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的本质

——扎克伯格的商业秘密　

[美] 兰迪·扎克伯格 著

谢天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前言 人人互联的时代

第一章 事件营销：为奥巴马竞选

第二章 分享和协作：联手CNN

第三章 每个人都是自媒体

第四章 Facebook为什么选择实名制

第五章 注意力即金钱

第六章 社交的本质

第七章 科技只是一个工具

第八章 建立自己的品牌

第九章 讲故事的力量

第十章 重新定义内容

结语：面对真实的自己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丈夫布伦特·特沃雷斯基，

感谢你永远这么冷静和理智，从不因为网络的复杂而慌乱。

你是最棒的父亲，最体贴的丈夫，也是我在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友。

前言
人人互联的时代

你只有一次生命。要保证每天泡在网上15个小时，急切地等待陌生人通过好友验证，这样人生才算完整。

——@ChrisRockOz

在过去8年中，我见证了科技、移动设备和社会化媒体如何改变和加强人们生活的每一面，并让其变得更加复杂——从与朋友交流到总统选举，从管理职业生涯到为自己钟爱的事业付出努力，从寻找另一半到抚养下一代。

我看到，互联网曾经还很新鲜，用手机打电话就像魔法一样……但突然间每个人都连上了互联网，随时能被人找到，通过电脑屏幕与人沟通变成了一种习惯，人们常常忘记抬起头来，享受周围的世界。

在本书中，我会带你重走我过去的生活，分享我本人对社会化媒体如何改变世界的观察。

我们的指尖下有着强大的技术，但要确保与网络的关联不会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在网络和现实中取得平衡，在与全世界数百万人建立网络联系的同时，不要忘了我们爱的人就站在我们身边。

网络世界很复杂。

过去几年间，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科技与生活的平衡”，如何能达到这种平衡？在人人互联的时代，这种平衡有可能实现吗？

在我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友谊、家庭、人际关系、职业发展和群体中达到这种平衡之前，我想先带领大家回到几年前。当时我的生活非常不平衡，我不知疲倦地帮助开发Facebook（脸书）这个今天带给大家很多快乐和焦虑的工具。

也许你拿起这本书是因为你我通过社会化媒体建立了某种联系；也许你从Facebook建立之初就是一位忠实的用户；也许你不知道我是谁，但你觉得我的弟弟很酷；也许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但你已经开始读了……不管你读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我都要感谢你加入这场探险。你的关注让我非常开心，我也希望本书——其中有我的个人经历、我对未来的思考，还有实现科技与生活平衡的方法——能激发大家的思考，让你们开始探讨如何利用科技，理性地为自己的生活增光添彩。

第一章
事件营销：为奥巴马竞选

Facebook是总统在全美国范围内巡回演讲中的一站，其目的是宣传新的经济政策，具体内容与减少财政赤字、保持投资增长有关。

生命中总有些时刻，所有的一切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时候你完全没有任何预料，被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晕头转向；而有时这些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并不感到吃惊。

还有一些时候，变化的发生如此随机和意外，令你目瞪口呆，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这就是我在2011年4月20日那天的遭遇。

那天早上，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工作，完全想不到这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甚至从很多方面对我的理想、职业以及我对技术和社会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已经预料到那一天会很特别，至少那一天很反常。

那时我刚刚短暂休息了一下，重新回到办公桌前。通常早上我都不会感到疲惫。大多数时候，我都喜欢早起——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做事很积极，甚至在享用早餐咖啡之前就已经开工了。但当时我怀有35周的身孕，肚子里的胎儿约莫有50磅那么重。个子小小的我，看上去身体的一大半都被肚子占据了，两只脚几乎站不稳。

除此之外，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大约80个小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我的桌子上铺满了工作计划表、楼层平面图和外卖餐盒。我重重地坐在椅子上，花了好大一会儿让脑子恢复到清醒状态。

突然桌子上的这堆东西开始震动起来。我急忙拨开文件找到手机，按下接听键，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兰迪！!!”一个热情洋溢的声音传来，“是我啊，我是罗恩！”

打电话的人是罗恩·康韦，硅谷非常传奇的风险投资人。罗恩是我的好朋友，我对他从来都有求必应。当然，是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这一次我在椅子上缩了一下。现在时间太早，我又很疲惫，对我来说他这句问候实在太吵了。

“早啊，罗恩。”我尽可能让自己听起来有活力，而不是事实上那样无精打采，“找我什么事儿啊？”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以一贯的认真口气说：“是这样的，兰迪，我需要你在总统旁边给M·C·哈默安排一个位子。”

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大脑还在消化刚刚听到的内容，这实在很荒唐，而且不可能实现。接下来我笑了，突然觉得疲惫感减轻了很多。

总统的车队正在前往Facebook办公大楼的路上。这一天我期待很久了，我的职业生涯达到了目前为止的最高点。

所有这一切始于两周前白宫打来的一通电话。

在Facebook，经常会有人联系我，要我们帮忙承办活动，发来视频短片叫我们审核，或者为公司管理人员提供工作机会。大多数时候，这些请求我们没办法实现，所以我习惯于每天礼貌地拒绝几十个电话。

但是，这些电话中有一通来自白宫新闻办公室。他们看过几期我的“Facebook直播”节目，想问我有没有兴趣在两周后为奥巴马总统举办一次与民众交流的市政厅式会议。

接到白宫电话这种事，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所以，尽管我知道为了这项工作我们要动用所有的力量，尽管我们只有一间空的仓库和几台相机，我还是做出了唯一明智的选择——我答应了。

总统来到Facebook除了问候员工之外，还打算参与“Facebook Live”的活动，在网站上回答民众提出的问题。活动将进行直播，人们可以打开Facebook的活动页面观看并提问。这并不是一个老套的公关噱头。Facebook是总统在全美国范围内巡回演讲中的一站，其目的是宣传新的经济政策，具体内容与减少财政赤字、保持投资增长有关。对于总统本人来说，在政治上他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现在还不知道他能否击败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

对于Facebook来说，这又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总统可以通过任一渠道与全美国人民进行沟通，所有的网站、电视频道、电台都由他任意支配，但他唯独选择了Facebook，他认为这是与全美国人民直接沟通的最佳方式。

权力、戏剧性、技术手段，所有的一切使这次的营销活动具有历史性意义。即便我对活动的细节已经熟记于心，但我的大脑仍然迅速过了一遍未来两周接待总统时我们能做些什么、需要做些什么。

我们连续工作了13天，中间没有休息。这段时间的忙碌工作如暴风骤雨般疯狂而令人兴奋，每天都以工作开始、以工作结束，整天充斥着电话会议、会谈和各种提神饮料（因为我怀孕了，只能喝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草药茶）。我们要跟白宫理清有关后勤和安保的问题——这些可都不是小事，容不得半点儿差错。我们要研究出一套宣传方案，以便人们知道何时收看节目、快速找到节目的地址。我们还要确定谁能够参与活动、如何收集问题，以及是否有必要保证对话不偏离主题。

我们已经有了一位现成的活动主持人，他就是我的弟弟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的创始人和CEO（首席执行官）。但接到白宫电话的那一天，我们只有这么点儿资源。我们甚至没有场地。有一处场所可以用来举办市政厅式会议，但那只是办公区域内一个空仓库，要拿它为总统举办活动，这个仓库既没有像样的装修，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设施。

我们必须把仓库变为一个专业的录音室，并设一个观众区，因此要找一个人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我们还需要摄像师。事实上，我们连摄像装备、灯光和音响都没有。我们还需要快速而稳定的网络，能够将总统的讲话向世界各地直播。

这天已经是第14天了，我已经连续工作了80个小时，中间只是趁着偶尔的工作间隙打个盹儿或迅速塞点儿东西吃。椅子都已经摆好，安保小组也完成了最后的检查，所有的摄像机测试了一遍又一遍。在活动当天的早上，我终于回了一趟家，为迎接总统的到来梳洗打扮——我就住在距离公司大楼仅几个街区的地方。但这一次我没有穿光鲜的西装。这里是硅谷，牛仔裤和上面用小水钻拼出“Facebook”的T恤衫才是我的标准装束，能让我在镜头前展现出Facebook的标志性形象。

换好衣服以后，我又迅速回到工作中。我的同事安德鲁·诺伊斯来到我家，跟我一起最后检查了一遍当天的工作计划，然后一同走到活动现场。他对于我们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贡献不小，有他的协助我很高兴。尽管我好几天没睡过觉了，但现在是关键时刻，我必须保持清醒和警惕。

走到办公大楼附近，我们看到停着几辆卫星通信车，天线伸出车外，随时准备将信号传到遥远的四面八方。在屋顶，狙击手的黑色身影几乎看不见。到处都设置了安全路障和巡逻车，还有很多安保人员戴着很酷的墨镜。一架警用直升机在头顶盘旋，螺旋桨发出阵阵轰鸣声。

我走到办公桌前停下来，疲惫不堪却又很兴奋。解决了最后关头的几个问题之后，我望着窗外乱中有序的场景——就在这时，罗恩的电话打来了。

“听着，兰迪，我需要你帮忙在总统的旁边给M·C·哈默安排一个位子。”

听到这个请求，我笑了一下：“稍等一下，罗恩。”

我掏出别在腰间的对讲机，呼叫负责售票和入场券的同事：“马洛里，莫琳，进来一下。我们能不能给M·C·哈默安排一个位子？”

对讲机那边停顿了一会儿，我收到了回复：“收到，我们已经为M·C·哈默安排了一个位子。”

我又拿起电话对罗恩说：“都安排好了，罗恩！哈默有位子了。”

接下来我又赶去处理无数个最后关头的危机事件，现在该“抡起锤子了”[1]。

几个小时以后，我坐在了观众席。所有的观众都保持安静，期待总统的到来。大家都在等候总统进入会场。我用眼角的余光逮到M·C·哈默正在用手机拍照。

我紧张极了。为了这个时刻，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对它的期待也是相当高的。如果活动进行得顺利，胜利的果实当然很甜美；但如果搞砸了——后果不堪设想。不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你认为会是什么时候？”一个声音小声说道。

坐在我后面的是满脸笑容的南希·佩洛西：“嗯，下个月吧。”

南希开始热情地谈论起自己的孙辈们。我很喜欢她，为了准备这次活动，我之前在直播节目中也采访过她。但此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她身上，所以一直是她一个人在说话。我期待活动赶快开始，等待太折磨人了。

这时总统终于到了。人们纷纷起立鼓掌。现任总统来到硅谷，为一群不算光鲜的技术人员做演讲，这种事可不常有，所以非常引人关注。

马克向总统问好，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各自的高脚凳上，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

总统开始发言：“首先，非常感谢Facebook主办了这次活动。我是巴拉克·奥巴马，是我让马克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

观众当中爆发出一阵笑声，但我竭尽全力克制自己，憋着不笑出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工作，而且效果非常好！从最开始到这一刻，整个过程非常过瘾。

Facebook诞生于一间宿舍，在一群非常有远见的学生的努力下，在艰难的环境中迅速成长，随后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被Facebook的理想和理念所吸引而加入其中。我们的理想和理念是：通过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声音传给数百万人听，转变个人与机构的关系模式，帮助每个人与他们关心的人走得更近。每天早晨醒来，我们都努力改善全世界的社交生活，每一天都为这个愿景而生活和呼吸。

而现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总统也来到了Facebook，为自己的竞选活动造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职业机遇，而且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我还不知道，有一个更大的转变正在发生。

马克在台上显得冷静而沉稳。总统则是话语坚定有力，魅力超凡，而且充满了激情。当天早些时候还有人怀疑总统能否赢得观众的支持。当时他正处于第一任期的低谷，很多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对他感到失望。但直播活动一开始，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了。

总统征服的不仅仅是现场的人，他还有更大的目标和更广泛的受众。他是来与Facebook的每一位用户交流的。尽管他跟马克开着玩笑，并认真回答现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但他的眼睛时常盯着房间内各个角落的摄像机。摄像机背后的力量决定着有关美国经济政策的辩论究竟谁能获胜。在全美国各地的起居室、办公室、宿舍和咖啡馆，人们都在观看市政厅式会议的现场直播，在与这些人交流的时候，总统的语气十分坚定。

总统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在2008年参加了竞选投票或者曾经对竞选结果充满期待，现在却感到沮丧……要记住，我们之前经历过比现在更为艰难的时期。每一次我们都在进步，并始终处于最强的位置。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一人是做不到的。”

人们开始欢呼，包括我。

尽管我对总统的观点表示赞同，我却不仅仅是为他欢呼。我为房间里的摄像机欢呼（那是我布置的摄像机），正是它们刚刚将现场的情况直播给全世界的人看。我也为所有优秀的同事欢呼，他们与我一道将一个落满灰尘的仓库改装为一间能为总统安排活动的会议室。我也为我们的勇气欢呼：我们接受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通过努力和发挥创意实现了它。

活动结束后，总统和观众已经离开很久了，我才意识到这是Facebook举办过的最大规模的直播活动，接待人数创下了新纪录。

当天早上的疲惫感已彻底消失，巨大的成就感和成功的喜悦向我袭来。Facebook的所有员工利用技术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当然，我始终认为这里的工程师和产品设计师会改变世界，但这次的成就实实在在就发生在眼前。我们利用Facebook庞大的网络为美国公众提供了一次与民主党人接触的机会，同时为上百万人举办了一场政治讨论会。

那天在Facebook的对话与硅谷的孤军奋战、工程师圈子里最流行的笑话甚至接下来的产品计划都无关，尽管这些也很重要。所有人都在谈论国家大事。在Facebook内外，我们创造了一个影响了很多人的时刻。

到这时为止，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90个小时。会议房间的设施已经拆掉了，我的团队放了一天假，我也该回家休息了。

我沿着帕洛阿尔托的街道缓慢地走着。我没有开车，之前安保人员已经封闭了所有的街道，所以开车是不可能的。

我慢慢恢复了意识：“哦，等等！那些都是我做的啊。”

我走在路上，有点儿心不在焉，还有一点儿焦虑。这一天太匆忙了，在连续两周不间断的工作之后，终于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但在快乐袭来的时候，我也察觉到回报当中掺杂了一丝挑战。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的大脑开始像齿轮一样快速旋转。我走上门前的台阶：“布伦特？”我推开门，呼唤着丈夫的名字。

厨房那边传来一阵窸窣声。一个熟悉的毛茸茸的脑袋从拐角处冒了出来。

“‘野兽’!”我大声叫道，它是马克的狗。

另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是马克。早些时候我弟弟那身非常不协调的衬衫和领带已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标志性的T恤衫和牛仔裤。

“嘿！”马克说道，“我带‘野兽’出来遛遛，顺便过来看看你。”马克的住所距我家只有几个街区，晚上他遛狗的时候常常经过这里。

我把公文包重重地丢在地上。肚子里的胎儿猛地踢了一下腿。“今天干得不错，”他继续说道，“你真的是帮了大忙了。整场活动相当精彩，每个人都在谈论它。真不敢相信你在两周之内能做得这么好。”

真正的高潮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马克……我慢慢开始说道，“这是我在Facebook经历过的最棒的一天。”我停了一下，在想接下来怎么表达。随后，我的想法脱口而出。

我快速地说了出来：我很爱现在的工作；我认为直播节目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给上百万人提供最前沿的网络信息；过去两周不间断工作的日日夜夜让我明白了自己真正的激情在哪里，但已经不仅仅是现在的职位，甚至Facebook本身所能提供的了；我找到了能让我真正快乐的事情，而且知道我一直想做这样的事情；我需要做些追随激情的事。

所有的话一下子脱口而出，我还来不及反应。

最后我总结道：“我想辞职。”

这几个字悬在半空。我停住了，突然清醒过来，被自己吓到了。我从来没有大声说过类似的话。在说出这句话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站在自己家的门厅里，有点儿想收回刚才的话。

马克盯着我，“野兽”也盯着我。我忍住笑：毛茸茸的“野兽”太可爱了，实在不适合参与这么严肃的对话。

如果马克愣住了，那也绝对不会超过一秒钟。

“你确定想辞职？”他冷静地问道，似乎已经料到我会这么说。

我迟疑了一下。我想到了过去5年半来在Facebook过山车般疯狂的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人、经历的所有时刻，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情五味杂陈。

我感到如此焦躁，甚至说出来自己都没想到的话，这是有原因的。这些想法和感受已经在我的脑海中酝酿很久了。

我会想念Facebook，但我并不害怕离开。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抓住机会尝试去走不同的路。

人生旅程的开始

1982年，我出生于纽约的多布斯费里。我在一个非常普通（至少总体上来说比较普通）的中上层家庭长大。我是四姊妹中的老大，下面是马克、唐娜和最小的阿莉尔。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母亲卡伦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她还在医学院读书时就生下了我和马克，在实习期日夜颠倒的工作中设法照顾我们两个淘气的孩子；我父亲爱德华是一名牙医，他的办公室就在我家一层。（这么近是不是很令人羡慕？）

我们居住的小城位于曼哈顿北部，距曼哈顿40分钟的路程。这里很安静，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错层式房屋排列在宁谧的街道两旁，街边种满了树，经常有家长推着婴儿车从这里经过，把车里的婴儿打扮成橄榄球运动员的样子。多布斯费里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郊区小城。

从儿童时期到青春期，再到读大学，我的生活都是非常普通的。冬天我们去滑冰，夏天我的父母将我们送到夏令营。我会央求他们带我去“尖刺公园”，一个全部都是树木的公园，尽管每次从那里回来我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用镊子将木刺从手中拔出去。我还将水痘病毒带回了家，并与所有家庭成员“慷慨地分享”——包括当时只有6个月大的阿莉尔。我还上了阿德斯里当地的公立学校，每天早晨都很尽责地唱教会的圣歌，直到后来转学去了霍瑞斯·曼高中。

我猜你们会说我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我上钢琴课时跟老师讨价还价，最后决定大部分时间由他来弹钢琴，我则负责唱歌。我会进行越野跑，让父母在旁边开车，这样我就可以感受到以多快的速度能进校队。在学校、社区和夏令营（几乎所有地方）的戏剧活动中，我经常参与演出并唱歌。到了高中，我扩大了兴趣范围，对于研究并亲自演唱歌剧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同时我加入了学校击剑队，并最终成为队长。我在学校里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也很优秀，所以在1999年，尽管没什么特殊关系或优势，我仍被哈佛大学录取，成为家里第一个考上常春藤盟校的成员。到了今天，我仍然是家里唯一一个正式大学毕业的人。

经常有人问我：“跟你的弟弟马克一起成长怎么样？你起初意识到他要开一家大公司了吗？”答案很简单：没有。我们这个家庭非常普通，也很快乐。另外，不要忽略家里的其他人。我有一种感觉，某一天我们都会为最小的妹妹打工。

时间快进到了2003年4月。大学期间，我把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研究心理学，以及在我钟爱的阿卡贝拉清唱社团“Harvard Opportunes”唱歌——当时我的大学生活快要结束了。

我的朋友和同学们向我展示了最后这段时间应该怎样度过。在春假过后的最后几周疯狂的日子里，哈佛广场上到处都是脸上洋溢着快乐和兴奋的人——这些人都有很多的规划。他们远大的理想和重要的下一站都可以归结为几个名字：麦肯锡、高盛、摩根大通、德勤等。似乎每个人都打算去华尔街或者K街 [2] 投身银行或咨询业。那时和朋友们聊天时，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未来履历的总结。

也有人问我：“兰迪，你打算去哪里？”

我会充满歉意地笑一笑：“我还没有计划好呢，也许会去创意产业吧。”

通常他们听到我的话，都会感到很茫然。当时开展校园招聘的单位大多是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所以我的同学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工作，要么认为其他的工作回报太低。（这太令人震惊了！）

不管怎样，我都没有退缩。我对量化分析或者统计学没有什么兴趣，整天盯着电子表格也让我感到无聊。

在毕业前的几周，我开始在纽约的广告和市场营销公司中寻找机会。有一次，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他的一位病人在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工作，愿意推荐我去参加面试。我父母都是医生，却乐于在我追寻自己的职业理想时提供帮助，真的很贴心。他们在广告或营销领域没有任何人脉，却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我。

几周后，我走进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的办公楼，自信地与面试官握了握手，并进行了友好而坚定的眼神交流。

他微笑着冲我说：“引荐你的人对你的评价可不低哦。”

我同样以微笑来回应他。正当我开始认为这次面试会成功时，我看到放在桌子上的简历上贴有一张便笺纸：“牙医的孩子，礼节性面试就可以了，谢谢！”

我没有得到那份工作。

在投出的几份简历均石沉大海之后，我得到了奥美集团曼哈顿广告公司的面试机会，应聘数据和统计团队的职位。没错，我知道自己刚刚说过不喜欢统计学。但是我喜欢表演，我想也许可以表现出自己在数学方面很有天赋的样子给别人看看。

当然，我在这次面试中的表现棒极了。

面试结束后，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正走到门口，一个面带笑容的男人出现在走廊里，他是入门级项目的招聘经理。

他对我说：“兰迪，很显然你的兴趣不在统计学上。”

我决定放弃粉饰自己的长篇大论，小声地同意了他的话。

“但是，”他继续说道，“你看起来很有创造力，最近客户与创意团队空出来一个位置，我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又经过了几场面试和几天的等待，我收到了录用通知。我有了一份工作。

我曾经幻想毕业以后到工作之前有几周的休息时间，但当奥美公司打电话问我能否马上开始上班时，我没有拒绝。毕业之后的第一个周一，我开始工作了。

起初我住在家里，乘火车通勤。每天能与父母和正在上高中的阿莉尔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但长距离通勤很快让我感到疲倦。另外，我也想早一点儿在市里展开新生活。我用一个月的积蓄在曼哈顿找到了一处住所，准备踏上新的璀璨旅程。

在奥美，我被安排在一个非常新的团队，叫作“互动与数字媒体”。当然，我之前想象的工作环境要比这个有趣得多，周围都是电视和杂志照片。过后想一想，那次安排是极偶然的。随着互联网的力量逐渐强大，团队的实力大大加强，我的职责也更多了，而此时我那些有着更加光鲜工作的同学还在为别人跑腿买咖啡——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

我心里很清楚，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创意工作。我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复印和装订文件、打孔、起钉、检查法律文件中的拼写错误等事情上了。

更糟糕的是，我的老板非常刻薄。她经常把我称为她的“项目”，还会做出一些很残忍的事。有一次，她邀请我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半为部门主管做一场正式的演讲。我很兴奋，终于等到露脸的机会了！那天晚上我准备演讲稿到很晚才睡。第二天，在会议开始前10分钟，老板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

“兰迪，你跑到哪儿去了？会议20分钟前就开始了！”

她更改了会议时间并通知了所有人，唯独没有告诉我，这样她就有机会在部门主管面前指责我开会迟到、不负责任，强化自己冷酷、严厉的形象。这简直是我人生中最耻辱的经历。（小贴士：如果这时候你躲在卫生间隔间里，你可以小声哭一场，然后用冲马桶的声音掩盖过去，没有人会发现。）

但是我感谢她让“裸体牛仔”出现在了我身边。

“裸体牛仔”是公司新员工成立的关系亲密的团队，我也是其中一员。团队取了这个名字，是为了向一位举止怪异、头发很长的吉他手致敬，他每天都在时代广场转悠，身上只穿一条白色小短裤和一双牛仔靴。他靠摆姿势与游客照相来养活自己，赚了不少钱。他简直是一位低调的营销天才，当时轰动时代广场的恐怖角色“影子球艾尔默斯”和“噩梦海绵宝宝”就是以他的形象为灵感创造的，纪念他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裸体牛仔”的目标是在日常工作时间之外为非营利性组织举办真正的营销活动。这是奥美为新员工设计的非常有名的职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我的老板推荐我参加了这个项目。它对各方来说是共赢的。非营利性组织获得了免费的广告宣传，而新员工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奥美要求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所以连续三个月我们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刚刚完成一天的工作，马上投入另一个项目，直到晚上10点多才休息，这实在是太累了。在获得为特奥会做推广的机会以后，我们要工作到更晚，通常到第二天凌晨一点以后才休息。但这份工作非常棒，我也很喜欢成为团队的一员。所有共同经历的熬夜时光和紧张的工作，让团队成员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将生活从郊区转移到城市，我丝毫没有犹豫。我在租房网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找到一处被改成四居室的房子，这意味着我只能租住卧室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用帘子隔开。虽然公寓有点儿简陋，但我很喜欢我的室友，她们也成了我的团队成员。现在我已经有很多朋友了，我们共同度过了好多愉快的时光。

那段时间，我在奥美的后院与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也是我的哈佛校友）进行了第一次约会，还喝了几杯酒。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会成为我现在的丈夫，他就是布伦特·特沃雷斯基。

当时是2003年，我22岁。纽约城很热，也充满了活力。我的工资刚刚够过生活，没有任何存款。但我还年轻，周围有很多朋友，而且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纽约打拼。我很快乐。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隐约知道马克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Facebook。这个网站在哈佛做得非常成功，并开始向美国其他几所大学推广。

我偶尔会问起身边的同事有没有听说过“Facebook”，跟我同龄的人对它很了解，但24岁以上的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马克还在为这个网站付出努力。他直接飞到加州为公司筹资，还问我是否愿意随他同去。

尽管我对在奥美公司的生活心生怨言，我还是礼貌地拒绝了他的邀请。我还没打算离开纽约。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思考未来的规划。

以上就是我在纽约的生活。我原以为自己所有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快乐、抱负、担忧和困窘都只有我一个人经历过。但很明显，不光我一个人是这样。那些敢于只身一人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每年有上万名毕业生、实习生以及为生计奔波的艺术家和嬉皮士来到纽约体验这种新鲜的感受，在纽约附近长大的人也不例外。我的生活跟别人的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但这就是纽约的特点，大多数人来到这儿都想变得与众不同——我也一样。

我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什么人脉。我没有得到理想中的工作、住所或职业发展，但我仍然怀有理想，尽管它没有那么清晰和明确。

我知道我要在有生之年做有意义的事。我想做一些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事，会影响到很多人生活的事。我想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我在奥美的经历平凡得乏善可陈，我仍然希望做一些与艺术和娱乐有关的创意工作。

几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奥美。我已经做好了下一步的打算，但还没准备加入Facebook。

我在《福布斯》杂志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制作一档气氛非常紧张的电视节目：《福克斯的福布斯》（Forbes on Fox）。每周五早上5点，我们都会邀请4位专家做嘉宾，在节目中针对经济状况讨论60分钟。坐在导播间里，我很担心有人会突发心脏病，尽可能忽略他们的叫喊。但对于有机会与史蒂夫·福布斯共事，我仍然非常兴奋，我想这将是一次有趣的体验。

当时找到这份工作似乎很偶然，但我没有想到这次进军电视和视频制作行业的机会将为我开启很多扇大门，并奠定了我未来的职业方向。

在我制作的第一期节目播出以后，史蒂夫·福布斯提出带我出去吃早饭。离开录音室，我拼命克制着，让自己不要表现得过于兴奋。超级大富翁史蒂夫·福布斯会去哪里吃早饭呢？事实证明，我不必兴奋太久。他带我去了最近的一家餐厅——47街地铁里的一家温迪汉堡（Wendy·s）我很快发现这是他在录完一期节目以后经常去的地方。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大号汉堡也可以。”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了纽约扬基棒球队，我记得当时自己一直在感慨，如此成功的一位商人竟然这样平易近人。

几个月过去了，马克再次打电话邀请我加入Facebook。公司当时在加州门洛帕克市的一处房子内办公。很不错，我想。它不再是那个无人知晓的Facebook了，马克正在不断地进步。

“为什么不过来看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他问我。

我犹豫了一下。“我不太确定。”我说，“我得先看看能不能买到打折机票。”

马克非常坚决：“我给你买机票，直接过来吧。”

于是我过去了。

在加州最初的那些日子

跟马克通过电话没几天，我于周末飞到了旧金山。他遵守了自己的承诺，给我买了一张捷蓝航空公司深夜抵达的机票。旧金山机场到达大厅出口处有一位司机来接我，他举着一块写有我名字的牌子。接下来我坐进黑色轿车里，司机开车沿着门洛帕克市的街道飞速行驶。这种待遇让我受宠若惊，我之前还从来没有享受过接机服务呢。

半个小时以后，我停在一条黑暗的、远离喧嚣的街道上，离家上千里，眼前是一栋简单而又温馨的郊区住宅，看起来丝毫不像未来科技巨头的秘密总部。

我沿着小路走到门前，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马克：“嘿！你来了！过来见见大家。”

我们走到旁边的房间。屋子里非常温馨，很适合一家人居住，再配上有品位的装饰和高档家具就太完美了。但一看到起居室，所有这些想法都消失了。

房间内很暗，没有开灯。屋子中间有一张拥挤的桌子，周围有一圈计算机显示器，这是唯一的光线来源。在堆满了空饮料罐和外卖食品包装的桌子周围，4个衣冠不整的年轻人在认真地工作。

“各位，这是兰迪。”马克向大家介绍我。

4个人咕哝着向我问好，挥了挥手，然后继续投入地盯着屏幕，头上戴着耳机。直到晚些时候去“荷兰鹅”（一家休闲餐厅）吃晚饭时，我们才有机会相互认识。

我记得第一眼见到马克和他的团队生活如此混乱时，自己有点儿吃惊。房间和餐馆环境足以说明一切。“荷兰鹅”提供的食物勉强可以吃，但那个环境充满了活力和乐趣，而且啤酒可以无限畅饮。

当天晚上，马克开始向我介绍团队的所有工作，我只记得他表情非常严肃，而且充满热情。

“我们将连接每一个人。”他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更具体地给我讲了项目的特点和校园推广计划。马克的语速总是很快，他帮助我迅速掌握了所有的细节，团队其他成员大多数时间都在听他讲话、喝啤酒以及私下交流当前的编程工作。

马克彻底颠覆了我的想法，我很快了解了Facebook令人惊叹的发展前景。如此几天，我开始对团队混乱的生活心生敬意。起初，我认为几个年轻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整天不停地编码非常无聊。但这些人对自己的工作有着坚定的信仰并全心全意地投入，我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在一瓶又一瓶的红牛下肚以后，“美国梦”正在我的眼前慢慢实现。

他们将连接所有人，我想。我会坐在一旁看着他们编程。他们很疯狂，也很出色。

直到被邀请参与讨论Facebook的核心营销材料时，我才真正产生了兴趣。讨论的主要目的是确定Facebook的设计图标，包括整体视觉效果和配色。这项工作棒极了。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搭建让500万人参与的网络。大家展开了辩论，我向前倾斜着身体，以便更好地参与其中。

突然大家都盯着我看：“嘿，兰迪，你是做营销工作的，你有什么想法？”

之前10年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这种会议，更别说能做决策了。我清了清喉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在我说话的时候，没有人打断我，也没有人嘲笑我的观点。我提出用蓝色做底色比较好，也给出了其他的营销建议，我说完以后团队恢复了辩论——这次我也加入了辩论。

我已经想不起来那次辩论是如何结束的了，只清晰地记得我的心快提到嗓子眼了。在那一刻，我意识到Facebook是一个绝佳的职业机会，我必须抓住它。

在我飞回纽约之前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在餐馆或酒吧里消遣，也没有在其他人编程时试图帮忙，而是坐在Facebook位于帕洛阿尔托市中心一家中餐馆楼上的办公室里，跟马克讨论我的起薪。我们面对面坐在餐桌旁，他在思考该给我多少薪水和股权，并写在了一张餐巾纸上。

“你看这个待遇如何？”他把餐巾纸递给我。

股权份额不小，但有现金谁还要股票呢？我划掉了这部分，增加了薪水的数字，又把餐巾纸递了回去。

马克盯着数字想了一会儿，然后做出了一个很坚决的动作。他在纸上快速写了几笔，再次递给我。

他拒绝了我要的数字，又回到最初的提议上。

“相信我，”他说，“你不会想要你以为自己想要的待遇的。”

当时我还没有理解他的话——我只有22岁，只想得到一个比其时900美元双周薪赚得更多的机会——但我现在完全理解了。

几年之后，我站在自己家的门厅，向我的弟弟吐露内心的想法，跟他说我已经准备离开Facebook。但在2005年那个改变我命运的夏夜，在Facebook安静而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我人生的新篇章即将翻开。

现在经常有人问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想回到当初，做些什么改变吗？”这个问题挺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想找我传授经验智慧，还是期待我承认这一路走来犯下的严重错误。通常我会开玩笑地回答：“我会找我弟弟要更多的股权。”这时其他人都会哈哈大笑，但每次这样说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跟马克谈薪水的那天晚上，想到他如何为我着想，而当时年轻又天真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们在那张餐巾纸上讨论并确认了合同的重要细节，然后我开始设想新生活了。在飞回纽约的航班上，我一直在偷笑。

“你看起来很开心啊。”旁边一位跟我同坐豪华经济舱的老妇人说道。

我转过身去看着她，满脸都是笑容，我想我可能有点儿把她吓到了。

我对于这个新的生活方向和职业道路感到欣喜若狂，以为纽约的朋友们会为我感到高兴，也许会在纽约长岛的拉瓜迪亚机场迎接我，为我开惊喜派对。

但现实却有点儿残酷。奥美工作团队的同事们认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白白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我的男朋友布伦特刚刚放弃在旧金山的工作陪我来到纽约，他也不太高兴。我们在曼哈顿的“K先生”中餐馆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伤心地讨论着我的决定对我们的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我的母亲为我感到高兴。有哪位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一起工作呢？她鼓励我抓住这次绝佳的工作机会，支持我追寻梦想。但她也指出我跟布伦特的关系进展得很顺利，让我在长距离的异地恋中多付出一些，不要让他跑掉。我母亲对布伦特的印象非常好，第一次见到他之后，她给我打电话说：“兰迪，别给我搞砸了。”

这时，我准备加入Facebook，前往加州开始新的生活，我母亲打电话来，给我提供了友好的职业建议：“兰迪，别给我搞砸了。”

[1] 这里的M·C·Hammer和Hammertime是一语双关，前者的Hammer是姓，后者是指“锤子”。——编者注

[2] K街指的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西北区的K街”，这里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民间组织、国际总部等。——编者注

第二章
分享和协作：联手CNN

一天结束后，我感到非常激动。我没有搞砸！最棒的是，Facebook有2600万用户同时在线观看视频，CNN的观众数量也是其他网络的4倍！他们将此归功于双方的合作。

于是我来到了加州，来到了Facebook。

2005年9月1日，我正式入职。但在全职工作之前，我花了几周的时间匆忙收拾打包在纽约的东西，毕竟要把生活整个转移到西海岸去了。

很快，我在“克雷格列表”上找到了一处位于门洛帕克的房子，与三位研究生同住，这听起来没有纽约的住所那么寒酸。房子位置不错，而且一个房间对我来说也足够了，于是我租下了它。

如果我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来到加州的郊区开始新的生活，只是为了一家传统公司的旧职位，那么我的行为听起来就更加匪夷所思了。除了马克，我在旧金山湾区没有任何熟人。在Facebook，我甚至没有一个团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位非技术人员之一。办公室也非常简陋——几乎没什么装修——而且位于一家中餐馆和比萨店的上方。餐馆环境虽然一般，味道却出奇的好。

但在这种环境里，我从来没感到过孤独、无聊或不合群。我来得正是时候，不久以后Facebook用户就达到了500万。投资人彼得·蒂尔在旧金山知名的高档越南餐厅“Slanted Door”为我们庆祝。我还记得与小团队的成员在桌边开心地庆祝的场景，当时我们感觉站到了世界之巅。500万用户！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吗？

就算我想紧张，我也没有那个时间。从第一天踏进办公室起，我就忙得团团转。公司人手有限，每新来一名员工，整体效率都会大大提高。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帮忙，就一点儿小忙，好吗？

我不介意有人用纸杯蛋糕贿赂我。

只要有需要，我随叫随到。作为一名新员工，我很享受现有的职责和经历。通常在新员工刚入职时，身兼数职是很普遍的事。在我离开Facebook之前，我还开玩笑说除了信息技术支持部门，所有的团队我都参与过了。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名片上印着“武士”和“忍者”的头衔，因为我服务的团队太多，同时写在一张名片上太混乱。

作为一名非技术人员，我做的都是与技术无关的工作。在最初的日子里，我的职责涵盖了营销、业务开发和销售。那时我们做的传统意义上的营销工作并不多，所以我一直在为公司其他的团队提供支持。Facebook当时只覆盖了美国的大学，而网站在这个市场做得非常成功，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营销手段。事实上，第一年我拿到的营销经费只有100美元，我用来做了Facebook的T恤衫，在纽约大学拍摄校园视频时发给了学生们——当时我很可能超支了。

我在Facebook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与销售团队在一起，帮助他们制订大规模的营销宣传方案，卖给有意在Facebook上做广告的公司。我帮助组织了第一场“回归校园”活动，在谷歌的“companion ads”上建立了一个“回归校园”中心。这是我们当时做过的最大规模的销售和营销项目。

由于当时公司规模很小，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从早到晚，从工作日到周末，一刻不停。除了办公室，有时我们也会在某人的家里，或者帕洛阿尔托市中心我们最中意的酒吧“The Old Pro”里面办公。同事之间成为亲密的伙伴，我们内部也成就了几段姻缘。

早期的团队成员之间有着强烈的默契，这种纽带只有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时才会建立起来。我知道这只是短暂的经历，大家早晚会各奔东西，但在当时是非常棒的。Facebook为我们提供了工作和社交群体，它代表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非常爱它。

我们为自己的使命感到骄傲，把身着Facebook的行头——帽子、T恤衫、连帽衫——当作一件非常自豪的事。直到今天，我在疯狂“血拼”时购买的设计师手袋都没法像用旧了的Facebook电脑包那样引来很多关注。

在纽约，每个人都严格区分工作和社交生活，就像一种信仰。但在加利福尼亚，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

一切也并非尽如人意。我在公司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两个大的挑战。首先，我需要逐渐接受一个事实——尽管营销和业务人员可以称霸纽约，但在硅谷他们的势力非常弱。西部是技术人员的天下，其他人都是配角。如果你不会编程，你必须喊破喉咙别人才能听见。

其次，我是马克的姐姐。我工作非常努力，也让Facebook声名远扬，但不管我做了什么，很多人仍然认为我只不过是老板的姐姐，是因为有关系才进来的。有一位同事甚至将近一年都称呼我为“马克的姐姐”。我与很多新入公司的人交上了朋友，可一旦发现在与产品有关的事情上我说服不了马克，他们就会离开我。

马克也没给我好日子过。在我入职一周后参与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交给他的一页纸撕碎了。几周以后，我还记得他走进开放式的大办公室，经过我的办公桌，跟所有人打了招呼，唯独没理会我。事后我问起来，他回答：“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可能是想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让别人看到你没有受到什么特殊待遇吧。”

谢谢你，我的弟弟。

几年以后，我的一位同事对此总结得很好。“你知道的，兰迪，”她说道，“我相信‘马克的姐姐’这一身份一定给你开启了很多扇机会的大门，但我不羡慕你。技术行业的女性本来就要比男同事多努力一倍才能走到相同的位置，而你要多付出两倍的努力。即使这样，还是会有人质疑你的成功。”

“扎克伯格”这个姓氏带给我的好处远远多于劣势，而且也的确为我开启了很多扇门，但这些门本身不能带我去任何地方，除非我脚踏实地地走过去。

从加入Facebook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这条路始终笼罩在阴影下。不管我做什么，我都只不过是某个人的姐姐。

来到Facebook时我23岁。作为一名居住在纽约的哈佛毕业生，我感觉自己无所不知。但我还是太幼稚，对于办公室政治我一窍不通。

一位知名的科技博客作者罗伯特·斯考伯写过一篇文章，称我为“Facebook的大姐大”，让我第一次尝到了有人关注的滋味。我的整个童年，对戏剧和音乐的投入，唱阿卡贝拉，所有的生活都暴露在聚光灯下，这种关注令我上瘾。我庆祝自己在硅谷的地位，制作了滑稽音乐视频上传到YouTube[1] 上，还给人留下了在所有可能的场合下一手端鸡尾酒、一手握麦克风唱歌的形象。

我在Facebook派对上的保留曲目是幻灭乐队（Evanescence）的《带我重生》（Bring Me to Life），通常我会拉上好友克丽丝·凯利一起唱。我对Facebook公司文化所做的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以主唱的身份带领我们的员工翻唱乐队“幻灭本质”（Evanescence Essence）获得了Facebook版《美国偶像》——Facebook偶像——第一期的冠军。我们的口号是：“幻灭乐队有两首主打歌，而我们两首都会唱。”

由于我很年轻，又是初到硅谷，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里以同事为朋友、家人和伙伴的公司文化，所以错误地把同事当作大学室友来对待。考虑到我们醒着的时候几乎都混在一起，彼此又很亲密，恐怕谁都难免犯这种错误，但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早一点儿卸下包袱，表现出工作状态之外的真实自己。事实上，我给大家的第一印象仍是职务，我本应该把自己的底牌留在最后的。

如果你是男人，你也许可以兼顾有趣的朋友和令人尊敬的专业人士这两种角色，但我不确定对于年轻女士也同样使用。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长者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知道吗，兰迪，因为你是女人，其他人只能看到你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更深层次的东西。你是想成为Facebook营销战略背后的智囊，还是马克·扎克伯格那个傻乎乎的、会唱歌的姐姐？”说实话，两个我都想做。我想成为一名成功的管理者，同时又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一个生活丰富的人。

如果有机会重新来一次，我会在最初几年保持低调，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让人们知道我“有创造力的一面”之前看到我的工作能力。回顾以往经历的种种，年轻女性初入职场不该做的禁忌我几乎都犯了。

尽管我行事高调，但我在公司还是有一些坚定的支持者。多亏了他们，我最后才找到了能充分发挥我兴趣、激情和创造力的工作，同时让我跳出公司的圈子思考问题，让我最大限度地为Facebook提供价值。

最初，销售团队负责人、为人和善的迈克·墨菲将我招致麾下，郑重其事地将我得心应手的项目交给我负责，并认为这些项目有助于我认清自己在公司里的位置。刚开始在Facebook工作时，我最开心的记忆是与迈克在一张餐巾纸上规划“回归校园”活动。（学生们可以向Facebook好友推荐最优秀商家，例如“最有潜力”或者“堪萨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等，同时也能看到第一批广告商的推荐。）

作为一家创业公司，Facebook的很多工作都是在餐巾纸上完成的。

到了2006年年中，Facebook聘请了一位业务开发主管——丹·罗斯。他签过的重要协议之一是与美国最大的有线系统公司康卡斯特（Comcast）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媒体合作协议，这也是Facebook截至当时最大的一笔业务。

丹来到公司后不久，有一天他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我听说你非常有创意，还喜欢跟媒体打交道，想加入我的团队吗？”

很快，我就加入了业务开发团队，协助谈判和管理与康卡斯特的交易。我与丹共事了两年，负责与媒体合作商的交易，包括康卡斯特、ABC（美国广播公司）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

在那两年里，业务开发团队中的其他成员都在做并购交易、敲定合作伙伴、与微软公司协商投资事宜，而我主要负责建立Facebook与主流媒体和电视台的伙伴关系。到了2008年底，Facebook终于有了一支像样的营销团队。我加入了由两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员工拉克尔·迪萨巴蒂诺和门纳尔·巴拉尔组成的队伍中，成立了一个叫作“消费者营销”的团队，并一直在那里工作直至离开Facebook。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三年前，我还在纽约，焦虑而沮丧，期待某一天有机会展现真正的自己。我还幻想什么时候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并按照我的意愿带来变化。

2005年夏天，我走进了一间有几位工程师趴在电脑前编程的屋子。当时的Facebook帝国只有一栋乡间小屋里从厨房到沙发那么大。但到当时，公司已经由创业伊始的几个人扩展到了几百人，都是从各行各业挑选出来的精英。

专家、媒体、学者、名人，甚至整个互联网都在不断地讨论、批评并且预测Facebook的未来以及我们对全世界的影响。2010年，记者和作家戴维·柯克帕特里克提出了“Facebook效应”这一说法，以描述Facebook在呼吁全世界关注一件事上的影响力。可以说，Facebook完全引领了时代风潮。我们代表着友谊、约会、商业、营销、创业精神、行动主义、慈善和变革的未来。

技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在硅谷，人们很容易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产生狭隘的看法，并对技术产生片面的理解。即使是最聪明的、制造出最能颠覆世界的产品的人，也可能将关注点局限于网站数据、产品反馈和行业博客上，而通常忘记了他们是处于技术另一端的实实在在的人类。

硅谷——我指的是湾区的整个科技行业，包括旧金山——引领着信息互联方面所有重要的创新。大多数主要的科技公司都坐落在这里，包括苹果、谷歌、Facebook、领英、Pinterest[2]、推特和雅虎等。所有的创业企业、投资人和科技博客作者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顶级技术人才总是会遇到竞争对手，公司要比较着给出越来越不可思议的薪水才能让员工满意。“金手铐”这个说法针对的就是有意愿换一份工作或者自己创业，但为了这么高的薪水决定留在现有公司的人。在这里，工作和娱乐之间没有界限。如果你在硅谷生活和工作，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你都在吃饭、睡觉和接触技术。你会从新闻中读到它，在咖啡馆听到有关它的讨论，甚至在与周围人的接触中感受到它。

自从在Facebook工作，并更深刻地了解了硅谷以后，我意识到每天早上激励我起床的不是代码、系统或技术工具。当然，我最关注的并不是竞争对手和无休止的对战。我关心的是处于技术另一端的人类。我关心我们利用这些工具能做些什么，整个行业团结起来能做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关心我们对人们的生活、对全世界的社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知道，让人们关注技术背后的人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技术人员和数据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和行业里。但我愿意挑战这项任务。我能看到Facebook在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关系中有着非凡的能力。我相信我们有机会从更多方面去创造价值，从教育到艺术，从科学到商业，再到群体。那天奥巴马总统来到Facebook就证明了我对互联网力量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早在2007年，我就已经有这些想法了：当时我预见Facebook可以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娱乐工具。那年夏天，下一年紧张的大选就要开始了。这是自Facebook创建和社会化媒体迅速发展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大选。尽管距离竞选活动开始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很多即将成为候选人的政治家都找Facebook为他们创建公共主页，等他们宣布自己获得候选人资格时在自己的主页上直播。

我突然发现，自己获得了各种各样有趣的秘密信息。由于这些候选人都在打探消息，我和我的团队在重大新闻发布之前就很清楚谁将参选了。那年夏天，专家们都在猜测迈克·布隆伯格是否参加总统竞选，而我知道他还没有建立Facebook公共主页，所以尽管不太确定，我猜他很可能不参选。

但我也发现了一些其他问题。Facebook正在逐渐从大学生使用的网站发展成为每个人不可或缺的工具，包括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例如它可以影响总统大选的结果。这对Facebook来说也是一个扩大受众群体、增加影响力的机会。

我知道我们必须深度参与政治，而不仅仅是帮助候选人树立公众形象。我向公司的人宣讲Facebook参与有可能在下一年对一半主流媒体产生影响的政治事件有多重要，认为每个人都能很快理解我的意思。很多同事对于这个想法感到兴奋。但当年夏天公司开发了一个复杂的广告系统，打算在年底投入使用。广告是非常吸引人的明星项目，马克和管理团队的其他人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上面。这就意味着专注于做广告产品有机会打动老板，甚至有机会与马克面对面地交流，这简直是硅谷极客们梦寐以求的。

我的同事们很快对一年多以后的大选失去了兴趣。

这时候你也许会认为，聪明的做法是转移工作重心，和其他人做同样的事，甚至可以玩一玩“公司政治”。也许你是对的。

这就意味着……我要一个人去做政治报道了。不管结果是好是坏，我始终致力于寻找一块璞玉，可以自己拥有，并根据我的意愿和想法去雕琢，而不用去关注它是否闪亮、光鲜或者能够吸引其他人。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4位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丹·罗斯，我的前老板；埃兹拉·卡拉汉，Facebook早期员工之一，也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产品经理；克丽丝·凯利，我们的总顾问；还有戴维·菲什，业务开发小组的一名带头人。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我这个疯狂的计划。随后，亚当·康纳和安德鲁·诺伊斯加入了Facebook位于华盛顿的公司，并成了我“阴谋诡计”的同伙和永远的好朋友。

团队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ABC新闻公司合作。

双方开展谈判时，所有竞争的网络和科技公司正在调动各种力量，从自身的角度展现第一场社会化媒体上的总统大选。YouTube和CNN首先宣布将共同制作大选辩论的节目，迅速在其他网络公司之间挑起了一场社会化网络的军备竞赛。新闻媒体拼命为自己的节目争取互联网广告，同时为爱好技术的年轻观众提供新的互动元素。

这里很快成了“狂野的西部”。抓住你最喜爱的社会化网络，然后行动起来！电视台宣布与所有可能合作的网站进行“整合”，想着总有一个会有效果。我们接到了很多公司的电话，希望接手谈到一半被我们放弃的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做一些非常巧妙、独特的东西，能够展现Facebook平台的真正价值。

这时我们找到了跟我们看法完全一致的人。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意式餐厅“Buca di Beppo”，我们与ABC新闻公司的安德鲁·莫尔斯和保罗·斯莱文喝了不计其数的健怡可乐，吃了比我的头还大的一大盘肉丸，终于讨论出一套方案，即在初选之前开展一场线上线下联合的总统辩论，并在ABC新闻中直播，上面标明“Facebook出品”，同时在线实时播报结果。此外，我们还将在Facebook上开发一款社交政治的应用，让用户有机会相互探讨和争论有关竞选的问题，ABC负责在辩论期间从应用中挑选答案并公布。

这套方案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实际上是很有效的，而且创造了真正独特的价值。对于Facebook来说，它可以完美地展现我们的《信息流》特别节目和新上线的应用平台。早期的大多数应用都为游戏，而这个应用让用户有机会表达自己对2008年大选重要议题的观点，也了解朋友们的立场。他们发布的观点会出现在《信息流》上，朋友们会看到、回复并参与辩论。而ABC新闻公司吸收了年轻的新鲜元素，相对于竞争对手有了自己的特点，于是我们迅速达成了协议。

但签约过程中的压力比想象中大了一些，而且令人难忘。我与业务开发团队的戴维和法律部门的朱莉娅·波波维奇共同参与了紧张的合同谈判。Facebook已经搬到了帕洛阿尔托市中心一处全新的办公室，整栋楼还没有通电，所以无数个夜晚，我们借助黑莓手机发出的微弱光亮认真研究ABC发过来的长达30页、每一页都写满了文字的合同。大家讨论得非常激烈，有人差一点儿突发心脏病。

最后，谈判的恐怖时期结束，合同也签好了，核心团队开始落实具体工作。在Facebook这边，我和埃兹拉，再加上几名技术人员负责开发应用程序；ABC一方推荐了奥斯汀·万斯和布拉德利·劳滕巴赫尔在下一年与我们共事。他们刚刚制作完了一期关于YouTube的节目，所以是ABC真正酷劲儿十足的技术人员。这种组合非常偶然，尤其是5年以后我和布拉德利共同开办了扎克伯格传媒公司。但是坐在纽约休斯敦的餐馆里，在炎热的夏日午后在“阿诺德·帕尔默”太快朵颐，我们想到的都是如何通过将“旧媒体”和“新媒体”结合在一起来扰乱政治。

时间来到了2008年1月。Facebook的“美国政治”应用程序已经有了100万名用户，对于早期的Facebook应用平台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从艾奥瓦的预备会议到新汉普郡的初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在一场辩论中针锋相对。与此同时，戴安娜·索耶负责从Facebook的用户中获取在线数据和评论。主持人的讲台上贴有大大的Facebook标志，这让团队成员非常骄傲和兴奋。

让我非常兴奋的还有另一件事。在辩论前一天，我第一次在电视直播节目上露面，是《早安美国》这档家喻户晓的节目。当时我和埃兹拉在纽约，ABC团队给我们一个机会参加节目的直播。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全国性的早间节目（早上5点福克斯电视台播出的史蒂夫·福布斯节目不算）。天刚蒙蒙亮，我和埃兹拉就起床赶往位于上西区的录制现场。在那里，我们盯着所有的设备，一脸茫然。于是在大清早这个痛苦的时刻，我们站在节目录制的后台，身着“硅谷最佳服装”——埃兹拉穿着Facebook连帽衫和牛仔裤，我穿着休闲毛衣和邋遢的鞋子。

制片人走到我们面前：“我们在节目中间安排了一分钟的时间播报全国几大城市的天气情况，但其他播音员都在插科打诨，观众对天气仍一无所知。你和埃兹拉为什么不上去讲讲呢？”

我们惊得目瞪口呆。

当时是加州时间凌晨3点。Facebook的公关部门还在睡梦中，而且即使他们已经醒了，也无法及时赶到纽约。我们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我看了一眼埃兹拉，他回以一个完全了解的眼神。我们答应了。谁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上《早安美国》呢？于是我们主持了一分钟的谐趣节目。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之后我被公关部门批评了。但有时候寻求原谅要好过等待批准，不是吗？

为希拉里·克林顿做民意调查的马克·佩恩公开宣称奥巴马的支持者“看起来是Facebook的风格”，这时我开始相信我们的事业正在上升。他这句话并不是表扬，他是说Facebook代表着年轻、没有经验和不相关的群体。那之后没多久，奥巴马就赢得了艾奥瓦州的选举，这场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受到社会化媒体鼓励的年轻选民。现在Facebook不仅仅在大选的演讲中起作用，它正在影响大选本身。

我的璞玉项目看起来越来越闪耀了。

大选辩论结束后，我们开始寻找新的项目。Facebook没有足够的资源一直运营“美国政治”应用程序，ABC也不想就此接管。应用程序最后被关闭，代码也被删掉了，这让我难以接受。100万用户和大量的辛苦付出就这样白白浪费了，我急切地想开发一些能持久的东西。

这时CNN的安迪·米切尔出现了。早在几个月以前，我接受安迪的邀请飞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斯堡，作为他的VIP客人参加CNN与YouTube合办的总统竞选辩论，我们就开始对话了。当时他正努力争取从ABC新闻公司手中抢走Facebook，于是我决定再次努力恢复对话。

幸运的是，安迪对我的到来非常欢迎，我们关于双方合作畅聊了很多想法。我们还应该再举办一场辩论吗？还是应该专注于投票结果和统计数据？最终我们倾向于在CNN网站上给社交政治应用建一个网页，用户可以通过新增的“Facebook Connect”按钮登录。网页上主要提供大选之夜Facebook用户的辩论直播，这比我们与ABC的合作更进了一步。即使人们在CNN·co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也能直接同步到Facebook上，这样可以鼓励朋友们加入自己。借助这一机会，“Facebook Connect”得到了宣传，Facebook和CNN得到了互利共赢。这一结果谁不愿意看到呢？

CNN的工作人员非常兴奋，他们随即开始在电视上投放广告来宣传Facebook网页。安德森·库珀甚至录制了一段营销视频。这是我在新老板带领下的第一个项目，所以非常期待它能成功。我和安迪将大量赌注下在了这个项目上。

遗憾的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双方都遇到了几个技术问题。到了大选之夜，人们都通过其他的网站观看，没有多少人登录Facebook。你几乎能听到论坛房间里的蟋蟀在叫。在CNN的网站上找不到Facebook的网页，而如果没有人登录的话，“Facebook Connect”的按钮也没什么用。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发挥巨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但在失利的同时，我们也迎来了胜利。

那一周，我们在公司内部举办了一场编程马拉松。这个活动每几个月就会举办一次，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热情所在通宵达旦做项目，第二天用过简单的早餐后把项目呈现给公司所有人看。我知道随机指派一名员工熬夜听起来并不好笑，但这场活动非常棒，可以激发员工的热情，加强向心力，也彰显了公司的创业精神。

在这次编程马拉松活动中，已经到了凌晨两点钟，我打算回家了（我很努力，但几乎从不熬夜），这时有两名工程师走向我：“兰迪，我们知道你正在跟电视网络合作。我们有一个主意。”

工程师邓修平和阿里·斯坦伯格解释说，在大选辩论期间，他们发现在电脑上同时开着两个网页——一个用来看辩论视频，一个用来看Facebook上朋友的评论——非常麻烦。为什么不合二为一呢？

我给安迪·米切尔打了个电话。

一个月以后，我们完成了系统模型建设，CNN打算在第一次利用社会化媒体报道奥巴马总统就职时使用它。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CNN和Facebook都花费了大量资源，还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我们还要屏蔽上万条污秽的言论，（这是一场友好的Facebook选举啊！）还有一个问题是网站能否支持上百万名用户同时在线。

本着Facebook和硅谷的工作精神，我和两位工程师一场随意的谈话成就了一种创纪录的产品。

但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总统就职前一周，我和安迪进行每日例行的通话，讨论应用程序如何在直播中使用。CNN希望派一名播音员到加利福尼亚在Facebook的总部采访就职活动，找一名硅谷政治领域的记者讨论有关社会化媒体的热门问题、看看网上公众的反应。他们在选择合适的人选方面遇到了问题，希望找到一位能“抓住”社会化媒体、年纪不大（能够吸引年轻观众）同时又有一定阅历（能让人肃然起敬），另外还很上镜的主持人。

我在电话这边发出了同情的声音，这样的人应该很难找。

“你想试一试吗？”安迪随意地问道。

我惊呆了：“你说什么？”

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猛烈地跳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我没什么胆量接受这一提议。我让安迪给我点儿时间好好想想，再跟几位同事讨论一下。他同意了，但表示由于时间紧迫，希望能在几位领导面前提起我的名字。

我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一边考虑他的建议。在大学刚毕业的日子里，我想过回纽约。我想起了在奥美度过的漫长的日日夜夜，想起了第一次去加州时看到马克和他的朋友们在光线很暗的起居室里编程，想起了自己做过的很傻的视频以及多么喜欢出现在镜头前，还想起了过去4年我做过的所有不同的项目，直到这次的大选平台。

想到自己在电视上，对着上百万观众谈论技术和政治，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不仅可以在节目间隙花一分钟的时间与观众逗趣，还能戏弄权威专家。

一直以来我都想发挥影响力，不管是从个人还是职业的角度。这正是我从事技术行业的原因。但这个理想让我看到科技的影响力比想象中要广得多，除了在硅谷的市政厅式会议室，在很多其他的方面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现在无路可退。这个机会可以一次实现我所有的想法，我当然会感到惊慌。但有人曾经告诉我，只有你每天至少有一次紧张得想呕吐，你才是一名真正的创业者。得到这个机会，我极其幸运，但只有你知道何时应该抓住眼前的机会，运气才会生效。

安迪又打来了电话：“制片方非常愿意让你来主持节目，你意下如何？”Facebook的公关经理布兰迪·巴克曾经鼓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正是一个绝佳的职业机会。

“好，我加入。”

在前一天晚上，我快速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四年级的时候，在“沙漠风暴”军事行动期间，我们的教室挂满了黄丝带，还能听到附近每个教室的电视都在播放CNN新闻。有一天我们正在吃晚饭，母亲问我是否了解新闻上正在讲什么。我说不知道。她表示对我失望，并告诉我密切关注时事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技能。为了让她对我的看法有所改观，我在接下来的三天都没有出门，一直都在收看CNN并不停地做着记录。

回忆到这里，我拨通了远在纽约韦斯切斯特郡的母亲的电话。“妈妈您瞧，我开始关注时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说。

“什么？”她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她对我的训导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不过没关系。她祝我好运，之后我试着睡了一会儿，尽管一直保持着紧张和兴奋，我也能安然入睡。

奥巴马总统第二届任期就职的那一天，我在凌晨两点半就赶到了Facebook的办公室，为自己3点（东部时间6点）的第一场直播节目做准备。我穿着丝质衬衫和西服外套，外套上还别了一枚胸针，完全不是硅谷的风格。但幸运的是，办公室的场景让我感到很亲切，于是我很快适应并活跃起来。在这个本应睡觉的时间，拍摄现场仍然挤满了人。很多工程师前一天晚上就待在那里，一直没离开过。

Facebook的行政助理劳拉·巴恩斯曾经在魅可（MAC）化妆品公司工作，此时她开心地等着帮我上妆。技术部门的高级主管杰夫·罗斯柴尔德带领他的团队建起了一个工作间，确保在上百万人同时观看Facebook直播时不出问题。工程师汤姆·惠特纳和卢克·谢泼德在与CNN团队解决故障。广告部门的蒂姆·肯德尔，也是我将在线采访的第一个人，正在浏览当天要讨论的几个话题。还有来自Facebook和CNN的很多其他同事在四处奔走，为直播做准备。

接近凌晨3点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开始倒计时。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在第一期节目中说了什么，整个过程感觉就像是一场重大事故。我不知道如何拿麦克风，还在应该播新闻的时候，因为耳机里的声音而分心。很显然，做成这件“全美采访”的事比看起来要难得多。我想他们肯定会取消我后面的所有节目。

但是他们没有，我继续做着主持人。随着时间的累积，我越来越自信了。如果他们延长节目时长，我甚至可以做一些有趣的评论来补白。我与所有的大牌记者开着玩笑，并感到乐在其中。即使有时耳机突然失灵，我仍然可以将节目做下去。我还在节目中宣布了一些重大消息，例如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期间摔倒。在很多其他播音员公布消息之前，我就已经在Facebook上爆料了。

一天结束后，我感到非常激动。我没有搞砸！最棒的是，Facebook有2 600万用户同时在线观看视频，CNN的观众数量也是其他网络的4倍！他们将此归功于双方的合作。

那一周晚些时候，在Facebook每月一次的全员大会上，我的团队与产品总经理克里斯·考克斯站在一起，全体员工起立为我们喝彩。

将精力投入没什么吸引力的项目上，就很容易取得这样的成就。明星项目往往有太多的参与者，很多人都打算从中分一杯羹。但一般项目进展顺利的话，很容易看出来谁的功劳最大。我的巨大投入终于有了回报。我还记得克里斯说：“本项目将Facebook推到了一个制高点，它是Facebook的胜利，是CNN的胜利，也是奥巴马总统的胜利！”我当着公司所有员工的面站了起来，内心感到无比自豪。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我的想法终于变成了亮闪闪的成绩。

这次大选周期开始之初，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在质疑社会化媒体在政治领域能发挥什么作用，是否会影响新闻的报道方式或选民参与大选的方式。当时看来，他们的质疑确实不无道理。直播电台之前尝试合作的很多社会化媒体或在线端口不是经验不足，就是合作不成功失败了，甚至两者兼有。Facebook的“选举日”网页也是这个下场。但我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社会化媒体为电视台和观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价值。我们还证明了，在辩论期间电视和网络直播的方式结合起来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我们推动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媒体式的总统就职。

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给媒体行业树立了一个榜样，还展现了创新和政治如何很好地协调。我们证明了技术与电视直播的结合可以产生一种全新的强大力量，推动选民参与政治。大选过后，分析人士开始研究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为什么这么成功，尤其是获得了很多年轻选民的支持，社会化媒体和互联网是主要的原因。Facebook在美国政治应用程序、辩论、政治家的公共主页等很多方面的努力经常出现在分析结果中。

通过这次的经历，我找到了一条新的职业道路：产品经理、制片方、黑客和电视台记者的结合。从2009年1月开始，我的生活迅速改变了方向。

本书不是为技术人员，而是为你写的

视线再回到我刚刚离开Facebook的时候。那是2011年4月的一天，我、马克和他的狗站在我家的门厅。

马克问我：“你确定要离开？”

我回答：“确定。”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期待他说些什么。也许我想让他对我的6年工作，或者对我吐露心声打算向媒体行业进军发表一些感想。

没想到，马克像往常一样冷静，思路清晰，这一点很可爱，他说：“你为什么现在提出离职？你很快就要生孩子了。先休个产假，想想自己到底要什么。”

或许是因为奥巴马的市政厅式会议结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刚刚将自己的全部感受讲给马克听，也有可能是这段时间的压力终于卸下了……但不管是因为什么，第二天我生下了儿子阿舍——比预产期提前了三周。

接下来的几周我严重缺乏睡眠，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清了，更不要说思考职业规划了。但又过了几周，我在产后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当然是去百货商场了），接到了ABC新闻公司的安德鲁·莫尔斯打来的电话。

“兰迪，恭喜你！你的政治报道获得了艾美奖提名！”

我没有回头路了。

在Facebook工作了6年（感觉好像过了600年）以后，我离开了那里。

直到今天，还常常有人问我是否怀念在Facebook的日子。我当然会怀念，但我更怀念的是一些时刻。在Facebook的日子就像一段永远无法复制的旅程，我永远也忘不掉。关于Facebook我想念的有很多，但最初的时光尤为特别。我想，在创业公司工作的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在硅谷找到创业者很容易。没有什么能与加入一家新公司相提并论，你完全不知道未来在何方，只带着满腔的热情，而且你知道，不管未来的路通向哪里，你永远有很多同行者。

离开Facebook以后，我迅速踏上了历时一年的演讲之旅，与全世界的人建立了沟通。在硅谷的圈子里生活多年，这次全新的经历让我感到兴奋。我对自己将技术和媒体相结合的经历侃侃而谈，为营销的未来趋势做着规划。我还不时甩出几个观众爱听的时髦词，例如“社交”、“本地化”和“移动设备”，同时给出诚恳的相关建议。

有一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吃惊。不管我去哪个国家，也不管我讲话的主题是什么，每个人都走过来问我同样的隐私问题：如何才能知道我的孩子在网上都做些什么？如何确保比我年轻、技术能力强的人不抢我的饭碗？如何建立自己的互联网形象，让自己更加突出？如何让我的丈夫不躺在床上玩iPad？

这时我开始了解自己的使命。一直以来我都是Facebook里那个“讲故事的人”，我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能忘记技术另一端是人本身，是决定Facebook如何以有趣和独特的方式在全世界改善和丰富人们生活的群体。

讽刺的是，这些用于娱乐并能产生无限的社会和经济机遇的工具却让我们通宵不眠，甚至变得堕落。在全世界各地演讲的一年里，我发现世界上有上百万人每天使用这些技术，却对这些技术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职业感到恐慌、不安和困惑。

我甚至看到自己的生活中也出现了难以平衡技术的使用和日常生活的时刻。人们经常在讲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但我想，在当今社会更应该重视技术与生活的平衡。作为一名在全球巡讲的创业者，同时还要保持与家庭、朋友和工作团队的联系，我发现不是我在控制计算机、手机和平板电脑，而是这些设备在控制我。永远保持在线给我很大的压力，一年后回顾这段经历，我才发现我去过25个不同的国家，结交了上百位新朋友和业务伙伴，建起了一间工作室，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但这期间我已经忘记了如何在手中没有移动设备的前提下享受生活，我也忘记了如何脱离电子设备与周围的人好好相处，我已经不会享受当下了。

于是我开始了一项任务：我想帮助所有人从互联网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现代生活很复杂。适应最新的应用程序、网站、工具和小装备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在数字时代当家长会让你抓狂。在一个所有行为都被公开和记录的世界里，引领工作、恋爱和伙伴关系会让人非常困惑，甚至对职业发展造成毁灭性影响。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技术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充实，而不应让人害怕；与其他人的联系可以让自己更加强大，而不至于崩溃；模糊地带可以给人带来机会，而不应该是不安全感。

互联网、社会化网络和智能手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工具以及沟通、合作和交往的方式。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给生活、关系、职业和群体带来变化，重塑并发展艺术、文化和娱乐。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平衡，重新发掘活在当下的意义。我们也可以通过新技术了解并解决长久以来全世界的人们一直面临却仍未解决的挑战。

我会在本书中分享我的一些个人经历，包括接触新科技世界时的挣扎、胜利、苦恼以及更多时候的溃败。我会谈到生在数字世界的人——比如我的儿子——未来会有怎样的生活，以及第一代父母面临的挑战。这些孩子完全在互联网环境中长大，生命的每一刻都可以被记录下来。我还要讲一讲人们如何利用技术去处理对自己重要的事。

[1] YouTube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总公司位于美国加州圣布鲁诺，2006年11月被谷歌公司收购，创始人是美籍华人陈士骏等人。——编者注

[2] “Pinterest”由“Pin”及“interest”两个词组成，于2010年上线，是一个让使用者利用其平台作为个人创意及专案工作所需的视觉探索工具，也有人视之为图片分享类的社交网站，用户可以按主题分类添加和管理自己的图片收藏并与好友分享，该社交网站目前的浏览量仅次于Facebook、YouTube、VK和推特。——编者注

第三章
每个人都是自媒体

我们可以利用技术让自己发出更大的声音，被更多地方的人听到。如果人们联合起来在网上发表一致的观点，那将会发生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2012年深秋，我开始思考很多有关技术和现代生活的问题：

礼仪、关系、身份、共享。我在前一章中提到，我刚刚结束了一年的演讲之旅，不管走到哪里、与谁交流都吃惊地发现，很多人都在关心技术和交流方式的变化对他们的生活——孩子、家庭和职业——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和布拉德利·劳滕巴赫尔（2008年我在ABC与Facebook合作直播辩论项目上的伙伴，现在是我的新公司“扎克伯格传媒”的合伙人）、杰夫·派克（公司CEO）一起，筹建了位于加州门洛帕克市1.2万平方英尺的录音室，正在考虑做哪些原创节目。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与一位女同事讨论有关技术的问题。突然她情绪失控，说一位技术人员要抢走她的工作，问我如何能更好地掌握最新的技术。

这时我有了一种想法。如果我面前这个人对技术和自己的生活、职业感到非常不安，那外面一定还有上百万人拥有同样的想法。技术不应该太复杂。如果以一种适当的、相关的、简单的方式去解读它，它其实非常不可思议，而且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我急切地想要体会人们对技术的误解，并打消他们的顾虑，因此我开始思考如何利用我们新建的录音室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和布拉德利对于新的目标拥有极大的热情。由于他此前在ABC负责《早安美国》的制作，他对早间电视节目的观众非常了解，也知道如何制作兼具信息传播、娱乐功能和相关性的节目。

在我们生活的科技世界之外，人们往往不把自己定义为极客或者“技术宅”。如果你问一个女人她在杂志或博客上看什么内容，几乎没有人说自己想了解科技。然而同样是这些人，对科技文章的点击量却是出奇的高。我们还发现，大多数人都很热爱技术，只是自己并没发现，他们尤其热衷于能引领生活的内容。

技术渗透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已不再与“科技”有关，而只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人们会由衷地赞叹技术，却又不时感到困惑。他们会下载应用程序，却不知道如何监督自己的孩子使用它们，也不清楚如何向孩子们介绍当下最流行的应用。会用手机发短信的人有时根本停不下来，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知道这样做并不合适。他们喜欢上传照片，却不了解如何进行隐私设置。社会的模糊地带每一天都在扩张，变得更加不明确。每一次创新都让这种复杂性变得更复杂。

突然间，我意识到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了。我想告诉人们，只要合理地使用技术，它可以给生活带来积极的变化。于是我们打算建立一个网站，取名为“网络有点儿复杂”（Dot Complicated），目的是教大家“理清互联网时代复杂而美好的生活”。

我很关心处于科技另一端的人类。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专攻心理学，有很长时间在Facebook都是辨认程序员最准的人。过去6年我一直在与人和公司打交道，应对与科技和人们生活相关的各种问题。在Facebook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担当科技和生活的桥梁之时，我担任了Facebook在媒体面前的发言人。

我想，在某些方面，“网络有点儿复杂”这个项目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突然感到神清气爽、活力十足，似乎我在Facebook做的所有工作——所有我牵头的项目和革新以及我犯下的错误——都是在为今天做准备。现在是时候解决有关现代、数字化生活的问题了。

有了新的目标，我和布拉德利决定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休息一周，为新一年的工作积攒能量。

我的幸运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这一路走来我总能抓住机会，即使这些机会是互联网动荡，或者让我在媒体面前难堪。

毕竟……

一位成功的女性能用别人扔来的砖块打造坚实的地基。

——戴维·布林克利（稍有改动）

2012年圣诞节，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妹妹唐娜做饭的手艺很棒，她正在做北京烤鸭，以纪念我们作为现代犹太人每个圣诞节都要吃中餐的传统。在这样的节日里，全家人少有地聚在了一起。

享用过美味的晚餐后，我的丈夫布伦特带着儿子阿舍回家睡觉，我留下来帮助家人收拾桌子。所有人都在厨房里，有的刷碗，有的喝咖啡，而马克在向大家展示Facebook前一周刚推出的Poke应用。通过这个应用，你可以给一个人发消息，10秒钟以后就会消失。

信息自动销毁倒计时：10，9，8……

如果我还在上大学，我会很喜欢玩这个东西，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这种短暂信息会在年轻人当中如此流行。

那时我们都下载了Poke并成了第一批用户。环顾四周，我看到所有人站在灶台旁，低着头看手机，快速地发着一条又一条的信息并等待它们消失，不禁觉得很有趣。

“大家喊‘茄子’!”我掏出相机跟所有人说，“假装你们在发信息。”大家忍住笑、装作在编辑信息的样子，我迅速按下了快门。

我不经常在网上上传亲密的家庭照，因为我坚定地认为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培养不需要经常晒出来的人际关系。但这张照片非常温馨可爱，所以我把它上传到了Facebook上（设置了“好友可见”），然后回家哄儿子睡觉。

当然，我猜到了照片会流传出去。我从来不会上传不想被印在报纸头版的照片。但这张简直是科技照片之最：Facebook之家，使用Facebook的应用，上传到Facebook上。

但我想圣诞夜的特别之处在于，人们都在享受与家人相处的时光，不会有人看到我们的家庭合影后大喊：“天啊！快看！马克·扎克伯格跟家人有趣的合影！我要赶快转发。”

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个小时以后，儿子开心地上床睡觉，我在卧室里一边喝着热苹果汁，一边随意地浏览网页，拖拖拉拉不想上床。我看了一眼推特的首页，然后又看了一眼。有人已经将我们的照片传到了推特上，这意味着我的一名Facebook好友看到了照片，下载下来保存在自己的手机或电脑里，又上传到了另一个网站上。由于当时已经很晚了，我还沉浸在与家人团聚的幸福感中，不免有点儿情绪，于是在下面发表留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然后，我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醒来，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全国性的新闻界丑闻中。我的手机上有几十条未读信息、几个来自布拉德利的未接电话，还有上千条推特留言。我浏览了几个新闻网站，每一个上面都有我的家庭照片，下面是关于我的回复的讨论。很显然，人们对于扎克伯格陷入了与Facebook和隐私有关的问题中显得幸灾乐祸。

我咽了咽口水。

“兰迪！”我给布拉德利回拨了电话，他朝我大声吼着，“《早安美国》今天早上已经给我打了三遍电话了，想让你谈谈关于隐私和礼仪的看法。哦，还有，恭喜你让媒体在未来三天有话题可聊，这估计是新闻周期更新最慢的一次了。”我颓然地坐在那里，看着信息如潮水般涌来，朋友们问我是否还好，电视台打电话想要采访我，不知名人士在推特上发表激烈的评论攻击我，布拉德利问我为什么不能让他有三天清静的假期……

但我能想到的是，这起事件恰好反映了“网络有点儿复杂”。整个媒体世界都在议论“扎克伯格的姐姐陷入了Facebook‘隐私设置’的困境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隐私设置’完全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共享、社会行为和网络礼仪之间存在一个模糊地带。

讽刺的是，苹果商城中Poke应用的下载量却在上升。（瞧瞧，我还在为公司做宣传呢！）

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更加坚定了我探讨现代数字化生活的想法。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科技一方面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也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我知道很多人都面临同样的情况。

有了这种想法，我坚定地投入到新的事业中，开始固定在《今日秀》中做关于“现代科技困境”的节目。《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有关互联网礼仪新声音的文章。我开办了自己的邮件简报，题目就是“网络有点儿复杂”，讨论如何让科技改善人们的职业、恋爱关系、家庭关系等。

于是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为了了解我为什么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身份、人性和礼节对于现代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如此重要，有必要首先理解我们从何而来。

知名科幻小说家阿瑟·C克拉克曾经说过：“任何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无异。”他说得一点儿没错。新技术就是一种魔法，现在我们能轻松做到的很多事在几年之前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就像魔法一样，每次新的技术进步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进一步挖掘了我们的潜力。当然，这些具有魔力的东西虽然泛着诱人的光，却也能遮蔽我们的双眼，引导我们误入歧途。

我的旅程从纽约的多布斯费里这片神奇的土地开始。

20世纪90年代早期，街上的人都穿着颜色鲜艳的T恤衫和短裤。当时我好像是9岁还是10岁。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也就是我们家的一楼。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他说。

最好不是补牙，我心想。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说的惊喜：一个米黄色的大盒子装在四轮车里，嵌入墙内，旁边还有几盏闪光灯。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那么，它能做什么？”

父亲认真地解释道：“我可以给你拍张照片，传到那个机器里面，再拍一张别人的照片，然后把你们微笑的表情调换一下，这样有人来看我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微笑，看看放在自己身上效果如何。”

我感到很兴奋，让他立刻给我展示一下。我们互换了我和我母亲的微笑。

当然，当时我没法像今天这样立刻与上千人分享。父亲把照片打印出来，让我带去给伙伴们看，仅此而已。随后我把照片扔到了床下的一个盒子里，很快就把它忘到脑后了。如果我能跟上千人分享，我会这样做吗？我应该这样做吗？幸运的是，那个年代一切都没这么复杂。挂着别人的笑容让我看起来奇怪极了。

我深深地被那台机器所吸引，甚至常常找机会带朋友们溜进父亲的办公室，玩上几轮交换微笑的游戏。有时我也会被逮个现行然后挨批，但有这么神奇的玩具，被批评也值了。

到了七年级的时候，我拥有了第一部电话。那时移动电话还没有普及，所以我用的是固定电话。那也没关系，尽管它并不完全属于我，白天它是我父亲诊所的办公电话，诊所下班以后我就可以随意使用了，可以与朋友们在夜里和周末聊天了！当然我们讨论的问题都很重要：男生、电影、涅槃和爱司基地等流行乐队。我还意外地接到了一些寻找牙医工作的电话，这些对话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电脑在我们家并不新鲜。从我记事开始，我的父亲就在办公室放了几台旧机器，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雅达利”电脑和在我出生时购买的IBM台式机。我从来没碰过它们，父亲用它们来记录病人信息、写办公邮件和处理其他重要的事务。但到了90年代中期，父母买了一台电脑给我们几个孩子共用。

第一台电脑很大，运行也很慢，用起来很不方便。听着拨号上网的声音简直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尤其是当家里有人要用电话时还需要断开拨号连接。但第一次登录“美国在线”的网站、发送邮件、为了完成作业在格罗利尔（Grolier）在线百科中查找资料，或是与朋友们互发即时信息，都给生活带来了改变。

高中二年级时，我拥有了第一部手机。那是一部又大又笨重的诺基亚5110，外壳是石灰绿色的。无论是外观还是手感，它都像一块砖一样，我当时就这么称呼它。但和电脑一样，这部手机也将我带入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奇妙新世界。我第一次摆脱了物理空间的束缚，与远方的人建立了联系。我不再需要在东门等20分钟，结果发现朋友一直在西门了。

幸运的话，你会跳过拨号上网那个时期。也许你的第一部手机就是智能手机。你可能没有过盯着黑白屏幕玩上几个小时“贪吃蛇”的经历。但不管每个人的经历如何，结论都是一样的：科技和连通性每一天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有自己的固定电话曾经是一件很酷的事。现在全世界50亿人都有自己的手机，其中10亿人在使用能上网、写邮件、下载各种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10年前互联网还是个新概念，而今天全世界有24亿人在上网，每天的网民数量都会增长百万以上。

移动设备速度越来越快、价格越来越低，功能完备得在几年前完全没法想象。在硅谷，每个极客对“摩尔定律”都很熟悉，它正是以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戈登·摩尔的名字命名的。早在1965年，他就曾经预测集成电路的承载力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他的预测已被证实。此外，随着计算机运行速度的逐年上升，设备的成本保持稳步下降。

在这种趋势下，过去10年间，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使用计算机、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这些设备也得以在更多地区普及。摩尔定律让几十亿人用上了手机和互联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一部手机比“阿波罗登月计划”中乘坐的飞船的功能强大10万倍。

此外，人们在网上共享的信息越来越多。几年前，有人居然以我们的姓氏扎克伯格命名新的技术趋势——扎克定律，认为每年全世界人在网上共享的信息会加倍！阅读本书时，你刚翻了一页，就已经有累计几百个小时时长的视频被上传到了网上，还有上百万条推特信息被转发。有些信息事实上会被读到。此外，还有超过1 600万条内容会发布到Facebook上。人们还会上传就餐照片。

当然，这种趋势也有限度。总有一个点，达到这个点以后人们就无法再消化更多的信息，比如猫咪视频和可爱宝贝照片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网上共享内容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我们能理解的范围。有一个有趣的想法：根据IDC（互联网数据中心）2012年12月发布的《数字世界》报告，现在全世界数字内容的数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海滩上沙粒的数量。天哪！

而且以上所有趋势都没有减速发展的意思。

全世界都连成了一体。随处都有网络连接，甚至站在珠峰之巅，你也能连接到互联网。国际空间站也有网络信号，很多宇航员上传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引来了无数粉丝。“柯达时刻”大家应该都了解吧。

总的来说，40年前我们还在谈论连通全世界，而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我们对连通性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想当年，只要能上网几分钟，与朋友们聊上半个小时、中间不会因为有人拿起电话而被打断，我就感到很庆幸。如果有人打电话，我会哭喊着叫他们赶紧挂掉。

现在，我们希望随时随地都有网络连接，事实上也的确能做到。摩根士丹利发布的一份互联网趋势研究报告显示，90%以上的人每天24小时保持与手机的距离不超过1米。2012年5月在美国进行的哈里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3%的人在晚上上床睡觉之前还要查看手机，也有相当多的人上厕所也要看手机。（我想这当中有很多人便后不洗手。下一次有人把手机递给你，叫你帮忙拍照的时候，你得好好想清楚。哦，不用感谢我。）

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线的心态已经占据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雅虎和Gazelle分别做了调查，得出了以下令人吃惊的结论：

25%的女性宁愿放弃性生活也不愿意离开平板电脑

15%的受访人员表示为了留住平板电脑而宁愿不开车

将近1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让他们一个周末不使用iPhone，倒不如彻底放弃性生活

2012年TeleNav调查中问及，为了保留手机，他们愿意放弃哪些“让他们感到开心的习惯”，其中：

70%的人选择放弃酒精

21%的人选择不穿鞋

28%的苹果产品用户愿意放弃自己的另一半，23%的安卓用户同意苹果用户的选择

麦肯真相研究所（McCann Truth Central）最近的研究显示，49%的已婚母亲宁愿与结婚戒指分开，也不愿远离移动电话。2012年哈里斯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40%的人愿意在监狱里待一个晚上，以保住自己的社会化媒体账户。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科技几乎无处不在，主导着我们的生活。尽管如此，我们却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挣脱互联网的束缚，努力在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中制定规则，确保所有的网络连接不以人际关系、技能培养和社交礼仪为代价。

寻求网络和实际生活的平衡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未来10年，我们会有更加不可思议的发明。每个人和每件物品都会联系在一起，线上和线下生活的界限将消失。

除了人以外，物品、环境、家庭、衣服、汽车等都会被数据赋予生命。硅谷最流行的预测之一是未来会出现“物联网”，即出现一个汽车、厨房用品甚至鞋子等物体都被联结起来的世界。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迹象，很快就会成为现实。根据恩科公司（Cisco）于2011年4月做的一项调查，世界上现在有100亿~150亿件被互联网联结起来的物品，而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500亿。

几个月以前，我跟儿子阿舍经历了一个有趣、好笑，还有一点儿可怕的时刻，让我看到未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阿舍非常爱看儿童电视节目《巴尼和朋友们》，主角是一头紫色的小恐龙巴尼。阿舍很喜欢跟着里面的角色一起唱唱跳跳，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当然前提是得到了我的准许。有一天下午，我正在用笔记本电脑工作，阿舍坐在垫子上玩玩具。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无聊了，我用余光看到他正盯着书架上的一个相框，相框里面是我父母的合影。

“怎么了，亲爱的？”我好奇地问道。

阿舍看看我，指着相框问：“布尼？”

我愣了一会儿，没弄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很快我就明白了。阿舍已经开始明白屏幕上总会出现新的内容。在电视屏幕上，他看到了“巴尼”；在我的iPad屏幕上，他也能看到“巴尼”。这个相框也一定能与他最喜欢的角色联系在一起。

我笑了，阿舍看起来有点儿失望。

但接下来我想，他完全没有错。为什么他不能在那个相框里观看巴尼的节目呢？就此引申，为什么不是所有物品都能展示我们想要的信息呢？总有一天他的话会成真，孩子的逻辑已经让我看到未来的趋势很明显了。每一片玻璃都能成为屏幕，每一块屏幕都是连通另一条信息、内容、观点和娱乐世界的门户。完全没有理由说不能在相框里看到紫色的小恐龙。

作为一个年轻妈妈，我当时感到既兴奋又恐慌。合理分配孩子看屏幕和不看屏幕的时间已经很难了，如果全世界到处都是屏幕可怎么办啊？

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不会再有人偷偷溜进父亲的办公室只为体验魔法了。但随着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清楚什么时候应该后退一步、更加关注身边的人和周边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每一块屏幕都能成为无限获取信息的通道的世界里，风险也是巨大的，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不时抬起头看看屏幕之外的世界，人际关系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对“魔法时刻”的定义将越来越趋向于没有互联网的简单时刻，而那时魔法已经不存在了。

好处是什么？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

坏处呢？还是如此。

科技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与家人的关系，到职业发展，再到恋爱关系等，还转变了我们庆祝生日、宣布重大消息、确定恋爱关系、要求客户服务等的方式。

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有拍照功能，朋友和家人可以随时分享重要的时刻。2011年6月，皮尤研究中心针对2 000多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Facebook用户与好朋友的联系更加紧密，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建议也更容易，同时更有可能与“潜在的朋友”、多年的老同学或者距离很远的人保持联系。

通过视频电话或网络相机，（外）祖父母能看到远在千里之外刚出生的（外）孙子女的小脸。事实上，2012年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希莉亚·科滕博士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患抑郁症的概率比不使用者低30%。

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人们都能与办公室的同事通过虚拟网络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现在“远程办公”的说法已经不存在了。朋友们可以记录下派对的每一个瞬间，并用专门的软件处理得更漂亮。

沟通的便利意味着生日当天你会收到Facebook留言，而不是接到电话；你可能收到坐在旁边工位上的同事发来的电子邮件，而不会当面聊天；或者晚餐期间每个人都忙于拍照和编辑图片，而不再会注意到其他人。如果我们始终埋头于手机当中，我们将会错过重要的时刻。

现在，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发布者。在过去，我们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只有控制和经营大型传媒公司的有钱和有实力的人才能创造新的信息。而现在，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同时，所有人都能制造和分享信息。

高中期间我曾编辑过校报，当时有20名学生一起努力工作，报纸发行量大概有1 000份；而现在，一条推特信息、一张照片或者Facebook状态的更新就有1 000多人能看到。

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我们可以利用技术让自己发出更大的声音，被更多地方的人听到。如果人们联合起来在网上发表一致的观点，那将会发生非常不可思议的事。2008年在哥伦比亚，21岁的失业工程师奥斯卡·莫拉莱斯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主页，向本国恐怖组织FARC（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发起抗议。多年以来该组织一直在进行绑架人口、设置炸弹和威胁无辜平民等恐怖活动。有天晚上奥斯卡坐在电脑前，读到了一条有关袭击事件的新闻。出于愤慨，他创立了一个叫“100万人站起来反对FARC”的页面。

他并没有期待有这么多人会支持自己，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不出4个小时，该页面就有了1 500名关注者，第二天则达到了4 000人。到了周末，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0万。

奥斯卡对网上运动突如其来的成功感到惊讶，于是做了一件自己从未想过的事：呼吁开展抗议FARC的全国日活动。

一个月以后，1 200万人在200个城市参加游行，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恐怖主义示威活动。最后，游行队伍造成的政治压力迫使哥伦比亚政府和反对派进行了和平谈判。奥斯卡的行为很有勇气，令人敬佩。但这种行为并不罕见。现在，全世界的咖啡馆、卧室、寝室和广场，都有很多勇敢的普通人正在利用技术站出来为自己的群体争取变革。在年轻、理想化和有组织的活动家手中，谷歌、Facebook和推特等服务已经不再局限于提供应用程序和互联网内容。它们已经成了变革的工具，是通往自由之路。

在“阿拉伯之春”运动期间，埃及和突尼斯也出现了利用技术引发变革的例子，很多年轻、有明确目标的活动家占领了本国、中东乃至北美国家的街道，呼吁更大的社会和政治自由。这样的活动也在俄罗斯、伊朗和很多其他国家同时发生。

此外，互联网变革已经超越了政治领域，在提供就业机会、改善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尽管全球经济仍然萎靡，但互联网作为一支推动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和机会的力量已经崛起，新的网络公司巨头正在出现，老公司也更加意识到互联网对自己的业务至关重要。2011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了《互联网的重要性》（Internet Matters）的报告，研究人员发现，互联网导致的每一个失业人员都需要两个就业机会来弥补。随着使用互联网人数的增多以及网络服务的增加，这个数字还会上涨。

互联网连通的经济效益不光与发达经济体有关。世界银行2012年的报告《实现移动通信潜能最大化》（Maximizing Mobile）中提到了印度种植番茄的农民如何利用手机应用支持产业发展，使收入提高了19%，而乌干达香蕉种植者的收入也增加了36%。

当灾难或悲剧降临时，互联网可以帮助挽救生命、调动救援力量、使爱人重逢并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援助。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数十万人利用Facebook、推特和谷歌寻找失踪的朋友和家人，并通过网络在全世界筹集了几十亿美元的善款捐给现场的救灾组织。

互联网允许也鼓励信息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这意味着积极的信息会扩散得很快。如果我在一家餐馆或一处度假胜地有很棒的体验，我可以向网络上的所有好友推荐。互联网的这一特点意味着负面信息也可以迅速传播。如果我在一个地方有了不愉快的经历，我的所有朋友就会很快知道。因此，企业需要在客户服务方面付出双倍的努力。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世界里，企业已经无法承担糟糕的客户服务耗去的成本了。

我曾经听好莱坞一位知名电影人说：“Facebook破坏了我们发行烂片的能力，而我们需要有这种能力好留在电影行业中。”以前一部非常难看的电影在刚刚上映时周末票房仍然很不错，因为观众的评价几天后才会扩散开来。但在Facebook和推特的时代，一部电影可能刚上映几个小时就遭遇票房滑铁卢。

但是有一个扩音器并不意味着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朝着它大喊大叫。如果我们一直在喊“狼来了”，那就没有人会认真对待我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接受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礼物，并清楚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责任。认真对待技术，我们可以扩展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通道、破除旧有的障碍，并让全世界所有人发出平等的声音。

在未来10年，将会有30亿人加入互联网大军，其中很多人是通过移动电话加入的。在家中，实实在在的物品，例如食谱、照片、塞进抽屉里的收据等都将被应用程序代替。我们的房门、警报器、灯、恒温器、衣橱……都将由一个按钮来控制。在路上，汽车的内饰将实现智能化，成为旅行向导和虚拟助手，未来可自动驾驶的汽车也会成为我们的司机。我们将能够通过可穿戴仪器和智能衣服进行每日健康检查，我们接收信息、教育孩子、对待财产的方式都会以相当快的速度发生改变。

以上所有这些曾经只是科学幻想而已，如今它们都变成了科学现实。

第四章
Facebook为什么选择实名制

经常有人叫我谈谈Facebook早期的成就，包括它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获成功。当然，主要原因在于网站和产品本身很卓越，但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都在网上使用真名。

伪装，即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不同的侧面，这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其他人也许会建议你改变自己，或者为了“玩转职场”而假装自己不是现在的样子，但除非你打算一直伪装下去，否则在不同的环境里始终保持最开始伪装出来的形象实在是太难了。

展现真实的自己意味着你不会很快赢得大多数人的好感，或者与所有人交上朋友。但从个人角度来讲，我一直认为白天做一个真实的人，晚上才会睡得安稳。

幸运的是，互联网在保持人们身份的真实性方面正逐步取得进展。过去10年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使用网名，开始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这种行为的转变，加上在网上公开个人信息越来越可靠，均极大地推动了创新和变革。

还记得你的第一个邮箱地址，或在线聊天号的名字吗？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网名叫“Peggy42st”，因为当时我刚刚在音乐剧《42街》中扮演Peggy（佩姬）。

我还记得刚被哈佛大学录取那会儿跟母亲长谈了一次，她告诉我同学们都很普通，没有人很自大或以自己为中心。但那次聊天后没过多久，一位未来的同学在网上找到了我并与我聊天。他的网名是“igot1600”。

妈妈，你的理论不可靠。

还记得自己为了挑选一张完美的头像，或者编造完美的“离开”状态留言付出了多少努力吗？我承认自己当时花了大量时间，每次都选择当时最爱的歌曲里的一句歌词，意思模糊而深刻。很多时候我的上线信息都是“我相信我能飞翔”、“我看到了启示”或者“我被打倒了”。

但是，看啊，我最后还是删掉了所有的东西。也许别人不相信，但我并不是《42街》里面的Peggy，我是来自多布斯费里的兰迪。我可以在网上叫自己Peggy，可我不是她。在早期的社会化网络上，这些都无所谓。我的朋友们都知道Peggy就是兰迪，不会混淆。

但如果今天，我把Facebook上的个人信息改成“Peggy”，或者用“igot1600”作为网名，就显得很奇怪了。这不仅是因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的总分已经不是1 600分，或者我已经是成年人了，还因为互联网也在成长。

起初，网络大多数时候都是用来获取信息的，我们的互联网体验就是将关键词输入搜索框，然后寻找最合适的亮蓝色链接来获取新闻资讯、明星八卦、影讯、地图和学术研究资料等。搜索引擎通过一个按钮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过去10年间，互联网已经不仅仅是信息来源，还是联结人与人的工具。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朋友的智慧中受益。

我还记得有一次乘坐维珍航空公司的班机从旧金山飞往纽约，途中有位朋友跟我严肃地讨论我应该用真实姓名作为推特的昵称，这样人们就都能找到我。

在网上使用真实姓名和身份有利于迅速地找到朋友、家人和同事并建立关联，不管我们人在哪里。我们可以向潜在的雇主展现真实的自己，将简历和职业经历展现给全世界看，这有利于我们找到新的机遇和生计。我们也可以与企业互动，而不仅仅是网络的看客，这样也可以获得更加个性、相关和有效的产品、服务和机会，并从中受益。智能广告系统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兴趣和个人信息，因此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推荐产品，或者仅仅提供乐趣，比如为度假牧场做广告时，我们会在邮件主题上写“度假的小家伙”。

经常有人叫我谈谈Facebook早期的成就，包括它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获成功。当然，主要原因在于网站和产品本身很卓越，但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都在网上使用真名。

从最开始，Facebook的文化就是如此。尽管当时在其他社交网站，例如MySpace和Friendster上，昵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Facebook的用户都选择使用真实姓名，因为他们需要用……edu为域名的邮箱进行实名注册，确保他们在网上交流的人就是每天在教室、寝室或校园派对上能遇到的人。这种方式建立起一种早期的信任，意味着Facebook建立的联系比其他网站的更真实、更有价值。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用户的行为都是经过思考过的诚实的行为，他们不会说脏话，也不会编造有关自己的谎话，否则会很容易被揭穿。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当我们代表自己在网上发言时，我们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也更具权威性。所有互联网运动引起大规模社会变革的生动例子均证明，只有勇敢的人通过明确自身的立场来激励他人，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身份的作用超过了至理名言，或者朋友上传的可爱照片。它体现了仅仅相信一种想法或使命与真正挺身而出之间的差别。

在一个所有人线上和线下的身份相同的世界里，我们会更加了解其他人，包括明星、政客还有与我们交往的所有人。

我是实名制的坚定支持者。我曾经说过，网络匿名应该消除，并借此发挥网络真实的优势。我还认为这有利于抵抗网络暴力。我发现只要人们使用真实姓名和照片，自己的在线行为能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表现就会很好，虐待他人的现象也减少了许多。

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奇奇怪怪的网名不可以使用，或者虚拟世界里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关系。在所有的社区乃至国家，或者在讨论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时，匿名是为了保护个人安全和隐私。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的活动家也许需要秘密进行网上活动和会面。在网上咨询自己健康状况的人，或者有问题咨询的犯罪受害者都不想使用真实姓名。但也有一些例外。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人们在现实生活里使用真名一样，在互联网世界里，如果每个人都使用真实身份，一切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随着人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真实信息越来越多，他们在线上的表现也能反映出线下是怎样的人。如今，如果没有照片或“足迹”，你很难说自己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正如人们常说的：

“无图无真相。”

在网上个人秀中，我们既是演员，也是导演。数字世界中的自己很快会成为现实中自己的映像。2013年剑桥大学的一份报告挑选了约5·万名Facebook美国用户，对他们的个人信息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员发现，根据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他们几乎可以猜到这个人的性别和种族，准确率高达95%；还可以猜到他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准确率为85%；是天主教徒还是穆斯林，准确率为82%；以及这个人的父母是否在他（她）21岁前离婚，准确率为60%。

实名制让弗洛伦丝·德特勒能够及时了解孙辈、朋友和家人的生活，她是一位居住在门洛帕克的101岁老妇人，也是Facebook最年长的用户之一。

实名制也让阿龙·杜兰德，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推特用户有能力经营他母亲的独立书店，使之不至于破产。他曾经发出一条信息寻求帮助，承诺如购买价值50美元以上的书就赠送一份卷饼。这条信息有上百人转发，为书店吸引了很多新用户，书店开始赢利并持续经营下去。

实名制还让68岁的纽约人若昂·克里索斯托莫和多年杳无音信的朋友维尔马·克拉春得以团聚。20世纪70年代，克里索斯托莫在伦敦做餐厅侍者时认识了她，但随后搬到了巴西和纽约，两人便失去了联系。40年之后，在2011年的情人节，他接到了两个人都很熟悉的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他在Facebook上找到了维尔马。他们很快在巴黎相见，坠入了爱河，并于2012年4月结婚。

当然，所有的变化都伴随着阵痛。互联网身份的管理存在着挑战，尤其是当你同时使用多种不同的社交网站、银行网站、约会网站、求职网站时。所有行业都在帮助人们保存和管理在线账户，提升互联网形象，并帮助企业让网站在谷歌搜索结果中更靠前。

于是隐私成了一个问题。尽管在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但真正说出自己的身份仍然令人害怕。不过在大声抱怨之前，我们要深呼吸，想想不接受某件事的原因是什么：是它真的很糟糕，还是因为它太新了，而我们不愿做出改变。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来电显示的使用。这个技术刚刚应用之时，遭到了人们的强烈反对。你怎么敢侵犯我们的隐私呢？！其他人凭什么应该知道是谁在给他们打电话？！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来电显示的世界。当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时，我通常会让它转接到语音信箱。来电显示带来了很多好处。在大多数情况下，改变都是向好的，即便它最初让人无法接受。

那么让我们始终做真实的自己吧。在不同的场合装成不同的人真的很累。如果我们在网上公布真实身份，就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接触其他人；反之就不会有好的效果。

欢迎来到模糊地带

当然，尽管互联网能带来很多好处，它也能让人陷入无尽的麻烦。这就是“足够先进”的技术的特点。它也许有魔力，但没有人是魔法师。

在Facebook成立之初，我们在网站上的大多数设计都是在模仿美国大学里已有的东西。个人信息中包含课程列表和春假计划，甚至当时的“留言墙”功能（现在成了“时间线”的一部分）也不过是一块白板，一次只能显示一条信息。同样，Facebook没有直接在网站上登广告，而有专门的广告投放系统“flyer”（传单）。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熬夜为营销部门做PPT（演示文稿），需要一张放在“flyer”上面的广告图片。我和一位同事迅速挑选了一张第二天斯坦福大学女子联谊会的派对照片（联谊会的名字是真实的，同事是从一个朋友那儿听到的），传到网上，并截了图。PPT完成后，我关掉电脑回家休息。工作了一晚上，我已经累坏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惊慌地意识到，昨天忘记把照片撤下来了。

这下完了！

当然，我们很快把照片撤掉了，但为时已晚。联谊会成员开始为一场并不存在的派对搜集证据。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很快有几十个。当时也是期中考试周，往常这个时候男子和女子联谊会都是禁止举办正式活动的。直到一个大嗓门的保安高喊，“没有派对！没有派对！”临时组织起来的快闪团伙才解散了。

这起事件过后，大约名为Kappa Kappa组织的姐妹们对Facebook很不满意。在联谊会被赶出学校之前，我需要向行政办公室解释清楚事情的真相。为了弥补联谊会的姑娘们，公司一位技术人员勇敢地提出让她们在Facebook借宿一晚。我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但最终我们还是与所有相关人员解决了问题。

那天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首先，Facebook的广告系统效果非常好，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在那之前，我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简单的在线行为可以导致大规模的线下活动。点击一下鼠标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有着强大的力量。在某些方面，它激发了我在领导很多领域的项目上的灵感，包括政治、非营利性组织和流行文化。在社会化媒体的新时代，所有事情都公之于众，非常简单的信息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你在网上做的很多事也能给现实中的自己造成恶劣的影响。你一时冲动、未经思考发出去的信息可能被广泛传播。你有可能不小心上传了一张只想留给自己看的亲密照。你可能会给某人发邮件，却没看到邮件底部有他不应看到的内容。你也会在其他人准备宣布重大消息之前不小心泄露出去。

曾经有段时间，如果你是中学生，上学的时候穿错了衣服，拉帮结伙的小太妹们会极尽所能讽刺你，但也不过如此。而现在，刻薄的小太妹无处不在。

隐私信息与个人信息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将关于自己的信息分为简单的三类：公共信息、隐私信息和个人信息。

公共信息可以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就是你不介意大家知道或者刊登在报纸头版的所有信息。

隐私信息是指除了律师、治疗师、医生、配偶和日记以外，你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的信息。

但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个人信息，它包含很多复杂的细节。个人信息包括你可能会告诉朋友，但不会与陌生人分享的内容。

我经常在Facebook上分享照片，好让朋友们都能看到。我也能看到朋友们上传的孩子、婚礼和家庭的照片。所有这些照片本身都不算隐私，这些温馨的照片如果出现在媒体上，不会毁掉任何人的生活。但它们显然是个人信息的一部分，也就意味着朋友们相信我在看到它们以后不会做出格的事。

区分公共信息和隐私信息非常容易，但个人信息——可以在最亲密的圈子之外分享，但一定不能告诉所有人的内容——则处于中间的模糊地带。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模糊地带就已经存在了，但涉及的地方要小得多。你非常清楚，如果跟朋友分享度假时的比基尼照片，并不意味着七大姑八大姨，或者在高中上学路上随便撞到的一个人都能看到、转发或者评论这张照片。朋友们都明白自己看到的东西意味着什么，也不会与圈外的人共享个人资料。坐在咖啡厅翻看相册时，你对照片的扩散是有控制能力的。

但在互联网上，这种能力就很弱了。网上只有隐私与公共信息之分，“个人信息”这个概念已经完全消失了。

这样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我的单身派对照片没有按照预期中那样留在拉斯韦加斯，这让我看清了现实。这些照片没什么负面影响，只是我跟一些朋友在泳池边的样子。在将它们上传到Facebook之前，我没有考虑太多。但从这里，它们直接流传到了硅谷的八卦博客上，让我成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话题的主角。

这令人尴尬，但情况不至于太糟糕。没有人赤身裸体或举止不雅，只是几个女孩在一个正常的单身派对上放松自己。当然，我宁愿这些照片没有被泄露出去，但没有人为这个结果歇斯底里，也没有人的生活或者工作被这件事毁掉。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谁看到相册之后把照片扩散出去的。我有上百名好友能看到照片，并将它们归到个人信息的分类中。关键在于找到那位不理解或尊重个人空间的朋友，并将他踢出我的朋友圈。

当个人信息被公开时，很难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有两种办法：一些人认为可以要求相关网站撤掉自己的信息，但更多人认为应当保持沉默，期待它不会扩散，因为抗议个人信息被公开只会火上浇油，让更多的人看见它。在互联网上，人们称这种现象为“史翠珊效应”。该效应以流行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命名，她曾经要求将自己的隐私居家照从互联网上撤下来，结果未能成功。

这种情况有待解决。我们不应该适应一个除了绝对公开的信息之外不能分享任何东西的世界。与其他人共享自己的个人信息是身为人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如果我们的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一样充实，而且两者能充分融合，那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个人信息重新出现在网上。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空间上传泳池照，而不用担心全世界都看见，哪怕某一位好友看到照片时过于兴奋，很想点击“分享”按钮。

你是否想过，在描述旧时期美国西部的电影中，尽管天气炎热，当地人仍然穿很多件厚重的衣服，还始终以彬彬有礼的形象示人？为什么人们突然如此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以及穿着是否时髦了呢？

我想电影制片方如此浓墨重彩不仅因为这是一种时尚，还由于这样的行为对于在一个陌生的新环境里维持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互联网是最新的技术发展成果，带我们进入了未知的领域，就像之前西进运动的拓疆者一样，我们需要保留一些品质，一些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被父母、老师和周围的人灌输的东西，用最简单的词来概括，就是礼仪。

如果你不希望别人扩散你的信息，那你就不应该扩散别人的信息。

互联网上的世界就像当年的美国西部，在数字时代我们需要新的规范。尽管我们的沟通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一些有关体面和文明举止的基本准则并没有改变，事实上这些准则比以前更加重要了。

任何技术或者工具的出现都是如此，人们需要最大化地利用技术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加强与其他人的关系，而不是与之脱离。技术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它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有时候还是问题的制造者。

经常有人抱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透过带摄像头的相机来了解这个世界，仿佛这些屏幕更加“真实”。在音乐会上，我见过一些人整场都通过高举过头顶的晃动的摄像机屏幕来观看演出，而不是直接看前方的舞台。我也见过有人一直忙于编辑出行的照片，却忘记了应该真正去体验它。

要记住，公布真实身份、有标准行为规范的互联网不是警察局，也不是一个无聊之地。它只是一面镜子，反映你在线下的类似情况下会如何表现。如果感恩节你在父母家度过，你一定不会手中端一杯烈酒，拍着父母朋友的后背，大声叫道：“哇！春假来了！”当然，如果你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坎昆过感恩节，疯狂的“埃尔叔叔”情绪高昂，那你可以尽情地撒欢。互联网需要人们充满理性、同情并做出良好的行为而不是自由散漫，因为前者是对文明社会行为标准的反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的关联越发紧密，我们需要制定规则和标准来保护在网上使用真实身份的实实在在的人的利益。

有些事可以在春假期间做，在感恩节就不合时宜了。互联网也许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我在这里不会讲。你可能看到了不想看到的内容，让自己的眼睛受了委屈，或者读到了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接受也符合法律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行为没有标准规范。

我们除了要对自己发布的东西更加谨慎以外，同时作为朋友上传的信息的接收者，还要更加妥当地处理较为敏感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你要小心地选择线上和线下的朋友。我在圣诞节上传的家人使用Poke应用的照片证明，如果朋友做出错误的判断，世界上就不存在隐私或安全设置的说法了。

我们可以在线上线下都做真实的自己。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分享，事情也不应该如此复杂。我们可以将技术用在很多正确的地方，给世界带来真正有意义的影响。

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代人。技术使我们有能力与周围的人交流、合作与相互理解，现在已取得的成就是几年之前都无法想象的。凭借这种新的力量，我们可以解决多年之前的问题，并给每个人创造新的机遇。

而你的任务就是，做真实的自己。

第五章
注意力即金钱

我们往往出于压力，要回复邮箱里的所有邮件，只有看到收件箱不再有新邮件时才能放松，否则脑子里总觉得欠下了债。有些服务机构真的把注意力的价值换算成货币，向商务邮件的发送者收钱。

有一位朋友的朋友未经我的允许便通过电子邮件将我介绍给另一位朋友的朋友，这个人给我打了电话。我很反感。这位朋友的朋友创办了一家企业，急于向我介绍自己的公司可以为我们在门洛帕克市的工作室提供哪些服务。

在第一次回复他的邮件里，我努力保持友好，同时也尽量避免确定具体的通话时间，期待自己能找到脱身的办法。但几天以后，我们的邮件往来变得频繁了。

“嘿，兰迪！!!”第一封邮件开始了，“我非常希望明天能有时间通个话！我想我们可以开展很多合作！”

当时我正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之间来回奔波，努力在最终时限之前赶完两个大型客户项目，同时设法保持清醒。我连与家人见面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抽空约见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了。我给他回信，含糊地表示希望能很快见面。“最好在他修好大写锁定键之后。”我心想。

“那就这么定了！”他立刻回复道，“后天怎么样？”

我的天哪！

未来几周，我们又互发了几十封邮件。他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执着而又健忘的人。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从来不把电话当作电话来用。我疯狂地发邮件和文字信息，也下载了上百个应用程序，但很可能连续几周都不查收语音信箱（我的语音信箱提示甚至已经变成了“请不要给我留语音”）。因此我真的不想在已经排得满满的日程表里再塞进去一次通话，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的想法通过邮件发给我。但他还是孜孜不倦地请求给我打电话，最终我屈服了，给他安排了一天晚上早些时候的通话时间。

电话在约定的时间响起，我接起来开始听他侃侃而谈。我给了他20分钟的时间，但他讲个不停，20分钟变成了半个小时，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我感到疲倦，而且急着回家给阿舍换尿片。最后，我决定打断他。

“嗯……我开口说道，“跟你通话很愉快……

“当然了！”他打断我，“但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当面继续沟通？我们明天见个面吧？”

天哪！几十封邮件换来一次通话，结果这一切只是为了见面做的铺垫？

“我想我们已经谈得很具体了，你认为呢？”我回答道。

“啊，嗯，这个……他咕哝着。

我跟他说“再见”，然后果断地挂掉了电话。按下挂掉电话的红色按键从没让我这么高兴过。我走出办公室关上门，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我朝着停车场走去。

刚坐进车里，我就收到布伦特发来的信息：“我已经先到家了！阿舍已经困了，我刚哄他睡下了。回来的路上不用着急。”

我记得自己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在空旷的停车场里，我突然感到悲伤和气愤。一个陌生人居然占用了我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错过了哄儿子入睡的夜晚！

尽管技术提供了与重要的人交流的途径，但设法吸引我们注意力的通常是一些没那么重要的人。

活在未来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始终保持联系，坏处也是人们始终保持联系。通过让上网变得更加便利，从互联网上找到我们也容易多了。现在要让一个有智能手机的人知道你在找他，有几十种办法。大多数时候这样很方便有效，但有些时候这样会带来麻烦，让人感到压力很大。如果你的手机不断地收到电子邮件、即时信息、短信、应用、信息转发和博客回复，以及整个社交圈的推特聊天的通知，你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人身上。

通过连接互联网，我们能与更多的人建立联系，但这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在当今世界里，人们可能通过Facebook给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捐献自己的肾脏，却几乎不与坐在旁边多年的同事当面说话，完全通过电子邮件和即时信息交流；也可能与高中的每一位同学保持联系，而回到家与家人度过“宝贵时光”时，每个人都专注地玩着笔记本、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完全忽略了其他人；还可能与千里之外的人通过Skype聊天，却需要用几十封邮件的沟通来确定与朋友见面的时间。

尽管我很喜欢手机和电脑，但这些亮闪闪的、不断发出提示音的设备却正在与我们所爱的人们争夺我们的注意力。

晚上躺在床上，我偶尔会偷偷地快速用手机回复几封邮件，然后把它藏进被子里。但刺眼的屏幕光穿透黑暗照射在屋子里，让人很难忽视。

“兰迪，在玩《愤怒的小鸟》吗？”我丈夫的声音在黑暗中传来。

看来我的动作还不够隐蔽啊。

我们的电话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私人时间，而我们正在妥协。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研究证明，查看手机信息和吸毒一样会令人上瘾。彼得·怀布罗博士是一名精神病学家，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办了塞梅尔神经科学与人类行为研究所，他认为智能手机是一种“电子可卡因”。由于人类的大脑会自发地寻找新鲜事物，我们从朋友那里接收到的连续不断的更新与通知让我们在每次点击“刷新”时都有一种快感。正如怀布罗博士所说：“有了技术，新鲜事物就成了奖励。从本质上讲，人们会对新鲜的东西上瘾。”

如果有人为你做的某件事点赞，你的大脑会突然释放多巴胺，意味着它认为自己得到了奖励。这就是各种设备为何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每次收到一个通知，我们都希望是点击量又增加了一次。

这也是为什么在晚餐期间，每次电话震动时我们都要努力克制住去看它的欲望，至少要等到同伴起身去卫生间、消失在视线里才能看；或者忙于给食物拍照并编辑照片，而非以正常的状态享用美食。有时候如果没有人首先上传土豆丝馅饼的照片，似乎早餐也没法享用了。

心不在焉地用餐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习惯，一些餐馆甚至提供了专门的拍照时间，或者在菜单上印制食物照片，帮助人们克服就餐期间使用手机的欲望。

总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出现。最近人们常常讨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如何对待工作和生活，以及“如何兼顾所有方面”。但事实上，这种讨论更多地与“科技与生活的平衡”有关。如果回到家你仍然盯着电脑屏幕看，那么你何时下班并不重要。如果你与身边的人连续几周都没有当面交流，那么你能与全世界的人通过邮件随时联系也不重要。与朋友共进晚餐是一件乐事，但如果桌边的每个人都在玩手机，你还能开心得起来吗？如果你不在“生活”的部分多花些时间，那么平衡就永远无法实现。在“兼顾所有方面”之前，你首先得要有那么多“方面”可以兼顾。

你需要管好自己的设备，而不是让它们来控制你。技术是一种工具，它给你的生活带来的是秩序还是混乱，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技术本身是客观的。你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让它给自己的生活增光添彩，而不是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解决技术带来的挑战也比以往更加紧迫。智能手机已经威胁到我们活在当下的能力，但很快将有更多因素让我们缩回到数字化的小壳中。

谷歌眼镜是极客们追捧的最新产品。它是一副可以戴在头上的眼镜，其中一个镜片就是一块屏幕，将你想浏览的互联网信息投射给你的眼睛，从YouTube视频到维基百科的文章，再到色情影片，应有尽有。它还可以对你看到的东西拍照或者录制视频，并直接传到社交网站上。总的来说，谷歌眼镜就是戴在头上的、可以获取无限信息的智能手机。

这是一项惊人的创新，但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眼神交流是人们对你所说的话感兴趣的唯一表现，如果它不再表示对方正在听你说话，那么它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一直幻想着以后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邀请几百位宾客一起庆祝。但在Facebook工作了几年，我将生活的每一刻都记录在社会化媒体上，每天都跟上千人交流，一些事已经发生了变化。到了现实中开始设计婚礼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想要的与最初的梦想完全不同。我渴望与人更亲近。我不再想要300人参加的婚礼了，也不需要以婚礼为借口与高中和大学的朋友们见面，因为通过Facebook，我已经对这些人的生活了如指掌了。

2008年5月下旬，我和布伦特在牙买加举行婚礼，只邀请了最亲密的几位朋友和家人。我想与最重要的人度过宝贵的时光，也想得到最稀有、最珍贵的礼物：他们的注意力。

我得到了这份礼物，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与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在海边玩了整整三天，与每个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爱着并关心着的人们给了我全心全意的关注，我梦想中最完美的男人成了我的丈夫，是他鼓励我加入Facebook去追寻梦想，最后跟我一起来到加州支持我的事业，无论发生什么始终做我的坚强后盾。

注意力即金钱

在这个新的互联网时代，我们的注意力变成了有价之物。

在移动设备和网络连接出现之前，如果有人正在跟你讲话，而你拿起一张报纸开始看，或者给高中同学打电话问起孩子好不好，别人就会认为你不懂礼貌、行为非常恶劣。但现在，有了智能手机，这类事情屡见不鲜。

在工作中间，即时信息发出提示音；看电影时，口袋里的手机收到信息发出震动；在开车过程中，有人给你打电话；去探望奶奶的时候，你还在查看Facebook·在与任何人说话的时候，如果手机响了，或者过了好久都没响，你的注意力就会很快转移。你一天的经历似乎就是所有事情都在争夺你的注意力，或者你努力争取别人的注意力。智能手机和社会化媒体在最近几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降低了我们在任何时刻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现在全社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对于面前正在跟你讲话的人，你不将注意力百分之百放在他身上，在社交层面也是允许的。

2013年华盛顿大学伤害预防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在他们观察的1 102名在20个“高风险”地段行走的人当中，有1/3都在打电话、发信息或者听音乐。还记得妈妈告诉你过马路之前要左右看一看吗？现在你还要记得往前看。

同样的道理，你可能身在公司，却整天关注社交网站，所以你拿了老板的钱却没有做自己最应该做的事：全神贯注地工作。（当然，如果你在Facebook工作，事情就不一样了，反倒是你不整天看Facebook的页面才会有问题。）

你是否在现场已经不能证明你是否在关注。“注意力”现在比你的出现或者身在何方更加重要。事实上，注意力已经被赋予了价值，成为一种社交货币。如果一个陌生人给你发了几十封长邮件，只为了跟你通一场不必要的电话，他就从你的注意力银行里支取了很大一笔钱。如果你与朋友相处的过程中没有因为电话或者电子邮件分心，那你就是在为你们的关系投资，也为那个人的账户存入了很大一笔钱。你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的、很有价值的资源，因此不管是用在朋友、家人、工作还是自己身上，都应该以你认为最重要的方式来使用。

当然，不要从字面上理解，以为我在将人类的情感货币化。你不应该对自己的孩子说：“妈妈现在没空聊天，你不知道我的时间有多宝贵吗？”这种话他们理解不了。你不能像交换商品一样来交换自己的注意力，即使有些人不“值得”你关注，这也不意味着你有权忽略所有“不值得你浪费时间”的人，否则你就是个浑蛋。

关注一些人而非另一些人不能说明你目中无人，只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注意力有限，只能关注几个人，或者只能与几个人培养关系。有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我们能与多少个人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取决于我们的大脑。进化人类学领域的知名教授罗宾·邓巴提出过一种理论，认为我们的大脑最多只能与大约150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个数字现在被称为“邓巴数字”。不管这个理论正确与否，至少可以肯定，我们无法与每一个人交朋友。

人类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即有时候我们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来给所有的关系排优先顺序，这会影响我们分配自己的注意力。试着想一下：人们往往对于欠陌生人的钱感到压力很大，却不着急还与自己关系紧密的人的钱，因为未来还会见到。心理学家能从还钱周期的长短准确判断出两个人关系的远近。

也许这个现象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急着回复陌生人的邮件，却让熟人的信件烂在收件箱里。如果收到某位同事或不太熟悉的人发的邮件我们却给忽略了，就会觉得欠了他们人情，惦记着赶快弥补。但如果一个好朋友发邮件，我们会觉得没有必要立刻回复，因为我们知道很快有机会当面交流。

我和马克还在Facebook共事的时候，马克在女朋友普莉希拉（现在是他的妻子）每次打来电话时都会及时回复。无论他在做什么，总会将她作为第一关注对象。我和布伦特也是一样，不管我有多忙，只要手机来电显示是他的名字，我都会尽量接起来。如果我的注意力是我能给别人的最值钱的东西，那么最应该得到它的就是我的家人。

技术进步使人们给予和接受关注的方式变得比以前多了，但是当太多人试图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时，生活中就多了一些艰难的选择，我们不得不对人际关系进行限制，只保留最重要的人。在决定给谁的注意力多一些时，我们需要区分朋友和“朋友”。人们已经忘记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朋友”还只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那时候朋友是最亲近的人，我们会定期见面、喝酒、互相透露小秘密。在Facebook时代，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改变了所有的一切。现在，“朋友”可以是密友，也可能是隐秘的对手、同事、远房亲戚、邻居家的狗，还有金·卡戴珊（她是帕丽斯·希尔顿的好友）。

除了Facebook，不同的沟通方式也对我们的注意力有不同的需求。如果某个人通过某种方式给你手写了一封信，或者寄来了一份礼物，我们要用好几天的时间来弄清楚是谁。与视频聊天相比，一次通话对注意力的要求没那么高，因为我们还可以同时做其他事，也不用一直整理头发。面对面交流时关掉手机，是我们能给予别人的最大限度的关注。

将每天有限的注意力当作一种货币，有利于我们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分配给它们不同程度的注意力。我们往往出于压力，要回复邮箱里的所有邮件，只有看到收件箱不再有新邮件时才能放松，否则脑子里总觉得欠下了债。有些服务机构真的把注意力的价值换算成货币，向商务邮件的发送者收钱。对于科技企业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转变。在社交网络早期，每家服务机构都参与到一场规模庞大的客户争夺战中，努力在社交界扩展自己的疆土，尽可能多地结交朋友。现在人们的网络关系已经过于饱和，钟摆已经向回摆，新的服务机构开始重点服务那些愿意简化关系、将注意力放在真正了解和关心的人身上的客户。社交应用Path是一个例子，这个社交网络将好友上限设定为150人；Pair也是一个例子，它只为情侣提供服务。

我们最终要将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人身上。

今年我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起休了两天假去做水疗。在晚餐期间，母亲和我举杯庆祝旅行顺利，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人们越来越繁忙、与他人的关系也愈加疏远的时代，仍然能抽出时间相互陪伴，一起全身心投入地度过美好的时光，这是很难得的。我希望未来很多年都能这样陪伴家人。

与朋友一起，独自出行

我们需要找到科技与生活的平衡，清楚我们的注意力在哪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来实现它，如何能更好地活在当下呢？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想应该从转变心态开始。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将新技术的进步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没有在退步。技术就在这里，它在向前发展。我们无法强迫现代的友谊和关系与技术分离。当然，偶尔你也会遇到几个不服从命令的Facebook技术狂，他们拒绝加入社会化媒体，不发信息，也不在网上分享照片。我们当然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理解人们对科技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但毫无疑问，与这些人接触要困难得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联系到他们。只有他们非常重要时，我们才会想办法联系。

新技术革新了我们与朋友、伪装成朋友的敌人、爱人、前男（女）朋友建立和断开联系的能力，不管他们或我们身处何地。

曾经有段时间，我们在同学的毕业留言簿里写下的内容是最不可能跟他们说的话，这也使给人写留言簿成了最为严肃和值得纪念的时刻。我会用最小的字在我最好朋友的留言簿上写满好几页，只给忏悔的话留了页边狭小的空间。但今天，只要能找到，我们可以跟小学甚至幼儿园的同学保持联系。

我们捕捉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并与人分享，在飞机上制订活动方案，新朋友可以很容易地被引荐给老朋友。还有宝贝的照片，我们真是怎么也分享不够。（好吧，我有点儿过激了。）

当然，随着技术的变革，有些事也会变得很糟糕。你可能不知不觉就在网上浏览了几个小时，忽略了身边的爱人，或者感到孤独。生日成了复杂而让人紧张的时刻：我给要过生日的朋友在Facebook上留言合适吗？需要发条短信、寄张卡片，还是打个电话？如果我们不太熟，不祝他生日快乐合适吗？如果我彻底忘掉了一个人的生日该怎么办？到了我自己的生日，我到底应该如何对所有的留言和祝福做出回应？天哪！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在线生活要适度，学会享受与亲人在一起的没有科技打扰的时光。如果始终非常宝贵的注意力在今天成了一种货币，我们最好用它来与线上线下的朋友共同经历有意义的生活。

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对每次交流进行深入思考。有时候科技带给我们的只是短暂的轻松时刻，比如我们有时候浏览Instagram照片、转发有趣的推特信息，或者将奇怪的YouTube视频剪辑发给朋友，没有别的想法，只为了博得别人一乐，或者享受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刻。

我们需要对每天注意力的平衡保持谨慎。猫咪视频不应该挤占我们对真实世界里猫咪的关注。在听音乐会时，我们不应该从头到尾一直从手机屏幕中看，而应该用眼睛亲自欣赏。如果你在美国大峡谷，在赞叹自然的恢宏大气和鬼斧神工之前，不要每一分钟都上传照片。学会欣赏当下的美景，只有在未来几年回想这次的经历时才分享照片。你现在能够记录生活的每一刻，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这样做。

这也是为什么“独自出行”现在变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它的意思不是你一个人独自用餐，而是回到以前，年轻人与朋友约好外出时把手机放在家里，这样跟朋友交流时就可以全神贯注。

最近出于偶然，我从这个趋势中受益颇多。中午用餐时一位同事对我说：“我的手机没电了，所以未来一小时你得忍受我百分之百的注意力。”那“一小时”一直持续到我们找到充电的地方，但在那短短的时间里，我感到很满足。

一些人甚至进一步推动了去智能手机化的趋势，在周末举办“数字安息日”。如果我们想让与家人相处的时光更有价值，这也许是个好办法，尽管让青少年远离手机没那么容易。我们或许可以为家人“独自共同出行”享用晚餐想一个好的理由，让每个人在出门之前把手机留在家里。

现代的互联网友谊中有很多复杂的要求和尴尬，其中很多都归因于科技和生活未能实现良好的平衡。如果人们对朋友线上和线下的行为有所期许——结果这种期许却没实现——就会产生对立、嫌隙和情感的伤害。

如果你经常给一个朋友发信息，却很久没见过他了，那么你们应该见个面。就算Instagram成了人们互寄明信片的新方式，你也不会把所有在海边度假的时间都用来写明信片吧？

对于和你亲近的人，在Facebook的留言板里面说——“生日快乐！!!”这是不可行的，你用三个感叹号也没有用。给他打个电话吧，让他知道你很关心他。

当然，记得某个人的生日曾经表示你非常在意，因为你要刻意去记住它。在没有Facebook的时代，如果上中学时某节课坐在你旁边的人现在给你寄了一张生日卡片，这会很诡异。

“亲爱的兰迪，”卡片上也许会这样写，“我知道从1997年以来我们一直没说过话。希望你现在一切都好。我还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31岁生日快乐！永远永远永远开心！随信附上我的宠物狗和三张日落照片。你喜欢吗？如果喜欢，请回信给我，地址如上。祝好，乔希。”

收到这封信以后，估计你会考虑隐姓埋名，搬到新的住所，但这样又会造成很大的不便。

现在事情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过去打过交道的人祝你生日快乐很正常，可以接受，甚至很温暖。如今，生日等个人信息已经完全公开，如果你想在网上公开自己的身份，生日是你可能会分享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合理地平衡科技和生活，为网上行为的限度设定清晰的目标可以有效地避免伤害别人的感情。社交网络让每个人都能祝我们生日快乐，这已经无法证明两个人的关系有多亲近了。

如果你生命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比如结婚、搬家、找到新工作或者人生的另一半，在Facebook上发布信息之前先通知好友们是友善的行为，这样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近，否则把他们与泛泛之交归为一类会让他们感到难过。

2007年的情人节，布伦特在加州半月湾的里兹·卡尔顿酒店向我求婚。在惊喜、兴奋、感动等情绪平复下来之后，我决定打几个电话。我们快速想了想谁最应该直接接到电话通知，而不是通过Facebook了解这个消息。幸运的是，布伦特很明智，已经提前告诉了我的家人（很显然，我母亲已经在家里安心等待我的确认了），我们的好朋友（其中很多人帮他挑选了戒指，还策划了求婚活动），还有我的工作伙伴（这样他才能在周中把我叫出来，在半月湾过夜），所以剩下的需要打电话通知的人就不多了。

下一步就是将“订婚照片”上传到Facebook上。如果你用过Facebook，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上传了照片以后，我把手机放在一边，直到第二天才查看它。我想投入全部精力过好这个翻开我们人生新篇章的夜晚，好好享受两个人的时光。

在Facebook早期，公司的每个人之间不仅是同事，还是Facebook“好友”。曾经有几个人一起去纳帕玩了几天，回来之后有一位看到照片的同事眼泪汪汪地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带她一起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没有人排斥她，只是这次旅行完全是临时起意。我没想过伤害她的感情，我甚至不是这次活动的召集人。但她对于被排除在外很敏感，看着朋友们玩乐的照片，她又嫉妒又难过。有时候互联网最便利的地方却也最伤人。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兴起而出现的这种新现象有一个专门的名称：FOMO，即“fear of missing out”（担心被忽略）的缩写。FOMO是指人们看到朋友过得如此精彩时内心产生的嫉妒和不平衡等感受。研究证明，这种感受的确存在。根据安迪·普日贝尔斯基博士于2013年7月在《计算机与人类行为》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FOMO值最高的人往往对生活的满意度最低，结论是FOMO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无法好好享受当下”。

那么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要记住，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他人挑选出来上传的照片，他们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什么、不分享什么并不能说明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我们无法了解人们私下的生活是怎样的。你在网上看不到宠物狗在地毯上撒尿，或者别人与另一半吵架的照片。

也许他们看我们的照片时也有同样的感觉，可能会感受到嫉妒和压力。有时候看到其他人在尽情放松或者庆祝成功，还在网上分享照片进行炫耀，我也会感到羡慕，特别是当我这一天过得很不好或者孩子生病的时候。但我会告诉自己，应该为别人感到开心。明天情况就会反过来，那时候你也希望朋友们替你高兴！如果别人分享的东西让你觉得受到孤立或感觉不安，给他们打电话聊一聊。毕竟他们是你的朋友，让他们来帮你解决问题。

最近流行一种“非邀请函”，这是一种道歉的方法，例如你不打算邀请一些人参加你的婚礼，但出于礼貌要给他们一个通知，免得他们日后见到你的婚后照片时会感到惊讶。我个人觉得“非邀请函”这个主意并不好。告诉别人你不打算邀请他们参加婚礼并不容易。与朋友们对质，或者让他们感到吃惊、失望从来都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在这种场合最好直接解决问题。如果你的亲密伙伴因为没有收到邀请函而大感惊讶，你需要当面或通过打电话解释，而不应该躲在电脑屏幕或邮票后面。

关于网上的朋友关系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网上结束一段关系。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是谈到解除朋友关系，也让他们感到难受。女童子军的年轻姑娘们经常说的是“结交新朋友，留住老朋友”，而不是“结交新朋友，告别老朋友”。不小心撞见一位被你解除朋友关系的人也很尴尬。2013年，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商学院的克里斯·西博纳做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在582名受访者中，有40%承认在现实中有意避开那些被他们解除Facebook好友关系的人，尤其是在解除关系的理由很牵强的情况下。

在撰写本书期间，我与朋友们关于移除好友的好处、坏处和有关礼貌性问题展开了几次热烈的讨论。大多数人分属于两个阵营。有人从不解除好友，他们认为这样做太不友好了，也不想失去一个潜在的有价值的联系人、同事或者朋友的朋友。这个阵营里有一些人相当中立，他们甚至不关心好友列表里面都有谁。还有一些非常热衷于解除好友关系的朋友，他们经常清理朋友名单，即使让他们感到有一点儿不满意或者违约的朋友都会被他们清除掉。

我支持介于两者之间的做法。应当定期清理你可能之前见过，但很长时间都没有过实质性交流和互动的好友。

我知道移除好友的做法很刻薄，你将一个人清理出自己的生活，还欠他们一个解释。但偶尔将不认识的“朋友”从好友名单中删除的行为并无不可，无非是在说“亲爱的某人，很抱歉我不记得你是谁了，我也不确定是否愿意让你看我孩子的照片”。

删除好友要迅速、谨慎，不要做得太过分，也不要在自己的留言板上说留下来的朋友们有多幸运。没人想被删掉，所以不要炫耀你的行为。

对于那些会当面见到，但目前陷入争吵的朋友来说，在网上的好友名单里将他们除名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能把事情解决，你就没有必要使用“核手段”，当机立断地删掉他们，或者在派对上冷落他们等。也许先让你们的友谊冷却一段时间，在几年以后定期清理时删掉他们就好。

最后，如果你们的关系实在无法修复，也完全没有和解的可能，或者一个人给你的负能量太大，那么尽管删掉他。但保持低调，因为你某一天也可能从别人的名单里消失。

数字世界的新规则与旧规则一样：它们都以同情、理解和常识为核心。永远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想一想坐在电脑前面的人们的真实感受，更重要的是，永远要记得在你关心的人身上倾注时间和精力。

停下来闻一闻花香

十年级时的一位音乐老师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常常告诉自己的学生，要“停下来闻一闻花香”。当时我们只有十六七岁，每次听到他这么说只是笑笑，很快就忘了。“你今天停下来闻花香了吗？”进教室之前，我们都会互相打趣。

几年前，这位老师去世了。在回想他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影响时，我发现自己还记得这句谜一样的话：“孩子们，记住，要停下来闻一闻花香。”他为什么经常说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终于理解了。

2013年春天，我与丈夫和儿子在东京待了几周。不写作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电子设备都扔到一边，把所有精力只留给丈夫和儿子——没有手机，没有平板电脑，没有计算机。有时候其他人一连几个小时都联系不到我，我要真切地享受每一刻。即使阿舍不记得这趟旅行，我也希望所有的时间都跟他在一起，让他有一个印象。

白天我都很开心，每一处参观、每一次相遇都给我带来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到充实。到了晚上我会打开笔记本电脑，回到网络世界，我的浏览器经常开着很多个网站和邮箱的标签。

你也许以为回到有互联网存在的现实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事实上并没有。我感到精力充沛，能够更快速地将需要回复的邮件分出轻重缓急——哪些需要立刻回复，哪些还可以缓缓再说。

在当今这个每时每刻都需要回复邮件的时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常常是度假期间的不速之客。根据Fierce公司最近做的一项调查，58%的上班族在度假期间完全得不到放松，28%的人回来以后比离开时压力更大。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现，每周至少有一天周末完全不用工作的人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与伴侣的关系也更持久。

一些专家认为，限制每天检查邮箱的次数、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看邮件、控制一天中用于回复邮件的总时间等，都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者们发现，如果人们能花一些时间做冥想，精力会更加充沛，社会关系也更密切，另外还能改变自己的社交习惯。直到最近这次旅行，我才在自己的生活中将这些建议付诸行动。

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或者应当一次连续几个小时不看电子邮件或者接听电话，与技术彻底隔绝对工作或社交生活都没有好处。

但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想与身边的人好好享受当下，那就必须要关掉手机，断开互联网。我们掌控着电子设备，而不是被它们掌控。应该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技术，并在正确的时间与它暂别。

在掌握科技与生活之间平衡的过程中，生活永远排在科技前面。千万不要忘了停下来闻一闻花香。

第六章
社交的本质

亲密关系不是一张漂亮的照片，也不是一段精彩的感言，不应该为了获得点赞或回复而炫耀它。给别人演出一场好戏，并不代表我们实实在在地在为感情付出。

那是2001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与阿卡贝拉清唱社团“Harvard Opportunes”的团员们在波士顿参加哈佛大学的疯狂派对。

那场派对不像电影《社交网络》里的情节那样紧张，但却是真实发生的。现实的派对上有一个喝酒用的冰模具，极纯的沃夫-斯密特牌伏特加从上面流下来。

在酒精的麻醉作用下，最廉价的伏特加也开始变得不那么难喝了。喝到微醺时，我见到了一个有着好听的南美口音的小伙子，他叫布伦特，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他跟我和社团成员一直聊天，说明他一定还清醒着。(倒不如说我们当时喝得越多，唱得越多……但我们那天晚上聊了很久，最后相互交换了IM即时聊天账号。在没有Facebook的时代，互留账号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

当然，我们之间也有一些恼人的小问题。首先，他当时有一个女朋友。其次，在离开派对的时候，我优雅地摔倒在了矮树丛里。哎哟！

第二天，我的在线聊天的好友名单里多了一个“BrentT”。当时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再跟他有任何联系了。

又过了两年。

加入奥美和“裸体牛仔”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坐在电脑前工作，并通过聊天工具跟同事们沟通如何修改一个客户项目。正在等同事的回复时，我听到了新消息的提示音。

是BrentT发过来的。

“嘿，Peggy42st，好久没见了。跟你打个招呼，顺便跟你说一下，我刚在欧洲大陆周游了一圈，现在在纽约工作。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出来见一面？”

有点儿意思。

我们约了当天晚上在奥美楼下的酒吧见面。我急切地盼望着赶快下班，但就在我打算离开时，老板又布置了几项杂活儿，叫我当天完成。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还没能下班，转眼就迟到了45分钟。由于我跟布伦特一直是在网上沟通，所以当时我还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当我比约定时间晚一个多小时出现在酒吧时，他仍然坐在那里，看起来很冷静，还为我点了一杯不加盐的玛格丽塔鸡尾酒。我们聊了聊这些年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他已经跟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分手了，我们都是单身。

喝到第二杯玛格丽塔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为他倾倒了。如果算上倒在矮树丛那次的话，这应该是第二次。

几个月以后，我的弟弟马克创办了Facebook。那时候我跟布伦特已经开始交往，这段关系慢慢开花结果，最后发展到了婚姻和家庭。我尽量避开不谈在数字化时代约会的经历和复杂性。但当然，我认为科技在促成我们的关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那个命中注定的晚上，如果我们没有互换IM账号，后来也不会奇妙地再次相遇。科技让我们的关系成为可能。

科技已经彻底改变了约会方式和恋爱关系。无数个应用程序和网站帮助人们寻找潜在的交往对象，文字信息、视频聊天和社交网络为追求和确立关系的最初阶段设定了新的规则。而网络共享和在线个人信息中的“婚姻状况”则意味着，当你的关系在现实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时，线上状态也会改变。另外，结束一段关系意味着跟这个人在数字世界也彻底分手。

以前，如果你对一个人感兴趣，并且希望了解他（她），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慢慢地建立这个人的档案，包括对方的喜好、朋友关系以及兴趣点等。你也会在派对上装作不经意地撞到他（她），或者托你们共同的朋友帮忙安排“偶遇”。而现在，只要那个人在Facebook上接受了你的好友申请，你就可以用几秒钟的时间浏览他（她）的生活，知道对方就读于哪所学校、朋友有哪些、去年万圣节扮成了什么角色等。

以前，如果你在派对上遇到一个人，希望知道对方现在是不是单身，你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展开一番可能会很尴尬的侦察活动。而现在，获得这些信息非常容易，如果在网上看到那个人配偶——如果你晚了一步——的照片，你就什么都了解了。如果你与社交圈以外的人开始约会，Facebook上的好友关系会逐渐显示你们有共同好友，你们共同喜欢的书籍、音乐和电影，以及共同养的超级可爱的宠物狗。

以前，相隔两地的恋人只能通过写信和定期通话来沟通。而现在，互联网已经让交流跨越了距离的障碍，随时可以进行。

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社交网络可以让两个人之间的别扭迅速演变成矛盾。

广而告之的恋爱关系

Facebook创立之初，它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一本“脸书”。每个人的主页都大同小异，除了状态和留言板的更新，没有其他内容。如果朋友修改了个人信息，你能发现的唯一途径就是去访问他们的主页，回想与上一次访问时相比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就像在玩一场无聊的“找碴儿”游戏。社会化网络很快变革了全世界，但在2005年，Facebook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参考工具。

如果用户能随时了解好友们的生活状态，网络社交就能得到极大改善。考虑到这一点，Facebook创建了“新鲜事”功能，用于自动显示用户的新消息、个人信息的变动、新上传的照片、新添加的好友等，并将这些信息集中在一个页面上，其他好友登录的时候就都能看到。现在，“新鲜事”服务已经成了每个用户的Facebook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意义非常重大。尽管只是个网页，但Facebook对用户来说就像真正的家庭，它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空间。

在“新鲜事”功能真正上线投入使用之前，Facebook员工要首先进行体验。在硅谷，人们称之为“吃狗粮”，科技公司的员工要“吃自己的狗粮”，也就是试验自己的产品。

下面我给大家讲讲Facebook最初在更新恋爱状态时引发的尴尬事。

有两名员工——我们暂且叫他们乔和萨拉——当时正在约会。他们的恋爱关系起起伏伏，有一段时间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不太顺利。我跟萨拉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每周一起去一次健身房，出来之后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所以我最了解他们关系的进展。当时每个人都以为他们会像往常一样和好，而我们第一天试用“新鲜事”功能就发现这两个人已经彻底分手，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天同事们像往常一样登录自己的Facebook账户，看到的第一条“新鲜事”消息简短而残酷：“乔和萨拉彻底分手了。”两个人的名字旁边各有一颗破碎的心。

整个公司的人都在议论，所有人都对这两位新加入单身行列的同事投以同情和好奇的目光。他们估计还打算在消息传出去之前保持低调呢。

但这件事至少证明了，“新鲜事”功能是很好用的。

我们在摸索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成功地让办公室恋情变得比以前更加尴尬，而是让社交的本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随时了解朋友的生活已经没那么困难了，你也不再需要为了偷听最新的八卦而在饮水机附近徘徊。这些信息会直接呈现在你的眼前，仿佛是以你和你的朋友为主角的每日友情快报。技术第一次让朋友的消息变得与报纸上的新闻一样值得关注，而且容易读到。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乔和萨拉的故事只代表了个别的尴尬时刻，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更新都是正面的。即使能回到“新鲜事”出现以前的时代，我们也将失去很多东西。我们要躲在饮水机旁边偷听八卦是有原因的！现在饮水机转移到了互联网上，朋友们也在那里。但乔、萨拉和全世界其他所有人很快就会明白，这意味着我们的恋爱关系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维度，而我们还不了解它。

我把它称作“广而告之的恋爱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仅出现在“新鲜事”或Facebook上。它既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也无法避免。由于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包括互联网、社交网络和移动电话——相互联结，所有的恋爱关系都会出现这种结果。现在我们可以随时跟朋友们分享自己的经历，科技让个人生活变成了网上直播的个人独白，如同肥皂剧一般：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一次约会，从上传照片到将它们删除，从添加好友到将其删除，再重新加为好友。

由于两人之前的所有交流都发生在朋友们和全世界眼前，恋爱关系已经不仅仅包含两个人共同经历的时刻，还取决于广而告之的效果以及其他人的接受程度。

想想我们每4年都要观看的总统大选辩论。一位候选人可能会取得一屋子人的支持，但真正的廉价观影座位在屏幕的另一端，那里才是有机会赢得辩论的地方。

我们都是爱情大选的候选人。我们都想带约会对象去高档餐厅，点最贵的酒，忍受他们讨厌的朋友们，以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但仅在当下这一刻表现好是不够的。对方对我们的看法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在网上讲述自己的生活。万一你在合照中很难看，或者你们在Facebook上“公开露面”时朋友们并不激动，抑或是你私下里痛恨对方将五分钱乐队（Nickelback）添加到自己喜欢的列表里，那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也许看起来很蠢。谁会关心朋友们怎么看待你的另一半呢？如果现实中你们发展得很顺利，还有必要关心网上的进展吗？

实际上，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人们普遍公开网络真实身份的世界里，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的差异越来越小了，两者无法相互独立。所以在广而告之的恋爱关系中，每一件事都会产生影响：作为个人，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份状况；作为一对情侣，它也会成为共同身份的一部分。

这个结果迫使我们在确立关系之前多了很多需要思考的问题。例如，当你开始跟一个人约会时，你最想知道的应该是这个人的个人主页上写了什么，因为你想了解对方的具体情况，看看跟自己是否合适。以前双方确立关系的问题通常是“我们现在是一对了吗？”而现在却是“什么时候在网上公开我们的关系？”一旦在网上公开，你就是在向整个网络社交圈发出邀请，让他们来支持和评论你们的关系。

上传到互联网上、让所有人都知道的内容不仅仅是双方一致同意公开的事情，几乎每一件小事，从约会地点到晚饭吃了什么都会出现在推特上，对方会上传编辑过的图片让朋友们点赞和评论，不管你知不知道、是否同意。

我知道很多人在约会期间会偷偷跑到卫生间，在Facebook上发照片，向朋友们汇报最新进展。我曾经制作过一期Bravo电视台的真人秀节目，主题是《创业公司：硅谷》，讲述一位传奇的创业家萨拉·奥斯汀如何在网上直播自己的约会对象，结果被对方逮住了。这么做可是禁忌！

还有一位朋友在推特上使用密码向关注她的人随时播报约会的进展情况。只有少数人能破译她的密码，包括我，我才不会扔掉密码表呢。

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人都不会直播自己的约会。很多人在追求对方的过程中会有意彻底地避开社会化媒体。

除了恋爱本身带来的压力，在网上记录整个过程也会令人非常紧张和疲惫，还会让实现科技与生活的平衡变得更加困难。其实，我们只需要考虑三个重要的内容：亲密感、共同的理想和身份。

亲密感无法上传

2008年初，我和布伦特计划到牙买加举行婚礼。行李已经准备好，婚纱的机票也已经买好了（我希望自己是在开玩笑，但我没有），我打算跟母亲一起提前一周飞到牙买加，确保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当然，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我出发的前两天，将会在牙买加主持我们婚礼的拉比打来电话，确认我们已经在美国办了正式的结婚手续。我跟布伦特互相看了看：“什么？我们居然连结婚之前要先‘结婚’这么重要的细节都忘了？!”由于在牙买加举办婚礼没有法律效力，我们要首先在美国登记结婚。我们都不记得是他忘记了告诉我们，还是我们忘记了他的提醒，但不管怎样，我们急急忙忙地开始想办法。

幸运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克丽丝和珍妮弗认识一位本地的法官，他同意在第二天飞机起飞之前的几个小时为我们办好正式的结婚手续。这让我很头疼，因为我要继续打包行李，还要在出国之前处理一堆工作上的事，毕竟这次要离开三周。

第二天早上，我在公司风风火火地与同事交接，努力理清头绪。当时正值总统大选期间，我希望在走之前把一切安排好。

突然，我的Outlook日历闪了一下，电脑扬声器传出了提示音，屏幕上跳出来一条提醒：“来自布伦特·特沃雷斯基的邀请——我们去结婚吧！”

盯着这句话，我愣了一会儿。然后我突然开始大笑，通过这么不隆重的方式收到如此重要的信息，我感觉非常奇怪。尽管布伦特用日历提醒来邀请我去法官那里并无不可，但我日后仍然狠狠地嘲笑了他一番。

技术永远不是稳定恋爱关系的最佳方式，有时候Facebook也做不到。英国切斯特大学萨姆·罗伯茨博士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朋友面对面交流的人比通过社交网络交流的人更幸福，笑的次数也多出50%。而在网上交流会错过相当多开玩笑的机会。

我和布伦特跟其他夫妇一样，虽然经常在一起，但时间都花在了网上，并为此感到愧疚。我们有时候计划晚上一起度过，结果却是两个人同时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脑，却根本没有交流。以前忙碌了一天，晚上你会通过社交活动来放松，现在却往往一个人用手机游戏、视频或者网上购物来打发时间——即使身边有人陪伴，在精神上你们也是各顾各的。

2008年的婚礼上，我就在我们的婚礼蛋糕装饰上嘲笑了两个人忙碌的工作：新郎和新娘背对背，各自看着自己的黑莓手机。布伦特说这种造型让他有点儿伤心，但我非常喜欢，最后他妥协了。5年后，蛋糕造型上的状态已经体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我听到很多夫妇讲过“把iPad带进卧室”的难题。这是说两个人在一天的辛苦工作结束以后爬上床，都掏出手机或平板电脑开始上网，而不是实实在在地面向对方，然后交流。2006年，一组心理学家针对523对意大利夫妇展开研究，发现在卧室放置电视的夫妇每个月性生活比没有电视的夫妇少了一半。手机和电脑跟电视差不多，而且内容更加丰富。

拜耳医药保健公司最近做的一项研究显示，28%的女性表示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干扰了她们的感情生活，手持移动设备影响尤其严重。

衷心祈祷人类不会因为无法约束自己不去玩“宝石迷阵”之类的游戏而最终灭绝。这个灭绝的原因绝对是最可笑的。

分享即关心？

我们都了解Facebook的“The Couple”功能，人们常常在这里上传亲密照片、不停地在上面秀恩爱、每天更新状态感谢上天赐予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爱人。看到这些内容，我通常很鄙夷。但我也会感到好奇，这些情侣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要证明什么，又在向谁证明？他们的关系真的如展现出来的那样甜蜜吗？

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兼好友在公开场合向当时的女朋友求婚，在Facebook上用照片和状态更新记录了每一刻。尽管对于旁观者来说，看到这些内容很有意思，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我不禁在想他这样做是不是想更多地给网上的好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给现实中的两人留下更多难忘的回忆。几个月后，他们取消了婚礼。看起来他们花了太多精力给网上的所有人演出了一场感情戏，却忘了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培养感情。

亲密关系不是一张漂亮的照片，也不是一段精彩的感言，不应该为了获得点赞或回复而炫耀它。给别人演出一场好戏，并不代表我们实实在在地在为感情付出。

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我都会劝那个人与另一半好好沟通，制定一些基本的规则。无论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是柏拉图式的还是浪漫多情的，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独自”相处，而不是每时每刻都邀请网上的几百个人参与你们。没有必要让全世界知道你们是朋友，还是在约会，抑或是在狂欢。唯一值得在意的是，即使没有摄像头，你们仍然能享受相处的时光。

我和布伦特在网上建立了私密朋友圈和账号，在这里分享有关儿子的重大或特别时刻。这些内容我们想保存并铭记，但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跟所有朋友或整个网络一起分享。我们用“狭播”取代了“广播”。能够与人分享，却不必承担被观众环绕的压力，我们感到很开心。

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与另一半认真相处而不在网上记录。如果你们在海滩上欣赏日落，不要让互联网介入这一刻。即使几头海豚在你面前游来游去，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也不要掏出手机，而要静静享受这些。世界上经软件处理过的日落照片已经够多了。

看到情侣们享受美好、感人的时刻，并与网上的好友分享是很奇妙的。我希望朋友们都开心，也喜欢看到他们分享快乐和爱，但我更希望他们把这些美好、动人的时刻变成只属于两个人的珍藏。这种没有其他人掺和的亲密感情才最珍贵。在这个我们每时每刻都能连接到社会化媒体的时代，其他人听到、看到的已经太多了。

关于亲密感，我还想讨论一下它对于异地恋的意义。我曾经经历过长距离的异地恋，所以对此非常了解。

2005年我刚搬到加利福尼亚时，布伦特还在纽约。我们一直通过在线聊天工具交流，还经常通电话，但我们不会每天都通话，也不会定时在网上聊天。虽然每天都有交流，但有时我们只在午餐期间快速发一封邮件，或者在晚上出去时用黑莓手机发几张像素比较低的照片。

传统的观念认为，在异地恋中，两个人必须定期沟通，分享的内容越多越好。但这又回到了我最初的观点，即关注和亲密感的重要性。

在异地恋中，亲密感往往是最容易因为距离而减少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是办法。你无法通过更多的交流来弥补距离产生的损失，相反它还会给两个人的感情造成问题。因为我们分享得太多，两个人的互动也就没那么有意义了。

2013年4月，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的伯尼·霍根博士发布了一项调查，检验了多种通信方式给婚姻关系造成的影响。在对1·万对夫妇的交流方式进行研究之后，霍根博士发现，利用更多媒体渠道进行沟通的夫妇对婚姻状况的满意度反而没有提高。在很多情况下，分享的压力也造成了婚姻关系的紧张。

我和布伦特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我们会定期沟通，但永远不会用沟通本身来代替更加有意义的交流和更多的关注。在每天的交流中我们会给对方更多的空间和选择，也就是说每隔几天我们才会正式通话，于是在等待通话的日子里各自积累了更多可分享的东西，也因为期待而更加兴奋。

此外，每次听到即时信息的提示音，我的心都会跳到嗓子眼。直到今天，每次对话框跳出来，我都会条件反射地认为即将有好事要发生。

亲密感比关注更加重要，它也不仅仅是一场在线演出。我们要知道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以及何时应该停止广播。这个建议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在这个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分享的年代，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跟别人汇报所有的事也许是最难做到的了。

爱意味着以正确的方式分享照片

我很喜欢公开自己的生活，部分是由于我在Facebook工作了很长时间，部分则与我的天性有关。但布伦特和我不太一样。对于应该上传什么、不应该上传什么，我们常常会争论不休，尤其是当上传的内容是儿子的照片时。我绝对是我们亲密关系的“播音员”。（很出人意料，对吧？）

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很坦诚，也愿意共同努力找到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办法。超链接的爱情会变得超复杂，而与另一半真诚对话看起来是避免冲突的有效办法。

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利用科技去了解你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2012年我参加了三场婚礼，其中一场的主人要求宾客们不要在Facebook上分享照片；第二场的新婚夫妇让酒店侍应生收走宾客们的手机，很奇怪的是没有人反对；在第三场婚礼上，他们不仅鼓励人们上传照片，还指定了仪式的主题标签，并暗示人们可以发布推特消息。

三场婚礼我都很喜欢，但在第三场婚礼之后，我有点儿担心蜜月期间会有什么样的照片出现在网上。三场婚礼的风格大不一样，每对夫妇都明确地表示在特别的日子里希望科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用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成功。

2013年早些时候，我的团队协助筹办了史上互动性最强的几场婚礼之一，由扎克伯格传媒公司和康泰纳仕集团共同制作了“新郎新娘直播婚礼”。婚礼的每项内容，从上传视频的夫妇讲述为什么应当赢得梦中的婚礼，到蛋糕、鲜花、礼服、主题、颜色等，都在社会化媒体上进行投票。

最终的婚礼全程在Facebook上进行直播，以专业的电视转播效果呈现给上百万人。很显然，这对夫妇失去了所有决策权，但同时他们很享受在特别的日子里得到众多人的关注。整场婚礼效果很好，也证明了互联网如何让别人感到身临其境，让他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参与世界另一端的活动。

对于Facebook时代的情侣来说，他们需要认真讨论有关科技礼仪的无聊而复杂的传统习惯，比如：“什么时候上传我们的合影比较好？”“我们用一样的头像合适吗？”“如果我们上传亲密照会怎么样？”

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不要传，不用感谢我。

严肃一点儿说，情侣之间如果对在网上上传多大程度的亲密照有不同的意见，会造成线下关系的紧张。你们应该开诚布公地交流，讨论到底应该上传什么，明确应该通过上传大量的照片、每天在留言板上宣布有多相爱来展现两个人的关系，还是反对在网上公开秀恩爱。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很多情侣之间从来不讨论，这让人受不了。但我听说的负面案例越多，我就越相信如果双方能够认真讨论自己对于在网上公开隐私的接受程度并达成一致，在当今就是恋爱关系和谐的基本迹象。

有时候在网上分享的不仅仅是公开场合的亲密行为，还有私下里的亲密。在智能手机时代，人们分享的内容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都是有关自己的。当然，我指的是发“性消息”这个现象。很多成年人（不仅仅是“孩子”），会给自己从前被认为是“私密”的身体部位拍照并发给别人看。“私处照”现在也成了常用词，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网络词典上查一下。

对情侣来说，分享性消息是一种高风险的网上行为。当然不是对每个人都如此，但如果你打算这么做，一定要首先取得对方的同意，别一不小心分享得过多。如果美国议员安东尼·韦纳在通过推特发布“私处照”时未能将同名照片从网上撤下来，那么谁都有可能犯下天大的错误（从事实来看，结果也没有那么夸张）。

让你的个人资料更加真实

最后，一切又回到了身份问题上。

在所有关系都被广而告之的年代，我们的另一半或者潜在的发展对象可以快速了解我们的身份，并将我们的身份与他们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共同的在线身份。这种新的动态给恋爱关系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别人在审视我们的网络身份时，会看到一些他们不喜欢的方面，我们却不得不找机会为自己辩解。不通过封面来评判一本书是很难的。最近几年，人们的生活正如一本书的封面，上面满满是个人信息和照片。

在线身份在帮助我们找到合适和我们所关心的人方面也有着神奇的作用。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是找到拥有共同目标、喜好和价值观，让我们愿意分享亲密时刻的对象的最佳方式。简单地说，如果你在线上线下都保持真实身份，你就最有希望找到心仪的对象。

Facebook作为一个提供服务的工具，本身有着强大的功能，因为在这里人们都公开了真实的姓名、身份和兴趣。从一开始，这就是我们相对于其他社交网络行业竞争对手的最大优势。通过这些真实的信息，认识你的人能找到你，把你加到他们的好友列表中，了解你的个性，并进一步判断是否要跟你在线上或者线下深入交往。恋爱关系也是一样。你越是展现真实的自己，就越有可能被适合你的人发现，接下来你们会开始交流、制订约会计划并正式交往。

在线交往就像找工作的最后一轮面试。对于感情或者个人来说，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一过程会很残酷。在这场面试中，通过按下一个按钮，其他人很快就可以评判你，并将你与无数名其他的候选人进行比较。这一过程也激励人们找出新奇的方式，让自己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用最耀眼的灯光照亮自己。

让自己与众不同并没有什么错，在当今社会这样做很有必要。但如果人们开始在网上伪装自己的身份，那时问题就出现了。现在恋爱关系中最大的教训是什么？答案是：不要在网上伪装自己。

Facebook在推广实名制方面如此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作为人们聚集的平台，它围绕真实身份建立了共同的目标和传统，讲真话也是朋友们所期待的。但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保障（而且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极力成为最完美的那个），对《指环王》的浅尝辄止就变成了对中世纪民俗文化的热爱，心血来潮地做了一次馅饼就变成了这个人热爱厨艺，一个人上个月去了几次健身房也成了他正在努力将自己打造成“钢铁侠”的证据。

这会引起一些麻烦。在婚恋网站上公布虚假身份或隐瞒部分真实身份的人要么不得不费心思解释自己的用意，要么会遇到有同样做法的相亲对象。每当这种事情发生，事实很可能是你们两个谁都没有努力成为“钢铁侠”，但上传一张有误导性的头像一定会被发现。

最后，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如果你与别人的关系以谎言或夸大事实开始，数字世界早晚会让你吃苦头。你的网络身份会在整个互联网上留下痕迹，包括Facebook、领英、推特、Instagram和博客等，这些记录很容易被检索到。所以不要在网上说谎，在现实生活中真相总会出现。

记住，你的身份已经不仅仅属于你自己了。你个人上传的照片和状态只能表现一个方面，你有哪些好友，以及他们在你的留言板上说些什么也能证明你是怎样的人。别人了解我们的途径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话，还有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

如果你在好友方面也不诚实，加了一些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或者泛泛之交，你真正的朋友在遇到这些人、在网上搜索他们的信息、发现你们是“好友”以后会被误导。相反，如果有人跟你谈起你们的一位共同好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好友，你都要确认一下是否真实，以防万一。

我们身边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可能只有过短暂的接触，在网上却表现得像我们的死党。这些人也许会为你的每张照片点赞、在每一条状态下面留言，或者在根本没有你的照片中圈出你，因为你“精神上与他们同在”。

在恋爱关系中实现科技与生活平衡的方法

做到最好，但要表现真实

你的网络身份是现实身份的表达和延续。为了在网上的恋爱世界中取得成功，你要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但不要伪造身份。公开真实的身份听起来似乎有风险，但如果在现实中见到网上心仪的对象，你就能自如地做自己，所有的风险都值了。伪装是一件耗费精力的事，在数字化时代，找出漏洞很容易，真相迟早会浮出水面。

分享行为无法代替亲密关系

电话可以成为共享和通信的强大工具，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确保你与另一半在网络共享的程度方面意见相同，也要注意你们是否步调一致。学聪明些，在卧室里不要使用任何设备，适当的时候要把手机收起来，注意倾听餐桌对面那个美人儿在说什么。

明确何时应该脱离数字世界

在很早以前，如果你不再跟某人约会，你也就不需要再看对方的照片，或者了解其单身生活。现在我们在网上也应该做到这一点。不断地关注前任的Facebook页面是非常不健康的行为。你会看到他（她）参加了各种你没有被邀请的聚会，而照片上他（她）还在冲你微笑；你不认识的人会在他们的留言板上留言；“新鲜事”显示他们与新欢就在附近，或者发布消息寻找新的交往对象。不要一直刷新这些令你心碎的消息了。如果你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已经结束，线上关系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亲密关系不是演给朋友看的

广而告之的恋爱关系帮助朋友们了解你们的关系是真诚、快乐、有意义的，但过于公开你们的关系也有可能导致你和对方关系的疏离，也会惹恼朋友们。亲密关系和幸福时刻应当属于隐私。有时候你唯一需要“分享”的对象就在你身边。

始终确保朋友的朋友不是泛泛之交

假设罗杰是你的Facebook好友，但你们只见过一面。罗杰在派对上遇到了劳拉，后者是你的好朋友，她与罗杰在聚会上玩得很开心，回家后在Facebook上搜索他，发现你们是好友。“太好了。”她想，“这样看来罗杰一定是个可靠的人。”这时劳拉会对此人有一种错误的好感，因为你不加选择地添加好友，导致了她的误解。记住，只与你了解的人互加好友，如果你刚刚认识的人与你的某位朋友是“好友”，一定要验证一下他们的关系是否亲密。

最后，不管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是真实的自己。即使在网上寻找真爱，你的身份和感情也不应当改变。如果你开始将网络身份视为自己真实身份的一部分，那你在数字世界与重要的人交流就会得心应手。这时你会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解新朋友身上，并倾听自己的内心，随心而行。

2013年上半年，流行一种“网络自夸”（catfishing）的说法。美国圣母大学的足球运动员曼蒂·提欧在线交往了三年、在患病期间始终提供帮助，并在不久前去世的女朋友居然是一个虚构的人。事实证明，曼蒂一直没有跟这个女人约会过，因为她根本未曾存在。

对他来说，真相非常难以接受。

分手不容易

在网上公开真实身份还有一个让人苦恼的后果，这与很多关系的不幸遭遇有关：分手。有时候两个人相处得并不顺利，爱情也未能开花结果。每当这时，在你们整理好对方的物品并还回去之后，还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挑战：在网上彻底脱离对方。

现在，分手后的生活变得很凶险，因为你在跟某个人约会时，你们已经有了共同的网络身份。两个人的合影、游览足迹、情人节给对方发的爱意满满的公开信息、共同的朋友和各种关系，这些构成了你们恋爱关系的核心内容。

很多情侣在现实中分手后仍然保持在线的朋友关系。看起来这种仅仅在线的关系没有什么坏处，分手的痛苦也迟早会消失。由于两个人创建了共同的网络身份，你们无法在现实中分手以后仍然在网上保持联系。研究显示，在网上相互脱离是治愈情伤的关键步骤。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的科学家们已经证明，与前任保持Facebook好友关系会导致“由于分手导致的心理创伤加剧、负面情绪增加、性欲提升、渴望与前任复合以及个人成长的退步”。

如果你们分手以后仍然是Facebook好友，看到前任与单身朋友们一起参加聚会，找到新的另一半，并不停地看到你们之前共同经历的时光时，你会感到很痛苦。其他人也会感到困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已经分手。你确定想应付这些问题吗？

还有一些夫妇共享博客或共用Facebook账号，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最近，负责离婚案的律师们表示，有越来越多的夫妇离婚时会在谁应获得在线资产和社会化媒体账户的所有权上争执，在离婚谈判时将这些内容列为有价值的“财产”。

有趣的是，加拿大QMI通讯社的一项研究显示，45%的人愿意与自己的前任保持Facebook联系，但如果另一半与他们的前任还有联系，这些人会非常愤怒。

我们看到了科技对各种关系的影响，但在爱情生活中，科技的影响尤为深远，它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亲密关系，也会让人感到心碎，甚至梦想破灭。在当今社会，约会和恋爱非常复杂，利用科技寻找爱情是有风险的。

明白如何在网上展现最好的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合适的内容，与人建立实实在在的亲密感，在脱离数字世界时仍然可以正常生活，这些都有助于你实现科技与生活的平衡。在数字时代，这种平衡仍然是你与他人成功交流的基础。

第七章
科技只是一个工具

未来10年，教育将会与今天完全不同。这是件好事。人类发展没有退路，所以我们要迎接这些变化的到来，共同重新思考教育与儿童发展的方式。

2011年秋，在阿舍出生几个月后，我的朋友胡曼请我在自己写剧本并执导的印度电影《橄榄》中出演一个小角色。我始终想演电影，而这部电影听起来非常棒。要知道，这是第一部完全用智能手机拍摄的故事片。

我只有一个镜头，所以只需要拍摄一天。场地非常大，跟我演对手戏的是曾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女演员吉娜·罗兰兹。那天我早早赶到了拍摄现场，感觉自己光彩照人，为自己即将出演卖鞋女孩这个角色感到兴奋。我已经背好了台词，看到工作人员架起了用于拍电影的非常酷的手机。但在更衣室里换衣服时，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刮腿毛了！我不再光彩照人，而是令人作呕。

我小心翼翼地问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能否帮忙去街对面的便利店买一支刮毛刀。

那个人笑了起来：“哇，我在电影拍摄现场接到过各种各样的要求，不过这种要求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开始小声地道歉：“呃，我刚刚生了孩子……但她已经跑到了街对面。毫无疑问，她之后一定会跟朋友们大肆嘲笑我这个可怜的新妈妈。

幸运的是，拍摄过程非常顺利。电影的拍摄通常需要多个摄像头，从各个角度同时拍摄。但在用手机拍摄的时候，镜头只有一个，角度也只有一个。所以，所有的镜头都需要润色，台词也要记准。看到最初的剪辑时，我惊呆了：用一部手机拍出来的视频放在大屏幕上效果竟然如此好。一路走来我们都不容易。你永远不会发现那个微笑的卖鞋女孩只是一个普通妈妈，她正努力在数字化世界里平衡操持家务带来的兴奋和挑战。

科技是如何影响家庭生活、孩子和为人父母的技巧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有好有坏，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从我上述尴尬的拍电影经历中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你无法兼顾一切。

你无法做到对每一个人给予关注，不久以后就连关注自己也变得很困难。无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经济状况或者背景如何，我们都需要做出选择和权衡。谁要是期待能够不付出任何代价地兼顾家庭、工作和个人生活，最后都会非常失望。

我采用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工作，睡眠，家庭，朋友，健身。任选三个。

有时候阿舍坐在运动场的沙坑里玩玩具时，会突然抬起头说：“饼干？”我会温和地向他解释，在沙子里玩耍时不能吃饼干。有时候在做一件事时，要放弃另一件事——你必须做出选择。

每天早上，在卫生间睡眼惺忪地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我都会想起那几个选项，并思考如何给它们排优先顺序。在我看来，工作、睡眠、家庭、朋友和健身同样重要，但不会每天都做，或者不会每天都做好。每天早上我都会根据需要和意愿选择其中的三个。很显然，如果是工作日，我没有选择的机会，但有权决定如何度过白天的休息时间，以及早上上班之前、晚上下班之后的时间。

2010年夏天，怀上阿舍以后，我开始了固定的晨间活动。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我在Facebook工作期间出了几次差，有几次是去国外。怀孕3个月时，我到纽约与安德森·库珀进行了小组讨论，第二天又坐飞机到伦敦给外事办公室的人员做报告。到了4个月的时候，我挺着大肚子拼命穿上华丽的礼服，在金球奖典礼的红毯上以苗条的形象为Facebook代言。5个月时，我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在与全球领导人会见的间隙躲在会议室的角落偷偷小憩来赶走疲劳。7个月时，我在美国“西南偏南”艺术节的大会上为Facebook筹办了一场直播的对话节目，那段时间我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四处奔走，针对一流演员和高层官员进行电视采访。到了9个月的时候，我为奥巴马总统组织了Facebook市政厅式会议，同时跟呕吐、疲劳和阿舍压迫到我的坐骨神经导致强烈的腿疼和背疼做斗争。

简单地说，我需要学会如何快速并有效地安排所有事情。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一年我选择最多的是工作和睡眠，并保证尽可能多地与布伦特待在一起。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给朋友，更没有机会健身。怀孕期间我的体重增加了约50磅，两年过去了，还有5磅没有减掉。总的来说，那一年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充实的一年。

在那以后，我继续用这种方法管理自己的生活，同时尽可能把几件事情放在一起同时做。毕竟，生活可以很灵活，我们的潜能比自己想象中要大。最让人开心的是，每天早上我们都能重新做一遍选择题：工作、睡眠、家庭、朋友、健身，任选三项。

我们如何才能拥有充实的家庭生活，确保孩子们得到应得的关心和爱呢？怎样才能让孩子们熟练地使用科技，同时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如何帮助孩子们实现科技与生活的平衡呢？

你无法兼顾一切，但科技能帮助你享受并利用现有的东西。如果使用合理，科技可以带来多方面的效果，而不仅仅用来解决它本身造成的问题。

科技会让家庭生活更容易吗？不会。它能否让你摆脱给孩子们爱和关注的需要？当然不能。科技会自动带来好处吗？根本没戏。

科技只是一个工具，为了确保它能得到正确的使用，我们需要融入孩子们的生活，教会他们正确的方法，培养良好的习惯，帮助他们在网上保持安全和富有成效。

网络有点儿复杂——20世纪90年代风格

我很小的时候，曾开展了一个创意项目：设计并发表家庭新闻通讯。有一段时间，我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名严肃的记者。但由于缺少重要的新闻资源，比如印有“媒体”字样的工作证、一部复古相机，以及有价值的新闻资源，我决定在家庭范围内施展自己的巨大才能。

我制作的新闻通讯叫《六人行》，因为家里一共有六口人。你发现了吧，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新闻内容也不坏，大多是对未来事件和活动的预告（很有用），以及对家庭活动的深层次“调查”（非常有独创性）。

新闻标题通常是“冰箱里的橙汁喝了一半，没有盖上盖子”，或者“偷吃果肉的罪犯仍然在逃”。

好吧，我的新闻质量可能比不上鲍勃·伍德沃德 [1]，但我至少有5名读者，这让我有动力继续写下去。让一个孩子心甘情愿地为了作业之外的写作贡献时间，其实很不容易。每一周，我都会登录父亲的办公室电脑，打开Microsoft Publisher，快速敲出一篇“新闻稿”，然后用黑白打印机打印出来，贴在冰箱门上。这一过程让我感到非常满足，即使在1991年我始终未能解开“橙汁谜案”。

回顾那段时期，我的新闻通讯也可以视为本书的前身。

如果我成长在现代，没人会看我的通讯稿。它会比当初深刻几百倍，而且会成为扎克伯格家族内部一份实实在在的报纸。科技使我们能够快速、轻松地创造出有趣的、看起来很专业的内容。几年之前要有艺术和设计方面的专长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用电脑几分钟就可以做出来。而且那时要把新闻通讯贴在冰箱门上，现在只要通过博客、群聊或者电子邮件，甚至是更为简短的文字内容，你就可以与家人、亲戚和任何人分享家庭通讯。

这只是个开头。

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只是获取信息的途径，而我们往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给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我常常感到惊奇，不管我走到哪里、跟谁说话，不管你是硅谷、俄克拉何马还是东京的一位母亲，我们都是对科技和家庭有着同样疑惑的人。

一方面，人们对于科技让自己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做到这么多的事感到非常兴奋。有个人曾经告诉我，他如何帮助自己9岁的女儿在亚马逊网站上出版了一本书，他说这在自己这么大的时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还有位女士对我讲，她13岁大的女儿已经着手开发自己的移动设备应用了。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在炫耀自己的孩子是最得力的技术支持。

但另一方面，人们还是有很多疑问和担忧。孩子们使用的这样那样的应用都是什么？他们怎样说服孩子们在Facebook上加自己为好友？他们如何能好好地与孩子们展开关于网络隐私和网络暴力的对话？

在现代网络世界里，抚养孩子变得极为复杂。我们是第一代抚养完全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的孩子的父母，他们生活的每一刻都被记录并公开。由于我们不是在科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人也没有这样的天性，所以教育孩子变得格外具有挑战性。

我们的孩子认为通过电脑屏幕跟其他人进行交流再正常不过了，并且以为每一块屏幕都可以触摸，而我们的成长环境并非如此。我们还要经常应付有关隐私、安全和网络匿名的问题，这在10年前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要成为新领域的探路者。

摇篮里的小猫咪

2011年，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研究发现，见过父母喝醉的孩子在成年以后经常喝醉的概率是其他人的两倍。他们甚至不需要经常看到父母酗酒——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孩子们只见过几次，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只是一个例子，证明了父母对孩子习惯的影响比想象中要大得多，这种社会行为也具有传染性。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影响，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或者有没有意识到，我们都会永远在孩子的个性和发展中留下印记。

最近，神经系统科学家们开始研究以上事例当中的一些生物学和环境因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镜像神经元”在大脑中起到的作用。神经元是帮助大脑沟通、思考、感觉和爱的脑细胞，镜像神经元在所有神经元中起到了更加独特的作用：它帮助人们通过模仿来学习。每当看到有人在骑自行车、大笑或者跳舞时，我们都会直观地学会做这些事，这就是通过模仿来学习。

父母影响孩子发展的另一种方式是培养同理心和联结感。巴伊兰大学的露丝·费尔德曼博士在2007年做了一项研究，将具体研究细节整理成论文《母婴同步与婴幼儿时期和青春期道德取向的发展》并发表在期刊上。文章指出，在关注孩子时，父母是在激发并加强他们长期的同理心。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孩子听到父母的声音也有利于开发他们的智力。堪萨斯大学的贝蒂·哈特和托德·R里斯利于1995年出版著作《美国儿童日常体验中意义深远的差距》，认为儿童在三岁之前听到的话越多，他们在学校里的表现就越好。

儿童在成长期间获得的关注和与父母的关系会影响他们的思维和个性。父母跟孩子们分享好的感受和情感，或者仅仅与他们交谈，都是在塑造他们以后的生活。

当然，如果父母忙于查看电子邮件，这是无法做到的。

你是不是经常责骂孩子天天玩手机，却发现自己在晚餐期间查看信息或者回复工作邮件？你是不是经常告诉孩子赶快离开电脑去做家务或家庭作业，自己却在网上消磨时间？你是不是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看而没有与孩子进行眼神交流？

经常有人问我，在教育阿舍接触科技方面，我有哪些规则。比如：我允许他玩多长时间手机游戏，他每天能玩多久我的电脑，他有没有自己的平板电脑……但从来没有人问我，我对自己有怎样的约束。

阿舍还太小，我和丈夫应该制定规则来约束自己，确保我们不在手机或电脑上浪费太多时间。每次我发现自己在发手机信息，或者读博客文章，而不是在儿子抱着小火车或拼图扯我的裤脚时跟他一起玩，我都会想起哈里·蔡平那句有名的歌词：“小猫咪和银匙待在摇篮里。”他这首歌的大意是，父亲一直在告诉儿子，自己很快会停下工作，很快就会没这么忙，很快他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但等几年以后他终于闲下来时，儿子又太忙了。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想尽办法获得阿舍的注意，而那时他会把我晾在一旁，埋头摆弄自己的手机。

最近一次全家出游，我的丈夫打开手机上的谷歌地图进行导航。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手机导航很有用；另一方面，我的丈夫大多数时间都盯着手机，让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外面的景色，或者认真享受这次旅程。我担心我们给儿子树立了不好的榜样。

很多朋友抱怨，在感恩节期间，大人经常在餐桌前看手机、发信息或者回复邮件，还没有青少年的表现好。《今日美国》（USA Today）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成年人在开车期间使用手机的概率要高于青少年。尽管这一直被认为是“青少年”的问题，但有98%的成年人承认他们认识到了开车时发信息有多危险。更加可怕的是，30%的母亲载着婴幼儿开车时都会使用手机。

在这些时候，我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孩子们会模仿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树立一个好榜样。如果工作邮件在口袋里急切地等待回复，或者某一条信息乞求我们赶快阅读它，制定一个实现科技与生活平衡的长期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需要成为孩子的楷模，让他们知道面对面的交流仍然有重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告诉他们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这并不是说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使用科技，而让孩子永远脱离科技也不是正确的方法。

几乎每天都会有一篇耸人听闻的博客或报纸专栏揭露科技的危险性。这种对科技的下意识的反感已经超越了正常的媒体声音。在2011年10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谷歌公司一名管理人员与《纽约时报》对话，表达了支持在课堂上禁用计算机的想法：“我反对语法学校需要技术支持的想法，谁说iPad上面的应用可以教我的孩子阅读或做数学题？这个想法太荒唐了！”

但他的观点现在已经缺乏事实基础。现在由于科技无处不在，想完全脱离它是不可能的。

首先，认为不应该让幼儿玩手机或平板电脑的人一定没有带孩子上过飞机。如果准备登机的时候腿上还坐着一个大声哭闹的孩子，你对科技与生活平衡的问题就不会那么关注了，你肯定会照看孩子的。

我不知道没有Skype了该怎么办。在出差期间，每天晚上我都会抽出几分钟时间跟丈夫和儿子视频聊天。孩子们从小就认为通过计算机屏幕跟另一个人聊天再正常不过了，在我看来这非常好。我仍然觉得科技是一种魔法，而孩子们对此已完全适应。

我的一位朋友有一个两岁大的儿子。有一天他们全家到我家做客，那孩子指着我的电脑喊道：“爷爷！”小男孩经常用Skype跟爷爷视频聊天，他以为爷爷就住在电脑里面。

谁说科技不会让家人走得更近？

但即使我们有办法让孩子接触不到科技，我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孩子们用正确的方式利用技术，它就可以对孩子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科技能够取代面对面的沟通，或者成长过程中必要的学习经历。它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通过培养创造力和好奇心提高了教育和发展水平。技术创新，加上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技术的文化，将进一步促进教育和社会发展。我们看到已经有新的公司进入教育科技领域，未来几年还会更多。

未来10年，教育将会与今天完全不同。这是件好事。人类发展没有退路，所以我们要迎接这些变化的到来，共同重新思考教育与儿童发展的方式。

事实上，禁止孩子们探索丰富的数字资源会妨碍他们成长。没有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其他人，我们也不会等到孩子已经三四岁时才跟他们讲话，或者到那时才让他们接触语言。所以，如果科技是未来的语言，那为什么要阻止孩子接触这些决定他们生活、人际关系和职业每个方面的工具呢？

尽管iPad不是保姆，它也绝不是敌人。我的儿子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可以灵活地摆弄手机、玩各种应用、用手指触摸屏幕了。即便他不知道怎么做，班上的同学也会，而我只会帮倒忙。儿童在大人的监管下接触科技的时间越早，他们能理解、参与外界活动，并迅速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近我参与了一场相关主题的小组讨论。菲尼克斯的一位朋友发来一封邮件，读罢我很感动。她发给我一张5岁大的养孙的照片，并问我：“这个孩子已经落伍了吗？”她讲到有些父母没有早早地让孩子接触科技，因为收入太低，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没有科技设备的托儿所，或者父母对这些设备不了解或不重视。

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我跟很多家庭的对话常常都围绕一个问题：“我的孩子是不是接触了太多科技？”而她的观点几乎没人提过，但也非常重要：“我的孩子是否接触到了足够的科技？”她在信中写道：

尽管他们可以做家境富裕的孩子们没有时间做的事，比如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疯跑，但他们却没有其他孩子拥有的能爬上中产阶层的台阶。为了让这些孩子免遭父母经历过的苦难，他们必须培养（生活条件优越的孩子们）掌握的（科技）习惯。iPad和安卓设备不仅仅是让儿童脱离社会关系的东西。以我的养孙们为例，这些设备能够引导他们解决问题，教会他们在这个他们的父母挣扎着生存下去的世界里获得成功的技能。

——弗朗辛·哈德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技应当取代儿童的正常活动。我同意人们说的：“他们还是孩子！他们应该出去玩耍！给他们一个棒球手套和一堆石头，让他们在院子里玩耍就可以了！”对于年幼的孩子们来说，科技与生活的天平应该多向生活那一边倾斜。

作为父母，我们不仅要给孩子们树立榜样，还要帮助他们找到适合家庭和环境具体情况的理想平衡。从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可以看出，科技与生活的平衡是孩子们要早早学习的重要技能。

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教给孩子们不同的技术，向他们认真解释科技设备和网站的好处和坏处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我们需要尽量规范自己使用科技的行为，因为孩子们良好的数字习惯是从我们开始的。

明智地分享

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在网上分享。

还在Facebook工作的时候，当时网站已经运转了好几年，我仍然要纠正人们以为Facebook只是给大学生使用的错误想法。猜猜谁才是网站的主力用户？没错，是妈妈们。新妈妈们平均每天要在Facebook上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而所有用户每天浏览网站的时间平均只有40分钟，喜欢分享的妈妈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她们会上传大量的B超图、婴儿照、购买童车注意事项和陶器制作培训班的详细记录，我们都看过。我们都有这样的朋友，认为关于自己孩子的任何事都是大事。

当然，我自己曾经也是个过度分享的人。怀孕5个月时，我跟布伦特说：“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从原本有自己的生活到突然在线分享成百上千张婴儿照的妈妈。我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些已经占据我大部分时间了。”

“你肯定会成为那样的妈妈，”他温柔地对我说，“但这并没什么坏处。”

正如他所言，4个月之后，我的Facebook上出现了大量的婴儿照、对寄来可爱的亲子装的朋友们的感谢，以及每天只有两小时睡眠的我的胡言乱语。

事实证明，分享在一些时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有天半夜醒来，我感觉十分难受。之前我给儿子喂奶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人说可能患了乳腺炎。当时是凌晨三点，我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在“网络医生”（WebMD）上面查了相关内容之后又把自己吓得不轻。那么我是怎么解决的呢？当然，是通过Facebook。在那里，我被人们的反应之快惊得目瞪口呆。我很快收到了几十条留言，有人提供建议，有人表示慰问。有些建议非常有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再感到孤单，朋友们都在帮助、支持并关心我。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习惯性过度分享的人可以帮我们减轻一点儿（或者很多）压力。如果Facebook上有一位母亲让我感到不愉快，我也会试着理解她压力过大的状态。如果过度分享意味着有用的建议、开心一笑或者在艰难时刻感觉自己不孤单，那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都经历过尴尬的时刻。没有人是完美的，生活也兼有一团糟和令人兴奋的时刻。有很多人在Facebook上试图以“完美家长”的形象粉饰自己，我反倒对于那些诚实的人心存感激，尽管这不算是最令人愉快的午间读物。

我也见过过度分享可以救人性命的情况。2011年，一位纽约的母亲德博拉·科帕肯·科根，在Facebook上分享了生病的儿子利奥的照片。利奥被医生诊断为咽喉炎，服药三天之后却没有任何好转。德博拉的一位Facebook好友看到了照片，发现孩子肿胀的面部似乎显示出一种叫作“川崎氏病”的自体免疫性疾病的症状，并敦促她赶快带孩子去急诊室。这种病很罕见，甚至可能致命。多亏了这位朋友的及时提醒，利奥得到了及时救治，最后完全康复了。

但在分享一切内容之前，有几点你要记住。孩子永远在模仿我们的行为，所以你不能在与网上的几百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细节以后，在孩子们也这样做的时候反过来批评他们。这对于实现科技与生活的平衡没有好处，甚至可能导致不好的内容流传到网上。我们希望孩子也对此保持警惕。

你还应该记住，不是所有人都想了解这些细节。长期的过度分享可能导致朋友们在Facebook的“新鲜事”提醒中屏蔽你。也许你不在意这些，但这一点你要重视。

更重要的是，尽管孩子的父母随心所欲地分享信息，他们也应该意识到，过度分享不仅会导致朋友逐渐远离，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决定孩子的数字身份。如果你在网上分享了一张孩子的裸照或者不雅照，那么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下载保存或者截屏，这些内容未来可能出现在谷歌的搜索结果中，还将伴随孩子的一生。

有一个博客网站叫“STFU，Parents”，STFU是“shut the fuck up”（不准说脏话）的首字母缩写，上面收集了一些父母在网上过度分享的负面案例。有位家长在Facebook上写道：“今晚的又一个第一次！小宝贝第一次在浴盆里拉臭臭了！哈哈！！我很开心，她在睡觉之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不仅是一个让人觉得恶心的故事，几年以后小宝贝还会对妈妈非常生气，因为妈妈未经自己同意上传了这种内容，并成了她网络身份的一部分。

在孩子们有机会选择之前，他们就已经拥有网络身份了。事实上，数字身份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存在了。从一开始，我们就需要认真思考如何代表孩子们进行分享，以及分享哪些内容。

准妈妈们在网上宣布自己怀孕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意味着孩子们以后回头看自己的照片时，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婴儿照，还有自己作为胚胎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照片。

我刚发现自己怀孕时，等不及要在Facebook上发布信息。我在脑海中构思了好久发什么样的内容，并想象会有很多人点赞和评论。离公布怀孕消息的时间越来越近，我感到非常紧张。我意识到有些朋友如果最开始通过Facebook知道这个消息会很不愉快。我拉着布伦特坐下来，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商量哪些朋友应该当面知道，哪些可以用电话、电子邮件或者Facebook通知。我们制作了一张非常复杂的电子表格。那时我很开心地知道，我的丈夫曾经是麦肯锡的Excel达人。

在打过所有的电话以后，我发现自己又聪明又有创意，同时也是一个坏人，还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这样我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我没有可爱的宠物狗为我举一块上面写着“我要成为大哥哥了”的牌子，也没有时间在肚子上写“5月出生”的字样，所以我只分享了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上我站在Facebook总部的“准妈妈”专用停车位上，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严肃；另一张上有我、布伦特、马克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我们四个人在当地一家酒吧庆祝。马克刚刚被提名为“2010年《时代》杂志年度人物”，所以我在照片下面备注：“与年度人物共同庆祝！（还有年度女友、年度老公……和年度胎儿！干杯！！）”

我不知道阿舍以后会怎么想。有一天，这些将是他的Facebook时间线里的第一批照片。

除了想办法宣布怀孕的消息，最近年轻父母们还经常说“我们想给孩子取名为XYZ，但这个域名已经被人抢注了，所以我们又想了另一个”，或者说“我要在公布孩子的名字之前先看看能不能给他注册一个高端的Gmail邮箱地址和推特账号”。很显然，给孩子取名已经成了一场有失公平的领土争夺战，即将为人父母的人们在为孩子起一个独特的、在谷歌上容易检索的名字之前，已经在抢夺宝贵的数字领土了。

我曾经认为这种行为很怪异，但现在我转变了想法，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接受，甚至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的名字永远是其他人替我们做的与个人身份有关的决定。互联网现在提供了让更多的人“见到”我们的机会，所以拥有线上和线下的属于自己的名字比以往更加重要。

因此，作为父母，不要害怕分享，但在此之前得先想好你要分享什么、如何分享。你现在做出的选择在很多年之后，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时依然能产生影响。

成长为一名互联网绝地武士

上面说到的所有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还要解决几个难题：我们要如何教会孩子使用技术，如何保障他们在网上的安全？如何在给他们上网的自由与保护他们抵御潜在的危险之间取得平衡？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回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我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多布斯费里），那时我只有15岁，开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业余电影项目，并让弟弟妹妹们都参演。我负责制作一场精彩绝伦的有关星际的歌剧，里面都是可爱的英雄人物，每一位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和着装。弟弟妹妹们用20分钟时间记住了台词，并认真投入到拍摄中，预计在晚餐到写作业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完成。我们这部星际作品叫《戏说星球大战》，但没有人担心乔治·卢卡斯会告我们侵权。这是我们对《星球大战》三部曲的诙谐解读。

1997年，《星球大战》三部曲重新上映，电影中添加了使用最新技术处理的特效元素。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们是第一次看《星球大战》，而对于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说，电影让他们重温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当时，几乎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在为汉·索罗、卢克·天行者、莉亚公主、楚巴卡、R2-D2和C-3PO而疯狂。扎克伯格一家也是一样，而且看到新电影之后，我们的疯狂更加让人难以忍受。我们那时想讨论光剑、乌奇人和尤达大师。

我们将自己对电影的沉迷发挥到了极致。在父亲的准许之下，我们决定用他的旧摄像机拍一部自己的电影。我是整场拍摄的负责人，那是我执导的第一部作品。

演员的安排很简单。马克扮演卢克·天行者，唐娜是莉亚公主，我们发现她的长头发还可以用来做胡须，所以她还同时扮演欧比旺。我的年纪太大，不适合穿戏服，但还是坚持扮演达斯·维达和汉·索罗。导演把最好的两个角色都分配给自己似乎不太公平，但除了阿莉尔以外，所有人都很开心不用演阿莉尔的角色，她扮演R2-D2。

为了达到演出效果，我们把她塞进一个小型的垃圾桶里。她并不开心，但为了艺术，大家都要做出一些牺牲。

我那部作品最出彩和最糟糕的地方是什么呢？为了跟经典的电影有同样的开篇文字介绍，我们用父亲办公室的老式打印机将电影开头的内容打印出来，在镜头前慢慢展开。我们没想过要隐藏使用打印纸这个事实，在镜头里还能看到纸边的小方格。

事实上，不管我们的演技有多差，服装和拍摄效果有多糟糕，作为孩子，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很棒的、值得回忆的项目。我们自己写了剧本，对场景设置集思广益，还从头到尾独立解决了所有技术难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的《戏说星球大战》是一个经典案例，向我们证明孩子们可以利用技术来学习，并做出一些有创意的事。这个项目让我们有机会独立尝试和创造自己的内容，而不是消费别人创造出来的内容。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进行了学习和探索，同时也承担了一些风险。

东安格利亚大学教育与终身学习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特雷莎·贝尔顿博士对多位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进行了采访，试图弄清楚他们在生活中如何打发无聊和沮丧的时间。贝尔顿博士发现，一旦孩子们获得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就会用各种创意活动来填满这些时间，开发一种她称为“内在激励”的东西，让他们未来的生活充满有创意的表达。

给孩子一部iPad并不意味着他整天只能被动地观看在线电影。iPad不是电视，其中的应用平台提供了各种绘画、写作、作曲、阅读和科学探索等应用程序，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钢琴键即使出现在屏幕上，它也仍然是钢琴键。

在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拍摄电影的过程中，父母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他们一直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还对结果进行了嘲笑。我们没有公开分享电影视频（抱歉），也没有弄坏摄像机。此外，长时间待在垃圾桶里也没有给R2造成永久的心理创伤，至少我这么认为。对不起，阿莉尔。

现在我意识到，父亲给我们提供使用技术的自由空间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刚开始学习骑自行车时，父母会在旁边看护，车上也会安装两个辅助的轮子。但最后你学会了骑车，辅助轮就会被拆掉。这时你的信心和能力都会提升，父母也更加相信你一个人骑车很安全。你不再需要每时每刻让他们监督，也能在没有获得准许的情况下一直骑到路的尽头。随着年龄的增大，你的车技也越来越好，到时你可以骑车去市中心买东西，或者去朋友家玩。最后，父母已经充分相信你的能力，甚至不再担心你要去哪儿。好吧，父母总有操不完的心，但至少他们在知道你要去哪儿、业余时间做些什么以后会松口气了。

这就是在孩子使用技术方面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良好的习惯，但还要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去承担风险、学会独立。我们永远要知道他们在网上做什么，但不应该每时每刻都站在他们身后进行监督。

达到平衡需要付出一些努力，我们要经常跟孩子们沟通来确保安全，通过对话来告诉他们互联网的神奇和阴暗之处。网络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娱乐、工具和服务，教会他们熟练使用这些内容是你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但他们也要知道，互联网也可能成为非常危险的地方。

在网上，人们可以变得非常残忍，躲在匿名的身份背后欺侮他人。网上存在着下流网站和讨厌的人，还有不可靠的信息。孩子们在学习阅读的过程中还要学会数字阅读：区分网上好的和坏的内容。此外，他们还有必要了解关于自己和他人的哪些内容可以在网上分享、哪些不能。

只有我们足够了解科技，并有能力指点孩子，他们才有机会学习。我曾经在“网络有点儿复杂”新闻电讯中写过一篇文章，介绍父母如何跟孩子讨论有关在网上分享暴露个人信息的照片的问题。在那之后，有位妈妈写信给我，讲述了自己令人不安的经历。有一天，她7岁的女儿放学回家对她说：“妈妈，我能不能给你看看班上的一个女孩今天做了什么？”她告诉妈妈，那个女孩将自己的裸照上传到了Instagram上。不仅如此，她还上传了妈妈的出浴裸照。我有没有提醒大家，这个女孩只有7岁？!

给我写信的这位妈妈知道什么是Instagram，她跟女儿坐下来讨论了这件事，问女儿：“你认为同学的行为是正确的吗？”接下来，母女俩展开了一场富有成效的对话。然后，这位妈妈立刻给另一个女孩的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另一位妈妈还不知道什么是Instagram，更不清楚自己的裸照怎么会出现在手机上。

如果我们自己都对技术不了解，又如何能保证孩子们能理性地使用它呢？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疲于奔波。我们要操持家务、维持朋友关系，幸运的话自己的身体还没有暴露给公众。但现在要关心的领域又多了一个：我们对孩子们使用的最新科技、设备、应用和网站要有一定的了解。

对于孩子的网络行为，我们要制定一系列规则来规范，并及时跟他们沟通：

1.身体是自己的，在发布裸露身体部位的照片之前要想清楚。

2.不要欺负别人，也不要与暴徒为伍。

3.只有你在现实生活中了解一个人时，才可以在网上添加他为好友。

4.永远记得要尊重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如果你要发布文字内容，先想想如果刊登在报纸上你能不能接受。

6.只有当面能说出的话，才可以在网上发给别人。

7.在公开有关自己或家人的个人信息时要非常谨慎。只与你信任的人分享。

8.提防网上引诱你回复的人、潜水者和暴徒。

9.最后，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保证自己的安全。

当然，就像在适当的时候要撤掉自行车上的辅助轮一样，我们要给孩子独立探索互联网的自由和信心。我们无法给他们设定程序，让他们自动去做正确的事。他们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什么是正确的。我们要跟孩子们沟通两个方面的内容：除了不断地提醒他们在网上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要保持一致以外，我们还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相信他们能独立地探索网络，可以犯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永远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因此，如果你的孩子们开始建立网络身份，告诉他们只能在家里的电脑上做，这样你就可以时刻监督他们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允许阿舍带着我的iPad到处跑的原因。我不介意他玩我的电脑，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在身边帮助他。（而且他这么小，我也担心他砸坏我的iPad。）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要让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来交换不受监管的独立行为，允许他们用自己的电脑、手机或者任何无线设备来上网。晚上到了一定时间，你可以让他们上交移动设备，或者关掉房间里的无线网络。在孩子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移动电话上安装监控软件。由于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我在这里提到的应用程序到本书出版时可能已经过时了，所以我推荐大家自己上网查找相关内容。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技术的最新进展，可以加入我们的时事通讯群组。

但你最应该做的是，相信孩子并给他们提供指导。到该接触公开网络的时候，确保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没有任何一种应用程序能像父母一样教给孩子正确的判断力。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儿童网络隐私权保护法》的要求，很多社会化媒体网站规定年满13岁的儿童才能注册账号。尽管仍然会有13岁以下的儿童想办法避开这一规定，或者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但该规定的意义在于美国政府和网站认为13岁是儿童拥有社会化媒体账户的最适宜年龄。当然，这个数字还值得商榷。

另一个保障孩子安全的方法就是限制他们在网上匿名交流的时间，我们要让孩子早点儿了解到在网上公开真实身份的好处。

欺压弱者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从古至今始终如此，但由于人们上网时可以躲在匿名身份背后，这个问题加剧了。使用乱编的网名比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更容易让人变得刻薄，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没法追究你的责任。同样，在网上随便敲出一些内容，然后点击“发送”也非常简单，所以人们也很容易说出一些难听的话。在说话之前，你根本不需要认真思考对别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当聊天对象是陌生人时。人们通常不会记得，在出言不逊时，在网络的另一端坐着的也是真实的人。在这个被动性和攻击性都很强的匿名世界里，人们经常会忘记这一点。

最近，我与一位帮助某知名女演员经营博客的朋友一起吃晚饭。席间她告诉我，这位女演员最近说：“我今天不想看推特信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别人叫我去死。”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提倡人们在网上使用真实姓名和身份。Facebook早期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很快发现，使用真实姓名的人发布攻击性言论的可能性低得多，因为他们说的每句话都与自己的身份相关。他们留下污言秽语后不能轻松地转身离开，所以在发布任何内容之前都会认真思考。

作为父母，我们在与孩子讨论安全问题时，也要告诉他们真实身份对于保障上网安全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名义在网上与别人交流，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有利于避开网络的阴暗面。

当然，所有事情都有例外。如果你在网上以自己的名义出现，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辱骂和人身攻击也会追到网上，反之亦然。由于现在人们的网络和现实身份逐渐合二为一，如果有人铁了心要攻击你，你躲不开他。同时，网络分享也意味着生活中分分秒秒都在上演真人秀。曾经有段时间，如果我想听到关于自己的残酷但是真实的评价，我会去找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在网上，我随处能得到这种评价，结果是回到家我最不想听到的是更多严厉的批评。只有从家人那里，我才能得到更多的鼓励、支持和正能量。

上面这个问题有多种解决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教育孩子们在网上尊重别人，用希望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他们。如果我们自己做得好，我们就会在网上给所有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们都知道，好的行为也是可以传递下去的。

丹尼尔·库伊是一所高中的一年级学生，是校橄榄球队的守门员。在一次比赛中，他未能守住对方的决胜球，之后便有一小群学生开始在Facebook上发布他的照片，并说他是“史上最差守门员”。丹尼尔感到非常难堪，甚至不愿意再上学。但他的朋友们和支持者聚集起来，有一些学生还将自己的头像换成丹尼尔的照片以示支持。总共有上百名学生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第二天，丹尼尔走进学校时，已经不再害怕那些欺负他的人了。在网上公开自己的身份同样意味着，在艰难的情况下朋友们都会站在他这一边。

在家庭中实现科技与生活平衡的方法

工作、睡眠、家庭、朋友、健身，任选三项

有时候工作比孩子需要更多的注意力，有时候家庭占用了我们跟朋友相处的时间，有时候朋友要放在健身前面。不要强求，每天把注意力放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几件事上就可以了。生命最美好之处在于，每个早晨都是全新一天的开始，你每天都可以对这几项的优先顺序进行调整。尽管我们无法每天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好，但只要最后每件事得到了平等的照顾，这就足够了。

好的数字习惯从家里开始

孩子会模仿你的行为。如果你想让他们有良好的数字习惯，你就必须做出表率。以前我们认为把胳膊肘放在餐桌上是不礼貌的行为，现在胳膊肘应该换成手机了。如果孩子们看到你在开车的时候发信息，他们也会这样做。科技始终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你的任务就是教会他们如何过好这样的生活。

孩子们正在试着与科技相处，不要害怕和他们一起来。在他们登录的网站上注册账号，跟他们一起体验。要了解科技的最新进展，这样你才能跟得上孩子们的脚步，也才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iPad不是保姆

科技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娱乐和教育的机会，也让他们感到无聊或者惊讶，但它永远也取代不了人与人交流带来的效果。它只是一个工具，可以带来好处，不用的时候就会被人放在一边。即使你不教育孩子，也有人替你做，千万不要指望互联网能做到。

数字身份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存在了

数字身份不再始于孩子出生的时候。在他们出生之前，B超图也会出现在网上。你要主动地尽早确认孩子的数字身份是安全的，给孩子注册电子邮件和个人网页，至少在给他们取名字之前先在谷歌上搜索一下。普遍使用的传统名字比奇怪的名字更加不容易检索到。但所有这些要适度，孩子最需要的是爱，而不是最佳搜索结果。

保障网络安全——使用真实身份

网络安全并不只有在某一项隐私设置中才会出现，它应该存在于每一次沟通中。孩子们遇到问题时应该觉得向你求助很安全，而不应因为你一直在监视他们而感到害怕。在公共房间放置一台计算机，或者列出一个可以浏览的网站名单，有利于保障家人的网络安全。另外，限制孩子们登录匿名网站的时间，也有利于降低他们遭遇网络暴力的可能性。

最后，互联网是人的网络，而不是计算机的网络。我们要站出来保证网络环境的安全。

还有一些工具在保护孩子上网方面能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家长监控和隐私设置。大多数网站都有隐私设置，而作为父母，我们有责任自己先了解这些设置，然后帮助孩子们正确地使用。不要害怕在浏览器上安装家长监控软件，或者限制孩子们能浏览到的内容。毕竟这是你的电脑，你可以任意设置他们能访问或需要避开的网站。

如果你想让孩子在一定的风险下获得最大的收益，那就一定要实施监控。你对互联网浏览的态度应该是开放包容的。

同时，你还要及时跟进最新的进展，这样才能知道哪些内容对孩子是安全的。作为父母，你有责任了解最近发生了什么，并跟孩子坦诚地交流，定期阅读科技博客，检查孩子上网的历史记录，并与其他父母交流经验。不要让孩子蒙骗你。如果出现了新的网站或应用，“所有的酷小孩都在用”，那么在允许自己的孩子使用之前，先跟他们讨论一下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它。

现在给孩子配手机或电脑已经不再是一种奢侈行为，而是一种必要。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给孩子买手机比较合适，我通常会告诉他们二年级左右是比较理想的。一旦你与孩子长时间分开，这些设备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对你和孩子来说都是必要的。

我们还要教会孩子如何有效地设置网络隐私和使用举报功能，这样一旦他们陷入麻烦，可以从网站管理员或其他可靠的官方机构那里获得帮助。你要确保孩子知道如何与可靠的人分享内容以及屏蔽陌生人，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当然，了解真实身份的重要性，大多数时候都以真实的身份浏览网站也会减少一些问题。

我们还需要给孩子们，尤其是青少年一些信任，不要把我们理解的不安全性强加给他们。我们在Facebook设置了多个焦点小组，发现青少年比我们更会操作隐私设置。TRUSTe隐私管理公司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70%的青少年知道如何有效地设置社交网站的隐私，这一比例高于父母。

最后，教会孩子上网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没有一个解决方法适用于所有的问题，但了解科技给孩子和家庭带来的风险、好处和挑战，有利于确保孩子们在进入数字世界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互联网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它并不可怕，我们也无法阻止孩子们上网。跟他们讨论有关安全的问题，并一直坚持下去。如果一定要追究的话，你总能找到一件事的负面效果，但请记住，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它的正面意义。

[1] 鲍勃·伍德沃德，美国记者，是揭穿“水门事件”丑闻的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之一。——译者注

第八章
建立自己的品牌

活在真实的网络世界里，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点儿常识、承担风险的能力和保护隐私的熟练技巧。如果社会化媒体让我们都成了小名人，我们最好充当自己的经纪人。

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周五晚上，我在瑞士达沃斯，努力脱掉脚上的UGG靴，走过另一台金属探测仪。我满腹牢骚，有那么一刻甚至希望自己在加州跟布伦特待在一起。“继续向前。”我心想。我离家非常远，但这次的经历我不能错过。

2010年1月，我受邀代表Facebook参加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这场一年一度的会议邀请了国家元首、公司CEO、名人、学者和媒体，共同研究解决世界上最紧迫问题的新方法。

论坛在周五晚上举办了一场安息日晚宴，这是犹太教的传统习俗，标志着安息日的开始。我为这一宗教传统感到骄傲，也很荣幸受邀参加晚宴。此外，我终于可以告诉母亲，安息日我有地方可去了。

晚宴在会议中心旁的一家酒店举行。进入房间环顾四周，我感到诚惶诚恐。我周围都是犹太世界的名流。“二战”期间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人道主义者埃利·威塞尔在场，以色列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蒙·佩雷斯也出席了，此外还有雅诗兰黛公司的加里和劳拉·兰黛、莫斯科的首席拉比以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副秘书等。大家都是非常有成就和有影响力的人，数量之多让我感到眩晕。

但我的紧张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尽管在座的都是大人物，这毕竟还是一场传统的安息日晚宴——私密、低调、包容。

我被安排坐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互联网中立的主要倡导者朱利叶斯·戈纳乔夫斯基旁边，并与身边其他的大人物交谈。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站起来，发现叫我的人是约西·瓦尔迪，他是最受人尊敬的以色列人，也是将科技、以色列和犹太人联结在一起的人。

“兰迪，”约西说道，“埃利·威塞尔通常会在安息日晚宴上献唱开餐歌曲，但他今天感觉不舒服，所以不打算唱了。”

“继续说……我心想。

约西继续道：“你愿意为我们演唱《金色的耶路撒冷》吗？”

我停了一会儿，努力消化约西的话。《金色的耶路撒冷》是一首流行的以色列民歌，歌颂这个国家的美丽。我想起了高中时自己读埃利的作品《夜》，听他讲述如何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活下来，从头哭到尾。我从没想过能见到他本人，更不要说替他演唱了。能够站在以色列总统面前唱有关以色列的歌，作为一名年轻的犹太女性，我感到了莫大的荣幸。

“好的，”我的声音里充满自信，“我很愿意。”过了一会儿，自信开始消失，恐慌袭来，我发现我还没记住歌词。这只是一个小细节。

我给布伦特打了电话。他接起电话，还没睡醒。当时是加州的深夜。“布伦特！”我冲他说道，“我需要你把《金色的耶路撒冷》这首歌的歌词发给我，现在没时间解释！”

过了一会儿，歌词出现在我的手机上。我快速把摄像机递给身旁的戈纳乔夫斯基主席，对他说：“帮我拍个视频吧，不然我母亲饶不了我。”

然后我就站在佩雷斯总统身旁，他向整个屋子的人介绍我。“在旧金山，”他开口了，“有一位年轻的犹太小伙子，叫马克·扎克伯格。他经营着一家大公司叫Facebook的，我想现在市值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或者更多。今天他的姐姐兰迪在场，但不是向我们介绍Facebook，而是要为我们唱歌。”

我激动地说能够来到这里有多荣幸，然后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歌词。想到自己有这么棒的丈夫，我微笑了一下，深呼吸，开口唱了起来。

Avir harim tsalul k’yayi，vereiyach oranim，

Nissah beru’ach ha·arbay，im kol pa’amonim

U’vtardemat ilan va’ev，shvuyah bachalomah

Ha’ir asher badad yosheve，u’veliba—chomah

山林气息美酒般清爽，松柏多芳香

还有那美妙的钟声，在风中弥荡

树丛石垣都沉沉睡去，进入了梦乡

只剩孤零零的城市，哭墙居中央

整个屋子都很安静。我顿了一下，让所有人跟我一起合唱。一拍过后，众人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每个人都在唱：

Yerushalayim shel zahav，v’shel nechoshet v’shel

Ha lo lechol shirayich，Ani kinor

黄金之城，青铜之城，耶路撒冷，充满光芒

我愿用我的琴声，为你歌唱

唱完之后，我停下来，环顾四周，抑制不住内心对自己、对以色列以及所有犹太人的自豪。我甚至能听见远在多布斯费里的母亲在向别人夸耀我。

回到座位上，我激动万分。坐了一会儿，我离开座位，给布伦特打去电话，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当时的感受没法用任何语言形容。屋子里的人有的是以色列的奠基人，作为他们的孙辈，我还能够站在他们面前歌唱以色列！

当天晚些时候，我将视频传到了Facebook上（都是戈纳乔夫斯基主席干的好事，可他拍视频的技术实在不敢恭维），并在下面表达了作为年轻的犹太女性，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意义多么重大。它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我想跟别人分享。

短短几分钟时间，我就收到了大量的评论和信息，有公开的也有私密的。有人告诉我他们也被这个场景所感动，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往年的安息日经历。有人问我还遵循哪些犹太教传统习俗，并表示坚持这些习俗非常困难。有些人我素未谋面，他们也表示，我愿意站在一屋子的人面前庆祝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这一举动非常鼓舞人心。

对于所有人的评论我都心存感激。我从未像此刻一样感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不单是家人和朋友，而是所有人。我感受到了温暖和爱。

但遗憾的是，有人的反应截然相反。有一些我很尊敬的朋友和导师私下里给我留言，认为我根本不应该这么做。他们认为作为一位女性管理者在公众面前唱歌显得太不专业了，接触以色列或宗教这类敏感的话题也非常有风险。

当时我觉得没有必要为自己辩解，但后来我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搞砸了。一方面，我为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骄傲，这是我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当时我是代表Facebook参加会议的，如果我的献唱给公司或者个人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也许这么做是不理智的。

此外，吸引注意力的不仅仅是我唱歌这个行为本身。很多人都在问我为什么要录像并上传到网上，认为我唱歌没问题，但低调一点儿不是更好吗？

我感到很矛盾。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Facebook也代表了我最真实的一面。为什么我不能上传视频呢？可见，在互联网的领地，人们的看法永远不可能统一。

2011年，我又回到了达沃斯，这次肚子里已经有了阿舍。在开会之前的几个月，我就殷切地盼望能再次受邀献唱，但我非常紧张，不知道到时候应该怎样回答。结果真的有人邀请我了，不过回想起上一年收到的所有评论，我以怀孕为借口，拒绝了邀请。他们很大度，还很关心我的身体状况，但我的内心感到空虚和悲伤，仿佛我是为了职业身份，而放弃了做真实的自己。

后来我决定在网上和在现实生活中，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展现出最真实的一面。这要求我对“专业性”的态度和理解有一个转变，但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因为这时你需要全情投入。

360度的专业性

我怀上阿舍的时候，这个想法受到了考验。尽管我一再保证孩子出生以后自己不会成为天天晒娃照片的妈妈，但最后我没能遵守诺言，犯了所有Facebook上的妈妈都会犯的通病，记录下新生儿生活的每一刻。第一次打哈欠？太可爱了！分享！第一次打嗝？肯定所有的朋友都想看到。第一次呕吐？分享！在小床里打盹儿？在婴儿车里睡觉？在公园里瞌睡？天哪，太可爱了！！谁不想每天被婴儿照片刷屏呢？

好吧，我很快就得到答案了。

我有一些非常坦诚的同事，有一天其中的一位决定向我直言不讳地说出大家的想法，于是他打来电话：“兰迪，阿舍非常可爱，但你做得有点儿过了。你不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发布他的照片，你还有自己的职业形象要维护。你真的打算在Facebook上分享当妈妈的每一刻吗？”我们都笑了，谈话也很快结束。但挂掉电话时，恐惧再次袭来。

分享这些照片时，我是在向朋友们展现真实的生活状态。我的一切时间都花在了阿舍身上，我的Facebook时间线被他占满也是合情合理的。我在网上是一个透明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

如果分享儿子的照片会有损我的职业形象，那该怎么办？这样做真的会影响到Facebook朋友列表里的同事和业务伙伴对我的看法吗？还是我的网络形象更应该完全与职业有关，而与个人生活无关？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我应该减少与别人分享的内容，这是否意味着我不应该使用真实身份，或者至少有一部分不那么真实？这部分应该占多少？25%，还是50%？

我思考了好几天，最后认为将个人和职业生活同时展现在网络上并无不可。我觉得那些认为应该单纯地维护网络职业形象，而放弃其他内容的人是完全错误的。

听我讲讲其中的道理。

如今，我身边的同事或者业务伙伴都可以在我的时事通讯中读到娱乐和科技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看到在扎克伯格传媒公司摄影棚拍摄的最新幕后照片，或者观看我每周做的采访，或在媒体上露面的相关内容。他们还知道，我很爱我的儿子，也热衷于上传他的大量照片。他们同样了解我对旅行的热爱，还知道我在翻唱乐队Feedbomb中演唱（我们会翻唱幻灭乐队的歌曲）。

如果在此之前，我在工作中是职场兰迪，在家里是妈妈兰迪，在朋友中间又是懂社交的兰迪，那么现在我是上面所有的结合体。在智能手机、社会化媒体和网络均使用真实身份的年代，将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区分开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情况已经不再是我在领英上展现职业的一面，在Facebook上展现社交的一面，同时在CafeMom上展现母爱的一面。如果有人想追踪我的所有身份，他们只需要掌握基本的搜索技能，就能获得我的所有个人信息。

现在，上班族关于身份完全相反的看法表明他们是两代人。曾经生活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年纪稍长的管理人员认为，人的网络身份应该像《福布斯》杂志上的个人简历一样，跟个人生活完全无关。但对于生活在社交网站的我们这代人来说，那种做法是一种奢侈，我们永远享受不到了。我们知道，未来最优秀的企业领袖将具有立体人格，他的生活、兴趣爱好和工作之外的热情将全部被记录和分享。

这些优秀的领导者将不会仅仅维护片面的、不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形象，而是具有360度的身份，他的个人和职业形象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我的同事、业务伙伴或在线好友会因为看到我的很多面而对我的印象变坏吗？我希望不会。每个人都有很多面，也都同样面临着协调个人和职业身份的挑战。我们的生活中不光有工作，我们也不只是雇员或者老板，我们还是母亲、父亲、姐妹、兄弟、朋友、配偶、歌唱家、诗人、政治家、美食家、体育爱好者等。这些身份一直都存在，让我们成为丰富多彩、立体而生动的人。

因此我们应当接受这个事实。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分享更少的婴儿照，而是分享更多；不是让我们减少上传的内容，而是让其他所有人上传更多的内容。

如果有人因为我分享儿子或者乐队的照片而拒绝跟我合作，那他也许也不是我想合作的对象。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修正“专业性”的定义，同时接受一个现实：对个人身份进行保密、将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活截然区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这是件好事。我现在可以做自己，也帮助同事们消除关于公开身份的担忧。这样做也不会让我变成一个糟糕的领导或妻子。如果说公开真实身份有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它让我的工作更加高效了。

研究显示，如果你拒绝在Facebook上与同事分享个人信息，这会降低你在办公室的受欢迎程度。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指出信息交流会让人们的联系更加紧密，与同事和老板分享私人信息、将自己的线上和线下生活紧密融合的人是更好的员工。谁不喜欢与走得近的人共事呢。

当然，领英和其他公开职业身份的大网站依然有市场。我本人非常喜欢领英，认为这是一个强大的平台。但在它能够360度全方位展现我这个人之前，它只是我网络身份的一个方面，而不能代表我的灵魂和血液。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如何在更好地利用Facebook这个新平台的同时不被它威慑到或者弄得很难堪呢？

活在真实的网络世界里，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点儿常识、承担风险的能力和保护隐私的熟练技巧。如果社会化媒体让我们都成了小名人，我们最好充当自己的经纪人。

首先，我们都将在网上公开更多个人信息，所以要对同事和业务伙伴的个人信息给予更多的包容。员工也是正常人，大多数人（至少有一些人）的生活都是在工作之外发生的。假装这些人在工作以外没有自己的生活和兴趣是很愚蠢的想法。公开和私下行为的界限已经变得很模糊，所以我们的想法也要转变。

其次，个人生活越来越与职业生活交融，反之亦然。万一在晚上11点时老板开始用邮件轰炸你怎么办？

根据睿仕管理顾问公司做的一项调查，约有2/3的上班族表示，自己的老板会在周末给他们发邮件并要求立刻回复。Good Technology公司针对美国劳动者展开了调查，8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离开办公室以后还会继续工作，平均每个人每周要在家里额外工作7个小时，相当于一整天。此外，68%的人会在早上8点钟之前查看邮件，57%的人会在家庭出游期间查看邮件，38%的人会在晚餐期间定期检查邮箱，40%的人会在晚上10点以后回复工作邮件，还有50%的人发现自己很难放下手机准备就寝，并承认在钻进被窝很久之后还要阅读并回复工作邮件。

在这个人与人随时连线的时代，我们要确保像对待自己的生活一样尊重别人的科技与生活的平衡。我经常对新员工说：“你可能深夜还会收到我的邮件，但我不期待你立刻回复。深夜是我工作状态最佳的时候，所以我会在那时统一检查收件箱。”

如果你的老板期待你随时回复他的邮件，不管是不是周末，也不论白天黑夜，那么这对你的生活会造成负面影响，你需要跟他沟通，在生活和工作之间设立一个界限，并互相尊重对方的科技与生活的平衡。

由于公司同事也是社会化媒体上的好友，作为老板，你也许在等待他们回复工作邮件时发现他们在社会化媒体上更新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记住，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工作之外的个人生活，他们在网上进行其他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完成工作。如果我们自己希望实现科技与生活的平衡，也要给同事和朋友实现平衡的权利。即使你没有立刻收到回复，也不要把别人逼得太紧。

这同样适用于朋友关系。我们在给朋友发信息的时候，往往认为应该立刻收到回复。但这样做无异于在朋友跟其他人聊天时拍拍他的肩膀打断他们的对话。如果我们不希望朋友受到孤立，就不要对回复邮件的即时性要求太高。

给别人一些时间，如果此时你正在关注另一个人，那就不要急于给这个人回复。在这场回复信息越来越快的竞赛中，我们需要一些社交的缓和。智能手机从理论上将每个人联结在一起，但人类的思维无法应对这种需求。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有一家软件公司叫FullContact，该公司规定如果员工在度假期间不带手机就奖励7 500美元。原因何在？如果员工能短暂地与网络分开一段时间，重新调整科技和生活的比例，那么回来工作时会更有精神和动力。

研究结果印证了这种做法的有效性。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2006年针对员工做的内部调查，员工的度假时间每增加10个小时，年终业绩排名就提高8%。

如果其他的办法都不管用，你还可以移民到巴西。2012年11月，巴西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通过立法，允许将在工作以外的时间查看工作邮件视为加班，并且发放加班费。

如果你有唯一的网络真实身份，在工作场所实现了良好的科技与生活的平衡，同时也给其他人同样的权利，那你不仅会积累良好的名声，让别人更加信任你，还会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谁不喜欢看到婴儿的度假照片？看着小阿舍在沙滩上学走路，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事了。我好像拍了一张照片，不记得放哪儿了。

建立“在线品牌”

在网上公开个人照片或视频只是一部分内容，互联网赋予了你更多的能力。你还可以通过强化真实的网络身份，给自己建立一个“在线品牌”来推动职业发展。

你不能在某天早晨醒来宣布自己成了专家，尽管网上有上千人称自己为“极富影响力的人”、“思想领袖”、“社会化媒体传奇人物”、“思想推动者”等。要建立可信度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并用结果来证明。很多有才能的人是真正的专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根本不用刻意证明自己。

建立个人“品牌”不一定要包含负面作用，也不需要贬低其他人。你可以利用社会化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通过推特和博客等宣传你感兴趣领域的最新观点和进展，让别人看到你是一个聪明、有趣、积极进取的人。

信息渠道是双向的，如果你的老板能看到你分享的婴儿照片，他们也会读你的博客文章。那么，为何不让这些文字内容发挥作用呢？

我们在此前的职业发展中从来没机会培养这种能力。多种搜索工具和社交网络，过去10年互联网用户的大规模增长，以及建立网络社区并参与其中，这些都让获得关注者变得更加容易。如果你不会写作，发一条推特信息也好。如果你连信息也不会发，那就转发别人的内容吧。要建立起自己的品牌。网上最成功的博客都是从零开始的，从每日科斯（Daily Kos）到德拉吉报告（Drudge Report），每一个网站最开始都只有一个人在经营。如果你发布的某一条信息被疯狂转发，这时你就获得了大量的读者。

如果你很用心地写博客却仍然没什么人关注，但是Facebook主页上有博客地址，你的老板会看到它，这也是很重要的读者。

曾经有段时间，完成关于行业现状的研究报告，复印多份然后分发给在老板和同事们会让人觉得自己过于有野心，甚至有点儿奇怪。现在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同样的内容供同事们阅读，却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你不需要用30分钟的时间向老板炫耀自己的成果，你要做的只是在网上发布文章，然后坐收成果。

我常常为别人的创意和雄心而感动，但我很担心自己手下员工的网上活动会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雇主有必要让员工自由使用社会化媒体，同时指导他们正确使用。

大多数公司的领导者在上电视或者接受媒体采访之前都会先经过若干小时的媒体培训，并准备谈话要点。在智能手机的世界里，公司的每个人都在发表公开讲话，那为什么不给他们提供培训呢？为什么让他们代表公司自由发表言论，却不事先让他们掌握相关技能，或者强调他们应该说什么内容？

领导者要让员工成为公司的优秀代言人。公司有自己的身份，所有员工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能帮助改善公司形象，让它成为一个可以呼吸的鲜活品牌。

社会化媒体培训将在新的市场环境中成为必要的工作技能。雇主越来越倾向于聘用熟悉社会化媒体的人，而不是不了解、不重视、不会使用社会化媒体的人。每一位雇员在网上都是公司的公关专员，聪明的雇主会利用雇员的这种技能为公司服务，而不会将它视为一种累赘。

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在Facebook成立初期，企业往往会雇用大学生来管理Facebook主页和社会化媒体账号——如果这些公司有的话。这是企业营销工作的一种补充。

现在，高级营销团队中都有全职的专业人员管理公司的社会化媒体，这是几年之前还没有出现的新工作岗位：网络社区经理，即精通互联网的营销和客户服务专业人员。这些人负责帮助Old Spice品牌在YouTube上回复人们的留言，联系在点评网站Yelp上留下负面评论的人，安抚愤怒的推特用户，找出问题出在哪里，确保一切进展顺利。

现在所有人都有“扬声器”，所以大家的声音都非常响亮。公司要做的就是走出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学会如何开始对话。

既然现在你的意见很重要，那你需要做什么

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政治舞台上时，关于语言的民主力量这一新趋势，我学到了新的一课。

2008年秋天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化媒体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时期，当时Facebook刚刚从一个大学生交流的工具成长为政治对话、分析和支持候选人的重要平台，就像今天一样。作为Facebook的营销主管，我负责协调对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复。我们小心翼翼地确保对两党大会和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巴拉克·奥巴马平等相待。作为人们分享各自生活的场所，Facebook要做到中立，不偏向任何党派。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两党在网络大选和大会报告上都能轻松获得Facebook的支持。所以在8月的最后一周，我率领团队成员长途跋涉到丹佛市为民主党提供帮助，一周以后又来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给共和党提供服务。

尽管我们在一开始就决定平等对待两场活动，但我在丹佛和圣保罗的经历却大相径庭。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化媒体的工作量很大，每个人都想与我们会面，我们做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并受邀参加了多场派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社会化媒体呢？”“我们怎样利用Facebook与选民和捐款人沟通？”每走进一个房间，热情的年轻活动家和社区组织者都会问我若干问题。饶舌歌手坎耶·韦斯特在谷歌与《名利场》杂志合办的派对上演唱时，我离他只有不到三米。当时的气氛充满了希望、乐观与好奇。

相反，共和党的大会从一开始气氛就很低沉。会议开始的前几天，飓风“古斯塔夫”摧毁了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所以大会议程推后了一天。共和党的很多草根党员对麦凯恩的态度摇摆不定，他们对Facebook、社会化媒体和技术的态度也普遍较为冷漠。人们不想了解我们能提供什么，对于使用这些工具和资源也不感兴趣。我只能设法与党内几位中层官员对话，最后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酒店房间里发邮件。与人接触的努力付之东流，我最后不得不放弃，只好带着同事亚当和西蒙去购物。

几周之后，大选已经结束了，我参加了一位做风险投资的朋友组织的小组会议，讨论科技与政治的互动。到了听众提问环节，有人问我两党代表大会对Facebook和社会化媒体的看法有什么大的差别。

我停顿了一会儿，想起了两次截然不同的经历。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就像摇滚歌星一样受欢迎，每个人都想见到我们。”我回答道，“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我一个人在酒店房间里待了整整三天，没人想见我们，我们甚至得求他们与我们见面。”

一位博主录下了我的话并传到了网上。几天之后，在YouTube的评论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通讯官马特·伯恩斯回复了我：“我很尊重兰迪·扎克伯格，但她实在是满口胡言。”之后他指责我有失公允。

本来这条留言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有一些博客进行了转载，其中一篇博客文章的题目是：兰迪·扎克伯格满口胡言。我不会一一列举所有相关的评论，但很多人针对我的体重、相貌和所有有关我本人和性格的缺点展开了攻击。看到这些恶毒的言论，我很难过，在电脑前哭了一场。我不知道第二天有什么脸面去上班，担心自己会被公司开除。

最后，这起事件在公司几乎没人谈起。暴风雨很快平息了，我也保住了工作。事实上大多数人非常支持我，我也从中吸取了一些重要的教训。

对于刚起步的人来说，互联网也许是新的冷却器，但它也是最有效的愤怒制造机。你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不管有多么轻描淡写，都有可能触发机器的开关。

《纽约时报》的口号是“所有新闻都是值得印刷的”。如果互联网也有一个口号，那它也许是“管它呢！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任何可能增加点击量的内容都值得发布，不管是否准确或属实。几个人在网上的互相攻击也是有效的“点击量诱饵”，文章作者和博主不断煽动人们的愤怒情绪，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留言。这是在过去几年间，所有普通小报追逐利益造成的结果。

例如，2013年上半年，我宣布自己打算开始写一本书。当时有一个博客发表了短篇文章进行评论。文章非常尖锐，迎合了网络暴徒的需求，这些人开心地在博文下留言。下面是几个例子：

我不想听这个女人说话。

谁关心什么兰迪·扎克伯格（我的天，这个名字惹着谁了）啊？

如果我那个整天沉迷于Facebook的姐姐敢读这本书，我就把她和她全家都杀了。

很好。但即使这些言论对我或我的书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愤怒机器仍然完全有能力摧毁我的职业和名声。

在谷歌上搜索“互联网”和“炒鱿鱼”，你会得到相当多的结果，人们将工作中的过失通过互联网的传送带进行公开。还有相当多的人制作视频简历和求职信，讲述自己在大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不当行为——几乎每一件事，在某一刻都成了疯狂转发的对象。

2012年，吉恩·莫尔菲斯担任女装品牌弗兰切斯卡控股公司的财务总监。他拥有私人博客和推特账户，和其他守法公民一样，他喜欢分享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的内容，包括公司动态，例如“晚上跟董事会吃饭，以前还比较有趣，现在每分钟都要保持警惕”或者“董事会会议。好的数字=大家都开心”。公司开始关注他的网络生活。他后来写道：“收益情况已经公布，电话会议也结束了。小矮子先生，这下你满意了吧？”

事实证明，小矮子先生不喜欢看到他发布可能影响公司公开交易股价的内容。结果，莫尔菲斯被开除了。

为什么有些人，即使身居公司高层、经验丰富却依然在社会化媒体上摔跟头？互联网引诱我们分享最为私密和疯狂的想法，因为上传东西很容易，而我们又经常忘记了其实是在跟实实在在的人打交道。如果你只是在跟电脑聊天，这一过程根本不需要像盯着人的眼睛跟他当面说这些话那样吃力，神经也不会绷那么紧。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本书里也讨论过很多次了，就是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都使用真实的身份。

当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之间面对面交流也可以很残酷，但没有电脑屏幕蹦出来剥夺双方对人性的体会。运动场上有恶霸，工作中有坏老板，到处都有毫不留情的评论员，或者彻头彻尾的浑蛋。但现在很多私下交流都是通过没有感情的网络进行的，你很容易受到网络的诱惑而伤害他人。

在网上发表对公司的评论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社会化媒体的风险在于，公司比以往更容易了解消费者。曾经有段时间，如果餐厅的服务员态度很差，你最多只能向经理投诉。如果你的影响力足够大，你也可以在报纸上写短评，或者在餐厅评级网站上点差评。现在，推特上一条负面评论就可以掀起轩然大波，持续很久也不会平息。如果推特还不够，你也可以通过Yelp直接影响上千人的想法。

无论何时，我的推特“新鲜事”里总有一个人在抱怨交通延误，或者在某个商家没有受到良好的待遇。（比如：达美航空，我恨死你了！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不知道我是谁吗？我的本事大着呢！）YouTube上有一个被疯狂转发的视频，叫作“美联航摔坏了我的吉他”，视频里一位乘客用唱歌的方式讲述了自己某一次乘坐美联航飞机时吉他被摔坏的经历。我之前讲过，正面和负面的评论都比以前传播得更快更远，这意味着一个普通人对公司的影响跟职业评论员是一样的。

对于消费者来说，表达自己的感受是很大的权利。消费者和客户第一次有能力在公开场合对我们下判决书，公司的声誉取决于越来越多的人，而不仅仅是老板。正如前文所说，由于朋友们都在你的页面留言，所以除了你自己写的个人档案，其他人的观点也能说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你要尽可能对见到的所有人保持友善，这样每天在网上才会收到正面的评价。

同时还要记住，手持扩音器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朝它大吼。如果有人冒犯了你，不要直接跑到网上发泄。你的反应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社会化媒体“羞辱人”的趋势，以及它如何脱离了人的掌控。2013年3月，我参加了一场在加州圣克拉拉举办的Python程序语言开发员的会议。其中一位女士听到背后有人在开电脑适配器的下流玩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在网上，事件升级的速度有多快。她没有直接面对开玩笑的人，而是偷偷拍下了他们的照片发到推特上，谴责他们的行为。这条推特被转发上千次，导致开玩笑的人被公司开除。他们被开除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触发了愤怒机器的机关，导致上传者本人也被开除。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条推特、一张照片、一篇博文都足以导致人们失去工作、名誉和诚信。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女孩林赛·斯通开玩笑地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拍了一张竖中指的自拍照，并上传到了Facebook上。品味太俗？没错。应该开除她？值得商榷。不管怎样，愤怒的网友创建了“开除林赛·斯通”的Facebook主页，并在Change·or网站上请愿，甚至公开威胁她的老板，直到她被老板开除。

这件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如果你看到有人做了你不喜欢的事，并私下里提醒他们，那你是给了他们思考的时间，让他们下次不再这样做。但如果你迅速在网上公开他们的行为，你就是在纠集网络暴徒，谁也不知道这些暴徒什么时候会停止攻击。同理心是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方面，而在网络暴徒面前同理心已经不存在了。

毫无疑问，当面对抗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尴尬。与直接的面对面交流相比，在网上随便写写，然后点击“发送”键要容易多了。但如果情况反过来，你是那个犯错误的人，你难道不希望有人在让你出丑之前先跟你谈谈吗？

如果你在网上暴露别人的丑态，这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恶劣的影响。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发现，自己的声音在网上会传得非常远。她在家等快递却没有等到，因为快递员没有按她的门铃，为此她愤怒地给UPS（美国联合包裹）的推特账号留了言。不久之后，同一位快递员再次出现在她门前，对于未按门铃深表歉意。随后她在Facebook上写道：“我不知道自己的一句话能直接影响到那位可怜的快递员。啊，看来我有时候太冲动了，我感到很抱歉。”

我们大多数人过去都有过同样的愧疚。我承认自己也曾反应过度，在推特上严厉谴责别人，而没有当面告诉他们我的感受。有时候我装作在给某个东西拍照，其实是在拍旁边另一个有趣的东西，只是为了传到网上。但最近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行为。不管在哪里，被别人嘲笑都很难受，如果你自己不想有此遭遇，那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即使这个人永远不会发现，也不意味着你没有欺负他。

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成了严厉的批评家，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强起来，让自己的脸皮厚一点儿。我们需要的是完善的社会规则和礼仪。我们能随时随地用口袋里的设备制造新闻，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要用这些设备去报复别人。

伟大的哲学家蜘蛛侠（当然还有伏尔泰）告诉我们，能力越强，责任越重。我们不能指望互联网能解决所有的个人问题，也不能滥用在网上发声的权利。如果你选择在社会化媒体上公开羞辱别人，你其实是在告诉这个人，他不配拥有第二次机会；而大多数人都应该拥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我们要清楚什么时候使用扩音器，什么时候应该跟别人当面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应该放下这些问题并不再纠结。

在工作中实现科技与生活平衡的方法

从长计议

有时社会化媒体会引发一场可摧毁一切的风暴，可能导致有人失去工作。但大多数时候，在网上犯错误只会引起短暂的尴尬，伤害别人的感情。一切都会过去，你需要从长计议。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如果你正在遭受痛苦，不要停下，勇往直前；如果你正穿过战争的硝烟，停下来从容面对。对于现在的一切，人们总有一天会忘记，而你也会精神焕发。

尽管跟老板交朋友

沃顿商学院发表了一份《我的天啊，老板刚刚加我为好友了》的研究报告，指出人们对于跟老板在网上成为好友会感到焦虑，因为之前因为等级关系形成的沟通障碍突然消失了。如果之前直接跟老板讲话会让你紧张，这说明他并不经常直接跟你说话。社会化媒体通过简单的添加好友请求，就让这种等级差异消失了。

你要做的是让这个平台为你服务。尽管跟老板交朋友，但要确保做好隐私设置，只向他公开你想让他看到的内容。

保护好隐私

你要成为一名隐私设置专家。也许听起来无聊，但这个建议很有用。当然，这些设置不会万无一失，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你会有节制地分享内容。如果你认为某些行为被公开而会失业或失去朋友，明智的做法是停止这些行为，或者停止在网上公开自己的行为，同时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其他人分享了这些内容。

数字信息可以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几年前，我跟一位女同事一起去了纽约唐人街上一家装修非常时尚的主题鸡尾酒吧。这家酒吧以非常严格的入场许可著称，我们俩就被拒之门外。门童说我们俩的着装不符合要求，摆摆手让我们站到一边。他的意思显然是，我们穿得不够暴露。当时我很生气，掏出黑莓手机在刚刚建成的推特平台上发泄愤怒。

“史上最差酒吧——纽约Apothecary；史上最差门卫——詹姆斯。如果Facebook主页不小心瘫痪了，那就太扫兴了。”

当时我只是为了好玩，根本没认真想自己在做什么。我跟同事聊了一会儿天，在附近的下东区转了转，我们就各自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谷歌提醒已经变成了红色，邮箱里塞满了愤怒的博主和评论员发来的邮件，他们认为我是在报复这家酒吧。

天啊！

我完全不知道互联网能把我的一条信息传播到这么远的地方，我随便开的一个玩笑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当然我无意篡改别人的主页，也没有这个能力，但作为一个在Facebook有影响力的人，我发这样一条推特信息实在是既愚蠢又不负责任。

当时我还没有理解到这个层次，但现在我明白了。

晚上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有必要指定一个人负责维护互联网信息，在你点击“分享”之前确保内容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已经喝了几杯酒，打算痛快淋漓地刷屏，这个办法有助于防止你犯下大错。最好的做法是什么都不发，一觉睡到天亮。

金发姑娘问题

在同事和领导的关注下，清楚自己应该发布什么内容是一个“金发姑娘问题”：你不能太热情，也不能太冷淡。有些人什么事都愿意分享，因此承担着惹上麻烦的风险；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分享。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

问题的答案是你应该分享，但要有个限度。我们不能随意享用互联网的蛋糕，认为在网上可以信口开河而不用顾及这样做会给现实生活带来什么影响。过去不行，现在更不可以。我们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和低级的笑话都有可能在全球传播。

我还在Facebook任职时，手下有一位非常年轻有才的实习生。她也许不知道我在推特上关注了她，我能看到她所有的聚会、泡吧和“大学生活”的内容。尽管看她的信息很有意思，但作为她的领导，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矛盾的境地。我不能干预她在推特上分享什么内容，那不是我的账号，我也无权阻止她分享自己的生活。但同时，大家都知道我是她的老板，她的网络行为也反映了我这个老板对她的影响。

最后我跟她坐下来谈了谈，我对她说：“在推特上发表任何内容之前，先想清楚。请不要让你自己——也不要让我——感到难堪。”她同意了，之后的情况有所改善。

人们经常会忘掉这个简单的道理：在网上发布消息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如果你的行为可能导致自己失业，或者是非法的，那就不要分享。这不会破坏你的网络身份的真实性，只会让你更理智。有时候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克制自己。如果你受人力资源部门的严格监视，那么在发表任何内容之前要记住我的话。

如果你在申请大公司的职位，不要以为你发布的与性、毒品、更多毒品有关的内容不会影响聘用结果。记住，要在网上使用真实身份，但有些东西永远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

要跟亲密的朋友分享重要的东西，但在工作场所就没有必要分享所有细节了。老板不想看到你的度假照片。人们只想看到最常见的内容：婴儿照片，开心农场的收成。

算了，把第二个去掉吧。没人想看你的开心农场。

2012年，我再次受邀参加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这次不是代表Facebook，而是作为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传媒公司首席执行官出席。我又一次被邀请在安息日晚宴之前献唱，这次唱的歌是《愿你平安》。

这次我毫不犹豫接受了邀请。我手里拿着麦克风，环顾四周，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我想起了在多布斯费里度过的童年时光，想起了在加利福尼亚家中等我回去的布伦特和阿舍，想起了未能出席的嘉宾，还有在碰巧是大屠杀纪念日当天悼念的逝者。

我唱着歌，屋里的人慢慢跟着我唱了起来。合唱的时刻非常感人，却又太短暂。

这么多年我经历了很多。在过去几年间，我了解到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中承担风险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秘密：这两种生活其实已经融为一体。我知道它们无法分开，所以这个唯一的生活必须是真实的。

第九章
讲故事的力量

一个人生活的核心是叙述，所以如果你想传达一个想法，用简单的讲故事的办法可以让听众从故事人物的经历中看到自己，这样会建立同理心。

在本章中，我将讨论如今在社会化媒体上一件非常艰难，但又非常有意义的事：为其他人和整个社会谋福利。

在本书里，我们一直在讨论科技让人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包括友情、爱情和职业。所有的复杂情形和惨痛经历证明，每一个问题都是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科技带来的风险，它就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必须从长计议。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带来好的和坏的结果。在本书的最后，我想谈一谈能帮助我们给世界带来好处的机会。

在2007年一场可怕的悲剧中，我对此有了初步体会。4月16日清晨，位于弗吉尼亚州布莱克斯堡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内，一名学生在校园里任意开枪，导致32人死亡、17人受伤，最后这名学生开枪自尽。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恶劣的校园枪击事件。

此后几天，Facebook上发生的事唤起了人们的悲伤。感到愤怒和痛心的人们开始寻求一个共同的发泄情绪的渠道，我的“新鲜事”中充满了朋友们修改头像的提醒，他们都使用同样的图片：用黑色丝带缠绕的字母VT（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英文缩写）。来自美国各地和其他国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悼念遇难者，反对枪支暴力带来的阴影。

过了一段时间，黑色丝带消失了，人们又换回了正常的头像，但之前亲眼看到的事让我深受触动。

Facebook变回了人们日常交流、分享琐碎生活的场所，大学生仍然在这里互动，分享午餐照片，拖拖拉拉地不想开始学习。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表现证明，Facebook和社会化媒体正在转型，它们不仅仅是个人表达的场所，更是集体行为的平台——人们在共同的目标下通过互联网聚集在一起，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社会化媒体让我们有了发声的机会，在特定的时刻，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甚至上百万人的声音汇集起来发出轰鸣。只要有人站出来表明立场，就会有朋友、朋友的朋友以及更多的人加入，这是集体的声音。所有人的力量集中起来，从多个方面给全世界的群体，以及不同的人类事业带来了变革。

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互联网上筹集善款方式的变革。每年11月都有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Movember”，男人们把自己的胡须修剪成各种奇怪的形状，比比看谁的最奇怪，然后骄傲地在网上晒出自己的胡须来吸引公众的注意，为抗击前列腺癌慈善基金募捐。在一些朋友的生日上，我们偶尔会看到他们慷慨地向慈善组织捐赠自己的“生日”。还有很多用于募捐的应用程序，有一些的规模非常大。Facebook上有一个应用叫Causes，它已吸引超过1亿人为35万个项目捐款，数额超过3 000万美元，用于各种慈善用途，包括治疗癌症和阻止种族大屠杀。

我们也见过市民和消费者团结在一起，共同改变政府、公司和机构的行为，让通信工具服务于一直被忽视的群体的利益。

2012年3月，休斯敦一位母亲和博主贝蒂娜·西格尔在Change.org网站上请愿，要求美国农业部停止在学生的午餐中供应“精细牛肉馅”。精细牛肉馅也被称作“粉红污泥”，不适合给孩子吃。请愿发出9天以后，超过20万人在上面签字，一场关于“粉红污泥”潜在的健康隐患的公共辩论就此展开。美国农业部（USDA）宣布从秋天开始，将给学校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牛肉馅的权利，辩论这才结束。

一位担心自己孩子的母亲引发的一场运动惊扰了整个行业和说客大军，她完成了健康活动家和名厨倡导了很多年却仍未做到的事。

社会化媒体在推动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我们在第三章也讨论过。过去几年，美国公民借助社交网络、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聚集在一起。当人们呼唤变革的时候，所有人——不管是街上还是网上的人——都能获得同样的关注，而且往往是同时的。见证了欧洲的反对财政紧缩政策游行和2012年的美国大选，我们都非常了解在线行动如何在现实中达到神奇的效果。

当然，我们有权怀疑单纯的网上行为，包括修改个人头像、在Facebook上对一项活动表示支持、在朋友“捐赠生日”的时候贡献几美元，或者转发非营利性组织的筹款请求能否产生效果，抑或是单纯的“懒动主义”（懒人的行动主义）。我们还可以质疑网上行动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都思考过这些问题。数字给出了明显的证据：社会化媒体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集体声音也非常有感染力，能给现实世界带来真正强大的影响力。

在2010年中期议会选举期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和Facebook的数据科学小组针对社会化媒体如何影响投票结果展开了研究。在Facebook，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力量能产生多么强大的效果，随着大选的临近，我们经常讨论在“新鲜事”提醒中显示哪位好友给谁投了一票也许可以更有效地号召大家都参与投票，这要比发布一则枯燥的公益广告、教育大家投票是每个人的公民义务要有效得多。我协助技术团队制作了一则标语，在大选日当天推送到6 000万人的“新鲜事”页面，鼓励他们参与投票，上面还有一个可以点击的“我投票”按钮，以及已经点过该按钮的好友名单。另外在研究团队的控制小组那里，用户看到的只有鼓励他们出门投票的内容，没有任何社会化媒体信息。

选举结束后，研究人员收集了公开的投票记录，研究哪些群体实际参与了投票。结果怎么样呢？看到社会化媒体信息的人投票的比例比只看到原始信息的人多出2%。这个数字听上去很小，但实际上相当于34万人。如果竞选双方势均力敌，这个数字可能决定最终的结果。

从那时起，互联网的扩音器功能越来越强大。2013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就同性婚姻举行了一场辩论。3月25日（周一），知名的同性恋社群活动组织“人权战线”号召人们将Facebook头像改为红底上面有粉色等号的图像，以示对婚姻平等的支持。该组织将图像上传到Facebook主页上，邀请大家使用。

第二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上百万人骄傲地在自己的主页上展示该图，或者在原图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Facebook研究人员刚开始收集数据时就发现，在24小时之内，修改头像的美国人比平日多出270万人，即120%。

现在人们利用技术维护自己的信仰，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他们能得到上百万人的支持，效果也是惊人的。

皮尤研究中心于2012年2月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平均来看，我们在Facebook上发布的每一条消息会吸引15万名直接或间接读者。如果你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你的声音能响彻整个互联网，甚至激发新的讨论。所有的讨论都能产生新的想法，新的想法又能引发人们的行动。我们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代。如果你有能力改变世界，那为何不行动起来呢？

从小处着手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创造能带来巨大影响的变化呢？个人怎样利用科技发起运动，吸引几千人甚至几百万人的注意？下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到2010年。

2010年1月12日，一场特大地震袭击了加勒比海国家海地，震中距首都太子港仅16英里。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上千个家庭和楼房被摧毁，数万人失去了生命，百万人无家可归。

当天晚上，灾难的消息传出时，我在遥远的拉斯韦加斯，正站在华丽的威尼斯风格酒店大堂，参加斯坦福商学院的活动。当时我的丈夫布伦特正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攻读研究生，按照传统，每年所有商学院的学生都要穿上20世纪70年代的服装，到拉斯韦加斯住上一晚。那天我们周围环绕着身着涤纶连衣裤、迪斯科上衣和滑稽的肥大翻领夹克的人。这时候，CNN开始播放海地的图片。

我意识到必须赶快回家，调动Facebook团队来协助转播。我跟布伦特迅速跑进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用两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同时重新预订航班和联系公司同事。

在咖啡厅，我接到了白宫打来的电话。（即使到现在我仍然很兴奋。除了杰克·鲍尔 [1]，谁还会有这样的荣幸呢？）

打电话的是白宫新媒体事务主管梅肯·菲利普斯：“兰迪，我正在联系我在硅谷认识的所有人。我们需要所有大型科技公司协助报道海地事件，并希望Facebook能提供一些帮助。”白宫正准备为海地提供大规模救援行动和协助灾后重建，努力调动全美的所有捐赠物品和资源。他们已经与多方展开合作，打算在网上策划一场广泛的筹款活动，但他们希望Facebook做一些更加具体的事。梅肯说：“你们的用户是最多的，是我们能够迅速接触到很多人的唯一途径。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他们关注我们现在开展的几个项目？”

哇！

我迅速赶到机场，我得立刻回到办公室。幸运的是，飞机上有无线网络，所以在整个飞行途中我都能与同事亚当·康纳沟通。飞机着陆的时候，我们俩已经策划出了用于报道救援和恢复工作最新进展的Facebook主页。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公司的很多人跟我一道将这个策划变成了现实，激励大家的有对工作的热情，还有做一些好事的动力。第二天早上，我们推出了“全球救灾活动”主页，给个人、非营利性组织、政府和关注海地地震的人们提供信息，让他们了解救援情况的最新进展以及自己能做些什么。这时距地震发生还不到24小时。

截至那时，Facebook用户每分钟发布1 500条状态更新，国际红十字会和乐施会（Oxfam）等机构也通过自己的Facebook主页筹集到了数十万美元善款。通过“全球救灾活动”主页，我们将这些人的努力告诉了更多人。之后我们也尝试过其他方法，例如和联合国、林肯公园乐队等一起组织能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市政厅式会议，或者将Facebook礼品店销售纪念品的收入捐出去。短短一天时间，我们参与到了在线的大规模救灾努力中。

后来在思考如何组织有效的网络社会化媒体活动时，我总会想起那一次经历。所有的变化都是从零开始的。最后，为海地提供支持的网络活动调动了数百万人，并筹集到上百万美元善款，对受灾者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不过，所有的努力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一切成就都是从一次通话、一封邮件、一条求助信息开始的，然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参与创建“全球救灾活动”主页的员工也没有想到页面会吸引这么多支持者。我们不关心结果，只知道这是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只关心尽快让主页上线，这样我们就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最后，我们真的产生了影响。

遗憾的是，很多慈善机构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在Facebook工作期间，我经常与只关心粉丝数量的团体对话。他们花费更多精力吸引更多的关注者和评论，然后才考虑活动的真实目标或者自己能给别人提供的价值。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比增加粉丝数量更重要的是，你吸引了正确的人。

白宫有能力调动互联网上的资源应对海地灾难，他们做的就是给硅谷几家大公司打电话。我有能力创建相关的Facebook主页，因为我手下有一群非常出色的员工，他们愿意通宵达旦完成工作。

很多重大变革都是从一小群真正愿意为之付出的人开始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2011年1月，威尔·戈宁担任谷歌迪拜分公司的营销总监。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开始时，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埃及，参加了号召更大程度的政治自由的示威活动。威尔创建了一个Facebook主页，吸引了大批埃及人上街抗议，现在他仍然被视为埃及革命最重要和勇敢的年轻领导者。

但威尔并没有机会在革命中施展自己的才能。在街头抗议活动之后没几天，他就被警察带走并关进了监牢。他的朋友和家人对此一无所知，威尔很可能在革命结束之前一直待在监狱里。

幸运的是，在被捕之前，威尔找机会更新了推特状态。“为#埃及祈祷吧，”他写道，“我很担心明天会遭到政府的镇压。我们已经准备好赴死了#1月25日。”看到这条信息，关心他的朋友和家人开始在当地医院和监狱里寻找他，网络上逐渐有人关注他的失踪，人们发布了大量的消息，12天以后他获释出狱。

在此之后，威尔继续在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让他获释的并不是网上公众的力量，也不是互联网作为新想法的平台的价值，而是一些没那么高尚的原因：他利用社会化媒体与朋友、家人和亲密的支持者沟通——这些人永远不会放弃他，愿意不辞辛劳地解救他。

2013年5月，一场严重的龙卷风袭击了俄克拉何马州，在社会化媒体的号召下，各机构迅速有效地做出应对。推特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例如在哪里避难、找到吃的或者给手机充电。此前，Reddit网站在调动互联网用户对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凶手进行人肉搜索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还负责公开失踪人员和遗失物品的照片，供失主认领。社会化媒体让全体美国人感觉自己并没有呆坐在一旁，而是提供了一些帮助。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2012年的一项研究，2011年一年间，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当中有76%会用社会化媒体联系朋友和家人；44%的人选择使用社会化媒体让朋友帮忙拨打救援电话，而不是直接拨打911；37%的人通过社会化媒体寻找庇护、物资供应和支持。在飓风“桑迪”侵袭之后，23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检测到了250多万条与飓风有关的推特信息和社会化媒体内容。

所以，有时候要做出改变，你并不需要上百万人的力量，而只需要为数不多的真正关心你的人。这就是所有公益性的网络活动一开始要专注地与最核心的支持者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和长期伙伴关系的原因。

在向别人争取支持时，你不仅仅希望他们喜欢你的主页或者被动地关注上面的信息。要让少数人的活动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你需要付出努力和实际行动。你需要很多人的参与，而且是真正的、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参与。

你只需要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事，例如邀请人们分享自己的内容、修改个人头像、参加活动，或者通过YouTube视频、推特或博文贡献新想法。另外还有一些更加特别的方式，可以让别人参与到现实的活动中。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巴拉克·奥巴马改变了选民筹款的方式，这就是一个例子。他没有使用传统的策略，即主要从大公司那里获得捐助，而是在网上开展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鼓励每个人做一点点贡献，并发动朋友也参与捐款。在为奥巴马的竞选捐助资金的人当中，有90%的人捐献数额在100美元以下，但累积起来让他取得了领先优势。这为以后的众筹网站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包括Kickstarter、Crowdrise和Indiegogo等。

Kickstarter极好地证明了如何让人们创造变革。该网站准许人们通过众筹的方式为创意项目筹款，即从很多人那里获得小额资金来拍摄原创电影、建立影院、制作音乐、开发游戏或者进行发明创造。在Kickstarter成立之前，人们只能以赞助人的名义向本地博物馆或者歌剧院捐献一大笔钱。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是艺术的赞助人。该网站于2009年成立，截至2013年已经有约400万人为超过4万个项目捐赠了超过5·8亿美元，受捐项目包括Pebble电子阅读器，还有占2012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中10%的电影。2013年，纪录短片《控诉》成为Kickstarter资助下第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有了数百万互联网用户的支持，艺术家和创业者都为新的创业和文化表达形式做出了贡献。

从小处着手还有一个特点：有时候如果机构和项目刚刚开始运转，他们会试图保持独立的优势，认为与其他致力于解决相同问题或者为同一群体服务的竞争者相比，自己的独立会带来好处。我建议他们转变这种思维。

要获得必要的规模就意味着要跟其他机构合作，如果你为了做一项重要的事业而准备调动其他人，那一定还有其他的机构在做同样的事。如果你真心希望实现目标，那就收起自负的一面，从其他机构中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跟他们一起实现变革吧。

我在硅谷工作期间参与了几个覆盖整个硅谷的项目，这在竞争激烈的科技公司里并不常见。在总统大选期间，我与谷歌和推特公司密切合作。在2008年的大选日，我们在Facebook用户的主页上插入了谷歌地图，让大家看到离自己最近的投票点在哪里。大选结束以后，我与谷歌和推特的执行官员合作在斯坦福商学院开办了一个研讨班。当然，海地地震让整个行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我参加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在Facebook举办的圆桌会议，参会的有硅谷各公司的高级官员。我还与谷歌共同整理了“人员搜索”（Person Finder）应用中的数据。

所以，如果本行业的竞争者们能坐在一起共同解决问题，其他行业没理由做不到这一点。对于刚刚起步的机构来说，有时候他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与同行业其他机构合作，分享资源、相互推进，帮助对方吸引注意力。

当然，不管现实情况有多危急，公众的注意力总会慢慢转移。人类对一件事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时。我们应该首先保证自己的热情不减，在别人的注意力转移时对自己的工作保持关注，即使其他人早就停止给红十字会捐款、开始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我们也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有效地描述事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讲故事的力量

2010年，Facebook用户达到了5亿人，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公司想通过某种方式庆祝一下，而关于如何庆祝，员工们展开了一场讨论。组织一场大规模派对，还是拍个视频回顾Facebook的发展呢？

对于公司来说，这是个重大时刻；对于所有出色的员工来说，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但我认为庆祝活动的焦点不应该在公司身上。我一直觉得，Facebook的力量来源不是这个平台本身，而是开发和使用这个平台的人。用户不会关心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个网站，或者服务器规模有多大，他们只关心网站给他们的人际关系带来了哪些好处。

一天中午，我跟同事马特·希克斯在食堂吃饭，设想开着大巴车环游美国，所到之处告诉人们科技如何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在那次谈话之后，“Facebook故事”应用诞生了。最后我们没有弄到大巴车，而是决定开发一个应用，向全世界讲述在这个网站的帮助下变得更好的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故事。

根据自己的经验，我知道除了展现这些人的精彩生活，这个应用还要体现其他在Facebook做推广的品牌所取得的成绩。我要开个好头，在平台上创造一些能被其他人复制的东西。所以，“Facebook故事”应用没有接受任何内部支持，或者特殊的工程资源。整个应用的代码都是由任何人都能找到的第三方开发人员来做的，广告宣传的成本也非常低。

我们与设计公司Jess3一道创建了分享用户亲身经历的应用，并在全世界推广。应用是内嵌式的，所以红十字会可以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安装这个应用，让人们分享有关救灾的故事；婴儿用品网站Babies“R”Us也可以用它来收集和展示有关社会化媒体和产妇分娩的内容。

在应用最开始收集到的故事中，有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本·泰勒，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17岁男孩。他通过Facebook号召大家支持重建州内被洪水冲毁的最古老的露天剧院。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是霍莉·罗斯，一位来自菲尼克斯的母亲，她从朋友的Facebook消息中得到启发，去医院检查自己的乳腺是否有肿块，结果真的发现了一个，并开始接受癌症治疗。在治疗期间，她通过Facebook寻求帮助，发起了一项“别傻了，快查查自己有没有肿块”的活动，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网络连接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挽救生命、增强人的力量。

“Facebook故事”甚至引起了著名歌手贾斯汀·比伯的注意，他在自己的主页上分享了应用的链接。这一行为引起了比伯粉丝的热烈反响，他们在上面分享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自己有多么爱比伯，很想嫁给他。情况愈演愈烈，我们不得不暂时关掉了应用。尽管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当天都没来得及表达自己对比伯的爱，我却非常感动。

总的来说，“Facebook故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用户们提供的故事非常感人，激动人心，令人难忘。回过头来看，该应用是我参与创建的所有平台中最重要、最以人为本的一个。

一个人生活的核心是叙述，所以如果你想传达一个想法，用简单的讲故事的办法可以让听众从故事人物的经历中看到自己，这样会建立同理心。故事将人们的经历联结在一起，通过它，人们会感同身受，并产生提供帮助的想法。

但帮助慈善机构和公益活动宣传的诸多途径有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会让公众产生灾难疲劳。和很多人一样，我经常收到多个众筹网站的捐款请求。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利益集团的游说，以及奥巴马和罗姆尼集团的行为更加让人难以忍受。无数封邮件塞满了我的邮箱，而对方又非常没有诚意，甚至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

很多人过来向你寻求帮助，期待你给“捐赠生日”活动筹款，为赛跑、健步走、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竞走等活动提供资助，于是你不得不开始拒绝他们。

有效地表达可以在人群中获得一部分听众的注意。如果你故事讲得好，那你得到的将不只是人们的关注，还有他们的理解。

如果一个机构为解决饥饿问题筹款，仅仅说有些孩子晚上饿着肚子入眠是不够的。我们要动之以情，列举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人们的例子，这些人可以是其他国家的，听众心里不会对这些人产生自然而然的联结感。

有位朋友转发了一封由慈善机构发来的邮件，上面请求为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健步走活动捐款。通常这些邮件都会被我统一归到永远也不会回复的Facebook“事件”中。但这封邮件里包含一个视频链接，我打开看了一下。视频中是一个人在婚礼上，将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母亲从轮椅上抱起来，随着音乐起舞的画面。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最感人的瞬间，我内心受到了很大触动。擦干眼泪之后，我迅速点击了“捐款”按钮。

这个视频让人慢慢酝酿出悲伤，在萨拉·麦克拉克伦的背景音乐响起后情绪达到了高潮，这让我想起了奥运会期间宝洁公司制作的主题为“亲爱的妈妈”的广告，当时也让我痛哭流涕。这些例子都讲述了悲伤的故事，并利用音乐和人们的想象力增强了效果。

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说最好的视频一定都是煽情的，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本身。最有感染力的故事往往以个人和团体如何付出努力为核心，以共同的人性为主题，唤起人们心中对于克服生活困难的渴望。在线筹款的本质就是向大家讲述一个关于个人的故事，并让屏幕另一端的人感同身受。

这就是我对《科尼2012》这部纪录片印象深刻的原因。在乌干达北部和周边国家，圣主抵抗军——一支由约瑟夫·科尼指挥的反政府武装——绑架儿童加入该组织，社会化媒体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12年3月，一个叫“被遗忘的儿童”的非政府组织拍摄了有关约瑟夫·科尼的长达30分钟的视频，社会化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他的话题，例如“#让科尼臭名昭著”、“#科尼2012”、“#组织科尼”等。相关话题迅速被很多人转发，在短短的时间内，视频点击量已经达到了上千万，观众遍布世界各地。

但很快，《科尼2012》就销声匿迹了。这些年始终致力于为这部片子吸引注意力的机构感到被忽视，也没人制订过合理的计划去阻止科尼的行为。其中一家制片方在公众面前崩溃，这个机构此后也一直未能重整旗鼓。约瑟夫·科尼依然逍遥法外，《科尼2012》成了网上轰轰烈烈却没有任何成果的宣传活动的缩影。

实际上，《科尼2012》成就非凡，值得受到赞扬。“被遗忘的儿童”组织以平素没人关注的人道主义危机为主题，在几天之内通过互联网文化和社会化媒体的力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他们证明了一切皆有可能。也许他们未能实现最终的目标，即反抗圣主抵抗军的暴行，但即使是联合国也没能做到。

《科尼2012》在短时间内受到如此多人的关注，是因为YouTube视频讲故事的能力很强。电影没有讲述儿童正在遭受苦难，而是将实际场景直接展现在人们眼前。它将人性的东西融入其中。之前也有人拍过遥远的国度里受苦受难的人们，但他们没有借用互联网的力量在短时间内触及这么多人。也许那些人没有做好准备应对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但他们也没有理由不重视自己的成果。

至于下一个《科尼2012》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全球思维

在互联网时代，距离不再是沟通的障碍。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你仍然可以很方便地给一个项目捐款。上网，点击“捐款”按钮，或者发一条信息，一切就完成了。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没有完全属于本地的项目了。过去一个地方的小群体面临的问题——例如修复教堂的屋顶——现在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来共同解决。如果我们进行的事业可以引起各国人民的共鸣，或者跟他们的梦想和需求一致，那我们就可以调动所有人一起参与。

以卡伦·克莱因为例。她是纽约北部一所中学的校车司机，2012年6月，车上几个孩子对她进行了恶劣的言语攻击。她用手机录下了这几个学生称她为“讨厌的胖女人”的视频，第二天上传到了网上，题目是“学生弄哭校车司机”。视频的点击量很快就达到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由于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辱骂卡伦的几个孩子受到了校方的处罚，并向卡伦道歉。

但网络并未就此收手。几天以后，一个陌生人以卡伦的名义建立了Indiegogo账户，打算筹集5 000美元让她去度假。一个月之内，该倡议总共筹集了70多万美元。卡伦用一部分钱设立了卡伦·克莱因反虐待基金，其余的作为自己的养老金。曾经应该由地方学校理事会官员负责处理的事情，现在成了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

每个人都能利用互联网唤起人们的关注。如果全世界都能听见，你要先想好自己应该说什么，并准备获得帮助。每一项事业都要求我们运用全球思维，这意味着地方事务成了全球事务，地方问题也成了全球问题——即使它超越了人们每天生活和活动的范围，人们仍然可以关注它。

2010年底，我参加了联合国基金会的“全球企业家理事会”，其间来自全球不同行业、公民社会和媒体机构的年轻领导者们齐聚一堂，为解决全世界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包括战争、贫困、气候变化等寻找解决方法。

我参加理事会也带着一个希望解决的问题：疟疾。疟疾不仅是美国面临的挑战，也不仅是美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关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中疟疾的毁灭性影响，我们的活动旨在讲述一个全球性故事，即关于人和国家如何在这些挑战面前挣扎应对，同时唤起对方善良的天性。通过在线直播的会议和市政厅活动，我们向观众解释蚊虫叮咬导致的疟疾可致人死亡，而这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还提供了疟疾幸存者的真实例证。此外，我通过Facebook举办了一场预防疟疾的市政厅式会议，这是第一场慈善活动。在此期间，我分享了在斯坦福商学院认识的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在春假出游期间感染疟疾，并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个悲伤的故事证明，疟疾并不遥远，而是会对全球所有国家和阶层的群体都有威胁。

最后，任何有关全世界人们为希望而斗争的故事，比如为了生存和教育，提高生活水平，远离畏惧、凌辱和痛苦，都能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听众。

2012年1月，全球数百万人都将社会化媒体头像改成了黑色，以抗议美国出台的两部有关互联网审查的法案：《禁止网络盗版法案》和《防止互联网威胁经济创造力以及知识产权侵权法案》。其他几家全球性的机构，例如“全球之声”在线和维基百科也禁用了主页以示抗议。尽管这两部法律都是美国颁布的，但由于它们影响到了互联网，也意味着影响到了全球，所以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维基百科的共同创办人吉米·威尔士表示，禁用网站主页是要“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即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不容审查”。

两部法案很快失效。第二天，法案的大多数支持者表示放弃该立法，更多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法律制定者们都跳出来表示反对。这一切都是由于全球上百万个人和机构的大规模反对导致的。

如果你曾经希望全世界都会帮助你完成任务，那么现在正是好时候。尽管给别人一点儿事做。当然，为了真正吸引各国人民的注意，你首先要取得他们的理解，要使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有时候，传播信息的途径不只有语言。以“跳舞的”马特·哈丁的故事为例，他是康涅狄格州一名29岁的软件工程师，在2005年他给自己拍摄了在不同国家跳舞的滑稽视频，让他很快成为网络明星。2008年和2012年，他又拍了两段视频，同样收获了上千万的点击量。这些视频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在于，每一次他都与不同的群体一起跳舞，表现了共同的人性，这种人性让不同种族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都在分享和消费照片、模因、音乐、符号、肢体语言，没错，还有舞蹈，并受这种非言语的沟通方式所影响。支持同性婚姻的红色牌子没有语言，但它用一种可以分享和复制的视觉语言传递想法。事实上，“meme”（可复制的文化基因）这个词是理查德·道金斯发明的，用于描述一种强大的、可以用过模仿和变体进行传播的想法——类似于自然界中的基因，只不过它是一种想法。

我们还发现，最近社会化媒体，主要是推特和Instagram的主题标签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全球语言。主题标签的作用就是对特别的词汇重点标注，同时在点击它的时候会出现其他包含相同词汇的信息或照片。这种主题标签可以跨越不同的服务平台，将Facebook、Instagram、推特甚至墙上的涂鸦联系在一起，强化人们的纽带。选择正确的关键词作为主题标签，你就有可能改变全世界。

在社区实现科技与生活平衡的方法

如今，全社会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而有时候这些变化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的。

总有一天，智能手机的光亮会照射到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到了那时，你要拿着手机，用我建议的方法给世界带来奇妙的变化。

把注意力放在人身上，不要太在意有多少人点赞

很多慈善机构和团体过于追求粉丝数量，非常关心有多少人点赞。不要纠结于数字。要记住，所有的变革都是由一小群非常投入的人带来的。要把注意力放在提升人们人生价值上，在网上分享有趣的、吸引人的内容。社会化媒体的价值不是由关注者的数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你建立的人际关系有多深入。社交网络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愿意参与变革的核心群体，有了他们的力量，我们就能够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少说话，多做事

互联网是吸引关注和分享信息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平台。你需要给支持者提供具体的活动来参与，例如让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字、写信、分享模因，或者邀请他们捐款。也可以让他们拍摄视频传到网上，在推特上分享自己的想法，讲一讲你的项目对他们来说有何意义。变革需要行动，所以让大家行动起来吧。

培养讲故事的能力

受到鼓舞的人会带来变革，所以你要想办法激励他们。互联网是一个讲故事的绝佳平台，你可以尽情地使用各种社交工具，告诉别人你现在从事的工作遇到了什么困难，用人性感化别人。每个人都喜欢听动人的故事，如果你想拥有变革的能力，就要让别人了解变革能给他们的生活创造怎样的价值。一个好的故事能表达所有的意思。

使用全球化的语言

如果你想感动全世界，就要使用全球化的语言。但这不只是说你要让别人理解你说的话，有时候你甚至根本没有必要说话。照片、视频、音乐或者艺术往往能转化为普世的人类价值和情感，更容易让不同文化的人接受。如果你发起的活动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图像、视频或者主题标签来表达，那么这些非言语的沟通方式可以跨越地理边界，让全世界的人走到一起。

我在Facebook工作期间，公司内部最受员工欢迎的页面是“Facebook烹饪小组”（Facebook Culinary Team）。在Facebook，我们有一支大厨队伍，为员工烹制美味的免费早餐、午餐和晚餐。离开公司以后我非常想念那里的伙食，才意识到自己的冰箱里只有健怡可乐和阿舍的奶瓶。烹饪小组决定不在食堂大门上贴出菜单，而是成立一个Facebook主页，在上面发布当天的菜肴。

这很快成了我们所有人每天要访问多次的页面。由于菜单只在开餐前几分钟才公布，我们只能坐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网页。知道食堂提供什么太重要了，如果是好吃的馅饼或墨西哥卷饼，我们就会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飞快地跑过去，晚了就要排上半个小时队。

有一天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当时Facebook在帕洛阿尔托的公司大约有1 000名员工，但在烹饪小组页面上点赞的约有4000人。这意味着其中3 000人不是公司员工，而只是想看看我们每天吃些什么。

直到今天，该页面仍然是我灵感的源泉。美食图片是一种全球性语言，Facebook的大厨们创造了一种影响深远的体验。

说到照片的力量，我曾与旧金山湾区一家非常棒的食品外送服务公司Munchery的创办人聊天。公司每天都会给客户发邮件，给他们看当晚供应的晚餐图片。他告诉我，这些邮件的阅读率非常高，甚至高于行业邮件新闻的平均水平。在针对一些客户进行调查时，受访者表示他们将这些美食图片视为“情色照片”，即使自己在外地或者根本不打算叫外卖，每天也期待打开邮件看到它们。

与人们进行情感沟通，以此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并用全球性语言沟通，比仅仅发布轰动性消息有效得多，它甚至代表了战争与和平的区别。我们以龙尼·埃德里为例。

2012年3月，这位以色列籍图片设计师在有关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的谈话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在Facebook页面上分享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中他抱着小女儿，手举以色列国旗，图片下方写着：“伊朗同胞们，我们不会轰炸你们的国家，我们♡你们。”几天之内，上千人分享了这张照片，其中也有伊朗人，有些人甚至修改了龙尼的话，写道：“以色列朋友们，我对你们没有仇恨。我不想要战争。热爱♡和平。”

突然间，在社交网络的推动下，以色列人和伊朗人第一次直接与对方和全世界对话。龙尼几乎是在无意之中发动了一场和平活动，这场活动由个人领导，在社会化媒体的一次又一次分享中越传越远。

也许传达和平和爱的简单信息足以阻止战争，龙尼在后面一条信息中写道：“讲和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要从每个人开始。每发出一颗爱心，我们就为和平之桥添了一块砖。发送爱心=呼唤和平。”

在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我们不用看得太远。身边有很多活动在等待你的目光。使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我们就可以共同改善各国人们的生活，速度之快、影响之广都超过了从前。

#我们来改变世界吧

[1] 杰克·鲍尔，美国电视系列剧《24小时》中的主角，由基弗·萨瑟兰扮演，是剧中唯一一个每季每集都出现的角色。——编者注

第十章
重新定义内容

我们进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新世界，每个人、每个机构都成了一家传媒公司，都是拥有分享策略的内容提供商。

2011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塔吉特百货公司排队结账，打算趁机玩一局“愤怒的小鸟”游戏，眼看着那只绿色的猪马上要掉下来了……

“该死！”

正当我准备发射下一只小鸟时，有个电话打进来了。跟玩游戏相比，接电话更重要，但这种电话不应该在排队结账的时候接。电话那头是我的朋友安德鲁·莫尔斯，ABC新闻公司的高级制作人。早在2007~2008年间，我们俩在Facebook的总统大选项目上共事了18个月，之后又在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有过合作。

“兰迪，太好了！我们获得了艾美奖提名！”

我没敢相信他的话。事实上，我感到非常惊讶，只说了一句“谢谢！也祝贺你”就挂掉了电话。直到回到家开始在谷歌上疯狂搜索自己的名字，我才发现自己真的以一个记者团队成员的身份获得了美国国家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提名，提名奖项是“对当前发生的新闻故事进行杰出的直播——长格式”，表彰Facebook和ABC在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的合作报道。

我想我可能幻想过因此获得提名，想象着有个人戴着假发，从马车上下来，按响我的门铃，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掀开银色的布，将托盘上用精美的字体署名的信封交给我，信中邀请我出席颁奖典礼。但我认为在商场等待结账时接到这样一个电话也同样难忘。

此外我还要说，能得到提名简直是莫大的荣幸。

ABC与Facebook合作完成的2010年中期大选之夜报道，决定了我对科技与媒体融合的理解。

在ABC进行直播的同时，我正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持一场数字市政厅式会议。我的任务就是让传统的电视转播与在Facebook“美国政治”应用上的讨论同时进行。讨论的议题不仅涵盖严肃的新闻，还有网民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包括减税、战争和将大麻合法化等。黛安娜·索耶是电视直播的主持人，我和ABC新闻公司的戴维·缪尔是网络直播的主持人，我们三个人整晚都在交流观点。

这次直播的方式是全新的，非常激动人心。有机会参与到Facebook和电视的强大力量合为一体的项目中，让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站在了新的信息体验和娱乐方式的中心，即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电视和互联网相结合。

我坐在电视和互联网直播台的中间，一边跟电视观众对话，一边与网民交流，并将实时观点发布给黛安娜。事实证明，我亲身体验到了直播和娱乐方式的变革，人们倾听和被倾听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10年前，电视和电影工作室垄断着内容的制作和发布。即使是业余爱好者拍摄的自制影片，也要通过电视台的主流节目播放给观众看，例如《家庭滑稽录像》。

也许很多人不记得，不久前我们还通过拨号上网拼命下载视频，用像素很差的镜头录像并上传到网上。当然，在1999年时，如果你是用3·寸软盘将15秒的视频从相机卡中转移到Broadcast·com你就很时髦了，还很另类。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视频，20世纪90年代最疯狂的未来主义者最大胆的想法现在变成了现实。如今，每个人都兼有记者、艺术展、报纸、杂志和通讯社的身份。

总之，每个人都是一家小规模的传媒公司。

以前，如果你想为艺术展或者电视节目吸引大批观众，你首先要得到少数相关负责人的支持。毕竟，展览的场地空间或者网络带宽很有限。此外，如果你要展示自己的成果，它必须是有利可图的。

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只要你有一部能传输数据的智能手机，全世界都可以成为你的观众。多亏了互联网，挡在路中间的信息传递者已经消失了，人类的想象力也不再受限。

这意味着艺术“场景”不再局限于大城市的文化场所，全球文化展览的展品可能也将会来自任何地方，从哈莱姆区到江南Style，从键盘猫到臭脸猫，从彩虹猫到小家伙，以及像人一样大吼大叫的山羊。

这也意味着，任何拥有推特账户的个人和有条件的人都有可能超越专业人士，成为更好的现场记者。例如，在2013年4月15日发生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推特是人们了解最新进展的平台。人们不再从专门的新闻网站上获取“新闻报道”，他们可以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在追捕嫌疑犯的整个过程中，最高峰时有25万人同时登陆Ustream·t网站观看波士顿警察局的监控录像。在追查中，一共有250万人收看视频，对于广播电台来说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在适当的条件下，再加上一些聪明才智，任何拥有iPhone的人都有可能产生比主流电视台新闻更深远的影响。我并不是说这些电视节目很蠢，或者根本不值一看。我只是在描述一个事实：新闻发布的障碍已经消失了，获得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

当然，传媒的民主化和信息传递者的消失也有不好的影响。即使每个人都成了一家传媒公司，也不代表他们都愿意遵守新闻的标准和法则，按章办事。

因为我们都沉迷于通过“爆炸性新闻”给自己的网站吸引粉丝，把自己包装成为最了解内幕信息的人，所以更关注获取新闻的速度而不是新闻本身的准确性，而对深思熟虑、提出合理的观点、照顾听众的感受和可能的结果就没那么重视了。新闻行业的发展如此之快，故事让位于事实，在此过程中，也牺牲了对事实的理解。

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在一条推特信息的140个字之内是危险的。不能因为每个人都能够提供新闻资源，就认定他们应该这样做。个人、企业、政府、艺术家和理念等各方的声誉很可能在眨眼之间就建立起来，或被彻底摧毁。

不准确或有误导性的信息如果广泛传播，很容易对现实生活造成毁灭性影响。华尔街交易员若依赖以推特信息为基础的交易法则进行交易，那很多交易都是在虚假新闻的基础上进行的。此外，具有集体意识的人可能压倒性地对一些人进行错误的指责。

以布朗大学学生苏尼尔·特里帕蒂为例，他在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前几周就消失了。警方刚开展搜索嫌疑人行动时，一个流行的可以匿名发布信息的网站Reddit的主页上就出现了一篇文章，指认苏尼尔为主要嫌疑人。甚至有人发帖称“Reddit找到了嫌疑人”，称赞网站用户正确地认出了嫌疑人就是这名失踪的学生。几小时后，警方公布了真正的嫌疑人名单，网民又开始充满热情地对这些人展开人肉搜索。而在此之前，Facebook上帮助寻找苏尼尔的网页遭到了网民的匿名谩骂和诋毁。几天后，Reddit的管理人员公开道歉，但那时伤害已经造成了。

给每人一个扬声器会导致说话声音越响、越只在意自己想法的人越受欢迎。即使很多人都认同一个想法，也不代表这个想法真的有价值。

在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领导者，并向自己的追随者大喊大叫的世界里，真的有人在倾听吗？

“名人”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但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个人可以从无名小卒突然变成家喻户晓的明星，有时候并未经过自己的同意，甚至自己还一无所知。推特可以轻松地让人们对功成名就的人更加尊敬，也容易让人更加刻薄。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停下自己的事情去围观别人打架，这似乎是人类的天性。所以每当有人利用互联网平台攻击另一个人时，总会有人过来围观，但仅仅是围观而已。

我们如何改造新的媒体环境？我们要相信谁能够迅速提供真实的内容？

首先，尽管有些支持匿名发布消息的网站还不太能接受网络真实身份的想法，但至少应该承认匿名用户也是真实世界里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受到匿名留言的严重影响，自己也试图影响别人。如果事情变得非常糟糕，这些匿名的网络暴徒可以迅速注销自己的账户，从网上消失。暴徒们在匿名身份的保护下常常受到庇护，而且会做出恶劣的行为。网络暴徒也不例外。

关于爆炸性新闻，在做出结论之前，你最好查看多条微博信息，从故事了解到真相。速度不等于质量，我们不应该轻信我们在推特上看到的东西或被转发的消息。

最后，接受网络真实身份的意思是，如果你不会当面侮辱别人，在网上也不要这么做。

同样的道理，不要害怕参与在线讨论。你的意见跟别人的一样重要，对朋友们来说尤其珍贵。科技和媒体的融合，再加上以往迅速召集大规模观众的障碍已经消失，尽管对于媒体行业来说复杂性有所增加，但人们现在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交流。

在Facebook与ABC的2010年中期选举直播期间，我坐在主持人的椅子上，有机会与电视观众交流想法。和其他所有优秀的支持人一样，我面对着观众，尽可能找出最有意义的话题。每个人的声音都值得倾听。

结果，ABC和Facebook组成的记者团队未能获得艾美奖。获奖的是安德森·库珀，在获奖视频中，他站在被海啸摧毁的海地的一条水沟旁，尽管周围满目疮痍，但穿着灰色紧身T恤衫的他看起来完美无瑕。相比之下我们完全没有竞争力，但是没关系了。

科技与流行文化

2009年，在中期选举报道之前，ABC新闻公司和Facebook共同组建了一支团队，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对“西南偏南”艺术节进行网络报道。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在Facebook聚会承办商的车库中举办的直播活动，突然英国人拉塞尔·布兰德的经纪人跑过来，请我们采访布兰德。当时没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但他参演的电影《忘掉莎拉·马歇尔》很快要上映了。于是我答应了给他做采访。

事情很快超出了我的设想。

我一提到Facebook，他就打断我说，他认为Cockbook这个社交网络的想法更好一些。我在想他是不是在说社交网络都是垃圾。不用说，采访很快就结束了。

我决定不把我的想法向Facebook董事会汇报，但我很开心有机会采访别人，甚至惊喜地发现，尽管我没有自己的电视网，我却客串了一把娱乐记者。这要归功于互联网。

科技革命总会产生一些新的公众人物。在托马斯·爱迪生发明有声电影之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电影明星。科技进步影响着人们阅读、观看和收听的内容，流行文化也前所未有地受到了科技和互联网的影响。

回到Facebook的早期，我在消费者营销部最初的职责是管理公司在电影、电视节目和纸媒上的宣传。我估算公司在其中获得的免费宣传价值可达数亿美元，然而我们却推掉了很多机会。

最开始想使用Facebook品牌的电影大多是犯罪类型片，这会将Facebook的形象与可怕的杀人犯和跟踪狂结合起来。尽管这些机会很诱人，但我们还是不想让公司品牌出现在这种情境中，所以拒绝了这些请求。他们最后找了报价非常高的社交网络。

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很棒的机会，而且在我们意识到之前，Facebook就已经站在了流行文化的中心。这时才开始有明星过来找我们。

2005年左右，还没人能想到Facebook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我们很快干掉了Friendster，但还屈居MySpace之下——这家网站当时极力吸引明星加入自己的社交平台，当时的孩子还被称为“MySpace一代”。

我与Facebook同事戴夫·莫林（现任Path公司CEO）和克里斯·潘组建了一支非常酷的先遣队，专门负责吸引明星使用Facebook。我们以此为使命，利用业余时间向明星们宣传Facebook。有一天我在阿什顿·库彻的家中，向他解释Poke功能（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懂），结果发现楼上正在举行“小甜甜”布兰妮的演唱会，她正在拍卖自己的经典演出服装，为慈善活动筹款。

在公司内部，关于是否应该把明星作为主要目标用户有很多讨论。一部分人认为试图拉拢明星是在浪费时间；有些人表示明星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所以必须是主要目标；还有人说阿什顿·库彻很帅，希望他能来公司参观，却并不关心他是否会创建主页。

尽管我们有着通过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来改变世界的远大理想，但我们毕竟是在经营一家公司，明星的支持对于推广和宣传公司品牌会有很大的效果。不仅如此，由于Facebook和社会化媒体正在进军流行文化领域，明星都过来主动找我们。

我们走了一些后门。而在2009年，我们眼睁睁看着阿什顿·库彻与CNN参与了一场人气投票，看谁先在推特上拥有100万名粉丝。当时推特还是一家很新的社交网络公司，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所以那次竞赛让我们嫉妒得眼红。那场活动让推特名声大噪，在那之后公司没有人再质疑名人效应，我们更有动力与大牌明星合作了。

尽管库彻在电视上饰演糊涂虫，但他在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作用方面却有着非凡的远见，认为与当年电视网络的价值相当。2009年时他说，他吃惊地发现推特的任何一名用户都能发出跟一家传媒公司一样强大的声音，并表示如果他击败了CNN、率先获得100万名粉丝，就会把CNN创办者特德·特纳甩在身后。

结果证明，特纳输给了库彻，后者的粉丝甚至达到了1 400万以上。这种传播效果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在《70年代秀》中扮演凯尔索的库彻拥有更广阔的平台，因此与前互联网时代的报纸相比，他能直接、随时接触更多的人。

库彻设定粉丝数量的目标线之后没多久，各路明星就像潮水一样涌进Facebook的办公楼，后面往往跟着他们神色紧张的经纪人。公司在那段时期成长非常迅速，也是在那个时候，饶舌歌手坎耶·韦斯特跳到公司食堂的桌子上，即兴唱了一段。之后我们在会议室门口与坎耶合影，在有一年的MTV音乐电视大奖颁奖典礼上，他跳上舞台，用一句“我让你说完”（Imma Let You Finish）打断了泰勒·斯威夫特的获奖感言并让自己陷入负面舆论，于是我们用这句话命名了该会议室。《星期六夜现场》的名人安迪·萨姆伯格到访Facebook总部时，他的穿着跟马克非常像，导致很多工程师分不清他们俩。还有一次我正打算赶走随随便便坐在我座位上的人，结果发现他竟然是妮可·基德曼的老公、乡村歌手基恩·厄本，但我还是叫他去找别的座位。

每位来过公司总部，或者使用我们平台的明星都明白，社会化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流行文化。一个包装得很好的名人形象已经不再受欢迎了，人们希望他们在社会化媒体上与大家交流。

当然，为了接触到明星，人们可以选择加入名人粉丝俱乐部，但这些俱乐部给人的感觉往往不太舒服，而且社会化媒体还能带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此外，“内容”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就像“新闻”的概念已经从沃尔特·克朗凯特曾经告诉你的变成了朋友与你分享的东西，“内容”也将从专业制作变成了智能手机拍摄的5秒钟视频，或者在推特上发表的想法。

当然，不是每一个拥有iPhone的人都能立即成为媒体大亨、一个拥有上网计划的迷你鲁珀特·默多克。但关键是，情况比以前更加复杂了。社会化媒体的新闻内容非常重要，但仍然坚持制作电影的制片公司和制作电视节目的电视台同样不可或缺。互联网不仅没有取代传统媒体平台，而且正在融入其中，也带去了所有的问题和挑战。内容生产者和明星们都需要适应新变化，因为很显然，大多数人已经适应了。

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因为对电脑过于痴迷，也就是所谓的极客而遭到同学们的排挤，但现在当极客却是一件很酷的事。就像多年前的学生想成为下一个迈克尔·乔丹一样，现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学生都渴望成为下一个史蒂夫·乔布斯。这的确是一件很棒的事。我从网上看到，有一位妈妈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主题标签”（Hashtag），一对以色列夫妇称女儿为“赞”（Like），还有一对埃及夫妇给新生儿起名叫“Facebook”。

大多数流行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现在都包含与科技有关、人们使用科技的情节。从《生活大爆炸》到《社交网络》，再到《创智赢家》（Shark Tank），几乎所有节目里都有科技核心的因素。此外，所有电视节目、商业广告，甚至是网上疯传的视频中几乎都有主题标签、Facebook链接或者“音乐雷达”的标记。

摇滚明星都是天使投资人。最新参与风险投资的明星不仅包括阿什顿·库彻，还有嘎嘎小姐、JayZ、贾斯汀·比伯、贾斯汀·汀布莱克、“小甜甜”布兰妮和金·卡戴珊等。如今，在科技主题的活动中，比如Y Combinator项目秀中，看到阿什顿、M·C·哈默和Will·I·等明星主持小组讨论或者坐在观众席中很常见。每一天都有各种名人访问推特的办公楼并品尝当天的美食，或者在谷歌总部的沙排场地打一场球。

科技就是新的流行文化，极客就是新的摇滚明星。科技界应当建立长期的流行文化形象。

在一次圆桌会议上，我与白宫高级顾问瓦莱丽·贾勒特讨论了如何让女性对学习编程产生兴趣。硅谷的文化往往由男性主导，科技行业需要找到一个方法，让更多女性参与进来。在场的男同事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学校开设编程的必修课。我反对他们的观点，并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编程在流行文化和媒体宣传中变成一件很酷的事。

这并不是说女孩只喜欢赶时髦，或者喜欢性感的东西，也不是说如果让女性投身科技行业就一定要烧坏几台电脑。我想说的是，科技和娱乐行业一样，都能为女性提供积极的、以科技为核心的榜样。让编程成为一种时尚，给女性展示一下它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这样她们就会参与其中了。

这也是为什么当MTV找到我们，希望做一期“Facebook日记”节目（讲述公司幕后的故事）时，我坚持说我们不仅要展现技术人员的工作状态，还要讲述用户们生活因Facebook而改变的故事，并让他们在镜头前与程序员们面对面。通过将人和技术结合在一起，我们将展现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请来了一位退伍老兵，他在执行任务期间通过Facebook视频看到了儿子的出生过程，并让他与开发视频应用的工程师见面。我们还给通过Facebook领养孩子的人安排了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当一份工作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显而易见时，人们的参与感会非常强烈。亚当·格兰特在《给予和索取》一书中写道，如果大学呼叫中心的学生听到因为自己的服务而获得奖学金的其他同学的故事，哪怕只有10分钟，他们与校友通话的时间就会多出142%，捐款数量会增加171%。

讲述工作背后的故事可以表达人性，让人们的参与感和自我价值感都有所提升。流行文化可以对全世界的程序员和被忽视的系统管理员产生影响，同样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及越来越多的各种人加入改变世界的科技领域中。

内容很重要

几乎每一年，Facebook都会主办一场社会化媒体开发者大会，也叫作“F8”。在这些会议上，Facebook会发布最新的产品，邀请在这些平台上做业务的人与产品开发人员面对面，听他们亲自讲解。

2010年4月，大会在旧金山举行。在那之前一周，冰岛的艾雅法拉火山爆发，向大气中喷射了大量火山灰，导致欧洲几乎所有空中交通停滞，大约1/5的参会者都未能到场。

Facebook又开始忙碌起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很显然，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让他们看到主题演讲，但我觉得这样还不够。最后我在网上建立了一家迷你传媒公司。我与技术人员一道，创办了“F8直播”平台，上面有三个频道同时直播，所有的主题报告和对开发人员的采访在上面都有呈现。这样，因为火山爆发而无法到场的人也觉得自己好像参会了一样。我们甚至制作了火山爆发专题，还给他们免费观看了现场美食的照片。

最后，大约有15万人观看了大会的在线直播。对于一场技术主题的会议来说，这个数字相当大了，而且因为交通问题未能到场的人数远远没有这么多。

这次的经历让我思考了很多。我们正在创新科技和媒体结合的方式，但为什么只通过一场会议来做到呢？为什么不在电视台开设Facebook频道，每一年都对大会进行直播呢？

如果真有一个Facebook电视频道，它会是什么样的？

几个月后，在公司内部的一场夏季通宵“黑客马拉松”活动期间，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我将“F8直播”更名为“Facebook直播”，并不断邀请拥有丰富经历的人、明星、公司高层和政府官员来到公司——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频道转播对这些人的采访呢？

接下来的一周，《体育画报》集团总裁来到公司接受我的采访，我问他对体育、科技和媒体的未来发展有什么看法。我们的聊天很愉快，我想继续做下去。

遗憾的是，项目资源并不多，于是我把办公室装饰得像新娘的闺房，在门上挂了一块“Facebook直播”的牌子，然后跑出去寻找采访对象。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过得很开心。尽管“Facebook直播”还只是个很小的“激情项目”，但在每天忙碌地领导消费者营销团队工作以后，我还带领着这个项目蒸蒸日上。

亚美莉卡·费雷拉来到这个节目，宣传自己新拍的独立电影。后来又有一天，凯蒂·佩里的经纪人格伦·米勒打电话问我，凯蒂是否可以来到“Facebook直播”节目宣传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凯蒂最初是在网上火起来的，现在又找到了新的宣传巡回演出的方法。2011年1月，她身穿淡蓝色蕾丝裙和高跟鞋出现在校园里，在“玉米片星期三”（Nacho Wednesday）栏目中为观众做了一场“Facebook直播”节目。

访谈进行得很愉快。访谈期间，粉丝提出了很多问题，不断在我的电脑屏幕上滚动，凯蒂也回答了很多问题。她在节目中宣布，自己的2011年“加州梦”巡演将首先在北美启动。演唱会门票在几分钟内就被抢光了，她在“Facebook直播”节目中的亮相也获得了大量媒体的关注。

这场访谈播出后，“Facebook直播”节目正式成立，我没有回头路了。迈克·泰森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在节目中跟我聊起他最喜欢的鸽子。皮-威·赫尔曼点燃起观众的情绪，大声要求获得关注。林肯公园乐队成员穿上了印有Facebook标识的全套衣服。坎耶·韦斯特表演了自己的新作品，并讲述了自己镶钻石牙的初衷。除此之外，得克萨斯州州长、总统候选人里克·佩里和柯南·奥布莱恩也参加过节目。

说唱歌手斯诺普·道格有一次本应过来接受采访，但是他睡过了头。后来他制作了一个视频，在视频里对我说：“兰迪宝贝儿，等我回到旧金山的时候找你玩。”我不得不说，被他爽约那天简直糟透了。

局面变得越来越疯狂。我离开多布斯费里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而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利用自己作为“Facebook直播”节目主持人的身份，为自己赢得了一次走红地毯的机会，金球奖评奖委员会邀请我担任颁奖典礼官方在线直播主持人。在典礼开始之前，我向Facebook观众征集了一些问题，准备在活动期间向嘉宾提问，并播给全世界的人看。像往常一样，互联网观众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于是在保罗·麦卡特尼经过我身边时，我没有针对他的一身打扮提问，而是冲他大喊：“保罗！你在披头士乐队里排行老几？”他笑了，说这是他当天听到的最有创意的问题。

一会儿，詹姆斯·卡梅隆走了过来，我请他向互联网观众解释一下制作电影《阿凡达》的过程中使用了哪些技术。听到我的问题，他的眼睛亮了。为这一刻我做足了准备，前一天在与Clarity传媒公司的比尔·麦高恩进行模拟练习时，我一直假装自己在采访詹姆斯·卡梅隆。

再之后，我自己走上了红地毯，不小心跟在了电影《社交网络》的制片人达纳·布鲁内蒂的后面。要是能和电影中的弟弟合个影，那一定很有意思。但在我提出请求之前，工作人员走到我面前，要我给他们拍照！

总之，“Facebook直播”节目一直这样做着，直到有一天奥巴马总统来到公司，通过我这个小小的“黑客马拉松”项目与全美人民交流。

我的小“闺房”让我看到了媒体行业的未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知道如何引导和使用社会化媒体将成为未来记者和播音员的特别技能。我还看到，有关新闻的网络礼仪也在迅速变化。在这个时代，人们终于有机会向电视台发火，并让它听到，所以屏幕上的人必须做好准备倾听。仅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坐在镜头前读提词板上的字已经不够了，在这个无限关联的世界里，提词板也会对你说话。未来的媒体记者需要同时扮演多种角色：

记者、社区管理员、信息保管员和观众。

这并不容易，而且摆脱电视行业的传统习惯非常困难。除了能在直播间播报新闻，播音员还需要熟练地监控社会化媒体，并在任何场合熟练地掌控局面。传媒公司未来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收看电视新闻的人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板着脸、只会读卡片上的新闻标题的播音员，他们需要的是能在网上与人交流的人。这个人必须愿意离开镜头，与关注者面对面地交流，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社会化媒体的兴起让经营电视台的人越来越精干，未来的播音员还需要有视频剪辑和制作的经验。预算越来越少，节奏越来越快。随着人手的减少，播音员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

互联网带来了一支庞大的中间层队伍，也就是渴望别人花5分钟时间倾听自己想法的人。以前只有专业播音员，而现在有了这些半专业的、有记者范儿的中间层——上千个注意力集中在某件特定的事情上的人。这些半专业人员和意见表达者推崇《赫芬顿邮报》等整合公众意见的网站，他们在你所有中意的网站上表达想法。大多数人只用几百个字发表一个有趣或者具有挑衅性的观点，然后迅速消失。

在硅谷，很多公司对电视台的运营构成了威胁。这些公司将人们看电视的体验与一大堆应用结合在一起，这些应用大多比较低劣，没有提供第二屏幕（伴侣设备）的效果。硅谷要做的不是挤占电视台的空间，而是应该包容它，并使它更强大。

我们进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新世界，每个人、每个机构都成了一家传媒公司，都是拥有分享策略的内容提供商。例如，星巴克将花费数百亿美元在早间电视节目中做广告，吸引这个时间段的观众。同时，星巴克在Facebook上已经有大量的粉丝，在主页上发布消息的效果远好于在每天早上做电视广告。

网络平台让企业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上百万人，可以直观地看到在Facebook、推特和其他社交网络上关注它的人数。不做早间节目广告，或者不在网上向关注者发布信息，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不可取的。

在电视刚刚出现那会儿，很多品牌都直接给电视台提供赞助，当时的广告费相当高。现在宽带成本微乎其微，所以如果有家公司希望并且有能力做同样的广告，它的收益就要大多了。嘿，“肥皂剧”不就是各种植入性广告的集合体吗？

社会化媒体给公司提供了大量关于观众的信息，它们没有理由不使用这些信息为观众创造更好的内容。人们会收看“星巴克咖啡早间时刻”吗？如果这些广告娱乐性很强，可观赏性超过了早间电视节目，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让人不觉得难以接受，那我们为什么不看呢？

除了公司以外，个人也要成为自己的传媒公司。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自己的公关专员，明星也要为自己做公关、宣传和指导，并有能力处理票务事宜。最近，有位喜剧演员通过各种媒体渠道销售自己的演出票，并在网上发布演出视频，着实火了一把。

不仅如此，明星还能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网上筹集资金。扎克·布拉夫最近通过众筹的方式为一部电影筹集资金，而《美眉校探》（Veronica Mars）的所有剧集拍摄都是用在Kickstarter上筹到的钱完成的。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制片方。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听众。

在有机会创建自己的传媒公司时，我从“Facebook直播”节目中吸取了经验，打算改革媒体和流行文化互动的方式。我需要的只是一个机遇、一间工作室和一个梦想。

电视依然重要

我离开Facebook之后的目标之一，就是创建一档以硅谷人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电视节目。我知道，尽管互联网媒体正在崛起，电视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流行文化的主要推动者。尽管我创建的是一家基于互联网的传媒公司，但我不能只上传几个视频就完事了。即使我这样做了，我也一定不会有观众。我还想赢艾美奖，获得更多观众，制作更多电视节目呢。

尽管电视和互联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但电视仍然是推动叙事的发展、监管信息内容和塑造流行文化的主要动力。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新闻媒体状况报告》显示，当被问起昨天从哪种渠道获得新闻时，超过50%的人都回答电视，而只有39%的人回答互联网或移动设备。

我知道我应该说：“忘了好莱坞吧！数字媒体已经在吞噬你的生活了！”但我内心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纽约、洛杉矶和硅谷都有机会分一杯羹，而且市场还有足够的空间让各方共同发展。每一次自己平台上的视频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时，YouTube都会写一篇通讯稿，证明电视依然重要。如果电视曾经是信息的唯一来源，那它现在至少是信息管理员。

还有很多人认为，某件事要是真有那么好，它早就上电视了。也许在一个以网络视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时代，情况会发生变化，但现在一切还是老样子。由网飞公司制作、凯文·史派西主演的电视系列剧《纸牌屋》拍摄成本达到了1亿美元，对于网络主流内容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同时，有机会制作电视节目对我的公司来说是声名鹊起的好机会。

尽管我之前就职于Facebook，但我发现好莱坞的很多人都没那么重视我，跟我之前的想象不一样。他们将我视为“某个网络视频公司的人”，甚至有个人对我说“你们在南边做的事情很有意思啊”，但据我所知，Facebook所处的旧金山在洛杉矶北边。与合适的人见面非常困难，但我决心证明这些人是错的。我一直有个做电视节目的梦想，尽管这个梦想似乎不太可能实现。

谁能想到我的下一个机会会跟电视有关呢？

2011年秋天，我通过小道消息（还有某位同事的不断打听）得知，Bravo电视台正在拍摄以硅谷真实题材为蓝本的电视节目，于是赶紧向他们打听具体的情况。电视台热情地回复了我们，还让我在其中饰演一个角色。我激动地思考了一分钟，然后拒绝了。虽然我的艾美奖杯最终落入安德森·库珀之手，但我现在也没准备好成为电视节目的明星。

接下来Bravo电视台给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他们正在硅谷寻找执行制片人，问我是否有兴趣担任这个职务。我越想越觉得这个节目会让我离好莱坞更近，毕竟不是每天都有梦想中的机遇出现在你面前。

几个月后，电视台宣布开拍《创业公司：硅谷》，这是一个以科技文化为主题、以6位技术人员的工作经历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我是该片的执行制片人。在签署完协议以后，我们开始了拍摄活动。作为一个创业者，我在这一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部讲述真实故事的片子题材很好，描述了人与人之间戏剧性的关系，展示了刻苦工作同时也参加疯狂派对的人们，享乐、疯狂、金钱和爱……所有的一切都融入这个不同寻常的社区，这就是“硅谷”。

我们在纪录片首映前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当年正值Facebook首次公开募股（IPO），全美国涌现了一大批科技加速器和孵化器，所有人都在讨论“泡沫”和“A轮融资短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对科技群体的关注度提高，也更期待这部片子。

但不是所有的反响都是正面的，事实上我们遇到了很多阻力。离开Facebook以后，我加入电视这一“旧媒体”的决定似乎背叛了整个“新媒体”行业。有一些科技博客的博主甚至谴责我以硅谷为题材拍摄电视节目，讲述这些人是怎么享受生活的，这完全不符合“现实”：他们想象的“现实”无非是一个人坐在开放式办公室里，对着电脑连续工作10个小时，下班路上累得不小心在高档的通勤车里睡过去，口水都流到了衣服上。

我猜这部片子在Bravo电视台播出，还无法向人们说明这不是一部严肃的、CNBC风格的纪录片。也许这些博主还会指责《新泽西娇妻》未能真实再现新泽西主妇的生活，费力地清除浴室地砖上的污垢，做好美味的面包等丈夫回家。

不管人们的反应是积极的、消极的、开心的还是觉得反感，至少大家都在谈论它。在2012年总统大选前夜，我们成了推特上的热门话题，这让我欣喜若狂。

不幸的是，我们没能意识到人们疯狂的反应和实际收视率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收视率高开低走，最后的结果让人非常失望。

我想问题在于，对现实中的人来说，我们的片子技术性太强了，而对技术人员来说，现实因素又太多。风险投资者往往先从小规模做起，先满足最初的一批客户，然后慢慢扩大规模。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先集中精力为一类观众提供满意的服务。事后想想，我们的作品应当以硅谷为背景，向对技术了解甚少的人提供观赏内容；或者以对科技创业感兴趣的人为目标观众，进一步讲述创业过程，拍摄更多创业企业，展现创业者的激情、竞争的压力和动力等。我们走了一条中间道路，试图吸引两方的观众，结果谁也没吸引到。

不管最终观众数量有多少，但我知道《创业公司：硅谷》这部片子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改变了6位创业者的生活，激发好莱坞开展了关于在硅谷拍摄更多电视节目的讨论，而且我本人还听数千名看过纪录片的人说，他们决定开始追寻自己的梦想，学习计算机科学，或者回到学校读学位为创业做准备，开始学习编程，也有人打算申请到科技孵化器公司工作。

最初参与片子的拍摄时，我说过，哪怕只能激励一名女性投身科技行业，我也认为自己成功了，后来这部片子的确获得了成功。

在某些方面，它也代表了我个人的成就。在那以后，我在电视传媒界的名气越来越大，在好莱坞也有更多机会露面。有机会收到更多的电视节目拍摄邀约很不容易，对于第一次参与拍摄的制片人来说意义更加重大。

此外，我制作了一部规模和影响力都非常大的作品，为此我非常骄傲。

有一次，同事布拉德利转给我一篇评论，其中给我们的片子评了0分（满分为5分）。看到之后我没觉得愤怒或失望，而是笑了起来，感到很开心。我的反应与片子本身无关。这是我读过的第一篇没有提到“兰迪·扎克伯格，马克·扎克伯格的姐姐”的评论，它上面写的是：“兰迪·扎克伯格，电视制片人”。对我来说，如果满分是5分的话，这句话已经值6分了。

我认为科技和媒体应该结合起来，所以我创建了扎克伯格传媒公司。旧金山和洛杉矶要团结起来，而不是相互诋毁。两个世界分享同样的目标：为用户服务，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建立一个观众愿意参与的品牌。

但这两个世界也完全不同，我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建立联结两个世界的桥梁。

做桥梁并不容易。公司成员拍摄的电视节目总共有几千个小时，在Facebook、推特和YouTube上创建的内容受众达数亿人，与数十名高端人才合作，而且仍然在努力证明自己。在这些努力之下，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和其他创业公司一样，我们也在网上发布自己的产品、关注别人的反馈、疯狂地修改产品，最后要么有精彩的成绩，要么因为资金问题无法继续下去。在Facebook工作的经历教会我一件事：行动要迅速，努力取得突破，有作为本身要胜于追求完美。我们很快发布了这部片子，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我们在此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下次一定会做得更好。

无论是仅仅通过互联网，还是仅仅通过电视发布作品，或者更有可能将两者高效地结合起来，我都不会放弃，至少现在不会。我们处于两个全球性行业变革的前沿，而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

在通信行业实现科技与生活平衡的方法

追求质量胜于追求速度

在信息无处不在的世界里，掌握别人不知道的信息让自己拥有了特别的优势，不管这种“信息”是否可靠。所以，在听说某位名人去世以后，人们往往争先恐后地在网上发布这一消息，而不会说自己与这位名人的关系如何，或者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这种行为没有价值，有时候——例如在波士顿爆炸案发生以后——太仓促地发布信息也可能对无辜的旁观者造成极大的伤害。即使你不是第一个发布者也没关系，信息准确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太刻薄

在网上对别人刻薄不会让你成为难得的讲真话者，只能说明你是个浑蛋。

新时代的新技能

在以前，电影、音乐和电视明星身后都跟着一支庞大的搭档、助手、公关人员和经纪人团队，而现在他们自己要承担所有的任务。除了要学会撰写内容，他们还要学会自己上传。现在参加社会活动的需求比以往更加强烈，所以你需要利用网上提供的免费教育内容磨炼自己的各种技能。如果你还不知道如何使用推特和博客，或者在Instagram上分享照片，那现在你该学一学了。

互联网功能强大，能带来很多好的内容。很多人也能在眨眼之间迅速聚集起来，提供有用的帮助。

同时你还要记住，每次在网上分享任何内容，你都是在邀请别人进行评价。分享是一件很棒的事，它的正面意义远大于负面效果。但要记住，人们有时候会变得非常残酷，所以你要培养强大的内心承受能力。

你越成功、要表达的内容越多，就有越多的人在网上对你发起攻击。唯一的办法是包容反对你的人。不要害怕这些躲在屏幕后面的胆小鬼，要努力接纳他们。曾经有段时间，我一看到语言下流的博客或推特就觉得恶心，但现在我已经能接受它们了。

注意力是一种资本，我经常对那些害怕在网上看到负面评价的个人或机构说，人们对你的憎恨与爱只有一线之隔。如果有人花费自己的时间读你的东西并留言，说明他想吸引你的注意力。你可以付出一些努力，将这个人转变为你的热情、坚定的支持者。但即使你做不到，这些反对者也能保证你的知名度。爱我也好，恨我也好，只是不要忘记我。

他们内心充满嫉妒和恐惧，却从来没有勇气、力量或者信心给世界带来变革。不要让他们的沮丧和不安全感拖你的后腿，他们不过是屏幕上蹦出来的文字而已。

科技与生活平衡的一个要求是有能力放下电话、关掉电脑，抛开所有的数字设备。永远也不要相信网络对你的吹捧。要记住，你根本没网上说的那样出色，都是别人在胡言乱语。放下移动设备，看看身边陪伴你的人，他们才是最值得你关注的。

人们经常说，你的Facebook资料不代表你本人，它只能体现你最好的一面。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让你真实的自己变成最好的自己。如果你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都保持真实的一面，那你就会努力做一个诚实的人，在一个群体中找到个人空间、友谊、爱和成就感还有善意，并用互联网完善你的生活，而不是让它来操控你。

科技赋予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力量。我们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让我们复杂的网络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精彩。

结语：面对真实的自己

2013年，在奥巴马总统的“Facebook直播”市政厅式会议一年以后，有一天天气很晴朗，我坐在一艘船上漂在旧金山海湾，与我同行的有参加了市政厅式会议的M·C·哈默本人，还有我的一位投资人乔迪·格索。我们正往奥克兰方向航行，打算去奥克兰的杰克·伦敦广场视察我的新公司——扎克伯格传媒的施工场地。

如果是去奥克兰的话，除了家乡的英雄M·C·哈默以外，还有更好的同伴吗？除了坐船以外，还有更好的交通方式吗？

我们的船从海湾大桥下面缓缓穿过，阳光照射在温暖的水面上，波光粼粼。

哈默转向我：“兰迪，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应该共同创立一家公司。”

“好主意！”我说道，“那应该起什么名字好呢？”

我们俩都陷入了沉思。

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名字。“Z=MC2!”我大叫道。

沉默。

好吧，我的书呆子气让大家无语了。过了一会儿，哈默开始大笑。

船驶入了奥克兰港口，我回头望了一眼旧金山，突然开始感慨生活太陌生，一切变化太快。

仿佛不久以前，我还在多布斯费里和弟弟妹妹们在胡同里铲雪；在《42街》中饰演佩姬，听音乐课老师说“停下来闻一闻花香”；在“Harvard Opportunes”合唱团的第一场演出中站在台上唱歌，4年之后唱了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我还想到了“裸体牛仔”，温暖的夏日周末在市中心喝酒，拿到了BrentT的聊天账号。我还记得那张让我飞到加利福尼亚开始在Facebook工作的机票，与布伦特挥泪告别，又洒泪重聚，开展一段恋情，Outlook上的结婚邀请，一个漂亮的叫阿舍的金发男孩——他的照片“占领”了我的Facebook。

我从口袋里掏出电话，开始翻看阿舍的照片，想挑一张最好看的上传。我没找到最好看的，于是打算给旧金山拍一张全景照。但我没有这么做，而是把手机放起来，扭头跟哈默继续讨论奥克兰、他的工作和生活。

我现在没时间玩手机，以后总有机会的。永远联网的智能手机和社会化媒体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以前与朋友、爱人、家庭、工作、社会和名人之间清晰的界限现在变得很模糊。科技似乎让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同时也更加复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高级的通信设备，但似乎已经忘记如何与人沟通了。

对我来说，脱离这个沼泽的办法就是认清科技工具的重要特征：它们只是工具，作用是让生活向更好而不是更坏的方向发展。通过在网上公开真实的身份，我们就能开始了解如何用这些工具合理地平衡科技和生活。

因此，一切故事都会回归到“哈默时间”。

M·C·哈默曾经说：“要么努力工作，要么干脆退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我没打算退出，我要一直坚持下去。

我们的职业生涯都有过高峰和低谷：有过金钱上的收获，也有过损失；经历过伟大的胜利，也遭遇过滑铁卢。我们都会在网上分享宝贝照片、毕业照片、结婚照片……然后又回到宝贝照片。我们都让朋友失望过，也曾试图讨好陌生人。但正是这些分享、脆弱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让生命如此精彩。

躲在屏幕、信息、照片或者电子邮件后面很容易；难的是从中走出来，过好自己的生活，面对真实的自己，并走出去接触其他人。科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世界，但要让这个世界对我们和后代更加美丽和包容，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努力工作，努力放松，努力分享。但最重要的是，努力生活，因为我们没有退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交的本质： 扎克伯格的商业秘密/ （美）扎克伯格著；谢天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6.5

书名原文： Dot Complicated

ISBN 978-7-5086-4693-0

　Ⅰ. ①社…　Ⅱ. ①扎… ②谢…　Ⅲ. ①网络经济－ 通俗读物　Ⅳ. ①F06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8897号

DOT COMPLICATED: Untangling Our Wired Lives

Copyright © 2013 by Randi Zuckerber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社交的本质： 扎克伯格的商业秘密　

著者： [美] 兰迪􀅰扎克伯格

译者： 谢天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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