体力行，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故弄玄虚。悔恨把欲望消磨在享乐中，这种无能的老套子跟他无缘。对浮士德倒很合适，此公笃信上帝，足以把自己出卖给魔鬼。对唐璜而言，事情比较简单了。莫利纳笔下的“骗子”[2]面对地狱的威胁总是回答：“求你给我一个长一点儿的期限吧！”去世之后的事微不足道，善于活着的人，日子才长哩！浮士德诉求人间财富：不幸的人只要伸手就行了。不善于使自己的灵魂快乐，这已经是出卖自己的灵魂了。唐璜则相反，他要求满足。倘若他离开一个女人，绝不是对她不再有性欲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总是引人产生性欲的。而他是否对另一个女人产生性欲，那不是一码事儿。

今世的生活令他心满意足，没有比失去这样的生活更糟糕的了。唐璜这疯子是个大智者。靠希望生活的世人与世格格不入，在这个世上，善良让位于慷慨，柔情让位于雄性的沉默，亲和让位于孤胆的英勇。世人众口一词：“他曾是个弱者，理想主义者或圣人。”必须铲除凌辱人的伟大。

唐璜的言论以及那些用来对付一切女人的套话引起众怒（抑或会意的笑贬低了他欣赏的东西）。但对于追求欢乐数量的人来说，惟有效果才是重要的。传令已经暗度陈仓，何必使之复杂化？女人，男人，没有人理睬传令，只听得见发出口令的声音。所谓传令就是准则、协议和礼节。口令既出，至关重要的是去执行。唐璜早有准备，却为何会给自己提出个道德问题？他不像米洛兹笔下的马纳拉[3]，渴望立地成佛而自罚入狱。对他而言，地狱是世人挑动起来的东西。面对神明的愤怒，他只有一个回应，那就是做人的荣誉。他对神差说：“我名誉在外，我履行诺言，因为我是骑士。”但要是把他当作背德者，那也是大谬不然的。在这方面，他像大家一样，有其同情或厌恶的规矩。只有始终参照他的平庸象征，即象征平常的勾引者和拈花惹草的男人，才可充分理解唐璜。他是个平平常常的勾引者[4]。区别在于他是有意识的，因为他是荒诞人。一个成为明察的勾引者不会因此而改变。勾引是他的常态。只有在小说里才改变常态或变得好起来。然而可以说，什么也没改变，同时一切又都变样了。唐璜付诸行动的，是一种数量伦理，与圣人追求质量相反。不相信事物的深层意义，是荒诞人的固有特色。那一张张热情或惊喜的面庞，他一一细看，一一储藏，一一焚毁。时间追踪他前进。荒诞人是与时间形影不离的人。唐璜并不想“收藏”女人。他穷尽其数量，跟女人们一起耗尽生命的机遇。收藏，就是能够靠过去而生存。但他拒绝离情别恨，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希望。他是不善于看相的。

他因而就自私吗？恐怕以他的方式利己吧。但还是要有个说法。有些人，生而为活；有些人，生而为爱。唐璜至少乐意说穿。但他选择了长话短说，他可以做到。因为人们这里所说的爱情是用对永恒的幻想装饰起来的。研究激情的所有专家都如此告诉我们，永恒的爱情只有强扭的。没有斗争就没有激情。这样的一种爱情只在死亡这个最后的矛盾中得以结束。必须要么当维特[5]，要么什么也不是。鉴于此，有好几种自杀方法，其中之一是完全奉献和遗忘自身。唐璜跟别人一样，深知这可以动人心弦，又像极少数人深知重要的并不在于此。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一次伟大的爱情使人们扭头不顾全部个人生活，这些人可能充实起来，但肯定使他们选中的人们贫乏下去。一位母亲，一个激情洋溢的女人，必然心肠生冷，因为这颗心已与世隔离。而感情专一，从一而终，面孔一张，一切随之被吞噬了。是另一种爱动摇了唐璜，作为解放者的爱，随身带来人间各式各样的面孔。之所以战战兢兢，因为自知是过眼云烟。唐璜选择了“什么也不是”。

对他而言，重要的是洞若观火。我们把一些人与我们相联系的东西称之为爱，是参照一种集体的看法，由书本和传说负责提供来源。但，我只认知，所谓爱，是指欲望、柔情和聪慧的混合物，把我与某个人紧密相连。这种混合物因人而异。我没有权利用同样的名称去涵盖所有的体验。大可不必以同样的举动去进行体验。荒诞人在这里又增加了他不能划而为一的东西。就这样，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至少像解放接近他的人们那样，解放了他自己。惟有明知露水情是独特的爱，才是慷慨大度的爱。对唐璜而言，是一起起死亡和一个个再生造就了他的生命花束。这是他提供的方式，也是他赖以生存的方式。判断是否可以称作自私，我悉听众便。

这里，我想起所有那些绝对希望唐璜受到惩罚的人们。不仅在来世受到惩罚，而且就在今世受到惩罚。我还想起所有那些关于老年唐璜的故事、传说和嘲笑。其实唐璜早有准备。对一个醒悟的人来说，衰老及其预示的事儿不会出乎意料。他之所以有悟，恰恰不是向自己隐瞒衰老的可怖。在雅典，有一座神庙，供奉老年。人们把儿童带到那里去。对唐璜来说，人家越嘲笑他，他的形象就越亮眼。由此，他拒绝浪漫派赋予他的形象。结果，百般受折磨、可怜兮兮的唐璜，谁也不想嘲笑他了。他受到怜悯，上天会拯救他吗？不会的。在唐璜隐约见到的天地里，可笑也是被理解的。他认为受惩罚是正常的。那是游戏规则。他接受了全部的游戏规则，这正是他的慷慨之处。但他清楚自己在理上，谈不上什么惩罚。一种命运并非就是一种惩罚。

这便是他的罪孽，而追求永恒的世人称之为对他的惩罚，犹可理解。他掌握了一种不含幻想的科学，把世人所宣扬的一切给否定了。性爱与占有，征服与耗尽，正是他的认识方式。《圣经》把“认识”称为性爱行为，圣书偏爱的这个词语含有深义。假如他不把世人放在眼里，他就是世人最凶恶的敌人。一位编年史家转述道，真有其人的“骗子”是被方济各修会的修道士们谋杀的，他们决意“了结唐璜的放纵和对宗教的不虔诚，因为唐璜的高贵出身确保了他不受惩罚”。之后，他们宣告，上天用雷把他劈死了。没有人证明过这种奇怪的结局。也没有人做过相反的证明。然而，不必考量是否符合实情，我就可以说这是符合逻辑的。这里我仅仅记住“出身”一词，不妨借题发挥一下：出生入世活着就确保他的无辜。他只在死后才背罪名，而现今他的罪过却成了传奇。

石头骑士这座冰冷的塑像，意味着动员人们去惩罚敢于思想的有血性有勇气的人，除此之外，还能意味什么？永恒理性、秩序、普遍道德的全部权力，乃至易怒的上帝全部的奇怪权威，都集于其一身。这块没有灵魂的巨石仅仅象征被唐璜永远否定的势力。骑士的使命到此为止。霹雳和雷公可以回到人为的天上，从哪儿召来回到哪儿去吧。真正悲剧的上演与他们毫不相干。不，唐璜并非死在石头骑士的手下。我乐意相信传说中的对抗，相信健全人疯狂的笑声，此人向不存在的上帝挑战。我尤其相信，唐璜在安娜家等待的那个晚上，骑士根本没有来；半夜过后，不信宗教的唐璜必定嗅出那帮振振有词的人们极大的苦衷。我更乐意接受有关他一生的记叙，最后以进入修道院隐姓埋名而告终。并非故事有建设性就能被视为真实可靠。向上帝恳求怎样的庇护？无非表现被荒诞全盘侵蚀的一生合乎逻辑的终结，被转向欢乐而短命的一生战战兢兢的结局。这里，享乐以苦行而告终。必须明白享乐和苦行可能成为同样毫无意义的两副面孔。还指望什么更可怖的形象：一个身不由己的人的形象，此人由于没有及时死亡，做完戏以便收场，面对他不敬重的上帝，侍奉上帝就像为生活尽心一般，跪在虚无面前，双臂伸向天空，心里却清楚，上天既无口才亦无深度。

我仿佛看见唐璜置身于山丘僻壤某个西班牙修道院的陋室中。假如他凝视什么，决不是烟消云散的爱情幽灵，而或许是通过灼热的枪炮窗孔，眺望西班牙某处静悄悄的平原，绚丽而空旷无人的土地，在那块土地上，他认出了自己。是的，应当止于这伤感而光辉的形象上。终结的终结是被翘首以待的，却永不被期望的，终结的终结是不足为训的。

[1] 引自普希金的《唐璜》。

[2] 莫利纳（1583—1648），西班牙剧作家，“骗子”是其性格喜剧《塞维尔的骗子》中的主角，属唐璜形象首次出现于戏剧。

[3] 米洛兹（1877—1939），法国诗人、作家，原籍立陶宛。其剧《米盖尔·马纳拉》（1913）塑造了一个孤独而烦忧的唐璜形象。

[4] 充分意义上的平常，连带他的缺点。哪怕一种健康的态度，也包含缺点。

[5]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戏剧

哈姆雷特说：“演戏，就是设陷阱，我将在陷阱中抓住国王的意识。”[1]好个“抓住”。因为意识要么疾走，要么收步。必须凌空抓住，即意识在投向自己匆匆一瞥那个千载难逢的时刻。常人不喜欢迟缓。相反，什么都在催他。但同时，他只对自己感兴趣，尤其对他可能有的作为感兴趣。由此产生对戏剧对演出的爱好，戏里有那么多的命运向他推举，他接受其诗意却不需忍受其苦楚。常人至少从中认出未觉悟的人，并继续匆匆奔向不知怎样的希望。荒诞人始于常人结束的地方，那里荒诞智者停止观赏表演，却决意加入演戏。深入所有剧中人的生活，多方体验，等于亲自把种种生活搬上舞台。不是说演员普遍听从这种召唤，也不是说他们是荒诞人，而是说他们的命运是一种荒诞命运，可能诱惑和吸引一个聪慧的心灵。为使下文不至于误导，以上所述是必要的。

演员生涯如同过眼烟云。众所周知，在所有的荣耀中，演员的荣耀是最为昙花一现的。至少在常谈中可以这么说。其实一切荣耀都是昙花一现。从天狗星的角度来看，歌德的作品一万年后将化为尘埃，他的姓氏将被遗忘。也许有几个考古学家会寻找我们时代的“证据”。这种理念总是有教益的。此种深思熟虑的理念把我们的浮躁化为彻底的高尚，就是人们从无动于衷中发现的那种高尚。尤其把我们的忧虑引向最可靠的东西，即眼前的东西。在所有的荣耀中，最不骗人的是眼见为实的荣耀。

因此，演员选择了不可计数的荣耀，即自己给自己盖棺定论，自己感受自己的荣耀。万物总有一天消亡，正是演员从中取得最好的结论。演员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作家即使被埋没，也抱着希望。他设想他的作品将为他的过去做见证。演员最多将给我们留下一帧照片，属于他的任何东西，包括举动和沉默，短促的呼吸或爱情的气息，都到不了我们眼前。对演员而言，不出名就是不演出，而不演出，等于与他本可以使之登台和复活的各种人物一起死亡一百次。

想到建筑在最昙花一现的作品上所产生的过眼烟云的荣耀，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演员花三个小时做一做伊阿古或阿尔塞斯特，费德尔或格罗塞斯特[2]。在短短的时间里，演员使上述人物在五十平方公尺的舞台上诞生和死亡。荒诞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充分，如此长久。这些奇妙的人生，这些独一无二又完整无缺的命运，在几小时内展开和结束，还期望什么更具启示性的捷径？从舞台下来，希吉斯蒙[3]

什么也不是了。两小时后便有人看见他在城里吃晚饭。或许这时候倒是人生如梦了。但继希吉斯蒙之后，又出来另一个人物。苦于拿不定主意的主人公代替了复仇之后大喊大叫的人物。演员就这样经历了多少世纪，领悟了多少智者，模仿了他可能成为的人物和他切身体验的人物，再来与另一个荒诞人物会合，后者便是旅行者。他一如旅行者，取尽了某些东西之后，又不停地奔波。他是时间的旅行者，更有甚者，是受灵魂追逐的旅行者。一旦数量的裨益找得到食粮，那必定是在这个奇特的舞台上找到的。至于演员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剧中人物，那就难说了。但关键不在于此。要紧的仅仅是演员在什么程度上替身于那些不可代替的人生。确实，有时候他随身附着那些人物，而他们时不时越出他们出生其间的时间和空间。他们陪伴着演员，弄得演员不太容易与曾经有过的样子分离。有时候演员拿起杯子，就会重复哈姆雷特举杯的动作。是的，他所注入生命的人物与他的距离不是那么大的。于是，月复一月或日复一日，他充分表明如此丰盈的现实，以至于在一个人渴望成为的和现实存在的之间不存在界限了。在多大程度上表演的存在成为现实存在，这是他所证明的，为此他始终用心演得更出色。因为这就是他的艺术哇，绝对装得像的艺术，尽可能深地进入不属于他的某些生活中去。尽其努力，他的天职便豁然开朗：全心全意致力于成为“什么也不是”或成为“好几个人”。留给他创造人物的局限越窄，他的才能就越必不可少。他要在今天的面目下过三小时就死亡。他不得不在三小时内体验和表现整个非同寻常的命运。这叫做死而复生。过三小时，他将把走不通的路走到底，而观众席上的人却要走一辈子。

演员模仿过眼云烟的东西只在表面上有所作为和精益求精。戏剧的约定俗成，是心灵仅仅通过举动和形体或通过表现灵魂和肉体的声音来表达和使人理解。这门艺术的规则是一切都要夸张，一切都要有血有肉地表达。假如在舞台上，必须像真爱那样去爱，必须运用不可替代的心声，必须像真的凝望那样凝望，那我们的言语就有代码了。沉默必须此地无声胜有声。爱情使调门高昂，静止不动本身变得很有看头。形体统治舞台。“戏剧性的”不是谁想做就做得出来的，这个词被错误地小看了，其实涵盖着一整套美学和一整套寓意。人生的一半是在欲语还休、扭头不看和沉默寡言中度过。演员在这一点上是不速之客。他为被束缚的灵魂消除魔法，于是激情终于纷纷亮相。激情通过各种手势说话，但只通过喊叫维持生命。这样，演员塑造所演的人物，加以展示。他或描绘人物或雕塑人物，把自己塑进想像出来的人物形状，把自己的血液注入人物幽灵。我说的，当然是大戏，就是使演员有机会完成其有形体的命运的戏剧。请看莎士比亚：一开场，人体着魔，驱动舞蹈。疯魔意味深长。没有疯魔，一切就会分崩离析。若没有逐放考德莉娅和判罚爱德加的粗暴举动，李尔王决不会赴被疯狂挑动的约会。所以这出悲剧在失去理智的标志下铺展是恰当的。灵魂被交给魔鬼，并与魔鬼共舞。至少有四个疯子，一个因为职业而发疯，一个因为意志而发疯，另外两个因为折磨而发疯：四具乱七八糟的躯体，四副在同一状况下难以言状的面孔。

人体的结构系统本身是不够的。脸谱和厚底靴，在主要成分上缩小和突出面孔的化妆，既夸张又简化的服装。总之，把这个领域的一切都牺牲给表象，仅仅为满足眼睛。人体通过荒诞奇迹，使人认知。我只在自己扮演伊阿古时才理解伊阿古，否则永远搞不大明白。光听伊阿古说词还不行，只在见到他那一刻才领会他。演员从荒诞人物学会单调，取得独一无二的身段，勾人心弦，既奇特又亲切，他把这种身段贯穿在所有他演的人物身上。这又说明伟大的戏剧作品有助于格调的统一。我这里想起莫里哀笔下的阿尔塞斯特。一切都是那样简单，那样明显，那样粗俗。阿尔塞斯特对抗菲林特，塞利麦纳对抗艾科昂特，整个主题围绕一种荒诞结果，是被推向终点的性格所引起的。诗句本身，“蹩脚诗句”，喃喃吐出，以示人物性格的单调。这是演员自相矛盾之所在：既单一又多样，那么多灵魂集单独演员于一身。但这是荒诞本身的矛盾，演员个体硬要达到一切经历一切，这种企图是徒劳的，这种固执是没有意义的。一向自我矛盾的东西却在他身上取得统一。就在他身上，肉体与精神会合，紧紧拥抱，这里因失败而厌倦的精神转身朝向最忠实的盟友。哈姆雷特说：“祝福他们吧，他们的鲜血和判断非常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不再是命运随意点拨笛孔的笛子了。”

教会怎么不会谴责演员如此这般的操作？对戏剧艺术，教会斥责灵魂异端的急增、情感的堕落、精神触犯众怒的过分诉求，因为精神拒绝经历单种命运，从而迫不及待地投入放任自流。教会禁止演员们喜爱现时和普洛透斯式[4]的胜利，因为都是对其教诲的全盘否定。永恒不是一场游戏。一种精神若疯狂到喜爱戏剧胜于永恒，就已丧失拯救了。在“到处演出”和“永远演出”之间没有妥协。故而这种如此被人瞧不起的职业倒可能引起过分的精神冲突。尼采说：“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远的活力。”确实，整个悲剧就在这种选择中了。

阿德里埃娜·勒古弗勒[5]在临终的床上很想忏悔和领受圣体，但拒绝贬废她的职业。从而她失去了忏悔的好处。这不是为维护她深深的激情而冒犯上帝又是什么呢？这个垂死的女人含泪拒绝否定她称之为她的艺术的东西，表现出一种伟大，是她在舞台灯光前从未达到的。这是她最美的角色，也是最难坚持的[6]。在上天和一种微不足道的忠诚之间选择，喜爱自己胜于永恒或坠入上帝的深渊，是很久以来的悲剧，她必须在这种悲剧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个时代的演员们自知已被革出教门。加入演戏的行业，就是选择地狱。教会在他们身上识别出最凶恶的敌人。有几个文学家发火了：“什么，拒绝给莫里哀最后的援助！”然而，那是顺乎情理的，尤其对莫里哀而言，他死在舞台上，在粉墨化妆下结束了专供消遣的整个一生。有人提到他时，说什么天才对一切都会原谅的。不对，天才对什么都不原谅，因为天才拒绝原谅。

由此可见，演员知道什么惩罚会落到他的头上。生活本身为他保留了最后惩罚，以此为代价的隐约威胁能有何等意义？他事先体察和全盘接受的正是最后惩罚。对演员如同对荒诞人来说，过早的死亡是不可援救的。他涉猎许多面孔和世纪，其总和是任何东西都补偿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事关死亡啊。因为演员必定到处出现，而时间也拽着他不放，并跟着他起作用。

只要一点儿想像力，就足以觉出演员的命运意味着什么。正是在时间中他塑造和列举一个个人物，也还是在时间中他学习驾驭他的人物。他越体验不同的人物，就越与他的人物分离。时间一到就必须死在舞台，死在上流社会。他体验的东西历历在目。他看得明明白白。他感受到了一生冒险所产生的令人心碎和不可替代的东西。他心知肚明，现在可以死了。老演员们是有退休所的。

[1] 国王系指理查·格罗塞斯特公爵，英国国王，莎士比亚多部剧作中的人物，如同《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

[2] 这四个人物分别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莫里哀的《恨世者》、拉辛的《费德尔》和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

[3] 卡尔德隆的剧作《人生如梦》中的人物。

[4] 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又称“海中老人”。

[5] 法国著名演员（1692—1730）。教会对阿德里埃娜·勒古弗勒的尸体无耻的凌辱引起伏尔泰极大的愤怒。参见伏尔泰的诗《勒古弗勒小姐之死》和他的小说《老实人》第二十二节。

[6] 隐喻她担任了被教会鞭尸的角色。

征服[1]

征服者说：“不对，不要以为我喜欢行动就得放弃思想。相反，我完全能够确立我所相信的东西。因为我信得有力，见得肯定和清楚。不要轻信有些人说的：‘这个么，我太明白了，就是表达不出来。’他们之所以说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由于懒惰而浅尝辄止。”

我的见解不多。人一辈子下来发觉只为了确保一种真理而度过不少年头。单独一种真理，如果是显而易见的，就足以引导一种人生存在。至于我，对于个体，我确有一些话要说。我们应当毫不客气地说出来，必要时，带着适度的轻蔑。

一个沉默多于说话的人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人。有许多事情我不会说出来，但我坚信，所有判断个体的人，为判断的依据立论，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少得多。智力，扣人心弦的智力，也许预感到了应该证实的东西。然而时代及其废墟和鲜血以显而易见的事实成全了我们。古代的民族，甚至比较近代的，直至我们这个机器时代的民族，有可能衡量社会和个体的德行，有可能探求哪个为哪个服务。这首先可能是依据人心根深蒂固的差错，这种阴差阳错导致人来到世上要么侍候于人，要么被人侍候。其次可能因为社会和个体都还没有展现各自的全部技能。

我见过一些雅士，对产生于弗朗德勒血腥战争的荷兰画家的杰作叹为观止，为西里西亚神秘主义者在可怕的三十年战争中发出的祷词不胜感动。永恒的价值在他们惊讶的眼中飘游于现世的动乱之上。但时过境迁，今天的画家失去了泰然自若。即使他们本质上具备创造者所必需的心灵，我想说，一颗冷漠的心，也毫无用处了，因为大家，连圣人在内，都给动员起来了。这也许是我感触最深的。每种形式的战事失败，每种特色，隐喻也罢，祈祷也罢，被钢铁粉碎也罢，都使永恒损失一部分。我既然意识到不能与我的时间分离，便决定与时间结为一体。我之所以对个体那么重视，只因我觉得个体微不足道和备受凌辱。我知道胜利的事业并不存在，于是对失败的事业感兴趣：失败的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同等对待失败和暂时的胜利。对自感与人世命运同舟共济的人来说，文明的一次次冲击是有些令人焦虑的。我把这种焦虑当作我自己的焦虑，同时也想赌一把。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历史，因为我喜欢事事确实可靠。我至少对历史有把握，如何否定得了负荷于我的力量？

总会有一个时刻，必须在静观和行动之间作出抉择，所谓造就一个人成为一个男子汉。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很可怕的。对一颗骄傲的心来说，中间抉择是没有的。要么上帝或时间，要么十字架或刀[2]。这个世界有一种超越人世骚动的高层次意义，抑或除了人世骚动，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应当与时间共存亡，抑或为一种更伟大的人生而摆脱时间。我知道人们可以将就，可以生活在世界中相信永恒。这叫承受。但我讨厌这个词，要么什么都要，要么什么都不要。我若选择行动，别以为静观对我像一片陌生的土地。但静观确实不能把什么都给我，而我失去永恒时，就想与时间结盟了。我不愿把怀念与辛酸记在我的账上一了百了，我只想看个清楚。对你们这么说吧，明天你们将应征入伍，对你们和对我，都是一种解放。个体什么也做不成，却什么都可以做。在这种奇妙的预备役期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既激励个体又贬压个体。其实，是世界将其贬压，是我将其解放。我把个体的全部权利都给个体了。

征服者们知道行动本身是无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重造世人和大地。我永远重造不了世人。但应当装得“煞有介事”。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肉体。哪怕受凌辱的肉体，也是我唯一可确定的东西。我只能靠眼见为实的东西生活。造物是我的故土。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又荒诞又无意义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斗争的一边。时代对此已做好准备，我说过了。迄今为止，征服者的伟大还是地缘性的，是以征服的领土大小来衡量的。征服一词改变了含义，不再指凯旋将军了，这不是无足轻重的。伟大改变了营垒，置身于抗议和无前途之牺牲的行列了。倒不是喜欢失败。胜利还会受人企盼。但只有一种胜利，那就是永恒的胜利，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胜利。这就是我磕磕碰碰和死抓不放的地方。一次革命总是以对抗诸神而告成，即始于普罗米修斯的革命：普氏在现代征服者中独占鳌头。这是人对抗其命运的诉求。穷人的诉求只是借端而已。但我只能在人的历史行为中抓住这个精神，惟其如此，我与其会合。别以为我老于此道：面对本质矛盾，我维持我的人性矛盾，把我的明察置于否定这个矛盾的东西之中。我在贬压人的东西面前激励人，于是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汇合在紧张、明智和过分的重复中。

是的，人是他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假如人想成为什么，也是在人生中进行。现在我毕竟明白了。征服者有时谈论战胜和克服。但他们想说的意义总是“克服自我”。你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凡是人总会有时候自感与神并驾齐驱。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吧。然而，这来自人在一闪念之间，感到人的精神伟大得令人不胜惊讶。征服者只不过是世人中间的一部分，他们感觉到了自身的力量，足以肯定永远生活在高层次上，并充分意识到这种伟大。这是个算术问题，或多或少是如此吧。征服者可能成为最伟大的，但当人决意如此时，他们不能超过人本身。所以他们永远离不开人的熔炉，即便投入革命灵魂的最炽燃处。

他们在那里发现残伤的造物，但也遇见他们所喜爱所欣赏的唯一价值，即人及其沉默。这既是他们的贫乏，也是他们的财富。他们只有一种奢侈，就是过分享用人际关系。怎么会不明白在这种脆弱的天地里，一切有人性的东西都有较为脍炙人口的意义？紧绷的面孔，受威胁的博爱，人与人之间如此强烈又如此羞怯的友谊，这些都是真正的财富，因为都是转瞬即逝的。正是在这些财富中间，精神最充分感受其权力和局限，就是说精神的效力。有些人谈及天才，但天才，此词用得轻率了，我更喜欢智力。应当说智力可以是卓然的。智力照亮荒漠、控制荒漠。智力认知自身的奴性，并把它表现出来。智力与躯壳同时死亡。但，认知者，自由也。

我们并非不知道，所有的教会都反对我们。一颗心，弦绷得紧紧的，回避着永恒，而一切教会，神明的或政治的，都追求永恒。对教会而言，幸运和勇气，报酬或正义，都是次要的目的。教会提出某种学说教条，我们就必须认同遵守。而我与理念或永恒风马牛不相及。于我适合的真谛，是触手可及的，与我须臾不可分离。所以你们不能在我身上建立任何依据：征服者的任何东西都待不长久，甚至其教条也长久不了。

不管怎样，这一切的终点是死亡。我们一清二楚。我们也知道死亡结束一切，所以遍布欧洲并困扰我们中间一些人的公墓都是形骸丑陋的。人们只美化所爱的东西，死亡令我们反感，使我们厌倦。死亡也需人去征服。帕多瓦被鼠疫掏成空城，又受威尼斯人的包围，最后一名卡拉拉[3]受困其间，他在空荡无人的宫殿厅堂里边跑边喊：他呼唤魔鬼，请求一死。这是克服死亡的一种方式。把死神自以为满载荣誉的地方搞得如此面目可憎，仍不失为西方固有的一种勇气标志。在反抗者的天地里，死亡激发不公，是极端的滥用激情。

其他一些人也是不妥协的，他们选择了永恒，揭露了人间的幻想。他们的公墓在花丛鸟鸣中微笑。这很适合征服者，向他展示他所摒弃的东西的清晰形象。相反，征服者选择了黑铁围栏或无名壕沟。永恒者中最优秀的有时也不禁毛骨悚然，对智者们既充满敬意又不胜怜悯，因为后者可以带着自身死亡的这种形象生活。然而，这些智者从中获得自身的力量和自身存在的证明。我们的命运就在我们面前，正是我们的命运受到我们的挑战。出于自尊，更出于对我们无意义的状况的觉醒。有时，我们也怜悯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觉得唯一可以接受的同情，也许是你们不理解并觉得无魄力的一种情感。但这是我们当中最大胆的人方有这种感受。我们不过把清醒者称为有魄力的人罢了，我们不需要与洞察力分离的力量。

再次说明，上述种种形象所提出的寓意，不牵涉判断，是一些素描。仅仅表现一种生活作风。情人、演员或冒险家扮演荒诞，但要是他们乐意，同样可以扮演贞洁者、公务员或共和国总统。只要知情和毫不掩饰就行了。在意大利的博物馆里，有时看见一些彩绘小屏幕，那是教士从前在囚犯们面前遮挡绞刑架的。各种形式的跳跃，匆忙跳入神性或永恒，沉溺于常人或理念的幻想，所有这些屏幕都在遮挡荒诞。但有一些无屏幕的公务员，我要讲的正是他们。

我选择了最极端的。在这个程度上，荒诞赋予他们一种王权。确实他们是无国之王。但他们比有国之君具有优势，因为他们知道各种各样的王国都是虚幻的。他们知道自身的全部伟大就在于此；一提起他们，就说隐藏的不幸，或幻灭的灰烬，那是徒劳无益的。被剥夺希望，并不就是绝望。人间的火焰完全抵得上天国的芳香。这里，我不能、谁也不能审判他们。其实他们并不力图成为优秀者，而试图成为征服者。假如明智一词用于知足者，即对自己没有的东西不胡思乱想的人，那么公务员们是些明智的人。他们之中有人知道得比谁都清楚，那就是征服者，是的，但出于精神；而唐璜，则出于认知；演员，是的，但出于聪明：“当有人将其珍贵的绵羊温情臻于完善时，此人在地上和天上都决不配享有得天独厚，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头可笑的带角绵羊，仅此而已。还得承担不会因虚荣而完蛋，也不会用法官架势而引起公愤。”

不管怎样，必须为荒诞推理恢复最热忱的面目。想像力可以增加许多其他面目的人，他们被钉在时间上，受困于流放中，却也善于根据没有未来，没有溺爱的天地尺度来生活。于是，这个没有上帝的荒诞世界就充满了思想清晰和不抱希望的族群。而我还没有讲到最荒诞的人物，即创作家。

[1] 这一节的来源如下：拉歇尔·贝斯帕洛夫曾发表论著《途径与十字路口》，评论马尔罗的《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类状况》三部作品。一向敬重马尔罗的加缪读后，浮想联翩，写下评述上列作品的思考散论。此文开头的引言出自马尔罗的《征服者》。

[2]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36—38节。又见卡夫卡的象征记叙《剑》。

[3] 中世纪意大利的名门望族。

·荒诞创作·

哲学与小说

在稀薄的荒诞空气中维系的一切生命，如果没有某种深刻和一贯的思想有力地激励着，是难以为继的。那只能是一种奇特的忠诚感。我见过一些有觉悟的人在最愚蠢的战争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却不认为自己处在矛盾之中。那是因为啥也不必解释清楚。因此，经受住世界的荒诞性就会产生一种形而上的幸福。征服或游戏，无数的爱情，荒诞的反抗，这些都是人在注定失败的战役中向自己的尊严表示敬意。

问题仅仅在于恪守战斗规则。这种思想足以养育一种精神，这种思想支持过并还在支持着一些整体文明。所以人们不否定战争。必须因战争而死，或靠战争而生。荒诞也如此：必须与荒诞共呼吸，承认荒诞引起的教训，找到体现教训的肉体。在这方面，荒诞之极乐，就是创作。尼采说：“艺术，惟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就可不因真理而死亡。”[1]

在我试图描述和以好几种方式表述的经验中，毫无疑问，一种烦忧消失之处必然冒出另一种烦忧。对遗忘的幼稚探求，对满足的呼唤，现在都引不起共鸣了。但让人保持面对世界的恒定张力，促使人迎接一切有秩序的疯魔，倒给人留下另一种狂热。于是，在这个天地里，作品就成了唯一的机会，能保持人的觉悟和确定意识的冒险。创作，就是第二次生命。普鲁斯特摸索性的、焦虑的探求，对鲜花、绣毯和焦虑精心细致的收集，没有别的什么意义。同时，普氏的创作不比演员、征服者和所有的荒诞人，每日从事持续不断的、不可估量的创造更有意义。大家都千方百计地模仿、重复和重塑各自的现实。但我们最后总会看清自己的真相。对一个偏离永恒的人来说，整个存在只不过是在荒诞面具下的过度模仿。创造，就是最大的模仿。

首先，世人心知肚明，其次他们的一切努力旨在跑遍、扩大和丰富他们刚刚登陆的无望岛[2]。但，首要的是懂得门路。因为荒诞的发现与停顿的时间巧遇时，未来的激情是在停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并取得合法的地位，甚至没有福音的人也有他的橄榄山[3]。在荒诞人的橄榄山上，他们也不可以睡觉。对荒诞人而言，问题不再是解释和解决了，而是体验和描述了。一切以英明的无动于衷开始。

描述，这是荒诞思想的最后企图，科学亦然。科学到达其悖论的终点，就停止建议，就驻足静观，就描绘自然现象永远原始的景色。心灵就这样点通了：把我们推至世界面貌之前的冲动感不是来自世界的深度，而是来自世界面貌的多样性。解释是徒劳无益的，但感觉留了下来，带着感觉，就有数量上取之不尽的世界所发生的不断呼唤。在这里人们懂得了艺术品的地位。

艺术品既标志着一种经验的死亡，也体现了这种经验的繁衍。好比是一种单调而热情的重复，其主题早由人世协调好了：形体，即庙宇三角楣上取之不尽的形象，还有形式或色彩，数量或灾难。因此，在创作者壮丽而稚拙的天地里，最终找到本散论的重要主题，不可漠然以对。从艺术品看出一种象征，认为艺术作品归根结底可视为对荒诞的庇护，那就错了。艺术品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现象，只不过涉及其描述，给精神痛苦提供不了出路，相反是痛苦的一个征象，回荡在一个人的全部思想中。然而第一次使精神走出自身，把精神置于他人面前，不是使其迷失方向，而是明确指出走不通的道路：大家却偏往这条路上走。在荒诞推理的时间里，创作追随漠然和发现，标明荒诞激情的冲击点和推理的停止处。其地位在本散论中就这样自行确定了。

只需揭示创作家和思想家共有的几个主题，我们便可以在艺术作品中发现思想介入荒诞时的种种矛盾。确实，他们的共同矛盾胜过产生亲缘智力的相同结论。思想和创作也是如此。我几乎不必指出，促使他们采取这些态度的是一种相同的烦忧。从这一点出发时，这些态度是相通的。但从荒诞出发的种种思想，在我看来，很少维持得住。我从各种思想的差距或背信中非常准确地掂量出只属于荒诞的东西。同样，我得弄明白：一件荒诞作品是可能的吗？

人们未必过分强调艺术和哲学之间古老的对立裁断性。假如从过于确切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对立肯定是假的。假如只是说这两门学科各有各的特殊氛围，那恐怕是真的，但模糊不清。唯一可接受的论点是涉及囿于自己体系中心的哲学家和置于自己作品面前的艺术家之间所引起的矛盾。但这个论点的价值在于某种艺术和哲学形式，在这里我们视为次要的。脱离创作者的艺术思维不仅过时了，而且是错误的。有人指出，与艺术家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有过好几种体系。此话不错，但有个条件，即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在不同的面貌下表达一种以上的东西。艺术的瞬间完美，艺术更新的必要性，只不过是偏见造成的。因为艺术作品也是一种构建，大家都知道，伟大的艺术家个个都那么单调。艺术家跟思想家一样，本人介入自己的作品，并在其中成长。这种相辅相成引起了最重要的美学问题。再说，根据方法和对象来区分，对确信精神目标的一致性的人来说，是再也徒劳不过的了。人为了理解和喜爱所提议的种种学科是没有界限区分的。各种学科互相渗透，而相同的焦虑又使之混同。

开始就说清楚是必要的。为使一个荒诞作品有可能产生，思想必须以其最清醒的形式加以干预。同时，思想必须不在作品中显露，要不然作为智力来指挥也行。这种悖论可用荒诞来解释。艺术作品产生于智力摒弃推理具象，标志着形体的胜利。是清醒的思想激发了作品，但就在这个行为中思想否定了自己。思想不会接受诱惑，去给描述外加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明知是不合情理的。艺术作品体现了智力的一种悲剧，但只间接地体现出来。荒诞作品要求艺术家意识到这些局限，要求艺术具体表现自身以外不具备任何其他意义。不能成为生命的终结，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慰藉。创作或不创作，改变不了什么。荒诞创作家并不坚持自己的作品。他可以放弃的，有时也放弃了。只要有个阿比西尼亚就够了。[4]

同时可以从中看出一种美学规则。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合乎人的尺度的，基本上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的作品。在艺术家的整体经验和反映这种经验的作品之间，在《威廉·迈斯特》[5]和歌德的成熟作品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当作品硬要把全部经验给予花边解释文学时，这种联系就不好了。当作品只是从经验中打造出来的一小块，只是钻石的一个小侧面，而钻石内聚的光芒无边无垠，那这种联系就好了。在第一种情况下，负荷过重，追求永恒。在第二种情况下，作品硕果累累，因为经验虽然整个儿被撇下不谈，人们却猜得出经验的丰富。对荒诞艺术家来说，问题在于取得生活本领胜过处世本领。最后，在这种气氛下，伟大的艺术家首先是个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包括懂得活在世上既是体验又是思考。所以，作品是智力悲剧的化身。荒诞作品表明思想摒弃其威望，表明思想甘愿成为智力，而智力发掘表象，使没有理性的东西布满形象。如果世界是清晰的；那么艺术则不然。

这里不谈形式艺术或色彩形象，因为在这两种艺术中占主导的只有亮丽朴实的描绘。我们很有意思地发现，最具智力的绘画，即千方百计把现实缩减为基本元素的绘画，到最后只落个取悦于眼睛。这样的绘画只给世界留下了色彩。表达始于思想结束之时。两眼空空的少年[6]充斥寺庙和博物馆，艺术家把他们的哲学表现为举止。对荒诞人而言，这种哲学比所有的图书馆更有教益。从另一方面看，音乐也是如此。如果说有一种艺术缺少教益，那肯定是音乐了。音乐与数学太相近了，不会不从数学借用无缘无故性。精神根据协定的和有节度的规则跟自己做游戏，这种游戏在属于我们的有声世界展开，而在我们的有声世界之外，振动与振动相遇，汇成一个非人性的天地。没有更纯粹的感觉了。这些例子太容易了。荒诞人把这些和谐与形式认作自己的和谐与形式。

然而，我很想在这里谈论一种作品，其中解释的诱惑力始终是最大的，其中幻想油然而生，其中结论几乎是不可缺少的。我要说的是小说创作。我寻思荒诞是否能在小说创作中得以维持。

思想，首先是要创造一个世界（或划定自己的世界，这是一回事儿）。从把人与其经验分离的基本不协调出发，去根据人的怀念发现一处协调的领地，去开拓一个被理性束缚的天地或一个受类似理性的东西所启迪的天地，以便能解决难以忍受的分离。哲学家，即便是康德，也是创作家。他有他的人物、他的象征和他的隐秘情节。他有他的创作结局。相反，小说走在诗歌和杂文的前面，不管表象怎样，只表明艺术的一种更为广泛的智力化。我们要搞清楚，这尤其涉及最伟大的创作家。一种体裁的丰富和高贵往往能从所含的渣滓衡量得出来。蹩脚小说的数量不应当使人忘记优秀小说的伟大。小说有小说的逻辑、推理、直觉和公式，对清晰性也有自身的要求。不妨思考一下，说一说最蹩脚的小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自以为能够思想，而在某种程度上讲，好歹确实在思想。相反很少有人能够想像自己是诗人或耍笔杆的。但一旦思想在价值上领先于风格，那么成群的人对小说就趋之若鹜了。这说出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最优秀的小说家总是对自己越来越严格。至于那些泯灭的作家，他们本来就不值得存活的。

我上面谈到的传统对立，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就更不合乎情理了。在哲学与哲学家容易被分开的时代，这种对立是有价值的。今天，思想不再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思想最好的历史恐怕是其悔恨的历史，我们知道，当体系有价值的时候，是不与体系的创作家分离的。《伦理学》[7]本身，从一个方面来看，只是一部冗长而严峻的自白而已。抽象思维终于与其肉体构架会合了。同样，肉体和激情的小说游戏，更是根据一种世界观的要求来理顺组合的。作家不再讲“故事”了，而是创造他自己的天地。伟大的小说家是哲学小说家，就是说主题小说家的对立面。诸如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只举这么几个吧，他们就是如此。

他们选择形象而不用推理来写作，恰恰揭示了他们共有的某种思想，这种思想确信一切解释原则都是无用的，深信感性的表象富有教益的信息。他们把作品既看做一种结束，也看做一种开始。作品是一种经常意在言外的哲学终点，是这种哲学的图解和完美结局，但只用这种哲学的言外之意来完成。这样的作品终于使一种古老主题的变相说法合乎情理了，即少许思想远离生活，许多思想回归生活。思想不能使真实升华，而止于模仿真实。此处涉及的小说是认识的工具，这种认识既是相对的，又是取之不尽的，非常像对爱情的认识。对于爱情，小说创作表现出最初的惊喜和富有成果的反复思考。

这至少是我起初承认小说所具有的魅力。但我也承认思想上受到凌辱的佼佼者们所具备的魅力，之后我得以静观他们自杀。恰恰使我感兴趣的，是认识和描述使他们回到幻想的共同道理上来的力量。同样的方法在这里对我很有用。已经用过这种方法，使我能够缩短我的推理，不失时机地就一个确切的例子将其概括出来。我想知道，人们接受义无反顾地生活，是否也能同意义无反顾地工作和创作，还想知道怎样的道路通向这些自由。我要把我的天地从其幽灵中解放出来，仅仅用有血有肉的真理，却否定不了其存在。我可以创作荒诞作品，选择创造性的态度，而不是别的什么态度。但一种始终如一的荒诞态度，必须对其无动机性保持清醒的意识。作品也是如此。假如荒诞戒律得不到尊重，假如作品没有表现分离和反抗，假如作品推崇幻想和激发希望，那么作品就不再是无动机的了。我就再也超脱不了作品，我的生活就能在作品中找到某种意义：这是可笑的。作品再也不是超脱和激情的演练了，而人生的壮观和却无益就是由这种演练来耗尽的。

解释的诱惑最为强烈的创作中，作者能够克服这种诱惑吗？对现实世界的意识最为强烈的虚构世界中，能保持对荒诞的忠诚而不去迎合作结论的欲望吗？在最后的努力中，同样多的问题要面对。人们已经明白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这是某种意识的最后顾忌，这种意识害怕以最后的幻想作价码而放弃最初的、难得的教益。创作被视为人意识到荒诞后可能有的一种态度，对于这种创作有价值的东西，也同样对提供给他的种种生活作风有价值。征服者或演员、创造者或唐璜，可以忘记他们的生活演练，却不会不意识到自身的无理智性。人们习惯得非常之快。为生活得快乐而想挣钱，一生的全部努力和最好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去赚钱。幸福被遗忘了，手段被当作目的了。同样，征服者的全部努力会偏向野心，而野心只是一条小道，通向一种更豪华的生活。唐璜以自己的方式也将认同自己的命运，满足于这种存在，其伟大只因反抗才有价值。对前者而言，是为觉悟，对后者而言，是为反抗，在这两种情况下，荒诞都消失了。人心中的希望多得不得了。家徒四壁的人有时到头来也会认同幻想。由于安宁的需要而作出的赞许和存在的允诺是同根而生的兄弟。这样就有了光明的诸神和泥土的偶像。这是中间道路，通向必须找到的那种人的面目。

迄今为止，荒诞的强求是失败的，使我们对荒诞的强求是什么了解得极为清楚。不管怎样，只要提醒我们注意小说创作可能向某些哲学提供相同的模糊性，对我们已足够了。这样就可以选择一部作品来阐明自己，这部作品中，标志荒诞意识的一切都具备其发端是明确的，氛围是清醒的。荒诞意识的结果将给我们以教益。假如荒诞没有在其中受到尊重，我们也将知道幻想是从什么旁门左道乘虚而入的。一个确切的例子，一个主题，一种创作家的忠诚，就足够了。重要的是相同的分析已经更详尽地做过了。

我将研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喜爱的一个主题。我也本可以研究其他作品。比如马尔罗的作品。但不得不同时涉及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确实又不能用荒诞思想来回避（尽管荒诞思想能为社会问题提出好几种解决办法，而且是非常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必须适可而止。在马尔罗的作品中，从崇高和感情的意义上，问题是得到直接论述的，就像对上述的存在思想那样。这种平行论为我的目的所用。

[1] 引自尼采：《偶像的黄昏》，第24页。

[2] 岛的形象一直为尼采所爱，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提到的“幸运群岛”。加缪也十分偏爱这个形象。

[3] 已有注释，参见前文。

[4] 隐喻一死了之，什么作品都没有了。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相传诗人韩波死于埃塞俄比亚，尽管与事实不符，但以讹传讹，成了死亡的隐喻。

[5] 歌德早期系列习作，包括《威廉·迈斯特学徒年代》、《威廉·迈斯特朝圣年代》、《威廉·迈斯特戏剧生涯》。

[6] 隐喻雕塑，此语借自于克尔恺郭尔：“引人注目的是，希腊艺术在雕像上最高妙之处恰恰是缺乏目光。”（《焦虑观》）又借自于黑格尔：“没有眼睛的雕塑用整个身体凝视我们。”（《美学》）

[7] 斯宾诺沙的代表作。

基里洛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一个个自审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点上，他们是现代的，因为他们不怕当笑柄。区别现代敏感性和古典敏感性的，正是后者充满道德问题，而前者充满形上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问题提出的强度之大，非得要有极端的解决办法不可。存在抑或是骗人的，抑或是永恒的。[1]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满足于这种审视，那么他就是哲学家。可是，他把精神游戏可能在人生中所产生的后果表现出来，因此他成了艺术家。在这些后果中，他抓住的是最终的后果，即他自己在《作家日记》中所称的逻辑自杀。1876年12月的日记分册中，他确实想像出“逻辑自杀”的推理。绝望者确信，对不信永存的人来说，人生是十足的荒诞，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关于幸福，既然对我的问题，通过我的意识，向我回应道，除非我在万物的和谐中才能幸福，可我设想不了，也永远无法设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事情最终如此安排，我既承当起诉人角色又承当担保人角色，既承当被告的角色又承当法官的角色，既然我从自然的角度觉得这出戏是非常愚蠢的，既然我甚至认为接受演这出戏对我是侮辱性的……

我以起诉人和担保人、法官和被告无可争议的身份，谴责这种自然，因为自然恬不知耻地随随便便让我出生来受苦我判处自然与我同归虚无。[2]这种立场还有点幽默。自杀者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在形而上方面受到了欺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报一箭之仇。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别人“征服不了他”。然而我们知道同样的主题体现在基里洛夫身上，不过更为广泛，令人赞叹，基里洛夫是《群魔》中的人物，也是逻辑自杀的信奉者。工程师基里洛夫在某处宣称他决意自己剥夺生命，因为“这是他的理念”。[3]我们完全明白，应当从本意上去理解这句话。他是为了一种理念，一种思想去准备死亡。这是高级自杀。逐渐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基里洛夫的假面具慢慢揭开，激励着他的致命思想向我们显露了。工程师确实袭用了《日记》的推理。他觉得上帝是必要的，必须有上帝存在。但他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他嚷道：“怎么你不明白，那是足以自杀的一个理由呢？”[4]这种态度也在他身上同样引起某些荒诞的结果。他无动于衷地让别人利用他的自杀，为他所蔑视的事业服务。“昨天夜里我已裁决了，此事于我无关紧要了。”他终于怀着反抗和自由相杂的情感准备他的行动了。“我将自杀，以证明我的违抗，确认我新的、了不起的自由。”[5]问题已不再是复仇，而是反抗了。因此基里洛夫是个荒诞人物，但对此应有所保留，从本质上讲，他不自杀。对这种矛盾，他自己作出解释，以致同时揭示了最纯粹的荒诞秘密。确实，他给致命的逻辑平添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雄心，给人物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他决心自杀，以便成为神祇。

推理具有古典的清晰。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神祇。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必须自杀，从而基里洛夫就必须为了成为神祇而自杀。这种逻辑是荒诞的，但又是必需的。令人注目的是，要赋予下凡的神明一种意义。这等于阐明这样的前提：“假如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祇。”但此前提还是相当暧昧不明的。首先注意到炫示疯狂的抱负的人是实实在在属于这个世界的，这很重要。为保持健康，他每天早上做体操。他为沙托夫[6]重逢妻子的喜悦而激动不已。在死后发现的一张纸上，他企图画一张脸，正向“他们”伸舌头哩[7]。他稚气而易怒，激情洋溢，有条理而易感动。从超人那里，他只得到逻辑和固定理念，从世人那里则得到一切情调。然而正是他泰然地高谈他的神性。不是他疯了，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疯了。所以使他急躁的倒不是自大狂的幻觉。而这一次，按本义去理解词语恐怕是要闹笑话的。

基里洛夫本人帮助我们理解得更好。对斯塔夫罗钦提的一个问题，他明确回答，他指的不是一种神人[8]。大概可以设想那是出于把自己与基督区别开来的考虑。但实际上要把基督附属于他。这不，基里洛夫想出个念头，基督死的时候并没有回到天堂。于是他明白，基里洛夫受酷刑是没有用处的。工程师说：“自然法则使基督在谎言中生活，并为一种谎言而去死。”[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完全体现了全部人类悲剧。基督是完人，是实践了最荒诞状况的人。那就不是神人，而是人神了。就像他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钉到十字架上，都可以受骗上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神了。

由此看来，上面涉及的神性完全是人间的。基里洛夫说：“我的神性标签，已找了三年，原来是独立。”[10]从此以后，人们意识到基里洛夫式的前提意义：“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便是神祇。”成为神祇，只不过在这个地球上是自由的，不为永垂不朽的生灵服务。当然，尤其是从这种痛苦的独立中得出所有的结论。假如上帝存在，一切取决于上帝，我们对上帝的意志丝毫不能违抗；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们[11]。对基里洛夫来说，如同在尼采看来，抹杀上帝就是自己成为神明，这等于在人间实现《福音书》所说的永恒生命[12]

但，假如这种形而上的大逆不道足以使人完善，为什么还要加上自杀？为什么获得自由之后还要自绝离世？这是矛盾的。基里洛夫心里很明白，他补充道：“假如你感觉到这一点，你就是沙皇，就远离自杀，你就光宗耀祖了。”[13]但世人蒙在鼓里，感觉不出“这一点”。如同普罗米修斯时代，世人满怀盲目的希望[14]。他们需要有人指路，不可没有说教。所以，基里洛夫必须以对人类之爱去自杀。他必须向他的兄弟们指出一条康庄大道，一条艰难的路程，而他是第一个踏上这条道路的。这是一种符合教学法的自杀。为此，基里洛夫自我牺牲了。假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会是受骗上当的。他仍然是人神：确信没有前途的死亡，满怀合乎福音的悲怆。他说：“我呀，是不幸的，因为我不得不确认我的自由。”[15]但他死了，世人终于觉醒了，可这个世间的沙皇多得不得了，人类的荣光普照人间，基里洛夫的手枪声将是最高程度革命的信号。这样，不是绝望把他推至死亡，而是众人对他的爱。使一场难以形容的精神冒险在血泊中告终之前，基里洛夫说了一句话，古老得像世人的痛苦：“一切皆善。”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自杀的主题确实是个荒诞主题。在进一步深入之前，让我们仅仅指出基里洛夫也跳进其他人物，又由他们接手展开新的荒诞主题。斯塔夫罗钦和伊凡·卡拉玛佐夫在实际生活中操作荒诞真理。基里洛夫之死使他们得以解放。他们试图成为沙皇。斯塔夫罗钦过着一种“调侃的”生活，人们对此相当清楚。他在自己的周围掀起仇恨。然而，这个人物的关键语在他的告别信中：“我对什么都恨不起来。”他是处于冷漠中的沙皇。伊凡也是，因为拒绝放弃具有精神的王权。像他兄弟那些人以他们的生活证明，要信仰就得卑躬屈膝，他可能反驳他们说，这条件是丢脸的。他的关键词是“一切皆许可”，带着一种得体的忧伤情调。结果当然像尼采这位抹杀上帝最著名的杀手，以发疯告终。但，这是一种该冒的风险，面对这些悲惨的结局，荒诞精神的基本动向是要问：“这证明什么呢？”

这样，小说也像《日记》中那样提出荒诞问题，设立了直至死亡的逻辑，表现了狂热和“虎视眈眈”的自由，变得有人情味的沙皇荣耀。一切皆善，一切皆许可，什么也不可恨，这些都是荒诞判断。但，那是多么非凡的创作呀，那些如火似冰的人物使我们觉得多么亲切呀！他们内心轰鸣的世界沉醉于无动于衷，在我们看来，根本不觉得可怕。我们从中却又发现我们日常的焦虑。大概没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善于赋予荒诞世界如此亲近又如此伤人的魅力。

然而，他的结论是什么？下列两段引言将显示完全形而上的颠倒，把作家引向另外的启示。逻辑自杀者的推理曾惹起批评家们几个异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出版的《日记》分册中发展了他的立场，得出这样的结论：“相信永垂不朽对人是那样必要（否则就会自杀），正因为这种信仰是人类的正常状态。既然如此，人类灵魂的不灭是毫无疑问的。”[16]另外一段，在他最后一部小说的最后几页，在那场与上帝的巨大搏斗之后，孩子们问阿辽沙[17]：“卡拉玛佐夫，宗教说，我们死后会复活，相互还能见面，是真的吗？”阿辽沙回答：“当然，我们会重逢，会高高兴兴交谈所发生的一切。”

这样，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钦和伊凡就给打败了。《卡拉玛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确实关系到结论。阿辽沙的情况不像梅思金公爵[18]那么模棱两可。后者是病人，永远是笑嘻嘻而无动于衷，这种幸福的生活常态可能就是公爵所说的永恒生命吧。相反，阿辽沙确实说过：“我们会重逢。”这就与自杀和疯狂无关了。对于确信不死和快乐的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世人用神性交换幸福。“我们会高高兴兴交谈所发生的一切。”还是这样，基里洛夫的手枪在俄罗斯某地打响，但世界照旧转动其盲目的希望。世人没有弄懂“这一点”。

所以，向我们说话的，不是荒诞小说家，而是存在小说家。这里，跳跃依旧是动人的，艺术给了他灵感，而小说家使艺术崇高起来。这是一种认同，感人肺腑，充满怀疑，变化不定，热情似火。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卡拉玛佐夫兄弟》时写道：“贯穿这本书各个部分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一辈子有意无意为之痛苦的问题，即上帝的存在。”[19]很难置信一部小说足以把人的毕生痛苦转化为快乐的确实性。一位评论家[20]正确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凡合伙把《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章节肯定下来消耗了他三个月的努力，而他称之为“亵渎神明的话”在激昂中用了三个星期就写完了。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不肉中带刺，不激怒他，不在感觉或背德中寻找药方。[21]不管怎样，就此存疑吧。这部作品中，半明半暗的光线比白日亮光更扣人心弦，在明暗对比中，我们能够领会人为抵抗自己的希望而拼搏。创作家到达终点时，选择了对抗自己笔下的人物。这种矛盾就这样使我们能够引入一种细腻色调。这里涉及的不是一部荒诞作品，而是一部提出荒诞问题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委曲求全，用斯塔夫罗钦的话来说就是：“可耻。”相反，一部荒诞作品是不提供答案的，这是全部区别之所在。最后让我们记住：在这部作品中，驳斥荒诞的，不是作品的基督教特色，而是对未来生活的预告。人们可以既是基督徒又是荒诞人。有些基督徒不相信未来生活，是有例可循的。至于艺术作品，有可能确指荒诞分析的某种方向，可以从上文中预感到。这种方向倾向指出“《福音书》的荒诞性”，阐明一再重新活跃的理念，即信念不妨碍怀疑上帝存在。相反，人们看得很清楚，《群魔》的作者老于此道，最后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创作家对他的人物出乎意料的回答，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里洛夫的回答，确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存在是虚幻的，又是永恒的。

[1] 参见陀氏《作家日记》，1876年12月，第364页。

[2] 《作家日记》，1876年12月，第359页。

[3] 《群魔》第二卷，第277页。1886年，法文版，普隆出版社。

[4] 《群魔》第二卷第336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7页。

[5] 《群魔》第二卷第339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80页。

[6] 《群魔》中的人物。

[7] 《群魔》法译本第二卷第340页。

[8] 《群魔》第一卷第259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59页。

[9] 《群魔》第二卷第388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9页。

[10] 《群魔》第二卷第339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80页。

[11] 转述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6页。

[12] 斯塔夫罗钦：“你相信彼岸的永恒生命吗？”基里洛夫：“不，但相信此岸的永恒生命。”。

[13] 《群魔》第二卷第338页。

[14] “人为了不自杀才创造出上帝。这可概括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8页。参见《群魔》第二卷第337页。

[15] 《群魔》第二卷第339页。

[16] 《作家日记》1876年12月，法文版，第367页。括号中字样为加缪所加。

[17] 卡拉玛佐夫兄弟之一。

[1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的主人公。

[19] 转引自纪德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61页。原文出处不详。

[20] 系指鲍里斯·德·施莱泽。

[21] 纪德对此发表了新奇而深刻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多配偶的。

没有前途的创作

我意识到，希望不可能永远被回避，而有可能纠缠那些想摆脱希望的人们。这是在迄今谈及的作品中我所关注的意义。至少在创作方面，我可以列举几部真正荒诞的作品[1]。但万事总有个开头吧。研究的对象是某种忠诚。教会之所以对异端分子那样严厉，仅仅因为教会认为，没有比迷途的孩子更有害的敌人了。为建立正统派教条，大胆的诺斯替教派[2]的历史和摩尼教[3]思潮的持续，比所有的祈祷加起来更有作用。按比例推断，荒诞也是如此。人们认出荒诞的道路，正是在发现偏离荒诞的道路的时候。就在荒诞推理的终点，在荒诞逻辑支配下的某种态度中，重新发现希望又以哀婉动人的面目乘虚而入，这便不是无足轻重了。这表明荒诞苦行之艰难，尤其表明不断坚持的觉悟之必要，这就与本散论的一般范畴相联结了。

假如这还谈不上清点荒诞作品，至少可以对创作态度下结论了，而创作态度是可以补足荒诞存在的一种态度。艺术只能通过一种否定的思想才能如此好地得到供应。艺术隐晦而谦卑的方法对领会一部伟大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如同黑对于白那样必需。“不为什么”而劳动而创作；用黏土雕塑；明知创作没有前途，看见自己的作品毁于一旦而同时意识到，从深处想，把创作世世代代传下去不见得更为重要，这些就是荒诞思想所准许的那种难得的智慧。边否定边激发，同时执行这两项任务，就是向荒诞创作家打开的道路。他必须向虚无奉献自己的色彩。

这导致对艺术品的一种特殊概念。人们把创造者的作品视为一系列孤立的见证，这太常见了。人们还把艺术家和文人混为一谈。一种深刻的思想是不断成长的，结合生活经验，并在其中形成。一个人独有的创造，是在以相继而繁多的面貌出现的作品中得以加强的。一些作品补充、修正或校正另一些作品，也辩驳另一些作品。一旦某种东西导致创作结束，不是失去理智的艺术发出得意而虚幻的呐喊：“我什么都说了。”而是创作家的死亡，他的死亡结束了他的经验，把他的天才封入了他的书本。

这种努力，这种超人的意识，不一定向读者显示。人类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意志创造奇迹。但至少，没有秘密就没有真正的创作。没准儿一系列作品，可能只是同一种思想的一系列近似。但是可以设想另一类创作家，他们可能用的是并列法。他们的作品好像互相间没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矛盾的。但，他们的作品一旦被重新放回其整体，就恢复了原来的次序，就这样从死亡获得了最终的意义，就接受了作者生命最亮眼的部分。那时，他一系列的作品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失败。然而，假如这些失败全部保持同一种共鸣，创作家就会重复他自身生存状况的形象，就会使他所持有的无果实秘密引起反响。

在这里，控制力是巨大的。但人的智力足以作出更大的努力。智力只表明创造有意识的面目。我在别处曾强调，人类意志除了保持意识别无其他目的。但没有纪律是行不通的。与忍耐派、清醒派等各流派相比，创造派最为有效，也是人类唯一尊严的见证，令人震撼：执著地反抗人类自身的状况，坚持不懈地进行毫无结果的努力。创作要求天天努力，自我控制，准确估量真实的界限，有分有寸，有气有力。这样的创作构成一种苦行。这一切都为“无为”，都为翻来覆去和原地踏步。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在于要求人经得起考验，在于给人提供机会去战胜自己的幽灵和更接近一点赤裸裸的现实。

请不要误判美学。这里所援引的，不是对一个论题作耐心的调查，作不间断而无结果的阐明。如果我把看法表明得清清楚楚，结果正好相反。主题小说，即用来证明的作品，是最令人憎恶的，这种作品借鉴于一种踌躇满志的思想。人们以为把握住的真理，是要表现出来的。但推出来的却是一些理念，而理念是思想的对立面。这些创作家是些羞怯的哲学家。我述说的或想像的创作家相反是些清醒的思想家，在思想返回自身的某个阶段，他们把自己作品的形象树立为象征，明显带有一种限定的、致命的、造反的思想。

他们的作品也许证明某种东西。但这些证据，小说家留于自用多于提供。重要的是，他们在具体中取胜，并且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这种有血有肉的胜利是由一种思想为他们准备，而抽象能力在这种思想中是受到屈辱的。一旦抽象能力委曲求全，创作立即生辉，使荒诞大放光芒，是反讽的哲学产生了激情洋溢的作品。

一切摒弃大一统的思想都激励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是艺术的轨迹。唯一能解放精神的思想是让精神独处的思想，这种精神对自身的局限及其下一个目的确信无疑。任何主义都吸引不了它。精神等待着作品和生命的成熟。作品一旦脱离精神，便将再一次让人听到一个几乎振聋发聩的声音，那是永远解除希望的灵魂所发出的；抑或，什么声音都不让发出来，如果创作家对自己的游戏厌倦了，硬想改弦易辙。两者是相等的。

总之，我对荒诞创作的要求相当于我对思想的要求，诸如反抗、自由和多样性。荒诞创作事后将显示深刻的无效用性。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智力和激情互相掺杂，互相提携，荒诞人从中发现一种学科训练，将成为他的力量的重要部分。必要的用心、执著和洞察，就这样与征服的态度汇合了。创作，就这样为其命运提供了一种形式。对于各色人物来说，他们所在的作品将他们确定下来，至少相当于他们确定了自己所在的作品。演员让我们懂得：在表象和存在之间没有界线。

再重复一遍。这一切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在这条自由的道路上，还要努力进取。创作家或征服者，这些沾亲带故的智者，他们最后的努力是善于从他们的事业中解放出来：最终承认作品本身，无论是征服，是爱情或是创作，都可以不存在，从而了结个体一生的深刻无用性。这甚至使他们更容易完成作品，就像发现生活的荒诞性使他们有可能毫无节制地投入荒诞的生活。

剩下的就是命运了，其唯一的出路是必死无疑。除了死亡这唯一的命定性，一切的一切，快乐也罢，幸福也罢，一切皆自由。世界依旧，人是唯一的主人。约束他的，是对彼岸的幻想。他的思想结局不再是自弃自绝，而是重新活跃起来，变成一幅幅形象。思想栩栩如生，活跃在神话中。但神话的深刻莫过于人类痛苦的深刻，于是神话像思想那样无穷无尽。不是逗乐人蒙蔽人的神化寓言，而是人间的面貌、举止和悲剧，其中凝聚着一种难得的智慧和一种无前途的激情。

[1] 例如麦尔维尔的《白鲸》。

[2] 诺斯替教派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后来成为一种神秘学说，流行于公元一至三世纪，以希腊为中心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

[3] 由创始人摩尼（216—277）所创建的教派，主张善恶二元论。

·西西弗神话·

诸神判罚西西弗，令他把一块岩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重量一次又一次滚落。诸神的想法多少有些道理，因为没有比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

假如相信荷马的说法，西西弗是最明智最谨慎的凡人。但按另一种传说，他却倾向于强盗的勾当。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矛盾。有关他在地狱作无用劳动的原因，众说纷纭。首先有人指责他对诸神有些失敬。他泄露了诸神的秘密。阿索波斯[1]的女儿埃癸娜让朱庇特[2]劫走了。父亲为女儿的失踪大惊失色，向西西弗诉苦。西西弗了解劫持内情，答应把来龙去脉告诉阿索波斯，条件是后者要向哥林多[3]小城堡供水。他不愿受上天的霹雳，情愿要水的恩泽，于是被打入地狱。荷马还告诉我们，西西弗事先用铁链锁住了死神。普路托[4]忍受不住自己帝国又荒凉又寂静的景象，便催促战神将死神从胜利者的手中解脱出来。

也有人说，西西弗死到临头，还要冒冒失失考验妻子的爱情。他命令妻子将其尸体抛到广场中央示众，但求死无葬身之地。后来西西弗进入地狱安身，但在那里却受不了屈从，与人类的爱心太相违了，一气之下，要求回人间去惩罚妻子，普路托竟允准了。一旦重新见到人间世面，重新享受清水、阳光、热石和大海，就不肯再返回黑暗的地狱了。召唤声声，怒火阵阵，警告频频，一概无济于事。西西弗面对着海湾的曲线、灿烂的大海、大地的微笑，生活了多年。诸神不得不下令了。墨丘利[5]下凡逮捕了大胆妄为的西西弗，剥夺了他的乐趣，强行把他押回地狱，那里早已为他准备了一块岩石。

大家已经明白，西西弗是荒诞英雄。既出于他的激情，也出于他的困苦。他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苦得无法形容，因此竭尽全身解数却落个一事无成。这是热恋此岸乡土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关西西弗在地狱的情况，我们一无所获。神话编出来是让我们发挥想像力的，这才有声有色。至于西西弗，只见他凭紧绷的身躯竭尽全力举起巨石，推滚巨石，支撑巨石沿坡向上滚，一次又一次重复攀登；又见他脸部绷紧，面颊贴紧石头，一肩顶住，承受着布满黏土的庞然大物；一腿蹲稳，在石下垫撑；双臂把巨石抱得满满当当的，沾满泥土的两手呈现出十足的人性稳健。这种努力，在空间上没有顶，在时间上没有底，久而久之，目的终于达到了。但西西弗眼睁睁望着石头在瞬间滚到山下，又得重新推上山巅。于是他再次下到平原。

我感兴趣的，正是在回程时稍事休息的西西弗。如此贴近石头的一张苦脸，本身已经是石头了。我注意到此公再次下山时，迈着沉重而均匀的步伐，走向他不知尽头的苦海。这个时辰就像一次呼吸，恰如他的不幸肯定会再来，此时此刻便是觉醒的时刻。他离开山顶的每个瞬息，他渐渐潜入诸神洞穴的每分每秒，都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比所推的石头更坚强。

这则神话之所以悲壮，正因为神话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假如他每走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那他的苦难又从何谈起呢？当今的工人一辈子天天做同样的活计，其命运不失为荒诞。但他只有在意识到荒诞的极少时刻，命运才是悲壮的。西西弗，这个诸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却叛逆反抗，认识到自己苦海无边的生存状况，下山时，思考的正是这种状况。洞察力既造成他的烦忧，同时又耗蚀他的胜利。心存蔑视没有征服不了的命运。

就这样，下山在有些日子是痛苦的，在有些日子也可能是快乐的。此话并非多余。我想像得出，西西弗返回岩石时，痛苦才方开始呢。当大地万象太过强烈地死缠记忆，当幸福的召唤太过急切，有时忧伤会在人的心中油然升起：这是岩石的胜利，也是岩石的本色。忧心痛切太过沉重，不堪负荷，等于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6]。但占压倒优势的真理一旦被承认也就完结了。因此，俄狄浦斯起先不知不觉顺应了命运，一旦知觉，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但就在同一时刻，他失明了，绝望了，认定他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只是一位姑娘娇嫩的手。于是脱口吼出一句过分的话：“尽管磨难多多，凭我的高龄和高尚的灵魂，可以判定一切皆善。”[7]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基里洛夫，就这样一语道出了荒诞胜利的格言。古代的智慧与现代的壮烈不谋而合了。

如果没有真想写幸福教程之类的东西，是发现不了荒诞的。“咳！什么，路子这么狭窄吗？……”是啊，只有一个世界嘛。幸福和荒诞是共一方土地的两个儿子，是难分难离的。说什么幸福必然产生于荒诞的发现，恐怕不对吧。有时候荒诞感也产生于幸福之中。“我断定一切皆善，”俄狄浦斯说。此话是神圣的，回响在世人疑惧而有限的天地中。此话告诫一切尚未穷尽，也不会穷尽。此话将一尊神从人间驱逐，因为该神是怀着不满和无谓痛苦的欲望进入人间的。此话把命运化作人事，既是人事，就得在世人之间解决。

西西弗沉默的喜悦全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岩石是他的东西。同样，荒诞人在静观自身的烦忧时，把所有偶像的嘴全堵上了。宇宙突然恢复寂静，无数轻微的惊叹声从大地升起。无意识的、隐秘的呼唤，各色人物的催促，都是不可缺少的反面和胜利的代价。没有不带阴影的阳光，必须认识黑夜。荒诞人说“对”，于是孜孜以求，努力不懈。如果说有什么个人命运，那也不存在什么高高在上的命运，或至少存在一种荒诞人断定的命运，那就是命中注定的命运，令人轻蔑的命运。至于其他，他知道他是自己岁月的主人。在反躬审视自己生命的时刻，西西弗再次来到岩石跟前，静观一系列没有联系的行动，这些行动变成了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创造的，在他记忆的注视下善始善终，并很快以他的死来盖棺定论。就这样，他确信一切人事皆有人的根源，就像渴望光明并知道黑夜无尽头的盲人永远在前进。岩石照旧滚动。

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救世主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抑非渺不足道。那岩石的每个细粒，那黑暗笼罩的大山每道矿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组成部分。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像西西弗是幸福的。

[1] 希腊同名河流的河神。其女儿埃癸娜被宙斯劫走。

[2]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天神，相当于宙斯。

[3] 希腊南部港口城市，《新约》中译为哥林多，现名为科林斯。

[4] 又名哈得斯，是地狱和冥国的统治者。

[5] 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宙斯的传旨者，诸神的使者。在罗马神话中则是商人的庇护神。

[6] 耶路撒冷橄榄山下一庄园名，据《新约全书》记载，被犹大出卖的耶稣，乘门徒们熟睡时在此祷告，次日被捕受难。

[7] 此话并非同一时刻说的，而是在许多年之后。另外，这也不是索福克勒斯的原话，而是概括了两处不同时间说的话。加缪此处援引和归纳了一些后人的著作论述。

·补编·

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原出版者按语：

这篇研究弗兰茨·卡夫卡的论著作为附录在此发表，而在《西西弗神话》第一版中曾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自杀》那一章所取代，但1943年由《弩》杂志发表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将重新发现对荒诞作品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加缪早已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篇章中进行过了。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迫使读者一读再读。其作品的结局，抑或缺乏结局，都意味着言犹未尽，而这些弦外之音又含糊不清，为了显得有根有据，就要求把故事从新的角度重读一遍。不时有两种解读的可能，因此看来有必要阅读两次。这正是作者所求的。但硬想把卡夫卡作品的细节全部解释清楚，恐怕就不对了。象征总是笼统的，不管把象征解说得多么确切，艺术家只能复现象征的生动性，依样画葫芦的复现是不行的。反正没有比领会象征作品更困难的了。一个象征总是超越使用这个象征的艺术家，使他实际上说出的比他存心表达的更多。在这一点上，抓住象征最可靠的办法，是不要诱发象征，以不协调的意图始解作品，而不要穷究作品的暗流。尤其读卡夫卡，顺应他的手法，以表象切入悲情，以形式切入小说，是说得过去的。

一个洒脱的读者乍读时便会看到令人不安的奇事，其中一些人物惶惶不可终日，固执地琢磨着他们永远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在《诉讼》[1]中，约瑟夫·K是被告。但他不知道被告什么。他没准儿想为自己辩护，但全然不懂为什么。律师们觉得他的案子难办。其间，他没有耽误饮食男女，也没有忽略读报。后来被判了。但法庭光线昏暗。他颇为莫名其妙。只是假设被判了，但被判了什么，几乎没往心上去。有时他满以为不是那么回事儿，继续把日子过下去。很久以后，两位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先生来找他，请他跟他们走。他们礼貌十分周全，带他到郊外一个绝处，把他的头摁在一块石板上，掐死了。被判死前只吐了句：“像条狗。”

由此可见，一篇记叙里最突出的优点恰巧是自然，很难扯得上象征。自然是难以理解的一种类别。有些作品，读者似乎觉得里面发生的很自然，但在另一些作品里（确实更少见了），倒是人物觉得所遇之事很自然。有一种奇特而明显的反常现象，即人物遭遇越非同寻常，记叙就越显得自然：人生越奇特，世人对这种奇特的认同就越痛快，我们可以感知两者的差距是成正比的。好像这种自然就是卡夫卡的那种自然。这正是我们切实感到《诉讼》的本意。有人谈起过人生状况的一种形象。姑妄听之。但事情既简单得多又复杂得多。我的意思是，卡夫卡的小说含意更加特殊、更有个性。从某种尺度来看，他替我们忏悔时，却是他在说话。他活着，所以被判定了。他在这部小说开始几页就体察到了，他本人在人间经历了这部小说，即使设法补救，也不大惊小怪。他永远不会因为缺乏大惊小怪而大惊小怪。通过这些矛盾，我们认出荒诞作品的初步征兆。智者将其精神悲剧具体地凸显出来，只能运用一以贯之的反常现象来实现，这种反常现象才得以对虚空的表现力具有色彩，对永恒追求的表现力具有平常的举动。

同样，《城堡》也许是一部行为神学，首先是灵魂寻求拯救的个体奇遇，包括世人探求世间物件的崇高秘密，也包括男子苦求女子潜于玉体的仙人迹象。而《变形记》肯定表现了明辨伦理学一系列可怖的形象。但也是人在发现自己不觉成为禽兽时那种莫名惊诧的产物。卡夫卡的秘密就在于这种根本性的似是而非。自然与异常，个体与一般，悲情与平凡，荒诞与逻辑，它们之间的永久摇摆，贯穿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既使作品富有意义，又使作品引起共鸣。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必须列举上述反常现象，必须强化上述种种矛盾。

确实，一个象征意味着两个方面，即两个理念与感觉的世界以及一部沟通这两个世界的词典。把这个词汇表列出来是最难最难的了。但意识到赫然出现的两个世界，等于投身探测两者之间的秘密关系。卡夫卡作品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充满极度不安的世界。请注意，我们可以用同样合情合理的方式从社会批判角度来解释卡夫卡的作品，比如《诉讼》。再说很可能别无选择。两种解释都对。用荒诞术语来说，我们已见到过了，对世人的反抗也是针对上帝的：伟大的革命永远是形而上的。这里我们似乎又碰到尼采的话取之不尽的解释，即“大问题比比皆是”。

在人生状况中既存在一种根本性的荒诞，也存在一种严峻性的伟大，这是一切文学的老生常谈。两者巧遇，天然成趣。换言之，两者都以可笑的离异自居，把我们心灵的无时限性与肉体的易消失的快乐分离开来。荒诞，就是因为肉体的灵魂超越了肉体十万八千里。谁想表现这种荒诞性就必须把两个平行的对立面玩得有声有色。卡夫卡就这样以平凡表达悲情，以逻辑表达荒诞。

演员扮演悲剧人物，越是力戒夸张，就越能注入活力。如果他演得有分寸，他激起的惊恐就会越出分寸。希腊悲剧在这方面教益丰富。在一部悲剧作品中，命运在逻辑性和自然性的面目下越来越明显可感。俄狄浦斯的命运是被预告天下的。上天决定他将犯下谋杀和乱伦罪。剧本旨在全方位揭示逐渐消除主人公不幸的逻辑系统。仅仅宣告这种非同寻常的命运，并非令人惊恐，因为这不像会发生的事情。然而，假如这种命运的必然性一旦通过日常生活、社会、国家、亲切的情感向我们揭示，那惊恐就有根有据了。震撼人心的反抗使人脱口而出“这不可能”，其中则已经包含绝望的确信：“这”是可能的。

这是希腊悲剧的全部秘密，抑或至少是一个方面的秘密。因为有另一方面的秘密，那就是以相反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人心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即只把摧残人心的东西称作命运。而幸运也以自身的方式表现得没有根据，因为幸运来了，躲也躲不开。然而，现代人一旦遇到幸运，便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希腊悲剧多有得天独厚的命运，古代传说多有宠儿，比如尤利西斯，他们陷入最凶险的遭遇却都自救了，关于这些，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总之，应当记住的，正是这种隐秘的复杂关系，即在悲情中把逻辑性和日常性结合起来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变形记》中的主人公萨姆沙成了个旅行推销商。正因为如此，在把他变成甲虫的离奇遭遇中，唯一使他烦忧的事情，就是他的老板会因他缺勤而不高兴的。他长出爪子和触须，脊椎弓了起来，腹部白点斑斑，我不能说这不使我吃惊，效果未必如此，但这确实引起他一阵“淡淡的忧愁”。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这种细微的差别。在他的中心作品《城堡》中，是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占了上风，而在这本奇怪的小说中，一切都没有结果，一切都重新开始；这是一个灵魂为寻求已经显示过的那种拯救而从事的基本冒险。这种把问题图解为行为，这种一般与个别的巧合，也可见之于一切大手笔的小手法中。《诉讼》的主人公本来就可以叫做施密特抑或弗兰茨·卡夫卡，但他叫约瑟夫·K……不叫卡夫卡，可也是卡夫卡。他是一般的欧洲人，置身芸芸众生之中。但K也确是实体，是某个有血有肉的等值。

同样，卡夫卡之所以要表达荒诞，是因为前后一致性将对他有用。我们都知道傻子在浴缸里钓鱼的故事，正琢磨着精神病疗法的医生问他：“上钩了，嗯？”却得到毫不客气的回答：“没有呢，笨蛋，这明明是浴缸嘛。”这个故事属于荒唐一类。但我们从中明显看出荒诞的效果与逻辑上如此过分的相连。卡夫卡的世界实际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片天地，那里，人沉溺于用浴缸钓鱼来折磨自己，明明知道毫无结果。

因此，这里我认出符合卡夫卡原则的一部荒诞作品。就拿《诉讼》为例，我可以说，成功是圆满的。肉体胜利了。什么也不缺呀，不缺尽在不言中的反抗（但正是反抗推动写作），不缺清醒而缄口的绝望（但正是绝望推动创造），不缺令人吃惊的格调自由，小说的各式人物直到在劫难逃而死亡，始终享有这种自由。

不过，世界并不像表面显示的那样封闭。这个没有进步的天地里，卡夫卡以一种奇特的形式引进希望。在这方面，《诉讼》和《城堡》路子不同，但相辅相成。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可以感觉到微小的演进，表现在逃避上取得极大的成功。《诉讼》提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在《城堡》里得到了解决。前者按照一种几乎科学的方法来描写，但不作结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解释。《诉讼》诊断病情，而《城堡》想像疗法。但这里所推荐的药方治不了病，只不过使疾病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帮助人们接受疾病。某种意义上（不妨想一想克尔恺郭尔），药方叫人喜欢上疾病。土地测量员K一心想像为之坐立不安的忧虑，却想像不出还有其他忧虑。他周围的人也迷上了这种空虚，迷上了这种莫名的痛苦，好像痛苦在作品中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面目。“我多么需要你，”弗丽达对K说，“自从我认识你以来，只要你不在我身边，我就觉得被遗弃了。”这种微妙的药方使没有出路的世界产生希望，这种突如其来的“跳跃”使一切为之改观，这是存在革命的秘密，也是《城堡》本身的秘密。

很少有作品在步调上像《城堡》那样严峻得一丝不苟。K被委任为城堡土地测量员，为此他来到村庄。但从村庄到城堡根本无法通行。于是连篇累牍几百页，K锲而不舍地寻找道路，采取各种手段，施小计测旁道，从不气馁，怀着一种令人叫绝的信念，硬是要担任人家委任于他的职务。每一章都是一次挫败，也是一次从头开始。虽不合逻辑，但坚韧不拔。正是这种执拗的劲头造成了作品的悲情。K往城堡打电话，听到嘈杂的声音，模糊的笑声，遥远的呼唤。这足以维系他的希望，犹如夏日的天空出现某些征兆，或如黄昏之约，给了我们活下去的依据。我们在这里发现卡夫卡特有的忧伤秘诀。实际上，同样的忧伤在普鲁斯特作品或在普洛丁的景物中也感觉得到：怀念失去的天堂。奥尔嘉说：“巴纳贝早上对我说，他要去城堡，我听了十分惆怅，因为很可能白跑一趟，很可能白过一天，很可能白抱希望。”“很可能”，卡夫卡把全部作品都压在这个微妙的调门上。但根本没有到位，对永恒的追求在作品中是谨小慎微的。而卡夫卡的人物就像有灵感的机器人，活脱脱就是我们自己的写照，就像我们自己被剥夺了消遣，全身心地蒙受神明的侮辱。在《城堡》中，按帕斯卡尔所说的“消遣”，好像是通过“助理们”表现出来的，“转移”了K的烦忧。弗丽达之所以最终成为其中一位助理的情妇，是因为她喜欢假象胜过真理，喜欢日常生活胜过与人分担的焦虑。

还是在《城堡》中，屈从平凡变成了一种伦理。K最大的希望，就是获得“城堡”的接纳。既然他单独一人做不到，他便竭尽全力要对得起这份恩宠，如变成村庄的居民，又如抛掉外地人的身份，因为人人都让他感到他是异乡人。他所求的是有份职业，建个家庭，过正常和健康人的生活。他再也受不了自己的疯魔，决意合乎情理。他很想摆脱使他成为村庄局外人的奇怪诅咒。在这一点上，与弗丽达勾搭的那段插曲很说明问题。这个女人早已认识城堡的一位官员，他之所以把她当情妇，是为了她过去的缘故。他从她身上汲取某些超越于他的东西，同时也意识到她身上攀配不上城堡的东西。不妨想一下克尔恺郭尔对雷吉娜·奥尔森奇特的恋情。在某些男人身上，吞噬他们的永恒之火是很灼热的，足以把周围熟人的心一起烧焦。要命的错误在于把不属于上帝的也归于上帝，《城堡》的上述插曲也用了这个主题。而对卡夫卡而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一种教义和一种“跳跃”。根本没有不属于上帝的东西。

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土地测量员脱离弗丽达，去追巴纳巴斯姐妹。因为巴纳巴斯一家是唯一完全被抛弃的家庭，既被城堡抛弃了，也被村庄抛弃了。姐姐阿玛丽亚拒绝一位城堡官员可耻的求欢。于是诅咒她背德随之而至，永远把她排斥出上帝的怜爱。不为上帝丢弃自己的荣誉，就不配上帝的恩宠。我们从中认出存在哲学常有的主题：真理对立于道德。这里说来话长。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所走的道路，从弗丽达到巴纳巴斯姐妹所走的道路，就是从信赖的爱到荒诞的崇拜所走的道路。卡夫卡的思想在这里再一次与克尔恺郭尔的思想会合了。《记巴纳巴斯》一节放在书的末尾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土地测量员最后试图通过否定上帝的东西来重新找到上帝，不是依据我们善与美的范畴，而是从上帝的冷漠、不公和憎恨所表现的虚空和可怖的面孔来认知上帝。这个请求城堡接纳的异乡人，旅居到后来更加穷途末路了，因为这时他对自己也不忠诚了，摒弃了道德、逻辑和思想真实，光凭疯魔般的希望，试图进入神明庇护的荒漠[2]。

希望一词在此并不可笑。相反，卡夫卡所报道的境况越具悲情，这种希望就越加强硬，越具挑战性。《诉讼》越荒诞得彻底，《城堡》激昂的“跳跃”就越显得触动人心和不合情理。但我们这里又纯粹碰上存在思想的悖论，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我们必须摧毁人间的希望，才能以真正的希望自救。”[3]不妨把此话译释过来：为了着手创作《城堡》，必须先写《诉讼》。

确实，谈论卡夫卡的人多半将其作品定为绝望的呐喊，因为不给人留下任何挽回的余地。但此话需要修正。希望复希望，希望何时了。昂里·波尔多[4]乐观主义的作品令人特别沮丧。因为此公的作品根本不理睬性情有点乖僻的人。反之，马尔罗的思想总是那么令人振奋。但上述二公的情况，既非相同的希望，亦非相同的绝望。我只注意到，荒诞作品本身可能导致我想避免的无诚信。作品一味重复，而不去孕育一种不结果的境况，一味洞若观火地颂扬过眼云烟的东西，就成为幻想的摇篮了。作品作出解释，把形态赋予了希望。创作家再也摆脱不开了。作品不得不成为悲情的游戏，而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悲情的游戏。作品使作者的生命获得一种意义。

不管怎么说，令人称奇的是，卡夫卡、克尔恺郭尔和谢斯托夫的作品异曲同工，简言之，存在小说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完全转向荒诞，殊途同归，最后都发出希望的呐喊，振聋发聩。

他们拥抱上帝，而上帝却吞噬他们。希望谦卑地溜进来。因为这种存在的荒诞确保他们接触一点超自然的现实。假如这种生活的道路通向上帝，那就有出路了。克尔恺郭尔、谢斯托夫和卡夫卡的主人公们重复他们的行程，其执著和顽固奇特地保证了这种振奋人心的确信力。《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是阿玛丽亚。土地测量员最强烈反对的就是她。

卡夫卡摒弃上帝所谓的伟大的道德、不言自明的道理、善良的心肠、前后一贯性，为的是更热切地投入上帝的怀抱。荒诞于是被承认了，被接受了；世人逆来顺受，从此刻起，我们就知道荒诞不再是荒诞了。处在人类状况的极限，还有比有可能逃脱人类状况更大的希望吗？我再次看出，与一般常见的相反，存在思想充满无节度的希望，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以原始基督教和救世福音来翻腾旧世界的。但在以一切存在思想为特性的跳跃中，在这种顽强的执著中，在对一种不露脸的神明估量中，怎么会看不出一种自我摒弃的清醒标记呢？人家只要求打掉自傲便可得救哇。这种弃绝会有硕果的。但顾此是会失彼的。在我看来，把清醒明察说成像一切傲慢那样毫无结果，并不降低其道德价值。因为真理也是一样，从根本定义上讲，是结不了果实的。所有不言自明的事情都一样。在一切都具备而什么也没讲清楚的世界里，价值或形而上的丰硕性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不管怎样，卡夫卡的作品列入怎样的思想传统是一目了然的。确实，把《诉讼》过渡到《城堡》视为严密的步骤，恐怕是聪明的。约瑟夫·K和土地测量员K仅仅是吸引卡夫卡的两极。关于卡夫卡思想的两个方面，请比较《在狱中》和《城堡》，前者：“罪过（请理解为人的罪过）从来无可怀疑”，后者（摩麦斯的报告）：“土地测量员的罪过是难以确定的”。我不妨鹦鹉学舌，用他的话说，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是荒诞的。但这不排除我们认为他的作品伟大和具有普遍意义。这种伟大和普遍意义来自他善于广泛地表现从希望到极度恐慌日复一日的过渡，从无望的明智到自愿的盲从日复一日的过渡。他的作品具有普遍意义（一部真正荒诞的作品是不具备普遍意义的），因为逃避人类的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激动人心的形象，其人在其信仰依据的矛盾中汲取对丰硕性的绝望抱有希望的依据，把生命称之为他对死亡所作出的可怕预习。卡夫卡的作品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得到了宗教的启示。人的生活重负得以在宗教里释放，一切宗教无不如此。如果说我清楚这一点，如果说我也能欣赏，我也知道我寻求的，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两者可能不会萍水相逢吧。

假如我说真正令人绝望的思想恰恰是由对立的标准来确定的，假如我说悲剧性作品在排除一切未来的希望之后，可以是描写幸运儿生活的作品，那么对上述看法就会理解得更好。生命越振奋人心，丢失生命的想法就越荒诞。这也许是人们从尼采的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种高妙不孕性之秘密吧。在这样的思想架构中，尼采好像是唯一从大写的荒诞美学得出终极结论的艺术家，因为他最后发出的启示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清醒明察，虽然这得不出结果，但这种启示执著地否定一切超自然的慰藉。

以上论点足以揭示卡夫卡作品在本篇散论中的头等重要性。我们被他的作品带到人类思想的边陲。从充分的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在他的作品里，一切都是有本质性的。反正他的作品把荒诞问题整个儿端出来了。我们要是把这些结论与我们最初的看法相对照，把内容与形式相对照，把《城堡》的隐秘含义与其借以铺展的自然朴实的艺术相对照，把K一往情深而桀骜不驯的探求与涉足其间的日常背景相对照，就会懂得卡夫卡的伟大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如果说怀念是人性的标志，那或许谁也没有给过这些怨恨的幽灵们那么多的血肉和重视了。但同时我们也将懂得荒诞作品要求怎样奇特的伟大，而这种伟大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或许没有。如果说艺术的特质是把一般与个别相联结，把一滴水可摧毁的永恒与水珠莹莹的闪光相联结，那么评估荒诞作家的伟大可依据他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所善于引进的距离，是更为切实的了。荒诞作家的秘密是善于找到这两个世界在最大的不协调时所会合的确切点。

说实在的，这种人与非人性的几何学切点，纯洁的心灵到处都会觉察到。《浮士德》和《堂吉诃德》之所以是艺术的杰出创作，是因为纯洁的心灵用人间的双手向我们指明无限的伟大。然而，精神否定人间双手可能触及真理的时刻总会到来。还有这样的时刻，创作不再被悲情化，而仅仅被严肃对待。于是世人便关心希望了。但这又与世人不搭界。世人的事情是躲避虚与委蛇的遁词。而卡夫卡向全宇宙发出慷慨激昂的讼诉。到了最后，我碰到的却是虚与委蛇的遁词。这丑恶而张狂的世界，连鼹鼠都搅和进来奢谈希望，卡夫卡令人难以置信的判决，到头来却把这个世界无罪释放了。

上述建议，明显是对卡夫卡的作品作的一种解释。但要补充一句才为公平，不管作出何种解释，从纯美学角度去考量他的作品也是可以的。譬如，格勒图森为《讼诉》所作的精彩序言，比我们明智得多，他只限于单单追随他称之为“被惊醒的睡着”的痛苦想像，发人深省。这部作品的命运，或许这部作品的伟大，正是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却对什么也没有确认。

[1] 《诉讼》（1925），卡夫卡（1883—1924）代表作之一。

[2] 此话仅指卡夫卡给我们留下的未完成稿而言。要不然，作者可能会在最后几章打破小说的统一风格，就此存疑吧。

[3] 心灵大写的纯洁性。

[4] 昂里·波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

·附编：《反抗者》节译·

绝对否定

历史上是萨德首次发动了严密连贯的攻势，他把截止梅利埃[1]神甫和伏尔泰不信教的思想论据汇集起来，构建了一架单一而巨大的战争机器。不言而喻，萨德的否定是最极端的。他从反抗唯一得出的是绝对的“不”。他身陷囹圄二十七年，居然没有产生过妥协的想法。一般来说，如此漫长的囚禁会孕育出奴仆或杀手，抑或两者兼于一人。如果说他的天性坚强得足以在牢房深处构建一种并非屈从者的伦理，那么多半将是主宰者的伦理。孤家寡人的伦理学是以权力为前提的。有鉴于此，萨德是个典范。这不，他受到社会的残酷对待，也残酷地回敬社会。他做为作家是其次的，尽管受到我们同代人某些喝彩叫好和轻率追捧。如今他如此直率地受到赞扬，究其原因，与文学已渺不相关了。

人们赞誉他为戴镣铐的哲学家，首位绝对否定的理论家。萨德确实当之无愧。他在牢底的梦想无边无垠，现实根本奈何不了他。狂怒中得到的智慧在锁链中失去，却变得清晰可辨了。萨德只有一种逻辑，即情感的逻辑。他没有创建什么哲学，而是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沉迷于畸形怪胎的梦想。这种梦想只不过碰巧带有预言性罢了。萨德对自由的偏激诉求使他陷入备受奴役的帝国，他对生活的奢求遭禁之后，变得越来越疯狂，于是沉湎于摧毁世界的迷梦来求得满足。至少在这一点上，萨德是我们的同代人。不妨对他连续不断的否定进行一番探幽析微吧。

[1] 旧译梅叶神甫（1664—1729），法国乡村神甫，却是无神论者，否认“第一推动力的存在”，也是唯物主义者，认为“只有物质才能推动物质”，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其名言有“砍去脑袋，意识也就随之消失”。

一个文学家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入狱前在《神父与垂死者对话》（1782）中说是的，人们也信了，但后来他疯狂亵渎神明，人们又将信将疑起来。圣奉[1]，这个萨德作品中最残忍的一个人物，决不否定上帝，只限于发展神秘学教派的理论，崇拜邪恶创世神，从中取其适当的推论。有人说，圣奉不是萨德。不错，想必不是吧。小说人物从来不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倒是有可能所有的人物集于小说家一身。不过，萨德笔下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确定上帝不存在，道理明摆着的，所以他认为，要是上帝存在，也意味着上帝麻木不仁，邪恶多端或凶狠残忍。萨德最有名望的作品是《茱斯蒂娜或美德的厄运》（1791），其结局展现了神明的愚蠢和仇恨。茱斯蒂娜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罪犯瓦瑟耶则发誓将改信异教，假如她幸免天雷的电击。霹雳[2]刺死茱斯蒂娜，瓦瑟耶获胜，于是世人的罪行将继续回报神明的罪行，从而产生一种不信教者的打赌，回驳帕斯卡尔的打赌[3]

有鉴于此，萨德对上帝的看法至少是，上帝是个有罪的神明，践踏世人，否定世人。他认为，杀害是一种神明的象征，这在宗教史上颇为常见。那么为什么世人要行善积德？囚徒第一个反应便是跃入极端结论：既然上帝杀害并否定世人，就什么也不能禁止世人否定并杀害同类。这种愤激的挑战完全不像1782年《对话》里尚可找到那种心平气和的否定了。他既不平静也不幸福，而是疾呼：“什么都不属于我，什么也不出于我”，于是他得出结论：“不，不，善德和邪恶，全部混杂在棺材里了。”萨德认为，上帝的理念唯一可循的就是“上帝不可能原谅世人”。“原谅”一词，在这位高谈施虐的导师笔下已经很古怪了。但他不能原谅的正是他自己，每当产生一种思想，就被自己对世界的绝望看法完全驳倒，就被自己的囚徒状况完全驳倒。从此，萨德的推理就受到双重反抗的引导：反对世界秩序和反对他自己。由于这两种反抗无论在哪里都是矛盾的，在一个受迫害者迷乱的心里也不例外，他的推理始终都是模棱两可的或理所应得的，无论根据逻辑的明晰度，还是从怜悯的着力度加以研究，一概如此。

因此，他要否定世人及其道德，因为上帝否定两者。但同时他将否定上帝，尽管上帝迄今一直为他作担保，并且跟他是同谋。以什么名义？一个身陷囹圄四壁的人得以活下来，靠的是对世人的憎恨，他身上最强烈的本能就是性本能，所以用的是性本能的含义。萨德笔下的重要罪犯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说什么他们的性欲过度旺盛，自己无法控制。那么什么是性本能？所谓性本能，一则是本性呼唤，再则是占有欲的盲目冲动，要完全占有人体，甚至不惜把人体毁灭。萨德以本性的名义否认上帝，因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资料给他提供了机械论的说辞，所以他把本性视为一种摧毁的力量。对他而言，本性即性也。萨德的逻辑把他引向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唯一的主宰定是极度的性欲力量。那是令他陶醉的王国，使他发出最美好的呼唤：“让地球上所有的妙人儿都来回应我们唯一的欲望吧！”萨德笔下的人物表明本性需要犯罪，先把本性摧毁而后创新本性，因此世人摧毁自身之时就会协助本性创新，他冗长的推理仅仅旨在建立囚犯萨德的绝对自由，他被压制得太公正了，恨不得把一切炸个稀巴烂。在这一点上，他与自己的时代作对：他诉求的自由并非关乎道德准则的自由，而是关乎本能的自由。

萨德大概梦想过某种全球共和国，通过宗教改革派的一名智者扎梅向我们阐述其纲领；进而向我们指出，反抗的方向之一，虽然是解放全世界，但只要反抗运动加速进行，反抗就越来越不能忍受制约。然而萨德全身心都与这个虔诚梦想格格不入。他不是人类的朋友，因为他憎恨博爱者。有时他谈及平等，那是一种数学概念：人与物是等价的，受害者均有可耻的平等。人一旦将其欲望推至极端，就必定要主宰一切，其真正的功成名遂寓于憎恨之中。萨德的共和国并不是把自由作为原则，而是把不信教作为原则。这位特殊的民主主义者写道：“正义并不真正存在，而是一切激情的神化。”

《小客厅里的哲学》（1795）一书中，多尔芒塞[4]诵读一篇奇文，题为《法兰西人，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就再努力一把！》[5]。这篇短文很有点名气，没有比这篇文字更能说明问题了，正如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6]正确指出，这篇短文向革命者指明，他们的共和国建国根基，是残杀享有神权的国王，这样就等同于1793年1月21日他们把上帝送上断头台，从此革命者们自我解禁，永远不必禁止自己犯罪，不必扼制作恶本能。君主政体在维护自身的同时，维护着关乎上帝的理念，用以建立法律。而共和政体自立门户，其道德风尚应当是没有戒律的。但，克洛索夫斯基硬是认为萨德怀有很深的亵渎神明情结，并认为这种对宗教的憎恶把萨德引向他所陈述的结论，这是很可疑的观点。更有可能的是萨德先下结论，而后发现了适当的论据，证明他向彼时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正当的，即绝对允许他所主张的道德风尚。情欲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推理秩序，把结论置于大小前提之前。萨德在上述短文中，运用一连串诡辩来证明诽谤、盗窃和杀害是合理的，并要求新城邦容忍这些行为，我们只要把这篇奇文拿来共赏一下，便足以叫人心悦诚服。

然而，就在此处，萨德的思想最为深刻。他以彼时异乎寻常的洞察力，拒绝自由与德行那种华而不实的结合。自由，尤其当自由是囚徒的梦想时，不可能忍受限制。自由，要么是罪行，否则不再是自由了。在这个基本论点上，萨德从来没有改变过。此公所宣扬的，仅是些矛盾百出的东西，但有个论点却是始终前后一致的，绝对一以贯之的，即有关死刑的观点。作为精明干练的业余杀手，作为性犯罪的理论家，他从来不肯忍受法定的罪行。“我被国家囚禁，眼睁睁等着上断头台，所遭受的痛苦百倍于所有可以想像的巴士底监狱。”萨德在这样的恐惧下，丧尽了在恐怖时代[7]那种公开表现为温和派的勇气，彼时还大度地为其贵族岳母求情，尽管正是她将其投入巴士底狱。几年之后，诺迪埃[8]也许不知不觉但简明扼要概括了萨德顽固捍卫的立场：“在感情极度狂热下杀死一个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认真思考的冷静中以某个可尊敬的政府部门为借口，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因此，杀人必偿命，这个想法一旦露头，像萨德这样的人是会拿来发挥的。君不见，萨德比我们当代人更讲道德。

然而，萨德对死刑的憎恨始于一味憎恨颇为相信自己美德的人们，抑或颇为相信自己事业美满的人们，因为他竟敢惩罚别人，并且一劳永逸地惩罚别人，而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罪犯。人总不能同时为自己选择犯罪又为别人选择惩罚吧。必须打开监狱，抑或证明自己的美德，但不可能拿出证据。人们一旦认可杀人，哪怕仅有一次，就势必将其普遍化。按本性行事的罪犯不可能站在法律一边而不被判罪。“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就再努力一把！”意味着：“认可犯罪的自由吧，这是唯一合理的自由，永远投入反叛吧，正如投入圣宠的怀抱！”因此，完全屈从于恶，便是走向一种可怖的禁欲，势必使共和国惊恐万状，而天性善良的共和国刚受到启蒙哪！这不，共和国的第一次骚乱就把萨德的《索多姆一百二十天》（1777）手稿焚烧了，可谓意味深长的巧合，所以势必揭露这种异端的自由，并重新将如此犯忌的鼓吹者禁锢起来。但同时，共和国给了他令人毛骨悚然的机会，迫使他把反抗的逻辑推得更远。

全民共和国，对萨德而言，曾经是一个梦想，从来不是一种意图。政治上，他真正的立场是犬儒主义。他的《犯罪之友会社》公然声称拥护政府及其法律，却又随时准备违犯法律。于是，追随者纷纷投票支持保守派议员。萨德所思考的方略是以政权宽厚的中立为前提的。犯罪的共和国不可能是全民的，至少暂时不可能，必须佯装服从法律。然而，在一个惟有以杀害为规则的世界里，在罪恶的天空下，以犯罪之天性为名义，萨德实际上仅仅服从孜孜不倦的欲望法则。但自己无节制的欲望也等于接受别人的无节制欲望。允许摧毁意味着自己也可以被摧毁。因此，必须斗争和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则只不过是暴力的法则，其动力就是权力意志。

犯罪之友实际上只尊重两种权力：一种建立在以出身偶然性为基础上的权力，可见于萨德笔下的会社；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往上爬所获取的权力，他们耍尽无赖，暴发升迁，竟与不信教的达官显贵平起平坐，萨德将他们塑造为常见的人物。这一小撮强势人物，这些被纳入犯罪之友会社的人物，他们心知肚明自己拥有一切权力。谁若怀疑这种令人生畏的特权，哪怕须臾之间，也会立即被驱逐出这帮徒子徒孙的队伍，重新沦为受害者。结果，他们在道德上信奉某种布朗基主义[9]，听凭一小撮男女坚定地凌驾于一个盲从者阶层，因为他们掌握着一种离奇的学问。对他们而言，唯一的问题在于组织起来行使全部权力，将其欲望扩大得骇人听闻。

只要世界不认可犯罪法，他们就无法让全球刮目相待。萨德甚至从未相信过他的国家会同意额外努力而变成“共和政体”。假如犯罪和欲望不受全世界法律保护，假如他们不能主宰，哪怕在明确规定的领土上统治，那么他们不再是一统的道德典范，而是冲突的起因。一旦他们不再是法则，世人便回归一盘散沙，听天由命。所以必须按照新法律确切的标准，全盘创造一个新世界。一统性诉求被造物主辜负之后，便竭尽全力在一片小天地里得以自我满足。强权法则从来没有耐心实现世界帝国，总是立即责无旁贷地划定其行使权力的地域，即使不得不用带刺的铁丝网周匝而围，并在四周建立观察塔楼。

萨德笔下的强权法则建起封闭的场所、壁垒森严的城堡和七道围墙，逃跑是不可能的，这里的性欲暨犯罪会社遵守铁面无情的规则，没有冲突。最放纵的反抗，自由的全面诉求，到头来都遭到多数派的制服。对萨德而言，人的解放在这些放荡堕落的地堡里业已完成，由邪恶政治局处理男男女女的生与死，因为他们一劳永逸地陷入了必然地狱。萨德的著作充斥这些得天独厚的场所描述，每每不信教的封建主们向聚在一起的受害者证明他们的绝对性无能和奴才相，重弹《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中德·布朗吉公爵的老调，他向平头百姓说：“你们已经是世上的死人了。”

萨德本人同样也寓居自由之塔，不过是在巴士底城堡监狱。绝对反抗伴随他隐藏在污秽不堪的监狱堡垒，不管被迫害者还是迫害者，谁都无法从那里出去。为了缔造他的自由，萨德不得不筹划绝对避免不了的事。欲望的无限自由意味着否定他人和消灭怜悯，那势必扼杀心灵，导致“智力极差”；更有甚者，住处封闭和规章制度导致知识更加贫乏。在他虚构的传奇性城堡里，规章制度起着关键的作用，造就一片互不信任的天地。这有助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以至于不让一丝意外的温情或怜悯来扰乱干好事干乐事的计划。奇怪的好事乐事，没错，倒是在执行戒律：“每天上午十点起床……”并且乐在其中。然而，必须阻止这种快乐蜕变为依恋，必须加以限制，硬化快乐感。为此，还必须使快乐的对象永远不像人的表现。假如人是“一种绝对物质化的植物”，那么人只能当作物件所受到的对待，当作实验的物件所受到的对待。

萨德的共和国是用铁丝网周匝而围的，那里只有机械和机械师。规章制度是机械的使用说明书，机械的每个配件都有自己的位置。那些污秽不堪的女修院有其规章制度，是大量从宗教团体抄袭来的。不信教的人就这样争先恐后公开忏悔，但指标改变了：“假如他的行为是纯洁的，那他就受谴责。”

有鉴于彼时的风尚，萨德就这样建立起一个个理想的会社。不过与其时代相反，他所构建的密码却是人之初性本恶。他以先驱自诩，一丝不苟地建造权力和仇恨的城邦，甚至于把他所征服的自由用数字表达出来。他用冷冰冰的账簿概括其哲学，记载如下：“3月1日前屠杀十人；从3月1日起屠杀二十人；之后回落到十六人，共计四十六人。”

假如一切到此为止，萨德的功绩仅在于那些注定被埋没的先驱们。然而，城壕上的吊桥一旦拉起，那就必须在城堡里生活了。不管规章制度怎么严密细致，终究预见不了一切。还可能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那些备受折磨的团体头头们在那里找不到他们所觊觎的满足。萨德经常提及“甜美的犯罪习惯”，然而，那里没有任何恰似甜美的东西，更恰当地说，有的是身戴镣铐者的狂怒。关于找乐子，确有其事，不过，最大限度的乐子，总伴随着最大限度的破坏。占有被扼杀的东西一旦与痛苦交配，定是完全自由的时刻：城堡的一切组织活动势必趋向这个时刻。然而，性犯罪消灭肉欲对象之时，肉欲享受也随即消失，因为性快乐只存在于消失的那个确切的时刻。于是，不得不屈尊俯就另一个对象之后，又一次将其害死，如此往复，害死无数个可能存在的对象。就这种，一幕幕凄惨的色情犯罪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萨德小说中这些场景的风貌一成不变，矛盾百出地给读者留下贞洁被玷污的丑恶记忆。

在这个天地里，两个肉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心花怒放地共享着巨大的快乐，这会带来什么？实属非现实的寻求逃避绝望，而最终仍陷于绝望，而且从奴役奔向奴役，从监狱奔向监狱。如果说唯有本性是真实的，如果说本性中唯有性欲和破坏是合理的，那么人的主宰本身并不足以满足对血的渴求，进而就会冒险跟全人类同归于尽了。依照萨德的公式，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但，这并不那么容易做得到的。簿记合上了，受害者也死光了，刽子手们留在孤寂的城堡里面面相觑，他们还会若有所失的。肉体遭摧残后化为元素，回归自然，生命又从中诞生。杀害本身尚未自行完成：“杀害只夺去我们所打击的个体的第一个生命，还必须能够夺去他的第二个生命……”萨德暗算着扼杀造化：“我痛恨自然……很想打乱自然的布局，阻碍自然的进程，阻止天体的运行，搅乱太空中飘浮的星球，破坏有助于自然的东西，保护损害自然的东西，总之，践踏大自然的作品，但，我做不到哇，无能为力呀！”他痴心妄想做个机械师，能把宇宙拆卸个稀巴烂，明明知道在星球的尘埃中生命仍将继续存在。扼杀造化是不可能的。谁也无法摧毁一切，总会有东西留存下来。“我无能为力呀……”萨德如是说，却突然感到无情而冰冷的宇宙是那么轻松自如，自己却陷入极度的哀怨之中，这里，萨德终于以悲情感动了我们，尽管他心里并不这么想。“我们也许可以攻击太阳，把太阳从宇宙中抢走，抑或把太阳用来焚烧世界，这没准也是罪恶吧，这……”是的，世界依然必须向前迈进，尽管刽子手们正用目光互相直逼着对方哩。

刽子手们一个个都是孤独的，仅有一条法则管辖他们，那就是权力法则。既然他们接受了权力法则，他们就是主子了。但，一旦权力法则反过来针对他们，那么他们再也无法摒弃了。一切权力皆趋向一统和寡断。杀戮还必须进行下去，将轮到主子们之间厮杀了。萨德隐约看到这个后果，却不退缩。一种恶癖的怪异禁欲主义少许揭示了反抗的末流层面。萨德不会争取加盟温情的、和解的世界。城堡的吊桥不会放下，他欣然接受人生毁灭。拒绝引起的暴力到达极端就会变成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接受不失为高尚。届时主子就会接受自己成为奴隶，也许甚至渴望成为奴隶。“对我而言，断头台也许就是肉欲享受的御座。”

这么说来，最大的毁灭与最大的肯定相吻合了。主子们互相拼争，为颂扬不信教而建立的业绩“布满不信教者的尸骸，他们都是登上各自天才的顶峰时被击倒的”。（布朗肖[10]语）最强势者将存活下来，将是孤独的个人，独善其身者，萨德为之歌功颂德的人，最终萨德本人是也！归根结底，他成了主宰，成了主子兼神祇。但，就在他登上胜利的顶点那一瞬，梦想破灭了。独善其身者返回为囚徒，可谓独善其身者是肆无忌惮的想像造就的，萨德与其相符。确实，他孤单一人囚禁在沾满鲜血的巴士底狱，整座监狱是围绕着尚未平息的肉体而建造的，但往后已没有对象了。他只是在梦想中凯旋，洋洋十几卷著作充斥肆虐残暴和玄学哲理，归结为一种不祥的苦行，一场从彻底的“不”至绝对的“是”的行进，最终认同死亡，把扼杀一切和消灭全民改头换面为集体自杀。

有人把萨德的模拟像拿来执行死刑，同样也是在想像中杀人。普罗米修斯的最终结局与俄南[11]同出一辙。萨德将以囚徒身份终结自己的一生，不过出狱后被囚在收容所里，在一群有幻觉的人中间临时搭建舞台演戏。世界秩序未给予他的满足，梦幻和创作给他提供了一种令人耻笑的平衡。作家，当然喽，可以无所顾忌。对他而言，至少界线已经冲破，可以坚持为所欲为了。仅此而言，萨德是个完美的文学家。他构筑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让自己萌生幻觉，并置身其间。萨德把“通过写作所实现的道德罪”置于一切之上。他无可置疑的功绩在于一针见血揭示反抗的逻辑所带来的极端后果，而这种不祥的洞察力出自积压已久的狂热，尽管至少将其根源的真相置之度外了。这些后果就是：全盘封闭，普遍犯罪，犬儒主义的贵族政治和世界末日的旨意，以上后果在萨德去世许多年后将会死灰复燃。不过，他在津津乐道之后，似乎已作茧自缚，自陷绝境，只在文学中得以宣泄解脱罢了。奇怪的是，正是萨德把反抗引向艺术之路，而浪漫主义介入后，将反抗在艺术道路上推向更远。萨德写道：“有些作家伤风败俗，非常危险，非常烈性，把他们可怖的思想体系付之以梓，其目的只是将他们的罪行整个儿在他们身后广为流传；届时他们虽然无法再犯罪，但他们该死的作品依然可以作恶多端，念及于此，他们带着这种甜美的想法进入坟墓时，颇感欣慰，因为死亡使他们放弃现存的一切时，将应尽的义务也同时埋葬了。”他自己也属于这类作家。他的反抗作品正是这样见证着他渴望苟且偷生。即使他觊觎不着像该隐[12]那样永垂不朽，他至少也可企盼形而上反抗，并身不由己地证明形而上反抗是最真实的反抗。

再说，萨德的后继者有义务颂扬他，尽管他的继承者并非全是作家。确实，他吃过苦受过难，为富人区和文学咖啡厅激扬想像力而死而后已。但不光如此。萨德居然在我们的时代获得成功，说明他的梦想与当代的感知力是相通的：诉求完全自由和动脑筋冷处理非人性化。把人贬抑为试验物，确定权力意志和物体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建立这种伤天害理的试验所需的封闭场所，等等，都将成为权力理论家们重新安排的课程，倘若他们硬要策划奴隶们的时代。

两个世纪以前，萨德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以狂热自由的名义颂扬极权社会，尽管反抗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诉求。当代的历史和悲剧事实上是随着他而开始的。他一味相信，以犯罪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想必可以与风化自由并行不悖，好像奴役有其限度似的。我们的时代则局限于将全民共和国的梦想和堕落的机制奇特地融为一体。归根结底，萨德之最恨是合法杀人，进而他发现本能杀人可加以利用，很想把这方面的发现记到自己的功劳簿上，硬想把罪行变成狂暴恶癖的果实，即所谓奇异而甜美的果实。当今这样的罪行只不过是警察品行的阴毒习性。在文学上倒是令人惊讶的礼品。

[1] 《茱利叶特或邪恶的幸福时刻》（1797）中的人物，根本不像无神论者那样否定上帝，也不像有神论那样为上帝洗刷罪名，而是认同上帝，尽管上帝沾染种种邪恶。

[2] 与希腊神话中朱庇特手执的闪电形小投枪是一个词，此处意为天意。

[3]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思想录》作者。晚年转向神学研究，劝人信教，跟人打赌曰：“信教者，有百利而无一害”，故名“帕斯卡尔的打赌”。此处不信教者的打赌正好相反：“凡信教者，有百害而无一利。”。

[4] 萨德作品。多尔芒塞是个最堕落、最危险的犬儒主义者，与德·圣安琪夫人对话，高谈色情哲学，讲述各种色情变态的情节。

[5] 这是一篇社会契约式的奇文，鼓吹色情的自由宣言。

[6] 克洛索夫斯基（1905—2001），法国作家和艺术家，参见《萨德，我的同类》（1974），塞耶出版社。

[7] 即从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法国大革命时期。

[8] 查理·诺迪埃（1780—1844），法国作家。他的文学尝试表明世人经常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不知所措：地球只是世人匆匆路过的地方，另一个世界是超现实的人们梦幻的世界，正是文学梦那样谵妄的世界。

[9] 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积极参加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0年二月革命，组织过四季社等秘密团体，领导过多次秘密起义。巴黎公社时期，因在狱中，缺席当选公社委员。

[10] 莫利斯·布朗肖（1907—2003），法国评论家和小说家，此语出自《洛特雷阿蒙与萨德》（1949）。

[11] 参见圣经《创世记》第三十八章：俄南（Onan）是犹大的第二个儿子，其长兄被耶和华处死后，犹大命令他跟长兄的妻子同房生子，为长兄传后。俄南佯装同房，但将精液射在地上。后人称onanisme为手淫。

[12] 《圣经》中亚当的儿子。

浪荡公子的反抗

——原名《魔王，路济弗尔与浪荡公子》

不妨再花点时间谈谈文学家。说真的，浪漫主义以其混世魔王般的反抗只不过趋附想像的奇遇。与萨德如出一辙，浪漫主义者脱离古式反抗，偏重恶和个体。在此阶段，反抗强调挑战和拒绝的力量，却忘记反抗的积极内容。既然上帝要求善寓于世人，那就必须把善搞得一钱不值，进而选择恶。因此，对死亡和非正义的憎恶至少将导致对恶和杀颂扬备至，即使不去实践恶和杀。

浪漫主义者偏爱的《失乐园》[1]中，撒旦的斗争和死神的斗争均为这种悲剧的象征。由于死神偕同罪神变成撒旦的儿子，其象征意义更为深刻。反抗者由于且认为无罪，所以与恶斗争时摒弃善，从而重新孕育恶。浪漫主义英雄首先分不清善与恶，可以说把宗教上的善与恶混淆得一塌糊涂。例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著作中这是压倒一切的主题。这类英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天命早把善与恶混淆了，所以世人是无法抗拒的。命定性排斥价值判断，代之以“就是这样的”，从而原谅一切，但不肯原谅造物主，因为造物主是唯一要对引起公愤的事实负责。浪漫主义英雄也是“命中注定的”，因为随着他的力量日益壮大和才华不断增强，恶的威力在他身上也越发壮大。于是，一切权力，一切过分，却冠以“就是这样的”。让艺术家，尤其诗人，魔鬼附身，这个非常古老的想法在浪漫派作家身上找到了富有挑衅性的表达。在这样的时代，甚至出现一种魔鬼帝国主义，旨在把一切归并于属下，直至把正统派的天才们归顺于麾下。布莱克觉察到：“弥尔顿之所以谈到天使和上帝时下笔拘谨忌惮，而论及魔鬼和地狱时则写得大胆泼辣，正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置身于魔鬼一边而不自知。”于是，诗人，天才，世人，以其最崇高的形象，与撒旦同时呐喊：“永别了，希望，但怀有希望时，与恐惧诀别吧，与悔恨诀别吧！……恶呀，成为我的财富吧！”这是无辜受凌辱者的呐喊。

因此，浪漫主义英雄自认为因怀念行善不成而被迫作恶。撒旦奋起反对其造物主，因为后者使用暴力欺压他。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指出：“造物主理性上也讲平等，但实际上，借助暴力凌驾于平等者之上。”就这样，神明的暴力脆快了当地受到了谴责，正如赫尔曼·麦尔梅尔[2]指出：“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在道德上大大超越上帝，尽管遭受艰难困苦和逆境厄运，依然百折不挠：他优胜于那种对仇敌施以心狠手辣报复的人，因为后者处在稳操胜券的冷酷安全中。”所以，“离开上帝越远越好”，这样反抗者就可以主宰与神明秩序相敌对的一切力量。因为，善是上帝出于某些不公正的意图而确立和使用的一切概念，所以，邪恶王子只能自选其道。无辜本身就把反叛者惹翻了，因为这意味着盲目受骗。“无辜触怒的黑色恶鬼”所挑起的人类不公跟神明不公不相上下。既然暴力是创世之根基，就干脆以暴还暴吧。绝望到极点总还是事出有因，即使反抗处于满怀仇恨的无作为状态，在经历漫长磨难的过程中，善与恶的区别也就彻底消失了。

（撒旦）再也感受不出善事与恶行，

他失去了快乐，因为制造了不幸。

这是维尼[3]笔下的撒旦。他的两行诗道出了虚无主义的特征，也批准了杀害。

确实，杀害很快变得和蔼可亲了。只需把中世纪雕刻家给画家所创作的路济弗尔与浪漫派的撒旦比较一番便了然于胸。“年轻忧郁和风流倜傥”的少年（维尼语）替换了长角的野兽。“不知天高地厚的潇洒美男子。”（莱蒙托夫语）孤独而强势，忧伤而傲慢，若无其事地欺压他人。他的托辞是痛苦。弥尔顿笔下的撒旦说：“谁敢羡慕这样的人：地位虽最高却被判无休止最大份额的痛苦？”遭受如此之多的不公，遭受如此之久的痛苦，导致各种各样的过度。于是，反抗者给了自己几多方便。杀害总不至于推荐给反抗者自己吧。但，杀害已纳入狂热之价值内涵，这对浪漫派而言是至高无上的。

狂热是无聊的反面：罗朗萨丘[4]梦想成为凶汉。美妙优雅的感受性偏偏呼唤野蛮人的粗放狂热。拜伦式的英雄对爱情无能为力，抑或即使有性能力也不可能成功，只好苦于忧郁。他孤独、颓丧，其生存状况使他委靡不振。他苦想感受生活，就必须采取一个短暂而凶险的行动，使自己极度兴奋起来。爱得情有独钟，决不再有第二次钟情，那就是爱得如火如荼，乱喊乱叫，然后自消自灭。此公只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活了一回，为了：

一颗被暴风雨裹挟折磨的心

与暴风雨建立短暂而鲜活的联姻。

——莱蒙托夫

致命的威胁笼罩我们的生存状况，使万物凋零。惟有呐喊方能活得下去，把亢奋充当真理。到了这般地步，世界末日论成为一种价值，把一切都混为一谈：爱情与死亡，良心与犯罪，一概鱼目混珠。在脱离轨道运行的世上，别无其他，只此一种生活，即陷入深渊的生活，用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万[5]的话来说，“狂怒得发抖却依恋着犯罪”的人们身临深渊里打滚，为了在那里面咒骂造物主。于是，狂乱的陶醉以及达到极限时所犯下漂亮的罪行在一瞬间耗尽了一生的全部意义。浪漫主义好在并未宣扬本义上的罪恶，只是热衷于通过不法之徒的传统形象，比如善良的苦役犯[6]，又如慷慨的盗贼[7]，来阐释其诉求的深层运作。充满血腥的情节剧和黑色小说风靡一时。皮雷克塞库尔从书的廉价吊起世人心中这类可怕的胃口，而另一些欲望则在灭绝集中营里得以满足。这些作品想必也是对当时社会的挑战。但，追本溯源，浪漫主义首先挑战的是道德法则和神明法理。有鉴于此，浪漫派的原始形象首先不是革命者，而在逻辑上，是浪荡公子。

所谓逻辑上，是指这种顽固的玩世不恭只能翻来覆去肯定不公正，甚至某种程度上巩固不公正，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此阶段，痛苦只在治愈的条件下才可承受。反抗者选择了对最坏的事情进行形而上思考，并将其表现在使人苦恼不堪的文学中，我们至今还未摆脱这种如入地狱的苦恼。“我感受到我的权力，同时也感受到我的镣铐。”（彼鲁斯·博雷尔语）[8]这类镣铐备受青睐。也许不必用镣铐来证明或行使权力，毕竟还没有把握拥有权力嘛。就拿博雷尔本人来说，他在阿尔及利亚谋得一份官差，此公竟然以普罗米修斯自居，硬要关闭酒吧，硬要移居民移风易俗。尽管如此，任何诗人，想要被接纳，就该挨骂。我们的文学至今仍感切肤之痛。马尔罗说：“该死的诗人不复存在了！”是不多了吧！但其他诗人却是问心有愧呀！

夏尔·拉萨伊[9]亲自策划过一部哲理小说：《罗伯斯庇尔和耶稣·基督》，每晚总得大声说上几句亵渎神明的疯话，以资壮胆，否则睡不着觉。反抗者以服丧装扮自己，登上舞台让人追捧。浪漫派把个体崇拜推向更远，是开创个人崇拜的鼻祖。这在当时很合乎逻辑。浪漫派反抗从形态上寻找答案，不再对上帝的戒律或单一性抱希望，顽强集聚起来面对厄运，迫不及待地维护在注定死亡的世界上一切尚可维护的东西。形态把听天由命、被神明暴力摧垮的世人集聚在审美的统一性中。必将死亡的人在消逝之前至少辉煌一番，这种辉煌使浪漫派的反抗者振振有词。所以，此种辉煌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点，惟其可资对抗怀恨的上帝那一成不变的面目。僵硬的反抗者顶住上帝的目光，毫不示弱。弥尔顿说：“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这种始终不渝的精神，这种因良知受辱而产生的傲慢。”一切都在骚动，都在奔向虚无，然而被凌辱者仍执著不懈，至少维护着自豪。雷蒙·格诺[10]发现浪漫派巴罗克风格一位艺术家的高论：“一切精神生活的目的就是成为上帝。”说真的，这位浪漫主义艺术家在他那个时代是有点超前的。当时，目的只不过与上帝平起平坐，只要保持自己的水平就行了。此公并不想摧毁上帝，不过凭借不断努力，拒绝屈从上帝罢了。浪荡是苦行的一种堕落形态。

浪荡公子以美学手段创造自己的单一性。但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的美学。按波德莱尔的说法，“在镜子面前生活和死亡”，这就是浪荡公子的座右铭。确实，这一处世箴言是结构严密的，浪荡公子就其本义而论，是反对派，始终处于挑战中。至此，创造物与造物主是和谐一致的。一旦创造物与造物主决裂，那就听凭流逝的时刻和岁月摆布了，其感知性也被驱散了，所以必须重新掌握自己。于是，浪荡公子们团结起来，以拒绝为力量来铸造单一性。浪荡公子作为不守教规的个人必将与作为大人物的自己协调一致。所谓大人物的意思就是公众人物；而浪荡公子又只能以反对派的姿态出现，那就不得不寓于别人的面貌里确保自己的存在。他人即镜子。而镜子很快就模糊不清了，确实如此，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注意力必须不断被唤醒，接受挑衅的考验。故而浪荡公子不得不始终不断使人惊讶。他的天职在于别出心裁，他的完美在于竞相许诺。不断决裂，远离社会生活，独善其身，否定他人价值，强迫他人也要独具匠心。他把生命当赌注，从而享受不了生活。他玩命，直至死亡，要不然孑然一身，连镜子也不照：对浪荡公子来说，孑然一身等于什么也不是了。浪漫派之所以如此堂而皇之高谈孤独，只是因为孤独是他们真正的痛苦，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的反抗植根于很深的层面，但从普雷沃神甫[11]的《克利夫兰》到达达主义者，中间经过1830年的狂热分子、波德莱尔和1880年的颓废派，一个多世纪的反抗只不过廉价地满足于“标新立异”的大胆妄为。他们之所以善于众口一词高谈痛苦，是因为无望做到超越痛苦，只好人云亦云，戏谑模仿，本能地感受痛苦是他们唯一的托辞，是他们真正的贵族气派。

有鉴于此，雨果，身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没有为浪漫主义遗产承担责任，却由波德莱尔和拉斯奈尔[12]这两个罪恶诗人担当。“这个世上一切都在暴露罪恶”，波德莱尔如是说，“报纸、高墙和人脸，无不渗出罪恶。”罪恶既成世界法则，至少让其具有雅致的面孔吧。拉斯奈尔，这个昭彰的罪犯绅士第一人，确实为此不遗余力了。波德莱尔欠严谨却有天才。他创造了恶之花，相比之下，罪恶只是一种较为稀罕的品种。恐怖本身变得具有细腻感，成为凤之毛麟之角。“我不仅乐于成为牺牲品，而且不怨恨成为刽子手，以便用两种方式来‘感受’革命。”更有甚者，波德莱尔的因循守旧在其作品中也有股罪恶的气息。他之所以选择迈斯特[13]作为思想导师，是因为迈斯特是坚持到底的保守派，而且把死亡和刽子手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内容。波德莱尔若有所思地说：“真正的圣徒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鞭打和杀戮民众的人。”他如愿以偿了：真正的圣徒族群开始遍及全球，以便奉行反抗的奇异论断。然而，波德莱尔尽管拥有撒旦武器库，尽管欣赏萨德，尽管亵渎神明，却依然太倾向神学，成不了真正的反抗者。他真正的悲剧，尽管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却在别处。这里之所以提及波德莱尔，只是因为他是浪荡派最深刻的理论家，并为浪漫派反抗的一个最终论断给出一些明确的说法。

的确，浪漫主义证明反抗与浪荡派构成一体，其趋向之一是表象。浪荡派坦陈对某种道德的怀念寓于其传统的形式中。在名誉攸关的问题上，只不过名誉降级而已，但同时开创了一种美学，至今仍主宰于世，即孤独创造者的美学，正是这些孤独的创造者成了顽强的对手来对付受他们谴责的某个神祇。从浪漫主义开始，艺术家的任务不再只是创造一个世界，也不再只是为颂扬美而颂扬美，而是也要确立一种形态。这样的话，艺术家就成为样板，就自命为榜样：艺术是艺术本身的寓意。于是，神师的时代开始了。每当浪荡公子们不再互相残杀或不再成为疯子，他们便奔前程了，以获取成就为后世做出样子。即使他们像维尼那样呐喊，一旦他们三缄其口，他们的沉默也会引起轰动。

然而，浪漫主义内部本身，也出现几个反抗者，他们觉得这种形态乏善可陈，因而属于转型类，介于标新立异之士（或说话做作、衣着奇特的青年）和我们的革命冒险家之间。在《拉摩的侄儿》[14]和二十世纪的“征服者”[15]之间，拜伦与雪莱早已为自由斗得不可开交，尽管是公开论战，也招惹攻击，但那是另一种方式。反抗逐渐离开表象世界，进入彻底介入的行为世界。1830年的法国大学生和俄国十二月党人应运而生，成为反抗最纯粹的化身，起先体现单独的反抗，然后通过牺牲，寻求联合的道路。但反过来看，崇尚世界末日和狂热生活又在我们的革命者心中油然而生。诉讼的排场，预审法官与被告的可怕交锋，审讯的演出，这一切有时让人猜想是在成全老一套的花招，尽管是悲剧性的成全。这不，浪漫主义反抗者拒绝自己的生存状况，暂时强迫自己接受表象，逆来顺受，寄希望于赢得一个更具深切关怀的存在。

[1] 《失乐园》（1667），由十二篇诗集成，是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代表作。

[2] 赫尔曼·麦尔梅尔（1819—1891），美国诗人和小说家，很受加缪推崇。

[3] 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

[4] 历史剧《罗朗萨丘》的主人公，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缪塞（1810—1857）代表之一。

[5] 生卒不详。

[6] 暗喻雨果代表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让·瓦尔让。

[7] 暗喻巴尔扎克代表作《高老头》和《幻灭》中的重要人物伏特冷。

[8] 彼鲁斯·博雷尔（1809—1859），法国作家，绰号“人狼”，激进共和派。

[9] 生卒年不详。

[10] 雷蒙·格诺（1903—1976），法国作家，著有《超现实主义革命》（1929），《文笔练习》等。

[11] 普雷沃神甫（1697—1763），法国作家，小说《曼侬·莱斯戈》是其代表作。

[12] 拉斯奈尔（1800—1836），法国罪犯，因盗窃和两次谋杀被判死刑，上了断头台。著有《回忆录和启示》（1836）。

[13] 约瑟夫·迈斯特（1753—1821），法国政治家、作家和哲学家，君主立宪派政治思想家，反对法国大革命，拥护教皇政权。

[14] 《拉摩的侄儿》（1762）是狄德罗（1713—1784）的名著，写于1762年，抄本流传。1890年才按原文出版。

[15] 暗喻马尔罗（1901—1976）《征服者》（1928）中的主人公们。

拒绝拯救

浪漫主义反抗者虽说颂扬个体和罪恶，倒也不与世人为伍，只不过独善其身而已。风流浪荡，不管哪个派别，总归还是与上帝有关的浪荡派。而个体，作为创造物，则只能置于创造主的对立面。个体需要上帝，因为要跟上帝撒娇使性，尽管是可悲的那种撒娇使性。阿芒·胡格[1]说得在理，尽管这些作品充满尼采气息，上帝却依然未死。大肆鼓噪的入地狱罪，其本身只不过是与上帝开了个玩笑。与之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反抗的描绘则进了一步。伊凡·卡拉玛佐夫站在世人一边，强调世人无罪。他断言，压伏世人的死刑是不公正的。至少，伊凡第一个行动远非为罪恶辩护，而是为其奉若神明的正义而辩护。因此，他们绝对不是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以某种道德价值驳斥上帝。浪漫主义反抗者的野心是与上帝平等对话。于是，以恶报恶，以高傲应对残酷。例如，维尼的理想是以沉默对待沉默。这里确实事关上升到上帝的水平，这已经构成亵渎神明。但，始料不及的是这意味着质疑神明的权力和地位。这种亵渎神明其实是敬奉之举，因为对神明的一切亵渎归根结底皆为参与圣事。

至于伊凡，则相反，语气变了。轮到上帝受审了，上帝受到居高临下的审判。假如恶对神明的创造不可或缺，那么这种创造是不可接受的。伊凡不再信赖神秘莫测的上帝，而信赖一个更高的原则：正义。他奠定了反抗的基业，即以正义王国替代神宠王国的基业。借此机会，他开始抨击基督教。浪漫主义反抗者认为上帝是以恨为基准的，所以与上帝本体[2]决裂了，而伊凡鲜明地拒绝基督教奥义，所以拒绝以爱为基准的上帝。惟有人间的爱能使我们认可遭受不公正的玛尔特，以及每日工作十小时的工人，甚而至于儿童们无法辩护的死亡。伊凡说：“假如儿童们的痛苦可以用来补足为获得真理所必需的苦难，从今以后我言必称不值得为此真理付出如此的代价。”他拒绝认可基督教传扬的苦难与真理的依附性。伊凡最深沉的呐喊，一言以蔽之：“即使”，这声惊天动地的呐喊在反抗者的脚下打开了万丈深渊：“即使我错了，我的愤怒也永不停止。”这就意味着即使上帝存在，即使基督教奥义涵盖真理，即使长老[3]佐西姆说得在理，伊凡也不接受这种以恶、以苦难、以横加于无辜者的死亡作为代价的真理。

更有甚者，伊凡成了拒绝独自得救的化身。他与受苦人团结一致，因为他们而拒绝天国。确实，假如他信教，他有可能得救，但其他受苦人就会下地狱。苦难就会继续下去。对怀有真正同情心而痛苦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存在拯救的。伊凡将继续质疑上帝之过，加倍拒绝信教，恰似人们拒绝非正义和特权。更进一步说，不妨评论一番从“要么想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甭想得到”至“要么大家都得救，要么谁也甭得救”。

这种极端的决心，以及这样的决心必须有的态度，本来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已足够了。然而，顺便提醒一下，伊凡某种程度上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者在伊凡身上体现得比在阿辽沙身上更加自如。伊凡虽然也屈服于浪荡风流，但实实在在也体验到自身的问题，在“是”与“否”之间受尽煎熬。从此，他自食其果。他若拒绝永生，还剩下什么？最起码的生命元素呗。尽管生命的意义给消除了，但生命依然存在。伊凡说：“我活着，不管合乎逻辑与否。”还说：“假如我不再信仰生命，假如我怀疑心爱的女子，假如我怀疑宇宙秩序，相反，假如我确信一切只不过是地狱般的、极可恶的混乱，我依旧很想活下去。”故而伊凡活着，爱着，尽管“不知道为什么”。但活着，也是行动嘛。以什么名义？假如没有永生，那就既没有赏与罚，也没有善与恶。“窃以为，没有永生就没有德行。”他还说：“我只知道苦难尚存，世无罪人，万事关联，逝者如斯夫，万物皆平衡。”但是，假如没有德行，那就没有法律：“一切皆许可。”

就是这句“一切皆许可”真正开创了当代虚无主义反抗的历史。浪漫主义反抗并没有走得这么远，总之，浅尝辄止，说什么不是一切都许可的，但可以放肆地去做被禁止的事情。与之相反，对卡拉玛佐夫兄弟而言，愤怒的逻辑会使反抗自作自受，进而使反抗陷入绝望的矛盾之中。两者基本不同之处在于，浪漫派允许自己做自得其乐又取悦于人的事情，而伊凡出于前后一贯性强迫自己作恶不行善。他不允许自己做善人。虚无主义不仅意味着绝望和否定，而且尤其蕴含绝望和否定的意志。此人诚惶诚恐维护着无辜者，在受苦的孩子面前颤抖，想“亲眼目睹”母鹿睡在狮子身旁，甚至受害者拥抱杀害者，但自从他拒绝认同神明的前后一贯性，并试图找到自己的规范，同一个他竟然承认了杀害的正当性。伊凡奋起反抗凶手上帝，但自从思考反抗这刻起，却从中得出杀人法则。假如一切皆许可，儿子就可以杀老子，或至少忍受父亲被杀。对被判死刑者的生存状况进行一番深思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门心思为罪行辩护无罪。同时，伊凡却憎恨死刑，他谈及执行死刑时，恶狠狠地说：“他的脑袋落了地，居然是以神宠的名义。”但原则上又认可罪行。对杀人者全部宽恕，而对刽子手则一个不予饶恕。这一矛盾掐得伊凡·卡拉玛佐夫喘不过气，对此萨德则相反，活得怡然自得。

的确，伊凡摆出推理的样子，好像永生并不存在，而他只限于说，即使永生存在，也加以拒绝。所以，为了抗议恶与死，他蓄意做出选择，主张德行并不比永生有更多的存在，进而主张任人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故意自选了二难推理：既有德行又不合逻辑，抑或既合乎逻辑又刑事犯罪。他的复身魔鬼行事堂而皇之，他在一旁吹耳边风：“你去完成一个合乎道德的行动，但不要相信德行，这样就会叫你恼火了，令你揪心了。”伊凡终于给自己提出了问题，也是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在反抗中，世人还能生活下去、支撑下去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这个问题使反抗精神取得了真正的进步。

伊凡让人猜出他的答案：世人只有把反抗推进到底才能在反抗中生活。什么是形而上反抗的极端？那就是形而上革命。这个世界的主子在其合法性遭到质疑之后应当被推翻。人应占其位。“既然上帝和永生均不存在，就该许可新人成为上帝。”当上帝是什么意思？恰恰正是“一切皆许可”，就是拒绝一切其他法则，只承认自己的法则。如果不必要发挥居间推理，人们就可意识到，成为上帝，即认可罪行（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知识分子特别喜爱的想法）。因此，伊凡个人的问题在于知道他是否忠于自己的逻辑，进而面对无辜者苦难而奋起抗议时，他是否认可自己父亲被杀而像人神那般无动于衷。大家知道伊凡的答案：他听凭杀死他父亲。太深刻了，不足以满足表象；太敏感了，不可以付诸行动，他只好听其自然。但他定会发疯的。人，若不懂怎么可能爱其同类，也不会懂怎么可能杀其同类。人，被夹在无法辩解的德行和不可接受的罪行之间，扣问无门，被怜悯消耗殆尽，对爱又无能为力，孑然一身而无法援救玩世不恭。这样的矛盾必将扼杀他这个至高无上的智者。他说：“我有一套人世间的思想，却偏要弄明白不属于人世间的东西，有什么用呢？”然而，他偏偏只为不属于人世间的东西而活着，这种绝对的傲慢恰恰使他远离这个世界，因为他根本不爱这个世界。

这种灾难性的遭遇，尽管如此不堪，问题还是提出来了，后果势必随之而至：反抗走向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在宗教裁判大法官的传说中指出这一动向，带有强烈的预言性。伊凡最终并没有把创世与创世主分隔开来，他说：“我并不摒弃上帝，但扬弃创世说。”换言之，作为万物之父的上帝与其创造的一切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伊凡任凭杀死其父。故而他选择了对天性和生育的扼杀。况且，天父是无耻的，在伊凡和阿辽沙的天父之间，经常显现卡拉玛佐夫老爸丑恶嘴脸的浮光掠影。因此，伊凡的篡夺计划停留于纯精神层面。关于创世说，他不想进行任何改革。但有鉴于创世已有现存局面，他需要取得精神跨越的权利，而且其他人跟他一样有这样的权利。相反，一旦反抗精神既认可“一切皆许可”又接受“要么人人得救，要么无人得救”，必将导致重新创业，以便确保世人的君主政权和神圣权。另外，一旦形而上革命从精神伸展到政治，一种崭新的伟业即将开始，其意义不可估量，但必须指出，这种伟业也降生于相同的虚无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并宣称：“假如阿辽沙得出结论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永生，他马上变成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工人的问题，而尤其是无神论以及体现其当代性的问题，也是巴贝尔通天塔的问题，这座通天塔不是靠上帝建成的，不是为了从大地通往天国而建造的，而是为了把天国一直拉到大地。”他还说：“这些问题（上帝和永生）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相同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罢了。”

有鉴于此，阿辽沙确实可以动情地把伊凡视为“真正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伊凡只不过竭力控制自己，但做不到哇。后继的其他人纷至沓来，更为认真严肃，一概从绝望的否定出发，强求建立世界帝国。正是宗教大裁判法官把基督投入监狱，并前来对他说，他的方法不好，因为普世幸福不能靠直接自由选择善或恶来获取，而要靠统治和统一世界来达到。必须先统治，然后征服。天国降临大地倒是确实的，但要靠人治，起初几个人，比如几任恺撒皇帝，最初的得志者，然后其他所有得志者，随着时间推移，屡屡得手。这种创世的一统是靠不择手段完成的，因为一切皆许可嘛。“宗教裁判大法官”衰老了，厌倦了，因为他的学识是辛辣尖刻的。他知道世人既怯懦更懒惰，喜爱和平与死亡胜于识别善恶的自由。他怜悯基督这个沉默的阶下囚，那是一种冷漠的怜悯，好在历史不停顿地揭穿其谎言。他强迫阶下囚说话和认错，从某种意义上讲，强迫阶下囚承认大法官们与恺撒们伟业的合法性。但阶下囚沉默不语。因此，他们的伟业舍他而继往开来，绵延不断，于是，将其杀戮，在世人的王国确保之际，其合法性最终得到确立。然而，“事情刚开始，尚远未完成，大地还将遭受大苦大难，但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我们将变成恺撒，届时我再考虑普世幸福吧。”

于是乎，阶下囚被处死，宗教裁判大法官独统天下，聆听“深奥的思想”，领会“毁灭和死亡的精神”。他们高傲地拒绝天国的面包和自由，同时，给人间供应面包却不给自由。“从十字架下来吧，我们会信任你的。”他们的警察向戈尔高达山喊话。但囚犯不下来，甚至在垂死最受折磨的时刻，还向上帝抱怨自己已经被抛弃。所以证据不再存在了，但信仰和奥义犹存，尽管信仰和奥义遭到反抗者们的摒弃，同时遭到裁判大法官们的嘲笑。一切皆许可，恶行的时代已经准备迎接这一天翻地覆的时刻。从保罗到斯大林，选择恺撒的教皇们已经为选择自己的恺撒们铺好道路。世界的一统天下与上帝一起实现之后，必将试图叛逆上帝而自我实现。

事情还不至于闹到如此地步。当下伊凡只向我们呈现反抗者濒临深渊的颓丧面貌，无所作为，处于自己无辜的想法与杀人的意志之间心痛欲裂。他痛恨死刑，因为死刑是人生状况的写照，与此同时，他又走向犯罪。为了与世人为伍，他接受分担孤独。理性反抗落实到他身上最终变成疯狂。

[1] 生卒年不详。

[2] 康德哲学的重要概念，系指不可认知的“自在之物”是与现象对立的。

[3] 俄罗斯沙皇时代东正教会长老。

绝对肯定

世人一旦对上帝进行道德审判，心中已将上帝置于死地。那么什么是道德的基础呢？人们以正义之名否定上帝，但，若没有上帝这个概念，何以理解正义之概念呢？莫非我们又陷入荒诞？这正是尼采直面的那种荒诞。为了更好超越荒诞，尼采将其逼至山穷水尽：道德是上帝最后一副面孔，必须加以摧毁，然后予以重建。届时上帝不复存在，不再保障我们的生存；世人就不得不自己决定做什么，以便独善其身。

独善其身者

施蒂纳[1]早就想在打倒上帝之前，摧毁寓于世人心中有关上帝的全部概念。但与尼采相反，施蒂纳的虚无主义倒是得到了满足，他在死胡同里大笑。尼采则一头撞到墙上，走投无路。自《独善其身者及其特性》[2]发表的1845年起，施蒂纳就开始清场算账。此公经常出入“自由人协会”，与黑格尔左派（其中包括马克思）过从甚密，不仅清算上帝，一了百了，而且清算费尔巴赫的人类学，清算黑格尔的精神学及其历史体现——国家。他认为，所有这些偶像都产生于同一种“先天愚型”[3]，即对某些永恒思想的信仰。因此，他居然写道：“我不把我的事业建立在任何基础上。”诚然，罪孽是一种“蒙祸”，而权利也是，我们都是权利的苦役犯。上帝是敌人。施蒂纳对神明竭尽亵渎之能事：“你把圣餐饼消化掉，跟上帝两清吧。”总之，上帝是“我”的一种异化，或更确切说，是“我在”的一种异化。苏格拉底、耶稣、笛卡儿、黑格尔，所有一切先知先觉先哲，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来只是创造花样翻新的方式来异化“我在”。施蒂纳一心想把这个“我”与费希特那个绝对的“我”区别开来，将其缩小到特立独行和短命易逝的人。“所有的称呼都命名不了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人”，所谓“独善其身者”也。

施蒂纳认为，直至耶稣的世界史只不过是把现实理想化的一种漫长努力。这种努力通过古人所特有的思想及其净礼的仪式体现出来。从耶稣起，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另一种努力随即开始，与之相反，旨在实现理想。体现理想的狂热取代了瞻礼，日益席卷世界，继承基督教义的社会主义逐步扩展统治威望。然而，对“我在”这一独善其身的原则，世界史只是一部漫长的触犯史。因为“我在”是鲜活而具体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尽管有人一意孤行将其置于上帝、国家、社会、人类一个接一个抽象概念的桎梏之下。对施蒂纳而言，博爱是一种欺骗。各种无神论哲学虽然把崇拜国家和世人推至顶点，自身却只是一些“神学造反派”而已。他说：“我们的无神论者是真正虔诚的人。”历史长河中只有一种崇拜，即崇拜永恒。但这种崇拜是虚假的。惟有独善其身者是真实的，是永恒之敌，是一切事物之敌。确实，惟有独善其身者不为其统治欲服务。

自施蒂纳起，鼓动反抗的否定运动不可抗拒地淹没了一切肯定，也扫除了神明的代替物，尽管精神意识仍被神明纠缠着。施蒂纳说：“外在的彼世已被扫除，但内在的彼世却变成一片崭新的天空。”甚至是革命，尤其是革命，令这位反抗者深恶痛绝。要当革命者，必须信仰某些东西，哪怕没有任何可信仰之处也要信仰点什么。“法国大革命导致一次反动，表明革命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屈从于人道不比服务于上帝更有价值。此外，博爱只是“共产主义者不成熟的看法”[4]，而一周六天中，兄弟们又成为奴隶。因此，在施蒂纳看来，只有一种自由，即“我的权力”；只有一个真理，即“灿烂的利己主义星辰”。

在这片沙漠中，一切重绽花朵。“只要思想和信仰的长夜仍在蔓延，一声无思想的欢叫，其意义即便巨大，也不能被理解。”漫漫长夜接近尽头，一片曙光即将升起，但不是革命的曙光，而是反叛的曙光。反叛本身是一种苦行，拒绝一切清福。反叛者只在自己的利己主义与他人的利己主义相吻合时，才与他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真正的生活是幽居独处，悠然自得，尽兴于孑然一身。

个体主义就这样达到顶峰，否定了一切否定个体的东西，颂扬了一切激励个体并服务个体的东西。按施蒂纳的说法，什么是善？“善是我可以利用的东西。”什么是我合法受权可以做的？“可以做我能做的一切。”反抗依旧导致为犯罪辩护。施蒂纳不仅企图为反抗辩护（在这方面，他的嫡系子弟以无政府恐怖主义形式老调重弹），而且明目张胆陶醉于他所打开的前景。“与神圣的事物决裂，或最好砸烂神圣的事物，就可变得普通寻常了。不是一场新的革命即将来临，而是一种罪恶，强烈的、傲慢的、无礼的、可耻的、无意的，伴随着天边的雷声在膨胀壮大，君不见天空愁云密布，黑魆魆沉默无语，正预示着不祥之兆吗？”这番话让人感到有些人在幸灾乐祸，他们策划于陋室，炮制着世界末日的舆论。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尖刻而蛮横的逻辑，仅仅一个“我”，只要自我幽禁和断根绝源而奋起反对一切抽象概念，就摇身一变为抽象和不可名状。从此不再有罪行和错误，进而不再有罪人了。我们全部完美无疵。既然每个“我”从本质上对国家对人民来讲都是罪犯，那让我们善于承认生活就是违犯。为了成为独善其身者，除非接受死亡，否则必须接受杀害。“您要是不肯亵渎，那您就不会像罪犯那般伟大。”不过，施蒂纳还是畏首畏尾，这不，他明确指出：“让他们痛快死亡吧。不要将他们折磨至死。”

然而，以杀人为正当性发布政令，等于向独善其身的人们下动员令和战争令。由此，杀害与某种集体自杀将不谋而合。这一点，施蒂纳不承认或根本看不出，不过在任何毁灭面前他决不会退缩。反抗精神最终在大混乱中得到最为辛辣的满足。“你（德意志民族）被带到地球上。很快你的姐妹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将跟随你行进；当所有的民族都将跟着你走，人类将被埋葬，而在人类的坟墓上，‘我’（大写的我），最后成为我唯一的主人，‘我’，人类的继承人，将仰天大笑。”总之，在世界的废墟上，王者个体的苍凉笑声表明了反抗精神的最后胜利。不过，处在这样的绝境，要么死亡，要么重生，别无任何其他可能。施蒂纳及其随追他的所有虚无主义反抗者都醉心于毁灭，奔向极限边缘。发现沙漠之后，就不得不学会生存下去。于是尼采劳神拼命的探求由此开始了。

[1] 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其代表作《独善其身者及其特性》（1845），着重批判政治、社会、人文自由主义，矛头直指费尔巴赫的人类学，主张目无纪律的个体主义。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2] 《独善其身者及其特性》（1845）的主题思想可概括如下：个体（个人）是一切价值、一切思想、一切行动的起源。什么上帝、人类、人民、真理、自由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利己主义否定所有其他利益，而最好的利己主义莫过于有利个体自身的利己主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为，大写的“我”是“独善其身者，即我们取之不尽的虚无”。这一绝对个体主义的原则是该书的主题：“独善其身者”就是辩证思想的一个极端，即虚无的另一端，可理解为“存在”，而大写的“我”则是存在的主体。

[3] “mongolisme”此处意为“先天愚型”，或“先天愚昧”。不应译为“蒙古主义”。历史上，蒙古人曾入侵欧洲，法语及其他西欧语中含有“野蛮入侵”的意思。下文提到“蒙祸”便是一语双关。

[4] 直译应为：“共产主义者周日休闲时的看法”，再者，法语中所谓博爱（la fraternit）原意为“兄弟手足之情”。

尼采与虚无主义

“我们否定上帝，否认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才能解救世界。”尼采言下之意，虚无主义似乎带有预言性。然而切不可把著作中的尼采作为临床医生置于首要地位，只要把他作为预言家的地位紧随其后即可，因为从他的著作中不可能取得任何东西，无非是他为之咬牙切齿的那种卑劣而平庸的冷酷。尼采思想的临时性、系统性，总之战略性，是不可置疑的。在他，虚无主义首度变成可切身感受的意识。外科医生和预言家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所思所为皆着眼于未来。而尼采所思从来只着眼于未来的某个世界末日，并非为之鼓吹，因为他推测出该世界末日终将呈现的面貌是龌龊的和预谋的，所以致力于避免此类世界末日，并将其改造成世界重生。他认可虚无主义，而且将其作为临床病例加以审视。尼采自称是欧洲第一个完全的虚无主义者。并非意趣使然，而是身世所驱，更有甚者，因为他太过伟大，拒绝不了自己时代的遗产。他论断自己以及他人，断定两者皆无能为力于信仰，一切信仰的原始基础已消失殆尽，就是说对生命的信仰已荡然无存。所谓“可以作为反抗者而生存吗？”在他已变成另一个问题：“可以毫无信仰而生存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不错，假如把缺失信仰变成一种方法论，假如虚无主义被推至极端后果，假如突然陷入沙漠而能随遇而安，那就可以在同样的原始冲动下感受痛苦和欢乐。

尼采并不怀疑方法论，而是否定既定的方法论，摧毁依然向他掩盖虚无主义的种种东西，摧毁掩饰上帝死了的偶像。为了建立一个新圣殿，必须砸毁一个旧圣殿，这就是法则。他确认，谁要成为善和恶的创造者，先必成为破坏者，砸烂价值。“因此，至恶便成为至善的一部分，但至善是创造者。”他以自己的方式写出他那个时代的《方法论》，缺乏他十分追捧的法国十七世纪那种自由性和准确性，但具备二十世纪特征的明晰性，那种不可思议的明晰性，故而他认为二十世纪是天才的世纪。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显而易见是指尼采的后期哲学，即从1880年至精神崩溃。本章节可视为对《权力意志》的评述。

有鉴于此，尼采第一步骤是顺应其切实知晓的事情。对他而言，无神论是不言而喻的，具有“建设性”和“彻底性”。照尼采的说法，他的最高天职，在于就无神论问题挑动一场危机和怂恿一项决定性判决。世界在盲目行进，没有合目的性[1]。故而上帝一无所用，既然上帝一无所需。假如上帝需要什么，那么世人由此承认恶的问题可列出传统公式，于是上帝必须有所承担，对“贬损生成的整体价值所造成的痛苦和不合逻辑性都要”有所承担。我们知道，尼采公然眼红斯当达的名言：“上帝唯一的托辞，就是上帝并不存在。”世界既然丧失了神明的意志，也就丧失了统一性与合目的性。因此世界不可能被判决。对世界具有的价值所做的一切判决最终导致对生命的诽谤。这不，人们判断现存的事物是参照应存事物进行的：天上的王国，永恒的思想，或强制的精神。然而，应该存在的事物却并不存在。“当今时代的好处：什么都不是真的，什么都是允许的。”这些说法与其他成千种说辞交相呼应，不一而足，张扬的或讥讽的都有，不管怎么说，都足以证明尼采承受着虚无主义和反抗的全部重负。他在关于“训练与选拔”颇为幼稚的论述中，甚至提出虚无主义推理的极端逻辑：问题：用什么手段获得伟大虚无主义的严密形态？以致这种有感染力的虚无主义可以用完全科学的意识来教导并实践自愿死亡？

然而，传统上，虚无主义的价值被视为受遏制的，尼采占为己有，为其虚无主义所用。主要指道德。所谓道德行为，无论苏格拉底所阐明的，还是基督教所劝导的，其本身已是堕落的标记。这种道德行为欲以映像映照之人取代有血有肉之人，以纯属想像的和谐世界之名义，谴责情欲与呐喊之天下。如果说虚无主义无能为力于信仰，最严重的症状不在于无神论，而在于无能为力于相信现存的东西，无能为力于正视实现的东西，无能为力于体验出现的东西。这种虚弱残疾是一切唯心主义的基础。道德于世界无信仰可言。尼采认为，真正的道德与清醒的头脑密不可分。他对“诽谤世界的人们”是严厉的，因为他从诽谤中识破了世人逃避现实的可耻欲望，对他而言，传统道德仅仅是背德的一种特例。他指出：“善者才需被正名。”又说：“正是出于道德的理由，世人总有一天会停止行善。”

尼采的哲学无疑围绕反抗的问题展开，确切说，始于一次反抗行为。但，人们感觉得出那是尼采歪打正着的行为。在他，反抗始于“上帝死了”，被视为一个既存事实，接着便把矛头转向一切旨在错误替代已消失神明的主张，这些主张虽使某个领域出乖露丑，没准丧失方向，却成为诸神唯一的温床。与某些基督教派批评家所想的相反，他没有制订过扼杀上帝的计划。尼采发现了上帝死于他那个时代的灵魂中。他第一个懂得兹事体大，毅然确定人的这种反抗若不加以引导，就不可能导致新生。除此之外，一切其他态度，无论憾恨，还是成全，都会导致世界末日，因此，尼采没有建立什么反抗哲学，而是创立一种有关反抗的哲学。

尼采之所以特别抨击基督教，是因为仅仅将其作为道德来抨击。他一方面始终让基督本人不受伤害；另一方面，也让教会诸多厚颜无耻的方面未受触动。众所周知，他很内行地称赞耶稣会会士，曾写道：“实际上，惟道德上帝备受驳斥。”并指出：“你们说这是上帝出于本能的解体，不，上帝只是脱毛换皮而已。上帝脱去了自己的道德表皮。你们将看到上帝超越‘善’与‘恶’重新显现。”尼采一如托尔斯泰所见，基督并非反抗者。基督学说的主旨是全盘接受恶，决不抵抗恶。不应该杀人，即使为其增加不幸，但同意个人为世界包含的恶而受苦受难。这样，天国立即离我们近在咫尺。这里，天国只是一种心境，促使我们的行为与原则协调一致，可以赋予我们立竿见影的至福。尼采以为，基督的启示不是信仰，而是行善。有鉴于此，基督教的历史只不过是对基督启示的漫长背叛。《新约》已经变质，从保罗到主教会议都堕落了，而信仰的宗教仪式是让人忘记行善。

基督教给教主的启示造成怎样深度的变质呢？首先，审判的想法就与基督的教诲渺不相关，其次，惩罚与奖赏相关的概念，也跟基督的教导风马牛不相及。从此刻起，天性变成故事，而且是有意义的故事，由此产生了人的全体性[2]概念。从天神报喜到末日审判，人类别无他求，唯一的使命就是遵循事先写好的一个故事所明文规定的各项道德目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尾声中人物以好人和坏人而分类。起初对基督唯一的审判还在于说人的生性罪孽并无大碍，而进入历史的基督教就把人的整体本性变成罪恶的源泉了。“基督本人否定什么呢？否定所有当前冠以基督名义的一切。”基督教则以为在与虚无主义作斗争，因为要给世界指引一个方向，但基督教本身也是虚无主义的，这不，把一个假想的意义强加于人生，就是阻挡发现人生的真正意义：任何一个教派皆为滚落在神人墓上的石头，千方百计强行阻止神人复活。尼采指出，上帝是因为基督而死的，正是基督教把神圣的事情世俗化了，这个结论虽然逆理悖论，却意味深长。必须说明，此处指的是历史有记载的基督教及其“根深蒂固又可鄙可耻的伪善性”。

相同的推理唆使尼采抗拒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蜕化变质的基督教。他确实相信历史的目的，势必促使意志力和想像力衰颓。因此，社会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从此尼采赋予虚无主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虚无主义不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人，而是不相信现有一切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是基督教没落的劣等表现。基督主张，赏与罚必须以历史为前提。然而，按照不可避免的逻辑，全部历史都是以归纳为赏与罚而告终的。由此产生了集体救世主降临说。同样，由于上帝死了，众生灵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归为简简单单的平等。此处，尼采依然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作为道德学说加以抨击。虚无主义，无论表现于宗教，还是表现于社会主义预言，都是我们最高价值的逻辑趋向结果。自由思想将摧毁这些道德，揭破其赖以生存的幻想，揭穿其必不可缺的交易，揭露其犯下的罪行，因为这些道德阻挡着清醒的智者完成自身的使命：把消极虚无主义改变为积极虚无主义。摆脱了上帝和道德偶像的世上，世人没有了主子，好孤独哇。谁都不如尼采那般让人相信这样的一种自由是轻而易举的，这是他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这种野性的解放将他置于某些人的行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为一种新的苦恼和一种新的幸福而备受煎熬。然而起初，只有苦恼使他高声疾呼：“哎呀！干脆让我发疯吧！……除非让我凌驾于法则，否则我就是最为上帝弃绝的人。”对于不能凌驾于法则的人来说，确实必须找到另一种法则，要么必然是精神错乱了。世人一旦不再相信上帝，不再相信永垂不朽的生命，就变得有“责任感了，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负责了，对一切诞生于痛苦又注定要为生命而痛苦的东西负责了。”应由世人自己，也惟有世人自己，找到秩序和法则，责无旁贷。这样，被上帝弃绝之人的时代便开始了，他们开始为证明无罪而精疲力竭地探求赦罪，同时不知所向地患上思乡病：“最痛苦难熬、最撕心裂肺的问题是心中悬疑的问题：即能感受‘何处是我家？’的问题。”

因为尼采是自由思想家，所以他知道思想自由不是一件舒舒服服的事情，而是一项伟业，必须志美行厉，通过呕心沥血的斗争方可造就。他心知肚明，若要置身于法则之上，摔落于法则之下的风险势必巨大。所以他懂得思想惟有接受新义务才可获得真正的解放。他的发现之要义在于说，如果永恒法则并非自由，那缺失法则就更非自由。如果任何东西都不真实，如果世界没有规则，那么禁忌便无从谈起。为了禁止一个行为，确实必须有一种价值和一个目的。不过与此同时，任何授权都得不到；为了选择另一个行为，也必须具备价值和目的。法则的绝对统治不是自由，但绝对不受约束也不是自由。所有可能的事情加在一起都产生不了自由，但被奴役状态却是不可能的事了。秩序混乱本身也是一种奴役。惟有在可能的事情和不可能的事情同时得以确定才有自由。没有法则就没有自由。假如命运没受到崇高价值的指引，假如偶然成为主宰，那便是在黑暗中行进，即是令盲人恐惧的自由。所以，尼采选择了“最大的依附”来界定“最伟大的解放”之含义。“假如我们不把上帝的死亡变成对我们自身重大的弃绝和永久的胜利，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为这种丧失付出代价”。换言之，尼采认为，反抗势必苦行。于是乎，他提出一种更为深刻的逻辑：“假如什么都不是真的，那么什么都不允许了”，用来替代卡拉玛佐夫的“假如什么都不是真的，那么一切都允许了”，否定现世惟有一事被禁，等于弃绝已许之事。再也没有人说得清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之处，光明成为黑暗，自由成为自监。

尼采自成系统地将其虚无主义推进死胡同，可以说他是以一种令人恐惧的快乐冲进死胡同的。他，目的明目张胆，把那个时代的人置于无法忍受的处境。他唯一的希望似乎要达到矛盾的极端。世人若不想丧命于将其窒息的死结中，就必须一刀斩断死结，并创造自身的价值。上帝死了，什么都不了了之，惟其准备一次复活才能使人感受得到。尼采指出：“倘若发现不了寓于上帝的伟大，那就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了；要么必须否定上帝，要么必须创造上帝。”否定上帝，是围着上帝团团转的世界所肩负的使命，而上帝见证着世界奔向自杀。创造上帝伟大，是超人性的使命，世人甘心情愿为之献身。的确，创造只有在极度的孤独中才有可能，世人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如此骇人听闻的努力只有处在精神最为贫困的情况才下决心做得出，必须有所作为，抑或必须豁出性命。于是，尼采向上帝喊话说，大地是他唯一面对的真情实况，必须对其忠贞不矢，而且不得不在大地上生活，并拯救自己的灵魂。但同时，他又教导世人说，无法无天生活在大地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恰恰是以法则为前提的。怎么无法无天地自由生活呢？世人必须解开这个谜，否则就会丧命。

至少尼采没有回避解答这个谜，他的答案寓于危险性之中：达摩克利斯的舞姿一向只在悬剑下才比较优美。必须接受无法接受的事情，坚持无法坚持的事情。自从人们承认世界不追求任何目的，尼采便提议认可世界无罪，断定世界不从属于判断，因为人们不可以凭任何主观意图去判断世界，进而他建议，说一不二地，即全身心狂热地投入这个世界，去替代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这样，从绝对的失望中迸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中释放出无情的自由。获得自由，恰恰就是废除目的。成为无罪，一旦获得认可，就象征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不，自由智者喜爱必然的东西。现象的必然性，假如是绝对的、白璧无瑕的，那就不包含任何限制，这是尼采深邃的思想之所在。全体加入一种全体必然性，这是尼采对自由所下的悖理逆论。于是，“什么自由？”的问题被“为什么自由？”所代替。自由与英雄主义不谋而合。自由是伟人的苦行主义，“是拉得最满的弓”。

这种崇高的赞许，既有丰富的表达力，又有饱满的内在力，毫无保留地肯定了错误本身，肯定了痛苦、恶行和谋杀，肯定了生存中一切悬疑未决和稀奇古怪的事情。这样的赞许来自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决意在当今这副样子的世界上活着，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下去：“把自己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不想把自己变成另外的样子……”一言定鼎。尼采式的苦行，始于承认命定性，终于神化命定性。命运变得越发不可改变，进而越发值得崇拜。道德神明、怜悯、爱，统统是苦行者们千方百计补偿命定性的敌人。尼采决意不要赎救。脱胎换骨的欢快就是筋疲力尽的欢快。只不过个体受到伤害而已。世人因要求得到其固有存在而采取的反抗行动湮没在个体对脱胎换骨的绝对屈从之中。Amor fati（拉丁文：死去的爱）替代曾经是odium fati（拉丁文：死去的恨）“每个个体都与每个宇宙生灵协调配合，不管我们知情与否，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个体就这样消失在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永恒运动中。“存在过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大海将其抛至滩涂。”

于是，尼采又回到思想的起源，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观点。苏格拉底之前的先哲们取消了目的因[3]，让他们想像出来的原则永恒性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惟有无目的力量才是永恒的，即所谓赫拉克利特的“游戏规则”[4]。尼采的全部努力在于论证脱胎换骨中始终存在法则以及必然性中也有游戏规则：“儿童，意味着天真，忘却，重视，游戏，自转的轮子，乍学走步，说‘是’的神圣天赋。”世界是神圣的，因为世界无动机，故而惟有艺术凭着同样的无动性方能理解世界。任何判断都阐述不了世界，然而艺术可以教会我们重视世界，就像世界在周而复始的曲折中重复自己。在一样的滩涂上，原始的大海不知疲倦地吐露着一样的话语，抛掷着一样的生灵，即那些惊讶依旧活着的生灵。至少，谁若同意回归，赞同回归的一切事情，谁若人云亦云甚至甘当应声虫，谁就具有把世界神圣化的品质。

通过这种迂回的办法，人的神圣性确实最终被采纳。反抗者先把上帝否定，旨在之后取而代之。尼采的启示在于，反抗者只有放弃一切反抗才能成为上帝，甚至放弃反抗为修正这个世界而产生的诸神。“假如有个上帝，怎么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不错，是有个上帝，那就是世界。为具备世界神圣性的性质，只需唯唯诺诺即可。“不必祈祷，感恩吧！”于是大地遍布人神。向世界说“是”，反复说“是”，这既是重新创造世界，也是重新创造自己，就这样变成伟大的艺术家，就脱胎换骨成创造者。尼采的启示，一言以蔽之：创造，但含义模糊。尼采一味鼓吹凡创造者皆固有的那种自私和苛刻。价值的蜕变仅仅在于以创造者的价值来替代审判官的价值，即尊重和热爱现存的一切。缺乏永恒性的神圣性确定着创造者的自由。狄奥尼索斯[5]，大地之神，因受肢解而永不停息地吼叫。但与此同时，他形象地表现出那种与痛苦相得益彰之美。尼采认为，对大地和狄奥尼索斯说“是”，如同对其痛苦说“是”。接受一切，既接受最高度的矛盾，同时又接受痛苦，这便主宰一切了。尼采认同为这个王国付出代价。惟有“因厌恶而受难”的大地是真实的。惟有她是神圣的。恰如恩培多克勒[6]投身于埃特纳火山[7]去寻找真理，恨不得钻进大地的五脏六腑，尼采则建议世人湮没无闻于宇宙之中，以便找到自己永恒的神圣性，最终成为狄奥尼索斯。《权力意志》就是这样结束全文的，正如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以一次打赌来结束全书，所以《权力意志》常常令人想起《思想录》。世人尚未获得确信，却获得确信的意志，这并非一码事。尼采自己处在这样的极端也是摇摆不定的：“瞧，这就是你身上不可原谅之处。你握有权力却拒绝签字。”不过他会签字的。然而，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仅仅使得寄给阿丽娅娜的情书永垂青史，因为他是在疯狂中写成的。

尼采所指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导致对恶的颂扬。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恶不再是一称冤仇相报，而是可能作为善的一个方面被人接受，更为肯定地说，作为一种命定性被人接受。因此，恶被接受旨在被超越，可以看作一种药剂。在尼采的思想中，关键仅仅在于生灵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时能豪迈地顺应。不过，众所周知他的后世，有哪家的政治会传承这个自称为最后反政治的德国人呢。他想像出一些艺术家式的暴君。但对芸芸众生来说，暴政要比艺术更为自然。尼采曾写道：“宁愿要恺撒·波基亚[8]而不要帕西发尔[9]！”而尼采身上既有恺撒又有波基亚[10]，但缺乏他认为文艺复兴杰出的个体所具备的高贵心灵。他要求个体顺从人类的永恒性，要求个体湮没在时间的大循环之中，即把种族当作人类的一种特殊状况，让个体屈服于可鄙可憎的神明。尼采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谈论的生活已经堕落成一种适用于家庭的生物学。没有文化的老爷族群毛驴似的磕巴着权力意志，把尼采一向蔑视的“仇恨犹太人的丑行”窃为己任。

尼采所相信的勇气是与智力统一的，故而称之为力量。但后来真正属于他的，却由此而转化为反面：明目张胆的暴力。按照一位傲慢智者的判定：尼采把自由与孤独混淆了。不过，尼采所谓“正午和子夜之深沉孤独”却消失在被机械化的人群中，这样的人群最终潮水般踏遍欧洲。尼采是古典情趣的捍卫者，冷嘲热讽的保护人，素朴放纵的辩护士；他主张贵族政治，深知贵族阶级必须奉行美德而不问为什么。倘若有人需要理由才诚实不欺，此人则不可信任；他狂热地推崇正直，用他的话说：“这种正直已成为一种本能，一种激情。”他是“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死心塌地的仆人，因为“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把狂热崇拜视为死敌，尽管如此，他的祖国在他逝世三十三年后把他奉为谎言和暴力的教导者，先前他的献身精神曾使他创导的一些概念和美德受人赞美，而后来却被搞得可憎可恨。在思想史上，除马克思外，尼采所冒的风险是无人可比的，我们永远不会终止修正他所遭受的冤枉。想必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些哲学一经诠释就被曲解了。但，直到尼采和纳粹为止，一个独特的灵魂以高尚的情操和撕心的痛苦所阐明的一整套思想，在众目昭彰之下，竟然被诠解成一串串谎言加以炫耀或被图解为一堆堆可怖的集中营尸体用来示众，这真是史无前例。宣扬超等人导致有条不紊地生产劣等人。这样的现象势必要加以揭露，但也要予以阐释。如果说十九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反抗运动最后结果终究成为无情的奴役，难道不应舍弃反抗而重新倾听尼采对他的时代所发出的绝望呐喊：“我的良心和你们的良心莫非不再是相同的良心了？”

让我们首先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尼采和罗森伯格[11]混为一谈。我们应当成为尼采的辩护人。他事先揭露自己是不肖子孙，所谓“自我解放思想的人还应当自我净化心灵”。然而，问题至少要弄清楚他所设想的思想解放是否排斥心灵净化。反抗运动使尼采折服，并支撑着他，其本身是有其法则和逻辑的，这些法则和逻辑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人们给尼采哲学所披戴的血淋淋伪装。难道在尼采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够用来解释规定性杀人的定义吗？杀手们只需否定意义而肯定字面，甚至只需肯定尚含意义的字面就行了。难道杀手们不能在尼采身上找到他们的托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人们一旦忽视尼采思想的系统性观点（不能肯定他自己始终坚守不渝），他的反抗逻辑就会无边无际了。

人们也会注意到，杀人找到正当性不在于尼采拒绝偶像，而在于狂热使尼采的使命臻于完善。向一切说“是”意味着向杀人说“是”。况且有两种方式赞同杀人。奴隶要是向一切说“是”，就是向奴隶主的存在说“是”，也就是向自身的痛苦说“是”，耶稣教导不抵抗。奴隶主若向一切说“是”，那是向奴隶制度说“是”，向他人的痛苦说“是”，奴隶主就是暴君，并颂扬杀人。“你的生存条件特性是无休止说谎和无休止杀人，而你不会说谎，又不会杀人，因为你相信这是神圣而坚不可摧的法则，难道不可笑吗？”的确可笑，况且形而上反抗的最初行为只是抗议人生的谎言和罪行。尼采式的“是”已把原始的“不”置于脑后，把反抗本身也否定了，同时把拒绝现存世界的道德也否定了。尼采全心全意召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罗马皇帝恺撒，等于说他在思想上同时对奴隶和奴隶主说“是”。然而最终对两者都说“是”。然而，最终对两者都说“是”，归根结底使两者之中的强者即奴隶主神圣化。恺撒注定会舍弃思想主宰而选择现实统治。“如何利用罪恶呢？”尼采如是自问，真不失为恪守其法的好导师。而恺撒势必回答：让罪恶成倍增加吧。于是尼采不幸地写道：“人类每当把目标定得十分宏大，就会运用别的措施，比如不再把罪行判为罪行，哪怕所使用犯罪的手段可怕得骇人听闻。”尼采死于1900年，临界下个世纪，上述宏论即将成为致命性的。无可奈何呀，他神志清醒时徒然惊呼：“谈论各种各样的背德行为很容易，但谁有力量承受得起呀？比如我将不能容忍食言或杀人，可我力不从心，我不用多久将萎靡不振，并为此而死去，这大概是我的命运吧。”人类经验的整体性一旦被认同接纳，就会有一批批人随之而来，他们远不会萎靡不振，而会变本加厉地说谎和杀人。尼采的责任在于依据方法论的高端论证，在思辨过程中时刻为蒙受耻辱的权利进行辩护，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话在先，认为若将受耻辱的权利赋予世人，必定目睹世人趋之若鹜。尽管如此，尼采这种非所愿的责任越发任重而道远。

尼采如其自诩，确是虚无主义最敏锐的良心。他使反抗精神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正在于由否定理想跳跃为世俗化理想。既然世人得救不靠上帝来实现，那就应当到世上去完成。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世人一旦接受这个世界，就应当给世界一个方向，以便达到高级的人类社会。尼采诉求人类未来的方向：“统辖地球的任务落到我们身上。”另外还说：“必须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代来临了，这场斗争将以哲学的名义进行。”就这样他宣告了二十世纪。之所以如此宣告，是因为他已感到虚无主义内在逻辑的启示，心知肚明其最终结果之一就是帝国。故而他已为这样的帝国做了准备。

对世人而言，没有上帝的自由是存在的，正如尼采所想像的那样，就是说人是孤独的。当世界的车轮停止转动，当世人对现存的一切说“是”，自由正当午。然而现存的东西是变化的，必须对变化说“是”。阳光最终消遁，白日也依山尽了。于是，历史重新开始，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必须寻找自由：对历史必须说“是”。尼采主义，即个体权力意志的理论，是注定要纳入集体权力意志之中的。没有世界这个帝国就没有一切。所以想必尼采是痛恨自由思想家和人道主义的。他对“精神自由”一词取其最极端的含义：个体精神的神圣性。不过，他不能阻止自由思想家跟他一样，也从上帝死了这个历史事实出发，即不能阻止两者殊途同归。尼采看得很清楚，人道主义只不过是取消最高赦罪的基督教，舍弃原始因而保留目的因罢了。但他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解放学说必将以虚无主义必然的逻辑，将以尼采本人的梦想为己任，造就超等人类。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然而，暴君们随之而来，很快把各种哲学都世俗化了，因为哲学给了他们这种权利。尼采早在论及黑格尔时就预测到这种哲学拓殖，用他的话来说，黑格尔独树一帜，发明了一种泛神论，认定恶、误、苦再也不能作为论据来反对神明。“但，国家，即已经建立的种种权力利用了这一宏伟创举。”然而，尼采本人早已想像出一种体系，旋即认定恶再也不能作为论据来反对任何东西，而唯一的价值在于人的神圣性。这一宏伟创举也要求得到运作，在这方面，纳粹只不过是个短暂的继承者，是虚无主义狂暴性和戏剧性的结局。为此，有些人另有逻辑，别有雄心，比如马克思纠正了尼采，他们选择了只对历史说“是”，不再对全体创造物说“是”。尼采早先强迫反抗者向宇宙跪拜，后来强迫反抗者向历史跪拜。有什么可惊异的呢？尼采，至少在其超人理论中，马克思在他之前就提出无阶级社会，他们俩都以未来替代彼世。在这一点上，尼采背叛了古希腊人和耶稣的教导，认为他们都以现世替代彼世。

马克思跟尼采一样，善于战略思考，也跟尼采一样憎恨形式德行。这两种反抗最终同样都投入现实的某个方向，然后融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体现这个社会等级，尼采早已提起过，他自己势必“替代神甫、教师、医生”。两者重大的差别在于，尼采在等待超人的同时，建议向未来的东西说“是”。对马克思而言，自然受人控制以便服从历史，而对尼采来说，自然让人服从以便控制历史。这正是区别基督徒与希腊人之所在。至少，尼采已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现代社会主义企图创造一种世俗耶稣会教义，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工具”，更有甚者，“人们追求的东西就是福利……之后便走向一种闻所未闻的精神奴役……精神专制在商人和贤者一切活动之上翱翔。”反抗，经历了尼采哲学的熔炉，练就对自由疯狂的追求，导致生物专制主义或历史专制主义。绝对的“不”把施蒂纳推向神化罪恶的同时也神化个体。然而绝对的“是”却导致普及杀人的同时也普世了人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不了解尼采某些德行为由，实际上为尼采承担了责任。于是，这位伟大的叛逆者亲手创立了必然王国的无情统治，并把自己监禁其间。他逃脱了上帝的监狱之后，首先念及的是建立历史和理性的监狱，进而完成对虚无主义的伪装和认同，而尼采则声称战胜了虚无主义。

[1] 西方哲学术语。此处意为：“归宿”，或“归宿性”。

[2] 康德哲学用语，意为：各个个体的总和性。

[3] 哲学术语，即最终的原因。

[4] 赫拉克利特又译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罗马神话中称赫丘利。力大无比，英勇无敌，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孩提时代就扼杀两条毒蛇，长大成人后擒狮斩龙，驱妖牛除海怪，宛如游戏。甚至到世界尽头夺得金苹果，解放普罗米修斯，还下地府战胜死神。终因误穿染有毒血的衣服，自焚身亡，逃不过命运的作弄。

[5] 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保护神，又称酒神，尼采将其称为大地之神，为土地不断瓜分耕耘而备感分娩之痛苦。

[6] 恩培多克勒（前490—前430），古希腊哲学家，研究修辞学第一人，兼为著名医生。他认为万物由“四根”（四种元素：火、水、土、气）所组成，所谓生灭，无非是元素的结合与分离。

[7] 欧洲最高活火山，位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东岸。

[8] 恺撒·波基亚（1476—1507），罗马教皇亚历山大长子。十六岁成为罗马天主教主教，后弃教从戎，屡战建功，封为公爵，协助父亲使教廷成为意大利最强盛的国家。

[9] 帕西发尔是瓦格纳三幕剧《帕西发尔》（1877—1882）主人公。尚在山村少年时，帕西发尔就敢闯入妖巫园中盗取矛（相传此矛曾刺中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数年后，他用此矛治愈了阿姆福尔塔斯的创伤，活活气死女神巫孔德里之后，又夺取被她盗走的圣杯（相传耶稣最后的晚餐所用的杯子）。并用来为跪拜着的阿姆福尔塔斯祝福。

[10] 恺撒，此处系指古罗马皇帝，君主，专制者。而波基亚为著名贵族姓氏，曾登基帝位。

[11] 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1893—1946），纳粹德国理论家和政客。1919年加入纳粹后逐渐成为纳粹首席理论家，鼓吹种族主义。1930年当上议员，1933年担任纳粹党外事部主任，1941年成为东欧占领国帝国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并处以绞刑。

反抗的诗歌[1]

形而上反抗虽然拒绝肯定并限于绝对否定，但是一味追求表现。如果说它急于激赏现有的东西而放弃质疑一部分现实，那它迟早不得不会这么做的。在两者之间，伊凡·卡拉玛佐夫代表了听天由命，不过是从受苦的意义上来讲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反抗诗歌不断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文学与权力意志，非理性与合理性，绝望的梦想与无情的行动。最末一次，这类诗人，尤其超现实主义者，向我们阐明从表现到行为的途径，粗枝大叶得骇人听闻。

霍桑[2]论及麦尔梅尔[3]时大概写道，他不信教，却不善于依仗不信教。同样，关于向天冲锋陷阵的诗人们，可以说他们虽想推翻一切，却同时宣示对某种秩序的绝望怀念。他们渴望通过一种极端的矛盾从无理性中抽出理性，并使非理性成为一种方法。他们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继承者，硬要诗歌成为典范，声称最撕心裂肺的诗歌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他们把亵渎神圣化，把诗歌转化为体验和行为手段。确实直到他们，那些声称对事件对世人要有所作为的人们，至少在西方，以理性规范的名义已经尽力了。兰波之后的超现实主义则相反，企图在谵妄和颠覆中找到一种有建树的规律。兰波通过作品，仅仅通过作品，指明道路，以雷电闪光的方式让雷雨来泄露道路的边缘。超现实主义挖掘这条道路，为非理性反抗的实用理论作出最终而张扬的表述，就在相同的时期，反抗的思想通过另一条道路建立了对绝对理性的崇拜。不管怎样，洛特雷阿蒙和兰波，作为超现实主义启示者，告诉我们通过哪些表现非理性的欲望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为形式上来。

[1] 节译自《反抗者》，其中《洛特雷阿蒙》曾单独发表于《南方手册》第307号（1951）。

[2] 纳·霍桑（1814—1864），美国小说家。

[3] 赫尔曼·麦尔梅尔（1819—1891），美国诗人和小说家。

洛特雷阿蒙与平庸

洛特雷阿蒙指明，反抗者身上的表现欲也隐藏着平庸的意愿。在兰波和洛特雷阿蒙的案例中，反抗者无论抬高自己，还是贬低自己，都决意让自己成为另一种人，哪怕挺身而出让人家承认现在的他就是真实的他。洛特雷阿蒙的亵渎言行和墨守成规同样表明上述不幸的矛盾，尽管这种矛盾得以解决在于他抱着没有任何价值的意愿。远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他的《玛尔陀萝之歌》[1]是推翻自己旧作内容的诗，因为玛尔陀萝向漫漫原始黑夜的呼唤依旧充满着毁灭一切的狂怒，而正是如此依然故我的狂怒表明了《玛尔陀萝之歌》那种煞费苦心的平庸。

我们从洛特雷阿蒙的诗里了解到，反抗是青少年时期发生的，那些使用炸弹和诗歌的高尚恐怖主义者都是乳臭未干之辈；玛尔陀萝之歌是颇具天才的初中生之杰作，所以他们的悲怆感人之处恰恰产生于一颗童心的矛盾，这颗勃起的童心既反对创造，也反对自身。恰如《彩图》的作者兰波，被甩到世界的极限，诗人洛特雷阿蒙首先宁愿选择世界末日和毁坏，而不接受很难接受的规律，正是这条规律成全了他，让他去了他所在的世界。

“我毛遂自荐是为了捍卫人类”，洛特雷阿蒙说得很不直爽。难道玛尔陀萝是慈悲天使吗？以某种方式来看，他是的，但首先慈悲他自己，为什么？有待探讨。然而，慈悲未然而受辱，既不可告人又隐而不言，使他走向奇特的极端。玛尔陀萝，用他自己的话说，接受生命如同受到伤害，禁止以自杀来愈合伤痕。（原文如此！）他像兰波那样，是受苦受难而揭竿造反的人，但又神秘退却而说什么他是造自己的反，摆出造反者永恒的托词：热爱世人。

只不过，这位擅自站出来捍卫人类的人同时写道：“请给我指出一个善良的人。”这种没完没了的举动正是虚无主义反抗的举动。他们反抗对自己对世人的不公正。但在清醒的那一刻，他们意识到这种反抗的正当性，但同时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于是狂怒的否定油然而生，直到否定他们扬言捍卫的东西。与其不能建立公正来修正不公正，不如将其淹没在一种依然更为普遍的不公正中与之混搅一团，以致最后湮灭。“你们给我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我给你们造成的伤害也太过巨大，所以我造成的伤害不是有意识的。”为了不憎恨自己，必须宣告自己无罪，这种胆量，单独的个人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其障碍就是他了解自己。他们至少可以宣布所有人都无罪，尽管他们被视为有罪。于是，上帝就成罪人了。

因此，从浪漫主义到洛特雷阿蒙并没有真正的进步，除了笔调上有所长进。洛特雷阿蒙再一次复活了亚伯拉罕的神脸和撒旦的叛逆形象，不过有所完善罢了。他把神祇置于“人粪和黄金做成的宝座上”，神坐在上面，形容愚蠢傲慢，躯体披着用未洗被单充当的裹布，此神自称创物主。“蝰蛇面相的狰狞上帝。”人们有目共睹。“狡猾的强盗处处放火，烧死老人和小孩。”他烂醉如泥，滚到小溪里或去妓院，下三烂般寻欢作乐。上帝没有死，但已倒下。神明堕落了，玛尔陀萝被描写成骑士，一个穿黑披风的传统骑士。他是大写的魔鬼。“至高神灵带着大仇大恨的狞笑使我变得丑陋无比，眼睛不应该是这样丑陋的见证。”他把一切都否定掉了：“父亲、母亲、神明、爱情、理想，都被否定了，以便一味只想着自己。”这位英雄受着高傲的折磨，却拥有形而上风流之士的所有魅力：“仙人般的玉脸，宇宙般的惆怅，自杀般的美丽。”玛尔陀萝与浪漫主义的反抗者如出一辙，也对神明的公正绝望了，于是站到恶的一边，使人痛苦，而使人痛苦的同时，自己也痛苦，这就是纲领。《玛尔陀萝之歌》可谓恶的名副其实连祷文。

在这个转折点上，人们甚至不再捍卫人这个创造物。相反，“用一切手段攻击人这个猛兽，而创物主……”这就是《玛尔陀萝之歌》所宣称的宗旨。想到把上帝当作敌人而惶惶不可终日，又对伟大的罪人们深邃的孤寂如醉若狂：“我单枪匹马反对人类”，玛尔陀萝径直冲向天地万物及其造物主。《玛尔陀萝之歌》颂扬“罪恶的神圣性”，宣布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光荣的罪恶”，以至《玛尔陀萝之歌》第二部二十节竟然开启了有关罪恶和暴力名副其实的教学法。

如此激昂的热忱在那个时代不作为奇，根本不值得一提。洛特雷阿蒙真正的特式在别处。浪漫主义者小心翼翼在人的孤独和神的冷漠之间维持着必然的对立，既然人之孤独的文学表现恰似孤立的古堡，或如纨绔子弟。但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叙述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很像诗人不能忍受这份孤独，继而挺身而出反对天地万物，恨不得摧毁天地万物的界限。他压根儿不想加固人类界筑有雉堞的炮楼，而一味混淆大自然各个领域。天地万物被他拉回到原始的涛涛汪洋，同时也消除了所有的问题，其中包括他认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灵魂永存问题。他并不想树立反抗者或纨绔子弟惊世骇俗的形象来面对天地万物，但他执意让世人与世界同归于尽，毁于一旦。他直捣分离人类和宇宙的分界线。完全的自由，尤其犯罪的自由，意味着摧毁人类界的分界线。憎恶所有人包括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人类界拉回到本能的动物界。人们发现洛特雷阿蒙的作品拒绝理性意识，这种回归本原是文明反叛自身的一种标记。问题不再是意识通过顽强的努力来呈现，而是不再作为意识而存在。

《玛尔陀萝之歌》所有的人物都是两栖类，因为玛尔陀萝拒绝大地及其限界。植物区系由海带和海藻构成。玛尔陀萝的古堡处在海水上。他的祖国是古老的海洋。而海洋，作为双重象征，既象征毁灭的地方又象征和谐的地方。他以自己的方式平息众生灵强烈的渴望，即对不复存在的渴望，因为众生灵注定要蔑视自己以及他人。《玛尔陀萝之歌》就这样成为我们的《变形记》，其中古人的微笑被剃须刀割破嘴时的耻笑所代替，呈现强颜怪谲的幽默形象。这位古罗马的斗兽者掩盖不了人们决意从中发掘所有的含意，但他至少泄露一种毁灭的意志，而这种意志起源于反抗最为阴暗的内心深处。帕斯卡尔所谓“您要变得笨一些”对他来说是一种字面意义。好像洛特雷阿蒙不能忍受冷漠无情的明晰，有了清晰的头脑就必须凑合活下去。“我的主观性加上一个创造者，太让一颗头脑受不了啊。”于是他选择压缩生命和他的著作，就像墨鱼一溜烟似的在墨汁乌云中速游。作品精彩的段落是描写玛尔陀萝在深海中与雌鲨交尾：“一次漫长、纯洁、狰狞的交尾”；另一段叙事特别有意义，是说玛尔陀萝变成章鱼袭击造物主。两段叙事清楚表明一种避世，想逃到生存限界之外，同时表明一次行凶，违反自然规律的痉挛行凶。

当一个和谐的国家终于实现了正义和激情的平衡，被这样的祖国抛弃的人们，他们依旧不喜欢孤独，宁可将就令人心酸的王国，那里由强势和狂徒本能主宰。这种挑战也是一种苦行修炼。第二唱中天使的斗争以其失败和腐烂而告终。于是天和地被回归并混入原始生命的液体深渊。就这样，《玛尔陀萝之歌》中的人鲨“只不过获得双臂双腿端部的新变化，作为对某个不为人知的罪行施以赎罪性的惩罚。”在洛特雷阿蒙不为人知的生活中确实有过某种罪行或某种罪行的幻觉（是不是同性恋？）。《玛尔陀萝之歌》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该书缺乏《斯塔夫罗金的忏悔》[2]。

《诗篇》[3]中虽然缺乏忏悔，却应当看到它富有加倍的赎罪神秘意志。我们将会看到，某些反抗形式特有的行为在于当非理性的冒险结束时恢复理智，在于不断混乱之后恢复秩序，在于自愿戴上比人们想解脱的锁链更加沉重的锁链，这样的行为在这部作品中被描写得如此刻意的简单化和如此玩世不恭，以致这种转化必定有某种意义：一种绝对肯定的理论接替鼓吹绝对否定的《玛尔陀萝之歌》，一种刻意的因循守旧接替无情的反抗。这一点，一清二楚。《诗篇》为《玛尔陀萝之歌》做了最好的诠解，确实为我们做到家了。“绝望，大凡由带着偏见汲取幻影般养料所造成的，会坚定地引导文人大量废除神明的法则和世俗的规范，会沉着地引向理论及实践的恶毒。”《诗篇》也揭露“作家的罪恶：他沿着虚无的斜坡滚下去，并带着欢乐的呼叫自轻自贱。”对待这种罪恶，《诗篇》开出的药方无非只是因循守旧：“既然多疑的诗歌达到如此程度的阴暗绝望和理论恶毒，就因为它根本是虚假的；以此理由来讨论其中的原则，本来就不该讨论的。”（致达拉塞的信）

一言以蔽之，上述美妙的理由概括了唱诗班儿童的道义和军事教程的论理。但，因循守旧是可能中邪的，从而可能异常。人们赞扬作恶之鹰战胜希望之龙时，会翻来覆去地说，歌颂只是希望而已，然后信笔写下：“光荣的希望啊，我以庆典的声音和庄严将您召回！”但还须以理服人。安慰世人，待之以手足，回归孔子、菩萨、苏格拉底、耶稣基督，这些“饿着肚子奔波于乡村的道德家”（从历史观点看，未必可靠），依然是绝望的设想。由此，以邪恶为中心的美德和规矩生活具有怀旧的气息。这不，洛特雷阿蒙拒绝祈祷，基督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个道德家。他向世人建议的，更确切讲向他自己建议的，是不可知认和责无旁贷。非常不幸，一个如此美好的纲领却意味着摒弃、夜晚的甜蜜、没有辛酸的心灵、从容不迫的反思。洛特雷阿蒙突然写下：“我只得到降生于世的恩惠，别无其他，委实令人感动。”但他又加添一句：“一个公正的智者认为我得到恩惠是完整的”，此话听起来令人揣测他是咬紧牙齿说的。然而，在生与死面前不存在智者。反抗者跟着洛特雷阿蒙逃亡荒漠。不过，这种因循守旧的荒漠跟哈拉尔一样凄凉[4]。喜好绝对，使它草木不生；沉迷毁灭，更使它彻底毁灭。正如玛尔陀萝追求彻底的反抗，洛特雷阿蒙出于相同的理由宣告绝对的平庸。良心的呼唤，洛特雷阿蒙千方百计将其窒息于原始的海洋，想方设法将其混入野兽的号叫；在别的时候，他企图迷恋数学来排解良心的呼唤，而此刻他又想运用沮丧的因循守旧来加以窒息。于是反抗者试图以充耳不闻向窝在反抗底部的生命发出呼唤。问题在于活得无所适从，或拒绝成为什么，或接受成为不管什么都行，就像芳达西奥[5]想成为那个婚姻失败的有钱人。这两种情况都涉及幻想的遵循惯例。平庸也可算是一种态度。

因循守旧是反抗的虚无主义诱惑之一，因为反抗主宰着我们一大部分思想史。我们的思想史表明反抗者是如何付诸行动的，如果他数典忘祖，就经受不住最强大的因循守旧引诱，所以这部思想史把二十世纪解释得一清二楚。洛特雷阿蒙通常作为纯反抗的领唱者受到尊敬，却相反宣示偏爱在人间遍地开花的思想奴役。《诗篇》仅仅是《为一本未来的书作序》而已，大家都在梦想这部未来的书，想必是文学反抗的理想成果。但如今，按当局的命令，这本书已发行几百万册。毫无疑问，天才离不开平庸。但问题不是别人的平庸；人们徒然自荐去迎合平庸，而是平庸自己去找创造者，哪怕必要时动用警察的手段。对创造者而言，问题在于他自己的平庸有待完全创造出来。每个天才既奇特又平庸。如果他仅仅是两者之一，那他什么也不是。关于反抗，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反抗有其纨绔子弟，也有其仆从，但不承认有其合法的儿孙。

[1] 《玛尔陀萝之歌》（1869）是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1846—1870）的一部散文诗，分六部分，即一至六唱，主要抒发对人生的憎恶和诅咒，语言辛辣偏激。一直到1910年法国作家瓦莱里·拉博（1881—1957）发现和激赏这部著作，指出诗人对世人的刻骨仇恨与对人生刻骨铭心的热爱，十分相近，是用一个极端去表现另一个极端罢了。

[2] 192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国首度出版时译名为《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主人公斯塔夫罗金是个玩世不恭的混世魔王，但最后彻底忏悔了。

[3] 《诗篇》（1922），诗人洛特雷阿蒙首先分两次发表前言，名为《为一本未来的书作序》。但正本诗篇却从未发表，而且始终没有找到手稿。这篇前言非常重要，诗人头脑十分清醒，对《玛尔陀萝之歌》全盘否定。

[4] 哈拉尔，埃塞俄比亚最大省份的名称，也是该省首府的名称，位于该国东南部。

[5] 《芳达西奥》（1834），缪塞的二幕喜剧。主人公芳达西奥为逃避债务，化装成弄臣，混迹巴伐利亚国王宫廷，逐渐对伊尔莎白公主产生感情，成功地拆散她与愚蠢可笑的德·芒图王子的婚姻，但始终难以从无聊和怀旧中自拔。

超现实主义与革命

论及至此，几乎与兰波不相干了。关于他的话都说完了，但很不幸，还得多说几句。我们将简明指出，兰波只是在他的作品中是个反抗诗人，而这个简明的说法与我们的主题有关。他的一生远非可以拿来妙作神话作辩护，只不过表明对最糟糕的虚无主义一种认同，客观地读一读他写自哈拉尔的来信就足以证明。兰波曾因否认自己的天才而被奉若神明，好像这种否认意味着一种超人的美德。虽然这把我们当代人的托词驳得体无完肤，但应当反过来说，惟有天才方可定为美德的前提，并非以不认同天才为前提。兰波的伟大不在于他在查尔维尔[1]的早年呐喊，也不在于他在哈拉尔的非法交易。他的伟大爆发光彩的时刻恰逢他赋予反抗最为准确的语言，一种非约定俗成且格外准确的语言。他同时道出他的成功和焦虑，缺乏生命的世界和不能回避的世界，呼唤不可能的事和拥抱严峻的现实，对道德的抗拒和对义务不可抗拒的怀念。在这样的时刻，他身心布满天光和地暗，既侮辱美又敬重美，他是一个不可制约的矛盾，由一组二重唱和轮唱形成，他是反抗诗人，也是最伟大的。兰波两部伟大作品的构思先后次序无关紧要。不管怎样，两部作品构思之间的距离太短，而构思这种来自一生经历的绝对可靠性，凡是艺术家都十分清楚。兰波带着这种绝对可靠性同步酝酿《地狱的一季》和《彩画集》。他虽然先后写出这两部作品，但孕育之苦却是同步的。这种使他致命的矛盾就是他真正的天才。

然而，兰波避开了矛盾，从而背叛了尚未呱呱落地的天才胎儿，此人的美德何在？兰波的沉默在他不是一种新的反抗方式。至少自从哈拉尔信件发表以来，我们再不可予以肯定。他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没准是神秘莫测的。不过，平庸也有神秘莫测的，例如有些非常出色的姑娘婚后蜕变成赚钱的机器，庸俗不堪。围绕兰波营造的神话意味着、显示着《地狱的一季》之后不可能再写出什么东西了。那么，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才思无穷的创作者有什么不可能的呢？继《莫比·迪克》[2]、《诉讼》、《查拉图特拉》[3]之后，还想得出什么？可以呀，这些伟大的作品之后，又产生了伟大的作品，教诲着、整治着世人，见证着世人身上最自豪的东西，直至创作者去世才得以完成。有谁不为兰波写不出比《地狱的一季》更伟大的作品而惋惜呢？他撒手搁笔难道不令人大失所望吗？

埃塞俄比亚起码像座修道院，难道基督把兰波的嘴巴堵上了吗？如果审视一番从哈拉尔的来信，这个魔鬼诗人一味读的是金钱，说什么他想把钱拿去“好好投资”，并且“按时回报得益”[4]，如此看来，这位基督恰似当今坐在银行出纳高台中央宝椅上的那个人。在困苦中高歌的人、辱骂上帝辱骂美的人，抗拒正义抗拒希望的人，对罪恶的氛围堂而皇之奋不顾身的人，这样的人摇身一变只想与一个“有前途”的人联婚。占星家，通灵者，连监牢都拒收的死不悔改苦役犯，不信诸神的混世魔王，这些类别的人集于兰波一身，他肚子上的腰带里始终装着八公斤黄金，却抱怨正是他的腰带让他患上痢疾。难道这就是向青年人推荐的神话英雄吗？这么多青年，他们，却不唾弃这个世界，仅仅想到兰波的腰带都会羞愧难当。为了维持神话，必须无视这些信件。应该理解为何对其很少评论。这些信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正如真理有时也是如此。伟大而奇妙的诗人，彼时最伟大的诗人，闪闪发光的诗神，这就是兰波。但他不是人神，不是愤世嫉俗的榜样，不是人们刻意向我们推荐的诗僧。兰波这个人只在医院病床上找回他的伟大，就在病入膏肓的时刻，即使是平庸的心灵也变得感人肺腑：“我多么不幸哪，真是不幸到极点……我身上有钱，却硬是守护不了！”悲恸时刻的大声疾呼幸运地使兰波参与平常人的衡量尺度，无意间与崇高吻合：“不，不，现在我反抗死亡啦！”年轻的兰波面临深渊复活了，昔日的反抗也随之复活，彼时诅咒生命只不过是对死亡的绝望。于是资产阶级的掮客又与悲愤的少年会合，但与我们曾钟爱有加的少年兰波会合时却充满恐惧和辛酸，末了不免随俗，不知珍惜幸福的寻常百姓皆同归而殊途。仅在此时，他的激情和真相才开始显现。

再说，哈拉尔确已在作品中露出苗头，但以最终弃世的形式显露的：“多么美好哇，在沙滩上，酩酊大醉睡一觉。”此处，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摧毁狂热采纳了最司空见惯的套路。罪行之可怖，正如兰波所想像的王子不知疲倦地杀戮臣民的罪行，再加上长期放浪形骸，这些都是超现实主义者重蹈覆辙的反抗题材。但最终，虚无主义的意气消沉占了上风；斗争以及罪恶本身使得已经精疲力竭的灵魂备感厌烦。不客气地说，通灵者为了不忘却而喝酒，末了喝得酩酊大醉，沉睡过去，这在我们当中不乏其例。他睡觉，在沙滩上，或在亚丁湾。人们顺应世界的秩序，不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即使这种秩序是堕落的。兰波的沉默也为帝国的沉默做了准备，惟独没有为斗争做准备，因为帝国的沉默笼罩了一切逆来顺受的精神。这个突然屈从于金钱的灵魂宣告各种要求，起先就是过分的要求，后来干脆提出为警察服务的要求。一无是处，这是厌倦自己各种反抗的才子所发出的呐喊。这里涉及某种精神自杀，此类精神毕竟不如超现实主义者的精神令人尊重，但后果却严重得多。对啦，超现实主义，经过其伟大的反抗运动，之所以意义重大，仅仅因为企图传承兰波唯一值得怜爱的一面。超现实主义从论述通灵者的信件及其涵盖的方法，得出反抗的苦行规律，揭示了生存的意志与毁灭的欲望之间的斗争、非与是之间的斗争，我们在反抗的每个阶段都一再证实这种斗争。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与其围绕兰波的作品翻来覆去评论个没完，不如到兰波的那些继承人那里重新找到他和追随他。

超现实主义，就其最初的意图而言，一言以蔽之：挑战一切，永无止境，涵盖绝对反抗、桀骜不驯、惯常颠覆、幽默诙谐、崇拜荒诞；干脆地、断然地、寻衅地抗拒一切限定。“我们是反抗的专家。”按阿拉贡的说法，作为覆灭精神的机器，超现实主义首先锻造于“达达”运动和贫血浪荡[5]。应当指出，达达主义源于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的起因本身培育了词无涵义和矛盾。“真正的达达分子是反对达达的。大家都是达达主义的导师。”抑或“什么是善？什么是丑？什么叫做伟大、强壮、虚弱……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他们作为沙龙虚无主义者，是受到要挟的，被迫低三下四地提供最严格的正统观念。然而，在超现实主义中确有炫耀反潮流的东西，恰恰是兰波的遗产，布勒东是这样概括的：“难道我们应该丢下一切希望吗？”

向缺失的生命大声疾呼是以对现世的彻底拒绝为武器的，正如布勒东说得相当精彩：“我既然无法决定强加于我的命运，又因不公正的对待而高度意识到受伤害，就要警惕把自己的一生拿去适应世间任何可笑可怜的生存状况。”按布勒东的观点，精神既找不到机会固定于现世，也找不到机会寄托于世外。超现实主义决意回应这种心神不定的焦虑，有一种“精神呐喊转身过来反对自己，并且毅然决然把自己身心的桎梏绝望地捣碎”。他呼吁抵制死亡和抗衡不稳定生存状况的“短暂”。因此，超现实主义处于听凭焦躁摆布的境况，生活在某种受伤的狂怒状态；同时，它刻苦磨砺，昂昂不妥协，以此树立起一种道德风范。超现实主义，从其根源来看，是无秩序的福音，偏偏承担创立秩序的职责。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坏，以写诅咒方面的诗歌下手，继以物质的榔头重击。指控现实世界合乎逻辑地变成指控创作。

超现实主义的反一神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成系统的。它首先确认自身建立在世人绝对无罪的理念之上，必须向世人归还“能使世人拥有像上帝一词那般的全部威力”。正如在反抗的全部历史中，绝对无罪的理念皆由绝望突发而生，然后慢慢转变为疯狂的惩罚。超现实主义者一方面竭力鼓吹世人无罪；另一方面则以为可以颂扬谋杀和自杀。他们谈到自杀，认为不失为一种了断的办法，克雷维尔[6]认为这种办法“最有可能是公平正确的和一了百了的”，后来他自己也像里戈[7]和瓦歇[8]一样自杀身亡。后来，阿拉贡虽然挺身痛斥有关自杀的胡说八道，但颂扬毁灭和不急于和其他人参与其事，毕竟没给任何人带来荣誉。在这一点上，超现实主义从其厌恶的“文学”留下最差的才艺，证实里戈令人震惊的呐喊：“你们大家都是诗人，而我呢，我在死亡那边。”

超现实主义者并未因此而止步，选择维奥莱特·诺齐埃尔[9]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做为主人公，面对罪行本身，居然确认主人公无罪，甚至竟敢声称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为就是手持左轮枪上街，随便朝人群开枪，此话出于布勒东，自1933年他不得不后悔不已。有人拒绝一切主意，只接受个体的主意及其欲望；拒绝一切至上，只接受无意识的至上，对这些人来说，确实会既反抗社会，也会抗拒理性。无所为而为的行为理论使绝对自由的诉求如愿以偿。说到底，这种自由概括为孤家寡人的行为又何尝不可，雅里如是为之定义：“一旦我取得彻底自由，我将杀死所有的人，然后我自己告别人生。”从本质上说，桎梏被否定后，非理性占据上风。这种对谋杀的辩护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除非一个在无意义无荣誉的世界上，只有生存的欲望是合情合理的，不管生存在何种形式之下？生命的冲动，无意识的突发，非理性的呐喊，是唯一纯而又纯的真情实况，都应当得到青睐了。因此，一切与欲望相对应的，主要指社会，都应当无情加以摧毁。于是，人们明白了安德烈·布勒东有关萨德的指示：“诚然，此处世人只会在罪恶中同意与本性相融合，还有待于了解是否见得就是最疯狂最无可争议的情爱方式之一。”明显感受得出来，此话涉及无对象之情爱，是那种心痛欲裂之情爱。然而，这种既空洞又贪婪的情爱，这种疯狂的占有欲，恰恰是社会不可避免要阻止的。所以，布勒东尽管对这样的声明尚感为难，却依然赞扬背叛，依然声称暴力是唯一恰当的表达方式，这也是超现实主义者千方百计想证明的。

然而，社会不光是由人组成的，它也是机构团体啊。超现实主义者出身太好，不至于为杀死大家而来到世上，按他们生活态度的逻辑来讲，最终会认为欲为解放，必须先推翻社会。他们选定为自己时代的革命服务。超现实主义者从瓦尔波尔[10]和萨德到转向爱尔维修[11]和马克思，这种转向的实验对象倒是前后一致的。但让人明显感觉到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使他们走向革命。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走向革命的共产党人屈指可数，通常先归依而后读圣贤。相反，超现实主义不懈的努力旨在把导致走向革命的需求与马克思主义协调一致。可以毫不离谱地说超现实主义者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他们最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人们了解到超现实主义需求的实质性和崇高性，并对其痛苦有同病相怜之感，便有些不好意思向安德烈·布勒东提醒他的运动原则上是要建立“铁面无情的权威”和专制体制，煽动政治狂热，拒绝自由辩论和鼓吹死刑的必要性。人们惊异那个时代稀奇古怪的语汇，比如“挖墙脚”、“眼线”等等这类警察革命的语汇。这些狂热分子“非要闹一场革命不可”，不管什么革命，只要让他们脱离生活其间的小店主和苟且偷安的社会就行。无望得到最好的，宁可遭受最坏的。就此而言，他们是虚无主义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当中此后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同时对原来的虚无主义忠贞不贰。超现实主义玩梗不化地期望对语言真正的摧毁不在于非连贯性或自动创作，而在于口号。阿拉贡徒然揭露口号是“不光彩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揭露口号中他最终找到道德的彻底解放，即使这种解放与另一种奴役相符合。当时对这个问题思考最深入的人是皮埃尔·纳维尔，他探索过革命行为和超现实主义行为的共同点，深刻地将其定位于悲观主义，就是说“企图伴随世人直至其死亡紧随不舍，以求这种死亡变得有用于世”。这是奥古斯丁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混合，确可给二十世纪革命下定义，对当时虚无主义的表述不可能更为大胆的了。超现实主义的叛徒们忠于虚无主义的大部分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想一死了之。安德烈·布勒东及其他一些人之所以最后与马克思主义决裂，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拥有超出虚无主义的一些东西，即对反抗的根源有着更为纯粹的第二种忠诚：他们不想一死了之。

诚然，超现实主义者曾想倡导唯物主义。“在波将金号巡洋舰[12]反逆之初，我们乐意承认这块可怕的肥肉。”但，对于这块肥肉，超现实主义者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有一种情谊，哪怕思想上的友情。这具腐尸只不过用形象表现现实世界，其实是现实自身孕育了反抗，而反抗的对象正是现实世界本身。反抗虽可为一切辩护，却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在超现实主义者看来，革命并不是人们以行动日复一日实现的目的，而是绝对的神话，令人快慰的神话。革命“如同爱情，是真正的生活”，艾吕雅如是说，他想像不到他的朋友卡郎德拉[13]不得不死于这样的革命生活。超现实主义者要的是“天才的共产主义”，别无他求。这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自己揭竿而起，并颂扬英雄的个体。“历史受制于由个体怯懦所决定的法则。”安德烈·布勒东既要革命又要爱情，可是革命和爱情两者是不相容的。革命在于热爱一个尚未形成的人。然而人们一旦爱上一个活人，如果是真正的爱，那就不可能接受为革命去死。事实上，革命对安德烈·布勒东而言，只不过是反抗的一个特例，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乃至一般就一切政治思想而言，惟其相反才是真实的。布勒东并不追求以行动实现幸福的公民国家，而使历史臻于完善的正是后者。超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之一是无拯救论。革命的成功不在于赋予世人以幸福，所谓“可恶透顶的人间清福”。相反，按布勒东的思路，革命应当净化和揭示悲惨的人间状况。世界革命以及随之引起的种种可怕的牺牲只会带来一种好处：“阻止以社会状况极其人为的脆弱性来掩盖人间状况的现实脆弱性。”很简单，在布勒东看来，这一进步过分了。换言之，革命应当为人的内心苦行服务，而每个人都能使现实改观为神奇，所谓“人的想像力光辉灿烂的回报”。神奇在安德烈·布勒东的心目中所占的位置，正如理性在黑格尔著作中的位置。因此，简直难以想像会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为全面的对立。阿尔托[14]称之为革命的阿米埃尔们[15]，曾经历长期的彷徨，这就不难得到解释了。超现实主义者与马克思的区别更大于某些反动分子，如约瑟夫·德·梅斯特尔[16]之流。像德·梅斯特尔那样的反动分子们利用生存悲剧来抗拒革命，就是说为了维持某种历史局面。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生存悲剧来证明革命是合理的，就是说为了创立另一种历史局面。两者都把人类悲剧用来为各自的实用主义目的服务。而布勒东，他呢，他利用革命来消费悲剧，实际上，他拿革命服务于超现实主义的冒险，不管他的期刊名称是什么。

超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终于得到解释，如果人们想到，马克思主义要求非理性屈从，而超现实主义者则揭竿而起至死捍卫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力求征服全体性，而超现实主义如同一切精神体验，力求单一性。全体性可以要求非理性屈从，倘若理性足以征服世界帝国。但单一性的欲望更加咄咄逼人，不满足于一切皆理性，特别想要理性和非理性在同一条底线上调和一致。不存在以残缺为前提的单一性。

安德烈·布勒东认为，全体性只能是通向单一性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也许是必要的阶段，但肯定是不足够的。在此，我们又一次遇到这个命题：“要么大写的一切，要么大写的全无。”超现实主义倾向于一般概念，而布勒东对马克思的指责虽是奇怪的，却是深刻的，他的指责恰恰在于认为马克思学说不是一般概念。超现实主义者想要调和马克思的“改造世界”说和兰波的“改变生活”说。但马克思致力于征服世界的“全体性”，而兰波则致力于生活的单一性。然而一切全体性都是限制性的，这就不合常情了。最后这两种公式使超现实主义集团分裂了。布勒东选择了兰波，进一步指出超现实主义不是行动，而是苦行和精神体验。他把构成其运动根深蒂固的独特性放到首位，这对思考反抗、思考恢复神圣的事物和征服单一性都是弥足珍贵的。他越深挖这种独特性，就越无法挽回地与其政治伙伴分路扬镳，同时与他最初几个诉愿渐行渐远。

果不其然，安德烈·布勒东在超现实的诉求方面从来没有改变主张，所谓超现实，系指梦想与现实的融合，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古老矛盾的升华。众所周知超现实主义的解答：具体的非理性，客观的偶然性。诗歌是对“崇高之巅”的一种征服，唯一可能的征服。“从精神某个点上俯视：生命与死亡，现实与想像，过去与未来……终止被矛盾地感知。”那么这个崇高之巅究竟是什么呢？大概是标志“黑格尔体系的彻底流产”？这是悬崖顶峰之探求，神秘主义者深谙此道。其实，这里涉及无神论神秘主义，以求平息和表明反抗者对绝对的渴望。超现实主义固有的敌人是理性主义。况且，布勒东思想提供了一种西方思想奇特的景观，即不断被偏爱地用来损害同一性和矛盾性。这恰恰在于用欲望和爱情之火来熔化诸矛盾，从而推倒死亡之墙。巫术、原始或朴素文明、炼丹术、火花或白夜之辩术，皆为引向单一性和点金术之路上一个个神奇的阶段。超现实主义，即使没有改变世界，也给世界提供了几个奇怪的神话，来为尼采作部分的辩护，因为它宣告古希腊人复活了。我仅仅说部分地为尼采辩护，因为这里指的是阴暗面的希腊，即神秘的希腊和妖神的希腊。最后，正如尼采的实验以领受中午为荣而终结，超现实主义的实验则以颂扬子夜并以顽固而焦躁的崇拜暴风雨而达到顶点。布勒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懂得了“不管怎样，生命是被授予的”。然而，他的参与不可能是充分光明的参与，而我们却需要正大光明的参与。他说：“我身上太过多北方的东西，不足以成为充分参与的人。”

然而，布勒东经常反躬自问，减缩否定面，澄清反抗的积极诉求。他没有选择沉默，宁愿选择磨砺，仅仅保持“道德催告”，按巴塔耶[17]的说法，是这种“道德催告”激励最初的超现实主义：“要用一种新的道德替代流行的道德，因为当今的道德是我们一切弊病的起因。”他创建新道德的企图没有成功，迄今也无人获得成功。但他一直希望能成功做到。布勒东倒是一直想使世人崇高起来，而世人却偏偏固执地堕落下去，甚至以超现实主义某些原则的名义堕落，面对这个时代的丑恶，他感到不得不建议暂时回归传统道德。言下之意，或许是暂停一下吧。但，这是虚无主义的暂停和反抗的真正进步。总之，布勒东虽感到创建道德和价值观的必要性，却根本做不到，所以他选择性爱[18]，这是大家相当清楚的。他生活在一个狗苟蝇营的时代，这是不可能被忘掉的，惟有他单枪匹马深刻谈论性爱。而性爱是叫人提心吊胆的伦理，权充远居异乡的温馨故乡。诚然，此处还缺乏一种衡量标准。超现实主义既不是一种政治，也不是一种宗教，也许只不过是一种难以为继的智慧。但正好证明世上没有令人安逸的智慧：“我们想要、我们将获得我们生命的彼岸”，这是布勒东发出的令人赞叹的呼唤。正当理智转为行动之后使其大军浩浩荡荡在世上后浪推前浪之际，布勒东则踌躇满志于群星灿烂的夜晚，也许这晴朗的夜晚确实预示尚未晓亮的曙光，并宣示我们的文艺复兴诗人勒内·夏尔[19]的清晨。

[1]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中南部的城镇，是兰波（1854—1891）出生地，后死于马赛。

[2] 即《白鲸》（1851），赫尔曼·海尔维尔（1819—1891）的杰作，北美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3] 《查拉图特拉》全名《查拉图特拉如是说》（1883—1885），尼采所著的哲学散文诗。

[4] 应当指出哈拉尔信札的调门是可以解释为由收信人所定下的。但感觉不出有说谎的企图。不过以前兰波在信中连蛛丝马迹都未露出。——原注

[5] 系指达达主义（1916）的代表人物雅里，是形而上浪荡公子的化身，与其说他是个天才，不如说是个怪才。——原注

[6] 雷纳·克雷维尔（1900—1935），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干将。

[7] 雅克·里戈（1898—1929），法国作家，达达主义骨干。

[8] 瓦歇（生卒年不详），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者。

[9] 于1909年因下毒谋杀罪被判刑的犯人。

[10] 有两个瓦尔波尔：罗贝尔·瓦尔波尔（1676—1745），美国政治家；奥拉斯·瓦尔波尔（1715—1797），也是英国政治家。此处不知指哪一位。

[11]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编撰者之一，代表作有《精神论》和《论人》。

[12] 属俄罗斯帝国黑海舰队，于1905年爆发兵变，导致俄国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民主主义临时政府。导演爱森斯坦以此为主题，制作电影，题为《战舰波将金号》。

[13] 俄罗斯诗人，斯大林时代被流放，生卒年不详。

[14] 安图安·阿尔托（1896—1948），法国作家，早期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

[15] 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埃尔（1821—1881），瑞士作家，早先迷恋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如黑格尔等，后来深陷唯心主义泛神论，曾有过一定影响，吸引不少追随者。

[16] 梅斯特尔（1753—1821），法国政治家，作家和哲学家。

[17] 乔治·巴塔耶（1897—1962），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

[18] 布勒东晚年沉湎性爱研究，包括色情和性虐诗。

[19] 勒内·夏尔（1907—1988），法国诗人，是加缪的挚友，也是他最为推崇的同代诗人。

虚无主义与历史

形而上反抗和虚无主义经过一百五十年后[1]又顽固回潮，戴着不同的面具，尽管是同一副憔悴的面孔，即世人抗议的面孔。他们尽管一个个奋起反对生存状况及其造物主，却肯定造物的孤独和一切道德的虚无。然而，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创建一个纯世俗的天国，由他们选择的规则来主宰。他们作为造物主的敌手，合乎逻辑地要由他们来重新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其中有些人，刚创世不久，除有欲望和权力的规则，一律拒绝其他规则，直奔自杀或疯狂，高唱世界末日。另一些人，执意以自己的力量建立他们的规则，选择了炫耀，表象或平庸，抑或杀害和毁坏。然而，萨德和浪漫派，卡拉玛佐夫或尼采，他们之所以进入死亡的世界，只是因为他们渴望真正的生活，以至于物极必反，撕心裂肺地呼唤规则、秩序和道德，呐喊声响彻这个疯狂的世界。他们一旦舍弃反抗的重负，舍弃逃避反抗造成的紧张，舍弃选择专制和奴役的方便，他们诉求的结局就是有害的或扼杀自由的了。

世人的反叛形式虽是崇高的和悲剧性的，却只是甚至只能是对死亡的一种漫长抵制和对普世死刑所决定的生存状况的一种愤怒抵制。我们所遇到的各种情况中，每次抵制都是针对创世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不透明、不延续的种种事情。因此，基本上，问题在于一种无休止的单一性诉求：拒绝死亡，渴望延续和透明，是所有疯狂行为的原动力，无论其疯狂行为是崇高的或是幼稚的。难道仅仅是怯懦的、个人的拒绝死亡吗？不，既然许多这样的叛逆者已经达到他们崇高的诉求而付出必要的代价。反抗者不诉求生命，但诉求生命的缘由，进而拒绝死亡带来的后果。假如什么都延续不下去，假如什么也证明不了其合理性，那么死亡就失去意义。挑战死亡归根结底是诉求生命的意义，为建立规则和一统性而斗争。

在这方面，抵制恶行，因处于形而上反抗的核心而意味深长。并非孩子的痛苦本身令人气愤，而是这种痛苦得不到合理的辩解而情何以堪。有时候，痛苦，放逐，幽禁，毕竟还是被人接受的，因为医学或情理说明了我们。在反抗者眼里，世上的痛苦，正如幸福的时刻，所缺少的，正是说明缘由的原则。抵制恶行，首先依旧是一种单一性诉求。反抗者不知疲倦地诉求明确的生命和清晰的透明，以此来反对死刑犯的世界和生存状况的致命性不透明，不知不觉地探求一种道德或一种神圣的东西。反抗是一项苦行，尽管是盲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之所以亵渎神明，是希望有新的神明。反抗者因起初的宗教活动受到最深度打击而动摇了，不过那是绝望的宗教活动。并非反抗本身崇高，而是反抗所诉求的东西高尚，即使反抗所得到东西可耻可鄙。

至少应当善于认可反抗所得到的，哪怕是可耻可鄙的东西。每次反抗挑战全盘拒绝现存秩序，挑战绝对的“不”，反抗就格杀勿论，每次反抗盲目接受现存秩序，并高喊绝对的“是”，反抗也格杀勿论。对创造者的恨很可能转为对创造的恨，抑或转为对现存秩序的爱，而且是排他性和挑衅性的爱。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反抗导致杀害，并失去被称为反抗的权利。人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成为虚无主义者，但不论哪种方式都是绝对无节制的。看来，有的反抗者一心想死，有的却一心想让人死。但，他们是一丘之貉，都焦灼地渴望真正的生活，都感到活得窝囊，宁要普世的非正义，也不要被肢解的正义。愤怒到如此程度，理智变成狂怒。人心本能的反抗一代一代逐步走向极大的觉醒，假如确实如此，那我已看到富有盲目胆量的反抗也逐渐增强，直到超限度时，便决意以形而上的扼杀来回答普遍的杀害。

我们已经确认，“即使”[2]，是用来标志形而上反抗的关键时机的，在任何情况下，以绝对破坏而告终。今日光照世界的不是反抗及其崇高性，而是虚无主义。我们应当描述的是虚无主义的后果，但不忘其根源的真相。即使上帝存在，伊凡面临世人所爱的不公正，也不会向上帝投诚。然而，对这种不公正的漫长反思，一把更灼人的火焰，把“即使你存在”改成“你不配存在”，之后再改成“你并不存在”。受害者从辨认出自己的无辜中寻找力量和近期犯罪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的永垂不朽已经死心，确认自己将受到判决，于是决定置上帝于死地。要说当代人的悲剧已经开始，此言虚与委蛇，但要说当代人的悲剧已经终结，也是不实之词。相反，谋害上帝标志着一场悲剧的最高潮，这场戏却始于古代社会的终结，其最后的台词尚未引起反响。从此刻起，世人决定舍弃神宠，决定自食其力生活。从萨德至今的进步在于对封闭的地区进行日益开拓，由摆脱了上帝的世人按自己的规则战战兢兢地当家作主。面对神明，世人已经愈来愈把壁垒森严的地盘界线向外扩展，直到把全世界变成一座要塞，用来抵御失势而流亡的上帝。世人反抗到了头便把自己封闭起来，其最大的自由仅仅在于建造自身罪行的监狱，从萨德悲剧性的城堡到集中营，一概如此。然而，戒严渐渐普及化，对自由的诉求也普及到全体大众，进而势必建立唯一的王国，即正义王国，与神宠的王国相对立，最终在神权社会的断垣残壁上重新组合人类共同体。扼杀上帝和建立教会，正是反抗持久而矛盾的运动。绝对自由终究成为一座绝对义务的监狱，成为一种集体的苦行，成为一部寿终正寝的历史。十九世纪是反抗的世纪，以反抗进入二十世纪，而二十世纪则是正义和道德的世纪：人人拍拍自己的胸脯——扪心自问。反抗派的道德学家尚弗尔[3]已经给出公式：“必须先公正后慷慨，就像先有衬衫后配花边。”所以人们将扬弃奢侈性道德而认可创建者粗厉刺耳的伦理。

这种努力坎坷不平地通向全球帝国和普世规则，我们现在必须提及了。是时候了；反抗摈弃一切奴役，旨在归并一切创造。我们早已看到，每次失败都预示着好胜的政治解决指日可待。今后，反抗者怀着道德虚无主义，从后天获得的品质中，只保留权力意志；原则上，只想获得自身的存在，面对上帝保持自己的本色，但反抗者却忘本了，按照精神帝国主义的法则，向世界帝国挺进，一路杀过去，越杀越眼红，无止境杀下去。反抗者把上帝从天国驱除，但形而上反抗的思想却明目张胆与革命运动接合，对自由非理性的诉求却自相矛盾地拿理性当作武器，在反抗者看来，惟有征服权是纯属人类的。上帝死了，世人留下，就是说，历史长存，故而必须理解历史，创造历史。这么说吧，寓于反抗的虚无主义吞没了创造力，只不过补充指出，可以不择手段创造历史。于是，世人明白从今往后要孤独地身处地球，在迈向世人帝国的征途上，要把理性的罪行与非理性的罪行结合在一起。反抗者在思考反抗不可思议的意图以及死亡本身时叹道：“唉，我们孤独无援”，但又补充道：“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1] 系指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萨德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布勒东。

[2] 系指“即使”上帝存在，“即使”上帝不存在，“即使”上帝死了……

[3] 尚弗尔（1741—1794），法国道德家，伦理学家。加缪很喜欢尚弗尔，有专文论述。

版权信息

书名：反抗者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845

译者：吕永真

责任编辑：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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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

——荷尔德林

（《恩培多克勒之死》）

引言

存在着情欲的罪恶与逻辑的罪恶。刑法典可根据犯罪的预谋容易地将它们加以区分。我们处于预谋与完美的罪恶的时代。我们的罪犯不再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孩童，他们以爱为理由替自己辩解。相反，他们是成年人，其托词是无可辩驳的：哲学可以为一切效劳，甚至可以使杀人犯变成法官。

在《呼啸山庄》中，希思克利夫为了占有卡蒂而屠杀整个大地，但他并未想到说这种屠杀是合理的或者拿制度为其辩护。他完成了这次屠杀，其全部信仰就在此终结。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爱的力量，还有性格。爱的力量是罕见的，这种杀人是异常的，于是带有破坏的色彩。然而，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

我们在此不对它发泄义愤。这部论著的意图是再次接受当前的现实，即逻辑罪恶。确切地研究这种现实的根由：这一努力是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人们也许认为，这个时代在五十年内使六千万人流离失所，受到奴役或遭屠杀，首先应该对它进行评估，然后要弄清罪恶的缘由。在人类的幼稚时代，有些暴君为了其赫赫声威而把城市夷为平地，奴隶被绑在征服者的战车上，在欢庆的城市中游街示众，敌人当着聚集的民众扔给野兽。那时，面对这些单纯的罪行，良心是坚定的，评价是明确的。然而，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作为理由进行的屠杀，或者对超人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无法对之作出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本书的雄心就是接受这奇怪的现象，对之进行剖析。

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清白无辜从其发生作用的时刻起，是否也未阻止去杀人。我们只有在属于我们的时刻，在围绕着我们的人们中间起作用。我们只要不晓得我们有无权利去杀死我们面前的另一个人或者同意他被杀死，便一无所知。由于当今的一切行动都指向杀人，直接的或间接的，在晓得我们是否应该以及为什么应该制造死亡之前，我们是不能有所行动的。

重要的不是追溯事物的根源，而是应该晓得在世界上该如何行动，既然世界的现状就是如此。在否定的时代，思忖自杀问题是有用的。在意识形态的时代，必须清理杀人的问题。如果杀人有其道理，则我们的时代与我们自己必将遭受其后果。若杀人无道理可言，我们便处于疯狂之中，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重新找到一种后果或者改变方向。无论如何我们要在本世纪的血雨腥风与喧嚣声中清楚地回答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与此问题息息相关。三十年前，人们在决定杀人之前否定了许多东西，直至以自杀来否定自己。上帝在弄虚作假，大家都与他一道欺骗，我自己也是如此，我于是正在死去：自杀是那时的问题所在。意识形态在今天只否定其他人，惟有他们是作假的人。每个黎明，乔装打扮的杀人者溜入一个小屋：杀人便成为现在的问题。

这两个论断密切相关，它们与我们也密切相关，以致我们无法再选择我们的问题，它们在相继选择我们，让我们同意被选择吧。本论著即打算对杀人与反抗进行一番思考，围绕着自杀与荒诞的概念开始这番思考。

不过这番思考暂时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概念，即有关荒诞的概念。对于杀人的问题，这个概念带给我们的也只是矛盾。当人们首先打算从荒诞提取出一条行动规则时，荒诞的感情使杀人至少成为无所谓的，因之是可能的。如果人们什么都不相信，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价值，那么一切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杀人者既不错，也不对。人们为焚尸炉拨火，犹如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而为之。

人们于是决定不再行动，这至少无异于同意他人的杀人之举，仅仅为人的不完善而哀伤。人们还会想出以悲惨的音乐爱好代替行动。这样，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笔赌金。人们最后终于打算采取行动，但不是免费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更高的价值指引行动，人们在朝着眼前利益的方向前进。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或虚伪的，是善良的或邪恶的，行动规则就是自己要表现得最有功效，也就是最有力。世界于是不再区分正义与非正义，而是分为老爷与奴隶。这样不论人们转向哪个方面，杀人在否定与虚无主义的理论核心中都占有特殊位置。

因而我们如果要采取荒诞的态度，便应该准备杀人，这样，逻辑便压倒顾虑，而我们认为这种顾虑是虚假的。当然，需要有一些准备，但比人们认为的要少，如果从经验对之进行判断的话。此外，让人去杀人始终是可能的，这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事。如果逻辑能从中得到好处的话，一切皆以逻辑的名义予以解决。

然而，由于有种态度使逻辑发现，杀人时而是可能的，时而是不可能的，它从这种态度不能得到好处。因为荒诞的分析在至少使杀人行为成为无所谓之后，最终会谴责杀人行为，这成为它最重要的后果。荒诞推理最近的结论就是放弃自杀，维持在人类的询问与世界的沉默二者之间这种绝望的对立状态[1]。自杀即意味着这种对立的结束。而荒诞推理认为，只有否定它自己的前提才能同意自杀。它认为，这样一个结论便是借口或摆脱。不过很清楚，这一推论同时承认生命是惟一必不可少的财富，因为它允许这种对立，而没有它，荒诞的赌博便没有了支柱。若想说生命是荒诞的，意识需要是活生生的，若不对舒适的爱好做出重大让步，如何为自己保持这样一种推论所独享的利益呢？这种好处一旦得到人们承认，便成为一切人的好处。人们若拒绝附和自杀，则同样不赞成杀人。一个深信荒诞思想的人无疑承认命定的杀人，他不会接受推理的杀人。杀人与自杀是一回事，对二者必须一起接受或摈弃。

同样，绝对虚无主义同意自杀是合理的，更加容易支持逻辑性杀人。如果我们的时代心安理得地认为杀人自有其道理在，这是由于对生命的冷漠，这正是虚无主义的标志。无疑，以往有一些时代，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如此强烈，从而制造了罪恶的过度行为。但这些过度行为犹如极端享乐造成的伤害。它们不是由贫乏逻辑创立的这种单调的秩序，在这种逻辑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相等的。我们的时代沉浸于自杀的价值中，这种逻辑把自杀的价值推向其极端的后果，即合理的杀人。它同时在集体自杀中达到顶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945年希特勒的下场。自杀对那些疯子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准备在一些洞穴中多人一起死亡。最主要的是不能单独一人自杀，一定要拖上一群人与他一道去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孤单地自杀依然保留了一种价值，因为显而易见，他不承认自己有权支配他人的生命。证据就是他从未为了支配他人而运用可怕的力量以及他的死亡决定所赋予他的自由。一切孤零零一人的自杀若非出于愤恨，在某些方面便是慷慨大度与蔑视世界的。但人们要以某个东西的名义蔑视。如果世界对自杀者冷漠，是因为自杀者对于那些对他说来并不是或者可能不是无足轻重的事物有种看法。人们认为要毁灭一切，把一切与他一道带走，但从这种死亡中却有种价值复活，这种价值也许值得人们为之生活。绝对否定因而并非由于自杀而枯竭，它只能由于绝对的毁灭而枯竭，即既毁灭自己又毁灭他人。人们只有在走向这个令人愉快的极限时才能感受到这绝对否定。自杀与杀人在此处是同一个范畴的两个方面，可谓智慧的苦果，与其在有生之年备受煎熬，不如在天崩地裂中作黑色的升华。

同样，若拒绝承认自杀的理由，也不可能认为杀人有理。人们不能是半虚无主义者。荒诞推理不能同时既保全说话人的性命，又同意让其他人牺牲。当人们认识到绝对否定是不可能的，而且只有在以某种方式活下去时才认识到此，这时不能被否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人的生命。这样，让我们相信杀人是无所谓的那个概念便失去了根据，我们遂又回到曾竭力想脱离的不合理的生存状况。实际上，这种推论让我们同时相信可以杀人与不可以杀人，让我们陷入矛盾，没有任何东西去阻止杀人或使之合理化。我们这些威胁他人的人或受到威胁的人被拖入一个狂热的虚无主义时代，然而又是孤独的，大家手里拿着武器，悲愤填膺。

当人们打算处于荒诞中而忽视其真正性质时，这一基本矛盾必然会与其他许多矛盾同时显示出来。荒诞的真正性质是所经历过的通道，一个出发点，笛卡儿怀疑论的等价物。荒诞本身就是矛盾。

荒诞的骨子里就是矛盾，因为它想维持生命而排除一切价值判断，然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呼吸，这就是判断。说生活是永恒的选择肯定是不确实的。然而人们难以想像有一种没有选择的生命，这倒是真的。从这个简单的观点看来，荒诞的立场在行为中是无法想像的，其表现也是无法想像的。一切无意义的哲学依靠它所表达的事实本身的矛盾而生存。它从而对无条理的思想赋予最微小的一致性。它在没有结果的事物中引入了后果。说话会修正。建立在无意义的基础上的惟一的一致态度便是沉寂，如果沉寂不意味着什么。完美的荒诞竭力沉默不语。倘若它要说话，是因为它感到得意，或者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认为自己是暂时的。这种得意，这种对自己的估计，标志着荒诞立场深深的模棱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荒诞意欲表现孤独的人，使人生活在一面镜子前面。最初的痛苦有可能变得舒服起来。人们怀着如此深切的关怀之情而抚摩的伤口最后使人感到愉快。

我们中间不乏伟大的荒诞冒险家。他们的伟大之处，即在于他们拒绝了荒诞所持的扬扬得意神态，而仅仅保留了其要求。他们是为了最多的人而破坏，而非为了最少的人。尼采说：“那些想要推翻现状而非创造自己的人是我的敌人。”他也在推翻现状，但意在创造。他颂扬正直，抨击大腹便便追求享乐的人。荒诞推理为了躲避得意之神态，于是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它拒绝分散，成为赤贫状态，决意沉默，采取奇特的苦行态度。兰波[2]歌唱“在小巷泥泞中鸣叫的美丽的罪恶”，跑到哈勒尔，在那里过没有家庭的生活。他为之抱怨。在他看来，生活不过是“众人演出的一场闹剧”。但在弥留之际，他对妹妹大声说道：“我要进入地下，而你却在阳光下行走。”

被认为是生活规则的荒诞因而是矛盾的。它没有向我们提供可对杀人的合理性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这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呢？而且，不可能把一种态度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之上。荒诞的感情是其他感情中的一种。它将其色彩赋予两次战争之间如此多的思想与行动，这仅仅证明了它的力量与合理。但一种感情的强烈程度并不能使之成为普遍的。整整一个时代的错误，就在于根据一种绝望的感情而提出了或自以为提出了普遍的行动规矩，这种感情的运动就是超越自己。巨大的痛苦与巨大的幸福一样，可以成为推理的开始，它们是说情者。但在这种推理的整个过程中不会再找到与保持它们。倘若考虑到荒诞的感觉，对人们在自己或他人身上发现的恶作出诊断，倘若这是合理的，那么，在这种感觉与它所包含的虚无主义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在存在与系统的怀疑方面的一个出发点，一种感受到的批评，是相等物。此后必须粉碎镜子的固定的游戏，进入荒诞超越自己的不可抗拒的运动之中。

镜子已打碎，再无任何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世纪的问题。荒诞如同有条理的怀疑一样，扫除了一切，使我们陷入困境。然而，如同怀疑一样，它可以指引新的探索。推理于是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惟一明显事实，即反抗。我不懂任何科学，急于杀人或同意人们杀人，所能运用的仅仅是这个明显的事实，由于我身陷痛苦而更加相信它。反抗诞生于无理性的场景与不公正的难以理解的生活状况。但它盲目的冲动要求在混乱中间建立秩序，在一切消逝的事物的核心有统一性。反抗在呼喊、要求，希望丑闻中止，至今不间断地写在海上的一切固定下来。它的忧虑在于改变。然而改变即行动，而行动在明天就是杀人，但它并不知道杀人是否合理。恰恰是反抗引起了那些人们要求它使杀人合法的行动。因而反抗必须从自身找到理由，因为它不能从其他任何东西获得它们。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

两个世纪的反抗，不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历史的，大可值得我们思索。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企求详细地揭示这期间相继涌现的学说与行动，他至少可以从中寻求发展的脉络。以后的章节，仅仅提出几个历史标志及一种解读的构想。这并非是惟一可能的构想，而且它远远不能说明一切。但它部分地说明了方向，而且几乎全面地说明了我们时代的过度行为。本书展示的惊人的历史是欧洲的骄傲的历史。

不管怎样，惟有对反抗的态度、意图与取得的战果进行调研，我们才能得知反抗的理由。反抗的事业中，也许含有荒诞未能向我们提供的行动规则，它指出了杀人的权利或义务，创造的希望。人是惟一拒绝像现在这样生活的生物。问题是要弄清，这种拒绝是否只会把他引向毁灭其他人与他自己，一切反抗是否应当以替普遍的杀人进行辩解而结束。或者相反，它虽然不企求不可能的清白无辜，是否能够发现合理罪恶的原则。

[1] 参阅《西西弗神话》。

[2] 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主要作品为《地狱的一季》与《彩画集》。——译者注

·反抗者·

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一个奴隶，一生都在接受命令，往往觉得新的命令是无法接受的。这个“不”的含义是什么呢？

它可以意味着“这类事情持续得太久了”，“到此为止还可以，再超过就不行了”，“你走得太远了”，也许还意味着“有个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总之，这个“不”肯定了一条界限的存在。从反抗者的某种感情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界限的想法，这种感情就是他要将其权利扩展于这个界限之外，但越过此界限即有另外一种权利约束他。因而，反抗行动同时也就是对视之为不可容忍的侵犯予以斩钉截铁的拒绝，朦胧地相信他有一种正当的权利。更确切地说，反抗者这时怀有他享有“……权利”的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反抗者若未怀有自己是理直气壮的这种感情，便不会有反抗。正由于此，反抗的奴隶同时既说“不”又说“是”。他在肯定上述界限的同时，也肯定他所怀疑的一切，并想使之保持在这个界限之内。他固执地表示自己身上有某种东西“值得……”，要求人们予以关注。他以某种方式表明自己受到的压迫不能超过他认可的程度，以这种权利来对抗压迫他的命令。

人厌恶对自己的侵犯。同时，在一切反抗中，他都完全坚持自己身上的某种意愿，因而必然坚信一种价值判断，在危难时仍坚定不移。直到此时，他保持缄默，陷入绝望之中，虽对不公正的境况仍加以接受。缄默，会令人认为他不进行判断，一无所有，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他的确一无所求。绝望同荒诞一样，一般说来，对一切皆进行判断，并渴求之。而在具体情况下，却毫无判断，一无所求。沉默便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然而，他一旦开口讲话，即使是说“不”，便表明他在判断与渴求。反抗者，从该词词源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进，进行反抗，以自己所赞成的一切对抗自己不赞同的一切。并非一切价值观念都会引起反抗，但是一切反抗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种价值观念为依据。是否至少会涉及一种价值观呢？

从反抗行动中产生了意识的觉醒，不论它是何其朦胧。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种自主性直到此时尚未为他所真正感觉到。在进行反抗之前，奴隶忍受了一切压榨。他那时甚至对主人的命令往往俯首帖耳，完全驯从，尽管这些命令比如今招致他拒绝的命令更应激起反抗。他对之逆来顺受，也许内心并不愿接受，但他更关心的是眼前的利益，而尚未意识到他的权利，于是保持缄默。当他失去耐心而变得焦躁时，便开始对以往所接受的一切采取行动。这种冲动其实以往经常出现。奴隶在拒绝主人令人屈辱的命令时，同时便否定了他自己的奴隶地位。反抗行动使他比单纯的拒绝走得更远，甚至超出了为其对手确定的界限，如今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自己。这种难以遏制的最初的抗争逐渐使人与抗争融为一体，使其一言一行均表现出抗争。他想让人们尊重他身上的这个部分，并将其置于其余一切之上，钟爱它胜过一切，甚至生命。这个部分对他说来成为至高无上的财富。奴隶以前处于委曲求全的境地，现在一下子要求获得“一切”，否则便“什么也不是”。他的觉悟随着反抗而苏醒。

人们看到，这种觉悟既想得到尚且相当模糊的一切，又想到了“什么也不是”，这表示有可能为此“一切”而牺牲自己。反抗者想成为一切，完全拥有他突然意识到的这笔财富，希望人们承认他身上的这笔财富并向它致敬，否则他便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最终被支配他的力量剥夺一切。他如果被夺去他称之为自由的神圣事物，便会接受死亡这最终的结局。宁肯站着死去，而不跪着偷生。

根据某些卓越的作者的见解，价值“往往代表着从事实走向权利，从所渴望的事物走向合乎要求的事物（一般说来通过普遍渴望的事物）”。我们看到，以反抗争取权利是显然的。同样发生着“必须如此”走向“我要求如此”。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种概念，即为了今后共同的利益而超越个人。非“一切”即“一无所有”，这表明，反抗尽管产生于人具有极其严格的个人特性，却与流行的见解相反，令人对个人这一概念产生疑问。倘若个人在反抗中接受了死亡，并且终于为此死去，这表明他是为了超出个人命运的利益而牺牲的。他宁肯死亡也不愿否定他所捍卫的权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这种权利置于他自己之上。他于是以价值的名义而行动，这种价值观念尽管依然模糊，他至少感觉到它对他与所有的人是共同的。人们看到，一切反抗行动所包含的这种观念使其超越了个人，它使个人摆脱了孤独状态，为其行动提供了合理性。存在于一切行动之先的这一价值观念驳斥了历史上的哲学，这些哲学认为价值观念是在行动的最后才获得的。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对反抗的分析至少令人怀疑存在有人的天性，而希腊人即这样认为。它与当代思想的见解也是相反的。既然自己身上无任何永恒的东西可以保持，为何要挺身反抗？奴隶起而反抗是为了同时代所有的人，因为他认为，这种命令否定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不仅属于他自己，也是所有的人共同享有的，甚至包括侮辱与压迫他的人在内。

有两个事实可以支持这一判断。人们首先会注意到，反抗行动从本质上讲不是自私的行为。无疑，它含有某些自私的考虑。但人们反抗的既是压迫，也是谎言。此外，尽管反抗者有这些顾虑，但他怀着最强烈的情绪，豁出了一切，未保留任何东西。他为自己争取的是尊重，但也认为整个人类都理应如此。

其次应注意到，反抗并不仅仅产生于被压迫者身上，当人们看到他人成为压迫的受害者时，也会进行反抗。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别人看成是自己。应该明确指出，这并非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并非在想像中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相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受到侮辱时并未反抗，而看到他人受到同样的侮辱却难以容忍。俄罗斯恐怖主义者在苦役犯监牢看到同伴受到鞭笞时，为进行抗议而自杀。这足以说明上述见解。问题也不在于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当我们看到自己视为对手的人们遭受不公平时，也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仅仅是由于有共同的命运。个人所捍卫的价值因而不仅属于他个人。这种价值是由所有的人所形成的。人在反抗时由于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从此观点看来，人的互助性是天生的。只不过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

只要将由一切反抗所推断出的这种价值与怨恨之类完全否定的概念进行比较，即可明确其肯定的方面。塞勒便曾对怨恨的概念下过定义。的确，反抗并不仅仅是要求讨还某种东西的行为。怨恨被塞勒确切地定义为自我毒害，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长期委靡不振。相反，反抗激励生命，帮助他摆脱现状，使静止的死水波涛滚滚。塞勒本人着重强调怨恨的消极方面，他注意到怨恨在女子的心理中占有很大位置。她们沉溺于渴望与占有。相反，论及反抗的起源时，有条原则便是活动过多与精力饱满。塞勒不无道理地说，妒羡极大地激起怨恨。人们妒羡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而反抗者则保卫已拥有之物。他不仅仅索要他不拥有或被剥夺的财富，而且他的目标是让人承认他拥有的东西。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他认为这种东西比他所可能妒羡的东西更重要。反抗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依然按照塞勒的看法，怨恨在一个有力的或软弱的人物身上变成勃勃野心或尖酸刻薄。不过对这两种情况说来，人们都愿意成为与现在不同的另一个人。怨恨总是在自怨自责。相反，反抗者在最初的行动中，拒绝人们触及他的现状。他为其人格的完整性而斗争。他首先所追求的不是征服，而是要人接受。

最后，怨恨似乎乐于看到它仇恨的对象遭受痛苦。尼采与塞勒看到这种感情的一个绝妙例证，特杜利安在其著作的一个段落中告诉读者，天上幸福的人们最大的快乐是观看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在地狱中煎熬的景象。诚实的人观看有人被处死时也会产生这种快乐。相反，反抗原则上仅限于拒绝屈辱，而并不要求屈辱他人。只要其人格得到尊重，它甚至愿意尝受痛苦。

人们因而不理解塞勒何以将反抗精神与怨恨绝对地等量齐观。他对人道主义（他视之为人类的爱之非基督教形式）中的怨恨的批评也许适用于人类的理想主义的某些形式，或者恐怖的技术。这种批评若指向人对现状的反抗则是错误的。这种反抗使个人为捍卫一切人的共同尊严挺身而出。塞勒想指出，人道主义中含有憎恨世界的因素。人们一般地热爱人类，并不一定要热爱特殊的人群。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正确的。当人们想到，他认为人道主义是由宾萨姆[1]与卢梭代表时，便会更好地理解塞勒的见解。然而，人们之间彼此的爱并非完全来之于利益的算计或对人类本性的信任，再说，这种本性只是理论上的说法。面对功利主义者与爱弥尔的家庭教师，有种逻辑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凡·卡拉玛佐夫身上加以体现，可适用于反抗行动与形而上的反抗。塞勒通晓这一点，从而将其概括为下面的论断：“世上的爱并不太多，只能将其施加于人而不会施于他物。”即使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它所表露出的绝望也不应该受到蔑视。事实上，他低估了卡拉玛佐夫的反抗震撼人心的性质。相反，伊凡的悲剧产生于他虽有太多的爱，却没有爱的对象。由于这种爱无处发泄而上帝又被否定，人们于是决定以慷慨大度的同伙的名义把爱重新倾注于人类。

总之，我们至此所论述的反抗行动中，人们并非由于心灵贫乏而选择一种抽象的理想，也不是出于无谓的要求。人们渴望自己身上不能归之为思想的那些东西得到重视，这是只对生命有用的那一部分。难道这就是说任何反抗都没有怨恨的因素吗？并非如此。在仇恨的年代，我们看到相当多的这种情况。然而，我们应当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否则会曲解它。就此而言，反抗在各方面都超越了怨恨。希思克利夫在《呼啸山庄》中提出，他看重爱甚于上帝，只要能与钟情的女子结合在一起，即使下地狱也无妨。这不仅是他受屈辱的青春在呼喊，也是整个一生惨痛遭际的流露。同样的情绪使艾卡特说出令人惊愕的离经叛道的言辞：他宁愿同耶稣一道进入地狱，而不愿生活在没有耶稣的天国。这就是爱的流露。与塞勒相反，人们不能过分强调反抗行动中的肯定因素，这一因素使它与怨恨区别开来。反抗不创造任何东西，表面上看来是否定之物，其实它表现了人身上始终应该捍卫的东西，因而十足地成为肯定之物。

然而，这种反抗以及它传达的价值难道不是相对的吗？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人们进行反抗的理由的确在改变。显然，印度的贱民，印加帝国的武士，中非的原始人或最初的基督教徒，他们进行反抗的动机并不是相同的。人们甚至以极大的可能性断言，反抗的概念对于这些确定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一个希腊奴隶，一个农奴，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兵队长，一个摄政时期[2]的巴黎绅士，一个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及一个当代工人，即使他们反抗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其反抗皆具有正当性。换句话说，反抗的问题只在西方思想的范围内获得了确切的含义。倘若我们同塞勒一样注意到，在极其不平等的社会（印度的种姓制度），或相反在绝对平等的社会（某些原始社会），反抗思想都是难以表现出来的，我们的看法更加明确。社会中，惟有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极大的不平等，才有可能出现反抗精神。因而反抗问题只在我们西方社会的范围中有意义。于是可以断言，这个问题是与个人主义的发展有关的，如果我们不会由于前面的见解而反对这个结论的话。

从塞勒的论述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政治自由的理论方面来说，人们对人的概念的意识在增强，而从这种自由的实际状况来看，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的自由并未随着人们自由意识的增长而成比例地增加。由此可得出下面的结论：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们的行动。但我们决不能说反抗仅仅涉及个人的权利。相反，从上面已经指出的互助性来看，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事实上，印加帝国的平民或印度的贱民并未提出反抗的问题，因为在他们提出此问题之前，它已按照传统得到解决，答案是神圣不可触及的。在由神统治的世界中，之所以不存在反抗问题，是因为人们从未想到要提出这个问题，它已经一了百了地得到一切答案。形而上学为神话所替代，再无任何诘问，有的只是永恒的答案与诠释，它们可能是形而上学的。然而，在人们进入由神统治的领域之前与从中出来之后，便出现了诘问与反抗，这样他们便会欣欣然地进入与出来。反抗者只存在于进入神的领域或从中走出之后。他致力于要求一种尊重人的体制，一切答案都应该是符合人性的，也就是说要合乎理性地表述出来。从这时起，一切诘问，一切言论，无不成为反抗，而在神的领域，一切言论皆是感恩行为。可以这样说，人的思想只有两个可能的世界，神的世界（用基督教的语言说就是圣宠的世界[3]）与反抗的世界。此世界的消失即彼世界的出现。尽管另一世界出现时，其形式令人困惑。说到此，我们又涉及“一切”或“一无所有”。反抗问题的现实性仅仅由于某些社会今天想要远离神的领域。我们如今生活在非神圣化的时代。当然，人不能归结为反抗。但今天的历史以及其种种争论迫使我们不得不说，反抗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方面之一。这就是我们历史的现实。我们除非逃避现实，否则便应该从反抗中找到我们的价值。当人们远离神及其绝对价值后，可以找到行为准则吗？这正是反抗要提出的问题。

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在反抗的范围内所产生的朦胧的价值。现在我们应该思考，在当代的反抗思想与行动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是否可以重新找到这种价值。若可以找到的话，则应该弄清其内容。但在继续探讨之前，应该注意到这种价值的基础是反抗本身。人类的互助性建立在反抗行动的基础之上，而反抗行动反过来又从这种互动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根据。我们因而有理由说，任何反抗若意欲否定或摧毁这种互助性，则再不能称为反抗，实际上它此时已与同意杀人行为无异。同样在神的领域之外，这种互助性只有在反抗的层面方可获得生命。反抗思想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人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这种反抗不应越过自身所发现的一个界限，这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才开始生存。反抗的思想因而不能摆脱记忆：它永远处于紧张之中。当我们考虑它的行为与业绩时，应该思忖它是否忠于最初的崇高原则或者相反，它是否由于倦怠或冲动而忘记了崇高原则，沉迷于专制或奴役。

这就是用反抗思想对世界的荒诞性与表面的荒芜开始进行深入思索而取得的最初进展。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一种具有奇特性思想最初的进展因而就是承认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奇特性，而人类现实从整体上说由于远离这种思想与世界而受苦，使单独一人痛苦的疾病成为集体感染的瘟疫。我们每天所遭受的苦难中，反抗所起的作用犹如“我思”在思想范畴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它是第一个明显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使人摆脱了孤独状态。它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第一种价值。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1] 宾萨姆（1748—1832），英国哲学家与法学家。——译者注

[2] 摄政时期指1715—1723年法国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年代。——译者注

[3] 当然，在基督教的起始阶段也有形而上的反抗，那是基督的反抗，耶稣重降人世与上帝的王国被说成人们由此可以得到永生，因而无需反抗。

·形而上的反抗·

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奴隶反抗其生活状况内部的条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对的则是作为人的存在状态。造反的奴隶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种东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对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则宣称创世本身便令它失望。对两者而言，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纯粹的否定。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反抗者就以它为根据，拒绝认可自身的生存状态。

应该注意到，起而反抗其主人的奴隶并未想到否定主人作为生命物的存在。他否定的是主人的身份。他否认主人有权否定他这个奴隶的要求。奴隶主对其要求不放在眼里，置之不理，从而被奴隶否定。如果人们不尊重为大家所承认的共同价值，人与人彼此之间便是不可理解的。造反的人要求这种价值被明确地承认，因为他怀疑或晓得，若没有原则，世界会充斥混乱与犯罪。由他进行的反抗行动是在要求光明与团结。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动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

这一论述也完全适合于形而上的反抗者。他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要求世界的一致性。他以自己身上的正义原则去反对非正义原则，他看到世界上的不公正比比皆是。他最初所要求的不过是解决这一矛盾，若有能力，则让正义主宰世界。若非如此，倘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干脆让非正义弥漫世界。在此期间，他便揭露矛盾。形而上的反抗是以死对抗不完善的现实，以恶对抗混乱的景况。它其实所追求的是幸福圆满，以此对抗生与死之痛苦。倘若普遍化的死刑成为世人的生存状况，那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与它是同时产生的。反抗者在拒绝其必死的状况的同时，也拒绝承认使他生活在这种状况的力量。形而上的反抗者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无神论者，但他必然是出言亵渎宗教的人。不过他首先是以秩序的名义来亵渎宗教，揭露上帝是死亡之父，认为他干了至高无上的丑行。

为阐明这一点，再回到反抗的奴隶。他在其抗议中，确立了他所反抗的主人的存在。然而同时，他表明他在其附属地位中得到了主人的权力，并肯定了他自己的权力，这权力就是对至今主宰着他的优越地位提出怀疑。就此而言，主人与奴隶的确处于同样的状态：主人暂时的权势与奴隶的顺从都是相对的。两种力量交相肯定对方，直到彼此发生对抗并毁灭对方，那时其中的一种力量将暂时消失。

同样，形而上的反抗者如果起而反对他同时肯定了其存在的那种权力，他也仅仅是在他反对这种权力的那个时刻确认了其存在。他于是将这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拖入与平民相同的受屈辱的境地，其空幻的权力与我们空幻的状况是一回事。形而上的反抗者将他置于我们的拒绝力量之下，让他在不屈从的人的面前低下头来，迫使他融入对我们而言是荒诞的存在，最后让他摆脱永恒的幽居状况而投入历史之中。他远离永恒的稳定，只有当人们一致同意时才能找到这种稳定。反抗这样便肯定了，一切高高在上的存在至少是矛盾的。

形而上的反抗的历史因而不能与无神论的历史混为一谈。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与当代宗教感情的历史是一回事。反抗者藐视，甚至否定。至少他起初没有取消上帝，而只是以平等的地位与他对话。但这并非一种彬彬有礼的谈话，而是受战胜对方的愿望所驱动的一场争论。奴隶开始时是要求公正，最后却想得到权势。现在该轮到他们来统治。反抗生存状态的造反行动成为一次反对上天的漫长的远征，目的是使国王成为囚徒。起初把他废黜，然后处以死刑。人类的造反最后以形而上的革命结束。它从表现自己发展为行动，从花花公子变为革命者。上帝的王位被推翻后，造反者会认识到，他以前依靠上帝所徒然追寻的公正、秩序、团结，现在他用自己的手把它们创造了出来，从而证明废黜上帝是正确的。这时开始进行绝望的努力，以便建立人的帝国，必要时以罪恶为代价。实现这一点必然造成可怕的后果，而我们仅仅认识到其中的一些。但这些后果丝毫不是来自于反抗本身，或至少应该说，只有当反抗忘记了其初衷，对“是”与“不”之间艰苦的选择感到厌倦，最后陷于否定一切或屈从一切，惟有这时才会造成这些后果。形而上的反抗在最初的行动中，向我们显示出与奴隶起义相同的正面内容。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反抗的内容在其追求的事业中变成了何物，阐明反抗在忠于或不忠于其初衷时造成了何种结局。

该隐[1]的儿女们

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只是在十八世纪末才以严密的方式出现在思想史上。人类进入现代时首先听到的是城墙坍塌的轰鸣声。从那时起，其后果连续不断地展示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后果塑造了我们时代的历史。这是否说形而上的反抗在此之前便无意义呢？我们时代的反抗范例久已有之，因为我们时代爱说自己是具有普罗米修斯的反抗精神的。然而果真如此吗？

最初的神系告诉我们，普罗米修斯被用铁链锁在地球尽头的石柱上，由于他不乞求宽恕而成为永远的受难者。埃斯库罗斯塑造了这个英雄的崇高形象，描绘他具有睿智与远见（“我预见到我遭遇的一切不幸”），让他呼喊出对一切神明的仇恨，陷身于“命定的绝望的海洋”，在雷鸣电闪中煎熬：“啊！你们看看我遭受了何等的不公平！”

因而不能说古人不知道形而上的反抗。他们远在撒旦之前就已经树立起一个痛苦而崇高的反叛者形象，为我们创造了关于反抗精神的最了不起的神话。古希腊人有无穷无尽的天才。他们虽然创作了许多顺从与谦恭的神话，但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反叛的典范。普罗米修斯的某些特点依然活在我们当今的反抗之中，例如，与死亡斗争（“我使人类摆脱了死亡的纠缠”），救世主降临说（“我在他们身上培育了盲目的希望”），博爱（“我由于太爱人类而成为宙斯的敌人”）。这是无可辩驳的。

人们不能忘记，《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即埃斯库罗斯三联剧的最后一部，宣布反叛者被宽恕而统治世界。古希腊人并未毒化任何东西。他们虽然极其勇敢大胆，但一直忠于他们奉为圭臬的准则。他们起而反抗的并不是造物主，而是宙斯，他不过是众神中的一位，其生命也是有限的。普罗米修斯自己是个半神。他的反抗只是出于一些特殊的恩怨与对善的争议，而非善恶之间普遍的斗争。

这是因为，古代人即使相信命运，但首先相信的是他们生存于其间的自然。反抗自然界无异于反抗自己。此乃徒劳无益之举。那时惟一考虑严密的反抗就是自杀。希腊人的命运自身是种盲目的力量，人们受到它的支配，犹如遭遇自然力量一样。对希腊人说来，过分行动的顶点就是用棍子击打海洋，纯属野蛮人的疯狂行为。古希腊人无疑也描绘过分之举，既然存在着这种行为。他们赋予它一定的地位，但加以限制。阿喀琉斯在帕特洛克罗斯[2]死后向仇敌的挑战，即一些悲剧英雄对命运的诅咒，都未完全否定神祇。俄狄浦斯知道他并非无辜。他身不由己地成了罪人，从而受命运支配。他口出怨言，但未发出不可弥补的詈骂之声。安提戈涅[3]即使进行反抗，也是以传统的名义，为了让兄弟们在坟墓中安息，使那时的礼仪得到遵守。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反抗是种反动。希腊人的思索，这种有两张面孔的思想，宛如凄怆欲绝的乐曲，让人几乎永远听到俄狄浦斯永恒的话语。他双目失明，处境悲惨，认识到一切皆是天意。“是”与“不”获得平衡。柏拉图预先塑造了一个尼采哲学的典型卡利克莱斯，他呼喊：“让一个有优良天性的人出现吧……他逃走了，践踏了我们的准则，我们的巫术，我们的咒语以及那些无一例外违反自然的法律。我们的奴隶揭竿而起，显示出自己是主人。”即使此时，柏拉图依然说出了自然一词，尽管他拒绝法律。

形而上的反抗提出一种关于造物的简单化的见解，是希腊人所不可能有的。对古希腊人来说，一方面没有神，另一方面没有人，有的只是从人走向神的台阶。与犯罪相对的清白无辜的思想，一切历史可归结为善与恶斗争的见解，他们不知其为何物。在他们的大地上，错误远远多于罪恶，而惟一的根本罪恶就是过度的行为。相反，我们的世界中不再有错误，惟有罪恶，而第一桩罪恶就是适度。人们这样来解释我们在希腊神话中体味到的残暴与宽容的奇特结合。希腊人从来没有制造思想，与他们相比，我们落入一个壁垒森严的阵营。反抗被认为仅仅是反对某个人。神是造物主，对一切负责，这一概念赋予人的抗议以意义。因而可以说，反抗的历史在西方世界与基督教的历史是不可分的。必须等到古代思想的最后时刻方可看到，反抗开始在过渡期的思想家那里找到其语言，无人比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4]讲得更深刻。

伊壁鸠鲁深深的忧愁发出一种新的声音。这种忧愁无疑来自于对死亡的焦虑，这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并非陌生之物。然而，这种忧愁的哀婉情调给人以启示。“人们可以有把握地与各种东西对抗，然而对于死亡，我们统统都像一座被摧毁的城堡中的居民一样束手无策。”卢克莱修进一步说：“这个广袤世界上的物质最后皆归于死亡和毁灭。”为何不及时行乐？伊壁鸠鲁说：“我们等待复等待，白白消耗了生命，将来都会痛苦地死去。”因而必须享乐。然而是何等奇特的享乐呀！这就是堵塞城堡的墙壁，生活在宁静的黑暗中，有面包和水则足矣。既然死亡威胁着我们，便必须指出死亡算不了什么。伊壁鸠鲁如同埃彼克森与马克·奥莱勒一样，将死亡置之度外。“死亡对我们何足道哉，因为已溶解之物不复有感觉，毫无感觉之物对我们已无所谓。”这就是虚无吗？不是，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均为物质，死亡只不过意味着回归为元素。生物，就是石头。伊壁鸠鲁所提到的奇特的享乐所指的主要是没有痛苦，这是石头的幸福。为了摆脱命运，伊壁鸠鲁扼杀了感觉，首先扼杀了感觉的第一声呼喊，即希望。人们会发现，我们伟大的古典作家也采取这种令人惊叹的态度。希腊哲学家对神祇的说法不过是这种意思。人的一切不幸皆来自希望。因为希望使人脱离城堡的宁静，让他们期待拯救。这种不理智的行动造成的后果仅仅是打开已经细心包扎好的伤口。伊壁鸠鲁不否定神祇的原因即在于此。他把神祇远远排斥开，从而只能把灵魂重新禁锢起来。幸福而不死的生命没有任何烦恼，也不为任何人制造烦恼。卢克莱修更进一步：“无可争辩，神明们就其天性来说，就是在极度的平静中享受着长生不死，完全摆脱了我们的烦恼。”让我们忘记神明，永远不去想他们，“你们白天的思绪与夜间的梦境便不会使你们心灵纷乱”。

我们以后会重新读到反抗的这个永恒的主题，不过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既无奖赏又无惩罚的神，一个耳聋的神是反抗者们惟一的宗教方面的想像。维尼[5]咒骂神明缄默，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既然人皆有一死，其沉默比神的话语能更好地为此命运做好准备。这位奇特的思想家殚精竭虑地在人的四周建立围墙，修筑城堡，无情地窒息人类对希望的难以抑制的呼唤。伊壁鸠鲁就是在完成这一战略撤退之后，犹如人类中间的一尊天神，高唱凯歌，充分显示了他反抗的防御性。“啊，命运，我挫败了你的诡计，我堵死了你可以袭击我的一切道路。我们既不会被你、也不会被任何恶势力征服。但不可避免的动身的钟声响起时，我们会蔑视那些徒然抓住生命不放的人，唱出这首美妙的歌曲：啊！我们的一生过得多么有价值啊！”

卢克莱修是他的时代大大推进这个逻辑的惟一的人，使之进入现代的要求中。从根本上说，他对伊壁鸠鲁的观点并未增添任何东西。他自己同样拒绝任何超越感觉的理论原则。原子是生物的最后归宿，生物回归为最初的元素，成为一种看不见也听不到任何东西的不朽之物，一种不朽的死亡。卢克莱修如同伊壁鸠鲁一样认为，这是惟一可能的幸福。然而，他必须承认，原子并非是自己聚集在一起的，而要服从一种更高的规律，最后仍要听从于他所否定的命运。他承认有种偶然的运动，原子因此而彼此相遇并结合在一起。我们应注意到，他这样便已经提出现代的那个重大问题，即人们想免于受命运主宰，但最后又为偶然性所控制。因而现代的智者竭力重新赋予人一种命运，但这次是历史的命运。卢克莱修并不是这样。他憎恨命运与死亡，满足于陶醉的大地，原子在这里由于偶然而产生出生命，生命又偶然地化为原子。但他的词语显示出一种新的感觉。盲目的城堡变成了有壁垒的营地。“世界的城墙”，这是卢克莱修词语中的一个关键用语。当然，这个营地中最大的事情是使希望保持沉默。伊壁鸠鲁有条不紊的舍弃变为令人战栗的禁欲，它有时受到咒骂。对卢克莱修来说，虔诚无疑是“能够以一种无任何东西会扰乱的精神观看一切”。然而这种精神却为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战抖。在愤怒逼迫下，关于罪恶、无辜、犯罪与惩罚的新概念，在有关万物本性的那部伟大的诗篇中传播。人们在其中谈到“宗教的第一次罪恶”，即无辜的伊斐革尼娅[6]被送上祭台，谈到神明的下述特点，他们常从罪犯身旁走过，却对无辜者施以冤枉的惩罚，夺去他们的生命。卢克莱修之所以嘲讽对另一个世界惩罚的恐惧，完全不像伊壁鸠鲁一样是出于自卫性的反抗行为，而是出于进攻性的判断：既然我们从现在便看到善未受到奖赏，那么为何要惩罚恶呢？

伊壁鸠鲁自己在卢克莱修的史诗中成为杰出的反叛者，而其实他并不是。“在所有人的眼中，人类在大地上过着卑贱的生活，为宗教的铁蹄所践踏，宗教高踞上天显示其面孔，以其可怖的容貌威胁必死的世人。但一个希腊人，一个男子汉，第一个敢于抬起眼睛与其抗争，起而反对它……这样一来，宗教终于被推翻，被踩到脚下，而我们呢，胜利使我们腾飞到九霄。”从这段文字可以感觉到这番新的亵渎神明的言论与古代的咒骂之间的不同。希腊的英雄希望变成天神，但与此同时天神已经存在。因而这是一种高升。而卢克莱修笔下的人恰恰相反，在进行一场革命。他否定那些卑鄙而有罪的神明，自己取而代之。他走出壁垒森严的营地，开始以人类苦难的名义向天神发起最初的进攻。在古代世界中，杀人是无法解释与难以补偿的。而在卢克莱修看来，人的杀人行为不过是对神的杀人行为的回答。卢克莱修的诗篇结束时，是一幅瘟疫的控诉者的尸体横陈神殿的可怖景象，这并非是偶然的。在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的同时代人的头脑中开始慢慢形成个人化的神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就无法理解这种新的语言。反抗正是对这种个人化的神而发出的。从这个天神一开始统治，就有反抗发生，坚定不移地说出“不”字。从该隐开始，第一次反抗便与第一次罪行相伴发生。反抗的历史如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样，其实是该隐的子孙们的历史，而非普罗米修斯的信徒们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旧约》中的上帝激发起反抗的意志。反过来说，当人们像帕斯卡尔[7]一样，完成了精神上反抗的生涯之后，便应当皈依亚伯拉罕、伊萨克与雅可布[8]的上帝。最怀疑的灵魂便最向往让森教派。

从这种观点看来，《新约》可以看做是意欲事先回答世界上的一切该隐，使上帝的形象变得温和，在上帝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个说情人。基督来到世上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恶与死亡。这也正是反抗面对的问题。基督的解决之道首先是自己承担起它们的责任。这个人中之神也坚忍不拔地吃苦受难。恶与死亡都再不能归罪于他，因为他遭到诽谤而死去。戈尔高达山[9]之夜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在那个黑暗时代，神公然地放弃了其传统的特权，一直生活在死亡的焦虑中，并且感到绝望。人们这样来解释基督在临终之际的深沉的怀疑。苦心中有永恒的希望支持，则死亡的苦恼会减轻。神若要成为人，则必须感到失望。

诺斯替教派的教义是希腊与天主教相结合的果实。它作为对犹太教思想的反动，在两个世纪中竭力强调这种运动。例如，瓦伦丁便想像出许多说情者。但是这个形而上的主保瞻礼节的始源[10]与古希腊文化中的中间真理起着同样的作用。始源旨在减轻悲惨的人生与无情的神明之间面对面时的荒诞性。这是玛尔西翁[11]的第二个残酷好战的天神的作用。这位造物主创造了世界与死亡。我们应当憎恨他，同时通过禁欲否定他的创造，直到戒除性行为而摧毁他的创造。因而这是一种骄傲而反抗性的禁欲。简而言之，玛尔西翁将反抗指向一个低级的神，以便更好地颂扬高级的神。诺斯替教派的教义起源于希腊，始终起着折中作用，倾向于摧毁基督教教义中的犹太教遗产。它还想事先避免奥古斯丁学说，由于该学说为一切反抗提供了论据。在巴希里德看来，殉教者已经犯罪，而基督自己也是如此，既然他们受苦受难。这真是种奇特的思想，但旨在从苦难中清除其不公正。诺斯替教派仅仅想用古希腊的启蒙见解代替无所不能而任性的圣宠，而古希腊的这种见解给人以各种机会。第二代诺斯替教派中众多的派别表现了希腊思想家这种多方面的努力，以期使基督教教义更易于为人接受，清除反抗的理由，因为古希腊的文化认为反抗是最坏的恶行。但天主教会扼杀了这种努力，从而使反抗者人数成倍增加。

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该隐的种族赢得愈来愈多的胜利，因而可以说《旧约》中的神有了意料不到的运气。说来荒唐，亵渎神明的人们让基督教想要从历史舞台上赶走的那个忌妒之神又复活了。他们巨大的胆量恰恰是让基督本人归附他们的阵营，让他的历史中止于十字架的顶端与临死前的呼喊声中。一个仇恨之神无情的形象就这样保持了下来，他更符合反抗者对造物主的看法。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为止，反抗所针对的是一个残酷而任性的神，这个神毫无道理地更喜欢亚伯的牺牲而不是该隐的牺牲，从而由此引起第一次谋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想像中而尼采在事实上将反抗思想的范围过分延伸，甚至将矛头指向爱神。尼采坚持说，上帝在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灵魂中已经死亡。他于是像他的先驱者施特纳[12]一样攻击对上帝的幻想，上帝那时以道德的外表仍存在于他的时代的精神中。然而，直到他们那个时代，不信教的思想仅限于否定基督的历史（按萨德[13]的说法：“这不过是小说而已。”），并且在否定上帝时，坚持说上帝是可怕的这个传统。

相反，只要西方信奉基督教，福音书便是上天与大地之间的媒介。反抗的每声孤零零的呼喊都表现为最为痛苦的景象。既然基督经历了这些痛苦，而且是自愿的，那么没有任何痛苦是不公正的，任何痛苦都是必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敏锐的直觉及其对人类心灵理所当然的悲观主义不过意味着，对人说来普遍的不公平与全部的公正都同样是令人满意的。惟有无辜的神的牺牲可以说明，无辜所遭受的漫长而普遍的折磨是正当的。上帝的苦难是最悲惨的，惟有它可以减轻人临终时的痛苦。倘若从上天到大地的一切都是毫无例外地经受痛苦，不寻常的幸福这时才是可能的。

然而，当基督教走出节节获胜的时期而遭受理性的批评时，由于基督的神圣性遭到否定，痛苦对人说来重又成为命中注定之物。处处受挫的耶稣不过是另一个无辜者。亚伯拉罕的上帝的代理人让基督受尽剧烈的折磨。将主人与奴隶分隔开来的深渊重新显现。反抗始终在忌妒的上帝隐而不现的面孔前面呼喊着。不信教的思想家与艺术家攻击基督的道德观念与神圣性，重新与之决裂。卡洛[14]的艺术天地相当出色地表现了这乞丐成群的世界，他们起初是偷偷地嘲笑，最后到了莫里哀的《唐璜》则发展为对上天的嘲讽。直到十八世纪末的两个世纪中，酝酿着一场动乱，既是革命的，又是针对宗教的。在这两个世纪中，自由思想竭尽全力使基督成为一个无辜者或傻瓜，以便让他归化于人的世界，其用心或许是高尚，或许是嘲弄。这样便为向敌对的上天展开大进攻清理了场地。

[1] 据《圣经》记载，该隐是亚当长子，出于忌妒而杀死其弟亚伯，上帝判他在大地上流浪。——译者注

[2] 据希腊神话，帕特洛克罗斯为阿喀琉斯的挚友，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海克特杀死。——译者注

[3] 安提戈涅为俄狄浦斯的女儿，其兄死后，她的舅父克瑞恩国王下令暴尸于野，不得安葬，她冒死前去埋葬。——译者注

[4] 伊壁鸠鲁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为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5] 维尼，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注

[6] 据希腊神话，伊斐革尼娅为希腊人首领阿伽门农国王的女儿。在动身征讨特洛伊之时，国王欲牺牲女儿以求得神明的保佑。——译者注

[7] 帕斯卡尔，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散文家，虔诚的教徒。《思想录》为其代表作。——译者注

[8] 三人均为《圣经》中的人物。亚伯拉罕为希伯来人族长，伊萨克为其子，雅可布为伊萨克之子。——译者注

[9] 戈尔高达山位于耶路撒冷附近，耶稣在此被钉上十字架。——译者注

[10] 主保瞻礼节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乡村节日。“始源”为诺斯替教派的用语。——译者注

[11] 玛尔西翁为诺斯替派哲学家，生活于公元二世纪。——译者注

[12] 施特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13] 萨德（1740—1810），法国作家，本人为伯爵。——译者注

[14] 卡洛，十七世纪法国画家。——译者注

绝对的否定

从历史上看，第一次有力的进攻是由萨德进行的，他将直至迈斯利耶神甫与伏尔泰的自由思想的论据，组建为一架巨大的战争机器。他的否定自然是最为极端的。萨德从反抗得出的结论是绝对的“不”。二十七年的监狱岁月并未使他产生妥协思想。人们被囚禁如此长的时间，会变成奴仆或杀人者，有时在一人身上二者都是。如果一个坚强的灵魂虽身陷囹圄却未产生屈从的精神，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必然有一种主宰他人的意志。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就此而言，萨德可谓一个典范。社会残酷地对待他，他也残酷地回敬社会。他作为作家犹在其次，虽然受到我们当代人的吹捧与赞扬。人们今天对他如此坦率地大加赞赏，其原因与文学了不相关。

人们称赞他是戴着镣铐的哲学家，第一个绝对否定的理论家。他的确对此当之无愧。他被幽禁于监牢，梦想无边无际，现实对他无可奈何。被囚禁的精神此时神智清明，失去了往昔的狂热。萨德仅仅知道一种逻辑，即感情的逻辑。他并未创立一种哲学，而不过是沉迷于一个受虐待者的想入非非的梦想。只不过这种梦想带有预见性。萨德强烈地要求自由，在奴役的帝国里，日益执著地沉湎于一个摧毁世界的迷梦，以此满足对以后遭到禁止的那种生活的极度渴求。萨德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让我们探索他连续不断的否定。

一个文学家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入狱以前在《一个神甫与临终者之间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他作品中最为残忍的人物之一圣奉，丝毫没有否定上帝，而仅限于发展诺斯替派关于邪恶的理论，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人们会说圣奉并非萨德。他当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永远不会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然而有些时机，小说家可能同时是他创造的所有的人物。因而，萨德作品中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都提出了上帝并不存在，理由是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最杰出的作品以展示神的愚蠢与仇恨而结束。无辜的茹丝汀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犯罪的诺瓦瑟耶竟发誓说，她若不被天上的雷电击死，他便改信异教。惊雷终于把茹丝汀击死，诺瓦瑟耶获胜了，人的罪恶继续回应着神的罪恶。这样，不信教者的打赌便成为对帕斯卡尔打赌的反驳。

萨德对上帝的看法就是上帝是摧残与否定人的有罪的神。萨德认为，神乃杀人者，这种情况在宗教历史上并不罕见。人为何要讲道德呢？这个囚徒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追求极端的后果。既然上帝杀害与否定人，那么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人去杀害与否定同类。这种愤激的藐视与1782年的《谈话》中表露的那种平静的反抗已毫不相似。他此时大喊：“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没有任何东西来自于我。”他声言：“不，不，不论是美德还是邪恶，一切在棺材中都混而为一。”他心境既不平静，生活也不幸福。他说“他所不能原谅人的”惟一事情就是关于上帝的思想。“原谅”一词在这位大谈折磨的作家的笔下实不寻常。然而他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正是他对世界绝望的看法与囚犯的状况所绝对反驳的那种思想。双重的反抗此后指引着萨德的理智：反抗社会秩序与反抗他自己。由于这两种反抗在一个受迫害者的迷乱的心灵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矛盾的，他的理智始终是含糊不清或者合理的，这要视人们是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以同样的态度研究他而定。

既然上帝否定人及其道德，他也会这样做。但他所否定的上帝直到此时一直作为他的担保人与同谋。以什么名义？以他身上最强烈的本能即性本能的名义。正是对人的憎恨使他在监牢的铁窗后活了下来。这种本能是何物？它一方面则是本性的呼喊[1]；另一方面是要求完全占有一切生命的盲目冲动，甚至以毁灭他们为代价。萨德以本性的名义否定上帝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机械论的观点，又使本性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对他而言，本性就是性，他的逻辑引导他走向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那里惟一的主人就是欲望的难以限制的力量。那里就是他陶醉的王国，他在那里听到了最美好的呼唤：“让大地上一切生命都面对我惟一的欲望！”萨德的英雄们指出人的本性需要罪恶，它必须毁灭才能创造，人们毁灭了自己就会帮助它创造。这冗长的推论的宗旨仅仅是为囚徒萨德建立绝对的自由。他极不公正地遭到压制，于是渴求毁灭一切的爆炸。在这方面，他与他的时代作对：他要求得到的自由不是原则的自由，而是本能的自由。

萨德无疑曾梦想一个全世界的共和国，让扎美这个有改革精神的智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共和国的轮廓。他向我们指出，反抗运动在加速发展，越来越不受到限制，其目标之一就是解放全世界。然而他身上的一切都与这个炽热的梦想背道而驰。他不是人类的朋友，他憎恶博爱者。他有时谈到的平等是个数学概念：人皆为等价物，迫害者拥有可恶的平等。他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必须主宰一切。他真正所完成的功业就在仇恨之中。萨德的共和国并非把自由作为原则，而是把不信教作为原则。这位奇特的民主主义者写道：“正义并不真正存在，它是一切情欲的崇拜对象。”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多芒塞在《小客厅中的哲学》中读到的那段著名的诽谤性文字更能说明问题。这部作品有个奇怪的标题：“法国人，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彼埃尔·克洛索夫斯基正确地指出，那段诽谤性文字向革命者表明，他们的共和国是建立在对享有神权的国王的屠杀之上，他们在1793年1月21日处死了上帝，便永远禁止自己放逐罪恶与批评有害的本能。君主制度在维护自己的同时，维护了建立法律的上帝思想。共和国完全依靠自己，品行在那里是不受约束的。可疑的是，萨德如克洛索夫斯基所希望的那样，怀有深深的亵渎宗教的感情，而这种几乎是对宗教的恐惧把他引导到他所陈述的后果。情况更可能是，他首先承受其后果，然后找到了适当的论据证明他向当时的政府所要求准许的品行是合理的。情欲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理性，把结论置于前提之上。萨德在这篇文章中用一系列令人称绝的诡辩来证明诽谤、盗窃与谋杀是合理的，并要求在新城邦中容忍这些行为。他极其欣赏这些诡辩，从而心安理得。

然而，正是在此时他的思想是最深刻的。他以当时无与伦比的敏锐拒绝将自由与美德结合在一起。当自由是这个囚徒的梦想时，它尤其不能忍受任何限制。它是罪恶，否则便不再是自由。萨德对此基本论点从未改变过。此公宣扬的理论矛盾百出，只有在涉及死刑时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绝对的一致。他这个巧立名目的执行死刑的爱好者，性犯罪的理论家，从来不能容忍法律所判定的罪行。“国家对我的监禁，在眼皮下执行的断头刑，这些给我带来的痛苦百倍地超过可以想像的一切监狱。”这种恐怖使他丧失了在恐怖时期[2]公开表示出克制的勇气，那时他还勇敢地为岳母求情，虽然她曾使他入狱。几年以后，诺蒂耶清楚地概括了萨德所顽固捍卫的立场而不自知：“由于极度狂热的感情而杀死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一个可尊敬的政府的部门为借口，在经过认真思考后，冷静地让别人去杀人，这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里所流露的一种想法为萨德加以发挥：杀人者应当以其人身偿命。可以看出，萨德比我们同时代的人更讲道德。

他对死刑的憎恨，开始是憎恨那些相当相信自己的品德或他们美好事业的人们，他们因此才敢于惩罚，虽然他们是有罪的。人不能同时为自己选择犯罪而为他人选择惩罚。应当打开牢狱，否则便证明自己的美德，但这是不可能的。人们一旦认可杀人，哪怕仅仅一次，就会普遍地认可杀人。按本性行动的罪犯不能置身于法律一方而不判罪。“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这句话的含义是：“接受犯罪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惟一合理的，并且要永远进行反抗，如同想得到圣宠一样。”完全屈从于恶会走向一种可怕的禁欲状态，这会使充满智慧与善良的共和国感到惊恐。这个共和国第一次的骚乱就焚烧了《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的手稿，可谓意味深长的巧合。它必然会揭露这种异端的自由，重新禁锢受到牵连的拥护者。这样一来，便使他有可怕的机会把反抗的逻辑推得更远。

全球共和国对萨德可能是个梦，而从来不是一种愿望。在政治方面，他真正的立场是犬儒主义，在他的《犯罪的朋友们的社会》一书中，他公然声称自己拥护政府及其法律，然而却打算违犯法律。这样，追随者们便投票支持保守派议员。萨德所思考的方案要求一种温和中立的政权。罪恶的共和国不可能是全球的，至少暂时是如此。它必须装出服从法律的姿态。然而，在一个只有杀人规则的世界，在罪恶的天空下，萨德以犯罪的本性的名义，实际只服从无穷尽的欲望的法律。然而，无限制地渴求他物，意味着被他人无限制地渴求。允许毁灭意味着自己可以被毁灭。因而必须斗争与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律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力量的法律，其动力就是权力意志。

与罪恶为友，仅仅真正地尊重两种权力，一种是在社会中可以见到的基于出生偶然性的权力，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往上爬而捞到的权力，他们玩弄卑鄙的手段，终于和达官显贵平起平坐。萨德以这类人物来塑造其出身寒贱的英雄。这一小撮有权势者，这些被接纳入权力阶层的人，知道自己拥有一切权力。有谁若怀疑这令人生畏的特权，即使是须臾间，也会立即被贬斥，重新成为受害者。人们于是在道德上信奉布朗基主义[3]，一小撮男人和女人由于掌握一种离奇的知识而坚定地自居于奴隶阶层之上。对他们说来，惟一的问题就是自己组织起来，完全地行使权力，以满足其惊人的欲望。

只要世界不接受罪恶的法律，他们便无望让全世界敬畏自己。萨德甚至从未相信他的民族会同意进行格外的努力，使自己成为“共和派”。如果罪恶和欲望不是全世界的法律，不能至少主宰一块有限的地域，它们便不再是一致的原则，而成为冲突的起因。它们不再是法律，人会重新恢复到分散与危险的状况。因而必须在一切地区创造一个符合新法律的世界。造物主曾使追求统一性的愿望失望，而这种愿望现在竭力使自己在一片小天地中得到满足。权力的法律从来没有耐心建立世界帝国。它必须毫不迟延地划定它行使权力的地域，即使必须用有刺铁丝网与哨所把它围起来。

萨德主张，权力法律建立一些封闭的地区，一些壁垒森严的城堡，人们无法从中逃走。在这个欲望与罪恶的社会中，一种无情的规则横行无阻。这种最不受拘束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彻底要求，最后导致多数人受到奴役。萨德认为，人的解放在这些行为放荡的城堡完成，那里处理恶行的政治机构掌握着男男女女的生死大权，这些人永远堕入了命中注定的地狱。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对这些特殊地区的描述。在那里，不信教的封建主们每当向集合起来的受害者指明他们是绝对地无能为力与受奴役时，总要重弹布朗日公爵的老调，他对《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中的平民百姓说：“你们在世界上已经死去。”

萨德同样住在“自由”之塔中，但是在巴士底监狱。绝对的反抗与他一起幽禁于一个肮脏的堡垒。不论是被迫害者还是迫害者，无人能从那里出去。他为了建立自己的自由，不得不筹划必需的手段。无限自由的欲望意味着否定他人与扼杀怜悯。必须扼杀心灵，它是“精神的虚弱之处”。在那个封闭的地方，一切按规章行事。在萨德虚构的城堡中，规章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它创造了一个不信任的世界，有助于预见到一切，从而可以防止意料不到的温情与怜悯来扰乱享乐计划。当然这是一种奇特的享乐，因为一切在指挥下进行：“每天必须在早晨起床……！”必须阻止享乐蜕变为情谊。对享乐必须加以限制，享受的对象绝对不能表现出自己是人。假若人是“一种绝对物质化的植物”，只能作为物体对待他，而且是试验的物体。在萨德围以铁丝网的共和国里，只有机械和机械师，它的规则就是机械的使用说明，为每个物品安排好它的位置。这些龌龊的修道院有其规则，而且是抄袭自宗教团体，这很能说明问题。不信教的人遂这样进行公开的忏悔，但标准已改变：“他的行为若是纯洁的，便会受到斥责。”

萨德便这样建立起他的理想社会，这也是当时的风尚。不过与他的时代相反，他把人的本性中坏的一面作为规则。他作为先驱，小心翼翼地建造了权力与仇恨的城邦，甚至把他所征服的自由用数字表达出来。他在其冰冷的罪恶的账簿中概括了他的哲学：“3月1日前屠杀十人，从3月1日起屠杀二十人，以后又回落到十六人，共计四十六人。”人们看到他的确是先驱，不过还是谦虚了一点儿。

倘若一切都到此为止，人们对萨德的兴趣也不过如同对那些不被人赏识的先驱们一样。然而，吊桥一旦拉起，就必须在城堡中生活。尽管规章是如此细致，终究未能预见到一切。它可能是在破坏，而非建设。这些受折磨的群体中的主人们在那里不会找到他们所企盼的满足。萨德常常提到“甜美的罪恶习惯”。然而，这里的一切没有什么谈得上甜美，而不过是身戴镣铐的人们的狂怒。的确也涉及享乐，但与最大限度的享乐相伴而来的是最大限度的破坏。占有人们所杀害的一切，与苦难共眠，这就是城堡的组织者所追求的完全自由的景象。一旦性犯罪消灭了感官享乐的对象，它便消灭了就在那一刻存在的快感，于是必须投身于另一个对象，重又将另一个杀死，如此进行下去，杀死无数个可能的对象。这些凄惨的色情犯罪的场景便一幕幕呈现在人们面前。萨德的小说中记录了这些场面，留给读者对一种丑恶的贞洁的回忆，实在是自相矛盾。

在这个天地里，两个肉体和谐一致地享受巨大的快乐，这会带来什么？这种寻求摆脱绝望的方式实属徒劳，最终仍陷于绝望，不过是从奴役走向奴役，从监牢又走向监牢。如果说只有人的本性是真实的，而在本性中只有欲望与破坏是合理的，那么，人的统治从破坏走向破坏已不足以满足对血的渴求，于是必须消灭一切。根据萨德的公式，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然而这也不是如此容易所能做到的。当账簿合上，一切受害者都被杀死，在孤零零的城堡中只剩下刽子手们，你看着我，我瞅着你，他们还缺少点儿什么。被摧残的肉体化为元素，复归于自然，生命重又从中诞生。杀人本身并未完成：“杀害只夺去了我们所打击的那个人的第一个生命，必须夺去他的第二个生命……”萨德思索着如何谋杀造化：“我憎恨自然……我想打乱它的结局，阻止它的行进，止住星辰的车轮，打乱在太空浮动的星球，摧毁为自然效劳的一切，保护伤害它的一切，一句话，侮辱它的一切，但我无力做到这件事。”他徒然地想像一个可以粉碎宇宙的机械师，他知道在星球的粉末中生命在继续。谋害造化是不可能的。谁也无法摧毁一切，总有一些东西留存下来。“我无力做到这件事。”萨德终于不再想要宇宙了，流露出极度的忧郁，以此来打动我们，这样，这个无情冰冷的宇宙突然感到轻松了。“我们也许可以攻击太阳，把它从宇宙中夺走，或者用太阳来拥抱世界，这也许是罪恶，这……”不错，这是罪恶，但并非最后的罪恶。还必须前进，刽子手们用目光互相打量着对方。

他们是惟一留下的人。仅有一条法则支配着他们，就是权力原则。由于他们身为主人时已接受了这条法则，当它反过来针对他们时，他们再无法回避。最有权势的只能是惟一的一个人，还必须杀戮：现在轮到主人们相互厮杀。萨德看到了这一后果，并未退缩。一种奇特的禁欲主义略微照亮了这些反抗的场所。他不想加入温情与和解的世界。吊桥不会放下，他同意消灭个人。这种拒绝一切的狂暴力量处于困境时终于无条件地同意。主人同意自己成为奴隶，甚至欲望也可能是如此。“断头台对于我也是肉体享乐的王位”。

最大的破坏于是与最大的肯定相一致。主人们互相扑向对方，为不信教的光荣而建立的这桩功业“散布着不信教者的尸骸，他们在其天才的顶峰被击倒”。最强大者活了下来，成为孤单一人，即“惟一的人”，萨德最后为之歌功颂德。此人终于统治世界，成为主人与上帝。然而，就在他处于胜利的顶峰时，梦想消失了。“惟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囚徒无穷尽的想像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他孤单一人，被关在一座沾满鲜血的巴士底监狱，它整个是围绕着尚未平息的享乐而建立的，但以后再无对象。他只是在梦境中获胜。这十多卷充斥着暴力与哲学的书籍，其意旨归结为不幸的禁欲，在幻觉中从完全的“不”向绝对的“是”的挺进，最终同意死亡，将杀死一切与一切人转变为集体自杀。

人们对萨德的模拟像执行死刑，他同样也只在想像中杀人。普罗米修斯最后成为奥南。他结束了他的一生，始终是囚犯，不过这次是在收容所中，在一群梦幻者中间，在运气的舞台上演戏。世界所未给予他的满足，梦境与造化为他提供了同样的带有嘲讽意味的满足。当然，作家什么都不会拒绝。对他说来，至少限制已冲决，欲望一直要坚持下去。就此而言，萨德是个完美的文学家。他构筑了一个虚幻世界，使自己抱有果真如此的幻想。他将惟有“通过作品方能实现的道德罪恶”置于一切之上。他无可争辩的价值就在于，他怀着压抑已久的狂热，以不幸的洞察力描绘了反抗逻辑所带来的极端后果，而这种逻辑至少忘记了其根源的真相。这些后果就是全部被禁闭，普遍的罪恶，厚颜无耻的贵族政治与期待世界末日的来临。这些状况在他死后的许多年代中肯定又会被发现。不过他在体验这些后果后，似乎感到身陷绝境，只有在文学中得到解脱。奇怪的是：正是萨德在艺术的道路上指引着反抗行为，而浪漫主义使反抗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也属于那些作家之列，他说：“他们的腐化是如此危险，如此严重，在发表他们可怕的体系时，目的不过是将他们的罪行流传身后。他们再不能制造罪恶，但他们可恶的作品还可以这样做。死亡使他们放弃现在的一切，将应尽的责任带入坟墓，想到此不免欣慰。”他的反抗作品表现出他对生的渴望。即使他企羡的是该隐式的不朽，他仍然在企盼，身不由己地认为形而上的反抗是最真正的反抗。

此外，他的后代不得不向他致敬。他的继承者并非全是作家。可以肯定，他经历过痛苦，为了激励文学家的想像力而死去。然而这并非一切。萨德在我们时代的成功，就在于他的一个梦想与当代的感受是相通的，即要求完全的自由以及由才智之士冷静地所表现的非人性化。把人缩小为试验物，确定权力意志与作为物体的人之间关系的规则，这个试验的封闭的场地，当推崇权力的理论家们要安排奴隶们的时间时，就会重新记取这些课程。

两个世纪以前，萨德便以狂热的自由的名义在小范围内颂扬极权社会，而反抗实际上并不要求这样的自由。当代的历史悲剧随着他而开始。他仅仅相信，建立在犯罪自由之上的社会应该和道德的自由相一致，仿佛奴役有其界限。我们的时代局限于清除他的世界共和国的梦想与他的堕落的技术。最后，他最憎恨的那种合法的杀人，将那些他想用来为本能杀人服务的发明归于自己。罪恶，他想使之成为放纵的恶行的特殊的甘美果实，在今天只不过成为警察品德的习惯，这些都是文学中意料不到的东西。

花花公子的反抗

文人们仍有的是时间。浪漫主义及其路弗费尔式的反抗，其实只可用于想像中的冒险。如同萨德一样，它与古代的反抗的区别在于他喜爱恶与个人。在这个阶段，反抗将其重点放在其挑战与否定的力量，忘记了它肯定的内容。既然上帝要求于人的是善良，那么必须让善受到嘲讽而选择恶。对死亡与非正义的憎恨因而导致对恶与杀人的颂扬，即使不这样行动。

在《失乐园》这部浪漫主义者所喜爱的诗篇中，撒旦和死亡进行的斗争成为这悲剧的象征，由于死亡的是撒旦之子（与罪恶一道）而格外深刻。反抗者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所以在与恶斗争时拒绝善，而且重又产生了恶。浪漫主义的英雄首先把善与恶深深混合在一起，可以说在宗教上是如此。这位英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命运便将善与恶混为一体，使人无法避免。命运排斥了价值判断，而代之以原谅一切的“该当如此”，但不原谅造物主，因为只有他应当为这种令人气愤的事实负责。浪漫主义的英雄也是“命中注定”的，因为随着他的体力与才智的增长，恶的力量在他身上也在增长。一切权力，一切过度行为，都冠之以“该当如此”。让艺术家，尤其是诗人成为恶魔式的，这种极其古老的想法在浪漫派作家身上得到了有力的表现。这个时代甚至有了魔鬼帝国主义，想将一切归并于它，甚至公认为信条的精髓。布莱克注意到：“弥尔顿谈到天使和上帝时之所以写得很拘束，而论及魔鬼与地狱时却写得酣畅淋漓，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属于魔鬼一派而不自知。”诗人，天才，人，就其最崇高的形象而言，与撒旦同时呼唤：“永别了，希望；永别了，恐惧；永别了，悔恨……恶，让你成为我的财产。”这是受凌辱的无辜者发出的呼声。

浪漫主义的英雄于是认为自己思念善却得不到，遂被迫做出恶行。撒旦挺身而起反对他的造物主，因为后者使用暴力欺压他。弥尔顿的撒旦说：“虽然从道理上讲是平等的，他却借助暴力凌驾于与他平等的其他人之上。”神的暴力这样便明确地受到谴责。反抗者远离这个暴虐的名不副实的上帝。“离他越远越好”，他于是统领着一切与神的秩序敌对的力量。由于“善”是上帝出于非正义的意图所确定与使用的概念，恶的王子便选择了另外的道路。清白无辜自身也会激怒反叛者，因为他盲目地被骗。“由清白无辜所激怒的恶的黑暗精神”于是激起人的不公正与神的不公平并驾齐驱。既然暴力是创造的根源，便坚决以暴力回应它。极度失望使反抗处于这种满怀仇恨而无可奈何的颓丧状态，它经历长期不公正的磨难，善与恶终于完全消失。维尼的撒旦——

……再感觉不到坏事与善行。

他制造不幸，自己也无欢欣。

这诗句概括了虚无主义，批准了杀人。

杀人的确变成可爱的东西，只消将中世纪雕刻家创作的魔王与浪漫派的撒旦加以比较即可看出。一个“年轻忧郁、风度翩翩的少年”（维尼）代替了长角的野兽。“无与伦比的英俊美男子”（莱蒙托夫），孤独而有力，痛苦而高傲，他漫不经心地欺压他人。然而他辩解的理由就是痛苦。弥尔顿的撒旦说：“有谁敢于羡慕那个居于最高地位却遭受无休无止的极大苦难的人。”遭遇这么多的不公正，如此持续不断的痛苦，会使人做出过分的举动。反抗者于是获得某些优势。杀人当然不会针对他自己。但他已笃信狂热的价值，这价值对浪漫派是至高无上的。狂热是厌倦的反面：洛朗扎西奥向往冰岛的凶汉。美好的感情引起了野蛮人的狂热。拜伦式的英雄不能怀有爱情或者仅仅怀有不可能的爱情，陷入忧郁。他孤独，颓丧，现实使他委靡不振。他若想要使自己生气勃勃地振作起来，则必须投入一场短暂而狂暴的行动，使自己兴奋起来。去爱永远不会看到第二次的东西，这就是在火焰与狂喊中去爱，随即毁灭自己。人们就在这一瞬间活着，为了——

……一颗在暴风雨中受折磨的心灵的这次短暂而动人的联姻。

——莱蒙托夫

笼罩着我们生存状况的致命威胁使一切凋萎。惟有呼喊使人活着。昂扬亢奋的心灵置真实情况于不顾。到了这种地步，世界末日的思想成为一种使爱情与死亡、使良心与罪恶、使一切混同在一起的价值。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存在的只有陷入深渊的生命。根据阿尔弗莱德·勒布瓦特万的说法，那些“愤怒得浑身发抖并珍视自己的罪恶”的人们掉入深渊，在那里咒骂造物主。这种狂乱的陶醉状态以及达到顶点时所犯的美好的罪恶在刹那间耗尽了一生的全部意义。浪漫主义并未宣扬本义上的罪恶，它仅仅热衷于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强盗之类的形象，借以阐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运动。鲜血淋漓的情节剧与黑色小说终于风靡一时。随着比莱克塞古尔的问世，人们不费气力便使灵魂中这些可怕的欲望得到解脱，而其他人则在杀人集中营中使这些欲望得到满足。无疑，这些作品也是对当时社会的挑战。然而，浪漫主义在起始时首先藐视道德的与神的法则。其最早的形象不是革命者而是花花公子，原因即在于此。

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种顽固的玩世不恭，只能由不断地肯定不公正并在某种程度上由加强不公正为自己辩解。在此阶段，痛苦只有在无法治愈时才是可接受的。反抗者选择了对最坏的事情抱形而上的态度，这表现在那种罪恶的文学中，我们至今仍未走出这种文学。“我感觉到了我的力量，我感觉到了镣铐。”（彼鲁斯·波德莱尔）然而这些镣铐受到钟爱。应当不借助它们来证明或行使人们所不一定拥有的力量。最后人们在阿尔及利亚成为官僚，而普罗米修斯，与这同一个波德莱尔一起，改造移殖民的风俗。他不阻止：任何诗人若想要被接受，则应受到咒骂[4]。夏尔·拉萨伊打算写一部哲学小说《罗伯斯庇尔与耶稣基督》，每当上床时总要说一通亵渎宗教的话，以安慰自己。反抗以服丧来打扮自己，在舞台上受人赞美。浪漫主义开创了对大人物的崇拜，而远远不仅是对个人的崇拜，它这时是合乎逻辑的。浪漫派的反抗再不希望有上帝的规则或统一性，他们固执地要聚集起来反对敌对的命运，没有耐心再维持在注定要死亡的世界中那一切可能成为敌对命运的东西，于是在态度中寻求一种解决方法。这种态度使受机遇支配并被神的暴力所毁灭的人具有美学的一致性。必然死亡的命运至少在消逝以前可以辉煌一番，这种辉煌可以为它辩解。它是一个固定的点，人们只能用这个点来与仇恨的上帝僵硬的面孔对抗。一动不动的反抗者顶得住上帝的目光而未变得虚弱。弥尔顿说：“没有什么东西可改变这种稳固的精神，这种由于良知受到伤害而产生的高傲的轻蔑。”一切都在变动不止并趋于虚无，然而受侮辱的人坚忍不拔，至少保持着骄傲。雷蒙·格诺所发现的一个浪漫派的巴洛克艺术家声称，一切智者的生命目的就是成为上帝。这个浪漫者的确走在了他的时代的前面。那时生命的目的不过是与上帝求得平等，保持于他的水平。人们没有毁灭上帝，但是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拒绝完全屈从于他。花花公子的行为是苦行的一种堕落的形式。

花花公子用美学的手段创造了自己的和谐一致性。然而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在镜子面前生活与死亡”，波德莱尔说这便是花花公子的处世箴言。的确，这与其生活是协调的。花花公子就其地位来说是反对派，始终保持挑战的姿态。人直至此时接受了与造物主的和谐一致。当他与造物主关系破裂时，便听由流逝的岁月摆布，失去了敏感。他因而必须重新掌握自己。花花公子们聚集起来，运用抗拒的力量使自己团结一致。他作为不遵守规则的个人已消失，而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却是一贯的。但一个要人必须以公众为前提。花花公子只能以反对的姿态出现，只能在别人的面孔上看到自己的存在，从而保证其存在。其他人便是一面镜子。诚然，镜子很快便模糊不清了，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必须不断地被唤醒，用挑战去刺激。花花公子因而不得不始终令人吃惊。他的志趣在于独特，通过竞争臻于完善。他始终遗世独立，否定其他人的价值，强迫他们也这样。他由于不能享受人生，于是拿生命冒险，直到死亡，除了他孤独一人而没有镜子的时光。对花花公子来说，孤独无侣其实就是什么也不是。浪漫派之所以堂而皇之地谈论其孤独，因为孤独是他们真正的痛苦，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的反抗植根于很深的水平，然而从普雷沃神甫[5]的《克莱沃朗》到达达主义，中间经过1830年的狂热分子，波德莱尔与1880年的颓废派，一个多世纪的反抗仅满足于轻而易举地标新立异的胆量。人人都会谈论痛苦，因为他们只有通过亦步亦趋才能超越痛苦，但他们无望做到，于是本能地认识到，痛苦是他们惟一聊以自慰的东西，是他们真正的高贵之处。

浪漫主义的遗产未被法兰西贵族院议员雨果接受，而是由罪恶诗人波德莱尔与拉斯奈接过去，原因即在于此。波德莱尔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散发出罪恶，报纸、墙壁与人的面孔无不如此。”让罪恶这个世界的法则至少有个杰出的形象吧。拉斯奈，第一个罪恶的绅士，的确致力于此。波德莱尔不是如此严谨，但有天才。他创造了罪恶之花园，罪恶在那里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稀罕的品种。恐怖自身成了细腻的感觉与稀罕的东西。“我不仅为自己是受害者而感到幸福，而且不憎恨自己是个刽子手，这样便可用这两种方式来‘感觉’革命。”波德莱尔即使循规蹈矩，身上也有种罪恶的味道。他之所以选择迈斯特作为老师，是由于这位保守派有干到底的精神，把死亡与刽子手作为他的学说的中心内容。波德莱尔装出思索的神态，“真正的圣徒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鞭打与杀害民众的人。”他得到了满足。真正的圣徒开始散布在大地上，实现反抗的这些奇特的结论。然而，波德莱尔尽管挥舞撒旦的武器，欣赏萨德，亵渎宗教，却依然是个神学家，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反抗者。他真正的悲哀不在于此，但这却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这里之所以提到波德莱尔，因为他是放浪形骸、行为最深刻的理论家，为浪漫派反抗的一个结论给出了最确切的表达。

浪漫主义的确表明反抗有一部分与享乐主义联系在一起。它的方向之一就是表象。享乐主义在其习惯的形式中承认对道德的怀念。它是在荣誉攸关的事情方面失去价值的荣誉。但它创立了一种美学，至今仍在我们的世界里居于支配地位，这就是孤独的创造者的美学，这些创造者是他们所谴责的上帝的死敌。从浪漫主义开始，艺术家的任务再不仅仅是创造一个世界，也不是颂扬美，而是要确定一种态度。艺术家于是成为样板，他自命为榜样：艺术是他的道德。由浪漫主义而开始了良心导师的时代。当花花公子们不相互残杀或没有变成疯子时，他们任意驰骋，做出样子给后代看。即使当他们像维尼一样大喊，而以后沉默不语时，其沉默也会引起轰动。

在浪漫主义自身的内部，有几个反抗者认为这种态度不会获得什么结果，他们属于行为怪诞之士（或标新立异之士）与我们革命的冒险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在拉摩的侄儿与二十世纪的征服者之间，拜伦与雪莱已经为了自由而公开地相互斗争。他们也招致攻击，不过是另一种方式。反抗渐渐离开了表象的世界，而进入完全投身其中的行动世界。1830年的法国大学生与俄国十二月党人就是反抗最纯粹的体现，这种反抗开始是孤独的，以后便通过牺牲来寻求联合起来的道路。但相反，在我们的革命者身上仍存在着对世界末日与狂热生活的迷恋。诉讼，预审法官与被控告者的可怕交锋，审讯的场面，这一切有时让人猜到对旧花招怀有悲壮的认同。不接受其目前状况的浪漫派的反抗者即以此暂时自甘于表面现象，以期赢得一个更深的自我，但这是一种可怜的期望。

[1] 萨德作品中主要的罪人都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说它们来自于过度的性欲，他们自己对此实在无能为力。

[2] 恐怖时期，指法国大革命中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大量镇压政治敌人的时期。——译者注

[3] 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主义者。——译者注

[4] 我们的文学至今仍能感觉到这一点。马尔罗说：“再没有受咒骂的诗人。”不对，只是少了一些，而其他诗人则感到内疚。

[5] 普雷沃神甫，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与剧作家。——译者注

拒绝得救

反抗者虽然颂扬个人与恶，但并不与世人站在一边，而仅仅为自己打算。享乐主义，不管是何种形式，对上帝而言总归是享乐主义。个人作为创造物，只能反对创造者。他需要上帝，与之进行可悲的调情。阿芒·胡格说得很对，尽管这些作品有尼采的气息，上帝在其中并未死亡。人们大叫大嚷所要求的入地狱罪，只不过是对上帝开的玩笑。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反抗的描述则进了一步。伊凡·卡拉玛佐夫与世人站在一边，强调他们是无辜的。他断言，压在他们头上的死刑是不公正的。他的第一次行动根本不是为恶辩解，而是在争取正义，将其置于神之上。他并未绝对否定上帝，而是以道德价值的名义驳斥上帝。浪漫主义反抗的雄心是与上帝平等地对话，于是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回答残酷。例如，维尼的理想便是以沉默回答沉默。这样便意味着自己升高到上帝的水平，这实际已是亵渎神明。但人们没有想到对神的权力与地位表示怀疑。由于一切亵渎言行最终都要参与圣事，因而它是一种崇敬的表示。

相反，伊凡的语调便改变了。论到上帝接受审判，倘若恶对于神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种创造则是不可接受的。伊凡不再信赖这个神秘的上帝，而是信赖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正义。他开创了以正义的王国代替圣宠的王国这一反抗的基本事业。同时，他开始攻击基督教。浪漫主义的反抗者与作为憎恨的原则的上帝本人决裂。伊凡明确地拒绝基督教奥义，从而拒绝作为爱的原则的上帝。惟有爱能使我们认可玛尔特与工作十小时的工人遭受的不公正，而且更进一步，使我们接受儿童们无可辩解的惨死。伊凡说：“假若惟有孩子们的苦难才能补足为获得真理所必须受到的痛苦，我现在便断言这种真理不值得以此为代价。”伊凡拒绝承认基督教宣扬的苦难与真理之间有深深的从属关系。伊凡最惊人的呼声在反抗者的脚下打开了最惊心动魄的深渊，这呼声就是“即使”。“即使我错了，我的愤怒也将坚持下去。”这就是说，即使上帝存在，即使基督教奥义中蕴含着真理，即使沙俄的村长佐希姆有理，伊凡也不能同意这种真理应该以恶、苦难与横加于无辜者的死亡为代价。伊凡是拒绝拯救的体现。信仰导致生命的不朽，然而信仰也意味着要接受基督教奥义，并认可恶，屈从于非正义。有人由于孩子们的苦难而不接受信仰，他们便不会获得不死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不死的生命，伊凡也拒绝得到它。他决不接受这种交易。他只接受无条件的圣宠，这样他本人便提出了他的条件。反抗要得到一切，否则便什么也不要。“世界上的全部科学都顶不上孩子们的泪水。”伊凡没有说世界上无真理，他说即使世界上有真理，它也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公正的。这里第一次展开了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这斗争将来也不会停止。伊凡虽是孤单一人，然而是道德家，对自己这种形而上的堂吉诃德式的孤军奋斗怡然自得。然而，很久以来，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便企图以牺牲正义来获得真理。

此外，伊凡体现了拒绝独自得救的意志。他与受苦难的人站在一起，为了他们而拒绝天国。他若信仰上帝，便会得救，但其他人会入地狱。苦难依然存在。一个怀有真正同情心并为之痛苦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伊凡继续指责上帝的错误，更加拒绝信仰，犹如人们拒绝非正义与特权一样。我们现在从“得到一切，否则什么也不要”进而讨论“拯救所有的人，否则无一人得救”。

这种极端的决心及由此而采取的态度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已满足矣。然而伊凡尽管也顺从享乐之义，却真正体验到了它的问题所在，在“是”与“不”间左右为难。从这时起，他遭遇了其后果。他倘若拒绝永生，还会留下什么呢？那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失去了对生命的感觉，生命依然存在。伊凡说：“我活着，不管是否符合逻辑。”不仅如此：“倘若我对生命没有信仰，怀疑心爱的女子，怀疑宇宙的秩序，相反却坚信一切皆是可恶可怕的混乱，即使如此，我仍然要活下去。”伊凡于是活着，也爱着，“却不知为了什么”。然而，生活即行动，以什么名义？若没有不死，便没有奖赏与惩罚，没有善与恶。“我认为若没有不死，便没有道德。”而且，“我仅仅知道，苦难存在于人世，世上没有罪人，一切都受到束缚，一切皆会消逝而得到平衡。”然而，没有道德即再无法律：“一切都是允许的。”

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便随着这个“一切皆被允许”而真正开始了。浪漫主义的反抗尚未走得如此之远，它仅局限于此，并非一切皆被允许，但对它说来，未被禁止的则是允许的。相反，对卡拉玛佐夫而言，愤怒的逻辑将反抗指向它自己，使反抗处于绝望的矛盾之中。两者的区别在于，浪漫派允许自己干出于好意的事情，而伊凡却出于一致性而迫使自己行恶。他不允许自己成为好人。虚无主义不仅是绝望与否定，它尤其是使人绝望而否定一切的意志。此人热切地支持无辜者，看到孩子们的痛苦而战抖，他想“亲眼”看到母鹿睡在狮子旁边，受害的人拥抱杀人者。正是这同一个人，从拒绝神的一致性与试图寻找自己的规则的时刻起，承认了杀人的正当性。伊凡反抗杀人的上帝。然而，当他思索自己的反抗时，却从中得出了杀人的法则。若一切皆被允许，他便可以杀死父亲或至少容忍父亲被杀死。对被判处死刑的人的状况进行一番深思后，得到的结论不过是认为罪恶合理。伊凡憎恨死刑（他在讲一次执行死刑的情形时愤怒地说：“他的脑袋竟然以圣宠的名义被砍下了！”），但同时却原则上认可罪恶。对杀人者全部宽恕，对刽子手却一个不予宽容。这一矛盾沉重地压在伊凡·卡拉玛佐夫心上，相反，萨德对此矛盾却毫不在乎，过得轻松自在。

他做出深思的样子，仿佛不死是不存在的。但同时他又说，即使不死存在，他也拒不接受。为了反对恶与死，他毫不犹豫地说美德同死一样是不存在的，允许人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故意接受了这个两难推理：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却不合逻辑的人，或者成为一个合乎逻辑却犯罪的人。他对他的复制品魔鬼说：“你要完成一件道德行为，然而你却不相信道德，正是这种情况使你生气与痛苦。”的确是这样。伊凡最后提出的也是惟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可以生活在与保持在反抗中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个问题使反抗思想取得真正的进步。

伊凡让人猜出他的答案：人们只有把反抗进行到底，才能在反抗中生活。什么是形而上的反抗的顶点呢？就是形而上的革命。这个世界的主人的合法性被驳斥后，应该把他推翻。人应当占据他的位置。“由于上帝与不死并不存在，新的人可以成为上帝。”但是，成为上帝意味着什么？就是承认一切皆被允许，除自己的法则外，拒绝一切其他法则。人们无需展开中间的推理即可看出，成为上帝就是接受罪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知识分子们所偏爱的想法）。伊凡个人的问题是要晓得，他是否要忠于他的逻辑，当他对无辜者的苦难愤怒地抗议时，他是否要接受对他父亲的杀害并漠然置之。我们知道他的结论：伊凡允许杀死他的父亲。他们思想过于深刻，不能满足于表象，他过于敏感，却不能采取行动，于是满足于让他人去做。然而他会变成疯子。一个人若不懂得如何爱他亲近的人，便不懂得如何去杀死他。他在难以为之辩解的道德与无法接受的罪恶之间无所适从，心怀怜悯之心却不能去爱，孑然一身而无力援助他人，这种矛盾会扼杀这个至高无上的智者。他说：“我的思想是属于人世间的，却想弄清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这有何用处？”然而他仅仅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而活着，这种绝对的高傲使他脱离他对其任何东西都不喜爱的世界。

这种困境并未阻止他提出问题后随之而来的后果：反抗在以后走向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伟大的审讯者”的传说中已经带有预言性地着重指出了这一动向。伊凡最后没有把创世与造物主分离开来。他说：“我所摒弃的不是上帝，而是创世的说法。”换句话说，作为万物之父的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一切是不可分的。他的篡夺计划因而是道德的。他不想改造创世中的任何东西，但是，既然创世就是它现在的这种情况，他因而有权利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其他人也跟他一道获得自由。相反，当反抗思想接受了“一切皆被允许”与“拯救所有的人，否则无人得救”的原则，当形而上的革命从精神伸展到政治，从这个时刻起，开始了一桩新的事业，其意义难以估量。必须注意到，它也是诞生自相同的虚无主义。新宗教的预言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这一点并加以宣布：“如果阿辽沙得出结论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不死，他马上便成了无神论者与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工人的问题，它尤其是无神论及其在当代体现的问题，是巴贝尔通天塔的问题，它不靠上帝而构建起来，不是为了从大地通到天国，而是要让天国下降到大地上[1]。”

此后，阿辽沙的确怀着怜悯之心把伊凡作为一个“毛头小伙子”。伊凡竭力想控制自己，但没有成功。其他人来了，他们更加严肃，开始是相同的绝望的否定，现在则要求建立世界帝国。这些人是“大审判者”，把基督投入监牢，对他说他的方法不好，全世界的幸福不能靠在善恶之间立即自由地选择来获得，而应靠统治世界与统一世界来达到。首先必须统治与征服。天上的王国便这样下降到了大地，不过是由人加以统治，最初的统治者是恺撒之流，他们是最早理解这一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接着是其他人。既然一切皆被允许，便可用一切手段进行统一的创造。“大审判者”衰老与疲倦了，因为他的科学是苦涩的。他知道世人既懦弱更懒惰。他们更喜爱的是和平与死亡，而非明辨善恶的自由。他冷漠地怜悯这个沉默不语的囚犯，历史在不停地揭穿他的谎言。他强迫此囚犯说话，承认其过错，承认审讯者与恺撒们的事业是合理的。但囚犯拒不言语，于是他们的事业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着，人们把他杀掉。当人的王国肯定会建立之时，其合理性终于获得。“这个事业仅仅是开始，尚远未完成，地球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忍受，但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我们将成为恺撒，那时我们会考虑全球的幸福。”

那个囚犯在那时被处死，惟有大审判者们在统治着，他们听取“深刻的思想，毁灭与死亡的思想”。大审判者们骄傲地拒绝天上的面包与自由，而供应地上的面包，但没有自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信任你”，他们的警察已经对着戈尔高达山大喊。但他没有下来，甚至在垂死前受折磨的时刻向上帝抱怨说他被抛弃了。因而再没有证人，而只有信仰与奥义，反抗者排斥它们，而大审判者们对之嘲笑。一切皆被允许，罪恶的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刻已准备就绪。从保罗到斯大林，选择恺撒的教皇们为那些只选择自己的恺撒们准备好了道路。世界的统一不是由上帝实现，而是以后在反对上帝的情况下得以完成。

但我们尚未走到这种地步。目前伊凡只为我们提供了反抗者面对深渊时的颓丧面孔，他无法行动，处于他是无辜的想法与杀人的意志之间，因而万分悲痛。他憎恨死刑，因为它是人类现状的写照，同时他又走向罪恶。为了与世人站在一边，他接受了孤独的命运。理性的反抗到了他终于以疯狂而结束。

[1] “这些问题（上帝与不死）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相同的，不过是从另外的角度加以考虑的。”

绝对的肯定

从人对上帝进行道德的审判的时刻起，便在心灵中杀死了他。那么道德的基础是什么呢？人以正义的名义否定了上帝，然而，若没有上帝的概念，正义的思想可以理解吗？我们那时岂不是陷入荒诞？这正是尼采直接探讨的荒诞。为了更好地超越荒诞，他把它推到极端：道德是上帝最后的面孔，在重建道德之前，必须摧毁它。上帝于是不复存在，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存。人为了生存，必须自己决定做什么。

惟一的人

施特纳已经想要在打倒上帝之后，消灭人身上一切关于上帝的思想。然而与尼采相反，他的虚无主义得到了满足。施特纳在死胡同中大笑，而尼采却向墙壁扑去。从1845年《惟一的人及其财产》出版之日起，施特纳开始清理场地。此人与黑格尔左派（其中有马克思）常常光临“自由者协会”。他不仅要批判上帝，而且要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理论，黑格尔的精神论及其在历史上的体现国家。他认为这些偶像均产生于“先天愚昧型”，即对永恒思想的信仰。他于是写道：“我的事业未建立在任何东西的基础上。”罪恶当然是一种“蒙古人灾祸”，束缚着我们的权利也是如此。上帝是敌人。施特纳竭尽一切可能亵渎神明（“你消化掉圣餐饼，则一切了结。”）但上帝只是我的一种异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的现状的一种异化。苏格拉底、耶稣、笛卡儿、黑格尔，一切先知与哲学家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发明了使我的现状异化的新方式。施特纳将这个“我”与费希特的绝对的“我”区别开来，把“我”缩小为一个最为独特最为短暂的人。“任何名字都难以为他命名”，他是惟一的人。

施特纳认为，耶稣之前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为了使真实理想化而进行的漫长努力，这种努力体现在适合于古人的思想与宗教仪式中。从耶稣起，这个目的已经达到，而开始另外一种努力，它与此相反，是要实现理想。这种狂热替代了瞻礼，随着基督的继承者社会主义扩展其帝国，日益席卷世界。然而，世界的历史不过是对我存在这惟一的原则长久的侵犯，人们想把这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取得胜利的原则，置于上帝、国家、社会、人道这些连续不断的抽象概念的桎梏中。在施特纳看来，博爱纯系欺人之谈。无神论的种种哲学以对国家与人的崇拜为顶点，这些哲学本身不过是“神学的造反”而已。施特纳说：“我们无神论者真正是些虔诚的人。”在整个历史上只有一种崇拜，就是对永恒的崇拜。这种崇拜是谎言。惟有“惟一的存在”是真实的，它是永恒以及不为其统治愿望效劳的一切事物的敌人。

随着施特纳的出现，鼓动反抗的否定运动不可抗拒地压倒了各种肯定理论。人们精神上虽仍被神的意识所纠缠，却已清除了神的代用品。他说：“外在的彼世已被清除，内心的彼世成为一个新的天国。”甚至革命，尤其是革命，都令这个反抗者厌恶。要成为革命者，仍然必须信仰某种东西，而此时已无任何东西可信仰。“法国大革命导致一种反动，这表明革命实际为何物。”为人道主义奴役并不比服务于上帝更有价值。再说，博爱不过是“共产主义者看待事物的一种不成熟的方式”。在一星期的六天中，弟兄们都是奴隶。施特纳认为只有一种自由，即“我的权力”，只有一种真理，就是“利己主义灿烂的星辰”。

在这片沙漠中，一切都会重又鲜花灿烂。“只要思想与信仰的漫漫长夜没有逝去，没有思想欢乐的呼喊的巨大意义便不会为人所领悟。”这个黑夜行将逝去，黎明即将到来，但这不是革命的黎明，而是反叛的黎明。反叛本身是一种苦行，拒绝一切舒适的享受。只有当其他人的利己主义与反叛者的利己主义一致时，他才会与他们同声相应。他真正的生活是幽居独处，这样，他孑然一身，生活得无拘无束，畅情快意。

个人主义这样便达到顶峰。他否定一切否定个人的行为，颂扬一切鼓励个人并为其效劳的事物。在施特纳眼中，什么是善？“是我可以利用的一切”。我能够合法地做什么？“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反抗依然致力于为罪恶辩解。施特纳不仅力图为之辩解（在这方面，在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活动中可发现其直接的血统），而且明显地陶醉于这样做的前景。“与神圣的事物决裂或者最好是砸烂神圣的事物，这会变成普遍的情况。将要来临的不是一场新革命，而是一种有力的、骄傲的、无所顾忌、没有耻辱、没有良心的罪恶，它不是伴随着天边的雷声在壮大吗？你没有看到天空已预感到此而黯淡、沉默不语吗？”有些人在一个陋室内制造着可怕的事情，人们在那里可以感觉到他们阴暗的欢乐。任何东西都无法制止这种苦涩而专横的逻辑，只有这样的“我”起来反对一切抽象的概念，而他自己由于隐居并与他的根相断开，才变得抽象和无以名之。再没有罪恶与错误，从而再没有更多的罪人。我们人人都是完美的。既然每个“我”对于国家与民众来说都是完全有罪的，我们应该承认，生活就是反抗。要成为惟一的人，必须杀人，除非同意自己死亡。“你如果不亵渎任何东西，就不会像一个罪犯那样伟大。”施特纳仍有点儿胆小怕事，进一步明确地说：“要杀死他们，而不是虐待他们。”

发布政令说杀人正当，就是下令动员“惟一的人”们与宣布战争。这样，杀人就等于某种集体自杀。施特纳不承认或者根本没看到这一点，在任何毁灭面前都不退让。反抗精神最后在混乱中找到了最为苦涩的满足。“你（德意志民族）被带到地球上，不久你的弟妹们，其他民族，会跟随着你。各个民族都跟着你前进时，人类将会被埋葬。而在他的墓地上，我，最后成为我惟一的主人；我，人类的继承人，会开怀畅笑。”这样，在世界的废墟上，这个相当于国王的个人的苍凉笑声表明反抗精神获得最后胜利。不过对于这种结局，一切均不可能存在，惟有死亡与反抗。施特纳以及所有与他一道的虚无主义的反抗者陶醉于毁灭，向边界跑去。这时发现了沙漠，必须学会在那里生存下去。于是尼采开始了精疲力竭的探索。

尼采和虚无主义

“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解救世界。”到了尼采那里，虚无主义好似成了预言。人们若不首先把尼采看做济世救人者而不仅是预言家，从他的著作中便不会有任何收获，除了看到他竭尽全力憎恨卑劣的残酷行为之外。他的思想有种暂时的有条理的战略性质，这是无可怀疑的。虚无主义在他那里第一次变成自觉的。外科大夫与预言家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他们的所思所为均着眼于将来。尼采所思考的一切，其着眼点是将要来临的可怕事情。他不想颂扬它，因为他推测到这种可怕的事情最终具有的卑劣面孔，而要避免它，使之重生并加以改造。他承认了虚无主义，把它作为一个临床病人加以研究。他说自己是欧洲第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出于他的身份，而且因为他过于伟大，不能拒绝他的时代的遗产。他断定自己及其他人已无力去信仰什么，一切信仰最初的基础，即对生命的信仰，已经消失。“可以作为一个反抗者而生活吗？”这个问题在他身上成了“可以不信仰任何东西而生活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人如果将没有信仰作为一种手段，把虚无主义贯彻到获得最后结果，如果进入沙漠并相信即将来临的一切，从而感受到痛苦与欢乐，情况就是如此。

他不是怀疑，而是完全否定，摧毁向他掩盖虚无主义的一切，摧毁掩盖上帝死亡的偶像。“为了建立一个新圣殿，必须摧垮一个圣殿，这就是法则。”他认为，欲成为善与恶的创造者的人，首先应该是个破坏者，应该砸烂价值。“这样一来，至恶成为至善的一部分，但至善是创造者。”他以自己的方式写出了他的时代的《方法论》，没有他如此赞美的法国十七世纪的那种挥洒自如与准确性，但思路极其清晰，这是二十世纪的特点，他说这是一个天才的世纪。我们现在来研究这种反抗的方法。

尼采的第一个步骤是同意他所知道的一切。对他而言，无神论是自然而然的，是“建设性的，根本的”。尼采超人的天赋在于对无神论问题激起一种危机，作出决定性的判决。世界在盲目地行进，没有合目的性。上帝因而是无用的，既然他什么都不想要。如果上帝想要什么东西，而人们在这里承认恶的问题的传统表达方式，他便必须承受一定的痛苦，承受贬低变动的全部价值的不合逻辑性。人们知道，尼采公开忌妒司汤达的名言。“上帝惟一可做的辩白，就是说他并不存在。”世界没有了神的意志，同样便没有了统一性和合目的性。因而对世界不能作出判断。对它所做的一切价值判断，最终会导致对生命的诽谤。人们在判断现存的一切时，遂参考应该存在的事物，如上天的王国，永恒的思想或道德的命令。然而，应该存在的实际并不存在。不能以虚无来判断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优势是：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皆被允许。”这些提法与其他千百种提法相类似，不论是华丽的还是讥讽的，都足以表明尼采接受了虚无主义与反抗的全部内容。在他关于“矫正与选择”幼稚的论述中，甚至提出了虚无主义推理的极端逻辑：“问题：通过何种手段可得到有感染性的虚无主义的严格形式？这种虚无主义以极其科学的意识教授与实现自愿的死。”

尼采为了虚无主义的利益而吞并了那些传统上被看做遏制虚无主义的价值，主要是道德。道德行为，如苏格拉底所阐明的或基督教所崇尚的那些行为，其自身是堕落的标志，想以人的映象代替有血有肉的人。它以纯属想像的和谐世界的名义谴责情欲与呼喊的世界。如果说虚无主义无力去信仰，其最为严重的症状并非是无神论，而是无力相信现存的一切，无力看到已做到的一切，无力体验所提供给它的一切。这种弱点为一切理想主义所共有。道德并非对世界的信仰。尼采认为，真正的道德与明晰的思维密不可分。他对“世界的诽谤者”很严厉，因为他察觉这种诽谤其实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可耻意愿。对他而言，传统道德不过是不道德的一种特殊情况。他说：“善需要说明其正当性。”他还说：“人们将来有一天会正是出于道德的理由而停止做善事。”

尼采的哲学肯定是以反抗问题为基本内容。确切地说，它正是以反抗开始的。但人们会感觉到尼采所带来的变化。他提出，反抗起自于“上帝已死亡”，认为这是一个得到确认的事实。反抗于是转而反对意欲虚假地替代已消失的神明，从而损害世界的一切学说，它们无疑没有方向，但却是神明惟一的藏身所。与某些批评他的基督教徒所想的相反，尼采并未制订杀死上帝的方案。他认为上帝已在他的时代的灵魂中死亡。他第一个理解到这一情况的无限意义，并断定人的这种反抗若不加以引导，则不会走向新生。对反抗所持的其他一切态度，不论是惋惜还是奉迎，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尼采因而没有提出反抗的哲学，而是创立了关于反抗的哲学。

他之所以特别地攻击基督教，不过是就道德而言。一方面，他始终未对耶稣本人进行指责，另一方面也从未触动过教会的犬儒主义方面。人们知道，他作为一个熟知情况的人，钦佩耶稣会人员的学识。他写道：“其实，我们所驳斥的只是道德方面的上帝[1]。”基督对尼采来说，如同对托尔斯泰一样，并非一个反抗者，其学说的基本内容可归结为完全同意恶，不抵抗恶。决不应该杀人，即使为了阻止杀人。应该接受现在这种状况的世界，拒绝增添其不幸，但同意个人为世界上存在的恶而受苦受难。这样，天国便立即成为我们所能达到的。正是内心的意愿使得我们让自己的行为与这些原则相适应，并立即得到赐予我们的真福。尼采认为，基督的启示不是信仰，而在于他的行为。由此可见，基督教的历史不过是对这种启示长久的背叛。《新约》已经变质，从保罗到主教会议，信仰的功效让人忘记了行为。

基督教对其主人的启示有什么深深的歪曲？首先是审判的想法，它与基督的教诲是毫不相干的。另外还有惩罚与奖赏相互关联的概念。从此时起，自然成了虚构之物，而且是有意义的虚构之物，人类全体性的想法随即产生。从好消息到最后的审判，人类的任务仅仅是使自己符合于以前写的一个故事中的道德目的。惟一的区别仅仅在于结尾时人物分为好人与坏人。基督的惟一看法是本性的罪恶没什么要紧，而历史上的基督教却使整个本性成为罪恶的源泉。“基督否定了什么？所有目前冠以基督教的一切。”基督教认为要与虚无主义斗争，因为它指引世界，而基督教自身便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把一种想像的意义强加于生命，而阻止发现生命的真正意义。“一切教会皆是在那位作为神的人的坟墓上滚动的石头，竭力阻止他复活。”尼采荒诞的而又能说明问题的结论是上帝由于基督教的存在而死亡，因为基督教使神圣的东西世俗化，此处指的是历史上的基督教及“其可鄙的深深的表里不一”。

同样的道理使尼采对社会主义及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持同样的见解。社会主义不过是变质的基督教。它的确在坚持对历史的合目的性的信仰，这种合目的性违背了生命与自然，以理想的目的代替了真实的目的，促使意志与想像力衰弱。根据尼采为虚无主义一词所定的确切含义，社会主义也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并非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而是不相信现有一切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是没落的基督教等而下之的表现形式。对基督教而言，奖赏与惩罚以历史为条件。但根据不可避免的逻辑，全部历史最终都意味着奖赏与惩罚，由此而产生了集体的救世主降临说。同样，灵魂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由于上帝已死亡，一切都趋于平等。就此，尼采还攻击作为道德学说的社会主义学说。虚无主义不论表现为宗教还是社会主义的说教，逻辑上的结果都是所谓的我们优越的价值。自由思想摧毁了这些价值，揭露了它们所依赖的幻想、所进行的交易以及所犯的罪行，这种罪行就是阻止敏锐的才智之士完成将消极的虚无主义改造为积极的虚无主义的使命。

在这个摆脱了上帝与道德偶像的世界，人现在是孤独的，而且没有了主人。除了尼采，无人相信这样的自由是轻而易举的，他正是在这方面有别于浪漫主义者。这种解放使他置身于一些人的行列，他自己说这些人尝受了新的苦恼和新的幸福。但开始时，只有苦恼在呼喊：“唉，让我发疯吧……除非超越法则之上，我是被天主弃绝的人们中间最受排斥的人。”对于不能超越法则的人来说，他必须找到另一种法则，否则只能精神错乱。自从人不信仰上帝，也不相信生命不死，他便对“活着的一切负责，对生自于痛苦并注定要为生命而痛苦的一切负责”。要从他那里，而且只从他那里找到秩序和法则。于是开始了被天主弃绝的人们的时代，他们开始精疲力竭地寻求这样做的理由，漫无目的地怀旧，心中思索着一个问题，一个最痛苦而令人心碎的问题：“我在哪里会感到自己是在家中？”

尼采是自由思想，因而知道，思想自由并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所要求的崇高事物，人们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获得它。他知道，人们想处于法则之上，而摔倒在这种法则之下的危险是很大的。他因而懂得，思想惟有接受新的义务才能找到真正的解放。他最基本的法则就是，永恒的法则如果不是自由，那么没有法则则更加不是自由。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如果世界没有规则，那么没有任何东西是禁止的。若要禁止一个行动，的确必须有一种价值与一个目的。然而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东西得到准许。为了选择另一个行动，也需要价值与目的。法则的绝对统治不是自由，而绝对的随心所欲也不是自由。一切可能的东西相加在一起并不能带来自由，但奴役是不可能的。混乱自身也是一种奴役。在一个世界里，一切可能的东西与不可能的东西应同时加以确定，惟有此时这个世界才有自由。没有法则则丝毫没有自由。倘若命运不被一种更高的价值确定方向，倘若偶然性主宰一切，那样便是在一片黑暗中行进，是瞎子的可怕的自由。尼采论及最彻底的解放时，选择最大的依附的评语：“我们如果不把上帝的死亡作为自己一种很大的放弃与对自己的永久胜利，那么将不得不为这一丧失付出代价。”换句话说，尼采认为反抗必须苦行。一种更深刻的逻辑于是用“若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则没有什么是允许的”代替了卡拉玛佐夫的“若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则一切皆是允许的”。否定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禁止的，即等于放弃被允许的东西。在一个无人能说什么是白的什么是黑的地方，光明已完全熄灭，自由变成志愿的牢狱。

尼采精心地把他的虚无主义推入这个死胡同。可以说，他是极其快乐地冲入里面的。他承认的目的就是要让他那个时代的人处于一种无法坚持的局面。他惟一的希望似乎是要达到矛盾的极致。人若不想在窒息他的死结中丧生，则必须一刀把死结砍断，创造他自己的价值。上帝的死亡并未了结什么，惟有在准备好复活的条件下才能被人感受到。尼采说：“若在上帝身上找不到伟大之处，那么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必须否定这种伟大，否则便创造它。”否定伟大，是他周围的世界的任务，他看到这个世界在向自杀奔跑。创造伟大是一项非凡的任务，他愿意为之而献身。他完全晓得，惟有在极端的孤独中方有可能创造，而人在精神极端困苦中必须同意这样做，否则只有死亡。惟有这时他才会下定决心付出这种艰苦卓绝的努力。尼采于是向他大喊，大地是他惟一的真理，人必须忠于大地，必须在大地上生活并获得拯救。他同时又教导人说，生活在没有法则的大地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恰恰以法则为前提。若没有法则，如何自由地生活？应该回答这个谜语，否则会死亡。

尼采至少没有逃避。他作出回答，而他的答案是危险的：达摩克利斯只有在剑下跳舞，才能跳得更好。必须接受无法接受的东西，并处于无法坚持的境地。自从人们认识到世界并不追求任何目的，尼采建议承认世界的无辜，断定它不从属于判断，因为人不能根据自己的任何意图来判断它。他并且建议，仅仅用一个“是”，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这样，便从绝对的失望中迸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中迸发出极大的自由。成为自由的人，恰恰就要废除目的。变化的清白无辜，当人们对此同意时，便表示了最大的自由。自由精神所喜爱的是必然的一切。尼采思想的深刻之处就是认为，现象的必然性若是绝对得并没有裂缝，则不包含有任何强制。完全坚持一种完全的必然性，是他对自由所下的自相矛盾的定义。“什么样的自由？”这个问题于是被“为了什么而自由？”所代替。自由与英雄主义是一致的。它是伟大人物的苦行主义，是“拉开得最满的弓”。

来自于丰富饱满的这种高贵的赞许无保留地肯定了错误、痛苦、恶与杀人，肯定了生命中所包含的可疑与奇怪的一切。这种赞许起自于这样的意志，即想在目前这样的世界中生存于现在的状况。“认为自己注定如此，而不想改变为其他状况……”他说出这句话。尼采提出的苦行以承认命定性为前提，并导致命定性的神化。命运越是无可避免，便越加令人崇拜。道德的神明，怜悯，爱，成为他们竭力想要补偿的命定性的敌人。尼采不想要赎救。由变化引起的快乐就是由消灭所带来的快乐。但惟有个人受到伤害。人的反抗行为要求其固有的存在，它由于使个人绝对服从于变化而消失。“一切个人都要与宇宙的生命合作，不论我们知道与否，愿意与否。”个人于是消失在人类的命运与世界永恒的运动中。“过去存在的一切是永恒的，海洋将其抛到岸上。”

尼采于是又回到思想的起源与苏格拉底以前的观点。苏格拉底以前的观点消除了最终的原因，以保持他们想像出的原则的永恒性。惟有无目的力量，赫拉克利特的“游戏”是永恒的。尼采的全部努力就是指出变化之中有规律，必然性中有偶然。“儿童就是纯真与忘记，重新开始，就是一种游戏，一个自己转动的轮子，就是最初的运动，说‘是’的神圣天赋。”世界是神圣的，因为世界是无报酬的，因而惟有艺术同样是无报酬的而能使世界担忧。没有任何判断可阐述世界，但艺术可以教我们重复它，犹如世界在永恒的运动中重复自己一样。最初的海洋在同一个海滩上重复着相同的话语，抛掷着为活着而感到吃惊的相同的生物。然而对于同意自己返回与一切都返回，而他自己又在对不断地重复的人说，他分享了世界的神圣性。

通过这种迂回的办法，最后终于引进了人的神圣性。反抗者起初否定上帝，以后便打算代替他。尼采的见解是，只有放弃一切反抗，甚至放弃想要产生神明以纠正世界的反抗，反抗者才能成为上帝。“若果真有个上帝，如何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的确有个上帝，他就是世界。若想具有其神圣性，只需说是即可。“不要再祈祷，感恩”，大地便布满同时是神的人。对世界说“是”，重复地说，这样便同时创建了世界与自己，变成了伟大的艺术家、创造者。尼采的启示可归纳为创造一词，但含义模糊。尼采仅仅颂扬适宜于一切创造者的利己主义与严酷。价值的嬗变仅仅是用创造者的价值代替法官的价值，即尊重与热爱现在的一切。不具有不死性的神圣性确定了创造者自由的特性。狄奥尼索斯[2]这个大地之神永远在分割中嘶鸣、呼喊，但他同时也表现了这种与痛苦相伴而生的惊慌之美。尼采认为，向大地与狄奥尼索斯说“是”，就是向其痛苦说“是”。接受一切，同时接受极度的矛盾与痛苦，这就是主宰一切。尼采同意为这个王国付出代价。惟有“严肃而痛苦的”大地是真实的。惟有它是神。如同昂贝多克勒[3]投身于爱特纳大山，到地球内部寻求真理一样，尼采建议人们投身于宇宙中去重新找到其永恒的神圣性，而自己也变成狄奥尼索斯。《权力意志》就是这样结束的，如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以一次打赌结束一样。《权力意志》常常令人想到这部著作。人还没有获得确信，但获得了确信的意志，这并不是一回事。尼采对这种极端同样在犹豫：“这是你身上不可原谅的地方。你握有权力却拒绝签字。”然而他会签字的。但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仅仅使阿丽亚娜[4]永远记住他在疯狂中写的短笺。

在某种意义上说，尼采所说的反抗仍导致对恶的颂扬。不同之处在于：恶，那时不再是一种报复，它作为善可能有的一个方面而为人接受。更准确地说，作为一种命定性而为人接受。人们接受恶是为了超越它，可以说把它作为一种药方。在尼采的思想中，它不过是灵魂面对不可避免的事物时而骄傲地予以同意。然而，人们了解他的后裔，知道什么样的政治以这个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反对政治的德国人作为依据。他想像出一些艺术的暴君。对凡夫俗子而言，暴政比艺术更自然。他喊道：“宁要恺撒与鲍尔基亚[5]而不要帕西法尔[6]”他身上既有恺撒，又有鲍尔基亚，但没有他认为的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所拥有的高贵心灵。当他要求个人尊崇种群的永恒性并投身于循环的时代时，人们把人类作为种群的一个特殊情况，让个人屈从于这个卑劣的神明。他带着畏惧声音战抖地所谈论的生命，已堕落为适用于家庭的生物学。没有文化的结结巴巴说出权力意志的这类贵人，把他们不断蔑视的“仇视犹太人这种丑恶现象”归之于他们。

他曾相信与智慧相结合的英勇，将此称之为力量。人们以他的名义用英勇反对智慧。真正属于他的这种美德这样便转化为相反的东西：显而易见的暴力。他根据一种骄傲的思想的规律，把自由与孤独混同起来。他“在正午与午夜的深深的孤独”却消失于最终涌现于欧洲机械化了的人群。尼采是古典趣味、讽刺与言行节制的捍卫者，是个主张贵族政治的人，但他又说，贵族应该奉行美德而不考虑什么，若某人需要讲明道理才能做诚实的人，则此人不能信任。他狂热地推崇正直（“这种正直成了一种本能，一种情欲”）。他是以狂热崇拜为死敌的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的忠实仆人。他的国家在他去世三十三年后把他视为谎言与暴力的鼓吹者。他的献身精神曾使某些概念与品德受人赞美，他的国家这时却抨击它们是可憎的。在思想史上，除马克思外，尼采一生的遭遇无人可与之相比。我们永远不会终止矫正对他的不公正评价。我们肯定了解历史上有些哲学被曲解，但直到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为止，尚无一种完全由高尚精神与无与伦比的灵魂苦心孤诣地所阐明的思想在世人的眼中被描绘为一堆谎言、集中营中一堆可怕的尸体。对超人的宣扬竟导致了精心培养出一批卑劣的人，这个事实当然应该揭露，但也应该加以阐释。如果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伟大的抵抗运动的最近结果就是这种无情的征服，岂不应该背弃反抗而重新倾听，尼采对他的时代发出的绝望呼声：“我的意识和你的意识不再是相同的。”

我们首先应当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尼采与罗森伯格混为一谈。我们应成为尼采的辩护律师。他自己在事先揭露他的不肖子孙们时这样说过：“解决自己精神的人还应该净化自己的心灵。”不过问题是至少应当弄清他所设想的这种精神解放是否不完全排除这种净化。尼采思想的那种运动，本身有其法则与逻辑，它们也许会解释归咎于他的哲学的那种有血腥味的伪装学说。他的作品难道丝毫没有任何可用来支持最后的屠杀的内容吗？杀人者，只要否定思想，甚至否定仍然属于精神的事物，难道不能在他身上为他们找到借口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自从人们忽视了尼采思想中有条理的方面（不能肯定他自己是否始终坚持这一方面），他反抗的逻辑再没有限制。

人们同样会注意到，杀人并非从尼采拒绝偶像，而是从他狂热地赞同偶像而找到其合理性。这正是尼采作品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一切说是，便意味着对杀人说是。同意杀人，其方式有两种。奴隶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对主人的存在与他自己的痛苦说是。耶稣即教导人不抵抗。主人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在对奴隶制与他人的痛苦说是，这就是暴君与颂扬杀人。“你相信神圣而不可摧毁的法则，你生活在一个具有永久说谎与永久杀人的性质的社会中，却不会说谎，不会杀人，相信这样一条神圣而不可摧毁的法则，这不是可笑的吗？”的确，形而上的反抗最初的行动仅仅是抗议社会存在的谎言与罪恶。尼采的“是”将最初的“不”丢在脑后，否认了反抗本身，同时否认了否定世界现状的道德。尼采真心诚意地呼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恺撒。这就是在思想上对奴隶与主人同时说是。但对双方说是，其实便是使更有力的一方即主人神圣化。恺撒最终必然会放弃思想主宰而选择统治现实。尼采身为一个忠于其方法的好教师在问自己：“该如何利用罪恶？”恺撒的回答是：使罪恶成倍增加。尼采关于人类的不幸写道：“人类若怀有宏大的目的，则会使用其他措施，不把罪恶认为是罪恶，而使用最可怕的方法。”他于1900年去世，就在这种意图即将死亡的这个世纪边缘。他在神智清楚时徒然地呼喊：“谈论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容易的，但人们有力量承受它们吗？比如说，我不能容忍自己食言与杀人，我已经心灰意冷，差不多好久了，但我会为此而死去的，这就是我的命运。”从对人类的全部经验予以赞同以来，其他人随之而来，他们远远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在谎言与杀人中强大了起来。尼采的责任是，出于方法方面高级的理由，使这种蒙受耻辱的权利成为合法的，哪怕是刹那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说过，将这种权利给予世人时，肯定会看到他们朝它冲去。然而尼采并非自愿的责任却走得更远。

尼采的确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虚无主义最为敏锐的良心。他使反抗思想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是让它从否定理想跳跃到理想的世俗化。既然人的拯救不能由上帝实现，那么便应该在大地上完成。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人从接受这一见解的时刻起，即应当为世界定个方向，它会导致高级的人类社会。尼采要为人类的未来指出方向。“管理地球的任务落在我们身上。”还有：“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刻已经临近，而这场斗争要以哲学的名义进行。”他就这样宣布了二十世纪的到来。他之所以这样宣布，是因为他已得到虚无主义内在逻辑的启示，晓得其结果之一就是帝国，他并且为这个帝国的实现做了准备。

人可以有不要上帝的自由，正如尼采所设想的那样，这就是说他是孤独的。当世界的车轮停止转动，而人对现存的一切说是时，会有完全的自由。然而现存的一切在变化，应该对变化说是。光明终将消失，白日即将过去。历史于是重新开始。应该在历史中寻求自由，应该对历史说是。尼采主义是个人权力意志的理论，但注定要成为众人的权力意志，没有世界帝国，它便什么也不是。尼采肯定憎恨自由的思想家与人道主义者。他对“思想的自由”一词所取的是其最极端的词义：个人思想的神性。但他不能阻止自由思想家同他一样，从上帝已经死亡这个同样的历史事实出发，而结果也是相同的。尼采清楚地看到，人道主义不过是没有最高主宰的基督教，它抛弃了最初的原因，而保留了最后的原因。但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解放学说通过虚无主义不可避免的逻辑，承担了他本人曾经梦想过的超人状态。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然而暴君来了，他们很快使哲学世俗化，而正是哲学给予了他们这种权利。尼采谈到黑格尔时，已经推测到这种奴役哲学的趋势。他认为，黑格尔的独特之处就是发明了一种泛神论，恶、错误、痛苦再不能用做反对神的论据。“然而国家与所建立的权力，立即便利用这一宏伟的创造”。而他自己曾想像出一种体系，罪恶不能再作为反对任何东西的论据，惟一的价值即在于人的神圣性。这一宏伟的创造要求得到运用。在这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虚无主义暂时的继承者与激进而惊人的结果。有些人有逻辑头脑，雄心勃勃，以马克思修正尼采，决定只对历史说是，而不再对全部创造说是。尼采令其拜倒在宇宙面前的反抗从此时起拜倒在历史前面。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尼采至少在他的超人理论中以及他之前的马克思在其无产阶级社会的理论中，都以“未来”代替了彼世。在这一点上，尼采背弃了古希腊人与耶稣的教导，认为他们是以“立即”代替彼世。马克思与尼采一样从战略角度思考，同他一样憎恶形式上的美德。他们的两种反抗最后同样是执著于现实的一个方面，后来融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派别中得到体现。“要取代神甫、教育家、医生”，尼采已经谈论过这一派别。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尼采期待着超人的出现，建议对现在的一切说是，而马克思则提出对变化着的一切说是。对马克思来说，人要控制自然以服从历史，而尼采则提出人应服从自然以控制历史。这正是基督教徒与希腊人的区别。尼采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创造一种世俗化的耶稣教义，使人皆成为工具。”他还说：“人们所追求的就是物质福利……于是走向精神方面的奴隶状态，这是从未见到过的……精神上的专制在商人与哲学家一切活动的上方翱翔。”反抗到了尼采的哲学那里，狂热地追求自由，从而导致对生命或历史的专制。绝对的“不”，使施特纳将罪恶与个人同时神化。而绝对的“是”则将杀人及人自身普遍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对尼采某些品德的无知，真正承担起了尼采的意志。这位伟大的反叛者于是亲手建立必然性的无情统治，将自己封闭其中。他逃出上帝的监牢之后，首先所念及的是建立历史与理性的监牢，从而完成了对虚无主义的乔装打扮与认可，而尼采则声称战胜了虚无主义。

[1] 你们说这是上帝自发的分解，然而这仅是形式的改变。上帝摆脱了其道德的形式。你们将会看到它通过“善”与“恶”重新显示出来。

[2] 狄奥尼索斯为古罗马神话中的酒神。——译者注

[3] 昂贝多克勒为公元五世纪西西里岛的哲学家与医生。——译者注

[4] 阿丽亚娜为古希腊米诺斯国王的女儿。——译者注

[5] 鲍尔基亚为十五世纪罗马天主教主教，为人阴险，生活放荡。——译者注

[6] 帕西法尔为瓦格纳创作的同名三幕歌剧的主人公，是个经由考验终成圣人的形象。——译者注。

反抗的诗歌

如果说形而上的反抗拒绝“是”，而局限于绝对的否定，它却热衷于表现自己。虽然它倾心于崇拜现在的事物，拒绝怀疑一部分现实，却迟早不得不这样做。在两者之间，伊凡·卡拉玛佐夫代表了听之任之，不过是在痛苦的意义上。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反抗的诗歌始终在两个极端摇摆不定：文学与权力意志、合理性与非理性、绝望的梦想与无情的行动。最近一次，这些诗人，尤其是超现实主义，以一种惊人的概括方式为我们照亮了从表现到行动的路程。

霍桑[1]关于麦尔维尔写道：“他虽然不信宗教，却并未停止于此。”同样，关于那些向上天冲击的诗人们，也可以说他们想推翻一切，同时又在绝望地思念一种秩序。他们陷入一种极端的矛盾，想从无理性中求得理性，使不合理成为一种方法。浪漫主义的这些主要继承者声称要让诗歌成为榜样，在最令人悲痛的诗歌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他们使亵渎行为神圣化，让诗歌转变为经验与行动的手段。的确直到他们为止，那些宣称对社会事件与世人发挥影响的人们，至少在西方如此，以合理的规则为名，已经这样做了。相反，超现实主义在兰波[2]之后想在谵妄与颠覆中找到建设的规则。兰波以其作品而且仅仅以其作品指出了道路，不过以一种闪电般的方式，暴风雨即如此显露出道路的边缘。超现实主义挖掘出这条道路，为其确定了方向。超现实主义以夸张而隐晦的手法为不合理反抗的实际理论作了其最后而辉煌的表现。与此同时，反抗思想在另一条道路上奠定了对绝对理性的崇拜。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阿蒙[3]兰波，见“引言”中注。译者注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

洛特雷阿蒙和平庸

洛特雷阿蒙指出，表现的欲望在反抗者身上也隐藏在平庸的意志后面。反抗者不论是抬高还是贬低自己的人格，总想成为与现在不一样的人，甚至当他挺身而起让人承认他真正的存在。洛特雷阿蒙的亵渎言行与因循守旧同样表现了这种不幸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他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的意志中得到解决。他远非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已改弦易辙，与以往一样的狂暴的沮丧可解释玛尔陀罗[4]何以召唤原始的漫漫黑夜以及他的《诗篇》孜孜以求的平庸化。

人们从洛特雷阿蒙那里懂得了反抗处于少年时代。我们使用炸弹与运用诗歌的伟大的恐怖主义者刚刚走出童年。《玛尔陀罗之歌》是一个有才华的中学生写出的书。这部作品的哀婉动人之处恰恰来自于一个儿童心灵中的矛盾，他起而反对创造，也反对自己。如同《彩画集》中的兰波一样，这位诗人反抗世界的限制，首先选择了世界末日与破坏，而不是接受不可能的规则，这种规则使他在他要去的世界中成为他现在的样子。洛特雷阿蒙说：“我来到世上是为了保卫人民。”玛尔陀罗因而是怜悯天使吗？从某种方面看他是这样，但首先怜悯他自己。为什么？这尚有待探讨。但是这种落空的、被凌辱的、不可告人的且未明言的怜悯使他陷于罕见的困境。用玛尔陀罗的话来说，他把生活作为一个伤口来接受，并禁止以自杀来治疗伤口（原文如此）。他同兰波一样，是个饱尝痛苦而反抗的人，但不可思议地退却了，说他反抗的是他现在的状况，并摆出了造反者永恒的借口：对人们的爱。不过，这位活着为了保卫世人的人同时写道：“请给我指出一个好人。”这种永恒的运动是虚无主义的反抗运动。人们反抗对自己与对世人的不公正。当人们同时清醒地看出这种反抗的合理性却又无能为力时，激烈的否定态度甚至会针对他声称要保卫的东西。人们不能用建立公正来矫治不公正时，宁愿把它淹没在依然普遍的不公正中，这种不公正终于与毁灭混同为一。“你对我制造的痛苦过于巨大，我为你制造的痛苦过于巨大，因而决不是情愿的。”若要不憎恨自己，则必须宣布自己是无辜的，单独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有这种胆量的，阻止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了解自己。人们至少可以声明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虽然被作为罪人对待。上帝于是成了罪人。

从浪漫主义者到洛特雷阿蒙，其实并没有进步，除了在语调方面。洛特雷阿蒙再一次复活了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面孔与魔王派反叛者的形象，不过有某些改进。他将上帝置于“由人的粪便与黄金构成的王位上”，王位上坐着“一个由未洗过的被单做成了裹尸布包着的尸体”，他自称为“造物主”。“这个可怕的有着蝰蛇相貌的上帝”，“这个狡猾的强盗”，人们看到他放火造成火灾，使老人孩童被火吞没。这个上帝醉醺醺地在小溪中游动或者在妓院里寻求下流的享乐。上帝并没有死，而是堕落了。玛尔陀罗面对堕落的上帝，被描绘成一个传统的穿黑披风的骑士。他是魔鬼。“至高无上的主带着憎恨的狞笑，给了我丑陋无比的相貌，眼睛不应该成为这种丑陋的见证。”他否定一切，“父亲，母亲，上帝，爱，理想，而仅仅只想到他自己。”这位英雄受到骄傲折磨，具有形而上的花花公子的一切魅力：“温文尔雅的面孔，像宇宙一样忧郁，像自杀一样美。”玛尔陀罗如同浪漫主义的反抗者一样，对上帝的公正感到绝望，与恶站在一边。让人痛苦，这样做时自己也痛苦，这就是纲领。《玛尔陀罗之歌》是恶的真正颂歌。

在这个转折点，人们甚至不再捍卫创造物。相反，“用一切手段攻击人这个野兽，以及造物主……”这就是《玛尔陀罗之歌》所宣称的意图。玛尔陀罗想到把上帝作为敌人时而惶恐，时而又沉醉于伟大的罪人们的孤独（“只有我一人反对人类”），随即投身于反对创造物及其作者。《玛尔陀罗之歌》歌颂“罪恶的神圣性”，宣布了一系列数目在增长的“光荣的罪恶”。歌曲第二部的第二十节甚至开始教授罪恶与暴力。

如此昂扬的热情在那个时代是不稀奇的，没什么价值。洛特雷阿蒙真正的独到之处并不在此。浪漫派谨慎地维持着人的孤独与神的冷漠之间的必然对立，这种孤独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与外界隔绝的城堡与花花公子。然而洛特雷阿蒙的作品谈到更深刻的悲剧。这种孤独对他似乎是难以忍受的，而他反对创造，似乎要摧毁创造的界限。他完全不想用有雉堞的塔楼巩固人的统治，而是想把各种统治混在一起。他把创造又重归于原始的海洋，道德与一切问题在那里都失去意义，其中也有他认为是令人惊恐的灵魂不死的问题。他不愿意在创造的对面树立一个反叛者或花花公子的光辉形象，而是提出人与世界都同样要毁灭。他进攻把人与宇宙分开的边界线。完全的自由，特别是罪恶的自由，意味着要摧毁人的边界线。憎恶一切人与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人的统治引向由本能统治。人们发现洛特雷阿蒙拒绝合理的意识，回到本原，这是文明反抗自身的标记之一。问题不再是通过意识顽强的努力来表现，而是不再作为意识而存在。

《玛尔陀罗之歌》中的创造物都是两栖类，因为玛尔陀罗拒绝大地及其限制，植物是由藻类与海藻组成的。玛尔陀罗城堡位于江海之上，他的祖国是古老的海洋。海洋是双重的象征，同时是毁灭与和解的地方。它以自己的方式平息蔑视自己与其他人的灵魂的强烈渴望，即渴望不再存在。《玛尔陀罗之歌》于是成为我们的《变形记》，古人的微笑由被剃须刀割破的嘴的苦笑所代替，可谓一种令人不快的过分的幽默的景象。这位古罗马斗兽者未能隐藏人们想在其中找到的一切意义，不过他至少透露出一种毁灭的意志，其根源存在于反抗的最阴暗的核心。帕斯卡尔所说的“你要变得蠢笨”，在他那里表现出十足的意义。洛特雷阿蒙仿佛不能忍受冷峻无情的光明，而要活下去则必须忍受。“我的主观性与一个创造者，这实在让我的脑子受不了。”他于是选择了让生命及他的作品像墨鱼一样在墨汁的云彩中急速游泳。这部作品有一个精彩的段落，描写玛尔陀罗在大海中与一头雌鲨长时间进行可憎的交尾；另有一段特别有意义，内容是玛尔陀罗变成章鱼攻击造物主。这些描述清楚表明作者想逃到存在的边界线之外，并侵犯自然界的规律。

对于那些看到自己被放逐出正义与情欲平衡和谐的祖国的人们来说，与孤独相比，他们更喜欢那些辛酸的王国。在那里，词语再无意义，盲目的创造物的力量与本能主宰一切。这种挑战同时是苦修。该作品第二章描述的与天使的斗争，以天使的失败与腐败而结束。天空与大地，于是被带入原始生命的液体深渊而混而为一。这样，作品中那个鲨人“终于使双臂与双腿的顶端获得新的变化，以之作为对某种不为人知的罪恶的赎罪”。的确，在洛特雷阿蒙不太为人所知的生活中的某种罪恶，或对某种罪恶的幻想是同性恋吗？《玛尔陀罗之歌》的每一位读者都不禁会想到这本书缺乏“斯塔夫洛金的忏悔”。

由于缺少忏悔，在这部《诗篇》中应该看到这种神秘的赎罪意志的加强。我们将看到，适合于某种反抗形式的行动就是让不合理的冒险恢复理智，在混乱中重新找到秩序，自愿地戴上比人想摆脱的枷锁更沉重的枷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一种简单化的意愿与厚颜无耻的态度来描写这种行动，因而这种转变必然有种意义。绝对的“是”的理论代替了无情的反抗。而这些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诗篇》向我们对《玛尔陀罗之歌》作了最好的说明。“怀着对这些幻景的绝望坚定地把文学引向全部废除神与社会的法律，引向理论的与实际的恶。”《诗篇》还揭露了“一个作家的罪行，他在虚无的坡上滚动，蔑视自己并发出欢乐的呼喊”。但它对这种恶给出的药方只是形而上的一仍旧贯：“既然怀疑的诗歌在忧郁的绝望与理论的邪恶达到如此大的程度，因而它根本是虚假的，因为人们虽讨论这种诗歌的原则，但其实是不应该讨论它们的。”（致达拉塞的信）总之，这些美妙的理由，概括了唱诗班的儿童与军事教程的道德。但是因循守旧可能是狂烈的，因而是异常的。当人们颂扬作恶的老鹰战胜希望之龙时，会反复地说歌颂的只是希望，人们会写道：“在我荒凉的家乡，我以我壮年的声音与庄严使你想到光荣的希望”，但还必须说服人。安慰世人，待之如兄弟，宣扬孔子、佛、苏格拉底、耶稣基督这些“忍饥挨饿而奔波于乡村的道德家”，这在历史上已进行过，这依然是绝望的计划。这样，在罪恶的核心中，美德与规矩的生活有种怀旧的气息。因为洛特雷阿蒙拒绝祈祷，而基督对于他不过是个道德家。他向世人建议的或者不如说向他自己建议的，是不可知论与完成义务。这样一个美好的纲领不幸的是意味着抛弃，甜蜜的夜晚，没有悲伤的心灵，从容的思索。洛特雷阿蒙突然写出下面的话，令人感动：“我除了诞生于人世这种恩惠外，再未受到其他恩惠。”但他又写出下句话时，人们会猜到他咬紧牙齿：“一个有公正精神的人，觉得这种恩惠已经是完全的。”在生命与死亡面前，没有什么公正精神。像洛特雷阿蒙一样的反抗者逃往荒漠。然而这种因循守旧的荒漠同哈拉尔[5]一样凄凉。对绝对的爱好使它寸草不生而沉迷于毁灭。犹如玛尔陀罗想要完全的反抗，洛特雷阿蒙以同样的原因宣布了绝对的平庸。他曾想方设法在原始的海洋中窒息良心的呼声。把它与野兽的嘶鸣混同起来。在其他时候，他会用钻研数学来排解这种呼声，而现在他却想运用沉闷的因循守旧来窒息它。反抗者于是对向存在于底部的生命发出的呼唤充耳不闻，现在的问题是，或者拒绝成为无论什么东西，或者同意成为无论什么东西。对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一种幻想的惯例。平庸也算得上是一种态度。

因循守旧是反抗的虚无主义的愿望之一，这种愿望支配着我们很大一部分的思想史。它表明走向行动的反抗者，若忘记其起源会如何受到最强大的因循守旧的诱惑，这足可以解释二十世纪的情况。洛特雷阿蒙通常作为纯粹的反抗的颂扬者而受到称赞，但他反而喜爱在我们的世界上比比皆是的精神上的顺从。《诗篇》仅仅是一种“未来的书”的前言，大家都在梦想这本未来的书，它是文学反抗的理想结果。然而今天，按照办公室的命令，这本书被写成了几百万本。毫无疑问，天才与平庸是不可分的。但问题不是他人的平庸，人们打算采纳这种平庸，而在需要时会用警察的手段让创世主采纳它。对创世主来说，他自己的平庸在创造时完全表现了出来。每个天才都同时是平庸的，他若仅仅是二者之一，则什么也算不上。谈到反抗，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反抗有它的花花公子与仆役，但并不承认他们是其合法的儿子。

超现实主义与革命

此处几乎不再涉及兰波。关于他，一切都已经说了，不幸的是，还要说得更多。不过，应该准确地说兰波只在其作品中是反抗的诗人，因为这个准确的说法与我们的主题有关。他的一生，远远不能为它所激起的神话辩护，只不过表明他赞同最坏的虚无主义，客观地阅读一下从哈拉尔的来信即足以指出这一点。兰波曾被奉为神明，因为他否定他自己的天才，好似这种否定意味着超人的美德。显然这使得我们当代人的借口不能成立，相反应当说惟有天才是种美德，而非否定天才。兰波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在夏尔维尔最早的呼喊，也不在于哈拉尔的经商活动[6]，而表现在兰波赋予反抗其从未接受过的最正确的语言，同时说出了他的胜利与忧虑，世界缺少的生活与不可避免的世界，对不可能的事物的呼喊与需要拥抱的坎坷的现实，对道德的拒绝与对义务不可抗拒的怀念。他身上既有光彩又有地狱，他既侮辱美又赞扬美，他怀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表演了二重唱与轮唱，他在这时成了反抗的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反抗诗人。他的两部伟大的作品构思时间的先后是无关宏旨的，这两部作品之间相距的时间很短。任何艺术家都由于有这种生活经历而绝对肯定地晓得兰波同时构思了《地狱的一季》与《彩画集》。他虽然先后写出这两部作品，却同时孕育了它们。这种矛盾扼杀了他，却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

这位诗人脱离了矛盾，在将其天才培育到最后之前便把它显示了出来，其美德在哪里？兰波的沉默对于他而言并非一种反抗的新方式。至少，从哈拉尔信件发表以来，我们再不能肯定这一点。他的这一转变无疑是神秘的。然而，这些光彩照人的少女们由于结婚而变成了机器，她们的平庸也不乏神秘之处。围绕着兰波所产生的神话意味着并肯定了在《地狱的一季》之后再不可能写什么。对于才华横溢的诗人与能力永不枯竭的创造者来说，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在《莫比·迪克》、《诉讼》、《查拉图斯特拉》、《着魔的人们》之后，还能想像出什么呢？然而，在这些作品之后，伟大的作品仍源源不断地问世，教诲并修正着世人的见解，证明着人身上最为骄傲的东西，只有在创造者死去后，这些作品才会被了解。有谁不会为那部比《地狱的一季》更伟大的作品而惋惜呢？放弃了它不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吗？

埃塞俄比亚难道是个修道院吗？难道是基督封闭了兰波的嘴吗？这位可恶的诗人在这些哈拉尔的来信中只谈论金钱，说希望看到“投资得当”，“不断有收益”，由此判断，这位基督是当代坐在银行出纳台中央的那个人。在苦难中高歌的这个诗人曾辱骂过上帝与美，抗拒过正义与希望，在罪恶的空气中光荣地奋斗不息，现在却只想与一个“有前途的人结婚”，这位魔术师，慧眼，苦役犯监狱始终对他关闭的不妥协的苦役犯，没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国王般的平民，他在围着肚子的腰带中永远带着八公斤黄金，他抱怨说这腰带使他患了痢疾。难道这就是向那么多年轻人所推荐的神话英雄吗？这些年轻人不会侮辱世界，但一想到这条腰带便会羞愧万分的。要维持关于他的神话，就一定不能晓得这些有决定意义的信件。人们理解为何对它们很少评论。它们是亵渎声名的，犹如真理有时亦复如此。令人赞美的大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闪电般的权威，这就是兰波。但他并非人中之神、愤世嫉俗的榜样、诗歌的修道士，如像人们对我们介绍的那样。只有在他生命临终躺在病床上时，才能发现他的伟大，这时，即使平庸的心灵也会打动人心的：“我是多么不幸，我真正是多么不幸啊……我身上有钱，却不能再守护着它！”幸而，这悲惨时刻的沉痛呼喊使兰波和其他濒死的人一样看起来也有种伟大的精神：“不，不，我现在要与死亡抗争！”年轻的兰波面对深渊又复活了，诅咒生命不过是绝望地死亡，往昔时光的反抗精神也随之而复活。只有这时，这个资产阶级的掮客才又成为我们如此钟爱的、悲痛欲绝的年轻人。他此时怀着恐惧与痛苦，这是不知道珍视幸福的人最终都会发生的。惟有这时才开始显现他的激情与真相。

此外，在他的作品中的确也提到哈拉尔，不过是以最后的告别形式。“迷迷糊糊地睡在沙滩上，多么甜美。”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对毁灭的狂热这时采取了最普遍的形式。兰波所刻画的亲王不知厌倦地杀戮他的臣民，像这样可怕的罪行，长期的放荡不羁，这些是超现实主义所侧重的主题。然而，虚无主义的颓丧情绪最终占了上风，斗争、罪恶使疲惫的灵魂感到厌倦。这位慧眼为了不忘记往事而喝酒，终于酩酊大醉，沉沉昏睡，我们当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他在沙滩上或在亚丁沉睡，同意世界的秩序，不是主动地而是被动地，即使这种被动是可耻的。兰波的沉默也使人们对帝国的沉默有思想准备，这个帝国在除斗争之外对一切屈从的人们的上方翱翔。这个突然受金钱控制的伟大灵魂提出其他要求，起初是过分的，然后又为警察效劳。自己如今什么也不是，这是对自己的反抗已厌倦的智士的呼喊。这是一种精神自杀，这种精神没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受人尊敬，但影响更大。从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来说，超现实主义之所以有意义，不过是因为它试图继续惟一赢得怜爱的兰波的事业。

超现实主义从关于这个慧眼的信件与它提出的方法中得出了反抗的苦行的规则，阐明了生存的意志与毁灭的愿望之间、非与是之间的这种斗争，我们在反抗的各个阶段都能看到这种斗争。由于这种种原因，与其重复那些围绕兰波作品的没完没了的评论，不如到他的继承者那儿去追踪他、认识他。

超现实主义是绝对的反抗，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就其最初的意图来说，它可定义为对一切的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它对一切确定的事物的否定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具有挑衅意味。“我们是反抗的专家”。阿拉贡提出，超现实主义是推翻思想的机器，它首先是在“达达”运动[7]与贫血的享乐主义之中形成的。应该提出“达达”运动的根源是浪漫主义。它的内部那时已经培育着无意义与矛盾。真正的达达分子是反对“达达”的，大家都是“达达”的导师。还有：“什么是善？什么是丑？什么东西伟大、有力、虚弱……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这些沙龙虚无主义者显然受到威胁，要求他们作为世人提供最严格的公认的教条。但超现实主义中除因循守旧与兰波的遗产外还有另外某种东西，布勒东[8]将其概括为：“我们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吗？”

对缺少的生活的召唤伴随着完全拒绝现存的世界。布勒东对此说得好：“我无力掌握加之于我的命运，我高傲的良心拒绝正义，因而我绝不让我的生命适应人世间一切可怜的生存状况。”布勒东认为，思想既不能固定于生活，也不能选择彼世。超现实主义想对这种永不平静的不安宁做出回答。它是“思想发出的反对自己的呼喊，而且他决心绝望地粉碎这些桎梏”。他发出反对死亡与昙花一现的生存状况的呼喊。超现实主义于是焦急不安，生活于一种受到伤害的狂怒状态。同时刻苦自励，高傲地毫不妥协，这就意味着道德。超现实主义是混乱的主要理论，从其根源上说，就承担着创造秩序的责任。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坏，开始是使用诗歌的诅咒，继而用物质的锤子。对真实世界的指控合乎逻辑地变成对创造的指控。

超现实主义的反一神论是言之成理与自成系统的。它首先坚定地认为，人是绝对无罪的，应当向人归还“其全部的力量，而以往这种力量是归之于上帝一词的”。如同在全部反抗史中一样，这种绝对无罪的思想由绝望而产生，逐渐转变为疯狂的惩罚。超现实主义者在颂扬人的无辜的同时，认为也可以颂扬杀人与自杀。他们谈到自杀时，将其作为一种解决办法。克瑞凡尔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可能是最正确彻底的”，而且他如同瑞戈与瓦舍一样自己了结了生命。阿拉贡以后谴责这类鼓吹自杀的言论。尽管如此，这种言论还是名声大噪，而不与其他人一道宣扬它们，并不会给人带来荣誉。超现实主义保留了它憎恶的“文学”的最坏的功能，肯定了瑞戈令人震动的呼喊：“你们都是诗人，而我呢，我与死亡在一边。”

超现实主义并未到此为止。他选择维奥莱特·诺咨埃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作为英雄，从而在罪恶面前肯定了人的无辜。但是它也竟敢说出超现实主义最简单的行为就是手持手枪走上街头，朝人群胡乱开枪。而这是安德列·布勒东1933年以来为之懊悔的一句话。除了个人及其愿望的决心之外而拒绝其他一切决心的人，以及除了无意识的最高权位而拒绝一切最高权位的人，的确在同时反抗社会与理性。非理性行为的理论使对绝对自由的要求臻于完善。如果这种自由最后归结为杰里[9]所说明的孤独又有何妨：“当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时，我要杀死所有的人，然后一死了之。”最主要的是桎梏已经否定而荒谬获得胜利。在一个无意义无荣誉的世界上，惟有表现为种种形式的生命欲望是合理的，这种对杀人的颂扬如果不是意味着这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生命的奔放，无意识的冲动，荒谬发出的呼喊，这是应该肯定的惟一的纯粹真理。反对欲望的一切事物，主要是社会，皆应无情地摧毁。这样便会理解安德列·布勒东谈及萨德的一种看法：“人只同意在罪恶中与自然结合在一起，有待了解的是，这并非爱的最疯狂最无可争议的方式之一。”人们清楚地感到这说的是一种无对象的爱，是被撕裂的灵魂的爱。而这种空洞与贪婪的爱，这种占有的狂热恰恰是社会所不可避免地要遏制的。布勒东对这种表白仍困惑不解，但却赞扬背叛，并声称（超现实主义所竭力证明的）暴力是惟一适当的表达方式，其原因即在于此。

然而社会仅由个人组成，它也是种机构团体。超现实主义者生来并非为了杀死众人，依照他们的逻辑来讲，他们终于认为，要解放欲望，首先需推翻社会。他们选定为同时代的革命效劳的道路。超现实主义者从瓦尔波[10]与萨德转向爰尔维修[11]与马克思，由于他们与这一试验的对象是一致的。但人们清楚地感觉到，并非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引导他们走向革命，相反，超现实主义不懈的努力就是要与马克思主义一道调和那些引导它走向革命的要求。可以恰当地说，超现实主义者今天之所以走向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他们今天最憎恶马克思主义，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愿望的实质与崇高性，与它怀有同样的痛苦，因而犹豫不决，考虑是否要向安德列·布勒东点明他的运动，原则上是要建立“无情的权力”与专制，鼓动政治狂热，拒绝自由讨论，认为死刑是必需的。人们对这个警察专横的革命时代的古怪词语（“破坏”、“告密者”等）也惊愕不已。这些狂热分子想要一场“不论什么样的革命”，只要能使他们脱离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小店主的与妥协的世界，任何革命都行。他们无望得到最好的，便宁可要最坏的。就此而言，他们是虚无主义者。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之中以后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同时也忠于他们原来的虚无主义。超现实主义如此固执地所企求的对语言的真正破坏并不在于不连贯或规律性，而在于语序。阿拉贡徒然地开始揭露“可耻的实用主义态度”，最后还是在这种态度中找到了道德的完全解放，即使这种解放与另一种奴役一致。彼埃尔·纳维尔是超现实主义者中对此问题进行过最深入思索的人，他探索革命行为与超现实主义行为之间的共同点，深刻地提出这就是悲观主义，也就是“意欲陪伴人去死亡，为了让这种死亡有用而不疏忽任何东西”。奥古斯丁学说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这种混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革命的特点。人们不能对那时的虚无主义作出更大胆的表达。超现实主义的变节者曾忠于虚无主义的大部分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想死去。安德列·布勒东及其他某些人之所以最后与马克思主义决裂，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些超出虚无主义的东西，即他们还忠于反抗的根源中更为纯洁的东西，他们不想死去。

的确，超现实主义曾想公开主张唯物主义。“在波将金号装甲舰造反的开始，我们乐于承认这块可怕的肉。”但他们并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这块肉并没有友谊，即使是理智方面的友谊。这腐烂的肉仅仅象征着使反抗产生的世界。而这反抗是针对它的。即使反抗使一切合理，它也解释不了什么。对超现实主义者来说，革命并非日复一日在行动中要实现的目的，而是一个绝对的神话与安慰者。革命是“真正的生活，如同爱情一样”，艾吕雅就是这样谈论的，他那时没有想像到他的朋友卡兰德拉会由于这种生活而死去。他们想要的是“天才的共产主义”而非其他。这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自己反抗历史而颂扬英雄的个人。“历史受到由个人卑劣行为所决定的法则所支配。”安德列·布勒东同时想要革命与爱情，而两者是不能并存的。革命就是要爱一个尚不存在的人。如果某人爱上一个活人，他若真正爱这个人，他只会同意为此人而死。事实上，革命对于布勒东仅仅是反抗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般的对于一切政治思想来说，惟有与此相反的是真实的。布勒东不想竭力去通过行动实现幸福的城市，这种城市会使历史臻于至善。超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没有拯救。革命的好处不是给人们以幸福，这是“大地上可憎的舒服”。在布勒东的思想中，革命相反应该净化与照耀世人悲惨的状况。世界革命以及由此造成的可怕牺牲只应该带来一种好处：“阻止社会状况人为的不稳定性，掩盖人类状况真正的不稳定性。”只不过布勒东认为，这一进步是过渡的。可以说，革命应该服务于内心的苦行，每人可以借此把现实转变为奇妙的东西，这是“人的想像力光辉的反应”。奇妙的东西在布勒东那里所占的位置犹如合理的事物在黑格尔哲学中的位置。难以想像会有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更完全对应的观点。阿尔托称之为革命的阿米埃尔[12]的那些人的长久的犹豫因而不难得到解释。超现实主义者与马克思的区别更甚于反动分子，例如约瑟夫·德·迈斯特[13]。超现实主义者利用生存的悲剧来拒绝革命，也就是要保持历史局势。马克思主义者则利用生存悲剧来证明革命的合理性，即创造另一种历史局势。这两种人都以人类的悲剧为其实用主义的目的服务。而布勒东自己却利用革命来结束悲剧，事实上让革命服务于超现实主义的追求，不论其刊物的名称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要求不合理性从属于自己，而超现实主义者却起而誓死捍卫不合理性，人们若想到这一点，两者的最后决裂则可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意欲征服全体性，而超现实主义如同一切精神领域的试验一样，意欲征服单一性。倘若合理性足以征服世界帝国，全体性便要求不合理性屈服。然而单一性的欲望更强烈，它不满足于一切皆是合理的，特别想要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在同一水平上得到调和。没有一个单一性意味着残缺。

安德列·布勒东认为，全体性仅仅是单一性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不是得到一切，就是一无所有”这个命题。超现实主义倾向于普遍性，而布勒东对马克思进行的奇怪而深刻的指责恰恰是说他不是普遍的。超现实主义者想调和马克思的“改造世界”与兰波的“改变生活”。可是马克思的学说导向征服世界的全体性，而兰波的主张导向征服生活的单一性。荒谬的是，一切全体性都是限制性的。最后这两种公式使人群分成两部分。布勒东选择了兰波，指出超现实主义不是行动，而是苦行与精神体验。他把构成其运动的独特之处放在第一位，这对于思考反抗，恢复神圣的事物与征服单一性是宝贵的。他愈深入地把握这种独特之处，便愈加不可挽回地与其政治上的伙伴以及其最初的几种要求分道扬镳了。

安德列·布勒东在要求超现实方面从来没有改变，这种超现实即梦想与现实的融合，使理想与现实之间古老的矛盾升华。人们知道超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实际的不合理性，客观的偶然性。诗歌是对“崇高点”的征服，惟一可能的征服。“精神上的某一个点，生命与死亡，现实与想像，过去与未来”……就是在这个点上不再被看做是矛盾的。标志着“黑格尔体系彻底瓦解”的这个崇高点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寻求“高峰深渊”，这是神秘主义者所熟悉的。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神秘主义，它平息与阐明了反抗者对绝对的渴求。超现实主义的主要敌人是唯理论。此外，布勒东的思想提供了西方思想的一幅奇特的景象，即类比原则不断为人采用，而牺牲同一性与矛盾的原则。这恰恰就是用欲望与爱情之火熔化矛盾，让死亡之墙倒塌。巫术，原始的或朴素的文明，炼丹术，关于火焰之花或白夜的雄辩术，这些是单一性与哲学之石的道路上奇妙的阶段。超现实主义即使没有改变世界，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些奇特的神话，当它宣布回到希腊时代时，便部分证明尼采是正确的。仅仅是部分，因为这是黑暗时代的希腊，是神秘与邪恶的神明的希腊。最后，由于尼采的试验以接受中午为荣耀，而超现实主义的试验则以颂扬午夜、顽固而焦虑地崇拜暴风雨达到顶点。按布勒东自己的话说，他懂得，不管怎样，已经得到了生命。然而他的赞同并不是赞同光明，而光明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身上有过多北方的东西，因而不是一个完全赞同的人。”

然而他往往让人减少否定的部分，而提出反抗的正面要求。他宁愿选择艰苦的生活而不是沉默，但仅仅记住了“道德的警告”。巴达耶认为，正是这种道德的警告推动激励着最初的超现实主义：“用一种新道德代替流行的道德，因为这种道德是我们一切痛苦的原因。”他建立新道德的意图并未成功，今天也无一人获得成功。但他对这样做从未失去希望。他想使人变得崇高，而世人竟以超现实主义所采纳的原则的名义堕落了，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可怕的现象，布勒东被迫建议暂时回归传统道德。这也许不无暂时停顿一下之意。但这是虚无主义的停顿与反抗的真正进步。总之，他清楚地感到人们需要有道德与价值观念，由于做不到这一点，大家知道布勒东选择了爱。不应忘记他所处的是个蝇营狗苟的时代，而他当时是深刻谈论爱的惟一的人。爱是处于焦虑状态的道德，可以作为这个流放者的归宿。当然，这里还缺少一种措施。超现实主义既非政治亦非宗教，可能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智慧，但也表明世上没有舒舒服服的智慧，布勒东令人赞叹地呼喊：“我们想要并能得到我们生命的彼世。”当理性转入行动并让它的大军在世界上浩浩荡荡地挺进时，他在那个辉煌的黑夜扬扬得意。这黑夜也许的确预示着这种曙光以及我们的文艺复兴的诗人勒内·夏尔的黎明。

[1] 霍桑（1804—1864），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家。名著《红字》为其代表作。——译者注

[2] 哈拉尔，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3] 洛特雷阿蒙，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前期象征派诗人。——译者注

[4] 玛尔陀罗为洛特雷阿蒙的作品《玛尔陀罗之歌》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5] 哈拉尔，埃瑟俄比亚东南部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6] 此处涉及兰波的生活经历，可参阅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下册。——译者注

[7] “达达”即达达主义，是于1916年出现的法国新文学流派。——译者注

[8] 安德列·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1924年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译者注

[9] 杰里，达达主义的一位大师，是形而上的享乐派最后的独特的体现。——译者注

[10] 瓦尔波，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译者注

[11] 爰尔维修，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家与哲学家。——译者注

[12] 阿米埃尔，此处不知是否指十九世纪瑞士作家。——译者注

[13] 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5），法国宗教哲学家，宣传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译者注

虚无主义与历史

形而上的反抗与虚无主义存在一百五十年后，又看到人类所抗议的同一个被毁坏的面孔顽固地重新出现，戴着不同的面具。起而反对生存状况及其创造者的所有的人都肯定了人的孤独，认为一切道德均无价值。然而所有的人同时又设法建立一个纯粹是地上的王国，由他们选择的规则加以主宰。他们是造物主的敌手，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创造。那些刚刚创造世界的人们拒绝世界上有其他规则，除了欲望与权力的规则之外。他们跑向自杀或疯狂，歌唱世界末日。对其他人说来，他们想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他们的规则，遂选择了徒然的炫耀表象或平庸，或者还有杀人与破坏。然而，萨德与浪漫派，卡拉玛佐夫或是尼采，之所以进入死亡世界，是因为他们想要真正的生活，结果由于相反的作用，倒是对规则、秩序与道德的召唤声响彻在这个发狂的宇宙。只有当他们抛弃了反抗的重担，逃避反抗造成的紧张，选择了专制或奴役的安逸生活，他们的结局才是不吉利的或破坏自由的。

人类反抗的崇高的悲剧形式不过是对死亡的长期抗议，对由普遍的死刑所支配的生存条件的激烈控诉。在我们遇到的一切情况中，抗议每次都是针对创造中不和谐、不透明、中断的一切。因而基本上说来，这是对统一性的无休止的要求。拒绝死亡与渴望生存及透明，是一切疯狂行动的动力，不论它们是崇高的或幼稚的。这仅仅是个人卑怯地拒绝死亡吗？不，因为其中的许多反叛者为了达到他们的要求而付出了必须付出的一切。反抗并非要求生存，而是询问生存的理由。他拒绝死亡带来的后果。倘若没有任何东西生存下去，则没有任何东西是合理的，死亡的一切无意义可言。与死亡斗争便是要求生存的意义，为规则与统一性而斗争。

对恶的抗议居于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这很能说明这一点。令人愤慨的并非是儿童的苦难，而是这种苦难竟没有得到辩解。不论怎样，痛苦、流放、幽禁有时为人所接受，当医生或情理说服我们这样做时。在反抗者看来，世界的痛苦所缺少的，如同在世界的幸福时刻一样，是解释的原则。反对恶的起义首先是要求统一性。在被处死刑的人们的世界，反抗者不倦地以要求最后的生存与透明性来反对生存条件的致命的不透明性。他追寻一种道德或神圣的事物而不自知。反抗是一种苦行，虽然是盲目的。反抗者这时之所以亵渎神明，是由于希望有新的神明。他在最早的更深刻的宗教运动的冲击下而动摇，但这是一种落空的宗教运动。并非反抗本身是高尚的，而它所要求的是高尚的，即使它所得到的依然是卑鄙的。

至少应该认识到反抗所得到的卑鄙的东西。每当它将对现在存在的一切完全拒绝，亦即绝对的“不”奉为神明时，便会杀人。每当它盲目地接受现存的一切并高喊绝对的“是”时，也要杀人。对创造者的憎恨可转为对创造的憎恨或者对现存的一切独有的爱。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走向杀人，并失去被称做反抗的权利。人们可以两种方式成为虚无主义者，而每次都通过过度的绝对。显然，有的反抗者想要死去，有的反抗者却想让人死去，但他们都是一样的，都焦灼地渴求真正的生活，对生存感到心灰意冷，宁要普遍化的非正义而不要被肢解的正义。当愤怒达到这种程度，理智会变成狂怒。人类心灵本能的反抗多少世纪以来一点儿一点儿地走向其最大的觉悟，倘若确系如此，我们也看到，它的盲目的胆量也在增长，直到它决定用形而上的谋杀来回答普遍的杀人。

我们认识到，“即使”标志着形而上反抗的最重要的时刻，它在任何情况下均以绝对的破坏而收场。今天照耀世界的不是反抗与它的高尚精神，而是虚无主义。我们应该阐述它的后果，但不忽略其根源的真实情况。即使上帝存在，当伊凡看到对人施加的不公正，也不会投诚于他。然而，对这种不公正进行长期深思后，一道更凄惨的光芒将“即使你存在”改变为“你并不值得存在”，然后又改变为“你并不存在”。受害者在他们所认为的自己无辜中寻求最近的罪恶力量与原因。这些受害者对他们的不死性感到绝望，确信他们要被判决，于是决定杀死上帝。从这天起便开始了当代人的悲剧。如果这样说是错误的，那么说这种悲剧已经结束同样是不真实的。这个谋害相反标志着古代社会终结以来所开始的悲剧的最早时刻，这场悲剧的最后的台词尚未引起反响。从这个时刻起，人决定摈弃圣宠，依靠自己的手段生活。从萨德到今天发生的进步即在于日益扩大封闭地区，没有上帝的人照他自己的规则粗暴地统治着那里。人们面对神，愈来愈把有堡垒守卫的地盘界线向外推进，直至使整个宇宙成为一个反对被放逐的失望上帝的要塞。人在反抗终结时把自己封闭起来，其最大的自由，从萨德的悲惨的城堡到集中营，仅仅是建造他自己的监牢。但戒严状态逐渐普及，对自由的要求想扩展到所有的人。于是必须建立反对圣宠王国的惟一王国，即正义的王国，最终在神的社会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人的社会。杀死上帝并建立教会，这正是反抗的持久而矛盾的运动。绝对的自由终于成为绝对义务的监牢，集体的苦行，要完结的历史。作为一个反抗世纪的十九世纪便这样进入二十世纪，这个正义与道德的世纪，这个人人都感到欢畅的世纪。尚伏，反抗派的道德学家，已经对此给出了公式：“首先要公正，然后才谈得上豪爽，犹如先要有衬衣然后才谈得上花边。”人们于是放弃了作为奢侈品的道德，而仅仅保持创建者艰辛的伦理。

我们现在应该探讨为创建世界帝国与普遍规则而作的充满坎坷的努力。我们已到了反抗运动废弃一切奴役而全力兼并一切创造的时刻。对这方面的每一次失败，我们已经看到，可望成功的政治解决办法指日可待。今后怀有道德虚无主义的反抗行动从其获得的东西中只保留权力意志。反抗者基本上只想征服他自己的存在，在上帝面前保持它。然而他失去对其起源的记忆，依照精神方面的帝国主义法则，通过无限增多的杀人而走向世界帝国。他从天宇中赶走了上帝，而形而上的反抗思想这时毫不犹豫地与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对自由的不合理要求自相矛盾地以理性作为武器，它觉得惟有征服权力是纯粹属于人的。上帝已经死去，而人继续生存着，也就是必须理解与建立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反抗内部于是吞没了创造力量，仅仅提出可以用一切手段来建立历史。人知道以后在大地上是孤独的，在走向人的帝国时将理性的罪恶与不合理的罪恶结合在一起。人在深思反抗的意图与死亡时，在“我反抗，故我存在”之外，又增添了一句：“我们是惟一的。”

·历史上的反抗·

自由，“写在风暴的战车上的这个恐怖的名字”，属于一切革命奉行的原则。造反的人们认为，若没有自由，正义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正义要求将自由束之高阁的时代已经到来。恐怖，不论是大是小，于是开始伴随着革命。每种反抗都是对无辜的怀念与对生存的召唤。然而这种怀念终于有一天拿起了武器，并且承担起全部的犯罪行为，即杀人与暴力。奴隶的反抗，处死国王的革命以及二十世纪的革命于是便自觉地认可了愈来愈大的罪行，由于它们打算实现愈来愈全面的解放。这种明显的矛盾使我们的革命者难以露出幸福与希望的神态，而这种神态是洋溢在我们制宪会议成员们的脸孔上的。这一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吗？它到底是反抗价值的特性，还是歪曲了这种价值？这是与革命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也是涉及形而上的反抗的一个问题。实际上，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我们在分析革命运动时将会注意到，人在面对否定他的一切时，为了肯定自己，进行了同样绝望而血淋淋的努力。革命思想因而要保卫不愿屈服的人，它意欲让这种人主宰其时代。他拒绝了上帝，根据明显的不可避免的逻辑而选择了历史。

从理论上说，革命一词保留了它在天文学中的含义，这是一种翻倒跟头的运动，是一个政府经过完全的转让后变为另一个政府的运动。改变财产制度而未改变相关的政府，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任何经济革命，不论通过流血手段还是和平手段，同时必然是政治革命。革命由此而有别于反抗运动。“不，陛下，这不是反抗，这是革命。”这句名言强调了这种根本的不同。它确切的含义是：“这肯定会有一个新政府。”反抗运动在最初时会突然停止下来，不过是缺少严密性的行动。相反，革命从思想开始。确切地说，革命是将思想注入历史经验中，而反抗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抗运动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历史，始终是事实上没有结果的承诺的历史，是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阐明理由的模糊的抗议行为的历史，而革命是要根据思想来规定行为，用理论来改造世界。因而反抗仅杀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时毁灭人与原则。不过，根据同样的道理可以说，历史上还没有革命。只可能有一次革命，它将是最后的革命。好似完成了一个环形的运动，其实在组成政府的那个时刻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环形运动。以瓦尔莱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看到，政府与革命从直接意义上说是不能并存的，普鲁东说：“政府可以是革命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意味着矛盾，就是由于它是政府。”还应该补充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对其他政府时才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成为战争政府。革命越广泛地展开，便意味着投入越大的战争赌注。从1789年革命诞生的社会愿意为了欧洲而作战。从1917年诞生的社会在为了统治全球而战斗。全部的革命最终都是如此地要求建立世界帝国，我们将看到原因何在。

正期待着这一目标完成之前如果它会出现的话，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接连不断的反抗的总和。换句话说，在空间有着清楚表现的转移运动不过是时间的近似。人们在十九世纪虔诚地称之为逐渐解放人类的那些行动是一系列的不间断的超越自己的反抗，它们想在思想中找到其形式，但尚未达到最后的革命，这一革命会使天空与地上的一切稳定下来。浮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并非真正的解放，而是由人肯定自己，虽是越来越扩大的肯定，但永无完成之时。若果然有过一次革命，则可能不复有历史，那时有的是幸福的统一与心满意足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革命者最终都追求世界的统一性，好似他们相信历史的完成。二十世纪革命的特点是它首次公开地宣称要实现阿纳沙西斯·克鲁茨[1]的古老梦想，即人类的统一，这便是历史的完美结束。由于反抗运动提出“得到一切，否则一无所得”，由于形而上的反抗追求世界大同，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达到其逻辑上的最清楚的结果，手拿武器要求历史的全部性。反抗于是不得不成为革命的，否则便毫无价值或成为过时。对反抗者来说，问题不再如同施特纳那样将自己神化或者用态度来拯救自己，而是像尼采那样使人类神化，接过超人状态的理想，以便按照伊凡·卡拉玛佐夫的心愿保证拯救所有的人。“着魔的人”首次登台，说明了时代的一个秘密：理性与权力意志是一回事。上帝已经死去，应该用人的力量改变与组织世界。仅仅靠诅咒的力量已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需要用武器征服全世界。革命，尤其是自称唯物主义的革命，不过是过渡的形而上的十字军。难道征服全体就是革命吗？这是这个试验需要回答的问题。人们仅仅看到，这番分析并非叙述革命现象，这已经重复进行了上百次，也不是再次总结历次大革命的历史或经济的原因，而是要在某些革命的事实中探索形而上的反抗的逻辑发展、其种种看法与永恒的主题。

大部分革命的形式与特点就在于杀人。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曾经是杀人的。而且有几次革命杀死了君王与消灭了宗教。由于形而上的反抗的历史始自萨德，我们真正的主题仅仅从弑君者开始，即他同时代的人们，他们攻击神的化身，但尚不敢扼杀永恒的原则。但是以前，人的历史也向我们指出了与首次反抗运动相当的行为，即奴隶的反抗运动。

在奴隶反抗主人的地方，有一个人在残酷的大地上起来反抗另一个人，其结果不过是杀死一个人。奴隶的骚乱，农民起义，乞丐们的战争，土包子的反抗，这一切都提出了一个以命抵命的等价原则。在革命思想最地道的形式中，不论它们如何胆大与欺诈，例如俄罗斯1905年的恐怖行为，总能发现这一原则。

在古代社会的最后阶段，即基督纪元前几十年，斯巴达克思的起义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们首先会注意到这是角斗士的反抗，这些角斗士就是专门从事人与人之间搏斗的奴隶，为了奴隶主的娱乐而注定要杀人或被人杀死。这次起义开始时只有七十几人，最后发展到七万个起义者，他们打垮了最精良的罗马军团，驰骋于意大利，向着永恒的城市罗马挺进。然而这次反抗正如安德烈·普鲁多莫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为罗马社会带来任何新原则。斯巴达克思发出的号召仅局限于答应奴隶获得“平等的权利”。我们对这第一次反抗运动从现实向权利的转变曾进行分析，它其实是这一水平的反抗逻辑惟一可触的收获。这些不屈服的人抛弃了奴隶地位，肯定自己与主人平等，他们自己这时也想成为主人。

斯巴达克思的反抗始终表现了这种要求的原则。奴隶大军解放了奴隶，立即让他们以前的主人沦为他们的奴隶。根据传统，奴隶军队甚至也可能组织上百个罗马市民彼此进行搏斗，让奴隶们坐在看台上陶然取乐，兴奋不已。然而杀人并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只不过是杀更多的人。要使一个原则获胜，必须打倒这个原则。斯巴达克思所梦想的太阳城只能建立在永恒的罗马及其神明与机构的废墟之上。斯巴达克思的军队的确在向罗马挺进以包围它，罗马当时想到要为其罪恶付出代价而惊恐万状。然而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当神圣的城墙已遥遥在望时，这支军队停了下来，随即后撤，仿佛面对众神的原则、机构与城市而退却。倘若这个城市被摧毁，那么用什么来替代它呢？不过是对正义的狂暴的渴望，这种受伤害而变得疯狂的爱，正是这种爱使这些不幸的人坚持到此时。不论怎样，这支军队没有经过战斗而后撤，奇怪地决定返回奴隶最初起义的地方，以相反的方向重新行进在获取胜利的路途上，返回西西里。这些贫苦的人以后孤苦无助，在期待他们的伟大任务面前解除了武装，面对要进攻的上天灰心丧气。他们仿佛要在他们最初发出呼喊的土地上回归到最纯洁与最热烈的状态，死亡成为容易而美好的事情。

这时起义开始失败，起义者开始遇难。在最后一次战斗之前，斯巴达克思让人把一个罗马市民吊在十字架上，让手下的人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在战斗中，他奋不顾身，不断地想冲到指挥罗马军团的克拉苏身边，人们不由自主地看到这是一种象征。他想捐躯战场，但是要与此时象征着罗马所有奴隶主的那个人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他很想死去，但要处于一种完全平等的地位。他未能接近克拉苏：代表道德准则的另一方在远处防御，那位罗马将军置身于旁边。斯巴达克思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牺牲了，但是死于雇佣兵的刀剑之下，他们像他一样是奴隶。这些雇佣兵扼杀了奴隶们的与自己的自由。克拉苏由于一个罗马市民被吊在十字架上而处死了成千上万的奴隶。在那么多次合理的反抗之后，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两旁竖起了六千个十字架，向奴隶们表明在权力世界中没有任何对等可言，奴隶主们计算着他们自己的血液的价格，并加上重重的利息。

十字架也是基督被处死的工具。可以想像得出，基督在若干年后选择了这一严惩奴隶的手段，是为了缩小此后把受屈辱的人与造物主无情的脸孔分开的可怕的距离。他为奴隶求情，终于自身也遭受了极端的不公正，目的是不让反抗把世界分成两部分，让痛苦打动上天，使上天不再受民众咒骂。革命思想以后想肯定上天与大地的分隔，开始剥去上帝的神圣性并杀死他在地球上的代表，有谁会为之惊诧呢？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793年结束了反抗的时代，而开始了以断头台为标志的革命时代。

[1] 阿纳沙西斯·克鲁茨（1755—1794），法国革命家，大革命时的国民公会议员，后被处死。——译者注

弑君者

在1793年1月21日之前，在十九世纪多次杀害君主之前，已有国王被杀死。然而，拉瓦雅克、达米安[1]以及他们的竞争对手想要触及国王本人，而不是原则。他们期望另一个国王，否则便丝毫不动。他们无法想像王位会永久空缺。1789年恰好处于进入现代的关口，因为那时的人还想推翻神权的原则，让否定与反抗的力量进入历史，这种力量在那时以前的几个世纪的思想斗争中已经形成。他们这样便在传统的杀死暴君的行为中加入了经过理性思考的消灭神明的行动。所谓不信教的思想，即哲学家与法学家的思想，成了这场革命的杠杆[2]。为了使这桩事业成为可能并具有合法性，首先需要教会运用宗教裁判所的手段，始终与世俗统治者们沆瀣一气，站在主人们的一边，散播痛苦，米什莱[3]说，他在革命史诗中只想看到两个大人物：基督教与法国大革命，此言信然。他认为1789年的革命可以用圣宠与正义之间的斗争加以解释。虽然米什莱以及他那个放纵的时代偏爱伟大的实质，他还是看出了革命危机深刻的原因之一。

旧制度的君主政体即使在管理国家时不总是肆意妄为，而其原则却无可争辩地是这样的，君主政体是君权神授，也就是其合法性不容置疑。然而这种合法性往往受到怀疑，尤其是议会的怀疑。然而宣扬这种合法性的人们将之视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公理。人们知道，路易十四对此原则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博须埃[4]为之张目，他对国王们说：“你们是天神。”国王面孔的一个方面就是替上帝处理世俗事务的使者，因而代表着正义。他如同上帝一样，是遭受苦难与不公正的人们最接近的救援者。民众为对付压迫他们的人们，从原则上讲可以向国王求助。“要是国王知道就好了，要是沙皇知道就好了……”这是法兰西与俄罗斯民众在苦难时代怀有的感情，并常常表露出来。的确，至少在法国，君主政制当了解情况时，往往保卫平民而制止达官贵人与有产者的压迫。难道这就谈得上是正义吗？不，从绝对的观点来说不是，这是当时作家们的观点。如果可以求助于国王，那么原则上不应该求助其他力量而反对国王。国王愿意时会施舍帮助与救援。施恩成为一种乐趣。具有神权政治形式的君主制是一种想把开恩置于正义之上的统治力量，总是由它拥有最后的决定权。相反，萨瓦的代理主教[5]的见解的独特之处就是让上帝服从于正义，这样便庄严地又略带天真地打开了当代的历史。

从不信神的思想对上帝提出疑问以来，它把正义的问题摆在第一位，不过那时的正义与平等相混淆。上帝摇摇欲坠，而正义为了在平等中肯定自己，需要给上帝最后一击，直接攻击他在大地上的代表。让天然的权利与神权相对抗，迫使神权与天然权利在1789年至1792年这三年中相妥协，这已经摧毁了神权。但圣宠作为最后的一着不会退却，它可以在某些方面让步，但决不会在关键处。但这仍然不够。据米什莱所写，路易十六在狱中时仍想成为国王。在树立了新原则的法国，被击败的原则仅仅以生存与信仰的力量在监狱的四堵墙内延续着。正义如同国王的开恩一样，想成为一切，进行绝对的统治。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便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缺少法学家风范的丹东说：“我们不想对国王判罪，我们想杀死他。”的确，若否定上帝，则应处死国王。似乎是圣茹斯特[6]让路易十六丧命，然而当他大喊“当确定了把被告处死的原则，即确定了审判被告的社会赖以生存的原则”，便指明了是哲学家们要处死国王。国王应该以社会契约的名义死去[7]。但这一点尚有待阐明。

新福音书

《社会契约论》首先探讨权力的合法性。然而，这是一本论述权利而不是事实的书[8]，因而从来不是阐述社会学见解的著作。他的探讨触及了原则，正由于此而招致了争议。书中提出，传统的合法性虽说是起源于神，却并未获得认可。此书于是宣布了另一种合法性与其他的原则。《社会契约论》也是一本教理讲义，笔调与语言都是教条化的。如同1789年完成了对英国与美国革命的征服，卢梭把霍布斯[9]著作中的契约理论推向其逻辑的极限。《社会契约论》大大扩大了新宗教的领域，并给以教条式的阐述。这个新宗教的上帝就是与自然相混淆的理性，其在大地上的代表不是国王，而是民众及其共同的意志。

卢梭对传统秩序的攻击十分明显，从此书的第一章起便力图证明公民条约先于民众与国王的条约，前者确立了民众的地位，后者确立了王权。直到卢梭时，是上帝支配国王，又由国王支配民众。从《社会契约论》开始，民众在支配国王之前先自己支配自己。至于上帝，已暂时不再是问题。从政治方面来看，这本著作可以说相当于牛顿的革命。权力再不能一意孤行，而需要得到普遍的认可。换句话说，它不再是现在的状况，而是它应该成为的那种状况。幸运的是，卢梭认为，现在的状况与应该成为的状况不能截然分开。民众“只不过由于他们始终是应该成为的一切”而成为统治者。面对这种预期理由，完全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人们执意要提到的理性在这本著作中却没有详细地论述。很清楚，随着《社会契约论》的问世，我们看到一种神秘主义诞生了。普遍意志被奉为上帝自身。卢梭说：“我们每人一致地把本人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普遍意志至高无上的领导之下，把每个人都作为整体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这个政治方面的人成了统治者，也被看做是神一般的人。此外，他具有神的一切属性。他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这个统治者不能滥用权力。“在理性的法律下面，没有任何行动没有原因。”倘若说绝对自由真正就是对于自身的自由的话，这个神一般的人是完全自由的。卢梭于是声称他反对政治组织的本质，即它不能触犯统治者加之于它的法律。它也是不可转让与不可分的。最后，他甚至意欲解决神学的重大问题，即神的全能与无辜之间的矛盾。普遍意志的确是强制的，其权力是无限的。但它对于拒绝服从它的人的惩罚不过是“迫使他成为自由的”。卢梭将统治者与其起源加以分开，从而把普遍意志与众人的意志区别开来，这时神化即告完成。从逻辑上讲，从卢梭的前提即可推论出这一点。人天生善良，其天性若与理性一致，便表现了理性卓越的一面，惟一的条件是他要自由地自然地表现自己。他因而再不能改变其决定，这个决定以后便笼罩在他的头上。普遍意志首先是普遍理性的表现，这是不容置疑的。新的上帝便诞生了。

在《社会契约论》中最常看到的词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其原因即在于此。如此定义的政治机构的法律是神圣的命令，它不过是代替现世的基督教国家的神秘主义的机构组织之后的产物。《社会契约论》以描绘一个世俗宗教而结束，它使卢梭成为现代社会的先驱，这种现代社会不仅排除了对抗，也排除了中立。卢梭是现代宣扬世俗信仰的第一人。他第一次肯定了世俗社会中的死刑与对统治权力的绝对服从。人们若要变成杀人犯，正是为了不成为杀人犯的受害者，自己若成为杀人犯的话，便同意去死。何等奇怪的妙论，但他坚决地主张，如果掌权者命令某人去死，则他应当学会去死，而且必要的话，还应该提出针对自己死亡的理由，这种神秘的概念可以说明何以圣茹斯特从被捕到上断头台时一直保持沉默。这种概念又经过适当发展后，可解释在斯大林进行的那些审判中，被告何以会有那种表现。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宗教及其殉道者、苦修者与圣徒的拂晓时光。为了很好地判断这种福音书造成的影响，需要对由1789年的种种宣言所激发的语调有所了解。福塞面对陈列于巴士底的骸骨大声说道：“真相大白的日子已经来临，……听到法兰西自由的声音，这些骨骼站立起来，他们是反对压迫与死亡时代的证明，预示着各个民族的人性与生活的新生。”他于是预言：“我们已到达各个时代的中叶，暴君们已成熟。”这是令人惊叹而激昂慷慨的信仰见诸行动的时刻，了不起的民众在凡尔赛推翻了断头台与车轮刑[10]。断头台就如同宗教与非正义的祭坛一样。新的信仰不能容忍它存在。然而信仰若变成教条，它总有一天会建立起自己的祭坛，要求无条件的顶礼膜拜。于是断头台重新显现。尽管有理性的祭坛、自由、誓言与节日，新信仰的弥撒仍要在血泊中举行。不管怎样，为了让1789年标志着“神圣的人类”的统治开始，首先必须让堕落的君主消失，将身兼教士之职的国王处死，从而批准一个新时代，它至今仍在延续着。

处死国王

圣茹斯特使卢梭的思想进入历史，最基本的表现是在起诉国王时，他说国王并非不可侵犯，应该由国民公会而不是法庭进行审判。他的论据得之于卢梭。法庭不能成为国王与掌权者之间的法官。在普通的法官们面前不能引用全民意志，它凌驾于一切之上，这样便宣布它是不可侵犯与超验性的。人们知道以前起诉的一条大原则是：王室成员是不可侵犯的。宽恕与正义之间的斗争在1793年得到了最有挑战性的表现，那时，两种超越法律的观念相对立，直至死亡。此外，圣茹斯特清楚地看出了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应对国王进行审判，这种思想也正是将来以之建立共和国的思想。”

圣茹斯特的著名演说因而具有神学研究的一切格调。“路易是我们之间的陌生人”，这就是这位年轻的控告人的论点。假若一项契约，不论是自然法的还是民法的，仍可以把国王与其人民联结在一起的话，则存在着彼此的义务，民众的意志不能成为具有绝对权力的法官，不能由它来宣布绝对的判决。因而便要证明没有任何关系将民众与国王联结起来。为了证明民众本身就代表永恒真理，则需要论证王权自身便是永恒的罪恶。圣茹斯特于是提出一条定律，所有的国王皆是叛乱者或篡权者。他是反对民众的叛乱者，从而篡夺了民众的绝对统治权。专制君主根本不是国王，“他是罪恶”。圣茹斯特说这不是一种罪行，而是整个罪恶，即绝对的亵渎行为。“没有任何人能清白地进行统治。”圣茹斯特这句话的确切而又极端的含意就在于此，人们又过分扩展了其含意[11]。任何国王都是罪人，由此说来，一个人若想当国王，他必定死亡。圣茹斯特随后论证民众的统治权是“神圣的”，便准确地说出了同样的事情。公民之间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惟有法律可以约束他们，因为法律是他们共同意志的体现。路易独自一个人不能享受这种特殊的不可侵犯性与法律的援助，因为他被排除在契约之外，丝毫不是普遍意志的一部分，相反其存在本身便是这种至高无上的意志的亵渎者。他不是“公民”，而公民是参与年轻的神权的惟一方式。“在一个法国人身边，国王算得上什么？”他因而应当受到审判，仅此而已。

然而由谁来阐释这种意志与宣布判决呢？由国民公会，它掌握着这种意志的代表权，如同主教会议一样具有新的神权性质。以后要由民众批准这个判决吗？人们知道国民公会中君权主义者的努力最后便针对此事。国王的生命便这样交给了民众自发的激情与怜悯，从而避免了有产者法学家们的逻辑，然而圣茹斯特这时将其逻辑坚持到底，利用了由卢梭发明的普遍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对立。当民众要原谅国王时，普遍意志却不会原谅他。民众自身不能勾销暴政的罪恶。受害者在法律上不能收回其控告吗？我们不是在依法律行事，而是按神学行动。国王的罪行同时是对最高秩序的触犯。人犯下一桩罪行，然后得到谅解或受到惩处或被人忘记。然而王权的罪行是永恒的，它与国王本人的存在联结在一起。基督本人可以原谅罪人，但决不能宽恕假的神明。这些假神若不消失，便会取胜。民众在今天若原谅的话，明天会发现罪恶原封未动，即使罪犯睡在宁静的牢狱中。因而只有一条解决办法：“用国王的死亡来为被杀害的民众报仇。”

圣茹斯特的演说旨在将国王的出路一个接一个堵死，除了走上断头台。如果《社会契约论》的前提被接受，这个事例从逻辑上讲是不可避免的。在此之后，“国王们将逃到沙漠中，自然收走了其权利”。国民公会徒然地对一项保留性提案投票通过，并且提出，它难以预断是审判路易十六还是宣布一项安全措施。它于是逃避它自己的原则，力图用令人厌恶的伪善掩盖其建立新的绝对主义的真正行径。至少雅克·鲁看出了当时的真相，称路易国王为最后一个国王，从而表明，在经济层面进行的真正革命此时已经在哲学层面上完成，而这场革命是神明们的黄昏。神权政治的原则在1789年已受到攻击，其化身在1793年被处死。勃利索说得对：“我们革命的最坚实的纪念碑是哲学。”

1月21日，随着身兼教士之职的国王被处死，人们所意味深长地称呼的路易十六的情欲也随之告终。当然，把当众杀害一个软弱而善良的人说成是法国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可谓令人厌恶的丑闻。这个断头台并不标志着一个顶峰，还差得很远。就其判决理由与结果来看，对国王的判决至少是我们当代历史的转折点，象征着这个历史的非神圣化与基督教上帝已无肉体体现。到此时为止，上帝借助于国王而参与历史。然而人们杀死了他在历史上的代表。国王不复存在，因而如今被流放在原则的天空的上帝只剩下一副外表[12]。

革命者们可以依靠《福音书》。事实上，他们给了基督教一次可怕的打击，它尚未恢复过来。的确，处决国王，随之发生了自杀与发疯的种种悲惨景象，这时人们可能已意识到所完成的一切。路易十六似乎有时已怀疑到他的神权，虽然他固执地拒绝一切会损害他的信仰的法律草案。但是，当他猜疑到或认识到他的命运时，他的话语表明，他似乎与其神的使命融为一体，明确地说，对他人身的谋害是针对作为基督的国王的，即针对神的化身，而非神的受惊吓的肉体。但在圣殿骑士团驻扎的寺院中，放在枕边的书便是《模仿》。这个才资平庸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得恬静完美，对外部世界的一切漠然置之，最后凄厉的鼓声淹没了他的话音，他离民众那么远，无法让他们听到他想说的话，这时他在孤零零的断头台上一时吓软了，这一切让人想到，死去的不是卡佩[13]，而是代表神权的路易，随他而消亡的还有世俗的基督教国家。为了更好地肯定这种神圣联系，他的忏悔神甫在他被吓软了的时候把他扶住，让他想起他与痛苦的神明的“相似之处”。这时路易十六重新振作起精神，又说出这个神明的话语，他说：“我要尝尽一切辛酸艰苦。”然后，他战抖着让刽子手肮脏的手带走了。

美德的宗教

处死旧日君主的宗教现在应该建立新统治者的权力，它关闭了教堂，从而又竭力建立一座庙堂。神明们的血一下子溅到了路易十六的身上，宣布了新的洗礼。约瑟夫·德·迈斯特用魔鬼来形容革命。然而，米什莱称革命为炼狱，这更接近于真实情况，人们会看到其中的道理与含意。一个时代盲目地投身于这个隧道，想发现新的光明，新的幸福与真正的上帝的面孔。但是，这个新上帝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还是向圣茹斯特请教。

1789年尚未肯定人的神性，而是肯定了民众的神性，由于他的意志与大自然的及理性的意志是一致的。如果普遍意志自由地表现自己，那么它不过是理性的普遍表现。如果人是自由的，则不会犯错误。现在国王已经死去，旧的专制政治的链条已断开，民众因而可以表达现在、过去与将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真理的一切。民众成为降示的神，要了解世界的永恒秩序需要什么，必须向他请示：“民众的声音就是大自然的声音。”某些永恒的原则支配着我们的行为，这些原则是真理，正义，最后是理性。这就是新的上帝。年龄相同的年轻女子热烈欢迎“理性”，以此来崇拜的至高无上的人不过是以前的神，但不再有尘世的化身，突然间被切断了与尘世的一切联系，像个气球一样被送上伟大原则的空洞的上天。哲学家与律师们的上帝被剥夺了他的一切代表与吹捧者，仅仅具有展示的价值。的确，他很虚弱，人们懂得，卢梭虽然宣扬宽容，却认为应该将无神论者处以死刑。若要长久地崇拜一条定理，仅有信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警察，但这只能在以后实现。在1793年，新信仰尚未受到损害，人们若相信圣茹斯特对此的说法，仅仅根据理性来治理国家就可以了。他提出，治理的艺术只会产生妖怪，因为到他为止，人们不愿意根据自然进行治理。妖怪的时代与暴力的时代一道终结。“人的心灵从自然走向暴力，从暴力走向道德。”道德不过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异化之后重新找回的自然。只要“根据自然与人的心灵”给人制定一些法律，他便再不会有不幸与堕落。普选制是新法律的基础，必然会带来普遍的道德。“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种事物的秩序，犹如修建一道通向善的斜坡一样。”

理性的宗教非常自然地建立起法律的共和国。普遍意志通过其代表所制定的系统法律来体现。“民众进行革命，立法机构建立共和国。”现在由这些“不朽的无动于衷地摆脱了世人轻举妄动的”机构管理着所有人的生活，实现普遍的和谐而没有可能会出现的矛盾，因为众人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圣茹斯特说：“离开了法律，则将一无所成，一切归于死亡。”这就是罗马式的正式的法制共和国。人们知道圣茹斯特及其同时代人对古罗马推崇之至。这个潦倒的年轻人住在兰斯时，在一间挂着白穗黑吊帘的屋子里，关上百叶窗，几个小时地梦想着斯巴达人的共和国。这位淫秽的长诗《奥尔冈》的作者，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朴素与美德。圣茹斯特不准给学校中的儿童吃肉，直到十六岁为止。他梦想建立一个素食的革命共和国。他大声说道：“从罗马人以来世界是空虚的。”然而英雄时代已经指日可待，卡东、布鲁图斯·斯卡沃拉式的人物又可能出世。拉丁语的道德家们的华丽辞藻又流行一时。“恶行，美德，腐化”，这些词语又充斥在此时的言谈中，尤其是圣茹斯特的演说中，使之听起来累赘沉闷。原因很简单。孟德斯鸠早已看到的这一美丽建筑，不能缺少美德。法兰西共和国企图按照绝对纯洁这个原则构建历史，同时开辟了现代以及形式道德的纪元。

到底什么是美德？对于那时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说来，就是符合自然，在政治上就是符合体现普遍意志的法律。圣茹斯特说：“道德比暴君更强大。”的确，道德刚刚处死了路易十六。一切不服从法律的行为并非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据说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由于抗拒法律的公民缺乏道德。因而共和国不仅是参议院，如圣茹斯特所说的那样，它还是道德。任何道德的腐败同时是政治的腐败，反之亦然。根据这种学说本身而建立了无限制地镇压的原则。圣茹斯特欲普遍建立牧歌式现实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他当真梦想一个禁欲的共和国，梦想人类和睦相处，从事端正清白的生计，由年迈的贤哲监督，他事先授予这些贤哲三色肩带与白色翎饰。人们还知道，圣茹斯特从革命一开始便同时与罗伯斯庇尔宣布反对死刑，仅仅要求杀人犯一生都穿黑衣服。他所期望的正义并非千方百计要认定被控诉人是罪犯，而是要认定他是弱者，这一点的确令人赞美。他还梦想一个宽恕的共和国，认为即使罪恶之树是坚硬的，其根部却是柔软的。至少他有一声呼喊发自肺腑，令人难忘：“折磨民众是可憎之事。”不错，这是可憎的。然而心灵可以感觉到，却依然奉行最后令民众痛苦的原则。

道德若仅仅是表面的，会吞食民众。没有一个人是清白无瑕的，这可以解读圣茹斯特。自从法律不让和谐主宰世界与原则应该创立的统一性解体以来，谁是罪人？是乱党分子。谁又是乱党分子？就是那些以其活动来否定必需的统一性的人们。乱党分裂了统治权，因而是亵渎者与罪人，必须打倒它，而且只打倒它。可是要是有许多乱党呢？那么统统打倒，决不宽恕。圣茹斯特大声说道：“不是道德，就是恐怖。”必须使自由冷酷无情，于是国民公会拟订的宪法草案中提出了死刑。绝对的道德是不可能的，宽恕的共和国被无情的逻辑引向断头台的共和国。孟德斯鸠已经揭穿这种逻辑，认为它是社会堕落的原因之一，并说滥用权力必然更加严重，如果法律没有预料到的话。圣茹斯特的纯粹的法律没有考虑到这个同历史一样古老的真理，即法律就其本质来说，注定要遭到破坏。

恐怖行动

圣茹斯特，萨德的同时代人，终于走向为罪恶辩解，尽管他是从不同的原则出发的。圣茹斯特肯定是反对萨德的。如果那位侯爵的公式可以表述为：“你应该打开监牢，否则便证明你是有道德的。”这位国民公会议员的公式则是：“证明你是有道德的，否则便进入监牢。”然而二人都认可了恐怖主义，对那位浪荡公子来说是个人的恐怖行为，而对这位道德的传教士来说则是国家的恐怖行为。不论是绝对的善还是绝对的恶，若按照必然的逻辑来推断，二者均要求相同的狂暴行动。当然，圣茹斯特的主张中有含糊不清之处。他1792年写给维兰·多比尼的信中有些荒诞的言词。这个既迫害人又受到迫害的人的这番信仰说教以辛酸的坦白结束：“布鲁图斯若不杀死其他人，他自己也会自杀的。”一个如此严肃的人，一个如此冰冷、有逻辑性与沉着的人，让人难以想像他有什么精神失常与狂悖的行为。圣茹斯特表现出格外严肃的言谈举止使最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成为一部令人厌烦的黑色小说。他说：“居于政府之首而开玩笑的人会趋向于专制。”这真是令人惊愕的警句，尤其是不妨想想对专制的控制会得到什么，又是谁准备了学究式的恺撒时代。圣茹斯特做出了榜样，他的语调本身就是决定性的。这种一连串的不容置疑的断言，这种公理式的风格比真实的肖像能更好地描绘出他。警句在轰鸣，犹如是民族的智慧本身，构成科学的定义相继涌现，犹如冰冷而明确的命令。“原则应该是恰当的，法律应该是无情的，惩罚不容变更。”这是断头台的风格。

逻辑上如此斩钉截铁却意味着深深的感情。在这里像在他处一样，我们又发现了对统一性的热情。一切反抗皆以统一性为前提。1789年的反抗要求祖国的统一性。圣茹斯特梦想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的风俗与法律相一致，使人的廉洁清白大放异彩，使人的本性与理性相一致。倘若乱党分子阻碍了这个梦想，热情便会夸大它的逻辑。人们于是想像不到，既然乱党分子存在，原则也许有舛误。乱党分子将成为罪犯，因为原则始终是不可触犯的。“现在是所有的人回归道德而贵族经历恐怖的时候了。”然而并不仅仅是贵族的乱党分子，还应该把批评立法议会与国民公会的共和派及其他所有的人包括在内。这些人也是罪人，既然他们威胁到统一性。圣茹斯特于是宣布了二十世纪专制政治的重大原则：“爱国者是完全支持共和国的人，不论谁，若有反对共和国的一点儿行为，他便是叛徒。”凡批评者皆为叛徒，凡不公开支持共和国的人皆为可疑分子。当理性与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利难以建立一致性，则必须用消灭异己分子的肉体的办法来得到解决，于是铡刀成了判断是非的人，其职责就是反驳异端。“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圣茹斯特的这种愤慨之词难以为人理解，因为总的说来到他为止，断头台恰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在他大讲道德之后，从这种混乱的逻辑就得出了断头台是自由的结论。他保证合理的统一性，城市的和谐。他要净化共和国，净化一词可谓十分确切，他要清除与普遍意志及普遍理性相悖的错误言行。马拉用另一种格调大声说：“有人否定我的博爱者的称号，唉！这是何等的不公正！有谁看不到我之所以割下极少数人的脑袋是为了拯救大多数人呢？”极少数人是乱党吗？无疑是如此，而且一切历史行动都要以此为代价。马拉作了最后的计算，他要求二十七万三千个脑袋落地。他在屠杀时大喊：“用热烙铁给他们作个记号，剁掉他们的拇指，割去他们的舌头。”从而损害了这次手术治疗的外表。这位博爱者夜以继日地以最单调的语言大书特书杀人的必要性，说这是为了创造。屠杀者们在我们监牢的院子中摆好观众的长凳，男人在右面，女人在左面，让他们观赏屠杀法国的贵族，以此作为博爱的优雅的范例。与此同时，马拉在九月的这些夜晚，坐在他的小屋里，对着烛光仍在奋笔疾书。

我们切勿把圣茹斯特的雄伟身影与忧郁的马拉等同看待，哪怕一秒钟也不行，米什莱正确地说马拉是卢梭的模仿者。然而圣茹斯特的悲剧在于出于高尚的理由与更深刻的需要，他有时与马拉唱一个调子，处决一批乱党接着一批乱党，一小撮又一小撮，最后难以肯定断头台是否在服务于大众的意志。圣茹斯特直到最后都肯定它是为了全民意志而运作，因为这是为了道德。“像我们这样的革命不是一次诉讼，而是坏人头上的一次惊雷。”善在发出雷击，纯洁发出电闪，伸张正义的电闪。在他们看来，甚至吃喝玩乐的人也成了反革命分子。圣茹斯特说他提出的幸福概念在欧洲是新的。（说真的，尤其对于圣茹斯特说来是新的，他把历史中止于布鲁图斯。）他发现有些人“对幸福的概念是可怕的，把幸福与享乐混为一谈”。对这类人也必须严厉惩治。到了最后，已经谈不上什么大多数与一小撮。一直为人企盼的普遍纯洁的天国远离人们而去，不幸的大地上充满了内战与民族战争的厮杀声，圣茹斯特违反自己的意愿与原则，宣布祖国受到威胁时，大家都是有罪的。关于叛乱分子的一系列报告，牧月22日的法令，1794年4月15日关于需要设立警察的演说，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各个阶段。这个如此权势显赫的人认为只要某个地方存在着主人与奴隶，放下武器就是可耻的行为，他就是同意把1793年宪法束之高阁并实施专制的那个人。他在为罗伯斯庇尔辩护而作的演说中，否定了名誉与死后的继续存在，只提到抽象的天意。他同时承认，他所信奉的道德除历史与现在外再无其他回报，道德应该不惜一切建立自己的统治。他不喜爱“残酷与邪恶的”权力，他说，这种权力“若没有规则便会走向压迫”。但规则就是道德，它来自于民众。民众软弱无力时，规则则趋于名存实亡，压迫便猖獗起来。这样，有罪的是民众，而非权力，因为权力的原则是没问题的。如此极端与血淋淋的矛盾只能由更加极端的逻辑加以解决，并在沉默与死亡中接受这些原则。至少圣茹斯特一直坚持这种要求。他最后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他的伟大之处及在各个世纪与九霄中的独立生命，他曾如此充满感情地谈到这种生命。

长久以来，他的确预感到他的要求意味着要完全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并说，在世界上进行革命的人们，“那些做好事的人们”，只有在坟墓中才能酣睡。他深信他的原则只有在民众的道德与幸福中才能圆满地实现。他也许看出他在要求不可能的东西，于是预先断绝了后路，公开宣布在他对民众绝望的那一天，即自己刺死自己。他如今已绝望，因为他已怀疑恐怖。“革命已冷了下来，一切原则都已削弱，只剩下阴谋所戴的红便帽。施行恐怖使罪恶麻木，犹如烈性酒使王宫醺醺然一样。”道德自身“在无政府状态时与罪恶结合在一起”。他曾说过，一切罪恶皆来自专制政治，他是一切罪恶中的第一个。由于罪恶坚持不懈地顽强地滋生，大革命本身也走向专制，变得有罪了。人们无法减少犯罪、叛乱分子与可怕的享乐精神，于是不得不对这种民众失望并控制他们。然而人们也不能不搞诡计，以此进行治理，因而不得不容忍坏事或为之效劳，承认原则有差错或民众是有罪的。这时，圣茹斯特神秘莫测而英俊的面孔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若必须成为坏事的同谋或无声的证人，倒不如一死了之。”布鲁图斯若不能杀死其他人则要自杀，于是开始杀其他人，然而其他人数目太多，不可能全部杀光，于是必须死亡，并再次证明，反抗若陷入混乱而无规则，便会从消灭他人而走向自身的毁灭。这个任务是容易的，只要再次将逻辑贯彻到底。圣茹斯特在他被杀害前不久为罗伯斯庇尔所作的辩护演说中，重又肯定了他行动的伟大原则，这也正是将要判他死刑的那条原则：“我不属于任何乱党，我在对一切乱党战斗。”他于是认识到而且是提前认识到普遍意志的即国民公会的决定。他为了对原则的爱与反对一切现实而同意走向死亡，因为在国民公会中乱党的狂热与蛊惑的言论已占上风。当原则衰弱无力时，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拯救它们与自己的信仰，就是为那些原则而死。在巴黎七月份令人窒息的炎热中，圣茹斯特固执地拒绝面对现实与世界，坦陈他要把生命交给由那些原则作出的决定。他这样说了之后，仿佛短暂地看出另一种真相。终于有节制地揭露皮佑·瓦雷纳与科洛·德布瓦[14]“我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无罪，而我们变得更聪明一些。”他的风格与断头台在这里暂时收了起来。然而道德过于骄傲，并不是智慧。断头台的铡刀即将落在这个英俊而如同道德一样冷峻的脑袋上。从国民公会判他死刑到他把脖子伸到铡刀下面，他一直沉默不语。这长久的沉默比死亡本身更为重要。他曾经指责王位四周一片沉默，因而特别想要讲话。但最后，他由于蔑视专制政治与谜一般的民众，因为他们的行为有悖于纯粹的理性，自己也变得沉默起来。他的原则与现实中的一切不协调，事物并非是应该成为的那样。这些原则于是成了孤零零的，沉寂无声，了无生气。投身于这些原则，惟有一死，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爱的陨灭，这样的爱正是爱的反面。圣茹斯特终于死去，一种新宗教的希望也随他而陨灭。

圣茹斯特说：“所有的石头都是为了自由大厦而凿出的。你们用同样的石头可以为它建一座庙堂或坟墓。”由《社会契约论》的原则主持修建的坟墓，由拿破仑·波拿巴来封闭。卢梭并不缺少明智，已经看到“契约”的社会仅仅适合于神明。他的继承者们却把它看得很认真，竭力要创立人的神化。红旗在以往的制度下是战争法则和行政权的象征，在1792年8月10日则成了革命的象征。这种转变很能说明问题，饶勒斯[15]这样加以评论：“我们民众就是法律……我们现在不是反抗者，反抗者现在守在杜伊勒里王宫中。”然而变成神决非轻而易举之事。昔日的天神不会一受到打击就死去，而十九世纪的革命应该完成对神的原则的清除。巴黎于是起义，把国王置于民众的法律之下，阻止他恢复权力。1830年的起义者把那具行尸走肉拖着穿过杜伊勒里王宫的大厅，把他安置在王位上，给予他微不足道的荣誉，这件事没有其他意义。国王在这个时代仍然可以是受尊敬的代办，不过他的委托书现在来自于民族，他的行为准则是宪章。他再不是陛下。以往的制度在法国最终地消失了。1848年以后，新制度仍然需要加以巩固，从十九世纪伊始到1914年的历史，是恢复民众的统治权而打倒旧制度的君主专制的历史，是民族原则的历史。这种原则在1919年获胜，欧洲一切旧制度的专制政体在这一年统统消失[16]。民族的统治权在各处，都在法律与理智方面代替了王权。这时只有1789年的原则的后果可以涌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最早可以对此作出清楚判断的人。

雅各宾派使永恒的道德原则变得冷酷，因为他们刚刚取消了直到那时支持这些原则的一切。他们是福音书的讲授者，想要按照罗马人的抽象权利建立友爱的世界。他们以自己认为是被民众所承认的法律代替了神的指令，因为他们认为这法律是普遍意志的体现。这种法律以自然道德为依据，现在又说明自然道德的合理性。然而每当有一个乱党出现时，这番道理便烟消云散，人们发现，道德若不成为抽象的，则需要阐释。同样，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以他们的原则粉碎了民众正义的与生气勃勃的征服，便准备了两种当代的虚无主义：个人虚无主义与国家虚无主义。

法律可以主宰一切，只要它是普遍理性的法律[17]。但它从来不是如此。如果人不是必然地善良的话，它便失去合理的依据。总有一天，意识形态与心理状态相冲突，那时再无合法的权力，法律遂演变为与立法机构混而为一，成为一种新乐趣。那时会转向何方？法律已感到茫然，失去了准确性，变得愈来愈不准确，甚至把一切都认作罪行。法律一直主宰着社会，但再无固定的界限。圣茹斯特曾预见到这种以沉默的人民的名义实行的专制。“巧妙的罪行成为某种宗教，骗子们充斥着神圣的殿堂。”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倘若伟大的原则没有建立，而法律仅表现了暂时的条文，则法律不过是为制定而制定或者强加于众。萨德或独裁，个人恐怖或国家恐怖，这两种情况都同样是在缺少理由的情况下被论证的，当反抗与其根源相割裂，失去了一切具体的道德，它们便成为二十世纪的选择之一。

1789年诞生的起义运动并不会到此为止。对雅各宾派说来，上帝并未完全死亡，对浪漫派人士也是一样。他们保留了至高无上的“人”。“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调解者。它意味着一种预先存在的秩序。但上帝至少再没有化身，仅仅缩小为一种道德原则在理论上的存在。资产阶级在整个十九世纪不过依靠这些抽象的原则才得以统治。不过它没有圣茹斯特那样高尚，仅仅把这些原则作为借口，利用一切机会推行相反的价值。由于资产阶级根本上的腐败与令人灰心丧气的虚伪，从而最终使它所依靠的这些原则名誉扫地。它在这方面的罪行是无限的。永恒的原则与表面的道德同时受到怀疑，一切价值均失去信任，这时理性开始变化，仅仅依靠自己的成就。它想主宰社会，否定过去的一切，肯定将来的一切。它将来会变成征服者。俄国的共产主义激烈批评一切表面的道德，否定一切高等的原则，从而完成了十九世纪的反抗事业。二十世纪的消灭宗教替代了十九世纪的杀死国王，把反抗的逻辑贯彻到底，使地球成为以人为神明的王国。历史的统治开始了，人把自己等同于他的历史，不再忠于其真正的反抗，此后投身于二十世纪虚无主义的革命，这些革命否定一切道德，通过一系列的罪行与战争，毫无希望地追求人类的统一。雅各宾派的革命竭力创建道德的宗教，以实现人类的统一，这时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义的各种革命，不论它们来自右派还是左派，都力图征服全世界，以最终创立人的宗教。以往属于上帝的一切此后要交给恺撒。

[1] 拉瓦雅克，十六世纪法国人，刺杀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达米安，十八世纪法国人，曾行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而被处以磔刑。——译者注

[2] 国王们也支持这一点，对宗教权力逐渐施加政治权力，从而削弱了他们合法性的原则自身。

[3] 米什莱，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译者注

[4] 博须埃，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主教，写有维护绝对王权的著作。——译者注

[5] 萨瓦为法国东南部一地区，此处所指不知为何人。——译者注

[6] 圣茹斯特，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1794年7月24日被捕，次日被杀害。——译者注

[7] 当然，卢梭本无此意，在这篇分析的开头即应提出卢梭坚决的声明：“此处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以人类的血为代价去获得。”

[8] 参阅《关于不平等的演说》：“让我们开始时摒除一切事实，因为事实丝毫与问题无关。”——译者注

[9] 霍布斯，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10] 1905年在俄罗斯发生同样的情形，那时圣彼得堡的苏维埃举行游行，举着要求废除死刑的标语。1917年也是如此。

[11] 至少预料到了其含意。圣茹斯特说此话时尚不晓得此言也适用于他。

[12] 这是康德、雅考比与费希特的上帝。

[13] 卡佩，法国卡佩王朝的第一任国王，生活于十世纪。——译者注

[14] 皮佑·瓦雷纳，法国大革命时国民公会议员，促成了罗伯斯庇尔的倒台。科洛·德布瓦，法国大革命时国民拯救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15]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之一。——译者注

[16] 除西班牙君主政体以外。

[17] 黑格尔清楚地看到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想使人摆脱不合理性。理性把被不合理性分裂的人们聚集起来。

消灭神明

正义、理性、真理仍然在雅各宾的天空闪耀着光辉，这些固定的星辰至少可以作为标志。十九世纪德国人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在继续法国大革命的事业，同时消除它失败的原因。黑格尔认为，他已看出雅各宾派抽象化的原则已经蕴含着那时的恐怖行为。他提出，绝对而抽象的自由会导致恐怖政治。抽象法律的统治与压迫的统治是一致的，黑格尔注意到，从奥古斯都到亚历山大·塞维尔①（235年）这段时期是法国科学最发达的时期，然而同时也是最无情的暴君统治的时期。要超越这种矛盾，必须建立一个具体的社会，由非表面化的原则赋予生气，自由与必要性相调和。德国的思想终于以一种非人为的但更含糊的概念，即具体的普遍概念代替了圣茹斯特与卢梭的普遍而抽象的理性。理性直到此时才翱翔在与它有关的现象的上方，此后便融入历史事件的长河，阐明这些事件，而这些事件赋予它躯体。

可以肯定地说，黑格尔使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然而，他同时又给予理性以无理性的颤动，将过度引入理性，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德国思想一下子将不可抗拒的运动引入它的时代固定的思想中。真理、理性与正义突然体现在世界的变化中。德国的意识将它们推入永恒的加速运动中，把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运动融合起来，把这种存在的完善定于历史变化的终结，如果有终结的话。这些价值不再是标志，而变为目的。至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即生活与历史，没有一个先存的价值可以指引它们。相反，黑格尔相当大一部分的论述就是要证明，道德意识服从于正义与真理，仿佛这些价值存在于世界之外，而这种道德意识恰恰会危害这些价值的实现。行动规则于是成为行动本身，在黑暗中进行，期待着光明最后的照亮。理性被这种浪漫主义所兼并，仅仅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激情。[1]目的始终相同，惟有野心在增长。思想变成动态的，理性成为变异与征服。行动只不过是对结果的算计，而不再是原则。结果，它与永恒的运动混同在一起。十九世纪的一切学说都以同样的方式脱离了不变性与分类，而这正是十八世纪思想的特征。如同达尔文代替了林奈，无休无息的辩证法哲学代替了理性的和谐而贫乏的建设者。从这一时刻诞生了下述思想：人没有最终的人性，人不是已完成的创造物，而是一种偶然的遭遇，他部分地是其创造者（这种思想与古代的一切思想相对立，古代思想相反，部分地存在于法国的革命思想中）。随着拿破仑与拿破仑式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出现，开始了追求效率的时代。在拿破仑以前，世人发现了宇宙空间，从他的时代起，发现了世界的年代与未来。反抗的思想因之而深深地改变。

在反抗思想的这个新阶段，黑格尔著作的出现无论如何是件奇怪的事。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全部作品显示出对异端的恐惧。他想成为调和的思想。然而，这仅仅是一种体系的一个方面，这个体系从其方法来看，是哲学文献中最含糊不清的。由于他认为凡是真实的皆是合理的，便肯定了观念学者关于真实的一切论述。人们所称之为黑格尔的泛理论是对现实的辩解。但他的泛理论也激起了破坏。无疑，在辩证法中一切都得到了调和，人们提出一个极端见解，必定会出现另一个极端见解。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如同一切伟大的思想一样，包含着修正黑格尔的内容。然而，哲学理论是很少仅仅用智力阅读的，人们常常用心灵与感情去阅读，它们不会去调和任何东西。

不管怎样，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终摧毁道德的表面原则的武器。他们用这种武器守卫着对无超验性的历史的看法，这历史可归结为永久的争论与权力意志的斗争。我们时代的革命运动，就其批判的方面来说，首先是猛烈揭露主宰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到1789年时，神的超验性用来为国王的专横辩护。法国大革命后，理性或正义这种表面的原则的超验性，用来为既不正义又不合理性的统治辩护。因而必须撕去这种超验性的假面具，上帝已经死亡，但如施特纳所预言，必须扼杀原则的道德，因为其中仍可找到对上帝的回忆。对形式道德的憎恨是神性失去价值的证据，是为非正义服务的假证据，它依然是今天历史的动力。没有任何东西是纯洁的，这一呼喊使这个世纪震惊。不纯洁，因而还有历史，即将变成为规则，荒漠的大地将交给赤裸裸的力量，由它决定人的神性。人们于是陷入谎言与暴力，犹如沉迷宗教一样。

然而我们从黑格尔那里读到了对善良意识的最初的彻底批判，对美好灵魂与无效的态度的揭露。他认为，真、善、美的意识形态是没有宗教的人们的宗教。叛乱的存在使圣茹斯特感到惊愕，违反了他所肯定的理想秩序，而黑格尔不仅仅为之惊愕，相反还断言在思想的起始就存在叛乱。雅各宾派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道德的。而从黑格尔理论出发的而且今天取得胜利的运动则相反，认为没有人是有道德的，但大家将来会是有道德的。在起始时圣茹斯特认为一切都是田园诗，而黑格尔则认为一切都是悲剧。但到最后，二者成为一回事。应该毁灭破坏田园诗的人们，或者为了创造田园诗而破坏。对二者说来，暴力笼罩着一切。黑格尔所着手的对恐怖政治的超越，只不过导致恐怖政治的扩大。

这还不是一切，今天的世界显然只能是主人与奴隶的世界，因为当代的意识形态，意欲改变世界面目的意识形态，从黑格尔那里学会了根据统治与奴役的辩证法来思索世界。假若在空无一物的天空下，在世界的第一个清晨，只有一个主人与一个奴隶，假若从先验的神到凡人只有一种从主人到奴隶的联系，那么世界上不可能有其他法律，而只能有力量的法律。惟有在主人与奴隶之上有个神或者原则方可以居间调解，使人类的历史并不仅仅归结为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历史。黑格尔及黑格尔派的努力相反是要越来越摧毁一切先验性及对先验性的任何怀恋。虽然黑格尔的思想比黑格尔左派的思想要无比地丰富，而黑格尔左派最后却战胜了他，他却在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的层面上为二十世纪的权力意志提供了决定性的辩护。征服者永远有理，这是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德意志理论体系中可得出的教训之一。当然，在黑格尔奇妙的大厦中也有可以部分地否定这些论据的内容。但是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不再依附于耶拿的大师[2]的被不恰当地称为唯心主义的哲学。黑格尔的面孔相继被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及一切黑格尔左派所改造，现在又重新出现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在这里惟有他使我们感兴趣，因为只有他对我们时代的历史有重大影响。如果说尼采与黑格尔被达豪与卡拉干达[3]的主人所利用的话[4]，并不能因此而谴责他们的哲学。但这令人怀疑他们的思想或逻辑的一个方面会导致这些可怕的境地。

尼采的虚无主义是有系统的，《精神现象学》[5]也有教育学的性质。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它在其各个阶段中描述了使意识走向绝对真理的教育，这是一部形而上的《爱弥儿》[6]。每个阶段都是一个错误，而且在意识或它反映的文化方面总伴随着几乎是注定的历史惩罚，黑格尔打算指出这些痛苦的阶段的必然性。《精神现象学》的一个方面就是对绝望与死亡的思索。只不过这种绝望是有系统的，因为它在历史终结时要转化为绝对的满足与智慧。这种教育的缺陷在于只能以高等的学生为对象，而且人们过于认真地看待它使用的字眼，其实它只是想用词预示思想。对于统治与奴役的有名的分析便是如此。

黑格尔认为，动物具有对外在世界的即刻意识，这是对自己的感觉而非对自己的意识，是与人的区别所在。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只有在意识到他自己时方称得上真正地活着。因而，他基本上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为了肯定自己，应该区别于不是这种意识的一切。人是创造物，他为了肯定自己的存在与不同而否定其他存在。使自我意识区别于自然世界的并非是单纯地与外在世界融为一体而忘记自身的观照，而是他能够认识世界的愿望。当自我认识指出外部世界是不同的，这时这种愿望使它回归自己。在它的愿望中，外部世界是自我意识所没有的东西，而外部世界是存在的。自我意识为了自身存在而想拥有外部世界，后者却不复存在。自我意识因而必然是愿望。为了存在，自我意识必须得到满足，而它惟有通过欲望的满足才能使自己感到满足，因而竭力使自己满足。与此同时，它否定他物，消除那使它满足的一切。它是否定。行动，就是毁灭，以便让意识的精神现实诞生。然而毁灭一个没有意识的事物，例如把肉吃掉，也是动物的行为。消费仍然不是有意识的。必须使意识的欲望所要求的对象是无意识的自然之外的其他东西。世界上惟一有利于这种自然的恰恰是自我意识。因而必须使欲望置于另一个欲望之上，自我意识用另一种自我意识满足自己。简单地说，只要人仅仅像动物那样活下去，人便不成其为人，也不承认自己是人。人必须被其他人承认。一切意识从原则上说就是要求被其他意识承认为意识并作为意识对待的愿望。是其他人产生了我们。我们只有在社会中得到了高于动物价值的人的价值。

动物最高的价值是保存生命。意识应该超越这种本能，才能得到人的价值。它应该有能力拿生命去冒险。人若想要被其他意识所承认，则应该准备用生命冒险，接受死亡的机会。人的基本关系因而就是纯粹的魔力的关系，是永恒的斗争，以便使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所承认，这要以死亡为代价。

黑格尔在其哲学的第一阶段肯定地说，虽然死亡对人和动物是共同的归宿，但人接受了死亡甚至要求死亡，这正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争取承认的至关重要的斗争中，人于是把自己视为与使用暴力的死亡一样。“死去并变化”，黑格尔重要提出这一传统的箴言。不过“变成你现在的样子”让位于“变成你现在仍然不是的样子”。要求承认的这种狂暴的最初愿望与存在的意志相混同，仅仅由逐渐扩展的承认所满足，直到承认一切人。由于每个人都要求得到所有的人的承认，为生存的斗争不停地进行，直到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所承认，这将标志着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哲学的意识所竭力获得的存在，诞生于来之不易的集体赞同的荣耀。应该指出，在激发革命的思想中，至高无上的善并不真正与存在相一致，而是与绝对的表象相一致。人的全部历史不论怎样仅仅是一切漫长的殊死斗争，以便夺得普遍的威信与绝对权力。这种夺取从其自身来看就是帝国主义。我们与十八世纪及《社会契约论》中的粗野的善还相距甚远。在诸世纪的喧嚣与狂暴中，每种意识为了自身存在以后都要求其他意识的死亡。此外，这种无情的悲剧是荒诞的，因为当一种意识被消灭时，胜利的意识并不因此而获得承认，它不能通过不再存在的东西而成为存在。表现的哲学在这里遇到了它的极限。

倘若由于一种对黑格尔体系来说是幸运的安排，从一开始便不存在两种意识，而且其中的一种没有勇气放弃生命，从而同意承认另一种意识而不被对方承认，那么任何人类现实都不会产生。总之，它同意被看做一种东西。这种意识为了保存动物般的生命，而拒绝独立的生命，这便是奴隶的意识。得到承认的意识获得了独立，这是主人的意识。当两种意识相冲突，一种意识屈服于另一种时，二者则判然有别。这个阶段的难题不是自由或者死亡，而是杀人或者奴役。这一难题响彻在延续的历史中，虽然荒诞性在此时尚未缩小。

可以肯定，主人的自由开始时对奴隶来说是完全的，因为奴隶完全承认他，然后对于自然世界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奴隶的劳作把自然界改变为享受的物品，供主人消费，使他永远可以肯定自己。然而，这种自主并非绝对的。不幸的是，承认主人自主的这种意识，主人自己却不承认它是自主的。因而主人并不感到满足，其自主便不过是否定性的。统治他人是条死胡同。因为他再不能放弃统治而重新成为奴隶，主人永恒的命运就是生活于不满足的状态或者被杀死。主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用处，只不过激起奴隶的意识，这恰恰是创造历史的惟一意识。奴隶的确没有与其生存状态息息相关，而是想改变它，于是违反主人的愿望而觉悟起来。人们所称作的历史，不过是奴隶为获得真正自由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努力。由于通过劳动把自然世界转变为技术世界，奴隶已经摆脱奴隶地位的性质，而以往他并没有由于接受死亡而超越这种性质[7]。并非直到奴隶在完全屈辱的状态中感到对死亡的焦急之时才将其提高到人类的全体性的水平。他以后知道这种全体性是存在的，他需要去做的不过是通过长久的一系列的反对这种状态的与主人的斗争去夺得全体性。历史遂成为劳作与反抗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这种辩证法汲取了工人士兵的当代理想，人们不必对此感到惊奇。

我们将把对奴隶意识（斯多噶主义，怀疑主义，不幸的意识）的态度的描述放在一边，在《精神现象学》中可以读到这种描述。关于其后果，不能忽略这种辩证法的另一面，即把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与古代的神与人的关系等同看待。黑格尔理论的一个诠释者注意到，如果主人真正存在，他便是上帝。黑格尔本人将世界的主人称做真正的神。在他对不幸的意识的描述中，他指出，信仰基督教的奴隶想否定压迫他的一切，遂逃避世界现实而投身于一个新主人，就是上帝。黑格尔还把至高无上的主人与绝对的死亡视为一体，于是在更高的层面，受奴役的人与亚伯拉罕的残酷的上帝之间重又展开斗争。宇宙的神与人之间这种新的分裂将由基督解决，在他身上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加以调和。然而基督在某种意义上是感觉世界的一部分。人们可以看见他，他生活过并已死去。因而他仅仅是走向普遍性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按辩证法，他也应该被否定。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半神半人，即可得到最高的综合。若跳过那些中间阶段，可以说这一综合体现于宗教和理性，由工人士兵所建立的绝对国家所完成。在这个绝对国家中，每个人与大家之间相互承认，太阳下存在过的一切都普遍得到调和，这最终反映了世界精神。此时，“思想的眼睛与身体上的眼睛相一致”，每种意识于是仅仅成为反映其他镜子的一面镜子，而它自身则反映在被反射的形象中。人的城市与神的城市相吻合。普遍的历史，即世界的法庭，将作出判决，对善与恶进行判断。国家将成为命运，在“存在的精神之日”宣布赞同一切现实。

上面概述了激起革命精神的基本思想，尽管阐述得极其抽象。这些革命精神的宗旨显然各不相同。如今在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中，我们又发现了这些思想。非道德主义、科学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最终取代古代反抗者的有神论，在黑格尔莫名其妙的影响下，它们与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而这种革命运动在黑格尔以前从未真正与其道德的、宗教的、理想主义的起源相分离。这些思想潮流严格地说远远不属于黑格尔理论，但却从黑格尔模棱两可的思想与对超验性的批判中获得其源泉。黑格尔最终摧毁了一切垂直的超验性，尤其是各种原则的超验性，这正是他无可争辩的独特之处。无疑，他在世界的变化中恢复了精神的内在性。但这种内在性并非固定的，与古代的泛神论毫无共同之处。精神存在于世界上，又不存在于世界上，它在世界上产生，将来会存在于那里。价值于是被推到历史的终结。在那时之前没有恰当的标准来建立价值判断。必须根据未来的行动与生活。一切道德均成为暂时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就其最深刻的意向而言，是竭力要生活在无超验性的世纪。

有位诠释者[8]是黑格尔左派，然而又是正统派，他注意到黑格尔对道德家的敌意，指出他惟一的原则就是按照他的民族的风俗习惯而生活。对这一条社会的因循守旧的处世箴言，黑格尔给出了最厚颜无耻的证据。然而，科热沃又提出只有当这个民族的风俗符合于时代精神，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是坚固的，并能抵抗得住革命者的批评与攻击，这种因循守旧才是合法的。然而由谁来决定这种坚固性？由谁来判断合法性？一百年来，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抵抗住了激烈的冲击。难道因此就可以认为它是合法的吗？反过来说，由于魏玛共和国在希特勒进攻时垮台，忠于魏玛共和国的人们就应该倒戈，在1933年信仰希特勒吗？在佛朗哥将军取得胜利的时刻，就应该背叛西班牙共和国吗？传统的反动思想从它的角度说，这些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新鲜的是革命思想吸收了这些结论，其后果难以估量。清除一切道德价值与原则，以既成事实代替它们，而事实虽是临时的国王，却又是真正的国王。人们看得很清楚，这只会导致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不论这是个人的行为，或者更为严重的是国家的行为。由黑格尔所激发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各种运动，都一致露骨地抛弃了道德。

黑格尔未能阻止那些在一个被不公正分裂的欧洲，怀着焦虑阅读其著作的人们感到自己被投入一个没有无罪与原则的世界，黑格尔恰恰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罪恶，因为它与“精神”相分离。黑格尔无疑宽宥了历史终结时的种种罪恶。然而，从现在到那时为止，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罪的。“惟有没有行动的石头的存在是无罪的，甚至儿童的存在都不是无罪的。”而石头的无罪与我们毫不相干。没有无罪，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丝毫理性。没有理性，赤裸裸的力量，主人与奴隶期待着理性有朝一日会主宰世界。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痛苦是孤独的，欢乐是没有根的，两者都是没有来由的。当只有在岁月结束时才有友谊，那么该如何生活，该如何忍受？惟一的出路是手握武器创造规则。“杀人或者奴役”，怀着惟一而可怕的激情阅读黑格尔著作的人们只记住了这个二难推理的第一个词。他们从中汲取了蔑视与绝望的哲学，认为自己是奴隶，而且仅仅是奴隶，他们由死亡与绝望的“主人”联结在一起，由皮鞭与地上的主人联结在一起。这种坏意识的哲学仅仅告诉他们奴隶之所以为奴隶是由于同意，只有拒绝才能获得解放，而拒绝与死亡是一回事。他们之中最骄傲的人，在回答这种挑战时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这种拒绝，献身于死亡。总之，如果说否定本身就是积极的行为，这无异于事先肯定了各种各样的否定，并宣告巴枯宁与聂察也夫的呼唤是对的：“我们的使命是破坏，而非建设。”黑格尔认为，虚无主义者不过是怀疑论者，他只有把矛盾或哲学上的自杀作为出路。然而他使另外的虚无主义者诞生，这些虚无主义者把厌倦作为行动原则，把他们的自杀与哲学的谋杀看做一回事[9]。由此而产生了恐怖主义者，他们决定为了存在必须杀人或死去，因为人与历史只能由牺牲与杀人来创造。一切理想主义若不用生命来冒险，则是空洞的，这种豪迈的思想被一些青年贯彻到底，他们在床上逝世之前，不是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授理想主义，而是通过炸弹的轰响来讲授，直至躺在绞刑架下。尽管自身错误多多，他们却修正老师的错误，给他指出，有一种贵族政治优于黑格尔所颂扬的可憎的成功的贵族政治，这就是崇尚牺牲的贵族政治。

另一类继承人更严肃地阅读黑格尔，选择了上述二难推理的第二个词，宣称奴隶只有奴役他人才能解放自己。后黑格尔主义忘记了老师某些倾向的神秘方面，把这些继承人引向绝对的无神论与科学唯物主义。然而，倘若一切超验的解释原则没有绝对消失，而且雅各宾理想没有完全毁灭的话，这种进展是难以想像的。内在性无疑并非无神论。但运动中的内在性可以说是暂时的无神论。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上帝模糊的面孔仍反映在世界精神中，这个面孔是不难抹去的。黑格尔有条含糊不清的论断：“没有人的上帝如同没有上帝的人一样。”他的继承者们将从中得出决定性的后果。大卫·施特劳斯在其《耶稣的一生》中孤立地看待被视为人中之上帝的基督的理论。布鲁诺·鲍尔（《对福音主义者历史的批判》）创立了一种唯物的基督教学说，强调耶稣的人道主义。最后费尔巴哈（马克思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承认自己是其门生）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以一种人与人类的宗教代替一切神学，使当代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改变信仰。他的任务是指出人与神的区别是虚幻的，只不过是人的本质即人的本性与个人的区别。“上帝的神秘仅仅是人对自己的爱的神秘。”一种新的奇特预言的声音于是回荡着：“个性取代了信仰，理性取代了《圣经》，政治取代了宗教与教会，大地取代了上天，劳动取代了祈祷，苦难取代了地狱，人取代了基督。”现在只有一个地狱，就是这个世界：应该向这个世界进行斗争。政治即宗教，超验的基督教，即彼世的基督教通过奴隶对尘世利益的弃绝而加强了地球上奴隶主的地位，在九霄深处又产生了一个主人。因而无神论与革命思想只是同一个解放运动的两个面孔。这就是对于那个始终存在的问题的回答：为何革命运动视自己与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为一体？因为征服上帝，让他效劳，就是要扼杀维持以往主人们地位的超验性，而且随着新主人的上升而为成为国王时的人的时代做准备。当将来经历过苦难，历史的矛盾得到解决，“真正的上帝，人性的上帝就是国家”。这种思想属于当代世界的开始。由于有了费尔巴哈，人们参与了一种可怕的乐观主义的诞生，我们在今天的作品中仍能看到这种乐观主义，它似乎是虚无主义的绝望态度的对立面。然而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必须了解费尔巴哈在其《神统记》中提出的结论，才能看出这些火热的思想的深深的虚无主义的来源。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理论，的确肯定地说人不过是他吃掉的东西，从而概括了他的思想与未来，“真正的哲学是对哲学的否定。没有任何宗教是我的宗教，没有任何哲学是我的哲学。”

犬儒主义，历史与物质的神化，个人的恐惧或国家的罪行，这些巨大的后果将会产生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生产价值与真理一事交给惟一的历史去完成。假若在岁月结束时没有发现真理，因而任何东西都不能构思出来时，那么一切行动都是随意的，力量终于会主宰世界。黑格尔大喊：“如果现实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则必须虚构一些不可思议的概念。”一个不能构想的概念的确如错误一样，需要虚构出来。此观念若想被人接受，不能依靠真理的说服力，它最后应该强加于人。黑格尔的态度就在于不厌其烦地说：“这是真理，然而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谬误，但它确是真实的，恰恰因为它可能被认为是谬误。至于证据嘛，不是由我，而是由历史在其结束时提交出来。”这样的意图只会带来两种态度：或者将一切肯定束之高阁，直到提出证据，或者肯定历史上似乎注定要成功的一切，首先是力量。对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虚无主义。倘若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二十世纪的革命思想由于不幸的命运，从因循守旧与机会主义的哲学汲取了其相当大一部分灵感，我们则无法理解二十世纪的革命思想。真正的反抗不能由于这种思想的堕落而遭到怀疑。

使黑格尔提出其论断的根据恰恰使他在学术上永远受人怀疑。他认为，由于有了拿破仑和他自己，历史在1807年已经完成，相信“肯定”是可能的，而虚无主义已被战胜。《精神现象学》是仅仅预测过去的《圣经》，为时代定了一个界限。在1807年，一切罪恶均得到宽恕，各个时代到此结束。然而历史在继续，此后其他的罪恶对世界大喊大叫，让以往罪恶的丑闻再现于人世，但却永远为德国哲学所宽恕。在神化拿破仑之后，黑格尔把自己神化，由于他已成功地使历史停滞，他以后便是清白无罪的。黑格尔的神化仅持续七年。与完全的肯定相反，虚无主义又弥漫世界。哲学，即使是奴颜婢膝的，也遭遇了它的滑铁卢的灭顶之灾。

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能遏止人心灵中对神的渴求。如今又来了其他一些人，他们忘记了滑铁卢，始终声称要结束历史。人向往的神依然大行其道，但只有到岁月结束才会受人崇拜。应当为这个世界末日效劳，由于没有上帝，至少要创建教会。总之，历史虽然仍未终结，让人依稀看到的远景却可能是黑格尔体系的远景，仅仅是由于这远景是黑格尔灵智之绳所牵引，即使说不上由它引导。当那个可恶的家伙满载荣耀地带来了耶拿战役的哲学，对于随之而来的事物，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天空是空洞的，大地交由无原则的权力支配。选择杀人的人们与选择奴役的人们将相继成为舞台的主角，打的旗号是脱离真理的反抗。

[1] 奥古斯都，恺撒之外孙与养子，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皇帝。亚历山大·塞维尔，三世纪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2] 此处指黑格尔，他曾在德国城市耶拿任教。——译者注

[3] 达豪为德国城市，卡拉干达为俄罗斯城市。——译者注

[4] 从普鲁士、拿破仑、沙皇的警察制度或英国在南非的集中营可看到例证，不过哲学意味淡一些。

[5] 《精神现象学》为黑格尔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译者注

[6] 《爱弥儿》为卢梭的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译者注黑格尔与卢梭的接近有一种意义。就其效果来看，《现象学》的命运与《社会契约论》是属于同一类。它塑造了他的时代的政治思想。而且卢梭的普遍意志重新出现在黑格尔体系中。

[7] 说真的，这里的含意非常模糊，因为所涉及的并非相同的性质。技术世界的来临会消除自然世界中的死亡或对死亡的恐惧吗？这是黑格尔悬而未决的真正问题。

[8] 此人为科热沃。

[9] 这种虚无主义，不论表面现象如何，依然是尼采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因为它为了所竭力相信的历史的彼世利益而诽谤现世生活。

个人的恐怖行动

皮萨列夫[1]，俄罗斯虚无主义的理论家，观察到最狂热的人是儿童与青年。对国家来说亦复如此。俄罗斯在那个时代是个刚刚诞生的年幼国家，不过一个世纪，创建它的沙皇还很幼稚，竟会亲自砍掉反抗者的脑袋。俄罗斯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发展到牺牲与破坏的极端行为，而德国教授们对此也不过是想想而已。司汤达发现了德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的第一个不同就是由于思索而情绪激昂，而不是宁静自处。此言不假，但俄罗斯尤为过之。在这个没有哲学传统的年轻国度，年纪很轻的人们，这些洛特雷阿蒙的悲惨的中学生弟兄们，纷纷吸收德国的思想，在血泊中显示其后果。一个“高中毕业生的无产者[2]”于是继承了伟大的解放人类的运动，赋予这场运动以最惊恐不安的面容。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这类中学毕业生最多不过几千人。他们就靠自己这么多人，面对着当时最为严厉的专制政权，竟宣称解放四千万农奴，而且果然也为此作出了贡献，但为时短暂。他们几乎全体都为这种自由而付出代价：自杀、被处决、坐牢或发疯。俄罗斯恐怖行动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一小撮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的斗争，而人民大众却保持沉默。他们精疲力竭所取得的胜利最后却被出卖。然而，他们的牺牲，直至他们最极端的否定，孕育了一种价值，或者一种新品德。甚至在今日，它也没有停止面对专制并帮助人们取得真正的解放。

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日耳曼化并非孤立的现象。德国的思想此时的影响占据优势，而且人们知道，例如法国的十九世纪，由于有米什莱与基奈，也是研究德国的世纪。不过，德国的思想在俄罗斯未遇到一种已经形成的思想，而在法国，它却不得不与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作斗争，与之保持平衡。俄罗斯是被德国思想征服的土地，1750年创建的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第一所大学，用德语教学。德国的教育家、官吏与军人对俄罗斯缓慢进行的殖民化开始于彼得大帝，在尼古拉一世的关注下，变成系统的日耳曼化。在三十年代，沙俄的知识界同时热衷于谢林与法国人，到四十年代热衷于黑格尔，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则热衷于出自于黑格尔的德国社会主义[3]。俄国青年热烈地把过分的精力倾注于这些抽象的思想，实实在在体味着这些死亡的思想。德国博士已经为以人为神的宗教拟定出一些公式，所缺少的是使徒与殉难者。俄国的天主教徒脱离了他们最初的天职，扮演了这种角色。他们为此不得不同意过无超验性与道德的生活。

抛弃道德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十二月党人[4]这些俄国最早的革命者身上仍保留着道德。这些绅士尚未纠正雅各宾派的理想主义。他们的道德甚至是自觉的：“我们的祖先是些骄奢淫逸的人，而我们是卡东。”他们当中的彼埃尔·维亚塞姆斯基这样说。他流露出苦难会使人新生的观念，在巴枯宁与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仍可发现这种观念。十二月党人令人想到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并放弃其特权的法国贵族。他们是理想主义的贵族，于8月4日夜间做出决定，为了解放人民而选择牺牲自己的道路。虽然他们的首领彼斯捷尔有着政治与社会的思想，他们流产的起义并无坚实的纲领。甚至难以肯定他们曾相信会取得成功。他们之中的一人在起义前夕说：“是的，我们会死去，但这将是壮丽的牺牲。”这的确成了壮丽的死亡。1825年12月，起义者的方阵在圣彼得堡参议院前的广场被炮火所摧垮，幸存者被流放，但有五人被吊死，在处死他们时动作是如此笨拙，不得不二次下手。这些死难者，虽然行动显然策划不周，但整个革命的俄罗斯在悲愤与惊恐的情绪中仍然崇敬他们，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成为榜样，即使不是成功的榜样。在这段革命历史的开始，他们显示出被黑格尔嘲讽地称之为优美的灵魂的人们的权利与伟大，而且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来确定革命思想的趋势。

在这种情绪激昂的气氛中，德意志思想与法国的影响展开斗争，使既渴望报仇与正义又感到孤立无援的仁人志士接受其支配。它开始被看做一种启示而受到欢迎、赞扬与评论。这种狂热的哲学激励着俄国知识界的精英，甚至有人把黑格尔的《逻辑》译为诗句。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从黑格尔的体系中找到了社会寂静主义的理由。意识到世界的合理性则足矣，“精神”在时代结束时在任何情况下均会实现，这是斯坦科维奇[5]、巴枯宁与别林斯基的最初反应。以后，面对复杂的现实，甚至复杂的意图，俄罗斯的激情开始消退，而且马上转向另一个极端。

在三四十年代，俄国最杰出与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别林斯基在这方面的演变最能说明问题。别林斯基起初抱有模糊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突然间遇到了黑格尔的思想。他半夜在房中为这种启示所打动，像帕斯卡尔一样泪流满面，一下子便潜心研究这位老人的著作：“我与法国人告别，这决不是任意与偶然之举。”他同时又是保守派与社会寂静主义的拥护者。他毫不犹豫地写出这一切，勇敢地为其立场辩护。然而，这颗高贵的心灵此时却发现自己站在他在世界上最憎恨的事物即非正义的一边。如果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则一切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应该肯定鞭笞、奴役与西伯利亚[6]。他以往有一阵子认为接受世界的现状与苦难是高尚之举，因为他想到的仅仅是忍受他自己的苦难与矛盾。然而问题是要肯定他人的苦难是该当的，这时他的心灵一下子便迷惘了。他走向相反的方向。如果不能同意他人的苦难，则表明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合理的，历史至少在这一点上与理性是不符合的。然而历史应当全部是合乎理性的，否则便丝毫不合乎理性。人孤单的抗议有时为一切会变得合理的想法所平息，但重新又以激烈的言辞爆发出来。别林斯基向黑格尔本人求教：“我对您的哲学深为崇敬，现在荣幸地让您知晓，倘若我有幸爬到发展阶梯的最高一级，我便要让你清楚生活与历史的一切受害者。假若我对所有的同胞的状况心中感到不安的话，我决不想获得幸福，即使是免费的。”

别林斯基明白，他所追求的不是绝对的理性，而是丰满的生命，他拒绝把它们混为一谈。他要求的是体现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整个人类的不死性，而非变成为“精神”的抽象的不死性。他以同样的热情与新的对手展开争论，在这场内部的大论战中，他得出的结论来自黑格尔，但却转而反对他。

这些结论就是反抗的个人主义的结论。个人不能接受像现在这样发展的历史。个人为了肯定他现在的状况，必须摧毁现实，而不是与之合作。“否定是我的上帝，如同不久以前现实是我的上帝一样。我的英雄们是旧事物的破坏者：路德，伏尔泰，百科全书派，恐怖主义者，《该隐》中的拜伦。”我们这样便一下子又重新找到了形而上的反抗的所有论题。当然，法国的个人社会主义的传统在俄罗斯始终很活跃。三十年代人们阅读圣西门与傅立叶的著作，四十年代普鲁东的思想被介绍进来，这些人激发了赫尔岑的伟大思想以及很久以后彼埃尔·拉甫洛夫[7]的思想。然而，一直与种族价值密切相连的这种思想在与犬儒主义思想的大辩论中终于处于下风，至少暂时如此。别林斯基起初接受后又反对黑格尔，相反又发现了社会个人主义的相同倾向，但是从否定的角度，拒绝超验性的价值。他于1848年去世时，其思想非常接近赫尔岑的思想。不过在与黑格尔的冲突中，他准确地确定了一种态度，就是虚无主义者的态度，而且至少部分地是恐怖主义者的态度。这样他便提供了在1825年理想主义的贵族与1860年“虚无主义”的大学生之间的过渡的典型。

三个着魔的人

赫尔岑为虚无主义运动辩护，仅仅因为他从中看到，它与一切现成的思想相比意味着更大的解放。他写道：“消灭旧事物，这就是未来的诞生。”他这时又运用别林斯基的语言。科特里亚列夫斯基谈及人们称之为激进分子的那些人时，把他们说成是“认为必须完全舍弃过去而按另一种类型塑造人格”的使徒。随着抛弃一切历史与决定，根据国王般的个人而非历史精神来塑造未来，施特纳的思想再现于当时。然而国王般的个人不能单独掌握权力，而需要其他人，于是陷入虚无主义的矛盾，皮萨列夫、巴枯宁与聂察也夫都竭力要解决这一矛盾，途径是每人更加扩展一点儿破坏与否定的范围，直到恐怖主义同时运用牺牲与杀人来消灭矛盾自身。

表面看来，六十年代的虚无主义开始于最激进的否定，拒绝一切不是纯粹自私的行动。大家知道虚无主义一词本身为屠格涅夫在其小说《父与子》中所创造，书中主角巴札洛夫就是这类人物典型的写照。皮萨列夫在介绍这部小说后，宣称虚无主义者承认巴札洛夫为他们的榜样。“巴札洛夫说：我们惟一引以自负的就是心灵的空虚，直到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万物皆空。有人问他：这就是人们所称之为虚无主义的东西吗？他回答道：人们正是称此为虚无主义。”皮萨列夫赞扬这个榜样，为了说得更清楚，他为之作了这样的概括：“我对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是局外人，决不参与其间。”惟一的价值就是合理的利己主义。

皮萨列夫否定不能使自己满意的一切，向哲学、荒诞艺术、骗人的道德、宗教，甚至向习俗与礼节宣战。他建立了智力上的恐怖主义理论，令人想到我们超现实主义者的恐怖主义。他在学说方面发动了挑衅，拉斯科尔尼科夫对其深度给予了恰当的说明。皮萨列夫在这种冲动达到顶点时竟然面容严肃地提出了是否可以杀死自己的母亲这样的问题。他并且回答：“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我渴望并觉得这是有用的。”

既然如此，当发现我们的虚无主义者并未孜孜于谋取财富与地位，并未尽情地享受呈现给他们的一切时，人们未免为之惊讶。说真的，虚无主义者在社会中并不缺少好位置，但他们并未对其犬儒主义提出一套理论，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无效果地推崇美德。他们在向社会进行的挑战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其本身便肯定了一种价值。他们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其枕边书是毕希纳的《力量与物质》。但他们之中的一人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上绞架，为了摩莱肖特[8]与达尔文而丢掉脑袋。”从而将所信仰的学说远远置于物质之上。这种学说到了这种程度就有了宗教的狂热味道。在皮萨列夫看来，拉马克是个叛徒，因为达尔文是正确的，在这个圈子里，不论谁若热衷于谈论灵魂不死，就会被开除出去。伏拉基米尔·魏德尔把虚无主义确定为唯理论的蒙昧主义，不无道理。理性在他们身上奇怪地含有信仰的偏见。这些个人主义者最小的矛盾并不是选择最通俗的唯科学主义作为理性的典型。他们否定一切，除了最引起争议的价值，即奥迈先生的价值。

然而，虚无主义者正是在选择写一篇有关信仰理性最短的文章时，给他们的继承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除理性与利益外什么都不相信。他们选择的不是怀疑主义而是使徒般的热诚，并成为社会主义者。这正是他们的矛盾所在。如同所有年轻的才智之士一样，他们同时怀有对信仰的怀疑与需要。他们个人的解决办法就是使他们的否定具有不妥协性与信仰的激情。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魏德尔引用了哲学家索洛维也夫揭露这个矛盾时的一句轻蔑的话：“人类来自于猿猴，因而让我们彼此相爱吧。”然而，皮萨列夫的真理就在这种分裂之中。倘若人是上帝的反映，那么，他没有人类的爱也无关紧要，将来总有一天他会满足的。但是倘若他是盲目的人，在条件残酷的与有限制的黑暗中踯躅，他便需要跟他相同的人以及他们易消失的爱。总之，如果仁慈不是躲藏在没有上帝的世界又会在何处呢？在另一个世界，圣宠供给一切。否定一切的人们至少懂得否定是一种苦难。他们于是会经历他人的苦难，并最后否定自己。皮萨列夫对于杀害母亲之举在思想上并不退却，然而，他可以正确的态度谈论不正义。他愿意自私地享受生活，但他忍受了牢狱之灾，以后成了疯子。展现出的如此多的龌龊行为终于使他懂得了爱，远离了那些行为并由于它们而痛苦，直到自杀。人们重新看到的不是他渴望塑造的国王般的个人，而是一个悲惨痛苦的老人，惟有他身上的崇高之处可以照耀历史。

巴枯宁[9]体现了同样的矛盾，不过以另外一种惊人的方式。他在恐怖主义时代的前夕逝世。不过，他事先否认了个人的谋杀行为，并揭露了“他的时代的布鲁图斯之流”。然而他尊敬他们，因为赫尔岑曾公开批评卡拉科索夫于1866年向亚历山大二世开枪但谋杀未遂的行为，而巴枯宁指责赫尔岑这样做。这种尊敬自有其道理。巴枯宁以与别林斯基及虚无主义者同样的方式，从个人反抗的角度衡量了那一系列的事件，但他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政治上犬儒主义的萌芽将出现在聂察也夫的学说中，将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巴枯宁一脱离少年时代，就被黑格尔哲学所震撼，与过去的思想一刀两断，犹如受到一次神奇的震动。他夜以继日地钻研它，他说：“好似入迷了。”“我目中所见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只是黑格尔的范畴。”他怀着一种新教徒的狂热而完成了这种教义的传授。“我个人的我已永远被杀死，我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它在某种程度上已与绝对生命一样。”他没用多少时间就看出这种舒适的立场的危险。一人若理解了现实而不起来对它造反，却为之感到愉悦，这个人是因循守旧者。巴枯宁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会使他注定要服膺于这种看门犬的哲学。也许，他在德国旅行时听到德国人令人不快的看法，使他难以像老黑格尔一样认为普鲁士王国是精神结束阶段的体现者。他比沙皇本人更具有俄罗斯气息，尽管怀有种种梦想，却无论如何不能认同对普鲁士的颂扬，因为它建立在相当专横的逻辑上，进而断言：“其他民族的意志没有任何权利，因为统治世界的是代表这种意志的民族。”另一方面，巴枯宁在四十年代发现了法国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遂传播这种潮流。不管怎样，巴枯宁坚决地抛弃了德国的意识形态。他以同样的激情走向绝对，如同会走向完全破坏一样，怀着“得到一切，否则一无所得”的狂热，这在他身上以纯粹的状态表现出来。

巴枯宁在赞扬绝对的“统一性”之后，投身于最基本的善恶二元论，他最后所追求的无疑是“有关自由的普遍而真正民主的宗教”。这就是他的宗教，他属于他的时代。不过难以肯定，他在这方面的信仰是否是完全的。他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忏悔书》中说，他“只是用一种超自然的痛苦努力，窒息了对我诉说我的希望是荒诞的内心的声音”，才相信最后的革命（这种声音曾对我说我的希望是荒谬的）。他这样写时的心情似乎是真诚的。相反，他理论上的非道德主义要坚定得多。人们看到他始终像猛兽一样快乐而从容自在地徜徉在这种学说中。历史仅受两个原则支配：国家与社会革命，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不可调和，在进行着殊死斗争。国家，就是罪恶。“即使是最小的最不伤害人的国家，就其梦想而言仍是罪恶的。”革命因而是善。这种斗争超越了政治，也是魔王的原则反对神的原则的斗争。巴枯宁在反抗行动中重又明确地引进了浪漫主义反抗的一个主题。普鲁东已经宣布上帝即恶，并大喊：“爱平民与国王所诽谤的撒旦，过来吧！”巴枯宁让人们也看到了表面上是政治性的反抗的深度。恶，这是撒旦对神的权力的反抗，相反，我们从这种反抗中可看到人类一切解放行动的生机旺盛的萌芽。如同十四世纪的《放荡不羁的人》中的弗拉蒂塞利一样，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今天听到下面这句话就会知道对方是同志：“以被损害的人的名义。”

反对造物主的斗争是无情与不讲道德的。惟一的获救之途就是消灭。“对破坏的激情就是对创造的激情。”巴枯宁论述1848年革命的篇章洋溢着破坏的欢乐之情，令人震撼。他说：“这是既无开始也无结束的节日。”的确，对他说来，如同对于一切被压迫者一样，革命就是节日，就此词神圣的意义来说。此处令人想到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科尔得鲁瓦。他在其著作《乌拉，或哥萨克的革命》中号召北方的游牧部落摧毁一切。此人还想“把火把扔进父亲的房屋”，并大喊他只有在人类的水灾与混乱中才怀有希望。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坦诚的表现来理解反抗的。这就是为何巴枯宁是他的时代惟一的人，以异常的深度批评学者们的统治。他为与他的反抗完全等同的人辩护，反对一切抽象的议论。他之所以赞扬强盗与农民起义的首领，他所推崇的榜样之所以是斯唐卡·拉兹纳与布加乔夫，就因为这些人为纯自由的理想而战斗，尽管既无主义也无原则。巴枯宁把反抗不附加任何东西的原则引入革命的核心。“暴风雨与生命，这就是我们所需求的。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因而是自由的。”

然而，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就是一个自由世界吗？这正是一切反抗所提出的问题。若向巴枯宁询问对此的答案，这个答案是明确的。他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最清楚不过地反对专制的社会主义，而当他本人确定未来社会的性质时，所提出的社会模式依然是独裁性质的，毫未考虑到其自相矛盾。他所拟定的国际友爱协会（1864—1867）的章程已规定，在采取行动时个人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委员会，在革命成功后同样如此。他希望解放后的俄罗斯有个“强大的专制政权……此政权的四周是拥护者，它听取他们的建议，由他们自由的合作而加强，但这个政权不会受到任何东西及任何人的限制”。巴枯宁同其敌人马克思一样，促进了列宁学说的形成。革命的斯拉夫帝国的梦想如同巴枯宁在沙皇面前所描述的那样，恰恰为斯大林所实现，基本轮廓完全一样。提出这些观念的那个人曾说沙皇俄国的基本动力是恐惧并拒绝马克思主义由党专政的理论，因而这些观念看起来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表明，专制学说的起源部分是虚无主义。皮萨列夫为巴枯宁辩护。后者肯定追求完全的自由，但他是通过完全的破坏来寻求这种自由的。破坏一切，这无异于投身于没有基础的建设，然后必须用双臂把墙扶立起来。一个人若抛弃全部过去，丝毫不保留可赋予革命活力的任何东西，他必然只能在未来得到证明，同时只能由警察使暂时的东西成为合法。巴枯宁宣布了专政，并不违反其破坏的愿望，而是与之一致的。的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在这条道路上停止下来，因为道德的价值在完全否定的火盆中也化为灰烬。他为了获得释放而写给沙皇一封卑躬屈节的忏悔书，由此而在革命的政治中玩了一套惊人的两面派把戏。有人推测他的《革命教程》是在瑞士与聂察也夫一道写的。通过此书显示了政治上无耻的随机应变态度，不断地权衡革命运动的得失，虽然他以后对此加以否认，而聂察也夫本人却以挑衅的方式对此加以阐述。

聂察也夫的形象不像巴枯宁那样为人了解，但他更加神秘，对我们的话题来说也更有意义。他把虚无主义的观点编织得极其严密，使这种思想几乎没有矛盾。他将近于1866年出现于革命的知识界，于1882年无声无息地死去。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他不断地诱惑着人，有他身边的大学生们，巴枯宁本人，流亡国外的革命者，最后还有他牢房的看守，他竟成功地让他们参与一种疯狂的阴谋。当他出现时，已经对他所思考的事情持坚定态度。巴枯宁之所以对他如此着迷，甚至打算委托他一件想像中的任务，是因他从这个无情的人身上看到了他所希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他自己如果康复而可能成为的那种人。聂察也夫不仅满足于说“必须与强盗的野蛮世界结合在一起，这是俄罗斯惟一真正的革命阶层”，也不满足于再一次同巴枯宁一样写出，以后政治即宗教，而宗教即政治。他让自己成为一场无希望的革命的残酷的传教士，最明显的梦想就是建立杀人的秩序，可以传播他决心为之效力的黑色神性，并使之最后获得胜利。

他不仅论述了破坏一切，其独特之处还在于为那些献身于革命的人们冷静地要求得到“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权利，并且允许自己做任何事情。“革命者是一个命中预先注定的人，他不能有感情强烈的交往者，自己心爱的人与物品，甚至要舍弃自己的姓名。他的整个身心都应该集中于一件心愿：革命。”如果历史在一切原则之外的确只是属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那么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完全献身于这两种价值中的一种，为之死亡或者从中得到新生。聂察也夫将此逻辑贯彻到底。根据他的理论，革命第一次明确地同爱情与友谊相分离。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黑格尔思想所传输的专横的心理学的后果。然而黑格尔认为，道德与良心之间的彼此承认可以通过爱的对抗而实现。但他拒绝把这个“现象”作为其分析的主要问题，他提出，这种现象“没有否定所有的力量、耐心与成果”。他选择了用盲目的螃蟹的争斗来说明良心，螃蟹在海洋的沙滩上糊里糊涂地摸索着，终于相互抓住对方，展开生死搏斗。黑格尔自愿地把同样合理的另一种景象置诸一边，这景象就是数座灯塔在黑夜彼此艰难地搜寻对方，进行调整，终于共同汇集为更强烈的光芒。彼此相爱的人，如朋友、情人，都知道爱不是一闪即逝的，而是为了最终的相互认识与和解而在黑暗中进行的长期而痛苦的斗争。如果说历史上的美德由于表现出耐心而为人所认识，真正的爱情与仇恨有同样的耐心。并非惟有对正义的要求在各个世纪中说明革命激情为合理，这种激情也依赖于对众人友谊的痛苦要求，特别是在面对敌对的天空时。在任何时代为正义而死去的人们都互相称为“兄弟”。对他们大家说来，暴力只用来对付敌人，而为被压迫者的群体服务。然而，如果革命是惟一的价值，它仍然需要告密，因而需要朋友的牺牲。此后，暴力将指向所有的人，为一种抽象思想服务。必须由着魔的人来统治，从而可以说，革命自身超过它所想拯救的人，直至此时，使失败改观的友谊应该在胜利尚未在望的日子被牺牲。

聂察也夫的独特之处就是认为对兄弟们施加的暴力是有理的。他与巴枯宁一道把其主张的信条固定下来。然而，巴枯宁在精神迷茫时交给他一项任务，在俄罗斯代表欧洲的革命联盟，其实这联盟仅存在于他的想像中，聂察也夫果真赢得了俄罗斯，创立了他的“斧头协会”，由他自己制定章程。从中可以看到，设立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对一切军事或政治行动来说无疑是必需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发誓绝对忠于这个委员会。聂察也夫认为领袖们为了领导部下，有权运用暴力与撒谎的手段，这样他便不仅仅使革命军事化。他说自己是这个尚不存在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为了使犹疑未决的人员投入他考虑要开展的行动，他把中央委员会描绘为可支配无限的资源，这样从一开始他便说谎。不仅如此，他还把革命者分成几等，第一等（也就是领袖）享有权利，可把其他人视为“他们可以动用的资金”。历史上的任何领袖可能都是这样想的，但没有公开说出来。直到聂察也夫时，尚无一个革命领袖敢于将此作为其行为原则。直到此时，没有任何革命在法律上开宗明义地写出人是工具。传统上，革命号召参加人员要勇敢无畏，有牺牲精神。聂察也夫决定，可以对动摇不定分子采取要挟与恐怖手段，蒙骗相信的人。甚至即使驱使他们去完成最危险的行动，想像中的革命者也应该效命。至于被压迫者，既然最后会彻底拯救他们，人们便可以更多地压迫他们。他们此时所失去的，未来的被压迫者将会得到。聂察也夫作为原则提出，必须促使政府采取镇压措施，永远不能触动民众最为憎恨的官方代表的统治，最后，秘密团体应该采取一切活动增加群众的痛苦和苦难。

尽管这些漂亮的想法在今天大行其道，聂察也夫却未能看到他的原则获得胜利。当他杀害大学生伊凡诺夫时，至少曾试图实践这些原则。这次谋杀使当时富于想像力的人深为震惊，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作为《着魔的人们》的主题之一。伊凡诺夫惟一的错误似乎就是对聂察也夫自命为其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表示怀疑，他反对这种革命，因为他反对那个将自己等同于革命的人。他因而必须死。“我们有什么权利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聂察也夫的一个同志乌斯潘斯基这样问道。回答是：这与权利不相干，消灭危害我们事业的一切，是我们的责任。”当革命是惟一的价值时，的确再无权利可言，而只有义务。然而，有人以这些责任为名，通过立即采取扑灭行动，便控制了所有的权利。聂察也夫没有谋杀过任何暴君的性命，却以革命事业的名义，在一次伏击中杀害了伊凡诺夫。他随后离开了俄国，去与巴枯宁相会。但巴枯宁与他分手，谴责这是一种“可憎的策略”。巴枯宁写道：“他渐渐地说服自己，为了创建一个不可摧毁的社团，必须把马基雅维利的策略作为基础，采用耶稣会的手段：对身体施加暴力，对灵魂灌输谎言。”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革命如巴枯宁所期望的那样是惟一的善，他能以什么名义来断定这是可憎的策略呢？聂察也夫真正是在为革命效劳，他不是为巴枯宁，而是为事业服务。他被引渡回国后，对法官未做任何让步。在被判二十五年徒刑后，他在监狱里仍发挥影响，将狱卒组织为秘密团体，图谋暗杀沙皇，因而又受到审判。在他被监禁十二年之后，终于在一个要塞里结束了这个反抗者的生命，由他而开始出现了蔑视一切的革命大人物。

此时，在革命内部，的确一切都是允许的，谋杀可定为一项原则。这一革命运动产生于宗教与道德的倾向，这倾向即出现在十二月党人身上及拉甫洛夫与赫尔岑的社会主义中。1870年，随着民粹主义的回潮，人们认为这个运动会遏制住向聂察也夫所阐述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发展。这一运动向“活的灵魂”发出号召，要求他们走到民众中去，教育他们，让他们依靠自己走向解放。“懊悔的绅士们”离开自己的家庭，穿上穷人的衣服，前往农村向农民宣传，但农民持怀疑态度，保持沉默。等他们不沉默时，却向宪兵揭发这些使徒。这些美好的灵魂的失败，使运动又回到某个聂察也夫的犬儒主义，或者至少回到暴力。由于沙俄时代的知识界未能把民众吸引到自己一面，他们重又感到在专制政权面前是孤立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重又分为老爷与奴隶。“人民意志”这个团体因而将个人恐怖主义定为原则，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谋杀，一直持续到190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建立为止。恐怖主义者诞生于这个地方，背离了爱，奋起反对老爷们的罪恶，但孤立无望，面对着自身的矛盾只能由牺牲其清白无辜与生命来解决。

高尚的杀人者

1878年是恐怖主义者在俄罗斯诞生的一年。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维拉·查苏利奇[10]在1月24日审讯一百九十三名民粹派成员的次日，开枪射击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将军。她被陪审团宣告无罪，以后又摆脱了沙皇警察。这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二者互为因果，人们估计只有到厌倦时才能结束这种局面。

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在欧洲，德国皇帝、意大利国王与西班牙国王均成为谋杀活动的遇害者。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从这一年开始，在欧洲与西方的十九世纪便记载了许多次谋杀行动。1879年发生了一起针对西班牙国王的新谋杀活动以及对沙皇的未遂谋害。1881年，“人民意志”的恐怖主义者谋害沙皇，索菲娅·别鲁芙斯卡雅、热利亚波夫及其朋友们被绞死。1883年发生谋杀德国皇帝的行动，凶手被用斧头处死。1887年，处决芝加哥的殉难者，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瓦朗斯会议发出了恐怖主义的警告：“社会若不让步，邪恶与罪行必须灭亡，即使我们与之一道死亡。”九十年代在法国，标志着被称之为以事实进行宣传的活动达到顶峰。拉瓦肖尔、瓦扬与亨利的行为成为杀害卡尔诺的序幕。仅仅在1892年，爆炸谋杀案在欧洲即有一千多起，在美洲有近五百起。1898年谋杀奥地利伊丽莎白王后。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利被暗杀。在俄罗斯，针对沙皇政权次一级的代表人物的谋杀行为没有停止过，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战斗组织”于1903年诞生，聚集了俄罗斯恐怖主义最不寻常的人物。1905年，萨索诺夫暗杀普莱维与卡利亚耶夫谋杀塞尔日大公爵，标志着这用鲜血布道的三十年的顶点，对革命的宗教说来结束了殉道者时代。

虚无主义与一种受挫折的宗教运动紧密牵扯在一起，就这样以恐怖主义而结束。这些年轻人在否定一切的天地中，竭力想用炸弹手枪与走向绞刑架时所怀有的勇敢走出矛盾，创造他们所缺少的价值。在他们以前，世人以自己所知道或自以为所知道的东西的名义而死去。从他们开始，人们习惯于为自己毫无所知的某个东西而牺牲。在此之前，将要死亡的人们信赖上帝去取得人的正义。然而当人们阅读这个时期被处死的人们的声明时，会震惊地看到，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依赖尚待来临的其他人的正义去对抗他们的法官。在缺少最高价值时，这些未来的人成为他们最后依赖的对象。未来是没有上帝的世人惟一的超验性。恐怖主义者无疑首先想破坏，在炸弹的冲击下使专制政权动摇。他们的目标是以自己的死亡来重新创造一个公正与爱的社会，从而重新承担为教会所背叛的使命。恐怖主义者其实想要创立一个有朝一日会涌现一个新上帝的宗教。这是否就是一切呢？他们自愿地行凶犯法与慷慨赴死并未收到任何功效，只不过许诺一种有待实现的价值，而今日的历史使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如何在当前可以断定，他们白白地送了命，并未因此而不再是虚无主义者。一种尚待降临的价值依然是一种矛盾，因为只要它尚未形成，便既不能指导行动，也不能提供一种供选择的原则。但1905年的民众为矛盾所折磨，以其否定和死亡创造了一种以后变得专横的价值，相信宣告了它的诞生。他们不加掩饰地将这个至高无上与痛苦的善置于他们的刽子手与他们自身之上，其实我们在反抗的起源中已经见到这种善。当反抗精神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遇到同情精神时，让我们来研究这个价值。

大学生卡利亚耶夫大声问道：“如果不参与恐怖行动，有资格谈论它吗？”他的同志们从1903年聚集于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战斗组织”之中，先由阿泽夫领导，以后由波利斯·萨万科夫领导，都身体力行地信守这个伟大的字眼。他们本来是些苛求的人，作为反抗历史中的最后一批人，却对他们的状况与悲惨结局丝毫不加以拒绝。如果说他们生活在恐惧活动中，“如果他们信任恐怖活动”（波科提洛夫），他们从来没有一日不为之胆战心惊。历史上几乎没有提供既狂热却又在激烈的争论中顾虑重重的人的事例，可以说明1905年这批人，他们始终心存怀疑。我们对他们所能表示的最大崇敬之情，就是说，我们在1950年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都向自己提出过，而且在活着时已经以一死来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而，他们很快便成为历史人物。例如，卡利亚耶夫在1903年决定与萨万科夫一起参与恐怖行动时，年方二十六岁，两年之后这位“诗人”（这是人们给他起的绰号）便被绞死，生命短暂。但对热情地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的人来说，卡利亚耶夫以其闪电般的生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恐怖主义的人物形象。萨索诺夫、什维泽尔、波科提洛夫、瓦那洛夫斯基及大部分其他恐怖主义者都是这样地出现在俄罗斯历史与世界上，他们挺身而出，献身于爆炸，成为越来越惊心动魄的反抗的昙花一现而又令人难以忘记的见证人。

他们几乎都是无神论者。波利斯·瓦那洛夫斯基写道：“我记得，甚至在上中学以前，我便向童年的一个伙伴宣传无神论。只有一个问题使我窘困。这是从何而来的呢？因为我对永恒没有丝毫概念。”他在向杜巴索夫海军元帅投掷炸弹时身亡。卡利亚耶夫本人信仰上帝。萨万科夫在一次未遂的刺杀行动之前几分钟，人们在街上看到他站在一座圣像前面，一只手握着炸弹，另一只手在画十字。但他抛弃了教会。在处死前，他在牢房拒绝见神甫。

他们从事地下秘密活动，因而不得不生活于孤独中，对于一切与广大的人类团体有交往的行动家所享有的乐趣并无感受，除非以抽象的方式。但他们相互间的联系代替了他们对他人的一切感情。萨索诺夫如此写道：“啊，骑士团！我们的骑士团深怀这样一种精神，‘弟兄’亦不足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相互间关系的本质。”同一个萨索诺夫在监牢中对朋友们写信说：“对我说来，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永远保持我与你们完全团结一致的精神。”至于瓦那洛夫斯基，他在写信给一个心爱的女子时承认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她不让他离去：“假若我去同志们家迟到的话，我会责骂你的。”他承认这句话“有点是戏言”，但也表明了他的精神状态。

这一群人数不多的男男女女隐身于俄罗斯的人海之中，相互依靠，选择了行刑者的行当，其实他们绝非是注定要这样做的。他们生活在违反常理的矛盾中，他们一方面很珍重人类生命，另一方面对他们自己的生命又毫不爱惜，从而发展到向往崇高的牺牲。对多拉·勃瑞利昂来说，行动纲领的种种问题算不了什么。恐怖行动首先由于恐怖主义者为之作出的牺牲而变得壮丽。萨万科夫说：“然而，恐惧，如同十字架一样压在我们身上。”卡利亚耶夫本人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仅如此，他热切地渴望这种牺牲”。当准备谋杀普莱维时，他建议由他自己扑在马匹下面而与这位部长一道死去。在瓦那洛夫斯基身上也是如此，对牺牲的兴趣好似表明死亡有吸引力。他被捕后写信给父母亲说：“在我幼年时代，自杀的念头便多次出现在我的心中……”

在这个时期，这些行刑者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不当回事，对他人的生命却异常严肃地对待。第一次谋杀塞尔日大公爵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卡利亚耶夫虽得到所有同志的赞同，却拒绝杀害与大公爵乘坐同一辆马车的孩童。萨万科夫关于另一个女恐怖主义者拉歇尔·鲁利耶写道：“她崇奉恐怖行动，把参与这种行动视为幸福与责任，但流血使她同多拉一样心慌不安。”这个萨万科夫反对在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快车上谋害杜巴索夫海军元帅：“若稍有不慎，炸弹便会在车厢中爆炸而殃及其他无辜的人。”他“以恐怖主义者良心的名义”愤怒地禁止让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卷入一次谋杀行动。他在从沙皇的一座监狱逃走时，决心向阻止他逃跑的官员开枪，但宁肯自杀而不愿把枪口转向士兵。同样，瓦那洛夫斯基，这个杀人者承认从未打过猎，“觉得这是一项野蛮的行动”。他也曾声明：“如果杜巴索夫由妻子相伴，我将来便不扔炸弹。”

如此地完全忘掉自己，同时又深深地关怀他人的生命，令人想到这些心肠软的杀人者在极端的矛盾中体验着反抗的命运。可以认为，他们在接受暴力不可避免的性质时，也承认暴力是不正当的。是必须干的却又是不可原谅的，谋杀在他们看来就是这样的。心灵平庸的人们面对这个可怕的问题，会忘掉恐怖行动的某种性质而心安理得。他们会以形式原则的名义，满足于认为一切马上发生的暴力是不可原谅的，而允许暴力在世界与历史范围内扩散。他们或者以历史的名义而自我安慰，认为暴力是必须的，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杀人，直到使历史长久地破坏人身上抗议非正义的一切。这确定了当代虚无主义有资产阶级的与革命的两副面孔。

然而现在谈及的极端的心灵什么都没有忘记。从那时起，他们无力说明他们认为是必须的那些行动是正当的，便想出以献身来为之辩护，以个人的牺牲来回答他们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说来，如同对于他们之前的一切反抗者一样，杀人与自杀是一回事。一个人的生命由另一个人的生命来偿付，从这两个祭品中便产生了对价值的许诺。卡利亚耶夫、瓦那洛夫斯基及其他人相信各个生命是等价的，没有把任何思想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尽管他们是为思想而杀人。确切地说，他们生活在思想的云端，最后以死来体现思想，从而表明这种思想是合理的。我们现在又面对一种反抗观念，它即使不是宗教的，至少也是形而上学的。在他们之后又来了其他的人，他们为同样蛊惑人的信仰所激励，却认为这些方法具有感情色彩，拒绝认为任何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等值。他们于是把一个抽象的思想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即使他们称之为历史。他们事先服从于这个思想，还专横地决定让其他人也服从于它。反抗问题不能由算术来解决，而要由概率论来解决。为了在未来实现这个思想，人的生命可以成为一切或者什么也不是。概率论学者对实现它的信心越大，人的生命价值便越小。到了极限，它便一文不值了。

我们将要研究这个极限，即哲学的刽子手与国家恐怖主义的时代。不过，1905年的反抗者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边缘，在炸弹的轰响声中告诉我们，反抗若不停止其反抗，是不会令人感到安慰与舒服的。他们惟一的表面胜利就是战胜了孤独与否定。在一个为他们所否定又抛弃他们的世界中，他们像一切伟大的心灵一样，试图前仆后继地重新树立博爱精神。他们相互对对方怀有的友爱之情成为他们的幸福，甚至是在凄凉的监牢中的幸福，这种爱延伸到他们广大的受奴役而沉默的弟兄们，由此可看出他们的困境与希望。为了效力于这种爱，他们首先必须杀人，为了确保洁白笼罩人间，必须接受某些罪恶。对于他们说来，这种矛盾只有在最后时刻才能解决。惟有自由地接受死亡才能战胜孤独与骑士的情绪，孤苦无告与希望。热利雅波夫于1881年组织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在行动前四十八小时被捕，要求与谋杀的真正实施者同时被处死。他在写给官方的信中说：“只有政府的怯懦才能解释为何只竖起一个绞架而不是两个。”当局竖立了五个绞架，其中一个是用来绞死他心爱的一个女子的。但热利雅波夫就义时面带笑容，而李萨柯夫在审讯时便支持不住，他被拖往绞架，由于惊恐而神志不清了。

热利雅波夫在自己杀人或指使他人杀人后，始终是孤独的，因为这种罪行是他所不愿意而又知道自己会接受的，如同李萨柯夫一样。索菲娅·别鲁芙斯卡雅在绞刑架下拥抱了她心爱的男子与另外两个朋友，但脸背着李萨柯夫，他孤零零地作为新宗教的受苦的人而死去。热利雅波夫觉得，在弟兄们中间死去恰恰说明他赴死是正当的。杀人者只有在同意继续活下去或者为了活命而出卖弟兄们才是有罪的。相反，死亡勾销了犯罪与罪恶。夏洛特·戈尔戴向弗基耶·丹维尔大声说道：“噢，魔鬼，他竟然把我当做杀人犯！”正是对人的价值的令人心碎的短暂的发现，位于无罪与有罪、理性与非理性、历史与永恒的中途。在发现它的那个时刻，也仅仅在此时刻，这些绝望的人得到了奇怪的安宁，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安宁。波利瓦诺夫在牢房中说，死对于他是“容易而甜美的”。瓦那洛夫斯基写信说他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我走上绞架时脸上的肌肉毫未颤动，也没有说话……这不是对我自己施加的暴力，而是我一生所作所为的完全自然的结果。”很久以后，施米特中尉在被枪决前也写道：“我的死亡使一切有个圆满的了结。我的事业由于我被处死而成为无可指责与完美的。”卡利亚耶夫在法庭上起而进行控诉，被判处绞刑。他坚定地宣告：“我把我的死亡看做是对洒满泪水与鲜血的世界的最有力的抗议。”他又写道：“从我被关在栅栏后面以来，我不曾有一分钟有过不论以任何方式活下去的愿望。”他的心愿得到满足。5月10日凌晨两点，他走向他所认可的惟一结局。他走上绞架台时一身黑色服装，没有外套，头戴毡帽。弗洛林神甫给他递去十字架，这个死刑犯把头转过去不屑于看耶稣像，仅仅回答说：“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的生命即将完结，我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是的，在虚无主义的尽头，在绞刑架的脚下，往昔的价值又在这里复活。它是我们在分析反抗精神时所提到的“我们存在”的反映，这次是历史的反映。它同时是信念。多拉·勃瑞利昂想到了同伴既为自己又为始终不渝的友谊而死，是这种价值使她惊恐的面孔闪耀出视死如归的光辉。她促使萨索诺夫在监牢中自杀以示抗议，并让当局“尊重他的弟兄们”。当一个将军要求聂察也夫揭发同志们时，他一个耳光将那个将军打倒在地，多拉在那一天原谅了他。这些恐怖主义者通过她，在肯定人的世界的同时，使自己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在我们的历史上最后一次指出真正的反抗就是价值的创造者。

由于他们的行动，1905年成为革命豪情的顶峰。从那时起开始衰退。这些死难者没有建立教会，他们是教会的水泥或者借口。随之而来的是教士与笃信宗教的人。将要来的革命者不要求用生命交换。他们同意冒死亡的危险，但也认为为了革命并为它效力应尽可能保全自己。他们因而为了他们自己而接受全部的罪行。接受屈辱，这是二十世纪革命者的真正特点，他们把革命与人的教会置于他们自己之上。相反，卡利亚耶夫证明，革命作为必需的手段，并非一个令人满足的结束。同样，它使人升高而不是降低。正是卡利亚耶夫及其兄弟们，不论是俄国的还是德国的，在世界的历史上真正地与黑格尔对立，他们最初认为包罗万象的认识体系是必要的，以后又认为是不够的。表象对它说来是不够的。当全世界承认这个体系时，卡利亚耶夫仍心存怀疑，必须由他自己同意方可，众人的一致赞同仍不足以平息这种怀疑，上百次的热情欢呼已经使这种怀疑萌生于一切真正的人的头脑。卡利亚耶夫直到最后仍在怀疑，但这并未阻止他行动。正由于此，他成为最纯洁的反抗形象。一个人若同意去死，用一个生命去偿付一个生命，不论他的否定是什么，他同时便肯定了一种价值，这个价值超越了作为历史的个人的他。卡利亚耶夫献身于历史，直到死亡，而在死去的时刻又使自己超越于历史。肯定地说，他喜爱自己胜过历史。但毫不犹豫杀死自己的他，与他所体现的并使之长存的价值，这二者之间他更喜爱何者呢？答案是肯定的，卡利亚耶夫与其兄弟们战胜了虚无主义。

什加列夫主义

但这一胜利极其短暂，它意味着死亡。虚无主义暂时地比其战胜者生存得更长久。就在革命社会主义党内部，政治上的犬儒主义继续走向胜利。指派卡利亚耶夫送命的那个首领阿泽夫玩弄两面派把戏，在派人谋害部长与大公爵的同时，向官方告发革命党人。这种煽动又在奉行“一切都是允许的”原则，把历史与绝对价值等同看待。这种虚无主义在影响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又传染给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八十年代在俄罗斯出现的[11]，正是对聂察也夫与马克思的同时继承导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革命的诞生。个人恐怖主义在驱逐着神权最后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国家恐怖主义已最终从社会的根部准备消灭神权。为了实现这最终的目的而必须掌握政权，其手段又以过去的行动为榜样。

列宁从聂察也夫的一个同伙与精神上的兄弟特卡切夫那里汲取了夺取政权的观念，他认为这是雄伟的，并将其归纳为：“严格保密，精选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特卡切夫是虚无主义与军事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人物，去世时神志疯狂。他企图建立俄罗斯的雅各宾主义，但只从雅各宾派那里汲取其行动技术，因为他自己也否定一切原则与一切道德。他敌视艺术与道德，仅仅在策略上调和合理与不合理。他的目的是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来实现人类平等。秘密组织，一群革命者，领袖们的独裁权力，这一切可以说明“革命机器”的概念，即使事实未必如此。这个机器以后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效果。特卡切夫建议消灭所有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新思想，如果人们晓得这一点，就会对其方法本身有正确的看法。的确，这是个天才的方法，它在现代的超国家的技巧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超国家中，儿童在受到恐怖统治的成人中间完成了狂热的教育。专制的社会主义无疑否定个人恐怖主义，因为它会使那些与历史理性的统治不能并存的价值复活。但这种社会主义却恢复国家层次上的恐怖，同时建立神化的人道主义，以证明其合理性。

一次循环在这里完成，而反抗已与它真正的根切断，因为从属于历史而不再忠于人类，它如今开始思索要奴役整个宇宙。于是什加列夫主义的时代开始了，在《群魔》中，维尔霍文斯基对这个时代大加赞扬，这位虚无主义者为耻辱要求权利。他是不幸却又是无情的，选择了权力意志，认为惟有它可以支配历史，历史除自身外再无其他意义。什加列夫这位博爱主义者就是他的保证人。对人类的爱以后将会证明奴役世人是正确的。什加列夫疯狂地渴求平等，经过长久思索之后，失望地得出了结论，即惟有一种制度是可能的，虽然它实际上是令人失望的。“我以无限的自由作为起点，终于到达了无限的专制主义。”完全的自由是对一切的否定，它只有创造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新价值才能生存下去，并证明自己的合理。假若这种创造迟迟未能实现，人类会分裂，直至灭亡。通向这些新制度最短的途径必须经由完全的专制。“人类中十分之一的人拥有人的权利，对其余十分之九的人可行使无限的权力。这十分之九的人将丧失其人格，好似成为一群牲畜，不得不俯首帖耳，从而被带入没有罪恶的境界，不妨说是原始的天国，他们将在那里劳作。”这正是空想主义者所梦想的哲学家的统治，只不过这些哲学家不相信任何东西。这个王国已经实现，不过它否定真正的反抗，这不过是“狂暴的基督们”的统治，这是借用了一位热情的文学家的说法，他颂扬了拉瓦索尔的生存与死亡。维尔霍文斯基苦涩地说：“教皇高高在上，我们簇拥在他的周围，在我们下面是什加列夫主义。”

二十世纪极权的神权政治与国家恐怖就这样宣布于世。新权贵与显赫的审讯者利用了被压迫者的反抗主宰着当今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统治是残酷的，然而他们却像浪漫派作品中的撒旦一样为他们这种难以忍受的残酷辩解。“我们把愿望与痛苦留给自己，奴隶们将享受到慈爱。”这时便产生了一类新的然而是相当可憎的殉道者。他们的殉道就是同意让其他人蒙受痛苦。他们屈从于他们自己的统治。为了让人成为神，受害者必须降低身份成为刽子手，因而受害者与刽子手都同样感到失望。无论奴隶还是有权势的人都不再与幸福有关，主人们郁郁寡欢，奴隶们心情颓丧。圣茹斯特说得不错，让民众受苦是件可怕的事情。当人们已决定让世人成为神时，如何才能避免使他们受苦呢？基里洛夫为了成为神而自杀，如同他同意看到他的自杀被维尔霍文斯基的“阴谋”所利用一样，人使自己神化也打破了反抗所显示的限制，不可抗拒地踏上权术与恐怖的泥泞之路，历史尚未离开这条道路。

[1] 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文学批评家，1862年因写文章为赫尔岑辩护，号召推翻沙皇而被捕，出狱后继续撰稿，1868年游泳时淹死。——译者注

[2] 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3] 《资本论》在1872年被翻译成俄语。

[4] 十二月党人为俄国的贵族革命家，因1825年12月（俄历）发动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而得名，起义被镇压。——译者注

[5] “世界由理性精神所支配，这使我对其他的一切感到坦然。”

[6] 西伯利亚为沙皇流放政治犯之地。——译者注

[7] 拉甫洛夫，俄国民粹派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8] 摩莱肖特，十九世纪荷兰博物学家，宣扬唯物主义。——译者注

[9] 巴枯宁（1814—1876），俄无政府主义者，贵族出身，当过军官，1849年因领导德尔登起义被判死刑，1851年被引渡回国后流放西伯利亚，1861年逃亡英国，加入第一国际，鼓吹无政府主义，宣称个人“绝对自由”，1872年被第一国际开除。——译者注

[10] 查苏利奇，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共同创立劳动解放社，1903年成为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译者注

[11] 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创立了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

国家恐怖主义与无理的恐怖

一切现代革命均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仑，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这些革命，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扫除了神权的残余，以越来越大的胆量提出要建立人的城邦与真正的自由。国家在日益变得无所不能，每次都认可了这种野心。如果说这一点总能办到，那是错误的。但有可能研究它是如何实现的。也许由此会得出教训。

除了少数非这本论著所涉及的原因之外，国家权力的这种奇特可怕的膨胀可以看做是技术与哲学方面巨大野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它与反抗的真正精神格格不入，但却引起了我们时代的革命精神的产生。马克思预言性的梦想与黑格尔或尼采有力的预见，在神的城邦被摧毁后终于使一种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国家政权诞生，但这两种政权都是恐怖主义的。

说实在的，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革命配不上称作革命。它们征服世界的野心破灭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无疑曾竭力创立一个帝国，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显然也曾想到过世界帝国。他们与古典革命运动的差别在于，他们从虚无主义的遗产中仅仅选择了使不合理神化，而非使理性神化。同样，他们放弃了普遍性。这并不妨碍墨索里尼借助黑格尔、希特勒借助尼采的理论。他们在历史上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某些预言，因此而属于反抗的与虚无主义的历史范畴。他们是最早根据任何事情皆无意义而历史不过是力量的偶然性这种想法来建立国家的人。其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

墨索里尼从1914年便宣布了“无政府的神圣宗教”，声称自己是一切基督教的对头。至于希特勒，他所认为的宗教与上帝及德意志的众神庙并列。他的神明其实是集会上的论述与演说结束后挑起辩论的方式。在他获得成功的整个过程中，他总是乐于认为自己受神灵启示。他在垮台之时认为民众背叛了他。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没有任何东西向世界表明他曾认为自己在某种原则面前是有罪的。有精湛文化修养的艾恩斯特·容格尔是惟一使纳粹主义有哲学外表的人，他也选择了虚无主义的表达方式：“对精神背叛生活的最好回答是精神背叛精神。这个时代最大而残酷的享受就是参与这种破坏工作。”

投身于行动的人若没有信仰，则永远只会相信行动的运动。希特勒的荒谬之处恰恰就是想要把稳定的秩序建立在永恒的运动与否定之上。劳施宁在其《虚无主义的革命》一书中正确地提出：希特勒的革命是纯粹的动力论。德国已从根子上为空前的战争、失败与经济的衰败所动摇，那里再没有任何价值为人所信守。尽管应该对歌德所说的“把一切困难的事情由自己承担下来，这是德意志的命运”不能不加以考虑，但在两次大战之间席卷全国的自杀之风足以说明当时思想之混乱。对那些对一切都失望的人们来说，能使他们具有信念的不是说教，而是激情，在失望深处潜伏着的正是这种激情，也就是屈辱与仇恨。这些人再无共同的价值可用来相互进行评价。1933年的德国因而同意采纳不多几人的卑贱价值，竭力把它强加于整个文明德国。缺少了歌德的道德观念，于是选择与接受了匪帮的道德。

匪帮的道德就是战胜与复仇，失败与仇恨，永无休止。墨索里尼颂扬“个人的基本力量”时，流露出对血与本能这种黑暗力量的狂热，为统治的本能所产生的最坏的一切辩解。在纽伦堡审判中，弗兰克强调了激励希特勒的“对形式的憎恶”。的确，此人不过是一种运动中的力量，对诡计的工于算计与对策略的精明运用使这一力量更加有效。即使其体形猥琐，其貌不扬，对他也不是一种局限，反而使他融入群众中。惟有行动使他挺立于人世。存在对于他来说就是有所作为，所以希特勒及其制度不能没有敌人。他们这些衣着讲究的人[1]只有在与敌人交手时才显示出其本性，只有在攻击敌人的激烈战斗中方展现其本色。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富豪寡头、盎格鲁撒克逊人、野兽般的斯拉夫人相继出现在历史上与宣传中，使走向末日的盲目力量焕发生机，每次都更加高涨。永恒的战斗要求持续不断的激励。

希特勒是纯粹状态的历史。容格尔说：“改变胜过生活。”他于是鼓吹与生活潮流要完全一致，身处最低贱的水平而反对一切高级的现实。发明了与生命有关的外交政策的这个制度反对其最明显的利益，但它至少服从其特殊的逻辑。罗森伯格谈到生命时夸张地说：“一队行进中的队伍的风采是最为重要的，至于其前进的方向与目的是无关紧要的。”于是，这支队伍播撒了毁灭的历史，蹂躏了它自己的国家，但它至少生活着。这种动力论的真正逻辑就是一个个敌人的彻底失败，或者说是一次次地征服敌人，建立鲜血与行动的帝国。希特勒几乎不可能构想过这样的帝国，至少在起初时是这样。他达到命运的巅峰，既非由于文化，甚至也不是由于本能或计谋。德意志怀着一种外省的政治思想进行了一场帝国式的斗争，因而崩溃。容格尔看到了这种逻辑，把它表述了出来。他幻觉到一个“技术的世界帝国”，“一种反基督教的技术宗教”，其信徒与士兵就曾是工人自身，因为（在这一点上，容格尔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从人类结构而言，工人是普遍的。“一种新的统治制度补充了社会契约的变化。工人被从谈判、怜悯、文学的领域拉了出来而提高到了行动的领域。法律上的义务转变为军事上的义务。”人们看到，帝国同时又是世界性的工厂与兵营，其中的主要人员是黑格尔提到的作为奴隶的工人式的士兵。希特勒在走向这个帝国的道路上比较早地被制止了。然而，即使他走得更远，人们看到的也不过是不可抗拒的动力论的越来越广阔的展现，犬儒主义原则越来越有力地加强，只有这些原则能服务于动力论。

劳施宁谈到这样一种革命时说，它不再是解放、公正与精神的飞跃，而成为“自由的灭亡，暴力的统治与精神的奴役”。法西斯主义，其实是蔑视。反过来，一切形式的蔑视当介入政治时，便为创立法西斯主义做好了准备。还应当指出，法西斯主义若不改变自己的见解，便只能是它现在的样子。容格尔从他自己的原则得出一种看法，即成为一名罪犯胜过布尔乔亚。希特勒没什么文学才华，但深沉多智，他明白他追求的只是成功，成为上述两种人的哪一种是无所谓的，于是让自己同时成为这两种人。墨索里尼说：“事实就是一切。”而希特勒说：“当一个种族处于受压迫的危险中……平等问题仅具有次要的作用。”此外，种族为了生存永远需要受到威胁，因而永远不会有平等。“我准备签署一切……就我而言，为了德国人民的未来，我可以真心地在今天签署一些条约，而明天又撕毁它们。”而且，元首在宣战之前对他的将军们说，以后不必问战胜者是否说了真话。戈林在纽伦堡受审讯时的辩解词中又提出这个想法：“战胜者永远是法官，而战败者永远是被告。”对此无疑是可以讨论的。不过，罗森伯格在纽伦堡受审讯时说他没有预见到这个神话会导致谋杀，令人难以理解。英国检察官注意到“《我的奋斗》的道路直接通向马伊达内克[2]的毒气室”，这句话倒真正触及到这次审讯的主要内容，即西方虚无主义的历史责任，然而由于明显的原因，这是在纽伦堡惟一没有讨论到的。不可能在审讯中宣布一种文化的一般罪责，而只能审讯那些在大地上大叫大喊的行为。

希特勒发明了无休止的征服运动，否则他便一文不名。但是，永久的敌人，这次就是国家水平的永久恐怖。国家与“器械”成为一体，也就是跟征服与镇压的机制成为一体。对国家内部的征服称之为宣传（弗兰克说这是“走向地狱的第一步”）或者镇压。为了对国外征服而建立了军队。这样，一切问题都具有军事性质，要从力量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总司令决定政策以及行政的一切主要问题。这个原则从战略上讲是无可辩驳的，被推广到公民的生活。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就意味着惟一的主人与千百万的奴隶。政治方面的中间人在一切社会中是自由的保证，此时不复存在，而让位给一个穿军靴的耶和华，他统治着沉默的或高喊口号的芸芸众生，这二者是一样的。在领袖与民众之间没有调解机构，而只有工具，也就是作为领袖压迫意志的工具的政党。这样便产生了这种卑劣的神秘主义的第一个并且是惟一的原则，即“元首原则”，它在虚无主义世界恢复了偶像崇拜与堕落的神明。

墨索里尼这位拉丁语系的法学家，用花言巧语把国家利益化为绝对，对之扬扬得意。“没有任何东西在国家之外、在国家之上，与国家对立。一切属于国家，一切为了国家，一切均在国家之中。”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道出了这种虚伪说法的真相，这就是它已成为一种宗教。一份纳粹报纸在一次党代会期间写道：“我们神圣的职责就是把人们带向万物的起源，万物之母。说实在的，这就是为上帝效劳。”这种起源于是就存在于最初的吼叫中。这里所说的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呢？国社党的一份正式声明告诉了我们：“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信仰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我们公开承认）国家社会主义是引导我国人民获得拯救的惟一信仰。”元首站在某个旗帜与标语飘扬的西奈半岛燃烧的荆棘中，他的号令便成为法律与道德准则。超人的扬声器只要下一次杀人的命令，各级正副首长便层层往下传达，直到奴隶，而奴隶收到命令后不会再把命令下达给任何人。达豪的一个行刑者后来在牢房中哭泣：“我不过是执行命令，只有元首和副元首指挥这一切，他们随即走掉了。格吕克收到了卡尔滕布鲁纳的命令，最后我收到了枪决的命令。他们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可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分队长，不能把它传递到比我职位更低的人。而今，他们说我是杀人凶手。”戈林在被审讯时宣称他忠于元首，说“在这个可诅咒的生命中总还存在着荣誉的问题”。荣誉就是服从命令，这有时就等同于去犯罪。军事法律以死刑惩治违抗命令，其荣誉就是奴役。当所有的人都是军人时，命令要求他杀人而他不这样做，这就成了罪行。

不幸的是，命令极少要人们做好事。教义上纯粹的动力论并非指向善举，而仅仅要求效率。只要有敌人存在，就会有恐怖，而只要有动力论存在，便会有敌人存在，这样它才会存在：“可能削弱元首借助政党对民众施加统治的一切影响均必须消灭。”敌人是异端分子，必须用说教或宣传使他们改变信仰，或者由盖世太保把他们消灭。结果就是人不再是人，他若属于党，就只能是效忠元首的工具、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他若是元首的敌人，便是这架机器所消耗的材料。由反抗所产生的不合理的激情此时所想做的不过是消除使人不成为齿轮的一切，也就是反抗自身。德国革命的浪漫个人主义最终在物质世界中得到满足。不合理的恐怖把人变成了物品，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就是“地球上的虫豸”。恐怖所追求的不仅是消灭人，而且要消灭人的普遍能力，思索，友爱，对绝对的爱的召唤。宣传、折磨是分裂民众的直接手段，此外还有逐渐的堕落，与罪恶的犬儒主义同流合污，强迫的共同犯罪。屠杀与折磨人的人们只感受到胜利的阴影：他们不能感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于是必须使受害者本人也犯罪，从而使得在一个没有方向的世界上，普遍的犯罪使行使暴力成为合法，视成功为神圣。当无罪的想法在无辜者本人身上消失时，强权的价值最后主宰着失去希望的世界。于是卑下而残酷的悔罪感便笼罩于世界，那里只有石头是无罪的。被判罪的人被迫自缢身亡。母爱纯洁的呼声也被扼杀，犹如那位希腊母亲，一个军官强迫她在三个儿子中挑选一个被拉去枪杀。人们最后成为自由的人，不过如此而已。杀人与使人堕落的权力把奴隶的灵魂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德国的自由，于是在死亡集中营苦役犯的合唱中得到歌颂。

希特勒的罪恶，其中就包括屠杀犹太人，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种如此全面的毁灭学说曾成为掌握操纵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的手段。尤其是历史上第一次，政府成员竭尽全力来创立一种不讲一切道德的神秘主义。首次在虚无上建立一种宗教的这种企图，造成的结果是毁灭。对利第斯的摧毁清楚地表明，希特勒运动有条不紊的科学的外表其实掩盖着无理性的冲动，也就是绝望与骄傲的冲动。面对一个被推测是反叛的村庄，征服者至此只有两种态度，或者是策划镇压、冷静地处决人质，或者是由被煽动的大兵野蛮地冲去扑灭。利第斯被这两种联合的行动所摧毁。这表明这不合理的理性的种种破坏行径。而这种理性是历史上可以找到的惟一的此类价值。在利第斯，不仅房屋被焚烧，村庄中的一百七十四个男人被枪决，二百零三个妇女被关入集中营，一百零三个儿童被带去接受元首宗教的教育，而且派了几支专门的队伍花几个月的时间用炸药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让石头消失，填塞了村中的池塘，令公路与河流改道。在此之后，利第斯已不复存在，按照运动的逻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未来。为了更加安全，挖掉了死人的坟墓，因为它们仍然令人回想到这个地方过去的一些事情。[3]虚无主义的革命在历史上表现为希特勒的宗教，所激起的只是消灭一切的狂热，这最终转过来反对它自己。否定，至少在这一次，不管黑格尔是如何说的，不再具有创造性。希特勒是未留下丝毫功绩记录的暴君，这在历史上也许是惟一的。对他本人，对他的人民与对世界来说，他仅仅是自杀与杀人。七百万犹太人遭杀害，七百万欧洲人被关入集中营或屠杀，一千万战争的受害者，这一切仍不足以让历史作出判断，因为历史对杀人犯已习以为常。希特勒在历史上的存在几年内纠缠着千百万的人。对他亦即对德意志民族最近的辩解的推翻，使他以后成为一个游移不定的可怜的黑影。斯皮尔在纽伦堡审讯中的证词表明，希特勒本可在带来彻底的灾难之前使战争停止下来，而他却要大家都自取灭亡，使德意志民族在物质上与政治上遭到毁灭。对他而言，惟一的价值直到最后依然是成功。既然德意志在战争中失败，它就是懦夫与背叛者，应该死去。“德国人民若不能战胜，就不配活下去。”当俄国的大炮炸塌柏林宫殿的墙壁时，希特勒决定把德国人拖向死亡，使他的自杀成为神圣之举。希特勒、想让其遗骸装入大理石棺材的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莱伊纷纷在地下室或小屋中自杀。但这种死亡一文不值，犹如一场噩梦，一缕消散的云烟，既谈不上有效，也不能作为榜样，不过是为虚无主义的血淋淋的虚荣殉葬而已。弗兰克歇斯底里地大喊：“他们自以为是自由的，却不明白是不可能从希特勒主义解脱出来的！”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也不懂得否定一切其实是奴役，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在内心中信奉一种面对历史及其成就的价值。

然而法西斯主义的神秘虽然曾逐渐地意欲摆布世界，却从来没有真正追求一个全球帝国。希特勒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惊诧，最多是从其运动的外省的起源转向一个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模糊梦想，与全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相反，俄国共产主义从其根源来说就是公开地声称要建立世界帝国。这正是其力量所在，其深思熟虑的深刻之处在于我们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论德国革命形式上如何轰轰烈烈，却无前途可言，不过是一股原始的冲动，所带来的破坏远远大于其真正的野心。相反，俄国共产主义怀有本书所描述的形而上的野心，意欲在上帝死亡之后创建一个神化的人的国家。希特勒的冒险所难以企求的这个革命名称，俄国共产主义却当之无愧。虽然表面上它不再配得上这个名称，但声称有一天会配得上，而且永远如此。在历史上第一次，一种依靠武装起来的帝国的学说与运动把最后的革命与世界的最终统一作为目标。我们现在需要细细研究这种企图。希特勒在其疯狂达到顶点时，声称要把历史稳定一千年，自以为已接近办到这一点，而被征服的民族的现实主义哲学家们对此已准备接受与谅解，这时英吉利战役与斯大林格勒战役把他推向死亡，使历史再次向前运行。但人类对神的追求如同历史自身一样永不倦怠，重又涌现，但更严肃与有效，这就是各种合理的国家，如同在俄罗斯创立的那种国家。

[1] 人们知道戈林接见来宾时身穿尼式服装，并搽上粉。

[2] 马伊达内克为波兰地名，系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地。——译者注

[3] 应该指出，有些令人想到这类极端行径的暴行是由某些欧洲国家在殖民地干的（1857年在印度，1945年在阿尔及利亚，等等），这些国家实际上服从于种族优越性的不合理偏见。——译者注

国家恐怖主义与合理的恐怖

马克思身处十九世纪的英国，正值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由此造成种种贫困悲惨的景象。他有很多材料可以对原始资本主义作出精辟的分析。至于社会主义，他从法国革命获取了一些教益，但与他的学说相矛盾。除此而外，他只好谈论未来，而且谈得相当抽象。因而，他在其学说中将最有价值的批判方法与最有争议的空想救世说糅合在一起，这就不足为怪了。不幸的是，根据定义，他的批判方法应当使自己适应现实，却越来越与事实脱节，因为它想忠实于预言。人们认为，会从空想救世说中去掉不符合真理的一切，这已是一个迹象。这一矛盾在马克思生前已可以觉察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二十年，《资本论》问世，这时《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已不再完全正确。但《资本论》没有写完，因为马克思晚年将注意力倾注于大量社会的与经济的新事实，需要重新使其理论体系与之适应。这些事实尤其与俄国有关，而他在那时以前并未加以重视。人们知道，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于1933年停止马克思全集的出版，而那时尚有三十多集有待出版，这些卷中的内容无疑是不够“马克思主义”的。

不管怎样，马克思去世后，仍有少数信徒依然忠于他的方法。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却剥夺了这一学说中的预言与启示录式的方面，以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马克思恰恰预言在那种条件下，这种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于马克思，人们可以说，就在其预见为日渐增多的人所信仰的时候，他的大部分预言已与事实发生冲突。道理很简单：他的预言仅适合于当时短期的情况，因而会受到批评。他的预见涉及的是相当长久以后的事，于是如同宗教一样是不可能检验的。当预言落空时，预见仍然可以是惟一的希望，因而成为我们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惟一东西。在本论著中，仅从预见的角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继承者进行研究。

资产阶级的预言

马克思同时是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与革命的预言家。第二方面比第一方面更为世人所知。但第一方面可以解释第二方面的命运的许多事情。起源于基督教与有产者的救世主降临说，既是历史的也是科学的，影响了马克思的救世主降临说。这种学说来自于德国的意识形态与法国的起义。

基督教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均与古代世界相反，它们的一致性令人惊异。这两种学说对世界有共同的看法，把它们与希腊的态度分隔开来。贾斯帕斯对此作了精辟的论断：“把人的历史视为严格一致的，这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徒首先把人的一生及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视为从起点向终点演进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人获得拯救或受到惩罚。历史哲学诞生于基督教的出现，对希腊思想说来是意料不到的。希腊时代关于变化的概念与我们的历史演进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二者之间的差异犹如圆与直线的不同。希腊人把世界看做是循环的。亚里士多德为了给出一个确切的例证，不认为自己处于特洛伊战争之后的时代。基督教为了向地中海区域扩展，不得不希腊化，其教义同时也变得灵活。但是其独创之处在于，在古代世界中引入了两个到那时为止的从未联结在一起的概念，即历史的概念与惩罚的概念。从调和思想来说，基督教是希腊的，从历史性的概念来说，它是犹太的，以后又反映在德国的意识形态中。

历史的思想与自然相对立，不是把自然看做观照的对象，而是看做改造的对象，强调指出这一点，会更好地看到这种鸿沟。对基督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必须征服自然。而希腊人却认为最好顺从自然。最早的基督教徒不了解古代人对宇宙的爱，他们不耐烦地期待着当前世界的终结。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以后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阿尔比教派蓬勃兴起，另一方面使圣弗朗索瓦教派蓬勃兴起。然而，随着宗教裁判所的设立与对异端纯洁派的消灭，教会重又跟世界和美相分离，在历史上又建立了对自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贾斯帕斯又一次正确地指出：“正是基督教的态度渐渐地使世界耗光了其物质……因为物质建立在一套符号的基础上。”这些符号正是穿越时代而展开的神的戏剧符号。大自然不过是这场神剧的布景。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与人对世界的赞许激发了全部古代思想，并使之光辉灿烂，却首先由基督教为了历史利益而打破了。与世界没有友谊传统的北方各民族进入这种历史，加速了这种运动。当基督的神性被否定，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使他只不过成为人中之神的象征时，调和的概念遂不复存在，犹太世界复活了。军队的无情神明重又主宰世界，一切美都作为无所事事的享乐源泉而遭到作践，大自然受到奴役。从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是历史之神的热莱米[1]与革命的圣·奥古斯丁[2]。这可以解释其学说中的反动方面，只消与他同时代的反动的才智之士稍加比较则足以让人感到这一点。

约瑟夫·德·迈斯特[3]驳斥了雅各宾主义与加尔文教义，认为这些学说以历史上的基督教哲学的名义概括了“三个世纪中被认为是丑恶的一切”。他反对教会分立与异端，想重新缝制最后成为天主教教会“没有缝线的圣袍”。他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的基督教国家，这从其共济会的种种活动即可看出。迈斯特梦想法布尔·多立维[4]的原生质的亚当或万能的人，他将成为分化的灵魂的本原。他还梦想着亚当·卡德蒙，这是位对《旧约全书》作犹太人传统解释的神学家。当教会重又覆盖世界时，它会使前一个亚当与后一个亚当具有形体。在《圣彼得堡的夜晚》中可读到关于此内容的不少词语，与黑格尔及马克思关于救世主的词语惊人相似。在迈斯特所想像的既是地上的又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中，“所有被灌输以相同思想的居民彼此心灵相通，思索着他们的幸福”。迈斯特尚未走到人死后的人格的地步，仅仅梦想着重新获得神秘的大同世界，在那里“恶被消灭，再无情欲与个人利益”，“当人的双重法律被消除，而其两个中心合二为一时，他将归于自身”。

在绝对知识的领域，思维的眼睛与身体上的眼睛混合为一物，黑格尔在此领域也调和了矛盾。马克思宣布“本质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之间争吵的结束”，而迈斯特的看法又与马克思吻合。他认为，恶非他物，不过是统一性的破坏而已。人类应该在大地与天上重新获得其统一性。通过何种途径？迈斯特这位古代制度的反叛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没有马克思清晰。然而他期待一场浩大的革命，1789年只不过是“令人恐惧的序曲”。他引证了圣约翰，后者要求我们追求真理，这正是现代革命思想的纲领。他还举出圣保罗[5]，后者声称“应该消灭的最后一个敌人是死亡”。人类通过罪恶、暴力和死亡走向这个使一切成为合理的局面得到实现。迈斯特认为，“地球不过是另一个巨大的祭坛，活着的一切皆应在那里无休无息无终止地被屠杀，直到万物终结与恶被消灭。”然而他的宿命论是积极的。“人应该像无所不能的那样行动，同时要隐忍顺从，好似他一无所能。”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可以发现同样的创造性的宿命论。迈斯特无疑断定了已建立的秩序为合理。马克思肯定了他的时代所建立的秩序。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振振有词的赞扬。马克思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由于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应该建立另外一种秩序，它将以历史的名义要求一种新的国教。至于用什么手段，对马克思与迈斯特是相同的，即政治现实主义、纪律、权力。迈斯特又摭拾了博须埃的激烈说法：“异端分子就是有个人思想的人”，也就是其思想跟社会的或宗教的传统毫无关联。他这样便提出了最古老而又最新的说法。这位代理检察长，刽子手的悲观的颂扬者，于是表明自己是我们有外交手腕的检察官。

不用说，这些相似之处并未使迈斯特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未使马克思成为传统的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绝对的。但它使至高无上的存在恢复为人的水平。“对宗教的批判导致了一种学说，人对人说来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神化，具有传统宗教的某些特点[6]。这一对比可以说明，一切历史的甚至革命的救世主降临说均以基督教作为起源。惟一的差异就在于表达方式。迈斯特如同马克思一样认为，时代的终结会满足维尼的伟大梦想，使狼和羔羊和睦相处，罪犯和受害者都走向一个祭坛，重新开辟人间的天国。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种种规律反映了物质的现实，而迈斯特则认为，他们反映了神的现实。马克思认为物质就是实体，而迈斯特认为人世间体现了他的上帝的实体。永恒性使他们在原则上相分离，但历史性终于让他们汇集于一个现实的结论。

迈斯特憎恶希腊（希腊使马克思感到为难，他对一切阳光下的美漠然），说它将其分割的思想传给欧洲，从而使之堕落。其实，希腊的思想就是主张统一性，这样说更正确，因为它不能没有中间状态，不知道全体性的历史思想，而这正是基督教所发明的，这种思想今天与其宗教起源切断后，有扼杀欧洲的危险。“难道有一个寓言，一种狂热的爱情，一件败坏道德的事没有希腊的名称、标记、面具吗？”我们且不谈清教徒的狂热。这种强烈的厌恶其实表现了与整个古代世界决裂的现代性思想，相反，它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却紧密联系，使基督教非神圣化，将其纳入一种征服性的教会。

马克思科学的救世主降临说起源于资产阶级。进步，科学的未来，对技术与生产的崇拜，这些是资产阶级的神话，构成十九世纪的教条。人们会注意到，《共产党宣言》与勒南[7]的《科学的未来》在同一年出版。这种对信仰的最近的声明令当代读者惊愕，却令人对几乎是神秘主义的希望有了最正确的看法，这些希望是十九世纪由工业的高潮与科学的惊人进步所激起的。这种希望正是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希望，而资产阶级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

进步的概念与启蒙运动时代及资产阶级革命相伴随。在十七世纪即有人对此概念加以启发。关于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争论已经在欧洲的意识形态中引入了艺术进步这个完全荒谬的概念。人们也可以更严肃地从笛卡儿主义得出科学在不断增进的想法。但杜尔果[8]在1750年第一个为新信仰下了清楚的定义。他关于人类思想在进步的演说其实重又摭拾了博须埃的宇宙史，只不过用进步的概念代替了神的意志。“整个人类大众，时而平静，时而动乱，时而善良，时而邪恶，却始终走向更大的完美，虽然步履缓慢。”这种乐观主义为贡多塞[9]提供了其论述的基本见解，这是一位把进步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官方理论家，但又成为这种进步的受害者，因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家迫使其服毒自杀。索莱尔说得非常对，他说持进步论的哲学恰恰就是适合于享受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繁荣的贪婪社会的哲学。当人们肯定世界的明天比今天更美好时，便会在安逸中寻欢作乐。荒谬的是，进步可用来证明保守主义是合理的。它利用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从而使老爷们心安理得。对奴隶们，对那些目前生活悲惨而从天国得不到丝毫安慰的人们，人们保证说至少未来属于他们。未来是老爷们惟一乐于转让给奴隶的财富。

可以说，这些看法并非不适合现实。但它们之所以适合现实，是因为革命思想又在标榜这个含混而又便利的提法。当然，这涉及的不是同一种进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合理的乐观主义没有大加嘲讽。我们将看到，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不同的。但是朝向一种和解的未来的艰苦行进确定了马克思的思想。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批判了为雅各宾党人照亮这种幸福历史的笔直道路的那些价值观念。但他们保留了历史在前进的这种见解，只不过他们把它与社会进步混在一起，并断言这是必然的。他们从而承续了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托克维尔[10]庄严地宣称：“平等在逐步向前发展，这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其未来。”他的观点为伯格尔（他影响了马克思）所继承。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必须用生产力水平代替平等，并认为生产达到最后一级时，变化必将发生，社会便会实现大同。

说到演进的必然性，奥古斯特·孔德[11]运用他于1822年提出的三个阶段的规律为这种演进下了最系统的定义。奇怪的是，孔德的结论与科学社会主义所接受的结论[12]相当近似。实证论十分清晰地指出十九世纪意识形态革命的影响，马克思正是这场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革命就是要把传统上认为是世界起源的伊甸园与神的启示置于历史的终结。必然接替神学时代与形而上学时代的实证论时代，标志着人道宗教的降临。亨利·古蒂耶正确地指出了孔德理论的特点，说他就是要发现一个没有上帝痕迹的人。孔德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到处以相对代替绝对，但这个目的很快便由事物的力量转变为相对神化，预言一种普遍而无超验性的宗教。孔德从雅各宾派对理性的崇拜中看到实证论的先兆，自命是1789年革命党人的真正继承者。他继承与扩大了这场革命，消除了原则的超验性，创建了人种的宗教。他的名言“以宗教的名义排除上帝”，其含意不是指其他任何东西。他创立的学说以后风靡一时，他想成为这种新宗教的圣保罗，用巴黎的天主教代替罗马的天主教。人们知道，他希望在教堂中看到“神化的人的雕像立在古代的神的祭坛之上”。他准确地计算着在1860年以前将会在巴黎圣母院传授实证论。这种计算并不荒唐可笑。圣母院严加防范，始终不让他得逞。然而，人道的宗教终于在十九世纪末得以布道。马克思虽然可能没有读过孔德的著作，却成为其预言者之一。马克思仅仅懂得一种超验性的宗教，它就称作政治。孔德也了解这一点，或者至少明白他的宗教首先是社会崇拜，即意味着政治现实主义[13]，否定个人的权利，建立专制政治。这个社会中，学者们成为传教士，两千个银行家与技术人员主宰着两千万居民的欧洲，那里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绝对融为一体，行动、思想与心灵必须绝对服从于统治一切的大神甫，这就是孔德的乌托邦，可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宗教。的确，这是空想，因为他虽深信科学照亮万物的能力，却忘记考虑到需要有警察。其他的哲学家会更加实际。人道的宗教确实将会建立，但是建立在人的血泪与痛苦之上。

最后还应该指出，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汲取了工业生产在人类发展中有巨大作用的思想，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得到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这样，我们便有权谈论他对资产阶级的预见。这些对照不过旨在指出，马克思并非像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希望的那样是哲学新的开始与终结[14]。相反，他具有人道的性质：他在成为先驱之前是继承者。他想让他的学说成为现实主义的，而在科学的宗教、达尔文进化论、蒸汽机和纺织工业的时代的确也是如此。一百年后，科学出现了相对论、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经济学应当考虑电力、冶金与原子生产。马克思主义想吸纳这些接连不断的发明的意图归于失败，这也是它的时代的资产阶级乐观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者意欲使百年间的陈旧真理凝固下来而又不失其科学性，这种希望成为可笑之举。十九世纪的救世主降临说，不论是革命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未能抗拒科学与历史的这些连续的发展成就，而它在不同程度上曾使之神化。

革命的预言

马克思的预言就其原则而言也是革命的。人的一切现实均可在生产关系中找到其根源，历史的变化是革命的，因为经济是革命的。在生产的每个水平阶段，经济都引起对抗，它为了更高水平的生产而摧毁相应的社会。资本主义就是这些生产阶段的最后一个，因为它创造出条件，使一切对抗得到解决，那时再没有经济。到那一天，我们的历史将成为史前史。从另一种前景看，这种见解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应从生产与劳动的角度来论述，而非从精神的角度。无疑，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辩证唯物主义，而留待其继承者去颂扬这头逻辑的怪物。但他同时说现实是辩证的又是经济的。现实在永恒地变化，由对立面的撞击而加快，每当对立面结合为更高级的事物，便会引起其相反的方面，重又推动历史前进。黑格尔用现实向精神发展的观点而肯定的一切，马克思用经济向无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理论而加以肯定。万物皆同时既是其自身，又是其反面，这种矛盾促使它变成另一种事物。资本主义由于是资产阶级的，表明自己是革命的，从而成为共产主义的温床。

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断言历史既是辩证的，又是经济的。黑格尔更加极端，断言历史既是物质，又是精神，正由于它是精神，因而才是物质，反之亦然。马克思否定精神是最后的实体，从而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可以立即用柏尔加埃夫的论述指出，辩证法是不可能与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惟有在思想的范畴才存在辩证法。唯物主义本身是含糊不清的概念。仅仅为了构成这个名词，便应当说世界上除物质外还有其他东西。可以更有理由说，这一批判也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与自然界的不同，恰恰在于它用意志、科学和情感的手段改造自然。马克思因而并非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道理很明显，因为不存在纯粹的或绝对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决非纯粹的，因为它承认武器可使理论获胜，而理论也可使武器产生。马克思的立场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决定论。他并不否认思维，而是认为思维绝对是由外在的现实所决定的。“在我看来，思维的运动仅仅是真实的运动的反映，是其传送与转移于大脑的结果。”这个相当粗浅的定义无任何意义。外界的运动如何并通过什么“传送于大脑”？与确定运动如何“转移”于大脑这个难题相比，前一问题的难解之处是微不足道的。而马克思创立了他的时代的简便的哲学。他想表达的含义可以在其他方面加以确定。

他认为，人不过是历史，尤其是生产资料的历史。马克思确实指出，人之区别于动物，即在于他能生产生活资料。倘若人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便不会生存下去。生存的这个首要条件是他提出的第一个决定因素。他此时所思索的问题直接与不可缺少的生活需求有关。马克思以后指出，这种依赖性是永恒的与必然的。“工业史是一部关于人的基本能力的打开的书。”他个人对其学说的推演就是从这一论断进行的。人对经济的依赖是惟一的与充分的，不过这尚有待论证。可以同意经济的决定性对人的行为与思想的发生起着主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像马克思那样说，德国人对拿破仑的反抗只能用糖与咖啡匮乏来解释。此外，纯粹的决定论本身也是荒谬的，倘若并非如此，只需一个真实的论断即足以让人们获得全部真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或者我们从未提出过一个真实的论断，甚至包括提出关于决定论的论断，或者我们说出了真实的论断，却无结果。由此可见决定论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如此任意地将问题简单化，也有其道理，不过与纯粹的逻辑毫不相干。

把经济决定一切作为人的根源，就是把人归结为其社会关系。没有孤立的人，这是十九世纪无可争辩的发现。由此随意地进行引申，就可以说，人在社会中之所以感到孤独，只是由于社会的原因。如果用人身之外的某个东西来说明人的孤独精神，这个人便走在超验性的道路上。相反，社会仅以人为作者。若能断言社会同时是人的创造者，是可以认为已经掌握能将超验性清除掉的全部解释。人于是如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其自身历史的作者与演员”。马克思的预言是革命的，因为他结束了由启蒙运动的哲学所开始的否定运动。雅各宾派摧毁了以人为神的超验性，而代之以原则的超验性。马克思又摧毁了原则的超验性，而创立了当代的无神论。在1789年，信仰由理性所代替，但这种理性自身由于是凝固不变的，也是超验的。马克思比黑格尔更激进，摧毁了理性的超验性，把它投入历史中。理性在他们之前是起调节作用的，现在却成为征服性的。马克思比黑格尔走得更远，把他看做唯心主义者（其实他并不是，犹如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精神的主宰以某种方式恢复了一种超历史的价值。《资本论》重新推出统治与奴役的辩证法，但以经济的自治代替了自我意识，以共产主义的来临代替绝对精神的最后统治。“无神论是消灭宗教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是消灭私人财产的人道主义。”宗教的奴役与经济的奴役有相同的起源，只有在实现了人对其物质决定性的绝对自由时，才能了结与宗教的关系。革命就是要实现无神论与人的统治。

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经济与社会决定性的原因。他最有成效的努力即在于揭露隐藏在他的时代的资产阶级的表面价值后面的现实。他的蒙蔽人的理论依然有价值，因为它的确是普遍适用的，也适用于愚弄人的革命理论。梯也尔先生[15]所崇尚的自由是由警察所捍卫的特权的自由，保守的报纸所鼓吹的家庭社会地位就是男男女女半赤裸着身体下到矿井，被一根绳索联结起来，工人卖淫盛行。一个庸俗贪婪的社会的虚伪使诚实与智慧从属于自私的目的。马克思这位无与伦比的启迪民智者以前所未有的雄伟力量揭露了这种种不幸。这种义愤填膺的揭露带来了其他的过分行为，从而需要另一种揭露。然而，必须了解与说出这种揭露产生于1834年在里昂被镇压的起义的血泊与1871年凡尔赛的道德家们卑鄙的残暴行为[16]。“一无所有的人在今天依然毫无任何地位。”如果说这个论断在现在的确是错误的，它在十九世纪乐观主义的社会中却几乎是正确的。繁荣的经济所带来的极度的精神堕落使马克思把社会的与经济的关系放在第一位，越加鼓吹他提出的由人统治的预言。

人们于是会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纯粹用经济对历史进行的解释。如果这些原则在撒谎，惟有苦难与劳作的现实是正确的。如果人们以后指出，这种现实足以解释人的过去与未来。这些原则将会被打倒，而利用这些原则的社会也将被摧毁。这就是马克思所从事的事业。

人是随着生产与社会而形成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生产手段或多或少地迅速改进，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急速地创造了社会不平等，集中体现在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对立，首先是阶级斗争。这些斗争与对立成为历史的动力。古代奴隶制，封建农奴制，是走向古典时代手工业的漫长道路上的几个阶段。在手工业时代，生产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此时，世界道路的开通与新市场的发现要求一种非地域化的生产。生产方式与分配的新要求之间的矛盾已经宣告农业与工业小生产制度的终结。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与争夺市场的竞争，必然导致小业主的被吞并与大工厂的出现。生产资料于是集中在有能力购买它们的人们手中，真正的生产者与工人仅仅能够支配他们手臂的力气，将它出卖给“有钱币的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因而便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由这种对立而衍生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后果，使马克思可以宣布社会的对抗终将结束。

我们已经注意到，乍看起来，坚实地建立起来的阶级之间辩证的斗争原则一下子便不再正确，这是说不过去的。这原则永远是正确的，或者它从来就不正确。马克思肯定地说，革命之后再没有阶级，如同1789年之后再无三个等级一样。然而等级消失了，阶级却并未消失，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阶级不会让位于另一种社会对抗。而马克思主义预言的基本内容就是肯定再无社会对抗。

人们已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要旨。马克思在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之后，以生产商品所付出的劳动量来确定一切商品的价值。无产者向资本家出卖的劳动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其价值因生产它的劳动数量决定，也就是说，由维持生产者生存所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确定。购买这种商品的资本家于是付给出卖劳动的工人足以维生与繁衍后代的工资，但他有权要求工人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干活。工人要工作很长时间，付出的劳动比维持生存所必须付出的劳动要更多。例如，每日劳动十二个小时，如果其中一半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即相当于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另外六个小时的劳动则未得到报酬，这就是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利润。资本家的兴趣所在就是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者当无法再延长时，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前者是依靠警察的残酷行径，后者则依靠对劳动的安排，首先是劳动分工，然后是使用机器，这一切都使工人失去人性。另一方面，为市场进行的斗争，为新生产资料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导致了生产集中与资本积累。小资本家首先被大资本家吞并，因为后者可以长期保持亏本的价格。利润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投资于新机器，积累于资本中最稳定的部分。这双重的运动首先造成中产阶级的破产，使他们加入无产者大军，惟一由无产阶级所创造的财富集中于数目越来越少的人们手中。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多，生存状况日益悲惨。资本仅仅集中于一些大亨手里，其日渐增长的财富建立在盗窃之上。这些大亨受到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冲击，甚至再难以保证其奴隶们的生存，奴隶们于是便依赖私人或官方的施舍。无数受压迫的奴隶大军终于不可避免地面对一小撮卑鄙的老板，发动革命的日子终将会来到。“资产阶级的衰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以后非常著名的论断仍未让人们认识到对抗会终结。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后，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仍可能会发生，从而产生新的对抗。那时会有两个观念介入，一个是经济的，即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一致性，另一个纯粹是理论体系方面的，即无产阶级的使命。这两个观念在人们称之为马克思的积极宿命论中汇合在一起。

由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带来的经济进展，使对抗既更加残酷，又可以说对抗是不真实的，仿佛生产力发展到最高程度，无产阶级不必费多大力气即可独自掌握生产资料，它们从私人手中被夺取过来，集中在广大民众手中，以后成为公共的。当私有财产集中在一个无产者手中，仅仅由于一个人的存在而与集体财产相分离。私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只要以后把它用来为大众服务，就会出现一个新社会，资本与劳动在那里合二为一，将以同样的生产产生出丰富的物品与正义。马克思正是考虑到这样一种幸福的出路，而一直在颂扬资产阶级所不自觉地承担的革命角色。他谈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权利”，它既是进步的又是苦难的源泉。在他看来，资本的历史使命与正当性就在于为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这一生产方式自身并不是革命的，仅仅是使革命获得圆满结局。惟有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是革命的。马克思断言，人类自己所提出的谜它是可以解答的。他同时指出，问题的解决之道就萌生于资本主义本身中。他因而建议要容忍资产阶级国家，甚至要协力使之建立，而不是回到工业化程度更低的生产。无产者“能够而且应该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把它视为工人阶级革命的条件”。

马克思于是成为生产的预言家。可以认为，仅仅在这一点上，他把制度置于比现实更重要的地位。他从未停止过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辩护，反驳有些人指责他为了生产而要求发展生产（马克思大喊：“这完全正确！”），而不关心民众。马克思的答复是“这恰恰是他的价值所在”，语气同黑格尔一样专断。当民众应该为拯救全人类效力时，牺牲他们又有何妨？进步就好似“那个可恶的异教天神，他只愿意在被杀死的敌人的头颅中喝仙露”。这种进步至少在可怕的工业化后出现的和解之日，不再令人痛苦。

然而，如果无产阶级不能避免这场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拥有生产资料，他会以此为所有的人谋利益吗？在他的内部不会出现等级、阶级与对抗吗？这种保证在哪里？保证就在黑格尔的学说中。无产阶级不得不把他的财富用于所有的人的利益。他不是无产阶级，他是与特殊性即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普遍性。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这场斗争引起了主人与奴隶的历史悲剧。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方案，无产阶级首先将包容一切阶级，只将一小撮老爷排除在外，他们是革命所要摧毁的“人所共知的罪恶”的代表。此外，资本主义在让无产者最后失去一切之时，也逐渐地使他摆脱了可把他与其他民众分隔开来的一切意愿。他一无所有，没有财产，没有道德，没有祖国。他仅仅属于那惟一的人类，以后将成为其赤裸裸的无情的代表。他肯定了自己，便肯定了一切与一切人。并非因为无产者们是神，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沦于最非人的境地。“无产者惟有完全摆脱他们这种地位，才能实现对自己的完全肯定。”

从极端的屈辱中获得最高的尊严，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使命。他由于苦难与斗争，而成为人类的基督，赎回异化的集体罪孽。他首先是无数的承担全部否定的人，随后成为完成最后的肯定的使者。“无产阶级不消失，哲学则无从实现自己，而没有哲学的实现，无产阶级也不能解放自己。”还有，“无产阶级只能生存于世界历史的范围……共产主义的行动只能作为全球的历史现实而存在。”但这位基督同时是复仇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在执行私有制对自身的判决。“我们时代的各个房屋都被标上了神秘的红十字，法官是历史，判决的执行者是无产者。”这种情况的实现是不可避免的。危机会连连发生[17]，无产阶级的沦落将会加深，其人数不断增加，直到发生全球危机，那时交换的世界将会消失，历史经过一次最后的暴力后便不再有暴力。一个符合预期目的的王国将会建立起来。

人们明白，这种必然性被考茨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向政治上的寂静主义，黑格尔思想也发生过这种情况。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制造革命的能力和资产阶级阻止革命的能力都很微薄。甚至列宁，他虽然相反选择了这种学说的积极方面，也在1905年以一种专断的口气写道：“想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寻求工人阶级的拯救，这是一种反动思想。”马克思认为，经济的性质就是不能跳跃，决不能消除它的各个阶段。说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是忠于马克思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相反，这种必然性排除了一切改良，因为这样便会减缓社会发展灾难性的一面，从而推迟不可避免的结局。按照这种态度的逻辑，应该赞同加重工人苦难的一切行为。为了工人将来有一天得到一切，现在他们不能享有任何东西。

这并未阻止马克思感觉到这种寂静主义的危险。政权不容等待，否则便会无限期地推后。必须夺取政权的一天将会来临，但对马克思著作的所有读者说来，这一天是令人怀疑的。关于这一点，他依然自相矛盾。他指出，社会“必然要历史性地转入工人专政”。至于这种专政的性质，他的解释是矛盾的[18]。可以肯定的是，他以明确的言词否定了国家，说国家的存在与奴役是不可分的。但他反对巴枯宁不无道理的看法。巴枯宁认为，暂时的专政的概念与工人们所了解的人的本性是相违背的。的确，马克思认为，辩证的真理高于心理上的真理。辩证法是如何说的？辩证法说，“废除国家只有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有意义，视之为消灭阶级的必然结果。阶级的消失会自然而然地再无必要由一个阶级建立政权，以压迫另一个阶级。”根据这一提法，那时对人的治理将让位于对事物的管理。辩证法因而是明确的，它仅仅肯定了无产阶级国家在消灭资产阶级时应存在。然而不幸的是，对这种预言与必然性也可作出另外的阐释。假若这样的王国肯定会降临，等多少年又有何妨？对不相信未来的人而言，苦难决不是暂时的。然而在确信第一百零一年会实现最后的城邦的人们看来，一百年不过是瞬息间的事。从这个预言的观点来看，一切皆不重要。不管怎样，无产者正是按照发展生产的逻辑，在生产的顶峰建立起对世界上人类的治理。由专政与暴力来达到这一点，又有何妨？在这个有精良机器隆隆作响的耶路撒冷，有谁还会记得被扼杀的人们的嘶鸣？

在历史最后阶段出现的黄金时代肯定了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必须思考马克思主义非凡的雄心，对其大肆的宣传作出评价，才能明白这样的希望不得不忽略那些看起来是次要的问题。“共产主义是由人并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拥有，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真正的人而回归于自己，是完全与自觉的回归，并保留了内心运动的一切财富。这种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状态，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本质与存在、客观化与对自己的肯定、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的真正结束。它在解开历史的神秘，而且知道它能够解开它。”惟有语言在这里希望自己是科学的。从根本上说，这番话与傅立叶说的又有何区别？傅立叶也曾宣布，“沙漠将成为沃土，海水可以饮用，味道甘美，将来永远是春天……”他们用教皇通谕式的语言向我们宣布了人类永恒的春天的降临。没有神的人类除了人的王国之外，还想得到与期待什么呢？这可以解释门徒们的焦虑。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在一个没有忧虑的社会，很容易不知道死亡为何物。”然而，这是对我们社会的真正谴责。对死亡的忧虑是触及游手好闲的人而非劳动者的奢侈品，因为劳动者已经被活计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一切社会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乌托邦。未来以乌托邦代替了上帝，乌托邦于是把未来与道德视为一回事。惟一有价值的就是能为这个未来效力的东西。因而它曾经是，而且几乎永远是强制性的与专制的。马克思作为空想家，与其先驱没有区别，而他的部分教导又可为其继承者进行辩解。

当然，人们有理由坚持对道德的要求，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梦想的实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之前，应该说这种要求正是马克思真正的伟大之处。他把劳动、劳动不公正地丧失地位及劳动的尊严放在思索的中心。他反对使劳动仅仅成为商品，使劳动者成为物品。他向特权者提出，他们的特权并非是神圣的，他们的财产也绝非永恒的权利。他谴责那些没有权利心安理得保有财产的人们，以无与伦比的深刻性揭露了那个阶级，其罪恶不在于握有权力，而在于把权力用来为一个庸俗而毫无真正性可言的社会效劳。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对我们时代感到绝望的思想（在这里，绝望比一切希望更有价值），这种思想认为，当劳动沦为商品时，就谈不到生活，尽管劳动占去了生命的全部时代。不论这个社会如何吹嘘，当人们以后了解到它是倚靠千百万心如死灰的人们的劳动才得以享乐时，有谁会在社会中宁静地睡眠呢？马克思为劳动者争取真正的财富，它不是金钱而是充裕的时间与创造，他要求提高人的质量。人们可以坚定地说，他决不想贬低人的价值，而有人却以他的名义这样做。他说：“需要借助不正当手段的目的绝非正当的目的。”这句明确而尖锐的话否定了其得意扬扬的门徒们所自诩的高尚和人道精神。

然而尼采的悲剧又在这里重现。其雄心与预言是豪迈的，适合于全世界，而其学说却是有局限性的。把一切价值归结为惟一的历史，这招致最极端的后果。马克思认为历史的目的是道德的与合理的。这正是他的空想。而正如他所知道的，空想最终会服务于他所否定的犬儒主义。马克思摧毁了一切超验性，完成了从事实向责任的过渡。但这种责任的原则仅存在于事实之中。对正义的要求若非首先建立在道德肯定正义的基础上，便非导致非正义。缺少了这一点，罪恶有朝一日会变成责任。当善与恶在事件中混淆时，一切再无所谓坏，而只不过是过早或过迟的问题。除了机会主义者，谁能决定合适的时机？他的门徒们说，以后你们会作出判断的。然而，受苦者到那时已不存在于人世，无法判断了。对受害者而言，惟有现在是有价值的，反抗是惟一的动机。有人肯定会运用救世主降临说对付受害者。也许马克思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但这正是他必须考虑的责任。他以革命的名义为以后反对一切形式的反抗而进行的血腥斗争进行辩护。

预言的失败

黑格尔在1807年结束了历史，圣西门主义者认为1830年与1848年的革命动乱是最后的，孔德于1857年去世，他那时曾准备登上讲坛向终于从谬误中回头的人类宣讲实证主义。后来又轮到了马克思，他以同样盲目的浪漫主义预言无阶级的社会与历史的神秘革命。不过他更加精明，没有提出明确的日期。不幸的是，他的预言也描述了历史进程，宣布了历史事件的趋势。而历史事件与事实却忘记加入他的概括之中，这已经说明必须用暴力把它们带入其中。尤其是这些预言，从它们表述了千百万民众热烈的希望的时刻起，便不能是遥遥无期而不造成不良后果的。由于失望而把耐心的希望变为愤怒的时刻来到了，这时，人们所执著肯定的同样目的越发被强烈地追求，它于是不得不寻求其他手段。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革命运动如同最初的基督教教徒一样，期待着世界末日与革命的基督重新降临人间。人们知道，在最早的基督教徒的社会中，这种情感持久不衰。在四世纪末，古罗马帝国统治的非洲有位主教计算出世界还会存在一百年，到那时上天的王国会降临，必须毫不迟疑地使自己配得上它。这种情感在公元一世纪是普遍的，这就说明了最初的基督教徒何以对纯粹的神学理论漠不关心。如果救世主不久将重降人世，那么应该把一切献给火热的信仰，而不是著作与教条。在克莱芒与泰杜连[19]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中，基督教文献对神学问题漠不关心，对典籍不去钻研。待福音书中讲述的基督降临说已远离现实，他们便必须靠信仰而生活，也就是著书立说。这时便产生了虔诚的信仰与传授教理，圣保罗于是构建宗教信条。教会使这种信仰成为具体的有形之物。其实，它不过纯粹是对将要到来的王国的一种向往。必须在这个世纪安排好一切，甚至殉道者。其世俗的代表是僧侣组织，连布道也要借助宗教裁判所法官的道袍。

从革命的基督再临说的失败产生了类似的运动。我们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语令人对那时的革命思想的热切希望有个正确的看法。这种信仰尽管遇到部分挫折，仍不断增长，直到1917年面临其几乎实现的梦想。李卜克内西[20]大喊：“我们为天国的大门而斗争。”革命世界在1917年认为自己真正到达了天国的门前。罗莎·卢森堡的预言正在实现。“革命在明天会汹涌澎湃地蓬勃高涨，号角齐鸣，令你们惊恐。它宣布：我过去存在，我现在发生了，我将会成功！”斯巴达克思运动认为已接近最后的革命，因为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场革命应从俄国革命开始，由西方革命完成。1917年的革命之后，一个苏维埃的德意志将会打开天国的大门。然而斯巴达克思联盟被粉碎，法国1920年的总罢工遭到失败，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被扼杀。李卜克内西于是承认革命尚未成熟。“革命的年代并没有结束。”我们于是明白了失败如何过度激起了受到压制的信仰，直至激发宗教式的忧虑：“经济崩溃的轰隆声已隐约可闻，沉睡的无产者大军将会醒来，犹如听到最后审判的号角一样，被屠杀的斗士们的尸体将站立起来，向那些带来厄运的人算账。”就在此时，他本人与罗莎·卢森堡被杀害，德国又要陷入受奴役的状态。俄国革命一直是孤立的，依靠它自己的制度而生存，离天国之门仍很遥远，尚待组织最后的成功。基督再降临说已远离现实。信念未受到损害，但马克思未曾预见到的一大堆问题与发现困扰着它。新的教会重又面对着伽利略：为了保持其信念，它只好否认太阳，使自由的人受到侮辱。

在这种时刻，伽利略会说什么呢？为历史本身所证明的这预言具有的错误是什么呢？人们知道，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驳斥了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如果说，在资本的无限集中与无产者的无限扩大这两个平行的运动陷入困境时应该发生革命，革命却没有发生或不会发生。资本与无产者皆不忠于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工业化的英国所观察到的趋势在某些情况下被否定了，在其他情况下变得复杂起来。理应加速的经济危机相反在拉长时间距离。资本主义晓得了计划化的秘密，自身也在促进这头刺蜥的生长。另一方面，由于股份公司的建立，资本非但没有集中，反而产生了一批小资金拥有者，他们最为担心的肯定是鼓励罢工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小企业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被竞争所挤垮。但生产的复杂性使不少小工厂在大企业周围迅速发展起来。1938年，福特宣布有五千二百个小工厂在为他干活。这种趋势在以后有所加强。也可以说，由于财力雄厚，福特掌握着这些企业。但重要的是，这些小工厂形成了一个中间社会阶层，使马克思构想的社会结构复杂化。最后，对农业经济而言，资产集中的规律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研究农业经济时态度轻率。这一缺陷在这里具有重要性。我们世纪的社会主义历史从某个方面来说，可以看做是无产阶级运动对农民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继续了十九世纪专制社会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而后者的根源显然是农民与手工业者。马克思因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必要思考农民问题，但出于体系的要求把一切都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使富农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成为历史规律方面的五百多万个例外，立即遭遇到死亡和流放。

同样的简单化使马克思在追求民族性的世纪忽略了民族现象。他认为，由于贸易与交换，由于无产阶级化，民族间的樊篱已经坍塌，而正是这些樊篱使无产阶级丧失理想。若要说明历史，民族间的斗争至少同阶级斗争是同等重要的。但民族不能用经济予以全部说明，马克思的体系无视这一点。

从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看，也与他的理论不相一致。马克思的忧虑首先得到证实：改良主义与工会的行动获得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劳动条件的改善。这些实惠尚远不足以构成社会问题的公正规则。然而，马克思时代英国纺织工人的悲惨状况，非但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更加普遍，反而消失了。马克思在今天不会对此抱怨的。他预言中的另一个错误使此事得到平衡。人们的确可以看到，最有效的革命行动与工会活动始终是由工人中的优秀分子进行的，饥饿并未使他们绝种。苦难与堕落依然如马克思以前的年代一样，他不希望这种状况成为奴役的因素，而非革命的因素。1933年，德国三分之一的劳动人民陷入失业，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让他们活下去，从而具备了马克思所要求的进行革命的条件。未来的革命者们盼望着国家发面包，这并非好现象。这种被迫养成的习惯带来了其他习惯，这些习惯可不是被迫的，希特勒把它们归纳到他的主张中。

最后，无产阶级的人数并没有无限增长。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工业生产条件的改进，却使中产阶级大量增加[21]，甚至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技术人员阶层。列宁所珍视的建立一个工程师同时又是操作工的社会的理想与事实相抵触。最主要的事实是技术如同科学一样已大大复杂化，一个人不可能全部掌握其原理与应用。例如，一个当今的物理学家不可能对他时代的生物科学有全面了解。即使在物理学领域内部，他也不能自诩掌握了这个学科的各个分支。对技术说来亦复如此。资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者把生产率看做是个好东西，从它飞速发展的时刻起，马克思所认为可以避免的劳动分工成为不可阻止的。每个工人仅仅从事一种个别的劳动，无从了解其产品的生产全貌，而对工人的劳动进行调配的人员由于其职能本身而构成一个阶层，其社会重要性是决定性的。

这是一个伯恩汉姆所宣布的技术官僚时代。应该正确地指出，西蒙娜·韦尔在十七年前已描述过这个时代，但未得出伯恩汉姆作出的不可接受的结论。人类已知道有两种传统的压迫方式，即武器的与金钱的压迫，韦尔又为之增添了第三种压迫，即职能的压迫。她写道：“可以消除购买劳动者与出卖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却无法消除支配机器的人们与受机器支配的人们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的意愿遇到了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到，在资本高度集中时“经理”的重要性。然而他未曾想到，这种集中在废除私有制后仍将存在。他说，劳动分工与私有制是同一类表现。历史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理想制度被定义为公平加电气化，然而，最后却只有电气化而没有公平。

有关无产阶级使命的主张时至今日最终仍未能在历史中体现出来。这就概括了马克思预言的失败。第二国际的分裂表明，无产阶级除了其经济状况外还由其他东西所决定，他是有祖国的，这与那条著名的论断是相反的。无产者的多数人同意或接受了战争[22]，不论是否情愿，与当时情绪激愤的民族主义分子站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取得胜利之前会掌握司法与政治方面的能力。他的错误仅仅是认为，极度的贫困，尤其是工业带来的苦难，会使工人走向政治上的成熟。可以肯定，在巴黎公社期间与以后，对极端自由主义革命的扼杀限制了工人群众的革命能力。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者从1872年起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工人运动，由于其自身的力量，同时也由于可以与之抗衡的惟一的社会主义传统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在1871年的起义者中间实际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这种自动清洗由警察国家一直持续进行到当代。革命越来越一方面交到官僚主义者与空论家手中，另一方面交给了失去方向的衰弱的群众。当革命的精英被处死而让塔列朗[23]活下来时，有谁会反对拿破仑·波拿巴呢？除这些历史原因外，还有经济方面的需要。应该阅读一下西蒙娜·韦尔关于工人状况的文章，即可了解劳动的合理化会造成何种程度的精神衰竭与无言的绝望。韦尔说得对，工人的条件已加倍地不人道，首先是一贫如洗，其次是失去尊严。一种人们感兴趣的劳动，一种创造性劳动，即使报酬很低，也不会令生活沉沦。工业社会主义未给工人的条件做任何根本的事情，因为它未触动生产与组织劳动的原则，相反却对之颂扬。它可以向劳动者宣传其历史的合理性，犹如向受苦难折磨而死的人许以天堂的欢乐，二者具有同等的功效。它从未给劳动者以创造的乐趣。在此水平，成为问题的已不是社会的政治形式，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均要依赖的技术文明的信条。任何思想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便几乎不会触及工人的苦难。

仅仅由于马克思所赞美的经济力量的作用，无产阶级便抛弃了马克思交付给他们的历史使命。人们会原谅马克思的错误，因为面对领导阶级的堕落，一个为文明忧虑的人本能地会寻找代替他们的优秀分子。然而这种要求仅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创造性的。革命的资产阶级1789年夺取了权力，因为他已经有了这种要求。正如米尔·莫纳罗所说，在那个时代法律落后于事实。事实是资产阶级已经支配着指挥的岗位与新的权力，即金钱。无产阶级并非如此，他所拥有的只是贫困与希望，正是资产阶级使他们陷入这种贫困。资产阶级由于疯狂追求生产率与物质力量而变得卑鄙。这种狂热生产的组织不能创造优秀分子，对这种组织的批判与反抗意识的发展，相反可以锻炼出替代的优秀分子。惟有革命的工会运动及勃鲁蒂耶与莱索尔投入这条道路，想通过文化与职业教育培养出被没有荣誉的世界曾经召唤并依然在召唤的新干部。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新主人已经登场，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立即利用劳苦大众的不幸，而非尽可能地并刻不容缓地减轻千百万民众的可怕的痛苦。专制社会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得太慢，为加速其进程，应该把无产阶级的使命交给一小撮空论家。正由于这样，他们成为第一批否定这个使命的人。然而，这种使命仍然存在着，但内涵已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那样，而是如同一切人类群体的使命一样，他们会为其辛劳与痛苦而感到骄傲与充实。为了让这个使命得以表现，必须冒风险，信任工人的自由与自发性。相反，专制社会主义为了一种渺茫的理想的自由而取消了这种生机勃勃的自由，这样一来，不管它是否愿意，便加强了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开始的奴役事业。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协同作用，在一百五十年间，除巴黎公社这个反抗者的革命的最后庇护所之外，无产阶级没有其他历史使命，惟有被出卖而已。无产者曾经战斗，终于牺牲，结果是把权力交给军人或知识分子，即未来的军人，轮到他们来奴役无产者。然而，这场斗争是无产者的尊严所在，得到了愿意分担他们的不幸与希望的所有人们的承认。这尊严是从新旧主人那里获得的。在无产者敢于利用这尊严时，它否定了这些主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尊严预示着他们的黎明。

马克思在经济方面的预言因而至少为现实所怀疑。他对经济的见解的正确部分，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构越来越由生产节奏确定。不过，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持这种观点。资产阶级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抱的幻想为专制社会主义者所分享。这些幻想产生了机器驾驭者的文明。由于竞争与控制，他们会分裂为敌对的集团，但在经济领域仍受相同的规律所支配：资本的积累，不断增长的合理化生产。涉及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分歧是相当大的，不过由于经济的演变而可能缩小。惟有道德分歧，与历史的犬儒主义相对立的品德分歧是牢固的。但生产压倒一切的要求控制着这两个领域，在经济方面使之成为一个世界[24]。

无论如何，如果经济压倒一切的要求是不能否定的，其后果则并非如马克思所想像的那样。就经济而言，资本主义从积累的现象来看，它是压迫者，按其现实情况来说，它在进行压迫，为了自身的增长而积累，于是加重剥削，随之而来的又是积累。为结束这种邪恶的循环，马克思想到的就是革命。那时，少量的积累是必需的，以保证社会生活。然而，革命现在也工业化了，它发现，积累取决于技术本身，而非资本主义，机器最后在召唤机器。斗争中的一切集团都需要积累，而不是分散其收入。它为了自身壮大与扩大权力而积累。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把公正推到以后，以便有利于自己的势力，但这种势力与其他势力相对立，于是装备自己，武装自己，因为其他势力也在装备与武装自己。它无休止地积累，只有到了独自主宰世界的那一天才停止。为此它必须借助于战争。直到此时为止，无产阶级仅仅收到勉强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革命不得不牺牲人的利益，而以工业与资本主义为中介，这是它自己的体系所要求的。人的辛劳代替了年金。奴役于是普遍化，天国的大门始终关闭着。这就是以崇拜生产为主的世界的经济规律，而现实与规律相比更是血淋淋的。革命的敌人资产阶级和其拥护者虚无主义分子使它陷入死胡同，它处于受奴役的状态，除非改变原则与道路，其出路只能是低声下气的反抗，被粉碎在血泊中，或者是可憎的自杀的希望。权力意志与争取统治和政权的虚无主义之间的斗争远远不仅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空想。这一空想而今成为历史事实，注定与其他事实一样被人利用。它想要主宰历史，最后却陨灭在历史中。它要控制一切手段，最后落得被用来为最庸俗最血腥的目的服务。生产不间断的发展并未为了革命利益而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它为了一个权力偶像的利益而同时在破坏着资产阶级社会与革命社会。

自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怎么会这样与事实相抵牾呢？答案很简单，它并不是科学的。其失败即在于含糊不清的方法，想使自己同时成为决定论者与预言家、辩证法与教条主义。倘若思想是事物的反映，它便不能走在事物进程的前面，除非通过假说，因为未来还仅仅是可能。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不过是批判现在的社会，只能对未来的社会作出假设，这样才算得上科学思想。难道不正是由于这样，他的主要著作才称为《资本论》而非革命论吗？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一味预言未来与共产主义，从而违背了他们的原则与科学方法。

这种预言惟有不再具有绝对性才能成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它最多是唯科学主义的。科学的理性是研究、思索，甚至反抗的有力工具，而否定一切原则的德国意识形态发明了历史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消除了这二者的分离。历史的理性从其功用来说，并不是一种评价世界的理性。它在自称评价世界的同时，引导着它。这种理性陷入事件之中，却指引着世界。它同时既是循循善诱的，又是强制性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描述掩盖了最简单的现实。如果把人完全归之为历史，他便没有其他选择，而只好陷入荒谬的历史的狂暴喧嚣之中，或者赋予这种历史以人的理性的形式。当代虚无主义的历史就是长久地进行努力，以人仅有的力量赋予没有秩序的历史以秩序。这种虚假的理性最终成为诡计与计谋，期盼在意识形态的帝国居于最高位置。科学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没有什么比理性更不具有征服性。人们不能怀着科学的顾忌创造历史。人们甚至责备自己未有在自命以科学家的客观性走向历史的时刻创造历史。理性并不进行宣传，它若进行宣传，则不复为理性。因而历史的理性是不合理的浪漫的理性，有时令人想到着魔的人的系统说教，其他时候令人想到神秘主义的断言。

马克思主义惟一真正的科学方面在于预先拒绝了神话，把最直接的利益置于重要地位。然而就此而言，马克思也不比拉罗什富科[25]更科学，而且他一进行预言便抛弃了科学态度。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并保持在科学时代是有用的这种虚构，必须先通过恐怖手段使科学马克思主义化，人们对此是不会感到惊诧的。从马克思以来，科学的进展大致就在于以或然论代替了决定论与他那个时代粗俗的机械论。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达尔文的理论构成了他们理论的基础。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其正确性，则必须否定达尔文以后生物学的新发现。从伏里埃证实生物的变异以来，这些发现在生物学中引入偶然性的概念而否定决定论，于是便由李森科否定染色体学说，重新论证最基本的决定论。这是可笑的。为此，二十世纪还应该否定物理学中的不定性原则、狭义相对论、量子论[26]以及当代科学中的总趋势。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反对海森伯格、玻尔、爱因斯坦与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时持神学态度，它才能在今天称得上是科学的。总之，将科学的理性用来为预言服务，这一原则毫无神秘之处。它已经称自己为权力原则。当教会想使真正的理性屈从于对死亡的信仰，使精神的自由屈从于世俗的权力时，正是这个原则指引着教会。

最后，马克思的预言以后会与他的两个原则经济与科学相对立，所以它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热情地宣布极其很久以后的时期的事件。马克思主义者惟一可求助的就是说实现的期限会更长久一些，必须期待着仍然遥远而不可知的某一天的到来，那时的结果将证实预言的一切。换句话说，我们身处炼狱之中，但有人答应我们说，将来再不会有地狱。现在提出的问题属于另一种范畴。倘若在经济演进过程中，一两代人的斗争足以导致无阶级社会，对那些斗士来说牺牲是可以理解的：未来对他们说来有副具体的面孔，比如说是为了儿孙辈。然而，如果几代人的牺牲仍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而我们现在便应该面临无限期的造成上千倍破坏的全球性斗争，这样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接受死亡或制造死亡。不过这种新信仰如同往昔的信仰一样，也并非建立在纯粹的理性之上。

到底该如何想像这种历史结局呢？马克思没有重新采用黑格尔的词句。他相当模糊地说，共产主义不过是人类未来所需要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是整个未来。这样说来，共产主义或者不能结束矛盾与痛苦的历史，那样人们便看不到付出如此多的艰辛与牺牲的正当理由何在，或者它结束了这种历史，那么只能把历史的继续想像为走向这种完美社会的进程。于是在希望自己是科学的叙述中便引入了神秘的概念。马克思与恩格斯所钟爱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失意味着一切痛苦的终结。历史的艰辛与不幸伴随着经济，它们将与经济一道消失，我们于是进入了伊甸园。

人们若声称所涉及的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向另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也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历史来想像这另一个历史的情形。对人而言，这两个历史仅仅是一个。而且这另一个历史提出了同样的二难推理。它或者没有解决矛盾，我们则仍在无任何价值地受苦、死亡与杀人；它或者解决了矛盾，从而实际上结束了我们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阶段只能由最后的国家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这种终极目的的国家有什么意义吗？它一旦接受了宗教的公理，则仅仅在神的世界有意义。世界是创造出来的，将来会终结；亚当离开了伊甸园，人类还应该重返那里。如果人们接受辩证法的命题，在历史的世界中则无终结。正确运用的辩证法不能也不应该止步不前。历史局势对立的词语可以彼此否定，然后在新的综合中相互战胜对方。然而没有理由使这新的综合优于最初的综合。或者不如说，只有当人们为辩证法强加一个词语，从而为其引入一个来自外部的价值判断，这样做才有理由。如果无阶级社会使历史终结，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则优于封建社会，因为它使这个无阶级社会更早地到来。然而，人们若接受辩证法的命题，则必须完全接受它。犹如等级社会为无等级却有阶级的社会所接替，应该说，阶级社会将为无阶级社会所接替，但这个社会为新的对抗所推动。人们拒绝有开端的运动，它便也没有终结。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评论家说：“如果社会在永恒地变化，其手段则是其目的。”确切地说，社会主义没有目的，有的仅仅是手段。倘若这些手段不是由与变化不相干的价值所保证，那么无任何东西会保证它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正确地指出，辩证法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的。按照我们的观点，它仅仅是虚无主义的，是旨在否定不是它自身的一切事物的纯粹的运动。

因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去想像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的终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要求人类做出牺牲的惟一理由。但它仅仅以预期理由作为合理的依据。这预期理由在历史这个人们希望是惟一而充足的王国中，引入了与历史不相干的价值。由于此价值同时又与道德无关，因而恰当地说，它并不是人们可以据以调整其行为的价值。它是一种没有依据的教条，人们在以孤独与虚无主义窒息人思想的绝望的运动中把它当做自己的。它或者是从此教条中捞取利益的人强加给人类的。历史的终结并非一个完善的价值和范例，它不过是一个任意的恐怖的原则。

马克思承认在他之前的一切革命皆已失败，但声称他所宣布的革命最终会成功。迄今为止的工人运动所赖以存在的论据不断为事实所否定，现在到了心平气和地揭穿这种谎言的时候了。随着救世主降临说的远去，终极王国的断言已削弱，仅仅成了一种信仰。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惟一价值与马克思的论述相反，今后成了强加给意识形态世界的教条。终极目的的王国如同永恒的道德与神的王国一样，被用来蒙骗社会。艾利·阿莱雅声称自己难以说社会主义到底是走向推广到全世界的瑞士共和国抑或欧洲的专制政治。我们以后会了解得更加清楚。尼采的预言至少在这点上证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后与其意愿相反，将根据不可避免的逻辑表明自己在精神方面是专制的，我们后面将加以论述。马克思主义是正义反对圣宠的斗争的最后一位代表，担负起了正义反对真理的斗争，但并非它想这样做。没有圣宠如何生活，这是笼罩十九世纪的问题。一切不愿意接受绝对虚无主义的人们的回答是“依靠正义”。他们向已经对神的王国失去希望的民众许诺人的王国。对人的城邦的宣传甚嚣尘上，直到十九世纪末，这种宣传完全成了幻想，使对科学的信念服务于幻想。然而这个王国离现实愈来愈远，惊人的战争蹂躏了最古老的土地，反抗者的鲜血染满了城市的墙壁，但完全的正义并未完结。1905年的恐怖主义者已经死去，在二十世纪撕裂着当代世界的问题日渐明确，这就是，没有圣宠与正义该如何生活？

惟有虚无主义而不是反抗回答了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惟有它在讲话，重新摭拾起浪漫的反抗者的方式：“疯狂”。历史的疯狂称作权力。权力意志接替了正义意志，首先装出与后者是一回事的模样，然后把它抛到一边，直到大地上再没有什么需要统治。意识形态的结论战胜了经济的结论：俄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其原则。我们在这漫长道路的尽头又找到了形而上的反抗，它这次是在武器与口号的喧嚣声中前进，忘记了它真正的原则，把它的孤独埋藏在武装起来的人群内部，用固执的经院哲学掩盖其否定。这种形而上的反抗依然指向未来，它以后成为其惟一的神，但此前尚有许多国家需要打倒，许多大陆需要征服，它为惟一的原则而行动，以人的统治作为借口，已经开始在欧洲的东部建造了有堡垒保护的营地，面对着其他有堡垒保护的营地。

目的之王国

马克思没有想像到会发生如此可怕的神化。列宁也没有，不过他向着军事帝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是个平庸的哲学家，但却是个卓越的战略家，首先为自己提出了夺取政权的问题。我们应该指出，谈论列宁的激进民主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他思想中只有关于煽动者与革命者的部分与雅各宾派相同。雅各宾派相信原则与美德，宁肯死去也不会否定它们。列宁只相信革命与功效。“必须准备好牺牲一切，必要的话使用一切计谋、诡计与不合法的手段。必须隐瞒真相，惟一的目的就是打入工会……不惜一切地在其中完成共产主义的任务。”黑格尔与马克思所开创的反对形式道德的斗争再现于列宁身上，这就是批判无功效的革命态度。这场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帝国”。

如果人们阅读他鼓动家生涯开始与结束时的两部著作[27]，便会吃惊地发现，他在不懈地无情地反对革命行动中的感情因素。他要清除革命的道德，因为他正确地认为，尊重十个指挥部是不能建立革命权力的。他经过最初的经历后，在他要扮演如此伟大角色的历史舞台上，人们看到他如此从容自如地掌握世界，如同上个世纪意识形态与经济塑造世界那样，似乎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个人。他把焦虑不安、离情别绪与道德观念完全置之度外，倾身心于运筹帷幄，寻求最好的领导制度，决定某个品德适合于历史的领导者，某个品德则否。他开始时慢慢探索，对于俄国是否首先要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这个问题迟疑未决。不过这就等于怀疑革命会在俄罗斯发生。他是俄罗斯人，任务是发动俄罗斯革命。他把经济宿命论置于脑后而开始行动，从1902年起便直截了当地声明，工人们光靠自己是不能建立独立的意识形态的，从而否定了群众的自发性。社会主义学说所需要的科学基础只能由知识分子赋予它。他说必须消灭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切差别，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虽不是无产者，但比无产者更好地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他于是对拉萨尔[28]进行的反对群众自发性的激烈斗争加以赞许。他说：“理论应将自发性置于其控制之下[29]”显然这就是说，革命需要领袖与身为理论家的领袖。

他同时跟改良主义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认为前者是瓦解革命力量的罪人，后者虽然精神可嘉，却不会起什么作用[30]。革命首先是军事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或感情方面的。革命行动在爆发之日以前，始终与战略密不可分。专制政体是敌人，其主要力量是警察这个政治士兵的职业集团。结论很简单：“对政治警察的斗争要求特别的品质，要求职业革命家。”革命需要在群众的旁边有一支职业化的大军，而群众有一日会加入这支大军。在群众被组织起来以前，先应该组织起这个鼓动家的队伍，列宁用的是密探网这个字眼，它预示着革命将受秘密社会与务实的革命僧侣的控制。他说：“我们是革命的土耳其青年党人，此外还带有耶稣会的某些特点。”从这一刻起，无产阶级再没有任务，他不过是革命的苦行者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31]。

夺取权力之举带来了国家问题。《国家与革命》（1917）便探讨了这个问题，然而措辞极为奇怪与矛盾。列宁在书中运用了他喜爱的以权威自居的手法。他借助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开始挺身而出反对一切改良主义，因为改良主义意欲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构。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在警察与军队之上，因为它首先是压迫工具。它同时反映了阶级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与这种对立必然造成的征服。这种事实上的权力只应该受到蔑视。“甚至一个文明国家的军事权力的首脑也会忌妒一个部落首领，因为族长制社会使他受到的尊敬是真诚的，而非用棍棒强加的。”恩格斯坚决认为，国家的概念与自由社会的概念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的消灭如同其出现一样，是不可阻止的。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必然要消失。社会将在生产者自由与平等地相结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生产。这个社会将把国家放进适合它的地方：古董博物馆，摆在纺车与青铜斧头一旁。”

这无疑可以解释何以漫不经心的读者会把《国家与革命》看做是列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且会同情如此严厉地对待军队、警察、棍棒与官僚的革命学说的这个罕见的继承者。若要弄懂列宁的观点，必须从战略的角度来理解它。他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捍卫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消亡的论断，是因为他一方面要扼制普列汉诺夫或考茨基的纯粹的“经济主义”，另一方面想证明克伦斯基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必须摧垮。而且，一个月之后就果然把它摧垮了。

对那些主张革命本身也需要管理与镇压的机器的人们也必须给予回答。对此，他广泛地引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专断地证明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组织起来的，而根据定义是个不停地在日趋消亡的国家。“一旦再没有被压迫的社会阶级，国家便不再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国家真正表明自己是全社会的代表，其第一个行动就是掌握社会的生产资料，这同时又是国家最后的行动。对事物的管理代替了对人的治理……国家没有被废除，而是在逐渐消亡。”首先，资产阶级国家被无产阶级废除，以后，但仅仅是以后，无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第一，为了压制或消除资产阶级留下的一切；第二，为了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待这项任务完成之后，它便开始消亡。

列宁从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原则开始，即在消灭剥削阶级与完成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国家即消亡。然而，他在同一个论述中又提出，在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应保持一部分革命者在难以预料的时期内的专政，认为这是合理的。始终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为依据的这部著作，与产生巴黎公社的反专制的联邦主义的思潮是绝对相违背的，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乐观的描述相抵牾。原因很简单：列宁没有忘记巴黎公社已经失败。至于作出如此令人惊诧的论证所用的手法就更简单了：每当革命遇到新困难，便对马克思所描述的国家增添另外的说明。在十页之后，列宁的确断言，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了领导广大群众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治理社会主义经济”，政权是必需的。这个提法的转折是无可争议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所主张的临时性的国家发现自己承担了一项新任务，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危险。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制度与其官方哲学相矛盾。或者，这种制度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保持了可怕的镇压机器，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或者，它并未实现这种社会，这样便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错误的，尤其表明，生产资料社会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面对其官方的学说，这种制度不得不作出下面的选择：或者说这种学说是错误的，或者是它背离了这种学说。事实上，列宁使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明者与聂察也夫、特卡切夫一道在俄罗斯战胜了马克思的学说。从这一时刻起，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党内斗争，可归结为工人民主与军事的及官僚主义的专政之间、正义与效率之间的斗争。

看到列宁赞扬巴黎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如官员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其报酬同工人一样；由工人代替工业官僚直接管理生产等，人们有时会怀疑列宁是否找不到一种折中办法。一个联邦主义者的列宁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甚至赞扬公社的制度及其代表制，但人们很快便明白，之所以鼓吹这种联邦主义仅仅在于它意味着议会制的废除。列宁背离了一切历史真相，把议会制说成是集中制，立即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指责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不妥协。这时，他引证恩格斯的话语，提出一个新的论断，以肯定在生产社会化、资产阶级消灭，甚至掌握群众的领导权之后，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保持权力机构应有期限，他提出这期限要由生产条件本身确定。例如，国家的完全消亡将要跟为所有的人免费提供住宅的时间相一致。这是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高级阶段。在此之前国家将会存在。

何时会发展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呢？“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们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料。”为了说得更加明确，列宁断言“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曾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的日期”。说得始终很专断。可以说自由在这里已最终死亡。人们首先从群众统治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转向由职业人员进行与领导的一场革命的思想。对国家无情的批判随后与必要而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相调和，这种专政是由领袖们来实现的。最后，列宁又宣布不能预见国家存在的期限，而且没有人敢于许诺有一个期限。在此之后，苏维埃的自治被取消，喀朗施塔得海军的叛乱[32]被党所粉碎，这一切便是合乎逻辑的了。

当然，列宁这位热情的正义追求者的许多论述仍可用来反对斯大林制度，主要是国家消亡的概念。即使承认无产阶级国家不会很快消失，那么根据列宁的学说，这种国家由于自命是无产阶级的，应该有消失的趋势，并且越来越不应该是强迫性的。可以肯定，列宁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被超越。无产阶级国家建立三十多年来，没有显示出任何逐渐减弱的迹象，相反在日益繁荣强盛。不过在两年后，在外部事件与内部现实的压力下，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一次报告会上确切地提出，无产阶级的超国家将无限期地保持下去。“我们运用这个机器或狼牙棒（即国家）将会粉碎一切剥削。当地球上再没有剥削的可能，再无人拥有土地和工厂，再无有人忍饥挨饿而有人饫甘餍足的现象，只有当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存在的时候，我们才会舍弃这个机器。到那时，既无国家，也无剥削。”只要在地球上而非在一个具体的社会还有被压迫者或无产者，国家将会存在下去，无论多久。国家将不得不同样长久地壮大，以逐个地战胜非正义、非正义的政府、顽固的资产阶级国家与看不到自身利益的民族。当地球上消灭了一切敌人，最后的不公正现象淹没在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人的血泊中时，国家在那时达到一切权力的极限，成为全世界如怪物一般的偶像，将在无声息的正义之邦中安稳地消失。

在可以预见到的敌对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列宁掌权时期便诞生了正义的帝国主义。然而帝国主义，即使是正义的帝国主义，其结局只能是失败，或者成为世界帝国。直到那时，除了非正义外，它别无其他手段。从那时起，学说最终与预言成为一回事。为了一种遥远缥缈的正义，它使非正义在历史的全部时间内成为合理的，成为列宁最为憎恶的骗局。它以对奇迹的许诺来让人们接受非正义、罪恶与谎言。依然有更多的生产，更多的权力，不间断的劳动，无休止的痛苦，持久的战争，一个新世界有朝一日将会降临，那时，整个帝国中普遍化的奴役将奇迹般地变为其反面：在全球共和国内自由自在地游乐。伪革命的骗局现在有了它的公式：为了征服一个帝国，必须扼杀一切自由，而那个帝国有一天会成为自由的国土。走向和谐一致性的道路于是要通过全体性。

全体性与审讯

全体性不是别的，不过是信徒与反抗者共同怀有的和谐一致性这个古老的梦想，不过这梦想广泛地散播在没有上帝的大地上。放弃一切价值也就是放弃一切反抗，以便接受帝国和奴役。对一切形式价值的批判并不能消除自由思想。一旦认识到仅仅使用反抗力量不可能使浪漫主义者所梦想的自由的个人诞生，自由自身也并入历史运动。它成为斗争中的自由，为了存在，应该自己去争取。它由于等同于历史动力论，惟有当历史中止，才能在全球之邦中享受它自己。直到那时，它的每个胜利都引起争议，使其落空。德意志民族从协约国压迫者手中获得了解放，但以每个德国人的自由为代价。专制制度下的个人不是自由的，虽然人的集体已获得解放。最后，当这个帝国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奴隶们得到了自由，他们至少从与上帝的关系来说是自由的，而且一般说来摆脱了一切超验性。辩证法的奇迹，即从量变转为质变，在此处显现无遗。人们把对全体民众的奴役称为自由。正如在黑格尔与马克思所援引的一切例证中一样，并没有客观的转变，有的只是主观上所谓的变化。其实不存在什么奇迹。如果虚无主义的惟一希望就是千百万奴隶有一天可以组成一个获得永远解放的人类，那么历史便仅是一个失望的梦。历史的思想应该把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要求人绝对服从于变化。人们于是跑向永恒的党，如同往昔投身于教会一样。因而，敢于自诩是最反抗的时代提供的选择只是遵循惯例。二十世纪真正的激情就是奴役。

然而，全体人类的自由并不比个人的自由更易于获得。为了保证世界上人的帝国，必须从世界与人类中铲除不受此帝国统治的一切，不受数量支配的一切：这是一项无穷无尽的任务，应该向空间、时间与人扩展，它们是历史的三个维度。这个帝国同时是战争、蒙昧主义与专制，却绝望地声言它们是友爱、真理与自由。

它的论点所采用的逻辑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在当今的俄罗斯，甚至在共产主义之中，无疑存在着否定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真理，这种意识形态有其逻辑，如果人们希望革命精神避免最后衰落，则必须把它分离出来，公之于众。

西方军队对苏维埃革命的干涉向俄国革命党人指出，战争与民族主义是与阶级斗争具有同样性质的现实。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上的团结一致，没有国际秩序的建立，任何一国的革命都不能存在下去。从这天起，必须承认，要建立世界之邦须有两个条件。或者所有的大国几乎同时爆发革命，或者通过战争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持续不断的革命，或者是持续不断的战争。人们知道，第一种观点几近获胜。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运动标志着革命成功的希望的顶点。然而，这些革命被粉碎，资本主义随之得到加强，使战争成为革命的现实。启蒙哲学导致欧洲战火纷飞。根据历史的与马克思学说的逻辑，世界之邦本应通过屈辱的人们的自发起义来实现，却渐渐变成了由权力所加强的帝国。恩格斯在答复巴枯宁的《向斯拉夫人的呼吁》时，冷静地接受了这种前景，并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他写道：“未来的世界大战不仅使阶级与反动王朝，而且使所有的反动国家从地球上消失。这就是进步。”在恩格斯的思想中，这种进步会消灭沙皇俄国。今天，俄罗斯民族颠倒了进步的方向。战争，不论是冷战还是热战，成了世界帝国的奴役行为。然而，革命若带有帝国的性质，便走入死胡同。倘若它不抛弃其错误的原则以回到反抗的根源，那么只能意味着，在几代人期间维持对亿万民众的全面专政，直到资本主义自发地瓦解；或者它若想加速人类大同世界的到来，便会爆发原子战争，这是它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若是如此，整个人类之邦会在一片废墟上放出异彩。世界革命按照它奉为神明的这个历史规律，注定要落入警察或炸弹的控制。同时，它会陷入另外的矛盾。牺牲道德与美德，自以为目的合理而不择手段，这一切只有当其目的可能是理性的，方能为人民所接受。以武器维持的和平遂无限期地维持了专政，只能是对此目的的无限期的否定。此外，战争的危险使达到这个目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将帝国扩展到全世界，对二十世纪的革命说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然而这种必然性使它陷入最后一个两难处境：或者改弦更张，制定新的原则；或者放弃它希望最后能笼罩世界的正义与和平。

在期待着统治世界时，这个帝国发现自己也不得不主宰时间。它由于否定一切坚定的真理，因而最终也必须否定真理最低级的形式，即历史的真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人类过去与未来的一致性，并不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它是永恒的，令人想到人的本性。马克思这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所坚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一致性，有可能超越其论点，揭示了比经济方面宽广的自然连续性。俄国的共产主义渐渐被引导到切断联系，在变化中结束连续性。对文明的发展与艺术的异端（它们几乎全是异端）的否定，对活生生的传统的放弃，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渐渐囿于日益狭窄的范围。否定或不提及其学说难以同化的世界历史中的一切，摈弃现代科学的成就，对它说来仍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改造历史，甚至是人们所熟知的最近的历史，例如党史与革命史。《真理报》年复一年地、有时是月复一月地修改自己刊登的内容。对官方历史一改再改的新版本接连问世。列宁的著作受到审查，马克思的著作未出版发行。事情达到这种程度，甚至宗教的蒙昧主义都难以望其项背。教会从未连续不断地提出体现上帝的时而是两人，时而是四人、三人，然后又是两人。我们时代所特有的加速变化也触及真理的制造，其节奏之快使真理完全成了幻影。有则民间童话，说全城市各行各业都在为国王编织虚无的服装。与此一样，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在重新编造虚妄的历史，当晚又毁掉，直到一个孩童平静的声音突然说国王是赤身裸体的。这微弱的反抗之声于是说出了众人已经看到的实情：一种革命为了持续下去，必然要否定其全球的使命；或者为了成为全球的主人，必然要牺牲自己。这种革命是生活在虚假的原则之上的。

在此期间，这些原则继续在千百万人头上发挥作用。这个帝国的梦想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实际情况的牵制，用民众来满足其追求。民众仅仅作为个人与帝国不是敌对的；传统的恐怖已足够用了。他们之所以与它是敌对的，因为人的本性迄今为止从未仅仅依靠历史而生活，而且始终从某个方面逃避历史。帝国的存在以一种否定及一种确信为条件：否定人的本性，确信人有无限的可塑性。宣传的技巧可用来发挥这种可塑性，让思索成为条件反射。它可以找到理由而与一个多年被视作死敌者签订协议。不仅如此，宣传可以扭转此举所引起的心理效果，发动全体人民重新起来反对这同一个敌人。试验尚未到达它的期限，但其原则是合乎逻辑的。倘若没有人的本性，人的可塑性的确是无限的。政治现实主义到了这种程度，不过是无节制的浪漫主义，追求功效的浪漫主义。

这样即可说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何以从整个说来拒绝不合理的世界，虽然它会利用这个世界。这种不合理既可为那个帝国效力，同样可以驳斥它。它摆脱了算计，而惟有工于算计应该在此帝国中盛行。人仅仅是一场力量的赌博，可以合理地利用它。例如，某些轻率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可以把他们的学说与弗洛伊德的学说调和起来。弗洛伊德是个异端的思想家与“小资产阶级”，因为他揭示了潜意识，赋予它以现实性与超我，或者说社会的我。这种潜意识可以确定人的本性的特点，它与历史的我相对立。相反，人应当归结为社会的我与合理的我，即算计的对象。因而不仅必须要控制每个人的生命，而且要控制最不合理最孤独的事件，因为对它的期待伴随着人的整个一生。那个帝国在竭力走向终结王国时，倾向于纳入死亡。

人们可以奴役一个活人，让他回归到事物的历史状态。如果他由于抗拒而死去，便重又肯定了不接受事物等级的人的本性。这就是为何只有当被告同意说他的死是正确的，是符合世界帝国利益的，他才会当着世界的面被杀死。必须蒙受耻辱后死去，或者不再存在于生命与死亡中。就后一种情况而言，他并没有死去，而是消失了。同样，一个被定罪的人若受到惩治，他的惩罚会静默地反抗，使整体产生一道裂缝。但被定罪者未受到惩罚，他又被放入整体之中，建造帝国的机器。他成为生产用的齿轮，他是如此不可缺少，以致久而久之，他不再被用之于生产，因为他是罪人，但被判有罪，因为生产需要他。俄国的集中营制度实现了从管理人向管理物的辩证过渡，但把人与物混在一起。

即使敌人也应为共同的事业出力。在帝国之外决无拯救可言。这个帝国现在是或将来是友谊的帝国。但这种友谊是事物的友谊，因为喜爱朋友不能超过帝国。个人的友谊是特殊的团结一致，来反对未受友谊支配的一切，至死不渝。事物的友谊是一般的友谊，若需要持久保持与所有人的友谊，则应该揭发每个人。一个爱他的女朋友或男朋友的人，可以现在爱他（她），但革命只想爱一个尚不存在的人。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杀死一个应该通过革命诞生的人。为了生活，他从今天起便应该被人喜爱得超过一切。在统治人的时期，人们由感情联系在一起，在事物的帝国，人们由告密结合起来。人类之邦希望自己是友爱的，却成为一个个单独的人的蚁穴。

在另一方面，惟有野蛮人不合理的狂兴才想得出必须狂暴地折磨人，以获得他们的同意。到那时，一个人在淫邪的交媾中制伏另一个人。相反，合理的整体的代表让事物通过人来践踏人。最崇高的精神首先被警察技术降低到最卑下的精神的行列。然后，五个、十个、二十个夜晚的失眠使虚幻的信心消失殆尽，使世界新添一个死亡的灵魂。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时代在弗洛伊德之后所经历的心理革命是由人民内务委员部与政治警察进行的。这些新技术由一个决定论的假设所引导，算计着灵魂的弱点与可塑性的程度，抛开人的一个限度，竭力证明没有任何个人心理是独创的，各种性格的共同标准是事物。这些新技术创造了灵魂的肉体。

从那时起，传统的人际关系被改造。这些逐步的变化成为合理的恐怖的世界的特征，欧洲在不同程度上生活在那里。人们之间的谈话与交往已为宣传或论战所代替，这是两种独白。力量与算计的世界所一贯采用的抽象替代了属于有血肉的与不合理领域的真正情感，票证代替了面包，爱情与友谊听从于学说，命运受计划支配，惩治被称为正常状态，生产代替了生动的创造，这一切相当确切地描绘出住满由权力支配的获胜的或受奴役的幽灵的奄奄无生气的欧洲。马克思惊呼：“一个社会若只知利用刽子手保卫自己而无更好的手段，该是何等可悲呀！”而这里的刽子手还不是身为哲学家的刽子手，至少不会自诩有对全世界的博爱情怀。

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的最大矛盾在于它所追求的正义，却要通过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来实现。奴役或欺骗这种不幸为各个时代所共有。其悲剧是虚无主义的悲剧，与当代智者的悲剧相混淆，后者企求普遍性，却积累起人的残缺。整体性不是和谐一致。戒严状态即使扩展到世界各地，也不是和解。在这种革命中，若要保持世界之邦的要求，则必须放弃二分之一的世界与各个世纪奇妙的遗产，为了历史的利益而否定自然与美，清除人所怀有的情感、怀疑、幸福与非凡的发明的力量，一句话，消灭其伟大之处。世人为自己拟定的原则最终在践踏他们最高尚的意愿。由于争辩、无休止的斗争、论争、清洗与虐待，自由与友爱的世界之邦渐渐改变了方向，把地盘留给了惟一的国家，历史与功效在那里被树立为至高无上的法官，那是审讯的世界。

每个宗教都围绕着无罪与有罪的概念在转动。第一位反抗者普罗米修斯否定惩罚的权利。宙斯本人，尤其是他，并非是清白无辜的，可以接受这种权利。反抗的第一个行动因而就是否认惩罚的合理性。然而，反抗者经过精疲力竭的旅行后，最后又接受了宗教的惩罚概念，把它置于世界的中心。最高的法官而今不再是在天国，他就是历史自身，作为无情的神明进行惩罚。历史不过是长久的惩罚，因为惟有在时代终结时才能品尝到真正的奖赏。显然，我们远离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离最初的反抗者们更远，一切纯粹是历史的思想都朝向这些深渊展示出来。由于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的人类之邦必将不可避免地实现，从而树立了历史的善良意志，那么走向解放征途的一切延误都应归咎于人无诚意。马克思在抛弃了基督信仰的世界中，重又引入了错误与惩罚，不过是面对历史。马克思主义就其一个方面来说，是认为人是有罪的而历史是无罪的学说。在远未掌握政权时，它在历史上就表现为革命暴力，而在居于权力的顶峰时，则成为运用法律的暴力，即恐怖与审讯。在宗教的世界，真正的审判放在以后，没有必要毫不迟延地惩罚罪恶。相反，在新世界中，由历史所宣布的审讯必须立即进行，因为有罪、失败与惩罚是同时发生的。历史审判了布哈林，因为他已被处死。它宣告斯大林无罪，因为他处于权力的顶端。铁托如同托洛茨基一样即将受到审讯。对研究历史罪恶的哲学家来说，托洛茨基的罪行只有在杀人凶手的铁锤击落在他身上时才清楚起来。铁托亦复如此。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他是否是罪人。他被揭露，但尚未被击倒。当他被打倒时，才能确定是有罪的。此外，托洛茨基与铁托之所以暂时无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的缘故，他们都远离世俗的宗教的手[33]。因而必须毫不迟延地审讯那些这只手能抓到的人们。历史的最后审判取决于在那时之前所宣读的无数判决书，到那时将会肯定或撤销这些判决。人们于是答应，到了用世界自身建立起世界法庭的那一天，为他们昭雪。被说成是叛徒与可鄙的那个世界将进入世人的先贤祠，而另一个世界将沦入历史的地狱中。然而那时由谁来审判呢？由人自己，他最后已完成了年轻的神性阶段。在此期间，惟有那些构思预言的人们能够在历史中读出他们以前加入其中的意义，他们将宣读判决，它对罪人是致命的，仅仅对法官是暂时的。但审判的人们如拉齐克之流将轮到自己受审。难道必须认为他再不能正确地阅读历史吗？的确，他的失败与死亡证实了这一点。谁能保证今天的法官们在明天不会成为叛徒，并从他们在法庭的高位上被投入水泥地下室呢？历史的受苦难的人们正在那里奄奄待毙。保证就存在于他们正确无误的英明远见之中。谁来证明这一点？他们持续不断的成功。审判的世界是个圆形的世界，成功与无罪在那里彼此证明对方是真实的，所有的镜子都反映出相同的欺骗。

这样便有一种历史的恩惠，惟有权力能看穿它的意图，是它支持或否定帝国存在的理由。为了防备其无法预料的变化，这个帝国可支配的只有信仰，如同圣伊涅阿丝在《精神的训练》中所明确说明的那种信仰一样：“我们为了永远不走入歧途，必须始终要认为我所看到的东西是黑的，如果教会认定它们是黑的。”惟有真理的代表人所持的这种积极的信仰能拯救历史的蹂躏对象。它尚未摆脱审讯的世界，相反，惧怕这种历史感觉把它与之联结在一起。然而，若没有这种信仰，它始终有可能成为客观的罪人，它并非愿意如此，且怀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意图。

审讯世界在这个概念中达到顶点。有了这个概念，环重新被封闭。经过以人类无辜的名义所进行的长久反抗，由于根本的堕落，而肯定了普遍有罪。每人皆是罪人而不自知。客观的罪人是自以为无罪的人。他认为他的行动从主观上讲是无害的，甚至有利于正义的前途。然而人们向他证明其行动客观上损害了正义的未来。这里能谈得上科学的客观性吗？不能，不过是历史的客观性。如何晓得揭露现在的非正义是否会损害正义的未来？真正的客观性就在根据科学地观察到的结果来判断事实及其趋势。然而客观上有罪的概念证明，这种奇特的客观性仅仅建立在两千年的科学所可以理解的结果与事实上面。在此期间，它表现为无休止的主观性，如同客观性一样强加于他人：这是关于恐怖的哲学定义。这种客观性没有确定的含义，但权力将其不赞同的一切定为是有罪的，以此赋予它一种内容。它同意说，或者让生活于帝国之外的哲学家们说，它这样便从历史方面来看承担了一定风险，如同客观的罪人承担风险一样，但他并不知道。待受害者与刽子手将来消失时，以后将对此作出判断。但这种令人宽慰的事情只对刽子手有价值，而他恰恰并不需要。在此期间，忠诚的人们被定期请来参加奇特的欢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根据某种严格的仪式，一些满怀懊悔的受害者被作为祭品献给历史之神。

这种概念的直接用途就是禁止信仰的淡漠。这是强迫人接受的福音宣传。法律的作用是起诉可疑分子，现在却是制造可疑分子。待制造出来之后，便让他们转变信仰。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公民皆被认为是赞同法律的，而在客观社会中，一切公民皆被认为是反对法律的。或者，至少他应该时时准备证明自己并非反对法律。是否有罪并非由事实确定，而仅仅由缺少信仰定罪。这可以说明客观社会何以有显而易见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持中间立场的人，客观上被看做是有利于这个制度的。而在这个帝国的制度下，一个中间分子被看做客观上是敌视该制度的。这毫无可惊奇之处。倘若帝国的臣民不相信它，从历史方面看，他们毫无自己的选择，于是选择了反对历史，成为亵渎信仰者。仅仅口头上声明自己的信仰是不够的，必须为此信仰而生活，为之竭忠尽智，时时准备好对教条的改变及时表示拥护。稍有错误，权力方面所定的罪行便成为客观的。革命按自己的方式完成其历史，并不满足于扼杀一切反抗。它必须让每个人为在阳光下发生过的并依然发生的反抗承担责任。在终于征服了的并大功告成的审讯世界，有罪的民众在审判官阴沉目光的注视下，不停顿地向着不可能达到的清白无罪的境地艰难地行进。在二十世纪，权力是阴郁的。

普罗米修斯令人惊异的旅程在这里完成。他呼喊出对神的憎恨与对人的热爱，轻蔑地离开宙斯，走向凡人，带领他们向天国发起进攻。然而世人是软弱怯懦的。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耽于眼前的逸乐与幸福，必须教会他们为了自己成长壮大而拒绝现世的甜蜜。这样一来，轮到普罗米修斯成为主人。他起初是谆谆教诲，然后是发号施令。斗争依然在继续着，令人心力交瘁。民众对能否到达太阳之城产生怀疑，甚至怀疑它是否存在。必须把他们从迷误中拯救出来。这位英雄于是对他们说，他知道这个城邦，而且惟有他知道它的存在。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将被放逐到沙漠里，钉在岩石上，作为凶狠的猛禽的食物。其他人此后便追随在沉思与孤独的主人后面，在黑暗中行进。普罗米修斯一人成为神，统治着感到孤独的世人。然而，他仅仅获得了宙斯的孤独与残酷，不再是普罗米修斯，而成了恺撒。真正永恒的普罗米修斯而今有了一张他的受害者中的一个的面孔。来自各个时代的相同的呼喊声始终响彻在希蒂人[34]的沙漠的深处。

[1] 热莱米，公元前六世纪著名预言家。——译者注

[2] 圣·奥古斯丁，五世纪基督教教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3] 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法国的宗教哲学家，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译者注

[4] 法布尔·多立维，十八世纪法国文人、行秘术者。——译者注

[5] 圣保罗，公元一世纪生活于罗马帝国，天主教教义最早的创立者之一。——译者注

[6] 圣西门影响了马克思，而他自己又受到迈斯特与伯纳德的影响。

[7] 勒南（1823—1892），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译者注

[8] 杜尔果（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四王朝时曾任财政部长。——译者注

[9] 贡多塞（1743—1794），法国著名哲学家与数学家。法国大革命中服毒自杀。——译者注

[10] 托克维尔，十九世纪法国政论家与政治家。——译者注

[11]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数学家与哲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他提出的社会发展三个阶段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与实证阶段。——译者注

[12] 《实证主义哲学教程》最后一卷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于同一年出版。

[13] “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在一定的时期内必然是合理的。”

[14] 日丹诺夫提出，马克思主义从性质上说不同于以前任何体系的哲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或者不是笛卡儿主义，这是无人否认的，或者未从笛卡儿主义汲取任何东西，这却是荒谬的。

[15]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1871年2月任政府首脑，后血腥镇压巴黎公社。——译者注

[16] 前者指里昂工人第二次起义，后者指巴黎公社，二者均遭当时的反动政权血腥镇压。——译者注

[17] 马克思预料每十一二年发生一次危机，而且周期会“逐渐缩短”。

[18] 米歇尔·科利奈在《马克思主义的悲剧》中提到，马克思著作中有三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共产党宣言》提出雅各宾共和国，《雾月十八》中提出独裁的专政，《法兰西内战》中提出联邦的与极端自由主义的政府。

[19] 克莱芒为一世纪天主教罗马教皇。泰杜连为二世纪天主教会圣师，天主教教义辩护者。——译者注

[20] 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均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6年1月组织斯巴达克思联盟，1919年1月二人同时被反动政府杀害。——译者注

[21] 从1920年到1930年，生产率大大提高，美国冶金工人的数目因之减少，而同时，依靠冶金工业维生的销售人员却几乎增加一倍。

[22]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23] 塔列朗，十九世纪法国外交家，法国大革命后，曾在数届政府中任外交部长。——译者注

[24] 确切地说，只有当生产率被作为目标，而非作为可起解放作用的手段，它才是有害的。

[25]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散文作家，其名著为《箴言集》。——译者注

[26] 罗歇·卡罗瓦指出，斯大林主义反对量子理论，却利用由量子理论引申出来的原子科学。

[27] 这两部著作分别为《怎么办》（1902）与《国家与革命》（1917）。

[28]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持机会主义观点。——译者注

[29] 马克思也同样说过：“某个无产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所想像的自己的目标并不重要。”。

[30] 列宁的哥哥选择了恐怖主义行动而被处死。

[31] 海涅称社会主义者为“新清教徒”。清教主义与革命从历史上说是并存的。——译者注

[32] 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朗施塔得海军基地发生叛乱，提出“不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被红军平息。——译者注

[33] 从上下文看，此处指的是斯大林政权。——译者注

[34] 希蒂人为古代蛮族，生活在欧洲东北部与亚洲西北部。——译者注

反抗与革命

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本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选择历史，而且仅仅选择历史，这就是选择虚无主义来反对反抗本身的教导。打着反对不合理这个旗号而拥入历史，同时又大喊历史无任何意义的人们遇到了奴役与恐怖，进入集中营一般的世界。那些投身其中并宣扬其绝对合理性的人们遇到的也是恐怖与奴役，而进入集中营一般的世界。法西斯主义欲为尼采的超人的降临而开辟道路。它立即发现，上帝若存在的话，可能是这个或那个样子，但首先是死亡的主人。倘若人想使自己成为上帝，则需要窃取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制造了尸体与下等人，自己因而也成了下等人而非上帝，成为死亡的卑贱的奴才。而就合理的革命而言，它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人。历史的逻辑从其被完全接受的时刻起，逐渐地引导着历史反对其最高尚的感情，日益损害人的利益，从而使自身转变为客观的罪行。把法西斯主义的目标与俄国共产主义的目标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前者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而后者更富于悲剧性，竟由受害者来颂扬刽子手。前者从未想过要解放所有的人，而仅仅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后者就其最深刻的原则而言，旨在解放所有的人，但要暂时地奴役他们所有的人。应该承认后者伟大的意图。不过相反，可以正确地说，他们二者的手段同政治犬儒主义是一回事，均来自同一个源泉，即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一切的进展酷似施特纳与聂察也夫的门徒利用卡利亚耶夫与普鲁东的门徒。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时代成了消灭反抗的私人的与公共的技术的时代，其原因即在于此。

革命如今听命于虚无主义，的确已背离了其反抗的根源。憎恨死亡与死神的人对个人的继续生存感到绝望，想在不死亡的人类中解脱自己。然而，只要群体未统治世界，只要人类未主宰世界，那么仍要死亡。时间紧迫，说服人要充裕的时间，友谊要求无止境的建设，恐怖遂成为达到不死亡的最短的捷径。然而，这些极端反常的行为同时呼喊着最初的反抗价值的回归。声称否定一切价值的当代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人想通过它主宰世界。然而，既然一切皆无意义，何必要主宰？如果生命的面孔是可怕的，何必要追求不死？正如没有绝对的唯物主义一样，也没有绝对的虚无主义思想，也许除了自杀之外，人的毁灭仍然肯定了人。恐怖与集中营是人用来逃脱孤独的极端手段。对和谐一致的追求应该得到满足，即使身处公共墓穴之中。他们若杀人的话，是因为要拒绝致人死命的条件，让所有的人都不会死亡。他们于是以某种方式相互屠杀。但他们同时表明离不开人。他们满足于对友爱的可怕渴求。“人应该有欢乐，他若无欢乐，则需要有个女人。”那些反抗生存与死亡的痛苦的人们于是想要统治。萨德说：“孤独即权力。”成千上万的孤独者如今需要权力，因为权力意味着他人的痛苦，表明了需要他人。“恐怖是仇恨的孤独者最终向人的友爱所表示的敬意。”

但虚无主义竭力要保持存在，这足以抛弃世界。这种狂热向我们的时代展示了它令人厌恶的面孔。人道主义的大地变成了这个不人道的欧洲。然而这个时代是我们的，如何能否认呢？如果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地狱，我们也不会回避它。那些在激起这种憎恶之后而认为有权宣布判决的人们，也难以躲逃这种憎恶，而只能接受并超越它。一棵这样的植物只能生长在极不公正行为的厚厚沃土上。本世纪的疯狂不加区别地让人们卷入了一场殊死斗争。在斗争终止时，敌人依然是敌对的弟兄。他即使被揭发出错误，也不会受到蔑视与仇恨：不幸在今天是共同的家园，是能实现许诺的惟一的地上王国。

应该摈弃对闲适与和平的怀念。这种怀念与接受不公正的行为是一致的。有人发现在历史上有幸福社会之后而哭泣，从而承认他们所盼望的不是减轻苦难，而是苦难的沉默。相反，苦难在大喊大叫，并使脑满肥肠的人迟迟不能入睡，这样一个时代应当受到赞颂！迈斯特已经谈到“革命向国王们发出的誓言”。革命在今天又向这个时代被侮辱之士发出誓言。而且以更为紧迫的方式。必须聆听这个誓言。一切言语与行为，即使是罪恶的，都蕴含着对我们必须追寻与揭示的价值的许诺。对未来无法预定，复活也许是不可能的。虽然历史辩证法是虚假与罪恶的，世界总归要按照一种错误想法在罪恶中生存下去。只不过在这里拒绝了这样一种顺从：必须为复活而担保。

我们现在不是复活就是死亡。如果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反抗否定了自己，从而陷入最极端的矛盾，那么反抗则不得不与它所鼓动的世界一起灭亡，或者重新获得人们的忠诚与新的热情。在进一步论述之前，至少必须弄清这种矛盾。当人们如同我们的存在主义者（他们目前也受到历史主义及其矛盾的支配）一样，说从反抗发展为革命是种进步，而反抗者并非革命者时，这种矛盾并未清楚地加以确定。实际上矛盾更加紧张。革命者同时是反抗者，否则他不再是革命者，而成为转而反对反抗的警察与官僚。然而，他若是反抗者，最终会起来反对革命。因而从这种态度转变为另一种态度谈不上是进步，而是同时发生的，二者的矛盾在不断增长。一切革命者最后都会成为压迫者或异端分子。在反抗与革命所选择的纯粹的历史世界中，它们会陷入相同的困境：不是成为警察就是疯狂。

在这个层面，惟一的历史提供不出任何丰盛的成果。它不是价值的源泉，而依然是虚无主义的源泉。人们能够在永恒的思索中创造反对历史的价值吗？这无异于认可历史的不公正与人的苦难。对这个世界的诽谤会导向尼采所提出的虚无主义。以惟一的历史而形成的思想如同反对历史的思想一样，剥夺了人们生活的手段或理智。前一种思想把人推向“为何活着”这种极端消沉的境地，第二种思想把人推向“如何活着”的境地。历史是必需的，然而是不够的，它仅仅是种偶然原因。它既不是缺少价值，也不是价值本身，甚至不是价值的材料，而是机会，人们利用这个机会来检验用以评判历史的价值是否存在。反抗本身对我们作出这种许诺。

绝对的革命意味着人性的绝对可塑性，可以将其压缩到历史力量的状态。而反抗是拒绝将人当作物来对待，将其归结为简单的历史。它肯定了所有的人想要摆脱权力世界的共同本性。诚然，历史是人的一种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者是对的。而人在反抗时为历史施加了一种限制。就在这种限制中产生了对价值的许诺。恺撒式的革命在今天所无情打击的正是价值的产生，因为这表明了它真正的失败，它应该放弃其原则。在1950年，世界的命运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取决于资产阶级的生产与革命的生产之间的斗争，它们二者的目的其实是相同的。当时的斗争是在反抗力量与恺撒式的革命力量之间进行的。节节取胜的革命应该通过其警察、审判与清洗来证明不存在人性。受屈辱的反抗，通过其矛盾、痛苦、接连不断的失败及坚持不懈的自豪感，而使痛苦与希望成为这种本性的内容。

奴隶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形而上的反抗于是加入“我们是孤独的”，我们今天仍这样生活。然而，如果我们在空虚的天空下是孤独的，如果我们因而必须永远死去，那么我们怎么能真正存在呢？形而上的反抗于是企图用表象来制造存在，此后，纯粹的历史的思想便来说，存在就是制造。我们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就是通过制造，在一切道德规则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革命注定要仅仅为了历史而生活在恐怖中的原因即在于此。它认为，若不能在历史中获得一致同意，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它就什么也不是。这样，限制被越过，反抗首先被出卖，然后按照逻辑，必被扼杀，因为它从来在其纯粹的运动中仅仅肯定了限制的存在以及我们被分裂的存在。反抗从开始就不是对一切存在的全部否定。相反，它同时说“是”与“不”。它以所颂扬的一部分存在的名义拒绝另一部分存在。这种颂扬越深刻，拒绝便越无情。然后，当反抗在晕头晕脑的狂热中进入一切或空虚时，进入否定一切存在与人性时，便在此处否定了自己，全部的否定仅仅证明征服整体的计划是合理的。然而，肯定人类共同的限制、尊严与美所造成的结果，仅是把这种价值扩展到一切事物与所有的人，走向一致而不否定其根源。在这种意义上说，反抗就其最初的真实性而言，并非证明任何纯粹历史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抗的要求是和谐一致，历史的革命所要求的是整体。“不”的第一部分依靠“是”，第二部分依靠绝对的否定，注定要受到各种奴役，才能制造一个被抛到时代终结的“是”。一个是创造者，另一个是虚无主义者。前者注定要创造，以便越来越好地生存，后者被迫生产，为的是越来越起劲地否定。历史的革命不得不始终在行动，希望有一日获得存在，却不断地失望。甚至一致的同意仍不足以创造存在。腓特烈大帝[1]对臣民们说：“服从吧！”但他在濒于死亡时说：“我对统治奴隶已经厌倦。”革命为了逃脱这荒诞的命运，现在与将来注定要放弃自己的原则、虚无主义与纯粹历史的价值，以便重新找到反抗的创造源泉。革命要成为创造的革命，不能没有规则，道德的或形而上的规则会抵消历史的妄想。它无疑只蔑视在资产阶级社会所存在的形式的与骗人的道德，但它的疯狂之处在于把这种蔑视扩展到一切道德要求。在革命的起源与最深刻的动力中，便有一条并非形式的规则可作为其向导。反抗在现在与将来越来越大声地对它说，面对一个只能唯唯诺诺的世界必须行动，不是为了在某一天生存，而是为了造反运动中已经发现的那个模糊的存在。这条规则既非形式的，也不受历史支配。这是我们在艺术创造中发现其纯粹状态时所能加以确定的。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下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1] 腓特烈大帝（约1123—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反抗与艺术·

艺术也是同时在颂扬与否定的一种运动。尼采说：“没有任何一种艺术会容忍真实。”此言信然，但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会离得开真实。创造就是要求和谐一致而拒绝世界。它之所以拒绝世界是由于它缺少的一切，并且是以世界现状的名义。反抗在这里让人观察到它在历史之外的纯粹状态及其最初的复杂性。艺术因而应该向我们描绘出关于反抗的最后情景。

然而人们观察到，一切革命的改革者都表现出敌视艺术的态度。柏拉图对艺术尚属温和，仅仅对语言的说谎功能提出疑问，把诗人从他的共和国驱逐了出去。至于其他方面，他将美置于世界之上。而现代的革命运动始终伴随着对艺术的攻讦，至今尚未结束。宗教改革运动选择了道德而摈弃了美。卢梭揭露社会在艺术中将腐败的东西加之于自然。圣茹斯特猛烈反对戏剧，他在为“理性节”拟定的上演节目中要求一个“品德高尚的而非漂亮的”人来体现理性。法国大革命未产生任何艺术家，仅仅产生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岱姆兰与一个地下作家萨德。它把当时惟一的诗人送上了断头台。惟一卓越的散文家流亡到伦敦，为基督教与正统性辩护。稍晚一些时候，圣西门主义者要求艺术“对社会有用”。“为进步而艺术”成为整个十九世纪风行的陈词滥调，雨果也重弹此老调，但却未能令人信服。瓦莱斯以诅咒的语言痛斥艺术。

俄国虚无主义者也采用这种语调。皮萨列夫声称，应该为了发扬实用主义价值而让美学价值衰亡。“我宁愿做个俄国鞋匠，而不愿成为俄国的拉斐尔。”对他说来，一双皮靴比莎士比亚更有用。伟大而痛苦的虚无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肯定地说，他喜爱一块奶酪，胜过普希金的所有诗歌。人们最后也知道托尔斯泰宣布将艺术驱逐出教会的原因。彼得大帝让人把在意大利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维纳斯与阿波罗大理石雕像弄回他在圣彼得堡的夏宫中，而革命的俄罗斯最后对他们不屑一看。苦难有时对幸福的景象掉头而去。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艺术的谴责同样如此严厉。《精神现象学》的革命的诠释者认为，将来在和谐的社会中没有艺术。美将成为生活中的内容，而不再是存在于想像。真实是完全合理的，将会满足一切渴求。对表面信仰与逃避现实的批判自然延及艺术。艺术并不属于一切时代，相反由其时代决定。马克思说，艺术表现了统治阶级喜爱的价值。因而只有一种革命艺术可以为革命服务。此外，艺术在历史上创造了美，从而阻碍着惟一合理的努力：将历史本身转化为绝对的美。一个俄国鞋匠从他意识到其革命角色的时刻起，就成为最后的美的真正创造者。拉斐尔所创造的只是短暂的美，将来不会为新的人民所理解。

不错，马克思曾思考希腊美何以在我们看来依然是美的。他的答案是，这种美表现了世界的天真的童年，而我们在成年人的斗争中怀念这童年时代。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伦勃朗、中国艺术何以对我们仍然是美的？管他呢！对艺术的批评终于展开，而且持续到今天，并且有一些决心诽谤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参与。人们的确将会注意到，在这场莎士比亚与鞋匠的斗争中，抨击莎士比亚或美的人并不是鞋匠，相反是继续在读莎士比亚而不会去做鞋子的人，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干这一行当。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就如同十九世纪感到悔恨的贵族。他们的内疚使他们得到原谅。然而，一个艺术家在其艺术品前面感受到的最后一件事才是懊悔。艺术家若声称在时代的最后再抛弃艺术，而在此期间却剥夺所有的人（包括鞋匠）享有他们自己所占有的这块额外的面包，这实在已不是单纯而必需的谦逊。

这种疯狂的禁欲主义自有其令我们感兴趣的道理。这些道理表现了在美学方面革命与反抗的斗争，这已经描述过。在一切反抗中都可以发现对和谐一致的要求，但不可能拥有它，遂创造了一个替代的世界。从这种观点来看，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说真的，反抗的要求部分说来是美学的要求。我们已经看到，一切反抗思想都通过一种华丽辞藻或一个封闭的天地来加以阐述。卢克莱修著作中关于壁画的华丽词句，萨德的紧闭的修道院与城堡，浪漫派的岛屿或岩石，尼采的孤独的山巅，洛特雷阿蒙的海洋，韩波的护墙，超现实主义的被暴风摧残而又再生的吓人的城堡，有堡垒护卫的国家，集中营，自由奴隶的帝国，这些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协调一致与统一性的相同需要。人终于可以认识与主宰这些封闭的世界。

这种运动也是一切艺术的运动。艺术家按自己的想法重新建造世界。自然界的天籁不知道延长符为何物。世界从来不是静寂无声的，它的沉默本身以我们听不到的振动永恒地重复着相同的音符。至于我们感觉到的振动，为我们发出声音，但很少是和音，永远不会是旋律。然而世上存在着音乐，其中有完美的交响乐，旋律使声音优雅动听，这是声音本身不具有的，音乐使自然界嘈杂的声音变得和谐一致，使精神与心灵得到愉悦。

凡·高写道：“我日益相信不应该根据这个世界来判断善良的上帝。我们对上帝所做的研究都是错误的。”一切艺术家都试图重新进行这种研究，赋予上帝一种他缺少的风格。所有艺术中最伟大与雄心勃勃的是雕塑，它一心追求的是把人消逝的面容在三维中固定下来，使纷杂的姿态融合为一种协调一致的风格。雕塑并不排斥相像，相反，这是它需要的。但它首先不追求相像。它在各个伟大时代追求的是姿态、面容或空洞的目光，它们概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姿态与所有的目光。其用意不在模仿，而在于用韵味悠长的表现力捕捉身体上转瞬即逝的激昂的动作或变化无穷的姿态。那时，它在喧闹的城市塑造出一个典型形象，使完美凝固下来，这样暂时会平息人们无休止的愤激之情。为爱情而悲痛欲绝的情人最后可以在希腊雕像周围低回，从雕塑的美女的体态与面容中玩味沧桑岁月中存留下来的美。

绘画的原则也存在于选择之中。德拉克洛瓦在思索自己的艺术时写道：“天才者，不过是选择与概括的才赋。”画家从纷纭万象中摄取他绘画的主题，这是使内容统一的第一种方式。景物变动不止，在记忆中消失或相互抵消。因而风景画家或静物画家从空间和时间中将那些通常随光线而变化、消隐在无边景色的或在其他价值冲击下消失的景物描绘下来。风景画的第一件事是为画布摄入景物。他一方面选择，一方面删除。同样，主题画家在时间和空间中摄取稍纵即逝的行动。画家使之凝固于画面。伟大的创造者如同皮埃罗·岱拉、弗兰柴斯卡一样，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凝固刚刚完成，放映机刚刚戛然停止。他们描绘的一切人物，由于奇妙的艺术，给人的印象是依然活着，而且再不会消亡。伦勃朗画笔下的那位哲学家在去世很久以后，始终在光线与阴影间思索着同一个问题。

“画家若一味想追求不会令我们喜爱的物体的形似，以此取悦我们，将是徒劳之举。”德拉克洛瓦在引用帕斯卡尔的这句名言时，写的是“奇怪之举”，而非“徒劳之举”。这些物体不会讨我们喜爱，因为我们没看见它们。它们在永恒的变化中被埋没与否定。有谁会在行刑者鞭笞时注视他们的手呢？有谁会注视耶稣受难时路上的橄榄树呢？然而它们被描绘了下来，表现了激情无休止的运动。耶稣被描绘在这些狂暴与优美的形象中，他的痛苦每天都在博物馆冷冰冰的大厅中发出呼喊。画家的风格就在这种自然与历史的交融中，把永远变化不止的情景展现于画布。艺术未费明显的力气便实现了黑格尔所梦想的个别与普遍的融合。或许这就是像我们这样疯狂迷恋和谐一致性的时代，把注意力转向原始艺术的原因吧。在原始艺术中，格调最为狂放，动人心魄。凡最奇特的格调均出现于各艺术时代的开端与结束时，说明了否定与移位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起了整个现代艺术追求存在与一致性的激情。凡·高感人至深的表白是所有艺术家骄傲而绝望的呼喊：“在生活及绘画中，我完全可以不需要上帝。但心力交瘁的我却离不开一种比我更有力的东西，它是我的生命，这就是创造力量。”

艺术家对真实的反抗于是为极权的革命所怀疑，但它也蕴含着与被压迫者自发的反抗相同的肯定。产生于完全否定的革命思想本能地感觉到，艺术中除拒绝之外还有同意，凝神观照有可能使行动、美与非正义得到平衡，美在某些情况下本身便是一种无可依靠的非正义，因而没有任何艺术可存在于完全的拒绝中。犹如一切思想首先是无意义的思想，皆有含意一样，世上没有无意义的艺术。人可以要求自己揭露世界上的一切非正义，得到惟有他可以创造的全部正义，但对世界上全部的丑却不能加以肯定。若想创造美，他应该拒绝真实，同时又颂扬它的某些方面。艺术可以怀疑真实，却不能逃避真实。尼采可以否定一切超验性，不论道德的抑或神的，说这种超验性引向对世界与生活的诽谤。但或许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超验性蕴含在美中，可以让人喜爱这个有限的必死的世界，胜过其他一切。艺术于是把我们带向反抗的根源，因为它将其形式赋予在永恒变化中消逝的价值，艺术家已认识到这种价值，并想把它从历史中摄取下来。只需要对艺术进行一番深思，对此当更加深信，因为艺术意欲陶铸变化，赋予它一种它缺少的风格：小说。

小说与反抗

有可能将顺从文学与叛逆文学区别开来。顺从文学大体上属于古代与古典时代，而叛逆文学则始于现代。因而人们会注意到，顺从文学极少有小说。自顺从文学产生以来，除极个别例外，与历史了不相关，其内容皆属幻想（如《岱阿热纳与萨利克雷》或《阿斯特蕾》[1]），这是故事而非小说。相反在第二种文学中，小说体裁才真正发展起来，并不断加以丰富与扩展，直至当今。与此同时，批判的革命运动也在发展。小说与反抗思想同时诞生，在美学方面表现出相同的雄心。

利特雷论及小说时说：“小说乃以散文写就的虚构历史。”难道仅仅是这样吗？一位天主教的批评家写道：“艺术不论抱有何种目的，总是在与上帝进行着罪恶的斗争。”其实，说到小说，谈论与上帝的竞争比谈论与身份的竞争更加正确。蒂伦岱谈论巴尔扎克时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人间喜剧》是对上帝的模仿。”伟大文学的努力似乎是想要创造一些封闭的天地或完美的典型。西方在进行其伟大的创造时，并不局限于描写日常生活。它不断地想到使它激动的伟大形象，奋力去捕捉他们。

总之，创作或阅读一部小说是不寻常的行动。通过对真实事实进行新的安排而编造历史，丝毫不是不可避免与必需的。若以创作者与读者会感到愉悦进行解释，即使这种浮浅的说法是真实的，也应当思忖，大部分人对虚构的历史之所以感兴趣并为之愉悦，到底是出于何种必要呢？革命的批评谴责纯小说，视之为无所用心的想像力的逃避现实之作。一般人称“小说”为拙劣记者谎话连篇的报道。多年来，世上已经有培育年轻姑娘“浪漫”情调的风气。这就是说，这些理想的创造品并不看重生存的现实状况。一般说来，人们一直认为浪漫性与生活相分离，在表现生活的同时又美化了生活。对待浪漫情调的作品有种最简单最普遍的态度，就是从中可看到一种解脱。

人们阅读小说会解脱什么呢？是不是过于沉重的现实？生活幸福的人也读小说，而极度的痛苦会使人失去阅读的兴味。另一方面，与血肉之躯在其中无间断地劳作的那个世界相比，浪漫的世界肯定比现实生活的负担要轻松得多。我们对阿道尔夫比对邦雅曼·贡斯当[2]更熟悉，对莫斯卡伯爵比那些职业的道德家更了解，其中奥妙何在？巴尔扎克有一天对政治和人类的命运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最后说：“现在该谈谈严肃的事情了。”他此时想谈的是他的小说。我们固执地要以严肃态度对待浪漫的天才两个世纪以来留给我们的无数神话，以寻求消遣，这不足以解释小说中浪漫世界的无可争论的严肃性。肯定地说，浪漫的创作意味着对现实的某种拒绝。但这种拒绝并非是简单的逃遁，不妨将此看做是崇高灵魂的一种遗世退隐的行动。按黑格尔的说法，这个高尚的灵魂在心灰意冷之际，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仅由道德支配的虚幻世界。然而，感化小说一直与伟大文学相去甚远。玫瑰色小说中最佳者《保罗与维吉尼》完全是部令人伤痛的作品，不会给人丝毫安慰。

矛盾就在这里：人拒绝他面对的这个世界，但又不同意摆脱它。事实上，世人留恋世界，绝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离开它。从自己的祖国被放逐异域的那些奇特的世界公民，非但远远不会忘掉它，反而为未能足够地拥有它而痛苦。除了在心满意足的闪电般的瞬间，他们觉得全部现实并未完结。他们的行为消逝在其他行为中，又返回来以意料不到的面孔判断他们，同汤达尔河水一样流向一个尚不知晓的河口。晓得河口所在，控制河水的流向，最后掌握自己的生命与命运，这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故土所真正思念的。然而，这一幻觉至少在认识上最后使他们与自己和解，却只有在死亡那一瞬间才会出现：一切在这幻象中了结。若要在世界上生存一次，则必须永远不再生存。

这样，许多人便产生了对他人生命的不幸的忌妒。人们看到外界的这些生命，赋予他们自身所没有的和谐一致性。但在观察者眼中，这一致性却很明显。他仅仅看到了这些生命一系列的顶峰，却未意识到折磨他们的细节。我们于是对这些生命进行艺术创作，最基本的方式是把他们写成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在设法用自己的生活创作一部艺术作品。我们希望爱情永存，但晓得它不会永存。即使出于奇迹爱在整个一生中持续存在，它仍然是不圆满的。我们想让爱永存，这种需要永远不会满足，此时，如果晓得世上的痛苦是永恒的，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这种痛苦。似乎伟大的灵魂有时更为之惊恐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不会持久。由于缺少持久的幸福，漫长的痛苦可能会成为命运。然而不是如此，对我们最剧烈的折磨有一天会停止。在经历过那么多失望之后，一个早上，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生活的愿望向我们宣布，一切都已结束，痛苦与幸福一样都没有意义。

人们渴望拥有，这不过是想持久生活下去的另一种形式。正是这种渴望引起了对爱情软弱无力的妄想。没有一个生命，即使是我们最热爱的而他又最热爱我们，能永远为我们拥有。在残酷的大地上，情人们始终不能生聚，因被分开赍志而殁。完全拥有一个生命，而人在一生中始终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这种要求是不可能的。对拥有的追求是难以满足的，在爱情消逝后仍会存在。于是，爱就是使心爱的人耗尽心血。情人此后孑然一身，他的痛苦完全不是不再被人所爱，而是知晓另一方可能依然在爱着他。任何人若被渴望活下去并拥有对方的狂暴愿望所折磨，都盼望他所爱的人不生育或死去。这是真正的反抗。倘若人们未曾要求世人与世界绝对纯真，未曾为苦苦思念与无能为力而战抖，倘若人们为思念而魂牵梦绕，却未曾因竭力去爱而形销骨立，这些人是不会理解反抗的现实及其毁灭的狂热的。但生命始终在逝去，而我们也在摆脱他们。他们没有稳定的轮廓。生命从这种观点来看，是没有特色的，不过是在追逐其形式的一种运动，却永远找不到它。人为之悲痛欲绝，徒然地追寻这种赋予他界限的形式，他在这些界限之间是国王。世界上只要有一个活的东西有其形式，世界便会和解。

最终没有一个人不在从意识的基本水平开始，殚精竭虑地追寻赋予其生存以和谐一致性的形式或态度，这种一致性是他缺少的。不论表现还是行动，不论花花公子还是革命者，他们为了存在，为了生存于这个世界，都渴求一致性。每个人如同处于这些悲怆凄惨的关系之中，在创造自己，或者向自己提出诀别的话语。这些关系有时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因为一个搭档期待着找到那个话语、姿态和情景，使他的事迹成为完结的故事，以恰当的语调表现出来。光活着是不够的，需要有一种命运，而且不期待死亡。因而可以正确地说，人对世界的看法比世界的现实要更好。但更好并不是说不相同，而是说它是统一的。他不能摆脱这个分散的世界，而使他的心灵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的那种热切的追求，正是对一致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不甘心平庸地回避，而是最固执地要求。不论宗教抑或罪恶，人的一切努力最后都要服从于这个无理性的愿望，并意欲给生命以它没有的形式。这一相同的运动可以崇拜上天，或者使人毁灭，它同样可导致小说创作，而小说创作从它那里得到其严肃性。

小说者，其实不过是行动在其内找到其形式的一个世界，在那里说出了终结的话语，人交由人摆布，一切生命具有命运的面孔。小说的世界不过是按照人的愿望对此世界的修正，因为小说描绘的是相同的世界。痛苦、谎言、爱情是相同的，其中的人物有着我们的语言、弱点、力量。他们的世界不比我们的世界更美好更有教化。不过他们至少与命运拼搏到底。从来没有过像吉瑞洛夫与斯塔夫洛金娜、格拉斯琳夫人、于连·索雷尔或克莱芙公主如此震撼人心的英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激情发挥到极致。我们在此难以对他们进行评价，只能说他们完成了我们从未完成的事业。

拉法耶特夫人[3]在最波澜起伏的经历中创作出《克莱芙公主》。她本人无疑就是克莱芙夫人，但她又不全是。二人之间的不同何在？不同之处是拉法耶特夫人未进入修道院，身边没有任何人由于绝望而陨灭。毫无疑问，她至少经历过那举世无双的爱情令人肝肠寸断的时刻，但没有就此了结。她失去爱情后活了下去。她结束体验这一爱情，从而又延长了这种爱情。她若没有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把它描绘出来，没有人会了解其真情，连她自己在内。再没有比彼诺在《七颗星》中讲述的索菲·童斯卡与卡西米尔的故事更加浪漫与美丽的。索菲是多情善感而风姿绰约的女子，人们看到她就会理解司汤达的自由确有道理。“惟有心肠高尚的女子能使我幸福。”她迫使卡西米尔向她承认他的爱情。她认为有人爱她是理所当然的，而卡西米尔每天看到她却始终神态平静，令她气恼。索菲因而急不可耐。卡西米尔终于向她坦诉了衷情，但语气犹如宣读法律文书一般。他对她进行过一番研究，对她了解得十分透彻。他深信没有这种爱情他便不能生活，但这爱情没有前途。他于是决定向她吐诉爱情，同时提到她的虚荣心，并把自己的财产赠送给她，条件是要她为自己在随便选好的某个城市的郊区安排一处简陋的膳宿公寓，让他居住在那里，在贫困中等待死亡的来临（最后选定的地点是维尔纳）。卡西米尔认识到，从索菲那里得到他生活下去必需的一切，这种想法是对人类弱点的一种让步，这是他允许自己做的惟一让步，以后他将把一张白纸装在信封中，上书索菲的名字而寄走。索菲起初为之气愤，然后感到困惑、伤心，最后终于同意。一切都像卡西米尔所预见的那样发展下去。他生活在维尔纳，怀着凄凉的感情而郁郁死去。这种浪漫小说有其逻辑。没有这种坚定的连续性，美丽动人的故事就无法存在。人们生活的环境中永远不会有这种连续性，它只能在幻想中找到。倘若戈比诺去维尔纳，他会觉得那里烦闷无聊而离去，或者设法过得畅情快意。但卡西米尔不想改变这种生活与自己的心态，决意坚持到底，如同希思克利夫一样，他希望超越死亡，直至到达地狱。

这是一个想像的世界，是由对现实世界的修正而创造出来的。在那个世界中，痛苦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持续到死亡，激情永远不会舒畅，人们为固定的想法所支配，并始终在彼此的心中存在。人在那个想像的世界中最终给予他自己在现实生活条件中徒然追求的形式与极限。小说根据需要制造命运，就这样与造化竞争，并暂时战胜死亡。对最著名的小说的细致剖析表明，小说的本质就在于这种永远朝同一个方向的永恒修正，由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进行。这种修正远非道德的或纯粹形式的，它首先追求的是一致性，由此而表现形而上的需要。小说在这个水平上，首先是运用智慧来为怀念的或反抗的感觉服务。从法国的分析小说与麦尔维尔、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可以研究这种对一致性的追求。小说世界中有两个对立的极端的意图，即普鲁斯特式的创作与近年来的美国小说，将之稍加对照，即足以证明我们的论述。

美国小说声称，将人还原为其基本状态或对外界的反应与行为，即可找到其一致性。它并不选择一种感情或激情来予以形象化的表现，如同我们的古典小说那样。它拒绝分析与探求说明与概括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心理上的根由，因而这种小说的一致性不过是看法的一致性。其技巧就是从外部刻画人，描写他们最不同的行为举止，不加评论地转述他们的话语，甚至完全重述，塑造的人物好似完全是由他们每天的刻板生活所确定的。人们的这种机械生活使他们彼此相像，这样便可以解释这个奇怪的世界，那里所有的人看起来可以相互替换，甚至身体的特征也是如此。这种技巧被称作现实主义实乃误解。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是个不可理解的概念。除此而外，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小说世界并非要简单而纯粹地再现现实，而是以极其任意的方式重塑现实。小说世界产生于对真实所进行的有意的删改。这样获得的一致性会降低价值的一致性，使人物与世界千篇一律。在这些小说家看来，仿佛是内心生活使人的行动失去了一致性。这种怀疑部分说来是合理的。然而反抗是这种艺术的源泉，只有从内心的现实制造出一致性而非否定它，反抗才会找到满足。完全否定它，则无异于援引一个想像的人的话语。黑色小说也是玫瑰色小说，具有表面的自负。它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感化。身体的生活仅仅局限于自身，反常地产生一个抽象的无根据的世界，始终为现实所否定。排除了内心生活的这种小说，书中的人物似乎让人在玻璃窗后面观看，它给予自己一个假设的人作为惟一主题，最终必然表现病态。这样便可以解释何以在这个世界中使用了为数众多的“头脑简单的人”。头脑简单的人是这样一种行业的理想主题，因为仅从他的行为举止即可断定他的整个为人。他是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的象征，不幸的木偶在这个世界中过着千篇一律的机械生活，而美国小说家却面对现代世界，把他们提高为一种感人的但毫无结果的抗议。

至于普鲁斯特，他苦心孤诣地观察现实，由现实而创造出一个封闭的无法替代的世界，这个世界仅属于他，标志着他对逃遁的事物与死亡的胜利。然而其技巧是对立的。这种技巧首先就在于审慎地选择，细心地收集一些幸运的时刻，这是小说家从其最隐秘的过去挑选出来的。流逝的无穷岁月这样便从人的一生中剔出，因为它们在回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说美国小说的世界是没有记忆的人的世界，普鲁斯特的世界对他人说来则仅仅是一种记忆。这是种种记忆中最苛求的一种，它拒绝现在这样的散乱的世界，从一种重新找回的芳香中得知了新老世界的秘密。普鲁斯特选择了内心生活，尤其是比内心生活更隐秘的东西，而放弃了现实生活中已被遗忘的即机械的事物，盲目的世界。但他并未由于这种对真实的拒绝而否定真实。他没有犯与美国小说的错误相对称的错误，即取消机械生活，相反，他在更高的一致性中把失去的回忆与现在的感受，目前的挫折与往昔的幸福时光结合在一起。

已难以重返过去幸福时光的地点与恢复青春。如花似锦的少女们面对大海笑逐颜开，唧唧喳喳说个不停，然而观看她们的人渐渐失去了爱她们的权利，犹如他爱过的少女们失去了生存的权利。这正是普鲁斯特的忧郁，在他心中十分深沉，使他拒绝一切存在。然而他喜爱欣赏面孔与光线，这同时使他依恋这个世界。他不同意幸福的假日时光会永远一去不返，于是承担起重新创造这些时光，为反抗死亡而指出在时间的尽头会重新找到过去，那是一个不朽的现在，比原先的时光更真实更丰富。《追忆逝水年华》的心理分析因而仅仅是一种省力的手段。普鲁斯特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写了《重新找回的年华》，将分散的世界聚集在一起，赋予它撕心裂肺的含意。他在去世的前夕所艰难取得的胜利就是通过回忆与才思，从不断逃遁的形式中创造了人类一致性的动人心弦的象征。这样一部作品对创造所进行的挑战就是把自己表现为一切，表现为一个封闭的统一世界。这可以说明那些没有懊悔的作品。

可以说普鲁斯特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这样说之所以正确，决非因为其作品中没有谈论到上帝，而是因为那个世界没有野心成为一个封闭的尽善尽美的世界，赋予永恒以人的面孔。《重新找回的年华》，至少就其雄心来说，是没有神的永恒。就此而言，普鲁斯特的作品可看做是人为了反抗必死这种状态，而做出的一桩最宏伟的与有意义的事业。它表明了小说艺术对强加于我们并被拒绝的造化重新加以创造。至少从其某一个方面来看，这种艺术就是要选择创造物而反对其造物主。更为深刻的是，它融合了世界的或生命的美，以反对死亡与遗忘的力量。它的反抗因而是创造性的。

[1] 《阿斯特蕾》为十七世纪法国贵族沙龙文学。——译者注

[2] 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作家，阿道尔夫为其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3] 拉法耶特夫人，十七世纪法国作家，《克莱芙公主》为其主要作品。——译者注

反抗和风格

艺术家通过对现实加工而肯定了其拒绝的力量。然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所保留的一切现实，表明他至少同意真实的一部分，他正是从变化的阴影中汲取出这一部分，把它带往创造的光明。倘若全部是拒绝，则整个现实被摈斥，我们所得到的作品纯粹是形式的。反之，艺术家若出于与艺术不相干的原因而歌颂未加工的现实，我们便得到了现实主义。在第一种情况下，反抗与同意、肯定与否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初的创造运动仅仅为了拒绝而受到损害。这时是形式上的逃避，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众多的这种例子，可以看到其虚无主义的根源。在第二种情况下，艺术家排除了世界的一切美好前景，从而声称给予世界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承认自己需要一致性，即使是堕落的。但他也放弃了艺术创造的第一个要求。为了更加否定创造意识的相对自由，他肯定了世界的全体性。在这两种作品中，创造行为均被否定。最初，他仅仅拒绝了现实的一个方面，同时肯定了另一个方面。不论他排斥了全部现实还是仅仅肯定了它，在这种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中总是否定了自己。人们可以看出，这种分析在美学方面与我们在历史方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一切虚无主义最终都会成为一种价值，一切唯物主义最终会自己否定自己。同样，形式的艺术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是荒诞的概念。没有任何艺术会绝对拒绝真实。蛇发女神无疑是纯粹想像的创作，但她的脸与头顶上的蛇却是现实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可以越来越摆脱真实的内容，但始终有一个限度。即使抽象艺术中的纯几何图形，也需要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其色彩与透视的比例。真正的形式主义是沉寂。同样，现实主义不能没有少许作者的阐释与任性的挥洒。最卓越的摄影表现了真实，但来自其对象的选择，为没有界限的一切规定了界限。现实主义艺术家与形式主义艺术家，在天然状态的真实中或者在自以为排斥了一切现实的想像的创造中寻求所没有的一致性。相反，艺术中的一致性来自于艺术家对真实所施加的改变，二者缺一不可。艺术家通过语言或者对从真实所汲取的材料的重新安排，所进行的修正便称作风格，它赋予这重新创造出来的世界以和谐一致性与界限。对一切反抗者而言，这种修正的目的就是将其法律给予世界，而且某些天才取得了成功。雪莱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但未得到承认。”

小说艺术从起源来说，便不能忘记阐释这种使命，但它既不能完全接受真实，又不能绝对脱离真实。百分之百的想像出来的事物并不存在，即使它在纯粹脱离现实的理想小说中存在，也没有意义，因为寻求一致性精神的第一个要求，便是这种一致性应当是可传播的。另一方面，纯理论的一致性是虚假的一致性，因为它不以真实为根据。玫瑰色（或黑色）小说与教诲小说脱离了艺术，因为它们程度不同地未服从这种规则。相反，真正的小说创作运用真实，而且仅运用真实，运用其热情与鲜血、激情或呼喊，只不过在其中加入某些东西，使之改变面貌。

同样，通常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想成为对真实的直接再现。再现现实中的一切而不进行丝毫选择，即使这件事是可以想像的，也是毫无收获的对现实的重复。现实主义只应该是表现宗教真谛的手段，这正是西班牙艺术让人们感受到的出色之处，或者在另一个极端，它成为猿猴的艺术，对现实中的一切心满意足而加以模仿。事实上，艺术永远不是现实主义的，只不过有时意欲如此而已。若要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那么描述必然是没完没了的。司汤达描述吕西安·娄凡走入客厅只用了一句话，若由现实主义艺术家来描述的话，则需要用几大卷来描写人物与装饰，犹未能写尽一切细节。现实主义是无穷无尽地列举一切，由此而显示出其真正的雄心是征服真实世界的全体性，而非其一致性。人们于是认识到现实主义是全体性革命的官方美学。然而已证明这种美学是不可能的。现实主义小说不由自主地在现实中进行选择，因为选择与超越现实是想像与表现的条件[1]。写作已是选择。因而对真实可任意选择，犹如对理想可任意选择。这使现实主义的小说成为暗含主题的小说。若想把小说世界的一致性归结为真实的全体性，惟有借助于一个先验的判断，将不适于本学说的一切从真实中清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按照其虚无主义的逻辑，必然会集教诲小说与宣传文学于一身。

不论是事件奴役创造者，还是创造者意欲否定整个事件，创作都降低到虚无主义艺术堕落的形式。创作如同文明一样，必须在形式与材料、变化与思想、历史与价值之间保持不间断的紧张状态。若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专制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宣传或形而上的狂热。对这两种情况说来，与由推理而得出的自由相一致的创作是不可能的。现代艺术或者屈从于抽象的或晦暗的形式，或者求助于最粗俗与天真的现实主义，它总归是一种暴君与奴隶的艺术，而非创造者的艺术。

不论是内容压倒形式的作品，还是形式吞没内容的作品，它们所谈及的协调一致性都是落空的与令人失望的。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凡与风格了不相关的一致性皆是残缺的。不论艺术家选择的是什么角度，有条原则对所有创作者始终是共同的，即风格化，它同时意味着真实与赋予真实以形式的思想。创作者努力通过它重新塑造世界，使之略微变形，这正是艺术与抗议的标志。不论是普鲁斯特给人类经验带来的显微镜式的放大，还是相反美国小说将其人物缩小到荒唐的地步，作品中的现实都可以说是被迫的。创作、反抗的成果，便存在于表现作品风格与格调的变化之中。艺术要求将不可能的事物用形式表现出来。当震撼心灵的呼喊找到了最雄健有力的语言，反抗便满足了其真正的要求，从这种对它自己的忠诚中汲取到创造的力量。尽管这与时代的成见相抵触，艺术中最伟大的风格是反抗的最高表现。由于真正的古典主义不过是被驯服的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一种创造了其自身标准的反抗。因而与今天人们所讲述的相反，在否定与纯粹的绝望中没有天才。

这同时也就是说，伟大的风格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美德。然而，当为了追求风格而损害真实时，便会是如此，那时它再不是伟大的风格。它不再发明，而仅仅是模仿，如同一切学院派一样，而真正的创造是革命的。由于风格化概括了艺术家在再现现实时表现出干预与修正的意志，若需要把风格化推进得太远时，风格化应该是不露痕迹的，这样，产生艺术的要求才能最有力地表现出来。对伟大风格说来，风格化是看不见痕迹的，即融为一体的。福楼拜说：“艺术不应该害怕夸张。”但他又加了一句：“夸张应该是连续的，与自身成比例的。”当风格化被夸张，可以看得出来，作品便是纯粹的回归：它企图征服的一致性便与具体内容不相干了。相反，当现实呈现天然状态，而风格化微不足道时，所表现的具体事物便无一致性。伟大的艺术、风格、反抗的真正面目便介于这两种异端之间。

[1] 德拉克洛瓦深刻地指出：“要使现实主义不成为意义空洞的名词，所有的人必须有相同的思想与思考事物的相同方式。”

创造与革命

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惟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我们的时代向陷入困境的社会提出两个问题：创造是可能的吗？革命是可能的吗？这两个问题实则为一个，与文明的复兴有关。

二十世纪的革命和艺术都与虚无主义相关，生活在相同的矛盾中。它们在运动中否定它们肯定的事物，二者都通过恐怖寻求不可能的结果。当代革命相信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其实不过是旧世界种种矛盾的再现。资本主义社会与革命社会最终是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服从于相同的手段工业生产与相同的许诺。所不同的是，一个社会以表面的原则的名义做出许诺，这个原则是它不能体现的，并为它所使用的手段所否定。另一个社会以惟一的现实的名义论证其预言的合理性，但最后又损害了这个现实。从事生产的社会仅仅是生产而已，谈不上创造。

当代艺术由于是虚无主义的，便在形式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进行挣扎。现实主义既是资产阶级的，即黑色的，也是社会主义的，这样它便成为说教的。当形式主义是无根据的抽象时，它属于过去的社会，但同样也可以属于自命拥有未来的社会，这样它便是宣传。被不合理的否定所破坏的语言陷入言语的混乱。它听命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终于成为口号。艺术处于两者之间。倘若反抗者应当同时拒绝对虚无的狂热与对全体性的同意，艺术家则应该同时摆脱对形式的迷恋与现实的极权的美学。今日的世界的确是一个，但它的一致性的确是虚无主义的一致性。这个世界应当放弃形式原则的虚无主义与没有原则的虚无主义，重新找到创造性的综合道路，惟有如此，文明才是可能的。在艺术中，无休止的评论与报道的时代同样濒于死亡，宣告创造者时代的到来。

然而，艺术与社会、创造与革命应当为此而重新找到反抗的源泉，那时，拒绝与同意、特殊与普遍、个人与历史会得到完全的平衡。反抗自身并非文明的成分，但它先于一切文明。当我们现在生活于走投无路的状态时，惟有它可以使我们对尼采所梦想的未来抱有希望：“社会的主人不是法官与镇压者，而是创造者。”这句格言并非赞同由艺术家领导城邦这种可笑的幻想，它仅仅点明了我们时代的悲剧，即人的精力完全投入生产，再无创造可言。工业社会应重新赋予劳动者以创造者的尊严，也就是说，使他们同时对劳动本身与劳动产品都感兴趣并进行思索。惟其如此，它才能开辟文明之路。对阶级与个人说来，今后所需要的文明不能将劳动者与创造者分割开来。同样，艺术创造也不能将形式与内容、思想与历史分割开。这样，文明才会承认一切人享有反抗所肯定的尊严。由莎士比亚来领导鞋匠的社会既是不正确的，也是空想。然而，鞋匠的社会若声称不需要莎士比亚，同样是灾难性的。没有鞋匠的莎士比亚会效劳于暴政。没有莎士比亚的鞋匠若不为暴政的扩张卖力，就会为暴政所吞食。一切创造本身便否定存在着主人与奴隶的世界。我们始终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可憎的暴君与奴隶的社会只有达到创造的水平才会死亡，转变为另一种社会。

然而，创造虽然是必需的，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是可能的。艺术中的创造时代是由对一个时代的混乱无序施加以有序的风格来确定的。它赋予当代人的激情以形式与样式。因而在我们的王公贵人再没有闲情谈情说爱时，一个创造者再重复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便不行了。今天，集体的激情已超过个人的激情，因而可以运用艺术来控制爱情的狂热。但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样是控制集体激情与历史斗争。艺术的对象已由人的心理扩展到人的生存状态，尽管仿作者为之遗憾。当时代的激情影响到全世界时，创造想控制整个的命运。但它同样在面对整体性时保持了一致性。这时，首先是它自身，然后是整体性思想，使它处于危险之中。创造在当今成为危险的事情。

为了控制集体激情，必须亲自经历与感受它们，至少是相对地。艺术家感受集体激情的同时，也被它吞食，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时代成为报道的时代，而不是艺术作品的时代。它缺少对时间的正确使用。驱策这些激情所带来的死亡机会大于谈情说爱或雄心勃勃的时代，因为真正感受集体激情的惟一方式，就是同意为这种激情并通过这种激情而死。对艺术来说，真实性的最大机会就是最大的失败机会。如果战争与革命的期间不可能进行创造，我们将不会有创造者，因为战争与革命就是我们的命运。不确定的生产的神话本身便蕴含着战争，犹如乌云蕴含着雷雨。战争于是蹂躏西方，杀死了贝基[1]。资产阶级的机器则从废墟中出现，便看到革命的机器向它迎面走来。贝基甚至来不及复活过来。威胁一切的战争将会屠杀一切可能成为贝基的人们。如果创造性的古典主义是可能的，则应该承认，它即使用一个名词来说明，也完全是一代人的事业。失败的机会在破坏的时代只能由数目的机会来补偿，也就是说，十个真正的艺术家中至少有一个存活下来，担负起实现他的弟兄们最初的话语，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同时找到激情的时间与创造的时间。艺术家不论愿意与否，不能再是孤独者。反抗的艺术最终也表现出“我们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谦卑的道路。

此时，征服世界的革命沉陷于虚无主义，威胁那些反对它而意欲在全体性中保持单一性的人们。今天的一种历史意识就是在艺术家与新的征服者之间，在创造性的革命的见证人与虚无主义革命的营造者之间进行的斗争。明天更加是如此。人们对这一斗争的结局只能抱有合理的幻想。我们至少以后知道会进行这场斗争。现代的征服者可以屠杀，但似乎不能创造。而艺术家们会创造，却不能杀人。艺术家中若有杀人凶手也是例外。久而久之，我们革命社会的艺术因而定会消亡。然而那时，革命会生存下去。每当革命杀害一个可能会成为艺术家的人，它便变得更加虚弱。倘若征服者最后使世界屈服于他们的法律，也不能证明数量可以决定一切，而只能证明这个世界是座地狱。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欧内斯特·德温格在其《西伯利亚的日记》中讲述了一个德国中尉的故事。他多年来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饥寒交迫，竟用木键制造了一架无声的钢琴。他就在那里，在一群衣衫破烂、饱尝苦难的囚徒中间，创作了奇妙的音乐，惟有他一人可以听到。这样，他身处地狱，神奇的曲调与消逝的美的壮烈形象始终在罪恶与暴行中给我们带来反抗的回响，证明人在漫长的世纪是何其伟大。

然而地狱终究有竟期，生命有一天会重新开始。历史也许会终结。而我们的任务并非结束历史，而是要根据我们以后所知道的真正事物的形象创造历史。艺术至少告诉我们，人不能仅仅归结为历史，人在自然界的秩序中要找到存在的理由。对他说来，伟大的农牧神并未死去。他最本能的反抗肯定了所有的人共同的价值与尊严，同时为了满足对单一性的渴求，执著地要求享有真实中未受损害的一部分，其名字就是美。人们可以拒绝全部历史，却可以与星辰和海洋的世界融洽无间。想要无视自然和美的反抗者们必定不愿意以工作与存在建立尊严。一切伟大的改革家都竭力在历史中建造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始终准备满足每个人心中怀有的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无疑美不会进行革命，但将来有一天革命需要美。美的规则否定真实，同时又赋予真实以统一性，这规则也是反抗的规则。人们是否能够永远拒绝非正义而又尊重人的本性与世界的美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道德同时是不屈服的与忠实的，惟有它可以照亮真正现实主义革命的道路。我们通过保持美来准备那再生的一天，那时文明远离历史上的形式的原则与堕落的价值，把这个新鲜活泼的美德置于它思索的中心地位。这个美德会创立世界与人所共有的尊严，我们现在面对侮辱这个美德的世界，应该对它加以阐明。

[1] 贝基（1872—1914），法国作家，被敌人杀害。——译者注

·南方思想·

反抗与杀人

欧洲与革命远离这个生命的源泉，于是激烈动荡，日渐衰落。在上个世纪，人打碎了宗教的束缚。他刚从中解脱出来，又为自己发明了新的束缚，不可容忍的束缚。美德陨亡了，但它复活后更加狂放。它向所有的人呼喊响彻大地的仁慈，这种遥远的爱成为对当代人道主义的嘲笑。它在这个固定点上只能造成破坏。将来有一天，它会变得更加乖戾，那时变得如警察一般。为了拯救人类，将会堆起把人烧死的木柴。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诗人们在面临弟兄们被屠杀之际，骄傲地宣布他们是无罪的。全世界从那时起漫不经心地不再注意这种罪行。受害者陷入他们最不幸的处境：他们万念俱灰。在古代，杀人时喷溅出的鲜血至少会激起神圣的义愤，从而使生命的代价神圣化。对这个时代真正的谴责，相反却让人想到它还不够血淋淋的。血再不是可以让人看见的。它没有把伪善者的真面孔揭示于众。下面是虚无主义的极端表现：盲目而疯狂的杀人行径反倒变成一片绿洲，而愚笨的罪人与我们极其聪明的刽子手相比反而显得憨态可掬。

欧洲思想在长期认为可以和全人类一道为反对上帝而斗争之后，发现它若不想死亡，还必须与人类进行斗争。反抗死亡的反抗者想赢得不死性，不得不自己也动手杀人。他们若退缩的话，必须接受死亡。他们若要前进，则必须同意杀人。反抗已背离其根源，并被无耻地加以改头换面，在各个层面上都在牺牲与杀人之间摇摆不定。它希望其正义能为大家分享，但正义却成为稀罕的东西。圣宠的王国已被打倒，而正义的王国现在也在崩溃。欧洲由于对此失望而奄奄一息。欧洲的反抗曾为人的清白无辜而辩护，而今却不得不为否定自己有罪而拼搏。它刚刚奔向全体性，便注定要陷于最绝望的孤独。它想成为众人的大家庭，却再无其他希望，惟有在漫长的年代中将走向单一性的孤独者一个一个聚集起来。

必须放弃一切反抗吗？是否要接受一个有种种非正义行为的苟存的社会？还是要决心反对人类而效劳于历史的狂暴进程？总之，如果我们进行思考的逻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循守旧，那么也必须接受它，如同某些家庭有时必须接受不可避免的不光彩的事情一样。如果反抗还需要为针对人类的各种杀人行为，甚至破坏行为进行辩护的话，那么也只好同意这种自杀行为。正义的感情最后会从中得到好处：商人的与警察的世界的消失。

然而我们现在仍生活在反抗的世界中。反抗会不会相反成为新暴君的借口呢？包含于反抗运动中的“我们存在”会不会与杀人行为和解呢？反抗为压迫确定了一个限度，在此限度内，所有的人所共同拥有的尊严开始得到维护，这样便确定了第一个价值。反抗把人们之间的共谋关系、共同的组织、宗派的团结作为主要参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使彼此趋同，结成一条阵线。它从而使思想在与荒诞世界的搏斗中迈出了第一步。通过这一进步，使它现在面对杀人时要解决的问题越发令人焦虑。杀人在荒诞的层面上，仅仅引起逻辑的矛盾，而在反抗的层面上，它是痛苦。因为需要决定有无可能杀死我们刚刚认出与之相似的那个人，并献出同一性。一旦摆脱了孤独，难道应该肯定与一切隔绝的行为，从而最终又恢复到孤独状态吗？一人刚刚知道他并非是孤独的，如今又迫使他处于孤独，这难道不是对人所犯的最大罪行吗？

从逻辑上讲，可以说杀人与反抗是矛盾的，即使只有一个主人被杀，反抗者也不再有资格谈论什么人类共同体，而其他行为的合理性正由此而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更高尚的意义，如果人只有以人作为担保人，那么一个人只要离群索居，即可被从活人的社会中清除出去。该隐杀死阿贝尔之后，便逃往沙漠之中。如果是一群杀人者，这群人也生活在沙漠中，生活在被称为杂处的某种孤独中。

反抗者一进行打击，便把世界分裂为两个。他以人与人的同一性的名义而奋起反抗，又在血泊中认可了差异，从而牺牲了同一性。他深陷苦难与压迫之中，惟一的存在就在这同一性中。那同一种运动旨在肯定他的存在，却因此而使他停止存在。可以说有些人，甚至几乎所有的人都与他在一起。然而，不可替代的友爱世界即使只缺少一个人，也可以说这个世界荒无人烟。如果我们不存在，则我也不存在，这样即可解释卡利亚耶夫的无尽的忧思与圣茹斯特的缄默。反抗者们决定以暴力与杀人来保持存在的希望，徒然地以“我们将会存在”代替“我们存在”。杀人者与受害者在将来消失时，人类大家庭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会重新建立。虽然有例外，规则重又成为可能的。在历史的层面上，如同在个人生活中一样，杀人是个绝望的例外，或者算不了什么。它对事物秩序所造成的破坏是没有前途的。杀人是非常之举，不能像纯粹的历史态度所希望的那样加以运用，它是一个限度，人们只能有一次达到它，在此之后则必须死去。反抗者若听由自己卷入杀人行动，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和他的杀人行为和解，即接受他自己的死亡与牺牲。他杀人，然后死去，此足以表明杀人是不可行的。他于是指出，他其实喜爱的是“我们存在”，而非“我们将会存在”。这样便可以解释卡利亚耶夫在狱中何以气定神闲，而圣茹斯特在走向断头台时为何神色坦然自若。越过了这个最大的限度，便开始产生矛盾与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的杀人

不合理的罪恶与合理的罪恶同样表现了由抵抗运动所揭示的价值，但首先是不合理的罪恶。否定一切而自命有权杀人的人，萨德、浪荡的杀人犯、卡拉玛佐夫、横行无忌的盗匪、在人群中开枪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都要求完全的自由，无限制地表示人的骄傲，虚无主义在狂热中把创造者与创造物混为一谈。它取消了一切希望的原则，抛开一切限制，毫无来由地乱发泄愤怒，最后认为，他对杀死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毫不在乎。

然而，它的理智，对共同命运的彼此了解以及人们之间的沟通，始终是活跃的。反抗宣告了这一切，承诺要为之效力。同样，它为反对虚无主义而确立了行为准则，不需要等到历史终结才开始行动，而且这准则不是形式的。它与雅各宾的道德相反，注意到了未为规则与法律所顾及的一切。它为一种道德开辟了道路，这个道德绝不服从抽象的原则，而是在起义与无休止的争论中揭露它们。绝不能说这些原则是永恒的，声称它们将来存在会是徒劳的。但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存在的，和我们一道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否定奴役、谎言和恐怖。

的确，主人和奴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人们不能与一个被奴役者谈话与交流。我们通过这种无拘束的会话认识到我们的相似之处，认可我们的命运。与此相反，奴役使最可怕的沉寂笼罩大地。对反抗者来说，非正义之所以坏，并非在于它否定了永恒的正义思想，而是由于它使分隔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无声的敌对状态永久延续下去。它扼杀了由于人们之间的协同关系而来到世界的不多的生命。同样，由于说谎者对其他人封闭起自己，谎言遭到禁止，而在更低的程度上，造成最终沉默的杀人与暴力也是如此。由反抗所表现出的协同关系与彼此交往，惟有在自由的对话中才能存在下去。每次的含糊不清与每次的误解都会造成死亡。清晰的言辞与简洁的话语可以挽救这种死亡[1]。一切悲剧的高潮都发生在主人公听不到声音之时。柏拉图有理由反对摩西与尼采，人的对话比在孤零零的山顶独自一人所发布的宗教福音书代价要低。在城市中如同在舞台上一样，死亡之前会有单人独语。一切反抗者面对压迫者而奋起行动，要为生存辩护，投身于反抗奴役、谎言与恐怖的斗争，在闪电般的刹那间断言这三种灾祸使人们之间始终沉默以对，彼此让对方茫无所知，阻止他们拥有将他们从虚无主义拯救出来的惟一价值，在与命运的搏斗中长期共同战斗。

闪电般的刹那间。但这足以说明，杀人这最极端的自由与反抗的理由是水火不容的。反抗丝毫没有要求完全的自由。相反，反抗指责完全的自由，正确地驳斥了高级官员可以打破被禁止的界限的无限权力。反抗者所要求的并非普遍的独立性，而是要人们承认，只要在有人生存的地方，自由皆有其界限，此界限恰恰是人反抗的权利。反抗不妥协性的深刻道理即在于此。反抗越认识到应该要求正确的限制，便越加坚定不屈。反抗者无疑在为自己要求自由，但绝对不是毁灭他人的生存与自由的权利。他不会侮辱任何人。他之所以要求自由是为了大众。他所拒绝的自由，也禁止一切人享有。他并非仅仅是反抗主人的奴隶，而且是反对世界上有主人与奴隶存在的人。因而由于反抗，历史的内容则不仅仅是主宰与奴役的关系。无限的权力在历史中并不是惟一的法则。反抗者正是以另外一种价值的名义来断言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同时只为自己要求相对的自由，这对于认识这种不可能性是必需的。人类的每种自由从其最深的根源上看都是相对的。惟有绝对的自由即杀人的自由不要求限制。它于是与其根相断绝，在盲目地飘荡，好似一个作恶的幽灵，直到自以为在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躯壳。

因而可以说，反抗若走向破坏，则是违反逻辑的。当它要求人类状况的统一性时，它是生命的力量，而非死亡的力量。其深藏的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它的运动若要保持真实，则不能把支持其矛盾的任何一方抛弃到身后。它应该忠实于它所包含的“是”。反抗的逻辑是：要服务于正义，绝不去加强社会的非正义；要运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而不使谎言充斥世间；要在面对世人的痛苦时为争取幸福奋斗。虚无主义的热情加剧了非正义与谎言，背弃了它以前的要求，从而失去了其反抗的最为明确的理由。这强烈地感到这个世界注定要灭亡，于是杀人。相反，反抗的结果是否定杀人的合理性，因为其原则就是反对死亡。

倘若人能够在世界上为自己引来统一性，仅仅由于他的意旨而使真诚、纯真和正义充满世界，那么他便成为上帝。同样，他若能如此，以后便再没有理由进行反抗。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因为若相反使杀人与暴力合理化，便摧毁了他反抗的理由。反抗者于是永无安宁之日。他知晓善，却身不由己地去作恶。使他昂然挺立的价值并非一旦获得便一了百了，他需要不停地保持它。如果没有新的反抗支持他已获得的存在，这存在便会崩溃。不管怎样，他若不能永远完全不杀人，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即可将其热情用来减少他四周杀人的机会。他身陷黑暗中，惟一的美德就是不屈服于黑暗，虽然为恶所束缚，却坚定地走向善。他若终于杀人，便会接受死亡。反抗者忠于其根源，在牺牲中表明，他真正的自由不是与杀人有关，而与他自己的死亡相关。他同时发现了形而上的荣誉。卡利亚耶夫站在绞刑架下，向他所有的弟兄们指出人的荣誉在开始与结束时的准确界限。

历史的杀人

反抗也在历史中开展，历史不仅要求对可以作为榜样的进行选择，而且要求有效的态度。合理的杀人有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反抗的矛盾于是反映在不能解决的矛盾中。这些二律背反在政治上有两个典型，一方面是暴力与非暴力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正义与自由的对立。现在我们来尽力论述这些矛盾。

反抗的第一个运动中所包含的正面价值意味着放弃暴力原则，这样便不可能使革命稳定下来。反抗不断地引起这种矛盾。在历史的层面，反抗变得冷酷起来。倘若我不再想让人尊重人的身份，那么我便是向压迫者认输，便是放弃反抗，重新回到虚无主义赞同压迫的立场。虚无主义于是成为保守的。我若要求必须承认人的身份，以便生存，这样便投入一种行动，这行动若要取得成功，便需要运用无耻的暴力，并否定这种身份与反抗。在扩大这一矛盾时，如果人看不到世界统一性的降临，便不得不在历史上营造它。历史没有使它自己改观的价值，它是由效率法则来支配的。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暴力，对与效率背道而驰的一切自由的否定，勇敢与沉默的世界，这一切是纯粹的历史哲学最合理的结果。在当今的世界，惟有一种永恒的哲学可以为非暴力辩护。它以历史的创造来反对绝对的历史性，向历史询问其根源。最后，这种哲学认可了非正义，由上帝解决正义的问题。这样，其回答本身也要求信仰。人们认为，上帝或是无所不能却作恶，或是行善事却无所作为，以此来反对这种哲学。因而要在圣宠与历史、上帝与刀剑之间作出选择。

反抗者这时持什么态度呢？他要脱离世界与历史，就必定要否定其反抗的原则本身；若选择永恒的生命，则必定要对恶听之任之。他不是天主教徒，应该坚持到底，而坚持到底便意味着绝对地选择历史，并且与历史一道杀人，如果杀人对历史是必需的话，而同意杀人的合理性仍然是否定其根源。倘若反抗者不进行选择，那便是选择了沉默，让他人受奴役。若出于无可奈何，他声明同时反对上帝与历史，便成了纯粹的自由，即虚无的见证人。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由于不可能肯定一种不以恶为界限的高级理性，便陷入沉默或杀人这种明显的两难境地。就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放弃。

因而正义与自由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两种要求已经属于反抗运动的原则，在革命的冲动中可以找到它们。然而革命的历史指出，它们几乎始终是冲突的，好似彼此是不可调和的。绝对的自由是最强者统治的权利。它因此维持着有利于非正义的冲突。绝对的正义要消除一切矛盾：它摧毁一切自由[2]。通过自由而争取正义的革命最终使正义与自由相互对立。因此，每次革命一旦清洗了在此之前统治的阶级，必有一个阶段会激起反抗运动，这运动指出革命的局限，宣布其失败的机会。革命首先想满足使它产生的反抗思想，但以后却不得不否定反抗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肯定它自身。似乎在反抗运动与革命的成果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对立。

但这些矛盾只在绝对中存在。它们意味着没有中介的世界与思想。的确，在完全与历史分离的神明与清除掉一切超验性的历史之间无调和的可能。它们在地上的代表就是瑜伽信奉者与官吏。然而，这两种人之间的区别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是徒然的纯洁与效率之间的区别。第一种人仅仅选择了无效果的放弃，而第二种人则选择了无效果的破坏。由于二者都排斥了反抗所表现出的调和的价值，它们与真实相去甚远，向我们显示出两种无能为力，对善与恶均无能为力。

倘若不通晓历史就意味着否定真实，那么把历史看做一个自我满足的整体仍然是远离真实。二十世纪的革命认为由历史代替上帝即可避免虚无主义，并忠实于真正的反抗。它实际上加强了上帝而背弃了历史。历史在纯粹的运动中不能由自身提供任何价值。因而应该为眼前的利益生活，沉默不语，或者说谎。系统的暴力或强加的沉默，工于算计或协调一致的谎言，这一切成为不可避免的规则。纯历史的思想因而是虚无主义的，它完全同意历史的恶，因而与反抗对立。它徒然地肯定历史的绝对合理性，以此作为补偿。历史的合理性只有在历史终结时才能完成，才有完全的意义，才能成为绝对的理性与价值。在此之前，应该行动，但这是无道德规则的行动，以便让最终的规则显示出来。作为政治态度的犬儒主义若仅按绝对主义思想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绝对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是绝对唯理论[3]。从后果看，这两种态度没有区别。人们若接受它们，大地便荒芜了。

实际上，纯粹历史的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例如，贾斯拜尔的基本思想指出人不可能掌握全体性，因为人位于这种全体性之外。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在处于历史与世界之外的观察者的眼中是存在的。说到底，历史仅对于上帝存在，因而不可能根据涵盖普遍历史的全体性的计划行动。一切历史事业都不过是或多或少合理的冒险。作为一种冒险，它不能认可任何过分行为，任何无情与绝对的立场。

如果相反，反抗可以建立一种哲学，这将是限制性的无知的与冒险的哲学。不能通晓一切的人则不能杀死一切。反抗者绝不把历史作为绝对的事物，相反要否认历史，以其本性所拥有的思想与之进行争论。它拒绝其状况，而其状况大部分是历史的。历史中表现出不公正、短暂性、死亡。要拒绝它们，也就是拒绝历史本身。当然，反抗者不会否定包围着它的历史，而是在历史中竭力肯定自己。但他站在历史前面，一如艺术家在真实前面，虽然想排斥它，却难以躲避它。他一秒钟都不能使历史成为绝对。他若通过事物的力量参与历史的罪恶，也不会使之合理。合理的罪恶不仅不能为反抗所认可，而且意味着反抗的死亡。为了使这个明显的事情更加清楚，合理的罪恶首先强加于反抗者，因为其造反行动以后对神化的历史提出异议。

欺骗手段是适合于自命为革命思想的本性的，在今天重新采用资产阶级的欺骗伎俩，并使之更加恶劣。它在对绝对主义作出允诺的外表下，推行永久的非正义、无限制的调和与可耻行径。反抗本身只追求相对，所允诺的尊严也出自于相对的正义。它为建立人类的大同社会确定了一条界限。它的世界是相对的世界。它没有像黑格尔与马克思那样说一切都是必然的，而仅仅一再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某个界限之内，可能的事情也值得为之牺牲。它在上帝与历史、瑜伽信徒与官吏之间开辟了一条艰难的道路，矛盾在那里可以相互容忍与超越。让我们以两个矛盾为例进行研究。

希望自己与其根源相一致的革命行动，应当归结为对相对性的积极赞同。它会忠于人类的生存状态，对自己的手段毫不动摇。但只要与其目标相近似，它也会接受。为了使这相近似的目标越来越明确，便让人们畅所欲言。它这样便维持了使其反抗行动具有合理性的共同存在，尤其是保留了永远可以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样便确立了对于正义与自由的态度。没有自然法与民法作为社会的基础，社会即无正义可言。而没有这种法律的表现方式，则法律也不存在。让法律毫不迟延地表现出来，这样由法律所奠定的正义才迟早有一日会出现在世界上。要征服存在，应从我们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那少许存在着手，而非首先否定它。让法律沉默，直至建立起正义，这其实是让法律永远沉默，因为正义若永远主宰世界，则再不需要讲话。人们重又把正义交付给那些掌权者，惟有他们可以讲话。几个世纪以来，由掌权者所分派的正义与存在被称做恩赐。为了树立正义而扼杀自由，无异于恢复没有神明的圣宠的概念，让最卑贱的人重新成为神秘的偶像。甚至在正义没有实现之前，自由便保存了人们抗议的权利，拯救了人们的交流。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受奴役而默默无语的正义破坏了人们的沟通，最终不再成为正义。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了过度征服的目的，将两个不可分的概念分裂开。绝对自由嘲笑正义，而绝对正义否定自由。这两个概念若要收到效果，必须彼此在对方中找到自己的界限。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正义的，无人会认为它是自由的。同样，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自由的，则无正义可言。若没有权利明确地指出正义与非正义，不能以一个拒绝死亡的个人的名义要求全体民众的生存，则自由是难以想像的。只有恢复自由这个历史上惟一不朽的价值，最后才会有正义，虽然它是非常不同的。人惟有为自由而死，才死得其所。他们那时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完全死亡。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暴力。绝对的非暴力消极地造成了奴役与它的暴力行为；而一贯的暴力又积极地毁灭了人类大家庭以及我们由它而获得的存在。这两个概念若要收到效果，应该找到它们的界限。在被视为绝对的历史中，暴力是合理的，它作为一种相对的危险行为，是沟通的中断。它于是应该为反抗者保留其暂时的破坏性质。它若是不可避免，则应该始终与个人的责任及眼前的危险联系起来。制度的暴力处于秩序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是令人快慰的。不论创立领袖原则或历史理性的是何种秩序，它所支配的是物的世界而非人的世界。反抗者把杀人看做他在死去时应该认可的界限，同样，暴力不过是与另一种暴力相对立的极端的界限，例如在起义时。如果过分的非正义行为使起义成为不可避免，反抗者事先便拒绝让暴力为一种学说或国家理性服务。一切历史危险均以建立法规来结束。我们若无办法控制危机，却有办法控制法规，因为我们能确定它们，选择我们为之斗争的法规，并使我们的斗争朝它们的方向发展。真正的反抗行动仅仅为了建立那些限制暴力的法规而同意武装起来，而不是为了使暴力制度化的法规。只有当一场革命毫不拖延地保证取消死刑，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当一场革命事先拒绝施行期限难以预见的惩罚时，才值得为它坐牢。倘若起义的暴力行动朝这些法规的方向开展，并且尽可能经常地宣布这些法规，这将是它成为暂时性的暴力的惟一方式。当目的是绝对的，即从历史方面来说，当人们认为这个目的是确切的，他们可以牺牲其他目的。它若不是这样，人们在为共同尊严的斗争中只能牺牲自己。只要目的正当即可不择手段吗？这是可能的。但由谁证明目的正当呢？历史思想对这一问题仍无答案，而反抗的答案是由手段来证明。

这种态度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是有效的吗？应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今天它是惟一有效的。有两种效力，即台风与活力。历史绝对主义并不是有效力的，而是有能力的，它取得并保持了权力。一旦权力在握，它便摧毁惟一的创造性的现实。来自于反抗的不妥协的与有限的行动在维护这种现实，并企图越来越扩展它。并非说这种行动不能战胜，而是说它有不能战胜与死亡的危险。然而，或者是革命承担这种危险，或者是它承认这种行动只是新主人的事业，受到同样的蔑视。与荣誉相分离的革命便背离了其根源，因为这根源是由荣誉主导的。它的选择或者是物质方面的效力，结果是空虚；或者是那种危险，结果是创造。以前的革命者去完成最急迫的事情，充满乐观情绪。而今天，革命精神在觉悟与洞察力方面都大大提高，已有一百五十年的经历，可以加以思索。此外，革命已丧失节庆般的引诱力，成为一种对世界大局的惊人筹算。尽管并不总是承认，它明白自己是世界性的，否则便不会发生。它的机会与一场世界战争的危险相伴随，这场战争即使取得胜利，带给它的也不过是废墟上的帝国。它于是忠于其虚无主义，在尸体堆上体现出历史的最后理性。因而必须放弃一切，除了使地球上的地狱改变面貌的无声音乐。但在欧洲，革命思想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思索其原则，思考是什么偏差使它错误地走上恐怖与战争的道路，用其反抗的理由找回它的忠诚。

[1] 人们注意到，适合于专制学说的语言始终是烦琐的或文牍式的。

[2] 让·格勒尼埃在《关于正确运用自由的谈话》中提出一种看法可概述为：绝对自由会毁灭一切价值，而绝对价值会取消一切自由。巴朗特也说：“若仅有惟一而普遍的真理，则自由无存在的理由。”

[3] 人们看到，绝对唯理论并非唯理论，二者的区别犹如犬儒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绝对唯理论将唯理论推向极端，使其越过了合理的界限而失去意义。这是面对力量时的暴力。

节制和过度

革命走入歧途的原因首先在于，它不了解或者完全不承认与人的本性密不可分的那个限度，而反抗恰恰正确地揭示出这种限度。虚无主义的种种思想由于忽视了这一限度，终于陷入一种等加速运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们造成的后果。这些思想于是赞同完全的毁灭或无限的征服。经过对反抗与虚无主义长期研究之后，我们现在知道，仅仅追求历史效果而无其他限制的革命便意味着无限制的奴役。革命思想若想保持其生命力并摆脱这一命运，则应该到反抗的源泉中汲取经验，应该从惟一忠实于这些起源的思想即有限度的思想中得到启示。如果反抗所发现的限度会改变一切，如果一切思想与行动超越某一点后会自己否定自己，那么万物与人的确要有节制。在历史上如同在心理学上一样，反抗是个不规则的摆，在拼命以最大振幅摆动，因为它追求巨大的节奏。但这种不规则并不是全部，它围绕着一个枢轴而完成。反抗使人想到人的共同本性，同时也显示出符合这种本性的原则的节制与限度。

今天的一切思考，不论是虚无主义的还是积极的，都揭示出事物皆需要有这种节制，科学本身对此也予以肯定。迄今为止的量子论、相对论、测不准关系，都说明了世界的特点，其规模只有适中时才是可确定的现实。引导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在科学上的绝对时代诞生的。相反，我们真正的知识只能接受相对性的思想。拉萨尔·比克尔说：“我们拥有的智慧使我们不能把思索的一切推向极致，这样我们才能依然相信现实。”惟有近似的思想能达到真实。

甚至物质力量在盲目的行进中也并非没有显示出自己的节制。因而想推翻技术是无用的。纺车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现在仍梦想手工业是徒劳的。机器之所以有坏作用，是由于现在使用它的方式。应该承认其好处，即使人们会拒绝其破坏作用。司机开着卡车日夜行驶，他对卡车非常熟悉，怀着感情高效率地利用着它，并未因之感到屈辱。真正的非人道的过度行为存在于分工。然而正由于过度的发展，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机器有一百道工序，却仅仅由一个人操作，只生产一种产品。这个工人在不同的范围将会部分地发挥他在手工业时代所拥有的创造力。那时无名的生产者会接近于创造者。当然，难以肯定地说，工业的过度发展会立即走上这条道路。但这已表明节制的必要性，引起人们对组织这种节制的思想。或者这种限度的价值将来得以实现，或者当代的过度行为将在普遍的毁灭中找到其规则与和平。

这条节制的规律也适用于反抗思想的一切矛盾。真实并不是完全合理的，而合理的也并非完全是真实的。我们在谈及超现实主义时已经看到这一点，对统一性的渴望并非仅仅要求一切都是合理的，它还希望不要牺牲不合理。不能说没有任何东西有意义，因为人们由此而肯定了一个由判断所认可的价值；也不能说一切事物均有意义，因为“一切”一词对我们没有意义。不合理限制了合理，反过来合理又对不合理加以节制。不能说存在仅仅处于本质的层面。如果不在生存与变化中把握本质，那么在何处去把握它呢？然而不能说存在仅仅是生存。一直在变化的东西不知道存在，必须有个开端。存在惟有在变化中才能认识自己，但没有存在则变化无从谈起。世界并非是纯粹的固定之物，但它又不仅仅是运动。它是运动的，又是固定的。历史辩证法并非永远在探讨捉摸不定的价值，它始终是围绕着限度而展开的，限度是第一个价值。赫拉克利特这位变化论的创立者却为永恒的流动确定了一个界限。报复女神便象征着这种限制。她对于那些行为过度的人是致命的克星。若想对反抗的当代矛盾进行思索，则应该从这位女神获得启示。

道德方面的矛盾也可以从这个调和的价值得到启示。善不能与真分离，否则会变成恶的原则。它也不能与真绝对成为一物，否则会否定自身。由反抗所揭示的道德价值并不超越于生活与历史之上，正如生活与历史也不超越于它之上。说真的，只有当人为道德价值付出生命或献出一生时，它在历史中才有现实性。雅各宾的与资产阶级的文明意味着价值超越于历史之上，其形式的善遂创立了令人厌恶的骗人说法。二十世纪的革命宣布价值与历史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它的历史理性使新的欺骗成为正当的。面对这种失常，节制告诉我们，一切道德都要有一部分现实主义。纯粹的美德是会杀人的。同时，一切现实主义者也应有一部分道德，而犬儒主义也是会杀人的。因而人道主义的空话与犬儒主义的煽动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人并非完全是有罪的，他并没有开始历史；他也不是完全清白无辜的，因为他继续着历史。那些越过这个限度并断定其完全清白的人们最终陷入狂热的犯罪。相反，反抗使我们走上一条对犯罪要加以审度的道路。它惟一不可征服的希望由无辜的杀人者来体现。

“我们存在”按照这个界限确定了一种新个人主义。“我们存在”面对历史，而历史应该对“我们存在”予以重视，“我们存在”反过来应该在历史中保持自己。我需要其他人，他们也需要我与每个人。每个集体行动，每个社会都以纪律为条件。若没有这条法则，个人不过是个陌生人，屈从于敌对的集体的压力。然而，社会与纪律若否定“我们存在”，便失去了它们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惟有我支撑着共同的尊严，我不能让其他人贬低它。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是享受，它处于自豪的同情心的顶峰，永远是斗争，有时是无与伦比的快乐。

南方思想

若想了解这样一种态度在当今世界上是否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只要提出传统上被称作革命工团主义者即易于答复。这种工团主义到底有作用吗？答案很简单：正是它在一个世纪中惊人地改善了工人的条件，由每日工作十六小时减少到每周四十小时。意识形态的帝国使社会主义倒退，并破坏了工团主义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这是因为工团主义从具体的基础即职业着手，属于经济范围，而巴黎公社着手的属于政治范围，但专制独裁的革命却从学说着手，用武力让真实进入其中。工团主义如同公社一样，为了真实而否定了抽象的官僚集权制。相反，二十世纪的革命声称要依靠经济，然而它首先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它不能避免恐怖与对真实施加的暴力。不论其意图为何，它是从绝对着手来塑造现实。反抗与之相反，依靠真实而在持久的战斗中走向真理。前者试图从上往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后者却是由下而上地去实现。反抗绝非浪漫主义，相反站在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一边。它若想发动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该是为了生命，而不是反对生命。正由于此，它首先所依靠的是最具体的现实，即职业与农村，万物与人活生生的心灵在那里显示自己。对它来说，政治应该服从于这些真理。最后，当反抗推动历史前进并减轻人的痛苦时，没有运用恐怖手段，即使并非没有使用暴力，而且是在最为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完成的。

这个例子比其本身所显示的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专制的革命战胜工团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之日，革命思想即失去它不能缺少的平衡力量，走向衰落。这个平衡力量，这种调节生活的思想，正是激励着被称作太阳思想的悠久传统的那种力量。从希腊文化以来，大自然便由此而与变化取得平衡。第一国际时期，德国的社会主义不停地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第一国际的历史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地中海思想之间的斗争史[1]。公社与国家之间，具体的社会与绝对主义的社会之间、审慎的自由与合理的专制之间以及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对群众的奴役之间的对抗，再次表现了专制与过度行为之间悠久对立的种种矛盾，这种对立从古代世界便赋予西方历史以生气。这个世纪深深的冲突也许并不是历史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天主教政治之间的冲突，从某种方面说，它们二者是一致的，而是德意志梦想与地中海传统之间、永恒的青春过分行为与成年人的力量之间、由知识与书本勾起的怀旧情绪与在生命过程中变得日益坚强的勇气之间的冲突，最后是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冲突。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是继承者。在二十个世纪期间，起初以历史上的神的名义，然后以神化的历史的名义，对自然进行了徒劳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结束。无疑，基督教只有在吸收了希腊思想中所能吸收的一切才建立了教义。然而，当基督教教会消灭了它从地中海继承的思想后，把重点放于历史而损害了大自然，使哥特式战胜了罗马式。它摧毁了自身的界限，日益要求世俗的权力与历史动力论。大自然不再是凝神观照与赞美的对象，以后成为旨在改造它的行动的内容。调和的概念本来会成为基督教的真正力量之所在，然而不是这种概念而是上述的倾向，在现代节节获胜，与基督教本身相对立。上帝从这个历史的世界被驱逐，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时产生于纯粹的征服行动，即专制。

然而，历史的专制主义尽管节节取胜，却始终不断地遇到人的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着它们的秘密，在那里，炽热的阳光伴随着智慧。反抗的思想，即巴黎公社的或革命工团主义的思想不断地朝着资产阶级虚无主义与专制社会主义大声喊出这种要求。专制思想利用三次战争与消灭一批杰出的反抗者的肉体，而吞没了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但这种可怜的胜利是暂时的，斗争始终在持续着。欧洲一直处于这场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中。正由于它放弃了这场斗争，让黑暗压倒光明，因而失去尊严。我们丧失了调和观念，远离自然美，重又处于《旧约》的世界，困于残酷的法老与无情的天空之间。

众人皆遭受苦难时，古老的要求重新出现，大自然又挺身站在历史面前。当然，这并非蔑视什么东西，也不是煽动一种文明反对另一种文明，而不过是说它这种思想是今天的世界所不能长久少得了的。的确，俄罗斯人民可以给予欧洲一种牺牲力量，而在美洲有种必不可少的建设力量。但世界的青年时代永远处于相同的海滩周围。卑鄙的欧洲由于失去了美与友情，最骄傲的种族正在那里死亡，我们这些地中海人身处这样的欧洲，始终生活在同样的阳光下。在欧洲的漫漫长夜中，太阳思想，具有双重面孔的文明，等待着曙光出现。它已经照亮了人们掌握现实的道路。

真正的掌握现实就是要驳斥时代的偏见，首先是最不幸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它希望摆脱了过度行为的人类听命于可怜的智慧。诚然，当过度行为吸纳了尼采的疯狂思想，可能会有一种神圣性。在我们的文化舞台上所展示的这种昏乱的灵魂状态，难道始终是昏乱的过度行为与对不可能的事情的疯狂追求吗？而一人若至少有一次沉溺其中，便永远难以摆脱。普罗米修斯曾有过希洛人[2]或诉讼代理人的面孔吗？没有，我们的文明永远生活在自鸣得意的卑怯的或怀恨的灵魂中间，吕希凡[3]也与上帝一道死去。从他的骨灰里出现了一个褊狭的魔鬼，他甚至再也看不到去何处冒险了。在1950年，过度行为一直是舒适的事情，有时是种职业。而节制却相反，是纯粹的压力。它无疑在微笑，而我们的痉挛病却热衷于世纪末日论，因此而蔑视它。但这微笑在无穷尽的努力的顶峰闪耀着光辉：它是一种补充的力量。那些向我们显示出吝啬鬼面孔的小欧洲人，他们若再没有微笑的力量，为何想要将他们绝望的痉挛作为优越于他人的例证？

真正疯狂的过度行为正在消亡或创立其自身的节制准则。它不会为了替自己制造借口而让他人死去。它在最极端的痛苦中又找回了行动界限，如果必要，会像卡利亚耶夫一样而牺牲自己。节制并非反抗的反面。反抗正是节制，在捍卫着它，穿过历史及其混乱而重新创立节制。这种价值的起源本身向我们保证它是悲痛的。节制诞生于反抗。它只有通过反抗才能生存。它是永远由智慧所激发与控制的一种恒久的冲突。它不会战胜不可能的事情与深渊，而是与它们保持平衡。不论我们做什么，过度行为始终在人们的心灵中，在孤独的地点保留着它的位置。我们所有的人在自己身上都带着我们的艰辛、罪恶与灾害。然而，我们的任务并非把它们倾泻在世界上，而是在我们及其他人身上把它们消灭。反抗，巴莱斯所谈到的这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意志，与这场战斗的原则是一致的。反抗是各种形式的母亲，真正生活的源泉，它让我们在历史未完成的狂暴运动中永远昂然挺立。

[1] 参阅马克思1870年7月2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信中期望普鲁士战胜法国：“德国无产阶级对法国无产阶级的优势同时也是我们的理论对普鲁东理论的优势。”

[2] 希洛人为古希腊时代斯巴达的国有奴隶。——译者注

[3] 吕希凡，反叛的天使们的首领。——译者注

超越虚无主义

对人说来，有一种适合其中等水平的可能的行动与思想。而一切更加雄心勃勃的事业都显示出矛盾。“绝对”是无法达到之物，尤其是不能通过历史而创造出来。政治不是宗教，否则它便是专横的。社会如何确定“绝对”？也许每个人都在为大家追寻这个绝对。然而，社会与政治仅仅担负起处理众人的事情，使每人都有闲暇与自由去从事这一共同的追寻。历史于是不再是崇拜的对象，而仅仅成为一种机会，审慎的反抗会使这个机会产生出丰硕的果实。

勒内·夏尔令人惊异地写道：“梦寐以求收获，对历史漠然置之，这是我的弓上的两个顶端。”如果历史岁月不是由收获的时光组成，那么历史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残酷的影子，人在其中没有地位。谁若投身于这个历史，则是投身于虚无，而自身反过来也成为虚无。然而，谁若献身于他的生命的时光，他所保卫的房屋与世人的尊严，他便是献身于大地并获得收成，这样便可重新播种和养活他人。最后，那些在需要的时刻会反抗历史的人们，能推动历史前进。这意味着无休止的紧张，正如一个诗人所说。但真正的生命存在于痛苦的心灵，它便是这种痛苦本身，是在光焰冲天的火山上翱翔的思想，是狂热的公平与节制的不妥协性。在漫长的反抗活动的尽头，响彻我们身边的不是乐观主义的口号，我们只有在极端不幸时会喊出这些口号，而是充满勇气与智慧的话语，它们就在大海附近，甚至是美德。

今天没有任何智慧想要给以更多的东西。反抗孜孜不倦地与恶对抗，它只有勇往直前。人在自己身上控制会成为恶的一切，他在创造中修正可能会成为恶的一切。孩子们将来会不公正地死去，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社会。人竭尽全力所能够做的，就是减少世界的痛苦。然而不公正与苦难始终存在，它们不论受到什么限制，都仍会不停地激起义愤。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喊出的“为什么？”继续在轰响，艺术与反抗只会与最后一个人一道死去。

无疑，人在强烈地追求一致性的愿望中积累了一种恶。但另一种恶是这种无规则运动的起源。人面对这种恶，面对死亡，从心灵深处呼喊正义。历史上的基督教对这种抗议恶的行动所作的回答不过是宣称有天国，然后是永生。它要求人们去信仰。然而，苦难使希望与信仰消耗殆尽，它一直孤立无助，无道理可言。对苦难与死亡已麻木不仁的劳动群众是没有神明的群众。从那时起，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旁边，远离了以前的与新的传道大师。历史上的基督教把根治历史所遭受的恶与杀人推迟到遥远的历史之外。当代的唯物主义也认为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然而，它作为历史的仆人，扩大了历史的杀人领域，同时对它听之任之，除非留待将来，那时仍要求人们有信仰。对这两种情况说来，人们都必须要等待。而在此期间，无辜的人不断地死去。二十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恶的全部数量没有减少。没有任何救世主曾降临大地，不论是神的还是革命的。非正义始终与一切苦难密不可分，即使在世人眼中是最值得遭受的苦难。普罗米修斯面对压迫他的力量时的长久沉默一直在昭告世人。然而，普罗米修斯看到世人转变了态度，在反对他、嘲笑他。他在人类的恶与命运、恐怖与专横之间左右为难，所剩留的仅仅是反抗的力量，以此将仍然生存的人们从凶杀中拯救出来，而不屈服于那些辱骂的话语。

人们于是懂得，反抗不能离开一种奇特的爱。那些既不能在上帝那里又不能在历史中得到安息的人们，必定要为了那些与他们一样不能生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即为了被侮辱的人们而活下去。最纯洁的反抗运动于是赞同卡拉玛佐夫的呼喊：如果不能使所有的人都获得拯救，一个人获救又有何意义？这样，天主教的囚徒被关在西班牙的黑牢，今天拒绝领圣餐，因为神甫们在某些牢狱中强迫囚徒这样做。这些囚徒是被钉上十字架的无辜者仅有的证人，他们拒绝获救，如果其代价是非正义与压迫的话。这就是反抗的壮烈气概，即毫不迟疑地献出爱的力量，毫不拖延地拒绝非正义。其荣誉就在于对任何事情决不算计得失，把一切都献给现在的生活与活着的弟兄们。反抗就是这样慷慨地对待将来的人们。对待未来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慷慨大度就在于把一切献给现在。

反抗由此证明它正是生命的运动本身，人们若否定反抗，就是放弃生活。其最纯洁的呼喊每次都让一个生命站立起来。它因而是爱与繁殖力，否则便什么也不是。没有荣誉的革命，工于算计的革命，它喜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它否定生命，需要否定多少次就多少次，以仇恨代替爱。反抗一旦忘记了它慷慨大度的起源，听任自己被仇恨所感染，便会否定生命，走上破坏之途，让一群嘲笑造反的小人物的家伙得势。他们今天在欧洲所有的市场上愿意献身给不论什么奴役活动。反抗此时不复是反抗与革命，而成为仇恨与专制。于是，当革命以强权与历史的名义变成杀人的疯狂机器，一种新的反抗则以节制与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的行动。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困境。在黑暗的尽头必然会出现光明，我们已预见到这一天。我们惟有斗争，使它早日来临。我们所有的人越过虚无主义，在其废墟上为人类的新生做准备，但几乎无人晓得这一点。

反抗并无解决一切问题之意，但至少能面对一切。从这时起，中午在历史的运动中大放光芒。在光焰四周，黑暗的影子晃来晃去，旋即消失，有些盲人摸摸眼睑，大喊这就是历史。欧洲人被遗弃在黑暗中，离开那光芒四射的固定点。他们为了未来而忘掉现在，为了烟雾般的强权而忘掉人类的苦难，为了光辉的城邦而忘掉郊区的贫困，为了虚无缥缈的乐土而忘掉每天的正义之举。他们对民众的自由已失去希望，却梦想人类的一种古怪的自由。他们拒绝孤单的死亡，称呼不死为奇妙的集体垂危。他们不再相信现在的一切，不再相信世界与活着的人。欧洲的秘密是它不再热爱生命。这些盲人幼稚地认为，热爱生命中的一天即无异于为那个压迫的世纪辩护，因而在世界的黑板上抹去欢乐，把欢乐推到以后享受。他们对限制不耐烦，拒绝自己的双重存在，对生而为人感到失望，于是终于沉溺于不人道的放纵。他们否定了生命真正伟大之所在，因而拿他们自己的卓越之处进行赌博。由于缺少更好的追求，他们使自己神化，于是发生了不幸：这些神的眼睛瞎了。卡利亚耶夫及其全世界的弟兄们相反，拒绝这种神论，因为他们抛弃了制造死亡的无限权力，选择了今天惟一的独创法则：学会生存与死亡，为了成为人而拒绝成为神。他们以此作为我们的榜样。

在思想的中午，反抗拒绝神化，以便共同斗争，承担共同的命运。我们选择了伊塔克岛[1]，忠诚的大地，大胆而朴素的思想，明智的行动，通达的人的慷慨大度。世界在光明中成为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我们的弟兄们与我们在同一个天空下呼吸，正义在发挥作用。于是欢乐涌现世间，有助于人们生存与死亡。我们拒绝将欢乐推迟到未来。在痛苦的大地上，欢乐是不倦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苦涩的食物，从海上吹来的风，往昔的与新的曙光。在长久的战斗中，我们怀着它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与一个不排斥任何东西的欧洲。这个欧洲不会排斥尼采这个幽灵，西方在崩溃后的十二年中仍去参拜他，把他视为最高的意识与虚无主义的形象。它不会排斥那位严肃的正义的预言家，他已安息在海格特墓地一群不信教的死者中间[2]。它不会排斥那位安眠在水晶棺中，被行动的人奉为神明的木乃伊[3]。它也不会排斥欧洲的智慧与能量不间断地向一个苦难时代的骄傲所提供的任何东西。在1905年的牺牲之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再生，条件是他们懂得彼此修正对方的错误，懂得有一个界限在限制着他们。每个人都对别人说他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在这里终结。我们每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1] 伊塔克岛为希腊爱奥利亚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译者注

[2] 估计指的是马克思。——译者注

[3] 估计指的是列宁。——译者注

版权信息

书名：评论文集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ISBN：9787532761852

译者：王殿忠　杨荣甲

责任编辑：冯涛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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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集·

王殿忠 译

为尚弗尔[1]《箴言录》一书写的引言

作为一个忠于职守、坚持不懈地观察社会的人，很难想像有谁会像尚弗尔那样。例如，人们一般不太认为过人的才智是有害的，也不会认为天才必须绝对孤独。对这些，一般都是拿天才开玩笑时才这样说，那是不会当真的。有过人的才智可以很好地交友，天才有时也是个好伙伴。他所遭逢的孤独的方式，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如果他愿意如此，也尽可以自己去享受孤独。

也很难同尚弗尔一起去体味那种人间最为相通的感情和人间最不可理喻的感情，这里指的是对妇女的歧视。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歧视和爱。这一切就要求我们了解全面情况。我还须补充的是，我认为愤世嫉俗并不足取，也并不会被人所称颂。在尚弗尔身上，我既不喜欢他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也不喜欢他动辄“发火”，更不喜欢他那种彻底绝望的情绪。我将谈一谈他那些有悖于常理的各种因素，而这一切却又使我觉得，在我们所有的伦理学家中，尚弗尔是使我最受教益者之一。这我须立即加以说明，在做出这一总体评价的同时，我还认为，他对自己艺术中最奥秘的原则是不忠实的。他在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同他特有的个性和内涵就很不一致。

我们最伟大的伦理学家们并非是箴言录的作者，他们都是些小说家。那么，什么是伦理学家？我们只能这样说，伦理学家乃是一位怀有仁者之心的人。何谓仁者之心？这也实在很难说清，我们只需这样理解，即这是一种在世间很不普遍的人心。因此，不管其文字如何，当你读完拉·罗什福科尔[2]的《箴言集》时，在做人行事上都很难学到什么东西。你看那些优美平和的句子，那些精心推敲的反命题，那种为表示渊博的虚荣心，所有这些，与构成一个人生经历必不可少的内心自省和沧桑变化相去甚远。我甚至甘心用这样的一本《箴言集》同司汤达所搜集的两三个小故事进行交换，甚至用这样一本书换取克莱芙王后的一句欢快的话。“人们往往从爱情发展到野心，却很少有从野心回到爱情者。”拉·罗什福科尔这样说。对这两种欲望，我一无所知，因为它们可以互相转换。于连被他两个截然不同的情人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这两位情人各自的行动却更使我受启发。我们真正的伦理学家们并没有多说什么话，他们只是用眼睛去看，或者彼此观看。他们并没有制定什么规矩，只是描绘。通过客观描绘，却更加照亮了人类的行为，比如他们是否文质彬彬，某些才华之士是否满口格言警句，是否醉心于贵族式的说教等等。只有小说，才忠实于对个体的描绘。其目的并非为生活下结论，而是描绘生活的历程。一句话，它更加朴实。正因为如此，它也才是经典的。至少，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对人类的认识有好处，正如自然科学和物理学能够做到的那样，也正如数学和箴言所不能做到的那样，因为数学和箴言是在思想上与之相对立的两件东西。

那么箴言到底是什么？可以简单地说，它是一个多项方程式，其第一项符号准确地存在于第二项中，但却要经过不同的运算程序。因此，理想的格言，总是可以反向思考。它的全部真理就在它自己身上，并不比代数公式复杂，它只要同人生的经历相吻合就够了。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创造箴言，直到在设定条件的已知项内把各种组合用尽为止，只不过这些已知项是爱情、仇恨、关怀或怜悯、自由或公正而已。甚至还可以始终像代数一样，从这些组合的一项中得出对生活经历的预言。但却再没有比这更为实在的了，因为它说的都是普遍现象。

此外，尚弗尔也并没有把兴趣放在写箴言上，只有少数情况例外。比如关于妇女问题和作家的孤独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他易于激动，情感所至信手写来，此外他便很少写什么。如果我们等他灵感到来时贴近观察一下，就可轻易发现，他的那些灵感既不在反命题上，也不在箴言上。“哲学家，他总想熄灭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极似化学家的感情，因为化学家极想熄灭自己的感情。”说这样话的人，和几乎就在同时说下面那些话的人，其思想渊源如出一辙：“有人极力攻击情感，却不去想一想，正是情感的火焰才使得哲学点燃了自己的情感火焰。”在这里，前者和后者一样，他们表达自己思想的手段不是箴言，乃是一种对事物的看法，它同样能够很好地表述哲理。这些都是试探性武器的一击，一束突发的闪光，却不是定律。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定律式的，乃是表述性的。例如，人们可以在我们的职业伦理家那里长期地寻找才能找到一篇作品，这篇作品与下面这篇对我们当今世界在其内容上几乎没有瓜葛的作品距离我们同样遥远，但却有较多的可足借鉴的生活内涵：“在当代，有一些错误行为，我们或者已不再犯，或者已犯得很少。即人们是太善于动心思了，以机智替代了灵魂，一个无耻之徒，只要稍一动脑，不再夸夸其谈，不再阿谀奉承，改变过去那种使他成功的手法，便可变成另一个人。我曾见过一些很不诚实的人，有时候竟趾高气扬，体面端庄地和亲王、大臣们进进出出，却无所用心。这一切都足以欺骗世人和涉世不深者。这些人不晓得，或者忘记了评价一个人应该从他的全部表现和从他的本性着眼。”

但同时我们却也看出，这些并非属于箴言范畴。尚弗尔并没有把他的人生经验写成箴言。他的艺术创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作品具有公正的内涵。每一篇作品都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形象或几种环境，使人看过之后，在思想中便很容易建立起一个清晰的概念。正因为如此，他首先使人想到司汤达。司汤达也和他一样去寻求每一个人的定位，亦即是说，那个人是处于哪一个隐而不现的社会之中还是处于哪一个隐而不现的真理之中，还是处于哪一种特殊地位上。但他们相似之处还远不止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尚弗尔也是一个小说家，因为他的作品有许许多多与小说共同的特点，可以说是一部尚未安排情节的小说，是一部编年史的集合体，在这里一古脑儿地倾注在他的评论之中，这便是他的《箴言集》。如果把它看作《轶闻集》，其中的人物就不会因对他们的评价而引起别人的联想了，却可以以其个人的行为特点而被搬上舞台演出，大家也便可以从这部不是小说的小说中得出更为明确的印象。把这些特点同他的《箴言集》联系起来，我们便可看出，其中有丰富的材料，有诸多的人物和评论，足可构成一种伟大的“人间喜剧”，其中有故事也有人物。这已足够使这部作品同小说构成严密的一致性，尽管作者原意并非如此，我们也便可以看到一部比专事阐述思想的文集更为高级的作品，一部真正阐述世人经历的书，其哀婉动人之处及其中的残酷事实足以使抽象地对不公正的阐述黯然失色。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工作。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尚弗尔完全同拉·罗什福科尔不同，是一位同法耶特夫人[3]同样深刻的伦理学家，尽管其情感轻率，但也正因如此，才使他进入某种艺术领域最伟大的创造者行列之中，在这一领域，生命的真理无时无刻不在为语言的技巧做出牺牲。

以上这些，发生在十八世纪末的那种软弱无力的社会中，如果我们不说它无情的话，那这些活动又使人觉得正是在火山口上跳舞。小说的背景基于被当时称之为“世界”的范围内。于是我们便可立即发现，这又把尚弗尔作品中所写的个别当成了一般，此乃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匆忙的读者把作者所描述的某些头脑发热的狂热状态扩展成一般人的心理状态所致。

在尚弗尔的文章中，受到鞭笞的是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是极少数同整个民族相分离的人，他们既聋且盲，整天醉生梦死。正是这个阶层向小说提供了人物，提供了背景和讽刺的主题。因为当你匆匆地一瞥时，你首先认为它是一个讽刺小说，它像一个具体化了的《轶闻集》。有国王、朝臣、贵夫人、国王的女儿，他们感到很惊奇，何以他们的女仆竟然和自己一样每双手有五个手指。路易十五已然病得行将归天，因为他的御医用了“必须如何如何”这种字眼；公爵夫人罗昂认为生下一个小罗昂乃是自己的荣耀；大臣们宁可法兰西对外打五次败仗，也不愿意国王身体欠安。他们那种愚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狂妄竟使得他们认定上帝就是《天上的贵族》。一个阶级的极端无知，使得阿朗贝尔[4]在威尼斯大使面前显得大为逊色；贝里埃让通知他达米伊安有谋杀行为的人去下毒，却不重视他的意见；德·莫日隆下令把一个无辜的小厨师绞死，却放过那个犯罪的厨师，而他又非常喜欢吃他做的饭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便是他们的群相。这些蠢事常常是同一些人所做。在处理一个凝固的、抽象的标签式的社会时，尚弗尔有所选择地站在社会之外，把他们的群相一个个像木偶般地展现出来。对那么两三个例外的人或事，他把它们以喜剧手法来处理，其技术手段正如同写小说，甚至运用现代小说的手段。其中的人物性格始终以自己的行动来表现。他的讽刺挖苦不足以说明什么，他描绘的是那些人的特点。

在所有这些人物中，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是尚弗尔本人。他的传记可以提供我们有关情况。但这也无关紧要，因为他写的是《轶闻集》和《箴言集》，而且又始终是以小说的写作手法来描写，亦即是说间接描写。如果把他所有对某某先生的描写集中起来，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物的全貌，在这个人身上，尚弗尔十分讲究使用“讽刺”的分寸，也十分注意在这个虚构的和疯狂的社会中让这个人的行为保持严肃、谨慎。这个人物已经到达了这个年龄段，在这个年龄段上，青春年华已然一去不复返，人们在青春时期那种无限欢快的情趣也不复存在，在这个时期，他已不再追求什么信仰，他酸甜苦辣都已尝遍，自此便看破一切，除了逃避世俗之外，已谈不上有何爱好，但却有两件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事情，一件便是对自己往昔情感的回忆，一件是对个性的崇拜。我们能够从这位某某先生的口中听到有关个性的言论。因此尚弗尔把他的《箴言集》中的一部分上升到如此高度是不无深意的：“此乃是对隐退生活和性格尊严的一种雅兴的表现。”一个人把此事看得如此重要，也不应等闲视之。其惟一一个缺陷便是，他在这里恰恰把个性同孤独弄混了，这也同时是他这部深奥作品的主题，我们后面还将涉及这方面问题。但考虑到这也正是身处一个堕落社会的人的正常反应。在这个社会中，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思想，而一些伟大的忠告又不被人们所重视，因此，我们应当对他这种个性崇拜赋予真正的意义。当提到这个问题的价值时，尚弗尔对此既不专断也不盲从，他参照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温不火地说：“为自己规定某些比个性更为强烈的原则，这种做法并不好。”

同时，这个十分珍视自己心灵的人物，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以及这个感情世界受到伤害的经历。就是同一个人，他曾经写下过比一个法兰西人所能写出的更为豪迈的箴言：“向我走来的财富，将通过我个性所加给它各种条件。”但他却在作品的每一页上都表现出一种极其敏锐的感情。这个人物在这里向我们表明了他最后的空间，他完成了意志和激情的混合，这种激情构成了个性的悲剧，同时也使得尚弗尔在他那个时代大大地向前迈进了。因为他是拜伦及尼茨什同时代人，他能写出：“我很少看到过使我振奋的壮志凌云的豪气。在这方面，为我所熟悉的佼佼者，是撒旦在《失去的天堂》里的表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那悲剧性的口吻及态度，尼茨什把这称之为自由思想。我们只需想一想这种思想所依附的那个社会也就够了，在那个社会，尽管他很不情愿，但不幸的是他又无法不让自己对它加以评论。大家可以轻易地想到，自那时起他所经历的藐视和绝望，决定了像他这样的人不得不在他所藐视的这个世界上奔波的情况。我们将抓住尚弗尔给我们留下的那些小说的要素，这种小说是离世小说，是对一切都予以否定的记叙，最终将导致对自己的否定，是一种向绝对化奔跑的旅程，其终点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泥潭。

这种冒险活动，乃是由于青年尚弗尔那种感情激昂的冲动所造成。有人说，这同爱情一样美丽。这种生活，开始时取得了成功。女士们纷纷爱上了他，也爱上他的第一批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很平庸，并为他组织各式沙龙甚至使他在公众中备受宠爱。不错，当时的社会对他并非那么严酷，他也并非因自己是个私生子而感到难为情。如果社会上的成功还有某种意义的话，可以说尚弗尔的生命在其起步阶段是一个辉煌的胜利。但可惜的是这种情形并不那么稳定。尚弗尔的小说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一个孤独者的历史，因为社会的成功只有在人们信任这个社会时，才有意义。此外，在尚弗尔的人物身上，首先就有悲剧色彩，这始终妨碍了他对社会的信任，而且这种心灵的敏感性，也妨碍他投身于对他的出身可能有争议的天地中去。他属于那种被伟大而鲜明的道德所推动，并被置于想征服一切的境地的人。而他的另一种品质又把他推向否定这一切的地步，甚至使他把刚刚取得的成就都予以否定。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即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竟达到使那些曾经声明信任它的人都不予信任的地步。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为他所藐视的世界，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如果他的出身好，他可以把那些在这个社会上不为人所满意的一切事物都拉到自己身上，而无须做出什么榜样。如果需要玩什么手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历史的手段，存在于人们道德的趣味中。

于是我们这个人物便处于既取得了社会成功又对这个腐朽的社会非常蔑视的尴尬境地。惟一能激发他的，就是个人理性在内心的激荡，这时他便立即做出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来。他享受法兰西学院给他的津贴，这时便提出要求取消申请，并对学院大加攻击，要求该学院解散。作为一个生活在旧制度之下的人，他投身于党派斗争，最终还是把自己害了。他同一切都格格不入，并且对一切都排斥，对任何人都不宽恕，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荣誉的悲剧”。尽管当时他已十分孤僻，但却依然强烈地排斥人类惟一的求生手段；其对一切的排斥达到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但思想如此，他的肉体也是如此。尚弗尔原本相貌堂堂，极富魅力，后来竟变得“残酷，最后丑陋不堪”。

我们这位先生的生活轨迹却远不止这些。因为弃绝他自身的优势，尚称无关大局，而摧残自己的躯体，同摧残自己的心灵相比，也算不得什么大事。最后，正因为这样，才造就了尚弗尔的伟大之处，也成就了他小说的惊人之美。因为对人的蔑视，在通常情况下乃是一种庸俗心理的表现，这时伴之而来的是强烈的自大心理。相反地，如果对自己也加以蔑视，那么蔑视别人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尚弗尔说：“人，其愚蠢不下于动物，这是通过对我自己的评价得出的结论。”从这一点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叛逆的伦理学家。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自己所有的叛逆经历反过来又反抗自己，他是一个典型的“神圣的绝望者”。其极端而粗暴的态度，导致他走向否定一切的顶峰，这便是沉默。“有一次有人请某某先生谈一谈社会流弊，他很冷漠地答道：‘在我记录不再谈论的事情的清单上，其项目每天都在增加。’最具哲理的哲学，它的这份清单便最长。”这甚至把他引向否定艺术作品这个纯语言力量的地步。他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被认为很注意自己的才能。他让这个人说道：“我的自爱心因关心他人而消逝了。”这是合乎情理的说明。艺术同沉默是相反的，它是把我们同人类共同斗争连接起来的众多纽带中的一个。对那种已失去这种纽带并把自己完全抛进杜绝一切的境地的人，无论是语言还是艺术，便都失去了表现力。无疑，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种否定一切的小说至今尚未出现，因为那也正是一种对小说的否定，在这种艺术之中，其原则也必然会导致对自身的否定。当然，尚弗尔没有写过小说，可能他认为那不是他的所长。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那也是因为他既不爱人类，也不爱自己，很难想像会有那么一个小说家，他对他写的人物一个也不爱。在我们所有伟大的小说中，没有哪一部会没有人类之爱这种感情的，尚弗尔的例子在我们文学领域中便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无论如何，这种“人间喜剧”到现在也该结束了，因为它最终同人们赋予它的那个题目不相称。

我们要寻求尚弗尔这一生涯的终了，须到他的传记中去找。无论从整体上看还是从细节上看，对他的一生，我都没见过比这更具悲剧性和更具协调性的事。因为从协调性看，尚弗尔把自己全部投入革命之中，他已不再讲话了，只有行动，并且也没有发表过对革命诽谤和攻击性的文章，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只看到了革命的消极方面。他是过于向往那种理想中的公正，从而不能接受革命行动中出现的必不可少的不公正。因此挫折仍然在等待着他。对像尚弗尔这样的人，只想把事物推向绝对却又无法做到，于是便只有去死。实际上，他也正是这样去做了，但却是在那种可怕的环境之中，而那种环境又恰恰是他这种精神悲剧的温床，这种精神悲剧也便在残杀中结束。在这里，要求纯洁的狂热，正同破坏的狂热相吻合。在那一天，当尚弗尔认为，宣判他死刑的乃是革命时，他便在这决定性的失败时刻，拿起一支手枪向自己射击，这一枪击碎了他的鼻子并打烂了他的右眼。他还未死，并不就此罢休，又拿一把刮胡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并把自己的肌肤割烂。此时他已成了一个血人，他还用手枪探寻自己的胸膛，最后手脚都已支撑不住，便跌倒在血泊中，鲜血流出门外直到人们发现才报了警。这种残酷的自戕，这种对自身的摧残，实在难以想像。但却在他的《箴言集》中找到了说明：“大家畏惧可怕的偏见，但这却对强者适宜，而刚强的性格，则总是极端的。”不错，这确是对极端的一种顽固的崇拜，也是对不可能成功的事的一种偏执的狂热，这些在尚弗尔的论述中都有体现，也正是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的情趣。简单地说，这类高级伦理的阐述，终于在血泊中完成，终于在一个动乱的世界里结束。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都有十几个人头从筐底跳出来。这样的现实，便向尚弗尔提供了他伦理道德的深刻。

因为伦理学家的职业，如果没有混乱，没有恐惧或牺牲，便无法运作要么就是一种令人生厌的虚假说教。因此，我觉得尚弗尔正是我们少见的伟大的伦理学家中的一个。因为伦理这个人类最大的酷刑，是他个人的爱好，他到死都在为它同人类协调起来而努力。我从各个角度研究了大家对他那种性格的批评文章，我却更喜欢他这种尖刻，因为这种尖刻充满了人类的一种伟大的思想，比起某些大人物们那种干瘪的哲学思想要好得多，比如有人就曾写过这种不可原谅的箴言：“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分离，便可使人得到幸福。”但即使尚弗尔的否定态度达到顶峰时，他对弱者仍不失同情之心，他损害的只是他自己，那原因也很复杂。不错，我了解他的思想在向哪边滑坡。他认为个性是由叛逆心理所决定。但怎么能够想像，一种优势可以同“人”相分离呢？所以尚弗尔以及其后对他很崇拜的尼茨什就进行了选择，但他也好、尼茨什也好都付出了应付的代价，证明了在寻求自己理想中的公正的心灵冒险活动，同样也如同获得最伟大的战利品一样，带着强烈的血腥味。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同样也是对我们及我们这个世界很有教育意义的事实。我在此仅指出，尚弗尔是一位经典作家。如果严密性、推理判断、逻辑性以及顽固的精神作用也是一种经典的品质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尚弗尔选择自己成为经典作家的方式，是他为此而死去的原因。这就使得我们这个概念具有夸张性和冲动性，但这又是我们伟大的时代所赋予他的，我们应该为他保留下去。

[1] 尚弗尔（1741—1794），法国伦理学家、格言作家。——译者注

[2] 拉·罗什福科尔(1613—1680)，法国作家、公爵，他在1665年完成了他的《箴言集》。————译者注

[3] 德·拉·法耶特(1643—1693)，法国作家，小说《克莱芙王后》的作者。——译者注

[4] 阿朗贝尔(1717—1783)，法国作家、哲学家及数学家。——译者注

为路易·纪尤[1]的小说《平民之家》写的前言

今天，所有宣称自己为无产阶级讲话的法国作家，几乎都出身于小康或大户人家。这也并非他们的毛病，出生在哪家，自己做不得主。我觉得这件事原也无可厚非。我只想向社会学家提供这样一种特别情况以供他们研究。我想，把这一反常现象提供给我那些社会学家友人们，以他们的智慧，不妨予以解释，使读者们能够明白其原因。这就是我把尚未为大家所知的这一情况讲出来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偏爱的事情。我的偏爱是什么呢？我一直希望的，不妨冒昧地说一句，就是等我被杀害之后，能够有人出来作证。比如说贫困，它使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对贫困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性，在那些由进步的专家学者们编纂的杂志和书籍中，常常把无产者描写得似一群生活作风很特别的人，如果这些无产者有时间读读这些专家们的文章，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历程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这些专家们谈论他们的方式非常使人反感。从使人反胃的奉承到直言不讳的蔑视，什么都有，直叫你从这些言论中摸不到哪些东西是更大的侮辱。难道贫困，命中注定必须要两次被盗窃吗？我不这样想。至少，会有某些人同瓦莱斯和达比一起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这就是我为什么欣赏和喜欢路易·纪尤作品的原因。他对他笔下的人物既不奉承也不蔑视。这就使得他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惟一的一个崇高的亮点，任何人也无法夺走，这就是真理的闪光。

这位伟大的作家，由于他在学校时便接受了必要的训练，因此他能够毫不困难地评价一个人的本质。与此同时，他也从中养成了一种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中似乎不甚多见的腼腆性格，这种性格始终使他不能接受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向上爬的进身阶梯那种做法；也从不干那种艺术家不应该做的、把别人的痛苦当作消遣的主题来描写的事。D·H·劳伦斯[2]经常在他的作品中，向我们讲述他所出生的那个矿工家里他自己感觉良好的那些事。但劳伦斯以及和他相似的人们都知道，如果把无聊说成高尚，那么几乎总是伴之而来的屈从，就将永远无从解释。这样，他们自己无力阻挡的，便是他们的作品受到谴责。纪尤的书也便无法逃避这个伟大的责任。从他的第一本书《平民之家》、《梦想的面包》到《七巧板》，都表现出一种忠实，他贫困的童年，带着他的梦想和反抗，向他提供了自第一部到他后来所有作品的写作灵感。像这样一种会被认为浅薄的现实主义或温情主义的主题，是最危险不过了。但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大胆地战胜外界诱惑。纪尤并没有把任何事物都予以理想化，他始终坚持用恰如其分的笔触描写事情，从不故意制造残酷或刻意寻求苦涩，他善于赋予他的作品一种腼腆的风格。那种平淡而清纯的语调，那种低沉的声音，那种似回忆般低沉的声音，这一切都表明了叙述者那种风格的品味，这也是人的品味。

如果我们看一看纪尤把一个工人之死作为他《伙伴》一书中的惟一主题，就更能衡量出其战胜诱惑的分量。贫困和死亡双双构成了那个家庭绝望的内涵，似乎除了卡兹之外，已无人能承受那种痛苦，他对那个家庭的痛苦体验之深，似乎使人感到触手可及。在这本小书中，纪尤始终对他所描写的原型掌握着恰如其分的高度，对这个人物既不降低，尤其是，是的，应该说尤其是，也不拔高，而且其基调也从未升过格。但我也并不赞成人们在读这篇小说时，不待读完便泣不成声。纪尤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晓得，在我们城市里所有的漂亮举措中，死亡也要上税的，死亡已变成一种奢侈行为，使得人们确确实实不得不极力避免。但他讲的却不是这些。在《伙伴》中，从头到尾找不出一句怨言，让·克诺维尔甚至好像死得很幸福。简言之，此人临终前表现出来的这种难以解释的欢快，作者对此仅表示了他一种很不自然的惊讶，对这种不正常的欢快表示惊讶。他只是说：“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是的，还要说什么呢？幸福须有一种安排，对这种安排，贫困就没有无声的死亡准备得那么好。

如果说，我只让大家相信纪尤仅只是一位写贫困的小说家，那么我就是对他的背叛。一天，我们在谈论公正和惩罚问题时，他说：“这个问题惟一的关键，就是痛苦，正是通过这种痛苦，最凶残的罪犯才能同人类保持着一种关系。”他并向我引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当时正是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列宁想让右派的犯人参加战斗，他的一位同事反对说：“不行，我们不能同他们一起战斗。”列宁回答说：“不同他们一起战斗，但却是为他们在战斗。”还有一天，在谈到我们的一位朋友喜欢嘲笑人时，纪尤认为讽刺挖苦不一定是恶意的表示，我回答说，那也不能看作是善意的表示，纪尤回答说：“不能，但从痛苦的角度看，你就不能从别人身上多想其他东西。”我记住了这些话，它们显示了这个作家的心灵。因为纪尤几乎总是想到别人的痛苦，因此，首先他是一个写痛苦的小说家，在《污血》中那些最令人蔑视的人物，在作者眼中，都因他们生活在困苦中得到了原谅，但我们也能够充分地感到，在这里，痛苦也并非意味着绝望。《污血》有其绝望的一面：“这种生活的现实，并非是让人们去死，乃是让人们被骗而死。”这本是不自然的，读来令人心碎的书，已经超越了绝望或希望。我们大家和他生活在这片陌生土地的腹地，许多伟大的俄国小说家都曾起意加以开发。实际上，在至少这样做过一次的人中，他是惟一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吗？大家都在向这方面努力，尽管有孤独也有惶恐，但却是共同的，也是不可替代的。纪尤的伟大手法在于，他充分利用了每天都存在的苦难，以此来显现这个世界的痛苦。他把他笔下的人物推向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水平线上，但又首先使他们生活在最为卑下的底层。我没见过其他的艺术定义，如果当今那么多的作家都想避开这种手法，那是因为对此惊奇多于相信的缘故。纪尤却不顾这些。他对存在几乎是无节制地爱好，他对一个充满各种人物的内部世界所进行的长期对比，自然把他置于最难处理的艺术领域。我刚刚对他所有的著作重读了一遍，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部作品和其他作品完全不能对比。

但说到此，还没有提到《平民之家》这部纪尤的第一本书。我每读这本书心情都沉痛，因为它引起我许多回忆。它不断地向我讲述着我所了解的那些事实。这个事实便是，人始终像摆脱不了死亡那样，被贫困所折磨：“他听到火车的鸣声，便知道天是否在下雨。”我常常读这本书，以致使我觉得类似的话始终在我耳边回响。现在我合上这本书，这些话便使得那位当父亲的角色又在我眼前清晰起来。我从心底了解这个人物的缄默和反抗精神。他是那么与世无争，我觉得他同世界的协调，如同和他青年时代的协调一样，同那个经常和他最要好的朋友去泉边洗澡的青年一样。这个朋友在我的记忆中所占的位置明显地和他不成比例。但由于他已不存在，便永远活在我心上，仅仅是由于纪尤的一句话，说在他服兵役之后，他父亲便没有再见到他，我们根本也无法了解，这种军旅生涯对他是否严酷。这是一种很美的间接描述手法的典型。通过这种手法纪尤使我们感知到，苦难从他的感情里夺去了他多少力量。极端的贫困削弱了记忆，却增强了友情和爱。特里斯坦以每月一万五千法郎的工资，过着手工工人的生活，便对叶瑟特再也无话可说了。爱情对穷人也是一件奢侈品，这就是惩罚。

我不想对这本书所提出来的种种，再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只想说明的是，我愿同这个人物保持神交，他是属于那种随着记忆的转变而转变，且永不疲倦的人。他在某种心情中打发他的人生已有二十余年，并且始终做好事。他的作者是不会不知道的。在当今之日，有多少书能够让我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些话来？将来又有哪些作品能够给我们这样一种机会，让我们赞扬其技巧并赞颂其作者呢？

[1] 路易·纪尤(1885—1930)，法国作家。——译者注

[2] D·H·劳伦斯(1899—1930)，英国作家。——译者注

相遇安德烈·纪德[1]

我第一次接触纪德的书是十六岁那年。当时我的一位姨父负担我一部分学习费用，他有时就送我一些书读读。作为一个肉铺老板，并且生意非常红火，但他却十分喜欢读书和发表一些这方面的见解。他除了上午经营肉铺生意外，其他时间，便在书房里读书、看报，或是在附近的咖啡馆里大谈文学。

一天，他递给我一本仿羊皮纸封面的小书，并说：“这你会感兴趣的。”在当时，我什么书都读，尽管有些似懂非懂，也不求甚解，大约是我在读完了《女士信札》或者《帕尔达扬》之后，便打开了他送我的那本《人间食粮》，其中那些祈求、祈祷，使我觉得有些阴暗，并且对那些对自然恩赐的赞颂很不以为然。那年十六岁，我在阿尔及尔，就已对这些感到厌烦了。当然，我当时喜欢的是另外的东西。后来便看到那个“小玫瑰布丽达……”我怎么会认识了布丽达！我把这本书还给叔叔时说，的确，我对它挺感兴趣。后来我又回到海边，又开始了漫不经心的学习，又看起了消闲的读物，又过起了那种属于我自己的艰难日子。就这样，同纪德见面的机会也便错过了。

下一年，我遇见让·格勒尼埃。他也一样，递给我的东西里有一本书。这是一本安德烈·德·里什欧的小说，名字叫《痛苦》。我不认识安德烈·德·里什欧，但我却永远忘不了这本好书，它第一次向我讲述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事情：大海，贫困，美丽的夜空。它解开了我内心深处那个阴黑的结节，使我摆脱了它的羁绊，对这种羁绊我只觉得憋闷，却叫不出它的名字。按照惯例，我花了一夜的时间读完了它。当我清醒过来后，便感到身上拥有了一种奇特的、新鲜的自由，于是我便有些犹豫地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向前走去。那时我刚刚明白了，书籍的作用不只是让你忘记现实，也不只是供你消遣。那种固执的缄默，那种模糊又强烈的痛苦，我周围那个千奇百怪的世界，我亲人们的清高，他们的苦难，以及我个人的内心隐秘等等，这一切原来都可以讲述。似乎有了一种解脱、一种条理，比如贫困，好像一下子便显现了它的真面目，而这一切都是我从前在黑暗中怀疑和尊崇的东西。《痛苦》使我隐约看到了创作的这个世界，是纪德使我进入这个世界的，在这里我又第二次和他的作品相遇。

我于是便开始认真地读起他的书来。有幸生了一场病，使我得以离开海滩和松垮消闲的日子。我仍然在不规律的生活中读书，但却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欲望使我能够闹中取静。我试图从他的书中寻求某种东西，我希望能找到那个似乎属于我的隐约可见的世界。就这样，边读边想，在朋友的帮助或我自己的努力下，我慢慢发现了一片崭新的天空。许多年之后我仍然把这段美妙的“学徒”生涯铭记在心。一天早晨，我终于又醉心于纪德的专论了。两天以后，我便能整段整段地默诵他的《爱情的尝试》。至于《浪子回头》，已使得我不能谈它了，它的至善至美使我开口不得。我便邀约了几位朋友对它进行改编，不久便把它搬上舞台。在此期间我读了纪德的每一部作品，这时候我也从《人间食粮》中接受了其中经常描写的那种动荡。但却是在第二次读它时接受的，可能大家也会看得出来，因为我第一次读它时，我尚是一个未经开化的野孩子，同时也因为他所描写的那种动荡对我来说缺乏理解，这也并非是一个决定性的对抗。在纪德后来自己确认这种解释之前，我已经学会了在他的《人间食粮》中吸取我所需要的东西了。

随后，纪德便支配了我的青年时代，而且对那些你至少曾经仰慕过一次的人们，你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把你的心灵提到那么一个高度而始终感谢他们！而也正因这些原因，他对我来说既不是我思想上的师父，也不是我写作的师父，我从他那里学来的是其他东西。基于我所说的那些，纪德对我来说，倒不如说是一位艺术家的典范，是一位守护者，是王者之子，他守卫着一个花园的大门，我愿意在这个花园内生活。比如，在他论及的关于艺术方面的意见，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我却完全拥护，尽管时代已同他那种观点愈来愈远。大家批评纪德的作品距离这个时代的焦点相当之远，大家经过比较，认为一个作家，想要使自己伟大，就应该是个革命者。但如果他是个革命者的话，也只能到革命爆发之际才是，此外，就不行。但毕竟纪德是不是同他那个时代相距甚远，也还是不敢肯定的事。可以肯定的却是，他那个时代想远离他所表现的一切。问题是要明白，是否这个时代有一天能够达到他所表现的一切，而不致中途毁灭。纪德自己也担心这个对时代的第二种判断。讨论至此就比较容易了：这种判断是悲惨的。

我必须忘记纪德这个典范，强迫自己尽早地绕过这个无辜的造物主的世界，并离开我出生的这片土地。历史对我们这一代是有强制性的。我不得不加入在黑暗岁月大门前排队等着进去的人的行列中。随后我们便开始向前走，但却没有到达目的地。但那时我为什么不改变目标？至少，我还没有忘记我生命之初时的那种富裕和光明，我也并非不喜欢它们。我并没有否认纪德。

我终于在我们这个年代最严峻的时刻行将结束时，又找到了他。那时我正在巴黎住着他一部分房子。那是一间带有凉廊的工作室，最为奇特的是，在屋子中间悬着一个大秋千，我让人把它拆了下来，我想如果到我这儿来访问的知识分子们一个个悬在这个秋千上玩，岂不让人感到滑稽。在纪德从北非回来之前，我在这间工作室里住了长达数月之久。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他。但我们却似老相识一般，也并非是纪德不愿意在这种亲密无间的环境中等待我，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他顾忌到沸沸扬扬的谣传会破坏我们的友谊。但他在欢迎我时的微笑是明快的和愉悦的。

四十年的岁月使我们天各一方，这是我们共同的苦难，于是我便同纪德很知己地在一起住了数周之久，但却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影。有时他来找我要敲我的工作室和他的书房之间的两道门才能进来。只见他怀里抱着一只小猫，它名叫莎拉，它是从屋顶上跳下来跑到他房间的。有时候也弹弹钢琴。还有一次他坐在我旁边听电台广播停战消息。我并非不晓得，那个搅乱了大多数人清静的战争，对他和对我来说，却是惟一的真正清静。这是第一次我们一起坐在那台收音机旁感到对时代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其他时间，我只能听到他在房门的那边，有轻轻的脚步声，有轻轻的动静，似在深思，似在遐想。这能说明什么？我知道，他就在距我很近的那间屋子里，以自己无比尊严的精神严守那个空间的秘密。我也曾起意走进去，走进这个我们大家都在混战都在呐喊的内部，但总是走过去又返了回来。

今天，他已离我们而去，谁又能代替门那边的我那位老友？谁又能守着那个园门等待着我们的返回？至少，他直到撒手人寰依然在忠于职守。因此他继续接受我们，应该向我们真正的老师们献上的那份温馨的敬意是理所当然。对他的离去，一些人散布的那些无耻谰言，无损于他一根毫发；当然，那些专事骂人的人至今仍然对他的死在狺狺不休。对于他，有些人对他享有的殊荣表现出酸溜溜的嫉妒，似乎这种殊荣只有不分青红皂白滥加实施才算公正，对此大家争论不休，直到他溘然长逝。

那张小小的铁床，需要进行何等的协调工作啊！死亡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极可怕的酷刑，因此我觉得欢快的死亡不啻一种创造。如果我是一个教徒，纪德的死会使我如释重负。但我所见到的那些教徒，如果他们有信仰的话，却不知他们信仰的是什么。总之，一切都毫无关系。那些失去恩宠的人，有义务在他们当中广施恩惠。其他人，是无须其劳神的，他们什么也不缺。而我们虽然什么都没有，但却有一双博爱的手。这就说明萨特何以会站在他同纪德的分歧之上，向纪德表示了榜样作用的敬意。就这样，有些人经过思考之后，便找到了那种既不过分也不轻佻的泰然的秘密。纪德的秘密就在于，他虽身处疑虑之中，却从不失去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死，便是他一生承担到底的义务中的一部分。如果他在得到各种殊荣之后，在惊惶不安中死去，人们还会说些什么？这正如他所证明的，他的这种幸运已被窃取，然而并不是如此，他在向神秘微笑着，并面对毁灭呈现出一副像他面对生活一样的面孔。这也不在乎我们事先知不知道，我们这也是最后一次等待这个时刻了。也是最后一次，他忠于自己的约会。

[1] 安德烈·纪德(1869—1952)，法国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译者注

监狱中的艺术家

就是在王尔德写他的《惨痛的呼声》和《雷丁狱中之歌》时，他便以自己的生活证明了，最大的聪明才智以及最辉煌的天才，都不足以成就一个创造者。但他却置其他于不顾，醉心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作为把艺术视为自己惟一上帝的王尔德，是不会想到他的这位上帝不成全他这一愿望的。他始终坚持认为客观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一个是艺术世界。世俗世界单调枯燥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而艺术世界则是独立而超群的，于是他便转过身来对现实世界背向而立，一心想生活在自认为灿烂辉煌的、理想的美的世界之中。于是他又下大力气想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成艺术世界，努力使自己生活在那种协调、精美的艺术世界之中。

没有任何人在对艺术的狂热追求中比他走得更远，也没有任何人在这个时代中比他更不像艺术家。他以美来蔑视世界，而他自己呢，倘若以真正的艺术来衡量，却几乎什么也算不上。他当时的作品就如同那个道林·格雷的画像[1]一样，它被以惊人的速度匆匆画就，搞得满脸皱纹、苍老不堪，而其原型却年轻而漂亮。他想把生活搞成一个伟大的杰作，他的评价也正如他在《惨痛的呼声》开头部分所描绘的那样，按他的说法，他要把自己的个性注入生活，把自己的才华贯穿进他的作品中。这话说得非常堂皇，并得到纪德的称赞，而且还广为宣传。但这也不过是一句话罢了。对于生活和作品，只有同一个个性或者同一个才华也就够了。可以肯定地说，才华绝不仅只产生一种人工创造的作品，却与轻佻浮华的生活毫无关系，每天在豪华的饭店吃夜宵，同才华毫无联系，甚至也不一定就是贵族，只要有钱就行了。纪德把王尔德描写得像一个亚洲的酒鬼，一个美男子，一位罗马皇帝。“他光彩照人，”他说，这倒是可能。但王尔德在监狱中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最大的缺陷乃是浅薄。”

王尔德在被判刑前是否想过世界上有监狱，就很值得怀疑。如果想过，那也是在内心中认为监狱并非为像他那样的人而设。他甚至还认为，司法机关除了为他服务之外就没有别的作用了。因为他是位享有特权的人。谁知事情竟怪到法庭却把他给判了刑。他原想让法律为自己所用，结果却适得其反。自那时起，他才晓得世界上有监狱一事。在此之前他是想不到这的，因为豪华饭店里温暖又舒适。

尽管他非常欣赏莎士比亚，莎翁曾把那么多的王公大臣们送进牢房，但我们也可以说，他虽然欣赏莎士比亚，却没有懂得莎士比亚，因为在他所有的思想和行动中，都与监狱中的平民无缘。如果艺术是他惟一的信仰的话，那他也是一位艺术上的伪君子。并非是王尔德没有这种心，他应该能证明这一点。但他缺乏的是想像，其他人在他眼里从来都只是观众，而不是演员。作为一个真正的纨绔子弟，他太过哗众取宠和太醉心于引人注目了，但他自己却没有被任何一种现实、甚或某种幸福所打动过。他惟一的幸福，就是在时装店穿衣打扮。他在《惨痛的呼声》中说：“我的错误就在于只逗留在花园大树下朝阳的那一面，而另一面，由于有树阴和阴暗，我就躲开它。”

但突然间太阳暗淡了，在他引起的那桩案件中，法庭对他判了刑。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卑鄙世界突然向他展现出自己的真面目，原来是一群争名夺利之徒，于是这些人便怀着卑鄙无耻的目的公开干起了卑鄙无耻的勾当。对此无须更多了解还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这位身穿囚服，像奴隶般的囚犯，在牢房里便开始觉醒了。有谁来拉他一把？如果光明灿烂的生活是惟一的现实的话，那么正是这个现实，它身穿常人的服装把他投入了牢房。如果人们只能在树林中朝阳的一面活着的话，那么王尔德就应该死在他感到厌恶的腐朽发臭的阴暗面。但人并非为了死而生，所以人也就比黑夜伟大。王尔德选择了生，尽管在痛苦中而生，那是因为他在痛苦中发现了继续生存的道理，在很久以后他对纪德说：“您知道吗？我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出于怜悯。”只有怜悯之心才能打动生活在痛苦中的人，只有它才不是从特权中向他走来，它来自和他同样痛苦的人那里。在苦役犯人监狱的院子里，有一个陌生的犯人，一直未同王尔德讲过话，一天，此人走在王尔德的身后突然向他开口了，只听他低声说道：“奥斯卡·王尔德，我同情您，因为您应该感到比我们更苦些。”王尔德莫名其妙，便对他说，并非如此，在这种地方，所有的人都一样苦。在这一瞬间，我认为王尔德已经找到了他从前从未经验过的那种幸福感，难道我想错了吗？他的孤独感可能会消失。一位正在服苦役的大贵人，对自己是否已然醒来还是仍在做着可怕的梦尚不敢肯定的时候，便突然间走进了一个光明的所在，并把从前的一切事情都又重新摆在了他面前，此时他感到的不是一般的耻辱，乃是一种使人感到难熬的耻辱，乃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因犯罪而被审判、被判刑，在参加烛光晚会前便被投入监狱的一种尖刻的羞耻感。他明白，他的兄弟们并非是生活在花花世界里的人，而是那些在监狱大院里放风的犯人，他们一边走动，一边嘴里不知在嘟囔着什么。这一位也一样，他甚至还能清晨同大家一样，在监狱的走廊里迈着蹒跚的步伐对王尔德的《雷丁狱中之歌》参与某些意见。这时他写给原来那些浅薄轻浮的朋友们的信中说道：“没有任何一个不幸的人和我一起被关在这种悲惨的地方，在这里，同生命的奥秘只有象征性的联系。”

但同时，他却发现了艺术的奥秘。有一天王尔德被他苦主的一位代理人、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士带上破产法庭，他被绑着双手，由两名法警挟持着。就在这一天，他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只见此人在众多的冷眼旁观并面带嘲笑的人们中，庄重地举起帽子，向这位不幸者致意。就在这一天，他懂得了并且写道，这个很不显眼的动作为他“开启了所有怜悯的井泉”。就在这时，他能够理解莎士比亚了，他懂得了那个从前他读得很多却并不理解的人，他也便在这时才能写出一本好书，这本好书的诞生，得力于一个人的痛苦经历。在《惨痛的呼声》中，从他的第一句话开始，便是掷地有声的语言，便是王尔德过去曾经寻找过却从未找到的语言，与此同时，他前期作品所构筑的脆弱而辉煌的大厦，便轰然倒塌了。就其主旨而言，《惨痛的呼声》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忏悔，他坦率地承认，他在生活道路上所走的歪路，并没有在艺术道路上走得远，他愿意以此来重建自己的生活。王尔德承认，为了使艺术同痛苦分离，他已斩断了艺术的一枝根须。为了真正地为美服务，他愿意把美置于世界之上，但穿的却是苦役犯人的劳动服，并承认他已在人类的共性之下重新装点了他的艺术。因为这种艺术已不能为被剥夺了一切的人带来任何好处。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那里找不到任何一点一个苦役犯人心里应有的反应，倒是在《李尔王》或是《战争与和平》中，能够看到一种被在低矮的茅屋里哭泣或反抗的人们所认可的那种痛苦和幸福。当王尔德用他那双直到那时为止，除了捧过名贵的鲜花外没有干过任何活计并保护得很好的手打扫他牢房的地板时，从他写过的东西中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帮他的忙，而他以其天才写出来的为不幸者们的痛苦的呼喊声，却拯救了他的灵魂。此外，他那些华丽的词藻，那些奇妙的童话，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但俄狄浦斯[2]在危急情况下，那几句赞扬人间秩序的话却能够做到。因此，索弗科勒[3]是一个创造者，而王尔德却不是。他天才的最高体现，也只不过是他创作了在众人眼中、也是在他自己眼中最为悲惨的为那个苦役犯人争荣誉的作品。如果不是为了赋予痛苦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创作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难道说仅只是为了表明这种痛苦是不可接受的吗？美，便在这非正义和邪恶的残杀中显现了。于是，艺术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否定判决，否定一切指控，为一切作辩护。为生命和人作辩护，但这一切并不是美，只有基于真实才是美。任何一部伟大的天才作品都不是建立在仇恨和蔑视的基础之上。真正的创造者，无论在其心灵的某一点上或其历史的某一阶段上有什么不平，其最终都应该是以消除仇视为归宿。这样，他便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标准。

有哪些艺术家，他们会拒绝站在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那边？只有这种所谓的“低下”才能够赋予他们以真正的才能，倘若没有这一点，他们便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同样，倘若没有这一点，他们便只能在这个共同标准之下，成为这个标准的奴隶，尽管他们并不想那样。不错，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相信，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便能够施展其创作才能，而且也确实达到了这个标准，但他们能永远坚持下去吗？这种热情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艺术如果排斥世俗世界的真理，便会失去其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虽然对他十分必要，却还不够。如果艺术家不排斥现实，那他就应该为这个现实做出更高的评价。但如果你决心对这个现实不予理睬，你怎么还能为它做出正确的评价？然而如果你甘心做它的奴隶，又怎能改变这个现实？当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相遇时，就像伦勃朗[4]画里的光线和阴影一样，既沉静又特别，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自己的才能。因此，当精疲力竭的王尔德走出监狱时，他已无力顾及其他，便写了那部了不起的《雷丁狱中之歌》，又重新使他的呼声响了起来，这种呼声在一天早晨突然响起，并代替了雷丁狱每个牢房里犯人发出的、被达官贵人们压制下去的呼声。这时，在世界上惟一还能使他关心的事，便是他狱中共患难的兄弟们，以及他们当中那位以有伤风化被定罪的那个人。在《惨痛的呼声》最后那些句子里，王尔德信誓旦旦地表示，自那以后，他把艺术和痛苦视为一体。他的《雷丁狱中之歌》由雅克·布尔译成法文，译文漂亮又富有感情。这部著作应该依然信守着这一诺言，于是便沿着这条令人惊异的路线走了下去，并把他从沙龙艺术(在这个沙龙中，其他人都听他自己的呼声)引向监狱艺术，在这里，每个牢房的犯人都发出共同的苦闷的呼声，这呼声是对着他而发的。

于是，随着盲目地认定任何生活都伴随着痛苦这一看法，可能又开始了另一种狂热。但这时的王尔德，除了偏爱和赞扬之外，已没有了其他，这是他那个时代、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所造成。是的，那个奴颜婢膝的社会所赞成的犯罪活动，同我们这个社会一样，强迫他们遭受痛苦和束缚，尽管他们也能够从幸福中隐约见到一些现实。然而这要花多大力量才能做到呢？现实的奴隶状况总比老爷们的诺言有价值。由痛苦而造成的、超乎虚荣心之上的王尔德的这个伟大的灵魂，正是因对幸福的向往所致。他要找到它，必须越过痛苦才行。于是他说：“下一步，我就要学习怎样才能幸福。”但他并没有学到手。走向现实的努力，以及监狱中那一切都使人走向堕落所形成的阻力，足以使他精疲力竭。在《雷丁狱中之歌》完成之后，王尔德便再也写不出什么了。无疑，他内心深处有一种艺术家的难言之苦，那就是，他晓得如何发挥自己才能的道路的走法，却无力在那条路上走下去了。剩下来的就只有苦难、仇视和冷漠。他为之生活的那个人，可能认定他已被判决为终身囚犯，那原因就因为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也就对那种已成云烟的往昔欢乐时刻中的那位主角以背相对。于是他又对自己作了第二次判决。那个人还谴责了作为诗人的他，不是因为他往昔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不道德的操行，而是因为他在逆境中的那些放肆的言论。纪德甚至还承认，在巴黎同王尔德相见时自己的尴尬情状，那时王尔德已然没有了生活出路，也不再写东西了。很可能他没有注意把那种情状掩饰起来，以致使得王尔德在讲这句想表示自己重新回到我们中来的话时，感到很窘迫：“请不要对一个已受到打击的人再怀有怨恨之心。”在当时，王尔德凄惨、孤独，什么也写不出，但有时却梦想再返回伦敦，以便重温一下“生活中的国王”的旧梦，但他也可能想到了那时的他，已然一无所有，甚至连在监狱的院子里曾经感觉到的那个真理也丧失了。但他却错了，他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遗产：《惨痛的呼声》和《雷丁狱中之歌》。他就在我们身边死去，在海峡左岸这个国家的一条大街上死去。在这个地方，艺术和工作都同样受到限制。在那里为他送葬的，都是艺术大街上的小百姓，而不是他从前那些显赫的旧友，但这恰证明了他的新生，也向知情者宣告了那个诞生不久的伟大艺术家刚刚去世。

[1]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王尔德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译者注

[2]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者注

[3] 索弗科勒(前494—前406)，希腊悲剧诗人，他写过关于俄狄浦斯的诗。——译者注

[4]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他的画发展了明暗对比的手法，擅用聚光及透明阴影突出主题。——译者注

罗歇·马丹·杜·加尔[1]

请在小说《变化》中看一看对那位父亲马兹莱尔和他妻子的描绘吧。从他的第一本书起，罗歇·马丹·杜·加尔就展现出他擅以深刻的笔触描写人物的特点，这种写作秘诀似乎在我们今天已经失传了。这种三维空间的写法扩展了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领域显得有点儿不太寻常。既然它很有效，我们的作品便能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借鉴而胜于从托尔斯泰那里去寻求。许多追随者都从他那里寻求那种对命运的思考指手画脚的评论。当然，形象、鲜明、生动和人物的深刻性，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中同时并存，但他同托尔斯泰一样，并非以此作为他创作的准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求的首先是内心的激情，而托尔斯泰所追求的是形式。在《群魔》中，那些年轻的女性同娜塔莎·罗斯托夫之间，同电影当中的人物和戏剧舞台上的角色之间有着共同的区别，即活泼有余、深刻不足。这种写作的缺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通过补充说明得到了弥补。但我们当代一些作家们却极不切实际地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他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些阴暗的影子。接受了卡夫卡[2]的影响(卡夫卡的特点是幻想胜过艺术)和美国当代小说写作技巧的影响，我们的一些艺术家们总是费尽心机地设法加速历史的进程，为包罗万象，便流于浮光掠影。这种做法便使得我们的文学专事追求刺激，并令人失望。其苍白无力乃源自于奢望太高之故。对此，无人敢说，这是一个文学创作上新时期的开始。

罗歇·马丹·杜·加尔的写作生涯始于本世纪初，是他同一代作家中惟一可以列入托尔斯泰体系的文学家。可能也是惟一一位能预示着当代文学到来的人，能够接受并能以其对未来的希望解决某些遗留给他的各种问题的人。马丹·杜·加尔和托尔斯泰一样，对众生有极大的爱心。他描写众生的手法，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原谅态度，在今天已然过时了。托尔斯泰描绘的世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是被同一信仰所激励的统一有机体：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是永恒的最高境界的追求者。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可见的或不可见的，都被安排在各自历史环境的某一个位置上，都以屈从而告终。而托尔斯泰本人，也逃避了自己温暖的贵族之家，去体验众生的不幸、世界的悲惨和他一直坚信的众生无辜生活。这种信念，在马丹·杜·加尔所描绘的世界里是没有的，他本人也在某种情况下缺乏这种信念。因此，他的作品也是那种充满疑惑、失望、自认无知，对人类的前途感到迷惘的作品。通过这一切，也通过他那种不为人所见的大胆探索和自己所承认的矛盾心情，可以说，他的作品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今天，他的作品能够向我们解释这一切，可能将来，对来者也有帮助。

对于实现我们作家们真正的雄心壮志来说，这是很大的幸运，即在我们比较并吸收了《群魔》之后，也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经过了漫长的奔波，经过了战争与否定之后，尽管他们不承认，但他们却依然在内心深处保留着能够找到一种共通的艺术的愿望，以便使自己创造的人物有血有肉并能永存。但在目前这种社会情势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这种伟大的作品能否出现，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没有理由不使我们抱这种希望，即这两个社会，倘若不是自相残杀发生普遍动乱的话，便会繁荣起来，并互相沟通，这样，新的创作便会出现生机。我们应该善待自己发挥才能的机遇，并期待着新艺术家的出现，把他所经受的压迫、苦难都一一写出，并吸取现代社会一切事件的精髓，那时他的真正命运，便在他作品中定格，便能够预示未来的情景，那便是真正的创作。这些尚难想像的任务，不应该同以往的艺术奥秘相脱离。马丹·杜·加尔的作品，在其静默和沉稳中包藏了这种奥秘，并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使之为我所用。在他那里，我们既是主人又是随从，我们发现了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接着又发现了我们自己。

福楼拜说：“伟大的作品似一头巨兽，它神色总是很沉静。”是的，但在它的血液里却流淌着奇异的、青春的热情。马丹·杜·加尔的作品，其灼热感和勇敢精神已经在向我们逼近，但它却更表现出其沉静的神色。在某种纯真的外表下面掩藏着几乎是冷酷的明智，这需要经过思索才能发现，当你发现时，它却又向前延伸了。

必须指出的是，首先，马丹·杜·加尔他从来没有想过，激情也能成为一种艺术手法。人和作品在退隐的生活中、在同样坚忍不拔的努力中经受了锻炼。在我们伟大的作家中，马丹·杜·加尔是很少见的一个，竟没有人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这个作家就这样存在于我们的文学界，并且以坚强的姿态存在，他把自己融于其中，像糖溶于水中那样。荣誉和诺贝尔文学奖，容我大胆地说一句，只不过使他多干了一夜的工作而已。在他身上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正像印度人说的那样：你愈是呼唤它，它跑得愈远。但有幸认识他的人都晓得，他的谦逊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有些反常。至于我自己，却始终认为一个谦虚的艺术家是存在的。自我同马丹·杜·加尔相识以来，我的这个信念便动摇了，这种隐退的畸形谦虚，除了他性格的古怪之外，尚有别的原因，即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他怕因此占用他创作的时间。这条理由自从他把自己的创作当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时，便觉得绝对必要了。时间已不再是作品产生的过程，它就是作品本身，而任何一种消遣、交际都会影响他的创作。

这样的信念否定了激情和人工的设计，但它却在一切有关创作活动中接受了一种纯粹工人式的工作方式。在马丹·杜·加尔步入文坛之初，那时人们对文学的参与有点像参与宗教一般，如今已是完全参与了，至少是表面上完全参与了，像大家茶余饭后议论闲谈一般。这种闲谈也只不过对文艺作品中某些哀婉动人的情节的议论而已，但它能在某些人中产生影响。但无论如何，马丹·杜·加尔对文学的严肃态度是肯定无疑的。他第一次问世的小说就是那本《变化》，它只不过是对文学概念的一种阐述，写得粗糙，缺乏个性。他让那个他自己倾向的人物说：“天才，人人都有一些，而现在已经不再有，但又必须有的，乃是信仰。”就是这个人物，他自己既不喜欢那种过于“雕琢”的艺术，他称之为“被阉割”的艺术，也不喜欢那些“尚不成熟的未婚少女”式的文风。我希望大家能原谅其作者这种既讲真理又重现实的特点。总之，被人称之为“粗糙”的马丹·杜·加尔的小说，仍然在平坦的大路上继续前行。“在巴黎，所有的作家好像都很有天才，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时间去捕捉任何天才，他们有的，只是互相借鉴的某种技巧。那是许多个人智慧集中起来形成的一种共同财富。”

我们可以明白，如果说艺术是一种宗教的话，那么它也不是一种可爱的宗教。在这一点上，马丹·杜·加尔立即便同为艺术而艺术以及象征主义的理论分道扬镳了，并且给他同时代的作家造成了许多微妙的混乱，而对他自己呢，除了在写作风格上有某种迎合读者的痕迹外，并没受任何影响，但这点微疵也只不过是青年人脸上的粉刺而已。他在写《变化》时，年仅二十七岁，就已经带着景仰的口气在其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当时已是成名作家的托尔斯泰的语录。自那时起，他便严格地遵守艺术上的禁欲主义和冉森教义，并且终生不渝，这就使他从不追求轰动效应，不哗众取宠，并为一个站得住脚的不朽作品而勤奋努力。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早熟的作家说：“困难之处不在于你有没有人物，而在于如何使这个人物站得住脚。”不错，他这种天才很有昙花一现的危险，但他所凭借的是勤奋的工作和坚强的个性，这使他荣膺殊荣并终其天年。他的勤奋，他的组织才能，以及他的谦虚始终是他自由创作的主体。我们不应苛求地说，马丹·杜·加尔的美学观点应该在他的作品中扩大到某种历史的范畴，并在其中把个人问题放在首位。从事自由劳动的艺术家，他的理性和他的欢乐，最终能够承受任何委屈，但却不能影响他的工作。如果不剥夺他的工作权，那么对于外界赋予他的特权并不拒绝。

就是把他其他的特点放在一边，他的作品也已然形成了一个坚如磐石的整体，而其核心，便是《蒂博一家》，其支柱是《变化》、《让·巴洛瓦》、《年老的法兰西》、《非洲秘密》，还有他的戏剧作品。对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讨论，也可以从中找出其局限性，但却不能否认它们已经站住了脚跟，并且是堂堂正正地、以其无比的真诚站在那里。评论家们可以在其中加上些什么，也可以删去些什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我们法兰西，众多的异乎寻常的作品中出现了这么一部作品，在这些作品周围，你可以四面观赏，就像围绕着一个雄伟的建筑观赏一样。在他的同代中出现过那么多的美学家，那么多观察细致、文笔优美的作家，那个时代也带给我们一部描写众生和体现爱心的沉重作品，这部作品完全按照经过考验的技法写成。这座人类的殿堂乃是以其一生所从事的艺术的严肃性所建成。

在艺术上几乎成为一条规律的，就是任何一位创造者，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十全十美而被压得喘不出气。马丹·杜·加尔在艺术上有口皆碑的诚实，基于各种原因掩盖住了他在利用时间上的真面目，时间可以向他提供写作的才能和即兴发挥的余地，但由于他的诚实，却使人觉得才能不需要时间，而即兴发挥也无须勤奋思考一般。外界的批评在肯定了他的这种品德之外，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得有些太过，但他们却忘记了，在艺术上，品德也是一种手段。在使我们感兴趣的作品中，大胆的写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几乎所有大胆的描写，其结果总是在追求某种心理上的现实。因之，这种大胆便使得众生的暧昧具有了价值。没有这种暧昧，心理的现实也便没有了意义。我们在读《变化》时，已经惊讶于其结尾的那种残酷的现实性了，那时安德烈刚刚痛苦地埋葬了他的妻子，便在窗户下看到了他所喜欢的那位年轻女仆，对此，我们猜想，她会帮助他平息丧妻的痛苦的。

性欲，以及它在生活上造成的阴影，也被马丹·杜·加尔直率地表现出来。尽管直率，却并不生硬。他在这方面的描写从不吝啬篇幅。由于在这方面的吝啬，使得当代许多小说读来令人感到枯燥无味，如同一部礼仪教材。他从不满足于单调的长篇大论，而是选择了由于性生活的不适当所引起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并没有把性生活如实地描述下来，而是通过间接的手法写出了性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例如，德·封塔南太太由于她丈夫的不忠，自己便也耽于声色淫荡，从而导致了她终生的性衰竭。对此，我们在《蒂博一家》中还发现性和死亡奇怪地纠缠在一起的情节(当时依然是黑夜，在弗鲁兰老人安葬之前，丽丝贝把这一秘诀传授给了雅克)。无疑，在这里必须看到艺术家的写作特点，即一种显示性生活异乎寻常的存在的描写手法。

但性欲不仅只同死亡纠缠在一起，它还影响人的精神，使精神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那位善良的基督教徒蒂博老人在他的记事本上写道：“不要把对别人的爱同你在抚摸一位年轻人时产生的那种激动情绪当成一回事，哪怕那个年轻人是个孩子。”随之他又把最后那句话抹了去。这样，就使他解决了羞耻之心同真诚情感的关系。这在马丹·杜·加尔，他用一句话就使人明确地感知机械同心灵的感应是怎么回事儿了，他描写道：“他的手，下意识地解开她的裙带，而他的双唇却印在了这个小姑娘的额头，给了她一个慈父般的吻。”

整个作品充满了这种真实的情趣。马丹·杜·加尔在《年老的法兰西》中不仅向我们描绘了最丑恶的嘴脸，即那个邮差儒阿尼欧的嘴脸，同时该书还充分地显示了乡下人的心理状态，在最后一页的结论是令人吃惊的。在《非洲秘密》中，一个乱伦的兄弟，作者仅用一句简单的话把此人那种令人遗憾的行为说成是极其平常的事。在《一个沉默者》中，马丹·杜·加尔竟敢于在1931年把一个非常体面的工厂主同性恋的事情搬上舞台，而且语言绝不庸俗。在《蒂博一家》中，这种新奇的事就更多了。我们可以举出不少这方面的场景，比如吉涅竟把自己处女的乳房紧贴在一个孩子的身上，那是因为这个孩子是她原先所爱的那个男人同另一个女人所生。

马丹·杜·加尔的创作“手法”，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即蒂博老人假死的情节。为把这个人物的死造成喜剧效果，这确实是小说家别出心裁的做法。这位一心想当一个虔诚基督徒的人无论是欢乐还是忧郁，都不可避免地会生病，而且自己也不晓得这种病足以致命，结果不可避免地在临终时造成喜剧效果。于是他便在病榻前怀着半虔诚的心情把所有的仆人都召集起来进行死前的排练，让他们做出伤心流泪的表情，并加以指正评点，还要让他们带着圣洁的感情。于是蒂博老人便等待着这一切应产生的效果，就像所有病人一样，等待着消除自己心中原先隐藏着的那种疑虑。但仆人们出自内心的悲痛，他们对这位老人在临终前指示的信以为真，一下子便使他了解了自己真正的身体状况。他这一出喜剧，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反而使他明白了自己病体残酷的真情。他原想假戏真做，到头来却成了事实。自这时起，他的病便开始一天天沉重起来，而对死的恐惧也使他的信仰化为乌有。“啊，为什么上帝会把我置于这种境地！”他的这一声呼喊，便为他发现了自己信仰的空洞和虚伪这一悲剧定了性，同时也是他必然的结果。

这样一幅画面，实在是一大手笔。小说家善于勾画人物心灵的动态，这种心灵把人的存在当成了表现手段，这是别人学不到的。这只能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样板，而且是我们永远追求的样板。

《让·巴洛瓦》写于1913年，它反映了我们大家都感兴趣的那个事件。这篇奇特的小说尽管其手法很特别，但其主题却为我们大家所熟悉。从技术上讲，它丝毫没有小说的特点，打破了一切传统手法，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未见有类似者。作者似乎系统地研究了最不是小说式的小说写法，因此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了对话式体裁(其中还不时加有舞台上旁白式的简短说明)，并引用了许多当时的资料，而且是未经加工的原始资料。这样便不会使人读来感到枯燥，并且可以使人一口气读完。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效果，可能是对这样一个主题的处理，是经过作者精心的技术加工的缘故。实际上，马丹·杜·加尔曾有意把他以后的小说都用这种形式写出，但他经过思考后认为只有《让·巴洛瓦》才适合这种体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乃是唯科学主义时代的惟一一部伟大的小说(作者原意想在科学性处理上要超过左拉的小说)。因此，作者把书中人物的希望和失望表现得非常明确。这部档案式的小说是一部专题式的著作，它在表现宗教危机上，比历史档案更具轰动效应。但把一个人心灵的激动或怀疑记录下来公之于众，不管怎么说，也是适应了由科学宗教主义所激怒了的那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做法。书中的巴洛瓦抛弃了旧信仰，转到另一种新信仰。如果说，面对死亡的到来，他在最后时刻又背叛了这个新的信仰，他仍然不失为那个在1914年便已解体的短命新时代中的一员。他本身的经历，比被用一种新的笔法向我们娓娓道来的那种经历更使人激动。这种档案式的小说读来使人如读一部冒险小说，因为它奇特的形式同它所叙述的那段史实连接得十分紧密。一个对传统信仰持怀疑态度并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更加科学的信仰的人，其演变过程，通过马丹·杜·加尔独特的技术处理，就显得更加动人。但最终，科学无论对巴洛瓦还是对他的作者来说，都不能使他们满意，但就其方法或者至少就其理想来说，由于艺术的伟大的功能，在这本小说中是暂时地得到了升华。这一辉煌的业绩，无论是在我们文学领域还是在马丹·杜·加尔自己的作品中，都堪称绝后的。但激励他的那种信仰，却在本书中受到了威胁，果然，它不是已经在野蛮的机械无节制的发展中过早地夭亡了吗？至少《让·巴洛瓦》也是一部遗言性的著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对已逝信仰的那种使人动情的见证，以及对我们未来的预卜。

信仰和科学的冲突，在本世纪初曾引起过很大的波动，如今已然不再闹得那么沸沸扬扬了。但我们却生活在它的余波中，这在《让·巴洛瓦》中已体现出来。只举一例便可见一斑：不信宗教现象，在书中已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部小说就已赤裸裸地把我们历史中最强有力的一次公之于众。在逃避同上帝单独接触时，巴洛瓦遇到了人类。他的解脱围绕着德雷福斯[3]所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时发生。所谓《散布者》方面把巴洛瓦同人道联系在一起，并以人的名义使所谓历史的欢乐(即斗争和胜利)，在他身上开花结果。相反地，所谓历史的醒悟，却又逐步把人引向孤独、忧伤，在他临终前又使他放弃了新的信仰。人类这个共同体有时帮助他生，但它能够帮助他死吗？这便是马丹·杜·加尔这篇作品的实质问题，并成为他的悲剧体裁。因为对上面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不信宗教者的情形，就是暂时的狂热，甚至是平静的。因此，今天许多都带有某种狂热情绪的人宣称，人类这个共同体可以阻止死亡。对此，马丹·杜·加尔什么也没说，实际上他是不相信的。但他却在小说中，同巴洛瓦相对比描绘了理性主义者的面貌，这种理性主义者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并且理性地死去。那位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者吕斯，在当时可能便代表了马丹·杜·加尔的理想。但如果我们相信吕斯本人，那么理想就显得格外的严峻和阴暗了。“我没有两种道德标准，人们可以无须受任何幻想的欺骗，只通过一条真理之路便能达到幸福的境地。”但人们却也不能为抛弃幸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只需牢牢地记住那些失去所有的希望，并决心同死亡较量到底，随后又被转移到我们文学领域来的人，他们的第一副面孔，已被马丹·杜·加尔在1913年描绘出来就够了。

这样一个紧卡在历史和上帝之间的个人命运的伟大主题，后来便以交响乐的方式被安排在《蒂博一家》之中，其中所有的人物，都向1914年夏季的那场灾难走了过去。只不过宗教问题已不再被放在前台而已。但这个问题一直向前奔走，穿过前几卷，随着历史逐渐掩盖了个人的命运而消失，但在最后一卷描写安托万·蒂博孤独的苦恼时，它又以消极的形式重新出现。这个问题的重新出现是有其原因的，同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马丹·杜·加尔，最终还是对这个问题不能挥之即去。他这部伟大的作品在完成时仍然回到了他所有作品的那个一贯的主题上去，即人的没落上面。这一点很重要。但在《蒂博一家》的最后部分《尾声》中，马丹·杜·加尔的两个重要人物神甫和医生，神甫不见了，或几乎不见了，《蒂博一家》这部小说也便以一位医生的死去而告终，这位医生是所有医生中惟一死去的一个。对马丹·杜·加尔来说，也同安托万一样，问题似乎除了在人道主义的水平上提出之外，其他方面便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是历史的经验，并以强制的方式出现，它解释了安托万何以会那样演变。历史的倾向，在今天已是无神论了，至少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简言之，二十世纪历史的不幸便是资产阶级基督主义垮台的标志。我们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阐述：在安托万眼中是宗教代表的蒂博老人，在他宣布了自己无神论的观点时，他死去了。同时，普遍的战争也便爆发了，而那个自认为是商品和基督的社会也在血泊中倒塌。如果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蒂博一家》是此前小说中的第一部，我们也必须申明，它更是当今小说中的第一部。因为马丹·杜·加尔小说中的人物，同我们现在小说中人物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历史的斗争中投入了某些东西，也失去了某些东西。现实的压力在起作用，甚至在他们存在的本身内部起作用，这种压力动摇了存在于宗教和文化内部固有的传统结构。当这种结构以某种方式被摧毁之后，人也便不存在了，只有等待着某一天重新出现。就这样，安托万·蒂博首先向别人的存在打开了心扉，但他向前迈出的这第一步，仅只使他敢于面对死亡，并摆脱任何慰藉和幻想，去寻求生存的道理。随着《蒂博一家》所诞生的，是半个世纪中的人群，是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只要我们不裁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他们就准备什么都接受。

这一主题在安托万这个人物身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在两兄弟中，雅克经常受到表扬和赞赏，他以一个典范的形象出现。但相反地，我却在安托万身上看出了，他才是蒂博这个家庭中真正的中心人物。另外，既然我们不打算在此对这么一部规模浩大的作品作一全面评论，我认为至少应该强调一下，这两兄弟在作品中应该并驾齐驱。

作为书中的核心人物，我们讲了安托万选择信仰的原因。《蒂博一家》这本书为他而敞开，也为他而合上，而其空间也在不断地扩大。而且好像安托万这个人比起雅克来更接近作者。无疑，一位小说家本人可以有他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表现，同时也可以流露出他们的感情。因为其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代表作者的一种倾向或者他的一种欲望。马丹·杜·加尔本人就是，或者曾经是雅克，或曾经是安托万。他赋予他们的语言习惯，有时就是他自己的语言习惯，有时又不是。但基于同样的理由，作者总是距自己的人物最近，也总是距这些人物在他周围引起的矛盾冲突最近。从这一观点出发，由于安托万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以及他那种颇具浪漫色彩的灵活机动，他要比雅克显得丰满多了。最后，也是我主要的观点，即《蒂博一家》这部小说深刻的主题思想在安托万身上的体现，比在雅克身上体现得更令人信服。这两个人物也确然脱离了他们个人的小天地而走向了人类共有的大天地中，在这方面雅克甚至比安托万更早一些。但前者的演变，其意义比后者要小，因为前者的演变过程显得更具逻辑性而且是可以预见的。有什么事情比从个人的反抗过渡到思想革命更容易吗？相反地，还有什么比这个在幸福者的内心世界里发生的这种伟大的激情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吗？

无疑，《蒂博一家》的第一批读者对雅克的关心做出了解释。青年人在当时是时髦的。而马丹·杜·加尔这一代人，又把这种对青少年崇拜的习俗传到我们这一代并感染了我们的文学领域(我们当代的每个作家，每当遇到一件事需要了解青年们真实的想法时，他都要带着忧伤的心情自问，青年们到底对他是怎么想的)。我不敢肯定，我们1955年的读者在喜欢雅克甚于喜欢安托万这个问题上到底能坚持多久。至少，我们应该承认，马丹·杜·加尔对雅克的塑造是成功的，他是我们文学作品中最美的青年形象之一。这个典型人物，他勇敢、坚强、心口如一，怎样想便怎样说(好像凡人们想的事，都是应该讲的)，他珍视友谊却不善谈情说爱，他耿直又拘谨，像个涉世不深的儿童，这不但影响他自己，也使别人觉得不舒服，就这样，他以其不妥协的精神和以其纯洁的品质投身于坎坷的人生。这个人物被作者塑造得栩栩如生。

但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命运，像流星一般在生命中一闪而过。即雅克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他不善应付生活，他的两大经历，一个是爱情，一个是革命，这两件事便是证明。我们可以看到，雅克首先把革命活动放在爱情之前。当他同珍妮结合后，他努力想使爱情同革命齐头并进，这是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想法。那就让革命暴露吧，这也便暴露了他自己，那便是他一下子便丢开了珍妮，使自己孤独地死去，他愿意在这方面做出榜样。这种离去是惟一使他们爱情得以永固的保证。愤世嫉俗的珍妮已经开始恨雅克了，但她又不爱上流社会里那些人，她不能承受别人对她的接近，这会使她陷入深深的思想斗争之中，但她却又远离了雅克，并对他表现出某种生硬的感情，甚至看不到她有什么笑脸，那情形恰似一位寡妇的生活写照。似乎这位珍妮就是一段木头被人做成了一个女人。对死去的情夫应该忠诚的观念，以及对他们这种奇特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孩子的照料，这一切足以使她站立起来。实际上，对他们这两个处于“窘迫”状态的人，又能设想出什么出路呢？

更难于描绘的，是安托万的形象。与雅克相反，是他以极强烈的感情对生活表现出真挚的爱。他很讲实际，作为一个医生，他能够支配人的身体这个王国，他的个性就体现了他的志向。他的友谊、他的爱情也都实实在在。朋友的帮助，女性的光彩，是他感情的归宿，因为这些都可以照亮他的心灵，激发他的才智。他有时对自己所直接感受到的事物比对自己所相信的事物更为亲切。在封塔南太太面前，他严格地要在肉体上保持一个耶稣教徒的形象，实际上他同那些人并无瓜葛。

这种对肉体的爱欲，有时会导致一个人变得懦弱，或者导致一个人只耽于享乐。但有两件事在安托万身上却表现得很平衡，而且是相得益彰，那就是工作和他的性格。他的生活很有条理，很有章法，特别是很有针对性，那就是一切都同他的职业相关联。同时，他极强烈的性欲对他也是一件好事，可以帮助他从事自己的职业，即可以指导他作为一个医生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使他能够洞悉患者身体内部的机能。甚至他这种性欲可以在许多方面被他自觉地利用起来。因为安托万绝不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他在品德上是有缺陷的。某种孤独的享乐形式并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雅克和安托万可以帮助我们懂得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在青年时便死去，另一种人则生下来便已成年。而成年人就有可能认为他们的稳定状态就是世上的规律，这时，不幸对他们来讲就是个错误。安托万似乎觉得，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可能是最好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的大学路上选择一个特别公馆住下，来从事其高尚的医生职业，并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殷勤致意。这便是他的局限性，起码在第一卷里是如此，并从而导致他产生了相当多的令人不愉快的态度。他出生在那个资产阶级家庭，使他自小认为他周围的一切就是永恒的，因为他周围的一切都使他满意。这种信念甚至形成了他的本性，就好像他穿着蒂博家的儿子的紧身上衣一样那么平常。他的行为像一个有产者的富家子弟，后来竟发展到肉欲的冒险：他花钱买欢乐，并炫耀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派头。

安托万不需要承诺生活，他只需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不仅只他一个人也就够了。简言之，按他的性格逻辑，他要走的路完全同雅克背道而驰。小说所蕴含的深刻道理便在这里显现出来。马丹·杜·加尔晓得，他们所了解的，其他人在现实环境中发现不了，只能在他们的本性同环境相碰撞时才能发现，于是他们仍然是他们。很自然地，是一位女性打破了安托万龟缩在里面的那个贝壳。真理只有通过肉体才能触及人的肉体。因此，他们的道路仍然是不可预知。这条道路便叫做拉舍尔，她同安托万结合的那段插曲是《蒂博一家》中最精彩的片断之一。安托万和拉舍尔的爱情，同诸多文学作品中的爱情相反，从没有被安置在花前月下情意绵绵。但至少，却使读者心中充满了一种隐约的欢快，一种对这个世界的感激之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拉舍尔的物欲，照亮了整个蒂博一家，直到她临终之前，安托万一直都同她在一起。安托万在拉舍尔身上发现的不是他惯常所见到的对金钱的崇拜和一个屈辱的灵魂。她赞赏安托万这是肯定的，但却不屈从于他。她感受过也追逐过人生，在他面前她也有自己的秘密，但却从不改变自我。她一直爱着安托万，她说：“我就是这样。”他也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的存在，认为这种存在方式是美好的，是别具风味的。他们两人的相处这件事，便已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互相平等的地位。在一个夏季的暴风雨之夜，安托万在给一位小姑娘做急救手术，拉舍尔神情严肃地为他举着一盏灯，安托万发现，对自己医生职业给予帮助的就是惟一站在他身边的这个人。随后，两个人都筋疲力尽，便双双一起睡着了。当安托万醒来时，感到身旁有一种温暖的气息，原来拉舍尔正偎依在他身上，已经入睡了。不久，他们便成了一对情人。其实，他们已经是一对情人了。他们在紧紧地依傍中，一起互相给对方注入了更加伟大的生命力。自那时起安托万便怀着感激的心情高兴地退步抽身了。两兄弟在经过长达数年之久的分别之后，雅克在洛桑[4]见到他哥哥时，发现他“变了”，这样，一百个传教士做不到的事，由一位女性来完成了。然而这位女性并非属于安托万认为惟一的和永恒的那个世界，她属于那种历来都居无定所、到处迁徙的放牧族。在她身边，人们体会到的气氛叫做自由。不错，是声色之乐的自由，在其中安托万第一次发现存在于差别之中的那种平等，此乃是肉体和精神的最高梦想。同时这也是对于拉舍尔与之和平相处的那些偏见的心灵的自由。对这些偏见，她自己一无所知，并且以她自己的存在，不动声色地予以否认。就这样，安托万在她身边就单纯得多了，并且发现了她性格中惟一有价值的东西：她的宽宏大度，她的生命力以及欣赏力。他并没有变得更好，只不过完成了一件事，即在他身外，同时又在距他最近的地方，很愉快看清楚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也看清楚了他，并向他致意。有一些真理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它可以这样归纳：男人的真理是他觉得有权按照自己的样子做人，同时他还要解放那个他全心全意爱着的那个人。

在他们分别了很久之后，这条真理仍然使安托万动情。“他放声大笑，显得年轻又好动。这些，他已压抑了那么长的时间了，却让拉舍尔一下子把它们永远给释放了出来。”不错，他们确实是分手了，在一个雾雨连天的夜晚，互相没有再看一眼，显然，他们的故事是短暂的。拉舍尔抱着一种虚幻的追求回到非洲，想找到一个能支配她的神秘男人(其理由是，那个地方有点儿浪漫色彩)。实际上，她是在走向死亡，和死亡做伴，这个活的人便有了一个天生的同谋者。但她是在帮助安托万成长，甚至是在帮助他更好地死去，因为他愈是向她接近，也便愈接近死亡。在他的记事本上，他为雅克的儿子这样写道：“不要瞧不起你安托万叔叔……他那种可怜的经历，不管怎么说，在他可怜的生命中还是比较出色的。”“可怜”这个词，在这里是有些过分了，但那是一位即将死去的人带着自怜的心情写下来的。安托万的爱情生活可能并不那么丰富多彩，但在这个方面，拉舍尔却是件精美的礼物，是一个能使人获得财富却不承担义务的礼物。

自由和谦逊，这两件东西是拉舍尔在安托万身上唤醒的品质。生活是糟糕的，它有时就像在说安托万：“他好像在同一个极端乐观的人对话，这个顽固家伙，他愚蠢地感到很乐观，这个人就是他，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安托万。”就是这个安托万，他就靠同拉舍尔的结合活在世上。他知道生命是美好的，但也可能随时就会灰飞烟灭。因此，必要时生命也可以说谎，并且要耐心地等待着生命为这个信心作辩护，就像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做的那样。但在他身上，由拉舍尔唤醒的一种忧虑又为这种确信赋予了人性，于是，安托万此时便承认了别人的存在，也明白了比如在爱情上，享受其乐趣的并非仅是单方面的一个人。这便是走向众人的一条路，但却是很实在的一条路，这条路使人明白，在历史的发展中，经受考验的并非只有他一人。法兰西也加入了战争行列。雅克反对战争，并最终死于反战活动中。安托万尽管不喜欢战争，但他还是参战了，后来他也死于战争。他离开了他那声名卓著、事业兴旺的行医生涯，离开了装饰一新的特别公馆。他的行军背包磨坏了新漆的油漆。不错，油漆是损坏了，天花板和墙裙均已剥落。他明白，他将永远也不会再找到他放弃的那个世界了。但他却把主要的留了下来，那便是他的医生职业。他可以在战争中行医，甚至像他说的那样，可以为革命事业而行医。在那个日益荒唐的历史时期中，安托万算是自由了，他抛弃了原来的一切，却没有抛弃原来的自己。他已然懂得了判断战争：作为一个医生，他从伤员身上和众人的情绪中了解战况。他中了瓦斯气，人已然虚弱无力，这都注定了他的死亡，他对那个旧世界了无遗憾。在《尾声》中，他担心两件事，一件是人类的前途，一件便是雅克的儿子让·保罗。至于他自己，除了回忆之外，已一无所有。那回忆是对拉舍尔的回忆，这些回忆曾经构成了他生存的学问，而自这时起，又能帮助他死去。

《蒂博一家》以那位患病医生的日记和主人公的死去而告终。一个社会也将和他一起死去，我们须明白的是，通过一种宽容大度的个人行为，能够把本身从一个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历史的大潮已覆盖了世界各个大陆和人民，然后它又剧烈地退下，余生者便能看出其中缺了些什么，什么东西可以继续下去。安托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活了下来，把他能够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留给了让·保罗，亦即是说留给了我们。这也正是人的可贵之处。自安托万从他的老师菲力浦目光中看出了谴责的意味后，直到他最后孤独的处境，他的人格力量就不断地增长，但那却是随着他逐个地认识到自己以往的疑虑和自己的弱点时才发生了这种变化。一个小小的医生，现在对能够发现自己的无知甚感满意。“我对自己，对世界了解得尚少，但却被判了死刑。”他知道，纯粹的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青春力量的那种利己主义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并非是生命的全部。每小时有三个人出生，也有同样数目的人死去，一种不可估计的力量，把每个个体的人卷入生殖繁衍的波涛之中，并把他抛进永远填不满的死亡的海洋中，倘若不承认自己的局限，并尽力把对自己的义务和对别人的义务结合起来，他还能做什么呢？再说，他这也是孤注一掷了，在这方面，安托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死前所写下来的那句话：“我从前只不过是平庸之辈罢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确实的，按同样标准衡量，雅克则是一个例外。但正是这个平庸之辈，他赋予了整部作品以力量，照亮了它内在的深意。

对这样一位默默工作着的创作者，他不加任何个人评论，却为我们创造出两个如此不同又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我们对他该做何想法？

由于我想谈的是马丹·杜·加尔作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还须指出，他那时的疑惑，仍然是我们的疑惑。随着蒂博这一家人对历史的反省而来的，便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问题。《1914年之夏》这本书的出版，正是战争升级之时，它向我们讲述了在世界未来前途的关键时刻社会主义的失败，同时还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在这方面产生的疑虑。但马丹·杜·加尔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大家知道，《1914年之夏》出版于1936年，在《父亲之死》(1929年)之后，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内，马丹·杜·加尔对自己的这部作品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他放弃了原始的写作方案，为小说《蒂博一家》设计了另一种结局。按第一方案，要长达三十余卷，第二方案把《蒂博一家》缩短到十一卷。当时马丹·杜·加尔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继《父亲之死》之后，已经写成的《起航》那卷的手稿，这卷手稿曾花去了他两年的时间。自1931年他放弃这卷手稿起，到1933年他确定了一个新的方案止，便开始了《1914年之夏》的写作。这中间有两年的时间在杂乱无章的日子中过去了。这些我们在该书的结构中也可以感觉到。在经过一段很长的停顿之后，机器的运转在开始阶段是困难的，到第二卷才走上轨道。但我觉得这也能在他新的视点中体现得出来。这部巨幅历史画面，始于希特勒上台时期，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然使人感到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人们期待着这一鸿篇巨制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应该不再重现了，但却又几乎被它自身所否定。《年老的法兰西》写作时间正是在《蒂博一家》被否定的那几年里，在这本书中，那位小学教师已然提出了一个使人战栗的问题：“何以世界会是这样？难道这是社会的过错？……难道这不是人的过错吗？”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惑着雅克，特别是对他的革命信仰冲击得尤甚，正如面对历史的演变，它对安托万的绝大部分态度做了注脚一般。我们也可以设想，这些问题也始终困扰着我们的这位作家。

在社会活动的诸多矛盾中，没有一个不在《1914年之夏》中被那些可能有过多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对话体现出来。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暴力为正义事业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雅克和米托埃格两人的谈话中详细地讨论过几次。那位瑜伽信奉者和特派员的著名论断已被马丹·杜·加尔所利用。

为更进一步深化处理革命的虚无主义，其面貌在梅耐斯太尔这个人物中，已经被孤立了。此人认为，在以人代替了神之后，无神论还应走得更远，应该把人也予以取消。在由谁来代替人的问题上，其回答是：“没有任何东西。”英国人帕特逊这样形容梅耐斯太尔：“是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绝望者。”同所有以虚无主义态度走向革命的人一样，梅耐斯太尔执行的政策是最糟糕的政策。他毫不犹豫地把雅克从柏林带来的秘密文件一把火烧掉，而这些文件却是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参谋部共谋的有力证据。如果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就有可能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从而便可能打退被梅耐斯太尔认为搞乱社会“最好的王牌”的那次战争。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马丹·杜·加尔的社会主义绝不那么天真，他还不至于相信，在一天早晨尽善尽美的世界会在历史上出现。如果他不相信，那么他的疑惑也就是《年老的法兰西》里那位女小学教师的疑惑，这个疑惑触及到人的本性。“他对人类的怜悯是无限的，他向人类奉献了全部的爱心，但那却无济于事，等于白费力气，他仍然对人的道德情操持怀疑态度。”不管怎么说，这种根本性的疑惑却依然掩藏在爱心之下，并使他心灵的颤动变得最为温和。这种坦白的陈述打动了我们，因为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做人能离开态度暧昧，必须坚持这种做法，以便可以避免历史真正动乱的冲击。在这方面，安托万给让·保罗留下一个双重性的劝告。一个是对待自由要谨慎小心，应该把它看作自己的义务，“不要让自己锋芒毕露，在黑暗中一个人摸索前进并非是一件见不得人的坏事，相反地它是件好事”。另一个是，轻信则有风险：始终向前走，同大家一起，沿着同一条路，在黑暗中随着人群走，几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是这样蹒跚着前进的，都是这样走向那个不可预见的未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向别人提供的劝告没有一条是肯定的。但这部作品却也向我们表达了勇气和与众不同的信仰。像安托万所做的那样，超越犹豫和不顾灾难地在冒险活动中孤注一掷，最终又回到对可怕的不可替代的生活的赞扬上来。蒂博一家人对生活狂热的眷恋就是这种精神，它贯穿于整个作品中。父亲蒂博对待自己的日暮穷途是如此态度，他以自己的方式对自己行将死亡的拒绝，是一个典型，他出人意料的复活，他同死亡斗争的方式等等，无一不是如此。在这里怎么会不令人想到卡拉马佐夫式的对生存和享受的爱呢？用季米特里[5]悲观的话说就是“我太爱生活了，简直爱到厌恶的地步”。但生活并非那么高雅，季米特里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但为了避免毁灭而采取各种办法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构成了历史的事实，也是它进步的动力，这也是他思想和他作品的一个现实。而这部著作正是诞生于力拒死亡，并与之斗争的那些著作中的一部。这种对死亡的极力排斥，这种对众生、对世界无比的眷恋，解释了马丹·杜·加尔所有作品中的粗暴和温情。由于肩负着对肉欲屈辱和享受的重压，他们不得不附着于他们出生的那种生活中。但一个巨大的宽容通过他们的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改变面貌并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安托万写道：“一个人的生命始终比自己知道的要宽广。”一个生命，尽管它很低贱也很平庸，但在某个隐藏的角落里总有理解它和宽容它的东西。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画幅的众多人物中，即使他们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基督教分子，哪怕他们的形象是最阴暗的，但也没有一个不是在哪怕一瞬间，都能表现出他们的慈善来。可能在马丹·杜·加尔的心目中，惟一的罪过就是排斥生活和谴责众生。人的价值不在于人是否能讲出多么动听的语言和占有多大的秘密，乃是在于他善于判断并能够宽恕。这里面便蕴藏着艺术的深奥的秘密，而这又是任何宣传手段和仇恨心理所无法利用的东西。同所有真正的创造者一样，马丹·杜·加尔对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抱有宽恕心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尽管他的生命首先是斗争和战斗，但他却没有敌人。

这部作品决定性的词汇，对一个作家来说，自托尔斯泰去世以后就很难写出来了，那就是仁慈。还必须说明的是，这个仁慈并非是起掩人耳目作用的那种“仁慈”，那种仁慈下面掩藏着冒牌的艺术家，在世人眼中是如此，同时它也向那些假艺术家们掩盖了真正的世界。马丹·杜·加尔界定的某种资产阶级的仁慈乃是一种特殊而明智的品德，它能够宽恕好人身上的弱点，也能以其宽容的度量原谅坏人。这两种人同样归属于那种痛苦的并且有希望的人性。就这样，当雅克经过几年的出走回到家里之后，使得他行将死去的父亲非常激动，他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已病入膏肓的身体，这个从前在他眼里是压迫的象征的躯体，使他惊得手足无措：“突然，这个汗水淋漓的人把他惊呆了，以致在他身上引起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反应一种本能的激动，一种原始的情感，这种情感大大超越了怜悯或怜爱，是一种人对人的利己主义的温情。”这样的描写，是一种艺术手法的真正体现，它没有同任何事情相脱离，它超越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矛盾，使人能在冥冥中体会它的内涵、痛苦、斗争和死亡，其共性是存在的。只有这种共性，才产生了欢乐和和解的共同性的希望。凡接受这种共性者，便会从中发现一种崇高的品德，一种忠诚，一种理智，他们可以接受他的疑虑，如果他是个艺术家，这也便是他艺术的深远源泉。人在这混乱和痛苦的一瞬间明白了，他应该一个人独自死去是错误的，应该所有的人和他同时去死，死于同样强烈的激荡中。在这个时候怎么能把一个人同大家分开？怎么会从此永远拒绝他这样高贵的生命，即使艺术家基于宽恕，人们基于正义就能够重新使他复活吗？在这里便存在着我曾经说过的现实的奥秘。但这却是惟一有价值的现实，即日常生活的现实，它把马丹·杜·加尔造就成一个宽恕而怀有正义感的人，一个我们永恒的同龄人。

1955年

[1] 罗歇·马丹·杜·加尔(1881—1958)，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蒂博一家》。曾获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 卡夫卡(1883—1958)，捷克作家。——译者注

[3] 德雷福斯(1859—1935)，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法国军方控诉他把国防机密出卖给德国，被判终身苦役。事实证明乃系诬告，随即引发了一场民主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小说《让·巴洛瓦》便以此事件为历史背景。——译者注

[4] 洛桑，瑞士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5] 季米特里(1651—1709)，乌克兰作家。——译者注

关于让·格勒尼埃的《岛》

当时我年方二十，在阿尔及尔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它给我的震动，对我的影响以及对我许多朋友的影响，同《人间食粮》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冲击是相同的。但我们从《岛》中所得到的启示却是另一种范畴的。它使我们既赞扬、激动，又感到困惑。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从精神的绳索中解脱出来，也不需要为大地上的果实唱赞歌，它们就悬在树上，伸手可及，只需张口吃就是了。

当然，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悲惨和痛苦还是存在的，我们却干脆以我们青年人的热血，硬是不予理睬。我们觉得世界的现实，只存在于它的美中，只存在于它施予的欢乐之中。于是，我便生活在自我感觉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表面上，置身于色彩斑斓的花丛，海浪和大地的芳香之中。因此，《人间食粮》到来得是太过晚了，以及它们幸福的请柬也都姗姗来迟。我们放肆地自吹是幸福的人。相反地，我们应该稍微绕开一些我们所向往的那些东西，以便摆脱我们那种自以为是的粗俗态度。当然，如果那些阴沉的说教者在我们的海滩上散步，并向那里的人和使我们高兴的事情骂上一句，那么我们的反应肯定是粗暴的或者是讽刺挖苦的。我们需要更为机敏的教师，比如有那么一个人，他出生在大海的对岸，他也同我们一样喜欢阳光，喜欢明媚的景色，由他来以一种难以描摹的语言向我们说，所有这一切表面的事情都是美好的，但它们终究会消逝，因此必须以惋惜的心情来爱护它们。于是这对任何年龄都是伟大的主题，便立刻会像一件令人震惊的新鲜事物一样被我们记住。大海，阳光，各种面孔，同我们之间立刻便有了一个无形的堤坝，把我们同这一切隔开了，而且离我们愈来愈远，并且不断地使我们感到害怕。《岛》这本书就是如此，它使我们醒悟过来，使我们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文化。

的确，这本书它并不否认感情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王国，但它也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它解释了我们年轻人的忧虑。我们过去盲目存在的所有的激情，所有的对事物的肯定，都是《岛》这本书中最美的篇幅中的一部分。格勒尼埃向我们讲述了它们那些使人不可忘却的情趣，却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它们转瞬即逝的本质。同样，也使我们明白了我们那种骤然出现的伤感是什么原因。一个人在贫瘠的土地上、阴沉的天底下，干着沉重的劳动，他会幻想着一片肥沃的土地，在那里，天空是晴朗的，面包是香甜的，这是他的向往。但那些生活在阳光明媚、山川秀丽的地方的人，也就无所求了。他们想像的就是另外的东西了。因此，北方人[1]就总想离开地中海海岸，或者想到阳光充足的沙漠里去，但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的人呢，他们能到哪里去？除非有那么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否则便没有地方可去了。格勒尼埃所描写的旅游，便是想像的旅游，看不见的旅游，是想像中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的旅游，正如麦尔维尔[2]通过另外的手法，在《星期二》中所想像的那种岛屿一样。在这些岛屿上，动物自由自在、自生自灭，人类也自由自在、自生自灭。港口在哪儿？这就是贯穿于全书的一个大问号。这个问题只能找到一个间接的回答。格勒尼埃同麦尔维尔一样，以对绝对和虚幻的深思结束了他的旅行。在谈到印度时，他曾提起过港口的事，但却叫不出名字，也说不清地点，只知道是在另一个岛上，但却永远是在遥远的和荒僻的地方。

此外还有，对于成长在传统宗教之外的一个青年人来说，要想探索或接近这样一个境地，只有用深深思考的办法。就我个人来说，我那时并非不信神灵，诸如太阳、夜间、大海等等，我都奉为神灵，但这些都是享乐之神，它们充斥于我的周围，但随后也便一无所有。我处于这样一个惟一的圈子内，但一到高兴起来也便把它们忘到脑后了。因此，必须有人传授我什么是神秘现象，什么是神圣的事情，是谁制造了人类，以及什么是行不通的爱，以便使我有一天能少一些傲慢态度，回到我那些自然的神灵身边。因此，我并不感谢他什么也不管，并且什么也不顾地向我提供这方面情况的坚决态度，反之倒是得益于他的那种带有犹豫不决色彩的态度。那种贯穿于《岛》全书的小心翼翼、胆战心惊的心情，自我读到它的第一天起，我就非常欣赏并想模仿它。

“我非常想独自一人到那么一个外国的城市，就我自己，而且身上一无所有。我在那里过着简陋的，甚至是悲惨的生活，但我却保守着秘密。”这段话就似音乐般使我陶醉，晚上，当我走在阿尔及尔的大街上时，便常常背诵这些话。我当时觉得自己似乎踏上了一片全新的土地，觉得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四周围以高墙的花园，又好像经常围绕着我那座城市在走动，并且能嗅到一种看不见的忍冬花的香气，这就是我在无聊中所梦想的一切。但我并没有搞错，一座花园真的向我敞开了，里面的事情丰富多彩，这便是我所发现的艺术。有某种东西，某个人，在我身体内涌动，并且想开口讲话。这种新奇的现象，有时在读完一本简单的读物或者是一段对话之后，便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出现。有时一个句子在打开的书本上跳了出来，一句话便在房间里回响着，并且突然间围绕着这句话，或者准确地说围绕着这个音符，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便都有了解决的头绪，杂乱无章的思绪就此结束。与此同时，甚至在此之前，作为对这种精美语言的回答，一首带点儿羞怯的歌曲，相当笨拙地在那个默默无闻的人的口中唱了出来。

在我发现了《岛》这本书的那些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已经萌发了写作的冲动。但在读完这本书后，还没下决心要动笔写作。另外一些书也促进了我的这种决心，一旦把它们读完，也就忘却了。惟独这本书，在我读完它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它始终留在我心中。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每当我想写些什么，或想说些什么时，《岛》这本书上的句子，或者作者在其他书上的句子，就会像我自己的句子一样顺手写出。对此我并不感到懊恼，相反地我倒很为自己庆幸，我觉得我比别人更需要感谢他，更需要有这样一位老师，并且还要继续热爱他，赞扬他，用我自己的作品。

因为这确是一种幸运，而不是一种力量，在一生中能这样心甘情愿地佩服一个人是不容易的。然而老师这个词还有另一种含义，在尊敬和感激这两种意义上，它同门徒是相对立的。它已不再同良心的斗争有关系了，它已成了彼此间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一旦开始，便永不止息，并充满了某些生活领域。这种漫长的对话，既不强迫，又不限制，也不使人服从，只能是一种模仿。最终，当门徒离开老师并在他自己不同的事业中取得成就时，老师便感到高兴。而门徒呢，当他知道自己对老师无以为报时，他便始终怀念着向老师学艺的那一段时间。就这样，思想孕育了思想，并一代代传下去，而人类的历史同建立在仇恨上一样，幸运地建立在互相赞扬中。

然而，格勒尼埃不用这种口气讲话。他宁可向我们讲一只猫已死去，讲一个屠夫生了病，讲花香，讲以往的岁月等。在这本书中，没有任何事情被确确实实地讲述出来。一切都以一种不可比拟的力量和不可比拟的轻淡暗示出来。那种清婉流畅的语言，既准确又朦胧，像音乐一般的明快。它在流淌着，尽管轻而快，但其回声却久久回荡在耳际。如果说有同他相近的，就只能说夏多布里昂和巴莱士，他们从法语中吸取了声音的音韵。此外无须再论其他！而格勒尼埃的新颖之处又超越了他们。他使用的一眼便可看出，是毫不矫揉造作的语言，仅只向我们讲述了他简单而亲切的经历，然后让我们再予以表达，每一段都使我们满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便成了一件礼物，但却不强加于人。我本人从这本书中受益良多，我了解这份礼物的分量，也承认我欠了他的债。一个人在一生中从他那里得到的巨大启示是很少的，通常只有一两种，但它们却能使你改变面貌，恰似你走了好运。对于热爱生活并热爱学习的人，只要他翻翻这本书，就会得到类似的启发。《人间食粮》出版二十年后才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批新的读者对这本书也将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想这该是时候了。我愿意加入这批读者群的行列，并且也愿意重温那天晚上在阿尔及尔大街的情景，那天，我打开这本小书才读了几行，便合上书，把它抱在怀里，匆匆跑回房间，一个人贪婪地读了起来。如果我能够这样说的话，那么我要说，对于今天那些我所不认识的青年朋友来说，我嫉妒但却不感到痛苦，嫉妒他们第一次读《岛》这本书……

1955年1月

[1] 此指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居民。——译者注

[2] 麦尔维尔(1819—1891)，美国作家，《白鲸》的作者。——译者注

勒内·夏尔[1]

对一位像勒内·夏尔这样的诗人，仅用几页的文字是不足以对其做出全面评价的，但至少可以给他定位。只看他的某些作品，也便足以值得我们向他表示敬意。非常高兴能借为我所偏爱的这些诗篇用德文出版之机讲几句话。我认为勒内·夏尔是自《灵感》和《醉舟》[2]发表以来，法国诗坛上我们最伟大的、现尚在人世的，而且是“疯狂和神秘”的诗人。

夏尔的新颖，令人为之目眩。无疑，他是经历了超现实主义的，但与其说他是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倒不如说是补充了它。他在观察阶段，一个人迈着坚定的脚步向前走。自从《孤独的逗留者们》发表以后，一小部分诗作便使得我们的诗坛上刮起了一股清新的自由之风。在我们的诗人们一开始专事致力于制造那些“空灵的小摆设”的许多年之后，我们的诗人们便孜孜不倦地吹奏着铜管乐，于是诗便成了一堆有益于健康的木柴。它燃起了熊熊烈火，诗坛上这一片燎原烈火，刮起了阵阵熏风，并肥沃了大地。我们终于感到宽慰了。自然界的神秘现象，连天的大水、阳光等等，闯入了诗人们醉心于与世隔绝、只听听外面回声的那个小天地，于是便出现了诗的革命。

但如果这种诗作的新颖性、它的灵感只停留在这个陈旧的观念上，我却不怎么欣赏。于是夏尔便理所当然地提出恢复前苏格拉底时希腊悲剧式的乐观主义。被夏尔称作“眼里充满泪水的智慧”的那种诗作又复活了，它们在我们处于灾难的时期复活了。

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这种诗都非常精练和淳朴。无论描写的是白天还是夜晚，这些诗都有同样的激情。在光天化日下，夏尔出现了。大家知道，太阳有时也是阴暗的。在两点钟时，大地奇热无比，一阵黑色的风便使它恢复了清凉。同样，每当夏尔的诗显得阴暗时，那是因为一种高度集中的形象，一种强烈的光线使他的诗远离了那种抽象的透明度，而对这种透明度却是我们最经常的要求，因为它不需我们费力便可看得懂。但与此同时，正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大平原上一样，这个黑点却在周围形成了大片阳光灿烂的海滩，在这片海滩上各种面孔均暴露无遗。例如在《粉碎的诗篇》中，有那么一个神秘的家庭，在这个家庭周围，竟出现了那么多热情的形象。

因此，这首诗便大受我们欢迎。我们在晦暗中前行，天上那道固定的、圆圆的光线，对我们丝毫不起作用。这道光线可能有些忧伤，有些无助的忧伤。相反地，夏尔写给我们的那些奇特又严谨的诗中，夜色是光明的，我们又可以向前走了。这位全天候的诗人，他所讲的也正是我们所讲的。他处于激烈争论的中心，他向我们的不幸提出的格言也正如向我们的再生所提出的一样：“如果我们居于闪光中，它便是永恒的心脏。”

夏尔的诗便恰是居于这种闪光之中，而且也绝不只是引申意义。一般人和艺术家以同样的步伐前进，昨天他们同在反对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今天仍然在揭露分裂我们世界的形式相反却与希特勒极权主义性质相同的斗争中经受考验。在共同的战斗中，夏尔接受的是牺牲而不是享乐。“要向前跃进，而不是参加宴会，这是他的结束语。”作为一个反抗的和自由的诗人，他从不献媚，也从不随大流，按他的说法，是随心所欲地反抗。这种反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首先把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向往掩藏起来，而第二种呢，则是极力要求营造一种自由的环境，按夏尔那句生动的话说就是，面包将会恢复其原味。夏尔十分清楚，要想使面包恢复其原味，那首先要使它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要把它置于各种“主义”之上。这位反抗者就这样逃脱了许许多多反抗者们的那种命运，他们最终不是当了警察便是成了同谋者。对那些被他称之为替刽子手磨刀的人，他必将挺身而出和他们斗争。他不要监狱的面包，对他来说，直到最后，流浪汉的面包，其味道也会比检察官的好。

于是我们也便明白了，何以这位暴动者的诗人对那些具有爱心的人从来没有任何伤害。相反地，他的诗却把它柔嫩而新鲜的根须深深地植于他们之中。他整个精神的和艺术的观点都在《粉碎的诗篇》中自豪地用这样的句子归纳出来：“你只为爱而弯腰。”因为对他来说，也确实存在着弯腰屈从的问题，而贯穿于他整个作品的爱，既有其阳刚之气，更具有脉脉温情。

这就是为什么夏尔同我们大家一样，在同这个最错综复杂的历史搏斗时，他没有害怕过被卷进去，也从不畏惧对美丽的赞颂、对恰恰是历史所赋予我们极端渴望的那种美的赞颂。而他那部出色的《伊普诺斯诗稿》中出现的美，像一把耐火的利剑，灼热、通红，似经受了奇异的洗礼，通体发出火焰。我们了解那是什么，那不是艺术学院里苍白的女神，而是我们时代的朋友、恋人和伙伴。这就是充满战斗精神的诗人，他敢于向我们高呼：“在我们这黑暗的时代里，没有美的一个位置，所有的位置都是美的容身之地。”自这时起，面对他那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并在反对一切否定主义的斗争中，夏尔的每一首诗，都为我们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对今天的一位诗人，我们还要求他什么呢？在我们那些拆除的城堡中间，由于一种奥秘和宏大的艺术功效，女性留下了，和平和来之不易的自由也留下了。在战斗中，我们懂得了，这些重新获得的财富，是惟一能说明我们何以战斗的佐证。尽管他并非想那样做，但仅只为了不排斥他那个时代的一切，他所做的远比向我们解释的要多：他也还是我们明天的诗人。尽管他是孤独的，但他却集中了并且置身于这种伟大的兄弟般的热情中，在这当中，人类收获了他们最美好的果实。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今后所要求的，也正是这种具有预见的作品。它们是真理的使者，是已经丢失、但今后我们却日益向它走去的那个真理的使者，尽管在漫长的时间内，除了我们对它说，它是我们的祖国，并且我们已被流放到离它遥远的地方受苦，除此之外，我们对它什么也不能说。然而语言已经形成，光明也已显露，祖国总有一天会接受它的名字，一位今天的诗人，也要堂堂正正地把它喊出，并且为了为现在辩护，他已经在向我们召唤说，它正在“躲藏着，并在普通星体中间喃喃自语”。

[1] 这是为1959年勒内·夏尔德文版诗集写的序言。

[2] 《灵感》(一译作《灵光篇》)和《醉舟》是法国诗人兰波的作品。——译者注

·关于断头台的思考·

王殿忠 译

在1914年战争之前不久，一个杀人犯在阿尔及尔被判死刑，其犯罪事实特别使人愤慨(他杀了一个农民的全家，包括他们的几个孩子)。此人是一个农业工人，他是在一种极度狂热中行凶杀人的，尤其严重的是，在杀人之后又把钱财全部掠走。此事引起了极大反响。普遍的看法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杀人犯，判杀头罪，那量刑是太轻了。有人对我说，我父亲的意见是，杀害儿童这件事，特别令人气愤。关于他老人家，据我所知，这是一件极少见的事，他竟然要去行刑现场亲眼看一看，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为了及时赶到刑场，他在夜间便起床和一群前去观看的群众一起跑到城市的另一头。那天早晨他看到的情形却对谁都没讲，只听我母亲说，看完行刑之后，他便飞快地赶回家来，只见他形容异常，什么也不讲便到床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见他突然大呕起来。他刚刚才亲眼目睹了那个现实的场面，而这种场面一向都掩饰在抽象的套话之下。他看过这个场面之后，不但不去想那些被杀的孩子，却怎么也控制不住总是想着为要砍下他的头颅而被扔在断头台木板上的那副扭动着的身躯。

应该相信，为了平息老实而正直的人们心头的愤怒，这种惯常的做法也确实十分可怕。而这种刑罚，在正直人的眼里认为再加重一百倍也不为过，然而其结果却是另一种效应，反倒使人们心神不定。当公正以其最高的形式出现，并被认为是保护人民时，其效果仅仅是使老实人呕吐，那恐怕很难认为，它会给当地人民带来安宁和秩序，也很难认为这就是它应尽的职责。相反地，它令人厌恶的程度不会比犯罪更差，这种另一种形式的杀害反倒会在前一种形式的杀害上加上新的血污。更谈不上对社会这个大躯体的损害给以补偿了。这种行刑场面是那么真切，竟至使得没有任何人敢于直接描述它。政府官员和记者们，有讲述这种事的责任，好像他们已然很熟悉这种场面的情景一般，一面耸人听闻，一面表示出了这事很不光彩，因而就形成了一套惯用的术语，从而使他们的话就不那么怵目惊心了。于是我们便在吃早饭时，在当天报纸的一角上读到这样的话：犯人“终于偿还了他欠社会的债务”，或者他“已付出了代价”，或者“今晨五时，犯人已明正典刑”。而政府官员则对判刑者习惯用“当事人”或“受刑者”这些称呼。或者用缩写字母C. A. M. [1]代替。对处以死刑者，在报道中则小心翼翼，不敢大声张扬。在我们这个十分文明的社会中，如果有人得了某种疾病，并且十分严重，则别人从不敢直接提起这种疾病。这种情形已是由来已久。在资产阶级家庭中，他们只这样说：大女儿肺有点弱；或者父亲身上有一个“肿块”。因为大家都认为得了肺结核或者得了癌症有点不太光彩。这正如被判了死刑一样，大家都力图换一种婉转的说法。死刑出在政治肌体上，而癌症则出在个人的肌体上。尽管这两种区别不大，但却从没有人会谈论得癌症的必要性。相反地，大家在谈论到死刑时就绝不吞吞吐吐，而一致的看法则是，死刑是必要的，尽管令人遗憾。因为必要，大家便对其是否合理闭口不谈；因为它令人遗憾，于是干脆就不谈它了。

我的看法却恰好相反，对此应该大谈特谈。这也并非因为我爱发议论，我想也不是我天性就有这种癖好。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对某些阿谀奉承抱有反感；作为一个人，我认为在我们这种环境中，一些丑恶的现象，如果实在不可避免的话，也应该在沉默中同其对抗。但当这种沉默或者言语的把戏用滥了时，它就会走向反面，或者当人们从当时的痛苦中走出来时，就会不信这一套，那时惟一的解决办法，就只能是清清楚楚地把事情讲明白，并指出在词藻外衣掩盖下诲淫诲盗的可耻把戏，此外别无他法。法兰西同西班牙和英国在铁幕的这一边共同享有现代国家的荣誉，但在她镇压手段的武器库中却依然保留着死刑。这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惯例之所以在我国能够存在下去，乃是公众舆论对此毫不在意，或者不闻不问的缘故。即使有所反映，也只不过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颂扬之词。一旦想像枯竭，词藻也便失去了它的意义，那时一个漫不经心的人对于死刑的判决也就变得漫不经心了。但是，你却显示出杀人的机器，你却使铁器和木器相撞，你却使人听到人头落地的声音。那时，公众的想像便一下子复活了，它也便同时弃绝了词藻和死刑。

当纳粹分子在波兰公开处决人质时，为不让这些人质发出反抗的呼声和喊出自由的口号，他们用绷带涂上石膏封住那些人质的嘴。我们把那些无辜受难者的命运同那些因犯罪而被判刑的人的命运相比，会感到有些不够庄重，但除了这些犯人不是在我国惟一被送上断头台的人之外，其做法是相同的。现在首先要说的并不是死刑乃是必要的，其次也不是对它该不该说出来的问题。相反地乃是要说这种刑罚是不必要的。

至于我，我认为它不但不必要，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还是有害的。但在接触实质问题以前，还是暂时不解释我的这一信念为好。如果说在我对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周的调查和研究之后才得出了这个结论，那是不诚实的；如果说我的这一信念的产生，只是由于自己的一点温情，那同样也是不诚实的。相反地我同人道主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软绵绵的同情心相距甚远，因为那种同情心把道德标准同责任感相混淆，把所有的犯罪等同起来，使无辜者最终失去了他们应有的权利。同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相反，我不认为人从本性上说是一种社会动物，说实话我认为恰恰相反，人不能生活在社会之外，而社会的法律，对他的生存又十分必要，因此必须由社会依据不同的层次建立起各项责任制度。而法律是否正确，则要看它是否能在具体的时间内和具体的地点中对社会是否有利。若干年来，我在死刑这项法律中所见到的，只是给感官造成难以忍受的极大痛苦和使我理智极不赞成的一种惰性的混乱。我甚至都觉得感官所起的作用将要影响我的判断了。而实际上，在这几周以来，我甚至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可以加强我的信念或可以改变我的推理。相反地在已经是我固有的观念上，又平添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时至今天，可以说我绝对赞成科埃斯特雷[2]的观点：死刑玷污了我们的社会，支持死刑者，为它找不到合理的辩护。在此无须举出他那些有力的说明，也无须举出各种事例和数字，这些东西也并无多大意义，我仅在此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它们可以更加深化科埃斯特雷的观点，这些意见同科埃斯特雷的观点一样，它们足以证明取消死刑刻不容缓。

大家都知道，主张死刑者们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杀一儆百。为惩处犯罪，绝不是只砍下他颈上的人头便可了事，乃是为了用一极端手段对那些起而效仿者起到震慑作用。社会不实施报复，它仅做预防工作，它之所以用人头落地相威胁，乃是为了让那些想杀人犯罪者从中看到自己的下场，从而退步抽身。

如果我们不看到如下情况的话，上述理由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下述情况是：

1.社会本身并不相信自己说的“杀一儆百”的做法；

2.尚未见有一例，对那些决心以身试法者，因为有死刑的存在而退步抽身，而且很明显，即使死刑有震慑作用，但在那些成千上万的罪犯中却见不到什么效果；

3.但在其他方面却产生了使人厌恶的作用，那后果却难以预料。首先说，社会并不相信像它自己所说的“杀一儆百”的话。如果它真的相信的话，它就会把砍下来的所有人头都拿出来展览了，它也会对此大做广告，甚至用来作开胃酒的新商标了。相反地我们知道，在我国凡杀头都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实施，只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极少数专业人员的参与下实行。这样做出于何种原因我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始于何时。这种做法，其开始的时间相对地说距现在较近。最近一次公开行刑是1939年，即对魏德迈的行刑，他是数起谋杀案的案犯。对他的行刑，其做法相当时髦。在那天早晨，凡尔赛人群涌动，其中有许多人是摄影记者。在魏德迈出现在人群面前和在他被砍头之后，都被摄下许多照片。几个小时以后，《巴黎晚报》就对这一脍炙人口的事件登出了整整一页的照片。老实的巴黎市民至此才晓得，行刑者操纵的那架精密度很高的机器，比起我们老祖宗们使用的那种美洲豹式的断头台是那么不同。公务人员和政府当局同大家希望的相反，他们对这一出色的报道处理得很不好，叫喊说新闻媒体是有意讨好它们读者残忍的本性。于是从此便决定，以后凡处死犯人都不再在公开场合实施。从此，这一措施便大大地方便了繁忙的行政当局在行刑方面的工作。

关于这件事，其逻辑方式并非同立法者们相同，相反地他们应该向《巴黎晚报》社长颁发一枚奖章，以鼓励他下一次干得更好些。而且如果当局希望这次行刑能成为一个样板的话，不但应该再增加照片的数量，而且应该在下午两点钟把那架杀人机器放在协和广场的断头台上，并邀请全体市民前往参观，并且对未能前往者，还要进行现场转播，以便使之众所周知。要么就这么做，要么就对什么“以儆效尤”的话闭口不谈。晚上在监狱的院子里，偷偷摸摸地对犯人施刑，这怎么称得上“以儆效尤”呢？充其量也只不过能够定期地向公民们宣布，如果他们也杀了人的话，就会被判死刑。为了真正地做到“以儆效尤”的目的，那刑罚就需使人震慑。图尤·德·拉布弗里，他是1791年时的人民代表，是公开行刑的支持者，此人比较有逻辑头脑，他在国民议会上宣称：“要想挡住老百姓，就必须有恐怖场面。”

而如今，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场面，只是大家道听途说，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某某人被处死了，时隔很久，才能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但那语言又是轻描淡写的套话。因此未来的犯罪者，在其作案时头脑中怎么会有被千方百计淡化了的那种抽象的被惩罚的概念呢？如果真的想让他在头脑中始终保留这种惩罚的烙印，以便使他首先掂量一番，随后便打消那种疯狂的话，难道不应该通过各种手段，使用各种画面和语言来强调这种刑罚的严重性及其可怕的场面吗？

要想不使人模模糊糊地感到，在某一天早晨某人已然伏法受诛，难道不应该利用如此一个大好机会向那些犯罪者展示这样一个极有效的惩处场面，以使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吗？

不错，一定要公开地杀，如果社会认为有必要杀一儆百而为死刑辩护，那么它也应该为此而公开宣传，并且还应该每次执行完毕后，把死刑执行人的双手举起来，让那些过于敏感的公民们看一看，同时也让所有那些或远或近的使行刑存在的人看一看。否则它就应承认，它虽然在杀人，却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或者承认自己知道，这种做法远不能使公众舆论感到恐惧，却反而激起犯罪者的作案之心，因而使它处于混乱状态。法官法尔科先生就曾勇敢地坦陈：“……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只有一次做出反对减刑罚的判决。对被告执行死刑，我当时想，尽管我身为法官，我还是要沉着冷静地参加那次行刑。再说那个家伙也并非值得同情，他百般折磨他的幼女，最后竟把她扔在一口井里。但是在对他行刑之后，有好几个星期甚至有好几个月，每天夜里我都想着当时的情景……我和所有参加战争的人一样，看到了一些无辜的青年人死去。我应该说，看到这种令人心悸的场面，我从未同意过这种以行政手段杀人，却称之为‘判处死刑’的做法。”[3]但是，既然如此，明知这种“惩戒”不能阻止犯罪，而其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又使人难以看到，为什么社会上竟然同意这一做法呢？死刑判决，首先它并不能震慑那些尚不知自己将会杀人的人，因为那些人决定要杀人，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形成的想法，而其杀人的准备是在一种狂热情绪支配下做的。其次对下面这种人也起不到震慑作用，即这种人将要向不忠于他的情人讨个说法，于是便手持武器威吓一下他那位情人或情敌。他这样做，实际上并非情愿，也不想去杀人。总之，死刑并不能因之对那些身处不幸中的已然在犯罪的人起震慑作用。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实际上并不起作用。当然也应该承认，在我国这种刑罚也并不多，但这种“不多”也足以使人战栗。

那么，至少这死刑的判决，可以震慑那些犯罪团伙或者以犯罪为职业的人吧？事实上也并不然。我们可以从科埃斯特雷的书中读到，在英国当一个惯偷在刑场处决时，人群中其他小偷照样施展他们偷窃的惯技，而这些人群就是围在绞刑架下看这些小偷的同伴被吊起来的人。本世纪初，英国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二百五十名被处死的犯人中，有一百七十人生前都观看过一到两次处决犯人的场面。1886年，在布里斯托尔监狱中一百六十七名被判死刑者，有一百六十四人至少看过一次对死囚犯的行刑。这样的调查，在法国是不再能举行了，因为处死犯人要在秘密情况下执行。但他们可以考虑向我父亲做这种调查，在行刑的那天，有相当一大批未来的犯罪者们并没有呕吐。震慑的效力只能施之于没有犯罪的胆小者，而在不可救药的犯罪分子面前，它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本文中以及在其他专门著作中，我们还会看到在这方面有说服力的事实和数据。

然而也不能否认，人是怕死的，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也的确是一极刑，应该在那些人中引起恐慌。死的恐惧乃是出自人内心的最深处，并折磨着他。当生命受到威胁时，恐惧是其本能，并在极端恐慌中挣扎。于是立法者便由此想到，他们制定的法律已然压在人类本性的一条最神秘、又最坚强的弹簧上。然而法律总是比人性简单，当这个法律试图支配本性而在人类的这个盲区历险时，它就可能会更加显得软弱无力，从而不足以解决它所要安排的事情的复杂性。

如果说对死亡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恐惧比这种恐惧更其强烈，尽管这种恐惧十分强烈，但它却从来未能吓退过人类之爱。巴贡的说法是对的，他说没有任何一种爱会软弱到不足以战胜和控制对死亡的恐惧。报仇雪恨、爱情、荣誉、痛苦、另外一种恐惧，都足以战胜死亡的恐惧。对人类的爱、对国家的爱、对自由的爱能够做到战胜死亡的恐惧，那么贪婪、仇恨、嫉妒何以会做不到？几个世纪以来，伴随死刑的常常是野蛮的文雅，它一直都努力同犯罪作斗争，然而犯罪却顽固地存在着。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本能在挣扎着。而这种本能并不是如法律那样，是一种经常处于平衡状态的力量。这种本能的力量经常变化，它有时消失，有时胜利，交替而行。这样反复的不平衡就给精神提供了生命的养料，如同电震荡一般，经过足够的接近便可形成电路。我们可以想像一下，这一系列的震荡，从有欲望到无欲望，从决心到放弃，就是通过这些震荡，我们大家在同一天内互相感受着这么多的变化，于是我们便在心理上产生了增生思想。这些不平衡乃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此便不足以形成一股能够支配整个客观存在的力量。但有时其中的一股心灵的力量挣脱了羁绊，它就可能占据一个人的意识领域，此时便没有任何本能，即使是生命的本能，能够反抗这种不可抵御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死刑真正起到震慑作用，人类的天性就必须各不相同，并且这种天性必须同法律同样稳定、同样客观。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天性也就死去了。

天性既然不存在了，因此，尽管对那些在自己身上没有观察到也没有体验到人类复杂性的人来说，这有些令人吃惊，但当凶手在杀人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任何罪犯在审判之前都已完成了他的罪行。如果不是觉得自己有权利那么做，至少也认为当时的环境是造成他杀人的原因。他没有想过，也没有预料过。如果他想，那也是为了预料他的行为将完全或部分被宽恕。他怎么会对他认为极不可能的那种审判而害怕呢？他害怕的是审判以后的死刑，而不是在犯罪之前便害怕。因此，为使法律有震慑作用，就不能给杀人罪犯以任何机会，法律就应该在事前就不容情，尤其不能有任何因环境特殊而有所宽容。在我们这里谁敢要求这样做？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必须以另一种有悖于人类天性的道理去考虑。如果生的本能是基本的，那么它也会成为经院心理学家所不谈的另一种本能，即死的本能，这种本能在某些时候会要求毁灭自己和别人。杀人的欲望可能会经常伴以自身死亡和毁灭的欲望[4]。保存生命的本能也同样有双重性，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它也可能被破坏的本能所取代。这种破坏本能，是惟一能够完全解释何以会有那么多反常现象存在的原因，比如何以会从中毒者转而成为毒品吸食者，以致把一些人引向毁灭，而本人并非不晓得个中的利害，人有生的愿望，但却不能因之就认为这种愿望可以约束他所有的行为。人也有与世无争的愿望，他愿意为她而死也了无遗憾。因此，犯罪者也并非只想犯罪，也有遭到不幸的愿望，他希望这种不幸能伴随着他，特别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当这种奇特的愿望扩大并取得主宰地位时，不仅死亡的威胁不能阻止他犯罪，甚至还会使他失去理智，于是为了去死，便以某种方式去杀人了。

这种奇特的现象便足以解释，一个似乎精心制定的，为使正常人望而生畏的刑罚，实际上已完全与普通心理学脱节。对已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所做的统计，毫无例外地表明，取消死刑同犯罪之间并没有联系[5]，犯罪率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断头台保留着，犯罪活动也同样保留着。在这两者之间只有法律的联系，此外没有任何关联。通过统计，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几个世纪里，对罪犯不断地处以死刑，而谋杀罪及其他犯罪活动却也不断出现，证明死刑并没有使任何此类犯罪活动消失，而几个世纪以来，对一些较轻的谋杀罪不再处以死刑，不但此类犯罪在数量上没有增加，相反地在某些方面却在减少。同样，在几个世纪里，对较重的谋杀罪处以死刑，但此类的谋杀犯却并没有绝迹。在三十三个废除死刑或不再使用死刑的国家里，谋杀罪的数量却没有增加。因此，谁能从以上事实中得出结论说，死刑在实际上能使犯罪分子望而生畏呢？

对这些事实和数字，就是保守主义者也无法否认。他们对此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回答颇可玩味。他们说，社会上这种反常的态度，实际上在其背后，隐蔽地掩盖着他们所说的那种死刑所起到的“震慑”作用。保守派说：“不错，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死刑能起到震慑作用。甚至也可以肯定成千上万个谋杀犯人也并没有被死刑所吓退。但我们也无法得知那些因受到震慑而退步抽身者的情况，因此，归根结底也还是无法证明死刑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就这样，这个对犯人实行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的惩处措施，也是它赋予社会的最高特权，仅只建立在一个不可知的基础之上。死亡，它并不包含等级，也没有什么概率性，一旦死亡它便使一切事物，使一切罪行，就此固定不变，像尸体一样，永远僵化了。但在我们国家却对死亡施以行政管理，依据机会和时间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处理。难道如果犯罪的时间选得合情合理就可以对死刑的判决有所动摇吗？此外，一个犯人被砍了头，并不是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据各种应该杀头的罪行，过去没那样做，现在才这样做，那么将来呢，是否因为将来应该对犯杀头之罪的人因为过去没那样做也就不再实行了？在这里，宽容、犹豫如果没有了限制就会导致无情的处罚。

对这种危险的互相矛盾的做法感到惊讶的非只我一人。政权本身对此是排斥的，而这种不良的认识恰恰反映了其做法的矛盾性。于是死刑便在封闭状态中执行，因为在事实面前他们无法证明死刑对犯罪有震慑作用。他们无法摆脱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因为贝卡利亚已经把他们包围起来，他写道：“如果说，经常向人民显示出震慑力量是强大的，那么死刑就应该经常执行，但那也就表明，犯罪也是经常性的，于是也同时便证明了死刑没有起到它的效力，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也必然是：死刑不起作用但却是必需的。”那么，政府当局如果不废除它的话，保存下来又不太适用，便显得有些尴尬了。带着这种盲目的希望，一个人，至少是一个人，在某一天，至少是在某一天，会因在处理杀人犯上遇到大量的死刑而止步不前。为了继续表明断头能有杀一儆百的作用，政府当局将会被引向为杀一个死罪犯人而招致更多犯人产生的局面。这真是个奇怪的法律，它只导致犯罪，却永远不了解应该怎样阻止犯罪。

那么，这个“杀一儆百”的作用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死刑被证明起不了任何惩戒作用(这已是明摆的事实了)，反而使人堕落到没有羞耻之心，并变得更疯狂和杀人了。

我们已经能够从公众舆论中看出死刑这种惩戒作用的效力了，即它反倒引起了残忍的谋杀，并且使某些犯罪者产生了可怕的虚荣感。围绕着断头台我们看到的，没有一点点高尚，有的只是厌恶、蔑视，或者最庸俗的感官享受。这种效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表示庄严起见，人们已经要求把断头台从市政广场移到有屏蔽的地方，然后再搬到监狱中去。大家从以参与这种场面为职业的人的感情中了解到的情况少多了。请听一听一位英国监狱长的话吧，他很坦白地承认这是一种“尖厉的个人羞耻感”。一位神甫说这是一种“恐怖、羞耻和屈辱”的感情。我们还应该特别想一想，那些被任命以行刑杀人为职业的人的感情，我这里指的是刽子手们的感情。您对这些人称断头台为“自行车”，把死刑犯称“顾客”或“包裹”有何想法？除了神甫贝拉·儒斯特这位曾参加过近三十次行刑场面的人所想的之外，还能有其他想法吗？他是这样写的：“那些审判官们的‘行话’在卑鄙无耻及庸俗下流方面丝毫也不逊于那些普通犯人。”[6]此外，我们还可以看一看我们一位助理行刑者在他到外省施刑时是怎么说的。他说：“当我们外出时，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轻松愉快的游戏。出租车为我们效劳，高级餐厅也为我们效劳。”在吹嘘刽子手的机灵时说：“他胆子大到用手抓住‘顾客’的头发向断头台上拉。”这种不正常的做法，表现出另一种意义更为深刻的场面。受刑者的衣服，被行刑后，原则上归行刑者所有。戴布雷老人把那些衣服都挂在一间木棚子上，并不时地前来看一看，他是很认真的。下面便是我们那位助理行刑者的话：“新来的行刑者都被断头台搞得有点失常，有时候他几天不出屋待在家里，他头上戴着帽子，坐在一张椅子上随时等待着部长的传唤。”

是的，这就是约瑟夫·德·梅斯特勒所说的，人类为了存在，必须有一种强力而神圣的特别法令，倘若没有这种法令，“混乱将取代秩序，王权将毁灭，社会将消失。”这就是人类，建立在人类之上的社会将彻底摆脱犯罪，因为刽子手已然给犯人签发了出狱证，并重新使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一切。这实在是我们的立法者们所设想的美好而神圣的样板，至少要花一些力气才能做到，这需要在与其直接合作的人们中贬低或者毁灭他们做人的资格和理性。这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创造，一种具有对那种堕落有特殊感应的创造。当大家晓得，有那么一些人乐于义务充当行刑者时，是不会对这种事感到惊讶的，他们晓得，在那些最安详最熟悉的面孔后面，掩藏着残暴和杀人的本能。使杀人者感到害怕的刑罚，可以使某些人得到杀人的感应，这种感应比从其他怪异现象中得到的感应更加强烈。既然我们能在重大问题上为我们法律的严酷性辩护，我们就不应对某些已被剥夺了生命的人产生怀疑，怀疑其中的某些人由于断头台的原因使他们产生了嗜血的本能。

如果想保留死刑，那么至少就不应向我们作那种虚伪的解释。我们不妨想一想，这种刑罚，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执行，所谓的震慑作用，又不能在老实人中起什么影响，如果它能起到作用，也只能吓一吓那些已决心洗手不干的人，而使想干杀人勾当者更加堕落。不错，它是一种刑罚，一种可怕的酷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酷刑，但除了使精神颓废外，没有任何震慑作用。它确实起制裁作用，但一旦它不再能激起谋杀的本性时，就谈不上防范作用了。于是它就形同虚设，只能在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中，在心灵上使他们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内受折磨，在躯体上，在其被砍下头颅之后，因生命并非就此完结，而使其在那段时间内承受着绝望和残暴之苦。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即死刑的实质就是：报复。

惩罚，它既然起不到防范作用，那就应该称它为报复。应该说，这是社会对那些触犯法律的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反应，同人类的存在一样古老，因为在古代法律中，它被称作“同等报复”。谁让我受苦，他也应该受苦；谁搞掉我一双眼睛，他也应该成为独眼者；谁杀了人，他自己就应该死。这是一种情感问题，是一种以暴力对暴力的情感，谈不上原则。“同等报复”属天性和本能的范畴，并不是法律范畴。法律，说到底，不应该按本性行事，如果凶杀存在于人的本性中，那么法律就不应该模仿或复制这种本性，而应该纠正这种本性。而“同等报复”乃是对纯本性冲动的一种认可，并赋予它法律的力量。我们大家都已知道，这种本性的冲动常常使我们脸红，我们也明白它是多么强有力，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在这方面，我们这些法兰西人不妨看一看沙特阿拉伯的那位石油大国的国王，他在世界范围内鼓吹民主，却让屠夫把犯偷窃罪的人的手给剁下来。我们也同样生活在一种类似中世纪的社会里，在那种社会里，甚至没有可以使人精神得以慰藉的信仰。我们只能依据粗略的逻辑来解释“公正”二字。难道我们能说这个逻辑是准确的，而公正，尽管是起码的公正，尽管它受到合法报复的约束，会因死刑的存在而得到了保障吗？对此的回答只能是两个字：没有。

我们姑且把“同等报复”之不可实行这件事放在一边，姑且不说，把一个纵火者也关在他自己的家里用火烧死是一件极端过分的事，因为这也不可能阻止一个小偷去银行盗窃相应数目的金钱。我们先假设一下，对一个杀人犯处以死刑是必要的和公正的，但实施死刑并非就是简单地让他死，就其基本意义上讲，也同东方集中营的监狱那样剥夺生命不同。自然，执行死刑是杀人，从逻辑上讲，这是杀人者为杀人付出的代价。但这种刑罚却为死亡加上了一条制度，即公开的宣判，让未来的死刑犯预先知道，这也是一种安排，这种做法本身所造成的精神折磨比死亡本身更加可怕。于是便没有了所谓的“等值”问题。许多法律把有意杀人看得比单纯的暴力杀人严重。然而，宣判并执行死刑，这一系列的做法，岂不是比任何有意杀人预先谋划得更周到吗？谁又能说这中间没有比较关系？为了等值，那么就必须在一个预谋杀人犯行将杀人时，他把自己要杀某人的意图告诉某人，并从那时起，强行把那个人监禁几个月，但这种神话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未见过。

还有，当我们官方的司法机关在谈到实施死刑而不使受刑者痛苦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的含义，尤其是他们在这方面缺乏想像。在几个月甚或几年之内，加在被判死刑者身上毁灭性的恐惧和羞耻感，这种痛苦比死更可怕，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受害人身上却没有，甚至在杀人犯实施杀人时，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匆匆进行的，被杀者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已死去。那种恐惧时刻，在他进行反抗或挣扎时，也便随着他的生命和求生的希望一起消逝了。而恐惧，却相反地落在了被判处死刑者的身上。生的希望和死的绝望的痛苦轮番折磨着他。律师和神甫，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以及那些为使死刑犯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的监狱看守，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会获得减刑。开始他对此是相信的，随后便不相信了，或者白天产生了这种希望，待到晚上又绝望了[7]。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这种希望和绝望也随之增长，乃至变得无法承受。据目击者说，犯人皮肤的颜色都变了，恐惧像酸性物质在侵蚀着他们。弗莱斯诺的一个犯人说：“知道人就要死了，倒没有什么，但不知道是否会活下来，却是使人惊恐和不安的事。”卡图什形容在受极刑的时候说：“啊，那一刻钟可实在不好过。”但这种不好过的时刻不是以几分钟计，而是以几个月计。犯人在事前很早就已经知道自己将被处决，惟一能使其免于一死的，就指望天意了。因此，他们也便无由为自己辩护或者说服别人。一切都身不由己。等待着他的，已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由刽子手们所使用的那种刑具。

至于官员们，杀死这个犯人乃是他们的职业，并把这种犯人称为“一个包裹”，当然他们晓得那是什么含义。犯人自然没有任何力量违抗那只任意提起它来的手。那只手可以随意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或把它扔在哪里，那岂不就像一个包裹或者一件东西，甚或是一头被捆起来的牲畜一样吗？但牲畜可以不吃东西，而犯人则不可以。他们为死刑犯人制定一个特别食谱(在弗莱斯诺，是第四号食谱，外加牛奶、酒、糖、罐头、黄油等)。有人监督犯人吃饭，在必要时，还要强制其用餐。当一头牲畜将被杀死时，它的身体机能可以处于良好的状态，也可以有任意挣扎或不顾一切吼叫的自由。而“他们那些人呢，他们神经太脆弱”。弗莱斯诺的一位监狱长这样无耻地形容那些被判死刑的犯人。这是可能的，但作为一个人，你能叫他去寻求那种自由吗？你能叫他失去自己的尊严吗？不管他神经脆弱与否，一个犯人，当他被宣布处以死刑的那一刻起，便已进入一种似机器般的木然状态。这架机器自此便在以后的几周内，按照自己部件结构所形成的机械状态运转，这种状态控制着他所有的行动，直到最后把他送上杀头的机器。于是这个“包裹”便不再服从那个人类的所谓命运的安排。而是听命于那架机器，即等待着杀头的那一天的到来。

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行刑的那三刻钟，便使他彻底摆脱了痛苦。至此，一个毫无影响的死亡便把一切都轧了个粉碎，一头被捆绑着无法挣扎的牲畜看到了地狱，这地狱使得一切都微不足道了。其他姑且不论，仅就希腊人使用的那种毒芹，就足见他们更为人道。他们给被判死刑的人一种相对的自由，即给犯人一种可以推迟或提前死亡的机会，还可以让犯人在自杀和行刑二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我们呢？为了更安全起见，则由我们自己实施这种给犯人以公正待遇的办法，即在行刑前给犯人一小时时间。但实际上这并非是一种公正的待遇，试想，当一个犯人在数月之前已经得知他被判处死刑，而待他被绑赴刑场时，告诉他一小时以后再对他行刑，而这一个小时又用来忙忙碌碌地安装断头的刑具，这时候他会是一种什么心态？

在一个犯人行将正法时建立的这一套规矩，可能就是说明对该犯人宽厚的证明吧。这些犯人已然没有什么顾虑了，于是便索性孤注一掷，要么就随便被一枪打死，要么就被送上断头台，挣扎着、呼叫着弄个昏天黑地地死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自由的死法。然而，除了一些例外，一般地说，犯人都能平静地走向死亡，即在某种极端消沉、沮丧的状态下死去。而这种状态也正是我们的一些记者们在描写犯人如何勇敢地赴死时所津津乐道的地方。然而您必须看明白，犯人之所以没有大吵大闹，乃是还没有摆脱“包裹”的束缚，大家对此应该表示感谢才对。因为在这样一件不体面的事中，有关者竟能表现出一种体面的态度，以致这件不体面的事也就很快地结束了。然而这种冠冕堂皇的报道和犯人的勇敢合格证书，乃是围绕着死刑而做的蒙骗术的一部分。因为犯人愈是恐惧，他表现得便愈是安静，绝对不值得我们的报纸对此大加表扬。然而，我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如果某些死刑犯人，不管他们是否是政治犯，如果他们能英勇地死去，那就应该以适当的赞赏和尊敬的口气谈到他们。然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恐惧的无言，一种因害怕而导致的无动于衷，我认为这种充满恐惧的无言，应该更值得尊敬。当贝拉·儒斯特神甫让一个年轻的死刑犯人在行刑前为其亲属写几句留言时，他听到的回答是：“我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当一位神甫听到这种内心极端衰弱的表白，他如何能在一个人如此痛苦和如此动情的状态下，不向他鞠躬致意呢？对那些一言不发的死刑犯人，大家知道，他们将要在刑具下面留下一摊鲜血，我们能说，他们是卑怯地死去吗？我们又如何评价迫使他们尽量减少这种卑怯表现的人呢？总之，每个杀人犯，当他杀人时，就有被判处可怕的死刑的危险，而那些杀他的人呢，却什么风险也没有，甚至还可以加官晋爵。

不，那个人所体验到的痛苦，已超出了一切精神范畴。无论是道德、勇气、聪明才智，甚或天真无邪，在这里都已不起作用。这时周围的世界一下子都被一种原始的恐惧所笼罩，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事情都已失去了判断的标准，所有的公正同所有的尊严一样，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清白无辜感全然不能使其对受到的痛苦进行抱怨了……我曾见到过一些真正的强盗勇敢地走向刑场去赴死，但那时，那种面对死亡的无辜感，竟使他们手足颤抖。”[8]还是那同一个人，他说，据自己的经验，当知识分子身处逆境时，他不认为这一部分人比其他人缺乏勇气，只不过他们比起其他人更富有想像力而已。一个人被绳索捆绑押赴刑场时，面对着那么多希望他死去的人们，他的无助感和孤独感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刑罚。在这个意义上讲，公开行刑还是较好的做法。然而在这种灾难性情况下，勇气，心灵的力量，乃至信仰等都有可能是一种偶然的表现。按一般规律，人在行刑前等待的那一段时间，即在死前，其精神就已经全部被摧毁，这就等于判了他两次死刑，而第一次死刑比第二次受的折磨更重。对比之下，实行“同等报复”的刑罚仍不失为一种文明刑罚，因为它从未由于犯人挖下他哥哥一双眼而判处他被挖下双眼的刑罚。

此外，这种从根本上就体现了不公正的做法，在判处死刑者的亲属中也引起了反响。而被杀害的人也都有自己的亲人，一般地说，他们的痛苦非常之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渴望能为死者报仇。他们的愿望满足了，但留给被处死的犯人亲属的，又是一种极端的痛苦，这种惩罚，对他们是不公正的。一位母亲或者一位父亲，在漫长的几个月的等待中，为死刑犯安排了一系列短暂的时间，允许亲人前去探监，让他们互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并在一起想像执行死刑时的场面等等。这一切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而对被害人的亲属来说，却没有这种情况。不管被害人亲属的感情如何，他们要求雪恨的愿望，已然超出了犯人所犯罪行的程度，即使与犯人相关的人也分担他们自己的痛苦。一位被判死刑者写道：“神甫，我已得到了减刑，但现在还未能成为事实。我的减刑命令在4月30日签署，星期二我从接待室回来时通知了我。我立即请人通知爸爸和妈妈，他们还在卫生部工作。请您想像一下他们会多么高兴吧！”

是的，我们可以想像出他们的高兴，但也可以想像得出在被捕入狱直到减刑之前，他们又是多么痛苦，同时也能够想像得出，那些突然接到一纸命令，通知其亲人将被行刑的那些人，又是多么绝望。

为了结束对同等报复这条法律的讨论，还要说的是，必须看到，它的形式虽然是原始的，但它起的作用却只在两个人之间，即一个绝对清白无辜、另一个绝对犯罪。当然，无辜者是受害人，但被认为是受害者代表的社会本身，它能够自认为是无辜的吗？这一命题常常被引申和发挥，我不想重复自十八世纪以来各方人士对此提出的那些论点，它们可以这样归纳一下，即各种社会都有其相应的犯罪行为，但在我们法国，倘若不指出具体环境应该使我们的立法者更加稳健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为回答《费加罗报》一份关于死刑的调查，一位上校在1952年宣称，建立终身苦役制度以代替死刑，将会形成一座罪犯博览馆。这位高级军官好像不了解(我为此替他高兴)我们已然有了这种罪犯博览馆。它们同我们的各级中央监狱明显不同之处就是，人们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随时都可以进出，就是那些小酒馆和破旧的阴暗小屋子。这也是我们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在这一点上，就很难用稳健来解释了。

统计表明，仅在巴黎一个城市，超密度人口住房(每间屋住三至五人者)就有六万四千个。不错，虐待儿童者，是极端可耻的人，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也可能(我在这里说的是可能)在我的读者群中，即使处在同样拥挤杂乱的居住条件下，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做出杀害儿童的事情，因此也谈不上减少某些残忍者犯罪的问题。这些没有心肝的人，他们居住在还算不错的住所里，可能还不致有机会做出那种伤天害理之事。最起码，我们可以说，他们并非是惟一的犯罪者，似乎很难说，惩罚他们的权力已经交给那些宁可出钱造酒而不愿搞房屋建筑的人。[9]然而对酒的嗜好，又使这种不光彩的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在诸多的流血犯罪案件中，因酒精引起的案件，其比例相当之大。据一位律师的估计，可占百分之六十。据拉格里博士的统计，则在百分之四十一点七到百分之七十二之间。据195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在弗莱斯诺的中央监狱，违犯普通法的犯人中，百分之二十九是长期饮酒者，百分之二十四有家庭饮酒史，而虐待儿童的犯人中百分之九十五是酒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更惊人的数字。一家卖开胃酒的酒店在1953年向税务部门申报的利润为四亿一千万法郎，对这一数字加以比较便可以看出，这家酒店的股东们，以及喜欢喝酒的议员们，确实毒杀了许多他们意想不到的儿童。作为一个死刑的反对者，我绝不可能要求对这些人判处死刑。但在现阶段，我认为必须把这些人武装押送到已被判处死刑的虐杀儿童者的行刑现场去，让他们体验一下，并且在回来时把我举出的上述调查数字让他们看一看。

至于国家行政当局，他们本身就对嗜酒现象放任不管，自然对出现的这些因酗酒而犯罪的人不感到惊慌。总之，他们对此不感到惊讶，却只知道砍头，甚至他们自己也饮酒。他们坦然自若地实施惩罚，并以一个债权人自居，何时他们才能良心发现呢！就是这些酒精的代表们，面对《费加罗报》的调查，有人却大声疾呼：“我知道那种胆小如鼠、为废除死刑辩护的人会怎么做，如果某一天他突然面对着一些杀人犯，这些家伙正要杀他父亲、他母亲、他的孩子们，或者他最亲密的朋友时，如果他手头上有武器的话，看他怎么办！”这句“看他怎么办”似乎就带着强烈的酒气。自然，那位胆小如鼠、为废除死刑辩护的人有理由向凶手们开枪，以免这一切使他失去小心翼翼地为废除死刑作辩护的理由。此外，如果人的思想是一贯如此的话，如果他在上述那些杀人犯身上闻到酒味的话，那么他随后的工作就应该是拯救因酗酒导致未来犯罪的那些人。甚至他还会惊奇地发现，那些被醉鬼杀死的人的亲属们，居然没有要求在法庭上做出解释的愿望。

但这是否就是说，所有的酗酒者就被行政部门认定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呢？是否就是说，行政当局就要捶胸顿足地要求全体人民除了果汁之外就什么酒都不喝了呢？当然不是，也不是出于传统观念，对一切犯罪行为都要除恶务尽。对轻罪犯人的实际责任定性不准，却是事实。大家知道，在我们亲属中间，到底有多少酗酒者，有多少不饮酒者，我们的调查数字是无能为力的。世界上十个人口大国，其人数是目前世界其他国家居民的二十二倍，其中心情恶劣或不正常者，无法计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肩负着许许多多不堪重负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大家都不应负责，于是从逻辑上讲，就不应该有什么惩罚或奖励，如果那样的话，整个社会也就变得荒谬了。在各种社会中，以及在各个群体中，其维持正常秩序的本能都相反地要求每个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就必须接受它，而不容许有绝对的纵容。然而，同样的逻辑又会使我们得出结论说，从来就没有过绝对责任者，因此也便无所谓绝对的惩罚或绝对的奖励。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终身奖励，包括诺贝尔奖金也是如此。然而，任何人也不应该受到绝对惩罚，尽管有充分理由认定他是犯罪，但也有可能他是无罪的。死刑这条法律，不能起到真正的惩戒作用，也无法说它公正，它对一种相对的犯罪行为，却使用了终身的、无可挽回的惩罚，因此，它侵犯了那些人的生的特权。

如果说死刑能起到一种令人怀疑的“杀一儆百”的作用，并能达到某种不可靠的公正，那就必须承认，该刑罚应该予以消除，因为它也把犯人最终在这个世界上消除了。

说到犯人，能对我们保证说，这些被行刑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得以挽回吗？能够肯定，就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吗？对这两种情况，难道不应该承认，如果无法补偿，死刑就应该废除吗？就在昨天，即1957年3月15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处决了一个名叫布尔东·阿波特的人。因他杀死一名十四岁幼女而被判处死刑。这是一件令人愤慨的罪行，因此该犯人被列为不能挽回的名单中。尽管阿波特再三抗议说他是无辜的，还是被判处死刑。行刑期定在3月15日十时。九时十分，便有了缓期处决的命令，以便让他的辩护人进行最后的申诉。十一时，申诉被否决，十一时十五分，阿波特被关进行刑的瓦斯房，十一时十八分，阿波特吸进第一口瓦斯气。十一时二十分，特赦委员会的秘书通过电话传呼，说特赦委员会改变了决定，但州长已然到海边休息去了，找不到人，于是便直接同监狱通话。大家便把阿波特从瓦斯房里抬了出来，但已经太晚了。如果昨天加利福尼亚州有暴风雨，州长便不会到海边去，如果那个电话再早打两分钟，那么阿波特今天就会仍然活在世界上，并能亲眼看到为他更改判决的事。至于其他的判决，即使比较重的判决，都能有挽回的机会，独有死刑，一旦执行，便没有了任何机会。

有人会以为，这是一个例外。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而人生苦短，谁又能说我们不会遇到，况且这件事就发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乘飞机不过十来个小时就到。阿波特的遭遇在许许多多其他事件中并不算个别现象，一种失误的发生也并非是孤立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报纸，只举距我们最近的一例，据法学家奥利夫克勒瓦在1860年前后的统计，审判错误的概率为一比二百五十七，难道这个比例还小吗？如果是中等刑罚，这个比例不算大，倘是死刑，这个比例就是无限大。雨果曾把断头台称作勒祝尔克[10]，但并不是说所有被它砍下头来的人都是勒祝尔克。有一个勒祝尔克也就足以使它蒙羞于世。大家都晓得，比利时因一次错判之后，便永远不再宣判死刑，英国自海伊案件之后也已提出废除死刑问题，大家也晓得，那位总检察长在被问到关于对一个嫌疑性很大的犯人(因为他的受害人始终没找到)时，他写道：“该某人如果尚在，便可使司法当局有可能有效地并从容不迫地调查所有的新迹象，这种迹象会提供给我们他妻子尚在人世的证据[11]……反之，在宣布这个假设审讯的可能性无效的同时，如果实施死刑，我担心会使那些详细的迹象徒具理论上的意义并给予它们以不必要的惋惜效应。”以公正为原则和事实为依据，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感人。应该在我们的刑事审判中经常引用“惋惜效应”这个词，它十分坚决地表达了处于陪审团面前的人的困境。一旦无辜者被错杀，那么任何人也便无法为其找回补偿，惟一的办法，是为其恢复名誉，如果尚有人为此而提出要求的话，那也就只好还他一个他原有的清白。然而作为一个含冤而死的人，他所受的折磨，他的惨遭杀害，也将永远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我们所应做的，也就只能为未来的无辜者设想，使他们避免再受到这种刑罚。在比利时是这样做了，但在我们国家，大家对此却依旧心安理得。

也许大家认为，法庭也已有了进步，它同科学是同步前进的。当法律专家在刑事法庭上发表演说时，那些话似乎某一位神甫也曾讲过，而在科学的宗教环境中培养出来的陪审团则频频点头。然而近来发生的许多案件，特别是贝斯纳尔案件，却使我们认识到，一个由法律专家们演出的喜剧，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对犯罪的确定，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尺度，因为容纳它的量管刻度不同。另一个量管便同第一个的截然相反，而人的心理差异在这一棘手的计算中，又起了很大的作用。真正的法律专家，同那些心理学家的法官们在法庭上占的比例相等，比严肃而客观的陪审团人数略多。今天，同昨天一样，错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明天会有另一个结论，宣称某一位阿波特无罪。但阿波特仍将被处死，那死法也将很科学。而科学，它自信也能和专家量刑一般可以证明谁是无辜者，但它却还没有达到使被法律专家们处死的人复活的水平。

在犯罪者中间，人们能肯定，除了那些顽固不化者外，就没有错杀过别人吗？在那些像我一样，在生活中有一段时期，由于需要，曾参与过刑事诉讼案者都知道，在一个判决中，有许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这可以置人于死地。被告的长相、他从前的经历(其中通奸常常被陪审员看作加重罪行的情节，对此我总不能相信他们所有的人，而且在所有的事上都判得那么准确)、他的态度(其态度只有符合传统习惯，也就是说，虚伪地顺从，才能对本人有利)，甚至他讲话的方式(那些“识途老马”们都晓得，在那种场合讲话，既不能吞吞吐吐，又不能声音太高)等这些法庭上的细枝末节，常常都会引起别人感情上的倾斜(因而真实的情节，却往往不那么动听)，而这一切偶然的情况都能影响陪审团最终的判决。在死刑裁决时，为使判刑做到尽可能的准确，还可以召开各方的会议。当人们得知极刑的定案与否取决于减轻罪刑情节陪审员的审核时，特别是当人们得知1832年的改革给予我们的陪审团对尚未定案减刑罪有权裁决时，大家便想像得出，判决意见书左边留作批示的空白处如何填写，则取决于我们陪审员们当时的心情。这已不是由法律来决定死刑要不要定案了，而是由陪审团的感觉决定。

政治气候的偶然因素和地理的偶然因素加起来更加重了这种荒诞不经的情况。一位工人法共党员刚刚在阿尔及利亚被处决，其罪名是在一个工厂的衣服保管室里放了一枚炸弹(在未爆炸前便被发现)，他之所以被判处死刑，除他的行动起作用外，同样起作用的还有气候因素。在阿尔及利亚目前的政治气候下，人们想向阿拉伯公众舆论表明，断头台同样也是给法国人预备的，同时又想使被恐怖主义的罪行所激怒的法国舆论感到满意。而那位部长，他既称赞这一判决，却又听共产主义者们的话。倘不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被告可以很轻易地避免这种下场，甚至有一天他还可以变成该党在议会中的议员，可以和那位部长在同一个吧台上喝酒呢。这些想法是苦涩的，我希望这些东西在我们双方政府间永远保留着鲜明的记忆。他们应该明白，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是会变的；必将有那么一天，这位罪犯，很快被处决的这位罪犯，将不会显得那么丑恶，但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他除了忏悔和被人遗忘外，没有留下什么。当然，人们会忘记他，社会也将是如此。未受惩处的犯罪，按希腊人的说法，它毒化社会。但一个无辜者被判刑，或者量刑过重，久而久之，也会污染社会。在法国，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可能会有人说，这乃是人类的司法权，尽管它尚不够完善，但总比个人专横武断强。这种悲观的评价倘若是针对一般刑罚，尚可接受，如指的是死刑判决，那就值得研究了。法国有一部经典法律著作，在解释死刑无法分成等级时，是这样写的：“人类的法律绝不可能做到保证那种比例关系。为什么？因为它知道自己有弱点。”难道还需要下结论说，这种弱点会迫使我们做出一种绝对的审判吗？由于有了这种弱点，它便经常为自己找出一种可以为自己开脱的办法，难道它就不能把这种手段施之于犯罪者吗？陪审员能够很体面地说：“如果我错杀了您，您会原谅我，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共性有其弱点的缘故。但我判决您死刑，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弱点，也没有考虑过这种共性。”能这样说吗？对错判或一时的失误，所有的人都负有连带责任，难道对这种责任，法庭就可以当儿戏从而使被告也失去了这种责任吗？不，如果司法权在这个世界上尚有某种意义的话，它就只能承认这种共同的责任。就本质上讲，它不应使自己同怜悯相脱离。当然，怜悯，在这里并非仅仅指的是共有的痛苦感情和不正当的纵容，这些对被害者已无任何意义。怜悯并不排斥惩罚，但它却可以对极刑缓期执行，不采取无法挽回的极端措施，这种极端措施对人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没考虑到具体情况。

说实话，某些陪审团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他们经常接受对一个案犯实行减刑的处理，而实际上该案犯却没有任何可以减刑的理由。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判死刑太过严酷了，他们认为处罚太过，不如适当从轻一些好。极端严酷的刑罚是对犯罪的促进而不是真正的惩罚。常常有那种情况，经过庭审之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现场报道，却是该庭审很无条理。在事实面前，不是说理不够，便是过于极端武断。对此，陪审员们并非不知，只不过在重大的死刑面前，他们也同我们一样，宁可对某些事不予追究也不愿使自己几夜不能睡觉来处理这些案件。既然晓得他们自己身上的这种弱点，于是便只有斟酌情况得出一个相应的结论就算完事。

但有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不管何种性质或任何时间，陪审团是定要严加审判的。在这些案件中，作案人的罪行已经确凿无误，原告的证据又同被告的庭述相符。当然，有些人表现得极其反常，而且思维混乱，这已经属于心理病态之类，而心理学专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认为他们负有刑事责任。最近在巴黎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位青年男子，性格有些懦弱，但很温和且富有感情，和亲人相处极好，因他父亲发现他每日回家很晚，便感到很恼火。一天，他父亲正坐在餐厅饭桌前读报，该青年便手持一把斧头，在其父身后狠命地砍了几斧，随后，便又对正在厨房做饭的妈妈同样砍了几斧。然后他脱下衣服，把沾满血污的裤子藏在衣橱里，不动声色地到他未婚妻的父母那里去了。等他回到自己家里以后，便向警察报告，说他父母被杀害了。警察立即发现了衣橱里沾满鲜血的裤子，并且毫不费力地从这个杀害父母的青年那里取得了口供，他很平静地讲出了一切。精神病医生经检查认定，该青年应负因气愤而谋杀的责任。这位青年这种反常的无所谓态度以及在狱中相反的表现(如希望为其父母送葬的人要多些，并对他的律师说：“他们非常受人爱戴。”)都不应该被认为是正常现象。但他的推理能力似乎并没有什么毛病，起码看起来是如此。

许多“怪人”，他们在我们面前显现的面孔，也同样不可理解。但由于只考虑他们的行为而不管其他，便被断送了。从表面上看，他们所犯罪行的性质及其严重性使人很难想像他们会幡然悔悟或痛改前非。于是只从如何使他们不再有机会重犯类似罪行的角度考虑，便只有把他们处死，此外别无选择。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仅从这一方面考虑，那么围绕着死刑问题进行讨论是合法的。但在其他方面，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那么守旧派们的论据，便不足以抵抗主张取消死刑者们的批评了。如何分清这种界限，我们在法律上是无知的，我们只能猜想。没有任何事实，也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判断出，哪些人认为应该给人生最后的那段时间一个生存的机会和哪些人认为这种机会是虚假的。但在这最后临界线上，超越坚持死刑和反对死刑双方漫长的争论，评价一下，当今之日在欧洲实行死刑政策是否适当，还是可能的。自知才疏学浅，但我还是想尽力来回答一下瑞士法学家让·克拉文教授提出来的问题，1952年他在那篇杰出的研究死刑问题的论文中写道：“……面对这个重新又向我们的良心和理智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对另一种解决方案予以研究，这种方案不是对观念的研究，不是对从前的问题和论点的研究，也不是对未来的展望和理论上允诺的研究，而是对目前的意见、看法和需要的研究。”这说得极是，我们可以对历代以来死刑带来的是与非海阔天空地争个没完没了，但死刑就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我们也应该在现在，在我们这里，面对着当代的刽子手给它下一定义。那么，对这半个世纪的世人来说，死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地说，我们的文明已失去了它惟一的社会标准，即按着这个标准，可以为死刑作辩护，也可以依据世人所受的痛苦，要求取消死刑。另外，死刑的取消应该由我们社会中有觉悟的成员提出要求，同时也是基于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首先说必然性。对一个应该受到极刑的人做出裁决，就必然要确定此人已然没有任何可以挽救的希望了。我们再强调一遍，在这里，其理论观点就互相发生了冲突，并且停留在毫无意义的互相对抗之中。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干脆地予以决断。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法官又都是当事人。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是否有杀人的权力表示犹豫，而对我们处理这种案件的能力又表示怀疑。世上没有绝对的无罪，也没有至高无上的法官。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都损害过别人，这种对别人的损害发展成不为人所知的犯罪，也没有受到过法律的制裁。世人无所谓真正的公正，只有可怜的良心才能称得上公正。至少，我们活在世上使我们懂得了这些，也使我们能在自己的总体行为中再加上一点儿善行，以部分地弥补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恶行。这种附着在弥补恶行身上的生的权利乃是人类的天然权利，即使最坏的人也有这种权利。最卑劣的罪犯和最公正的法官，在这方面都是共同的，他们在这里相会了，彼此都有不幸，彼此都有共同的责任。没有这种权利，精神生活便在严格意义上不存在。特别在我们当中，不应该有任何人对别人表示绝望，除非此人已死，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命运之神安排，那时才可以对他盖棺论定。但在此人未死之前就对他下最后的结论，当债主尚在人世时，就给他结账，则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力。在这方面，你愈是绝对化地审判别人，自己也便受到绝对的审判。

曾受雇于盖世太保的贝尔纳·法卢，在供认自己曾犯下过大量可怕的罪行，并被确认有罪后，被判处死刑，此人死得很勇敢，死前他就声称自己罪不可赦，他说：“我手上沾的鲜血太多了。”这是他对同牢的犯人说的话。公众舆论及法官们的看法相同，都把他列入不可救药者的行列。如果我不是看到了一份令人吃惊的证词的话，我原也打算接受上述看法的。下面便是法卢声称乐于赴死以后，对同一牢犯人说的话：“你愿意听一听我最大的遗憾吗？那么好吧，那就是我没有早一点儿读读我在那边的那本《圣经》，不然的话，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那样干，也不会落个这样的下场。”在此不需看那些通俗的连环画，也无需回顾雨果笔下的那些苦役犯，正如人们所说的，明智的时代，本来就因为人类原本是好的而愿意取消死刑。当然事实也并非如此(他们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的历史经过二十年波澜壮阔的变迁之后，我们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但正是因为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对此下一个绝对的判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宣称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最卑劣的犯罪行为，因为我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世上有绝对的清白无辜。极刑的判决，打破了人间不可争议的连带责任，即与死刑对抗的连带责任，要想使这种审判合法化，只能由那么一条凌驾于世人之上的真理或原则来完成，否则它就不合法。

不错，自有史以来，极刑始终是一种最高刑罚，由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即世上君主或祭司发令，或者由被认为是一个圣体的集团来实施。那时，这种刑罚打破的不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乃是割断了罪犯对上帝的隶属关系，只有上帝才能决定犯人的生或死。上帝剥夺了犯人在尘世上生活的权利，但却给他留下了忏悔的机会，因为真正的审判尚未宣布，那将在另一个世界上宣布。宗教的价值，特别是人们对永生的信仰，乃是建立死刑的惟一基石，因为它们依据自身的逻辑，可以使人相信，死，并非是人的终点也并非不能弥补。因为死，在这种情形下，并非最后的惩罚，那么它的逻辑也便能够成立。

例如天主教，它始终承认死刑的必要，并且在从前它就毫不怜惜地在本教内实施死刑。时至今天，它仍然为死刑辩护，并承认司法当局有实施死刑的权力。尽管其观点变化如此细微，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其根深蒂固的那种感情。这种感情，1937年弗赖堡一位瑞士参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关于死刑问题时，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按照这位名叫格朗的议员先生的意见，被判处极刑的犯人面对可怕的死刑时，正是他找到自我的时候：“那时他要作忏悔，这对他的死起到了安慰作用。这时教会也便拯救了它的一位成员，从而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承认死刑的原因。这不仅只是一种合法自卫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拯救手段[12]……就如同战争一样，死刑替教会承担了其神圣的职责，却无须教会多做什么事。”

依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从弗赖堡刽子手的屠刀上看到这样的箴言：“伟大的耶稣，你就是法官。”于是刽子手也便承担了一种神圣的职能。他也便成了摧残人的肉体，把其灵魂送上天堂的人，而这种灵魂又是任何人都看不见的。大家可能认为类似的议论很可能会引起令人不安的思想混乱。对于那些笃信耶稣的教诲者来说，这把银光闪闪的屠刀，对耶稣本人可是一个凌辱。在这把屠刀利刃的照耀下，我们完全明白俄国一位死囚犯人那句可怕的话。那是1905年，其时刽子手们正准备把他送上绞刑架，此人坚定地对手持耶稣像为他祈祷的神甫说：“请您走开，不要在这里再犯渎圣罪。”就是不信教的人，同样也不能不想到，即使那些信仰宗教的人，见到因司法机关错判而被推上断头台的无辜者那种令人心悸的表情时，也同样会对这种做法表现出某种怀疑。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些信仰宗教者。朱列安皇帝在改变信仰之前从来不向基督教徒正式下达让他们行刑的命令，因为这些教徒们一向拒绝宣布死刑，或插手这件事。五百年来，基督教徒始终认为，他们主上对其严格的精神教诲就是禁止杀生。但天主教的信仰则不仅只局限在基督本人的教诲，他们还从《旧约》中吸取营养，像对待圣保罗和上帝那样。特别是灵魂的堕落和肉体的起死回生说，对他们讲，仅只是个教条。自那时起，死刑对宗教信徒来说，便成为一种暂时保留的刑罚，这就使得死刑判决成了一个使他们感到犹豫的事，只是一种残留做法，一种行政措施，它远不能阻止犯罪，仅只有利于忏悔。我绝不是说，所有宗教信仰者都这样想，但我却很容易想像得出，天主教徒距基督要近些，距圣保罗要远些。我这也仅只是说，灵魂的堕落使得天主教对死刑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说法和为其辩护的理由。

但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上，这种辩护意味着什么？在它各项法规和各种风尚中，又都是什么东西失去了其神圣的意义？一位法官，他或是个无神论者，或是个宗教怀疑论者，或是个不可知论者，当他向一个不信教的被告宣判死刑，并宣布此刑不予再审时，他便已经坐在上帝的宝座上了。尽管他没有上帝的权力，甚至他根本就不信上帝。他于是便把他杀了，总之，他的祖先们相信生命是不死的。然而，法官所声称的他所代表的社会，实际上却只宣布了一种纯粹的淘汰措施，打破了与死亡对抗的统一的人类共同体。它以绝对准则来衡量一切，因为它自称自己有绝对的权力。当然，它也会依据传统习惯向死刑犯人派出一名神甫。而神甫也便希望犯罪者对刑罚的恐惧有助于本人忏悔自己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愿意为已被定刑而且通常已被接受的刑罚去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解释？这是一种在感到恐惧之前便已相信的事情，而另一种呢，则是感到之后才相信的事。通过火与剑强行使人改变主张的做法都很值得怀疑。我们可以相信，宗教放弃用恐怖手段压服叛教者的做法。不管怎样，这个已然非神圣化的社会，从它自称并不感兴趣的强行使人转变的现象中并没得到任何好处。它规定了一种神圣的刑罚，还不准予以减刑，但也同时使这种刑罚失去其作用。这正如一个很讲体面的人，他杀死了自己不走正路的亲生儿子，并解释说：“说实话，我已经对他无法可想了。”这个社会就似处于一个原始状态，它窃取了挑选万物的权利，它又似一个救世主，在实施淘汰中给万物平添了许多痛苦。

如果直接地声称，一个人应该绝对地被社会所淘汰，因为他是绝对的可恶，那就无疑等于说，这个社会是绝对完美无缺，对此，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今天都不会相信，将来也不会相信，而且反倒使人很容易地想到反面去。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真的会变得那么堕落，那么残酷，只有在它行将寿终正寝，并且除了它本身所保存下来的历史足迹和功勋外已没有了任何值得称道之处才成为可能。不错，它已然不再那么神圣了，但在十九世纪它已开始用宗教的代用品装饰自己，开始把自己安排成为一个被崇拜的对象。社会进化的理论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选择观念已为社会的未来竖起最后目标。夹杂在上述学说中的政治空想主义已安排下一个黄金时代，它可以为今后任何做法事先予以辩护。社会本身已然习惯于把为其未来服务的一切予以合法化，已习惯于以绝对的方式实施极刑。自那时起，它便视一切阻碍其施政方针和反对其世俗教条的做法为犯罪和亵渎圣物。再说，刽子手、神甫也已变成公职人员，这已成为现实，他们就在我们周围。这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已然失去了其宣布死刑的权力，现在就应该依据现实情况取消死刑。

面对犯罪的现实，应该如何为我们的文明下一定义？答案很简单：三十年来，国家政权所犯的罪行，远远超出了个人行为所犯的罪行。我在此所说的，甚至还不包括战争，无论是全面战争或局部战争。无论是鲜血和酒精，它们都可以毒害社会。然而，由国家政权直接杀死的个人，其数量已是一个天文数字，已大大超出了个人凶杀数字。而且对犯人的审判依据刑法的愈来愈少，而依据政治原因的愈来愈多。其证明便是，在我们当中，不管这人如何受人尊敬，都面临着某一天有被判死刑的可能，而这种现象倘在本世纪初，那将被认为滑稽可笑。阿尔封斯·卡尔的那句俏皮话“让那些杀人的先生们开始行动吧”如今已没有任何意义。那些制造大量流血事件者，就是那些大权在握、相信历史和公理都被自己所摆布者。

如今，我们的社会，反对个人犯罪已不如反对国家犯罪来得那么强烈了。再过三十年，事情可能会反过来。但就目前来说，正当的自卫首先矛头应对准国家政权。司法机关和最现实的时机，可以让法律保护个人，反对政权疯狂地搞分裂主义或自以为是。“让政权开始行动，并废除死刑吧。”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呼喊的联络口号。

有人说，血污的法律，玷污了风尚。但有时在一个无耻的政权下，在一个现存的社会中，尽管这个社会秩序混乱，而风尚却总不像法律一样那么满身血腥味。这种政权，在欧洲有一半人体验过。我们法兰西人也曾经体验过，很可能我们还会再体验一次。占领地区的杀戮者，导致了解放地区的杀戮，因为人们总想冤冤相报。另外，负有太多罪行的国家，也决心把自己的负罪感在更大的屠杀中化解。为了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人们大开杀戒，为了一个未来的社会，也大开杀戒。那些自认为什么都懂的人，也觉得自己什么都能。世俗的偶像们要求大家对他有绝对信仰，于是便不知疲倦地实施绝对惩罚。而愚蠢的教会也大批地杀害处于无望状态下的犯人。

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倘若下决心通过一切手段来保护社会生灵以反对政权的压迫，它将怎样生存下去？禁止对一个人实施死刑，那便是公开宣布，社会和政权并非绝对标准，也便是公开宣布，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允许他们制定终身判决，也不能制造无可挽回的局面。如果没有死刑，卡布里埃尔·贝利和布拉西拉赫[13]就可能尚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可能以我们的观点对他们予以评价，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便不至于使他们今天在九泉之下来审判我们了。如果没有死刑，拉吉克[14]也不至于陈尸街头，毒化着整个匈牙利，一个罪恶不大的德国就可能被欧洲所接受，俄国的革命也不至在羞耻中奄奄一息，阿尔及利亚的鲜血也不会如此沉重地压迫着我们的良知。如果没有死刑，欧洲这块贫瘠的土地也不至被二十年来堆积的尸体所毒化。我们这块大陆上，一切道德标准都被恐惧和仇恨搅乱了，个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亦是如此。意识形态的斗争在绞索下和屠刀中进行。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已不再行使它们的生杀之权，乃是由意识形态来支配或要求人类的生死。有人曾写道：“断头台始终起着惩戒作用，当我们认为需要杀死那个人时，是那人的生命自行终止了领受圣事。”这种惩戒愈是传播得广，其流毒也愈加普遍。随之而来的，便是虚无主义的混乱局面。因此，必须斩钉截铁地予以废除，并且在原则和制度上宣布，人的生命高于政权。任何措施都应限制社会力量施于个人的压迫，都应使欧洲“消肿”，因为它正在忍受着充血的痛苦，任何措施，都应该提供欧洲更好的思考机会，都应该让它逐步走向健康。欧洲的顽疾在于它不相信任何事物，并且自以为什么都能做到。实际上它任何事物都不懂，而且差得甚远。根据叛乱的发生和我们的愿望来判断，它相信某种事物，即它认为人类的极端困苦处于一个神秘的范围之内，同人类的极端辉煌是相连的。信仰，在大多数欧洲人中已然丧失殆尽。所谓信仰，便是为刑罚的正常秩序作辩护。然而大多数欧洲人也非常厌恶把政权当偶像崇拜，这种政权自称可以代替信仰。自此，走在中途的我们这些人，便无论对可知的事情或不可知的事情都决心不予接受，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有自己的希望，也有自己无知之处，并对绝对的法律，即无法弥补的法律，予以拒绝。但我们也并不晓得，对某种严重罪行应施以终身的刑罚，我们也并非不晓得，须要剥夺该罪犯的前程。但待到明天，在一个团结的欧洲里，由于我以上说的那些原因，庄严地废除死刑，应该成为我们欧洲法典的第一条条文，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从十八世纪对血腥的断头台那种人道主义温情脉脉的道路上走下来，那道路一直是笔直的，直到今日，每人都知道，刽子手已成了人道主义者。因此，在诸如关于死刑的问题上，就应该适当考虑人道主义的观点。在本文行将结束时，我想再重复一下，万物都有好生之德，绝非虚幻，也绝非对金色未来时代的一种信念，这种善良的本性也并不是我反对死刑的原因，相反地，我之所以认为取消死刑实属必要，乃是出于经过思考后的悲观主义，出于逻辑发展的必然，出于从现实主义观点的考虑。我刚刚花去几周的时间研究了一些人们常见的文章，诸如回忆录，诸如那些或远或近地同断头台有着某种关联的人的文章，一旦进入了那种可怕的情景，就很难摆脱它。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不认为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责任。同样，也不是因为这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即把一切是非，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谋杀者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予以宽恕，以致造成一种黑白颠倒的混乱。这种混乱如果出现，那纯系一种感情因素，与其说因为宽宏大度，毋宁说是因为软弱无力。其最终的结果，将是为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现象张目。但正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当代人便要求制定各种法律，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法规，这种法律可以约束世人，却不是毁灭他们，可以引导他们而不是镇压他们，使他们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不是阻挡历史的发展；他们需要做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和与之相应的法律法令，总之，他们需要一个理智的社会，而不需要混乱无章，即不需要那种骄横傲慢和政权的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

我坚信，死刑的废除能有助于我们走上通向这种社会的道路。法兰西只要采纳了这种做法，它便能够推而广之，使铁幕两边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接受这种做法，但首先它自己应做出榜样。那时，对那些不可救药的犯人，死刑可以用终身强迫劳动来替代。对那些认为终身强迫劳动比死刑更为无情的人，我们的回答是，终身强迫劳动，到底还可以向犯人提供一种选择自己如何死法的可能性，而断头台则没有任何令他选择的余地。相反地，对那些认为终身强迫劳动是一种太过无力的刑罚的人，我们首先要告诉他们缺乏想像力，其次我们要说的是，认为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是一种不太重的惩罚，只能在一种情况下成立，即当今的社会教导了我们，要藐视自由。

尽管该隐没有被杀，但他却在众生的眼中留下了一个永远受罚的记号，这就是我们应该从《旧约》中吸取的教训，在这里无须说《新约全书》，也不需在摩西律法中去寻找那些残酷的例证。总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一种实验在我国进行有限期的尝试制(例如以十年为限)，如果我们的议会依然无力挽回它在限制酒精方面投票结果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话，不妨以废除死刑这个人类文明的伟大举措来试一下。总之，尽管死刑法已被执行，尽管它执行的频率很小，但它终究是一种令人反感的杀戮。然而，那种使一个活生生的人顷刻间身首异处的场面，那种鲜血横流的场景，那种在野蛮时代便已实行的做法，以及给人民留下恶劣印象的情景，实在是一种对人身的凌辱，对心灵的摧残。时至今天，这种丑恶的死刑却仍在偷偷摸摸地执行，它的意义到底何在？事实是我们已处于核子时代，而我们却仍然像刀耕火种时代那样来杀人。那种一心只想对人实施这种野蛮手术的人，并不是一个有正常感情的人，他们的做法只能令人厌恶。法兰西执政当局没有能力在这一点上战胜自己，也不能向欧洲提供一帖欧洲所需要的药方，那么，它起码也应在目前改革对死刑的实施方式。今天的科学可以提供诸多杀人方式，它至少可以使人体面地死去。有一种麻醉药可以使犯人由睡眠过渡到死亡，可以给犯人一天的时间，让他自己服用；或者用另一种方式，即当犯人情绪不好，意志消沉时，由别人在食物中下药让犯人服下。这种办法，可以让当局认为非杀不可的犯人体面地死去，可以保证不致出现砍头时那种令人厌恶的难堪场面。

我之所以提出这种妥协的办法，是鉴于在目前这种情形下，当局不想废除死刑，并把自己应负的道德责任和真正的文明举措一古脑儿地推到未来去，这也是令人失望的事。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人的数量比我们想像的要多，他们了解死刑实质上是怎么回事，而且又不能制止它的实施，这也实在使他们难以忍受。那情形，就如同他们自己也在默默地受着这种刑罚一样。因此，至少，我们应该减轻一些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压在他们心头的重负，而这对社会又不会造成任何损失。但说到底，这样做依然是不够的。只要死刑不在我们法律上抹掉，那么，无论是个人心灵还是社会生活都无法处于长久的平静状态。

[1] C. A. M. ，查无出处，疑为法文“死刑犯人”之缩写。——译者注

[2] 科埃斯特雷，英籍匈牙利作家，1905年生于布达佩斯。——译者注

[3] 见1954年第105期《现实》杂志。

[4] 我们每周都可以在报纸上读到那种犯罪者在自杀和杀人之间犹豫的报道。

[5] 英国皇家特别法庭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我们所做的所有调查统计告诉我们，取消死刑并没有引起犯罪数量的增加。”

[6] 见贝拉·儒斯特著《绞刑架和十字架》一书。——译者注

[7] 星期日不是行刑的日子，因此星期六的晚上，对死刑犯来说，是最好的时刻。

[8] 贝拉·儒斯特神甫语。

[9] 法国在酒类消费中居世界第一，而在房屋建设上位居第十五。

[10] 约瑟夫·勒祝尔克(1763—1796)，巴黎出生，他被指控参与一桩谋杀案，被判处死刑，但被认为是错判，真正的罪犯是一个长相和他极其相似的人。——译者注

[11] 该某人被控杀死了他的妻子，但他妻子的尸体却始终没有找到。

[12] 黑体字是我改的。

[13] 卡布里埃尔·贝利(1902—1941)，法国记者和政治家，共产党议员，1941年被德国人枪决。布拉西拉赫(1909—1945)，法国作家，1945年被德国人判处死刑枪决。——译者注

[14] 拉吉克(1909—1949)，匈牙利共产党人，任过党的副总书记、外交部长，后被判处死刑。——译者注

·在瑞典的演讲·

王殿忠 译

献给路易·热尔曼医生

1957年12月10日的演讲[1]

在荣幸地接受你们这个自由决策的文学院给我的这一殊荣时，我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并深知，以我个人的贡献，愧对这一奖励。有足够的理由说，任何人，任何艺术家，都希望为大家所承认，我也是如此。然而，倘若不同我实际的表现所引起的反响加以比较，我就不可能了解你们这一决定的意义。作为一个尚称年轻的人，他内心深处尚存有诸多的犹豫，他的事业尚在启动阶段，并习惯于在孤独中埋头工作，或可称之为离群索居，像这样一个人，突然得知他一下子便被中止了日常工作，并被带到明亮的聚光灯下，他怎能不感到某种惶恐呢？在当前的欧洲，有许多作家，其中甚至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在他们家乡的土地正在承受着无穷的痛苦时，他们被迫缄口不言。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获得这一荣誉，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内心中便怀有这种不安和惶恐。为使自己能平静下来，我必须对诸位赐予我的这个太过慷慨的荣誉有一正确的认识，因为单凭我本人的成就，就不配获得这种荣誉。在逆境之中，我思想上的惟一支柱，也可以说在生命的旅途中惟一的思想支柱，便是我从事的艺术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怀着感激和友好的心情，请诸位允许我在此简述一下自己的这一想法。

倘若我没有自己的艺术工作，可以说，我个人便无法生活下去。然而我却从没有把这一工作置于其他工作之上。反之，如果我必须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工作，也绝非把它置于人群之外，并且应该使我能生活在人们中间。这就是我的做法，和大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艺术在我眼中，绝非是一种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东西，它是一种在心灵上打动大多数人的手段，并向他们提供一种对共同痛苦和共同欢乐的独特感受方式。因此，它便决定了一个艺术家不能与世隔绝，并把艺术家置于最朴素又最普遍的真理之中。那些选择了艺术活动为职业的人，因为他们自觉与众有不同之处，这些人常常很快便明白了，只有认识了自己与众人有共同之处时，才能更好地培育出自己的艺术果实和发挥出自己的独特之处。艺术家只能在他本人和其他人之间如此不断地往复之中锻炼自己。在通向至善至美的道路上，他不能半途而废，在走向共通的道路上，他也不能踟蹰不前。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等闲视之，他必须强制自己去理解，去体会而不应去判决。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他想支持某一个派别，那么这个派别就是社会的派别，按照尼采的至理名言，那就是法官将不能支配一切，支配一切的将是创造者，不管他是劳动者还是知识分子。

至于作家的职责，同样也不能同其艰巨的使命相脱离。就其本义讲，作家，今天不能为制造历史者服务，它应该为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服务。倘若不是这样，那么他的艺术才华将被剥夺。专制暴政掌握的所有军队，尽管有几百万人，如果这个作家同他们走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摆脱孤独感。然而一个在世界的一隅忍受着屈辱的默默无闻的囚犯，他的沉默便足以把这个作家从他的流放地拉回来，如果这个作家能够做到不忘记这种沉默，并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通过艺术手段使这种沉默发出回响的话。

执行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堪称“伟大”二字。但在他一生的际遇中，不管是处于低谷还是暂时的辉煌，无论是处于暴政的压迫下，还是能有暂时的言论自由，作家总能找到那种活生生的与群众共通的感觉，但他必须履行两个职责，即一个是为真理奋斗，一个是为自由奋斗，这也是作家这一职业的伟大之处。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尽可能地团结最广大的群众，那么他就不应该在谎言和强制面前退却。哪里有谎言和强制横行，哪里就会死气沉沉。尽管我们个人有许多缺陷，但我们职业的高尚性，却总是使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去做这两件很难做到的事：反对众所周知的谎言和反抗压迫。

我本人在二十余年的彷徨求索过程中，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像与我同龄的所有人一样，也曾孤立无援地迷失过路途，但我却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感情中写作不懈，从而使我获得今天的荣誉，这就是我的行动。这种行动迫使我在作品中体现出我们同时代人的痛苦与希望。尽管我力不从心，但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和与我有着同等经历的人一起努力。这些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在二十年中同时经历过希特勒政权的建立和革命者第一次内部出现的各种纠纷，他们经历过西班牙战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见到过各式各样集中营里的关押者，看到过痛苦的欧洲和欧洲的监狱。如今他们又不得不在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核武器摧毁的世界上养育自己的儿子和酝酿自己的作品。我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会要求他们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甚至同意这种意见，即我们在不断地同这些悲观主义者作斗争的同时，也应该理解那些由于被日益增长的失望情绪所左右而犯了错误的人，他们曾经要求过一些并不光彩的权利，并且也曾纷纷投向当代虚无主义的门下。然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的国家和整个欧洲，他们曾反对过虚无主义，并且已开始寻求一种合法的斗争方式。他们必须学会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中生存的艺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同死亡的本性作斗争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在我们的时代里工作。

无疑，我们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为重建一个新世界而奋斗。但我们这一代人却晓得，他们并不能做这件事，但他们的任务可能更加伟大。他们要做的，是阻止这个世界走向解体。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变质的革命，有一日千里的技术发展，有死去的偶像，有日趋失去信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界上，无能的政权能够用武力摧毁一切，但却在道义上无以服人；在这个世界上，智慧降低到成为愤恨的用人，成为压迫的帮凶。因此，这一代人必须从否定自己出发，在自己身上和在其周围要树立一种精神，即活要活得尊严，死也要死得尊严。面对一个有分裂危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那些大法官们几乎就要建立他们永远不垮的死亡王国了，我们这一代人了解，他们应该和时间赛跑，以在各国之间营造一种和平气氛，这种和平又不应该是强制的和平，并重新消除劳动和文化之间的鸿沟，同所有的人重造神圣同盟。他们是否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尚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代人已在世界各地下了这一维护真理和保卫自由的双重赌注，而且倘若有必要，也将无恨无悔地为此而献出生命。正是这些人才值得我们尊敬，并应给予他们鼓励，特别是当他们为这一目标而不惜牺牲自己时。对此，我想各位会深有同感，因此我仅在此表示，我愿意把各位刚刚授予我的这种荣誉转让给他们。

同样，在提到写作这一职业的高尚性之后，我还将把作家这个称呼放在一个真正的位置上面，即他应该和他的战友们以这样的精神工作：他虽然是众矢之的，但却十分执著；他虽然有时有失于偏颇，但却主持正义。他敢于在众人面前不卑不亢地拿出自己的作品，他虽然经常在痛苦和美之间徘徊，但最终却能从中走出，在破坏中以顽强的精神从事新的建设。除此之外，还能期望他有什么灵丹妙药和更高昂的斗争意志呢？真理是神秘的，是不可捉摸的，它始终需要人们去寻求。自由是危险的，它使人振奋也同样使人痛苦。我们应该向这两个目标迈进，尽管困难，但却坚定不移。应该估计到，在如此漫长的道路上，我们会产生松懈情绪。但哪一位作家从此在自己良知上敢于充当一个道德的说教者？至于我自己，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我是不值一提的。自我有幸成人以来，自我从自由的生活中长大以来，我从没有放弃过对光明的向往。尽管这种怀旧的忧伤可以说明我诸多失误和做错事的原因，但它却也帮助了我更好地理解我职业的意义，还帮助我能够站在所有那些默默无声的人们一边，尽管有些盲目，那些寂无声息的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生活的重压，乃是靠了对往昔那段短促而自由的幸福生活的记忆和回顾。

这样来回顾一下，实实在在的我到底怎样，回顾一下我的局限，我所欠下的债务，以及我苛求的信仰，我便感到可以更加自由地向诸位表达诸位刚刚授予我的这一殊荣的内涵和诸位的慷慨精神，也可以更加自由地向各位说，我接受这一殊荣乃是为了向那些和我共同作战的人们表示敬意，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表彰，相反地却受到迫害和受到诸多痛苦。此外，我还要向诸位表示我发自内心的谢意，并公开地向各位重申那个已然陈旧的诺言，即忠诚。忠诚乃是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每时每刻都应该默默地在自身上体现出来的品德。

[1] 这篇演讲是按照惯例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结束后的酒会上发表的。

1957年12月14日在报告会上的演讲[1]

一位东方贤哲，在他祷告时，总是祈求神灵让他远离尔虞我诈的是非之地。我们不是贤哲，所以神灵也没有对我们予以关照，至今仍然生活在这块是非之地上。然而，这个纷争不已的时代却并不认为我们有能力摆脱它。当今的作家们对此是了解的。只要作家们一开口，便会引来一系列的批评和攻击。倘若你因之便小心谨慎，闭口不言了，那些人就又对你的沉默不语大发议论，大加讨伐，又把事情闹个沸沸扬扬。

处在这种杂乱纷纭的包围中，作家们就休想找一个安静的处所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去构思人物的形象，但这些又是他们所必需的。到目前为止，在过去的历史上，大家总还算好歹有所克制。有人对时事看不惯，便常常沉默不语，或者左顾而言它。但今天呢，一切都变了，即使是沉默不语，也会使人感到心惊胆战。自从把克制看做是你的一种选择以来，即看做是你选择惩罚还是选择表彰以来，艺术家便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是非的旋涡。我认为在这里用“卷入”一词比用“参与”更恰当。因为对艺术家来说，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参与进去，倒有点像义务服兵役一般。今天的每一位艺术家都已被卷入他这个时代的战船上。尽管他闻到这条战船有股鲱鱼味儿，尽管他感到这艘船上凶暴的监视者人数太多，并且航向不正，但他必须服从。于是我们便处于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艺术家也就只有和大家一样操起桨来划船，并且如果能够做到，还要生活下去。也就是说，一边维持生活，一边创作。

平心而论，这并不容易，我也知道，艺术家们对他们往昔舒适的生活很怀念，这种变化显得有点突然。不错，在历史的斗兽场上，就有殉难者和狮子，前者被一种永恒的安慰心理所支持，后者则用血淋淋的生肉来喂养，而艺术家直到目前为止，一直位于斗兽场的雅座上，他们唱着毫无意义的赞歌，或是赞扬自己，或是顶多也不过为了鼓励一下殉难者，或转移一下狮子的注意力。如今情形却反过来了，艺术家自己处在马戏场的中央，他们的歌声必然不是原来的歌声，那声音显得极大地缺乏自信。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在这种坚定的使命中所能失去的一切。首先它失去了宽松性及其神授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在莫扎特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因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艺术作品何以会有那种既惊恐又固执的面孔，何以会显得忧心忡忡，随之便突然崩溃的现象。我们也便明白了今天何以会出现记者多于作家的现象，何以在绘画界会有那么多画童子军的却很少有塞尚。我们也终于明白了爱情小说以及阴暗小说何以会取代《战争与和平》以及《查尔特勒修道院》。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始终反对那种人道主义的哀歌。因为哀伤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依我的看法，最好还是投入到时代中去，因为时代在强烈地呼唤着我们；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地承认，主宰一切的人，手持茶花的艺术家，以及坐在安乐椅上的天才们，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今天要想创造，就要冒风险。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显示着对一个时代的爱，它不能置任何事情于不顾。因此，就不是在艺术上留不留下什么遗憾的问题，对所有从事艺术生涯的人来说，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弄清楚，在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的警察监视之下(比如那么多的宗教派别，又处于那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那种创作所需的特殊自由能不能实现。

在这方面，倘若说，艺术受到政权的高压，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此一端，问题也还比较简单：要么抗争，要么举手投降。然而，更为复杂、更为致命的问题乃是，自此我们便发现在艺术家的内部发生了纷争。比如艺术上的互相排斥，甚至达到了愤恨地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例子是太多了。这种仇恨在今天，其影响非常之大，因为这是艺术家们自己干的事。在我们之前的艺术家们对此产生的疑虑，直接影响他们的艺术生命，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如果拉辛生活在1957年，他可能也要为写《贝蕾尼斯》而不站出来保卫《南特敕令》[2]而请求原谅。

由艺术家们引发的这种艺术上的纷争，有多种原因，我们应该对其主要原因有所了解。对这种纠纷，倘若作最好的解释，乃是基于当代那些艺术家们在历史的灾难面前是否说谎，是否言之无物。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大众群体已介入了各种事物之中，以及由于他们生活条件的艰苦而形成的当代敏感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已然介入了各项事物，但我们却有对此视而不见的倾向。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问题，就应该懂得，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人物，艺术家们或者其他人，变得更强大了，是他们不允许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边不闻不问。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中有些原因也实在并不光彩。但不管这些原因如何，艺术家内部的这些纠纷，只能起到一种效果，即挫伤自由创作的勇气并损及创作的主要原则，而这种原则又是创作的信念。依默逊[3]讲得好：“一个人能顺应自己的天性，这就是杰出的信念。”另一位十八世纪美国作家又补充说：“只要一个人忠于自己，一切便都能顺应自己，包括政府、社会，甚至太阳、月亮以及星星。”这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态度，今天好像已经烟消云散了。艺术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自己和自己的天赋(如果他有天赋的话)感到羞耻。他们先于一切事情要做的，乃是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艺术是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吗？

一

对这个问题，能做出的第一个诚实回答是：不错，有时候艺术确是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在艺术家乘坐的战船的艉楼上，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歌功颂德的赞歌，这我们大家都已晓得了，但那些劳工们呢，正在船舱里精疲力竭地摇着橹；在马戏场的雅座上，听到的是上流社会高雅的谈吐，而斗兽场上听到的是狮子口中咀嚼人骨的声音。对这种艺术，很难提出什么反驳的意见，它在历史上曾取得过极大的成功。但世事却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在这个地球上，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和受难者的人数在大量地增加。在众多的苦难面前，这种艺术如果它依然愿做一个装饰品的话，在今天，它就必须骗人。

但它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如果它想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要求。它就必须改弦易辙，如果它盲目地排斥这个社会的要求，如果艺术家决心把自己局限在象牙塔里，那这种艺术要表达的也只能是拒绝参与。于是，我们将只能有两种人，一种是帮闲者，一种是古文研究者，这两种人则构成了一种与活生生的现实完全割离的艺术。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并非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金钱或财宝能引起人们的物欲)，但却生活在一个具有抽象金钱象征的社会里。商品社会，可以认为是这样一种社会，即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东西都为符号服务，从而也便没有了那种东西。比如一个统治集团衡量它的财富时，不再以它占有多少土地和拥有多少金条为依据，而是以一种数字为依据，以这个数字可以换取其他多少数字为依据。一个建立在符号上的社会，就其本质讲，乃是一个人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物质的真相被掩盖了。于是对这个社会选择了一种形式上的伦理准则做它的宗教信仰也就不足为怪了，它甚至把自由平等等口号写在它监狱的大墙上和教堂里。亵渎了这些字眼是要受到惩罚的，然而今天受到歪曲最严重的，乃是自由的含义。明智者(我一向认为智慧有两种，一种是聪明的智慧，一种是愚蠢的智慧)认为这种被歪曲的自由含义乃是今天人类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然而一本正经的愚蠢，也同样可以大声讲话，因为在一百年来，商品社会已然把这种自由变成了单方面的、排他的手段，与其说把它看成一种权利，毋宁说把它当成了一种义务，而且毫无忌惮地以自由为借口实施高压政策。因此，这种社会不要求把艺术作为解放人类的一种工具，而要求它成为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社会活动和简单的消遣手段，因此我们还会感到吃惊吗？资产阶级的欧洲的艺术制造商们(我还没有说艺术家们)，在1900年以前和以后那段时期，就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一负责任，他们便觉得可能会同那个社会实行一种筋疲力尽的决裂(真正同那个社会决裂的有兰波、尼茨什[4]和斯特兰贝格[5]，大家也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大代价)。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便在那个时期形成，这只不过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翻版罢了。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的自身的生命力，最后，这些作品在敏锐性或当代的抽象性方面同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之间的不同，就如同在一片看不见的麦田上走路和在长满庄稼的田地里走路一样，那感觉完全不同。

二

艺术就这样变成了一件骗人的装饰品。因此，对于一些人或艺术家们曾经想向回走或者想重新回到真实中来也便不奇怪了。从这时起，他们便否认艺术家有权利离群索居，并给艺术家规定了创作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他们自己的空想而是大家共同经历过的那种现实。的确，为艺术而艺术，无论就作品描写的主题还是其表现风格，都无法为大众所理解，于是这些人便希望艺术家们的作品要表现大多数并为大多数人服务，要求他们用的语言反映大家的喜怒哀乐。他的作品应该被所有的人理解，作为绝对忠于现实的报酬，他们将会同大家取得完全的沟通。

这种同大家完全沟通的志向，也确实是任何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志向。同流行的偏见完全不同的是，如果某人没有权利离群索居，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艺术家。艺术不应该是暗室里的独白，孤独的和不为众人所知的艺术家，倘若他向他的后继者求助时，只能重申他自己的使命。因为鉴于同当代那些聋哑人进行对话已成为不可能，他只能求助于人数更多的后代，同他们进行对话。

但为了在作品中表现大众，并为大众而写作，那就必须表现大家所熟悉的东西和我们大家共同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大海、刮风和下雨，就是众人的需求和希望，就是同死亡的斗争。这些就是联系我们大家的东西。我们大家在我们共同所见到的事物中，在我们所受的苦痛中变得相通了。梦想会因人而异，但这个世界上的现实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国。现实主义的志向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它同艺术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

那么，就让我们成为现实主义者吧。或者有可能成为现实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尽量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空口白话很难说就是事实。尽管大家都想成为现实主义者，但实际上都不见得会如此。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一下，在艺术上纯粹的现实主义是否可能。按照上个世纪自然主义者的说法，现实主义乃是对现实事物原封不动的复制品。如果这样，那艺术就如同照相之于绘画一般，当这一幅画被摄影家选中了，就把它照下来。但这样，复制下来的是什么？现实又是什么？即使是最好的摄影家，他摄下来的事物相当忠实于原物，但也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在大千世界上还有比人生更为现实的吗？又怎样才能使这种现实的人生比照片上的更加活生生地再现出来呢？在什么条件下，这张照片才能是名副其实的活脱脱的现实呢？这种条件就只能存在于想像中，只能设想，有那么一架固定的摄像机，日夜对准了那个人，不断地把他哪怕是最小的动作都录制下来。结果便是此人的生活都已收录在这些底片上，并且只能放映给那些宁可失去自己一部分生活的时间而去关心另一个人生活细节的那些观众们去看，尽管如此，这种不能给人以想像的电影不算是现实。基于这一简单的理由，我们可以说，人生的现实并不只存在于它自己存在的那个地方，它存在于另外的生活中，只有另外的生活才能给某人的生活赋予一定的形式，这种其他方面的生活就是被众生所热爱的生活。首先是这种生活，要把这种生活摄制下来，也包括那些不为人所知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其中包括强权者和受苦难者，普通的公民、警察、教师，在矿场和工地不见天日的劳工，外交官和独裁者，宗教改革家，创作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神话的艺术家，典型的卑贱者，有时也包括那些能够支配众生的最有权威的君主。这样一来，就只有一种电影，那就是被一架无形的放映机不断地在这个人生舞台上昼夜不停地向我们放映的电影。惟一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就是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其他的艺术家，都不可能忠于现实。

自这时起，那些排斥资产阶级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形式主义的艺术的艺术家们，那些只想反映现实而不管其他的艺术家们，就处于一种毫无出路的苦恼中。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但却做不到，他们想使自己的艺术服从现实，但却又无法描写现实，无法找出一种选择使现实体现在艺术的特有手法之中。俄国革命初期出现的那些优美的悲剧作品，就十分真切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苦恼。那时的俄国作家们，如勃洛克[6]、帕斯捷尔纳克[7]、叶赛宁[8]、马雅可夫斯基以及爱森斯坦[9]等，还有那些描写钢筋水泥的小说家们向我们展示的，在形式和题材上都是一种极其壮丽的尝试，但却也显现着一种极大的不安和一种狂热的寻求。必须明确地说，既然现实主义无法做到，那么你怎么会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呢？但却有人断然地肯定：现实主义，首先是必要的，其次也是可能做到的，只要他乐于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断然的说法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他也坦白地承认，人们不能没有选择地复制现实，尽管现实主义的理论在十九世纪的西方便已形成，但他却拒绝承认，于是便想选择一种原则，并使大家围绕着这个原则行事。他终于选到了，但不是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现实中找到的，而是在尚未出现的现实中，即在将来的现实中找到的。即为了很好地复制现在，也就必须描绘将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描绘的对象，恰恰是尚未实现的现实。

这里面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表述上就是矛盾的。在一个尚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怎么会出现呢？比如这个现实尚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这样，这样会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吗？答案很简单，那就只能从今天的现实或昨天的现实中进行选择，选择将来可以成为那种完美无缺的理想现实或为那种现实服务的东西来描写。于是一方面便大肆攻击并否认那些非社会主义的现实，一方面就大肆赞扬那些可能会变成社会主义现实的东西。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会取得艺术上的宣传效果，会走进那种一厢情愿的粉红色的书斋里，然而这同形式主义的艺术一样，会同复杂的、活生生的现实完全隔绝。这种艺术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却绝不是现实主义的。

这种美学观，其本义是现实主义的，但却走向了新的理想主义，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它同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一样毫不足取。现实，只有当它被较好地梳理过之后，才能坚实地处于一种至高的位置上，而艺术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它是一种工具，可以起支配作用，但终归是被人所支配。只有那些正确地描述现实的人，才能被称为现实主义者，并应该被人所称颂，其他的人只能在对前者的赞颂声中受到批评。一部名著在资产阶级社会，它可能没有人知晓，或者对它知之甚少，然而在极权社会中，一部名著却能够使其他作品统统被冷落。在这里依然是真正的艺术被歪曲了，或者被压制了，从而使得普遍的交流变得行不通。

在这种不利的情形下，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承认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其用伟大的艺术手法创作，也并非毫无可观之处，而且革命者们出于对革命利益的考虑，也应该寻求一种别样的审美观。但我们也都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辩护士们却大声疾呼，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便无艺术可言。他们确是这样说的。但我却深深地认为，他们自己对此也不相信，只不过他们下定决心要把艺术标准置于革命行动的标准之下罢了。倘若把这种看法明明白白地说出来，那讨论也就会变得简单了。我们可以在那些一方面大众受苦受难，一方面艺术家又享有特权的地方尊重这种说法，那里的人对两者之间的距离难以接受。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人，并且也愿意同他们对话，比如可以对他们说，取消创作自由，对于战胜强制可能并不是一种好办法，而且在大家尚未开口讲话之前，便剥夺某些人的说话权利也绝非明智之举。不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该承认它的血缘关系，它同政治现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它把具有另一种目的的艺术加在一般意义的艺术之上，并且在标准上又有高低之分。总之它为了建立公正取消了艺术，而当公正在一个尚难确知的将来建立起来时，艺术便会重新抬头。就这样，他们为当代的知识界在艺术领域规定了这么一条绝妙的好主意，却骗不了我们。因为为了做好一份煎蛋就把成千上万的鸡蛋打碎，那也是不足取的。我认为评定烹调技术的好坏，不在于打碎鸡蛋的多少。我们时代的艺术厨师则恰恰相反，他们惟恐把几筐鸡蛋打碎而人类文明的煎蛋却做不出来，最终艺术又不能重新抬头。而野蛮却从来又没有“临时”之说，因此这种野蛮做法很自然地便会从艺术领域扩展到社会风尚之中。于是我们便看到，在苦难和鲜血中诞生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文学作品，诞生了一大批新闻报道，诞生了伟人的肖像，诞生了教育诗，其中仇恨代替了宗教。在这里艺术处于乐观主义的顶峰，也达到了装饰作用的最高点和以谎言骗人最令人齿冷的地步。

对此，该如何表示我们的惊讶？人类的痛苦是一个巨大的主题。好像除了济慈[10]那样极富感情的诗人外，没有人敢于接触这个主题，只有他能够亲手触摸这种苦痛。为艺术而艺术的欺骗性就在于，它对这些人类的痛苦摆出一副一无所知的面孔，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责任。现实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如果它能勇敢地承认眼前众生的痛苦却又对这种痛苦加以严重的歪曲，并利用它做口实来歌颂美好的未来，那么就没有人了解实情，从而便把一切事物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两种审美观的对立由来已久，一种是主张对当前的现实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则主张把一切不属于当前现实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其结果是殊途同归，都在欺骗的帐幕下，远离了现实，取消了艺术，走到一起去了。右翼的学院派，不晓得左翼学院派所利用的人类的痛苦，于是在艺术被否定的同时，这种痛苦也就加深了。

三

应该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欺骗乃是艺术的本质吗？我却认为恰恰相反，到现在为止，我所说的那些表现，都是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可观者的谎言。那么，艺术到底是什么？此事并不简单，这是可以肯定的。并且对那些热衷于高声叫喊并把什么事都予以简单化的人，又很难说清楚。一方面，有人认为天才应该是光辉灿烂，同时又是孤独的；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和众人一样普通。然而现实可绝非如此简单。巴尔扎克用一句话便使人感到了天才的真谛：“天才和大家一样，但却没有人和天才一样。”因此，就艺术而论，离开现实，它便一事无成，而离开艺术，现实也微不足道。那么艺术怎样高于现实又怎样服从现实？艺术家选择他的描写对象，同时也被对象所选择。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不可捉摸方面和在未成形时，乃是对人的一种反抗，因为它赋予现实的是另一种形式，一种受局限的形式，因为现实是艺术灵感的源泉。从这方面讲，我们大家都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人不是如此。对于客观存在，艺术既不全部排斥，也不全部接受，但同时它既排斥又接受，所以它只能是不断翻新的一个现实的片断。艺术家也便永远处于这种暧昧状态，他既不能否认现实，又始终在艺术尚未成形时不断地对它提出争议。为画出一个静物，一位画家同一个苹果之间便不断地互相冲突和互相纠正。如果各种形态离开了世人赋予它们的光明，那么它们就自己给自己赋予光明。人间万物由于本身便是光辉灿烂的，所以能够成形、成物，并从它们自己身上接受了第二种光明，才得以使无上的光明保持不变。就这样，伟大的文笔就始终处于艺术家和他描写的对象的中间。

因此，问题不在于了解艺术是否应该逃避现实或服从现实，而在于为使一部作品不至于在虚幻的要领中消失或不至于被沉重的包袱所压垮，关键是对现实的指导要掌握何种分寸。对这个问题，每个艺术家都应依据自己的感知和能力来加以解决。更为强有力的是一位艺术家对世间现实的反抗，更为沉重的是平衡艺术家的那种现实的分量。然而这种现实的重量却永远无法消除艺术家的孤独感。最杰出的作品，如希腊的悲剧，如托尔斯泰或莫里哀的作品，乃是那种能够在接受现实和排斥现实之间取得平衡的作品，在这里接受和排斥在不断地显现中互相激发，这样无论描写的是欢快还是痛苦，都能产生巨大的活力。日久天长便会出现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既不是我们每天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又是那个世界，它既特殊又一般，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天才的力量和不满于现状所引起的短时间没有危险的危险。正是这些，同时又不是这些，使得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但又非常有意义，这便是每一个真正艺术家不倦的双重呼唤。这种呼唤使艺术家挺直了胸膛，睁大了眼睛；这种呼唤渐渐地在这个沉睡的世界内部唤醒了大家对一个现实瞬间的又是永久的想像。对这个现实，我们认识它，却从未见过它。

同样，艺术家面对他的时代，既不能走回头路，又不能迷失方向。如果走回头路，他就会言之无物。反之，如果他把这个时代当作他描写的对象，他就会把自己也作为这个时代中的一员，同时也就不会完全听命于这个时代。换句话说，在艺术家选择了同大家共命运的时候，他便宣告了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存在的个体，不能再走出这种境地。艺术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以他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亲身感受，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为依据。亦即是说，以严格意义上的当前时事和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活生生的人为依据，而对于一个现在仍然活生生的艺术家来说，他对待当今的事情不应该以当前的时事对尚不能预见的未来有何关系为依据。以一个尚未来到人世的人的名义来判断当今世界上的人，那是巫婆的把戏。艺术家本人对神话的评价，应该以该神话对当今活生生的人有何种影响为标准。预言家，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他们的评价无论绝对与否，都不能代替艺术家的评价，因为艺术家不能那样。如果他也做出绝对的评价，他就要毫无区别地参与到现实的善与恶中间去，他就要写出一出情节剧。相反地，艺术的宗旨，不是立法，也不是支配一切，它首先是理解众人。有时它也能起支配作用，那是因为它理解了众人的缘故。没有任何天才的作品是建立在仇恨和歧视的基础上的。因此，艺术家在其前进的道路上，要宽恕而不是审判。他不是法官，是修理工。他是有生命创新的永恒的律师，因为创新永远是有生命的。他出于对众人的爱而进行辩护，而不是为那种遥远的、使当代人道主义丧失尊严的基督教式的法庭而辩护。相反地，伟大的作品最终都会使所有的法官哑口无言。通过这种作品，艺术家向人类的最高形象表示敬意，并向最后一个罪人鞠躬致敬。王尔德在监狱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个不幸的人和我一起被关在这种悲惨的地方，在这里，同生命的奥秘只有象征性的联系。”是的，这种生命的奥秘，同艺术的奥秘是一致的。

在一百五十年里，商品社会的作家们，几乎很少有例外地认为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责任的幸福环境中。不错，他们是那样生活过来了，随之他们也便孤零零地死去，和他们曾经那样生活过一样。可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作家们，则绝不会再孤零零的了。相反地，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可能逃避共同的苦难，应该明白，我们惟一的辩护，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替那些不能讲话的人讲话。的确，我们要替那些目前尚在受苦受难的人讲话，不管这些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政界要人有多么显赫，也不管是哪一些政党，只要他们压迫人了，我们就要讲话，对艺术家来说，没有享有特权的刽子手。因此，美，在今天，特别是在今天，不能为任何一个党派服务，它或迟或早只能为人类的痛苦和自由奉献出自己。惟一能投入战斗的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绝不拒绝任何战斗，但却拒绝加入到正规部队中去的艺术家，我这里指的是自由射手。他在美中得到了教益。如果他能正确地吸取这种教益的话，那他所吸取的不是个人主义，乃是坚定的博爱精神。这种美从来都没有强制过任何人。相反地，几千年来，每日每时它都在解除加在上百万人身上的枷锁，有时候它甚至对某些人予以彻底解放。

在美和苦之间，在人类之爱和自然之爱之间，在不堪忍受的孤独和不堪忍受的喧闹之间，在排斥和接受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永恒的紧张关系，说到这，我们似乎已触及到艺术的伟大之处。它在两条鸿沟之间踟蹰着，一条是极端无聊、无所事事，一条是积极宣传、说教。艺术家便在这两条鸿沟的分界线上向前行走，每迈出一步，便是一次侥幸，便是一次冒险。然而就是在这种风险中，也只有在这种风险中，存在着艺术的自由。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诸位看，是不是像一个苦行者的戒律？哪一位艺术家能否认这一点？哪一位艺术家敢于说自己在这种永无止境的奋斗中已经功德圆满？这种自由的取得必须以身心健康为前提，必须有一种心灵的力量和极大的耐力。这种自由同所有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永无止息的冒险，是一种使人精疲力竭的奋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对这种冒险像对待过于苛求的自由一样敬而远之，却宁可甘受各种限制，至少，可求得心灵的宁静。但是，倘若艺术不是一种风险，那么它何以要为自己辩护？不，自由的艺术家已不复是自由的普通人，也不是一个安享清福的人。自由的艺术家乃是这样的人，他须花大力气为自己营造一种合理的秩序，他所应支配的事物愈是松懈，他的戒律愈应严格，他也便应该愈加肯定他的自由。纪德有一句话，我总认为它很容易引起误解：“艺术因限制而生存，因自由而死亡。”这是真理，但却不应理解为艺术可以被人牵着鼻子走。艺术生存在它为自己所加给的限制中，如果别人给予限制，它就会死亡。反之，如果它不给自己以限制，那么它就只有屈从于外界的限制。最自由的艺术以及最具反抗性的艺术，将是最典范的艺术，也将花最大的力气。如果一个社会及其艺术家们，不愿意付出漫长的岁月和这种自由的努力，如果他们任凭自己舒舒服服地打发生活，或者循规蹈矩地搞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一套玩意儿，或者只醉心于现实主义的说教，那么这些艺术家就会堕入虚无主义和无所作为之中。说这些，乃是为了说明，当代的文艺复兴要依靠我们具有远见卓识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意志。

是的，这种复兴，就掌握在我们大家的手中。为此，我们应该不惧任何风险为自由而奋斗。这样，问题也不在于是否能够保卫我们的自由，而在于我们应该明白，如果没有自由，我们将一事无成而且失去未来的公正和从前的美。只有自由才能把大家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拉出，而强制就只能在一片寂静的空间里盘旋，而艺术，也便由于我力图予以界定的这种自由的内涵而把自己的裂痕抹平。到那时，对于敌人通过一切压迫手段所表现的一切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对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为当代暴政(不管这种暴政是左的还是右的)的第一批牺牲品，又有什么可惊讶的？所有的暴君都晓得，在艺术作品中都有一种摆脱束缚的力量，这种力量对那些不相信它的人是神秘的。每一个伟大的作品都能使人类的面貌更加美好，更加高尚。这就是它的全部奥秘。而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和监狱也绝不能把形象鲜明的庄严物证变得一团漆黑。所以那种认为为酝酿一种新文化而把现有的文化予以终止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绝不会把人类对他们的苦难和伟大不间断的见证予以终止，正像我们不会终止自己的呼吸一样。没有继承，便没有文化，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排斥我们的任何遗产，即西方的遗产。不管将来的作品如何，它们都将具有这种奥秘，都将是勇气和自由的产品，都将是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们的勇敢精神所滋润的硕果。是的，当现代的暴政向我们表示，艺术家是公众的敌人时，它是有理由的，但这种暴政也正是通过艺术家向人类的一种形象致敬，而这种形象直到如今，没有任何力量能摧毁它。

我的结论是简单的。这个结论便是在我们喧嚣和疯狂的历史时代中大声说：“我们应该欢欣鼓舞。”不错，我们应该欢欣鼓舞，为看到一个说谎而又舒适的欧洲的涅槃而欢快，为我们能够看清这个残酷的现实而欢欣。我们应该以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份而欢欣，因为一个漫长的骗局已经被揭穿，因为我们已看清了是什么在威胁我们；我们应该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而欢欣，因为他们已从睡梦中醒来，对外界事物已不再无动于衷，敢于正视群众的苦难、敢于正视监狱和鲜血了。如果面对这些悲惨景象，我们善于把当时的情状和人物的形象保留在记忆中，反之面对人类之美，我们能够不忘记从前的屈辱，那么我们西方的艺术家将会逐步找回自己失去的力量和往日的辉煌。不错，在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的艺术家能遇上这么多严峻的问题。然而，也恰恰是当这些艺术家们，为几个词、几句话，即使是最简单的几句话付出了自己的自由甚至鲜血时，他们才学会了如何把它们使用得有分寸。危险造就了典范，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根植于风险中。

艺术家不承担责任的时代已然过去了，我们为自己失去这么好的机遇而对此表示惋惜，然而正是这种磨难，却向我们提供了真正的机遇，我们要接受这一挑战。如果艺术的自由仅向艺术家提供一种生活舒适的环境，它便不可贵了。为使一种价值或一种道德扎根于一个社会，应该首先是不欺骗。如果自由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那它就已不再处于妓女的地位了。但我也不同意那些抱怨今天道德已经沦丧的人的说法。从表面看，他们讲得有道理。但实际上，道德却从来没有像它从前曾经是几位书斋里的人道主义者的玩物时那么堕落过。今天它虽然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危险，但却有机会使自己重新站起来，有机会使自己重新变得受大家尊重。

有人说尼茨什在和鲁·莎罗美断绝关系以后，便陷于无边的孤寂之中，他为他从事的漫长事业因无人帮助而压垮，同时又为这一前景所激发，晚上便在热那亚海湾旁边的高山上漫步，他把树枝树叶堆积起来，燃起一堆大火，在旁边看着它们燃尽。我也经常幻想着这一堆大火，似乎自己也站在大火的旁边，想像着以此考验一下我们的某些人和某些作品。我们的时代也便是这样的一堆大火，它那势不可挡的火焰，必将把我们的许多作品烧成灰烬！而留下来的作品，它们的铁甲会愈加坚不可摧，我们也将为此而尽情地分享这种心灵的欢乐。

无疑，我们可以期望，我本人也是如此，在思想上能有一种温和的火焰，一种暂时的有益的休息。但对艺术家来说，可能只有处于如火如荼的斗争中的暂时的休整，此外没有别的。这正如依默逊所说：“任何墙壁都是一个大门。”因此我们无须去寻找大门，出路就在墙上，我们就是面壁而生存的。相反地，我们应该去寻找一个适当的休息时间，我的意思是说，在战斗中寻求一个休整时间。因为依我的看法，我在这个地方结束了讲话，这里就是我暂时休息的地方。有人曾说过，伟大的思想是由鸽子的爪子带到世上来的。那时如果我们张耳细听，可能我们会从嘈杂声中听到一种像小鸟轻轻地振翅般微弱的生命之声和希望之声。一些人说这种希望之声乃是由一个民族所带来，另一些人则说，它是由一个人所带来。相反地，我却认为它的产生、活跃以及保护，乃是由成百上千万的孤独者所致，这些孤独者的活动，他们的作品，每天都在打破国界，每天都在修复着我们历史的粗糙的外表，从而让始终都在受到威胁的真理焕发出光彩夺目的光芒，而这个真理乃是每个人在其痛苦和欢乐中建立起来的，为大家建立起来的。

[1] 这篇报告的题目是“艺术家和他的时代”，报告会在乌普萨大学大阶梯教室举行。

[2] 《南特敕令》，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译者注

[3] 依默逊(1803—1882)，美国哲学家。——译者注

[4] 尼茨什(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5] 斯特兰贝格(1849—1912)，瑞典作家。——译者注

[6] 勃洛克(1880—1921)，俄罗斯诗人。——译者注

[7]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前苏联作家，代表作为《日瓦格医生》，发表于意大利。——译者注

[8] 叶赛宁(1895—1925)，俄国诗人。——译者注

[9] 爱森斯坦(1898—1948)，前苏联导演兼电影理论家。——译者注

[10] 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译者注

·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

杨荣甲 译

人并不是为了达到顶峰才显出其伟大，但二者却是相通的。

——帕斯卡尔

出版者按语

第一封信刊登在1943年《自由杂志》第二期上；第二封信刊登在1944年初《解放杂志》第三期上。另外两封信是为《自由杂志》撰写的，一直未曾发表。

意大利文版前言

《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曾于解放后在法国出版，发行量很少，且从未重印过。我一直反对在国外传播这些信件，其理由下面会谈到。

这是这些信件第一次在法国域外发表，而使我最终决心这样做的是，我有铲除把我们两国分开的荒唐的边界的愿望。

但我不能不作说明就让人重印这些文字。这些书信是我在地下活动时期写作和发表的。其目的是为了多少澄清一点我们所从事的盲目的斗争，并由此使这一斗争变得更为有效。这是些即事之作，因而不免会给人留下些许不公正的印象。要是就战败的德国写文章，所用的语言应有所不同。不过，我只想避免产生误会。当信件作者说到“你们”时，这不是指“你们这些德国人”，而是想说“你们这些纳粹分子”。当他说“我们”时，这并不总是在指“我们这些法国人”，而是指“我们这些人，自由的欧洲人”。我反对的是两种态度，而不是两个国家，即使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这两个国家采取了敌对的立场也是如此。用一个不适合我的词，我太爱自己的国家了，但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知道，不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均不会因为这种立场失去什么，而是相反，他们会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开放。但我们与原来设想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欧洲仍然一直四分五裂。因此，若是我让人认为一个法国作家会是惟一一个国家的敌人，那我今天会感到羞愧。我只憎恨刽子手。任何愿意以这种眼光阅读《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的读者，若把这当作是一份反对暴力的文件，就会理解我现在说的了，我不会否认这些信件的任何一个字。

第一封信(1943.7)

您曾对我说：“我国的伟大是无价的。伟大的国家一切都好。而在一个任何事物均没什么意义的世界上，那些像我们这样有幸被自己祖国的命运赋予某种意义的年轻的德国人，应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我曾经爱您，但正是在这点上，我已经与您分道扬镳了。“不，”我对您说过，“我不认为，为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可以奴役一切。有些理由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我要既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又热爱正义。我不愿为使自己的国家伟大而毫无顾忌，不论这种伟大属于血统的伟大还是虚幻的伟大。我愿我的国家与正义同在。”您曾告诉过我：“得了，您不爱您的国家。”

此事已过去了五年，自那时以来我们已分道扬镳，而我可以说，在这漫长的岁月(对您来说却是如此短暂、如此神速！)中没有一天我的脑海中不想起您这句话。“您不热爱您的国家！”今天当我想起这话时，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哽咽在喉咙中一样。是的，如果说揭露我们的所爱中的不公就是不爱，要求我们所爱的人应与他的最美好形象相一致就是不爱，那么我就是不曾爱过。五年前，在法国有很多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而且，他们中的几人已在德国的重压下找到了归宿。而这些，根据您的看法，就是不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他们为自己国家所做的是您为您的国家永远也做不到的，即使您曾有可能一百次为您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开始时只会战败，这正是他们的英雄主义之所在。而我在这儿谈的是两种伟大，下面我还会向您解释清楚某个矛盾的情况。

如果可能我们很快会再见面，不过那时我们的友谊将会完结。你们将会彻底失败，而你们将不会为你们过去的胜利而羞耻，只不过更多的是有气无力地表示遗憾而已。今天，在精神上我仍然接近您(尽管您认为我是)您的敌人。是的，但某种程度上也是您的朋友，因为我在这里向您敞开了我的思想。明天，这一切将会结束。你们的胜利未能开创的事业，将由你们的失败而为之画上句号。但至少在我们体验冷漠之前，我愿将我的一个明确看法告诉您，无论和平还是战争，都不会教会您，使您能了解我的国家的命运。

我愿立即告诉您，是什么样的尊严在推动着我们前进。这也就是对您说，我们所赞许的是怎样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却不是你们所具有的。因为当你们对一直准备做的事和追逐轰轰烈烈更感兴趣却不重视思考的时候，这算不得什么。相反，当人们明确了解了仇恨和暴力自身是毫无意义后，却仍面对苦难和死亡时则意义重大。当人们一面蔑视战争一面却在战斗，一面满怀着对幸福的希望一面又甘愿承担丧失一切的后果，一面憧憬着更高的文明一面又承受着毁灭时，这才是最宝贵的。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强过你们，因为我们必须克制自己。你们不论在心中还是在精神上均不曾有过任何必须战胜的东西。我们曾有两个敌人，而用武器战胜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这就像你们一样，什么也不曾支配过，你们是不满足的。

我们曾支配过很多，这也许是为了对欲望的永久追求。那时我们也像你们一样，因为在我们身上总有某种东西，使我们放任自己的本能，蔑视智慧而崇拜效率。我们杰出的美德使我们以厌倦而告终。智慧使我们感到羞愧，而我们有时会想像某种幸运的野蛮行径，那时真理就会唾手可得。不过，在这时治愈起来并不困难：你们来了，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想像力，我们又振奋了起来。要是我相信某种程度上历史的宿命论，我会想到你们会站到我们智慧的奴隶们的一边来惩罚我们。这样，我们在精神上又获得了新生，我们变得更自在了。

不过，我们还必须战胜对我们的英雄主义所抱的怀疑。我知道，你们认为我们与英雄主义是不沾边的。你们错了。我们信奉英雄主义，同时又对它表示怀疑。我们信奉它是因为十个世纪的历史教会了我们所有高尚的东西。我们怀疑它是因为十个世纪的智慧教会了我们自然的技巧和好处。为了面对你们，我们不得不从远处走来，这是我们落到了整个欧洲后面的原因。正当我们寻求真理的时候，整个欧洲(已变得)一旦需要就投入谎言之中；正当你们扑向我们之时，我们却在一心一意地关注着公理是否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一开始战败的原因。

我们必须摆脱人的情调，摆脱对和平的幻想，那曾是我们牢固的信念，那信念是任何胜利所不能补偿的，因为对人的毁伤是无法弥补的。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对爱的理解、希望和理智，也不得不放弃我们过去在打任何战争时所怀有的仇恨。为了对您说认为您能理解的言语，这言辞出自您愿与之握手的我，我们必须把我们对友谊的激情放到一边。

现在已经做到了。我们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子，迟延了很久。这是对真理的顾忌、对心中友谊的顾忌使智者绕的圈子。这是捍卫正义、使敢于提出疑问的人们获得真理所需要走的弯路。毫无疑问，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是在屈辱和沉默中，在痛苦、在监禁、在清晨被处决时，在被遗弃、在分离、在饥饿的日子里，眼看着饥寒交迫的儿童，而且更有甚者，是在被迫悔罪之中付出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在有条不紊中进行的。整个这段时间我们都得去观察，看看我们是否有权利去杀人，是否允许给这极其悲惨的世界再加上几分痛苦。而正是这曾失去而又追回来的时光，这曾忍受又摆脱了的失败，这些付出了鲜血的代价给了我们这些法国人今天思考的权利。我们双手干干净净地走进这场战争，这是受害者和满怀信心的人的纯洁；我们的双手又会干干净净地走出战争，而这次是反对非正义和我们自己而取得伟大胜利的纯洁。

因为我们将是胜利者，你们对此也已不再怀疑。不过，我们的胜利是来自失败本身，来自漫长的、使我们找回理智的道路，来自让我们饱受非正义、而我们又从中吸取了教训的痛苦。我们从中找到了获取胜利的秘密，只要我们不丧失这一秘密，我们将肯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从中懂得了，与我们过去有时的认识相反，精神根本无法与刀剑对抗，但精神加上利剑则会永远胜过剑拔弩张的武器。这就是在肯定我们具有精神的力量之后现在为什么我们也会拿起刀剑的原因。为此，我们必须面对死亡和冒着死亡的威胁。我们看见一位清晨走向绞架的工人，走在监狱的走廊里，从同伴们的牢门前一一走过，激励着他们要拿出勇气来。最后，为了得到精神，我们还必须忍受肉体的痛苦。为了拥有就必须先得付出。我们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还将付出。但我们得到了信心、理智和正义：你们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

我从未相信过真理本身有多大的力量。但知道在同等情况下真理会胜过谎言这已经是意义重大了。这种困难的平衡已被我们所掌握，我们今天的战斗也正是建立在对细微思想的理解之上。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正在为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而这种细微思想对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为这种细微的思想而战斗，这是将牺牲与神秘主义、将力量与暴力、将能力与残忍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我们为这种特别细微的思想而战斗，因为这是将真与假、将我们希望的人与你们所崇敬的怯懦的神区别开来的细微思想。

这正是我想要对您说的话，不是在激烈的混战之上，而是在混战之中。这正是我对您所说的、至今还萦绕在我心中的“您不爱您的国家”的回答。但我想明白无误地告诉您。我认为，法国已丧失了其强国地位和其长期的统治，它必须长时间艰难地等待、认真反思过去，才能为我们的文化找回少许必需的魅力。但我认为由于纯理性的原因，法国已经丧失了所有这一切。这是我从未失去希望的原因。这就是我此信所有的含义。五年前您曾怜悯的这个对其国家保持着如此缄默的人，正是今天想对您、对欧洲和世界上与我们同龄的所有人表达这样想法的人：“我属于一个令人钦佩、不屈不挠的国家，这个国家犯过不少错误，有不少弱点，但它没有丧失造就了它那伟大品格的思想，它的人民，有时还有它的精英们，一直在不断努力寻求更加完美地表达他们的思想的方式。我属于一个四年来在重新塑造自己历史的国家，一个在瓦砾中平静而又满怀信心地准备重新塑造自己、并准备在一场没有王牌的赌博中去迎接挑战的国家。这是一个值得我以苛求的爱去热爱的国家。而我相信，它值得人们为它而战斗，因为它值得人们对它献出崇高的爱。而我要说，您的国家则正相反，它也应得到它的孩子们的爱，但那是一种盲目的爱。并非任何一种爱都是正义的。这正是你们失败的原因。而你们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的同时却已被战败了。正在来临的失败对你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二封信(1943.12)

我已经给您写了信，而且是以自信的口气写的。经历了五年的离别，我已对您解释过，为什么我们是最强大的。这是由于我们为追寻理智而走过的弯路，是由于我们对正义的担忧而造成的迟误，以及由于我们希望对所热爱的一切进行调解的狂热爱好。不过，回首往事，这些是值得的。我已经对您说过，为走过的弯路，我们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其要非正义，我们宁愿承受混乱。但与此同时，正是这弯路使我们今天产生了力量，正是走过的这弯路使我们正在接近胜利的时刻。

是的，我已对您讲过所有这些，而且是用我流畅的笔端、肯定的语气一气呵成的。还有，我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我在夜晚构思。三年来，你们在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心中创造了黑夜；三年来，我们一直在黑暗中进行思考，而今天这思考已变成了全副武装面对你们的行动。现在，我可以对您谈谈智慧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自信，是关于万事都有因果报应、都会真相大白的自信，是智慧给予人们勇气的自信。而我以为，这是曾轻率地对我谈起智慧、谈起看到智慧从遥远的地方走来，看到智慧突然又决定重又回到历史的长河之中的您会感到特别惊异的。正是在这点上我愿意谈谈对您的看法。

在后面我会对您说，心理的自信并不会给人带来愉快。这些已经赋予我给您所写的一切某种的意义。不过我以前是愿意把与您、您的记忆和我们的友谊搞得清清楚楚的。当我还能做到这点时，我想对我们的友谊做的惟一的事情正像人们在友谊行将结束之时想要做的一样，就是使这友谊变得一清二楚。我已经回答了您有时扔给我的那句话“您不爱您的国家”，对您这句话我是不会忘怀的。今天我只想回答您对智慧一词发出的不耐烦的微笑。“在她所有的智慧中，”您对我说，“法国总是在否定自己。你们的知识分子钟情于失望，或对未必存在的真理的追寻胜于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则将德国置于真理之上，置于失望之上。”表面看来，这是对的。不过，我已对您说过，如果我们有时似乎爱正义胜于爱自己的国家，那是因为我们只希望爱正义中的自己的国家，就像我们爱真理和爱希望中的自己的国家那样。正是在这方面我们之间是不同的，我们对自己有要求。你们只想服务于自己强盛的国家，而我们想的是使自己的国家站在真理一边。你们满足于服务现实的政治，而我们，即使在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们还模糊地保留着我们今天已得到的政治荣誉的思想。当我说“我们”时，我并不是指我们的统治者。统治者微不足道。

在这儿，我又看到了您的微笑。您总是对文字表示怀疑。我亦如此，但我还怀疑自己。您曾试图将我引入您已踏入、且智慧因智慧而感到羞耻的那条道路上。不过那时我并未随您而去，今天我对您的回答会更加肯定。您曾问道，真理是什么？或许，我们至少知道什么是谎言：这正是你们教给我们的东西。精神是什么？我们知道它的反面是杀戮。人是什么？不过，在这儿我要打断您的提问了，因为我们对此很了解。这种力量总是在权衡暴君与神灵之时而告终。这其实是体现出来的力量。我们所要保存的正是这种人的真实性，而我们的信心正是来自把我们国家的命运与真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实。假如任何事情均无意义，您就成了正确的化身。但是，总有些事是有意义的。

我不愿过多地对您重复这些，这也正是我们所不同的地方。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化作了一种思想，这思想使我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处于很多其他的荣光、友谊、人、幸福和对正义的渴求之中。这使我们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国家。不过，最终公理仍是在我们一边。我们没给自己的国家掠夺奴隶，没给自己的国家攫取任何东西。我们曾耐心地等待着看清一切，我们在贫困和痛苦中，为我们所热爱的一切而战斗并得到了欢乐。相反，你们为反对不属于祖国的那一部分人而战斗。你们的牺牲毫无意义，因为你们的等级制度是不好的，因为你们的道德标准不起作用。在你们那里被出卖了的不仅仅是心灵。智慧会进行报复。你们不曾为智慧付出过应付的代价，不曾为使智慧变得清澈而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归根结底，我可以对你们说，你们的失败正源于此。

请允许我给您讲述这样一件事。一天早晨，在法国某处的一个监狱里，一些全副武装的士兵正用一辆卡车把十一名法国人押往一处公墓，在那儿，他们将会被你们枪毙。这十一人中有五人或六人确曾做过某些事：撒过一次传单，几次碰头会，最多是拒绝合作。他们在卡车中一动不动，当然他们感到恐惧，不过我敢说，这是一种正常的恐惧，是一种任何人在未知面前感到的恐惧，是一种伴随着勇气的恐惧。其他几个人什么也没做过。当他们得知他们将被错误地处死或成为某种糊里糊涂的牺牲品时，这对他们的确是残酷的时刻。他们之中有一位十六岁的孩子。您见过我们那些少年的面孔，我不想多说。他被吓坏了，他已完全绝望且已丧失了羞耻感。请不要露出您那轻蔑的微笑，他浑身颤抖着，牙齿在格格作响。你们派了一位神甫来到他身边，他的任务是试图让这一残酷的时刻对这些人来说不要显得过于沉重。我以为，对那些即将被枪毙的人来说，对他们谈来世是毫无用处的。很难让人相信公共墓穴不是最后的归宿：囚犯们在卡车上一声不吭。神甫转向了那孩子，孩子正蜷缩在角落里。他倒听懂了神甫的话。这孩子回答着神甫，追随着神甫的声音，又产生了希望。在最沉默的恐惧之中，有时只要听到有人的说话声也许就能使人感到安慰。“我什么也没做。”那孩子说道。“是的，”神甫说，“这已不是问题了。你做好准备去迎接死亡吧。”“不信我的话，这不可能。”“我是你的朋友，也许我会相信你的话。但已经太迟了。我会待在你身边，而仁慈的上帝也会这样。你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孩子转过头去，神甫还在谈着上帝。孩子会相信上帝吗？是的，他相信上帝。这时他知道了，除了等待着他的宁静之外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而正是这寂静使孩子感到恐怖。“我是你的朋友。”神甫还在重复着。

其他人一言不发。应当照看一下他们。神甫移到这沉默的人群一边，暂时背对着孩子。卡车缓缓地行驶着，在晨露潮湿的道路上发出了轻微的、沉闷的马达响声。可以想像得出在这阴沉的时刻，人们身上散发出了清晨的气息，那周围是虽看不到却能感到的乡村风光，附近传来了套车时牲畜发出的响声和一声鸟叫。孩子躲进了篷布中，篷布扯动了一下。他发现在篷布与车身之间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他要是愿意可以跳下车去。神甫正背对着他，而在车前面，士兵们正专心致志地在昏暗的晨光中辨别着行进的方向。孩子没有考虑，掀开了篷布，滑向了出口，跳下车去。人们勉强听到了跳车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在路上急促奔跑的声音，然后这声音就消失了。那广阔的田野淹没了他奔逃的声音。可是那篷布发出的响声，冲进卡车内那股猛烈的清晨潮湿的气流使神甫和囚犯们不由得回过头来。神甫在一刹那间凝视着这些静静地看着他的囚犯。就在这一瞬间，这位神甫依照其天职需要做出抉择，他应同刽子手还是同这些殉难者们站在一起。他最终敲响了把他与其同伴们隔离开的隔板，“注意！”警报已经发出。两名士兵冲入车厢中并对囚犯们发出了威吓的叫声。另外两名士兵跳下车去，在田野中朝着孩子逃跑的方向追去。神甫在离卡车几步远的地方，在晨雾中一动不动地站着，努力用眼睛一直盯着在雾中奔跑的士兵。在卡车内，人们仅能听到外面追逐的声音，令人窒息的喊叫声，接着是一声枪响，枪响后的宁静，然后是越来越近的嘈杂声，最后是沉闷的踏步声。孩子被抓了回来。他没被击中，但他停住了脚步，被敌对的气氛所包围，突然间丧失了勇气，完全泄了气。他与其说是被带了回来，不如说是被抱了回来。他被打了几下，但不厉害，还有最可怕的事在后面等着呢。他没看神甫，也没看任何人一眼。神甫坐到了司机旁边。一名士兵接替了他的位置，坐进了卡车里。孩子被扔到一个角落里，他没有哭。他从篷布和卡车地板之间重又望着不断远去的道路，在外面，白天已渐渐降临。

我了解您，您能想像得出事情的结果是怎样的。但您应当知道是谁给我讲述的这个故事，是一位法国神甫。他对我说：“我为这位神甫感到羞愧，但我会满意地觉得，不会有一位法国神甫能做出这种事，让上帝去为杀戮行为服务。”这是真的。很简单，这位神甫与您的看法一样。他并不忠于他的信仰，不认为不应让上帝去为他的国家服务。在你们那里连神灵都被动员了起来。他们站在你们一边，像您说的那样，不过是被强迫的。你们什么也不去分辨，你们仅仅成了冲动的俘虏。你们现在仅仅是在利用盲目愤怒的本钱战斗，重视武器的力量和闪电战术而不重视思想的作用，固执地要天下大乱，仅服从于你们既定的思想方针。而我们则从智慧出发，从思索带来的迟疑之后出发。在愤怒面前，我们曾力不从心。但现在弯路已经结束。一个孩子的死亡使我们不仅具有智慧，又使我们愤怒了，从此我们是二比一。我要对您谈谈愤怒。

请回忆一下，您的一位上司曾突然大声喊叫，这令我吃惊不小，而您却对我说：“这样很好。但您不理解。法国人缺乏一种美德，愤怒的美德。”不，不是这样，法国人对道德问题比较挑剔。只有当需要时他们才愿意讨论道德问题。这使他们的愤怒变成了静默和力量，而你们才刚刚体验到愤怒会变成力量。为了结束我这封信，我正是要对您谈谈这种愤怒，这种我所熟悉的惟一的愤怒。

我对您说过，自信并不等于自愿。我们知道我们在走过的漫长的弯路上所失去的东西，我们清楚我们为了协同一致参加战斗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在饱受苦难又满怀信心的斗争中无法弥补的东西，怀着一种激情。战争并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我们的理智还未对此做好准备。我们的人民选择的是内战，顽强的和集体的斗争及无须评论的牺牲。那是他们对自己发动的战争，而不是他们从愚蠢或卑鄙的政府那里接过来的战争，是使他们重又聚到一起和使他们为自己孕育的某种思想而奋斗的战争。不过，他们为自己的这种奢华所付出的代价是可怕的。在这儿，他们比您的人民具有更多的优点。因为，他们最优秀的儿女倒下了：这是我的最悲惨的想法。战争的可笑会带来可笑的利益。死亡可能会在各处降临，盲目地降临。在我们进行的战争中，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勇敢，而你们每天想要毁灭的是我们更为纯洁的精神。因为要是没有预见也就不会有你们的天真。你们从不曾知道应当怎样选举，却懂得要毁灭什么。而我们是精神的捍卫者，我们了解，当要毁灭精神的物质力量强大时，精神会被毁灭。但我们相信另一种力量。有时在这些被你们用子弹毁掉、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的面容中，你们以为已毁掉了我们真理的面容。不过，你们这种想法是一种缺乏毅力的想法，正是这种顽强的毅力在促使法国起来同时间进行斗争。正是这种无可比拟的希望在最艰难的时刻支持着我们：我们的同志比刽子手们更耐心，比子弹的数目更多。您看，法国人也会愤怒。

第三封信(1944.4)

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对您谈我的国家，而您一开始就可能会认为我的论调已经变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我们对同样的词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所说的已不再是同一种语言。

文字总是会带着由它所体现的行为或牺牲的色彩。祖国这个词在你们那里意味着血腥和盲目，而这些对我永远是陌生的，我们赋予这同一个词的意义是：智慧的火焰，在那儿不易见到勇敢，但人们至少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们的利益所在。你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是意味着死亡，而我的用语，的确如此，却永远不会改变。1939年我对您说过的话，我今天还会对您这么说。

也许我将对您说的肺腑之言能更好地证实这点。在我们仅仅固执而又静静地为国家服务的整个时期，我们从未忘记过一个思想和一种希望，它们永远和我们同在，那就是一个欧洲的思想和希望。的确，五年来我们没有谈论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你们谈论这个问题的调门儿太高了。在这儿，我们又一次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我们的欧洲并不是你们所说的欧洲。

但在对您说清欧洲的意思之前，我愿至少肯定地告诉您，在我们与你们作斗争的诸多理由中(这同样是我们必须战胜你们的理由)，再没有比我们的觉悟更为深刻的了，这不仅由于我们的国家受到肢解，打击深入我们的骨髓，还由于我们被剥夺了自己最美好的形象，让你们把我们的形象变成了可憎和可笑的样子在世界上传播。最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就是眼睁睁看着别人任意蹂躏我们热爱的东西。你们从我们最优秀的人中攫取了关于欧洲的思想，却给它打上了你们所需要的造反的印记，而我们则要调动自己那深思熟虑的爱产生的所有力量，以便在我们身上保住它的青春活力和影响力。自你们把从事奴役活动的军队称为欧洲军队之后，有一形容词我们已不再使用了，那是为了小心翼翼地保住它一直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我愿在这里告诉您的它那纯正的含义。

你们在谈论欧洲，但区别是，欧洲对你们来说是一种所有物，一种使我们感到从属地位的所有物。你们是从丧失了非洲的那一日起才这样谈论欧洲的。这种爱是一种不健康的爱。这块打上了多少世纪印记的土地对你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勉强的隐蔽所，而它却一直满载我们最美好的希望。你们过于突如其来的热情是出自你们的怨恨和需要。这种情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荣誉，你们将会知道，为什么任何配得上“欧洲人”这个称谓的人，都会不齿于这种情感。

你们谈论欧洲，但你们所想的是士兵的土地、谷仓、被奴役的工业和驯服的知识界。我是否离开了话题？但至少我知道，当你们谈起欧洲的时候，即使在最美好的时刻，当你们陶醉在你们自己所散布的谎言之中的时候，你们不禁会想到一群驯服的民族，正在被德国指引着奔向神话般的、血淋淋的前程的这种图景。我希望您能清楚地感到这种区别，欧洲对于你们就是这样一块地方：为海洋和山脉所环绕，为堤坝所分割，上面布满了矿井和年年都有的收获季节。德国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赌博，它惟一的前程就取决于这次赌博。而欧洲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一块智慧的土地，自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精神智慧所从事的最惊人的冒险活动正在这里进行着。欧洲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土地，在那儿，西方人针对世界、针对神灵、针对自己的斗争，今天恰是最令人震惊的时刻。您看，我们之间衡量事物的尺度是不相同的。

请不要害怕我又重弹起反对你们的老的宣传调门儿：我并不要求恢复基督教的传统。这是另一个问题。你们同样早已大谈特谈过这个问题，并扮演了罗马捍卫者的角色；你们并不害怕为基督做一番广告，基督本人在受难时接受指明了他身份的亲吻的那一天，对这种广告已经习惯了。而且，基督教的传统只不过是造就这个欧洲的传统之一罢了，在你们面前，我是不具有捍卫这一传统的资格的。在这方面，必须有欲望和将自己的心灵献给上帝的精神。您知道我这方面什么都不具备。但每当我随意想起我的国家，正以欧洲的名义讲话，而只要捍卫一个国家就是在捍卫所有国家时，我也一样，我于是也有了自己的传统。它同时也是一些伟大人物和永生不灭的人民的传统。我的传统有两部分精华内容，智慧和勇气，它有自己的精神泰斗和难以计数的人民。请认清楚吧，这个边界是人们的守护神和所有人民心灵深处呼声的欧洲，与你们在临时的地图上吞并了不少领土、勾画出的布满了彩点的欧洲是多么的不同。

请回想一下，有一天您曾嘲笑过我的愤怒，您对我说过：“如若浮士德想战胜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是无还手之力的。”我曾对您说，无论浮士德还是堂·吉诃德，他们均与谁战胜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们发明艺术并不是为了给世界带来灾难。你们曾喜欢有点刺激的场面，你们继续这么做了。根据你们的看法，人们应当在哈姆雷特和齐格弗里德之间做出选择。在那时，我并不想进行选择，且我尤其并不认为西方在力量和知识的平衡上已偏离了方向。但您却嘲笑知识，而仅仅谈论实力。今天我更明白了，我知道即使是浮士德对你们也没什么用了。因为我们事实上已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即在有些情况下，进行选择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没有觉悟到我们所做的选择，不应该不人道，而应该和精神的高尚密不可分，那这种选择也并不比你们的选择高明多少。在此之后我们知道要聚合在一起，而你们却从来不知道。你看，一直是这同样的思想，我们是从远处着眼。不过，为了持有这种思想的权利，我们已经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这促使我必须说出，你们的欧洲不是一个好的欧洲。它根本不能使人们聚合在一起，不会让人感到振奋。我们的欧洲是我们将继续进行下去的、共同的冒险活动，是一种顺应智慧的潮流的冒险活动，而不管你们是否会同意。

我不会再多说了。有时在一条街道的转弯处，在长期共同斗争的短暂的间歇时刻，我会想起我所了解的那些所有的欧洲地方。这是一块充满苦难、有着悠久历史的神奇的土地。我又重新开始了我已同所有的西方人进行过的朝圣活动：佛罗伦萨隐修院内的玫瑰、克拉科夫教堂金色的球形圆顶、赫拉德钦和它那废弃的宫殿、伏尔塔瓦河查尔斯桥上夸张的雕像和萨尔茨堡的布局精巧的花园。在这些奇花异石、山岭美景之上，随着光阴的流逝，人们又为其增添了多少古树苍松和不朽的建筑！我的记忆将所有这些风光汇集在脑海里使之形成了一幅美景我的伟大祖国的面容。几年来，每当我想到你们已将身影笼罩在这富有活力而又饱受折磨的面容上时，就使我浑身产生了某种压抑感。毕竟我们曾一起去过几处这样的地方。那时候我还没有终究有一天必须把那些地方从你们的手中解放出来的思想。而且，有时在盛怒和感到绝望的时候，我还遗憾地看到，圣马尔科隐修院的玫瑰仍在生长，萨尔茨堡大教堂屋顶上的鸽子仍在成群结队地飞翔，而红艳艳的老鹳草仍在西里西亚众多的墓地上茁壮地生长着。

但在其他时刻，这是我真正感到高兴的时刻。因为，所有这些美景，这些花朵和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在这片最古老的土地上，每年的春季都在向您表明，有些东西是你们用血腥的方法无法消灭的。正是这样的景象使我可以结束这封信了。我并不为西方所有伟大的国家、三十个国家的人民都与我们站在一起而满足：我还不能放弃土地。从此我知道了，欧洲的一切，从景色到精神都在悄悄地反对你们，不是带着盲目的仇恨，而是怀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心在反对你们。欧洲精神所拥有的武器，也正是这片在不断开花、结果和收获中不断新生的土地所拥有的武器。我们所进行的斗争必定会胜利，就像春天一定会到来一样。

我知道，当你们被战败后，并非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欧洲还将有很多事情要做。它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但至少，它将还是欧洲，就是我刚刚对您所写的那个欧洲。什么也没有丧失。请想像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相信自己的信念，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整个欧洲的利益，并在牺牲和憧憬幸福之间、在思想和利剑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心理平衡。我对您再说一遍，因为我必须得告诉您，我要对您说是因为这是真理，而真理将会告诉您，我国和我自己在我们友好相处时所曾走过的道路：从此以后优势将在我们这一边，这优势将置你们于死地。

第四封信(1944.7)

人是会死的。这随时可能发生；但人们会抗拒死亡，而如果给我们留下的是虚无，请不要认为这就是正义！

——奥伯曼(信函90)

你们失败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正在从地球上一个自由的城市，一个反对你们、正在筹备着自由的明天的城市给您写信。这个城市知道，这来之不易，它知道在过去它必须度过一个比四年前由于你们的到来而降临的黑夜更加黑暗的夜晚。我从一个被剥夺了一切，没有灯光、没有炉火而又饥寒交迫，但却从未被征服的城市给您写信。很快，人们喘息的声音将在这里响起，而你们对此尚毫无意识。如果走运，我们很快会面对面站在一起。那时，我们将心知肚明地互相战斗：我对你们的思想了如指掌，您同样对我们的思想也一清二楚。

七月的夜晚让人感到既轻松又沉重。在塞纳河上和树林里使人感到轻松，而那些盼望着黎明的人们的心情却仍然使人感到沉重。我在期待并想到了您：我还有一件事要对您说，这将是最后一件事。我想要对您说的是：本来我们曾多么可能会成为同类人，而今天却成了敌人；本来我多么可能会站在您一边，而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结束了。

长期以来，我们曾一致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比我们更高的理智，而我们会遭受挫折。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我还相信这点。但与您过去对我说的和你们多年来一直试图写入历史中的结论不同，我已从中得出了另外的结论。我今天对自己说，我要是一直追随着您的思路，那我就不得不承认你们的所为是有道理的。在这个使我们充满希望，却令你们感到巨大威胁的仲夏之夜，要让我停笔不写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您从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而您从中得出的思想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同的，而人们是可以随意给好与坏下定义的。您曾认为，不存在任何人类的或神圣的道德，惟一的价值就是支配着动物世界的规律，即暴力和狡诈。您还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人是无足轻重的，可以杀死他的灵魂，在最荒诞的历史之中，一个人的任务只能是追逐权势，而他的道德标准就是进行征服。事实上，我过去也和您一样这样想，假若没有对正义的强烈热爱，过去我几乎找不到可以反对您的理由，而这种对正义的热爱过去也像突发的热情一样，并未经过多少认真的思考。

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就在于您轻易就失望了，而我却从不接受失望。您接受了对我们命运的不公正，除此之外还不够；而我相反却越来越认为，人应当主持正义，永远反对非正义，缔造幸福，同不幸作斗争。因为您已陶醉于您的失望之中，并将其确立为一种原则，您赞成摧毁人类的杰作并反对人类，以此来结束人类主要的不幸。而我则拒绝接受失望和这个正在遭受鞭笞的世界，我只希望人们能重新互助友爱，同自己反叛的命运斗争。

请看，从同一个原则中，我们却得出了关于道德的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您在半路上就失去了清醒的头脑，认为让一个人替您和几百万德国人思考更合适(你会说无所谓)。这是因为你们已厌倦了与命运抗争，你们专门从事伤害人们的灵魂和毁灭人世的冒险，并已感到疲惫不堪。说到底，你们选择了非正义，你们把自己置于了神的位置。你们的逻辑仅是表面上的逻辑。

相反，我选择了正义，保持对人世的忠诚。我一直坚持认为，这个世界并无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惟一提出了生而有意义的生灵。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存在人的真理，而我们的任务是赋予这个世界以理智，同其命运抗争。而这个世界除了人之外没有其他的理智可言，倘若要拯救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思想，那就应当首先拯救人。您的微笑和您的轻蔑在对我说：什么叫拯救人？而我要对您大声呼喊：就是不要杀害他，让他有获取正义的机会，这是我们仅能想到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互相争斗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不得不在一条不由我们选择、最终导致我们失败的道路上追随你们的原因。因为，你们的失望造就了你们的力量。从失望成了独一无二、纯粹、自信、不计后果的那一刻起，它就具有了一种无情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我们尚在犹豫不决、还在憧憬着幸福的时候打败了我们。我们曾认为，幸福是最伟大的收获，是人们对命运进行抗争后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即使在战败之后，我们仍一直抱着惋惜之情。

而你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们被写进了历史。在五年间，已不可能听到清凉夜晚鸟儿的鸣叫声。应当对暴力感到失望。我们和世界分离开来，因为每时每刻，伴随着这个世界的是在死亡阴影下的一国的全体人民。五年间，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一个清晨不会有苦难，没有一个夜晚让人们看不到监狱，没有一个午间不存在杀戮。是的，我们不得不追随你们。不过，虽然我们艰难的业绩成了在战争中追随你们的业绩，但我们仍未忘却对幸福的向往。而透过喧闹和暴力，我们仍努力在心中保留着对宜人的大海、对永不忘怀的小山的记忆，保留着脸上那珍贵的微笑。这也是我们最好的武器，我们永远不会放下的武器。因为，我们失去这一武器的那一天，我们就会像你们那样死亡。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懂得，缔造幸福的武器需要很多时间和付出太多的鲜血。

我们应当赞成你们的哲学，同意多少学学你们的样子。你们选择了盲目的英雄主义，因为这是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仅存的价值。你们一旦为自己选择了这种英雄主义，你们也就为所有的人、为我们也做了这样的选择。为了避免死亡，我们也不得不向你们学习。但那时我们已看到，我们优于你们的地方是：我们的英雄主义是有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英雄主义。现在这一切即将结束，我们可以将自己知道的这些告诉你们了，那就是：英雄主义并不那么重要，而幸福才是更不易得到的。

现在，你们一切都该明白了，你们知道我们互相为敌。你们是反对正义的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比这更令我从内心感到厌恶了。但这仅是一种愤怒的感情，现在我已明白了其中的原由。我同你们进行战斗，因为你们的逻辑和你们的内心一样都是罪恶的。在四年里你们毫不吝惜地给我们创造恐怖，你们的理智和你们的本能同样可鄙。因此，我对你们表示全面的谴责，在我的眼里你们早已死亡。但在将来当我审判你们残忍行为的时候，我会想起，你们和我们都曾来自同样的孤独，你们和我们及整个欧洲都处在同样的智慧的悲剧之中。不论你们怎样，我都将为你们保留着人这个名字。为了忠于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尊重你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而你们却不曾尊重过别人身上的东西。长时期以来，你们有着巨大的优势，你们杀人比我们要容易得多。直到最后，将是那些和你们相像的人获利。但直到最后，为了使人能超越自己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得到辩护和恢复其无罪的名义，和你们并非同类的我们将必须出来作证。

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的最后之时，我会从这个像地狱一样的城市中央，透过强加给我们的无限磨难，透过那些众多死者惨不忍睹的面容和我们那些留下无数孤儿的村庄对你说，在我们即将毫不留情地消灭你们的时刻，我们却并不仇恨你们。即使明天我们会像其他很多人那样会死去，我们也没有仇恨。我们不敢说不害怕，我们仅会努力做到要有理智。但我们却可以担保什么也不仇恨。而今天在世界上最令我憎恶的东西，我会告诉您，我们会合情理地进行处理，我们会摧毁你们的力量，却不会从灵魂上消灭你们。

你看，你们过去对我们曾有过的优势，你们还将继续拥有。但它同样也造就了我们的优势。正是这一点今晚使我有了轻松的感觉。像你们那样对世界的深层含义进行思考：我们面对遭到惨剧的现实，但同时我们在这智慧的灾难之后又拯救了人的思想，并从中汲取复兴的顽强的勇气，这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当然，我们对世界的指责并不因此而会减轻。为了使我们的命运不再显得令我们绝望，我们为这新的思想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千百万人在清晨被杀害，到处是监狱可怕的高墙，几百万死者的尸体在整个欧洲的土地上烟火四起，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得到除了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更多地死去，而没有任何其他用处的某些细微的好处而已。是的，这是很令人失望的。但我们必须得证明我们不应受到这么多的不公正对待。这是我们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这任务明天将开始执行。在这个已充满了夏天气息的欧洲的夜晚，有几百万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正在准备参加战斗。你们最终将被战败的那一天的黎明正在到来。我知道，上苍将一如既往对你们那残暴的胜利和理所当然的失败漠然处之。我今天仍然对上苍不抱任何期望。但至少我们将为拯救你们想置其于孤独中的人做出贡献。正是由于厌恶忠于人的这种精神，你们将会成千上万地在孤独中死去。现在，我可以对你们说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