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介绍了一个关于关系的八维度的研究，这是本书的核心。接下来详细讨论关系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与社会学中是如何被对待的。书中提出了“渴往的男人（女人）”模型，与弗洛伊德的“内疚的人”模型形成对比。作者在随后章节中逐一介绍每一个维度，每一章都整合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与理论，包括这一维度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在本书结尾，作者探索了男女在建立关系途径方面的差异，并用关于爱的整合性章节来结束全书。

1.非常重视人际之间相互的联系与共生共存

2.对女性的心理世界进行了非常细腻的探索、研究和分析。

书中所有的案例都来自实际生活——作者及其学生对67个经历不同、生活各异的人进行了现场访谈。一些受访者在深度访谈中倾诉出很多他们自己从未对他人讲述或难以对他人讲述的往事与情感，但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很自然地都对作者“坦白”了。

在本书中，朱瑟林&#8226;乔塞尔森博士不仅就如何改善婚姻关系或其他浪漫依恋给出了有益的建议，还提出了一个在情感上对与他人建立紧密联系非常重要的八维度关系模型：

抱持

依恋

激情体验

坦诚相见的确认

理想化与认同

共同性与共鸣

嵌入

照料

作者简介

朱瑟琳&#8226;乔塞尔森（RuthellenJosselson）著名心理学大师欧文&#8226;亚隆的得意门生，执业心理治疗师，密歇根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哈佛教育研究生院访问学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富布莱特法案基金心理学教授。她的其他著作还有：《发现她自己：女性认同发展之路》（1987），她还发表了很多关于青少年、女性和叙事的文章

媒体推荐

这是近年来人际关系领域最出棒的著作之一。见解深刻，表述清晰，文字优美。

——欧文&#8226;雅龙，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名誉退休教授

本书见解深刻且富有洞察力，对专业心理治疗师和那些寻求对人性有更好理解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很重要的书。

——《出版者周刊》

本书文笔自然流畅，作者将女性特有的细腻，、心理学的敏锐，、对人生的洞察以及哲学的高屋建瓴融在一起，却毫无堆砌造作之感，可读性很强。

——丛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授

希望所有愿意探索人际关系奥秘的人都能看看这本书，不要浅尝辄止。我希望你们能做好思想准备，因为这不是一个你可以当观众、可以随时退席的领域；你也是人际中的演员，当你站在这个人生大舞台上，也许你不再能分清哪是真，哪是幻，书中的她或他，或许就是生活中的你。

——樊富珉，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译者序

终于翻译完了，长吁一口，一狠心关上电脑，闭上眼睛，一幕幕情境便浮上脑海。

自从欧文&#8226;雅龙的著作进入中国后，国内“龙粉”日益增多，很多人都渴望着有朝一日能亲眼看到他老人家，在北京友谊医院柏晓利医生的努力下，雅龙先生终于通过视频和我们这些“龙粉”们见面了。好东西没有人会嫌多，而是越多越好，于是人们又想能否请雅龙先生到中国来给我们做培训？可是这个要求近乎百分之一百地无法实现，因为雅龙先生年事已高，不能长途奔波来大洋彼岸的中国了。但是，他推荐了他很欣赏的女弟子：朱瑟琳女士，希望她能代他前来和中国朋友交流。

作为译者，我们有幸先看到了这本书。

真是先睹为快，手难释卷。从一开始，我们便迷上了这本书，不只因为我们对精神分析和客体关系理论感兴趣，而本书的理论基础恰好正是新精神分析和客体关系理论，而且因为作者的叙述清晰而生动，理论与案例相结合，通过案例将深奥的理论解释得非常清楚，一个个具体的、活灵活现的人物以编年史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不由得让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浮想联翩，遥想当年……原本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但是看了此书，顿然发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的是给我们这些译者在醍醐灌顶，指明前世今生。

作者主要解释了关系的八个维度：抱持、依恋、激情体验、坦诚相见的确认、理想化与认同、共同性与共鸣、嵌入和照料。每一部分都有案例相对应，将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形成关系的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读完本书，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以及他人在关系中的表现，从而更好地经营我们的关系。在翻译的时候，既感到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生动的叙事能力及精湛的语言驾驭能力，也感到了我们学养与笔力的欠缺，深感遗憾，生怕我们的笔端不能传作者之情意给读者。我们经常会为了一个词的理解、一句话的含义而探讨乃至争论。尽管任务艰巨，但是我们深深感谢作者和放手让我们翻译的出版社，因为这是给予我们一次非常好的专业学习机会和加深我们同行间彼此了解的机会。起码，我们遵循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对事不对人，也时时注意内容反馈与情感反馈的澄清。事后回想，感觉真的很棒！

我们受益匪浅，但是岂敢怀璧独享？我们更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中国学者与临床实践者获益。我们学习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人，更多听到的是咨访关系，但本书作者向我们说明，要理解个体生命中的所有关系，咨访或治疗关系并不是充分的指导；相反，会妨碍关系理论的发展，“因为治疗关系不可避免地是非相互的，非对等的。我们更多的是明白个体如何体验这种非对等非相互的关系。”而作者在本书中向我们呈现了人们一生当中在很多维度上是如何与他人产生联系并建立关系的。

想一想，人生在世，谁能终生离群索居，自成一类？作为芸芸众生，我们总在“人际”中生活，烦恼痛苦也皆由“人际”而生，因为人的本质属性正是其社会性。正如作者所言：“人们之所以有症状或困难，是因为他们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方式发生了扭曲偏离。”而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幸福愉悦的根源也在于“人际”之中。读罢此书，将会使你明白痛苦烦恼的根源所在，也会帮你发掘到快乐的慧根，对于人可以如何经营自己的关系有很大启示意义和指导作用。

本书不仅对学习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人士有帮助，对为人父母者也有启示，对初入爱河之人有指导，对于身处某种人际困境或者人际陷阱的人也大有裨益。总而言之，本书对所有处于“关系”之中的人都会有帮助。

另外，我们中国人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人生后来的景象皆源于生命最初阶段的蓝图。本书浓墨重彩地向我们展示了人生早期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建立与长大成人后状态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对于我们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功效，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体谅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

本书的通篇写作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叙事与现象学功底的。本书引领我们更多地去关注存在本身，存在本身即是意义，而意义因存在的情境而变化。当我们蓦然回首，不要傲气冲天，不要黯然无言，生命中的每时每刻对我们都有意义，而且是无法替代的、贯穿一生的意义，只是有多少还和现在的我们如影随形，有多少已经消散在人生的风雨中，有多少驻足在我们曾经的人生道路上，那只有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内心知道了。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必试图如作者所言，去“disown”它们。

一句话，我们近半年来没日没夜的辛苦，没有白费，只要我们的翻译工作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的启示与收获，就心满意足了。

人与人之间，你和我之间，距离是永恒的，依恋是永存的，我们因为某种共同性而永远追求着理想化的境界，也可能以至于如庄生梦蝶，他人与我们，世界与我们，都深深地彼此嵌入了，难分彼此。

最后，衷心感谢清华大学樊富珉教授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丛中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本书写序；感谢丛中教授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们的悉心指点；感谢心理素质教育中心的同事田宝伟、牛勇、张驰、吴磊在翻译期间为我们分担了部分工作任务，减轻了我们的时间压力也保证了我们的精力；也感谢李军素、张梅燕、朱宁三位女士对初译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张小平、张致宁先生对自己宝贵时间的让渡。

所有翻译不当之处，皆由我们二人承担，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希望这种幸运降临我们头上。敬请指教！

鲁小华孙大强

于北京交通大学

2008年9月26日

前言(1)

在我们高度强调个人主义精神的时代，人们变得羞于需要他人。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核心的治疗信息已经变成了独行其事、关注自我。心理学理解自我胜似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患者们经常会问我：“可是，我能对丈夫有何期待呢？对朋友又能有何期待呢？是不是我变得太贪得无厌、期待太多？我所需要的是否是其他人也都需要的呢？或者，我的失望就是‘生活本貌’，我只能接受它？”作为治疗师，我们已经学会对这些问题闪烁其词。我们不回答，因为我们不知道答案。如果我们确实回答了，我们的回答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而不是出于可能给我们以指导的任何科学。但是，作为关系方面的理论学家和专家，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

然而，越来越多前来求助的患者不是因症状而来，而是因“生之痛苦”而来（Yalom，1989）；而且这种痛苦很多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对与他人的联系的失望上。当我们拥有一个关于我们内心生活的可行的理论时，则仅仅通过使用心理病理学语言就可以描述人们之间的关系。需要他人的支持被定义为“依赖性”；为他人的幸福忧心忡忡被视为“共同依赖”的征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现在可以轻松地谈论性，我们也能直截了当地谈及金钱。但是我们却羞于张口谈及爱。

我们如何思考爱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同一性和我们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探询具有重要地位。然而，每个人（以及每种文化）对于爱的思考是千差万别的，对于爱这种现象思考的重点也千人千面。因此，即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羞涩去谈论爱，我们也将发现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不同的。当我们竭力弄清楚这些差异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穷于表达这些意义。在我们急于去理解这些症候的构成时，我们在对那些给予生命意义和活力的事物加以概括化的方面就没有投入充分的注意。表达成人关系的言语在哪儿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是如何需要他人的呢？

本书试图开发一种反映人们彼此相互联系的具有一致性的模式，我描述了人们实际上是如何去做的、他们在关系中是如何感受的以及他们在关系中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如何发展的。

在与很多人谈论在他们生命里程中的关系时，我发现人们与他人联系的方式具有令人惊讶的多样性，一些人会看重特定种类的关系，而另一些人则更看重不同的关系体验。我的使命是勾勒出一幅关于人际之间联系方式的探索性的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够更方便地思考这些关系并更好地去理解我们与他人相互之间的需要。

工作的来龙去脉

在研究女性的同一性过程中，我越发为关系在人类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所触动，同时我也发现要使这种摆在我面前的关系现象变得有意义，我所能借用的理论工具是少之又少。于是，我开始阅读我们伟大的思想家在关系方面的论述，同时对一些人进行访谈，谈论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关系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情。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试图整合现象和理论，用现象说明理论，用理论解释现象。如果高度、宽度和深度是事物的三个维度，那么当关系从内部呈现出来，它的维度是什么呢？在我们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是如何与他人相处的呢？

我所凭借的理论主要来源于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方法，也包括发展心理学家的一些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作者的工作，这些作者的工作能够推动我的模型的发展。由于空间的限制，我的关系模型与社会心理学文献中关于人际吸引和家庭治疗文献之间可能的交叉问题留待他人来思考。在这里我没有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

就这一方案的现象学方面来说，我使用了深度访谈法来帮助我更清晰地思考“存活体验”。我的方法并不是正规的研究方法，而更像是一种试图能够更好地倾听人们描述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受的方法。在就人际关系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所做的第一步是让访谈者画“关系空间”图，在图上圈出在他们的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人。开始的时候，我询问他们在5岁的时候，他们的关系空间看起来应该是怎样的，然后以5年为一间隔递增直到现在的年龄。这些图画构成了深度访谈的基础，这种深度访谈是关于每个图表中的每个人对被访谈人曾经的重要性。什么是关系氛围？什么是重要时刻？随着被访谈人的年岁增长，每个人的重要性是如何变化的？（有关这些访谈的更详细信息或关系空间图的具体形状，请参阅本书后面的附录A。）

前言(2)

大多数访谈持续3～5个小时。访谈本身也是在关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我的目的是将自己作为一个不带偏见，并（对被访谈者）感兴趣的第三方提供给被访谈者。因为这些人是被访者而不是病人，因此我可以更为自由地进行多焦点地倾听。我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倾听，而是一个学生，我的目的是了解人们如何使他人变成对自己来讲很重要的人。

很多人发现这种访谈经历很有趣、很有价值，甚至很感人。很多人在访谈过程中哭出来—被感激之情或回忆起来的爱所深深触动而哭，因为丧失或失望的尚未愈合的伤口而哭。同样，在访谈结束时，我感到我与被访谈者之间非常亲近，但同时也感到有些失落和失控。很多受访者在访谈之后与我至少有一次联系—通常是告诉我访谈经历对他们是多么有意义，也可能是想知道这次访谈是否对我也有意义。

我访谈了那些我认为可能会让我有所受益的人，但是我没有试图正式地将我们的样本分层或组合。我访谈了55个人，我的学生还对另外12人进行了访谈。受访者的年龄从11岁到93岁不等，在种族和文化背景上有很大差异。大多数受访者的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需要特别指出，我发现这些人的联系面最广，并且在变异性方面可以提供给我最多的信息。）我尽量找到非常善于表达的人作为访谈对象，这是因为谈论“关系是怎样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希望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感受转化成语言的可能性提至最大。

出于保密性的考虑，我拼凑和虚构了一些故事，但是所有的病史在情感层面都是真实的（虽然在事实层面上不是真实的）。

内容概要

在本书的第1章，我将介绍一个关于关系的八维度的研究，这是本书的核心。在第2章，我将详细讨论关系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与社会学中是如何被对待的，同时我批判了自我在心理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章提出“渴望的男男女女”（Yearning(Wo)Man）模型，与弗洛伊德的“罪恶之人”（GuiltyMan）模型形成对比，该模型成为一种基于对关系核心地位的理解而建立起来的发展理论的原型。通过这种方法建构了我的关系模型后，我在随后的章节中逐一介绍每一个维度。每一章都整合了一些关系的研究与理论，包括这一维度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在本书末尾，我探索了男女在建立关系途径方面的差异，我用关于爱情的整合性章节来作为全书的结束。

对于每一个维度，我都会呈现一个个体的详细的关系传记，而这个人的生活聚焦在人际交换模式上。我决定在每章呈现一个“完整的生活”，换言之，就是呈现一个人的完整故事，从而展示关系的模式，丰富多彩的画面对于理解一个人的发展历程是很重要的。

我尽量避免“病理化”他人，我的评论方式也尽量避免使得他们的需要被推断出是神经症性的需要。记住：我们拥有一种发展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所有对于他人的需要（除了性欲的满足）都可能被视为神经症性需要，甚至是更糟糕的需要。我尽我所能地避免使用“依赖”这个词，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被这样告知的：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当人们接受治疗时，我会研究相应的影响过程及影响结果。当我需要他们描述要点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个人的临床经验随手画出一些小插图来。当我发现无论是被访者还是我的病人都没有可讲述的例子时，我会转向文学作品，实在没办法后我会转向我自己的经历。我的方法是假设人们彼此相互需要是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它表达出来。

读者

本书是为那些愿意更好地理解人类关系的产生和体验的人而写的，即为那些学习心理学、社会学、咨询和人际沟通的学生而写。这本书也是为那些从事心理治疗、社会工作、咨询的实践者以及那些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如此类事件的发展心理学家而写。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带着一种期望，希望读者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与关系的抗争以及源于关系的满足。我希望这一图式对研究和治疗都有所帮助。我认为，治疗情景在开始和过程中，本质上都是有关系的。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指导我们倾听和思考我们的病人及访谈者与我们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

总之，本书的读者是所有对人际需要感兴趣的人。我们必须能够既不夸张也不贬低地谈论这些话题，并且谈论时不会变得伤感或尴尬。我认为真正的人类心理学学习必须从此开始。

致谢

本书是很多人进行思考的媒介，也是我与他们关系的产物。有很多人通过口头或书面交流的方式和我分享他们的人际关系心得。对这些人，我必须感谢他们在知识上对我的帮助。在这本书中，我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学家的工作成果，同时也借鉴了哈里&#8226;斯坦科&#8226;沙利文和艾瑞克&#8226;埃里克森的理论。我尤其要感谢的是约瑟芬&#8226;克莱茵，我从没见过她，但她撰写的书籍给了我做这件事所需要的灵感。在一次报告会中，DavidScharff区分了婴儿的“被抱持”和“坦诚相见”（eye-to-eye）的体验，这让我明白，这些关系的区分正是我们的理论所需要的。

在密歇根大学召开的第50届临床心理学大会上，我第一次报告了这些观点。我非常感谢提供给我这次讲话机会的同事们，同时也感谢那些热烈回应我的人，他们的回应激励我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在此特别感谢富布莱特委员会给我的支持。我尤其要感谢AmiaLieblich，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她是我的伙伴和同事，她常常不辞劳苦阅读我新写的书稿，并提出中肯的建议。

还有很多人通过倾听我的叙述，和我分享他们的观点，鼓励我，或对原稿的不同草案提出批评意见。在这里，我要感谢GraciaAlkema，OriliBach，LeslieBrown，EileenHigham，JamesMarcia，OfraMayseless，BeverlyPalmer，DianePomerantz，PamelaSheff，HadasWiseman和IrvinYalom。我尤其要感谢JudyArmstrong和HanochFlum，他们非常周到、可靠地做了所有上述工作。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AprilSewell和CindySpence以及我以前的学生和同事SharonWeiss，感谢他们承担了部分的访谈工作并对一些材料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所有那些我叫不上名字但在关系访谈中和我分享他们生活经历的人。他们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并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本书中。

朱瑟琳&#8226;乔塞尔森（RuthellenJosselson）

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1992年1月

推荐序(1)

男女有别，自古有之；人性各异，亘古长存。在由鲁小华、孙大强两位年轻心理学者所翻译的朱瑟琳&#8226;乔塞尔森的《我和你：人际关系的解析》一书中，深入浅出、体用兼备地探讨了人际关系这一常谈常新的话题。

作者在其深厚的文本叙事和现象学基础上，采用深度访谈和绘制人际关系空间图的方法，试图探索、命名和描述人类联系的基本维度。她提出了一个在情感上对于他人建立紧密联系非常重要的由八个维度构成的关系模型：抱持、依恋、激情体验、坦诚相见的确认、理想化与认同、共同性与共鸣、嵌入、照料。由于本书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书中所述及的这些关系维度几乎已经是我们生活中，或者至少在我们专业领域中公认的、不言自明的核心要素，但是也正因如此，才更凸显出这些维度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本书的一大特点在于对人际之间相互的联系与共生共存的强调。正如作者开篇所言：“在我们高度强调个人主义精神的时代，人们变得羞于需要他人。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核心的治疗信息已经变成了独行其是，关注自我。心理学理解自我胜似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多数西方传统文化都是相当奉行个人主义的。这种个人主义文化传统颠覆了神权及政教合一对人性思想的禁锢，极大解放了人的内在创造力，迅猛推动社会发展前进；但是另一方面，极端的个人主义使得我们远离了人的本质，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远离他人实际上是在使我们“去人性化”。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需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不是野兽就是上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惨绝人寰使得我们痛定思痛，重新审视人性。我们发现“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总而言之，人类曾经的光辉与磨难使得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人，正如汉字中的结构，是需要另一个人的支撑。因此，人际关系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驶入21世纪，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在朝后现代语境转型，一切都在被重新解构和结构，传统的饮食男女也不例外。从前，我们可能会片面认为，依恋他人是一种丧失尊严和独立的表现，我们可能会认为激情只是男人的特权，我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坦诚相见地去确认他人，我们可能把理想化的事物或人当成现实的可能性来加以认同，结果陷入迷失自我的暗沼，我们可能误以为只有女人才会寻求他人的回应与共鸣，大丈夫应独断其是，我们有可能自以为在做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我们已经深深嵌入一个大背景之中，“身在此山中”却不自知，我们人类也都具有照料他人的天性却羞于承认这一点。而这些正是本书作者所关注的问题。通过作者的一一点拨，会有一种光风霁月、拨云见日的感觉。作者清晰的思路、深刻的领悟、精准的概念、贴切的叙事、翔实的案例、丰富的语言，使得我们深深沉浸在人际关系的奥妙之中。在通读译稿的时候，就有了和案主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也许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共同性”吧！为什么有这种共同性？因为我，还有我们，都是深深“嵌入”在这个充满人性的世界之中。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专注于女性。作者用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结合坚实的临床经验、研究背景，带领我们畅游于女性心理的世界。没有任何人会否认男女之间的差异。男女两性尽管同样具备大体相似的躯体，但是内心世界却相差悬殊。正如作者所言，男性要通过“doing”来证实自身，而女性只要“being”即可不证自明。长期以来，女性是作为社会的附属性别而存在。但是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各种女性的心理及其对女性自身乃至人类的重要性的描写。从初尝激情的少女到渴望认同的成年女性，从“足够好”的母亲到在缤纷大千世界中确认自我的职场白领，从爱的朦胧到爱的渴望、爱的缱绻、爱的失落，书中的女性，一如女人的衣服，众彩纷呈且各具特色，都让我们这个男性气息颇重的世界为之慨叹、为之讶异、为之喝彩、为之感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了男性在关系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从本书中可以隐约感受到作者对人类最美好的事物—人际关系的关注与身在其中的享受。在人际关系方面，充满了玄妙与不确定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正是人际关系的这种朦胧，使得它成为人类永恒的话题，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这一话题从未中断，也永无休止。希望所有愿意探索人际奥秘的人都能看看这本书，不要浅尝辄止。我希望你们能做好思想准备，因为这不是一个你可以当观众、可以随时退席的领域；你也是人际中的演员，当你站在这个人生大舞台上，也许你不再能分清哪是真，哪是幻，书中的她或他，或许就是别处的你。

我非常高兴将本书推荐给所有读者，让我们一起探索人际的奥秘，努力构筑和谐的关系，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樊富珉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8年9月27日

推荐序(2)

现有幸为乔塞尔森所著，鲁小华、孙大强两位年轻心理学者所译《我与你：人际关系的解析》一书作序，殷切希望此书能为国内精神分析与客体关系学界和大众再添薪火。

莎翁云：人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人的高贵，人的卓而不群，并非仅仅因为人类具有复杂的思维，更因为人类具有崇高的情感。无论亲情、友情、爱情，抑或是国仇家恨，事事总关情。而感情是需要有投注对象的，这便形成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本书作者乔塞尔森女士师从著名团体心理咨询大师欧文&#8226;雅龙，而雅龙又曾师从后精神分析代表人物沙利文。沙利文认为，人类的精神疾患皆源于人际关系的不良运作。

本书正是引领我们探索人际关系的奥秘及其病理机制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视人际关系、人情、面子、礼数的国家。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真正影响、塑造乃至决定我们今日人际关系面貌的因素，是屈指可数的。乔塞尔森女士以其深厚的现象学与叙事功底，为我们深刻剖析了人际关系的最细致入微之处，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寻根溯源，让我们领略到最早期的客体关系是如何伴随我们长大成人的。我们一生要经历在数量上甚至可以说没有上限的客体，在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通过人际互动，个体不断地把他人内化在自己心中，成为自我心理构建的原材料，成为自我心理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借助人际关系，每个人又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稳定而独立的自我。每一个客体都会或强或弱地在我们的成长面貌中投下他们的影子—可能是柳暗花明的影子，也可能是阴云密布的影子。我们可能穿透这些重重叠叠的影子看到了我们的羽复之路，也可能就此迷失。正因如此，人际关系才可堪琢磨，客体关系才让我们爱恨有之。

本书所描述的抱持、依恋、激情体验、坦诚相见的确认、理想化与认同、共同性与共鸣、嵌入、照料等八个维度无一不是源自人生早期的客体关系投射，无一不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浏览本书时，一方面非常佩服作者能够匠心独具，把这八个维度融为一体，编织成我们人生的大网，有人间万象尽在其中之感；另一方面，也更加景仰沙利文、鲍比、费尔贝恩、克莱因、温尼科特、科胡特等这些弗洛伊德身后的超卓之辈，他们或许没有弗洛伊德那样犀利与宽阔的视野，但他们都通过自己在某一个方面的精耕细作为精神分析的百年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的一大特色在于其采用了等距事件取样的案例叙述，由此让我们可以一窥案主人生之概，更为清晰地看到某种因素在人的一生之中的流变与兴衰，有一个完整的呈现，而不至于对某个因素断章取义，妄加评判其是非功过。这对于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心路全貌也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的第二特色在于，作者的行文渗透了其深厚而真挚的对人及人性的关怀与尊重，能够体会到作者是带着专业的严谨态度和真诚的敏锐心灵与受访对象一起走完一段心路历程的。书中多次提到，一些受访者在深度访谈中倾诉出很多他们自己从未对他人讲述或难以对他人讲述的往事与情感，但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很自然地都对作者“坦白”了。抛开学术与专业技术不论，单说这种境界已是令人叹服了。而技术背后，必然是深厚的、无所不在的对人类的体谅与宽容。作者对人性的领悟与洞察，其咨询功底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客体关系理论在国外，从萌芽到发展壮大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而在国内，对客体关系的重视只是最近十年间的事情。目前国内关于客体关系的译作大体上有《现代精神分析圣经—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理论实务与案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第一本较为侧重概念辨析，第二本侧重客体关系理论在咨询实务中的应用，第三本侧重思想发展史，而这本即将出版的译作主要是以个人成长史为脉络和背景，对客体关系中的核心概念予以结构化的呈现，在理论性、实践性与可读性方面都别具价值。

全文文笔自然流畅，作者将女性特有的细腻、心理学的敏锐、对人生的洞察以及哲学的高屋建瓴融在一起，却毫无堆砌造作之感，可读性很强。

总体上，本书是心理学专业学生、咨询师、医师的庋藏之书，也是希望了解自己、了解他人、珍惜生命中的偶然、掌握生命中的必然的人的床头案边之书。

谨以此文献给即将读到本书的人，共勉。

丛中

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2008年10月18日

第1章 对关系的论述(1)

但是宗教仍然需要一种语言。

—塞缪尔&#8226;泰勒&#8226;柯勒律治，席勒所著的《皮柯乐米》的译者

人们在与他人的关系网中创造了自己的生活。生命中个性的投放，相互关系的细微差别使生活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磨损性以及众多的兴趣。生活就像是关系的万花筒一样伸展开来，变化的排列带来变化的片段。

心理学只是在最近才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类关系在微妙性和多样性上的发展历程的。迄今为止，关于发展的心理学理论还全部是围绕着自我的说明上。自尊、自我控制、自我意识和个体成就已经主控了心理学理论。其他人只是作为满足本能需求以及自我成长和分化的需求的“客体”而被发现。关系作为目标，相互联系作为目的—这些在我们的理论中毫无位置。即使在人类生活中的人际间关系的现象终于被承认的地方，它们也只不过作为更为清晰的自我剧本中的背景而起作用罢了。

研究和治疗女性的人（Miller，1976，1984；Gilligan，1982，1990；Josselson，1987）、研究和治疗青少年的人（Grotevant

andCooper，1985；Apter，1990）、对家庭做工作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提倡并开始发展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将人们的互相联系纳入考虑之中，并认可关系是发展的核心结构。汇聚这些声音显示，除非我们把在关系之内，通过关系和为了关系而产生的发展加以系统化，否则我们无法拥有关于人类发展的可行性理论。

关系和语言

那些开始应对这些挑战的作家和理论家由于缺乏描述这些现象的语言而深感苦恼（特别参见：Gilligan，1982；Miller，1976；and

Heilbrun，1988）。当谈到人们如何与他人掺和在一起、我们如何需要他人以及他人也需要我们时，我们就会变得口齿不清。爱或许是在我们的字典中最难定义而且模糊不清的词汇，所有包含的术语，如从属关系、宗教团体和亲密性都只是部分地进行了解释。关系的本性依然被掩盖着，因为我们用来描述人们与他人产生联系的方式的词汇和一致认同的概念少之又少。语言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观点（Palmer，1969）。由于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表达能力很有限，结果我们最终产生了人类交流的文化神话，过于强调容易被描述的个性现象，而忽略或歪曲了人际间的纽带。当我们想要认识他人的时候，我们会更习惯询问他们在做什么，而不是询问他们是如何爱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能知道他们与他人在一起是怎样的，他们想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会更好地理解他们。

关系本身已经不再是新奇的词语，由于被赋予如此多的意义，以至于不再拥有隐含的意思。例如，伊芙与她的母亲、丈夫、女儿、朋友和汽车修理工都有一种“关系”，并且每种关系都有自己的特殊形式。但是，如果有人要问她的“关系”如何，她将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问题理解成是指向异性配偶关系的问题，并且是在询问此关系中相对“好”

的方面。这种非常普通的词语被惯常使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假设。丝毫未修改，关系这个词语就意味着实际或潜在的性伙伴；关系将在好或坏的连续谱上表现其特色；关系是要“被拥有的”而不是在一系列的意图、行动和人们之间的回应中产生的。在对伊芙进行这种假设性的访谈中，使用这些文化假设作为起点，我们可能会听到她感觉她“拥有一份好关系”。但这只是她与他人关系的丰富性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

自我和他人

这些征兆从很多方面都彼此呼应：关系对于身体健康、长寿、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以及对自我的成长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此多的道路都将我们引向同一个方向，这在我们的科学中还是极为少见的。

心理动力学理论开始于个人主义的一端。弗洛伊德遗留的遗产是对于精神内在冲突的关注，焦点在于个体内部：他人只是作为驱力表达的对象才有影响。在这个模型中，人类生活的剧本产生于冲动、现实和道德之间的对应物中。当我们需要他人时，我们会呼唤他们。但我们有关他们的幻想和我们在产生他们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角色才是精神分析师感兴趣的内容。后期与弗洛伊德决裂并且将关系在他们的发展框架中突显出来的作者，如费尔贝恩（Fairbairn）、冈特瑞普（Guntrip）、温尼科特（Winnicott）和沙利文（Sullivan），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他们的知识很少被传授。随着对扩展经典精神分析的单一聚焦状况的需求，对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学家的兴趣得以苏醒。然而，这一工作不是形式支离破碎，就是关系概念本身被歪曲或被重塑以适应分离和个体化的模型。（有关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对关系概念的充分探讨和批判，请参考Mitchell，1988；Klein，1987；Jordan，1986）。

第1章 对关系的论述(2)

虽然客体关系理论学家的工作已经介绍了有关人们彼此之间如何建立联系的研究，并赋予了这些研究合法化的地位，但这些工作大多是围绕婴儿期关系进行研究的。这些理论学家一直在努力地理解早期经验在自我的发展中是如何留下印记的。婴儿期经验虽然是前语言期的，但却是具体而基本的。例如，我们可以很确切、具体地知道，被拥抱或是被抛下的感觉是怎样的、饥饿或吃饱的感觉是怎样的、寒冷或痛苦的感觉是怎样的。生命的这些感觉或知觉是原始、不可逆转、普遍的。

尽管这些早期体验构成了后期发展的基础，但认知的发展很快引入了对这些体验进行解释的可能。当我们逐步开始体验我们自己作为分离的自体且变得能够思考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时候，我们与他人的直接体验就是通过了中介才进行的。知觉变成了领悟；我们的体验是建立在我们从前的体验基础上的，并且是在那些指导我们体验的认知类型范围内的。结果，随着发展的进行，关系性变得更加丰富、广泛，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分化。产生相关的能力是随着时间而出现的，但不能简化成婴儿期根源。对于关系的需要持续发展下去。鲍比（Bowlby，1988）指出，成年人对于他人的需要是退行性依赖需求（regressive

dependencyneeds）的一种迹象，这种观点是一种被当代精神病学所传播的最危险的观点。

我们对人类体验的心理学反思中，最后一个禁忌不是性和金钱，而是爱。我们如何能够在谈论爱的时候，不会感到毫无希望的伤感和混乱呢？我们能否思考爱和关系的维度及发展历程，同时保持我们自身的分析性和心理性而不仅仅是书面的？在我看来，前面的工作是解析关系需求领域，勾画出我们对他人的需求维度，并且搞明白这个过程是如何发展的。在这本书中，发展的基调将会通过关系联系的8个方面展开；先单独论述，然后再把这些维度联合起来考虑。

关系的8个维度和空间的比喻

出生时，我们与母亲连在一起的脐带被剪断，我们就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被扔进了分离状态之中，身体上局限在我们肉体限制的范围之内。如果是女性，在怀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身体的物理空间之内容纳另一个人。但除此之外，我们再无法与另一个人在身体上连接在一起。关系就成了能够克服我们之间距离的唯一方式。

心理上，我们也注定是分离的。没有其他人能曾经像我一样思考或准确感受我的感受。例如，我们甚至不能知道，我看到的并且称之为蓝色的东西，就不是当你说红色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但是，我们都伸出双手试图克服这种分离。我们试图通过语言向他人描述我们的内心体验，或者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生活和需求，或者在身体上尽可能靠近。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之间”有些事情。我们会这样说：“你和他之间有什么事吗？”那么，人际间生活就是一种建立联系的努力，通过建立联系来克服这种心理和身体上的距离。产生联系的不同方式是跨越分离我们的鸿沟的不同方法。“之间”（空间被填补或反弹的方式）成为首要的。

我们穿越阻隔我们的距离来建立联系有很多方式（在生命历程中这些方式会有所变化）以及很多推动我们这样做的动机。关系使他人成为欲望的客体（正如当我们需要他人满足某一特定需求的时候一样），但关系也作为背景因素服务于自体的体验。致力于说明关系性体验的理论学家倾向于着重强调联系的某一个特定方面。例如，温尼科特在抱持方面做了很多解释，约翰&#8226;鲍比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依恋方面。当然，西格蒙德&#8226;弗洛伊德将所有的关系联系看成是性（利比多）驱力的方面。更为晚近一些的作者，如在斯通中心（Stone

center）的简&#8226;贝克&#8226;米勒（JeanBakerMiller）和她的同事都凸显了回应性和共同性的重要性，卡罗尔&#8226;吉利根（CarolGilligan）使我们开始思考关注和联系的两难选择。如同道德思考一样，这对于自我这个身份的组织者来说，是非常基本的。然而，每一位理论学家最终都会得出一个一维的模型。把这些模型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一个多面图形。

心理和生理在比喻中常常被在一起（常常在语言上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深切感受他人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感到“被触动”了。

反过来，我们可能会握着某人的手，感觉与这个人在感情上很近。我们可能会与陌生人做爱，但心理上“毫无触动”；我们也可能通过看他人的眼睛而进行深刻而亲密的接触。

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对生理和心理的使用，在比喻意义上是可以互换的。我们在关系方面的语言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借助比喻来把握不同现象。通过聚焦于维度，我正在转换通常的观点，试图将已经变得模糊和难以渗透的观点清晰化一些。不可避免的是，以前看上去很犀利的一些观点（如生理和心理之间的区分），将会融合成柔和的关注点。

在克服人际空间方面，有8种主要的方式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包括，不管是实际上还是比喻意义上，超越距离的方式，穿越距离到达（或被到达）的方式以及彼此保持接触。在个体发展历史中，当每一维度出现的时候，每一个都是具体而基本的。随着发展的进行，建立联系的每种方式变得更加象征化，物理和空间的特征更弱，但在重要性上丝毫不减弱。关系的每一维度都有它自己的通道，它自身的源头和过程。理解每一维度的独特性使我们可以理解在成人生命中产生关系特征的思想的汇合。

抱持（holeling）是第一个人际间体验，代表安全和一种基本的信任，相信基本的东西将会被提供。在抱持中，我们体验自己被另外一个人所容纳；强有力的臂膀使我们不会摔落。在一生中，在发展更为成熟的习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感到被抱持。但为了成长，我们也持续需要感到被容纳、被限制和搭建根基。

第1章 对关系的论述(3)

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稍后期，婴儿学会了将母亲从周围其他人当中区分出来，并与这个特定的他人建立可能的依恋关系。这种天生的依恋他人的倾向构建了贯穿一生的一些最基本的过程，包括令人痛苦的对丧失的易感性，这是人类核心的一部分。当我们依恋的时候，看上去我们正依恋着某个人，彼此拥抱、彼此靠近。在整个人生中，我们持续建立依恋关系（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而这些通常是我们存在的核心。

从生命的最开始，基本的生物需求就开始寻求满足。在婴儿期，对于吮吸的需求（利比多的最早形式）形成了人际间体验的第三种构型。这里，在激情体验的领域，他人是驱力满足的客体。在生命历程中，这种寻求快乐的导向将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强度来组织体验。通过驱力与他人接触是激情相关的模式：通过性的结合或性的象征性表达来克服分离。接触的幸福感和在无限的喜悦中结合的可能性是超越距离的有力方式。

在坦诚相见（eye-to-eye）的关系中，我们通过眼神接触的交流来克服距离，从对方的眼睛中看到自己，彼此给对方一个位置。在坦诚相见的确认中，我们通过存在于他人之中或为他人而存在来建立联系。一旦我们能够明白他人非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将他人作为一面镜子来了解自己。婴儿在母亲眼中最先看到的景象构成了婴儿自体感的核心。这是一个贯穿一生的过程的开始，此后这个过程将进行得更为精细和复杂。

在这个他人的世界中存在一段时间后，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人比我们自己更高大、更强壮并且更有能力做事情。当我们将他人理想化并认同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试图趋近他们，试图攀爬过分离我们的距离；作为延展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试图到达他们所在的地方。理想化和认同是与强大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并努力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或者去控制他们）。

当个体走过童年期，并且自体逐步成熟并更多地注意到他人的时候，儿童最终发现将自己与他人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并能够体验到友谊，而友谊是共同性的一种形式。在共同性中，我们与一个人并肩站在一起，和谐地移动，产生出作为两人产物的一条纽带，在两人之间的空间中一个自然发生的我们。

当我们与他人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就像智力拼图中的一块板子一样“契合进去”：我们对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感到很舒适。通常是直到青春期的时候，这种希望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愿望才会变得极为重要。但是，年少一些的儿童也重视自己对某一团体而非另一团体的归属感，他们自身与他人的区分同时体验到这种团结性。这种体验是一种属于、归属，是一种与他人嵌入在一起的感觉。

最后，发展中的个体自始至终都在学习照顾他人，提供自体来满足他人的需求，通过照料和关注的行为来搭建彼此之间的桥梁。在照料行为中，我们抱着他人，双臂轻摇（实际上或象征性的），如摇篮一般。

所有这些形式，都是穿越隔离我们的空间距离触及彼此的方式，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任何一种给定的关系可能都包含这些维度中的不止一种，同时或继发性的。空间取向的比喻在超越令人混乱的文字、澄清人们彼此之间是如何导向的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来感到彼此是相互联系的等方面是有用的。

关系的这些维度即使可能互相贯通且相互合并，但它们是同时展开且通常独立运作的。然而，它们并不能简化成另一种。因为人类的生活是由很多片段构成的，一些维度会渐渐变成另一些维度；它们不是独立且独特地存在的（正如它们不应该如此一样）。但每一种维度都有它自身前后一致的核心，它自己基本的现象学；每一种维度都有它自己的比喻和表达形式。通过这些术语进行思考，使得我们超越了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所有人类的联系都是来源于被我们比喻为“好的喂养”的体验。

第1章 对关系的论述(4)

爱是如何表达的以及对谁表达，这些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人类在建立联系方面确实有一些基本的倾向，其表达方式是一致的。社会风俗和传统调节着人们的礼节和形式，人们通过这些形式被抱持或被识别或被完美化，但是这8个维度的过程仍是可以识别的。

毫无疑问，还有其他方式来描述多维度关系空间；甚至可能有不止8种维度。这里选出来的维度是从理论家已经聚焦关注的形式中挑出来的，彼此之间形成环状，这样相关的呈现就是一个多侧面的过程。

前4个维度是主要的：抱持、依恋、激情体验和坦诚相见的确认。它们或者是从生命起始时就已经呈现（被抱持的需求和寻求满足的需求）或在生命起始不久就出现（如依恋和目光反应的意识）。后4个维度需要认知的成熟，到童年晚期才会发展起来。理想化和嵌入要求有自体的概念和体验，同时要有能力思考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自身如何定位。共同性和照料，都与对他人的回应有很大关系，要求走出自我中心而发展进入遍布他人的世界。

然而，当我们着眼于个人体验的现象时，我们发现某一理论家所极为关注的维度可能在某一生命中只不过是很肤浅的而已。虽然每一维度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至少有某种程度的展示，但人们常常顺着特定的关系通路来发展，为了取悦他人而凸显一两个关系主题。因此，一些人讲述的生命故事，其特征是需要保持依恋关系并且照顾他人，而另一些人的故事则关注于试图使其他人将自己看成是某种类型的人（或成功之人，或令人愉悦之人，或聪慧之人）。还有一些人则强调他们生命的目标就是成为他们崇拜的那种人；他们终其一生致力于实现完美。与他人建立联系有很多方式：基于阅读和成百个小时的访谈，我选择了解释这8种看上去对我非常显著和有用的维度。

做出要从个体内部考虑与关系有关的维度的这个选择时，我发现我不能同时从外部来看关系。这一传统事件如同攻击性一样有力，大多是能够被观察者看到的，现在越发不能被观察到了。例如，没有人说：“瑞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在他面前有力量且能控制他。”然而，人们倾向于说：“我非常害怕瑞离开我，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使他留在家里。”在访谈中当然也会出现愤怒，但愤怒是对失望或背叛的反应。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的重点在于研究人们对他人的需求和愿望是什么。

当然，人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我依靠的是对关系的解释的现象学部分的回顾。毫无疑问，那些我访谈过的人的记忆使他们的关系比他们在现实中可能有的关系更为稳定（虽然一些人也喜欢谈论戏剧化的关系）。怀旧本身起着一个心理功能：对关系的记忆对自体起着平衡的作用。有时候，需要几年的时间才会对一种关系形成一种观点，我们才能明白对方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面谈的焦点在于几年以来，关系对个体的意义是什么。在理解方面是有余地的，一个既定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

然而，在继续解释这些维度之前，我们必须更为仔细地探索这些关系的模型与心理学理论是如何匹配的。

第2章 渴望的男男女女(1)

只有我看得出这无限的激情，以及充满渴望的有限心灵的痛苦。

—罗伯特&#8226;勃朗宁，《在坎帕格纳的两个人》

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的模型描述了罪恶之人，为了建构一个交际圈，男人（和女人）持续地与冲动进行抗争。在科胡特（Kohut）的悲惨之人的模型中，人们注定永远无法认识到核心自体的野心。当我们聚焦于人类生命和发展中关系的维度的时候，我们创造出了渴望的男（女）人的图像，人们天生就希望与他人建立更多的联系，比可能建立的还要多，充满痛苦地克服无可避免的孤独感。在弗洛伊德的模型中，焦虑引发了对防御的需求。在科胡特的理论中，自恋性的过度兴奋被避开了。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必须置身于意识之外，防止被干扰而陷入混乱。

费尔贝恩的著作中曾提到“由于急迫需求的扰动而在兴奋时遭遇的被拒绝的体验，对儿童来说，是最高层次的创伤情境”（1954，p.115）。对于每个人来说，对紧迫需求的拒绝从来都是创伤性的，当被回绝的危险性很大的时候，人们会竭尽全力避免有这种渴望。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也类似地倾向于避开对关系体验的关注。这些体验使我们过于脆弱。美国文化更喜欢看上去可控制的事件以及通过意愿和努力能够完成的事件。人际间回应过于反复无常，似乎无法被我们的努力所影响。需要他人，似乎是弱者的表现。毕竟，是参孙对达利拉的需求令他付出了丧失神力的代价。

个人主义和关系的平衡

生活中，个人利益和对他人的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古老的话题而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每一个年代，人类都倾向于损失一方的利益来强化另一方。在特定的时代，人们强调责任和义务，社会或道德的期望，把这些作为人类动机的核心。另外，在后弗洛伊德时代，为了自我表达和个体的自由，我们倾向于避开以罪感为主导的生活取向。在这种框架下，与他人的联系变成了一件能够导致自我实现的事情。因此，现代对于无法实现的关系的解决方法就是放弃这种关系，寻找另一种更好的关系。对儿童和对朋友的职责是职业必要性的次级因素。人们常常忽视参与社会和公众事业，而更赞同参与那些能够带来经济回报的行为。在这个年代，即使谈论这些事情而不至于听上去是毫无希望的或带有说教味道，都是困难的。

美国文化中激进的个人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对自我的过高评价，日益使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有所警惕（Lasch，1978；Bellah等人，1985）。现代心理学中提到的自我核心既是这种文化偏见的原因，也是其结果。通过颂扬自我和个人的事业，心理学既吸收了美国的价值观，又鼓励了一种社会哲学的产生，将自我的利益置于最核心的支配地位。结果，当前关于人类发展的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叙述着这样一个故事：人们彼此之间漫无目的地漂浮，追寻着他们自己的“自主”和“独立”。因此，心理学将自恋文化结合进自体的共同的偶像崇拜中，赞扬自强自立、自我表达、自我觉察和自我实现。在赋予这样的敬意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和心理学都否认我们彼此之间本质的依赖。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并且除了将人类彼此的联系作为一种生产力的手段外，对其赋予的价值越来越弱的时候，会面的心理空间（也包括物理空间）就变得日益稀少。现在，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够互相找到，也几乎没有时间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变化迅速的社会里，社区、大家庭、教堂以及邻居都弱化成了人类交换的壁垒。那些留存下来的非常少的关系制度（如婚姻和家庭）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关系需求，但由于过于害羞而无法公开承认，在这种压力下，这些关系制度也开始崩溃。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对婚姻制度的期待过多，以至于婚姻制度超载，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土崩瓦解。家庭日益成为一种困扰的现象，退缩到文化兴趣的边缘。类似地，友谊正在成为人们希望他们有时间为之付出的一种活动。然而，我们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或者是通过他人才能够成长。对关系的贬值是另一种破坏我们的环境的形式：我们轻视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因素。

一直以来，我们的心理治疗师接待了越来越多因为关系导致抑郁而前来接受治疗的人。在个人主义之下，对自体的关注，追求名利的野心以及现代生活的贪婪是对彼此的强烈渴求、对联系的渴求、对回应和温暖且丰富生命的接触的渴求。对易受伤性的抱怨根植于我们希望从他人那里获取重要事物的需要，人们会问我们什么（或者谁）能被改变。其他人会告诉我们他们抵抗这种易受伤性的努力：精神分裂症病人会退缩、自恋的人会自我关注、厌食症患者将对希望能够控制的人的专注力转移到对自身体重的专注上。所有这些都带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努力，希望不那么强烈地需要他人。当他们能够认识到、能够忍受并且疏通他们对他人的需要的时候，所有情况都将得到改善。

第2章 渴望的男男女女(2)

埃塞尔&#8226;皮尔森（EthelPerson，1988）指出，爱的主题在20世纪科学讨论中已经被忽视了。理性的提升和对感受的忽视已经使我们远离了我们自己的体验的真实。“我们无视我们的境遇现状—感受、驱力、梦想和欲望，通过令人痛苦的准确性表达出我们真实存活的深度。并不是我们认为或者想象我们应该存活的地方，也不是社会建议我们存活的地方，而是我们的生命被提供燃料以及我们体验到最深程度的满意的地方，这是我们所忽视的。我们让自己太过经常地过着一种别人咀嚼过的且非常理论化的生活，致力于那些我们并不真正渴望的事物、献身于我们并不真正相信的神灵。”（p.19）在这个理性的世纪，我们或许不应有渴望。

玛莎&#8226;纽斯鲍姆（MarthaNussbaum，1986）在她关于希腊悲剧的哲学专题论文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她指出了有关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二元性：人类既是主宰者，同时也是一种造物。作为造物，我们很容易受到世事的伤害。我们的命运受到人们对待我们的方式的影响。作为心中有爱的人类，我们将自己暴露在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反复无常的特性之下。那么，西方文化更喜欢一个规范的、有人生观的主宰和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对关系的需求使我们很容易被拒绝所伤，暴露我们的需求是令人羞愧的，尤其在一个重视自强自立和独立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暴露的出现会令我们受伤。一种真正的产业已经产生，这种产业试图使人们丢弃这种需求，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真的可以完全依靠自己来做所有的事情。人们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希望找到一个规则可以让自己能够不那么需要他人。这聚焦于自体之上，至少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情感和回应的需求上转移开。然而，我们所读的有关关系（如何引导关系、如何解决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允许关系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多大空间）的大多数书籍和文章满足了我们希望清楚地表达我们内心有关与他人的联系的深层情感的渴望。这些书道出了我们最痛苦的部分。我们在这一方面很脆弱：我们不能控制自己需要的东西。

关系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研究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美国特有的有关自主和联系的极化现象。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人或者是将经历和行动都投入到自我中（正如美国文化所重视的一样）或者是专注于关系中的他人并且被关系中的他人所占用（被认为是无力的、较差形式的努力），但是这种极化现象使得人们对一些重要现象的理解成为不可能。例如，自我中心占主控地位的心理学在搞清女性发展的意义方面已经被证明是相当无效的。

男性的发展强调分离和边界，与男性相比较而言，女性的成长伴随着日益复杂和分化的与他人的交流形式。对女性来说，关系是核心的，女性将她们自己锚定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网中。这些关系存在于不同的水平上，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明显的细微差别以及联系的影子。当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女性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男性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只是更加隐蔽一些，并且不像女性那么专心、那么热衷谈论。

关系和个体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行动只能在一个关系矩阵中产生；自体是通过他人来发现的；发展关系到与他人保持联系并从中分化出来。正如吉利根所说，“只有当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时，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单独的，并且……只有当我们将他人从自我中分化出去，我们才能体验到关系。”（Gilligan，1982，p63）

对女性的研究使我们明白，对人际间关系的重视并不一定非要排除能力和创造力，合作和团体努力能够影响进步，知识是能够被联系起来的、充满热情的，并且是前后相关的，同时又是假说、演绎而且以权威为基础的（Belenky等人，1986）。如果关系并不一定与能力和自主相冲突，我们就不必那么害怕它；因此，作为心理学家，我们更愿意在这方面花费精力，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是即使我们现在更赞成对人际间关系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也缺乏导航工具和路线图。这一人际关系领域，是一个不同种类的处境。它存在于个人主观的和情感的，象征性的，超越知识而无法知晓的领域中。这里的很多真正有关系的事物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继弗洛伊德将人类生活划分成工作和爱之后，很多学者对人类生活的基本的二元性做了很多评论：行为和存在（Erlich

andBlatt，1985；Guntrip，1971）、自我定义和人际间关系（Blatt，1990）、工具性和表达性（Parsons，1964）、执著性和兴奋寻求性（Balint，1959），所有这些都是对人类生活的两轴的不同命名。大卫&#8226;贝肯（DavidBakan，1966）研究了这些相同的二元性，将它们表明为主宰性（包括自我确认、掌握、区分和分离）和交流性（围绕着接触、结合和合作）的极化。

第2章 渴望的男男女女(3)

然而，贝肯没有停留在命名的阶段，而是继续探索这种二元性。他也指出，原因在于人类特性中主宰性一面的本性，通常是强有力地将主宰性一面从交流性方面分离出来。因此，人类发展的这种主宰性观点强调主宰性形式的达致（自我表达、个性和控制），而否认并压制交流面（这一面从本性上来说，是要克服分离，建立联系，与他人在一起，参与他人的事情的努力）。一个用主宰性的语言、从主宰性的观点来阐述的理论强调发展的运动是朝向行动、能力、个性化和对孤独感的舒适感。这样一种态度，从本质来说，是否认交流性的。一个用主宰性的语言写出来的理论不能阐明激情、关心和爱的能力，这是超越时间和次序的一种和他人在一起的状态。那么，是否有可能有一种理论是从交流性的角度来阐述的呢，或者理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主宰性的形式呢？我们能否有这样一种关于发展的理论，更为详细地描述了人们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更为分化的形式，而又不否认朝向自我实现的行动？这样一种理论将会沿着关系中的自体的成长之路来探索，假定个性化是朝向更强烈的拥有和分享，并且将发展看成是朝向更复杂的关系，而不是朝向分离的一种行动。

有关人类的令人惊奇的一些情况是我们能够通过很多复杂和变化的形式而彼此在一起。我们希望不管双方如何，但要互相满足我们的需求，这种努力时强时弱，其起伏变化成为文学作品和戏剧灵感的源泉。宗教和伦理规范承担了教导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在一起的任务。对人类互动的迷恋推动了它自身在分析中的发展，分析人类彼此的互动是以一种闲聊的对话形式展开的。

然而，在发展心理学中，没有地方能够清晰地表现出人类之间这种互换的活泼性。发展心理学家试图将人类的发展看成是从依赖到独立的进程，并试图解释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自体接管了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强的体验。在我们当前的知识背景之下，个体的发展历史被描述成从融合到分离的运动。我们能够较好地描绘出的一幅有关“孤独的自体”（loneself）的隐喻性图片：独行侠（LoneRanger）（美国1965年上映的西部影片。—译者注）形成了自主、自给自足和控制的发展目标。但是，我们该如何描述人们不带任何感情的与他人嵌入在一起的方式呢，并且该如何定义他们的自私呢？毕竟，如果没有唐托的话，独行侠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关系是心理学中的布朗运动，由于它们的非静止状态而难以研究。关系是递归性的：关系中的人们彼此互相修正。我们的理论倾向于认定自体或他人中有一方是静止的。例如，我们直到最近才能从理论上包容这样的事实，“母亲”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换句话说，母亲部分是被孩子的反应所塑造的。例如，温尼科特（Winnicott，965d）挑衅性的指出，并没有婴儿这样的一个事物；只有母亲-儿童构成的单元，并从此开始了他的理论。

成熟关系中的人为了适应他人，会调整自己。因此，关系对于参与者来说是令人满足的或是有意义的这一事实，反映了（双方）互相适应的微妙且复杂的过程。因此，询问关系中的自体（本身）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更正确的是必须询问自体在关系中的情况，同时询问关系的情况，因为它存在于自体内。基于对他人以及他人的需求的理解，人们将他们自身的一些方面带入关系中。类似地，某一特定类型的关系的存在或许会不可磨灭地改变一个人自身的特点。

自体与他人：分离或联系

就像鸡与蛋的难题一样，心理学发展的理论必须从自体或他人、分离或融合来开始讲述它的故事。故事或者是从自体融合并向分离方向成长开始的，或者是从自体作为分离的个体向建立联系的方向成长开始的。故事起点的选择决定了发展性故事展开方式的基调。

故事开始的一种方式是做出相异之物的假定，并想象婴儿是共生物质的一部分，虽然生理上分开了，但心理上仍然融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开始，发展就成了关于分离、关于坚定边界、关于解离、关于学会为自己做事情、关于从与他人的原始融合中发展出自体的叙述。在当代发展理论中，这一状态的最好表述是玛格丽特&#8226;马勒做出的（Mahler，Pine

andBergman，1975）。发展的过程变成了更广、更深层次的自我意识的同义词。

故事开始的另一种方式是假定自体是先前就存在的，并想象婴儿生下就是分离和孤独的、没有联系且无助的。发展就成了学习依恋、学习建立联系、学习寻求方式来满足与人类环境接触的复杂需求的故事。丹尼尔&#8226;斯特恩（DanielStern，1985）曾通过这个观点写过关于婴儿的人际世界的文章，他认为发展是一种学习“与他人在一起”的过程。根据他的观点，共生期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核心自体和核心他人都存在的程度下，结合的体验才会发生。在这种叙述方向下，发展过程是沿着与他人间更广、更分化的联系的轨迹进行的。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变得能够通过更加复杂的方式与他人产生关联，这意味着我们与他人的交互作用的特性变得更加多面化。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争论。对人类起源于融合、朝向分离的发展过程的理解，支持这样一种心理学观点，即主要用分离的术语来看待常态和健康。这些超心理学的争论影响了那些由于冲突和症状而寻求心理治疗师帮助的人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是“独立派”的，我们就更有可能将问题定位在有缺陷的分离-个体化方面，并且通过咨询引导来访者更坚定地坚持边界、更好地忍受孤独。如果我们是“联系派”的，我们的思考方向就会是帮助他们改善并扩展他们与他人的联系。1

我们日益深刻地理解到心理冲突是关系歪曲导致的结果、是饱受心中留存的过去与他人之间痛苦交往的折磨导致的结果、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努力遭遇失败而导致的结果。当个体被他人贪得无厌或不恰当的需求折磨的时候，或者对他人的回应不充分的时候，也会产生内部冲突。

第2章 渴望的男男女女(4)

作为人类，为了生存我们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取很多，但我们自身还不是完美的提供者，无法充分提供给他人所必需的情感供给。通常，关系中之所以存在不一致和冲突是因为情感供给的不均衡。一个人只有通过留下另一部分重要的需求不被满足，才能从另一个人那里部分满足他（她）的需要。生活中，这种妥协也是心理病理学中的妥协。

从分离的观点出发来讲述发展的故事常常会犯错误，但是单从关系的观点出发来讲述发展的故事也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关系和分离是递归的过程。2与他人的分离使自体更稳固，使边界更明显，并使得自体能够更大程度地从他人那里分化出来。这些因素在关系中引起了更强的回应。在这条脉络上，很多理论学家（如Balint，1952；Erikson，1968；Kernberg，1980）指出，真正的亲密关系只有在独立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建立。我们对自己是谁这一点了解得越清楚，我们就越能够冒险与另一个人交往。我们对自己的边界越清楚，我们就越能够自如地体验与他人之间一系列的情感和联络。

关系中以及对关系本身的强烈回应和可获性反过来又改造了自体。我们与他人在一起的体验也让我们对自己有所认识。我们必须持续地根据自己的人际体验来修正自己内部的自我模型。我们只有在他人（眼）中，通过他人并且和他人在一起，才能了解并发现我们自己。

分离和联系是互相渗透的过程。双方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互相包含，这使情况更加复杂。内部方面通常包括自体的图像、他人图像和将他们结合起来的感情；外部方面通常会影响他人对我们的体验和印象以及他们在未来进行回应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既是分离的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在内心产生一些情绪反应，也会使我对你的印象和对我自己的印象有所改变。我对你和对我自己的印象（包括我对我自己在和你的关系中的印象）的改变，也将影响未来我对待你的方式。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影响你对我的看法，以至于影响你未来对待我的方式。当人们谈论他们的生活时，他们谈及这种递归语言非常自然也非常简单。另外，发展的理论却是匆匆忙忙并且结结巴巴地把关系体验在内部因素的倡导者和外部因素的拥护者之间进行分割，突出了自体，并把他人置于或明或暗的背景中，或者在有关人际体验到底是什么这方面，发展理论变得如此含糊，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理论中自由投射我们自己的意思，还自以为我们在彼此交流。

关系和心理治疗

当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开始将视线转向阐述这一相对未被探索的领域的时候，他们使用那些曾经阐明过其他问题的相同类型的方法来做。对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来说，对最熟悉的关系的理解是理解关系的参考框架，即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在移情中，病人与他人建立关系以及对他人幻想的习惯性模式是非常清晰可见的。病人并不需要告诉咨询师，咨询师只需要体验病人带来的东西就可以了。从所有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爱和恨的层面、冲突层面和整体层面，没有哪种关系曾经比这种关系得到更详细的理解。

然而，将我们对关系的理解局限在这些现象上会在三个方面蒙蔽我们的眼睛。首先，治疗关系并不是一个共同性的关系。其中一个愿意接受“病人”角色的人，来找另一个承担了“治疗师”照顾人的角色的人，寻求帮助。病人是需求方，治疗师要对病人有所反应或帮助理解这种需求。治疗设置故意重复了父母与儿童的心位。因此，我们心理学理论如此专一地专注于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动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治疗性咨询中，我们极少有机会去看其他任何事情。

其次，病人是那些生活中遇到困难（症状或冲突）而前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所有这些问题预示着关系中某种类型的困难。尽管说病人通常和那些不是病人的人一样“正常”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有时候他们还更加正常，我们仍然能听到更多的被沮丧情绪所主宰的体验胜于那些生活顺利进行的人的体验。

第2章 渴望的男男女女(5)

限制我们对治疗关系中的交换的理解，还会通过第三种方式蒙蔽我们的眼睛。临床医师听到的大多是导致关系紊乱的事情，常常注意不到病人生活中其他更为成熟的关系水平的情况。我们可能知道，当病人感到想要与一位女性亲近并且发生亲昵行为时，他会变得充满敌意且苛刻，这一点可能就会成为治疗的核心；但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他在公司作为导师，对年轻男性的慷慨和友善。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听到他的网球搭档作为知己对他的重要性，也不会知道他和祖父一起收集邮票时的喜悦。这些关系是我们的病人的健康部分（毕竟，并不是他的所有部分都是病态的），因此，在我们帮助他更好地整合他对女性的矛盾情感的过程中，这些可能没有被注意到。

虽然随着时间的进展，作为治疗师，我们在移情中会更多的看到病人内部关系模式的方面，但还有很多方面我们不会看到。尽管这可能不会阻碍我们的治疗，但会严重地损害我们的理论。反过来，我们被损害的理论不会引导我们注意到病人生活中可能成为他（她）的困境根源的那些方面（或潜在的力量源泉）。

例如，玛朱瑞由于抑郁和无法选择职业或建立爱情关系而来找我咨询。我们进行了一年的个体咨询。在那段时间里，她对我产生了非常正性的移情，这一移情使她有力量在内心与母亲拉开一些距离，她的母亲对她控制很严而且对她要求很高。玛朱瑞有种感觉，她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取悦母亲。同时，她的母亲似乎曾经“承诺”过她，有一天，她将遇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会照顾她并解决她所有的问题。在33岁的时候，玛朱瑞开始担心这一切不会发生。选择她自己的一份职业意味着脱离她与母亲共享的生命中这种迷人王子的幻想。

玛朱瑞非常聪明，富有洞察力并且自我觉察力高。但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是无法明白是什么使她无法与男性建立关系。毫无疑问，她的期望太过完美（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她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试图进行调节。她说她有很多朋友，并且她看上去也是优雅得体的。她在治疗中很努力，但我经常难以倾听她的诉说。我发现我很难与她的自怜和应有的权利建立情感联系。我决定把她放入团体治疗中。

在团体中，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很显然，她几乎是立刻就完全忽略了其他人，几乎是没有看到他们。她真的无法对他人做出情感上的回应。由于缺乏共情的能力，她只能对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做道德上的评判。这些在个体治疗中是无法被看到的；它既不存在于移情当中，也不存在于我和她的关系的任何一个方面。即使在团体中，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对那些她“瞧得上”的人，她的关系取向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治疗师，我是能够在个体治疗中熟悉所有这些情况的。或许是这样的。但是我逐渐相信，我们聚焦于移情而清楚看到的情况是那些早期与父母之间围绕依赖、控制、竞争、赞许等建立的关系的方面。因为治疗关系不可避免是非相互的、不平等的，我们常常了解到个体是如何体验非相互、不平等的关系的。在帮助人们解决他们在这些领域中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也帮助他们从当前的成人关系中清除那些杂乱无章的婴儿期的、不再相关的片段。到现在为止，效果一直都还不错。但是，我们接着就会假定，如果我们从成人关系中移走了神经症性的、重复的、婴儿期的愿望，个体就能够拥有“持久的、令人满意的、相互满足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似乎是基本的假设，只不过是被那些让渡性的基础性曲解所掩盖罢了!

移情的范例不能解释相互关系，人们必须与同辈一起来连接他们的生活。这种人际整合的过程正是我们要开始探索的过程。

较之其他任何方法，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固然能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人们对他人的需求。然而，在理论方面，我们除了深度，还需要增加广度。

作为治疗师，如果发现我们在患者的关系图中没有占据核心重要的位置，这可能会令我们感到羞辱。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我访谈过的接受心理治疗或长程精神分析的人经常把治疗师或分析师放在远离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地方（或者完全不考虑他们）。我们当然对自己的病人有意义，但这种意义与他们生活中的那些“真实的”人对他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第2章 渴望的男男女女(6)

关系和发展心理学

理解关系的另一个主要成就来自发展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使用它自身的研究工具研究正常人。在这一传统中，我们发现它的努力有广度但缺乏深度。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发展性研究所使用的工具远非临床医师所了解的深度心理学使用的。发展学家经常使用问卷，并试图理解诸如爱情之类的现象，常常通过要求大样本量的本科生回答此类问题，“在1～7的评分量表上，你在多大程度上感到人们希望与你的关系比你想要他们与你的亲密度更亲密？”对临床医师来说，他们的耳朵已经习惯了爱恨交加和矛盾，也习惯了使关系特征更明显的复杂性，这种调查形式是有局限性的。通过可测量的实验步骤得出的关系现象的定义可能是狭隘的。例如，依恋已经成为如下反应的同义词：实验者安排一岁大的婴儿与母亲进行短暂分离，婴儿再次见到母亲后的反应。此类发展研究的中心点迅速转移到了操作化或测量化的问题上，将对此类实验的意义的关心转向了边缘。

在寻找能被广泛（通常是被迅速）应用的可重复方法的过程中，发展心理学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设计一种测量工具，将这种工具与很多变量联系起来，发现结果之间的差异，讨论这种测量工具到底测量的是什么，然后就失去了兴趣，转向另一种测量工具，再重复这个循环。虽然在诸如孤独、友谊、共情等现象上已经有很多前景可观而且富有思想的研究，但从发展研究的角度还是很难讲述一个有关关系发展的前后一致的“故事”。往往是发展心理学一旦获得了这样一个清晰可见的“变量”，这个人就消失了。因此，有些关于孤独的研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孤独人群的情况，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孤独，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有多孤独。我们只是学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长期孤独的体验来解释自体感知到的特质能力和技巧，合作者感知到的技巧以及观察者感知到的技巧之间的相互关系（SpitzbergandHurt）。

我们还了解到，在研究者定义的爱这一方面，人们是如何体验他们自己的。（我们已经知道有些从事爱情研究的人让那些从没谈过恋爱的本科生想象他们如果身在爱河当中会如何反应，并据此填写问卷。）或者我们会了解到，与青少年男性相比，青少年女性更可能向朋友暴露她们自己的私事。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感觉又如何呢？

为了充分地研究关系，用胡塞尔（Husserl）（19世纪亚家学大师）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回到“事物本身”上去。在人们的关系体验的现象学中，我们能够最清晰地看到将人们彼此相连的细线的彼此缠绕和图形、分化和复杂性。

在此项研究中，我试图结合临床和发展心理学最好的工具以及客体关系思想的框架，提出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关系维度的模型。3我的目标是试图搞明白人们在谈论爱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彼此的需求是什么。

成人关系的多维性

我们倾向把成人关系“还原”到婴儿期根源，这一倾向使我们无法明确地知道成人生命中关系联系的重要性。很显然，成人有很多体验（重要的体验）在婴儿期是不可能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逐渐成熟，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认知的发展和变化使我们再次诠释我们的早期体验，使之与后期体验相一致。我们重新思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痛苦的事情，压制它们给我们带来的伤痛。认知的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成长中的个体体验自己的能力。然而，理论学家本质上是忽略了这些体验，或试图将这些体验还原成能够找到婴儿期线索的任何事件。因此，我们只是简单地蒙上我们的眼睛（不看这些体验）来克服成人复杂性这个问题。

在理论家就关系而著书立说的时候，他们倾向于顺着一个维度来探索，让我们这些读者来填写其余部分。例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健康的发展的目标是liebenundarbeiten（爱与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句子，当我读它的时候，我认为弗洛伊德的意思是我说的“爱”的意思，你会认为他表达出了你的意思。但是，弗洛伊德说lieben的意思是什么呢—“去爱”？基于他的其他作品，他的意思似乎是“相互拥有生殖器性高潮”（这也是埃里克森认为弗洛伊德要表达的意思）。毕竟，弗洛伊德关注的是利比多的发展和变迁。因此，健康的发展的终点就是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将利比多疏通进入非弥散性的性活动中去。我们设想弗洛伊德的真正意思并不仅限于此，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评论夫妻之间应该如何分配家务琐事，也没有评论需要他人做出共情性的共鸣，或评论为什么男性与“那帮家伙们”打了一夜的扑克之后会感觉那么好。相似地，通过大量工作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真实关系的重要性上的鲍比（Bowlby，1969）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依恋赋予了生活意义”，这里似乎包括了关系中所有其他好的因素，而不特指依恋。

第2章 渴望的男男女女(7)

理论家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联系的强烈而且敏感的描绘。现在，我们可能准备好组装这些线索了，看他们在生活这块大布上如何将它们编制在一起。几乎没有关系是单一维度的，也不是很多关系都是全方位的。例如，我们能感到被某个人重视，继而依恋这个人，但没有性/利比多的成分。我们能将某人完美化，并与之发生性联系，却体验不到任何共鸣或相互关系等。每一种关系都有它自己的“处方”。这是一项有关处方成分以及迄今为止我们对它们有何了解的研究。

关系时刻对关系环境

关系是由数不胜数的互动通过情感和回应的频谱来构成的。那么，我们应该研究哪一种呢？我们应该考虑那些“伟大的时刻”吗？还是考虑一下那些正发生着的、来源于一些特定的情节，但不是被任何特定情节所定义的环境呢？例如，我们可能知道，阿琳娜的父亲是一个酗酒者，当她7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抛弃了她和她的母亲。她回忆起父亲醉酒后打她的情境。这一信息似乎能够反映阿琳娜对她父亲的印象的特点，直到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她父亲过去常常因她而高兴，称她为他的小公主，并经常与她一起玩多米诺骨牌。

那么，关系的特点必须既要通过他们的主题性背景，又要通过更为生动可见的时刻来展示。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是有节律的。在一起的这些方式是最难被描述的，因为当中包含着情绪色调和相互人际的适应。构成核心的互动的“什么”并不如过程多。

即使每个关系环境内都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瞬间，但每个环境都是独特的。在贝多芬交响乐中，有很多变化的乐章共同构成这个交响乐。类似地，如果我有可能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堵上，不去听也不去看我和一个对我有重要性的人的互动的内容，只是感受这种带有情感和回应性的关系的音乐，在亲近和距离之间回响，有共鸣也有不和谐的地方。如果我能够仅仅依靠这些非言语和非认知的感觉，我仍然能够确切地知道我和谁在一起。只有最伟大的作者才能够激发出形影不离的两个人的感受，因此要清晰地表达出当前关系的“环境”是很困难的。

当我们偶遇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的时候，我们最有可能意识到这种关系乐章。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再到当年别离之地，颇有当年“偶得”之感。可是，我认为“偶得”了什么根本不是要旨，尽管那足以安闲消磨时光。“偶得”的是两个人都记得的怀旧音乐，但他们单独一个人却都无法记起。老朋友，和他们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以一样的老方式来回应，都对同样的往事感到好笑，对过去在那里的人有相似的紧张。过去的模式立刻且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了。冥冥中我们保留了这种编排，没有考虑新的对话，这正是联系的要旨所在。

第2章 渴望的男男女女(8)

关系的模式

我们试图理解人际世界的地方，一直是通过对明确而且特定的关系的观察而做到的。例如，有很多关于婚姻和母亲与儿童关系的作品。直到最近，调查者才开始考虑友谊和同胞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这些方法，试图在显微镜下获得一个高度复杂的关系时，必定忽略了每种关系产生的背景。在我们的生命中，谁影响了我们需要的另一个人以及我们如何需要他们？

例如，伊芙与她批判的、无爱心的母亲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疏远的。然而，伊芙的奶奶却深爱她，并对她的需求有所回应；她提供了伊芙的母亲没有提供的支持和温暖。这些关系微妙地并置在一起，如果伊芙的奶奶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话，伊芙的心理状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关系常常出现在现存的系统中，强化或配合已经存在的其他关系，或与之发生冲撞。一对少男少女彼此相爱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更正常的呢？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深陷在一个被称为蒙塔古的家庭中，另一个人深陷在被称为凯普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家族的姓）的家庭中，这就会成为一个不朽的悲剧故事。

研究从大的关系背景中抽取出的个体关系，只会给我们提供狭窄的信息。以伊芙为例，探索母亲与女儿关系的研究将会发现她与母亲之间的距离和对母亲的失望。她的拒绝和愤怒的感觉是原始的。然而，伊芙的奶奶起到的是替代她母亲的作用，以及伊芙在生命早期是被足够抱持而且得到确认的这一事实，也可能是被漏掉的。

关系的模式对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一个“茧”，人类从中破茧而出。忽略这一模式，只关注特定的双重关系，研究者就无法在代际之间找到心理学或行为学上的联系（Ricks，1985）。尽管多年来有巨额资金资助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规律将父母的行为或人格特点与儿童的命运联系起来。然而，我们知道早期发展对后期生活有意义深远的重要影响。此困境的答案一定存在于关系的模式上。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的情况，而是整个人际网络最终塑造了发展。我们必须扩展我们的观点，观察后期的营养对早期剥夺的复原作用。虽然人们彼此伤害，但他们也提供安慰和支持来减轻先前的伤害。随着个体的成长，个体能够遇到更多能够满足他们发展需求的人。找到并且吸引他人的能力降低了个体对那些不适当的或令人失望的人的依赖（Wolf，1980）。我们必须有这种长远的观点。

作为一个领域，心理学只是概念化了关系生活的有限的阶层。我们相信，大多数发展方面很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复杂纽带之内的。给予同胞的肯定，通常是在竞争方面。然后，简单地瞟一眼普通的“同伴”，焦点就会再次转向我们认为会产生后代的单一的异性恋关系上；并且，我们会再次对父母与儿童的动力感兴趣，再次从儿童的观点出发。生命非常多样，关系发生在两人之间或多人之间。家庭传奇和性伙伴只是塑造生命的关系网络中的小片段而已，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

第3章 抱持(1)

她从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看到他们慈眉善目，她是自由的……她的父亲和母亲现在已经进入了天堂，而她，这个孩子，能够在天堂底下的空间自由地玩耍。

—D.H.劳伦斯（D.H.Larwrence），《虹》

在人们彼此需要的所有方式中，抱持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不明显并且最难描述的。抱持通过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将我们和我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从我们生命的第一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都需要被抱持。否则，我们就会摔下来。

婴儿体验到的最初的感觉是被抱持或被放在地上的感觉。离开了子宫中安全而且紧密的保护，婴儿落到了广阔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摔落在地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危险。被抱持的体验是感到“双臂环绕”的体验。身体接触的温暖和适应对方的可能性是被抱持的一些方面，但最基本的感觉是被强壮的臂膀环绕而不至于掉到地上。

在温尼科特（1965c）关于“足够好”的母亲所必需的条件的观点中，抱持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婴儿最需要的是一个充分的“抱持环境”，一个能够使他们自身内在潜能的出现成为可能的环境。这是关系背景中最基本的部分，在这部分中，心理的成长逐渐展开。抱持的结果是婴儿逐渐可以承担他（她）的抚养者的部分功能，成为一个“生活在一起”的分离的人。但是，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所做的工作并不仅是喂养，喂养是弗洛伊德学派和后弗洛伊德学派所指母亲的核心方面。“抱持”的母亲依靠直觉安排环境，使婴儿有一个充分的体验空间，而不让需求、情感或刺激过于大量或过于频繁地出现（Winnicott，1975）。抱持的结果会产生这样一个婴儿：既被充分地喂养又感到很真实。用温尼科特的话来说，这样的婴儿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困难”（1975c）。婴儿要作为自体而存在必须被充分地抱持。

相似地，比昂（Bion）在“容器”的概念中，既从文字上也是从隐喻意义上，也提到了双臂环绕的感觉。婴儿需要从母亲那里得到容器般的安全感，能够不管他（她）的冲动或破坏性如何，她（他）依然能够完整无损地呆在那里。比昂补充了温尼科特的观点，认为容器还应该能够转化婴儿体验到的不快乐和冲击性大的感觉。通过吸收和处理那些对婴儿的应对能力有损害的威胁的感觉，容器有助于处理和减轻那些不可遏止压倒一切的体验（引自：Grinberg，Sor，anddeBianchedi，1977）。因此，容器将内心的东西装起来，保护好，使之非常安全。

为了能够离开母亲，婴儿必须将这种被充分抱持的感觉内化到心里。随着行动力的提高，被充分抱持的婴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马勒（Mahler，Pine，andBergman，1975）的“和解”概念描述了这样的现象：喜欢冒险的婴儿不时地回到母亲身边“获取能量”或“触摸基地”。尽管这些现象在依恋理论中能够被理解（见第4章），但它们与抱持也有关联；这里的“能量”就是抱持本身，“基地”就是被双臂抱持的体验。实际上，处于和解期的婴儿通常回到母亲的身边只是为了要一个拥抱（双臂抱持的文字表达）。马勒也描述了开始学跑的幼儿只有在母亲的怀抱中才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儿童逐渐明白，这个世界有边界胜过无限：强壮的臂膀在无限的空间中围成一个安全的界限（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人们都被他人所限定）。

当然，有的时候婴儿也会摔下来。很重要的是要有一双臂膀再次迅速地把婴儿抱起来，恢复稳定和安全的感觉。当婴儿感到再次被抱持，感到双臂环绕在他（她）身上，将他（她）包在里面的时候，他（她）就会安静下来。

这种边界的体验形成了一个安全的圈，个体可以生存在这个圈里。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展的进行，这个圈会扩大，但抑郁的成人可能仍会需要身体上的抱持。然而，我们极少讨论成年人对抱持的需要。我们能够读到很长的有关性的发展和现象的论文，但却几乎没有关于拥抱的文章，拥抱在整个一生都提供了双臂怀抱的体验。本能地，我们会拥抱或抱着那些遭遇痛苦或感到害怕的人（我试图通过我的胳膊不让你陷入失望之中）。但成年人感到渴望被拥抱是件令人羞愧的事情。通常，获得性爱要比获得拥抱更为容易；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报道，那些寻求性接触的人，其实是把对性接触的追求作为获得他们真正需要的拥抱的方式。

第3章 抱持(2)

随着婴儿的成长，焦点从在容器当中发生的行动力转移到了行动和意志上。双臂环绕的体验是诸如主动和冒险之类的更为显著的体验的背景。当他们最佳的时候，抱持的功能就变得更为清晰了。随着发展的进行，被抱持的体验从生理领域转到了情感领域，并变得更加象征化。我们被那些很少碰触我们身体的人所抱持；我们也能被协会或观点所抱持。但我们一直保留着我们对边界感的需求（Fromm，1941）。婴儿期的“抱持”演变成了之后人生岁月的“支持”。

在那里

在我所进行的访谈中，被访谈者在描述他们最重要的关系时最常使用的词是“那里”（There）。1你的丈夫、母亲和朋友在你的生命中起着怎样的重要性呢？我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会是，他（她）在“那里”。始终如一的（又有些令人惊讶的），这就是最重要的。人们很少会更多的谈及“在那里”。当要求他们给出一个定义的时候，他们会专心盯着我，似乎要从我脸上看出什么来，说诸如此类的话，“她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我就是知道她在那里。”那里似乎是一个描述基本心理体验的单词，并无法进一步拆分。我对它的最好的理解就是，某人“在那里”说的是抱持。这是一个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背景。

例如，卡尔谈到他爷爷的“在那里”。他从未感到与爷爷很亲近：他爷爷是一个冷漠的、令人难以亲近的族长，从未对他显示过任何兴趣。但当他爷爷去世的时候（当时卡尔25岁），卡尔感到活在世上的安全感低了很多。他爷爷是这个家庭的基石。当他去世的时候，卡尔感到这个家庭也破碎了；他不再确信有一个强有力的家庭照顾者能够有办法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卡尔一直把他的爷爷当成一种力量，当成是他真正陷入困境的时候能够去的地方，而他一直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卡尔诉说他爷爷的“在那里”的体验时要表达的意思。

在最早期的体验中，一个人只能被身体“在那里”的某个人所抱持。但抱持也提供了支持的感觉。在生命的后期，我们仍然需要来自他人的支持—一种似乎能够阻止我们摔落在地的他人的“在那里”的感觉。

我的一个病人艾米丽提出要与她丈夫离婚，她丈夫对她冷淡且贬低她，在闹离婚的过程中，她出现了严重的焦虑症。在一次焦虑发作中，她无法正常呼吸：她发现自己交替地压抑呼吸与强力呼吸。她反复出现坠落的感觉，为了试图稳定自己，她会抓住椅子的扶手。由于这些症状，她反复进行医学检查，但都没有发现这些症状的生理基础。

在一次治疗进行到激烈时刻的时候，艾米丽想起了一件被压抑多年的童年往事。当她4岁的时候，她和她的父亲去湖边玩。她父亲开玩笑地把她浸在水中，然后再把她举起来，逗她发出开心和兴奋的尖叫声。接着，他失去了平衡，没有扶住她。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艾米丽再次体验到了掉落到水中的那种感觉，那种在水中无助的乱摆，似乎时间已经停滞的感觉。她发现这种坠落的感觉和她这几个星期以来再次体验到的感觉是一样的。当然，对坠落水中的感觉的记忆能够与她的呼吸困难联系起来。

回忆起了这件事，艾米丽就能够将她的可怕的焦虑发作与她的感觉联系起来，她感到虽然她已经从与丈夫关系的结束这件事中恢复过来，但她还是感到坠落的危险；她不再能够依靠她丈夫的支持，也不再能依靠他们共同建立的生活结构。在潜意识里，离婚带给艾米丽的体验正如无助地坠落到水中的感觉一样。

坠落是一种最可怕的感觉。这是一种完全失去控制、失去了停泊之地、完全无助且无力的体验。我们不能飞翔：我们是一种必须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下面让我们立足的生物。我们自我和自主的练习，必须完全依赖我们是充分地“脚踏实地”这个基础。

从存在的意义上讲，察觉到人类境遇中本质的无根基性就是被坠落之感所淹没的感觉。最终，没有扶持我们的事物，然而，我们只能通过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依靠那些我们体验为坚实且可靠的事情来生存。

当我们的活动范围超越了母亲的臂弯之后，被抱持的体验或围绕我们的更具有象征性的臂抱的体验就存在于家庭之中。这是“抱持环境”中第一个沿着生命循环之路而成长的必不可少的事物。被抱持得很好的儿童会感到足够安全，并且被充分保护，可以开始在这个世界里探索他们自己的方方面面（仍会回到家中，把家当成扶持者或基地）。这样的儿童已经内化了埃里克森所称的“基本信任”的感觉；他们期望从世界中获取支持。基于早期足够好的抱持，儿童预期世界不会令他们坠落，儿童带着这种预期开始了他自己的体验之路。

引发青少年认同危机的部分原因是体验抱持缺乏的认知能力。经过背叛的打击，青少年（至少是一些青少年）第一次体会到人类的无根基性。他们发现父母都不能真正地保护?们，他们自己也不可能获得全能感或不朽的名声。青少年令人头痛的行为背后往往是隐藏在儿童期快乐的幻想之下的对人类本质的无助感的愤怒。当青少年开始理解死亡是万事万物皆将坠入的深渊这一无法避免的事实时，他们会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第3章 抱持(3)

当然，这一反应并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伊芙一直感到被她的奶奶抱持和保护着，她奶奶去世后（当时她9岁）她还通过采用奶奶作为一种仪式传给她的祈祷文来留存这样的感觉2。她每天晚上都背诵祈祷文，直到她的儿子得了重病。然后，她的存在的无根基感的体验和恐惧摧毁了祈祷文中蕴含的力量。她由此意识到魔术般的词汇并不能使她或她的儿子安全。

抱持体验从理解方面来说是很复杂的，因为它在认知上是非现实的，在情感上也是不可理解的。抱持的感觉存在于幻想和现实之间：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抱着，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到被抱着。我们依靠一些人，即使我们知道他们并不能承诺我们安全。这种知与不知的并存，给我们渴望被抱持的需求以特殊的面貌。但是，一旦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没有被抱持，我们就会寻求其他的完全基地。

伊芙渡过了存在危机的体验，并因她儿子的幸存而感谢命运之后，她将自己立足于寻求完美家庭的快乐之上。虽然她不得不学会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生活，但她找到了一种方式能使她感到自己被家庭的和谐所抱持—这种和谐与她童年时期的混乱和瓦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成年期起着“抱持他人”作用的人，就像是儿童期的过渡客体一样：人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个人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体验到我们自己被我们用想象以及根据与他人的接触而编织出来的网所抱持着。至少，我们需要那些允许我们“找到”他们并依靠他们的人。一些人只有通过不让他人接受考验才能感到自己是被抱持的；而另一些人必须不断考验他人，强迫性地担心他们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在咨询室里经常会遇到这两种人。）

“抱持他人”的人作为基地，或如温尼科特所称的“环境”而存在，虽然从他（她）本身来讲并不是这样的人。在个体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团体可能成为抱持的环境—即某些地点或人物，当我们练习我们自主性或技能的一些方面时，他们可以容纳或支持我们。如果大学的功能运作良好，会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抱持。学生逐渐依靠职员或大学资源获取他们借以探索观点、争执理论并试图找到他们自己的学术之路的能量。好教授不仅教知识，他们还知道如何很好地抱持学生。他们懂得忍受学生的质疑和焦虑以及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无节制。他们明白，不要让学生太清楚或太快地知道他们也不知道答案这一事实。

我们逐渐明白，发展方面一个最严重的症状特点就是抱持不足。这种不足不仅仅是在创伤时刻出现，而且也是一种持续的缺位。充分的抱持是心理发展的框架，在缺乏充分抱持的情况下，情感是不会得到成长的。没有得到充分抱持的人会被迫害性恐惧所笼罩，试图在似乎下面没有基地支持他们的状态下生存，无法信任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诸如药物和酒精之类的物质变成了象征性的抱持者和安慰的可靠来源；至少，成瘾构成了生活。

情感抱持和刺激屏障

双臂环绕的体验不仅保护我们不被摔下，还把我们围绕在里面加以保护。当我们被抱进双臂之中时，我们便在自己和外界可能会带来伤害和冲击的事物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在双臂的环抱中，我们有了一层保护，避免我们受到来自外界的伤害。即便我们可能并不清楚哪些部分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哪些部分是来自外界的，但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缓冲。

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在抱持作用中，处理事情的目的是不让她的孩子被过度刺激。她能够感觉出多大程度的刺激是被允许且可以忍受的。在充分抱持的环境中，婴儿能够自由地以本身存在的状态发展；婴儿并不总是必须有反应。在最佳的抱持状态中，自体进入存在，而不受外部侵入的影响。

当抱持不充分的时候，就会出现温尼科特（1975）所称的“冲击”的危险。如果刺激的强度超过了婴儿自我功能能够承受的程度，会导致创伤性伤害，从而导致个体使用分离性防御。不仅自我的发展被中断，而且正在成长的个体会变得害怕外界世界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婴儿的能量必须被引导到阻止外界侵入的方向上（很像当外界巨大噪声干扰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反应）。

在生命稍后期，好的抱持环境也类似地提供了容器的作用。在这个容器当中，人们可以探索他们自己的能力，而不受外界需求和喧闹的影响。例如，一个好教师会给予学生探索、犯错和不知道的权利。相似的，治疗师也学会很高兴地接纳治疗当中出现的静谧空档，让患者在这个时刻作为自体而存在。

第3章 抱持(4)

人们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往往是当他们情感上正在成长的时候，他们需要感到被抱持。他们需要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他们能体验他们自身令人恐惧或躲避的部分。他们需要知道这个结构不会“令他们失望”。他们也需要相信，他们不会被那些不受欢迎的建议或治疗师的冲突或困境所侵犯。临床医师努力对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这使得心理治疗成为对抱持环境的一个最好的理解。当病人面对他们的记忆和情感生活中那些无法独立面对的令人非常恐惧的方面时，治疗师会“抱持”病人。（我的一个病人曾这样描述她的治疗经历：我坐在她的旁边，而她正面对内心的恶魔。）即使病人因对治疗师感到失望而对治疗师发怒、与治疗师竞争、嫉妒治疗师或对治疗师大喊大叫时，治疗师仍继续抱持病人。即便关系带来痛苦，充分的抱持仍继续进行。

好朋友彼此之间也会有刺激。我们经常彼此向对方“卸下”一些强度过大而无法承受的情感，只希望另外一个人和我们一起承受，而不是让他们破坏这些情感。通常情感支持便是这样一种包容的形式，吸收了过度刺激的部分，将它变得不那么有害。我曾得知一条西班牙俚语，从字面上来翻译是，我能让一个人“成为我的银行”，也就是说，让某人为我保留并保护我的感受，允许我远离这些感受（MarcosLichtmajer，写给作者的信，1990年2月）。

情感支持

在提供支持的时候，人们尽他们所能来保护另一个人不坠落。感到被支持也是感到被照顾，感到一个强有力的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体验。在最早期的生活中，无助婴儿对食物、舒适感和温暖的基本需求主要由抚养者满足。后期，婴儿学习走路的时候，需要握住他人的手。再后来，成长中的儿童学习在日益复杂的社会里行进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建议和指导。被以这种方式充分抱持的体验（既保护又掌舵）与情感和赞许的体验是不同的。

娜塔丽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试图理解她被养育的矛盾方式。“我的母亲很和善也很招人喜欢。我和父母之间有很多身体上的情感表达，很多拥抱和亲吻，我的母亲经常告诉我说我有多棒，说她是多么爱我。但是我知道，我父母中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儿。”在关系图谱上，娜塔丽画了三个姑姑，将她们描述成“给我们提供给养的人。她们带给我们需要的东西，有时候带我出去买冰激凌，后来还帮我们做家庭作业。我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很多爱，但她生活的目的是要改变我的父亲，让他变得有责任心。她从未做到，但她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试图改变他的方面；然后，她变得非常疲惫，筋疲力尽，无法做其他任何事。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你的父母不试图为你改变一些事情，你对他们来说就不是真的重要。我感到我不得不依靠自己来学习。”娜塔丽能感到她母亲对她的感情和赞许，但这些并不是她所需要的抱持。

抱持的支持成分，其原型不仅存在于被满足的儿童的生理需要上，也存在于儿童学走路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引导和牵引。在过渡阶段可以获取这样的支持，在一生当中都是必要的。当我的被试们描述他们的冒险以及危机情况，或当他们的生活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最容易谈论对“支持”的需求。要成为完全的自己，或遵循一条与家庭期望完全不同的生活之路的愿望，必须取得来自他人的大量支持。

例如，马克（Mark）的父母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成为了一名舞蹈者，他依靠与他心意相通的叔叔的支持来承受父母的反对意见。马克回忆起来自父母和与他同时代的人的嘲笑，他们认为跳舞是娇里娇气而且愚蠢的事情。他痛苦地回忆起被嘲笑和被愚弄的情境。每当在哪种时刻，他就会想起叔叔的支持性话语：人生中重要的事情是成为你原本就是的那种人，盲从他人所思无异于地狱。马克说，每当他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怀疑或不确信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叔叔的这些话而“坚持”下去。

当有一个人信任我们（在我们身后撑腰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被支持。“支持”一词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抱持”这一隐喻之中。在我们的研究中，人们对支持性事件和关系的记忆能引发深刻的感激之情。有时候，支持成为长期的依恋关系或友谊的基础；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支持性关系只对那些不畏艰难险阻而前进的人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只要他们还需要这种支持。

我们可以看看人们对那些悲伤的人是如何反应的。他们带来烘烤的食物，提供具体的帮助，尽他们所能来帮助—似乎在说，“尽管我无法提供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我就在这里，你需要什么尽管从我这里取”（也就是说，死去的那个人）。那些试图安慰丧失亲人的人试图象征性地以戏剧化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作为容器而继续运行着。在支持团体中，人们彼此支持，来填补任何他人可能失去的资源。例如，在AA团体（即匿名戒酒协会）中，“伙伴”就是支持者，他在那里帮助人们克制不去喝酒。当人们对冲动的控制力减弱的时候，就可以“求助于”他。

这种支持的形式是一个错综复杂而且似是而非的过程，因为它从外部提供了做人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的可能性。瓦瑞给埃德打电话，这样埃德就能告诉他不要喝酒，这恰恰是瓦瑞知道埃德会这样做的。然而，有一些关于埃德“在那里”的情况（他愿意“包容”瓦瑞的冲动，并且不会被瓦瑞的冲动所折磨），这一点也使得瓦瑞有可能控制冲动。因此，我们的病人带给我们的是他们无法包容的东西。当它不能损害我们的时候，他们也就能够继续运作下去。

作为“抱持者”的意义体系

在成人生命中，抱持构成了成人体验的基石；它是生命得以建立的基石。除了那些感觉无法独立运作的人，它很少在关系基调中处于主导地位。对大多数人来说，抱持被抽象化进入了一个意义体系，同时成为一个容器，使其他所有关系变得有意义。因此，对婚姻制度的信任使得一份婚姻关系度过了吵闹和令人不满意的时期。宗教信仰使人们有可能忍受痛苦。我们被更大的意义体系所抱持（通常是去个人化的），这些意义体系通过提出一些“要坚守”的信念来锚定我们的生活并使我们感到安宁。

第3章 抱持(5)

对一些人来说，赋予意义的抱持功能存在于一些特定的人身上，而不是存在于制度或抽象的理想之上。在试图理解极度悲痛的过程中，马瑞斯（Marris，1982）提出，对一些人来说，失去挚爱之人无异于失去存活于世的所有意义和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挚爱之人的功能不仅是作为依恋对象，还作为运载器，运载那些包容并且建构生活的东西。因此，失去抱持之人的体验仿佛是毫无目的、毫无地点地在宇宙中坠落。（然而，并无证据证明，被制度或观点所抱持在价值、健康或成熟方面或多或少要胜于被人所抱持。理想化的事物和人是一样脆弱的。）

他人的这种赋予意义的抱持功能通常只在个体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或遭遇严重破坏的时候才变得清晰起来。例如，在大屠杀中，人类世界中所有的理性和可预测性都停止了，人们就不得不寻找被抱持的方式。

雷切尔

20世纪40年代早期，雷切尔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小村庄中。3岁的时候，她目睹了父母被谋杀的过程。那个时候她并不明白她的父母是犹太抵抗运动的斗士，但是她记得人们的谈论，谈论收留她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但是，她母亲原来的一个女仆（南妮）来到她这里把她带回家中。一年后，这个女仆和她的家人也被杀了。

“南妮、她的丈夫和我都在外面野餐。我们听到了盖世太保的声音，他们让我躲在毯子的下面，我记得我非常害怕。盖世太保踏上毯子，把他们带回屋子里。我记得我听到了很大的声音，但我还是待在毯子下面。过了很长时间，我走进屋子里。屋子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墙壁上也空空如也。我记得我看到他们仰卧在地板上，我感到很害怕。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感到的最强烈的感觉。

早上，她姐姐来了，在灌木丛中发现了我。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告诉我这些人不是好人，是对抗耶稣的。她说她会把我当成她的孩子来抚养，她给了我一个十字架带着，并从未让我走出这个院子。

虽然有这些混乱，我还是感到有人非常关心我、为我担忧。我记得那种被抱持的感觉。人们不怕麻烦地来照顾我，使我继续存活。我知道在我的身边发生着很多牺牲。我多次听说我的母亲请求南妮把我带走并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我的母亲担心她不能躲过战争之劫。我并不能确切记得我的母亲，但是我记得她的头发，我还记得那种被抱持的感觉。在那段时间里，尽管所有人都变了，我却一直有一种被关心的感觉。”

当雷切尔5岁的时候，纳粹发现了她并把她关进了集中营。她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只是因为她要被用在一次医学实验中。在集中营中，一个失去自己孩子的妇女依恋上雷切尔，这个妇女尽她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做雷切尔的安慰者。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直到这个妇女也被杀害了。

战后，雷切尔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在她的体验中，这对夫妇是冷酷并且无爱心的。这对夫妇的婚姻是麻烦频出并且充满暴力的，他们希望她这个收养的可爱女儿能够成为他们之间的调解者。在回顾过程中，雷切尔现在能够明白养父在某种程度上期望她这个“孤儿”能够成为秀兰&#8226;邓波儿。而雷切尔看上去显得瘦小、体弱、头发稀少，而且非常恐惧饥饿，因此无法学会餐桌礼仪。她从最开始就感到养父对她有很深的排斥感。然而，她的养父母确实在经济方面给她提供了帮助，并且使她有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很短的时间里，雷切尔学会了在她的新世界中，要“达到目标”所需要的东西。她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被人喜欢，因此她着手系统地打造自己，使自己变得可爱。她成为一流学生并且很受欢迎，但她从未谈及过去的生活。她将自己经历中更为“真实”的部分埋藏在内心，这一点使她无法与任何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一旦我学会按照伦敦中上阶层的规则来游戏的时候，我就证明自己是个做梦的小孩。我从未谈及大屠杀，也从未谈及我的内心世界。我将他们愚弄的团团转，按照他们的规则游戏人生，从中我得到了一些堕落的快感。”

当她17岁的时候，雷切尔离开了她的养父母，搬到以色列。在那个理解大屠杀并为犹太人而建造的故土上，她找到了她感觉能够建立真实生活的人和社会价值。与那个将要成为她丈夫的以色列男人在一起，雷切尔第一次感到足够踏实，能够开放她自己，与他人建立真实可信的联系。她感到了足够的“抱持”，能够结婚，有小孩和朋友，拥有一份助人的职业，并努力用尽其他每个人都努力用的方法来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

第3章 抱持(6)

雷切尔的痛苦经历通过很多方式得以显示，但有关抱持的体验是尤为有启示意义的。例如，即使熟悉的挚爱之人被突然谋害，离她而去，雷切尔仍然非常深刻地记着被抱持的感觉，这一点非常显著。因为这一点，出于相信某人会前来试图照顾她，迟早会有人“在那里”的感觉，雷切尔能够建立一种存在的结构。人或许会变，但照顾的功能将会持续存在于世。当然，这种体验回应了AnneFrank的断言“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善良的”（1952，p.233）—他是在说同样的世界因毁灭性打击而近乎疯狂的同时说这些话的。

但一旦安全了，雷切尔却不能感受到来自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基本的被抱持的感觉，这个社会的物质是富裕的，并且以这个社会的标准来看她也是成功的，但这个社会无法包容她的经历。只有当她能够舒适地定居在社会和种族理想的容器之中的时候，她才能够开始真实地展示自己。对雷切尔来说，以色列代表一种“赋予意义”的方式。在这种适当的抱持性环境之中，她能够开始处理一些由创伤性的早期生活带来的伤疤。

丧失和创伤，即便不如雷切尔遭遇的那般深沉，也会严重损坏人们对“足够好”的关注的期待。在这种时刻，存在的抱持功能让人怀疑，当我们站在地球上的时候，地球都在震动。随着我们日渐长大，我们内化了我们对世界在涉及我们的方面的运作方式的一些确定的期待，这些内化成为我们心理守恒（psychologicalpreservation）的核心。另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可避免）要将我们的存在基于他们身上，拥有包容我们或伤害我们的能力。

安娜特成年早期的生活是围绕着她的家庭的，她描述她的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她的精力主要用在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身上。她和她的丈夫关系谐调，但情感距离很远，他们正集中精力装修他们新买的房子。在等待对房子进行最后的点缀时，他们搬到了一个租来的公寓中。一天，安娜特收到了一份来自她丈夫的律师的令人震惊的文件。文件中通知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和另一个女人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并且不打算回来了。他把他们的新房子卖了，把夫妻二人的钱都带走了。他们只付了当月的房租。然后，两周之内，安娜特和两个女儿就从相对富裕的生活中落到了依靠福利和社会救济粮票来生活的地步。除了剥夺和羞耻之外，除了找工作和重组生活的中断和必要性之外，除了愤怒和无助之外，安娜特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发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一直认为她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受到人类共有的公正和诚实的标准的保护。（她也曾经认为她受到她丈夫的保护。）她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人会如此彻底、如此不留余地地“把毯子从我身下抽走”。

那么，在安娜特的例子中，坠落的比喻再次作为描述意义丧失的一种方式。人们赖以作为生活架构的东西化为泡影。安娜特陷入了自杀性绝望中，由于必须要照顾孩子，为了坚持照顾孩子，她从绝望状态中恢复过来，保护孩子不再遭受相似的空中坠落之痛。

关系的抱持功能不仅提供关心和意义，也提供希望。当我们感到被抱持的时候，我们就能将我们自己导向未来。这是杰罗姆&#8226;弗兰克（JeromeFrank）关于心理治疗的本质的观点。我们能够对病人有所帮助，对“抱持”他们有所帮助，不仅是因为我们直接的帮助，还因为我们提供了希望。正是我们自己对（推测起来是）抱持我们的意义体系的信任使病人有可能获益。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开出的仪式具体是什么就不是非常重要了（不管是要求人们每当愤怒的时候就写日记还是让他们在沙发上躺上10年，说脑子里冒出的任何事），真正的治疗是我们抱持病人，这使我们的病人对未来有希望成为可能。从病人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赋予意义的仪式与他们自己的要足够相容，这样才能成为共同的意义体系而起作用（一个他们也可以依靠的意义体系）。

第4章 依恋(1)

这些结，即使轻如空气，也如钢铁的连接一般坚固。

—Edmund

Burke于1775年3月22日在与美国进行的和谈上的演说

依恋与抱持有关，但又有所不同1。在依恋中，我们“坚持前行”并因此感觉不是那么孤独。我们能依恋那些不抱持我们的人，我们也能被那些我们不依恋的人所抱持。婴儿的抱持感远早于依恋感，因为依恋系统的出现更晚一些。虽然在童年早期，联系的这两条线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但在成人关系中他们就分开了。依恋和抱持两者都是很关键的。抱持的对立面是坠落，依恋的对立面是孤独（或丧失）。处于孤独之中，就像坠落一样，是令人害怕的体验。

如果说抱持是发生在臂弯之中的，那么依恋就是发生在接触、眼神、声音（简而言之，就是发生在亲近感）之中的。依恋存在于情感联结的体验之中—如果需要的话，空间距离是可以被超越的感觉，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空间距离，但还是在一起。当我们依恋上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打电话就可以找到他，并且他也愿意回应我们。

依恋是随着时间成长起来的：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就依恋上某个人。回应的一致性导致了对能够持续获得某人的期望。特定依恋对象如果反复不可获得，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能再依恋他们了；在联系中，他们可能提供给我们其他的东西，但不是可预期的回应性所带来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依恋的基础。

被抱持是被动的，而依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为了降低焦虑而主动依恋某个人（或者是实际上或者是象征性的）。依恋和与之相伴随的情感是一种最深刻的人类体验。尽管激情和关心变化无常，尽管生命中充满运气和变迁盛衰，依恋仍然是我们情有所属的感觉。

依恋的实质

依恋领域最重要的一位理论家鲍比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开始了他的研究，他把成人对舒适感和关心的追求还原为退行性的依赖需求。在鲍比的观点中（1969，1973，1980，1988），依恋是基本的、天生的需求，如同对食物和性的需求一样根源于人类的生物性。依恋满足人类行为学和进化论上对保护的需求，并通过维持与依恋对象的亲近和可到达性的行为表达出来。根植于这一对接近性的生物性需求，依恋是初级的需求。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依恋系统横贯发展道路，对亲近、安全感、舒适感和关心的需求的表达是成人依恋需求的表达，而不是退行到婴儿行为模式上。

我们的临床经验也倾向于支持鲍比的观点，在依恋关系的形成、维持、中断和更新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强烈的情感。一条维持起来毫无困难的纽带会被体验成安全感的来源，纽带的更新会被体验成快乐的来源。在鲍比的观点中，情绪的很多精神病理的原因在于情感纽带的精神病理。

依恋必须需要的是黏附，胜于对吸吮或口腔需求的满足（如同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提到的一样）的需求。哈瑞&#8226;哈洛（Harry

Harlow，1974）很形象地展示了系统发生学中存在的这一基本需求。在哈洛的实验中，用布或者金属做成的代理母亲来喂养猴子，猴子更喜欢布“妈妈”，而与哪一个提供牛奶无关。希望通过黏附来获取舒适感的需求要比被喂养的需求更引人注意。婴儿一旦能够区分周围环境中那些他能够接触到的人，找到一个依恋对象的必要性就变得很急迫了。

从婴儿早期开始，婴儿就能够根据气味和声音识别出依恋对象（通常是母亲）。在生命第一年的下半年，如果把婴儿交给另一个人照顾的话，婴儿就会抗议。在这个时候，婴儿具有了勾画依恋对象、作比较和反抗不熟悉的人的认知能力。

鲍比认为，依恋是由一个控制系统来组织的，这个控制系统通过交流来调节与依恋对象之间的距离。当处于沮丧或痛苦状态的时候，婴儿最强烈地需要与依恋对象亲近。当关系的延续受到威胁的时候，对于依恋的焦虑感最为强烈。

幼童的依恋

虽然鲍比反复强调依恋行为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中，在成年期和老年期的重要性如同在儿童期的重要性一样，但依恋的研究还是在年幼的儿童中最容易进行2。首先，依恋行为在生命早期更容易观察。当儿童焦虑的时候，他们会从身体上寻求一个依恋对象，这一点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实验观察到。

鲍比的同事玛丽&#8226;安因斯沃斯设计了“陌生情境测验”作为一种研究年幼儿童的依恋行为的方法（Ainsworth，Blehar，WaltersandWall，1978）。

第4章 依恋(2)

3

临时把儿童从母亲身边带走，放在一个游戏室里。然后仔细观察儿童再次见到母亲后的反应（并区分出安全型、焦虑-矛盾型或焦虑-回避型）。安全型的儿童反对母亲的缺位，但依然确信母亲会回到他们身边，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兴奋地冲向母亲。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性和可获性感到不确定，当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他们对待母亲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们非常生气地靠近母亲，抗拒她伸开双手朝向他们的努力，内心渴望亲近的愿望和对亲近感的愤怒抵抗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斗争。焦虑-回避型的儿童对母亲的回应没有信心，并不寻找母亲，当母亲回来的时候也不问候母亲。他们似乎努力着不需要母亲。这些依恋的模式能够预期6岁的行为（MainandCassidy，1988），显示了儿童早期依恋体验的稳定性。

在回应性和可获性方面，儿童逐渐学会期望自己如何被对待，这塑造了他在学校的行为调节，也塑造了他建立其他社会关系的方法。例如，自立自强的品质经常是在安全依恋的背景下发生的。欺凌弱小的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是那些焦虑-矛盾型儿童的行为特点。安全型儿童在情绪方面最开放：他们也会有伤心、愤怒和孤独的感受，可能因为他们基本的安全感使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些感受。相反，不安全的6岁的儿童会回避表达这样的感受，通过被动性或解离来回应投射性任务（Main，

KaplanandCassidy，1985）。

青少年和成人的依恋

即使到了青少年晚期，那些安全型依恋模式的调节能力仍是最好的。通过使用一项能够将依恋模式分成同样类型的访谈，考贝克和斯奇瑞（Kobak，Sceery，1988）的结果显示，那些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有爱心的且在他们遭遇沮丧事件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的学生在压力情况下最能调节他们的负性情绪。别人也会认为他们的焦虑感更低，比同龄人更有社交能力。通过对照，那些“忽略”型（也就是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大学生感到他们的关系是疏远的、是非支持性的，并且倾向于以鲍比所称的“强迫性自立”的方式来对情境做出回应。这些人不相信他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带有敌意且更为疏远的。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在青少年晚期出现的团体—“先占型”团体（在Kobak和Sceery的研究中主要是女性）—对他们的依恋是最为焦虑的。他们的同伴也认为他们极度焦虑。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童年早期安全依恋的积极作用和不安全依恋的消极作用。依恋的历史也塑造了养育方式，并有可能对下一代带来深刻影响。（Main，KaplanandCassidy，1985）。我们“依恋的工作模式”（Bowlby，1969）根源于我们与最早期的依恋对象之间的体验，并形成一系列有关他人将如何对待我们的期望。如果在生命早期，我们有一个回应性的、可获得的依恋对象，我们更有可能在成年期也期望他人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对我们有回应的。（我们也更有可能对待那些依恋我们的人也是可获得的、可预期的且有回应的，但这就不是本文故事的内容了。）相反，如果我们在依恋需求上遭到拒绝或感到失望，我们就可能试图回避依恋，屏蔽掉依恋事件的意识并努力完全依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不可预测（有的时候有回应，有的时候很疏离）或者，如果我们的依恋对象要求我们照顾他（她），我们也会变得对依恋感到焦虑，甚至可能被这种焦虑所缠绕，常常害怕被抛弃，总要寻找一个能在那里帮助我们的人。

鲍比的“依恋的工作模式”，与客体关系理论学家所说的内部客体的概念非常相像，都是描述发展中的个体在关于他（她）通过纽带或可获性能从他人那里期望什么这方面理解到的知识。但是鲍比相信这些工作模式是基于真实体验而不是幻想而发展起来的，这与内部客体不一样。儿童期的时候，他人是否是在那里且对儿童有所回应呢？父母是否使用要抛弃孩子的威胁作为规则的一种形式？

意识到依恋的需求是基本并且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释很多之前被错误传授的发展理论。依恋的需求贯穿我们一生，是健康的象征而不是病理性（依赖）的发展。

我们在关于青少年的理论这方面一直有些误导。青少年发展理论一直关注的是分离和自主性，健康一直是与从与“主要客体”（也就是父母）的联系中分离出来或否认这种联系相关联的（Blos，1962）。这种推理中的逻辑在于，依恋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自我探索这一青少年的显著特点。然而，恰恰相反的是，正是那些安全型的青少年在获取同一性的努力过程中最有可能胜任且具冒险精神。随着成长，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会有所变化，但依恋是持续存在的。尽管随着成长，青少年关于自我和他人的观点会发生变化，但他们努力抱持他们主要的依恋（见Salzman，1990；GrotevantandCooper，1985；Frank，AveryandLaman，1988）。一般到了成年期，这些依恋就变得持久不变了。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人都说他们一生都和父母双方或其中之一保持依恋关系。那些依恋关系曾发生破裂的人，很多都说在后期重新找到父母，并且比通常依恋感更为强烈。对那些我们曾经几乎失去的事物，我们往往会更加珍惜。

从青少年开始，个体可能依恋父母之外的新个体（通常是与他们同龄的异性）。尽管依恋可能弥散在很多重要的他人之间，但这些关系当中的任一种都有可能重复童年早期的依恋强度。

理论上关于青少年与父母的“分离”过程的强调，倾向于模糊青少年对依恋的关注。很多被归为“同辈卷入”的行为在现实中被归为个体能够从家庭之外的他人那里在忠诚、可靠和情感方面期望获取什么。青少年试图发现在他们的朋友当中，他们可以依靠谁、以什么方式依靠；当他们需要陪伴或获取安慰的时候，谁将在“那里”。青少年通过很多方式将朋友如同家人一样作为安全基地，从这个基地出发进行探索。青少年会谈论“拥有”某人，这种“拥有”使他们勇于与他人建立关系成为可能。“我‘拥有’爱丽娜，”琳达说，“因此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一起出去，看看她们是否喜欢我。如果她们不喜欢我，我就总去看爱丽娜在做什么。”

第4章 依恋(3)

青少年的很多痛苦来源于对这个年代的依恋关系的反复无常和不可靠性的失望。这些拒绝和背叛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渲染了青少年对他人的期望，青少年时期的伤害所带来的对信任和友谊的怀疑可能会持续到成人期。

保拉说到了她与苏珊娜之间“最好”的友谊，这份友谊从六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高中。这两个女孩经常在一起，穿着也很相似。苏珊娜比保拉更受男孩子欢迎一些，但每次她有约会的时候，她都会告诉约会伙伴带上另一个人陪保拉。她们都有其他朋友，但她们的共识是，只有当她们不能在一起的时候，她们才计划和其他朋友在一起。她们通常在周六的下午去商场（闲逛、购物、哪里热闹往哪里凑）。在一个周六，苏珊娜告诉保拉她不得不和母亲一起去探望姑姑，保拉找不到其他的同伴，因此她就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在坐公车从图书馆回家的路上，她路过商场，看到苏珊娜和她们班里的另一个女孩走在一起。保拉记得她当时感到非常痛苦，无法理解她看到的情境。经过强烈的情感挣扎之后，她才逐渐明白苏珊娜欺骗了她，她更愿意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保拉从没和苏珊娜提过这件事，但从此以后，当苏珊娜说她不得不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她再也不相信了。并且保拉自此不再完全相信任何人。并不是她根本就没有信任，而是她常常提醒自己，其他人会伤害自己并且背叛自己。

然后，个体带着很多来自家庭内外的依恋体验迈入了成人期。在这个背景下，为了不感到孤独，成人必须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纠缠在一起。但是，由于成人依恋不甚清晰的行为表现，因此研究起来更为困难（Ainsworth，1982；Weiss，1982）。心理学领域对婴儿期后的依恋了解甚少，对与母亲之外的人的依恋也所知甚少（Ainsworth，1989）。

尽管鲍比将依恋与焦虑的降低联系起来，但罗伯特&#8226;韦斯（RobertWeiss，1982）却试图将依恋定义为孤独的缺失。在成人生活中，通常在依恋缺失、孤独所带来的尖锐刺痛显示出一些至关重要的事物正在遗失时，依恋是最明显的。当依恋存在的时候，它可能在悄无声息地流逝，只通过熟悉感和连续性而有所反映。成人依恋似乎更锚定于恒久不变和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上，某种意义上是远离世间的新奇和陌生之感的避难所。

重要他人的可靠、熟悉、持续和稳定的感觉似乎成为成人依恋的“安全基地”的基础。正如童年时期一样，安全基地的感觉似乎是探索和自我发展所必需的感觉。只有到我们相信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可以回到他（她）的身边并且受到欢迎，即便没有感情色彩，至少也有所回应的程度时，我们才能向外冒险。鲍比指出，依恋行为和探险是相对偶的。当我们感到在依恋方面安全的时候，就有可能去探索，有可能知道自我和它的冒险。只有当我们感到害怕、生病或疲惫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回到依恋对象的身边。成人期的安全依恋在行为上可能并没有很多显示（虽然很多成人关系有清晰的依恋仪式，如生日庆祝会或定期电话），更多显示在人类世界的内在感觉上。安全依恋的成人不管重要他人（们）在物理上是否和他们很接近，都会感到与重要他人（们）的接近感。

虽然我们必须被某个我们感觉足够强壮的人抱持以防止我们坠落在地，我们也可能依恋某个虚弱的人。正如费尔贝恩（1954）指明的一样，最重要的是他人的回应性，而不是回应的种类。乔治亚说到她给她非常容易伤心难过的母亲打电话诉说自己被解雇的事。“我知道如果我告诉她，她只会担心，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她的担心仍会让我感到好受一些。”仅仅知道有个人在情感上对我们有所回应，这本身就有所帮助。

如果，如同鲍比所坚持的一样，依恋是一套根植于生物学和行为学的系统，那么依恋的体验并不必须有认知上的解释。我们之所以需要拥有依恋对象是因为那就是我们被规划的方式。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会让我们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之痛。

分离和丧失：依恋的黑暗面

与被抱持的体验相对比，依恋的体验是明确的。我们依恋于某个特定的人，并不再接受其他替代人。（然而，我们可以被很多人抱持。）那么，对依恋来说，就会有遭受丧失之痛和必然的悲伤的风险。

分离焦虑是依恋系统遭遇危险的信号。在经典精神分析中，信号性焦虑是对自我的一个警告，警告无法抵挡的恐慌可能正在逼近，分离的痛苦以同样的方式警告个体：令人无法忍受的孤独（抛弃）即将来临。面对分离的痛苦，个体（任何年龄）会抗拒、恳求或愤怒。对年幼儿童来说，在寻找丢失的人的过程中，所有其他的功能和行为都停止了。儿童会哭泣、抗拒、坚持要那个他依恋的人重新回到身边。同样条件下，成人可能会哭泣、恳求和愤怒，并试图通过威逼或全部其他关系的技能来恢复依恋纽带。

我们对依恋对象的需要就是他们的回应性；回应的纽带似乎并不如回应的存在本身更重要。任何回应都会维持既存的依恋，也就是说，除了忽视之外的任何回应。依恋行为的表达是要唤起回应，“处于情感联系之中”就是它的要求。

第4章 依恋(4)

由于对依恋对象的强烈需求，儿童很快知道哪些行为和要求能够引起回应、哪些不能引起。这种人际间学习在青少年时期继续进行，并持续到成年期。通过方法和回应之间复杂和精细的交易，依恋关系的形态和风格就形成了。安吉拉说，“在整个高中期间，我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18:10准时给我打电话。即使我们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前刚刚见过面，并且也没什么新鲜事要说，我们还是要在晚饭之后说说话。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我们家的每个人都知道是她打来的，我知道我拥有这个朋友并且能够依靠她，感觉非常好。”大多数依恋关系都会发展成这样的仪式。

反过来说，对依恋的学习意味着要了解超过多少就是过犹不及了。对回应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可能使依恋对象感到负担过重并因此而退缩。例如，一个25岁的病人名叫埃里克，每当他的女友说她会给他打电话，但却没有给他打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焦虑以至于使自己陷入生气之中。当他最后联系上她的时候，除了讽刺挖苦和愤怒之外，他无法与她交流。她于是责怪他要求太多、占有欲太强，并威胁着要终止他们的关系。埃里克对依恋的强烈需求就这样对他拥有依恋的可能性产生了威胁。一些人如埃里克一样如此的恐惧（恐惧他们会把他们需要的人赶走）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敢建立依恋关系。

在不幸的时候给朋友打电话，却无人接，这是生命中最糟糕的经历之一。打了电话却无人回应，无异于明白在这世上彻底的孤独、彻底的悲伤。因此，很多人发展出对抗依恋体验的僵化的防御方式。如果我们永不依恋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被丧失或抛弃所伤。“我通常在人们离开我之前离开他们，”我的一个病人出于对丧失和抛弃之感的恐惧，说了以上这句话。

当代生活中的依恋体验

20世纪末的生活，生命职责变得异乎寻常的重，人类关系也日益脆弱，越来越多的人要与建立依恋的问题作斗争。“我想与一个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人在一起，”我的很多病人都这么说。但他们无法阻止自己去知道没有人会永远不离开他们这一事实。正如抱持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我们注定要坚持那些本身就没有根基的事情一样，依恋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依恋那些我们最终会失去的人。那么，对丧失和被抛弃的恐惧，无论是无意识的还是模糊的，都始终使依恋带有阴影。当这种恐惧过于强烈的时候，它就会排除依恋，要求个体享受他所恐惧的孤独。

在当代生活的流畅性、移动性和分裂性的内部，依恋构成了连贯性。我们在丧失中感到哀伤，部分是因为即使是人类关系的这种最强烈的形式，也有其脆弱性。

当依恋系统顺利运作的时候，它们是下意识进行的。它们并非无意识，但也都不是人类注意的焦点。它们就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安全依恋的个体知道有一个“在那里”的人，这意味他们能够依靠这个对他们有所回应的他人。但在安全依恋的内部，如同足够抱持一样，对与他人的联系的觉察成为部分背景。因为我们有依恋对象，我们不感到孤独，因此能够自由地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追求。鲍比这样描述一种依恋关系“它就像是一个中心，人类的生活绕之旋转，不仅从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小孩到学童是这样，整个青少年时期和成熟期也是这样，直到老年期。从这些亲密的依恋关系中，个体发展了他的力量和对生活的享乐”（1969）。因而，这种依恋关系是一种资源。这意味着某个人为我们而“在那里”，不是为了满足某一特定需求或目的，而只是和我们在一起，因此我们不会感到孤独。

正如我提到的一样，回应性这一事实要比它的特点更为重要。即使是负性的回应也比根本没有回应要好。例如，一个愤怒的家长，至少是在场的。因此，就很有可能与一个极度虐待我们的人或无法满足我们其他重要需求的人保持紧密的依恋关系。依恋系统的威力能够代替所有其他需求，甚至能够替代理性。因此，被打得伤痕累累的女人会回到那个打她的男人身边，一个酗酒的女人的丈夫再一次相信了妻子戒酒的承诺并回到她身边。有时候，这些人是依赖性的人，更多时候他们是强烈依恋的人。

很多成年人谈及他们希望“属于”某个人的需求，这似乎是一个成人依恋的表达。他们希望感到被认领，作为另一个人的所有物而存在。对一些人来说，被某个人称为“我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我的妻子”或“我的儿子”。这种拥有性是可靠关系的一种迹象：有个人在整个一生都会带着他们。依恋的这种“归属感”方面似乎是代表了它的永恒性。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孤儿，即使战后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也经常热切地幻想着有一个母亲能让他们有所“归属”（不可改变的属于），无论他们受到他人给予的多么好的善意和关心，这种需求都一直存在（Moskowitz，1983）。通过归属，一个人与存在链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对另一些?来说，“归属”的体验就像是被关押起来的感觉。因为他们将此看成是对他们自主性的破坏，他们在一个更远的距离，通过不同的习惯来体验依恋。他们常常恐惧依恋以及依恋可能对他们的自我提出的要求。

在个体必须依恋以获取依恋感的依恋强度方面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一些成人通过不定期的电话来维持依恋的感觉；另一些人必须每天都“接触基地”来知道依恋仍然是可靠的。

第4章 依恋(5)

那么，当人们用“在那里”来描述一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人的时候，依恋是人们要表达的意思的一部分，但是依恋的“在那里”与抱持的“在那里”是不同的。在依恋中，源于要寻求来自保护性成人的亲近感的需求，但最终又独立于这种需求，基于生物学和行为学基础上的对亲密关系的需求，使个体将自我与另一个人通过联系和一种缓和孤独感的归属感的感觉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抱持不同，在持续性的背景之下，依恋的这种联结不需要满足除回应性之外的其他目的。依恋关系可能包括性、共同性、抱持、嵌入或者任何其他关系维度，但并不是必须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难清楚表达依恋体验的一个原因：一个人是“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为了我而在那里。他在那里，因此我不会感到孤独。

在关于成人孤独感方面进行的深思熟虑的反思中，韦斯（Weiss，1987）想知道成人依恋中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人们远离了孤独。他注意到似乎并不是因为依恋对象是亲密知己或性伙伴，甚至都不是安全感的来源；而是因为那是一种生命交织，情感联结的感觉。很难精确表达，但这已经是我们能够表达的最好程度了。

当依恋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儿童期后的依恋行为最有可能被观察到。当事情威胁到依恋关系的持续性的时候，探索行为就终止了，注意力就集中到了依恋纽带的恢复上。几乎所有开始时研究依恋的研究者最后都是研究丧失。当我们失去了最珍贵的他人，或即将失去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处于最沉痛的悲伤之中。哪里有丧失，哪里就有依恋。因此，研究依恋的一个最大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依恋顺利运作的时候，它是一个虚弱的半影；只有在受到破坏的时候才闪现光辉。

哈里特16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去世了，她在第二年承担了照顾5个弟妹的大部分责任。当她去上大学的时候，她遇到了维利，维利似乎能够提供她原来依靠母亲获取的情感和热爱。她很欣赏维利的坚定和忠诚，并慢慢的依恋上他的为她而“在那里”。大学毕业后，他们结了婚。在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15年里，哈里特不让自己察觉到对他们关系的任何失望。他们是一个团队：在一起努力工作，有很多兴趣和活动一起做，并有很多朋友。他们一直期望一旦经济条件允许，他们就可以生小孩，开始家庭生活。

维利最后被发现无生育能力，这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一场危机。哈里特对维利非常愤怒，生气他竟然在这么重要的事件上令她失望，并由此打开了其他被压抑的不满的阀门。哈里特现在能够察觉到维利对工作的迷恋，他的被动以及情感上无力回应她的状态，并且对她也缺乏性欲。经过几年的努力，其间还有治疗的帮助，最后哈里特清楚地知道维利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一个内向的人，情感上的亲密会让他害羞地躲开。这一发现使她陷入了痛苦的两难选择之中。

哈里特感到，如果她不得不接受一种没有孩子的生活，她需要在主要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她需要维利更多的投入和共情，也需要更多的性爱。然而，每当她做出决定要离开维利的时候，在她愤怒间歇所察觉不到的她对维利的依恋的全部重量就会阻止她，使她无法行动。在这些时候，将她感到的因他而生的渴望之情看成是依赖将会是令人悲伤的错误。她需要他，是因为她依恋于他。哈里特体验到的这种深深的需求是这样一个意识：旅行之后，不会有人等候在机场接他回家，不会有人知道她工作到深夜之后何时到家，没有人会和她一起参加家庭聚会或庆典。哈里特知道她完全可以自己做所有这些事情，但放弃这些共享的成分的痛苦是令她无法忍受的。

有个人知道你在哪里、为你接机、和你一起参加家庭聚会或看电影，这些是成人的“安全基地”的表达。常常令病人和治疗师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特定的行为本身是非实质的。例如，病人可能从心里感到困惑，为什么他的妻子每天晚上把他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取出来这件事这么重要。毕竟，他自己是可以做到的。但他既不愿意也不是真的觉得能做；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将被破坏并失去平衡。在这些情况下，这可能真的是依赖，但更可能是依恋的迹象。

如果依恋对象是可获得的并且是有回应的，我们会感到安全（但相对意识不到在密切关系内部发生的复杂的情感和心理运作）。丧失这样的依恋对象，我们可能会感到心碎，仿佛那根把我们的生命编制在一起的线被拆开了。丧失中的抛弃感是非常强烈的，丧失（依恋对象）的个体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出现一些想要向外探索或寻求的迹象。我们强烈渴望再次找到那个我们曾经依恋的特定他人，我们的很多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在为试图将发生问题的事情恢复正常而服务。

第4章 依恋(6)

区别于关系的所有其他形式和维度，依恋要求另一个人的身体存在。我们依恋的那个人必须在某个地方“在那里”。例如，一个人可能感到被内在的一个代表所抱持或欣赏，但一个人不可能依恋一个只存在于内心的人。依恋要求特定性。另一个人不管多么有回应性或充满感情，都无法取代一个失去的依恋对象。

虽然鲍比将他对依恋的定义限定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感到被另一个更强壮且更明智的人所保护，但大多数成人依恋关系并不依靠保护。看上去婴儿期之后的依恋已经超越了原始的、生物的基础；从寻求保护的亲近性转到寻求情感支持的心理接近性上。在成年期，对依恋对象的选择是根据他们的可获性而不是他们的能力。即使在儿童期，依恋也可能是建立在回应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保护性的基础上。例如，艾琳&#8226;辛普森（EileenSimpson）在她的自传性著作《孤儿》（1988）中描述了她童年时对只比她大10个月的姐姐的依恋的令人痛苦的故事。这种依恋使她们两个渡过了孤儿的童年期的剧变。儿童期后，人们报告了对很多不是保护者的依恋，包括对自己孩子的强烈依恋。失去孩子时无法平息的痛苦，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孩子对父母来说也是依恋对象。

韦斯（1982）赞同认为在成年期对同龄人的依恋通常并不是根据对方可感知到的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一个被依恋的同龄人可能是被感知成能够培育我们自己应对挑战的能力的人。我们从依恋对象那里获取力量，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强壮，而是因为他们的可靠、他们的“在那里”给了我们力量。只因为他们的存在，依恋对象就成为自信的源泉。

随着个体的发展，依恋可以通过更远距离的交流来维持。因为从本质上来讲，依恋是一种持久的结构，成人依恋可以维持多年的情感联系而不必有身体上的接触互动。依恋作为困境中的承诺或是未来的模板而存在。我们只要想想夫妻之间的依恋，被战争所分离的家人或远程雇佣的必要性就可以明白了。我们通过信件，或在现代社会中，通过电话来保持联系。用语风格的心理意义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保持“能够联系上”，通过象征来维持这种预示依恋的联系（尽管有距离）。

然而，当关系处于危险中时，远距离维持与朋友或亲属的依恋似乎需要身体上的存在。例如，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人生了病，通常会引发另一个人的探望行为。（我需要来看看你是否一切安好。）类似的，异地恋人之间愤怒的争吵可能会使其中一人急迫的要去见另一个人，确认他们之间的依恋纽带没有被破坏而使自己放心。

依恋的快乐和情感的纽带

鲍比将依恋与焦虑的降低联系起来。在早几年，与母亲分开的儿童可能会抗拒，并试图恢复与母亲的接触。随着我们的成长，“接触”的维持可通过其他的交流形式（象征接触的形式）。这种可能很少发生的接触，使我们确信依恋对象仍然“在那里”。

分离会导致焦虑这一事实，使儿童寻求与依恋对象的接触。与儿童不同，作为成人，我们在“安全基地”中寻求这样的知识，即依恋对象是可以获得的，否则我们就变得焦虑。那么，随着发展的进行，依恋的体验和行为越来越不同于焦虑，依恋本身就可能成为快乐的来源。

依恋的快乐是亲密关系本身所固有的快乐。有所依恋的快乐，部分反映了一种确认感：如果我们受到惊吓，依恋对象就会对我们有所回应。然而，婴儿期后，这种快乐越发变得是一种广泛联系的快乐，一种即使我们目前没有需求或没有潜在需求也不会感到孤独的快乐。

依恋发展成一种情感纽带（Ainsworth，1989）。换句话说，依恋的情绪体验是情感。在依恋很强烈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被体验成一种爱的平静且深刻的形式。甚至，当个体清楚地拥有一个初级依恋对象的时候（在我们伤心难过或受到惊吓的时候首先会求助的人），很多成年人也会有一个次级依恋关系的网络。这些人是能够被依靠而且有所回应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情感纽带作为丰富成人情感空间的一个方面而得以维持。

韦斯（1982，1987）对未婚人群的研究显示，孤独是由于缺乏初级依恋对象所导致的结果。韦斯将孤独看成是没有客体的分离痛苦；因此，从字面上来说，未婚的人正经受着依恋对象缺位的痛苦。因为婚姻能提升依恋所倚仗的接近性，配偶通常是依恋对象的第一候选人。但当依恋在成人生命的变迁盛衰中蜿蜒前行的时候，就会采取复杂的形式。

汤姆的关系史是我听过的最贴切的关于依恋的“纯粹故事”。他的生活的显著特征是与他人之间的强烈而持久的依恋。保护这些依恋是他情感生活的主导动因，他最强烈的悲伤是在他没来得及说“再见”的时候，关系就破裂了。

汤姆的故事并不是典型的，但很好地展示了成人生活中的一些依恋现象。我将整个关系图谱呈现在此，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依恋系统与关系的其他方面交叉在一起的方式了。

第4章 依恋(7)

汤姆

在所有我访谈过的人当中，汤姆的图是人数最多的一幅。（见本书后面的附录A）。在每一年龄段，他都以个体或群体的方式画了很多很多和朋友的关系图。他的关系模式的最显著之处在于连续性：一旦某人被纳入他的情感世界中便轻易不会被他丢掉。汤姆的模式是一种持久依恋。当他描述那些对他有影响的人的时候，他的声音透着一股开朗和情感。他也想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很明显，他们把他迷住了。

当汤姆回忆他5岁的生活的时候，他主要谈及的是被他称为“两个母亲”的事。他母亲的没有结婚的姐姐，也就是他的姨妈格洛里亚，和他们住在一起，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汤姆很仔细地要在他的关系图中把她们两个人和他的距离画的一样，在她们对他的重要性上没有选择。后来，他变得更依恋格洛里亚，但作为儿童，他对她们两个的关心是一样的。格洛里亚比他母亲更开放也更友好（她自己更像一个朋友）。格洛里亚有一个黑人男友，因为种族差异，他们未能结婚。他们常常带着年幼的汤姆一起去爬山或看电影。汤姆觉得她喜欢和她的黑人男友在一起。

格洛里亚更为冒险一些，汤姆的母亲更喜欢“呆在家里”。汤姆5岁的时候，他的妹妹出生了，他母亲的注意力就被这个新生婴儿所吸引。汤姆记得他的母亲“没什么特殊的—通常的事情—我饿了。如果我受伤或者生病，我会跑向她们两个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哪一个并不重要。在5岁的时候，我摔断了胳膊，我住院并做了手术。我记得我跑向我的母亲。那是一个早上，我记得我冲向我的母亲，她抱住了我，但如果格洛里亚那时在家的话，我会跑向她的。”

汤姆记得在他童年早期的时候，常常见不到父亲。父亲工作时间很长，很晚才回家，因为太累，一上床倒头便睡。在汤姆的记忆中，他与父亲之间的互动很少；似乎在他的印象里，父亲经常离开镇子出去打工。

汤姆还记得他幼儿园的老师维拉。她是“和气的、温暖的。我对她的记忆都是很好的。”对汤姆来说，重要的人都是温暖的、可获得的女性（他感觉可以求助的人），为他而“在那里”的人。

这使他能自由地将注意力转向他的“群体”。汤姆童年的记忆大多是在户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是一段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时光。那里有一个“安全基地”。

10岁的时候，汤姆感到与父亲有更多的关系。汤姆猜测，可能对父亲来说，与不是婴孩的人打交道要更容易一些。他们常常谈论学校的事情。“他喜欢数学，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因此我们常常讨论数学问题。他常常对我在学校做的事情很感兴趣。”

在人生这个阶段，汤姆记得母亲就像一个养育者。“她对我在学校做的事情不太感兴趣。我记得她就是提供食物、做家务。她准备饭菜、打扫房子。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的互动多于在其他事情上。”在这个时期，格洛里亚姨妈变得更像朋友了，但汤姆对这个时期的记忆是模糊的。他觉得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和朋友在一起的，不太感兴趣花时间和成人在一起。

汤姆在学校里找到了一群同学，他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要比和邻居那群小朋友在一起更亲近。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这些朋友在一起，去他们家里或在学校后面踢足球。他们也属于童子军，他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围绕群体这个核心而进行的。

汤姆再次记起一个温暖的学校老师—一位除了作为温暖和情感的来源外，没什么特殊重要性的女性。在这个年龄，他记起他和珍妮的第一次浪漫关系：“她是我班的一个女孩。我们在一起学习，我以一种毫无疑问很幼稚的方式爱着她。”

到15岁的时候，朋友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在汤姆班上的同学当中，有几个在不同时期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在很大程度上，最好的友谊开始于可获性—经常坐在他旁边的人，或大多是和他同班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汤姆尤其喜欢萨姆，他很聪明也很富有创造性。他们的友谊开始于萨姆在另一个城市待了一年后回到学校，发现自己的数学跟不上班级进度的时候。汤姆很愿意帮助他。虽然汤姆和萨姆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于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间，但他也有很多时间是和朋友罗宾和马克在一起的，他们在一起学习（或对抗性地一起都不学习）。他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在一起度过时间这一事实来定义的。汤姆对他的朋友没有特别欣赏的感觉，这些关系也不是自我揭露式的。更确切地说，这些男孩是密友、特殊的同伴、“帮派”、在那里的人，大多数已经在那里很长时间了。

汤姆与15岁的女孩交往起来有些犹豫，但他对特丽有种特殊的情感。他们共度时光，但从未正式“约会”。然而，汤姆经常会想到她，并遭遇第一次真正的性欲扰动。汤姆的家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大部分退入了背景之中。

“我从未在家里待过很长时间。我常常回到家里，吃完午饭?把我的东西一扔，就出去了。那时候，我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如果他们有一个规则，如放学后不准在校园里玩，我就会无论如何都要做。要么我会旷课和我的朋友在一起，要么不做家庭作业。老师会给我母亲打电话（让她去学校），母亲去了之后会说：‘我能做什么呢？’我不喜欢这样，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烦恼。我对朋友、社交活动、运动、音乐都感兴趣，就是对学校一点都不感兴趣。”

汤姆的父母似乎一直很宽容、与世无争。在汤姆的记忆中，尽管他很桀骜不驯，但他们在规训他这方面几乎没花过精力。相反，他们保持着可获性和情感；让他自由地追求他自己的道路。“我的家非常温暖，也非常开放。想吃就吃，在这个年龄上，我不允许我的父母干扰我的社会活动。在我们家里，这是一个固定的笑话。他们会问我：‘你去哪里了？’我会说：‘这里和那里’，这成了一个笑话。他们会说：‘哦，你去了这里和那里。’”

有一个数学老师，给青少年时期的汤姆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4章 依恋(8)

“他很年轻。大多数老师我都不喜欢。他几乎就像一个朋友。我们常常去他的公寓，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从他那里，我发现了数学都是关于什么的学科。他真的是在尽力讲解数学。我只在他的课堂上写作业就因为我喜欢他；他更容易接近，并且是真的热爱这门学科。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考试，我的试卷非常凌乱，他没有给我打分。他说：‘这不是你答卷的方式。’然后他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用我应该用的方式答卷，然后他给我打了分。”

汤姆似乎感觉这个老师明白他内心里有更多的东西，并让他表达出来。

另一个老师，所罗门先生，是汤姆难以对付的对手。他常常用僵化刻板和规则试图控制汤姆，但总以失败告终。汤姆不喜欢和所罗门先生在一起的那种紧张的感觉。他习惯了关系中的逍遥自在和温暖的情感，对于所罗门先生的不满意，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到20岁的时候，汤姆和萨姆、罗宾以及马克一起去了当地的州立大学。他们依然在一起做很多事情，例如，参加了同一个互助会，但现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谈论他们的经历和观点。在假期的时候，他们也和老乡们保持联系。汤姆还结交了一些能够分享他的新兴趣的新朋友—尤其是他对化学日益增长的兴趣。

在这个年龄上，汤姆有了第一次性关系。达娜主动和他交往，帮他克服了他对女孩的不确定感。他们非常亲密，但持续时间不长。虽然汤姆在团体中很受欢迎，并且也有很多其他女孩与他相处愉快，但他感觉“女孩不被我吸引，我在谈恋爱上很不成功。我没有做很多努力—我很害羞。和达娜在一起，也是她的想法：她主动建立关系，也是她主动终止关系。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还想着她。”

劳拉是他高中时期的女性朋友，他常常和她谈论他的个人感受。“当然，在这个年龄上并没有很多个人感受，但和她谈的要比和其他任何人谈的都多。”

在这段时期，汤姆并不经常回家，但他经常给家人写信，假期间至少会在家里待上一段时间。家人依然继续发挥着“基地”的心理重要性。

汤姆在化学课上遇见了瑞塔，他们成了朋友。他们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度过很多时间，一段时间后他们堕入了爱河。他们不确定关系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分分合合好几次，但最后，他们决定作为夫妻在一起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夫妻之间有很多事情你们可以一起做，她（在班上）是我的搭档。我们一起做很多事情。我们不确定。我们尝试过，但随即我们就分手。我们发现没有对方，我们彼此都感觉很不舒服。甚至有一段时间我还有另一个女友。但我们两个都感觉我们希望在一起，因此我们结婚了—就像一个非常自然的决定。”

汤姆依然维持着和他那一大帮朋友的关系。马克和罗宾已经结婚了。现在，在周末或假期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妻子和女友只是加入这个团体。如同他在青少年期的模式一样，依恋内圈的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和他在一起时间最久的那个人是最重要的人，这部分是外部因素的功能。汤姆需要一个伴侣，在生命的这个阶段，瑞塔就是这个伴侣。

汤姆也发现自己日益与艾拉亲近—一个高中时期的老友，在之前从未在汤姆心中有特殊地位。艾拉和汤姆发现他们都对乡村音乐有很强烈的兴趣，在英语课上认识的新朋友珍瑞有时也会加入到他们之中。高中时期团体中加入同一个互助会的另一个成员也成为他这段时间的一个重要同伴。

数学课上又出现了另一个高中的老朋友，和汤姆一样对数学充满热情。在这个时候，汤姆的父亲退休了，他决定要回到大学。于是他们三个人一起选修了微分方程课，常很长时间在一起解决问题。

结婚之前，在大学和医学院之前，汤姆和他的姨妈格洛里亚生活在一起。后来，他的姨妈搬回自己的公寓里了。她和他分享她在跨种族的关系中曾遇到的困难。他和她谈论他对研究的希望和梦想。他们变得非常亲密；汤姆感觉他能够信赖她，和她分享他从未和其他任何人分享的思想和内心感受。虽然汤姆继续在假期和休假期间拜访家人，但他感觉和他们并不很亲密。

在医学院，汤姆遇到了他最重要的导师：乔治，一个肿瘤学研究者。在乔治的指导下，汤姆开始了学徒生活，并延续到他的职业生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比任何正规课程学的都多。在做事情和负责任方面，他给我很大的自由空间。他的督导方式非常绅士。他让我有自己的项目，我很喜欢这种方式。我们开始一起写论文。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写作、如何发表文章、如何介绍的知识。我们非常友好。我们谈论了很多（探讨了很多）有关政治的事情。我们的研究在一些公众场合报告过。我们很喜欢和其他人探讨。”

第4章 依恋(9)

30岁的时候，汤姆和瑞塔的女儿一岁了。他仍然和那群老朋友保持联系。萨姆和他的家人与汤姆一家住在同一社区中，罗宾也住得不远；他们经常互相拜访。虽然马克住得稍微远一些，已经从商，价值观和汤姆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之间的友谊。只是尽力不去触及那些争议性的话题。

在这期间，汤姆与瑞塔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更为频繁。瑞塔一直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最近变得越发容易疲倦，不愿出门，很长一段时间情感上是退缩的。当她关上心门，汤姆无法触及她的情感的时候，汤姆就觉得很难过。由于无法在一起谈论他们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便都退回到他们自己的追求中去，直到她再次从壳子里出来。

汤姆对他自己的研究课题很投入，在同事中又结交了新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在他们中间，他找到了他所尊敬和欣赏的人；他很喜欢和他们交换思想，并从他们身上学到新的东西。

汤姆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是当他姨妈格洛里亚去世的时候。她搬到了另一座城市，汤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见到她。当她回来的时候，已经被癌症折磨得憔悴不堪，他见到她如此干瘪和虚弱，吓了一跳。在她去世之前，他几乎整整一周都坐在她的身边，为自己能有机会和她说再见而感到欣慰。虽然格洛里亚有几年的时间在汤姆的生命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她是汤姆强烈依恋的人当中第一个去世的，她的去世使汤姆感觉仿佛丧失了自身的一部分。

在这个时刻，汤姆和他父母的关系更近一些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也很喜欢他的女儿凯瑞。当汤姆和瑞塔外出开会或社交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把凯瑞带到自己家里照看。

到了中年，大概35岁的时候，瑞塔变得越发抑郁并且退缩，汤姆也日益无法忍受。虽然他自己一直都无法说出这一点，但他的关系模式非常强调简单的可获得性，而这是瑞塔对他做的最差的事情。他们不能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一点使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汤姆越来越受到玛丽的吸引，玛丽是他搞研究的一个同事，他经常可以找到她。当他感受到她的坦诚性的时候，他找到了一种谈论感受的语言。但是，要忍受离婚带来的痛苦、冲突和压力的前景是汤姆所不愿意接受的。他担心伤害凯瑞和瑞塔。在意见不合方面，他从未有过如此耐心，并使他的关系顺利进行，即使这意味着要保持一些情感距离。但是瑞塔对他的退缩使他感到自己没有伙伴—他最需要的一个伙伴。

在这段混乱和焦虑的时期，汤姆向高中的朋友劳拉求助，当时劳拉也正在经历着生命危机。汤姆向劳拉倾诉了他的痛苦和担忧。然而，除非他做出一个决定，否则他不会和男性朋友分享他的忧伤。在他的经历中，正是和女性在一起，他才可以分享他最深层的感受和关注。这类问题不属于和男性朋友谈论的主题—即便是像罗宾、马克和萨姆一样亲密的老朋友。

在玛丽身上，汤姆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她的态度更像我。我们通常想做同样的事情。她比瑞塔更独立。她非常自然地进入我的生活。她知道如何做事情；她需要我做她的同伴，需要和我谈论一些事情。瑞塔依赖性更强，我不喜欢这样。那更像一种男人/女人关系，她负责家务，我负责外界事务。和玛丽在一起，我们是同伴，我们两个人分享所有的事情。”他笑着又加上一句，“她甚至比我还要忙。”汤姆似乎在一位女性身上发现了他一直所重视的在男性同伴身上的品质（和他分享他的兴趣，并且能让他找得到），也是一个他可以信赖的人，一份专属于女性的财产。

下定决心和瑞塔离婚，迎娶玛丽后，汤姆通知了他的朋友和同事。所有的关系及时恢复正常，包括他和凯瑞和瑞塔的关系。

40岁的时候，生活和关系变得非常稳定。他和玛丽的婚姻一直很好，充满了分享。凯瑞一直和他很亲密，经常来看他。马克的妻子在这段时间病得很重，因此汤姆的额外时间都在陪伴马克，支持他渡过了妻子去世的过程以及之后的悲伤。所有其他的老朋友也都在那里，聚集在紧密联系和团结在一起的复杂模式之中，彼此互相扶持，分享特殊的事情，危难之中彼此互相帮助。即使他们当前几乎没有什么共同兴趣了，他们的生活还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在这个年龄上，汤姆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他的妹妹。当他们的父母逐渐年迈，他们都去看望他们，努力让他们感到舒服。他最终与她有一些共同的事情。

第4章 依恋(10)

45岁是丧失的时期。凯瑞离家读大学了。在劳拉和他渡过了生命危机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在这个时期，劳拉没有任何理由地自杀了，留下汤姆因为没有帮助她、没有和她说再见而感到痛苦。然后，当汤姆在外地做论文报告的时候，他父亲病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父亲陷入了昏迷。“接下来的两周时间，我呆呆地坐在他的床边。我用这段时间来思考他，也思考分离。我钦佩他：他是一个特殊的人。部分因为他代表了老一代人。他这一生都是个木匠，但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另外，他很谦虚，非常害羞—不管他拥有什么，他都很开心。”我问汤姆，是否他在一些方面像他的父亲，他有些难过地说，他不像。

几个星期后，汤姆以前的导师，也是他的亲密同事，乔治突然去世了。汤姆遭遇这三次重要的、突然的丧失，并且都没有机会说声“再见”，这使得汤姆的人际关系被撕裂、动摇。同时，他的老朋友艾拉的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差，虽然汤姆在努力帮助她。

汤姆和玛丽的关系仍然很稳定且令人满意。他们共同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汤姆的生活中尽管有丧失，也依然有温暖和陪伴。依恋的网络稍微减弱，但关键的依然保留。

汤姆呈现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模式，依恋和可获性的基调处于最显著的位置上。他似乎并不是通过这些关系来自我定义，也不是围绕这些关系来获取他人对他的赞许。另外，我们几乎没有听到相互自我探索或相互情感需要。相反，汤姆的人际间生活的显著特征是关系中的温暖和情感、可获性以及保持联系。极少有人有这么多维持一生的朋友。汤姆对他人的依恋忠诚而深切。对他来讲，他人是安全基地，他们分享他的兴趣、丰富他的生活。

我们对汤姆早期生活的了解表明汤姆的依恋是安全的，并且确信两个“母亲”的可获性和回应性。汤姆的家人抚养汤姆时与汤姆没有任何碰撞，汤姆因此能够自由地将依恋作为安全基地并由此向外探索。他通常回到家里找那个能做一口可口食物的母亲和能够激励他并且喜欢他在身边的姨妈。汤姆在这个家庭中没有感到情感张力和冲突或他否认有情感张力和冲突，在后期的关系中，他也没有寻求情感的复杂性。相反，他希望人们和他在一起，和他依恋在一起，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绝对的，但是要深切并一心一意。他已经做好准备忍受最终分离的痛苦。当人们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候，能够找到他；当他人伤心难过的时候，他能够很快回应。但他不希望人们在情感上对他要求过多，甚至超过他准备给予的。

对汤姆来说，正如鲍比所说，依恋关系是他生活的一个中心，是他力量的源泉。他对他人对他的可获性的理解，以及他联结生活的方式使我们明白一些关于青少年和成年依恋的现象。

另外，汤姆悲伤的形式体现了依恋的黑暗面。他的悲伤反应既不是“情况正变得令人崩溃”（当失去了一个抱持性的他人的时候），也不是“我如何能够继续做我自己？”（当失去了一个支持性的他人的时候）。相反，丧失使原本有联结的地方出现了漏洞。父亲去世的时候，汤姆非常难过（尽管他从未依靠父亲什么，也没有向他认同什么）。他在父亲的床边坐了几个星期，思考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他为这个联结的即将结束而哀痛。

对汤姆来说，与他人联结的本质在于他们能够填充他的生活，让他远离孤独。依恋的这一核心通过所有关系的图示得以呈现，但也常常被“在一起”的其他方式所掩盖或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