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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京权图字：01-2006-6859

Dreaming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英文原版于2002年出版。该中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J. Allan Hobson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新解／（美）霍布森（Hobson, J.A.）著；韩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8

（百科通识文库）

ISBN 978-7-5135-6511-0

Ⅰ．①梦…　Ⅱ．①霍…　②韩…　Ⅲ．①梦－精神分析　Ⅳ．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790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姚　虹

责任编辑　王　莹

封面设计　泽　丹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6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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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作者简介

J. 艾伦·霍布森，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1988年睡眠研究学会杰出科学家奖获得者，主要致力于研究精神和行为的神经生理学基础、睡眠与梦、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史，其大多数近作集中于讨论睡眠的认知特征和益处。他著有（或与人合著）多部作品，包括《做梦的大脑》（1988）、《睡眠》（1995）、《意识》（1999）、《梦如谵妄：大脑如何变得疯狂》（1999）、《梦药房》（2001）和《梦的新解：睡眠科学导论》（2002）等。

译者简介

韩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及睡眠中心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睡眠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呼吸疾病分会青年委员、睡眠学组秘书。主要研究方向为睡眠呼吸障碍的发病机制、发作性睡病的遗传基因，在国内外发表睡眠方面的文章80余篇。

图　目

图1　睡帽

图2　人类的行为状态

图3　快动眼睡眠期的视觉大脑

图4　快动眼睡眠图解

图5　人的一生中睡眠模式是如何转变

图6　睡眠时长的变异

图7　睡眠中的自发激活

图8　抑郁患者的睡眠变化

图9　来自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的数据

图10　视觉分辨任务学习与睡眠

图11　人脑构造图

绪论

有史以来，人类就一直为梦深深地着迷。梦是如此生动复杂而又富于情感，它启发了无数的宗教运动、艺术表象以及内省的科学理论。所有这些前现代表达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梦包含着其他任何途径都不能传递的信息。

因此，早期的犹太基督教徒们认为，上帝通过某些先知将他的意图传递给人类的信徒。这一观点是以“牛角和象牙之门”为前提的中世纪梦理论的核心内容。像伊曼纽尔·斯维登堡（Emmanuel Swedenburg）这样的宗教改革家们能够在梦中与上帝派来的使者们相会，进而得到建立新耶路撒冷大教堂的指示。

早期的西方艺术家们，如乔托（Giotto），把梦作为先知启示的图像表达载体。沉睡的圣徒和牧师们与他们的梦境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在现代艺术中，超现实主义者通过他们狂放的画作表达了“梦是比清醒更为真实的意识状态”这一信念。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都以梦的语言作画。在这些艺术家中，达利最具超现实主义色彩，恩斯特最具“精神分析”特征，而马格里特则最具“神经心理学”方式。

20世纪初最著名的梦研究者非弗洛伊德莫属，他意欲将自己的精神理论建立于脑科学的基础上，然而他对大脑的了解是如此不充分以至于他不得不抛弃自己著名的“科学心理学方略”，转而向梦寻求灵感，即后来所谓的动态潜意识。他像之前所有象征主义先驱们那样相信梦包含着隐藏的信息，这些信息被精心包装成精神的一部分，而潜意识无时不在试图冲破意识的保护屏障。至此弗洛伊德又将梦的理论带回圣经学者阿尔米多鲁斯（Artemidorus）及其他早期释梦者的时代。

本书在弗洛伊德抛弃自己“科学心理学方略”的地方重新起步，力求在睡眠科学坚实而宽广的基石上建立一个新的梦理论。为达此目的，我对基础脑科学研究的发现、睡眠实验室研究以及睡眠和梦的近期临床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我在全书中使用了大量源于本人梦日记的例子来解释我们新的梦理论（称为激活-整合理论）是如何从生理学角度来阐明梦的普遍特征，而这些特征以前总是被描述成心理动力因素。届时，梦的神秘面纱将被揭开，仅剩其内容袒露于世，理解起来无需任何复杂的解释。

本书主旨在于向读者展示过去50年里，一个科学的梦理论是如何诞生和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本书除为读者提供独特机会去重新思索自己的梦理论外，还能让读者领略到现代睡眠科学的迷人发现。

第一章
梦是什么？

梦从何而来？它为何如此神奇而又难以记忆？要真正科学地去研究梦，必须对梦有一个合理、确切的定义，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正确地界定梦并找到方法去衡量其各种特性。对大脑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梦可能源于睡眠时大脑的激活，定义和衡量梦最科学有效的方法不是去关注梦的具体内容，而应着重于其形式特点，即抛开千奇百怪的情节差异，去探寻梦的感知、认知和情感特性。

从内容到形式，这一研究重心的彻底转变，正是科学家们称为“思维转换”（某种理论或模式的快速转变）的绝佳例子。研究方向转换到形式上以后，对梦这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以前那些梦的研究者总是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样一个问题：这个梦意味着什么？而我们现在要问的却是：做梦时大脑的活动与清醒时有什么不同？这里并不是说梦的内容不重要，不能提供什么信息，甚至无法解析；相反，梦的许多方面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能提供丰富的信息，在心理学上也是可以解释的，但这都不过是与睡眠相关的大脑活动状态改变的简单反映而已，具体内容将在第三章详加讨论。

为了让读者对梦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差别有更加深刻的了解，我从多年来积累的成百上千个自己的梦的日志中随机挑选了一个作为例子。我引用了该日志的全文，以便读者能对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同时方便读者将我的梦和你们自己的进行比较。不同的人梦见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我觉得其形式会大同小异。

时间：1987年5月10日

地点：去新奥尔良的飞机上（我正要去参加美国精神病协会年会上一个关于梦的辩论会）

内容：两天前，一个关于理查德·纽兰的梦

这是一个关于一场财产维护的噩梦。我有太多的财产要维护。理查德和他的一个朋友似乎在“帮助”我，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俩既不称职又粗心大意。

这个梦有很多的片断，所有片断都围绕相同的情感主题：关于保护某些物品的焦虑情绪。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们在丘陵起伏的乡村散步，目的不明，可能是去往后面提到的那个房子。

一晃我们就到了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房子看起来跟我自己的一点都不像，但在梦里却被认为是我的。理查德的朋友在往白色的墙壁上喷蓝色的漆（我家的房子根本没有白色的墙壁和蓝色的房间）。喷漆的像是那种用来给葡萄藤喷硫酸铜，或是用来灭蟑螂的罐状仪器。突然，油漆喷到了挂在墙上的画上。

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大声呼喊理查德，让他去制止他的朋友。

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得不上楼去关掉机器（尽管那个喷雾器看上去明明是便携式、完全自控的），而这又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我的画继续被糟蹋。

然后，我跟理查德有一段很长的对话，尽管自始至终和我对话的都是理查德，但他的相貌却在不断变化：一会儿是侏儒模样的拿破仑·卡特，有着一张胖胖的被晒伤的脸；一会儿又戴着中式的苦力帽，面带着扭曲的笑容；一会儿又变成《仲夏夜之梦》里那头小牛（该剧海报上并没有这头小牛！）……但是变来变去，就是不像理查德他本人。

在这个长梦中，我难以记起有其他面孔或是另外的任何活动。

这个梦清楚地勾勒了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区别，在就此进行讨论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该日志记录时的情形和该梦发生的时间。当时我正在去往新奥尔良的飞机上，准备参加一个盛大的、广受关注的关于梦的辩论会。我的许多日志都是在飞机上写的。我通常在梦出现后的次日早晨马上将其记录下来，可这次是过了两天才写，所以可能有些细节丢失了。但正如我后面将要展示的，剩下的这些部分已经足以说明形式和内容的区别。

就内容而言，该梦是有关我对我的农场维护的担忧，该农场位于佛蒙特州北部，自1965年起即归我所有。理查德·纽兰的父亲马歇尔·纽兰是我隔壁农场的主人，长期以来与我有着复杂但融洽而和谐的关系。虽然我们在事情轻重缓急的把握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但最终还是成功地做到了和睦相处、友爱互助。

对我而言，该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为自己的财产感到焦虑，担心它所托非人，因为这些人对自己的房子都毫不在意。这一特点在心理学术语中被称为“情感显露”（或关联），由此来理解该梦，不难发现，它不过是关于“安排不善”这一主题的变异形式，而这一主题在我和我大多数朋友的梦境中都反复出现过。我认为不必要也没有理由把该梦与其他相关主题（如我妻子对佛蒙特州的另一个邻居感兴趣）联系起来，而视之为对这些事情焦虑反应的一种隐诲的象征性表达，具体原因我将在第二章详述。诚然，能注意到这一联系可能是适当而有用的，但它无助于理解该梦从何而来，其喜剧怪诞色彩由什么决定，它为何如此难以记忆。

形式与内容的对立

想要解释梦的成因和特点，选择形式分析的方式是大有裨益的。

正如在大多数梦里的典型表现那样，我是如此地沉浸于梦境之中，以至于从来不曾想过自己是在做梦。当我看见理查德·纽兰和他那身份不明的朋友时，当我看见我的房子（尽管它明显不是我的），当我看见蓝色的漆喷到墙上时，经历过这一幕幕的场景，我对所有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全盘接受，而这一切都基于我的幻觉性感知，我对梦中事物的错觉，以及我极其强烈的焦虑和担忧。

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理现实感，无论是正常做梦还是精神病症状，都是基于感知和感情的力量及我们对感知和感情的看法。内生性的感知和情感是梦的两个形式特点，而且是最主要的两个。为了解释它们为何如此强烈（与清醒时相比），我们或许可以预测：激发情感及相关感知的那部分大脑在睡眠状态下是选择性激活的。在第五章中我们会看到这一猜想得到了证实。

我的理查德·纽兰之梦不仅在感知上逼真，情绪上凸显，在认知层面上也是相当怪诞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主题保持不变，但时间、地点和人物显然缺乏连贯性。比如说，理查德·纽兰的朋友身份不明，再则那个被认为属于我的房子其实根本不可能是我的，还有，尽管回忆和描述得不够完整，还是能发现梦中的各个场景是相互融合的：我们先在外面散步，然后到屋里喷漆。最重要的是，我看着理查德·纽兰的面孔在一系列非理查德的人物形象之间转换，却从来不曾质疑过他究竟是不是理查德，或者我自己并未处于清醒状态而是在做梦，尽管此刻只需一丝的自省意识，我就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了。

梦的主要认知特点如下：自觉意识丧失、定向稳定感丧失、定向思维能力消失、逻辑推理能力下降，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梦中和梦后记忆均出现缺失。我的理查德之梦中错位和不连贯的各种片段是通过联想得以衔接起来，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解释这些联想之间的松散性。而事实上，那个怪异的喷漆装置很像某种农用工具，理查德那些变换的面孔中，第一个是佛蒙特州邻居中的另一个农场主——拿破仑·卡特；接下来是头小牛（理查德和他的奶牛场主父亲马歇尔，养了很多小牛）；最后，众所周知，莎士比亚自己在《仲夏夜之梦》中推崇角色的转换，让他们彼此互变甚至是变成动物。

如此极端联想的加工处理（超联想处理）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们虔诚地相信：梦的怪诞是对某种不可接受的潜意识愿望的一种心理防御。在1900年，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观点站不住脚，而在21世纪初，它对我们而言仍然是难以接受的。

正如我们预测并发现在快动眼睡眠时与情感及其相关感知形成有关的大脑通路被选择性激活那样，我们也可以去寻找并证实那些与记忆、定向思维、自省意识、逻辑推理有关的大脑通路和化学递质的选择性失活。

你或许基本满意这一说法，或者你可能更愿相信自己的梦是带有个人色彩的私密信息。但无论你是否喜欢这种说法，当一旦认识到梦的研究要通过形式化方法，对大脑的研究并非必需时，你肯定和我们一样失望。单凭常识至少就已经可以断言形式和内容是互补的。在其他领域，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就语言学来说，语法和句法互为补充；拿诗歌来讲，韵律和诗体相辅相成；而在视觉艺术领域，形式和题材相得益彰。那么，精神领域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梦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呢？梦的形式难道不是构成内容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将要写到的那样，确实有些勇者区分了梦的形式和内容，但他们微弱的声音被那些释梦者的鼓噪声所淹没。这些释梦者迎合了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需求，即认为梦和所有看似神秘的事物一样，被一只仁慈的手赋予了深邃的隐意，只有极少数上帝选定的布道者才能领会其中奥秘。

梦的定义及如何测量梦

对梦的分析之旅始于对梦最宽泛、全面且无可争辩的定义：梦即睡眠时大脑的活动。不过，究竟睡眠中的大脑活动有哪些类型呢？实则多多，下面举例说明：

报告1：我刚一入睡，就感觉到自己在动，仿佛是白天钓鱼时海浪轻拍我们的小船那样。

报告2：我一直在想着即将到来的考试，想着它会包括哪些内容。我睡得很不好，因为不停地醒来，然后又照例陷入对考试的同一思虑之中。

报告3：我在陡峭的山顶上休息，左边是直垂而下的峭壁。一支登山队正环绕右边的小道而行，突然，我不知怎么骑上一辆自行车，从他们中间驶过。很显然，我绕着山顶转了一整圈（在这样的高度上），其间居然没有离开过草地。实际上，修剪整齐的草坪平铺在岩石和峭壁之间。

尽管内容迥异，而且每一个报告都是其所属睡眠类型的典型例子，但根据我们宽泛的定义，它们均可称为对梦的描述。

报告1包含一种内在的感知，海浪给船和船上的人造成律动的感觉。这是刚入睡时梦境的典型例子，尤其容易出现在经历某种新奇运动后的晚上，例如：滑雪、划船，甚至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歌《摘罢苹果》中描述的那样。报告者坐过船后，那种运动的感觉在上岸伊始就已消失，而在入睡时再现，并精确复制了坐船时的身体体验。稍后我们会更详细地阐述这种刺激所诱导的梦境，特别是在本书的后面涉及到动作学习的部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刚入睡时的梦境体验是多么短暂和简单。尽管它和报告3一样，有幻觉的成分，但时间的短暂、范围的狭窄、除做梦者之外其他人物的缺失和情感的贫乏，还是使这样的梦显得内容空洞。有很多刚入睡时梦境的报告比这个更加丰富多变，但仍不免显得简短，并缺乏像报告3那样复杂的情节发展。

报告2局限于思考，或心理学家所谓的认知。这里没有感知的架构，因此也没有幻觉的成分，然而这里有情感。做梦者为自己在某个测验当中的表现感到焦虑，这种焦虑导致了过多的思考，而他在清醒时情形应该也是如此。所描述的思考并非渐进性的。做梦者甚至都没有演练答卷以便进行适应性调整。像这样对某事反复思虑的例子多见于做梦者在睡眠早期被唤醒时。如果这些梦是在睡眠实验室（见第三章）收集的，就会发现它们与大脑活动的低水平有关，这种低水平在我们所说的慢波睡眠（脑电图上可见）或非快动眼睡眠时很普遍。对于夜间较晚时候的非快动眼睡眠，当其脑活动水平接近快动眼睡眠时，大脑活动的许多特征就会类似于报告3。

报告3是典型的快动眼睡眠梦例，它生动活泼，富有戏剧性，复杂而怪诞，富于幻想，有错觉成分，持续时间长，大约是报告1和报告2的8到10倍长（报告1和2都描述了全部内容，而报告3在这里只截取了其中一小部分）。报告3剩下的内容中还有场景的转换，从山顶到了马撒葡萄园岛（尽管我还骑着同样的自行车），又到了购物中心、饭店、舞会，还有一个教师会议。该梦也体现出梦的一些典型特征，如人物的不稳定性——我某位同事的妻子看起来是金发而实际上她的头发是黑褐色。那种运动的感觉一直持续着，当我进入失重状态，沿着一条高尔夫球道滑行时，感觉尤其愉快。舞会上有一支“波罗的海队”，穿着刺绣的农民服装，和着喧闹的乐队（击鼓声分外清晰）踩踏着地板。

报告3内容之丰富和报告1、2内容之贫乏几乎没有可比性，尽管报告2符合更严格的梦的定义。

报告3更为详细地阐述了睡眠期间的精神体验，具体特点如下：

1．丰富多样的内在感知，特别是感觉运动（运动）、听觉（鼓点）和抗重力（失重）幻觉。

2．把极不可能（自行车在山顶上？）而且不符合物理原理（在高尔夫球道上失重地滑行？）的事件误认为真实的。

3．内容的怪诞，表现为不连续性（6个地点）和人物的不一致性（金发的褐发女郎？）。

4．情感的强烈和丰富（恐惧、兴高采烈、生气勃勃）。

5．不合逻辑——我能在不离开草地的同时绕山顶一周！

上述三个梦境报告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又能说明什么呢？前面两个容易理解，只是做梦者既有的体验（划船旅行）和对未来的担心（对考试的焦虑）以大脑活动的形式在睡眠中的简单反映。在前两个梦例中，入睡时和睡眠早期残存的大脑活动足以如实再现很小一部分清醒时的体验。而梦例3中描述的事件则需要更加详尽地解释说明，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从未发生过，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过的。强烈和高度选择性的大脑激活可以解释其中的某些方面，例如幻觉性的意象和相关的动作，但这种激活无法解释梦的怪诞和逻辑推理的丧失。如果快动眼睡眠期间大脑是全面激活的话，那么定向力和认知能力应该会增强而不是减弱。这些变化一定另有原因，正是它改变了大脑和思维的整个运行模式。第四章和第五章将会讲到，这种模式改变同时受化学介质改变和大脑功能选择性失活的影响，最终净效应是与清醒状态相比，做梦时大脑的某些功能被增强，而另一些功能被削弱。就是这么简单！同时又是这么复杂！

每个人都做梦吗？

睡眠实验室里的所有被研究者在睡眠时都有大脑的激活。睡眠时的大脑激活时相与睡眠者的快速眼动有关。根据这种快速眼动，睡眠时的这一大脑活动时相被命名为REM睡眠即快动眼睡眠。当在快速眼动密集出现时被唤醒，95％的受试者都报告正在做梦，基于以上证据，一般认为，每个人睡觉时事实上都会做梦，有感觉不做梦的是因为难以记忆。

如果梦境不因唤醒而中断的话，很少有人能回忆起来。对梦的记忆力差或根本没有记忆，源于睡眠期间大脑激活过程中的记忆消除功能。当睡眠期间大脑被激活时，负责短时记忆的化学系统被彻底关闭，除非此时被唤醒，使这些化学物质重新为大脑所用，否则想回忆梦境会极其艰难。

有关梦的资料是如何收集的？

前面提到的那些关于梦的报告都是我本人的。我在家或在旅途中把它们写进了私人日记，这些日记现在已经多达116卷，涵盖了我过去25年的生活，包括300个以上的梦境记录。像这样的梦境报告优势明显：廉价易得，数量多，至少对我来说，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尽管我只有在读到这些报告的时候才能回忆起这些梦来，但在这些报告里我能看出本章所强调的那些显著的形式特点。

不过，这些报告确实有其相应的缺陷，梦的科学要想具有普遍适用性就必须克服这些缺陷。为了检验我的发现的普遍性，也为了确保我不是在编造一些梦来使之符合我的理论，我们需要从多种途径和多个个体且在多种不同条件下收集梦的报告。在得到最终结论之前，我们所分析的这些梦的资料，都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梦境日记、睡眠实验室和家庭研究中获得的报告。

其他梦境日记

到目前为止，我找到的最好的一本梦境日记叫做《火车人梦之记》，它的作者是一个铁路迷。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记录于1939年（当时我只有6岁），不可能被我的理论影响。另一点让我喜欢的是，它描述详尽且少有解读，有些地方甚至还配有简单但富有表现力的图画。考虑到我和“火车人”都是男性这一事实，我们又从女性同事和学生那里收集了一些日记来作为对照。所有资料都显示出梦与意识清醒状态在形式上的显著不同，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

睡眠实验室报告

感谢我们的同事米尔顿·克雷默（辛辛那提大学）和约翰·安特罗伯斯（纽约城市大学），还有我们自己的睡眠实验室团队，通过实验性唤醒研究对象，我们共收集到了超过1,000份的梦境报告。

据我所知，睡眠实验室唤醒方法使梦境报告的特点至少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

1．它们带入了与实验室条件相关的想法、感情和感知，但这对梦境的幻想、错觉和怪诞没有影响。

2．它们增加了梦的回忆率，也改变了回忆起来的梦的自然特性。例如：被人为唤醒后报告的梦里，正性情绪增多，这意味着，我们入睡后一般先是做那些令人愉快的梦，而那些不愉快的梦则多半会反过来唤醒我们，并倾向于负性情绪。

睡眠实验室报告的主要缺点在于获取的费用太高，而且实验对象几乎全部趋向于年轻人，因为实验室所在地附近的大学学生容易招募到。最后，由于费用问题，每个受试者所能给出的梦境报告数量有限，没有一个睡眠实验室里的受试者提供的梦境报告数能与“火车人”的256个或我的300多个相匹敌。

有生理学指标对照的家庭式报告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睡眠科学两个方面的资料，我们设计了“睡帽”，这是一种家庭式的睡眠监测装置，借助这种装置，我们可以知道在受试者报告的梦境之前他们处于何种睡眠状态，可以比较自发觉醒和实验室唤醒所得结果的不同，可以从每一位受试者身上获得大量的信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可以获得在自然状态下的报告（图1）。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得以实现之前从未获得的两大成果。

图1　根据受试者带睡帽睡觉的照片绘制的白描图，以及睡帽输出数据及其分析。第一条描记线：眼皮运动分布图；第二条描记线：睡帽输出数据经计算机判读的睡眠结构图；第三条描记线：头部运动分布图。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从入睡、非快动眼、快动眼三个睡眠时相中的任一时相获得大量的报告；另一个则是可以在白天给受试者配备家庭传呼器，动态监测他们在两种醒觉状态下的信息。这样的话，同一个受试者既可给我们梦的报告又可给我们意识清醒时的报告。我们要把对大脑活动的理解扩展至清醒状态，要获得同一个体在清醒与睡眠时的具有可比性的的定量数据，最后这一点至关重要。

小结

描述、定义和测量意识状态的两极——清醒和做梦，本是脑科学的第一要务，但直到最近这一任务才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想来真是有些讽刺。尽管艺术家和诗人们长久以来对这一领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意识状态之间的差别也给予了适当的评价，但科学家们却避开了这一研究课题，因为他们没有客观方法去测量主观的体验，而主观体验又被认为是不可靠且难于处理的。但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把主观体验作为研究资料这一对人类意识状态的直接研究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依靠技术手段，我们现在拥有实验室和现场研究方法，可以建立大脑活动和精神体验相关的指标。另一方面则涉及概念：集中于研究精神活动状态的形式，而抛开那些令人纷扰的精神内容方面巨大的个体差异。在第二章中我们会看到，清醒和做梦之间的大部分重要差异，都可以通过形式分析解决。靠分析内容来解释意识状态之间的形式差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今，这一重担终于可以卸下了。

第二章
梦的内容分析为何没能成为一门科学？

如第一章所述，尽管在梦的形式分析方面曾有过一些重要的先驱者，但大多数梦学的理论家们更偏爱关注梦的内容。深为梦显而易见的不可思议所困，这些理论家们设想有某种图像符号或一套转换规则（算法）可以把梦境深潜的含义以象征、隐喻和感性术语表达出来。无论是为了医学诊断（古希腊人）、算命（阿尔米多鲁斯的著作）、宗教预言（《圣经》），还是进行心理占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原始科学架构），释梦从来都是内容分析的主要目的。

鉴于弗洛伊德的生活时代和时代精神都与我们如此相近，但我们以大脑为基础的理论和他的又如此不同，本章将着重讨论他在《科学心理学方略》和《梦的解析》中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模型。弗洛伊德渴望他的心理学有一个坚实的脑科学基础，这在今天已非难事，但在一百多年前，要做到这一点还为时过早。正因如此，他被迫转向了思辨哲学这一以内容分析为主体的前现代梦学理论的通用工具。弗洛伊德的内容分析体系和现代理论的差别如表1所示。

表1　弗洛伊德理论和激活-整合理论的区别：两种模型对梦的状态改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DLPFC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对所有前现代梦境内容分析家们来讲，梦者所经历的梦境并非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而是机体生病后一种异常的信息输出（古希腊的析梦诊断），或是上帝关于未来的神谕（阿尔米多鲁斯所谓的异教徒或《圣经》中的犹太-基督）。弗洛伊德则采用了“信息异常”这一观点，并表现得像一个拥有高超心理技巧的顶级牧师，可以告诉病人一些他们本不可能知道的关于他们自身的事情。上述的所有这些体系，包括精神分析，本质上都是基于对某种神秘力量的笃信，这种神秘力量可以发出秘密指令，唯有借助能够解读这种信息的人的介入才能理解这些指令。

这些观点的滋生是基于一个普遍的假设，即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上帝或神，创造了并维系着人类及其生存的世界，创立了世间万物的雏形，并因此得到人们的感恩戴德。尽管弗洛伊德是一个公认的无神论者——他对宗教的排斥实际上是一种恐惧——但他还是回到了神秘力量这一观点上，他相信有一种动态的潜意识在与意识进行着持续的较量。在梦中，这一竞争变得像战争一样，所以意识被迫借助极端的防御以避免被征服。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所有内容分析体系在本质上都是两极分化的，即总存在两股力量——我们和他们、身体和灵魂、自我和本我、大脑和精神。从梦的内容解析到形式分析的转变证明这种架构发生了部分改变，即引入了如下哲学观念：物理世界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世界，大脑和精神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而做梦是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为睡眠时的大脑状态所引发。为对弗洛伊德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承认：他确实知道（或者和我们一样虔诚地相信）上述情况是事实，只是那种解析的传统力量过于强大和诱人，使他难以抗拒，尤其是他当时对大脑还几近一无所知。

然而，当看到如此多的梦学理论家无法领会梦的形式理论时，我们还是不免感到惊讶。当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问：

“为什么我们看同一样东西在睡梦中要比清醒时更加清楚呢？”

我们期望这位伟大的天才能提供这样一个大胆推测但又充满自然主义色彩的答案：

“因为大脑的视觉成像系统在睡眠时被选择性激活了！”

梦能预测未来吗？

从远古时代开始，梦的神秘性——我们现在知道主要是由其形式特点决定的——就使人们相信梦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梦被看作是预言性讯息，经过适当的破译，就能让我们预测未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完全支持上面的理论，但也没有明显的科学证据反对它。确实，当个体面对伤心事，如为可能失去生病的亲人感到忧虑时，他会更多地梦到自己的亲人而非其他。我们从对清醒梦的实验研究中可以知道，仅因为在睡前想着某个主题就可能改变梦的内容。因此，当亲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梦到他或她就完全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如果梦者醒后打个电话，发现亲人死了，就认为那个梦是死亡的先兆，这也可以理解。但这是错误的，它不过是种巧合：一个人正常地对某种状况深感忧虑，而他害怕看到的事情正好发生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有什么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梦的出现具有预言性。答案是我们需要做一些所谓的前瞻性研究，亦即，我们按照个体的梦中生活对其进行抽样调查，并让一些对这些个体及其梦境一无所知的评审者找出梦中事件和真实生活事件之间的预见性或一致性。但这里有个问题，相信梦境预言性的个体常常会举出一两个“命中”的典型例子，而他们从来不会告诉你他们做过多少与实际发生的事件并无联系的预言性梦。要对梦的预言进行科学的研究，我们需先积累一些信息，看看梦和清醒现实之间的巧合有多普遍。但在我们找到证据之前，最好认为这个假定是错的。

当莎士比亚（Shakespeare）将“我做了一个非常古怪的梦，真是匪夷所思”归咎于认识的根基时，他为何不继续下去，通过如下假定来终止这一循环：

“由于睡眠期间，大脑的记忆机制受到严重干扰，那些本来只有在精神错乱时才会出现的荒诞精神体验就不可避免了。”

实际上，梦很像某种形式的精神错乱，这一相似性正好可以为大脑创造梦的过程提供某些线索。频繁的视幻觉（在感知方面）、定向的错乱及短时记忆的缺失（在认知方面）结合在一起让诸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荣格（Carl Jung）等医师们认识到，梦境最易激发的精神疾病是谵妄，这是一种由于酒精或药物中毒、缺氧（血液循环障碍所导致的大脑供氧不足）、急性颅脑外伤等引起的急性脑功能紊乱性精神疾患。荣格曾说过：“唤醒一个正在做梦的人，你就能看到一次精神病发作。”这很正常，但你会看见什么样的精神病呢？答案就是谵妄。这一事实说明必须有大脑功能的巨大转变才能导致精神状态发生如此改变。在第七章，我们将回到这个话题上继续讨论。

关于精神状态，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现象学的，一个是方法论的。在现象学方面，“精神状态”意味着整体性，当精神状态改变时，精神活动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发生改变。想要使精神状态发生全面改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来一次大脑状态的全面改变。在方法论方面，精神状态的临床评估一般是通过所谓的精神状态检查来完成，它综合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知识，是针对大脑功能的综合性量表，而这种脑功能又可以为大脑的器质性病变所扰乱。脑器质性病变指由身体状况异常而非精神状态改变所致的大脑疾病。

要想把梦科学的深远寓意引入到广义的意识科学中去，先来考虑一下精神状态检查的下述类目：

·意识：清醒还是模糊？

·注意力：集中还是分散？

·智力：敏锐还是迟钝？

·感知：外在驱动还是幻觉？

·认知：逻辑性的还是非逻辑性的？

·情绪：稳定还是不稳定/失控？

·记忆：好还是坏？

·抽象：象征性的还是具体有形的？

尽管上面只是很不完整的一部分条目，但足以使我们认识到，没有把精神状态的概念及其检查方式应用到梦和梦境分析中来确是考虑欠妥。

以下这个例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做梦时精神状态改变的整体性。

1981年3月9日　红色汽车　第16号梦例

我正在努力组织一队人马出发。我在某个山脚下靠近水的地方，找到了其中的一个成员，敦促他赶快上山到出发的集结地去。

突然，也可能一直都这样，他坐在一辆红色汽车里，从我身旁一路驶上山。奇怪的是，车的前半部分包括司机本人，都在地底下，但车走得很平稳，地面也没有裂开。

我们爬山的时候，车子跑在我前面，我努力想赶上它，但无济于事。然后，车从左拐到右，径直撞上了一堵墙——前半部分依然在地下。我在想司机的头会不会在撞车时受伤。

场景突然变了。

我在一间更衣室里，向我的儿子伊恩走去，他受伤了。一开始，他的双腿看起来像是从膝盖以下被截断了，我感到十分恐惧。当我逐渐走近的时候，我发现原以为是残肢的东西实际上是他沾满血污的护膝（鲜红的血，就像那辆车一样，他在笑着而不是哭），我于是释然了，并从梦中醒来。

我的意识非常清楚。事实上，我用一种超现实的强度观看并感受着梦中的一切，这种超现实的强度一定能取悦安德烈·勃勒东（André Breton）和达芬奇。强烈的幻觉性感知牢牢地控制了我的注意力，当那辆半埋在土里的车冲上山撞毁的时候，我只能入神且充满恐惧地旁观，尽管我竭力想要制止它。这种惊恐害怕的感觉在场景转换到更衣间时还继续存在，直至看到我的儿子安然无事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但在梦里，我的认知是有缺陷的，逻辑推理也极差。那辆车怎么可能像我看到的那样半埋在土里开动而不破坏地面呢？只能用“眼见为实”来解释了。

我的红色汽车之梦揭示了另一种联想，一种具有高度情感显露特征的联想。我的儿子伊恩曾在车祸中严重受伤，他的一条腿险些没保住。所以，我的关联性记忆很自然地把那个红色汽车的撞车事件与我儿子伊恩联系起来。但是（一个大大的但是！！！）我在梦中看到伊恩时，他所在的地点，并不是事故发生当时他真正所在的医院。而且他当时只伤了一条腿，并非双腿受伤。这种梦境情节与个人经历的长时记忆（即心理学术语中的情景记忆）相背离是很典型的，需要作进一步解释。情景记忆可能为梦境内容的情节建构提供有用的片段，但是它并不能提供那些在清醒时很容易记住的细节。这是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该忽略这样的情况，因为没有什么比弄清记忆是如何工作更迫在眉睫的了。这意味着梦的科学是一系列用于理解记忆形成的潜意识层面的规则，但这里所说的并不等同于那些分析梦境内容的理论家们所指的规则。

将第一章的启示扩展一下，现在梦的科学需要对精神状态的众多亚型进行更为仔细的考量。表2给出了这些亚型分类的列表及神经生物学的相关解释。既然我们几近偶然地发现了一个现在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梦的怪诞是定向错乱的一种反映，我们还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其他记忆功能的东西。陈述记忆和/或情景记忆是否参与了梦的情节建构？这种参与是在什么条件下，又到了何种程度？“陈述”、“情景”这些词涉及到与个人经历或历史事件有关的特殊记忆，例如：我上周末去了波士顿，这种记忆与“语义”记忆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包含的是一般事实，如波士顿是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另一种类型的记忆是“程序”记忆，如我知道如何开车去波士顿。

那么思维又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在梦境中思维受到了抑制，即使确实出现思维活动也是收效甚微。

在那些为梦的形式理论（大脑状态等同于精神状态）作出贡献而未曾被广泛颂扬的英雄们当中，浪漫主义运动人物——戴维·哈特利（David Hartley）的形象隐隐浮现，他生活在19世纪初，以英国联想主义之父而闻名于世。联想主义宣称：物体、人物、观念等，乃至内容的每一分类之间都有着绝对相似性，而记忆正是根据这种绝对相似性整合而来的。第一章我的理查德·纽兰之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往画上喷漆和往葡萄藤上喷硫酸铜之间的联想性关联。尽管目的迥异，但过程相似——如果想用液体来覆盖一大块表面，那么把液体变成微小的颗粒，再通过某种增压雾化系统喷洒出去是相当有用的。红色汽车之梦中有另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幻想的撞车事件和我儿子的车祸之间的联想。

表2　清醒和睡眠意识之间差异的生理基础。第三栏中列出的因果假设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予以解释。

摘自艾伦·霍布森和爱德华·佩斯-肖特，《基础神经科学》第二版，2002年11月

梦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何会失败？

当弗洛伊德创造了“日间余思”这一名词并称之为梦刺激时，他一定也想到了情景记忆掺入的片断性。但是后来对梦的记忆来源所作的科学研究显示：就连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根据托雷·尼尔森（Tore Nielsen）的资料，对某个给定夜晚的梦境来说，它之前那个白天的记忆在已完全确认的记忆来源中掺入的程度是相当低的。其参与度随时间回溯而增加，至做梦前的第六天达到顶点。根据法国神经生物学家米歇尔·朱维特（Michel Jouvet）的梦例数据，参与度的峰值出现在梦前第七天，而且从不包括那些与他刚刚到过的地方有关的内容。这对那些强调近因以及情感显露的理论，都是一个不小的意外。

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有两个致命的科学缺陷，都是他的巧言雄辩难以掩饰的。一个是相关脑科学的缺失，他本人也很清楚这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终有一天会迫使他的理论作出修正。关于这一点，他不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也是所处时代的产物，而他的雄心已使他超前于自己的时代整整一个世纪。但既然他曾接受了作为生物学家的教育，我们就可以不失公正地发问，他为何像旁观者一样粗心大意？他所掌握的资料为何如此有限？他的关注点为何如此狭窄而僵化？

仅就数据而言，弗洛伊德并未尝试从自己以外的人那里收集梦例，积累的梦境报告也是数量极少（在他《梦的解析》一书中，700页里只引用了约40个例子），而且都是片断性的（字数不到100，比现代大多数样本少很多）。在19世纪90年代，和今天一样，想要收集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样本，并把这个数据集视为整体，而不是用弗洛伊德那种零敲碎打、先入为主且颇具争议的方法去逐个研究，其实并非难事。

弗洛伊德的学识在他详细讨论20世纪以前的科学文献时显露无遗。但是，在论述他人作品时，他总是制造争论、心存排斥，而不能保持公正客观、平和的心态。在很多情况下，他嘲弄性的批驳看似合理，但作为一个深知大脑重要性的人，他在对待像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他正确地假定做梦时大脑的某些功能如视力选择性增强，而某些功能如记忆、逻辑则选择性衰退）这样的天才巨匠时，却表现得那样目空一切。对弗洛伊德来讲，认为“梦的内容都是无意义的亦即无理由的联想”的观点该被唾弃。他于是认为，冯特关于“梦的怪诞特性反映了松散相连的内容之间无序混乱的关联”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弗洛伊德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先驱。一个是戴维·哈特利，他把梦的怪诞特性归因于联想太多，并建立了一套功能理论以配合自己的假说——一个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假说。梦，对哈特利来说，其功能在于让联想变得松散，否则它们就近于妄想性偏执。“那就是精神错乱，”哈特利宣称。当然，梦是一种超联想状态（亦即一个各种联想大量产生的状态），如果弗洛伊德能在急于释梦之前先审查一下梦例，他也能很快得出上述结论。

第二个伟大的先驱是冯特的老师赫尔曼·赫尔姆霍茨（Herman Helmholtz）。他还启发了弗洛伊德的启蒙者——赫尔曼·缪勒（Herman Muller），并为反活力论思想的建立作出了贡献，而弗洛伊德的理论正是植根于反活力论思想的时代。当在其经典著作《生理光学》中讨论到梦时，赫尔姆霍茨就是从形式的角度去分析幻觉运动。正如赫尔姆霍茨指出的那样，贯穿梦境空间的那种自体运动感觉是梦最显著的形式特征之一。今天，当我们提到“感觉运动幻觉”时，我们只是在引用赫尔姆霍茨的观点：睡梦中的大脑能够非常逼真地模拟运动行为。赫尔姆霍茨认识到，这意味着清醒时的运动控制一定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他还详细阐述神经系统创造了其所预测的运动结果的影像。

这一观念即所谓“传出复制假说”已在运动生理学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当且只有当我们能够预测和投射一个动作输出的影像，我们才能有效地运动。这种看似神奇而毫不费力的梦中运动（以我的失重滑行和某些清醒梦者的飞行模式为证）源于睡眠时运动模式自启的、闭环式的激活，而这种激活可被我们自身感知并加以完善后输出。当然，这意味着大脑中各种运动模式发生器的激活，现在已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一点。

对于飞行的梦，可怜的老弗洛伊德能做的只有争辩说它们代表转移的性欲。你可以回忆一下，弗洛伊德的文字游戏，即潜意识愿望和需要被封存在潜意识之中的性欲望，在睡眠使自我弱化时，逃脱了潜意识监督的抑制。现在，这种性冲动可以自由表达了，但它们如果不经过那种愉悦的但非性幻想的飞行的伪装，感知到这些被禁欲望就会将梦者唤醒。弗洛伊德从未提及过自己的性梦，或许他从没有做过或是完全没有记忆，但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一个他的研究参与者或病人，都应该告诉过他：爱做带有性高潮的性梦的人，正是那些同样爱做飞行梦的人。

我现在进行的这种讨论被批判为“反弗洛伊德运动”，饱受很多精神分析狂热支持者的抨击。确实，我坚决质疑弗洛伊德理论，但这只是因为我们还都处于接受某些续惯的心理学释梦理论的危险之中，而这些梦象的生理机制所包括的心理学内涵很可能与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大不相同。例如：我们可能在梦里经历一些奇特的动作，包括性动作，以更新那些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动作程序。我们也可能把梦看作是以情感显露或重要记忆为手段，为修正那些程序所作的努力。例如我儿子的事故就是我自行车之梦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在我们阻止他骑自己那辆电机受损的车之前，他曾遭遇过另一次严重的事故。伊恩的自行车事故深深扎根于我的记忆里，时时警告我事故可能再次在我和他的身上发生。

联想真的能够无所依托而自由存在吗？

联想之所以成为联想，是因为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关联。而这些关联的意义，是由引发它们的场景及其历史渊源共同决定的。所以，弗洛伊德这个无神论者，由于其独裁式的思维，注定要创造一种新的以自己为最高领袖的狂热信仰，他也因此注定要为其病人梦境的内容作出某些联想的暗示，即便他得拼命让自己与催眠术划清界限并逃避对暗示的批评。这一点在他对癔症病人的研究中体现尤为突出。他已经认识到这种病人具有高度的可催眠性。同时还从1885年在巴黎萨尔佩特里艾尔（Salpêtrière）医院的经历中知道，神经病学家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和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可以从癔症病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结果，尤其是在医学教学的阶梯教室那种戏剧性的场景中。

弗洛伊德认为让病人躺在躺椅上（建议处于睡前放松状态），而自己坐在病人身后（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就可以避免对内容作出暗示，回想起来，这种想法真是太幼稚了。入睡是大脑梦幻活动尤为频繁的一个时期，这种梦幻状态可以随意掺入任一局部状况。而最迟到1910年，任何病人，不管是否为癔症患者，都应该知道弗洛伊德通过“各种联想”期待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假记忆现象已经广为人知，我们轻而易举就能看出弗洛伊德的“科学”预警对他产生了怎样的毒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需要比弗洛伊德更富有批判性和普遍性。

要想从自我应验预言的控制下把梦境形式分析法解放出来，就应该对心理学解释不存先入之见，反对任何公式化的解析法，拒绝任何不够直白且与生理学无关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目标降低，不能像弗洛伊德期望的那么高。本书在第十一章还将说明，梦的很多方面还是我们现在无法解释的，尽管像本书努力阐述的那样，梦的很多内容可以通过形式分析法进行解析。对那些还不能解释的方面仍需假以时日，但以该领域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这种等待不会太久，而且也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终将得到弗洛伊德梦寐以求的——一门洞察秋毫、确定无疑的心理学。

大脑－精神相形论及梦的科学

“相形论”这个词意为形式或形状的相似，大脑-精神相形意味着精神活动的每种形式都有类似形式的大脑活动。因此，如果我们监测到一个梦境，就能够找到一种相应的大脑活动。做梦的时候，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脑的激活。要想解释睡眠中意识的觉醒，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相似的（当然不一定是相同的）大脑觉醒。在第三章中将看到，我们确实找到了，大脑的电活动在睡眠中被激活的同时，意识也开启了。就这么简单。

下面这个更详细的例子可以证实我们的观点。当我们研究睡眠中的大脑时，如果我们发现生理学证据表明记忆系统是失活的，就可以预期记忆力在做梦时发生了变化，梦会变得难以回忆。我们已经知道后一个预测是真实的，只是还不能准确说出到底有多真实。而前一个预测却很少被接受。难道我真的不能在做梦时运用自己的情景记忆吗？这会影响梦的内容吗？

选择这些例子是为了强调大脑-精神相形论中的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从大脑映射到精神和从精神映射到大脑是同样富有成效的。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谨慎选择两者的适当层面，以便将我们相形性分析的努力集中于此。开始时，而且现在基本上仍处于开始阶段，我们会发现整体的、具有心理学普遍性的层面会比具体的、具有心理学个体性的层面更易有所收获。心理学研究在个体差异方面从来都所得甚微，就是这其中又能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关注相应的形式特点，应该成为科学理解梦的通行做法，尽管这可能会使期待释梦算命的你大失所望。本书后文中我们会看到它是如何被用来帮助解析个体的梦，从而使梦的解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成为可能，并有助于我们去认识梦里那种常见的十分清晰的情感显露。

第三章
睡眠状态下大脑是如何激活的？

意识清醒度在睡眠状态下如此快速而急剧地下降，以至于我们自然而然就作出这样的推测：在入睡时大脑只是简单地关闭，于觉醒前重新开启。确实有部分人整晚都睡得很沉，忘乎一切，不受干扰，但也只是部分而已，绝不可能人人都会如此，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总是能够睡得那么好。人生中总会有生活变故或压力应激的阶段，而此时的精神活动似乎整夜不断。这是否会导致我们在这些时期难以入眠呢？或许是的。那么梦又该作何解释呢？在这么一个沉寂的大脑里边，怎么会出现如此复杂而又兴奋的精神活动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错误答案。由于梦的记忆通常不尽如人意，而且需要不断从睡眠中觉醒，所以很多科学家——包括弗洛伊德本人——都错误地认为梦只出现在觉醒前的一瞬间。现在知道梦确实可以出现在正要觉醒时，并且我们还注意到梦的刺激可以令人不快以至于引起觉醒，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错误的观念，即所有的梦都是不愉快的，即都以负性情绪如愤怒、焦虑、恐惧等为特征。

还有一个错误的理论认为梦的产生是对外源性感觉刺激的反应，这种刺激强到可以激活大脑，但又不足以引起觉醒。我们也承认火车的呼啸声、消化不良、配偶的晚归等确实能影响梦的内容，但这种影响并不那么频繁。即便它们确实进入了沉睡中的大脑，梦也不会依赖这样的刺激。

现已证明大多数的梦境都发生在看似平静的睡眠状态下，是大脑激活这一内在机制的作用结果，它在我们每个人漫长生命中的每个夜晚都发挥着作用。本章的目的就在于描述睡眠状态下大脑的激活是怎样被发现的，它是如何逐步引发梦从内容解析到形式分析这一思维转换或策略转变的，而后者正是我前面两章的主题。在开始我们的阐述之前，有必要郑重申明，人们花了整整半个世纪（1900—1953）去发现睡眠状态下大脑激活这一事实，而我们又花了50年（1953—2003）来接受这一事实，但现在仍然有很多老顽固不肯放弃自己的无望幻想，死守内容分析所提供的对梦的解析。

睡眠状态下大脑激活的发现为何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

我们倾向于认为是技术发展的缓慢阻碍了梦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事实上这不过是某些人用来保全体面的幌子而已，因为他们在概念上如此盲目，以至于无法设想本能得出大脑激活结论的简单实验。正如米歇尔·朱维特在小说《梦的城堡》中描述的，我们所吹嘘的那些20世纪的睡眠科学发现，其中的大部分本可以通过最有用的科学手段更早发现，那就是直接观察。对婴儿和儿童的睡眠进行直接观察尤其容易实现，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行为最形象地揭示快动眼睡眠时的大脑激活。

人们总是在几乎就要发现大脑激活这一事实时与其失之交臂。那极少数有足够兴趣去做一些类似睡眠或梦实验的科学家，总是在研究中扰乱受试者的睡眠，而非纯粹地观察他们——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周期性出现的脸部和眼睛的小动作以及隐约的哭像、阴茎的勃起、肌张力低下、脊髓反射受抑，还有许多其他自主或自动调节的生理指标（如呼吸快慢这一简例）。这些学者，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所关心的是梦的诱导，通过在受试者的鼻子下打开一瓶香水，是否能诱导受试者梦到某种特殊的气味？根据他们的实验结果答案是肯定的，但非常、非常困难。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错过了观察自然睡眠的机会。

诚然，没人会认为整晚熬夜去观察别人睡觉是一件趣事，即便这样做可能带来重大发现，也还是需要非同寻常的动机和些许自律。如果弗洛伊德曾设想过梦中的行为可以被观察到，他笃定会有十足的动机去这样做，他本可很快发现要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所需要的不过是在白天睡觉而已。而他本可以除了观察什么也不做，更不必为暗示感到恐惧担忧了。

在现实中甚至比上面说的还要简单。任何想要直接观察快动眼睡眠行为的人都可以通过观察同床而眠者达到目的，尤其是利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间。最方便的莫属夏季度假的时候，在黎明的微光中，可以看见角膜凸起部在紧闭或半开的眼睑下来回滑动，眼睑本身也会偶发舞动或颤动，此时，只需在梦者肩上轻轻一拍，然后问他脑子里正在想什么。在这种非正式情况下进行观察和在大学里的睡眠实验室做实验一样，最好要取得被观察者的知情同意，但别因为这一点阻碍了你的观察。

如果找不到一个愿意合作的同眠者，也可以观察你姐姐的小宝宝或是其他人的宠物猫或爱犬，这会体验到同样惊喜的发现。当然如果你想要问它们是否在做梦，不要奢望会得到任何回答。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成为大脑激活的睡眠最流行名字的快动眼睡眠是内部激活机制的直接反映，你就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了。但这并不是说做梦只发生在快动眼睡眠期间，绝不是！快动眼睡眠只是碰巧提供了梦境产生的最理想环境。

在第四章，我们将探讨做梦时的大脑，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的动物实验合作者才能回答；在第五章，我们将考虑充足的快动眼睡眠产生对所有新生哺乳动物具有的意义。在这里我的观点相当简单且客观。任何自然史研究所作的第一步努力都是安静、仔细地观察和全面、系统地记录。有点令人尴尬同时又颇具启示意义的是，1930年之前所有致力于睡眠或梦科学的研究者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如今还有多少突破性的发现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被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假设——没什么可观察的及/或我们可以通过直觉或思辨来代替直接观察——所束缚而与我们失之交臂呢？

脑电图和睡眠实验室

和心理学家一样，神经生理学家推动梦科学向前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他们知道反射但不懂得自发的激活，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大脑和睡眠中的思想一样，其所有的激活状态都依赖于外界刺激。

科学史上有两位伟大人物研究了反射并且认为精神活动依赖刺激。诺贝尔奖得主查尔斯·谢灵顿（Charles Sherrington）争辩说反射是大脑的功能单位，很有说服力。他从未认真听取过他那富有想象力的学生——托马斯·格雷厄姆·布朗（Thomas Graham Brown）的意见，后者一直试图说服谢灵顿成对的“半中枢”的自发活动是反射反应的基础。谢灵顿反射理论和布朗半中枢概念的根本差别在于，“反射”大脑完全依赖于外源性刺激，而“半中枢”大脑有能力产生自发活动。谢灵顿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从自己的意识经验出发认为大脑在入睡后完全关闭。

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因为揭示了条件反射的存在而声名鹊起，他持有与谢灵顿相同的观点，即睡眠状态下思想一片空白（错！），因为此时大脑不再兴奋（再错！）且未受任何刺激（又错！）。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直到快动眼睡眠被发现之后，人们才证实神经的基本单位——即所谓神经元在睡眠状态下是持续激活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从来不会彻底关闭，因而大脑总能维持一定水平的精神活动，即使清醒或睡梦时的意识都有赖于一定活跃程度的大脑激活。

1928年德国精神病学家阿道夫·伯格（Adolf Berger）利用一个放大器和记录仪——即后来所说的脑电图仪，成功地从病人的头皮表面记录到了脑电波，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从此大为改观。正如其改变临床神经病学一样，脑电图也让睡眠和梦科学发生了彻底变革，因为它为评估癫痫患者和正常个体大脑动态活动提供了客观工具。图2对脑电图和现代睡眠科学研究的其他测量指标作了图示说明。人们对伯格提出质疑，认为他所谓的“脑电波”只是运动伪差或肌肉活动的假象，而伯格通过显示脑电图在睡眠状态下出现独特变化而赢得了胜利。简而言之，行为学上的睡眠与脑电波的频率减慢和幅度增大趋势有着固定不变的联系，这一变化标志着我们现在所说的慢波睡眠或非快动眼睡眠的开始。

图2　人类的行为状态。清醒、非快动眼睡眠、快动眼睡眠状态有行为学、多导记录仪和心理学表现，这些状态次第发生的顺序以多导记录仪的导联表示。三个用于区分不同状态的描记图例也显示在图中：肌电图，清醒时最高，非快动眼睡眠其次，快动眼睡眠最低；脑电图和眼动电图都是清醒和快动眼睡眠时激活而非快动眼睡眠时静止。每个图例持续约20秒。

脑电图问世不久就被当今睡眠实验室的先驱者们用于进行睡眠研究。记录生理指标的能力在20世纪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早期的装置是多么简单，而先驱们利用这些装置获得了多么惊人的发现。今天的多导记录仪都直接源自“伯格的发明”，一个所谓的电压表可将电信号强度增加3级，使体表微电压的范围达到记录仪需要的电压范围。脑电图的测量指标包括广为人知的原先记录心脏活动的心电图（ECG）及从中发展出记录眼球运动的眼电图（EOG）和记录肌张力活动的肌电图（EMG）。

睡眠状态下大脑的激活是如何被发现的？

脑电图和眼电图的结合，成就了尤金·阿瑟林斯基（Eugene Aserinsky）和内撒尼尔·克莱特曼（Nathaniel Kleitman）在1953年关于睡眠状态下大脑激活的发现。由于眼动（动眼神经的激活）和大脑激活的密切联系，他们把睡眠状态下大脑激活期称为快动眼睡眠，他们曾断言做梦可能是另一个与此相关的事件。而肌电图（加上脑电图和眼动电图）使米歇尔·朱维特和弗兰克斯·米歇尔（François Michel）得以证明肌张力维持姿势，因而姿势运动在快动眼睡眠状态下是被主动消除的。

在1953年之前，人们认为睡眠是不均一的，难以追踪且毫无生机。换言之，脑电波活动的电节律不断改变，既代表大脑的整体活动，又预示局部的变化。错误的观点认为只有快动眼睡眠期的强烈大脑活动能够维系梦的存在。由于快动眼睡眠每隔90分钟周期性出现一次，且每晚占据1.5到2小时的睡眠时间，所以看起来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做梦，频率肯定也很高，而不仅仅是在觉醒前的片刻。

但后来证实，梦也可以出现在刚入睡时（这并不奇怪，因为此时的脑电图还是相对活跃的）和所谓非快动眼睡眠的其他时相，尤其是深夜的II期睡眠，此时的大脑几乎和常被称为I期的快动眼睡眠时同样活跃。而剩下的出现在夜晚早些时候的Ⅲ、Ⅳ期睡眠，与梦关联的可能性就相当小了。

我们的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现代实验室证据有力地证明：梦是彩色的。那我们为何会误认为梦是黑白的呢？答案显而易见，是由于糟糕的记忆。对梦的回忆不仅需要睡眠状态下大脑功能的激活，也需要清醒时大脑的参与，两者决定了梦是否能被回忆、是否能被清晰地回忆、是否能被详尽地回忆。在所有清晰、详细的梦例中，我们都能看到丰富的色彩描述。我们的梦确实是彩色的。在我们成百上千的梦例中，没有一例清晰回忆的梦是黑白的，若确实如此，也在意料之中。

对睡眠实验室科学进行介绍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一点：尽管技术手段并不是科学地阐述梦或从行为学上描述睡眠所真正必需的，因为二者都可通过仔细进行直接观察来完成，但要显示睡眠状态下的大脑活动是连续且不断变化的，这些技术又不可或缺。

谁发现了快动眼睡眠和脑电图睡眠周期？

尤金·阿瑟林斯基一直致力于研究儿童的注意力，所以睡眠对他而言实在是个麻烦事，因为无论他如何费尽心机想让孩子们保持警觉，睡意总能占领他那些小受试者的头脑。像很多儿童的老师们曾看见的那样，阿瑟林斯基也留意到当受试者注意力下降时，他们的眼睛总是趋于闭合。他于是决定把电极放置在孩子们的眼睛附近以记录他们清醒时的眼动，这一招确实奏效。但阿瑟林斯基惊讶地发现，当他那些小受试者们最终被睡意征服时，他们的眼球会在闭合的眼睑下面前后上下快速地跳动。他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快动眼睡眠——第一个受试者是他7岁的儿子阿曼达。阿瑟林斯基是一个坚持不懈的科学家，但他又仅仅是比较幸运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入睡时的快动眼睡眠只出现在儿童当中。

正如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所言：“在观察这一领域里，机遇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当阿瑟林斯基把他的观察结果报告给他的导师克莱特曼时，后者意识到这一发现对梦科学的重要性。通过把这种对睡眠时眼动的观察拓展到成人领域，并记录脑电图、心跳和呼吸频率，阿瑟林斯基和克莱特曼得以观察到规则起伏的激活影响着整个睡眠过程中的大脑、眼睛、心脏甚至呼吸。当这种激活达到最大，伴随清醒样的脑电图、集簇的快动眼、快速的心跳以及快而浅的呼吸，这时人们觉醒后就会提供长而复杂的梦例报告，类似下面这个例子。

1981年7月11日　冬季的乡村小屋　第19号梦例

我们在一个冬季的乡村小屋里，有些像东伯克郡的农场但又略有不同。K.D.K.也在那里，我们在滑雪。我怀着性动机寻找A.T.，但我已经至少20年没见过她了，且从未爱过她。她或许在小屋的楼上，那个小屋可能是我的，也可能不是。到二楼需要爬上一个变形的木架，上面有一些残缺不全的树枝样的阶梯。爬上去可真不容易，等我终于爬上去时，注意到暖气是开着的，因此这个房子应该有人居住，而我发现自己躺在熟睡的J.C.的怀里。

J.C.突然醒来，脸上带着意料之中的恐惧表情，想要弄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当他艰难判断我到底是不是我，我是不是真的的时候，我看见并感受到了他的杀气和自我保护的恐惧。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集中体现出我们之间的关系所包含的复杂情感。我试着安抚他：“J.C.，是我呀，我爱你”，然后……

像这样明确以性为主题的梦在睡眠实验室环境中是相当罕见的，在那里，梦的内容更易反映受试者对睡眠的种种担心，诸如被观察或被唤醒。事实上，这个梦是我到中国广州旅行时在一家酒店睡觉时做的，可我的梦与此毫不相干。但我这个梦却是从快动眼睡眠觉醒后的典型梦境报告，无论这种快动眼睡眠发生在运用阿瑟林斯基－克莱特曼理论的睡眠实验室，还是发生在家里借助便携式睡帽监控系统来监控，或者是发生在中国广州的酒店里。

1981年7月11日　冬季的乡村小屋　第20号梦例

我又在爬向一个朦朦胧胧的卧室。这次，山坡从左侧盘旋而上。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安全但是很长，并穿越一座石山底部的草丛；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更陡一些，沿着岩石边缘垂直向上。我很高兴有人（是C.？）预先警告我说那些石头都已风化，因为这使我迅速适应了悬崖边不断滑落的大石块。我每踏出一步，就有一些花岗岩掉下去。这些巨大的石块悄无声息地从我的左侧掉落，直至消失。最终我如释重负地登上了顶峰，那是一个烤肉架样的门栏，我用双手对准它攀了上去。感谢我的女恩人，也是我的房东（是C.？），让我作好充分准备来应对这次危险的攀登。

这个快动眼睡眠之梦体现出的普遍特性包括，强烈而频繁的幻觉（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幻觉症，在这个例子中表现为攀爬运动都是危险的抓握）和自我意识完全缺失。梦的环境充满了典型的不确定性，“我的房子”其实不是我的；人物设定也模糊不清，尤其是这个例子中的C.；情绪方面无论担惊受怕还是兴高采烈均表现得颇为强烈。

我的大脑就像是在以一种特别的、极具选择性的方式激活，形成的幻觉和情感以人物的感觉运动即感知和行动的组合为特性，这些元素都以一种极为新奇却又富有个人色彩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罗伯特·麦卡利（Robert McCarley）和我在我们1977年的激活－整合论文中所要探询的梦的整合过程。在第五章，我们将通过影像技术在睡眠和梦科学中的应用获得更多关于这个假说的证据。

在睡眠实验室时代（1953—1975）的早期，研究目的在于确立受试者叙述的梦境细节与脑电图或多导记录仪描绘的生理细节之间的关联性，这种试图把精神活动与外周实时生理功能建立关联的理论被我称为有说服力的一对一相形假说。但目标并未实现。因此，早期认为做梦者幻觉性凝视方向的改变次序可以预测快动眼睡眠的眼动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梦的内容确实偶尔反映出呼吸的突然增强和减弱，就像在转身、交谈或绘画时那样，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

回过头来看，这一雄心勃勃的理论走向失败并不意外：对于清醒状态它也并不有效。它继承了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即情感是对外周生理活动的感知，例如焦虑情绪是在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加快后出现的。这一观点受到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和菲利普·巴德（Philip Bard）的质疑，并在他们所创立的情感中枢理论面前黯然失色。坎农和巴德认为，我们所具有的情感是大脑某个部分即大脑边缘系统（见图11）被选择性激活的结果，同时可以与各种各样的外周生理变化相随而生。

梦心理学和脑生理学之间的关联性甚至受到了更加严竣的挑战。首先由戴维·福克斯（David Foulkes）并有随后的其他很多心理学家报告，梦可以与脑电图显示的任何睡眠阶段相关，当时他们得出了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结论，即梦的精神活动与睡眠神经生理学之间毫不相干。不管相信与否，这一精神-大脑分离假说至今仍受到某些人的狂热支持。不言自明，其中大多数是内容分析学说失落而坚定的拥护者，有不少甚至是顽固的弗洛伊德派，而无一是睡眠生理学的践行者。

在试图驳回大脑-精神分离假说众多令人信服的理由当中，有一个至今仍具强大说服力的证据，即对那些逼真而持久的梦来讲，快动眼睡眠为它们提供了最有利的生理基础，非快动眼睡眠的作用最多也只有快动眼睡眠的一半，至于睡眠伊始就少之又少了，而清醒时做梦那更是天方夜谈。就现有的科学知识水平来讲，我们只能说当快动眼睡眠的若干大脑条件具备时，做梦的几率更大。这一关联性对应的心理学部分只能由梦的形式分析而非内容分析给出。因此，在梦例里我们努力寻求度量受试者幻觉（并非真实所见）和幻想（并非实际所想）的程度。

睡眠和梦科学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

正当梦的辩论进入白热化阶段，变得缺乏新意时，睡眠实验室揭开了一系列宝贵的生理学发现，对梦科学和行为生物学都意义重大。阿瑟林斯基－克莱特曼的发现是在1953年，同年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DNA双螺旋模型。这一巧合有两个重要意义，即生物学进入了分子时代，而梦科学同时进入了生理学时代。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生物学已经变得让我们无法辨识，事实上，现在的生物学面临着完全变成基因分子生物学的危险。

与此同时，睡眠和梦的科学才刚刚开始在概念上或方法学上接近分子生物学。这一方面是因为睡眠和梦科学的描述性任务过于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引入这一领域的概念，特别是来自心理学的概念，远不像这一领域所提供的科学机会那么多。即使在今天，也不是每个人都希望把精神活动物质化。太多的文化和民间信仰体系会因为这一观念，即梦中的意识和清醒时一样都是大脑的功能而受到威胁。灵魂不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果大脑死亡了，精神不会与之一同消亡吗？

梦科学的生物学革命迫使我们去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梦构成了一个绝对有趣而又内涵丰富的、以意识改变为特点的状态，但梦本质上并无特殊的功能。作为意识体验，梦只不过是我们睡眠中偶然觉察到的大脑活动。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引发快动眼睡眠的大脑激活完成了梦的各种夸张的功能，建立心理平衡、整合新旧知识，并将蓄积的个人信息以情感显露（或相关形式）的形式投射出去，所有这些重要功能可以而且必须被完成，无论我们对其是否有意识。如果这些功能依赖于我们对梦的清楚意识，那我们将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尤其是那些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梦的人。

进行实证的艰巨任务显然落在了那些坚持认为知道梦的内容确实会有帮助的人身上。例如通过对第19号梦例的回忆，我受到了启发，关于我和一个故友及其妻子的性心理冲突仍然贮存在我的脑海中。但即使我对这个梦的解释是正确的，它又如何能帮我认识这一事实呢？通过让我意识到：是啊，毕竟潜意识是存在的；或是啊，毕竟性欲是多面而含糊的，或尽管与表象相反，潜意识中的一切并不全是那么循规蹈矩。

这样的诡辩或许能令我受到精神分析同道们的喜爱，导致我的思想被更广泛地接受、我的著作版税增加，甚至为我招揽病人，如此一来，我的肉体存在价值和精神传承都将得以提升。但看起来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从未做过那个螺旋扶梯的梦，或更甚，从未回忆起来因此也从未解析过它，我也能过得很好，甚至更好。所谓梦的工作，如果真有的话，也是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由快动眼睡眠及其存在于我潜意识中的朋友们完成的。

这正是那些反对梦理论以生理学为基础的心理学家们所害怕的“还原论”。福克斯就曾对他认为“让梦的问题摆脱心理学干预的生理学努力”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能证明梦的主要形式特征由生理学决定，那么内容分析就不需要为此作出解析。看着这个沉重的担子终于卸下，梦心理学本可以好好长舒一口气，而不是去为目前的状况惋惜。弗洛伊德自己在试图将梦幻觉症解释为一种心理防御的时候，被推向了精神分析的阵营。他试图以主动的压抑（而不是单纯的健忘）来解释对梦的糟糕记忆同样是迫不得已。最糟糕的是，他用愿望的满足或伪装来解释梦中情感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因为有如此多的梦包含的都是负性情感，有如此多的梦是未经修饰的。

还原论是弗洛伊德坚固的外衣。像所有想要成为科学家的人那样，他试图用最少的假设来解释最多的变量。当他想出愿望满足-伪装模型时，他是一个极端的还原论者。凡凸出的都是阴茎，凡凹陷的都是阴道。问题在于，弗洛伊德的还原论是错的，而且大部分是错的，因为他没有去观察行为、测量神经功能或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和工具去系统地收集梦例。

现在，我们有了人类睡眠生理学；现在，我们确信无疑地知道清醒、睡眠或做梦的意识都是一种大脑功能。是时候进而创造伟大的、大胆的、连弗洛伊德本人都渴望的以神经生理学为基础的理论了。还原论不能对所有现象给出解释，梦将永远都是生动的、怪诞的、情绪化的、不合理的、难以记忆的。但是应用生理学手段我们可以科学地探索有关梦怎么样（机制）和为什么（功能）的问题。梦的内容分析理论揭示，正是循环论证的危险毁了这一主观臆断性学说的声誉。如今在科学梦理论的美好新世界中，循环论证可被超越，梦仍然可以被享受、讨论和解析。

在本章，我们认真讨论了快动眼睡眠为梦提供理想的生理条件这一观点，并试图运用动物睡眠研究中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数据来进一步详解梦学中的“如何”和“为何”等问题。

第四章
大脑做梦的细胞分子基础

到1980年科学界已经知道，大脑包含着数十亿个被称为神经元的细胞个体（据最新统计有1,000亿）。在20世纪前半叶，当睡眠与梦的科学还只停留在宽泛的的脑电图层面上时，神经生物学家们正在对神经元进行深入了解，而且已经超出了任何思辨哲学者所能想象的范围——这里说的任何人也包括弗洛伊德、谢灵顿、巴甫洛夫这样的大家。

到1950年，有一个科学事实真相大白，那就是由于神经元外包着一层半透膜，它能通过钠、钾、氯等离子的主动泵进泵出，富集一个跨膜的电负荷，这一电负荷被称为膜电位。相邻分子可通过一种被称为突触的特殊连接分泌化学分子流，膜电位可在此化学分子流的影响下上升（抑制）和下降（激活）。由于它们使大脑细胞间的信号传递成为可能，这种神经末梢分泌的化学物质被称作神经递质。

当神经元兴奋到一定程度时，其膜电位会骤然逆转极性，生成的电位差又称动作电位，可从胞体扩散至神经元的整个表面，包括末梢，进而诱导其分泌自己特有的化学神经递质。与神经元兴奋度直接相关的神经递质包括谷氨酸（兴奋）和γ氨基丁酸即GABA（抑制）。

细胞神经生物学的大多数杰出成就都诞生于谢灵顿反射学说的保护伞之下，该学说为解决神经回路的构成问题提供了充分的信息。反射回路模型可以说明以下几点：与姿势和运动有关的脊反射；神经元动作电位后续的刺激编码导致感觉的产生；感觉和运动系统的协调作用是解释运动行为所必需的。

但反射学说对研究睡眠和梦的先驱科学家们帮助有限，因为在神经元回路活动（神经回路）和脑电图之间无法建立任何联系。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脑电图是大脑活动电压改变（即动作电位）的反映，除非大脑的神经活动是连续的，即自发的、自反射的，否则这还不能解释睡眠期间所见的脑电图模式（如纺锤波和慢波）。因此，细胞学和脑电图层面的研究独立开展，并行不悖，就像笛卡儿（Descartes）思想中上帝为人类的思想和身体设立了完美而又独立的运动方式那样。笛卡儿二元论的影响并未消散，它之所以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是因为人们还不能理解：大脑这样一个物理客体，怎么能有主观体验？这就是哲学上所谓的“大难题”。

大脑激活的基础

就在20世纪中叶前，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两位著名的感觉运动生理学家——朱塞佩·莫鲁齐（Giuseppe Moruzzi）和霍勒斯·马古恩（Horace Magoun）发现：给猫的脑干予以实验性刺激，可使脑电图模式从睡眠转换到觉醒。换言之，他们建立了睡眠期间大脑激活的实验基础。他们的实验结果发表于1949年，比快动眼睡眠的发现早4年。这一结果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所有的大脑激活都需要来自外界的感觉刺激——提出了挑战，从而为睡眠期间大脑激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莫鲁齐和马古恩的假说认为大脑的某种网状结构激活某一非特异系统，而该系统的运作不依赖感觉输入。这一假说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直至他们随后的研究证明激活与感觉通路之间相互的独立性，这一抵制才逐渐平息。当网状系统被破坏，而感觉通路完好无损时，出现了长时睡眠样的无反应状态。这些后续研究的进行与快动眼睡眠的发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就连发现地点都是在芝加哥）。

对猫的快动眼睡眠研究如何有助于我们的研究？

1957年，阿瑟林斯基和克莱特曼的同事威廉·迪蒙特（William Dement），饶有兴趣地研究了人类快动眼睡眠与梦的关系，他还发现猫在睡眠中也有快动眼和脑激活期。这一发现为睡眠脑激活的细胞分子基础研究提供了必需的实验模型，使我们有机会把细胞分子水平上的现象与脑电图及人类睡眠时大脑活动的独特形式整合起来。完成这一整合并不需要知道猫是否做梦，只需假设猫快动眼睡眠的发生与人类一样。

动物会做梦吗？

所有哺乳动物在睡眠时都有和人类一样的大脑激活，但它们是否做梦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再提出一个问题：动物有意识吗？这一问题的答案一直处于激烈争论中。当今很多科学家觉得动物可能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意识，但其意识缺乏语言，亦无建设性和象征性思维能力，与人类意识大不相同。

动物即使真的能做梦，也无法报告出来。但是，有哪个宠物的主人会怀疑自己最爱的动物朋友没有意识、记忆和情感呢？这是意识的三个主要方面，不论动物是否有我们这样的口头语言，它们都可以体验到这三方面。当动物的大脑在睡眠期间激活时，何不假定它们也有某种意义上的认知、情感和记忆体验呢？

在科学意义的重要性方面，我们可以将动物的睡眠纳入人类梦的研究中，至于动物做梦与否，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要从动物身上学习，我们只需知道它们在睡眠中有和我们一样的大脑激活，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而相当稳妥地认为：动物睡眠时的大脑激活机制与人类一样。

快动眼睡眠的物种一致性假说得到后续研究发现的强有力支持，所有最原始的哺乳动物在睡眠期间都有周期性的大脑激活。如果它们有眼睛的话，在激活的睡眠时相也会有快速眼动。除了能支持同源性假说之外，这一惊人发现还表明快动眼睡眠对所有哺乳动物都具有生物学重要性，不论这种快动眼睡眠与人类的梦之间有何联系。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在考虑睡眠期间大脑激活功能的重要性时，研究快动眼睡眠和梦境的关系意义不大。

结果表明，这些研究睡眠的新方法都是有用且重要的。例如现在已经明确快动眼睡眠有益于体温调节，这或许是所有哺乳动物的看家本领。众多实验显示快动眼睡眠还可促进程序性学习的巩固和强化。由于程序性学习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可在无意识情况下做事的能力，对梦境的主观体验绝不可能蕴含这样高水平的功能性原理。此外，我们从梦中如何得知调节自身体温的能力是由快动眼睡眠保障的？

法国神经生理学家米歇尔·朱维特，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里昂工作，他采用了莫鲁齐和马古恩发现大脑网状系统激活理论时所用的方法——电刺激和对大脑的手术改变——一劳永逸地证实睡眠期间大脑激活确实存在并且是自发出现的。他还证明快动眼睡眠是由脑干（包括网状结构）产生的。朱维特发现了与快动眼睡眠固定相伴的肌张力的主动抑制，以此帮助我们理解大脑如何可以在不导致觉醒的情况下激活。尽管上位脑精心制造了人们在梦境中感知到的丰富行为，并发出相应的指令，但运动系统在脊髓层面被主动阻断，故现实动作不可能出现。

1980年3月12日　跳伞　第29号梦例

一队伞兵依序先后下降——蓝蓝的天上漂着白色的降落伞——突然，一个伞兵出人意料地快速超过另一个伞兵——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场竞赛——这个来自海军的新兵，将轻松获胜。且慢！他的降落伞张开了吗？当然了！为了控制自己的下降速度，他沿着降落伞的吊绳往上爬——像一个胎儿吊在自己的脐带上晃悠！

在这个梦中，跟之前的例子一样，我自己是不动的，但我所感知到的三个伞兵的动作依然是持续而扣人心弦的。这种梦中动作引发的紧迫感其实很常见，它不仅体现出边缘系统压力激素被同时激活释放，还显示了在脑干自身层面产生的不熟悉或本质上不可能的动作模式，而脑干正是控制空间体位的神经元所在的部位。

朱维特通过一些极端但有决定意义的实验证实了上述观点。他把脑干从大脑的两个重要部分——桥脑和中脑的连接面以下独立出来，甚至把此平面以上的所有脑组织都移除掉，仍然能观察到肌张力的周期性抑制及偶发的眼动和身体运动，包括可见于正常猫清醒时的真实动作中的节律性颤动。换言之，人类梦境的一个关键形式特征——持续性动感，可能来自能够激发动作模式的脑干的极低部位。总之，这样的发生器都位于脑干中，并在快动眼睡眠时激活。

和阿瑟林斯基及克莱特曼一样，朱维特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偶然的发现。当时他正在研究其他的课题（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突然他的猫就像阿瑟林斯基实验对象中的孩子们一样睡着了。他正试图去监控猫在清醒时的注意力，颈部肌肉电极发现了快动眼睡眠时的肌无力。科学研究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久，朱维特又有了另一次机遇，当时他是一个研究猫的神经外科学家，想要整合脑干、丘脑等皮层下结构的脑电图，结果他成功观察到了大脑不同区域——脑干网状结构的桥脑（P）、丘脑外侧膝状体（G）、枕叶皮质（O）——进入快动眼睡眠时出现的阵发波（PGO）。清醒状态下这些波显著减少，表明快动眼睡眠期的大脑激活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独特的。图3描绘了从皮质、丘脑、脑干记录到的阵发波。

图3　视觉大脑通过一种在脑电图上表现为阵发波的机制在快动眼睡眠时产生自我刺激。桥脑（P）神经元发出信号使眼睛运动，这些信号同时传递到丘脑的外侧膝状体（G）和枕叶皮质（O）。（图示的3条曲线不是同时记录的。）

大脑－精神状态的化学调控机制是什么？

那些研究梦的科学家们读了睡眠时的大脑激活理论后，觉得豁然开朗，尽管与直觉相悖，他们还是很快接受了这一理念。在接下来为清醒和做梦意识的相似性兴奋时，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想一想能否从这种依赖睡眠的大脑激活理论中找出一点，来解释清醒和做梦意识之间的差别，毕竟，差别和相似性同样重要：

·梦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即使清醒时最生动的幻想也难以比拟的感觉运动性？

·为何梦的意识自省成分如此之少，而清醒时的意识常被内生的思维主宰？

·为何关于梦的记忆是如此贫乏，特别是我们为何丧失了对陈述性记忆（有意识地、快速学习的记忆）主动详述的能力而获得了唤醒遥远记忆的能力？

·为何几乎所有的梦都被遗忘？

·为何梦如此怪诞？

生理学是否也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只注意大脑激活及其在睡眠和清醒时出现的一般特征，当然不能。

想回答所有这些关于梦意识特征的问题，不仅要知道大脑在睡眠时重新开启，还要知道这一开启过程的影响机制与清醒时是完全不同的。毕竟，我们一般不会从快动眼睡眠中醒来，而且根据朱维特早期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经知道人之所以不会动，部分是因为肌肉活动被主动抑制，这使得活动能力持续丧失，并有助于理解为何我们常在醒来时觉得在梦里是瘫痪的。

此外，从阵发波的发现中我们知道，快动眼睡眠有明显的脉冲特征。猫一天大概能产生14,000个阵发波，每个阵发波都向大脑输送一个激活脉冲，就如同我们在清醒时被意外刺激吓了一跳。这一事实意味着梦是一个由持续脑电激活和极强极离散的觉醒刺激共同组成的意识状态。因此，阵发波就可以介导梦中精神活动的各个不同方面，如强烈地关注（感知胜过思考）、怪诞（时间、地点、人物的不连续性和不一致性）及持续的感觉运动内容（仿佛自我激活过程迫使大脑去激发一个接一个的动作情节）。

神经调制与大脑状态

上面这些既不能解释为什么有关梦的记忆被预先消除，也不能解释阵发波如何出现在快动眼睡眠中。想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需要一把钥匙，神经元调控的发现就提供了这把钥匙。神经元控制即神经调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化学性神经递质，可使大脑状态发生全面改变。大脑状态取决于信息呈递模式：当大脑从外源性信息来源转换为依赖内源性信息时；当大脑从储存并记忆转换到不储存并遗忘时；当大脑从线形-逻辑性转换到平行关联时。所有这些模式的转换在清醒时不明显但很重要，而一旦大脑进入快动眼睡眠，它们都变得具有强制性、显著性和固定性。

我们现在假设大脑状态的改变源自神经调制的显著变化，从而将快动眼睡眠与清醒状态区别开来。1960年，瑞典神经解剖学家谢尔·富克塞（Kjell Fuxe）报告脑干细胞中存在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两种神经递质。人们由此而知，当动物入睡时，这些细胞会改变它们的输出，这一改变在动物进入快动眼睡眠时最为显著。概括而言，那些在清醒状态下调节大脑的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细胞，在非快动眼睡眠时将自身的输出下调一半，而在快动眼睡眠时则彻底关闭，这意味着介导清醒状态的两大化学系统并不参与大脑的再次电激活。那些清醒状态的大脑功能，如注意力、记忆、反射思维等在梦中丧失殆尽，正好有力地反映出这些系统的存在。

要理解这一简单而又令人百般思虑的假说，必须认识到这些神经调节神经元及其化学信使的特殊性：

1．它们相对来讲数量少而且分子量小。

2．它们高度集中在少数一部分脑干核团中。

3．在不受抑制时，它们是具有节律性和自发性的起搏细胞。

4．它们有节律地放电，但其放电速率相对较低。

5．它们通过又细又多的树枝状凸起投射到整个大脑和脊髓。

弗农·芒卡斯尔（Vernon Mountcastle）将这一独特的细胞群称为“脑中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该细胞群构成一种模式转换机制，可以自动并强制性地改变大脑其他部分的微环境。这就好比把现代家庭的那种居于一室却可影响全屋温度的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搬到了人脑里。

图4显示了脑干（桥脑）神经调节细胞是如何向上方丘脑、皮质及下方脊髓投射以使快动眼睡眠的脑电图发生改变。

图4　快动眼睡眠激发过程图解。包含不同大脑层面细胞的分布网（左）。该网络包含三个介导快动眼睡眠多导记录仪上电生理现象（右）的神经元系统（中）。

现在，即使是那些还迷恋于释梦的魔力，做着预测命运美梦的人，也能清楚地看出形式分析方法在梦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了。我们发现，大脑在睡眠时自我激活，改变自身的化学自控指令，而精神则别无他选，只能按既定程序行事。它能看、能动、能去深切感受，但不能思考、记忆，也不能很好地集中注意力，这反过来清楚地说明，我们所谓的精神只是大脑的功能状态。精神并非它物——不是灵魂，也不是某种独立的存在，它只是自我激活的大脑，其主观能动性尚待解释，但其主观性在形式方面的表现已然明了。

这是现代梦科学最极端的断言。清醒和做梦是两种不同的意识状态，依化学基础而有所不同。你能理解这一观点吗？是否觉得骨鲠在喉，咽之不下？你会不会说“是啊，但是……”，然后提出一大堆问题，目的在于表达你对那些尚不能解释的细节的好奇，以免因自己的梦降格为简单的大脑状态而自惭形秽？你知道自己不仅仅是一种大脑状态，是吗？但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的回答是，通过你的主观臆测（我还没有对此作出解释，是吧？）。这样你就还能有一线希望，但是请承认吧，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同时，请耐心点，让我试着展示给你看：能拥有这样一套惊人的、自动的、可信的大脑机制，可以在睡眠中做梦、想象、创造和感受，你是何等幸运！我还会适时地让你相信，作为大脑确实有其主观的一面，你其实像你一直以为的那样自由自在。虽然没有太多的自主选择，但仅有的那一点已经绰绰有余了。

快动眼睡眠的生化药理基础

现在应该回顾一下梦与睡眠的关联，并阐明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一关联是持续的、部分的、定量的，而非间断的、完全的、定性的。因为大脑状态的改变是持续性的，所以其模式的改变也只会是渐进性的，它不会突然从一种转变为另一种，更进一步讲，这种持续而渐进的调节变化不会以相同方式或同时去影响每一个神经元。这种研究脑干状态控制系统的神经生物学工作成果，对于精神的一般理论和梦的特殊理论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像清醒和做梦这样的大脑意识状态，与清醒和睡眠时的大脑一样，具有丰富多彩的细节。例如：清醒时可以出现内生性和外源性感知，接近幻觉强度的幻想可出现在清醒状态下的意识中，而火车的呼啸声、电话铃声也能进入梦境。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在清醒和梦中这两种现象出现的概率是很低的，且这种概率是由神经调节系统——芒卡斯尔所谓的脑中脑——设定的。与做梦时相比，外界刺激在清醒时被准确感知的可能性更大，而内生刺激在梦里远比清醒时更易引发幻象。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这一矛盾现象的机制，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精神健康。稍后当我们探讨神经调节理论对精神疾病的影响时，就会发现当前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无一不与神经调质有关。同时，它们的作用方式也与那些改变大脑清醒-做梦平衡的化学物质相同。

化学微刺激

一旦脑干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的行为可用微电极记录并在整个睡眠周期进行全程动态描绘，人们会很自然地思考，如果我们实施一些更主动的实验，有意识地干扰这些细胞的自然特性会发生什么事呢？由此被称为化学微刺激的实验技术诞生了。不过它尤其奏效之处却是在研究脑干的另一种神经调节系统——胆碱能系统，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该系统对靶神经元的影响是通过乙酰胆碱介导的，而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乙酰胆碱可通过改变肌纤维的电荷——即去极化，导致肌纤维收缩从而使肢体活动。

结果表明，乙酰胆碱既是肌肉也是大脑中枢状态的始动者之一。乙酰胆碱能神经元在清醒和快动眼睡眠时都放电，所以它们在两种状态下都参与脑电图激活的调节。由于快动眼睡眠时5–羟色胺能神经元被关闭，胆碱能神经元受到的抑制减弱，因此其兴奋度明显增强。这些复杂且多样化的神经生理学细节可能令人费解，不过记住主要的一点，尽管大脑在快动眼睡眠期间的电生理活动方面与清醒时一样，但二者激活的化学基础却完全不同。

这一结论得到了化学微刺激实验的有力支持，因为后者明确显示向脑干的特定区域——桥脑注射极微量的胆碱能药物即可诱导快动眼睡眠。而且，快动眼睡眠增强效应的模式和时程取决于脑干桥脑的哪一部分被化学性选择激活。若将药物置于大脑的特定部位（大脑中线任一侧的网状结构），与无活性的对照药物相比，猫将更快入睡，更快进入快动眼睡眠，快动眼睡眠将持续更长时间，而且是长得多的时间。正常情况下，猫自发的快动眼睡眠周期持续时间大约4到10分钟，而受到胆碱能药物刺激后快动眼时间可长达60到70分钟。这种化学性增强的快动眼睡眠不仅更长，而且更密集，用药期间出现频率也更高。

我们做梦是由化学物质引起的吗？这个问题对猫来讲是有争议的。虽然在人类身上发现了类似的效应，我们也只会说我们可以通过增强快动眼睡眠来增强梦。从科学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所有的梦都是化学介导的。所以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做梦是化学刺激促使大脑这样做。

上述结果经受了反复验证并被广为接受，这意味着梦科学的大脑基础已牢固确立，但科学界对快动眼睡眠受胆碱能强化现象的接受却姗姗来迟。我们需证明多种胆碱类药物都可产生上述作用，并且其作用可被抗胆碱（阿托品）治疗阻断，甚至是像新斯的明这样通过阻断乙酰胆碱的正常酶解过程来发挥作用的药物，也可以强化快动眼睡眠。由此我们可稳妥地推论快动眼睡眠的梦是由乙酰胆碱介导的，此时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都处于极低水平。

所有这些对解释快动眼睡眠的功能有何意义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大脑在快动眼睡眠期间被如此强地胆碱能化，这对学习和记忆有什么影响呢？人们很早就认为乙酰胆碱与学习和记忆有关，所以快动眼睡眠对于此方面的新兴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些研究与我们大脑思维不完全的、统计学模型相一致。这里有一个代表性的假说，乙酰胆碱可以触发记忆片断，但没有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的参与就不能产生新的记忆。

我说过胆碱能药物应用于不同的地方效果截然不同。在桥脑的最边缘部位（远外侧桥脑）进行微注射，和在靠近乙酰胆碱能神经元发现地的大脑区域注射效果大不相同，也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延迟而非即时的快动眼强化，还有一点尤其令人吃惊，就是这些药物确实即时增强了阵发波，而我们原以为是阵发波导致了快动眼睡眠的产生。但从与快动眼长时强化不一致来看，它们并不是快动眼的成因。此外，通过阵发波与快动眼睡眠暂时的解偶联，被延迟的强化作用持续时间会更长，可达6到10天，而中线网状结构在接受更多的注射后其持续时间也仅为4到6小时。

我们自己只是在慢慢理解这些发现，它们似乎要引领我们走向分子生物学领域而不是梦学理论。这可能和本领域的其他征象一样，意味着快动眼睡眠和DNA，这两个同为半个世纪以前的发现之间的鸿沟可能被填平。理由如下：网状结构——在此处的胆碱能刺激制造即时而短暂的快动眼强化——是触发带；相反，前面提到的外侧桥脑点——在此处产生的效果是阵发波即时增强和长时程快动眼睡眠强化——是控制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控制区事实上包含了胆碱能神经元，而触发带则没有。

正常情况下，快动眼睡眠（及梦）的时程和数量是由胆碱能神经元的兴奋水平控制的。这一水平取决于一系列遗传和环境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导致了睡眠或长或短的差别，这些差别则与正常发育、学习、记忆，甚至心境和个性相关。大脑-精神功能的正常发挥有赖于胆碱能系统在一定限度内的运行，该限度由生物学和行为学机制设定，而快动眼睡眠的化学微刺激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机制。

第五章
人为什么会做梦？睡眠中的大脑激活有什么功能？

人为什么会做梦？我们已经给出了基于生理机制的答案，那就是因为睡眠中大脑的自我激活。我们也曾暗示，做梦本身可能是大脑自我激活的一个附带现象，所以梦出现的真正原因可能与我们从快动眼睡眠做梦的心理研究中推断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此外，在上一章里我们还注意到，快动眼睡眠见于所有的哺乳物种，总是伴随强烈的大脑自我激活，并且由一种基因调控的化学系统精确控制。这意味着快动眼睡眠对哺乳动物生物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所有物种中都可见到，只是各物种进行自身量的调节，并且依大脑发育程度而有所不同。本章我们将通过探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变化及扰乱调节系统使快动眼睡眠难以发生或至少变得十分困难来审视后两方面。

婴儿做梦吗？

人类的新生儿为直接观察快动眼睡眠行为提供了一个最佳机会。这不仅因为快动眼睡眠出现在入睡时（正如阿瑟林斯基从他的小受试者那里观察到的），还因为与成人相比，新生儿与大脑激活脉冲有关的动作更为强烈，受抑制的程度也更低。此外，不仅是人类，所有新生物种都会出现四肢、躯干的显著抽动，伴随着面部肌肉极富表现力的收缩，就像梦的情感被直观地表现出来。婴儿在快动眼睡眠时可以显现出愉快、恐惧、惊讶、厌恶等面部表情，他们确实经历到了这些情感吗？这些情感是梦的基石吗？简而言之，婴儿做梦吗？我们对这种复杂问题的科学回答只能是：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但我们个人也许认为，为什么不会呢？

人类胎儿早在子宫时，就已经开始表现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自发性的动作。到孕30周时，这些机体内的动作模式涵盖了眼睛（快动眼）、脸（早期或原始的情绪表达？）以及肢体（原始运动？）。所有这些发现对我们的大脑-精神理论及其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很显然，大自然为其最精巧的创造——人脑和精神提供了独有的自我激活方式。神经生理学家鲁道夫·利纳斯（Rodolfo Llinas）在他的新书《漩涡中的我》中提到，内源性活力有助于基本存在感的诞生，而后者又是自我意识产生的根本！

我们睡觉时可能会做梦，而做梦必然会重新激活与人类固有运动能力直接相关的自我意识的大脑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梦是如此连续而精巧、栩栩如生，提醒我们自己在出生时就拥有运动和感知运动的巨大天赋，而后者最终成为我们自我存在感的核心。更进一步我们可能想到，每天晚上，在入睡后90分钟开始，持续至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重获新生”，这个词虽然是借自原教旨主义宗教，但在这里却有了完全的肉体和现世含义。如果我还没能完全让您理解我的意思，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梦的形式研究发现，虚拟动作即梦境中的运动感强有力地支持着利纳斯理论。还有一点就是梦中方位感唯一可靠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自身的感觉，即我总是处于梦这一漩涡的中心。

做梦缘起何时？

现代睡眠科学研究最惊人的发现之一就是未成熟个体，不论是人类的婴儿，还是小猫小狗，其睡眠时的大脑活动量比成年后要多得多。这意味着做梦所需的大脑结构基础在出生时就已具备。婴儿是否做梦，跟动物是否做梦一样，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婴儿的意识处于形成阶段，且具备原始的认知、情感和记忆，但是他或她尚未掌握语言。命题或象征思维依赖于语言，如果婴儿确实做梦的话，他们的主观体验不可能具有和成人一样的质量。

研究过儿童梦发展的心理学家们发现，儿童在大约3岁时开始出现类似于成人的梦境描述，此时他们正在学习语言和命题思维。此后，儿童的梦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有趣，到7岁左右，已基本具备了成人梦的大多数形式特点。再加上来自动物的证据，这些都表明单凭大脑激活还不足以产生梦。梦的出现还需要支持语言和命题思维的上位脑环路发挥作用。人类新生儿和其他新生哺乳动物睡眠时的大脑激活比已成年者多得多，但儿童的梦相对贫乏，这说明快动眼睡眠以一种梦无法预知的方式，对发育起着重要作用。

下面这个梦例充满怪诞色彩，同时还显示出梦者贯穿整个梦境的持续运动感。不管我是在宾馆、寺院还是佛蒙特的小山上，我始终在移动、在察看、在关注或者在说话。

1984年6月18日　寻找　第33号梦例

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寻找——我在寻找某样东西，抑或某条路（“路”在这里既有地理学含义，也指策略、方法）。

有一个场景是在一家餐厅或酒店，跟往常一样，房间、楼层和人物都模糊不清。不过看起来餐厅里好像在举办一场校友会，因为里面有些人来自哈佛，尽管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的任务是找到后门，直接跑到街上去而不用回到大厅里。我打开了数扇门，结果发现它们实际上只是一些用木制窗格从外面封上的窗户。在窗框和窗格之间还嵌着一些楔形木块，设计颇为精巧但功能不明。奇怪的是，窗格之间是分隔开的而非严密贴合的。

我放弃抄小道离开的想法，回到了大厅。

这时场景变成一个经典的、希腊或埃及式的寺院。那儿有一个石拱，拱顶石凸出来，一段狭窄的阶梯从其下穿过。鉴于在哈佛工作的一大乐趣就是能享受哈佛的美景，这一点似乎足以解释上述奇怪的场景转换。

但突然间，我又漫步在佛蒙特州一座白雪皑皑的山脚下，寻找一位老妇人。那里的雪略带灰白色，使我不由得想到雪下会不会有新鲜的粪便。尽管有（吃到粪便的）风险，我还是决定吃点雪解渴，结果发现雪根本没什么味道。

然后我跟一个像马歇尔·纽兰德的人谈起了那位我还不曾找到的老妇人。他说了一句经典的佛蒙特传统谚语来总结当时的状况：“我或许很难找，但你一旦到达那里，是可以指望我现身的。”

这句话似乎意味着锲而不舍会终有所成。

尽管地点和行动扑朔迷离、断断续续，梦中的“我”却惊人地镇定自若。这个梦例还证实了梦中奇怪的“思维贫乏”，代表了一大类同样生动形象的梦。这意味着在我们所讨论的发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感觉运动行为而非认知，换言之，自我存在感首先与动作相关，然后才被思维加工。

胎儿做梦吗？

孕30周时的人类胎儿几乎每天24小时都处于大脑激活状态，正是这种激活状态构建了最初级水平的快动眼睡眠。到出生时，在每天16小时以上的睡眠中确定的快动眼睡眠至少占据了一半的时间。这保证了每天至少有8小时自主的、自由的大脑激活。问问你自己这是为什么？让答案自己浮现出来：为了发育大脑，为了建立思想，一言以蔽之，为了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效的行动者、一个越来越独特的个体。

所以，如果运动-存在-自我假说有任何可信度的话，胎儿是否做梦或许没那么重要，除非主观能动性必须与运动能力共同发展。现在我们无需任何理由就可否定一切认为婴儿梦境内容丰富或是精神分析学说所谓的愿望满足之类的说法。快动眼睡眠早期出现的动作和情感并没有暗示心理防御，反而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可靠而明显但并无必要的主动进攻，目的在于自主行为并与主观能动性关联。图5展示了人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睡眠和清醒时出现的显著变化。

图5　清醒、快动眼睡眠、非快动眼睡眠在每天24小时中所占的相对比例随生命进程发生了显著改变。在宫内期这些状态出现在什么时候、具体又如何发展尚不清楚（用虚线表示），但是来自早产儿的数据表明，在孕26周前快动眼睡眠几乎占据全部时间。到26周后，清醒的时间开始逐渐且不可逆转地增加，直至死亡。

婴儿的快动眼睡眠为何如此之多？调节系统又是如何随着生长发育被关闭的呢？这些重要问题尚无明确答案，因为睡眠研究本身也还处于婴儿期（请原谅我的用词）。但下述内容却很有可能是生物学事实：

1．脑干：作为最基本一线调节系统（例如体温、心血管、呼吸），脑干的发育必须先于上位大脑，尤其要在丘脑和皮质所处的大脑部位（丘脑——皮层大脑）之前，因为这二者以后将支持意识的产生。

2．脑干的胆碱能系统：作为内源性激活的介导者，该系统的发育必须在早于5–羟色胺能和肾上腺素能系统（即与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相关的结构），后两者是个体使清醒状态多于睡眠状态所必需的。

3．其他化学系统如胺能系统（包括组胺和多巴胺在内的化学物质）的后期发育导致了婴儿睡眠特别是快动眼睡眠的减少，从婴儿到成年早期降低了至少400％。

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睡眠？

如果我们得不到足够的睡眠会怎样？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睡眠？你完全可以和我一样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但在回答之前你应该意识到两件事：第一，睡眠具有其他所有生物学现象都存在的变异性，也就是说，每天只睡4到6小时的短睡眠者与每天睡8到10小时的较长睡眠者都属正常。尽管大多数成人每天睡6到8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天天如此。睡眠就像体重一样，随内在调定点、社会习俗、气候和个人经历的多重影响而波动起伏。第二，我们即便睡得极少，也有能力很好地弥补，尤其当回报很高的时候。一旦我们具备某种动机——无论是为了获得奖励还是为了逃避灾难——我们通常能设法从疲乏的大脑中再挤出一点认知能力。

图6　与所有的生物功能一样，睡眠时间长短的变异范围很大。如果将需要不同睡眠时间的各种人的数量标在图上，结果会得到一条钟型曲线。图下方显示的是落在距均值的标准差为1、2、3范围内的几率估值。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超出该范围，但像这样的短或长睡眠者确实存在。

现在请给出你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我现在需要8到10小时的睡眠，而且仍感到没有完全休息好。我年轻时只需睡4到6小时。作为医学工作者和睡眠研究人员，我有时需要连续坚持36小时不睡觉。不管基础状况如何，我始终感觉睡眠剥夺使我集中注意力和高效思维的能力都大打折扣，要想好好地读、写、听、说，我需要一夜安眠。意识到这个事实后，我总是尽力做到这一点。当睡眠不足并/或处于压力之下时，我更可能做一些情感强烈而怪诞的梦，就像我在本章早些时候描述的那样（第33号梦例，95页）。

为什么睡眠剥夺的实验室研究难以就丧失睡眠的代价及由此推断获得睡眠的益处达成共识？要理解这一点，最好回顾一下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时快动眼睡眠的发现掀起了一场实验性探索的风暴。

好消息是这场风暴终被掀起，坏消息是该研究常常受到精神分析这一在科学上极其幼稚且有诸多缺陷的学说的左右。所谓“梦剥夺”的经历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由于快动眼睡眠与梦相关，人们总是趋向于将二者等同，认为剥夺实验受试者的快动眼睡眠，就会剥夺他们的梦。这可以说正确，但不完全。

尽管梦出现在入睡时或非快动眼睡眠期间也是正常的（从未有人研究过当快动眼睡眠减少时，这一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是否会增加），威廉·迪蒙特及其同事精神分析－神经科学家查尔斯·费希尔（Charles Fisher）依然肯定地认为，剥夺梦（实际上是快动眼睡眠剥夺）会使人精神失常，因为梦——也唯有梦——能为其提供精神逃避的出口。毋庸置言，某些受试者在长期的睡眠剥夺后确实出现了精神失常，经历过这一时期的每个人都会记得在10天的快动眼睡眠剥夺之后学生们精神失常的故事。作为宣传噱头，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彼得·特里普（Peter Tripp）被要求在自己的播音室里保持清醒达72小时，结果他平常催眠曲般的广播评论逐渐被偏执幻想所取代。

回想起来，上述这些研究都是不合伦理道德的，因为其研究假说是基于“梦剥夺到一定程度的话能够使人疯狂”。尽管我对笼罩在该科学领域的重重迷雾不能拨云见日感到失望，但我绝不会让别人对我做这样的实验，更不会对别人这么做。

以安东尼·卡莱斯（Anthony Kales）为代表的怀疑论者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结果都发现正常人对睡眠剥夺有相当程度的耐受性。他们在用一些量化的心理学测试来评估睡眠剥夺的后果时发现，选择性减少快动眼睡眠与减少全部睡眠相比并无差异，而且这两者都只造成了极少的功能障碍。这些研究看来说明快动眼睡眠或者说梦本身对维持心理平衡并无特殊意义。这些结果还间接动摇了幼稚的“压力假说”——梦的压力一旦被释放，就会导致精神失常。

然而，这些研究并不意味着睡眠对精神没有任何益处，就像许多人误认为的那样。“睡眠是在浪费时间”这一观点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文化当中，而同样深入人心的是，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去争取成功、贡献和物质胜利。如果让你说出一位最有成就的美国企业家，你多半会推荐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我们的这位候选人（作为灯泡的发明者）可以为自己只需极少睡眠就极富成效的能力而自豪。爱迪生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短睡眠者，天生拥有一个高能量的大脑，这使他比大多数人更活跃、更清醒、更有创造力。

与爱迪生们相反，还有另外一类人，他们永远不会有任何发明，永远休息不够，永远别指望上医学院，但这些“长”睡眠者们应该对自己的敏感度、感受力、潜力和反应能力感到满意。诗歌和文学从来都是与蜗居床上的生活方式共存的，像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之类的文学巨匠们莫不如此，他们都对睡觉和做梦怀有极大的热忱，并开创了内反射文化，建立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技巧，创作了大量的文学故事，而这些都和灯泡一样，是这个世界所必需的。毕竟，我们在夜间清醒的时候总得有东西可读吧？

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们将看到睡眠对大脑-精神的认知能力来说绝不仅仅是一块邦迪牌创可贴，它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只不过其作用方式是心理学难以想象的。在第六章中，我们将了解到睡眠丧失时认知能力确实会大大受损，尽管只有用那些需要复杂思维过程并要求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任务来考验睡眠被剥夺个体时，这一效应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后面第七章讨论抑郁时，我们会回到睡眠-精神疾病的联系上，并将发现情绪和思维模式的调节也是由控制和激发梦的同一大脑-脑干系统完成的。

睡眠是生命必需的吗？

如果我们不能生存，就不能繁衍。作为哺乳动物，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生存呢？我们需要进食，然后把食物的热量转化成机体运转的动力；我们还需要避免被捕食，尤其是在我们易受攻击的时候，如夜晚。还好我们只需要在吃的同时避免被吃。

但要人体高效运转我们还必须保持温暖或凉爽，亦即维持核心体温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波动，不超过0.83摄氏度或1.5华氏度。如果体温过高，大脑就不能很好地工作，实际上它会入睡，这就是为何热带文化出现更多午睡而非“爱迪生”。如果体温过低，大脑同样会失常。根据登山家对经历严寒的记忆，首先你需摸索前行，然后言语不清，接着是步履蹒跚，最后会跌倒。

对于我们这万兽之中的技术之王来说，“被捕食”似乎算不上什么威胁。但想象一下旧城区的生活，告诉我你能有多乐意漫步于夜间昏暗的街区；想想感染的威胁，我们必须不断地与之抗争，避免患上肺炎（感冒和咽喉疼痛已经够难受的了），防止寄居在肠道内的微生物侵入血液（而通常它们只帮助我们消化部分食物），维持免疫力以阻挡众多破坏性病毒（如甲型流感、乙型肝炎以及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入侵。这些才是我们的捕食者，就像狮子捕食斑马那样。

研究结果表明，当睡眠剥夺达到极限时，上述的所有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作为梦和睡眠科学诞生地的芝加哥大学，艾伦·赫特夏芬（Allan Rechtschaffen）及其小组在最近的实验中让两只大鼠中的一只无法入睡，或至少令其入睡十分困难，而另一只大鼠可随时自由入睡。这样就可以大大缩减一只老鼠的睡眠而另一只则不受太大影响。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些实验条件都极其苛刻，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发生。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最严重的破坏效果两周后才会显现，时间长得令人吃惊。最后，令人稍感宽慰的是，在实验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只要允许睡觉，实验对象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但我们不应认为，这种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亲身体验的实验性睡眠剥夺研究所得的结果对我们自己的睡眠健康观念毫无意义。只要有人曾注意到即使是轻微的睡眠不足也能导致感染的风险增加，他就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我的意思。

睡眠剥夺老鼠起先是皮毛趋于干裂，不再顺滑而完整，这是必然发展成致命征候的最初症状。到第二个周末，老鼠出现了强烈的觅热动机，它们总在寻找笼子最温暖的角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老鼠的体重下降，并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以至于不停进食也无法弥补体重的下降。换言之，食物的热量值降低了，可能是因为老鼠自身的能量被越来越多地消耗以保持体温恒定。体温调节能力也丧失了，哺乳动物最基本的适应能力和大脑功能赖以发挥作用的反射特性就是温度调节。没有睡眠，就不能维持温度调节和正常的脑功能。这无疑表明所有人每晚睡觉时都在恢复自己的温度调节能力。

到第三周和第四周末，睡眠被剥夺的老鼠开始死亡，它们是被代谢“饿死”的，尽管它们拥有充足的食物，而在相同环境下对照组老鼠可以保持皮光肉滑、体态丰盈、心满意足。当睡眠剥夺老鼠再也无法抵御感染的时候，它们就走向了死亡。它们受到肠道定居菌的侵害，被那些不再满足于搭便车的共生菌吞噬。

现在你可能会说我们已经远离了梦，甚至是睡眠中的大脑激活，但我不这么认为，并且我希望片刻的沉思能告诉你为什么。要解释正常睡眠为何能保护我们免受这样的噩运，须先假定正是大脑状态的改变，包括其所有的化学和电转化，使我们保持健康。第二个原因是理论上的，我们的睡眠需求如此强烈、如此旺盛、如此执著，因而它必定有着重要的生存功能。

那么我们又怎么看大脑激活部分呢？怎么看待梦呢？梦和温度调节又有何关联呢？我的答案是只有哺乳动物才能进行体温调节，也只有哺乳动物才会出现快动眼睡眠，所以很可能这两者和梦有着某种联系。至于是何种联系，我们在这儿只能加以推测，但在此之前，我还要讲明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哺乳动物仅在快动眼睡眠时无法进行体温调节。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汇总起来进行推理，并留待后续实验去研究。

觅食和摄食都是清醒状态的行为，而后者又反过来依赖大脑激活。对于清醒时的大脑激活，与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等化学物质相关的系统发挥作用，我们已知温度调节就依赖于这些系统。所有清醒状态下的功能都要消耗能量，还使生存遭遇威胁，尽管它们也是生存所必需的。

睡眠中的大脑激活则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出现，胺能系统被关闭，以至于温度调节无法进行，尽管快动眼睡眠时并不需要温度调节，因为动物在巢穴中体温可以保持稳定，没有损失热量和被捕食的危险。睡眠中的大脑激活由神经纤维完成，这些纤维与一种已知的化学物质乙酰胆碱具有同样的效应（这种效应被称为胆碱能）；这种激活是节能且安全的，但同样是生存所必需的，因为它使动物得以恢复其核心调节系统的效率。同时，大脑－精神摆脱了束缚，可以自由地重新配置认知能力及一些更基本的身体功能。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详细讨论。

梦的功能是什么？

哲学家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最近提出，梦只是一种附带现象（某种因果事件或功能不显著的现象），亦即其本身并无作用。这一观点相当极端，但在科学上又是站得住脚的，因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梦的内容对清醒状态的行为有显著影响。梦或许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是复杂的情感生物，但这是已知的事实。梦的回忆也可能不那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对梦的回忆很少或压根就没有，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身体机能相当正常。

即便梦的意识体验及其回忆是附带现象，但引发梦的大脑活动过程依然有很多功能。时下最流行的一个理论认为，睡眠中的大脑激活是我们重排脑内信息、丢弃某些过时的记忆、更新记忆并把新的体验加入记忆系统所必需的，我们将在第九章详细讨论这一理论。除了这种认知功能外，睡眠中的大脑激活还可能扮演终生发育的角色。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新生儿的快动眼睡眠比成人要多得多，这意味着大脑自身的建设也是睡眠中大脑激活的功能之一。没有理由认为一旦掌握了语言，发育就会停止，其实我们终生都需要重建大脑和思想。

梦的形式分析能告诉我们认知能力是如何恢复的吗？我们记忆的丢失是否和温度调节能力的丧失有着同样的原因——二者所依赖的胺能系统的失活？夜间休息和胺能系统复元的净效应在于增强次日温度调节和获取知识的能力。除记忆和温度调节外，我们还可以把警觉性、注意力甚至分析能力都归因于胺能的效应。在第六章，通过讨论局部的大脑激活，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可能性。

我们的梦都是情绪化的，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超联想”，因为我们的大脑是被胆碱能而非胺能物质激活的，由此我们恢复了认知能力最基本的方面——以一种适应生存的方式来组织记忆的能力。情感显露或关联是一个普遍的记忆规则。我们的情感能力水平具有极高的生存价值，是履行社会功能所需的更精确信息的基础。换言之，首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何时该接近，何时该配合，何时该害怕，何时该躲避。我们生命中的每个夜晚，睡眠都在通过激活大脑来修复这些技能，而不关注陈述性记忆（快速且有意识获得的记忆）的细节。与温度调节和抗感染的免疫力一样，我们逃跑、战斗、摄食、交配的本能对生存和繁殖都是极为重要的。

第六章
与梦有关的疾病

本章将探讨调节梦的大脑系统如何被夸大或变得异常，从而导致各种不良后果。此刻我们已涉足现代睡眠科学的热门话题——睡眠障碍医学的边缘。

噩梦和夜惊

本书一直强调睡眠中的大脑激活在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做梦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实它同样适用于理解那些噩梦。我们已经强调过梦境中包含着强烈的情绪，而且通常是负性的。事实上，那些能让人自发觉醒的梦通常都被焦虑、恐惧和愤怒所主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噩梦因何而生与梦中的消极情绪从何而来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答案也相同，这就是大脑激活，尤其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区域——被称为脑边缘系统的激活。

什么样的大脑激活会导致噩梦而非愉快的梦呢？答案显而易见，噩梦时被激活的肯定是介导负性情绪的大脑情感中枢，而介导正性情绪的中枢则在美梦中才会大显身手，赋予其愉悦特性。除此以外，对于造成精神创伤的梦，区分夜惊和噩梦之间的差异也很重要。

夜惊是从睡眠中醒来时出现的单纯情感体验，与由于创伤后压力反复重现的梦境类似，它一般与非快动眼睡眠相关。从非快动眼睡眠中觉醒的同时，还伴随心脏的剧烈跳动、呼吸频率加快，血压可能极度升高；梦者多在极度惊恐中醒来，大汗淋漓，通常对醒前刚做的梦几乎没有记忆。

与此不同的是，我们中大多数人普遍有一两次这样的经历，在梦中为躲避某些假想的追捕者而疲于奔命，最后在极度恐惧中醒来。这后一种情况多见于快动眼睡眠期，人们已经形成了试图逃离受攻击处境的知觉情节，而情感也与梦里的动作协调一致。图7所示为与快动眼睡眠相关的、非人为控制的大脑激活（即自动激活），还可以看到心率、血压、呼吸速率的上升始于非快动眼睡眠时期。

对于夜惊，尤其是创伤后的夜惊，不论梦境中是否出现相关内容，情感可能与清醒时体验到的一样。睡眠时大脑被激活，而调节情感的大脑中枢则被选择性激活，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七章讨论大脑影像数据时明确地加以阐述。到时可以发现，无论多么不愉快的噩梦，都是睡眠中的正常事件，这意味着维系这些保证人类生存的大脑情感系统，可能是睡眠中大脑激活的功能之一。很不幸，做噩梦是避免不了的。

图7　激活的睡眠周期。A、B图为3名实验对象的超日睡眠周期中，快动眼和非快动眼睡眠的详细睡眠时相图（A）和15名实验对象的快动眼睡眠周期图（B）。C图是其中一个睡眠周期，显示出与快动眼相关的眼动（EM）、脑电图（EEG）、血压（SBP）、呼吸速率（resp）、脉搏和身体运动（BM）的变化。

睡行症（梦游）

梦游、梦呓、磨牙是所谓异态睡眠中的三种，是睡眠中意外出现的动作行为。想一想，既然前面诸多问题都可用睡眠中的大脑激活来解释，那么当我们发现上述三种动作行为都是位于皮质下脑组织中的运动系统激活的功能之一时，就无需惊讶了，该系统就是曾在第四章提及的动作模式发生器（MPGs）。当该运动系统被过度激活，且程度超出大脑通过抑制作用阻止动作输出的能力范围，就会导致前述行为的发生。

在快动眼睡眠期间，最常见的梦体验之一就是假想动作。为保证人在梦中不动，系统必须启动一个抑制或阻滞程序，来防止动作指令（即幻想的梦中动作）转化为现实动作。大脑保证睡眠时身体不动的机制之一是抑制，二就是简单地减少运动系统的使用。这一点众所周知，因为入睡的前提是保持静止；如果不能停止运动，人就无法入睡，所以睡眠的开始依赖于运动系统的失能。随后，当大脑在快动眼睡眠中被强烈激活时，就需要主动地阻断运动输出。

而介于这两个极端情况之间，在非快动眼睡眠时，大脑运动指令中枢可能被激活，从而导致诸如梦游、说梦话及磨牙这样的行为。这些动作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分裂的”是因为它们通常只出现在清醒时。而现在它们出现于睡眠期间，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醒了，要么是在做梦，但这两种假设都是错的。此时大脑部分激活，足以支持运动，但又不足以导致觉醒。这些状态是兼具睡眠和清醒状态特征的混合体。

要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需要知道大脑在分多层次对动作进行控制。控制清醒时随意运动的上位脑，在睡眠状态下几乎不发挥作用。而运动所必需的很多下位脑结构，则可能在上位脑失活时被激活，其结果就是无意识动作的产生，例如某些沉睡的个体需要排尿，就会起床去厕所或其他一些不适当的地点如花园，并试图在那里排尿。

在执行这样一些梦游行为时，这些个体是部分清醒的，但上位脑仍然处于深睡眠状态。这些知识来自实验室研究，人们在研究中记录脑电波，结果发现当个体梦游时，仍能持续记录到深睡眠的高电压慢波。一个关于梦游的无稽之谈认为，把人（通常是年轻人）从梦游中唤醒是错误的，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尽管试试好了”。通常情况下不大可能做到，但无需担心，因为无论你能否唤醒他们，都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创伤后的梦

创伤对梦有何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矛盾对立的答案——影响巨大和影响甚微。人们不能理解为何在有些情况下创伤几乎总是处于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对梦的影响又如此之小。有一种可能的说法是创伤的受害者，如曾经历过战争暴力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有着某种特殊的觉醒体验。他们的睡眠被一种类似儿童夜惊的恐惧打断，并且与儿童夜惊相同，他们的睡眠中断并非出现在梦正常产生的时段——快动眼睡眠相，而是出现在非快动眼睡眠相，此时大脑未被完全激活，却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

曾遭受过侵入性、扰乱性创伤的个体可能会在睡眠时出现侵入性、扰乱性的情感体验，这些体验造就了自己独有的大脑激活状态。创伤没有破坏睡眠中大脑激活（梦正是来源于此）正常生理过程的完整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创伤体验者从未在梦中有过该体验，只是因为其程度还没有强烈到足以创造自己的精神活动，故而在本人梦的构建中只能占据极少的部分。

我曾在大街上被三个男人袭击，险些丢掉性命，我的鼻骨被击碎，鼻中隔从颅骨上严重脱位；结果需要在未经麻醉的情况下做痛苦的整形手术。但这一幕从未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可怕的攻击性冲突，尽管这些在创伤事件发生前后都出现过。这丝毫不令人惊讶或显得非同寻常。人最害怕的事之一就是被罪犯和暴徒攻击时无回击之力，自我孩提时代起，这就是我生活中的一大恐惧，所以我可能总会反复梦到与强大而难以抗衡的敌人对抗的画面。我跑，他们追，有时他们甚至能抓到我，就像现实中的那次创伤事件，但随后我就醒了。他们从未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继续下去，打断我的鼻子。事实上我在梦里很少体验到疼痛。

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详细的科学研究表明，所有人的睡眠中都会重新浮现那一事件的恐怖记忆。这一事实与战后退伍军人中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共同说明，正如清醒时的思维易被这些不愉快体验的担忧主宰那样，睡眠时的思想活动也易被它们所左右。

现在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研究以查明从快动眼和非快动眼睡眠中觉醒后能否给出不同的梦境报告，这不仅对于回答创伤如何影响梦很重要，对于解释梦的功能也很重要。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何大脑要在睡眠时自我激活，不过有证据显示它肯定不只是为了重现之前的经历。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RBD）是梦疾患队伍中的新成员，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综合征，患者通过动作来表现自己的梦。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并非睡行症，尽管后者曾被误认为是前者，那么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通常只有对动作或运动输出的抑制在量上超过神经元的兴奋时，梦中动作指令才会被消除，如果抑制减弱或兴奋增强，或两者都出现，运动就会发生。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发生时，个体开始表现自己的梦境，他们通常是中年男性，将来会进一步发展成为运动障碍——帕金森综合征。我的一位病人挥动手臂击打妻子，而当时他正梦见自己开着一辆车在急转弯；另一位患者梦见自己在游泳池边，于是从床上跳了下来。

每一次，被唤醒的病人给出的梦境报告总是与快动眼睡眠做梦时观察到的运动行为相符，睡眠实验室的证据证实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快动眼睡眠中。

这些证据听起来倒像是倾向于支持梦心理生理学的“一对一”理论，而在20世纪60年代，实验者们费尽心机也找不出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它还提示大脑的遗传变性可以导致快动眼睡眠生理机制发生病理性改变。对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而言，人们怀疑控制神经元的系统（神经调节系统）可能是多巴胺，一种对正常睡眠作用未知的化学神经递质。

我们知道多巴胺缺乏是帕金森综合征的病因，而很多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患者最终会发展成帕金森综合征。此外，尽管我们还不知道原因，但很显然，长期服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这一类抗抑郁药会引起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这表明5–羟色胺作为已知的快动眼睡眠强效抑制剂，可能与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交互作用，从而扰乱睡眠时运动系统的抑制-兴奋平衡。

梦和其他任何精神状态一样可能出现病理异常，第七章和第八章将详细讨论这一主题，并阐述正常的做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病理学的物质基础和梦本身的物质基础，以及梦的疾患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正常的做梦和精神病理学。

第七章
梦如谵妄：睡眠与精神疾病

如果梦和清醒状态下的精神失常不能实现弗洛伊德模式中的动态互换，我们又怎会牵强地将二者相提并论呢？归根到底，梦是一种精神病态，与人们在清醒时体验到的精神病态别无二致。内生性感知所具有的幻觉力量足以使我们陷入不可救药的妄想之中。梦幻觉的情节是如此详细，对思想的控制力又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已为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所掌控却浑然不觉。我们坚信自己是清醒的，笃信自己的感觉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罔顾梦的稀奇古怪及不协调性和不连续性，而这一切倘若出现在清醒状态时，马上就会被识破。

倘若这种情感出现在真正的清醒状态之下，人们对这种不可信也不可能的梦境的第一反应会说：“掐我一下，我莫不是在做梦吧！”如果掐起来不疼，人们可能就会试着让自己清醒，接着就会想：难道有人在我的鸡尾酒里偷下了蒙汗药？还是我用来治疗高血压或偏头痛或肠痉挛的药出现了某种医生没有告知的副作用？人们肯定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睡好。尽管我们知道自己因某些身体原因而发疯，但可能还是会在历经上述过程后才得出需要看精神科医生的结论。

这意味着从形式上讲，梦与严重的精神病不只是类似，根本就是一码事。这反过来又说明，轻而易举就会想象到，不仅大脑状态的生理改变可以导致精神病，就连完全正常的睡眠变化也会对我们的心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否每晚的疯狂只是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在白天上演？抑或人之所以精神错乱是因为大脑暂时放弃了控制权，以便在一觉醒来后以一种更为井然有序的方式将其重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有证据表明，在这一系列并未尽数列举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些更为复杂的真相。

梦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病态？

精神病被定义为一种以幻觉和/或妄想为特征的精神状态。在不被诱导的情况下，很难产生幻觉；稍后我们将详细探讨“眼见为实”原则的含义。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被诱导但不产生幻觉却很有可能。正常的怀疑（也可称之为谨慎）让我们相信关于爱人、同事、政府的一些完全虚假或过分夸张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并不需要听到什么才变得偏执，尽管那确会推波助澜。

梦最像精神病的哪一种自然分类？精神分裂症，或是抑郁、躁狂之类的主要情感障碍，还是某种器质性精神病如药物或高热导致的谵妄？如果理解我的推理，你就会很快意识到答案正是器质性精神病。若你对此有任何怀疑，求助于形式分析！

首先从梦的幻觉开始。它们使用什么感觉模式？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视觉。幻视在精神分裂症和主要情感障碍中都极为罕见，但却是器质性谵妄的标志。

接下来谈一谈错觉，它们仅限于认知或智力层面，从无精神分裂症那样典型的偏执妄想。它们很少像抑郁症（其常见特征之一就是错误地坚信身体某一部分丢失、缺损或患病）那样与机体相关。梦中的精神失常具有躁狂症夸张而无畏的情感高涨特征，但这些特征也见于器质性谵妄，尤其是在其慢性、宿醉期后。

讨论转到认知缺陷时，关键点出现了。当我们做梦时，时间、地点、人物没有任何预兆地变换。这种定向不稳定性其实是器质性谵妄定向障碍的变异形式。谵妄病人和梦者一样，只知道自己是谁，而不知身在何处，今天是什么日子，甚至连跟他们在一起的是谁都不知道。为了应对短时记忆丢失带来的定向障碍，器质性谵妄病人会编造故事，这些故事不是谎言而是错误的信念，它们被真诚地——通常是愚蠢地——提出，以掩盖记忆的巨大空洞，我们把这一特质称为“虚构”。虚构这个词用于描述梦境并不常见，但它确实很贴切。描述梦常用的一个相关词汇就是“难以置信”。

当我们精心编织梦的情节时，我们在自叙关于自己的故事、小谎言、善意的撒谎或荒诞事件。事实上，我们坚信这些虚构的故事是真实自我的反映，以至于我们很少，而且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得出我们做梦时在妄想的结论。由此看来，至少可以这样认为，梦的内容既是黄金也是渣滓，既是稀世珍宝也是认知垃圾，既是重要信号也是信息噪音。我和罗伯特·麦卡利（Robert McCarley）在1997年关于激活-整合假说的原创论文里就已提出这种观点，但从未获得广泛认同。

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理由让我们重视“梦如谵妄”的观点。即使你相信你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阿姨那古怪的话语里隐含或深藏着某种意思，你也能认识到这些都缘于她脑细胞的丧失。事实上，阿尔茨海默病及其诸多退行性病变家族成员，都累及神经元，包括已知的在睡眠状态下功能被抑制的胺能或功能被增强的胆碱能成分。在此我想表达的是，梦与谵妄不仅在心理现象上类似，其潜在的大脑机制也雷同。

听起来很糟糕，不是吗？一旦入睡，一个类似谵妄的独特大脑激活过程就应运而生，谵妄是一种特殊的状态，我们曾以为它的出现只能通过生病或服用酒精、安非他明、阿托品之类的药物或让大脑到达衰老的境地，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这一状况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晚，可能健康时比生病时更频繁，年轻时比年老时出现更多！

好消息是，要治愈与梦有关的谵妄，只需从梦中醒来即可。从多方面看来，这都是一个令人宽慰的想法，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喜欢音乐，就可以关掉它，正如治疗焦虑和抑郁的治疗师们所发现的那样，但这也意味着，一直以来如此诱人而强大但到目前为止又如此模糊的化学平衡概念最终可以被详细说明。精神状态是清醒时的精神健全和做梦时的精神错乱这两个极端之间持续的交涉妥协。下面的梦显示出当大脑被胺能系统抑制和被胆碱能系统过度刺激时，思想可以变得多么疯狂。

1983年8月28日　一座失火的房子　第32号梦例

我能看见浓烟，起先看似桑拿房然后又像是农舍着火了。这次，它看上去又很像（我的）那幢房子，但是位置不对（在马路对面），当我把水管拖往冒烟处的时候，我忘了水管不够长。地上覆盖着雪。我丢掉水管跑过去，结果发现烟是从一个与地面齐平的烟囱里冒出来的，所以就没什么危险了。那个房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知怎么地像我梦境中的农场里那一套熟悉的建筑。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谷仓，我经常凝视它的修补处——它其实不像我在现实中常常凝视的那个真实谷仓的修补处。

“谁放的火？”我生气地问。

“一个男孩，”某个依稀有些像童子军团长或教师的人回答，他的表情暗示那个“男孩”是伊恩，但由于伊恩身患残疾，我不能生他的气。那人带着一副职业的、自认为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忍耐表情，以后的某些时候，当我自己面对一些被令人头疼的孩子激怒的家长时，也会摆出这种样子。

“他就在这附近。”

虽然他并不在场，但那里有很多好心的、客观的人，有足足一研习班的行善之人在讨论善良和爱的奇迹。这稍稍缓解了我的怒气。但我还是记挂着这场火灾，并急切地想惩罚纵火者。

转眼之间场景完全转换。在一条清澈见底急流而下的小溪边，一个橙色的球射向漩涡中。球一旦到瀑布那里，肯定就找不回来了。我大声呼喊朱丽叶，她那时动不了，但至少可以爬到高地上绘出球的运行轨迹来（她一直在跟卡伦·拉文玩，卡伦那天刚到，带了一个橙色的球来）。但是，她一头扎进水里，像一个孔武有力的男性那样，游过急流，抓住球带到了对岸。这一切立马显得不可思议却又很正常。

如果这还不算妄想的、精神病样的经历，那我所有的精神病学训练就都失去意义了。我有视觉幻象、妄想、强烈的情感（愤怒、焦虑、喜悦），还有最明确的定向障碍及其类似现象——虚构。这个对清醒大脑而言如此疯狂的故事，在梦中的我看来却是如此正常。

精神疾病中的睡眠有什么变化？

这能告诉我们有关化学失衡理论的什么信息呢？对此大多数人能凭直觉给出一个普遍的答案，焦虑和其他诸如喜悦等能够增加清醒式大脑激活的情感会妨碍睡眠，这一点可通过提高介导清醒及抑制睡眠的胺能系统的调定点来实现。除引起令人不快的失眠外，它们还能导致睡眠剥夺，或至少是睡眠减少。从第五章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睡眠剥夺不仅仅是功能障碍，而且可能确实不健康。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病人的精神逐渐变得病态时，睡眠也会受到干扰，由于极度的睡眠剥夺能使人进入谵妄状态，故睡眠受影响会增加正常的睡眠谵妄转变为精神分裂症或情感性精神障碍的风险。想象一下洗脑、恍惚状态以及政治、心理、文化礼仪压迫下对背叛的忏悔，无一不牵涉到睡眠剥夺。到最后睡眠被剥夺的人愿意做任何事情，说出任何秘密，只求换得片刻的睡眠。

因此，睡眠丧失在精神病的发展中极其常见，且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就精神分裂症（现在被认为是多巴胺释放过度和/或多巴胺效应增强导致的精神障碍）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多巴胺系统与清醒状态的其他调节者——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有间接而积极的交互作用，而与乙酰胆碱系统有直接而消极的交互作用。对我的“梦如谵妄”理论来讲，值得关注的是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睡眠没有显著变化。

对于主要情感障碍性疾病，情况则变得异常多样化。首先是抑郁，现在被认为源于5–羟色胺和/或去甲肾上腺素缺乏，突出特征是与年龄匹配的对照者或自身好转后相比，其快动眼睡眠倾向于更早出现、更为强烈且持续时间更长，这意味着同样为胆碱能系统所强化的抑郁也具有与睡眠控制相同的神经元系统的功能障碍。将这一观点稍作延伸，它还表明容易抑郁者也容易进入快动眼睡眠，反之亦然。抑郁患者的睡眠改变及其推定的神经调节机制见图8。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梦不像是抑郁型精神失常，而抑郁也不似谵妄！

该怎样解释这些明显的差异呢？首先得承认现有的知识还不足以作出解释。其次，要指出最有希望产生成效的研究途径。其中之一肯定来自以下事实，即尽管最有效的抗抑郁药通过增强受抑制的胺能系统并削弱超激活的胆碱能系统从而抑制快动眼睡眠，但它们的作用时程却大不相同。快动眼睡眠障碍可以即时修复，而治疗情感障碍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起效，这意味着睡眠和情绪之间的关联是长期的、顺流式的脑过程，这一过程我们现在尚无法描述，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依赖于基因表达的改变。

图8　很多抑郁患者在第一个睡眠周期经历了早发的快动眼。第一个快动眼期也可能比正常情况持续时间更长，程度更强烈。抗抑郁药可通过增强胺能系统并削弱胆碱能系统来使这一过程发生逆转。

另一条希望之路是仅一夜快动眼睡眠剥夺可以迅速释放白天的压抑。这一发现表明，如果在情绪控制方面已经存在问题，快动眼睡眠化学体系将诱发抑郁。快动眼睡眠过度胆碱能化能否诱导抑郁？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已知那些急剧增加快动眼睡眠的胆碱类药物会加重抑郁。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两种模式，一种控制睡眠，一种控制情绪，它们如此接近，让人充满期待，即将但尚未完全融合。那些渴望大脑和精神拥有统一理论的人必须保持耐心，对现状知足，至少现在“杯子”已经超过半满，而就在25年前，“杯子”还是空空如也。

第八章
梦的神经心理学新说

睡眠实验室的梦学研究很快遭遇瓶颈，这是因为“一对一”的梦内容分析理论过于雄心勃勃且缺乏科学性，难以导引一个由于太过表面化因而无法提供大脑详细数据的生理学项目，结果1975到1995成为睡眠和梦学研究史上极富争议、成果贫乏的2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基金委员会开始削减睡眠实验室的研究经费，特别是那些描述性相关性梦研究项目的经费，这一点令人失望却又情有可原。

与此同时，有关动物睡眠的神经生理学研究却在飞速前进，并提供了关于大脑的详细信息，但这些只能通过运用梦形式理论勉强与人类心理学抗衡。很多心理学家对此感到不满，其中有些人对从猫身上获得的细胞分子证据能否应用至人类表示怀疑，这可以理解；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不能或不愿放弃梦的内容分析理论。以戴维·福克斯为首的一些心理学家坚信自己尽失支持并不公平，因而对生理学导向的梦研究进行了激烈抨击。

脑成像成为救星

20世纪最后十年被美国国会正式宣布为“大脑十年”，在这十年的后半期，脑成像技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直观观察与意识状态改变相关的大脑局部激活及失活成为可能。上面提到的意识状态改变中最主要同时也适合我们挑出来作为首选切入点的几个分别是：清醒、睡眠与做梦。这一科学方法虽然还很年轻，但正在飞速发展，并已经在梦科学领域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使我们有机会对梦及清醒与清醒及快动眼睡眠局部大脑激活的形式特征作出比较。

在描述这一方法是如何工作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应用脑成像的数据来解释梦形式主义的两个例子——幻觉的强度（在做梦时通常变得相当夸张）和定向思维（在做梦时通常减少或完全消失）。由于其空间分辨率远胜于脑电图，脑成像技术使人们可以记录到与幻觉和思维关联的局部大脑活动。运用一种称作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技术进行的研究显示，大脑多形区域激活增强，而这些区域正好是我们预测幻觉感知时会激活的部分（顶叶皮质区）。这些研究还发现前额叶背外侧皮质（见图9）有与之相对应的激活受抑，该区域被认定是工作记忆、自省、定向思维的脑区或发源地。换言之，由于局部大脑激活的改变，与清醒时相比，快动眼睡眠时幻觉有所增强、思维受到激发。

这些观察是如何实施的？这又与我们已知的大脑化学物质整体变化及其潜在的生理机制有何关联？

如果你曾做过计算机断层显像（CT）或磁共振成像（MRI）这些在医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已取代X线摄片的检查，那么你已经享受到了脑成像技术革命的成果。这两项技术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都是通过计算组织之间的密度差异（CT）或功能激活的差异（MRI和PET），生成大脑组织本身而不仅仅是颅骨的影像。它们利用了大脑组织密度随血流变化、随神经元激活或失活而改变的事实。当神经元变得更为活跃时，它们需要消耗更多的氧气，而氧气供应来自激活区血供的增加，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使这样的区域激活（和失活）变得“直观可视”。

图9　在非快动眼和快动眼睡眠时大脑区域激活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研究证据概览。与清醒（a）时对比，非快动眼睡眠（b）时观察到血流分布的全面下降显示出与夜晚早期意识体验能力大幅下降一致的普遍失活。在快动眼睡眠（c）时，很多区域的激活超出其清醒时的水平（纯黑），而另一些则处于失活状态（阴影）。

随着计算机技术被用于三维数据的组织和处理，人们就可能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同时观察多个不同大脑区域的活动。根据研究者的指令，电脑决定从哪个角度摄像，在多少深度上聚焦进行密度分析，然后输出无数度量密度的像素或点，把它们绘成一张二维图即我们平时看的断层成像片，还可以应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密度模式，以使读片更为容易。

从研究角度来说，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因其空间分辨率较高而颇具吸引力，但必须认识到，即使是应用该技术也难以达到基础睡眠研究中微电极和微注射技术实现的细胞分子水平，二者依然存在差距。我们之所以能够容忍这个差距，是因为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能给我们提供即便微注射技术能应用于人类（事实上不能）也将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认识到的许多信息，还因为我们知道在动物研究中要填补这一差距只是个时间问题。

同时，我们为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在人类睡眠和梦研究方面获得的重大发现而欢欣鼓舞。表3显示了与清醒时相比人类快动眼睡眠时激活和失活的大脑区域，还对疾病尤其是因中风意外损伤部分大脑后分析梦境变化所得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为有助于理解，可以参考图9，该图显示出快动眼睡眠期较清醒时更活跃或更不活跃的脑区位置。

表3　快动眼睡眠时大脑激活的图像及脑损伤对梦的影响

说明：↑，增加；↓，下降；-，无变化。

接下来的发现尤为有趣：与动物快动眼鲜明化学性激活模式重要发源地相对应的人脑区域的激活；介导情感、驱动人类行为的边缘前脑广大区域的激活；控制情感特别是恐惧感的边缘系统的激活；大脑多形“联想”区域的激活。

形式学观点认为梦与清醒不同在于：与清醒状态相比，梦多被内源性因素所控制，更易引发幻觉，更加情绪化，更多地为本能所驱使。而上述区域激活信息与形式分析的这些观点是相符的。梦科学家们在比较这两个状态各自的精神和大脑形式的过程中是在“做减法”。在比较的第一步我们要问：大脑的哪些部分在快动眼睡眠时更活跃，它们与做梦时强化的精神状态的形式方面是否相对应？

梦与清醒时相比的另一个特征是一系列相关联的认知特征的缺乏，包括自我意识及对现实测验能力的弱化、记忆力减退、逻辑推理能力缺损，最显著者莫过于定向思维能力的丧失。现在的影像实验研究告诉我们，前额叶背外侧皮质的正常激活可以维持清醒时的各种功能，而其在快动眼睡眠时处于失活状态。换句话说，这种情况下的“减法”显示清醒状态拥有更多的心理特征和潜在的局部大脑激活。

这些惊人的联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这促使我们去思考每种情况背后的因果联系。梦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认知特性，如此本能而又情绪化，有如此多的超联想，是因为支持这些功能的大脑区域更为活跃。我们之所以不能正确地分辨自己处于什么状态，弄不清时间、地点和人物，不能缜密或主动地思考，是因为支持这些功能的大脑区域相对不够活跃。难道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是呢？很多看似复杂的谜团在简单的科学真理出现后逐渐被解开，这才是还原论的真谛。

现在我们不由得记起，对梦时心理功能弱化相关的大脑局部进行分析揭示，这与快动眼睡眠激活的大脑中缺乏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有关，而这两种化学物质是注意力、学习、记忆（暗含方向感和主动推理）所必不可少的。反过来，在该状态下不仅未受抑制而且被激活的胆碱能系统可能有助于那些为大脑区域激活介导的征象出现，其中包括幻觉、超联想和超感情化等。

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人们甚至会想梦内容的精神分析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呢？在第十一章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现在简单地讲，那些弗洛伊德试图用其愿望－满足、伪装－监察理论来解释的梦的特征，已经被一种他认为终将成为可能的方式——生理学和大脑化学成功地解释了。

我们的整合程序能更进一步吗？有可能。举个例子，假设人类快动眼睡眠时局部大脑激活的改变因某种原因与神经元调制的转变有关，这其实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既然身体其他部分的血流都是由这样的调节系统所控制，在大脑里当然也不会例外。换言之，要改变局部大脑激活和失活的复杂模式，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改变神经元调制的平衡，以此改变血供，进而激活神经元。调节系统很可能通过直接（突触性）和间接（血管性）两种作用来影响神经元的功能。从脑科学中找到答案已为期不远。

关键是人们现在可以看见自己的大脑活动，而在15年前这只是梦想而已。

1984年7月6日　头痛　第34号梦例

自从1984年1月19日患上丛集性头痛综合征后，我发现5月和6月病情有所好转，头痛发作的频率和强度都在下降。

昨晚，我梦见我在检查自己的大脑（好像是在死后，但这一点梦里并没有提示）。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掀开了头皮和头盖骨，心想：“至少我能知道是什么导致了我的头痛。”然后，你瞧！病因找到了——一个大气球形状的包块（或许是空气）把脑组织挤压到了颅腔的下1/3，脑组织表面还能看到凹陷。

在仔细观察大脑左半球时，我注意到那里被虫蛀过，这可以解释为何我总是难以记住某些特殊的名字（几乎可以肯定这与年龄有关）。我对看到的一切兴致勃勃，没有半点恐惧；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矛盾（紊乱的体系？），我在看着我自己的大脑，而这一状况出现的前提是我必须有两个大脑，但那样的话，脑中脑就够了。

记得我还自言自语道：“嘿，快醒醒，这样你就能想起刚才那奇妙的一幕了！”

我能有如此的清醒度来唤醒自己，使我怀疑这个报告具有意识的自我暗示性，但据我所知，我并不曾有意去诱导它。相反它只是简单地反映出我当时的无意识神经生物学自我分析。

脑损伤会导致梦的改变吗？

先是心身问题造成了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之间观念和政治上的裂痕，随后弗洛伊德不慎的二元论又使这一裂痕变得更深，结果梦科学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脑血管意外（俗称中风）和癫痫发作可分别导致梦的形式特征减少和增加。

中风发生在脑血管因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堵塞或被来自心脏的血栓阻塞时，受累区域的脑组织得不到工作所需的氧气。当大脑的多形感觉皮质（顶叶的一部分）或深部额叶白质受损时，梦可以完全丧失。读者可以从表3中看到，这些都是快动眼睡眠时选择性激活的大脑结构，几乎可以肯定这并非巧合，它表明这两个区域是做梦所必需的。

你可以通过任何你喜欢的方式来激活睡眠时的大脑，但如果不激活顶叶皮质或深部额叶白质的话，将不能产生梦的心理体验。为什么不能？难道这些有限的、分散的大脑区域就是梦的温床？也许不是。看起来更像是这些区域提供中继，使其他大脑区域之间以一种可维持梦意识的方式互相交流。

当中风位于枕叶的视区，又一相关区域而非原始处理区，病人会报告说梦里没有视觉图像。要理解这些发现，我们必须认识到当视网膜编码的视觉刺激到达初级视皮质时，呈现的只是图像的一些简单特性（如边缘或栏杆），复杂的完整图像（如房屋或人脸）是在其他区域构建和呈现的。大脑皮质中有20个以上这样的次级或相关视区。

盲人在梦里有视觉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失明是先天的还是后天造成的。

先天失明的人不论是在清醒时还是在梦里都不会有任何视觉成像，这是因为他们的视觉系统与外部认知世界从无必要的交互作用，以致视觉认知或视觉编码不能产生。因此，当他们的大脑在睡眠时被激活，由于没有图像编码存在，他们就无法调出任何图像。当然视力并不是视觉受损个体唯一的感觉通道，他们的体觉或空间位置感显著增强，且增强程度与视觉系统信号的损失成比例。所以这些个体做梦时确实会经历其他的幻觉体验，只是表现模式与视觉不同。

后天失明的人以前曾有过视觉，他们的大脑已经发育出认知能力和回忆图像的能力。他们在清醒时闭上眼睛可以创造图像，在睡眠中大脑自动激活时同样可以创造精巧的图像。事实上，梦是后天失明的人看得最清楚的时候，这让我想起了达·芬奇的问题：“为何我们的双眼在梦里看得比清醒时更清楚？

有一个盲人受试者告诉我们，他特别喜欢做梦时看见的情景，因为在梦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看见自己的家人。这说明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教会后天失明的人去回忆自己的梦，甚至去塑造梦的内容，因为在清醒时他们长期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人，而在梦里他们可以与家人有逼真的知觉接触。我们有个受试者可以详细描述在梦里拜访父亲时，看见他那邮政局长帽子上的金色镶边。

癫痫是受累大脑区域的正常活动被强化和损伤后的一种异常状态，它提供了一个与中风完全相反的天然实验模型。蒙特利尔的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及其同事神经生理学家赫伯特·杰士伯（Herbert Jasper）对颞叶癫痫进行了详细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直接电刺激颞叶可产生与自发癫痫毫无二致的“梦样状态”。

这些癫痫状态之所以是“梦样的”，就是因为它们与正常的梦有某些共同的形式特征——它们可以有幻觉，过度情绪化，认知不清，而且难以回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颞叶在快动眼睡眠时被选择性激活，我们不得不问“难道这只是另一个巧合？”答案可能又是否定的。我们须认真看待如下观点，拥有胆碱能系统引发的脉冲样活动的快动眼睡眠获得对颞叶的电刺激后，这一刺激向周围相连的结构扩散，使人出现类似癫痫和精神病某些方面的梦样状态，而癫痫和精神病都有明确的物质介导机制。

尽管成像技术近乎完美地呈现出梦中发生的一切，但相关神经心理学领域依然很新很年轻，发展非常滞后。随着脑损伤对梦产生的其他影响被纳入研究，我们可以期待获得更多的信息。不过此刻我们可以肯定，鉴于梦是大脑功能的一种，脑损伤当然会对梦有影响。若非如此，那又能如何呢？

第九章
梦、学习和记忆

梦参与记忆重组的观点被提出至少已有30年，但直到最近五年一系列强有力的明确证据才得以发现。我的同事罗伯特·斯迪科高德（Robert Stickgold）是研究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正是他的工作奠定了本章的基础。

本章最基本的假说是快动眼睡眠有助于巩固记忆，这一假说以前一直有很多正面的证据支持，但均不够分量。它的诱人之处在于大脑处于激活状态，而梦却由记忆片断组成。最近的实验证明了这一假说，尽管现在看来非快动眼睡眠也同等重要，更有趣的是，梦－记忆设想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了加强：

1．由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可以更好地描绘和区分可能受睡眠影响的学习和记忆过程。

2．由于基础睡眠神经科学的发展，在看起来支持学习和记忆不同方面的大脑动态变化方面，人们所掌握的细节已足以对睡眠学习过程进行建模。

正如我在本书里不断强调的那样，梦是一种意识体验，而快动眼睡眠或出现在深夜的非快动眼睡眠是引发意识体验的大脑生理状态，我们必须坚持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就像人们可以不记得梦而快动眼睡眠照样能进行，我们认为学习和记忆重组也能在人们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发生。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新的梦形式分析方法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记忆重组的规则。

动物的快动眼睡眠和学习

早期应用实验动物研究睡眠和学习时，两种互补的理论得到证实。大鼠成为这一研究的对象，尽管人们对猫的大脑了解更多，但后者的学习能力实在太差。养猫者可能会反对这一令人不快的比较，他们确信自己的宠物就算不比老鼠聪明，至少也不比老鼠笨。但猫是家养动物，无需学习太多就可以生存；而大鼠是野生物种，需要适应更艰难的生存环境。

第一个理论通过监测受试者学习新知识后的睡眠情况，发现快动眼睡眠随学习的增加而增多；第二个理论则通过剥夺快动眼睡眠发现学习能力受损。这两个理论的关注点都在快动眼睡眠。对前一理论而言，快动眼睡眠的增加常呈现惊人的滞后，且时间有限，这引导卡莱尔·史密斯（Carlisle Smith）提出了记忆巩固的“快动眼睡眠窗”概念。这一概念类似于同样与学习密切相关的发育关键期，鉴于快动眼睡眠状态在未成年动物中普遍存在，该发育关键期可能还与快动眼睡眠有关。

一些在旅行时记录梦的学者，如米歇尔·朱维特，报告说新地点的信息掺入梦境呈现惊人的滞后现象，特瑞·尼尔森（Tore Nielsen）对梦掺入个人经历进行系统的实验室研究后也有类似发现，就梦而言，这些都是与考虑学习时机和人类快动眼睡眠窗最相关的内容。如前所述，两个信息来源都显示，大脑需要好几天甚至是一周的时间才能用新信息改变自己的思想，如此一来，在考虑行为成分时我们显然要面临一个长期的过程，切勿期望所有的学习都能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

如何解释梦的重复出现？

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夜晚到另一个夜晚，梦明显具有始终如一的特征，我们把这种特征叫做“形式”以彰显其与“内容”的区别。形式是指梦具有可视性、强烈的情感和古怪的逻辑特质，其时间、地点、人物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可变性。换句话说，梦境的怪诞会反复出现，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反复出现的怪诞特征使大多数人认为梦的内容是重复的。

我们知道内容本身可以重复，特别对于第六章讨论的那些创伤性梦例，但当正常人将其所谓复现的梦记录下来时，我们惊讶地发现重复出现的只是梦的形式特征，如焦虑可能是梦最常见的元素。那么人们为什么焦虑呢？譬如说考试。只要我们想想焦虑和情绪在梦的构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会觉得那不足为奇。人们都焦虑些什么呢？他们为自己的表现及相应的评价而紧张，那么还有什么评价比考试成绩更具压力或更重要呢？因此，考试常常成为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然而，与考试有关的梦常在定向细节上大相径庭，它们发生于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地点，涉及的科目也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做梦者都觉得准备不足。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尤以忙碌、竞争激烈者为甚。这可能与我们在梦里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关，也就是说梦的另一个形式特征是无法记忆。在梦里，人很少能记住什么事情；尤为奇怪的是，尽管梦包括了很多的记忆片断，人们却不会在梦里突然停下来说“咦，那让我想起了什么”，或记起一些诸如某个梦中人物最近刚去世的事实。可能正是这种思维的缺乏，加上焦虑及其最常见的搭档——对失败的恐惧感，共同引发了个体所谓反复出现的考试梦。

读者可能认为我们是在试图辩解而不是解释再发的梦，但事实并非如此。反复出现的只是特定的情感显露场景，它们取决于梦的某些形式特征且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每个梦都以视觉感知和强烈情感为特征，情感以高兴、愤怒和焦虑最为常见。随之而来的还有我们自己过去的经历，与这些情感相关的种种的经历可能会出现在梦里。

人类的学习和记忆

学习和记忆最显著的差别体现在程序性任务上，此时个体需要面对感觉运动挑战，其中一些还是在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面对的。

在执行视觉分辨卡尔尼－萨吉（Karni-Sagi）任务时，个体的表现不知如何也不知为何得以改善；睡眠之后再测试会发现他们做得更好，但同样原因不明。在视觉分辨任务（VDT）中，人必须紧盯屏幕中央的某个标志如L或T，然后当屏幕的另一部分闪现一个异常刺激排列（\\\代替了///）时予以示意。我们采用了认知科学常用的反应时间快慢作为测量指标，经过不到一小时的训练，大多数人的下意识识别变得非常迅速。

尽管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他们确实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并在训练期间得到显著改善，“改善”是通过接受刺激的时间缩短时作出正确判断比率的高低来衡量的。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记忆（其与梦可能关系不大或完全无关），但它可能是我们学习大多数东西时的典型表现，故而相当重要。换言之，人们学会了无数的过程却难以言表。大多数学习都是无意识的，这种学习被称为程序性记忆，以区别于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当受试者第二天再次接受卡尔尼－萨吉测试时，人们发现其表现与睡眠质量密切相关。如果被剥夺快动眼睡眠，他们会表现得像新手一样，既往接受刺激的体验显示不出任何优势；但如果他们能在前夜熟睡且/或在深夜有长时间的快动眼睡眠，那么第二天所学技能将会保持甚至还会有所改善。如果上述两种睡眠都能保证，改善效果可以达到最佳。如图10所示，两种睡眠测量值的乘积和行为改善之间的相关度几乎是百分之百。我们进行了在睡眠时程和困倦度两方面都匹配的对照，证明正是睡眠本身有益于技能的改善。

图10　视觉分辨任务学习。（a）夜间慢波睡眠（SWS）和快动眼睡眠（REM）与学习的相关度。对夜间的每四分之一时段计算SWS的百分比和次日改善度（实心方块）及REM的百分比和次日改善度（空心圆圈）的直线相关系数。（b）记忆巩固的二阶段模型。改善度作为夜间前四分之一的SWS量和后四分之一的REM量乘积的函数被绘制成图。两种睡眠的量都以其占夜间总时长的百分数表示。图示的强相关表明一个两阶段巩固过程即一个早期的SWS依赖过程和一个晚期的REM依赖过程的存在。

这一结果由于下述原因而显得颇为重要：一、它很有说服力；二、它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三、由于它是完全无意识的，所以无法伪装；四、学习可能发生在大脑的某一特定的、可界定的区域即初级视皮质，这使得该实验性理论适于应用成像技术来研究。不幸的是大鼠无法学习这样的任务，所以我们还不能轻而易举地揭示睡眠促进作用的细胞神经生物学基础。至于猫就更不能指望了。

梦是由消化不良引起的吗？

当然不是。19世纪的科学家们最早提出梦的“消化不良”论，否则他们就无法解释睡眠时的大脑激活。他们认为这样的激活一定来自外界刺激。当然，如果某人感觉胃痛或暴饮暴食一顿，食物的消化过程及其导致的化学紊乱很有可能导致觉醒，而这些觉醒可能与梦的回忆相关。当人在这种胃肠大脑激活的状态下入睡时，思想内容与饮食不当相关并非不可能，这或许会使人们误以为梦一般是由外界刺激造成的。

事实上，白天经历的外界事情对梦的发生影响很小。弗洛伊德认为梦是由近期记忆诱发的，但我们发现进入梦境的近期记忆极少，传记性事件情景记忆的某些片断可能会掺杂其中，但类似的完整回忆从未发生过，实际上近期记忆只有部分片断进入梦境的构建，与来自远期记忆的其他材料一起成为大脑激活进程中随机涂鸦的情节的一部分。

做梦本身和学习的关系

那些从未掌握卡尔尼－萨吉任务的人不会以任何与其能力相关的方式梦到自己正在做这个测试。是不是有些清醒时的学习体验如此深刻，以至于在酣睡者的精神状态或想法中能明显窥见其踪迹？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一些滑雪者和水手的报告，他们注意到在入睡时会再次出现滑雪或航行运动的幻觉，我们还知道入睡时的精神体验也与梦类似。

所以，想知道学习对精神内容的影响就得接受入睡时做梦这一事实，如欣然接受这一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就能从中学习，就像我们最近在研究初学者学习视频游戏“俄罗斯方块”和“动感滑雪”时所发现的那样。

学习玩这些流行游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报告在刚入睡时有插入性的游戏画面，亦即在睡眠时他们仍然有习得的陈述性记忆或情景记忆。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大脑为自己的经历制作了一个可恢复的记录，并将其保存于记忆中，稍后在转入睡眠这一状态时进行回放。这给我们追踪睡眠过程中大脑在清醒状态时的体验提供了绝佳的观察点和标识物。

幸运的是，人们为这一现象找到了一个动物模型。当大鼠学习走迷宫时，在其大脑的海马区经常能发现成对神经元随学习而增加的相关放电，似乎神经元在制造一条物理链接来代表老鼠的方位地图。这种交叉联系在入睡时再现，仿佛老鼠的大脑和那些玩“俄罗斯方块”或“动感滑雪”的人一样，在睡眠时会重复白天经历的大脑编码。该现象的细胞分子机制目前已能被研究。

现在我们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睡眠时的大脑激活，它的确能反映以往的经历，至少有些时候能。你会说：“当然能了，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你怎么能肯定呢？你又怎能在没有任何标识的情况下准确判断大脑如何处理白天的体验？现在有了标识物，我们就更有理由提出下述问题：

1．既然来自意识清醒和联想的陈述性记忆如此强烈地依赖于海马结构的完整性，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白天的经历被暂时储存在海马中等待进一步处理呢？

2．在快动眼睡眠中大脑被再激活时，陈述性记忆的片断而非全部情节是否会从海马中输出？

在等待一个更加系统化的答案前，先来看看下面这个有关直升机的梦，它展现了我将要阐述的关于记忆的许多观点。

1977年7月14日　直升机　第3号梦例

有一天我带着克里斯去比萨，我们在市郊看到了两架直升机。当天晚上，我梦见两架直升机向反方向飞去，然后它们似乎停在了我位于佛蒙特州的牧场上（前一天，克里斯曾说过，飞机有时降落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上，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当其中一架飞机接近凹凸不平的地面时，我注意到飞行员是罗杰·霍恩（Roger Horn）（梦工厂的展览设计者）！我以梦特有的无声方式大声呼喊，提醒他小心。突然，不等我明白过来，直升机就变成了拖拉机，而且是那种有着巨大轮子的农用拖拉机，它在撞上地面时突然散开了，一个巨大的轮子失控般向山坡下滚去，而拖拉机的剩余部分则转向左边，罗杰在后面奔跑着追赶。

这个梦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一样，充满了喜剧性突变同时又有些吓人。罗杰现在和拖拉机分开了，眼看他径直冲向一堵墙，然后脑袋砰的一声撞在墙上，头晕眼花，连续后退了几步。

根据实验数据和类似的梦例，我们现在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超越所有现行技术分析方法的睡眠学习和梦的记忆模型。在给出的梦例中，除了观察直升机诱发与危险相关的情感显露（或重要性），还有另外两个危险因素：佛蒙特州的拖拉机驾驶以及我那脆弱的朋友罗杰。这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大脑对信息的储存不同于磁带记录仪、缩微胶卷生成系统，甚至是内容寻址存储器，也就是说，它并不只是简单地提取体验，然后将其存放在某个大脑深处以备将来参考之用。

相反，大脑只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清晰地保留体验记录，可能就在海马区及直接相关的皮质结构。在大约一周的时间内，人们在白天可以提取这段记录而在夜间则不能。这一模型可以解释为何我从来不曾梦到当天的经历而在次日却很容易就想起来。大脑利用睡眠以一种兼顾效能和效率的方式对其学习和记忆的长期组分进行一点一滴的调整。

先说效率。假如大脑如弗洛伊德及其众多追随者们所说对每件事情都保留了详细记录，那任何事情都不会被遗忘。这种说法要成立，大脑根本缺乏足够的存储空间，所有证据都不支持，而它本身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一些现象，例如信息检索如何进行？我需要一个事实上无限大的查询系统，而这将耗费大量时间和空间，这从生理学角度来讲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记忆经过大脑的再加工，变成一系列更具普遍性的思维定式，从而在特定条件刺激下以特定方式去行动和感受。

就效能而言，这是程序性记忆的模型，但其涉及的不止感觉运动一个方面，它还包括本能优先及情感显露的考虑，从而成为弗洛伊德式潜意识的拓宽型，且更易接受。我的潜意识进程不再是一口沸腾着恐惧欲望的大锅，而是拥有丰富的资源并能随时作出反应，我在做大多数事情时都是不假思索的，它就那样自然而然、适度而合时宜地发生了。我的情感大脑“知道”直升机、佛蒙特州的拖拉机和紧张的展览设计者有某些共同之处。

但我确实也需要一个有意识的陈述性记忆系统，它必须充足、精确、可以更新，尤其是要与定向事宜相关。

·我是谁？我生命中的关键人物是谁？

·我在哪？我怎么能找到通往那些对我至关重要的地方的路？

·这个或那个显著的事件是何时发生的？

·我当前的任务是什么？未来的目标又是什么？

这些是我思想的意识部分，尽管我希望它能像潜意识那样工作，我还是愿意且能够承受约束，并精心制作一些小道具和通过一些小技巧来使之发挥作用，例如：我用日记及时记录自己的经历；我用地址簿来保存一些关键人物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与其保持联系；我用日程表对未来进行计划。我根本无法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住，但只要我运用这些记忆工具，也就不想也毋需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住。

我的梦揭示了睡眠状态下的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系统是如何交错又相互影响的，它们总是很重视行为中的共性部分而对方位细节则不那么在意，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亦即它们为获取历史的准确性而牺牲了整体的情感关联度。换句话说，我的梦显示在其程序组分中展现出来的日间经历是多么少，而情感显露又是多么多。毕竟，大多数的细节都是繁冗的。我已经知道我是谁，我的关键人物是谁，我在哪里居住和工作，我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这就够了！

第十章
梦的意识

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重点在于潜意识，这一精神力量在其理论中被看作一种具有持续威胁性、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不为社会心理所接受的欲望集合体。把这一观点倒过来想，将潜意识主要视为盟友和通往生存和衍生合理社交行为的向导时，我们在重新定义潜意识，这种新的定义方式要求人们以全新的眼光审视一般的意识和特殊的梦意识。近十年来，人们对意识的大脑基础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本章旨在描述现代睡眠科学对此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以及这种理解是如何让我们把梦的模型转向意识状态改变——这一自20世纪60年代的迷幻时代起就已为人们所认识和赞美的改变。

在开始阐述这两个主题之前，我们需要以一种与梦的形式分析理念及其相应大脑机制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相匹配的方式来定义意识。

意识可被简单而无可争辩地定义为人们对外部世界、自己身体和自我的察觉。最后一个特性即对自身的察觉，包括对察觉的察觉，即知道自己是有意识的。

意识是大脑功能的一种，兼具整体性和局部性，糅合大脑-精神诸多不同方面的整体状态就是正常的意识。其中某些方面见表4（生理构造见图11）。

表4　负责处理意识不同组分的大脑区域

图11　人脑构造图

表4暗含两个重要模型。其一是反射学家们钟情的循序处理模型，该模型认为所有神经信息包括意识的处理加工都是自外向内、自下而上的；在终端经过整合后，再向下向外传递。其二是模块理念，认同此理念的多为想要评估精神状态的神经科学家或是希望理解精神特定部分的认知神经学家，抑或是那些既与神经科医生有共同临床目标又采纳科学家生理研究方法的梦形式分析学家。

意识的完整性怎能如此轻易实现，这是所有面对这样一系列模块或循序处理过程的人需要理解的核心问题。人们随时随地会接触到许多信息来源，但意识体验却能令人感觉如此天衣无缝、一气呵成而又集中专一。这一困惑被称为整合问题，学者们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来破解这个谜团。“整合”在这里是指把分散的部分连接成无瑕的整体。初次接触这一概念的人可以从构成认知的五种感觉入手来考虑。多数科学家认为，不同大脑区域为意识提供信息，它们之间的同步性是通过彼此间众多相连部分节奏一致的激活来实现的。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意识体验的整体性，尽管它并未提及那些体验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或怎样能像做梦或服用某些药物后经常发生的那样去改变其完整性。

这些正常而人为的意识改变需要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整合机制，借此以化学方式将掌控不同意识组分的各个大脑部分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样的化学统一是在脑干中化学编码神经元（神经调制）的影响下完成的。睡眠科学已经表明，当我们的意识状态由清醒转为做梦时，神经调制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胺能-胆碱能交互作用的模型为理解日常生活中正常体验的意识转换提供了基础，不过它同样有助于理解那些药物诱导的或在精神疾病中意外出现的意识改变。

同步性介导的整合可在几毫秒到几秒的时间内发生，而由化学调节介导的整合需要数分钟到数小时。两者我们都需要，并且我们必须充分加以利用直到我们了解所有问题的根源。首先，脑细胞的同步化学协调性激活如何引发意识体验？其次，神经系统如何参与主观体验，即哲学家所谓的“感质”和戴维·查默斯（David Chalmers）所谓的“意识难题”。查默斯宣称，神经科学还不曾，或许永远都不会解决这一难题。如果你喜欢神秘并想要避开神经科学可能的影响，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出路。神经科学家们不再比那些挥挥手说“奇迹就这样发生了”的人更可信。大脑是神经元的集合体，它思故它在。

感质和意识难题：身心合一

我本人坚信，即便是意识难题、感质问题和身心问题都能够被有效解决，只要我们知悉世界是经由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在大脑中展现出来的。一个是自我组织的因果机制，它与高度的自我决定性一起与生俱来，由基因决定；另一个是我们的历世体验，它使我们体验的象征性表达进入神经环路，通过行为后天获得。

这两个过程无论源于先天还是后天获得，都有大脑特殊激活程序的例证。如此看来，清醒和做梦互为镜像，其交互作用贯穿我们一生，先创造意识，然后根据生活中不同的调适目的为其提供相应的信息。

你可能会觉得我们仍然不足以解释察觉或“察觉的察觉”的机制。让我们一起想想我们如何看，然后如何发现我们在看。就（自动的）反射视觉来说，眼睛以视网膜（内层）放电模式编码不同角度的光线，这些信号被传送至大脑，在那里被整合为对外部世界完全抽象但又高度特异、富有意义的描绘（以图像形式呈现）。我认为目前为止尚无人对这个模型提出质疑。如果你确实接受这个模型，那么精神-大脑问题就得到了有效解决。视觉世界不过是一系列神经元激活模式所展现的图像，描绘这一图像（察觉）只需一步，而描述察觉（亦即对察觉的察觉）则只需更进一步，直至我们完全清醒，每一步都涉及神经元的激活模式。

梦意识

梦意识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即使没有任何即时的外界输入或输出，大脑仍然能够产生异常丰富的意识状态。我们还知道，梦意识状态无疑取决于睡眠时的大脑激活，而激活（包括其高频同步性和化学性神经调制）最佳的提供者是快动眼睡眠，这是一种存在于清醒前且为清醒始终依赖的大脑状态。当然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至少就梦的内容而言是如此。我们需要清醒时的意识体验以便在梦里依葫芦画瓢，我们需要语言来使梦意识具有可叙述性，使梦的报告成为可能。

那么梦的形式方面又如何呢？难道我们现在还无权断言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吗？当我们还呆在子宫里时梦就已经存在于大脑之中了？在生命早期就已经行使功能，给我们提供组织结构基础，以发展出完全的意识？是否至少说明某些意识组分可能在其他组分出现前就已存在？鲁道夫·利纳斯一路追踪感质到单个神经元，我沿袭他的观点提出，大脑的感觉运动自我激活可能是感质概念的前身。请仔细阅读下述报告并特别留意其中的动作成分。

桥　第7-8号梦例/1977年

昨晚，一个恐怖的桥之梦：伊恩、克里斯和我坐在一辆旅行汽车里沿着桥拱上行。我们飞了起来，降落在一截栏杆上，摇摇晃晃的，但肯定不会掉下去。我下车寻求帮助，这意味着我必须跳下栏杆去，下落40英尺后掉进水里，在水中继续下沉约20英尺，才触到底。然后我像子弹一样射出水面，并试图爬上桥拱，回到车里。但这是一条单行道。路边有个男人很轻松地把车举了起来。

受利纳斯大胆理论的启发，我们先来考虑这类梦衍生的两个相关问题，一是不间断的运动感，二是“我”是否是运动的主体。我从梦中的桥上跳下去；我下落40英尺后掉进水里；我“像子弹一样”射出水面。这样的梦动作完全是不现实的，它是虚幻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其实纹丝不动，但却坚信自己正在这么做。这意味着当利纳斯宣称在早期基本水平上自我感深藏于神经元群激发动作模式的能量中时，他一定相当兴奋。尽管这不能完全解释自我感如何出现，但它对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难题大有裨益，即如果“我”不是运动的主体，那么谁是，或什么是？环境？感觉？反射？那样想根本不合情理，除非你懒到认为这一切是上帝所为。

有一个定向标志在梦里永远不会消失，那就是自我，梦中的“我”，游泳、飞行、逃跑、做爱、害怕和战斗的我。确实，有些梦者把自己看作梦的表演者而不是动作的核心，但自我是永远在那里的。它是概念的构成物，是意识的组织单位。我梦故我在。

清醒梦是什么？

在大多数梦里，我们坚信自己是清醒的，但有时梦事件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我们开始疑窦丛生。这一疑惑感逐渐增加，最终使我们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做梦。因此，清醒梦是指在梦里重新获得清醒意识的一个经常被丢失的重要方面——对自己所处状态的准确认识。清醒时我们知道自己是清醒的，并很容易加以验证。我们能随意做出动作；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思维；如果对此有疑问的话，还可以掐自己一把，看看自己对事物的感受能力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如何。在梦里，我们常常丧失自省意识，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状态，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能作出评判。

某些人在梦里能自发地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这通常出现在8岁以上的儿童中，并且持续到青春期，再往后就很难指望睡梦中自省意识自发出现。但清醒仍然可以任何人都能习得的方式被诱导。我曾在床边放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来记录梦体验，然后在入睡之前，我告诉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今晚我有可能做上两个小时绝对精彩的梦。为了抓取到一些细节，当某些怪诞的事情出现时我要特别留意。我告诉自己注意那些在清醒时绝不会出现而在梦里经常会出现的事情，即时间、地点、人物（尤其是异常出现的身份不明的人，或是先像某个人然后突然又变为另一个人，等等）的改变。这种定向功能如时间、地点、人物的变移性将告诉我自己在做梦。

当我成功时，部分大脑－精神被唤醒，我注意到自己在做梦并告诉自己。这样之后，我出现一种分裂状态：我的部分大脑处于清醒状态，而另一部分则在梦的状态中。这样就好玩了。我可以观察梦，可以诱导觉醒以增加梦的回忆率。最棒的是我可以对梦的内容施加影响。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几乎是随心所欲。我可以想当然地飞翔，与我所选择的梦中人物有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达到清醒梦的状态通常足以让人们感到万分自豪且欣喜不已。

梦如何改变意识？

表5可用来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表5是一系列已知事实的总结，不过很重要的一点要明确，你仔细阅读这些事实，这是我们转向梦的解析前你反驳或拒绝形式分析方法的最后一个机会。问问你自己，表中这些对你的梦是否适用。

表5　梦中的意识改变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对照表5中的大脑功能和表4中列举的大脑区域来说明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一劳永逸地从抛掉反射模型开始。第一项（感觉）和最后一项（动作）都是完全内生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输入-输出的大门被主动抑制所关闭；二是大脑皮质和皮质下感觉运动的中枢表现是自我激活的。

由于认知依赖于感觉而随意运动依赖于肌张力，故知觉（表5第2项）和意志（表5第9项）的改变是继发的。在外部感觉缺失的情况下，知觉来自皮质及相应皮质下大脑区域多形感觉区的自我激活。唤起形式视觉如房屋或人脸的图像是复杂广阔的皮质区的义务，其中某些与皮质下系统如边缘叶有关。所以至少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大脑是如何通过快动眼睡眠的自我激活变戏法般地制造出梦的图像。我们推测动作指令可能同样因工作记忆的弱化而受到抑制，具体过程将在后文进一步详述。这样我们就简要地解释了上表10项中的4项。

注意力需要进行特别说明。梦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不断将其保持下去。人们往往对梦事件的急转直下如此震惊，以至于难以像在清醒状态下那样给予其应有的关注。我们认为这种注意力缺失部分是寄生性知觉对象自发出现的后果，但也有可能源于限制运动和思考能力的随意运动控制能力的缺失。我们沉浸于自己的认知产物中，这还包括无论喜欢与否都在快速更替中运行的感觉运动程序组分。于是我们推测梦意识中注意力减弱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胺能系统对感觉运动程序去抑制的后果；另一个则是前额叶大脑的局部失活。

在快动眼睡眠期，情感和本能（原始行为）都因边缘系统的激活而增强。快动眼睡眠时大脑特定区域，即颞叶的杏仁核和前脑基底区的白质均开通，这是迄今为止进行的所有脑成像研究的一致发现。此即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现代神经科学对其激活的证实使我们得以肯定地将本能和情感纳入梦境情节的主要策划者范畴之内。我们甚至可以认同梦意识将其通常最原始的特征归因于那些在清醒时将其抑制的大脑程序的“释放”。如此看来，自我/超我相当于前额叶背外侧皮质，它构成那个在清醒时决定是否创立真实生活情节并最终激发本能行为的“我”。在梦意识中，“我”在睡觉（如弗洛伊德所言）。如此一来，表4和表5的第4项和第5项现在就能从神经生物学角度来理解了。

思维（第6项）和定向（第7项）都因胺能系统的失活和大脑整体和局部记忆系统的区域性失活而受损。我们想详细了解为何陈述性记忆（据推测其先储存在海马，然后输送到皮质）在梦境意识中几乎完全失效。显然，所有依赖于记忆的认知功能（情感显露可能除外）在快动眼睡眠中都被削弱，因此梦意识对其内容的分析和组织都很糟糕。主宰梦意识的规则是超联想和情感显露，而非线形逻辑性的、特异的、准确的历史细节。

将所有这些分散的元素汇总成一个可信的梦情节是执行官“我”接下来的工作。此刻我们如履薄冰，因为不知道梦情节究竟是如何组成的，就像我们不知道清醒时的观点是如何产生的一样。我们强调叙述是因为我们所获得的梦例报告看起来像故事。这很危险，因为这些报告必须在清醒时才能提供且完全依赖于语言，而梦本身的经历过程则更像是一场电影。它们是多媒体事件，包括很多即使是在最尖端的高科技电影里也难以创造的虚拟动作。只有主体自身动作可影响认知的虚拟现实才与梦意识接近。因此我们审慎地采用“叙述”一词表示梦体验的连贯性，考虑到快动眼睡眠梦的明显混沌，这种连贯性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即使没有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帮助进行化学整合，甚至没有前额叶背外侧皮质对思维和动作实施控制和集中，我们在做梦时的体验仍然是完整、真实且有说服力的。再一次强调，如下观点难以质疑，即意识的基本真实感包括并强烈地依赖于人类大脑创造虚拟现实的能力，它所有的形式细节都与清醒意识的各方面如此接近，以至于几乎每次都能让我们产生错觉。

第十一章
梦的解析

随着本书内容的展开，我先打倒弗洛伊德再把他扶起，拂去其身上的尘埃将其重新扶上神坛，但那并非我期望自己的梦理论所处的位置。我们现在该如何总结现代神经科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异同呢？我的同事鲍勃·斯迪科高德说得好：“弗洛伊德50％是对的，100％是错的。”在最后一章我们将解开这个矛盾，希望能让读者明白思辨哲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让大家看到只有实验性脑科学有望纠正仅凭直觉产生的自我印象。

为什么弗洛伊德50％是正确的？

言规正传，弗洛伊德的正确之处在哪里？他对梦的讨论正确地强调了其原始情感特征。梦确实源于睡眠时大脑原始驱动机制的释放，而这些原始驱动机制确实包括性欲、攻击和逃避的本能，也包括伴随趋向行为的情感如喜悦、高兴、快乐、爱，伴随回避行为的情感如害怕、焦虑、恐惧，以及伴随一决雌雄的对抗行为的情感如战斗、攻击、射击。弗洛伊德称之为“初级进程”以区别于清醒意识更加平淡、文明且合理的次级进程。

然而，事实上梦的性成分远比弗洛伊德设想的要少，由于他过分强调欲望满足对梦的影响，梦中众多的负性情感反而让他感到措手不及。

关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梦起源问题暂且先讨论到这里。那么其理论中梦情节建构部分是否有正确之处呢？情感显露和超联想活动似乎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肯定的回答。换言之，我们认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对的，梦部分由本能力量即与思想内容松散相连的情感所驱动。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成果当数其对情感重要性的强调，而这些情感常被推理心理学和哲学贬为次要角色。梦确实有力地提醒了人们：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本能和情感，甚至还有在清醒时必须被制止的发疯倾向。

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的正确之处还在于，他坚持认为来自本能或情感大脑即现在所谓大脑边缘系统的清醒意识多到超出我们的想象。此外，通过注意梦，或许把梦当作一连串联想思维的起点追踪其到本能中想象的源头，我们可以期待更多地了解自身，之所以说“或许”是因为这一推论尚未被证实。即使是在精神分析实践百年之后，我们依然没有实证显示梦内容能像清醒幻想甚至是中性词表刺激那样有激发一连串相关情感显露的力量。确实就像我坚持的那样，当涉及到联想思维时情感显露几乎成为必然。

为什么弗洛伊德100％是错误的？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模型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行为，他认为潜意识极具诱惑力，但虚伪、不诚实。在梦里，潜意识愿望总想击败意识，就像清醒时表里不一的性行为旨在敷衍社会习俗。基于此，弗洛伊德梦理论采用了伪装和监察这一有着致命缺陷的假说作为梦怪诞性的基础。梦的原始驱动必须被改头换面成无明显意义的怪诞梦境。精神分析梦理论的核心是，只有被记住的梦内容是显性的，其中隐藏着沉睡的本能，此外除去对本能和情感的强调就别无其他了。如果像我们推测的那样，梦彰显情感和本能而非将它们隐藏，那么伪装-监察理论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误导性的，事实上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没有了伪装-监察，精神分析学说建立的梦的解析理论还剩下什么呢？如果诱导梦的本能没有被伪装和监察，而是直接进入梦境，那么显梦就是梦！！！如此一来，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记录并“仔细”阅读自己的梦。说到“仔细”，我的意思是要注意联想，这些联想可能遥远而含糊，但对建立一个符合现实的自我观意义重大。如此看来，所谓隐梦不过是与梦内容各方面相关的大量联想。无论我们是否将其当作梦的启动者或正因为它们是直接、无伪装的情感显露而将其当作梦建构的元素，作为一种更好地了解那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思想成分的方式，研究这些依然是很有用处的。

男性和女性的梦有差别吗？

当我们对一些男女大学生进行梦中情感调查时，结果让我们十分惊讶。我们本来满心期望这两组人的情感表现会像清醒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不同。我们预期男性的梦会更具侵略性、更暴力，而女性的梦则更有归属感、更温柔，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对我们的受试者来说不是。男性和女性在梦中的情感表现惊人地相似。

男性和女性在梦中出现视觉图像和怪诞梦境的倾向几乎没有差异，最让人震惊的是，情感的出现频率和强度也几乎没有差别。这些告诉我们：梦的情感强度是既定的、以大脑为基础的现象，男性和女性均会经历到。

通过其生活规律和社会交往，男性和女性在清醒时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控制自己的情感能量。女性通常更关心抚养保护孩子，而男性则更关心挣钱以及与同类竞争。由于性别差异，男女的行为发生了我们所说的改变。但男女梦中的情感表现显然变化不大，情感显露对两性来讲同等重要。

尽管男性和女性会体验到相同的梦中情感，但与其相关的内容却有着高度个体化的差异。正是把握了“各人有各自的梦”这一精髓，梦的解析才能依旧在个体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方面占据一席之地，这极有可能是精神动力心理治疗所一直经历着的状况。

看看我下面的报告，它既与第四章的生理学讨论相关，也涉及到这里提到的个体意义问题。我想我是这世上唯一会做这种梦的人。

1980年3月12日　向朱维特致敬　第12号梦例

我到达一个会场（可能是1969年在新墨西哥举办的亚太睡眠学会会议），正跟同事打招呼时突然注意到朱维特也在那里。他认出了我并豪放地大笑（他平常不这么打招呼）。我正要叫他，突然两腿发软瘫倒在地，口不能言，完全不知所措。

紧跟这段报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如下评论：

·软弱无力的腿：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法语说法是在维勒弗朗什的艺术酒店举办的一场浪漫聚会上，在那里需要谨言慎行。当我回到实验室时，朱维特说我看上去像les jambs coupées——纵欲过度的一种表达方法。对朱维特我借口说自己离开实验室是去见大学中心实验室的老朋友D.B.。我曾告诉朱维特D.B.非常迷恋J.S.，有许多笑话是关于D.B.同性恋情结的。其实艺术酒店的那个聚会上没有任何与同性恋有关的事情，但朱维特可能感觉到了那种气息。

·朱维特的笑：在经历长达将近十年个人和职业竞争的紧张之后，气氛终于开始出现缓和。请注意1963—1964期间我在里昂工作，而这个梦发生于1980年。如果说日本是破冰器（1979），那么墨西哥（1980）就是破冰的钳子。朱维特与一个既是朋友又是竞争者的墨西哥人埃尔南德斯－佩翁（Hernandez-Peon）之间的决裂发生于1962年的里昂，当时我正在那里工作。今天，我收到了朱维特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信虽正式但很热情。

·肌无力：朱维特的重大发现即快动眼睡眠相关的肌张力低下表现为我梦中的猝倒。这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发作性睡病那样，强烈的情感尤其是惊讶会导致脱力。可能我现在就是用行动来认识朱维特的巨大成就。

这些解释可靠吗？我如何知道？当然，我与精神分析患者一样觉得这些解释“听起来像是真的”，但这正是为阿道夫·格伦鲍姆（Adolf Grunbaum）成功推翻的“计数议论”。确实这些联想对我来说有丰富的意义，它们拥有强烈的情感显露，但这并不能赋予其可靠性并证明它们是梦的激发者，或准确解释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也无法证明这就是该梦真正的意义所在！

科学需要预见

正如道格拉斯·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在其杰作《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中指出的，梦内容分析学说的失败之处在于不能预测。它就连简单的的回顾性分析都难以完成。以回顾的视角看来，一切似乎变得清晰且有说服力，我梦见朱维特是因为我刚看见过他。好吧，有证据表明先前经历的事件可能形成梦境的晶核，其后梦的故事围绕这一点铺开。并且我确信自己很在乎他对我的感受，也非常了解他的重要发现。如此一来，该“解析”（我更喜欢称之为讨论）就不能作为弗洛伊德所谓的“伪装-监察”的明证，因为我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该梦境描绘的所有导致焦虑的矛盾与冲突。

我能否预测这个或其他任一我曾经做过的梦？如果确实有规则在控制每个梦的情节，而我又确实了解这些规则的话，我应该有能力这么做。但我觉得我不能，你也不能。若你能在梦后指出原因，你对梦的解析就属于“以果为因谬误”，它破坏了你解析的逻辑性，对我而言也是如此！

以下两点申明有助于澄清我的观点，一是很多甚至是大部分的情感显露体验难以激发梦。尽管我们确实知之有限，但据我们了解，很多引人注目的人物、事件和冲动刺激从未在梦境中出现。

作为有志向的大学教师，我确实曾梦到过自己考试准备不充分、资历不足、幻灯片丢失、讲稿放错地方、迟到等，我以“安排不善”梦境予之以一个简洁的解释。

但我从来没有，真的从来没有梦见过自己坐在办公桌前写论文，或是阅读一篇有关我经费申请书的评议，尽管这些潜在的梦刺激一直伴随着我。它们为何没有进入我的梦境呢？它们当然是情感显露的，它们关系到生存、攻击、防御，还有其他种种方面。换句话说，一个科学的梦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情感显露经历难以成为梦境刺激？相反，我会梦到另外一些即便出现过也相当罕见的相关问题。

另一项申明是人类会臆想出梦的因果关系，尽管它们不可能存在。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通过一种被称为“梦的剪接”的实验。这一实验设想首先由罗伯特·斯迪科高德提出，然后由我们实验室的研究小组付诸实施。我们选了10个梦例报告，在场景显著转换处把它们剪开，然后将得到的20个梦的片断拼接起来。我们将其重新汇聚，有一半保持原样，而另一半是混杂的，杂合的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人不同的梦，这样杂合梦起始片断中的事件无论如何不会与后面片断的事件存在因果联系。

在实验开始之前，我坚信尽管穿越了不同的场景，自己依然能从梦的亚情节顺序上看出端倪。但很快，当我试图判断某个给出的报告是否剪接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判定，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即使是受过良好培训、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无法通过这一包含场景转换的梦剪接测试。这样一个简单的实验带来了很多烦心的问题：

·我们为何如此肯定自己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历史了解这个人？

·我们为何如此肯定在假定因果连续性前提下，任何内容都是可读的？

这两种情况都是日常所见，每天都会发生，在其中我们都有与梦解析者相同的问题，必须将因果性叙述结构作为原因推演到每件事上。在自然中寻觅并找到因果联系一定是思维的一种。幸运的是因果联系经常是存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能生存，为什么尽管人们为推演叙述性因果关系的错误倾向所累，科学仍能进步。但人们在判定因果关系时犯的错误不会比作出正确推断的次数少，人们有时能看到这一点，但大多数时候不能。

梦科学

科学方法旨在使人们免于犯上述推演性错误。科学实验是能阐明原因的实践活动，而最佳的实验既能展示真正的因果关系又能揭露虚假的因果关系。只要我们新的梦理论是对的，我们就能预言，既定的化学性和局部类型的大脑激活总会产生幻觉、超联想、超情感、错误的信念以及其他认知错误。现阶段梦的科学预测只能到此为止，但它足以让梦的形式心理学分析胜过内容分析。

人做梦并不是因为受未经伪装的潜意识愿望或冲动的激发，而是因为大脑在睡眠时被激活，即使这激活会开启原始冲动。事实上，这些冲动不仅未被隐藏反而在梦里显露。决定梦意识特性的是激活过程的特异神经生理细节而非心理防御机制。

梦的解析超出了自己狭义的范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进行某种形式的梦的解析。为何要这么做，为何要那么说？为何我拿起电话时会感到焦虑？为何我会生儿媳妇的气？梦的解析经验告诉我们假定因果关系是危险的，对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好不要局限而狭窄，不要只分析梦的内容。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套真正普遍的规则，以帮助人们接受这一事实，即我们的梦、恐惧和愤怒实质上只是睡眠和清醒时大脑激活的表达，有其深刻而强烈的存在意义。在21世纪，脑科学研究将揭示更多的深层机制。

结论

如果问我如何理解梦的奥秘，简单回答就是已经不再存在什么奥秘，至少没有什么奥秘值得为之创造一个过去那样的神秘梦理论。当然，睡眠科学尚有很多未竞的工作，我们尚未弄清大脑-精神是如何在睡眠中重组自我，以及如何利用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功能。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细节更有可能揭示睡眠中渐进的、适应性的信息处理过程，且可能性远远超出我们之前的想象。

我们立志建立梦科学来揭开梦的神秘面纱，我们要建立的梦科学具有坚实而广阔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最近发展起来的动态脑成像技术尤其是核磁共振成像让这一计划如虎添翼，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清醒、睡眠和做梦时的大脑局部活动。这是一场真正的复兴、一次真正的革命，将迎来大脑和精神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正如我努力想要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比人类意识的科学理论更重要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意识是一种大脑功能，大脑状态决定人意识体验的种类，那么我们可以开始在脑科学坚实而广阔的基础上构建意识状态决定的模型。如此一来，梦的研究就可以被看作是将会动摇哲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根基的更宏伟目标的一个关键部分。

梦的研究必然要联系到睡眠科学，而睡眠科学又必然要联系到神经生物学，因此梦的研究必然要联系到神经生物学。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些联系有何了解？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下面这些重要结论来总结我们的成果。

第一个重要结论是：梦及意识其他状态都与大脑激活水平的变化相关。睡眠时大脑激活发生有条理的改变，该功能的峰值与梦高度相关，但即使是睡眠时大脑激活的波谷也远高于通过内省察觉到的彻底失活。换句话说，大脑的激活总是多于失活。即使意识完全消失，大脑仍能以相当复杂的方式运行。它在干什么呢？这一问题的重要答案是呈递信息、巩固修正记忆和学习新掌握的技术。这意味着约90％至100％清醒和睡眠时的意识只出现在大脑激活的上层水平。

第二个重要的结论是：大脑之门的开关不依赖激活，这里的“门”指的不是预示梦应验与否的“牛角和象牙之门”，而是感觉输入和运动输出之门。大脑在睡眠中自我激活时将门关闭，所以外界信息难以进入大脑，而睡眠激活的大脑想将自己激发的运动行为付诸实践也同样困难，我们能有意识地体验到这种梦运动，但幸运的是它们不会表现为现实的运动。这意味着睡眠激活的梦中大脑脱离了正常有效的输入和输出，它一直都我行我素，这一次它忙着处理的正是我们在梦里意识到的感觉运动和情感资料。

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结论是：大脑不仅自我激活，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而且还彻底改变自身的化学环境，特别是清醒意识必需的两个化学系统在睡眠中大脑自我激活时被完全关闭。没有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梦中的大脑就无法执行诸如控制思维、参与问题的分析解决、记住自己的活动等功能。可能正是这一大脑化学系统的差异决定了清醒意识和梦意识之间的区别。

在20世纪后半叶各种发现出炉之前，上述结论没有一项是梦理论家们事先预料到的，但它们都深深影响了人们对意识体验的看法。没有这些知识的帮助，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拥有它们，我们就会对人类最有趣的特性——意识开始有所了解。

梦是黑白分明的还是色彩斑斓的？盲人在梦里能看见吗？梦为何如此怪诞？梦的目的何在？梦如何维系和拓展精神活动？人们在梦中肆意疯狂是不是为了避免同样的疯狂在清醒时上演？为什么说睡眠不仅有益健康，也是生命所必需？

本书对基础脑科学研究的发现、睡眠实验室研究以及睡眠和梦的近期临床研究作了简要的总结，并使用大量梦例来解释新的激活整合梦理论如何从生理学角度阐明梦的普遍形式特征，从而让读者在领略到现代睡眠科学迷人发现的同时获得机会去重新思索自己的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