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自我的挣扎
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

［美］卡伦·霍妮（Karen Horney）/著　邱　宏/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发展/（美）霍妮著；邱宏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10

ISBN 978-7-80759-691-2

Ⅰ.①自…　Ⅱ.①霍…②邱…　Ⅲ.①情绪-自我控制-通俗读物　Ⅳ.B86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1009号

出版发行：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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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数：3000

出版时间：2011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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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80759-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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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20世纪“新弗洛伊德派”的代表。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心理学的先驱。

1885年9月16日，霍妮出生于德国汉堡，受母亲影响颇深。1906年，21岁的霍妮考入柏林大学，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26岁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柏林“兰克维兹疗养院”研究三年的精神医学，追随德国著名神经学家赫曼·奥本海默学习。1915年，获柏林大学学士学位。

1915～1918年，霍妮任伯林精神医院住院医师，1920～1932年期间在柏林精神分析学院任教。1932年，霍妮接受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院长聘请，担任该院副院长。两年后，她迁居纽约，创办一所私人医院，并开始培训精神分析医生。随着与弗洛伊德正统理论分歧的加大，她与研究所其他成员关系紧张。1941年，她倡立精神分析改进会，并创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亲任所长，直至1952年去世。

霍妮的主要著作有：《我们这一时代的神经质人格》（1937）、《精神分析新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1950）、《女性受虐狂问题》等。

前　言

神经官能症产生的过程是人性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过程会导致人的精力浪费，因此是一种不正常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在其特性上与正常的人性发展有很多歧异的地方，而且其程度远远超出人们所认知的范围。它的表现在许多方面甚至与正常人恰恰相反。在顺境中，一个人的精力一定会用于实现自我的潜能，而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却使人根据自身的特殊气质、能力、嗜好以及前后的生活状况等而发生变化：它会让人变得软弱或坚强，更小心翼翼或更容易信任别人，更缺乏自信或更具信心，更沉着泠静或更外向活泼。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人们也会发展属于自己的特殊禀赋。不过，无论其发生发展向什么方向，这一切变化都源于人的天资发展。

在内心的压力下，一个人或许会远离真我（真正的自我），将大部分精力转移到如何藉着“内在的指使”，将自己塑造得近乎绝对完美，因为除了让人超乎想像得绝对完美外，再也没有他物可以成为实现自己理想的形象，使他为自己所具有的、能具有的或是应该具有的崇高品行而感到满足和自豪。

本书详细叙述了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倾向，它对人们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于病态方面的临床或理论的研究兴趣。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涉及到人类的欲望、动力或探求完美的宗教教条。任何一位真正研究人性发展的学者都会相信，当自负成为一种激发力时，自尊自大或探求完美的驱动力可能会同时引发许多方面的缺点。为了确保道德行为的正确性，一个严格的内部控制系统就会开成。对于这个内部控制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必要性问题，人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可谓众说纷纭。我们姑且承认，这种“内在指使”对于人类的自发行为真能起到限制作用，这也正符合某些宗教的教育，难道我们就可以因此而不再为了探求至臻至善的完美去奋斗了吗？果真如此的话，倘若没有这种“内在指使”人类道德或社会生活岂非就要面临危机或濒于毁灭？

在此，我并非要讨论人类是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也不是要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想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答案的关键主要在于我们对人性信仰的“特质”不同。

从广义上讲，根据对人性的各种不同解释，有三种主要的观点来诠释道德。其一，对于那些始终相信人类天生是有罪或相信人类被原始本能所驱使（如弗洛伊德）的人而言，附加的禁忌与控制是无法摒弃的。因此，道德规则的日的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天然状态的被压制或是刻意培养形成的。

其二，对于那些相信人性善恶是与生俱来的人而言，其道德目的势必会与众不同，且他们的观念一定会集中于确信人类天生的美德必将会获取最终的胜利，例如，人们借助于忠实、理性、意志或慈悲心而使天生的美德受到熏陶、引导及加强，这与宗教或伦理的观念是一致的。笔者这里所强调的，并非要人们一味地抵抗或压制邪恶，而是从更积极的角度去引导人们快乐地生活，换句话说，它还有其积极的一面。然而，这个积极的一面既依赖于某些人的大力帮助，也依赖于意志或理性的思想指引，它的本质作用仍然是禁止或阻挡“内在指使”。

最后一种观点——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的遗传性是一种驱使自己去实现本身潜能的进化动力，那么道德问题也将会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这种信仰并非意味着人类本质是善良的——因为它认为人类的善良主要以先前对善恶的认知程度为先决条件，而且意味着人类天生自然地在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并且从奋斗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举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除非人们能诚以律己、主动进取、积极与人沟通，否则必定无法发展他们所有的潜力。同时，如果人们只沉溺于“无知的自我崇拜”（语出自雪莱），或者老把自己的缺点归咎于他人，那么他们本身也必将止于现状，无法成长。只有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成长。

因此，我们得到了“进化的道德律”，其中人们需要培养或者摒弃的道德标准可由下面的问题略窥一斑：人们对待道德的特殊态度对人性的发展及人类的成长具有引导性还是具有破坏性？答案正如精神疾病所显示的那样，各种压力都能轻易将人类饱满的精力转化成具有非建设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精力上去。然而，只要相信为实现自我而奋斗的主观意识，我们就不需要用“紧身衣”来束缚自由的身体，也不需要用内部控制的鞭子来规范言行，也不要求一定要达到完美的境界。毋庸置疑，这样严格的规范确实能驱除人性向恶的一些不良因素，但对于人类的成长而言，它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严格的规范，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来对付那些人类成长道路上的破坏力——那就是随着不断的成长成熟而丢弃恶习，惟有真正了解与认识自我，人类才能达到去恶从善的目的。当然，自知本身并非目的，它是使人类自然成长的工具。

由此可知，对自我的研究不仅仅是基本的道德义务，事实上也是基本的道德权利。就其成长的广度与深度而言，人们也渴望着能多了解自我。当人们排除掉心理疾病的困扰时，才能自由、健康成长，才能随意去关爱别人。同时，人们也会给年轻人一个毫无障碍的发展机会。

当年幼者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挫折、困扰时，年长者也应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无论如何，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实现自我的理想应该始终保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我希望本书对心理障碍方面的详细赘述，能有助于人们身心健康发展。

作　者

1　追求荣誉

“探求荣誉”的组成元素中，最明显、最外向的是“神经病患者的雄心壮志”，这是一种探求外在成就的驱动力。这种探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动力颇具普遍性，它还遍及于探求任何事情的优异表现，但通常它常被有力地应用于那些在特定时间并且易于表现其优越的事情上。

不管人类成长的环境如何，只要没有智能上的缺陷，孩子们自会学着如何待人处事，自然会有自己特有的某种技能。然而，有些能力是无法迫使孩子们从学习中获得的。人们不需要、事实上也不能够强硬地让每一粒种子都生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时机成熟的话，种子的内在生长潜力自然会暴露出来。同理，人类每一个个体，如果被赋予了这样的机会，他也会将自己的潜能充分展现在大众面前，而后接着发展其本身丰富的技能：使情感更丰富，使思想更明晰，使愿望更强烈，使兴趣爱好更广泛。在开发个人资源的同时，还要巩固增强意志力，发挥自己本身已具有的才能或天赋，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他人沟通等等。所有这些都能使他及时找到自己的价值观以及生活的目的所在。简而言之，他将坚定地朝着“实现自我”的目标迈进。这正是我写此书的目的所在。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主要的内在力量是“真实的自我”。虽然人人都有自我，但是这个真正的自我却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固有的“真实的自我”，这才是人类成长的根源。⁽¹⁾

只有人类本身才能开发出自己所具有的潜能，依靠外界的力量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就像种子只有在适当的环境、适合的温度下才会发芽、生长一样，人类的成长也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环境。亲切、温和的气氛不仅能使人们有安全感，还会让人们充分体会到不带枷锁的心灵所赋予人类的自由思想和感受，人们可以借此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人类的成长离不开友善和关爱，这不仅仅是指满足于人们各种简单的需要，并且还要引导人们，鼓励他们成为成熟、有思想、有成就的人。当然，对成长有利的障碍和冲突也是必不可少的。困难可以让人们了解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应该要考虑到别人的想法和意愿。如果人们真能在关爱和摩擦中相互体谅、相互包容，那么人们就会伴随着真实的自我而成长。

在各种不利于成长的因素影响下，小孩子无法按照个人需要来发展，而这些不利因素在生活中简直不胜枚举。简单地讲，一个最突出的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因素就是：家长们常常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孩子，而不去分析、理解孩子的思想和需要，甚至还将孩子的单纯当成是不同寻常的表现；家长们对待孩子的态度皆以自己的喜怒情绪为前提。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家长们对孩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有些家长会过度溺爱孩子，有些家长会威胁恐吓孩子，有些家长对待孩子粗暴无礼，有些家长又对孩子过分严格苛刻，有些家长会姑息纵容孩子，有些家长又会偏袒众多孩子中的某一个，有些家长对孩子漠不关心，有些家长又对孩子过分矫饰虚伪等等。

诸如此类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因素还有很多。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往往是几个并存，这给孩子的成长道路设置了许多障碍。诸多不利因素集合在一起所造成的麻烦，将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最终，这些不利因素将导致孩子们缺乏“归依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不仅如此，这些不利因素反而还会让孩子们产生莫名的恐惧和得不到安全保障的心理反应。我将此称为“基本焦虑”。当身处自认为是敌对的环境中时，孤立、无助的感觉会自然涌上心头，这种基本焦虑所产生的压力会令孩子们无法以自己真实的情感自然地与人沟通，并且会强迫他们去寻求对付心理上假想的“敌人”的方法。他们一定会（无意识地）设法以某种可行的方式来对付“敌人”，而那种处理方式非但不会唤醒或者更加增强心理上的焦虑，反而会缓和、释放积存在内心的基本焦虑。由这种无意识的策略需求所导致的特殊态度，须由小孩子的性情及当时环境的状况而定。简言之，小孩子会依附于周围最有权势的人，他会以争论来反抗，他会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甚至会意气用事地远离他人。从原理上看，这些行为意味着他会选择接近、反抗或逃避他人。

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中，虽不排除接近、反抗或者逃避他人这三种倾向，但是要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仍然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能力，诸如情感的需求与奉献、争论或者屈服顺从于他人、维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等等。但是，对于一个因基本焦虑而自觉处境危险的小孩子而言，上述现象却是相当极端、相当严重的表现。举例来讲，对于一个内心处于恐慌焦虑的小孩子，人们对他的种种行为所表现出的好感就会让他从此依恋于这种行为，而对其顺从则会变成姑息纵容。同样，在特殊情况下，他也会毫不顾及自己内在的真实情感及不恰当的态度，性格上变得反叛和冷漠无情。潜伏在人们内心的基本焦虑，其强烈程度是与其态度上的强硬与盲目成正比的。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小孩子不可能只表现出任何一种现象，而可能会具备了上述所有的现象，所以才可能会发展成与别人根本敌对的态度。接近、反抗或逃避他人这三种行为就构成了一种冲突——这是他与别人的基本冲突。当然，他还会及时地调整自己，寻找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冲突，这个方法则是从顺从、攻击或者是漠然中选取一种，当然他所选取的是自己认为较擅长的一种方法。

解决“神经性冲突”的第一个企图绝不是表面的、肤浅的。相反，它对于将来神经官能性疾病的发展过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与人们对待别人的态度有关，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个人格发展的部分变化。依照小孩子的主要倾向，他将会产生某些正当的需要、对事物的敏感性及抑制自己的能力，还会引发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譬如，一个性格柔顺的小孩子在群体中不仅会让自己服从并依赖于其他人，而且他还会尽量替他人考虑，做好事、做善事。相比较而言，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孩子则会把价值观放在他的气力、忍耐力及战斗力上。

然而，第一种解决方法的整体效果并不像以后所要讨论的“神经性疾病的解决方法”那样既稳固又全面。例如，有个顺从倾向相当明显的女孩子，她会表现出对权威人物的盲目崇拜，还会表现出她的满足与快乐，却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不敢表现出她随时想要帮助别人的企图。在8岁时，她曾偷偷地将一些心爱的玩具抛在大街上给那些贫穷的孩子玩；11岁时，她还幼稚地在祈祷中求取神秘的引渡，幻想着被自己所迷恋的老师处罚。但是在十八、九岁时，她却陷入了一个由其他孩子策划的报复老师的计划。大部分时间里，她在学校默默无闻，偶尔却会带头做些违反常规的举动。当她对教堂的牧师有点失望时，也会由虔诚的教徒转变为对宗教信仰冷嘲热讽的人。

造成“人格整体作用”涣散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个人在人格发展上并未成熟，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早期解决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单一化。因此，实际上人们还需要巩固人格的整体作用。

迄今，我们所描述过的人性发展绝非是单一形式的。每一种不适应的环境，其特点都各不相同，因此，人性发展的过程及结果也各不相同。这种发展往往会损毁一个人的“内在力”以及“一贯性”，同时也会因此而产生某种易于补救此缺陷的急切需要。虽然这些需要彼此相混杂，但是我们仍可将其区分。

不管他是否早已努力解决与别人所发生的冲突，他的个人特征依旧是分割不全的，而且需要一种较为稳固并且十分精确的“人格统合”。基于许多理由，他已没有机会再发展真正的自信心，他的“内在力”不得不被他的谨慎戒备，被他的分立以及那种产生“偏向发展”的早期解决方法所耗费无遗了，从而使大部分的人格无法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因此，他最急需的是自信心，哪怕是自信心的替代物都可以。

在独处时，他并不会感到自己的柔弱，但是却会特别地感到比别人少了些欢乐，他会意识到自己生活得并不实际，而且毫无意义。如果他有“归依感”，那么他那种劣于他人的感觉就不至于会形成太过严重的障碍了。但是因为他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从根本上就感觉孤独并且与他人是敌对的，所以只能寻找一种迫切的需要来“提高自己以便于超越他人”。

以上所有因素的基本原因就是他开始脱离自我。不只是他的真我无法顺利发展，而且，因为需要发展人为的、有策略的方法用以对付别人，致使他不得不抹杀了自己真实的情感、愿望和思想。当“安全”变为主要目的时，他内心的情感与思想就会丧失重要性事实上已经不得不被压制并且变得模糊不清了。（此时，他已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获得安全感就好了。）他的情感与愿望已不是决定的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个驾驭者，而是个被驾驭者。大体而言，这种自我分割不只使他变得懦弱，而且也因为增加了他的不安而使其精神变得更为错乱；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置身何处，或者自己到底是谁。

这种开始“脱离自我”的现象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增添了其他损失的伤害程度；一个人若无法脱离其“自我生活中枢”，我们想象一下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其结果会令我们更明确地了解上面所述的意义。在这种病症中，病人会有某些冲突，但是不至于令他为此而辗转反侧；他的自信心（正如词义本身，需要有一种可以置信的自我）将会受到伤害，但是不至于完全毁灭；他与别人相处的关系将会产生障碍，但是内心仍未与他们脱离。因为，“脱离自我”的人大多需要一种能给予他支持的东西（如果说这种东西是真我的取代物，那是荒谬的，因为此物根本就不存在），亦即需要一种“个体统一的感觉”——自我感，这可以使他觉得自己活得更有意义，而不在乎身体生理上的衰弱，这给了他一种权力与意义的感觉。

假设其“内在条件”并未改变（仍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他就不需要上述的种种需要，只有一种方法似乎可用来使他满足那些需要，且可以即刻满足所有的需要，那就是“幻想”。渐渐地，而且是潜意识地，“幻想”开始在他的意识里产生自己的“理想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与崇高的能力；摇身一变而成了英雄、天才、至情至真的爱人、至高至上的圣者或神明。

自我理想化总也离不了自吹自擂，它给人带来了超乎他人的优越感，从很大意义上还体现出了自己被人需要的重要性。然而，这绝非是盲目的自大。每个人的自我理想形象都是由自己特殊的经验、过去的幻想、个人的需要以及他所具有的天赋建立起来的。如果现状不是和想象中的人格特质相统一的话，那他也不会有本身与幻想和谐统一的感觉。他一开始就将解决“基本冲突”的方法理想化了：将顺从变为仁慈善良；将神圣的爱灌注于内心；将攻击变为一种领导力、英雄主义及无所不能的力量；将冷漠变为智慧、自足与独立等等以他自己特有的解决方式，使本身的明显缺点或缺陷变得隐晦，或者对其进行修正。

他会将自己的矛盾倾向转化成下述三种方法之一。首先，这种倾向或许会在暗地里为人所称赞，或许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会稍现端倪，例如，就一个认为爱情不该懦弱的激进分子而言，其理想形象不只是一个穿着金光闪烁的盔甲武士，而且还应该是一个温柔的大情人。

其次，矛盾的倾向除了被人赞颂外，也会在人的意念中被孤立起来，而不至于再构成阻碍性的冲突。病人在幻想中认为，自己就是人类的恩人，是个相当沉静的智者，是个冲锋陷阵的勇士。这些都是自觉的；不但是“非矛盾”的，而且是“非冲突”的方法。史迪文森在其著作《吉柯医生与海德先生》⁽²⁾中即已提过。

最后，因为矛盾的倾向也许会被提升，而变为实际的能力或才华，所以它是复杂人格中和谐的一部分。我已在别的地方（我们的内在冲突）中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将他的顺从倾向转变成如基督般的美德，将其攻击的倾向转变成珍贵的政治领导力，将其脱俗孤立的性格转变成哲学家的智慧。因此这三种基本的冲突立刻被美化，并且相互间变得和谐统一。

结果会促使他自己去模仿那些理想的、完美的形象，而不再是暗地里向往的幻想；不知不觉地，他已变成这个形象：“理想的形象”变成了“理想化的自我”（以下简称为理想自我）。这种理想自我对他而言，远比“真我”来得真实；主要不是因为它令人心动，而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各项迫切需要。这种重心的转变全是一种内在的过程；他并未表现出任何可见的或是外在的显著变化。这全是内在的改变，是一种他自己本身所感觉到的改变，它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特别奥妙的进化过程。它不会发生在爱尔兰的小猎犬身上，只会发生在真我曾经模糊过的人身上。虽然在这种发展状态下，正常的过程总是朝向真我而奋斗，但是他日前为了“理想自我”而开始舍弃它。“理想自我”则开始告诉他能够做的、或应该做的实际而可能的情况。它成为一种用以判断本身的“知觉”以及用来测定自己的测量棒。

人们对“自我理想化”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主张将其称为“广泛的心理性疾病的解决方法”——不只用于解决个人冲突，而且可以满足在某一特定时候所发生的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但可以摆脱痛苦与不堪忍受的情感（失落、焦虑、自卑及精神分裂），而且还可以使他获得本身或生活上的惊人成就。这并不足为奇。在他发现了这种解决方法后，为了可贵的生命，他也会去坚守的，同时，用适当的精神医学名词来说，它会造成一种“强迫性”⁽³⁾。在心理性疾病症状中，“自我理想化”经常会出现，这是由于在容易造成心理性疾病的环境中所养成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点来探讨早期人格发展的合理（必然）结果与未来发展的起始。它对未来的发展必定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步骤，没有哪一步比“舍弃真我”更合逻辑。其“革命性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实现自我”的精力被转移到实践“理想自我”之上所致。这种转移正是整个个人生活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改变。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对人格具有“塑造力”的转移方式。其作用在于避免“自我理想化”始终停留于“内在的过程”，而使其能溶于个人的生活圈中。果能如此，则个人会希望——或被驱策——去表达自我，亦即希望表达理想化的自我，并用实际行动来加以证实。它突破了人们的渴望、目标、生活行为以及与别人的关系。基于此一理由，“自我理想化”必定会产生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动力，我拟用一个较适合其性质与范畴的名称——探求荣誉来为它命名“自我理想化”依旧为其核心，其余的组成元素虽然因人而有其强度与知觉上的差异，但多少总是存在的；那就是为求完美的需求，神经病患者的雄心壮志以及报复胜利的需求。

在追求实现“理想自我”的驱动力中，“需要完美”是最根本的；它的目的在于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就像萧伯纳作品中的匹格玛琳⁽⁴⁾，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只企图修饰自己，而且还要将自己改造成理想形象中的圣人，他藉着一种复杂的“应该与禁忌系统”，而力图达成此目的。因为这一过程既重要又复杂，所以留在本书第三章再加以讨论。

“探求荣誉”的组成元素中，最明显、最外向的是“神经病患者的雄心壮志”，这是一种探求外在成就的驱动力。这种探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动力颇具普遍性，它还遍及于探求任何事情的优异表现，但通常它常被有力地应用于那些在特定时间并且易于表现其优越的事情上。因此，这种抱负的内容在人类的一生中是多变的。譬如，在学校里，有人会认为在班上拿不到最高分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情不自禁地与最钟爱的女孩多次约会；然后，也许会为了赚更多的钱或想要在政界扬名而感到困扰等等。这些变化极易产生“自欺”的现象。一个人在某一时期会决心做个体育健将或战地英雄，在另一时期可能又决心做个最伟大的圣人，然后他或许会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雄心壮志，又或者，他会觉得在运动场上或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并非是其“真正”想要的。他不知道自己依旧驾乘着“雄心壮志之舟”，只是改变了航程而已。当然，个人必须详细地分析在某一特定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改变了航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变化，是因为由此可看出一项事实——受雄心壮志掌控的人们，往往对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漠不关心，而只注意到“优异”本身。如果无法认识这种“不相关性”，许多变化将会变得令人无法理解。

在这项讨论中，特别的“雄心壮志”所觊觎的特殊活动范围是较少引人注意的，这主要在于：自己是不是众人的领导者，是不是最出色的健谈者，是不是拥有音乐家或探险家的美誉，是不是在社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不是名作家或者自己是不是最擅长打扮的人等等。然而拥有雄心壮志的目的为何，则根据个人所渴望的成就种类而不同。简而言之，它或是在于增加更多权力（管理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势力或操纵力），或是在于增加更多威望（名誉、赞赏、声望、崇拜或专宠）。

比较来说，这些雄心壮志的驱动力，是一切夸张性驱动力中最为实际的。至少由下述意义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与此有关的人们会将他们的实力投注在“优越感”的终极目的上。而这些驱动力似乎也来得较为实际，因为很幸运地，拥有这种驱动力的人们，都确实能获得他们所渴求的魅力、名誉与势力。然而另一方面，当得到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后，他们就会开始感受到这种徒劳探求所带来的整个冲击力。他们整个人都会有些变化：无法确保心灵上的平静；内心的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情趣已不同于从前。为了补救他对“荣誉幻想”的探求，内在的压力仍如往昔一般笼罩着他。这些并非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意外”结果，而是必然的趋向；或许可以较为正确地说，对“成功”的一切探求全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

由于我们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上述评论听来似乎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应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且还要精益求精，不断地改善自己，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种倾向是“天性”。然而，事实上，在竞争的传统习俗下，人们所引起的探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动力”，并未减少人们的心理性疾病病症，甚至于在竞争的环境下，就大多数人而言，其他的价值观——特别是成熟的价值观——仍比与他人竞争的卓越感还更重要。

“探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元素，远比其他元素更具破坏性，那就是为得到“报复的胜利”而产生的驱动力。它也许和探求“实际的成就与功名”的驱动力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其目的必在于使人蒙羞或向人示威而征服或战胜他人；或借着达到卓越的地位以获取权力；或将快乐建筑在那些受辱者的痛苦上。另一方面，为了追求优越的驱动力，也许会归于幻想，而且这种“报复的胜利”的需求也会自然地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从而使人产生挫败、智取或打败他人等这些不可抑制的无意识冲动。我将这种驱动力称为“报复性驱动力”——因为这种驱动力是人们为了要洗雪孩提时期的耻辱所采取的报复冲动——这种冲动在后期“心理性疾病的发展”中更为明显地增强。这种后期的增强，可能是为使“报复的胜利”的需求变为探求荣誉的因素而发生的；这种驱动力的强度，以及人们对它的“知觉”，其间差异甚大。大多数人只在短期内知道或认识这种需求；它有时会公然出现，但接着却会变为隐含于生活中的主要动机。近代史上的希特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曾经有过耻辱的经验，因此他幻想着将生命专注于打败人群这一点上。在这个例子里，那种不断增加需求的恶性循环是容易被人们所了解的，其中一种恶性循环是由于他只注意到“胜利”与“失败”而发展出来的。出于对失败的恐惧，遂使他决心在下次战斗中非取得胜利不可，而每次胜利都会增加他的自大与狂傲，这种狂傲感又使他更加无法忍受那些不赏识他的人或国家。

还有许多与此略同的病历或故事，现在我们单从现代作品中举出一例。有一本书，名叫《注视火车经过的人》。故事中有个正直的伙计，被家庭生活与办公室杂务所困扰。很明显，他除了尽职尽责之外，不思他念。有一天，当他发现老板利用欺诈的手段导致公司破产的真相后，他的价值尺度便猛然间崩溃了。那些拥有一切的高高在上者与像他那样循规蹈矩的身份卑贱者之间的人为差别，由此而彻底粉碎了。他知道自己同样也可以变得“伟大”与“自由”，他也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女主人，甚至于是老板那迷人的太太。此时，他的自负已变得如此夸张，以至于当他亲近老板的太太而受到拒绝时，遂起心扼杀了她。后来当警察要逮捕他时，虽然偶尔他会感到一阵害怕，但其主要动机却在于胜利地击败警察，甚至对于他企图自杀这样的行为而言，这仍是一种主要的激发力。

这种“胜利的报复”之驱动力常常是隐藏在暗处的，实际上，由于它本身所拥有的破坏性，它在荣誉的探求中是最为隐秘的，或许只在相当“疯狂的雄心”中才会变得明显一些。在分析中，我们就能发觉到这种驱动力是欲借着凌驾于他人以求打败或侮辱他人的一种需求。对于“优越”较无害的需求，是能够除去更具破坏性的“强迫性”？这样可允许人们按其需求而行，从而认为自己的所做所为是正当的。

了解个人“探求荣誉”倾向的特点，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必须予以仔细分析的一种特别集合体。但是，我们既无法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也无法了解它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力；除非将其视为“连贯实体”中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对其特点有进一步的探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⁵⁾是第一位将它视为“可理解的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并且指出它在神经官能症疾病中的重要意义。

对于荣誉的探求是一种“可理解的”与“连贯的实体”，这种说法，已有各种不同的实证。首先，举凡上述多种个人倾向，通常会同时发生于一个人身上。当然，其中某一种元素也许会较占优势，致使我们说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或是一个梦想者，而这些说法并不够精确。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其中某一元素的突出就表示另一元素的匮乏，这种具有抱负的人也必有他自我的崇高形象，而梦想者也会希望得到实际的霸权，尽管后者也许只有当自己的自负被别人的成就所冒犯时才显得明朗化⁽⁶⁾。

此外，所有涉及这种问题的个人倾向，彼此间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因此，那种较占优势的倾向在每个人一生中常会有所改变，他会将迷人的白日梦转变成为一个完美的创始者或主人，然后，再变成永恒的伟大爱人。

最后，那些倾向具有两种共同的特性，由整个现象的发生与作用，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特性；此即“强迫性”与“幻想性”。此二者虽已在上面提及，但更完全而简明地加以阐述仍是有必要的。

这种“强迫性”起源于“自我理想化”（整个荣誉的探求过程即为这种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解决方法”。我们所以将其命名为“强迫性”的驱动力，意味着它违反了自然的愿望与奋斗，后者是“真我”的表现；而前者则为神经官能症结构的内在需要。一个人必然会不顾真实的愿望、情感或兴趣而容忍它们，避免让自己陷于焦虑中，或是被冲突所伤害，或被罪恶感所击溃，抑或感到被人拒绝等等。换言之，“自然的”与“强迫的”二者间之区别在于“我想要……”与“为了免于危险，我必须……”之间的差异。虽然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觉察出他所“想要”达到的那些雄心壮志与“完美的标准”，但事实上他却是“被驱使”着去得到它们。“荣誉的需求”使他陷入其掌握中；因为他本身并不知道“想要”与“被驱使”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便需要在二者间建立一个区别它们的标准。其中最明确的一点是——他全然不顾自己及自己的兴趣而被驱使着去求取荣誉。我记得有一个例子，一个10多的女孩，她宁可用功到眼睛几乎失明了，也不愿失掉在班上独占鳌头的地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是否有更多人的人生——真实地或假借地——是为了其他的理由而不是为了寻求荣誉而虚度光阴的。约翰·加百利·勃克曼去世时，开始怀疑自己达成天职的正确性及可能性，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悲剧元素”参与了这幕情节。如果我们能为自己以及大多数正常人所内定的人类价值而牺牲自己，虽然可能是悲惨的，但却是极有意义的。若我们连自己都不知其所以然地沉溺于对荣誉的幻想中，且耗损了宝贵的生命，那将是一种悲惨的浪费——生命所蕴涵的价值愈高，这种浪费便愈大。

探求荣誉的驱动力之强迫性，有另一个如其他强迫性的驱动力一样的标准——“不辨善恶”。既然一个人在探求中认为实际的兴趣并不重要，那他无论如何也要使自己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有吸引力的人，最具独创性的人（不管情况是否需要）；总之，以他所具有的特性使其能够独占鳌头。他将真理置若罔闻，而在每次争论中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他的这种见地恰与苏格拉底相左：“……无疑地，我们目前的辩论并非在于你我论点的取胜，而应该在于为真理而论战”。神经官能症患者那种盲目探求“霸权”的“强迫性”，使他蔑视真理——不管是否有关于自己、他人或事实真相。

此外，正如其他的强迫性驱动力一样，“荣誉的探求”具有“贪欲”的特性，只要有种不自觉的力量在驱策他时，这种贪欲就会发生。他或许会因工作成果卓越取得胜利，或受到赞誉与激励而显得趾高气扬，但这种心境并不长久，它会瞬间即逝。他的第一次作为几乎很少会成功，或者，至少要为将来的失望与恐惧有所防备。无论如何，对更多威望、更多金钱、更多女人、更多胜利的强烈追求，几乎是永远无法满足、无法终止的。

最后，从驱动力遭受到挫折后所表现的反应中可发现驱动力的强迫性。主观的重要性愈大，则达成目标需求的推进力也愈大，因此“对挫折的反应”也愈强烈，这是我们用来测知驱动力强度的方法。虽然这并非显而易见，但荣誉的探求实在是最有力的驱动力。它可如魔鬼附身，像是一头吞噬了自己所创造成的个体的怪物，因此遭受挫折的反应必定相当剧烈，这种反应可在对灭亡与屈辱的恐惧中表现出来。这种恐惧对大多数人而言均意味着失败的感觉。认为失败的那种惊慌、忧郁、失望的反应，以及对己、对人发怒的情绪化反应都是屡见不鲜的，而且与这些反应的原因相比，其实际重要性根本微乎其微。惧怕从高处坠下的心理，常常表示由幻想中的高处下坠的恐惧，有时当他开始对自己所建立的优越自信心产生怀疑时，这种恐惧就会油然而生。在梦中，他会立于山尖，濒临下坠的危险，而且正艰难地攀向山缘。他会说：“我已无法超越目前的现况了，在生活中的首要任务是抓住现在的每时每刻。”他有意识地言及其社会地位，但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这种“我无法超越目前的现况”正适合于他对自我的错觉。在他的意念中已无法再超越如神般无所不能的力量和无限宇宙！

所有探求荣誉的元素中，其第二种固有的特质是“想象”，它在这些元素中扮演了重大而特殊的角色。在“自我理想化”的过程中，它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因素相当重要，因此整个荣誉的探求必定会弥漫着幻想的元素。不管一个人如何以现实的成就自傲，如何真实地往成功、胜利、完美迈进，“想象”必会随时伴随着他，且使他误将幻想当成是真实。人，简直无法真实地面对自己，但却会不自觉地完全相信其他的事物。一个在沙漠中被疲劳与口渴所煎熬的游客，当发现了海市蜃楼时，就会全力以赴地朝它迈进，而这座海市蜃楼（现实生活中即为荣誉）将可用来解除他的忧愁，而它正是“想象”本身的产物。

事实上，“想象”在正常人中也会发生精神上与智力上的作用，当我们感受到别人的哀伤或喜悦时，我们就会想象有一天它也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当我们期望、希望、畏惧、信任或有所企图时，“想象”便告诉我们可能发生的结果。“想象”也许是“有益的”，也许是“无益的”。就如同它在梦中的作用一样，能使我们更接近“自我的真相”，或者带我们远离真我。“想象”可使我们的实际经历变得更丰富或更贫瘠，这些差异可概略地用来区别“神经官能症的”或“正常的”想象。

当我们思考神经官能症患者所策划的大计谋，或他们的“自愿”以及“要求”的幻想时，就会相信他们比其他人更具丰富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便容易误入歧途，这种观念并非由我个人的经验所证实而得。这种想象力在神经官能症患者间彼此都有所不同，一如在正常人之间也彼此不同一样，但我无法证实神经官能症患者是否天生就比别人更具想象力。

不过这种观念虽是基于正确的观察而得，但所得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想象”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其间的差异并非是性质元素的差异，而是机能性元素的差异。如同正常人一样，神经官能症患者中经常发生“想象”，此外，这种想象还具备正常人所没有的作用，它被用来满足了“神经官能症的需要”。这在荣誉的探求事例上更为清楚，就如我们所知，这种探求是由“权力的需求”的震撼力所推动的。在精神医学文献上，将事实作“想象性的扭曲”被称为是“如意想法”，虽然目前这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术语，但仍不正确。它过于狭窄：一个正确的术语不单要包含“思想”，而且还要包含“所期望的”（如意的）观察、信仰，特别是感觉。此外，它是由我们的“需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的“愿望”所决定的一种思想或感觉。这些需要的震动力，带给“想象”在神经官能症中所具有的固性与权力，同时也使它变得更为丰富——但却不是建设性的。

“想象”在探求荣誉中所扮演的角色，可正确且直接地表现于白日梦中。十几岁的小孩子会幻想着自己有坦率且崇高的品行；一个大学生虽然显得羞怯与退却，但他却有着自己会成为体育健将、天才或唐璜的幻想。即使年纪再大也依然如此，例如包法利夫人，她几乎一味沉溺于浪漫的经验、不可思议的完美以及神秘、神圣的梦里。有时这些梦幻会从令人羞惭或难忘的，甚至是离谱的交谈中表现出来。有些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们会利用被迫遭受的残酷与堕落，来对付屈辱或崇高的痛苦。通常，白日梦并非精巧的故事，但却是日常事务的幻想伴随物。当一个女人在照料小孩、弹钢琴、或梳头时，会觉得自己正如电影中温柔的母亲、狂热的钢琴家、迷人的明星一般。在某些病例里，有些人的这种白日梦倾向相当明显，以至于如同沃特·米迪长久地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样。其次，有些人在荣誉的探求中，缺少了白日梦，或做得并不完全，因此他们会主观地、真诚地说自己毫无幻想的生活。不用说，他们是错误的。假如他们只为即将降临的灾祸而担忧，也是先由回忆起这种意外事故的想象而产生的。

白日梦虽然重要并且显著，但并非“想象”中最有害的结果，因为一个人多半知道自己在做白日梦。也就是说，他藉着幻想去体验那些不曾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事。至少，他并不难于了解白日梦的存在与不真实。比较来说，有害的“想象”结果，是他将事实予以精巧而广泛的扭曲，从而执著地认为：过去的成就必须继续扩展。为了实现理想与自我，他必须由“假造的事实”而不断地努力；他必须将自己的需求转变为美德以及更正当的期望。他必须将探求诚实与体贴的意向付诸于事实行动中。于是论文中的高见使他成为了伟大的学者，他的潜能转变成了实际的成就。认识了“正确的”道德价值后，他成为了善良的人——甚至是一个能明辨是非的天才。当然他的“想象”必须额外地努力工作，以摒弃所有阻碍性的反证。

“想象”也可改变神经官能症患者平素的信仰。他需要相信别人是善或者是恶，然后，人们就立即出现在善人或恶徒的行列中。想象也可以改变人的情感，他需要认为自己不被伤害，于是——看呀！他的“想象”就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消除疼痛与苦难，他需要有丰富的情感——包括信心、同情、爱情、痛苦，于是，他的同情心、痛苦感以及其余的情感就会深刻地体现出来。

了解了“想象”在探求荣誉中所导致的内在或外在事实的扭曲后，我们就会碰上一个难题：神经官能症患者“想象”的飞跃究竟终止于何处呢？他毕竟尚未失去所有的真实感觉；他与精神病患者的界线在哪里呢？如果想象的表现果真存有任何界线，那也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只能说精神病患者易于武断地将自己的心路历程视为唯一的事实，而神经官能症患者——无论什么理由——却依旧十分关心外在世界以及他处于其中的位置，因此他还具有相当完整的定向力⁽⁷⁾。不过，尽管他表面上尚能正常地生活，而没有明显的障碍，但他“想象”中翱翔的高度却是永无止境的。事实上，探求荣誉中最显著的特性，在于“想象”步入了“空想”与“无限机遇”的王国中。

寻求“荣誉”的一切驱动力，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探求外在的高于人类天生所具有的知识、智慧、美德或权势的东西，他们的目标在于“绝对”、“无限”和“无穷”。除了绝对的勇敢、绝对的胜利、绝对的神圣外，被“探求荣誉”的驱动力所困扰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再不会为了他物而动心。因此他与虔诚的教徒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对后者而言，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而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想法却是：我才是万能的。除了他对此观念的意志力极具神秘之外，他的论据也应该是绝对可靠的，他的先知先见应该是完美无瑕的，他应该是博通万事万物的。于是，贯穿本书的“魔鬼协定”开始出现。弗劳斯特就是一个典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他虽然因“广知”而满足，但却自认为必须得通晓一切。

迷陷于探求“无限”，是由探求荣誉的驱动力背后所隐藏的需要力来决定的。这些对于探求“绝对”与“终极”的需要相当急切，因此它们超越了那些平常阻止我们的想象脱离现实的禁制。为了能过完美的生活，人类除了需要拥有对一切机遇的幻想与对无限空间的展望外，还需彻底了解如何对人类的局限性、必要性及存在性变现的具体事实。若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根本上集中于对机遇的幻想和对无限空间的展望上，那他就会失去对已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感觉及对眼下所处环境的知觉：失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力。他再也无法忍受本身的一切需求以及任何“人类的缺陷”。他不知成就事业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是什么，甚至于在头脑中存有将每一种不可能都变为事实的妄想，他的想法变得过分抽象，让人难以理解。他所了解的见识会变成“残酷性的知识”，因为它导致人类“自我”的浪费——与人类兴建金字塔时的自我浪费行为极为相似。他对待别人的感觉会消逝，进而转变成为一种对人性“抽象难解的多愁善感”。另一方面，若个人无法超越现实存在的一切物质范围，仅仅用狭隘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他将会变得心胸狭窄而且充满着自卑的情绪。在人性的正常发展中，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很重要，不是其中一个修正了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我们必须得同时处理这两方面的问题。对有限空间、对一切律法以及对必需品贫乏的认识，形成了一种禁制。使人们免于被拉入到对无限空间的幻想，免于一味的“在机遇中挣扎”⁽⁸⁾。

对“想象”的禁制，在探求荣誉上具有不良的作用。这并非意味着无法去了解需要并加以固守。在未来的神经官能症发展中，将会有一特殊发展的趋向，使大多数人觉得，如果限制自己生活的话会更安全一些；他们将“迷失于幻想中”的可能性视为必需逃避的危险。他们不去考虑任何一件在他们看来属于幻想的事情，而且厌恶抽象的思考，并且会过度焦虑地坚持那些触目可见的、伸手可知的、实际存在的或者直接有用的事物。虽然趋向于这些事物的态度彼此不同，但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根本上都不情愿去认识“自己所期望的以及自信可能获得”的那种能力上的限度。他实现理想的需要是相当强烈的，因此，他必须将一切“禁制”抛弃，并且视之为无关紧要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那种无理的想象愈牵制着他，他愈可能对任何真实存在的、明确的、实际的或最终的事物感到惊骇。因此他倾向于痛恨时间，因为它是有限之物；他痛恨金钱，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他憎恶死亡，因为它代表着生命的结束。他也会痛恨明确的愿望或意见，因此他轻易不做许诺或决定。我们用个示例来说明以上的观点，有个病人，她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在月光下跳舞的人，并且浑身散发着迷人而令人捉摸不定的光芒，就像在鬼火中雀跃一样。因此当她看到镜子时，不自觉地会感到一阵阵地恐惧。这并非因为她看到了可怕的丑相，而是因为镜子把她带回到现实——她有一定的轮廓，她是实际存在的，她保持着原有的特定形状。这样，她就会感觉自己像只双翅被钉于木板上的鸟儿一样——当她产生这种感觉时，脑海中便不自觉地产生了想要挣破束缚、冲出镜子的冲动。

虽然病患的发展并非一定是如此趋于极端，但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纵使表面上他被视为正常人），当他自己发生错觉时，也不愿意用实证来加以禁制。他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是若对此加以制止的话，他就会宣告崩溃。每个人对于外在的法律与规章所反应的态度，彼此均有不同，但他总是倾向于否定自我所制订的法律，拒绝了解导致精神问题的原因和效应的必然性，或者，拒绝探测某些相辅相成的因素彼此间的必然性。

他有无穷无尽的方法用来不理会那些他不愿知道的事实。他有时会忘记某些事情，因为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是意外，是由环境所造成的，或是因为别人激怒了他而造成的；他对此爱莫能助，因为这都是“自然发生的”。他不会像那些世俗的商人一样，用尽一切方法来获取利益，他相信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法来显示出别人的无知。我从没见过那种公然反抗现实而未能使之感动的人，正如同哈维所说的：“我与现实奋战2 0年，终于克服了它”。或者，再引用一句病人的老话：“若非现实如此，我永远是正确的。”

在对荣誉的探求与正常人的奋斗之间，其差异仍旧是清晰而显著的。表面上他们看来是如此的相像，以致其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此看来，好像神经官能症患者只是较有抱负，比正常人更关心权势、威望与成功；似乎其道德标准较常人更高、更坚固；仿佛他们比较自夸，或以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罢了。但事实上，有哪个人敢截然的划出界线说：“这条线就是正常人的终点，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起点”呢？

在正常人的奋斗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各种驱动力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这些相似处在特殊的人类潜能中有其共同的根源。人类因为有高能的智力而有了超越自我的能力，和动物比较而言，人类能用大脑来想象与计划。在很多方面，人类能渐渐地扩展自己的能力，正如历史所示，人类已具有如此的表现；对个人的生活而言，这种说法是确切的。对于人类所过的生活，人所能发展的品德与能力，人所能创造的东西，并无固定的界限。考虑了这些事实后，人类并无法确定他的界限，因此易于将目标定得过高或过低，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事。这种现存的不确定性正是“探求荣誉”之所以能发展的必要基础。

在正常人的奋斗与探求荣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驱动力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因素，其基本差别主要在于推动他们的力量彼此不同。正常人的奋斗起源于人类天生的习性和用以发展其天赋的潜能。对天生的成长冲动的信仰，已成为我们在理论上与治疗上所依赖的信条了⁽⁹⁾。

在介绍“我们的内在冲突”时，我曾说过过：我个人相信人类具有发展潜能的能力与欲望。……同时请参考库特·歌德斯坦所著《人性》一书。但是他并没有区分“实现自我”与“实现理想化的自我”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人类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尽管更新的经验会再三出现，但这种信仰仍是历久不衰的；唯一的改变在于利用更详明的系统来说明这种信条。现在我坚决地认为（诚如本书首页所述）：“真我的活力”鞭策着个人迈向“理想化的自我”。

另一方面，对荣誉的探求来自于“为实现理想自我的需要”，这点差异是根本上的，因为所有其他的差异都由此衍生而来。由于“自我理想化”本身就是神经官能症的解决方法，而且具有强迫性，所以一切由它而生的驱动力也是一种强迫性的需求；因为只要神经官能症患者必须依附于他的错觉时，他就无法了解“有限性”（能力的限度），对荣誉的探求将会陷于“无限”的探求中；由于主要的目标是获取荣誉，所以他对学习过程、做事过程或“按部就班”的探求过程便不会感兴趣——并且还会有轻蔑这些过程的倾向。他不想爬山，但却想矗立于山峰之上；因此尽管他也会谈及此事，但是他却不懂进化或成长的真正意义。因为，最后只有牺牲“真实的自我”方有可能创造理想化的自我，所以实现理想化的自我，需要进一步地扭曲事实，同时也需要“想象”的作用（想象是实现理想自我的最忠实的仆人）。因此，在人性发展的过程中，他多少会失去对事实的兴趣与关怀，也会失去分辨真伪的知觉——就其他方面而言，这是一种损失，这正说明了他之所以难以区别存在于他自己或别人间的真实情感、信仰、奋斗以及类似这类情感的“赝品”（潜意识的伪装）。同时强调的重点也从“实质”转移到“外表”。

于是，在探求荣誉的过程中，正常人的奋斗与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驱动力二者间的差异，在于一个是“自发性”，一个是“强迫性”；一为承认有限，一为否认有限；一为专注于荣誉的最终结果的幻想，一为进化的感觉；一为外表，一为实质；一为幻想，一为真实。由上述的比较可知，正常人和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思想之差异是，前者不可能专心一意地去实现真我，后者不可能完全被驱策而去实现理想的自我。神经官能症患者亦具有“实现真我”的倾向，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不曾具有这种奋斗倾向，那么在治疗上对于病人的人性发展方面，我们将变得束手无策。然而，虽然正常人与神经官能症患者在这方面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但真实的奋斗与强迫性的驱动力（表面上固有其相似处）之间却具有质（特性）上的差异，而非量上的差异⁽¹⁰⁾。

我认为因探求荣誉而引起的神经官能症过程，其最恰当的象征，就是“魔鬼协定”这个故事中观念化的内容。魔鬼或其他邪恶的化身藉着能给予人们无限权势，而引诱那些被精神或物质烦恼所困的人，但这种人只有当他出卖自己的灵魂，或下了地狱时，方能获得这些权势。这种诱惑力可发生于精神内涵富有或贫乏的任何人身上，因为它代表了两种权力愿望：对“无限”的渴望和想要摆脱烦恼的方法。根据宗教的传统，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导师——佛陀与基督就曾经历过这种诱惑，但他们“自我”的根基相当稳固，能够认出哪种是诱惑，并且可以拒绝这种诱惑。此外，与魔鬼的协定上所约定的条件，便恰当地表示出在神经官能症发展过程中所应该偿付的代价；就这些象征性的词语而言，通向无限荣誉的捷径势必也会通往“自卑”与“自我折磨”的心灵地狱。一个人如果真循此捷径出发，最后他必会失去自己的灵魂——他的真我。

【注释】

(1)后面提及有关人性发展都是指下述意义而言：与人类本性及天赋潜能相呼应的自由、健康的发展。

(2)吉柯是该书的主角，他服用自己配制的药，使自己在原来的善良绅士与凶暴残忍的海德先生之间往复蜕变。吉柯与海德是代表典型的双重人格者。

(3)当我们对于这种解决方法的过程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我再讨论“强迫性”的真正意义。

(4)希腊雕刻家，与他所刻的雕像发生了恋情，于是后人称病人与自造的物体热恋为匹格玛琳症。

(5)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

(6)因为个人的人格或个性，看来常与较占优势的倾向不相一致，所以大多数人易将这些倾向视为独立的实体。弗洛伊德将与此略同的现象视为分立的“本能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具有个别的来源与特性。当我首次试图列举出神经官能症中的“强迫性驱动力”时，我同样以为这些驱动力是种分立的“神经官能症倾向”。

(7)这种差异的理由是十分复杂的，值得我们去探究。这些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是否由于精神病患者根本地舍弃真我，同时更彻底地转向“理想化的自我”。

(8)在这个哲学性的讨论里，大体上我都采自丹麦大思想家齐克果所著的《致死之病》一书，此书1941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印刷发行。

(9)文中的“我们”是指心理分析进步协会成员。

(10)本书中我常提及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是指那些神经性的驱动力战胜了正常的奋斗力的人而言。

2　神经官能症者的要求

神经官能症的要求完全是由神经官能症的“需要”演变而成的，这些要求是无理的，因为它们假定了一项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权利或资格。换言之，把它们当作是种要求而不单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需要，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过度需求的特别内容，根据特殊神经官能症的需要，它们有着细节上的不同。

在对荣誉的探求中，神经官能症患者迷失在充满幻想的、无边无际的机遇王国里。很显然，单从外表上看，他可能过着像其家人或周遭其他人一样的正常生活。他也去工作，并参与消遣活动；可是，他并不了解自己正生活在两个世界中——隐秘的私生活与公开的生活（至少不了解其程度）。这两种生活是无法协调的，再重复前一章所引用病人的话：“生活是可怕的，到处都是现实！”

无论神经官能症患者多么不愿意面对现实来反省自己，“现实”却已把他强硬地一分为二：他也许很有天分，但本质上仍像其他人一样，他也具有一般人的缺陷，他的人生道路上也有很多人们所遭遇的困难。他的实际情况无法与神化的想象一致，外在的现实也不会将他当神般地看待。对他而言，一小时只不过是60分钟而已，他必须像其他人一样排队等待计程车司机，老板也待他与常人一般。

一个人所感受到的轻蔑和侮辱，可用病人所回忆起的孩提时代的小事作为象征，这样的比喻会很贴切。有个三岁的小女孩爱做白日梦，她幻想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王。有一次，碰到一位老伯伯开玩笑地对她说“哎呀！你的小脸真脏！”，她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无力反驳与愤怒。像她这样的人几乎会时常面对矛盾、困惑与痛苦。对此，她又能做什么呢？她如何去说明那些感受和情绪呢？对这些情绪又会起什么样的反应呢？或者如何除掉它们呢？如果她个人认为加强自己的权力是绝对必要的，却又苦于无此能力时，那么她只会推说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因此，她并不考虑如何解决自己的错觉，反而向外在世界提出了一种要求——她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崇高意念，使命运获得另眼看待。每一个人都应该迎合她的错觉（要不然，她就会觉得一切都是不公平的），她有权利享受更好的待遇。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感到自己有权利去享受别人特别的照顾、体恤与尊重。有关“敬重”的需求是相当广泛的，而且有时表现得相当明显。但这只是那些更广泛要求中的主要部分——即所有因禁忌、恐惧、冲突及解决方法而产生的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或适当地为人们所敬重。此外，无论他感觉如何，思考什么，或做什么都不应该有不利的结果。实际上，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精神疗法起了作用。因此，他不需要去了解或者去改变自己的困难。况且，解决其问题已不再是他个人的责任，而别人则应该了解他的这些困难，并且不再去打扰他。

德国精神分析家哈罗德·舒尔兹——亨克，是发现这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所隐藏的要求的第一位现代分析家。他将此称为“巨大的要求”，并且认为它在神经官能症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当仔细考虑他所提出的有关这些要求的重要性意见时，我个人的观念在很多方面与他有所不同。我认为“巨大的要求”这术语并不恰当。它容易使人误解，因为病人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已远远超出了要求本身的内容。的确，在很多例子里这些要求不仅仅是“过度的”，而且是纯属于“幻想的”；然而，在某些特殊的例子里却显得相当合理。“要求”内容的过分与否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仅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这一点上，会使人们难于认识他自己和周围看来更加理性的人。

举例来说，有个商人，曾经因为火车不按他方便的时刻开车而感到十分愤慨。但是他的一个朋友，因为并不过分在意事情的得与失，所以就会指出这个商人实在是太苛求了。而商人竟然恶语相向，认为这位朋友并不了解他所说的实质内容。因为他是个大忙人，希望火车能在可预知的时间准时开动，对他而言这是很合理的要求。

他的愿望确实是合理的，有谁不希望火车按照自己比较方便的时刻表来运行呢？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权利去左右火车的运行时间。这使我们认识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当一个在本质上可理解的愿望或需要，转变为一种要求时，如果事实达不到这个“要求”，就会使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顺利的挫折或打击。因此，我们有权利对此发怒。

需要与要求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不过，如果心灵深处所隐藏的情绪已改变了其状态，则神经官能症患者非但不知其差异所在，而且会对此加以逃避。虽然他口头上表达的是一个能让常人理解的愿望，可他内心实际上是在提出某一要求，他觉得自己有权享受那些（靠明确的思想能够告诉他）不一定是属于他的东西。譬如，有些病人为了在一天内重复交停车费而勃然大怒，当然仔细一想，这种想“蒙混过关”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他们却无权免费使用停车场。有这种想法并非指他们不懂法律，而是因为他们辩论道：既然别人能够混过，为什么他就不行，这是不公平的。

神经官能症的要求完全是由神经官能症的“需要”演变而成的，这些要求是无理的，因为它们假定了一项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权利或资格。换言之，把它们当作是种要求而不单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需要，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过度需求的特别内容，根据特殊神经官能症的需要，它们有着细节上的不同。一般而言，病人会感到有权利去得到任何对他而言是重要的事物——即满足所有特别神经官能症需要的愿望。

当谈及一位常有需求的人时，我们通常会考虑他对别人的需求是什么。人性关系的确是构成神经官能症要求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如此限制他们的要求，那我们就太低估其要求的范围了，他们正被导向人为的风俗，甚至于超越它，直接进入到生活中。

就人性关系而言，一个行为显得相当胆怯与退却的病人，内心可能会提出一种全面的要求。因为他并没有彻底的了解这种要求，所以他便被普遍的惰性及无法开发本身智力所困扰了，他说：“这个世界应该帮助我的，我不该被这些问题所困扰。”

一个从根本上就惧怕怀疑自己的女人，会具有如上同样广泛的要求，她觉得自己有权利去满足所有的需要。她会说：“如果我看上哪个男人的话，一定会让他来爱我，他敢不爱我吗？！”她的要求可以说是起源于宗教的术语：“我虔诚祈求的每一件东西都会得到的。”就她的情况而言，其要求具有相反的一面。因为若愿望无法满足，那么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失败。所以她抑制了大部分的愿望，以避免承受“失败”带来的困扰。

有“权利需要”的人们，会认为自己有权不被指责、怀疑、或质问，那些被权力所支配的人，会认为自己有盲目服从的义务。那些将生活当成是竞赛，以便在竞争中能巧妙地操纵他人的人，会认为自己有权去愚弄每一个人，而且保证自己不会被愚弄。那些不敢面对冲突的人认为自己有权利“躲过”或“规避”困扰自己的问题。一个时常剥削威吓他人并且作威作福的人，一旦别人坚持一项公平交易时，他将会愤恨地以为这是不公平的事。一个自大而满怀报复心的人如果被迫去冒犯别人，同时又需要得到别人谅解时，会认为他有权得到“赦免”，无论冒犯了别人什么，他认为自己有权压制别人不计较其所为，与此要求相同的另一说法就是为求“谅解”，不管一个人如何的暴躁或易于发怒，他都有资格获得谅解。那些认为“爱情”是一种妥善解决方法的人，会将其需要转变成对方需专一且绝对奉献的要求。然而，一个看来似乎无所需求的超然者，却会坚持一项要求：不被困扰。他认为因自己并不希求别人的任何事物，所以无论在多险要的关头，他都有权不被打扰。“不被困扰”通常暗示着免于批评、期望或努力——纵使后两者是为了他自己好也枉然。

上述的这些例子与说法，或许已足以解释神经官能症患者在人格关系上的要求。在更多非人格的情况或有关法律方面，带着否定内容的要求通常较占优势。例如，因法律或规章制度而获得的利益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得不到相关利益时，他就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我仍旧感激上次冲突中所发生的事件，因为它使我注意到自身甚至于他人所隐藏的潜意识要求。那次参观墨西哥回来后，在圣餐节那天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买不到机票，而未搭乘飞机，虽然我认为排队买票这种规定在原则上是相当合理的，但我注意到当它降临在我身上时，我却会勃然大怒了。在去纽约的三天火车行程中，一路上我都闷闷不乐，而且相当疲倦。但当我自慰地想到，因为飞机可能会出事故，这或许就是上帝对我的保佑，于是所有的烦乱终归平静。

那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心烦意乱的荒谬之处。在我开始思索那些反应时，发现了两种“要求”：第一，想做个特例；第二，想做个幸运儿。自那以后，我对搭乘火车旅行的态度便完全改观了，昼夜坐在拥挤的普通客车车厢内同样是不舒适的，但我不再疲倦，甚至于开始对旅行发生了兴趣。

我相信任何人如果多观察自己或别人，必会增长或扩大这种体验，例如，大多数人（不管是行人或司机）都难于完全遵守交通规则，通常都是因为人们的潜意识里对这些规章制度产生的反抗心理所致，他们认为不用去服从这些规则。有些人憎恶银行的“无礼”行为，因为银行总盯着他们透支的帐目不放。还有，人们对考试或没有能力通过考试的恐惧心理，也都是起源于“可免试”的要求。同样，对劣质表演感到愤怒的心理，是因为他感觉自己有权享受上等待遇所致。

这种寻求“例外”的要求，也与精神方面或身体方面的自然法则有关。当一个聪明的病人知道了其精神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必然的结果后，竟会变得无比愚钝，这是非常令人诧异的现象！我想到一些无须证明的原因：如果我们想要成就某事，就必须努力地促成此事；我们若想独立，则必须学会自我负责。换句话说：如果自高自大，我们就易受到攻击；如果不自爱，我们就无法相信别人会爱我们，也必定会怀疑任何爱的宣言。将这些因果关系告诉病人后，一开始病人可能会引起争论，并且会心生疑惑，甚至产生逃避的想法。

产生这种特殊“愚钝”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让病人明白这种因果关系意即要病人面对“内在改变”的必要性。当然，改变任何神经官能症的因素总是困难的。此外，正如我们已知的，很多病人在潜意识里强烈地厌恶了解自己所应该受制的需要。如果病人只是了解字面意义的话，只要出现“规则”、“必要”或“限制”这类字眼，就足以使他们颤抖不已。在他们自己的小天地里，病人通常会认为事事都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那些应用到他们身上的必要认识，实际上可以将他们从世界的高处拉回到“现实”中来，在现实中他得与其他人一样受制于自然法则。他需要从生活中除掉那些“必要”的想法，这种需要可转变为要求。在分析中，这种现象可由他们认为有权去超越“改变”的必要性显现出来。因此他们从潜意识里就拒绝去发现，如果他们想获得独立自主并且不受到攻击伤害，或者他们想得到别人的信任和爱，那就必须得改变自己的态度。

大体而论，大部分的“犹豫”是对生活的隐秘要求，对于无理性“要求”所持的任何怀疑，在此范围内必定消失。无疑地，它将粉碎每个病人那种如神的感觉而使他面对现实：因为（引用古老的真理）对于命运而言我们所能做的简直微乎其微，所以生命是有限的而且充满危险的，意外、不幸、疾病或死亡可能会随时袭击或摧毁他全能的感觉。我们所能够避免的是某些死亡的冒险，而且目前我们仅能使自己免于与死亡有关的任何钱财损失；但我们仍无法免于一死。像人类不能面对生命的不稳定一样，神经官能症患者提出了很多要求：不可侵犯的要求，要成为救世主的要求，让幸运永远伴随的要求或远离灾难、过着舒适生活的要求等等。

和产生于人性关系上的要求相比较，那些针对生活的“要求”并不能有效地被维护。具有这些要求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只能做两件事；在意念里他会否定一切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有不顾一切的倾向——当他发烧时，虽是天气寒冷，他仍会外出，对可能发生的疾病传染不加预防，或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地进行性行为。就像永远不会衰老、永远不会死亡一样，他毫无顾忌地生活着。因此，如果突然遭受了不幸的打击，当然，那会是一个排山倒海一样的沉痛打击而且可能使他陷入惊慌，虽然这种打击也许无关紧要，但却可以摧毁他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超级信仰。或者，他可能会走向另一极端，而对生活过于谨慎。如果他无法依赖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如果他的要求不受尊重的话，那么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他也就无可依赖了。这并非意味着他已放弃所有的要求，而是意味着他不想使自己再面对其他徒劳无益的行为罢了。

对生活与命运所持的其他态度，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看出隐藏在这些态度背后的要求。很多病人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愤愤不平的情绪，因为他们被特别的困难所苦恼着。譬如，当他们谈及朋友时，往往不顾自己的神经质而指出，尽管某个人也有神经质的问题，可是他却在社交场合中应付得如鱼得水；某个人在与女人交往方面更为出色；某个人则比自己更积极进取，或更能享受生活等等。像这样的闲谈，虽然并没有什么含意，但似乎看起来更容易理解。毕竟各人都会觉着自己的困难才是困难，因此都会认为倘若没有那些一直困扰他的特殊困难，他将会过得更舒服。但这种病人跟令他艳羡的人们在一起时所表现出的反应，却表明了一个更严重的过程。他可能会突然变得冷漠或沮丧，追踪这些反应后，我们将会发现困扰的来源是一种固执的要求，其实，他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问题。这个要求是：他有权比别人具有更优越的天赋。此外，他不只有权过着毫无个人问题存在的生活，而且还拥有着他所知道的一切才华，就像电影上的人物一样：他要拥有查尔斯·卓别林的谦虚与聪明，斯宾塞·特雷西的慈悲与勇敢，克拉克·盖博的矫健与勇气。“我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我”这个要求过于明显而且毫无道理，所以他根本就无法如愿以偿。这个要求表现在很多地方，如：愤恨与嫉妒那些比他更具天赋或更幸运的人；模仿或崇拜他人；要求分析者满足他所有这些合意但却矛盾的完美要求等等。

为了得到至高属性的这个要求，其行为中的含意是相当不明确的。它不只导致人们产生长期的嫉妒与不满，而且还给分析工作构成了实际的障碍。病人既然认为他具有任何神经官能症的困难是不公平的，那么再期望他去研究本身的问题，必定是加倍的不公平。反之，病人则认为自己不需要通过艰苦的“改变”来解除难题。

有关神经官能症要求的种类，我们研究得并不充分。因为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需要”都能转变为“要求”，所以我们为了给予“要求”更彻底的描述，必须对此作个别讨论。然而，有时甚至于只是简短的研究，也能使我们感觉出它的特性。现在我们试着对其共性作一个更清晰的解释。

首先，“要求”本身就有两方面是不切实际的，一是只存在于意念中的权利要求，二是将这项“要求”是否能达成的可能性置若罔闻，这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甚为明显，尤其是天真地希望自己能免于疾病、衰老和死亡。当然，其他的要求亦然。有个女病人，认为自己享有特权使人们都接受她的邀请，因此当别人拒绝她时，不管别人理由如何，她都会感到很愤怒。有位学者，始终认为他所碰到的每件事都应该是简单的，于是他愤恨撰写论文或者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工作，而且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重要，或明知如果不全力以赴，这项工作是无法完成的，他都会产生厌恶的感觉。一个醉汉，自以为有权力在经济困窘时能获得别人帮助，如果别人的帮助不够及时或者显得不情愿（无论别人是否真的如此表现），他都会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这些例子表明了神经官能症要求的第二特征：他们的“自我中心”是如此之显著，以至于使旁观者感到那无疑是“天真的、幼稚的”，并且使他们回忆起与被宠坏的孩子所表现出的同样的态度。这些意念可以支持一项理论上的结论：所有这些要求正是“婴儿的”特性，它们存在于那些无法长大成熟的人们中。但事实上这个论点却是错误的，一个很小的孩子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存在的，那只是因为他在心理上尚未发展出那种想要与人们沟通的感觉。小孩子往往不知道别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需要与能力上的限度——比如，妈妈也需要睡眠，妈妈也没钱买玩具等等。而神经官能症的“自我中心”是全部建筑在完全不同而且相当复杂的基础上。因为他被精神需要所驱使，所以他被自我占据，被冲突困扰，而且被迫去坚持他那特殊的解决方法。此处有两个现象看来相似，但实质上却是不同的。由上所述，我们知道如果告诉病人他的要求是幼稚的，那绝对得不到治疗的效果。我们只能让他知道这些要求是没理由的（分析者可以较适当的方式举出事实），充其量这只能引发他的思考。若不再进一步分析治疗，这对他也将毫无影响。

神经官能症患者普遍都有“自我中心”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可用我自己的经验解释为：优先权有时是对的，但我自己的需要应具有绝对的优先。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感到身体不舒服或希望做某件事，那么其他每个人都应该终止正要或者将要做的事，赶忙去帮助他，当分析者很客气地说没空与他交谈时，便会时常遭到病人狂怒的或无礼的报复，或根本就未被理会。如果病人需要与他交谈，他就应该有时间。神经官能症患者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愈疏远，就愈不能了解他人及其情感。就如一个有时会对现实显露出傲慢与轻蔑态度的病人曾经说过：“我是一颗不羁的彗星，奔驰于宇宙间。这就表示我的需要是真实的——而别人的需要是空幻的。”

神经官能症要求的第三个特征在于期望“不劳而获”。他并不承认在寂寞时会想起别人，而认为是别人应该想起他才对。一个人若想减肥则需减少食量，但这最简单的理由通常会遭到病人发自内心的反对，他仍不断地大吃大喝，，依然认为他之所以不像别人那样身材修长是不公平的。此外，也许会有人要求他应该有个较体面的职业，较好的地位，不用多做其他特别的事情而能获得高薪，而且更主要的是——不用去哀求职业。甚至于他用不着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想要的是什么，而应该处于拒绝或接受任何事物的地位。

人们时常会利用好像最合理、最动人的话，来表达自己是多么的渴望幸福。但其家人或朋友很快就会了解，使他快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于是人们便会告诉他，一定有许多不满的情绪缠绕在他心里，所以才会如此不快乐。听了别人的劝告后，他也许会去找心理分析医生。

分析者会觉得，病人为求快乐的愿望是达成分析的良好动机，他也会自问为什么这位病人一心渴求快乐，而无法获得快乐。该病人具有大多数人所渴望的条件：和睦的家庭，美丽动人的妻子，充裕的经济基础，但他不再做任何多余的事；他对各种事都提不起强烈的兴趣，在这个描述中包含了许多消极性与自我放纵。在第一次会谈中他发觉病人并未谈及其困难，然而病人却以性急的方式说出了一系列的“愿望”。下面的谈话使分析者证实了他初次的诊断看法，在分析工作中病人的惰性是第一个障碍。于是真相大白，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他不能开发自己的智力，却有着固执的要求——生活中所有完美的事物，包括心灵的满足，都应发生在他身上——以求自满。

另外一个例子，更能说明“不劳而获”的要求特性。有位病人中断了分析治疗一个星期，主要因为一些上次分析治疗时所引起的问题将他困扰住了。在离开前，他表示出要克服这些困难的愿望——一个完全合理的愿望。因此，我努力试着去发掘发生在这人身上特殊问题的根源，但过后不久，我发觉他并不怎么合作，我必须得时刻牵引着他，否则他的惰性又会阻止事情的进展。时间一久，他变得愈来愈不耐烦，我开门见山地问他是否感到不耐烦时，他肯定地承认了自己的状态，他不想整个星期都被这些困难所烦扰，而我在此之前也未曾告诉过他任何可解除困难的方法。我指出他的愿望必定是可感知的，但很明显，它已转变为不合理的要求。我们是否能更进一步地解决这个特殊问题，得由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及他与我的合作程度而定。对他而言，必有一些事情使他无法朝着心中所渴望的目标努力前进。经反复思索、分析后（此处不赘述了），他必定了解了我话中的真意。他不再暴躁；他那无理的要求与急迫的感觉也都消失了。同时他又表现出了另一显著的特征：他觉得问题是由我引起的，因此应由我负责解决它。他认为我该对此负什么责任呢？他的意思并非说我犯了错，只是在上次会谈中他知道自己尚未克服报复心理——当时他几乎未觉察到。实际上，那时他甚至还不想除去它，只想除去伴随它而来的某些困扰，因为我无法立即满足他免于这些困扰的要求，所以他觉得有权力提出报复的要求。由这个解释，他已指出要求的根源：他的内心拒绝对自我负责以及缺乏建设性的利己想法。这使他变得麻痹，使他不能独立作为，由此而导致一个需求——靠别人（此处指心理分析者）为他负起全责并解决事情，这种需要也转变成了一个要求。

这个例子表明了神经官能症患者要求的第四特征：他们在本性上是具有“报复性”的。这种病人会感到自己被冤枉而坚决要报复，很早就有人发现了这种特征，譬如，它在创伤性的神经病与某些妄想性的神经病的情况下都明显可见。在文学著作中能看到很多关于这种特征的描述，譬如，像夏洛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斤斤计较，以及对海达·加伯勒的描述：当她知道丈夫无法获得教授职位时，遂变得刻意要求奢侈挥霍。

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报复性的需求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中是否是“常见的”（如果不是定期出现的话）元素。毫无疑问，对于报复性的要求的知觉程度，人们彼此均有不同，就以夏洛克的病例而言，那些需求是有意识的：就如病人对我发怒时，他们都是有意识的；但在大部分的例子中，他们都是无意识的。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这些需要在所有的神经官能症要求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我发觉这些要求会经常出现，因此我一直将之当作查看要求的规律。当我提及“报复性的胜利”的需要时，发现大多数神经官能症患者都隐藏着报复心理，而且其数量是相当庞大的。因为过去的挫折与痛苦而产生要求，或者当要求具有战斗意味时，或者当要求的满足被认为是一种胜利，而其挫折被当作是一种失败时；报复性的元素必然会同时发生作用。

人们如何去觉察自己的要求呢？一个人对自己及周遭人们的看法越是由他的“想象”所决定，那么，当他需要了解自己的要求时，他越会认为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是完全真实的。在其心目中，他已无暇去了解自己是否真的具有任何需要或要求，而且只要别人一提到他可能具有要求时，就要遭到他的攻击。他完全不需要去等待；他觉得自己确实不该碰到任何意外，而且他会永远平安快乐。在他远足的时候，天气必须是晴朗的；凡事必须顺其意，凡事必能安全过关，一切皆如人意。

其他神经官能症患者似乎都知道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明显而公然地要求属于自己的特殊权力，但观察者觉得明显的事，也许对当事人本身而言并不明显；观察者所见与当事人本身的感觉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一个积极强调自己要求的人，最多只能觉察到他要求的某些表现与含意，譬如，觉得不耐烦或无法忍受异己之见。他或许知道并不喜欢向你索取或者向你道谢；他或许也了解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所带来的知觉感受，可是这两种知觉却大不相同。也许有时他知道自己的鲁莽，但通常他会将鲁莽掩饰成自信与勇气。譬如，他会毫无理由地坚决舍弃一个十分理想的职业，而没有任何可替代的工作做，并且他还将这种做法视为自信的表现。或许这只是个案例，但是，它却显示出了病人的鲁莽，他认为自己可以有权承担命运所带来的一切。他也许知道，在灵魂深处，他暗自以为自己将长生不老？尽管这样，他仍然尚未发觉自己的想法已经超越生物的极限。

在其他情况下，“要求”可能隐藏在怀有这些要求的人与未被训练的观察者之间，后者将会接受任何因需求而提出的正当理由，这常因为他本身的神经官能症理由，而非心理上的无知。例如他太太对他提出了撩人的要求，有时他会因此感到厌烦，但同时却令他幻想到他对她是不可或缺的。或者，有个女人因无助和痛苦而做了无谓的要求，但她却只感觉到自己的需要，甚至于在潜意识里，她可能会变得过度谨慎地要自己别去利用他人（这些人可能是她的保护者与帮手，也可能是一些固守自己原则的人，是一些认为自己若无法满足女人的期望就会有“罪恶感”的人）。

然而，即使知道自己具有了某些要求，他还是不知道这些要求是不当与无理的。实际上，怀疑“要求”的确实性是破坏或消灭要求的第一步。因此，只要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这些要求对自己是相当重要的，那他必定会在心目中，建立起一种无懈可击的情形，以使那些要求变得完全合理。他也必定会完全确信那些要求是公平与正当的。在分析中，病人会尽全力证实，他一心一意地只期望着即将获得的事物。反之，为了治疗的目的，认识特殊要求的存在性与其理由的性质是很重要的。因为“要求”的成立与否是随着其所依据之基础而改变的，所以这个基础遂成为一个战略地位。譬如，如果一个人觉得有权因为自己有功绩而享受各种优待，他必定会不经意地夸大这些功绩，以至于当所期望的东西无法兑现时，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被亏待了。

要求的正当与否通常都以文化背景为准。因为我是女人、因为我是男人、因为我是你母亲、因为我是你的老板……在这些看来似乎合理或正当的理由中，每一项都能使人有权力提出要求，所以他们的重要性必定会被过分地渲染。例如某个国家，并没有明确的传统规定洗碟子是有损男性尊严的事。如果有个病人具有免除这种杂役工作的“要求”，那他一定会夸大作为男人或雇主的尊严，认为自己是不可以洗碟子的。

恒久不变的基础是“优越感”的作祟，基于这个理由，“要求”的共同根据为：因为我在某些地方表现得特别杰出，我有权力去……这种直白的叙述，大多数是无意识的，但这种人会特别注重他的时间、工作、计划，以及他永远是对的这一特殊意义上。

那些相信“爱情”足以解决一切的人，那些认为“爱情”有权力使人面对一切的人，一定会夸大爱情的价值或奥妙——这是由更多爱带来的切实感受得出的结论，而并非经由故意的藉口。这种夸张的必要性通常会造成恶性循环，尤其对于那些因无助与痛苦而产生的要求更加严重。例如，世界上有很多人因过于胆怯而不敢用电话询问。如果有人向这样的人调查一个情况，本来目的是为了要确认其压抑程度，可他会感到自己的压抑比原来还要多；如果一个女人因为过于忧郁或无助而不能料理家务时，那她会使自己感到比原来更无助或更忧郁——结果，这些痛苦就会变成现实了。

然而，一个人不应仓促地下结论说，其他人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也必定是赞同的，其实同意与拒绝都会把情况弄得更糟——亦即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要求变得更令人吃惊。“拒绝”通常只有当神经官能症患者已开始或正开始能自我负责时方有所助益。

或许对“要求”来说，最有趣的基础就是“公平”。因为我相信神灵，或因为我总是在努力做事，或因为我向来是个好公民——这些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不应遭受任何不幸，并且理应一帆风顺。世间的利益应该得自于好人好心与虔诚，而与此相反的事实——“付出不求回报”都被摒弃了。要是病人具有这种倾向，他常会指出这种自认为“合理”的感觉也得涉及他人，如果别人的所作所为不合理，他便会勃然大怒。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确的，但这只是意味着他将要求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这种需要显然已被他归纳为一种“哲理”。

此外，对“公平”的强调亦有相反的一面，它使别人对于突如其来的逆境能担负起责任。一个人是否能专心去面对逆境，依其“自觉公正”的程度而定，如因不够坚固的话，那么他将认为（至少是自觉的）所经历的每一个逆境都是不合理的，但他更容易将“报应性的赏罚”规则强加于别人身上：譬如，他会认为某人被解雇，或许“真的”是因为他不想再工作；又如，他会认为在某些方面犹太人或许该负起宗教迫害的责任。

在更多人格的问题里，这种人会认为自己有权力为了既定的价值而去接受，某种价值观，只要这两种价值观不会令他分神的话，也许这种现象是正确的。他自己所肯定的价值在他心目中构成了夸张的一部分（例如，善意也包括在内），因而忽略了他在人性关系上所酿成的困难。此外，这种价值尺度往往并不协调。譬如，接受分析的病人往往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而专注于合作，专注于希望除去障碍性的症状，专注于使自己达到收支的平衡。就分析者的立场而言，他应该使病人痊愈。很不幸的是，这两种立场并不平衡，病人只有在他愿意并且能够了解自己、进而改变自己时，方能得到康复。因此，如果病人的善意无法再加上有效的努力，那么必一事无成。若困扰（障碍）仍反复发生，则病人便会愈发觉得不耐烦，从而产生了被骗的感觉，他会以谴责或抱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平，而且会认为不相信分析者并不为过。

过分强调公平，也许（但非必定）是“报复”的一种掩饰。如果“要求”根本上是为了“对付”生活而提出的，那么个人的优点通常会被特别加以强调；要求本身越有报复性，则所造成的伤害也愈大。这种伤害势必又会被加以夸大，而且对随着伤害而来的同情亦然，直到这种伤害隐约地大到使“牺牲者”认为自己应该做任何的牺牲或接受任何的惩罚时为止。

因为“要求”对于神经官能症的维持是相当必要的，所以“维护”这些要求当然颇为重要。然而，这只就“针对人们”的要求而言，因为不用说，命运和生活会嘲弄他对要求本身的维护行为。在许多场合下，我们将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此处所要提的是，各方面来说，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了要别人接受他的要求所采取的方法与要求的根据基础密切相关。简言之，他可试着利用其独特的重要性，以加深别人对他的印象；他可以取悦、迷惑或答应别人，也可以借着呼吁别人美好或罪恶的感觉而使他们为他效劳，他可借着强调自己的痛苦以引起别人的同情与负罪感；他可以借着强调自己对他人的爱，而吸引别人对爱情的渴望或自负；他可以用暴躁与愠怒去胁迫他人。一个报复型的人常会用贪得无厌的要求来破坏他人，他会尽力用严厉攻击的指责以迫使他人服从自己。

分析了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用来解释要求或维护要求的动机后，我们还能预料当要求遭受挫折时的强烈反应，其中含有隐伏的恐惧感，但主要的反应是生气，甚至为激怒。这种生气是很特别的，因为“要求”主观地被认为是公正与应当的，而挫折被认为是不公正与不应当的。因此，随之而来的生气便具有义愤的性质。换句话说，这个人不只感觉到生气，而且觉得他生气是应当的——这种“自认为应当”的感觉，在分析过程中极力被患者所防护着。

在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种愤怒的不同表现之前，我想先提出一项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是由约翰·杜兰德与其他人所提出的——我们都以敌意来对付任何挫折；亦即敌意实际上主要是对挫折的一种反应。⁽¹⁾但事实上，由相当简单的观察就可发现这种论点是不正确的。相反地，人类不怀敌意而面对的挫折，简直是不胜枚举。只有当挫折是不公平的，或因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而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时候，敌意才会产生。它具有愤怒的特性，或感到被虐待的特性。其所造成的灾祸或伤害，有时被夸大得十分可笑。如果一个人觉得被另一个人虐待时，那么另一个人就会突然被他认为不可信赖、污秽、残忍、卑鄙——亦即这种愤怒强烈地影响了我们对他人的判断。这就是“神经官能症的猜疑”的来源。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之所以觉得别人阴险而不可靠，或是轻易由积极的友善态度而转变为责难的态度，其主要理由亦即如上所述。

极其简略地说，生气或是愤怒的剧烈反应必会采取下列三种中的一种表现出来。其一，不管什么理由，它会先被压抑住，像被压抑的敌意一样，随后身心呈现出以下症状：疲劳、偏头痛、反胃等等。其二，它会明白地表现出来，或者可以完全地为人们所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生气越发被认为不正当，病人必定会越发夸大他认为别人所犯的错误，然后病人会无意地建立起一种情势，用来反抗犯错者那种看来毫无逻辑的错误。病人愈显出公然的报复，不论什么理由，报仇都是必然的结果。第三种反应则是陷入痛苦与自怜之中，个人会觉得极端地被伤害或是被虐待，并且会变得意志消沉。他会认为“他们怎能这样对我！”在这种情况下，痛苦成为了表示谴责的载体。

观察别人的这些反应比观察自己的较为容易，因为“正当”的信念抑制了自我批判。然而当不好的念头萦绕住我们时，或者当我们开始考虑某些人的可恨特性，或感到有股报仇的冲动时，检查自己的反应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然后，我们必须细察自己的反应是否与自己的错误行为成一合理的比例，如果我们诚实仔细地观察后，发觉二者并不相称，那我们必须探寻隐藏于其中的某些要求。假若我们情愿而且能够放弃一些对特权的需求，或能熟悉那些我们因压抑了自己心中的敌意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形式，那就不难认识个体对于挫折的激烈反应以及隐藏于其背后的要求。然而，在发现了一、两个例子中的要求后，并非意味着我们就能完全丢掉要求。通常我们只能克制住那些特别明显并且荒谬的要求。这个过程使人联想起治疗条虫的过程，虽然虫体的一部分被除去了，但它仍会再生并且继续耗损我们的体力，直到它的头部被除去。这意味着，只有当我们能完全克制对荣誉的一切探求以及由此探求所引起的一切作为时，我们才能摒弃所有的要求。然而，和治疗条虫不一样的是，人类在重寻自我的过程中，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有价值的。

具渗透性的要求产生了众多对人格与生活的影响，这些要求使他产生了浓烈的挫折感与不满的心理，因此我们可简略地称之为性格的特点。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促成了这种长期不满的情绪。在产生这种不满的根源中，富渗透性的“要求”最为显著。在任何趋势、任何生活境遇里，情绪之不满显示出其焦点针对着本身所缺乏之物、感到困难之事等，因而变得无法对整个境遇产生满足感。譬如，一个男人，从事着他最满意的事业而且还有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弹琴（弹琴对他而言是极富生活意义的）；或者他有一个女儿身体不好：这些因素大大地困扰其心，使他无法觉察原本已有的幸福。又如，有个人过着美好的日子，却可能会因预定的货物无法准时送来而被破坏。再如，有个人虽对远足或旅行的目的地有个美好回忆，但交通却是不方便的，这也会破坏他旅行的感受。这些态度是相当常见的，差不多每个人都已有过这种经验。有时，人们会惊异于为什么总往不好的那一面看，而不去多注意那些积极的一面。他们或许自认为悲观厌世而摒除了所有的问题，这种态度除了无法解释外，还站在不明确的论点上，从而认为自己根本无法忍受逆境。

基于这种态度，人们在很多方面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如果我们认为辛苦本身是不公平的，那任何的辛苦都会变成原来的十倍。对此，我有过亲身体验，它可是个最好的证明。在乘坐普通客车的一次旅行中，因为我觉得收费不公平，便看什么都不顺眼，自己也必定更加难受。但当我发现了事情背后所隐藏的要求后，忽然发觉虽然座位不怎么舒适，且乘车的时间也长，我却不那么难受了。在同样的情况下，我心理上调整了状态，就会让自己感到舒适。这点可同样应用于工作方面：做任何工作，若抱着“它是不公平的”厌恶感或怀着“它原该是简单的”隐秘要求，那么，工作起来一定会变得费力且疲劳。换句话说：因为神经官能症的要求，而让我们失去了部分的生活艺术——这包含着轻松从事的态度。无疑，有些经验过于严重而具压倒性，但本人一生中这些经验是很少的。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微小的事件会转变成异常的灾祸，而将生活变成一连串的困扰。但相反地，神经官能症患者也可能专门注意别人生活中明显优越于他的事情：这个人有功绩，那个人有小孩，某些人有更多的闲暇或者可以利用空暇做更多事，某个人的房子较靓，他们的草地比自己的肥沃等等。

虽然这些现象描述起来很简单，但我们想要加以彻底认识，特别是认识我们自己，那可就困难了。自己没有而别人所具有的极重要事物，看来是如此真实、如此实际。因此，记录本上的记录可能会发生下述两方面的扭曲：关于自己方面与关于别人方面。大部分人都会耳提面命过别将自己的缺点与别人的优点相比，别将自己的生活与别人优越的部分相比，而应该整体全面地看待自己与他人，虽然他们知道这种劝告是正确的，但却无法遵循，因为他们扭曲的见解并非是一时疏忽或智力上无知的表现，而纯粹是情感的盲目所致——即因内心潜意识的需要所导致的盲目所致。

结果造成了对别人既羡慕而又冷漠无情的心理。大体而论，这种羡慕心理并非遍及一切细节，它只是存在于生活方面而已，通常会伴随着下列的感觉：认为自己是唯一被拒绝的人，唯一烦恼的人，觉得孤独、恐慌、被拘束等等。“没感情”并非就是断言一个人必定完全失去了知觉；它起源于广泛的要求，神经官能症患者借此来辩护自己的“自我中心”，于是他想到，别人的一切都比他好，为什么还期望着拥有更多的事物呢？他比周遭任何人都具有更大的需求，因为他比别人更易被忽视、更不被人所理睬，为什么他不应有权独自去寻求自己呢？！因此他更坚定地确立了这些要求。

另一结果则是对权利的普遍怀疑，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而“广泛的要求”仅是其中的一个决定因素。在私人的世界里，神经官能症患者觉得他对一切都具有权利，但这并非是真实，因此他在现实世界中对自己的权利感到混淆。一方面他充满着胆大妄为的要求，担当他能够实现或应该执行这些权利时，却会因过于胆怯而无法感觉或维护其权益何在。譬如，有个病人一方面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帮助他，另一方面，他却不敢要求我变更日期或向我借支笔来记录某事。还有一个病人，当他寻求尊重的神经官能症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会变得过度敏感，但他却能忍受某些朋友极不公正的欺诈行为。无权的感觉可能是病人诉苦的原因，也可能是抱怨的焦点，虽然他并不介意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恰恰是困扰的来源，至少是一个促成困扰的来源。

最后，具有广泛的要求是促成“惰性”的最有力因素，惰性以公然或隐藏的形式出现，或许是最常见的神经官能症障碍。与闲散相比较，惰性是精神能力的麻痹，而闲散是随意的且是可享受的。惰性不只遍及于工作方面，而且也涉及了感觉与思考两个方面。依据其定义，所有的要求取代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对问题的主动研究，因此使他无法成长。在很多例子里，他们由此造成了对努力的广泛厌恶排斥。于是，潜意识的要求遂变为他唯一的企图，而这应该足以使他有所成就，使他谋得一个好职业，使他获得足够的幸福，使他足以克服困难，使他有权不用劳动便可完成这些事情。有时这意味着别人应当做实际的工作——就让别人去做吧。如果这个目的无法达成，那么他一定会有理由表示出不满。因此他通常会厌倦于做额外的事，诸如看电影或购物。从分析角度来说，人的疲劳有时可以很快地除去。例如，当有位病人想到在旅行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时，甚至于当快开始工作时他就会感到疲劳，于是我向他提议，将“如何做好每件事”作为对自己智力的挑战，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疲劳很快就消除了，此后他便可以毫无倦怠地慢慢完成每件事。尽管他因此而体验出积极主动的一面，体会到自己也有能力主动而且愉快地做事，但是，他那种尽力而为的冲动很快就消退了，因为潜意识的要求在他脑海中是如此根深蒂固。

“要求”愈具报复性，则“惰性”的程度似乎也愈强。其潜意识的论点如下：别人要对我所面对的困扰负责任——因此我理应获得补偿。如果我还得尽全力而为，那还叫补偿吗？！无疑地，只有当一个人对生活失去建设性的兴趣时，方会有如此的辩证。于是他不再对生活中的相关事情负责任，任由“他们”自生自灭，或者将其交由命运来负责。

在分析中，病人用“倔强”的方式来坚持并维护他们的要求，这表明了相当主观的价值——“要求”所该具有的价值。他不只具有一种而是多种维护的方法，而且可反复变更。首先，他根本毫无要求，因此他不知道分析者所谈的一切；之后，“要求”完全变成是合理的；总之，他开始为其要求的主观根据做辩护。至少在他了解到自己其实没有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在事实上是不正当的之后，似乎对要求失去了兴趣。或许他会及时知道要求对他的影响是繁多而且严重的：譬如，他变得易怒与不满；如果他能更主动而不是一味地期待事情会发生于自己身上，情况就会变得更好。实际上，他的要求会麻痹其精神力量。他也无法不注意到，由要求所获得的收获是微乎其微的。真的，若对别人施加压力，人们有时会满足他所表露出的或是没有表露出的需求。但是，如果仅凭此方法的话，谁能过得更快乐呢？至于他对生活的要求，无论如何都是无益的。不管他是否觉得自己有特权成为例外，精神或生物的法则毕竟都可应用于他身上。而他求取“卓越”的要求也丝毫没使他有所改变。

意识到“要求”的不利影响与其本身的无益，对病人病情不一定会有影响：分析者希望病人凭这些了解（看法）而能断绝要求，事实上却屡遭失败。通常经过分析后，病人要求的强度会减小；但并未根除，而是被隐藏着。更进一步的追查，我们可以洞察出病人潜意识里“无理想象”的内涵，虽然他明智地发现自己的要求是无益的，但潜意识里他却坚定地相信凭着意志力的魔力，天下无不可能之事。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愿望，他所祈望之事就会实现；只要他极力坚持，万事皆会顺应其意，自然会万事如意。如果无法实现，理由也不是因为他做了不可能达到的要求（但相反的，分析家却一直想要让他相信原因正是如此），而是因为他探求的意志不够坚强的缘故。

病人的这种信念使得整个现象略微有些改观，我们已经知道，病人自认为应享受各种不存在的特权，就这种意义而言，病人的要求是不实际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某些要求纯粹是幻想的。于是，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要求都被神秘的期望力量所驱使着，而且我们也了解了，“要求”是为了实现他“理想自我”的必要工具。虽然，如果说病人借着成就或功绩而欲证明他的杰出，就此意义而言，要求并非即是“实现”，但是它们给他提供了必要的证实与托辞，他必须证明自己是超乎精神与自然法则之上的。虽然他屡次发觉别人不接受这样的要求，发现法律也会应用到他身上，知道自己并未超越一般的烦恼与失败——这些并不足以否定他那种“无限机遇”的证据。但他仍旧相信只要能坚持住自己的要求，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的。结果事实只是证明：迄今为止，他已遭受了一项不公平的待遇，要求是他将来获得荣誉的保证。

现在，我们了解了为什么病人在知道他的“要求”对于实际生活的损害作用后，仍会对此漠不关心，他并不对损害做任何辩解，但是为了要期望未来所获得的荣誉，他忽略了目前的状况。他就像一个相信自己对于遗产享有正当要求权的人；不努力过活，却尽其全力以便能更有效地维护其要求。那时，他遂对实际生活丧失了兴趣，忽略了所有能使他过得更有价值的一切事物。因此他对生活的唯一所求，就是希望将来能成功。

事实上，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情况比那些假想有遗产要求权的人来得更糟，因为他有个基本的感觉，认为如果对自身及其人格发展感兴趣的话，他就会失去享受满足未来愿望的权利。基于他的前提而言，这是合理的——因为在那个例子里，实现理想的自我实际上并无任何意义可言。只要他被目标的诱惑所支配，那么选择（转变）的途径必定是具有障碍性的。这意味着将自己看成与别人一样，同为困难所烦扰的人，意味着他应自我负责，并了解克服困难与发展自我潜能理应由自己负责。这是有障碍的，因为这使他感到好像失去了一切似的。只有当他变得坚强并能除去在自我理想化中所发现的障碍后，才会考虑这条转变的途径——通往健康之路。

如果我们只将“要求”视为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幼稚”表现（即将实现自己荣誉化的形象），或将其视为神经官能症患者要别人满足自己许多强迫性的需求欲望，那我们就无法完全了解要求的坚持性。这种神经官能症患者所赖以坚持的任何态度，正明确地表示出了这种态度在神经官能症架构中具备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要求似乎为他解决了很多问题，要求的所有作用在于神经官能症患者对自我的那种错觉长久存在，并且将责任转移到自身以外的因素上去。借着将需要提升至“要求”的高位，而否定掉围绕自己的困扰，将自己的责任推托到他人身上、推托到环境或命运上。首先，他认为自己遇到困难是不公平的，他有权享受别人为他安排好的幸福生活，因此不应该有困难困扰着他。例如，人家向他贷款或募捐，虽使他感到烦扰，但一方面心里却觉得要大大地施舍给他们。事实上他还是生气了，因为他有不被骚扰的要求。是什么使他的要求变得如此必要？事实上，这个要求使他自己面对了一项存在于自身的冲突！大概是介于需要同情他人及需要使他人遭受挫折之间的冲突。但是，只要他过于惊恐或者不情愿面对自身的冲突时——不管什么理由——他必定坚持着自己的要求。他的要求可从他不希望被骚扰的意向中表现出来，但更清楚的是，他要求世人不该去触发（并使他认识）他的矛盾冲突。以后我们将会了解为何摆脱责任对他来说是如此重要。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在实际意义上，“要求”可以使他免于亲自去解决困难的麻烦，因此神经官能症才得以永存。

【注释】

(1)这个假设是依据弗洛伊德“本能”的理论而来，其内容是：每一种敌意都是对于本能的冲动或是其衍生物受到挫折的一种反应。对于那些接受弗洛伊德“死亡欲望”理论的分析家而言，敌意还可因“破坏性的本能需要”而产生。

3　“应该”：神经官能症者的权利需求

“应该”对一个人的人格及其生活产生的效果，将会随着人们的反应或经历的方式而有所不同，虽然其程度大小各不相同，但是某些效应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规律发生的。“应该”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一个人愈试图在行为中去实现他的“应该”，那么这种紧张程度愈大。

迄今为止，我们已大略讨论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如何实现外在的理想自我：事事一定要成功，拥有绝对的权利，寻求胜利者的荣誉。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要求亦与他自身之外的世界有关：他试着去维护自己的特殊权利，并且因为他的独特，无论何时或无论以何种方式，他都有权力去要求一切。那种有权超越需要与法则的感觉，使他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就像他真的超越了一切一样。而且每逢自己显然无法达成那理想的自我时，这些要求转而使他制造一些外在因素来对这种“失败”负责。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实现自我的问题，这在第一章中曾简略地提过，不过当时的焦点指向了人类本身。匹格马琳试图将另一个人变成能满足他美好观念的创造物，与此不同的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以实际行动把自己塑造成自我创造的上帝。他坚持相信自己的完美形象，并且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忘掉现实中那些可耻的行为；坚持自己的完美才是你该做的事；成为理想化的自我才是首要之事。你应该能够忍受一切，理解一切，喜欢每一个人，多做有益之事。”——这些想法只是他内心指使的一部分而已。因为这些指使是不可动摇的，所以我特称之为“应该之绝对权力”。

内心的指使包含了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已存在的、能感觉到的、完全了解的、应该能够做的事，以及不该做的一些禁忌。为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此内心的指使，我先列举出一些事实作为开始。（更详细的例子将于“应该之特性”一章内讨论。）

他应该是个最诚实、最慷慨、最体贴、最有正义感、最威严、最勇敢、最无私的人。他应该是个多情的好情人、体贴的好丈夫、博学的好老师。他理应忍受一切的公平与不公平，他理应喜欢每一个人，他理应尊敬父母、关爱妻子并且热爱国家。他不应归属于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没有一件事会与他有任何重要的关系。他永远不会感受到自己被伤害，他应该永远保持安详与平静。他的生活应该是永远快乐的，并且应该超越这种快乐和享受。他应该是无约束的；他永远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他理应认识、了解并且预知每一件事物；他应该能立即解决自己或别人的每一个问题；只要一发觉困难就应该能立即克服它；他应该永不疲劳、永不生病；他应该随时能找到工作；他应该在一小时内做好必须二、三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

这个简短的说明，大概表明了“内心指使”的范围，并留给我们一种印象：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它却仍是难于实现并且相当严格的自我要求。如果我告诉病人他对自己的期望过高，他就会毫无疑虑地觉察到这点，事实上他可能早已知道自己的要求过高了。不过，不管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他通常会认为对自己期望过多总比过少还好。但是，对自己过高的要求并不能显示出内心指使的特性。在细致的检查后，这些要求可明显地解除。由于病人认为必须要将自己转变成为理想化的自我，并且深信自己必能这样做，所以造成了以上这些要求的重叠。

首先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就是他常会不顾“实现”的可能性，而这些现实情况遍布于所有实现自我的驱动力上。在这些要求中，有很多是人类所无法达成的。尽管个人本身并无法觉察出来，但是它们纯粹是虚构的，属于幻想的要求。然而，当他的期望暴露在“有判断力的思考”下时，他就不得不去深入认识这些要求。这种智力上的领会即使能够改变什么，也是不多的。就如一位医生，他也许十分清楚自己除了每天九个钟头的工作与广泛的社交生活外，再也无法从事精深的科学研究了；但是，即便他每日减少了一、两种活动，却仍继续按着以前的方式过活，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可以从事科学研究。对他来说，时间与精力上的限制应该是不存在的，他的这种要求远比理智还强。或者，我们来举个更微妙的例子：在一次心理分析会谈中，有位病人感到十分沮丧。她曾经跟一位朋友谈论过婚姻问题，这位朋友的问题非常错综复杂，以至于我的病人无法帮助她解决。我的病人与她先生是在偶然的社交场合下认识的。她本人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分析，而且对于婚姻中两个人彼此间的关系也已认识得更为清楚，对于将会遭遇的心理纷乱现象都已有相当的了解。尽管她认为自己应该能够告诉那位朋友是否应该继续维持婚姻，可她却没有做到。

我告诉这个病人，她对自己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的期望，并且告诉她当一个人开始清楚地了解在某种情况下与此有关的因素之前，必须先要搞清楚许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结果，她大都了解我所告诉她的这些困难，但她依旧认为自己应该具有一种可明了所有困难的第六感觉。

其他对自我的一些要求，本质上也许并非是幻想的，但却显示出一种完全忽视境况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人们的自我要求。因此，很多病人自觉十分聪明，并且期望立即结束对他们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的过程对病人的智力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这些病人的推理力，可能会经常阻碍了分析的进行。对此有价值的是病人的情感力量，他们行为的率直与他们的自我负责。

这种渴求轻易成功的期望，不只发生于整个分析的过程中，而且同样与病人获得的见识有关。例如，认识了神经官能症要求，对他们而言似乎就好像要他们革除要求一样，因此需要耐心的分析。只要产生要求的那些情感需要依旧存在，那么要求将永远长存着——但这种需要却被病人所忽略了。他们相信自己的智力应是至高无上的动力，于是接踵而来的失望与沮丧势必成为不可豁免的了。同样，一位具有长期教书经验的教师，也许会坚持认为，对他来说，写篇有关教学法的论文应该是极其容易的。但是，当文字无法从他的笔尖流露出来时，也会对自己感到极度的厌恶。他已经忽视或抛弃了下列与此有关的问题：她要说些什么事情呢？是否已将经验凝聚为具体、实用且系统化的正确陈述呢？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一篇论文仍意味着一种系统化地陈述或表达其思想的简单工作。

内心的指使正像极权国家的政治专制一样，表现出极度无视个体本身的精神情况，并且毫不顾及感觉与他目前所做的一切事情。譬如常见的应该之一就是一个人应该不会感到被伤害；任何人都会发觉达到这种绝对（不被伤害）要求是极其困难的。究竟有多少人已经或正在认识到自己毫无焦虑，并且十分平和，以至于从没感到自己被伤害过？充其量这只能是我们奋斗的一种理想；一个人若真要这样设计的话，那他必定会积极而耐心地去研究我们潜意识里为求防护的要求，研究我们虚伪的自负——或简言之，研究在人格中使我们易受攻击（变弱）的每一个因素。但是，对于一个认为自己不应受到伤害的人来说，他心目中并没有如此具体的一套计划。他只是给自己定下一条“绝对”的法则：否定或忽视他所具有的弱点。

我们再来讨论另一需求：我应该永远智力超群、富有同情心并且乐于助人，我应该能软化犯罪者的心。事实上，这也并非全是幻想。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一书中刻画的牧师，就得到了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但是，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对于我的一位病人来说，这位牧师的形象对他而言便是一种重要的象征，她认为自己应该像牧师那样。但此时她却没有那位牧师对待犯人的态度及能力，她有时表现得仁慈，因为她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别人的仁慈、慷慨和包容，但实际上她心中并没有仁慈的感觉。事实上，她觉得任何人的所作所为并非全是善行；她经常恐惧某些人会欺骗她，每当找不到东西，她就以为是被偷了。在未被完全了解的情况下，神经官能症已经使她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专注于自我的利益——这些原本是被一层带有强迫性的谦逊与善良所遮掩着。此刻，她愿意了解自己的这些困难进而去研究它们吗？当然不会。这也是一个盲目制定规则的问题，这种规则只能导致自欺或偏颇的自我批判。

为了说明“应该”的、惊人盲目性，我们必须再提出一些不太重要的结果。然而，只要从探求荣誉中的根源，或其实现理想自我的作用来看，必会发现一个可被充分理解的事实：对本身而言，“应该”的前提是万事皆有可能实现，不存在任何不可能的事。果真如此，现有的情况当然不需去检点。

这个倾向在“针对过去的要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孩提时期，不只对于说明影响神经官能症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可由此而发掘出现在对过去经历的逆境所持的态度。这些与他受到的好或坏的对待并无关系，主要是由他目前的需要所决定的。譬如，如果他认为有必要让过去的经历体现出甜蜜和荣耀，他就会将金色的光环套在他的整个孩提时代，而不去理会现实中的童年经历。如果他给自己强加上一个处于艰难环境中的情感，他就会认为因为需要父母的帮助而必须得去爱他们。要是他平常对自己的生活不负责，那么他可能将所有的困难都归咎于父母。这种伴随后者而来的报复心理，也许会转变而公然地表现出来，或是被压抑下去。

最后他很可能会走向相反的极端，表面上为自己担当一些荒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许已知道早期影响给他带来了威迫性的与阻止性的冲突；他所自觉的态度是相当客观而且似乎是合理的。譬如，他可能会指出其父母的某些行为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病人有时也会奇怪自己为何不会感到任何愤恨，其实缺少愤恨的一个理由正是那个令我们感兴趣的具有回顾性的应该。虽然他知道自己被冒犯了，而且这种冒犯足以压垮任何人，但他应该不受此冒犯的任何影响，他应该毫发无伤。他应该早已具有内在的力量与坚忍的精神，不让这些因素击败他。因此，这就证明了一开始他就在做无益的事——只要他愿意，就真的能够不受任何伤害；他会说：“的确，那是装满了伪善与残酷的污水池”。但接着他的洞察力却变得模糊了：“虽然我无助地面临这种环境，但我应该早就能克服他们，我应该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一般。”

如果他真能对生活负起真正的责任，而不负如此虚假的责任，那他就试着做种种不同的思考。他会承认早期的影响真能以不利的方式改变他，而且他会发现无论这些困难起源为何，都会阻碍他目前及未来的生活。因为这样，所以他最好要振作力量以克服所有困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将整个问题置于完全幻想且无益的层次上，而一味地要求自己应该不被这些因素影响。同一病人，在后期能扭转他的处境，近而确信自己并未完全被早期的环境所征服，这就是进步的征兆。

“带有回顾性的应该”不只表现于对孩提时期的态度方面（这种“应该”带来了虚伪的责任，以致徒劳无用）。譬如：有个人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应该通过坦诚的批评来帮助朋友；某人认为他应该将孩子抚育成人，而不让他们变得神经质。我们确实都会遗憾，因为在这些方面我们是失败者，但我们可以检讨失败的原因，从而学会改善的方法。我们必定会知道，从失败时所产生的心理障碍或困难来看，当时我们确已尽力而为了。然而，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而言，已经尽力而为并不能令他感到自慰，因为他认为在某些奇迹出现的情况下，他应该会做得更好才对。

同样的，了解目前的任何缺点，对于那些被专横的“应该”所困扰的人是无法忍受的，无论困难是什么，它必须迅速被除去。除去困难的方法个个不同：越是生活在想象中的人们，越是容易摆脱这种困难。曾经，有一个病人发现自己已经有了一种不切实际的需要，她想拥有超乎王权的权力，而且知道这种驱动力是如何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到了第二天她却确信：现在这种想法已全属往事了。她不应该被权力所奴役；因此她不再渴求。类似这样的事经常在生活中反复发生，由此，我们知道这种力求控制、力求权力的驱动力，只表示在她想象中所具有的一种魔力罢了。

有些人试图凭借绝对的意志力来除去已知的困难，在这方面，人们的确能够收到异常的效果。我想起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虽然认为自己不应该惧怕任何事物，但其中有一位却很害怕夜贼，于是她强迫自己睡在一间空屋里，直到她不再害怕为止。另一位，如果水不够清澈就不敢游泳，因为她觉得有可能会被蛇或鱼咬到，而她却强迫自己游过一个鲨鱼聚集的海湾。两位女孩都利用这种方法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对于那些将心理分析当成无稽之谈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方法看上去好像很有作用。这两个女孩子不正是用这种必要的作法使自己克服了恐惧的心理吗？但是，事实上对夜贼或蛇的恐惧，是一种最明显的表现，而且较为普遍，这种恐惧常常深藏在人们心中。其实这种隐伏着普遍焦虑的情绪并未因她所采取的“挑战”法（克服恐惧之法）而略有改变，固然表面上可能不再恐惧，但因解决方法未触及病根，从而使焦虑愈发被深埋了。

在分析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当人们一发觉自己的弱点时，控制意志力的机器是如何以某些方式开启的。他们下定决心并且试图维持预算、去与人们相处、变得更自信或更仁慈。这些都是好的转变，只要他们同样会去关心并了解这些困扰的含意与来源。但是很不幸，这样的关心和了解却少得可怜。仅第一步，了解所有特殊困扰的范围，可能就已经令他大为不快，这真与他那种欲解决困扰的激昂驱动力相反。同时，因为他们觉得借意识的控制应该足以征服这些困扰，所以细心解决障碍的过程，等于是承认了自己的柔弱与失败。当然，这种人为的努力早晚必会消除，因此，这种困难是极少会被控制的。我们所能确信的是，困难（或障碍）已秘密地被驱策，而且继续以一种更隐匿的形式出现。分析者自然不应鼓励患者做这种努力，而应该去分析他们。

大部分神经官能症的障碍，甚至于对最艰辛的努力控制也会发生抗阻作用。意识的努力对于抗忧郁、抗工作上根深蒂固的压抑、或抗强烈的白日梦简直是一筹莫展。大家都会以为那些在分析中已得到某些心理方面认识的病人，对这种结果都相当清楚。然而思想的清晰并无法影响“我应该能够克服它”的看法，以至于他会因更加忧郁而诉苦等等。原因很简单，除了他原有的痛苦感觉外，显而易见，他缺乏了万能的感觉。有时分析者可在开始时了解这个步骤，而防患于未然。因此一个已显露出有白日梦症状的病人，当她详细地揭穿了白日梦是如何影响了她的大部分活动时，自然会开始了解这种症状的害处——至少了解它是如何令人耗竭精力的。下次如果白日梦仍旧存在，她会因此而感到有点犯罪和歉意。了解了她对自己的需求后，我个人相信要人为地中止那些需求既不可能又不明智，因为我们可以确信那些需求在她的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功用——这一点我们会渐渐了解的。现在，她感到病情好了不少，于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中止这些白日梦，但因为过去未能照做，所以认为我必定会讨厌她。过去的她已把对自己的期望全部倾注在我身上。

许多在分析中所发生的失望、暴躁或恐惧的反应，主要是由于病人感到无法立即除去困扰的问题，而非由于病人已经发觉到困扰自己的问题所致（正如分析趋向于如此假定一样）。

因此，内心的指使虽然对维持理想的形象而言，比其他方式更为根本，但像其他方式一样，目标不在于真实的改变，而在于寻求快速绝对的完美。他们力求使缺点消失，或力求使其出现，仿佛特殊的完美唾于可得。就如上例，如果内心的需求被外移时，这就显得特别清楚。于是一个人的现实状况甚至于他所诉苦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只有能让别人看到的方能使他产生强烈的忧虑：在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笨拙等。

因此，“应该”缺乏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真诚，譬如，被应该所掌握的人们，无法为迈向更诚实而奋斗，但却被驱使着去渴求“绝对”的诚实——这是非常遥远的苛求，大约只能由想象中获得吧。

充其量，他们只能完成一种行为主义的典型，就如作家赛珍珠在《女人阁》一书中对吴夫人的性格描述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女人，她似乎永远在实行、摸索、思考正当的事情。这种人的外表，不消说是最虚伪的了。当他们突如其来地显示出街头恐惧症或机能性心脏病时，他们自己便会感到无比的昏乱。他们会自问，既然已完美地支配了自己的生活，已经在工作中鹤立鸡群，已经有了完美的生活伴侣，已经成了父母亲的骄傲，这样的病症怎么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最后，他们必定会因为这种遭遇而无法正常生活，而且，如果没有任何方法可用来对付这种遭遇，那么他们的平衡能力便大为混乱了。分析者在逐渐熟悉病人与病人极度的精神紧张后，会大感惊异，只要他们一帆风顺，并未遭到大障碍，那么他们仍可维持正常的举止。

对于“应该”的性质我们感觉出的愈多，那么我们愈能清楚地了解，“应该”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的差异并非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大体而论，他将内心的指使（他已经发现到这类的现象而且将之描述为超我）当作是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实际上，首先内心的指使与道德问题的关系就不太密切，为求道德充实的“指使”，他们在“应该”中确实是担任了显著的角色，因为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很显然，其余的通常是由潜意识的自大而决定的，如“我应能避免掉星期天下午的交通拥挤”或“我应该不经辛苦的训练或工作就能学会绘画”。我们一定还记得有很多需求明显地都缺乏道德的托辞，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任何惩罚”，“我应该永远胜过他人”，以及“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别人报仇”。只有将焦点集中于事情的全貌上，我们方能得到对道德完美要求的正确看法。就像其余那些应该，他们被自大的心理所弥漫着，因此力求加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荣誉并且使他变得神圣。就此意义而言，他们算是正常的道德奋斗，一种神经官能症性的赝品，倘若个人能再发现出这种赝品所具有的“潜意识的欺骗，”性（这种特性，是消除污点必备的），则必会认为他们是“邪恶的”而不是“道德的”心理现象。为了要使病人具有“再定位”的能力，从而能从虚构的世界中转入真实理想的人性发展中，这些区别更需要弄清楚才行。

又有一项“应该”的性质可用来与真正的标准区别。它包含于先前的注解中，但它本身太有力了，因此可加以单独且明确地叙述，那就是他们的强制性。理想也具有一种支配我们生活的“拘束力”，譬如，如果我们相信那是我们应该完成的责任，那么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也会尽力而为，因为完成它们是我们的终极欲望或是我们所认为的正当的事。愿望、判断与决定都是我们自身的事，因为由此我们才能克尽己任，所以这样的努力便带给我们自由与力量。另一方面，在遵循“应该”的例子中，大约有像志愿捐献或为专制而欢呼那样的自由。在这两个例子中，要是我们无法符合期望的标准，则惩罚必会如影随形。在内心指使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于失败的一种强烈反应——一种贯穿焦虑、失望、自责与自毁等冲动的总反应。对于局外人，这些反应的表现与激怒的原因都毫不相干，但却与其对个人的意义相关，并且是成正比关系的。

让我再引用内在指使的强制性的另一说明。有个女人，她那坚决不变的“应该”中有一项是“她必须预知一切的偶发事故”，她十分骄傲于自己具有这种先知先见的才能，以及能够凭她的预知与谨慎小心而保护家人免于危险。有一次，她曾经做了一个精巧的计划，以劝诱儿子接受分析，然而她却无法使儿子的朋友——一个反对分析的人来接受分析。此刻，她感到自己非常失败。当她意识到儿子的朋友已超乎自己的预料之外时，遂发生了休克反应，而且感到自己好像已脱离与地面的接触。事实上，儿子的朋友是否如她所想象的那么有影响力，或者她是否真能帮助他，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休克与崩溃的反应，完全由于她突然觉察到自己早该想到这些的缘故上。同样的，有个优秀的女司机，由于稍微撞上了前面的汽车而被警察叫出车外，尽管这种意外何其微小，并且只要她觉得自己没有错就不会惧怕警察，可她也突然产生了这并非事实的感觉。

焦虑反应通常都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反抗焦虑的习惯性防卫瞬间即会发生作用。例如，一个朋友，自认为是个圣人，并且在他认为已帮了朋友很多忙，却又发现自己曾经严厉地对待过这位朋友时，他会去酗酒买醉，毫无自制能力。又如，有个女人认为自己应该是永远令人赏心悦目的人，但因为有一次没邀请朋友参加舞会而遭到朋友轻微的指责，她便感到一阵焦虑，片刻间几乎昏厥过去，不过，她马上觉察出自己更需要获得情感——这是她用来抑制焦虑的方法。对于男人，在其应该未完成的束缚下，会产生一种要与女人同床共枕的强烈冲动，性能力对他而言是种手段，用来感到自己被渴求及重建已丧失了的自尊。

关于这种报偿，“应该”具有一种强制力是不足为奇的。个人生活只要能与内心的指使协调，则可过得相当顺利，但要是他处于两个矛盾的应该间，或许就会产生毛病。譬如，有个人觉得自己应该是个理想的医生，应该将其所有时间用在病人身上，但他也应该是个理想的丈夫，应该抽空满足太太的需求并且带给她快乐。当他知道二者无法兼得时，轻微的焦虑油然而生，但却没有加剧的趋向，因为他立即试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难题：决定定居于乡下。这意味着他要放弃更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和希望，当然他也知道这将不利于事业和前途的发展。

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境最后通过分析而圆满地解决了，但它表示出由冲突性的内在指使所产生的失望。有个女人几乎快要神经错乱了，因为她无法协调好做理想的母亲与做理想的妻子这两个想法，后者对她而言是指要忍受酗酒的丈夫所做的一切。

自然地，这种矛盾的“应该”要不然无法得到解决，要不然使人难以在其中做出合理的抉择，因为两种彼此相对的需求都具有同等的强制性。一位病人失眠了好几夜，因为他无法决定要与太太共度周末，还是留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他应该满足太太的期望，还是老板的期望呢？他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真正希望，只在这两个选择中徘徊。于是，基于他应该做的事而言，对于这个问题便无法做出决定。

有些人虽然不了解“内在的专制”及其性质的一切冲击力，但对于这种专制的态度以及体验它的方式却彼此大不相同，这些差异处于默认与反抗的相对极端间，当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发生于个人身上时，通常二者中会有其一较占优势。譬如我们可预测后者（反抗型）的特征，后者对于内心指使所持的态度以及经历它的方式，基本上是由生活对个人所具有的吸引力而定：掌握（或征服），爱情或自由的吸引力。因为这些差异我们以后自会讨论到，所以此地仅简短地予以说明，就有关应该与禁忌而言，他们是如何产生的。

夸张型的人，“掌握生活”对他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种人易于使自己与“内心的指使”合为一体，而且不管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他都会以自己的“标准”为骄傲，从不怀疑其真实性，并且力图去实现它们。他也许会藉实际行为去满足它们，他应该拥有众人所羡慕的一切，他应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更多，他不应犯错误；对于任何想做之事或该做之事，他都不应失败。在他心目中，他的一切都符合自己先前所认定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他的傲慢也许大得使他毫不顾虑失败的可能性，即使在他真的失败时也不接受这种可能性。他武断地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的做法是应当的行为。这个想法是如此的稳固，因此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简直就是个圣人，从未犯过错。

他愈陷于想象中，就愈不需要实际的努力。在心目中，他是如此的相信，不管如何被恐惧所围困，不管实际上是多么的不诚实，他仍是极度勇敢、极其坦诚的。在“我应该是”与“我现在是”两种情况间，其界限对他而言是模糊不清的。不过，我们之中可能也有人对这种界线不太清楚。德国有位笃信基督的诗人摩根斯坦，他在一首诗中已简明地表示出这种说法。有个男人被货车碾断了一条腿，在住院治疗期间，他偶尔看报纸得知发生车祸的那条街，是禁止货车通行的，他会因此而得出一个结论——这整个过程只是一场梦，因为他非常机灵地推论说，不应该发生之事便绝不会发生。一个人的想象愈战胜其论据，则上述界线愈会消失，于是他现在变得像是个典型的好丈夫、慈爱的父亲、本分的国民或任何他认为自己应该是的人物。

自谦型的人，爱情对他而言似乎是一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他同样地认为自己的“应该”形成了一个不被质疑的规则，但当他试着——充满焦虑地尝试着——去满足它们时，却觉得自己是如此可怜，根本就无法去完成它们。于是，在他有意识的体验中，最显著的元素是自我批判，这主要因为自己实际上并非是至高无上的人而引起的一种罪恶感。

当达于极端时，对内心指使的两种态度使个人难以去分析自我。趋向于“自以为是”的极端，会使他无法发觉到自己的缺点；而倾向于另一极端——过度情愿的罪恶感——会引起某种危险，让他过度洞察那些具有压服性作用而不具诱发作用的缺点。

接下来，我们谈谈退却型的人。“自由”的概念对于这种人比任何其他事更具吸引力，这种人是三个类型中最易于反抗内心指使的人。因为自由——或他对自由的概念——对他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他对任何“强制”便有着过度的敏感。他也许会带点被动的方式去反抗。他认为该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完美的工作，随便的浏览阅读，还是与太太之间的性关系，在他心目中都变成了一种逼迫，从而引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愤恨，结果使他变得冷漠。即使该做的事完全做好了，也是在内心抗拒所产生的紧张下完成的。

他更会以更积极的方式去反抗自己的“应该”，会力图完全摒弃它们；而且有时会走向极端，坚持只在快乐的时候才做自己高兴做的事。这种反抗或许会采取猛烈的方式，但通常都变成失望的反抗较多。因此，他要不然相当的恭敬、优雅、虔诚，要不然就变得十分邪恶，经常撒谎，并且侮辱别人。

有时一个平常很顺从应该的人，也会经历一段反抗期，这种反抗通常是针对外在的限制而产生的行为。J·P·马昆德已利用某种精巧的方式，说明了这些暂时性的反抗。他已向我们显示，这些反抗极易被镇压，正因为限制性的外在标准在内心的指使内具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个人才会变得迟钝与冷漠。

最后，其他的人或许会在自责的“善良”与反对任何标准的狂乱抗拒之间交替游荡。善于观察的朋友会发觉，这种人心中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困扰。这种人有时候对于性或金融上的事件，显得无礼而不负责，但有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出高度的道德感。因此，当这位朋友正为了他们还具有某些庄重感而绝望时（感到自己的观察不确切），却又会重新相信自己确是好人，但过会儿马上又会陷入严重的迷惑中。就其他人而言，在“我应该”与“不，我不要”之间或许会存有一个特定往返移动的关系。人们常有这样的想法：“我应该还债；不，为什么我应该？”或者“我应该维持正常饮食：不，我不要。”通常这些人会产生一种自发的意念，而他们将“应该”所表现出的矛盾态度认为是一种“自由”。

无论什么态度占据优势，在发展过程中总有很多会被具体化（外移），会被认为是发生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态度上，这方面的变异与被外移的特殊事项及它被实行的方式有关。大体而言，一个人根本上或许会将他的标准强加于他人之上，而提出有关完成它们（标准）的残酷需求。他越觉得自己是万物的判断标准，就愈会坚持——不只坚持一般的完美，而且坚持要求别人满足他的那种特殊标准。当别人无法满足他时，就会激怒他或引起他的轻视。更不合理的是，因自己无法达到自认为应该的状况，他会非常激动，而且随时随地都会发泄在别人身上。譬如，当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或遭受欺骗时，他会对那些使他感到失败的人采取敌对的态度，且将那种对抗的状况予以变本加厉。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他或许会觉得对自己的期望是来自于他人，不管他人是否真的如此期望，或只是自己感觉别人是如此要求他的，他们的期望会转变成必须要完成的需求。在分析中，他觉得分析者期待他完成一些不可能之事，他将下列有关的感觉归咎于分析者：他应该永远积极进取，他应该是有成就的，应该永远有梦想、有追求，应该永远谈论那些他认为分析者想要与他讨论的事，应该永远感激别人的帮助从而进一步表达出这些感激来。

要是他能确信别人正期望着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那么他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反应。也许他会试着去猜测或预料人们的期望，而且极想去实践那些期望。在那种情况下，他通常也预见一下失败的后果，猜想人们一定会责备他或贬低他。或者，如果他对“强制性”太过敏，那么他会觉得人们是在欺骗他，干预他的事，催促他或强迫他。然后，他在心里会极力地反对，甚至于公然地反抗人们。因为人们都期待着收到圣诞礼物，他则会反对送圣诞礼物，因为他不想让人们的期待得逞。无论去上班抑或去赴约，他都会比预定时间稍稍迟一点。他会故意忘记周年纪念，忘记写信、或者任何别人要求他帮忙做的事情。尽管他喜欢并且想要见见亲戚们，可正因为母亲要他一定准时去拜访他们，他就会故意不去。对于别人的请求，他有着过度的逆反心理，他并不畏惧别人的指责，并且愤恨这样的指责。他生动而偏颇的自我批判，也固执地被具体化了，然后他会觉得别人对他的判断是不公平的，或者觉得人们总是在猜疑他心中隐藏的动机。要是他的反抗更加富有攻击性的话，他就会炫耀这种反抗行为，并且坚信自己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由于“被请求”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是认识内心需求的良好路标。使我们感受为不相称的那种反应，或许就是对自我分析特别有所助益的。在部分人的自我分析中，下面的例子也许对于揭示那些从自我观察中所导致的错误结论是有用的。这个例子和一位我偶然见过面的行政长官有关，他总是忙忙碌碌的。在电话中，有个朋友询问他是否能去码头会见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作家，这可是他一直以来很崇拜的作家，并且在过去访问欧洲的社交场合中也曾见过面。因为他的时间已被会议及其他的工作所占满，所以事实上他是不可能答应去码头见面的，特别是他还得在码头等上好几个钟头。实际上有两种可行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都是明智的，他既可以回答说要仔细看看时间表是否能去，也可以表示歉意地拒绝，并且问问是否有需要他效劳之处。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立即冲动且唐突地说他太忙了，不愿意到码头去迎接任何人。

过后不久，他便为这句话感到后悔了，遂马上尽力去寻找作家的去处，以便需要时能帮助他。他不只对这件事感到悔恨，而且也感到困惑。难道他以为那位作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高贵吗？他确切地认为那个作家应该是位贵客。难道他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友善并且乐于助人吗？如果他真是友善的，那么他会因为自己被要求去证实友善与助人之举而困扰、而愤怒吗？

他对自己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能怀疑自己慷慨的真实性，对他而言，实在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因为在理想的形象中，他是人类的恩人。然而，当时他并不够慷慨，但是接着又否认了这个说法，因为他记起自己当时也曾渴望提出给予帮忙。正当他脑海里这么想时，很快地却又转向另一想法。当他决定要提出帮忙时应该是出于主动的，而在此之前别人已经请求他这么做了。于是，他认识到自己当时觉得这种请求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倘若早已知道作家要来这个城市，他一定会考虑并且一定会去码头接他。现在他还想起了许多类似的事件——其中他曾对别人要求他帮忙感到愤怒，而且他认为许多事情都是负担与逼迫，事实上这些只不过是请求或建议罢了。他也想过自己对于争论与指责的暴躁，由此，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他是一个欺凌弱小的人，而且有支配他人的欲望。此处提及这点，是因为这种反应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支配他人的倾向。从他自身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对逼迫与批评的过敏性。他无法忍受逼迫，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会感到自己被束缚了。而他无法忍受指责，因为他对自己的批评指责已经够多了，不想再接受任何人的批评。就此而论，我们可以沿着他对自己的友善质疑时而放弃的途径继续前行。总而言之，他是乐于助人的，因为他应该是能帮助别人的，而不是因为他对人性所拥有的那种相当抽象的爱。他对于每个人的态度比他自知的还更具分裂性，因此，任何请求都使他陷入了内心的冲突；他应该答应请求而且是相当大方的答应，他也应该不允许任何人去强迫他。脾气暴躁是当时因无法解决问题而感到左右为难（情感矛盾）的一种表现。

“应该”对一个人的人格及其生活产生的效果，将会随着人们的反应或经历的方式而有所不同，虽然其程度大小各不相同，但是某些效应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规律发生的。“应该”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一个人愈试图在行为中去实现他的“应该”，那么这种紧张程度愈大。譬如，他会觉着自己仿佛始终在用脚尖站立着，而且长期疲惫地这样站立着，为此他遭受了极度的痛苦。他或许会感到莫名的困惑、紧张，不知被什么所困扰。或者，要是他的“应该”与他所受教育的期望态度一致，他也许会感到这种紧张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如果“紧张”程度太强烈的话，也会促使一个人从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中悄然隐退。

此外，基于某些客观原因，“应该”总是以某种方式造成人性关系上的各种干扰和障碍。在这方面，最常见的是对于指责的过度敏感。由于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他避免经历任何其他方面的指责——不管实际具有的还是可预期的，不论是友善的还是不友善的——正如是一种对自己的谴责。当了解了他因为达不到自加的标准，而感到何等地憎恨自己时，我们就会更清楚这种敏感的强度了。在其他方面，人性关系的障碍种类由较占优势的外部客观因素而定，这种障碍可使他对别人过于吹毛求疵，或过于残酷，或过于忧虑、过于大胆反抗，或过于顺从等等。

最重要的，“应该”进而会削弱情感、愿望、思想或信仰的自发性——如体会自己情感的能力、表达情感的能力……。因而，这种人的行为充其量只能用“本能的强迫性”（引自某一病人）来表达，他应该能“毫无拘束”地表达出所感觉的、所希望的、思考的或相信的东西。我们已习惯于认为自己无法控制情感而只能控制行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我们能够强迫其工作，却无法强迫任何人去喜爱他的工作。同样，我们通常能使自己马上装出那种毫不犹疑的动作，但却无法使自己由心而发这种真实的自信感，这可是千真万确的。若我们还需要证明，精神分析可提供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如果由“应该”得出有关情感的定则，那么“想象”必会挥其魔杖而使“我应该感觉到的”与“我现在感觉到的”此二者间的界线消失。于是我们会自觉地相信或感觉到，正如我们应该相信或感觉到的一样。

在分析中，当确定为被虚情假意所欺骗时，病人便会不自觉地颤抖，也会因此经历一段痛苦但却颇具建设性的“昏乱期”。譬如，有个女病人，她认为是因为自己“应该”喜欢所有人才去主动喜欢人的，她或许会自问：我真的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学生、我的父母亲吗？或者，我真的喜欢任何人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一切阻碍抒发真实情感的恐惧、猜疑与愤恨（这些还被“应该”所掩盖着）只有当它显现在眼前时方能加以解决，我说这个时期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代表了病人“求真”的开始。

自发的愿望所能被内心指使压制的程度是相当惊人的，下面引用一个病人在发现了她的“应该专制”的行为后所写的信：

我知道我简直无法渴望任何事物，甚至于连死亡对我来说都是种奢求，更不要说好好生活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困扰着我的原因，正是因为我无法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即便是摆脱掉纯粹的意志力、耐心或伤心事，仍然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无法料理我自己的事情，无法接受或控制暴躁易怒的脾气，无法让我变得更仁慈。

现在我第一次发觉到自己实实在在无法对任何事物产生感觉。（的确这样，因为我有非常明显的神经过敏！）对于痛苦我知道得何其彻底——六年来我的每个毛孔一次又一次地被内在的愤怒、自怜、自卑与失望所堵塞住！现在我又知道——一切都是消极的、反动的、强迫的，一切都是来自外部的欺骗；很显然，现在我的内心空洞洞的。⁽¹⁾

对于那些将理想形象定位于善良、友爱与神圣的人，“虚构情感”的表现最为明显。他们应该是体贴的、受欢迎的、富有同情心的、慷慨的、钟情的，因此在其心目中应具有这些特质。从谈吐或动作姿态看，仿佛他们真的就是大善人或者情种一样，而且因为自己能确信是这样的，所以甚至于他们也能暂时让别人相信。当然这些虚构的情感既没有深度也并不具有支持力，在适当的环境下，他们也许是相当一致的，因此自然不会被人怀疑。《女人阁》一书中的吴夫人，只有当家中发生困难时，或在她遇见一位感情生活相当正直且诚实的男人后，才开始怀疑自己情感的真实性。

“定做的情感”其肤浅程度更常见于其他方式里，它们并不固定，也许很快便会消失。当自尊与虚荣心受到伤害时，“爱情”迅速地让路而变为“漠不关心”、或“愤恨”与“轻视”。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扪心自问：“我的情感和观念何以这么容易就改变了？”他们只简单地认为，或许某个人对人们在人性方面的失败感到失望，或许认为他们未曾“真正地”去相信他。这些并不意味着人们也许没有雅量去容纳强烈且生动的情感，但是在有意识的层次上的表现，通常是一种缺乏真实性的有力托辞。他们长久给人以虚幻且难以捉摸的印象，或者——用较通俗的话来说——他们给人一种“骗子”的印象。突发之愤怒通常是唯一真正无所掩饰的情感。

在另一种极端行为中，无情与残忍的感觉也会被过分地夸张。在有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其温柔、同情与自信感觉上的禁忌，就如其他人在敌意与报复方面的禁忌一样大。这些人认为即使缺少任何亲密的人情他们也应该能够过活，因此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这些人际关系。他们不应享受任何事物，因此他们无所顾虑，并不关心任何与之无关的事。于是他们的情感生活虽寡然，但却并未被扭曲。

由“内心指使”所酿成的感情画面，并不全像这两种极端一样的合理化。其产生的定则可以是相互矛盾的：你应该很具同情心，因此而无法逃避任何牺牲；但你也应该很残忍，这样才能达成任何复仇行动。结果，有时确信他是冷漠无情的，有时却是极端仁慈的。有一些人，如果较多的情感与愿望被阻止了，其普通的情感也因此会被泯灭。譬如，他们希望在某些事物上加上一些禁忌，这些禁忌可掩盖所有活跃的愿望，而且对他们的独立行事也会产生普遍的抑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抑制，他们才发展出普遍的要求，还有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有权使生命中的每件东西都呈献在公众面前。然后，因这种要求遭受挫折所生的愤恨，会被“我们应该忍受生活”的这种指使所终止。

与其他损害相比，这些普遍的“应该”对我们的情感所造成的害处，更不易被人发觉到，实际上这种伤害是为了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完美典型所付出的最高代价。情感是我们生命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要是他们处于独裁专制下，那么在我们的基本生存中将会产生极深的不定性，它一定会不利的影响我们和我们自己内在与外在事物的关系。

我们几乎无法估计内心指使的震撼力强度有多大。实现理想化的自我的驱动力在个人心中越占优势，那么“应该”就越成为转变他、驱使他、鞭策他付诸行动的唯一动力。当一个远离真我的病人发现了“应该”的一些阻碍效应时，仍旧完全无法考虑放弃掉这些应该，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他如此觉得——他就不会或不能做任何事。有时他会以如下的说法来表明这种关系：他以为一个人除了借用武力外，是无法使他人做正确事情的，这是他内心感受的具体化表示（外在表达）。于是，对于病人而言，如果“应该”的主观价值已根深蒂固，那么只有当他体验出在自身内存有另一本能的力量时，方能免除这种主观的价值。

在我们了解了“应该”的巨大强迫力后，必定会提出一个问题，此问题的答案将于第五章中加以讨论：当一个人发觉他无法满足内心的指使时，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先简短地对答案做个暗示：他会因此而开始憎恨并轻视他自己。事实上，我们并无法完全了解“应该”这个压力所具有的震撼力，除非我们知道它与自恨彼此相混合的程度。这种震撼力是惩罚性的自恨之恶兆，这种自恨潜伏在“应该”的背后，而且使“应该”变为一种真正的恐怖政权。

【注释】

(1)取自美国精神分析杂志《真我的发现》中由卡伦·荷妮于1949年发表的一封信。

4　神经官能症者的自负

当自负受到伤害时，有如此多的计谋可用来重建它。然而，自负虽极易遭受攻击却又如此珍贵，因此即使是在未来，它也需要受到保护。

虽然神经官能症患者费尽苦心，努力以求完美，并且对其能够追求到完美这一点深信不疑，但他们仍未得到自己冒险所求之物：自信与自尊。即使在想象中自己如神一般，但他还是缺乏牧羊人所具有的天真、纯朴和自信。即将获得的名誉和地位的提升都使他感到骄傲，却无法给他带来内心的安全感。他依旧真实地感到自己不受重视、不被需要，而且极其容易被伤害，仍然需要为证实自己的价值而做出更大的努力。一旦他支配了权势，具有了影响力，而且被人们赞美与敬重时，那他便可能会感到坚强，感到生命更有意义。但是，当他在陌生的场合中失去扶持时，在他遭遇失败时，或当他独处时，这种兴奋的感觉都极易消失。

让我们观察一下“自信”在神经官能症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很明显，为了自信心的发展，小孩子需要外界的帮助。他需要温暖，渴望受到欢迎，得到照顾和保护；他还需要一个受到信任、对其行为给予鼓励或者有建设性惩罚的环境。如果具备了这些因素，他便会发展出对人的“基本信赖”，利用玛丽·拉塞精选的术语而言，这包含了对他人及自我的信赖。但是相反，如果有伤害性的影响并发时，必然会不利于小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已在第一章中讨论过这些因素及其一般的影响，在此我想多加说明的是，到底是什么理由使他特别难于获得适当的“自我评价”。盲目的崇拜也许会使他觉得极有意义，他也许会因此而感到被需要、被喜欢及被赏识，但这并非由于他自己，而只是由于他满足了父母亲对崇拜、特权或权力的需要所致。一种力求至善的严格规定，或许会使他因无法达到这些要求而产生自卑感。譬如，在学校的恶劣行为或不好的成绩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而良好的行为举止或优等的成绩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趋于自主与独立的行动可能被嘲弄，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普遍缺乏真正的温暖与兴趣，使他产生了一种可耻与不被爱的感觉——或始终让他觉得除非改造自己，否则什么都是一文不值的。

此外，因早期众多不恰当的因素而形成的神经官能症发展会削弱他的生存重心。他会因此变成疏远或脱离自我，而且感到自己被分割了似的，他的理想化自我是一种企图，是对“为了提升心目中的自我，以超越自己及别人”的残酷现实所造成的损害的补救。于是就如“魔鬼协定”这个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确实获得了所有想象中的荣誉，有时也可能是现实中的荣誉，但他所得到的并非自信，而是一份其价值颇受怀疑并且十分耀眼的礼物：有心理障碍的自负。这两样，感觉上看来都极其相像，以致大部分人对他们的差异产生了不可理解的混淆。例如在韦伯斯特旧版本上的定义是：自负是基于现实或想象中的优点而产生的。区别就在于真实的与想象的优点之间，但他们却都被称为“自我尊重”，仿佛这种差异是无关紧要的。

“混淆”也是因大部分病人将“自信”认为虽无来源、但却最为大家所渴求的一种神秘特质而产生的。他们期望分析者利用某些方法，将其缓缓灌输到自己的心中，这纯粹只是逻辑上的推理。这使我们想起了一部卡通片，其中有只兔子和一只老鼠都注射了一支勇气针，之后他们比平常长大了五倍，而且被赋予了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从此不惧怕任何人和事。或许病人所期望分析者给他的也是一支这样的“勇气针”。然而，病人所不知道的（或者因焦虑而变成真的不了解）是个人所具有的优点与自信之间严格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人们的金融状况与其财产、积蓄及谋生能力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因素都满足了，那么这个人才会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或者，我们换个解释，渔夫的信心来自于下列这些实质的因素：拥有功能齐全的捕捞船，拥有先进的渔网，对天气的变幻了如指掌，有良好的水性并且身强体壮。

每个人的优点都不尽相同，主要因我们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如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们，会有下列这些特征：他们自主性强并且能依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依赖自身所具有的资源而不是依靠外界的帮助，自我负责，对自身的资产、负债及其局限性有较真实的评价，有实力并且情感率直，有建立与培养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等等。具备了以上这些因素后，人们可以主观地表现出自信的感觉；若上述因素并没有完全具备，那么自信必会因之而动摇。

同样，正常的骄傲也以具有实质意义的品质为基础，它也许确实是对特殊成就的一种最高敬仰，就如，以良好的道德行为为傲或者以做好一件工作为傲。也许，正常的骄傲是对于自身价值的那种更广泛的感觉，是一种更高贵、更文雅的感受。

就神经官能症者的自负对于“伤害”的极端敏感性而论，我们认为这是“正常骄傲”的极端发展。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是质的差异而非量的差异。神经官能症者的自负较为空幻，且完全以不同的因素为根据，这些因素是属于支持个人自我荣誉化的叙述。这些因素可能是外来的资源—威望的价值——或者也可能包含了个人所独自具有的品行与能力。

在“神经官能症者的自负”种类中，“威望价值”的自负似乎是最接近正常的。譬如在我们的传统下，一般人引以为傲的条件如下所示：或拥有迷人的女朋友，或来自于有声望的家庭，或是本地人，或是南方人，或隶属于享有威望的政治或专业团体，或谒见过显要人物，或拥有高级轿车，或待人接物灵活机动等等。

这种自负是神经官能症中最不典型的。对于具有大量心理困扰的多数人而言，这些事情所代表的意义只是和正常人认为的一样，并无不同之处。对于其他人而言，若真具有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然而，这种在体现威望价值上的精神自负却使有些人大受禁锢，或者这种自负对某些人而言是甚为重要的，以致他们的生活老在自负中打转，而将大部分的精力耗费在受自负的奴役上。对于这些人，参加具有威望的团体及加入著名的事业机构是绝对必要的事。当然，藉着真正的兴趣与合理的愿望使之不断前进的托辞，他们的兴奋活动完全被“合理化”了。任何能自然增加这种威望的事物都能博得他们衷心的喜悦；如果他用以增加个人威望的团体遭到任何失败，或团体本身的威望发生削减，都会激起自负受伤的反应。我们即将对此加以讨论。例如，如果某人家族中有一人不成器或有智力缺陷，那么他会觉得对自负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然，表面上是看不出这个打击来的，因为大部分都隐藏在与亲戚的表面关系背后。又如，如果没有护花使者伴随着出行，有很多女人宁可不去餐馆与戏院。

正像某些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行为看来与所谓的原始人的行为极其相似，原始人通常以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分子而骄傲。于是，他们并不会因为个人的事情自负，反而以团体的荣誉作为自己的骄傲或者说是自负。虽然这些过程看来似乎是相同的，但本质上，他们之间仍有主要的差异点存在，即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基本上与团体无关，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分子，他没有团体的“归属感”，而只借着团体来增加自己的威望。

虽然一个人或许会为想象与探求威望而耗尽身躯，虽然在心目中他会随着威望的起伏而跌宕，但是通常状况下，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个应该被分析的心理障碍问题，因为它发生的极其普遍，同时也因为它看来就酷似一种文化模式，或者由于分析者本身也无法免于此病所致。这是一种疾病，有时甚至于可以毁灭一个人，因为它使人变成一个投机者，因而败坏了个人的完整性。这绝非是正常的，相反，它代表了一种严重的障碍。事实上，它只会发生在那些与自我极其疏远而深受自负广泛笼罩的人们身上。

此外，神经官能症者的自负散布于个人在想象中所独自具有的“特性”上，以及所有那些属于他特殊理想形象的人。在这方面心理自负的特性变得更为显著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以他生为人而自傲。当知道他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后，我们就不会因其自负遮掩了其困难与缺点而感到惊奇了。他甚至于多半不以自己所具有的优点为骄傲，也许他只模模糊糊地觉察到自己还具有某些优点；他也可能会真的否定它们。即使他真的承认自己有某些优点，但这些对他而言一点儿也不重要。譬如，如果分析者吸引他注意工作上的优越能力，或者指出他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坚毅性格，或者告诉他即使困难重重，他也必能写出一本好书来，等等，病人也许会真实地或装模作样地耸耸肩，好像漠不关心似地将赞美轻率地置之度外。他特别不赞赏一切劳而无获的做法。譬如，虽然曾经真诚地努力试图继续分析自我，他也宁愿放弃努力去深究烦恼根源的想法。

文学家易卜生笔下的皮尔·京特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实例。他并不特别强调自己有很多的资产、有高超的智慧、有冒险的精神以及坚强的生活力，但是，他却以自己所没有的——“真实的自我”为骄傲。事实上，在他的意念中，并非是现实中的自己，而是已经理想化了的自我，它具有无限的“自由”与无限的权力。总之，他已将无界限的“自我中心”奉为最高尚的生活哲理。

在我们的病人中有很多像皮尔·京特这类的人，他们渴望能将自己造就成圣人、或者具有大智慧的指挥官，而且保持绝对的镇静等等，这些都是幻想，但只要与这些估价失之毫厘，他们就会觉得仿佛失去了“个性”一般。不管“想象”应用在哪一方面，它本身必会具有无上的价值，因为它能使得一个搬运工（想象者）看不起街上的娼妓和嫖客。病人当然不会谈及“真实所在”，而只会含糊地说出“实况”。譬如有个病人，他的要求便相当崇高，因此，他期望别人都能够帮他，最初他对“要求”所持的立场相当明确而坚定，认为这是荒谬甚至是堕落的。但隔天他又恢复了自负：认为“要求”才真是“伟大的精神杰作”。不合理的要求的真正意义已经淹没了，而想象中的自负取胜了。

更常见的，自负并非特别附属于想象，而是附属于所有的精神过程：智力、理性、和意志力。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自己所具有的无限力量，毕竟只是幻想的力量而已，并不足为奇，他将被这种力量所迷惑并且引以为傲。理想化的形象是他想象的产物，但绝非是在夜里做梦时才产生的。智力与想象（大都在潜意识里）的工作是不断地将自负合理化、客观化，并为其寻找借口、调节矛盾。患者一般借此来维持个人的虚构世界——简言之，即为真实的幻想或想象寻找一件合适的外衣。一个人与他自己愈疏远，则其意念愈变得极度现实，（任何人离开了自我的思想，灵魂都会不复存在；如果远离我的思想，我将不再是我。）就像夏洛特夫人一样，只有通过镜子，她才能直接看见现实中的自己，否则，她连自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准确地说：在镜子中她只看见对于自己以及对于世人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智力方面或主宰思想的自负并不只局限于那些从事智力探求的人，而常会发生在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的原因。

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认为有权力要求”的能力与特权，也会表现出这种自负。譬如，他会将虚幻的“刀枪不入”引以为傲，从生理上讲，这意味着他应该未曾遭遇过任何疾病或任何身体的损伤；就心理方面而言，意味着他曾感到被伤害过。还有些人可能会将自己的幸运引以为傲，或者将受到上帝的宠爱引以为傲。其实，人们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还有很多，如身处疫区却未受到传染、赌场上身经百战而无往不胜或每每出行总能碰到好天气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令人骄傲的事。

在神经官能症中，想有效地维护个人权益的要求的确是自负的主要问题。那些认为自己有权不劳而获的人，如果能操纵别人主动借钱给他，主动替他做事，或者免费提供医疗服务等，那么他们会将此作为自己的骄傲。那些认为能支配别人生活的人，如果遇到对方不遵从他们的忠告，或不事先经过他们的许可而擅做主张，那么他们的自负便会受到沉重打击。还有一些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困境，那么他就会认为自己应该有权迅速从中解脱出来。然后他们会以自己表现出的同情与宽恕而自傲，如果其他人仍旧吹毛求疵，则他们马上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了满足“内心指使”所产生的自负，表面上看来似乎极其坚强，但事实上却像其他自如一样的柔弱，因为它必定与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交织在一起。一位母亲常以“完美的妈妈”为骄傲，但是通常这只能在想象中获得满足；一个人常以自己独特的诚实作风为骄傲，他或许不会明显地说谎，但却常会被潜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欺诈心理所笼罩着。那些以无私行为为骄傲的人，也许不会公然地提出需求，但却会利用他们的无助与痛苦欺骗他人，且将他们那种有关正常的“逞强”禁忌误以为是“谦虚”的美德。此外，他们自己的“应该”具有一种主观性，因为这种应该仅仅是神经官能症的一个目的，而不具有任何客观价值。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以不要求或不接受任何帮助为骄傲，却不顾这样做是否较为明智——这是社会工作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或者，有些人会以在讨价还价中占得便宜为傲，但有些人却正好相反，以不占便宜为傲——这要取决于他们的心意如何，要么必须使自己获利，要么就认为自己不应该占任何便宜。

最后，那些被自负所笼罩的“强迫性标准”，揭示出了它所具有的高傲性与严重性。了解“善”与“恶”会使他们自认为变得很崇高，像神仙一样：正如蛇告诉亚当和夏娃，当他们吃下苹果后，就会像上帝一样能办善恶一般。那种相当崇高的标准使神经官能症患者不顾自己的实况与行为，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是德育教育的奇迹。他也许已经在分析中意识到了自己对威望的破坏性渴求，对事实的不重视以及自己的报复心理；但这些丝毫也没使他变得更谦恭，或稍微减低那种自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者的感觉。这些真实的缺点对他来说是并不算数的，他并非以本身具有道德而自傲，而是以了解了“他应该如何”而感到自傲。他或许会暂时性地了解自责的无用，甚至有时会惊异于自责的谬误性，但尽管他身处在对自我的需求中却仍无法宽容自己。到头来虽然他已受苦，但这又有何关系呢？他的痛苦难道不是其他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另一证明？因此维持这项自负似乎是值得的。

当我们由个别神经官能症的这些普遍性进展到它的特性时，乍见之下，一切现象仿佛混淆不消，简直没有一件不被自负所包围，一个人觉得那是自己明显的优点，在另一人看来却成了可耻的缺点。一个人行为粗鲁却以此为傲：但另一人却以粗暴无礼为耻，反而以宽厚仁慈为傲。一人以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为傲；而另一人却以吹牛为耻。有些人以信任别人为荣，但也有人同样地以猜疑他人为傲——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些潜意识的过程常会令我们想起易卜生《皮尔·京特》一书中的巨人们，对他们而言“黑看来就像是白的，丑的看起来就像美的，大的看起来就像小的，而肮脏的看起来就像洁净的。”最有趣的是，易卜生用与我们相同的方法，来说明这种价值的颠倒。易卜生说，只要你生活在像比尔·京特那样自我满足的梦幻世界里，你就无法真实地对待自己。梦幻与真实之间并无桥梁，通常他们的差异过大而不容有任何妥协，而且只要你无法真实对待自己，只是一味地生活在想象的伟大“自我中心”里，那就会挥霍你的价值，而你的价值尺度也就会像那些巨人的价值尺度一样颠倒了，这原本就是本章所讨论过的一切问题的要旨。当我们一旦离开对荣誉的探求，就不再去关心我们自己的真相。神经官能症者的自负，不论出于何种形式，都是一种错误的自负。

当分析者了解了那些被自负所包围的倾向后，就会明白只有这些倾向才会用以实现理想自我。这之后，他（她）就要留意地去观察那些病人在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固定而且是隐藏着的要素。在行为特点的主观价值与其所隐藏的神经官能症者的自负之间，似乎存有一定的关系。只要知道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一项，分析者就可以正确地推论出另一因素可能是什么，通常其中必有一项会特别引人注意。因此病人在分析进行之初，常会以讥诮的言词或使他人遭受挫折的权力表露出他的自负，虽然分析者当时并无法了解该因素对病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但他可依理推论出它在特殊神经官能症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什么。

分析者渐渐了解每一病人所具有的特殊自负，这对于治疗而言是必需的。只要病人潜意识地或自觉地以驱动力、态度、或反应引以为傲，那么病人自然无法将此视为应该给予解决的问题。譬如，当病人已知道自己具有以智取胜于人的需求时，分析者就会觉得这是无须任何证明的，因为分析者考虑了病人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这正是该被解决也是最后该被克服的一种问题倾向。他知道这种倾向的强迫性，以及它在人性关系中所引起的障碍，并且造成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目的的精力浪费。此外，这种毫不自知的病人会感到正是这种智取他人的能力使其成为一个优越者；于是在私下里，他以此为荣。所以，他对分析这种需要的“倾向”便不感兴趣，而只关心干扰他达成“智取”的那些因素。只要这种评价上的差异依然存在，那么分析者与病人将会分别在不同目的的轨道上前行，并且还会发生龃龉，他们各怀心意地进行着不同的分析。

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负的依赖基础如此不稳定，就像纸糊的窗户一样一捅就破。以我个人的主观经验而言，神经官能症者的自负使人变得易受攻击，尤其是当他被自负所缠住之时，这种自负由里及外都可被伤害，自负受损所产生的两种典型反应是羞耻与屈辱。要是我们做了、想了或感受了某些违背我们自负的事情时，我们便会不自觉地感到羞耻。如果别人伤害到了我们的骄傲，或者达不到我们的自负对之所作的要求，我们就会觉得是遭受了屈辱。对于任何似乎不相称或不合地域、不合时宜的羞耻与屈辱的反应，我们都须先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哪种特殊的情况会引起这种反应？哪种特殊的根本自负受到了伤害？这二者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却无法立即获得解答。譬如，分析者也许会知道那些对问题持合理、敏感态度的人，手淫往往会引发他们过度的羞耻，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却不加反对。看来，引起羞耻的因素似乎是相当清楚的，但果真如此吗？手淫对不同人而言，意味着是不同的事，分析者无法立即知道在许多与手淫有关的因素中，究竟哪一个和引起人们的羞耻有关。因为手淫与爱情脱离，所以对于某些病人而言，它意味着一种退化的性行为？是否因其所得到的满足比性交还大，从而扰乱了其与爱相连的想象？它是一个伴随幻想而发生的问题吗？它意味着病人有那方面的需求吗？它对于正常的人而言是过于自我放纵吗？它是指失去自我控制吗？只有当分析者能够清楚了解这些因素与病人的相关性时，他才能继续追问第二个问题，究竟哪种自负受了手淫的伤害？

还有另一例子，可用来说明如何准确查明羞耻及屈辱的起因的必要性。尽管在许多未婚女性潜意识的思想中，是多么的不愿因循守旧，她们也会以拥有爱人而深感羞怯。碰到这种病案，最重要的是先要确定她的自负是否已被她的爱人所伤害了，果真如此，那么羞怯是不是因为她的爱人不够迷人或不够专情而引起的呢？或是因为他待她太恶劣呢？或是因为她太过于依赖他呢？或者是与其爱人的身份、人格无关的一种女人所特有的羞怯呢？要是如此，那结婚对她而言纯粹是一种声望的问题吗？或者，有了爱人但还单身的情况，是可耻与不吸引人的证明吗？或者她应该像贞洁的处女一样超越于性欲之上？

通常，同一事件可引出羞耻或屈辱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反应，但其中必有一个反应所占比例较大。如，一个被女孩拒绝过的男人，他也许会认为自己受了屈辱，从而会自问“她究竟自以为是何等人物？”或者他会因为自己的诱惑力与男子汉气概无法绝对地吸引她而自感羞愧。于是，分析讨论中的谈话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因为他既会感到被那些“不了解”他而令他讨厌的笨人（分析者）所屈辱，又会为他自己的笨拙而感羞耻。他已感觉到被某些人所利用，被剥削者所屈辱，或自耻于他未能维护自己的兴趣。有时会因他的孩子并不聪明或不讨人喜欢，使他感到屈辱而欲除去这些缺陷；或者，他会因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无法教导孩子而感羞惭。

这些观察指出对我们的思考“再定向”的必要性，我们通常会过分强调“实际情况”，以为它可以决定我们的反应。譬如，当一个人被欺骗而表现出羞耻的反应时，我们通常会将其视为“自然的”反应，但同样状况下，另一个人却会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相反地，他反而会认为自己被那些了解他底细而对他采取敌对态度的人所屈辱。因此我们的反应不只由情况所决定，而且还由我们自己神经官能症的需要而定。

更为特殊的，产生羞耻或屈辱反应的原理与价值的转换原理恰恰相同。对于富攻击性的夸张型之人而言，他们可能明显地缺乏羞耻反应，即使分析的探照灯作了最细微的探测，刚开始时也无法查出任何迹象，这些人过分生活于“想象”中，以至于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是毫无瑕疵的，而且他们以战斗的公理作为保护层来掩护自己，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本来就是”对的。因此对他们来说，自负的伤害只能由外而来；在他们看来，对其动机所产生的任何质疑，或者他们所解除的任何障碍，都是种侮辱，他们只能猜疑到底是哪些人如此不怀好意地对待他们。

在自谦型的人当中，屈辱反应主要被羞耻的感觉所遮蔽，表面上这些反应消失了，而被他们为满足自己的“应该”所呈现的忧虑占领了。但是，基于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讨论的理由，这种人的屈辱反应，主要是针对因无法达到最终完美而发生的，因此他们很容易感到羞耻。于是由哪一种反应较占优势，分析者可推出一种暂时的结论：有关基本的神经官能症结构中较为重要的倾向。

至此，自负与自负受损的反应间，其关联是简单而直接的。同时，因为这些关联都相当典型，所以分析者或自我分析的人，似乎都很容易由自负而推论出自负受损的反应，或由后者而推论出前者。认识了神经官能症者的自负及其特殊标志后，人们会注意到何种自负容易产生羞耻或屈辱。反之亦然，这些反应的发生可刺激他去发现根本的自负并检查其特性。使问题变得复杂的是，这些反应可能会被许多因素混淆了，一个人的自负也许极易遭受攻击，但他并不会自觉地表达出有任何受害的感觉。我们所提过的“自以为是”的情形，就可以阻碍这种羞耻的感觉。此外，无懈可击的自负也许会禁止他允许自我感到被伤害。一个受尊崇的人也许会对人性的缺点感到发怒，但他却不会被老板或出租车司机伤害；他应该伟大得足以宽恕自己的缺点，而且可以坚强并轻易地完成某事。因此“侮辱”遂以双重方式伤害了他：感到被他人所屈辱以及为自己产生这种屈辱反应而感到羞耻。通常，这种人都处于永久的矛盾状态中：他很容易受攻击，并且已到了荒谬的程度，但他的自负丝毫不容许他这么容易就受到攻击。这种内在的情况大大地造成了他全面性的暴躁。

问题有时也会被弄得模糊不清，因为自负受损的直接反应除了羞耻感与屈辱感之外，还可以自主地转变为其他的情感。如果丈夫或情人对其他女人发生了兴趣，或者忘了我们的愿望，或者他的心思全被工作与嗜好占领了，这些都会伤害到我们的骄傲，但我们潜意识里所感觉到的一切，都是对单相思的悲伤。轻微的感受或许只是些许失望，但是，在我们的知觉里，羞耻的感觉可能会表现为莫名的焦虑、困窘，或更特别地，它会变为一种罪恶感。最后一项转变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很快地了解到某些罪恶感。譬如，如果有一个人充满着普遍的无意识托辞，当他被某些无害的及不重要的谎话所搞乱时，自己就会感到有一种犯罪感，那么由此，我们便可明确地推论出他较关心外表的真诚而不关心实际的真诚，他的自负因其无法维持那种最高且绝对的真诚想象而受到伤害。或者，要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不体恤他人而产生罪恶感，那我们必须要先查问他的罪恶感会不会是并非因自觉玷污了美德而引起的，而是因为他那虔诚的懊悔，他并未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去怜悯人而发生的。

此外，这些反应不论是直接的或已经转变的，也许潜意识里都没有感觉到，我们也许只能知道对于这些情况的反应。在这种“再次的反应”中，很明显有愤怒和恐惧存在的痕迹，我们都知道对自负的任何伤害都会激起报复的敌意；它可由不喜欢变为憎恨，由暴躁变为生气，进一步变成盲目凶狠的愤怒。就观察者而言，愤怒与自负间的关系有时候是非常容易确立的。譬如一个人会对待他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比愤怒，或对那欺骗了他的司机感到愤怒，然而，他所愤恨的事充其量只是一些烦恼的小事。这个人必定只知道自己应该对他人的恶行产生义愤，但就观察者（如分析者）而言，却可以了解他的自负被这些事件所伤害，以及他感到受屈辱而报以愤怒。病人也许会承认这种解释最可能说明他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过度，也可能会坚持他的反应一点也不过分，而认为他的愤怒是对于别人的邪恶与愚蠢的正常反应。

当然，并非所有无理的“敌意”都因自负受损而生，但它却比一般人所想的还更重要，分析者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可能性，特别是要注意病人对他（分析者）的反应、对于解释的反应以及在整个分析进行中所表现的反应。如果敌意中带有损毁、轻视及屈辱的意向时，则与自负受挫的关系更加容易辨别。这就是报复的直接法则。病人如果不了解这种法则，会感到受了屈辱，进而同样也要屈辱别人，这么一来，如果还需要谈论病人的“敌意”，那就完全是多费唇舌了。分析者必须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所在，直接渗入病人心中所认为是敌意的问题，并且要合理地解释给他听。有时当分析刚开始，分析者尚未触及痒处之前，病人会产生屈辱分析者的冲动或想法，这是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可能在潜意识里觉得被分析本身就是被屈辱，而分析者的主要工作在于如何使这种关系明朗化。

无疑地，分析中所发生的事无法预料，因为除了分析之外也会发生其他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如果我们经常想到攻击行为可能是因自负受损而发生的，那我们就可使自己免于许多痛苦与伤心的困扰。因此当我们已对朋友或亲戚大力帮忙后，如果他们仍旧是一副行为可憎的样子，我们就不该为其忘恩负义而感到烦恼，反而应该这样考虑：也许是因为接受了帮助，从而使他的自负相当严重地被伤害了。与此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谈及此事或尽力循着能保其面子的方法去帮助他。同样的，对于那些藐视别人的态度，我们也用不着去怨恨他的自大，我们必须认为他可能是因为自负在作祟而变得如此易受伤害，如此苦不堪言地生活着。

当我们认为已经冒犯了自己的自负时，敌意、憎恨或轻视同样也会指向我们，这种情形比较不明显。强烈的自责并非是对自我愤怒的唯一形式，报复性的自恨的确具有极其深远的含意，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因伤害自负所引起的反应，那么将失去线索。所以，我们须把这一点留到下章再予以讨论。

恐惧、焦虑与惊慌都是对于预期的屈辱或已发生的屈辱产生的反应。预期的恐惧或许与考试、公演、社交聚会或约会有关；这些例子通常被称为“怯场”，在任何公开或私下表演前所发生的不合理恐惧，用这个术语做暗喻再合适不过了。在下述场合中，怯场的情况会经常发生，如：初次见面时，我们总希望给予别人——新认识的亲戚朋友或一些达官显贵、或是餐馆中的侍者领班等等一个好印象；或在我们开始一项新活动的场合，譬如开始新的工作、准备绘画或做公众演讲等等。因这些恐惧而感到痛苦的人，常会将他们归之于对失败、耻辱、嘲弄的恐惧；这正是他们所感到害怕的事。不过，这种想法极易令人产生错觉，因为这表明了对实际失败的合理恐惧。在这点上，它忽略了一项事实——构成个人失败的事项都是主观的。它可能包含了所有与未能获得荣誉与完美有关的事项，而对这种可能性的预期，明显是轻度怯场的主要原因。人们经常害怕自己无法做得像“应该”所要求的那样完善，因此会恐惧担心自负受到伤害。另外还有更严重的怯场形式，以后我们自会了解。其中，潜意识的力量参与了作用，从而阻碍了人们的表演动作。这种怯场是因为他自己的自毁倾向而产生的，于是他会毫无理由地忸怩不安、忘记动作的方向、或者中途戛然而止，由此他会自觉耻辱，自觉失去光荣与胜利。

另一种预期的恐惧与个人的表演能力并不相干，但与担心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会损害他的特殊自负这个顾虑有关，譬如请求提升或帮忙、提出申请、或与女人亲近等，因为这些事情都可能遭受拒绝，要是性行为对他而言意味着丢脸的事（或被屈辱），那么在性行为之前可能会发生这种预期的恐惧。

恐惧反应也可能因“侮辱”而引起，很多人会表现出颤抖、战栗、出汗、或其他因别人对他缺乏敬意或待他无礼而产生的恐惧表情。这些反应是愤怒与恐惧混合而成的，这种恐惧有几分是因怕自己受到伤害而发生的。同样的反应可能因羞愧感而生，一个人如果忸怩、胆怯或令人不快，则他可能会突然被无常、甚至于惊慌的感觉所击溃了。例如，有位女士独自驾车上山，到了没有公路的地方停了下来，她欲从山路一端的小径径直走到山顶。虽然山路相当陡峭，但是并不那么泥泞湿滑，是很适合步行的，然而她的穿着却非常的不合时宜：一身新衣，还穿了高跟鞋，并且没有手杖。尽管如此，她仍继续前行，在跌了好几跤后，终于放弃了。休息时，她远远望见下面有条大狗正对着行人狂吠，她不期然地产生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令她大感惊讶，因为她平常并不怕狗，何况还有很多人围绕在狗的主人身旁！她根本用不着畏惧。由此，她开始思索这件事，想起年轻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件意外事故，使她感到极端羞怯。这时，她才知道此刻正像那日的情况一样，因“无法”到达山顶心里感到羞辱。她自语道：“不过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不易解决的”；她又接着想道：“但我应该能够解决它才对。”这么一来，她知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只是“愚蠢的自负”在作祟所导致的问题，这种自负受了伤害而且使她——面对可能的攻击就感到束手无策。就像以后我们将会了解到的，她因此而无助地被放逐到自我攻击中，并且将危险归于外部原因。这种自我分析虽不完全，但却十分有效，她的恐惧终于消失了。

对于愤怒的反应，我们远比对于恐惧更能直接地了解。但在上述的分析中，他们是互为连锁的，缺乏其中的一种我们就无法了解另一种反应。二者的发生都是因为自负受损造成了恐怖的危险，其理由一部分由于自负取代了自信，以前已讨论过，然而这并非答案的全部。就像我们以后将会知道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生活在自负与自卑的交替情况中，因此，自负受损便会使他很快地坠入自卑的深渊中。欲了解焦虑的各种魔力，就必须牢记这个重要的关系。

虽然愤怒与恐惧的反应在我们心目中或许与自负无关，但它们依然被认为是指向自负方向的最好路标。如果这些“再次反应”不以如此的方式出现的话，那整个问题就会显得更为混淆，因为不管理由为何，这些再次的反应在转变中或许会被压制而消失不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导致或促成某些症状的产生，如心理变态、忧郁、酗酒及身心失调。或者，欲压制生气与恐惧情绪的这种需要，可能会变成了导致情绪反复的因素。不只生气与恐惧，甚至于所有的情感都会因此而有转变，朝不完全或不强烈的倾向发展。

神经官能症自负的负面影响，在于它对个人既颇为重要，同时却又极易使人遭受攻击。这种情况造成了紧张，因为这种紧张出现的频率与强度根本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此人们便需要得到治疗，当自负受损时，自己设法去重建它，或当它还处在危险时便设法避免伤害。

保全面子的需要是急切的，这里有很多有效的方法。事实上，因为有太多种不同的方法，粗鄙的或精巧的，所以我必须将陈述限于最常见且最重要的一些方法。看起来最有效且最普遍的方法，与其感到羞辱而欲报复的冲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出于自负受损所引起的痛苦与危险，因而表现出的一种“敌意反应”。但报复或许也是一种力求自我辩白的工具，它包含了一种信念——借着以牙还牙的方法向得罪他的人报复，这样一来，他的自负便可获得重建。这种信念基于如下的感觉而生：得罪我们的人凭借其权力伤害我们的自负，并且借其凌驾于上的气势打败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报复而加倍地伤害他，那么状况就会反转了，我们将获得胜利并且一举打败他，神经官能症的复仇目标并非是“报复”，而是在于借着更厉害的还击而获取胜利。不获胜利则无法重建被自负所包围的想象中的伟大，从而指出神经官能症报复中不正当的固执性，并说明这种报复的强迫性正是重建自负的能力。

关于“报复”，我们将在以后予以详细讨论，现在我只概略地提出一些主要的因素。由于报复力对于重建自负非常有益，所以这种报复力自身可为自负所笼罩，在某些类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心目中，它就是力量，而且通常是他们所认识的唯一力量。反之，不管是否因为内在的或外在的因素抑制了他报复的动机，无力还击通常意味着柔弱。因此当这种人感到被屈辱，或当这种状况以及存在于他内心的某些事物阻止他报复时，他会苦于受到双重的伤害：本来的“侮辱”以及因他无法还击所受的伤害。

如前所述，报复的需要是荣誉探求中一项不变的成分，要是一旦它成为生活中的显著激发力，那么它将开始造成难于解决的恶性循环，神经官能症患者在各种可能的方法中，欲凌驾他人的决心是相当强大的。因此更加强了探求荣誉的需要，也加强了神经官能症的自负，自负被加强后，依次地又增强了报复心，因而又导致为求胜利的更大需要，如此循环不已。

重建自负的次要方法，是对曾经伤害过其自负的人或事物失去兴趣与关怀。譬如，很多人放弃了对运动、政治、智慧的探求兴趣，因为他们那种欲擅长某一工作或完成某一事业的急切需要，尚无法满足这种状况，使他们无法忍受，于是便放弃了。他们并不晓得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变得兴味索然，而且可能会转向于一种实际上低于其自身潜力的活动。一个好老师，如果被分配到他无法立即精通的工作岗位或自感被降级的工作岗位后，他对教学的兴趣会因此而大大减退。这种态度上的变化也与学习过程有关。有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开始狂热地从事戏剧或绘画工作后，其老师或朋友认为他在这方面会很有前途因而十分鼓励他。但当他想起就才华而论，自己毕竟不是巴利摩尔⁽¹⁾，也不是雷诺阿⁽²⁾，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并非是班上唯一的天才时，于是他不再热衷于最初的努力，不再为其努力的成果而骄傲。这些顾虑伤害了他的自负，而且他可能会突然地“了解”，绘画或戏剧并非其才华所在，何况他未曾“真正”地对这种探求感到有兴趣。于是他丢掉了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先是逃课，然后很快地就完全放弃了，转而从事其他的事，但只是在重复着这种循环而已。他可能常因经济的理由，或因自己的惰性，而停留于某种活动中，但却是漠不关心地从事这种活动，因此他无法了解，如果专心从事这种活动的话，将会使他鸿图大展。

在与人相处的关系中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过程，当然，我们可能有很好的理由不再去喜欢一个人：可能因为起初我们高估了他，或者彼此的发展方向有歧义等。但无论如何，探究我们由喜欢而变为漠不关心的原因是值得的，别一味地推诿没空或者肯定错在当初，而不肯做进一步的分析。也许在过去的交往中真的发生了某些事情伤害了我们的自负；也许因为在与别人比较之下，我们觉得他并不像以往那样敬重我们，或者，我们知道过去曾经胜过他，因此替他感到羞耻。这些情况在婚姻与爱情的关系上可能扮演了相当尖刻的角色，于是我们经常固执地说“我不再喜欢她/他了”。

所有的这些“退缩”带来了精力上的徒然浪费，通常也惹来很多的痛苦。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因为我们不再以真我为傲而对之丧失兴趣——这个题目将留到后面讨论。

还有更多的方法可用来重建自负，这些方法虽然浅显且明了，但并不为人们所深入理解。我们或许说了某些话，过后才发觉那是愚蠢的。譬如，说了不切题的话，或者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或者语气过度嚣张、过分谦虚等。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会忘却它，否认曾经说过这些话，或者狡辩成自己所说的话是另有他意的。与这种情况类似的事情是一种对实际情况的曲解，以为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以为省略某些因素而强调于我们有益的一面来解释，可以使自负最后免受伤害而且能洗清自己的一切。令人困窘的事或许还会长久地停留于我们心目中，但却会被借口或托辞所拂拭掉。某些人虽然承认自己做了下流的事，但那是因为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或者是受到了别人的引诱的缘故。他已伤害了某些人的情感，他轻率并且不体恤他人，但他的用意本质上是善良的。他曾经让需要帮忙的人失望，但这是因为他抽不出时间的缘故。所有这些借口或许有部分或许全部是真实的，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并不是因为失败而请求原谅，而只是意图掩饰错误或失败。同样的，很多人觉得事事只要说声抱歉就可以万事大吉。

这些借口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在逃避自我的责任。对于我们并不引以为傲的事，不管是忘却它，还是润色它，或者谴责它，我们都不想坦承自己的缺点，并藉以来保全自己的面子。减低“自我负责”的心理也可隐藏于“虚伪的客观性”背后，譬如，有个病人对自己做了细致周到的观察，且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提出了一个相当正确的报告。表面上看，他似乎是知觉敏锐且如实对待自己的优缺点，但其本质上也许是一个被抑制的、恐怖的且有着狂妄需求的聪明观察者。因为他并不对所观察到的这个人负责，更因为他的“自负之光”集结于他那智慧而客观的观察力之上，所以他的自负所受到的伤害被压制了。

其他人并不喜欢客观且诚实地对待自己，不管这种态度是否惹起了广泛的规避行为，当这种病人觉察到某些神经官能症的倾向时，就会在“他”与其“神经官能症”或他的“潜意识”之间做一个明显的区别记号。他的神经官能症是与“他”毫不相关的某些神秘事项。这似乎是骇人听闻的，事实上，对他而言，这已不只是保全面子的方法，而且是保全生命或神圣的方法。他自负的弱点已占据了如此极端的部分，因此他必会因此承认横在自己面前的障碍而自觉四分五裂。

此地所要提到保全面子的最后一项伎俩就是幽默的使用。无疑，当病人能坦率地认识他的困难，而用少许的幽默来承受困难时，这就是一种内在的抒发。但有些病人在分析之初，就总对自己开玩笑，态度不够真诚，甚至于还夸大他们的困难，致使别人看来仿佛是在搞笑似的，同时他们还会对任何批评都表现出一副荒诞的敏感。在这些例子里，幽默是在替其他无法忍受的羞耻寻找下台的台阶。

当自负受到伤害时，有如此多的计谋可用来重建它。然而，自负虽极易遭受攻击却又如此珍贵，因此即使是在未来，它也需要受到保护。心理性疾病患者为了防止未来遭受自负的伤害，建立起了精巧的“回避系统”，这也是一种自发进行的过程；他并不是因为发觉到某种活动可能会伤害到其自负，才要去防止它的，而常常是不了解他的情况就去避免它。这种过程与活动本身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关，而且它会阻碍实际的奋斗与努力。如果它被扩展了开来，便能削弱个人的生活能力。于是他不会去从事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任何真正探求，因为他害怕无法获得显赫的成功；他很喜欢写作或绘画，但不敢动手；他不敢亲近女人，因为害怕被拒绝；甚至因为与旅馆经理或守门员不熟，而不敢出外旅行。或者，他只敢到自己极其熟悉的地方去，因为他并不喜欢陌生人；他因害怕不自然而对社交生活畏缩不前：或者，因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好而无法做出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他固守在平凡的工作上，严格地限制自己的开支；此外，在更多的方式下，他的生活状态比其现有的财富水准还低下；最后，这使他不得不远离别人，因为他无法面对落后于同辈人这个事实，所以他只得规避别人对他的工作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或所做的任何批评与比较。为了忍受生活，他必须更坚定地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但所有这些作为对他的自负而言，并非是补救之道，而只是一种掩饰；他也许从此开始培养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因为具有大写字母N的”神经官能症”（Neurosis）已变为可以让自己缺乏成就的宝贵借口。

这些都是极端的发展，不用说，虽然自身是促成此病症发展的主要原因，但并非是其中的唯一因素。更常见地，有些“回避行为”常被限制在某些方面。譬如，某人或许对于一些很少被抑遏的探求以及对荣誉的探求十分积极、十分有办法：他或许在其生活领域内非常勤奋，并且在工作上取得了成功，但他却会规避社交生活。相反地，他也可能觉得在社交活动中，自己应像唐璜那类角色一样，这样会生活得更安全，但他却不敢冒险去测验自己的潜力究竟有多大。他也许会觉得当召集人较为安全，但却要回避任何人事关系，因为他觉得牵涉到人事关系就容易受到攻击，恐怕情绪上会受到别人打扰的人，通常以害怕自负受伤害的特征最为朋显。基于很多理由，一个人可能特别畏惧于不能极其成功地与异性相处，如果是个男人，那他潜意识里就会期望着，当亲近女人或与她们发生性关系时，他的自负将受到伤害。于是女人对他（他的自负）产生了颇具威力的打击，有种恐惧可以大到减弱甚至于粉碎女人对他的魅力，而使他回避与异性接触。虽然这种禁忌并不能完全说明他将转变为同性恋的缘故，但却是促使他偏爱同性的真正因素之一。在许多反常的方式中，自负往往是爱情的劲敌。

这种“回避”现象可能牵涉到很多不同的特殊事件。譬如，某一个人，他或许会回避在公共场合演说，或许会回避参加公众运动，或许会逃避打电话等等。如果有别人在打电话、做决议或与房东谈交易时，他会显出一副毫不理会的样子。在这些特殊的举动中，他很可能知道自己在回避某事。然而，在更多的场合里，这些问题通常被“我不能”或“我不喜欢”的态度搞得更为混乱。

当我们检查了这些回避行为之后，发觉有两个原理可以用来决定它的特性。简言之，其一为通过限制个人生活的活动来寻求安全。抛弃、撤退或放弃远比冒着让自己的自负受到伤害的行为更为安全。在许多情况下，或许看不到自负会像“心甘情愿”一样具有明显而且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性。为了自负的利益，而应将个人的生活限制到已受阻碍的程度。另一原理为，不去尝试远比因为尝试而导致失败更为安全。后者的极致会使“回避”变成“结局的顿足”，因为它剥夺了人们渐渐克服困难的机会，就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前提而言，这种做法并不实际，因为他不但必须付出过度限制自己生活的代价，而且最终还需付出使他的自负受到更深伤害的代价。当然他并不做长远之计，他只担心因当前的尝试与错误所造成的危险性。如果他不去尝试，那么自负就不会遭受损害，同时他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托辞。不过在他的心目中，至少会产生一种自慰的想法：要是早已尝试过了，他可能会早已考及格了，已经找到一个更好的职业了，或者已经赢得一位漂亮的女人了等等。通常他还会进一步幻想：“要是我专心写作或谱曲的话，我一定会比巴尔扎克，比肖邦还伟大。”

在很多情况下，“回避”扩展到我们渴求事物的情感中。简言之，回避也许会围绕住我们的愿望。譬如有一个人，他觉得无法得到所希望的东西是一种不体面的失败，因此单单愿望这一项就产生了很大的冒险性，愿望遭受阻碍对他而言却意味着活力被加上了一重束缚。有时候人们也必须规避任何会伤害他自负的思想，在这方面，最重大的回避是对死亡的规避思想，因为“必须变老”而且像其他人一样地死去这个观念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自负的发展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人格发展中势必形成的结果，其整个过程的加强与巩固，皆因探求荣誉而引发。最初，个人可能怀着相当有害的幻想，而将自己刻画成一个很富魅力的角色，继而又在他心目中创造出“实际上”所能够或应该成为的理想形象，最后则到达最坚决的步骤：他的真我凋谢了，有用的精力被转移到理想自我的实现上。这种要求是他为保障自己在世上所拥有的立足之地——合乎他理想自我的意义以及支持他的地方——的一种企图。利用其“应该”，他驱使着自己去实现这种完美的自我，而且，最后必须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以便利用此体系来决定他所应该喜欢的与应该承受的范围，以及他所应该赞美的与值得引以为傲的事。但这个价值体系也必须决定什么该被拒绝、被痛恶、被轻视、被憎恨以及什么该被引以为耻。二者缺一便无法起作用。于是自负与自恨变得更加不可分离了，事实上它们是同一过程中的两种不同表现。

【注释】

(1)美国电影明星1878-1954。

(2)法国画家1841-1919。

5　自恨与自卑

因良心而产生的不舒适或懊悔是可以具有明显建设性的，因为它可对错误的特殊举动或反应，甚至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做一检查。当我们的良心拒绝如此做时，所发生的事一开始就与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不同。

目前我们已追溯到神经官能症的一种发展过程——由自我理想化开始，藉坚定不移的法则，一步一步地演变，从而将价值转变成神经官能症的自负。这种发展实际上要比我至今为止所陈述的更为广泛，因为它被同时所产生的另一过程所加强并复杂化了——虽然他们同样由自我理想化创造产生，但却是一种似乎相反的过程。

总之，当个人将其重心转至理想的自我后，他不只会赞扬自己而且必定会以错误的知觉来看待真实的自我——在某段时间内他所具有的一切情况：身体的、精神的、健康的，以及神经官能症的等等各方面的情况。荣誉化的自我不仅变为被探求的幻象，而且也变成他用以衡量自己真实情况的标尺。这种“真实”情况若从神圣完美的观点来看，将是一种相当令人困窘的情景，因此人们不得不轻视它。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实际存在的状况却继续在干扰他奔向荣誉，因此他必定会憎恨真实，同时也在憎恨他自己。因为自负与自恨仍是同一实体，所以我主张将所有相关的因素统称为自负系统。现在由对自恨的了解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过程，这大大改变了我们对自恨的观点，直到目前我们已经深思熟虑过放开自恨的问题，以求先得到那种为求实现理想自我的直接驱动力之全貌。

无论匹格玛琳是如何激昂地尝试将自己塑造成为辉煌显要的人物，但他的驱动力依旧是注定要失败的。充其量他也只能从潜意识里忽略掉某些阻碍性的矛盾，虽然如此，这些矛盾仍旧是继续存在的。事实显示出他仍须与自己同生存，不管是吃饭、睡觉或沐浴，不管是工作或做爱，他永远都需如此。有时他会以为如果与太太离婚，换了另外一种职业，搬到另一所公寓或者去旅行，那么事情将会变得好转，但事实上，他必须永远伴随自己过活。即使他十分卖力地工作，一如滑润的机械，但他仍旧存在着精力上、时间上、权力上或耐力上的缺陷——人类的缺陷。

描述这种情况的最好方法，可由对两种人的定义来说明。其一为独特、理想的人，另一则为如影随形的陌生人（真实的自我），这个陌生人总是在干涉、阻挠着自我发展，是非常令人为难的。利用“他与陌生人”来描述长期的冲突似乎是较为恰当的，因为这个描述比较接近个人的感觉。此外，抑或他会将实际的阻碍舍弃，且视为与己无关似的，但他依然不可能远离自己并且也不可能完全当其不存在一样⁽¹⁾。虽然他可能会成功，可能会顺利发挥其能力，或者甚至于被独特成就的大幻想所影响，但他依然会感到自卑或没有安全感。他也许会有虚张声势，成为骗子、怪物的痛苦感觉——一种他无法说明的情感。当他接近自我的真实性时，一种内在的感觉就会确切地呈现在他的梦中。

实际状况经常会明确而痛苦地向他袭来；虽然在想象中自己是神圣的，但事实上他却拙于社交场合。每当想要带给某些人持久的好印象，他的手便会不由自主地发抖，或者他会变得结结巴巴、面红耳赤。也许他会感到自己是世上女子唯一的爱人，但却会突然变成个性无能。虽然在想象中自己跟老板谈话时会像个男人一样，但实际上他却只会露出一副傻笑的模样，直到第二天才会显现出正常交谈所应具有的精明样。因为他强迫自己变成一个贪吃无餍的人，所以轻灵、修长的体态永远与他无缘。实际上，依靠经验的自我变成了具有攻击性的陌生人，理想的自我为其所束缚，而以憎恨和轻视去抵抗这个陌生人。于是，实我变成了“自负的理想自我”的牺牲者。

自恨使人格的裂缝更为明显，这个裂缝是由理想自我所创造的。它意味着一种战斗，这是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具有的主要特性：他在与自我战斗。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冲突，其一即在于自负系统本身之内，这一点以后我们将详细说明，它是介于夸张驱动力与自谦驱动力之间的冲突。其二，则是介于整个自负系统与真我之间较深程度的冲突。虽然当自负被提升到至高无上时，真我可能就已被弃于暗处或被压抑了，但它仍具有相当的潜力，在适当的环境下，它可能会完全发挥出其潜力。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其发展的特性与时期。

第二种冲突较为深刻，在分析之初虽然尚不明显，但是当自负系统濒于倾覆而个人更接近他自己时；当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情感，知道自己的愿望，赢得选择的自由以及能自作决定并对自我负责时，反抗的力量就会因此而产生。自负系统与实我间的激战于是更明显地被引发了，现在自恨并不像对抗真我所拥有的建设力那样来对抗实我的缺点与缺陷。这种冲突比目前我曾讨论过的任何神经官能症的冲突还更广泛，我将此称为中枢内在冲突。

我很想在此加入一个理论性的评注，因为它有助于将“冲突”的意义弄得更清楚一些。我在其他著作中曾用过“神经官能症的冲突”一词，意思指的是其产生于两种互不相容的驱动力间。而“中枢内在冲突”则是指介于正常与神经官能症之间的、建设性与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因此我必须扩大这个定义范围，说成是神经官能症的冲突可发生于两种神经官能症的力量间，或正常与神经官能症的力量之间，这种差异在术语的解释上是很重要的。与其他冲突比较而言，为什么介于自负系统与真我之间的冲突，更能使精神分裂呢？其理由有两个：第一，在于“完全”与“不完全”所涉及的差异，这与国家相似，它是在发生内战的过程中，个人与团体间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冲突间的差异。另一理由，则在于我们生命的重心以及具有成长能力的真我都在为求生存而战。

憎恨真我远比憎恨实我的缺陷更不容易被觉察，尽管憎恨“实我的缺陷”可能较为显著，但它却构成了自恨不可或缺的背景——或是供给主要精力的暗流。因此，憎恨真我会以较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憎恨实我总是以一种混合的现象出现。譬如：如果自恨是用残忍地责备自己的自私性这一形式出现——就如全部事情必须依自己的意见而行——这种形式可能是因憎恨自己无法达到神圣的绝对性而产生的，它也是一种征服真我的方法。

有位德国诗人，摩根斯特恩，在他的一首诗《成长之痛》中简明地表达了自恨的性质：

我将屈从，因被自我所摧残

我生就两面，理想的我与现实的我

最终，二者中必存其一

理想像匹奔腾的骏马，而现实附托于骥尾

理想像一个转轮，而现实束缚在轮上

理想像一个暴君，欲将魔爪伸入羁难者的发丝中

理想像一个吸血鬼，盘踞人心，不停地吮吸着我们。

诗人已从多方面表达了这种过程，他说我们可能用一种令人衰弱与令人痛苦的怨恨来憎恨自己——这种怨恨是如此的具有破坏性，致使我们无力去抵抗它而遭致精神上的摧残。他又说我们不要憎恨自己，因为我们不值得去憎恨，而不是因为我们被驱使着已经超越了自己。他指出，这种怨恨是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产生的，这不只是一种分裂性的冲突，而且是一种凶狠残酷的争斗。

自恨的力量与固执性是惊人的，即使对一个甚为熟悉其产生方式的分析者而言也如此。当我们试着去说明其中的奥妙时，必须了解自负本身因被实际中的我屈辱并且处处被其压制而产生的愤怒，我们也须考虑这种愤怒最后的无助情形。因为酷似神经官能症患者试图将自己视为远离肉体之灵魂，所以他会为了要得到荣誉而依赖实我。如果他杀害被憎恨的自我，那么他必同时杀害荣誉的自我，一如多利安·格雷撕毁足以表现他堕落的画一样。一方面，这种依赖性通常可避免自杀的行为，要是没有这种依赖性，则自杀必成为是自恨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自杀状况较少发生，它是许多因素的综合，自恨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另一方面，这种依赖性使自恨变得格外残酷，就像在任何无力的愤怒情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此外，自恨不只是自我荣誉化的结果，而且还在于继续维持这种荣誉化的努力。更明确地说，它可作为一种驱动力，用以实现理想的自我，并借着除去冲突的元素，而找寻那些被提升的阶级的完全统一性。对缺点之非难更加承认了神圣的标准，而人们凭此标准来辨认自己。在分析中，我们可观察到这种自恨的作用。当我们揭露病人的自恨后，我们或许会天真地期待病人自然除去这种自恨，事实上，这种正常的反应有时也会发生。但更常见的是，他的反应会遭受分裂，虽然他势必要认识到自恨是不可克服的负荷，自恨是很危险的，但他却又感到反抗这种支配会导致更大的危险。他会以看来更为合理的说法来巩固自己的崇高标准，同时以此来强调“试图对自我更加容忍因而变得毫不在乎”的危险性。或者，他会渐渐地表露出自己坚信轻视自己是应该的，这正表示只要他仍坚持其自大的标准，他必无法接受他自己。

第三个因素我们已提示过了，它给自恨以残忍的力量，它是对自我的一种脱离，简单地说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他自己并没有了感觉。在击败自己的这种认识开始发生建设性的影响之前，他必先有对痛苦本身或对痛苦经验的某些怜悯。或者，就另一方面而言，当他开始认识“自我的挫折”而感到烦扰时，或者甚至在因此而使他产生兴趣之前，首先他必须坦白承认个人愿望的存在。

对自恨的知觉究竟如何呢？正如在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等戏剧中或本章所引用的诗句中所表示的那样，并非专指诗人对于人类心灵痛苦的真知灼见而已。很多人在短期或长期内，会如此地经历过自恨与自卑，他们也许会有“我恨自己”或“我轻视自己”的感觉。但这种自恨的生动感觉只会发生在悲痛之际，而当悲痛消失时，自恨也就跟着消失了；通常他们并不会怀疑到这种感觉或思想——这主要起因于对“失败”、“愚蠢”、“犯错感”或因了解了某些心理障碍而引起的暂时反应。因此他们对于自恨与持续作用并无知觉可言。关于以自责所表示的自恨形式，其知觉的差异范围过于广阔而无法作任何一般的叙述。那些将自己封锁在“自以为是”的壳内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都不会自责，以致无法自己觉察。与此相反的有自谦型，他们坦白地表达出自责与罪恶感，或从其极端的道歉或自卫行为中，可看出他无意中所显示出的这种感觉。这种个人在知觉上的差异的确是有其意义的，后面我们将讨论它们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发生，但这些并不能证明自谦型的人可自己觉察到自己的自恨情形；因为即使是那些知道“自我控告”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也不知这种控告的强度与破坏性究竟有多大，他们亦不知其内在的无效性，而易于将其视为他们高度道德感的证实。他们并不怀疑其确切性，而且事实上只要他们用一种神圣完美的眼光来判断自己的话，就无法再如此怀疑。

然而，几乎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晓得自恨的结果：感到有罪恶感、自卑、受束缚、痛苦等。至少他们还不知道已产生这些痛苦的感觉与自我评价，同时即使他们有一丝知觉，也会被神经官能症的自负所遮蔽。他们并不会因为感到被束缚而去诉苦，反而以能“不自私……无私欲……牺牲自我……责任的奴隶”等为傲，这些或许能掩饰反抗自我的众多现象。

我们从这些观察中所得到的结论是自恨本质上是种潜意识的过程，在上次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病人并不了解这种冲突的存在。其根本理由是大部分的过程都已被“外移”了，例如，自恨的表现被认为并非产生于个人与自己之间，而是产生于个人与外界之间。我们可以大概地区别自恨的积极与消极的“外移作用”，前者是力图将自恨导向外界以抗拒生活、命运、风俗或人们。后者之憎恨停留于对抗自我，但却又被觉察出，被感受到，这些都是来自于外界的影响。在这两种方式中，内在冲突的紧张性因转变成人际间的冲突而消灭，下面我们将讨论这种过程所可能表现出的形式及对人性关系的影响。此地之所以介绍它，是因为自负的许多变化可让人们很好地加以观察并以其“外移作用”的形式来描述它。

自恨的表现与人际关系中愤恨的表现相同。用记忆犹新的事例来说明后者，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怨恨。我们知道希特勒曾邪恶地威逼与控告他们、屈辱他们、公开地羞辱他们、用各种形态与方式剥夺并摧残他们，他摧毁了犹太人对未来的希望，最后则全面的折磨并杀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中，或者在竞争者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些憎恨正以更公开或更隐秘的形式逐渐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将研究自恨的主要表现及其对个人的直接影响，一切的表现都已被大作家观察到了，而个人所能提出的大部分资料，自弗洛伊德以后，在精神医学文献中会被描述成为自责、自贬、自卑感、无能享受、直接的自毁作用、被虐待狂等等的倾向。然而，除去弗洛伊德“死欲”的观念及弗兰兹·亚历山大⁽²⁾与卡尔·梅宁哲⁽³⁾的附加阐述外，无一广泛的理论可以说明所有这些现象。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提及与此临床现象相似的资料，但他仍然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前提下得到的结果，因此，他所提出的问题解释以及有关的治疗也就随之而完全改变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些差异。

为了不失详尽，我们先将自恨所产生的六种样式或表现加以区别，但需要明白他们彼此间有重复之处。简言之，这六种表现是对自我冷酷的需求、残酷的自责、自卑、自摧、自我折磨与自毁。

在前一章里，当论及对自我的需求时，我们将此视为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修正自己，使自己变为理想自我的手段。然而我们也已经说过，内心的指使构成了一种强制系统，一种暴行，而当人们无法达到要求时，可能就会产生休克或惊慌的反应。在这种场合下，我们更能完全地了解何者说明了这种强制性，何者迫使“努力尝试”如此强烈地顺从内心的指使，以及为什么对于“失败”的反应会如此的剧烈？“应该”之所以被自恨所决定，就像被自负所决定一样，当无法达到要求时，自恨产生的愤怒就会因此而爆发。他们可将此比喻为拦路抢劫，其中抢劫者持左轮手枪指着被抢者说：“将你所有的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就抢劫本身的行为而言，可能要比他所说的两种要求更为仁慈些。被威吓的人借顺从而自救是可能的，但“应该”却无法被满足。同时，就死亡的结局而言，被射杀似乎还比苟且活在自恨的痛苦阴影中更为不残忍，在这里引用一封病人的信：“他的真我被神经官能症所遏制，这种神经官能症就像是他原先为了用来保护自己而设计的弗兰克斯坦巨兽一样。然而，你活在极权国家里与活在个人的神经官能症中是毫无差别的，无论你偏好哪一种方式，最后都必然会丧生在一个集中营内，这个集中营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痛苦地破坏自我。”

事实上就特性而言，“应该”是自毁的，至今我们只知道其破坏性的唯一一点：“应该”将人置于狭窄的紧身衣内，剥夺人内在的自由。即使他想将自己塑造成完美的行为主义者，也只有当他牺牲了情感与信仰上的自发性行为及其真实性时方有可能实现。实际上“应该”就像政治暴行一样，目的在于泯灭个性，他们创造了一个类似斯汤达在《红与黑》一书中所描述的巢窠一般，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个人的思想与情感都受到怀疑，它们（指应该）需要绝对无疑的顺从，甚至于连这种服从都不被认为是顺从。

此外，许多“应该”在它们的内涵里表现出了自毁的特性。我很喜欢选出三种“应该”作为说明，它们都是在病态的依赖性情况下所产生的，就那种情况而言，本人可详尽地加以说明：我应该非常伟大，足以完全忘却发生于我身上的事；我应该能够使她爱我；我应该为“爱”而完全牺牲一切！这三种“应该”结合在一起，势必会使病态的依赖性久存不灭。另一种“应该”，需要一个人为其亲戚、朋友、学生、雇工等等负起全部责任。他应该能解决众人的问题，使人能迅速获得满足。这暗示着任何事情出了毛病，都会是他的错误。如果有位朋友或亲戚因某些理由而诉苦、受批评且由此感到烦恼、不满意或者想要获得某些事物，那么这种人会被迫而变为无助的牺牲者，他必定会感到自己有罪并且要求自己必须将每件事都妥善办好。引用一位病人的例子来说，他就像是旅馆经营旺季时受困扰的经理——客人永远是对的。任何不幸，事实上不管是否真是他的过错，这都已经无所谓了。

最近看到一本法文书《目击者》，将这种过程描述得真是淋漓尽致。主人公与他的弟弟出航；木船漏水了，正好暴风袭来，他们不幸地翻船遇难了。因为弟弟有条腿受伤，所以无法在汹涌的海浪中浮游，他注定要被大海吞噬了。书中的英雄（主人公）于是便试图扶着弟弟游回海岸，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无法这么做。因为事实上只有一条路可行，两个都淹没或者只有自救。他很清楚地了解到这种局势，于是他决定自救。然而他同时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谋害者一样，对他而言这念头是如此的真实，他确信别人一定会将他当作杀人犯，但这并无用处且又不能发生作用，因为他依着在任何情况下自己都应该负责任的这个前提而行。的确，这是种极端的状况，但这个主人公的情绪反应正确地说明了当人们被这种特别的“应该”所驱使时，心中怀揣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将对自己有害的工作加诸于自己身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一书中便可找到这种“应该”的例子。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证明他具有拿破仑的能力，认为自己应该能杀掉一个人。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明确表示的那样，除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世人的多种愤怒外，没有一件事会比“杀害”更使他仁慈的灵魂感到厌恶了。他必须欺骗自己去完成这件事。他在实际上所感觉到的表现则出现在一个梦中，在梦中他看到一匹瘦弱饥饿的马，正被一个醉酒的农夫威逼着去拉动它不可能负担的重载，而且它被那农夫残忍地鞭打着，以致最后被打死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了这种情形，马上匆忙而充满同情地奔向那匹马。

这个梦出现在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处于强烈的内在挣扎之时。他觉得自己应该杀人，但也觉得那是件极度令人厌恶、以至于他简直就无法真得去做的事。在梦里，他了解逼迫自己去做对自己而言是不可能的事，就如要那匹马拉动重载一样，是残忍的。于是他对于强迫自己去做的这个事，从内心深处发生了深刻的同情。在如此感受着他那真实的感觉时，醒后他不禁感慨万千，于是决定反抗屠杀。但他那种拿破仑似的自我希求不久又很快地占了上风，因为那时他的真我已无力抵抗了，就像饥饿的雌马无力反抗残忍的农夫似的。

使“应该”变为自毁的第三个因素是自恨，这个因素比其他的因素更能说明“应该”的强制性。当我们违背自己时，可因自恨而转变为对抗自己。有时，这种羡慕非常清晰并且极易于建立。一个人如果无法像自己所感觉的那样聪明有智慧，那么他会像《目击者》这个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充满了无理的自责。更常见的是，他根本就不晓得这种违背的存在，但无形中却会感到低落、不适、疲倦、焦虑或急躁不安。我们可以想想此前所举过的例子，有位女人，因为无法爬到山顶而突然变得怕狗。其先后关系如下：首先她先感觉到放弃继续往上爬是一种失败，因为她必须要支配一切（这种失败的感觉仍是潜意识的）。其次，她从潜意识里自责，于是表现出了自责的反应，亦即感到无助与害怕，接着她开始对这种情绪的过程首先有所知觉。如果她未曾分析自己，那它对狗的害怕依旧会是件迷惑的事，因为这种害怕与先前所发生的事并没有关联。在其他的例子里，在个人的意识里只能感觉到他用以保护自己免于自恨的特殊方法，就如用花钱买醉、借酒浇愁来解忧的特别方法一样。他以为自己被他人所欺骗（消极的“外移作用”），或是待人暴躁（积极的“外移作用”）。我们有充分的机会，从各种不同的观点来了解这些自我保护的企图是如何产生的。关于此点，我仍想先讨论另一种类似的企图，因为这种企图易于被忽略，而且可导致无可治疗的绝境。

这种（努力）企图是当一个人在潜意识里了解了他不可能达成自己的“应该”之时所发生的。于是一个理性且相当合作的病人，也许会变得激动而陷入一种如同感到被人和事所虐待似地狂饮不已的境域里，譬如，他会觉得，亲戚剥削他，老天爷待他不公平，牙科医生弄糟了他的牙齿，精神分析对他无益等等。他也许会痛骂分析者，而且在家里可能会大发脾气。

为了了解他的烦恼，我们所想到的第一个因素，是他对某些特别的考虑做了坚决的要求。根据其特别状况，他可能强调在办公室里自己应得到更多的帮忙，坚持妻子或母亲让他独处，让他的分析者给他更多的时间，或者坚持他的学校要格外厚待他。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对于他疯狂的要求和谩骂挫折的这种感觉。但当他热衷于这些要求时，就会增加其父母的暴怒。他也许会变得更公开地表现出敌意。只要我们细心地听，就会发现贯穿于他的谩骂中的某些主题。他仿佛说：“你很笨，你不知道我真的需要某些事物吗？”如果我们记得要求是因神经官能症的需要而产生时，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要求的突然增加是对一种相当紧急需要突增的警告。由此而知，我们便有机会去了解病人的悲痛何在。也许会得到这样一种结果，虽然他不知道自己的悲痛，但他已经知道自己不能完成某些急需的“应该”。譬如他或许已感到在某些重要的爱情关系上自己简直无法取得胜利；或者感到工作远远超过其负荷，于是他尽全力也无法胜任，或者他已认出在分析中所产生的某些问题，令他退缩甚至于无法忍受，或者，别人正在嘲笑他欲借着意志力的绝对努力，而排除那些问题。这些认识，大部分是潜意识地使他感到惊慌，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能够克服所有的这些障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仅能在二者中选其一。第一，他要认识对自己的那些要求是幻想的。第二，他强烈地要求自己的生活情况必需如此地被改变，而后方可不必面对“失败”。一激动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然而很明显第一条路才是治疗的路径。

如果病人认识那些无法实现的“应该”，可能会产生兴奋的要求，清楚地了解这个情况，在治疗上将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些要求可产生极难控制的激动情况，就理论而言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帮助我们更多了解许多要求所具有的紧迫性，同时它也有力地提示病人，他们已感觉到要符合“应该”的紧迫性。

最后，要是连模糊地认识也无法满足“应该”，就会产生极端的失望，那么急需一种内在的需求以避免这种认识。我们已经知道，神经官能症患者用以避免这种认识的一种方法，就是在想象中去完成他们的“应该”。（用某些方法我应该能变为或能做——因此，我现在才能够成为这个样子，或这样做。）现在我们更可了解这种似乎巧妙伶俐的逃避真实之道，事实上由于面对“他没有而且不能满足他内心的指使”的潜伏恐惧所决定，因此在第一章中我们才提出了争论点的说明，像是神经官能症需要的帮衬。

在许多潜意识的自欺方法中，我仅在此提出两项，因为他们具有最基本的意义。其一，降低自我知觉的敏感度，有时狡猾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也许会维持他自己情感、思想或行为的固执知觉，甚至于在分析中，他可能用“现在我并不知道”或“我并不如此以为”而中断了更进一步的讨论。这里所要提的另一种潜意识的诡计，是大多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特点——认为自己只是一种反应物，这比责备他人更为严重，这等于是在潜意识内将他们自己的“应该”否定掉，于是他们认为生活的状况就像是在接受外界一系列的推推搡搡一样。换句话说，“应该”本身已经被外移了。

用更普通的话来总论：任何蒙受暴政的人，必求助于那些能阻遏暴政的工具。他被迫变得言行不一，在外在的暴行之下（本质上是潜意识的），一连串的欺骗行为可以变成为潜意识的自欺借口。

所有的这些方法避免了自恨的汹涌澎湃，因此他们具有很大的主观价值，但这却会导致“真实感”的损伤；譬如，他们确确实实地促成了“脱离自我”而且形成了自负系统的独立作业。

因此，对自我的要求在神经官能症的结构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构成了个人为实现理想形象的企图。它假借两种有效的方法，从而增加他与自我的脱离：借着强迫自己去曲解自发的情感与信仰，以及借着酝酿广泛的潜意识欺骗行为等，这两个方法都是十分有效的，它们也被自恨所决定。而最后，当他确认了自己无法顺从它们时，自恨于是爆发了。有时，一切自恨的表现就是代表对于无法完成“应该”的一种惩罚——换种方式说，如果他真能变为超人，那么他一定不会感到自恨。

责备性的自责是自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大多是跟随着存在于我们心中的前提所导致的残酷推理。如果一个人无法达成不恐惧、慷慨、宁静、有意志力等等的绝对性，那么其自负必会宣告“犯罪”的判决。

有些自责是针对存在于内心的困难而发生的，由此看来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病人自己总觉得自责是正当的。这种想法究竟会不会因为它符合了高标准而不值得称赞呢？事实上他毫无干系地接受了困难，而对困难加以猛烈的道德谴责。那些困难并不顾及病人对此负责而受伤的事实，也不顾及他是否已能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行动，甚至于他是否了解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于是一个被人们所检验与研究的神经官能症问题遂转变为令人可憎的污点，它玷辱了人，使人无法行事，譬如，他也许无法维护自己的兴趣与意见，他注意到当自己应该已经发表异议及维护自我免于被剥削时，他便会感到相当满足。能够公正地观察到这点，不只是他的光荣，而且是趋向渐渐认识“强迫自己宁愿满足应该的需求，而毋须顾虑到自己”的力量。不然，在破坏性的自责下，他将会因为自己“没勇气”或者认为自己是个令人讨厌的胆小者、或者因为周遭的人轻视他是个弱者而使自己变得堕落。因此整个自我观察的结果是使自己感到“罪恶”或自卑，这种自贬身价的影响，将会使他在下次的场合中更难于大声地发表意见。

同样的，某些显然害怕蛇或者害怕驾车的人，也许会被劝说这种恐惧是起自于他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力量，他的理由告诉他“胆小”的道德谴责是无意义的，他甚至于会反复地争论自己是“有罪”或者是“无罪”的呢？但这是不可能得到结论的，因为它是一种包含于不同生命层次的争论。若是人类，那么可允许他自己受制于恐惧，但如果是神圣者，则他应具有绝对不畏惧的品性，而且当他有所恐惧时，只能憎恨与轻视自己的无能。另一方面，一位作家会被禁止去创作作品，因为存在于他自身的许多因素使创作变成是一种痛苦的感受。因此他的工作进行得很慢，他虚度光阴而且尽做毫无帮助的无关之事。他并不因这种悲哀而怜悯自己，反而称自己是个懒惰的无用者，或者是个对这工作缺乏真正兴趣的骗子。

最常见的，这种人常会责备自己是个虚张声势者或者是个骗子，这种自责并非全因某种实质事件而袭击自己。更常见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常为这个理由——怀疑（这并非一定会附加在任何事情上，它有时是潜伏的，有时却是潜意识得到的痛苦），而感到莫名的不适，有时他变成只知道对自责发生恐惧，这是一种唯恐被发现的恐惧。如果人们能更进一步了解他，就会发觉他是无用的。于是，他便会显示出无能的作为。人们将会知道他只会炫耀，而在“神气”的背后并无任何真才实学。接着，在更密切的接触下或在任何的测验状况下，可证实被“发现”之事仍旧是不够透彻的。然而这种自责依然无法由难过的神色中被移去，它涉及所有存在潜意识的托辞——爱情、公平、兴趣、知识或谦逊的借口。而这种特殊自责出现的频率与这些托辞在每一神经官能症患者中所出现的频率是相同的。在此，它所表现的破坏性在于它所产生的罪恶感与恐惧感，而不是因为它促成了对潜意识的借口作建设性的探索。

其他自责大多是针对做某事的动机而较少针对现存的困难。这些似乎就是良心自察的形象。而只有就前后的关联来看方能显出一个人是真的在反省自我，还是只吹毛求疵，或是两种驱动力都存在。这种步骤是最具欺骗性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动机很少是纯粹的，它们常会混合着一些并不起眼的理由。就像金子里面混杂着一些贵金属一样。然而，如果大部分是金子，我们仍旧会称它为金子。如果忠告朋友的动机只是种建设性的有帮助作用的善意，那么我们会感到满意。于是这种人就不会置身于“揭人疮疤”的队列中。他曾说：“是的，我给你忠告，也许是善意的劝告。但我并不乐意这么做，因为我有时也同样憎恨受到打扰。”或者说：“或许我忠告别人只是为了喜欢觉得比他优越，或者为了讽刺他无法将某种特别状况掌握得更好。”这种托辞都是骗人的，正因为其中真实的成分太少了。有智慧的局外人，有时也许能够驱逐这种幽灵。更聪明的人或许会答道：“以你所提过的一切方法，并给你朋友以充分的时间，以及给予他真有帮助的关心，对你而言难道这不是格外的光荣吗？”碰到遭遇自恨所害的牺牲者绝不会这样地正视这种事件。当他蒙着眼窥视自己的缺点时，他就像是为了某棵树而看不见整个森林一般。此外，纵使是牧师、朋友或是分析者以正确的眼光为他介绍事物，他可能也会不相信。他也许会很礼貌地接受明显的事实，但他心里却想着，这可能只是为了鼓励或者恢复我的勇气而说的。

像这些反应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们显示了要让神经官能症患者由自恨中释放出来是多么困难，他那判断地位的整体性错误很清晰地表现了出来。他也许知道自己过分地注意了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因素，不过他仍固守着自己的决定，理由是他的推理方法与其他正常人的前提不同。因为他所给的忠告并非绝对有用，所以所有行为在道德上而言都是令人厌恶的，因此他开始使自己堕落而拒绝别人的劝阻以免于自责，这些观察有时驳倒了精神医学专家的假定——自责只是为重建勇气或逃避责备与惩罚。当然这种假定可能发生在小孩或成人方面，对于趋向逼人的权威人士而言，事实上也许只是一种策略，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判断而且应该检查这种极欲恢复勇气的需求。将这些例子归纳起来而将自责视为只是一种战略性的目的，这都意味着一种全盘的失败——无法重视他们的破坏力。

此外，自责也许会集中于个人所无法左右的逆境上，这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最为明显，他们或许会将读到的谋杀案，或将六百英里外中西部的水灾责任都归咎于他们自己。近乎荒谬的自责是在忧郁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最显著症状。在神经官能症中，自责虽然显得较不古怪，但也许较不真实。举个例子说明，有位聪明的妈妈，有一天她的小孩与隔壁的小孩玩耍时，从邻居的阳台跌了下来，小孩受了轻微的脑震荡；这个意外对孩子是有伤害的，因此这位妈妈在此后的好几年中都以不谨慎而自责，认为那完全是她的过失，如果她在现场的话，小孩子就不会爬上栏杆，也就不会摔下来。这位妈妈承认过度保护小孩是不理智的，她当然知道就是一个过度保护小孩的妈妈也不可能长期都在看着孩子。然而她却依旧固执于自己的判决。

同样的，有位年轻的演员为了职业上的暂时失败而痛苦地责备自己。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对抗超乎他能力范围的障碍，当他与朋友讨论这种情况时，就会指出这些不利的因素，但他并没采取防卫的态度，就像为了减轻其罪恶感并且还要保护他的无知。要是朋友询问他当时怎么做时，那么他便无法固守住任何具体的事物，没有仔细观察，没有勇气的恢复，没有鼓励可用以对付他的自我反责。

这种自责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因为与此相对立的态度较多且经常发生；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罪，通常都会贪婪地攫取状况上的困难或灾祸作为实证：他已竭尽所能；简言之，他应该令人佩服，然而，整个状况或意外的不幸却将此完全破坏了。虽然这两种态度表面上看来是对立的，但其相似性却出奇的大于相异性。在这两种方式中，注意力都由主观的因素被转移到外表上，他们对于幸福与成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二者之作用在于抵挡那种因自己并非是理想的自我而产生的自责的猛攻。在已提过的例子里，其他神经官能症的因素也干扰了“要做个理想的妈妈”或“做个具有辉煌生涯的演员”等这类想法。那时这个女人满脑子充满着“做个好妈妈”的问题，而演员对于必要的交往与职业的竞争则具有某些禁忌。这两人对于这些困难都有某种程度上的了解，但却常有理由提到它们、忘掉它们或巧妙地润饰它们。就一个快乐的人走好运而言，我们并不感到稀奇。然而在我们的两个例子中——亡者都是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有力地对付着自己的缺点，另一方面却残忍、无理地为自己无法左右而发生的事自责不已，在此二者之间，存有一惊人的矛盾。只要我们不了解这些矛盾的意义，他们就不易被观察到。事实上，这些矛盾包含了一项为了解自责的动力的重要线索；他们严厉地指出病人对于自己缺点的自我反责，因此病人必定要求助于自护之法，病人可能会利用这两种方法：活泼地对待自己以及将责任推到周遭。问题在于为什么后者借这种责任的转移，在他们意识的心意中竟然还无法除去自责？答案在于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些外在的因素能够超出控制之中。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些因素不应超乎他们的控制之外。因此每一种毛病的产生都归咎于他们自己，而且也揭露了他们可耻的缺点。

虽然已提过的自责大都集中于某些具体的事情上——存在内心的困难、动机、外表等等——但其他的部分却仍旧是模糊不清的。病人或许会因为不能将自责归属于某一特定事物，而觉得罪恶萦绕于怀。在探求理由而遭失望之余，最后，他可能会认为自责也许关系到先前某些外移作用所招致的罪恶，然而，有时一种更具体的自责也会产生，而他必会相信当时他已找到可以憎恨自己的理由。譬如，让我假定他已了解自己不关心别人而且不足以照顾别人，于是他会力图改变这种态度，并且借着这种努力而除去自恨，但是，即使他真的面对自己的缺点所在，此前的这种努力——虽然对他而言是一种荣誉——也无法除去他的敌人，因为他已本末倒置。他不憎恨自己，因为他的自责有些是正确的，但他会更加控告自己，因为他还是憎恨自己。于是另一种自责又会相继产生。他没报仇，因此他是个弱者。然而，他是具有报复心的，因此他是个残暴的人。他对人是有所助益的，因此他是个仁慈的人。他对人是无所助益的，因此他是一头自私的猪……等等。

如果他将自责外移，则他会感到人人都将那种隐秘的动机归咎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上。诚如以前所提过的，对他而言，这可能真实得足以使他愤恨别人的不公正。为了维护自己，他也许会戴上坚固的面具致使他人无法由其面部表情，由其声调，或由其内心来猜测他。或者，他甚至于可能会不知道这种具体的方法，而在潜意识里感到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并且只在分析过程中，他才会了解到自己真得感到长期受人怀疑着。就像达摩克利斯国王一样，因为恐惧严重的谴责将会随时降临其身，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

我认为没有一本精神医学书籍会比卡夫卡的《审判》一书更能对这些模糊的自责，做更透彻的陈述。正如卡夫卡一般，神经官能症患者也许会将其全力倾注在为反抗不明确且不公平的裁判所作的无益而自卫的战斗中，因而在过程中变得格外无望。在此，自责是卡夫卡的真实意义的主要基础，诚如弗洛姆在他对《审判》的分析中的巧妙说明一样，主要是因为卡夫卡的生活已完全麻木，他盲目地前进，他缺乏自主性与成长力。简言之，弗洛姆认为“他缺乏精进的生活”。弗洛姆指出任何如此生活的人，必定会存有罪恶感，这有其妥善的理由：因为他现在是有罪的。他总是在寻求别人为他解决问题，而不求助于自己或是他的机智。在这种分析中具有一种深广的智慧，我也确实赞同其中所应用的观念，但我觉得它仍不完全，它未曾考虑到自责的无益性——他们只是具有责备的特性。换言之，它遗漏了一点，亦即卡氏对自己罪行的态度，在于他的转变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为何有此转变？因为他以自恨的情境来对待自己。这也是在潜意识中的，他并不觉得自己正残忍地在责备着自己，而整个过程都已被具体化（外移）了。

最后，一个人可能会为从客观上看来似乎是无害、正当甚至于良好的举动或态度而自责。他也许会将“照顾自己”看成是娇生惯养；将好吃好喝看作是贪婪，将考虑自己的愿望而不盲目地顺从别人视为顽固的自私，将接受他所需要而且可行的分析治疗视为自我放纵，将断言自己的意见视为胆大妄为。这里我们也必须询问那种内心的指使或自负已为“探求”所触犯了。只有对禁欲自傲的人才会控告自己“贪婪”；只有自谦的人才会将断言的举动视为是利己主义，但与这种自责最相关而且最重要的原因，是病人常欲与出现的真我战斗。自责大都明显地产生在分析的末期，他们是一种玷辱并阻碍趋向正常人性发展之动力的企图。

自责的邪恶（就像自恨的恶性一样）需要自卫的方法，这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病人一旦碰到困难，就马上会寻求防卫，他也许会表现出正当的义愤，也许会有迷惑的感觉或变得好争辩等等。譬如，他会指出：虽然过去自己真的是这样，但现在已改善了很多；或者指出要是他太太不那样做，困难就不会存在，或者指出要不是他父母，那么坏事必然不会发生等等。他也许会采取反击，而且时常以一种攻击的态度来批评分析者——或相反地，变得满意与逢迎。换言之，他的反应就像我们已很严厉地责备过他，因过于惊吓，而使他无法镇静地检查出责备一般。他可以根据听任自己支配的手段而盲目地攻击谴责，譬如藉着慢慢脱离谴责、藉着归罪他人、藉着承认错误、或藉着继续攻击等等。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关于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阻碍因素，但除了分析外，它也是使人们免于客观地面对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必需“避免自责”，因为它使人们无法对自我作建设性的批评，同时也因为它破坏了人们由错误中学习的可能性。

我想藉着与正常的“良心”比较，来综合这些对神经官能症的自责之评论。正常的良心会随时警惕地监视着真我的利害关系。引用艾丽丝·弗洛姆的佳句，它是“人类对自我的召唤”，它是真我对我们整个人格的适当作用或不当作用的反应。另一方面，自责起源于神经官能症的自负，它对个人无法符合自负本身的需求表示不满。他们并非为了真我，而是在于反抗真诚，且意味着欲压制真我。

因良心而产生的不舒适或懊悔是可以具有明显建设性的，因为它可对错误的特殊举动或反应，甚至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做一检查。当我们的良心拒绝如此做时，所发生的事一开始就与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不同。依着良心，我们会尝试着公正地面对所觉察到的错误行为或态度，而不任加渲染。我们试着找寻是什么应对良心负责，最后并以任何可行的方法去克服错误。相比较而言，自责会藉着宣布整个人格的不善良而产生一个责备性的判决，自责会因这种判决而告休止，但当开始积极行动而不再有这种自责时，却使自责本身成为了徒劳无益的事。大体而言，我们的良心是一种有助于人性发展的道德力量，而自责在起源上与在结果上都是非道德的，因为他们使个人逃避了严格地去检查所面临的困难，因而干扰了人性的发展。

弗洛姆用“权力主义者”的良心来与正常的良心相比较，他将前者定义为“权威内移的恐惧”。事实上，“良心”这个字的一般用法暗含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其一、为惧怕被发现与受惩罚，而对外界的构成所产生的自然的屈服；其二、可代表谴责性，另外还可意指对自我感到建设性的不满。我认为“良心”的名称应仅用于最后一项，而我也将在这种意义下使用良心这个名词。第三、自恨本身表现于自卑上。我将这种表现用做了解自信的多种方法的所有名称：自贬、自卑、自疑、自辱与自嘲。这与自责之间有个最好的区别，它往往不能肯定地说某人因自我责备或自卑、无用而自觉有罪，或因轻视自己或者感到可鄙。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只能确定地说，这些都是打垮我们自己的各种不同方式。在这两种自恨形式所产生的方式之间有一个可以认识到的区别，自卑主要是在于对抗任何为求改善或成就的奋斗，但对它的认识在程度上却有极大的差异，其中的理由我们以后就会了解。它也许隐藏在那种不易激动的正当自大的背后，然而，它也许会直接地被感觉或表现出来。譬如，一位想公开在鼻上涂粉的可爱女孩，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在说：“多么荒谬啊！一个丑小鸭，还想臭美！”另外，有个聪明人，他被一篇理学文章所迷惑了，因此他想自己也写一篇这样的文章，不过他也许会自言自语道：“你只是会欺骗笨人，凭什么你能写出论文！”即使这样，如果本人就认为那些人公开地嘲弄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通常都了解那些想法的完全意义，这就大错特错了。其他平白的谈论也许真没有恶意——也许真的是机智而幽默的。就像以前我说过的，这些更难于评价，它们也许是一种为逃避失体面的自负以求取自由的表现，但他们也可能只是潜意识里力求保全面子的诡计。更明白地说，他们也许会由屈从转成自卑，以保护自负并保全个人。

自辱的态度可轻易地被观察到，尽管它们可能会被别人赞许为“谦逊”，或者自己本身会有这样的感觉。这种人在全力照顾生病的亲人时，也许会想到：“这是我最起码所能做的事”。另外，他可能还会想到：“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令人感动”；而不相信这是对一个说谎者的赞许。医生或许会将痊愈归之于幸运或者是病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相反的，要是病人没有改善，他必定会认为是自己对病人照顾得不好。此外，虽然自卑可能不会被感觉到，但一些“对结果的恐惧”却相当明显——这是对他人而言。因此，许多见闻广博的人在讨论中并不会高谈阔论，因为他们害怕招致讽刺。无疑，这种对自己的才能与成就的否认与自辱，对于自信的发展或者恢复都是有害的。

最后，自卑还以巧妙或组合的方式表现在整个行为中。人们可能对他们的时间、他们所做的工作或者将要做的工作、他们的愿望、意见或者信念等做不充分的评估。这些人都是一样，似乎已经丧失了那种庄重地面对自己所谈、所做或所感之事的能力，要是别人能完成这些事，那么会令这些人感到惊讶。于是他们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怀疑的态度，通常会接着扩展为对世人的价值产生怀疑。更为清楚的是，自卑在卑鄙的、谄媚的或道歉的行为中更为明显。

正如其他的自恨形式一样，自骂可能会出现在梦中。有时当做梦者还是神志不清时，也会显现出来。他也许会藉着污水池或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蟑螂或大猩猩）、盗匪或可笑的小丑等象征来代表自己。他也许会梦见一幢外观堂皇而内部却肮脏如猪圈的房子、或正在修理中的倒塌房子、或与下流卑鄙的文人发生性行为时所在的房子、或某些人公开愚弄他时的房子等等。

为了对问题的剧烈性作更广泛的了解，此处我们将考虑自卑的四项结果。第一是，某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会将他们自己与接触的每个人或自己的不利情况相对比，而觉得别人比他更能感动人、更精明、更有趣、更迷人、更会穿着，别人更有年龄优势，拥有更好的地位或者更有显要的优势。然而即使这样比较，仍可打击神经官能症患者，使他变得失去平衡，但是他却不会全面地去思考，或者即使他思考了，自卑感也依旧会存在的。这种比较非但对自己不利，而且也常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一个拥有骄人成绩的成人应该和一个精通于跳舞的小女孩相比呢？或者，为什么一个对音乐不感兴趣的人要与音乐家相比，从而感到自卑呢？

这些事只有当我们想起那种各方面都要优于别人的潜意识要求时才有意义。此处需附加说明的是，神经官能症的自负也是他应该优于任何人与任何事的一种要求。于是别人任何“优异”的特长或能力必定都会成为他的阻碍，而且必定会引起自毁性的责骂。有时候这种关系却会相反：一个处于自骂心境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会利用别人“显赫”的能力而加强与支持他具责备性的自我批评。在此利用两个人的例子来说明它，就如一位极具野心与虐待狂的母亲，利用别人的好成绩或者爱清洁来使吉米感到羞惭。但这仍不足以描述由竞争中畏缩的这些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在竞争中感到畏缩不前是自卑的结果。

自卑的第二种结果是人性关系中的“易受攻击性”。自卑使得神经官能症患者对别人的批评与拒绝产生过敏。在毫不被激怒或者仅有些微激怒的状况下，他感到别人轻视他、严重地攻击他，同伴并不喜欢他，或者真的是在藐视他。于是自卑更加深了他的不稳定感，因此使他更加怀疑别人对他的态度。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不可能相信那些完全了解他缺点的人会以善意的或者欢喜的心情来接受他。

他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更是猛烈，而且坚决地怀疑别人是在明显地轻视他，且这种猜疑将存于他的心中，尽管他并不会有意识地察觉出任何自卑的迹象。盲目地假设别人轻视他以及相对地或完全地觉察到自卑，这两项因素指出了大部分的自卑都已被具体化。这也许会导致他与人相处关系上的微妙毒害。他也许会变得无法接受别人“面对价值”的积极情感。在他的心目中，恭维是意味着讽刺的评论；同情则是屈尊的怜悯，某些人之所以想要了解他，是因为人们在渴望他的某些东西。别人表示喜欢他——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不十分了解他，因为人们本身是无用的或者是“有神经病的”，或因为他已经能够对别人有所助益的缘故。同样，事实上毫无敌意的事件可能被当作以往自卑的证据。偶然在街上或戏院内见到的熟人向他问好，没接受他的邀请，或者没立刻回答他——这都可以说是轻微的屈辱。某人对他开了个善意的玩笑——这却会是明显地在屈辱他。对于他的建议或行动所作的反对或批评，非但不会成为具体的真诚批评，反而会成为轻视他的证据。

诚如我们的分析所见，人本身既不知道他以这种方式与别人相处，也不知道其间所包含的扭曲现象。在后面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将别人对待他的态度视为理所当然，“事情果真是这样”，并且他会以存在的“实况”而自傲。在分析关系时，我们可以在某一范围内，观察到病人认为别人轻视他是事实。在经过一连串的分析后，病人会和善地对待分析者，并且会毫无掩饰地有理由提出：分析者看轻他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他觉得没必要提出来或者更进一步去想它。

所有这些与人性关系有关的知觉扭曲都是可理解的，因为别人的态度确实是极易遭到许多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当它遭受到不相关的破坏，而他又觉得他所“外移”了的自卑确实是真实无误的时候，更易形成对别人发生扭曲的看法。这种转移责任的自卫性质是很明显的，然而在生活中如果与经常清醒而尖刻的自卑相伴，他可能会无法忍受。由此观之，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潜意识里极有兴趣将他人视为罪犯。虽然感到被轻视或被拒绝对他而言是痛苦的（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但是却比要面对自尊更不觉得痛苦。须知他人既无法伤害自尊也无法建立自尊，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门长久而困难的学习课程。

因自卑所引起的“易受攻击”性，常与因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负相伴而产生。往往很难说一个人是因为自负受损，还是因为他的自卑的“外移作用”，而感到被屈辱。他们是如此的难以断然分开，因此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来解决这种反应。当然，在某一特定时候，二者间必有一种较易观察到或较易得知的。如果一个人对于“巡视”给以报复性的自大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自尊受损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要是由于同样的激怒，但他却转变为卑屈而试图逢迎他人，那么自卑会是较为突出的理由。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相反方面也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现象，这是应该谨记于心的。

第三，受自卑支配的人，通常会从别人那儿学到过多的恶习。他甚至不了解那种恶名昭彰的恶习是屈辱还是剥削。即使愤愤不平的朋友引起了他对此的注意，那也是有减低犯罪者罪行或认为犯罪者行为是正当的倾向。当然，这只发生在某些情况下，譬如病态的依赖性，而且是种错综的“内在情愫群”的表现结果。但产生这种恶习的因素，主要还是因为病人“怀疑自己不应受到任何更好的对待”，而引发的“不能自愈”所产生的。譬如，有个女人，她的丈夫以跟其他女人谈情说爱为炫耀；对此她也许无法诉苦，甚至于无法表现出明显的愤恨，因为她可能会觉得这是因为自己不可爱的缘故，且会认为其他女人比她更迷人。

最后要提到的一项结果，是需要利用关心、敬重、赞赏、崇拜或喜爱他人以减轻或平衡自卑。这些关心的探求是强迫性的，因为这些强迫性的需要并非在自卑的掌握中。它也是由胜利的需求所决定的，也许近于一种全消耗性的生活目标。结果对自我的评价完全视他人而定，随他人对待我的态度而有所增减。

如果沿着广阔的理论线索思考，像这些观察便可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为什么神经官能症患者如此固执地依附于自我荣誉化的形象。他必须维持这个形象，因为他觉得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否则他就会死于自卑的恐怖中。在自负与自卑间产生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其中一项总是会更加强了另一项。这只能改变到让他对自己的实况感兴趣的程度为止，但是自卑却使他难于发现自我；只要自我的堕落形象对他而言依旧是真实的话，那么他的自我就会显得卑劣。

神经官能症患者究竟是确切地轻视自己的哪一方面呢？有时是每件事：人类的缺陷；他身体的外观与功能；他的领悟力——推理、记忆、比较的思考、计划、特殊的技艺或天赋——包括任何由个人行为到公众表演的活力。然而轻视倾向的普遍性则多寡不一，它通常较明显地集中于某些区域，这是依据解决神经官能症的某种能力或态度所具有的重要性而决定的。譬如富攻击性的报复型，将深深地轻视自己所有有关他自认为是“懦弱”的事，这包含了他待人的积极态度和情感，报复的失败，任何顺从（包括合理的屈从），无法操纵自己和别人。就本书的体系而言，是无法对各种可能做详细的讨论的，而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研究问题的原理是永远相同的。为了说明，我只想讨论两种常见的自卑表现——都是有关于吸引力与智慧的。

关于容貌与仪表，我们可以发现其范围之大可从吸引人到令人生厌。当初在一个比普通人更迷人的女性身上发觉到这种倾向，真是有点诧异，然而我不能忘记在此做一说明：并非客观的事实或别人的意见，而是那个女人在理想形象与她真实自我之间所感受到的矛盾。因此，即使对一般的称赞而言，她可能是个美人，但并非是个绝对的美人——过去及未来都绝不可能如此。因此她可能会注意到自己的不完美——身上有疤痕，手腕不够细长，或头发不够蜷曲——因而在这方面贬低了自己，有时候会憎恨地揽镜自照。或者很容易产生唯恐别人厌恶自己的恐惧，譬如在看电影时怕坐在她身边的人会因此而更换了座位。

依据其他人格的因素，对仪表轻视的态度可能会导致过度用力于抵消强烈的自骂或“不在乎”的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她必定挥霍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思想在头发、裙子、肤色、帽子上等。如果轻视是针对某些特别方面，如鼻子、乳房或是身体过于肥胖，那么也许会导致她剧烈的“治疗法”，像采用手术去减肥。在第二种情况下，自负干扰她对皮肤、姿态或穿着做合理的评价。那女人可能会确信她真的是丑恶，或可厌的，因此任何为求改善容貌的企图对她而言似乎都是荒谬的。

就“容貌”的这种自责而言，若个人能了解它也是由更深远的来源所酿成的，就会觉得实际要比想象来得更强烈。“我吸引人吗？”这个问题与另一问题“我可爱吗？”是不能截然划分的。这里我们牵涉到了人类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我们暂不详谈，因为“可爱”的问题在另一章节里来讨论将更为适合。这两个问题在很多方面都相互连接，但它们并不相同。一个意思为：我的仪表足够美丽，并且能吸引别人的爱吗？而另一个意思是：我具有使自己变得可爱的特质吗？虽然第一个问题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但是第二个问题却涉及我们生存的中心，而且与获得爱情生活的幸福有关。而可爱的特质则与人格有关，只要神经官能症患者远离他自己，那么他的人格必然会模糊，使他不再对此感兴趣。而且，虽然吸引力的不完美对于所有实际的意向并不重要，但是“可爱”在所有的神经官能症中却确切地被损伤了。很奇怪，有关第一项分析者所听到的较多，而有关第二项的则甚少。许多发生于神经官能症中的“转移作用”，不是从本质到周遭吗？从与完成自我有关的事到显赫的外表吗？这种过程不也是与探求魅力相一致吗？在具有或发展可爱的特质上是不具魅力这一项的，但是只有适当的风度与合适的衣衫才会具有魅力。就此而论，所有仪表的问题具有过分的意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自贬”之所以会集中于这些问题上，是可以理解的。

有关对智慧的自贬，愚钝感觉的结果，相当于在理性万能中的自负一样，它要看，就此点而言是自卑还是自负居于吸引人的地位而决定的。事实上，在大部分的神经官能症中，有许多阻碍是构成对领悟力不满的真正理由。怕攻击可能会阻碍评论性的思考；勉强束缚自己可能难于获得意见。为显示自己是全能的，这种强迫性的需求可能会干扰学习的能力，遮蔽个人问题的倾向，也可能困惑思考的清晰，正如人们使自己看不见他们内心的冲突一样，他们也许会忘却其他种类的矛盾。他们也许会适度迷惑于已得到的荣誉，而对他们目前的工作感到乏味。

记得有一阵子，我以为真实的困难能完全说明这种愚钝感，而且希望所提及之事能对愚钝感有所助益，譬如我提醒病人：“你的智力是完全正常的，但你的兴趣、你的勇气、你的工作能力又如何呢？”当然，这些因素是值得研究的，但病人却对在生活方面自由使用智慧不感兴趣，而他所感兴趣的在于“大脑”的绝对智慧。当时我不了解自贬过程的力量，有时这种力量占很大比例。甚至于已获得真正智慧成就的人们，还是喜欢强调他们自己是愚钝的，不承认他们的远大抱负，因为在任何代价下，他都必须避免那种被嘲笑的危险。而在十分失望之余，他们会放弃一切矛盾的证据或证明，而接受这种判决。

自贬的过程，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阻碍了对任何兴趣的主动探求，其效应在活动之前、当时或之后都会显现出来。一个屈从于自卑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也许会感到十分沮丧，因而无法用外语讲话或对公众演说。或是他在从事某些活动中，一旦碰到困难就随即放弃了，或者他在公演前或公演时会感到恐慌（怯场）。此外就像关于“易受攻击”一样，自负与自卑都会产生这些禁忌与恐惧。总之，他们是左右为难的结果，一方面需要大加称赞，而另一方面却主动地自我侮辱与自我攻击。

当不顾所有这些困难而完成或做好一件工作时，自卑都不曾终止过。“任何人同样可以做好与这件工作相同的事”，譬如在钢琴演奏时有一章节弹得不尽完美，他曾自忖道：“虽然这次侥幸过关了，但下次必定会失败的。”在另一方面，失败唤起了自卑的全部力量，而阻碍了其实际意义。

在我们讨论自恨的第四种表现——自摧之前，我们必须先藉着分别与其看来相似或具有相同效应的现象，而将这个题目缩短到某一适当的范围内。首先我们必须区别自拟与正常的自律之不同何在；一个健全的人会放弃某些活动或满足，但他这样做只因为对他而言有更重要的目标存在，所以他需要探求价值阶层中那些更高的部分。因此年轻的夫妻可能会剥夺他们自己的享乐，因为他们更需要节省家用。一位专心于工作的学者或艺术家可能会限制自己的社交生活，因为宁静与专心对他而言具有较大的价值。这些戒律必以时间、精力与金钱上缺乏的认识为先决条件（在神经官能症中，则缺乏这种认识）。同时也必须先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愿望何在，而且具有舍弃不重要之事而探求重要者的能力。这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而言是颇为困难的，因为他的“愿望”大都是强迫性的需要，而且每个愿望的性质都是同样重要的，因此没有一种愿望可被舍弃。在分析治疗中，正常的自律通常是一种被接近的目标而非真实。如果从经验中我仍不了解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懂自动的自制与挫折间的差异，我现在根本就不会提到这一点。

我们也必须考虑，在某种程度上，神经官能症患者事实上是个遭受摧残的人，虽然他自己并不觉得。他的强迫性驱动力、他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假解决以及疏离自我，都阻止他去了解自己所具有的潜能。此外，他经常会感到被摧残，因为他为求“无限权力”的需要依旧无法达成。

然而这些挫折——真实的或想象的——都不是因自摧的意向而导致的。譬如，为求爱好与赞成的需要，事实上造成了对真我或真我情感的挫折。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产生这种需要，（姑且不管他的基本焦虑）是因为他必须应付他人。自我剥夺虽然残忍，但必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过程的不幸副产物。就自恨而论，这里吸引我们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讨论过由自恨的表现所引发的积极的自我挫折。“应该”的暴行实际应是“自由选择”的一种挫折，而自责与自卑则是自尊的挫折，此外，还有其他这种自恨的主动自摧特性表现得更为清楚的事，那就是享乐方面的禁忌与希望、渴望的压制。

享乐方面的禁忌，破坏我们渴求兴趣或做符合我们真正兴趣的事以求充实我们生活的这种率直性；一般情况下，病人愈了解自己，就会愈确切地体验到这些内心的禁忌。他想去旅行，但心底却呐喊着：“你不应该去旅行的。”或者，另一种情况：“你无权休息，无权看电影，无权买衣服。”又或者，是一种更普通的意义：“好事并非全为你而准备的。”他想自己去分析曾经怀疑为是不合理的那种暴躁，但却感到“宛若用铁手去关重门似的。”他厌倦而终止了明知对他有益的分析工作。有时在这方面，他会产生一些内心的对话，在他做好当天的工作后，他累了而想休息，于是内心又会呐喊着：“你真懒。”“……不，我真的很累。”“喔，不，那纯粹是一种自我放纵，这样，你将会处处一无所获。”在如此往返的对话后，他可能会带着犯罪感去休息，也可能会强迫自己继续工作——但这两种方式都无利益可言。

当一个人追求享受时，他如何去打消自己的意志呢？通常这会呈现在梦中。譬如，有个女人梦见自己置身于充满果实的园子里，只要当她想摘取其中一个或者已经摘到一个果实时，很快地就会有人从她手中抢走。或者，失望中的做梦者，力图打开一扇重门，但却打不开，或是他赶着去搭火车，但火车恰好开走。他想吻一位女孩，但女孩却消失了，同时他还听见了一阵嘲弄的笑声。

享受上的禁忌可能隐藏于社会意识中：“只要其他人还在贫民窟，我就不该住华丽的公寓……只要有些人仍遭受着饥饿，我就不该挥霍食物……”当然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必须省察这些反对是否起于真正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或者是否只是禁制一种享受的屏障物。通常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澄清这个问题而揭露出那一份虚假的荧光：一个人自己不花钱却可以真实地将包裹寄到欧洲，有这种可能吗？

我们也可从“既成的抑制”而推论出这些禁忌的存在。譬如，某类人只能够与他人共享事物，的确，就许多人而言，分享喜悦是种双重的享受。但他们却强迫主张别人应该与他们一道听唱片，不管别人是否喜欢那些唱片，同时他们也无法单独地享受任何事物。其他人可能过分吝啬于自己的开支，而使自己无法对它做任何更多的合理思索。这在下面的情况中更为显著：他们同时将力量过度耗费在那些能增加他们威望的事情上，像以明显的方式施舍，举办舞会或购买对他们毫无意义的古董。他们的行为宛若被某种法律所牵扯住了——只许他们做荣誉的奴隶而禁止任何“只”能增加他们舒适或幸福的事情。

像其他任何禁忌一样，足以挫伤他们的障碍是焦虑或其相等物，一位病人不肯喝下人家为她准备的咖啡（美好早餐的一部分），当我大声地赞赏这是一种良好表现时，她全然被惊吓住了，因为她以为我会为她这种“自私”的行为而责备她。再如，搬到更好的公寓，虽然在各方面都很舒适，但是却可能引起她极端的恐惧。享受宴会，可能会招来恐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内心可能会呐喊着：“你将要为此付出代价。”一位买了一些新家具的病人，仿佛听到自己自言自语道：“你将无法活着去享受这些。”就这种病人的特殊情况而言，这意味着她对癌症的恐惧正在此时偶然地抨击了她的心坎。

希望的压制在分析中可清晰地被观察到。“决不”这样的字眼，具有无法克服的“结局”的意义，而且它会继续再发。虽有实际的改善，但总会有声音对他说：“你绝对没有办法克服你的依赖性或恐慌，你将永远不自由。”对此，病人将会表现出恐惧，而狂乱地要求治愈他或帮助他等等一而再的保证。即使病人有时不得不承认情况已有所改善，但他也会说道：“是的，分析已如此帮助了我，但却无法更进一步帮助我，因此它究竟有何益处呢？”“当希望的粉碎是如此剧烈时，毁灭的感觉将会由此而生。”各位或许会记得但丁的地狱吧，在入口处刻有：“所有进入此地的人，抛弃你们的希望吧！”对已有明显改善的人来说，反应通常“都是这样”，因此是早在预料中的。有位病人感到情形较好了，已经能够忘却恐惧，已经知道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可以指示他逃离恐慌的途径——但后来却又恢复了原状，而且显得相当气馁与抑郁。另一位病人，已经放弃了生活的重心，每次当他想起自己实有的优点时，总会发生恐慌而面临自杀的边缘。如果自我落败的这种潜意识意向被深刻地确立后，病人就会拒绝任何带有讽刺意味的再保证。在某些例子里，我们可以探寻出导致再发的过程。当病人已经知道某种态度是良好的时——如放弃不合理的要求——他就会觉得自己改变了，而且在他的想象里，他登上了绝对自由的高峰。然后，他会因无法如此做而憎恨自己，他告诉自己说：“你一无所用，也绝无法达到任何目的。”

最后一项且是最隐伏的自我摧残，是对任何希望的禁忌——不只是对狂大的幻想，而且对于想利用自己的机智，从而成为更强壮更优秀的人选的各种奋斗的禁忌亦然。此处自我摧残与自卑间的界线特别模糊。你想做、想唱、想结婚吗？你将会一无所成的。

这些因素可在一个男人的成功历史过程中得到展示，这个人后来变得颇为精进而有所成就。大约是在他转换工作的前一年——外在的因素仍然毫无改变——他与一位年纪较大的女人交谈，她问他在有生之年到底想做些什么，以及他渴求或期望完成什么。结果，他虽有智慧、有思想，人又勤勉，但对于未来却未曾仔细考虑过。他所回答的是：“喔，我相信我将永远为生活而奔波。”虽然他已被认为是有前途的人，但是成就重要事情的建议全然地被抹煞了。由于外在的刺激以及自我分析的帮助，他变得更为精进，但他在对自我所做研究上的发现，都不晓得其意义何在，甚至于他不觉得自己有任何成就，因此无法增加自信。他可能会忘却自己的发现，其后再意外地重新发现他们。最后，当他为了工作上曾留有的禁忌而开始做自我分析时，那些关于自己所希求的事物、渴求的东西、或了解自己的特殊禀赋等等禁忌，却依旧难以克服。显然地，他所具备的禀赋与驱使他探求成就的壮志过于强烈而无法完全被阻止，因此虽然他做完了某件事（即使是在痛苦下完成的），但他仍必须避免了解这个事实，而且无法拥有它、享受它。就其他人而言，结果同样是很不顺利的，他们退却，而不敢冒险去尝试新事物，对生命无所期望，过于降低他们的目标，因此他们生活在低于其能力与心灵的工具之下。

像自恨的其他方式一样，自我挫折可在“外移作用”中表现出来。一个人常抱怨要不是他的太太、他的老板，要不是没有钱、气候不好或政治影响等因素，他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不用说，我们也不应该趋向另一极端而认为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不相干。的确，他们也许会影响我们的幸福。但在我们对他们的评价中，我们应该细察其影响有多大，内心所拥起的思虑有多少转向他们，常常一个人会因对自己较为友善而感到宁静与满足，而不顾外在的困难尚未解决。

自我折磨就另一方面而言，是自恨的必然产物。不管神经官能症患者试图鞭策自己探求无法获得的完美，或激烈地谴责自己，或轻视、摧残自己，他都真切地折磨了自己。使自我折磨在自恨的表现中成为分立的另一类，包含了使自己受苦的意向。当然对于每种神经官能症的痛苦病例，我们必须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譬如，要考虑自我怀疑，它们可能产生于内在的冲突，而且表现在无目的与无结论的对话中，这种对话是病人用以保护自己和对抗自己的自责行为；它们也可能是自恨的表现，而针对他所置身其中的不定处境中。事实上，它们可以是最痛苦的，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或者甚至于比他还差——人们可被“自我怀疑”所吞噬。无疑，虽然我们必须分析之所以发生此类情况的一切理由，但它们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个对自我折磨的潜意识意向？

另一种与此相同的特性是拖延。据我们所知，许多因素都会造成某种决定或行动上的迟延，如一般的惰性或无能力作主等都是。拖延者知道自己所拖延的事情通常是会越积越多的，而将极多的痛苦加诸于自己身上，在此我们偶尔会匆匆一瞥地忽略了一些不确定的问题。当他因拖延而不会导致不悦或祸害的地步时，他将会满怀喜悦地告诉自己：“它给你权利。”但这仍然并非意味着，他因被驱使去折磨自己而致有所拖延，而是代表一种“幸灾乐祸”，这是对使自己蒙受到痛苦的一种报复性满足。虽然至今本人仍无法从中发现主动折磨自己的迹象，但却可以看出那种因眼看别人局促不安与痛苦所表露出的喜悦表情。

要不是有其他观察足以显示主动自我折磨的驱动力作为辅证，那么本人所谈的这一些都将无法成为定论。在某些自我吝啬的方式中，譬如病人发觉他的琐碎节约，不只是一种“抑制”，而且特别能满足自我的要求，有时几乎已近于是一种爱好。于是有某些患有忧郁症嗜好的病人，不只具有忠实于神的恐惧，而且还用相当残忍的方式来打击他们自己，于是对他们的感觉而言，轻微的咽喉炎变成了结核症、胃不舒服变成了胃癌，肌肉疼痛变成了脊髓灰质炎，颈痛变成了脑瘤，焦虑变成了精神狂乱，这种病人经历了她所谓的“中毒过程”，在初现轻微的不安与失眠时，她会告诉自己现在她又进入了另一种新的恐慌循环中，于是以后每天晚上这种症状都会变得日趋严重而致无法忍受。可将这种最初的恐惧与雪球相比，就像她继续不断地将雪球堆成大雪堆，最后因崩陷而掩埋了自己一样。在她那时所写的诗里，说道：“甜蜜的自我折磨是我满心的喜悦。”在这些患有忧郁症的病人中，一项导致自我折磨的因素可被分离出来，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拥有绝对的健康、宁静与勇敢，任何些微与此相反的病状，都会使他们转为残忍地攻击自己。

此外，当我们分析一个病人的虐待幻想或冲动时，我们会发觉这些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虐待狂冲动所引起的。有时某些病人会有折磨他人的冲动或幻想，其对象大多数是小孩或无助的人。例如，有个驼背的仆人名叫安妮，她与一个病人一同住在公寓中。病人一方面因强烈的冲动，一方面则因感到被这些冲动所困扰而烦躁，安妮相当友好地对待他并且未曾伤害过病人的情感。病人在虐待幻想发生前，已常常对安妮的身体畸形感到厌恶与同情，而他认出这两种情感皆因将那女孩看成是他自己所产生的。他的身体强壮而且健康，但当他遭到精神纠缠变得无助或充满歧视时，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形同跛子一般。当他第一次注意到安妮正在卖力工作，认认真真地擦洗地板时，他就开始产生那种虐待的冲动与幻想。虽然安妮天天都是这么辛勤地工作，但他却只有在意识到自己的自谦倾向以及自负在耳际隆隆作响时，他才会观察而感觉到安妮的努力。

因此，折磨她的这种强迫性欲望被解释为：其实是一种为折磨自己的冲动的积极具体化（外移），这使他产生一种凌驾弱者的震颤感觉。于是这种积极的欲望减弱而变为虐待性的幻想，同时当他的自谦倾向以及对这种倾向的厌恶感变得更为显著时，这些幻想也就因之而消失了。

我不相信一切虐待性的冲动——或行为——都只是源于自恨而产生的。“自我折磨”驱动力的“外移”现象很可能是促成这种情形的因素，无论如何，这种关系常常会引起我们去注意它的可能性。

在其他病人中，对痛苦的恐惧有时虽毫无外在的激发原因，但同样也会发生，有时当自恨增加时，他们也会发生面对自我折磨驱动力的被外移表现出恐惧的反应。

最后，还可由此发现被虐狂和性行为及幻想。让我们看看那种自以为是堕落并且残酷地折磨自己的手淫幻想：手淫常会伴有猛抓或用手掌拍打自己、拔头发、穿紧绷的鞋子走路、装成痛苦及扭曲的姿势等等行为出现；而这种人在进行性行为时，他必会先受叱责、鞭打、绑着或强迫他做低贱的或令人厌恶的工作，方会达到性的满足。这些实例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我相信至少我们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种类——一种病人折磨自己且由此取得报复性的快乐，另一种则是病人被认为是堕落的自我，而只能循此途径以获得性满足（理由以后将会讨论）。然而，有理由相信这种区别只对有意识的经验而言才是正确的——事实上病人常是折磨者也是被折磨者，他既可从被堕落之中、又可从堕落自己的行为中获取满足。

自恨最后必会导致纯粹或直接的“自毁冲动或行为”的极端。这些也许是急性的或是慢性的、公开且激烈的或是隐藏的、缓慢而苦恼的、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表现于行为中或只在想象中实现，他们可能是有关小的或大的问题，最后的目标则在于身体上、精神上与心灵上的自毁。当我们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后，那么自杀并非是难解之谜。我们可用很多方法毁灭生活中所必要的事物；自杀简直是自毁的最极端且最终极的表现。

针对身体的自毁是最易观察到的，这种行为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实际的伤害，且大都是局限于精神病患者而已。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我们可发现轻微的自毁举动，这些举动大部分表现于“坏习惯”中——如咬指甲、抓、拔头发等等，但有时却与精神病患者相反，突发性的严厉伤害冲动可能只停留在想象中，而且似乎只发生在那些生活于想象中的人身上，这些人轻蔑现实（当然也轻视他们自己的一切实况）。这些冲动通常出现在瞬息的意识之后，整个过程有如闪电般地快速进行，因此我们只能由分析中了解过程进展的顺序与结果，他们会突然敏锐地发觉到某些缺点后（爆发性而且迅即消逝地），随即产生一种伤害双眼、刺伤喉咙或用刀刺伤胃或将肠子切成碎片的强烈冲动。这种典型的人有时也会有自杀的冲动，譬如从阳台或悬崖跳下的冲动。这些冲动似乎也是突发性的，因为可能很快地便会消失，所以几乎没有实现的机会。另一方面，由高处往下跳的冲动可能是突发而强烈的，而使人必须紧抓住某些物体以免下跳，否则这种冲动可能会导致实际自杀的企图。尽管如此，这种人并没有断然一死了之的真正意念。相反的，他想由第廿层楼跳下，然后拾起自己回家里去。这种企图是否会成功，通常依其他的附带因素而定。假设我也是个不正常的人，那么一定没有人会比他自己还更惊讶地发现，事实上他已真的死了。

对于许多更严重的自杀企图，我们必须很快地联想到深陷的“自我脱离”现象。然而，通常那种“并非真正想死”的态度，在自杀的冲动或失败的企图中所表现的，会比一般有计划的或真正有企图的还更具特征。当然总有很多理由导致这些行为，自毁的倾向是这些理由中最常见的一项。

自毁的冲动也可能是潜意识的，它可能以鲁莽地驾驶、游泳、攀高、或不顾身体之无力仍横冲直撞而表现出来。我们已晓得病人本身，并不觉得这些举动是鲁莽的，因为他具有“不可被侵犯”的要求（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在很多例子中，这都是一项主要的因素。然而，我们总得了解还有其他可能性会产生自毁的驱动力，特别是当“将实际危险置若罔闻”的心理占了激烈的程度时。

最后我们还可发现，有些人潜意识地、但却有计划地藉着狂饮或用药物来损害自己的健康，尽管也有其他因素——如定期需要麻醉剂——加入了作用。在巴尔扎克所作的斯特芬·茨伟克的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才的悲剧，他被“悲惨地渴求魅力”所驱使，而用过度工作、不重视睡眠与纵饮咖啡来损害自己的健康。的确，巴尔扎克对魅力的需求使他负债累累，因此，他的过度工作都是因错误的生活方法所导致。但我们必须证实，在这一例子里，自毁的驱动力是否也加入了作用，从而导致了最后的早逝这个问题。

如同前例，在其他的例子里，身体的损伤偶尔会发生。我们都知道在“恶劣的情绪”下，我们更可能杀伤自己，走错阶梯而摔下，或捏痛自己的手指，但是如果当我们过马路时不注意车辆，或驾车时不注意交通规则等，就会造成伤亡。

最后，自毁在官能疾病中的附带作用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目前我们对于身心之间的关系已了解得更多了，因此我们便很难完全正确地将自毁倾向的特殊角色孤立起来。当然每一位好医师都会知道，在严重的疾病中，病人对于康复、活着或死去的“愿望”是极其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就某些方面而言，精神力量的效用可由很多因素所决定。日前我们只能断言：不管是在康复期、病发期或疾病恶化期，都需慎重地考虑身体与灵魂是一体的，以及自毁可能会产生的附带作用。

针对生活方面的某些价值所做的自毁，可能会造成不幸的灾祸（或意外）。在《黑达·加伯乐》一书中，艾伯特·那柏格遗失了先前的原稿就是一例。易卜生在对艾伯特·那柏格的描述中指出了破坏的反应与行为的高潮。最先，在他稍微怀疑其忠实朋友爱维斯泰德特太太后，他试着藉狂饮以破坏他们的关系。但当醉酒时，他遗失了原稿，后来遂在妓院里自杀了。就较轻微的一面之词而言，这些情况也可能使人在测验中造成遗忘，或对于重要的会面迟到或者酗酒买醉。

精神价值的破坏，经常由其反复性袭击我们。一个人正当即将成功之际，却放弃了探求，我们姑且认为那种探求并非他“真正”想要的。但是当同样的过程三次、四次或五次地重复发生时，我们就必须找寻更深的决定因素。自毁常是这些因素中较为显著的，虽然它比其他因素更为隐匿。他对它根本全然不知，他一味地想要破坏每一个机会。这也可引用在另一工作或另一亲戚关系濒于绝境之后，他失却或放弃了工作抑或某种关系。在后二者的情况中，他似乎总像个“无辜”的牺牲者或是个对别人而言是愚笨的忘恩者。事实上他所做的，是经由长期对于人际关系的过分操心，而导致他十分恐惧感的结果。简言之，他常会将老板或朋友弄到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地步。

当我们看到他在分析关系中的表现后，我们就可了解这种重复的事件。他可能会很有礼貌地表现出合作行为，他可能常企图带给分析者各种好处（这是分析者所不想要的），不过，简言之，他的攻击行为相当的激动，因此分析者对那些转而抵抗自己病情的人自会感到同情。病人已真的在试图使别人成为其自我破坏意向的刽子手。

主动的自毁倾向，究竟会逐渐将个人人格的完整性与真实的情感破坏到何种程度呢？就粗鄙或精巧的方式而言，一个人的完整性多少都会遭损伤，结果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展。脱离自我、不可避免的潜意识借口、未予解决的冲突所造成的潜意识妥协以及自卑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品格的削弱，也就是会降低真诚待己的能力⁽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人是否会沉默但却主动地与其德性的堕落妥协？某些观察会促使我们肯定地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急性的或慢性的士气消沉或道德败坏现象。譬如，一个忽视外表的人，会让自己变得草率不整洁或者过于肥胖；他纵情畅饮而缺少睡眠；他不注意身体——譬如不找牙科医师。他吃得很多或很少，但却不去散步，他忽视工作以及他最感兴趣的事，且变得十分怠慢懒惰。他可能会变得一团糟，至少他会比较喜欢与一些肤浅的人或坏同伴交往。他会变得不可信任，他会打他的太太与小孩，开始撒谎或偷窃，这种过程变化在酗酒者中最为显著，就像《失去的周末》一书中所描述的一样。但他们同样可以非常隐匿或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明显的情况下，甚至于一个未经训练的观察者也会发觉这些人在努力“粉碎他们自己”。在分析中，我们知道这种描述并不适当。这些情况只有当人们被自卑与无望所压倒了，而致使他们的建设力无法再压制自毁性驱动力的撞击时才会发生，这种自毁性的驱动力具有自由无碍的支配力，而表现在积极地使自己志气消沉（或道德败坏）的潜意识决定中。在其所表现出的形式中，会具有主动且有计划地使士气低落的意向，乔治·奥威尔对此情形已描述过了，每个有经验的分析家从他的描述中都会了解神经官能症患者究竟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梦也表示了他可能主动地将自己抛入阴沟里。

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这种内在过程的反应分别不同，可能是高兴，可能是自怜，可能是惊骇。这些反应在他意识的心目中，通常与自我消沉的过程不相连贯。

自怜的反应，在一个做了下列这种梦后的病人里显得特别强烈。这位病人过去都是浑浑噩噩的在过活，她已变得怀疑人生的价值而将理想置之不理。虽然在她做梦时，会很勤奋地工作，但她还无法要求自己做出任何有建设性的事。她梦见有位女人（她代表每件良好与可爱的事物）即将进入教团，但却被告说她犯法。她被责难而且置身于众人的侮辱中，虽然梦者确信她是无罪的，但她确实地参加在众人的行列里。另一方面，她企图恳求牧师帮忙，虽然这位牧师亦表示了同情，但对被告却爱莫能助。后来被告在农场里不只是极其贫乏，而且显得迟钝与愚笨。梦者依旧在梦中，她心如刀割地怜悯着这位受害者，而且在醒来后哭了好几个钟头。详情在此姑且不提，梦者此刻会对她自己说道：在我身上亦有某些美好或可爱之处；由于我的自责与自毁，我可能真的会破坏了我的人格，我用以反对这些驱动力的方法最后必定会无效的，虽然我想自救，但也要避免实际的争战，因此在某些方面，我不得不同我的自毁驱动力妥协。

在梦中我们会更接近自己的真实情况。这个特殊的梦似乎是来源颇深的，而且也提出了对于梦者个人自毁的危险性之深广见识。在这种情况下，自怜的反应，就与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就当时而言都是非建设性的：它并没改变她去做有益于她的事情。只当无望与自卑的强度减轻时，非建设性的自怜会转变为建设性的“同情自我”，而且这对于任何在自恨掌握下的人而言，是深具意义的前进推力，它会引发真我的感觉，并兴起“拯救内心痛苦”的愿望。

对败坏过程所表现的反应也可以是全然的恐惧。当我们考虑自毁所无法克服的危险性时，或者只要个人仍继续感觉到他是这些残忍力量的无助牺牲者时，都会表现出这种反应。在梦与联想里，这些残忍的力量可在很多简明的象征里显现出来，譬如杀人的疯子、巨兽、白鲸或魔鬼等等。这些恐惧是许多至今仍无法解释的恐惧之核心，譬如，莫名的恐惧以及对大海危险深度的恐惧，对魔鬼的恐惧，对神秘事物的恐惧，或对任何体内所进行的破坏性之恐惧，如中毒、寄生虫、癌症。它是许多病人对于潜意识的与神秘的事物感到恐惧的一部分，它可能是那种并无明显理由的恐慌之中心，如果这些恐惧长久存在，则任何人将不可能与这种恐惧共存，他必须找寻方法以抵挡他们。这些方法有些已提过，尚未提到的在以后各章中将会讨论到。

在讨论完自恨及其破坏力后，我们必定会发觉这其中存有太大的悲剧，也许是人心的最大悲剧。人类追求无限与绝对，但也同时在毁灭自己。在他与答应给他荣誉的魔鬼达成协定时，他就已注定要堕入自己内心的牢狱中。

【注释】

(1)请参考《我们时代的心理性疾病性格》一书，我在其中提到了“惦记”这个术语。这个术语是表示对于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但却不自知的事件而言，仿佛觉得他们仍旧还在脑中或骨子里似的。

(2)参见弗兰兹·亚历山大所著《整体人格的精神分析》一书，作者是美国第一位对“身心疾病”做系统性研究的人。

(3)请参考美国心理分析学塞卡尔·梅宁哲所著的《反抗自我的人》一书。

(4)请参考卡伦·荷妮所著《我们的内在冲突》一书，第十章“人格的惩罚”。

6　脱离自我

神经官能症患者易于忽视与他个人自负背道而驰的情感，而过分强调那些足以增加自负的情感。如果在他的自大中，认为高高地凌驾于别人之上，那么他就不允许自己去羡慕别人，他那潜在禁欲主义内的自负将会覆盖快乐的情感。

为了实现理想的自我，神经官能症患者不自觉地产生了强迫性的要求与需要。在这种强迫性驱动力的驱使下，他们更深地陷入了幻想的国度，为了逃避那种理想的自我与真我间的冲突，于是他不得不舍弃真我，从而丧失了生命的自发力……。

本书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真我的重要性，真我是我们自己活命的、唯一的、人格的中枢；是唯一“能够”而且“想要”成长的部分。我们发觉到不幸的环境从一开始就阻碍了人性的顺利发展，而后就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霸占了个人精力并且导致自负系统形成的力量上。这种自负系统是自主而不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它具有残暴与破坏性的力量。

稍后，本书会将注意力由真我转到理想化的自我及其发展方面，这正与神经官能症患者由关心某一件事物而转到另一件事物的现象相符。但不像神经官能症患者那样，我们现在依旧对真诚的重要性持有清澈的洞察力，因此我们仍要将注意力转回到真我上，同时用比以往更有系统的方式，来说明真我之所以会被舍弃的理由以及这种现象对人格所造成的损失。

就“魔鬼的协定”而言，自我的舍弃就如同一个人的灵魂被出卖一样。以精神医学的术语而言，我们称此为“脱离自我”，这个术语主要用于人们在失去其本身感觉的特殊情况下，譬如健忘与自我感觉良好的消失等等。有些情况往往会引起普遍的好奇，有个例子是很奇怪甚至是骇人听闻的：一个人并没有入睡，也没有发生脑部的任何官能变化，但却不晓得他自己是谁，置身何处，他正在做什么事或者已经做好了哪些事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不将它们视为孤立的事件，仅知道这是一种脱离自我较不明显的形式，对此便不会感到迷惑。在这些形式中，自我感与定向作用并没多大损失，但对意识经验的一般能力却有所损伤。譬如，有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就恍若生活在云雾中一般，没有一件事情对他而言是清楚的，不只是对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如此，甚至于对别人以及任何情况都感到同样地迷惑。此外，这也与局限于心灵内的过程状况有关。有些人看来像是比别人更为机敏的观察者，他们能够很清晰地衡量思想的状况或倾向，但各种经验（有关于他人、或实际状况等等）却无法渗入他们的情感内，而且他们内在的感受也无法渗入到知觉中。这些心态并不会与那些偶尔苦于“对某些内在或外在的经验感到部分不解或全然不知”的正常人毫不相关。

所有这些“脱离自我”的形式与“物质之我”⁽¹⁾大有关系——肉体和所有物。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自己的肉体几乎毫无感觉，甚至于他身体的知觉也都麻木了。譬如，问他的脚冷不冷，他必须经由思考的过程方式才知道自己觉得冷。当他无意由镜中看到自己时，也许会认不出他自己。同样的，他可能没有“这个家就是他的家”的感觉——家对他而言，可能就如同旅馆房间一样，不具人格的特质。其他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不了解他们所有的钱是属于他们的，而那些钱是他们凭劳力所挣来的。

这些只是我们所能适当举出脱离实我后的一些变异，所有个人的实况以及所拥有的一切，甚至于包括他现在与过去生活的关系，以及对于他生活的这种连续性的感觉，可能都会被遮蔽或被混淆了。在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中，这种过程的某些部分是内在的；有时病人会发觉出存在这种状况中的障碍，譬如，有个病人将自己描述成一根街上的灯柱，顶端有个脑袋。但他们很少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的演变过程，尽管这些过程是极其广泛，而他们也只在分析中方才会逐渐显露出来。

这种脱离实我的迹象，虽然极其严重但却并不太切合实际。它代表神经官能症患者远离了自己的情感、愿望、信仰及精力，代表他已丧失了生活中主动决定力的感觉，是它使他失去“自身是个有机整体”的感觉。这些依次表示着我们脱离了自己最具生命力的中枢，即我所谓之真我。引用威廉·詹姆斯的话，以便更能完全地阐述其特性：它带来“颤动的内在生活”，它产生了自发的情感，不管是喜悦、渴望、爱慕、生气、恐惧还是失望。它也是自然兴趣精力的泉源——“努力与专心的泉源，意志的口令由此而发”，是愿望与意志的能力，它是我们希望扩展、成长以及完成它本身的一部分。它产生了对我们自己情感与思想的“自发反应”与“接受或反对、据为己有或不承认为己所有、奋斗或抗争、承认或否认”。这些都表示当我们的真我变得强烈而且积极时，须使我们有能力做决定并且为决定而负责。因此，它导致真正的整合感与整体及个人的显著感觉。不只是身心、行为、思想或感觉的相互调和，而且他们可在并无严重的内心冲突下发生作用，这与那些用来使我们自身协和的人为方法相反（这种方法只当真我薄弱时，其重要性方才会增加），这种情形很少或者根本不具有任何随之而产生的压力。

哲学史显示了我们可就很多有益的观点来讨论自我的问题，然而处理这个问题的每个人似乎都发觉难于描述他的特殊经验与兴趣。就临床应用的观点而言，我一方面将实我或依“凭经验的自我”⁽²⁾和理想化的自我加以区别，而另一方面则将实我与真我的不同加以区别。实我是某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所拥有或表现出来的一切总称：身体的或心灵的、正常的或神经官能症的。当我们说想知道自己时，譬如，我们想知道目前的情况时，我们心目中所想的是实我。理想化的自我是存在于无理“想象”中的形象，或按照自负体系的指使我们所应该成为的形象。我已定义过好几次的真我，是一种趋向个人发展与成就的“原始”力，藉着这种力量，若能免于神经官能症的桎梏，那么我们可再次达成完全的认同。因此，当说起我们想要找寻自己时，所提到的就是真我，从这个意义而言，它也是（对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亦然）一种可能的自我——它与理想化的自我相反。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似乎是三种自我中最具思索性的。有个接近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能够区分小麦与杂草，并且说这就是他极有可能的自我。然而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真我或可能的自我却是抽象的，不过它仍然可以被感觉出来，而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于观察它的任何一眼都能感到要比看其他事物来得更为真实、更确定、更肯定，在经过某些锐利的洞察，从而解除某些强迫性需求的支配后，我们可以在自己或病人中观察到这种特性。

虽然，一个人无法永远精巧地区别究竟是与实我脱离还是与真我脱离，后者将是我们以下所讨论的焦点。自我的丧失，齐克果称之为“致死之病”（摘自齐克果的著作《致死之病》，194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一种绝望——对于不认为有个自我存在的失望，或者是对自己不满而感到失望，但它是一种既不喧嚣也不尖叫的失望（仍然按照齐克果的说法）。这种人继续生活着，仿佛他们依旧与这个颇具生命力的中枢保有密切的关联，任何其他的损失——失业、发言权被剥夺或小腿损伤等——都可能唤起他更大的关心，齐克果的这种说法，与临床所见的确相符合，姑且不谈先前所提的病症变化状况，它的丧失并不直接或严厉地侵害了他的眼睛，但来求医的病人却会向他诉苦：头痛、性障碍、工作上的压力或者其他的症状等；通常，他们不抱怨已与其精神生活的重心失去了联系。

不用详细深究，现在我们已可完全了解促进“脱离自我”的一切力量，一部分是整个神经官能症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神经官能症中所有的一切强迫性所形成的。所有这些强迫性却意味着“我是被驱使者而非驾驶者”，关于此点，各项强迫性的因素都无所谓，不论是因为与他人有关系而产生的（如顺从、报复、脱俗、离群等等），还是因为对自我而产生的（如自我理想化）。这些驱动力的强迫性必然会完全剥夺个人的自主性与自发性。譬如，当他那种“被人人喜爱”的需要——成为强迫性行为时，他情感的真实性与分辨力亦随之而消失，当他被驱使着去做一桩为求获得荣誉的工作时，那么他对于这件工作本身的自发兴趣必会因之而降低。此外，冲突的强迫性驱动力也会破坏了他的统一性及他的决定与管理能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神经官能症的“假解决”⁽³⁾在统一性上虽扮演了努力尝试的角色，但也会剥夺他的自主性，因为他们已变为生活中的强迫性方法。

其次，“脱离”也是经由一种酷似强迫性的过程而被加强，这种过程可被描述为远离真我的积极步骤，为求荣誉的一切驱动力都属于这种步骤，特别是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决定将自己塑造成自己所没有的形态而引起的。他感到自己所认为应该感觉的、希望着他应该希望的、喜欢他认为应该喜欢的。换言之，“应该”的暴行狂乱地驱使他去做与他所有的或所能做的相违背之事。而且在想象中，他现在已大不相同了——真的是不同，以至于他的真我更加褪色或者苍白。对自我而言，神经官能症的要求是意味着舍弃自然精力的储藏。譬如神经官能症患者不靠自己的努力（有关人际关系而言），却坚持别人应该迎合他；不努力工作，却觉得有权力让别人为他做事，自己不做决定，却坚持别人应该为他负责。由于他不去利用那些具有建设性的能力，因此他现在变得愈来愈不是自我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神经官能症的自负使他更加远离自己，因为如今他已对目前的自己感到可耻——对他的情感、机智和作为厌卷——他主动地撤销了所有的兴趣。这整个“外移作用”（表现）的过程是远离真我与实我的另一个积极步骤。这是令人诧异的，这种过程与齐克果所谓的对于“不想成为自己”的失望正相符合。

最后，就像在自恨中所表现的那样，有种反抗真我的积极步骤存在。好比说，当一个人放逐了真我时，他会变成一个受责备的罪犯，因“破坏”而被轻视、被威胁，甚至连“做个自我”的想法都会变得极其可厌与恐怖。这种恐惧有时会公然地呈现出来，譬如当病人想到：“这就是我”时，就会感到恐惧，有时当她对于“我”和“我的神经官能症”所做的明确区别开始崩溃时，这种现象也会发生。神经官能症患者利用“使自己消失”来抵抗这种恐惧，对于“对他本身不具清澈知觉”这种情况具有潜意识的爱好——喜欢使自己变得宛若聋子、哑巴或瞎子。他不只使对自己的诚信变得模糊，而且对此具有既定的爱好——这种过程削减了他对于本身内在的或外在的知觉。虽然他有时会因模糊而诉苦，但他却喜好保持这种模糊，譬如，他常联想到贝沃武夫⁽⁴⁾传奇中的火龙，在夜间由湖中出现，从而使他的自恨形象化，他曾经说：“如果有雾霭笼罩着，火龙就看不见我了。”

所有这些步骤的结果都会造成“远离自我”，当我们利用这个术语时，应该知道它只集中于某一种现象上。它的正确表示，是“从他本身被移去”这种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主观感觉。在分析中，他可能会了解自己所说的有关他自己的明智之事，事实上与他自己的生活并不连贯，这些事是和一些与他少有关系的人有关或者和这些人的有趣有关，但无法应用于他生活中的发现。

事实上，这种分析的经验可使我们直捣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必须牢记病人并不会谈论天气或者电视；也不会谈论他最密切的个人生活体验，虽然这些体验已不具人格的意义。而且正因为他会谈论自己而“不置心于他自己中”，所以他会工作、会交朋友、会散步或者会与女人同床共枕而不置心于其中，他与自己的关系已变成非人格化的，他与整个生活的关系亦然。如果“自我感消失”这个名词犹未具有特殊的精神医学意义，那它该是用来表示脱离自我的最好术语，它是一种使自我感消失而且使生活能力减低的过程。

我已经说过，除了（只就神经官能症而言）在自我感消失、陷入空幻的情感或者健忘的状态中，“脱离自我”是无法直接而显著地像其所暗指的意义那样表现出来的。然而这些情况也都是暂时性的，他们只发生在与自我远离的人们身上。引起空幻情感的诱因通常是自负的严重伤害，再加上自卑的急速增加远远超过了个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反之，不管治疗与否，当这些情况消失时，他的“脱离自我”本质上并未改变，它只是有限的再次被克制而已，因此他能够不失其定向力而继续正常生活。在其他方面，一个经过训练的观察者一定能够察觉脱离自我所表现的一般症状，两眼无神、非人格的先兆、机械动作般的行为。像卡缪、马匡德、沙特等作家已经很巧妙地描述过这些症状了。一个人能无心而工作得相当好，始终是令分析者大感惊讶的原因。

脱离自我对于个人的人格与生活有何影响呢？为了获得清晰易解的答案，我们将连续讨论有关他的感情生活、精力、支配生活的能力、对自我负责及其整合力的态度。

欲谈论那些就神经官能症而言是真的感觉能力并不简单，首先必须得认识其情感。有些人在快乐、狂热或痛苦上表现得过于情绪化，而有些人却会显得过于冰冷，或者无论如何必须躲在冷漠的墙后，此外，有些人的情感似乎已失去了强度，而变得迟钝毫无棱角。不管变化如何多，任何程度的神经官能症必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情感的知觉、情感的力量与种类，主要仍由自负系统所决定。自我的真正情感变成了沮丧而顿然削减，有时甚至于消失不见。简言之，自负支配了情感。

神经官能症患者易于忽视与他个人自负背道而驰的情感，而过分强调那些足以增加自负的情感。如果在他的自大中，认为高高地凌驾于别人之上，那么他就不允许自己去羡慕别人，他那潜在禁欲主义内的自负将会覆盖快乐的情感。如果他以报复心自傲，那么报复性的愤怒将会深深地被感觉到。然而，要是报复被荣誉化或合理化为“正义”时，他将不会这样地产生报复的愤怒，虽然这种表现是如此的奔放以致别人对此毫不怀疑。绝对忍耐的自负，会抑制了任何痛苦的感觉，但如果痛苦在自负系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时一因而变为表现愤怒的媒介或者神经官能症要求的根基——那么痛苦不只在他人面前会被强调，实际上他也会更深刻地感觉到。“怜悯”的感觉若被认为是懦弱的，那么这个感觉将被放弃，但若被认为是神圣的品德，则会形成得更加完全。如果自负主要集中于自足上，而觉得不需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时，那么他会认为任何情感或者需求像是“无法忍受地潜伏着通过窄门……要是我喜欢某人，他就会支配我……要是我喜欢某些事物，那么我将会变得非依赖它不可。”

有时，我们在分析中可直接观察到自负是如何干扰了情感的。甲可能会以一种自然而友善的方式来回报丙友善的亲近，虽然他常因自负受损而痛恨丙。但过不多久，他内心马上就会自语道：“你是个被友善作弄的人”。因此友善的感觉也就因之而消失了；或虽然某种环境唤起了他温暖而炽热的狂热，但当他自己想到：“没有人会赏识这个”时，自负又损毁了这种狂热。

谈至此处，本人已了解自负的作用形同一种检查，用以鼓舞或禁止情感变成知觉。但它可能会以更基本的方式来支配情感；自负愈占上风，那么个人愈只会凭其自负而情绪化地生活，仿佛他已将真我隔离而关在一个有隔音设备的屋内一般，他只听到自负的声响。于是他感到满意、沮丧或者得意，以及对人们的喜爱与否主要都是自负的反应。同样的，潜意识里所感觉到的痛苦主要是他的自负的痛苦。表面上这并不明显，但当他苦于失败或感到罪恶、孤独、失恋时，他就愈觉得这相当真实，他的确就这么觉得。但问题在于“谁在受苦呢？”在分析中本人已判明这是他的“自负的自我”。他受苦，因为他感到他已无法达成最后的成功、无法将事情做得极度完美、无法引人注目、无法使人人都喜爱他。或者他会因自觉有权成功，得人缘等等，但却无法如愿而受苦。

只当自负系统仍未获得解决时，他才会开始感到真正的痛苦，只有在这时候他才会对这个受苦的自我感到同情，这种同情可促使他去做某些对他富有建设意味的事。以前他所感觉到的自怜，更正确地说是“自负的自我”感到被虐待所表现的易于伤感的痛苦。他尚未经历过这种变异的情况，可能会耸肩而想到“痛苦就是痛苦”，与自我是不相干的。但它确是一种真正的痛苦，足以加深我们情感的激怒，或者让我们更能怜悯他人的痛苦。奥斯卡·王尔德曾描述过当他不因自负受损受苦，而开始经历真正的痛苦时，所感觉到的这种解放。

有时神经官能症患者甚至于只能由他人来体验其自负的反应。他可能不会因朋友的自大或忽视而感觉到屈辱，但对于他的兄弟或同事之所以将此视为屈辱的这种想法却会感到羞耻。

当然，自负支配情感的程度必有差异，即使是个情感深受损伤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他也会具有某些强烈而真诚的情爱，譬如，对于大自然或者音乐的情感，这一些情感并未被他的神经官能症所伤害。一个人或许会说他的真我被托付给了这种偌大的自由，或者纵使他的喜欢与不喜欢主要是因自负而定，然而其中必也存有真正的元素。不过，就如这些倾向的结果一样，在神经官能症中情感生活的普遍贫乏，可表现在削减的真诚、自发性以及深部的情感方面。

一个人对于这种障碍的意识态度各有不同，他一点也不将其情感的贫乏视为是一种障碍，反而过分地引以为傲。他会严重地关怀那与日俱增的“情感衰败”，譬如，他知道自己的情感逐渐变成只是一种“反应”的特性，如果不对友善或敌意有所反应，那么他的情感仍将是不活动且静寂的。他内心无法直接去感受一幅画或一棵树，因此它们对他而言，并无意义。他也许会对某位朋友有关险境的主动诉苦有所反应，但却无法主动地去观察而认识另一个人的生活状况。或者，他可能会惊慌地知觉到他甚至连这种反应的情爱也变了。杰恩·保罗在《理性的年代》一书中描写萨特烈的一些个性时写道：“如果他至少已经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虽然谦逊、活跃，但却真切的些微情感，那么……”。

最后，他也许并未察觉到任何贫乏，只有在梦中发现自己呈现为一座人像的模型、大理石的雕像、平面纸板上的图像、或是一具酷似裂开双唇欲笑的尸体。在后面这些例子中的自欺仍是无法理解的，因为表面上现存的“贫乏”可被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所掩饰住。

有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会表现出闪烁的愉悦与虚假的自发行为。他们易于变得狂热或沮丧，易于激起喜爱与愤怒的情感。但这些情感并非来自内心深处，并不存在于他们心中。他们生活在自己所想象的世界中，表面上看来，他们对于任何足以捕捉其幻想，或者伤害其自负的事物仍会有所反应。通常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们需要博取人们的印象，他们的脱离自我使得他们能够根据状况的需要而改变其人格。就像善变的人一样，他们在生活中扮演自己所不知道的角色，因此他们看来很真实，不管他们扮演的是世界上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对音乐或政治有浓厚兴趣的人，还是一个辅助的朋友，这对分析者而言仍是一种欺骗，因为在分析中这种人扮演着一种病人的角色，极想知道有关他们自己的事以便改变自己的方式，此地必需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易于装成某一种角色而又会马上换成另一个角色——正如一个人穿上了某一件衣服，然后又立刻换成另一套衣服般那么容易。

另外一些人，会将奋不顾身地探求性消遣，或者耍阴谋，或者死命地驰骋，又或者兴奋地参与一些活动误以为是情感的力量。但是相反地，这种刺激与兴奋的需要，是存在因空虚而引起痛苦的确切表现。对于这种人，只有这种不寻常的锐利刺激，才会让他们不活跃的情感引起反应。

另外还有一些人似乎具有相当确实的感觉，他们似乎知道自己所感觉到的，以及他们的情感能与情况相一致。然而，不只是他们情感的尺度有所限度，而且他们的表现都十分低沉，好似他们已全面被缓和了似的。更精密的知识显示出，这些人依据他们内心的指使而自主地感觉到其认为是应该感觉到的。或者他们也许只会对别人所期待于他们的情感有所反应。这种观察当个人的“应该”与人为的情况相符合时，则更具欺骗性。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考虑情感的全貌，以免导致错误的结论。由我们内心而发的情感具有自发性、深度与真诚；如果缺乏这些特性中的某一种，则我们最好要再查验一下潜在的动力变化为何？

在神经官能症中，精力的可用性从广泛的惰性，经散发的间断努力，到一贯的甚至是夸大的精力发挥，其等级分别有所差异。我们无法说“神经官能症”本质上使神经官能症患者比正常人变得多少更具精力。但这种说法只当我们就“量”来考虑精力，而不涉及其动机与目的时才宣告成立。神经官能症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也已特别阐释过了，是将精力由发展真我所具有的潜能转移至发展理想化的自我这个虚假能力上。我们愈了解这个过程的意义，那么愈不会对精力抒发的不调和感到迷惑。此地我将提及两种含意。

消耗于自负系统的精力愈多，则那些可用以趋向“实现自我”的建设性驱动力的精力就愈少。用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受野心驾驭的人，会表现出超群的精力以求得到卓越、权力与魅力，但另一方面，他在人格生活与人性的发展上却会显得没时间、没兴趣或者没精力。事实上，这不只是在他的人格生活或人格发展中发生“没剩余的精力”的问题。即使他有剩余的精力，潜意识里他也不会为了真我而去应用它们。不然将会违反他自恨的意旨，因为自恨在于压制真我。

另一含意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并没拥有自己的精力（亦即他不觉得精力是他自己的），他认为在自己的生活中，缺乏一种动力，在不同的神经官能症人格中，有不同的因素促成了这种缺陷。譬如，当一个人觉得他必须去达成人家所期望他做的每一件事时，实际上他就是因别人的推拉，或者别人的说明才去做的。当他离开了自己的机智时，他将呆立如一电池已耗尽的汽车。或者，如果某些人已惊吓于其本身的自负系统，而在他的野心（或壮志）上建立起禁忌时，那么他必须对自己否定在他行为中的主动参与。即使在这世界上他已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已有所作为，而只觉得“它曾经发生过”如此罢了。然而除了这些促成因素外，否定那些在他自己生活中缺乏动力的这种感觉，就更深的意义而言，这是真实的，因为他的确不是被其愿望与渴求所推动，而是被他自负系统的需求所推动。

无疑，我们生活过程的一部分是由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左右的因素所决定，但是我们仍具有“方向”的感觉，我们能够了解在生活中所希望的，我们有奋斗追求的理想，以及以理想为根基的明辨是非的决定。这种“方向感”在很多神经官能症患者中明显的有所缺乏，他们的“指引力”之减弱与脱离自我的程度成了正比，这些人的行为转变并无计划与目的，只随他们的幻想所任意支配。无益的白日梦将取代明确的作为！希望渺茫的“机会主义”将取代真诚的奋斗，玩世不恭将扼杀了理想，犹疑不决将阻止了任何有意义的行动。

尤有甚者，这种隐伏的障碍不仅更为广泛而且更难于辨认；一个人可能显得极有生机，但事实上却是相反的，因为他只是被驱使着奔向“完美与胜利”的神经官能症目标。在这些情况下，引导性的控制被强迫性的标准所克服了，只当他发觉自己竟被羁绊在矛盾的应该中时，人为的指令才会发生。在这种状况下所产生的焦虑便来得十分严重，因为他再也没有其他的指令可以依循。他的真我仿佛被关在地牢似的，他已无法与它商量，因此他是那种“矛盾的应该”下无助的牺牲者。对于其他神经官能症的冲突而言也是一样，对冲突的无助及面对他们所产生的恐惧之程度不只指出冲突的大小，而且还显示了他与自我的脱离情况。

内在方向的缺乏，有时并不以这种方式显现出来，因为一个人生活在传统的途径里已发生被变动，而且可能变得完全闪避了原有的计划与决定。“拖延”可能遮掩了“犹疑不决”。人们只有面临必须自己去决定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时，才会发觉到他们的犹疑不决，这种状况是对最坏情况的一种考验。然而，即便如此，他们通常也不了解这种障碍的一般性质，而将其归咎于“它本来就是难于决定的”。

最后，在“顺从”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完全的“方向感”。人们去做他们认为别人所期望他们做的事，他们是自己认为别人要他们所认为的那种样子。他们对于别人的要求或期望，产生了相当的机敏，通常他们经由另一种方式，而将这种技巧戴上荣誉化的帽子：仁慈或体贴。当他们了解这种“顺从”的强迫性而试图分析它时，通常都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人格有关的因素上，譬如喜悦的需求或抵挡他人敌意的需求。然而，在与这种因素无关的情况下，譬如在分析的情况下，他们亦会表现得十分“顺从”。他们将创造权留给分析者，而却想知道或猜测分析者所期望他们去解决的问题，他们这样做，与分析者所期望鼓励他们依照自己的兴趣而大相违背，此处“顺从”的背景变得相当清晰，他们毫无察觉地被强迫，将生活的方向交在他人手中，而不将其握于自己手中。当他们失却自己的机智时，将会感到失落；在梦中，这种象征会呈现一如置身于一艘无舵的船，像失去了罗盘，像处于陌生艰危之地且没有向导一般。缺乏内在引导力是“顺从”的主要元素，这种现象在后来当他开始奋斗以求“内心的自主”时，也会显得十分明显，在这种过程中所发生的焦虑与欲舍弃惯常的援助有关，而与对信任自己产生恐惧无关。

然而，引导力的损坏或丧失也可能是隐伏的，有另一种缺陷总是清晰的（至少对有训练的观察者而言）：对自我负责的能力。这里“责任”暗含了三种意义。关于这点，我不想再提及。尽义务或守诺言的可靠性，或对别人负责，这些方面的态度彼此大有不同，因此无法由此而挑出所有神经官能症的特性。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会是绝对可信赖的，或者他可能为别人担负了过多或过少的责任。

这里我们不拟讨论道德责任的哲学纷扰。神经官能症内的强迫性因素是如此之占优势，以至于选择的自由变得如此微不足道？就所有实际的意旨来看，我们将“大体而言，病人在某些方面无法依己意而发展”这个说法视为是当然，特别是他们不得不做、不得不去感觉、思考他所做、所感觉、所思考的事时。然而这种观点，并不会被病人所分担，他那种对所有事都意味着规律与需要所表现的轻视，也扩及于他自身。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仍自知只能在特定的方向内发展。某些驱动力或态度不论是潜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他觉得都无关紧要，但是他认为对于那些他必须奋勇抵抗的不可克服的可能性，他应该利用自己充沛的力量、勇气与镇定去对付它。要是他不能这样做，那么证明他将一无所用。相反，在自卫方面，他将会坚决地否认任何罪行，标榜自己绝不会犯错，而将现在或过去对于任何困难的责备都归咎于他人。

此外，如同在其他的作用中一样，自负接下了责任，而当他无法达成不可能之事时，责难的控告便会起来唆使他自己，这使他更无法去担负起唯一重要的责任。实际上，这正是他对自己或自己的生活所表现出的坦白、单纯与诚实。它由三种方式表现出来：确切地认识他就如现在般的存在，没有浓缩亦不夸张；欣然地担负行为与决定的结果，而不企图“逃避”或归咎于他人；确实了解自己的困难理应由自己解决，而不坚持别人或命运、时间将会为他解决。这并不意味着欲排除接受帮忙，相反，意指可获得所有可能得到的帮忙。如果他自己不努力于“建设性”的改变，那么即使有着最有力的外来帮助亦将无所助益。

举例说明，这个例子事实上是由许多相同个案的混合而成：有个已婚的男人，花钱总是入不敷出，尽管他爸爸定期给他经济上的援助。对于这点，他对自己及别人做了许多解释：因为父亲没训练他如何管理金钱，所以这是父亲的错；或者因为父亲给他太少的津贴，所以这个错误在于他父亲。依次地，这种情形会继续发生，因为他将需要更多的金钱：他需要钱，因为他太太并不节俭，或因为他的小孩需要玩具，而且又需缴税和负担医药费——况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力偶尔享受一下吗？

所有这些理由对分析者而言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资料，它们显示了病人的要求与感到被虐待的癖性。对于病人，他们不只完全而且满意地说明了他左右为难的情况，还直接表明了他将他们当做魔杖以驱除不管任何理由而挥霍金钱的这个确切事实。这种事实的陈述，这种直言不讳，对于那些陷于自负自责中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通常较不可能。当然这种后果必定会显现：银行的财务账必会透支，他将会破产。他暴怒地对待很有礼貌地告诉他银行账目实况的职员，而且对那些不借钱给他的朋友发怒。当这种困境变得过于剧烈时，他会告诉父亲或者朋友这种既成的事实，而稍带强迫性地要求他们援助他。他无法面对这种简单的关键时刻：困难是因为他毫无节制地花钱所造成的。他对未来做了许多决策，但这些决策都不会产生作用，因为他过于忙着为自己辩护而将责任归咎于他人，所以便无法依其计划而行。他所不了解的，是他无法清醒地认识其问题是缺乏节制之故，这的确给他制造了生活上的困难，结果仍然应该由他自己负责。

另一例子，可用以说明神经官能症患者如何固执地将自己的问题与行为所引起的后果置之度外：一个在潜意识里确信他可免于一般因果报应的人，可能已察觉到他的自大与报复心，但他却毫不知道别人正对他的这种作为愤恨着。如果别人也学他这种行为来对待他，那么他会认为这是一种意外的攻击，他会感到被虐待，而且通常机敏地指出存在于别人之中的神经官能症因素，因为这种因素才使他们愤恨他的行为。他轻率而不顾别人所提出的一切证据，他认为这只是那些试图找寻借口以逃避他们自己罪行与责任的人对他的反击而已。

这些说明，虽然很典型，但并未囊括所有为逃避自己的责任所设的方式。这些方式，在我们以前讨论到为反抗自恨的猛攻所做的保全面子的诡计及保护法时，大部分都已谈过了。我们已经晓得神经官能症患者是如何地将责任推托到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上，也知道他如何使自己变成是个反观自己的超然观察者，他如何巧妙地区分自己与他的神经官能症。结果他的真我渐渐变得更微弱或者更疏远。譬如，要是他否认潜意识的力量也是整个人格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力量将会变成一种胜过其机智且足以威吓他的神秘力量。若因这种规避而使得他与真我的接触变得愈加微弱时，那么他愈会成为潜意识力量的无助牺牲者，而且他愈会有更多的理由畏惧它们（潜意识力量）。另一方面，他为了对自己的一切情结负责而采取的种种步骤使他变得更为强壮了。

此外，“对自我负责”的畏缩使得病人更难于面对问题、克服问题。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分析时即能解决这个主要问题，那么分析所需的时间以及分析所遭遇的困难将会大大地减低。然而，只要病人当时依旧是他理想化的形象，则他必无法怀疑自己的正直性，而且如果自责的压力较为显著，那么他将会对自我负责的意见报以严厉恐惧而毫无助益的反应。我们也必须谨记，无法对自我负责只是脱离自我的一种表现，因此在病人尚未得到某些自己的感觉或是“对他自己”的感觉之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势必会徒劳无功。

最后，当真我被“置之度外”或被放逐时，一个人的整合力也将处于低潮之中（正在衰退），正常人格的整合性是“成为自我”的结果，而且只能以此而得（统一性）。如果我们自己拥有自发的情感，且足以自己做决定并为决定负责，那我们在坚固的根基上就会具有统一的感觉，有位诗人以发现其自我时产生的喜悦为主题做了一首诗：

这里万物融合，汇于一体

由愿望至行为，由语言到沉默

工作、爱情、时间、面容

统统汇聚成热情

宛若花草一般地成长着。

通常我们将缺乏自发的统一性视为是神经官能症冲突的直接结果，这仍算得上是正确的，但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人格解体力”的影响，除非我们考虑它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如果因为许多因素而丧失我们自己，那我们将会失去可用来解决内在冲突的稳固地基。当我们置身于冲突的掌握中，而成为那种“人格解体力”的无助牺牲者时，我们必会抓住任何足以解决他们的工具。这就是我们所称“为求解决”的神经官能症企图——就此有利的观点而言，神经官能症是这种企图的一连串表现。然而，在这些企图中，我们更加速地失却了自我，而且冲突所产生的“人格解体力”的震击力也更加快速地成长了？因此我们需凭借人为的方法期待着使自己的人格获得整合。应该、自负的工具与自恨的工具产生了一种新作用：用以保护我们免于纷乱；他们用铁拳来统治一个人，宛若政治暴行似的；他们制定且维持某种特定的表面规则，由意志力与推理的严厉控制，企图将人格的解离部分重新组合。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与其他用来解除内在紧张的方法一起讨论。

这些障碍对于病人生活的一般重要性相当明显，因为他并非自己生活中的积极决定因素。所以无论他如何被强迫性的刚性所压制，他都会产生一种“无常”的深切感觉。他毫不认为虽然表面上是如何的快活，但自己的情感正使他变得沮丧不堪。他无法对自我负责，这剥夺了他真正的内在独立性。此外，真我的静止对于神经官能症的过程具有重大的影响，从脱离自我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变得最为清楚的这个事实就可略窥一斑。就神经官能症过程的结果本身而言，它是未来神经官能症过程发展的原因。因为愈脱离自我，则神经官能症患者就愈会变成自负系统阴谋下的无助牺牲者。而他那种用以抵抗脱离自我的“生活力”也愈来愈减弱了。

不管精力最活跃的泉源是否会枯竭还是永远停滞，严重的怀疑在某些情况下仍会发生，在我的经验中，怀疑是延缓判断这个智慧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只要分析者有足够的耐性与技巧，那么真我常会从放逐中回来或者“回到生活”上，这是常见的。譬如，虽然他的精力无法应用于其个人生活里，但如果这种精力可应用于谋求别人利益的建设性努力上，那么这便会是个很有希望的表示。不用说，一般健全的（具有良好的人格的统合性）人能够而且都具备了这种努力。但此处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人，在花费无限的精力于他人身上，与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却缺乏建设性的兴趣或关怀之间呈现着极其显著的矛盾。即使是当他们置身于分析中，他们的亲戚、朋友或学生通常可以从分析中获得远比从他们本身所获得的利益还多。不过就如治疗者一样，我们必须抓住一个事实：他们对于成长的兴趣是活跃的，尽管它以僵硬的方式表现出来（外移作用）。然而，却不易使他们的兴趣返回到自己身上，不只在他们自身存有足以破坏建设性的转变这种不可克服的力量，而且他们自身也不太热切考虑这种转变，因为他们所努力的外在方向产生了一种平衡，给予了他们一种产生价值的感觉。

当我们将真我与弗洛伊德“自我”的观念互相比较时，真我的角色会变得更为显著。虽然开始的前提不同，进行的途径也不同，但却似乎仍是殊途同归的，我也与弗洛伊德一样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认为“自我”是柔弱的。不过，在理论上彼此仍有明显的差异。就弗洛伊德而言，“自我”就像个雇工，会做事但却无主动权与执行力；就我而言，真我是情感力量、建设性的精力、引导的与法制的权力之泉源。然而，我们同样承认真我具有这些潜能，以及这些潜能也可在正常人身上发生。如此说来，对于神经官能症而言，我的立场与弗洛伊德的立场究竟有何巨大的差异呢？自我一方面被神经官能症的过程所削弱或麻痹或是“从心目中被驱除”，或从另一方面而言，“自我”天生就是非建设性的力量，这两方面就临床目的来说，不是有着不同之处吗？

当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分析的起始期时，以及我们必须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时，真我几乎不会明显地发生作用。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真实可靠的情感与信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臆测病人为发展他自己的驱动力，除了更明显的大元素外，还包含了真正的元素，远远超过其探求智慧的需求，他对于有关自己的实况也甚表关心，诸如此类等等都是——但这仍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然而在分析的过程中，这种景象却发生了极端的改变：当自负系统不够坚决时，尚未自主地采取准备自卫的病人会变得对有关他自己的实情甚表关心，他在下列所描述的意义里开始对他自己负责：做决定、感觉到自己的情感、发展自己的信仰。所有这些作用，就如我们已经了解的，已经被自负系统所接管，而逐渐重新得到自发性并重新返回真我的势力内，于是这种因素的再分配发生了，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建设力的真我被证明是较强的一分子。

以后我们将讨论这种治疗过程所需的个别步骤，此处只在表示它所发生的事实，在其他方面，这种脱离自我的讨论必定会留给我们一种对真我作相当否定的印象，它只是一种幻想的印象——值得重获，但却永远无法捉摸。只当我们相当熟悉分析的后期时，才能认识有关其潜力的争论并非是纯粹理论上的争论而已。在适宜的条件下，譬如在建设性的分析工作下，它能再度变为一种生活力。

只因为这是一种实际的机遇，所以我们的治疗工作便可以超越症状的减除，而希望在人性的发展上对个人有所帮助。唯有利用这种实际机遇的洞察力，我们才能了解真我与假我间的关系，就如前章所提出的，是两种敌对力量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只当真我再次变成积极得足以叫人想去碰运气时，方会变为公然的激战，此时个人只能做一件事：藉着找寻“伪解决方法”以保护自己，免于受到冲突的破坏力的袭击。这些方法将在下面几章中予以讨论。

【注释】

(1)像其他注释一样，我大约是遵循威廉·詹姆斯的看法，这段的引用是摘自他的著作《心理学原理》，其中“自我的意识”这一章。

(2)这个术语是威廉·詹姆斯提倡使用的。

(3)请参考《我们的内在冲突》一书以及本书后面的各章节。

(4)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一部史诗，主角，晚年与一火龙斗争，战罢而死。

7　减除紧张的常用方法

藉着拒绝被内心的矛盾所困惑，神经官能症患者使自己免于面对根本的冲突，因此他能使内心的紧张维持着低潮，甚至于对那些冲突根本就漠不关心，所以他永远无法知觉到内心的紧张或冲突。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描述过的一切过程已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状况，这种状况充满了分裂性的冲突、不堪忍受的紧张和剧烈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发挥力量，也没有人能正常地生活着。每个人在潜意识里必定会涌现出许多企图，以求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除去冲突、缓和紧张和恐惧。于是，像自我理想过程的产生一样，整合力开始产生作用，它本身是为求解决冲突，一种最显明也是最根本的神经官能症企图，它藉着使自己超越所有的冲突与因之而产生的困难，以驱除冲突和困难。然而这种努力与目前所描述的两者间却有所差异，我们无法很明确地界定这种区别，因为它并非是质上的差异，而是量上的不同。同样由强迫性的内在需求所产生的“探求荣誉”，是一种较具创造性的过程，虽然它的结果仍有破坏性，不过它起源于人类最高的愿望——伸展且超乎自己的狭窄世界。在上次的分析中，它是巨大的自我中心，这使它与正常的奋斗有所差异，至于这种解决方法与其他所应用的解决方法之间的差异，并非是因想象力的枯竭而引起的。想象力虽然仍继续起作用——但却达到使“内在状况”受损伤的程度，这种状况当个人意欲飞向足以带来光荣与华丽之物时，就已变得危险：此时（在所提到的冲突与紧张的分裂震撼力之下）精神毁坏的危机将是指日可待的。

在提出解决方法的新企图之前，我们必须先熟悉在寻求解除随时可能发生紧张的某些方法⁽¹⁾。只要简捷地列举出它们就足够了，因为在本书中都已讨论过，而且在下面几章里还会对此重新加以讨论。

就此点来看，脱离自我也算是这些方法中的一种，而且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我们已讨论过造成及加强脱离自我的理由，再重述一遍，一方面它只是神经官能症患者被强迫力驱使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它是因积极地远离真我及攻击真我而产生的。对于这点，我们仍须附加说明，他同时也兴致勃勃地予以否认，以便免于内心的激战，从而使内心的紧张削减至最少的程度⁽²⁾，其中所蕴涵的原理就同为寻求解决内在冲突的企图所蕴涵的一样。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冲突，要是它的某一方面被压抑住，而另一方面占了优势⁽³⁾，那么该项冲突会从知觉中消失而且真正地（人为地）被削减了。从拥有冲突性的需求与利害的两个人或两个团体来看，只要其中一人或一个团体被征服了，那么这种公然的冲突自会消失，在霸权的父亲与被征服的孩子间，不会存有明显的冲突，同样的，对于内在的冲突亦然。我们可能具有一种敌视他人而又需要被人喜爱的明显冲突，但只要我们压制敌意——或压制被喜爱的需求——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简单化一些。同理，如果舍弃真我，那么存于真我与假我间的冲突不会由知觉中消逝，而且由于这种力量分布的巨大差异，这种冲突的确会有所减退。无疑，这种紧张的消除，只有当牺牲自负系统的自主性时方能完成。

“否认真我”是受自卫利益之指使而发生的，这种现象在分析的末期显得特别清楚。就像我已表示过的，当真我变得更强烈时，我们可以真正地观察到内心激战的狂暴，任何人只要由本身或他人经历过这种激战的凶猛性，都会了解很早便从激战区撤除的真我早已被“求生”的需求以及“不愿被碎裂”的欲望所指挥了。

这种自卫的过程，本身主要表现在病人喜欢使问题变得混乱这个现象上，无论从表面上看来他是多么合作，但基本上他仍是个迷惑者。他不只具有使问题变得迷惑的惊人能力，而且不易加以劝阻。这种喜好必定会发生，而且事实上也会发生，其方式就如同骗子在意识层次上所显示的作用一样：情报员必须隐藏他的身份，伪君子必定装出真诚的脸孔，罪犯必定会假造口供。而神经官能症患者，毫无察觉地过着双重生活，同样的，他必定会潜意识地使自己的身份、愿望、感觉与信仰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他的一切自欺行为都是由此而生的。将这种变动明显地归纳为：他不只在智力上对于自由、独立、爱情、善良与力量的意义搞不清楚，而且，只要他不准备与自己发生肉搏战，那么他必具有一个强烈而主观的喜好，以维持这种惶惑——接着，他会利用隐藏在聪慧悟力中的错误自负来掩蔽这种惶惑。

其次较重要的，是内在感受的外移。并非指心灵内的过程如实地被体验到，而是指体验到了发生在自我与外在世界间的感受，“外移作用”是解除内在系统紧张的根本方法，但它会导致内在的负荷以及增加人际关系的障碍。首先，我要将外移作用描述为一种藉着将所有对不合自己形象的缺点或弊病的谴责，转放到别人身上，来维持自我理想化形象的方法。其次，我认为它是一种否定自毁力的企图，或者是一种掩饰自毁力之间所发生的企图；而且我这样区分积极的与消极的外移作用：“我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与“我并不敌视他人，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我”。现在，我已采取更进一步的方法来了解外移作用了。我所叙述过的内在过程，几乎没有一种不被外移，譬如，神经官能症患者虽然极不可能怜悯自己，但是却会同情他人，虽然他坚决地表示决不渴求内在援助，但他却会竭尽己力地去帮助那些在成长过程中遭受到打击的人。他对内心指使的强制性的反抗，可能会呈现为对传统、法律或势力的蔑视。他不了解自己夸大的自负，在其他方面他可能会憎恨它——或被它所蛊惑。此外，他可能轻视其自负系统的霸权所表现的畏缩，他不知道正在掩饰其自恨的残酷性，他也可能发展出酷似帕里耶纳的生活态度，而从自恨中除去残酷、严厉甚至于死亡。

另一种普遍的方法就是“认为自己是支离破碎的”这种心理倾向，宛若我们本身就是所有不相干部分的总和。在精神医学文献上称之为“分隔”或“精神碎裂”，这个意义与下面所说的事实完全相同：他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每一部分必与整体有关，而且每一部分互相影响、彼此作用。只有被远离和被分裂的人才会缺乏这种整体感。然而，此处我想强调的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脱离关系”具有积极的兴趣。如果向他陈述某种关系，他会很聪明地了解它。但对他而言，这只是一种意外罢了，这种洞察力只是肤浅的，随即会消逝的。

例如，在他的潜意识里，对于自己“不了解因果关系”甚感兴趣，就如，某种心理因素由其他因素而产生或者这种因素加强了其他的因素一样，因为某种态度可保护某些重要的错觉，所以需要维持这种态度；大体而论，任何强迫性的倾向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或者他的生活，甚至于他无法了解最简单的因果关系。他的不满与要求是相关的，或者他对人们的强烈需求——不管是什么神经官能症的理由——使得他处处依赖别人，这些对他而言都是奇异的。他迟迟不能入睡与其上床时间较晚具有某种关联，但这对他而言就好像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对于不觉察并存于其身上的矛盾价值，亦具有同等强烈的兴趣。相当真实地，他完全无法了解忍受着甚至珍爱着存在于他自身的两种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自觉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譬如，他将价值放于高尚的品德上，而却又矛盾地将价值建筑在欲使别人对他卑躬屈膝上，或者他希望诚实，但却又心存投机取巧的想法。因此当他尝试反省自我时，也只能得到一个静止的画面而已，仿佛他只看到了拼图玩具中分离的部分一样：胆怯、轻视他人、雄心、被虐待的幻想、被喜爱的需求等等。个别的部分虽然可正确地被了解，但却没有变化，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一种不具任何相干关系、没有过程或者动力变化的感觉。

虽然“精神分裂”本质上是种分裂的过程，但是它的作用在于保存现状，保护神经官能症的平衡以免于崩溃。藉着拒绝被内心的矛盾所困惑，神经官能症患者使自己免于面对根本的冲突，因此他能使内心的紧张维持着低潮，甚至于对那些冲突根本就漠不关心，所以他永远无法知觉到内心的紧张或冲突。

当然藉着分离因果关系也可得到相同的结果，剪断因果间的链环，可以使自己免于发觉某些内在力量的强度与关联。举个重要而普遍的例子来说明，某个人有时会深刻地感受到那种报复心魔力的完全震撼力，但他却难以了解受伤的自负与重建自负的需求是这种现象的激发力，而且甚至于当其清晰可见时，其相互关系仍旧会毫无意义。一方面，他可能对于自己的严厉自责有相当清晰的印象，他也许已从多数详细的例子中，了解了这种压服性的自卑，是伴随着他无法符合自负的幻想指使所致，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却会无知觉地破坏了这种关联。因此自负的强度以及自负与自卑间的关系对他来说，充其量仍旧只是一些不明确的推理罢了——这使他不再那么需要去对付自负，这种关联或许还有影响力，但紧张已陷入低潮中了，因为并没有冲突发生，而且他也能够维持一种虚伪的“整合感”。

迄今为止，我们所叙述过的有关保存内心安宁的三种企图，都具有共同的特质，即在于除去足以破坏神经官能症结构的元素：削减真我，排除所有的内在感受，废除那些（要是被了解后）足以破坏平衡的“相互关系”。另一个方法是自主的控制，一部分因相同的倾向而引起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抑制情感。在一个面临分裂的精神结构里，情感是危险之源，因为它们仿佛是我们心中难以驾驭的基本力量。此处我并不谈及自觉的自制，要是我们选用这种自制，那么藉此便可抑制出于冲动的一些行为，或突发的愤怒与狂热。无意识的控制，不只用于抑制冲动的表现或情感的抒发，而且在于抑制冲动情感本身，它的作用如同无意识的夜贼与火警，当不想要的情感滋生时，马上可给予紧急的（或是恐惧的）警告信号。

但与其他企图相比，这也如其名称所指的那样，是一种控制系统，如果经由脱离自我与精神分裂，而致缺乏一种组织上的统一感，那么需要某些人为的控制系统，以聚合我们自己的每一个矛盾部分。这种自主控制系统可包含所有的冲动及恐惧、受伤、愤怒、愉悦、喜爱与狂热等等情感。广泛的控制系统在身体上的表现有肌肉紧缩、便秘、步伐或姿态的变化、脸部僵硬、呼吸困难等。个人对“控制”本身所表现出的意识反应个个不同，有些人相当敏感而且会为此暴躁易怒，至少有时会失望地希望能够对此释然，能够痛快地大笑，能够喜爱，或者能够深受某些狂热所影响。另外一些人却用有点公然的自负来巩固这种控制，他们将这种自负表现在不同的方面，称这种控制为威严、宁静、禁欲、戴着面具、装出无表情的脸孔，或是“逼真的”、“喜怒不形于色”、“冷若冰霜”。

在其他形态的神经官能症中，这种“控制”所表现的方式具有选择性。于是某些情感会安然地逃脱，甚至于被激励起来，譬如，具有强烈自谦倾向的人，便易于夸大爱情或悲惨的情感，此处的抑制作用最初可根植于敌对的情感内：嫌疑、愤怒、轻视与报复。

当然，情感也会由于许多其他因素（如脱离自我、形势险恶的自负、自我挫折），而被加以夸张或压抑住了。然而在无法自制的情况下，“惊醒的控制系统”却会超乎这些因素而起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会表现出恐怖的反应——例如恐惧熟睡、恐惧麻醉、恐惧醉酒、恐惧躺在睡椅上自由想象，以及恐惧往下坡滑雪等。贯穿着控制系统的那些情感，不管是怜悯的、恐惧的或凶猛的，都会引起惊慌：这种惊慌可能是因为个人恐惧与推却这些情感所引起的，因为这些情感使得神经官能症的人格结构中某些特有的成分濒于险境，然而也可能只因他了解了其控制系统并未发生作用才会变得惊慌不已，如果对这种情形加以分析，那么恐慌自会消失，同时，特殊的情感以及病人对这种情感的态度也就会变得易于分析。

此地所要讨论的最后一项普遍方法，就是神经官能症应该相信心智的力量。情感——因为难以驾驭——就如该被管制的嫌疑犯一般，而心智——想象与理性——则伸展得有如神话中来自瓶内的精灵一般。于是确确实实地产生了另一种二元论，它不再是心智与情感，而是心智对情感；不是心智与肉体，而是心智对肉体；不再是心智与自我，而是心智对自我。然而，形如其他的分裂作用一样，这也是用以解除紧张，用以隐藏冲突，用以建立“统一”外表的方法。达成这种目的方法有三种。

心智可变为自我的旁观者，就如朱祖凯所说的：“智力毕竟是旁观者，即使它有某些作为，好坏都是个接受吩咐的雇佣。”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心智绝不是个友善的或体贴的旁观者，它多少有些偏私，有些虐待狂，但它永远是超然孤立的——仿佛在注视着一位偶尔与他凑合在一块的陌生人，有时这种对自我的观察显得相当的机械性，且相当肤浅。病人会稍微给予一些有关事件、活动与症状的正确报告，但其增减却未触及这些事件对他所代表的意义，或者他对这些事件的个人反应意义。在分析中，他也可能对于自己的精神过程感到相当有趣，但这种兴趣只是表示他喜悦地观察到隐藏在这种情况之后的狡黠与狡黠技巧，形同一位昆虫学家会被一种昆虫的生理作用所迷惑一样。同样，分析者亦会感到欣慰，而将病人的这种热切的盼望，误以为是病人真正对自己感兴趣。而且不用多久，他就会发觉病人对那些有关其生活的发现所具有的意义毫无兴趣。

这种超然孤立的兴趣，也可能是公然的吹毛求疵、兴高采烈或者是虐待狂的表现。在这些情况下，它通常会以主动的及被动的方式而被外移，他或许仿佛不理睬自己，而万分机敏地以同样超然、无关的方式去观察别人或别人的问题。或者，他将会觉得，他已置身在别人的憎恨及高兴的观察之下——一种在妄想狂情况下所产生的感觉，但这并非只限于妄想症才会发生。

不论做个自己的旁观者的性质为何，他已不再参与内心的奋斗与挣扎，他已将自己由内心的问题中移出来。于是“他”变成“观察的心智”，因此他具有了统一感，他的头脑变成自己所能认为唯一活着的部分。心智也像是个协调者，我们对它的作用已很熟悉。我们已经了解了想象的作用，创造理想化的形象，使自负不停地努力以遮掩这个形象，将需求转变为美德，将潜能转变为事实。同样的，理性在合理化的过程中会加强并顺服于自负，于是任何事情变得或被认为是合理的、似真的、正当的——这就像神经官能症患者所依赖的潜意识前提，其所表现的结果一样。

协调作用亦可用以消除任何自我疑惑，格外需要时，则整个构造便越发不稳固。于是有所谓（引用一位病人的话）“盲信的逻辑”，这种逻辑通常伴随着对“绝无谬误”的坚决信仰而产生。我的逻辑占优势，因为它是唯一的逻辑……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就是白痴，在与他人相处中，这种态度表现出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关于内心的问题，这种表现摒弃了建设性的研究，但同时也藉着建立毫无结果的确实性，从而减轻了紧张的程度，就如同在其他神经官能症的关系中这也是正确的一样，相反的极端——广泛自疑——会导致紧张平静的同一结果。要是每一件事看来都不像是真的，那为什么会有烦恼呢？在很多病人中，这种怀疑论可被隐藏起来，表面上他们似乎很诚心地接受每一件事物，但事实上却将其原封不动地抛在一边，因此他们自己的发现与分析者的暗示就会消失在不可靠的事物中。

最后，心智是个具有魔力的统治者，就如同上帝是万能的一般。虽然对内在问题的认识不再是导致“变化”的步骤，但这种“认识”本身即代表了“变化”，如果病人这么认为而不自知的话，那他们往往会因为任何障碍并未消失而感到困惑，因为病人对于障碍的动力变化过于了解。分析者也许会指出，一定还有许多他们不知道的重要因素（这的确是真的），但是即使病人了解了其他相关因素，事实上，情况仍会是一成不变。于是，病人会感到迷惑与沮丧。因此他们一定会无止境地探求，以便更“进一步认识”自己，这种作法本质上虽有其价值，但只要病人仍坚持不必去做实际行为的改变，“认识”之光应该能消除其生活中的每一疑云时，那么这种“认识自己”的探求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他越用纯智力去处理生活问题，越会无法承认存在于自足的潜意识因素，如果这些因素无可避免地干扰他，那么将引起不成比例的恐惧，或者这些因素就会被加以否定或者被说服，这对于初次发觉本身存有神经官能症冲突的病人而言，尤其重要。他在片刻间便会了解到，即使靠理性或想象的力量，他也无法使矛盾变得和谐，他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因而恐惧，于是他会鼓起一切精神力量来避免面对冲突，他如何能规避呢？他如何能躲过呢？他可以从陷阱的哪个漏洞逃出来呢？单纯与奸诈并不会在此共存——喔，那他不能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单纯，而在其他情况下表现得奸诈吗？或者，要是他被驱使着去报复且以此自傲，探求平静生活的观念也支配了他，那么他会变得被某些意念所迷惑：探求沉着的报复、平静地过活以及希望能消灭阻挠他自负的冒犯者。这种“逃避”的需求等于是他真正所酷爱的东西。一切被用以使冲突明显减除的善良作为，于是变得毫无效用，但内心的“安宁”却因此得以重建。

所有这些方法都以不同的方式减除了内心的紧张，我们可将其统称为“为求解决紧张的企图”，因为在他们当中整合力都在发生着作用。譬如，藉着“分隔”，个人将冲突的倾向解离，因此不再觉得冲突就是冲突。要是一个人觉得他自己是自己的旁观者，那么他会因此而建立起统一感，然而我们却不可能藉着“证明自己是自己的旁观者”而满意地去描述一个人，那样则需要依据他注视自己时所得到的观察，以及他观察自己时的心境而定。同理，“外移作用”的过程也只关系着神经官能症结构的某一部分而已，尽管我们知道他把什么加以外移了或者如何将其外移。换言之，所有这些方法只是部分解决方法而已。我比较喜欢提到神经官能症的解决方法，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第一章中我所提到过的特性，这些解决方法也代表了整个心理人格的发展形态与方向，它们还可决定神经官能症患者必须获得哪一类的满足，该逃避那些因素，同时，也可因此而看出患者的价值层系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它们也决定了患者大概使用了哪种整合方法，简言之，它们是生活的方法。

【注释】

(1)原则上，这些方法与我在《我们的内在冲突》一书中所说的“促进人为的协和之辅助法”相当。

(2)这种兴致又造成加强“脱离自我”的另一因素，因此这种兴致也是属于“远离真我”的一类。

(3)参考卡伦·荷妮所著的《我们的内在冲突》一书第二章“基本冲突”。

8　夸张型的解决方法：掌控一切

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主宰”（征服）的心意：藉着自我崇拜与魔力的运用；藉着迫使命运符合他们的高标准；藉着成为不可克服的人，而企图在渴求报复的胜利心境下征服生活。

在一切神经官能症的发展中，脱离自我是核心问题，在那些发展中，我们可发现荣誉的探求、应该、要求、自恨以及各种用以消除紧张的方法。但是我们仍未描述过，这些因素究竟如何在个别的神经官能症结构中起作用，而这要看个人用来解决心灵内在冲突的方法为何而定。然而，在未讨论这些解决方法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由自负系统所产生的内在群体以及内在群体中所蕴涵的冲突。我们知道在自负系统与真我间存在着冲突，但就如我已阐述过的，主要的冲突也都因自负系统本身而引起，自我荣誉化与自卑并不会构成冲突。事实上，只要我们考虑对于自己所产生的这两种极端相反的形象，就会认识这种相对而不互补的自我评价——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冲突的驱动力。当我们由不同的眼界来看时，那么观察的结果会有所改变，而集中在下面这个问题上：我们如何感受自己呢？

“内在群体”对“自我感”产生一种基本的不定性。我是谁？我是骄傲的超人——或者我是卑微的、有罪的而且是相当卑鄙的人呢？除非他是个诗人或哲学家，否则个人通常不会有意识地提出这类问题，但是这种既存的迷惑将会呈现在梦中，这种“自己本身”的丧失，可用很多方式直接简明地表示出来。做梦的人会梦见遗失护照或者当他被问及身份时，却茫然无法分辨自己的身份。或者他的一个老朋友出现在梦中，但看来与他所记忆的却完全不同。又或者，他会注视一幅画像，但这画像却只是一张空画布而已。

通常做梦的人不会明确地被其身份问题所困扰，却会用各种歧义的象征来表示他自己：不同的人、动物、植物或无机物。此困扰可能会呈现在同一梦中好像圣者加拉哈特⁽¹⁾，而且也可能像是恐怖的火龙，他可以是被绑架的受害者与盗匪，是囚犯与狱卒，是法官与被告，是拷问者与被拷问者，是受惊的小孩与响尾蛇，这种“白饰化”（自我戏剧化）显示出作用于此人的歧异力量，而且戏剧化的解释对于认识这些分歧的力量很有帮助。譬如，做梦的人顺从的倾向可由梦中担任顺从的人所表达出来；他的自卑可由厨房地面上的蟑螂所表示出来，但这并非白饰化的全部意义，它所发生的事实也表示出我们将自己感受为不同自我的能力，这种能力从白天生活中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受，以及夜里梦中的感受这两者的矛盾中也可显示出来。在其意识的心境里，他可能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是人类的救星，是个无所不能的人；但在同一个时候，在其梦中，他可能会是个畸形怪物，是个胡言乱语的白痴，或是睡在阴沟里的流浪汉。最后，神经官能症患者甚至会以意识的方式去感受他自己，他也可能始终在万能者的感觉与卑贱者的感觉间往返移动。这在酗酒者中（但决非只囿于此）来得特别明显，刹那间他可能鹏飞九天，表现出伟大的姿态并且许下堂皇的诺言，但一下子又变得卑鄙可怜而畏缩不前了。

这些感受自我的多种方式，正与既存的内在形象相符合。忽略了更复杂的可能性时，神经官能症患者便可以自觉到荣誉化的自我，是被轻视的自我，而且有时（虽然这大部分都会被阻塞掉）还感觉到他的真我。因此，事实上他必定会对其身份感到模糊不清，只要“内在群体”存在，那么“我是谁”这个问题便无答案，而此刻更吸引我们的，是这些对自我的不同感受必会有所冲突，换言之，冲突必定会发生，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完全以他卓越而自负的自我，及他受轻视的自我来鉴定自己。如果他自觉是个优越者，那他就变得易于夸张其努力与奋斗，或者夸张自己而深信必有所成；他会具有些微公然自大、野心、攻击及需求的倾向，他感到自满，他藐视别人，他需要别人的崇拜与盲丛。相反地，要是他心目中存有的是那被屈服的自我，那么他便会具有感到无助的倾向，从而显得顺从、阿谀，依赖他人且祈求他们的怜爱。换句话说，完全以一种或另一种自我来鉴别真我，不只惹起了极度相反的自我评价，而且也引起了对他人全然相反的态度、相反的行为、相反的价值体系、相反的驱动力以及相反的满足。

如果这两种自我感受的方式在同一时间内发生，则他必定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拉往相反方向的两个人，这正是完全以两种既存的自我来鉴别身份的意义。因此，不只有一种冲突而且是一种足以将他撕裂的冲突，如果他无法除去因此而产生的紧张，那么焦虑必会因之而生，于是他可能会藉着饮酒来缓和这种焦虑。

但就像任何强烈的冲突一样，为求解决的企图通常都会自主地开始发生，有三种方式用以解释这种解决方法。其一就像是吉柯医生与海德先生这个故事中所陈述的一样，吉柯医生知道他自己有双重面目（大略言之，罪人与圣者，而这两者都非他自己）、永久地在相互激战着。“我告诉自己，如果二者能分别处于不同的个体中，那么生活中所有无法忍受的事情，必会因此消灭。”于是他合成了一种药物，藉此将这两个自我加以分离。如果将这个故事的幻想成分除去，那么它是代表着一种藉分隔寻求解决冲突的企图，很多病人最后都会改变成这种态度。他们连续地将自己感受为极其自谦，极其高兴夸张，却不会觉得被这种矛盾所扰乱，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两种自我是与分离无关的。

然而，如同史蒂文生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吉柯与海德），这种企图是无法成功的，我们将它置于最后一章再说明，因为这种解决只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而已。另一个随合理化形式而产生的更为根本的企图（合理化是多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特点），就是企图要永久而坚决地压抑某一个自我，从而使另一个自我居于上风。解决冲突的第三种方式是从内心激战中将兴趣撤退出来，以及从积极的精神生活中辞退。

简言之，自负系统产生了两大心灵内的冲突现象：“主要的内在冲突”以及存在于自负的与被轻视的自我间的冲突。在被分析过的人或刚开始分析的人中，这些冲突并不会呈现为两种分立的冲突，这一方面是由于真我是一种潜在力而非实际的力量，然而病人也会很快地倾向于轻视他自己未被自负笼罩的一切事项——这也包含了真我。基于这些理由，这两个冲突似乎已合二为一，变成一种存于夸张与自谦间的冲突。只有在经过相当的分析后，主要的内在冲突方会呈现为分立的冲突。

就目前所知，神经官能症患者用来解决心灵内冲突的主要方法，似乎是用以建立神经官能症分类的最好根据。不过我们必须牢记着，我们渴求一种精要的分类，主要在于满足给我们定则与引导的需要，而不在于欣赏人类生活的百态。谈及人性的类型——或像此地所提到的，神经官能症的类型——毕竟只是一种从有所助益的观点来观察性格的工具而已，而我们所用的标准是那些心理体系架构中的重要因素，就这种限定的意义而言，为求建立类型的每一个企图必定是利弊参半，在我个人心理学理论的架构中，神经官能症的性格结构是主要的，因此，我“分类”的标准并非那些表面症状的外观或是个人的倾向，这些只能算是整个神经官能症结构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依个人用以解决自己内在冲突的主要解决方法而定。

虽然这个标准比其他许多分类学所使用的还更加广泛，但它的用途仍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必须再做许多保留与限定。首先，虽然具有相同解决方式的人们都具有性格上的共同点，但有关人性的特质、天赋或所包含的成就，在这个阶层中却是迥然相异的，尤其我们所认为的“类型”，事实上只是性格的横切面——其中，神经官能症的过程可导致具有明显特征且相当极端的发展，不过有些无法精确分类的“中间型结构”，永远存在着一些无法决定的范畴。而且，由于精神分裂甚至于在极端的情况下，通常伴随着出现多种的解决方式，使得这些分类显得更为错综复杂。威廉·詹姆斯说过“大多数病例都是混合的病例”，“我们别太骄傲于这样的分类”，如果把这种方法说成是发展的方向，或许比说成是发展的类型还更为准确。

在心目中有了这些限定后，我们就可从本书所陈述的问题中区分出三大解决方式，即：夸张的解决方法，自谦的解决方法与顺从退却的解决方法。在夸张的解决中，个人会较倾向于将自己视为荣誉化的自我，每当谈及“自己”时，他的意思是代表他那十分崇高的自我，或者如同一位病人所说的：“我只要成为一个各方面都优越的人。”伴随这种解决方式而产生的优越感，不需要是有意识的，但是——不管是不是有意识的——大体而言都会大大地决定了个人对生活的态度、行为与奋斗。于是生命的吸引力在于征服一切，这引起了克服每一障碍——内在的或外在的——的潜意识或有意识的决心，以及使他相信自己应该能够，而且事实上是真能够这么做的。他应该能够克服命运的逆境、状况的艰难、智力问题上的昏乱、他人的抗阻行为以及他本身内在的冲突。征服需求的反面，是他惧怕任何意味着无助的事，这是他最为痛切的恐惧。

当我们在表面上观察夸张型的行为时，我们会发现他们正以合理化的方式，欲凭借智力与意志力征服生活（这是实现理想自我的手段），而且倾心于自我荣誉化、富有野心的探求以及报复的胜利中。而且，除了前提、个别观念和专门术语的差异外，这是弗洛伊德与阿德勒观察这些人所得到的方式（这些人被自我崇拜的自夸与凌驾他人的需求所驱使）。然而，当我们更进一步地分析这些病人后，就会发现存在于他们之中的自谦倾向——这种倾向，病人不但已将之压抑，而且对之甚表憎恨与厌恶。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他们自己的某一个侧面而已，他们将此假装成是自己的整体，以便能创造出一种主观的“统一感”。他们固执地把持着夸张的倾向，不只由于这些倾向的强迫性所致，而且是为了要从知觉中除去一切的自谦倾向以及一切自责、自疑、自卑的迹象所致。按照此路径，他们才能维持优越与征服的主观信念。

就此而言，最危险的在于个人知道了有些“应该”是他所无法实现的，以及他无法实现“应该”这个事实，因为这会引出人的罪恶感与卑鄙感。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他所具有的应该，所以这种人绝对有必要使用有效的手段，以应对自己否认的“失败”。于是藉着想象、强调“优点”而掩饰“缺点”、完美的行为主义与外移作用等，他必须努力尝试，在心目中维持一个可资为傲的自我形象。他必定会无意识地虚张声势，且装作相当聪颖、相当慷慨、相当正直地生活着。在任何情况下，他必不会发觉到与荣誉化的自我相比，他仍存有肉体上的差距。就与他人的关系而言，以下两种情感必有一项是较为明显的：他可能有意识地或者潜意识地以能愚弄他人为傲——在他的自大与对他人的轻视中，他相信自己果真能如此。相反地，他最怕自己被愚弄，而且认为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或者他会具有一种做骗子的潜伏恐惧。譬如，即使他凭真诚工作而获得成功与荣誉，但他依旧会认为自己是藉完成其他的事而获得的，这使他对于批评与失败，或对于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人家指责他的虚张声势，都变得过于敏感。

这一大组里还依次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类型，就如同一次简要调查所显示的一样，任何人都能解释病人、朋友或文学的角色。这些个别的差异中，最主要是有关享受生活的能力及待人的积极（正向）态度。譬如比尔基特与黑达·加伯乐都是将自己夸大的转变物——这在情绪方面的差异是多么的大啊！其他有关的差异，依各类型不同由知觉逃避认识“缺点”所采取的方式而定，而他们所做的要求以及对要求的辩护和维护要求的手段的性质彼此也不相同，至少我们必须考虑“夸张型”的三种更细分类：自恋型、完美主义型与自大报复型。对于前二者我只想作简短的讨论，因为他们在精神医学文献上已详细地被讨论过了，而最后一项我将详细地加以讨论。

我有点踌躇地使用自恋欲这个术语，因为在过去弗洛伊德的文献中，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包含了各种自夸、自我中心、有关个人福利的焦虑以及从与别人的关系中退缩出来的内涵⁽²⁾，此处所采用的是就其原字的意义：“喜爱个人的理想化形象”。更明确地说：个人认为自己就是理想化的自我，并且羡慕它。这种基本的态度使他具有其他类型的人所完全缺乏的愉悦与活泼，这给了他相当丰富的自信，这是那些为自疑而烦躁的人所艳羡的。在意识上他没有任何疑问，他是救世主，是命运的主宰，是个预言家，是个伟大的施舍者，是人类的恩人等等，这些只包含了一丁点儿的真实性。他常具有超凡的天赋，年幼时就能轻而易举地赢得殊荣，而且有时是最得宠且最令人夸赞的小孩。

他坚信自己的伟大与独特，是我们用以了解他的关键之所在。他愉悦和恒久的青春，由这个源泉而产生，他那惑人的魅力也是由此而产生。明显地，他虽具有天赋，但仍处于艰危困顿之境。他会持续不断地谈到其功绩、其才赋及其需求，以崇拜及热爱的方式恒久地确信他对自我的评价。他的征服感，在于坚信自己无所不能以及无所不胜。他常真的是十分迷人的，特别是当新人映入他的眼帘时。不顾别人对他的实际重要性，他必定要将他们铭记在心，他给自己和别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爱”人们。而且他慷慨大方、真情流露、才华横溢、谄媚阿谀、对人恩宠有加，用这些手段来寻求别人的崇拜或回报。他也真诚地捐助家人与朋友，将工作与计划贡献给公司。他能容忍而不强求别人必定完美无缺，他甚至能忍受别人开他的玩笑，只要这些玩笑能使他悦人的特点显现出来；然而唯有一点，他无法接受任何严词质问。

与其他形式的神经官能症相比，他的“应该”较不残酷（在分析中所呈现的），但利用魔杖去对付“应该”是他的特征。他那种忽略缺点或将其转变为美德的能力，似乎是无止境的。清醒的旁观者会称他为不谨慎，或至少是不可靠的。他似乎不介意毁约、不忠实、负债、许欺等等的行为，然而，他不是个有计划的开发者，他认为需求与工作是如此重要，因此他有权享受每一种特权。他并不怀疑其权利，却会期待别人“无条件地”“爱”他，而不管他是否已侵犯了别人的权利。

他的困难呈现在他与人们的关系及他的工作中。在基本上，他是与别人无关的这个想法，必定会在封闭的关系里表现出来。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别人都会各有自己的愿望或意见，人们也会对他吹毛求疵或者反对他的缺点，人们也会期望他做某些事——所有这些他都会觉得是不堪忍受的屈辱，而且会引起郁积于心的气愤。于是他会对较“了解”他的人大发雷霆，因为这种情况大都发生在他的亲戚中，因此他常感到非常孤寂。

呈现于他在工作生活中的困难是多重的，他的计划常过于夸张，但他不会认为自己有缺陷，而且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他的探求过于繁杂，因此极易失败。虽然活泼给予了他观察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待人处事上的反复失败（他常被排斥）却也压服了他。此外，继续被缓置的自恨与自卑会全力以赴地产生作用，他会陷于忧郁中，或者表现出精神病的症状甚至于会自杀（更常见的），或者经自毁的冲动而遭遇祸害或病死⁽³⁾。

最后，我们谈谈他对生活的感觉，表面上他是相当的乐观与外向，希望快乐与幸福，但却隐藏着失望与悲观。他用达到“无限”和所幻想的幸福为尺度来衡量自己，因此难免会感受到生活中的痛苦矛盾，只要居于浪峰上，他就不能允许自己失败，特别是在征服生活方面。矛盾并非在于他，而是在于生活本身。因此，在生活中他会发现，悲剧的特质并非是原本就存在的，而是由他所带来的。

第二种细分的类型，都沿着完美主义而行动，以为他自己就是标准典型。这种类型的人因为其崇高的标准、道德与智慧而自感优越，故凭此而藐视他人。不过他那种对别人狂妄的轻视却隐藏（他自己也无法预知）在文雅的友善之后，因为他的标准抑制了这种“不合道德的”情感。

他为掩饰无法实现的应该而采用的方式是双重的，与自恋欲的类型相反，他藉着负责任、尽义务，藉着温文有礼的态度，藉着不撒谎以尽力满足他的应该。当我们一谈及完美主义型的人们时，常会想起那些慎守规则、过分呆板与守时的人，或必须选用最适当的话才说出口，必须佩带最好的领带，必须戴最合适的帽子的人，但这些只是他们需求获取最杰出的表面现象而已，真正重要的并非那些繁琐的细节，而是整个生活行为的完美与杰出。然而，因为所有他能完成的都是行为主义的完美，所以需要其他设计，这等于是他心目中的标准与事实——知道道德价值以及做个善人。在这其中所包含的自欺是他最不能预知的，因为他会强调其他人都真的在依据此完美标准而行，而轻视自己不能如此做到。于是他的自责因此而外移了（转移到别人身上）。为了证实自己的意见，他需要别人的尊敬，而不需真诚的羡慕（他有轻视羡慕的倾向）。如前所述，他的要求不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伟大“纯朴”信仰上，而是建立在（如第二章神经官能症的要求中所述）他与生活所订的“密约”上。因为他是善良、公平而负责的，所以他有权享受别人或生活的优厚待遇。对于生活中那种绝对可靠的公平信念给予他一种征服感，因此，自己的完美不只是达到优越的手段，而且也是支配生活的工具。对于碰运气的想法，不论是好是坏，与他完全不相关，因此他对自己的成就、财富或健康较不在意，反而被人认可对他来说更具吸引力。相反地，任何降临到他身上的不幸——诸如小孩夭折、意外灾祸、妻子的不贞、失业等——将会使这个看来很正常的人濒临崩溃，他不只愤恨上天的不公平，尤有甚者，其精神生活的基础会因之而动摇，会使他的整个“计数系统”失灵，而且回忆起无助的时刻。

我们讨论“应该之暴行”时，会提到还有其他的破坏性存在，即他认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或失败，以及他发现自己被绊于矛盾的应该之间。正如“不幸”已将他所立足之地摧毁一样，对于自己的“绝无谬误”之了解亦同。于是一直居于抑制地位的自谦倾向与未冲淡的自恨，将会更惹人注意。

第三种类型，则沿着“自大的报复”而发展，这都与他的自负同出一辙。他生活中的主要动力是需要胜利的报复。就如哈尔特·克尔曼在有关受伤神经官能症所描述的，此处报复成为生活的方法。

需要“胜利的报复”是荣誉探求中的正常成分，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便不集中于有关这个需求的存在性，而集中在它势不可当的强度上，这种胜利的意念如何去支配一个费尽毕生之力探求它的人呢？的确，它必定是由许多有力的原因所促成的；但只凭对这些原因的了解，并无法充分解释那无法克服的威力。为了获取更完全的了解，我们仍需由其他有利因素来研究这个问题。即使在其他方面报价与胜利的需求，其震撼力可以是深刻的，但它却常因三项因素而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爱、恐惧与自卫。只当这些抑制暂时或永久地不起作用时，“报复”方会侵入整个人格之中，而使它完全朝着报仇与胜利的方向发展。在所有这种类型里，“报复”正是有力的冲动与不足的抑制作用两种过程的结合，这也说明了报复的大小。伟大的作家们已直觉地了解到这种结合，且以远超过精神医学家分析预期的更为感人的方式将之描述出来。

我们将从描述报复如何表现在人际关系中来开始我们的讨论，一般对白利的强迫性需求，使他变得极富战斗性。事实上，他无法忍受任何比他知道更多或成就比他更大的人，也无法忍受掌握比他更大权力的人以及那些怀疑他优越的人。不可自主地，他必须摧毁那种对手或者打败他们。即使为了职业有时得低声下气，但他仍旧计划夺取最后的胜利。他不再受忠实感的束缚，而极其容易变得奸诈。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但实际的成就仍须依靠他的天赋而定。虽然他有计划、有远虑，但却常做无益之事，不只因为他不精进，而是因为他（就如我们即将发觉的）过于具有自毁心理。

他报复的最明显表现就是暴怒，这些报复的激怒魔力是甚难克服的，因此他自己会感到害怕，恐怕他会失去控制，做出不可挽救之事。譬如，病人在酒精的影响下，也就是说在平常的控制不起作用时，会对杀人产生恐惧。报复行为的冲动，可以强烈地凌驾于通常用以管制其行为的“谨慎”之上。当他们陷于报复的暴怒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安全、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社会地位等都会濒临险境。举个例子，斯汤达的《红与黑》一书中，于莲在看完毁谤他的信后，遂将雷那夫人射杀了，以后我们就会了解这种行为的鲁莽性。

比这些更重要的，报复情感突发所形成的是一种永久的报复，这种类型的人在其待人的态度方面都弥漫着这种情感。他确信每个人根本上都是邪恶不正的，其友善的姿态都是伪装的，除非已证明那人是诚实的，否则他会将人视为不诚实，他认为这才是明智之举。就他待人的行为而言，表现出公然的狂妄，通常是粗暴无礼的，尽管有时这种狂妄会被文质彬彬的虚伪外表所掩饰。他会以一种精巧或粗劣的方式，明知或者是不自知地屈辱别人、剥削别人；他会不顾女人的情感而利用她们来满足其性欲，基于看来似乎是“纯朴”的自我中心，而将人们当成是他达到目标的工具。因为下面这些人可以为他的胜利需求而尽力，所以他常与这些人来往：在他的生涯中可用做跳板的人，那些他所能征服与压制而且具有影响力的女人，能灌输他盲目的认识，并强化权力的随从。

就摧残别人而言，他是个老练的人，他会摧残他们的希望，摧残他们对于关怀、勇气、时间、同伴、享受的需求。⁽⁴⁾当别人抗议这种作为时，他会觉得别人实在是神经过敏了。

在分析中，当这些倾向明显地减除后，他也许会将其视为所有相对抗的竞争中的正当武器，他必定是个不将精力用于自己的防卫与幸福的笨人，他必须永远准备反击，不管在任何状况下，甚至于永远永远他都必须是个处在那种不可克服状况中的胜利者。

他待人的报复态度，最主要的表现在他所做要求的种类与维护要求的方式上，虽然他不会公然地提出这些要求，而且全然不知他已具有或作了任何要求，但事实上却会觉得他有权受人敬重，而且允许他轻视别人的需求与愿望的神经官能症需求。譬如，他觉得自己有权全然表现那偏颇的观察与指责，但却同时又自觉有权不受批评。他有权决定多久看望一次朋友，与决定每次需花多少时间，但相反，他也有权不让别人在这方面表达他们的期望或异议。

不管用什么来说明这些要求的内在需要性，他们都一定会轻视别人。要是这些要求无法达到时，则会引起讨伐性的报复——这可以遍布于由烦躁不安而使人产生罪恶感以至公然愤怒的整个历程之中。一方面，这些是因他感到挫折而产生的愤怒反应，但是这些情感的表现，也是一种藉着威迫他人，将他人征服到平息状态以维护其要求的方法。反之，要是不坚持他的“权利”或不具讨伐性，那么他会因为自己“变得懦弱”，而对自己感到愤怒并责备自己。在分析中，当他抱怨抑制与“顺从”时，他的意思一部分是不自觉地在表达对这些技巧的不完美感到不满，而这些技巧的改善是他私自所期待的，从分析中应可得到如此结果的一种。换言之，他不想克服其敌意，但却希望受到较少抑制或更精巧地来表示它。于是他必定会变得相当激励，而要每个人务必尽快完成他的要求，这两项因素对于造成不满不啻为一种奖励。他真的就是个长期不满的人，在他的心目中，他有理由变得这样，而且他必定会很关心地要让别人知道——所有这些（包括他的不满）可能都是潜意识的。

一方面，他会用占优越的特质来为其要求辩护，他所自认为的特质就是指他高人一等的这种学问、智慧与远见。更表面地，他的要求是认为需要因受害而获得“补偿”。为了这种强烈要求，他仿佛需要珍藏并活化其所受到的伤害，不管是古往的还是今来的，他会自喻为永不健忘的大象。他所不了解的是过分关心自己从而别忘记人们的“轻视”，因为在其想象中，这些轻视就像是世人该付的账单。需要为他的要求辩护，以及他因“要求”受了挫折所表现的反应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定时供给他的报复燃料。

报复也自然渗入到分析的关系内，而以许多方式表现出来；它就是所谓“负性治疗”反应⁽⁵⁾中的一部分，这种反应意味着在建设性的前移之后所造成的急性损伤。大体而论，对人们或对生活的任何行动，事实上必定会使他的要求以及他的报复所衍生之产物濒于险境，只要这种行动主观上是绝对必要的，那么他在分析中必定要对此加以防卫，这种防卫只有一小部分是明确而直接的，病人会坦率地宣称他决不放弃报复，“你别想从我手中夺取它！你想让我变为好好先生吗？它带给我刺激，它让我觉得我还活着，它是力量！”等等。他的大部分防卫都伪装于微妙与欺骗中，对于分析者欲了解它所可能担当的形式而言，在临床上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只会耽搁分析的过程，而且可能会破坏了分析的过程。

它也可表现在两种主要的方式之中，它能够影响（如果不是支配的话）分析的关系。于是，打败分析，可能看来比进行它更为重要，而且（不太清楚的）它可决定他所感兴趣解决的问题。再以极端的例子来说，病人对会导致较大报复的各种事物感兴趣，亦会立刻变得更有效力而不必牺牲自己，以优越的宁静与沉着去实现其报复。这种具选择性的过程，无法藉意识的推理而完成，而必可藉产生不败的明确直觉方向感而达成，譬如，他会深深地对克服他顺从的倾向，或克服他的无权利感感兴趣。他会对克服他的自恨产生兴趣，因为它在对抗世人的战斗中使他变得懦弱。另一方面，他对削减其自大的要求以及被别人辱骂的感觉没有兴趣，他会出奇固执地抓住“外移作用”。的确，他完全不愿分析人际关系，而一味强调有关这方面他所希望的不能被打扰。于是整个分析过程便很容易使分析者搞昏了头，直到他了解这种具选择性的过程所包含的不可克服的逻辑时为止。

这种报复的来源为何？它的强度由何而生？正如其他的神经官能症发展一样，这是起源于孩提时期——具有特殊恶劣的人性体验很少，如果有的话，可能还具有补偿的因素在内。纯粹的暴行、屈辱、嘲笑、冷落和穷凶极恶的矫饰，这些特别会打击小孩且引起他高度的敏感。成年累月在集中营忍耐过活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只凭抑制其柔弱的情感，特别是包括对自己或他人的怜悯，方能幸存。我也觉得处于我刚描述过的那种环境下的小孩，为了生活，必定要历经这种艰难的过程。他会做许多令人怜悯而无结果的企图以求赢得同情、关怀或喜爱，但最后却放弃了所有柔弱的需求。于是他渐渐地“判定”真正的情爱不只是他所无法获得的，而且根本就不存在，最后他不再希求了，甚至于会轻视它。然而，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影响的过程，因为需求情爱、人性温暖、亲切是发展我们优良特质的有力激发力。被爱的感觉以及变得可爱的感觉，可能是生活中最大的价值；相反的，如同我们下章所要讨论的，觉得自己并不可爱，将会造成深刻的悲痛。报复型的人则试图以简单而根本的方法除去这种悲痛，他已确信其不可爱而对此不加介虑，因此他不用再焦虑地期望，但至少在他的心目中，可给那满腔的愤恨以自由的范畴。

这是后来我们在完全的发展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起点：报复的表现可能会受到谨慎考虑或权宜的抑制，但很少因同情感、爱怜感或感激而抵消。为了了解当人们渴望友谊与情爱时，这种压服积极（正向）情感的过程何以始终存在的原因，我们必须查究他用以求生的第二种工具：对未来的想象与幻想。他目前甚至未来都会比“他们”（即幻想与想象的）更好，他将成为伟人而使他们变得羞惭，他会向人们显示如何地冤枉了他，如何错误地判断他。他将成为伟大的英雄（在于莲此例中的拿破仑）、虐待者、领导者与获得万世英名的科学家。这些都是为那些被辩白、报仇与胜利的可理解的需求所驱使而产生的，所以并非是无理由的幻想，它们决定了他生活的过程，他使自己在胜利与胜利之间驰骋，他活着以期等待“审判末日”的来临。

需求胜利与需求“否定积极的情感”，都是起源于不宜的孩提时代，因此一开始，它们就密切相关，因为它们彼此互相加强，所以它们始终都是如此一成不变。情感的硬化，原来是为求生存的需要，它可以使得“胜利征服生活”的驱动力得以无碍地发展。但这种驱动力，具有伴之而生的无比自负，最后变为一头巨兽，而将更加吞噬所有的情感。爱情、怜悯、体恤等一切人性关系，都被认为是荣誉的抑制，必定通往邪恶。这种类型的人将长久地处于冷漠与孤独之中。

毛姆在塞门·菲尼摩尔的性格中，曾将这种人类欲望的有意压服，描述成一种意识的过程，塞门迫使自己去拒绝并破坏爱情、友谊和每件能使生活愉悦的事物，因为他要做个极权政治下“审判”的独裁领袖。在他本身或别人中没有任何一种刺激足以感动他，为了报复的胜利，他牺牲了真我，这是艺术家在自大报复型的人中，对他们无意识的所作所为观察入微而获得的见解。允许任何人性的需求，对他们而言，变成一种卑鄙懦弱的象征。当完成分析后，情感流露之际，这些现象将会使他厌恶且令他恐惧，他认为自己“变得懦弱”了，同时这些现象也会增添他的虐待狂倾向，或令他带有急性自杀冲动地转而攻击自己。

迄今为止，我们已看清他人性关系中的发展，循此方式，他的大部分报复与冷漠将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但在此我们仍留下许多问题——有关主观价值与报复强度的问题，有关他的“要求”所具有的残忍性问题等等。如果我们将焦点放在心灵内的因素，而同时去考虑他们对于人际间特点的影响，那么对此我们将可获得通盘了解。

据此而言，主要的激发力在于他的需求辩证。他认为自己像是个无赖，因此他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他只藉其独具超凡的品行与特殊的能力（这些都依其个人的需求而定），方能满意地证实它。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孤立且具敌意的人而言，不需要他人无疑是首要的。因此，他会发展出一种如神自足的显著自负，他会变得过于自负而不要求任何事，而且不能诚恳地接受任何事。接受的结果对他而言是如此有屈辱性，因此他遂放弃了所有感激的情感，因为他已抹杀了实际的情感，所以他只能依赖用以征服生活的智力。因此在他智力所及的范围内，自负达到不寻常的程度：警醒的、以智取胜的、有先见之明的，或者有计划的自负。此外，生活的起始对他而言，意味着一种相互反抗的奋斗。因此，具有“不可克服”的力量，同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不只是他梦寐以求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就像他的自负变得具有相当耗费性一样，“易受攻击”也具备了不堪忍受的重要性。但他却不允许自己感觉到任何伤害，因为自负阻止了它。因此，原来为了保护真实情感的“硬化过程”，现在必须集中所有动力来寻求保护自负。于是他的自负转而集中在超越伤害与痛苦之上，小至蚊子大至意外或人们，无一事物而且无人能够伤害他。然而这种方法却是双边的，他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毫无意识的感觉，使他得以不受任何长期深刻的苦痛而生活着。此外，令人怀疑的，对受伤的知觉性之消失，事实上是否会降低他的报复性冲动呢？换句话说，要不是知觉减低，他是不是会变得更凶猛或更具破坏性呢？在他心目中，对报复的知觉必定会同样减低的，而它却转变为对所犯错误的正常愤怒，以及转变为处罚犯错者的权利。然而，要是“伤害”穿透了“不易受攻击”的保护层，那么所受的苦痛将是不堪忍受的。除了他的自负受损外，譬如，因缺乏赞誉而受损——他还会蒙受已“允许”某事或某人伤害他的这种屈辱的精神打击，这种状况对一个不介意苦乐的人而言，也会引发情感危机。

他深信自己是神圣不可侵犯，而且他以“不易受攻击”为傲，与此心理相似甚至可以做补充的就是免疫与免除（惩罚）的心理。这种纯然无意识的心理，是来自于他认为自己有权可以任由己意地对待别人，而要别人不介意他或不企图向他报复的要求。换言之，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但他却可伤害任何人而不受惩罚。为了了解这种要求的需要性，我们必须再考虑他待人的态度，我们已知道他易于借“战斗的公理”、自大的惩罚，以及公然将这些作为达成目的的工具，从而冒犯了别人，但他似乎仍未表现出任何敌意，事实上，他已大大地将敌意减轻了。诚如斯汤达在《红与黑》一书中所描述的，于莲要不是被不可控制的报复性愤怒所侵犯的话，他原本是很能自制的，而且相当谨慎的。于是我们从这种类型得到了一种奇怪的印象，鲁莽与小心并存于他待人的态度上，而这个印象恰好正确地反映出那些作用在他身上的力量。的确，他必须让别人认为他在义愤中间，以及在忍受这种义愤之间维持平衡，驱使他去表现义愤不只是由报复冲动的大小而决定，而且更与他需要胁迫别人，而使别人敬畏于争斗的拳头有关。同时，这种需要是如此的急切，因为他发现不可能与别人友善相处，因为它是用以维护他要求的工具，而且——更普遍的——因为在所有人与人的争抗战斗中，采取攻势是最佳的防卫。

另一方面，他因恐惧而欲减轻攻击性的冲动需求。虽然他认为自己何其伟大，而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威逼他或影响他，其实，他是惧怕人们的。由于很多因素结合而酿成了这种恐惧，所以他怕别人会因攻击他们而报复他，他怕如果自己“过于成名”，那么别人会干涉他所设下的与别人有关的计划；他怕人们，因为他们有权力伤害他的自负；他怕他们，因为他要证明自己的敌意是正当的；在他心目中他必须夸大别人对他所表示的敌意。然而，对自己否定这些恐惧，并不足以消除恐惧，他需要一些更有力的自信。他无法不表现报复的敌意而对抗这种恐惧——而且他必须毫不恐惧地表现出这种敌意。要求免疫，后来会转变为对免疫的错觉信念，这种要求似乎解决了因恐惧而左右为难的状况。

最后一项所要提到的自负，是有关诚实、公平与正义的自负。不用说，他既不诚实、不公平，也不正义，而且他也不可能拥有这些德性。换言之，如果有人潜意识里决心不顾真实而虚夸他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人必是缺乏这些德性。但是只要我们考虑其前提何在，那我们就可了解他会相信自己绝对地具有这些品性。反击或更可取的“先发制人”对他而言，是对抗身边那些行为不正的人，以及对抗敌对者所必需的武器（应该如此！），它只不过是一种智慧的、正当的自利行为。而且，他并不怀疑其要求、生气以及其表现的确实性，就他而言，这必定是完全正当而且“毫无掩饰”的。

尚有另一因素，大大促使他确信自己是个特别诚实的人，而且基于其他理由，提及它是重要的。他发现周围有许多佯装比他们实际上还仁慈、还富同情心，还慷慨的人。他并不伪装成友善的人，事实上他鄙视这种作为。如果将它保留在“至少我并不伪装……”的层次上，则他会处于安全的境地，但是因他欲证明自己的冷漠是正当的需求，遂迫使他采取更进一步的做法。他易于否定有所助益的愿望或友善的行为。理论上，他并不争论友善的发生，但当它真的发生在人们身上时，他却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它视为是“伪善”。于是这种步骤再度使他臻于众人之顶，使他认为自己并非是一般的伪善之流。

对于爱情伪装的偏执，远比他对自我辩证的需求具有更深的根源，只在经过相当的分析之后，方会像每一个夸张型的人一样，呈现出自谦的倾向。因为他自己完成一种为求取最后胜利的工具，所以掩饰这种倾向的必要性，要比其他夸张型的人来得更为迫切，当他感到可鄙与无助，以及为了被爱而使自己有衰竭的倾向时，就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现在我们已了解他不只鄙视爱情的伪装，而且轻视他们的顺从、自我堕落，以及他们对爱的无助渴求等性质。简言之，他憎恨并蔑视自己的自谦倾向，也轻视他们的这种倾向。

自恨与自卑此时呈现了惊人的重要性，自恨总是残酷的，但它的强度与效应依两种因素而定：其一，个人受自负支配的程度，另一因素则是建设力所抵消自恨的程度，此处建设力指生活中正向价值里的忠实、生活中建设性目标的发生，以及对自己的某些温暖或感激的情感。因为在具有攻击性的报复类型中，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适当而且不利的，所以他的自恨会比一般病例更具恶性的特质。即使不在分析状况中，我们也可观察出，他是自己的残酷监工，也可以观察出，他摧残自己的程度已到了何等地步，他为挫折戴上禁欲主义的荣誉光环。

这种自恨需要严厉的自卫方法，它的外移作用似乎是一个自卫的问题，就像所有夸张解决方法一样，它原本就是积极的一项。他憎恨并轻视别人以及所有对自己压抑的或憎恨的：他们的自发性、他们的生活乐趣、他们的姑息倾向、他们的顺从、他们的伪善、他们的“愚蠢”。他将自己的标准加到别人身上，当人们无法符合这些标准时，他就惩罚他们。其他的挫折部分是“自挫”冲动的表现，因此他对别人那种看来充满报复性的惩罚态度，是一种混合的现象，一方面是报复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是他对自己自责的惩罚的具体化，而且最后，它被当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要求不得不威逼他人的手段。在分析中，这三种来源都需继续加以治疗。

为了保护自己而抵抗自恨，最显著的是他必须忘掉“未依内心的指使而达到他所应该达到的结果”。这一点除了外移作用外，主要防卫就是他“自以为是”的甲胄，盔甲是如此之厚而不易被穿透，因此这常使他变得不近情理。在可能引起的争论中，虽然有些叙述的真实性会被他认为是敌意的攻击，而且毫不在乎，但在不知不觉中，他却会表现出反击的反应，当它错乱时，就像是头豪猪一般。他甚至于完全无法去考虑这些可能引发对其正直产生怀疑的任何问题。

他用以保护自己，以便于了解任何缺点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对别人的要求。在讨论这些时，我们已强调过“夸张自己的权利而否定他人的权利；这里边包含了报复性元素，他虽具报复心，但只要这种报复心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以抵抗自负的猛攻，那么他对别人的要求就会显得较为合理”。就此来看，他的要求，就是别人的行为应该要遵循一条不致引起他自疑或者罪恶感的道路而行。如果他能确信自己有权剥削或挫败他们，且他们不致因此有所抱怨、指责或愤恨，那他可以避免知道自己有剥削或挫折他人的倾向，如果他觉得有权要人们不期盼温柔、不感激或不体恤，那他们的挫折将是厄运，而不是他待人们不善的缘故。对自己在人性关系上的败绩，或对别人有理由恨他的这一态度所引发的怀疑，就像是河堤的缺口，自责的洪流将由此而冲破，扫尽他整个人为的自信。

在我们认识了自负与自恨在这种类型中所担任的角色后，我们不只对作用于他内心的力量有了更正确的了解，而且也可改变我们对他的看法。只要基本上我们仍将焦点集中于他对人性关系的表现上，我们就可将之描述为自大的、无情的、自私自利的、虐待狂的——或藉其他的描述，来表示出他所指向我们的敌意攻击，这些描述中任一项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了解到他深陷于自负系统的机器中，了解到他必须尽力而为以避免被自恨所制服时，那我们会将他当成是个奋力求生的受困者。

我们由不同的眼光所观察到的这两种不同结果，其中一种会不会比另一种来得更重要而基本呢？这是一个难以作答的问题，也许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但答案仍在他内心的挣扎之中；当他拒绝反省自己与别人相处的困难时，以及当这些困难如此微乎其微时，分析尚能感动他。另一方面，这样一来，他会变得更易于令人亲近，因为他的人性关系相当不稳定，所以他极其焦虑地想要避免触动他们。但仍有一客观的理由存在，使我们在分析中，可首先处理他心灵内的因素。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因素正以很多方式，使他产生了自大报复心的显著倾向。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考虑他的自负以及自负的“易受攻击性”，那我们就无法了解他自大的高度，或者，要是我们不先了解他需要保护自己来抵抗自恨，那我们就无法了解报复的强度如何。更进一步说，这些不只是加强的因素，而且还使得他那具有敌意的攻击倾向，变为具有强迫性的倾向。这就是虽想直接处理敌意，但却注定无效与徒劳的主要理由。只要促使这种敌意变成其强迫性的因素还长久存在的话，病人绝不可能会对了解敌意感兴趣，也不会感兴趣地去反省它。

譬如，他需要报复性的胜利，的确是一种具有敌意的攻击倾向，而他需要就自己的观点以辨明自己，却使其变得具有强迫性。这种欲望并非原本就具有神经官能症的特性，因为他从人类价值阶梯的卑微处出发，因此他必须证实自己的存在，证明他的价值，但紧接着，需要重建自负，并保卫自己免受隐伏的自卑之骚扰，因此使这种欲望变得更为必要。同样的，他需要正直以及需要既成的自大要求（具战斗性或攻击性的），也为了要避免产生任何自疑与自责，从而变得更具有强迫性。最后，他那种对人吹毛求疵、表现讨伐的与谴责的态度，以及一切足以促使这些态度变为强迫性的因素，都是因为他极度需要将自恨“外移”而产生的。

此外，如同开始时我所提出的，如果平常用以阻遏报复心理的力量作用失灵了，那报复心理往往会变得更急速发展，心灵内因是造成阻遏作用失灵的主要理由。舍弃温柔的情感，始于孩提时代而被描述为一种硬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待人的态度与举动所必需的，它意味着保卫自己以抵抗别人。需要使自己对痛苦毫无感觉，却被他自负的易受攻击性所加强，而且因“不易受攻击”的自负而达到极点，他对人性温暖与情爱的愿望（给予或接受），最先是受到环境的阻挠，后来则为了求取胜利而牺牲了，最后更因他接受了自恨的判决而被冰冻了，这种自恨把他污辱为是不可爱的。于是，他会接着转攻别人，以证明自己的可爱处并未丧失。他潜意识里认为：“毫无疑问，他们应该爱我；但他们却各尽所能地憎恨我，因此，这至少意味着他们应该是害怕我的”。此外，正常的自私心理，在某些情况下可用以制止报复性的冲动，但由于他极度藐视个人的福利，因此这种心理始终是陷于低潮之中；甚至于在某种范围内，虽然也可能会发生其他方面的恐惧心理，但都被他那种“不易受攻击”与应该“免疫”的自负所压制了。

就失去阻遏作用而言，有一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即使他真富有同情心的话，也极少会去同情别人的，这种同情心的缺乏具有很多原因，主要在于他以敌意待人以及他对自己缺乏同情心的缘故。但促使他待人无情的最主要因素，可能就是嫉妒。它是一种怀恨的嫉妒——并非只为了某一特殊的优点，而是广泛性的。一般而言，这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拆除于生活之外而产生的。真的，因为他的迷惑，他确是被排除在所有能使生活过得更有价值的事物之外——譬如喜悦、快乐、爱情、创造、成长。如果我们沿着极简单的路线思索，我们一定会说：难道他会将自己的生活置之度外吗？他不会以有控制力与不需要任何事物而自傲吗？他不会始终抵挡各种实际（积极）的情感？如此，他为什么应该嫉妒别人呢？但事实就是如此。无疑，不经分析，那他的自大必定不允许其坦白承认这一事实，但当分析进行后，他会说出某些有关结果的事，当然其他人的情况自然会比他更好。或者，他会了解自己并非为了其他理由，而只是因为别人总是快快乐乐的，或对某些事总是表现得极感兴趣，这才对别人表现出愤怒的。他自己也间接地提供了一项解释，他觉得这些人想藉着炫耀脸上的喜悦而屈辱他，以这种方式感受事情，不只引发了报复性的冲动以及想扼杀快乐，而且也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无情表现，因而抑制了他对别人痛苦的同情心。因此他的嫉妒令我们想起“鹊占鸠巢”的态度，他觉得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们想要的甚至于不想要的事物，但这些事物偏偏就是他求之不得的，于是这就伤害了他的自负。

但这种解释并不够深入。在分析中会渐渐显现出，虽然他已宣称生活的葡萄是酸的，却依旧是他渴求的。我们别忘了他转而攻击生活并非是自愿的步骤，而且他用以代换生活的代替品，是个贫弱的人。换言之，他对生活的“强烈兴趣”虽被抑制但却未被扑灭，在开始分析时，这只是一种有希望的信念，但比一般我们所假定的还多，它可被证实为是真的。而治疗的预兆以这种强烈兴趣的真实性为关键。如果在他心目中并不需要生活得更好，那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他呢？

这个解释也与分析者对待病人的态度有关，大部分的人对于这种类型的反应，可能会因被迫以致屈从，或完全拒绝他。但任何一种态度都不会伤及分析者。无疑，当分析者愿意接受他为病人时，那分析者便有意要帮助他，但若分析者也是被迫的，那就会不敢处理病人的问题。如果分析者内心也拒绝他，那分析就不会获得结果。然而，当分析者了解这个病人并不顾他的相反异议，而他也是个痛苦、挣扎的人时，那分析者就会同情他而且待他有礼貌了。

回顾这三种夸张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发觉其目的都在于征服生活，这是他们用以征服恐惧与焦虑的方法，这给予他们生活上的意义，而且带给他们对生活的某些兴趣。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主宰”（征服）的心意：藉着自我崇拜与魔力的运用；藉着迫使命运符合他们的高标准；藉着成为不可克服的人，而企图在渴求报复的胜利心境下征服生活。

与此相一致，在情感的状况中存有显著的差异：从偶发的真诚温暖及对生命的喜悦感一变而为冷漠，最后则变为颤抖。这种特殊的情感状况，主要依他们对于自己的积极情感（正向情感）所表现的态度而定。自恋欲的类型，在某种情况下，尽管这种情况产生的基础有部分是虚伪的，也会由于丰富的感觉而变得友善与慷慨。完美主义的类型，则可以表现得相当友善，因为他应该是友善的。而自大报复的类型却有压制与轻视友善的情感倾向。在这些类型中，都含有高度的敌意，但在自恋欲的类型中，可藉着宽宏大量而压制敌意，在完美主义的类型中，敌意可被他屈服，因为他不应该表现出敌意；但在自大报复的类型中，敌意却被表现得更为公然，而且基于我们所讨论过的理由，它变得更具破坏性。对别人的期望，可包含由需要虔诚与崇拜，到需要尊敬，以及需要服从。他们在潜意识里对于生活要求所建立的根基，是从对伟大的“纯真”信仰，至极端小心地“处理”生活上的一切，从而使自己认为有权获取因被伤害所该得的报偿。

我们可以预期到，治疗的机会将依照这种分类的等级而减小，然而，此处我们必须再紧记着，这些分类只是为了表示神经官能症发展的方向。事实上，治疗机会仍需视许多其他因素而定，在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不正常的心理倾向有多深多坚固？以及那些导致他们不平衡发展的诱发或潜伏动机有多大？

【注释】

(1)亚瑟王传说中的圆桌武士之一，因其忠诚而寻到圣盘。

(2)请参考《精神分析新法》一书中对此概念的讨论，这里所提及的观念与该书所提及的差异为：在该书中，我强调自夸，我从他与别人的脱离、自我的丧失以及自信的不完全而引导出这个说法。当然这些依旧是正确的，但是导致“自恋欲”的过程，我目前所了解的更为复杂。我喜欢利用“自恋欲乃是认为自己与理想话的自我相仿”的意义，来区别“理想化的自我”与“自恋欲”。自我理想化发生与所有的心理性疾病状中，而且代表着一种为寻求解决早期的内在冲突的企图。另一方面，自恋欲是用以解决自夸与自谦之间冲突的一种方法。

(3)詹姆斯·M·巴列在他的著作中已描述过这种结果，也可参考阿瑟·米勒所著的《推销员之死》一书。

(4)我与其他人都将大部分的报复表现描述为虐待狂的倾向。“虐待狂”这个术语的焦点在于从权力到授权的支配，到痛苦或侮辱所得到的满足。满足——兴奋、震颤、喜悦——无疑可包括性方面的，如此，“虐待狂”这个术语所指的意义方称得上足够完全。我之所以利用“报复性的”来代替“虐待狂的”一般用法，是基于所谓虐待狂的倾向是以报复的需求为最重要的激发力。参考卡伦·荷妮在《我们的内在冲突》一书第12章中所写的虐待狂的倾向。

(5)参考弗洛伊德著作《自我与原我》以及卡伦·荷妮著作《负性治疗反应的问题》一书。

9　自谦型的解决方法：渴求爱

神经官能症的痛苦也会让他用瓦解自己的想法，或潜意识里将这么做的决定来玩弄自己。这样产生的吸引力，无疑在悲痛时期影响较大，而且是自觉的。

现在我们要讨论内在冲突的第二种解决方法，那就是自谦型的解决方法，它代表一种本质上完全与夸张型解决方法方向相反的过程。其实，只要我们了解这种相对性，马上会更显著地了解自谦型解决方法的内容了。因此，我们将简短地复习一下夸张型的特性，而后将问题集中在：他究竟将自身何种事项荣誉化了？以及他憎恨与轻视些什么？他给自己培养了什么以及压抑了什么？

他将自身中具有征服意义的每一件事，加以培养并且荣誉化；就与人相处的关系而言，“征服”意味着在某些方面需要胜过别人，从而表现得优越，他有操纵并支配人以及使人们依赖他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可由别人如何待他的态度中反映出来，不管是否追求崇拜、尊敬或赏识，他总是关心地要别人贬低自己以屈服于他或敬重他。他痛恨自己变为顺从的、取悦于人的或依赖人的那种意念。

此外，他以能应付偶发事件而自傲，而且他的确能这么做，没有或者不应该有他所无法完成的事，他必定设法成为——而且觉得他现在是——命运的主宰。无助使他感到恐慌，因此他憎恨自身中存有任何无助的迹象。

就他本身而言，征服意味着他是理想自傲的自我。凭借意志力与理性，他是灵魂的主宰，除非有力地勉强他，他才会认出那种存在于自身内的潜意识力量，亦即不易受意识支配的力量。认识自身的冲突或者认识他所无法立刻解决（征服）的任何问题，都会放肆地妨碍他，痛苦被认为是种隐匿的耻辱。在分析中对认识自己的自负并不困难，但他却不顾了解其应该，或无论如何不愿意了解那种使他必须被应该左右的任何有关事项，这是很典型的现象。应该任何一件事都不能左右他，只要可能，他会维持着某一种虚构，他能够对自己下命令并实践。因此，任何外来的因素对他来说变得无助，还更憎恨存于自身的无助事项。

在转向自谦解决方法的类型里，我们可发现一个相反的重点。他不能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比别人优秀，或者在其行为中表现出来任何这种情感。相反，他有贬低自己以求屈服于他人的倾向；也有依赖他人以及取悦他人的倾向，最为明显的，是其态度与夸张类型对于无助与痛苦的态度完全相反：他不但不憎恨这些情况，反而还培养而且会无心地夸大了它们；自然地，若别人对他表示崇拜或赏识，或表现出足以使他位于优越地位的态度时，却反而令他感到难受，他所渴求的是帮助、保护与溺爱。

这些特性在他对待自己的态度里也可寻觅到，与夸张的类型极其相反，他活着有一种（无法符合他的应该）失败的广泛意识，因此常感到一种罪恶、自卑或者可鄙的倾向，因为这种失败的意识感所引起的自恨与自卑，以一种被动的方式而“外移”：别人控告或轻视他。相反，他有否定或削减那种自我荣誉化、自负以及自大的夸张情感。无论是哪方面的自负，都被置于严厉而广泛的禁忌之下。因为它并非是有意识地被感觉到，所以这种被否定是真实存在的。他是那个屈服的自我，他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偷渡者。与此态度相符的是，他压抑自身中任何意味着为己利而产生的野心、报复、胜利的事情。简言之，他藉着压制一切夸张的态度与驱动力，而使自己的“自弃”倾向变得更为显著，藉此以解决其内在的冲突。只有在分析的过程中，这些冲突的驱动力才变得清楚可见。

焦虑地避免自负、胜利或优越，在很多方式中都可表现出来。其中易于观察到的，就是在比赛中对获胜的恐惧。譬如，一位具有病态依赖性的病人，有时会表现出很卓越的网球技巧或者能下一手好棋，只要她忘掉自己是非常具有实力的，那么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当她知道自己必须得胜过对手时，就会突然失误，或者在下棋时忽略了最明显可以获胜的棋步。甚至在分析之前，她也相当了解个中理由并不是自己不喜欢赢，而是她不敢这么做。虽然她会因自己打败自己而生气，但对于这种过程的作用她并不自觉，因此她也无力停止它。

同样的态度亦可在其他情况下发生；不晓得自己具有强大的实力，且不能好好利用它，是这一类型的特征。在其心目中，特权变成债务，他通常不晓得自己具有优越的能力，而在需要的时刻，无法适时地表现出来。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显得惶惑不已，譬如，在那些其权利未清楚地被界定的情况下——就如关于仆人所给予他的帮忙，甚至于他所作的请求是完全正当的，他也会觉得自己在占别人的便宜。他有“愧”于心，尽量避免求人或带着惭愧的心情去求人。他甚至会对那些真正依赖他的人，表现出无助的情形，而且当人们侮辱他时，他也摸不清楚。不足为奇的是，他是那些想占他便宜的人所寻找的猎物。他常毫无防备，而且很迟才会发觉到人们占了他的便宜，然后马上会对自己及剥削者，报以极度愤怒的反应。

他对胜利的恐惧，还表现在比“竞赛”更为严重的事情上，如对于成功称赞及在众目睽睽之下产生的恐惧。他不只害怕任何公开的表演，而且当其追求好不容易成功时，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会感到畏惧，贬低它或将它归之于侥幸。在后者的情况下，他不认为“我已做好”了，而只觉得“它发生了”。在成功与内在的信心间常成反比关系，其生活圈里的一再成功，并没使他变得更加自信，反而使他更感焦虑，这种情况可能会达到恐慌的地步，譬如，一个音乐家或演员，有时会因此而婉谢相当可观的报酬。

此外，他必须避免任何“胆大妄为”的思想、感觉或姿态。在一种潜意识的但却系统性的自贬过程中，他矫枉过正地避免任何自大、自夸或优越的事情，他忘掉所知道的、已经完成的以及所作的善举等等。他常以为自己能料理好自己的事务，譬如，当他邀请人们时，人们必定会欣然应约，或者具有魅力的女孩会喜欢他，他觉得这些想法都是自夸的。“任何我所想做的事都是自大的”。如果他能成就某事，那只是由于侥幸或虚张声势罢了，他会认为有自己的意见或信念是胆大妄为的，因此他很轻易放弃自己的想法或信仰，却降服于任何坚决的提议之前。因此，像风车一样，他容易降服于反对的势力中。大部分的“坚持己见”对他而言，都变成了胆大妄为的行为，譬如，当他无理地被惩戒时所应有的辩自，他点菜的权利，他要求加薪的请求，订约时注意自己的权利以及对可爱的异性做进一步的追求等等。

既存的资产或成就可以间接地被认识，但它们却非情感上所能感受到的；“病人似乎以为我是个良医”，“好友说我是个出色的小说家”、“人家都说我很富吸引力”。有时候，甚至于连别人的真诚赞赏也会被他所否定：“老师以为我非常聪明，其实他们搞错了。”同样的态度也会在财产方面体现出来，这种人并无金钱的感觉，虽然这些钱是他凭劳动赚取的，虽然他在经济上很富裕，但却仍觉得自己一贫如洗。在这种过度谦虚的背后，任何平常的观察或自我观察几乎都会带来恐惧。这种恐惧，只要他一仰头就会立即发生。不管是什么因素使得自贬开始发生作用，它都是被一种强而有力的禁忌所维持着，亦即禁止侵犯他为自己所划定的狭窄界限。他应该是易于满足的，他不应希望或争取更多东西；任何愿望、任何奋斗或任何为求取更多的追求，他都会觉得它们正像是一种对命运危险而残酷的挑战。他不应该希望借饮食或体操来改善其体形，或借穿得更华丽来改善其外表。最后，当然这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他不应该借分析自我而改善他自己，或许他只在胁迫之下，方能这么做。此处我并不谈及处理特别问题的个别恐惧。还有比这些更困难的原因使他极力自持着，不肯稍做分析；通常，与他对分析价值的意识信念极度相反的，而为他自己“花费那么多时间”对他们而言是“自私的”。

他所蔑视为“自私”的事差不多与他视为“胆大妄为”的事同样是可理解的：对他而言，自私包含任何一种只为自己着想的事情。他通常能享受好多事物，但都会认为享受它们是“自私的”。他常不知道在这些禁忌下的作用为何，而只觉得“同享”喜悦才是“正常的”，事实上，与别人共享快乐是绝对必要的事，不管它是食物、音乐还是大自然，若不与别人共享，则将失去其芬芳，失去其意义。他舍不得为自己花钱，他对自己的吝啬，可能已达到荒谬怪诞的地步了，这种情形与他为别人而过度奢侈的情形相较之下更为显著。当他侵犯这种禁忌而将钱花在自己身上时，纵使在客观上而言，这种花费是合理的，但他仍会感到惊慌，对于时间或精力的利用，结果也与此相同。他无法在闲暇的时候读书，除非这本书有益于他的工作。他不准自己将时间花在写个人的书信上，但却会暗地将时间用于两个人的约会上。他常常不会规划或处理财产，除非有人需要它。同理，他不修边幅，除非为了约会，或是职业上、社交上的聚会——也就是除非是为了别人。相反，他会为获得有益于他人的人或物而尽全力，譬如帮助别人达到他们所希求的交往，或帮人谋求职位；但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却裹足不前了。

虽然在心中产生了许多敌意，但他不能将之表现出来，除非情感遭到困扰。此外，他害怕打斗，甚至也害怕那种与人的正面冲突。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剪短自己羽翅的人，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个善战者，另一方面，他害怕，唯恐别人会对他怀有敌意，因此他宁愿投降，宁愿“了解”情况且放弃探求。当我们讨论他的人性关系时，会更了解这种恐惧，但是，也和其他的禁忌一样，事实上，它也包含在那些禁忌中，那就是“攻击性”的禁忌。他无法维护自己对人们、对意见、对原因的憎恶，而且需要时，他会与之奋战。他无法维持持续的敌意，也无法有意识地带出对别人的嫌恶，因此报复的驱动力必停留在潜意识之中，而且只能间接地以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不能公然地要求，也无法惩戒别人。至于批评、责备或控告——即使这些是正当的——对他而言，也是个最大的困难。甚至他无法打趣地做个苛刻的、诙谐的或讽刺的短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对于“胆大妄为”、自私和攻击性都存有禁忌：如果我们能讲究禁忌所掩蔽的范围，则会了解那些禁忌对于个人的扩展、个人的战斗力与防御力以及个人的私利，会形成一种残酷的阻止作用，亦即对于任何足以增进个人成长与自尊的事加以抑制。禁忌与自贬构成了一种畏缩过程，这种过程人为减低了他身心的发展，并让他认为自己就像一个病人梦中所见的一样：在梦中有一个人因为受了残忍的惩罚，而将身体缩成一团，而且变得极度贫乏，且被贬至最愚痴的地步。

于是自谦型的人，如果不侵犯其禁忌，那么他不会采取任何维护的、攻击的或夸张的行动；违背禁忌却造成了他的自责与自卑，他会感到惊慌（毫不安心）或感到犯罪似的。如果自卑较为显著，那么他会对讥笑表现出恐惧的反应。因为他的自我感是如此渺小，所以任何超出他那狭窄界限的事情，都容易引起他对讥笑的恐惧。如果这种恐惧完全是有意识造成的，它就会表现出来。如果他在讨论中，大声发表意见，为公出差或者产生写作的野心，那别人会以为这是可笑的，然而这种恐惧大部分都停留在潜意识里。无论如何，他似乎总无法察觉那不可克服的震击力，然而这却是使他堕落的主要原因。对讥笑的恐惧，特别是表示自谦的倾向，恰恰与夸张的类型相反。夸张的类型可以自吹自擂、胆大妄为，而不了解他自己的荒谬与可笑，或者不晓得别人也会认为他真是如此的。

他不只自由无碍地为别人做事，而且依据其内心的指使，他应该是对人最有帮助的，是最慷慨、最体贴、最理解人以及最有同情心、爱心与牺牲精神的人。事实上，爱与牺牲在他心目中是密切纠缠在一起的：他应该为爱而牺牲一切——爱就是牺牲。

如此，“禁忌”与“应该”似乎便具有了显著的一致性，但是矛盾的倾向却迟早都会出现。我们会预测这种类型的人，一定会相当厌恶别人那种攻击的、自大的或报复的性格，但实际上，他的态度却是分立的，他厌恶它们，却秘密地或公开地崇拜它们，而且没有理由地如此行动——不区别自信与空幻的自大，不区别他的实力与自我中心的蛮横。我们易于了解，他常为过度的谦逊所烦躁，因此他崇拜自己所缺乏或无法应用而别人却具有的攻击性特质。但渐渐地，我们会了解这并非是完全的解释，我们发觉，还有一套完全与我们刚刚所描述的相反，而且更为隐伏的价值，也对他发生了作用。我们也发觉，他羡慕攻击型的人所具有的夸张驱动力，但为了人格的整合，他必须深深地将自己的这种驱动力压抑下来。这种否认自己的自负与攻击性，但却崇拜他人拥有这些性质的情形，在其病态的依赖性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种可能性在下章我们将予以讨论。

因为病人坚强得足以面对冲突，所以他的夸张驱动力更是引人注意；他应该也具有毫无畏惧的“绝对性”；他应该对外追求其利益，他应该能够反击冒犯他的人。与此相一致的是根本上他就轻视自己“胆怯的”、无用的、及顺从的任何迹象，因此他经常处于逆战之中。如果他做某事便会被指责，但不做某事亦会被指责。如果他拒绝别人的贷款或要求，那他将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可憎可厌的人；如果他答应这些要求，那他会认为自己是个“易受骗的人”。如果他设身处地为被侮辱者着想，那他就会感到害怕，而且觉得相当不可爱。

只要他无法面对这个冲突，并对此加以研究，则继续阻止“攻击性的潜伏情绪”将会使他变得更需要倔强地囿于自谦的模型中，同时也因此而加强了他自谦的固执性。

目前我们所讨论到的主要形象，就是一个人将自己压制到使自己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以避免产生夸张性的举动。此外，如前所述以及以后将要详述的，他认为被一种已预先设好的且足以告诉或轻视他自己的情况所屈服；他也极易感到恐惧，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知道的，他将大部分精力花费在缓和所有这些痛苦的情感上。在我们更进一步讨论其基本条件的细节与含意前，让我们先考虑驱使他往这方向变动的因素，以了解它的发展。

到后来才倾向于自谦解决方法的人们，通常早已藉着“亲和力”，来解决早期冲突。在典型的情况下，早期的环境在特征上与夸张的类型大不相同；后者得到早期的崇拜，在拘泥标准的压力下长大，或者苛刻地被对待、被剥削或者被屈辱。而自谦的类型则与此不同，他在某些人的庇护下长大：在兄长的庇护下，在为外人所景仰的双亲的庇护下，在美丽的母亲或在仁慈但却专横的父亲的庇护下，它是一种不稳定的状况，因为随时都可能引起恐惧。不过，它容易得到一种情爱：一种“自居属下”的忠诚。譬如，有位长期忍受着折磨的母亲，可能会使她的小孩感觉到自己无法给母亲更多的照顾或关心是一种罪恶；或许会有某些家长，当他们被盲目崇拜所围绕时便会变得友善与慷慨；或者某一位地位较高的兄长，只要取悦或赞美他，就可从他那儿获取关爱与保护。在这些环境下长大的小孩，久而久之，自然会反叛他为需求情爱所做的挣扎，而压抑住其敌意，放弃战斗的士气与争取情爱的需求。他不再勃怒，而变为顺从；他会学着去喜欢每一个人，而且有点无助地去崇拜和依赖那些他最为畏惧的人。他对别人敌对的紧张性变得十分过敏，他必须缓和以及掩饰某些事情，因为赢取别人的欢欣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他试着培养一种足以使其变得可爱的特质。有时，在青春期的阶段里，会有另一段反叛期出现，结合着一种炽热而具强迫性的野心。但他会再次舍弃这些为求爱情与保护的夸张驱动力，有时，甚至于在初恋时，进一步的发展，依反叛与野心所被压抑的程度或其趋向服从、或是情爱的行动所转变的程度而定。

像任何其他神经官能症一般，自谦的类型藉着自我理想化，以解决早期发展所产生的需求，但只有一种方式可行。他理想化的形象，基本上是一些“可爱的”特质，诸如不自私、善良、慷慨、谦虚、神圣、高尚、同情等等特质的混合物；无助、痛苦与苦难也都被荣誉化了。与自大报复的类型相比，他也是凭情感而生活，可能是喜悦或痛苦的情感，可能是对个人而且是对全人类的广泛情感，诸如艺术、自然或各种价值的情感。具有深刻的情感是他形象的一部分，只当他偏向自弃的倾向时，才能满足既成的“内在指使”，这种自弃的倾向已发展得远超过他与人们的基本冲突的解决方法。因此，他必须发展出一种对于自负的变重矛盾的态度。因为神圣、可爱的特质，是他自己所认定的价值，所以他不得不以此为傲。一个痊愈的病人自言自语道：“我谦逊地认为自己当然具有优越品德。”虽然他否定这种自负，虽然他这种自负并不表现在行为中，但是却常会以许多间接的方式而将神经官能症的自负表现在——易受攻击、保全面子、回避等等行为中。其他方面，神圣与可爱的形象抑制了任何自负的感觉，他必定会矫枉过正地去根除任何自负的迹象，于是畏缩的过程由此而生，使他变得渺小与无助。他无法将自己与自负的荣誉自我视为一体，他只能将自己感受为屈服牺牲的自我，他不只觉得渺小与无助，而且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不被需要、不可爱、愚笨而无能。他俨然像条丧家狗，随时在提防着那些蹂躏他的人。因此，从知觉中将自负排除，是他解决内在冲突的方法。

这种解决方法的弱点，就如同我们间接追踪到的两项因素。其中之一，是畏缩的过程，就圣经的词语而言，它是足以埋没个人才能的“罪恶”（反抗自我）。另一个因素，与“禁制夸张性”促使他变为自恨的无助牺牲者的方式有关。在很多自谦的病人中，分析开始后，当病人对自责报以严厉的恐惧时，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个因素。这种类型，时常不会察觉出自责与恐惧间的关系，而只能感受到他因恐惧而惊慌的事实。他通常会察觉到自己有自责的倾向，但却未曾为此深思过，他将此视为是一种出自良心的诚实待己迹象。

他也察觉到自己甚易接受他人的指责，而只在后来才会了解那些责备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他比指责别人更易于宣称自己的罪恶。事实上，他对承认罪过或别人指责他毛病时所产生的反应，常会伴随这种迅速而自主的情况，以至于他所持的理由无暇干涉及此，但他并不知道正在积极地辱骂自己。他的梦充满了自卑与自责，后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执行死刑的梦”：他被判了死刑，他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却接受了它；没有一个人会对他表示仁慈与关怀。或者，他做了某种梦或产生了某种幻想，梦中或幻想中他被扭曲了，这种扭曲的恐惧可出现于忧郁症的恐惧中：头痛会变成脑瘤；喉痛变为肺结核，胃病变为胃癌。

当分析进行时，他的自责与自我扭曲的强度会变得更为显著。任何以他的困难作为讨论内容的情形都可能击倒他；对于敌意的顿悟，会让他觉得自己像是个凶恶的谋杀者。对于发现自己是多么期望别人努力做事，会使他自觉是个具有掠夺性的剥削者。了解他对于时间与金钱的混乱，会引起“衰颓”的恐惧。焦虑的存在可能使他自觉像是某些极端不正常而面临精神错乱的人。如果这些反应公然地表现出来，那么分析开始时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坏。

因此我们首先要有个印象，他的自恨或自卑要比其他种类的神经官能症更为剧烈与凶恶，但当我们更了解他，而将他的状况与其他临床经验相比较时，我们就会舍弃这种可能性，从而了解他只是对自己的自恨显得比较无助而已。对于夸张类型可用的，且用以避免自恨的有效方法中，大部分都不听其支配。虽然他藉着特殊的“应该”与“禁忌”，而尝试忍受，但就像每一种神经病一样，他的理由与想象却会装饰而遮掩了这种病况。

但他却无法藉“自以为是”而防止自责，因为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就会违反他对自大与自夸的禁忌。他无法有效地像拒绝他自己那样地去憎恨或轻视别人，因为他必须是最“谅解人”、最“宽恕人”的。控告他人或对别人的任何一种敌意，事实上都会（远比他为使自己重获信心而更）使他害怕，这是因为他对攻击给予了禁忌所致。而且，正如我们即将发觉到的——他相当需要别人，基于这个理由，他必须避免与人发生冲突。最后，因为就所有的这些元素看来，他简直不是个善战者，而且这不只应用在他待人的关系上，而且可应用于他对自己的攻击上。换言之，他就像他攻击其他人一样，对于自己的自责、自卑、自我扭曲……等等也是无法有所自卫的。他忍受一切，他接受内在暴行的判决——这种暴行依次地增加了对自己已减弱的情感。

不过，他当然需要自卫，而且创造出自己的自卫方法。他也许会对自恨的攻击报以恐惧的反应，这种反应只当他的特殊防卫未适当起作用时才会发生。自贬的过程不只是避免夸张的态度，而使自己维持在禁忌所设的界限内的方法，而且也是缓和自恨的方法。我可以利用当自谦的类型被攻击时，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最完善地描述出这种过程。譬如他会藉着过分承认罪行，而试图和解并挫败自责的锐气：“你完全正确……不管怎样都是我不好，……一切都是我的错。”他以道歉或表示懊悔与自责，试图引出合宜的再保证，他藉着强调自己的无助，以祈求怜悯，以同一缓和的方法，他减轻了自责的痛苦。在其心目中，他正在夸大自己的罪恶感、无助等，他的一切情况是这么糟，简言之，他一再强调自己的痛苦。

另有一种减除其内心紧张的不同方法，亦即被动的“外移作用”，这可在他认为被别人控告、猜疑或藐视、被压迫、被鄙视、被辱骂、被剥削或极度残忍地被对待时显示出来。然而，这种可以缓和焦虑的外移作用，似乎不像主动外移作用是一种驱除自责的有效方法。此外（像一切外移现象一样），它妨害了他与别人的关系——基于许多理由，他对于这种障碍特别敏感。

然而，所有这些自卫的方法，依旧让他处在危险不安的内在状况中。他依旧需要更有力的再保证，甚至于当自恨被保持在中等的极限内时，他认为自己所做的，或为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是无意义的自贬等等——这使它变得更没有安全感。因此，依据他以往的形式，他要求别人能给予他被接受、被赞许、被需要、被渴求、被喜爱、被赏识的感觉，从而加强他的内在地位。对他的救援在于别人，因此，他对人们的需求，不只大大地被增强了，而且时常会具有狂乱的特性。于是我们开始了解“爱”对于这种类型所具有的吸引力，我将“爱”作为各种积极情感的“公分母”，不管他们是同情、温柔、情爱、感激、性爱或被需要、被赏识的感觉。我们将留在独立的一章，以更严格的意义，来讨论爱的吸引力如何影响个人的爱情生活。现在只讨论它如何在人类关系中发生作用。

夸张的类型为了证实他的权力与虚假的价值，而需要人们，他也需要人们作为他自恨的安全岛，但是因为他较易借助于机智，而且可从自负中取得较大的支持，所以他对别人的需求不像自谦类型那么具有逼迫性或广泛性。这些需求的性质与大小，可用以说明白谦类型对别人期望的基本特征。自大报复的类型基本上是期望邪恶的，除非他有反证，而真正孤立的类型（以后我们会再提到此类型）所期望的，既非善也非恶。自谦的类型则一直在期望善良，表面上，他仿佛对于人性的基本美德有坚定不摇的信心，的确他较易感受到别人的可爱特质，对此也较为敏感。但他的期望的强迫性，使他无法分辨真伪；通常，他无法区别真正的友善与伪善，他过于容易被任何温暖或关心的表现所贿赂。此外，内心的指使告诉他，他应该喜欢每一个人，他不应该怀疑别人。最后，他对于敌对与可能发生战斗的恐惧，使他忽视、舍弃、贬低、或藉解释而消除撒谎、不正、剥削、残酷、奸诈等特性。

当他面对自己拥有这些倾向的正确证据时，每次都会感到讶异，但尽管如此，他仍会拒绝相信任何欺骗、屈辱或剥削的意向。虽然他时常认为自己被辱骂，但这并不会改变了他的基本期望。虽然由他痛苦的个人经验，知道其他的特别团体或个人不可能给予他什么善行，但他依旧坚持地期望着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特别当这种“盲目”发生于具有狡猾心理的人时，他的朋友或同事会因此而大感惊讶。但这只表示情感上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藐视证据的存在。他愈对人们高度期望，就愈有将他们理想北的倾向。因此他并非对人类全具有信心，而只是具有一种波立耶那的态度（极端乐观的态度）罢了，这种态度必定会带来许多失望，而且使他与人们相处得更为危险不安。

以下是有关他对别人的期望的简短讨论。第一，他必须感到被别人所信任与接受，他需要这种信任与接受，不管是出自何种形式，只要是有益的：关心、赞赏、感激、情爱、同情、爱情、或者在性方面的需要。藉比较而使它变得更为清楚：正像在我们传统中，很多人认为就像他们所“赚”的钱那么值得，同样，自谦的类型也用“爱”的货币来衡量其价值，此地将“爱”用做一个广泛的术语，代表各种不同种类的信任与接受。他就像被喜欢、被需要、被想要或被爱那样的有价值。

此外，他需要与人交往及有同伴，因为他无法接受哪怕是片刻的独处。他容易产生失落感，就像他从生活中被割离了一样。只要他的自暴自弃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这种感觉的痛苦还是可以忍受的，然而，当自责或自卑一变为急性时，他的失落感就会变成一种无名的恐惧，而且当他对别人的需求变得疯狂时，这种现象来得更为正确。

最渴望的是对同伴的需要，因为对他而言，孤独意味着不被需要与不被喜欢。因此“需要同伴”也是一种隐秘的耻辱。单独去看电影或度假是耻辱，周末孤独地渡过而别人却能参加社交活动，这也是种耻辱。这说明了他的自信心是依赖于某些人对他的关心，他也需要别人对他所做的事表示意义与关心。自谦的类型需要一些他能为之缝纫、烹调或整理花圃的人，需要一位他能为之弹奏钢琴的教师、信赖他的病人或随从等。

然而，除了需要这些情感的扶持之外，他还需要帮助——充分的帮助。他会认为自己所需要的帮助是最合情理的；一部分因为他对帮助的需求大都是不自觉的，另一部分则因为他将帮助集中在某些好像孤立的与唯一的要求上：给他职业的帮忙，和老板谈话，陪他或为他购物、借给他钱等等。此外，他似乎认为自己所“渴求帮助”的愿望，都相当合理，因为“愿望”背后隐藏了极其广泛的需求。但是当我们由分析中而获悉全貌后，就会发现他需要帮助就等于他期望大家要为他做事一样。别人应该供给他发动力、为他工作、为他负责、给予他生活的意义，或接管他的生活，从而使他能藉此而活着。在我们认识了这些需求与期望后，“爱”对于自谦类型所具有的吸引力，就会变得一清二楚了。它不只是缓和焦虑的方法，而且如果没有了爱，他与他的生活就会失去价值和意义，因此爱是自谦型解决方法的内在部分。就这种类型的感觉而言，爱对于他就如氧气对于呼吸一样不可或缺。

无疑，他将这些期望带入分析的关系中。与大部分自夸的类型则相反，他会将其需要与无助戏剧化以此来祈求帮助。基本上，他期望由“爱”的治疗法来救治自己，他会很乐意将全部精力放在分析工作上，但就像后来所明了的，他被急切的期望所鼓动着，他所期望的援助与补救，必须而且只能来自于外界（此处来自于分析者）由“被信任被容忍”而来。他期望分析者藉着爱而移去他的罪恶感，这种爱，若分析者是个异性的话，则意味着是性爱。更常见的，在普遍的方式中，它指的是友情、特殊的关心或照顾等。

就像神经官能症中常发生的那样，需求会转变为要求，亦即他觉得有权具有一切他所必须早有的德性；对爱情、情爱、谅解、同情或帮助的需求会转变为：“我有权享受爱情、情爱、谅解与同情。我有权让别人为我做事。我不用亲自追求幸福，但却有权享受幸福。”不消说，这些要求与夸张的类型相比，更是潜意识的要求。

与这方面有关的重要问题：自谦的类型究竟是将其要求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他如何维护这些要求？最有意识的，而且最实际的基础，是他竭力使自己变得令人愉悦，让人认为他是有用的。随着他的气质、他的神经官能症结构、他的状况而有所不同，他可能是迷人的、顺从的、体贴的、易于感受别人愿望的、对人有所帮助的、肯牺牲的、能谅解人的。自然，他会高估自己为别人的所作所为。他忘了别人也许毫不喜欢这种关心与慷慨，他不知道自己的施舍附有条件；他的考虑中省略了自己令人厌恶的特性，因此他认为自己的作为纯粹是友善的，亦即他可以合理的要求回报。

他的要求的另一个基础，对他自己更为有害，而对别人则更具强制性。他认为因为自己害怕孤独，所以别人应该留在家里陪他：因为他无法忍受喧嚣，所以每个人在他房子周围都应蹑手蹑脚地走路。于是一种不适当的鼓励鼓动了神经官能症的需求与痛苦，潜意识里他用痛苦来维护这些要求，这不只将“欲压制痛苦的动机”制止了，而且也会导致将痛苦作不适当的夸张。这并非指其痛苦只是为了表现给人看才做的“伪装”。它以更深的方式影响了他，因为在基本上他必须对自己，对自己的满足，证明他有权让这些需要被满足，他必定会认为其痛苦是特别而过分的，因此他有权需要接受帮助。换言之，这种过程使一个人感到其痛苦比实际上他所遭遇到的还更剧烈，而它并不具任何战略价值。

第三种基础，仍旧是属于潜意识的，而且较具破坏性，就是他认为自己被虐待，以及他有权要别人修补他所受的伤害。在梦中，他梦见自己被破坏得无法修理，因此他有权要求其一切需要都该被满足。为了了解这些报复性的元素，我们必须先详细研究他用以说明认为被虐待的因素。

就典型的自谦类型而言，认为被虐待几乎是他整个生活态度中一种特定的隐伏情绪。如果我们想用三言两语来描述其特征，那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渴求情爱而却常常感到被虐待的人。首先，就如我已提过的，别人时常会利用他不能自卫，以及他过度热心帮助别人或牺牲自己来从中取利。因为他认为自己没价值，以及无法为自己辩护，所以有时他并不会意识到这种虐待。也由于他的畏缩过程以及这种过程所惹起的一切，虽然别人对他并无恶意，但他却常常不敢放胆行事。事实上，他在某些方面比别人更加幸运，即使这样，其“禁忌”心理也不允许他认识到这些优势，他必须告诉自己（而他也因此感觉到）：他的情况比别人要坏得多啦。

此外，当他的许多要求无法满足时，他会觉得自己被虐待了——譬如，当别人得到了他的帮助，而没有及时地向他表示感激时，他就会认为自己被虐待了。他对要求受到挫折的反应，并不像那种不公平地被对待所产生的自怜那样，充满了义愤。

他由自贬、自责、自卑以及自我扭曲，加强了对自己的虐待，这或许要比其他来源更为痛切。他的自弃愈剧烈，则外在的良好条件愈不能战胜它。他时常会述说自己的凄惨故事，以期引起别人给予他更多的愿望与同情，实际上他可能未曾像他所说的那么凄惨；但无论如何，隐藏在这种感觉背后的，必是他自弃的真实性。突发的自责与接踵而来的被虐待（抛弃）感之间的关系，并不难于观察到。譬如，在分析中，当他了解自己的困难而引起自责时，他的思想会让他立即回忆起生活中遭遇困难的时期——不管是发生在孩提时代，还是在以前的医疗或以往的职业之中。他会将别人对他的犯错予以戏剧化，而且长记于心上，就像他以前已做了多次一样。相同的形式也会发生在其他人性关系中，譬如，如果他不太了解自己并不体恤别人，他可能会产生那种闪电般地快速转变至自己被虐待的感觉。总而言之，他犯错的恐惧，简直迫使他认为自己是个牺牲者，不管事实上他是否已战胜别人，还是已经由盲从的需求转而利用别人了。因为“认为受害”成了抵抗自恨的一种自卫，所以它处于一种战略的地位，也严厉地被防卫着。自责愈邪恶，他就愈会狂乱地证明并夸张人家对他所犯的错误（冤屈他），而且对于这种“错误”的感受也愈“深刻”。这种需要有时如此地令人信服，因此可使他暂时得到一些帮助。因为接受，或自己认为受帮助就是被施舍，必会使他那种完全是个牺牲者的防御地位迅速地崩溃。相反，找寻罪恶感的可能性骤增，对任何被虐待感的突增是有益的，只要他知道自己也参与了该事，而且能以正确的方式去看待它（冤屈或犯错），亦即不再自责时，那么在分析中我们常可观察到他的冤屈（犯错）已缩小至合理的比例，或真的已不再是冤屈。

自恨被消极地外移，可能会超越被虐待的感觉，但更密切的观察显示出，他不只认为自己因某些理由被虐待，而且也觉得自身存有乐意接受这种感觉的某些事项，且确切的渴望强取这种感觉。这指出了一个事实：认为被虐待也必定具有某些作用，这种作用使他那被压抑的夸张驱动力找到了发泄孔，而同时又将这些驱动力隐藏起来。这使他自觉比别人优秀，使他自认为对别人的敌对攻击是正当的；最后它让他将敌意的攻击伪装起来，因为诚如我们将发觉到的，大部分的敌意及压抑，都表现在痛苦中。因此，认为被虐待是他发觉或感受内在冲突的绊脚石，这种冲突可藉他的自谦而获得解决，不过，对每一个因素的分析，都可帮助减低被虐待感的固执性，直到他能面对这种冲突时，这种感觉方会消失。

只要这种被虐待感永久存在——通常它不会停顿下来而会与日俱增——那么它会导向增加对别人报复的愤恨。这种大量的报复性敌意依旧是潜意识的，它必须深深地被压抑住，因为它会使他陷入生活所凭借的一切主观价值中的险境，它会损毁他绝对善良与高尚的理想化形象，它使他感到自己不可爱，而且它也与所有他对别人的期望相抵触；它妨害了他成为最谅解与最宽恕的人的“内心指使”。因此，当他愤恨时，不但会攻击别人，而且还会攻击自己，因此这种愤恨是这种类型中最首要的破坏性因素。

虽然这种愤恨会广泛地受到压抑，但“谴责”偶尔也会以缓和的形式表现出来。只当他感到被驱往绝望的深渊时，深锁的水闸方会敞开，而剧烈的责备洪流也因之冲出。虽然这些可能精确地表现出他深刻的悲伤（不愉快），但他常常能够摒除他们，因为他过于烦恼而无法找出其真正的意思。但他用以表达报复的愤恨是最具特征性方法，也是由痛苦，藉着增加对各种身心症状或沮丧感与忧郁感的痛苦感受，而表现出来。如果在分析中，病人的这种报复心再度兴起时，那他虽不会表现明显的愤怒，但他的状况必会遭受到损伤。他会变得更顺从，而且会表示分析似乎并没有治愈他，反而使他更加恶化了。分析者也许会知道在上次会谈中究竟是什么打击了他，会尝试让病人了解这一点，但病人对于了解可以减除他痛苦的关系，并不感兴趣。他一味地再度强调他的诉苦，仿佛必须确定分析者已知道其忧郁是多么的恶化。他不自知地想让分析者因为让他痛苦而感到有罪。于是痛苦便需伴随着另一作用：引人注意的痛苦与使别人觉得有罪，是他唯一用来对别人生气的有效方法。

所有这些因素，给他待人的态度增添了两种奇异的矛盾情感：表面上他表现出纯真而乐观的信任，但在潜伏的情绪内，却仍具有不分青红皂白的猜疑与愤怒。

由于报复心增加而产生的内在紧张可以变得相当巨大，问题不在于他具有某些情感的烦恼，而在于他得维持正当的心理平衡。是否能做到或能维持多久，一部分是依靠内心的紧张程度而定，一部分则依靠周遭的环境而定。提到他的无助与对别人的依赖性，后者对他远比对其他的神经官能症类型还更为重要。一种对他而言是顺利的环境，不会加给他超过其禁忌所能达到的负荷，而且可依照他的结构而满足其需求。假若他的神经官能症并不太严重，那他可以过着为别人奉献，或为主义牺牲的生活以获取满足，而且也可过着对别人有所助益的生活以忘却自我，在此他认为被需要、被想要、被喜爱因而获取了满足。然而，甚至于在最好的内在与外在条件下，他的生活仍是建立在危险不安的基础上；他所照顾的病人去世了或不再需要他，他卖力奉行的主义失败了或对他而言已失去意义。这种丧失，正常人是可以安渡的，但却可能使他临于“崩溃”的边缘，且使他的焦虑与无用感变得更为显著。另一危险的逼迫，基本上来自于内部，在他不承认攻击自己或别人的敌意中存有太多的因素，以致不会产生他所不堪忍受的内在紧张。或者，换言之，他被虐待的感觉过分强烈，从而无法使他处处安全。

另一方面，常见的环境（条件）也许并不包含我刚才所描述的顺利元素。如果内心的紧张程度很大，而环境又艰难，那他不只会变得极为凄惨，他的心理平衡也将会濒于崩溃边缘。不管症状是什么——惊慌、失眠、食欲不振等——它发生了，而且以冲毁堤防，淹没、泛滥系统的敌意为其特征。所有对别人积聚的、难堪的谴责于是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的要求变为具有公然报复与无理的特性，他的自恨变成有意识的而且达到不可克服的比例，此时的他是全然的绝望。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也许会具有严重的恐慌与自杀的危险性，这种情景与过于懦弱而十分渴望取悦他人的情景大不相同。其中初期与末期仍是神经官能症发展的主要部分。如果以为在末期所出现的破坏性作用始终都在遏止之下，这是个错误的结论。的确，在悦耳的理由的外表下，存有比我们眼见的还更多的紧张，但是只有挫折与敌意的骤增才会发生在末期。

因为其他关于自谦解决方法的事项将于病态的依赖性中讨论，所以我愿意用一些关于神经官能症的痛苦的评论，将这种结构的一般轮廓做一个结论。每一种神经官能症都会惹起比一般人所能察觉的还多的真实痛苦，自谦的类型苦于置身在阻碍其夸张的桎梏下以及自弃下，苦于置身于他待人的双重矛盾的情感下。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痛苦；它并非为了某些私人的目的；它并非经过了伪饰以加深别人的印象。此外，他的痛苦还起到了某些作用。我提议将因这种过程而发生的痛苦命名为神经官能症的或机能性的痛苦，这些作用我已提过一部分了，譬如，痛苦变为他要求的基础，不只在于祈求关心、照顾与同情，而且让他觉得自己有权得到这一些。痛苦用于维持他的解决方法，因此具有统合作用。痛苦也是他用以表示报复的特别方法。的确，有好多常见的例子，譬如夫妻中有一位患了精神病，因而将此作为攻击另一人的致命武器，或藉此灌输小孩的罪恶感（为了要脱离）而抑制了小孩的正常发展。

他如何自己处理那个极其凄惨的打击——即他渴望着不伤害任何人的情感呢？他或许不太知道自己已成为周遭情况的累赘，但他并未坦诚地面对它，因为自己的痛苦让他免受刑责。简言之，他的痛苦控告了别人而原谅了自己！在他心目中，痛苦赦免了一切——他的需求、他的暴躁、他心情的沮丧。痛苦不只平息了他的自责，而且也避免了别人可能对他的谴责。此外，他为求原谅的需要，转变为要求，他的痛苦让他有权得到别人的“谅解”。如果别人仍是一味地吹毛求疵，那就是残酷无情的人。不管他做什么，都应引起别人的同情与帮助。

痛苦也以另一种方式而让自谦的人免受刑责，它提供了不能真正地过好生活以及无法完成雄伟目标的所有借口，虽然如同我们所见，他焦虑地规避野心与胜利，但为求成就与胜利的需要依旧会产生。痛苦让他在心目中藉着——潜意识或有意识地——维持超凡成就的可能性，使他得以保全面子，而非让他在奇怪的疾病中受苦。

最后，神经官能症的痛苦也会让他用瓦解自己的想法，或潜意识里将这么做的决定来玩弄自己。这样产生的吸引力，无疑在悲痛时期影响较大，而且是自觉的。更常见的，在这期间只有反应的恐惧会到达意识之中，譬如精神的、身体的或道德衰颓产生的恐惧、或不精进的恐惧、或恐怕太老了而无事可为的恐惧。这些恐惧表示：一个人健康的那一部分，希望能过着完整的生活，且对另一专注于瓦解的部分报以恐惧的反应，这种倾向也可在潜意识里起作用。个人甚至于还未曾了解到他的整个健康状况己遭受到损伤——譬如，他不能做任何事，他害怕人们，他意气消沉——而直到有一天，当他突然觉察到自己日渐衰颓与使他如此衰颓的原因时，才能醒悟过来。

在悲痛的时期，“被毁灭”之感对他可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成为逃避一切困难的方法：放弃对爱情的无望奋斗与为满足矛盾的“应该”产生的激昂企图，而藉着接受失败使自己从自责中解放出来。这也是吸引他从消极（不抵抗）中寻求解决的方法。它不像自杀倾向那么积极，这种自杀倾向极少会发生在这个时期。他全然地停止奋斗而听任自毁的力量自然发展。

最后，在残酷世人的攻击下，“瓦解自己”对他而言似乎是个终极的胜利，它可能采取“死在攻击者的门阶上”这个形式。然而更常见的，它并非是真正的痛苦，而只是意欲羞辱别人，且藉此提出要求而已。它愈陷愈深，因此变得更为危险。基本上，在病人的心目中它代表着一种胜利，尽管这可能是潜意识的。当我们在分析中将它揭露时，我们可发现到被那种混乱的部分真实性所掩护着的一切事项，如柔弱与痛苦的荣誉化。痛苦本身变成高尚的证明，生活在卑鄙的世界中，一个敏于理解的人除了瓦解自己外又能做些什么？他到底是应该奋斗来维护他自己，还是卑屈自己和他们同流合污呢？他只能宽恕别人而用殉道者的冠冕荣誉来埋葬自己。

所有“神经官能症的痛苦”的这些作用，说明了它的固执性与深度，它们（作用）都因整个结构的极度需要而产生，而且只有针对这种背景方能了解它们，就治疗的说法而言：在其整个性格结构中，若无根本的改变，那他绝对不可能缺乏它们（痛苦的作用）。为了了解自谦的解决方法，则不可不考虑其全貌：整个人格发展史以及整个他在任何特定时候所进行的过程。当我们简短地对有关这一主题的理论做一研究后，就可以知道理论的不当，主要是因为他们片面地将焦点集中在某些方面，譬如，片面地重视心灵内或人际间的因素。然而，仅从这些方面的任何一面观察，我们都无法了解其动力变化，除非我们完全了解了人际间的冲突导致了特殊的心灵内之变化这一过程，而心灵内的形象不但依据人性关系的旧有方式而定，且可改变人性关系的方式。它使人们变得更具强迫性与破坏性。

此外，像弗洛伊德与卡尔·梅宁哲的某些理论，都过度着重明显的病态现象，如“被虐待”的变态，沉溺于罪恶感，或自找痛苦。他们忽略了近乎正常者的倾向；的确，战胜人们、亲近别人、生活在平静中等等需要，因柔弱与恐惧而决定，因此是没有分别的，但它们也包含了正常人态度的根源。譬如这种类型的谦逊与他们低估自己的能力（姑且承认他的虚伪基础），似乎比攻击、报复类型的炫耀自大还更接近正常者。这些特质仿佛使自谦的人与其他神经官能症患者相比，更像“正常人”，此地我并不谈及他的防卫，正像刚刚提到的倾向，起源于他与自我的脱离，从而引发更进一步的病理发展。我只想说明，如果不了解他们是整个解决方法的内在部分，则必定会导致整个过程的错误解析。

最后，有些理论过度偏重于神经官能症的痛苦上——这真的是主要问题——但却将痛苦与所有背景割离了。这必定会导致应用于战略设计的不当压力，因此，阿德勒视痛苦为引人注意、逃避责任与获取不正直的优越的工具。狄奥得尔·赖克将坦率的痛苦强调为取得爱情与表现报复的手段。法兰兹·亚历山大强调痛苦具有移除罪恶感的作用。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根植于实际的观察，不过，因为未曾深入整个人格结构中，所以才会得到像一般为大家所相信的但却仍大有商榷的看法，以为自谦的类型纯粹在于想要受苦，或者只在悲痛时，才会觉得快乐。

能了解整个病况过程，不只对于理论的理解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分析者对待这种病人的态度也十分重要。由于他们隐伏的需求，以及那种“欺诈心理”的标记，他们极易表现出愤恨的态度，但他们可能比其他人更需要同情和谅解。

10　病态的依赖性

病态的依赖关系因配偶选择的不当而引起，更精确地说，我们不应该谈及选择。事实上自谦的人并没选择而是“被某些类型迷住了”，无疑，他被能给他更强壮、更优越印象的同性或异性所吸引了。

在解决自负系统内在冲突的三种主要解决方法中，“自谦”似乎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一种，它除了具有每一种解决方法的缺点外，还会导致那种比别人更不幸福的主观感觉。自谦型的真正痛苦可能并不比其他的神经官能症来得大，但他却会更主观地认为自己比别人还凄惨，因为痛苦使他承担了许多。

此外，他对别人的期望与需求，也形成了对他们的巨大依赖性。虽然各种强行的依赖性都是痛苦的，但这一种特别不幸，因为他与别人的关系不得不因此而被分离。不过，爱（就广义而言）仍是唯一能给他生活真实内容的东西。就性爱的特殊意义而言，“爱”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相当特殊与颇具意义的角色，因此有关它的陈述应专门予以讨论，虽然这样无可避免地会导向某些重复，但它也给了我们较好的机会，以便更清楚地了解整个神经官能症构造的某些显著因素。

性爱诱发了这种类型，且被视为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成就。爱必须是通往天国之路，那儿毫无悲痛，不再寂寞；人们不再感到失落、罪恶与无用，不再为自己负责；不再与残酷的世人争斗。于是爱似乎预示了保护、支持、情爱、鼓励、同情、谅解等意义；爱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爱给予他生活上的意义，爱是一种援助或补救。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他常会将人们分成有产的与无产的，并非就经济与社会地位而分，而是就有无婚姻或跟婚姻相等的关系而分。

爱的意义基本上寄托在他所期望被爱的一切事物上，因为那些描写过依赖者之爱的精神医学作者已特别偏重这一方面了，所以他们称此为寄生的、依赖性的或口头上色情的，的确，这方面是较引人注意的。但就典型自谦的人（具有明显自谦倾向的人）而言，对于爱的吸引力与被爱的吸引力是相等的。对他而言，爱意味着遗失，意味着将自己浸渍于狂喜的情感中，与另一个人合并而成为统一整体，且从中找到他本身所没有的统一性。故对爱的渴求被深而有力的来源所滋养着，这个来源就是渴望给予和渴望统一。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来源，那将无法了解他情感所及的深度。寻求统一性是存在于人类中最强的激发力，尤其对于“内在分裂”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更为重要。渴望将自己屈服于（或奉献给）某种比我们还伟大的事物，似乎是大部分宗教形式中的主要元素。虽然自谦的“给予”是种对正常渴求的讽刺，但它也具有与舍弃相同的力量，它不只呈现于爱的渴求中，而且也出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在书中，我认为“自灭”的渴求是我一直所认为的那种被虐狂现象的基本解释，它是他癖性中的一个元素，极力要将自己遗失在各种情感之中，比如遗失在“泪海”中；遗失在对于大自然的狂喜情感中；沉溺于罪恶感中；淹没于极度兴奋（性高潮）的渴望中，或在睡眠时的微弱呼吸中，而且时常将自己遗失在自我终极的毁灭——即对死亡的渴求中。

我们来看看更深一层的透视，爱对他的吸引力，不只存在于他为追求满足、和平与统一的希望中，而且爱是他实现理想化自我的唯一途径。在爱中，他能发展成理想自我所具有的可爱特质；在被爱中，他可获得理想自我的最高证实。

因为爱对他具有如此独特的价值，所以“可爱”在他用以决定自我评价的所有因素中排行在第一位。我已提过，在这种类型中，可爱特质的培养始于他早期对情爱的需要，精神的安宁对于这种需要格外重要；可爱特质越突出，则夸张的行为愈被压抑住了。可爱的特质是唯一被“受压制的自负”所笼罩的一种特质，后者表现在他对任何指责或质询的过敏上。如果他的慷慨或他对别人的需要所表示的关怀，不被赏识甚至反而引起激怒时，他会感到深受伤害；因为这些可爱的特质是他唯一用以评价自己的因素，所以他将自己的慷慨或关怀被拒绝，视为他整个人全然被拒绝一样。于是他对遭受拒绝的恐惧便极为深刻，拒绝对他而言，不只意味着丧失了依赖他人的一切希望，而且带给他一种极度无价值的感觉。

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更密切地研究可爱的特质如何由严厉的应该系统被执行的过程。他应该不单单只具有同情心而已，也应该绝对谅解别人。他应该永不会感到被人伤害，因为所有这些都应因这种谅解一扫而光。感到被伤害，除了自感痛苦外，势必会引起对自己的小气或自私的自责性谴责，尤其他不应轻易受嫉妒的苦痛所伤害——对一个易于因被拒绝或被舍弃而发生恐惧的人而言，这种“指使”是不可能完成的。充其量他所能尽力而为的，是坚持“宽宏大量”的托辞。任何冲突发生，都是他的错，他应该是更安详的、更体贴的、更仁慈的。他的“应该”与他实际所拥有的之间有着差异，通常有一些会被“外移”到夫妻的关系间。他所知道的，是焦虑地要符合妻子的期望。有关这方面，存在着两种最重要的应该，这就是：他应该能将任何爱情关系发展至绝对和谐（和睦）的状态以及他应该能使妻子爱他。当他陷于难以维持的关系时，或者当知道他果真能达到这种目的也只是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时，那他的自负会将这种解决方法视为一种耻辱的失败，而且要求他应该把这种关系处理好。另一方面，正因为可爱的特质——不管如何的虚伪——被一种隐秘的自负笼罩，所以它们也变成其他隐伏要求的基础。它们让他有权得到独有的挚爱，以及满足前一章我们所讨论的许多需要。他认为自己有权被爱，不只是为了他（此种关怀可能是真实的），而且是为了他的柔弱与帮助，为了他的痛苦与自我牺牲。

在“应该”和“要求”二者之间，会产生冲突的趋向，他必然会因无法摆脱而深陷进去。有一天当他虽是清白却被加以辱骂时，他可能会下决心责骂他的太太，但就需求对己有利的事物以及控告他人而言，他却害怕自己的这种勇气。同时他也对“使自己遗失”的这种期望感到恐惧，因此事情的变化遂达到了极端，他的应该与自责占了上风；他不应该愤恨任何事项，他应该是平静的，他应该更钟情、更体谅的——不管怎样，一切错误都在于他。同样，他对妻子的评价也犹疑不定，他的妻子有时强壮、可爱，有时却是可疑、残忍、无人性的。因此一切都坠入了云雾中，而无法作出任何决定。

他使爱情的关系步入了内在的状态，虽然这些状态总是危险不安的，但它们未必会导致不幸的灾祸。假若他不太具有破坏性（消极），假设他找到一位太太，这个女人也相当的正常，就对他的神经官能症理由而言，太太相当珍爱他的柔弱与依赖性，那他便可以因之获得幸福。虽然这样，他太太有时会觉得他的依赖态度是种牵累或负担，但这却可使他感到强壮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神经官能症的解决堪称为成功的解决方法。被珍爱与被庇护的感觉，正显示出自谦者的那种最佳特质。然而，这种状况同时也必会阻止他去革除那些心理困难。

这种偶然情况是否常会发生？这并非是分析者所能裁决的。分析者所注意的是那些较“不顺利”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夫妻间会彼此互相折磨，而依赖者则正处于慢慢地、痛苦地毁灭他自己的危险中，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已谈到一种病态的依赖性。它的发生并不囿于关系上，它的许多特征也可发生在与性无关的方面。譬如，父母与小孩之间、师生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指挥者与随从者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在爱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此只要我们在这一点上了解了他们，那么在其他的关系中我们就会更易于了解，不管他们是否被忠诚或感激等等的“合理化”所掩蔽了。

病态的依赖关系因配偶选择的不当而引起，更精确地说，我们不应该谈及选择。事实上自谦的人并没选择而是“被某些类型迷住了”，无疑，他被能给他更强壮、更优越印象的同性或异性所吸引了。他不顾正常的对象，而爱上一个超然的人，如果后者是因财富、地位、名誉或特殊的禀赋而具有某些魅力的话，易于爱上外向的自恋欲类型，这种人跟他一样，具有“有希望”的自信，他还易于爱上自大报复类型的人，这种人敢提出公然的要求而不在乎自己的骄傲与无礼。许多理由结合起来，从而使他易迷恋于具有这些性格的人。他喜欢高估他们，因为他们似乎不只具备了他极度缺乏的特性，而且还缺乏轻视自己的特性。这些现象的产生可能都与他想追求独立、自足、优越感的保证以及需要“炫耀自大”的勇气或是渴求攻击性等等心理有关。只有这些他认为是强壮、优越的人，才能满足他的需要。引用一位女病人的幻想：只有具有强壮手臂的男人方能将她从失火的屋子里、失事的船中或可怕的夜贼手中拯救出来。

他之所以被蛊惑或被迷住的原因，也就是用以说明这种迷惑的强迫性元素——是因为他将“夸张的驱动力”压抑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必定会尽一切所能来否定那些夸张的驱动力。无论他所具有的征服性驱动力与隐伏的自负是什么，对他而言这都是外来的——然而，相反的是，他却将自负系统被屈服的无助部分感受为自己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因为他痛苦地居于“畏缩过程”的结果之下，所以能具有攻击性地且自大地征服生活，对他而言这变成是最有价值的事。潜意识里，甚至于有意识地当他认为自由得足以表达出来时，他以为只要能像16世纪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人那样傲慢与残酷，那他必能“自由不拘”，而世人从此都需仰视他。但因为无法获得这种特质，所以他被别人的这种特质迷惑了，他将自己的夸张驱动力“外移”，而且崇拜别人的夸张驱动力，在此能确切地感动他的是别人的自负与自大。不知道唯有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冲突，却企图藉着爱去解决。爱一个自负的人、与他合并、利用他的一切而获得补偿地生活着，以使自己也能参与征服生活，而不必自己具有征服生活的能力。如果在这种关系的进行中，竟发现了神像的脚是泥土做的时，他便会对此失去兴趣，因为他无法再将自负转移到其身上。

另一方面，具有自谦倾向的女人并不会吸引他，使他产生要选她作为性爱对象的兴趣。他可能像朋友般地喜欢她，因为在她身上比在别人身上可发掘到更多的同情、体谅或真爱。但一经密切交往之后，他甚至于会厌恶她；她就像一面镜子，他从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柔弱，因此变得轻视她，至少会对她表现出激怒。他也害怕这种对象有如依附的蔓藤，只因为他必须是个更强壮的人这种意念，惊吓了他；这些负面的情感反应使他无法评价这个对象所拥有的优点。

在具有明显自负的人们中，那些自大、报复的类型虽然对于依赖者常具有最大的迷惑力，但就依赖者真正的私利而言，他有强有力的理由去畏惧他们。迷惑力的起因部分在于他们具有最显著的自负，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最可能击倒受制于他的自负。开始时，自大者这一方面可能具有一些粗野的攻击性，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一书中，有关菲力普与米特莉首次邂逅时的描述已说明过这种现象，史蒂芬茨威格在他的《狂乱》一书中也有同样的例子出现。在这两个例子中，依赖者首先都报以愤怒的反应以及向攻击者（这两个例子都是女性）报复的冲动反应，但几乎同时又都被迷惑了，因此无望地与情深地被她所“诱惑”，此后就只具有一种富有推进力的兴趣：赢得她的爱。于是他破坏（或近乎破坏）自己。侮辱的行为常会突然引起依赖的关系，而不必像《人性的枷锁》或《狂乱》两本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富有戏剧性，它可能更精巧或更隐伏，如果在这种关系中并不存在着这种侮辱的行为，则会令我大感惊讶。它也许只包含缺乏对人的关心、自大的冷漠、待人不够殷勤、带有玩笑性质的讽刺、或不被对象那种迷人的任何优点——如名声、职业、知识等——所感动。这些都是“侮辱”，因为他们认为是“被拒绝”，我已提过，“被拒绝”对于那些拥有“需使人人喜爱他”的自负的人而言，是一种侮辱。这种现象发生的频率，可使我们弄明白超然孤立的人对他所具有的吸引力有多大，他们的冷漠与不可利用构成了侮辱性的拒绝。

这些事件，似乎加深了“自谦者”一味渴求痛苦且热切地抓住因侮辱所引起的痛苦事项的概念，其实，再没有其他错误观念会比这一概念更能阻碍对病态依赖性的真正理解，它特别容易导致错误，因为它只包含了一点点的真实性而已。我们知道痛苦对他而言具有多种神经官能症的价值，而且侮辱的行为就真像吸铁石一样吸引住了他。其错误在于，在这两种事实间建立了过于精简的因果关系——认为这种磁性般的吸引力因痛苦的事项而决定。理由就是我们分别提过的那两个其他的因素：因别人的自大与攻击性对他所产生的诱惑力以及他自己所具有的“给予”（或屈服）需要。现在我们已了解了这两种因素比以前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密切的相互关系，他渴求舍弃自己的躯体与灵魂，但除非他的自负居于下风或被破坏，他才能这么做。换言之，起初的攻击性之所以吸引人，与其说是因为它伤害了，倒不如说它燃起了“自我摆脱”与“自屈”的可能性；套句病人所说的话：“动摇我自负的人，将我从自大与自负中解放出来”；或者“要是他能侮辱我，那正表示着我是个凡人”；而且，可能还会说“只有这样，我才能爱”，这里我们也联想到比才的《车夫》这个故事，她的热情只当其不被爱时方会被激发。

无疑，为了屈服于爱情而放弃自负，是病态的，（正如我们即将了解的）特别是明显的自谦类型，只当他感到或者真正的堕落时方能去爱。但如果我们记得，就正常人而言，爱与真正的谦卑可能会共存时，则前述现象将不再稀奇或神秘。它与我们最初所相信的十分相像，而且比我们在夸张类型中所观察到的还存有更大的差异。夸张型的人对爱产生恐惧，主要因为他潜意识里了解，为了爱他必须放弃很多神经官能症的自负。简言之，神经官能症的自负是爱的劲敌。夸张类型与自谦类型的差异在于，前者并不需要爱，相反的却对此规避且视之为危险的事物；但对于后者而言，屈服于爱是解决一切的方法，而且是生命所必需的。夸张类型的人只要其自负遭受破坏，他就会屈服的，但却会演变成情感的奴隶。斯汤达在《红与黑》一书中，有关玛斯尔达对于莲的情爱中，已描述过这种自负的过程。它显示了自大者对爱的恐惧建立得很稳固——对他而言，这种自负过于警惕而无法让自己陷入情爱中。

虽然我们在任何关系中都能研究病态依赖性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在自谦类型与自大类型二者间的性关系最为显著，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冲突较为强烈，而且发展得也较为完全，因为这两种对象（夫妻）间的关系通常较为长久。自爱欲的或超然孤立的对象较易对那种别人不问理由而对他所作的需求感到厌倦，而且较易放弃它们⁽¹⁾，然而虐待狂的对象却较易将自己束缚于他的牺牲者身上。依次地，依赖者更难于从自己与自大报复型之间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出于本身的弱点，他对这种困难是毫无准备的，就如一艘只能在静水中行驶的军舰想横渡狂风巨浪的海洋一样。她缺乏坚强，她在人格结构中的每一弱点，都将会被感觉出来，而且意味着被破坏或被毁灭。同样，自谦者可能已生活得很好，但是当他置身于这种关系的冲突中时，每一个隐藏在他身上的神经官能症因素就会开始发生作用。我将根据依赖者的立场从基本上来描述这种过程；为了简化叙述，我假设自谦的对象是女人，而攻击性的对象则是男人。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这种关系也较为常见，尽管有许多例子显示出自谦与女性并无关系，而且攻击性的自大也与男性无关。然而，两者都是强烈的神经官能症现象。

最引人注目的第一特征，就是这种女人在关系中的“全神贯注”，其对象变为她生存的唯一中心，一切事物均绕他而旋转，她的情绪依男人待她的态度是积极或消极而定，她不敢有任何计划，唯恐失却男人的邀请或失去与他共度良宵的机会。她思想集中在了解或如何帮助他上，她的努力在于满足男人所拥有的期望，她只有一种恐惧——恐怕会反对或失去男人，同时，她的其他兴趣都消沉下来。她的工作，除非是与男人有关，否则都会相对地失去意义，这种现象甚至于对她所心爱的职业工作或她已有成就的工作也同样会发生。无疑地，这当中又以后者受害最大。

女人其他的人际关系也会被忽略；譬如她会忽略或离开小孩以及她的家人。当男人变得不可利用时，友谊逐渐地只成为用以消磨时间罢了，当男人一出现，则一切交战瞬即消逝。其他关系的损伤可被其对象所助长，因为他会慢慢地使她愈来愈依赖他。她会由男人的眼睛而对待自己的亲戚或朋友，男人轻蔑于她对人们的诚信，而将自己的猜疑渐渐灌输给她，因此使她失去了根源而渐趋赤贫。此外，她的私利总是居于低潮之中，且逐渐沉没。她可能会陷于债务中，而冒着名誉、健康与尊严受损的危险。如果她在分析中习惯了分析自己时，那她对了解男人的动机与帮助男人的关心会取代她对自我认识的兴趣。

困难一开始就会发生，但有时事情暂时看来仍会很幸运，在某些神经官能症方面，两个人似乎彼此正相吻合。男人需要成为胜利者，而女人需要被降服。男人公然地需求，而女人顺从了。女人只当自负破损时方会降服，而基于很多男人的理由，他却不能不这么做。但是在这两种全然对立的气质之间——或更精确地说，在两种神经官能症的结构间——迟早必定会发生冲突，主要的冲突是有关于情感问题方面的——“爱”的方面。女人强调爱情与亲密，而男人则极度害怕实际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他而言是猥亵或无礼的。女人对爱情的信念，对男人而言是纯粹的伪饰。的确，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并非对他个人的爱，而男人是她遗失自己而与其合二为一的需求，因为男人能激发她。男人因伤害了她的情感，而被认为是伤害了她，于是她会因此而觉得自己被忽视或被虐待了，随即引起焦虑，且加强了她的依赖态度。这里又产生了另一冲突：虽然男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使她变得更有依赖性，但她依附于男人的态度却惊吓了他而且使他感到不愉快。男人害怕并轻视自己的任何柔弱，同时也轻视她的柔弱。对她而言，这意味着另一种“拒绝”，于是又引起了更多的焦虑与依赖性。她“绝对的需求”被认为是种“强制”，而男人必须打垮它，以保持他那种具有胜利性或征服性的情感。她强迫地认为自己对男人是“有所帮助的”，对他的自负是种打击，她强调“体谅”男人，同样她也伤害了男人的自负。事实上，即使她费尽毕生真诚的努力，也无法真正地体谅男人——她几乎是无法这样做的。此外，在她的“体谅”中，存有太多的需求以致无法真正原谅或宽恕男人，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一切态度都是善良而且正常的。于是男人意识到她自觉具有优越的德性，因此变得激怒而欲撕毁她的伪饰。将这些关系说得十分完善是极不容易的，因为在基本上二者都是自以为是的人。因此她开始认为男人是残忍的，而男人也觉得她戴着道德伪善的面具。撕毁她的伪饰可以是明显有益的，只要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进行，但因为这个过程大半是以讽刺与诽谤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这伤害了她且使她感到更无保障、更具依赖性。

怀疑这些冲突是否对他们彼此间有益是一种无用的臆测。的确，有时他能忍受某些“软化”，而她有时也能忍受某些“倔强”。但大部分时间，他们两人都深深地被禁锢于个人神经官能症的需求以及他们所嫌恶的人或事物之中，这种愈变愈糟的恶性循环长期不停地起着作用，遂造成了相互折磨的结果。

她所面对的挫折与缺陷，彼此间有所差异，他们彼此间总是像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互相吸引与追逐，互相结合与撤退。美满的性关系，可能导致粗野的无礼或攻击；愉悦的夜晚可能会使约会被遗忘了，展现出的自信可能接着反被用以对抗她。她可能也企图玩相同的游戏，但因为过于被抑制所以不如男人成功。但她本身永远是这个游戏的好工具，因为男人的攻击可以使她沮丧，而他近乎真实的心情却又使她陷于虚假的希望中，以为自今而后，一切都会好转。男人总觉得毋庸置疑，他有权做好许多事，他的要求可能是有关金钱的支持或给他自己、他朋友或他亲戚的权利，或为他做的工作，如家务或打字；或有助于他的生涯规划；或他的需求的绝对重要性。还有一些，则是有关时间的安排，他关心自己的追求不可被分割、被批评，他关心有没有同伴，或者当他闷闷不乐或烦躁不安时，必须有人能维持其心灵的平静等等。

不管他的需求为何，这都是他自觉理所当然的该得之物。他不会赞赏别人，但当他的愿望未被满足时，就会引起挑剔性的暴怒。他认为且以不相干的言词宣称他毫无需求，但女人过于吝啬、草率、不体恤、没赏识力——何况他还必须忍受各种虐待。另一方面，他很机敏地觉察出女人的要求，他发现这些要求完全是神经病的要求。她对情爱、时间或同伴的需要是一种占有欲，她对性或美食的渴望是过度的放纵。因此当他打消了女人的需要时，必有其自己的理由。因此，他认为一点儿也没挫败她。不理会她的需要是个较好的方式，因为她应该对拥有这些需要感到羞耻。事实上他的技巧是相当高明的，包括了藉抑郁苦闷而消除愉悦的气氛，让她感到不受欢迎，不被需要，是身体上或精神上的退缩。而其中最有害且是女人最无法了解的，是他那种忽视与轻蔑的态度。尽管他真的十分赏识女人的能力与特质，也极少会表现出来。另外，如同我已说过的，他轻视她的柔弱，她的狡猾，她的不诚实。此外，因为他需要将其自恨积极的“外移”，所以他变得吹毛求疵，爱毁谤别人。如果她敢批评他，那他必会以专横的态度而摒除她所说的一切，或证明她只是为了报复才这么做。

我们发现了性问题上最大的变异，性关系很明显是唯一最满意的接触，或者，如果他被禁止做爱，那他也会在这方面令她感到受挫折，这被认为是最热烈的，因为由于男人不够温柔，所以性对她而言是爱的唯一保证。或者，性是堕落或屈辱她的方法。男人也许会了解对他而言，女人只不过是一个性的“物体”而已，他会炫耀与其他女人的性关系，而且附带地毁谤她，说她比起其他女人来，既不迷人也不性感。性交可能是种堕落，因为其中缺乏任何柔情蜜意，或因为他使用了性虐待狂的技巧。

她对这种虐待的态度充满了矛盾；我们即将了解，它并非是静止的反应，而是一种变动的过程，她会陷入更多的冲突中。首先，她是“无助”的，因为她一向所面对的都是具有攻击性的人，她无法维护自己来抵抗他们，也无法有效地反击他们。顺从就她而言总是较为简单的做法，于是她变得极易产生犯罪感，她相当同意男人的许多谴责，特别是因为那些谴责包含了些许的真实。

是他的“顺从”态度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特质上亦有所改变。这依旧是她需要取悦或赞赏他人的一种表现，但现在却被她渴求全盘的降服（或舍弃）所决定了。诚然，这只在其自负已遭破坏时，她才能这么做。因此，她的一部分行为正秘密地在逢迎男人的行为，而且极其积极地与之合作，很明显，这虽然是在潜意识中——在压服她的自负；她隐伏地具有一种恭维而不可抗拒的行动，欲牺牲自己的自负。在性行为中，这种行动变得更是一清二楚；由于狂欢的情欲所致，她会使自己精疲力竭，而自居于屈辱的地位，被殴打、被撕咬、被侮辱等。唯有这样，她才会获得完全的满足，这种力求全盘降服的冲动（藉着自我堕落为手段），似乎比其他有关被虐待的变态的解释更能完全地说明其中的原因。

情欲的坦然表现是让自己堕落，由此证实了这种驱动力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它也可表现在幻想中——通常与手淫有关——幻想使性的欢乐降低或退化，幻想公开地暴露身体，公开地被强奸、被绑着、被殴打。最后这种驱动力也会表现在梦中，梦见自己赤裸裸地躺在阴沟中，而被她的丈夫抬起来，或梦见丈夫像对妓女般地对待她，或梦见自己向他卑躬屈膝地请求。

这种自我堕落的驱动力，可能会因过分的伪装而无法突显，但有经验的观察者会发现它还出现在其他很多方式中，譬如她焦虑地——或相当急迫地——欲洗清（或掩饰）丈夫的不轨行为，而将对他的责备视为己任，委屈或顺从地服侍他。因为在其心目中，这种顺从代表了谦逊与爱，或爱中的谦逊，因为这种使自己衰竭的冲动——性关系除外——通常大都被深深地压抑着，关于这点她似乎并不知道。如果这种冲动还存在的话，那么一定会强制实行一种妥协，这种妥协的“堕落”不知不觉地发生，这解释了她为什么可能长期不会注意到他的攻击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在别人看来是罪恶昭彰的。或者，即使她知道，但在情感上也一无感觉，因此她不会确切地去介意它。有时候，朋友可能会唤起她的注意，即使她会因此而确信它的真实性与朋友对她幸福的关怀，但这也只会激怒她罢了。事实上，果真会如此，因为这过于详细地显示了她在这一方面的冲突。当她试图挣脱这种状况时，尽管她所尽的努力非常大，但必又会再忆起男人一切侮辱与屈辱的态度，她希望这能帮助她站得更稳些，以此来抵抗他。只有在经过这种长期而无益的努力后，她才会惊讶地了解，这些努力全是徒劳的。

她对周围一切的需要导致对象必须理想化；因为她只在所托付的人身上，方能找到其“统合性”，所以作为对象的他应该是个令她骄傲的人，而她则是个屈服或顺从的人。虽然这种有意识的迷惑也许会消失，但她为对象虚构的荣耀幻想却会以更精巧的方式而长久地存在。以后她可能会在许多方面更详细地了解他，但直到她找出其中破绽时，才会对他进行全盘、冷静而适度的了解与判断。然而，他被“荣誉化”这件事可能仍旧历久长存。譬如，那时她极愿如此认为，他虽有困难，但他的行为大部分仍是对的，而且知道得比别人更充分。将他理想化的需要与自己全盘降服的需要相辅相成；她将个人的“自我”消减到由“她的”眼睛来看他，看别人或看她自己的程度——这是难以移除“破坏性”的另一因素。

这是两人间的游戏或比赛，但当她所下的赌注无法实现时，则会发生转折（这是危险期）或持续长久的过程。她的“自我堕落”毕竟大大地（虽非完全地）被当做是用以达成目标的方法：由自我的降服（或舍弃）而与对象合二为一，以找到内在的统合性。为了获得这种结果，其对象必须接受她的“降服于爱”，且以爱报答她。但事实上就这个决定性的论点而言，他却令她失败——诚如我们所知，他必定会藉其神经官能症而如此做。因此，她并不介意，或者还会相当隐秘地欢迎这种做法，但她却不堪忍受那些对“拒绝”及有关爱情上明确的或隐含的挫折。她感到恐惧与愤恨，这包括了她对“援助”的迫切渴求，以及她的自负，她应该能使男人爱她，而且能达到这个目的。此外，像大多数人一样，她无法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因此对于他的亏待，她的反应只是变得焦虑、沮丧或失望，一心想着迅速重拾希望，而且固执地（反对所有的反例）相信终有一天他必定会爱她的。

就此而言，冲突开始发生了，首先是短期的，但很快就被克服，而渐渐地变深且变得永久。一方面，她失望地试图改善这种关系，这对于她而言，似乎是种尽力培养关系的好方法；但对他而言却是增加了依赖性。二者同聚一处，但也都忽视了重心之所在，亦即她为自己的完美而战。她愈加小心翼翼地以取悦他，符合他的期望，任何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忽视任何粗鲁的举动而不表示愤恨，更体谅他，更会掩饰自己的不悦等等。她不了解这一切的努力反而会助长了根本错误的目标，却反将这些努力误认为“改善”。同样的，她仍极端地固守着虚伪的信念，而坚信他也“改善”了。

另一方面，她开始憎恨他，原来这是完全被压抑着的，因为这必会毁灭她的希望。于是在隐语之中这种压抑才会被察觉出来，她开始愤恨男人的无礼（攻击性的无礼），而不愿自己这样被对待，由于这种转变，于是报复的倾向又跃居首位。真正的愤恨于是爆发了，但她仍旧不知道这种压抑是多么真实。她变得更会挑剔，而不愿让自己被剥削。很显然，她的报复大部分被间接地表现出来了，她向人抱怨自己的痛苦，或者对别人的依赖性日渐增加。报复性的元素也潜入了她的目标，它们以前是以潜伏的形式存在着，但现在却酷似癌细胞般地猛然增多了。虽然她仍旧渴望着他会爱她，但这种渴望却更严重地转变为报复性的胜利。

从各方面来说，这对她都是不利的。虽然这仍旧是潜意识的，但如此重要的问题被尖锐地分割了，由此导致了真正的不幸（不快乐）。而且由于它是属于潜意识的，并且这种“报复”也因其能供给另一种强烈的动机而朝向“快乐的目标”在努力，使她与他绑得更近更紧。甚至于当她成功了，他终究爱上了她时（他可能会爱上她，只要他不过于固执，而她不过于具自毁性的话），她也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益处。她对于胜利的需求不仅满足而且缩减了，她的自负也得到了报答，但她却不再感兴趣。她也许会感激他给她的爱，但却认为为时已晚。事实上，在自负被满足后，是无法再爱上任何男人的。

然而，如果她加倍的努力，在本质上没改变这种情况时，那它会更激烈地转攻自己，进入了交叉射击的范畴内。因为“降服（舍弃）”的意念渐渐失去价值，同时她知道自己因此而忍受了太多的亏待，所以她觉得被剥削了，为此而憎恨自己。最后，她也开始了解自己的“爱”，事实上是一种病态的依赖性（不管她应用什么术语）。这是一种正常的认知，但最先她却会报之以自卑的反应。此外，当她责备自己的报复倾向时，她会因为具有这些倾向而憎恨自己，最后她因无法引发他的爱而残忍地毁谤或破坏了自己。这种自恨，有时多少会察觉出一些，但是它通常都以被动的方式而被“外移”，从而表现出自谦型的特性。这意味着，现在她具有一种被他虐待的感觉，这在她对待他的态度上产生了新的裂痕。认为被虐待所导致的愤恨骤增将她赶走了。但自恨是如此可怕，因此它需要情爱的滋润和保证，或者基于全然自毁的基础，不断加强自己以便使自己更能忍受虐待。于是她的对象（或丈夫）转换成使她变为自毁的执行者，她被驱使、被折磨、被屈辱，因为她憎恨且蔑视自己。

有两位病人的自我观察（他们都希望自己能从依赖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可用以阐明在这段时间内自恨所担任的角色。第一位病人，男性，他为了查出对自己所依赖的那位女人的真正情感究竟是什么，决定单独去度一次短假。这种企图，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多数都被证明是无效的——一部分原因是强迫性的因素使问题难于了解，另一个原因是个人通常并未真正地注意到自己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状况的关系，而只是单纯地如此想象，并且要“查出”他是否还爱其他人而已。

在这个例子里，决定了追究根源必然会产生结果，尽管他必然无法找出问题的答案。想要寻找的情感确实出现了；事实上，他陷入了情感的暴风中。起先，他陷入了“女人是如此的残忍，以至于找不到一项对她而言是够剧烈的惩罚”的感觉中，很快地，他又强烈地认为为了女人的友善应该改变，他要施舍一切。这些极端的情感多次交替互换过程中，而且每一种感觉都是如此真实，因此他暂时会忘却对立的感觉。只在他经历几次这样的过程后，才会了解自己的情感是矛盾且相互对立的，也只有这样，他才会明白所有这些极端都不能代表真实情感，唯有如此，他才会清楚地发觉这两种情感都是具有强迫性的。这种认知解救了他。他不再无助地由一种情感的感受，而被卷至另一种相对立的情感中，他现在已开始能将二者视为应被了解的问题。下面的片断分析，可让人惊讶地了解这两种情感，从根本上，其与对象的关系远不及与他自己的内在过程的关系重要。

有两个问题可以藉此弄清楚情感的激变：他为何要将她的攻击或冒犯，夸张成她就像是非人类的巨兽呢？为什么他要那么久才能认清自己心境中的明显矛盾呢？第一个问题可以引导我们发觉下面的序列关系：自恨的增加是没有理由的，增加了被女性虐待的感觉，他外移了的自恨变为对女人的报复性憎恨。了解了这三种过程后，则第二个问题就简单了。他的情感在当其价值被认为是用以表现对女人的爱与恨时，才会变得矛盾而对立。事实上，他被那种“找不到足够激烈的惩罚”所表现在意念中的报复性所震惊，为了确保自己，因此企图藉着渴求女人来缓和这种焦虑。

另一个例子，是有关一位女病人的，她徘徊在一种相当独立的感觉与一种冲动地想打电话给她丈夫（或对象）的感觉之间；有一次当她拿起电话时——她完全知道这样的接触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已。她想：希望有人将我绑在柱子上，就像尤利西斯那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角，传说中是特洛伊战争中智勇双全的英雄）？但他是为了要抵抗瑟茜的诱惑才绑住自己的，瑟茜具有将人变成猪的法力（瑟茜是奥德赛中的女巫）⁽²⁾。于是她发现，原来自己现在正被一股欲望使自己堕落，且被他先生屈辱的强烈冲动所驱使着。她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魔力因此而遭到破坏了，此时她已能分析出自己了，她遂自问一个有关的问题：刚才这种冲动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强烈呢？接着，她感受到好多以前不敢处理病人的问题。如果分析者内心也拒绝他，那分析就不会获得结果。然而，当分析者了解这个病人并不顾他的相反异议，而他也是个痛苦、挣扎的人时，那分析者就会同情他而且待他有礼貌了。

回顾这三种夸张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发觉其目的都在于征服生活，这是他们用以征服恐惧与焦虑的方法，这给予他们生活上的意义，而且带给他们对生活的某些兴趣。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这种“主宰”（征服）的心意：藉着自我崇拜与魔力的运用；藉着迫使命运符合他们的高标准；藉着成为不可克服的人，而企图在渴求报复的胜利心境下征服生活。

与此相一致，在情感的状况中存有显著的差异：从偶发的真诚温暖及对生命的喜悦感一变而为冷漠，最后则变为颤抖。这种特殊的情感状况，主要依他们对于自己的积极情感（正向情感）所表现的态度而定。自恋欲的类型，在某种情况下，尽管这种情况产生的基础有部分是虚伪的，也会由于丰富的感觉而变得友善与慷慨。完美主义的类型，则可以表现得相当友善，因为他应该是友善的。而自大报复的类型却有压制与轻视友善的情感倾向。在这些类型中，都含有高度的敌意，但在自恋欲的类型中，可藉着宽宏大量而压制敌意，在完美主义的类型中，敌意可被他屈服，因为他不应该表现出敌意；但在自大报复的类型中，敌意却被表现得更为公然，而且基于我们所讨论过的理由，它变得更具破坏性。对别人的期望，可包含由需要虔诚与崇拜，到需要尊敬，以及需要服从。他们在潜意识里对于生活要求所建立的根基，是从对伟大的“纯真”信仰，至极端小心地“处理”生活上的一切，从而使自己认为有权获取因被伤害所该得的报偿。我们可以预期到，治疗的机会将依照这种分类的等级而减小，然而，此处我们必须谨记，这些分类只是为了表示神经官能症发展的方向。事实上，治疗机会仍需视许多其他因素而定，在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不正常的心理倾向有多深多坚固？以及那些导致他们不平衡发展的诱发或潜伏动机有多大？

【注释】

(1)请参考法国小说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书，包法利夫人的两个情人都因变得讨厌而逃跑了。同时，请参考卡伦·荷妮在《自我分析》一书中对克列黑的分析。

(2)我们所谈的这种病人，将Siren（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海上女巫的事与瑟茜的事弄混了，这当然不会影响她的发现的真实性。

11　退却：渴求自由

将肤浅的生活看成是神经官能症过程的不幸结果，会给预防与治疗带来较乐观的展望。目前，当肤浅生活正频繁出现时，如能将之视为一种障碍而防止它的继续发展，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

解决内心冲突的第三种方法，主要在于从内心的战场中撤退出来，而宣告自己与其毫无利害关系。如果他能振作而维持一种于事“不顾虑”的态度，那他就不会认为自己被内心的冲突所困扰，且获得看似内心安宁的外貌。因为，他只有藉着从积极的生活中退却出来才能达到这种结果，所以“退却”一词似乎是这种解决方法的最好名称。在某些方面，它可能是一切解决方法中最彻底的一种，可能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它的作用过程常常是相当顺利的。也因为我们对于正常情况的知觉一般都很迟钝，所以退却的人常常会被认为是“正常”的。

退却具有一种建设性的意义。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都已了解野心与成就二者并非首要之事，他们藉减少期望与需求而变得老练，藉舍弃不需要之事物而变得更聪慧。在许多宗教或人生观中，舍弃不需要的事物，被认为是追求伟大灵性发展以及获得满足的方法，诸如，放弃个人意志的表现与性欲；为了更接近神而抛弃对尘世财产的渴求，为求永生而舍弃对短暂事物的热望；为求获得潜存于人类心灵的内在力量，而放弃个人的努力与满足。

然而，就此处我们所讨论的神经官能症的解决方法而言，“退却”隐含着欲建立一种只要不含冲突的安宁之意。在宗教的体验中，寻求安宁并不包含放弃奋斗与努力，而是要将这些奋斗与努力导向更高的目标。然而就神经官能症患者而言，它却意味着放弃奋斗与努力，变得较缺乏建设性。因此他的退却是种退缩的过程、限制的过程，不但如此，还是缩减生活与成长的过程。

我们以后就会发现，正常的退却与神经官能症的退却二者之区别，并不像我刚才所陈述的那样简洁，尽管我的陈述包含了积极的价值，但我们所目击到的，都是因这种过程所导致的消极特质。如果我们回顾另外两种主要的解决方法，这种情形会变得更清楚，在那两种方法中，我们可发现较狂烈的现象，亦即要求某物，追求某物，变得深切地从事于某些追求之中——不管这是否关系到征服或爱；其中，我们可发现那种希望、愤怒、失望。甚至于是自大报复的类型，虽然他冰冷得酷似已熄灭了其情感，但却依旧激烈地希望——我被驱使着希望——成就、权力与胜利。相反，当退却长久地维持着一致的形象时，则生活的表现必永远落在低潮之中——一种虽没痛苦、没冲突，但也没热望的生活。

于是不足为奇的是，神经官能症的退却之基本特性可藉限制的气氛，或某些被规避的、不想要或不愿意做的事物加以区别。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带有一些退却的性格。这里我将讨论的，是对以“退却”为主要解决方法的那些所做的横切面剖析。

神经官能症患者已将他自己由内心的战场中撤退出来，其最直接的表现是：他是自己及其生活中的旁观者。我已将这种态度描述为解除内在紧张的一般方法。因为超然（不过问别人的事物）是他普遍存在且突出的态度，所以他也是别人的旁观者。生活对他来说像一出戏，而他仿佛坐在剧院的座位上，正观看着舞台上的表演，而且其态度像是在看一出不会令他感到兴奋的戏。虽然他未必是位好观众，但他可能是最机敏的。在第一次会议中，藉助于某些适当的问题，他会发现自己的形象——充满丰富坦白的观察，但他通常会附加说明：所有这些认识都于事无补。当然会这样，因为他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亲身的体验。做他自己的旁观者正意味着：不去主动积极参与生活，潜意识里他也拒绝如此做。在分析中，他试图维持同一种态度，他也许对此极表关心，但他所关心的也是片刻停留在醉人的娱乐层面上一无所变。

然而，他用智力来避免的危险就是发现了自己的冲突：如果他被奇袭而攻陷，像过去一样，那他将因严重的惊慌而痛苦不堪。但大多数时候他都过于谨慎，事事都无法触动他，但他只要一接近冲突，那么对整个主题的关心也就随即消逝。或者他会说服自己去否定它，而证明这个冲突并非真的冲突，但当分析者察觉到他这种“回避”的战术后，会告诉他：“看，这就是你面临险境的生活”，然而病人并不十分了解分析者所说的话；就他而言，这并不是他的生活，而只是他所观察到的生活罢了，在这种生活中，他并未积极的参与其中。

和“不参与”有密切关联的第二种特征，就是缺乏追求成就的任何奋斗以及不愿努力。我将这两种态度并列而谈，因为它的结合正是“退却”者的典型表现。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会热衷于完成某些事情，而当他们被阻止去获得它时，就会变得勃然大怒，但退却者却恰恰与此相反。他毫不自觉地拒绝成功和努力，他缩减或全然地否定其资产（或优点），且不加争取；即使是指出反证，也无法使他有所改变，只是徒增其烦躁罢了。分析者是不是想要使他重获某些野心？他希望自己成为美国总统吗？如果最后他不得不了解原来他也具有些天赋时，那他必会大感惊讶。

此外，在其想象中，他曾写出美丽的乐曲，他有绘画、写作的天赋，这正是放弃渴望与努力的代替法。他可能真得对某一主题具有卓越或独特的高见，但文章的形成需要进取的精神及通过组织文字和结构将其主题融会贯通，最后通过润色修改而成，因此他对撰文著述之事仍旧会一无所成。或者在想象中他可能具有一个模糊的欲望，想写小说或戏剧，但他却一直要守株待兔般地等待灵感的到来，此时的情节必会变得清澈而且行文如流水一样流畅。

对找寻不做事的理由他最擅长；一本必须呕尽心血才能写出来的书，必定是本很好的书！但不管怎样，平常所见到的还不是有好多平凡的书吗？专注于某一种追求，不就是要减缩另一种兴趣，且会因此而局限了我的兴趣或思想范畴吗？参与政治或卷入竞争的场合，不就是要损毁自己的个性吗？

他这样的憎恶努力，且会将之扩展到一切活动上。这会造成完全的惰性，于是他对于写信、读书或购物这些琐事，都会变得过于拖延，或者是违反内在的阻抗性，从而缓慢地、倦怠地且无效地去进行这些事。对于无可豁免的那一些更大的活动，如推动或处理堆积已久的工作，在他尚未动手之前，便已感到厌倦了。

随之而来的，不管问题是否重要，他都会缺乏对其应有的目标与计划；事实上，他究竟想利用生活希冀些什么呢？他未曾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且也摒弃了这个问题，好像这与他全然无关似的。在这方面，正与自大报复的类型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后者则具有长久而精心的计划。

在分析中，我们会发觉到他的目标是有限的，而且是消极、被动的。他觉得分析应该会驱除其一切障碍症状，譬如，面对生人的别扭，大庭广众前突然失去的勇气与羞涩。或者，分析应该会除去他的某些惰性，譬如，他对读书没有耐心。他也许对目标具有更广博的见识，如果就其特征但不明确的说法，他可能会称此为“平静”，然而对他而言，这只意味着毫无困扰、激怒或烦恼罢了。而且，毋庸置疑，无论他想要什么，都以为应该能轻易获得，而不用忍受任何苦痛或历经任何辛劳，但分析者是应当工作的。他毕竟不是个专家！请求分析应该就像是去找牙医，或打针的大大一样：他倒愿意耐心地等候分析者陈述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最好是病人可以不用谈得太多，分析者也应具有某种X光的功能，以揭示病人的思想，或者，也可以利用催眠更快地将事情揭露出来——亦即病人可以不需浪费任何的努力。每当一个新问题再度形成时，他会对必须做这么多的工作，首先报以愤怒的反应，像从前所提过的，他并不关心观察自己的事情，而却关心那些“一再更换”的努力。

更深一步，我可了解退却的本质：愿望的限制。我们已在其他类型中看过对愿望的遏制，然而这种抑制只针对某些种类的愿望，诸如希望与人密切交往，希望胜利。我们也熟悉了愿望的不定性，主要因为个人的愿望依照他所应该向往的而定，所有这些倾向也会在此发生。这种自发的愿望，也会因“内在指使”而变得更模糊不清，而且这些具有退却的倾向的人，会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相信，如果没有愿望或没有期待将会更好些。有时这会使他对于生活的展望感到悲观，而认为无论如何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以及没有一件事值得他去卖力。更常见的，在马虎、偷懒的时候，许多事情可能会让他觉得是值得而必要的，但仍无法使他激起具体而生动的愿望，虽然某种愿望或兴趣可能具有足够的浓厚趣味，从而胜过他那种“不关心”态度，但必定很快又会消逝，而重建起“凡事无所谓”或“事情都应该是无关紧要的”的态度。这种“毫无愿望”的态度可能会表现在职业生涯或个人生活中，譬如，求取职业或升迁的愿望，以及对婚姻、对房子、对汽车或对其他财富的愿望。要达到这些愿望，对他而言简直是一大负担似的，而事实上如果这么做，也必定会破坏他所具有的另一种愿望——他希望不被困扰。愿望的缩回与以前所提过的三种基本特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只有当他没有任何强烈的愿望时，他才能成为生活中的旁观者：如果没有愿望的动力，那他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渴望或目标，最后，势必会造成任何一项愿望都不足以被证明是值得花力气去追求的。因此产生了两种“明显的神经害能症的要求”：生活应该是闲逸的、不痛苦的而且毫不费力的，并且他不应该遭受任何困扰。

他会特别挂念着千万别依附于任何事情，别依附到非需要它不可的程度。没有一件事情要到使它不得不拥有的程度，当然他可以喜欢女人、喜欢乡村中的某块土地或喜欢某种饮料，但不应该变得对他们有所依赖。只要他一发觉某个地方、某个人或某一团体对它具有很大意义，且如果失去了他将会大感痛苦时，那么他会很快缩回这些的情感。别人都不应该自认为是他绝对必需的，或者将这种关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怀疑具有这两种态度时，那他很快就会退缩。

“不参与”的原则，如同在他想变为生活的旁观者，以及想缩回愿望中的表现一般，同样也可在人性关系上发生作用。其主要特征为“脱离关系”，亦即拉远与别人的情感距离。他能享受疏远与短暂的人际关系，但不应付出真情感。他不应该依附于某人，致使自己需要别人的陪伴、帮助或需要与她发生性关系等。脱离关系是维持这种条件的最简单方法。与其他的神经官能症类型相反，他并不期望从别人那儿得到更多的事物，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即使在紧急的情况下，他也不要求帮助。此外，只要事情不涉及到情感，他也许会相当乐意地去帮助别人。但他并不希求，甚至于也不期望别人的感激。

“性”所扮演的角色对他而言差异很大；有时“性”是他与别人交往的唯一桥梁。于是他可能经验过很多短暂的性关系，但迟早都会从中撤出，他认为性关系不应该像沦陷于爱情中一样。他可能完全知道他必须不受任何人牵累，或者他可能会以满足的好奇心，作为结束某种关系的理由。于是他会指出，为经历某种新体验的好奇心，驱使他与某些女人有所接触，当然，当他经历过这种新体验后，她就变得不再吸引他了。在这些情况下，他对女人的反应，就如同对一幅新的风景画，或者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样。既然已知道他们不再引起他的好奇心，于是他需要转向别的事物上，这纯粹是他对“脱离关系”所做的合理化说辞而已。他比别人更自觉且更彻底地达到那种旁观生活的态度，有时这会形成“渴望生活”的虚伪外表。

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将整个“性”的领域排斥于他的生活之外——甚至于到了熄灭所有这方面愿望的地步。于是他不具任何对性爱的幻想，或其他的性生活可能只包含着一些毫无结果的幻想。因此，他与别人的实际接触便停留在淡薄的友善关心上。

当他与某人维持某种持续的关系时，他当然也会在这种关系中保持距离（适当的疏远），这种现象正与自谦型的人相反，后者需要与他的对象或伴侣合二为一。他用以保持疏远的方法很多，他对排除“性”，将相当亲密地与陌生人维持一种恒久的关系，以满足他性的需求。相反，他多少会将彼此间的关系局限于性接触上，而不与他的性伴侣共享其他的体验⁽¹⁾。在婚姻中，他也许会对太太十分殷勤，但却未曾衷心地谈论过他自己。他可能会坚持他应该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或坚持要单独旅行，他也许会将关系局限于度个周末或短途旅行等方面而已。

这里，我想加一评论，其意义以后我们自会了解。害怕情绪受到他人的牵累，与缺乏积极（正向）的情感不同。相反，如果他能普遍地遏制柔弱的情感，那他不必如此警惕。他具有自己的深刻情感，但这只是停滞在其内心深处而已，那是他的私事，而非别人的事。在这方面，他与自大报复的类型不同，后者虽然也与人脱离关系，但潜意识里却训练自己没有任何积极（正向）的情感。除此之外，他不想被别人卷入冲突与愤怒中，但自大类型却易于动怒，而且喜欢在与别人的激战中逞强。

退却者的另一特征，就是对于各种势力、压力、逼迫或束缚过敏，这也是他“脱离关系”的要素。甚至于在他想和别人相处，或参与到某种团体活动之前，马上就会害怕将受到长久的束缚。“他该如何才能自救”这个问题，始终在他的脑海里盘旋。婚前这种恐惧可能会演变成惊慌的心理。

他所愤恨而认为是强制（或逼迫）的事，其范围非常广泛，它可以是任何契约，譬如签订租约，或签订任何长期合约；它也可以是任何身体上带来的压力，甚至于是纽扣、腰带或鞋子；它可以是敌对的见解；他会愤恨别人期望他或“可能”期望他的任何事物，譬如，像圣诞礼物、信件等；他还会对别人希望他在特定的时间内支付账单。这种愤恨范围可以扩展到风俗习惯、交通规则、条约以及政府的干涉等。他并未参与这些战斗，因为他不是个斗士，但他内心却在反叛着，且有意识地或潜意识里藉着无所反应或遗志等，以消极的方式来抵制别人的希望。

他对“强制”的敏感与他的惰性以及愿望的退缩有关。因为他不想移动，所以他认为人家期望他做事是一种强制，尽管这种期望对他而言是明显有利的。如下述却与愿望退缩的关系更为复杂：他有理由害怕任何具有强烈愿望的人，因为那人会藉着自己的决定而利用他，要他去做某事。如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的愿望或爱好的实现，那么当他真正追求这些爱好时，他将轻易感受到屈服于别人的愿望。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有一个人被邀请参加舞会，但举行舞会的夜晚，他与女友正有个约会，因此他觉得不该去参加舞会。后来他果真赴女友的约会，却认为他虽达到了女友的愿望，却也愤恨她所运用的“强制”手段。一位很聪明的病人用下面这些话将整个过程点化出来：“我们的天性是憎恶虚空的；当你自己的愿望平息时，别人的愿望就会冲入。”其实我们还可以附加上：不只是他们既存的愿望，而且连他们所宣称的愿望，或者他已外移到别人身上的那些愿望都会闯入。

对强制的敏感，在分析中所造成的实际困难愈大，那么病人不仅会更加消极，而且会有反抗的态度。他可能会对此心存长久的怀疑，以为分析者想要影响他，而将他塑造成预定的形式。这种猜疑愈大，那么病人的惰性便愈会阻止他去体会任何暗示，虽然他屡次被要求这么做。因为分析者所施与的影响不适合，所以他对于隐含地，或明确地攻击到其神经官能症论点的任何问题、陈述或解析都会加以驳斥。进行这方面的分析仍旧是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冲突，而不定期地表现出猜疑。他可能纯粹地以为这些都只是分析者的偏见或嗜好而已，因此不需要扰乱他们，将其弃之为无关紧要之事。譬如，当分析者暗示病人与别人的那种关系值得检点的时候，病人马上就会警觉到，而私下认为分析者是想要使他变得合群。

最后，憎恶改变伴随着退却而对任何事物感到憎恶，这在强度与形式上也各有差异。惰性愈显著，则他愈不敢冒险或努力以求任何改变。他不愿改变，情愿忍耐现状，不管是对于目前的职业、住所、佣人还是配偶。他不会想到也许能够改善目前的情况，譬如，他也许可以重新布置家具，争取更多的休闲时间，帮助太太解决困难等。但如果跟他暗示这些只会遭到漠视而已，除了惰性外，还有两种因素促成了这种态度，因为他少有期望，所以无论怎样，他改变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他还倾向于认为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人们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的性格；生活本是如此——这是命运。虽然他并不抱怨那种大多数人所无法忍受的状况，他对于事情的忍耐精神，看来常像是自谦者的殉难精神一样。但其相似处仅止于表面：他们的来源仍旧不同。

迄今，我们提到有关“憎恶改变”的例子，都是关于外在方面的，然而这并非我将之列为退却的基本特性的理由。对于欲改变周遭事物所表现的犹疑态度，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在其他某些退却者中，相反主要的表现却是好动。就所有的病例而言，每位病人同样都是明显地憎恶内在的改变，几乎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都会具有这种特性，但憎恶通常是为了解决或改变特殊的因素而发生的，譬如，当分析者欲移除患者某种特殊的主要解决方法中的因素时，这种憎恶的态度就会表现出来。对于退却型的病人而言，这同样是真确的。但由于不变的“自我”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解决方法的性质中，因此他反对在本质上改变自己，这种解决的特质是从积极的生活中、从积极的愿望、奋斗与计划中，以及从努力与行动中撤退出来。他认为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这正反映出他对自己的看法，不论他对“演化”谈论了多少——或甚至于他明智地赞赏有关演化的见解。在他心目中，分析应该是在于揭露过去，他认为这么做应该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的事情。他一开始就不了解分析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由常新的角度来处理问题，我们也可以了解常新的关系，发觉常新的意义，而直到我们获得分析的根源，能改变他的内在状况为止。

整个退却的态度也许是出自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将这种态度视为高超的智慧。但更常见的，就我的经验而言，病人大都未察觉出这种态度的存在，只是略知一、二而已，因为他就不同的见解去看它们，所以他可能会以其他的说法去考虑它们。最常见的，他只察觉出“脱离关系”的态度以及他对强制（逼迫）的敏感。但当他对挫折有所反应时，当他变得冷漠或倦怠、激怒、惊慌或愤恨时，我们便可藉观察而认识退却者个人的需要所具备的性质。

就分析者而言，认识基本的特性，有助于迅速地衡量整个病情，当其中一种特性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我们就须找寻其余的特性，我们确实可以合理地找到它们。像我一直小心翼翼指出的那样，它们并非是一系列互不相关的特性，而是彼此密切交织的结构。至少就其基本成分而言，它们是一幅极具和谐统一的图像，看来就像是被漆过了同一种颜色一样。

现在我们试图了解这幅图像的动力变化，它的意义以及它的历史。总结我们所指出的一切，主要在于说明“退却”是一种藉着从心灵内的冲突中撤退出来，以解决冲突的主要方法。乍见之下，我们可得到一个概念，退却者根本地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这就是他自己所常强调的，且易于将之视为整个发展的端倪。就他在野心方面的明显改变而言，他的病历有时似乎也证实了这种概念。在年轻力壮时，他常做相当费力的事情，他也许极为机智，克服经济的障碍而为自己谋得了地位。他在学校也许雄心勃勃，在班上独占鳌头，而在辩论或某些进行的政治活动方面表现得高人一等。至少有一段时期，他比较活跃，而且对许多事情感兴趣，譬如，在那段时期中，他会反抗传统，他在不断成长，他会想到将来要成就事业等等。

接着，他常会跟着面临一段困厄的时期：焦虑、忧郁，以及失败或因反叛的性格陷于因不幸生活状况所招致的失望之中。经过这段时期后，他生活的曲线似乎变平了，人们说他已经变得能够“适应”且能稳定地从事工作，人们这样评论他：借着年轻的翅膀飞向了太阳然而又回到了地球上，他们说这是“正常的”过程。但细加思索，他却令人担忧，因为他似乎已丧失对生活的热望，对许多事情的兴趣，而且好像已不再善用自己的天赋以把握良机。究竟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的确，人的翅膀可因为经历一连串的灾祸与剥夺而被剪短，但我们要记住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并不是极其艰难困顿的，也不足以将一切都归咎于环境，因此某些精神的压力（如悲痛）必定是此中的决定因素。然而这个答案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可以想起有好多人，他们虽然同样经历了内在的骚扰，但却能从中脱逃出来。事实上，这种改变既非是因为冲突存在的结果，也非因为冲突大小的结果，而是他已与自己取得了平衡的结果。已发生者是因他已尝到内在冲突的滋味，且藉着撤退来解决问题，他为什么要企图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呢？他为什么只能这么做呢？这是他过去的历史问题（离现在较远的历史）。提到这点，我们必须先清楚地了解“撤退”的性质。

首先，我们先注意夸张的驱动力与自谦的驱动力之间的内在冲突，在前三章中所讨论的这两种类型里，其中有一种驱动力较为显著，而另一种则被压抑着。如果“退却”居于优势地位，则有关这种冲突的典型形象就大不相同了，夸张的倾向与自谦的倾向似乎都不被压抑，假使熟悉这些表现与含意的话，我们便不难观察并了解他们。事实上，如果我们坚持要将所有的神经官能症分成夸张的或自谦的话，那我们将无法决定退却的类型究竟该归于哪一类。我们只能说，不管从较趋近于知觉或较为强烈的意义而言，通常这两种倾向只有一种会较占优势。在整个种类中，其个别差异一方面依其普遍性而定，然而，有时二者看来却相当平衡。

夸张的倾向也许表现在他对想象中所能胜任的大事的极其崇高的幻想，或对于其一般品性的幻想。此外，他常有意识地认为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而藉着夸张的尊严将之表现在行为中。在这种对自己的情感中，他易于变为自傲的自我，他引以为傲的品性（这与夸张的类型成一对比）助长了退却。他对自己的超俗孤立（与别人脱离关系）、自己的“禁欲”、自足、独立、对强制的憎厌、将自己置于竞争之外等等感到非常自负。他也可能相当了解自己的要求，从而能有效地维护它们，然而它们的内容都各自不同，因为这是因为他需要保护自己的象牙塔而产生的。他认为自己有权不叫别人闯入他的密室，让别人不期望他的任何事物或打扰他，且可以用不着谋生或对任何人负责。最后，夸张的倾向也可表现在某些因基本退却所演化而来的继续发展之中，譬如他追求威望，或公然反叛等都是。

但这些夸张的倾向已不再构成积极的主动因素，因为他已放弃野心，亦即舍弃了任何对有野心的目标的追求或对这种目标的奋斗。他决心不去想它们，甚至于不想去获得它们。纵使他能做某些有价值的工作，但当他一着手进行时，也是怀着极其鄙视，或是违抗周遭的人所希望或所赏识的态度。这就是反叛类型的特征，他并不为了报仇或报复的胜利，而是为了想做任何积极的或攻击性的事；他已抛弃为求真正征服别人的驱动力，的确，与他的脱俗、远离别人的关系相一致，他对于成为领导者、影响或操纵别人等这些念头真是厌恶之至。

另一方面，如果自谦的倾向占了上风，退却者就会有低估自己的倾向。他们胆怯而且认为自己并不怎么值得，要不是我们对于发展完备的自谦解决方法了如指掌，那他们所表现的某些态度，我们可能会将其误认为就是自谦型所表现的态度。他们经常对其他人的需要表现得甚为敏感，从而花费大部分精力去帮助别人，或为众人的目的而效力。他们对于欺诈或攻击常不加防御，宁愿谴责自己而不愿去指责别人。他们会过于要求自己别去伤害了别人的情感，他们也有顺从的倾向。然而，后者这种倾向却不像自谦类型那样因为需要情爱而定，而是由需要避免冲突而定的。此外，他们还具有“恐惧”的潜伏情绪，这种“恐惧”是因惧怕自谦倾向的潜在力量而产生的。譬如，在他们的信念中会充满着恐慌的气息，要不是他们与别人保持疏远与冷漠，那么别人势必会超过或全然压服他们。

与我们对于夸张倾向所了解的相同，自谦倾向与其说是一种积极有力的驱动力，不如说是一种态度而已。对爱的渴求，可赋予这些驱动力热情的特性，但因为退却的类型决心不希望或期望别人的任何事物，以及在情绪上不愿被他人所牵累，所以他缺乏这种渴求。

现在我们已了解，从夸张的驱动力与自谦的驱动力之间的冲突撤退出来的意义。当这两种驱动力的积极元素被剔除后，它们就不再是相对立的力量了，因此它们不再构成冲突。比较目前已提过的这三种主要的解决方法，我们就会发现，这三种方法都是在于希望藉排除其中的一种冲突，以达到人格的统合；在退却的解决方法中，他企图固定这两种冲突力求统合，而且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已放弃对荣誉的积极追求。虽然他仍旧必须是理想化的自我（这意味着自负系统及其“应该”仍继续在起作用），但他已经放弃实现理想自我的积极驱动力，亦即不在行动上真的去实现它。

关于他的真我，亦会产生这种“固定”倾向，他依旧希望成为自己，但他除了遏制其冲动、努力、活生生的愿望与奋斗外，也对朝向自我实现的自然驱动力加以遏制。就其理想化的自我以及真我而言，他始终强调真实存在的，而不重视如何去获得或是成长。但他仍旧希望成为自己，使他得以保留某些情感生活上的自发性，由此而论，比起其他的神经官能症类型来，他离真实的自我并不遥远。他对宗教、艺术或自然（即非人格的事物）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而且虽然他不允许自己的情感与别人有所牵连，但在情绪上仍能感受到别人及别人的特别需要。当我们将他与自谦的类型相对比时，这种保留的能力会变得更加显著，同样，后者非但未曾抑止积极而真实的情感，相反却会助长了他们，但在此他们已变得戏剧化而且已被曲解，因为他们全都是为了爱——即将自己让与或降服于他人；他希望遗失自己的情感，最后再从与他人的合并中寻求统一。但退却的类型却想要将其情感严密地藏于内心中的密室，他厌恶那种与人合并的意念。他希望是“他自己”，尽管他对此中真意只具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已，且事实上，他并不了解自己，甚至被自己搞昏了。

这种“固定化”的过程给了退却消极或静止的特性。但此地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这种以消极特性为特征的静止状况的概念，必会被新的观察所加强。然而，它适于整个现象吗？毕竟没有人能藉虚无（否定一切）而孤独地生活着，是不是我们对退却意义的了解有所遗漏了呢？退却者是否也会对外追求某些积极的事物呢？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来求取安宁吗？事实上正是如此，但那仍具有消极的特性。在其余两种解决方法中，除了为求统合性外，还具有一种激发力——一种对积极事物强而有力的渴求，这种渴求赋予了生活的意义：其中一种是对征服的渴求，而另一种则是对爱的渴求。在退却的解决方法中，是否也可能同样具有对某些积极目标的渴求呢？

当这类问题在分析进行中产生时，专心聆听病人自己谈到的事项，将是有所助益的。通常他会讲述某些我们并不十分了解的事，我们更要密切地注意这种类型的人是如何注视他自己的。我们已了解，就像别人一样，他也会将其需要合理化且加以修饰，因此这些需要会完全呈现出一种优越的态度，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做一个区别。有时很明显地，他会为其需要而做借口，譬如，他会说自己因超乎竞争之上，所以才会缺乏奋斗力；或他用轻视体力劳动来解释其惰性。当分析继续进行时，常不用对这些“荣誉化”的装饰作更多的说明，它们自然会消逝。但另外有一些，则因为对他具有明显而真实的意义，所以不像这些这么简单地就被舍弃了。所有这些都是有关于他对独立或自由的谈论。事实上，退却的基本特性，若从自由的观点来看亦属合理，任何更强烈的“依附性”都会压缩他的自由，任何需求同样亦会减少他的自由，因此，他势必依赖这些需要，而这些需要也易于使他再依赖其他事物。如果他专心于某一追求，那他必定无法自由地去做任何他感到有兴趣的事。尤其他对“强制”的敏感，会变得更为明显；他希望自由，因此他无法忍受压力。

于是，在分析中讨论到这一主题时，病人便会立刻采取强固的防御。希望自由不是人类的天性吗？当每个人迫于压力而行事时，不是都会以无精打采或漠不关心来对待吗？他的亲戚或朋友，难道不会因为永远要做那些别人所期望的事而感到枯燥无味吗？分析者是想要驯服他，压迫他，使其变成一种模式，变成像是一系列无法分辨的房子之中的一间吗？他愤恨“统制”，他决不逛动物园，因为他无法坐视那些被关在笼内的动物，他只想做那些当他愿意时才去做的事。

让我们先来讨论他的某一些论据，而另一些则留至以后再谈。从其论据中，我们了解了自由对他而言是意味着“为所欲为”。分析者由此而观察出一个缺漏处，因为病人常会尽力地去冻结自己的愿望，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希望的事物，而至一无所有或一事无成。然而，这并没有阻挠他，因为他在基本上仍认为自由是不受他人干涉的——不论是人或法规。姑且不论是何种因素使这种态度变得如此重要，他一定会防护这种态度，直至最后防线。姑且承认他对自由的概念是消极的“逃避”，只是为求“逃避”的自由，而非为求“建设”的自由，但这对他而言，具有一种其他解决方法中所没有的吸引力。自谦者相当畏惧自由，因为他需要依附与依赖别人。夸张型的人，因为渴求各种征服或胜利，而有轻视这种自由概念的倾向。

我们如何能说明自由的这种吸引力呢？它是因何种内在需要而产生的呢？它的意义何在？为了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顾那些直到最后才利用“退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人的早期病历，在这些人的病历中，我们可以发觉到，他们孩提时代常碰到过一些过于强烈而且无法触摸的妨碍性势力，使得他们无法公然地加以反叛，还有，家庭环境逼得紧，情感上过于关切，也使得他无法发展其个性，这势必会压服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非常不高兴地接受感情，譬如有位父亲，过于注重自我，而无法了解小孩的需要，他苛求小孩子去了解他或给予他情感上的支持。或者，他们的父母可能情绪不定，有时候对他们倍加呵护，有时却会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责备他们、鞭打他们。总之，必有一种环境要他们去满足某些明确的或隐含的要求，这种环境不顾他们的个性而吞噬了他们，且从不会对他们的人格发展有所激励。

因此，这种小孩在长期或短期之内会感到忧心忡忡，处于无效地企图获取情爱与关心，以及憎恨周遭的束缚这两种情境之间。于是，他藉着从中撤退出来，以解决这个早期的冲突；藉着拉远自己与别人间的感情距离，以免使冲突发生作用。他不再希望获得别人的情爱，也不想与他们战斗。于是他不再被与之对立的情感所烦恼，而能与之和平共存。此外，他藉着撤退到自己的世界里，而后在全然被阻碍且被吞噬的状况中，拯救出自己的个性。因此早期与人脱离关系（离群）不只赋予了他统合性，而且具有非常重大的积极意义：保持他内在生活的完整。免于奴役的自由带给他内在独立的可能性，但他必须更加遏制为别人服务或反抗别人的情感；他也必须退回到需要依靠他人以完成自己的一切愿望与需要，他天生就需要谅解，需要分享经验，需要情爱、同情与保护。然而，这具有更深远的含义，它意味着必须自己保有喜悦、苦痛和悲伤，譬如，他常可怜且失望地努力以求征服自己对黑暗、对狗的恐惧，而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这番努力。他（不自觉地）训练自己不但要表现出不痛苦的样子，而且还要真正地不感觉到痛苦。他不希望同情或帮忙，不只因为他怀疑其真实性，而且因为即使他可暂时获得这些，而他们却已成了恐吓束缚的紧急信号。他格外抑制这些需要，他觉得有必要不让别人知道任何有关于他的事，以免他的愿望受到挫折，或一变而成为需要依赖别人的工具，他认为只有这么做才有安全感。他开始收回一切的愿望，退却过程的特征，也开始发生。他仍旧知道自己很喜爱外套，喜欢小猫或某些玩具，但他却不能这么说。但出于恐惧，渐渐地他也开始感到，如果自己一无所求便会获得安全，真正拥有的愿望愈少，他置身于退却中就会更为安全，而任何人也就更难于支配他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这种情况，仍不是退却本身，但它却包含了退却所产生的环境。即使情况仍旧一无变化，但却为将来的成长埋下了重大的危机，我们在不与人们亲近，没有任何摩擦的真空中，是无法成长的；同时，情况也无法保留于停滞状态，除非是适宜的环境使它转好，否则这种过程将依其自己的动力而发展，且呈现出恶性循环，就如我们在其他的神经官能症发展中所发现的一样。为了维持“脱离关系”的状况，他必需抑制其愿望与奋斗，然而愿望的收回具备了双重作用，会让他变得更不依赖别人，但同时也使他变得更为柔弱，会削减其活力，而且损毁他的方向感。他不太会反抗别人对他的愿望或期望，他必须加倍地对任何势力或干扰予以戒备，引用哈利·史塔克·苏利文的佳句：他必须“精确制造自己欲用来远离别人关系的机械工具”。

早期发展的主要加强因素，都来自于心灵内的过程。驱使别人探求荣誉的需要，在此亦发生作用，如果他能将早期的“脱离关系”的态度贯彻始终，那么这种脱离会除去他与别人的冲突，然而他的解决方法的可靠性，须视其愿望是否真实收回而定，在年幼时这种过程是变动不定的，它尚未发展成决定性的态度。那时追求心思的宁静对他而言还不是首要的，他仍旧想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譬如，当他受到强烈的引诱时，又会陷入亲密的关系中，因此他的冲突便很容易被勾起，同时他也需要更多的统合。但早期的发展不但使他被分割，而且使他远离自我、缺乏自信，因而感到对实际生活没有任何准备。他只在与别人维持安全的感情距离时，方能与人相处，如果陷于密切的交往中，那么除了会因畏缩战斗而遭到障碍外，还会受到抑制。因此，在自我理想中，他也被驱使去找寻这些需要的答案。他也许会真的企图去了解野心，可是由于自身的许多理由，当他面对困难时，却又极易于放弃追求。他理想化的形象主要是将既成的“需要”荣誉化，它是自足、独立、沉默寡言的平静、免于欲望与感情的自由、禁欲以及公平的混合物。“公平”对他而言，是“不许诺”与“不侵犯”任何人权利的理想化，而较不像那些富攻击性的类型，是报复心的荣誉化。

与这种形象相伴而生的“应该”将他带入了新的险境之中。虽然他原本就须保护其内在的自我以抵抗外在的世界，但现在他又必须抵抗这种极其可怕的内在暴行。结果如何，需视他所保卫住的内在活力的程度而定；如果它够强烈，而且他潜意识地决心保卫它，那他依旧能维持某些内在的生命力，虽然只能靠牺牲而加强我们一开始所讨论的那些限制——即只能牺牲而从积极的生活中退却出来，或抑制他那趋向实现自我的驱动力，如此才能保住这种内在的生命力。

并无任何临床证据可以指出，这种内心的指使比其他类型的神经官能症来得更严厉或迫切，其差异在于因为他急于需要自由，所以在内心的指使下，他会感到更烦闷。他一方面会试图藉着将内心的指使外移来应付内心的指使，因为他对攻击有所禁忌，所以他只能以消极的方法这么做，这意味着别人的期望或他对这方面的感觉，需要具有命令式的性质在内，却绝对地被遵从。而且，他确信如果无法应允人们的期望，那么人们将会冷酷地攻击他。本质上，这意味着他不只已经将自己的“应该”外移，而且也将他的自恨外移了。别人就像他因无法满足其“应该”而攻击自己那样尖刻地攻击他，而且，因为这种对敌意的预测是“外移作用”的表现，所以它无法用相对的经验来补救。譬如，他已长期感受到分析者的那种耐性与体谅，但却仍置身于监禁之下，于是他会认为如果公然地反对分析者的话，那么分析者必会随时置他于不顾。

因此他对外在压力原有的敏感性便会大大增强了，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为何外在的环境所施加的压力是如此微乎其微，而他仍会继续受到外在的逼迫。此外，他将其“应该”外移后，虽然减除了内心的紧张，却给生活带来了新的冲突。他应该允诺别人的期望，不应该伤害他们的情感；他必须平息人们所预想的敌意——但他也应该维持自己的独立。这种冲突可在他待人的那种双重矛盾情感中显示出来，在许多变化中，它是一种顺从与违抗的奇妙混合物，譬如，他很有礼貌地允诺一项要求，但却会忘记了或者拖拖拉拉地实现它。这种遗忘可能会造成相当的障碍，因此他只能藉着记事簿，记下约会或所该做的事，才能使生活有条不紊。或者他表面上可能会付诸行动，以顺从别人的愿望，但心里却会故意地要破坏这些行动，而他自己却毫不自知。譬如，在分析中他遵守了明显的规则，如守时或者是说出自己的心意，但对于所讨论的事项却毫不加以吸收、了解，因此分析工作遂变得徒劳无益了。

这些冲突在他与人的交往中，势必会形成一种压力，有时他会觉得这种压力极其严重。然而，不管他是否察觉到这种压力的存在，它必定会迫使他产生从人群中撤退出来的倾向。

他对别人的期望所表现的消极反抗，在那些未被外移的“应该”中也会产生；单单他认为自己应该做某些事这一念头，通常就足以使他变得无精打采。这种潜意识的罢工态度，如果仅限于他根本就不喜欢的活动上，如参加社交聚会，写信或付账，则无关紧要。但是他愈极力地削减个人的愿望，则他所做的事不管好坏，必会愈表现在某些他应该做的事上，如：刷牙、看报、散步、工作、用餐、或者性生活。于是事事都会受到消极的抵抗，而造成广泛的惰性。因此，活动只限于一小部分，要不然就是在压力下进行某些活动。于是他变得不精进、无成就、容易倦怠，或苦于长期的疲劳之中。

在分析中，当这种内在的过程变得清晰时，就会发现那两个维持这种过程的因素，只要病人不求助于他的“自发精力”，那他会完全了解这种生活方式是浪费的，而且是令人不满意的，但仍不了解那种改变的可能性，因为如同他所感觉到的，要不是他努力驱使自己，那他简直无法做事。另一因素存在于其惰性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中。精神的麻痹，在他心目中已转变成一种无可改变的痛苦，他利用它以避免自责与自卑。

对于怠惰的不当鼓励亦因其他的来源而告增加。正如他用“固定”（停滞）来解决冲突的方法一样，他也尝试使自己的“应该”停止作用。于是他试图逃避“应该”所带来的困扰状况，这是他避免与人交往，以及他不追求任何事物的另一个理由。他遵守着潜意识里的座右铭：只要不做任何事情，他就不会违犯任何“应该”或任何禁忌。有时他会认为任何追求都必会侵犯到别人的权利，因而藉此将这些“逃避”予以合理化。

在这许多方面，心灵内的过程仍继续加强了那种“脱离别人的关系”的原本解决方法，因而逐渐制造了牵累，这构成了退却的形象。如果不是有着存在于自由的吸引力中那些积极的元素，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易治疗的，因为他们少有改变的动机。这种积极元素较占优势的病人，通常会比其他人更密切地了解内心指使的害处。如果情况顺利的话，由于实际所受的奴役，他们会很快地认出内心的指使，而且明确地攻击他们。的确，这种意识的态度本身并无法驱散他们，但就逐渐克服他们这一点而言，它是极有助益的。

现在若就保存统合性的观点，以回顾退却的整个人格结构，则某些观察将都相当符合且深具意义。首先，真正与人脱离关系的人，其人格的统合性，总会引起敏捷的观察者的注意力。虽然我个人如今总算了解了它，但以前我仍不了解它是这种结构的内在以及核心部分。脱俗的、退却的人们可能会不务实际、怠惰、不能干或难以交往，因为他们对于有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密切的交往，总是加以大胆地反抗且总是小心翼翼地，但他们的中心思想与情感多少还具有基本的真诚与率直，这是无法被权力、成就、谄媚或“爱情”的诱饵所贿赂或收买的。

此外，在维持内在统一性的需要中，我们可认出基本特征的另一决定因素。首先我们发现逃避与限制被用以求取统合性，接着我们又发现他们也被为求自由的需要所决定，但至此仍尚不知其意义何在。现在我们已知道，他们需要具有免于牵累、影响或势力、压力的自由，需要具有赋予野心与竞争的自由，以保护他们的内在生活，使其免于肮脏与污秽。

我们也许会感到困惑，病人并不会谈及这个重要问题。事实上，他在许多间接的方式中，已表明过希望保留“他自己”；他恐怕经由分析会“丧失其个性”，分析会使他变得像别人一样；分析者会根据他自己，根据分析者的模式而塑造他。分析者时常会不完全了解病人所吐露的这些话的含意，这些含意间接地表明了病人想要保留实际的“神经官能症的自我”，以及理想化的崇高自我。而且病人确切地表示出他要防护自己的现状。然而他强调做他自己，也表示了其焦急地要保存真我的统合性，尽管他仍无法详细说明这种坚持的理由何在。只有经过分析，他才能理解这个古老的道理：为了找寻真我，他必须丧失自己（神经官能症中的荣誉自我）。

由于这个基本的过程，因而产生了三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模式。第一种永久的退却（退却以及一切退却所引起的情况），始终一致地被履行了。第二种，自由的吸引力将消极的反抗转变为更积极的反叛，亦即反叛的类型。第三种，败坏的过程会较占优势，从而导致肤浅的生活。

第一种形式的个别差异，对于夸张的倾向或自谦的倾向哪个较占优势而言，是与由活动中退却出来的程度有关。不管他们与别人之间所构成的情感距离有多远，有些人仍旧能为其家人、朋友或为那些工作上与他们有交往的人做事。而且，或许因为无私，所以他们时常能给人以有效的帮助。与夸张的类型及自谦的类型相比，他们并不期待太多的报偿，与后者相反的，如果别人将他们乐意帮忙误为是个人的情爱，而且除了给予帮忙外，还想要更多时，则会大大地触怒他。

不管活动是否遭到了限制，很多这种类型的人都能做他们的日常工作，虽然它因违抗内心的强烈惰性做事而常被认为是一种压力。当工作已累积不少，需要主动地为了什么或是为了反抗什么而战时，这种惰性就会变得更加显著。做例行公事的动机通常是混杂的；除了经济需要与传统的必要外，姑且不论他们退却的特性为何，通常还存有一种对别人有益的需求。此外，日常工作也是一种消除他们那种“无用”感的工具。他们常常不懂得该如何利用空闲，与别人相处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压力，因此毫无愉悦可言。虽然他们喜爱孤独，但却毫不精进。甚至连读书都可能碰上内在的阻抗作用，因此他们专求不用费力而有益的活动，譬如做梦，听音乐，或享受大自然。虽然他们大都不了解自己对于“无用”所具有的潜伏恐惧，但他们自己会不自觉地去安排工作，以减少空闲的时间。

最后，惰性与随之而来的对于例行工作的厌恶可能会较占优势，如果他们的经济困顿，那他们可能会偶尔外出谋职，或相反沉沦于过着寄生的生活。若他们有适度的方法可循，那他们可能会极度限制自己的需要，以便能为所欲为。然而他们所做的事，常具有“嗜好”的性质。或者，他们可能会屈服在完全的惰性之前，这种结果在果卡洛夫所难忘的欧布罗摩中巧妙地被说明了，这个人甚至连必须穿鞋子都感到愤恨。朋友邀请他参加环游各国的旅行，且为他准备妥一切，此时欧布罗摩在想象中已看见自己正置身于巴黎以及瑞士的山脉中，而我们却仍须犹疑着：他去或不去呢？当然他是不会去的。

即使不至于变得如此极端，蔓延的“惰性”也会带来败坏的危险，就像欧布罗摩以及他的仆人晚期如命运所表现的一样。这是第三种类型肤浅生活中的一种变化。这种惰性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只反抗做事，而且对于思想与感觉也都表现出阻抗作用，思考与感觉于是变为全然反动的，某些连续不断的思想可藉交谈或分析者的补充说明而显露出来，但因为它并未用及劳力，所以很快就会消失了。有些感觉，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会因拜访或者信件而引发，但同样很快就会消逝。一封信可能会引起他回信的冲动，但若不马上回信，很快就又会忘掉。有关思考的惰性在分析中明显可见，而且常是分析工作的一大障碍。简单的精神操作都因此变得相当困难，在一小时内不管所讨论的是什么，很快地就会被忘掉——并非因为特别的“阻抗作用”所致，而是因为病人将讨论的内容看成是头脑的异物一样。有时在分析中他会感到无助与混淆，在阅读或讨论某一稍微困难的问题时也会这样认为，因为他觉得要将前后所读的、所听的事联系在一起，这种压力实在太大了。有位病人在梦中表现出了这种无目标的混淆，在梦中，他发觉自己正置身于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他茫然不知去处；他不知该前往那儿去，也不知道接下去该往那儿去。

惰性愈蔓延，那么个人的情感愈会受其影响，他需要更强的刺激以带来反应，公园里一片美丽的树丛不再引发他的任何情感；他需要艳丽的夕阳。这种情感方面的惰性引发了悲剧的元素，诚如我们所知的，退却的类型对夸张大加限制，以便保全他情感的真实性。然而，如果行为过于偏激，那这种过程可能就会扼杀了原想保存的生命力。因此，当他的感情生活变得麻痹后，会比其他病人更因这种情感的干枯而感到痛苦，这也是他急欲改变的一件事。当分析继续进行，而他能普遍变得活跃时，就会偶尔感受到自己的情感正变得更具活力。甚至于，他会憎恨去了解自己情感的干枯，只不过是他惰性蔓延的一种表现而已，因此只有降低这种惰性，情感方会有所改变。

如果能够维持某些活动性，而且生活条件相当顺利的话，那么这种长久退却的现象可能会恒久不变。退却的类型有许多特性，可综合归纳为：抑制了斗志与期望，憎恶改变以及厌恶内在的挣扎，具有忍受事物的能耐。然而，有一个特殊的元素存在——自由对他的吸引力，却会影响了这些特性。事实上，退却者是个被征服的反叛者。至今，我们已由研究中获知这种对付内在与外在压力的消极抵抗所表现的特质。然而，它随时可能转变为积极的反叛，是否会转变，依夸张倾向与自谦倾向的相对力，以及个人亟需拯救的生活力的程度高低而决定。夸张的倾向愈强，则他愈活跃，便也会容易不满于生活的限制。而对外在状况的不满便会占了优势，基本上这种不满是“为了反抗而起的反叛”，或者，如果针对自己的不满占优势时，那么这种不满是“为了争取什么或失去什么，而引起的反叛”。

周遭的状况——家庭、工作——会变得令他不满，因此，最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而会以某些方式公然地反叛它。他可能会离家、辞职，而且会攻击与他有关的每个人，以及反抗风俗习惯与法律规章。他的态度无异于“你期望我什么或重视我什么，都与我毫无关系”，这在温文尔雅或鲁莽的方式中都可能表现出来。就社会的观点而言，这是一种自私心理的发展，如果这种反叛主要是针对外界而起的，那它在本质上并非是建设性的举动，且可能因而驱使他更远离自己，尽管这使他的精力得以发泄。

然而，反叛可能更会是一种内在的过程，基本上在于反抗内在的暴行，于是它在某种限度内，便具有释放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常是渐渐发展而成的，而不是一种暴乱的反叛，与其说它是一种革命，不如说是一种演化来得较恰当。于是他会更加苦闷于自己的桎梏，他了解自己是在被强烈地束缚着，他多么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虽然很遵守成规但事实上却极其不喜欢周遭的人们，不喜欢他们的生活准绳及道德标准。他格外倾心于“成为他自己”，如同先前所说的，这是抗议、自夸与真实元素的奇妙混合物。精力获得释放，那他所具有的天赋必会有所成就，在《明月与六便士》一书中，毛姆巴籍画家斯特里克兰的性格便描述出这种过程。斯特里克兰所效法的画家高更，与其他艺术家似乎也都经历过这种演化的过程。无疑，创造物的价值依既有的天赋与技艺而定。不用说，这并非是变得有所成就的唯一途径，而只是使先前被禁锢的创造力得以自由发挥的一种方法罢了。

在这些情况中，“释放作用”依旧是有所限制的；已获解放的人们仍旧会带有退却的特色，他们仍须小心防卫“与别人脱离关系”的这种心理，他们对待世人的态度依旧是出于防卫、好斗的。除了有关创造性的事件外，他们对于个人的生活漠不关心，因此这种创造力或生产力便具有一种刺激性。这正表示他们并未解决自己的冲突，而只是发现到一种可行的协议（或妥协）办法而已。

这种过程在分析中亦可发生。因为它最后产生了真正的解放方案，所以有些分析者⁽²⁾将它视为是一个良好的结果。然而，我们不可忘记这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彻底分析退却的整个人格结构，不只会使创造力得以抒发，而且会使人找寻到与自己以及与别人之间的完善关系。

理论上，积极反叛的结果显示出，自由的吸引力在退却的结构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且与保存自主的内在生活有着密切关联。相反，我们即将发现，一个人愈脱离他自己，那么自由会变得愈无意义。如果从内在冲突、积极生活与自我成长的积极关怀中撤退出来，个人将会陷于远离真情感的危险中，于是“无用”感（在永久的退却中已是一个问题）遂产生了一种对空无的恐惧，这种空无给内心带来不尽的烦扰。对于奋斗以及迈向目标的活动加以遏制，导致了方向的迷失，结果是随波逐流。强调生活该是安逸的、无痛苦的、无冲突的，这可以造成“败坏”的因素。特别是当他沉沦于金钱、功名与威淫的诱惑之中时，更易发生。“永久的退却”意指一种有所限制的生活，但并非是绝望的；人们仍旧具有赖以维生的事物。但当他们忽略了自己生活的深度与自主性时，退却的消极性依旧会长久保留，而其积极价值却反而消逝了。只有这样，退却才会成为绝望。于是他们会扩展至整个生活面，因而形成了最后一种类型的特征——肤浅的生活。

像这样以离心方式远离自己的人，将会丧失情感的深度与强度，于是他待人的态度变得不分青红皂白，任何人都可以是“知己”、是“好人”或是个“漂亮的女孩”，但是离别久了感情自然就会淡了。他甚至于会不查真相，只因为极其轻微的事故，从而丧失了对人们的兴趣。于是“与人脱离关系”的态度延展到“毫不相干”的心理。

同样，他的享受或乐趣遂变得极其肤浅，于是性生活、吃喝玩乐、说人闲话或议论政治成了他生活里的主要部分。他丧失了“本质”的意念，而将兴趣囿于表面上。他不再自己下判断或具有自己的信念，而一味随波逐流。他常被“人们”的思想所慑服，因此，他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对任何价值都失去信心，他变得对人生价值或人类行为的善恶都产生了怀疑（怀疑主义者）。

有三种形式的肤浅生活我们必须加以区分，但每种只是因为彼此所强调的事项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一种，强调“乐趣”，亦即重视愉悦的享受。与退却的基本特性——无所希求——相比，表面上看来，这像是生活的一种强烈兴味，然而，其发动力并非兴趣，而是他必需藉着转移快乐而消除那种广而告之的“无用感”。在哈泼杂志中有一首题名为“胜利之源”的小诗，便描写出了闲逸者这种追寻乐趣的特性：

哦！给我一个家吧。

一个百万富豪住的家，

可爱的少女在那儿玩耍；

那里听不到珠玑妙语，

而我们成天围着美元转。

然而，它决非只限于闲逸的阶级而已，它也包括了收入微薄者的那个社会阶层。它毕竟只是金钱的问题，至于乐趣，从豪华的夜总会、鸡尾酒会或歌剧院中虽可求取“乐趣”，但聚集于家中喝酒、打牌或闲聊也是可以追求的。从局部来看，其乐趣可能由集邮、看电影或品评精选美酒而获得，所有这些事若不变成生活中“唯一”的真正内容，那么这些都是正常的。它不一定要社交化，但它可能包含了阅读神奇故事、听收音机、看电视或幻想（做白日梦）在内。如果将乐趣社交化了，则有两件事绝对要加以避免：独处与严肃的谈话。后者被认为是相当不好的一种态度。玩世不恭者便因此被“忍耐”或“宽宏大量”所掩饰了。

第二类，特别强调威望或投机的成就。退却的特征遏止奋斗与努力，在此并未消灭。其动机是错综混杂的：一方面是一种愿望，在于求取一种可因富有而过更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一种需要，在于抬高自我的评价，因为在这类肤浅的生活中，原来几乎没有自我评价可言。然而，由于失去内在的自主性，这便可藉着在别人眼中抬高自己而达到。人们著书立作，因为它可能会是一本畅销书；结婚，可能是为了钱；参加政党，可能是为了图取利益。在社交生活中，他并不强调享受（乐趣），而较注重社会阶层（商、政……）或求取某一地位的威望。这其中，唯一的道德就是求机敏、躲过而不被捕获。英国作家乔治·爱略特在《罗摩拉》一书中，藉狄托优越地描绘出这种投机者的形象。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他逃避冲突、强调舒适的生活、闲散不拘，以及道德日渐堕落。后者并非是出于偶然之故，这种人的品格原就是注定要变得日渐堕落的。

第三种形式，是“易被改装”（善于盲从）的机械人。这种人丧失了真正的思想与感觉，因此他的人格普遍被压平了，美国小说家马匡德曾描述过好多这种人的性格。这种人易盲从于别人，而遵行别人的规则与习惯。他思考、感觉、实行以及相信那些周遭所期望他的或者认为是正当的事。这种人的情感枯竭程度并不比其他的两类型大，但却较为显著。

弗洛姆曾详细描述过这种“过度盲从”的现象，而且发现了它的社交意义。如果我们也将其他两种形式的肤浅生活包括在内，则此意义最大，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最常见。弗洛姆正确地发觉到这个现象与一般的心理性疾病不同，这种人并不像神经官能症患者一样明显被驱使着，而且他们并不明显地被冲突所困扰。他们常没有焦虑与忧郁的特别“症状”。总而言之，他们并未被任何困扰或障碍所困顿，但却缺乏了某些事物。弗洛姆的结论是：这些情况并非是神经官能症而是一种小毛病。他并不认为这些缺点是固有的，而是因为在早期的生活中受到权威的压服所致。他称其为小毛病，与我所谓的肤浅的生活，似乎是命名上有所不同而已；但是命名的差异常常由于某种在现象上的有意义差别所导致。事实上，弗洛姆的论点提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肤浅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与神经官能症毫不相干的情况，还是像我在此处所陈述的神经官能症的结果呢？其二是：沉溺于肤浅生活的人是真的缺乏深度、没有道德情操与自主性吗？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让我们来看看分析观察的结果如何。因为这类病人常会要求分析，所以对此作一番观察是有所助益的。如果肤浅生活的过程发展得很完全，当然也就不会产生治疗的动机；但如果进行得还不够完全，那他们会希望对自己做一番分析的，因为他们的心身均已碰到了障碍，并且碰到了工作上的反复失败与抑制的困扰，而且自觉他们的“无用”感正与日俱增。他们也许会意识到自己每况愈下的情形，且因此而深感烦扰。在分析中，使我们产生第一印象的，是那种依一般好奇心的观点所作的描述，但这仍然仅止于表面上而已，似乎缺乏对心理上的好奇心，他们且会对此备以油腔滑调的解释，只对金钱及威望有关的外在问题才感兴趣，所有这些，都令我们想起其病历上的更多要点。就像以前对走向退却的一般步骤所做的描述一样，在青春期或是青春期之后，反正总是一定会有一段较早的时期，他曾经有过积极的奋斗，且曾经历过某些情感上的痛苦。这不只表示这种情况的病发初期要比弗洛姆所主张的晚些，而且也指出这种情况有时很明显的是神经官能症的结果。

当分析继续进行时，就会显现出：在他们的梦幻与清醒的生活之间存有一个妨碍性的矛盾。他们的梦明白地表现了情感的深度与狂烈。这些梦常常会揭露出那种深深被埋藏的悲哀、自恨与对别人的憎恨、自怜、失望和焦虑。换句话说，在与常人无异的外表下，存有许多的冲突与深刻的情感。当我们试图唤起他们对这些梦的兴趣时，他们会有舍弃这些梦的倾向。他们似乎生活在两个完全脱离的世界中，我们愈来愈了解，虽然并无所谓惯常的肤浅性存在，但他们却是很渴望永远停留在那种逃离自己深部感情的情况中。他们对于外界以及自己的感触只是匆匆一瞥，然后随即紧闭双眼，仿佛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许多后期的情感，会由被舍弃的深度中而涌现在清醒的生活上，某些记忆会使他们哭泣，某些乡愁或宗教情节也许会蓦然呈现出来——随即又消逝了。后期的分析结果所确定的这些观察，与“小毛病”这种观念更相矛盾，而且指出他们是决意要逃离自己内在人格生活的。

将肤浅的生活看成是神经官能症过程的不幸结果，会给预防与治疗带来较乐观的展望。目前，当肤浅生活正频繁出现时，如能将之视为一种障碍而防止它的继续发展，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它的预防大体上与一般神经官能症的预防方法相符，有关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很明显，特别是在学校里需要给予更多的预防工作。

治疗退却型的病人，首先必须将这种情况认为是神经官能症的障碍，不可将其视为是固有的或培养出来的特性而被忽略了。后者的观念表示了这种情况是无法转变的，或者它并非属于精神科医师所能解决的问题。与其他的神经官能症问题相比，它不太易于被人了解，它不会引起人们兴趣的理由主要有两个，在这种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障碍，虽会压制个人的生活，但却表现得相当不明显，因此并不急于要求治疗。另一个理由，则是由此背景而产生的大障碍，却未被联想到与此基本过程有关，其中，精神科医师所完全熟悉的唯一因素，就是“与人脱离关系”的心理。但退却是一种包含更广的过程，在治疗上具有特殊的问题与特殊的困难。只有完全了解它的意义以及整个发生过程的前后变化，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与困难。

【注释】

(1)弗洛伊德已观察出这种特殊现象，他认为这是爱情生活的一种特性，且只发生在男性身上，而且他还试图用男人对待其生母的态度来解释它。见其著作《-爱情心理学的贡献》。

(2)请参考丹尼尔·史奈德在1943年纽约医学会所发表的论文《心理性疾病类型的动向：创造性的胜利与性欲力量的扭曲》一书。

12　神经官能症者的人际关系障碍

“实现自我”的目标并非唯一，或根本在于发展个人的特殊天赋，其整个过程的中心是个人潜能的演化或发展，因此，它主要包含个人为建立良好人性关系所努力的一切发展。

迄今为止，本书虽然一直在强调心灵内的过程，但在我们的叙述中，却不能将这些过程与人际间的过程隔开。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两种过程事实上必会彼此相互影响。甚至在一开始，当我们介绍“探求荣誉”时，就已经了解许多元素，诸如需要比别人优越以及需要战胜他人等，都是直接有关于人际间关系的。因内在需要所产生的神经官能症要求，主要是针对别人的，我们不能只讨论神经官能症的自负，而不考虑到它的弱点（或易受攻击性）对于人类关系所具有的影响。我们已了解每一个单一心灵内因都可被“外移”，而且也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根本地修改了我们待人的态度。最后我们也讨论过，每种内在冲突的主要解决方法，在人类关系上所表现的那种较特殊的形式。在本章中，我想从那些特殊的方面回到较普遍性的方面，而对自负系统在原则上是如何影响了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做一个简单扼要的系统性研究。

首先，自负系统使神经官能症患者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将他从别人中除去。要避免误解，所谓“自我中心”，指的并不是自私或自我吹嘘，也不是指只考虑个人自己的利益而言。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是无情而自私的，也可能极其不自私——在这方面，所有的神经官能症并没有所谓特征可言。但他总是极其以自我为中心，只是关心自己而已，然而，这在表面上并不见得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可能是个孤独而贪婪的人，也可能为了别人而生活。不过，无论如何，他必须依靠个人的信仰（他理想化的形象）而生活，必须固守自己的原则（他的“应该”），而将自己关在自负的铁墙内，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抵抗外来的或内在的危险。结果，他不只变得情感孤立，而且更难于将别人视为与己不同，且自有其权利的个体。他必须屈从于一个首要利害关系：他自己。

因此，别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了，但尚未被扭曲。然而，自负系统中尚有另外一些因素，更激烈地使他无法依别人的实际现状来衡量别人，而却积极地将他们的形象都扭曲了。我们不能从容地说，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就如同对自己的看法那样模糊，因而就废弃了这个问题。虽然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它易于导致误解，因为它提出了对别人看法的那种扭曲，与对自己的看法之间简单比较（如果我们注意自负系统中所产生这种扭曲的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获得对于扭曲更准确且更广泛的看法）。

形成扭曲的现实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在自负系统中，藉着自己所酿成的“需要”来看待别人。这些需要也许直接针对别人，也许是间接地影响他对人们的态度。他需要赞赏，这使他将人们转变为赞赏他的观众，因为他需要奇异的帮助，于是赋予了人们神奇的魔力；因为需要自己理直气壮，于是把他们变为易于犯错或是有缺点的人；因为他需要胜利，从而将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门徒或深仇大敌；因为他需要伤害人们而不会为此受惩罚，于是使人们变成“有神经病的”人；因为他需要爱贬低自己，于是将人们转变成伟人。

最后，他用“外移作用”的眼光来看待人，不经历自我的理想化，而却将别人理想化了。他未感受到自己的暴行，却将别人变成是暴君。最重要的外移作用力是自恨的外移，如果自恨占据了优势，且变为具有积极倾向的话，那他会将别人看成可鄙且该受非难的。只要什么事弄糟了，就是别人的过错，他们也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不值得信赖，他们应该被改变或被重造。因为他们的德行不佳，所以他必须为人们负起神圣的责任。如果“消极”的外移作用占了优势，那么别人将会审判他，随时挑剔他，责备他。人们使他变得卑劣，他们虐待他、强制他并且威逼他。人们不喜欢他；他们不想要和他在一起。他必须取悦别人以及满足他们的期望。

这些扭曲神经官能症患者对别人看法的许多因素中，就影响力而言，“外移作用”可能位居首要，这是最难于辨认的。因为，依他自己的感受，别人正是他用外移作用的眼光所观察到的，而且他只以此方式才会对人们产生反应。他并不觉得对于自己所做之事需要有所回应。

外移作用之所以较难辨认，主要是因为它们常与那些因“需要”本身，或“需要”受到挫折之故所表现出来的反应相混合了。譬如，如果说对别人的暴躁行为，基本上是我们“愤怒自己”的外移作用所致，这是一种难获支持的概论。只有对特别状况详加分析后，我们才能认出一个人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要求遭受挫折，还是事实上在生别人的气。当然，归根到底，他的暴躁可能来自于以上这两种因素。当我们分析自己或别人时，我们必须永远同样地注意到这两种可能性——亦即我们不可过分偏于某一解释，而摒弃了另一种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明了“外移作用”在我们人际关系上所受影响的方式与程度。

然而，即使我们了解，自己在与别人相处的关系中已渗入了一些莫须有的看法，这也无法阻止外移作用的发生，只当我们能将那些莫须有的或被扭曲的看法“撤回”，转而从自身寻找原因时，方能够在自身内感受到这种“外移作用”发生的过程时，唯有如此，我们方能舍弃“外移作用”。

别人的形象被“外移作用”所扭曲，这个情形我们可将之大概归纳成三种方式。扭曲作用可能由于赋予别人他们所没有，或者仅有一些而已的特性所致。神经官能症患者可将他们看成是完全理想的人，他们具有如神般的完美与无上的权力，但也有可能将他们视为是可鄙与罪恶的人；也就是说病人既可将人们转变成巨人，也可将人们视为矮子。

外移作用也能使人忽略别人既有的优点或缺点。他会将自己对于剥削与撒谎的禁忌，转移到他们身上，因此无法发觉他们那些带有剥削与撒谎的恶意。或者，因为遏制了自己的积极情感，从而无法辨认别人的友善与热情。于是他势必很容易地就将别人视为是伪君子，且小心翼翼地加以提防，怕被别人的“巧计”所欺骗了。

最后，他的外移作用也可能使他敏于察觉别人所真正具有的某些品性。因此，一个自认为具有基督的美德，但却不知道自己具有明显掠夺性倾向的病人，会很快认出别人伪善的态度——特别是善良与爱情的虚伪。另一位病人，具有绝不“坦承背叛或不忠”的明显习性，但他却可以很灵敏地察觉到别人的这些倾向。这些例子，似乎与我对外移作用的扭曲力的这个主张互相矛盾。或许说“外移作用可以使人变得特别不易察觉，或者特别敏于察觉别人的某些倾向”这一说法来得较为正确？但我并不以为然。他那辨认某些品性的敏锐性，已被这些品行所带给他的人格意义所损毁了，使这些品性变得更为暧昧，从而使具有这些品行的人几乎不像是个人，而变成是一种特别被外移了倾向的象征。因此，出于对于整个人格的看法或解析过于偏激，所以人格必会被扭曲。无疑，以上这些外移作用是最难于辨认的，因为病人本身可以长久地在这项“事实”之中避难——认为他的一切观察都是正确的。

神经官能症的需要，待人的表现以及他的外移作用——上述所提的这些因素都使别人很难与他交往，至少很难密切地与他交往。这方面神经官能症患者本身并不自知。如果他对此完全自知的话，在其眼中，他曾认为的需要，或因需要而生的要求都是合法的，因为他待人的表现同样是正当的；因为他的外移作用只是对别人既有态度的反应，所以他常知道自己并无这些困难存在，反而确切地认为自己生活得很轻松，虽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一种错觉。

他的家人只要在情况容许下，常会尽力尝试去与他（家里最神经质的人）和平相处，然而他的“外移作用”却是这种努力的最大障碍。因为外移作用的性质与别人的实际行为几乎毫无关系，所以不足以攻击别人。譬如，人们试图与好斗的正直者妥协，但是不冒犯或指责他，按照他的需要提供衣食住行等等。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引起了他的自责，于是为了消除自己的罪恶感，他开始憎恨别人。

由于这些扭曲作用所致，神经官能症患者会更加认为别人“不可靠”。虽然在他的心目中，会确信自己是敏于观察的人，他认识他们，他对别人的评价永远是正确的，但是充其量这些看法也只具有部分真实性而已。对于那些自认为真正了解自己以及别人的实况，而且不因各种强迫性的需要来改变自己对别人评价的人们而言，“观察”与“批评的才智”并未使他们认为别人是更“可靠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即使广泛地认为别人“不可靠”，但只要经过明睿观察的训练，他仍可能会相当正确地描绘出别人的行为，甚至于一些神经官能症的反应。但如果他相信一切扭曲作用所引起的“不可靠”感觉时，那“怀疑”的态度势必要发生在待人处世的行为上。于是他藉观察与结论以及对别人所做的评价，其所获得的形状似乎便不具有持久力。有太多主观的因素参与了此中作用且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态度。他会轻易地转攻自己本来所景仰的人，或对他们变得漠不关心，而突然抬高了对另外一些人的评价。

在这种内心的怀疑感所表现的许多方式中，有两项相当常见却与个别神经官能症结构无关的方式，即不知道自己是以何种态度对待别人的，以及别人待他的态度是如何的。他或许会称别人为“朋友”，但这字眼已失去原有的深刻意义。他对别人所说、所做或所忽略的事，所加的任何争论、谣言、或误解不只会引起暂时性的猜疑，而且会使彼此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动摇。

对别人所产生的第二种更为普遍的不定感，是对信心或信赖的怀疑。这不只表现在过度信赖或过于不信赖之上，而且表现在不真心地去了解别人那些值得景仰之处，以及自己的缺陷上。如果这种不定感变得更为强烈的话，那他对于别人所能做，或所不能做的适当或低劣之事，将会变得毫无感觉。尽管他们长久地相处在一起，情形亦然。

在他对人的根本不定感中，常会潜意识或有意识地做最坏的打算，因为自负系统会增加他对人们的恐惧。他的不定感与恐惧密切相关，因为即使受到了较大的威胁，他的恐惧也绝不会像他对别人形象发生了扭曲时那样的激增。一般而论，我们对人们的恐惧程度，依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力，以及我们本身的无助程度而定。而这两项因素都可被自负系统大大地加强，不论表面上他是多么的夸张与自信，但这个内在系统却会令人变得柔弱无助。最初它是藉着脱离自我、自卑与因之而起的内在冲突（这些冲突可以使他被分割转而攻击自己）而削弱自己。亦即主要理由在于他的弱点或易受攻击性正与日俱增之故。而且有许多理由，使他变得更为脆弱且更易受攻击。自负系统不容许伤害到他的自负，也不容许引发他的罪恶感或自卑；他的要求具有了这种性质，因此早已注定了要遭受到挫折。他的心理状态显得动摇不安，因此易碰到障碍。由于外移作用，以及由此作用到其他许多因素上所引起的对人的敌意，使别人看起来比原来的样子还更令人畏惧。所有这些恐惧可用来解释他待人的态度都是具有防御性的，不管他采取的方式是较富攻击性的或较为谄媚的。

在我们详细追究迄今所提过的这些因素后，会明显地注意到，他们与基本焦虑的组成要素具有共同性。再重复一遍，基本焦虑是对充满强烈敌意的世人所产生的孤立与无助之感。事实上，这主要是自负系统对于人性关系的影响，它加强了基本焦虑。在成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中，我们认为是基本焦虑的，但就其原来的形式而言，并非是基本焦虑，而是长年由心灵内的过程所获取的增加物蜕变而来。它已变成一种待人的混合态度，它由比最初还更复杂的一些因素所决定。正像小孩子因为存有基本焦虑，所以必须找寻对付别人的方法一样，成年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也这样。他所找寻的方法就是我们所描述过的“主要解决方法”。虽然这些与亲近、反抗或远离人们的早期解决方法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自谦、夸张或退却等这些新的解决方法，在结构上与以前的解决仍是有所不同的。虽然他们也决定了人性关系的形式，但他们主要是为了解决心灵内的冲突。

将这些现象综合如下：自负系统虽然加强了基本焦虑，但同时由于它所引发的需要赋予别人“过度的重要性”，在下列方式中，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而言，别人变得极其重要或者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他需要别人，以直接证明他所自夸的虚构价值（崇拜、嘉许或爱情）。他那神经性的罪恶感与自卑感，使他产生急需辩护的需要。但引起这些需要的“自恨”，却使他变得更认为在自己身上不可能找到这种辩护，他只能由别人那里找寻得到。他必须向人们证明自己是具有独特价值的，他必须向人们表示他多么好、多么幸运、多么成功、多么有才能、多么聪慧、多么有权力，以及他所能为人们效劳或能帮助人们的事。

此外，不管他所需要的还是所做的，都是为了积极追求荣誉或是为了追求辩解。这些都可由别人身上获得许多活动的激发力。这在自谦类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几乎无法做自己的事或事必躬亲。要不是有争取别人好印象、攻击他人或打败他人的这种动机存在，较具攻击性的人都会变得那么积极、那么奋发吗？甚至于背叛的类型，为了要发泄自己的精力，也需要有一些人作为自己反叛的对象存在。

最后，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需要别人的保护，以抵抗自己的自恨。事实上，他从别人身上证实了自己理想化的影响，以及他为自己辩解的可能性都会加强他对自恨的抵抗。此外，在许多明显与精巧的方式中，他需要别人以缓和因自恨与自卑的冲击所引起的焦虑。最重要的，要不是别人，他就无法有效地施展自卫手段：他的外移作用。于是自负系统使他在人性关系上产生了根本不调和的现象：他认为自己与别人很疏远，变得最怀疑他们、最惧怕他们、最仇视他们，但在许多重要方面，他仍旧需要他们。

所有阻碍人性关系的因素，一般而言，势必也会在爱情的关系上发生作用。这种说法就我们的观点而言是不证自明的，但仍需提出来说明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具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只要夫妻（或配偶）间能获得性满足，那么任何爱情都将会是美好的。实际上，虽然有人认为如果性关系主要是基于神经官能症的基础，那样可能会暂时缓和紧张的程度，或有助于维持彼此间的关系，但是性关系并无法使人性关系因之变得更为正常（健康）。因此，讨论婚姻或其相似的关系中所引起的“神经官能症的困难”，对于目前我们所陈述的原理，并无任何裨益之处。但心灵内的过程却也会特别地影响了爱与性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意义与作用。因此，我想藉着提出有关这种影响的特性的一般观点，而将本章所陈述的内容在此做个总结。

爱情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所具有的意义，随着个人解决方法的种类而大不相同，因此无法对此作一个概论。但有一个阻碍因素却是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不可爱。此地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被某些人喜爱，而认为是由于他的信念所致，这也许就等于在潜意识里确信没有人爱过他，或曾经爱过他一般。哦，他可能相信别人喜爱他是为了其容貌、声音，或是为了感谢他的帮助，为了他所能给予他们的性满足，而不是真正为了他本身而爱他，因为他根本是不可爱的。如果事实表现与这种想法相抵触的话，则在不同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放弃这种想法，或许那个人真是孤独的，需要依赖别人的，或只是一厢情愿的，等等。

但是，即使知道了这个问题，他也不会去解决它，只会以两种含糊的方式去应付它，他并未注意到这两种方式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即使他并不特别喜欢爱情，可他却会紧抱着一种错觉：在某时某地，他必会碰见那个“道道地地”爱他的人。另一方面，他表现出与自信所持的相同态度，他认为可爱是一种与既有的可爱特质迥然无关的特性。而且，因为他将可爱与人格特质分开了，所以他认为不可能因未来的发展而会有所变化。因此，他表现出一种“宿命论”的态度，而将他的不可爱视为是一种神秘而无可改变的事实。

自谦的类型最易了解怀疑自己的可爱这一点，而且，我们已知道这种人是最努力培养自己的可爱特质的，至少在容貌等外形上的可爱与否是如此的。然而尽管他对爱情极感兴趣，却不（自发地）了解下面这个问题的根源何在：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确信自己不可爱的？

其主要因素有三。第一，神经官能症患者爱的能力已受损伤。这种能力必定会损失，因为在本章中我们已讨论过好多因素，他过于关心自己、过于脆弱（对别人的批评或攻击过于敏感）、过于惧怕人们等等。“觉得可爱”与“我们自己真能爱”之间的关系，虽然常可被辨认出来，但是对于我们之中的极少数人而言，却具有深刻而重要的意义。然而，事实上，如果爱的能力获得了健全发展，那我们便不会为自己是否可爱的问题而烦恼了。因此，我们是否真的被别人所喜爱，也就不足挂齿了。

神经官能症患者感到自己不可爱的第二个因素，是自恨及自恨的外移。只要他对自己不称心——不管是真的憎恨还是藐视自己——那他可能便因而无法相信别人会喜爱他。

这两种因素在神经官能症中既强烈又普遍，这也说明了“不可爱”的感觉在治疗中是不易除去的。我们可在病人中发觉到这个感觉的存在，而且可以检验出它对爱情生活的影响。但它也只能将这些因素降低到没有那么剧烈为止。

第三种因素不那么直接，但居于其他理由之后，仍值得一提。即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爱情的期望远胜过爱情本身所能给予的（完美无疵的爱），以及期待一些与爱情所能给予的不相干事物（譬如，爱情并无法治愈他的自恨）。而且，因为他所得到的爱并无法满足其期望，所以他很容易认为自己“真的”不被喜爱。

爱的期望，其种类十分繁多。大体而言，它是许多神经官能症需要的满足，这些需要往往其自身是相对立的，譬如，就自谦的类型而言，这种期望就是一切神经官能症需要的满足。将“爱”用以满足神经官能症的需要，使爱不只变为渴望的，而且是急需的。因此在爱情生活中，我们同样可以发觉到，存在于人性关系中的那种不协调现象：需要得越多，则需要的能力越减低。

将爱与性区分得过于清楚，可能就如同将性与爱看得过于密切（弗洛伊德的看法正是如此）一样不十分准确。然而，因为在神经官能症中，性兴奋或性欲常会与爱的感觉脱离，所以我想对“性”在神经官能症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一些特别说明。性在神经官能症中仍保有其作用，无疑，它是满足肉欲以及与异性密切接触的工具。此外，性的完美作用，在许多方面还能增加自信感。在神经官能症中，所有这些作用都变得更明显，且担当了不同凡响的角色。性行为变得不只在于减除性紧张，而且也可以除去多种不是性带来的精神紧张。因此在“被虐狂”的行为中，他们成了排除自卑的工具，或者在“施虐狂”的行为中，他们会藉着性的堕落，或折磨别人而作为达成自我折磨的手段，于是他们变成是缓和焦虑的最常见方法之一。他们并不了解这种关系，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正置身于此特殊的紧张之下，或正处于焦虑中，而只感到性冲动与性欲正在不断激增。然而，在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观察到这些关系。譬如，有个病人，当他一感受到自恨时，就会突然兴起想和女人同床的幻想或意念。或者，当他诉说着自己深感自卑的某些弱点时，同时会具有折磨或使比他更弱者痛苦的虐待幻想。

此外，自然的性作用——建立密切的人性接触往往会占有较大的比例。这是一个著名的事实，对于孤僻者（与人脱离关系者）而言，性是他与别人沟通的唯一桥梁，但它并不一定代表人类的亲密行为。它也可以表现于匆忙之中，人们匆忙地冲陷于性关系里，而不给自己机会找出彼此间的共同点，或给自己机会去建立喜爱与体贴。当然情感上的关系后来也可能会由此演化而生，但可能性仍不大。因为最初的迫切需要，往往是表示着他们正过分地被禁忌了，以致无法发展其正常的人性关系。

最后，性能力与自信之间的正常关系，转移到性能力与自负的关系上。性的作用（迷人的或悦人的）、对象的选择、性经验或其变化——都成了“自负”的问题，而与愿望及享乐无关。在爱的关系中，个人的因素愈减低，纯粹的性因素就会愈增高，则潜意识里对于“可爱”的关怀就愈会变为意识里对于“诱惑”的关怀。

在神经官能症中，“性能力”所具有的渐增作用，并不一定会导致比正常人更广泛的性活动。或许会，但他们同时也必须担当起更大的禁忌责任。无论如何，与正常者作一个比较是困难的，因为变化太大，尽管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其性亢奋、性欲的强度或次数，或性的表达方式却会有很大的差异。然而，有一项明显的差异，在某方面正与我们所讨论的有关想象的问题相似，性能力被用以解决神经官能症的需要。为此，性能力常担当了一种“不当的”重要性。此外，出于同样的理由，性的功用可以轻易地就被阻碍了，譬如，发生恐惧、产生许许多多禁忌、存在着同性恋的错综问题，以及性变态等。最后，因为性行为（包括手淫与幻想）及其方式都是由神经官能症的需要和禁忌所决定的（至少一部分是由此所决定的），所以它们便常具有强迫性。所有这些因素会使神经官能症患者发生下列的情形：他与人发生性关系，并非为了他想要，而是因为他应该取悦于性伴侣。因为他必须具有被希求或被喜爱的迹象，因为他必须缓和某些焦虑，他必须证明自己的胜利与潜能等等。换言之，性关系并非由他的实际愿望及情感所决定，而是被那种为了满足某些强迫性需要的驱动力所决定。即使他无意使其伴侣堕落，但他的伴侣已不再是个个体的存在，而只是一具“性”的“物体”而已（弗洛伊德）⁽¹⁾。

神经官能症患者处理这些问题的细节颇为繁复，而且变化甚广，因此我无法在此描述出各种可能性。对于爱与性方面之特殊障碍，毕竟只是他所有神经官能症障碍中的一种表现，但附加的变化却是如此复杂，同样，这些变化不只因个人的神经官能症性格结构而定，而且也依他所找的或所拥有的伴侣而异。

这似乎是种多余的限制，因为由分析中我们已知道，伴侣的选择常是潜意识的。这个观念的正确性，的确可以反复地被发觉到。然而，我们已倾向于走上另一极端，而认为每一伴侣都是出自个人的选择；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它需要两方面的检定。首先我们必须提出谁“选择”的问题，适当地说，“选择”这两个字即包含了选择的能力，与知道所选的伴侣如何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都已大大地缩减了，他只有当对别人的印象，尚未被我们所讨论过的那许多因素所扭曲时，才能有所选择。在这种狭窄的意义下，“选择”二字是名不符实的，至少是非常地不适用。“伴侣的选择”这个术语所具有的意义是指个人因受明显的神经官能症需要的吸引而产生的个人感觉：他的自负，支配与剥削的需要，降服或委身的需要等等。

即使是在这种限定的意义下，神经官能症患者也少有机会去“选择”伴侣。他之所以结婚，因为这是必行之事；他与自己是那么疏远，或是那么的远离别人，因此他才会那么恰巧与较为熟悉的人结婚，或恰巧与想跟他结婚的人结婚，他对自己的评价，因为自卑的作祟而变得相当低贱，因此他简直无法亲近那些吸引他（若单就神经官能症的理由而言）的异性。除了这些心理上的限制外，加之他本来就认识不多的适合对象，因此我们自然就可了解“选择”只是发生在偶然的环境下。

我不打算对在此涉及的这些繁复因素所造成的性爱，或性经验的无限变化再作评论，而只要指出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爱与性的态度方面的一般倾向。他或许有从生活中将爱排除的倾向；他将缩减或否定爱的意义，甚至于它的存在。于是爱对他而言并非是渴望的，而是被逃避、被讥讽为自欺的柔弱。

这种倾向可在退却、孤立型的人们中发生作用，由一种秘密的但却具有决定性的形式来表达。在这类人中，个人的差异主要是对于性能力（性欲）态度的不同。他可能已从个人的生活中，将性与爱的实际可能性排除了，因此对他的生活而言，爱与性仿佛是不存在的，或者，对他个人而言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对于别人的性经验，他既不羡慕也不反对，但当他们为此而招致烦恼时，他却能够相当谅解他们。

另外有些人可能在年轻时代有过许多的性关系，但这些经验并没穿透他们“欲与人脱离关系”的甲胄，也不具任何意义，而会很快地消逝不见，且不留下任何同样的憧憬（性欲）。

对于另一种与人脱离关系的孤僻者而言，性经验可能会是重要而且愉悦的。他可能与许多不同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但在潜意识里或有意识的却总是小心翼翼的，不发生任何情感上的纠葛，这种暂时的性接触，其性质是由许多因素而决定的。这与夸张或自谦倾向的普遍性可能也有关系。对自己的评价愈低，则这种性接触的对象，愈会局限于比他社会地位或教养还低的人，譬如妓女。

此外，有些人可能在偶然中结了婚，甚至于如果对象同样有着这种孤僻性格的话，则他们可能会维持一种虽然疏远却适当的关系。如果这种人的结婚对象与他并无共通之点，那么他势必要忍受一切，而力图固守身为丈夫或父亲之责。只有当他的对象过于积极、暴烈或有虐待狂倾向，而使他暗自退缩时，他才会试图解除二人的关系，不然就得在这种关系下变得神经错乱。

自大报复的类型以更具战斗性及破坏性的方式排除了爱。他对爱的一般态度常是毁诱或揭穿（暴露）它。其性生活的主要可能性似乎有两种，他的性生活相当贫瘠——他可能只为了减除身体或精神上的紧张才偶尔进行性接触——或者，如果他能让自己的冲动自由奔放，那么性关系对他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热衷于虐待性的性行为（这是最能令他兴奋的，而且能给予他满足），或者在性关系方面过度矜持或节制，但却会以一般的虐待方式来对待他的伴侣。

关于爱与性的另一普遍倾向，也是趋向于将爱（偶尔也涉及性）由现实生活中排除掉，而在他的想象中赋予它突出的地位。于是爱变成一种极其高贵与完美的感觉，任何实际的满足与此相形之下便会显得肤浅与卑鄙。霍夫曼在《霍夫曼故事集》中便精绝地描述了这种现象，称爱是“追求无限，以使我们与上帝相通。”它不仅是根植于灵魂内的一种妄想，“藉着人类天生的敌人的奸诈……亦即通过爱，通过自身的快乐，就可到达存于我们心中的神圣净土，像上帝允诺过我们的一样。”因此，爱只能在幻想中被实现。在他的解释中，唐璜⁽²⁾对于女人而言简直就是个色魔，因为“每一个被爱的新娘之所以对丈夫不忠贞，每一个快乐都因男友被这个猛烈的打击而遭破坏……这都象征着崇高地战胜了敌对的恶人，而将诱奸者提高了位置且超乎我们狭窄的生活之上，超乎大自然，超乎创物者。”

此地要提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的可能性，是过分强调爱与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于是爱与性构成了生活的主要价值，他们也因此而被荣誉化了。此地我们可以大概地区别征服性以及降服性的爱，后者是由自谦的解决方法依理演化而来，这已经在那一章节中描述过了。前者发生于自爱欲的类型中，如果是基于某个特殊理由，那么他“征服”的驱动力就会集中于爱的方面。于是他的自负便会贯注于“成为理想的情人”以及如何“变为无可抗拒”，易于被他所利用的女人因而不再吸引他，他必须藉着征服那些（不管基于任何理由）难以获得的人才能证明他的胜利。胜利也许会在性行为中完成，他的目标也可能在于情感上的完全降服。当这些目标完成后，他的兴趣也因之而骤减。

我对这些浓缩成少数几页的阐述没有太大把握，是否已表达出了心灵内的过程，对于人性关系影响的所有范围与强度。当我们完全了解了它的震撼力后，就必须修正有关良好的人性关系对于神经官能症——或就广义而言，对于个人的发展——的有利影响，所蕴涵的某些期望。期望，包括预期人类环境、婚姻、性行为或参与各种团体活动（社区、宗教或职业团体）的改变，这些都能帮助个人免于神经官能症的困扰。在分析治疗中，“期望”表现在相信“主要的治愈因素在于病人是否能与分析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之上，亦即除去孩提时代那些有害的因素⁽³⁾。这种说法是基于某些分析家所持的前提而得，他们认为神经官能症基本上是人性关系的障碍，因此可藉良好的人性关系而加以治疗。其他的一些期望，则并非基于如此明确的前提，而是基于了解（这种了解本质上是正确的）人性关系在我们生活中是一项重要的因素的看法。

所有这些期望（或预料）对于小孩或成人都是成立的。即使他可能会表现出自我狂妄的意念，对特殊权益有所要求、或感到易被虐待等明确的症候，但他对于适宜的人类环境所表现的反应仍是具有充分弹性的，良好的环境可以减少他的忧虑，缓和他的敌意，增加他的信心，甚至于可以将驱使他深陷于神经官能症的恶性循环的情况倒转过来。当然，我们必须附加说明这是“多或少”的问题，亦即结果如何需视个人障碍的程度、患病时间的长短、特质以及良好的人性影响的强度而定。

如果自负系统及其影响不致过于根深蒂固——或者更积极地说——假如“实现自我”的意念仍具有一些意义或活力的话，那么上述这种对于个人——内在成长的有利效应，也同样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譬如，我们时常可以发觉到，当太太接受了分析而见好转时，先生往往会恢复了正常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因素参与了作用，通常被分析者（太太）都会谈及她先生对此病情的认识，而他先生可能就会从中选取一些有益于自己的资料。当他由自己的判断，了解到事实是“可能改变的”之后，就会鼓起勇气为自己的利益而行事。同时，当他发觉到建立良好关系的可能性后，就会具有克服自己困扰的动机。只要神经官能症患者能与相当正常的人密切接触或长期交往，那么即使没经过分析，病人也可能会发生以上的改变（恢复正常）。此外，还有多重的因素会刺激其成长：价值观的再定向；所有权的感觉以及悦人的感觉，都能够“减低外移作用而面对自己的困难”，能够“接受严正与建设性的批评而获裨益”的可能性……等等。

然而，这些可能性远比我们平常所认为的还更有限。如果分析者本来就觉得该病人恢复的可能性极低，或者感到自己经验不足，那么按照理论来说，我敢贸然断定其机会必将十分渺茫，无论如何也不得再盲目信之。我们屡次发现某些为求解决个别内在冲突的人，如何以固执的“要求”与”应该”的系统，以其“自以为是”及易受攻击的态度，以其自恨及外移作用，以其征服、降服或逃避的需要而与别人建立关系。因此“关系”不再是相互取悦、相互成长的沟通媒介，而变为仅是用以满足个人神经官能症需要的工具。这种“关系”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影响，就根本上而言，是降低或增加内在紧张性，亦却依其需要的满足或挫折而定。譬如，夸张型的人当他处于指挥的地位，或置身于被歌颂谄媚的环境下，就会觉得更舒服且活得更起劲；自谦型的人当他认为自己并不孤立或感到被需要、受欢迎时，他的生活就会变得欣欣向荣。任何了解神经官能症痛苦的人，必会发觉这种改善的主观价值，但是这些改善并不一定就代表个人“内在成长”的象征。偶尔，他们只是表示适宜的人类环境，可以让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较舒适而已，尽管他的神经官能症病状仍毫无改变。

这种观点亦可应用于非人格性的“期望”方面，譬如根植于状况上、经济条件、政治体制等的改变都是如此。无疑，极权政体可以不断地阻碍个人的发展，而且，本质上其目标必在于阻止人性的发展。反之，民主政体则尽可能地给予个人争取实现自我的自由，这种政体是值得人们所奋斗的。然而，外在状况的最佳改变并无法带来个人的成长，他们远不如给予一个助其成长的较好环境更有价值。

所有这些期望犯的错误，并非在于高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在于低估了“心灵内因”的威力。虽然人际关系极其重要，但却无法将根植于个人心中，且泯灭了个人真我表达的“自负系统”铲除掉。由此本人得知：自负系统是人性发展的敌人。

“实现自我”的目标并非唯一，或根本在于发展个人的特殊天赋，其整个过程的中心是个人潜能的演化或发展，因此，它主要包含个人为建立良好人性关系所努力的一切发展。

【注释】

(1)若就性道德的观点而研究这个主题，英国哲人约翰·马克慕雷在他的著作《理性与情感》中提到真诚的情感乃是性关系的价值标准。

(2)是西班牙传奇故事中的一个放荡男人，他专门引诱妇女。

(3)请参考1943年的《精神医学》所发表的“精神分析疗法中的转移关系”。本文曾提到分析过程中的所谓治愈，是指病人能够发现在他原来的经验中，必须压抑住某部分自我。而只有分析者与病人之间的相处关系才能适当地令病人获得这种发现——果能如此的话，那么“事实”将渐渐地“不再被扭曲”，于是从分析者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中，使病人得以“再找回自我”。

13　工作上的神经性障碍⁽¹⁾

神经官能症患者由于自我中心在作祟，其内心对于工作本身往往并不关心，有关如何进行或完成工作的问题，往往与工作本身不相关，而与他自己较有关系。

在我们工作生活中所产生的障碍，其原因很多，可能因外在的环境，如经济或政治上的压力，而变得不安宁、孤独或产生各种困难。有个现代社会较常见的例子，譬如，作家所面对的困难是他必须学习如何用新措辞来表达自己。困难也可能来自于传统的环境，譬如，舆论可令一个人的谋生潜力超常发挥，远远超出自己的实际需要，现今都市中的商人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态度）对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却毫无影响。

本章我将不讨论外在的困难，然而却要讨论表现在工作方面的神经官能症障碍。于是我们将把主题局限于：许多神经官能症的工作障碍都与我们待人的态度有关，譬如表现得特别优越、特别自卑或者平等待人。虽然事实上我们无法明确地将这些与工作本身的困难绝对分开，但此地我们将尽可能将其省略，而将重点集中在“心灵内因”对于工作过程和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如何上。最后，神经官能症的障碍在各种日常工作中都不重要，当工作上的压力增加，需要人们有主动性、有先见之明、能担负责任、自信及其聪明机智的处理方式时，其障碍就会骤然增加。因此，我的评论将针对那些需要开发智力的工作——广义言之，即创作性的工作。由艺术作品或科学论述方面所举的例子，同样也可应用于教师、家庭主妇及母亲、商人、律师、医生或协会组织人的工作上。

工作方面所表现的神经官能症障碍，其范围甚广。就如我们即将了解的，并非这些障碍都是从意识里就知道的，有许多是表现在工作能力或缺乏创造方面。其他则通过与工作有关的各种精神痛苦表现出来，诸如过度紧张、疲劳、衰竭、惧怕、惊慌、烦躁或处于抑制的心理状况下，自己感觉到的痛苦等。在这方面，只有一些普遍且相当明显的因素，是各种神经官能症所共同具备的。除了各项工作本身原具有的困难之外，必然还存在着其他的困难，尽管有时这种困难仍不够明显。

自信心可能是创作中最主要的必备条件，然而，不管从个人的态度看来多么实际与自信，自信心往往是飘摇不定的。

很少有人会对工作上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做适当的评价，不是高估就是低估。通常对于所做工作的价值也鲜有适宜的评价。

进行艰难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大都是苛刻的，他们往往比一般人的工作种类更特别，程度更严厉。

神经官能症患者由于自我中心在作祟，其内心对于工作本身往往并不关心，有关如何进行或完成工作的问题，往往与工作本身不相关，而与他自己较有关系。

一般适意的工作所能发觉的乐趣与满足，通常也有所残缺，因为工作有太多的强迫性，充满太多的冲突与恐怖，或在主观上会令人觉得是相当没有价值的。

只要我们一搁下这些共性不谈，转而详细考虑工作的障碍本身是如何表现出来的，那就会明显地发觉到，在不同的神经官能症中，其表现的差异远多于相似点。我已提过了解既存困难，以及处于困难下的那种痛苦的差异。同时，能否完成工作的特殊条件亦大有差异，持久的努力、冒险、策划、接受帮助、分派别人工作等等能力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主要因个人用以解决内心冲突的方法不同所致，我们将分门别类地加以讨论。

夸张型的人，会不顾自己的特殊禀性，而高估自己的能力或天赋；同时他们也很容易认为自己所进行的事是唯一有意义的事，从而高估了其特质。那些无法赞同其看法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不能了解他们（仿佛是在对牛弹琴一样），或因为过于嫉妒才无法适当地信任他们。任何批评，无论是严厉的还是出于良心的批评，根本上都会被认为是恶意的抨击。同时，因为需要消除对自己的疑虑，所以他们将无法详究批评的真相，而只会一味地不择手段铲除掉它。同理，他们的工作需要被夸赞（不管以何种方式）的这种心理总是无止境的。他们倾向于自认为有权享受这种赞誉，因此如果未受到夸赞的话便会大表愤慨。

随之而来的，他们信任人的雅量也是相当有限的，至少对于与他同一阶层同年龄的人们是如此。他们或许很崇拜柏拉图或贝多芬，但却难于赞赏任何同代的哲人或作家；越是这样，这些名家对他们自己那种无与伦比的意义越会形成一种威吓。当别人在他们面前表扬他人的成就时，他就会显得十分敏感。

最后要提的是，这种人的特征——沉迷于征服一切，将使他茫然地相信在世上只要凭自己的意志力或优越的能力，就必无坚不摧、无攻不克。在美国许多办公厅内经常可见到这么一句座右铭——用正确的方法排除困难，将无往不前。我推想这个座右铭的创始者一定也是个夸张型的人，无论如何至少也是一个肯付诸实际行动的人。他需要证实自己的“胜利”，使其变得更机智，而且带给了他尝试那种别人所畏难不前的工作的动机，因此也会带给他低估困难的危险。于是简直没有他无法立即达成的交易，没有他一眼望去不能诊断出的疾病，只要稍加提示，没有一篇论文或讲演是他无法完成的。汽车出了任何毛病，他必定会比任何技师修理得都好。

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高估自己的能力以及工作的特质，低估别人及所面对的困难，将别人的批评置之度外——正说明了他时常会不在乎工作上的障碍。这些障碍随自恋的、完美主义的、或自大报复的倾向而有所不同。

自恋的类型，最可能被“想象”所左右，他们将以上的标准表露无遗。假定个人的天赋相同，那他可能是夸张类型中最积极、最激进的，但他也可能同时遭受各种困难。其中有一项，是他将兴趣与精力分散到许多方面。譬如，有个女人，认为自己必须是个完美的女主人、家庭主妇、母亲；同时也必须是个时髦的女人，是会议中最活跃者，她必须参与政治，必须是伟大的作家。又如，有个商人，他除了管理许多企业外，又追求许多广泛的政治及社交活动。到头来，当他发觉终究一事无成时，常会将之归咎于自己的天赋过于向多方向发展。他会谦虚地表示出羡慕那些比他不幸的人——只有一种天赋的人。事实上，能力的分散或许是真的，但它并非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的背景在于他始终坚持不去认识其能力的范围。因此暂时的解决方法——限制其活动，通常并没有持久的作用。很快地，他又会重归旧念，相信别人不能像他那样做那么多事；但他能够——而且会做得完美无瑕。限制活动对他而言，带有“打败”与“卑鄙柔弱”的意味；期望他做个像别人一样具有能力界限的人，是堕落的，因此是他所不堪忍受的。

其他自恋欲的人可能不是将精力同时分散于许多活动上，而是分散于一连串的“开始”上，然后马上又很快地一个接一个地取消了追求。对于资质聪慧的年轻人，上面这种现象看来简直就像是他们需要时间与实验，找出自己最大的兴趣所在一般；只有密切检查他们的整个人格，就能了解这种单纯的解释是否正确。譬如，他也许会表现得深感兴趣，而努力地去尝试，一开始看来似乎是前途无量，但不久后又将其抛至九霄云外了。据此，他们可能会藉着写诗或务农而追求同一目标，然后，他们又转而学习护理或医学，但同样都只是虎头蛇尾罢了，由充满激情的初衷至索然无味之间，形成了一条陡峭的曲线。

然而，同样的过程亦可能发生在成人身上。他们可能会为一本大书而写纲要，从事公司的组织，计划商业上的大目标，研究发明，但只要不消多久，当他们还一事无成时，兴趣就会销声匿迹了。他们的想象原已遍染迅速而伟大的成就的光辉形象，但只要当他们初遇真正的困难时，很快就撤销了原有的兴致。然而，他们的自负不容许承认自己在逃避困难，因此兴趣的丧失是保存面子的良策。

造成自恋欲类型的特征——兴趣的摇摆不定，有两项因素，他不喜欢留意工作细节，并且憎恶一贯的努力行为。前者这种态度在学龄儿童中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较为明显。譬如，在作文时他们会具有极富想象的心思，但潜意识里对此却具有抗阻作用，而无法细心写作或正确拼写。这种草率的态度发生在成人身上时，同样可以损坏了工作的特质。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具有聪明的意见或计划，但“工作细节”，则应由常人去做。因此，如果这个想法能够付之实现时，那他分派别人工作将会非常顺利地进行。同时，假设他的职员或幕僚能将他的意见付诸行动，那么工作将会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如果工作必须由他们自己动手时，诸如写论文、设计服装、草拟法律章程等——那他们在开始真正的思考工作（通过思考与核对、再核对与重组）之前，他们会将工作认为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完成的。在分析中，病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除了一般的“自大”外，我们还可发觉到另一个决定因素：他们惧怕具体而详细地审视自己。

他们无法做一贯的努力，理由也与此相同。他们自负的特别标记是“不劳而获的优越感”，这是奇特而不寻常的荣誉。当日常生活中的卑贱工作被愤恨地认为是屈辱时，这种荣誉就会迷惑了人们的想象。反之，他们可能表现出断断续续的努力，在紧急状况下能够显得小心翼翼、精力充沛，他们可以操纵人数众多的舞会、可以将累积数月的书信一下写完……等等。这种断续或散发性的努力，可以满足他们的自负，但一贯的努力却反而会污辱了它。只要按部就班，日积月累，必会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如果他们不努力，那他们会自我安慰地想到“如果自己真正地卖力了，必会完成更伟大的事情”。因迷恋于无限权利的错觉之中，人们会极其隐匿地憎恶那种一贯努力的情形。假定有个人，想改造一座花园，不管是否想要，他必会很快地就了解花园是无法在一夜之间转变成百花怒放的伊甸园。如果他不断地培植，不断地修葺，花园就会渐趋茂盛。当他一贯地去研究报告或写论文、做公事或教书时，同样会得到这种令他醒悟的经验。凡人必有时间与精力上的极限，同时，在这些极限内所能成就之事也必定是有限的。只要自恋型的人仍紧握住他那无限精力与无限成就的错觉，他就一定会谨防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这种会令他警醒的经验，哪怕仅是为了需要。或者，当真的尝试了这种经验时，他必定会为之恼怒不已，就像是受了屈辱的嘲谑而发怒一样。

总之，我们可以说自恋型的人不管其能力有多强，他所真正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往往是令人失望的，因为由于神经官能症病状所致，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工作。然而完美主义的类型所遇到的困难在某些方面正好相反，他按部就班地工作，而且对于细节方面相当地谨慎与讲究。只是却因为太受“他所该做的事以及该如何做”的束缚，以致没有余力去发展其独创力与自发性，因此他会变得慢条斯理、不急不躁。因为太苛求自己了，所以他极易工作过度或变得精疲力竭（尤以完美主义型的家庭主妇为最），结果也会令别人因此而抱怨。此外，他也像苛求自己一样地苛求别人，因此带给了别人束缚性的影响，特别当他身为行政首长时，这种情况更为剧烈。

自大报复型的人也具有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在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中，他是最出色的工人。对于一个情感冷漠的人来说，要不是称他为“热衷于工作”这一说法太不适当的话，我们就可以称他为工作的热爱者。因为他强烈的野心以及在工作外表上的空虚，所以花在除工作之外其他事情上的一分一秒都会被认为是浪费的。这并非意味着他喜爱工作——他多半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也不是说工作不会使他劳累，事实上，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具经过滑润的机器一般，毫不疲乏。不过，虽然他具有机智、高效率、敏锐的特性，且极具判断力，他所做的工作可能是最没有结果的。此地我不再考虑这种类型“变坏”的差异，这种人已变为投机主义者，他只对工作的外在收获——成就、威望、胜利——感兴趣，不管他从事何种行业，制肥皂、刻模型或写论文都是如此。然而除了他崇高的荣誉外，即使真对工作本身感兴趣，也常只是停滞在自己的范畴之内而已，并无法深入工作或问题的核心。譬如，身为教师或社会服务者，他主要是对教学或社会服务的方法感兴趣，而非喜欢小孩或其他人。他或许可写出对别人的评论性文章，但却写不出对自己的评论。他渴望解决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此在论文中的最后章节，未曾附加上任何自己的意见。简言之，他似乎只在控制或征服主要的事件，而非充实它。

因为自大不允许他信任别人，并且缺乏创作才能，所以他经常不自觉地占用了别人的意见。然而，这些意见在他手中亦会变得机械化而缺乏生气。

与大部分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相比，他具有细心计划的能力，而且可能对于未来具有清晰的远见（在其心目中，他的预言永远是正确的），因此，他可能是个出色的筹划人。然而，许多因素降低了他的能力。他在分派工作方面会遭遇到困难，因为他自大而轻视别人，认为只有他才是唯一能够胜任行事的人。同时，他在组织方面，有采用极权手段的趋向：利用威迫与剥削，而不用鼓励的方式；他善于抹杀动机与喜乐，而非引发它们。

因为有长久之计，所以他能暂时忍受一时的挫折。然而，一旦面临严厉的考验，他就会感到惊慌，一个人一味生活在胜败的范畴间，当然“可能遭受的失败”会令他感到恐惧。但因为他应该是超乎恐惧的，所以他便对自己的胆怯感到极其愤怒。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如考试），他也会对那些主考官感到极其愤怒。所有这些情绪通常是被压抑着的，这种内心动乱的结果会以身心上的症状而表现出来，例如头痛、肠绞痛、或心悸等等。

自谦型的人在工作方面的困难几乎与夸张型的相反。他倾向于将自己的目标定得过低，或低估自己的才能以及低估自己工作的价值与重要性，他常会受到猜疑与自责的折磨，他决不相信自己能做不可能之事，他常被“我不能……”的感觉所征服，虽然其工作特质本身不见得是痛苦的，但他却会永远这么认为。

自谦型的人只要是为别人工作，就会觉得相当安心，而且会做得很好。譬如，当家庭主妇、管家、秘书、社会服务者、教师、护士或者当名师的学生等。在这种情况下，以上所常见的两种特点都指出了既存的障碍，在他们单独工作以及与别人一起工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譬如，一位人类学的野外调查工作者，在他与当地居民一起工作时，可能会显得机智过人，但当他需要系统地阐述其发现时却会感到一片迷茫；一位社会服务者与他的随从一道工作时，可能会很快对工作胜任，甚至身为督导，但他却会很惊慌地逃避报告或评论；一个艺术系的学生，当他的老师在身旁时便可画得相当好，然而当他独处时却会将所学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另外，这些类型的人，可能会停滞在事实要比自己的真正能力还低的阶层上，而且，事实上他们也绝不可能表现出那种身怀奇才的样子。

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他们会着手做自身的事，他们可能晋升到一个需要写作或做公众演讲的地位，自己（不公开承认）的野心会推动他们趋向更为独立的活动，最正常且最坚定的理由可能是：已具备的才赋最后可能会驱使着他们去做适当的表现。但正当他们试图跨越人格结构中“畏缩过程”所形成的那道狭窄界限时，真正的闲难就会由此开始发生。

另一方面，他们正像夸张型一样的需求“完美”，然而，后者易沉醉于所得的优越中而沾沾自喜。夸张型的人因具有永无休止的自责倾向，所以总是挑剔自己工作上的缺点。甚至于即使有良好的作为（也许是举办了一次宴会或讲演），他们依旧会强调一些自己所忽略掉了的事实，而不明确地强调出自己计划要说的内容，而且他们只会强调自己过于低沉或过于无礼等等。因此，他们遂陷于一种几乎无胜利希望的战斗中——在其中，他们努力追求完美，但同时却又击毁了自己。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也加强了他们追求“特殊”的需求。如果他们追求成就，那他们因野心与自负所获得的成就会使他们感到自己有“罪恶感”，而只有最终的成就方能拯救他们的这种罪恶。（如果你不是完美的音乐家，那你最好去洗地板。）

另一方面，要是他们触犯了这些禁忌，或至少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触犯了，那他们将会变得颇具自毁性。这与我所描述过的有关竞争比赛的过程相同：当这类型的人一知道自己赢了时，就无法将比赛进行下去。因此，他必定会处于进退维谷的状况中，处于必须上达高峰而却又须使自己明显居下风的矛盾情况下。

当夸张驱动力与自谦驱动力之间的冲突近乎表面化时，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将会更加显明。譬如，有位画家被某一物体的美丽所吸引住了，于是他马上想象着一幅极漂亮的图画。开始动笔了，他在画布上的第一笔画看来美极了，为此画家大感兴奋，但紧接着，不管这第一笔是否太美了，或者并不如他最初想象的那么完美，他马上会转向攻击（反对）自己。于是他试图修改那最初所画的形象，最终结果却是一团糟。这时他会变得狂乱不已，虽然仍在继续修改，但颜色却变得愈发阴暗、愈加死气沉沉了，不久，这幅画也就被破坏了，他极度失望地放弃了画画。然而，过了一会儿，又开始画另一幅画，但也只是同样经历这种痛苦难忍的过程罢了！

同样，一个作家可能短期内写得十分顺畅，一直到他知道事情进展得的确相当顺利为止。正当此时——当然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满足是个危险的红灯——他会变得吹毛求疵，也许他对于在某种特殊场合中自己该如何行动的念头，真的发生或遭遇了困难；然而，这种困难也可能只当他被破坏性的自卑所阻碍时，才会大大地出现。无论如何，他变得倦怠无力，无法让自己好好写作一阵子，而且会在一怒之下，将以前所写的几页都撕毁。他可能会发生梦魔，在梦中自己被逮捕关在一个房间里，且正有个疯子向他逼近，还要杀害他——这正是一种残酷地对自己感到愤怒的简易表达⁽²⁾。

在这两个例子里，（当然由此还可导出更多的例证）我们可以发觉到两种不同而显明的步骤：急进创作的心境与自毁的心境。现在我们来谈谈那些夸张的驱动力被压抑，而自谦的倾向占优势的人，这种人极缺乏明显前进的过程，自毁的倾向较不剧烈也较不奇特。冲突则较为隐伏，工作时正在进行的内心过程较为漫长且复杂——这使我们难于分辨或解决所涉及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虽然在这些情况下，工作上的障碍可能是显著的不适或痛苦，但却难以直接了解。只有在整个人格结构被解开后，这些障碍的性质才会渐趋明朗。

当这种人正在做创造性的工作时，他自己所注意到的是无法专心一致。他易于失去思考的倾向或是心意渺茫；他的思想涣散而遍及于各类日常的琐事上，他变得烦乱、暴躁，他会转而去胡写乱画、玩游戏、打电话以消磨时间，甚至会用锉子修指甲、捉蚊蝇等。他厌恶自己，虽然极其努力地在工作，但很快就会感到疲惫不堪，因此他不得不放弃了工作。

毫不自觉地，他遭遇到两种长期的障碍：贬低自我以及没有能力处理一般问题。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自贬源自需要降低自己，以免违犯对于任何“胆大妄为”一类事情的禁忌。自贬是逐渐的损毁、咒骂、怀疑，这都足以消耗掉他的精力，但他却毫不自知（例如，有个病人把自己想象成是两个丑恶的矮人，耸肩驼背，叨叨不休，彼此辱骂）。他会忘记自己所读到的、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任何事物，甚至于以前针对这个题目所写的所有内容。所有用以写论文的资料都齐全了，只需相当的搜寻工作就会再现，但当他需要它们时，或许就会不知道该如何加以利用了。同样，当他被邀请在讨论中发言时，刚开始他会有被制服的感觉，而无言以对，除非慢慢地来，他才会有许多可提的切题评论。

换言之，他需要压低自己，从而阻碍智力的开发。结果他怀着无能且无意义的抑郁感而工作。虽然夸张型的人必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最重要的，尽管有时它的客观重要性是可以被忽略的；但自谦型的人，即使所做的事具有较大的客观重要性，也常会自感抱歉。很显明的一个特征是，他只会说自己“不得不”工作。从他的立场而言，这并非表示他就像退却型那样对“强制”有所过敏。但他会认为过于胆大妄为，过于有野心，只要肯定他想成就某事，就会产生这种感觉。他甚至无法认为自己想做一份好工作——不只因为他事实上正被驱使着苛求完美，而且是因为他自认为这种意向对他而言，就像是对命运的一种傲慢而鲁莽的挑战一样。

他在工作方面的无能，主要是因为对于一切带有维护、侵略与征服色彩的事情存有禁忌所引起的。通常我们一谈及他对侵略存有禁忌，就会想到他对任何事物都不要求、不操纵、不支配他人的态度，他对于无生物或精神上的问题也同样表现出这种态度。正像对于瘪了的轮胎或黏着不动的拉链感到无助一样，他对于自己的意见也是如此。他的困难并非是因没有成果所致。原来顶好的意见可能会涌现，但他被禁止去把握他们、处理他们、抓住他们，他不能审核、整理与组织这些意见。通常我们并不了解这些精神作用正是维护、攻击的过程，尽管这在字面上已表示出来，而且只当他们被广泛的“抑制攻击”的心理所禁制了时，我们才能了解这项事实的存在。无论何时，自谦型的人都不会缺乏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气，他们原先都具有相当足够的勇气。“禁制”通常在早期就已开始发生作用——使他对了解自己已获得的结论，或他具有自己的意见产生恐惧心理。

这些障碍导致了缓慢的、浪费的、无效的工作或根本一无所成。有关这方面，我们应该还记得爱默生的话——因为我们贬低了自己，所以才一事无成。但涉及的痛苦，以及就那个问题而论，他成就某事的可能性因同时被驱使着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况而发生了。不仅仅是所做工作的特质应该满足他的苛求，而且工作方法也该是最恰当的。譬如，有个音乐系的学生，当被询问是否有计划地练习时，他却局促不安地回答道“我不知道”。对他而言，有计划地练习指的是固定坐在钢琴前弹八个小时，专心致志，几乎废寝忘食。因为这么专心，无法这么持之以恒，所以转而攻击自己，称自己只是个音乐的喜好者而已，对此实在是一窍不通，一无成就。事实上，他努力在研究一支曲子，在研练乐谱与左右手的运指——换言之，这已相当满足自己工作上的专心。如果我们谨记着这么过分的“应该”，那就很容易地可以想象到自谦型的人，因工作方法的无效所产生的自寻程度了。未了，再完全叙述这种障碍的全貌：即使他顺利工作，或已完成某些有价值的事情，他也不应该知道。仿佛他的左手无法知道右手正在做什么一样。

当他开始要做某些创作性的工作时，譬如，开始写论文时，他会显得特别孤立无助。他对领悟文题的憎恶，使他无法进一步构思整篇文章。因此，他不会事先拟好纲要或者不会事先在脑海中将资料加以整合，就草率地开始了。事实上，这对于别人或许是可行之道。譬如，夸张型的人可以毫不踌躇地这么做，同时他的初稿会深深地让他自以为优美极了，而无须再多加修饰。但自谦型的人却不然，他们绝不可能记下一篇自以为是全无瑕疵的初稿，不管是思想、文体或组织结构方面都会多加挑剔。他极易察觉自己的任何笨拙处、缺乏清晰或连贯性等缺点。他的挑剔可能是极其中肯的，但潜意识里所产生的自卑却太具有障碍性了，从而使他无法再继续评论。他也许会告诉自己“看在上帝的面上，马上写下来吧；你以后总可以完成的。”虽然如此，但依旧是毫无助益。他可能会轰轰烈烈地开始，写一两句，或记下一些有关文题的思想，仅此而已。只有在花费了大量的工作与时间后，他才会自问：“那么你现在想写些什么呢？”唯有如此，他才可能大概写些纲要，然后再写得更详细，然后……就这样，一步步地进行。因冲突而产生的被抑制的焦虑，就会一次比一次降低，但当他的论文即将完成，而准备加以发表或去印刷时，焦虑又会再度骤增，因为现在它应该是毫无瑕疵的。

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急性的焦虑可能会由于两种相对的理由而引起：当事情变得困难时，他会变得烦恼，但即使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他也是仍然会感到烦恼的。当他遭遇到难题时，可能会发生休克，变得昏厥，以及产生恶心等现象，或者他会感到四肢瘫痪无力。然而，当他知道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时，又会开始比平常更剧烈地损毁其工作。让我举个例子吧，有个病人的“禁忌”心理已开始减弱了，但他的反应仍然还具有破坏性。当快完成论文时，他注意到在已写完的几段上加有熟悉的记号，他突然想到自己必定早已写过了。查遍书桌，他确实找到那几段的草稿，写得很好，而且是前几天才写的。于是他又花了两个钟头时间，将他早已整理好但尚未理解的思想又重新整理一遍。这种“遗忘”很令他惊讶，当他思索为何会“遗忘”时，遂想起过去已很顺畅地写过这几页了，且将它当作是克服禁制的有望征兆，并且以为它正代表了自己是能很快就完成这篇论文的。虽然这些想法实际上具有其坚固的基础，但因他并没完全记住或领会，所以又表现出“自毁”的行为。

当我们了解了这种类型的人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可怕问题后，他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中有许多特点就会变得更为明朗了。其一，是当开始进行对自己而言有困难的工作之前，他会感觉到焦虑或恐慌。由于所涉及的冲突，这种工作带给了他“无法实行”的感觉。譬如有位病人，每当他必须演讲或开会前常会感冒，另一种人每在初次登台表演前，总会感到恶心；另一位，当他欲上街买圣诞礼物前，总会感到精疲力竭。

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为何只能分批地工作。他在工作时太紧张了，而且这种紧张很容易又继续增加，所以他无法长期忍受这种压力，不只精神上，还有心理上的工作也如此，任何一项他所做的工作也都会这样。他可能会先整理好一个抽屉，而将另外一个延后整理，他可能会在园子里除草、翻土，但不久就又中断了下来。他可能已写了半小时或一小时，但却又必须停下来不可。然而，同是这种人，当他为别人工作或与别人合作时，却又能有始有终地做完。

最后，我们了解他为何在工作时这么易于分心。他常责备自己对工作没有真正的兴趣，这是极易理解的，因为他做事时常表现得很激动，就像是小学生被逼迫才去做事一样。事实上，他的兴趣可能完全是真实而虔诚的，但工作的过程却比他所了解的还更令人激动。除了我已提过的轻微分心的情形，像打电话或写信之外，由于他们需要取悦别人或博得别人的爱怜，因此他极易满足家人或朋友所提的要求。这其中的理由与自恋型的人全然不同，结果仍会使他将精力过度地分散到许多方面上。特别是年轻时期，爱与性对他来说是具有强迫性的吸引力，虽然爱的关系并不能经常带给他快乐，但它预示了满足他一切需求的希望。于是，不足为奇的，当工作上的困难变得不堪忍受时，他常会陷在爱情里。有时他会经历周而复始的循环：工作片刻，完成某些事情后，接着很快地又沉迷于爱的关系中了，有时这是以依赖型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当工作撤销了或变为不可能时，接着他又挣脱出爱的关系，再开始工作——如此反复循环着。

总之，自谦型的人如果独立做创作性的工作，往往会遭到失败。他们不只是处在永久的障碍下，而且偶尔是在焦虑的压力下工作。由这种创作过程所引起的痛苦，其程度当然彼此不同。然而，痛苦与痛苦之间的距离是短小的！当他刚开始确信一项计划时，或许会很开心，而且仿佛一直在思索着计划中涉及的所有意见，犹如尚未置身于矛盾的“内心指使”的支配中。当特定的工作即将完成时，他也可能表现出短暂的兴奋与满足；但很快，他不只又失去了完成工作时所获得的满足，甚至于也失去了自己是工作者的感觉，而变得不在乎外在的成就与赞誉。贪求或重视工作的满足与赞美，对他而言是可耻的，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不顾内心的困难而能完成工作。永远记得这些困难的存在，对他而言简直是种屈辱。

无疑，这些恼人的困难所导致“一事无成”的危险性是很大的。起先，他可能不敢独自开始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他也可能会半途而废。工作本身的特质可能会因其中所发生的障碍而遭到骚扰。但成功的机会也存在着，凭他的天赋与体力，他可能做得好某些事情，因为虽然偶尔会表现得效率不佳，但他仍已做了许多连贯性的工作了。

退却型的人，妨碍工作的桎梏，性质上与那些夸张型的以及自谦型的人有着明显的差异。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也常与自谦的类型一样，会低估自己实际上的才能。但后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认为在有人可依赖的情况下工作较为安全，也觉得这样会被喜爱及被需要。此外，固守自负与攻击性的禁忌亦是其主要原因。退却型的人会如此，主要是因为这种做法是他逃避积极生活的主要部分。他的工作如何才能有成果的条件也与那些自谦的类型完全相反。因为孤僻，所以他能够单独做好工作，同时，对强制性的敏感使他难于为老板工作，或难以生活在具有特定法律与规则的笼罩下。然而，他会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由于抑制了愿望与希望，也由于厌恶“改变”，所以他可能会忍受那些不适合他的状况。而且，因为他缺乏斗志且渴望免于冲突，所以虽然他在情感上严密地使自己与别人隔离开来，但却仍能与大多数人融洽相处。尽管如此，他仍然既不快乐，也毫无成果可言。

就嗜好而言，如果必须工作，那他必是个独立自主的工人，因为他认为自己太易于被别人的期望所强制。譬如，由于这种外在的压力可以缓和其内心压力，喜爱艺术品或服装的发行和配送的自谦型的人得有一个界限。若无界限的话，那他会感觉又得受逼迫无限期地去改进他的作品了。界限可以降低他对作品的苛求标准，也使他能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或用实际行动去执行，且能为那些同样期待其作品的人而工作。然而就退却型的人而言，界限却是他们绝对愤恨的一种“强制”表示，它会引起许多潜意识的反对，而使他变得倦怠无力、懒惰迟钝等。

这种态度只是他对“强制”的一般敏感中的一种解释而已。这也可适用于任何他所联想到的、所期望的、所需要的，或他所要求的事上，或应用于他所面对的任何需要上——诸如，如果他想完成某事，就必须将工作付诸行动。

惰性也许是他最大的障碍，其意义与表现我们已讨论过了。它如果愈广泛，愈具渗透力，则病人愈会倾向于只凭想象来行事。因惰性所导致的工作无成果，与自谦型的无成果并不相同，不只是其决定因素不同，而且其表现亦不相同。自谦型的人处处被矛盾的“应该”所驱使着，因此表现得活像是只被捕关在笼中的鸟儿，烦躁不安地拍打翅膀一样。退却型的人，并不会显得无精打采，但却缺乏进取心，而且在身体或精神方面的表现也很迟钝。他可能变得拖拖拉拉，或不得不将每件必须做的事记在备忘录上，以免忘记了。此外，还与自谦型全然相反的是，只要他一做自己的事，这种现象就会完全逆转过来。

譬如，有位医生在医院中只有靠备忘录的帮助，才能恪尽职责，他必须将每位即将接受检查的病人，每次该参加的会议，每一份该写的书信或报告，每一个要开处方的药名一一记在备忘录上。但在他下班后，却会极其积极、主动地读自己有兴趣的书，弹钢琴，写有关哲学方面的文章等，他生机盎然地做这些事，而且能享受其中的乐趣。像这样，在其房内，他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存在而正常地做事。同时他确切保有真我的完整性，很明显的是，只有当他与世人隔绝时才能如此地正常。他并不期望成为有成就的钢琴家，也不想出版自己的作品。

这种类型的人愈不想顺应期望，那他愈会倾向于减少任何与别人合作或为别人做事的机会，并减少任何需有特定时间表而限制的工作。他为了做自己喜爱的事，而将生活标准限制得很低，假设他的真我在获取较大自由的条件下足以活跃成长，那么这种演化便可能让他完成富有建设性的工作。于是他会发觉创作性表现的可能性，然而这需要依其所具有的天赋而定。并非人人都要离家去航海，都能做个高更。若没有这种适宜的内在条件，那么危险会由此而生——他将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狂暴的个人主义者，还会乐于做些让人们感到意外的事情，或乐于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对生活肤浅这种类型的人而言，工作往往不成问题，它通常都会带点败坏过程的成份。奋力争取实现自我与实现理想化的自我，不只被抑制，而且也被舍弃了。因此，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并没有发展其天赋潜能的动机，也没有追求崇高目标的动力。工作变成一种不可避免的灾祸，它中断了“良辰美景”。有时他可能会完成工作，只因为他一直期待着要做，虽然完成了，但并没有参与的味道。有时工作也可能变成只是一种为获取名利或权威的工具。

弗洛伊德发觉，表现在工作方面的神经官能症障碍是屡见不鲜的，同时在分析治疗中，他为了使病人“能够一一实践其目标而认识了这些障碍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种能力不应与动机、目标、工作态度混为一谈，也不应与工作完成的条件及所做工作的特质相混杂。因此他只看出工作过程中的明显干扰或冲突，由此讨论所得的结论，其中有一项是“这种正视工作困难的方式太过于形式主义了”。只有当我们考虑已提过的一切因素后，才能了解那种既存障碍的广大性，这只是换成另一种说法而已，工作上的特点与障碍是（而且不得不是）整个人格的表现。

当我们详细考虑工作中所涉及的一切因素后，还会发现有其他的因素存在。我们知道，要想以一般的方法去思索工作方面的神经官能症障碍是不正确的，亦即只思索发生于“神经官能症本身”的障碍是不对的。就像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只不过是有一些谨慎的、有限制的、有条件的概述才会导致一切的神经官能症。除非我们无法正确加以了解的那些个别特殊的障碍，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构造都会产生个别的特点与困难。这种关系是相当明确的，因此当我们知道某一个特殊构造时，我们几乎马上就能预知所可能发生的障碍的特性是什么了。同时，因为在治疗中我们是针对特殊的神经官能症个人，而非“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所以这种精密性不只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察觉出个别困难，而且也能更完全地了解特殊的困难。

要将许多工作上的神经官能症障碍所引起的痛苦表达出来，是不容易的。然而，工作上的神经官能症障碍，并非全都可以引起意识上的痛苦，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已发生了困难。这些障碍必会引起正常人精力的白白浪费：在工作过程中浪费精力；不敢做适合自己能力的工作，也是一种浪费；无法开发自己的机智；所做的工作（作品）其特质已遭到损害。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在其生活重心方面，他无法满足自己。这种个人的损失若数以千计地出现，那么工作上的障碍对人类而言将是一大损失。

虽然我们不用再争论这种损失的事实，不过仍有许多人会被艺术与神经官能症之间的关系所困扰，说得更清楚一点，亦即被艺术家的创造力与其神经官能症之间的关系所困扰住。他们会说是“姑且承认神经官能症一般会导致痛苦，特别是在工作方面会导致痛苦吧”——然而，这不是艺术创作所必备的条件吗？大多数的艺术家不都是患有神经官能症了吗？如果艺术家们被分析的话，那不就反会减缩，甚至破坏人们的创造力了吗？如果将这些问题分开，详细研究所涉及的元素，至少我们会获得一些了解。首先，几乎是无疑的，个人拥有的天赋本身与神经官能症并不相干。近代的教育成果已经显示出，大多数人若经过适宜的激励都是能写会画的，但非人人都能成为雷姆卜兰特（荷兰画家）和雷诺（法国画家），这意味着虽然天赋优异，但不见得一定能让自己表现出来。就如这些试验一样，无可怀疑，神经官能症必定大大地妨碍了天赋的表现。一个人愈不自知（神经过敏）的话，则愈不会被威迫，愈不会奋力去顺从别人的期望，愈不会要求“应该”或完美，也愈能表现出他所具有的天赋。分析的经验详细地显示出，神经官能症因素是“创作”的一大障碍。

至此，对于艺术创作的过分担心，可能会引起不明确地思考或低估了天赋的分量，就是低估在某一特殊环境下艺术表现的能力。然而，我们又开始会想到第二个问题：姑且承认天赋本身真与神经官能症无关，那艺术家的创作力不就是神经官能症的状况吗？回答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更明白更确实地洞悉哪种神经官能症状况可能会有利于艺术的创作？明显的自谦倾向对创作显然是无益的，其实，具有这种倾向的人根本就不会对创作感兴趣。他们相当清楚——极其痛切，刻骨铭心地了解——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已剪去了双翼（削减了他们的能力），阻止他们使其不敢表现自己。通过分析后，只有那些具有明显夸张驱动力的人以及退却型中的反叛类型，才会害怕失去自己的创作力。

他们真正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依我的说法，他们是认为纵使“需要胜利”（征服）也算是神经官能症的话，这也仍是一种驱动力，而能带给他们创作上的勇气与热诚，从而使其能克服一切创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或者，他们会认为只有当自己摆脱与别人间的束缚，或严厉拒绝受别人“期望”的烦扰时，才能有所创作。他们（潜意识地）恐惧那种稍微离开神圣的胜利感。于是他们会用自疑来压倒自己，使自己陷于自卑之中。或者，就反叛型而言，他们会认为除了陷于自疑外，还必定会变成百依百顺的自动机器，因而失去了创作力。

这些恐惧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实际的可能性的意义而言，他们所恐惧的另一些极端想法也同时存在于心中。不过，这些恐惧都是根植于错误的推理过程的。有些病人依旧深陷于神经官能症的冲突中，而只能“或这或那”（游移不定）地思考，无法想出真能解决冲突的方法，此时在这些病人中，我们可以发觉到他们的情绪就在这两种相对的极端之间来回摆荡着。如果分析能适当地进行，那他们必定会发觉而且体验出自卑与顺从的倾向，但这种态度并不会长久存在着，他们必能克服存在于这两种极端中的强迫性成分。

此时，更深入的争执又会发生了，这个问题更具思索性，而且比其他问题都重要。假设分析能解决神经官能症的冲突，从而使人变得更快乐的话，那它不也就同时除去了内心过多的紧张性，使他变得只一味满足“现状”，是不是会因此而失却创作的内在激力呢？这一争论具有双重的意义，二者都不可被轻率地忽略掉。它包含一个普遍的争论点，是不是艺术家都需要有内在的紧张性或痛苦，来激发其创作的欲望呢？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正确——但是，即使这是正确的话，我想一切痛苦也不见得一定都要来自于神经官能症的冲突吧？我认为纵使没有神经官能症的冲突，生活中本来也布满痛苦，尤其对艺术家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他对美丽与和谐、对痛苦与不和谐有着超凡的敏感性，而且又具有“感受情感”的高度能力。

此外，这个争论还包含了另一个特殊论点：神经官能症的冲突可以形成创造力。所以赞成这一论点的理由，由我们做梦的经验而来。我们知道，在梦中，那种潜意识的幻觉能创造出内在冲突的解决方法，这种冲突常会暂时困扰我们。因为梦中出现的形象非常精简、切题而且也概括地表达了精髓所在，所以这方面很像是艺术创作的结晶。因此，同样情况下，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在其环境里会应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而能将此表现在作品之中，然而在相同的处境下，他为什么就不应该会创作诗歌、绘画，或谱曲呢？我个人当然比较相信这种可能性。

然而，藉以下的讨论，我们仍须对这个假定做些润饰或限制。在梦中，个人或许能得到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他们可能是具有建设性的或是神经官能症的，两者间的范围可能极广。但这个事实与艺术创作的价值并不相干。我们可以说，纵使一位艺术家只具有特殊的神经官能症解决方法，他依旧会寻找那种有力的共鸣，因为还有许多人同样是倾向于这种解决方法的。但我极想知道，譬如像达利（西班牙著名画家）的画与萨特的小说所表达的一般正确性，姑且不谈其崇高的艺术才华及心理学方面的领悟力，是否会因此而缩减呢？为避免误解：我的意思并非说戏剧或小说都不应呈现出神经官能症的问题。相反，有时，当大多数人因神经官能症问题而感到痛苦时，艺术的表现（提到神经官能症问题）却反能帮助许多人警觉到神经官能症问题的存在与意义，而能由衷地对他们有所了解。当然我并不是说讨论到心理问题的戏剧或小说都应有快乐的结局。譬如，《店员之死》这个小说就没有快乐的结局，但它并没有令我们心烦意乱，也没有带给我们困惑。它除了是一部社会的控告书及生活方式的表白外，还彻底地陈述了一个深陷于想象中（带有自恋欲的解决方法的意味）且未曾面对或解决自己问题的人所必定会遭遇的下场。如果我们不了解作者的立场何在，或者如果作者陈述或提倡某“神经官能症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解决之道时，那么这件艺术作品将会带给我们困惑与烦乱。

也许刚刚的讨论可用以回答另一个涉及的问题。因为神经官能症的冲突或冲突的解决方法，会麻痹或损害了艺术的创作力，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轻率地说，神经官能症的冲突与解决方法同时可诱发创作力。这些冲突或解决方法，可能多数对艺术家的工作会具有不幸的影响，那些能促进创作力的冲突，以及那些能抑制并缩减其能力的冲突，或是那些足以损害其工作成果的价值的冲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从中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呢？这种界限只是由“量”的因素而决定吗？我们势必无法断言艺术家所拥有的冲突愈多，则对他的工作将会愈有所助益。会不会是仅仅具有一些冲突才会有所助益，具备太多了反而就有害呢？果真如此，那“一些”与“过多”间的界限又何在呢？

很显然，当我们思索“量”的问题时，必定会摸不着边际。有关建设性的或神经官能症的解决方法的讨论，以及讨论中的涵义问题，在此让我们换个方向讨论吧！无论艺术的冲突性质为何，他绝不可以迷失在那些冲突之中。他必须具有足够的建设性能力或事物，以影响并带给他愿望，使他能挣脱出冲突或设置防护以抵抗。也就是说，不管其冲突如何，他的真我必须相当活跃地作用才行。

由这些讨论本人可知，一般人常常肯定神经官能症对艺术创作的价值，是无稽之谈，唯一确切的可能性，是艺术家的神经官能症冲突会增进他创作的动机或欲望，同时，他的冲突以及为求逃避冲突的方法，可能就是创作的主题。譬如，有位画家欲表达出他个人对山景的感受，就会将其个人内心挣扎的感受表现出来。但是，仍然只有当其真我活着时，这样才能赋予他个人的深刻感受，以及自发的欲望与一切表达的能力，此时他才能创作。然而，在神经官能症中，这种能力则因“脱离自我”而濒临险境。

于是我们会发觉到“神经官能症的冲突是艺术家所不可或缺的动力”这一论点的错误所在了。充其量，他们也许会动员暂时性的动机，但创作的激发力本身以及创作力，只能源自于他对真我的渴求，以及为求真我而花费的精力之中。如果这些精力从单纯且直接的生活体验，被转移到必须证实某事——即证明他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时，他的创作力就必定会遭到损伤。反之，一个艺术家在分析中得以重获追求“实现自我”的欲望与驱动力时，他将会再恢复往日的创作力。同时，当这种驱动力早就被认出来时，有关神经官能症对于艺术家价值的争论也绝不会再发生了。事实上，艺术家并非因神经官能症才能创作，创作与神经官能症之间根本毫不相干。“艺术的自发性……是个人的创作，是自我的表现”⁽³⁾。

【注释】

(1)本章有许多内容都是取材于《心理性疾病的工作障碍》一书中的论文，标题为“工作上的限制”。该文于1948年刊登在美国心理分析杂志上。

(2)当我在“工作上的限制”引用这两个例子时，我只提到对于他们无法获得期待中的“杰出”所表现出的反应。

(3)请参考约翰·马克慕雷所著《理性与情感》一书。

14　精神分析治疗之路

无论还该做什么分析工作——这永远永远都是很多的——只要病人已能独力地努力分析自己，则成功必在眼前。正如他将神经官能症的困扰导入了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一样，现在的循环作用方向已告相反。

虽然神经官能症会产生急性的障碍，或者有时可能会看来依旧相当平静，但是它的性质既非急性也不是静止的情况。它是一种凭借本身动力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凭着自己那种残酷的逻辑，以渐次侵犯整个人格构造的过程。它是一种产生冲突的过程，也是一种为求解决冲突的需要。然而，个人所找寻的解决方法只是人为的解决方法而已，所以势必又会产生新的冲突，接着又需要找寻能让他生活得相当顺利的新解决方法。因此，它也是一种驱使他更远离真我且危害其人格发展的过程。

我们必须洞悉卷入神经官能症后的严重性，以避免那种不该有的乐观，而立即加以预防，以期容易治愈。事实上，“治愈”只是指症状的减除，就像恐惧、失眠（原因很多）的除去。然而我们并不能“治愈”个人发展所采取的错误过程。这里我们无法讨论精神分析“目标”的各种方法。无疑地，对任何一位分析者而言，各种目标是依据他个人的信念，在研究过神经官能症的重点后所演化而来的。譬如，只要我们相信人际关系上的障碍是神经官能症的主要原因，在治疗中就可将目标置于帮助病人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上。了解心灵内过程的性质与重要性后，我们现在就可更概括地将这种“目标”作一个系统陈述。我们希望帮助病人找到他自己，通过这种可能性朝“实现自我”的方向而努力。虽然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是实现自我的核心，但它也包含了其创作天赋与自我负责等。分析家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的会谈里，都必须谨记着分析工作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决定了什么是该做的工作，以及工作进行时的心境。

为了能大概估计治疗过程中将遇到的困难有多大，我们必须考虑病人这种估计所涉及到的一切。简言之，他必须克服一切足以阻碍人格发展的需要、驱动力或态度，除非开始放弃对自己的错觉以及幻想的目标，他才有机会发觉出自己的真正潜能，进而发展它们。只有当他舍弃错误的自负时，才不会那么敌视自己，也才能产生坚定的自信心；只有当他的“应该”失去了强制力时，才能发觉他的真实情感、愿望、信仰与理想；只当他能面对既存的冲突时，其人格才有机会达到“真正的统合”。

虽然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而且分析者也极其明白，但病人并不这么认为。他确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解决方法是正确的，而且只要遵循这种方式，他就能找到和平与满足。自负带给他内心的坚忍与价值，若没有这些“应该”，他的生活将变得杂乱无章等等。客观的第三者将会很容易地指出这些价值实在都是虚伪的，但只要病人觉得这些价值是他唯一所拥有的，就势必要依附他们。

此外，病人必定会紧握住他的主观价值，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必将会危害他的整个精神生活。他为求解决内在冲突的方法，简言之，其特征为“征服或胜利”，“爱”或“自由”，对他们而言这些不只是正确的、聪明的与良好的方法，而且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它们带给他“统一感”；面对冲突将会带给他一种被分割的可怕影像。自负不只带给他价值与意义的感觉，而且得以保卫他抵抗被诱陷于自恨与自卑的恐怖险境中。

病人在分析中用以抗拒了解冲突或自恨的手段，依个人的整个人格构造而异，而这种考验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效的。夸张的类型会避而不愿了解自己所具有的恐惧、无助感，他需要爱怜、喜爱、帮助或同情。自谦的类型则极其焦切地将目光转离自负而不为自己的利益设想。退却型的人，会装出一种有礼貌的惰性或不感兴趣的模样，以免又引发起自己的冲突来。在所有病人中，逃避冲突具有双重的构造，他们不让冲突的倾向涌至外表，以及他们不去洞察冲突的倾向。有些人试图以理性的思考或间隔来避免去理解冲突，另外又有一些人，防卫面较为扩散，这种防卫以潜意识里不愿清晰地思考的方式，或以紧握一种潜意识的讥讽见解（玩世不恭，带有否定价值的意味）的方式而表现出来。在这些情况下，混乱的思考与怀疑（人生价值或别人的善意）的态度会使得冲突的问题更为迷惑不解，因此他们根本就无法发觉到那些冲突。

病人竭力逃避对于自恨或自卑的体验，其主要问题在于避免去了解那些前所未满足的“应该”。因此，在分析中，他必定还击，以避免洞悉那些就他“内心的指使”而言是不可原谅的罪行——缺点。因此任何有违反这些缺点的暗示，他都会认为是一种恶意的谴责，而迫使他采取自卫行动。不管在其防护中他是好战的还是平静的，其效果都相同；防止他适度地去查明真相。

所有病人用以保护其主观价值与避免危险——或是焦虑与恐惧的主观感觉——的迫切需要，正说明了他不顾自觉的善意而无法与分析家密切合作，这也说明了他之所以需要采取自卫的缘故。

到目前为止，他的自卫态度的目的在于“维持现状”⁽¹⁾，在分析过程中这是最显著的特征。例如，分析退却型的病人时，在分析进行的初期，病人需要完全保存自己的孤立（与人脱离关系）与“自由”，以及他那不希求、不战斗的政策，完全决定了他对分析的反应态度。然而，就夸张型与自谦型的人而言，特别是在分析的初期，还另外存有一些阻碍分析进行的因素。就像他们在生活中极欲追求绝对的胜利、征服或爱的积极目标一样，在分析中他们同样会追求达到这些目标。分析应该要除去一切的障碍物——他们为求彻底的胜利或永不战败，神奇的意志力，无可抗拒的诱惑力，神圣不可冒犯等等障碍。因此它不单是病人自卫的问题，而是病人与分析者之间的积极对立问题。虽然两人都会谈及演进、成长与发展，但他们的所言完全指的是不同的事物。分析者注意的是真我的发展，而病人却只能思索着如何完成自己“理想化的自我”。

所有这些阻碍力，也会影响病人欲寻求得到精神分析的动机。人们希望被分析，是因为存有某些障碍，例如恐惧、忧郁、头痛、工作方面的限制、性的困扰、各方面的反复失败等。他们来接受分析，因为他们无法克服某些痛苦的生活状况，如太太或先生的不贞或想离家出走等。他们也可能是因为模模糊糊地认为自己的发展正遭受到障碍而来求分析治疗的。所有的这些障碍似乎都有足够的理由可考虑作一次分析，但并不一定要做更深入的检查。基于刚刚提到的理由，我们最好要问：谁受扰乱了？是病人本身——因他真正地希望幸福或成长——或是他的自负呢？

的确，我们无法过于明确地对此做个区别，但我们必须了解，自负在制造某些不堪忍受的痛苦的事实方面，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譬如，“惧怕街上的车行道”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无法忍受的，因为这伤害了他“想战胜一切”的自负。“被丈夫遗弃”这种事若使她那种力求公平相待的神经官能症要求遭受到挫折，便会给她带来极度的不幸。（她会认为“我是一个这么贤惠的妻子，因此我有权得到他终生的忠诚”）通常不会烦扰一般人的“性问题”，对于那些自认为“极其正常”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不堪忍受的。个人的发展受到阻碍可能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要求不劳而获的优越”似乎已无望了。自负也可能表现在下面的事实中，譬如个人可能会因为一些伤害自负的小烦扰，诸如忸怩羞愧、害怕演说、双手颤抖等，而去找医师帮忙，反而有些更具障碍性的大烦扰却会轻易地忍过去了，但事实上，在他被用以分析的解决方法中，这些大烦扰也只担当了微不足道的角色。

另一方面，自负可能会阻止人们去请教分析家——这些人都是需要帮助而且能帮得上忙的。但他们那种“自足”与“独立”的自负却会认为祈求任何帮助是耻辱之事，这是不该有的“纵容或沉溺”，他们应该能自己克服烦扰或障碍，或者，甚至他们那种“战胜自我”的自负，都不允许他们具有任何神经官能症的烦恼。充其量，只有在为了讨论朋友或亲戚的神经官能症时，他们才会来请教分析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者必须留意各种可能性——他们将会间接地藉此谈及自己的困难。因此，自负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困难无法作真实的估计，从而导致不去寻找分析者的帮助。当然，并非每种特殊的自负都会禁止他们去考虑接受分析，在内在冲突的解决方法中，任何因素都可能会抑制他去寻求分析的动机，譬如，退却的倾向可能大得让他们宁愿安于自己的烦扰或障碍中。或者，他们的自谦倾向可能会禁止自己不可“自私地”为己谋利。

阻碍力在病人自己对分析所怀抱的期望中也会发生作用——当我讨论分析工作的一般困难时，我已提过这一点。再重述一遍，他一方面期待分析应该毫不改变其心理构造，而又能除去障碍（烦恼）因素，另一方面，分析应该能实现他的“理想自我”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期望不只关系着分析的目标，而且也与达成目标的方法有关。他很少会对分析工作做适度的评价，其中所涉及的因素非常之多。当然，任何人都难以赞赏分析工作，他们只会从阅读方面或偶尔尝试要分析人或自己时，才会懂得分析的意义。但是，就像任何其他新工作一样，只要自负尚未干扰他，病人必会及时学习有关的事项。夸张型的人低估自己处境的困难，同时也高估他克服困难的能力，且认为凭自己的头脑以及他那至高无上的意志力，应该能够迅即解决困难。退却型的人，因本身的惰性与缺乏动机而变得麻痹无力，他并不期望分析家赋予他神奇的线索，却会很有耐性地等着，他喜欢当个有兴趣的旁观者。当病人自谦的元素愈占优势时，只因为他的处境极苦且极欲祈求帮助，所以，他愈会期待分析者挥动魔杖来拯救他。所有的这些信念与希望，当然都是隐藏在合理的期待层底下的。

这种期望的阻碍作用相当明显。不管病人是期待分析者，还是他自己能利用魔力以获得所想要的结果，他自己那种振奋工作所需的精力动机必已遭受到损伤了，分析也因而变成是种相当神秘而难解的过程。不消说，合理化的解释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未触及内在的需要——这些决定了隐藏在“解释”背后的“应该”与要求。只要这些倾向产生的话，病人是很希望能接受短期治疗的。但病人会过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治疗结果的发表只是有关症状的改变而已。他们会深深地迷惑着，误以为达到正常与完美是一蹴即成的。

这些阻碍力在分析工作中所表现的形式变化多端，虽然为了能迅速了解病情，认识这些形式对分析者而言是必备的，但我将只提到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同时我不打算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以讨论他们，因为此地我们的兴趣并非在于分析的技巧，而是应该要了解治疗过程中的要素究竟是什么。

病人或许会变得喜好争吵、爱好讽刺、太具攻击心；表面上他可能很有礼貌地装出顺从的样子，而以此作为避身的屏障，事实上他可能表现得回避而令人无法捉摸，抛开主题或忘掉主题；他可能马马虎虎，不假思索地谈论主题，仿佛这个主题根本与自己毫不相干似的；他可能会发出自恨或自卑的咒语，藉此提醒分析者别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所有这些困难在直接分析病人的问题时都可能会发生，或者也可能会发生在分析者与病人的关系上。跟其他的人际关系相较，“分析的关系”在某方面对病人而言，是较为简易的。分析者对他的反应态度变化较少，因为他专心在理解病人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关系较为困难，因为病人的冲突与焦虑会因之油然而生。不过它仍是一种人际关系，同时病人与别人之间发生的困难，在分析的关系中也会发生作用。在此只提出一些显著的情形：强迫性地需要胜利、情爱或自由，大大地决定了关系的进展，而且使他对指导、拒绝或强制变得过敏。因为他的自负在进行的过程里势必要因此而受损害，所以他极易感到受屈辱。由于他的期望与要求，在分析中他常会认为自己被挫折以及被虐待或被辱骂了，当分析者引发他自责与自卑的感受时，他会觉得宛若被控告及被轻视似的，或者，如果他正处于自毁的激怒的震击之下，他很快就会转而辱骂或虐待分析者了。

最后，病人常会高估分析者的重要性，在他们眼中，他不只是一个凭借训练与自知来帮助他们的人。不管他们如何通达世故，私底下他们还是将他奉为是术士，他对喜恶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的恐惧与期望结合而产生了这种态度。分析家具有伤害他们、压服他们的自负，唤起他们自卑的能力，但也具有神效的医疗能力，简言之，他是个术士，具有推他们下地狱以及提他们上天堂的能力。

由许多观点来看，我们可以鉴定这些防御的意义。当我们分析病人时，对于这些防卫在分析过程中所具有的阻碍力，印象会特别来得深刻，他们让病人难以——一有时不可能——反省自己，了解自己以及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就像弗洛伊德所发觉而提到的“阻抗作用”——他们也是导向我们问题的指标。当我们渐渐了解病人所需保护或提高的主观价值，以及他所逃避的危险何在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一些发生于他们身上的重大力量了。

此外，虽然病人的“防卫”态度导致了治疗上的多重混乱，直言之，分析家有时也希望这种防卫行为会减少，但在分析过程中，具有这种防卫态度远比没有时更不具危险性。虽然分析者竭力避免做过早的解释，但因为他缺乏上帝的全能力量，所以无法阻止这项事实的发生——有时病人会产生比他所能解决的更为恼人的因素。分析者自认为自己的谈论对于病人是毫无弊害的，但病人却会以焦虑不安的方式去解释它。或者，甚至于分析者并无这种谈论或说明，病人也会通过联想与梦境，而展开那种令人惊讶却丝毫无益的回想或展望。因此，不管防卫在效用上是多么具阻碍性，这种防卫仍需要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他们是直觉自卫过程的一种表现，是因自负系统所创造出的那种危险的内在状况所致。

在分析治疗中所引起的任何焦虑，通常对病人而言都是危险的，因为病人易于将它认为是不全或损伤的征兆。但偶尔也会出现不是这样的情况。“焦虑”的重要性只能就出现的前后关联而予以评价，它只能意味着，病人已比某些时候他所能忍受的更加能够去面对自己的冲突或自负；在那种情况下，他惯常用以缓和焦虑的方法通常可以帮他去应付。似乎是原本敞开了的通路在此又再度关闭了，他无法从感受或体验中获益。另一方面，急切的焦虑也具有明显而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可能表示，现在病人已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更能镇定地去冒险来面对问题了。

精神分析治疗之路是种古老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屡次地被提倡。就苏格拉底与印度哲学的观点而言，它是通过自知而获得再走向之道。它的新颖与特别处，主要在于获得自知的方法不同，而这都要归功于弗洛伊德的才华。分析家帮助病人了解所有作用于他身上的力量，阻碍性的或有建设性的，他帮助病人对抗前者而引动后者。虽然阻碍力的破坏作用与建设力的诱导作用都是同时发生的，但我们将分别讨论他们。

当我对本书所提的各主题作一连串的讲演时⁽²⁾，有一次在我讲完第九次讲演而将谈及治疗之时，大家提出了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所提过的一切都是有关治疗的。所有精神方面可能涉及的知识，可以使每个人有机会找出自己的困难所在。此地我同样要问，病人必须要知道什么才能铲除他的自负系统，以及除去由此所衍生的一切附带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必须了解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他对荣誉的追求，他的要求，他的冲突，他个人的特别解决方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在其人际关系方面，与创作力方面所具有的影响为何。

此外，病人不可能只知道这些个别因素，而且也应该知道其间的关系与其相互间的作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他应该了解自恨是自负所不可脱离的伙伴，他不可能只具有其中一种，而缺乏了另一种。必须就整个人格构造来了解每个存在的单一因素，譬如，他必须了解其认为的“应该”是因自负的种类而定的，“应该”之无法满足或促成，必会引发他的自责，于是这些自责依次地又说明了为什么他需要保护自己以免于遭受自责的猛攻。

了解所有的这些因素，并非指懂得这些因素的死知识，而是指要彻底地去认识他们。

马克慕雷说过：“专心于单一目标，而对相关的人漠不关心，这些都是“死知识”的特征，这通常称之为“客观性”或“对象性”，实际上它只是非人格的……。”死知识终归是有关某事物的消息或知识，而不是去认识或了解那些事的。科学无法教你了解“你的”狗，而只能教给你狗的一般性何在而已。你只能从它生病时照顾它、教它如何在屋子周围活动，以及在跟它玩球之中，去了解它。当然，你可以运用科学所给你的有关狗的一般性，而更了解你的狗，但这已是另一件事了。科学所注重的是一般性，多少都是指一般事物的普遍特征，而不注重个别的或特别的事物。而任何真实的事物永远都必定会是个别的、特殊的。在某些奇特方面，对于事物的了解或认知，视我们个人对他们的兴趣而定⁽³⁾。

这种对自我的认知，包含了两件事。第一、病人只大略了解他具有太多错误的自负；或他自己对于批评与失败过于敏感，或他有责备自己的倾向，或他具有许多冲突而已，但这仍是无所助益的。有价值的，在于他能了解这些因素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特殊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他个人（特别的）生活中——过去的与目前的——具体而详实地表现出来。譬如大体上知道“应该”，或甚至于知道“应该”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一般事实，对于病人而言是无所裨益的，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事，他必须彻底认出“应该”的特殊内容，使这些“应该”变为必需的特殊因素，以及“应该”对于个人特殊生活所具有的特别影响。然而，强调“特别”与“特殊”是必需的，因为基于许多理由（他脱离自我，他需要掩饰不自觉的伪装等），病人有变为迟疑混沌、或非人的倾向。

此外，“认识他自己”不能只停留在“智慧上的认知”，虽然它可能包含由此方式而开始，但后来必须变成一种情感的体验，其实这两项因素必会相混合，因为大体上没有人能够普遍地体验出“自负”，他只能从某一特定的事物中体会出个人的自负⁽⁴⁾。

于是，他不但要考虑作用于自己的力量，而且要感觉出这些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纯智慧的“了解”，单从字面的严格意义而言，一点也不包含了解⁽⁵⁾——“觉察”、“实现”或“获得”的意思。纯智慧的了解对他而言尚未成为真实，它尚未变成个人的所有物，智慧尚未在他身上定根。他特别用智慧提出来的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就像一面不能吸收光线而只能反射光线的镜子一样，他可将这些“见识”应用于别人，而不用到自己身上，或者，智慧上的自负在许多方面可能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掌握住一切。他可能因为觉得创造了一项别人所逃脱或规避的发明或发现而自傲；他开始操纵这项特殊的问题，改变且扭曲它，以至于他的报复、或他的被辱骂感，立即成为一种完全合理的反应。或者，最后单单以其智力可能让他足以去排除万难：“知道”即“解决”。

此外，只有当体验出那些潜意识或半意识的感觉所具有的“不合理”的震撼力时，我们才能逐渐了解发生在心中那些不自觉的力量的强度与强迫性。病人可能会承认他对单恋的失望，事实上，可能是因为他不可被抗拒的自负，或占有对象的身体与心灵的自负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一种被屈辱感。但这仍是不够的，他必须感觉到屈辱，以及进一步感觉到他的自负支配了他才行。只模糊地知道就当时状况而言“他的愤怒与自责可能比应有的表现更过分”也是不够的，他必须感觉到愤怒的完全震击力，或自责的深度。于是某些潜意识的过程（以及它的无理性）所产生的威力，才会迫在眼前，对他而言才会变得明显可见。唯有如此，他才会具有想再找寻出更多有关自己事情的动机。

感觉出原原本本的情感，以及努力去体验那些还只是知道、而尚未感觉到的情感或驱动力也是重要的。譬如，再重举以前举过的例子，有位女士当她无法爬到山顶上时，连看到狗都会害怕——她已完完全全地感觉到恐惧本身所具有的强度。她彻底地了解并感觉出，恐惧源自于自卑，因此这才能帮她克服这种特殊恐惧。虽然自卑几乎无法被体验出来，但她的发现却也意味着恐惧已原原本本地被感觉到了。但只要她仍无法感觉到自卑的深度，则其他的恐惧亦会继续发生。只当她原原本本地感觉出对自己的无理要求——欲征服一切困难——时，自卑的体验才会帮助她克服恐惧。

到目前为止，某些潜意识的感觉或驱动力的情感体验，可能会突然发生而深深地吸引住我们，仿佛是种启示一般。它更常逐渐发生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譬如，病人最先可能认出包含了报复性元素的暴躁，他可能会认出这种情况与受伤的自负彼此间的关系，但有时他必定会体验到那种受伤的情感的一切强度，以及报复的情感震击力。另一方面，他最初可能先认出比当时状况所容许的，还更感到愤愤不平或更感到被辱骂被虐待，他会察觉到这些情感是为他对某些期望大失所望的反应，他也会了解分析者的暗示——这些情感是无理的，但他自己却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渐渐地，他将会认出那些他深感不合理的期望，以后，他们就会了解它们（即期望）并非是无害的愿望，而是一种相当固执的要求。他将会及时发现他们的范围以及他们的幻想（不合理）性质。接看他会感受到当这些遇到挫折时，他是何其剧烈地愤愤不平，是如何极度地被压服。最后，他明白了他们所固有的势力。但所有这些都仍与他“宁死而不愿放弃期望”的感觉大有差别。

最后一个例证，他可能知道自以为“闪避是最为悦人的作法”，或者，他也可能知道有时他喜欢愚弄或欺骗别人。当他对这方面的认识更为广泛后，他会了解自己是多么羡慕那些能比他更会“躲避”事情的人，或者了解当他被愚弄或欺骗时，他是多么的愤愤不平。他会渐渐地更加认出，事实上他是多么以那种欺骗或虚张声势的能力而自傲！有时他必定也会刻骨铭心地深感它实际是种撩人的宠物。

然而，要是病人全然没感觉到某种情感、冲动、渴望或其他任何的感觉时，又将如何呢？我们毕竟是无法人为地引诱出情感。不过，如果病人与分析者都确信让情感表露出来（不管是关于哪方面）以及让情感以原有的强度而奔放出来，其价值还算有些助益的话，这将会使病人与分析者注意到纯粹的“劳心工作”与“情感的参与”间的差异。此外，它也会引起他们对于分析那些干扰情感经验的因素感兴趣，这些因素在程度上、强度上与种类方面都有所差异。探知这些因素是阻碍病人一切情感的感受，或只是妨碍对于特殊情感的感受，这对分析者是很重要的。其中最明显的是病人无能，或不能冷静地去感受任何事物，也失去了分析判断的能力。一个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体谅别人的病人，当他了解已变得令人极感厌恶且会压制别人时，于是根据价值的判断，他顿悟了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他必须停止下来了。

这种反应看来像是公正地在抵抗神经官能症的倾向，而且想要改变它。事实上，在这种状况下病人依旧陷于自负与恐惧自责的原动力中，因此，在他们有机会去了解与体验他们个别倾向的强度之前，他们会急忙地想抹杀这些倾向。另一种病人，他禁止自己去接受或利用别人，他发现在他过度谦虚的心境下，埋藏着一种找寻自己利益的需要，发现他如果无法在某一情况下获得什么，则他必会真的表现出相当愤愤不平；也会发现每次当他与那些比他更居优势，情况比他更好的人们相对时，他都会感到身体不舒服。于是有如雷光闪电般的，迅速作结论说他是极其可憎的——而且因为这样，无法去体验及了解那些被压抑的攻击倾向。于是欲了解强迫性的“无私”与相对的“实取”之间所存在的冲突，也遭到了阻碍。

那些思索过自己，而且觉察到好多内在问题与冲突的人会说道：“我对自己是这么的（甚至于是全盘的）了解，因此应该可以帮助我更能控制自己；但实际上我还是感到这么痛苦与不安。”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病情的认识会变得过于偏激或片面，而且过于肤浅与表面化，亦即它并非是刚提过的那种具有深奥广泛意义的认识。然而，假设某人已真正地体验出某些作用于自己的重要力量，而且已发觉到这些力量对他生活上的影响后，那么他对病情所有的这些了解，会是如何帮助并解放他的呢？或能帮他解放自己，而达于何种程度呢？当然这些认识有时会困扰他，有时则会解救他。但他们对于他的人格究竟有何影响呢？不用迟疑，这问题似乎过于普遍而无法作一个满意的回答。但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估他们治疗效果的倾向。同时，因为我们极想更正确而明晰地了解治疗的原因与动力为何，所以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种“了解”所导致的各项变化——他们的可能性与界限（缺点）。

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历经“再定向”作用，而精通他的自负系统。他开始了解到，他对自己所具有的某些观念或想法是纯属幻想的，“他开始怀疑对自己的需求”就别人而言是否可能实现，他对别人的要求（除了建筑在动摇的基础上之外）是不是有一部分可以实现。

他开始发觉过于以自己所没有的特性——至少他不相信自己具有——为傲，譬如他发觉他所引以为傲的“独立性”，并非是真正的内在自由，而是对“强制”的一种敏感罢了；他会发觉事实上他并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诚信不欺骗，因为通过潜意识的伪装与掩饰，他已表现得多变莫测；他发觉自己虽已具有胜利或战胜的自负，但他在家中甚至于连个家长都不是；他发觉自己对人们的许多爱（这使他变得何其绝妙！）都是因为他强迫性地需要被喜欢或被崇拜而产生的。

最后，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观以及目标的确实性。也许他的自责并非纯为道德感受性的象征吧？或许他的讥诮见解或言词，并非表示他已超越一般的成见，而只是想权宜地逃脱，免于使自己与自己的信仰一致？或许将别人视为骗子并非全为凡俗的智慧（老于世故）？或许因为他欲离群独立而致丧失许多人际关系？或许胜利或爱情并非是每件事的终极答案？

所有这些变化，可以被描述为是一种现实测验与价值测验的渐次成果。通过这些步骤，自负系统的根基就会逐渐损毁。治疗的目标是让病人能具有“再定向”作用，而这些步骤则都是再定向的必备条件。到目前为止，他们全是破除妄想的醒悟过程。然而，如果只有发生这些过程而无建设性的步骤同时加入，那他们亦无法而且也绝不会具有彻底而永久的解放效果。

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当精神病学家开始认为分析是精神治疗的可能形式时，有许多人提倡分析之后必须做一综合结论。他们好像已承认，必须先将某些事物分离、破裂，而后治疗者必须给病人某些积极、正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病人生活所凭依的，他所能相信的，或他所能实行的。虽然这些暗示可能会因误解分析而产生，而且也可能包含许多的错误，但他们都是由很良好的直觉情感而来。事实上，这些暗示对我们的分析思考而言，远比弗洛伊德的思考更为贴切适当，因为他并不像我们一样了解治愈的过程，即为了让建设性的事物可能成长，而应放弃阻碍性的事物。古老的暗示告诉我们，主要的错误在于他们将一切责任推给了治疗者。他们不相信病人自己的建设力，而觉得治疗应该像是一个突然介入，而能使事件改观或解围的人，以相当人为的方式供给病人更多的积极生活方法。

我们回顾古代的医学名言，“治愈力”固存于心中与身体中，如果身心发生疾病，那么医生只要帮助他除去有害的力量，便能带给他痊愈的力量。破除妄想之醒悟过程，其价值端赖是否能削弱阻碍力，而使真我的建设力有机会获得成长而定。

为了支持这种过程，分析者所应做的工作，便与分析自负系统大有不同。后者除了需有精良的技术训练外，还需广泛地了解可能具有的潜意识的错综复杂性。而且个人还需具有发现、理解、联想的天才。为了帮助病人找寻自己，分析者也需要认识一些由经验中所获得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譬如通过梦或其他的途径，真我将会涌现出来；这种认识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方法根本就不明显。他也必须知道何时以及如何使病人的意识投注于这个过程中，但比任何这些因素还更重要的是，分析者本身必须是个具有建设性的人，而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终极目标是在于帮助病人找回自己。

从一开始，就有许多痊愈力作用于病人。但在分析开始时，其气势通常仍是不够，且须在他真能帮助抵抗自负系统之前，就先将他们引动起来。因此，分析者开始就须拥有坚毅的意志；同时对分析具有积极的兴趣，这些都是有益的。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病人一定会很关心他要除却某些障碍，通常（也是不论理由为何）他极欲改善这改善那的，他的婚姻、他与孩子相处的关系、他的性能力、他的阅读、他精神集中的能力，社交上的自然而不尴尬等等。对于分析，甚至对于“自己”他会有智慧上的好奇；他想加深分析者的印象，而欲让其了解他原来的心意，以及他已迅速对此病情有所认识了；他会想要取悦分析者，或者做个完美的病人。而且他在分析进行中最初会很乐意，甚至很主动地与分析者协调合作，因为他期望自己或分析者的能力会产生出神奇的治疗功效。譬如，他已确切地了解自己过分顺从，而且对别人的关心过分表示感激——因而，这种毛病便立刻“被治愈”了。虽然这些种类的动机并不会使他安度分析的烦乱期，但他们却足以令他度过分析的初期，无论如何，初期大半是不会过于困难的。同时，他将学到很多关于自身的事物，而发展成更稳定的兴趣。利用这些动机对分析者而言，就如同了解动机的性质般的需要。而且分析者也该适时决定，将这些不可靠的动机变为分析的情感或思想的对象。

分析的早期即开始引动了真我，这样的话，必将会是最具价值的，但这种尝试是否可行或有意义，就像做每件事一样，需视病人的兴趣而定。只要病人的精力还集中在强化他的自我理想化，而贬低了真我的话，那这些尝试或努力势必是无效的。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何其短少，因此一定还有许多比我们目前所想象的还更可行的方法，初期与后来的最大帮助是得自于病人的梦。此地我无法开展我们对于梦的理论，但必须简要地提一下我们的基本信条：在梦中，我们将会更接近真实的自我；不管是以神经官能症的方法，还是以正常的方法，梦是代表我们正努力地在解决我们的冲突；梦中，建设力会发生作用，尽管有时在不同的状况下这些力量是几乎无法被发觉的。

从具有建设性元素的梦中，病人甚至于在分析的初期就能瞥见他所存在的世界，这是特别属于他自己的，就他的情感而言，这比他所幻想的世界更为逼真。病人因为是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之故，而改用了象征（符号）的形式，使对自己的那种怜悯感表现于梦中，有些梦显示了深深的悲伤、乡愁、渴望，在有些梦中，他奋斗求生；在梦中，他梦见被关入监狱而想逃出；在梦中，他正妥善地在种植植物或发现自己处在从前所不知道的房屋里，是间空房子，当然分析者必会帮他去理解这种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此外，分析者会强调病人在梦中所表示出——那些在清醒生活中所不敢感觉的情感或渴望的意义。于是他会提出问题，是不是病人对自己感觉到的伤感，比他意识里所装扮出来的乐观主义还不真实。

有时运用其他方法也是可行的。病人自己会开始惊讶于对自己的情感、愿望，或信仰知道得竟是那么少。于是分析者将会鼓励这种迷惑的情感，不管他以什么方法进行，被误用极多的“天生的”这个形容词对此似乎是合宜的，因为感觉自己的情感，知道自己的愿望与信仰，的确是“天生的”——这些都存于他的天性中。因而，对于这些天生的能力之未曾发生作用，他是有理由感到惊讶的。同时，要是这种惊讶并非是自发的，那分析者必须要在适当的时机诱发出这个问题。

这些似乎都不甚重要，但此地不只获得一个普遍的真理——“惊异”是智慧之始，更特别的是，病人了解了他与自我远离而不忘记自我，这是重要的。其影响堪与一个在极权政治下长大的年轻人，在听说了民主的生活方式后所受的影响相比较，得到的这种消息可能很快地渗透到他的思想中，或者是满腹怀疑地加以接受，因为民主早已不被他所信任。不过，他可能会渐渐了解他已失却某些合意的事物。

这种应时的谈论或评论有时是必须的。只当病人已对“我是谁”的问题感兴趣时，分析者才会更积极地努力设法让他了解，他是如何不知道或不喜欢他的情感、愿望或信仰。举一个例证，有个病人，当他发觉本身有一个极小的冲突时，就会大感惊骇，他惧怕会为此所撕裂，也惧怕因此而发疯，问题可由许多不同角度去处理。诸如，只当凡事都在理性的支配下，他才会觉得安全；或者他惧怕任何轻微的冲突，将会削弱他去反抗他所认为敌对的外在世界。藉着将焦点置于真我，分析者可指出，一项冲突可能是令人震颤的，因为它的能量，或因为病人本身用以对付微小冲突的真我是这般极其渺小。

在此我们可以举个病例，有位病人在两个女人中踌躇莫展。当分析进行时，愈来愈明显地，无论在何种状况下他往往都难以决定自己，不管是关于女人还是关于思想，关于工作或生活的住所都是如此。虽然如此，可是分析者仍然能够从不同的观点来研究问题，首先，只要一般的困难不太明显，他就必须找出在个人的决心中包含了些什么。当“犹疑不决”的渗透性变得更为显著时，就会揭露出病人具有意欲“拥有一切”之自负——既要拥有他的烧饼，但同时也要吃掉它，因此，他觉得还“需要选择”是种可耻的退步表现。另一方面，就真我的立场而言，分析者可能还会向病人暗示，因为病人过于远离自我，而无法知道自己的偏爱与方向，所以无法控制及决定自己。

此外，病人可能会抱怨自己的顺从态度。他经常只要别人希望或期望他去做某事，他就会承诺而去做那些尽管是自己不喜欢的事。根据当时的情况，问题可从许多有利点去解决，譬如，我们考虑到要他可能具有下列的心理：他必须避免冲突、他不会利用自己的时间、他具有了能够胜任一切的自负。然而分析者可确实地提出问题：“你都未咨询过自己，有关你所希望或认为是正当的事吗？”除了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来引动真我外，病人有时会表现出更独立的思想或感觉，表现得更自我负责，对自己的实况更感兴趣，独自了解他的伪装，他的应该，他所使用的外移作用……等等迹象，而分析者将会把握机会去激励他表现这种迹象。这包含了在每次分析会谈之间，多鼓励病人作自我分析。此外，分析者将会展示或摘要地记下，这种方法对于病人人际关系所具有的特别影响：他较不惧怕他人，不依赖他人，因而对别人更能具有亲切和善或同情慈悲的情怀。

有时，病人几乎不需任何鼓励，因为无论如何他觉得这样较为自由，也更具生活力。有时他会具有贬低上述方法所具重要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因为它往往是代表病人“恐惧真我”的表现。此外，分析者也会提出有关如何使病人更自发、自作决定、或变得更为积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先着手了解与“病人有勇气去变为他自己”有关的因素为何。

当病人开始具有一些可资立足的坚定立场后，他将会更能与他的冲突格斗。这并非意味着冲突直到现在才已显而易见，其分析者早已发觉到它们，甚至于病人也已觉察到他们所表现的症候。关于其他的神经官能症问题，也都仍具有这种现象，欲从神经官能症问题所引起的各项行为或表现，而了解神经官能症问题，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研究这种问题亦在分析中进行。但如果“远离自我”的程度仍未缩减，那么病人必无法感觉到这种冲突是他自己的，而企求尽力去解决它们。就如我们已知的，有许多因素参与其中，而使“了解冲突”变为一种破裂的感受，这些因素中以“脱离自我”最为显著。理解这种关系最简单的方法是考虑人际间的一种冲突，假定某人与两个人——父母或两个女人——关系相当密切，而这两人正力图反向影响他，那么，他对自己的情感与信仰了解得愈少，他便愈易于被它们来回地支配，而且在过程进行中他可能会整个瓦解或精神错乱。反之，他愈坚固地根植于自己，则他愈不会因这种反向影响而受到磨损或伤害。

病人用以渐渐了解自己冲突的方式，彼此间差异甚大。他们可能了解了有关特殊场合的分裂情感——诸如对父母或配偶的双重矛盾情感——或了解了有关性行为或思想上的矛盾态度。譬如有位病人，他了解自己虽不喜欢母亲，但却需对她挚诚。仿佛他已知道了一种冲突，即使只是关于一位特别的人而已。但事实上，这是他了解冲突的方法：一方面他觉得对不起妈妈，因为她是个受难的人，她总是不快乐；另一方面他却又很恨她，因为她强制要求独一无二的挚诚。对他这种人而言，这两种都是最可理解的反应。其次，他所认为是爱或同情之事变得更为清楚；他应该是个理想的儿子，而且应该能带给她快乐与满足，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有“罪恶感”，而倍加殷勤地去弥补？这种“应该”（如同以下即将显现的）并非只限于这种情况而已；生活中不管处于哪种场合，她都应该是绝对完美的。他的冲突的另一成分于是涌现出来，他也是一个相当脱俗孤立的人，他要求不受人的困扰，或期望他做某事，而且憎恨每个困扰、期望他的人。此地所提到的这种发展程序，是从“将他的矛盾情感归咎于外在的状况（妈妈的性格）”到“了解在特殊关系中他自己的冲突”，最后再到认出存在于他自身的主要冲突——因为它存于心中，所以是作用在他的整个生活面上的因素。

其他病人，起初可能只是瞥见他们生活哲理中的矛盾而已。譬如，自谦型的人，也许会突然发现他过于轻视别人，或者他反对必须“和善”待人。或者，他可能短暂地认出自己对于特权具有过度的要求，虽然最初这些要求并未让他注意到这是一种矛盾（冲突更不待言），但他会渐渐了解这些要求的确与他过分谦虚及他喜爱每个人互相矛盾。于是他会暂时地体验出一种冲突，诸如当他强迫性的助人行为未获得“爱”的回报时，他会盲目地愤怒自己当了“受骗者”。他变得完全不解人事——同时“感受”也沉没了。其次，他对自负与利益的禁忌态度变得更为明显，而且显得相当固执与无理，因此他开始对它感到惊异。在他仁慈、神圣的自负渐受破毁后，他开始发觉自己正在羡慕他人，发现他对自利的贪得无厌，或他吝于施舍。在他内心起变化的过程里，有部分可被描述为“渐渐滋长以熟悉存于他自身的矛盾倾向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单独就可用来说明因发觉矛盾的倾向而感震惊的态度，会渐趋于和缓方式的理由。就动力的变化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分析过程进行中他的成长是何其茁壮，因此他渐渐能在根本上毫不动摇地去面对这些倾向——同时也因此能够解决它们。

另一方面，病人或许会发觉存在于自身的冲突，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冲突的外形仍是何其模糊，意义仍是何其暧昧，所以这种冲突依旧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会谈及存在理性与情感间的冲突，或爱情与工作间的冲突。这种形式的说法是不易了解的，因为爱情与工作并不互相矛盾，理性与情感也并非不能和谐共存的。分析者无论如何必无法直接去解决这种冲突，他只能知道某些冲突必定正作用在这些范围内，于是他谨记着这种冲突，而力图逐渐理解病人自己所涉及的问题。另一方面，病人最初可能并不觉得它是一种个人的冲突，而只能将它与既存的状况联想在一块。譬如，女人们可能因传统的环境所致，而产生爱情与工作间的冲突，他们或许会指出，事实上一个女人是难以将职业与身为妻子、母亲的职责合而为一的。他们会逐渐了解到在这方面他们已具有了冲突，而且比现存的外在困难还更为重要。长话短说，虽然他们在职业上会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的野心”与“求胜利的需要”的一切标记，但他们在爱情生活中却会倾向于病态的依赖性。前者的那些倾向通常都会被压抑着，但仍活跃得足以作为衡量工作成果或成就的标准。就理论而言，他们已努力欲将自谦的倾向贯注在爱情的生活中，而将夸张的驱动力表现于工作上。然而，实际上这种绝对的分法是不可行的。在分析中会变得更明显的是，力求战胜的驱动力也会作用于爱情的关系中，而克己的倾向也会发生于他的职业上——结果使他们与日俱增变得闷闷不乐。

病人也会坦然地陈述一些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中极为显著的矛盾。他们最初会显示自己是何其亲切与明理，过度顺从，甚至何其卑屈。于是为求权力与威望的驱动力会变得十分惹人注意，譬如会表现出渴求社会上的名望，或征服女人，而带有虐待狂与冷酷无情的潜伏情绪。有时他们会表示相信自己是无法忍受怨恨的，但有时——未受矛盾困扰——却具有相当野蛮的报复之怒。或者，一方面，他们希望能由分析中获得一种不为任何情感所阻碍的报复能力；另一方面，又希望具有隐士般脱俗孤立的亮节，然而他们全然不知这些态度、驱动力或信仰彼此已构成了冲突，而一直自傲能够比那些遵循“美德的窄径”之徒，具有更广泛的情感或信仰，“间隔化”于是达于极点。但分析者无法直接地处理它，因为他们只需要维持这种“碎裂作用”，使他们大大地降低真理与价值的知觉，舍弃真实的证据并逃避任何自我的责任。于是自谦驱动力与夸张驱动力的意义与威力也渐渐变得显著可知，然而单只有这样仍是没有助益的，除非能更进一步地分析他们的“逃避”心理与潜意识的“欺骗”心理。这需要再进一层地分析他们夸张的与倔强的外移作用，分析他们只在想象中去完成他们的“应该”，以及研究他们那种用以找寻并相信某一脆弱的理由，以抵抗自责的保护技巧。（譬如因为“我已竭尽全力，我病了，我被太多的烦恼所困扰，我不知道，我孤立无助，情况已见好转，”等等）所有这些方法都带给了他内心的安宁，但也同时随着生活的进展而削减了他们的道德情操，因此让他们更无法面对他们的自恨与冲突。虽然这些问题需要长期持续的分析（使其说出实情），但病人也会因此逐渐变得坚强，敢去感受这些冲突，并与之格斗。

总而言之，由于冲突所具有的那种“破裂性”，使冲突在分析初期变得模糊不清。假设这些冲突都已完全被了解了，也只是关于某一特殊的状况而已——或者说，这些冲突可能只以极模糊、极普遍（非特殊的）的形式而被发觉。它们也许会暂时涌现，却因出现期过于短暂而无法获得新意义，它们会被间隔化，这方面的变化可如此发生：病人先要渐渐发现某些冲突，然后渐渐了解它们是他个人特别的冲突，于是他会更深及其本质；他不只发觉了冲突的轻微表现，而且开始确实地了解内心冲突究竟为何物。

虽然这种分析工作辛苦而令人困扰，但它也是一种解放性的工作。失却了固执的解决方法后，一切冲突就易于分析了，而个人特殊的主要解决方法也因其价值渐渐削减，最后终于崩溃。此外，那些尚不熟习的或发展不良的人格部分，也都已被发现且获得发展的机会了。的确，首先出现者仍旧是较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驱动力。这是有用的，就自谦型的人而言，他必须先发觉他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心理，然后才有机会表现正常的“坚持己见”的做法；他必须先感受到神经官能症的自负，才能渐渐了解真正的自尊。反之，夸张型的人，必须先感受到其专属于人，或者他需要人们，然后才能发展出真正的谦虚与柔顺的情感。

如果这种分析工作进行得顺利，则病人必能更直接地去解决那种最为广博的冲突——存于他的自负系统与他的真我之间，有他欲完成理想的自我的驱动力与他极欲发展天赋间的冲突。这些力量渐渐积聚起来，“主要的内在冲突”于是变得最为清晰，这时注意这种冲突是否依旧如此极度明显，这乃是分析者的首要工作，因为病人本身很容易会忽略它。由于许多力量的汇集，因此开始了分析中最有利但也最为动乱的时期，其程度以及持续的长短分别有所差异。“动乱”直接表示出了他内心正在激战，而它的强度也与他所面临问题的重要性相一致，基本上它是代表着下面这一个问题：他是想继续保持其错觉、其要求以及其错误自负的崇高与魔力吗？或者他已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常人——一个具有一般人类缺陷，同时具有个人特殊的困难，而且也具有成长可能性的人吗？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比这种分歧更为重要的交叉状况了吧！

这时期的特征是“起伏不定”、“来回移动”，而且常是快速而连续的。有时病人会往前进，进行的方式极多，他的情感变得更为活跃，他更为自发自动，更直接，他能考虑该做而且具有建设性的事，他觉得他对人更友善、更怜悯。他变得更注意到有关他“与别人脱离关系”的许多问题，而且靠着自己就能去了解他们。譬如，他会迅速地认出，以前当他并没“位居”某种地位或当他未面对自身的某些问题时，他便会责备他人的情形。他发觉到他真正独立为自己做的事太少太少了，他会以更郁闷的审判、具后悔性但却无压服性的罪恶感心境，而记起过去的欺诈以及残忍的事件。他开始发觉自身的长处，也了解自己所具有的某些优点，他会合宜地相信自己那种坚决不肯屈服的奋斗。

对自己作更真实的评价也同样会出现在梦中。譬如，有位病人在梦中以夏天的别墅为象征而表示出自己的情况，这些别墅因为久无人住，已变荒芜，不过仍旧质地良好。另一个梦表示要从自我负责解脱出来，但最后却坦然地觉悟了：病人梦见自己是个大男孩，他开玩笑地将另一男孩折叠起来置于手提箱中，他并无意要伤害他，对他也毫无敌意，但只因遗忘了，而使他窒息而死。梦中病人（梦者）企图进行不精心的脱逃，但后来有位官员很富人情地告诉他，并向他解释此中的真相与结果。

这种建设期过后，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影响中的主要元素是一股复始的自恨与自卑。这些具有自毁性的情感可能会如实地被感受到，或者通过报复行为——觉得被辱骂或其有虐待狂或被虐狂的幻想而被外移了。或者病人会模糊地认出他的自恨，且深深地因自毁的冲动而感焦虑。虽然后来因此而表现出焦虑，但他平常用以抵抗这种焦虑的防卫方法——诸如放纵食饮、性行为、对同伴的强迫性需要，或变得自大与崇高——会再度变得活跃起来。

所有这些烦乱都源于因病况真正转好所起的变化，但为了正确地考评他们，我们必须考虑“改善”的坚固性！以及“复发”的起因。

病人有可能会高估他所表现的进展情形，而几乎忘却了罗马并不是一天所造成的此一事实。他就像是我趣称为的“正常的狂饮”，既然他能做许多以前所不能做的事，那他应该是个——同时，在他想象中，现在就是一个——完美而标准的人，并且是最完美且健全的人。虽然在另一方面他更愿意做个真正的自己，他了解这些改善正是健全而光荣地实现他的理想自我的最后机会，同时这个目标仍具有充分威力而使他暂时地发生毛病。轻微的兴奋与得意暂时使他克服仍旧存在着的困难，同时也使他格外清楚目前他已超越了所有烦恼。但因为大体上他了解自己比从前更伟大，而使这种情况无法长久持续下去。他必定会认出，虽然他已真的将许多状况处理得比从前更好，但许多旧有的困难依旧存在着。同时，也因为他相信自己已达巅峰状态，所以他无心再努力去了解并改善自己。

另外有一种病人，似乎会适度而谨慎地向自己与分析者承认他们已有进展。他们时常甚易以相当精巧的方式而贬低“改善”的成果，不过当他们遭遇到发生于自身的问题，或碰到他们无法应付的外在状况时，就又会发生“复发”的现象。其过程之进行与第一类的相同，只是没有荣誉化的幻想而已。以上这两种人还是不愿承认自己具有困难与缺陷的，或不承认自己实在是没有非凡优点的。他们的勉强或不愿意的情境可被外移。譬如他会这么想：我随时都会接受我自己，但如果我不完美的话，别人就会憎厌我。别人只有当我最慷慨、最有成就的时候才会喜欢我。

造成急性损伤的因素，是起因于病人仍无法应付的困难。在最后的一种“反应”中，其起因并非是“成长不适”的困难，相反的，却是往建设性方向前进的特定行动发生了困难所致。这不见得是奇异的行为，病人只怜悯自己，而且初次体验到自己既非特别的出人头地，也非是卑鄙不可见人的，他觉得自己事实上是一个奋发向上，但却常会受到困扰的凡人。他明白了这种“自我嫌恶”是自负的人工产物，或者了解了为了具有自尊，他不见得就一定要是个独特的英雄或天才。在梦中也会发生这种态度的变化，有位病人梦见有匹纯种的马，现在变得跛了，身子看来也好像是在泥中拖脏了的样子。他想着：“虽然如此，我也照样能够爱怜它”。但有了这种经验后，病人会变得沮丧，不能工作，觉得完全意气消沉。结果判明是因为自负起反叛且已居了上风之故，他已因自卑的急性诅咒而感到痛苦，且愤恨地视之为可鄙的“自我贬值”与“过分自怜”。

这种反应常当病人已作了周详的决定，而且已独立为自己完成某件建设性的事情之后才会发生。譬如，有位病人当他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较为重要时，他会毫不烦躁且毫无罪恶感地拒绝别人同时提出的要求。另一位病人，她结束了她与爱人的性关系，因为她彻底地了解，这种关系过去主要是建立在她自己以及她爱人心中神经官能症的需要上而已，如今对她而言，它已丧失了意义，所以以后不该再答应他了。她坚决地作此决定，而且尽可能避免伤到她的爱人。在这两个例子里，病人原先都感到自己能支配某种特殊的状况且因此而觉幸福，但不久就会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当他们那么做后，他们会惧怕自己的独立性，恐怕自己会变得不可爱，且“具侵略性、攻击性”，他会责骂自己是个“自私的色狼或残暴者”，而且会短期在克己的过度谦虚疆界内寻求庇护。

最后的这个例子其治疗较为复杂，因为它包含了一种比其他这些还深远而积极的步骤。这个例子所分析的对象是一位较年长的哥哥，经营一项事业，这事业是他爸爸传给他们兄弟的，而且已算得上是鸿图大展了。哥哥做事能干，富有正义感，喜好支配别人，而且具有许多典型的自大。我的病人在相比之下是相形见绌的，依赖哥哥的庇荫，受其哥哥的威迫，盲目地崇拜他，而且毫不自觉地讨好他。通过分析，我们注意到他冲突的反面，他变得对哥哥吹毛求疵，公然与之竞争，而且有时表现得相当好战。他哥哥也报以同样的反应。于是一种反应加强了另一个反应，很快地他们就变得几乎不相往来。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无比，同伙的人或雇员都各别偏向于其中一方。我的病人起初很得意，因为他终于能“保卫”自己而抵抗他的哥哥了，但后来他渐渐地察觉到他的哥哥也是怀着报复心，极欲消除他那趾高气扬之势。当他将自己的冲突分析了好几个月后，最后他更广泛地洞悉了整个形势，而能了解比个人的争斗与怨恨还重大的攸关问题之所在。他发觉不只是他，而且还有更多的人，都紧张地希望负起积极的责任，于是他决定与他哥哥来一次会谈，当然他心里有数，这并非易事。然而，在以后的会谈中，他既未受威迫也未表现出报复心，只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他为未来打开了比从前的基础更为健全的合作的可能性。

他知道他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也为之高兴。但当天下午他却感到很惊慌，而且感到恶心与昏厥，因此他不得不回家卧床休息。他并未自杀，但有种思想掠过脑际，此刻他已能了解为何人们会自杀。他力图理解这种情况，于是再次反省他与哥哥交谈的动机，以及在交谈中他所表现的行为，却找不出任何可资反对或厌恶的缘由，他变得十分迷乱。不过到了第二天清晨他已能入睡并且觉得平静了不少。但是，当他醒来时，他又想起了哥哥所施加的使他受苦的侮辱，于是又重新激起他对哥哥的愤恨。当我们分析这种烦恼时，会发觉他已两面受击了。

他具有两种心境，一为他要求与他哥哥交谈，一为他已完成的第一种心境却与他平生生活所凭借的一切（潜意识的）价值截然相反。就他的夸张驱动力而言，他应该是早就具报复心的，而且应获得报复的胜利。因此，他猛烈谩骂且责备自己是个谄媚者，却又姑息一切。另一方面，就依旧存在的自谦倾向而言，他应该是谦和、驯服的而且是甘拜下风的。这样一来，他便会讽刺地攻击自己：“小弟弟竟想凌驾于哥哥之上！”如果事实上他目前正是既自大又谄媚的话，以后他也会被困扰的！虽然可能较为轻微，但也决非是个小问题；因为任何欲挣脱这种需长期对抗的冲突的人，对于报复的倾向以及自谦的倾向的余渣都相当敏感——亦即，要是还觉察到这些残渣区存在，则病人仍会表现出自责的反应。

明显地，尽管他未曾具有过报复心或谄媚他人的行为，而这些自责仍旧会发生。但他早已下定决心采取积极的步骤以远离这两种倾向；他不只切实而且具有建设性地去身体力行，还真正地认识了他自己以及他生活的“底细”。亦即，他已开始了解并感觉到在这种艰难的状况下，他的责任并非是一种负荷或压力，而是他个人生活之方法中所必要的。他就是他，状况就是状况——他需要真诚地去应付它。

他已承认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处于这种地位所该负的责任。

虽然他需要足够的力量，以真正地步向“自我实现”，但他尚未开始自己去正视真我与自负系统间的冲突，这种步骤一定会发生的。他突然地深探陷入其中的这种冲突，其严重程度正说明了往日的剧烈反应。

在这些“反应”的掌握下，病人自然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觉得诸事每况愈下，感到绝望，或许他的改善只是一种错觉？或许他病得过于厉害致使别人束手无策？他可能会有放弃分析的暂时冲动——他以前所未有过的想法，即使是处在最烦乱的时期。于是他感到迷乱、失望、沮丧。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都是建设性的表现，表示了病人能与“自我理想化”及“实现自我”间的抉择发生格斗。同时，大概没有其他的事物或现象，能这么清楚地显示出这两种驱动力是无法和谐共存的，就像在这些“反应”中所发生的内在挣扎，与引起“反应”的那些建设性的动力之间不能共存一样。那些反应之所以会产生，并非是因为他能更实际地了解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承认自己是具有缺陷的；并非因他能自作决定且为自己做事，而是因为他愿意留意自己的真正兴趣且自我负责；并非因为他能以实际的方式维护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负起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应负的责任。简言之，它们（指反应而言）是成长的痛苦。

然而，只当病人了解他的建设性步骤的意义后，这些反应才会完全生效，并且有所助益。因此，最重要的是分析者并未被那种看来是“复发”的现象所迷乱，而能认出它们（复发）的消长过程，以帮助病人去发觉它们。因为这些反应常依可预先加以预料的规则性而发生，所以当这些反应反复发生好几次后，当病人正处于上进的步骤时，预先警告病人是合理的。这并非在于防患下一反应的发生，而是当病人也了解在某一时候即将发生的作用力是可预言的，那么当他面对那些反应时就不会感到孤立无助了，它帮助他能更客观地面对它们。此时做个“被危害的自我”的明确支持者，就分析者而言，比任何其他时候都还重要。只有当他的看法与立场极其清晰时，他才能给予病人在这些“努力期”所急需的支援，这种支援主要并非包含一般的保证，而是在于告诉病人一项事实：他正从事于最后一次的决战，同时正在为自己表明他战胜的可能性以及战斗的目标之所在。

如果每次反应的意义病人都能理解了，他会因此而变得比从前更为强壮，反应也渐渐变为短暂而不剧烈。相反，这种有利的时期变得更明确地具有建设性时，他的改变与成长的希望，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遂变为是可能之事。

无论还该做什么分析工作——这永远永远都是很多的——只要病人已能独力地努力分析自己，则成功必在眼前。正如他将神经官能症的困扰导入了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一样，现在的循环作用方向已告相反。譬如，如果病人减低其绝对完美的标准，则其自责必随之减少。因此，他便能更诚实地对待自己，能毫无恐惧地反省自己。依次地，这使病人较不再依赖分析者，而且也使他能自信于自己的机智。同时，将自责外移的这种需要亦随之减少。因此，他觉得自己不被人所威胁，或不再敌视他人，而开始能对他们表现出友善的情感。

此外，病人对于负责“自我发展”的能力，也愈来愈有勇气与信心了。在我们讨论反应时，我们将焦点集中于内在冲突所引起的恐惧之上。当病人确实清楚了他所想要采取的生活方向后，这种恐惧就会消失。单单这样的方向感就会带给他更巨大的“统一感”与“强固感”。然而，在他前进的步骤中仍会伴有另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我们至今仍未完全了解。这是种真实的恐惧，恐惧一旦失去神经官能症的支持后，他将无法面对生活。神经官能症患者毕竟是个依赖自己的魔力为生的魔术家，任何一种趋向实现自我的步骤，都是意味着放弃这些魔力而依赖既存的机智为生。然而，当他了解即使没有这种错觉或幻想，事实上他也能生活，甚至于活得更好时，他就会相信自己了。

此外，任何因为想成为“他自己”而采取的步骤，都能带给他前所未知的满足感。然而这种感受最初是极其短暂的，不过以后将会越来越常发生，而且会持续一段更长的时期。即使在初期，它亦会比他自己所想、或比分析者所说的其他事更能使他确信自己的确是走对了路，因为它表示了他的感觉与他自己，以及他的生活可能是相一致的，对他而言，它可能是他研究自己的人格发展，且使之更趋向实现自我的最大动机及激发力。

治疗过程中充满着这么多的困难，因此病人可能不会达到我们所描述过的阶段或时期。当治疗过程成功地完成时，在他对人对己对工作的关系上，当然都会有明显可见的改善，然而，这些改善并非是结束一般分析工作的标准，因为它们只是一种更深入（内心）的变化的确实表现，只有分析者与病人本身才了解这种深刻的变化：价值、方向、目标的初期变化。病人“神经官能症的自负”的虚伪价值，以及胜利、降服与自由的幻想所具有的虚伪价值，已大失其魔力，而病人已能更坚强且专心地去实现他与生俱来的潜能。然而眼前他仍需去解决各种隐伏着的自负、要求、伪装、外移作用，等等。然而，因自己的根基已更为稳固，所以他已能认出它们的底细：它们是成长中的一种障碍。因此他愿意揭发它们并及时克服它们，但这种“情愿”并非（或者至少是极其微小的）是激昂、暴躁得欲藉魔力去排除缺点。他已开始承认自己是个具有困难的凡人，他也承认研究自己是生活过程中的主要部分。

就积极的意义而言，将工作付诸实际行动都是属于“实现自我”的一部分。就他自己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争取自己的情感、愿望、信仰的一种更明显、更深入的体验；努力奋斗以期更能开展自己的机智，而将之用于建设性的目的上；努力奋斗以期能更清晰地感知自己的生活万向，而能自我负责、自作决定。关于别人而言，它意味着奋力以期使自己能真诚与人相处：以期能尊敬别人，而且把别人当成是拥有个人权利及特点的个体，并求发展互助的精神（而不以互助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关于工作，它意味着工作本身对他而言，远比满足其自负或虚荣心还更重要：而且他的目标在于了解并发展特殊的禀赋，同时也在于使自己变得更精进、更有成就。

虽然他以这些方式演进，但他迟早也会采取超乎他个人利害的步骤。他成长而超乎他神经官能症的自我中心主义，同时更了解他的个人生活，以及整个人世间所涉及的更广阔的问题。因为在他心目中已存有珍奇而重大的例外，所以他渐渐体验出，自己是团体或宇宙中的一小部分。因而，他情愿而且能够分担他在团体中所该分担的责任，并会以最擅长的方法去恪尽职责。就像年轻的商人一例中，这也许与他了解其工作团体中的一般问题有关，它也可能关系着他在家庭中、社区中以政治场合中的地位。这个步骤相当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扩展了他个人的新眼界，而且也因为他发觉并承认自己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已带给他内心的安定感之故。这种安定感来自于因积极参与所获得的“归依感”。

【注释】

(1)这是“阻抗作用”的定义。我在自我分析一书中，第十章阻抗作用的处理中即已提到过。

(2)1947年及1948年在社会研究新学校所做的演讲。

(3)取自约翰·马克慕雷所著《理性与情感》一书。

(4)在心理分析史上，“智慧的认知”似乎是种有效的治疗剂，那时，它意味着孩提时代记忆的涌现。由下面的预测可得知当时是如何地高估智慧的胜利：只要认识某些倾向的无理性即足以解决问题。后来，又转变而趋向于另一个极端：一个因素的情感体验变为最重要，而且在各方面都已受到注重。事实上这种论点的转变，是大部分分析的进步特征。每个人似乎都需要独立再现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可参考《心理分析的发展》、《惊讶与心理分析家》和《心理治疗引起的价值改变》等书。

(5)根据韦伯斯特的说法，“了解是变为真实的行为或过程”。

15　对神经官能症的理论探讨

史怀哲曾利用“乐观”与“悲观”分别代表“肯定宇宙与人生”及否定宇宙与人生。就此深奥的意义而言，弗洛伊德的哲理是属于悲观的哲理，而我们的哲理则为乐观的哲理。

本书所述神经官能症的理论，是从过去所讨论的观念逐渐演进而成的，在前章中我们已讨论过这种演进的涵义。然而，在此我们还要详细推究我个人的观念，以及对神经官能症的整个理论变化。跟其他摒弃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者一样⁽¹⁾，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上发觉到神经官能症的核心。概括地说，我认为这些都是因传统的环境所引起的；特别是由于那些阻碍小孩心理顺利发展的因素所致。由于未能对自己与别人建立起基本信心，于是小孩发展出基本焦虑，我将这种焦虑定义为，对强烈敌对的世人所产生的被孤立与无助之感。为了将这种基本焦虑减至最低程度，于是亲近、抵抗以及逃避他人的自发行为都变成了强迫性的步骤。虽然自发的行为彼此能相谐和，但强迫性的行为却是相互冲突的。由此所引起的冲突，我称之为基本冲突，他们都是有关待人的冲突性需要，与冲突性态度所造成的结果。因此最先的解决方法主要在于纵容这些需要与态度且压制别的，以求本身的“统合”。

这种结论有点过于简化，因为心灵内的过程与那些发生于人际关系间的过程相混相杂了，因而无法一块忽略它们。它们各通过不同的论点而被阐述。我只想再提一些：如果不考虑为了这种需要——他所必需培植的特质与态度，那我就无法讨论为求情爱的神经官能症需要或任何对别人之同样需要。在“自我分析”我所列举的“神经官能症的倾向”中，有些具有心灵内的意义，诸如通过意志力或理由，以求统治之强迫性需要，或为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都是。就此而论，在讨论分析克莱儿的病态依赖性中（亦见于自我分析一书中）我会精简地讨论到本书同一章节中所叙述过的许多心灵内因，不过焦点则集中在人际间的因素。对我来讲，心理性疾病主要还是人际关系上的一种阻碍。

除此定义外，第一个明确的步骤是下一论点：关于别人的冲突可因自我理想化而解决。当我在我们的内在冲突一章中提到理想化的想象的观念时，我尚未了解其全义。那时我发觉它只是为求解决内在冲突的另一种努力罢了，而其特殊的统合作用，则正说明了人们所以会依附它的固执性。

然而在以后几年里，理想化的形象的观念成为了核心问题，许多新见解都由此演进而来。事实上，它真是通往本书所述之整个“心灵内过程”区域的门径。由于采用弗洛伊德的观念，我才了解了这个区域的存在，然而，因为弗洛伊德对它的解释，我所认识的只是点点滴滴地，所以它对我而言仍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现在我逐渐发觉，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理想化形象，不只构成了对自己的价值与意义的错误信仰；它还酷似法兰克恩斯坦的创造怪物，而其所有的精力却都被怪物所吞占。最后它会占据成长的驱动力与了解自己天赋潜能的驱动力，这意味着他不再对解决或克服他的困难，不再对实现他的潜能感兴趣，而专心地实现他理想化的自我。于是它不只导致通过成功、权力与胜利以求凡俗的荣誉的强迫性驱动力，而且也引发了那种残暴的内在系统，他藉此而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圣人；它也引发了神经官能症的要求以及神经官能症的自负的发展。

由理想化的形象原始观念所造成的这些结果，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当我将焦点集中于对自我的态度时，我了解了人们是如何运用那种与他们将自己理想化相同的强度及无理性，以愤恨并轻视自己。这两种相对的极端在我脑海中分立而停留了片刻，但最后我发觉他们不只密切相关，而且事实上是一过程的两面。于是这就成了本书的主要课题：神圣的自我必定会憎恨他的实我。若将这种过程视为同一本质，则上述两种极端就会变得较易治疗，于是神经官能症的定义也因之改变了。神经官能症现在变成个人对自己及对别人关系上的一种障碍。

虽然这个课题在某种范围里仍是个主要课题，但近年来它已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总像烦扰多数人一样迷乱了真我的问题，且已冲入我思想的漩涡里，于是我开始了解整个内在的心灵过程（这种过程以自我理想化为起始），是一种渐渐地脱离自我的过程。更重要的，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了解了自恨在于攻击真我。存于自负系统与真我间的冲突，我称之为主要的内在冲突，这扩展了神经官能症冲突的观念，我将其定义为两种不能共存的强迫性驱动力间的冲突。我开始发觉它并非是唯一的神经官能症冲突；主要的内在冲突，是真我的建设力与自负系统的阻碍力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正常的人格发展与为求证明理想自我的完美性的驱动力之间的冲突。因此，治疗主要是帮助趋向实现自我。根据我们这个团体的临床工作结果，所描述心灵内过程的一般确实性，已在我们心目中更格外清晰地确立起来了。

知识本身亦如我们由普遍以至更特殊问题的研究而成长。我的兴趣亦开始转移至不同“种类”的神经官能症，或不同的神经官能症人格所产生的变异上，最初这些变异因对内在过程某一方面的了解与否而生。然而，我渐渐地了解了它们是因对于心灵内的冲突，所采取的伪解决方法的不同而引起的，这些解决方法为建立神经官能症的人格类型贡献了一个新的——暂时性的——基础。

凡人一获得某种学理上的结论时，必会兴起将此与同业者所作的结论相比较的愿望。他们究竟是如何发现了这些问题呢？基于简单而确切的理由因时间与精力过于有限，而无法写出具体作品以及谨慎地仔细阅读，因此我只能将弗洛伊德的观点作一比较而阐述其相同、相异之处，甚至于连这么有限的工作都会是困难重重的。只就个别的观念来比较，就想饱尝弗洛伊德获得某一学理区思考精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就哲学观点而言，断章取义地以彼此相互比较，实为谬误之举。因此，详述并非有用，而详细说明时，其不同点会特别骇人听闻。

当我回顾追求荣誉所涉及的因素时，我又获得像从前正朝着一个极新的领域前进时的感受一样：我对弗洛伊德的洞察力深感敬佩。它是最为感人的，因为他为科学的蛮荒领域打先锋，而且排除种种阻碍性的理论前提而勇为拓荒者。其创见中仅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所未能完全了解或者认为不重要音。其一，即有关我所描述过的神经官能症的要求⁽²⁾。当然，弗洛伊德发现了许多神经官能症患者极易向别人做过分而无理期望，他也发觉这些期望可能是迫切需要的。但他将其视为是口欲的表现，而不了解他们可能具有“要求”的特性，亦即具有自觉有权该获得满足的需求⁽³⁾。同时他也不了解他们在神经官能症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此外，尽管他处处提及“自负”这个术语，但他并不认识神经官能症的自负的特质与其含意。然而弗洛伊德却着实地观察到病人之深信魔力或高能的幻想，以及其受自我或“理想自我”——自大、禁制之荣誉化等——如蛊惑情形；亦观察出强迫性的竞争性及野心，以及对权力、完美、崇拜、赏识的需求。

弗洛伊德虽观察到如此多的因素，却依旧觉得这是互异而不相干的现象。他无法了解它们均系一种权力趋势的表现，换言之，他未了解变异中的统一性。

有三项主要原因联合，而使弗洛伊德无法认出追求荣誉的驱动力的震击力，以及它在神经官能症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首先，他不了解塑造人性特质传统条件的势力——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欧洲学者⁽⁴⁾都普遍地缺乏这种知识。简言之，就此点而论，弗洛伊德将他在他周围所发现的对特权与成就的渴求，误认为是一般人的嗜性。譬如，为求霸权、驾驭或胜利的强迫性驱动力，都因此而无法让他感到是个值得检讨的问题，除非这种野心与一般被认为是“正常”的“既定”（公认的）形式相违背。弗洛伊德认为只当这种野心足以引起明显的障碍，或者（若发生于女人身上）当它与公认的？“女性特质”相违背时，它才成为是个问题。

另一原因，在于弗洛伊德之倾向于将神经官能症的驱动力解释为原欲的现象（本能冲动的表现）。于是自我荣誉化是对自我的一种原欲的迷惑表现，（譬如，有的人会像他高估另一个“爱人”一样地高估自己；一个有野心的女人会“实实在在”地因“艳羡阳具”而感痛苦；需要受崇拜是需要“满足自恋欲”的表现等等）。于是有关学理上与治疗上的探究，就只针对现在或过去爱情生活中的特殊事件（亦即有关对自我或别人的性欲关系），而不注重自我荣誉化、野心诸方面的特性、作用与影响。

第三项原因在于弗洛伊德的进化论、机械论式的思考，它意味若现在的表现不只受过去所制约，而且除了蕴涵过去外，别无其他内涵，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创造出任何真正的新事物：我们今日所目睹者，只是往日的变化而已⁽⁵⁾。根据威廉·詹姆斯的看法，它“恰恰是等于原来的、不变的物质的再分布结果”。基于这种哲学前提，过度的竞争性可满意地被解释为伊底帕斯症结（慈母弑父情结），或兄弟姊妹间彼此之相互敌视且未获解决的结果。“全能”的幻想被认为是因定于或退化至婴孩期的“原始自恋欲”的结果等等。于是只有用建立起与婴孩期的某种原欲经验的关系，方是最“深刻”且最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与以上所述的观点是不是不谋而合的。

就我的看法而言，这种解释如未积极阻碍了重要的病势，则其治疗效用是有限的。譬如，假设有位病人已经知道他常常会太容易觉得被分析者所屈辱，他也了解当其亲近女人时，常感受到屈辱。亦觉得他不像其他男人那般拥有男性气概或男性反常力。他也许会忆及他被父亲所屈辱情景——或许是与性行为有关的方面。由于从过去到现在，有好多像这些可回忆的日子及梦存在，于是便有了如下的解释：就病人而言，分析者与其他的权威人士都代表父亲；因此，当病人处于恐惧中或感到被屈辱时，他仍依婴孩形式那种尚未解决的伊底帕斯症结而反应。

经过这番分析的结果，病人可能会感到病好了，而且屈辱感也随之消减了。事实上，他可能觉得经过这回分析确有几分获益，他已学到有关自己的一些事项，而且已了解他的被屈辱感是不合理的。然而若他的自负未被解决，则这种改变不可能是彻底且完全的改变。相反，这种外表的改善，可能只是由于他的自负无法忍受他的无理以及他变回“婴儿期”的情况所致。他可能只发展出一套新的“应该”，他不应是以婴儿的思想来解决问题，而应该是成熟的。他不应感到屈辱，因为这么做是属于婴孩的行为，为此他不再感到屈辱。如此一来，表面上有了进展，事实上，却阻碍了病人的成长：于是他的屈辱感秘密地被驱策，同时他变得愈不可能自己去正视这种屈辱感。因此，治疗在于利用病人的自负，而非利用反抗来解决它。

由于以上所提这些学术上的理由，因此弗洛伊德使无法发觉追求荣誉的震击力或冲突。他在夸张的驱动力中所观察到的那些因素，不只是看来“像是”，而且“真是”婴儿期原欲的驱动力的衍生物。他的思考方式使他无法觉得，夸张的驱动力是种拥有其自身重要性及其本身影响力的力量。

当我们比较弗洛伊德与阿德勒时，这种说法将会更为清晰。阿德勒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了解了：“追求权力与优越”的驱动力在神经官能症中所占的重要性。然而，阿德勒过度偏重于如何获取权力及如何维护优越感之巧计上，以致无法了解个人痛苦的内涵，因此只停滞于所涉及问题的表层上。

我们会注意到：在自恨的观念与弗洛伊德自毁的本能——死欲——之间存有极大的相似性。至少我们可以发觉二者都同样地重视自毁驱动力的强度与意义。同时某些细节的看法亦同，如内在禁忌的自毁性质、自责及由此所产生的罪恶感的自毁性质都是。不过在这范围内亦存有重大的差异。弗洛伊德斯认为的自毁驱动力的本能特性，赋予了这种驱动力以“完结”的特征，若我们深信其为本能，则这些驱动力必非因特定的心灵条件而生，也决无法经改变这些条件而克服它们。它们的存在与作用势必构成人性的象征。因此，根本上人类唯一之抉择，势必在于使自己受苦及损毁自己，或使别人受苦并破坏他们。这些驱动力可被减轻因控制，但终究是不能改变的。此外，如果我们与弗洛伊德同样认为有趋向自灭、自毁或死亡的本能的驱动力，则我们必定会认为，自恨及其许多涵义纯粹是这种驱动力的表现罢了。一个憎恨或轻视自己仍维持原状（成为他的实我）的人，其见解落实上却与弗洛伊德的想法完全相反。

当然，弗洛伊德——与其他赞同他的基本前提之人——也观察到自恨的表现，但他并不认识其中多重隐伏的形式与效应。诚如病人对它的解析，看来似乎是自恨的现象，“实际”上是其他事物的表现，它也许是对别人的潜意识憎恨。的确，一个忧郁的病人，会因遭受他潜意识里所憎恨的另一人的攻击或反对，而感到自责，因为他觉得他需要“满足自恋欲”已遭到推折。虽然这并不常见，但它却是弗洛伊德有关忧郁。理论的主要临床基础。简言之，忧郁者自觉地憎恨并控告自己，实际上是潜意识里在憎恨并控告内射作用的敌人，（对于具摧残性的人物所生的敌意，已转变为敌视自己的自我）⁽⁶⁾。或者看来是自恨的现象，“实际上”是超我的惩罚过程，后者是心灵化的权威。另一方面，自恨会再转变成人际间的现象：憎恨别人，或惧怕别人的憎恨。最后，或者，自恨会被认为是“超我”的虐待狂，此却因退化至婴孩的原欲的“肛门虐待狂时期”所致。因此不只解析自恨的方法与我迥然不同，而且自恨现象的根本性质也完全不同。

有许多同样严格地遵循着弗洛伊德思考路线的分析家，也都基于我所认为正确的理由而反对“死欲”⁽⁷⁾。然而，如果舍弃自毁的“本能性质”，则凭弗氏的理论体系是很难完全解释自毁现象的。我怀疑弗洛伊德是不是因为觉得其他关于这方面的解释不够完全，才提出这种自毁本能的说法。

在有关超我的需求及禁忌与我所提过的“应该的暴行”之间，存有另一明显的相似性。但当我们详究它们的意义时，我们就会找出二者间的相异处。首先，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代表良心与道德上的正常现象，如果它特别残酷或过于具有虐待性，则其为神经官能症的现象。就我而言，不管是哪一种类或到了何种程度，只要是具有同样特性的应该或禁忌，全都属于神经官能症的力量——虚伪的道德与良心。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超我一部分是伊底帕斯症结的衍生物，一部分则是本能力量（欲力）的衍生物（具破坏性与虐待性）。而我的看法则是：内在的指使是个人潜意识里，欲修正自己、改变现状（成为神圣、完美者）驱动力的表现。在这些差异所引起的许多涵义中，我只提其中一种。将“应该”与禁忌视为特殊自负的自然结果，能使本人确切地了解，为何同一事物在某种人格构造中剧烈地被需求，但在另一种性格中却被禁止。这种可能性亦可更正确地应用于个人对于超我的需求——或内在的指使——所具有的各种不同态度，这些态度在弗氏的文献中也提到过：姑息、服从、贿赂、反叛的态度。这些态度被归纳为一切神经官能症所具有的（如亚历山大就如此认为），或只是与某种相关的形态，如忧郁或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有关。另一方面，就我有关神经官能症的理论体系而言，我认为他们的特质是严密地由整个特别的性格构造所决定。以上所提的这些差异使得有关这方面的治疗目标产生了差异，弗洛伊德的目的只在于减低超我的严重性，而我所持之目标却在于让病人能完全摒弃内在的指使，而依据他的真实愿望与信仰，找出他自己的生活方向。我所抱的这种目标，在弗洛伊德的见解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总之，我们可以说，就两种不同的门径中，我们会观察到某些个别的现象，而以相同的方法加以描述。然而有关这些现象的生灭变化与意义的解释却迥然相异。倘若我们搁下个别的现象，而详究这些现象相互关系间的全貌（诚加本书所述），则我们会了解：若要加以相互比较，实际上是不可能之事。

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追求无限的完美及权力”与“自恨”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即知此二者为不可分离。我想“魔鬼的协定”这一故事正是个最好的说明，其涵义与此十分相像。有某人正遭受到精神或心灵之苦⁽⁸⁾；下面这些对他形成了诱惑——以邪恶的某些象征为例：魔鬼、男巫、巫婆，亚当与夏娃故事中的蛇，巴尔扎克《魔皮》一书中的古董商，奥斯卡·王尔德《多利安·格雷之像》中戏谑的外交家亨利·渥敦等。在协定中，不仅包含了消除痛苦之条例，而且还注明欲给予无限的权力。同时就像“基督的感召”这个故事一样，个人如能抵住这种诱惑，确实是伟大的。但最后必须付出代价，（形式不一）亦即丧失了灵魂（譬如，亚当与夏娃之失去情感的纯真）而屈；服于魔力之下；撒旦对耶稣说：“只要你下跪而礼赞我，我必给你一切”。然而，该偿付的代价可能就（像《魔皮》一书中）是今生的精神折磨或来日的地狱之苦：在魔鬼与丹厄尔·韦伯斯特中，我们已知晓被魔鬼所摄收的枯萎灵魂的美丽且可理解的象征。

同样的主题（虽具不同之象征但其意义的解析却相同）在民俗、神学与神话中已反复出现过，而不管善恶的基本二元论如何地被改变，亦都如此，也就是说，它自古以来早已存在于一般人的意识中，同时，时间也使精神医学得以认识其心理学上的知识。的确，非常显著地，与本书所描述的神经官能症过程相一致：蒙受精神痛苦的人擅取无限的权力，但同时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遂在自恨中遭受万般的地狱之苦。

由这些冗长的问题比喻而回顾弗洛伊德的说法，我们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并未曾发觉它的存在，而且我们能更明确地了解为何他无法发觉它，因为他并不了解“荣誉之追求”，是我所描述过的多种密切相关的驱动力之综合物，以致他无法了解它的威力。虽然他相当清楚地了解自毁的痛苦下场；但他却将之误认为是“自主驱动力”的一种表现。

就另一观点来看，本书所述神经官能症的过程纯属“自我”的问题；这种过程在于为求理想化的自我而舍弃真我，在于不顾我们的天赋潜能而企图实现这种假我；它是两种“自我”间的一种交战过程；它也是我们唯一所能用以缓和这种交战的最好方法，而且，也是一种凭借生活或治疗所引发的建设力，以寻回真我的过程。就此意义而言，“自我”的问题对弗洛伊德而言无意义。在他对“自我”的观念中里，他描述了一位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我”，这位患者脱离了他自己的自发力，远离了可靠的愿望，缺乏主见且无法为自己的意见负责，只知道自己并未与周遭发生过剧烈的冲突（现实的考验）。如果这种“神经官能症的自我”被误认为是正常的活力的自我，那齐克果与威廉·詹姆斯所发觉的真我的整个复杂的问题，也就不至于产生了。

最后，我们可就道德或精神的价值观来观察这个过程，它具有人类真正悲剧的一切元素。虽然人类很可能变得具有破坏力，但人类历史却显示出：人类在不断刻苦奋斗，以求更了解自己以及周遭的世人；人类在不断挣扎进取，以深入更深奥的宗教体验，发展出更伟大的精神力量与道德情操，而企求在各方面都有更卓越的成就，且谋求更完善的生活之道。于是人类始终穷毕生之力于这些奋斗上。凭着他的智慧与想象力，而能预想前所未有的事物，他超越了现实，也超越了自己的能力。虽然他具有缺陷，但能力的限制并非是强固而久远的。他常奔波以追逐内在或外在所希望之物，这种状况本身并不带悲剧色彩，而内在的心灵过程——与正常的奋斗相比，此为神经官能症的奋斗——才真正具有悲剧性。处于内在痛苦压力下的人，却外求“极致”与“无限”，虽然人力或许是无可限量的，然此二者却非其能力所能及。于是在这种生活历程中，他毁坏了自我，且将实现自我的驱动力转变为实现“理想化的形象”，因而糟蹋了自己所确实拥有的潜能。

弗洛伊德对“人性”的看法是悲观的，因为这一前提，促使他对人性的见解充满了悲观的色彩。就他的见解而言，不管人类如何地改变自己，都注定要不满于现状的，如果他没破坏自己以及教化，则必无法超乎原始的本能驱动力，而满足地生活着，不管是独处或与众相处，他都无法快乐地生活：他只是时或折磨自己，时或使别人蒙受痛苦，如此交替地生活着。弗洛伊德深信这种看法，因此他不苟同任何快速的解决方法。事实上，他的思想架构也绝逃不了以上这两种交替的灾祸。充其量，他最多只能将这些原欲力做较妥当的疏导-自驾驭或予以“提升”。

虽然弗洛伊德是个悲观者，但他并未发觉神经官能症中有关人性的悲剧。要知道，一个人除非曾经经历过建设性及创造性的奋斗，而且这些奋斗会被障碍力或破毁力所破损，否则必无法发觉到有关精力方面的悲惨浪费。弗洛伊德不只对于人类的建设力了解不清，而且还否定其真实性质，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里，只有破坏力与原欲力，以及他们的衍生物、结合物。他认为创造力与爱情只是“原欲力”（本能的驱动力）被提升（升华）了的形式吧。以最通俗的话说，我们所认为那些为实现自我的正常奋斗，对弗洛伊德而言，只是（而且只能是）自恋欲的一种表现而已。

史怀哲曾利用“乐观”与“悲观”分别代表“肯定宇宙与人生”及否定宇宙与人生。就此深奥的意义而言，弗洛伊德的哲理是属于悲观的哲理，而我们的哲理（包括对神经官能症中的悲剧元素之全盘了解）则为乐观的哲理。

【注释】

(1)如弗洛姆、阿多拉夫·梅尔、詹姆斯、苏利文等这些学者都是。

(2)哈勒得最先认出了心理性疾病的要求在神经官能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人们因为内心的恐惧与无助而发展出潜意识的“要求”，这些要求又可大大地转变而促成普遍的“禁忌”。请参考哈勒得著作。

(3)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其见解与“要求”较为相近者，只有一处——病后的“附带收获”，但这根本就是个最含糊的观念。

(4)参考卡伦·荷妮所著《精神分析新法》一书的第十章文化与心理性疾病。

(5)摘自卡伦·荷妮所著《精神分析新法》一书的第二章“弗洛伊德思想的总前提”。

(6)摘自Otto Fenichel所著《心理性疾病的精神分析理论》。

(7)这里仅提一位学者Otto Fenichel的著作《心理性疾病的精神分析理论》。

(8)有时这种痛苦会以“外在的不幸”为象征，就像史莶芬·芬生·贝内在《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一书中的描述一样。有时它却以圣经故事中“基督的感召”所描述的那种诱惑力而表现出来。有时其表现看似毫无痛苦，但却像日耳曼故事中的浮士德为苛求“魔力韵荣誉”面涅受影响（后来他将灵魂授予魔鬼以换取权利和知识）。总之，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唯有精神遭受障碍或困扰的人，才会具有这种“渴求”的心理。如在安徒生的童话《白雪公主》中，恶魔便是先恶意地摔破一面镜子，然后借着碎片而毒害人心。

HOLYBIRD　心理译著

责任编辑：杨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