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前言

第一章 一代枭雄西归去

第二章 身世之谜

第三章 走出溪口

第四章“昂昂千里之资”

第五章“英雄”气短

第六章 狰狞初露

第七章 权与钱的最佳结合

第八章 中原逐鹿

第九章“经儿可教”

第十章友情、亲情和“手足情”

第十一章“攘外必先安内”

第十二章 抗日‘统帅”

第十四章 王朝末路

第十五章 偏安东南一隅

前言

蒋氏家族全传

内容简介

众所周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及其家族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一度左右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本书作者既遵循历史已有定论的前提下，广泛采用目前允许披露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翔实材料，从实录角度对蒋氏父子及其家族的最初发展直至最后衰亡，做了堪称全面、客观的描述；并力求通过对书中人物的个性、情感、家庭以及命运遭际的生动描写，全景式地再现了整个蒋氏家族的荣震兴衰过程。著者文笔流畅，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和忧患感。

本书将蒋氏家族的成员一一加以真实描写，是至今为止，最全面、最真实、最系统的一本收藏书。

蒋氏家族全传

第一章 一代枭雄西归去

1．岭山弯道上的意外车祸

1974年，蒋介石已届87岁高龄，生命的钟摆在这个老态龙钟的独裁者身上已经无可逆转地显现了衰微之态。这位一生行伍、曾经雄心勃勃天下的老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他脸庞消瘦、须发皆白，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行动也越来越艰难。尤其是他的右手，已经严重萎缩，甚至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生不服输、不肯低头的老人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集中了全台北所有一流医疗专家的荣民总医院对蒋介石的病也是一筹莫展。虽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为了消除外界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种种猜疑，强撑病体，先后4次公开露面。但是，无论是医疗手段还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都已经无力回天，无法扭转蒋介石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了。

公允地说，如果不是几年前那场意外的车祸，将介石的身体状况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恶化。

事情要追溯到1969年7月。对于台北市民来说，这是个游热难耐的月份；对于蜗居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来说，这是个政治上出现“地震”的不祥的月份；而对于蒋介石来说，1969年的7月可说是一个极不安分、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不幸的月份；更可以说，这个不祥的7月是蒋介石生命中无数个重大转折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

按照蒋介石既往的生活习惯，每年7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这一对老夫妇都要从他们在台北的士林官邸迁移到阳明山官邸避暑。蒋公夫妇出行，是台北军界和警方的一件“通天大事”。为了确保安全，以蒋介石夫妇确定迁至阳明山的那天清晨起，通往阳明山官邸的仰德大道沿途使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宪兵。这条“仰德大道”是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专门拨款修建的，其路况和公路等级是台北市郊最高级的。当然，因为要上山，公路是依陡峭的山势修成的，这一点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尽管路况极佳，尽管保安警卫措施严密，一场意外的车祸还是发生了。

那是一个丽日晴阳、热风扑面的下午，蒋介石的车队疾驶出士林宫邪，风驰电掣般驶上仰德大道。当车队高速经过岭山附近的一个弯道时，前卫导车的司机突然发现前方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车停靠在路边，那是班车的一个中途站，正有人上车、下车。因为是弯道，前卫导车的司机不可能看清这部班车的后方是否还有来车。而且以这位司车的习惯来讲，他开的是“总统”前卫导车，永远畅通无阻，永远没有被阻塞、被勒停的可能。在他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礼让”的概念，也无须“预见”突然出现的复杂路况。一句话，这是一个骄横惯了的司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个十分低能的司机。因为与一般的司机相比较，他所缺少的正是应付紧急情况和处理复杂路况的能力。于是，前导车在这样一位司机的驾驶下，没有减速，照直冲了过去。

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一部吉普车突然从公路局班车的后面拐出，并全速超车，飞一般向山下，直对着前导车冲了下来。很显然，驾驶这部吉普车准备回城度假的陆军军官也没发现“总统”的车队。为了避免撞车，前导车的司机本能地实施紧急刹车，把刹车闸一脚踩到了底，轿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虽然猛烈前冲，发出刺耳的尖啸，可是毕竟停下了。如果说前导车的司机骄横成习，没有“礼让”与“预见”的思维习惯的话，那么蒋介石座车的司机就还得加一个“更”字。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为蒋介石开车的司机是否还知道刹车装置在什么地方！关键时刻，“总统”座车毫无反应，猛地撞在了前导车的后尾部。万幸的是，紧随在“总统”座车后面的“随车”司机平时专门演练的就是刹车技术，这一回总算派上了用场，及时将车刹住，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总统”座车横遭“围追堵截”，将介石夫妇当场殒命也是有可能的。

这场飞来横祸当然也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在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仍保持着“大总统”一以贯之的坐姿，且手中还握着那根既显示身份又具有实用价值的拐杖。撞车后，他的身体猛然前冲，在泞不及防的情况下，整个身体一下子撞在了前面的双层玻璃隔板上。这一猛烈无比的撞击，使蒋介石的胸部严重受伤，连阴囊都被撞肿了起来，满口的假牙也从口中疾飞而出。当其时，夫人宋美龄正坐在蒋介石的左侧，车祸发生时，她的双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当即发出痛苦而又凄厉的尖叫。

对于现场的军警宪兵们来说，这不啻一场塌天大祸。当时，撞车现场一片混乱，保安人员立即将蒋介石夫妇从车里抬出来，急送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伤势，蒋介石的胸部所受撞击最为严重，心脏部位明显扩大。事后证明，这是导致蒋介石日后身体健康迅速恶化的致命伤。

从此以后，一向还算健朗的蒋介石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心脏上的疾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而且严重，甚至出现过心跳骤停的危险场面。

2．生命意义上的蒋介石

说蒋介石的身体“一向还算健朗”，并非虚言。就实际情况而论，蒋介石除了幼年时代一度赢弱多病，中年时期（49岁）因“西安事变”摔伤了腰之外，他的身体基本上是健康的。蒋介石不吸烟、不饮酒，信奉基督教，又是军人出身，在身体的保养方面是有一套办法的，晚年尤其如此。

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走入穷途末路，被迫逃往台湾之时，已是62岁的老人了。到台湾后，他一直住在台北的士林宫郏这里，以士林官邸为中心，包括阳明山和“太子”蒋经国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郫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是集军政指挥和安全保障为一体的要塞之处。这里部署了最忠诚且最精锐的卫戍部队和一个拥有快速反应作战能力的宪兵营。蒋介石的晚年，始终未曾离开过这一地区。他在这里苦心经营着他的“中华民国”，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做着他的“反攻大陆”的白日梦；除了政治和军事的苦心孤诣痴人说梦之外，已届老龄的蒋介石开始将手中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太子”蒋经国及其麾下的“太子党”--所谓“党国新人”手上，他自己则深居简出，在士林官邸里颐养天年。

晚年的蒋介石，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正常轨道，抛开他的顽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信仰不计，从生命的意义上加以考量，蒋介石已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了。

每当晨曦初露，人们还在梦乡之中的时候，蒋介石便已悄悄起床了。多年的军人生涯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即醒即起床。年轻时，他起床的方式是一跃下地，立即穿上衣服，盥洗、晨课，快捷麻利。进入晚年以后，动作迟缓了，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敏捷地一跳下床了，实际上，自从1936年冬季，他在“西安事变”中摔伤了腰部之后，就再也不能以一个标准军人的方式起床了。不过，即醒即起的习惯是改变不了的，他没有恋床的毛玻天色还没有放亮，室内一片昏黑。朦朦胧胧中，蒋介石打亮一支笔式手电筒，轻手轻脚、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地摸索着向盥洗室走去。这样做，也是他的起居习惯之一，他是为了避免弄出声响，惊醒还在梦乡中的夫人宋美龄。

盥洗毕，按照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蒋介石必须要喝两杯白开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吸烟，不饮酒，连各种饮料也极少沾一口，平时只喜欢喝白开水。两杯白开水的温度是非常讲究的，一杯是五六十度的温开水，另一杯则是近100度的滚烫滚烫的开水。他喜欢将这样的两杯水进行反复的相互调节倒换，轻啜慢饮，他绝对不喝凉开水。此后，蒋介石便进行晨练和唱圣诗活动。这也是固定的节目，从无更改的。他的晨练的主要内容是做柔体体操。人到老龄，身体的各个关节已远不如年轻时的灵活柔韧，骨老筋硬的蒋介石却一如既往，坚持做完那一套持之已久的柔体体操，以一个老年人所能付出的全部力量，尽力把这套体操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完美、标准。做罢体操，稍事喘息，蒋介石又开始唱圣诗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也是他每天早晨的必修课。在唱圣诗唱到“天父”或“圣哉、圣哉”时，蒋介石会自动脱帽，向东方行礼。关于蒋介石信奉基督、勤于行礼的习惯，世人所知不多，但长年随侍在他身边的一些侍从人员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们对此是司空见惯、乃至习焉不察的。1978年2月21日，台湾《近代中国》季刊社为纪念蒋介石辞世三周年而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先后担任过蒋介石侍从的军政界官员和有机会经常接近蒋介石的党政军高级首脑人物。座谈会上，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秦孝仪曾有如下描述：追随蒋公多年，而这一长段日子中，有一个感人的情景，是最使秦主任委员感动和难忘的。“这是蒋公每天必定实行的一项习惯，他的书房中，陈列了三幅像，一是王太夫人，一是国父，一是耶稣。他每天走入书房，或是由外面归来，必定对三幅像分别行注目礼，同时口中念念有词，那情景是令人感动的。而领袖口中默祷的语句，一直也没有人晓得。

又说：

蒋公有一项一直没有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每天早上静坐之后，必定念几首赞美诗，念的时候，就在起居室中走来走去，诗中提到“天父”时，蒋公就脱下帽子，向东方深深一鞠躬。

每日晨练和唱圣诗结束之后，蒋介石便回到书房里静坐祈祷。因为年事已高，腰腿怕寒气袭扰，所以坐下来后，蒋介石总是先用一条毛毯把自己的双腿盖好，然后开始按摩双眼，同时用特制的眼药水滴入眼睛，闭目静坐大约40分钟左右。这一切做完之后，天光放亮，蒋介石便开始记日记，并阅览当日的早报。

蒋介石年轻时即入军官学校，后又到日本学习军事，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习性。例如早睡、早起，不惯于熬夜，而喜欢在白天活动。他的所有日程安排都是在白天进行，晚上和夜间是从来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一日之际在于晨”，是蒋介石笃信不移的格言。按照他的生物钟运行情况，每天早晨是他一天之中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因此，他通常是利用上午的时间来做他必须要做的事。

每天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完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开始进早餐了。他的早餐食谱很简单，但食品的制作是相当精致的。他喜欢吃小点心，喜欢喝鸡汤。除此之外，他对食物并不挑挑拣拣。当然，出于饮食习惯，蒋介石对特制的腌盐笋和芝麻酱有着长久的浓厚的兴趣，与其说是他特别喜欢吃，不如说是他尤其喜欢这两种风味食品能经常地出现在他的餐桌上，以便他能看到它们。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家乡浙江奉化的小菜。士林官邸蒋介石的食谱并不豪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单、随意，这反而成了士林官邸饮食上的一大特色。

蒋介石的中餐和晚餐一般是五个菜，二荤三素或三荤二素，卫生、营养、风味三者兼顾，精是十分的精了，但说不上昂贵。而且，与夫人宋美龄格格不入的是，蒋介石一直对夫人所喜爱的西餐食谱不感兴趣，终其几十年的夫妻生涯，这是他们未能达成“统一”的习性之一。

进人晚年的蒋介石，在生活习性上逐渐走向平和、淡泊，越来越像一个平民化的普普通通的老头儿。这一点，从他的许多生活小事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1984年11月5日的台湾《民主政治》第二期上，曾载有龙布衣的一篇题为《蒋介石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可是，老先生有时也显现他俭约的一面。来台后，他在世之时，苹果一直是台湾最昂贵的舶来水果；官邸客厅里常有水果一盘，最常备的，就是苹果。这些苹果固然有时是采买人员自市上采买而来者，但绝大部分是蒋家亲戚、元老旧部们到官邱探谒时，所带去的“心意”。有一次，蒋邸亲戚的几个小孩到官邸作客，老先生拿出苹果分给小孩，其中一个小孩说：“哇！苹果，一个三十块钱！”……当时一斤猪肉不过二十元左右，一担蓬莱米不到一百元，这是老先生知道的价格；当他听到了苹果一个三十块钱，就找官邸的采买来问：“苹果一个等于三四十斤大米，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水果？”采买回答，绝大部分是来客送的，自已买的一年不到一两次；因为苹果比较不易腐烂变质，所以在没有人送的时候，也买苹果。老先生听了，才没有话说。以后，官邸的人员，曾发现老先生不止一次在点苹果的数字。有一次，点过觉得不对，他就问：“苹果一个三十块，是谁吃了这么多个？”侍从官说是“几个华兴育幼院的孩子给夫人送母亲节的手工品来，夫人叫拿去给孩子们吃。”

老先生才“嗯”一声，没有追究下去。

在大陆统治期间的蒋介石，一直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作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首，作为旧中国的首富之家，蒋介石在生活上的巨大开支究竟是多少？一向是无人知晓。也未见披露的。到台湾后，蒋介石以“总统”之尊，生活在士林宫邸，他的日常生活开支也是不必自掏腰包的。而进人晚年的蒋介石却突然节俭起来，这也许是他步人老龄、逐渐恢复普通老年人生活习性的一个标志。

在政治上，蒋介石始终是个顽固不化地坚持其反动立场的代表人物。但从生命的意义上说，蒋介石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典型的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洗礼的中国人。持重、节俭这种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在晚年蒋介石的身上得以复苏和回归，不也正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作用吗？

3．巨枭西去

1974年11月23日，蒋介石从荣民总医院的高级病房搬回了士林官邸，在家里继续接受“总统”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的治疗。在士林官邸，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一起度过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和元旦。

1975年3月，蒋夫人宋美龄不顾“总统”医疗小组专家们的反对，听从了友人的建议，从美国请来了一位医生，专为蒋介石看玻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医师在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有关检验报告后，提出了一个建议：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以便直接导出积存在蒋介石肺脏中的脓液以缓解病情。按理，这确是“釜底抽薪”的良方，比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扬汤止沸”式的保守疗法积极得多，也大胆得多。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医疗小组主任王师模的坚决反对。王师授的理由十分简单“蒋介石已届88岁，照临床经验，这种年龄的老人根本承受不住任何大型手术。何况是蒋介石这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旦手术中发出并发症，那是谁也不敢负责的。

然而，美国医师不考虑这些，尤其是美国佬心目中只有病人和病情，并没有病家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的顾虑。因此，美国医师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毫不退让。

蒋夫人宋美龄此时又出面做主了。在听取了双方各抒己见的报告之后，宋美龄果断地做了决定：听从美国医师的建议，同意对蒋介石实施“肺脏穿刺手术”。宋美龄的头脑是清醒的，她知道孰轻孰重、孰利孰害。她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宋美龄决心已下，她要把挽救蒋介石生命的最后赌注押在美国医师的身上。

手术如期进行，而且十分成功。美国医师通过这次背穿刺手术，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了大约一碗脓水。

手术虽然圆满成功了，但蒋介石毕竟年老体衰，勉强承受了一次大手术后元气大伤，手术的后遗症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手术后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体温由37骤然升高至41，“总统”医疗小组的全体成员一时慌作一团，气氛极度紧张。

虽然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但蒋介石的体温一直居高不下。持续不断的高烧和小便大量出血，是这次背穿刺手术遗留下来的严重后遗症。更使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紧张的还远不止这些后遗症，而是蒋介石心脏骤然停止跳动的发出频率不但愈来愈频繁，而且出现心脏骤停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

1975年4月5日，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上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像往常一样，一大早便从他所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郾赶到荣民总医院看望病势垂危的父亲。下午，蒋介石的情绪烦躁不宁，晚上8点55分，他遵医嘱服用了一些维他命丸，逐渐进入睡眠状态。突然，病榻一侧的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变成了一条白色的直线。在场的医务人员立即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在一个灯枯油尽的垂老生命躯壳面前回天无力。一个曾经活跃于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一个曾经改变并几乎彻底改变20世纪中国人民命运的铁腕巨枭，一个代表了20世纪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最高利益的大独裁者，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巨枭的灵魂乘风西去。然而，蒋介石这个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头号“反派”角色留给历史老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历史的镜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20世纪的中国，都无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人的名字--蒋介石。

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宛似一把巨大的刻刀，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版图上刻下了一道又一道醒目的疤痕；蒋介石本人又恰似一支巨大的彩笔，把那一道道醒目的疤痕装点得浓墨重彩，尤其令后人触目难忘。

让我们回过头来，把蒋介石生命轨迹中留下的每一笔“杰作”都重温一遍，把千秋功罪来一个彻底的展览吧。

第二章 身世之谜

1．纯属讹传的“郑三发子”或“拖油瓶”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凡是领袖群伦、创下经天纬地之业的人物，其身世、家族、籍贯等项无一不是明明白白地为世人所知晓。因为他们是“伟人”，既使罪恶昭彰，并不“伟大”，至少也是“大人物”，是青史留名的——无论是美名抑或恶名。举凡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父母乃至更上一代祖先的情况，都是后代史家考据研究的兴趣所在，那是想隐瞒也隐瞒不成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统治中国大陆达20余年，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表演”了近半个世纪的蒋介石，其身世居然至今众说纷坛，这实在是一大奇观！

如今刊行于世的有关蒋介石的传记文字浩如烟海，海峡两岸的史学家、政治家，包括许多曾经随侍蒋介石多年、对许多事件有过亲身经历的世纪老人，他们言及历中重大事件、言及蒋介石政治手腕的毒辣时都能“保持一致”，都可以据实以言。

却惟独在谈到蒋介石本人的身世时莫衷一是，各说各的理。而且，每一种说法都貌似真实却又经不起推敲。笔者以为，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催一原因就只有一条：蒋介石这个人“不够伟大”（此语系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内政部次长”、“立法院”秘书长吴尚鹰所言，语见吴尚鹰所著《谈蒋介石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世隐晦而不敢实言。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世人对这个“大人物”的身世家族仍有诸多说法。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隐晦不言”自己的身世，主要是因为他的生母王采玉是孀居后再嫁的。公允地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侍母极孝的，他深爱自己的母亲，不愿披露母亲曾经再嫁的真实经历。正是由于这一可以理解的原因，才出现了迄今流传于世的有关蒋介石身世的种种传闻。

传闻中，最广泛也是最能使人深信不疑的是“郑三发子”说。此说源于唐人（严庆澎）所著《金陵春梦》。这是一部旨在揭发蒋介石真面目的大书。唐人为写这部书，广征博引，用力至勤，其立言有根有据，活龙活现，一时被世人疑为正史。

唐人的子女们也说：“充实、丰富和补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以提高《金陵春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植，是父亲这几年来的奋斗目标。父亲也为此耗尽了心血。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他的资料之多也是惊人的，两米高的文件柜，足足装了三大柜。”有如此丰富的史料为据，唐人遂以小说笔法对蒋介石的身世进行了具体而翔实的描述，且指说蒋介石并不姓蒋，而是姓郑，说蒋介石的祖籍并非浙江奉化，而是河南许州（今许昌）繁城镇后郑庄。

按照唐人的说法，蒋介石的生父姓郑，共有兄弟三人，蒋排行第三，故名“郑三发子”。他的母亲早年带着他嫁给浙江奉化人蒋肇聪，“郑三发子”遂改姓更名为蒋中正。据说这“中正”还隐含“宋郑”或“中州郑家”之意。这种说法曾经风靡一时，而且，事实上也确曾有过一位名叫郑绍发的老农、祖籍河南许州繁城镇后郑庄，此人曾在40年代辗转来到陪都重庄，自称是“郑三发子”——蒋委员长的大哥，前来兄弟相认。关于这一史实，沈醉先生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曾有叙述：当时在重庆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家乡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嫁到蒋家当“施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上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刻叫戴笠来替他处理这一件大不违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的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骨肉。最后只好听从戴笠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两湖会馆的看守所里，不久又移住在磁器口丝厂，不准外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个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来，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

沈醉先生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所作的叙述，当是确凿无疑的。但既使如此，也还不能证明唐人所说的是事实或史实。综观沈醉先生的描述，只能说明当时确曾有一个叫郑绍发的人称是蒋介石的大哥，而且此人长得与蒋介石极为相像。但郑绍发是否确系蒋介石的大哥，就再也无从考据了——天下人相貌相似的巧事很多，当初的“蒋委员长”名扬天下，则难免有人以相貌酷肖之利而行“冒称领袖兄长”之事，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蒋介石系“拖油瓶”，从理论上讲倒有几分令人相信，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使蒋介石本人对自己身世的这一部分一直讳莫如深的作法容易被理解。这也是蒋介石个人经历的一个悲剧，也许正是这种身世经历，导致了蒋介石其后政治生涯中的“异秉”。孟绝子在《蒋介石的爹》中说：蒋介石小时候逃荒讨饭的贫贱境况，像朱元璋，“拖油瓶”的境况，像秦始皇。贫贱而又兼“拖油瓶”在蒋介石内心中所织成的情结，则远比朱元璋或秦始皇严重，因此反弹出来的力量也比较大。蒋介石一生，紧抓绝对权力的心理比秦始皇朱元璋强烈，杀人的毅力比二人坚强，爱好“神圣”、“伟大”、“民族救星”……等尊号的心情比二人热烈，把政权交给儿子的意志比二人坚定。

这种心理分析，倒可成为一家之言，然而也绝对不可采信。

关于《金陵春梦》所说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史料根据不足，殊不可信。蒋介石的身世之所以给后人以扑朔迷离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对生母王太夫人曾经再嫁的事实讳莫如深，瞒得太紧。比如，在蒋介石的多次自叙中，都只承认他的生母是“年二十三来归吾先父肃庵公”，而按照当时浙东乡间的民俗，女孩子一般是十六岁左右就要出嫁，王太夫人直到二十三岁才嫁给蒋肃庵，则多半不是初嫁。另据张明镐先生所著《蒋介石在溪口》考订，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是“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那时王氏只有二十二岁。她的哥哥王贤炬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在这种情形下，年轻的寡妇王采玉经其堂兄王贤栋（当时在蒋介石父亲的店铺里当帐房先生）介绍，才嫁给了新丧妻的蒋肃庵。又据杨树标先生说，王采玉初嫁是嫁给了溪口曹家田一户姓俞的，俞氏36岁时去世；石友三《关于蒋氏宗族》中则又考订王采玉“早适曹家田竺某为妻……”由上述考证可知，王采玉“先适”俞家也好，初嫁竺姓也罢，总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采玉家是师县人，无论初嫁是俞家还是竺家，反正嫁的是曹家田，而不是河南郑家。因此，“郑三发子”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讹传。

2．蒋氏先祖轶闻

蒋介石的故乡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地处四明山南麓，此地有山有水，水绕山环，风光秀丽，名胜古迹广为天下闻。相传这里有“溪口十景”，是游客情系山水，冶游偕趣的绝佳胜地。蒋介石发迹后，又数度在家乡大兴土木，重建十景之一的文昌阁（蒋介石命名为“乐亭”），扩建祖居丰镐房，亲题蒋家祖业“玉泰盐铺原址”界石，等等。此外，蒋母去世后，蒋介石又在溪口达北约1．5公里的白岩山鱼鳞乔中段被称为“弥勒佛的肚脐眼”的地方为其母筑坟，其后又两度修建了“慈庵”。凡此种种，日后都成了装点溪口胜景的建筑。

据传说，溪口古称禽孝乡。这里面有一个美丽的民间故事：从前有一位董姓少女，极擅女红，她每天在闽阁中倚窗刺绣，窗外恰有两只燕子筑巢而居，无意中与董姑娘成了邻居。董姑娘每天都用米食喂这两只燕子，为使燕巢免遭风雨，她还特意用竹篱编成护拦围这燕巢。冬去春来，两只燕子北飞南归，年年往复于此。后来，董姓少女生了病；不治而殁。两只燕子已经通了人性，悲鸣不已。过了几天，董姓少女的父母到女儿坟地上去祭扫，却看见那两只燕子已经伏死于女儿的坟上。一时间乡人争相传颂，都说那两只燕子至情至性，是在为董氏姑娘“尽孝”。因此，乡人改称此地为“禽孝乡”。到清季末年，溪口仍隶禽孝乡，改称为溪口则是民国17年的事了。

溪口镇实际上只是一条长不足3公里的街市而己，蒋家的祖室就在溪口镇，为一幢二层楼房，有屋10余间，名叫“素居”，后改称“丰镐房”。

蒋介石发迹后，每每在自叙中称自己是“迁四明第二十八孙”。据《左传》载：“凡蒋、邢、茅、祭，周公之后也”。那么，蒋姓祖上应当源出于周代。而《武岭蒋氏宗谱》中，蒋氏祖先是“摩河居士”。这一点，多半是因为蒋氏家族的旧族谱自“摩河居士”以上散佚或失传，所以蒋家的后人尊“摩河居士”为祖先，称为“摩河太公”。

据传，摩河居士的本名叫蒋宗霸，字必大，五代后梁时在世。蒋宗霸曾入仁途，做过明州（即宁波）评事，后罢官，身后留有一子。蒋宗霸为人慈善。常口诵“摩河般若婆罗密多”，故尔当时乡人称之为蒋摩河，罢官后，蒋宗霸结庵于小盘山，自称“摩河居士”。当时有游方僧寄居奉化岳林寺，人称布袋和尚，长年带着一个大布袋，须臾不离身。蒋摩河心甚异之，遂拜布袋和尚为师，随他四方云游。一天，他们到了福建长汀，师徒二人同浴于温泉，蒋摩河突然发现布袋和尚背上长着一只眼睛，便惊叫起来，说“和尚是佛也！”布袋和尚便对他说：“吾被汝所窥破，当去矣！吾以布袋赠汝，子孙代代为衣冠家。”师徒二人重返奉化岳林寺，布袋和尚就坐在岳林寺外的大石头上圆寂了。他死后，葬在后山上，后来有奉化人到四川去，在路上竟然邂逅了布袋和尚，当时被吓了一跳。布袋和尚便托此人捎话给蒋摩河，说：“相见之日已近，愿自爱！”这人回到奉化岳林寺，掘开布袋和尚的墓，里面却只有禅伏净瓶而已。此人又找到蒋摩河，把布袋和尚托转的口信告诉他。蒋摩河听了，说：“我已知之。”于是，遍访亲友—一话别，无疾而终。

摩河居士的墓地就在宁波东乡小盘山。蒋介石回乡时，常常上山祭拜这个先祖。

蒋家素有信佛好佛之风，蒋介石的祖父蒋工表生前信佛，蒋母王氏更曾一度皈依佛门、带发修行。蒋介石的结发妻子毛福梅嫁到蒋家后，受蒋母影响，也皈依佛教，并出资在溪口镇北建了一座“摩河殿”，经常驻殿诵经。毛福梅因日机轰炸身亡后，其子蒋经国就把母亲葬在摩河殿一侧。

蒋宗霸这一支，若向上追溯，可逆推到东汉时期宜兴的蒋澄。当时蒋澄封函亭侯，至今在宜兴仍有蒋澄墓。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曾专程前往祭拜。宜兴蒋氏，传至晋代时，始适台州，传至五代时期，有蒋显著，曾任四明盐官，其子蒋光，在明州定居下来，生有二子，长子名宗拜，次子就是蒋宗霸。

蒋宗霸的后世子孙，至北宋神宗时，有一蒋浚明，始迁奉化食孝乡三岭。蒋浚明，宗颜昭，曾官拜大理寺评事，迁尚书员外郎，因为上书谏止新法，被神宗贬滴，授无为军司户，改建康户曹，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其名迹入乡贤。

蒋家历代祖先，以蒋浚明的“金紫光禄大夫”最为显赫。所以，蒋家祠堂的祖宗牌位即从蒋俊明供起，以示荣耀。

蒋家排行，从第25世起依序为五言四句，即“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

蒋介石的曾祖蒋祁增，字怀盛；祖父蒋斯千，字玉表；父蒋肇聪，字肃庵。

蒋介石为溪口蒋家世系28世周字辈，他的谱名为“周泰”。

3．“百善孝为先”——蒋介石和他的母亲蒋介石侍母至孝，这一点是天下闻名的。一方面，这是事实。蒋介石出于人子之情，对含辛茹苦把自己一手拉扯成人的亲生母亲感情至深，谁也不能说是假的。

1921年5月24日，蒋介石任许崇智手下粤军第二军少将参谋长一职时，因为在广州寓所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景是：雪满山原，一白无际。”他当即惊醒，“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返沪归里。”当时，蒋母确实在生着病，蒋介石情系母亲，只因为一个梦就不惜从广东长途跋涉返归故里去探视母亲，可见他的孝心之诚。当然，蒋介石的这次“归里”十分不智，因为当时孙中山的北伐之师正困在桂林，陆荣廷又兵分三路攻打广东，孙中山率部受阻，归路将断，情势十分危急。

在此种情况下，李烈钧和讨贼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讨贼福军司令李福林、讨贼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讨贼赣军总司令彭程万等急由湘边回师桂林援救孙中山。各路军马星夜水陆兼程，同赴国难。广西省长马君武也急急忙忙返回广东，不幸在途中遇到劫匪，马君武伏身在船底才幸免一死，可惜所携财物尽失，妻子和随员也都被土匪杀害。大家都在赴难援孙，蒋介石却只因为做了一个不祥的梦就“归里”了。

对于当时的“国事”来说，他是太看重自己的“家事”了。

另一方面，蒋介石侍母至孝，也有“做给天下人看”的企图在内。蒋介石是自幼受到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深知历朝历代的君王无一不是“以孝治天下”的。

中国人崇尚孝梯之道，以孝为“百善之先”，这一点，蒋介石是不敢轻忽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纵然蒋介石有“做给天下人看”的想法，也不能据此说他“侍母至孝”完全是装出来的。

蒋介石对于自己的母亲，的确是“孝”到了极致。

蒋介石的生身之母王采玉，祖籍是浙江奉化葛竹。葛竹原属于保县辖治，后才归人奉化的。

葛竹是王姓家族世代聚居之地，据《葛竹王氏宗谱》载：明朝洪武年间，王采玉的远祖王爽从奉化连山乡迁至葛竹村落户，以稼稿为生。王家一连六代都是独子单传，人丁不旺。直到第七代子孙王庆穹，才生有四子，成为四记始祖。从此，王家才算人丁兴旺，枝繁叶茂起来。

葛竹材高溪口约28公里，北依四明山，内含一湾小溪，村舍缘山势而建，错落有序。远望葛竹村，恰恰坐在四明山的怀抱中，状同交椅，向有“金交椅”之美称。

村前峰峦并列，起伏间形如笔架，又有“仙笔乡”的雅号。在迷信风水流转的浙东人看来，风水好的地方，是一定会出贵人的。以蒋介石的祖宅为例，据风水先生说，蒋家祖宅的大门正对着笔架山，叫作“对着笔架山，代代儿孙会做官”。蒋介石发迹之后，曾于1930年翻修丰镐房祖居。风水先生说：丰镐房的大门位置和高低、大小不可擅动，如果改了尺寸，怕会引起宅第“龙脉”的震荡，于主人不利。因此，素来迷信风水的蒋介石深信不疑，在扩建和翻修丰镐房时，对黑漆木结构的中式大墙门丝毫不敢触动，一直保持了原状。

无独有偶，蒋家笃信风水，葛竹王家的女儿王采玉竟也是听了看相先生的一番胡言乱语，才同意嫁给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的。

王采玉属王家第三房始祖王永安的支脉。她的祖父王瑞庆是王永安第十六代孙，曾做过清朝的“迪功郎”。王瑞庆生有三子二女，长子王有则，即王采玉的父亲。

王瑞庆在世时，积下了一些家业，在葛竹村构造了一所住宅，后成为王有则等兄弟三人共同的财产。

王有则（1820－1882）是清季的国学生，便始终科考不举，未获功名。他先后娶过两房妻眷，女方都姓姚。两个妻子一共为他生了七个子女，原配发妻生三子一女，长子贤宰、次子贤侯、三子贤达，女儿嫁给葛竹乡石门村单家。续妻又生一女二子。这位续弦妻子所生的推一的女儿就是王采玉，两个儿子一名贤觉一名贤裕。

王采玉生于1864年。她聪明伶俐，敏而好学，幼承父教，稍通文字，尤精于女红。可惜，王采玉生未逢时，青年时期命运多蹇。那时，王有则已家道中落，生计艰难。王采玉的两个胞弟，贤矩嗜赌；贤裕患先天性精神病，尚在读书。因此，全家入不敷出。为了贴补家用，王采玉只得每日埋头做针钱，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

王采玉18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曹家田的俞某为妻。这俞某家境平平，是个扛长活的出身，有一副好身坯子，耕田种地也是把好手。但俞某性情暴躁，兼以家境困窘，在家里经常为一点琐碎小事大发脾气，与王采玉时有争吵，有时甚至打骂妻子。曹家日离葛竹材不算远，婚后，王采玉受到丈夫欺侮打骂后，每每跑回娘家哭诉躲避。婚后第二年的春天，王采玉生了一个儿子，可惜，这个儿子命不长久，落生几个月就因患急症夭折了。当年秋天，曹家田一带暴发时疫，王采玉的丈夫俞某又不幸身染时疫而殁。年轻的王采玉数月间连续折子丧夫，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听到了乡邻们的风言风语，说她送遭不幸是因为“面相生得不好，既克夫又克子”。

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就在王采玉夫死子丧痛不欲生的时候，时隔不久，她的父亲王有则又因病亡故了。王采玉回家奔丧，眼看母亲中年孀居，自己妙龄居孀，一门两代寡妇的现实使她万念俱灰，从此决定回到娘家，陪伴寡母打发岁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萌发了摆脱红尘、遁入空门的念头。

王采玉在葛竹村陪着母亲生活了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她曾在乡人的引荐下到奉化县江口周村的一个富户家当佣人，可见王家当时的家境已经没落到了何种地步。

葛竹村附近有一所尼姑庵，名叫金竹庵。王采玉孀居娘家期间，金竹庵中管理香火的一位老尼去世了。王采玉的母亲姚氏平时信佛，与这位老尼有过多年的交情。

老尼仙去后，姚氏就叫女儿一同前往金竹庵帮助料理老尼的丧事。王采玉本来就有出家为尼的念头，忽然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于是便向母亲剖白了心志，表示决意人庵修行。姚氏本也是佛门信徒，当即表示支持女儿的决定。但又考虑到女儿毕竟还很年轻，因此不同意她落发，只准她带发修行。从此，年轻的王采玉遁入空门，成了一名尼姑。

进庵以后，原就勤俭耐劳的王采玉更加勤谨，把金竹庵里里外外整理得洁净有序泅产管理也很得法。金竹庵有一片竹林和菜地，王采玉自己掘笋养竹、种菜植瓜。

劳作之余，还时常可以回家去照顾母亲，庵里生产的竹笋菜蔬等物也可以分一些孝敬母亲姚氏。王采玉的母亲也时常来到庵中陪伴女儿，母女俩一同拜佛诵经，一同劳作，日子过得非常安稳，王采玉的心境也逐渐好了起来，觉得这种闲适安稳的生活非常适合于自己，由此产生了苦守庵中了此一生的念头。

可惜，王采玉在金竹庵中平淡安闲的日子仅仅过了两年。有一天，庵里来了个相面先生，一见采玉，即说她有福相贵相，并且颇为神秘地对她说：你日后必出贵子，晚年将光耀无比、贵不可言。相面先生见王采玉凝神倾听，遂又奉劝她“年纪轻轻，不应苦守空门，早些嫁人为宜。”相面先生说完这一番话，扬长而去。王采玉怔忡呆立，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这两年来，她早已万念俱寂，不作凡尘之想了，不料却被这相面先生的话勾起了一段心事。原来，前不久，采玉的堂兄王贤东曾提到过想为采玉介绍一个夫家。王贤东也是葛竹村人，当时正在溪口蒋家的玉泰盐铺当帐房先生。这玉泰盐铺的东家即是蒋肇聪（肃庵）。蒋肇聪两年之间连续丧妻，所造一对儿女年龄尚幼，家中内室虚乏无人照料，遂有意再娶。王贤东知道了东家的想法之后，立即想到了年轻居孀带发修行的堂妹王采玉。也是合该成就这一段姻缘，那相面先生的一番言语，已然使王采王久旷的凡心荡起波澜，而王采玉的母亲姚氏当初之所以不让女儿落发出家，只准她带发修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要女儿还俗再嫁。于是经王贤东一番巧语说合，姚氏与王采玉便点头应允了。

1886年6月，23岁的王采玉还俗再嫁，来到了溪口蒋家，作了当时已45岁的蒋肇聪的继室，当上了玉泰盐铺的第三任老板娘。据后人猜测，那个神秘出现的相面先生多半是蒋家为娶王采玉而设的圈套。不过，这种猜测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从未得到过证实。可以证实了的是，王采玉果然“日后必出贵子”，生下了蒋介石这个头号枭雄，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蒋家一门包括王采玉本人，的确是“贵不可言”的。

嫁入蒋家不久，王采玉便有了身孕。清光绪13年暨公元1887年10月31日午后，王采玉在玉泰盐销的后楼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婴。其时，蒋家老太爷正坐在店堂里听候消息，闻知添了一个男孩，大喜过望，为其取命“瑞元”，此即后来称雄一时的蒋介石，又名周泰、志清、中正。蒋介石4岁时，王采玉又生了女儿瑞莲。隔一年，又生次女瑞菊。又隔一年，再生幼子瑞青。

王采玉和她的公公蒋斯千都信佛，也都迷信相面算命之说。瑞元出世后，公媳俩都认为是应了相面先生“必出贵子”之言，所以对蒋瑞元格外疼爱，把蒋氏一门“光宗耀祖”的殷殷之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身上。

然而，命运多蹇的王采玉还没有摆脱噩运的纠缠。再嫁蒋家之后，刚刚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不幸的遭遇又接踵袭来。1894年，公公蒋斯千（玉表）撒手西归，享年80岁。第二年夏天，溪口一带发生时疫之灾，蒋肇聪（肃庵）又身染时疫而殁。

公公的坟草未发，丈夫又抛下家产店务和妻子儿女一命归天，采玉孤儿寡母，又一次坠入命运的低谷。蒋介石成年后，曾于1918年撰文追忆其父蒋肇聪临终前的情景：“吾父之殁也，吾母王太君在侧，吾父顾吾及幼妹，指谓吾兄（指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父卿）日：‘尔弟妹幼，吾死后，尔母必哀痛不自胜，尔年长，其能尽孝致友以慰吾心耶！’吾兄承涕自任，乃瞑。呜呼，痛哉！”

蒋介石描述他的哥哥“承涕自任”，实际是在扇蒋介卿的耳光，因为蒋介石的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并未遵照乃父的遗嘱对后母王采玉“尽孝”，而是以蒋门长房长子之尊，与后母王氏常有争执，不甚尊重，以致母子失和。这件事，使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原有两个儿子，一名肇海，一名肇聪。长子肇海早夭，无后，蒋家的产业由蒋肇聪承管。为使长门有后，蒋斯千生前曾决定将长孙蒋介卿过继在长子肇海名下，以继香火。蒋介卿为人心地偏狭、性情暴躁，且又重财轻义。

父亲蒋肇聪过世后，他常为店务或家事与后母王采玉争执不休，态度极不尊重。蒋介卿不信佛，且又嗜赌。一次，蒋介卿在外面打麻将输了钱，悻悻回家，一进家门，恰逢奉化岳林寺和尚来化缘，蒋介卿一看到和尚，即认为自己输钱的原因就是家里来了和尚（空门子弟）的缘故，于是大发雷霆，将那和尚斥责了一顿。王采玉是信佛至诚的，自己又曾在“空门”中当过弟子，因此每有佛门弟子来化缘，她必恭敬待之，大度施舍。现在，介卿当着自己的面大声训斥前来化缘的和尚，使王采玉感到有失自己的面子，于是当场与蒋介卿爆发了一场争执，从此，这母子俩的感情出现隙嫌，再也未能和睦。

1898年，蒋介卿提出分家另居。从道理上讲，祖父蒋斯千已将介卿过继给长子蒋肇海名下，那么蒋家的产业确也应有长门的一份；就算没有过继的事，介卿若提出与弟弟介石及瑞青分家，也不违家规事理。因此，王采玉不愿与前子争执产业，当即答允。析产后，蒋介卿分得玉泰盐铺全部资产、房屋和蒋肇海名下的田产；而王采玉及其子女只分到所居祖室、二十几亩薄田和一片竹山。王采玉靠这份产业抚孤度日，生命愈发艰难。关于析产分家的这段事，蒋介石在其自撰的文章中说“先父遗产数，尤母平析与吾兄弟三人，无稍畸倚。兄为前母生，尤用厚私。”王采玉逝世后，蒋介石在《哭母文》中曾有“内在之祸”之语，就是指的兄弟析产分家、后母与前子失和这个事。

这次分家，对王采玉而言实是又一次不幸。因为当时她的亲生儿子尚未立事，析产后，王采玉所得只是些房屋、田园、竹山等不动产，日子颇为拈据。王采玉之所以慨然答应前子介卿的要求，分家析产，而且绝不争多论少，实因为她始终坚信当年相面先生的话，对蒋介石充满了信心。

王采玉的命运实在是不幸之至，自从丈夫亡故，前子析产另居之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她的小女瑞菊、幼子瑞青又相继夭折。一次接着一次的沉重打击狂风骤雨般落在王采玉的身上，这种不幸的际遇，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在王采玉迭遭打击，最为哀痛无助、孤寂落寞的日子里，王母姚氏经常来溪口陪伴女儿，“同休戚，朝夕保育而慰藉之”。

在送遭不幸之后，王采玉将全部心血用来培育孤儿蒋介石，希望他能成大器，就伟业，光耀门庭。所幸的是，王采玉晚年时，蒋介石发迹之相已露，蒋母也算过了一段扬眉吐气的好日子。可惜，蒋母因为一生操劳过甚、所经变故太多，以致将届晚年就已体弱多玻蒋介石之所以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就立即想到这可能是母亲的凶兆，也是因为蒋母当时正在病中，而且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令蒋介石不能不往那方面想。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王因患心脏病，卒于故居内寝，享年57岁。

蒋介石的梦境竟然应验了！他因为一个梦而离职回家省亲，诚然对不起孙中山，对不起当时的国民革命事业，但他可以无愧的是：他总算赶在母亲去世之前回到了母亲身边，得以朝夕陪伴。亲会汤药，总算尽到了人子之孝。蒋母弥留之际，曾再三叮嘱蒋介石：一、要为她择地另葬，不与其父同穴；二、要办一所学校，培育乡里子弟；三、要报答几家至亲好友的恩情。

这三件事，蒋介石—一答应，并在发迹之后逐一付诸实现。后人说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施恩泽惠于亲戚朋友，原来这也是蒋介石“尽孝”的内容之一呢！

蒋母为什么违背浙东乡间风俗，遗嘱蒋介石不准将自己与丈夫合墓并葬呢？这一点，蒋介石在其亲撰的《慈母记》解释说：“他是谨遵慈母的遗嘱“不必因俗而柑，以余家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这种话，蒋母生前曾经多次提起，每每殷殷嘱附，不惮其烦，甚至还“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坚决”。

其实，蒋母王氏之所以坚持不与蒋父同穴合葬，主要原因倒不是怕惊动了蒋父的亡灵，而是因为蒋父肇聪已经与前妻徐氏、续弦孙氏合葬，王采玉不愿屈居下位，更不愿自己的儿子日后被人议论为第二填房所生，惟恐对蒋介石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爱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而蒋介石也深诸母亲的用意，所以，对于慈母的仙逝，他悲痛异于常人。在停灵期间，蒋介石每天都要抚尸大哭多次。蒋介石对慈母行如此大哀之礼，在同事朋友中博得了一个“事母至孝”的美名。

居哀期间，蒋介石不忘母亲遗命，请了奉化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坟地。因为蒋母生前曾表示“要葬在佛的怀抱里”，因此，最后选中了溪口北约1．5公里的白岩山中段北面的一小块平地，据说这是“弥勒佛的肚脐眼儿”，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

坟穴选定之后，蒋介石每天必到白岩山监工兴建母亲坟莹。11月23日，正式出殡下葬。蒋介石亲抚母亲灵枢安葬。因为这时的蒋介石已身任广东军界要职，是孙中山手下的重臣，母以子贵，所以安葬仪式极为隆重，为溪口乡历史上所仅见。

接到蒋母去世的讣告后，孙中山麾下的党政军大员齐致唁电，闽、粤、鄂、湘、沪各地吊客纷至沓来，出殡下葬时，孙中山又特派陈果夫代表祭奠，戴季陶、居正等要员均亲临葬礼。孙中山亲撰祭文，并为蒋母题写了墓碑：“蒋母之墓”，张静江手书蒋介石所撰的挽联，胡汉民做墓志，汪精卫做铭，由浙江书法家沈尹默手书。

为表达对母亲的孝敬，蒋介石从此发誓：不论新旧历史，凡到母亲祭日，一律不茹荤、不动气、不近色，以示对母亲的纪念，以寄哀思。

1923年，为纪念蒋母60冥寿，蒋介石特在离母亲墓址约300米远的地方建筑三间新式洋房，称为慈庵。慈庵落成后，奉曾祖祈增公，曾祖批毛太夫人，张太夫人；祖玉表公、祖批徐太夫人；考肃庵公、批徐太夫人、孙太夫人、王太夫人；及弟瑞青。冥配弟妇王氏、五代神主升龛，祭飨如仪。

这次建庵供神，蒋介石十分重视。特请谭延阎书题了慈庵门额，中堂悬挂着孙中山亲书的“为国助劳”、慈云普照”二匾。蒋介石亲撰了《慈庵记》，说：“标额日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祖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院之义也。”

亦即，建筑这个慈庵，一是因为蒋父与蒋母没有合葬一穴，把父母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双亲合拢；一是可以作为蒋介石回乡时居住之所，以示不忘母亲，谨守墓园之意。

1930年，蒋介石已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为了光耀门庭，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的平地上筑造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名为“墓庐”。

穿过墓庐大门，便可看到新修建的慈庵，室内挂有蒋母遗像，下有汪清卫题字：“蒋老伯母遗像，世愚侄汪兆铭”。正中立一石碑，正反两面均有碑文。正面为谭延用所书《孙大总统祭蒋大夫人文》；后面是“孤哀子蒋中正泣述”的《哭母文》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慰劳蒋总司令文》等石刻。此外还有胡汉民题字墓诗、谭延阅所题的“蒋太夫人像赞”、林森作的挽辞等。当初治丧时，张静江、许崇智等国民党要员的唁电、挽联、悼诗等，也都一一保存在“慈庵”中。这些文词墨迹，将介石极为看重，曾委托叶楚他搜集，编为《哀思录》刊行于世。《哀思录》卷前有蒋介石亲撰的《刊哀思录所感》文，说“《哀思录》是中正生平所最哀痛而不能忘者之一种纪念”。

蒋介石对于部下晋谒其母墓很重视。据一位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蒋介石平时对部下非常严肃，惟有部下谒墓下来时，他才笑容可掬，连说“谢谢”。

总之，蒋介石事母至孝，无论是“发乎亲情”还是“系于国事”——为了统治的需要，在外界一向是有口碑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三章 走出溪口

1．顽梗童年

蒋介石幼年时期顽劣异常，他自己对此也从来不予讳言。在蒋介石自撰的《先王太夫人事略》中，他自己承认：“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搏跳跃，凡水火刀格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介石自称幼年“顽劣”、“顽梗”、“放搏跳跃”等，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蒋介石幼年时的好斗爱动，在家乡溪口街上是出了名的。他常常因此闯祸闹事，“倍增慈母之劳。”

蒋介石4岁的那年除夕，全家人正准备吃年夜饭，蒋介石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个人爬上了饭桌。他看着桌子上整齐码放的筷子，忽发奇想，竟拿起一支筷子插入喉管，想试探自己的喉管究竟有多深。他没有想到，筷子一下子插进去太深，拔也拔不出来，喊又喊不出声，以至仰靠在椅子上，大张着嘴不省人事了。家人发现后，立即慌作一团，直到请了看病先生来，取出筷子，蒋介石才渐渐苏醒，但仍是口不能言，双目呆滞。全家人吓得彻夜未眠，围护在床头，蒋介石的祖父更是惶急无措，隔一会儿便隔窗询问一下情况。直到第二天，天色放亮时，祖父蒋斯千又一次隔窗询问蒋母：“孙子恐已哑乎？”老先生深恐这个宝贝孙儿由此变成个哑巴。

这一次，话音刚落，蒋介石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朗声答道：“我能说话，没有哑！”

一家人闻听之后，转忧为喜，方始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蒋介石5岁那年的冬天，一日在院内檐下玩耍，忽然发现水缸里的水冻了一层薄冰，圆明如镜。他看得兴起，攀到缸沿，扑身去捞取冰水中的影子，因用力过猛，一下子倒栽在水缸里，怎么挣扎也出不来了。等到被家人发现救出时，小小的蒋介石早已被冻得半死，家人护理了大半日才回暖过来。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经常独自溜到门前的清溪中去游泳。溪水清浅，嬉戏尚可，但几次遇上山洪暴发，几乎遭致灭顶之灾。也算蒋介石命不该绝，每每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蒋介石7岁时，又迷上了舞枪弄棒，经常跑到街上，召来邻舍的孩子们，仿效戏台上的两军对阵，大打出手。每逢这种时候，蒋介石总是自封为“大将”，指挥打斗，伤及别的孩童。蒋介石在外常常闯祸，把邻家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有一次，他因为闯了祸，被母亲关在房里痛打，蒋介石躲元可躲，情急中钻进床下不肯出来。

正巧这时有邻居来找蒋母，蒋介石乘母亲开门之机，从床下爬出，疾奔到街上。蒋母追不上这个“劣子”，一时气得嚎陶大哭。蒋介石虽然顽劣成习，但从小就最怕母亲掉眼泪。见母亲放声嚎陶，吓得他立刻垂首返回，自承有错，劝母亲不要再哭了。直到成人之后，蒋介石仍无法摆脱这个自幼养成的“性格误区”--母亲掉泪，是他平生所最“怕”的一件事。

还有一年，适逢正月初一，蒋姓族人都按习俗到祠堂去拜祖先，拜谒之后，每人可领几个芝麻糖饼，蒋介石当然也去领了。可是，大家都是排着队按次序取领糖饼，蒋介石却偏偏要抢先。族中有人出来拦阻喝斥，他不但不听，反而就地躺倒，满地打滚，直滚得泥一身水一身，然后爬起来就往人堆里乱挤乱插。乡人习俗，“新年穿新衣”，别人一身新衣裤，都怕被满身泥污的蒋介石弄脏了，因此间避犹恐不及，也就再没人阻拦他抢先领糖饼了。因为他每逢不遂心愿的时候就以各种耍赖撒泼的办法迫人就范，所以乡人们都称他为“瑞元无赖”。

不过，蒋介石好勇斗狠、事事占先的性格倒也并非都用在了撒野耍赖的顽劣行径上，有时也能做点好事。他8岁时，已人家塾学习，有一次，一个素来蛮横的同学无故欺辱一位小同学，蒋看到后，为正义感所驱使，出手打抱不平，将那欺负人的同学打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老师闻知后，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而蒋介石并不申辩，默默承受了。

这种顽劣不堪的习性，随着年龄渐长，人学读书才有所收敛。改正。蒋介石7岁时，祖父蒋斯千谢世，隔一年又死了父亲，家里迭遭变故，使蒋介石幼小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的行为举止渐渐发生了变化。父亲去世，蒋介石沦为孤儿后，没过一年，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又同母亲发生矛盾，最后提出析产分家，占去了大部分蒋家产业。未久，胞弟瑞青生病不治，以3岁幼龄而亡故了。母亲独力抚孤携幼，处境极为艰难。正是这种每况愈下的家境，刺激蒋介石渐萌人事，懂得了体念慈母的心清，逐渐改掉了顽劣的习性。可以说，蒋介石幼时“不堪教养”的顽劣习性是在母亲的倾心教诲下才得以逐渐克服的。多年以后，蒋介石在《报国与思亲》一文中曾回忆道：“母亲深深地爱抚着我，一直就像看待婴孩一样，而其督教，却比老师还严厉。

当我出门或回家，必定要查看我所携带的东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问我去哪里；放学归来，必定考验我的课业；日常更谆谆教导洒扫应对的礼节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饬我亲自做佣仆们所做的劳苦工作，磨练我的身心免于怠情。母亲迟睡早起，无时无刻不在倾注她的全力，期望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孤子长大成人。”

蒋母勤勉刻苦的生活作风，使幼年的蒋介石深深地受到感染，他于1945年5月曾再次提及：“我（蒋介石）是在孤儿寡母的家庭中长大的，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母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抚育成人。母亲的忍耐力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深受影响，我的个性就是在这种压迫环境中所形成。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这样地锻炼出来的。”

1892年，蒋介石5岁。父母及祖父深恐他顽劣成性，贻误终生，于是决定在他未及人学年龄时，提前请师设塾，让他收心学习。

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是任介眉，这个人是个老秀才，对待蒙童的严厉和暴虐是远近闻名的，连顽劣难驯的蒋介石也难以忍受他的酷虐。因此，1894年，又改从蒋谨藩为业师。学习中，蒋介石即已显示出超出同辈小伙伴的智力和能力，业师蒋谨藩经常对蒋母说：令郎天资颖异，他日必成大器，汝节操贞洁，天固有以报也。儿子得到老师的夸奖，作母亲的当然十分高兴，也更坚定了望子成龙的信心。1899年，蒋母得知县名士姚宗元在自己娘家葛竹开馆授业，于是决定将蒋介石送往葛竹，到姚宗元开设的“溯源堂”受业。

姚宗元是地方名士，学有根基，蒋介石得其指导，学业长进很快。有一次，姚先生命蒋介石以竹为题，作一对联，蒋应声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复日寒”。

姚宗元对此颇为赞赏。从此常对蒋介石的娘舅们说：“汝甥悟力非常，若教养得法，前程岂可限量！”

同年，革命党人竺绍康骑马到溯源堂拜访姚宗元，蒋介石见竺绍康气宇轩昂，心生景慕，便久久注目；又见他的坐骑神骏不凡，于是偷偷将马牵到野外，百般耍弄。结果把那马儿激怒，噬咬蒋介石的后背，使其倒地流血。这次意外受伤，触动了蒋介石的思母之情。当年暑假放学回家，刚进家门，见到母亲未及说话便放声大哭。也许正是由此萌发了恋母情结，此后蒋介石每次外出求学，总不免哭泣留连。

蒋介石放假居家期间，有一位相面先生常来蒋家，此人总喜用手摸蒋介石的头部，一边抚摸一边慨叹：“我从未见过如此骨相的人，这小孩太奇特了！”这位相面先生的话，加上这一时期蒋介石学业上的长进和几位业师不约而同地对蒋介石的夸赞与期许，使蒋母不能不再度联想到当年金竹庵中看相人“必出贵子”的预言。

这位两度孀居、遭遇坎何的普通农家妇女，只有把今生惟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惟一在世的亲生儿子身上了。

这一年的寒假，榆林的表舅父陈春泉到蒋家作客，闲卿中提到陈春泉聘了岩头毛凤美在家中设塾，蒋母征得陈春泉的同意，决定送蒋介石到榆林就读，师从毛凤美学习《易经》，后来蒋介石改名“中正”，即榷易经》中交辞和象传之意。

1901年，蒋介石又改从崎山下皇甫氏家馆竺景嵩为业师，学《左传》，并学作策论。也就在这一年，蒋介石谨遵母命，与岩头村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结婚。

14岁的孩子，尚不知婚姻为何物，加上自幼养成的顽劣习性毕竟没有根除，因此，蒋介石婚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着实闹了不少笑话。拜花堂、人洞房的当天，蒋介石便寻机溜到了大街上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及至人们簇拥着小脚伶仃的新娘子毛福梅进洞房时，才发现另一位主角--新郎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正待寻找时，忽听门外一阵喧闹，随后拥进一群半大小子来。这些孩子一边放爆竹，一边呼喝喊叫，其中那个笑闹得最欢的，便是那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披吉祥如意红花、穿长袍马褂的新郎棺蒋介石。除此以外，蒋介石在新婚之夜就让新娘子守了空房，他自己则躲到母亲的床上呼呼大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人推拉叫喊都醒不了，最后还是蒋母请人把儿子拖拖拉拉地“塞”进了洞房之中。直到把他安置在新床上，他还在呼呼有声地酣睡，害得新娘子毛福梅含泪枯坐，直到天明。

婚后未久，蒋母再托陈春泉为蒋介石寻找名师，陈春泉不负蒋母之托，介绍了在岩头开馆的毛思诚。1902年，蒋介石来到岩头，师从毛思诚温习《左传》。毛思诚授业，注重困人施教。因此，蒋介石进馆受业后，进步很快，个性也由此发展，表现得十分狂傲。毛思诚曾说他：“狂态不可一世”。

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还表现出一些个性特点，如动静反差极大。课下休息时，他戏嬉无度，奔跑无时，偶一心血来潮，就大搞恶作剧捉弄同学，而一旦开始用功，却又专心致志，无论周围环境多乱，他照样可以埋头读书，丝毫不受环境的影响。

如此动静之间判若两人，可见其天成异秉。

无怪相面先生说“这个小孩真奇特”。幼年时期的蒋介石，实有大异于常人的“奇特”之外。

2．“红脸将军”首渡东瀛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如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同时改名志清，从此，很少有人再提“蒋瑞元”这个大名了。

蒋介石赴考上路之后，蒋夫人毛福梅便每天跟婆婆一起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丈夫早日赡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没等到报喜的上门，蒋介石已经文场失意，名落孙山，气哼哼地挂着满脸的霜回来了。

婆媳俩忙不迭地耐心安慰，小心服侍，生怕这位心高气傲、惯于拔尖却从来不肯甘居人后的蒋公子想不开，再生出什么怪主意来。

其实，这婆媳是多虑了。蒋介石那一脸秋霜并非因为科考落弟，而是因为当时的宁波已受新思潮的影响，广大知识分子对科举之类的东西已开始看穿，不再当回事了。在新思潮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社会上也纷纷议论清政府的无能、软弱，受尽了洋人的欺负等事。蒋介石生性敏感，他生平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考，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科场的黑暗腐败，他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慨。在宁波期间，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听到人们议论废科举、兴学校的新鲜事，并且惊奇地发现一些已获功名的举人、秀才竟然在试办新学堂，一些学馆里也开始向学生讲授数理化等课程了。

此外，这个头一次进城的“乡巴佬”还听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传闻：朝廷中“帝”、“后”两党之争，“戊戌变法”的失败，李鸿章大搞“洋务运动”等等，这一切在年轻的蒋介石心中搅起阵阵波澜。回到奉化家中后，他经过几天的考虑，决定从学习新科学人手，迎接和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他告诉母亲和妻子，自己要到奉化县城新开办的“凤麓学堂”去读书，去学习新科学。

蒋母深知儿子的脾性，一旦被他认准了的事，那是断难再有更改的。于是，她在同意儿子的要求之后，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必须携妻伴读。蒋母的想法是，有蒋妻毛福梅陪伴儿子读书，一则可以对儿子有个约束，以免他一人在外，又生事端。

二则蒋介石已是有妻室的人了，老太太私下里祈盼着早一天抱上孙子。

对于母亲的“附加条件”，蒋介石稍作考虑便点头答应了。婚后两年，他习惯了一切由妻子侍奉照料的日子，一旦没有了妻子的照料，他还真有点儿无所适从；另外，他早已打听得奉化县城还办了一所女子学堂，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求知。

“女子无才便是德”已成为过时的古训，不足取了。他觉得，自己的妻子也该学习一点文化知识，不该落在别人后面。

1903年9月，16岁的蒋介石带着21岁的妻子毛福梅来到奉化县城。夫妻二人分别进了“凤麓学堂”和“作新女校”。

凤麓学堂，是当时奉化城中两所新办学校之一，另一所叫作“龙津学堂”。学堂开设了英文、算学等新课目，但教学重心仍在经史子集等旧学方面。有清翰林竺麟祥主讲《礼记》，周凤棋主讲《周礼》，课程设置十分古板，体制与旧式蒙馆无大差别，英文、算学等新课目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点缀而已。这种情形，使锐意追求新学的学生们极感不满，蒋介石的态度尤其激烈。因为当时学堂里开设的那些古文课程，蒋介石差不多早把它们烂熟于心了，他弃家就学，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兴冲冲而来的，不料进了学堂才知道，这所谓的“新学堂”还是老一套，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罢了。一腔热血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大感失望。当时在凤麓学堂教书或就读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陈泉卿、俞镇臣等，这些人对校务也很有意见，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公推蒋介石为学生代表，去找校方谈判。

蒋介石当仁不让，先将“提纲”看了一遍，然后大模大样地来到校董林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后挺起胸膛一板一眼滔滔不绝地陈说起来。先列举各地洋学堂如何重视新科学课目，再陈述本校教学中的积弊若干。最后提出改革的要求：第一，减少老八股课程，增开理化、史地等新课目；二、减少上课时间，让学生有时间自学；三、请外国留学回来的人讲课，以广见闻；四、放宽校规，不得束缚学生思想，让学生自由交往。

在这场交涉中，蒋介石情态激昂，盛气凌人，措词激烈，条理分明，当场将校董林某气得面色惨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会双手狂舞，大喊“反了、反了！”

第二天，学校当局便以“首谋捣乱、煽惑学生、低毁校务”的罪名做出决定，要开除蒋介石的学籍，并威胁说要把蒋介石送交官府究办。周日宣及众同学义愤填膺、群起抗议；并针锋相对，声言如果处理蒋介石，大家将集体退学，以示抗议。校方见势不妙，又发现这些提抗议的学生都是本校学业上的饺使者，尤其是周日宣，是院考第一名人库的大才子、名教员，遂撤回开除蒋介石学籍的决定，自认晦气，将这次学潮以不了了之了。从此，同学们送给蒋介石一个绰号--“红脸将军”，以嘉许他在这次学潮中的表现。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清末的学堂里带头闹的学潮，也可以说是他涉身社会政治活动的开始。

这次学潮，对蒋介石一生的思想都有所影响。此后，当“五四”运动兴起时，蒋介石对爱国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是极表支持的。但他支持的只是“爱国学生”们“搞运动”，却并不赞成以抨击旧文化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观点他始终坚持，从未稍有更改，这也是他的思想所决定的。

这场学潮风波平息之后，蒋介石却说什么也不愿在凤麓学堂学习了。学年尚未结束，他就带了妻子回到了溪口老家。

夫妻双双把家还，乐坏了蒋母王采玉。蒋介石夫妇回家闲居，早晚侍奉寡母，晨昏以诗书为伴，日子过得倒也自在。转眼年关将近，一家人正忙忙活活准备过年的时候，蒋介石的孙家舅父忽然来了。

这位孙家舅父是蒋父蒋肃庵第二个妻子孙氏的堂弟，名叫孙琴凤，家住奉化王庙村。孙氏夫人生性娴淑，生前深得蒋父的钟爱。可惜天不假寿，孙氏早年病故，又无所出。蒋肃庵既痛又怜，于是关照后娶的王采玉，要把孙家当作自己的娘家一般来往。王采玉生性贤良大度，况且丈夫又特意交待了的，所以嫁人蒋家以后，一向与孙家十分亲近，并且吩咐自己的儿女们，也要把孙家当作自己的外婆家走动。

孙琴凤比王采五小两岁，十年来，他也一直把王采玉当自己的亲姐姐待。当时，孙琴凤在宁波森顺杂木行里当老板，生意规模不小，个人交游也非一般乡农可比。

他每次回家，总是要到溪口来看望姐姐。

蒋介石自幼就常常到孙家去拜年、玩耍，对这位孙家舅父感情颇好，所以，一见到这位孙家舅父，他就立即把风麓学堂风潮及自己退学的事讲给他听。孙琴凤久在宁波做生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较大。所以，他对蒋介石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丝毫不以为怪，反而鼓励他说：“我看你眉宇间有一股英武阳刚之气，不应当是吃文饭、吃生意饭的。我觉得你还是应当继续读书为好。

宁波箭金学堂有一位主讲与我相熟，此人姓顾名清廉，是郭县山下塘人，禀生出身，对周秦诸子，尤其对《孙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你不如到他那里去学点性理学问和变通之法，也许对今后会有益处。”

这一番话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他连连点头，表示愿听舅父的安排。

1904年春天，蒋介石由孙琴凤介绍，进入宁波箭金学堂读书。这一次，蒋夫人毛福梅仍然陪侍伴读，夫妇俩住进了宁波植物园内一所幽静的住宅。

这一段时间，是蒋妻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

箭金学堂的主讲是专治性理之学的老生员顾清廉。顾清廉关心时务，思想趋于新派，对学生讲究因材施教，他要求蒋介石勤读《孙子兵法》，并授《曾文正公集》。

蒋介石在顾清廉座下读书一年，受其影响极深，他说：“吾国载籍之富，学术渊源之广远，略涉其涯矣，以及通晓读书法，窥见汉文门经，皆顾先生一手陶成之。”

蒋介石在箭金学堂求学时，孙中山的名字已经海内皆闻，顾清廉在授业解惑的同时，也经常对学生纵谈孙文进行反清革命的种种轶闻。顾清廉讲得眉飞色舞，蒋介石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提出各种问题，发挥自己的见解。顾清廉课堂遇知己，益发快慰，遂把那套自己授课时所用的、经他悉心圈点过的《曾文正公集》赠给蒋介石，以奖掖这位“知音”高足。

蒋介石从顾清廉那里了解到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同时对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顾清廉还积极鼓励学生：“青年欲大喊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并以日本明治维新后由弱变强的历史为据，给学生灌输强兵是富国之本的思想。蒋介石自幼便好斗尚武，顾氏的说教正合其意，从此便立下志向，决定学习军事，并计划赴日本留学。

1905年，蒋介石携妻由宁波返回家乡，进入奉化龙津中学读书。

这一年，蒋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蒋母正坐在佛堂念经，忽然闯进来一群人，原来是村里管收赋税的庄书带着帐房先生到丰镐房收钱粮来的。蒋母当即解释：自家30亩田的钱粮税早已交过了。不料庄书很不耐烦地打断了她：“这一回收的是无主钱粮，上面摊下来的。”

原来溪口上地贫瘠，大部分田亩有种无收，加上荒年连连，许多农户都弃农经商，移居外地，甚至有人飘洋过海，到日本、南洋去做生意。农户流失导致田亩撂荒、无人耕种，成了无主田。可是，官税还是照原有田亩数目算帐收缴，并不考虑实际情况给予减免。这种情况下，负责为官府收税的庄书就只好把无主因应交的钱粮胡乱分摊到有主田上，喜欢加给谁就加给谁。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庄书惹不起，可以一点都不加，而软弱可欺的小户人家就只有忍气吞声替人家顶税了。蒋介石的祖父和父亲在世时，家道殷实，在溪口有头有脸，庄书自然不敢得罪。蒋斯千和蒋肇聪相继过世后，在蒋介卿未析产之前，由于蒋介卿也是常在街面上混的，至交朋友也有个有面子的，所以庄收也不想与之结怨。现在，两代蒋公早已作古，蒋介卿也已分家另过，三十亩田的户主已经是蒋介石了，在庄书眼里，这孤儿寡母是最好欺负的，何况蒋介石又在奉化念书，家里只有妇道人家，“无主钱粮”，不加在他家又加给谁家？

蒋母王采玉一向不善与人争执，明知其中有伪，自忖分辩也是无用，便勉强同意多交了一份钱粮。不料过了几天，又有两个人上门来收“无主钱粮”，蒋母纵是“泥人”也有个“土性”于是分辩说：“我家已经交过了，不信可以问庄书公。”

其实这次就是庄书唆使乡里地头蛇加码摊下来的，来人见这寡妇胆敢反驳，当即要起了青皮无赖腔：“我们这是上命差遣，有话你去找上面说去。你不交，今天就要拆你的屋！”

蒋母气极，急忙请人把儿子从奉化城里叫了回来，把事情经过诉说一遍，要蒋介石去找庄书评理。

蒋介石自幼好斗逞强，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平时母亲总是事事让人，不让他与人争长论短，今天母亲说了话，蒋介石当即冲出门去，跑到庄书家里，劈头盖脸将庄书公骂了一通。蒋介石原以为这些地头蛇是欺弱怕强。却不料这些人原是与官府串通一气的。消息报到县衙，差役一索子把蒋介石捆到了县里关押起来，并且准备以“刁民抗粮”罪究治严办。

这一下把蒋母和毛福梅吓了个半死。王采玉娘家无钱无势，求告无门，只好由媳妇毛福梅出面去央求父亲毛鼎和设法救人。毛鼎和是当时乡绅，有点面子，他出头请人作保，补缴了钱粮，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这才把蒋介石保了出来。

蒋介石枉读了几年诗书，如今被人诬告下狱，精神大受创伤，回到家里，孤儿寡母抱头痛哭了一常王采玉认为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垂泪勉励儿子要奋发上进，为蒋氏门庭争一口气。

对这件公案，蒋介石一直铭记于心，多年以后，他还曾愤恨不平地提及此事：“我当时记忆犹新，其时满清政府已腐败至极，道德沦丧的土豪劣绅与衙门的贪官污吏搜刮民财，鱼肉乡民，司空见惯，我家因无官位背景，屡为欺压和侮辱的对象。我们饱受苛捐杂税和劳役的痛苦，甚至亲友们对我们的窘困亦视若无睹，袖手旁观。我家当时痛苦煎熬的处境实在难以形容，我们全靠家母一人坚韧不拔的能耐和毅力，我家方免于沉沦的绝境。”

这场官司，在蒋氏母子心中播下了仇恨清政府的种子。蒋介石眼见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之恶，身受官府鱼肉人民之苦，痛感这黑暗腐败的社会如果不推翻，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他回到龙津学堂后，一怒之下，一刀把脑后那条拖了18年的大辫子割了去，装在一个信封里托人捎到家里。此举如一石击水，在乡里引起了哄动。人们议论纷纷，都说蒋介石参加了革命党。

从此，蒋介石出国留学的意愿愈发坚定和强烈。他返回龙津学堂后，好像变了一个，每天早晨起床很早，盥洗之后就双臂交叉紧闭双唇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沉思。

平时也不再参与同学们的闲谈，而是格外关注起时事来。这一时期，蒋介石自幼养成的顽梗之气也一扫而光，自制能力得到明显加强，孤傲、沉默，使他在同学们眼里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成熟起来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蒋介石决心东渡日本，学习军事。这一次，王采玉和毛福梅都未表示异议，婆媳俩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给蒋介石做赴日留学的川资。

1905年4月，蒋介石登轮东渡，首次赴日本留学。

3．“光我神州完我责”

蒋介石东渡日本后，原是准备报考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的。不料到了日本本土之后才知道，清政府与日本政府有约在先：凡报考日本军事学校的中国学生，一律要经过清政府陆军部的保荐，否则，一律不准报考。这样，蒋介石报考日本军事院校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但人既然已经来了，他只好先进日本专为旅日学生补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

这一年的冬天，蒋介石忽然接到了母亲的来信，要他立即返回家乡，而且口气十分坚决：“汝妹瑞莲年下出阁，汝为兄长，当主其事，宜早日抵家，免母悬念，切记，切记！”

蒋介石的妹妹瑞莲，自幼许配给萧王庙后的竺村的竺芝珊。但是，当时蒋瑞莲只有16岁，即使按浙东风俗，女子早婚，16岁的年龄毕竟也还年轻了些。蒋介石不明白，母亲究竟为什么急于让妹妹出阁呢？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蒋母思儿心切，这才与亲家商议，让女儿提早过门，以此作为催促蒋介石尽早归来的理由。竺芝珊的父亲非常理解蒋母的心情，毫不犹豫便答应了下来。

蒋母盼儿早归，还有其它原因。蒋介石决定赴日，正在筹备启程时，蒋母王采玉的母亲，蒋介石的外祖母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蒋介石动身赴日之前的一个月濭然长逝了。王采玉一下子面临爱子远游、慈母谢世的双重痛苦，情绪异常低落。

蒋介石东渡后，毛福梅虽然也陷入夫妇天各一方，遥相思念的痛苦中，但她看到婆母王采玉经常暗自饮泣，只得忍泪百般劝慰蒋母，还特意陪着蒋母到葛竹村娘家去住过一段时间，一面帮助料理丧后事宜，一面也使蒋母得以同娘家人朝夕相聚，以慰孤寂，聊遣悲怀。在葛竹的日子里，毛福梅恪尽孝道，晨昏侍奉，蒋母对此感激不已，暗自庆幸儿子找到了一个如此贤德孝顺的好媳妇。所以，蒋母急于让儿子回乡，除子思儿心切之外，也想在精神上给毛福梅一些补偿。再有，老太太盼孙子盼得心焦，儿子早一天归来，她就有可能早一天抱上宝贝孙子。

远在日本的蒋介石毫不知情，面对母亲的来信，他陷入了去留两难的境地。经过一番考虑，他还是决定谨遵母命，放弃在日本的学业，返回国内。因为，若无陆军部的保荐，他留在日本也无法报考军事学校，倒不如暂且回国，想办法取得合法身份，然后再赴日本，实现报考军事学校的愿望。

1905年冬，蒋介石结束了短暂的第一次留日生活，回到了溪口。

回国之前，蒋介石即已听说保定军官学校（当时的名称是“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将于第二年招生，他决定回国后即着手准备，来年报考这所学堂；以此作为一个跳板，力争尽快取得正式的合法的资格，然后再去报考日本军校。

1906年夏，蒋介石在杭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杭州考点”参加了人学考试。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是清政府陆军部直属督办的军事学校，当时名气很大。该年招生时，核准浙江全省只取60名，但事先即已被浙江武备学堂及各校的保送生占去了46个名额，仅余14名额供省内各地上千名考生竞争。这几乎是“百里挑一”的竞争。

不日发榜，蒋介石居然榜上有名！

考取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比考中秀才之类的功名要实惠得多。因为这个学堂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管辖的一个军官补充基地，只要一毕业，马上就是有品有级的军官了。因此，当报事人吹吹打打把大红喜报贴到溪口街丰镐房蒋家祖堂上时，前来蒋家道贺、看热闹的乡邻充街盈巷，一时成为溪口街上的一大新闻。

蒋母采王闻知喜讯，目睹这一盛况，高兴得老泪涟涟--蒋家门媚终于在儿子手里耀眼生辉了！自从儿子归国后，蒋母在儿媳毛福梅的协助下，嫁女儿、忙过年，喜悦加上忙碌，使她从丧母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现在，宝贝儿子又考上了军官学堂，功名在望，孤儿寡母备遭欺凌的日子从此一去不返，蒋氏一门总算扬眉吐气了！蒋母陶醉了，心满意足了--含辛茹苦、忍气吞气的罪到底没白受啊！

蒋介石实现了他计划中的第一步，踌躇满志，启程北上，来到了通国陆军速成学堂。

然而，进军校后，蒋介石的处境并不好。在学生们当中，蒋介石是惟一没有辫子的人，这使他一人校即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人们对蒋介石侧目而视，议论纷起，还有人怀疑他是“革命党徒”，不少人甚至明日张胆地当面侮辱他。蒋介石身处如此逆境，不动声色，暗中常以“时加警惕，深自韬晦”自省自励。这种大异于幼时尚勇好斗性格的“韬晦”之术，得益于宁波箭金学堂主讲顾清廉的苦心栽培--曾文公正的那套养性修身之术，看来已深植于蒋介石的心中了。

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同时，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感情也渐生渐蓄，充满于蒋介石的胸膛。有一次，一位日本籍军医教官来讲卫生课，他拿出一块事先准备好的泥，对学生们说：“这块泥巴里可以容纳4万万个微生物，就好比你们中国有4万万人寄生在这里面。”座中听讲的蒋介石一听此言，当即离座奔上讲台，把那块泥掰下八分之一来，向日本教官提问：“日本有五千万人口，是否也像你所说的微生物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巴里？”那位日本教官被问得张口结舌，好一会儿才指着蒋介石那没有辫子的脑袋大声责问：“你是否革命党？”

蒋介石毫无怯意，立即忿然回答：“我只问你这个比喻对不对，请不要扯到题外去！”

日本教官无言以对，闹到校总办那里，要求严惩蒋介石。

按当时的校规，凡反对教官者，轻则除名回籍，重则监禁治罪。但军校总办赵理泰也是一个深明事理、有民族感情的人，他知道这件事错在教官，不应究办蒋介石。为敷衍日本教官，赵理泰命监督曲同丰对蒋介石进行了一番训斥，未予深究。

通过这件事，反而使赵理泰对蒋介石产生了极好的印象。

连蒋介石本人也没有想到，自己与日本教官的这一番争执反而对自己日后的命运产生了积极作用。世事如棋局，难以逆料，实足令人一叹！

这一年的冬天，清政府陆军部从学堂中选拔赴日留学的学生，但规定只以日语班的学生为限。按这个规定，蒋介石根本没有报考的资格。可是他不甘心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大着胆子越级向学堂总办赵理泰呈上赴日留学的申请报告，申明自己曾赴日专门学习过日语，所以入校后没有参加日语班的学习，请求总办特准应考。

呈文递上去以后，蒋介石天天盼着批复。可是直到考试的前一天，仍不见下文。

蒋介石彻底绝望了，沮丧地躺在宿舍里睡大觉。昏昏沉沉睡到半夜时分，忽然来了一个提着灯笼的人把他唤醒，说是赵总办派他来通知，已特准蒋介石参加考试。蒋介石一听，大喜过望，恍惚间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直到那个手提灯笼的人告辞离去，他才清醒地意识到，幸运之神正在向他招手呢。事后他才明白，正是因为他在课堂上公然与日本教官争执这件事，使总办赵理泰对蒋介石这个不留辫子、敢与日本人当堂争辩的学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蒋介石刚毅、执拗、敢为别人所不敢为的作风使赵理泰暗中称许不已，“这样的学生，不应让他失去任何发展的机会！”

基于这种考虑，赵理泰特准了蒋介石的呈请。

经过严格的考试，发榜时，考前未曾作过半点预习和准备工作的蒋介石又是榜上有名！与蒋介石同时上榜的还有张群、杨杰、王柏龄、马晓军、陈星枢等人。根据陆军部的规定，录取生将于第二年春天启程赴日本军校学习军事。

蒋介石又一次金榜题名，自是得意非凡。他匆匆赶回溪口，向母亲报告这一喜讯。可是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母亲这一次却坚决反对儿子再赴东京去学习什么军事。个中原由，一是因为蒋介石第一次赴日后给她造成的精神苦楚记忆犹新，她不愿再忍受离别之痛的精神折磨；二是因为这几年来，女儿出嫁、儿子求学，本已萧条困窘的家业差不多已被淘干了底，儿子若是再度赴日，她实在是供不起了，第三个原因，蒋母不好明说，但却是最根本的：蒋介石成亲已五六年之久，却很少同妻子毛福梅在一起生活，整日东奔西走求学读书，眼见得媳妇毛氏已是24岁的人了，在乡间，这种岁数的女人有三五个孩子都不是稀奇事，可是蒋介石至今膝下犹虚。

媳妇不言不语，当婆婆的还盼着隔辈人呢。所以，这一次蒋母决意阻止儿子东渡。

蒋母的意思，正合毛福梅的心意。于是，她也乍起胆子劝说蒋介石放弃东渡计划。两个女子的阻拦，当然不可能动摇蒋介石东渡求学的决心。这个机会他等待已久，得来不易，又怎能因为母亲和妻子的反对而一朝放弃、功亏一篑呢？

然而，决心固然不可动摇，实际的困难却也不能不切实考虑。蒋介石明知家中经济拈据，东渡川资无着，情不得已，他想了一个变通之法，把妻子毛福梅当年的陪嫁之物--一个首饰箱--托人送到宁婆森顺杂木行孙家舅父孙琴凤处，内附一诗，委曲言明困窘的处境，却没提告贷求助的事。蒋介石生性心高气傲，像这种低眉垂首求助于人的事，他平生也没做过几次，如果不是自幼与孙家舅父的感情较为亲近，他是断断不会这么做的。

孙琴凤经事较多，一见这首饰箱，立即明白了蒋介石的隐衷。他当遣人送还了首饰箱，并附上川资400元，送给蒋介石，作为他赴日留学的费用，并书嘱蒋介石要安心读书，溪口家里的一切有孙家舅父代为照拂，无须挂念云云。蒋介石得孙家舅父赞襄，得以顺利东赴日本求学，对于孙家舅父的大恩大德，蒋介石始终不忘，何况蒋父肃庵公临终前曾再三叮嘱蒋母王采工“把孙家当自己的娘家走动”，因此，蒋介石发迹后，对待孙氏舅父母胜过葛竹亲娘舅。每次回乡，必先到肖王庙镇探望。

蒋经国受父亲影响，对孙氏舅婆也很尊敬。蒋经国每一回乡，必到肖王庙探望其孙氏舅婆蒋妙缘，谈笑相聚，十分亲热。蒋氏父子离开大陆时，蒋妙缘已届八旬高龄，由于不愿漂泊异乡，故仍留在老家。

1963年，原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江日章从外地回到家乡肖王庙镇扩湾村。江日章的母亲和孙琴凤是堂兄妹，故汪亦呼蒋妙缘为舅母。他回到家乡不久，即登门探望。

这时蒋妙缘的丈夫早已故去，女儿出嫁，膝下寂寞，晚景凄凉。1965年，汪日章经过再三考虑，上书周恩来总理，反映蒋妙缘过去与蒋介石的关系和目前的处境，要求给予关心和照顾。时隔不久，有关部门即派人来奉化，把蒋妙缘接到上海。蒋妙缘当时虽已96岁高龄，但身体尚佳，思维清晰，回忆往事，如数家珍，行前清楚地讲述了他的外甥蒋介石和外甥媳妇毛福梅闹家庭纠葛的情景。在做好准备之后，蒋妙缘由她的女婿王仁和陪同，转由香港赴台湾。蒋介石获悉蒋妙缘行踪，特派蒋经国专程到香港来陪，蒋介石自己则在台湾亲自迎接，优礼有加。这件事，在当时两岸隔绝的情况下属于绝对的秘密。蒋介石晚年的反共立场无稍更改，但对大陆将蒋妙缘送来台湾的义举能够欣然接受，足见其对孙家舅父及其亲眷的感情之深。

江日章为什么敢于在60年代中期上书周恩来总理反映蒋介石舅母境况呢？江日章曾解释说：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会谈时，我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与周恩来相识，知其为人大度，不计私人恩怨；二是那时报纸上已偶尔可以看到中共呼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向蒋介石伸出了谈判之手。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正式宣告：“我们愿意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同年7月，周恩来总理又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号召。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在加尔各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记者提出的问题回答：“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争取蒋介石。”“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今天重温礼送蒋介石舅母赴台这个历史事实，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政策的发展过程。

蒋介石川资落实，立即辞别了母亲和妻子，先奔赴天津，与同时被陆军部保送的几位同学汇合一处，乘日本轮船抵达东京，进入日本的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

早在两年前，蒋介石首次留学日本时，即认识了日后被他尊为“义兄”、对蒋介石参加革命有引荐提携之恩的陈英士（其美）。陈英士到日本留学的时间比蒋首次赴日还早一年，当时他在日本警监学校就读。恰好，蒋介石的同乡兼师友周淡游当时也进入警监学校学习，于是，蒋介石在周淡游的介绍引荐下，与陈英士结识。

陈英士对蒋介石是“一见如故，即与订交，介绍人同盟会。”陈英士不仅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而且，蒋介石1910年得以见到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也是由陈英士介绍引荐的。这次赴日，蒋与陈重逢，自是十分亲热。也就在这次重逢之后不久，在陈英士的介绍下，蒋介石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日本振武学校系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办的，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当时派遣去的日本学习陆军之学生，曾人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人士官学校。”蒋介石入校，已算是该校第十一期学生了。

这一时期，蒋介石放弃了他自己改过、用了几年的名字--志清，又一次改名为“中正”，字“介石”。

当时的日本振武学校，校规极严，对学生的饮食起居、作息时间均有严格的限制。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逢星期日，蒋介石都一定参加江浙籍同盟会会员的秘密聚会活动。大家聚在一起，痛斥清政府的腐败黑暗，畅谈“驱逐鞑虏”的革命理想。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浙江同盟会会员苏曼殊、张恭、章梓等人结识。

在同盟会员们的影响下，蒋介石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形成，这一时期他最爱读的书是邹容的《革命军》，并经常带在身边，随时捧阅，从而坚定了民族主义和反清思想。据毛思诚回忆说：蒋介石人振武学校后，有一个时期每天早晚必诵《革命军》，甚至睡觉时还将书抱在怀中，不忍释手，做梦时也似乎在和邹容对话，其痴迷人境之态，一时传为佳话。

在革命志士的熏陶影响下，20岁的蒋介石，思想感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强烈地想让自己的亲友们知道他现在已经变成了“蒋介石”，而不再是从前那个“蒋志清”了。于是，他穿上军装，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拍了一张照片，分寄给国内的亲友们。在给表兄单维则的那张照片背面，蒋介石还豪情满怀地题写了一首小诗，借以抒发胸臆：“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固然反映了当时的蒋介石强烈的民族意识，反映了他当时“一心为国，不欲为官”的志向。但从蒋介石日后的情况来分析，这“东来志岂在封侯”却是大有讲究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确是“志不在封侯”，而是成了“王”，成了一个大独裁者，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枭雄！

1909年11月25日，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旋即到驻扎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师团长为长冈外史）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飞松宽吾）人伍。人伍时的花名册上这么写的，“学名：蒋志清。籍贯：浙江。身高：169．4公分。体重59．2公斤。

入伍之初，蒋介石当的是二等兵，以后升为“士官候补生”。

高田是个小村镇，隶属新渴县，靠近北海道。入冬以后，这里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时积雪厚达丈余。蒋介石生长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很少见到过这样恶劣的天气，为了尽快适应这种高寒多雪的气候环境，蒋介石每天早晨5点以前起床，自己拿着洗脸盆到井边取水洗脸。适应了一个时期之后，他又用雪擦身或洗冷水澡，渐渐地，他的身体强壮起来了。许多年后，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蒋介石后来当政时，也大力提倡用冷水洗脸，认为这是健身之道。

在联队的野炮兵队里，蒋介石每天的任务只是照料军马。为此，他每天早晨洗过脸之后就去擦洗军马，在马厩里把军马的全身擦洗干净之后，再牵到厩外饮水和喂食。每天把马喂好后，蒋介石才能返回营房吃早饭。傍晚，再到马厩里擦一回马，返回营房后先刮靴，然后吃晚饭。这种工作，听起来也算是军事科目，实际上类似苦役，但蒋介石不以为怨，仍能做到“咬定牙根，事事争先，不自感觉其苦。”

做这种工作，每天的体力消耗极大，可是联队里的伙食却并不好。据蒋介石后来回忆，日本军队当时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米饭，每周还必须要吃几次麦饭。佐餐之物经常是三片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每人的定量都一样，不分饭量大校蒋介石刚开始时吃不饱，以后慢慢习惯了，身体也适应了这种饭量，人也不怎么觉得饥饿了。这种定量进餐、菜式单调的军队生活，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但蒋介石却觉得定量进餐有利于身体健康，并说日军官兵的身体素质很好，因此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爱生病，是因为每餐吃得过饱的缘故。后来他还经常以此教育中国军队的官兵，告诫他们不要过量进餐，吃得太饱，认为只要吃够就可以了。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曾涉猎了不少军事典籍，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在高田的一年时间内，蒋介石体会最深的，首先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在日本军队内，班长已是职业军人，不退伍，因此军历较深。也是因为认识到班长的重要性，所以日本军队对班长一级的训练和业务都是严格保密，从来不教外国学生。

其次的体会是：军队内部要形成一个综合性结构。在日本的军队里，如剃头、看护、修理机械等，均由军队内部人员自行解决。军队的士兵多数要学习一种军务以外的技艺，以便于退伍后能够找到谋生的职业，不致因为当兵而失业。

第三个体会是：军队的官兵要有中心信仰。蒋介石认为对士兵进行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十分必要。蒋介石亲眼所见，日本士兵都信仰天皇，忠于自己的祖国，同时也有历史。地理知识的教育。他认为，这是日本士兵作战勇敢的根本原因。

日本军营对军风、军纪及军营卫生的严格要求，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军营里，寝室、讲堂均要求室内四角和门背面必须整洁干净；甚至连痰盂也有明文规定，除要求内外整洁之外，盂内的存水量也有标准，即不得超过总容量的三分之一。军队内负责查卫生的长官带着白手套，一进屋门就伸手往门横木和角落里摸。对此，蒋介石印象殊深。正因为印象深，受其影响，蒋介石当政时，最喜欢戴白手套，每到一处，都要四处摸一摸，检查干净与否。

蒋介石惟一认为不可取的，是日本军队内长官打骂士兵的残暴和野蛮。他曾说：“我看到日本军队的下级干部用对待奴隶牛马的方法来打骂士兵，当时就觉得这种军队能打仗吗？我们中国军队更应严禁官长打骂虐待士兵，遇事必须耐心教育劝导，使他们受到感化。”而实际上蒋介石也深受日本军队的这种影响，他性情急躁，好发脾气，稍不称心，不是骂人就是打人，而且蒋介石打起人来，一拳一脚，非常熟练。他当政以后，曾经随侍左右的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就经常挨骂挨打。

按照蒋介石的军规，长官打时，下级只准挺胸硬挨，不准闪避。这种“军规”，不知是根据蒋介石的哪一条“训示”制订出来的。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国民党军队里宫长打骂士兵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和军营生活体验，对蒋介石的一生影响较大，既成为他日后教育部下的资本，也是他蒙受孙中山器重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正是因为赴日留学，才结识了陈英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一个只是股陇地仇视清政府的普通青年，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革命党人，成为了一个立志“光我神州完我责”的斗士。

4．敢死队长和他的革命引路人

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英士）的关系是非常深的。陈其美是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赫赫声威是举世闻名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则很可能“四大家庭”中的“陈”会易姓而居，或者干脆是“四大家庭”变成“三大家族”。因为陈立大和陈果夫这兄弟二人，是陈其美的胞兄陈其业的儿子。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大权之后，看在“义兄”陈其美的面上，着力扶持陈氏兄弟，才使陈家的两个侄辈兄弟迅速崛起，脐身于“四大家庭”之列。

由此可知，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关系绝非泛泛，而是“生死之交”。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北部归化（今湖州市）人。与蒋介石算是“大同乡”。

他们两人相识于日本东京，在辛亥革命时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子兄弟。曾立誓“生死与共，安危同仗。”陈其美生于1878年，比蒋介石大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陈其美的身世家境也与蒋介石有相似之处。

陈家祖上曾是地方大户，十分富有。但到了陈其美的曾祖那一代，家道始衰，逐渐中落了。到了陈其美的父亲陈延信这一辈时，因为科考连连不第，遂弃文经商。

陈其美幼时聪敏好学，读了几年私塾。15岁时，父亲陈延伤病故，家境一落千丈。陈其美为了生计，只好到一家典当铺做学徒。1902年春，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归来，向陈其美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间由贫弱变为富强的情形。当时，已在当铺干了11年的陈其美立即感到自己“见闻于隘”。一向胸有大志无缘伸展抱负的陈其美决心只身到“十里洋潮的大上海去长长见识。

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反清活动的中心，各种新潮思想广为传播，民智开化的程度远非地处浙北的归化可比。陈其美当年已经26岁，他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奋发学习，广交朋友，先后结识了于右任、蔡元培、张静江等反清志士，由此吸收了更多的革命思想。时日渐久，陈其美感到“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对自己栖身于一个小小的丝栈的处境极感不满。于是，在胞弟陈其采的资助下，陈其美于1906年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

陈其美到东京后，先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培养新型警官而委托日本政府代办的。陈人学后，结识了也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周骏彦、卢钟岳。周淡游。庄之盘、魏伯祯等人。人学不久，陈其美不满于这所学校授课太少，于是，又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陆军学校是孙中山委托日本友人寺尾享出面申办的，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为推翻清政府积蓄生力军。陈转人陆军学校后，立即受到浓郁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井结识了徐锡麟、秋谨等革命志士。1906年，陈其美加入了同盟会，还和部分陆校同学组织了一个“军事体育会”，意在锻炼体魄、学好军事，为革命的起义和暗杀行动做准备。他十分敬慕革命烈士邹容、陈天华等人，经常和同学们畅谈国事，慷慨悲歌。

1906年12月，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人领导的萍浏起义惨遭镇压，1907年，钦廉防城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和镇南关起义等均遭败绩。消息传到了日本，陈其美等留日进步学生及同盟会员极感悲愤；1907年7月，徐锡麟等人在安庆行刺安徽巡抚恩铭未遂，秋谨在绍兴响应，因时间有误而致失败。秋谨旋被杀害。

这些不幸的消息尤其使陈其美感到异常悲痛。他再也没心思留在日本了，决定提前回国，继承烈士们的未竟事业，亲身投入反清革命斗争。

1909年夏天，陈其美策划发动浙江举义，不幸被叛徒刘光汉出卖。时任清政府两江总督的端方派兵抓捕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因陈外出未归，同盟会员、浙江龙华会首领张恭被捕，起义被迫辍止。

1911年7月31日，湘。浙、苏、皖等7省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谭人凤等均在其列。会议选举陈其美分掌庶务，负责组织工作。陈其美遂以花天酒地的浪荡公子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在长江流域地区，中部同盟会成为反清革命运动的中枢组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紧接其后，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为了策应武昌起义，陈其美一面积极筹划上海武装起义，一面电召蒋介石等一批尚在日本学习的同盟会员立即回国，协同作战。

蒋介石当时正在日本高田当兵，接到陈其美的电报后，他当即连呈三份申请准假回国的报告，但都未获上司批准。无奈，蒋介石只好去找飞松宽吾联队长请假，飞松宽吾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只准了蒋介石48个小时的假期。并对蒋介石说：“如果在48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缉查你！”当时的日本政府军事当局对中国留学生参予反清斗争的活动采取既不公开支持又不加以阻拦的态度，因此，对蒋介石请假回国的目的，联队长飞松宽吾故意不问，在蒋介石离队前，还特意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欢送仪式。

蒋介石获准离队后，立即约同张群、陈星枢等人从高日乘火车赶到东京，分别向本省同盟会支部领取了路费。由于48小时的假期将满，蒋介石为安全起见，特意脱掉军装，换上了一身和服，并把军服和军刀从东京邮寄回所在联队，然后会同另外23名回国的留学生，从东京乘船，于10月23日回到了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面见陈其美。当初，陈其美曾力主先在浙江举义，他的计划是“先占杭州为根据地，再由专车派兵夺上海制造局，进取苏州，直达南京”。

可是浙江的革命党人却认为沪杭之间交通便捷，如果上海不首先光复，则杭州起义很难成功。所以，应当在上海首先举事，尔后杭州响应，可一举而成。陈其美的计划未被接受，只好来到上海，蒋介石等人抵沪后，陈其美正在积极筹划上海的武装起义。这时，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而武昌方面又急待声援，需要江浙一带尽快发动起义。11月1日，陈其美与李平书、钮永建等人议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遂于11月3日下午宣布独立。在此以前，蒋介石、黄郭、陈泉卿等人已奉陈其美的命令奔赴杭州。抵抗后，蒋介石等人未稍歇息，立即约集了杭州军、警、学界的一些革命党人在顾乃斌家开会，一致推举童保暄为临时司令官，诸辅成负责建设机关部，朱瑞、顾乃斌分别担任第一、第二标司令官，“并约定起义时间为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此处日期为旧历，实为公历11月3日-7日）之间”。

蒋介石由上海赴杭州时，曾奉陈其美的命令，与王金发、王文清等人“同率敢死队一百余人”支持杭州方面举事，并由蒋介石担任“先锋敢死队”指挥。这是蒋介石平生所担任的第一个“官”位。

11月3日上午时，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总商会集会，正式公开宣告独立，升起了同盟会起义的标识--青天白日旗，同时决定立即实施武装起义。起义开始后，闸北民军迅速占领了巡警总局，率先得手；接着，敢死队烧毁了道台衙门，一举攻占上海县城。至11月3日下午4时，各路敢死队、商团、民军齐集，向江南制造局（即兵工厂）发起攻击。陈其美亲自率领弹械精良的商团从南市出发，直取制造局。但清军已有备在先，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清军的火力也优于商团，所以，民军的两次冲锋均未得手，伤亡惨重。陈其美情知敌强我弱，强攻不易得手。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遂命令停止进攻泊己和李平书冒险进入制造局，试图说服敌方，争取和平解决。不料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将陈其美强行扣押，用铁链锁在厕所旁边的柱子上，只将李平书放回来。其后，商团、民军与稍后赶来增援的光复军合力猛攻，经数小时激战，终于在11月4日凌晨攻克制造局，上海遂告光复。陈其美的这一冒险行动，当时曾传为佳话。

11月3日晚，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杭州，全城各界人心浮动，商家店铺纷纷挂板关门，驻杭清军各部也都加强了戒备。童保暄、朱瑞、顾乃斌等人紧急会商后，决定11月4日夜间发动起义，以策应上海，并正式成立临时司令部指挥各路义军举事。

同时约定，举事时以“独立”为联络口号。

11月4日夜，第一标司令官朱瑞在觅桥集合原新军第八十一标的队伍，率队向杭州城进发；顾乃斌也劝导原新军第八十二标统带固周成功，任第二标司令官，率队从南星桥向杭州进发。

起义的枪声打响后，蒋介石亲率先锋敢死队队员协助顾乃斌的第M标进攻抚署衙门。据蒋介石1912年所写《复顾才子（乃斌）书》中回忆：“攻击之初，先由陈济汾、于竹二君，投抛炸弹于署侧杨馥齐楼窗之下，署前部队随响攻击，二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在义军的猛攻之下，浙江巡抚增锡企图从后院墙洞逃逸，被起义士兵生擒。

11月5日，各路义军围攻旗营，迫使杭州将军德济投降，杭州全城遂告光复。

在上海革命力量的推动下，苏州也于11月5日宣布独立，正式挂出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其后，陈其美和江、浙两省军政府共同调集苏军、浙军、镇军、沪军等部队组成江浙联军，击溃张勋的部队，于12月2日攻占南京。

陈其美在上海和江浙的起义斗争中功勋卓著，成了当时人人皆知的大英雄。孙中山先生在回顾辛亥革命历史时曾夸赞陈其美说：“武昌既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杭州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其时，陈其美已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司令部长。

蒋在上海见到陈其美后，陈其美对蒋介石在杭州起义中的“敢死”表现至为赞赏，于是让蒋介石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整编革命军队，维持上海治安并参予训练新兵等。不久，陈其美向上海绅商募集4万元，组编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归黄郭的第二师辖制。

陈其美与黄、蒋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兼战友。三个人原就志同道合，关系密切。

经过沪、杭起义的战火锤炼，陈其美对黄、蒋二人更加赏识，为了培植个人的核心势力，陈其美提议三人换帖拜把子，结为盟兄弟。蒋、黄二人欣然应命。

应当说，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初期的表现是十分英勇而且无畏的，杭州举事前，蒋介石自知“敢死队”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料到牺牲必多，他也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的。在率部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书》，说他已决心“弃学景从革命”、“誓为革命牺牲”。在这封《诀别书》中，蒋介石-一与母亲王氏、大哥蒋介卿及发妻毛福梅宣告“诀别”，并交待了自己死后的相关的家事。

蒋母被儿子的这封信吓坏了。然而关山阻隔，她想去阻拦也不可能，只好写封回信叫儿子不必掂念家里，自己则与媳妇毛氏到庵堂里拜菩萨许愿，每天在自家佛堂里念经祈祷。

不数日，杭州光复，蒋介石赴沪邀功去了。消息传到蒋家，丰镐房一片欢腾。

蒋母特备三牲谢神，同时也把从杭州回到奉化来的一些敢死队员请到丰镐房蒋家祖宅吃了一顿庆功宴。原来蒋介石所率领的那一批敢死队员，是陈英士从奉化一带招募的，计有一百余人。这些人大都是奉化桐照、松岱、马头、芜湖等地的渔民，骠悍勇猛，忠直可信。在杭州举义时，这些敢死队员在蒋介石的率领下，个个冒死冲锋，争先恐后，为革命军扫出了一条血路。为此，蒋介石十分感激他们。因为如果不是这些“死士”奋勇争先，蒋介石的战功是无从谈起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蒋介石深明此理，他在上海初任要职时，曾意图挽留这些敢死队员们留在自己身边。

可惜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愿久居上海，纷纷返回奉化家乡去了，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随侍蒋介石左右，如后来官至蒋家嫡系部队第二十六军军长的陈孔如就是其中一个。

蒋介石从一个日军炮兵联队的实习生一跃升为统兵千余的团长，可说是一步登天了。但是，蒋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职务--领兵率队、一呼百应的体验，使他初尝了权力的滋味。从此，24岁的蒋介石的心中，一种叫作“权力”的东西开始萌芽了。

5．革命党杀了革命党

中华民国的建立，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并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内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陈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对光复会的人有很深的成见，起义成功后，他更逐渐暴露了江湖帮会头子的种种陋习，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文和，多次制造各种矛盾。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逐渐还其帮会首领心地偏狭、短识陋见的真面目了。

同盟会员们与光复会的嫌隙由来已久。

1907年7月，徐锡麟谋刺安徽巡抚失败，秋瑾又在绍兴被捕，陶成章也遭清政府通缉。在此情况下，陶成章出走南洋，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秋，陶想在南洋华侨中募集捐款，资助江浙等省组织武装起义，因为孙中山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抵毁孙中山先生。

1910年2月，陶成章与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会，章任会长、陶为副会长，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嫌隙，虽然只是革命党内部的矛盾，但陶成章却因此引起了陈其美等同盟会员们的忌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陈其美个人权力欲望的膨胀，终于导致了一场流血事件。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

陶成章（1877-1912）宇焕卿，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控、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革命报刊，活动颇有成效。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道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事败，也从容就义。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事实上，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原则性的利害冲突，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先是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文和为总司令，带敢死队到上海，李随陶成章同晤陈其美，双方约定u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

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于是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虽然在光复上海之役中，陈其美的资望和战功尚逊于李和，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茨，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茨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却派卫兵将他逮捕，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其杀害。

在陈其美掌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他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蒋介石可以说是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其美“金兰结义”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的。

陈其美攫夺革命果实，以都督之尊而跃居上海帮会头领地位，出于派系纷争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陶成章“代理浙事”。而陶本人又力辞不受，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继任。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陶成章在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人主浙江的谋图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1912年1月15日，上海根立报》刊出一则消息：“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立即唁电缉凶。十七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的电文：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关于蒋介石行凶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如马叙伦的记述：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十一月甘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是主凶，王竹卿为助凶，这方面，蒋介石本人早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陶成章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违，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竟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碟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探目头于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杀，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为了保命，蒋介石拿着陈其美犒赏给他的大量金钱匆匆潜出国门，逃往日本。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来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拼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记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第四章“昂昂千里之资”

1．讨袁失利的副产品--接近孙中山

蒋介石一枪掀掉了革命党领袖陶成章的天灵盖，也就此揭开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积怨既久的矛盾盖子。这个矛盾盖子一经揭开，就再也捂不住遮不住了。蒋介石的这一枪，固然是沉重地打击了光复会，可是他本人甚至连主使他枪杀陶成章的“义兄”陈其美都没有想到的是：打击了光复会，非但没能使同盟会成为“永占优势之政党”，相反却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致使后来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失去了光复会这一重要支柱，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击败，弄得陈其美、蒋介石在国内无处安身，连孙中山也不得不亡命海外。

蒋介石的这一枪，于敌于友都是至关重要。

杀了陶成章，蒋介石被陈其美送出国门，逃到日本。陈其美送蒋介石的理由很简单：留学深造。这个借口几乎欺骗了所有的人。连和V护山都一直被蒙在鼓里。而蒋介石虽然在多年以后自吹自擂，说他杀害陶成章是“辛亥革命成败的最大关键”。

可是，一向喜欢邀功、居功的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拿这件“丰功伟绩”作为向孙中山讨赏的资本。孙中山在世时，蒋介石和陈其美对这件案究竟是何人所为一直缄口不言，直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才“想起”这件事来。

蒋介石亡命日本，一边学习，一边担任了《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为这本杂志撰写了《发刊词》，指明办刊宗旨为：“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缎之计者”。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有“弃戎从文”的劲头，先后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他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幻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全世界各种族和睦相处，没有战争，也就不需要军队，只需警察来维护社会秩序即可。他还在文章中指出，在将来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和俄国最有可能与中国打仗，并且警告国人：无论哪个国家侵略中国，中国都将不堪一”击。他因此大声疾呼，指出当时的中国应当建立一支有60万兵员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蒋介石的确是个帅才，是个政治家兼军事家战略家的好坯子。他的关于中国很可能受到日本或俄国的侵略的预言，真还有点儿“高瞻远瞩”的味道。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所下的“中国将不堪一击”的论断。也许这是一种思想根源，它直接导致了十数年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出笼。却原来，蒋介石早在1912年就种下了“不抵抗主义”的思想祸根！

呼吁中国建立一支至少60万人的陆军部队，这是蒋介石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

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还着重批评了军权和政权集于各省总督一人之手的政治制度，他说：“这种政治制度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不得不承认，蒋介石说得非常正确。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至此，我们又找到了蒋介石大搞政治与军事独裁的一个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他本人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胜利的形势下，大多数革命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共和制度已经实现，今后的任务就应当是兴办实业、改良民生了。幼稚的革命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临时大总统”很快就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战的情况下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立即变了脸，强制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打击革命力量，并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车站将鼓吹议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刺伤。

宋教仁被刺时，陈其美就在现场，他当时是亲赴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故尔亲眼目睹了这场血案的全部经过；他旋即下令全力侦破此案，务须缉拿真凶，为他的革命战友报仇雪恨。

不久，案情大白于天下。在全国进步舆论同声谴责袁世凯的暴行的情势下，袁大总统终于按捺不住，撕下了拥护共和制的假面具，加速了专制独裁的步伐，调动军队南下包围国民党人当权的湘、赣、皖、苏四省，随时准备用武力对付国民党了。

正式成立还不足一年的中国国民党一下子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了。

当时正在日本考察访问的孙中山，闻知宋教仁被害之后，立即赶回了上海，按孙中山的主张，他要立刻组织军队，兴师讨伐袁世凯。可是，陈其美等一些国民党要员认为当时的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力主“法律解决”，并坚持认为现在已是民国时代，为了百姓的安定，不能轻言动用武力。双方争执不下，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以致延误了讨伐袁世凯的最好时机。直到当年7月，袁世凯得寸进尺，先下令撤免赣、皖、粤三省都督，继而又公开指斥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捣乱”，要“举兵征伐”，派北洋军进驻江西，这才使江西都督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并组织讨袁大军。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紧随李烈钧之后，苏、皖两省分别于7月15日和7月17日宣布独立。陈其美也于7月18日宣布上海独立，并通电讨袁，建立了上海讨袁总司令部，陈其美自任讨袁军总司令。

这时候，蒋介石正积极准备赴德国学习军事。战事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赶到上海，投奔陈其美。不过，蒋介石来上海找陈其美，初衷并不是想要协助讨袁的。他在日本呆了一年，边学习军事边办《军声》杂志。可惜，杂志因故停刊了。蒋介石便从日本返回国内，回到溪口老家，开始为赴德学习做准备。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改变主意的。他到上海，找到陈其美之后，并未改变赴德的计划。后来，还是在孙中山的“劝说”下，他才同意留在上海，帮助陈其美组织武装讨伐袁世凯。

蒋介石按照陈其美的命令，只身到驻沪袁军第九十三团去做“发动起义”的工作。这个九十三团当时驻扎在龙华，是陈其美的旧部。蒋介石来到九十三团后，召集各部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大家倒戈反袁。直说得唇干舌焦，好歹算是说服了一个营。当时陈其美准备用来举义讨袁的兵力很可怜，包括被蒋介石说服的这一个营，加上陈果夫组织的军校学生奋勇军。刘福彪的福字营和居正控制的吴湘炮台等，总共只有不足万人的兵力。

不过，陈其美这个人毕竟还算个英雄人物。复杂的人生经历，十里洋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加上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使陈其美抱定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

陈其美自己也曾说过，他素来是“以冒险为天职”的。所以，在根本无法像“第一次革命”那样动员光复会、民团、商界和会党力量的情况下，虽然讨袁义军势孤力单，他还是下令起事了。

7月23日凌晨，陈其美一声号令，指定制造局为首攻目标，起义开始了。

在陈其美的统一指挥下，蒋介石率九十三团的一营兵力向高昌庙进攻，松军向龙华守敌进攻，陈果夫的学生奋勇军主攻西炮台。双方在黑暗中激战数小时，由于守军枪械精良，弹药充足，且人数也大占优势，讨袁义军虽付出了较大的死亡，仍未能获胜。攻击开始后，海军的三艘兵舰也协同守军开炮猛击讨袁部队，战至大亮，讨袁义军终于无功而返。

7月24至25日，讨袁军再次发动攻击。可是守军占据有利地形，加上明显优于讨袁军的火力支持和随后赶来的援军参战，所以，尽管讨伐袁世凯是义军全体官兵同仇敌汽的精神支柱，尽管大家不畏牺牲，个个奋勇，却到底未能越过雷池一步。

至8月上旬，全国讨袁的形势的日益艰难，袁军乘胜挥师南下，将上海讨袁部队重重包围。8月13日，讨袁失败了。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二次革命中，蒋介石从上海举事开始到讨袁失败，一直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取缔，刚刚组建一年的年轻的国民党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革命陷入了低潮。

但是，蒋介石本人也未曾预料到的是：二次革命讨袁的迅速失败，反而成为他接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契机。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国内无处安身，只得再度流亡日本。蒋介石和陈其美在上海东躲西藏了一阵子，因为袁世凯悬赏5万元缉拿陈其美，陈其美在上海也难以容身，遂于1913年9月偕同蒋介石到了宁波，企图运动浙军起义，但未能成功。10月初，陈其美奉孙中山电召去了日本，留下蒋介石负责上海讨袁事宜。蒋介石坚持了两个月，工作无法开展，袁世凯又缉拿得紧，无奈，也去了日本。

蒋介石这一次赴日本，完全是流亡。但是，由于孙中山、陈其美也在日本，在陈其美的引荐下，他与孙中山相识、相熟、相知，由此逐渐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第一次面见孙中山，是1910年的事。那时，蒋介石加入同盟会还不到3年，能面见同盟会总理，完全得益于陈其美。这一次，又是因为陈其美，蒋介石才接近了孙中山，得以追随左右。所以，说陈其美是蒋介石的“革命引路人”，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头一次与孙中山见面之后，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看法就颇令人鼓舞。孙中山曾对陈其美说：“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这样的人，对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才，他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实行家。”

初次见面就留下了如此印象，殊为难得。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孙中山的眼里变得更成熟、更坚强了。

短暂的二次革命讨袁行动遭到惨败，刚组建的中国国民党被袁世凯抓的抓、杀的杀，弄得七零八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了袁大总统政治餐桌上的一盘菜，而苦心孤诣制作了这盘“菜”的“厨师”们--孙中山及其一大批革命党人都不得不亡命海外，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在中国大地上为所欲为。一句话，二次革命给中国的革命者们除了留下遗憾、沮丧和血的教训之外，任何有益的东西都没有留下。

可是，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应当感谢袁大总统镇压二次革命的果决和迅猛。因为，如果不是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也许永远没有机会接近孙中山。

因此，我们可以说：二次革命的失败，使蒋介石成为最大受益者。

2．誓为第二化身

1927年，北伐军打到上海后，蒋介石曾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举行了一个“陈英士先生殉国十一周年纪念会”，并亲自到会主持。

在上海各界为欢迎北伐军而举行的集会上，蒋介石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陈英士同志》的演说，十分动情地说：“我们追溯前源，我们的成功，也就是陈烈士遗留下来的”，“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诸位今天来欢迎我，不是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我希望大家都做陈烈士的化身”。

“第二化身”，是蒋介石为向陈其美表忠心而说的一句名言。1915年初，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准备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愤怒，反袁、讨袁的呼声日益强烈，革命时机日趋成熟。这时，留在上海等地的一些革命党人纷纷催请陈其美回国主持讨袁斗争。孙中山这时正在抓紧筹划建立中华革命军的事，于是命令陈其美赶回上海，召募革命队伍，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准备再举讨袁义旗。形势虽然有利于革命，却并不利于陈其美回国工作。因为当时陈其美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悬赏5万元重金通缉的“国事犯”，他一旦回国，处境必将万分危险。

陈其美明知回国后凶多吉少，却仍然义无反顾，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毅然决定返沪。蒋介石送陈其美到日本横滨道别，曾对蒋介石说：“吾愿牺牲一己，以偿我党之代价，以挽我国之弱风。吾愿扫除中国之恶魔，吾愿建造世界之平等”。蒋介石闻听这一番深情的表白后，也激动万分地回答说：“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贼所害，我一定要成为兄之化身，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兄的未竟事业。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后，就“发起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

他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遂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名为“中华革命党”，其目的是要发动“第三次革命”，继续讨袁。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建，孙中山为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许崇智为军务部长。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并指定陈其美和居正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仅此一点，也足见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和信任。

担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的陈其美，实际上是孙中山在党内的第一副手。孙中山曾明确规定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

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这种权限，在当时的中华革命党中，可说是：“一人之下，诸人之上”的股腑之臣了。

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在原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意见纷歧。因此改组的筹备策划用了很长的时间，一些同盟会元老如李烈钩、谭人风等人坚决反对孙中山的重组新党的举措，黄兴虽未便公开争执，但拒绝加入新党，毅然离日赴美，为的是避免与孙中山正面冲突。在众人纷纷反对和拒绝入党的情况下，陈其美和蒋介石是坚定地拥护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前不久，蒋介石即于1913年10月29日由陈其美的盟兄张静江为盟誓人，正式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他的“入党誓约”编号为第102号，这个中华革命党党员人数最多时只有500人左右，蒋介石是在上海宣誓入党的，是国内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之一。蒋介石入党后不久，即于1913年12月离开上海，到日本协助陈其美做些杂事，空余时间无事可干，就孜孜不倦地阅读《曾文正公全集》等书，以致“两目成疾”。他真正喜爱这部《曾文正公全集》，也就从此时开始。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继续以反袁革命为号召，并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人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发起讨袁活动。陈其美被任命为湘沪司令长官，于1915年10月中旬从日本回到上海，秘密开展反袁军事活动。蒋介石那著名的“第二化身”的誓言，也就是这次送陈返沪时所说。

陈其美秘密潜回上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安了个家。从此就以这个家作为反袁军事活动的总指挥部。

陈其美将一切安排妥当后，立即给在日本的蒋介石发出“盼即回沪”的电报。

蒋介石接到电报，立即启程返回上海。与蒋介石一起返回上海的还有丁人杰、余祥辉、杨庶堪等人。会同已在上海的邵元冲、周淡游、吴忠信等，齐集陈其美麾下，组成了上海讨袁总部，蒋介石分工主管军事工作。

当时，袁世凯的势力还十分强大，军事控制极其严密，爪牙党羽遍布全国。因此，讨袁活动的准备工作只能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进行。蒋介石初返上海，深居简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久便亲自拟订了一份详细的“湘沪起义军事计划书”，并在日后的起义中亲自参与讨袁作战的指挥工作。

与此同时，陈其美等人分析了形势，决定首先诛杀袁世凯在上海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灭敌人威风，振革命气势。为执行这次杀郑任务，埋伏在郑汝成的必经之路上。11月10日，郑法成前往出席日本总领事为庆祝天皇大正加冕典礼而设的酒宴，返回时途经外白渡桥，狙击手王晓峰掷出炸弹，当即命中，汽车瘫地原地不动了。王晓峰随即与杀手王明山分别登上汽车，各开数枪，将郑汝成当场击毙。完成任务后，在大量军警纷纷赶来包围现场的情况下，两位义士从容就捕，后被租界当局引渡给中国官方遭杀害。

这时期内，陈其美与蒋介石多次身陷险境，都被他侥幸脱逃。

第一次险情发生在陈其美、蒋介石策动上海军舰起义的当天夜里。当诛杀郑汝成成功之后，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商议后认为，要想在上海起义成功，必须先袭取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军舰，然后利用军舰上的炮火支援陆地的进攻。这一方案付诸实施后，经几个月的努力，海军肇和舰舰长黄鸡球、舰员陈可钩等人被革命党争取过来。这时，海军当局似乎嗅出异常的味道，发出指令，命肇和舰于12月6日升火开船，调往广州。陈其美得到情报，立即决定发动肇和舰起义。

12月5日，肇和舰宣布起义。蒋介石随同陈其美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火线督战。各路义军在陈其美和蒋介石的指挥下，分头攻击上海警察局、电灯厂、电话局等目标。

但是，由于起义准备仓促，肇和舰开炮支援陆地作战的同时，未能及时组织陆战队增援陆地战斗。战至黎明，义军被袁军分而围击，伤亡惨重。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只好退返指挥部。

当天夜里，法租界的巡捕突然包围渔阳里5号陈宅，要强行入内搜查。楼下的陈果夫为掩护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逃跑，机警地与巡捕大声争吵。正在楼上的陈其美、蒋介石、吴忠信和邵元帅等人闻知险情，立即从楼顶的窗户跃出，攀上屋顶逃逸。

大家转移到新民里 119号蒋介石的住处，原以为肇和舰已经得手，计划转移到那里去，不料清早刚一出门，就遇到了曾率众攻占肇和舰的杨虎，这才知道肇和舰在应瑞、通济两舰的夹击下死伤惨重，起义失败。

第二次遇险发生在1916年4月。l月22日陈其美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苏浙赣皖四省总司令。陈其美闻知蔡愕已在云南举事，发动了护国战争，便继续积极谋划同时在沪、浙两地发动讨袁。4月14日，陈其美又策动了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率队攻取了江阴炮台，并趁势攻下了吴江、盛泽。不料5天之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哗变，守卫炮台的卫兵多数逃离。只剩下蒋介石和两个士兵。蒋介石临危不乱，带领仅剩的两个士兵从炮台上撤了下来，只身一人潜回上海。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返回国内，亲临上海主持讨袁斗争，并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而进行反袁斗争，同时指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应永远铲除帝制。

陈其美在孙中山抵沪后，更觉肩上责任重大，急于有所作为，以配合蔡愕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全国讨袁呼声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然而，举事讨袁需要大量的款项，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陈其美数度制订起义计划，均因经费困难而未能实现。

急于筹措革命经费的欲望导致陈其美陷入了一个危险圈套。当时袁世凯一直未放弃用金钱收买陈其美或至少使其脱离革命的企图，曾以70万元的巨资诱使陈其美出洋游历，遭陈其美严辞拒绝。袁党分子视陈其美为眼中钉肉中刺，又设计了一个杀掉陈其美的巧计：由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开设了一个徒有虚名的“鸿丰煤矿公司”，勾结革命党内部的叛徒李海秋，由李海秋去对陈其美说：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以此向日本银行抵押一笔巨额贷款。如果陈其美能居中介绍签约，鸿丰公司愿捐出借款总额的十分之四来资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陈其美当即一口答应，并约定5月18日下午带合同书来签约。

5月18日，双方约定在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山田家中见面。下午，李海秋带了许国霖等人如约而至，陈其美已先在山田家中等候，大家刚刚寒暄落座，叛徒李海秋却借口说合同底稿忘记带来，匆匆返回去龋李海秋刚一出山田家大门，立即从外面冲进来两个凶手，拔枪就向陈其美射击。陈其美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头部连中数弹，当即身亡。

蒋介石讯此噩耗，立即赶到现常日侨山田怕无端受牵连，已将陈其美的尸体拖到门外，蒋介石赶到后，抚尸痛哭，悲撤至极。当时还是袁世凯统治，许多人不敢公开露面，陈其美暴尸街头，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蒋介石当即将陈其美的尸体移至自己的寓所，为陈其美购置棺木，20日午后入棺成殓。

为了悼念陈其美，蒋介石曾写了一篇哀忱凄切的祭文，说：“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

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因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并表示：“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

就在陈其美被杀的第19天，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穷途末路中也一命呜呼了。至此，讨袁战争不战而捷。

陈其美突然罹难，蒋介石顿感失去了一个依靠。正如他在祭文中所说：“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笃，如公者乎！”终蒋介石一生，无论是在家乡还是登上了权力顶峰之后，他是非常喜欢与人结义为兄弟的，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但在所有结义兄弟中，蒋介石最不能忘怀也是惟一怀了真情的念兹在兹始终不改初衷的，惟陈其美一人而已。蒋介石于北伐后跃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地位，并从此在大陆统治了22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陈其美当年对他的提携和扶掖之恩。他对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倍加宠信、重用，对陈其美的遗孤悉心照顾和抚育，都是源于这种感恩之情。想当年蒋介石赴日留学，除了一腔热忱之外，对革命尚一无所知，正是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引导他投身于辛亥革命；在其后的历次革命斗争中，又是陈其美时时处处给以指点帮助；特别是陈其美在日本向孙中山着力推荐了蒋介石，使他后来能够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赏识和重用。对于这些，蒋介石是没齿不忘的。所以蒋介石在祭文中说：“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励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蒋介石之痛悼陈其美，固然多出于个人情感；而孙中山于陈其美死后，首先感到的是从此失去了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助手。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局势愈加混乱不堪。1917年7月12日，张勋迫使黎元洪非法解散了国会。同年10月，在海军舰船的护卫下，孙中山偕同一批革命党人南下到了广州，在广州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亲自领导护法斗争。

这一时期，孙中山正在搞“联甲倒乙”的继续革命，这种方式的革命使孙中山开始重视组建军队，因为他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某一派系的军队对他的拥护或反对。

“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连连失败。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愈加感到组建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于是他从桂系军队中调来一支约共8000人的部队，组成“援闽粤军”，当作自己的嫡系部队。孙中山任命党的将领陈炯明统率这支部队，驻节汕头。

也就在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的时候，因为陈其美的突然死亡，蒋介石成了一个比较“显眼”的军事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其美的死又一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使他很快成为孙中山信任和依赖的人。

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么一种“命”，虽然主观上他未必那么想，但客观上，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好像专门为了蒋介石而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促成了蒋介石和孙中山的接近；陈其美的突然死亡，使蒋介石迅速崛起。在孙中山眼里，他很快就成了“陈其美第二”。

“第二化身”，的确如蒋介石所说，是一句“戏语”。

3．纸上谈兵，间关赴难，不啻增加二万援军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举起护法运动的大旗时，蒋介石正在上海过着颓后失意无所适从的生活。当他突然听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在积极准备兴师北伐时，他的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他有心奔赴广州去找孙中山，但转念一想，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去见大元帅，未必能谋个什么好差事。那么拿什么来做晋见孙中山大元帅的见面礼呢？蒋介石苦思苦想，自家手上没有一兵一卒，也干不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倒不如闭门造车，先给他来个“纸上谈兵”，且看孙中山有何反应。

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他认为：“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众，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段二派势力合计，则其数亦不过六万。……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各师之兵数，或者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至于实力之比较，惟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而敌军南来，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

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又提出：

“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破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以为作战方针”，并认为作战计划应分为二期：第一期“中央军由两粤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

右翼军与海军共同协作，合攻闽、浙，连下湘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后与之合师南京，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军。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湘沪时，即以吴油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游陆军之作战，待各军会师南京时，与之合力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使第二期作战时海上全权归于我有，不使其复为东北海岸之患也”。第二期“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间也。各军进发之道，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在辽西登陆。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晋、秦，以袭敌军之左，为本军之声援。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击最后之准备也。”

1917年10月1日，蒋介石又写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认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海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以吴松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人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书寄出后，蒋介石就在漫长而无聊的岁月中开始了苦苦的等待。这一时期，他像一只离了群的孤雁，寂寞访惶，无所适从也无所事事。有时同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做点儿证券投机买卖，有时回溪口家乡闲住些日子。蒋介石这一年已是年过“而立”，长子经国、次子纬国均已出世，老家还有他的发妻毛氏和母亲王氏。所以，虽然自陈其美死后，蒋介石的意志有些消沉，整日无所事事。但他毕竟已为人夫人父，还要烙尽人子之责，便经常抽时间回到奉化省视老母，看看孩子。

这样苦等了几个月，直到1918年3月，才接到孙中山从广州拍来的电报，命他启程赴粤。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这是革命领袖孙中山第一次正式起用他。孙中山在阅读了蒋介石先后奉上的两份军事计划书之后，对蒋在计划书中暴露出来的军事才能深表嘉许。军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身边缺少忠于他的军事人才，而蒋介石毕竟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又是在日本军校专门学过军事的。所以，孙中山决定召蒋介石到广州，在自己身边协助军事方面的工作。

1918年3月5日，蒋介石来到了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赶到汕头，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授上校军衔）。

蒋介石近两年的时间没做什么事，现在忽然成了孙中山大元帅麾下的“上将军”，心绪顿然开朗。实际上，孙中山1917年8月当选陆海军大元帅。11月 1日就已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并没有忘了这位陈其美的义弟。只不过蒋介石一直看不上“参军”这种可有可无、有虚名无实权的职位，没有及时到任罢了。这次的“作战科主任”算是“实授”之职，所以蒋介石欣然领命。到任之后，他踌躇满志，几天内就向孙中山呈上了一份《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不久，蒋介石随援闽粤军行动，参与了大埔攻防战的指挥。这一仗，粤军获胜，蒋介石在部队中也立住了脚，博得了陈炯明的信任。当年9月，蒋介石被提拔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相当于团的建制）。

由“参往军务”作战科主任而升为统领上千人马的军事主官，这种变化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已明显察觉了粤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竟是十分严重。他以一个外省人的身份而统率粤军的一个支队，已经觉得困难；又夹在陈炯明、邓控和许崇智这三大派系之间，更感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而且，当时孙中山也因陆荣廷等人的排挤而被迫辞职，蒋介石愈发觉得前途渺茫，在粤军中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于是，他于1919年6月离开了粤军，跑到厦门的鼓浪屿闲居起来。后又于7月12日正式辞去了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职务，并且明确表示：“我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

辞职之前，蒋介石并未向孙中山报告。但辞职后，他立即离开了鼓浪屿，于1919年10月3日赶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了自己辞去职务的理由，进而表示要到欧美去留学。

孙中山被陆荣廷的“七总裁制”排挤，被迫辞去在广州军政府中的职务之后，即转赴上海致力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当此多事之秋，孙中山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忠于革命又忠实于他本人的得力干部。因此，他当即表示不同意蒋介石长期离开中国，而是希望蒋介石留下来，帮助他工作。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三年的计划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是用来试探孙中山对自己的“重视程度”的，以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而论，他是不可能远涉重洋一去三年不回头的。因为蒋母当时已是疾病缠身，次子纬国又才只有3岁，认了姚恰诚为母，在奉化城内居祝国事的牵连当时还轮不到蒋介石的头上，但家事的纷扰却是蒋介石想摆脱都摆脱不开的。何况他本来就十分眷恋家乡，挂念母亲的身体，又哪里肯抛妻别子，置年老体衰的慈母于不顾，一个人跑到欧美去“留学三年”呢？所以，孙中山一表示挽留，蒋介石立即“就坡下驴”，表示放弃赴欧美留学的打算，就此留居上海，读书自进，时刻准备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效力。

蒋介石的这种小手腕要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他正是凭藉了这种政治手腕一步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的。孙中山素有君子之风，大度能容，根本不可能对蒋介石的这种小伎俩有所觉察。所谓“君子可欺以方”，是之谓也。

接受了孙中山的挽留，蒋介石便在上海住了下来，一面读书，一面参与股市经营。

蒋介石的一生当中，始终对清代湘军首领曾国藩怀有深深的敬意。自从在宁波箭金学堂师从顾清廉学习《曾文正公集》之后，这部文集就从未离开过蒋介石的案头。此外，对明朝理学大家王阳明所著《王文成公全集》，蒋介石也同样推崇备至、尊为座右。在上海赋闲“韬光养晦”的日子里，蒋介石每天细读精研的就是这两部书。此外，这一段时间内，蒋介石还广泛涉猎了其它书籍，举凡中外军事典籍、政治、经济著作以及中国传统的“资治”之类的古籍等均在其列。说蒋介石是个职业军人，这在当时恐怕没有人提出异议；但若说蒋介石是个读书人，则于历史不符。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蒋介石都不能算是读书人，充其量也只能说他是个读过一些书的军人。这也正是蒋介石日后成为“政治家”而不单单是一介武夫的重要原因和显著标志。正因为是军人而且又读过一些书，所以在当时的孙中山左右，蒋介石是最喜欢以书面形式向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的人，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孙中山的股脑之臣的原因之一。虽然是纸上谈兵，毕竟比不谈的人好，也比不会“纸上谈兵”的人更容易受到重视与重用。蒋介石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愈发专心地读起书来。

读书之余。蒋介石也不忘发财。他在交易所与人合伙经营股票，手风颇顺，几个月的时间居然净赚了数十万元，“俨然富商矣”。

转过年来，陈炯明制下的粤军扩编为两个军，兵员达到两万余人。因为扩编，孙中山手下的军事干部就派上了用场，许崇智被任命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蒋介石被任为参谋长。

1920年9月21日，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官并掌管机要文书的朱执信在策动桂系虎门炮台守军反正时不幸遇难。朱执信曾帮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他的死亡，顿时使孙中山“如失左右手”，是继失去陈其美之后的又一重大损失。

朱执信一死，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就更显得重要了。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曾夸奖他：“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

可惜，尽管孙中山从此对蒋介石倚如股肱，但蒋介石在粤军及陈炯明心目中的地位却不容乐观。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曾发动惠州起义，任过广东都督和广东省长，称得上是“广东王”。他经营的粤军一向被他自视为“亲军”，蒋介石以一个外省籍人士的身份担任第二军的参谋长，受到打击排挤是情理中事。此外，陈炯明拥兵自重，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却并不是孙中山的信徒。对于孙中山的一些革命行动和方针大计，陈炯明一直是表面上尊从，暗中却处处掣肘，制造障碍。

应当说蒋介石对陈炯明的居心叵测是早有警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比孙中山先生英明。从当时的实际环境来看，孙中山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以陈炯明那样的身份，他不可能在孙中山面前过早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而蒋介石是陈炯明的部下，身处粤军将领之中，陈炯明对他的压制、粤军部将们对他的排挤，他是身受心知体会颇深的。蒋介石毕竟同陈炯明共事多年，陈炯明的性格、思想，在孙中山面前可以伪装，在一个普通的下级将领面前却无须装假。所以蒋介石对陈炯明的警觉其来有渐，而且多是“感觉”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从这种“感觉”出发，蒋介石认为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以共事”。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在写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曾尖锐地指出：“若望其（指陈炯明）见危受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并据此建议：“请先生善诱之而已”。

蒋介石的话没有说错，但他没料到的是，陈炯明居然这么快就对革命党和革命的事业下了黑手。1922年3月21日，时任粤军参谋长的邓铿被陈炯明主使刺客暗杀。

蒋介石到这时才真正警觉起来，他在孙中山为商议北伐而召开的桂林军事会议上，坚决主张先出兵讨伐陈炯明，然后再兴师北伐。可惜孙中山仍对陈炯明心存幻想，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建议。

蒋介石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大感失望。他一怒之下，于4月下旬辞去第二军参谋长的职务。并且不顾孙中山的极力挽留，于辞职当晚便打点行装，登上了广州开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不乐地返回溪口家乡，却仍然惦记着广州的危局，他曾给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写了一封信，反复强调必须“先代陈炯明，再议北伐”，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一日。惟愿吾言之不中耳。”

该着蒋介石露一回脸。陈炯明必叛的预言，不但被蒋介石“不幸而言中”，而且“言”得非常及时。他的信是6月1日写给许崇智的，第二天，也即1922年6月2日，孙中山从北伐前线韶关返回广州，立即就发现陈炯明的部队有“异动”迹象。

这一回，孙中山终于警觉起来，他当天便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速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孙中山醒悟得太迟了。

早在西征时，陈炯明在击溃桂系军队的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扩充自己的部队，并且对孙中山继续西征桂系的命令故意拖延不理。当时，蒋介石就提醒过孙中山，孙中山未予理会。时隔一年，邓铿被害，蒋介石力主东征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仍未采纳他的意见。直到6月16日，风云突变。陈炯明悍然炮击总统府，撕下伪装，公开叛变了。

国民党前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其所著的《蒋总统传》中曾对这次叛乱事件作如下描述：六月十六日，他（指陈炯明）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当时的希望集中于驻在广西的远征军队，认为他们将会回师广州，驱逐陈炯明，而解救孙总统。但这微薄的希望卒子八月六日粉碎了，因为那时候避居永丰舰上各人才知道这一支军队的回师，也遭到陈炯明所部击溃。至此，他们认为除逃之外别无他途。

国父与其同志们在这五十六日中所受的苦是极端痛楚的。粮食很缺少；水的供给也不可靠。他们的处境有如牢狱的幽禁。气候极度炎热。在这些时日中，蒋总统无时不追随国父左右，随时尽力协助与安慰。蒋总统有时像一个普通船员，亲自洗扫甲板；而且常常借黑夜的掩护，冒万险登岸，为国父购取日用必需品。

最后，一艘英国战舰把国父和他的同志接载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小住后，即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

在这炮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折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作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惟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作实际的判断。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蒋介石却正在溪口老家优哉游哉地闲居漫游呢。当然，远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当天就知道广州发生的事。6月14日是蒋母王氏逝世一周年的祭日，蒋介石为此搞了一个颇为隆重的纪念典礼。他也算是地方名人了。

母亲的周年祭日一定要纪念，他是个孝子嘛！

孙中山在陈炯明炮击中安然逸出总统府，在众卫兵的护持下，大模大样地混出了陈炯明叛乱部队的包围圈，转移到海军永丰舰上。

6月18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拍发了密电：“事紧急盼速来！”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启程，于29日抵达粤海，乘快艇登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对蒋介石这种“间关赴难”的勇气和忠诚给予了高度评价，曾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蒋介石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在其后42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要随时指挥作战，又能时常深人到士兵们当中鼓舞士气。舰上食品短缺时，蒋介石还自告奋勇亲自上岸采购所需食品。对此，孙中山曾非常担心地予以劝止：“我很感激你对我这样作，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去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由于北伐军已于5月6日誓师出发，孙中山蒙难后，北伐军回师靖难受阻，再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孙中山遂于8月9日与蒋介石等人一起登上英国“摩轩号”炮舰，直驶香港，隔一日，再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

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后能及时赶到孙中山的身边，陪伴他度过这一难关，着实令孙中山感动了好一阵子。事后，孙中山曾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人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10月1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在此后给蒋的亲笔信中再一次强调蒋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蒋介石取信于孙中山，当然不是因为“间关赴难”这一件事。但是，至少是通过这件事，使孙中山更加信任并且倚重蒋介石了。

4．黄埔起家，东征奠基

广州蒙难，蒋介石“间关赴难”之后，孙中山先生痛定思痛，总结出两条经验。

一是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即建立一支忠实于国民党，且由自己所最信任的党员直接控制指挥的军队；二是认识到，蒋介石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

公允地说，孙中山先生这两条经验，头一条是很正确的--无论是什么党，要想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就必须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理论上讲，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论述，所以这是真理，不容怀疑；而后一条则是孙中山先生的失误了。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孙中山并没有看透。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孙中山先生没有料到蒋介石日后会变质，会叛变革命又背叛了自己。如果孙中山先生预知身后发生的事，那么他是绝不会信任蒋介石，依赖蒋介石，甚至把军队的摇篮也交给蒋介石去编织的。

正确的决定交给了一个不该信任的人去执行，正确也就难免变成错误了。

1924年5月，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军校校址在黄埔，故又称黄埔军校。

关于办军校，创建自己的军队这件事，其实早就开始酝酿了。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桂林曾与当时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来协助工作的代表马林进行会谈，那时，马林就建议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创办军官学校，为国民党自己的军队培养干部。1921年末，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建议孙中山组建军队，并对孙中山的“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提出不同意见。经过这些前期酝酿，孙中山于1924年初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最初，孙中山是想委派许崇智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国民党前上将刘峙曾撰文介绍过这段史实：“……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

蒋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委派许崇智为校长，应当是1923年底的事。许崇智“力不从心”，陈翰誉又“骄纵自私”，用今天话说，“都不是办事的衙役”。所以，孙中山于1924年1月24日委派了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下辖委员七人，许崇智此时已经连委员都不是了。这七个人是：邓演达、沈应时、王柏龄、张家瑞、俞飞鹏、林振雄、宋荣昌。

当时的蒋介石，可能还没意识到当上军校校长将对自己有多么大的实惠。所以，开始时他对这件事并不怎么热心，相反还曾在筹备工作进行当中闹过一次“辞职风波”。关于蒋介石这一次辞职的经过，叶剑英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冶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受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

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蒋因为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别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1924年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正式分配各省区招生的名额，可是，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又于2月21日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蒋介石这一举动，实在是不可理喻。

当时，孙中山和廖仲恺真正是“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对待蒋介石的突然辞职的，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蒋介石复函，说是奉孙中山之批复，对蒋介石辞职的请求“碍难照准”。2月29日，孙中山又致电蒋介石，批评他“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3月2日，蒋介石复电，向孙中山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是“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并表示立即返粤，收回辞呈。此期间，廖仲消也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催他返回。在孙中山与廖仲他的教育、挽留下，蒋介石才又回到任上。

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黄埔军校共办了七期，从第五期起，由于北伐战争的需要，一部分学员先期随军参战，于武汉毕业。其余学员后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式，并集体宣誓反共。黄埔军校这一国共携手合作的产物，最终成为蒋介石培养反共军事干部的基地。蒋介石的发迹，也正是从办军校才算正式开始的，利用当校长的机会，蒋介石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诚然，蒋介石在办军校最初的几年中，的确也表现出十足的干劲和励精图治的精神。他提出的“黄埔精神”，其精髓是“杀身成仁”。他自己则严以律己，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不蓄发，还经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之后，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对睡懒觉的人予以严厉训斥。

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表现最激进的时期。他在公开的讲话中经常带头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俨然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

1924年中秋节，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全体师生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弱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

“五卅”运动后，广州发生“沙基惨案”蒋介石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已到了和帝国主义者决斗的最后五分钟”。

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这些表现，使他在黄埔师生和公众心目中有了一个“左派”的形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当时的言论并不代表他的思想。就任黄埔军校长以前，蒋介石曾奉派直苏联考察，考察归来，他的心底已经扎下了反共的祸根。所以，他当时的形象也不过只是“形象”而已。

政治形象的树立，使蒋介石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声威日拢而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恰恰给了蒋介石一个崭露军事才华的机会。

为了巩固当时的胜利果实，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以期彻底打垮陈炯明的部队。

东征之前的1924年10月，广州发生了商团叛乱，当时，蒋介石奉孙中山的命令，参加了平定这次叛乱的行动。10月14日，孙中山发出大元帅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在未平靖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广东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团叛乱之后，尚未及喘息，又值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先生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虎视眈眈，准备大举进攻广州，恢复他在广东的军事统治。在这种情势下，广东革命政府遂于1925年1月15日做出决定，由粤军、滇军和桂军组成东征联军，兵分三路--以粤军许崇智为右翼军，滇军杨希问为左翼军，桂军刘震寰为惠州攻城军，挥师东进，征讨陈炯明。这次东征中，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由两个教导团加上军校第二期学生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作为粤军的先锋队参加作战。1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本部下达命令：“一、东江敌情及友军状况如贵官所知（即联军作战计划及训令）。二、本校全部决于二月三日在虎门寨附近集结，待命出发。三、教导第一团（欠第一营），务于二月一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沙角前进。到沙角后，会同第一营限于二日在大怀德、北栅一带集结完毕。四、教导第二团务于二月二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向太平圩前进，限当日到达白沙附近集结完毕。五、学生队炮兵第一营、校本部，于二月三日午前八时由本校出发，用船舶输送到虎门寨、太平圩一带集结。六、给养由各团自办。七、余现在本校，二月三日率同校本部向虎门前进。”

此次东征，自2月1日至3月23日，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三万余人，联军占领了潮州、梅县等地，迫使陈炯明部队退到了江西和闽南。

此次东征的胜利，决定因素有二。其一，东征军的主力部队黄埔学生军内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们作战勇敢，成为全军的榜样，起到了骨干作用；其二，海陆丰一带的农民在中共党员彭湃的领导下积极配合革命军作战，担任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军、给革命军当向导和后方运输等工作，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的军事行动。除前述两种因素外，也不能否认蒋介石本人的作用。当时作为黄埔学生军统帅的蒋介石，在许多重要战斗中都是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先后共发出各种作战命令、手谕、电话、训示、告诫及临时紧急处置计60多次。下面，分别就蒋介石在东征历次战斗中所下的命令及处置作一简述：（1）肃清广九路的战斗。

根据蒋介石1月31日的命令，黄埔学生军按期到达指定地点，并集结完毕，2月3日，蒋介石在虎门校本部下达了攻击东芜的命令；“敌军袁暇九部约五六百人，散在东范城附近及常平圩。茶山一带，其前进部，在黄旗峰附近。我桂军林树巍师，于今（三）晨七时击退霄边之敌，并占领溪头，敌向黄圩败退，我军现继续渡河追击中。我粤军拟复收石龙、东芜后，再协同滇、桂各友军攻击前进。二。本校军拟明（四）日占领下山门、龙旺埠、石鼓之线，五日向东范之敌攻击。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四）日，由大怀德，北山前进到达下山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四）日，由白沙出发，到达龙旺埠、赤岭一带。五、粤军张我东团，明（四）日务须到达石鼓附近。六、以上三团务于后（五）日午前九时三十分，开始向东弟之敌攻击，但各团须确保联络……八、王指挥官体端所部，留在厚街担任警戒。九、炮兵官务于四日到达嘉岭附近候命。十、学生队为总预备队，位于涌口附近。十一、给养各部自行办理。十二、余现在虎门太平街方家调校本部，后（五）日经厚街向嘉岭前进”。

2月5日，东征军占领东芜。当天夜里，蒋介石在东芜下达了追击敌军的命令：“一、败退之敌，分向三江圩及常平圩窜逃。二。本军以歼灭常平圩敌之目的，拟于明（六）日经索步向常平圩前进。三、教导第一团务于明（六）日午前九时由现地出发，经横坑。龙泄圩向察步前进。到达索步后，对于常平圩及横沥方面，秘密侦察，待命行动。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乌石岗、横坑、龙沙圩向两头塘前进，到两头塘后，对石步村方面绵密侦察后，方可撤收跟进。五、粤军张我东团务于明（六）日午前八时由城内出发，经狗牙岭、大头塘、桑围、温塘向增步前进，到达增步后，向茶山绵密侦察，均按前令暂在原地待命。

七、王体端指挥所部（欠张团），仍维持后步连络线。八、给养如前令。九、通信由校本部派员于六日下午以前，将东芜至朗基湖之电话架设完毕，各团报告经送该处由电话转达。十、余于明（六）日暂在县公署校本部。”

2月6日，蒋介石所属各部队依令行动，教导第一团进军索步，第二团到达两头塘。7日，教导第一团又进至常平圩，同时，任教导第一团团长的何应钦向蒋介石做了报告。根据何应钦的报告，蒋介石于2月8日又在常平车站下达了命令：“一、据常平圩乡团长报告：老虎坳一带尚有敌人，昨（七）午后七时似有增加模样。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刻尚在横沥附近。二、本军拟于本（八）日仍在常本圩附近宿营。

三、教导第一团位于常平圩附近，警戒铁路以西地区，其警戒线须在鸡公岭一带高地，但右翼警戒线须特别严密，左翼须与教导第二团保持连络。四、教导第二团位千上坑附近，警戒铁路线（含）以东地区，其警戒线须与教导经一团衔接，但对于左翼警戒务须严密。五、学生队及炮兵营在常平车站宿营，但对于战备不得弛懈，紧急集合场在车站月台。步兵学生队昨（七）日所派之警戒部队，须俟第二团配置完竣后，方可撤回。六、给养仍由各部队自行采办。七、校本部与各团通信暂由各团派遣递步哨，俟电话架设完竣再行撤收。八、余在常平站校本部。”

其后的2月9日、2月10日蒋介石又先后下达有关作战命令。至2月11日，广九路沿线地区全部掌握在东征联军手中，陈炯明部退至淡水一带。

（2）攻克淡水的战斗。

广九路战斗告一段落后，东征军右翼部队遂分成三路军向淡水疾进。2月13日，蒋介石所辖教导第一、第二两团由龙网墟向淡水城南进击，粤军第七旅由约场圩向淡水东北进击，粤军第二师由新围向淡水西北进击。三路大军齐进，合围淡水城。

蒋介石在平湖车站下达新的作战命令：“一、敌情如贵官所知（前已通知）。

我粤军第二师及第七旅已达新围约场圩附近。二。我校军决攻淡水之敌，拟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向坪山圩前进，并占领之。左翼与第二团确保连络，右民办对葵涌方向严密警戒。四、教导第二团务于本（十三）日午前十时由现地出发，经新浦前进，占领松子坑、牛鼻湖之线；右翼与第一团确保联络，左翼拟于许旅未达东边月以前，应严密警戒。五、校本部及学生队本日移龙风墟，余或进至新浦。”

2月13日，蒋介石再一次下达训令：“一、本军深入敌境，须知非奋勇前进剿灭叛逆，不能求生。二、东江作战须照前在虎门所发之训令（略）遵行，切不可疏忽散漫，总要团结兵力，步步为营。三、如闻侧面或后方枪声及见敌之帜，切不可惊慌，须知逆敌惯技，抵在扰乱后方，使我耳目眩晕，如我镇静持久，则彼技自穷。

四、本军作战须利用夜间袭击与敌白刃相见，以练士兵胆气。五。各团须置预备队，至少须留一营，非至最后决战时不可轻用，尤须注意侧翼配置。六、初次战斗首重沉着，又要各部列阵稳定，待敌来冲，仍能不动如山，然后乘其弱点瑕隙或气竭之时，起而攻之，即无不致胜也。七、本日出发须带二日之粮为要。”

随着战斗的进行和军事行动的推进，蒋介石每天都发布指令。2月中旬，鉴于陈炯明部固守淡水城垣，蒋介石又下令说：“陈贼余孽，久稽天诛，本校长、校党代表率师申讨，经于本月十四日兵临淡水，胆敢据城抵抗。本校长、校党代表不忍我将士卒旷日相持，爱特挑选奋勇队誓于最短时期，攻破淡水。尔等务体此意，共矢为党为国之决心，奋勇无前，可进不可退，则克城在转瞬间也。”

淡水攻克后，蒋介石立即将这一战况电告已经北上正在患病的孙中山。电报中说：“职此次率师讨贼，连日转战新墟、淡水间，幸托威福，敌人逃遁”。又说：“尤念我大元帅为利国福民，只身入京，现在病势缠绵，我国军事羁绊，不克赴京随侍，抱疚良多。惟有鼓励三军，奋勇杀贼，聊报我大元帅于万一耳。”对此，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分别代孙中山先生复电蒋介石，对他表示赞赏。

（3）平山及海陆丰战斗。

2月19日，蒋介石主持制订了进攻平山的军事计划，指示说：“在淡水被我军击退之逆军洪兆以部约三千人，目下似已退据平山，又练演雄部约四五百人退守稳山，逆军杨坤如等部似仍据惠州。我军以歼灭逆军主力之目的，拟先向王大塘、永湖之线前进，搜索白芒花、马鞍一带敌情，再向竹头坝、白芒花、上下坦湖一带前进，以期围击敌军于平山墟。”

应当说，蒋介石在指挥东征历次战斗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才华，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气魄和识见。就在他下达进攻平山的军事指令（计划）的同一天，他召集了黄埔军校的各部首长开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作了题为《于艰苦中磨练才能志气》和《致胜的要件》的训词。他在训词中说：“我们做事，须要同舟共济的决心，同心同德的精神。大家要明白，我们并不是为个人做事，是为求主义的实现，是为求人民的幸福。所以要耐劳耐怨，百折不回，静如泰山，动如霹雳，完成我们革命的非常事业。”2月21日，粤军第二师进占平山墟，23日，军校第一团接防平山。

这时，左右两翼的战局发展并不平衡，许崇智和蒋介石遂在白芒花召开军事会议，商议下一步的战作方案。此次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转攻惠州，认为“惠州为东江之支撑点，惠州一下，东江不难迎刃而解；以我军攻淡水之精神，惠州虽险，亦可一鼓而下，若进攻海陆丰，则孤军深入，未免有后顾之忧”。

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挥师陆、海丰，进捣潮、梅，认为“惠州天险，我军力薄，万一受重大之牺牲，则恐蹈一蹶不振之危险，若趋海、陆丰，则乘战胜之感，追遁逃之敌，事半功倍，且潮、汕为敌人之根据地，潮、汕既克，则敌失根据地，而我得地盘，万一左翼不上，或后方有变，亦得有展布之余地，可以回师西指，为次第扫平计”。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形成决议，决定采取第二种意见，分两路向海、陆丰前进。

2月25日，蒋介石又发出了向吉隆圩前进的命令，命令说：“本军深入重地，环境险恶，只有向前冲锋，灭此朝食，以求生路。如退后一步，不死于敌手，必死于匪盗。

望各将士深晓以意，努力前进，直捣贼巢，共歼厥凶，以成伟绩，而行主义。”

历次战斗中，蒋介石指挥得当，用兵得体，加上周恩来、何应钦等人的全力协助，使战斗进展顺利，屡屡奏捷。2月27日，收复海丰，蒋介石又致电北京汪精卫译呈孙中山，说：“智督率所部，经两日穷追，遂于沁日占领海丰城。中正部亦长驱猛进，于同日到达……本晚当可收复陆丰城也”。又说：“我军所至，人民皆诚心倾向。盖东江人民数年以来，受敌人种种苦抽压迫，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以战时敌军到处奸淫抢掠，痛苦更深，其望救之切，自不待言，故对于运输军实，采买米粮等事，皆极力帮助，而海丰人民并为出力，使军行无阻，用能造奏肤功，其力甚伟也。”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思想上趋于革命，在实际作战中也亲见亲历了人民群众民心所向对战争的实际影响，他据此报告孙中山，说得头头是道，明明白白，可惜，他没有注意总结经验，最终还是忽略了“民心所向”施于战争的影响。20多年后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不知他是否曾经意识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他早已替陈炯明总结过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望救心切。”民心的向背，有时可以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蒋介石明知道这一点，却没能重视起来，以至自己终于也重蹈了陈炯明的覆辙。

（4）平定潮、汕的战斗和五华、兴宁的战斗东征军采取直击海、陆丰，进而攻取潮州、汕头的。自3月1日至5日，蒋介石每天都亲自发布作战命令，指挥部队乘部前进。3月7日，东征军占领潮、汕。3月10日，东征军在棉湖与敌遭遇，激战持续数日。此次遭遇战十分激烈，蒋介石和廖仲偿以及苏联顾问加伦等人都曾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终于击退陈炯明的部队，使其受到重创。

五华、兴宁是陈炯明的根据地，又是林虎的巢穴。潮、汕平定后，林虎将残部收拢，退守以图喘息巩固，企图复收潮汕。3月15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其后又于16日下达两次、17日下达三次作战令，在战斗中，蒋介石“乃用迂回攻击之法，由左纵队改走小道，直趋五华，乘敌不意，先占五华，以“兴宁之背”。接着，蒋介石又下达了攻打兴宁的手谕：“教导第一团于城外部署完毕后，务须即速进城，对城内之搜索警戒完全由第一团担任。对于东门外兴宁大道三叉路附近之前哨兵队，即时派击。教导第二团本晚不必进城，对于通河口大道塔冈及通黄埔之桥梁，对于西门老隆大道，须即特酌派一小部队前赴警戒。”

3月19日，蒋介石又一次下令说：“（一）五华城内之敌已为我教导第一团击退，向东北门兴宁、江西逃去，逐渐向梅县退却。闻林逆司令部尚在兴宁城中，河口方面之敌逐渐向会坑、梅县方向移动。总计各方情报，敌军在兴宁、河口一带构筑阵地，有掩护其本队退却模样。（二）本军已占领五华城，于今日向兴宁、河口方向进攻。（三）教导第一团派步兵一营，在城内搜索，其余集合南门外候命。（四）粤军第一旅于本（十九）日午前七时由现地出发，协同教导第二团向兴宁攻击前进。

（五）教导第二团与第一旅离隔五百公尺，向兴宁道路继续前进，协同第一旅攻击兴宁之敌。（六）余预定本日午前九时由五华击发，向兴宁道路前进。”

3月20日，经过激烈战斗，东征军攻占了兴宁。3月23日，蒋介石下令粤军陈铭枢旅及教导第二团钱大钧部向梅县进攻。至此，第一次东征宣告结束。

事实上，这第一次东征的结束是迫不得已的。蒋介石在东征中的表现自有其不俗的一面，但他所指挥的部队也不过只有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合起来只有2500人。而东征右翼军总司令许崇智麾下却有7500人之众，其中包括粤军的精锐、张民达的第二师和许济的第七旅等。而且，攻克东江门户淡水域一役，是蒋介石与许崇智共同指挥的。许崇智是蒋介石的结拜“二哥”，蒋介石长期在许崇智手下工作，深得许的信任和宠爱。关于蒋介石与许崇智之间的关系，我们下文另叙。这一次东征之所以“被迫宣告结束”，主要是因为外忧内患。所谓“内患”，即东征军的中路军（刘震寰的桂军）和左翼军（杨希阔的滇军）按兵不动，而且还在暗中勾结叛军陈炯明部。3月下旬，东征军进占梅县之后，刘震震和杨希阔却率桂、滇军从东江撤回，并与英国和北洋军阀勾结，于6月初在广州发起叛乱，这便是所谓“忧”--后院起火。为平定广州叛乱，东征军只好回师，在广九路沿线和广州龙眼洞、石牌郊区发动攻击，在当地工农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和援助下，歼灭滇、桂叛军两万多人，一举平定了叛乱。

5．锋芒所指--权力的宝座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当时，蒋介石正在东征军中指挥战事，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是3月21日才传到东征前线的。22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部队中举行望祭大礼。27日，他在兴宁对黄埔军校的全体官兵发表训词，题为《如何上慰总理在天之灵》，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以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5月中旬，滇军杨希阔部开始在广州集中，并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阵，桂军刘震寰部也驱赴北江，意在颠覆广州革命政府。ZI日，蒋介石率部回师广州，行前发表了《誓死夺回革命的根据地》的训词。他说，假使革命政府根据地--广州--给反革命派夺去了，那我们的总理白白地奋斗了一生，许多已死的同志、弟兄也是冤枉死了。所以我们要继续总理的遗志，就先要保持革命政府的根据地”。又说：“这次班师回省的战争，比前次来打东江更要利害，我们不问他任何强悍的敌人，非争回我们的根据地，不能称是革命军。我们到了广州以后，就应当改革政治，统一财政，整顿军队，就可以实行主义。所以大家从今以后，与革命政府共生死，不达到收回广州的目的，死也不休。”29日，第二纵队到达海丰，蒋介石又对粤军第一旅及第六旅官兵发表了《此次班师回省的重大意义》的讲话，他说：“我们这次回去，是个生死关头，本党的成败，广东的存亡，和中国的大局，都有很大关系。如这次回去不成，我们前后左右都是敌人，环境是非常险恶的。不但我你无路可走，并且广东全省的人民，都得不到一点幸福，我们的主义完全是要失败。所以现在我们革命军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前冲锋，不能退后一步，不然就是要走死路。”此后，蒋介石在回返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的征途中，又先后发表了《夺回广州的必要》和《党存与存，党亡与亡》的讲话，说：“这次回省，不独是政府的存亡和党的成败，也就是我们各个人的生死关头。如果不能打倒滇桂军，我们个人就不能生存，党与政府与根据地就不能恢复，三民主义也就不能实行了。”

应当说，蒋介石的演讲才能是非常出色的，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煽动性。6月13日，东征军回师黄埔军校的部队及被许崇智调来的湘军、建国军和粤军从不同方向齐攻广州，滇、桂军抵挡不住，杨希阔和刘震寰遂潜逃至沙面租界隐匿不出。6月14日，广州叛乱被彻底平定。

1925年7月1日，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始行使职权，许崇智和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阎、林森等5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还任国民政府当时所属的惟一省份--广东省的政府主席兼军事厅长。

许崇智在东征中的巨大贡献使他在当时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至为显赫。而蒋介石虽然因为主持黄埔军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东征作战中也有不俗表现，但他在党内仍然没有一席之地。孙中山临终前，曾谈到过接班人的事，意由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负责，而蒋介石只负责军事。这也只是孙中山谈话的意思，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手续或文件。因此，孙中山逝世后，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的中华民国政府中，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仅担任国民政府下设的军事委员会8委员之一，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由汪精卫兼任的。此外，委员中还有胡汉民和许崇智。

由此可见，当时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乃至军中，声威不扬，地位不显。在军事上，许崇智是他的顶头上司，军权在握；在政治上，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地位和职务都比他高。许、胡、汪三人，成了蒋介石登上权力金字塔塔尖的三大障碍。为了排除这些障碍，蒋介石开始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

真是皇天不负，一个绝好的机会终于鬼使神差般地落在了蒋介石手里。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国民党中央为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应付时局，遂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共同组成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廖仲悄被刺案。

9月24日，蒋介石在故意拖延了一个月之后，终于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正式到广州卫戍区就任卫戍司令之职。到任后，蒋介石立即宣传广州全城戒严，并派何应钦率领黄埔学生军担任市区警戒任务，进驻市区北面的制高点观音山，并担任长洲岛和广州沿海的警戒。-一布置妥当后，全广州立即落入了蒋介石的严密控制之下。他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布置追缉廖案的嫌疑人员，但他更多的精力则用于兼并军队，扩充自己的实力，意在打击竞争对手。他心目中的目标，直指许崇智。

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实际上已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主力，而粤军的指挥权则完全在许崇智的掌握之中。但是，粤军的一些将领沉缅于享乐，并意图承袭滇军和桂军在广州时拥有的包娼、包赌、截关扣税的特权。对此，身为国民政府财务部长的廖仲恺曾多次表示不满，军方与政府时有争执。此外，许崇智本人的行为也不够检点。他本来就体弱多病，又好酒色宴乐，嗜吸鸦片。因为蒋介石长期在许崇智手下，又是许的结义“三弟”，所以，许对蒋也过分宠信，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许崇智在这方面表现了他的“不智”，他明知蒋介石与粤军将领不和，却仍坚持要部下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和调遣。1925年4月，许崇智在汕头时，曾对部下请将领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许总司令就是蒋参谋长，蒋参谋长就是许总司令。以后由许崇智名义签署的命令，下面盖的是许崇智的图章或是蒋介石的图章，一样有效”。当时，粤军的许多将领对许崇智如此宠信蒋介石颇感不满。

蒋介石在缉拿廖案嫌疑人员的过程中，发现有一名参与杀害廖仲恺的暴徒，名叫陈顺。此人所用的枪，其执照是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签发的。这一线索的发现使蒋介石如获至宝，廖仲恺曾因粤军将领腐化享乐和企图承袭滇桂军的特权等事多次指责粤军，与许崇智本人的争执、嫌隙也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暴徒中有一人与粤军有关系，这就使许崇智陷入了百口莫辩的境地中。蒋介石抓住这天赐良机、借口廖案涉及粤军将领，坚持主张剪除“谋叛军队”，并说服汪精卫同他一起去见许崇智，当面要求许崇智表态。许崇智无奈，只好下令将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警备司梁士择等先后逮捕，他们所属的部队则被蒋介石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即原黄埔军校教导团）包围缴械。对此，许崇智既感到难堪、恼火，又无可奈何。他在《悼廖仲恺同志并告国人及本军同志》一文中，对军方涉嫌廖案一事表示引咎自责，同时表示要追查到底。这时，蒋介石挟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之威，进一步指责许崇智一手把持财政，克扣军粮军饷，还指出粤军很多将领与廖仲恺案有过深牵连，整个粤军已不可靠，为国民政府和许崇智本人的安全计，他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工作。许崇智直到这时才省悟到，这个与自己义结金兰、被自己一手提拔并百般宠信的参谋长蒋介石，竟然要求夺取自己的军权了。当许崇智察觉到自己实际上已被软禁之后，既羞又恼，立即电调驻防在东芜、增城、宝安一带的许济（许崇智的堂弟）、莫雄两师精锐粤军争赴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汪精卫闻讯后，恐生意外，立即授予蒋介石处理广东局势的全权。汪精卫当时身为国民政府主席，他这么一授权，实际上等于把控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军权拱手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以许济、莫雄等人串通梁鸿楷“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将许、莫所部包围缴械。接着，蒋介石又于9月18日深夜派出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抢占要地，全面控制了广州城。第二天，在广东财政会议召开的会场上，蒋介石又拘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大员；当夜，黄埔学生军严密包围了粤军总部和许崇智在东山公馆的宅邸，解除了许崇智贴身卫兵的武装。

在汪精卫的支持和配合下，蒋介石步步得逞，变本加利，于9月20日凌晨派人把一封早已写好了的信送给许崇智，这封信措词严厉、咄咄逼人、历数了许崇智的过错，说他“回师广州后百无一举”，致使“军队之散漫如故”；说他侵没税收和粤军饷额、“饱私囊图利己”，说他图谋推倒中央银行“而谋自立银行以图私利”；说他“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致使“害党叛国者均在粤军所部”；更“怂恿所部强捐、勒租、截税、包烟”，而“害国殃民”。历数罪状后，蒋介石又在信中恫吓许崇智：“今不惟诸军不平，气愤填膺，即兄之所部，亦欲食兄之肉以为快。

若仍倒行逆施、固执不化，则吾兄所部已为衣食所窘，势必哗变；而各友军亦将难保”。他进而威逼许崇智“毅然独断、保全名节”，“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为达到驱逐许崇智的目的，蒋介石又软硬兼施，在信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如有一毫违心之论、不忠之意，皇天后上当共顾之”。

许崇智读了这封信，即惊又惧，立即打电话向汪精卫询问，汪精卫只淡淡地回答说：“知道其事”。许崇智眼看大势已去，又幻想蒋介石能够遵守诺言，三个月后真能让自己复职，于是，当天夜里，在蒋介石派来的由陈铭枢率领的一支队伍的“护送”下，拿了两万元，悄然搭上轮船，离开了广州到上海去了。

许崇智被蒋介石逼走后，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一职即由谭延阎兼任，粤军总司令部则由蒋介石一手收束，所属各部均被改编或遣散。自此，许崇智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军队中的权位悉数被蒋介石取代，造成了“蒋氏以一身控制军政全局，其军威之盛、声势之壮，允称一时无匹”的局面。

驱走许崇智，是蒋介石登上权力宝座的第一个台阶，驱许成功后，蒋介石继续“扩大战果”，连续打出“廖案”这张牌，穷追不舍，又发现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及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等有重大嫌疑。其中，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朱卓文和林直勉则是公认的胡汉民的亲信。蒋介石紧抓不放，由此向胡汉民发难。于是，胡汉民也被卷人“廖案”。这对胡汉民来说，是再度爬上政治舞台最高层的致命伤。为了躲避政治风暴的冲击，胡汉民被迫出访苏联，用他自己的说法，这叫作“被逐”。

至此，孙中山逝世后，有资格和力量获得最高职位的胡、汪、廖、蒋、许五人，就只剩下汪、蒋二人了。

6．“二次东征”--进入领导核心

被击败但尚未消亡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如同芒刺在背，蒋介石执掌军权后，决意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革命军调回广州讨平杨刘叛乱时，陈炯明部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同时勾结北路之川军熊克武，并由江北进至通州；勾结南路之邓本殷，由西南进攻肇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形势。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革命军决定第二次东征。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将革命军各部统编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8月26日，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同时，将湘军改为第二军，以谭延闿为军长；将建国军改为第三军，以朱培德为军长；将粤军改为第四军，以李济深为军长；将福建闽军改为第五军，以李福林为军长；其余赣、鄂、豫各部之名称，暂仍其旧。

9月28日，国民政府颁发了征讨方略：“一、东江方面：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从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即日出功，讨伐叛军。……二、北路方面：任命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肃清附逆之川军。三、南路方面：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所属第八及第十二师（欠第三十四团）警卫河南，防堵广南之邓部。四、广州方面：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率所属第二师（欠第四团）、警卫军之第一团及黄埔学生军，负广州警备之责。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待命出动。”蒋介石根据这一总的征讨方略，具体策定了东征军之作战计划。计划规定了第二次东征的方针是：“东征军以消灭东江叛军之目的，拟集中东征部队于正果，增城，石龙，石滩一带，向潮惠各属之敌进攻。”将东征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应钦，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规定了各纵队集中的日期及地点，并规定了作战地区与前进路线。同日，蒋介石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发出了《准备出发令》，提出了这次东征分三期出发：“第一期为十月一日，第三师全部及第二师第四团出发。第二期为十月五日，第一师全部及军部出发，第二师第五团第一、二营开驻省城警戒，第三营留住守虎门。第三期为十月九日，其它各部队出发。”同时，对其它具体的十七项问题都-一作了规定，如“出征时，每连带斧头三把，每兵带麻绳一丈”等等事项都作了明确指示。30日，蒋介石发表了《东征军总指挥通电》：“本月二十一日奉国民政府令开：‘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此令。’……中正戎行，材轻任重，于外侮纷乘之会，当百粤多难之秋，急浪孤舟，罔知所届，论才固不敢就，论义复不容辞。兹于九月三十日就职，本护国卫民这精神，尽革命军人之责任，先清内奸继御外侮，尚望时赐南针，免贻陨越，临电屏营，宁候明教。”在东征出发前，蒋介石又与汪精卫一道，搞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简明地提出了十条要求，即：“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团结精神）。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

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不怕冻，4．不怕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五、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挠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退却是革命军人无上之耻辱。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五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来的。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的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10月5日和6日，蒋介石又同汪精卫一道，以总指挥和党代表的名义，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东征布告》和《东征军安民布告》。

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和文电来往频繁。

①在进攻惠州的战斗中，1925年10月8日，蒋介石命令第一纵队派出有力部队围攻惠州城，主力集结于响水，博罗附近，以备进攻河源，紫金方面之敌，并具体制定了攻城计划：（一）攻城部队任务之区分：1．第四团担任惠州城北门、西门之攻城，并任野炬连之掩护。2．第三师先行占领上下马庄、飞鹅岭，担任攻击惠州府城南门及惠阳城。3．野炮兵应在梅湖与下角之间地区占领阵地。（二）第一纵队其系各部，在情罗策应，并准备敌人由水北窜出时随时堵截。（三）第二纵队对于平山增援惠城之敌，相击迎击，并策应我攻城部队。（四）攻城的材料由副官处准备分配。（五）炮火集中如左：1．野炮连之火力，集中于腐城北门城内之敌，第四团应准备爬城部队，以待炮火奏效时，立即冲到城根脚下，勇敢登城。2．山炮之火力，应集中于南门城内之敌，第三师应准备登城的部队，以待炮火奏效之时，立即冲追城脚，勇敢登城。（六）登城队宜携带武器较多，配合携事短枪及手榴弹士兵。

（七）登城奖金。1．首先登城者得奖一百元。2．其余奖二十元，但不在敌人的火力下登城者，不得请奖。（八）飞机队应准备多量炸弹，协同炮兵攻城。（九）参加攻城的炮兵。概归炮兵营长蔡忠奋指挥。（十）第一师二兵队，准备材料，协助攻城。（十一）第四团通讯队，应速构成通信网。（十M）攻城指挥官，本总指挥并任之。10月，蒋介石到了博罗，将三个纵队的兵力作了布署，并下达了进攻惠州的要领，对攻城部队的选出，编组攻城的指挥及动作，炮兵目的，其他部队的配合以及联络等都作了明确而又详细的具体规定。13日，进攻惠州。“开始与敌作战，十一时各处山炮亦相继攻击，发射出一排排炮弹。主下午二时，北门城垣之垛口，被我炮火击毁甚多，我第四炮团在炮火掩护之下，迅速通过北门桥，并徒涉护城河，战斗激烈。下午四时，我军所运竹梯已达城脚，第四团刘团长尧寰在桥上指挥攻城受伤，我官兵死伤甚众，十三日下午二时半，我第三军方面亦向城西南处攻击前进，战斗到傍晚，敌仍顽抗。十月十四日，我军继续攻击，蒋总指挥在飞鹅岭炮兵阵地，何纵队长应钦亦在北门督战，并派第八团加入战斗，此门炮火亦集中该处，战斗至午后三时半，我第四团首先登城，北城之敌纷纷退走。其他各攻城部队和相继冲人城中，何纵队长应钦率总预备队人城，杨坤如已随残部向水东门逃窜，我军即行追击，并乘机占领惠阳，蒋总指挥亦移节惠城，策尔后之作战”。〔以上见《北伐战史》〕与此同时，蒋介石给汪精卫打了一份《攻惠州城告捷电》。16日，蒋介石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祭攻惠州阵亡将士文》，并在追悼攻惠州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②在潮梅战斗中，蒋介石随军指挥，攻占惠州后，蒋介石重新部署部队东进，以第一纵队为右路军，第二纵队为中路军，第三纵队为左路军。10月22日，东征部队进占海丰、河源。28日，占领五华。31日，东征军攻克兴宁。11月4日收复潮、汕。

至此，东江完全收复。

11月6日，蒋介石发出了《收复东江通电》，认为：“自上月六日出师，迄本日适为匝月，经将逆军主力完全击溃。”“此次师经六百余里，四民簇拥而观，簞食壶浆以进。”表示“尚翼政府暨各界同志，示以周行、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之实现。”7日，正逢苏联十月革命节，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苏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他充分肯定了国共合作时提出的联俄政策的效果。他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他批判了当时“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的指挥”的种种攻击苏俄政策的谬论。他说：“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的指挥，但我才敢老实讲，叫革命先进国的苏联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蒋介石还向与会者讲了孙中山在联俄问题上对他的面谕，他说：“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就是‘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子才好。”最后，他一再说：“我们实现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实现遗嘱，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在潮、汕时，蒋介石还搞了不少活动。11月10日，他在潮州公园对第一师第二、三两团官员发表了《见大胜利成果改进部队缺点》的训词。首先，他肯定了第一师官兵“通通能够忍耐劳苦”，“真真不愧为孙大元帅的部下”，一再表示：“本军这次能够在短少时间，克复了东江，打败了多数的敌人，能够不搔扰百姓，算是实行了孙大元帅的三民主义”。进而他指出，“这次虽是打了胜仗，缺点仍然很多”，“现在小小胜利，算不得什么，大家不要骄傲起来，以为天下无敌了。骄兵”是必败的，本军上下总要戒惧，总要学本事”。13日，他参观潮州中学，并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的讲话。16日，他在汕头各团体祝捷大会又发表了讲话，着重解释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句民生主义的话。ZI日，写信给当时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谈了关于发挥部队中党的作用以及关心士兵的问题。他说：“本军各团党部，实在是有名无实，所谓党的活动，是很少有精神的。近来士兵告发的困难苦痛太多了，而且亲眼看见的也不少，甚至有排长的粪便塞士兵之口，或痛打毒骂，而士兵之饥冻不管，更属视为常事，甚至有开除士兵，不发清薪饷，为其连长中饱。此等恶弊，不一而足。根本上说，还是各团党部活动不力，徒有形式而无一些精神。”而且要求：“赶紧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及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如此，则士兵经济与生活或为经费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精神及环境决不致如此之暗无天日也。”

蒋介石在信中向周恩来提议，可将这封信在报上公开发表。12月11日该信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全文刊出。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革命军又征讨粤南军阀邓本殷。蒋介石在指挥潮、梅战斗时，得知粤南邓本殷进窥广州，阳江、罗定、云溪各县均已被占，情势急迫，于是即令李济深率独立第一旅及第三十四团回援，并命第十一师待命。到了第二次东征将北江平定后，蒋介石马上增兵南路，重新部署兵力，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南路总指挥，兵分四路，（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伯部为第四路）会攻南阳，以期一举将敌歼灭。11月7日，攻占阳江。23日，攻占廉江。邓本殷率残部退到琼州。这时，蒋介石又命李济深率所属第十一、第十二两师负责肃清琼州之敌。1926年1月5日，李部开始渡海，至2月间，琼州大定，邓本殷残部基本上消灭。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这样，两广实现了统一。在征讨邓本殷的过程中，蒋介石在 1925年12月15日，向军事委员会呈上一份《军政改革计划》。他认为：“统一广东，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之目的，今日定可实现矣！然此仍为国民革命之第一步也。广东规定，全国人士之期望于政府者愈殷；北伐实行我革命军所需要之战斗力亦愈大。胜利不可以幸致，北洋军阀固有必败之道，然其军队之抵抗力量，实非陈、林、洪、邓诸部所能比拟，我必于军政之统一，军事之训练，军实之准备，切实注意，尽革前弊积极刷新，而后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也。”据此，蒋介石就六个方面，即军长职衔应即撤废、全省军制应速确定、军需独立应即实行、军事教育应谋统一、兵工厂应积极整顿、改编军队应加限制等等，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东征奏捷，彻底拔除了陈炯明这根“刺”，蒋介石班师回穗，俨然成了大英雄。

在1926年元旦广州30万民众的庆祝集会上，他身披拿破仑式斗篷登上主席台，接受群众的欢呼。接着，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概述了两次东征的胜利和军事方面的其他业绩。在大会选举中，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此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在向权力金字塔尖攀登的路上，蒋介石又前进了一大步--进入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核心。

孙中山评价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些话是孙中山先生为蒋母去世所写的祭文中说的，时在1921年6月。当时的蒋介石，大权尚未在握，思想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运用自如地大耍其政治手腕的程度。他那时给人的印象是革命热情高，意志坚定，勇气过人，但又不时耍点儿小脾气。这样的一个“革命青年”，在孙中山眼里自然是“可造之才”，诩以“昂昂千里之资”。是鼓励多于评价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中的表现大大辜负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期许与鼓励，倒是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表现了其“昂昂千里、永不回头”之资。

朱执信遇难后，孙中山曾有一封信给蒋介石，说：“执信忽然组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这种评语，还算比较客观。正因为“不可多得”--军事干才的极度缺乏，才使孙中山不得不对蒋介石这个常耍小脾气的“干才”一再姑息迁就，使他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第五章“英雄”气短

1．蒋介石少年时代的一桩“风化案”

蒋介石原名叫“瑞元”，前文已经交待过。因为现在要说的是蒋介石小时候的事。所以，我们暂且“恢复”其原名。

蒋瑞元幼时读书，虽然十分“顽梗”，但毕竟他是6岁就开蒙读书的，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四书五经之类的典籍差不多都已涉猎过了，从这些古代精典著作中，蒋瑞元也学到了一点身为人子应当尽孝，身为男人应当求取功名的“道理”。十几岁的少年，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多多少少也懂得了一点做人的规矩和处世的道理，幼时的“顽梗”习气收敛了不少，也知道求学上进，为家族争光，为母亲争光了。

蒋母王采玉望子成龙心切，见儿子好学求进，当然是巴不得的，于是遍访四乡名师，托亲求友，为儿子的功名前程不遗余力地奔走。短短几年时间，蒋瑞元先后换了几位老师。14岁那年，母亲打听得榆林村有岩头毛凤美设塾，专授《易经》，恰好蒋瑞元的一位表舅父是榆林村人，遂征得其同意，把蒋瑞元送到了榆林村，师从毛凤美学《易经》。

没想到，蒋瑞元到榆林不久，从岩头方面竟传来了风言风语，说是14岁的蒋瑞元居然要娶蒋父的堂表妹的女儿毛阿春为妻！

听到这种传言，蒋母十分伤心。王采玉先后嫁了两个丈夫，都先她而去，本来就认为自己命不好，因此长期吃斋念佛，把一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宝贝儿子蒋瑞元的身上。如今孤寡一门，没事还常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呢，如今若是真有这种事，那可真是家门不幸。自己原指望儿子为蒋氏一门增光添彩呢，谁知也是这么个不争气的纨绔子辈，才14岁就弄出这种伤风败俗有辱门风的丑事来！叫自己如何面对蒋氏家庭的列祖列宗呢！想着想着，不由伤心落泪起来。

瑞元的外祖母姚氏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特意把女儿采工找到葛竹来，面授机宜：既然口风已经传到外面去了，倒不如假戏真唱，索性找个媒人到毛家去正式提亲，把毛阿春明媒正娶到蒋家来，一来可以堵住乡邻们的嘴，二来也就此给瑞元这匹野马驹子套上个笼头，省得一天到晚惹事生非。

王采玉左思右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于是遣了个媒人到岩头毛阿春家去提亲。

毛阿春的母亲叫蒋赛凤，是蒋瑞元的堂姑，蒋肇聪的堂妹。蒋赛风早年嫁给岩头毛凤扬为妻，毛凤扬因病去世，遗下一个女儿，名毛阿春。蒋赛凤自从丈夫病故后，因为家境凄凉，便经常带着女儿毛阿春回到溪口娘家居祝同是中年丧夫，王采王与蒋赛凤虽是堂姑嫂的关系，但也经常往来叙语。因此，蒋瑞元自幼便常能见到毛阿春，彼时两小无猜，在一起玩得颇为开心。这毛阿春生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活泼，年岁也与瑞元相仿，两个孩子青梅竹马，彼此的印象都很好。有了这么一层关系，当蒋瑞元来到榆林读书后，便经常利用私塾放学的闲暇时间到岩头去看望堂姑，顺便找阿春玩。最初，蒋赛凤见堂侄能来看望自己，心下高兴，面子上也觉得光彩，所以还能热情款待。后来，风言风语的传到了蒋赛凤耳朵里，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没有是非还难免有人捕风捉影说三道四呢，如今出了这种有伤体统伤风败俗的儿女情事，蒋赛凤焉能不火冒三丈？她把女儿关在房里训斥了一顿，严令她今后再不准同瑞元来往。训斥了女儿，蒋赛风仍然觉得余怒未消，有心找到榆林去再骂瑞元一顿，转念一想，这样岂不是把这件丑事张扬出去了吗？于是，她打消了兴师问罪的念头，决定闭门在家坐等蒋瑞元这个混小子上门，只要他敢来，看不把他骂个狗血淋头！

两位母亲一个伤心，一个生气，殊不知这风言风语实际上只是一句戏言引出来的。那蒋瑞元到堂姑母家去得勤了些，发现毛阿春已经出落成一个姣美可人的“大姑娘”。十几岁的男孩，对男女情事似懂非懂，言谈之间也不知避讳什么。恰好瑞元的表舅父陈春泉的孙子陈远离也同蒋瑞元一起读书，两人既是同学，又是叔侄，年龄也都差不多，平时关系非常亲密，陈远离见瑞元常跑去看阿春，平时嘴里也常念叨阿春长阿春短的，便打趣道：“阿元叔，你讲阿春这样好，那样也好，干脆把她娶过来当老婆不好吗？”蒋瑞元毕竟还是个孩子，所谓“童口无忌”，当即便不加掩饰地说：“讨老婆不能没有媒人呀，你来做我们的媒人好不好？”陈远离也是个半大孩子，对这种少年男女相互爱悦的事情只知有趣，不知深浅，他见瑞元如此“不知羞”，遂大叫大嚷，当作一件了不得的新闻，把瑞元要娶毛阿春当老婆的事添枝加叶地给传了出去。这些传到王采玉和蒋赛风耳朵里时，早已经过了大量的民间“艺术加工”，甚至连蒋瑞元与毛阿春桑前月下偷偷约会、海誓山盟拥抱接吻的“细节”都被传扬得活灵活现。这也就难怪蒋母伤心、毛母生气了。

正在毛阿春被母亲关在房里闭门思过，蒋赛凤独自坐在堂前生闷气的时候，无巧不巧，王采玉请来的媒人也上门了。媒人满面堆笑，刚把蒋家提亲的事说了个开头，蒋赛风的一张脸就沉了下来，没容媒人把话说完，她已站起身来下逐客令了：“行啦行啦！溪口蒋家我还不清楚，我还和他们是一族的呐，他家的事我还不清楚？

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媒人正说在兴头上，被蒋赛凤冷言冷语给顶了回来，张口结舌，只好万分尴尬地告辞出来。蒋赛凤又追到门口，对媒人说：“我们那位阿嫂也真没眼色，养下这种惹祸讨嫌的歪胚不知道管教，还好意思给他提亲！请你告诉瑞元那个混小子，我有十个女儿也不会嫁给他这种败家子的！”

媒人讨了个没趣，只得返回溪口向王采玉如实禀报。王采玉听了媒人添油加醋地形容和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传话，登时窘得无地自容，当场垂泪无语。回想自己当初与蒋赛凤同病相怜，互诉苦情的交谊，王采王又不由得气愤难平，她暗暗发誓：“你蒋赛凤不过也是孤女寡母凄凄惶惶过日子的小户人家，居然也敢看不起我家瑞元！好好歹歹，我家瑞元还是个读书人呢，我家蒋上两代在溪口也是响当当的大户人家，我死也要为蒋家先人争这口气，非要在你蒋赛凤的眼皮子底下挑个好媳妇！”

这时，王采玉怨恨儿子不争气的情绪已经完全转移了，她要为这不争气的儿子“争气”了。

王采玉赌了一口气，要和蒋赛凤较个高低。她特意赶到榆林去拜访表兄陈春泉，说：“赛凤把我家阿元看成一只虫，我这次一定要给瑞元说一房好媳妇，而且非岩头村的姑娘不娶！”这个条件，把陈春泉难为得直皱眉。可他又实在无法开口拒绝，只得硬起头皮答应去试一试。

陈春泉之所以为难，确是有原因的：蒋赛凤家在岩头村虽然不是什么大户望族，可也算得上是不愁衣食的小康之家，偏偏是这个毛阿春，又是百里挑一的姑娘，在岩头村里，要找个胜过毛阿春的姑娘还真的不是件容易事。可是，表妹素来性情柔顺，不惯于人争执结怨的，这一次看来是真的生了气，她提出的条件尽管苛刻，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没奈何，只有舍下一张老脸，到岩头村去碰碰运气了。

岩头村位于溪口镇迪南约十五公里处，座落在天台山余脉的狭谷之中，四面环山，村子中间是一条穿村而过的溪水，将这古老的村庄一分为二，小溪上有三座平桥，一座拱桥，沟通着“一村两岸”村民们的往来，岩头村口，狮山、象山左右分列，旧时曾有牌楼，门额上还有南宋的大学问家朱幕所题的“岩溪书屋”真迹。岩头村因为地处山脚狭谷之中，交通不便，一向较为闭塞，村民们多以伐薪贩竹为生。

当然，拥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岩头村，自然也会有几个从事工商业的富庶人家，例如毛鼎和，在岩头村就算得上是个经商大户。

陈春泉所在的榆林村，离岩头村只有一公里。陈春泉出身于诗礼世家，是左右方圆无人不知的乡绅。他“舍下老脸”要去试一试运气的，正是岩头村毛氏长辈、人称“鼎和大公”的毛鼎和。毛鼎和家与陈春泉家的上一代交情就很好，到了陈春泉这一代，两家也经常走动，算是通家世交。陈春泉答应了表妹王采玉的请求后，左思右想、反复比较，才选定了毛鼎和家。论财产、论地位，毛鼎和家在岩头村是数得着的，远非蒋赛凤家可比。论到姑娘的相貌，毛鼎和二女儿毛福梅也是眉清目秀，身材匀称，皮肤白皙，颇有点“福象”。陈春泉相中了毛家，认为只有毛福梅能与毛阿春相匹，虽不敢说毛福梅比阿春姑娘漂亮，但至少是不会被阿春比下去，正好满足王采玉的条件。

舍着一张老脸来到毛鼎和家，陈春泉的心里还打鼓：毛鼎和家资殷实，在下街开了一间“祥丰南货店”，不但是岩头村的望族，在乡里也称得起给绅大户；而表妹王采玉寡母孤儿，蒋家自肇聪过世、兄弟析产之后，家道中落得已快不成样子了。

这种明摆着门也不当、户也不对的亲事可怎么开口呢？万一说了出来，被毛鼎和一口回绝，自己这张老脸往哪儿放？表妹那一头又该如何交待？这一番踌躇，脸上便挂出相来。毛鼎和是个精明人，一眼看出陈春泉登门拜访必是有事，二人寒喧了一阵子，看茶、落座，陈春泉正不知该从何说起，毛鼎和倒先开了口：“陈先生馆业繁忙，今日造访必是有事吧？”说罢，笑吟吟地用嘴含住烟袋，盯住了陈春泉那闪烁不定的双眼。

陈春泉自从一进门，已经觉得此行未免唐突了，眼下被毛鼎和一问，心一慌，毕竟是诗礼世家子弟，不会扯谎，不由得脱口而出：“哦，我是来给你家二小姐提亲的。”一语既出，不知怎么了，心里反而踏实下来了。他直视着毛鼎和，观察他的反应。心想，就算你不同意，凭咱们两家世代交好的面子，总也不该让我下不来台吧！

“哦？陈先生亲自为小女作伐，那可是我家阿梅的福气呀！只不知是哪一家的公子？”毛鼎和眉开眼笑，饶有兴致地问。

毛鼎和的态度鼓舞了陈春泉。于是，他索性开门见山，把瑞元与自己的关系、瑞元的家庭情况和学业成绩等等一口气说了个明明白白。最后申明：自己是受表妹王采玉之托，情无可却，不得已才登门求亲的。那言外之意很明白，你毛鼎和纵使不同意这门亲事，也总须卖我一个老面子，因为我也是受人之托，“情不可却”，并不是我自己老糊涂生闲事埃没想到，毛鼎和听完陈春泉的介绍，竟仰起脸来哈哈大笑：“陈先生，您可是过虑了！像溪口蒋家这样的名门世家，我们还怕人家嫌弃呢！那蒋瑞元小小年纪就能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这样的诗句，日后前程必是不可限量啊！”

陈春泉一听，心里乐开了花，疾忙双手一揖：“这么说，我这杯喜酒是吃定了？”

“吃定了，吃定了！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这大媒人呢！”毛鼎和笑着还了一揖。

按庸常事理，陈春泉的担心并非多余。但是，毛鼎和毕竟多年经商，经多见广，不似一般乡民那样目光短浅、只顾眼前。毛鼎和的经历和阅历，决定了他在儿女婚姻上自有一套异于常人的标准。首先，择亲不如择媒，有陈春泉这样德高望重的乡绅来提亲，是给足了自己面子，可使门婚生辉的好事，只凭这一点，他也不能说出拒绝二字来。其次，溪口蒋斯千。蒋肇聪父子名闻三乡五里，也曾是亦农亦商，世代诗书传家的缙绅，眼下虽然家道中落不振，那也是蒋斯千父子早逝，遗孤尚未成人之故。似这种人家，只须后代努力，重振门风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再说到蒋瑞元本人，据陈春泉介绍，6岁就开蒙读书，几任教师都夸他聪颖好学、心智敏捷、可堪造就，说不定蒋家光宗耀祖的大业就着落在这孩子身上了呢。蒋母王采玉被看相先生断定“必出贵子”的传言，毛鼎和自然也有耳闻，他想，这个“贵子”说不定就应在蒋瑞元名下了。这么一想二想连三想，脑子里飞快地进行了一番读书人的“推理”和商家的“演算”。当下抚掌笑道：“请陈先生传话给蒋夫人，若是不嫌弃小女阿梅不懂事，蒋毛两家的亲事就算敲定了!"“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在封建礼教下的少女毛福梅的终生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2．娶妻毛氏，生子经国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19岁的毛福梅嫁给了只有14岁的蒋瑞元。

自从这门亲事定下来，蒋母王采玉的一脸愁怨烟消云散。与蒋赛凤赌的这一口气总算赌赢了，媳妇马上就要进门，孤儿寡母的凄惶即将成为过去；儿子“疲顽难改、轻浮暴戾”的顽劣习性也将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自己含辛茹苦十几年，如今总算熬到了当婆婆的这一天。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编居多年的女人，她急切地想“当婆婆”的心情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这其中，蕴含着一种骄傲--我终于把儿子拉扯成人了，又蕴含着一种欣慰--九泉之下的先夫，我总算对得起你了！

兴奋、激动、热烈的情绪感染了蒋瑞元，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洋溢着的一派喜庆气氛使他也有点儿忘乎所以了。虽然与毛阿春的一段股俄的初恋还在心中投影出一阵阵酸楚的印痕，可他毕竟才只有14岁，失恋的苦果还未及认真品尝就被囫囵吞到肚子里去了。趁着全家上下都在为自己“娶老婆”的事大忙而特忙，小小的蒋瑞元又跑到街上混闹去了。可是，街上的小伙伴好像提前商量过了，都不肯和瑞元一起玩了。原来，小伙伴们听说瑞元要结婚，而结了婚就算是大人了，大人怎么能和小孩子们一起玩呢？所以，大家见了瑞元都躲躲闪闪，瑞元与他们搭讪，他们也不理睬。蒋瑞元心中纳闷，偏偏他又不是那种脸皮雹知进退的孩子，相反，大家越是冷淡他，他那“顽劣”的习性发作得也就越厉害。小伙伴们躲到哪里，蒋瑞元就跟到哪里，还弄来许多棍棒，硬要小伙伴分成两个陈营，由他统一指挥，列队开仗。这一“开仗”直打得昏天黑地，小伙伴们一个个鼻青脸肿，蒋瑞元倒也“身先士卒”，弄得灰头土脸一身泥水。蒋母见他如此，不免严加训斥，把他管束得比平时更严了。后来见训斥无用，索性把小瑞元关在家里不准上街，要“收一收他的性子”省得他到处惹事。

不料，即使如此严加管束，到婚礼大典那天，蒋瑞元还是闹出了笑话。

蒋母为筹措儿子的新婚大典，动员了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蒋介卿是大哥，蒋瑞春是大姐，自然当仁不让，蒋瑞春还把自己的丈夫宋周运也叫了来，帮助操办庆典、迎亲送友。介卿、瑞春兄妹俩都是“过来人”办这种事自然得心应手。一时间，丰镐房热闹非凡，喜气洋洋。

岩头村毛家对二小姐出阁也是极尽铺张，全家上下备贺礼。办嫁妆、做嫁衣，通知内外亲戚、旧友新朋，忙了个不亦乐乎。

毛家在岩头村算是大户，毛福梅出生时，曾请了一位相士算命，那相士开口便说毛福梅是一颗“福星”，将来“贵不可言，福寿无双”。其实，这也是算命先生为讨主家欢心而随口胡说而已。实际上，毛福梅日后“贵”则贵矣--虽被蒋介石“休”掉，但仍未离开蒋家，也仍然是蒋家王朝的“太子”蒋经国的母亲。若说“贵”也还沾一点边，但“福寿”二字可就无从谈起了。毛氏与蒋介石的婚姻，几乎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毛氏于1939年死于日机轰炸，卒年57岁，这一个“寿”字也算不得“无双”。但这些都是后话。在当时，毛家的人对相士的“铁口真言”可是笃信不疑的，因此，毛福梅自幼就深得父母宠爱，及至长大成人后，这位毛家二小姐也出落得一副“福像”宽眉大耳、气度娴雅，性格也极柔顺。毛鼎和是个极爱脸面的人。他知道，以女儿的这种条件，嫁到蒋家自然不算辱没了她。但毛家在岩头村算大户，出了村就不见得有人认你是大户。何况与溪口相比，岩头毕竟是小地方，说是穷乡僻壤也不为过。所以，女儿的婚事，他看得至为重要，千方百计要弄出个排场来，体体面面地把女儿嫁过去。

蒋、毛两家心同此想，都要把婚礼庆典办得既热闹又排场，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庆典的主角，14岁的蒋瑞元根本还是个孩子，他从一开始就没把这件事当成什么大事，相反，婚前被母亲“禁闭”在屋里，早就把他憋得筋骨都发痒了，好不容易熬到了婚礼大典这一天，不弄出点儿“故事”来，还能叫蒋瑞元吗！

婚礼庆典的日子终于到了。在爆竹声声、鼓乐喧天的气氛中，毛家送亲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蒋家祠堂门前，花轿落地，伴娘趋前将凤冠霞披红布遮面的新娘子毛福梅搀下轿来，小心翼翼步入喜堂。新郎蒋瑞元一袭长袍马褂，身披吉祥如意红花，由伴郎陪同也进了喜堂。在两位傧相的挟持下，蒋瑞元强打精神，随着主婚人的指令一次次下跪，昏头昏脑也不知都拜了些什么。好不容易行完了大礼，听到一声“新郎新娘进入洞房”，两边搀扶着的傧相也同时撤开，蒋瑞元霎那间仿佛听到了特赦令，猛然一窜，伸手扯下头上的红缨瓜皮帽往空中一抛，一声欢呼，旋即奔出门去，加入到门外看热闹、抢爆竹头的顽童们当中去了。这一“突发事件”是在场的亲友们始料未及的，一个个都怔在那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可怜的是新娘子毛福梅，自从父母为她定婚后，她一直在猜想着自己将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儿、什么样子品性。为这件事，她一直忐忑不安。好不容易花轿落地、新人拜堂，她又总想透过红布盖头偷眼打量一下丈夫的模样。可惜，盼了半天，却只听见那一声纯粹孩子气的欢呼，只从红盖头下面隐约看到了丈夫的那条油光发亮、系着鲜红的头绳的大辫子。

几天来忙里忙外手脚不得闲的王采玉，最担心的就是瑞元这孩子不知深浅高低，在众亲友面前出乖露丑丢了她的脸面。现在，最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直把王采玉气得手脚冰凉，面色发紫。当着众人的面，又是大喜的日子，她既不能发作，又不能出声喝止瑞元，只得悄悄躲进自己房里饮泣吞声。蒋瑞春见状，知道这种时候劝也没用，于是急忙跑到外面找到瑞元，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训斥：“你也太不懂事啦，把咱们一家人的脸都丢尽了！还不快回家去！”蒋瑞元正在兴头上，颇不以为然地顶撞姐姐：“你们丢什么脸？我才丢脸呢广说着伸手指着小伙伴们：“他们说我当了新郎信，将来要被老婆管着，都不愿跟我玩了。”说罢，用力挣开姐姐的手，又一头扎到孩子堆里好笑打闹去了。后来，还是大哥蒋介卿赶来，一把拖住了瑞元：“你这么不争气，母亲气得在房里哭呢！”

蒋瑞元生性顽皮，天不怕、地不怕，却最怕母亲哭无抹泪。听大哥这么一说，吓得他当即跑回母亲房里，跪在母亲面前连声认错。

一场婚礼风波总算过去，蒋瑞元不觉怎样，毛福梅却一颗心凉到了底，她晚上蒙被流泪，可是天明起床后却还得收起泪水强作欢颜。毕竟毛福梅已经19岁了，有委屈也只能憋在心里。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的命运，就是系在丈夫身上的。她想，也许丈夫是年龄尚小，还有些孩子气，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这样一想，心气渐渐平和下来，遂打起精神侍奉婆婆、伺候丈夫，家里内外大事小情，都被料理得井井有条。蒋母见媳妇如此孝顺，心中自然欢喜，也就把拜堂那天瑞元在众亲友面前出乖过丑的事情忘到了脑后。

可是没想到，“按倒了葫芦浮起了瓢”，那蒋瑞元是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顽劣坯子月，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就又闹出了一场风波，以至导致翁婿失和，几十年未能和好。

事情是这样的：按奉化的风俗，新女婿要在第一个新年的大年初二到丈人家去拜年，当地人称“生头女婿上门”。新女婿到岳家去拜年，岳家照例要请生头女婿吃饭，俗称“拨食”。奉化当地民俗，对这一礼节看得十分重要，届时男方必须带去许多礼物，送给女方的长辈，岳父母一家则须隆重接待，并借此机会考较新女婿的智力，待人接物的礼节等。

对于一般的新女婿来说，这是一件必须认真对待的大事。然而，蒋瑞元却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大年初二的早晨，他吃罢早饭，不耐烦地听完了母亲和老婆的千叮咛万嘱咐，便带着一个为他挑着礼物的佃户上了路。刚走出村口，正赶上蒋氏家族的花灯会也要出村去“串演”。蒋瑞元本就是个好热闹的人，一见本族的花灯会，当即嚷嚷着也要参加。奉化地区民间盛行春节期间串花灯，参与这一活动的多是穷苦农民，趁着过年，集体串演，走乡串户，每到一地，当地人管吃管喝，还能赚些铜钱、大米、年糕等等，补贴家用。按蒋瑞元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家庭地位，他是没有资格参加演出的，因为他家虽已中落，但毕竟还是温饱有余的小康之家，用不着去干这种营生。可是，蒋瑞元一心只是图玩乐热闹，从来不考虑其它，当下他便把那个替他挑着礼品红包的佃户打发回去，将准备送给老丈人的礼物一股脑充了“公”。

大家见他如此慷慨，也就心甘情愿地让他加入到队伍中来，并且公推他当了总指挥，花灯会或唱或跳，或行或止，悉听瑞元一声吩咐。蒋瑞元玩得高兴，早把到岳家拜年，当“生头女婿”的事抛到脑后去了。

再说岩头村毛鼎和一家，为了迎接新女婿上门，早早就作了准备。可是左等不见人影，右等没有消息，看看天已近正午，不见人来，又等了半天，直到太阳偏西了，仍然不见女婿上门。正在这时，被派出去打听消息的毛福梅的堂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报告：姐夫来了，现正在毛家祠堂里串花灯呢！

乍听之下，毛鼎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读了九年诗书的学子，一个刚刚结婚、肩负“生头女婿”的重任的人，怎么会去“串花灯”呢！可是，转念一想，自家这个小女婿在婚礼上能干出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来，谁敢担保他不会再弄这种恶作剧的事呢？想到这里，毛鼎和急忙命令身旁的儿子毛武宝：“你快去看看，真有你姐夫的话，马上叫他回去，今天不要来了！”

可惜，迟了一步。毛武宝刚刚出门，蒋瑞元已经率领着花灯队迎面而来。毛鼎和听到锣鼓声响，情知不妙，急忙迎出门去，在大门口与风尘仆仆兴高彩烈的“生头女婿”蒋瑞元走了个面对面头碰头。毛鼎和一见蒋瑞元这副模样气得吹胡子瞪眼，当即伸手指着女婿大骂起来：“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还敢闹到我家门前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叫你给败光了！”

正闹在兴头上的蒋瑞元骤然间挨了老丈人的一顿辱骂，直气得呆立当场，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愣头愣脑地站在那里与岳父对望着，猛然转身，抛下众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此，蒋瑞元与岳父毛鼎和失睦，这个怨结几十年都没解开。后来，蒋介石发迹了，有一次回到奉化，在妙高台别墅休养，毛鼎和曾坐着轿子去见这个当了大官的女婿。但蒋介石却托故不见，只送了岳父两千块银元，算是表达一点晚辈的心意--毛福梅出身于闭塞山村的旧式家庭，闺阁妇道、烹妇女红都是无可挑剔的。她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纵然丈夫每每行为乖张，常生祸端，她最多不过背地生几天闲气罢了，从未对丈夫假以辞色，更不敢在婆母面前有丝毫表露。

王采玉自媳妇过门后，婆媳俩朝夕相守，渐渐察知了儿媳妇的性情，知道她为了丈夫忍受了不少屈辱。婆媳俩的关系从此亲近起来，每每联合起来对付蒋瑞元的乖张暴戾。在蒋母的督导教训下，蒋瑞元与毛福梅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好转，蒋瑞元还曾两次携同毛福梅到奉化城里和宁波城里读书。尤其是伴读的那个时期，是毛福梅有生以来所享受到的唯一一次和美甜蜜的夫妻生活。

假如蒋介石安稳度日，走读书致仕或经商守业的生活道路的话，那么，抱定了“相夫教子”的观念、把伺候丈夫当作终生唯一大事的毛福梅会是蒋介石最好的妻子，两个人多半会厮守终生、白头偕老的。可惜，蒋介石自幼就不是肯于安分守己的人，以他的“雄心大志”而论，毛福梅就半点忙也帮不上了。

宁波伴读的短暂幸福生活结束后，蒋介石那颗本来就不安分的心变得更“野”了。他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其间还考入了保定“通国陆军学校”，四方奔走，长期在外，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1909年夏天，毛福梅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望着的丈夫总算回到了丰镐房，可惜，还没容她把积蓄了很长时间的脉脉温情奉献给丈夫，丈夫却又说上海还有急事，只在丰镐房逗留了一夜，便又启程奔赴上海了。

蒋介石赴上海后，毛福梅继续在丰镐房蒋氏祖宅里与婆母过着影形相吊、孤寂冷清的日子。在蒋介石长年离家的日子里，毛福梅一方面由于寂寞难耐，另一方面也真心期望丈夫事业有成，早日还家，所以，她也随婆母王采玉皈依佛门，每日陪婆母诵经念佛，聊遣岁月。

溪口西北方周坑有个尼姑庵，名叫法华庵，是蒋母常去参拜上香的地方。因为常来常住，庵内尼姑与蒋母私谊甚好。有一天，一位人称“王大人”的尼姑来到丰镐房，与蒋家婆媳二人叙家常。这“王大人”平时喜欢给人看相，这一日聊到兴头上，便拉着毛福梅的手反反复复仔细揣摩起来。看了一阵子，“王大人”突然大叫起来：“哎呀大奶奶，你可真是个少有的福人啊！你看这手相，你命中一定会有大富大贵的儿子！”

这个尼姑可能是为了恭维毛福梅才信口雌黄的，可是王采玉和毛福梅听了却深信不疑。当初有一位风水先生也曾说过：丰镐房面对笔架山，“门对笔架山，代代儿孙会做官”，丰镐房是块风水宝地，藏龙卧虎，蒋家日后必有贵子出生。王采玉又联想到自己当年在金竹庵带发修行时，那位神秘的算命先生对自己说过的“必出贵子”的话，心里想，一个相士胡说，两个相士胡说，难道天下的相士都只会用“必出贵子”来恭维人吗？不可能的，既然所有的相士不约而同地说我们蒋家必出贵子，看来这风水是真的流转过来了。从此，“蒋家必出贵子”的预言就日夜缠绕着王采玉的心，想到儿子结婚八九年了，却至今没有子嗣，她终于忍不住对儿媳妇说：“我们不是有阿元在上海的地址吗？明天咱们一起找他去。”

这话也只有婆婆说得，身为人妇的毛福梅是不好说出口的。她听了，当即打点起行装，婆媳二人于次日便启程赶赴上海了。

蒋母携儿媳毛福梅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找到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朋友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的安排下安置了住处。

母亲和老婆来到了上海，可真叫蒋介石为了难。当时蒋介石正跟随陈其美等人奔走革命，应酬较多，而毛福梅别说出人交际场所，就是在陌生男人面前站一站都会羞得抬不起头来。蒋介石感到这个土里土气的老婆实在太坍自己的“台面”，便赌气将婆媳二人安置好后，一连几天连毛福梅的房门都未曾跨入一步。

蒋介石的神态举止，当然逃不过母亲的眼睛。老太太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这一天，蒋介石来给母亲请安，刚一进门，就被母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带着你的老婆到上海来干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吗？我看蒋家要在你手里断子绝孙了，你几天不露面，阿梅的眼睛都哭肿了，你难道想要我们婆媳俩的命吗？你听着，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去跳黄埔江！”

这一下，蒋介石慌了神，急忙向母亲赔罪认错，表示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婆。劝了半天，才把老太太的火气平息下去。

恰在这时，蒋介石留学时期的同学林绍楷也察知了蒋氏婆媳来沪的目的，便侧面劝说蒋介石：“你平时最孝顺母亲，岂未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么？你结婚许多年了，至今还没有孩子，蒋家香火难以为继，就不怕你母亲难过么？”

在蒋母的训斥和朋友们的劝说下，蒋介石勉强与妻子和好了，两人同床共枕了一段时日。夏末秋初，当蒋介石再度返回日本学习时，终于绿竹生春、红梅结子--毛福梅有身孕了。

王采玉喜不自胜，这趟上海总算没有白来。送走儿子之后，她也带着儿媳离开上海，返回溪口家乡，等待着蒋家新一代的出生。

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一个男婴在溪口丰镐房蒋氏祖室内呱呱坠地。这一年，蒋介石23岁，妻子毛福梅28岁。

这个孩子就是蒋介石的长子蒋建丰（经国）。

3．妻不如妾--蒋介石的婚外恋

1912年，蒋介石因为刺杀革命党人陶成章而避祸逃往日本，躲过风头之后，他又悄悄潜回了上海，并准备回溪口去看望自己的宝贝儿子经国。行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即将回家省亲的事告诉给母亲及毛福梅。信未，他故作轻描淡写地附了一笔：“不孝儿要携一新妇侍奉母亲大人。”

这轻描淡写的一笔附言，才是蒋介石省亲之前先写这封信的要旨所在。他深知自己在外纳妾会使母亲和发妻毛氏大受刺激，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自己纳了这个小妾，不能一辈子储之金屋，所以，他采取了先写一封家书下点“毛毛雨”的办法，让丰镐房的两位女主人先有个精神准备，心理上有个“缓冲过程”，以免自己突然携一小妾回家，使母亲和毛氏在。骤然临之。的情况下做出些失态的举动来，到那时“后院失火，醋海狂澜”自己怎么应付得了呢！

毛福梅乍一听说丈夫在外面纳了妾，而且还要带回家来，霎时间只觉天旋地转，如临末日。她一把抱起尚不足3岁的经国，忍不住涕泪交流、失声痛哭。

蒋母对儿子在外面做出这等辱没门风、累及妻儿的丑事也是深感痛心。几天来，街面上已是议论纷纷，大家都为平日温良贤惠的毛氏遭此奇辱而忿忿不平。蒋母是个爱面子的人，经过权衡，她觉得既然木已成舟，再说什么也是晚了，俗话说“儿大不由娘”，毕竟当时男人纳妾并不是太大的新鲜事，身为丰镐房的长一辈女主人，蒋母痛定思痛，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家丑不可外扬”，万一毛氏不依不饶，闹将起来，岂不是让别人看蒋家的笑话么？两害相权取其轻，老太太决定先把媳妇这一头安定下来再说。思谋妥当，她来到了毛氏屋里，对犹自饮泣不止的毛福梅说：“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蒋家明媒正娶的媳妇，经国是我们蒋家的嫡长孙，这是谁也改不了的。任他什么样的人，就算进了我蒋家的门，也不过是闲花野草，你不要管他！

如果你觉得看不惯，趁着他们还没来，就先回娘家住几天，省得心烦。”

婆母的一番话，对毛福梅是个莫大的安慰。她抬起泪眼望着婆婆说：“我回娘家，谁来照顾经儿和你老人家？再说，那个女人来了如果住着不走，难道我就一辈子住在娘家？”

“那……”蒋母被问住了，迟疑地看着毛氏。

“你老人家放心，我不会让外人看笑话的。”毛氏轻轻一句，把蒋母胸中那个难解的结一下子解开了。王采玉轻舒一口气，心中感叹：这是个多么好的媳妇啊！

蒋介石在外面新纳的这个小妾名叫姚怡诚，小名阿巧，又名怡琴。关于姚怡诚的身世，据民国十六年十月十八日天津《益世报》载文介绍：“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偕往，恰琴在法租界集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

介绍过于简约，实际情况却十分复杂。

姚怡诚出生在苏州冶长径河北岸一个名叫南桥的小镇上，乳名阿巧。阿巧红颜薄命，幼时父母双亡，她只好随叔父姚小宝过活。

阿巧十几岁时，叔父姚小宝招乡人沈天生入赘，与阿巧成婚。因为是“倒插门”的女婿，男随女性，沈天生就成了姚天生。

这位姚天生有两个叔父，当时在上海西藏路八仙桥一带做工，主要干一些力气活，比如，堂子（妓院）里的妓女要出门应酬，他们便抬了轿子负责接送；谁家里有了丧事，一应殡殓事宜也由他们来做。阿巧结婚后，也随姚天生来到上海，姚天生跟着叔父们干力气活，阿巧则被介绍到堂子里去当佣人（上海人称“娘姨”）。

不料来沪不久，姚天生就染上了毒瘾和酗酒恶习。本来温饱之外还略有盈余的小日子渐渐入不敷出，越过越艰难了。贫困加上陋习，破坏了小家庭的和睦。姚天生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毒瘾发作时还经常对阿巧大打出手。阿巧不堪凌辱，遂自己在上海五马路一家名叫“群玉芳”的堂子里谋了一份差事，从此不再回家了。

阿巧到“群玉芳”后，仍做一些侍候高级妓女的工作，被称为“细做娘姨”，负责高级妓女的起居照应、送往迎来等。在这里，她有了个花名，唤作“恰琴”。

当时，陈其美是“群玉芳”的常客，蒋介石经常随陈其美出入，时日渐久，认识了这位在堂子里当女佣的姚怡诚。

蒋介石幼读诗书、数度出洋，见过一些世面。十里洋场的风光，灯红酒绿的繁华，早已很对他的胃口。香风熏染之下，他越来越觉得乡下那个土里土气的老婆与自己这“革命青年”的身份不相称。何况这时的蒋介石不单单是革命青年，而是早已做了“革命军官”了呢。结识了姚怡诚之后，他很快为姚恰诚撩人的芳姿和善解风情的妩媚所倾倒。从相识到相熟，两个人很快堕入了情网，频繁幽会，如胶似漆。

蒋介石与姚怡诚明来暗往的热恋，一开始是瞒着陈其美的。因为蒋介石毕竟心存顾忌，姚怡诚是陈其美长期包下来的那位高级妓女的娘姨，这种偷香窍玉的事搞到自己“义兄”的内室里，好说不好听。可是，陈其美是个风月老手，虽然蒋、姚二人偷偷摸摸，又怎能瞒过他的眼睛。到底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彼此的性情都很熟悉，一天，陈其美同蒋介石一起到堂子里打牌，趁着大家玩得高兴，陈其美点破了这层“窗户纸”：“义弟，你觉得怡琴这姑娘怎么样？”陈其美望一眼刚刚上过茶转身出去的姚怡诚，意味深长地问蒋介石。

蒋介石一惊，以为陈其美已经知道了什么，只好老老实实回答：“很好呀，既聪明又漂亮。”

“还很风流，对不对？”陈其美含笑着看蒋介石，见他有点发窘，遂又大度地一笑，拍拍他的肩膀，小声问：“你喜欢她吗？”

“这个，”蒋介石面色微红，迟疑道：“大哥身边的人，小弟怎敢。”

“你就说喜欢不喜欢吧，只要你喜欢，大哥我愿意成人之美。”

“多谢大哥！”蒋介石大喜过望，直挺挺地站在陈其美面前。“啪”地一声，敬了一个礼。

事情挑明了，蒋介石花了一笔钱把姚怡诚从堂里接了出来，又在外边找了一间房子，两个人开始了不是新婚胜似新婚的同居生活。

比起溪口家乡的毛氏夫人来，蒋介石觉得姚怡诚是自己平生所遇最好的女子。

她虽然结过婚，却更具成熟少妇的温柔体贴与风流韵味；虽然出身寒微，却因为久居上海而陶冶出一种现代女性的雍娴典雅的气度。姚怡诚长期混迹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既见过大世面，又懂得怎样才能讨男人欢心。因此，两人同居后，着实过了一段云雨兴会、鱼水相欢的甜美日月。直到蒋介石因杀陶一案余波未平，自己又想念儿子，提出回家乡躲避一阵时，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与姚怡诚之间还隔着一座大山，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毛福梅和宝贝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与姚怡诚热恋时，不敢向她说明自己是个有妻有子的人；公开同居后，他又不忍道出实情使姚怡诚伤心。如此一再隐瞒拖延，苟且度日，直到回乡之日迫近，才意识到问题的确有点不好解决：不带姚怡诚回乡吧，自己毕竟与她补办过婚礼，是妻、是妾，都可以日后再定名位，反正不是露水夫妻，说一声“散”就可以各奔东西的。再说，以当时蒋姚二人的感情而论，蒋介石也不忍把这如花似玉、温婉可人的姚怡诚一脚踢开啊；若是带着姚怡诚回乡，麻烦就来了。先不说母亲大人和毛福梅会怎么样，就是眼前这位姚小姐，一旦踏进丰镐房，骤然得知自己原来已是娶妻生子之人，闹将起来，自己也是绝难处置。思来想去，蒋介石的蛮性上来了，想逮狐狸不怕骚，想吃蒸芋不怕烫，男子汉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话挑明了，凭着自己这三寸不烂之舌，凭着对姚怡诚的了解，先把这一头“摆平”了再说。

横下一条心，蒋介石把实情合盘端出。原以为姚怡诚虽然性情柔顺，乍听了这种事也会大哭大闹一场的。没想到她只是怔了一怔，旋即默默地低了头，轻咬下唇，什么也没说。

一股难以言说的内疚之情涌上心头，蒋介石不由得双手抱住姚恰诚：“我们是老派的方式结合的，结婚后，我跟她很少一起生活，徒然有个名分罢了，没什么感情的。这个这个……今后……”“你不用解释了”，姚怡诚打断了蒋介石表白，“说什么也都晚了。反正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以前你做过什么，我不管；今后我只有一条：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是决计不离开你的！”

“当然当然，这个不用你说”。蒋介石连连答应，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微笑--他果然把准了姚恰诚的脉：姚氏在同蒋介石结婚之前，自己也是有丈夫的，在这方面，他俩是“豁嘴骂豁嘴--谁也说不了谁”。

蒋介石三言五语“摆平”了如夫人姚氏，遂于第二天带着姚怡诚踏上了归乡之路。

现在，他要拿出全副的精力来对付自己的母亲和元配毛福梅了。

蒋介石踌躇满志地出现在溪口镇那惟一的一条大街上，他的身边跟着一位仪态万方、香艳绝伦的年轻女人。古老的溪口镇，人们世代比邻而居，谁家吃饭时摔破了一只碗，第二天差不多全镇的人都能知道了。蒋介石在外面纳了妾，要带着回到丰镐房来，这消息自从蒋母收到了儿子的信之后，早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左邻右舍。现在，蒋介石果然大模大样地携着小妾回来拜见婆婆了。一时间，远远近近的乡邻们蜂拥而至，都等着看蒋家内宅的热闹。

临近家门，蒋介石心里也有点紧张。以往，家里人知道他回来了，都是提前就站在大门外迎候的，这一次却连一个人影也不见。蒋介石只好把姚怡诚领到报本堂，让她在那里暂候，他自己一个人先去拜见母亲，试探一下再作道理。

蒋介石知道，这个时辰，母亲一定在经堂里念经呢。他径直来到经堂，见母亲果然正在那里诵经，夫人毛氏带着儿子也随侍在一旁。

“阿妈，不孝儿瑞元回来看你了。”蒋介石硬着头皮走上前去打招呼。

毛福梅眼看着丈夫大步走进经堂，心里一阵酸楚，几乎就要落下泪来。见婆婆没有理睬蒋介石，毛氏又生怕节外生枝，慌忙咽下一口酸水，牵起经国的手迎上去：“你回来了？”又低头对儿子说：“经儿，这是你阿爸，叫啊，叫阿爸！”

蒋介石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点点头，伸手想把儿子抱起来。不料孩子认生，抽身一躲，直往王采玉身边扑了过去。

蒋介石失望地直起腰来，垂手而立，再一次恭恭敬敬地同母亲打招呼：“阿妈，这次我回来，带了怡诚来行礼，她等在外面呢。”

“什么怡诚？怡诚是谁？站在外面，莫非等人抬了大轿去接？”

蒋母的话，乍听起来火药味十足，可是蒋介石听了却如闻纶音，乐得差点儿蹦起来。他是何等聪明，怎么会听不出弦外之音来呢？“莫非等人抬了大轿去接”，言外之意就等于说“来了什么还不进来？”这就意味着：母亲尽管对自己私自纳妾的事感到不悦，但她毕竟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蒋介石按捺住喜悦的心情，又向发妻毛氏投去了含义复杂的一瞥。进门之前，他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接受母亲的责骂，面对地毛氏的哭闹。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并没有责骂，虽然老人家的态度是明显的不悦，甚至冰冷如霜，但毕竟还是接受了现实，而且，毛氏也没有像传统的元配夫人那样，对自己的丈夫在外纳妾表示激烈的反对。母亲和毛氏的态度，使蒋介石大感诧异之外，不禁暗自感到深深的愧疚，因此，他投向毛氏的一瞥，就饱含着歉疚。感激和赞许。

毛氏没有理会蒋介石那寓意复杂的眼光，她默默转过身去，走向婆母和儿子。

蒋介石情知此处不可久留，疾转身，奔到报本堂，把姚怡诚领了过来。

姚怡诚是在大上海的风月场中混过饭吃的，对于蒋介石现在的处境和苦衷颇能理解。何况蒋姚结合，责任也不全在蒋介石一方，她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基于这种原因，她也觉得有愧于蒋母和毛氏。于是，她调整好情绪，来到了经堂门口，用着温婉亲切又怯生生的口吻喊了一声：“阿妈”，然后款款走到端坐不动的蒋母面前，春风微敛、玉柳弯腰，轻轻跪在蒋母膝前：“阿妈，孩儿姚怡诚，给您请安了！”

这一下，王采玉再也绷不住劲了，她面色一宽，笑靥顿展，急忙伸手把姚怡诚搀了起来。再定睛细看，只见这小妇人春风桃面，乖巧伶珑，老太太顿时对她产生了好印象，正待开口说点什么，只见姚怡诚已转身子，面对毛福梅深深一躬：“你就是阿姐吧？小妹向你陪罪了！”说着又要跪下去。毛氏为人敦厚，从来笃信“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古训，如今见婆母的脸色由阴转晴，明摆着是接受了姚氏，知道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于是她慌忙拦住了盈盈欲拜的姚怡诚：“小妹，别这样多礼，进了蒋家门，就是一家人了嘛！”

站在一旁的蒋介石见此情状，暗暗地出了一口长气。围在蒋家门外的众乡邻原以为今天会有一嘲好戏”看的，没想到蒋母慈祥、毛氏大度，化解了一场风波。

众乡邻失望之余，齐声礼赞毛福梅的贤淑识体，从此，毛福梅落了个“雅量夫人”的美名。

蒋介石闯过了家事风波这一关，把姚怡诚带回了丰镐房，陪她在溪口闲居半年之久。这一段日子，是蒋姚之间感情最为融洽的时期。姚氏对蒋母十分孝敬，对毛氏极为尊重，对蒋经国也视如己出，爱抚备至，一家人和睦相处，十分美满。这一时期，姚怡诚与蒋介石鱼水欢爱，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4．葬母出妻--追求“完美无缺的婚姻”在溪口闲居，是因为刺杀陶成章的事情还没有过去，蒋介石一方面侍奉老母、陪姚怡诚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一方面竖起耳朵打听外面的局势，随时准备复出--他不是一个甘于无所事事的人。

1913年6月，“杀陶”事件已经无人提起，避祸闲居的蒋介石又一次来到上海，安顿了姚怡诚之后，他就来到陈其美麾下，参加了“二次革命”。短暂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再次逃亡到了日本。

1914年夏，蒋介石奉召返回上海，参与讨袁的军事行动，不幸事败，蒋介石被袁世凯通缉。此一期间，他还经常到姚怡诚的住处与姚幽会。后来，通缉蒋介石的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再一次东渡日本避祸。

几年时间内，蒋介石奔走革命，到处躲藏，往来于上海、杭州、溪口、日本等地。这一时期，他很少顾及妻儿老小，也就更无暇照顾蜇居上海的姚怡诚了。姚怡诚与毛福梅不同。毛氏自从与蒋介石结婚的头一天开始，即已习惯于丈夫不在身边的生活，在蒋母的影响下，毛氏也笃信佛事，整天陪婆母诵经上香，打发孤独寂寞的岁月，久而久之，也不觉怎样了，后来又有了经国，婆媳俩每天侍弄孩子，念经拜佛，即使蒋介石不在家里，她们也并不感到寂寞了。而姚怡诚则不同了，她一个人住在上海，经常是一年半载都得不到蒋介石的一点音信，还要一天到晚为蒋介石的安危担心。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使她备感孤独无聊、烦恼苦闷，为了打发日子，她染上了赌博恶习，整天到邻居家里打牌，有时通宵达旦。

姚氏闲居，没有收入，靠蒋介石养着她。但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是忙于革命，以他的收入，根本不可能养活姚恰诚。那么，蒋姚二人靠什么生活呢？

原来，蒋介石在上海结识了张静江，张家是浙江湖州南行镇的豪富之家，资产雄厚，张静江本人也十分豪爽，因此，蒋介石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和个人开销，都靠张静江的资助。为了报答张静江，蒋介石命姚怡诚拜张静江为过房爷，从此，蒋姚二人在上海的开支用度就都包在了张静江的身上，据说这笔钱曾达10万之巨，但张静江当了姚怡诚的过房爷，这笔钱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1916年，蒋介石随张静江等人在交易所做投机股票的生意，得以同姚怡诚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发现姚怡诚染上赌博恶习，他屡屡出言劝止，但姚怡诚已经养成打牌度日的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掉？这就酿至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痕。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对姚怡诚的嗜赌恶习的种种不满：“1919年10月18日：冶诚赌博不休，恶甚、恼甚。

1920年1月1日：

早上起床时，瞟见楼下电灯尚明。甚恨怡诚不知家法，痛骂一常娶妻之为害实不胜言。

1920年5月16日：

近日以怡诚嗜赌而不待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

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在政治上很不得意，虽然在孙中山组建军政府后，他曾因上书言兵而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被召至广州委以军职，但蒋介石心高气傲，约束部队极严，因此每每与地方势力发生磨擦，经常是干着干着就辞职返回上海。回到上海赋闲，又因为无所作为而心生“怀才不遇”之感，心情非常苦闷。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他对姚怡诚的赌博恶习“恶甚、恼甚”了。

1919年秋，蒋介石到日本去了一趟，返回时，他带回来一个3岁多的小孩，说是自己的儿子。蒋介石为这个儿子取名为蒋纬国，谱名建镐。这样的名字，与他的长子经国相配，正好是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关于蒋纬国身世的问题，一般有三种说法。第一，政治圈内流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悬赏缉捕“乱党”，革命党人纷纷亡命日本避祸，在日本3年期间，蒋介石和戴传贤共租一屋居住，房东为他们介绍一位下女，三年共处下来，多出两个小壮叮长的归戴传贤所有，就是戴安国，小的属蒋介石，就蒋纬国。第二，传说蒋纬国就是蒋介石的儿子，是蒋介石与一日本女士同居所生的。

除生了蒋纬国之外，还生了戴安国。后来，戴安国过继给戴氏元配钮有恒抚养。所以，蒋纬国、戴安国都是蒋介石的儿子。第三、根据《蒋纬国报到卜书中所说，蒋纬国和戴安国都是戴传贤所生，戴怕老婆，不敢将纬国带回，故交给蒋介石抚养。

据蒋纬国先生说，有一次他在蒋介石的办公室，看到一本美国作家约翰·根宝所写的《亚洲内幕》，里面有一段写到：蒋介石元帅二子蒋纬国少尉，是国民党元老戴传贤的儿子，以后为了某个原因过继给蒋公。后来，他问戴传贤先生，戴拿出一面镜子，让蒋纬国自己照自己侧面，问他：是这边像蒋公呢？还是那边像蒋公？

蒋纬国说，对于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做谁的儿子都愿意。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又说到：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传贤，“作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关于蒋纬国到底是谁所出，时至今日仍是个天大的不解之谜。蒋介石把蒋纬国带回到姚怡诚住处，嘱她代为抚养，以“义子”视之。

姚怡诚自己从未生育，这一时期又经常与蒋介石闹纠纷，自感夫妻关系日趋紧张，又怕蒋介石“休”掉她，因此，她欣然接受了纬国这个“义子”，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倾注到纬国身上，备加钟爱，视如己出。

在上海过了一段日子，姚怡诚又携纬国回到奉化溪口丰镐房，三个女人共同扶养两个孩子，上上下下相处十分和睦。

蒋纬国来到溪口，给丰镐房又增添了一股新鲜活力。更重要的是，蒋经国从此又有了一个小伙伴，小兄弟俩每天在一起嬉戏玩耍，快活异常。对蒋纬国，姚怡诚确是尽到了一个母亲的责任。纬国到溪口后，进入奉化幼稚园。姚怡诚为了照顾纬国，特意从溪口迁出，到奉化城里周家借居，以便每天亲自接送纬国。1922年，纬国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哥哥经国一起进入宁波小学就读。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姚怡诚又迁居宁波。这一时期，毛福梅也经常从溪口赶到宁波看望这小兄弟俩。第二年，经国和纬国转入上海万竹小学学习，姚怡诚再度迁回上海，照顾他俩的起居饮食。

毛福梅和姚怡诚虽然不辞辛劳尽力地照顾抚养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但蒋介石对此却毫不领情。对这一妻一妾，他早已心存异念。概括起来，他对姚怡诚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她的嗜赌、不会体贴丈夫等。还有，姚怡诚没有什么文化，虽然与蒋共同生活后，曾在蒋的安排下跟随奉化县新作女校的毕业生陈志坚学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知识，但那种“速成”式的短期教育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素养，蒋介石之所以厌弃姚怡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毛福梅，蒋介石从来就没动过真情。毛福梅生性宽和厚道，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然而蒋介石需要的不是这种“贤妻良母”式的夫人。他的择偶标准随境遇而变化，随需要而变化，是从来不以情感的好恶为转移的。

在如此处置姚怡诚的问题上，蒋介石至感头疼，一时无法决断。这里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旦离弃姚怡诚，肯定会伤害小儿纬国的感情”。此外，即使对纬国的感情毫无伤害，也得考虑日后纬国由谁抚养的问题。正如他在日记中说的：“盖因弃去，一则纬儿无人抚养，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则藕断丝连，虑其终结不解之缘。”

1921年春，毛福梅因为思念儿子，就把蒋经国从奉化小学接回了溪口。蒋介石闻讯后，认为此举“实属不成体统”，是要耽误儿子的前程的，因此对毛福梅大加训斥，一语不合，甚至动手殴打毛氏。第二天，蒋介石就写了一封信给毛懋卿，“缕诉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并将毛氏逐回娘家。

蒋母王采玉与儿媳妇相处日久，感情很好。对于毛氏擅自将经国接回家里，她虽也表示不满，但蒋介石对发妻大打出手，甚至将其逐回娘家，也引起王采玉的愤怒。在她的坚持下，毛福梅又回到了溪口。当时王采玉已是重病缠身，蒋介石对毛氏返回丰镐房虽然极度反感，却也不敢公然与母亲作对，故尔苦恼异常，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心情：“母亲老悖一至于此，不仅害我一生痛苦，而且阻我一生事业，徒以爱子孙之心，强欲破镜重圆，适足激我决绝而已。”

蒋介石和毛福梅的关系经这一场风波，已经破裂到无可挽回的程度了，同时，他与姚怡诚的关系也日益紧张。1920年春，蒋介石目疾才愈，又不幸染上伤寒，病倒在上海波崎医院的病床上。王采玉闻讯，吓得不顾自己也有病在身，急速带着儿媳毛福梅赶到上海，婆媳二人没日没夜地守在医院里，悉心照料生命垂危的蒋介石。

两个月后，蒋介石死里逃生。但经此一劫，蒋介石如脱胎换骨，整个变了样，他瘦得皮包骨头，齿发皆脱，心情也非常恶劣。就在蒋介石生病住院、与死神殊死抗争的时候，姚怡诚依然不改嗜赌恶习，不但不关心蒋介石的安危，反而经常到医院去为庸常琐事与蒋介石纠缠不休。对此，蒋介石耿耿于怀，至为伤心。

毛、姚二人，一妻一妾，都不称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离弃之意日渐坚决，只是因为母亲的病日益危重．他无暇分心罢了。

1921年夏天，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

蒋介石悲痛欲绝，每日在灵前大哭数次。蒋母于当年11月21日下葬，孙中山特派陈果夫为代表，到灵前祭奠，戴季陶、林业明、居正等要员亲来送葬。

将近半年的时间内，丰镐房内吊客川流不息。蒋介石听凭毛福梅以女主人的身份支应内外，自己则专意陪同方士为母亲选择墓地。直到葬礼已毕，母亲大人人土为安之后，他才突然作出了“出妻”的决定。

11月28日晚，蒋介石坐在母亲生前的佛堂里，埋头在写什么文字，过了一会儿写好了，他便把蒋经国、蒋纬国、毛福梅和姚怡诚叫到跟前，手捧写好的文书，泪流满面地，颤声宣布：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他读道：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

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思，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余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毛福梅听到“离异”二字，耳朵里顿时嗡地一声，再也听不到丈夫要说的是什么了。毛福梅想，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竟又增添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老母在堂需要我，老母一死，尸骨未寒，就不要我了，还倒成了“报母恩”的“大义”之举”，真是怎么也无法理解。一时间，她只觉得天昏地暗，怔怔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指责蒋介石恩将仇报，丧尽天良。因为事出突然，怨结于心，毛福梅激愤过甚，一时也顾不上斟词酌句，顾不得经国就在身旁，把什么话都骂出来了。

蒋介石把“出妻条示”宣读完毕，正想解释几句。不料毛福梅倒先哭骂起来，而且越骂越不着边际，骂得蒋介石心头火起，随手拿起一根皮带，兜头盖脸就往毛福梅身上打了下去。毛福梅气怨交集，又挨了打，顿时失去了理智，她冲上去抓住蒋介石，与他拼命扭打起来。

蒋介石生性暴戾，哪会吃毛福梅这一套？他当即扭住毛福梅，拳脚并施，没头没脑地乱打起来。在旁的亲友们一拥上前，把毛福梅拉到楼上躲了起来，蒋介石仍是余怒不消，他冲开亲友们的阻拦，跑到楼上，抓住毛福梅继续痛打，又揪住毛福梅的头发，将她从楼上拖到楼梯口，直到儿子经国流着眼泪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他别再打母亲了，蒋介石才在亲友们的劝说下停止施暴，走出了房门。

姚怡诚听罢蒋介石宣读的“条示”，本来也想当众与蒋介石大闹一场的，可是没等她发作，毛福梅已哭闹起来了。姚怡诚眼看蒋介石对发妻大打出手，知道以自己的身份，闹将起来也不会比毛氏有更好的下常于是，她乘丰镐房内正吵闹得天翻地覆时，一个人带着蒋纬国离开了蒋家祖宅。

蒋介石与姚怡诚脱离了关系，但纬国怎么办呢？无论怎么说，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总不能就此不明不白地归了姚怡诚。于是，蒋介石把纬国的抚养留给自己的留日同学吴忠信，让纬国拜吴忠信夫妇为“干爹”、“干娘”。而实际上，姚怡诚仍然带着纬国一起生活，因为这时候的蒋纬国已经离不开姚氏了。

此后，蒋纬国就一直跟在姚氏身边，以生母之礼待之。蒋纬国也算继承了乃父风范，事母极孝。1949年国民党被逐出大陆，姚怡诚在纬国的安排下也迁往台湾，于1966年病逝。

蒋纬国曾就姚氏葬礼的规格请示蒋介石。蒋介石闻听姚氏死讯，默然良久，最后告诉蒋纬国：“你负责把你义母的后事办好，但要顾全咱们蒋家的声誉，万万不可大肆声张！”

于是，姚怡诚的葬礼在外界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悄悄举行。

这种规模、这种方式的葬礼，实在对不起将自己抚养成人的义母，蒋纬国始终为这件事闷闷不乐，每一想起，便觉得有一件大事未了。直到1990年，蒋介石与蒋经国均已去世，蒋纬国终于得到了一个补报的机会，在台北的善导寺为姚怡诚举行了百岁冥诞纪念追悼会，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至于毛福梅，虽惨遭蒋介石的毒打，却仍然坚持不同意离婚。蒋介石在亲朋故旧的激烈反对下，只得允许毛福梅继续留在丰镐房老宅里，那个“离婚”的“条示”也只是成了一种形式的象征。

从此，毛福梅成为丰镐房里地位特殊的女主人，她不承认离婚的“形式”，却默认了离婚的事实，独自操持丰镐房的家务，将全部情感寄托于诵经拜佛和儿子经国身上。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决绝地与妻妾同时“离异”，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之外，他还有一个在当时不能说出口的理由--他的感情世界里，已出现了另一个追求对象，这个人就是陈浩如。

实际上，早在蒋姚同居时期，陈洁如就已出现在蒋介石的情感世界中，当蒋介石挑剔姚氏“嗜赌”、“不知体贴人”的时候，他已在狂热地追求着陈浩如了。

蒋介石一生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一生追求完美无缺的婚姻。他的这两个欲望，一个使他成为独夫民贼，茶毒了千百万人民；另一个使他成为喜新厌旧的“陈世美”，害苦了3个无辜的女人。

5．海誓山盟终成梦魇

关于蒋介石第三位夫人陈洁如女士的身世，多年来众说纷经，莫衷一是。陈清如在世时，蒋家王朝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始终对陈洁如的出身及其在1920-1927年间的行藏讳莫如深。蒋介石本人以及他周围的官僚政客们，宁肯听任人们在各种传言中对陈洁如百般诋毁，也从来不肯站出来澄清事实。直到几年前，陈洁如于6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在尘封30年后冲破禁锢，得以正式出版发行，人们在“著者前言”中仍可看到晚年的陈洁如对社会上的种种传言所表示的愤怒：“甚至到了今天，有虚构成习的新闻人员仍然将我描绘成一个欧亚混血儿、一个前歌妓、一位传妾、一位女护士、一位女教师、一位俄文翻译、一个广东人、一个女冒险家，甚至是一个女骗子。”

在这个前言里，沉默了几十年的陈洁如忿然指出：“这绝对都不是我！”

陈洁如生于1906年，原籍浙江宁波，乳名阿凤。陈洁如是一位纸商的女儿，家境小康。她13岁时进入女子学校上学，因为她自幼聪敏好学，所以进入女子学校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喜爱。那时候，陈洁如结识了一位女友--长她5岁的朱逸民小姐。陈洁如经常到朱逸民小姐家里去求问功课，两个女孩子在频繁的交往中建立了友谊。

不久，朱逸民嫁给了上海大亨张静江。其时张静江已是44岁的中年人，他的夫人姚惠在美国因一次意外事故而去世了。张静江为了自己的5个女儿不致于过早失去母亲，也为了自己身边有个异性的伴侣，经人牵线遂娶朱逸民小姐为续弦。

朱逸民嫁入张家后，张的5个女儿都从美国回到上海来了。张静江为给这5个女儿补习中文，特别聘请了一位姓杨的先生为家庭教师，辅导女儿们。朱逸民则把陈洁如也请到家里来当“陪读”，因为陈洁如的中文水平当然比张家的5位“洋”小姐高得多。

1919年的某一天，蒋介石陪同孙中山和戴季陶来到张静江家中，见到客厅里正有一群女孩子在读书，其中一位皮肤白晰、高挑个子、身材匀称的女孩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张静江遂将女孩子们逐一介绍给来客。从张静江口中，蒋介石了解到那个容貌出众的女孩子名叫陈洁如，他为陈洁如的端庄秀丽和青春魁力所倾倒，当即就寻找话题与陈洁如樊谈起来。

陈洁如毕竟是个女孩子，对蒋介石的过分的热情感到既惶恐又害羞。可是这种窘迫无状的纯真模样反而更使蒋介石觉得可爱，从此，久惯风月的蒋介石对陈洁如一见倾心，开始了肆无忌惮、近乎疯狂的追求。

就在蒋介石陪同孙中山和戴季陶二人访晤张静江的当天晚上，当陈浩如告别了朱逸民走出张府时，忽然发现蒋介石独自一人仁立在张家大门外面，见她走出来，蒋介石满面笑容地迎上前去打招呼：“陈小姐，你要到哪儿去？”

陈洁如被问愣了。虽然蒋介石白天在张府时曾多次找借口与她搭话，其热情近于殷勤的态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与蒋毕竟只是一面之缘，而且是在特殊的场合下礼节性地见面，现在出了张府的大门，在她眼里，蒋介石就与一个陌生人无异了。出于少女的腼腆，陈清如略低了头，勉强地应付了一句：“我……要回家了。

蒋介石趋前一步，用了更加热情的语调再问：“陈小姐府上何处？”

这样的问题就显突兀了，陈洁如不禁诧异地抬起头来打量了一下蒋介石。在陈洁如这样一个小姑娘的眼里，面前的蒋介石已经是一个岁数很“大”的大人了，他中等个子，瘦瘦的，但并不显得赢弱，头顶略秃，下巴比一般人嫌宽了一些，长着一双深沉锐利咄咄逼人的眼睛，这双眼睛正热切地盯住自己，仿佛长了刺一样，直刺得陈浩如粉面微红，急忙又垂下了头。她咬了咬嘴唇，对蒋介石提出的问题感到不可理解，便摇了摇头。

蒋介石笑了，笑声很轻，略带浊音：“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你家住在哪里？啊呀呀，那么你这位小姐怕不是迷路了吧？”

这种拙劣的调情伎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的，他打趣地继续盯住陈清如。这种小伎俩施之于天真无邪的陈洁如却是立见奇效，只见她略一歪头，露出一个笑靥，却仍是只摇头不说话。

“告诉我，你住在哪里？”蒋介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紧追不放。

“西藏路88号”，陈洁如朱唇轻启，报了一个假地址。她自幼受到“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传统的熏陶，从6岁起就与父兄一类的“男人”坐不同席、居不同室。而且，她的母亲一直在向她灌输处女保持贞操的重要性，提醒她要对男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思想教育下，陈洁如小小年纪就已经懂得了男人向女人献殷勤必是有所企图的道理，她当然不能让这个男人轻易得逞。所以，陈洁如在脱身无计的情况下，灵机一动，报了一个假地址。

“那我送你回家。”蒋介石见陈洁如终于说出了地址，立即展开第二轮攻势。

“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陈洁如像一只受了惊的羔羊，急切地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蒋介石却横跨一步拦在陈清如面前：“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

陈洁如惶恐地瞪大了眼睛，觉得这个纠缠不休的男人简直是不可理喻。现在她想起了妈妈说过的话，眼前这个殷勤得过火的男人肯定是居心叵测，于是她沉住了气，一字一板地对蒋介石说：“我的父母是非常严厉的人，他们绝对不允许我同任何陌生人在一起走。否则，他们会骂我的。所以，你一定不可以同我一道走的！”

“可是我们已经并不陌生了呀！”蒋介石毫不气馁，继续咬字眼作文章，纠缠不放。

“不不，绝对不行！”陈洁如这一次真的有些惶惊了，她下决心不再理会蒋介石，遂紧闭了嘴唇，低了头，拔脚便走。

蒋介石终于无计可施了，眼巴巴地看着陈洁如从自己身边冲了过去。

可惜，陈洁如毕竟还是年龄太小，不会撒谎。她报给蒋介石的假地址不全是假的，只是故意把“33号”说成了“88”号，而“西藏路”这个大方向并没有错报。

这也是陈洁如“经验”不足，心地诚实的一个表现。她自己则深受这一点“诚实”之喜，致使蒋介石终于找上门来。

那一天，陈清如一个人在家里做功课，突然，蒋介石满面通红地冲了进来，一见面就大念苦经：“哎呀陈小姐，你可把我害苦了！自从你给了我那个错了的门牌号码，我就一直在这条街上转，像一个贼一样朝每一间房子里探头探脑，幸亏今天从外面看到了你。你为什么骗我？”

“因为我不想让你到这里来！”陈洁如被这突如奇来的造访吓坏了，不加思索地冲口说出了一句大实话。

蒋介石却笑了起来：“你想也罢，不想也罢，反正我终于把你找到了，你再也逃不脱了！”见陈洁如低头不语，他进一步表白心迹：“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从咱们在张家初次相见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我已经注定没法子再喜欢别的女孩子了。这几天，我朝思暮想，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一心只想着要见到你。你知道不知道，我每天都会梦见你！”

这种露骨示爱的言辞并未激起一个年轻如孩子心灵上的震颤，反而使她觉得羞赧无地。有生以来，还从来没人对她说过这样肉麻的话。

正当陈洁如窘迫万状不知所措的时候，陈清如的母亲恰好回家来了。她看见女儿羞龈的神色和蒋介石笑着的脸，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在问过蒋介石的姓名之后，这位母亲示意女儿进入内室，然后以平静得似乎冷峻的语调对蒋介石说：“我女儿今年才只有13岁，只是她长得高一些，发育得早一些，其实她还是个小孩子，你如果有什么事，请去找她的父亲说吧，我不希望有什么事情使她在学习上过于分心。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蒋介石恭敬地笑着，点点头：“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很喜欢阿凤小姐，我爱她，我想要她作我的女朋友。”蒋介石的笑容非常谦恭，可是他说话的口气却是十分坚定。

陈清如的母亲当即委婉而又更加坚决地驳斥了蒋介石的念头。但是，这并没有使蒋放弃对陈洁如的追求。此后不久，他又委托张静江，由张夫人朱逸民向陈洁如再次转达了爱慕之情。朱逸民毕竟是陈清如童年时代的好朋友，陈洁如在她面前倒是肯于吐露心声：“我不喜欢他，我很害怕。怕他的粗鲁，怕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在看我的时候好像有一股火！”

朱逸民笑着向她解释：“男人恋爱时都是这样，热烈得让人觉得可怕，但那正可以说明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你不要太守旧了。你应当学会应付各种男人的追求，了解他们。否则，难道你一辈子都不接触男人吗？”朱逸民温和地望着她。

朱逸民的话起了一点作用，至少使陈洁如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男人面前，大可不必太过羞赧局促。

这以后，蒋介石虽然不敢再到陈家去找陈洁如，但他仍不放过任何接近陈浩如的机会。俗话说：“烈女怕磨郎”，在蒋介石的死缠烂打式的追逐下，陈洁如终于与蒋介石约会并一起吃饭了。但这次约会无论对于蒋介石还是陈洁如来说，都是一次失败的约会。因为，蒋介石在请陈清如吃过饭、喝过咖啡之后，又借口看望他的“姐姐”而把陈浩如骗到一间旅馆的房间里。蒋的用意很明显，可惜被陈清如及时识破了他的不良居心，大声呼喊，蒋介石只好悻悻地放走了陈洁如。蒋介石错在操之过急，错在急于求成，结果适得其反，把陈洁如这只“小鸟”吓坏了，吓得再也不肯见蒋介石的面，甚至连他的电话也不敢接了。

那个时候，陈洁如还不满14岁，她对已经30多岁的蒋介石当然不会产生爱慕之情。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格局持续了很长时间，蒋介石老着脸皮，盯梢、路截、追踪到家里，甚至把一个女孩子骗进预先开好的旅馆房间里，采取种种文明的和迹近流氓的野蛮手段接近陈浩如，虽屡遭挫折，仍是换而不舍，“斗”志弥坚。

1921年秋，陈浩如的父亲突然病逝，这就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再次接近陈洁如并求得她原谅的绝好机会。蒋介石闻知丧讯后，竟也穿了孝服前来往吊唁，并留下来帮助料理丧事，里里外外照应得十分周到，殷勤备至、体贴有加。由此博得了陈浩如的好感，陈母也从此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

丧事完毕后，蒋介石再次请张静江夫妇代为说项。朱逸民对陈洁如，张静江对陈母，都曾讲过这样的话：“如果到了这一步仍坚持不同意的话，那就是不给张静江夫妇面子了。”这种话在陈洁如听来还不觉什么，但对于她的母亲，就是很大的压力了，张静江是上海滩上的大人物，是孙中山的红人，是财大势大的工商业巨子，这个“面子”陈洁如的母亲是不好不给的。

陈母一面对张氏夫妇亲自出面作媒表示感谢，一面出于慎重的考虑，用了长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蒋家进行了调查，包括蒋介石的家庭成员、个人履历、家境等等，调查的结果令陈母大失所望--原来蒋介石不仅已有一妻一妾，而且当时尚无正当的职业，对这样一个人，把女儿嫁给他怎么能放心呢？陈母有些后悔了，后悔不该在张氏夫妇那里松口。

张静江闻讯后，竟亲自来到了陈家，当面向陈母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性格、业绩及其可以预料的“远大前程”。在张静江的“金面”压迫之下，张母同意了这门婚事。

但陈母和陈清如都坚持一条，那就是蒋介石必须与妻妾离婚，正式娶陈洁如为妻子。蒋介石一口答应，并划破手指，在白手绢上写下了“血书”，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陈洁如终于被感动了，她同意了嫁给蒋介石。

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礼在上海举行，证婚人为张静江，戴季陶主持婚礼。这一年，陈洁如只有15岁。

洞房花烛夜，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对陈洁如说：“除你之外，我永远不会爱上别的女人了！”

同是新婚之夜，蒋介石于心满意足之余，向陈洁如吐露了他这一生中的三个愿望：第一，娶陈清如为妻；第二，得到孙中山的赏识；第三，将全国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之下。

新婚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和陈洁如依旧俗去拜见陈母，然后启程返回奉化溪口。

在从上海到宁波的海轮上，陈洁如作了一场恶梦，梦见海上狂风大作、巨浪翻涌，船上只有她一个人，到处都找不到蒋介石的影子，终于，一个巨浪将陈清如卷人无底的深渊……这个不祥之兆，她没敢对蒋介石提起，直到日后蒋介石逼她离婚，她仍然认为是早有预兆的。

蒋介石婚前必须与原来的妻妾离婚，这是他亲口答应了的。但是，事实上蒋介石与毛福梅的离婚只是走了个形式，陈洁如在随蒋介石回乡之前即已知道毛氏仍居住在丰镐房蒋家祖宅内。因此，陈清如一直念念于心，暗中想象蒋介石的这位前妻会是个什么样子，会不会妒嫉挑剔自己等等。出于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善良心愿，陈洁如一路上暗下决心：尽可能与这位毛氏夫人和睦相处。

一见到毛福梅，陈洁如的心里就踏实下来了，这是个性情温顺、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她谦恭地向毛福梅行了一个礼，打了招呼，毛福梅急忙还礼，并真诚地对陈洁如表示了欢迎。

毛福梅仍以主妇的身份料理着丰镐房的内外家务。她谦和有礼地安顿了陈洁如之后，又到神坛前点燃蜡烛和香火，安排蒋介石携同陈洁如跪拜蒋氏祖先和蒋母遗像。接着，按照蒋介石的授意，陈洁如把毛氏请到上座，行了鞠躬礼，并奉茶一杯。

这个仪式实际上意味着这样的事实：蒋介石并没有彻底抛弃发妻毛氏。在公众社会中，在交际场合，陈洁如以蒋介石惟一合法的妻子的名义出现，而在蒋介石的家乡，人们仍然奉毛氏为蒋的夫人，陈洁如在他们的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妾而已。

陈洁如对毛氏的善良和宽厚的性格颇有好感，真正实现了她要与毛氏“和睦相处”的意愿，此后，陈洁如也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与毛氏办理离婚手续的要求，她觉得，毛氏的存在并不影响她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而且，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呆在溪口，他只要对自己真心实意也就够了，又何必计较毛氏的存在与否呢？

在与毛氏相处的日子里，毛福梅曾经对陈洁如讲了心里话，她说：“我已经年近四十，这辈子也没有什么别的念头了，我只希望经国将来能有出息，这是我此生惟一的愿望了。”

毛福梅的肺腑之言使陈洁如大受感动，她欣然接受了毛氏的委托，答应帮助改变蒋介石的“怪脾气”。

在“希望经国有出息”这一点上，蒋介石与毛福梅是一致的，只不过方式不同，方法各异而已。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后，认为以陈的教养程度和学识水平，让她来抚养经国多半会好一点，毛氏固然是亲生母亲，但她毕竟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爱护孩子，却不懂得如何教育和培养孩子。但是，陈清如的年龄只比蒋经国大4岁，新婚燕尔，就提出这种问题来，蒋介石有点没把握。因此，虽然当时蒋经国已被父亲接到上海读书，但一直是跟在蒋介石的妹夫竺芝珊身边的。蒋陈结婚、返乡拜祖等一系列活动，蒋介石都没让儿子露面。

作为母亲，毛福梅当然时刻不忘她那远在上海读书的宝贝儿子，一天，当屋子里只有毛福梅和陈洁如两个人的时候，毛氏突然问道：“你见过经国了吗？”

“没有。”陈清如坦诚作答，“不过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是一定要见他的。”

毛福梅怔怔地望着年轻的陈洁如，良久，她才叹了一口气：“他是个好孩子，最怕他的父亲。我现在总是担心，他那么小，又是孤零零一个人呆在上海……”说着，毛福梅已是泪流满面。

陈清如被这种深挚的母爱感动了，她诚恳地拉住毛福梅手，告诉她：“请你放心，我回到上海以后，一定尽一切可能照顾他、帮助他，你不必再为他担心了。”

“谢谢你！”毛福梅硬咽着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你肯照顾经国，我就放心了，我这下辈子都会感激你！”

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多岁的女人执手相望泪眼，无语凝噎。

蒋介石回到家乡，心无旁骛地陪着陈洁如游山玩水，日子过得好不惬意。正玩得高兴时，忽然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命他速赴广州，到陈炯明指挥的粤军中任职。

蒋介石只好结束了新婚旅行，携陈洁如匆匆返回了上海。

一到上海，她就在蒋介石的引见下面会了当时只有11岁的蒋经国。陈洁如想到自己在毛氏面前的承诺，对经国十分关怀体贴，一下子赢得了经国的好感。从此，蒋经国一直唤陈洁如为“上海姆妈。”

这一时期，陈浩如一直感到身体不适，而且皮肤上出现了不少疮疹。经查，她被蒋介石传染上了淋病，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这一场病，差一点导致了陈浩如与蒋介石婚姻关系的破裂。后来，还是蒋介石在陈洁如面前设誓：终生不饮酒、不喝咖啡和茶，只饮白开水，以此作为自我处罚。这样，陈洁如才原谅了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是个经常设誓而不守，经常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人，但在这一点上倒是真正信守了诺言：一生不再沾酒和茶，只喝白开水。这次淋病的暴发，使蒋陈二人同时受到了一个严厉的惩罚：他们两人都不能生育了。

不久，蒋介石携陈洁如到广州赴任，几个月后，蒋介石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孙中山所采纳，遂辞职回乡，一住就是两个多月。至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避难到永丰舰上，发急电请蒋赴穗护驾。蒋介石认为这是他取得孙中山信任的极好时机，遂决立即启程。在决定陈洁如是否随蒋赴穗的问题时，蒋介石与陈母发生了争执。最终，蒋介石故态复萌，又发起了脾气，陈洁如生怕母亲与蒋介石正面冲突起来，只好劝慰母亲，让她不必为女儿赴穗后的安全担心。陈母无奈，女儿已经嫁出去了，由不得自己，她只好作了让步。

此后一般时间内；陈洁如陪伴蒋介石频繁往返于沪、穗之间，有时还回到溪口小祝在奔波往返的日子里，陈洁如并没有忘记她在毛氏面前许下的诺言，主动承担起对蒋经国的抚养和监护责任。每到上海，陈清如都必定抽出时间来看一看经国，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和学业，给他买些食物和生活用品。这样，蒋经国开始与这位年轻的“上海姆妈”亲近起来。

陈洁如对蒋经国的关爱之举，深得蒋介石的赞许。蒋介石原先一直担心蒋经国的出现会引起陈洁如的反感，现在这种担心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蒋介石由此更认为选对了妻子，觉得陈洁如有修养、有见识，比毛氏和姚氏都强得多。在陈洁如的关怀照顾下，蒋经国也变得懂事多了，每到假期，经国都要回到溪口看望生母毛氏，还把蒋介石和陈洁如平时给他的零用钱积赞起来孝敬给母亲。毛福梅在孤独清冷的生活中得到儿子的关怀和孝敬，又从儿子口中得知“上海姆妈”温婉可亲，不由极感欣慰，每日礼佛祈祷时，在祈求佛祖保佑蒋介石父子的同时，也加进了陈洁如的名字。

1924年，蒋介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他与陈洁如迁入军校校舍，在这里安了一个家。陈洁如从此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负责处理函件往来和一般文件的保管。

陈洁如自度身为军校校长夫人，应当顺应潮流，辅佐丈夫参加革命活动。蒋介石也深以为然，经常携陈洁如参加一些集会，介绍她认识了廖俐岂及其夫人何香凝、汪精卫夫妇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同时，她还结识了风华正茂的共产党人周恩来。

当时的陈洁如绝对不会想到结识周恩来对自己的晚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事实上，陈洁如于六十年代得以从大陆到香港去，乃完全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准。

1925年初，第一次东征开始，蒋介石忙于军务，把陈洁如安排到东山区居住，与廖仲恺夫妇为邻。

这年秋天，远在苏州替蒋介石抚养次子纬国的姚怡诚草拟了一封信，命纬国抄写在信纸上，说：“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亲爱的爸爸了，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去探望我的爸爸……”信中还附了一张纬国的照片，邮往广州。

蒋介石收到这封信后，立即拍电报让纬国速到广州。姚恰诚巧计奏效，欣喜若狂，当即带着蒋纬国直奔广州而来。其时，蒋介石正带着陈洁如在汕头前线指挥作战，忽听侍卫官来报，说是姚怡诚带着蒋纬国已抵汕头港，蒋介石到这时才感到贸然叫姚氏携纬国来广东是有些唐突了，他当时的心情，诚如他自己在日记中所说：“心殊怦怦，恐洁如不悦也。”

可是姚氏来粤，是奉召而来，蒋介石纵使为难，也只有硬起头皮去接了。他接了姚氏母子，即安排他们赶赴广州，暂时没告诉陈洁如。

事情到底还是败露了。陈洁如知道姚氏母子来穗后，感到非常恼火。她对蒋介石的一些行事方式颇感不满，即如当初与纬国初见时也是这样，在事前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突然把纬国领来相见，还打趣说陈浩如结婚就拥有了两个儿子，问陈洁如“有何感想”。当时，陈与蒋燕尔新婚，不想因此与他闹翻，何况蒋纬国的当时只有五六岁，既单薄又瘦小，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陈浩如心地善良，一腔怨愤很快转为对纬国的疼惜与怜爱，此事就此揭过。可是，现在蒋介石又瞒着自己把姚氏母子从苏州召至广东，这是陈洁如所无法忍受的：在蒋介石花言巧语的哄骗和“解释”下，她强压怒火，独自返回了上海。

1926年，蒋介石通过种种政治手腕而攫取了政务和军队的统治权，俨然以“领袖”自居，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颗“政治新星”和“军事权贵”。

政治地位的变化和权力欲的膨胀，使蒋介石的择妻标准又有了新的变化。陈洁如尽管有修养有学识，大大胜过了毛氏和姚氏，但她出身于一般的市民家庭，缺乏高贵的社会地位和名门望族的家庭背景，经济实力和政治背景就更无从谈起了。蒋介石的择妻标准经常变化是实，但有一点却是从来没有改变的，这就是，他的妻子必须有助于他的“事业”。所以，当陈清如在他夺取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无助于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谋划着抛弃陈洁如，而把目光盯在新的“助手”身上。现在，他心目中最好的“助手”就是宋氏三姐妹中的老三，孙中山先生的妻妹宋美龄小姐。

蒋介石结识宋美龄始于1922年。他对宋美龄一见倾心，很快就向孙中山提出想娶宋美龄为妻。而这时，距他以血书向陈浩如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才不过半年的时间。

孙中山对蒋的请求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当时宋美龄已经订了婚。

宋美龄的姐姐宋庆龄也表示坚决反对，她说：“我宁愿看到小妹死掉，也不愿她嫁给一个光是在上海就搞了两个女人的男人！”

除了孙夫人宋庆龄之外，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和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也表示反对。在如此强大的阻力和宋美龄已然订了婚的事实面前，换了任何一个男人也会就此放手的。倘若从一个已婚--并且是已经结过三次婚--的男人的角度来考虑，那么，任何一个这样的男人都根本就不该有那种欲念。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无论蒋介石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单单是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换而不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性格，就足以令人钦佩！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的确是其束有渐，自幼年起一点一点逐渐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述。

蒋介石认定了的事，就一定要实现。哪怕希望极其渺茫，哪怕根本就没有希望，他也一样竭尽全力去争龋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蒋介石未尝有一日忘记他的“远大目标”--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宋美龄为妻。而这时，正是他与新婚的妻子的陈洁如双飞双栖，鱼水欢悦，如胶似漆的时候。

1926年，蒋介石终于从一个普通军事将领成长为一颗“政治明星”，脐身于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当中，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蒋介石炙手可热了，权倾一时了，他终于引起了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大宋蔼龄的注意，这位被外国人评价为“意志坚强，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精明强干、狡猾奸诈、野心勃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人之一”的宋家大姐大，对蒋介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料定蒋介石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就想方设法笼络他。

这位宋家大姐大不愧为理财圣手孔祥熙的“贤内助”，她对政治的理解，似乎完全依附于“生意经”，她以生意场上的逻辑思维方式来考虑和预测蒋介石这个政治人物的“行情”的涨落，断定“有得赚”，于是就“买进”，把她的三妹作为惟一的“赌注”，押在了蒋介石身上。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蒋介石突然以兴奋的口吻对陈浩如说：“明天孔夫人请我们吃晚饭。”

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蒋介石当时的情状：他边说边在室内来回踱着，好像兴奋。他的喉咙似乎因为紧张而收缩了。“请客！”他自言自语，“我从来想不到会有这件事。而现在，这么久了，你我终于有缘跟这位大人物同席共进晚餐了。这真是太妙了，妙得难以置信。”

他像一只孔雀一样，在地板上昂首阔步，趾高气扬，不肯坐下。他很少这样举止失常。

“何必这么兴奋？”我轻松地问，“只是一餐晚饭。天气这么热，我还真不想出门呢！你何不一个人去放怀开心一下？你可以为我设词婉谢。”

我从热水瓶中倒了一杯开水给他，他将杯子放在桌上，没有喝。

“你怎么还没有搞懂？”他一下子就责备起我来，“你必须要体会了解，对我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更接近宋家。你应该知道这几年来我都未能如我所愿地接近我们的总理，而这次吃饭就是一个机会，可以更接近总理的亲戚，这--你懂了吗？”

当然，我不能否认他说的是事实。

“你同我一样了解”，他耐心地再说，“广州的军事专才多的是，可是，我完全是因为走了点运，才当上军校校长。我有了地位，但缺少声望。因此，我要走的路线是培养与总理身边的亲人间的友谊。我要把孙、宋、蒋三家紧密地连接起来，要越来越紧密。”

介石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满面爱意地牢牢握着它，以哄劝的口吻对我说：“我们就要跨过重大成就的门槛，在我们革命事业方面和在培养友谊关系方面，你都必须同我站在一起，争取成功。你知道这对我是何等重要。你千万不要不肯去参加晚宴。”

蒋介石所说的这个“重大成就的门槛”，不过是宋蔼龄刻意安排的一次“鸽子宴”--吃鸽子而已。然而，正是这次的鸽子宴，成为了陈洁如与蒋介石婚姻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门槛”，蒋介石从这个“门槛”跨了过去，从此对陈洁如的“柔情蜜意”就一去不复返了。这个鸽子宴，纯粹如陈洁如后来所说，是一次“夺夫宴”。这是蒋介石和宋蔼龄这两个权欲熏心的人精心策划的一个“计谋”，是宋蔼龄摸准了“行情”，下决心“吃进”蒋介石之后的一个重大举措。

这次晚宴的参加者，除了蔼龄、美龄两姐妹之外，还有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及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宋蔼龄要求客人们下午三点钟赴席，可是蒋介石声称要下午五点以后才能到。这样一个“时间差”，使陈洁如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她不得不枯坐在客厅里，听那些贵族们大侃生意经，什么流通货币的价位、证券股票、盈利额度、不动产，还有数达几千几万元的红利等等。这样把陈清如“晾”了一会儿之后，宋蔼龄便指使陈友仁陪陈洁如去“参观一下这房子。”

陈友仁十分乐于听命，当即起身陪同陈洁如离开了客厅。陈浩如是这样回忆以后发生的令人难堪的一幕的：当我们走到房子旁边的时候，客厅中的快活笑声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宋蔼龄高亢的声音，我听到她说：“她只能做一个中等人家的主妇，怎么配做一位新兴领袖的妻子？一定要想个法子。”

“是的”，宋美龄表示同意，“她就象象征我们国家生活中一个宽阔的社会鸿沟。”然后，她带点讽刺意味，又说：“不过，我必须说她也有好的地方，她可以做一个宁波乡下人或农人的好主妇。”我可以意识到这些话所蕴含的尖刻轻蔑之意。

可以设想，当时的陈浩如，“偷听”到这样的谈话之后会作何感想！

直到这场刻意安排的“夺夫宴”结束之后，陈洁如才终于品出了一点“味道”：我从介石的神态上，看出一项重要的事实。他此来孔夫人家中作客，心花怒放得无法以文字形容，而孔夫人则不时将她妹妹捧到天上。她说宋美龄是天下第一聪明人。

对于这次“夺夫宴”，廖仲恺先生的遗孀何香凝女士是一眼就看穿了的，她第二天就特意提醒陈洁如：“你必须小心，不可太轻信别人！’并且要她“离开那个女人（指宋蔼龄）远远的，不要让介石落入她的圈套。”

对于何香凝的话，陈洁如开始时只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她始终记得蒋介石写血书盟誓的情节，这样忠诚的丈夫，难道还怕被别的女人抢走吗？

事实上，正如何香凝所说：“陈洁如还是个孩子”。陈洁如对蒋介石表面上的“痴情”大当真了。她不知道，蒋介石当初的所有“海誓山盟”都不过是因为一时之需而开出的“空头支票”而已；她更不会明白，政治是不对誓言负责的。蒋介石在与陈洁如结婚尚不足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决心要抛弃她了。那时候，蒋介石“及与宋女士相捻，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所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只是由于宋母的反对，蒋介石未能得手。这一切，陈洁如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1926年底，蒋介石与汉口政府的矛盾加剧，同时，追求宋美龄的计划也开始进人“政治谈判”的阶段。蒋介石写信邀宋蔼龄到九江晤谈，两个人在船上长谈肥金钱、政治、婚姻这三件事巧妙地联系到一起，达成了一个“协议”：宋蔼龄负责把她的胞弟宋子文从汉口政府中“分化”出来，然后姐弟联手，向江浙财团筹措大笔军费支持蒋介石；而蒋介石所要做的就是同宋美龄结婚，并保证一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即任命宋家大姑爷孔祥熙为阁首，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

金钱美女一手兼得，同时还可以摆脱政治上的四面楚歌的困境，蒋介石当时乐得就差蹦起来了。他当即向陈浩如摊了牌，提出：“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并且假惺惺地开导陈洁如说：“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你先到美国去攻读5年，你返国时，南京政府将已成立，那时我们恢复共同生活，我们的爱情将始终如一，我可以发誓……”陈洁如抬起头来望着蒋介石，一脸讥讽之色。蒋介石打住了话头，情知再发什么誓也是没用了，便又换了另一种口气：“我的处境不稳，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能干下去，中国就会有救，我自己也可以存活下去；否则，我将因为失败或失望而死去。你不愿看到我这样吧？现在正是我实践愿望的大好时机，我必须把握这个时机。我有野心，我要登峰造极，而且留在颠峰！不如此的话，我宁愿死去！”

陈浩如无话可说了，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忿忿地只身返回了上海。

蒋介石去陈娶宋之意已决，遂亲赴上海做陈氏母女的工作。陈清如对此曾有详尽的记述：1927年8月1日，烈日当空，暑气逼人。这天早晨，蒋介石驾临上海母亲家中。

他单独进宅内，将卫士和蓝衣侦探留在院中位候。在正常情形下，一位大人物惠临家中，当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事已至此，我竟然不屑请这位不速之客就坐。

这种情形，无论如何，都显得有违待客之道。我望着他，以讥讽的口气说：“大驾光临，有何贵干？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你今天突然来，一定是有所求？”

“你猜对了，我亲爱的洁如，”他以关爱的神态说，“我是来同你谈谈赴美之行。我已跟张家的黛瑞莎和海伦谈好，请她们两人一路陪伴照料你。你只要离开五年。这是你的船票。”

我没有理他那双伸出的手，答道：

“我已经让开，让你去实现你的雄心，你还要怎样？你常说我容易受别人的左右！你是存心要逼我流亡吗？”

“别这么说！”他走近我，作恳求状，这次出国旅行对你自身有益。我要你去进修，增加你的知识。以后，你回国之时，可为政府工作。你曾经答应与我并肩工作，记得吗？”

“过去已成过去”。我意兴阑珊地说，“我同母亲一起住在此地，已很心满意足了。”我望着他，感觉好笑。而今这位伟人蒋介石又来求我出国去，我知道其中缘由。我在政治圈中已小有名气，只要我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住在上海，宋美龄必然寝食难安。她要于成婚前，把我撵走。我的自尊心，叫我不可轻易同意。我就无精打采地说：“我不想听你那些花言巧语，好像什么事都是为了我好。我已经为了你的方便，默然让贤了，因为你说过，‘爱情是要以一个人所愿承担的牺牲之大小来衡量’，我之如此做，是一心为了中国的统一。换了别个女人，会把宋美龄的眼睛都给挖出来。”

“但是，你不了解，”他紧张兮兮地恳诉，“你之必须远走美国，是宋美龄的条件之一。洁如，我明知请你这样做，是过分了，但我也是完完全全为了中国之统一，才敢请你拿出你的爱国心来帮助国家。你如留在上海，这全盘交易就会告吹。

你还不了解我的苦楚吗？”

我轻蔑地望着他，心中对他却油然生出测隐之情。他脸色非常苍白、紧张、憔悴。气色既坏，表情也狼狈不堪。这样熬了阵子，我不理睬他，走到神坛那边，在悬挂佛像前面的灯中，加些灯油，点燃几柱香，插在香炉中。此时，阿本采买归来，看见来客，不免一惊。

母亲请他坐下，阿本端给他一杯茶，阿本另拿了一壶茶和几个杯子到院中，请卫士和蓝衣队员们饮用。

介石和母亲礼貌地谈了几分钟，谈及全国形势的复杂情形。然后，他鼓起勇气，向母亲解释说，要我出国5年，研究政治学和公共行政，以便回国后，可以为南京政府服务。

这里有三张船票，一张是洁如的，另两张是给张家姊妹的。他一边看船票，一边这样说。他那拿着船票的双手好像有点畏缩不稳，然后将票递给母亲。预订的船是杰克逊总统号，是一艘四万吨级的巨大豪华客轮。

母亲望着我，问道：

“女儿呀，你有意出国吗？”

“我不要去。”我急急地说，“为什么要我去那么远？那就像是流亡异域似的！”

“只要5年。”他轻快地大声说。

“你所有的承诺都一文不值！”我也大声说，“你还记得你要切断手指头，以使我相信你对我之爱吗？而现在呢，竟连这种事都会发生！你怎可期待我再相信你的任何话！”

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她坐着倾听，很明白我的处境，认为我应对得宜。

她也了解介石的困境。她转身向他，一语道破地问道：“你说5年，是真心话呢？还是说来骗我女儿的？”

“我当然讲的真心话！”他恳切地说。

“不要口是心非，”我以严肃的声调说，“我们不习惯你那套搞政治的敷衍说词。”

“我发誓！”他急急地说，“我说5年，就是5年！”

“你知不知道，发誓就是祈求神明见证你的誓词？但是，如果你故意说谎，那就当心天打雷劈！”母亲说。

“当然，我心口如一，我可以为此发誓！你还不相信我吗？”他争辩似地问。

“好，那么我们听你在佛前立誓！”母亲说，同时走向佛坛，她拿起三炫香、一对蜡烛，点燃它们，插在香炉中。香炉发出闪亮的光。介石毫不犹豫，走往佛坛，在佛像前立正站着，起誓说：“我发誓：自今日起，5年之内，必定恢复与洁如的婚姻关系。如果违反誓言，没有将她接回，祈求我佛将我毙，将我的南京政府打成粉碎。如果10年20年之内，我不对她履行我的责任，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将我放逐于中国之外，永不许回来。”誓毕，他看着母亲问道：“您现在相信我了吗？”

“好”，母亲凄怆地叹一声气，“我相信你”。

然后，他从桌上拿起那三张船票，交给母亲，又说道：“洁如不会感觉孤独的。她的一切费用都将由政府给付。她有两位同伴，会照料她。您必须切记；她此行出国，是为了增广她的知识，使她更趋成熟，而不是如她所说的去流亡。所以，请不要为此事如此伤感。”

介石离开我家之后，我那股悲楚之感仍然绵延下去，一股椎心刺痛袭上的心头。

我哭泣起来，说道：

“哦！母亲，我再也不相信他。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婚姻终点！”我靠近她坐着，她双臂抱住我，安慰我说：“他起了一个重誓。如果他不守誓言，就让他终生承受咒诅吧！”

我无助地倒在她身上，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我们这样坐了很久，望着哪香柱上烧过的香灰和那投影在拂像面上的曳曳烛光。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乘坐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豪华客轮启程赴美，同行的还有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陈舜耕。

陈洁如赴美的消息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通讯社纷纷予以报道。

但是，蒋介石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口否认曾与陈洁如正式结婚并共同生活多年的事实，“宣称本月稍早自中国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旧金山之妇人并非其妻。蒋对指迷此妇为其妻之讯息，认之为‘政敌之虚构’，旨在以任何手段，使其难堪。蒋并称，他不认识该电讯中所述及之‘蒋介石夫人’”。

这种公然“不认帐”的行径，是蒋介石的一大专利，也只有他才做得出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事情来。

陈清如人还在客轮上，就听到了蒋介石公开背信弃义的所谓《蒋中正家事启事》，在残酷的事实面前，陈洁如气愤不已，痛不欲生，曾数度打算投海自杀，均被职陪伴他赴美的张家二位小姐所劝止。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结婚。次年春天，经上海帮会头目虞洽卿从中劝解，陈浩如被迫同意与蒋介石离婚。五年誓约，几个月就又被践踏了。

陈洁如与蒋介石正式离婚时，才只有22岁，但她从此未再嫁人，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其间，她也曾因为梦幻破灭、万念俱灰而试图自杀，但都被劝阻了。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当时已回到上海居住的陈洁如深居简出，深恐因为自己历史上的特殊身份而招灾惹祸。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了南京汪伪政权，陈清如想到当年在广州时曾与汪精卫夫妇极为熟络，为避免汪伪政权的纠缠，遂只身一人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陪都重庆。

陈洁如到了重庆之后，被蒋介石秘密安置在离自己的官邱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

一别十余年，蒋介石又见到了当年“血书盟誓”苦苦追求的陈洁如，物是人非、旧情犹在，时年已是55岁的蒋介石鸳梦重温，经常轻车简从悄悄去与陈洁如幽会。这件事原以为十分隐秘，却不料早已被宋美龄的耳目知悉。宋美龄醋劲大发，与蒋介石吵了个天翻地覆，盛怒之下，顺手拿起花瓶就朝蒋介石脸上扔了过去，一瓶击中，致使蒋介石颜面受损，只得称病不出，中外客人一律免见。

1949年，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岛上，陈洁如情知宋美龄容不得自己，在陆久之的劝说下，执意留在了上海。她的这一明智选择，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尊重，曾被选为上海市沪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12月，陈洁如被请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切接见了她，并设宴款待。

1962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批准，陈浩如移居香港。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命蒋经国出面，为陈洁如买了一套房子。不过，陈洁如始终没到蒋家为她购置的新楼中去居住过，而是将其出租，自己仍住在香港铜锣湾百德新街的房子里，改名陈潞，闭门隐居，并开始着手撰写《陈浩如回忆录》。

台湾方面得知陈洁如在写《回忆录》，十分惶惧。因为蒋介石自从与宋美龄结婚后，从来否认与陈浩如的婚姻事实，所有记载蒋介石行藏的传记文章中，均对此事讳莫如深，一字不提。因此，当得知陈洁如撰写《回忆录》的消息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曾写信劝止：“我恳求你不要出版你的回忆录……它将只会伤害最高统帅及国民党”。但陈洁如一意坚持出版《回忆录》，国民党方面无奈，就扬言要起诉为陈出版《回忆录》的美国经纪人，并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殴打、恐吓经纪人，致使《回忆录》一书在美国无人敢出。

《回忆录》不可以出版，但当年的旧情还是要续上。晚年的蒋介石与陈洁如书来信往，蒋介石说：囊昔日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陈洁如则称“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22岁即被蒋介石抛弃，此后一直过着孤独的半隐居式的生活。虽然她有一个养女相伴，但晚景仍是十分凄凉的。她为了蒋家王朝，为了蒋介石个人，的确忍受了一般女性所难以忍受的委屈、痛苦和孤寂。而且，在重大历史关头时，陈浩如表现了一个中国妇女所应有的气节和操守，在蒋介石公然背信弃义与之绝情的情况下，阵洁如不计个人恩怨，断然拒绝了汪精卫伪政权要她出任伪职的要求，这一点，绝不是普通的“弃妇”所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说，陈清如女士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女士。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孤零零地死在了她在香港的寓所内，享年65岁。

远在海峡彼岸孤岛上的蒋介石闻知此讯，不禁黯然神伤。公允地说，在没有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蒋介石还算不上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从他事母至孝、舔犊情深、发迹后对家乡亲友均有照拂、对曾经资助过他的人均有所回报的事实上看，都可以证明他也有“人性”的一面。

陈洁如的悲剧，是蒋介石造成的，也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造成的。是为公允之评。

第六章 狰狞初露

1．反共思想其来有渐

在经历了陈炯明的叛变之乱后，孙中山先生已经觉察到新旧军阀都不可信任，于是逐步改变了原来的方针，开始倾向于联俄联共的政策，决定依靠苏联，重整旗鼓。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双方一致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主权。

孙中山同意苏联共产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遣党内干部赴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其实，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计划派人赴苏考察，他选中了廖仲倍和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廖仲倍于国内事务而无法脱身，朱执信又于1920年9月遇害，所以，孙中山先生的这次计划未能实现。

到了1923年，由于苏联的积极参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已经明朗，孙中山遂决定派蒋介石以“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的身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进行考察。这个考察团的目的是考察苏俄的政治情况与党的组织，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曾对这次考察有如下记述：蒋介石“实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由上海趁“神九”启程赴俄。”九月二日，到达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九月十七日视察步兵第一四四团，公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晚，与马林商议提案。”

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与胡定康过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

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成败也。为之感啼不置。”

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十一月十六日往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佛然日：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际勉为辞行……谈次馨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赵世贤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装辞别越飞夫人，下午二时启程归国。”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漱口，九时抵沪。

这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蒋介石在注重考察苏联军事的同时，也考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概况。因为当时列宁已病势垂危，无法接见来客，蒋介石就拜会了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返回国内后，蒋介石在12月16日《致俄外长齐采林书》中写道：“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感激你抽象的给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明了。”

孙先生未电又称谢‘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又嘱‘吾等与诸同志从长计议等晤。……“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0年对波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蒋介石归国后，在上海看望了一下张静江，就立即偕同陈洁如回溪口老家去了。

在溪口，蒋介石开始起草此次赴苏考察的报告，将三个多月在苏联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整理成《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长达40余页，写得十分缓慢艰涩。如果说蒋介石在赴苏考察之前还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表示一种盲从式的支持的话，那么，这次亲身赴苏考察之后，他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思想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了，这就是他的这份报告书写得缓慢艰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告完成之后，蒋介石将报告书寄给了孙中山先生。其间，孙中山曾电催蒋介石赴粤，以便当面听取汇报，但蒋介石迟迟不动，直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他才动身赴粤。其后不久，又返回了溪口。当年3月中旬，蒋介石又致函廖仲他，直言他的观点：“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

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请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不逢也。然弟在俄行动，自觉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强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事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冀与兄共勉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赴苏联考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他从此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对苏联共产党帮助中国革命的诚意产生了极大怀疑。在其后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则公开了他的这一观点，说：“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供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在此书中，他更露骨直言：“在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至此，蒋介石的反共思想已经形成。而尤其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的还不是他的反共思想本身，而是他以政治两面派手法对公众进行的欺骗。蒋介石很明白当时的局势，很清楚他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实力，他知道，如果这时候赤膊上阵，公开反对联俄容共，那无疑要背上个“反对孙中山。破坏中国革命”的罪名的。所以，他敛锋藏锐，换了一副“极左”的革命面孔，大唱国共合作以及共产主义的高调，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并且口口声声说要“仿效”苏联。

例如，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的训话中说：“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并声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又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左派小生”戏演得活灵活现，唱得字正腔圆，1925年9月9日，他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大会上发表训词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9月13日，蒋介石又说：“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此方针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群众运动发展很快，第一次东征时，由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就曾极大地支援了东征军，这一点，蒋介石当然是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大会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形势喜人。蒋介石也见风使舵，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在各种集会上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

蒋介石是做过股票生意的，他的政治品质大多来源于十里洋场上的“生意经”。

从这一角度上看，蒋介石确实是在做一种“投机革命”的买卖。以当时的局势而论，他认为这种生意是稳赚不赔--唱几句高调，又不会损失什么东西，得到的却是一个“革命左派”的桂冠，对他攀登权力顶峰大有稗益，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蒋介石忘记了一点：任何“生意”都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戏”演得太逼真了，自然有好处--可以蒙骗“观众”包括蒙骗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但也有坏处--把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们也蒙蔽了。他的一些过激言行，引起了当时在广州的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旧军人的反感和憎恶。这些人代表着当时的反动势力，暗中勾结，密谋策划，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这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

2．恶人命大履险如夷

蒋介石一生当中面临过多少次生命危险，恐怕很难统计。从他幼时以著人喉、身落水缸、失足落崖算起，直到在台湾时因一场车祸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他这一辈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生命危胁大约不下十数起。而每一次遭遇危险，他都能幸运地脱逃。例如陈洁如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提到过蒋介石险遭不测的一件事；一天，蒋介石去参加一个会议，当他被卫士们族拥着走向会场时，突然迎而走来一位年轻人，手捧一送报纸，临近蒋介石时，这位年轻人突然从报纸下面伸出一只手枪来，面对蒋介石举枪便射，所幸蒋介石的卫士手疾眼快，立即扑上去夺枪，致使子弹射偏，蒋介石乘此机会迅速退避到安全地带，眼看着刺客被卫士拔枪击倒在地。

在长沙，蒋介石也曾有过一次出丑涉险的经历。那是北伐军誓师出征后，蒋介石指挥部队作战到了长沙。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在检阅出征部队时，因跨下坐骑突然受惊，蒋介石种不及防，被惊马颠翻坠地，但右脚却被鞍橙套住，惊马拖着蒋介石跑了七八公尺。蒋介石虽然性命无虞，右脚却受了伤。而且，在士兵面前，将军坠马，主“出师不利”之兆，又出了个大洋相，所以蒋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较之右足之伤为甚。倒是当时随军侍奉的陈洁如会安慰他，说：“你从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说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尽管放心吧厂一番宽心话，说得蒋介石转忧为喜，足伤也很快痊愈。

陈洁如说得不错，蒋介石的确是“命大。”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被袁世凯悬赏三千元通缉，在上海无立足之地，只好连夜潜回奉化，跑到萧王庙孙家舅父孙琴风家里躲藏。他的舅母遂让他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避祸。

次日奉化县衙得线人密报，知道蒋介石逃往萧王庙孙家，立即派武秀才丁志国率领兵丁前往萧王庙搜捕革命党。

兵丁们径直来到孙家，四处搜索，均不见革命党的影子，这时，有人发现了阁楼，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志国暗中同情革命党，料定蒋介石多半躲在上面，便对兵丁说：“那是人家的卧室，咱们不能胡来，我一个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

丁志国上了阁楼，果然见到蒋介石正直延挺地坐在床上瞪着他。丁志国视若无睹，转身下去对众兵丁说：“上边没人，咱们再到别处去搜搜吧！”他临出门又对蒋介石的孙家舅母说：“此处不可久留，让他赶快离开奉化吧！”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蒋介石果然是“福大命大。”

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们会拍马屁，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自有神明护佑，所以才吉人天相，屡屡大难未死，每每化险为夷。

蒋介石虽然声称信奉“三民主义，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忠实的信徒，但他骨子里却依然未脱传统中华文化中封建迷信的巢臼，对“神明护佑”一说是笃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门“仙道”，迷信阴阳风水之学，也热衷于抽签算命测字看相之术。

因此，每次罹险脱身之后，蒋介石都要默默静坐，祷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感谢他们暗中保护，使自己有惊无险。

而实际上，蒋介石之“大难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观条件围限的结果，关键时刻，若没有卫兵挺身保卫，蒋介石有10条命怕也早就丢了。即以在长沙阅兵时被颠落马下的事为例，当时幸亏蒋介石穿的是马靴，当那惊马拖着蒋介石狂奔了一段之后，马靴从蒋介石的脚上脱落下来，这才使他保住了一条命。若说“护佑”应当说是“马靴护信”，若说感谢，倒是说该谢谢“马靴”。

除了前述的几次罹险之外，蒋介石还有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请看蒋介石的侍卫队长殓熙的回忆：从东征到平定杨、刘，蒋介石的身价抬高了；但在国民政府成立时，他并未居于重要地位。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悄。谭延间等的地位，都比他高，在军事上他仍然受许崇智的指挥。但由于他的声名不断提高，锋芒渐露，不甘居于人下，人亦生有忌心。他日常办公，仍以黄埔军校为主，城内有个军校办事处，他经常坐着汽车来往。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的夏天，蒋介石由广州北教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他所乘的一辆小汽车，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子，当这辆小汽车开动时，发动机发生故障月机进行修理。蒋介石不耐久等，即改乘随从的另一辆没有插青天白日小旗子的汽车，叫我带四名卫士，乘插旗的汽车，随后赶来。不料这辆插旗的汽车驶近东坡楼附近时，东坡楼附近的驻军对着它猛烈地开枪射击，油箱破裂，汽车打翻，两名卫士被打死，排长黄文友手臂受伤，从汽车里爬出来，逃至办事处向我报告。我大为惊讶，心想这下子好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人干的呢？其中大有文章！便急忙将此情形报告蒋介石。他一听，也很惊讶，似乎想克制而按捺不住，遂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向东坡楼附近驻地查询。该军代理军长梁鸿楷很快就来到。蒋介石即将东坡楼发生的流血事件告诉他，命他查明真象。梁鸿楷非常惶惑，这件事不是他自己干的，自已却有嫌疑；是自已部下做的，自己就有责任。他局促不安，十分紧张，当即带领入伍生总队一中队长黄埔军校旧卫兵连连长胡公冕等，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直奔东坡楼驻军部队，进行查究。约一时许，他们回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报该驻地两个连长说，他们是泰旅长杨金龙的命令，叫他们如发现插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将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看见后面来的汽车，插有青天白日小旗子，便开枪射击，这是执行上面命令这样做的。”还说，上面命令：‘把这辆汽车打翻，把人都打死，就有重赏！’蒋介石听了，表现出既恐慌，又愤怒，他极力克制，对梁鸿楷说：“这件事由你负责处理，首先将杨金龙扣留查办，并将他的部队限四小时内全部撤离广州市区；驻在东坡楼附近的两个连长，也扣押查办。”

梁鸿楷当时很紧张，此事他有责任，引起什么样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很快地接受下来前去执行。他走后，蒋介石即对入伍生总队长陈复说：“你暂时不要回总队部，在这里待命，担任警戒，等待杨金龙旅撤离广州市区后，再回总队部。”这时蒋介石力持镇静，照常办公。有时踱来踱去，不作声，而整个办事处，处于紧张状态。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第四军代军长梁鸿楷来到军校办公室，向蒋介石报告：“已将旅长杨金龙和东坡楼驻军两个连长都扣押，所有该旅的部队，已撤出广州市区。”

蒋介石点点头，也嘉勉了几句，梁鸿楷走了。入伍生总队也回到北教场总队部去了。

当天晚上，我们由军校办事处回到黄埔校本部。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被称为“东坡楼刺蒋案”，曾经被作为蒋介石“有神明护佑”的有力佐证而大事宣扬。“东坡楼”案后不久，又曾有一次刺蒋未遂案发生，密熙对此详述如下：在东坡楼事件后不多天，就是黄埔军校第二期举行毕业典礼和第三期开学典礼举行之后，他不在住在军校，而住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去了。原来蒋介石是兼这个长洲要塞司令的，东征出发时，他保举林振雄代理司令职务。林是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先生的旧部，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蒋介石同学。由于这种关系，蒋介石认为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他每天乘汽艇到省城办公，晚间回长洲要塞。不久。他的第三个老婆陈洁如听说蒋介石东征回师，由上海来到广州，先也一同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

这时，廖仲他和夫人何香凝在东城门外山脚下--东山建有两幢小洋房，自住一幢，另一幢让给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去祝蒋住了进去，一个大门进出，一起吃饭。蒋介石每天早饭后到省城办公，中午有时回来吃饭，晚饭总是回来吃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开会，有时还被别人约去吃饭，回来就迟。有一次同廖仲饱一起在汪精卫家里吃饭，饭后便一起回来，大约每天吃晚饭的时间不固定，或迟或早，或两个人一起回来，或有先有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如此。也没有见到谁来访，他也很少去访别人。东山这个地方，距离热闹市区比较远，很清静，来往人等也容易注意。

1925年 8月间，有一天，我跟随蒋介石在外面开会，回东山吃中饭。便衣卫士告诉我说：“今天早晨在你们进城之后，这里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不像商人，也不象工人，鬼头鬼脑，来去徘徊三次，不断向蒋介石的住房注目，东张西望，一连两天都发现这种情形。”我听后，即到住地警察派出所了解，据警察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已经注意！”我回来便同卫士排长和全体卫士说明了这种情况，并说：“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围能接触到的人的一切行为。”自从东征胜利后，原来的宪兵排即扩编为卫士连，我担任卫士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和一个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发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之后的第三天，当蒋介石由省城办事处回东山吃中饭时，我同他坐一辆汽车，我坐在前头同司机并排，还有一个卫士。后面一辆卫士汽车，卫士排长带着卫士坐着。当我们汽车开进城门约一百米的时候，我和卫士都发现一个穿长衫的，一个穿短装的两个人，向我们汽车注视。我立即转脸向蒋介石轻声报告说：“发现两形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迅速地把汽车门上层的玻璃板摇下来，把二十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作好射击准备。时间只有几秒钟，当汽车开进城门洞约三十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长衫的，对着汽车举起手来，我迅速而敏捷的先发制人，举起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个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卡！

卡！那个人就倒在地下。我不叫停车，继续开出城门洞，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同时后一辆卫士车听见我的枪一响，他们马上停车，卫士们蜂拥而下。当那个穿短装的人举起手来，还未来得及发枪的一刹那间，被一个卫兵一脚正踢在中膝盖后面，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动弹不得了。卫士排长把他拖到汽车上，那个被打伤已经垂死的穿长衫的人，也一同拖上汽车，很快也开到东山，立即审讯，供称是以前商团陈廉伯的人，来行刺的。蒋介石即命令将该犯押交军法处查究。其中内幕究竟如何？以后怎样处理？我就说不上来了。当天晚上，陈洁如嘉奖我卫护有功，赏我硬币二百元；对其它人也有奖赏。

这两次遇险，倒真可说是蒋介石命不该绝了。在“东坡楼”一案中，假使不是那头一辆汽车鬼使神差般地出了故障，则蒋介石很可能就“当场殉难”了；“城门口”一案，是陈廉伯用人失当。若是请几位老谋深算的杀手，也不致于因为事前太着痕迹而引起卫士们的警觉。倘若卫士们事前毫无觉察，则“城门口”也许又蒋介石“为国捐躯”的所在了。

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往往受限于某个极微孝极容易被忽略的主观或客观因素而改变事物发展轨迹。前述的几次蒋介石“逢凶化吉”的事例，基本都是因了某种微小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使蒋介石化险为夷的。马屁文人们事后极尽渲染，把一切都归于蒋介石“命大”，纯属无稽之谈--这是就“道理”而言。

然而，就“事实”而论，又不能不承认蒋介石的“命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恰恰是当时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蒋介石”，假如蒋介石不合时宜地夭折了，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或者更好，也许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车轮的转动使蒋介石“命不该绝。”

用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蒋介石屡屡大难不死，叫作“恶人长寿”，或谓“恶人命大”。这种唯心色彩较重的解释是难以服人的。蒋介石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有人怕他，有人喜欢他，有人深恐他身陷险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这也许是蒋介石“恶人命大”的另一个原因。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透露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蒋介石有过一次自杀的念头，但被陈洁如成功地预先制止了。

那是北伐军占领南昌以后，蒋介石为了独揽大权，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办公。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挫败了蒋介石准备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会后，廖仲他先生的遗幅何香凝女士专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转述了二届三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并传达了有关限制蒋介石权限的有关决议。何香凝向蒋介石介绍了大会的有关情况，并说明汉口政府是合法组成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已经宣布，汉口政府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正当诠释者。也就是说孙夫人是支持这个政府的。同时，何香凝给蒋介石看了一份传单，上面印着：“革命若要成功，须先打倒蒋介石”。

当时的蒋介石，本已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本来是想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突然间，汉口政府宣告成立，并对他的独裁行为进行了批评，将他已有的权力剥夺了，蒋介石经此骤变，气得面色苍白，双手抽搐。

目睹蒋介石的表情变化，心细如发的陈清如忽然预感到了什么。她悄悄走进卧室，把蒋介石的手枪从枪套中取了出来，藏在了蒋介石的长筒马靴里面，又偷偷提醒卫士和仆从们，让他们留意蒋介石举动。

何香凝在客厅里继续同蒋介石谈话，她把已经当选为汉口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写的一封公开信交给蒋介石过目，这封信中，首次提出了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的说法。接着，何女士又告诉蒋介石：“汉口政府已下令撤除你的所有公职，并将你开除党籍！”

关于蒋介石盛怒的情况，陈洁如曾作如下描述：他看得出他已大难临头。他看得出他的地位、前途、名誉在迅速滑落，离他而去。原本，他还以为国家如果没有他，绝对搞不下去。他是继承孙先生衣钵之人，本党本国需要靠他领导，以求实现孙先生的主义。而如今呢？他就如一只旧鞋子一样，横遭抛弃。一切都完了！他走向我们的卧室，我感觉到他万念俱灰、绝望透顶。如我刚才所虑，他进去找他那支手枪，但它却不在平常放置地方。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将抽屉一个个拉开，又搜查衣柜，仍找不到那支枪。

如此饱受折磨，他全身迸发强烈．的恨与怒，已经完全乱了方寸，他魂不守舍，怒气冲天，把两只旅行箱从椅子上拉下来，将箱子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地板上，然而还是没有枪。廖夫人和我立在门前，身子颤抖不已。他狂吼起来：“我的手枪呢？”

我看见他双眼正射出一股奇异之光。这时，我已在哭泣，廖夫人则在设法使他镇静下来。

“我的手枪哪里去了？”他失望地又说一遍。这里我看见他的脸像猪肝一样红，他的手在抖。

“它应该在平常放的地方。你把它放在哪里？”

“我最亲爱的，你没有把枪交给我呀！”

此时，他真的发疯了。他桌上的东西统统扫落地上，打烂椅子、推翻桌子，大吵大闹起来。

廖夫人拉他臂膀，想制止他。她厉声喊道：“不要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只有耐心和容忍才能使你转败为胜。这里不是你的家，你怎可毁坏别人的财产？不要失去理性！”

他经此训斥，就像个婴孩一般，整个崩溃了，嚎陶大哭起来。

设想，若不是陈洁如事先把蒋介石的手枪藏了起来，蒋介石盛怒之下丧失理智，很可能会一枪毙命，把中国现代史自1927年以后的所有页码全部改写！

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那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我真的可能举枪自杀”。他对陈洁如说：“恐怕果真是天意使你想到藏起我手。枪，因而救我一命。我如今已是一个重生之人。”

天意也好，人意也罢，蒋介石屡遭大难而未死，也许正是应了老百姓那句话--恶人命大。

3．磨刀霍霍小试锋芒

第二次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由此，他的权力欲开始恶性膨胀。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对当时形势有过如下概括：“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的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遥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

邓中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系指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未批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对国民党采劝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从而使国民党右派限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得以成为现实。陈独秀错误地认为当时的革命活动在全国各处都遭受打击，力主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化邵元冲三人进行谈判，甚至同意了右派提出的两项议案：其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其二，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召开二大。在此前提下，一部分右派人士回到了广州，如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这些右派代表竟进一步当选为执委，把蒋介石“向右转”的腰撑了起来，终至酿成“中山舰事件”。

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山舰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

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曾避难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当时国民政府推一的一艘装备完全的兵舰。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的策划，事先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说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

其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后，又将中山舰调回，于19日下午6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诬蔑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更为离奇的是，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军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就，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19日夜里一时（即20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动用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更以喜悦的心情庆祝3月20日事变的发生，说：‘“蒋介石借伍朝枢等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在香港报道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击，以革命的“三·二O”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0”。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第二，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都很不满意蒋介石的作法，正如周恩来回忆说：“当时谭延间、程潜、李济深等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对干一下。”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在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月22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回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来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把命令拿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息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时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的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真正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的话，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一件很可能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育学生的方计，是要他们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们来干革命的。如果学生之中，有了要来革我命的学生了月p我的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25日，蒋介石又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社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前3月20日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介石说：“在3月19日夜中，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狡，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蒋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军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人，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第四个问题：“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主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4月3日发表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3月20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个人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完全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技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曰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请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月9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卫”性行动。蒋说：“当3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及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

所以3月20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盖本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知谓自取灭之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皆出于自卫，无攻人之行动也。”20日，蒋介石又就中山舰案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

他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

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

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间我，我就忘掉说了”，又说：“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到了6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安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授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反击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

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进而，在6月4日，陈独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中山舰事件，既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之前的“小试锋芒”，也是国民党高层内部争权夺位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丁贤俊曾撰文介绍了汪精卫对此事件的态度：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家养病的汪精卫得知消息，曾愤愤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曾十分自负地向亲信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的。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功勋卓著，但在党内的地位毕竟居于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之下。如今他竟敢蔑视上级，擅自行事，这不能不使汪精卫震怒。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才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表白自己是为了制止共产党“图谋暴乱”而突然采取的措施，至于“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这些官样文章后面流露的桑骛不驯是显而易见的，以反共反俄情急失检的言词掩饰其反共争权目的，只能欲盖弥彰。

值得玩味的是，中山舰“事件”反俄反共的性质是清楚的，但却被大事化小了。蒋介石把所谓的“共产党图谋暴乱”，缩小为只是李之龙个人的“不轨”行为；对苏俄顾问也只抨击鲍罗廷独断专横，而不涉及反俄。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表示他对共产党仍抱有“亲爱的精神”，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是很赞成的”。又说联俄是国民党的生命，岂有轻易变更动摇之理。事后他将事件直接肇事人欧阳格等免职拿办，还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竭力维护“左派”的面具。而汪精卫并没有站在维护三大政策的立场，对蒋的倒行逆施予以严厉制裁和谴责，而是借口有病表示消极，就连蒋介石的“专擅之过”也未予处置，便隐匿不出了。事后甚至还替蒋圆场，说他的根本思想不是反俄反共的。

中山舰事件表露出蒋介石公开向汪精卫争权，蒋介石。

汪精卫关系趋于恶化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国民政府核心领导人之一的谭延阁对“事件”曾有直接了当的评估，他说：“什么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谭延间还认为这还关联到蒋介石主动攀附汪精卫要求结为拜把兄弟遭到陈壁君的阻挠，“大概介石不满江夫人，因而连带反对汪先生。”这种说法不免有些片面，但反映了当时有些人对蒋介石的一种认识。这一对未能结成把兄弟的政治人物，从此由辅佐孙中山的文武干才逐渐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冤家对头。

3月20日夜间，蒋介石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他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全城戒严，并于次日上午将汪精卫逮捕，扣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涉及此事的共产党员遭到监禁。由共产党人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所有成员均被缴械，一切罢工均被取消。

3月22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命人把汪精卫带到了会常在80位国民党委员面前，汪精卫怒视蒋介石，大声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我们敬爱的总理会自上苍看着你的勾当，全国人民都会看着你于，历史会予以记录！”

当年5月，汪精卫称病前往法问。蒋介石取代了他，成为广州最主要的领导人。

蒋介石摘的这套把戏，不但博得厂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喝彩，也得到了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远在上海的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刻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变故中，为蒋“稍尽其献替”。

张静江此行是受双重因素的驱使：其一，他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其二，他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张静江身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是其诚心所愿，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抱敌视态度。尽管早年他在《新世纪》周刊上，曾专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概况，甚至登载赞扬巴黎公社的文章，但其目的，只在汇集反清革命的力量。他是决不允许无产阶级危及本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蒋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因此，他对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他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会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遂急驰广州，扮演起蒋氏军师的角色。他到达广州的当晚即赶到蒋介石的住地，鼓励蒋介石‘’止其（共产党）包办之运动而约束之”，对蒋在中山舰事件中采取的阴谋手段大加赞赏，称蒋介石为“天才”。

张静江的到来，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蒋介石顿时觉得有了支撑，每天一起商量反共计划。按照他们的预谋，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为下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静江担任，不久张辞职，此职又由蒋介石担任（后因蒋赴北伐前线由张静江代理主席职务）。至此，蒋权势大增，为日后实行军事独裁打下了基矗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在组织部内专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项都请张静江决策。陈果夫曾计划以自己的亲信接管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东省党部，因感事关重大，问张是否应请示蒋介石。张静江对陈果夫说：“应该做的事，负责去做，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先生的麻烦。”在他的授意下，陈果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计划，在改组广东盛市党部之后，又陆续向各地党部选派一批反共分子。这些人出发前，张静江总要亲自接见，讲些“救党的责任放在诸位身上”之类的话，以示鼓励。7月间，中山大学发生沈某组织法西斯组织残害共产党员的事件。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沈某时，张静江对其百般庇护。为培植从事党务活动的爪牙，陈果夫与张静江商议，由组织部创办了党政训练所。但诸事并非尽其所愿：一些共产党人也进入训练所学习，张静江和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当训练所发生风潮时，张静江要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派警察镇压，因后者未予理睬，他竟请求政府将其免职。同时，借这个机会，把共产党员和参与风潮的学员全部开除，使原有的100名学员仅剩下50余名，而且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年门月，张静江的父亲病逝。蒋介石在江西听到消息，特意致电张静江，请他暂时不要回上海奔丧，继续坚守广州主持一切党务。张静江果然听话，寸步不离，为蒋坐镇后方。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的革命重心移到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中旬，谭延阁等中央执监委员启程北上，途经南昌时，被蒋介石截留。蒋介石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旨在置国民政府于自己的肘腋之下，挑起迁都之争。张静江支持蒋介石，留在南昌，拒绝赴汉。这期间，他和陈果夫指使亲信占据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大肆摧残工农运动。

为了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力量，1927年3月10日，张静江致书一年前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的汪精卫，为蒋介石说项，劝其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携手反共。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大耍两面派手法，他先是利用事件本身造成政治影响，然后又把事件本身解释为“误会”，貌似“公正”地处理了这一事件。由此完全取得了主动，既排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绊脚石”，又打击了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着，他又在中山舰发生的原因及后果上大做文章，公开提出：之所以发生中山舰这样的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在这两年里“发展太快”，以致引起军队中国民党员的疑惧。言外之意就是要“吸取教训”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和活动，以避免再次出现“中山舰事件”这样的“误会”。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让步和妥协，事件发生后，虽然共产党员全部退出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但蒋介石却得寸进尺，认为这样还是不能解决两年来的党务纠纷，必须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蒋介石又于4月2日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加以切实解决。这个“整理党务案’’计有如下九条：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常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地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1、本党党员（国民党）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5月15日至5月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主持其事，提出了这个旨在排斥共产党、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并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张静江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任组织部长并兼任军事部长。鉴于这个议案已被“合法化”，原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只好纷纷辞职，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职，刘伯承辞去中央秘书处书记职，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职。

这次会议，国民党右派大占上风。

会议发布了对时局的宣言，并决定北伐。

4，蓄叛变之势以待发

1926年 4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举行的联席会议L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疾”为借口提出辞职，蒋介石遂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在两）”统一，）’东革命根据地巩W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1926年7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统率各军出师北伐。

当时，北洋军阀吴佩革、孙传芳，分别拥兵割据湘、鄂、赣、闽。浙、皖、苏。

鲁、豫等省，张作霖则雄据黄河以北，这三支军阀总兵力七十多万。吴、张两支军阀在当时以“讨赤”为基础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进犯。而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只有十余万。为了先发制人，必须出师北伐，以粉碎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南伐”。鉴于这种形势，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当时敌人的态势，认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吴佩本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我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着吴佩革。……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澳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据此，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李，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吴佩革”，“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当时，蒋介石为了稳住孙传芳，在北伐出师后于8月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也”，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心同，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人，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人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制定了作战方略：“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贯澈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爱集大军，先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7月1日，攻占长沙。随后，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前敌各将领会议，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唐生智与李宗仁等主张下一步鄂、赣均同时进攻；胡宗锋等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持监视态度。8月3日，蒋介石到了郴州，4日召集总司令部高级幕僚开会，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原先蒋介石在广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择提供的两种意见，认为胡宗锋的方案最能洞悉敌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适足促使孙传芳出兵及孙、吴联合行动。在4日的会议上，决定先攻武汉，相机并图江西。12日，蒋介石到了长沙，根据敌情，策定了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之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趋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件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对指导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各部队行动任务，攻击开始日期，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的，当时兵分三路，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三两军集结攸县、酸陵，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我主力军之右侧翼；以唐生智为中央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由粤汉路北上，进攻武汉；另以第一、第六两个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第十两个军，集结常德、造县，进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并向前推进。至19日，中央军前敌部队击破泪罗江之敌。22日，又攻占岳阳，并乘胜攻人鄂南通城。这是吴佩李亲率部队日夜兼程南下，企图挽回颓势，保持其在长江上游的力量，于25日到达汉口，部署抵抗北伐军地进攻。对此，唐生智基于蒋介石的指示，指挥部署对武汉的攻击。27日，破敌于汀泅桥。30日，破敌于贺胜桥。9月1日，进逼武汉，并以一部在嘉鱼附近北渡长江。6日，攻克汉阳，7日续占汉口，马上又进军围攻武昌。经过浴血奋战四十天，最后于10月10日大获全胜，吴佩李率领一部分残兵败将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击进据武胜关。右翼军积极配合中央军之进展，除逐次由湘东北进，确保北伐军右翼之安全外，协力粤北赣南部队于9月6日攻克赣州，赣南局势既定，遂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准备会攻南昌。

蒋介石在指挥北伐军作战过程中，的确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他的军事独裁，独断专行的蛮霸作风。如9月3日晚，蒋介石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指挥攻城。在次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毫不考虑当时的敌我态势，直接下达攻击令，并“限于四十八小时攻下。”结果，攻城部队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虽然个个奋勇，却终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将士伤亡惨重，破城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才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

北伐中，蒋介石已明显暴露其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偏袒“嫡系”的作风。如对王柏龄，蒋屡次轻怒其咎，姑息纵容。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就任命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主管学生训育。北伐时，又任命王为代理第一军军长（辖第一、第二师），但这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军进入江西后“即已堕落”。8月初，蒋介石曾“严电三通申斥其主帅”王柏龄。据说第一军官兵还有吸鸦片的，官长“冒名顶替吃空额”，“空闲时候就去嫖去赌”。为此，蒋曾痛诫一、二师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

蒋介石虽然讲得“声情激越，喉为之情’，但第一师进南昌后，王柏龄竟夜宿妓馆，致使孙传芳军反攻南昌时第一师军无主帅，全师覆没。王柏龄犯下如此大罪，事后蒋介石不但未予惩罚，反而继续重用。这就是蒋介石的治军之方案。

当北伐军逼进武汉时，孙传芳虑及唇亡齿寒之虞，遂乘北伐军与吴佩革相持之机挥兵援赣。北伐军立即兵指南昌，中央军除以一部巩固武汉及封锁武胜关，并协力左翼军肃清鄂西之敌外，主力即由鄂南转向赣北，进攻南河路之敌，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年9月23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至9月底，基本上将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内之敌荡清。

10月2日又将万寿宫之敌击破。当时蒋介石由清江移节高安，亲自到前线督战，向南昌进攻，与此同时又派白崇禧前往樟树方面督战。4日，蒋介石在奉新行营下达了攻击令，命令大意说：综合南行路方面的敌情，估计在南昌车站的敌军约有二千余人，乐化附近约有一个团，涂家埠附近大约有两个团，德安附近新到达的敌部队约有一个旅。南昌城的防守仍为邓如琢残部担任。我第七军于9月30日早晨，在筹溪附近将谢鸿勋的一个师全部歼灭，谢鸿勋和他的旅长庞广荫阵亡，于是我军10月1日又开始向德安前进。

第三军于10月2日在击溃万寿宫地区的敌人之后，又向嘉塘附近推进，并严密监视南昌之敌。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一个师，正在奉新及其以东的大路洪、长埠街、石宁街地区集结，要对乐化、涂家埠、安义、清安等地区进行严密地搜索和警戒。

二我军为了将南洛铁路一带的敌军消灭掉，随决定于10月6日发起向南得路之敌总攻击。三，第三军抽调一部分部队在赣江西岸，对南昌的之敌人严密监视，主力部队于10月15日由驻地开始行动，攻击南昌车站（牛行）至禾化（含车站）之敌人，右翼在包抄之时须注意南昌方面之敌，左翼部队须与第六军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四，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第一师，要于10月5日由现驻地开始行动，向禾化以北亘涂家埠之间的敌人展开攻击，右翼与第二军、左翼勺第七军要密切取得联络。

五，第七军要继续向德安及九江方面的敌人发动攻击，左翼与第六军取得联络。六，其余部队在奉新，于当晚急赴高安。5日和6日进攻樟树、丰城。10月10日肃清四郊地区溃散之敌人，并将南昌包围起来。由于据守南昌之敌顽强抵抗，所以激战数日，都未能攻克，敌我两方均有重大伤亡。因此，不得不在门日下令撤出对南昌的包围，对部队进行整肃，之后又重新进行部署，随后又拟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就是：“我军在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以主力集中于南行路以西地区纵行整顿，并抽调一部份军队先肃清抚州方面之敌，然后再集中力量再将南行路敌人之主力攻击而歼灭之。”27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又下达了对南行路总攻的命令，要求各军种部队，要奋勇前进，“计划于本月29日开始运动，务于10月31日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到达准备位置。”到了引日各军都如期完成了任务。右翼军右纵队之第二军已到达谢埠市、邓家铺之钱，并开始向南昌逼近；第十四军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进贤，并扫荡残敌；其左翼纵队亦推进至赤塘南北之线，准备肃清牛行车站外围之敌。同时中央军也已进抵店前街，正准备向禾化进攻。左翼军之第七军已到达抱桐树；第四军到达曹村；独立第二师也到达了宏家铺一带，并随时准备向德安、马回岭攻击。当时，蒋介石为了激励和鼓舞士气，激发军政部属等，以期一鼓气荡平孙传芳残部，达到本阶段作战之目的，就在高安又颁布了一道给各军将士的训令。

训令说：“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报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11月1日，部队向南昌及南行路一带发起总攻，右翼我军将敌围于南昌，中央军在牛行、乐化与敌厚战，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只数日，就将南行主力之敌击溃，7日即攻克南昌。孙传芳援赣之师到此丧失殆尽，其残余部队逃窜到皖南、鄂东，已不堪再战。北伐军遂底定江西，蒋介石于11月9日移驻南昌，又策划进军东南，以肃清孙传芳残部，以利渡江北上，直捣南京。

就在这时，蒋介石拥兵自重，与汉口方面发生了争执。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于1927年1月正式在武汉办公。

然而，蒋介石却坚决反对迁都武汉，竭立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实际上蒋介石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这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蒋介石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说：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激定东南的军政大计。

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会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迂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

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11月初，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自接待。11月7日在庐山开会，没有议出任何具体方案，大家就下山回武汉去了。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致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对此，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

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于蒋介石。蒋介石后来说：“1927年1月n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由于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

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都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在这一时期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在1月u日，他在武汉参加群众大会时，就有人当众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

其后，鲍罗廷的讲话又更深地刺激了他，以致他恼羞成怒，跑回南昌，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一份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再一次重申了迁都南昌的要求。

徐谦见到这个电报，深恐大敌当前先起内江，于是又在2月初举行会议。会上，中共人士及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迁都逐鲍”的主张给予坚决回绝，蒋介石迫于压力，又不敢在这时公然叛变革命，所以，才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蒋介石表面上服从了会议决定，放弃了迁都南昌的主张，这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他一方面做了一副服从党中央的老实相，发表“拥护政府，拥护党”的演讲，一方面却加紧向国民政府占领的省份委派自己的亲信去做党的特派员，掌握基层的党权。同时，他制造各种借口，压迫农会，解散农民自卫军，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军事上，他调集部队，摆出向南京、上海进攻的态势，准备攻下东南沿海一带民丰物阜的地方，以期获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公开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1927年初，各帝国主义买办、北洋军阀的政客云集南昌，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蒋介石的把兄弟张群、黄郭等也混迹其中，张群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英、美在上海的买办代表人物虞洽卿也亲赴南昌游说，以同意增加关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为诱饵，条件是取消“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北伐口号。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叛心陡生，胆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

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更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训正他们，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了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匝天时报、宇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先后发表社论，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并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

3月7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次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

蒋介石还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不言而喻，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和论调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也在暗中加紧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早在1926年底，日本国即已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日本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l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

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9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专门同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独裁做斗争的领导机关。会议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发表了宣言，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谈判，并以最后通碟式的态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的运动。但谈判和恐吓都没起作用，汪精卫终于回国了。

汪回国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迟迟不来。会期临近，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而蒋介石则主张要把会期改为3月12日他才能到会。这是明目张胆地蔑视中央的一种挑衅，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激烈反对。但因为少数人有顾虑，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争取团结蒋介石，决定把3月7日如期召开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再正式开会，以便等待蒋介石赴会。但蒋介石却始终未来出席会议。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由9人组成常委会主席团，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个新规定，实际上等于撤销了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权。

会议还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之议决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议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交总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大大缩小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实际上等于把这位总司令降职为一个“传令兵”。

会议还通过了“对全体党员的训冲案”，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为害甚多”。所以“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这实际上等于把蒋介石自北伐开始后所取得的党政军大权悉数剥夺了，只给他留了个“总司令”的虚名。前文曾提及蒋介石于盛怒之下寻枪自杀未遂一节，就是在他听到上述决议后发生的。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后的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张迁都南昌，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誓师北代以后，蒋介石制下的军队迅速扩张。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一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不少旧军阀，使他们忠实于自己。

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膨胀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拥兵自重，独断专行，对武汉方面的决议嗤之以鼻，他认定：没有他的参与，是不可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的。何况自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直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继承人。因此，他视武汉政府为“伪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包藏祸心。他调动军队，加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他紧张地忙了大约一个星期，却不见武汉方面有什么军事行动，遂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表面上听命于武汉，暗中积蓄力量，一俟占领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财团的财政支持后，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4，蓄叛变之势以待发

1926年 4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举行的联席会议L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疾”为借口提出辞职，蒋介石遂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在两）”统一，）’东革命根据地巩W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1926年7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统率各军出师北伐。

当时，北洋军阀吴佩革、孙传芳，分别拥兵割据湘、鄂、赣、闽。浙、皖、苏。

鲁、豫等省，张作霖则雄据黄河以北，这三支军阀总兵力七十多万。吴、张两支军阀在当时以“讨赤”为基础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进犯。而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只有十余万。为了先发制人，必须出师北伐，以粉碎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南伐”。鉴于这种形势，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当时敌人的态势，认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吴佩本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我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着吴佩革。……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澳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据此，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李，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吴佩革”，“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当时，蒋介石为了稳住孙传芳，在北伐出师后于8月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也”，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心同，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人，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人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制定了作战方略：“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贯澈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爱集大军，先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7月11日，攻占长沙。随后，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前敌各将领会议，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唐生智与李宗仁等主张下一步鄂、赣均同时进攻；胡宗锋等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持监视态度。8月3日，蒋介石到了郴州，4日召集总司令部高级幕僚开会，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原先蒋介石在广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择提供的两种意见，认为胡宗锋的方案最能洞悉敌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适足促使孙传芳出兵及孙、吴联合行动。在4日的会议上，决定先攻武汉，相机并图江西。12日，蒋介石到了长沙，根据敌情，策定了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之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趋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件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对指导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各部队行动任务，攻击开始日期，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的，当时兵分三路，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三两军集结攸县、酸陵，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我主力军之右侧翼；以唐生智为中央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由粤汉路北上，进攻武汉；另以第一、第六两个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第十两个军，集结常德、造县，进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并向前推进。至19日，中央军前敌部队击破泪罗江之敌。22日，又攻占岳阳，并乘胜攻人鄂南通城。这是吴佩李亲率部队日夜兼程南下，企图挽回颓势，保持其在长江上游的力量，于25日到达汉口，部署抵抗北伐军地进攻。对此，唐生智基于蒋介石的指示，指挥部署对武汉的攻击。27日，破敌于汀泅桥。30日，破敌于贺胜桥。9月1日，进逼武汉，并以一部在嘉鱼附近北渡长江。6日，攻克汉阳，7日续占汉口，马上又进军围攻武昌。经过浴血奋战四十天，最后于10月10日大获全胜，吴佩李率领一部分残兵败将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击进据武胜关。右翼军积极配合中央军之进展，除逐次由湘东北进，确保北伐军右翼之安全外，协力粤北赣南部队于9月6日攻克赣州，赣南局势既定，遂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准备会攻南昌。

蒋介石在指挥北伐军作战过程中，的确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他的军事独裁，独断专行的蛮霸作风。如9月3日晚，蒋介石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指挥攻城。在次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毫不考虑当时的敌我态势，直接下达攻击令，并“限于四十八小时攻下。”结果，攻城部队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虽然个个奋勇，却终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将士伤亡惨重，破城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才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

北伐中，蒋介石已明显暴露其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偏袒“嫡系”的作风。如对王柏龄，蒋屡次轻怒其咎，姑息纵容。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就任命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主管学生训育。北伐时，又任命王为代理第一军军长（辖第一、第二师），但这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军进入江西后“即已堕落”。8月初，蒋介石曾“严电三通申斥其主帅”王柏龄。据说第一军官兵还有吸鸦片的，官长“冒名顶替吃空额”，“空闲时候就去嫖去赌”。为此，蒋曾痛诫一、二师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

蒋介石虽然讲得“声情激越，喉为之情’，但第一师进南昌后，王柏龄竟夜宿妓馆，致使孙传芳军反攻南昌时第一师军无主帅，全师覆没。王柏龄犯下如此大罪，事后蒋介石不但未予惩罚，反而继续重用。这就是蒋介石的治军之方案。

当北伐军逼进武汉时，孙传芳虑及唇亡齿寒之虞，遂乘北伐军与吴佩革相持之机挥兵援赣。北伐军立即兵指南昌，中央军除以一部巩固武汉及封锁武胜关，并协力左翼军肃清鄂西之敌外，主力即由鄂南转向赣北，进攻南河路之敌，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年9月23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至9月底，基本上将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内之敌荡清。

10月2日又将万寿宫之敌击破。当时蒋介石由清江移节高安，亲自到前线督战，向南昌进攻，与此同时又派白崇禧前往樟树方面督战。4日，蒋介石在奉新行营下达了攻击令，命令大意说：综合南行路方面的敌情，估计在南昌车站的敌军约有二千余人，乐化附近约有一个团，涂家埠附近大约有两个团，德安附近新到达的敌部队约有一个旅。南昌城的防守仍为邓如琢残部担任。我第七军于9月30日早晨，在筹溪附近将谢鸿勋的一个师全部歼灭，谢鸿勋和他的旅长庞广荫阵亡，于是我军10月1日又开始向德安前进。

第三军于10月2日在击溃万寿宫地区的敌人之后，又向嘉塘附近推进，并严密监视南昌之敌。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一个师，正在奉新及其以东的大路洪、长埠街、石宁街地区集结，要对乐化、涂家埠、安义、清安等地区进行严密地搜索和警戒。

二我军为了将南洛铁路一带的敌军消灭掉，随决定于10月6日发起向南得路之敌总攻击。三，第三军抽调一部分部队在赣江西岸，对南昌的之敌人严密监视，主力部队于10月15日由驻地开始行动，攻击南昌车站（牛行）至禾化（含车站）之敌人，右翼在包抄之时须注意南昌方面之敌，左翼部队须与第六军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四，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第一师，要于10月5日由现驻地开始行动，向禾化以北亘涂家埠之间的敌人展开攻击，右翼与第二军、左翼勺第七军要密切取得联络。

五，第七军要继续向德安及九江方面的敌人发动攻击，左翼与第六军取得联络。六，其余部队在奉新，于当晚急赴高安。5日和6日进攻樟树、丰城。10月10日肃清四郊地区溃散之敌人，并将南昌包围起来。由于据守南昌之敌顽强抵抗，所以激战数日，都未能攻克，敌我两方均有重大伤亡。因此，不得不在门日下令撤出对南昌的包围，对部队进行整肃，之后又重新进行部署，随后又拟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就是：“我军在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以主力集中于南行路以西地区纵行整顿，并抽调一部份军队先肃清抚州方面之敌，然后再集中力量再将南行路敌人之主力攻击而歼灭之。”27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又下达了对南行路总攻的命令，要求各军种部队，要奋勇前进，“计划于本月29日开始运动，务于10月31日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到达准备位置。”到了引日各军都如期完成了任务。右翼军右纵队之第二军已到达谢埠市、邓家铺之钱，并开始向南昌逼近；第十四军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进贤，并扫荡残敌；其左翼纵队亦推进至赤塘南北之线，准备肃清牛行车站外围之敌。同时中央军也已进抵店前街，正准备向禾化进攻。左翼军之第七军已到达抱桐树；第四军到达曹村；独立第二师也到达了宏家铺一带，并随时准备向德安、马回岭攻击。当时，蒋介石为了激励和鼓舞士气，激发军政部属等，以期一鼓气荡平孙传芳残部，达到本阶段作战之目的，就在高安又颁布了一道给各军将士的训令。

训令说：“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报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11月1日，部队向南昌及南行路一带发起总攻，右翼我军将敌围于南昌，中央军在牛行、乐化与敌厚战，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只数日，就将南行主力之敌击溃，7日即攻克南昌。孙传芳援赣之师到此丧失殆尽，其残余部队逃窜到皖南、鄂东，已不堪再战。北伐军遂底定江西，蒋介石于11月9日移驻南昌，又策划进军东南，以肃清孙传芳残部，以利渡江北上，直捣南京。

就在这时，蒋介石拥兵自重，与汉口方面发生了争执。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于1927年1月正式在武汉办公。

然而，蒋介石却坚决反对迁都武汉，竭立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实际上蒋介石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这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蒋介石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说：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激定东南的军政大计。

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会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迂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

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的当月初，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自接待。7日在庐山开会时，没有议出任何具体方案，大家就下山回武汉去了。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致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对此，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

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于蒋介石。蒋介石后来说：“1927年1月n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由于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

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都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在这一时期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在1月u日，他在武汉参加群众大会时，就有人当众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

其后，鲍罗廷的讲话又更深地刺激了他，以致他恼羞成怒，跑回南昌，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一份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再一次重申了迁都南昌的要求。

徐谦见到这个电报，深恐大敌当前先起内江，于是又在2月初举行会议。会上，中共人士及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迁都逐鲍”的主张给予坚决回绝，蒋介石迫于压力，又不敢在这时公然叛变革命，所以，才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蒋介石表面上服从了会议决定，放弃了迁都南昌的主张，这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他一方面做了一副服从党中央的老实相，发表“拥护政府，拥护党”的演讲，一方面却加紧向国民政府占领的省份委派自己的亲信去做党的特派员，掌握基层的党权。同时，他制造各种借口，压迫农会，解散农民自卫军，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军事上，他调集部队，摆出向南京、上海进攻的态势，准备攻下东南沿海一带民丰物阜的地方，以期获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公开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1927年初，各帝国主义买办、北洋军阀的政客云集南昌，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蒋介石的把兄弟张群、黄郭等也混迹其中，张群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英、美在上海的买办代表人物虞洽卿也亲赴南昌游说，以同意增加关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为诱饵，条件是取消“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北伐口号。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叛心陡生，胆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

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更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训正他们，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了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匝天时报、宇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先后发表社论，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并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

3月7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次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

蒋介石还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不言而喻，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和论调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也在暗中加紧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早在1926年底，日本国即已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日本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l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

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9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专门同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独裁做斗争的领导机关。会议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发表了宣言，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谈判，并以最后通碟式的态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的运动。但谈判和恐吓都没起作用，汪精卫终于回国了。

汪回国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迟迟不来。会期临近，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而蒋介石则主张要把会期改为3月12日他才能到会。这是明目张胆地蔑视中央的一种挑衅，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激烈反对。但因为少数人有顾虑，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争取团结蒋介石，决定把3月7日如期召开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再正式开会，以便等待蒋介石赴会。但蒋介石却始终未来出席会议。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由9人组成常委会主席团，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个新规定，实际上等于撤销了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权。

会议还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之议决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议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交总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大大缩小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实际上等于把这位总司令降职为一个“传令兵”。

会议还通过了“对全体党员的训冲案”，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为害甚多”。所以“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这实际上等于把蒋介石自北伐开始后所取得的党政军大权悉数剥夺了，只给他留了个“总司令”的虚名。前文曾提及蒋介石于盛怒之下寻枪自杀未遂一节，就是在他听到上述决议后发生的。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后的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张迁都南昌，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誓师北代以后，蒋介石制下的军队迅速扩张。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一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不少旧军阀，使他们忠实于自己。

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膨胀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拥兵自重，独断专行，对武汉方面的决议嗤之以鼻，他认定：没有他的参与，是不可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的。何况自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直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继承人。因此，他视武汉政府为“伪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包藏祸心。他调动军队，加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他紧张地忙了大约一个星期，却不见武汉方面有什么军事行动，遂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表面上听命于武汉，暗中积蓄力量，一俟占领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财团的财政支持后，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5．嗜血的快感--“4．12”大屠杀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蒋介石时代的开始，5月2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总司令部大纲》，决定组成超然于政府之上，由各部人员参加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受总司令指挥，全权统筹一切。至此，蒋介石已初步实现了夺权的目的。这一年蒋介石正好40岁。

蒋介石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独掌民国权柄，在政治上耍尽了花样。

花样之一：“移花接木”，将自己树为孙中山的惟一继承人。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的前夕。

1924年间月13日上午，孙中山一行20多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船经黄埔港时，孙中山特地登岸，赴黄埔军校巡视。

巡视完毕，孙中山与蒋介石有一番谈话。

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可言耶？况余年已59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蒋介石问：“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孙中山答道：“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现，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实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死矣！”

蒋介石一听，当即表示要遵照总理的嘱托，继续奋斗，完成革命事业。当天傍晚，孙中山一行离开黄埔登舰北上。

不料，此次离别，竟成永决。1925年3月！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当时，蒋介石正率东征军与陈炯明部摩战，因怕影响士兵的战斗情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第9天，即3月21日，胡汉民才电告在前线的将士：“总理逝世”。

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心中悲戚，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在随后的一系列祭奠活动中，蒋介石却处处表现出以死人压活人的心理动机。

3月30日，蒋介石在东征军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宣读了自己亲撰的《祭总理文》，在这篇悼文中，蒋介石首次提出孙中山为“国父”的说法。并作誓：“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

但是时隔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际上已公开背叛三民主义，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欺骗国人，蒋介石继续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928年，国民党军完成“北伐”。蒋介石遂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平举行了祭奠孙中山灵枢的盛典。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达北平，会同国民党军政大员聚首香山碧云寺。蒋介石为主祭。祭奠上，蒋介石再次公布一份祭文，将自己吹嘘成力挽狂澜、再造民国的中流批柱和革命的大功臣。

当日，在祭堂中，当哀乐之声一起，蒋介石便痛哭失声，引得全堂一片呜咽之声，与会者无不泪下。当晚，蒋介石即留居碧云寺中含青舍，言称：“不忍远离我师之灵体也。”

蒋介石精心设计导演的这场祭灵哭棺，无疑是想借助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把自己抬到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以死人压活人，便于以后慑服众人。

蒋介石以后也确定是这样做的。每当出现有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便要拿到“总理纪念周”上，在孙中山的像前，大骂一通。仿佛惟他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别人则是“乱臣道子”。

花样之二：“文功武斗”，剪除异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所面临的处境并不太妙。其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武人称雄割据，各霸一方；政派各立门户，不相统属。这其中对蒋介石独裁妨碍最大的，在军事上有冯玉祥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军三大集团；在政治上主要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为了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实力，蒋介石首先采纳了政学系政客杨永泰提出的“削藩”策，对各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调至中央任职，然后进行编遣裁员，“杯酒释兵权”，剥夺各实力派赖以生存。竞争的资本。蒋介石视这一策略为治国安邦的神丹妙药。

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普未奏效。冯玉祥托辞由鹿钟鲜代行军政部长。阎锡山保荐赵戴文行使部长之权。李宗仁不恋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位，离宁返汉。李济深也避而不就参谋总长职。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1929年，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规定全国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各集团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驻扎原地，听候整编。至此，蒋介石借整编之机，削弱异己之心，昭然若揭。因此，遭到了冯、阎。桂军各地方实力派的一致抓制，一切军事倒蒋运动骤然掀起。

自1929年至1930年间，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生智）战争，以及蒋冯阎桂的中原大战。

这场倒蒋运动来势汹涌，阵营庞大。无奈，蒋介石财大气粗--手握中央政权，腰缠江浙财团的援助；且计高一筹，通过高官厚禄、分化瓦解、军事打击等手段，竟-一击败对手。

硝烟散去，冯玉祥西北系土山崩瓦解；阎锡山晋系龟缩山西；李宗仁桂系偏处广西一隅。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介石决一雌雄实力。

在政治上，蒋介石对于反对派采取的手段，亦复粗暴。

1930年2月28日，改组派中央秘书长、实际领袖王乐平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致使该组织瘫痪。

时隔一年，1931年2月18日夜，蒋介石又将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扣押，软禁南京郊外汤山。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种种蛮横的做法，实现其独裁的目的。

当然，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曾有过三次下野的经历。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49年1月对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但每次蒋介石的下野，都是人退心不退。避过风头之后，很快便再复出。联系蒋介石早年在粤军中频繁辞职的历史，便不难看出，“以退为进”是蒋介石的惯用权谋，下野是为了复出后能够独裁而已。

花样之三：推行特务政治。

特务政治历来就是独裁统治的伴生物。蒋介石当政后，对异己势力和反对派一直心存防备和嫉恨。为了进一步惟系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大肆培育特务组织。

蒋介石手下有两大特务系统。一是“CC系”。这是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组建，并以其为核心的特务组织，重点在党务调查。此系即“中统”前身。

二是“复兴社”。这是蒋介石亲自审批，由贺衷寒、戴笠等人组织的，其核心成员有13人，即所谓“十三太保”。他们中部梯、贺衷寒、潘信强、桂永清、邓文仪、葛武镇、梁干乔、肖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曾扩情，复兴社重点在军界活动，专司搜集情报、策反政敌、镇压进步势力之职。复兴社的一支，后衍变为“军统”，由戴笠主持。戴笠公然宣称，他的职责就是要做“领袖的耳目”，只对蒋介石一人尽忠尽孝。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庞大的特务组织，在全国编织起严密的政治网，以推行其蒋家王朝的统治。

上述一段文字，是后世良家对蒋介石夺取政权之后为树立自家“光辉形象”和巩固手中权力所施手段的一种纲要性的总结。文字的总结是简约而精当的，但血的事实却是繁杂而曲折。诚然，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不免有血腥气味，血，是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润滑剂。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时，它已不是在血腥气中前进，而是深陷于人血粘稠的河流中滞涩、扭曲，以至于停顿了。

历史在这一天停顿了一下，为的是让人们记住这一天--1927年4月12日。

1927年3月，中国革命进入了最紧急最关键的时刻。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烽火迅速向长江下游蔓延，直指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核心地带--上海。

为保护在华利益，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军舰开到上海，总兵力达到万余人，兵舰达90余艘。他们公开叫嚣要以武力“保卫上海”，试图吓阻北伐军的进攻。

恐吓的效力虽然有限，然而也有用。按照北伐军的作战部署，负责进攻上海的是何应钦的第四、五、六纵队和白崇禧的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白部挺进湘沪，何部进攻上海市达北的外围地区。这两位北伐将领一路厮杀过来，势不可当，可是到了上海附近却迟疑起来，不敢沿沪宁线正面进攻上海，却一味在上海周围与北洋军阀的部队“游斗”为一些小城镇杀得难解难分。

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曾于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2日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其中，第一次起义因仓促举事而告失败，第二次起义是在白崇禧部已经占领了嘉兴之后举行的，嘉兴距上海仅有60公里，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共产党人一致认为，只要上海一举事，白崇禧的北伐军肯定会挥师配合。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起义开始后，近在飓尺的白崇禧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手中武器极度匾乏的上海工人民众惨遭屠杀，孙传芳的大刀队把砍下来的人头血淋淋地挂在电线杆上，向上海工人阶级示威。

在两次起义均遭镇压之后，上海的工人阶级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被吓倒。周恩来等人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再一次制订了新的武装起义计划。3月ZI日，北伐军的白崇禧部的前锋部队占领了上海附近的龙华，同日，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经两昼夜激战，击溃了直鲁军阀张宗昌的部队，起义取得了全面胜利，一小时后，北伐军不战而“胜”，开进了上海。

3月23日，程潜率北伐军江右军占领了南京。同日，隶属北洋军阀的长江舰队反正。至此，整个长江流域均落入北伐军之手，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北伐军本来可以挥师北上，直驱北京，完成北伐革命统一全国的大业。可是，就在这革命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变前，蒋介石把上海“分共清党”军事方面的部署工作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奉命将驻沪的亲共部队调离沪宁一带，而以反正过来的北洋军阀周凤歧的二十六军来接防上海。同时，蒋介石又把李宗仁的第七军从安徽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的有“左”的倾向的部队，最后又把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中的左倾军官全部调离。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与上海滩上的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进行接触，指使他们织织了一批流氓、成立所谓“中华共进会”，预备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杀手。

实际上，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前，蒋介石的叛变已露征兆。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授意其党羽杀害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又令其爪牙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解散了江西省学生联合会；3月17日，在九江，蒋介石授意他的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头“游行”，大呼“蒋总司令万岁”、‘“新军阀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并围攻、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职员及工人4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纠察队准备干预时，蒋介石却派兵弹压，将暴徒掩护出城。当晚，蒋介石成立戒严司令部，以“保护”为名，派军队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准备镇压工人们的反抗。3月20日，在安庆，蒋介石又利用当地流氓组织了所谓“安徽省总工会”，3月23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蒋介石却暗中以每人4元大洋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百人敢死队，准备在欢迎大会时由敢死队举行暴乱，并约定：敢死队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亡命者赏其家眷1500元。就在欢迎蒋总司令市民大会举行的当天，这些流氓敢死队成员纠合青红帮分子，捣毁了盛市的一些革命机关，并打伤数十人，重伤多人。

在策划并指挥了上述一系列反革命破坏、屠杀活动后，蒋介石于3月26日抵达上海。此前，当北伐部队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时，蒋介石为了实现对列强的承诺，密令进城部队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他一到上海，就首先受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欢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于当日就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也随带10名卫士通过租界，直接与列强密谋叛变革命的计划。列强答应以其驻扎在上海的军队全力支持蒋介石镇压革命群众，又会同上海的买办阶级送给蒋介石1500万大洋，并同意在大开杀戒之后再奉送3000万元。

3月30日，蒋介石授意白崇禧在杭州袭击了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同时将攻进南京的由李富春、林伯渠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六两个军调到江北去作战，只允许第六军留下3个团维持南京治安。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只手为大屠杀做准备，另一只手却高高地举起了“革命”大旗，口口声声表示：“工人纠察队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断无加以摧残之理，如有流氓捣乱，一定从严究办”，并虚情假义地派军乐队吹吹打打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由他亲题的“共同奋斗”锦旗一面，以此麻痹工人阶级。

为了使“反共清党”的叛变行为“合法”化，蒋介石又邀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胡汉民和军事将领李济深、黄绍站、何应钦等人到上海，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形式，诬蔑共产党“逆谋昭著”、“应予查办”，并开列了包括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等人在内的“应先看管者”名单，计有197人，要求对这些人进行“非常紧急处置”。同时，蒋介石盗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布告，要“看管监视共产党员，免予活动”。

4月1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命刘峙的部队于当晚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可是，恰恰在这一天，汪精卫到达上海，蒋介石未敢擅动，又把发出去的命令收回了。

汪精卫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从莫斯科回国的。以汪精卫的资历及其当时的威望而论，他此时若是到武汉政府去上任，对蒋介石这一边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汪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对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他企图让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他“清党”，然后拉着汪精卫到南京去共同组建南京政府，与武汉分庭抗礼。但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挽留不以为然，当蒋介石集团中的军政大员们一致向汪“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时，江还表示：“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4月2日，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筹划制裁共产党。汪精卫也被邀出席会议，但他在会上“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客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由于汪精卫一意坚持不同意见，与会军政大员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吴雅晖甚至当众向汪精卫下跪，弄得汪精卫尴尬至极，“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压力下，汪精卫妥协了。4月3日，蒋介石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一、4月15日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同日，因为汪精卫作出了让步，蒋介石发表通电，表示拥护汪精卫。

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辩解，要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湘互尊重，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既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实际上等于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警惕。

4月5日，汪精卫启程赴武汉。这时的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思想有所妥协，但他毕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敢在这“老虎嘴”里多作逗留。此外，武汉方面有苏联的支持及共产党的合作，武装力量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也相当可观，因此，他意欲依靠武汉的力量与蒋介石一争高下。所以，4月10日，汪精卫一到武汉就立即发表谈话，要与共产党同生死共存亡。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也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4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亲率已经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兵力，赶往南京去了。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在长江以北的第二、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所辖三个团的武装，林伯渠侥幸脱险。随后，蒋介石的部队包围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了全部中共干部，并于次日开始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

4月11日，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商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寿华诱至杜府加以杀害，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重要领导人。

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4月12日，凌晨一时，上海的青红帮流氓全副武装，每人领赏金十元，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从法租界分散出发，四处袭击工人纠察队。

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发生激战。此时，早已埋伏在各区工人纠察队附近的蒋介石的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江”，冲出来收缴“双方”的枪械。至晨5时，上海2700余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当日上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开始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同时，列强驻上海的军事力量也直接帮助蒋介石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总计抓捕1000余人，交给蒋的军队。

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数万名工人徒手冲向总工会机关，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南市区召开5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并以市民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广大工人仍对蒋介石心存幻想，没有意识到蒋己背叛革命。

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周凤歧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密令，预先部署妥当，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反动军人即以机关枪狂扫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在南京游行的工人也遭枪击，死伤数十人。当时天降大雨，现场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300余工人惨遭屠杀，500余人被捕，失踪，逃亡者达5000余人之众！其后不久，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英勇牺牲。

“4·12”上海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余人。

继两次大屠杀之后，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也大开杀戒，甚至连国民党中的左倾人士也未能幸免。

蒋介石突然掉转枪口，大肆屠杀昨天还与他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等20人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途失败了。由于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没有采纳周恩来“东征讨蒋”的建议，致使蒋介石得到喘息机会，站稳了脚跟，巩固了南京反革命政权，造成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

6．以退为进--蒋介石首次下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40人联合讨蒋，号召全国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合贼”。此一时期，汪精卫仍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

到了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集团及各方军阀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处于“孤岛”之势，面临重重困难。同时，蒋介石拉拢冯玉祥成功，蒋、冯一联手，军事局势顿时变得对蒋介石极为有利，而冯玉祥也借此机会致电汪精卫，要他与蒋介石“通力合作”，“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使汪精卫“夹击南京”的战略意图付诸流水，局面更趋紧张。此外，湘鄂一带工农运动中也确有“过左”倾向，直接危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两湖地区投机北伐革命的一些反动军官频频发动事变。在种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压力之下，汪精卫终于撕下“左”的面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施了疯狂的大屠杀，制造了“7．15”反革命事件。

但是，汪精卫虽然也开始反共了，却仍然视蒋介石为仇敌，欲与蒋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蒋介石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苦心孤诣建立了南京政权后，立即处于内外夹击之中，穷于应付，处境艰难。一方面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居功自傲，不肯听命于蒋介石，致使蒋、桂矛盾日甚一日，一方面是武汉方面正厉兵袜马，正集结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准备东征讨蒋。蒋介石处于内外夹击之下，为了缓解矛盾，决定迎击南犯的北洋军阀部队，转移视线。他发誓“不打下徐州，便不再回南京”。亲自指挥了收复徐州的战斗。战端初起时，北洋军阀部署在津浦路正面的部队佯作败退，蒋军节节胜利，进展极速。蒋介石认为攻下徐州已不成问题，遂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亲赴前线督战，全线出击，连预备队都压上了前线。不料逼近徐州时，突遇顽强抵抗，北洋军阀又突出其后，．包抄袭击蒋介石左翼，致使蒋介石的部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全线溃败”。而且“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8月6日，蒋介石自食其“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的誓言，仓惶退回南京，布置部队据江而守。对于这次惨败，蒋介石又羞又怒，于是嫁祸于人，找I一只替罪羊，归咎于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据蒋介石的卫队长通熙的回忆，枪杀王天培的经过如下：（注：文内的日期为农历）六月十日，冯玉祥驻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邀集式汉下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阎、孙科、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开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反苏、反共、宁汉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清党”反共。从此，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有一天，（大约五、六月间），南京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师长以上的均出席。蒋介石命我自己去、或者叫一副官去到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请王天培军长来开会。我未能理解这件事的特殊意义，认为今天开军事会议，我离不开，请一个军长来开会，用不着我自己去，于是派一个副官和一个卫士排长去了。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是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一律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常王天培来了，我向他敬了个礼，问她：“有没有带武器？请交给我保管，散会后奉还。”他“说：“有一支左轮手枪。”说着，连同枪套交给我。我带他进入会议大厅，会议尚未开始。参谋长白崇禧一见王天培，便很严肃的对他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白崇蓓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战役中，被敌人（孙传芳）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切等等……你知道吗？”王天培颤栗地抵赖说：“不知道！都是下面人搞的！”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想不到的事。自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七个军，一到湖南，成立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王天培是第十军，其资格之老，地位之重要，可比例而知。自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还是第一次。蒋介石未说话，一直注视着，大概是预先布置好的。王天培支吾其词，蒋叫我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后来枪毙了。

徐州战败，完全是因为蒋介石的料敌不确、指挥失误所致，而他却倭过于人，不经审判，不宣布罪名就处决了王天培这样的高级将领。这种作风引起了各部将的极大恐慌，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受到极大震动，都担心有朝一日成为第二个王天培。

蒋介石在徐州惨遭败绩之后，仍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致是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令白崇禧部署军队，准备与武汉方面作战。但此时南京四周几乎都是桂系的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此良机向蒋介石摊牌。白崇禧拥兵抗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遣将将不听，立即明白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在“逼宫”，遂将计就计，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果然，蒋介石一放口风，吴稚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稚晖等文官一力主张蒋介石留在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想“休息一下”时，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人立即附和，表示同意蒋介石暂时“休息”。

蒋介石眼看覆水难收，大局已成，只好决定下野。同时，支持蒋介石的吴稚晖等人也宣布辞职。

陈布雷在日记中曾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僻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沫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

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的依归。……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

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道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介石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拔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地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拚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8月14日，蒋介石率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同行者有邵力子、陈果夫、张群等。

8月19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辞说：“今天承请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国奔走，对于桑样事情，无甚顾及，殊党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故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益，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四者之幸福，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样升平，请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

同一天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见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和《纽约时报》记者表示：“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

蒋介石的这种“高姿态”，实际上是在讲反语。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早已经看清了当时的局势。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介石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作壁上观，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此外，蒋介石也悟到：宁、汉双方鸡吵鹅斗互不相让相容的时候，冯玉祥居于“调停人”的地位，一直超然于争执双方之外。蒋介石如果不避让，有可能使冯玉祥在调停宁、汉矛盾中获得实利，大权就有可能旁落。把个中道理想透彻了，蒋介石才决定“下野”，自处“超然事外”的地位，而电请冯玉祥出来主持津浦路战事，把冯玉祥推进斗争的漩涡。他打好了如意算盘，等各派系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他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

蒋介石下野后，回到了奉化，但他的影响却始没有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人在溪口的雪窦寺，却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时局。

在政治上，自蒋介石下野后，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就到处奔走游说，为蒋介石复职上下活动。宋子文与黄郭则积极同英美等帝国主义拉关系，施加影响。所以，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非但没有因此而平息，反而更加剧了。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他，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介石从黄埔系中挑选出来的，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私人武装力量”。至于何应钦，他当初拆蒋介石的台。并不是真想把蒋介石搞垮，只是想借此改善自己的地位。

因此，蒋介石虽然下了野，但第一军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下野之前即已有所布置。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一直是支持蒋介石的。蒋介石下野后，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晌，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站、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权就掌握在闩己手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出为蒋介石“人在野而心在朝”，凭借自己的势力在奉化遥控政局，反把时局弄得越来越乱。桂系大权没到手，连大局都难以控制了。

第七章 权与钱的最佳结合

1．英雄难过“美龄关”

蒋介石一生当中曾经拥有过多少女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乃因为众所周知：先后与蒋介石举行过婚礼并共同生活过的女人计有4位--发妻毛福梅、妾姚恰诚。妻陈洁如，最后一位就是举世闻名、如今被台湾人称为“永远的第一夫人”的宋美龄。说它“复杂”，是因为蒋介石一生当中的确不仅仅只拥有过上述的4位女人。在这4位女性之外，确有其事而且见诸史传的就至少还有两个女人。一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亡命日本避祸期间，曾与戴传贤共租一屋居住，房东为他俩介绍了一位下女，名叫爱子。这位爱子小姐曾与蒋、戴二人共同度过了近3年的“双凤求凰”的同居生活；二是蒋介石在广州担任军职时，虽然身边已有家眷，却仍然陈仓暗渡，勾引了一个绰号“银菩萨”的女人。

诚然，蒋介石一生与政治结缘，他的最大欲望是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终生为之奋斗，并且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愿望。但是，平心而论蒋介石也是人，是男人。所以，无论他是英雄还是懦夫，在“美人关”前，他也一样会眼睛发直、腿肚子变软，过不去这一“关”。

何况蒋介石心目中的“美人”标准并不仅是羞花闭月之容，而是修养、风度、才智、家庭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等等因素的集合概念。宋美龄正是上述所有“因素”的完美的结合体，在这样的“美人”面前，即使前路茫茫、关山阻隔，蒋介石也是一定要闯过去夺“关”的，对于蒋介石来说，他面临的已经不是泛义的“美人关”，而是天下无双、特殊意义上的“美龄关”了。

1922年，蒋介石这个在当时还排不上“英雄”座次的“准英雄”，这个默默无闻的“革命战士”，已经在“美龄关”前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这一年的12月初，蒋介石参加了一个社区的基督教晚会。晚会假座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寓所举行，主持人是：国舅爷”宋子文。就是在这次晚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小姐。宋美龄当时只有24岁，正值一个女人生命之树的黄金季节，她举止雍容尔雅，风姿绰约笑靥迷人，一时倾倒了出席晚会的所有男性，成为晚会的中心人物。座中受到强烈震撼的，就是已经有过一妻一妾、新近又与陈洁如举行了婚礼的蒋介石。他痴痴地望着宋美龄，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宋美龄的家庭、社会背景，旋转着宋家势力和财力以及孙、孔。宋三家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旋转”的结果是一个强烈的欲念--我一定要娶这位来三小姐为妻！

应当说，蒋介石是个善于识别并掌握各种机会的人。攀交陈其美，使他跻身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巴结孙中山，使他很快成为孙中山所赏识的“干才”；现在，命运之神又把一个绝好的机会送到了他面前，他相信这是上天所赐，故尔绝不可轻易放过。

这次晚会后不久，蒋介石奉孙中山电召来到广州。一见到孙中山，他就迫不及待地表露了想娶宋美龄为妻的念头，恳请孙中山代为作伐。他绝口不提自己新近才娶的陈洁如，只一味强调说明自己已经离婚，“为了革命事业”休妻弃妾，目下独身一人奔走革命，急切地想找一个宋美龄这样的姑娘作为终生伴侣。

孙中山当时对蒋介石的家庭生活的确不大了解，但对他的私生活也时有耳闻。

但孙中山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不便当面指摘部下的私生活，他沉思了一下，摇头表示拒绝。

蒋介石是个典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他明知以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名望去攀求宋家小姐确是有点儿离谱，可是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实现，无论这中间有多少艰难险阻，他是到了“黄河”也不肯“死心”的。蒋介石性格上的这种特点是贯穿于他生命的给终的，说得好听一点，叫作“坚忍不拔”说得难听但却更准确一点，应当叫作“顽固不化”。换了别人，遭到孙中山的当面拒绝后，早就“赧颜无地”，自惭而退了，可是蒋介石却毫不理会孙中山的态度，继续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再四地请求孙中山向宋家转达自己的意愿。

正是“君子可欺以方”，孙中山被蒋介石缠得推不开躲不过，只好答应先去跟自家太太商量一下。

正如后世史家及传记文字中所描述的，宋庆龄女士听到丈夫转述蒋介石的意愿之后，当即以激烈的态度和决绝的语言表示了反对：“我宁可看到妹妹死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仅仅在上海就找了两个女人的荒唐男人！”

孙中山为人敦厚善良，不忍把夫人的原话转告给蒋介石，怕的是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他只是委婉地劝告蒋介石：“先等一等吧。”蒋介石也明白是得“等一等”，他从此耐心等待，一有机会就重提此事，直到孙中山去世之前，他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再等一等吧”。

据章微寒辑录的有关蒋宋联姻的材料，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经过大致如下：蒋、宋之间最初见面，是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宋美龄才23岁，与蒋初遇于上海香山路“国父宅中”。那时宋美龄有如盛开的玫瑰，使蒋介石“一见倾心”。

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中说：蒋“及与宋女士相捻，知其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后五年问，蒋致全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蒋即率师北上，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犊往还”，“仍申前情。”

这里所说的“宋女士函犊往还”，可稽考者，有一则《情书》，见于1927年10月19日天津的《盖世报》，这个见报日子是他们结婚前1个月又11天，写信的日子还要早些。这个报纸记载最近才被发现，1987年5月9日台湾《民主政治周刊》所载龙中天写的一篇题为《蒋夫人的秘密》的文章提到了它。

在该报发掘出来这件资料中，蒋致书宋美龄说：“余令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次绝，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这封信上所说的。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成了。举世所弃”的“下野武人”，很明显是指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在南京第一次“下野”宣布辞去本兼各职，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的这段经历。这封《情书》就是这时发的。

同年9月28日，蒋偕张群去日本，乘日轮“上海丸”抵达日本长崎，再转云仙，探视宋母，登堂求婚。

有关求婚的经过，根据上海《晨报》的报导：“蒋介石于10月某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允可者。相约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大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办妥，毫无其它问题杂处其间，遂尤其所请，许以女美龄妻之。”

同年的10月14日《交通日报》刊登一则宋美龄的专访，有四句回答：问：“蒋先生谓初见女士时，已认为女士为其理想的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

答：（女士微笑）“此乃五年前事，前时余未注意及之。”

问：“结婚问题，起于何故？”

答：“半年前，然最近始有成协。”

这里所说的“半年前”，正是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底定东南，京、沪、苏、浙、赣、阅尽入北伐军掌握，蒋叱咤风云之际。

据说，在上海“4．12清党”之役后的4月底、5月初之间，蒋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访晤宋美龄，向宋“仍申前请”，两人定情当在这个时候。

蒋介石在日本，住在吴启鼎家。直到1927年11月，由月，由日本回国，同年12月1日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这时蒋41岁，宋美龄28岁。蒋在上海，住在拉都路吴忠信的公馆里，原来想借用宁波巨商叶琢堂环龙路的公馆内房屋，作为新房，因为宋太夫人不肯让爱女骤离膝下，乃改在西摩路家公馆内辟新房。因为宋美龄是基督教徒，因此在上海举行宗教仪式的婚礼，原请江长川牧师证婚，蒋停妻再娶，有违基督教义，为江长川所拒绝，乃改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证婚。

又请蔡元培先生作证婚人，何香凝、李德全、谭延阎、王正廷也参加证婚。男方主婚人为蒋的同父异母哥哥蒋锡候；女方主婚人为宋子文（这里却费一场周折，蒋宋婚事，原来宋子文是坚决反对的，几乎导致兄妹决裂，宋太夫人劝说无效，宋蔼龄乃商请谭延闯出面调停，再四劝解宋子文，才勉强同意，出面为之婚）。先在上海四藏路慕尔堂举行宗教婚礼，再到戈登路大华舞厅，补行新式婚礼。当时上海《时报》的采访主任金雄白，对蒋宋婚礼有如下追忆：“蒋宋结婚的日子，我是记不起了。礼堂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一家西式大饭店。当时米价还是每担3元的时候，大华饭店一碟牛排，就取价4元了。

“因为蒋夫人是虔信的基督教徒，因此先在西藏路慕尔堂由牧师余日章，为他们先主持了宗教式的婚礼，观礼者限于近亲寥寥数人，连新闻记者，也被拒绝参加，宗教婚礼完成后，才同车至大华饭店，再补行另一次的公开仪式。

“那天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次婚礼的另一特点，是证婚人，却有五位之多，记得有谭延阎、吴稚晖、蔡元培、何香凝等人。记得那天，蒋氏穿得是一套长礼服，蒋夫人则为白缎旗袍，他们沿袭西方的礼俗，交换婚戒，那时还不很多见的。”在蒋、宋联姻之前，经过几度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宋美龄与原来的情人刘纪文断绝关系；蒋介石与元配夫人毛福梅离婚。

上述的有关资料，有些是史实，有些是传闻，但基本脉络大致就是这样。但是，读者必须考虑到这样的情况：章微寒辑录的报刊文章都是蒋家王朝统治大陆时期刊行于世的，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许多细节都被漏掉，许多“有损领袖形象”的情节都被虚饰过了。因此，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经过，远非前述引文中描写的那样简单，这件事的背后，是有着权势与金钱、政治和军事的交易的。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攀结宋家之心不但未死，欲望反而更其强烈，其欲望强烈的程度竟至情迷智昏。由此可知，蒋介石之疯狂追求宋美龄，并不是他很爱宋三小姐，而是急切地想通过与宋家结亲而达到其政治目的。对这一点，宋庆龄是看得最明白的，她曾明确指出：“你这是政治，不是婚姻！”

蒋介石在长达5年的求婚历程中，奇迹般地从一个普通的军事将领升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北伐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他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成为“总理的继承人”，名扬世界。当时，英美的一些报刊称蒋介石为一位“最年轻的革命领袖”，美国《时代》周刊也曾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蒋介石在此伐战争中捞足了政治资本，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一时权倾天下，成为万众瞩目的风云人物，全世界许多国家从此开始建立“蒋介石档案”。

在这5年当中，蒋介石一直未曾忘记求婚的事。他在北伐之前，就曾由宋蔼龄搭桥牵线与宋美龄见过面；此伐军攻到武昌后，又曾电请宋蔼龄到九江船上秘商。蒋介石深知，自己要想攀上权力的顶峰，非有宋家的财与势的支持不可。所幸宋蔼龄这个工于心计的女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腾达之象”，她坚定地认为，未来中国的领袖非蒋介石莫属，如果能与蒋介石结为姻亲，就意味着宋氏家族在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自古“英雄爱美人，美人配英雄”，这种千载难逢的良机，宋家绝不可轻易错过。

在宋蔼龄的支持和劝说下，宋美龄芳心初动，蒋介石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7年5月，在宋蔼龄的积极撮合下，蒋介石邀宋美龄到镇江焦山游。有关细节，叙熙介绍说：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封信，派我到上海去面交孔夫人。上次我在宋宅，还不知道那位宋子文的姐姐，就是孔祥熙的夫人，这次到了孔宅见孔夫人，一位大姑娘叫我上楼去见。见面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孔夫人就是宋蔼龄。于是我交上蒋介石的亲笔信，她含笑看信，看了之后，高兴地对我说：“知道了！总司令约三妹在十五日到焦山去玩，好吧！你就住在我这里，等到十五号走罢！

这一天正是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北火车站，打算预购明天的车票，见着站长，说明来意。

他问我：“你是来接蒋总司令的朋友去镇江的吗？”我说：“是的。”他说：“不用买票了，我已经预备好了一辆蒋总司令上次坐过的花车，挂在明天上午八点钟开南京的特别快车的车头后面。”并笑容可掬地问：“你看好不好？”“当然好啦！”

我高兴地答道。随后就回来告知孔夫人，她也很高兴，坐在她一旁同时听到我说话的三小姐--宋美龄，也嫣然一笑。孔夫人接着说：“你辛苦了，这里有一张戏票，你今晚去看戏，明天早晨七点半钟上车！”我怀着满意的心情，下楼门门房老头：“孔夫人叫人我今晚去看戏，我不知道去哪里看？”老头把戏票拿过来一看；说：“这是天赡舞台的票子；天赡舞台在四马路转角，今天的京戏可好呵，是梅兰芳的‘天女散花’，你好眼福呵！”

我去看了戏，不大懂，只是觉得娓娓动听，使人心旷神牵散戏后，已经深夜，缓步回到了孔宅。

一觉醒来，已经六点，吃过早点，等候夫人下楼。七点半，孔夫人。三小姐和另外一位中年妈妈，一同下楼，上了汽车。7点50分到达车站，一进站就望见那辆花车，站长来打招呼，我们一行登上花车。孔夫人宋蔼龄一个人回去了。一声汽笛，我们离开了上海北火车站。

下午三时许，火车驶入镇江东站，车站上有警察警戒，蒋介石已等候在车站上，他不穿军装，换一套华贵笔挺的西装，戴一顶高级草帽，足登白皮鞋，精神奕奕，背后有一排卫士和公安局长俞子厚。车站站长站在月台上，指挥火车停下。正好花车停在蒋介石的面前，他即走上花车，同宋美龄见面。握手既毕，他即忙把宋的手提包抢在自己手里，缓步下车，改乘一辆新式轿车开到江边，换乘小汽艇，直驶焦山。焦山位于长江之中，来往必须乘船。山上有个大庙，和尚并不多，游人也不很多，环境非常幽静。

这次历时10天的旅游，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旅游之后，过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即宣布下野。他带着卫队回到溪口，一方面遥控政局，一方面抓紧办理与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彻底脱离关系的手续，并在奉化地方政府备案，以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独身未婚”之人。

同年8月，当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时，蒋介石继续向宋美龄发动“进攻”，写了一封“情挚意切”的情书：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如女士才华荣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美龄当初肯于与这个“武人”同游焦山，芳心所属已然昭示于人，接到蒋介石的信后，她当即向朋友们放出口风，说是要同蒋介石结婚。

但是，蒋、宋的婚姻到这时为止至少还有两大障碍，其一，宋母倪桂珍一直未曾答允这门亲事。她认为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而且蒋介石又曾娶妻纳妾，与自家的千金小姐极不般配。此外，蒋介石一介武夫，不是基督徒，这信仰的差异也是宋母不允这门亲事的重要原因。其二，宋美龄当时虽未结婚，但名义上已是“名花有主”--她在美国学习时，已经同一位名叫刘纪文的中国留学生订了婚，并且，宋美龄对刘纪文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挚的，要她一下舍弃刘纪文，理智上固然不难办到、而感情上的熬煎与自责却让她受不了。

然而，宋美龄毕竟是宋氏家族的三小姐，她的血管中流淌着的是乃父宋嘉树坚韧、理智、不甘落寞的热血。她不想过平庸的生活，她渴望至高无上的权势，渴望“第一夫人、母仪天下”的荣辉，渴望金堂玉马烈烈轰轰的人生。而这一切从刘纪文那里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只有蒋介石才会给她。

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与感情折磨之后，宋美龄决心斩断既往的情丝。同蒋介石结为终身之好。但在正式答允婚事之前，她郑重地向蒋介石提出：第一，她的丈夫必须一辈子忠于她，并且只属于她一个人。第二，她与刘纪文曾经真心相爱，她不愿过分伤害刘纪文的感情。因此，蒋介石必须提供一百万元美金，以使刘纪文在美国安身立业。这两个条件，蒋介石都是一口应承。在他看来，只要宋美龄答应嫁给自己，那么所有的“附加条件”都将不成其为障碍了。

至于宋母的态度，蒋介石也有充分的信心能使老人家回心转意。虽然宋美龄曾不无忧虑地告诉他：“自从二姐私奔日本，嫁给了结过婚的男人之后，家母对有过婚史的男人就十分厌憎，而且尤其看不上军人。如今，你是两条都占了，所以，家母那里还有一关呐。”蒋介石晒然一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想，这千难万险的“美龄关”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关能挡住我呢！

2．宋氏家族渊源

1899年，宋家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村给这个最小的女儿取名为“美龄”。

辛慕轩著《传奇与真相》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众所周知，蒋夫人是宋家三姐妹中的幼妹，这三姐妹不但各有非凡的特色，而且分别嫁给中国现代史上三位影响深远的人物。宋庆龄嫁给肇建民国、领袖群伦的孙中山先生，宋蔼龄嫁给代表江浙财团的财阀巨子孔祥熙，宋美龄则在蒋公率师北伐、首次下野的时期，成为这位军政要人的妻子。”

这被称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性”的父亲，便是出身贫寒、遭际坎坷神奇，靠印刷生意和做买办而发了财的宋嘉树。

宋家祖籍广东省文昌县（即今海南省文昌县），宋嘉树字耀如，1866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窘迫的小商贩家庭。海南孤悬一岛，经济落后，岛上居民素有出洋谋生的传统。宋嘉树9岁那年，父母为生活所迫，将他送给当时在美国波士顿开茶店的舅父收养。这样，9岁的宋嘉树开始了他的小店学徒生涯。学徒期满后，宋嘉树因不满于舅父家的生活环境，遂不告而别，跑到一艘名为“斯凯勒·考尔法克斯”号的轮船上，当闻迅追赶而至的舅父发现他时，他已经上了船，并且这艘船已然启航了。

船长查理·琼斯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他收留了宋嘉树，并让他在船上做伙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几次航行，宋嘉树的机敏和勤快赢得了琼斯船长的喜爱，有一次，当轮船停泊在威尔明顿港口时，琼期便把宋嘉树带到一座教堂里接受了洗礼，并改名为“查理·琼斯·宋”。

宋查理勤奋、温和，很快就成为一个颇受当地人欢迎的“外国人”，同时他也引起了北卡罗来纳州达姆市一位名叫朱利安·卡尔的将军的注意。卡尔认为宋查理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将他送到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学习。一年以后，宋查理又转入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6年，20岁的宋查理被派回中国，在上海的一所教堂里任牧师。在这里，他备受一些美国教友的歧视和冷落，他被讥笑为“一个失去了国籍的中国佬”。

这种歧视反而帮助了宋查理--因为传教布道时屡屡被排挤，未查理索性去搞些经营活动，他先是为教会印刷圣经，并由此发了财，创办了华美印书馆。做印刷生意的同时，他又兼做进口机械产品的代理商。成为上海滩上人市较早的买办商人。

这样，到了本世纪，宋查理已经成了富商，拥有了五六十万两白银的资产。

1887年，也就是蒋介石坠地的那一年，宋查理与倪桂珍举行了婚礼，此后，随着他的生意日渐昌隆，宋家的下一代也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人间。宋查理在埋头发财的同时，精心培育自己的6个子女--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美国文化的教育。1918年5月，当宋查理撒手人寰的时候，他的财富与声望已成为儿女们事业发达的坚强基矗宋家大女儿来蔼龄在给孙中山当秘书期间结识了山西太谷的大财阀孔祥熙。孔祥熙也是一位基督徒，他曾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留学，并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孔家原为山西的名门望族，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孔祥熙的父亲曾在北京从事经营活动，积累了财富之后，又回到老家太谷开设银行，由于经营有方，孔家的财富迅速扩大，放贷业务远及华北。广东，甚至到了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最显赫也最富有的家庭，并成为财团领袖。

宋蔼龄与孔祥熙结识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有为青年。宋蔼龄从父亲宋嘉树的成功经历中悟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金钱是不行的。她明白，正是金钱的作用，才使自己的父亲成为上海滩商界和政界的名流。出于对金钱与权势的渴慕，也出于对孔祥熙的好感，宋蔼龄与孔祥熙结识不久便订了婚。他们当时都不会料到，孔宋两家的亲事会直接造就“四大家族”中重要的两支，会对中国的政局、社会的动荡与安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宋庆龄在姐姐蔼龄与孔祥熙结婚后，主动提出由自己接替姐姐的位置，做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孙中山与宋嘉树是朋友也是同志，宋嘉树曾以自己的财产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两人结识于1894年，因为同是广东省籍的老乡，同是基督教徒，又都在国外受过教育，所以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孙中山在上海时，经常是住在宋家的，所以宋氏三姐妹很尊重很喜欢这位温文尔雅的叔叔并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工作。对于孙中山来说，宋庆龄不仅仅是一位女秘书，而是一位最可信任的同志和助手。因为宋庆龄同她的姐姐和妹妹一样，也曾接受过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教育，而且。从民族性和民族感情的角度上讲，宋庆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突出的一个。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宋嘉树给正在美国求学的女儿们寄去了一面象征民族联合的五色旗，并告诉他们国内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她们也分享民族胜利的喜悦。接到这面旗子后，宋庆龄的激烈反应使同学们大感吃惊。当时，她兴奋得满脸通红，伸手扯下悬挂在女生宿舍墙上的旧国旗，踩在脚下，大声喊着“打倒满清政府！高举共和旗帜！”

宋庆龄自幼受到父母激进思想的影响，对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的这种激烈的举动，并不是一时兴奋所由，而是一种深厚浓郁的情感的喷发。对于辛亥革命成功的伟大意义，宋庆龄很早就有所认识。1912年4月，辛亥革命成功尚不足半年的时候，她就在美国《威斯里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署名文章。她说：“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满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五个月以前，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共和国。对一些人来说，即使许诺尽早成立一个立宪政府，他们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无论是一个政治家或是一个劳动者，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反清精神。

一切苦难，如饥荒、水灾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于清朝暴政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这场惊人革命的起因，它看来是一场灾难，实际是造福于人的一大幸事……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每个人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权利，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博爱仍然有待争龋……一个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定居在地球上最大版图的民族，他们的文明如此光辉灿烂，不可能不对提高人类美德产生影响。”

宋庆龄充满激情地预言：“人口众多、热爱和平的中国，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在世界的前列。”

一位具有如此先进和成熟思想的青年知识女性，对于孙中山先生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理想的助手。

有一天，宋庆龄突然对她的父母说：“我要和孙中山结婚”。父母大吃一惊，以为这个一向温顺贤静的二小姐在说疯话。因为孙中山的年龄与宋嘉树相仿，早已有妻室并有了三个孩子的，年龄的差异姑且勿论，从孙中山的角度来看，他根本没有理由停妻另娶，这既不合乎中国的传统礼教，也更有悖于基督的信条。然而，父母的激烈反对已经丝毫不能动摇宋庆龄的决心了。她深信，自己与孙中山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是没有任何杂念的两情相悦。她需要孙中山，孙中山也需要她。

宋嘉树无法说服女儿，只好采取了“管制”措施，把宋庆龄软禁在卧室里，防止她私自前往日本与孙中山会面--当时孙中山正流亡日本。

但宋庆龄在幽禁中仍然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表示将要赶去与他成婚。她把信交给一个女佣人，偷偷寄了出去。孙中山接信后，立即复信，表示自己现在正需要她前去。

宋庆龄立即悄悄打点行装，乘着夜色正浓，从窗户爬出连夜赶往横滨。抵达横滨的第二天，宋庆龄便与孙中山举行了婚礼。

宋庆龄的私奔，大大激怒了宋嘉树，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发誓要同他的党断绝一切来往，并宣布与宋庆龄断绝父女关系。

从此以后，宋庆龄和家庭的关系虽然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但她还是经常去看望父母。宋嘉树激愤之下说了那些绝情话，实际上并未真的实施，他与孙中山仍是政治上的同志，只不过因为突然成为老朋友和同辈人的岳父，感情上觉得别扭而已。

宋庆龄同孙中山结为夫妇后，生活一直动荡不定。她追随在孙中山左右，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辅佐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成为孙中山生活上的忠诚伴侣和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将他奉为“国父”，宋庆龄也被一些人尊为“国母”。

但宋庆龄并没有因为人们对她的逢迎而改变其政治主张。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她曾多次公开指责蒋的行为是背叛了孙中山。当她移居苏联和德国两年之后，曾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仪式。但是，在回国之前，她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她本人与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她在声明中指出：“必须十分明确，我参加葬礼决不是，也决不能被解释为我要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因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

在失去孙中山以后，宋庆龄始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成为一名坚强的民主斗士和妇女领袖，并因此受到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作为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宋美龄的性格与她的两个姐姐完全不同。如果说宋蔼龄“醉心权势、狡诈灵活”、宋庆龄雍容大度、意志坚强的话，那么，宋美龄则是温文尔雅，机智精明了。

宋家是个艺术气氛很浓的现代家庭，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一方面又保持着中国传统书香门第的遗风。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先祖徐光启是明代宰相，也是著名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徐家在上海根基深厚，上海有名的“徐家汇”，当年即是“徐家中心”的意思。倪佳珍毕业于女子高等学堂，会弹钢琴、懂乐理，喜唱歌，宋美龄自幼受到家庭中浓郁的艺术氛围熏陶，活泼灵俐，聪明可爱，5岁时就吵嚷着要跟大姐去学校读书。父母拗不过她，遂同意让她到麦克泰尔女校作为寄宿生试读一下。5岁的美龄离开父母，住进了宿舍，因为年龄太小，又是头一次离开父母，所以，美龄躺在宿舍的床上睡不着觉，窗外树影晃晃，宿舍里一片漆黑，把美龄吓得高声喊叫，弄得别的学生也无法入睡。这一时期，美龄非常容易冲动，每次情绪过分激动或受到恐吓时，她的全身就会出现蜂窝状的红点。所以，家里人上至父母、下至兄弟姐妹使女佣人，都不敢惹她生气。

1907年夏天，宋美龄跟随二姐庆龄搭乘“满洲里”号邮轮到美国威斯里扬女子学院读书。最初几年，因为她年龄小，故尔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15岁时转为该校正式学生，开始了大学生活。经过4年的正规学习，宋美龄以优等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扬女子学院。从她们岁时到美国，到大学毕业时，已经由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了。她在美国读书期间，受到了全体教师和同学们的喜爱。据威斯里扬女子学院的一份关于宋美龄的备忘录记载：“大家都喜欢她，把她看作我们的当然成员，完全忘记了她是一个外国人。当然，她受到人们那么多的称赞，不是因为她像两位姐姐一样漂亮，而是因为她热情、真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她显然喜欢交际，而且相当出风头，但她总保持那么一点距离观望着我们，时而怀疑挑剔，时而乐意赞同，觉得自己多少有点外国人的味道。

在美求学期间，正是宋美龄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和性格的成熟，她已经从生活方式到思维习惯“全盘西化”了，正如宋美龄自己所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宋美龄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时，已是19岁了。虽然她在美国已同刘纪文订了婚，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分散她的精力，她下决心首先掌握流利的汉语和中文书写能力，并向一位私塾先生学习古文。

1918年5月3日，宋嘉树病逝。宋美龄和她的两个姐姐都陪伴在母亲身边，直到丧事办完，两个姐姐分别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只留下美龄与母亲朝夕相守。对于父亲的去世，美龄这个唯一“没出阁”的女儿感到格外的悲伤。居丧期间，她曾拒绝了上海好几所学校请她前去任教的邀请。为了排遣悲伤情怀，她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上，闲暇时则去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渐渐地，她从悲哀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涉足上海的社会交际圈，并以她的美貌、学识和教养，很快成为上流社会社交圈内众多男士们追求的目标，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中，宋美龄结识了不少风流惆位或老成持重的世家子弟、巨商富贾之流，这些人频频向她发动攻势，公开求婚，但宋美龄不为所动，总是坦率地表示自己不准备结婚。

实际上，宋美龄只是不愿轻易许身于一个只有钱财却无作为的阔佬而已。诚然，她与刘纪文的爱情是真挚的，但在她内心深处，她的理想的伴侣却似乎还不是刘纪文。隐隐地，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大事应当与中国的命运有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第六感觉”终于在蒋介石指挥北伐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时候被她抓住和应验了。

她觉得，嫁给蒋介石是她命运的归宿。

3．江山、美人皆我所欲也

宋美龄终于放出了口风：要嫁给已经下野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

9月16日，蒋来联姻的主要策划者宋蔼龄召开记者招待会，把蒋介石与宋美龄弄到一起，在新闻界亮相，并正式宣布：“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结婚。”

至此“蒋宋联姻”的惟一障碍就是宋氏姐妹的母亲倪桂珍了。这位被人称为宋家“余太君”的老夫人不但始终反对这门婚事，而且极力回避同蒋介石当面谈论这个问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与蒋介石见面。为了躲开蒋介石的死缠烂磨，宋母决定携小女美龄远走日本，避开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对宋美龄是志在必得，现在大事已定，又岂肯功败垂成？于是，他决定亲赴日本，当面向宋母求允婚事。

行前，蒋介石声称：

“此种婚姻，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巧合，并非同派。且家姓尚未允许，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户。余拟即前往问候，并向乞婚，以外并无其他任务。是否成行，尚待神户消息，视家夫人病体何如。”

实际上，蒋介石此次赴日是另有目的的。

当时，中日关系已经相当紧张。1927年5月北伐军进入山东，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悍然出兵。后来，蒋军因在苏北兵败被迫后撤，蒋日军队的正面冲突才得到暂时避免。接着在6月底至7月初，田中内阁又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侵华的所谓“积极政策”。蒋介石感到，要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必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和谅解。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赴日访问，争取日本的声援。蒋介石本人曾私下对张群说过：“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是和田中会谈。”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和张群一起东渡日本，到达长崎后，他又放出烟雾，说：“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13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并愿藉此与日本名流晋接”。在国内时说是“赴日求婚”，到了日本又说是来“观察及研究，可知他赴日是别有居心。

由于蒋介石这次访问是打着“考察”的幌子进行的，为掩世人耳目，蒋介石没有直奔东京，而是先到长崎，然后去东京，并在长崎至东京之间，一路走一路游山玩水，直到10月23日才到达东京。

蒋介石到达东京后，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借孙中山之名，鼓吹中日亲善，希望日本抛弃张作霖等军阀转而支持他自己。并表示：“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

本着这个意图，11月5日，蒋介石与田中首相举行了会谈。据台湾保存的谈话记录记载，会谈情况如下：蒋：中日两国将来之关系，可为决定东亚前途之祸福，阁下以为如何？

田中：愿先闻阁下来日之抱负。

蒋：余之意有三：第一，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正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背视日本以后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

余此次来贵国，对于中日两国之合作政策甚愿与阁下交换意见，且希望获得一结果，希有以明教之。

田中：阁下金不以南京为目标，统一长江为宗旨，何以急急北伐为？

蒋：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太平天国之覆辙，其可再蹈乎？故非从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此因为中国人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蒋介石说中国如不能统一对日本也不是好事，而实际上田中内阁所怕的正是中国的统一。他要求日本内阁支持他北伐，无异于与虎谋皮。由于双方意见相去甚远，这次会谈没能达成任何协议。

蒋介石对日本内阁的态度曾评价说：“综合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

蒋介石爱美人，更爱江山。他此次赴日，若说是为了向宋母求请，也不过是目的之一。他虽然是下野之身，而时时刻刻念兹在兹的却仍然是“军国大事”。他是暴君，却不能说是“昏君”，他知道江山杜稷的重要性远胜于“儿女情事。”

蒋介石以“赴日求亲”为由，到日本与田中首相进行会谈，意在掩人耳目--他毕竟是下野之身，东渡日本商议国事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何况那个“幌子”是景自天成，“求亲”也未尝不是重要目的，如此一石二鸟，蒋介石何乐而不为？

到达长崎后，蒋介石即去探望未母倪氏，可是宋老太太执拗得很，她得知蒋介石抵达日本的消息后，立即“转移？到了镰仓，与蒋介石玩起了“游击”把戏，你西我东，避免“正面交战”。

蒋介石穷追不舍，立即奔到镰仓。他打听得宋老太太的住址，当即提了礼品前往拜访。宋老夫人见蒋介石这么快就追了上来，恼怒无奈之余，心里也隐然有了一些感动--这个蒋介石倒也痴情得很啊！她望着满脸堆笑的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叹道：“唉！你也算得上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了，怎么这样快就跟来了！”

蒋介石何等精明，一听这种口气不像是拒人千里的意思，慌忙上前恭恭敬敬地深鞠一躬：“晚辈多有打扰，请您原谅！”

宋母见他执礼甚恭，心中火气消了一点，为“速战速决”她索性开门见山，直人主题：“你要娶我家三小姐，我且问问你，你不是已经有3个老婆了吗？”

“是曾经有，而不是现在有，”蒋介石温和地微笑着纠正宋母的话，“第一个妻子是我14岁时由父母包办的，她大我5岁，我俩根本就没有感情；后来我长期在外面奔走革命，内室空虚，曾经纳过一个妾，叫姚怡诚；这两个人与我脱离关系后，我又曾与陈洁如小姐共同生活，但我们并没有办理正式结婚的手续，现在我已经送她到美国去读书了，她并且答应永远在美国定居，我同她们都已经断绝了关系。”

说着，蒋介石双手奉上一份离婚协议书。

宋老太太挥挥手：“我不看这些，我再问你，你那些情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完全是造谣！”蒋介石急切地辩白，“我投身革命多年，自然有不少政敌，他们看到我追随孙中山先生，取得了一些胜利，没法子打败我，就用这种恶毒的人身攻击中伤我！”

宋老夫人沉吟有顷，又出了个难题：“你是个军人，是征伐杀戮的，这与基督教教义水火不相容。”

“老夫人，战争不一定都是罪恶”，蒋介石一边察颜观色，一边小心应付，“比如大卫击毙歌利亚的战争，耶和华焚毁了两座城池，都是罪恶之城……”话没说完，宋老夫人已诧讶地抬起头来，上下打量着蒋介石：“怎么？你读过《圣经》？”

“是的，只是我太忙了，偶而翻一翻。”蒋介石故作谦虚地回答。

“那么，你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基督徒呢？”宋老夫人面色和善的问。

蒋介石挺直了身子，正色答道：“我可以试一试，我先得认真研读一下《圣经》，弄清楚基督教的教义内容，如果我未经研读就冒冒失失地答应了老夫人，恐怕老夫人也不会相信我的。”

宋老夫人闻言，目光里闪现出一丝欣悦，她觉得这个年已四十的“青年人”心地十分坦诚，没在自己面前说假话。她点点头，转身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圣经》，递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慌忙双手接过，面色庄重而虔诚地望着宋母。

宋老夫人缓缓地说道：“年轻人，基督教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宗教。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她看了看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面前的蒋介石，又说：“这部《圣经》是美龄父亲的遗物，他临终时曾经嘱咐我，将这部《圣经》送给未来的三女婿。”

喜从天降！一直心中惴惴的蒋介石如闻天外纶音！他强自压抑着火头的狂喜，把那部《圣经》小心翼翼地捧在怀里，用着激动得发颤的声音说：“谢谢您！晚辈一定谨遵教诲，认真研读《圣经》，不负老夫人殷殷厚望！”

蒋介石的这一番表白，固然使宋老夫人的极感满意。但是，这也就同时为蒋介石自己“拴了一个套儿”。作为与宋美龄结婚的条件之一，蒋介石必须加人基督教，这是他当着宋老夫人的面答应了的，但实际上，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后的近3年时间里，一直未曾实现他的诺言。1930年，蒋介石做好了荣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一切前期准备工作，然后踌躇满志地偕夫人宋美龄到上海、奉化旅游。他们在溪口省亲祭祖，赏风吟月，悠哉游哉，伊然就是天下归一的中华民国总统及其夫人在“巡幸”了。

蒋介石想当中华民国总统的企图，得到了美国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们看中了蒋介石，深知要想长期统治中国并操纵中国的政局，就必须扶植一个独裁头子作为代理人。

就在这次与宋美龄旅游到上海时，蒋介石在美国牧师江长门的主持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仪，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后所以拖了三年才接受洗礼的内幕，江长川曾回忆说：“民国十七年之某日，我接到蒋夫人的一封急电，要我立即来南京。我于次日清晨到达。获知蒋夫人要我以其家庭老友的资格，劝请蒋先生接受基督教，若有可能，则为担任洗礼。由于蒋先生公事甚忙，故迟至下午四时始能晤谈。甚至彼时仍恐为诸事打断谈话，于是蒋夫人提议驱车出游，且行且谈。随即备了三辆汽车，前后两辆为卫队所乘，居中一辆则由我们三人乘坐。

当我上车时，蒋先生坚邀我坐在中间，蒋夫人在我左方，蒋先生则在右方。车行中，蒋夫人力劝蒋先生接受基督教，并正式受洗礼。她说：‘我们的老友江牧师不久将赴美国，此行将逗留许多月。’蒋先生则不愿受洗礼过。免他答你：‘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我们继续谈了一些时，我后来赞同蒋先生的意见，建议他在我出国的时候再熟读圣经，我极愿意能在回国时为他举行洗礼。

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与中央政府问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因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因使敌军无法进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蒋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

当我从美国回来，我送被邀请为这位中国领袖施行洗礼。”

关于开封被困、天降大雪使蒋脱困的事是确有的，但谁都明白这只是偶然碰巧的事。至于蒋介石在被困时许下宏愿月，那也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蒋介石耍了个花招，把婚前必须履行的“洗礼”仪式硬是拖到了结婚三年以后，这期间，虽然宋美龄一直穷逼不舍，但蒋介石一直扭扭捏捏不情愿。其中隐情，蒋介石本人未曾流露过，后世史家也未曾考据出原因。据笔者推断，多半因为蒋介石潜意识中的“宗教隔膜”所致--他是非常迷信的，信风水、信星相学（关于他的迷信，将另立一节举证），尤其是他的母亲和发妻都笃信佛学，而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蒋介石，是很明白“异教徒”是一种什么声名的。对于人他内心深处笃信不疑的风水、星相等来说，对于他的生母及发妻所信奉的佛学来说，他一旦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岂不成了一个“异教徒”？将以何颜面拜谒蒋氏祠堂里的列祖列宗？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宋美龄结婚时，以及结婚后的头几年中，他的权力宝座并没有真正坐稳，各路诸侯也还没有收服，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牢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旦被指为“异教徒”或多或少会影响他的政治生涯的畅顺，政敌们也许会问他：你蒋中正口口声声自称是孙中山的学生，怎么忽然变成了“上帝”的子民？你口口声声实行三民主义救中国，怎么忽然自己信奉起基督来了？为了自家“政治形象”的“完美”，所以他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履行婚前对宋老夫人的承诺。到了1930年，情况不同了，经一番大战，蒋介石收服或打败了桂系军阀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政权、党权、军权都得到了巩固，来自国内的对他的“政治形象”的攻汗已不足为虑，相反，他倒是应当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了。他想当总统，就必须在国内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在国际上取得美国大老板的支持。而江浙财团的领袖如孔祥熙、宋子文者流，既是他的亲戚，又都是基督徒；美国人对基督教的尊崇与信任更是举世皆知的，因此，为了取悦于美国大老板、取悦于江浙财团和孔、宋两家，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才挑了个想当总统又还没当上的“最佳时机”正式接受了洗礼，并且从此日日祈祷礼拜，不问国事多么繁忙，这一“课”是绝不间断的。

因此，可以认为，蒋介石所谓“受困开封，向上帝许愿”的情节多半是他编出来哄人的，目的是给自己突然同意洗礼找一个垫步的台阶，他的实际用心是：尽量与美国大老板贴近、尽量与江浙财团贴近，以保证自己的总统梦顺利实现。

同意宋老夫人条件，决心“研究《圣经矿成为基督徒，在当时是为了娶宋美龄；时过境迁，“江山美人”一齐到手了，那个承诺也就不值一提了。若不是为了当上大总统，恐怕蒋介石即使最终被逼无奈而接受洗礼池至少得再推迟几年。

这也是蒋介石性格特征的一面--没有实际利益的事，他是不会去做的。

4．婚礼进行曲中的不和谐乐章

1927年11月26日，上海各大报均刊登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启事，说：“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退家室之私……兹定十二日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分两次举行，第一次是在下午，在上海西姆路宋家的宅础内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这个婚礼原是请南方卫理公会的牧师江长川主持的，但江长川牧师非常认真，他亲自做了一番调查后，认为蒋介石不是自由再婚，不符合“圣节”，因此拒绝了宋家的请求，不同意主持蒋、宋的婚礼。宋家笃信基督，婚礼没有牧师主持是不行的，万般无奈，他们只好请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助会总干事余日章临时充当主持人。余日章虽然不是被正式委任的牧事，但他肯定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这第一次婚礼并不热闹，只充满了宗教气息，既庄严肃穆，又显得有几分沉闷寂寥。

基督教式的婚礼完毕之后，一千多人等又来到“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了‘中国传统味道’的婚礼。翌日，上海的报纸曾报道说：“这是近年来一个壮举，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仪式……“仪式举行时，大华饭店的舞厅里足足有一千三百人。”

同下午在宋宅举行的婚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华饭店张灯结彩，花团锦簇，热闹异常。大舞厅正墙上是一片绿白相间的叶子，两旁是鲜花组成的巨大影壁，上面用红色花朵组成“长寿”和“幸福”字样。演歌台的中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肖像，两旁分挂党旗和国旗--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婚礼由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持。本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想请何香凝当证婚人，企图利用廖夫人的威望和声名来显示自己的不凡。但何香凝因为早就不满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因此不但不同意当证婚人，甚至连婚礼都不肯出席，蒋介石无奈，只得另请一位女士证婚。

此外，宋家的一位重要成员也没有出席蒋、宋的婚礼大典，这就是一直坚决反对蒋宋联姻，当时已远赴苏联的宋庆龄女士。

在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乐声中，蒋介石与宋美龄携手步人大厅。在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这一对新婚夫妇退席了，他们将按计划到杭州和莫干山去度蜜月。

具有深远意义的“蒋宋联姻”的“大戏”，就此落下了帷幕。新婚后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到杭州的莫干山度蜜月，但就在他们抵杭的第一天，蒋介石收到了一份密电，这位貌似“超凡脱俗、爱情至上”的新郎并没有堕人情网之中，他十分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和政局的动向，他当收到密电后，就再也顾不上什么儿女私情了。

蒋介石抛开还在回味新婚燕尔飘然欲仙的感觉的妻子宋美龄，即刻与张静江等密谋对策，决定立即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争夺军政大权。

会议开了一整天。晚上八点多钟，蒋介石才匆匆回到杭州的下榻之处。他一进卧室就对宋美龄说：“美龄，快收拾行李，我们要立即返回上海。

“回去？”宋美龄既诧异而又惊讶地说：“大令，今日是我们新婚后的第一天啊！”

“我有要事！必须马上回上海！”蒋介石边整理文件边说道。

“那也不必这样急呀，我们在度蜜月哪！”

“不，我要让你很快当上第一夫人，你懂吗？”

“他们要请你出山了？”

“对了，亲爱的夫人我的政敌请我复职！”。”蒋介石很得意地说。”

12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回到了上海。当天，他就在自己的住所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 11·22”事件受到打击的西山会议派，再也不能以反共“先觉”自居。预备会议变成了桂系与江派的一场斗争，桂系借第四军在广州发动事变一事攻击汪精卫，甚至说汪本人就是“共党分子”。蒋介石见汪精卫众望所失势单力薄就假惺，惺地袒护汪精卫，以达到他坐山观虎斗的目的。可是宋美龄对蒋介石的伎俩，不甚理解，她问到：“大令，你为什么要替任精卫说话呀？他曾逼你下台，此人不除必有后患。”

“夫人，你说的不错，汪精卫肚子里有什么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他现在对我有用！”

“你的意思是……”宋美龄疑惑不解的问。

“我要让他们都来有求于我，并听任我的指挥。”

果然不出蒋介石之所料，汪精卫为一了摆脱自己孤立地位，于12月10日在会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军务问题的当务之急。”桂系看到汪精卫极力主张请蒋介石复职，一时都慌了手脚，李宗仁、李济深等立即商讨对策。

当天晚上，蒋介石兴致勃勃地走进卧室对宋美龄说：“夫人，我说汪精卫对我是有用的，是会为我出力讲话的，”说完，蒋介石拿出一张会议公报：“你看，他果然请我当总司令了。”

宋美龄终于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从心里佩服这个善用心计，而又会耍弄政治手腕的丈夫。

侍卫官进来报告说：“李宗仁将军来访！”蒋介石眼睛一亮，对宋美龄使了个眼色，并轻声地说：“又来了一个请我复职的人。”蒋介石对侍卫挥挥手说：“快请李将军进来。”

李宗仁穿笔挺军装，外披一件黄呢军大衣，来到蒋介石的居室。宋美龄以女主人的身份连忙打招呼说：“李将军真是稀客啊，怎么，夫人没一起来呀？”说罢赶紧倒茶摆点心，招呼说李将军用茶点，又主动上前替他将外衣挂在衣架上，室内气氛顿时轻松多了。

“嫂夫人您别客气，我和蒋兄是老朋友了。”李宗仁说着坐到沙发上。

“德公，你今天到寒舍有何见教啊？”蒋介石不冷不热地说。

“蒋兄，你我之间，谈何见教二字。不过我看眼下之局面，非你出山不可了，我看大家都有这个意思，今天我就是为此事来和你商量”。

“我看，还是你来主持吧！”蒋介石表面假装谦让，心里在想，我是当仁不让的，这个宝座是非我莫属的，边想边揣摸这位桂系首领的真正用心。

“介石兄，到现在这紧急关头，你就不必谦让了。汪精卫这个人很不可靠，他是个口是心非，心怀叵测的人，不争众望，看来只有你，才是执掌党国大事之人。”

蒋介石一听心想，正合我意，于是哈哈大笑说：“德公过奖了！南京特委会干得不错嘛，我刚结婚，还想带夫人去度蜜月呢！”

“看来要委屈嫂夫人了，我想夫人是个深明大义之人，定会以党国大计为重吧！

你说是吗，我的好嫂子。”李宗仁半是玩笑半正经的对着宋美龄说。

接着又对蒋介石说：“介石兄，你是党国的顶梁柱，现在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须要你主持大计，难道你会舍此而去度蜜月吗？”

李宗仁一下道出了蒋介石的真实心里所想。

还没等宋美龄回答，蒋介石很快披上外衣，说道：“我们新婚的第一天就不得安宁，看来这也是我的命运所定，我这辈子是注定不能享受新婚蜜月的美妙佳境了。”

宋美龄没有回答李宗仁的话，只是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蒋介石，似乎在责备丈夫，又似乎在回答李宗仁的问话。她帮助蒋介石穿好外衣，虽然始终没说话，但给人一种感觉，她是同意了蒋介石“出山的”。她何尝不希望她的丈夫一步登天，成为一个一呼百应的人上之人呢？所谓“夫贵妻荣”嘛！她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

和蒋介石谈话后，李宗仁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拥蒋又反蒋是个反复无常之人，只有他（李宗仁）一贯拥护蒋介石。这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顶着张作霖的压力，也电请蒋介石尽快出山复职。

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扫清了自己出山上台的一切障碍。在预备会议上终于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案。

最初，蒋介石搞到了军队上的大权后，其野心并没有满足，这时他又施一计，一面负责筹备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一面将汪精卫、胡汉民等赶跑了。此时，蒋介石才实现了他的政治野心，当上了国民党的“领袖”。

蒋介石成为当时中国的党政军总头目之后，夫贵妻荣的宋美龄，就是当然的“第一夫人”了。她为自己嫁了一个好丈夫而骄傲，为自己的身份提高而感到自豪，在待人接物时，流露出一些使人难以驾驭和随心所欲的骄横性格。

在旧时的上海，一个初涉大都市的人是难以立足的。要想在这里求生计，特别是一心要发迹和野心的人，就得找一个“地头蛇”作为靠山，就得找“山门”人“帮会”也就是“拜老头子”。当时上海滩上有三个最有实力和影响的帮会头子，一个叫黄金荣、一个叫杜月笙、一个叫张啸林，谁要是拜其中一人作为“老头子”靠山，就没人敢欺侮了。蒋介石当年初到上海时，就到处打听这三个人，他曾于1922年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因此，得到了各方面（各帮派政客）的照顾，当然，这些地头蛇也不会白白地照顾你，为你劳心劳力。这些老头子是要向其门徒们收劝保护费的，”蒋介石当然不能例外，他一直向他的帮会头子杜月笙交纳保护费，一直混到他当上总司令之后也未间断过。

蒋介石当上总司令后还向青帮头子“杜月笙”交纳所谓“保护费”这件事，宋美龄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想，丈夫现在是中国的军政首领，为什么要向这些“草头王”交纳什么人身保险费？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丈夫是领导着数百万大军的总司令，掌握着中国数亿万人的生杀大权，是他保护了这些地头蛇，交纳人身保险金的不应是丈夫蒋介石，而应该是这些“地头蛇、乌龟王八蛋！”

不行！我得阻止这件事继续下去，于是宋美龄极力劝说蒋介石停止交付这笔所谓保护费。

蒋介石毕竟在上海混过很长的时间，他知道帮会里的一些情况，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些帮会头子是不好惹的，他们至少能左右上海地区的社会局面，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弄不好会出麻烦，甚至发生骚乱。蒋介石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说：“这笔费用已交了好长时间了，反正数目也不大，我看还是交吧！钱是取之于民，任我所用吧。不取消也无损于我”。

宋美龄说：“大令，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是你从前刚混事时的情况了，你现在是全军的总司令，只几个钱的事当然算不了什么大事，但以你现在的身份再这样做，会遭人议论的，会造成不良之影响的，我这也是为你的仕途和声誉的啊！”

蒋介石听后若有所思地说：“夫人言之有理，不过……”宋美龄又说：“不过什么，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你现在是手握军权，能调动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呀！做事要有魄力，要果断，绝不能优柔寡断！从现在起，就是不交纳保险费了，看他们能把你这个总司令怎么样？他们还能把你抓起来不成！”

经宋美龄这么一说，蒋介石心想，夫人果然女中豪杰，有巾帼英雄气概；蒋介石刚当上总司令，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又经夫人这么一说，就有些飘飘然起来。从此以后，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仪，出人则前呼后拥，随从一大帮，偕夫人大模大样地在上海街市上出现。他想，谅他杜月笙也不敢怎么样？

但杜月笙看到蒋介石这样耀武杨威，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当然并不在乎那几个小钱，他受不了的是蒋介石这种冰冷的态度，也最恨得势扬威过河拆桥不讲义气的人，决计要教训一下这位总司令。

有一天，蒋介石有个重要约会，回公馆晚了些，他到家后，发现夫人不在，于是便向佣人打听夫人上那去了，一个男佣人告诉说：“夫人到她姐姐家中去了，中午有一个小姐来接她的。”

蒋介石立即打电话给她的姐姐宋蔼龄询问，当得知宋美龄没有到她姐姐处时，蒋介石意识到事情不妙，要出麻烦事，再问那个男佣是否认识那个接宋美龄的人时，男佣说不认识。但说夫人是和蔡妈一起出去的，是一辆豪华轿车，牌子叫罗尔斯一罗伊斯。并说来接的那位小姐很漂亮，还跟夫人在花园里说了会话后坐车走了。

蒋介石一时急得六神无主，满屋乱转，口里不断地念叨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他想，上海有这种豪华轿车的人家不多，想了一会心中有点路数了，于是，他马上给宋子文打电话。但宋不在，只好懊丧地挂了电话。

宋美龄和蔡妈是被杜月笙骗上汽车接走了，这是杜月笙在对蒋介石实施报复。

那天，他用汽车将来美龄和蔡妈一直接到了西摩路的杜公馆！

一下汽车宋美龄就意识到情况有变，于是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蒋夫人，实在对不起，这里是杜公馆，我是奉我们老板之命把你接来的，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道。”说完，那位女士就走开了。

宋美龄对这些帮会人物一向很反感，现在这个胆大包天的杜月笙竟然将她堂堂总司令夫人骗到这里，心里怒火冲天。

这时杜月笙笑容可掬地从门口迎了出来。宋美龄强压怒火，问道：“杜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

“蒋夫人，别误会，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怕你一个人在家寂寞，特意派人将夫人接来玩玩，高攀高攀你这位总司令夫人，对你的安全我会负全部责任的。”杜月笙露出了狡黠的笑容。他不待宋美龄的分辩，转身对妻子张小妹说：“夫人，快陪蒋夫人消遣消遣！”

宋美龄被杜公馆的一群女眷请到屋里，被按在早已准备好的牌桌上。这时，站在宋美龄身后的蔡妈一声不吭地观察着事态变化。

别小看了这个蔡妈，她虽然是个佣人，但有时连宋美龄也要让她三分，她的权威甚至超过了侍卫长，除蒋介石之外，她对谁都敢发威使性，她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威慑力和这样大的神通呢？其实很简单，她是宋家的老佣人，一向为人忠厚老实，坦率直爽，能帮助人，有求必应，只要自己能做得到的，尽力去帮助别人，勤勤恳恳地为宋家干活，因此博得了宋家上下所有人的欢心和尊敬。尤其是宋老夫人特别喜欢她。宋家的三个少爷和三个小姐都是她照料看着长大的，对她都有很深的感情。

哪个少爷、小姐淘气了，她都敢当面“教训”。她有天生的泼辣脾性，有话就说，有气必出，心直口快，从不存私，心胸犹如一潭清水，清澈见底。宋家人都知道，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是发脾气，也是为了维护宋家的利益。因此，有时她的粗野之举，大家也都让她三分不去计较，等气一消了，她很快就会喜笑颜开。

蔡妈就是跟随宋美龄出来到了蒋介石身边的。

蔡妈见杜月笙竟敢如此对待宋家三小姐，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她大喝一声：“杜老板，你给我出来！”说着，将刚刚放到桌上的茶点等等，用力掀翻。桌子上的东西哗啦一声撒满地上。

“杜月笙，你放我们出去，我们要回去。”杜公馆的一些女眷们吓得目瞪口呆，她们从未见过有谁敢在这里发脾气。蔡妈不管女眷们怎么劝解，真真假假地撒起泼来。

此时的杜月笙正在他的房间里，为自己的“杰作”而沾沾自喜，听到蔡妈的一声呼叫，顿时怒火上升，刚想发作，瞬即又克制住了，随即嘴角边又撇出一丝奸笑。

他本想不理睬蔡妈的叫喊，但那不停的叫闹声，又使他坐卧不安。他正考虑是否给蒋介石打电话说一下，恰好宋子文打来电话。

在电话里宋子文听懂了杜月笙的弦外之音，是为交纳“保险费”的事。

宋子文放下话筒，驾车直驶社公馆，将宋美龄主仆二人接回。从此之后，宋子文暗中一直替蒋介石支付“保险费”。而杜月笙目的达到了，气也总算出了，一场“蒋杜争斗的把戏”收场了。但宋美龄始终没明白是她哥哥从中摆平了这场事件，还以为是蒋介石的威风使这群青帮大亨们屈服了呢。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主席。

3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推举蒋介石为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早已“梦寐以求”的野心，把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权都弄到了自己的手中。宋美龄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了。

“美人”到手，“江山”重坐，然而蒋介石的心情却并没有因此而轻松愉快起来。婚礼前后，各种“不和谐”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杂音”一直萦绕在蒋介石的心头。令他感到头疼的倒还不是这种种“杂音”本身，而是“杂音”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潜在的危险信号--他的权力的宝座还远未达到巩固的程度，随时有被人“拉下马”的危险。国内、党内的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山头纷立，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行其事，根本不买他蒋中正的帐。蒋介石要的是一统天下，不想坐在架空了的权力宝座上眼巴巴地望着诸侯雄踞四方。

北伐战争“伐”的是旧军阀，不料旧军阀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北伐中发展起来的“新军阀”们又成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拦路虎。这些新军阀都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崛起，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暗中却又相互争权夺利，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地盘。倘若任其发展，坐视其大，蒋介石的天下是连一天也坐不稳的。

这种种“不和谐音”，搅了蒋介石新婚燕尔的好心情。

5．内助则柔，外助则刚

蒋介石所追求的“完善无缺的婚姻”，似乎在宋美龄身上得以实现。论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财产、相貌、个人学识、修养等等，宋美龄都可算是当时中国无以匹敌的第一小姐”，这样一位小姐成为蒋介石的夫人，很快就成为蒋介石处理国内外日常事务的有力助手。

就大事而论，宋美龄在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中积极争取美国援助等方面均有过大的贡献。

宋美龄受过正统的西方文化教育，思想比较开明、作风也比较民主，思维方式趋于西化，不拘泥古板，她有较强的事业心，热衷于妇女儿童事业和公益事业，因为她是基督徒，所以对宗教事务也颇关心。在成为蒋介石夫人之后，宋美龄的政治立场始终与蒋介石保持一致，从这一点上说，她也成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

作为蒋家王朝最高统治者和决策人之一的宋美龄，她的千秋功罪自有史家评说。

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妇女，一位基督徒，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尊感的中国人，宋美龄也确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公众的事。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更做过大量有助于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好事。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宋美龄婚后“相夫”的日常生活，一向鲜有人知，今录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的一段回忆，以见点滴：宋美龄有较高的文化教养。她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南道上都是轻步走过，我每次碰见，她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每每不觉得她突然出现，不觉得有骄矜盛气，和她谈话不觉得拘谨。她言谈委婉适度，声音从不放重，六年中我未见闻过她和蒋有过口角。她和别人谈话，总是只让对方可以听清楚就是，从不大声，颐指气使。

宋美龄经常随蒋出访各地，在外地他们所住房子一般总是三间，包括卧室、办公室、秘书室。宋美龄和蒋介石经常在一块儿吃饭，宋喜吃烤鸡、猪排，蒋则喜吃肉丝咸菜汤、干菜烤肉、咸菜大黄鱼。宋美龄很讲究卫生，即使在庐山时也有人从山下捎去蒸溜水应用，1935年暑期在峨嵋山时，还以瓶装矿泉水犒赏侍从室高级职员。蒋宋夫妻间感情深厚，有时说些闲话也不避人。有一次我随他俩由镇海飞机场坐黑色特长轿车去溪口，在80分钟行程中，他们谈笑风声，宋美龄还和蒋打赌说：“谁先见到江口塔，谁就赢。”不一会儿蒋说：“哦，我先见到了。”宋接着说：“我老早就看见了”。不认输。在溪口时往往手拉手徒步于妙高台、相量岗之间，此地群峰环抱，曲径通幽，风景独美。他们在千丈岩欣赏胜景，蒋称宋为Darling，但我一直没听到过宋称蒋为什么，即使出门散步时，便衣警卫跟随很近，也没听到怎样呼唤（依煦外国习惯，远远喊人是不礼貌的）。

待从室人员对侍从室称“公馆”，对蒋介石称先生，对宋美龄称夫人，都不带姓，不带官衔。先生方面的内务副官是蒋孝镇，是他侄孙辈，（从中尉升到少校级）；夫人的内务副官叫斯绍凯，平时穿蓝色长衫，没有军衔。还有两个下手，客来送茶点。有中、西厨师各一人，不对外。有一个40多岁的健壮外国保姆料理房间、保管衣物以及诸如给小客厅换透明纱窗帘布等，但不做洗衣服之类的下手事。

宋也有私人秘书，所以她也有秘书室。女秘书的能力和学识素质都好，但外表都是其貌不扬的，这或许是做妻子特有的心理。1933年的女秘书叫钱用和，30多岁，嘴唇动过手术还看得出，后来调到中山门外贵族学校当校务主任，宋美龄常常去视察，关心备至。继任的忘其名，个子很小长得不顺眼；后来换了一个身体健壮、穿着时髦但一只眼睛有毛病的女秘书；随后又换成一个男秘书，叫吉兆鹏，广东人，40多岁，秃顶，带着妻子，是宋子文介绍的，专做与美国教会、华侨方面的通讯交流工作，包括宣传和捐赠、救济事宜。宋美龄的秘书主要是代她做些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宋氏三姐妹都热衷于这个工作，他们相互联系，经常碰面，共同商讨，感情非常融洽。1938年3月，宋美龄辞了航委会职务后，即去香港，三姐妹在一起，微服去一家豪华的饭店察看民情，看到那些富商、经理、贵妇、小姐们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便设法动员这些人有钱出钱，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1940年，三姐妹在重庆时也是共同在做救济工作。蒋介石和宋美龄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菜肴是普通的，有些人出来后说吃不饱，这时当然有些感到拘束的原因，但与不丰盛有关。

在宋美龄的厨房里没有过多的酒肉，都是按少量、新鲜所配的。

蒋介石在用度方面也较节省，若有部下请求济助，最多只批200元，就算是面子十足了。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上好几家，问明价格，择合意的地方去买。但对教会方面较慷慨，每一个盛县若有耶稣教会，必邀集教友特别是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举行茶话会或聚餐，以联络感情。1933年底和 1934年初在浦城、延平，都住在教会房子里。

1933年4月，宋随蒋在江西抚州，住在抚州中学隔河的木结构三间小屋里。有一天深夜，忽闻枪声，由疏而密，间有机枪扫射，延续约两小时，宋闻声后不惊慌，即持自卫手枪准备抵抗，后查明为外来部队过境，事先未联系好而发生误会。以后侍从室文职官员每人发给手枪。

宋美龄处事仔细，也注意小节。有一次，外收发送一封从美国寄给她的信，见信封上一张邮票被扯去，她立即查询，经外收发胡某承认为集邮而犯下错误，送上原物，也就未予处罚。他俩的私人信件，都经各自的侍从秘书（又称随从秘书）拆阅送呈，一般批件也由侍从秘书加封，若密件、急件均另打记号加火漆印，外收发有所疏忽立即能查出。

宋对蒋的公务之外所谓“家务”内助也很悉心，处理得体。如1933年、1934年间公务繁忙，人少事多，侍从人员常由漏夜工作至天明。办公室离蒋送住处很近，宋往往亲自做糕点派人送给电务员谢耿民、邵恩手、孙德庆等人当半夜餐；对少数侍从人员，在年终时各送一套长袍马褂以资笼络。如我因事忙不易分身，中午回去吃饭多不方便，经王世和提了报告，宋就叫她的中国厨师每天中午多开一客，每次都是两菜一汤，很可口。当时我从早到晚都在“公馆”里，随时能遇上宋美龄，她总是微微点头微笑有礼，毫无做作。她作为第一夫人，许多内外事情都得兼顾，所以每日作息时间安排有序，不浪费分秒。她有许多外国寄来的刊物，每日必看书报。

对文学、音乐造诣较深，对美国历史及世界名人传记都注意研究。她的中文也相当好，毛笔字体颇似蒋介石，但较秀柔。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也讲普通话。

宋美龄对蒋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午休时间均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片子皆是小提琴独奏曲，都由宋美龄亲自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门外，直至开门时才停止放片。宋美龄不在时，蒋也有这个习惯。宋对基督教的几个节日非常重视，按西方风俗过圣诞节，即使是在军务前线时也不忘节。1933年12月，蒋和家及侍卫人同机飞往福建浦城前线，我在随后一架波音发动机塞可斯基水陆两用机上，还搭乘有德国警卫顾问斯太乃司、电务员三人、宋美龄的女秘书一人、厨师二人，带有为宋美龄烤好的一只火鸡。不料一小时后，我坐的这架飞机一个发动机失灵，迫降在景德镇20里外的小河上。那正是圣诞节前夕，又因为有两个外国人（另一个是美籍飞行师斯密司），厨师不得已只好将那只原是宋美龄用来过节的火鸡拿出来大家吃了。以后我们赶到蒲城，因为文件由我携带着，蒋一整天办不了公，宋美龄要我以后都同机出发。

蒋的私人飞机里有一睡榻，因宋美龄有晕机病，在飞机上总横卧在睡榻上，但一下飞机改乘汽车就没事了。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总想把自已的小家庭安排得宽敞舒适，宋美龄也不例外，而是更讲条件。除了出去在外地临时住上三间平房或楼房将就一下外，她自然想要一个永久性的象样的公馆。

宋美龄有幢陪嫁房子，在上海贾尔业爱路，正房约四开间，纵深颇长，楼下有一个大容厅，四十人不挤，也可放电影。这幢房子本是外国人的花园洋房，是宋家买过来的，在上海并不算是最好的，是法租界住宅区里靠马路的两层楼洋房，小抽木条拼嵌的地板。向西延伸一排二层楼十多间下房，花园面积大于建筑面积三倍，有小溪行贯过草坪，溪阔3米，东侧安放小石块，可徒步跳跃而过。灌木丛中，间以假山，取自然园林式布局，散步其间并不觉得身处闹市。由一个40多岁麻脸男管家看管。

室内布置除应有的大小沙发、大茶几桌椅外，墙上挂的颇精致，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大山人画的春、夏、秋、冬四花鸟条幅，意境逼真，确是神品。这座房子终蒋之身总共住过六、七次，最长一次也住不上两个月，无论蒋去南昌、重庆、昆明、贵阳……宋美龄有时是稍后赶来，有时先期回来，这种时候宋总是单独在这里住上一个时期，并和两个姐姐叙叙天伦。

抗战前在南京曾住在中央军校校长公馆，楼下有客厅。饭厅、秘书室、副官室，还有一个狭长的小会客室。宋会客就在一排玻璃窗到底的圆形书房，墙上挂着意大利人画的风景画，我见过她在这里接见过卫生署长刘瑞恒。上海税务局长吴启鼎。

楼上的房间全部都是他们俩受用。室内布置平常，墙上也不挂画。

这个公馆并不中宋美龄的意，她在1931年起就看好了中山门外小红山的一个山坡；在树木丛中从未有过建筑物，四周围都是空旷地。她就计划在这里盖一所房顶是我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有地下室，有平台，作为长久居住的地方。从这里朝东北方向可望见中山陵，正北方能看到明孝陵。建房的任务交给南京市工务局长赵志游，由陈品善为主的好几个人设计了多种建筑图案，作为房子主妇的宋美龄一再提修改意见，单就室内装饰、浴室颜色就进行了多次变换拆建，阳台也修整好几次。

市长魏道明和赵志游为了讨好宋美龄，还特请杭州西湖艺专校长林风眠亲自画室内墙壁的装饰花样：有千姿百态的鸟群嬉戏在嫩绿翠柏林中。屋内几间卧室、大小餐厅、两间办公室（他们各人一间）以及其它众多的大小房间设计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逐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决定施工又常加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绿、黄间色，后又改为一律淡蓝色，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于是这座房子长期不能竣工，抗战前夕只好停止建筑，抗战胜利后方才完工，但事过境迁，也就不以为好了，宋美龄把它改作耶稣教堂，每逢礼拜日准时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

1934年在庐山观音桥旁，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蒋、宋盖起三开间的小木屋，在水泥平台，坐在靠椅上静听桥下泉水叮咯，远眺五老峰雄峙众山，颇心旷神信。但他们只小住几天，就废置了，改买了一所外国人的旧房子，即枯岭路十二号；那所房子起先叫十三号，我提醒庐山管理局长蒋志澄：“基督徒忌讳十三这个数字。”

他改为十二号。这所房子傍依山脚，门前低，后面渐高，有个大平台，他们常常围坐在那里打桥牌，谈笑自若。张学良的美籍犹太顾问瑞纳常来作客，宋借以练习英语，这对以后她介入外交活动有很大的用处。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南岸黄山，蒋、宋有一所别墅作为主要住处，就近也为二姐宋庆龄修一幢别墅，姐妹俩时常过往，骨肉情殷，始终如一。

因为性格及学识修养的关系，宋美龄对待“下人”和平民百姓一般是比较友善的，也比较富有同情心。抗战初期，她六眼看到被日机炸死的孩子时，曾情不自禁地一掬同情之泪，这是她作为一个女人所特有的天性使然吧。对待下级，宋美龄多半比较宽容，例如她曾陪“励志社”的青年军官跳舞，一时传为美谈。甚至对下级军官的“轻副举动，她也能处之泰然，如“军校蒙羞”就是一例。

1949年8月16日，美国艺术家协会公布了一条消息。宋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并且名列榜首。

消息写道：据美国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柯纳宣称：“此项选举系由会员投票产生。

美人遍布世界各地。宋美龄之鼻与面部其他各协调、匀称，乃世界最美之鼻，名列十大美人榜首。名列其后的有：杜鲁门总统之公主而德耳朵最美；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的眼睛最美；温沙公爵夫人的额头最美；美国电影明星伊索丽丝的大腿最美；美国电影明星列达·布赫芙的嘴唇最美；美国电影明星莲达丹妮的小腿最美；意大利女影星阿丽达·娃丽的臀部最美；意大利电影皇后秀娜·洛罗勃丽季达的乳房最美；埃及舞蹈明星塔赫亚的腰最美。”

蒋介石得知自己的夫人名列全世界十大美人之首，心中喜悦之情自是难以言状，这说明他当初休弃前妻，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毅然与宋美龄结成秦晋之好是颇有眼力的。在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之时，这则消息多少给他沮丧的心情带来些许安慰。

对于蒋夫人当选世界十大美人之首，蒋家王朝上上下下无不纷纷祝贺，拍马赞誉之辞充耳，惟独宋美龄办公室主任韩诚烈没有凑这个热闹，而且还有意回避。

因为发现宋美龄真正具有超凡脱俗美的人，除了蒋介石，应首推这个韩诚烈。

甚至可以说，蒋介石当初选择宋美龄，除欣赏她的气质、学识外，更多的还是从经济上、政治上考虑的。而韩诚烈对宋美龄的认识，则完全是从人体美这个角度发现的。

那是1931年7月的一天，黄埔军校第13期学员即将毕业。当时任校长的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到军校视察。在看过学员各种战术指挥考核后，蒋校长和夫人在一群教官的簇拥下，走下看台，来到学员们中间。

时值炎热的夏季，尽管有人撑着布伞，为蒋氏夫妇遮挡灼人的阳光，蒋校长特别是蒋夫人美龄仍然香汗淋漓。那天宋美龄穿一件无袖的黑绿色软缎旗袍、肩披一块雪白的纱巾。也许那软缎旗袍柔和贴身，因此恰到好处地把她那凸凹分明的身段展现了出来。丰臀、高胸、细腰、柔臂、长腿，在一双乌亮的半高跟鞋支撑下，走起路来停停玉立，楚楚动人。她使这些天天在训练场上摔打，成天与男人打交道、很少见到女人而又偏偏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子的目光，没有对准他们尊敬的校长，却一致齐刷刷地投向了她高贵、美丽的身躯。

说也凑巧，学员中有一名“优等生”，竟抑制不住对美的渴望，趁蒋夫人与其握手之机，抓住她白嫩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呢地抚摸几下。

这种完全西化的表情方式，对宋美龄来说不足为怪，但在那个时刻，她也觉得太过火了，羞得不敢正眼看他；但对于视中国传统文化奉若神明的蒋校长来讲，则感到异常吃惊。此举没有伤风败俗，也亵读了他的尊严。只是碍于场面，蒋校长没有当场龙颜大怒。事后，蒋介石很快派人把这个缺乏教养的“优等生”抓了起来，并交给宋美龄，让她对这个有失体统的家伙予以制裁。

“优等生”被带到宋美龄面前。宋美龄审视着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见他眉清目秀，身材魁伟，英俊漂亮，特别是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十分有神。本来想劈头盖脑臭骂他一通，但不知为什么，宋美龄与他单独在一起，心肠竟然软了一半：你叫什么名字！”

“优等生”双脚一碰，举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夫人，学生韩诚烈。”

“韩诚烈？”宋美龄抱着双肘，踱着碎步，瞪着一对黑萄葡般的大眼，突然厉声问道：“你为什么要当场羞辱我？”

韩诚烈面无怯色，举目对视，“学生不敢！”

“还说不敢呢！”宋美龄抬起玉臂，指着自己雪白的手说：“我这又不是钢琴，你在上面弹什么？”

“我……”韩城烈的脸红了，“我发现……”“说呀！你发现了什么？”

韩诚烈目光闪烁，脸越来越红，终于，他鼓足了勇气，抬起头来：“我……我发现夫人实在太美丽了、太动人了！简直像圣母一般，我实在抑制不篆…”“胡说八道！”宋美龄愠怒地喝斥道。

“夫人，我韩诚烈从来不说假话，若有半句不实之词，您可以打断我的双腿。”

“我才没那么狠心呢！”宋美龄缓和了口气，说：“你想过没有，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对我如此放肆，会有什么结果？”

“我当时确实发现夫人美得像圣母，像一尊天使，我才情不自禁，如果我想到了结果，我也不至于……”“好了，别说了！你今年多大年龄？”

“学生刚满23岁。”

“你读过圣经吗？”

“读过，我信奉上帝。”

宋美龄笑了，指着对面的沙发说：“你坐下吧。”

“谢谢夫人！”韩诚烈双唇往上一翘，眼睛出神地望着宋美龄说：“学生如有冒犯之处，请夫人原谅！”

“世界上有千罪万罪，唯独没有崇拜罪。今后你注意点场合就是了。”

“学生明白，谢谢夫人！”

“你不用谢我，应该感谢上帝。”

也许是上帝在无形中帮了韩诚烈的忙，韩诚烈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从此备受重用。黄埔毕业后，韩诚烈当上了大尉营长，几年后又提升为少将代理师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美龄认为韩诚烈在前线部队当指挥官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遂将韩诚烈调到国防部机关工作，后又干脆调到了自己身边，委任他为自己办公室的主任，军衔为中将。

蒋介石身边的人，都知道来美龄待下级比较宽和、民主，不怎么摆“第一夫人”的架子，这自然与宋美龄自幼受美国文化教育的经历有关，但总观其性格特点，不能不说是家庭遗范的功劳。宋氏家庭的人，多数待人友善、处事从容公允，较少蛮霸习气。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后，虽然位极人臣，妇随夫贵，却仍是不矜骄自持，这是性格使然，与所受教育程度似无大关涉，因为历史上曾有无数“夫人”一旦“显贵”起来，就摆足了架子，骄横霸道，为人所不齿，而她们所受到过的“教育程度”也不可能谓不高，这方面的例子是史不绝书的。

蒋介石脾气暴躁，斥骂下级将领是家常便饭，骂得不解气时，还施之以老拳老腿，他身边的侍卫们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而且挨了骂不准分辨，挨打时只能硬挺着，不敢问避。有一次，蒋介石又在发脾气打人，一拳一脚，打得颇有“章法”，正好宋美龄从外面回来，见此情景急忙劝止，并对被打的侍卫说：“你怎么这么傻？

他打你，你为什么不跑呢？”有了宋美龄这句话，此后每当蒋介石再要动手打人的时候，被打者总是相机逃逸，能溜则溜，不再那么老老实实站着挨打了。

宋美龄一力辅佐蒋介石的“家务内政”，用的是“柔”的方法，与蒋介石“刚柔相济”，确实是个好内助，帮丈夫化解了不少矛盾。而在帮助蒋介石料理军国大事以及外交方面，宋美龄则处处以“女强人”的面目出现，辅佐蒋介石内政外交，卓有建树。

抗战期间，宋美龄积极参加救亡运动，表现一直十分活跃。“八·一三”日寇进犯上海后，宋美龄于9月12日在南京通过美国广播网，直接用英语向美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中国军民艰苦抗战的状况，呼吁美国给予援助。此后，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经常利用无线电广播和报刊等传媒向美国及世界各国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况，寻求各国的舆论及物质支援。

在保卫武汉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她亲任指导长。

这个委员会在武汉举办了一期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当时帮助训练妇女干部的有邓颖超、吴贻芳等著名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

1940年，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重庆后，宋美龄特对美国国会议员广播说：“我不知你们国会议员是否想到过，如果中国屈服于日本，那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无疑，日本将利用中国的资源转向美国进军，美国也将受到自食其果的惩罚。

支持野蛮的日本军的侵略战争，本身就是不义的。”

为了组建一支空军部队以抗击日寇，宋美龄在抗战初期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并广泛发动民众，掀起募捐活动，筹集购买飞机的款项。宋美龄之所以对组建空军，购买飞机有如此大的热情，主要是因为她曾亲眼目睹了日机肆虐横行给中国军民的生命财产所造成的巨大的伤害。

那是淞沪抗战期间，日军空军的飞机首次袭击上海，我军的地面防空火力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数以千计的中国军民却已经在轰炸中丧生了。轰炸停止后，宋美龄来到被日机炸得一片狼藉的废墟边上，她一个人围着七零八落的尸体转来转去，负责保护她的卫兵们则站在远处观望着。

这时，第九集团军飞行大队长程烈也赶到了，他问宋美龄的卫兵们：“你们为什么离得这么远？”

一位侍从副官回答：“夫人说要一个人冷静地想一想，她不让我们靠近。”

程烈听罢，遂快步走到宋美龄身旁：“第九集团军飞行大队长程烈向夫人报告。”

他恭恭敬敬地立正站在宋美龄面前，行了一个军礼。

“你是这里的飞行官？”宋美龄抬头盯住程烈，她的眼睛已被一次又一次溢出的泪水浸得发红。程烈一挺胸脯：“是的。”“啪！”平时极少发火更从不打人的宋美龄突然扬手打了程烈一个耳光：“你还有脸说你是飞行官，日本飞机一架都没打下来，中国人民却让人家炸得这样惨不忍睹，我要是航空司令，立即枪毙你！”

红颜一怒，比男人发威更具有震慑力。程烈羞惭地垂下了头，却仍在分辩：“夫人，我们没有驱逐机和战斗机，连空军都还没有，只是每个集团军里有那么几架飞机。”

望着眼前这个汉子垂首喃喃的样子，宋美龄知道自己是打错了人。从此，她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开始不遗余力地为组建空军而奔走呼号。这位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道德教育的弱女子，开始阅读有关航空理论、飞机构造方面的刊物，并用筹集得来的两千万美元从国外购买了大批飞机。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事委员会决定正式组建一支独立建制的空军部队，并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就在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之后不久，大约是1938年5月，美国援华部队总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到华上任，他给中国带来了40个陆军师的美式装备和50架最先进的美国BU-l型轰炸机。史迪威来华后，与宋美龄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这位热烈的奔放的美国将军会讲汉语，而宋美龄则“只有一张脸像中国人”她的流利的韦尔斯利英语很快拉近了她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感情，以致史迪威曾在他的日记中真诚地赞美宋美龄：今天我又见到了美龄夫人，她比我以前所见到的更美，苗条、雅致、动人，白白的瓜子脸像木兰花瓣那样白晰。卷曲的黑发，松软地从前额梳向后颈，在那打成一个光滑的发型。

同夫人讨论了一下战术。我觉得蒋夫人焕发着引人的美丽，在那罕见的美貌后面，蕴藏着魄力、才能和力量。同她相比，蒋介石将军和他的同僚们都显得顽固、不老实，为了鸡毛蒜皮的面子问题耿耿于怀，只关心权力，其军事战略毫无章法，同西方大相径庭。对于蒋介石腐败军队挽救的方法，也许就是由蒋夫人担任国防部长。

美国伦的想法既自由又大胆，居然想到了由宋美龄出任国防部长。而实际上，宋美龄非但没当部长，连她那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差事也交了出去。她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指挥军队，而是唤醒军队的觉悟。她日夜奔波在前线各部队，到处发表演说，慰问伤兵、筹建医院，在此期间，她还险些丢了性命：一次，宋美龄在美国朋友端纳及一名副官的陪同下到前线视察。汽车在高速前进中突然被公路上的一个大弹坑颠起，失去控制的汽车翻出了路面，强大的冲击力使司机的头部猛撞在车前玻璃上，当即殒命；端纳的腿受了伤，宋美龄则飞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一个泥潭里，当场昏迷过去。随行的军医官紧急施救，忙了半天，宋美龄的心率才有所加强，微微挣扎了一个，发出一声呻吟。锥心刺骨的疼痛使她喘不过气来，她对关切地望着自己的端纳说：“我不能呼吸，一呼吸就钻心地疼。”

端纳安慰她：“夫人，我们马上送你回武汉，到了医院就好办了。”

可是宋美龄却强自支撑着说：“不，我继续上前线！我是一个人，人家是成千上万的人，不能为一个人而误了成千上万人的事！

当晚10点，宋美龄忍着极度的痛苦给一支即将开往前线的部队发表了演说，剧烈的疼痛使她好几次险些昏死过去，幸被端纳从旁扶住，并不时用湿毛巾替她揩干额上的汗水--因为她的手不能动。这种场景，令官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士气大受鼓舞。演讲到高潮时，宋美龄叫出一位少尉排长问道：“在战场上，你是怎样指挥士兵的？”

那位排长立正敬礼：“报告夫人，我喊‘弟兄们，往前冲隘！”

宋美龄微笑着摇摇头：“不，你应该喊：弟兄们，跟我来！”

“弟兄们，跟我来！”宋美龄提出的战斗口号在官兵们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宋美龄在官兵们的掌声和欢声中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她的眼前荡过一片金星，无力地倒了下去，恍惚间只听到了端纳的呼喊声……当宋美龄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端纳告诉她，她的四肢筋骨严重扭伤合并挫伤，颅脑受到震荡，大夫刚刚为她动了手术。

端纳凝视着她：“上帝保佑，我真怕……”“你怕什么？”

“我怕你受不了，因为您是一个女人。”

“女人一定要比男人差吗？”

“不，夫人，你是一个强人！一个中国的女强人！”

一位美国作家曾就此事评价宋美龄：“只有像宋家造就的具有健全的头脑、健康的体质，又在幼时受到新教的自立和自制思想培养的妇女，才能像她那样长久地坚持。”

主内则柔，主外则刚，这就是宋美龄。

第八章 中原逐鹿

1．“统一大业”赖权谋

蒋介石下野后，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为主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争取了过来，所以很快就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唐生智宣布下野，到日本“休息”去了。1927年门月15日，南京政府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汪精卫此时跑到广州，拼命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并召开了同汪精卫、李济深、陈树等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这样，宁、汉对立刚刚结束，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审时度势，认为他夺回权力的首要问题是应当先解决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因为这个“特委会”的成员大都是西山会议的元老，加上桂系的军队，成为蒋介石复职的最大障碍。所以蒋介石一回上海，立即请汪精卫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与蒋合作。蒋介石的策略很明显，他是抓住了主要矛盾，首先联合汪精卫打击南京的特委会。

南京方面也怕蒋、汪联手对付他们，于是提出建议，意欲由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5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并力劝李济深与他同行。实际上这是汪精卫施的“调虎离山”计。汪精卫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到广东后，总想伺机将执掌广州军政大权的李济深赶走，以便占领两广，只是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这次蒋介石电邀请，汪精卫赴沪开会，南京方面的谭延阎、孙科等也致电邀请，汪精卫遂与张发奎密谋，计划将李济深诱出广州，然后实行政变。果然，汪、李二还未到达上海，就传来了张发奎发动政变的消息。

宁、粤双方都争先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南京方面虽然表面上是由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共同执掌权柄，但实际上是桂系代表物李宗仁、白崇禧在操纵大局，谭延阎、李烈钧。孙科等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也有不少矛盾；而广东方面又“后院起火”，汪精卫虽然成攻地策动了张发奎的政变，但宁、沪两方却又攻击他“勾结共产党”在广州发动武装叛变。因为在此之前，因为张发奎的部队里共产党员很多，所以共产党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所以，这一次又是张发奎的部队发动政变，就很容易给宁、沪两方攻击汪精卫制造口实。蒋介石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心中窃喜。他现在正好处于超然物外的地位，宁、粤双方都向他求援，他大可坐收渔利了。此时期内，张作霖乘国民党内部你争我夺的混战之机，曾大举进攻冯玉祥和阎锡山，冯、阎二吃不住劲，也通电请蒋介石复职。局势的发展对蒋介石越发有利了。

l月22日，南京方面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会上有发表演说，提出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会后游行，当游行队伍至复成桥时，突然间枪声大作，当场击毙4，伤20余，凶手逃逸无踪。事后，们纷纷指控这次惨案是西山派成员葛建时一手制造的，由此发起“征讨”西山会议派的浪潮。其实，这一惨案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他利用这一事件使西山会议派变成众矢之的，搞得他们声名狼藉，威信扫地，从此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由于蒋介石制造的“ 11·22”惨案使西山会议派失去了发言权，所以，会方中心成为汪派与反汪派的一场混战。桂系的南京政府以张发奎在广州兵变为口实，攻击汪精卫勾结共产党，赏了他一顶红帽子；汪精卫为了摆脱孤立地位，急于讨好蒋介石，抢先在会议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也不甘落后，立即向报界发表声明，指责汪精卫反复无常，而自己一贯是拥护蒋介石的。宁、粤双方尽管鸡吵鹅斗，却又一致公推蒋介石复职，于是，这次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间的重重矛盾，为自己复职扫除了障碍。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到了南京。7日他发表了《总司令复职时致国民政府电》，称：“中正叠受各级党部及各军将士之敦促，政府与民众之督责，以北伐大业急待完成，仍令出负艰巨，爱于支日驰抵首都，继续执行中央所赋予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专司军令，藉戎利机，谨电奉陈，唯冀垂察。”9日又发表了《致各军全体武装同志电》、《致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电》和《致冯阎杨三总司令电》，表示这次重新上台后，将“以全力完成北伐，肃清共逆，以安后方，巩固中央。”

蒋介石宣布复职之前的1927年12月11日，中央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乘粤桂阀混战、粤军主力离穗之机，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可惜，由于起义部队未能及时转入农村，在敌优势兵力的猖狂反扑下，起义归于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部分武装转移到海丰、广西等地农村。

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继续把“红帽子”往汪精卫头上扣，说他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举行暴动，吴稚晖还大骂汪精卫是“准共产党”。汪精卫弄巧成拙，原以为同蒋介石合作能捞到一点实惠，没想到一下子处于内外夹攻的孤立境地，甚至面临被桂系暗杀的危险。这时，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便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离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得再次亡命法国。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立即竭力袒护和拉拢汪精卫派系的粤方委员，以此抗衡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胡汉民等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遂宣称不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到海外远游去了。

驱汪逐胡成功，蒋介石的两名主要政治对手被赶走之后，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蒋介石一手操纵的会议。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宣言中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

l月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他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至此，党政军大权又一次集中在蒋介石手中。

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避免“军事独裁”之嫌，特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四个政治分会，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政治分会主席。由于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吁请蒋介石复职，在政治上他们已倒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在长江流域及西北和华北的河南、山西等省统一了政令，只剩下奉系张作霖控制的地盘尚未归青天白日旗下。

鉴于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集中力量，限期完成北伐大业，以消灭奉、鲁军阀为目的，意欲肃清直、鲁、热、察、绥等省区内的军阀武装，彻底实现所谓的“全国统一。”

为了进一步笼络新归麾下的诸侯，蒋介石又祭起了惯用的法宝--结义。他委托部力子向冯玉祥表示想同冯“义结金兰”的意思，冯玉祥则答说：“只要对革命有利就行。”

邵力子将冯玉祥的态度立即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高兴，急忙亲笔写了兰谱，送交冯玉祥，那帖子上写着的是：籍贯：浙江奉化武岭年岁：四十二，生于丁亥年九月十五日父讳：肇聪母王氏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

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谱弟蒋中正谨订

冯玉祥亲笔写了兰谱送与蒋介石，兰谱写道：藉贯：安徽巢县竹柯村年岁：四十七，生于壬午年九月二十六日父讳有茂母谢氏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谱兄冯玉祥谨订两换了贴，相互拜了几拜，从此就算是“兄弟”手足了。蒋介石为了让冯、阎等在战场上多出力，遂将冯玉祥的西北军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将阎锡山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阎任总司令。

1928年3月31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4月7日，蒋介石发表《渡江北伐誓师通电》，声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

4月中旬，北伐各路集团军发起总攻。在北伐部队的强大攻势下，孙传芳于6月3日宣布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国民革命军投诚。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至此，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告一段落。但是，索绕在蒋介石心头的，还有一块乌云，这就是山海关外的“胡子”出身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其统治了几十年之久的东北地区。

孔传芳下野后的第二天，张作霖也不敢留居北京了，他带领一批文官武将出关返回奉天。不料日本已决心除掉这个不肯继续为其效力的傀儡，预先在皇姑屯埋下炸药，将张作霖炸死在火车上。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系核心内部一直隐瞒死讯。当时张学良正率部在邯郸与阎锡山交战，直到他秘密潜回沈阳，才正式宣布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同时，张学良宣布担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

张作霖一死，日本当局和南京政府都派到东北进行活动。日本方面在鼓动张学良宣布独立，南京方面则积极争取张学良，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张学良面对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诱，表现了一个中国军的气节。在同日方代表的谈判中，张学良说：“我是中国，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民所渴望的事。”他拒绝了日本的条件，派邢士廉为代表，由海路赴北平，向蒋介石表示“愿输诚归降，并请商统一办法。”

蒋介石闻报大喜，东北一定，统一大业就算完成了！可惜，事情远非他想的那样乐观。当北伐节节胜利、克复北京后，蒋介石就曾忧虑各派新军阀在北伐中坐大，主张“裁兵善后，”此议一出，冯玉祥、阎锡山等都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因此，蒋介石很快就从张学良归降的喜悦中冷静下来，旋即昔日那些担心的隐患又扑心头。

他一边踱步，一边小声自语：“张学良易帜的结果是喜还忧？甚至是喜忧参半？”

在蒋介石未来的棋盘上，张学良这颗棋子可是举足轻重的。张学良若是真的臣服于他的麾下，这时于他的军事实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扩充。一旦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华北兴兵，都不能不考虑东北军摔然出兵关；然而，张学良万一失败了呢？这后果又是明摆着的……如何保证张学良顺利完成易帜，这正是他急切要和谋士张群相商的。

张群不负蒋介石所望，很快扫去了布在蒋介石心头的疑云，并提出了如下行之有效的计划：1．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易帜决心，以及易帜后臣服于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在．蒋介石亲自派出高级代表携带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和总理遗嘱赴奉天，举行隆重的易帜典礼；3．为巩固张学良易帜后的政权，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身边的亲日势力。

蒋介石喜不自禁地微笑着，望着稳坐钓鱼台的张群，热情地说：“岳军兄，你看谁能担此任呢？”

张群懂得蒋介石的话的意思，所以一改平素那直言相陈的性格，故作谦虚地说：“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选，你心中早就选定了，何必再征询我的意见呢！”

“那好，我就说吧！”蒋介石有意沉吟了片刻，“我思之良久，承办这样重大事件的选，非岳军兄莫属！”

“那我只好从命了！”张群欣然应允，但一想到此行责任重大，复又为难地说，“为了确保主席的宏图得以实现，我建议再增加两位德高望重的同志前往，遇事尚可临机协商处置。”

“此话有理！”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你看谁和你同行为好啊？”

“方本仁和吴铁城。”

“我看还可以增派一位元老李石曾，他和奉系的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群赞同地点了点头。

一岳军兄广蒋介石格外深沉地说，“此行易帜不难，重要的是完成计划中的第三条：设法制造矛盾，帮助张学良消灭左右的亲日势力。

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张学良一如所诺，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了杨宇霆的干扰，一俟张群所率领的南京代表团抵达奉天以后，毅然决定于1928年12月29日易职。他双手接过青天白日旗，亲自率领东北的文武百官列队站在帅府门前，目视悬挂多年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徐徐降下，又目送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为加强张学良的势力，张群私下会晤这位大权在握的少师，几经密商，决定任命张作相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张学良在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典礼上，首次穿上定做的中山装，率部走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在方本仁和刘光的监督下向总理遗像宣誓。在庄重的氛围中实现了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然而，令张群疑虑不安的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杨宇霆的脸上密布着一层浓云，没有一丝一毫喜庆的表示。当天晚上，张学良设宴庆祝易帜大典，杨宇霆又借口有事，偕同常荫槐中途退常张群唯恐有变，连夜请何成浚、何千里等到自己的下榻处密商对策。

何成浚先介绍说：杨宇霆坚持亲日的路线，曾数次阻止张学良易帜。据说在一次双方摊牌的会议中，杨宇霆耻高气扬地对张学良说：“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押中，不是很好吗？张学良为之愕然，当即反问：“如果是你的那一宝押中了呢？”对此，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事后，他又对常荫槐等愤愤地说：“小六子这个阿斗羽毛未丰，就想冲天，我看他能飞到那里去？”

何千里接着又介绍说：“杨宇霆为了发泄对张学良的将军的不满，决定于明年元月7日为其父庆祝70岁生日。他的法库同乡好友李友兰知道此举易遭嫉，于杨不利，主动地对杨说：“老太爷办寿，可以回法库去办，你如同意，由我主持一切。”杨坚决不允，并发出狂言：“我要大张旗鼓地办，请全国各路诸侯来沈阳为父作寿，让这个阿斗看看，是谁的声望高！”何千里说罢，与何成浚都取出了应邀为杨的父亲祝寿的大红请柬。

何成浚又报告说：张学良愿意让杨宇霆当黑龙江省主席，以为疏远之计；但杨宇霆拒绝，只好改换了常荫槐。此二为加强自己力量，借设立“黑省山林警备队”之名，扩编数万部队。据说端纳细心查访，获悉杨宇霆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步枪。他将来往的电报，以及常荫槐自铁路收入中付款的凭据一并交给了张学良。

张群听后一怔，觉得这条消息非同寻常，他暗自沉思了片刻，严肃地问：“对此，张学良作何反应？”

“他当即找了杨宇霆，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的是步枪吗？”何成浚知道。

“杨宇霆又是怎样回答的呢？”张群追问。“他承认其事，并说没有家的好啊！”

何成浚又答道。

张群感到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先下手谁就是胜利者，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为了推动和促使张学良早下决心除掉杨宇霆，他们又把突破口选在了杨宇霆正在准备为其父办七十大寿这件事上……。

杨宇霆的公馆，位于小河沿附近的青云寺胡同。为了借助排排场场的祝寿活动来发泄其夺权的野心，杨宇霆沿街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声乐齐鸣，真可谓是各路英雄好汉齐聚会，孙传芳、锗玉等前来祝寿送礼不足为奇，令注目的是，白崇禧的代表叶棋、唐生智的代表叶开台，以及前来庆典易帜的张群、李石曾、吴铁城、方本仁、何成浚、何千里等也携带重礼来凑热闹；至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文武百官几乎无一不到……这无疑又在张学良沉重而愤激的心上捅了一刀！

1月7日上午，张学良起床后，在院内散步回到屋内刚刚用过早点，正准备更换礼服、准备彩礼，为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去，他的副官谭海一步闯了进来，没头没脑地报告说：“总司令！您还要去为他祝寿！您如果再不发火，弟兄们就都造反了！”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塌不下来，有话慢慢地说嘛。你们听到了什么？

弟兄们有什么议论。”张学良不慌不忙地说。

“您可真沉得住气！”接着谭海讲了杨公馆达官贵纷纷前来祝寿，真是贺客盈门，大元帅府无问津，以及听来的有关杨宇霆，常荫槐图谋不轨，大有取张学良而代之的风声说了一遍，最后，谭海又非常气愤地说：“家都把屠刀架在我们脖子上，可您总司令还说什么仇家是好，不会有异心的！”

张学良听了后，一言没发，只是在屋子走来走去，看得出来他的脸色沉重，张学良的内心何尝不矛盾，心情何尝不激动痛苦！但真的要动手除掉心头之患即有异心的杨宇霆、常荫槐这些父执辈的老将，而且又是一起戎马多年的同事，决心也不是轻意那么好下的。况且还有一位善良的夫于风至扯后腿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懂得这种事绝不能扩散，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不能叫旁看出任何点滴破绽，假如一时不慎，万一传到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些的耳朵里，事情就会起变化。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甚至不堪设想的后果。

张学良沉思后极其严厉地说：“你这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再胡说我就关你的禁闭！你赶快传我的命令，如果再有议论此事者，杀无赦！”

谭海听了完全惊呆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张学良向他走近一步，并又语意双关地说：“告诉弟兄们从现在起，你们都要只听从我一个的命令。要记牢，快些下去吧！”

谭海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转身退了下去。过了一会，他又走进来报告说：“总司令！辅帅到了。”

所谓辅帅，就是张学良的老把叔张作相。他对张作霖最忠心耿耿，对张学良也最尊敬，他毫无当官弄权的欲望，一心只想辅佐张学良承继大业，发扬光大，对得起死去的盟兄张作霖。但是，今天张学良有些疑惑，心想，老把叔今天理应到杨公馆去祝寿，为什么来这里看望我呢！难道他得到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密大事相告吗？张学良急忙换上礼服，和于凤至一起迎出门楼，他们夫妇一挽着张作相的一只胳膊，显得极为亲热地将张作相挽进了客厅。落座后，于凤至敬上香茗以后，张学良谦恭地说：“辅帅莅临，一定有大事指教侄儿。”

“汉卿啊！”张作相呼嘘长叹了一声，旋即讲出他和常荫槐等一起去杨公馆拜寿，杨宇霆在闲谈之中直呼张学良的乳名小六子，并恶意中伤，称之为阿斗。更有甚者是其高谈东北前途，实堪忧虑。他再次愤慨地叹了口气：“司马昭之心哟--路皆知！他的用意，还不清清楚楚吗？”

东北的高级将领，无不知晓张学良重礼仪，彼此的称谓是很有说道的。

张学良称夫于凤至为“老大姐”，于夫称他为“小爷”。他要求部属只称他不同时期的职务；而父执辈的重臣叫他汉卿，直呼他乳名“小六子”的只张作霖一个，其他谁也不敢。今天，杨宇霆不仅当众叫他“小六子”，而且还以“阿斗”视之，他怎能不顿生怒火呢！时代不愧是造就才的学校。半年多来，他已经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军，自我陶冶成一位善于控制情感的政治家了。他清楚地知道，时下的主要矛盾，不是称谓这类的小事，而是有没有和杨宇霆呼应，甚至兴风作浪。他低沉地问：“常荫槐这些，当时又作何表现呢？”

“他毫无顾忌地说：‘依我之见，咱们明天都捧杨宇霆吧！”’张作相扫了一眼张学良那震怒不已的表情，“我听后大惊，应付了几句，就驱车赶到你这儿来了。”

张学良习惯地背剪起双手，眉宇紧整地凝视前方，许久没有说一句话。

张作相毕竟是戎马半生的老军，他走到张学良的面前，低声说：害之心不可有，防之心不可无啊！”

张学良深沉地点了点头。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于凤至那颗善良的心犹如被捅了一刀，自知其痛，却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时，院外传来了春节前夕孩子们放鞭炮的响声，她想到了杨公馆祝寿的热闹的场面，犹豫不决地问：“小爷！我们还去杨府拜寿吗？”

“要去！”张学良的脸上突然闪现出了冷漠的笑颜，“而且还要备一份厚礼！”

张学良为探明虚实，偕夫于风至来到杨公馆拜寿。正如当事记述的那样：“小河沿车水马龙，盛况为沈阳向所未有。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以及广东、四川等地方实力派，都派有代表来沈阳祝贺。日本政界要也派有代表前来。东北地主官吏不消说了。庆寿之日，张学良前往祝寿。杨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不仅杨之一举一动傲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们，对杨亦恭维备至，谈杨是东北众望所归的物。张目睹这些情景，岂能所堪？当日观剧席上，张始终以手支颌，若有所思，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或许是触景生情的缘故吧，他再次想起了林汉男爵说的这段话：“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事后，张学良曾向友讲：“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汉说的就是这种情景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下午张群等又赶往大帅府，经一番谋划，正式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把张学良推上了主席的宝座。但这并没有给张学良带来丝毫的欢欣。除去杨宇霆、常荫槐等凯觎他手中的军政大权之外，日本也不甘心阻止“易帜”的失败，以强硬的外交手段，要张学良承担其父生前签署的一切密约，尤其是由杨宇霆私自秘密签署的所谓修建满蒙新五路的要求。对此，张学良大伤脑筋。翌日深夜，端纳悄悄地走进大帅府，诡秘地问：“汉卿！”听说野武马顾问到了奉天，他来拜会过你吗？”

张学良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

“他在杨公馆可是整整地呆了一天啦，这你都清楚吧？”张学良分外沉重地点了点头。

“你晓得叶野顾问此行的目的吗？”

“估计是为满蒙新五条路线的修建而来。”

“这样重大的外交问题，谁授权杨宇霆代表贵国政府和叶野谈判的？”

“据我所知，他满口答应了叶野的要求。”端纳望着沉默不语的毫无表情的张学良，愤慨地质问：“他为何敢于如此大胆公然越权行事？”

张学良对端纳的所谓忠诚感到非常欣慰，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端纳接连数次来告密的目的。经过了多年之后，台岛的历史小说大家高扬先生曾经撰文披露了真像，端纳告密的原因有两个：一则他在职务上应该忠于张学良，二则是端纳虽然是澳洲，但是，他是为英国服务的高级情报员，而英国与日本在华利益，早就有利害冲突，杨宇霆一向和日本勾结，走的是日本的路线，对于美国有不利的因素，而英美在华利益是有某种默契的，所以端纳必须跟他作对。”

l月10日上午，叶野武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帅的府邸，见到张学良后就先为主地说：“汉卿！邻葛已经同意履行建设满蒙新五路的许诺，你看怎么样？你有什么高见？”

张学良听罢后，火气不打一处来，为了给这个盛气凌的叶野武马一点颜色看看，他神态严肃地站起身来，背剪双手，颇有风度地踱着方步，走来走去，许久没有回答叶野武马的问话。

“汉卿！”叶野武马不知张学良的心思，有点沉不着气了，“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没有？”张不良猝然止步，又加重口气地补充说，“一点也没有！”

“那你……”

“我不明白，你叶野顾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话。”张学良瞥了一眼叶野武马，“你是一位老外交家了，应该清楚平常的外交手续吧？”

叶野武马误以为张学良在挑他的礼--为何不先来拜访他，遂佯作笑态地说：“汉卿！原来这件事情是邻葛经手办理的，我想先探问一下他的态度，也就明白了你的意向。”

“你全然想错了！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能代表我！而我也没想也无权和你谈判。”

张学良态度平和而又大义凛然地说。

“那……”叶野武马很快从惊恐中醒来，“请直言相告：我的谈判对手是谁？”

张学良义正词严地说：“是南京国民政府！”

“碍…？”

“请你看看这份国府的文告广张学良转身取来备放好的文件，“上边写的清楚，中央主持外事，一切协定合同，非有国府参加，不能生效。我已宣布易帜，无权和贵国洽谈这类大事了。”

叶野武马气得鼓鼓的，歇斯底里地说了一句：“我找邻葛去！”转身拂袖而去。

当时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不仅为修建所谓满蒙新五路一事兴师问罪，而且还强硬地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行事，须从长计议。杨、常则坚持即刻决定，并取出已经写好的便条，要张签字。张最后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作决定，并留杨、常共进晚餐。杨表示临来之时，已告诉家里回去用饭，还是回去吃过饭再来吧。于是杨、常辞去。张学良痴痴地位立室中，久久不语。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仰脸大笑，然后命谭海找来了亲信高纪毅、王以哲、刘多筌，首次公开提出了处决杨、常的想法。谭海等早就气得跃跃欲试了，因则一拍即合。其中高纪毅说：“杀的事，说办就办，说办不办，必有后患。”因此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他当即果断地命令：“就定在今天晚上。下边，再研究一下具体的措施，以及善后事宜的处理。”

关于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过程，历来有各种传说。据当事高纪毅的回忆，当时情形是这样的：他们走后，张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二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象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6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来，不许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常。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查官由我署名。我率彻夜工作，通宵未眠。

翌晨天还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癣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我严肃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

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

与此同时，张学良为慑服杨宇霆的派系势力，运用恩威并济的策略，除优抚家属之外，还亲自写了一副挽联：“瞩目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霖雨，终怜管叔误流言。”上联比之于诸葛亮挥泪斩马俊，下联引用周公旦诛叔之典故，借以表达其复杂的情感。

翌日，张学良领衔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通电，全文如下：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共事最久，倚界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肿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13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纵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元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退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被二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概置不理，使中外士，对于我方不怀好感。

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和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

乃彼二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私利之渊教，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通索巨款；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即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前如王永江之被摈，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皆知，吾东省皆知之，而世或未尽知也。学良黍膺疆寄，并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轨道，同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易胜隐痛，学良与同等再四筹商，金谓非去此二，东省大局，非待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

毒蛇螫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十一）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列席，当众按状拷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金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调察内情，共明真相，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癣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

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巩固东北政权的大事，也初步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二次北伐，以张学良易帜并巩固了东北政权为最后的胜利标志，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历史宣告结束。蒋介石凭着他的权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大业”。

2．两只“火药桶”

1928年6月24日，蒋介石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说是“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

7月6日上午，蒋介石率众在北京碧云寺举行祭奠孙中山灵枢的大典。对于蒋介石玩的这一手，四个集团军的首领谁也不敢怠慢，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

上午8点20分，以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典开始，一应仪式后，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蒋介石在祭文中强调“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明显是以统帅自居，俨然凌驾于各路集团军之上的“总总司令”了。祭文宣罢，开棺瞻仰中山先生遗容。棺盖一开，蒋介石当即扶棺大哭。冯玉祥上前相劝，不料他哭得反而更伤心了。参加祭典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就各怀鬼胎，见蒋介石如些造作，都觉可笑。有悄声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蒋介石耳朵尖，一闻此言，马上就不哭了。于是盖棺散会。

7月11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钟麟、商震、吴稚晖等军政员在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在会上，蒋介石主张在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意在精兵简政，减少军费开支用于经济建设。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因其冠冕堂皇，冯玉祥和阎、李、白等都无法公开反对。但蒋介石的用心他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无非是想借此“削藩”，壮大蒋家嫡系第一集团军的实力，削弱另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以便伺机各个击破。与会各都是在官场和战场上征讨杀伐久经历练的老手，因此，他们表面上同意蒋介石的主张，但心里都在各自打着如意算盘，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多争些地盘，多保存些实力，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其中尤其是冯玉祥和李宗仁，他们原则上不反对编遣，但又对地盘的分配感到不满，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调整。所以，当蒋介石提出编遣主张后，冯玉祥等都“积极发言”，乘机发泄不满。座中惟有阎锡山不说话，而且对蒋介石的意见唯唯诺诺，表现出十分恭顺的样子。这诚然是阎锡山多年养成的一贯作风--先观风头，再做主张。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北伐后的地盘分配中已由山西发展势力到了冀、察。绥三省和京、津两市，感到十分满意。此外，他也看出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觉得与其参与反对，不如坐观成败，以收渔之利。这样，众意见未能统一，汤山之议遂告不了了之。

在编遣会开张前，国民党于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致《开会词》。他说：“回想自从民国13年1月1日至17年8月8日之今日，总理交付我们的军事时期才告一段落。不过从今天起，也就是从这第五次中央全会开会之日起，我们要继续为国民革命，开始去作训政时期的工作。”全会通过了《政治问题案》，提出“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即决定实行“五院制”，还通过《整理军事案》，规定：（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队之组织，更必须十分完备，才能使全国军队成为真正之国军；逐渐实行征兵制，以收内安外攘之效；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有效收缩。（三）军事教育必须统一，为完成国军之基矗……各军各地方，不得自设军官学校及类似军官教育之学校。（四）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五）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设，均为重要。全会还决定：“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会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间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

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这三个长期住在南京。这实际上是蒋介石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削藩”之举。以达削弱其在军队中的权势和影响之目的。

根据汤山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军队编遣的决定，在南京非正式的讨论过几次军队编遣问题，和其他军队整肃方面的问题。

在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编遣的几项标准，说什么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造；有作战功劳者编，无作战功劳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而他的第二集团军，这四项标准中应编的条件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只占少数。当下何应钦就向：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说：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军团里总应该占第一位吧。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

在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到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了。主张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

以后又开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大家话不投机，离题越来越远几乎成了僵局。

阎锡山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南京。何应钦就来见阎，谈了关于编遣会议的方针，特别谈到冯玉祥所提的方案，最后何应钦表示：“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

何应钦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锡山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这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之后，阎锡山就搞了一个方案，五十个师不变，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成八个师，其他非正式的队伍编成六个到八个师，其余六个到八个师则由中央处理。阎锡山的这个方案事先写成了书面，交给了何应钦，转交给蒋介石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监委会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参加了会议。全体与会者在正式开会前先对着孙中山遗像宣誓：“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

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存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谨誓。”

在这个颇为隆重的编遣会议成立典礼上，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词，接着是蒋介石致答词，他说：“统一后军惟有编遣始能自救救国。否则拥兵自相残杀，徒取其辱而已……”在会议上，蒋介石发布了《国民编遣委员会开会宣言》，明确规定了这次编遣的四项原则：一、不偏私，“国军裁留之标准，乃认为全国所有之军队为一整个不可分之单位，整个的国军之下，不认再有其他之单位；二、不欺饰，“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不欺、不隐、不夸、不诬”；三、不假借，“为厉行精兵主义而裁兵，誓当一秉救国之本怀”；四、不中辍，“十七年来纷如乱丝之军事现象应使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丽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这个宣言是全体与会员宣誓誓辞的具体阐释，是深恐各路将领不释兵权而预先制订的一个“约法”。蒋介石在致答词时还假惺惺地表示：“这个编遣委员会是集合忠实军领袖与党的领袖成立的，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并不是像从前的把戏，专权集中在一个手中。”说的真是比唱的还好听！

成立典礼之后，连续开了一个月的编遣会议，具体商议编遣问题。

当时各集团军的数，李宗仁回忆说：“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

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即蒋介石冯玉祥，就成为编遣会议中争斗的主要两家。

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规定。在1月5日的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会议规则》，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说：“九点，赴第一次编遣会议开会，宣言中有一不偏私，二不欺饰，三不中辍数语，观与会之精神，我国前途，询有无限之希望也。”

8日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临时秘书处组织规程》。11日的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确定军费总额实行统一财政办法提案》，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谈及：“下午三点，开编遣会议第三次大会，讨论全国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草案并编遣进行大纲。……余以此事极关重要，遂毅然赴会。开会时，蒋主席主张付审查，无异议，并推定余为审查委员长。”14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又说：“开国军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审查会议。决议事项：（一）兵额不得过六十师八二）编遣办法会同农矿工商财政各种提案，分别规定；（三）编遣程序先行调查各集团军实在状况，编制各项精密统计，然后决定。”17日的第四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部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外，其余应分为左列六个国军编遣区，实行编遣：第一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一集团之各部队；第二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二集团之各部队；第三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三集团之各部队；第四区，专管编遣原第四集团之各部队；第五区，专管编遣原隶山东省之各部队，第六区，专管编遣原隶川、康、滇、黔各部队。”还规定：“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六十五师，骑兵八旅，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80万，空军、海军另定），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总额之比例，务必缩减军费至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为止。

依此定额，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亿9200万元，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个师。”22日的第五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决定在全国设立八个办事处：中央直辖各部队编遣办事处（南京），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办事处（上海），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南京），第二编遣区办事处（开封），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北平），第四编遣区办事处（汉口），第五编遣区办事处（沈阳）及第六编遣区办事处。同时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服务规程》。

在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即各集团军怎么个编遣时，蒋介石对准第二集团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冯玉祥也不买帐，立即提出一个裁兵原则八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并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应该首先是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而要裁北伐中有功的正规部队，实在有些不公平。”结果在议过来论过去的过程中，多数赞同阎锡山的提案。很显然，阎的提案对蒋介石有利，虽然蒋的力量同冯相等，但蒋介石另外可以支配中央编遣区，也就是说有六个至八个师可以再归他指挥。李宗仁看到阎锡山的方案带有离间蒋、冯的性质，所以也倾向于阎的方案。这样一来，冯玉祥就称病请假，不到军部来办公，编遣会议也不来出席，只派个代表参力D。

蒋介石为了掌握冯玉祥的情况，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当孔走到院里，就听到了冯玉祥正大声和许多说话，但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

李宗仁回忆说：“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帛，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倒卧在床上，盖了两床锦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又说：“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视冯氏，并安慰他要好好静养。”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生诊治说，是神经衰弱症。”

1月25日，编委会议暂且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时说：“本会历次议决各案，不仅议决后就算了事，还要-一实行起来，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责任。”胡汉民也致词说：“所有本会各种决议案，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要如何的努力把他实行起来，并且要把他作好，就要看大家的实际行动了，我们不愿意夸夸其谈的说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漂亮而又动听的名词，我们要有实行的条理和好的方案。”

当时部队编遣的结果，何应钦在《全国军缩经过》的报告中说：“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师、两个独立旅、两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兵团、一个骑兵师，每师有三个旅，共约24万余；第二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二师，约22万；第三集团军亦编为十二师，约20万左右；第四集团军已缩编为九团制之师十三个，约23万。正在缩编中者，有张贞师、卢兴邦师、陈耀汉师及陈调元、方振武。高桂滋、岳维峻、任应读、徐源泉、刘珍年、刘志陆、谢文炳、刘桂堂、顾震等所部共约22万。此外奉天现缩为步兵十五旅、一个独立团、两个骑兵队、八炮兵团、工兵五营、辎重五队、通信一大队、特种车队，共计约12万；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六个旅、约4万余；云南现有六师约3万；四川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杨森、赖心辉、刘存厚各部共约18万；两广有陈济棠、徐景唐、陈铭枢、黄绍访、范石生等五军及许克祥师，共约12万；贵州约2万；海军陆战队约8000。总计全国军队数目，共约百六十余万，现已改编成师者已逾五十个以上，裁遣官兵又达百万。”

何应钦又说：根据缩编后的数字，“额数仍多，核与国家收入比例不符。惟从兹收束军事，暂告一段落，筹备国防，此其噶矢。他日再由国军编遣委员会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国兵额不超过50万，以符五中全会之宣言。”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开始是不表态，任由们针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两个不同的编遣方案进行争吵。当他采取种种手段争得们多数支持阎锡山的方案（即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加一个中央区）之后，他才以仲裁者的面目表态，不但同意阎的方案，且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感思不荆这样，蒋介石不仅在编的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了自己一边。增加了“蒋家军”的实力。

最后，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及海军司令部。各部队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同时还规定，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至此，与会的各路诸侯们才明白自己是上了蒋介石的当--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指挥权、调动权、任免军官权，甚至连司令部都被“取消”了，这些号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顷刻间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规定”自然是谁也不肯接受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的态度因之骤变，由原来的相互攻击、勾心斗角转为同病相怜。他们联合起来，以各种托词抵制编遣会议，冯玉祥和阎锡山索性主张“休会”。蒋介石知道一时难以使各路诸侯就范，一纸空文也不可能把家的兵权释去，于是采取缓兵之计，宣布以后再开一个“编遣实施会议”。这样，到1月25日，编遣会议草草收场了。

这次编遣会议，蒋介石不但没能实现其全国军权尽归己手的目的，反而把自己摆到了与各派军事力量尖锐对立的位置上，激化了矛盾。各路新军阀识破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知道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他们纷纷离开南京，回到自己的领地上，积极准备力量，要与蒋介石一争雌雄。

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编遣会议的闹剧，无异于在自己脚下安放了一只巨大的火药桶；紧接其后，他又匆匆忙忙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等于又在自己脚边安放了另一只火药桶。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改组派”数最多，成份复杂，以汪精卫为领袖，不断掀起反蒋风潮；“再造派”拉孙科为大旗，主张立胡汉民为党的领袖，反对改组派；此外还有国民党内数不多却实力不凡的元老集团--西山会议派。这些派别的共同特点是：拥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明白，要想独揽政权和军权，必先独揽党权。他对争夺党权是很有实践经验的。为了操纵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预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拢嫡系，排除异己，扫除障碍。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各派政治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是桂系与蒋介石闹翻了，李宗仁潜回广西，白崇禧电请辞职，于右任也不肯赴宁开会。

冯玉祥则不仅不来开会，反而发表通电，公开辞去军政部长一职。汪精卫一派的中央委员更乘机鼓噪，公开策动“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运动。一时间，反蒋活动日益扩大，各派军事力量军心不稳，桂系更在调兵遣将，摆出了大战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要利用这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时机，抓紧把党权独揽在手，以便“正名”用“中央”的名义镇压和消灭各反对派。

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下，大会发表宣言，彻底抛弃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公开指责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把共产党列为北伐革命的对象。这次大会，第一次把蒋介石树为全党的最高领袖，从而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工具。

两只火药桶放在了蒋介石的脚边，并且已经点燃了导火索，新军阀大战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3．蒋、桂开战，冯、阎结盟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桂系达到了全盛时期。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站等桂系骁将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南北呼应，摆成一字长蛇阵，兵强马壮，虎视耽耽。按当时的兵力对比情况来看，蒋、桂实力相当，真打起来的话，鹿死谁手还很难逆料。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实力比蒋、桂都大一些。所以大战未开，冯玉祥先成了双方争取的对象。

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去劝冯玉祥与蒋合作。蒋介石许愿：让冯担任行政院院长；委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并任由冯玉祥在湖北和安徽两省中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交换条件是冯玉祥通电讨桂，兵发湖北。但冯玉祥却不作正面答复，千方百计拖延时间，想先看一看事态如何发展，待机而动。

李宗仁则派温乔生为代表，到河南辉县去见冯玉祥，邀冯一起动作，发动讨蒋。

冯玉祥口头上答应得很痛快，但又借口布署军队需要时间，表示希望李、白发动战争之后能够撑持两周，到时候他兵力部署完毕，一定响应。其实这也是冯玉祥的手腕，意在坐山观虎斗。一则可以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实力；二则可以利用蒋、桂交战，乘势夺取湖北。因此，他派遣部将韩复第带兵进驻武胜关，坐观成败，相机而动。

蒋、桂之争，早在编遣会议草草收场后就开始了。国民党三全大会前夕，桂系利用“武汉政治分会”的权力，派兵占据了两湖地区，接通了广西，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态势。这时的蒋介石一心要把三全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以便夺取党权，所以他没有立即与桂系兵戎相见，而是暗地里精心策划了一个消灭桂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旨是：瓦解白崇禧部、拆散桂粤联盟，然后发兵征讨之。

蒋介石的谋略之术的确胜一筹，他一贯采用的办法是拉一派打一派，抑此扬彼，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次对付白崇禧，他故伎重施，利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当时驻扎河北，他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系唐生智的部队，兵员多是湖南籍，乡土观念极重。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欲向西北扩展，这就引起部下的不满情绪。蒋介石抓住这一矛盾，许以军权厚赏，收买唐生智，促其北上收回旧部于制下。唐生智立即表示竭诚拥护蒋介石，并由上海启程北上。这时，白崇禧已率部南下浦口，拟配合李宗仁攻蒋。但此时唐生智复职的消息已广为传播，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甚至到处出现“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的标语。白崇禧自知大势已去，遂化妆逃走。3月20日，唐生智抵达塘沽，重新统率旧部，次日即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也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至此，蒋介石扶唐倒白成功，桂系未曾开战就先失一旅，受到重创。

同是3月21日这天，蒋介石在南京突然下令软禁了粤系将领李济深，关押于汤山俱乐部。同时他又派粤籍将领陈铭枢和陈济棠越广东游说粤军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不辱使命，粤军脱离桂系，桂系又失一翼，顿时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陈从此成为“广东王”。

作为军事指挥官，蒋介石最推崇“不战而屈之兵”。他的拿手好戏是利用敌方内部矛盾，以重金和高官收买叛将。他用此法成功瓦解了湖南湖北，桂军不战自退，蒋介石于4月5日到了武汉，宣称“兵不血刃而定武汉”。还在武汉单独召见了冯玉祥派驻武胜关“相机而动”的部将韩复菜，蒋介石夫妇一齐出马，对韩“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并赠以数十万元的巨款，做起了瓦解冯玉祥部队的工作。

5月5日，蒋介石“彻底铲除”桂系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同一天，李宗仁在梧州打起了“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和黄绍站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军，试图打开新局面。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泥血战，桂军败走广西。这时，蒋介石又以四面八方调来大军讨伐桂军，6月2日，白崇禧和黄绍站自知败势难挽，双双逃到越南，蒋、桂战争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倒桂得手后，蒋介石开始拉拢阎锡山，前伎重施，还是拉一个打一个。这次拉的是阎，打的是冯。

蒋介石在与桂系的争斗中，没有得到冯玉祥的支持，相反，冯玉祥假意支持蒋介石倒桂，却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量“讨逆公告”，这个“公告”印制得十分特别，只影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一类的罪名，却不印所“讨”之“逆”究为何。冯玉祥的用意很清楚：他说是出兵14万助蒋伐桂，实际上仍然是“出声不出力”，他是在等待最后的结局，蒋、桂无论谁打败了，他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宇。这种做法看似聪明，实则愚蠢，不仅把桂系害了，冯玉祥自己也得罪了蒋介石，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所以，蒋、桂战事一停，蒋介石就开始算计这位“如胞兄”的冯玉祥了。他在武汉已收买了冯玉祥最忠实的将领韩复榘，接着又派到襄樊，用几十万元把石友三也“买”了过来。其后，又如法泡制，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将领。

收买冯玉祥部将的同时，蒋介石又广泛散布谣言，说冯玉祥意欲与苏联勾结，要打蒋介石，然后向山西发展，攻打阎锡山，以此挑拨冯、阎之间的关系。阎锡山虽然不相信冯玉祥要打自己，但毕竟“三成虎”到处都在传播这个说法，弄得他也疑虑重重。

在这样的情势下，蒋介石又使出第三招：连连电请冯玉祥南京供职，企图使西北军陷群龙无首的境地。而冯玉祥到了这种时候当然是断断不会上当的，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去南京是“恐为李济深第二”。拒绝京之后，冯玉祥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并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所属各部从山东、河南等地撤至憧关集结，准备迎击蒋军。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决议案，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下令查办。至此，蒋、冯矛盾公开化。在国民党中央发布的各项文告中，冯玉祥被称为“统一之梗”，成了“阴险成性、反复无常”之徒。

在此期间，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突然通电维持和平，表示拥护中央、拥护蒋介石。两名部将的公开叛变，使冯玉祥痛心疾首，他在华阴日夜哭泣，咒骂自己，甚至打自己的嘴巴。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失去了迎战信心，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

他以此种方式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借口，保存西北军的实力，然后设法联合阎锡山反蒋。这一招果然有效，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成了无名之师，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冯玉祥宣布下野后，一口恶气出不来，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他派邓哲熙和曹浩森到太原找阎锡山，表示希望与阎联手反蒋。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左右逢源反复其手，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使自己处在蒋、冯都要竭力拉拢的有利位置上。蒋介石自己就是玩弄这一套手法的大行家，岂能识不出阎锡山的把戏，只是以他当时的力量，无法一口吞下冯、阎两支实力军队，只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笼络阎锡山，先把冯玉祥弄垮，回过头来再收拾晋军。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他为北路军总司令，要他帮助进攻冯玉祥。阎锡山则回电表示不愿内战，扬言他要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井派专程赴日本安排住处，还在天津订购了船票，摆出一副真的要引退的架式。在此之前，阎还让冯派来的特使邓哲熙和曹浩森捎话给冯玉祥，请冯玉祥赴太原共商反蒋大计。当时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赴晋。后见阎真的是要出洋的架式了，加上阎锡山又派了一向受冯玉祥敬重的老朋友李书城前往华阴劝冯也一起出洋，遂打消了顾虑，于6月ZI日启程赴太原。24日晨，在运城住了3天，备受晋军将领优礼相侍的冯玉祥乘车前往太原，当晚与阎锡山在介休见面，25日一起到了太原。

冯玉祥一到山西，阎锡山自以为“奇货可居”，遂以冯玉祥为政治资本，暗中同蒋介石谈起交易来，蒋介石明白他的居心，便投其所好，亲赴北平约阎面谈。阎锡山在太原与冯玉祥虚以委蛇，却又偷偷跑以北平与蒋密谈。经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锡山则答应尽快解决西北军。“协议”达成后，阎锡山回到太原，先是“称脖住了医院，后又退掉了赴日的船票，并寻个借口将冯玉祥骗到五台县建安村软禁起来。

冯玉祥上了阎锡山的当，当然既怒又急。但他身处晋军之中，只能不露声色，暗地里却在寻找出路，设法拆散蒋、阎联盟。他在建安村里动弹不得，便暗中授意留在陕西主持西北军军务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联系，向蒋介石靠拢。冯的部下们痛恨阎锡山趁火打劫，又苦于冯玉祥被软禁，西北军军饷无法解决。得到冯玉祥的密令后，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算是找到了一条出路。当时，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在南京政府住军政部长，宋哲元便派参谋长陈琢如赴南京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补给军饷。蒋介石闻言大喜，以为西北军已然不战自降，瓦解冯系不再需要借助晋军了。于是，他委派于右任和贺耀祖到西安宣抚点编西北军，安抚冯军部将，并供应军饷。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缓和，转而成为“亲密”了。

阎锡山见此情形，深恐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军。为了摆脱困境，他于中秋之夜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罪，并提出联合反蒋的建议。冯玉祥见折散蒋、阎的目的已经实现，遂表示愿与间捐弃前嫌，联手反蒋。经商议，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居于幕后，以留回旋余地，由西北军将领首先举事，并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首领，共同讨蒋，然后再由晋军起而响应。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名发表拥戴冯玉祥、阎锡山，讨伐蒋介石的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六大罪状：一、“自蒋氏继任主席，滥用威权，包办三全大会，党成一之党，中央成一之中央。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天下为私”。

二、“自蒋主中枢，政以贿成。政府委员及财政官吏，非其私，即其妻党。狐鼠凭陵，秽闻昭彰。贪污之风，实甚于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三、“连岁水旱成灾，遍及全国。仅西北各省灾民数近二千万。哀鸿遍野，奄奄待毙”。蒋氏对非嫡系部队，“常景十余月发一晌，死者无抚恤，伤者无医药，生者无一食。而蒋氏及其左右私党，骄奢淫逸泊享帝王之奉。军民交瘁，漠不关心。

自蒋氏到南京。不足三年，前后发行公债四亿二千万元”。“蒋氏用总司令名义支用特别费，每月百余万元。凡此黑暗贪污，即榨取民脂民膏民血”。

四、“蒋氏狡悍阴整”，“毫无政治道德、权术自民诡谋百出”“行帝王专制之淫威”，使“兄弟骨肉自相残杀。今年湘、鄂、粤。桂川卜滇、黔等省，战祸连绵，蒋氏一实为之涌。”

五、“蒋氏假借编遣为名，一面令竭力灭缩，一面自己加大招募。两度会议，皆属欺骗阴谋。近更向德国大购军械，暗扩军额。外标和平统一之名，阴行武力统一之实。”

六、“蒋氏自知多行不义，为国所不谅，乃更异想天开，学拿破仑三世之所为，利用外交问题，转移国的目标”。“此次中东路事件发生愈月。和平交涉，既无把握，武力抵抗更不准备，坐令俄兵出没边境，焚烧城池。边民数百万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以数万万计，丧权辱国，薄海痛心。”

通电最后宣布：“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即日出发，为国杀贼，万死不恤”。

宋哲元等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指陈蒋的几条罪状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有一定的号召力。通电发出后，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是，这一次西北军又上了阎锡山的当。通电讨蒋后，西北军进展很快，连战连捷，但晋军却按兵不动，迟迟不予响应，致使西北军后继乏力，士气大受影响，战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变化。

28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司令的名义，发表了《讨冯誓师词》，大骂冯玉祥说：“冯逆反复，好乱成性，勾结暴俄，祸国殃民，既召外侮，又图称兵，内战国本，外失威信，举国同仇，疾首痛心，全军愤激，师出正名，为党讨逆，为国牺牲，党亡与亡，国存与存，身为后死，誓不偷生，义无反顾，勇往急进，军法连坐，敌代同心，内奸不除，国无幸存，叛徒不灭，民难安宁，歼除内奸，固我国本，肃清反叛，安我国民。”

由于蒋军兵多将广，弹药、粮食充足，而西北军孤军深入，兼以宋哲元和孙良诚因争夺指挥权而发生矛盾，孙良诚意气用事，竟擅自率部脱离战场，导致全线溃乱，全军退回到潼关以内。因此，仅仅一个多月，蒋介石就打败了西北军。冯玉祥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所幸这一次冯玉祥身在幕后，从表面上看，蒋介石打败的是宋哲元和孙良诚部下的西北军，并未与冯玉祥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西北军战败后，冯玉祥的处境至少没有变得比开战以前更糟糕，蒋介石也不敢逼冯过甚，给他指了两条出路：或者到中央供职，或者出洋考察。

冯玉祥处境如此，阎锡山的日子也不好过。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1月5日，阎锡山也喜洋洋地宣布就任此职。然而，就在阎锡山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的时候，11月26日蒋介石突然规定：“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按照这个规定，阎锡山将不得不离开太原到南京去当官，这实际上等于被蒋介石“削了藩”，等干将晋军拱手送给了蒋介石。接着，蒋介石又派宋子文到平、津两市，把平、津税收尽数归为国有，使盘踞平、津实地的阎锡山从此无税可收，空守着个水中月、镜里花。

阎锡山几年来帮蒋介石绞杀其他派系，出力甚多，到头来落得这样的结局，连连吃了蒋介石几个“哑巴亏”。而且，眼看蒋介石将嫡系部队大批北调，明摆着是冲着晋军和冯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善于投机钻营的阎锡山也不得不考虑出路问题了。出路只有两个，或者拥蒋，任其宰割，弄个有名无实的闲官当；或者反蒋，拼个鱼死网破。若果然扳倒老蒋，前景自是妙不可言。在两条出路的抉择中，阎锡山还没拿定主意，蒋介石却又来逼他了。1930年1月16日，吴铁诚奉蒋介石委派来到太原，请阎锡山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这不是个仪式的问题，而是蒋介石逼间表态的一种形式。阎锡山被挤到绝路上，遂借机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演说，公开指责蒋介石独裁。并要求蒋介石下台，“在野负责”。蒋介石则一面反唇相讥，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同时授意何应钦提出也叫阎锡山下野。

蒋、阎的争吵，使冯玉祥看到了转机。他虽被困建安村，但与西北军将领仍保持联系。这一次，冯玉祥重施故伎，密令鹿钟麟派与蒋介石联系，并故意使阎知道。

阎锡山果然上当，认为蒋、冯意欲联合对付晋军了。他审时度势，认为冯玉祥反蒋是一向坚决不馁的，现在冯处于逆境，自己若能主动与他修和，共同反蒋，冯玉祥多半会同意，何况他与冯是拜把子兄弟，冯又是个粗放豪爽之，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不怕冯玉祥不尽释前嫌，联手发动新的反蒋战争。于是，阎锡山决定联冯打蒋。

他自任首领，请冯玉祥回陕指挥西北军。在冯玉祥临走的前一天，阎锡山又来到了建安村，极其诚恳地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未哲元出兵反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反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我心耿耿，唯天可表。”为了表示诚意，阎锡山当场交给冯玉祥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关枪200支面粉2000袋，于 1930年3月9日送冯玉祥回到陕西。

冯阎结盟后，阎锡山一边积极进行战前部署，一边制造假象，发出“下野”通电。3月10日，西北军将领23发电挽留，并表示愿追随阎锡山奋斗到底。13日和14日，晋军将领和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将领共计57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的罪状，要蒋还政于民，一面公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推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推刘骥为总参谋长。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分别就任副总司令。

阎锡山就职时发表通电，指斥蒋介石“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以致“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至此，中原大战爆发。

4．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胜利

1930年4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卜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并历数了阎锡山的罪恶：“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权位”；二、“残害同志，劝袁称帝”；三、“假名村治搜括民财”；四、“摧残教育实行愚民”；五、“破坏交通扰乱金融”；六、“煽动冯唐破坏统一”；七、“妄发主张藉端倡乱”；八、“勾结反动倾危党国”；九、“封闭党部拘捕党员”；十、“阳唱出洋阴行南犯”；十一、“勾结外卖国求助”。“总之，阎逆为背叛中央，满足野心之故，不惜以华北民众为牺牲，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其卖国求助之罪，较冯逆之勾结苏俄，断送蒙古新疆，实有过之无不及。”同时历数的冯玉祥的罪恶有：“甲、勾结苏俄，招纳共党；乙、破坏交通，图碍奉安；丙、拥兵割据，反抗中央；盯感使桂系，称兵叛变；戊、吞没赈款，霸占赈粮；已、苛征暴敛，强迫种烟；庚、惨杀民众，摧残舆论；以上七端，特就其大者而言，有此七罪，已属死有余辜；况冯述种种劣迹，尤有笔所难宣者，虽欲以细行欺世，谁其信之。”

蒋介石还亲自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及《阎锡山扰乱党叛迹昭彰》、《北方反动势力的丑态》、《阎冯勾结反动余孽捣乱情形》。其中说：“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举动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剧之野心，和平将消挥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扰乱和平而后快。”说阎锡山“狡诈为心，阴险成性，常欲以别供牺牲而立于不败之地，对中央虽貌示服从，对地方则使叛变，纵横排阎，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说冯玉祥“迭次谋叛，幸逃显戮，缉榜犹悬，野性复炽，此次受阎逆庇护，又图死灰复燃，啸聚渲关，进犯郑洛，与阎逆共肆披猖，作反革命之大团结。”蒋介石表示要坚决“讨伐”阎冯，认为“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此外，蒋介石还策动了两湖、两广州、苏、皖、赣、闽等省及上海、天津、武汉等市的党部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讨伐阎锡山。在大造讨伐阎冯舆论的同时，蒋介石亲自在武汉召开京汉线作战各部队将领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对各将领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兵员的杀伤。只有对敌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以重大的杀伤。”

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有60万，其中有一半左右是杂牌军。反蒋的军队总计集中了70万，兵力上稍占优势。这个反蒋阵营共分为八个方面军，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率晋军为第三方面军，原驻新乡地区后又倒戈投归西北军的石友三部被编为第四方面军；因张学良被内定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所以东北军被定为第五方面军；其余几个方面军则分别由四川刘文辉部、湖南何键部及樊钟秀部编组。这样，双方共计投130万，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区为主战场，展开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新军阀中原大战。

蒋介石对这场战争早有应变准备。他明白，这些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不听差遣，不诉诸武力是断难使其俯首贴耳的。因此，早在冯、阎公开联盟之前，蒋介石就有计划地将其嫡系部队调到徐州、蚌埠一带集结，随时准备应付冯、阎两部的异动。

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讨阎誓师词》。11日蒋冯间中原混战正式打响。

陇海线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双方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进行较量。初战，蒋军来势甚猛，并且有空军配合，激战数日，联军遭到了极大的挫折。蒋介石亲自到归德督战，想一举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打垮。但在此时，联军重新作了部署，全线发动攻势。

阎锡山集中了九个炮兵团324门大炮的火力，实行墙壁射击，蒋军损失惨重。冯玉祥派去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增援晋军，孙吉二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且又是刚刚加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就把蒋介石的精锐陈诚部几度包围，杀伤很大；郑大章的骑兵奔袭归德，差一点生擒蒋介石。在周佛海写的《往矣集》上有这样一段叙述：“冯玉祥的骑兵郑大章部来袭击飞机场，他们的任务是烧了飞机就回去，谁知我们车上只有200多卫兵，（当时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车站上又没有其它军队，如果骑兵到达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这时反蒋的波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上又打了败仗，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就问蒋：“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介石忿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经过几次激烈的战役，冯部消耗很大。阎锡山对冯部的补给，开始时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仅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在津浦线上，蒋介石军队于7月中旬开始反攻，晋军节节后退，蒋介石在7月24日给中央的呈文中说：联军“万选才就俘，樊钟秀炸毙，孙殿英被围，土匪行将次弟消灭。而阎冯寇部屡次冒死来犯，迄不得逞，徒自伤亡其精锐。最近闻我方增加部队将到，其恐慌愈甚，其为困兽之斗亦愈烈。本月11日起至20日止，此10日中，逆军竭全力兵攻我陇海正面，攻我平汉各军，攻我围毫部队，而皆自取覆灭。今其全力竟皆丧失已尽，解决不难立待也。”阎锡山“急来抱佛脚”，特派周观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赶到郑州见冯玉祥，请冯救援。冯为了顾全大局，自不能对津浦线紧急情况袖手旁观。于8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了全面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这时蒋介石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就分电各路将领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和毫州各城，且明码标价：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二级，赏洋5万元。而同时，由于连日大雨不停，冯部的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这样，蒋介石的颓势有了扭转，冯部没有起到支援晋军的作用。晋军于8月15日放弃济南，撤往黄河以北，数万大军纷乱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铁桥上被蒋部的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其状其惨。蒋介石在8月16日给中央的战报中说：“我右翼军蒋师已于15日下午二时确实占领济南，并因我军先绕道占领黄家庄等地，逆敌只一小部分渡河北窜，其余全数被擒，是役俘虏官长无数，获步枪2万余支，大炮230门，其他辎重弹药极多。逆敌仅有之飞机2架，亦不及运回。其狼狈窜逃情状，概可想见。查阎逆据济南以后，自诩胜利，号召各派反动分子妄思组织伪政府，且冯逆玉祥积极攻击陇海平汉两路，幸赖各将士忠勇奋发，一致努力，卒能克复济南，击溃晋逆主力军。现津浦路我军正分路渡河追击，胶济路各军亦早协同前进，晋逆必可完全歼灭，冯逆残部闻风胆落，而日来向我各部作最后之猛烈攻击者，昨晚完全沉寂。此据报告，且已呈溃退之象，我军部署追击，就不难一鼓荡平。”22日蒋介石发表训令，争取冯阎的部将。训令说：“阎锡山冯玉祥倡乱魁率，法无可有，至其所部将士，皆曾为革命尽力，徒以冯阎胁制，乃至误歧路。其情实有可原，其愚尤为可悯。现拟重行传檄，明白告诫各该部将士，果能大义灭亲，擒解祸首，听候中央惩治，自当特予赏，但使自拨来归，迫令其祸首阎冯卸除兵柄，驱逐于其所谓防地者之外，杜绝割据弄兵扰乱党国之野心，则各部本为中央军队，就必仍与中央各军享受一律待遇，决不稍有歧视，并以各军反正附义时期之先后，以为论功行赏次第之表率。”24日蒋介石下令各军，再次明码标价，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9月6日，蒋部发动对冯部的总攻。

就在这时，张学良不再袖手旁观，他于9月18日发表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加入蒋军集团。

张学良在两派争相拉他联盟的情况下一直不表态，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一开始，他想置身事外，避免东北军卷入战火。因为当时张作霖去世不久，东北大局未能得到巩固，日本帝国主义插手东北事务的企图严重威胁着东北的政局。这种时候，如果东北军贸然加入内战，难免给日本以可趁之机。所以，张学良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呼吁通过会商解决纷争。但是，大战前及大战开始后，张学良成了双方决定胜负的筹码，一时说客盈门，各方代表你来我往，纷纷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在双方对张学良的“开价”上，蒋介石自然处于优势地位，他的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轮着班盯在张学良身边。张到哪里，蒋介石的就跟到哪里。蒋介石先是委任张学良为副总指挥，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委任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么一来，等于把平、津两市和整个河北省送给了张学良。如此巨大的“实惠”，对张学良当然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与蒋介石比较，反蒋派拉拢张学良的手段就不值一提了。联军57位将领于3月14日联合发出讨蒋通电后，阎锡山先后派行营主任梁汝舟、军械处长张维清和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赴沈阳，冯玉祥也派了邓哲熙、门致中等先后到沈阳劝说张学良加盟。但他们都拿不出什么“实惠”的东西来拉拢张学良，又因为职衔与张学良相比太低了些，所以除了一般性的交谈之外，在态度上很难表现反蒋派拉张学良的“坚决”与“诚恳”。这样，使张学良认为阎、冯二对自己不够尊重，也就虚与委蛇，不肯表态。而蒋介石则不同，他一方面对张学良诱以重利，一方面又采取老一套的分化瓦解手段，以高官厚禄收买东北军的将领。这就使张学良感到很担心，因为他知道蒋介石手腕的“高明”，更知道蒋介石的不择手段的性情。初掌东北大权的张学良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终于决定倒向蒋介石。这一天，是1930年的9月18日。恰好一年以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两个“九·一八”联系起来，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一东北军入关，在军事上使日本有了可趁之机，张学良加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在政治上成了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作交易的筹码。可以说，这是张学良所犯的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张学良加盟蒋介石集团之前，冯、阎部队在中原战场上已呈败势。东北军一入关，蒋介石集团如虎添翼，在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双管齐下的攻势下，先是著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其后晋军和西北军将领也纷纷自寻门路投靠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其它杂牌军更是忙不迭地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在蒋介石集团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阎锡山命晋军迅速北撤，回到山西老窝，企图保住这块赖以起家的根据地。而冯玉祥对此并不知情，仍集结部队于郑州外围，准备与晋军协力对付气势汹汹的蒋军。及至知晓实情，冯部将领已各奔东西，冯玉祥只身陷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被蒋介石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击溃了。

在击败反蒋军事联盟的同时，以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为主组成的反蒋政治联盟也宣告瓦解了。当中原大战的序幕刚刚拉开时，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也开始了一场既要统一又互不相让的大争吵。说“统一”，是因为两派都是反蒋的，因为同受蒋介石的政治压迫而走到一起来的。但是，改组派与西山派的誓不两立是源自国共合作时期的，在党统问题上都十分敏感而且各不相让。在反蒋军事联盟业已实现的情况下，政治上也急需组成一个国民党中央，用以对抗蒋介石的那个“中央”。在此之前，为了对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三届中央表示反对，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另立过中央。现在，双方都坚持以自己的二届中央为合法的党中央，因此争执不休，反蒋的中央政权在中原战火的炮声中酝酿了5个月，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大战开始时，汪精卫正在香港。虽然为了建立反蒋中央的事，改组派与西山派都想让汪精卫尽快北上主持局面调解争执，但是汪精卫却迟迟不动身。他是想等桂系和张发奎北上战胜蒋军后在两广建立中央，不愿到北平去。一直等到桂系和张发奎被蒋军击败，汪精卫的如意算盘落空，他才寄希望于北平，遂于1930年7月23日转道日本来到北平。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会议选举了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并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阎锡山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于9月9日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反蒋的政治大联盟总算在组织形式上形成了。可惜，阎锡山在“国家元首”的宝座上只坐了9天，张学良突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反对扩大会议。9月19日泰军大举关，“国民政府”也跟着垮台了。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议如何收常但蒋介石挟军事胜利之感，根本不给阎、冯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早在10月3日的“大赦通电”中，就已把阎锡山和冯玉祥列了不可赦兔的名单中。随后又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

11月4日，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不依不饶，逼迫他们出洋，并发布了通缉令。在这种情势下，阎锡山不得不离开太原，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祝冯玉祥则秘密潜入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祝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冯玉祥也迁居到晋西汾阳县内的峪道河。

在这里，他表面上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上是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开办了一所小型的军官学校，训练军事斗争骨干。峪道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玉祥住在这里，为的是防备万一，倘若蒋介石逼迫过甚，他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入陕北。

蒋介石以权谋加上金钱的力量，击败并摧毁了以阎、冯、桂系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力量，同时瓦解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党内反蒋政治集团。但是，这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却并没有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蒋介石仍然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日子并不好过。

第九章“经儿可教”

1．“复颖蒋介石

蒋介石叱咤一生，雄踞中国政坛几十年，然而他退出大陆政治舞台时留下了什么？惟有破碎的山河、行将崩溃的经济、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和郁结于人民心头的怨愤而已。

蒋介石一生当中“明煤正娶”的老婆就有4个，除开“第一夫人”宋美龄婚前有约，不愿生养孩子之外，其余三位夫人总共只为他生了一个孩子。这“千亩良田一根苗”，就是蒋介石的大公子。曾在台湾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的蒋经国。

世所共知，蒋介石名下有两个儿子，长为经国，次为纬国。但纬国的身世至今仍是难解之谜，“官方身份”，他是蒋介石的二公子，但私下里，蒋纬国却又自称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长戴传贤之子，真正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洲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只是他的“义父”。

依据这个说法，所以只能说蒋介石有一个儿子--蒋经国。据1988年1月14日香港《大公报》的新闻资料，蒋经国的生平概略如下：蒋经国乳名建丰，1910年4月27日生，浙江省奉化县人。

蒋经国为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小学、中学阶段分别在奉化、上海、北京三地完成。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在苏联期间，曾加入共青团、共产党。1935年在苏联结婚，妻原名芬娜，后经蒋介石改名为方良，俄罗斯人。

蒋于1937年返国，此后数年一直在江西省活动。1937年 8月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1938年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1940年创办的“干部训练班”自任主任，并兼任赣县县长。1943年底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1945年曾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同年底出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

蒋经国到台湾后，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委。1950年到1954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52年至1973年6月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1954年至1967年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56年至1964年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至1969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4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1月升任“国防部”部长。1967年2月兼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8月兼任“行政院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978年5月起任“总统”，并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

在国民党内，蒋经国于1950年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自1952年“七大”起，他一直当选历届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在 28日举行的十届中委临时全会上，通过由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6年11月国民党“十一大”当上国民党主席。《大公报》的这个“生平概略”的确也“略”得太多了些，甚至把他1978年2月当寻总统”的事也略去了。其实，蒋经国一生无论做了多少事，建立过何等“丰功伟业”，也都比不上他荣登“中华民国总统”宝座那般“辉煌灿烂”。从政治上说，蒋经国的地位和意义不可轻忽；从家族遗脉的角度上说，他登上“总统”宝座，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父业子承，使蒋家王朝的“香火”得以延续。蒋介石若是“在天之灵”有知，得知此讯也该瞑目了，因为他的长公子终于不违父愿，成功地“复制”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1910年春季的一天，江南大地一片柳绿花红。在溪口丰镐房蒋家祖宅内，降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蒋介石与其发妻毛福梅所生的蒋家嫡传之子--蒋经国。

蒋经国出世时，蒋介石还在日本，丰镐房内只有蒋介石的高堂老母和发妻毛福梅，婆媳二人形影相吊，每日以诵经礼佛打发岁月，蒋经国的出生，自然使婆媳俩欣喜欲狂。从此，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这个延续蒋家香火的“命根子”。

蒋经国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悉心照料下，平安而又幸福地度过了懵懂无知的童年，1916年3月，他6岁时，始人奉化武山学校接受启蒙教育，他的第一位开蒙老师是当地的乡贤周东。1917年，蒋介石延请自己幼年时代的老师顾清廉为经国授业，正式拜顾清廉为业师。顾清廉后来对蒋经国的评语是：“天资虽然不高，然颇好诵读”。

就在蒋经国入学开蒙的那一年，他忽然又有了一个弟弟，这就是蒋纬国。蒋纬国乳名建镐，与乃兄的乳名“建丰”搭配，正是蒋氏祖室“丰镐房”的名称，这丰镐的称谓源于西周时期两个皇帝的都城：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由此可知，蒋介石对这两个儿子是寄予了厚望的。至于“经国”、“纬国”则更深有寓意。许敬宗的《宗庙乐仪》中说：“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蒋介石以“经、纬”二字命名其子，寄望于他们将来成为“经天纬地”的杰出人才，其望子成龙之心昭然于世。

既是“经文纬武”，前贤之言不可不遵，蒋介石在培养两个儿子时，也是刻意遵循着“一文一武”的路线的。

“生子肖父”这是每个为人父者本能的愿望。蒋介石自也未能免俗。蒋经国幼时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乃父当年的翻版，甚至连所读书目都大抵相同。江南所著的《蒋经国传》中曾说：“蒋先生当年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蒋经国本人也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

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是我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录提示出来。”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塑造”蒋经国的方面的确用心良苦，他要求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中国之政治家”。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蒋介石脑子里的“嫡传”思想在无形中左右着他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方式和培养方向，对于“嫡传亲子”的蒋经国，他要将其培养成“政治家”，也就是项羽所说的“万人敌”式的人物；而对蒋纬国，显见因为并非“嫡出”，则只须将他培养成“一人敌”式的人物可也。所谓“文治武功”，最终还是要以“文”。以政治手段“治天下”的。

1921年，蒋经国转入奉化县锦溪学校就读。当时他只有8岁，其母毛福梅放心不下，曾特意搬到县城陪儿子读书。转年，蒋介石又不顾毛氏的激烈反对，把经国接到上海，先人万竹小学，后又考入浦东中学。至此，蒋经国算是结束了旧式的传统国学熏陶，开始接受新的正规学校教育，逐步走出传统教育模式的巢臼。这时，蒋介石因为在广州“干革命”，所以只好委托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负起经国在上海的临护与督导之责。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而放松对经国的培养，几乎每个月都至少给经国写两封家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经国写去的信中偶尔出现的错别字也要评点纠正，其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除了经常修书“示儿”之外，蒋介石还要求蒋经国勤于写信，他在给经国的信中叮嘱：“你每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也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走出课堂，参加上海全市各阶层人的反帝示威游行，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同年6月，蒋介石把他送到北京吴稚晖主持的外语学校补习。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2周。

蒋经国结束了旧式传统文化教育的培养，进入上海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各种新思潮冲击着人们封闭、禁锢着的旧传统、旧道德；而正处于求知欲十分旺盛。思想可塑极强时期的少年蒋经国，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他两次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大游行，虽然不能说明他已具备了先进的革命思想，但至少可以说他是追求进步、向往新生活的。

蒋介石对儿子的“不轨”行为并未加以训斥，相反，他心里认为儿子是对的。

蒋介石自己在求学时期也曾闹过“学潮”，曾被同学们称为“红脸将军”。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蒋介石还曾当堂反驳日本教官，这种行为，在蒋介石求学的那个年代也是一种被视为“不轨”的行为。因此，蒋经国的“过激”行为，非但不是“不逆不道”，相反倒是对乃父的一种“继承”，是蒋介石青少年时期的“原版复制。”

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正处在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为了对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表示纪念，特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专门为国共两党培养青年革命干部，在大革命思潮的冲击下，当时的进步学生无不以赴苏留学为荣。蒋经国自然也不例外，他被父亲送往北京学习俄语，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留学苏联。

蒋经国从北京警察局释放后，来到广州，向父亲提出了赴苏留学的要求。当时，蒋介石正在黄埔军校任校长，与苏联代表鲍罗廷关系密切，他标榜“以俄为师”，以“革命左派”自居，对儿子赴苏学习的请求自然不便拒绝，他只能同意让蒋经国与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学习锻炼了。

1925年10月19日，一艘载着22名中国留学生的苏联巨型客轮驶离广州黄埔港，从此，蒋经国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这批总计22名的留学生中，有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还有冯玉祥的公子冯洪国、女儿冯丽芬等。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和另外21名同学编成了一个班。学校为每一位中国留学生取了一个俄罗斯姓名，蒋经国被命名为“尼古拉”。

当时的课程设置是：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冻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此外还有经济地理、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科学等。

苏联在莫斯科开办的中山大学，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的共产党干部培养基地。

因此，这所大学与一般高等学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劝会议第一、授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的教学方法，主要的课目不是文化科技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及思想改造--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

蒋经国一入校，立即和其他同学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按实际年龄计算，这时的蒋经国只有15周岁，还是个孩子。启程赴苏后，因轮船在上海有几天的停留时间，蒋经国曾抽空赶回溪口与母亲毛氏作别。毛福梅见小小年纪的经国就要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去学习，自然流了不少眼泪。蒋经国对她百般安慰，同时表示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回国报效国家，也好侍母尽孝。

在第一期的学生中，蒋经国的年龄最轻，对共产主义学说接受较快。开会发言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常常写文章、出墙报，长篇大论地谈革命道理。所以，在他抵达莫斯科后的第8个星期，便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多后又正式参加了共产党。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他一起的中国同学，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共两党的要人。如在国民党中任职的谷正纲、邓文仪、皮以书、白瑜、韦永成、卜道明等；在共产党中任职的有廖承志、杨尚昆、乌兰夫等。此外还有生前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的屈武。和蒋经国同坐一张凳子的同学是乌兰夫。

正当蒋经国狂热地投入学习、不断地追求进步的时候，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发生了！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情哗然，并一致通过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在学校发起的声讨大会上，蒋经国慷慨陈词：“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并义正辞严地宣布：“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塔斯社当时曾将声明全文予以发表，传达到世界各地。

蒋经国的声明原文如下：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晓喻天下后，他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如是说：“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那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

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

不久，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苏联政府对中国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留学生离境。然而，苏联及共产国际并没有因蒋经国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而迁怒于他，反而安排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就读。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被拒绝，他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参观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蒋经国此行，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

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给母亲的信》，于1935年1月发表于列宁格勒的《真理报》上：亲爱的母亲：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像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已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相当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以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蒋介石买了许多田产、企业和商店，究竟用谁的钱买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种办法从穷人的手中抢来的钱吗？以前说必须拥护工农的利益、和共产党握手的是谁？

那不是现在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吗？从前说苏联是中国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拥护苏联不可的是谁？那不是现在东方反苏联盟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吗？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借款、出卖中国领土的是谁？那不是蒋介石吗？蒋介石是卖国、辱国的政府领袖，他屠杀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争取解放中国民族的英雄。

这是嘴说“礼义廉耻”的他自己的真面目。我在写这几行文句时，不但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能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

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人饿死的事吗？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从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奖励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

也许您不会没有听过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的事？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血--我亲爱的人民的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其耶克、邓尼金、乌兰克尔等所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斗争和交战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每一个有人格的中国人都应站在革命的一边，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跟国民党和蒋介石作无情的斗争，向神圣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中国苏维埃。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中国的工农也沿着俄国工农的道路前进着，在中国已经建立、真正建立了与我住着的国家同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10年间苏联这个国家有极大地改变，现在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工人和集体农庄人员的生活已经比以前的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广阔、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厂是在一片广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时间建成的，现在这工厂有4万名工人工作着。这些工作建设了最好的社会主义城市。他们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去年是220卢布，今年增加到310卢布。

1930年以前，我上过各种学校，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权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我对自己的祖国--苏联--在各方面、各部门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记录，感到非常光荣，不胜高兴。我的祖国--苏联--天天在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和消灭一切敌人。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国就特别成了仇敌的眼中钉。仇敌用各种方法和谣言诬蔑苏维埃政权。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阵营，巩固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您能出国，不管那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祝您

您的儿子蒋经国

1935年1月23日

这封公开信曾被苏联的媒体广为传播，轰动一时。此后，西方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曾转发或摘发了这封公开信。蒋氏父子从断绝关系到反目成仇，表明了这10年间父子二人所走的完全是两条路。蒋经国写了这封公开信，抒发了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父亲的“仇恨”，在世人面前树起了一个“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形象。可是，这封公开信的发表，都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相反，他在工厂里担任的副厂长职务被解除了，党员的资格也被莫名其妙的取消。在“反蒋公开信”发表之后，蒋经国又曾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可是，有关部门却未予答复。蒋经国感到沮丧，更觉得难堪--为了“无产阶级的立潮，公开把生身之父臭骂了一顿，结果好心没得好报，反而遭到“无产阶级当局”的冷遇。然而，对这封公开信最感难堪的还是蒋介石。蒋介石早年曾对蒋经国和蒋纬国这小哥俩有过评语，谓日：“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寄予了无限希望。结果，正是这个被赞为“可教”的“经儿”居然公开写信与乃父绝裂，而且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从政治立场到人品道德，把生身之父说得一无是处，这怎能不令为人父的蒋介石难堪！

当然，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跌扑翻滚了近20年的蒋介石也明白儿子这封信完全是一种政治手段，并不一定代表儿子的真情实感。他更明白的是，经国毕竟是自己的骨血，当年把他送到苏联，为的是让他学点本领回来辅佐自己的“革命大业”。虽然儿子已经娶了个苏联老婆，而且有了孩子，但他的根在中国，他必须得回来，回到自己的身边。

2．夫人·情人·后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经国仍然留在苏联。6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助理指导。

蒋经国初到列宁格勒时，还曾有过一个巧遇：邂逅了苏联作家、大文豪高尔基。

那是1927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蒋经国独自一个人在涅瓦河畔散步，正当他一边散步一边低头想心事的时候，冷不防撞在一位老人身上，老人一个趔趄，蒋经国慌忙伸手扶祝他抬起头来正准备道歉，却一下子愣住了，这老人清瘦儒雅，又有几分威严，个子高高的，背有些驼，颔下一部大胡子，这不是高尔基吗！大概高尔基刚才也是在一边踱步一边构思作品，没有看见低头行走的蒋经国，两个人才撞了个满怀。

蒋经国读过不少高尔基的作品，对这位无产阶级的大作家。列宁的好朋友，充满了钦敬之情。他局促不安地望着高尔基，用流利的俄语向他表示歉意。

高尔基地笑着，安慰蒋经国：“不要紧，不要紧！”又亲切地问他：“看来你似乎有什么心事，需要我帮忙吗？”蒋经国当时正是满腹心事，在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面前，他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于是，他把老人扶到路旁一张石凳上坐下，把自己的身世、经历以及隐藏在心底从未示人的肺腑之言尽数向高尔基倾吐了一番。

说到动情处，他情不自禁地落了泪。

高尔基一边听一边亲切地抚摸着蒋经国的肩膀，像个的长辈，又像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热情地鼓励蒋经国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并且充满信心地告诉蒋经国，中国的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

这一老一小谈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高尔基才起身离去。

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给蒋经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曾在回忆录《留苏十三年》中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这也是蒋经国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931年，斯大林开始全国清党，政治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加上农业歉收，苏联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各地灾荒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势下，蒋经国也受到影响，过了一段下放劳动的苦日子。这期间，他当过集体农庄的农民，在一个小火车站当过搬运工人，还曾到阿尔塔金矿厂当过一阵子矿工。1933年，他又回到那个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工人。由于他在工作中不怕吃苦，积极肯干，不久便被提升为技师，并代表工厂领导参与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在党内还担任过支部书记。1934年，蒋经国被提升为副厂长，并兼工厂报纸的主编。

1934年春的一天夜里，蒋经国因为加班，忙到夜里门点多才下班。回宿舍的路上，他突然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去路，图谋不轨。蒋经国见此情景，即上前阻拦，救出了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就是后来同“尼古拉”同志缔结姻缘并白头到老的蒋方良女士。蒋经国“英雄救美人”，一下子得到这位异国少女的青睐。

从此以后，蒋经国与这位俄国少女的感情日渐深厚。由于两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又同是共青团员，加上志趣相投，双方很快”就一同坠入了爱河。

蒋方良女士原名芬娜，是个孤儿。他父亲原是俄国的有产阶级，十月革命后变成了小康之家，靠劳动收人维持生活。芬娜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使蒋经国为之倾倒。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这一对异国情侣结下了白首之盟。证婚人是后来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新衡。

芬娜与蒋经国结婚以后，在苏联的两年中，夫妇二人一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那时蒋经国的月收入为700卢布，算是上中等水平。同年年底，他们生下长子，俄名爱伦，（即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个女儿，俄名爱理（即蒋孝章）。那时的芬娜小姐，是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的。

就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事变，可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给蒋经国夫妇的个人生活带来戏剧性的变化。

因为蒋经国赴苏已十余年，除开始两年还给家里写过几次信之外，自1927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国内联系过。遭蒋介石遗弃但“离婚不离家”的毛福梅曾多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探儿子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出什么结果来。“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曾与蒋介石共叙同事之宜。

闲谈问，蒋介石流露出念子之情，说“经儿赴苏十余年，现在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早日回家。唉！12年不见面了！”父子之情，非干政治，周恩来基于人道主义，当时就答应尽力帮助打听经国的下落。力争促成他回国与家人团聚。另外“西安事变”之前，即1936年初，蒋廷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当时蒋介石也曾委托宋美龄转告这位新任大使，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时隔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

斯大林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遂接见了蒋经国，并同意放他回国。

1937年3月，蒋经国27岁生日的前几天，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延敝突然会见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已决定把蒋经国夫妇送回中国，并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宴会。几天以后，3月25日，蒋经国带着自己的妻子踏上了归途。12年半的异国生活，从此结束了。

1925年到1937年，12年的时间，蒋经国在异国他邦度过了人生最绚丽的青春年华。往事历历如昨，不堪回首。然而，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想到父亲当时在国内的地位，隐然间，“太子”的美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几许快慰、几许依恋、几分憧憬、几分苦涩与甘甜……蒋经国百感交集、五内沸腾，他从心底深处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唤：祖国，我终于要回来了！

对于蒋经国的妻子芬娜来说，中国是一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土地，出于对丈夫至诚的爱意，她是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踏上去国离乡的旅途的。

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一路所见所闻，芬娜无不感到新奇。这位俄罗斯女人初次离国，一心只憧憬一个新的天地，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语言和习俗都有许多障碍，在宗教方面难处更多。俄罗斯民族大都信仰东正教，在礼拜仪式和信仰心态上都与基督教不同，而蒋家信仰的正是基督教。为了宗教问题，芬娜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逐渐调整过来。

更不习惯的是饮食。上海、浙江一带的中国厨师，善于做腊味很重的江浙菜，芬娜嫌菜的味道太成，常常吩咐煮淡一点。在苏联国内，吃乳酪、夹一片黑麦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够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有时筵席一桌竟上来几十道菜。

也许是由于这诸多方面的原因，芬娜来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直到蒋经国就任“总统”，芬娜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内“第一夫人”，民众对她仍相当陌生，除了知道她是俄国人外，其他所知甚少。而她也很少抛头露面，是一位相当神秘的女人。

1937年4月28日，是蒋经国还乡省亲的日子，奉化溪口镇的主要街道挂满了横幅标语：“热烈迎接蒋经国先生还乡！”离家时，蒋经国还是个15岁的少年，如今却是携妻眷、带家小的青壮年了。一念及此，蒋经国怎不感慨万端！

当蒋经国一家乘坐的汽车驶进溪口镇时，手执彩旗的武岭学校师生一拥而上，鞭炮声、欢笑声把溪口古镇都震动了。车到丰镐房大门口，蒋经国敏捷地跳下了汽车，向迎候在门口的亲朋好友依次行礼，并将爱妻及孩子介绍给大家。然而在欢笑的人群中，独不见朝思暮想的母亲，蒋经国的笑容渐渐凝住：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妈妈？莫非是她老人家生气了？

毛福梅的确有几分气。她认为，儿子回来应当先看看娘。一别12载，娘想儿都想出病来了，哪怕早一分钟见到也是好的啊！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到了上海都不急着回乡，而是住在那里忙着与那些不相干的人周旋，害得老娘熬了星星又熬月亮地苦等。

其时，毛氏有所不知，蒋经国也是身不由己。

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乘船抵达上海后，才知道父亲已另娶了宋美龄为妻。他一下船，立即陷入了父亲精心布置的包围圈。陈果夫、陈立夫、张静江、杜月笙等人轮番给这位“太子”做思想工作，劝他说“认下”蒋介石这个父亲，再认下宋美龄这个“妈妈”，然后再回溪口去探望生身之母。在众人的劝说下，蒋经国总算“想通了”，他决定先去向10年来一直被自己视为“敌人”的父亲请安、告罪、赔情。他之所以如此决定，并不仅仅是出于骨肉亲情的考虑。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决定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被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所掩盖，呈现“转变”的迹象。父亲可以变，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变呢？于是，蒋经国决定求得父亲对自己的宽容，他以先行开口称呼宋美龄为“妈妈”的良好表现，获得了蒋介石的宽容。父子相认之后，蒋经国表示愿意在国内工业建设上略尽绵保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先到溪口去“补习国文”，其他的事放一放再说。这样，蒋经国才如蒙大赦，急忙打点行装，奔回家乡来看望阔别12载的高堂老母。

毛福梅的心里埋怨儿子失礼，不由得犯起了女人家的“小性子”，她想考验一下儿子，看看他究竟还认不认得亲娘。于是，她事先把她的亲姐妹、义姐妹、兄嫂、小姑、大姑等等都请到佛堂里来，团团坐下，只等经国过来，要考较他还认不认识亲娘。可惜，她设计得挺好，到头来却是白费了心思，因为当她一眼见到门外那个方面大耳、被自己朝思幕想的亲骨肉时，她心中的怨愤、气恼，所有的精神防线立即就崩溃了。当下毛福梅热泪如泉，蒙住了双眼，只觉得一个热呼呼的人影扑了上来，跪倒在自己膝前，并听见一声便噎着喊出的“娘--”旋即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一时举座皆啼泣有声，屋子里溢满了浓浓的亲情。芬娜与经国长相厮守，已经学会了不少常用汉语，遂泪眼上前盈盈一拜，叫了声“婆母”，又代儿子叫了声：“拜见阿娘。”

毛福梅这才止住了哭声，慌忙把跪在地上的芬娜母子拉了起来问：“这孩子叫啥名字？”经国在一旁答道：“在国外叫爱伦，阿爹说，回到祖国要按中国的习惯取名，阿爹替他取名叫孝文。”

毛氏又问儿媳名字，经国代答：“她在苏联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方良，蒋方良。”

毛福梅熬了12年，终于苦尽甘来，把宝贝儿子盼了回来。按奉化风俗，游子携卷来归，必须补办婚礼，否则族众不承认这桩婚姻，子孙就没法进宗谱了。蒋经国为讨母亲欢悦，欣然同意补办喜宴、重做新郎。于是择定黄道吉日，经国与方良按中国传统习俗补行婚礼仪式，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愿。

经国携妻挚子返回溪口，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住进了武岭崖侧的一幢名为“小洋房”的别墅式建筑。这是蒋介石为了清除经国旅苏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而替他安排的修身养性之所，老蒋不论初衷，他要按照自己既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以便将来有一天能够“子承父业”，替他们蒋家王朝坐江山。

蒋介石聘请徐道邻做经国补习国文的教师，并把当年顾清廉亲自圈点过又送给自己的一套《曾文正公集》和朱子《通鉴纲”目》、《阳明全书》等送给经国，让他潜心研读。此外又请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师，专门负责教授蒋方良学习中文。

小洋房周围环境极为幽雅，依山傍水，古木参天，的确是一处上好的修身养性之所。蒋经国读书之余，常常偕妻子游山玩水，领略家乡的大好河山。有时还骑马到葛竹、萧王庙和岩头等地去拜望长辈。

奉化溪口以南十五公里的岩头友称岩溪，千载古村，钟灵流秀。旧有“岩溪书屋”四字的门额，款署“晦庵”，是南宗朱熹（号晦庵）为浙东儒学提举出巡过境时所题。宋元间隐居邻村榆林的著名文学家戴表元诗云：“已扫轩前壁如练，待宾醉墨照岩溪。”

林首的西峰寺，是创建于唐代的十方禅刹，明代名士罗抱灵曾在此隐居讲学。

村口有“狮象守门”的形胜，狮山、象山分峙左右。晚清时善作的大字、“名冠两浙”（翰林孙镪的评话）的书法家毛玉佩所作“石泉”两个大字，凿于象山临溪的石壁上，笔锋苍劲。由此而人，便是蒋经国的外婆家--毛姓世居的岩头。

岩头是在山峦重叠间的一个长谷，一弯溪水，岩上奔流，破村而出。居民分居两岸，村首到村口，石版砌成的平桥有三，拱桥有一，往来便利；上村的街道在溪之东，下村的街道在溪之西。昔时就有钱庄、南北杂货、绸布、粮食、糕饼、中药、鱼、肉、烟、酒等大小店铺二三十家，是附近数十个山村的供销集镇。货物运输，全靠肩挑和竹筏载运。

岩头和附近的石门等山村的居民，毛姓居多，都是同宗。宋时迁自江山石门乡，后裔繁衍，秀士名宦，代不乏人，有一“父子登科”的扁额，至今犹悬于岁时祭祖先合族共有的大厅堂上。出身于此地毛氏族内的近代人物有：毛思诚，是蒋介石十六岁在岩头读书时的塾师，在蒋介石得势后，历任至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撰有《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卜书。毛景除毛景彪昆仲，都毕业于陆军大学。

毛景麟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军长和军参谋长；毛景彪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毛邦初、毛流初昆季，毛邦初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曾任杭州览桥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副总司令；毛流初，毕业于金陵大学、船空军校二期、美国空军参谋大学，曾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长、空军第四军区副司令，去台后任“空军作战署”署长，“空军学校”校长、“国防大学”教育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联勤”副总司令，现任“民航局”局长。毛景彪的长子毛高文，也在台湾，现任台湾“教育部”长。他们都是蒋经国外婆家的同宗本家。蒋经国初回家乡，就常常到岩头去与这些亲旧们叙谈。同他的父亲一样，蒋经国的乡土观念和亲情观念也很重，回国后，他每次回到溪口都不忘到岩头去走访一遭，有时还带着妻子蒋方良一起前往，以示重视。

蒋方良初到中国，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她跟随丈夫拜见公爹蒋介石的时候，内心是十分忐忑不安的，生怕因为语言交流的不便而遭歧视。蒋介石初见这位异国儿媳时，也对她的高大身材，金发碧眼的相貌感到别扭，但相处几个月后，蒋介石才发现这位外国儿媳的性情十分温柔婉约，又很会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关心儿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标准。于是，老蒋心满意足，为儿媳赐名“方良”，对她所生的两个孩子，老蒋也允准“认祖归宗”，分别取名蒋孝文、蒋孝章。

由于有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加上聪颖好学，蒋方良的中文学习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年之后，她就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国语同人交谈了。

蒋方良来到中国后的另一大难关就是对中国的气候不适应。尤其是1949年随夫迁到台湾后，因为台湾属于亚热带，四季不分，使自幼在苏联长大的蒋方良感到极为不适。但是，每当她感到与丈夫的恩恩爱爱，想起丈夫在西伯利亚荒原上所曾承受的冻馁和熬煎，就觉得自己眼下的处境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善良的蒋方良就是这样一个人，善于为别人着想，会体贴别人的苦楚，从不给丈夫制造麻烦。在蒋经国任职赣南专员期间，蒋方良因为没去随任，夫妻间相见的机会很少，但她都绝不因此而对夫君提什么要求，而是默默地承爱着孤独寂寞的折磨。除了每日孝敬婆母外，她还开始学习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艺术，用以排遣孤寂、打发时日。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举家从重庆迁到上海，夫妻二人相聚的时间才多了起来，这一时期，蒋方良又为蒋经国生了第二个儿子--蒋孝武。1948年，蒋家王朝崩溃在即，军事上连连失利，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也濒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上海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物价飞涨，蒋经国这时正在“打老虎”，试图挽救行将崩溃的经济形势，为了“以身作则”，他的家庭生活一度也很清苦，蒋方良这时已怀了孕，一日三餐不丰，身体大受影响。分娩时，因失血过多，蒋方良一度昏迷不醒，后经输血才抢救过来。这个诞生于王朝末日的蒋氏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就是蒋孝勇。据说，蒋家王朝败走台湾之后，在蒋孝勇10岁生日的那天，蒋经国曾特意买了一个三层大蛋糕送给这位三公子，说：“这是我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蒋方良随丈夫初到台湾时，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房子并不算宽敞，是一幢旧式建筑，住家附近都是些寻常百姓。到了60年代末期，台湾经济有了起色，他们才搬到一处比较宽敞的别墅里。

在台湾的几十年，可说是蒋方良嫁给经国之后所度过的最平和安定的时期。所谓“平和安定”，非特指政治方面和“国事”，而是指他们夫妇间情感的危机而言的。蒋经国在赣南任职期间曾移情别恋，这一风流韵事被当时居住在陪都重庆的方良知晓后，对爱情一向执著专一的蒋方良气得几乎晕过去，她不敢以这种私情琐事去搅扰担负着“党国大任”的公公蒋介石，只好去见宋美龄，向她哭诉自己相夫教子、贤良淑慧却换来如此报应的委屈，并表示要亲赴赣南同蒋经国理论一番。宋美龄当即劝止她说：“一切我都知道了，我一定代你转告，自有处理。”蒋方良当然不敢不听，她也不敢把这件事扩大到满城风雨的地步，只好默默而退。

这场感情的风波使经国与方良之间的关系出现裂隙，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赴台后，这裂隙才逐渐弥合。蒋方良平时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家里却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的事业，她默默地奉献着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夫妻俩风雨同舟数十载，老来岁月，感情却是愈见深厚了。

有一件事，足见方良对蒋经国的感情之诚挚与深厚。

1970年4月的一天深夜，蒋方良突然被卫士从睡梦中唤醒，卫士惶急地报告说：刚接到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蒋经国在访美途中，在纽约普莱兹大饭店门前遇刺，所幸子弹射偏，打中了饭店大堂的玻璃旋转门。蒋方良闻言，立即向纽约打电话，对饱受惊吓的丈夫进行慰问，并再三嘱他今后要特别小心，还表示：等丈夫结束访问返回台湾时，她一定要亲赴机场迎接。不久，蒋经国归来，蒋方良果然不负前约，亲往欢迎，在欢迎的人潮中，她上前与蒋经国热烈拥抱。据当时在场的人估计，两人拥抱的时间至少长达20秒钟！

人们曾把蒋氏两代夫人作过比较，说：“婆婆本事高，媳妇本质好。媳妇比婆婆可喜得多。因为蒋老夫人以一个中国人而醉心于西化；而方良夫人是个西方妇女，却一意把自己投入东方的染缸，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的确，蒋方良虽为异国妇女，都处处表现出传统的中国妇女的贤淑美德，相夫教子，淳良和善，从不张扬自己的“夫人”身份，却由此而得到人们的尊重。尽管方良不惯于社交场合的往还，更不愿卷入政治风浪的漩涡，但她晚年已贵为“总统”夫人，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她不得不出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配合丈夫进行各种各样必须的“表演”。

作为一个母亲，蒋方良对膝下三儿一女也是极尽了爱护与养育之责的。女儿蒋孝章是经国夫妇的掌上明珠，深得他们的喜爱。1960年，23岁的蒋孝章出嫁，结婚那天，蒋方良紧紧抱着蒋孝章，母女俩相拥而泣，哭成了一团。长子蒋孝文长年卧病，则是蒋方良的一块心玻如果说蒋方良也有愁眉深锁的时候，那么她一定是在为孝文而发愁了。时常出入蒋家的台湾国民党政要来时选曾对方良作如此评价：“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

1988年，蒋经国病重期间，蒋方良随侍照拂，不离左右。由于紧张和劳累过度，致使她心脏病发作。1988年1月13日下午，与方良风雨同舟半个多世纪的蒋经国与世长辞，那一时刻，蒋方良却因为心脏不好，正在隔壁房间内吸氧，因此未能与丈夫诀别。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良都无法从哀痛中解脱出来。她常常独自前往慈湖，在丈夫灵前孤坐哀悼，以寻求心灵的慰藉。

1989年和1991年，方良的两个爱子蒋孝文、蒋孝武又相继病逝，蒋方良尚未从亡夫之痛中解脱出来，却又一次再次地陷入了亡子之痛的巨大悲哀之中。

然而，蒋方良这位来自异域的“标准的中国妇女”却没有被接踵而来的巨大的感情创伤所击倒。也许，正是俄罗斯民族的坚强与中华民族的坚韧给了她双倍于普通妇女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她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蒋氏豪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994年11月14日，正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的台湾海基会董事。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因脑溢血被送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救。其正在美国的胞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接到从台湾打去的电话，闻知此讯悲痛欲绝，即与各方联系，终于获得“个案”处理的待遇，于11月16日飞抵北京，赶赴医院探望。

章孝严望着昏迷中的弟弟，轻声呼唤着孝慈的名字，然而孝慈却安卧病榻，没有丝毫反应。章孝严心里十分难过，他们兄弟俩的出生时间仅相隔几分钟，可以说是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对孪生兄弟自幼命运坎坷，几十年来一直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挚，如今，弟弟却倒下了，章孝严怎能不悲痛莫名，思绪万千。

11月18日，章孝严抽空离开弟弟的病榻，飞赴桂林，来到其生母章亚若墓前。

他献上花圈，点燃了九柱香，以表他与孝慈两家共计九口人的心意。随后，章孝严鞠躬如仪，焚烧纸钱。这时，一直竭力控制感情的章孝严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失声痛哭，倒在母亲章亚若的墓前叩首连连，边哭边诉：“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弟弟孝慈平安度过难关。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思念！”

章孝严在母亲墓前长跪不起，上苍为之动容，山河为之饮泣，墓地长风忽起，被焚化了的纸钱随风飘舞，漫天挥洒，消失在山石树木之间。望首那飘忽远去的纸灰，如烟往事又浮现在章孝严的心头。

1942年农历正月27日晨，一对男婴降生在广西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这两个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生下来时体形十分瘦弱。

这一对双胞胎的生身之母就是章亚若，而他们的父亲便是蒋经国。

关于章亚若生子的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妇产科专家李瑞麟曾以“接生婆”的身份予以详述。李瑞麟早在30年代即以医名显于一时，她所著《我的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一九四二年初，时任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的李瑞麟，接待了一位手持蒋经国名片、自我介绍为新闻记者、操着江西口音的青年孕妇。她来自江西赣州，表示要在省立医院生产。经李瑞麟检查为双胞胎后，她就不时到医院来作检查。孕妇自称在江西已与蒋经国结婚，但她从不夸耀，很朴实也很节俭。约三星期后，她在省立医院产下了不足月的双胎男孩。因她客居桂林狸狮路，故为孩子分别取乳名“狸”和“狮”事隔几十年，李教授对孕妇的姓名已毫无印象，但对狸、狮这双胎男孩却是记挂心中。因为出院后一个多月，该孕妇曾带着两个孩子来作过检查，这也就是李教授与狸、狮的最后一面。孩子的妈妈当年秋季因发烧入院不久即去世。以后在衡阳、上海等地，李教授与蒋经国多有接触，但始终没有听到过蒋经国谈起此事。

那当年在广西省立医院的孕妇难道就是章亚若？狸、狮就是当今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章孝严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章孝慈吗？我追根寻源，访问了居住在上海浦东新式工房中的74岁老人桂辉女士。

操一口江西普通语、身体健朗的桂辉老人，谈起狸狮兄弟俩，不禁老泪纵横，心情激动。她说，当年那持名片求医的女子，正是由她陪同前往的义妹章亚若。她们由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亲如姐妹。以后到了江西，在蒋经国办的三青团干训班一期时，又为同期同队同室的知交。章亚若这然而逝时，桂辉相伴在侧。蒋经国在接到噩耗的电报后，迅即委派了时任职于盐务处的王制刚协同桂辉料理后事。

事毕后，狸狮二儿即由桂辉及章亚若胞妹章亚梅送到江西万安的外婆家。

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官邻里，蒋经国正因持续的高烧而昏迷沉睡，他的家人和“国府”要员们陪侍在侧，眼看着蒋经国被病痛折磨，只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紧张忙碌着的医务人员们。突然，蒋经国的嘴唇蠕动着，吐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字句，人们趋前俯身敛声屏气侧耳细听，渐渐分辨出他是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凡是听清了这个字眼的人，无不相顾失色，心中暗暗称奇。

想不到时隔近半个世纪，这位“民国总统”居然还惦记着那位早已香销玉殒的南国佳人！

提到这位南国佳人--章亚若，不得不先交待一下蒋经国赴行南昌的经过。

蒋经国携妻挚子归国之初，蒋介石安排他在溪口小洋房读书“洗脑”。然而时隔不久，抗战烽火燃起，正在蒋介石思谋着如何安排儿子的职务时，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的政学系首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电请示：“委座与中共五年净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正是三伏天送来个凉西瓜，熊式辉这一下“马屁”正好拍到了点子上。不久，蒋经国就以“太子”身份步人了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他特意写了个报告向父亲表示：“我有很先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1937年8月，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最初担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不久，熊式辉又任命蒋经国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少将总队长，后又让他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蒋经国又被委任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赣州县长。他初出茅庐，工作热情很高，薛汕曾专门撰文介绍了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工作片断：这个时期，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越范--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人物，像许德暧、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做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先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悻悻地出来。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

还没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我也要去，时间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

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嚷着：“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了，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

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说：“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现。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从容不迫地说着：“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地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在台上写上了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普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头：“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踏上抗敌的战抄…”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

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把腰上的风纪带也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肖的玻璃窗，闪着闪着。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破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从这段回忆文章不难看出，当时的蒋经国不但工作热情高，而且很愿意同青年学生们交往，对青年们的激进、大胆、热情也很理解并且尽力支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态度，蒋经国在江西开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

在这个“青干班”上，满腔热情，精力旺盛的蒋经国在工作之余，演出了一场短暂而又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爱情悲剧。所“悲”者，因为这场恋爱的女主角章亚若实在是“红颜薄命”，在产下一对“爱情的结晶”--蒋（章）孝严兄弟俩之后--即“香魂一缕归天去”留下了一笔感情的“孽债”，竟使蒋经国这个“男主角”在昏迷之中仍念兹在兹。

章亚若是当时“青干班”中的一名女学员，关于她的身世，有必要交待一下。

章亚若原应姓黄。她的祖父黄伯昌原籍浙江。太平太国起义时，黄伯昌尚在雄褓之中就随父母加人起义军。义军转战至江西南昌时，黄伯昌的父母病故，幼小的黄伯昌遂被关城镇间家村的一户章姓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当地陶氏女儿为妻，生子，名章贡涛，即亚若的父亲。

章亚若生于1913年，幼时乖巧伶俐，活泼可爱，从三四岁起，就随父亲习诗练字，乃至上中学时，已成为当时南昌女中出名的才女。

亚若中学毕业后，遵父母之命，亲上作亲，嫁给了远房表哥唐英刚，这一年，亚若只有15岁。亚若的确是“红颜薄命”，这一点从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就不难看出。

丈夫唐英刚是一个守旧思想极为浓郁的青年，在当时风雷激荡的大环境中，固守传统儒生风范，沉迷诗画砚墨。而章亚若是个接受过现代教育原想趋于激进的女性，个性上的严重歧异，使小夫妻间的感情日渐疏远，甚至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的唐英刚终于以自杀结束了这场不幸的婚姻--章亚若23岁，就成了一位“未亡人”。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亚若此时孀居娘家，她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瀚若及子侄们逃亡南下到了赣州。为了生计，她决定在赣州谋职。

当时，蒋经国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他手下的保安副司令吴驻与章亚若有姻亲关系（亚若大弟媳的哥哥），经吴驻介绍，亚若进入专员公署工作。亚若参加工作，是以未婚女青年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倒不是她有着隐瞒什么，而是她的母亲认为，一位寡居的青年女性在外奔波会有诸多不便。

章亚若担任公职后，工作态度非常积极，经常参加义务救护队，帮助救护因日军空袭受伤的民众。对于她的这种表现，蒋经国曾在会上专门予以表扬。

蒋经国在赣南一方面致力于地方政治，一面也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班底。1940年，他在赣州西郊赤殊岭办起了“干训班”，计有学员150余人。

这一批学员中，除章亚若之外，还有一位“大名人”--王升。王升为了报效蒋经国，在青年学员中结交了10位比较贴心知己的朋友，并在赤殊岭的松林里为盟、祭拜天地，结为“金兰之好”。这结拜的10名“兄弟”中，年龄居长、被称为“大哥”的居然是一位红粉佳人--章亚若。女人当“大哥”，原也是遵从蒋经国的教导：女同学要有男人气概。因此，当时的训练班学员中，男女同学彼此间都称兄道弟。

王升与蒋经国交厚，与章亚若又有结拜之情，为了讨蒋经国的欢心，遂处处制造机会，让章亚若与蒋经国接近以便从中撮合。

章亚若自从认识了蒋经国，便从心底产生了爱慕之情，可说是一见倾心。而此时的蒋经国虽已有妻室，但毕竟离家几年，内心里时常感到孤独寂寞。章亚若的出现，恰好使他如久旱逢甘霖，因此两人很快坠人情网。章亚若固然算不上倾城倾国的美人，但她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年龄又与蒋经国差不多，正处在一个女人最具魁力的年龄段，加上她生性大方，冰肌玉肤，正是蒋经国这种有权有势的男子所需要的女伴。所以，在王升的一力成全下，两个人很快就难舍难分了。

关于蒋、章的这一段恋情，亚若的初中同学、后又与她同事过的桂辉曾回忆说：“在赤殊岭受训期间的某一天黄昏，亚若曾失魂落魄地向她诉说：她担心自己的日记已被一些同学偷阅，怕她与蒋专员的恋情被这些不知深浅的同学公开。

青干班结业后，章亚若被分配到专员公署担任秘书从此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如影随形地随侍在他身边。蒋经国有一个时期经常到辖下各地去出差，名曰“探察民间隐情”，章亚若则每每以秘书身份随他到各地察访，两人日夜相处，几成公开的秘密。

章亚若是当时的专员公署里唱戏唱得好的几位女士之一，她的京戏功底虽不能与科班出身的名伶们相双，但一出《玉堂春》也常常令人击手称赞。据说，蒋经国的夫人方良还时常向亚若请教，亚若也一度认真地当过蒋方良的京剧家庭教师。

章亚若以她的多才多艺博得了蒋经国的青睐，尤其以她的温柔聪慧、善解人意一步步占领了蒋经国的感情世界。蒋经国沉醉于亚若的柔情之中，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捧给这位温婉可人的佳丽。他将自己世袭珍藏、从来不曾示人的留苏日记手稿交给亚若阅览，让自己的心上人步入他昔日的苦难世界，分尝他所经历过的人生百味。当蒋经国的生母不幸遇难后，他又将毛夫人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其用心之良苦，是令章亚若为之心醉的。

蒋、章之间的恋情迅速发展，超越了师生界线和上下级的界线，两人以“慧风”、“慧云”的呢称取代了彼此的呼名唤姓。不久，爱情的种子发了芽，章亚若怀上了蒋家的后代。至此，蒋、章恋情完全公开，专员公署上上下下到处传扬，以至远在重庆的蒋方良及蒋介石夫妇也得到了这一“喜讯”。蒋方良以夫人之尊，自然不依不饶，曾去找宋美龄哭诉，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醋海波涛”。蒋介石闻讯后，虽然没对儿子严加训斥--毕竟儿子肖父，这小蒋的风流较之老蒋的风流还差得远呢--但也发了一封密电，限蒋经国立即处理此事。

老蒋令小蒋限期处理这桩风流公案，实在也是为小蒋的前程考虑。毕竟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无名无份，若是传扬开去，势必授蒋经国的政敌以口实。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树敌过多，积怨不浅，若是因此事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势必直接累及蒋经国的形象与政治前程。蒋经国接到父训之后，也早想通了这一节，他考虑到章亚若在此次风流案中最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甚至连她的安全都成问题。于是，他决定将章亚若送到环境相对安定的大后方去待产。

章亚若对此时分手极不情愿，怎奈蒋经国苦口婆心一番规劝，遂勉强答应了。

1941年底，蒋经国假座张万顺酒店设宴为章亚若饯行，陪席的有章亚若在青干班的结拜兄弟王升、倪豪、桂辉等，此外还有桂辉的哥哥、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同事桂昌宗。

据桂昌宗回忆，当时同席者是否都明白此次宴会的目的，他不太了解，但他和妹妹桂辉是完全知情的。因为早在1941年8--9月间，亚若即来找桂昌宗，告知已怀有专员后代的秘密，并央求昌宗尽快找到其妹桂辉，请桂辉陪她一起到桂林去待产。亚若还透露；公署里有刻意拉关系的人主动表示愿意同行，但亚若怕这些人靠不住，均未予同意。

桂辉接到哥哥的电话后，立即回到赣州，准备陪亚若同赴桂林。

蒋经国让亚若到桂林生产，除了考虑桂林天然岩洞较多，躲避日军空袭较为方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尚未沦入日军铁蹄之下的地区中，只有省立桂林医院的设备最好，水平最高，对亚若母子的安全能有保障。可惜造化弄人，章亚若恰恰就是在这“有保障”的地方魂归天国的。

章亚若一行到了桂林后，由广西民政厅长邱昌渭出面，代她们租下了狸狮路的一幢房。在章亚若隐居桂林待产期间，蒋经国多次以“公事出差”为由，到桂林去探望。章亚若生下一对双胞胎后，他更来得勤了，为了力求保密，蒋经国还曾利用化妆手法改变容颜，以掩饰自己的身份。

章亚若的双生子是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大约两个月左右。据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回忆说，1942年春节后的一天，她从赣州专程赶到桂林，一到狸狮路，即听说姐姐已住进医院，于是章亚梅立即赶往医院，照料产后的三姐。章亚梅说：“两个小侄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保温箱中。”

章亚梅称蒋经国为“阿哥”，此后一直延用这个称呼。章亚梅还清楚地记得，当三姐亚若出院时，蒋经国专程来到桂林，在狸狮路等待着亚若母子三人回家。当时，亚若还叮嘱妹妹不要告诉“阿哥”哪个孩子是老大，说是让他猜一猜。这“阿哥”居然经住了“考验”，他满面笑容地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之后，立即毫无差错地指出了谁大谁校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喜爱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当时一边开玩笑地指着婴儿的小脑瓜说：“看你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猫咪？”蒋经国笑了起来，他低头对怀中的两个儿子喊道：“大猫！小猫！”

从此，蒋（章）孝严、孝慈两兄弟的乳名就唤作“大毛、小毛”。

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满月时，蒋经国又一次赶到桂林，这次他还带来了两兄弟的学名：孝严、孝慈。蒋经国不仅依从蒋家第三代的“孝”字为双生子命名，而且告诉亚若，虽然没有正式的婚姻，但儿子仍应姓蒋。据章孝严于90年代撰文回忆，直到他们兄弟俩的生母章亚若去世后，这对小兄弟交由外婆周锦华照管，为了安全起见，到他们3岁多人托儿所前，才改为章姓，而且这改姓之举是在争得了蒋经国的同意后施行的。据说，当时达成的协议是：一旦形势安定后，再将孝严与孝慈兄弟俩的姓氏还原的。

章亚若生子后，章亚梅及桂辉一直在她身边照护。章亚若死前的几个月时间中，蒋经国频频来探望，表现了他对章亚若及两个儿子的一往情深。桂辉回忆说：有一次大伙在门外纳凉，章亚若双手环抱着两个儿子，无限神往地述说着他们长大后的各种计划与安排，脸上充满了期待与憧憬。

然而直到这时，章亚若在蒋家的地位与身份问题一直未能明朗化，亚若对两个儿子的名份问题尤其关心，她开始趁蒋经国来桂林的机会，用柔情和泪水催促他了。

她要尽早使两人的关系合法化，以保证儿子们的地位的合法化。她不肯长期躲在“妾身不明”的阴影中。

也就是这一时期，蒋经国的政敌们开始频繁向老蒋告状，经国在私生活和官场上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

就在这时，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突然死亡。章亚梅和桂辉在这突然的变故面前茫然无措，至感困惑。

她们全都记得，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还活蹦乱跳，浑身充满了活力。头一天的傍晚，她应邀赴了一场晚宴，至深夜回家后，感觉腹痛难忍，第二天早上进入医院治疗，却从此一去不复返，死在了医院里。

章亚梅和桂辉都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她们怀疑她是遭人谋害致死的。

章亚梅说，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桂辉来了，两人聊了一会儿天，章亚若告诉亚梅，说她要去朋友家赴宴，嘱咐章亚梅照看好大毛和小毛，然后就走了。

直到夜很深了，章亚梅才听见三姊章亚若回家的声音。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章亚若面色苍白且东摇西晃，连说话都非常困难，她勉强挣扎着走进房屋，躺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大姊和章亚梅急忙找急救的药品，要章亚若服用。

折腾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章亚若又痛得双手抽筋，紧抓着床单。章亚梅忙前忙后地照料双胞胎，不记得章亚若是怎么被送往医院的。

桂辉证实，章亚若是在外出赴宴归家后，才开始上吐下泄的。那天，桂辉并没随同赴宴。

桂辉还说，章亚若去医院是她陪着去的，并且以电话通知了当时来桂林出差的哥哥昌宗。

那天上午，桂辉在医院的走廊上等着，大约10点或11点的时候，突然听说章亚若在医生打针后病情恶化，而陪在章亚若身边的昌宗听医生吩咐去街上买医疗要用的冰块，不到半小时，章亚若就死了。

桂辉怀疑给亚若打针的医生有问题。她满怀恐惧地和哥哥一起回到狸狮路，由于章亚梅年纪小，怕她受到惊吓，因此没把医院的事告诉她。

桂辉和昌宗二人，从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也为自己的安危担心，他们远离赣州和桂林，数十年来，一直在恐惧中度日，桂昌德之所以改名桂辉，主要也是因为这件事。她说，曾经听说当年那位在桂林医院给章亚若打针的医生试图打听她的下落，有寻她灭口的意思。直到数年前，桂辉得到那位医生去世的消息，才放了心。

那天上午陪着章亚若在病床旁的桂昌宗有更明确的记忆。他说，接到妹妹的消息，赶到医院时，章亚若已完全恢复了。她躺在床上，见到桂昌宗，还请他坐下谈天。

桂昌宗还记得，章亚若说着说着提到她的“地位”未定，禁不住神色悲伤，满眼泪痕。

一会儿，一位姓王的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胳膊，没插进血管，然后绕过病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

亚若用手揉着胳膊上被针扎过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一声尖叫：“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即昏迷过去。

桂昌宗当时吓呆了，她跑出去赶忙找医生，护士听到他的呼喊都来了，一时间房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有位医生说要使用冰块，吩咐桂昌宗去买。

桂昌宗在街头转了二三十分钟，好容易买了一袋冰块，赶紧回到医院，只见床边都是人，他踮起脚也看不见床上的章亚若。正着急的时候，他早先熟识的省立医院院长走到身边，给了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他还记得，单子上写得是“血中毒”。

院长没做进一步解释，桂昌宗也慌了手脚，几分钟后，人群散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死，尸体要送太平间冰存。

之后的一个下午，都是在混乱中度过，当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桂昌宗兄妹及章亚若的大姐懋兰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谋杀。

章亚若的死，根据桂氏兄妹与章亚梅的推断，应与她死前所赴晚宴有关。章亚若在赣州的同事对此也很表怀疑，只是出于对蒋经国的尊重，大家都保持沉默而已。

无论死因如何，客观上讲，章亚若的暴亡使蒋经国的仕途之虞顿消，同时，蒋经国也难免对已故的红颜知己生出几分相思之情。噩耗传到赣州，蒋经国不知何故，未能亲往奔丧，而是派了他的好友王制刚前往处理丧葬事宜。据知情人推测，他是不愿再给政敌们制造攻击自己的口实，所以才强忍悲痛未去奔丧。

章亚若的遗体葬在桂林郊区凤凰岭，碑文正中写“蒋门章夫人讳亚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儿、狮儿敬立”。这“狸儿”与“狮儿”即章亚若的遗孤孝严、孝慈兄弟俩。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如果从桂氏兄妹的回忆来看，似乎确有蹊跷。有人认为是蒋介石派戴笠布置杀手所杀，有人认为是蒋经国手下的情报人员，为了维护“主子”的官声，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还有人认为：蒋经国之与章亚若私通，完全是一时之兴，那一对双胞胎也是“失误”才降临于世的。据说，蒋经国曾当面告诉章亚若，不得怀有蒋家的后代。但章氏既多情又工于心计，很想用孩子套住蒋经国的身与心。

结果自己却先送了命。直到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辞世4周年前夕，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著名主持人凌峰的采访，才对章亚若之死因做了澄清，说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抗生素，不治而亡。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只有蒋经国自己才能解释清楚。现在，这唯一的持有“底牌”的人也已经长逝，则章亚若的死亡原因恐怕就是个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与乃父相比，蒋经国在个人感情生活上要严肃得多了，有关他的私生活的传闻也一直并不多见。自章亚若暴卒之后，蒋经国不久即回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在父亲和夫人蒋方良的眼皮子底下，蒋经国纵使有心，也断断不敢再闹出第二个“章亚若风波”来。而且，公允地说，蒋经国对章亚若始终是以真情相系的，绝不是“一时之兴”。当初章亚若的丧事办完，桂辉身携章亚若的遗物及遗书赴赣州面呈蒋经国。

蒋经国捧读遗书、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发一语。可见他对章亚若的感情之真挚，与乃父蒋介石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终蒋经国一生，除蒋方良之外，即使把章亚若墓碑上“蒋门章夫人”的文字视为蒋家对章亚若身份的一种“追认”的话，则蒋经国也不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与蒋介石相比，就大为逊色了，蒋介石想把儿子塑造成自己的“复制品”，至少在婚恋、家庭方面是没有实现目的，不知老蒋九泉之下肯瞑目否？

3．经文纬武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初，曾在溪口隐居静读。蒋介石如此安排，实是用心良若：一则可以避免经国与后母宋美龄之间因合不来而产生矛盾，二则可让他在生母毛氏身边多住些时日，以慰毛氏孤寂凄凉之苦。除此之外，老蒋还有更深的用意，那便是通过“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使经国从12年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熏陶中“清醒”过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图后进致用，继承蒋家王朝的“万年基业”。静读修养之余，蒋经国还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期以对12年的留苏生活来一个重新认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据说，蒋经国这份旅俄报告书数易其稿，曾被老蒋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这一点，可以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激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

蒋经国谨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毕竟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绝不可能因为一份《旅俄报告》就彻底消除干净。反从他这份《旅俄报告》“被蒋介石打回来几次”这一点来看，已足可见蒋经国所受“熏染”之深。至于他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份报告，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则多半是在作“官样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欢心与放心。12年的“毒化”，一份报告消解不得，几个月的“读书静养”也难以奏效。毛宁邵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1937年3月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便回到他多年离开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那时，蒋经国就任在溪口镇的文昌阁小洋房里。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秀丽，而且很安静，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鸟语。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身边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还有三个便衣卫士。

这三个便衣卫士直到后来还一直跟着他，可以说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一个叫曹激，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由南京侍从室待卫长派来的。由于蒋经国回来，小小的溪口镇一时增添了热闹。

年轻时的蒋经国性情活泼好动。蒋家门前是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平时做完功课后经常到那里去玩，有时光着脚下溪捉鱼，有时在水较深的地方游游泳。

他家的后面有一座山，蒋经国有时也去爬爬山。虽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多采的。蒋经国对母亲很孝顺，母亲的话唯命是听。有一次蒋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很耽心，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结果只让别人陪蒋方良一个人去了。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当蒋经国在溪口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还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了。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到溪口来看过蒋经国。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来看他，弄得蒋经国既要学习，又要应酬这些达官贵人，送往迎来，实在是忙个不亦乐乎。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于是蒋介石就要蒋经国赶快离开溪口到后方去。那时江西还比较安全，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力邀蒋经国到江西去，以讨好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便决定让蒋经国去了江西。

9月重阳过后，蒋经国在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向江西进发。同行的有蒋方良和他的儿子爱伦。还带了两个保姆和专门烧饭做菜的厨师张小品。到南昌后，蒋经国开始住在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很清静的地方。因为“励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蒋经国不久就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祝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了二纬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辉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很少在办公室，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行动很难使人捉摸，从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卫人员感到头疼。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的卫兵和司机们都认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散步，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

这些人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接门上的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商量派一个人爬进墙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蒋经国也站在了大门外，原来他又出去了。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人群众”，不摆官架子。这些，都与当时国民党官僚政客的作风大不相同，也就证明了当时的蒋经国并没有真正、完全地“洗心革面”。

据毛宁邵回忆说：

有一年的元宵（节），蒋经国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到了景德镇，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经国就有办法了。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晚上我和蒋经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待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征服了，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当时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我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六个月的班房。”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还有一次，我们到大庆视察回南昌，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渡口，正碰上伤兵们闹事，拦截来往车辆。当我开车离渡口，突然一个伤兵站在跳板上强行要搭车，我们没有理会，伤兵一铁棍打过来，正好打在车顶上，坐在车上的蒋经国也给吓了一跳。随从侍卫想开枪，却被蒋经国制止了。

蒋经国一到赣州，真是马不停蹄，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在短期内就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

当时，蒋经国年近30，血气方刚，加上从苏联回国才两年，“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习气；同时有其父蒋介石为后盾，因而能雷厉风行地烧起“三把火”。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嚣张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其次，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再次，他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并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通过这些措施，政令基本得以通行，社会风气趋向好转，蒋经国本人也渐渐赢得了声誉。

蒋经国在赣州确实有过雄心壮志，想把赣州治理成一个“理想王国”。他有许多新的主张，其实施办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完全异于国民党行政官员的一套老办法。

他当时很年轻，精力也十分旺盛，因此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显得作风特殊、思想活跃，也特别喜欢接近和结交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老报人徐铸成曾评论蒋经国，说他“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一时有‘新赣南’之称。”这一时期，徐铸成同蒋经国有过一段交往，他曾撰文追述：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拜访。通名之下，才知道就是“蒋公子”。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照例寒暄以后，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我看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饶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的一批大公报社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因为连日“鞍马劳顿”，第二天“日上三竿”时才醒来。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了。”我惶惑的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只是路过，不敢打扰。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放行的。”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同营”新村。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不到四十，年轻豪饮，但一经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亚那几年逼出来的。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熬过那彻骨的严寒！”

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第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托朋友代为致意。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依然盛意殷殷。

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待人以诚”，不像是故意摆个样子给人看的。他的“礼贤下士”也完全是出自真心。据在赣州与蒋经国同事过的人们回忆，一致认为他十分“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和耍“太子”威风。常常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一个赛马场上的骑士。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说是那样称呼就让他什么也不会做了。因此，当时的青年人都呼他为“小蒋”，以示亲近而又有几分崇敬的意思。

在执任保安处副处长和督练处处长期间油于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对于在苏联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有关政治和军事知识，仍然在头脑中产生影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与当地的官吏则有着明显的不同。据史料记载，蒋经国在当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过如下的论述：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而军事政治工作的对象则是非党员。对于党的两个机关的政治工作，有必要相互发生关系，而执行的政治路线也必须一致。

共产党是军队中的唯一指导者，军、师团、旅团、团队中均有共产党的代表，而这个代表的权力，和军官是同等的；军部的命令，如果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就无法生效。此外，在部队中还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们的任务和党代表是大同小异的。

在国内发生战争时，党代表除了负责宣传训练工作之外，还负有检查军官命令是否正确及监视的任务。

蒋经国利用在苏联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决心把赣南治理好。他经常和士兵、下属共食共寝，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这种作风，在当时真是前所未有的，使许多人瞠目结舌。

赣州官场上，多半是贪官污吏。他们和土豪劣绅同流合污，使得民主制度疲惫，鸦片、赌徒、私娼横行猖撅。这里的前几任县长，没有一个人能够铲除私弊，而只有包庇作恶，饱肥私囊，成为土豪劣绅的代理人。面对这一切，蒋经国果断地下了禁止鸦片。禁止赌博、取缔私娼等恶业的命令。对于明知故犯的高官及其亲属，他主张不予宽容；对抗拒法令、为首作恶者，处以极刑。这一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地痞、流氓、赌棍、私娼以及形形色色的顽劣势力销声匿迹，横行赣县的一个叫刘甲方的劣绅和一个叫余某某的军阀，也伏首帖耳，服法听命。

当时蒋经国，虽为一县之尊，后来又升任专员，却不奢侈挥霍。平时，他不使用公用的三轮车，经常身穿简朴的衬衫，脚着粗陋的草鞋到农村去巡视。有记载说，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一年中，他步行约1500多公里的路程，走遍赣南的十三个县，对于全地区桥梁的铺设和水利设施，都了如指掌。

1940年夏季，蒋经国提出“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之后，又改为“五年计划”，准备在赣县郊外的中华新村设立现在建筑的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再设立贫民食堂，以收容孤儿、弃婴，取缔私娼、烟馆、赌博场，帮助犯罪者重新做人，还反对浪费的恶习，鼓励集体婚礼。又准备开设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以统治米、食油、盐等日用品，并把原来四十余种赋税简化为一种，以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官差从中盘剥的机会。

赣南过去的征兵制度，是以没有能力或不愿进行贿赂的贫民子弟为对象；新计划法令规定，即使是要人之子，也无法避开兵役的责任。

对于文教政策，相继出版发行《正令日报》和期刊《中国青年》，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刊印了一份《青年日报》。

与此同时，对管区内5万余名三青团员进行指导教育以使他们大部份成为东南战区的骨干分子。

新计划严格区分公与私，规定公职人员私用长途电话费，自己掏腰包支付；每星期一下午，打开公署的大门，听取民众的申诉。

蒋经国这般作为，使得政府高级官员望而生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时被人们称之为“全面政治建设的模范”。只因1943年12月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离开江西到重庆赴任，没有看到“五年计划”的成果，但他的设计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目的是要在赣南这块试验区内搞出一个国民党行政规范的样板来。他经常将所谓“新赣南”同当时享誉中外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地区相比，并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

的确，原本是“烂摊子”的赣南，经蒋经国的治理整顿后，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蒋青天”的称号也成为一时之誉，经国民党传媒的大力渲染，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许多外国记者也纷至沓来。

1943年12月，蒋经国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职，虽然名义上仍兼任赣州专员，但实际上从此离开了赣南。赣南的6年，可以说是蒋经国日后发迹的起点。赣南的6年也是蒋经国的辉煌时期。于公，他赢得了好的政声，为他由地方至中央、由赣南走向全国赢得了政治资本；于私，他开办了江西青干班，为自己培植亲信和嫡系干部，由此他还结下了一段风流姻缘。

1940年6月，蒋经国带职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取得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迅速上升。7月，被任命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8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这实质上是江西支团的首脑“第一把手”。但当时的三青团首领康泽却不买这位“太子”的帐洗使个杀手铜，在江西三青团支部安置了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是架空蒋经国，使其成为空头主任。蒋经国当然不甘示弱，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扶植自己的力量。

于是，他在赣州赤殊岭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在“青干班”的生活和训练中，蒋经国强调要“同心同德、患难与共”。要求不分男女，都以“兄弟”相称，号召“效忠团长”（蒋介石）、“主任”（蒋经国）。

以后故有“赤殊岭精神”一说。“青干班”第一期是在1940年1月1日开训的，3月结业，为期三个月。赣州“青干班”共办了万期，训练学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后来成了蒋经国“嫡系中的嫡系”。

1942年，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旨意”作了一次短暂的“西北之旅”。蒋介石也曾一度设想让蒋经国涉足新疆，掌握新疆大权。蒋经国本人也觉得新疆这块地方靠的苏联，他对苏联情况最熟，何况在赣南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加上在赣南的政绩还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首肯。现在要换一块更大、更重要的“用武之地”让他大显身手，那更能在父亲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才干”。因此，他从内心里是感到高兴的、跃跃欲试的，有好一阵子他的脑子里经常浮现出清朝“钦差大臣”左宗棠的影子，越想越觉得去收拾和整理盛世才留下的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了。

然而，蒋经国出任新疆主席的美梦却最终难圆。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嫉妒蒋经国，认为他年轻、资历浅，不堪担任“封疆大吏”的重任，让他去新疆独挡一面未兔太锋芒毕露了；其二，就是在蒋介石的左右亲信中，仍然有人怀疑蒋经国，认为他从苏联回国后，在赣南的所作所为正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如果再让他把这一模式带到新疆去推广，“岂不比盛世才还盛世才”？这样，蒋经国治理新疆的“雄心大志”终于成了黄梁一梦。

“新疆王之梦”既已成泡影，蒋经国不得不重新设计他的前程。蒋经国深知政治斗争之险恶，深刻地领悟到，没有党派组织做强有力的后盾月B么再高明的“行政官”也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蒋经国决定还是寻其父蒋介石的“旧梦”--走黄埔军校起家的道路。蒋经国首先选定的学校是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中央政治学校。他认为控制了这所学校，就能逐步控制全国的县长、县党部书记这一级干部、一改“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岂料，一向控制国民党党校的陈果夫、陈立夫哪能容忍蒋经国涉足“陈家党”。这样，蒋经国染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一职的企图又泡了汤。蒋经国只得另谋出路，把希望寄托在三青团上了。

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中央干事。会议期间，蒋经国提议，将原“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升格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作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团校”，以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一决雌雄。蒋经国这个提案很快获得通过。

19M年元月，蒋介石改派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

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这是蒋介石精心培植蒋经国取康泽而代之，以真正控制三青团的一个绝招。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起于江西，抓党组团，同是发动于江西。这次走马上任，率领一批来自赣州的嫡系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陪都”重庆“复兴关”，进驻“青干校”。很快就把持了“青干校”的实权，将康泽排挤出局。

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1946年初，蒋经国将原“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学员作为“青干校”的第一期学员，换发毕业证书，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青干校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原“青干班”已毕业的一至五期学员，实际上已掌握着三青团各支、区、分团的大权，现在这批骨干已为蒋经国所控制，大大强化了他在三青团内的地位和影响。此外，在“青干校”内还附设了一个“高级干部训练班”，专门招收一些具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为蒋经国培养幕僚以及亲信骨干。1946年9月，在庐山举行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最后“圈驯的72名中央干事中，蒋经国仅次于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位居第二。不久，又进行了中央团部的人事调整，蒋经国以中央常务干事兼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之职，直接把持三青团组织训练、干部培养等大权。所以，当时在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里，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就是：中央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干部的干部”。

在牢牢掌握三青团实权之后，蒋经国又把目光转向国民党的军队。后来，等到蒋经国把青年军的政工系统全部抓到手的时候，他在重庆的“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为他日后继承“父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矗此时，以他为首的“新太子派”业已形成，他的组织力量和干部力量足可以同CC系、黄埔系等几个大的派别并驾齐驱了。

但是，蒋经国以在赣南“推行新政”起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却也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政敌。一些人攻击他，说他是“左派共产党的代理”。而当时，蒋经国的思想确实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抗战时期，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行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很少。而蒋经国居然能得到它，不但得到，而且看得非常仔细。甚至吩咐当时在他领导下的抗敌委员会所办的《动员旬刊》将延安方面的一些政治文章加以文字改动后转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抗日的作用。

薛汕在回忆蒋经国时曾说：

这个时候，来自各地非议蒋经国的言论，不见报刊，却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上。

大约是两个倾向：一说他是共产党，说者多是国民党人；又一说他不是共产党人，是假进步以欺骗人，说者多是有点过激的进步青年。他该怎么办呢？真是左右为难。

他大约找四大秘书商量了，结果由高理文代笔，写了一篇《是非辩》，登在《新赣南》上。我认为，辩与不辩，为无补于事，没有多大必要，只反映蒋经国的境况而已。

一天，蒋经国问我：“雷宁同志，这篇文章在外面有什么反应？”我说：“没有听到什么，你主要的是说给国民党人听其实，只要你干什么，不这样就那样，总要有意见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好再说，因为他如果不彻头彻尾依照国民党顽固派所想的做，只要在某一点上与共产党所提出来的有共同点，指责也就绝不会少。

“推行新政”之举，固然反映了蒋经国初涉政治舞台、踌躇满志的欲以“政绩卓著”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欲望，多少有些“想出风头”意味。但是，就工作实绩而论，他也的确颇有建树，这一点是后世史家所共认的。当时的蒋经国，年轻、有朝气，政治上比较开明，思想上也比较左倾，对于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的确做了一些“体恤下情”的好事。为了推行新政，他甚至不惜微服私访，化妆成小商贩去抓赌禁娼。再如禁烟，蒋经国更是不遗余力，顶着巨大的压力强行查禁，表现了一个青年政治家的胆识与魄力。

30年代至40年的赣州，由于远离首府、地近广东沿海，所以烟馆林立，贩卖鸦片的人很多，抽大烟的人更多。蒋经国先是下令禁烟，接着下令动手抓人，以至抓的人太多，监狱里都人满为患了。对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关又关不下，放又放不得。

于是，蒋经国又开办了“强民工厂”强迫这些吸毒贩毒的人做工。1940年，张治中将军由广东韶关到江西，蒋经国还专门陪他参观“强民工厂”，受到张治中的赞扬。

蒋经国的“平民思想”和家乡观念也很郁厚。从苏联归国后，也许是长达12年的乡恋积郁过久过深的缘故，他在溪口“静读”期间，就曾有过不少关心桑样的善举，也曾多次到家乡的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日，动员家乡人民奋起抗战。就在这时，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请求，把他安排到江西工作。

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任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消灾避祸。为使经国有帮手，她动员了姐姐毛英梅的两个儿子宋继尧、宋继修，二哥毛懋卿等，随经国去江西任职。大哥毛怡卿的孙子毛彭初，在军校读书，蒋经国也向军校把他调来做帮手。

蒋经国到江西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升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州县长，成了一个执掌实权的“父母官”。这时，蒋经国又把溪口武岭学校的张凯、邓士萍、徐恒赢（都曾任武岭学校的教务主任）、胡乐天、黄寄慈（都是武岭学校的教员）等人调至赣州，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战争的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匾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大家请求毛太君设法救荒。毛福梅想到儿子，遂派帐房先生唐瑞福去赣南找经国商量。

经国见到母亲的特使，备了丰盛的酒菜为瑞福哥接风。唐家与蒋家原无亲眷关系，只因为当年蒋介石出生时，蒋母王采玉奶水不足，刚好唐瑞福的祖母也养了个孩子，蒋介石吃的头口奶就是唐老太太的，所以毛氏一向把这位老太太当婆婆看待，这层关系蒋经国是知道的，所以他称唐瑞福为兄，相见特别亲热。

唐瑞福说明来意，经国略一沉思，随即爽朗地说：“这里大米有的是，但运输困难。不过瑞福哥，你放心在这里住，玩几天再回去，我会设法将米运过去的。”

唐瑞福有事挂心，急于回家，只住了两天，就赶回了溪口。回到溪口，只见满街都是背着米袋的人，原来从江西运来的米已先运到了。大家正在抢购呢。唐瑞福自己家里也缺粮，赶紧去买，但已卖完了，不免有点懊丧。毛氏安慰他说：“这次经儿运来八百石米，被地方上插手，好处都让手长的人捞了去，有许多缺粮户向我告状。你再辛苦一趟，让经儿再运批米来，我们丰镐房自己掌秤，别让老实人吃亏了。”

第二次，经国又从江西送了1200石大米到溪口。这一来，溪口缺粮少钱的人暂时都渡过了难关，受惠人千恩万谢，都夸毛氏养了个好儿子。

报效桑梓的思想，并没有因为从政既久而淡化。张国祁先生曾撰文披露过有关细节：在蒋经国的家乡--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家家户户忙着腌腊肉、磨年糕、办年货，洋溢着一片丰年兴旺的情景。春节前几天，我们走访了唐瑞福老人。

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和蒋经国是三代世交，曾经是蒋家丰镐房的账房先生。谈到他在蒋家管账的经历史，他说：“我两度给蒋家当账房；第一次是在1939年，那年蒋经国从江西赣州回到家乡，他对我说，瑞福哥，我同几个长辈商量过，请你当帐房，托你做好几件事：一是给祖宗上坟作忌；二是同亲友人情往来；三是帮我家管管帐。第二次在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那时我在宁波经商，蒋经国从重庆派侍卫官蒋恒祥到宁波来找我，请我回到丰镐房当账房。以后，蒋经国从南京回溪口，都由我安排他的生活，还陪他去看望长辈，上祖坟。他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乡亲挺和气。”

唐瑞福老人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丰镐房的今昔。丰镐房是蒋介石的祖宅，在1930年前后进行扩建，蒋经国在这里度过了童年。这位老人还清晰地记得，抗战初期，蒋经国偕同他的俄籍夫人方良女士从苏联回到溪口老家时，在他毛氏母亲的支持下，按照家乡的风俗，蒋经国夫妇就在丰镐房补办了结婚仪式。1949年春，蒋介石和蒋经国又住了一段时日。从此，他们就离开家乡了，一直没有回来过。而今，我们看到的丰镐房，屋顶保留着双龙戏珠、三星高照的装饰；壁上的八仙过海、麒麟送子的图案，栩栩如生；走廊上镌刻的丹凤朝阳、桃园结义，神彩飞扬；当年蒋介石为蒋经国40岁生日所题的“寓理帅气”四字横匾，依然高挂原处。

唐老先生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48年农历除夕，蒋经国邀我同饮送年老酒，我们边谈边喝，猜拳行令，把我灌得大醉，最后，还是他派了长子爱伦把我扶回家的。三十多年了，每逢春节，我都想起这件事。”

在恭敬桑梓方面，蒋经国倒是继承了蒋介石的衣钵，父子俩一“君”一“臣”，同朝为政，身边的人以及手下主要党羽多为亲朋故友或邻里乡亲。

蒋经国之所以对故乡一往情深，对家乡父老们关怀备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生母的眷顾之情。这一点，倒也与乃父蒋介石一脉相承--事母至孝。

蒋经国到江西上任的初期，曾接母亲到任所去住过几天。当时蒋经国新官上任，忙得食睡无时，很少有时间陪陪母亲，毛福梅住了几天，感到孤单乏味，又惦念着丰镐房老家，于是坚决要儿子送她回家。后来，蒋经国回乡探望母亲时，又曾请求母亲随他到江西去，而毛氏则感到“故土难离”，不愿背井离乡，婉拒了。有一次，蒋经国为了动员母亲去江西，特命儿女们跪在毛氏面前，说是祖母如不肯去江西，他们就长跪不起，毛福梅既感动又无奈，只好答应了。可是，一家人将要启程赴赣的那天，丰镐房大门内外忽然被一大群乡邻围了个水泄不通，原来是乡邻们得知毛氏要离开溪口，一齐前来挽留，说毛福梅是溪口的“女菩萨”，她若是走了，恐怕连溪口的风水也都要带走了。众人一起向蒋经国恳求，请他不要把母亲带走。蒋经国尚未表态，毛氏早已被众乡邻的一片真情感动了，她当即表示：什么地方都不去，这辈子就留在溪口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大家的恳切挽留，致使毛氏命丧溪口，使蒋经国遗恨终生。

4．“以血洗血”

1939年12月12日下午，武岭头天气晴和，刘溪如练，远山如黛。溪口镇一片祥和宁静。午后二时，忽然从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声，人们举头仰望，见是6架飞机隆隆而来，却都未以为意，更不曾想到这是从宁波方向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群。

在此之前，溪口人对飞机是有过一次绝无仅有的“见识”的。那是1936年秋天，溪口上空一下子飞临了16架飞机。这些飞机在溪口上空盘旋表演，以机后喷出的尾烟排成“大寿”二字，极为壮观--那是为蒋介石庆贺50大寿而举行的“献机祝寿”活动。对飞机的认识，溪口人仅此而已。

今天这飞机又是来干什么呢？人们不知道，于是一齐仰头观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6架飞机在天上歪一歪翅膀，下了一连串的“蛋”。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响，一霎时，溪口古镇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人们晕头转向，惊惶失措，这才明白是日本人的飞机在扔炸弹。毫无防空知识的乡亲们乱了阵脚，在家里的人拼命往街上跑，在外面的人则拼命往家里逃，溪口古镇人喊马嘶，哭声一片，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之中。

日机轰炸持续了大约15分钟，溪口镇成了一片火海，文昌阁被炸塌，丰镐房周围的民居在燃烧，到处都有不幸受伤的人在呻吟、挣扎……蒋家祖宅也许真的如风水先生所言，是一块“风水宝地”，也许日军轰炸是有选择的--只炸溪口，算是对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政治立场变化的一点威吓式的惩戒；但不炸蒋家，也为日后万一出现日蒋合流的政治局势预留一点回旋余地。总之，不知何故，在溪口镇一片火海、满目疮痍的惨况中，唯独丰镐房毫发未伤。蒋经国在溪口时，已经命人修筑了防空洞，日机临空投弹时，只要丰镐房的人及时躲进防空洞，至少是不会有人员伤亡的。可惜，未曾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在日机盘旋寻找投弹目标时，都吓得魂飞天外，早把家里有防空洞的事忘记了，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毛福梅上了点年纪，腿脚有病，行动已经极不方便。就因为有腿疾，早在几年前她就把卧室安排在丰镐房后院的平房里，平时根本不走楼梯。当敌机投掷炸弹，大家出逃时，她忽然想起忘记拿房门的钥匙，又急急回身去龋取回钥匙，在教授方良国文的董姓女教师的搀扶下再次逃出后门，刚走到后墙夹道处，炸弹便在她们的附近落地开花了。

一场历时15分钟的疯狂轰炸，日本帝国主义在溪口镇欠下了一笔世世代代也还不完的血债。单只是丰镐房内，就有一男一女两名仆佣当场被炸死；帐房宋涨生头部负了重伤，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含恨而死；还有一名女佣被炸断了一条腿。

轰炸过后，乡邻们到处都找不到毛福梅和董老师，大家以为她们被轰炸吓昏了头，也许是躲到亲戚家去了。于是乡邻们立即分头寻找。找了两天，附近所有的亲戚家都找遍了，仍找不到这两个女人的影子。人们慌了手脚，只好报告县政府，又由县里转报省政府。

日机轰炸溪口的当天，远在江西的蒋经国突然收到一份从溪口打来的急电：“家里房子被炸，师母下落不明。”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使蒋经国如五雷轰顶。

蒋经国的司机毛宁邵回忆当时情景时是这样描述的：当时，蒋经国恨不得长翅飞回老家。他立即告诉我说：明天就走。还要我事先通知渡口，免得耽误行程。同时，他把专署秘书周灵钧和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马骏找来，交代了一下工作。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赶到了抚州温泉督练处，晚上继续开车赶路。上弦的月夜，寒星寥落，然而，汽车的速度，有如风驰电掣，像闪电般地前进。我们一路上飞过了河口、上饶、行县、龙游、金华五个渡口，烧掉了十一瓶汽油，仅一天多一点时问，行程一千多公里，很快就到了溪口镇。

汽车一停，蒋经国连打招呼也来不及，就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他几次晕了过去。

当初得到毛氏失踪的报告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立即派秘书曹仲鳞驱车奔赴溪口。曹赶到时，奉化县县长何扬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汪坚心已经在丰镐房查勘多时了。三人见面，立即碰头了解情况，商议办法。经分析，有人认为后墙夹道倒塌处的瓦砾隆起异常，怀疑有人被压在下面。三人决定雇请12个民工进行挖掘，并点上汽灯，连夜工作。瓦砾被挖开了，终于发现了两具尸体：董老师血肉模糊、一条大腿被炸得不知去向，另一具尸体即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多半是被瓦砾压破的。有人认为，以毛氏的伤情来看，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她被压在里面，多半还是可以救活的。

毛福梅的尸体被停放在殿内。按当地民俗，死在室外的人，不得在家祠或家堂内停尸，否则便是犯了族中规矩，即使贤德如毛氏、权贵如蒋某，也不得违规。所幸毛福梅生前信佛，与佛殿结有不解之缘，所以尸体就放进了这里。关于毛氏被炸死的经过，唐瑞福的回忆似更详尽一些：令我悲痛的是，1939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二）上午，日机六架飞到溪口滥施轰炸，毛太君不幸罹难了。那天，我正在蒋家老祠堂为蒋国如娶媳妇帮忙做帐房，上午九日左右警报响了，我就把收到的贺仪一百二十元封好，交给主人后离开，想到街上自已店里去看看，走到墙弄时，看见飞机上有炸弹投下来，连忙往外逃，与从任家上来的蒋连生儿子章行互撞，都跌倒在地上。我爬起后，向外急去锁门，以后就不知怎样了。有人说看到毛太君坐轿子到肖王庙去了，也有人说到岩头去了，还有说到石缮去了……这时丰镐房后墙弄有堵墙已倒坍，许多人从瓦砾上来来去去，哪知毛太君即葬身在瓦砾堆中呢。直等到去外地寻人的都回来说毛太君没有去，大家才开始从近处找，怀疑到这个瓦砾堆。后来奉化县长何扬烈赶到，连夜点起汽油灯，发动许多人把瓦砾扒开，果然发现了她的尸体，她是中了弹片又被倒墙压死的。遗体寻到后，暂时停放在佛殿内，立刻发急电向赣州经国告丧，经国闻讯后便和方良、爱伦乘汽车连夜往回赶，两天之内赶到了家，他在摩河殿母亲遗体前号陶大哭，痛不欲生；他自15岁去苏联多年，回国后又去江西，母子相聚不到一年竟告永别，怎能不叫他悲痛已极。当时他立誓要报杀母之仇，写了“以血洗血”四字，在母亲罹难处立石纪念。日军侵入溪口后，取走了此石。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国民党奉化县学部书记王恩本摹写了一块石碑，此碑现存放文昌阁小洋房内。

帐房宋涨生同时被炸死，经本周运姑文和毛娘舅等推荐，我接任了涨生的工作。

经国要为母亲造墓坊，请了多位风水先生到各处看坟地，我先后陪过十三位风水先生到溪口四处看，都没有合意的地方。有一位杨寿棋先生说：“高山见平地有大地，平地见高峰也有大地。”那时候，在摩河殿所在地的松养园，满处是大松树和大樟树，环境十分清幽，我就向经国建议：不如就近安葬于此。经国同意了，就让母亲安葬在这块地方。

在毛太君生前，我虽未进入丰镐房做帐房，但承她信任，丰镐房有什么大事我都去帮忙。她待人接物平易可亲，周到细致，一直铭记在我心中。

经国接到毛太君罹难电报，从赣州乘轿车日夜兼程赶回家来，一下汽车便奔到灵前，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常但在悲痛之余，他处理各事仍有条不紊，我很佩服。

这里，蒋经国千里奔丧的细节上略有些出人：他的司机毛宁邵说他“直奔母亲住处，见到母亲尸体，抚尸大哭，哭得几次晕了过去。”而唐瑞福的回忆则说蒋经国“立即昏厥过去，苏醒后才哭一常”两种说法，不知哪一种为确。但无论怎样，蒋经国的悲哀和痛苦是真实而且强烈的，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否认。

蒋经国抚尸哭直至昏厥，大家急忙用茶水将他救醒。蒋经国被救醒后，仍然跪在地上悲号不止，直至再次昏厥。这大约就是毛宁邵所形容的“哭得几次晕了过去”。

蒋经国的姨母毛英梅、大姑妈蒋瑞春、舅妈张定根和义姨母陈志坚等本来已经在毛氏灵前哭得声嘶泪干，这时被蒋经国一哭，重又勾起伤心，止不住再一次老泪纵横，灵堂内外哭声四起，溪口山水为之失色。

蒋经国哭罢母亲，起身索来纸笔，强忍泪水，挥毫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于生母罹难处。以后溪口沦陷，日军作贼心虚，把这块石碑捣毁丢弃了。今保存在溪口的石碑是1946年重刻的。石碑正面为“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落款处一行小字是“男经国泣书”，字迹刚劲有力，饱溅着书者的满腔悲愤。

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当时又值日军大举入侵，国家存亡，民族存亡，危在旦夕。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一个专员为了忧长期留在家乡。但母亲为了儿子含辛茹苦半生，最后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为人子者若是草率处理她的后事，于心何忍？因此，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母亲的灵枢暂盾在佛殿内，待时局稍定之后再办理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向父亲报告了，不数日，蒋介石回电谕示：“鉴于战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

这12个字，替代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

蒋经国处于两难之中--既要处理好母亲的丧事，又要服从父亲的旨意。他只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而为了。他请了四位“风水”先生，分两批去踏勘可以容纳母亲安息的风水宝地。

三天过去了，坟地总共选了30多处，却没一处合蒋经国的意。蒋经国曾打算把母亲的墓地建在摩河殿附近的养松园内，这里地势平坦，周围古樟如云，苍松翠柏环绕，的确是一块上好的墓地。蒋经国遂把自己的想法说经亲戚们，争求他们的意见。但众亲戚不大同意，尤其是经国的舅公毛懋卿反对尤烈，他觉得妹妹早晚有一天要与蒋介石合葬，认为现在还是暂后在佛殿为好。佛殿是妹妹毛福梅出钱营造的，遗体暂居其中，别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蒋经国在这件事上不敢违拗舅父们的意见，只好再次发电请示蒋介石，得到首肯后，遂将母亲遗体暂存在殿内，雇了一个人每天负责上香洒扫。

毛氏横死，遗体又未能及时入士为安，此事一直是蒋经国的一块心玻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并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怀。

1945年，蒋经国在他所撰的《五百零四小时》一文中曾沉痛地说道：“……先母罹难，必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溉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

直到1947年冬，蒋经国怀着“入士为安”的心愿，终于来溪口办理了生母的丧葬大事。

这次正式给母亲办理丧事，规模不算校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主祭，四川省省长杨森及其女儿也专程赶来参加葬礼，参加祭奠的还有蒋经国从政以来的部分同事，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的代表和武岭学校的教职员工等。但蒋介石、宋美龄、陈洁如等均未到场参加祭奠，只有姚怡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迭，在毛氏灵前焚化。

出殡前，照例“停灵”三天，等侍亲友们拜祭吊唁。殿内素烛高照、香烟线绕，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依次拜祭。经国、纬国兄弟俩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吊唁的客人们跪拜还礼。白纬后面，披麻戴孝的蒋方良和蒋纬国之妻石静宜以及爱伦、爱敏等晚辈席地而坐。

死者合恨而逝，生者抱恨而去。蒋经国自从1949年春天随蒋介石最后一次返乡之后，从此赴台，一去不返，连给生母上一次坟的机会都不复再得，这实在是蒋经国这个“孝子”的一大憾事。

5．“打老虎”与“骑老虎”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蒋家王朝那“枪杆子里的财政”也在加速崩溃。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出现了高达83万亿元法币的巨额赤字，这表明南京政府的财政情况已是无药可救。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加上贪官污吏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时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蒋家王朝陷入了风雨飘尧朝不保夕的境地中。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迅速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新。的政令：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二、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于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元券，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平衡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成立“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正副督导员。

这是蒋经国自1937年回国之后领受的又一次“对党国存亡至关重要”的使命。

1944年12月，蒋经国就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晋升为中将，后来又兼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所辖青年军多达10个师。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经国曾以江西省代表的身份出席。同年六、七月间，他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随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进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并且数次与斯大林直接会晤、交谈。代表团团长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这次到苏联访问，他已不再是几年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时期的蒋经国了。因为他是佩有中将军衔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又是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威名赫赫的“皇太子”。

10月，因为旅顺、大连的问题，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发生冲突，是关东北的接受问题也相继产生分歧。苏联红军扣留了日本军队遗下的大批武器和工厂设备、在军事方面又处处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便利。为此，蒋介石特派蒋经国以外交部特派员的身份，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同赴长春，同苏联方面谈判，多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蒋经国随同父亲回到家乡奉化。不久，他接受父亲的指令，秘密赶往上海，将存藏在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转移到台湾。

蒋经国转移黄金的行动，是极度机密的，甚至连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毫不知情。

这件事他干得非常出色，使蒋介石非常高兴。由于运送黄金行动的成功，使得蒋介石免去了后顾之忧，到台湾以后的经费问题得到保障，早期几年中的开支，全靠这批库存黄金度过难关。

这是蒋经国为效忠父亲的一次重大贡献。

将介石老谋深算，下野前除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外，特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些完全是为预防离开大陆后的对应措施。

蒋经国就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曾随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高雄，召集各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统一和强化情报工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至1950年2月，蒋介石复任“总统”，立刻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让他掌管陆、海、空三军的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蒋经国大显身手，锋芒毕露，在军队中推行所谓“四大公开”政策，主张人事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为了消除士兵的不满，还设立了军中娱乐制度，同时利用美援助改善军人的待遇。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什么“克难还动”，表彰“克难英雄”，多次到部队访问，同官兵交谈，以笼络军心。

上述经历，是老蒋安排“小蒋”接班的重要步骤--先从政，后治军，以军制政，以政辅军。当蒋经国的“新太子派”已经形成，牢牢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之后，蒋介石借口要加强“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将儿子安插到青年军中，这是蒋氏父子实行“以政工制约军队和领导军队”的一步“妙招”。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设于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内，由蒋经国亲自兼任班主任。

这个训练班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目的在于对各个派系保送“入学”的人员成份和数额加以限制。在这种严格控制下，青年军的政工干部几乎清一色地成了蒋经国的门下学生，以致国民党内部喷有烦言，说：党（国民党）不如团（三青团），团不如军（青年军）。

在蒋介石的鼎力支持下，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得以迅速扩张，网络所及，党、团、军、政无所不包，“新太子派”已成为当时一支不可轻忽的政治力量。1948年1月，蒋经国在“中央训练委员会”之下创设一个相对独立的“勘乱建国训练班”，在国防部下成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勘乱建国总队”，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旧班底。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因国民党“党团合并”之后而出现的大批编余人员已由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统管，这个“中训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父子联袂登台，演了一出“双簧”还不尽兴，小蒋又独自组建了“勘建班”和“戡建队”，父子二人为了“挽狂澜于即倒”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就在这种大背景下，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又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上海经济区协助督导员。

蒋经国此时已是羽翼渐丰，正渴望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助父亲去扶持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他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树立权威，增加威信，以便日后接替父亲，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掌门”。他心里清楚，这也正是父亲所期望的。

1948年8月 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勘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青年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坐镇中央银行。他手持父亲蒋介石所赐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治哲学。他对上海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震惊。他大声疾呼：“广大的老百姓还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沦落在芒野沟恤之中。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奢望。”在改革的日子里，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的赞许。例如，8月31日，他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下午，会见了四十多位群众代表，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平凡。我发现这些小民百姓是极其可爱可敬的。”

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蒋经国的眼里，平民百姓不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

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他还说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也没有任何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

他说，“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洋房建筑在老百姓的尸骨之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持枪的土匪有何两样。”“有钱阶级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是靠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之上繁延滋长的。因为使用外汇满足了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但对国家无疑是一项自杀的政策。

基于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看法，蒋经国并不想把币制改革和控制物价的重任以三番五次的政府公文法令去托付给腐朽糜烂的官僚衙门。他强调指出，过去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结果使以前所有解决经济危机的尝试不可能不碰壁。因此，他把在上海的这次使命看作是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他说：“今天，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象。”

这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指是财大气粗的，“不法商人”。蒋经国在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可是，当他和这些财神们举行会谈之后，所得印象。和老百姓交谈所得到的完全不一样。

他说，从个人来说，资本家对他友好和善。“当然，人的背脊上总会有一些不清不白的。”

在上海执行紧急处分命令的日子里，蒋经国不得不亲自督导所有的政府和警察部门。但是，他和这些机构中的达官贵人的关系却十分紧张，因为他感到这些人对他的“革命”手段和目标并不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结果，他只好依重于两个和他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组织，其中之一就是准军事化的勘乱建国大队。勘建大队最早成立于1947年初，原来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在靠近战场的地方或新占领的解放区维持统治的。当时在这些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而国民党的保甲制已经溃烂瘫痪，中央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坏。为了弥补这些弊病，国民党曾经为勤建大队抽调了许多干部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中央训练团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其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会分别是张厉生和蒋经国。因此，勘乱建国大队的大队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轨将军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心腹”之一。

但是在上海，俄乱建国大队的显赫人物是王升，他是经国久经患难的忠实朋友。

而且，众所周知，这种友情是在抗战期间建立的，当时他们都在三青团工作。王升是第六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城建大队调到上海的第一支部队。到10月，第六大队的4个中队已经开进了上海，还有两个中队也做好了脱离前线。加人蒋经国麾下的准备工作。这样，蒋经国在上海的部队就将达到了万人之多。

勘建大队的工作是协助上海地区现有的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例如，他们要参加对囤积货物的各类仓库进行调查。他们还在每一个区设立“匿名信箱”，以方便市民告发违反当局经济紧急处分命令的不法分子。但是，勤建大队的队员无权自行拘捕人犯，这种权力属于正式的执法机构。

对蒋经国的抱负给予支持的第二个组织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这是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很多方面与三青团很相似。实际上，它也是勘建大队的外围组织，归王升指挥，接受勘建大队的训练。青年服务总队正式成立于1948年9月9日，它呼吁“上海的青年组织中那些为真理而热血沸腾，为平等而奋勇前进，有志向有理想的青年人踊跃参加到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中来，让我们紧密团结拧成一股劲，我们就可以彻底清除时代潮流中的残渣，努力建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9月25日，在宣告成立的纪念大会上，参加的人数越过了12000人。

蒋经国对这个新组织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把它看作是他在上海也是在全国完成最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工具。按照王升的说法，青年服务总队的宗旨是：“（1）打倒违背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恶势力；（2）不存特权的念头，而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忍受别人不愿忍受的艰苦，对立法院委员和国民大会的代表不图非分之想；（3）援助贫病交迫的同胞兄弟；（4）为克尽我们对国家的千斤重任，要甘当无名英雄。总而言之，我们志在消灭两种组织，一是黑帮恶势，一是共产党。前者就是那些堕落分子、贪官腐吏和不法奸商。”

这样的一个计划，旗帜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又雄心勃勃，表现了蒋经国踌躇满志。必欲有所作为的决心。蒋经国初到上海，立即给上海的商人们发出了“哀的美敦书”。上海的所有传媒工具不件其烦的宣传蒋经国的“新经济政策”，宣传蒋经国的那篇名噪一时的演说词《上海何处去》。当时，蒋经国麾下的“戡乱建国大队”喊出了一个十分响亮又颇得民心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而被上海人称为“打虎队”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则喊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做艰巨的工作；尽最大的义务”的口号。这些口号与蒋经国高喊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口号相呼应，成为当时上海广为传诵的格言。种种迹象表明，蒋经国虽然只是俞鸿钧的副手，但实际上，这场经济改革的主角却是蒋经国，俞鸿钧“不过是摆摆样子的”。

在上海，蒋经国干得最热闹的一场是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把物价限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褒贬不同的评价，赞扬的理由是，上海的物价比其它地方稳定的时间更长；咒骂的原因是，用政治手段来控制经济趋势的任何企图最终肯定要失败。

在紧急处分命令公布后的70天里，上海有几百人遭到了逮捕，还有一人因经济犯罪而予以处死。这些人大都被指控为哄抬物价，倒买倒卖或囤积居奇。例如8月25日，也就是命令实行有效后的3天，经济警察抓获了2名推销蔬菜和肉类的小摊贩，控告他们的超过了8月19日的物价。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更有数十人沦人囹圄。

其中罪大恶极的都被送到了特别刑事法庭。但是，大多数在那只是关上几天，就很快被放了出来。

当然，蒋经国不只是把两眼死死地盯住在一斤猪肉，一包香烟上多收几分钱的小店主们。在他看来，大囤积商、大投机商以及市场的幕后操纵者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用上海话来说，这些人是“大老虎”。在他的日记中，从9月1日开始，就记下了他准备一露锋芒的决心。1日，“下午，我决定开列一个大囤积者的名单，以便采取行动。”2日，他记道，“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希望尽快查处有关违反经济法令的案件，并要求严厉处置大投机商。……今天，我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不法商人。”3日，7只“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其中包括上海最有声望的名流如：杜月笙的大公子杜维屏被指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明令查封之后，居然还从事黑市股票买卖；荣家的头号人物荣鸿元犯有非法套汇外币的罪行，荣家的资产横跨棉纺、面粉业，而且还是南京“国大”代表的一员；其他一些人，象烟草公司的经理黄以聪，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也都被科以囤积居奇、拒不按政府牌价销售货物的罪名。同一天，因大量倒卖外汇而在两个月前被逮捕的王春哲也宣判了死刑。对此，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样的事情对改变上海人民的心理是有深远影响的。”

在8月底和整个9月，上海的物价基本上保持了平稳。但是，黑市也由此得到了繁殖。粮食贩子在私下卖出了他们精心挑选过的货物，当然价钱也远远超过政府的最高限阶；而按官方牌价卖出的东西，则质量低劣，以致顾客抱怨说现在的肉全是骨头，母鸡一看便知道再也不会下蛋。但是尽管如此，驻中国的印度大使还是下了这样一段评语，他说：“四个多星期来，上海已经从狰狞可怕的模样变得和蔼可亲了。”

为了确保官方所谓的“八·一九防线”，即8月19日的限价，也为了如期收兑金、银、外币，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决心首先向上海的投机商人发难。

第一个被蒋经国的铁腕扼杀的是财政部秘书陶启明。这位身居要职的公务人员利用职权之便泄露经济机密，串通不法商人抛售永纱股票，进行投机经营，从中牟取巨额利润。这只“老虎”被蒋经国抓住，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陶启明被枪毙。

紧接其后被“打虎队”逮捕的有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科长张亚民、稽察处第六大队队长戚再玉，此外还有行政院长孙科的经纪人、富商王春哲等。这一时期内，被捕入狱的有上海工业、金融业的“巨头”共计64人，其中有“泄漏币制改革机密、大量抛售股票”的李国芝，还有上海名流、蒋介石的老朋友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

在蒋经国的铁腕政策下，搞囤积居奇的大户、玩股票的行家们纷纷失手跌足，市面上的物资供应受到严厉的检查登记。通过采取高压政策，蒋经国的“铁腕”总算起了作用，把上海市场上的物价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勉强守住了“八·一九”阵脚。这在当时的上海是殊为不易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蒋经国也因此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喝采，被誉为“蒋青天”、“打虎将”。“打虎英雄”等等。

甚至还有人把蒋经国比喻为“雍正皇帝”，说蒋经国是“包公再世”。在沪的外国记者们形容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在整顿市场，维持经济秩序的同时，“币制改革”也收效显著，仅上海中央银行就收兑黄金、白银、外币等总共价值3．73亿美元。可惜的是，这些黄金美钞都来自上海的普通市民，而真正手持大量黄金、美钞的富商巨贾都几乎未受触动。

蒋经国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投入大牢，在这位“太岁”头上动了土，杜月笙却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他不动声色，只在背地里悄悄吩咐手下人向蒋经国的“戡乱救国大队”透露了一个信息，说是扬子公司囤积居奇，非法藏金储银，密请“打虎队”对扬子公司进行查处。

杜月笙这一招的确老辣，因为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时任杨子发展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抛出孔令侃，就是要给蒋经国一个难堪--你敢抓我杜家三公子，这回看你敢不敢打真正的“老虎”，敢不敢抓你蒋经国的姨表兄弟！

蒋经国倒也并不含糊，接到密报，当即布置行动，带领他的“打虎队”直奔扬子公司，当场查抄了大量非法囤积的物资。这一来，还真让杜月笙吃了一惊，看来这位太子是动真格的了。

事实上，蒋经国虽然凭了一时的血气之勇，查封了扬子公司，但他也确实尝到了“骑虎难下”的滋味。对蒋经国来说，他倒不怕孔令侃，而真正担忧的是宋美龄插手。万一孔令侃打出他的姨妈宋美龄的旗号，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没准就功败垂成了。

当时，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蒋太子与孔公子，都想看看铁腕人物“打虎英雄”蒋经国如何处置表兄弟孔令侃。

孔令侃驰骋商场，有恃无恐，万万没想到一个跟头折在蒋经国手上。损失些钱财倒还不算什么，当务之急是要寻求脱身之道。他先去求助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而老谋深算的吴国桢正乐得坐山观虎斗，哪里肯出头？他以“不过问经济管制这件事”为理由，表示对孔公子的处境爱莫能助。

眼看着风声日紧，孔令侃的父母当时都远在美国，远水难救近火，何况随着父亲孔祥熙的下台和在蒋介石面前的日益失势，孔家门庭冷落之象已露，这种时候，没人落井下石就是好事，又怎能指望有人出面干预呢？更何况对手是蒋太子经国，哪头冷，哪头热，不懂事的孩子都看得明明白白，谁敢在这种时候强出头？

万般无奈之际，孔令侃只好祭起了宋美龄这最后的一个法宝。一纸急电，送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郏宋美龄收到电报，立即飞赴上海，找到蒋经国，严令他立即将扬子公司这件案子撤销。

蒋经国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了。他硬着头皮顶了回去：“阿妈，我奉父亲之命而来，如果撤销了此案，如何能服众？阿爸的威信又如何能维护呢？”

宋美龄毫不退让：“你只管放人好了，阿爸那边我来解释！”

蒋经国据理力争：“这不仅仅是向阿爸解释的问题，这件案子涉及到整个计划管制的成败，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党国的前程广宋美龄愕立当场，她想不到蒋经国会如此不给面子：“好，你行！既然你一意孤行，那么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宋美龄说完，转身离去。她并不离开上海，而是径直来到孔公馆，亲自保护孔令侃。

一到孔公馆，宋美龄立即给当时在北平的蒋介石打了个紧急电话。当时，东北战场上国共两支大军的争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华北局势也很吃紧，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紧急军事会议，与傅作义等人商议偷袭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事，正在这时，蒋介石的侍卫官进来报告：“先生，有夫人的电话。”

蒋介石接过电话，话筒里传来宋美龄焦急中又有几分恼怒的声音：“你必须马上到上海来一趟，十万火急！否则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一惊，急忙问道：“出了什么事？”

“你的大公子把今侃的扬子公司给查封了，他打老虎打到我阿姐的头上来了，这件事只有你亲自来上海一趟才能解决。”

蒋介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现在有重要军务在身，令侃的事等我回去再谈！”

“不行！这件事已经威胁到我们蒋家与孔家的关系，如果不及时处理，令侃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令，他对我们家的底细一清二楚。这种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失荆州啊！”

宋美龄的警告提醒了蒋介石，他反复斟酌之后，将北平的军务托付给傅作义，急急忙忙登上飞机直奔上海而去。

蒋介石的专机一着陆，宋美龄便抢先登上了飞机，同蒋介石密谈了一番，然后才在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的陪同下乘车直驱市内下榻处。

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才知道大外甥已被宋美龄领到南京“保护”了起来，为了挽回面子，他一到下榻处便对在场的官员们说：“我认为，扬子公司的汽车等货物并非日用必须品，并不触犯囤积禁令，不得查封！”

一听这话，蒋经国沉不住气了。因为蒋介石看似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就等于宣布了经济管制的失败。他脸色一变，正待开口辩解，不料却被宋美龄以“总裁长途南来，身体疲乏”为由给止住了。

等迎接的大员们都告退之后，蒋介石才极不满意的对儿子说：“未免太过火了！”

蒋经国满腹委屈地反驳：“我不过是秉承您的旨意行事的啊！”

在一旁的宋美龄摇了摇头，把一份电文递到蒋经国面前：“你先看看这个。”

蒋经国接了过来展开，那电文是：“姨父，姨母，如果经国兄一意孤行，六亲不认，逼人太甚，将请爹公布你们在美国的财产数目--大卫（孔令侃的英文名宇）。”

这就是蒋介石之所以放下紧急军务不顾，仓惶飞赴上海的主要原因--蒋宋夫妇二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是委托孔祥熙照管的，孔令侃在关键时刻突施这一招“杀手”，正中蒋氏夫妇的要害。因为，一旦他们的私人存款数目被公开，那么不但蒋介石夫妇个人的“政治形像”受损，而且将可能影响到美国对蒋家王朝的态度。蒋介石打内战，靠的就是美援，如果美国人发现自己“援华”的美元都成了蒋氏家族的“私房钱”，一旦中止援助，则蒋介石在大陆上恐怕就连一天也支撑不下去了。这一点，蒋介石夫妇心知肚明，蒋经国也是深晓其中厉害。在孔令侃的“杀手”面前，老蒋和小蒋总算达成了“共识”。事后，蒋经国沮丧地对同僚们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好先在家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立志不可谓不坚，行事不可谓不果断，一开始，确也十分认真地贯彻了“新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一些“奸商污吏，腐恶势力”，如枪决张亚尼、戚再玉等，甚至还把杜月笙的三公子杜维屏抓起来判了8个月的徒刑。可惜，蒋经国的“励治图新”精神再强，决心再大，也终不过是在用自己的左手同自己的右手“掰手腕”，较真也好，较劲也罢，较到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要想使经济状况“起死回生”，就必须与国民政府的台柱子四大家族和江浙财团作彻底的决裂与斗争，否则，“新经济政策”就只能是一纸空文。逮捕杜维屏、查封扬子公司，使蒋经国从“打老虎”变成了“骑老虎”，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此外，所谓“限价”和“收兑金银”的行动虽然表面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实际上也是一种“骑虎”。当初，蒋经国选拔了一万两千多个青年人组成“打虎队”到街上去游行。携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甚至居民住宅，到处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人们兑换金元券。虽然收兑的数目可观，却丝毫未曾触动拥有巨额外汇和大量金银的四大家族以及江浙财团，真正受损的不过是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和普通的升斗小民。在“限价”的严令之下，上海的商人们采取了一个对策：把七百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必须品藏起来，物价虽然稳定，却是有市无货，所有的贸易行为都转入黑市，致使黑市物价猛涨，市场萧条、工厂停产，百业凋敝，抢购之风如排山倒海。面对如此形势，蒋经国是“有心打虎”却无奈“身在虎背，双手被缚”，若不是老蒋出面帮忙，恐怕他连“下台”的退身之阶都找不到了。

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经改”，取消了“限价”。商品上市了，物价也随风猛涨起来：金元券飞速贬值，几乎成了废纸。升斗小民们这才发觉上了国民政府的当，用黄金、白银、外汇从国民政府手里换回来的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废纸片！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曾描述说：

“经国在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里，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可见当时的蒋经国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当初壮志凌云，一心要挽救即将颓倾的王朝大厦，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场烈烈轰轰的“经济改革”就以失败而告终。“老虎”一个没打着，只落得拍死了几只“苍蝇”！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在“尽忠”与“尽孝”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在京沪报纸上发表言论，表示“坚决反对开放议价”，并愤而辞职，不再问事。以后，他又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向“上海公民”表示歉意，请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防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他们的城市。”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寓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收场了。

6．国事·家事·天下事

对于蒋经国来说，“打老虎”失败、“经改”杀羽而归都还不足为虑，也更不足为痛。当时的局势，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已陷入困境，王朝政权发发可危，这才是蒋经国心为之痛、神为之忧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缎”，老蒋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予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9年1月10日，将经国奉父命赴上海，将中央银行的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蒋经国于1972年5月当选为“行政院院长”。就任后，曾大力整饬行政工作，政声颇著。他曾于1975年7月自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处世哲学说：现在经国要讲到自已的一点事。前两个星期，经国和好几位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朋友见面，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的意见都很好，而且好意地说，国外的人觉得“行政院”长经常到各个地方跑来跑去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会破坏行政制度，也妨害了分层负责的要求。这一意见，我却有一层不同的看法。……我身为“行政院”长，到任何一个地方，完全是听取意见、了解状况，从来没有立即作过一个决定，下过一个行政令。我做一个决定，下一个行政令，要回到“行政院”，经过多方研究商量才采取行动的，因此我没有破坏行政体制，更没有妨害分层负责的要求。

本人的心情，非常喜爱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喜欢山水，喜欢海洋，喜欢外岛，我说利用周末和星期假期到农村、到部队、到学校、到鱼港、到矿尝到工厂，和各行各业的朋友们见面，同时也在晚间投宿在幽静的处所，澄凝我的意虑，清新我的心神。因之，我对于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不一定在台北的办公室内，而是在清风明月之下，在山桥流水之间，在金马外岛之日，在海滨漫步之时。

古语说：“三思而行”，我对于重要的事情，也总是再思三思。但是自从总裁崩逝之后，我们大家共同担负的责任很重，而自己尤其戒慎恐惧，所以过去“三思而行”之事，现在往往要“百思而行”。因此希望各位同志了解，平时我到各个地方去，并没有怠忽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甚且我还鼓励各位同志，尤其主管同志，要多到乡村、多到部队、多到各个基层，多接触民众，了解民众的需要。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乐趣，当你饥饿时，在豆腐摊上吃两碗豆浆，在馄饨摊上吃一碗馄饨，在粽子锅边吃两个粽子，这是多么的简便和愉快。并且可以不打扰他人，无所拘束，心安理得，坦然舒适。

经国和全党同志，在情感上来讲，是弟兄的关系；在责任上来讲，是同志的关系。今天艰苦困难的环境，国难党责日深一日，经国自当相随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委员、党工同志和全党同志，不推卸责任，不放弃原则，来贯彻本党团结、反共。

创造、服务的政策。

据实而论，蒋经国在政治立场上固然与他的老子是一致的，但在其它许多方面，小蒋与老将都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出门时，所乘汽车是防弹的，连冬天所穿的披风也是防弹的。而蒋经国则不同，他位居高职，却经常抽出时间下乡，到农村和工厂“私访”，与民众直接接触、交谈，有时甚至进入简陋的小饭馆随意小吃，有一次还参加了一位普通百姓的婚宴。因此，蒋经国在国民党政界、尤其是国民党逃台之后的“政界”；被公认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精神主义者。例如他1969年3月视察金门时，曾号召守岛官兵阅读《哥伦布传》，说：“哥伦布遭遇许多困难，终于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读了他的传记，会使人产生勇气。而我全体官兵一定要具备坚韧不拔的冒险家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任命台省籍人士谢东阂为台湾拾政府主席”，并提出简化机构、肃正纲纪、肃清贪污、厉行节约等一系列措施。在肃清贪污方面，他把与蒋家有亲戚关系且又受过蒋介石赏识的前“行政局长”王正宜判处无期徒刑，也算出了一口当年“打虎”未成、为“亲眷关系”所阻的恶气。为了肃正纲纪，蒋经国提出十项革新诫条，如公务人员不得涉足酒家、舞厅等不正当场所，婚、丧、嫁、喜庆的请帖不可滥发，加班费、出差费不准虚报，不作不必要的视察等等。所有这些诫条的矛头所向，的确是当时台湾政界的病根。诫条一出台，一时使得“政府”和所有公共部门的公务人员战战兢兢、人人自危，不敢稍有疏忽。

这十项革新措施的颁布，对于蒋经国这个基督徒来说，无疑于“十诫”，他是身体力行的。在一次“行政院”院会上，他讲话说：“做人要‘平凡’，对名利要‘平淡’，对工作要‘平实’，这平凡、平淡、平实六个字非常重要。凭借个人优秀才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是讲求团队精神的时代。所以，每一位官员，都应该深人民间，确实的接触问题核心；我本人对于法令、规则的整顿，累积的案件，也要立刻加以整理。社会人士对这次的新内阁，称为‘财经内阁’，‘战斗内阁’或‘自强内阁’，但是坦白的说，我个人愿意称它为‘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的内阁’。”

综观蒋经国在大陆时期及逃台之后从政的经历，他所说的“为国家奉献生命、为国民服务”倒也不全是表面文章，也不算是自我标榜。只不过，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他心目中的“国家”。“国民”的概念只是一种极其偏狭的概念而已。

在台湾政界，蒋经国的“政声”是比较好的。而与乃父蒋介石相比，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名声”至少比蒋介石要强得多，虽然有过两次外遇风波，但他毕竟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停妻另娶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另寻新欢。他与夫人蒋方良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从一而终”了的。

蒋经国的家庭观念较重，这一点倒是继承了乃父的遗风。蒋经国“正式”列入门下的有三子一女，即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和女儿蒋孝章。其中，除蒋孝文和独生女儿蒋孝章出生在苏联之外，余皆生于大陆。

蒋经国重视亲情，喜欢家庭生活的氛围，认为在家庭和睦欢愉的气氛中，是一种最好的休息。1961年，蒋经国喜得外孙俞祖声和孙女蒋友梅，这表姐弟俩是蒋经国的第三代，蒋介石的第四代儿孙，一时成为蒋氏家族的凤凰，备受宠爱。蒋经国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他每每在家中与蒋友梅和俞祖声这一对表姐弟做各种游戏，甚至趴在地上一起观赏玩具。在1961年到1971年的10年间，这一对表姐弟是蒋经国忘忧解烦最大精神支柱。每当政务繁忙、劳累苦恼时，一回到家里，见到这一对碧人儿，蒋经国就立即笑逐颜开，暂时把外界一切的烦心事都忘到脑后了。

蒋经国和蒋方良膝下的子女，见于谱碟的，依次有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文、章。武、勇，名子均为蒋介石所赐。

蒋孝文是1935年12月出生在俄国，蒋孝章则是她父母回国前一年出生的。此时，蒋经国的生母毛夫人尚在人世，毛福梅十分钟爱这一双孙儿、孙女。尤其是蒋孝章，这位比蒋孝文小两岁的蒋家孙女，由于蒋家“国”字辈的一代并无姐妹，孝章的出世，自然更获祖父母和父亲的钟爱。蒋孝文毕竟是男孩子，幼时顽皮是难免的，因此时常惹得蒋经国生气，甚至绑起来打。蒋孝章这位独生女，乖巧、美丽又善体父母心意，自然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甚至也成为哥哥的避风港。蒋孝文如有惹得父亲生气而将受责罚之时，往往央求妹妹，由蒋孝章则为哥哥向爸爸撒娇而化解。所以，蒋家这唯一的大小姐，在蒋家地位之优越，是第三代兄弟中无人可比的。

蒋孝章到台三、四年后，已是婷婷秀丽如同浴露玫瑰一般的少女了，可说是人见人爱。可是，由于她家的家世过于显赫，不但没有相同年龄的男孩子敢追求她，甚至连和她说话的男孩也几乎没有。1957年，她赴美求学，在美和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在一起。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早就旅居美国。当蒋孝章赴美求学时，乃托俞扬和就近照顾。蒋孝章远赴异域，在俞扬和细心照顾下，日久生情，终于结为夫妇。

1960年举行婚礼。婚礼仅在双方家长与极少数亲属的祝贺下，很简单地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翌年生子俞祖声。这一年，蒋孝文也生了一个独生女蒋友梅。表姊弟成为蒋家的第四代。蒋经国初尝含始弄孙之乐，自是喜气洋洋，比他对自己子女的喜爱，有过之无不及。据说，每当蒋孝章带着俞祖声回国，蒋友梅和表弟俞祖声在地上玩玩具的时候，蒋经国也常常会加入，与孙女和外孙在地下一起玩。蒋孝章携子回国省亲，每年总有两三次，每次一两个月，有时俞扬和也一道回来。他们都是悄悄来，悄悄走，不愿张扬惊动亲友，甚至蒋家的至亲都不知道。

俞扬和，也是一个不为人多知的人物。他与蒋孝章结婚以至婚后多年，新闻传播媒体上从未出现他的报道；最早见到俞扬和名字于官方的资料中，是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发表的“守父灵一月记”，其中4月13日日记第二条记载：“上午领章女、扬和婿再到慈湖，检视后地之工程，武、勇两儿在此督工甚力，殊以为慰。工程人员与工人尤皆不眠不休，日夜赶工，余深为感动。”俞扬和夫妇现居住于美国旧金山，平日与华人社会来往不多。据说，俞扬和担任“中华航空公司”顾问及“中国造船公司”顾问，工作不算太忙，有时会看到他在上街办事或购物。俞扬和人为相当随和，像他父亲俞大维一样没有架子，只要跟他打招呼，愿意和他聊天，他几乎是来者不拒。不过，认识俞扬和的人表示，如果以俞扬和的学问及能力，与他父亲俞大维相较，差距颇大。

俞大维生于1917年，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更是国际知名的弹道专家，从抗战胜利后，就入阁担任部长，一直到1964年辞去“国防部长”为止，可以说是台湾政坛上的长青树。许多学者都认为，俞大维是台湾最有学问的一位部长。俞大维先生曾担任过蒋经国的直属长官，对蒋经国极为关爱照顾，因而影响蒋经国很大。

由于俞大维与蒋经国曾是长官部属的关系，因而极受蒋经国的尊重。

俞大维个人从政的经历，可以称得上元老重臣的。他自1948年翁文颁内阁就出任了“交通部长”；继之，孙科“内阁”、何应钦“内阁”，交通部长一职也都由他担任；以后的俞鸿钧“内阁”、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涂“内阁”，俞大维都是“国防部长”。此外，1950年陈诚第一次担任“行政院长”之时，发表的“内阁”名单，“国防部长”原是俞大维，旋以俞大维在美另有公干，未能到任；始由副部长郭寄娇代理而后归陈。因此，俞大维的宦路历程，可说在七届“内阁”中，三任“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其中一任未到任），如此一届“内阁”代表一个阶段“政府”的话，一个阶段“政府”也等于古代“一朝”，那末，俞大维可说是“七朝元老”了。

俞大维的作官资历，在国民党元老中，几乎无人可比。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曾是蒋经国的直属长官。在此期间，俞因病赴美国治疗时，总是把部务交由“副部长”蒋经国代理。1964年，俞大维因病辞职，逐向蒋介石力荐蒋经国，这才使蒋经国于1965年担任了“国防部长”，从此在台湾政界正式以主角身份出现。

蒋孝章虽然同丈夫住在异国，但仍与父母有着密切的联系。她除了定期回台湾省亲之外，在国外期间也经常以书信禀候双亲。

蒋经国对这个独生女儿的宠爱之深，竟然表现在他经常把女儿的书信直接引录到自己的日记中，这是“孝”字辈后代当中绝无先例的。如蒋经国曾在日记中记载：“近来与章女通信中，常常谈起哲学上的许多问题。章女曾说：人生的价值，不止是在与人共享欢乐，而更是与人共享苦难。这两句话，反映出了我的人生观，在今后的岁月中，余将不遗余力，为苦难者多做工作，以慰我不安之心。面对敌人不足惧，面对困难不足忧，只怕自己不努力，不肯上进耳。”

蒋孝章对人生价值的理解，若纯然出自她的颖悟，也算是较高境界了。而她竟然以此影响她的父亲，使她的父亲在日记中摘而引之，仅此一点，也是可见这父女之间的感情是多么融洽与深厚了。

蒋孝文是蒋经国的长子，蒋介石的长孙。他生于1935年12月14日，当时蒋经国仍然在俄国。由于他是长孙，自小颇得蒋介石宠爱。他小时候相当伶俐，而且也有那种混血儿的漂亮，蒋介石喜欢和他下棋玩；当年的官邸摄影官胡崇贤曾拍过一张祖孙下棋照，参加国际摄影沙龙获得铜牌奖，照片中那个一脸聪明相的小孩就是蒋孝文。

大人物的后代，除非严加督促，否则就很容易变坏。一种是过分溺爱，因而任性非为；一种是被人带坏，因而花天酒地；另一种则是长辈太“伟大”，这种压力迫使他们自暴自弃。这三种因素在蒋孝文身上可能都出现过，因此成年后蒋孝文性格上起了很大的变化。

蒋孝文读过一阵陆军官校。由于任性而退学，于是转到美国念书；在美国他依然任性，于是只得回台湾，在台电做事。有一次台北警方和宪兵接获报案，说有人在第一舞厅酒后闹事，翻台子摔椅子，并且还拔出左轮手枪张扬，于是宪警立即大批赶往第一舞厅，一问之下，发现是皇太孙闹事，把这些宪警吓坏了，几个胆子大的冒着危险骗走他的枪，然后又说好说歹说地护送他回家了事。

大约在1955年左右，蒋孝文因醉酒导致糖尿病发作，因救治不及时，从此脑部受到严重损伤，记忆力明显衰退，情绪不稳定，遍请中外名医诊治，均无效果。

由于蒋孝文得了长期慢性病，在蒋介石公开儿孙辈的信札时，似乎都刻意不提蒋孝文。蒋介石逝世时，蒋孝文也没有公开露面，只是由妻女扶着到灵堂及慈湖叩头。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日记”里有两次提到“文儿”，指的就是蒋孝文，他也提到了蒋孝文的“抱脖。

蒋孝文如果不出意外，以他现在年龄，理论上是很可以搞政治的。可是瘫痪的身体已使得他必须终生远离政治。

由于蒋孝文的不幸，蒋经国夫妇对自己的大儿媳十分照顾。孝文之妻徐乃锦漂亮伶俐，形象清纯随和，她的娘家在台北拥有一个小型的企业王国，包括工程公司、观光饭店、餐饮业等。

蒋孝文的夫人徐乃锦，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孙女。她的父亲徐学文，早年留学德国，母亲是德国人，因此，她是个混血儿。她比蒋孝文小3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家住得很近，还经常一起游泳或一起做其他消闲活动。但性格并不投合，只是普通朋友而已。不过，蒋经国对这位准儿媳妇早已看中，认为她将来定能协助蒋孝文共创大业。蒋孝文小时候十分贪玩，有如一匹脱疆野马一般，而徐乃锦正好驾御他。这一桩心事，经常在蒋经国心头索绕。徐乃锦从女师附小毕业，到台中静宜文理学院高中部念英文，毕业后，她到德国先待了八、九个月，再转到美国加大（USU）心理学系，后来进入心理学研究所。在美期间，她与蒋孝文在一个很巧合的机会中，再度重逢。此时，徐乃锦已长成了大姑娘了。蒋孝文与她终于谱出一段恋情。消息传到国内，蒋经国为此欣喜不已，立刻致电蒋孝文，建议他好好珍惜，如果交往一段时间，不妨一边成家，一边念书。不过，没想到徐乃锦的家人反对这门婚事，认为蒋孝文是花花公子，嫁给他很难得到保证将来不会闹纠纷。蒋孝文与徐乃锦为了此事，均感到相当困扰。徐乃锦的家长要她休学回国，蒋、徐两家为此一度闹得有点僵。但是，蒋经国最后使出一个高招。他轻车简从，提了一篮水果，亲自到徐家求亲，使得徐家大为惊讶，认为这实在担当不起，因此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了这门婚事。

徐乃锦与蒋孝文成婚后不久，即怀孕回国待产，生下第一个女儿蒋友梅之后，继续赴美念书，完成学业后，与蒋孝文双双回国。蒋孝文开始从政，她则参加社会工作，夫妻甚为恩爱。

有人说，徐乃锦嫁到蒋家，完全是政治婚姻。但徐乃锦虽然为“太子妃”，接近她的人都会发现，她非常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她在教育研究所任教时，教学认真，对学生很照顾，但学生都不知她的背景。尽管她在蒋家的声望极高，但她没有很重的权力欲，因此，可以算是个温和人物。

徐乃锦的父亲徐学文曾任樟脑局长，个性内向，来台前，在上海开药房。1949年左右徐乃锦父母迁居台湾。来台后其药房里有个学徒自行创业，赚了些钱。但不久生意做垮，妻子病倒，这位前学徒带着四个小孩无处可去，最后还是找上徐家。

乃锦母亲清扫出后院的一间小屋，收留了这不幸的一家人。这位学徒在那间小屋子住了七八年，然后再创业成功。人是有感情的，这是人的天性，尤其在落难时。那位学徒后来事业成功，每星期都会去探望乃锦的父母亲，希望聊表感恩之情，但被婉拒。

这位学徒搬出她家后，后院的小屋子她母亲让给她的同胞德国朋友祝这位德国朋友带着一个女儿，身无分文，在她家的小屋子里住了10年。

她的母亲徐曼丽是德国人，性格外向而好客。她的父母亲感情好，母亲对中国习俗并不十分了解，很多地方必须依赖她父亲。然而，她的父亲公事繁忙，很多事又不能亲自解决，必须通过她的母亲代理。例如小的时候，学校开家长会，她的父亲无暇出席，总是请母亲参加。那个时候，她的母亲虽然会讲中文，却不熟练。因此，在很多有关孩子的特殊场合，她母亲总是让徐乃锦间接做主。她是家中老大，自然承担老大的责任。她母亲还有一位德国好友也嫁给中国人，两夫妇在台大教书。

不幸，这个太太得了重病，她的中国先生的经济拮据，而那位德国太太临终前的最大的愿望是“吃德国菜”。徐乃锦的母亲每天下厨为她的同胞做地道的德国菜送去。

不久，徐乃锦的母亲有事须出国，她请佣人来给德国好友做菜，每星期换一口味。

3个月后她母亲回国后，就去探视这个朋友，第二天她的德国好友才瞑目逝去。

徐乃锦的朋友提到，“她回忆幼年生活，常常认为独立的个性，与她的家庭结构有很大的关联性。”朋友们相信，这种“互相式”的家庭沟通形式，融塑她“可以商量而非强制性”的处事立场，以及热情而爽朗的交友态度。她的家总有客人。

她的同学，她弟弟的同学，都喜欢到她家。她家本来住在安东街，后来搬到连云街，念初中时再搬到罗斯福路。她最快乐的童年，就是这一段时光。那时，她就读于女师附小，平素三四点放学。她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公卖局对面，她父亲的公事能常在下午四五点钟办完。夏天日长，甚至每天带着烤食具到淡水海边，边嬉水，边进餐。

一直到她家迁移到罗斯福路，她父亲公事较忙，不能常去游泳，她家后院盖了个小游泳池，经常满院子都是小孩。

徐乃锦嫁到蒋家后，对一位年轻的女性而言，她尝到了一般人所无法体验到的“第一家庭”的生活，但是，她从来未曾以此做为“出人头地”的资本。凡与她交往的朋友都评价她“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蒋孝文得病前，徐乃锦每周总要去探望公公、婆婆两三次。有时候还自己下厨做菜给公婆品尝。她常说：“公公婆婆给我的帮助，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表达的。”接触过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极其温婉可人又平易热情的人。

就在一切都美满的时候，蒋孝文突然大病一常此后10余年间。市井之间对蒋孝文的病情即有种种传说，有人说他得西贡玫瑰、国际梅毒，有人说他早已残废，变成植物人，常年住在荣总，有时偷跑出来玩而迷路……种种臆测不一而足，越荒诞越有人相信。

蒋孝文的突然生病，对于比他小3岁的妻子徐乃锦是毕生最大的打击。徐乃锦是一位心地善良，意志坚定的女性。她辞去工作，在丈夫5个月住院期间，整日镇守病房，陪侍照顾。此后10多年来，她对蒋孝文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夫妻感情仍很密切。她以妻子的角色，协助蒋孝文克服疾病痛苦。她遵照医生指示，以各种不同游戏，协助蒋孝文的反应、记忆。她地位特殊，然而，自蒋孝文病发，她克服异于常人的心理症结，走过那样漫长而低霸的岁月。她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曾经到徐乃锦家赴宴的友人指出：“他们家请客，蒋孝文都和大家一起用餐，他们夫妻俩感情甚笃，不时有亲妮的称呼。”“她是一位爽朗的女性”，一位接近她的朋友说：“自蒋孝文病后，她表现出女性少有的坚强与独立。”了解徐乃锦的朋友分析，“她的童年受母亲影响甚大”，是她童年看着母亲无私照顾朋友的亲身感受，使她在丈夫病发后，能够长期如一，毫无怨言。她经常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积极的，再大的挫折都不能放弃，上天总会给我路走。”不过蒋孝文的病，对她总是很大的打击。那时，她还年轻，但是虽然发生这种事，她还是勇敢地活下。她读的心理学，修得硕士学位后，曾到国际妇女会工作过一段时间，随后人女青年会。在女青年会中，从担任董事到担任副会长，她始终积极工作，不遗余力。许多人都认为徐乃锦参加社会工作无非是“大少奶奶打发时间”，但徐乃锦坚决否认这种说法。她辩解说：“女青年会不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太太们，相反，她们当中有大法官、律师、教授，她们都是专家，都热心公益，希望为社会出力。”诚然，徐乃锦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与她个人的遭际多少有些关系，而正是因为投入了社会工作，她才发现还有更多比自己不幸的人，更需要理解和帮助。当然，以她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而言，她的生活不用发愁。但是，她选择走出家庭的方式，充实生活，为更多的人服务，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1972年，蒋孝文在一次大醉之后忘记服药，待家人发现时，他已昏迷不醒。他的脑部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肢体也陷于瘫痪状态，从此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废人。

对于蒋孝文，因系蒋氏家族中的长子长孙，蒋介石对他原是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初到台湾时，蒋介石将蒋孝文送到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但他受不了军校生活的严格和艰苦，不久便任性地退了学，转到美国读书去了。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他又回到台湾，曾任台湾电力公司桃园管理处处长，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委”等职。蒋孝文个性刚强执拗，认准了事情就干到底，谁劝也不行。除了性格上自幼养成了十分任性之外，蒋孝文也还算是有些才华的。1970年，他担任金门电力公司董事长时，曾精心策划并亲自参与施工，建立了现代化的金门发电厂。这座发电厂至今仍在正常使用中。

但是，执拗任性的性格却也酿成了他终身的遗憾。他早年便因遗传患有糖尿病，1955年已经遭过一次险，医嘱他必须按时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并且绝对不得饮酒，不能熬夜。然而他却不听医生的劝阻，终于在1970年的大醉后落下了终生残疾。后来经过治疗，仅仅恢复了肢体的机能，在意识方面则错乱得很厉害。1988年秋，经台北荣总医院检查，他的喉癌已到晚期。1989年，蒋孝文病逝。

蒋孝武1945年4月25日生于奉化老家，他的大学是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念的，在慕尼黑念书时，他轮流在戴安国（戴季陶之子、前台湾派在德国的地下“大使”）和李元簇家中住，由于李元簇有过照顾皇太子的功劳，因此他们的政治行情多年未衰。

蒋孝武书念完后到美国结婚，而后即返台。现在从蒋介石的遗集中找出两封他写给当时在念书的蒋孝武的信，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68年7月15日，信文曰：“武孙：7月10日来信，刻已收到。对于你自述忧虑太多之缺点，能知有所改正，使余欣慰异常。此乃你人生之一大进步也。你6月 14日来信，余本想修改之后一并与复信寄还，因为近来太忙，总无暇修改，故延稽至今拨忙中抽暇先复，但仍未能修改来函并寄为念。”

第二封信的时间是1969年12月9日，当时蒋孝武已准备结婚。信文：“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收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不能作复。但近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日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亲来美主持婚礼，故嘱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祖父母示。”

蒋孝武返台后，蒋经国似乎一直在努力培植他。他分别干过国民党中央政策会专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会”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国民党党务顾问”、“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中广公司”总经理、“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这些职务的安排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一时期，他又到“中国文化学院中美系研究所”念了个硕士。

蒋孝武在美国结婚后即回台，25岁起就一直跟在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身边学做人做事。赵聚任是赵恒惕之子，严孝章是严复的孙子，他们是蒋家的“自己人”，国民党的党营和公营事业，差不多都和“辅导会”脱离不了关系；蒋孝武从26岁那一年起就担任“辅导会”的顾问，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辅导会”外，蒋经国也相当有系统、有章法地让蒋孝武见习党的事务。

国民党的中央政策会专管政策形成。政策协调和政策贯彻，蒋孝武在政策会当了相当一段时间委员（管一些事，但很少和其他职员一起上班）。另外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乃是党的核心部门、蒋孝武也长期是“组织工作会”的委员，这对他见习组织工作极有助益。更重要的是他干过中央委员会的秘书等。蒋孝武依次序干这些职位时的年龄还不到30岁，如果过分的倡苗助长，对蒋孝武本人或对其他人，都难免会有不良影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蒋经国才本着“让他参与多一点，可是没什么名份”的原则，对蒋孝武进行暗中的提拔和训练。

蒋孝武从26岁起就一直负责“华欣文化出版中心”，这是个大出版公司，钱是赵聚钰的“辅导会”系统所出的，目的似乎是让蒋孝武借着这个机构来拢络文化人。

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蒋孝武用人不当，其成绩并不显著。

那几年，台湾三家电视台都是自行申办进口事宜，“华欣”的几个文化混混眼见有利可图，于是打着蒋孝武的招牌提出计划：外片进口由“华欣”统筹办理并于进口后统一分配。这个计划使三台负责人傻了眼。同意吗，就利益受损，如果反对就会开罪蒋孝武，搞不好金饭碗都被敲碎了。大家没了主意，只好找吴俊才求救，吴俊才也不敢得罪蒋孝武，于是吴俊才又去找秦孝仪求救，秦孝仪毕竟胆子大一点，他直接跑去找蒋经国，这个案子才被压了下去。由这起案子来看，蒋经国虽然仿佛一直去培养蒋孝武，但蒋孝武在识人断事上，表现的确是不如人意。

蒋孝武长得仪表堂堂，像模像样，不过他的几个跟班向他挺直腰杆以及鞠躬如仪的镜头却让人反胃至极。大人物的后代自小被人恭敬得成了习惯，识人也容易以鞠躬的弯度来作为标准，向他鞠躬弯度大的是好人，弯度小或不鞠躬的就是坏人，而实际上则是小人才鞠躬，有才有德的人是不干这一套的。大人物后代容易被小人包围，这似乎已是中国历史上的规律。

除了“华欣”会外，蒋孝武长期负责“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广”，并一直担任“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之职务；他在这个圈子里有极大的影响力。事实上三家电视台虽有官营、党营、军营等三种差别，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家人，自然也都要买蒋孝武的帐。

蒋孝武负责“中央电台”，这个电台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最主要政治心理作战单位，它和情报系统以及军方有很密切的关系，还是蒋孝武后来能够逐步涉足情报治安系统的出发点。

至于台湾的三家电视台，由于蒋孝武的身份，都非常买他的帐。蒋孝武似乎也真的了解三台本来就是靠他家吃饭的机构，他对三台的负责人经常颐指气使。每年台湾的广播电视界都会在年底举行聚餐义卖，由蒋孝武主持，大小官僚及明星云集，蒋孝武也都会拿出一些东西义卖，他认为反正这些人平时已捞够了，这样小小的敲一笔也算不了什么。

蒋孝武从1976年起，（时为31岁）逐步涉足情治工作，心战、情治会报、反统战的“中央固国小组”他都参加，并且也扮演了一定的重要角色。当初，蒋经国作这样的安排，似乎有意让蒋孝武逐步统领情治机构，一如蒋介石当年栽培蒋经国的模式。

蒋孝武和他兄长年龄相差门岁，因为年龄的悬殊，他自小颇得宠爱。年轻时代他被送往德国，大学时在西德慕尼黑政治学院就读。这种安排，正如当年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蒋纬国，一个学政治，一个学军事一样，也是为了巩固蒋家天下，使蒋家王朝代有传人。蒋孝武在德国传统教育熏陶下，形成日耳曼式的刚直个性。但是又由于他家世的特殊，使他年轻时代在半寂寞的状态中，养成冷毅而强韧的个性。

蒋孝武的风流韵事，在民间更是绘声绘影。连他的首任夫人，也是谜团，外间很少有记载。蒋孝武夫人的娘家、包括她本人的名宇，未见有任何大众传媒的报道过。目前，仅知他的夫人为瑞士籍，在德国留学之时认识的，在美国结婚。

蒋孝武这个夫人随丈夫返台以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仅知道俩人生有一女名蒋友兰，一子名蒋友松，一双儿女住在台北。蒋孝武后与该瑞士籍夫人离婚。孤家寡人的蒋孝武离婚时正处在年富力强之际，因此，周旋于他四周的名女人包括影视歌星之多，自不在话下。

正如蒋孝武其人很神秘一样，他的再婚问题一直为人们注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蒋孝武与郑绵绵的婚谜。据说，1984年4月，蒋孝武在菲律宾，有人目睹他与郑绵绵俩挽手在四处散步，进而传出他俩秘密结婚的消息。

这位郑家大小姐，非但在亚洲区域中数一数二，即使在全世界，她也曾被列为十大最有身份的未婚女性之一，其家业遍及全球，而以台港新菲为重点。她能在20多岁芳龄便拥有如此令人羡慕的企业王国，一方面是她父亲有意的安排；另一方面，与她的勤奋好学有关。由于郑家有如此庞大的企业，自然引起不少人士的“幻想”而心怀叵测者亦不乏其人。数年前，这位最有身价的女企业家在吕宋岛曾被一帮匪徒绑架，匪徒的目的当然是白花花的银子，且要求的数字以亿计。郑家当然不愿被如此要挟，但为女儿家的性命，除了给钱一途外，只有动员尽速救人。郑家采用的是后者，雇佣了无数枪击好手，经过数昼夜枪战，在毙匪十数名后，才救得美人回归。为了保有其庞大产业，也为了郑家在大笔资金转进台湾时能不被那里虎视眈眈的“幻想”份子侵蚀并吞，有人说郑家大小姐想嫁给蒋孝武，但这段姻缘没成。

还有人说，郑家在菲岛结交权贵本可稳定自己根基，但它最大靠山却是当时的反对党的阿基诺一人，自从阿基诺返国并被暗杀于机场后，郑家顿失依恃，不得不暂退出吕宋，而把财产转移到台湾，以保其财产基业。然而将庞大资金转移，若无大靠山则很难实现，为万全计，政治联婚当然是一最可行的好办法。例如，权势与金钱的结合，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就是如此。蒋孝武与她的瑞士籍夫人离婚，或许与他的政治前途有所关连。而他与郑绵绵的神秘婚姻，也有这个权势搭配的重要因素。可借这段婚姻中属于“地下”阶段。据说按郑绵绵的生辰八字，她的定情年当在2年之后，而在这期间，却又传出蒋孝武与蔡惠媚秘密同居，以至在新加坡结婚的消息。这样，蒋孝武与郑绵绵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86年，蒋孝武奉派前往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

台湾驻新加坡的机构，正式名称是“驻新加坡共和国商务代表团”。

蒋经国把亲生儿子外放，是有其打算的。

（1）为了实践诺言。在各方早已盛传蒋孝武羽翼已成，终将继承权位的情况下，蒋经国特别在1985年12月发表演说，坚定指出蒋家的人不会也不能继承权位。但是，这一演说显然未能澄清疑云，依然有人在指责蒋孝武揽权固位，暗中建立未来继承体系；海外也有舆论说蒋孝武势将接班。看来，演说已挡不住众人的猜测了，只有拿出“行动”来，才能堵住众人之口。

（2）不想让儿子为人利用作为政治工具。热衷攀龙附凤的人物大有人在，有些惯在台湾社会拉关系、搞风雨的政治投机分子以及一些与帮会有牵连的鸡鸣狗盗之徒，他们一直包围在蒋孝武身边，为他筹谋划策，想及早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但自己早晚也能进来的政治体系。因此，为了实践自己诺言，也为了爱子不至为人利用，才决心干脆把儿子送到新加坡去，也好让他在外面多阅历一番。

蒋经国之所以替儿子选择新加坡，是因为台湾与新加坡关系非常微妙，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常来台北，他的母亲更不时喜欢到台湾小住，1985年11月以前，李光耀来台北，轻车简从，绝对保密。早在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这两位便已成为相当亲密的好朋友了。每次李光耀来，蒋经国总是陪着他到处走，台湾本岛及外岛几乎走遍了，连大陆脚下的金门，他俩也常去。李光耀一到那里，总会流连忘返，尤其是一到“民俗村”，一看到排列十八般武艺及中国功夫的武术馆，李光耀便会沉醉其中，忘了时间。经常是时间已到，飞机将要起飞，随侍人员已在催驾，而蒋经国总是很有耐心地说：再等一会儿，让他再多看一会儿。基于上述的交情，蒋经国要把儿子外放，惟有新加坡最令他放心，也惟90有新加坡对蒋孝武最欢迎。这可能是蒋经国为何将蒋孝武“放”到新加坡的最主要理由。

就在蒋孝武奉派为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后的第二天，台北《自立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记与蒋孝武的几次长谈》的文章，文章谈到蒋孝武10月前离婚希图再娶的事而引发出蒋孝武对续弦择偶的牢骚。可是，却又为蒋孝武来了一次善意的隐瞒--明明知道蒋孝武已经有了一位本省籍的蔡姓红粉知己，却始终不着点墨。

据了解：蔡小姐端庄嫡雅、本来相当外向，活泼大方，可是自从跟蒋孝武成了密友之后，收敛多了，而且她也知道蒋孝武本人并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她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因此，很少有几个人，见过蔡小姐的庐山真面目。不过，见过蔡小姐的人都说：蔡小姐身材不高，是一位袖珍型的小姐，相当健美，且妮娜有致，少施脂粉，淡扫蛾眉，娟秀至极，很讨人喜爱。春节后，蒋孝武赴新加坡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及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曾经先后请蒋孝武跟蔡小姐吃饭。说是吃“春酒”也好，说是为蒋孝武饯行也好，反正那餐饭吃得宾主尽欢，蔡小姐也因此而特别“曝光”。

蔡家虽是台籍家庭，但家风十分洋化，蔡小姐从小就读于美国学校，洋名“蜜雪儿”，中文名叫惠媚。蜜雪儿芳龄18岁时，某日与友人在圆山俱乐部咖啡厅闲坐，蒋孝武与朋友路过，一见钟情，立志苦追这个年龄足以当他女儿的俏人儿。当时蜜雪儿正值如花年华，慕名追求者不在少数，年龄与条件相当者也不少，蜜雪儿眼界高，加之以蒋孝武年龄稍长，又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婚姻，蜜雪儿并没有把这台湾第一家族的公子爷列人考虑对象。然而蜜雪儿毕竟是富于魁力的，蒋孝武不顾阻力，仍勤勉紧追不舍，接送如仪。蜜雪儿自美国学校毕业后，原打算到美国读书，暂时避开蒋孝武的热烈追求，然而申请时保密不够，被蒋孝武中断。蜜雪儿身边的追求者-一知难而退。蒋孝武的“一往情深”，终于扰乱了佳人的芳心，就和蒋孝武好了起来，同居在一起。蜜雪儿悄悄成了蒋太太，随蒋孝武到新加坡上任，但这件事是否禀报过蒋经国夫妇，却成了一个谜，据说新媳妇并未见公婆就出了台湾。另外，据说蒋孝武的这位红颜知己蜜雪儿也卷入了台湾一桩大丑闻之中去。这就是“佳山工程”的大骗案。“佳山计划”是军方从1979年就着手筹划的，起初是由军方的航测单位空中摄影，拟定计划。台湾军事单位的军事计划一向被视为“最高机密”，局外人当然不能得知，但是由于“利欲熏心”，居然有人利用“军事机密”到处招摇撞骗，最后有许多人因此吃上官司。其所牵连的人有平民、有军人、有高官、也有贵族包括蔡姓家人。据传蔡小姐通过蒋孝武的关系拿到“佳山地区”的通行证，而蔡小姐的家人便以此在外面声称他们可安排这项工程的发包，向人索取了5000万元，“佳山计划”更因此而泄露了出来。当然，知道蒋孝武有蔡小姐这位红粉知己的，自然不敢追究，并且网开一面。吴丰山不愿为此而让关心蒋孝武的人士，同声一贺，但消息灵通人士已透露，蔡小姐已经秘密赴新加坡，与蒋孝武“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消息于1986年4月11日传出。蔡惠媚成了蒋孝武的新夫人。

蒋孝武掌握台湾情治机构，是蒋经国有意栽培之举。但蒋孝武却难成大器，一是因为他资历浅、声望不高，二是因为他性格乖张骄横、喜怒无常，很难造就。此外，最主要的是，自从台岛解除“党禁”之后，“家天下”的模式已经过时，不为公众所接受。所以，蒋经国也无意让孝武接自己的班，而放手任其“凭本领吃饭”了。

蒋孝勇生于1948年10月27日，现年48岁，近年来，他也是各方喜欢谈论的人物之一。

蒋孝勇中学毕业后即进入陆军官校，如果军校能顺利念完，他应该是1972年毕业，不过，他陆校并未念完。原因是身体不好，足踝受到重伤。

蒋孝勇在1968年一进陆校就断了腿，在蒋介石的遗集中，找到两封有关此事的信件。

1969年2月24日的这一封信说：

“勇孙：昨天电话未尽所怀，如你足疾久不愈，恐难成为健全的军人，实为我半年以来最大之忧虑，乃非言语所可形容也。现在既然如此，只有一切听从医生之言，凡使你足疾能愈之办法，都得照办，再不可有勉强“充好汉”之行动，手携拐架，无论上课或上餐厅，亦只有提用，勿以为羞是要，石膏如未得医生许可，亦不应拆除，虽不方便，亦只有恕之。若非如此持以自制与勉强行之，则恐难望痊愈了。

务希切实遵办，再不可自充好汉。切见毋忘。1969年2月24日祖父母示。”

第二封信是同年3月14日，内曰：

“勇孙：你上次来信，我已接到了，祖母亦甚高兴。昨问你已病入医院，不胜系念，今特写信交武孙带来慰问，如你下周仍未痊愈，我与祖母就要南来看你，想与你同住几日。在西子湾养病或比医院为佳易愈也。余不多言，望早痊愈。祖父母，三月十四日晨。”蒋孝勇在军校念书时，由于身体不好而成了特殊学生。校长和教官也都为此困扰，不过蒋孝勇和同学似乎还处得很好，放假时他常会请同学去西子湾蒋介石行馆作客；蒋孝勇喜欢养狼犬，西子湾行馆里就有好几条他当时养的狼狗。

后来，蒋孝勇在军校念不下去了，于是办转学，转到了台大政治系，在这里他倒念得很顺利，因此他的学历是台大政治系理论组毕业。在台大政治系这段期间，蒋孝勇颇为活跃，而且为人也很豪爽，当时台大政治系出系刊找不到财源，蒋孝勇曾自告奋勇，挂上“业务顾问”的名义，以他的身份找人要广告，遂使系刊顺利出版。

蒋孝勇在大三那一年和当时的“公路局”方副局长之女方智冶结婚，时为1973年7月23日。

蒋孝勇毕业后，蒋经国似乎也一直在栽培他，不过栽培的方向则似乎是在党营和公营的生产事业方面，当然这又是和赵聚任和严孝章两位叔叔分不开关系的。

蒋孝勇在这个财务生产系统上，地位逐渐变得重要；中兴电机和“中央玻纤公司”这两个主要的党营生产事业都由他主管，他以前是中兴电机总经理，董事长是林挺生，后来升为董事长。至于。中央玻纤。，董事长是台北市前工务局长张孔容，蒋孝冷是总经理，技术性工作则由军中退下来的刘正才负责。因此，蒋孝勇才分别担任电机公会理事长，以及玻纤强化塑胶技术协进会的理事长。除了电器、玻璃纤维方面外，蒋孝勇在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兴工程顾问”是顾问工作，政府都是透过中兴工程顾问公司和外国公司联络，每笔生意也都是大生意，除了这种大生意，它也在国内营造圈从事许多工程的转包。

蒋孝勇被父亲安排的生活道路似乎是财经为主。可是，无论蒋经国怎样刻意安排，蒋孝勇也仍然和他的二哥孝武一样，需要磨练自己的地方太多了。蒋孝勇出生时，他的父亲还在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任上，而且正处于“打老虎”未成，进退失踞的尴尬境地中。再加上当时蒋家王朝在大陆上的败局已定，其祖父蒋介石正在筹划着下野大事，所以，这位“三皇孙”降生之初，并没有得到多少宠爱。随祖父迁往台湾后，蒋孝勇的生活环境大有改观，人们把他当贵公子看待，恭维、宠爱有加。但蒋孝勇生活温顺，对待同仁和长辈都很谦逊，所以，他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蒋介石也许是因为到了晚年的缘故，对蒋孝勇十分溺爱，而蒋经国对这个小儿子却处处严格要求。孝勇在校读书时就特别喜欢养狗，步入社会后，台湾的养狗爱好者们投其所好，鼓动他出面成立养狗协会。这件事被蒋经国知道后，大发了一顿脾气，责令他从此断绝这种念头。另据传闻，在国民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曾有人向蒋经国进言，把孝武、孝勇兄弟二人拉人“中央委员会”，遭到蒋经国的拒绝。

后来，在初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名单上，有人还是把他们兄弟二人的名列在其中，结果，蒋经国在审阅时又提笔删掉了二人的名字。在这一点上，蒋经国算得上是一位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他至少明白怎样做才是爱护儿子的政治生命。

蒋孝勇与方智。冶结婚，双方是自由恋爱，并无其它背景。当年，他们的长子蒋友柏出世，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先孕后婚的，不过，蒋介石对这位“三皇孙”的婚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们成婚，还让新闻界发了专稿，并配发了照片，这在蒋家第三人的婚事中是从未有过的待遇。

方智怡的父亲方思绪，是他的女儿嫁给蒋家之后，平步青云，当上了台湾“高速公路局”的局长。而在此之前，方思绪只是公路工程队的一名队长，一个技术人员而已。“自古攀龙客，都为福梁谋”，蒋孝勇与方家小姐的婚事，自然是双方恋爱的结果，方思绪并无“攀附”之嫌。但毕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方思绪之迅速升迁，一时曾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1989年3月，在台湾工商界一直很活跃的蒋孝勇向其自任董事长的“中央电机公司”请了一年的长假，举家迁往加拿大，此时，距离乃父蒋经国离世才只有一年多一点。临行前，蒋孝勇对记者表示：蒋家的过去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总要打个休止符。言谈间，他仿佛是因为父亲去世后公众社会对“前总统”的一些批评感到难以忍受，所以才决定离开台湾。对于日后的发展，他只表示“我只是尽我自己的本分，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蒋经国的一对不姓蒋的儿子--章孝严、章孝慈，是蒋经国1942年在江西与章亚若非婚所生的一对挛生兄弟。

章氏兄弟出生不久，生母章亚若便病逝。出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也为了不损害蒋家的名声，章氏兄弟不仅未能正式进入蒋家，甚至连姓氏也只能从母姓。

章氏兄弟的长兄章孝严曾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香港报纸在评论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兄弟时曾说：论学问和才干，庆属同父异母的章孝严。章孝严从台湾“外交部”基层干起，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和二等秘书；1979年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湾参与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对“台美关系”及“台加关系”起许多实际作用。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因此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章孝严又是个处事冷静、反应敏捷、精明强干的人，舆论界都认为他“提升潜力很大，外交前途未可限量。”

章孝严乐于与外界接触，不拘小节，开朗敢言。多年来，他并不忌讳别人谈论的家世。不过，他不愿别人过于张扬。

1988年5月，章孝严在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过程。他说：……我民国三十一年出生在桂林，三十八年跟家人来到台湾。

童年时期，正值抗战，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奔西跑，曾经去过重庆，也到过南京、贵州。我的大舅舅在贵州铜仁县当县长。最长一段时间是在江西南昌度过的。在那里上了一所教会小学校。叫做弘道国民小学。

母亲在我和弟弟出生还没满月就过世了。所以我对母亲也只有靠日后获得的一些照片来建立一点印象。许多人传说母亲在三十八年（1949年）时还跟我们到台湾，也有人说抚养我们到某一年龄才离开的，这都是错误的。

虽然母亲早逝，双亲没有办法在身边，可是我觉得童年并不缺少爱。外婆的爱意与舅舅的关切，把父母留下的真空填补起来了，而我的人格也还得以正常发展。

今天我特别怀念外婆。在那段日子，她把所有的精神与爱护都放在我和弟弟身上，抚养我们。

当记者问道章孝严在成长过程中，有无特别人士相助的问题时，章孝严说：有人传说我小时候是由某一位先生或某两位先生帮忙抚养过的，甚至说我是由某一位先生抚养长大，这是不正确的。把我抚养长大的就是外婆和舅舅。

当然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是有少数一二位先生在经济方面设法帮我们改善。

为什么到大学时还那么穷困，很难令人了解。我跟孝慈缴学费甚至都要求延期，希望学校能批准……我觉得到现在，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应当是我国的考试制度。如果没有健全的考试制度，我不知自己如何进高中、进大学、进“外交部”。

想入“外交部”都是硬碰硬的竞争，必须参加特考，或者先在国外拿到了学位，由人介绍以专员的名义进来。可是从我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愿意出面帮我的忙，介绍我进入“外交部”。我先参加外交领事人员乙种特考进入“外交部”。过了几年再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种特考，也以很好的成绩通过。

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我从来没有公开说明过的一件事。

有人认为，我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在这里我可以很坦诚地讲一句话，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

提到那个关系俄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记得……奉派到比利时对，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章氏兄弟的身世，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为蒋家所讳莫如深的，外界也一直当作一个谜来猜测。当年章亚若去世后，蒋经国通过亲信与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商议，请她由赣州迁居万安，在那里与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万安地处偏僻，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虽然比较贫乏，却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

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际，又要负起抚育这一对双胞胎外孙的重任，在这种情形下，她也只有听从蒋经国的安排了。

1942年冬天，周锦华接到儿子浩若的来信，他要母亲准备行装，到贵州的铜仁去团聚，因为当时章浩若即将赴铜仁担任县长。孝严、孝慈两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舅父的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仍保持着比较固定的联系。小兄弟俩入学时暂时改姓章，也是经过蒋经国批准的。后来，周锦华曾带着小兄弟俩到南京去与蒋经国会面。

自1945年底至1949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左右，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与他相会。章家随蒋家抵台后，在新竹安了一个家。赴台后，章家的生活一落千丈，从原先的县长之家变成了离乡背井的难民。周锦华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带着孝严和孝慈默默度日，从不主动向蒋经国开口求助，她决心自食其力，扶养亚若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

1961年，周锦华去世。当年，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从此，兄弟俩从完成大学的学业、成家、就业，两人的一切都由王升转告蒋经国，蒋经国对这兄弟俩的每一项进步都感到无限欣慰，并一再给予他们各方面的支持。据说，章孝慈赴美深造的费用就是蒋经国补助的，章孝严的长女友兰。次女惠悔的命名，系依照蒋家习惯，以花朵名称为女孩命名，至于独子章万安，则是蒋经国特别交代，为纪念孝严和孝慈的出生地而命名的。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和女儿章友菊，也都是蒋经国亲自命名的。由此观之，这等于非正式地将孝严、孝慈纳入了蒋家第三代的行列中。据说，蒋经国去世前几年，对孝严和孝慈兄弟俩的关心日益深厚。

蒋经国晚年目力不好，他特意将孝严、孝慈两家的全家福照片放大后带在身边，闲暇时经常拿出来观看。

由于蒋经国这一特殊的背景，章孝严于1967年进入“外交”界后，平步青年，官职屡升，直至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职。1988年底，他调任国民党海工会主任。1988年7月，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全会上，章孝严、章孝慈均以较高的得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至此，蒋经国与章氏兄弟二人的父子关系也就等于得到了公开的承认。

据台湾报纸报道，1990年1月12日晚，章孝严和蒋孝武一起在台北市来来饭店的一个宴会上露面，公开承认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在这次宴会上，蒋孝武当着大批记者的面坦然谈到，他与孝严兄弟本来就是手足，而不是什么“情同手足”。他还说，这是我们自家的事，今后希望外界不要再把这个当成问题。

章孝严的孪生兄弟章孝慈，比较起来，更具有学者风度，接人待物显得沉稳内敛。

章孝慈的求学过程十分独特。从新竹义民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吴大学中文系，得到文学士学学位后，再转系进入法律系，从二年级基本法绪论读起，完成了法律系五年的课程。因此，章孝慈连续念了八年大学，比常人多出了一倍的时间，而且得到了两个学位。其后，章孝慈又到美国德州教会办的南美以美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至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学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这段旷日持久的求学经历。

章孝慈对于自己冗长的求学生涯，认为是一种对知识的追求与热爱，并谦虚的表示“学位与学问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位获得多种学位的学者，同他的兄长一样，因母亲早逝，自幼靠外婆和舅舅抚养，生活比较艰难。他曾说，从小他家人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真正要做好事情，就要念很多的书。在美国求学时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还做过保全公司警卫，在餐厅打过工。

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接任法学院院长职务，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位，仍兼法学院院长至今。

在东吴大学校长杨其铣眼中，他一手提拔的这位教务长，头脑细密，办事有步骤，讲话有条理，思路清晰；平日虽然不大爱讲话，但教学、演讲都不错。”

章孝慈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当然，他并非不懂政治，也并非对政治完全没兴趣。事实上，身为法学博士的章孝慈，对政治自有他自己的理念与想法。

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原因，章孝慈一直刻意回避自己的身世背景，直到蒋经国逝世时，曾仍然否认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他与其兄章孝严的观点不同。

章孝严认为必须彻底澄清，才能杜绝流言的伤害，而章孝慈则基于为人子的“孝恩”，出于“保护先人的声誉”，总是直觉的否认这层关系。直到蒋经国逝世近5个月后，章孝慈才坦然表明说：“他是我父亲！”

正如蒋孝武向新闻界宣布的那样，从此，章氏兄弟与蒋家的关系已经得到确认。

据说，目前奉化溪口蒋家的族人正准备在下一次修族谱时将章孝严和章孝慈兄弟二人录人族谱。

1996年2月24日，一年多以前在大陆讲学时突然病倒的章孝慈先生病逝于台北，终年54岁。

第十章友情、亲情和“手足情”

1．“砸断了骨头连着筋”

有关蒋介石的家族、家世及家事，见诸各种史传的材料已经很多，因为相隔年代并不十分久远，有些当事人或知情人直到前几年还健在，故尔所述基本相同，无大出人。蒋介石的亲眷和外成，在蒋介石发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沾了他的“光”，成为一时的显贵或名人，这说明蒋介石是极重亲情的，也说明他头脑中封建的家族观念较重，在用人方面“重亲不重贤”。如今考究起来，这也是蒋家王朝走向腐败--灭亡之途的重要因素之一。

蒋介石的父系亲人有如下几位：

蒋介卿，谱名周康，字瑞生，号锡侯，别号前安，是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生于1875年，比蒋介石整整大了“一轮”--12岁。蒋介卿是郡痒生出身，后又毕业于四明专科学校学法政科，蒋介石初显发迹之象时，蒋介卿叨光出任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英德县县长、后又担任过浙江海关监督、浙江省政府委员等。后辞职回到奉化溪口，开设公裕钱庄。蒋介卿年轻时，曾因与继母（即蒋介石生母王采玉）为析产分家的事闹过矛盾，彼时蒋介石尚未立事，但从此对这位异母兄长心存芥蒂。蒋介卿后来之所以辞职回乡自谋生路，与隐约存在于他兄弟之间的这点芥蒂是不无关系的。不过，兄弟毕竟还是兄弟，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是界线分明的。193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蒋介石被扣西安、生死不明的消息传到奉化溪口时，蒋介卿正在溪口武山庙看戏，惊闻此讯，蒋介卿惊骇过度，当即中风跌倒，不省人事，抬回家后不到三天就亡故了。当时因为蒋介石尚未返回南京，家人遂将蒋介卿草草入殓，停枢在家，设奠守灵以待。至1937年1月，蒋已返回南京，因在事变中跌伤腰部，遂请假回溪口养伤。族人请示蒋介石为其兄治丧事，蒋介石吩咐“缓办”，直到1937年4月22日，蒋介石腰伤渐愈，才为兄长治丧出殡。当时的仪式颇为隆重，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显要人物如林森、冯玉祥、居正、何应钦、愈飞鹏、朱家队阎锡山等均亲往吊唁，一时车来轿往，人喊马嘶，奉化一带乡间都轰动了。

蒋介卿身后有一子一女，子名国秉、又名国柄、字空华，先后毕业于上海中山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国民党陆军八十八师少校参谋，中校团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等职。蒋国柄在八十八师驻镇海时，与一位女演员谈恋爱，当关系发展到谈婚论嫁时，却遭到其父蒋介卿的坚决反对．国柄因此一度精神失常。

后在家族干预下，蒋国柄与羊头孙氏成婚，不久离婚，又娶萧王庙孙益甫次女维美为妻，生一子四女，子孝伦、女静娟、志伦、环伦、明伦。蒋国柄于1982年3月病死于台湾。蒋介卿的女儿名叫华秀，嫁与白崇禧的外甥韦永成为妻，韦永成在抗战时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

蒋介石的姐姐蒋瑞春，与蒋介石也是同父异母，系蒋父肃庵前妻徐氏所生，嫁给任宋村农民宋周运。宋周运粗通文字，爱钱如命，生活极其俭朴，曾经当过丰镐房的管家。关于宋周运的俭朴，有一个传说：宋周运从宁波到溪口，从来不坐汽车，而宁愿步行。问其原因，答称：买一双布鞋只需大洋四角，而汽车来回要用一元六角，可买四双布鞋，可穿两年，因此，乘汽车太不合算，所以还是步行好一些。宋周运有长子名涨林，曾随竺景到盐务局做过事；次子涨生，曾在丰镐房当帐房，1939年溪口遭日机轰炸时与毛氏同时遇难，三子祥生，做过宁波市农民银行的职员。

宋周运的女儿林香，嫁邻村王阿孝为妻。

蒋介石的妹妹名瑞莲，与蒋介石同母生，嫁于后竺村竺芝珊为妻。竺芝珊本是王泰盐铺的店员，因为与蒋介石有了亲戚关系，曾随这位大舅哥到广州去当佛山筹响委员，以后又任苏州税务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局车务总段长等职。竺芝珊的儿子竺培风，毕业于宁波商校，与溪口毛庆祥之弟毛凤美，蒋介卿之子蒋国柄等同年出国留学。回国后，竺培风在民航局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培风娶杨森之女为妻，生有一女。解放战争时，竺培风因飞机失事殒命。

蒋介石母系的亲戚是：

蒋的生母王采玉在葛竹的两位哥哥，一名贤力一名贤裕。两人文化水平不太高，贤裕虽曾当过小学教师，但后来神经错乱了。故此，兄弟二人一直在乡下，未得到蒋介石的提携重用。不过，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始终对这两位舅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经济上也定期补贴。王采玉的堂兄贤甲、绰号“小汤果”为人极精明、善算计，由于他在蒋介石未发迹时十分器重蒋介石，更由于“二次革命”期间蒋介石在葛竹避难，王贤甲曾陪蒋到四明山避祸，所以蒋介石始终不忘这段思情，对待这位堂舅父比待自己的亲娘舅还要亲。王贤甲之子王震南，日后得蒋介石重用，做过南京政府的军法处长、第三战区军法执行分监和上海特刑庭庭长等职。还有王采玉的一个族人王惜才，曾做过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及农民银行监察。王氏族侄王良鹤之继子王世和，被蒋介石提拔任用为自己的侍卫长。

蒋介石还有一个娘舅--萧王庙的孙琴凤，是蒋父继室孙氏之兄。孙琴凤是个商人，在上海和宁波都开有工厂和商号，生意上很得意，他对蒋介石曾有过经济上的帮助，蒋介石发迹后，曾请孙琴凤做丰镐房的管家，掌握银钱进出，对其信任有加，孙琴凤没有子嗣，过继了侄子孙经镇为过房子，蒋介石提拔他为农民银行发行主任。孙经暖之子义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返国后，先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赴台后曾任国际货币基金会懂事、“中央银行”副总裁兼“外汇局”局长、“中央信托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经理等。

蒋介石的发妻毛福梅有两个娘家哥哥，一位名叫毛武宝，一位叫毛秉礼。毛秉礼做过宁波市警察局长，早年到广东黄埔军校工作过，后又返回浙江，在宁波担任都奉汽车公司的经理。不过，这位老蒋的大舅哥对蒋介石的作为不太满意，蒋介石离开大陆赴台时，也没邀他同往。解放后，毛秉礼被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于94岁高龄时在上海病逝。此外，毛福梅还有一个姐姐，其外孙宋时选随蒋介石逃台，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蒋介石的封建家族观念极重，尤其重视自己家庭的族谱编修工作，范学文曾撰文记述这件事，令引如下：蒋介石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他发迹以后，千方百计要查祖宗的来根。他对蒋家宗谱非常重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当他已故的生母王氏八十岁生辰纪念之时，虽溪口已沦陷，他仍叫蒋经国派人从日寇重围中的故乡密携蒋家宗谱间道入赣，辗转送到重庆。他“三复循诵，几忘寝食”（见蒋介石自撰《先系考序》）。他详校了天台龙山蒋氏家谱与勤县横山蒋氏、奉化峨阳蒋氏两谱之异同，认为组奉两谱较龙山谱为可信。蒋家宗谱，循例每隔三十年修纂一次。自清季以来，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四年、道光八年、咸丰八年、光绪十四年、民国七年都修过谱。民国七年的那次修谱，就是由蒋介石哥哥介卿主持的，聘请奉化周带南（均棠）为大总裁。到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又应为大修之期，蒋介石极为重视，聘请吴敬恒（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副总编纂（编者按：实际负责修谱者为沙孟海，详见本书首篇沙孟海的回忆文章《武岭蒋氏宗谱纂修始末》）。虽其时国民政府已形势危殆，摇摇欲坠，蒋还是强打精神，叫大儿子蒋经国来溪口主持“讲谱”大事。进谱搞得很热闹。溪口蒋家饲堂挂灯结彩，大摆洒席，并且从上海招来京剧班演戏三天。这是蒋为家族和自己树碑立传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修谱，大书特书的，就是在宁波找到了一个祖宗头。蒋氏之源，出于周代，这样遥远的稽考，自然不必说了。溪口宗谱中，第一世的太公叫蒋光（延恭），是迁到四明来的始祖。蒋光生二子，名宗祥、宗霸，那是五代后梁时了。宗霸（字必大）信佛，就是溪口人尊奉的摩河太公，因他常念“摩河般诺波罗密多”经句得名。

这个摩河太公死后葬于天童寺旁的小盘山口。宗霸初在小盘山筑庵静修，后迁居奉化三岭（山岭）。到他的孙子蒋浚明，北宋神宗时拜大理评事，迁尚书金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家业始显赫大凡修谱，列举世亲，总要找一个有来头的祖宗头，以示荣耀。蒋家祖宗，以这个金紫光禄大夫最显赫了。蒋介石即……请沙文若（即沙孟海）负责具体编纂工作，沙又请杨菊庭、朱赞卿等在宁波寻极查据，经杨菊庭多方考证，作了一篇《联桂坊蒋氏遗迹考》，查出蒋浚明居采莲桥蒋家带（带河巷），现在宁波的白水巷还有蒋家饲堂，供奉蒋浚明牌位。蒋家的数世坟莹，则都在奉化三岭（山岭）。由此可知蒋氏一支，是从宁波分过去的。查清了祖根后，蒋介石大为高兴，于一九四九年农历正月初一，曾派蒋经国到宁波蒋祠拜祭。是年四月中旬，蒋介石又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蒋经国等，到宁波访谒宗庙，还到宁波柳亭庵旁及天童小盘山祭扫祖宗头蒋摩河等坟墓。蒋介石对奉化以外的蒋氏族根也很关心。

据报载：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蒋面谕文官长吴鼎昌，派郑弥再往临海调查，征得蒋氏谱三册携京。又宜兴徐舍镇西北十公里都山函亭蒋饲（祀东汉函亭侯蒋澄），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六日落成，蒋特自京乘汽车抵徐舍，再乘汽船到函亭主持典礼。

数典不忘祖，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有浓厚血统观念的。即使是死在台湾，也不愿葬身异乡，棺木暂居，希望能搬回家乡安葬。

2．人不亲土亲

蒋介石的乡土观念和寻根意识决定了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落叶归根”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不愿葬身异乡，期望有朝一日魂归故里，在生他养他的地方陪伴父母长眠地下。实际上，他的这一愿望不难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是随时敞开着的，祖国的大地和溪口蒋氏家乡的热土也随时准备接纳蒋介石这个特殊“游子”的灵枢，真正成为障碍使蒋介石难以魂归故里的是台湾领导人现在坚持的反共政策。这一点，世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蒋介石泉下有知，他多半也会主张将灵枢运回大陆，安葬在家乡的。事实上，早在大陆期间，蒋介石就在家乡为自己选择了墓地。开始，他打算把墓地设在慈庵母亲墓边。后来，他又看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于是改变了主意，选定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葬身之所，并且派人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可惜，时至如今，蒋介石辞世已20余年，其归葬家乡热土的愿望仍未实现。

溪口蒋家曾是望族，后来一度中落，到了蒋介石这一代，由于蒋介石的发迹，蒋氏家族乃成为旧中国的“天下第一家”。这样一个家庭，对修族谱之事当然是十分重视的了。著名学者，书法家沙孟海先生曾负责重修《蒋氏宗谱》。他的回忆是极具史料性的，从今特摘录于下：我曾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工作二十年，起初和蒋介石没有直接关系，一九四六年以后，为纂修《武岭蒋氏宗谱》（武岭是奉化溪口的一座山），蒋介石不时召见、询问、指示，始有接触。正谱修成后，他还要我另编一本小型简谱。前后历时近三年。这一段历史，社会上传说纷坛，报章杂志，亦有虚构事实，渲染演化，编成传奇小说者。因此忆述始末，写此资料，以正视听，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旧社会重视宗谱，各姓各族大抵隔三十年纂修一次。《武岭蒋氏宗谱》自一九一八年即民国七年纂修后，将届三十年续修之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蒋经国派人从奉化故乡密携旧谱间道入赣州，再送达重庆，蒋介石就考虑重修问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蒋氏族众始具体等议，采取行动。蒋介石重视此事，亲自掌握。一九四六年在南京，他对旧谱所载先世事迹曾提出两点疑问，写条子交国民政府政务局长陈方查考史籍。当时我是教育部秘书，调到文官处每天半天工作（后来补上国民政府秘书），陈方将此事转嘱我代为查政。我到多图书馆翻检资料，写出答案。陈方上报时写明是沙某人查答的。蒋介石正好在物色修谱人选，见此报告，次日即派蒋经国到国民政府来看我，奉父命并代蒋氏宗族请我负责重修宗谱工作。我家四个弟弟和弟妇等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或在解放区工作，二弟文求且已在广州牺牲，这一点蒋介石父子是不知道的。至于我自己在国民政府主要凭一套旧笔墨吃饭，不管“文案”。平日对史志谱碟之学粗有研究。既然有修谱机会，所以欣然同意了。

接着便由蒋经国向溪口蒋氏家族联系，在溪口开个会议，他和我都去参加。会后随即提取旧谱数种带回南京。我顾虑修谱应从几方面进行工作：第一，新谱凡例，由我着手起草，此是主要的。第二，安排纂修工作人员。第三，追查先系。从旧谱找出先世有联系的各地同宗，向他们借取家谱备参考。同时查阅当地的府县志。第四，蒋氏族人新生一代旧谱未经载入者，不论殁存长幼，依照凡例制订的项目，由各房推定人员分头进行采访。

关于纂修人员，我推举奉化籍的周军以自助。原蒋经国秘书上虞人黄寄慈熟悉溪口情况，也请其参加编纂，住溪口，负责联系当地采访工作。另外经各方推荐精熟小楷的张景钟，徐百炼、徐正旅三人，担任日常具体编录校对等工作。周、张、二徐皆在南京随我工作。就国民政府内部腾出一间空房，给他们四人工作之用。

武岭蒋氏从宜兴迁来，旧谱及《宜兴县志》皆有记载。近来有人写史料，说我曾两次到宜兴访问调查。我实未去过。当年南京，上海各报刊登蒋介石父子往宜兴展谒汉函亭乡侯蒋澄基，敬献花圈，报上并附刊墓地照片。我于次日读报始知之。

蒋介石平日住中央军校，随时要索阅谱稿，白天晚上不一定。侍从武官往往突然来个电话，并派车来接。我去时总携带手头稿件，一面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一面即向他请示。他特别重视先系问题。我订出几例之后。首先起草《先系谱》一篇。

《左传》载：“凡，蒋、邢、茅、昨、祭，周公之见也。”蒋氏是周公之后，没有问题。旧谱只追溯到五代时始迁明州（宁波地区古称明州）的蒋光、蒋宗霸父子。

由此逆推上去，中世纪一大段世系，问题就多。我根据借集的各地蒋氏家谱，并参证地方志乘，逐步追查。最后由宁海龙山一支找到线索，更从临海、黄岩、仙居诸谱及郊且横山谱、奉化峨阳谱参互核核，居然得到衔接。虽然如此，毕竟年代太远，或有未可尽信。故于各人名下注出据某书或某谱，以明责任。至于宜兴，天台及临海诸谱详载西周以来一连串的世系名爵完整无缺，我以其“于史无证”，概不采用。

社会上对蒋母王氏里籍问题谣传甚多。有说她出生在河南，成年嫁到南方来，我不大相信。因为生活服装容易改变，语言不可能完全改变。我认识几个溪口人，从来未听说镇上有讲北方话的妇女。直到近年，有张明镐、何国涛等人详细写述文史资料，张文刊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三辑，何文刊在《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两书大量馨销，谣传遂熄。至于对蒋介石元配毛氏与宋美龄等在宗谱中如何叙法问题，社会上揣测更多，谣传也不少。如传说修谱时陈布雷、沙孟海二人对此无法动笔，只有请吴稚晖出主意云云，完全出于猜想。事实是这样的：新谱中关于蒋介石这一条，蒋介石亲自写成稿子交给我们，我们只照样编录，并不发生任何为难。世碟的原文是：“周秦，原名瑞元，一名中正，字介石，肇聪次子。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送日本振武学校毕业，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大总统。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十九年十月受基督教洗礼。配毛氏，民国十年出为慈庵王太夫人义女。民国十六年继配宋氏美龄，美国韦尔斯莱大学博士，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十二日生。子经国、纬国。”

有关蒋介石妻室与子媳等，他自己叙录如此。大家知道，毛氏是离婚的，谱中不明说。两子是谁氏所出，亦未叙及。蒋经国生母毛氏没有问题，蒋纬国生母是谁，社会上有不同传说，我实在也不了解。修谱期问，蒋纬国向我探问，谱中有未写上他的母亲。我告知他，我们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三十年再说罢。”

一九四七年早春，蒋介石在庐山，也曾电话叫我搭便机去，我与国民政府另一秘书周宏涛同行。我住励志社，周宏涛装行郾，由他汇报。过几天，蒋介石约时间接见我，询问谱事进行情况。再过几天的晚上，在“行郾设宴，宋美龄同做主人，宾客中主要是郑洞国。我往年曾游过庐山，此次天气又冷，很少出去游玩。

留山上十多天，只有到庐山图书馆看书，也找到些与蒋氏先世有关的若干资料。

蒋介石最尊崇吴稚晖，宗谱卷首请吴稚晖撰写长篇序文，内外题签也是吴一人手笔。宗谱付印将竣时，照例卷首应列“纂修姓氏”，蒋介石指示，可题鉴定吴敬恒，总编纂陈布雷。我转告陈布雷后，即加拟一个编纂协纂名单：编纂四人，夏禹钧、沙文岩、周罩、黄寄慈。协纂三人，张景钟、徐百炼。徐正旅。陈布雷阅后对我说：“我是总编纂，你应该是副总编纂。”我说：“蒋族未与我联系之前，已邀请邻村畸山夏老，虽未着笔，但乡党尚齿，如列我为副总编纂，便难以位置更老。”

名单报上后，蒋介石亦别无意见。只是蒋介石亲笔写成的《先系考序》，内云：“今岁戊子吾旅重修宗谱，特聘武进吴先生为总裁，主其事，慈溪陈君布雷、郸县沙君文若为编纂，襄其成。”列名稍有异同。

《蒋氏宗谱》纂修告成，交上海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版排印，大型线装，每部六大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溪口举行“进谱典礼”。宗饲各房都摆祭演戏，大张酒席，挂灯结彩，相当热闹。典礼循旧归由宗长主祭，各房房长陪祭。纂修人员例不参与，但被邀与宴。前方军事正急，蒋介石自己未到。

重视家族、看重亲情，有“报恩”思想，但也不乏炫耀的动机，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也。

蒋介石的外公王有则于1982年、蒋介石出世前数年就故去了。但自蒋介石幼时，蒋母王采玉常常“举公之言及其行事以诏中正”；并将外公遗物传给蒋介石，让其珍藏。蒋母的叙述中，免不了有对其父王有则的溢美之处，蒋介石目儒既久，自然对外公故事多有了解，并产生肃然起敬之情。1932年，蒋介石在庐山姑牛岭亲撰《外公品斋王公传》，称“如我外公王父者，岂非古之贤者哉！”

蒋介石的外婆姚氏活到69岁，于1905年去世。蒋介石童年常到葛竹村去看外婆。

外婆也常到溪口与女儿、外孙团聚，并住上一段时日。因此，蒋介石对外婆了解较深、感情更笃。1932年，蒋介石为外婆写家传。

蒋介石还为其外公、外婆分别修了两座故墓。现在位于离葛竹村1．5公里的东家坑山上的王有则墓，仍完好如故。墓碑正中刻着“外王父有则公之墓”，上首标注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下首署名“外孙蒋中正敬题”。两边有一幅柱对，右边是“精神不灭，外王父王千古”，左边是“数泽常存，外孙蒋中正敬书”。

碑的上方扇形应栏上刻有“仁慈”两字，落款为“美龄敬题”。

此外，蒋介石在他的外公家、王氏宗词，都送有匾额。王家堂前挂匾，上书“乡国望重”，落款为“外孙蒋中正”。词堂里那块挂匾，中问题“音容宛在”，落款为“蒋中正”。王家祖宅，今虽破旧不堪，但屋形尚存。

王采玉的三个异母兄长均早年故去，两个胞弟贤矩、贤裕均属平庸之辈，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任用提携，但在家乡却备受蒋家的关照。

王贤臣生于1868年；王贤裕生于1872年。兄弟两个性不同，贤矩生性好赌，不务正业，似乎没有干过正当职业；贤裕读了几年私塾，能背诵唐诗几十首，年轻时，在明坑、北溪等处当过小学教师，但脑袋不灵。他们的生活，平时常靠大姐王采玉照顾。及至蒋介石宫居要职，则按时按节提供这两位舅爷以衣暖食饱的中等生活，但从未介绍他们担任公职。

陈志坚，曾在蒋家担任家庭教师多年。据其透露：“我在蒋家任职期间，常见葛竹两位娘舅到丰镐房小祝大娘舅叫贤矩，塘痢头，期貌不扬；小娘舅叫贤裕，有点神经玻但蒋门上下对他们都很尊敬。”

唐瑞福，曾于30年代至40年代后期两次出任蒋家帐房。他曾谈到，在蒋宅已无本房主人守持时，蒋经国对他反复交待：“我不在家，别人来作客可以毋须招待，只有葛竹的二位舅公来溪口时，请他们住下，多办些小菜招待他们，按时按节送钱作他们日常开销，平时要米要日用物品，都到溪口街上凭把支龋”贤矩不常来溪口作客；贤裕则常由族人抬轿，手执尘拂，到丰镐房一住一两个月。他有点神经失常，常自言自语背诵唐诗。有人问他老先生今年多少贵庚？他回答说：“今年十五岁。”人问其故，他说：“去了六十甲子，不是十五岁吗？”其实是年已七十有五了。

蒋介石在抗战以前，每年年底，给贤矩、贤裕各送去大洋百元。贤矩则取以买田，历年来购置田地五六十亩，1949年解放后，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贤裕不知道积蓄，雇人挑浅滩以通溪流，路上发现鸡粪狼藉，随时扫去，终日疯疯癫癫，不知所为，吃喝用光，未置田地，以后被划成份为中农。两人于1950年先后病死。

贤矩有二子，长子良昭，良昭之子忠泽，之江大学政治系毕业，被蒋介石升为福建浦城县长，历时5年。抗战胜利后，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调他去台湾，未赴任。回到浙江，调任新昌县长。贤矩的次子良穆，随蒋介石去广东充侍从副官，北伐军抵达南京，良穆贪污了一笔公款，逃回葛竹家中，蒋介石未加追究，1933年在葛竹设立武岭分校，王良穆被任为分校主任。

贤矩的独生子良辰，也有先天性的神经失常。良辰之子忠熊，神经病仍未断根，1978年死在葛竹。

在蒋介石母系中，直接得到蒋介石恩泽的，还有王采玉的两个堂兄王贤甲、王贤东及其后代。

王贤甲是王有金的长子，生得相貌堂堂，蓄长须，绰号小汤果。据说，蒋介石在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的当年，因被北洋军阀政府缉捕甚急，曾到葛竹躲避，由精明能干的嫡堂舅父王贤甲，领他翻山越岭，到幽僻的四明山的四亩岩隐匿，他在石室枕岩而眠，自谓得一履险如夷、旋即飞黄腾达的佳梦，此后经历，果然应验云云。

王贤甲的冒险相救之恩，日后得到了蒋介石的重报。王贤甲曾于1914年捐资在葛竹兴办凤窈学堂，得到浙江省民政长颁发的银质奖章。

王贤甲有六子：良森、良朔、良季、良就良裕、良汉。其中，良汉最得蒋介石宠。良汉又名震南，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曾任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司长、三战区军法执行分监、上海特刑庭庭长等职，在葛竹建造有一所规模颇大的住宅，缘山而筑，气派有过于溪口蒋宅的丰镐房。

1939年，王贤甲死，王震南夫妇在重庆，不能回来治丧。蒋介石胜利后，王震南回葛竹给其父出丧，十分热闹。蒋介石自抗战后来葛竹扫墓，常住在王震南新建的住宅里。

王贤东是王采玉嫁到蒋家的介绍人，又长期为蒋家管帐，深得蒋氏好感。王世和是王贤东的侄孙，又名忠森。王贤东年老回乡时，由王世和的继父王良鹤继任玉泰盐铺管帐，王良鹤托蒋母向蒋介石请求带其子世和去广东从军。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威货店当秤手。蒋介石为当面看他举止如何，叫王世和送一篮咸货来。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命他吊在屋柱钉子上。王因人矮，取凳垫脚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蒋认为他做事小心，就面允带他去广东，初随蒋充勤务兵，黄埔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毕业之时，家乡曾敲着12面铜锣向王良鹤报喜。1939年，王世和充任蒋介石侍卫大队长。1944年俞济时接掌七十四军，调任王世和为副军长。再进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

王世和因嗜赌如命，常常误卯不到，曾两次被蒋革职闲置；但一遇时机，蒋又将其起用。如西安事变后，蒋孝先被东北军枪击殒命，蒋又任用他为侍卫长，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在溪口开设王泰钱庄，初聘唐瑞福为经理，后由王世和自兼。

蒋介石对其青少年时代的受业老师也很尊重，有好几个人以后被罗致做他的幕僚，礼遇有加。如毛思诚，奉化岩头人，是蒋介石就读岩头时的老师。毛思诚在执教中、对蒋介石的作文多有赞誉，对蒋的影响很大。蒋介石也感念老师的教导之恩，以后对毛思诚一直十分敬重。

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毛思诚在浙江省立第四学堂任学监，蒋介石写信叫毛思诚来粤，委以秘书之职。1925年3月，东征军克复潮汕，当时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委任毛思诚为潮阳县长。然而毛感到自己是个文人，不宜当官，故上任3个月，就上书蒋日：“吾性好酒，而才非庞土元，百里侯非吾愿也”。蒋读后大笑，应允了毛的辞职。北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毛思诚被委以总司令部文书科长，并被选为监察委员，居住在南京。西安事变后，毛辞职回乡，于1939年病逝。毛生前著有《蒋介石大事年鉴》，编有蒋介石的《自反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周枕琴，是蒋介石曾就读的奉化风麓学校校长周枕棋的弟弟，他本人虽不是蒋介石的直接先生，但因周枕棋的关系，蒋也认他为老师，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曾一同在上海交易所买卖股票。后来，周先后担任过江浙盐运使冲央第一编遣区经理处处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军需署署长等，是蒋介石掌管财政的亲信。

蒋周两家，在下一代的关系依然十分密切。在台湾蒋经国政权中凋枕琴的侄孙周宏涛，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台湾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台湾银行董事长等职，一直是幕中要角。

顾清廉，是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就读时的老师，对蒋的思想影响较大。蒋介石自认从顾清廉学习，受益非浅，因此对顾十分敬重，发迹后长期延揽顾于幕中掌管文犊，待为上宾。

蒋介石发达后，没有忘了宁波，奉化的一帮同乡故友，其中不少人得到了蒋的提携。和萧王庙人孙星环、孙洞环兄弟，是蒋介石的幼年之交。孙星环一度与蒋在浙江武备同学，二次革命时，蒋在陈其美手下沪军团长，孙星环为该团一营营长，是蒋早期的得力助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孙一度出任南京宪兵团团长，后改任镇海要塞司令及浙江省政府委员。其弟孙洞环，为留日学医官费生，是蒋的结拜兄弟，北伐时蒋曾任他为总司令部军医处长，未到职，后一度任陆军医院院长，因吸鸦片，蒋与他逐渐疏远，后来只任少将高参闲职。

再有萧王庙人孙鹤皋，与蒋介石相交颇早，曾留学日本学经济。蒋在上海交易所的买卖生意，多数委孙鹤皋为代理人，两人关系颇契。北伐军攻克武汉后，蒋委孙鹤皋为武昌海关监督。宁汉分裂后，孙随蒋回南京任总司令部经理处副处长，旋又调任为津浦铁路局长，又升交通部铁道司长。因染上吸鸦片嗜好，为蒋所弃，不予起用。后投身金融界，抗战时为重庆四明银行总经理。

蒋介石在奉化城内凤麓、龙津两校读书时，结识的同学和朋友，后来跟蒋做事的有江怀清、张硕卿、陈泉卿、俞镇臣、俞飞鹏。朱孔阳等人。江怀清，奉化棠泰人，本人早死，其子江庆格曾做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张硕卿，奉化剧界岭人，担任过北伐军总司令部港议，其子张纪云担任过总司令部秘书等职。陈泉卿，奉化封责人，早年加人同盟会，此人绰号“刘山王”，其子陈式正，做过国民党军队师长，解放后去台湾。朱孔阳，号守梅，商人出身，北伐时任军需处副处长，后任军需署长及浙江省政府委员，朱在任职期间囊括极多，在奉化城内兴建宅第，称为“梅园”，蒋介石以后有所闻，乃不再信任。俞镇臣，又名作屏，曾到广东，东征时曾任蒋的秘书，又为蒋委为海山场场主任，不久提升为揭阳县长，在任身死，其次子俞国华，后去台湾，官至蒋经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俞飞鹏，则被外人视为奉化人中最得蒋介石宠信者。俞年轻时做过体育教师，由周枕琴、张硕卿等人介绍，被蒋接纳，以后官运享通，做到兵站总监，交通部长等要职。其族侄俞济时，黄埔一期生，原任八十八师师长，后来做蒋的侍从室侍卫长，又做军务局长。在蒋的身边，陈布雷和俞济时两人，是一文一武亲信人员。

奉化畸山下人夏兰卿也是蒋的老朋友，此人热衷乡村教育工作，没有跟蒋去做官人。奉化寻国大代表”时，蒋曾推荐夏兰卿列为候补“国大代表”。

跟蒋发迹的人，奉化城里人比溪口人多，故溪口人自嘲说：“雷响溪口，雨落城里”。

蒋介石在宁波的早期朋友，后来同时留学日本的，有陈方之和林绍楷、林绍桶曾兄弟。陈方之跟随蒋介石当过多年的军医处长及侍从医官。林绍楷于1927年任宁波工务局长，林绍桶曾任台湾官员。

另有陈云汀，是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的同学。知心朋友。俩人曾在文昌帝君前叩头发誓，互换兰谱。以后陈云汀跟随蒋介石，曾任宁波洋广税务局长，旋调任为镇海船货局局长，最后于海口第七区营业税局局长任上卸职后，与蒋疏远了。但蒋每年还饬令军需署送他一笔年节，直到1948年陈在宁波病死为止。

溪口人毛颖甫，毛大昌酒店的老板，与王泰盐店是溪口镇上的同业。毛颖甫比蒋介石大一辈。蒋在留日期间，曾得到过毛颖甫的多次资助，以后蒋介石就提拔毛颖南的长子毛庆祥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后又升为军委会机要科长，成为蒋的亲信。毛颖甫本人是宁波政学学堂出身，也当上了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在家坐享“清福”。大陆解放前夕，毛庆祥携带家属十余人先在香港做寓公，继而到阿根廷开办大农场，其子毛盛节，是台湾航空人员。毛庆祥胞弟庆善之子节夏，是美国医学博士，在美国一家制药厂当工程师。

前文提到曾为蒋介石修《蒋氏宗谱》的沙孟海先生，蒋介石也多次予以照拂，欲委以实际职务。只因为沙孟海先生是一位学者，对为官之事不感兴趣，多次逊谢，蒋介石的“报恩”之情才收了回去。

蒋介石的家乡观念极重，早年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在世的时候，蒋介石东渡时学习军事，便每每怀有“不孝之孤远离膝下”的歉疚，当时这种情感还只是限于母子之情。

王采玉辞世后，随着蒋介石逐渐发迹，他的桑榟之情更浓。在大陆期间，除特殊情况外，蒋介石每年清明或自己的生日，总要回乡一两次。清明回乡是扫墓祭祖，生日回乡是为了避寿。但不是清明、不是生日的时候，他也曾多次回溪口。这种情况，更多地包含着一种寻根情结，当然有时也时以溪口为其政治斗争的避风港。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于当年8月离开南京，回到溪口。这次回乡他从苏州带了次子纬国回来，当日在丰镐房住了一晚，与毛氏会了面，并吃了毛氏为他做的家乡菜。次日，辞驻文昌阁，祭扫蒋母墓后，又再移驻到雪窦寺。

雪窦寺是四明山区有名的古刹，群山万壑，自北向南倾泻，在雪窦山的前坡，形成一个大壑。有溪水两道，从山顶曲折而下，流到前面汇合成一荷花池。池边一峰横陈，恰好像锁住这个大壑口一样。这座古寺，建筑在两溪之间，面对横峰妙高台。寺始建于东晋。至今寺内有大小两株白果树。有四个人合抱那样粗。传说是汉朝遗留下来的，迄今约有两千多年了。寺的规模不大，有20多间房，十来个和尚。

蒋介石及其大哥蒋介卿对这个寺是熟悉的，小的时候也都来过。庙里的和尚，对溪口蒋家当然也是熟悉的。

蒋介石这次回来，好象真的要解甲归田的模样，每天宽袍便服，携纬国至千丈岩观瀑，临碧潭观鱼，畅游名胜古迹，晚上，听雪窦寺太虚法师讲解《心经》。并且与蒋介卿计议在妙高台建一别墅，要把千丈岩瀑布、妙高台奇峰、三隐潭石笋这些风景点联成一气，将崎岖山路扩建成石阶，以便游人上下。后来，蒋介石又移驻蒋母故庄“慈庵”。

蒋这次下野实际是以退为进，虽隐居溪口，但却频繁接待来访的客人。此间，来溪口坊谒他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不断，如张群、王柏龄、刘峙、吴忠信、张静江、蒋鼎文、卫立煌、杨虎这些拥蒋的人物都来过，上海的闻人帮会首领杜月笙、王晓籁也来过，这自然都不是一般性的拜会。

蒋在溪口住了一个多月，即赴上海去日本一个半月后回国，在上海与宋美龄结婚。遂即踌躇满志地去南京重新上台。从蒋介石与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上看，也可略知蒋的性格的一面。宋美龄之前的妻妾姑且勿论，蒋与宋美龄，确是真心的，这一点，孙宗宪曾有记述：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起初，两人的生活习惯，志趣爱好，各有不同。比如：蒋惯于吃中菜，宋却喜西餐，吃饭时各吃各的；有时意见不合，引起争吵。因蒋杀害邓演达事，两人闹得最烈。宋美龄每每一气之下，就驱车走上海。每次都由宋母或姊蔼龄（孔祥熙夫人）对双方进行劝解，促宋回去或电蒋来接。以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和睦，同吃中菜，宋母死后，相处更为亲呢，互称“大令”（洋人夫妇间的爱称），宋对蒋的生活起居，关怀照顾，无微不至，犹如护士，蒋有胃病，不宜饱食，宋加以限量，每餐二小碗，有时蒋还是想添，宋每劝止；蒋办公之后，宋常为之整理案头文件。公余时联袂散步于官邸（军校内）小花园。一次假日，宋高兴地提出去野餐，蒋欣然赞同，就命准备简便炊具、餐具和必要的食物、调味品，驱车到中山陵园，搬石架锅，宋亲自煮菜。因火太猛，鸡蛋炒得焦黑不堪，宋向蒋表示歉意说：“我不会烧菜，鸡蛋炒得不能吃了”，不愿拿过来。蒋说“好吃的”，一定要她拿来吃。于是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还连称“好吃，真好吃”，竟一扫而光。我们在旁看了，不禁暗暗好笑。

蒋介石夫妇的膳食费，每天三元，包括男、女佣各一、厨司一在内，有一处理私人信件的钱姓女秘书伙食自理，招待客人时另加。菜肴之中，每天有新鸡一只，做汤吃两餐。蒋不吃点心、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茶和牛奶咖啡，渴时喝白开水。

每晨四时起床，做体操，洗澡；晚上十一时洗澡就寝；中午睡四十分钟，睡起喝鲜桔水一杯。宋的生活也并不特殊，当年上海小报载她用牛奶洗澡，我们无人知道有其事。

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九号，有三间二楼小洋房，后面有小花园，是宋美龄经手买的公馆。平时由副官蒋富寿（蒋本家）看管，宋常去小住，并从其兄弟宋子安或宋子良家接宋母来同祝去时，由侍卫长王世和派我等九人便衣带枪随往保护。

宋美龄对我们生活待遇，颇为优握，每人每月补贴伙食费九元，还常到厨房看看，关注过问。小花园的花木，她有时亲手培植，徘徊观赏。

起初，宋曾向蒋提出“最好用几个女卫士”。蒋笑笑指着我们对她说：“他们都年轻活泼、有文化、又会打枪，不是很好吗？”宋也颔首，不再提了。

蒋介石性情急躁，好发脾气，一不称心，就要骂人打人，一拳一脚，非常熟练，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是常挨骂挨打的对象。按军规，长官打时，只有挺胸而挨，不准退避。一次在打竺培基时，宋美龄进来，对竺说：“你为什么这样呆，还不快走！”从此以后，竺见蒋发怒要打，拔腿就逃，并顺手把门带上，蒋也就罢了。别人也相与效法。

大家知道，宋在的时候，蒋很少发火，因宋经常向他规劝：“像你这样的身份，还能随便发人骂人打人吗？”平常，侍从人员听到蒋的喊声，进去时不免心悸，见以宋在，就如有了保护。她对人的态度和蔼，甚为大家尊敬。

还有孔二小姐（孔令俊），打扮得不男不女，怪态可憎。起初，因宋美龄的关系，她来时，门岗向她敬礼，后来有意给她难堪，不再敬礼，她气愤地去告诉宋美龄，不料家的回答是：“你不是政府官员，何必向你敬礼？”反而讨了个没趣。

一次蒋去湖南，先向侍卫长王世和告诫：“你们到了那里，切勿大吃大喝，叨扰何云樵（湖南省主席何键）先生。”何招待我们的菜肴丰盛，中餐从十一时吃到下午三时，接着就是晚餐，吃到九时才结束。真是山珍海味，我至今难忘，当时未被蒋所知道。临行前，何键还送给我们每人洞庭湖的水鸭绒被一条，枕一对，蒋微有所闻，就向王世和追问，命他向何婉谢退还。

再有一次，蒋夫妇到杭州澄庐休假，浙江省会公安局长何云，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以六大盆的佳肴招待我们。正在进膳时，蒋夫妇来了，蒋介石一见大怒，用手杖打碎了几个菜盘，对何大骂一通。

还有在汉口，住于恰和村，是租用教会的房子。津汉铁路局长何竞武，也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送来一卡车的西瓜，屋内无处放，卸在门外。蒋回来一见，问知是何送来的，马上打电话把他叫来，大骂道：“我只要你把事办好，谁要你送东西……”，也把西瓜打破了好几个，命他立刻运走。

在与闽冯战争时，蒋坐镇开封指挥。一天傍晚，他穿长衫，戴礼帽，坐了铁路的手摇车出巡，部分随从另坐一部在后。离站不远，有某师的上士班长（排副）与几个士兵也坐手摇车迎面而来，我们喊他们抬出车轨让路，他不但不让，还手舞足蹈的高喊要我们让。当两车相近时，蒋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还高声回答：“是某师某团的排副。”蒋含笑说：“我指挥百万军队，倒还没有像你这样神气。”那班长听了，已看出是蒋总司令，吓得慌忙跳下车来，与士兵把自已坐的手摇车抬出轨道。蒋一笑而过。

在一般情况下，蒋介石每年清明要归故乡祭扫祖先、父母和祖父母的坟墓，并游览名胜古迹以及探亲，溪口上游的剜源，有前、中、后三川，他外婆家在后川葛竹，岳父家在前川岩头，连襟宋孟固家在中川华驻，都可行竹筏，在急流中，其疾如飞，惯坐者为之快意，偶坐者未免惊骇。1932年，他与宋美龄同游雪窦山回来时，从后川的亭下坐竹筏顺流而下，当竹筏飞驰簸荡时，宋吓得连呼“大令”。蒋哈哈大笑，招呼她不必害怕。

这位孙宪宗是奉化萧王庙大埠头人，曾做过蒋介石的带枪内卫，他的回忆，当是十分准确翔实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最初确是一种政治的联姻，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但是，婚后的感情有所发展，直至相互爱慕厮守不离的情况也是世间常有之事。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情况看，就属于这一种。连当初激烈反对蒋宋联姻的宋庆龄女士也于“西安事变”后感慨地承认这一对政治夫妻“开始有了爱情”。

另外，从孙宪宗的回忆中亦可看出，蒋介石的桑榟情重，除了源于对故乡的眷顾之外，也有私心目的。蒋介石自从经历了“东坡楼”事件以后，深恐再发生类似的刺杀事件，所以，他挑选卫士，多以奉化籍同乡军人中选拔，对于贴身内卫，蒋介石更是亲自点名询问年籍和家庭状况，这种做法就不能说是重视乡情乡亲了，而应视为一种政治的安全的考虑--从感情上讲，蒋介石毕竟还是比较信任“同乡”的。

1934年蒋介石回溪口过生日，前三天就通知丰镐房，到各村去布置赛会，这是奉化民间习俗上的一种灯会，有龙灯台阁、旗锣鼓伞等杂艺表演。通知并且说，老龙要多要几条。蒋介石童年是欢喜盘龙灯的，溪口武岭学校师生和丰镐房执事人等，就大忙起来了，除准备灯会外，特派人赴宁波定购油包馒头，蜡烛，以便在蒋生日那天夜里，玩个通宵达旦。

生日之夜，溪口前面的一个溪滩上，10多条滚龙盘来滚去，煞是热闹。蒋介石和宋美龄坐在文昌阁台阶上凝神观看，甚为满意。耍毕，蒋叫副官每条龙赏洋10元，宋美龄在旁说了一声：“也颇吃力哩！”蒋马上又传令每条龙加赏10元，合20元。

蒋每逢回乡过生日，对同族五服以内的贪苦年老穷而无靠者，每人给10至20元，博得们老恤贫的赞誉。溪口武岭农场的水蜜桃很有名，蒋这次回乡，特吩咐送一些水蜜桃罐头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分给正在受训的学员吃，以表示他对部属的关心。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0多年，除特殊情况下，基本上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或省亲、或走访亲友、或稍息小祝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总代表，他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已有定评，无须多论；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可以说：蒋介石是一个很传统又很“老旧”的中国人。

3．叛逆的女婿

在上海淡水路一座清幽雅静的住宅里，居住着一位已届九旬高龄的独身老人。

这位老人就是蒋介石的义女蒋（后改姓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按辈份、论常理，这位陆久之应当算是蒋介石的“女婿”。

1946年冬，正是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疯狂叫嚣“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的最后的日子。那是蒋介石的军队最为强盛的时期，在美援的支持下，蒋介石下令对东北各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动员大军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妄图一举攻克中国共产党的腹心，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常及其所领导的军队。

这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蒋介石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大内战。

1946年冬，是蒋介石“平生最快意”的日子之一。蒋介石被全面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不可待地召集“国民大会”欲使自己的独裁地位得到“宪法”的认可。就在这时，陆久之与陈瑶光举行了婚礼。

众所周知，蒋介石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蒋纬国，没有亲生女儿。

但是他有三个义女。

第一个是蒋建华。她的父母不知是何许人。一天清晨，蒋介石的发妻毛氏打开丰镐房后门，忽闻门边有婴儿啼哭之声，低头一看，原来是刚出生的弃婴。她抱起一看，小孩嗷嗷待哺，顿生怜悯之心，即抱人家中，找人喂奶，收做养女。成年后，由毛氏作主，亲上加亲，嫁与蒋介石同父异母胞姐蒋瑞春的孙儿宋明义为妻。1938年初，蒋经国主攻江西赣州，即把宋明义带在身边工作。1949年随去台湾，宋曾任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蒋建华抗战胜利后即患肺病去世。

第M个是蒋瑶光。她是广东一位华侨的女儿。1924年9月出生于广州平民医院，其母生了多胎，都是女儿，见生下的又是女儿，不想再要，意欲送人。适廖仲他夫人何香凝到这所医院参观，闻此讯息，知陈洁如没有生育，希望领着一个孩子，就马上打电话给她。陈洁如赶到医院，见婴儿白胖可爱，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抱回家中，当作女儿。陈洁如给他取了一个形如奶名，叫“陪陪”；以后蒋介石以一星座之名名之，称“瑶光”。瑶光刚满3岁，蒋、陈离异，陈洁如赴美“考察”，蒋瑶光由外婆抚养，改姓为陈。瑶光长大后，嫁给一个姓安的朝鲜人，生下两个儿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安某不知去向；以后由好友周安琪（国民党第三方面军主任秘书胡静如之妻）介绍，再嫁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的高参兼《改造日报》社社长陆久之。

第三个是毛信凤，她供生于奉化县岩头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与毛福梅同族。蒋介石与岩头有很深的渊源。他曾两次在岩头就学，岩头又是他的岳家，所以一个小小岩头村，民国时期出了五个国民党将军将领。毛信凤幼遭不幸，父母同时双亡。

她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悲不自胜，喝盐卤自尽殉夫，毛信凤一夜成了孤儿。蒋介石的老师毛思诚，看到这个孤苦无依无靠的侄孙女，非常同情，便把她领过门，认作孙女，承担起扶养的责任。

毛信凤逐渐长大，聪明伶俐，深得毛思诚钟爱。一年蒋介石回乡扫墓，到岩头村探望老师，毛思诚向他担出，想把毛信凤给他当过房。毛思诚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一般，黄埔时期，蒋介石把他邀到幕下，担任秘书；北伐进军，蒋介石委以北伐军总司令部上校文书科长要职；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安排他担任中央监察委员；抗战前夕回乡，蒋介石给他带回一批手令、书信、日记、委任状等重要资料，请他为自己编写年谱。他所著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是研究青少年时期蒋介石的最重要的著作。蒋介石听这位老师一说，马上慨然答应。于是拣了一个好日子，毛思诚领着毛信凤到溪口蒋宅举行拜父仪式。蒋介石坐在丰镐房大堂的太师椅上，毛信凤恭恭敬敬地向他行了三个鞠躬礼，羞答答地叫了声“阿爹”。蒋介石高兴地伸出双手，将她扶起，接着从马褂口袋里取出一个20元银洋的红包，塞到毛信凤的手里，作为见面礼。1941年，毛思诚在故乡病故，毛信凤与蒋介石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信凤在上海盲入学校教书。一天，她到表弟袁巨高先生家里走亲，亲口讲述了认蒋介石为过房爹的经过。

此后，毛信凤再也不提此事，她讲的情况在袁巨高的心底也已埋藏了40余年。

现袁巨高已从奉化市人民银行退休。

蒋介石这三位义女当中，最出名也最为世人瞩目的就是蒋（陈）瑶光了。

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姻是一场悲剧，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就是蒋介石本人。蒋介石之抛弃陈洁如，不仅害得陈洁如流离国外，终生不能再嫁，也害得陈洁如终生没有亲生的子女--她是婚后发觉已被蒋介石传染了淋病，并从此丧失生育能力的。

陈清如抱回还是婴儿的蒋瑶光之后，蒋介石十分喜欢，当即表示同意收养这个女孩，并亲自为她取了名字，但这时正是蒋陈二人鱼水欢洽的时期。蒋介石之所以愿意收养蒋瑶光，降了他确实也喜欢这个小孩之外，也不排除为了取悦于陈洁如的因素。

因此，蒋瑶光的命运是随着蒋陈婚姻的风波而浮沉的。

1927年8月，陈洁如于万般无奈中同意远涉重洋到美国去读书，行前将养女瑶光委托给母亲代为抚养。从此，蒋瑶光改从母姓，成了陈瑶光。

为了实现权力与财富的结合--蒋来联姻，蒋介石耍起了无赖手段，赌咒发誓，说是5年之后肯定让陈洁如回到自己身边。而实际上，陈洁如刚踏上旅途，人还在“杰克逊总统号”邮船上，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公开表示“不知陈清如是什么人”了。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无疑是蒋陈婚姻的葬礼。

为了安抚陈洁如，蒋介石事后又通过杜月笙送给陈洁如10万元大洋，与陈浩如彻底脱离了关系。

1933年，陈洁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后，离美返国，寓居上海法租界吕班路的“巴黎新村”（今复兴公园附近的重庆南路169弄8号）。她把寄养在外婆家的女儿蒋瑶光领回身边，从此，瑶光从母姓，叫陈瑶光，母女俩相依为命，共度时光。陈清如也从此改名为陈璐，闭门谢客，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只有很少人知道当年名声显赫的“蒋总司令夫人”陈洁如带着爱女住在上海“巴黎新村”。其间，蒋介石对陈洁如的生活仍有照料，据说，有一次，还特地托人批了5万大洋送给她。

1946年，陈瑶光21岁，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经当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主任秘书胡静如夫人周安淇的介绍，结识了汤恩伯麾下的“少将参议”陆久之。两人从此相识相爱了。

陆久之出身名门，其父陆翰曾是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幕僚，后来，又出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是一位名噪一时、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显赫人物。陆久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又受到《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激励，青年时代就怀有冲破家庭开创人生新路的革命理想。他不留恋纨绔子弟的生活。18岁那年考入上海宝成纱厂当学徒，后来又到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给他以极大鼓舞，他又毅然从杭州回到上海。此间，他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蔡叔厚等共产党人，从此，他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直追随着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

陆久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做过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驻日本的情报人员。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陆久之从日本撤回武汉，进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被委派到上海搞情报工作。其时任中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叶剑英，对陆久之到上海工作进行了秘密安排，叫他与夏衍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系。

陆久之由武汉到上海，打人日本海军部，用日本人的经费开办《华美晨报》并出任该报社社长。他以此特殊身份为掩护，秘密刺探日军和汪伪政权的情报，及时发送给重庆，同时也传递给中共地下组织。

不久，陆久之又同日本海军几名高级官员合伙在上海开设海安信托公司。一次，陆久之利用日本海军给的“派司”派船将我抗日前线和后方急需的物资运出吴淞口日军封锁线，并冒着生命危险送往苏北。不料，事后被日军宪兵司令部察觉，陆久之被捕入狱，受尽日军的折磨，但他宁死不屈。

抗日战争胜利后，陆久之出狱，汤恩伯委任他为国民党第三方面军的“少将参议”，请他做幕僚。陆久之“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面继续经营海安信托公司并开设云裳舞厅，一面继续为共产党地下组织作联络工作。

陈洁如见陆久之举止大方，谈吐文雅，气度不凡，遂同意将女儿瑶光嫁给他，并将此事托人转告了蒋介石。

1946年圣诞节，陆久之与陈瑶光举行了婚礼。陈清如很喜欢这位女婿，曾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只金表作为见面礼送给了他。这只表是当年鲍罗廷赠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又转送给她的。

陆久之与陈瑶光的结合，并不是因为她是蒋介石的女儿，而是她温柔而又坚强的性格，秀丽而端庄的形象，真挚并且极重感情的为人。婚后，陈洁如对这位女婿吐露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结婚的事情。

陆久之虽然是蒋介石的女婿，但他仍为共产党工作。1949年，他曾冒险做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可惜功败垂成。

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到上海时，特地赶到“巴黎新村”去探望阔别了12年的“上海姆妈”（蒋经国称陈清如为“上海姆妈”，称姚怡诚为“苏州姆妈”）。

他没有忘怀陈洁如对他的关心和爱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经国也常去上海看望她。

这对于深居简出的陈洁如来说，心理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此，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也知道了“委员长的第三夫人”隐居在上海。于是，陆久之与陈瑶光结婚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也就视陆久之为“驸马爷了”。

按理说，陆久之可以依此姻缘去认一认当委员长、大“总统”的“老丈人”--蒋介石，靠显赫的权势来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并且从未夸耀自己是“蒋介石的女婿”。1949年5月，汤恩伯撤出上海前夕，出于私谊，多次劝陆久之离开大陆，与他同去台湾，当时被陆久之婉言谢绝了。

1955年，原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遭逮捕，陆久之在“潘、杨事件”中受株连，也以反革命罪银挡入狱。陈洁如认为女婿是无罪的，不应该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女婿”就借故将他逮捕人狱。为了营救陆久之，她亲自到北京找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陆久之于1960年获释出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蒋介石的女婿”的陆久之，当然是在劫难逃了，上海淮海路某号门口曾贴出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有一张上面还画了一条狗，大标题是“打倒蒋介石的狗驸马陆久之！”

从此，一位中等身材，头发略显花白的老人，被挂上“牛鬼蛇神”、“狗特务”的大牌子在大街上一次次批斗。不久，他被“扫地出门”，全家也被迫搬到淡水路一所房子里。每天，造反派勒令他到街道开办的窑场里去扫垃圾、搬砖头、做苦工。

在陆久之初任上海市第六届政协特邀委员时，“反革命”的帽子尚未摘掉，直到1985年初，有关部门才正式宣布为陆久之彻底平反。

1971年，陈洁如含着无限的悲痛和哀愁默默地离开了人间。陈瑶光接电后赴港奔丧，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就留港定居了。其子女也都先后去港，只留下陆久之单身一人住在上海。

1983年，陆久之去香港探亲，住了几个月。此时，他的妻子陈瑶光在华丽大酒店工作，他们的女儿也长大成人，现迁居美国。妻子儿女们都劝他定居香港共享天伦之乐，旁边许多人也劝他居港当寓公，但他却说：“瑶光比我年轻，用不着我照护，我则年纪大了，总想叶落归根……”不久，陆久之又回到了上海。

昔日在政界、商海乘风击浪的陆久之，其显赫头衔一直鲜为人知。随着海同两岸近40年的“冰封”渐渐消融，有人对陆久之说：“你现在可以亮亮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了。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客观上就是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听后依然淡淡一笑，说道：“我过去不想沾蒋介石的光，今天也无需趁海峡两岸始见祥和气氛而重新去攀龙附凤。”

陆久之的确说得不错，他这个“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从未沾过蒋介石的光。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陆久之从来不曾以“蒋门女婿”自居，蒋介石也从未承认过陆久之的“驸马爷”身份。蒋家在这件事上，无论是老蒋还是小蒋，都采取一种装聋做哑的态度。揣度其原因，多半是陈洁如的身份大特殊、太敏感的缘故。

陆久之以“女婿”的身份，公开背叛了“老丈人”蒋介石，背叛了蒋家王朝。

蒋介石对此虽未公开表态，但他内心深处未必不感到几许凄凉--作为家事，这是一种丑闻，是家族的耻辱，作为国事，这正是蒋介石独裁统治走上末路的标志之一。

其实，令蒋介石感到难堪和忧虑的还不止这一件“家事”。蒋经国和蒋纬国兄弟间也曾有过一段微妙的“失睦”过程，这多半与蒋纬国谜一样的身世有关。

蒋纬国自幼失估，从一岁到五岁期间，一直寄居在上海，五岁那年回到家乡溪口，由姚怡诚领养，称姚氏为养母。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蒋经国一起随父亲来到上海，进入万竹小学读书。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陈浩如照顾，蒋纬国还是由养母姚怡诚带着。因为蒋纬国的成长环境十分特殊，所以，蒋介石对蒋纬国十分爱怜，关怀照顾无微不至。1921年蒋介石曾在信中这样交待蒋经国：……为你弟订儿童书报和儿童世界各半年，订书方法，只要告诉他邮寄的地方，叫书坊直接送达便行了。不要忘记！

1924年10月1日，蒋介石又曾手示蒋经国：……你同纬儿同住甚好，你要时时教导他，做他的一个好榜样。现在上海家中情形怎样？亦须详详细细地写封信来告诉我。至要！至要！

蒋介石对蒋纬国是十分钟爱的，1922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时，蒋介石即把纬国的名字作为与孙中山通讯时代的代号，“蒋纬国”即蒋介石。

蒋经国、蒋纬国虽然并非亲兄弟，但幼时感情颇深，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曾颇有感慨地谈及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二人幼时随其父亲蒋介石转战各地的生活片段：1925年以前，蒋介石还只是一位青年军事将领，并没有全国性声望，一年到头南征北讨，两兄弟有时就带在身边。在外作战，一切食宿都很简陋，蒋介石睡觉时也仅能在临时搭的行军床上，碰到冬天天气冷，没有暖和的炕可以唾，蒋介石的行军床太窄，兄弟二人只能有一个人跟蒋介石一齐挤在床上，而另外一个必须睡在冰凉的地上。以后次数多了，蒋介石过意不去，就给两兄弟订了个协议，要他俩轮流在床上睡。有时候，蒋纬国在地上睡了一夜，醒来时嘴唇发紫，蒋经国会走上去探揉他的脸，拉着他的手，教他跳跃暖身。

俞济时的记述当不是凭空杜撰的，由此可见这兄弟两人幼时感情甚好。但由于这两兄弟日后的经历不同--经国赴苏。纬国日后赴德，所以，后来竟一度有了嫌隙。与蒋经国相比，蒋纬国小时候受教育的机遇似乎比他哥哥幸运。1921年，蒋纬国5岁，就进入“奉化县试办幼稚园”。而蒋经国5岁时，还在为人私塾启蒙行三跪九叩礼。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在从旧式塾馆向新式学堂过渡的阶段。蒋纬国一启蒙便受到新知识的洗礼。

1924年，8岁的蒋纬国同父兄一起来到上海学习。三年后，考进苏州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1933年他17岁时，本想追随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但偏偏这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只得作罢，进入东吴大学读书。他为了争取时间，于1934－1935年，在东吴大学理学院，以两年的时间赶完了理科。主修物理，副修数学。1936年秋，奉父命再入东吴文学院攻政治、社会与经济。同年冬天，奉命赴德留学。

1938年冬入慕尼黑军校接受军事教育。

1926年，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因为当时蒋经国正准备赴苏留学，蒋介石便把次子蒋纬国带在自己身边。当时，国民党元老派中知道蒋总司令有子名“纬国”的很多。对于这一段，留有一张颇具历史意义的照片，就是，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演说之后，骑一匹白马阅兵，在广州火车站登车前，与送行的国民党元老在车站月台上所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就有蒋纬国。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火车的车厢，车厢的窗口站有几名背“精武带”的军官，车厢前的月台上，蒋介石全付戎装；他的右前方，一张藤椅上坐着张人杰，在蒋介石前面深人杰左手边，站着一个小孩，他就是蒋纬国。再左边，站着的是吴敬恒和谭延阎。

一时间，蒋纬国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的哥哥蒋经国。关于这一点可从美国《时代》杂志中的一则报道窥见一隅：这一位青年将军（指蒋介石），是目前世界上最年轻的革命领袖，也是世界明日之星。他英气勃勃，两国像两颗宝石一样，闪闪发光；而尤可惊的，是他带了儿子出征，他的公子蒋纬国，现年十岁，随侍在他身边，和父亲出入硝烟弹雨之中，一起革命。

蒋纬国小小年纪便随着父亲的声名鹊起而列入“世界名人”的家庭档案中，而蒋经国此时还默默无闻呢。

蒋经国1925年16岁时赴苏留学，1937年返国，一去就是12载，回来时已近而立之年了。他的弟弟蒋纬国1936年20岁时赴德学习军事，一去4载才回。兄弟俩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却各自身处异国他乡，见面时已分离了15年，各人的音容笑貌全非当年。由于各自的生活道路，使他们在为人处事、思想性格上出现了极不谐调的反差。

回国后，还未尝尽兄弟团聚的家庭温暖，蒋介石就让蒋经国。蒋纬国各奔东西了。蒋介石先让蒋经国在家乡读书，抗日战争开始后又派他担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让他由基层开始历练；不让跟随在自己身边。而蒋纬国自德国回来之后，任命为少尉，跟随蒋介石披上军装来到重庆服役。

据传闻油于宋美龄喜欢纬国而讨厌经国，于是引起了“大太子”蒋经国的极大不满。自然，“二太子”身受袒护，也就踌躇满志起来。蒋介石和蒋经国、蒋经国和蒋纬国，父子、兄弟之间的隔离，也自然造成了国民党“拥长”和“拥斜派之间的错觉，进而有造作谗言浸润取宠的机会。于是，为了继承“皇位”而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地下游击战”。他们各自有一批文臣武装，进进出出，好不热闹，即便是有“父皇”从中斡旋，无亲兄弟间的猜忌愈来愈深。

其中最能引起误会，也是令“皇太子”蒋经国终生难忘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千里迢迢、翻山越岭从赣南到重庆求见父亲蒋介石，谁知却被“父皇”官邸外警卫团营长王瑞钟，以未奉命令的借口加以拒绝，气得蒋经国咬牙切齿地大吼道：“我是儿子，来看父亲的！”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二太子”的蒋纬国却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走过来闯过去，无所顾忌，对于外警卫这道关口更是风雨来去，畅通无阻了。

后来一些别有居心的人据此向“拥长派”大肆散布谣言，或日：“老二得宠”，或日：“夫人也喜欢老二”。一时流言四起，不胜而走。蒋经国半信半疑，但怀恨在心的种子如遇春风，只差没有抽枝冒芽了。

而究其实，则只因为蒋介石在重庆的黄山官邸的门禁森严，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可以自由出人，不受检查，其他任何人--包括宋子文、蒋经国--进入官邸都必须由侍卫长命令预先通知内外警卫有案可据者方可进入，到了内警卫的一关，也是除了孔祥熙和戴笠二人不必搜身检查之外，就连宋子文也免不了搜身和检查的。

蒋纬国之所以在外警卫通行无阻，是因为外警卫已接到侍卫长的命令，他们认得蒋纬国的外貌，所以连盘问的过程也都免了。但他到了内警卫的一关，还是免不了要搜身、要检查的。

蒋经国之所以吃了闭门羹，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到重庆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早，蒋介石还没有交代侍卫长俞济时，俞济时自然没有命令通知内外警卫，而致在外警卫的办公室中争执良久，警卫团营长王瑞钟、副营长南晓村、应人等等没有能力以电话向侍卫长报告，自然要惹得蒋经国大动肝火了。

尽管这是一次小小的误会，然而“拥长派”与“拥小派”之间的争斗并未因此而化“干戈”为“玉帛”。这嘲宫廷式”的你争我斗，到后来蒋氏王朝去台后，爆发了“湖口兵变”事件，兄弟俩的矛盾由此升级。

经、纬兄弟之争，也与蒋介石内心深处略有偏私有关。在“家天下”问题上，蒋介石中意的当然是亲生儿子蒋经国。虽然夫人宋美龄不喜欢经国而偏爱纬国，虽然蒋介石对纬国也一直视如己出，但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老蒋还是亲疏有别的。在对两个儿子的安排上，这种亲疏之分是很明显的。蒋经国回国后即领少将衔，而蒋纬国却只是在胡宗南部下当个少尉排长。蒋家王朝败走台湾、戴季陶在广州自杀后，蒋纬国的地位就更是远远落在乃兄之后了。

所谓“湖口兵变”，实际上是一场兵谏，发生于1964年11月21日。

上午10时许，“国防部”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衔）在湖口装甲基地，召集“装甲第一师”军官训话。赵副司令激情满怀，力斥“政府”和军界官员贪污无能，生活腐化。他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号召全体部队跟他一起，开到台北去，“清除蒋总裁身边的坏人”。

训话完毕，赵志华当即询问他的部下们：“谁敢跟我去？”

赵志华见台下鸦雀无声，又生一智，便随手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空连开两枪，大声重复道：“谁敢跟我一起去？”

这时，忽从人群中闪出一个蒋经国系统的团政工主任张民善，高呼：“我跟副司令一起去！”说完一个大步走到台前，喜得赵志华正要开口称赞时，冷不防这个搞特务工作的张民善一把抱住赵志华，大声命令似的说：“抓起来！”旁边的军内特工人员一涌而上，把赵制服，押进了司令部。

这个惊心动魄的消息，立刻惊动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他当即命令湖口以北的陆军、装甲兵、桃园、台中机场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层层戒严，严阵以待。一时整个台岛人心慌慌，如临大敌。

这件事立刻使蒋经国抓住了惩治蒋纬国的把柄。他抓住这件事不放，顺藤摸瓜，要在父亲面前狠狠数落蒋纬国一番，让宋美龄也不敢小看他的来头。

原来，蒋纬国虽身为“总统”之子，但他官运始终不太亨通。因此，他只得退而求其次，苦心经营他自己的领地--装甲兵，他曾把装甲兵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因此，装甲兵部队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甚至连党、政、军、特等部门无孔不人的蒋经国，在“湖口兵变”前也从未跨入装甲兵营区一步。在人事安排上，蒋纬国大肆栽培军中亲信，扩大权力势力范围。而赵志华这个发动“湖口兵变”的主角正是蒋纬国的得力助手和亲信。蒋纬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做法，早已引起蒋经国的戒心。现在发动兵变者又出在蒋纬国手下，虽然此时蒋纬国已卸下装甲兵司令之职，但事出有因，水出有源，恐怕你蒋纬国是难逃干系。

蒋经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实为把蒋纬国建立起来的势力一网打荆蒋经国抓到了把柄，并没有立即报告蒋介石，而是有条有理。静静悄悄地等待蒋纬国出笼。果然，由于蒋纬国亲自出面斡旋，加之宋美龄为蒋纬国的后援，使得赵志华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涉及与此事件有关的30余名将领，也个个都在“原职待退”。

蒋纬国总算为过去的老部下舒了口气，但他万万没料到，正在这时，蒋经国在“父皇”面前出现了。他力陈上述种种事实，并指出赵志华在大陆失守前曾为中共的俘虏，后又逃到台湾，本应该作为共军“特嫌”处理，却怎奈蒋纬国的力保，才官复“装甲兵上校旅长”，后又得以重用。

蒋介石听罢，正触了他的痛处，不禁怒火万丈。据传，蒋介石一反常态，杖责了蒋纬国，并剥夺了他的带兵权。

蒋纬国碰了一鼻子灰，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忍气吞声，对哥哥蒋经国的官场绝招和厉害，甘拜下风，老老实实，与世无争地潜心于纸上谈兵之业--到军事院校去任校长去了。而蒋纬国一手经营的装甲兵从此也转到了蒋经国之门下。

“湖口兵变”使蒋纬国彻底地远离兵柄。此后倍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冷落，在中将军衔上一干又是整整14年，蒋纬国的“万年中将”也由此而得名。

1966年，蒋纬国年届50，按照常规，备逢儿孙们生日，蒋介石都要挥毫泼墨，以示赐勉。就在蒋纬国生日这一天，蒋介石亲书一幅勉励他，内容是：当纬儿五十生日作书勉之恕人责已助人，求己不求人，知埋头自修，乃处世主业之要道也。

中正于桃园慈湖

从蒋介石所赠书法内容，也可看出他本无意于让纬国成就什么丰功伟业，只要求他“埋头自修”，独善其身而已。诚然，按老蒋的期许，“埋头自修”是为了日后“处世主业”。可是，已经50岁的人了，犹自“埋头自修”等待那个遥遥无期的“主业”的日子，好像也晚了点儿，何况前面还有个兄长蒋经国呢。

蒋介石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安排，蒋经国“父业子承”，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台湾的“总统”。哥哥当了蒋家王朝的“掌门人”，弟弟却一点光也沾不上。

蒋经国上台后所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人事安排的命令是：“陆军”副总司令郑为元调升“警备总司令”，“空军”副总司令司徒福调升“空军”总司令，“总政战部”主任罗友伦调任联勤总司令，“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调“总政战部”主任。大批官员升官加爵，惟有蒋纬国毫无动静，仍旧担任他那个“三军大学”副校长兼战争学院院长。

蒋纬国的处境如此不堪，连许多国民党元老都看不下去了，遂纷纷向宋美龄进言，并向蒋经国暗示蒋纬国的“出处”。但仍遭蒋经国的婉拒。

蒋纬国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也颇感不满，但他又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只能背后发发牢骚，在公开的场合讲几句不痛不痒的怪话。还是蒋介石在世时，有一天，蒋纬国半开玩笑半认真对父亲说：“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是一直没有升迁的。其一是你，其二是我。”蒋介石是五星特级上将，为台湾最高军衔，而蒋纬国自1961年升为中将后一直未再晋升。这种话，以儿子的身份对老子讲，不算是犯忌，只可视为一个玩笑。然而，玩笑中却流露出一股难以掩饰的不满和忧愁。

还有一次，在一个社交场合，一位属龙的年轻女歌星唱罢一曲《龙的传人》之后，端起酒杯向同是属龙的蒋纬国敬酒，并说：“龙的传人向龙的传人敬酒！”蒋纬国听了，凄然答道：“龙的传人算什么，这年头是连猪狗都不如了。”蒋纬国此言，也许是玩笑中了巧合，也许是借题发挥，巧言申怨。因为他说的“猪狗不如”，恰恰暗合了父亲蒋介石和哥哥蒋经国的生肖属相--蒋介石属猪，蒋经国属狗。

以上所述，不过是些政治笑话，究竟有多少事实上的根据，则是无法考量的。

但虽然是政治笑话，毕竟也反映了经、纬之间的兄弟之情并不十分融洽，两个人的确是有些矛盾磨擦的。

还有一则政治秘闻，是从蒋氏官邸中的侍从副官嘴里传出的，似还有几分可信性：1975年8月，蒋介石的丧事已告一段落，宋美龄决定离台赴美静养。士林宫邸的秘书、侍卫们都来帮着收拾行李并准备恭送老夫人。蒋家长幼两房的后代们也齐集官邸送行。这一天，蒋纬国早早地就来到了士林官邸，而且不同于往常的是，他当天穿着军常服、佩戴着勋章勋标来到宋美龄面前。在平时，士林官邸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家族聚会，所有的人都是穿便服参加。所以，这一天宋美龄见到一身戎装的蒋纬国，难免感到奇怪，她端详了一下说：“你穿军装的确很精神，啥事情今天给我送行又穿军装又行军礼？”

蒋纬国正色答道：“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没有资格再穿军装了！所以今天给妈妈送行，特别让妈妈看一看穿军装的印象。”

宋美龄从来没想到过蒋纬国也会有“没资格穿军装”的时候，所以听了这样的解释反而更加感到奇怪了，于是又问：“为什么？”

蒋纬国等的就是宋美龄这个“为什么？”他一五一十，把台湾军队中强制限龄退役的制度大致讲了一下，说：“今年，已到了我这个中将军衔限龄退役的年龄，我已经在报请退役了，妈妈回来时，我退了役自然不能再穿军装来看妈了！”

宋美龄晚年私事很少，对军中制度就更是不闻不问，所以，这个“限龄退役”的制度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在她的印象里，自己的丈夫一辈子都穿军装，她平时常能见到的军人如何应钦、薛岳、顾祝同等人，也都是到了拿拐杖时还穿军装的。于是，宋美龄又问：“何敬之为什么可以继续穿军装？”

纬国回答：“那是一级上将，功在国家，终身职的。”

这么一解释，总算让宋美龄明白了个中原委。正在这时，蒋经国一家人也到了。

蒋纬国起立，给蒋经国敬了一个军礼，蒋经国问：“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

纬国未及作答，宋美龄忽然指着蒋纬国问蒋经国：“纬国做军人还可以吗？”

蒋经国不知老夫人何出此问，随口答称：“他本来就是干军人，干得很出色。”

“既然他干军人很出色，为什么听说他在办报请退役，要脱掉军装？”

蒋经国久惯官场，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无奈，他只得回答：“纬国中将年龄到了，也听说他在报请及龄退役，不过我已经交待给他办升级上将的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纬国终于缓慢地晋升了一级，成为上将。

蒋纬国之所以晋升，除了宋美龄的力荐之外，前“三军大学”校长余伯泉的鼎力相助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余伯泉除了直接向蒋经国进言外，还主动提前办理了“退役”手续，一力保举蒋纬国接替自己出任“三军大学”的校长。由此，蒋纬国方得晋升。

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之职后，与其兄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缓和，火药味仍然很浓。蒋纬国在学校讲课或作讲演时，不是大力推崇乃父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提到或称赞蒋经国，大有“目无兄长”之嫌。

此外，蒋纬国在发表关于战略和军事学术问题的讲演和谈话时，其言论往往触及到“全局问题”，一次，他在接受一位外来记者访谈时，强调：“我们从来没有要反攻大陆，至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据说，蒋纬国这种“反攻无望论”的言谈曾使蒋经国大为恼怒。

蒋纬国升为上将，保住了“穿军装”的资格，也保住了他作为“皇子”的面子。

可惜他的嘴不老实，一再给自己惹祸，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抨击王升的故事。蒋纬国早就对蒋经国把王升提升得过高过快表示过不满。王升被提拔为上将时，蒋纬国还是在中将位置上，他曾讥刺说：“台湾又出了没打过仗的上将。”

80年代初，台湾警方和调查局联手镇压“美丽岛”案，是由王升亲自策划的。

事后，蒋纬国一面谴责“美丽岛”闹事的人，一面批评“官方”处置不妥，并尤其对“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进行了尖刻的指责，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严格执行“戒严令”，不容“聚众滋事”。他讽刺说：“只有老百姓出身的上将，才指挥军警去挨打，要是在战场上，岂不要垮得一干二净！”

蒋纬国的这些言论传到蒋经国耳朵里，这位“总统”不禁勃然大怒，立即免去了蒋纬国“三军大学”校长一职，改任“联勤总司令”，成了一个有职无权、为别人打杂的光杆司令。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也是有附加条件的：蒋纬国今后谨言慎行，安守本分干好三军后勤工作，不涉及他职权范围内的业务，决不允许他擅发议论，尤其不准“狂妄”指责中枢的决策。

蒋纬国在台湾号称是精通战略的将才，结果却落得去给三军办后勤，经、纬二人之间的芥蒂到了这个地步，怕是难以消除的了。

蒋经国对这位至少在名分是自己“胞弟”的“皇二子”成见之深，一直是世人所难于理解的。这是因为，蒋经国平日为人处事是非常宽厚仁和的，与蒋介石动不动就发脾气骂人甚至打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赣南任专员期间，蒋经国位高不居、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是颇有口碑的。曾与蒋经国共事的薛汕在一篇文章中对蒋经国的处世方法和作风有过具体描述，他说：一般的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挂，长靴直响，总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赛马场中的骑士。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运动员……没有架子……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儿曾任丰镐房帐房先生的唐瑞福也回忆说：在进丰搞房做帐房之时，有过一场小小的风波。原来宋涨生被炸死后，蒋介卿师母、孙琴风舅母和蒋立样镇长都想荐人。当内定由我做帐房时，忽然无风起浪，外面纷传当丰镐房被炸后，唐瑞福最先进去，抢出五万元钞票云云。镇长蒋立祥甚至把我店里伙计叶阿定传去，在白岩下庵审问有没有看见过，叶说钞票我没见，只见过一只箱子（是我岳母周雅莲的衣箱）。我妻在石缮，闻讯大怒，赶到溪口质问，我也很恼火，要求把事查清楚。孙琴凤舅母出来说公道话，说衣箱确是周雅莲的。

大家劝我不要把这事让经国知道，因他正在万分悲痛之中，惹了气，发起火来恐怕很凶。但我越想越气，不管这些，晚上拿了灯笼到武岭公园中国旅行社小洋房去见经国。他一只脚搁在床上待睡，问我为什么这时候还来，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情况。

他听了后，笑笑说：“我已知道了。因是自家人（伯母）弄出来的，不好怎么办。

家里的钱，我都知道，哪会有这大数目。我对你摊底牌，肖王庙舅婆（琴凤的舅母），伯母（介卿师母）、立祥（镇长）都要荐人，随我拣，我不相信他们，一定要你帮忙。经国这样一说，我就说：你这样信任我，我可以暂时帮忙；你有人马上来，我可以走。就这样，我正式开始做了丰镐房的助理帐房。当时经国还对我说：“我会通知亲戚，以后我来时亲戚来，我不来时亲戚不必来。你管经租及礼尚往来，上坟做忌。葛竹舅公来时要好好招待。”葛竹舅公叫王贤裕，神经有点失常，平时穿道士服装，手拿拂尘，常要到溪口来。年纪七十六岁时，人家问他几岁，他说十六岁，原来是除去一个甲子算的。

溪口沦陷前夕，宋周运和蒋瑞春由蒋经国派蒋恒祥专程来陪到江西去，临行时，曾叫我同去，我说抛不开家，并对宋周运说：我是你的助手，你去了，我也可以告退了。乃把帐目交清，离开丰镐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差副官蒋恒祥持信来，叫我再管丰镐房。到1948年1月（农历过年时），我因与武岭学校校务主任施季言有意见，我感到施的权威甚大，再做下去不好，乘经国回乡，就对他说：我在宁波有蔬菜行，这里的财政，平时已有蒋孝佐在管，就请他接办吧！就此最后辞职离开了丰搞房。

由上述回忆可知，蒋经国无论为官还是处理家事，性格都是十分敦厚的，不是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那种人，也不是斤斤计较，动辄与人结怨的那种人。可是，惟独在对待蒋纬国的态度上，他却时时表现得胸襟狭小，不肯丝毫客让宽忍。究其原因，多半是年轻时老蒋夫妇尤其是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偏爱种下的祸根，这祸根酿致了日后的兄弟之间的猜疑、妒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在这种特殊情结的支配下，蒋经国逐渐养成了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旁人身上，他可以容忍，甚至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大度；而发生在蒋纬国身上，就一定要斤斤计较，要给予回击，绝不肯放过。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台岛第一家”，的蒋氏家族，同样也难逃俗务的缠磨，在“军国大事”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场场家庭闹剧。

4．“义结金兰”--蒋介石和他的把兄弟们

蒋介石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虽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历时两干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正走向没落和瓦解，列强的大炮已经把封闭的中国大门轰开了很大的缝隙。帝国主义以其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侵，正在使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社会。但是，虽然如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出生在浙东山村小镇盐商之家的蒋介石，自幼受到小生产者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熏陶，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旧的伦理纲常、旧的道德规范。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习俗，使蒋介石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为金科玉律。中国民间素来盛行“兄弟结义”，浙东一带民风缥悍，此风尤盛。在大背景的熏陶和小环境的影响下，蒋介石也笃信这一套，认为好朋友之间就应当金兰结盟。成为异姓兄弟，交友之道舍此无他。因此，蒋介石一生当中，从离家求学到投身军伍直至后来执掌中国政治权柄，曾先后结交了几十位“盟兄弟”，其数量之多，为近现代“大人物”中所鲜见。

蒋介石之与朋友结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图和选择标准。在家乡及奉化县城求学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在同学中挑选情投意合的伙伴，结拜“十兄弟”。

在奉化上学时，他在同学们当中有“红脸将军”之称，可知他那时还是比较重情义，讲义气的。

东渡日本留学时期，他结识的陈其美，从此追随陈其美参加革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陈其美的得力部下。因为当时政党派系林立，同盟会内部也有不少分支派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只是同盟会的“同志”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先后同陈其美、黄郭、张群等人焚香换帖，义结金兰。那时候，陈其美是沪军都督，黄都是沪军的师长，而蒋介石只是一个团长，他与陈、黄二人结为兄弟，自然于情义之外是另有所图的了。

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顿失靠山，决心再找一些为孙中山所倚重的人结为金兰之盟，以图功名。当时，在中华革命党中担任财政部长的张静江和担任军事部长的许崇智成为蒋介石结盟的首选人物，几次奔走，总算如愿以偿。如同结交了陈其美之后被引荐给孙中山并得到赏识一样，蒋介石与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之后，得到了张、许二人的大力提携，进而更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青睐和重用。这一时期，他还先后与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邵元冲、大元帅府秘书长戴传贤、粤军将领吴忠信等人结为义兄义弟，其借力攀援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在挥师北伐、底定中原的过程中，蒋介石军权在握，迅速崛起，严然成为国民党内部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虽然如此，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国内各派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中，反对他的人也不少。因此，他更需要以结拜盟见义弟的方式笼络人心，寻求支持。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结为兄弟。

此后，蒋介石通过种种军事和政治手段，终于执掌了民国大权。但是，国内反对他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仍然大有人在，蒋介石在进行金钱收买、高官引诱和军事讨伐的同时，也不忘使用他的老法宝--结拜。他以这种手法收服了不少地方军事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他长期软禁的东北军主帅张学良。

蒋介石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人义结金兰，所为不是一个“情”字，而是为了一个目的--谋政。因此，在暂时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无论与谁结义，都是指天盟誓，好话说尽，一旦时过境迁，往往就把当初的誓言置诸脑后，与义兄盟弟反目成仇，或是忘恩负义、兵戎相见，情绝义断，视同路人。

蒋介石是一代条雄，是大独裁者。他从一个小盐商的儿子爬上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除了时代环境的因素和个人才具（谁也不能说蒋介石是个毫无才具的庸人）之外，他成功的很大因素乃得益于他的擅长结纳朋友和利用朋友。凭借着不同时期“金兰盟友”的兄弟之助，蒋介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下级军官逐渐升迁，最后攫权夺势，爬上了旧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高位。靠了他的“兄弟伙”，他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0多年，靠了权术和“平衡术”，他使蒋家天下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

蒋介石对待“兄弟伙”，有些是知恩图报、旧情不断；有些是利用一时、打击一世。这多半取决于蒋介石“谋政”的需要。当然，有些盟兄义弟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中帮过他的大忙，而日后又绝无妨碍他“谋政”的企图，对这一类兄弟伙，蒋介石还是懂得。知恩图报h的。他毕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学的影响，毕竟还要顾及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声名”。如对待陈其美，蒋介石始终不忘当年的举荐拢攫之恩。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设下圈套，收买歹徒暗杀了陈其美。陈其美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当中竟无一人敢去收领其遗体，惟有蒋介石这个“义弟”听到噩耗后，当即痛哭失声，赶赴现场，将陈其美的遗体运到自己在上海的寓所人殓，并亲撰悼文以志纪念。蒋介石的这种做法，一时博得了上海革命党人的赞扬。

对待陈其美是如此，对待当初为他与陈其美结识而搭桥的周淡游，蒋介石也是念念不忘。这个周淡游年长蒋介石5岁，是蒋介石在奉化读书时期的盟兄。蒋介石初到日本时，是周淡游介绍他与陈其美结识的。此后，周淡游也成为革命党的骨干人才，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周淡游于1919年5月病逝。蒋介石对这位当年的“革命搭桥人”感恩不忘，特为其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纪念塔和墓园--淡游山庄。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的盟兄弟足有几十人之多，圃于篇幅，不能-一详述，今只列数其中几人，从中或可看出蒋介石的“情”与“义”。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禹人，1887年10月出生于广州的一个望族。许崇智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清政府辖下福建新军中任职，先任统带（相当于团长），后升任协统领，（相当于旅长）。辛亥革命中，福建新军起义，许崇智亲率所部与清军作战，战功卓著，备受各界赞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酝酿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许崇智被举为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蒋介石看到许崇智年轻有为，又是孙中山的所倚重的大红人，遂起意结交，经张静江说合，张、许、蒋三人焚香盟誓，结为兄弟。

许崇智与蒋介石同年同月生，许只比蒋大了5天，于是许居二，蒋居三，蒋介石称许崇智为“二哥”十分亲热。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许崇智在这个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军事部长。此时的许崇智虽身负重任，却一味沉溺酒色，松弛军纪，在广州截留税收，包庇烟赌，影响极坏。许崇智转战闽粤期间，因经常风餐露宿，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再加上长期酒色宴乐，身体逐渐不支，一些军务多交蒋介石直接处理，蒋介石此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任许崇智所部粤军参谋长。许崇智明知粤军将领与蒋介石之间索有龈塘，却仍将军务交蒋介石执掌，以致部下对此颇感不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正在东征前线的许崇智闻讯悲痛不已。他特别建议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以缅怀孙中山。这一建议后来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通过，并付诸实行。

1925年7月1日，由大元帅府改组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并任军事部长，蒋介石在党政方面没有得到任何职务，只被任命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但他却迟迟不去赴任。

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他被刺身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确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8月24日，蒋介石就任广州卫戍司令职，立即宣布广州戒严。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黄埔学生军担任市区警戒任务，并进驻市北的制高点观音山，同时担任长洲岛和沿海的警戒。这样一番布署，全广州都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了。

9月，因为粤军中有些将领涉嫌廖案，蒋介石趁此机会迫使许崇智下令将粤军重要将领梁鸿楷、梁士择等先后逮捕，其所部军队则被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包围缴械。嗣后，蒋又借口粤军已不可靠，为安全计，改派黄埔学生军负责许崇智的警卫工作。许崇智万万没想到，这个与自己义结金兰、口口声声喊自己为“二哥”的蒋介石竟然要夺自己的军权了。许崇智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后，立即电调驻扎在东范、增城、宝安一带的许济。英雄两师精锐粤军到广州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汪精卫闻讯，恐生变故，遂即授命蒋介石有处理粤局的全权。蒋介石便以许济、莫雄等人申同梁鸿楷“图谋危害国民革命政府”的罪名将他们包围缴械，当夜又派黄埔学生军包围了粤军总部和许崇智的府邪，解除了卫兵的武装。

9月20日的凌晨，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了一封信，历数许的过错，威逼许崇智“毅然独断、保全名节”，让许崇智“暂离粤境”，许崇智知大势已去，遂于20日午后悄然登上轮船离穗赴沪。

许崇智到上海后，过起了寓公生活。蒋介石以粤军部下“集献”的名义送上20万元供许挥霍，以后就在军费开支项目中每月拨给一万元。

1927年3月，蒋介石率北伐军到达上海后，却不敢去看望许崇智。因为当初他逼许离粤时曾在亲笔信中许下诺言：“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时过一年有余，蒋介石食言而肥，无法面对许崇智。他对于这封亲笔信落入许崇智手中深感不安，三番五次请“大哥”张静江登门向许崇智说情索龋许崇智深知此信之重要，一再婉拒。蒋介石万般无奈，亲自登几执礼甚恭，一边对往事表示道歉，一边开口索取原信，但许崇智说该信早已遗失，仍然拒绝。

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及其后不久，蒋介石相继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党政军大权。许崇智原以为蒋介石会有一点报恩之举，给自己安排一个军政要职的。没料到蒋介石早把这位“二哥”置诸脑后，什么表示也没有。许崇智失望之余，满腹怨恨，一再扬言要揭蒋介石“逼宫”的老底。为防不测，许崇智把蒋介石的那封信摄影复印，分地保管。蒋介石也明白，自己的亲笔信落在许的手里终究是个祸根。后在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人的劝说下，蒋介石于许崇智出国考察之际送上旅费30万元，由此达成默契，不再声张。

以后，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崇智均名列中央监察委员，也曾被任命为中央监察院副院长，但都只是虚名虚职，并无实权。

抗日战争中，日军曾多次劝许崇智出任汪伪南京政府的要职，但许坚决不从，拍案大喊：“杀我的头也不当汉奸！”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气节。

蒋介石败走台湾后，曾聘许为“总统府资政”，许不愿去台，一直寓居香港。

1965年1月25日，许崇智因病在香港去世。远在台湾的“三弟”蒋介石只发了一个唁电，再没有别的表示了。

杨虎，字啸天，生于1889年，祖籍安徽宁国。早年毕业于江南将非学校，后追随陈其美奔走革命。杨虎与蒋介石结拜成兄弟的时间尚未见到准确的记载，如果按照他们交往的疏密程度来推断，则上海讨袁时期最有可能。在此期间他们一同参加了肇和舰起义等军事斗争，是陈其美手下的两员主要干将。

1915年12月，陈其美在上海积极策划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军事起义。蒋介石负责起草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提出首要目标是夺取肇和、应瑞、通济3艘军舰，然后夺取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控制整个上海。肇和等舰停泊在黄浦江与长江汇合的吴湖口处，经过革命党人的运动，已有赞成起义的内应。陈其美与肇和舰舰长黄鸣球、舰员陈可钧商定于12月中旬举事。不料，袁军已侦悉了陈其美等人的策反工作，下令将肇和等舰调离上海。陈其美闻讯，仓促决定提前在12月5日发动起义。

这次起义由陈其美任湖沪司令长官，统率一切；杨虎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为副司令，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以肇和舰为海军总司令部。主要计划部署是：一、杨虎率其部三十余名，由黄浦江乘小汽艇袭取肇和，占领后即炮击江南制造局；二、孙祥夫率其部三十余名，由杨树浦乘小汽艇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策应肇和；三、江南制造局由已联络好的武装及城内、闸北等所联络的军警，闻军舰炮声同时响应；另外届时还将对警察局、电话局、工程总局等处同时发起进攻。按照部署，12月5日午后，杨虎率战士三十多人，携带手枪炸弹、雇乘小汽艇袭取肇和舰。

舰上陈可钧等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肇和舰。当肇和舰向江南制造局开始发炮时，守局的北洋军队挂出白旗示降。肇和用灯号联系各军舰，各军舰依次均回信号，表示赞同，请勿攻击。杨虎等误以为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的孙祥夫等也已获得成功，其实孙祥夫所部的小汽艇因故被阻，未能完成预定计划。陈其美、蒋介石等在陆地上的进攻也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未能得手。当肇和舰被占领后，上海镇守使杨善德、海军司令萨镇冰等，一面调军警在陆上堵击，一面以重金收买应瑞、通济二舰。

12月6日黎明，应瑞、通济二舰一同开炮攻击肇和舰。杨虎等在肇和舰仓促还炮，但命中率极低，舰上火药库又中弹爆炸，战士死伤甚多，不能支持，杨虎及残部乘小艇从浦东登岸逃脱，陈可钧及数十名受伤者被捕牺牲，整个起义终于失败。

1916年4月，陈其美策动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攻占了长江第二要塞江阴炮台，于4月14日同杨虎发表《江阴独立宣言》。随后他们又攻下了吴江、盛泽，但很快又在大队袁军的反攻下败退。

上述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袁世凯及其帮凶来说，却不失为沉重的打击，对全国反袁反帝制的斗争，也是巨大的推动。杨虎也因其在军事斗争中的突出表现，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后来被任命为总统府的卫士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杨虎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孙中山冲出总统府，转移到军舰上，脱离了险境。这可说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立了一大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此时杨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他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上海大肆捕人，甚至不经审讯就随捕随杀。那时候，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简直难以数计。另一个在上海主持所谓“清党”的陈群，助纣为虐，与杨虎狼狈为奸。上海人民对这两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恨之骨，称之为“虎狼成群”。

为蒋介石充当屠夫的杨虎，官运井不怎么亨通。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1937年淞沪会战前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十分自负，自以为多年来有功于“党国”，应该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甚至与蒋介石争名争利，纠缠不休。

此时的蒋介石已建立起独裁统治，身为“一国之尊”，岂能容得杨虎这般“不识时务”的武夫与自己称兄道弟，更何况还想平起平坐？他一气之下居然撤了杨虎的兵权，只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监察委员了事，从此与这位把兄弟反目成仇了。

对蒋介石的无情无义，杨虎一直耿耿于怀。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杨虎为了报复蒋介石，意欲联络民主党派和蒋介石抗衡。在解放战争时期，杨虎掩护过若干民主人士，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例如：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副主席罗隆基，当年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软禁，就是在杨虎的营救下，才得以逃脱魔掌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张澜、罗隆基因病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住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监视，不得越雷池一步。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东下，浩浩荡荡地逼近上海。国民党在溃逃前夕负隅顽抗。当时的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在上海警备长官王新衡的授意下，密谋全面搜捕中共地下党及各民主党派，并拟将张澜、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就地处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虎命其旧部属阎锦文（当时任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设法营救张澜。

国民党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对于岳丈的吩咐凋力行当然言听计从；阎锦文又是杨虎的学生，杨虎曾有恩于阎锦文，阎锦文焉能不报？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江河日下，阎锦文也希望能为人民做些好事，以赎前罪，从而作为向共产党立功晋见的良机，加以有周力行副司令做靠山，阎锦文行动起来自然应心得手。

于是，当杨虎将这一艰巨的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时，阎立即承诺，并说保证完成。

从此以后，阎锦文每天带领若干警备队员全副武装到虹桥疗养院作例行巡视。一进大门，这一帮警备队员就横眉竖眼的，“找碴”，声色俱厉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宁。可是他们一到张澜、罗隆基的病区，行为就有所收敛。尤其是阎锦文显得彬彬有礼，并向张、罗二位先生问寒问暖；张澜、罗隆基深感诧异，未敢和他攀谈。又过了几天，阎进一步向张、罗透露有营救他们二人之意，并将杨虎致张澜、罗隆基的亲笔信及杨夫人田淑君在上海环龙路住所的电话号码向张、罗出示，张、罗至此才深信不疑。

在上海解放前夕，阎锦文一日两次向杨虎汇报营救张澜、罗隆基计划的执行情况，杨虎则向阎锦文面受机宜。杨虎并推荐两名亲信--潘云龙、庄儒伶到上海警备大队充当队员，以协助阎锦文完成营求张、罗的任务，以便使张、罗尽快脱险。

1949年5月中旬，时局越来越紧张，一些官员显得慌恐不安，上海市内一片混乱，从远处已隐约传来解放军的炮声。而且这炮声日近一日，其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就在这紧张的时刻，5月24日上午，阎锦文突然接到解押转移张、罗的命令。押解地址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一旦到了看守所，不是被杀害，就是要转移到台湾，而营救的任务就更困难了，甚至很难实现营救任务，到那时就是插翅也难飞了。于是，阎锦文立即驱车去找杨虎请示该怎么办，但杨虎此时却不知到那里去了，根本找不到他，没办法，只好想办法和田淑君接通了电话，田在电话里说：“要将计就计，迅速转移，今晚12时以前必须完成营救任务。”转移地址仍为环龙路杨宅不变。

人夜，阎锦文全副武装，亲自驾驶一辆军车，带领潘云龙、庄儒价等武装队员来到虹桥疗养院，声称奉上级命令要移解张、罗，大夫护士那敢抗拒，眼看武装士兵将张澜、罗隆基押上汽车，迅速离开疗养院，驶向黑夜。第二天，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进入市区，张、罗二人来到杨虎住宅，在解放军保护之下安然脱险。

杨虎掩护民主人士脱离蒋介石的虎口，算是为人民做了一点好事，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他被请上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四十年代后期，杨虎确实做了若干有利于人民革命的事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解放以后，共产党将杨虎看成好朋友，像对待其他起义将领一样对待他，执行既往不咎，宽大为怀的政策。并在北京前门外给杨虎安排了一座比较宽敞的住所，每月发给他三百元生活费，汽车随要随到，使他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但是，杨虎对这种破格的优待仍不满足，他还想当全国政协委员。有关方面考虑他民愤太大，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因为如果当了政协委员，就有可能见报，一旦见报，既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但杨虎不甘寂寞，也不听劝告，终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一天，他在东单无意中发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的许某，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得悉此人解放后流落江湖，靠测字，算命，看手相为生，可谓穷途潦倒。杨虎以上峰自居，约其到家中细谈。许某便乘机在杨虎面前极尽献媚取宠，造谣惑众之能事。杨虎亦在许某面前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二人情投意合，相逢恨晚，反动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后，杨虎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向台湾当局与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写信，要求他们从福建和东北两路出兵，以夹击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此信若投寄，容易败露，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侨，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杨虎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日侨无意为他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到海关，这位日侨便主动地向中国公安部门交出了信件。于是，杨虎叛国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北京公安局乃将杨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罪行。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他在法厅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和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杨虎此时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杨虎监外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不久，杨虎即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

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黄现邵元冲、吴忠信、冯玉祥、张学良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与一些人物结成金兰之好，他的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利。在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以“情义”为外衣，结交盟友，为我所用，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又背信弃义，甚至与“义兄义弟”反目成仇。如他在对待许崇智、冯玉样、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态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情义”二字的态度。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了几十位义见义弟，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前恭后倡，并不是对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有些结拜兄弟，蒋介石是始终不忘结义之情并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义兄陈其美、戴传贤、邵元冲等人。在这一类盟兄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随蒋介石时间最长的人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

张群和蒋介石最早相遇，是1907年在保定军校，当时两人一个在步科，一个在炮科，相遇而并不相识。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出生于长宁。小时候人家馆课读，后来进了华阳中学。当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张群在学校里阅读进步报刊也受到影响泅往投笔从戎。这时候清廷陆军部开办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于1906年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接着到北京参加会试，受到学堂督办段棋瑞的亲自召见。入学后他习步兵，编入步兵二队。

第二年学堂选送40人去日本深造。张群与蒋介石同列其中。

1908年春，张群和蒋介石等人同船东渡赴日，两人在船上互相照拂，友谊日增，张群决心，改变自己所学，而与蒋同习炮科。因为蒋介石早一年曾经来东京清华学校学过日语，有不少同乡熟人，所以在振武学校里显得比较老成，张群也就处处跟着他转。这年，张群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且经黄郭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后称“成成团”），投身到反清革命活动。

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加紧筹谋在江浙起义，张群到了上海，便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活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都督，张群任都督府军务处军械科长。他有意攀缘，与黄郭、蒋介石两位“兄长”换谱结下金兰之盟，这对他以后的政坛生涯具有深远影响。

1925年，蒋介石在广州经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表、杨希阂叛乱，又把许崇智驱往上海，一跃而居于军事首领之高位。接着国民政府筹谋北伐，他又被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春风得意”，亟需各种人才，遂就将义弟张群请来广州，授予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辅助自己。张群在数年间走南闯北，在中央和地方多次出任官职，虽无多少政绩可言，但他学会了政坛宦海的谋官之道，谦恭待人；贪敛有度；遇事则察言观色，顺从上司；因此他在哪儿都能混得下去。张群正是带着这些谋官之道，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甘于在蒋介石麾下谋职的。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张群、黄部等人也联袂下野，与蒋介石同进退。张群还陪蒋介石住在奉化溪口，静观待变。后又陪同蒋介石东渡访日，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更加深了“兄弟”间情谊。他陪同蒋介石遍访日本军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联络感情，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仪则、参谋总长金井花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表蒋介石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人士保持联络。

1928年，为了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派，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游说，反复劝喻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这年12月底，东北三省终于易帜，张群总算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本来与蒋介石是同窗加兄弟的张群，却绝口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他对于蒋介石恭顺有余，不求闻达，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因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1928年11月，张群出任参谋总长，1929年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一要职。

张群深知蒋介石专断骄矜的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因此处处曲意奉迎，唯唯诺诺。他虽有新政学系头目之称，但新政学系成员都是忠诚于蒋氏、为蒋所重用的党政要员。张群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也没有自己的纲领和原则，而是“各显神通，向蒋攀援”，所言所事，无不揣摩蒋的意愿和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是瞻，所以深得蒋的赞许和青睐。张群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的领袖及地方军政头目出力甚多。此外，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奉命偕同吴铁城前往沈阳拉拢张学良，张群不辱使命，在张学良面前软磨硬泡，终于说服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东北军大举人关，结束了中原大战，这也是张群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立的一大奇功。

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和平交涉和国际调停来解决争端，实行不抵抗主义，张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和谴责。

当年12月，蒋介石下野，张群也跟着辞职，以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同荣辱。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日本的一再挑衅仍然采取退让容忍政策，鉴于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又觊觎华北，蒋介石派张群去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上是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实际上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主持对日交涉，直接负责贯彻实施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后又身居幕后，协助何应钦对日谈判，于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由于张群与日本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又多次奉蒋介石之委派，同日本方面办交涉，因此被时人称为“日本通”，国内外人士一致认为他是个“亲日派”分子。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后改组了国民政府，并决定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任命张群担任外交部长，在南京与日方直接开展外交谈判，以求中日关系之全盘调整。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群与日方的外交谈判持续了一年，改变了此前一味屈辱退让、妥协求和的外交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日方的嚣张气焰，为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独立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公正地说，这一段时间是张群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段比较光彩的历史。张群本人也因此博得了蒋介石的进一步信任，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坛上也赢得了较好的名声。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张群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无数，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张群的行事原则只有一条，这就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一言一行均以蒋介石的好恶而为之。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张群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辅臣，依然一切唯蒋命是从，成为蒋介石统治台湾的高级顾问。直到1972年，张群已是84岁的老人时，才告退休养。

1990年12月4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卒年102岁，是近代军政人物中少有的长寿者。

蒋介石对张群，可说是信任终生，重用终生的。对盟兄弟如此，对江湖帮会中的磕头师父黄金荣，蒋介石更是毕恭毕敬绝不敢怠慢，据程锡文撰文回忆说。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黄家饲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子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已没花一文，还捞进几万元。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龚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

那天前来拜寿的有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将近十一时，李济深来了，吃了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懂李济深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深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帐。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

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深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济深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黄、李两人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深和我四个人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方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在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俱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舰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

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

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去向一个大流氓头子磕头拜寿，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但无论个中原由多么复杂，真正的目的也只有一个--为了有利于他的独裁统治。

程锡文是黄金荣的心腹，曾当过黄金荣的管家，他的回忆，应当是十分可信的。

蒋介石这个人，毕竟深受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之早年混迹于上海滩，江湖思想也很深，封建的伦理观念加上独裁统治的需要，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尊师重道”的样子，这也是他之所以屈尊向黄金荣磕头的原因之一。据程锡文的回忆说，北伐时，蒋当上了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曾与虞洽卿相商，准备退还当初收蒋介石为徒时的“门生帖子”。及至师徒俩见了面，黄金荣表示了这番意思之后，蒋介石却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并奉送金表一只。除了封建思想之外，蒋介石的迷信思想也很严重。蒋介石的卫队长对此曾回忆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北伐军已经包围了南昌城，总司令部在离南昌约有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附近宿营。当炮火临近时，老百姓已逃避一空，见不到什么人，附近见有一个小庙。蒋介石平常信佛，白崇禧是回教，这个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有些迷信思想。在一天傍晚，两人一同散步的时候，望见小庙便走进去，店虽不大，却有香火，有几个和尚。当蒋、白二人已经走入大殿时，里面走来一个老和尚，大约是个住持僧，他看见蒋、白带着卫士进来，显然是高级军官，便上前打招呼，合掌念阿弥陀佛。因为是关帝庙，有签可求。蒋介石看见香火几案上，放着一个签筒，一语不发，微带笑容，走上前去，抽出一支竹签，随手交给老和尚。老和尚接过来看了，递给蒋看，蒋看了不得其解，便请老和尚破解。和尚答：“战事是大吉大利，是胜利的，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要预防剪刀叉。”又说：“要防止切断后路。”蒋介石微微点头，转身叫随从副官江志航给这和尚二百元纸币。回到宿营地，即由白崇禧电话给预备军调来两个团，靠近总司令部。第二天夜里十一二点钟，南昌城内敌人孙传芳部卢香亭师，派出一部分伏兵，直对着牛行车站附近总司令部冲来。警戒线一发觉，战斗打响了。当时很紧张，只有蒋、白的两个卫士队，投入战斗，亏得头一天调来两团预备队增援上来，很快地把敌人消灭，打死打伤很多，还俘虏了一千多人，由预备队看管。这一场意外的战斗，我所带的卫士队的副队长被打伤了，白崇禧的卫士队长被手榴弹打死了。白崇禧曾叫被俘的团长来问话，该团长说：“城内守军是孙传芳部队卢香亭的一师人。”白问：“来的企图是什么？”答：“是企图切断后路。”又问：“愿意立功赎罪吗？”答：“只要不杀我，愿意立功。”

后来怎么样，我就记不清了。过几天，在攻南昌城以后，蒋介石还不忘这个庙里老尚的好处，命兵站总监俞飞鹏派人送给老和尚若干钱，整修庙宇。俞飞鹏找我派一个认得路的卫士带路，所以我才知道补送钱的事。

关于蒋介石的迷信，见于各种史料的已有许多，比如在蒋的家乡有一雪窦寺，其主持太虚和尚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一个法师，蒋曾亲往聆听太虚法师讲解《心经》。

太虚法师病死上海后，蒋介石还将其一部分骨灰迎回雪窦寺，在寺边为太虚建塔。

儒家学说--封建迷信--江湖义气，蒋介石的思想成分是极其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一个孤立的事件都不足以说明蒋介石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只能说，在蒋介石这个大独裁者身上，集中了几千年来中华文化沉淀之后的全部的糟粕，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中华民族的乱世之秋逐渐成为当时国内大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才在人民革命的新浪潮中被冲击、荡涤，最终被淘汰，成为一个腐朽王朝和没落阶级彻底消亡的显著标志。

第十一章“攘外必先安内”

1．二次下野

1928年10月，胡汉民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如果没有胡汉民，蒋介石是很难制服群雄，登上权力的顶峰的。

在蒋桂战争中，胡汉民帮助蒋介石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蒋冯战争中，又帮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争，胡汉民帮助蒋介石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倒台。除此以外，胡汉民还曾亲笔写了《阎逆背叛党国的罪恶之剖析》、《集俯恶反动之大成的阎锡山》等讨伐阎锡山的檄文。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石撑腰，“早上四点半起身，晚上十时或十一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想尽其心力去料理”，蒋介石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因此可以认为蒋介石独裁地位的建立，胡汉民是一个主要的帮凶。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得意志满，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了。因为根据建国大纲、由总统任命五院院长并统率之。而这时，胡汉民对蒋介石的企图却不支持了，他见人就大发牢骚，说他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而实际上：“我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原先胡汉民是想蒋介石像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那样，在带兵打败希腊之后，经常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事大政交给他的副手伊斯默，蒋介石也能带着宋美龄到各地闲游，把大政交给胡汉民。而结果，蒋介石是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最后一定要蒋介石点头才行。胡汉民回国路过香港时，他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性，认为胡人宁必无好结果，邓曾以竹笼内装小黄雀送给胡汉民，意指日后胡汉民的下场将是“笼中小鸟”。胡汉民对蒋介石想作大权独揽的总统加以反对，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力持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与吴稚晖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开幕词》中指责当时“军事影响”和“用人不当”，还举了一个譬喻：“在欧战的时候，法国有一个飞机师，驾驶飞机的技术非常高明，在战斗时，历次都把德国的飞机战败了。一天他回巴黎，巴黎人士对他自然十分钦敬，便在车站上举行盛大的欢迎。当时有一辆迎他的汽车，请他上车，他以为开马达总是他的拿手戏，便要求自己开车。于是他从飞行家的资格秉着在天空中纵横自如的开机法，开他所坐的汽车，横冲直撞，一下将汽车冲人欢迎的人群众中撞死了五六十个人。其余的欢迎者，不好如何责备他，只好劝他快停下来。言下之意，你蒋介石就是这个飞机师，这个开汽车的任务应由我胡汉民来干。可是蒋介石却根本不理这一套，反而在1931年2月28日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关在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就能通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先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又和孙科秘密联系，决定发动反蒋。蒋介石发觉各方对软禁胡汉民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就急忙大请立法委员们吃饭，想以此疏通感情洞时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蒋介石请孙科吃饭，席间宋美龄十分殷勤，不断地给孙科夹菜、劝酒，并以亲戚的口吻说：“我们是自己人，他（指蒋介石），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指孙科）多多帮忙，不要见外。”同时蒋介石又动员“四老”（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拉拢孙科。孙科一下子竟跃为时局的中心人物，政治上抬高了身价。

1931年底，粤方即国民党4个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介石非法扣留胡汉民为主要理由，公开弹劾蒋介石，并列举了他种种独裁事实。

这个通电是第一炮，接着由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分别通电响应。反蒋序幕一拉开至5月下旬，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东，并由他们邀请汪精卫来参加。5月27日，旨在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正式开幕，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集一堂，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宁粤分列的局面。非常会议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意来反对蒋介石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之一。非常会议发表了宣言，认为蒋介石“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反蒋活动“咸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之而后己”，为此“惟有以革命之手段，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28日，又表发了《国民政府宣言》说：“蒋中正借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以致海内骚然，重劳讨伐，国民政府乃复于广州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认为蒋介石“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还发表了《国府委员就职通电》，大骂蒋介石“背党祸国，罪状昭著”，“一日不去，党国一日不安”，提出“同人等爱于径日对蒋介石发最后通告，请其于四十八小时即行引退，勿以一身为党国梗”。孙科、汪精卫还分别发表了通告，孙科主张“一致倒蒋，重建党国”；汪精卫更认为蒋介石“众叛亲离之势已成了，土崩瓦解之期将至了”，“他生平只知有他个人，不知有党，不知有国，不知有同志，不知有国民，只知有利于他个人。不但谁反对他，他要剪除谁，就是要帮助他的，他也要起疑忌，也要收拾”。这次非常会议可以说是集几年来全国文武老少的反蒋分子为一堂了。全国舆论，对软禁胡汉民事件都不以蒋为然。非常会议的政治攻势很猛，蒋介石处于不利的地位。当时对蒋介石来说，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国际地位，又影响他集中力量去“剿共”，如果这个局面持续下去，更有可能使北方、西北、西南各地军阀对他发生动遥以后，“九一八”炮声响了，全国人民的忿怒更首先集中于蒋介石的专打内战而不抗日，他的所作所为成了众矢之的。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把他的“总统梦”做到底，早在1931年初就开始拼凑文武两套人马。文班子负责筹备国民会议，武班子负责“围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同年5月由他一手操纵的国民会议上，利用表决机器，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并“当驯为国民政府主席。约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又规定，五院院长及各部长的人选，都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这样一来，实际上蒋介石这个“主席”的权力已经同总统的权力一样大了。

然而，在各派反蒋政治力量的一致攻击下，蒋介石虽然当上了不是总统的“总统”，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分析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决定一方面派人与反对自己的政治派别谈判，期以从中分化瓦解，另一方面，他决定以退为进，假装让步，甚至不惜在必要时再次下野。他先派吴稚晖等人到香港进行摸底，然后让蔡元培这个在各派力量之间比较超然的大员和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由，建议在上海举行一个“和平会议”。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决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人为代表，携带他给汪精卫等人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请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

广州国民政府借与南京国民政府议和解决争端，力图想通过“合作”来改组南京政府，达到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夺取国民党中央与南京政府领导大权的目的。

9月30日，宁粤双方在广州举行会谈，粤方提出三条主张：（1）蒋介石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取消。（3）由宁、粤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宁方代表认为其他条件可以商量，惟有蒋介石下野一条实难接受。为此，双方争执不下。聪明的蒋介石大唱高调，认为本人去留可议，希粤方代表北上谈判。粤方代表深知蒋介石的厉害，为了安全计提出三条：（1）释放胡汉民；（2）开会地点在上海；（3）宁沪警备部队必须由保持中立的19路军担任。蒋介石完全地答应了粤方的条件，遂促成了宁粤在沪的会见。

陈铭枢为了促进宁、粤和平，准备放弃一切职务，只担任宁、沪卫戍司令一职。

他以中间人身份，下令十九路军进驻宁、沪一带驻防，以保证上海会议与会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他找到蒋介石，请求释放胡汉民。蒋氏权衡之后，知道不释放胡汉民，粤方代表是不会北上的。于是，他在张静江的陪同下，于14日去见胡汉民，当面坦承自己做错了事，请求胡汉民原谅。当日，胡汉民到了上海，住到迈利爱路孙科的住宅。自此，结束了对胡汉民长达8个多月的幽禁。

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宣布自二届二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这是蒋介石为挫败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进攻、拉拢政治力量而施出又一奇招。蒋介石还慷慨激昂的说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或不至于如此压迫。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的人。而今仟悔，愿牺牲一切，贡献党国、赎我之罪恶。”

在此之前，阎锡山已于8月5日自大连返回大同。他曾多次恳请中央取消对他的通缉令。9月30日，中央政治会议已先做出了“恢复阎的自由”的决定，并派专人到山西去告知阎锡山。冯玉祥也早在10月1日即发出冯电，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三项主张。此次与冯、阎一起恢复党籍的还有李宗仁、白崇禧、徐谦、彭泽民等共计481人。

10月对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代表团抵沪，22日，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孙科寓所与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会面，几个人谈笑风生，握手言欢。蒋还特别表示请汪、胡主持召开和平会议。当即，蒋汪胡三人会商。同日，粤方代表开列了自己的条件：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以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办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助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眩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七、日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这些条件，显然是要夺蒋介石的权，蒋介石为权宜之计，只好敷衍应付，圈定了上海议和的议事范围。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和平会议正式开张，正式通过了中央体制改革案：“（一）1．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的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两年，得连任一次。

2．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它公职。

（二）1．废除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设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之权力机关。

2．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三人，于会议时轮流主席。

（三）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均为当然委员。

（四）行政院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等于责任内阁，对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

（五）立法、司法、监察，政试四院长对于国务，不与行政院长连带负责。

（六）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长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当然委员。

（七）司法院为最高司法裁判机关，不另设最高法院，其司法行政税归行政院设部管理。

（八）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一次，其组织另定之。

（九）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之半数。

（十）行政院多部长之人选应采人才主义，不必限于国民党党员。

（十一）关于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之人选资格，于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之。”

在会议上，对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问题在“在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题下，决定：“（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

（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时处理之。

（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

（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这个“改革案”的最可笑之处，就是公然表示要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届大会，并商定四届中央由160人组成，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一、二、三届中央委员除共产党人之外，全部参加。然后统一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会。一个大会分成两地召开，实是创下了中外政党的新纪录！可见当时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之烈。

而且，就是这样的决议，也是在双方争执不下，国内各阶层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强大压力下才勉强做出的。双方争执的中心问题是：蒋介石要把持独裁大权不放，而汪清卫、孙科等人则一定要夺取其独裁大权而分享之。就在这些党国要员们为了各自的权益而争吵不休的同时，日军却在东三省肆无忌惮地频频烧杀抢掠。

自1931年春季以来，日寇先后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企图挑起事端。随后，日军又大量向东北增兵，在沈阳街头公然大搞军事演习，其发动侵华战争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沈阳挖坟掘墓，盗窃北陵珍宝，并积极策划满洲独立。11月18日，博仪被日军由天津送至旅顺，阴谋利用他为傀儡，其后又占领了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逃往南京，马占山率部到松花江以北抗日。

自“九·一八”以来，日寇的进犯逐步升级，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之下，东北全境尽丧敌手。张学良虽已集结兵力于山海关，要求打回东北去，但蒋介石仍不准抗日。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早已不可遏止。宁、粤双方不顾大敌当前，一味为争权争吵的恶劣态度更遭到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爱国青年组织决死队，要求政府发枪上前线。北平大中学校开大会时，有的嚼指血书，晕倒在地，学生哭声、喊声惊天震地。在青年中为救国无术，因激愤而气绝身亡者有之；自杀忧国者亦有之。全国学生抗日会、各工会请愿团，于11月6日到上海，向和平会议的代表们示威请愿。宁、粤代表推蔡元培、汪精卫接见请愿代表。请愿代表发言时声泪俱下，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团结一致，开诚宣布和平办法。”沈钧儒先生发言时严正指出，就连吴佩孚都耻于帝国主义的租界托庇保护，以此指责汪精卫等龟缩在帝国主义租界里讨价还价，而不以救国为当务之急。羞得汪精卫几乎无地自容。爱国群众的正义呼声，不能不对双方的会谈产生巨大影响。

正当日寇在东北扩大侵略战火，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投降政策，各派间热衷搞政治分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根据地内部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城北的叶坪，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六百余人，百分之九十为工农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选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刘少奇、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关向应、邓子恢、方志敏、张国焘等 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

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蒋介石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也是他之所以要求召开“和平会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以“抛弃分歧，联合救国”为旗号，要求全国“信任政府、整齐步伐”、“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一致听中央指挥”。

一句话，他力主召开“和平会议”的初衷并非为了抗日，而是企图假借抗日之名，迫使全国各派政治力量俯首称臣，一致听命于他的“蒋记中央”，达到巩固其独裁统治地位的目的。

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既要揽权独裁，又千方百计把“屎盆子”扣在政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号称“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在南京和广州分别举行了。

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出路》的讲话。称“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自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今天……本党……支离破碎，”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堪命”的状态中。在如此混乱的时期，他要求党员们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在12日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把自己装扮成“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其演说词中，多处大量引用孙中山的话，来教训别人要“精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大会还通过了“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案”，共四项：一、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二、由国府令张学良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三、由国府克日电汇十万元犒军；四、请大会全体代表将每人应领之出席公费之一部或全部捐输犒军，交由大会汇黑剩自愿多捐者听便。蒋介石这样做只是为了清除不抵抗的骂名，会后并未调大军驰援黑龙江省抗日。蒋介石的表演果然收到了成效，有人认为他果真要悔过自新了，可以断续与他合作了。

但是，到11月23日的闭幕式时，蒋介石作《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闭幕词，他又换上另一副嘴脸，板起面孔训斥反对派“自己捣乱自己”。称让他下野的人是“扰乱秩序，破坏威信，增加困难”，是对党的“一种牵掣”。他提出了一个团结御侮的绝妙方策，即“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成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

反蒋派的国民党四大，于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开幕的第一天即因争吵不休而被迫停会。

胡汉民在广州为调解各派纠纷，提出了两项方案：一、粤方应选出24名中央委员，按人数比例，应由赴沪的二百名代表中产生10名。广州先出14名。二、蒋介石如不下野，也要解除他的兵权，并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

粤方接受了胡汉民的方案。但是12月3日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为了争当候选人，代表焦易堂借胡发难，仅对主席团，先是激烈地争吵，迅速变成了飞瓶子、掷板凳的武斗，大打出手，混战十多分钟不肯歇手，不少人头破血流，招来保安队进行强压，学生的请愿队伍又赶到了会常这群口称“共赴国难”的大人物为避免在小人物面前丢丑，会场才安静下来。

汪精卫把从广州来沪的二百余人搜罗起来，加上在沪各方代表，决定单立门户，召开上海四大。原已分裂成两半的国民党四大，其中一半又一分为二了。12月3日，汪记四大以上海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为会场开幕了，大会选出了十人为中央委员。

宋庆龄、何香凝二女士已接到会议的邀请，耻于与汪为伍，拒绝出席。

广州四大在胡汉民的维持下勉强结束，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十项政治主张。其核心问题仍然是要求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12月7日正式成立了胡记广州中央党部。

12月10日，孙科、陈友仁、罩振等从广州到达上海，向汪精卫转达了粤方的要求：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如到12月20日蒋介石还不下野，胡、汪两派中央委员就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在南京组成了中央临时委员会，电请粤方中委速到南京开一中全会，企图把胡、汪的“中央”都统一到他的中央里去。但粤方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感到自己处境维艰，硬顶恐怕不行。于是，他又一次“以退为进”，决定下野了。

蒋介石在下台之前为卷土重来，作了各种准备。

第一，调兵遣将，控制中枢。南京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人，从而保证宁、沪、粤三处中委合炉时，蒋派委员仍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十二月十五日，他主持了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改组了四个省的政府，从省主席、省府委员及各厅长都换上了蒋的亲信。经过此番布置，把京、江浙都置于蒋系的政治、军事实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的中央机构也在他的罗网之中，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虽然进驻宁、沪也无法摆脱蒋系武力的控制之中。

第二，给新政府设下财政陷阱。蒋介石暗中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宋子文拿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把部内科长以上的职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宋拖欠银行界一千万元债款，不作交待即离职赴沪。他到上海又与江浙财团串通一气，准备抵制新政府。

第三，蒋介石临下野前，积极活动召开“国难会议”，拼凑了14个人的筹委会，蒋介石这是要成立一个假民意机关，抢过一面抗日救国的旗帜，以便以在野身份，继续推行他的独裁统治。

第四，策划黄埔生发起组织特务机构复兴社，用以保护他的独裁地位。

第五，下台前密令把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先生枪杀于南京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先生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黄埔军校成立后，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因而一度遭到蒋的拘禁。北伐战争期间，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曾流亡苏德等国，与宋庆龄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1930年回国，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进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邓演达是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园坊二十号参加行动委员会受训干部讲课时，被蒋的特务秘密逮捕的。宋庆龄曾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保释这位为北伐大革命立下卓著战功的三民主义忠诚战士，蒋介石当面欺骗宋庆龄，矢口否认逮捕了邓演达，并在下台前急忙将邓杀害。

蒋介石把魔网张挂妥当之后，于12月14日派何应钦、陈铭枢赴沪，迎请汪精卫、孙科等沪粤中委到南京主持一切，他准备下野。沪粤方代表决定，蒋一旦下野即赴南京。

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临时常委会，讨论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申请。于右任主持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批准蒋介石的辞职申请，以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作为过渡政府。二。对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力子等人的辞职呈请予以慰留。

当天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称他下野是因为：胡汉民微日（五）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在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他还指责全国民众谴责他的投降政策，是“日滋无负责之批评”，使他“莫衷一是”。标榜他的辞职之举是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16日，蒋介石又在国府谈话会上称他的下野之举是“负责任而进，负责任而退。”“虽系辞职，仍以中委资格辅佐国事。”

自蒋介石通电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进入南京。惟汪精卫。胡汉民知道问题复杂，故均称病不来，分别留在上海和广州观风向。2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蒋介石临行前，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即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果然，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二天，就人山住进了妙高台。

蒋介石原想挟中原大战获胜的余威底定国事，登上总统宝座，不料在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对下，在日本军国主义频频进犯。全国军民抗日呼声的浪潮中招架无功，不但总统梦没有做成，反而因为“不抵抗”，成了卖国独裁的政治丑角，最终不得不以“下野”的方式避开政治漩涡，以退为进，图谋再起。

蒋介石下野后，给政敌们留下了一副烂摊子。由于国民党仍然奉行没有蒋介石的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所以，国内矛盾并没有因为蒋的下野而有所缓和。12月15日，就是蒋介石正式通电下野的当天，北平各校南下抗日请愿团冲破重重阻力，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遭到血腥镇压。12月29日，乱乱哄哄争吵不休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1932年1月1日，孙科政府通电就职。但是，这个被自称为“开始党国新生命”的孙科政府在财政与外交的双重危机下，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

财政方面，因为蒋介石预伏陷阱，孙科政府筹不到钱，每月赤字达1600万元之巨，而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暗中主使下，单是军费一项，每月就要向孙科政府要1800万元。孙科没钱，诸事难办，陷入困境。

外交方面，当时最突出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东北的问题。孙科为取得人民支持，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收复东北。但孙科手中一没钱，二没兵，所以主张只是主张，见不到一点实际行动，而日军则在积极准备进攻上海，军舰开进了宁、沪间的长江水面，向孙科政府示威。

l月13日，蒋介石由奉化飞抵杭州，各派力量的代表人物立即云集在蒋周围，纷纷请他复职，与汪精卫、胡汉民合作，共赴国难。

l月18日，孙科也到了杭州。此前，汪精卫夫妇已于16日抵杭，作竟夕长谈，并于次日联合致电胡汉民、促胡入京。胡汉民见电甚怒，因为他与汪精卫有约在先，谁也不单独与蒋介石妥协，而汪精卫却违背誓约，私下里与蒋介石合谋。据当时报纸载文称：蒋、汪相见甚欢”，“晤谈甚融洽。”这使胡汉民十分震怒，认为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合谋算计自己，因此，胡汉民接到汪、蒋联名的电报后，非但没有进京，反而在广州另立门户，决心与蒋、江对抗到底。

孙科抵杭后，张人杰和张继在杭州烟霞洞设宴。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出席宴会。宴后，决定共同入京。蒋、汪商定，先把汪精卫推上行政院长的位子，然后由江出面，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分治局面。

在烟霞洞宴会上，蒋介石发表了一通“抗日国必亡”的谬论。1月21日，蒋介石离杭赴南京。1月25日孙科宣布辞职。

这一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侵略气焰日益嚣张的时候。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到了南京，却忙于政治分赃。他们不提抗日，却攻击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外交政策，说他对日“和平绝交”的主张是“妄逞一时血气”。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会议，宣布了与抗日的毫无关联的三项决定：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曾经发表批蒋言论。

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法西斯统治的表现。

三、改组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扫掌军权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的“下野”表演基本收场了。

2．“攘外”无功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以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书告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乱，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却腐乃能防。”“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买，又转过来反张且进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到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保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答帚疙瘩都拿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之后，自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主张采劝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对部属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发生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的方针。”

据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饶（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

可见，这个“不抵抗”对策是即定了，所以到了9月12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本，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我们现在固然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开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尊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

第三，先要安内。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阅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10月10日，所谓双十节手书救国之道誓词说：“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到了11月 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外长时更是露骨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的三个态度，集中到一点仍是不抵抗。陈布雷在日记中说：“9月18日，日军突破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读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成性，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致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冯玉祥当时避居山西汾阳，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备战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其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这个时候被蒋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深刻的话，揭示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顾说：“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沈阳发生事变时，蒋介石已前往江西指挥“剿共”去了，电报到了南京，国民党大员们慌成一团，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日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恣意烧杀奸淫，迅速将战火延及东北全境，东北三省的银号和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日寇洗劫，连张学良的私邸也被日军搜查、捣毁。

张学良眼看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痛不欲生，而蒋介石却仍然不准抗日。他于21日从“剿共”前线返回南京后，竟大谈“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次日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绝口不提抗日，只要求民众埋头工作，交捐纳税，“勿问国事”。23日，又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宣布了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二，鼓吹“以文明对野蛮”，要中国人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致粤要人电》，更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常1932年1月28日，日舰炮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鼎军长蔡廷谐率领下奋起抵抗，发出“艳电”，“-·二八”抗战就此爆发了。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发出了《为“-·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这个通电的发表是有内幕的：十九路军发出艳电的当天，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一致决定由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引起国人反对。蒋介石迫于情势，只好同意。这个通电毕竟表明了蒋介石的态度。通电中说：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项奋发，敌汽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通电发表之后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回到了南京，2月5日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路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而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为要。

16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继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1932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去浦口迎接蒋介石，曾趁机向蒋介石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备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归张治中辖制，率军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是有两种原因的。此前，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的局面，在南京开会商议对策时，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等都在会上发表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求中央出兵参战。蒋介石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致使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那么为什么他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了呢？宋希濓曾就此回忆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紧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33天，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在2月18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因为敌人之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鼎、蔡延谐、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后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日：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抵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其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

2月23日，蒋介石再一次电勉淞沪抗敌各壮士。电文说：日军倾力进犯，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山河，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

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取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争，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历，奋斗到底。”

25日，又致电蒋光鼎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撅，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上海抗战一开始，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曾经狂妄地宣称：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然而，在十九路军官兵的奋勇抵抗和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援下，日军的进攻连续受挫，遭到重大伤亡，非但没能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反而因初战惨败，盐泽被撤了职。

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浴血抗击日寇，蒋、汪合流的国民政府却在准备着迁都洛阳，临阵逃跑了。

l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其悲观的态度和逃跑主义嘴脸自曝无遗。可见他早有妥协之意，而无抗日之心。

“-·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到蔡廷谐，说张静江有要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晤。蔡廷谐到杜家后，张静江对他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昆，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谐当即对张静江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月笙和史良才见势不妙急忙从中缓和，这次晤谈遂告不欢而散。

很显然，张静江的此举肯定是蒋介石所授意的。若非奉蒋之命，张静江多半不会出此下策。据说，当“-·二八”抗战爆发时，张静江正在吃饭，他当即投箸而起，发誓从此戒腥茹素，以视对日寇的厌恶。以他的态度，是不可能主动劝退的。

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任参谋总长）给蔡廷谐连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

蒋介石还密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后经蔡廷谐严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战事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授沪。黄慕松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与此同时，何应钦奉蒋介石的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2月10日，陈铭枢给蒋光鼎的电文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

13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鼎、蔡廷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在一片妥协、和谈的鼓噪声中，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18日下午，和谈破裂。此前，第五军已于15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溓的部队在14日已进入阵地。到了3月3日，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棋（当时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淞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歌（5日）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方开始接收地方矣。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停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

1932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7月8日、8月8日、8月9日和8月17日，连续致电给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并“注意日军行动”。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发起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得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形势一紧张，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开始调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单独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只有求援于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他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兼委员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的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中原大战中由于张学良帮助蒋介石而致使阎、冯失败，所以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1933年1月10日、2月6日、2月25日和26日，蒋介石义四次复电、致电张学良，指出“集中（热河）计划，顺积极进行”，“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北票即失，我军宜专力固守于凌源、平泉、赤峰三据点”，“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

当时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是采取一箭三雕的做法：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引诱两个部队参加“剿共”；一方面可以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一方面迫张学良下野。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抢先故做作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飞赴上海，以免部下鼓噪，夜长梦多，并嘱张学良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妥为安排。

礼送蒋介石登车返回石家庄，张学良失声痛哭，对手下的人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郭（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面见蒋介石之前，张学良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的希望从北平赶往保定的，没想到得来的却是对他的辞呈的“批准”--真正成了“不抵抗”的替罪羊。

张学良于3月11日通电下野，4月11日出洋。张学良辞职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由何应钦代理。蒋介石实现了由他的嫡系控制平津及华北地区的目的。

蒋介石3月9日在保定推张学良“下舟落水”保住了自己之后，3月10日又回到石家庄，指示取张学良而代之的何应钦在平津执行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蒋介石的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应付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蒋介石都调到“剿共”战场上去了，他的中央军只有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了长城一线，其余兵力大多是溃败下来的东北军各部在防守长城各口。蒋介石又不补充枪支弹药，惟一的工事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整个长城防线，完全是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上进攻的收复热河，也就更谈不上收复东北失地了。

但是，面对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侵略军，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却表现得异常英勇。西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保卫长城喜峰口的几次战役中，作战英勇，予敌重创。3月间日，冯治安、张自忠两位师长会商决定，派出两个旅，分路迂回夜袭日寇。当时天降大雪，路面结冰，敌人万万想不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正在高卧酣睡，我军不用火器，而使用中国式大刀砍杀，敌人猝不及防，多数被砍杀。捷报传来，全国军民人心振奋，大刀队威名震动中外。3月23日，蒋介石从石家庄秘密来到北平，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时日寇正向长城大量增兵，蒋介石却作了最后的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兵。然后蒋介石又回到南昌“剿共”去了。但是，也有敢于违抗蒋介石命令的部队，奔赴长城战常4月下旬，方振武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抗日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郸。可是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不拨火车给他们北上，并借口统一军令，防止自由行动为名，下令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的军队一律取消，规定将其中人马充足的部队准予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其实何应钦的这道命令是想破坏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是，方振武、鲍刚等部队仍继续徒步北上抗日，并到达张家口参加长城抗战。

由于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使防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作战。但是，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寇作战中，是十分英勇的，除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给予日寇以重创外，守卫古北口的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等三个师，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三分之二的将士在战斗中为国捐躯。3月12日古北口被日寇攻破，但日寇付出了不下二千人伤亡的代价。我军退守南天门与敌军对峙。虽然我军努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由于得不到后继部队的支持，武器装备又极差，经不起日寇飞机、大炮、坦克车的进攻，4月11日，日寇从商震所部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破长城防线，使守卫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喜峰口，撤退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日寇逼进通州后，又于5月14日，攻占了南天门。

十七军退守怀柔、顺义一线。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

早在5月初，长城战斗愈来愈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便开始谋求又一次对日妥协了。5月3日，他令黄郭在上海和北平与日方秘密交涉，同时，又派何应钦与日本关东军方面商议和谈及停战条件事宜。5月27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最所企盼。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选此复电……”按照蒋的旨意，中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

3．“安内”乏术

蒋介石对日一再妥协，却把全副精力用于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上，请看他对红军是何态度：“这一次要大家到军官训练团来训练，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我们的革命精神。

具体地说，就是要恢复我们民国十三年那种奋发向上，猛勇精进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的精神，从何而来呢？一言以蔽之，是由做人的道理，即革命的人生观，发生出来的。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学着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轰轰烈烈的来干一番做人的事业，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为我们的祖宗父母争一口气！现在我们要剿灭赤军，抵御倭寇，也就是为此。……这就是剿匪的目的和我们军官团的宗旨与精神。”

蒋介石的这番话，是在他开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始时所作的开学训词，题为《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这个训练团，是为了集中训练国民常的军官，为“剿匪”培养军事人才而开办的。训练团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将过去曾相互攻击相互为敌的所谓中央军与各地方系统的军队加以统一。这个训练团围绕着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1934年分两个阶段共办了三期。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前后共讲了25次话，还亲自编写了题为《剿匪手本》的小册子，并向参加训练的各部队军官们阐述内容讲解精神。

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大肆进行侵略的危急时刻，不顾人民的强烈呼声，对日军采劝不抵抗”方针，拱手让出了祖国的大片河山，却把大部军队用来对付红军，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研究怎样“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这件事上。

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进而冒犯长城。在紧迫的华北情势之下，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6日离开南昌行营，前往河北保定。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弥漫全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受影响，要求北上抗日者颇不乏人，不但在下级军官，就是在师级以上的人员中也有其人。第一师的师长萧乾就曾愤慨地说：“在江西‘剿共’负了伤，到后方去医院就医，不敢抛头露面，而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在古北口负伤，住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他。相形之下，谁愿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到了这一年四五月间，华北的形势相对地趋于稳定，蒋介石马上赶回南方，筹划新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题为--《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返慕不啊?5日，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题为《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对以往四次“剿匪”的失败与今后的作法谈了一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胸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就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土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现在我们就可以就几点来研究我们的今后剿匪的战术战略。”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的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统军作战制胜之道》和《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两个报告，还解释了所谓“得胜歌”。在“制胜之道”中，蒋介石讲了七件事，着重讲了“对剿匪被俘而放回的官兵处置办法应加研究”，极力鼓吹：“现在我提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三、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在“安内与攘外”中，蒋介石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是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若是遇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共危急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蒋介石在报告中还十分露骨地说道：“日本入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病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必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次崇仁会议，是蒋介石的心理战的一次会议，目的是以他独裁者的影响，来压制军队中的抗日情绪以及畏共而厌倦“剿共”的情绪。5月13日至17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题为《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开幕词与闭幕词。其间，蒋介石在所谓国父纪念周年上又作报告说：“江西完全赤化者共计有六县，人口计有30万，民国十八年以来，战死者十万，被匪杀死者五六万。匪在经济、武器及其他方面均败坏，惟组织严密。剿匪战争非武器战争。”政治训练会议后，蒋介石在南昌科学会馆对在“围剿”我革命根据地中遭到惨败的第五十二师“官兵”作了打气性的讲话；随后又传见了“剿匪”部队军官，讲了“带兵要领”。ZI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蒋介石先令控制崇仁、乐安之中路军主力及赣粤边境之右路军，与赣间边境之右路军，严密堵剿，从而便利全盘“围剿”部署。6月2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了枯岭会议后赴南昌。8月在南昌行营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拾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题为《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决》、《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X《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和《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重点》等8个报告。在这连篇累犊的报告中，蒋介石讲了这么几点：第一，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蒋称“这一次在预备的清剿时期中间，还有一个功夫抽出来，我们要以来讨论来研究，要希望各位将领和各位参谋长大家共同一致的来彻底讨论一个消灭赤匪的很中肯的恳切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一次请各位来开这一个会，不是平常普通的一个会，就是我们生死存亡，我们全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统统在这会关头。”第二，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蒋介石作过一个概括：“在这很短的会议中，我们以剿匪为核心，已经就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将各种问题详细剖说并共同作彻底的研究。”在这里，有具体怎么进行“剿匪”的十五条意见和“剿匪的要诀”，有从战争观上谈“剿匪”，有将领们如何带好部队来“剿匪”，有“剿匪必须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阐述，等等”。

五拾剿匪”会议之后，在新的一次“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种种部署紧锣密鼓之中，蒋介石为了集中训练他的军事指挥官，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这个训练团的始末，黄绍妨在《五十回忆》中说：“庐山训练团成立于二十二年的夏天，甘三年仍继续办理。甘四年蒋先生人驻四川，就改在峨嵋的训练。甘五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蒋先生赴广州，暂停了一年。到了甘六年，重新恢复。甘六年以前，我虽时常往来这些地方，但没有直接参加过训练工作。而且以前的训练，完全以军队重要的干部为对象，它的作用，是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精神感召及恳切训导之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铬，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倂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的消洱泯灭。同时，更积极的造成了精神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促，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可以说是未来抗战建国的一种原动力。

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这个训练团围绕着新的一次大规模的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1933年和1934年分两个阶段各办了三期。

第一个阶段是“围剿”开始前夕办的，从1933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办了三期，每期三周，共受训了7500多人。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是非常突出的，蒋介石在7月11日对教官顾问说：“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训练内容，有“剿匪手术”、“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要目。

1933年7月18日，训练团“开训”。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讲。他说：“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并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我们要想到剿灭土匪，雪大家的耻辱，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培养全军的信仰。所谓信仰，即我们做一个革命军人，一定对自己要能自信，对部下要能信任，对主义和上官，尤其统帅，格外要能信仰。”“所以，这次训练期间，一定要注意恢复并培养大家的‘自信力’、‘信任力’与‘信仰力”’。蒋介石当时是“再三亲临讲堂，对学员们耳提面命”。就在“开训”的第一天，又作了《革命军官须知》的讲话。7月22日、23日、24日、31日和8月3日、4日，连续作了六个讲话。8月13日，第二期开始，蒋介石作了《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的开学训词。9月3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国旗与军乐之意义》的训活和《庐山军官团与黄埔军校之前后两大使命》的开学训词。他说：“我们现在在庐山训练革命军军官，是先要消灭‘赤匪’，先扫除我们国民革命的障碍，再来收复失地，完成安内攘外之大业。”

接着，在9月10日、12日、17日、18日、21日五天作了七次专题讲话。

在这先后的二十五次讲话中，蒋介石着重阐述了他亲自编写的《剿匪手本》。

他讲到《手本》的绪言说：“绪言就是本书起头最紧要的话头：这‘剿匪’手本绪言以下还有六篇，这六篇都很重要，统统都要明白，但是全书最基本重要的东西，还是最前面这一篇绪言，我相信你们各官长学员如果真能彻底了解这一篇绪言，常常拿来看，无论是遇到什么危险困难的时候，凭你们自己革命的精神和能力，一定能够打破一切！”他又作解释说：“我们剿匪四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长士兵，匪势一天天猖撅起来，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般革命军人‘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如果能够明白主义，能够心志坚定，抱着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决心，本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来共同奋斗，匪一定早已剿灭了。所以今后要剿灭土匪，一定要我们一般官长能增进自己对于主义的真认识，从而发生真信仰，如此则必能心志坚定，百折不挠，则剿匪之功，可立而待。”在第一个阶段训练的讲话中，蒋介石将《手本》的前四篇作了解释。第一篇名日“救民”，《手本》写道：“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蒋介石解释说：“目前我们中国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的内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国力就无法集中，而政府的行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低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须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外寇，以挽国之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题，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第二篇名日“气节”，《手本》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固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蒋介石解释说：“如果我们不把土匪打完，我们的国家，要变成为一个禽兽世界了！所以我们非剿灭赤匪，不能维持从前祖宗遗下来的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能；和继续发扬我们固有的历史文化！”第三篇名曰“纪律”，《手本》写道：“纪律为军队命脉，故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乃为军人惟一之天职。”

“如此，全军畏威，法立令行，军事方能日起而有功，庶几同心一德，并力向敌，而谓匪之不灭者，未之有也。”蒋介石解释说：“要我们有‘过则相承；功则相让’的精神和能耐，因为必须如此，然后才能够精诚团结，上下官兵共同一致来剿灭这个赤匪，完成革命的事业。”第四篇名日“智勇”，《手本》上引了胡林翼、陈几亭的话，写道：“今日‘赤匪’嚣张，我军失利者，皆非斗力而败，实在我谋之不精，智之不足也，故以后本军‘剿匪’，尚勇之外，必须重谋。”蒋介石解释说：‘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冒险犯难，维兵钻隙；军人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成功与成仁。

在训练期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校阅了各师的射击手，两次讲了话，他一再说：“我们这一次‘剿匪’，不仅是我们革命全体官兵的荣誉和耻辱，成功和失败所关，而且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土匪不先剿清，不仅是我们的国家从此没有希望，就是我自己，也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第二个阶段是“围剿”进行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开始，9月结束，先后也办了三期，每期仍为三周。

这三期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基本得手，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且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1934年7月9日，第一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做人的根本大道》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国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这个做人的道理，就是我们各人的灵魂，也就是军队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而他说：“这个做人的道理，当然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国家民族和军队的灵魂，当然亦是总理唯一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总理在三民主义内所指示我们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门径，就是实现主义的着手之处，这个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所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可以实践八德，才能够实现主义。”接着，蒋介石在9日10日、11日、16日、23日、24日和25日，作了十次讲话。8月6日，第二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军官训练的目的和方针》的开学典礼训词。他说：“我们各位学员到军官团来受训练，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人格！换言之，就是要创造我们军人的新生命，来创造我们新的中华民国！”

国家和军人的灵魂是什么呢？蒋介石说：“就是总理所首创的三民主义。”从6日至8日，蒋介石就《军事教育之要旨》作了5次讲话。8月25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在第二期的训练期间，本团长因为自己身体不适，以致在最后两周，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凡要想交给你们的一切精神和重要的讲话，不能-一讲授，这是对于各学员觉得很不安心的一件事！”接着，谈了所谓“作战的要诀。”9月9日，第三期开张，蒋介石作了题为《总理首次革命纪念暨本团第三期开学之意义》的开学典礼训话。他说：“我们此次到军官团受训练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的革命军人真正能够统一意志团结精神。”“我们此次来受训的目的，简单的讲，就是要听到做人尤其是做革命军人的道理，发扬军人的道德，以增进民族的道德；恢复军人的人格，以提高国家的人格，要回军人的灵魂，以光大国家的灵魂！总之，就是要创造军人的新生命以创造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我们此次来到军官团受训所应抱定的宗旨……就是古人所讲的两句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接着，蒋介石在10日、11日、15日、17日、18日、23日、24日、26日和27日相继作了九次讲话。

蒋介石在第三个阶段三期的二十九个讲话中，主要讲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蒋记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八德”的着手处，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当时，蒋介石是想通过这种所谓“灵魂”的教育，来改变军队的政治思想面貌，要树立一个所谓总的奋斗目标。第二，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这就是要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与指挥。所以，听到“蒋委员长”，马上一个立正，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三，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

这就是要人们全力以赴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在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从中国学去的，我们要超过这种精神。第四，鼓吹“将过去的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彻底改革，一扫而空。”这种“颓风恶习”是指：“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当然，在精神教育中，他是把反共作为一个主要内容的。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总结了他历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要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记龋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中，并不像第一个阶段的二十五个讲话那样咬牙切齿满嘴的“反共”语言。而这次更多地讲了“攘外”的问题。

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制军装，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苦，骗取士兵的卖命，同时也为了减少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我红军的阻击。周恩来在1936年7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认为：“ 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蒋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五万军队发起进攻，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

当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主宰全军，实权在握，仍然是大权独揽。而名义上“主持政务”的汪精卫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就没有了实权，因此，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这样，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实际上的蒋介石独裁。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无改的情况下，独裁后的蒋介石得以调动全国各地的军队，继续对工农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

还在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时，蒋介石在1929年6月22日，就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部，“望如期遵令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十师入延平助史肃清全闽。”第二年1月23日又致电驻在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窜赣，抚州告急，请兄速派有力部队追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间可也。”

1930年8月2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速集所部，近期进剿，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巢匪”总指挥部，以韩复菜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近为督办；在湘鄂西的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三省反共军队，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所谓“共匪攻陷长沙，湘、赣。鄂、闽、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三拾会剿”会议。1930年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在《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确定后，“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湘鄂赣区亦须如此，请电告该两区。”

1930年11月4日，蒋介石又复电朱培德令江西部队限期收复吉安：“无论湘鄂部队进行迟速，而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机。限鲁主席于日前收复吉安，肃清赣江上下游，限五十五师于删日前克复景德镇，勿误。”12月2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有延误。”

1930年12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告误人共产匪党民众书》，同时由南京出发，“视察各地匪军叛乱情况。”

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定第一次“剿匪”作战计划，调集第六、第九、第十九三支路军及航空队，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投入的兵力约有四万四千人。这三支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平任总指挥，督率第十八师（张辉被）和第五十师（谭道源）负“围歼”之责。

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第六和第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人赣“协剿”。早在7日蒋介石就下达了第一号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有三个内容，第一是军队区分：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八师（师长毛炳文，有六个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有四个团）、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有六个团）。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有六个团）、独立旅（旅长周志群，有二个团）。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十八师（师长张辉浪，有六个团）、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有六个团）、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有六个团）、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有四个团，该部12月20日改称为第二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有四个团）、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刘夷，有三个团）。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下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谐，有六个团）、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有七个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有二个团）。第二是战略目标：认为“红军朱、毛各部退居赣之招携、藤田、沙溪、东固。万安一带；黄公略一部退居永丰、安福一带；东固附近之红军有构筑工事企图顽抗之势”，为此，命令指出这次“围剿”的战略目标是“为消灭各部红军之目的，决定于吉安、太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地区，向东团红军根据地包围而聚歼之”。第三是各路军进展地区及到达日期：1．第六路军第八师集中黄破后，限20日（1930年12月下旬）推进至宁都。第四十九师、第五十六师及周志群旅由闽省限25日推进至石城、瑞金、会昌之战。2．第九路军之第十八师集中永丰，第五十师集中乐安、“清剿”招携藤田、沙溪的小部分红军后，限20日到达东固附近。第七十七师及新编第五师一部在吉安、吉水、余向太和“进剿”，限20日到达。

新编第十三师在抚州、崇仁，独立第十四旅在南昌、樟树备任后防。3．第十九路军由萍乡以第六十师向万安，第六十一师向太和，均限20日到达。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任赣县的城防。

当时，蒋介石自恃在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同时又掌握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所以，他一方面对我红军力量相当低估，他在中原大战结束，将谭道源调回江西参加“围剿”时对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酉，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泳安（鲁涤平的别号），负责肃清”。另一方面没有等蒋光鼎、蔡廷谐的后续部队集中完毕，就开始进犯。

1930年12月16日，蒋介石指定为攻击开始的日期。他们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一线。罗霖的七十七师在吉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在吉水、张辉坡的十八师在永丰、谭道源的五十师在乐安、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在南丰，正面有三个纵队的作战态势，即：右纵队张辉港（公秉藩归他管），中央纵队谭道源，左纵队毛炳文。同时，胡祖玉的第五师和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控制南城为第二线部队，防止红军的东逸。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在右纵队，张辉被师由吉水、永丰向前推进，按预定进度应于12月20日到达东固附近。公秉藩师如期到达东固，我红军已主动撤离，公师扑了空，却通电报捷，夸大战果，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各方面的贺电。张师在ZI日方迫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公秉藩师为红军部队，发起攻击，双方激战四个小时之久，互有死伤。事后，虽经解释，但公秉藩认为张辉港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固富，脱离张的掌握。张辉港也负气不再与之联络，并留下朱耀华旅守东固，自己率戴岳、王捷俊两个旅向龙岗冒进。26日到达龙岗，又错误地判断我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以外。

27日继续东进，戴旅先行，离开龙岗行五六里路即遭我红军主力部队的阻击。戴旅全部展开应战。此时，张辉鲢和王捷俊旅、直属部队仍在龙岗，却不适时增援戴旅，对侧翼也不防备。我红军就由戴旅左翼迁回，直趋龙岗，王旅及师直属部队都未进入阵地，即全部遭到歼灭，张辉港、王捷俊及所属官兵全部被我红军活捉。此时，戴旅更陷于四面包围之中，突围不得，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我红军打死，到了黄昏，也全部被歼灭，戴岳混在士兵中逃出。留在东固的朱耀华闻听败讯也后撤。蒋介石在南京得到张辉港被我红军打死的报告后，写了八个字表示对张辉港的“悼念”：“呜呼石侯（张的别名），魂兮归来！”

在中央纵队，鲁涤平一听张辉港在龙岗的败讯，即电令谭道源的中央纵队向左路纵队靠拢，免再被我红军各个击败，谭道源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后，因我根据地坚壁清野，无法采购粮食，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如谭道源在战报中说的：“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因此，在源头停顿未动。后奉命，于12月31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团即被我红军追上，打了两个小时就被我红军解决了三分之二。第三天，在东韶发生激战，谭师是饥疲参加，仓促应战，师部完全处于我火力网之下，指挥系统陷于混乱，到了下午四时许，便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谭道源虽打仗经验丰富，也只有单骑逃遁。谭派专人驰抚州于1931年1月5日发电南京、南昌报告战况。电文说：“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西，黄团长敬及营长某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实报。”蒋介石接此电后，在6日即给谭道源打了一分回电。总算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和谭道源还有一些交情，谭在当时是卖过力的，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微电悉，贵师此次失利，殊深惋惜，尚喜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惩于前而毖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顾她。”谭道源败后，移驻高安，不久便辞去师长职，过不久得军长虚衔，并无军权。

在左纵队，毛炳文师闻败讯也就悄悄地收了兵。

为了挽救战局，蒋介石同“围剿”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将领电文频繁。1931年1月2日，蒋介石复林蔚电说：“电令朱蒋两路迅向龙岗急进会剿。戴蔡两师更应乘此匪共骄横之时急进求战。不可应此撤退，以张匪氛。戴蔡两师归朱逸民之指挥，令朱晋除（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可也。”3日复鲁涤平电说：“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毛，前方情形，中不能遥制，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倭，以一挫自馁也。”同日，蒋介石又致电鲁涤平、朱绍良。陈铭枢、蒋光鼎、蔡廷谐说：“张辉港师在龙岗附近失利损失颇大，泳安兄拟令戴师撤泰安，蔡师撤万安，毛许谭三师暂在原防云。此万不可，我军更应剩匪共得意出动之时，向其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现定部署如下：一、鲁总指挥率公师罗师谭师在赣江以东扼要布防堵截。朱总指挥率戴师蔡师以及毛许各师即由原地向龙岗匪巢进剿，并令朱总指挥进驻宁国或兴都居中指挥，以期一鼓荡平，勿使一挫以自馁也。切望憬然贤初二兄速乘飞机至赣州万安指挥所部，希勿延误。”结果，蒋介石这些命令起不了救命符的作用。第一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失败而告终。

鲁涤平亲拟电文向蒋介石报告说：“龙岗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很伤心。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于是鲁涤平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不久，蒋介石将鲁涤平调到浙江，派何应钦接替鲁涤平。

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兼任了南昌行营主任，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部署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特地增调第五路军（王金钰）和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参加这次“围剿”。名义上投入的部队有第六路军（朱绍良）的五个师。第九路军（鲁涤平）的两个师、第十九路军（蒋光鼎）的三个师和第五路军的五个师、第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师、加上四个直属师。三个直属旅和三个队的空军，实际上直接参战的有十一万三千人，主要是第五和第二十六两路军。蒋介石深知这两支部队是杂牌，就采取了两手：一是封官许愿，分头答应过让王金或、孙连仲任江西省主席（后来到1931年5月下旬，国民会议闭幕后宣布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王、孙都落了空）。二是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成绩卓著者，分别提高番号，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其因服从命令奋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于补充；凡进攻不力用，徘徊观望，贻误戎机者，予以惩罚，取消番号，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同时，要戴岳写了一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印发给在赣的各部队。戴岳在这份意见书中采用问答式写了五个部分28条。戴岳回忆说：这份意见书“其内容，除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恶毒诬蔑毁谤的一般反共滥调之外，有一部分也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不能不改变前此对红军的估计。”于是在关于“进剿”红军的办法中，提出不能单靠军事取胜，必须党、政、军、民通力合作，以军事、政治及各方面加强协作，共同发挥战斗力；必须建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负担；必须厉行清乡，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应分为堵击部队和追击部队两种，分区进行“清剿”以及严密封锁苏区的政策及措施。

1931年4月1日，南昌行营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开始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

这一仗打响后，国民党的部队又是怎样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南丰之南，兴国、石城以北地区，以东固、黄破、广昌、建宁为主要作战地带。先后经过东固、东韶及广昌第三次主要战役。

东固战役是王金任的第五路军打的。该部几个师分别驻在吉安、太和、吉水、永丰，分三路纵队向东固地区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和左路配合。

在进犯中，“进入苏区愈深，困难愈甚”。公秉藩回忆说：“反动军队经过的地方，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没有坛坛罐罐，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利用熟悉地形，隐藏在地形复杂的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反动军队进入苏区，就被搞得昏头昏脑，迷失方向。”尤其是第一次进入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对红军谈虎变色”，于是“深沟高垒，筑城堡塞”。1931年5月16日，公秉藩师进至东固，遭到我红军突击，溃不成军。公秉藩呼救无效，化装逃到吉安，分别电告南昌何应钦和南方蒋介石。何应钦复电要公秉藩速去南昌面谈。蒋介石一面复电，说是发收容费五万元，补充步枪二千支，并要公秉藩到南方面谈；一面电令王金或等调部增援，门日电令王金或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难支也。希即急进勿延，盼复。”19日又电令蒋光鼎说：“昨电谅达，公师及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郝郭二师尚未加入，故已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务照昨电定计划急进，切勿因公师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弟合力进出，有进无退，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东韶战役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打的。孙部是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所收编的原冯玉祥的部队。当时蒋介石将孙部调去参加“围剿”我革命根据地，孙连仲是进退两难。若参加“围剿”，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遭到失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常若不参加“围剿”，又无别的路可走。终因形势所迫，硬着头皮率部去江西。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孙是受宠若惊。孙到南京后，蒋介石除任孙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外，还令孙兼任江西省清乡督办。1931年4月1日，孙别分别由宜黄、乐安向南推时，很得意，认为：“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当接到要增援东固的命令时，不知东固败退的部队在何处，结果自身遭到我红军截击，受重创。孙部在败后撤到宜黄，总部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结果捏造了一个情报，说“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两者罪责，请予处分。”这样一上报，不仅何应钦嘉勉，说孙的处置顾全大局，是符合他的心意的，并答应所有损失，立即全部补充。而且蒋介石也慰勉有加，批准所有损失全部补充，计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二十挺。

广昌战役是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打的。该部除一个师在福建，余下的三个师由南丰方面出发，分三路向我革命根据地进犯。

1931年5月10日，其占领了广昌、头破、白水镇，在闽的一个师也人赣协击。此时，第五路军和第二十六路军相继遭受各个击破，于是朱绍良恐怕他的部队地位突出，就将部队撤回南丰，仅留一个师守广昌，5月27日我红军主力进攻广昌，击溃余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30日我红军主力又由广昌东进攻击建宁，将由闽人赣协击的朱绍良部一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残兵败将。

第二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蒋介石又马上部署第三次“围剿”。一面令其原在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赣、闽各部分区扼守，一面增调嫡系部队人赣力图缩短战役间隔，尽快发动进犯。1931年6月7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孙连仲说：“中定旬日后来赣督师，陈主席铭枢昨已入十九路指挥，此时请兄等严督所部死守现在防地，切不可再望增加兵力，自馁其气。中来赣与诸兄共生死，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部队调遣与增减，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请勿过虑可也。”13日，蒋介石发表了《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14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说：“战斗序列仍以敬之为行营主任，兄为前敌总指挥兼右军团总指挥，孙连仲为中央军团总指挥，朱逸民为左翼军团总指挥，未知兄意如何？盼复。”20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熊式辉，提出了他这次“围剿”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作战计划”。蒋说：“中意赤匪主力虽向赣东闽北转移，而我军仍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故第十九路仍由吉安、东固、龙岗以达宁都。而以第五十二师一旅为后续部队，以留守所克各重镇。第六、第十、第二十三师为一路，仍由永丰、藤田、招携前进以达广昌。而以第四十五师与祝旅为后续部队，其主力不经乐安，即由永丰向招携进展，以留守该路所克之重镇。如此第十八军仍在抚州，同时协同第六、第二十六师各路进击匪之主力，第九师为总预备队。警卫第三旅由杭州开巨州，以策应赣东或闽北防务。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

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22日，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了进犯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态势。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一百四十三个团（实际参战兵力十三万），分左、中、右三路（右路顺赣江往南，中路由永丰往南，左路便在东面）并头插入。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人，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据次，部署大要：1．左翼集团军何应钦指挥各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左翼南丰方面进攻红军主力。2．右翼集团军陈铭枢指挥各师从右翼方面深入苏区“进剿”。3．总预备队策应左右翼集团军作战。4．四县（吉、泰、万、赣）守备军担任该地区的“清剿”和维持后方防务。可见，左翼是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蒋的四个嫡系师都押在这一线。

7月1日，蒋介石下令各进剿部按计划攻击前进。结果是怎么败下来的呢？

接战地区包括永丰、黎川以南，瑞金、赣县以北地区，以南丰、宁都间及黄肢、莲塘、兴国为主要作战地带。当时国民党部队判断我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境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因此左翼集团军向广昌、宁都、石城地区进攻，结果扑空；又判断我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突向古龙固、小布一带地区进攻，结果又扑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赵观涛”（这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的第一和第二两部挺进军的总指挥）。以后，又认为我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妄图利用赣江障碍，实行四面包围，围歼我军于兴国以北地区，结果又扑了空。我红军主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千里回师，集中主力于根据地后部，整训部队，待机破敌；当敌发觉我迂回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向莲塘、良村、黄破方面突进。蒋介石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但无济于事。在6月22日，蒋介石致电朱绍良说：“中刻抵南昌，计划已定，决先恢复南丰与南城间水陆交通，请转告毛、许、周各师长、以次固守南丰，牵制赤匪主力，勿使猖狂，厥功甚伟。孤军奋斗，无任感慰，请为我代劳各将士为要。近情盼复。”29日，蒋介石对陈诚自抚州打给他的效忠电报（陈在电文中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

职当小心谨慎，以盛气临之。但求有补于党国，勿辱及钧座，寸心无悔憾，其他非所知也。”）复电说：“古云，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又云：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请弟审慎出之。”7月2日，蒋介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说：“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兄以常驻吉安往来于前后方之间，可也。”第二天，又致电左翼和朱绍良、孙连仲、陈诚，“告以我军左翼兵力部署并指示作战要领”，电文说：“中正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测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察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官长审慎之。”15日，蒋介石复朱绍良电说：“广昌之宁都大道正面重要，兄是在正面为宜，则派铭三到白水指挥可。敬之约今日到南城，中将于一二日回南昌一行，请兄督促各部如期进展。左翼前方务请兄全权负责办理，勿稍客气为要。”19日，蒋介石复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村庄告急电说：“请兄主持一切，共肩艰危。此间剿匪任务均月内可完，余容续洋。”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朱绍良、蒋鼎文说：“第九师除留一旅守南丰外，其余两旅速向宁都前进，而康都、傅坊防备，即由第十师派水南或白水部队之两团接防。第九师派宁都部队务于22日以前到达。”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巢匪宣言》。宣言讲了他这次亲自指挥“围剿”的经过：“中正奉命剿赤，于6月20日由京人赣以来，即于本月2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吹嘘说对我红军“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宣言的中心点是公开打出“安内攘外”的旗号。

蒋介石说“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台。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又表示他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决心说：“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30日，蒋介石给北平、南京、汉口、开封、洛阳、彰德等文武官员发了电报，说：“赣南各匪老巢东固、龙岗、黄肢、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击破，确实占领，散匪不难于十日内肃清也。”末了，由于我红军主力发挥了打运动战的特长，先后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月，将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莲塘、良村。黄破、老营盘、方石岭消灭了两个师、两个旅、击溃了一个师。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就在“九·一八”后以惨败收常蒋介石在第二次下台又上台后，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组织了更大的规模的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拟定的实施计划是“重点进攻、分区围剿”，以期达到各个击破我红军根据地的目的。

1932年5月25日，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何成浚指挥，对付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右两路军则全力围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路合计有30万兵力。6月7日，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前往武汉。18日，在庐山召开了所谓五省（河南、湖北、安徽、及湖南、江西）“剿匪”会议，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匪”方针，“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计划第一步攻占我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我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皖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我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我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歼灭之。还采取编织保甲，厉行“连坐法”，强化各级反动党政机关和地方反动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其军事进犯。

7月上旬，各路纵队陆续开始“围剿”行动。蒋介石给参加“围剿”部队的将领是电报频繁，调兵遣将。7月15日，蒋介石致电林蔚转朱培德、李济深，“霍邱既克以后，皖省剿匪交王均总指挥负责处理”。8月20日，蒋介石致电王均说：“匪之主力全在鄂东，此次在黄安七里坪决战，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则皖西各部应乘机急进，如期占领指定地点，并严令督促勿延。”同日，蒋介石又致电曹浩森说：“七里坪匪既东退，则我军部署，拟以第三、第八十、第八十三各师，为一纵队，归陈继承指挥，向新集进攻；而以第二师调回开封，第十师调回武昌，整顿补充，第八十九师暂驻七里坪附近为陈纵队之预备队。第三十师驻黄安附近清乡。

第十三师调麻城，第三十一师调武长路，第十一师仍调罗山集中，为豫南总预备队。

如此布置较妥。希以此意转商经扶，并摧限期速占新集为要。”9月22日，蒋介石为了庆贺胜利，致杨永泰条示：新集县名准称经扶县，金家寨县名准称立煌县，”同一天，蒋介石向林森（国民政府主席）报告说：“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虞念。”

蒋介石在鄂豫皖“围剿”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采取军事与政治并进的方针。军事上，划分地区，逐步“清剿”，先行消除各区分散的红军，夺占一地，即恢复其反动统治秩序，然后对赣南大举围攻。政治上，按其庐山会议决定，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我根据地，加强地主武装，加强镇压和诱骗民众等。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鼎、蔡廷谐、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但是，无论蒋介石“围剿”红军多么不遗余力，这次来势汹汹的“围剿”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日军于1933年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又开始向热河进犯，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和部队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再“剿共”。这样，导致参加“围剿”的部队军无斗志，将士皆不用命。二是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连遭败绩，大量生力军被我工农红军歼灭。2月底至3月初，在黄破登仙桥地区，陈诚苦心经营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主力全歼。3月4日，蒋介石在给陈诚的电报中曾说‘“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一方面是军无斗志，一方面是大量生力军被歼，内外交困中，第四次“围剿”又以失败而收兵了。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我们剿匪4年，不仅于匪没有损失，而且牺牲了许多官兵，匪势一天在狂撅起来。”于是，他痛下决心，整顿军队，开办训练团，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

1933年8－9月间，蒋介石完成了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将进剿的部队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和南路军，其中北路军为主力，总司令为刘峙、前敌总指挥为蒋鼎文。9月10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举凡中正在抚州与南昌参谋会议以及此次庐山训练各讲义，皆应仔细察阅研究，均为缺一不可之要诀，尤其对于剿匪手本与剿匪训练要旨，更应时时实施。凡遇将领必时时以此为课问之本，以试其对剿匪有无决心也。”10月初，蒋介石在南昌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曾记述说：“他（指蒋介石）采纳了德国顾问的建议，采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集中兵力的战术，最后靠优势兵力逐渐缩小包围圈取胜。”

但与其说是蒋介石的“新战术”起了作用，无如说是红军内部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当彼之际，毛泽东同志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运动战、游击战等战术被“阵地战”取代，兵力和火力均处劣势的红军与敌人展开“寸土必争”的正面对抗，大打消耗战。结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使红军主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1934年10月6日，石城失守；接着，古龙岗、兴国陷落，致使红色根据地的“首都”瑞金外围屏障皆失，蒋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1934年10月中旬，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开始大规模转移，至此，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终于得手。

可是，“围剿”虽告得手，但接下来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却没有奏效。

我中央红军仅以三万余人的疲惫之师，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左右夹攻之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甩开敌人，挺进陕北，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使蒋介石“彻底消灭赤匪”的计划又一次成了泡影。

1935年9月末，蒋介石结束了他为“统一川军、困死共军”而开设的峨嵋山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沮丧地下山返回南京。他心情郁闷，暴躁异常，为自己“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而大发感慨。

4．终酿“西安事变”

自从《塘沽协定》签订之后，从1933年6月到1935年10月，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内，蒋介石一直奔波于赣、川、滇、黔几个省区，全力进行其所谓“安内”的反共内战，而对日寇的不断挑衅却不闻不问。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和党政军各部门中布满了自己的亲信和特务组织，蒋介石就是靠这些亲信和特务分子维持其独裁统治的。

1935年5月，日本为实现其独霸中国的目的，制造了张北事件，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华北。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人，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地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有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因此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中国在天津、河北撤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进入关内，威胁平津。驻天津的日军派出装甲车和炮兵，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威，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蒋介石仍是“不抵抗主义”。5月31日，国民政府电令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其后又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人调离。

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其河北省主席一职是张学良安排的。因此，免去于的职务之前，蒋介石不得不向张学良征求意见。他从成都给时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打电报称“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意见，速即电示。”张学良立即复电反对，说：“中国的封疆大史，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于学忠）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张学良的电报发出后，未接到蒋的复电，却收到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询问电：“委座前为孝侯兄免去河北省主席职务一事，电询吾兄意见，为何迄今未复？”张学良未及作答，南京政府已经发布了免去干学忠职务的命令。蒋介石在这件事上耍了个流氓，弄得张学良无从插言。

然而，国民政府的退让，非但不能使日本人满足，反而更刺激了日本得寸进尺、侵战华北的欲望。6月9日，酒井又找到了何应钦提出：一、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以上条款，限12日上午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劝自由行动”。

6月10日，国民党就提前作了答复，发布了当禁止全国排外、排日的“睦邻敦交令”，命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同时，关闭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并将长城抗战中的参战部队调离河北。

如此丧权辱国，日军仍嫌不足。6月门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人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除写明中方已承诺的条款外，又附加了限期履行，由日方监督履行和妨碍日中关系的人员不得重新进入华北各级组织等条款，让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日方。对于如此击卖整个华北的协定。南京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不敢让何应钦签章、但又拿不出抵制的办法来。无奈，何应钦只得跑回南京。但6月14日，日方又找到南京政府外交部，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时已有所准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又一次卑躬屈膝了。

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同意了日方的全部无理要求，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

河北事件风波未平，日方又挑起了张北事件，6月27日，又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秦士协定》出台了。至此，察哈尔的主权也被国民政府葬送了。

就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一心一意在四川峨嵋山筹办军官训练团，打内战。他于7月28日把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召来，嘱其向日本政府“捎口信儿”。蒋作宾心领神会，遂通过报界表示：“中国政府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邦交的政策。”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一味退让态度，并没有使日本人的进攻停下来，相反，日方认为中国政府软弱可欺，继《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又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满洲国”’，成立“华北国”。他们公开策动汉奸们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就吞并整个华北。蒋介石深恐日本人在北方另搞一个政府来与自己对立，因此，他只好暂时放弃对陕北红军“围剿”战役的亲自指挥，转头去处理华北事件。

1935年10月12日，蒋介石飞抵开封，12日电召宋哲元去见他。当时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驻扎河北，正处在日本人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拉拢之下，所以只派秘书到开封晋见。蒋介石为了稳住宋哲元，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宋的秘书带回，并大加慰勉，对宋安抚一番之后，蒋介石又北上山西，一是劝说阎锡山不要参加“华北自治运动”，二也是想拉冯玉祥和阎锡山同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激动了人民的反抗，终于导致了“刺蒋误伤汪”案件的发生。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一百多人，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未出席外，反蒋派的冯玉祥、陈济棠、阎锡山等均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很高兴，说这是“显示国内趋于团结。”

早上7点钟，大会代表照例上紫金山中山陵谒陵，9点钟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由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致开幕词。开幕式完毕后，中央委员们步出大礼堂，集中到中央政府会议厅前等候摄影，但蒋介石却迟迟不到场，大家只好不再等委员长，开始拍照，9点35分摄影完毕。

正当委员们转身陆续走上台阶，打算登楼进入会议室接着开会时，突然从照相机、电影机旁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人，即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他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六响左轮式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正中，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击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应声倒地。现场秩序顿时大乱，坐在椅子上的张人杰滚到地上，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在慌乱中，第一个起而和孙凤鸣进行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文官张继，他在第一枪响过之后就疾奔到孙凤鸣背后将他拦腰抱住，孙凤鸣挣扎着又射出二发子弹。紧接着站在第一排的武将张良奔上猛踢一脚，托起孙的手臂，孙凤鸣的手腕一松，手枪落地。这时汪精卫的卫士还击两枪，孙凤鸣胸肺中二弹倒地。

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下楼，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罢。我死之后，你要单独完全负责了。”

汪精卫被刺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轰动。由于历来蒋、汪交恶，为争当第一把手进行死斗，江被刺时蒋介石不在摄影场所，因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广西的巨头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汪精卫之妻陈肇君还抓住摄影时蒋介石不在场这一点和蒋介石大吵大闹，对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这次刺杀汪精卫，确实不是蒋介石干的，蒋对此事也是满腹狐疑，不知是哪一路人物来干的这件“我国历史上政治暗杀稀有之重大案件”。蒋介石特地把江派人物陈公博等人找到中央军官学校，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蒋介石还立即把特务头子戴笠召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3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国民党六中全会行刺案，是华克之、孙凤呜、张玉华、贺坡光这四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在一起组织策划的。他们的目的是刺杀蒋介石。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总头目，蒋介石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攻城掠地、杀戮中国人民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惜拱手作揖，把大好河山连同子女玉帛一律奉送，回过头来却露出一副狰狞面目，对处在水深火热中不甘驯服的民众进行血腥镇压。

他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白白牺牲，需要行动起来。这四位爱国青年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组织晨光通讯社，充当新闻记者进入中央党部，以便刺杀蒋介石。

组织晨光通讯社刺蒋的主要负责人是华克之，他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江被刺后，戴笠悬赏十万重金，沈醉亲自出马，也没有捉到他。1937年，华克之在海内外通缉追捕中进入延安，翌年经廖承志介绍加入共产党，此后华克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

孙凤鸣，江苏徐州人，早年跟随父母到东北经商，建立起小康的家业，遭九·一八之变而倾家荡产。后他逃入关内投军，在淞沪战役中曾任十九路军排长。孙凤鸣接受刺蒋任务后，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事前他先吞食了鸦片烟泡。在即将杀身成仁的前夕，他向战友们告别，慷慨而诵《易水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孙凤鸣被卫士击中要害，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南京当局为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杀行动的线索，每小时给孙注射强心针10次左右。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体、内政部长陶履谦等都亲自守在病榻前，追究孙凤鸣受谁指使。孙凤鸣承受肉体撕裂的痛苦，迸发出最后几句凝结着正义和血泪的话：“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做亡国奴了。”孙凤鸣没有辜负战友们的重托，没有给战友们带来耻辱，他没有给敌人留下一句需要的供词，第二天清晨平静地死去了。

孙凤鸣刺蒋、汪壮举被公之于世后，大大伸张了正义，振奋了人心，对推进抗日救国的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国民党立法委员娄桐苏，在法官讲习所称孙凤鸣是当代民族英雄。1939年元旦时，冯玉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团拜会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可是，“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孙凤鸣目的在于刺蒋介石，蒋介石因何故未出现场呢？事后据军统方面透露，蒋介石未出现场摄影，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多疑诡诈的本性。这次大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陈济棠等各路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随从二名，蒋介石自忖这些人中，不能保证没有异动者，因此决定不出场摄影。当时各中委已列队等候摄影，汪精卫久候蒋不至，即去会议厅休息室促蒋下楼，蒋介石对汪精卫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常”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仁立很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场，孙凤鸣在行刺前已服鸦片烟泡，在一定时间内毒性即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孙凤鸣才临时决定刺汪的。汪精卫是替代蒋介石被刺，而蒋介石却幸免。

12月7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人。由于汪精卫被刺负伤辞职，出国治疗，蒋介石继任汪的行政院长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但当时已被蒋排挤出国），至此，蒋介石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领袖”。

日寇的步步紧逼，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日爱国运动，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悍然施以镇压，百余学生受伤，30余人被捕。

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爱国学生冲破军警的封锁，与市民共同举行集会，反对汉奸政权的成立。国民党政府又一次进行镇压，打伤爱国学生和市民400余人，逮捕20余人。

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声称不抗日是“实力的问题、时间的问题”，一方面却集结大军33万人，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截红军。同时，他又命张学良火速从南京赶回西安，指挥东北军继续“围剿”陕北的红军。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陕一带打红军的阴谋是旨在使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损失，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指出东北军只有抗日反蒋才是唯一出路。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3月初，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此前的1935年11月，毛泽东曾派汪锋为代表，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面见西北军将领杨虎城。

申明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及准备联合抗日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守原则、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其后，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联合抗日。至此，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

5月5日，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主动将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的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以西并同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议和停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估计了今后形势的发展，颇具远见地在这个通电中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国民党“立停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准备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日，周恩来致电陈立夫、陈果夫，陈述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此后，毛泽东又致函宋庆龄，请她施加影响，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宋庆龄女士当时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她一向与蒋介石及其集团径渭分明，并正式发表过声明，不参与国民党的工作。这个声明，是蒋背叛革命之后、奉安孙中山时发表的。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当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孙中山的遗体一直居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中，没有安葬。国民党基本建立了全国统治后，举行安葬是合乎情理的。蒋介石为了树立个人的威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当时，南京政府为修中山陵特拨专款50万元，但修陵的实际费用，至少要花1000万元之巨款！为了中山陵的建造，国民党当局确实煞费苦心，从陵地的选择到工程设计，都做了精心安排。陵幕边在紫金山之阳，依山造陵，气势恢宏，工程浩大，奉安大殿的设计庄重雄伟。大殿有三门。正门首镌刻民生二字。左门刻民族，右门刻民权，标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陵区周围原来就是一片风景区，在造陵时又着力修茸美化，就更加显得壮观。

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安葬日，先曾决定在1929年1月1日，但由于蒋介石硬要拼凑召开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误期，于是改定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四周年时举行。但又因蒋桂战起一再延误。5月间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才最后决定6月1日为安葬日。

5月10日，由南京开出迎梓专列，21日到达北平。北平的移灵仪式一共搞了4天。

不仅出动了陆军、骑兵、空军，而且几乎倾北平全城之众参加祭灵、送灵仪式。25日午夜，灵枢在三十多万人的护送下，从香山抬往前门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鸣一百零一响。到5月26日下午三时十五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四时三十五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动；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车到此恭迎。然后，蒋介石的专车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灵车抵浦口。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又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之日，奉安大典从午夜二时即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二十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树、青白布铺地。全市万人空巷参加葬礼，送往中山陵。上午十时十五分，由蒋介石主祭，举行安葬典礼。报纸、电台，天天报道奉安盛况。大量发行各种纪念书刊。在这一系列的宣传中，蒋介石成了主要角色。为使“奉安大典”名正言顺，蒋介石还特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大典。宋庆龄出于对中山先生的爱戴与忠诚之心，回国参加了奉安仪式。但她在回国前特意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奉安之后，居住上海，与蒋介石集团保持径渭分明。

宋庆龄对蒋介石集团的这种态度，长期以来一直令蒋介石十分尴尬又十分恼火。

宋庆龄因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蒋介石惹不起她也不敢公开惹她。但正因如此，宋庆龄可以对蒋介石施加的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蒋介石表面上尊重她，骨子里却根本不把她的话当一回事。所以，请宋庆龄出面劝止蒋介石不再打内战，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策略中的一个步骤，是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对蒋施加的诸多压力之一种。

1936年10月，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与先期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师陕北。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两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而蒋介石却认为红军主力会师陕北是他彻底消灭红军的绝好机会。10月27日，蒋介石从南京飞往西安，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29日，他又到了洛阳，部署中央军及马鸿逵的部队进攻红军。

但是，蒋介石虽然亲自坐镇指挥，东北军前线各部队却按兵不动，对蒋的命令阳奉阴违，万不得已与红军接触时，士兵们多是向天放枪，虚张声势，并不真正向红军进攻。在此情况下，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军按蒋介石的命令，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击败，廖昂一旅被全歼。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严电斥责张学良，追究责任，限期复电。张学良上下为难，凄然泪下曰：“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

11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人。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轰动世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放人。国际友人，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释放这七位爱国者。但直到翌年7月31日，蒋介石才释放他们出狱。由于这7个人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威逼利诱，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内战，被尊称为“七君子”。

12月3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停止“剿共”，和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一开始就严厉训斥张学良，说他决不能停止“剿共”。对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一事，蒋介石斥责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蒋介石虽然看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红军厌战、避战。但他仍认为此时是消灭红军的“10载以来难得之良机”，于是他立即调集嫡系部队蒋鼎文、樊粮甫、万耀煌等所属20个师到西北，加上原在西北的嫡系军队，围攻红军的总兵力达60多个师计260个团，企图一举摧毁陕北红军根据地。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由洛阳再次飞往西安，宋美龄通常是陪着蒋介石的，这次她因病去上海治疗，未能同行。蒋介石到西安飞机场时，东北军的青年军官聚集在机场，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生气，他要求张学良严厉处分这些军官。他对张学良、杨虎城讲，东北军与西北军必须继续“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蒋介石还命胡宗南部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系。张、杨深知无论接受哪一种办法，前途都不堪设想。12月7日，张学良再度向蒋介石提出劝告，蒋介石骂张：“年轻无知”，并拍案说“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时值“一二·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组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游行学生情绪激昂，自西安步行去蒋介石的驻地临渲华清池，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行至十里铺，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并打电话给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张见局势严重，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悲愤号哭，张学良为之感动拭泪，激发了爱国热情与勇气，恳切地对学生说：“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临漠请求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痛切陈词，要求蒋介石采纳。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还强令屠杀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抗日运动。蒋介石到西安后的横暴无理态度，使一直效忠蒋介石的张学良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他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心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12月12日他就要离开西安。11日夜，张、杨2人决心在天亮前发动兵谏。侍卫营长孙铭九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袭击了临漳华清池蒋的住所，蒋的卫队曾进行抵抗，迅即被消灭。蒋介石在事后所著《西安半月记》中曾自述了被东北军抓获的经过：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日：“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日：“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日：“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日：“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

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日：“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

余怒斥日：“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O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遇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给，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

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脱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杨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悄然叹日：“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蒋介石的回忆，自然有大量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基本实事--他被孙铭九等爱国军人从山上抓了下来。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陈诚、陈调元、蒋作宾、钱大钧、蒋鼎文等共计十余人。

蒋介石此来西安，事先也知道这里的情况不稳，他曾在12月2日的日记中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货。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他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虽明知西安军心不稳，仍是亲赴西安，由此也可知蒋介石“剿共”的决心有多么坚决。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申明逮捕蒋介石的理由：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士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中说：“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被扣留西安后，蒋介石的连襟、行政院副院长孔样熙代理行政院长主政，军权就落在军政部长何应钦手里。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活动，拉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何应钦看到看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极力主张对张、杨采取强硬措施。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只因亲英美派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坚决反对，轰炸西安城，怕将蒋介石炸死，才只轰炸了西安近效。中央军也开到华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战斗。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日寇要求南京政府进攻张、杨，并提出日本愿予军事援助。又授意内蒙伪军李守信通电愿与南京政府合作，共同讨伐张、杨。同时动员汉奸、托派造谣破坏，以制造混乱。

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就给当时尚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致电，通报情况，并请派代表给予指导。

“西安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南京政府、中共中央、日本、苏联和英美等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激烈斗争。

当晚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接着又召开政治会议。这两个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会议作出了四项具体决定，基本上反映了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对“事变”的态度。这四项决定是：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行政院长职；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7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议还决定“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

南京亲日派的主张，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因此，日本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不支持在欧洲养伤的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何应钦看到这是他取代蒋介石的最好时机，便到处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要“不惜玉石俱焚”，“明令讨伐”张、杨。同时，他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一些国民党要员，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也主张“出兵讨逆”，新的内战危在旦夕，中华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

在这关键时刻，宋美龄到达南京。

事情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当天下午，她在沪离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孔祥熙突然推门进来，告诉她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渲关部队的将领樊松前将张学良的电报转发南京政府的。因为当时西安与南京的电讯暂停，只好由渲关转发。当时，蒋逃离住处躲进俪山还未找到，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份电报只说蒋介石“失踪”。而到孔祥熙嘴上，为了谨慎，只好说“消息不明了”。

就在南京政府连夜开会的时候，宋美龄也彻夜未眠。此刻，她正在上海至南京的特别列车上，随行的有孔祥熙、端纳、蔡妈等人。夜像死一般的寂静，他们谁也没有睡意。宋美龄后悔这次没有跟随在丈夫身边，因为她一直是蒋介石与生活打交道中的缓冲力量。每当丈夫对下属粗暴训斥时，只要宋美龄在场，她一定会好言劝止，并对蒋的部下百般安慰。

无疑，蒋介石被软禁，确与他对张学良等部将的粗暴斥骂有关。事到如今，宋美龄追悔莫及，长叹说：“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盛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

13日凌晨，宋美龄一行到达南京。她发现南京政府一派混乱，人心惶惶。当她了解到何应钦等人的决定后，非常不满。宋美龄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遂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党其措置大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

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为了整个来氏家族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宋美龄一到南京，就立即与何应钦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应当说，宋美龄临此大事，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她能认识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的惩办张学良、杨虎城的决定给予了坚决的反对，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突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宋美龄为此曾与何应钦当面发生激烈的争执。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

宋美龄反驳说：“今日若遇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

何应钦：“委员长殆已不讳矣！再者，国家存在应重于个人之生命！”

宋美龄：“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厂’宋美龄向南京的军政要员们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宋美龄进一步询及军政要员们：“如果事态扩大，酿成内战，谁愿担当此责？”

这样重大的责任，当然没人肯于承担，何应钦恼羞成怒，指斥宋美龄：“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冷静理智的看法，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则回敬说：“我决非朝夕索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宋美龄的话确是出自内心，她也绝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人，她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及其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的国内混战局面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因此，她的态度，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显而易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已经严重危及了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所以，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立即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并表示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英美等国还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以稳定“法币”的币值。

由于南京与西安的电讯中断，消息阻塞，使宋美龄等人无法作出解决事变的具体决策。为了尽快沟通宁陕之间的联系，宋美龄要求孔祥熙直接发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指定一个电台，以便随时联系。其后，宋美龄便发电报给张学良，告诉说，她拟派瑞纳前往西安，居中调解。瑞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从前曾任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又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以这种特殊身份，赴西安调解此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2月14日，在得到张学良的允许后，端纳来到了西安。

端纳一到西安，立即会见张、杨二将军，并把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当面呈上。

经与张、杨二人接触，端纳放了心--张、杨二将军无意加害于蒋介石个人，他们的确只是想“劝”蒋介石站出来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后，端纳又去见蒋介石，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宋美龄在信中暗示了南京方面一些军政大员的态度对蒋不利，尤其是何应钦，简直就是要借此机会置蒋于死地。蒋介石见到夫人的亲笔信，情绪激动不已，竟哭了起来。端纳则趁机劝蒋介石说：“我到这里，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我已经同张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衷心拥护您为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势必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心思的一转。”这一席话，对蒋的震动不可谓不大。端纳于次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的情况和张、杨的态度，使宋美龄“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在这种情况下，何应钦仍不死心，他于16日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声称“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往西安，并派飞机狂轰滥炸。宋美龄则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立即打电话给端纳，要他马上向蒋介石报告这边的情况，要求蒋介石下一停战手今。

5．劫波度尽--国共再携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了正确判断，并决定立即倾全力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并揭露日本与亲日派利用“拥蒋”、“救蒋”的旗号挑起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同时，派彭德怀率红军主力进驻延安，并向潼关附近集结，准备配合张、杨的部抵抗何应钦“讨逆军”的进攻。

1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西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耐心说服主张杀掉蒋介石的张、杨所部中下级军官，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终于使张、杨及其部下们接受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在劝说张、杨及其所部军官的同时，周恩来也亲自对蒋介石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民心国情、晓之以民族大理，至少在心理上缓解了蒋介石对中共的戒惧。

12月19日，张、杨联名发表《告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书》：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这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去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盛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样准备有什么用呢？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

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渴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

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渝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慧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到了这种时候仍然不忘记要政治手腕。当他得知“讨逆军”已开始行动的消息后，既怕何应钦的军事讨伐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又想利用讨伐的王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他、所以，端纳奉宋美龄之命来讨一张“停战手令”时，他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讨伐三天的命令。但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并未接受，他说这个命令是蒋介石在西安被迫下达的，因此决定不予执行。直到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了下来。

这时，端纳也回到了南京。宋美龄意识到，目前真正能够劝说蒋介石接受谈判的只有她本人了。于是，她决定同宋子文一起飞赴西安，但何应钦却不允许，他对宋家兄妹说：“你们去西安，安全问题我不负责。地上过不去，天上有空军干涉！”

此时，张学良闻知宋美龄要赴西安，也来电奉劝她在绝对停止军事冲突之后再动身。

宋美龄见状，遂决定由宋子文先去西安。20日，宋子文与端纳一起飞往西安。

宋子文抵西安后，即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周恩来耐心地向宋子文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来深受感动。当晚，宋子文和张学良一起来到蒋介石的住所，两人一齐力劝蒋介石接受谈判。经一番激烈的争辩，蒋介石的态度始稍有转变，从拒不谈判转为讨价还价。

21日，宋子文带着满意的心情返回南京，他一到南京就到处宣传西安的情况，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宋美龄由此更坚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人来到西安。当时蒋介石对张、杨二人的行为仍有强烈抵触情绪，经宋美龄、宋子文等传达南京方面的局势，蒋介石也认识了何应钦、汪精卫等人的险恶，12月24日，蒋介石同意与张、杨还有周恩来谈判，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但蒋介石坚持不在书面文件上签字，他强调的理由是，如果形成书面文件，他就将在全国失去威信，以后的领袖就不好当了。但蒋介石再三保证：对自己的承诺决不食言。

周恩来向蒋介石指示，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主张放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不抗日无以报国，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一致团结对外御侮，才是唯一出路。在周恩来同蒋介石谈话时，宋美龄及宋子文还对周恩来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和感谢。蒋介石遂以“领袖人格”担保，表示回南京后即执行谈判协议。至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实现了关键的一步。

当时，虽然蒋介石口头上同意了执行谈判协议，但由于他没有签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因此，在西安的许多爱国将领不同意就这样放蒋介石回南京。

宋氏兄妹每天处于焦虑与疑惧中，唯恐变生意外。于是，宋美龄和宋子文一方面频繁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们中间，多方做解释工作，另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的军队自潼关各向后撤1千公尺，并将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转告何应钦和孔祥熙。在抓紧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之外，宋美龄还努力做张学良的工作，不断给他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已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一旦大规模的国军进攻开始，双方都可能毁于一役。为了维护自己与蒋介石的尊严，她责怪张学良铸成了“大错”，同时又表示理解张学良“确为造福国家”的初衷。

因为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所以，宋美龄一再要求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蒋归宁，希望张学良以释放他们做为“圣诞礼物”。张学良深恐在放蒋这最后一步上出什么乱子，于是在12月25日下午 3时许，在既没和周恩来打招呼、也没有同杨虎城商量的情况下，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径直去了机场，又亲自送蒋介石飞往南京。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博在回忆中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

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假一个月藉资疗养。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4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命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应蒋介石的请求，这一嘲审张”、“赦张”又“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他只想到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杨虎城被逼于1937年6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1937年11月毅然携眷回国。杨回国后，便被拘禁，直至1949年9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风将其杀害。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共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唤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西安事变也是对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关系的一次严重考验。尤其是宋美龄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并甘冒风险，亲赴西安，面会张、杨稳定局面，终于化险为夷，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这其中，固然是中共中央及张、杨等人抗日救国的决心和远见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宋美龄在事变发生后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意志以及为解决事变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是应该肯定的。宋庆龄女士在此后说过一句话：“蒋宋之间，开始并没有爱情，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美龄真诚地爱蒋，蒋也真诚地爱她。”这个评论是比较客观的，公正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于1937年1月2日由南京乘飞机去奉化老家溪口静加治疗。“居溪口一月寓慈庵”。2月2日，蒋介石由溪口到杭州受X光的检查，以疗治他在西安事变中越墙时所受的背上的跌伤。9日他赶赴上海，就某骨科专家用夹骨的疗法，以医治他的脊骨。12日他飞往南京，筹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这段期间，蒋介石对“剿共”和抗日问题上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已中止了“剿匪”，撤销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另设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l月31日，顾祝同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周恩来要求派代表来，其意在协商共军接受政府收编事宜”。蒋介石回答说：“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的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但是“反共”这一点．；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他在2月8日给顾祝同关于征求共产党的同意的指示中说：“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上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如彼与兄面谈，可以此言直接相告。盖以总理与越飞共同声明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这个时候，蒋介石的态度最集中地反映在他2月5日的日记上，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说当时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即不放弃勘乱安内之责。二、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3年至5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蒋介石口口声声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而他自己就算不上是个“品行方正”的人。他表面上答应“今后决不剿共”，背地里却又指示属下“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他“特赦”了张学良，却又将其“看管”起来，而且一“看管”就是几十年之久，蒋至死也没解除。

1937年2月，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开始，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正式谈判之前，中国共产党于2月10日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中国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作出以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四项保证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取得国内和平、实现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一任务而采取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局部权益的博大胸怀。这个让步，目的是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以便于加速实现对日作战，加速形成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也即：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保持绝对的领导权。这一原则，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当然是绝对不可轻言让步的。中共中央的电报发出后，立即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热烈拥护。当时，连国民党内的许多党员和一部分上层人士也对此表示理解和欢迎。

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会上，国民党同民主派和以江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精卫则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案。

经过斗争，于2月21日通过了一个“根绝赤祸案”。这个决议案中，国民党虽然没有确定坚定的抗日方针，但其对内外政策都作了一些改变。在对内政策上，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表示要扩大民主，修改选举法。蒋介石还发表了关于言论及出版的自由、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的声明。在对外政策上，蒋介石表示“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这个词，比起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所说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前进了一步。这次会议是蒋介石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化的开始。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表示了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了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石则竭立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提出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是制定一个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让周恩来起草这个纲领。周恩来遂返回延安，起草共同纲领，并与蒋介石约定在庐山商谈。

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虽然没有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因此，中共中央于4月15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国民党会商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并在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参加下，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根本不提共同纲领问题，而是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二、军队问题。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四万五千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推举。

蒋介石提出可由林伯渠担任。另外，蒋介石还表示，狱中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由共产党提定共产党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人选，但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共产党干部可以参加国防会议等。周恩来当然不会同意蒋介石的无理要求。

16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后，即返回了延安。

6月25日，中共中央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党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来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官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部队，因此谈判始终未达成协议。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就国共合作问题发表了不少高论，国民党各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中明确指出：“近半年来，送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宋庆龄还曾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会上发言，斥责了患有“恐日脖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些政客，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她严厉驳斥了“抗日必先剿共”的滥调，她说：“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巳吗？”

这次全会，虽然不得不声明了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的主张，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国民党及蒋介石个人实质上并无根本转变，只承认国共两党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之下进行一些“商榷”。这一态度，蒋介石国在日记中有所反映。他在1937年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为基矗”2月18日的日记又说：“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荆”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在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时，也是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抵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又强迫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向国民党当局自首。

可以说，西安事变固然改变了蒋介石的一些做法，但却丝毫未能改变他的政治立常下一章 回目录

第十二章 抗日‘统帅”

1．抗战爆发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1937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准蒋介石请假两个月，以资休养。5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接着就上庐山；并同汪精卫一起召集学术界名流开谈话会，同时举行军事人员训练班。在此期间，中日外交交涉濒临破裂。日本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要求“一、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三、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对这种公然视中国为“子国”的态度，蒋介石也十分气愤，说“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待也。”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方诡称他们在北平近郊卢沟桥的驻军中一名士兵在军事演习中失踪，悍然发动了对中国守军的进攻。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就此爆发，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同时也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战常冯玉祥将军曾记述“七·七事变”的情况说：那天（1937年7月7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二十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排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二十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碟，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群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一首哭传、赵的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

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军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

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

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么？”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么？

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侵略行径虽也十分气愤，说日本人“其败可立而待也”，但一到了日本人拿刀动枪真杀真打的时候，他就又开始“不抵抗”了。这一个“不抵抗”，害了佗赵两位将军的性命。据说，因为当时蒋在庐山，得到消息已是7月9日，而他的对策都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蒋介石这种一味妥协的方针实是其来有渐的。

早在1927年5月，当蒋介石的北伐第一路军进入山东时，日军即在青岛登陆，7月曾一度侵占济南，屠杀过中国人民。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在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负起整个治安之任，并使满蒙脱离中国而独立。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时提出来的。田中内阁的侵华政策，遭到了日本国内进步人士和旅日华侨的反对。为此以田中义一首相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杀害了千余名进步人士，逮捕了三百余人，野蛮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1928年4月18日，田中内阁为了阻止国民党北进，再次决定出兵山东。4月26日，日军斋藤旅团六百六十人作为先遣队到达济南，占领了西城门外的商埠区，构筑工事，架设铁丝网，封锁交通。日军曾策动张宗昌出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派兵保侨的要求，以掩盖其侵略行径。但张宗昌拒绝了。

他一跑了事，把济南城完全让给日本人，叫日军与国民党军直接交锋。

5月1日夜，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设立总部。5月2日上午，日军福田彦助中将率领的第六师团 3000人开进济南，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了司令部。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明目张胆地武装挑衅，不作任何防范，只叫他带来的外交部长黄郭去和日军谈判。日军为了麻痹蒋介石，派特务分子佐佐木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向佐佐木保证国民党与日军和平相处，只请日军拆除工事。佐佐木“欣然”应诺。

日军果然拆除了障碍物，撤去了哨兵，同时还放出表示与国民党军友好的气氛。对日本充满幻想的蒋介石完全丧失了警惕。

5月3日上午，日军突然对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起攻击。当时蒋军营长均去师部开会，无人指挥，顿时大乱，损失惨重，其中第二营全部被日军歼灭。九十二师因被指定为济南卫戍部队，奋起反击日军，九十三师亦参加战斗，一下子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敌军师团长福田立即派佐佐木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下令停火。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立即派出10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到各部队传令停止对日军还击。同时派黄部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黄郭到了正金银行，福田只派参谋长黑田与黄郭相晤，以示对国民党军的轻蔑。

黑田向黄邦提出，蒋军仍有在抵抗的部队，必须立即停火，并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

蒋介石立即照办，严令蒋军不许还击。日军趁蒋军停止抵抗之机，开始对中国军民大屠杀。商埠区的华军全部被日军缴械。外交部长黄郭设在津浦路局的办公处，被日军占领。黄郭及其卫士被缴械，徒手退出，迁往总部办公。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军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外交公署，将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随员，捆绑毒打。蔡公时当即向日军说明身份，日军毫不理睬，并残暴地割耳鼻和舌头。其余16名随员也遭百般蹂躏后，与蔡公时同被日军杀害。其状之惨，目不忍睹。

日军炸毁济南电台，连同邮电局里的职工一起轰击。在邮电局里避难的居民，被日军当作俘掳抓起来毒打。中国军民，无论在马路上行走，或是在商店里买东西，甚至在澡堂里洗澡、理发店理发，只要被日本大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在普利门至济南车站各马路，任意开枪，截扣车辆，断绝交通。并制造借口，以抓便衣队为名，挨家挨户地搜，百般折磨，直至杀害。居住在济南的一些日本人还组织义勇团，对早时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华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进行杀害。据事后不完全的统计，这次惨案，日寇共杀害了中国军民3254人。

日军在济南的所有暴行，蒋介石身临其境，耳闻目睹。对事件的处理，都是蒋介石亲自指示的。5月3日蒋介右严令他的军队停止对日军还击之后，日军开始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5·3惨案”。日寇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肆意捕杀他的官员，攻击他的士兵，污辱他的人格，他一概能忍受。对于日军屠杀民众，蒋介石更是不闻不问，却在5月4日下令蒋军全部撤出商埠区，还不许怠慢。蒋介石所能做的事，就是不断地派“日本通”去与日军谈判。5月3日派黄郭、陈韬，4日改派熊式辉，5日换成赵世暄，6日派王正廷、崔世杰。希望日寇能从其中选择一个比较喜欢的人，以达成某种妥协。但这些“日本通”皆道日寇凌辱，先后碰壁而归。5月5日，蒋介石再次下令，除留两个团的卫戍部队在城内，其余国民党军一律撤出济南城，严令取消一切反日运动，禁贴反日标语。蒋介石还引用日本发布的新闻中诽谤中国军队的材料来训斥部下。蒋介石竟对部下发出训令：“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若遇有事时，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捕作俘虏，即听其捕作俘虏。”

作为一个军事主官，竟对部下发出如此训令，实是古今中外所罕有之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才下得如此坚决，毫不含糊--原来他并不认为那是一种耻辱。若不是因为“西安事变”中已答应了抗日，若不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恐怕蒋介石连这个“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也不会下达，多半又要严令北平守军“不准抵抗”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除了命令二十九军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守士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之外，还调动商震等部驰赴河北待命支援。在庐山上，蒋介石也有一系列主张抗日的举动。这一切，总算稍许洗刷了一点“不抵抗”的劣史。

黄绍妨在其所著《五十回忆》一书中曾描述说：“七·七事变”发生了！有一天，集合了全体的官长学员，蒋先生登台点将，命令总队里的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寇的侵略。奉令出发的人员，站在点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人中英雄，气壮山河。同学们景仰羡慕的心，与企望效死致胜的心，都同时表现出来！

在卢沟桥，日军进攻一开始，守军即在团长吉星文的率领下英勇反击，给敌军以重创。

7月8日，北平市长秦德纯给在庐山的蒋介石打电报，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办训练团，目的是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蒋介石自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各省主席、各军总指挥为团副。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讲课。调集的受训人员是部队的中、高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盛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参加受训。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蒋介石当天就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电，指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同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7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攫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成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由于卢沟桥战起，庐山训练团停办了，蒋介石留下办训练团的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名流学者、大学校长等人，又把全国军政要人电邀到庐山，7月16日开始举行谈话会。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为代表，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人士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人士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此前中共代表已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为了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提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建议以这一《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但蒋介石表示只能承认陕甘宁边区，在红军改编之后的指挥权上仍坚持己见，坚持红军改编后的三个师直属行营指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国民党方面指派。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红军统帅机关名义问题暂作让步，但坚持“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个人”的原则。拒绝国民党派人参与军事指挥。

这时，蒋介石仍然“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他对全面抗日尚未下最后的决心，故又把中共的提议暂时搁置起来。

蒋介石一方面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抵抗日军进攻，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派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本提出书面抗议。同时，蒋介石从庐山致电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日，约李、白二人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李当即复电蒋介石，表示“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7月17日，蒋介石针对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7日，日寇向平津地区增调了约16万人的陆军部队和18个空军中队。至此，侵人华北的日军总数已达30万人。次日深夜，日军向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二十九军虽英勇抵抗，终因长期以来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备战不足而致失利。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其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蒋介石虽然认为抗日已到“最后关头”，但他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上仍是一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8月9日，蒋介石针对7日中旬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

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8月中旬，蒋介石与中共代表举行谈判，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删掉，只保留四项保证，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并建议暂缓公布这个《宣言》。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在红军改编后由国民党方面派任政治部主任的主张，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并由朱德和彭德怀任正副指挥。

正在这时，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总计投入的兵力达 20万人，大炮 300余门，战车 200辆，飞机300架，兵舰数十艘。日寇扬言，3个月即可灭亡中国。日军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直接威胁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知道单靠外交途径已经无法阻止日寇的进攻，这才下决心抗战。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14日凌晨，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敌发动总攻击。此次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先后调集了73个师参加作战，占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强。我国军队同仇敌汽，不怕牺牲、英勇抗敌，多次重创敌军，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决死抗战的勇气。

上海抗战进行中，蒋介石经常带领高级将领们亲赴前线督战，这一时期，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上海保卫战坚持了 3个月之久，至10月底，日军死伤数字已达4万余人。这一数字是日本陆军省自己公布的，多半是大大缩小的。由于日军武器先进，火力凶猛，因此参战的中国军队伤亡更为惨重，达到近30万人。由此可见上海抗战的激烈程度。

在上海抗战中，上海人民发扬了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工、学、商、妇女、华侨等各界群众和爱国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抗战工作，一时间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等民众支援抗战的团体纷纷成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作战。

中国参战的广大官兵，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抗击日寇，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如守卫宝山的一个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坚守两昼夜，无一人后退，最后几乎全部殉国；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以谢晋元副团长为首的800名壮士，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激战四昼夜，最后奉命撤入英租界。

8月14日下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27架战斗机与日寇13架轰炸机激战于杭州上空，一举击落敌机6架，而我空军无1架受损伤。此役成为抗日战争中空战史上最辉煌的战例。后来，根据宋美龄的建议，以每年的8月14日为国民党军队的“空军节”。

8月19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共产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全军共3万多人。红军改编后，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八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l）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蒋介石在谈话中说：“此次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相符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蒋介石以上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当时的态度，固然反映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仍然坚持其国民党必须凌驾于其他党派之上的态度，但毕竟是其态度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他终于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基本纲领了。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公开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又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治委员，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改编后的工农红军，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指挥部的统帅下，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一路北上，迎击日寇。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并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役起到了灭敌凶焰、稳定战局的作用，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

日寇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可是，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下，一个上海就打了近3个月。上海抗战对整个抗日战争是极具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的。对日本而言，上海抗日战争更挫败了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坚守上海的作战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虽然有前敌总指挥，但作战的主要部署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策。按原作战计划，上海抗战如果失利，到10月底，我军主力应撤退到吴江。福山一线，并以有力的一部占领江阴、无锡、海盐之线。这两条线是蒋介石于1934年至1936年投入四个师的工兵团，用两年的时间构筑的阵地，轻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全是钢筋水泥做的，还有许多半永久性的工事。如果及时撤守到这两条线，一方面可以节约兵力，使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训；另一方面还可以迟滞日军的前进，以空间换取时间。这样，虽然丧失了上海等部分领土，但我们是个大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按照当时的情况，这是我国抗日战争的上策。

参加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到了1937年10月中旬，每个师大部分伤亡过半，每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两三千人。这时上海的浏河、阂行、江湾、闸北、真如等地已被日军占领，中国后方又无兵力增援，敌我战斗力悬殊，我军疲惫不堪，已很难支持。再苦撑下去，只是徒然消耗兵力而已，对战局不利。但蒋介石严申命令：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不敢报告真情实况。蒋介石偶以电话盘询前方战况，部下多诡士气旺盛。倘有直陈实情者，即遭蒋介石训斥。

到了10月末，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已无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说明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即时向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我军的战斗力。蒋介石这才同意了这个意见。

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即11月1日，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要开会了，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蒋介石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回到阵地死守。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指出部队已开始转移，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到原阵地，一定会引起混乱，后果将不可收拾。蒋介石坚持不肯，并于当天夜里带领着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坐火车到了南翔，在一个小学校里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蒋介石讲了40分钟的话，他首先对前线官兵的英勇作战加以表扬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反复地阐述这番话，语气很坚定，不容旁人插言，说完他掉头就走了。

所谓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如今，日本要独吞中国，蒋介石认为其他8国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出面制裁日本。

这时，上海战场第一线的各部队已在撤退途中，忽接蒋介石的命令又要返回原阵地，还有的已经撤退在途而没有接到返回原阵地的命令的部队，仍照旧后撤。加之战斗激烈，后撤的部队已很难脱离敌人，让后撤的部队返回原阵地自然更难。指挥错乱，引起整个战场的混乱。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及时的后撤，来调整战线，给日寇调集增援部队造成了良机。11月5日，日寇3个师团在80余艘军舰的配合下，在杭州金山卫登陆。登陆后日寇兵分两路对上海战场进行侧面迂回，企图对我军加以包围歼灭。这样就迫使我军不得不仓促撤退。由于撤退来不及计划，几十万军队同在一条公路上行进，极度拥挤。这时，地面有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追击，上空复有敌机投弹轰炸、扫射，后撤的中国军队不能不尽量疏散。这就使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由于仓促撤退，事前布置失当，既没阵地上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给后撤部队工事位置图，因些造成极度混乱，撤下来的部队找不到工事位置，有的找到了工事，却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这样在日军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后撤部队没有占领并利用工事的足够时间，只得继续后撤。于是，蒋介石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就白白放弃了，丝毫没有起到阻击敌人前进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朝今夕改，致使中国军队有计划的后撤一下子变成了溃逃。军队建制混乱，官找不到兵，兵见不着官，各部队各行其是，一溃千里。上海保卫战就这样结束了。

依靠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的幻想破灭了，而为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军队也由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卢沟桥事变前的“不抵抗”主义到“8·13”上海抗战中的“坚决抵抗”，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即使在“坚决抵抗”的同时，蒋介石仍然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涉，期待着局部抗战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进一步的人侵。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没能按计划实施既定的作战方针，临时收回命令，将战略转移改为死守，这种盲目的拼死抵抗，终于导致了上海大溃败。可以说，如果按原计划执行战略转移的命令，中国军队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对日寇进行阻截，那么，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至少不会陷落得那么早。

正是由于上海之战的溃退，导致南京保卫战兵力不足。1937年12月7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移驻庐山。12月13日，南京陷落，于是南京和平居民遭受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大屠杀。

2．守土有责中正无情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是比较坚定和专一的，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表现也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曾对此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抗日的确是比较努力的。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了抗战大计，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8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授权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以统一指挥各个政党。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尚未对日宣战，不必另设名目，遂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南京失守后，1938年春才正式打出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的旗号，同时任命何应钦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蒋介石将1937年7月至10月这段时间划为抗战第一期，对这第一期的抗战概貌，陈诚曾有总结：第一期之作战，为我抗战最困难之时期。敌挟其优势军备，图以“速战速决”之战略，行连续不断之攻击，以歼灭我野战军，夺取战略要地，迫我屈服，我在持久战方针指导下，必须阻止敌之攻势，消耗敌力，且保持我之主力。故对敌之大攻势，仅能作战略上守势，与战术上攻势，以消耗打击敌之战力，而求以空间换时间。

同时以我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行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

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人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

淞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迁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问，演成徐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之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汛，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陈诚的这一概述，基本上说明了抗战初期蒋介石指挥军队“守土抗战”的情况。

无论其军事方略正确与否，总之他是在一心一意地抗日。不仅军事上如此，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其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是主张积极抗日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等问题。

关于党务问题。决定实行总裁制，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实际的大权和领导重心在蒋介石1人手中。这标志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地位进一步强化，权力高度集中。与此相适应，大会强调党制，规定了调整党政关系的原则：一，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二，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三，县市采取党政融化的形态。大会决定取消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还决定增设中央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统治，对内外严密监控。

关于施政方针问题。大会制定了《抗日建国纲领》，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推行兵役制度等重案。这些都体现了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向战争时期转移。其中最主要的是《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抗战建国纲领》总则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以蒋介石为全国抗战力量之领导。外交项目中规定了“独立自主”、“和平与正义”条文，体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精神，如有：“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在军事项目中，规定加紧军队政治训练和民众武力训练、并“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政治项目中，规定改善政治机构以适合战时之需要，严惩贪官污吏，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经济项目中，规定“以军事为中心”，发展农业、工矿业，实行战时税制，改革财务行政，整理发展交通事业，调整和管理内外商业和贸易等，并提到“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民众运动项目中，规定了在有限范围内发动群众抗日，组织群众团体。教育项目中，规定实行战时教育，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为抗战服务。

《抗战建国纲领》体现了国民党抗战初期进步的政治主张，与抗战前国民党的国策相比，无论是从对外的抗日政策方面或是对内的政治开放方面，都有积极推动力和相当大的进步性。

但是《抗战建国纲领》自始至终强调全国在国民党及蒋介石的领导下，以三民主义为准绳，片面要求全国“摈弃成见”，，这表现出国民党顽固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这些是不利于发动各阶层人民抗日的。

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有其积极的一面，所以共产党和各党派对它采取了赞助支持和善意批评的态度。如果蒋介石真正将其中有积极意义的条文付诸实施，中国各党派还是拥戴蒋介石的，中国的抗战局面和政治生活亦将有所改观。

抗战期间设立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容纳抗日党派并允许各抗日党派代表议论国事的机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200名。其中国民党89名；共产党7名；中国青年党7名；国家社会党6名；社会民主党1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员委会1名；无党派者89名。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副议长张伯革，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

在200名参政员的实际政治分野，从上面的数额看，国民党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参政会的职权，按《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但《条例》又规定：参政会的决议案，要“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实行。换言之，国民参政会决议案，对国民政府无任何约束力，只是一个咨询性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对于一向不许其他党派和广大人民过问国事的蒋介石来说，毕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各抗日党派可以借参政会提出自己的政见，宣传抗日主张和政策。共产党的7名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其余6名中的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都出席会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在会上都积极认真地提出有利于抗战的施政方针和建议。

在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的是战略守势，即所谓“守土抗战”，为一城一地，曾与日寇作拼死争夺。南京失守的当天，蒋介石发表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的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日之决心。”

南京失守后，津浦线就成为日军攻击的新目标。日军渡江北进，意图进占山东，打通津浦路。当时，津浦路北段的仗是韩复榘指挥的，打得比较糟糕，韩所部与日军几乎是一触即溃，以致连连失误。韩也因此被蒋介石枪毙。关于这什事，有关的记载是这样的：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是当时日寇进攻的重点。国民党对抗战的态度也比较积极，特别是中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表现出了抗日爱国的精神。在抗战中，因“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而被蒋介石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只有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命韩指挥的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但韩一心只想保存个人实力，在日寇仅以少量兵力进攻山东时，韩竟不加抵抗，率部撤退。1937年12月22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接着放弃泰安和济宁，一口气退到鲁西南矩野、曹县一带。

1938年 1月 11日，蒋介石到河南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邀韩复榘到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一开口讲话就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令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以资格老一向做上，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声色俱厉地截断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还想反驳，他身旁的刘峙即劝着韩走出会议厅。蒋介石早在外面布置好军统特务，遂将韩逮捕，押回汉口，经军法处会审，于1月24日将韩复榘枪毙在关押他的房子里。

韩复榘身为一省之长、集团军司令，竟不顾民族安危，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拱手将大片国土让与日寇，理就受到惩处。从这点来说，蒋介石处决韩复榘也是对的。

问题是蒋介石枪毙韩复菜不只是因为韩“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抗战中“擅自撤退”的国民党将领，岂止韩复第一人，比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在韩复榘丢失济南的同时，刘峙也是在日寇到来时仓皇南逃，丢失了保定和石家庄，但并未受到蒋介石的惩处，反而在开封会议上帮助蒋介石逮捕了韩复榘。蒋介石如果真能不论亲疏、秉公执法，有“擅自撤退”的将领一律惩处的话，真可“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了。

蒋介石一定要处死韩复榘，另一个原因是韩与蒋矛盾很多。首先是韩继骛不驯，对蒋不能俯首听命。最使蒋痛恨的是，西安事变蒋被扣时，韩曾发表“《马》电，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支持。尤为重要的是韩放弃济南之后，曾派人联系四川省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预谋联合倒蒋。刘湘一直是在四川割据称霸的军阀，蒋介石战败退出南京，宣布迁都重庆，刘湘即有拒蒋入川之意，遂与韩复榘接触策划反蒋。此事正进行中，被蒋侦察到，于是决心除掉韩、刘。韩复榘被扣时，刘湘正在汉口住院治疗胃溃疡玻蒋介石派何应钦到医院去见刘湘，告诉刘湘韩复榘已被扣押。刘湘知反蒋事已泄露，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吐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除杀掉韩复榘之外，还曾数度杀人以惩诫作战不力者。就在扣押韩复榘的当天，蒋介石当众宣布了一个《作战惩罚办法》，计10条。同时宣布了《作战奖励办法》，也是10条。他训示说：“这一个办法颁布以后，各位就要转告部下一般官兵，使他们个个都能透彻了解，大家从此格外惕励奋发，努力抗战。

凡因忠勇战斗而牺牲的，本委员长一定本着至中至正大公无私的精神，转请政府，尽量补充以优奖励。”杀韩复榘后，确实“振奋了士气和民心”。韩伏法后，其职务由孙桐宣接任，第三集团军士气大振，在战斗中屡有上佳表现。

1938年3月，日军大举南犯，企图会师台儿庄，后攻徐州。台儿庄属山东峰县，扼运河的咽喉，清代曾有江淮糟米400万石由此北运，枣庄煤田靠此地出口，从台儿庄到徐州，走津浦铁路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走陇海铁路仅仅一百公里。由于临沂一仗，将日军两个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矾谷师团孤军深人。临沂战斗是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和庞炳勋的军团打的。先是庞炳勋军团在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惶撤退。庞炳勋，张自忠两部合力穷追一昼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90里，缩人富县县城内，据城死守。沿途敌军尸横遍野，器械弹药损失尤大”。冯玉祥在后来称赞这一仗说：“张自忠将军在山东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的勇敢！

正从日本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这时，蒋介石又将第一战区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队调来守卫台儿庄。

1938年3月24日，蒋介石亲自和白崇禧来到徐州和台儿庄“指示机宜”。自3月24日至4月3日，日军矾谷师团主力全被孙连仲部队吸引在台儿庄的附近。在此期间，围绕台儿庄的战斗极为激烈。日军全力以赴，倾其所有兵力，并动用它的优势之炮兵和机械化部队，对台儿庄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孙连仲部队的池峰城师以与台儿庄共存之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虽然台儿庄城塞被日军占去了四分之三，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屹然未动，死力支撑，以待机动兵团对日军实施包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一个生动的叙述：“孙总司令要求与我直接通话。孙连仲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之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孙总司令说得如此哀婉。但我预算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我因此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连仲知我态度坚决，便说：‘好罢，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死守最后一点的池师长峰城，又来电向他请求准予撤退。孙连仲命令他：‘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在这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最后是汤恩伯的集团军赶到，李宗仁又亲临指挥对日军矾谷师团的歼灭战，台儿庄之战终于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日本军队全军魂飞魄散，狼狈逃窜，溃不成军。矾谷师团长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万余人突围逃往峰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

这一战役，日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李宗仁对这一仗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说，当时蒋介石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作了如下指示：“一、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

二、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

三、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

四、所有宣传应努力报导事实，慎勿夸张。

五、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

台儿庄战役，的确是我国抗战以来所取得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当时曾在武汉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为之一振。

但是，台儿庄大捷虽然是一项很大的战役胜利，却并没有起到扭转中国整个战局的作用。可惜，对于这一点，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军政人员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包括最高统帅蒋介石本人在内，他虽然嘴上说“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但那只是从宣传角度上讲的。实际上，台儿庄一战，也使蒋介石陷入了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的误区中。他在向官兵的训话时说：“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忿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

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正是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蒋介石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向徐州地区增兵20万，使这一地区的兵力合计达到60万之众，意在挟台儿庄大胜之威，进一步扩大战果。而这时，日寇却放弃了津浦路的正面进攻，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很强的机械化部队从两侧迂回包抄，使蒋介石“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的作战方略落空，60万大军一下子陷人极其被动的境地。无奈，只得于5月19日放弃了徐州，转入对武汉的保卫中。

徐州弃守之后，因第一战区主力有陷入日军重围的危险，蒋介石即命令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向平汉路以西撤退。6月6日，中国军队弃守开封。

为了保住发发可危的郑州，蒋介石竟批准了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水泛滥以阻止日军进攻的方案。6月7日，黄河铁桥被炸毁。6月9日，郑州北面花园段黄河大堤由人挖、炮轰，打开了宽约两丈的缺口，一时洪水滔滔涌出，将堤口冲开百余米宽，黄河水汹涌咆哮，向东南泛滥，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四十余县的1700余万亩平原耕地，计有90万人死亡，610多万人陷人了汪洋之中，由此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却没能阻挡日寇的进攻，日军调头转向南进，后又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汉。蒋介石为阻挡日军沿长江进攻，将轮船装满石头，在马当附近沉入长江，堵塞了长江船道。可惜仍未起到阻挡日军的作用。6月15日，日寇攻占了安庆，7月15日，攻占湖口，25日九江沦陷。至8月初，长江北岸的日寇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至此，日军完成了夺取武汉的军事部署。

武汉保卫战是从8月初开始的，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3个月的激战，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同仇敌汽，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陆海空三军一齐参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蒋介石保卫武汉的决心是非常大的。7月18日，蒋介石在接见英国《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史诺时说：“武汉必能坚守，而日军后方，因中国游击部队日益活跃之故，则将变为前线。”他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人遭受重大之损失也。”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国共两党合作，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周恩来曾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戡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空前高涨。撤退到武汉的各救亡团体，在保卫武汉的抗战中，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广大市民支援前线。

中国共产党参与其间，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战宣传和抗日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坚定胜利的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美龄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表现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中国海上的对外联系，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10月12日，日军自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21日广州沦入敌手。广州沦陷后，中国失去了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武汉方面的防守也已陷人危机之中。虽然广州失陷后，国民党余汉谋集团转至清远、横石、良口圩一线，意在阻止正面日军，但对于武汉局势已根本不起作用了，因为日军可沿粤汉铁路直达武汉。

10月22日，即广州沦陷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4日晚，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汉，中途因飞机迷失方向而返回汉口。当第二天早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度起飞时，日军已迫近汉口城外15公里处了。

10月25日，汉口弃守。

这时，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分析是：“武汉攻略后，中国将利用其残存之西部数省，努力恢复其战力……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自此，日本对蒋介石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政策。

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主力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以为日寇必夺取湖南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算啦。”在这种“焦土战术”的思想指导下，他决定，如果日军进攻长沙，则将市内一切重要设施纵火焚毁，然后撤退。为此并将军队组成放火组。当时的命令规定：见市内起火便是信号，放火组便在全市一齐放火。1938年11月13日凌晨，未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士兵们误认为就是信号，便一起放起火来。最为可恶的是，政府当局在事前不向市民预告，又没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间，大火吞没全城，到14日大火才熄灭。长沙城大部分房屋被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11月16日，从武汉逃到长沙南岳山中的蒋介石来到长沙，视察火灾状况，只见全市一片瓦砾。他要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国人表达遗憾之意。可惜全城已被烧光，连茶叶也买不到。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叶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蒋的侍从室二组组长、属蒋的亲信）、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

当时日寇已无兵力继续内侵，在占领湖南的岳阳后，就停止了进攻，日本人既然不进攻长沙，蒋介石本想把统帅部迁回长沙。如今长沙已付之一炬，蒋介石只好于12月初来到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的这一次杀人，实在杀得不够光彩。本来，焚烧长沙、搞“焦土抗战”的命令是蒋介石本人下达的，到头来却把忠实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们给杀了头，实是不能服人。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交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发了电报还不放心，又让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直接给张治中打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张治中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在解放后曾说过：“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叶悌执行。”

蒋介石预料敌情非左即右，日军本已无力南犯长沙，而他却以为敌必攻长沙，慌慌张张下令烧了长沙，却又嫁祸于部下，杀替罪羊以平民愤，实是不够“中正”。

武汉失守后，抗战第二阶段开始。陈诚曾有概述：“在抗战第一期各战役中，敌既未能歼灭我野战军，达到速战速决之目的，自武汉会战后，我军已转入山岳地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g敌机动能力大为减削，且连络线延长，兼受我游击队之袭击，补给运输益感困难，既因其自身已达战略顶点，无法前进，不能不改为战略守势。更因我作战指导之适切，敌虽欲以战术攻势打击我军，亦不可能。乃不得不改弦更张，实施以战养战，一面扫荡我沦陷区游击根据地，一面经常抽调兵力流窜，以攻为守，而我之作战指导，则为策动敌后游击，化敌后方为前方，同时发动局部攻势或反击，以加大敌之消耗，而抽调部队积极整训，加强战力，以为反攻之准备。迄太平洋战争爆发，敌战术攻势，并因其南进而改变，我则以游击消耗战，施行持久攻击，不断打击敌军，牵制其大部兵力。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曾创一以劣势装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即阻绝前地交通，改变地形，延长敌后连络线，逐次消耗之，然后依正面之强韧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围歼敌人于顾其之地点；所有自二十八年三十二年之历次会战，皆依此而获得极大之战果。

自三十三年以来，盟军在太平洋上之攻势，逐渐加强，敌海运威胁日形增大，我驻印军，以打通滇缅路之目的，横断缅北原始森林，对敌展开攻势；滇西远征军亦西渡怒江，策应缅北作战，着着胜利。于是敌为打通其所谓大陆交通线，从事最后之挣扎，于是豫中、长衡、桂柳诸会战相继发生，且进窥黔桂，此时本不难调回缅北劲旅，以挽颓势，只因滇缅路之打通，仅功亏一篑，乃毅然贯彻缅北作战计划，未为所牵动；三十四年一月，滇缅路率告打通，我反攻之气势乃起，迄五月间，实行局部反攻，进展顺利，正于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而敌于八月十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

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此时把军事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共领导的后方抗日根据地，以“共同反共”的口号引诱国民党，并辅以少量的军事进攻相威逼，期以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汪精卫叛国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

3．汪逆叛国内幕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汪精卫就公开宣扬：“战必大败”，积极主张对日投降。

他是个权欲狂，一向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然而在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中，屡处下风，忖度在独揽一切的蒋介石手下，永无出头之日。因而想通过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取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于1938年7月，派亲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赴东京，与日本军政首脑会谈，商定由汪精卫出面“交涉和平”，“收拾时局”。

1938年 11月中旬，高宗武与国民党立法委员梅思平，受汪精卫之命潜赴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和伊腾芳男，在江湾重光堂密商对日和谈的条件与推进办法。

经8天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日华协议记录》。

26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高宗武则留在香港，居间联络。

当时，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曾仲鸣、陶希圣、陈璧君等开了六七次会。陈公博反对汪精卫单独与日方言和：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国民党内，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共产党所乘。再则，匆匆离开重庆，日方一旦变卦，我等将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如签订《塘沽协定》历史重演，汪先生将遭万众责备。

陶希圣则为安危担心：“军统暗探比比皆是，一旦泄漏天机，大事不成外，身家性命难保，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梅思平抬出日本人压众：“汪先生离渝，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均报请日本内阁确定。如不烙守，日方便以为汪先生无诚意，久后再联系就难了。”

周佛海附和道：“是啊，汪先生如不如约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也就不能。”

汪精卫咂咂嘴：“与日本人的交道，是不大好打的，当年日本副领事藏本明明自己走失，其大使却向我这个外交部长要人，一日数次咆哮汹汹，回想起来不免心有余悸。”

一心想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再也按捺不住了，瞪了丈夫一眼；“如此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能成得了大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一定得离开重庆！老蒋也想与日本谋和，他若知你捷足先登，会放过你？你留在重庆还想挨黑枪吗？”

“让我再想想。”汪精卫叹了口气？这是关键的一步，不能不慎重考虑。”

以后几天中，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如果不是一心想当中国最高领袖的政治野心，以及陈璧君、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极力怂恿，他或许可能迷途知返了，最终决定不去跳火坑。

决定叛逃之后。汪精卫慌忙作出逃准备，他召集群奸商量从重庆去香港的路线、方法。

梅思平提议由重庆搭飞机直去香港，即被汪精卫、周佛海否定。原因是：汪精卫身为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会长，地位显赫，公开去香港太冒险。

“还是先去昆明，转道河内去香港保险。”陈璧君显得胸有成竹地说。

“龙云靠得住吗？”陶希圣惊异地问，“既然途经昆明，总瞒不过这个云南王。”

龙云当时是云南省主席。“一百个放心，云南王早就被我拉过来了。”又是陈璧君满脸得意之色，介绍了拉拢龙云的经过。

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将云南地方部队调往前线，以抗战为名达削弱龙云势力之目的，龙云深为不满且与之矛盾日益加深。汪精卫利用矛盾，对龙云极力利诱拉拢。

不久前，陈璧君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两度赴昆明视察向南洋华侨募捐，为龙云开发个旧锡矿及提供军需费用。她又有意无意流露对蒋介石的种种不满情绪，龙云也知蒋汪素存芥蒂，又知汪精卫一派在中央很有些势力。决意依附汪精卫以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所以直言指责蒋介石，无所忌惮。当下陈肇君心中暗喜，趋声附和。当时陈、龙二人一唱一和，愤满之情达于极点。当陈璧君说到，汪精卫在中央徒有虚名，想换换环境时，龙云慷慨而言：“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由昆明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正因为有了龙云这个表态，汪精卫才敢放心地借路云南了。

对于如何走法．群奸议决：以分散出走为宜。具体安排是：梅思平日内先经香港去上海，向日方报告商讨的一切。周佛海本是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以视察宣传为名，于5日去昆明。陶希圣托词讲学尾随而去，此人身任艺文研究会总干事。陈公博系四川党部主任委员，常驻成都，于19日直飞昆明。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18日走。

离出逃的时间日近一日，汪精卫依然去中央党部办公，与平时一样衣冠楚楚、整齐且举止文雅，不失君子风度。汪公馆也显得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然而每至深夜，大门紧闭的汪公馆里，汪氏夫妇便忙碌开了；或是处理文件书籍，或是收拾家私杂物，以便于行动出发。他还以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为名，辞退了几个靠不住的佣人。

当时处于战时非常时期，即使中枢要人离开重庆；均需最高当局批准。正巧蒋介石在前线视察，给汪精卫叛逃开了方便之门。他嘱交通部政务次长彭学沛，预订了10日飞昆明的机票，并嘱保密。彭学沛是汪派中人物，自然守口如瓶。

9日那天早饭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汪精卫拿起一听，传来了蒋介石的文胆、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的声音：“蒋委员长已从前线回了重庆……”“啊？！”如遭五雷击顶，汪精卫脸色倏变，然而他立即镇静下来，“啊呀，外边汽车发动，听不清楚，你讲大点声。”

“委员长回来了，要汪先生下午2点参加会议。”陈布雷提高了嗓音说。

“知道了，我准时出席。”汪精卫放下听筒，用手背抹着额头的津津冷汗。随之将蒋介石回渝的事告诉了妻子陈璧君。

陈璧君一听也慌了手脚，武汉失守以后，老蒋一直在前线视察，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是冲着我们的事来的。

曾仲鸣与陈璧君所见一样：“完全有可能，汪先生是副总裁，蒋介石回重庆，照理应先通知汪先生，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下午开会决不能去，以免自投罗网”。陈璧君越想越怕。

“事情不一定那么严重。”汪精卫紧张的心渐趋平静，用手指敲着太阳穴分析说，“中央已作规定，中枢领袖乘飞机一不拍发电报，二不告诉航空公司，意在保密，故蒋介石回重庆似为突然，实属正常。再则，与谋和之事，只我们几个知道，均极端可靠，不会走漏风声。其三，若是天机泄露，必在泞不及防中被逮捕；岂容你我安然在此？”汪精卫分析的条条是道。

“话虽这么说，然防患之心不可无，去开会时把手枪带上。”陈壁导仍是放心不下。

汪精卫点点头：“小心一点是应该的。”他眼露凶光，“若有突变，叫蒋介石同去地狱！”

夜深沉时，汪精卫终于回到了家里，陈璧君如释重负，遂问丈夫明天能不能走。

汪精卫缓缓摇了摇头：“会上，蒋介石再三强调，抗战为即定国策，务必烙守，不容言和。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来的，似乎对我有所怀疑。再则，近几天都有重要活动，蒋介石均要我参加，故不能轻举妄动，且过两天再说吧。”他草写了两行字，递与曾仲鸣：“这是给佛海的电报，你快去拍发。”

紧接着，汪精卫又退掉了预定的飞机。蒋介石突然回渝，打乱了他的叛逃计划，一时无法脱身，他还担心行动有否暴露，因而惶惶然不可终日。

12月8日清晨，昆明金城银行二楼。

陈春圃人未到而声生到：“周先生，有电报来了。”

周佛海急忙下床开门，将密电码交与陈春圃；“快快译出来。”

不一会儿，陈春圃已将电文译出：

“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

他左看右看，一时不解其意。这时，周佛海洗好脸拿过来一看，失声惊叫：“出了麻烦了。”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呆若木鸡。

原来电文是隐语。“兰妹”是汪精卫的代号，“秀妹”指的是日方，“出阁佳期”是谓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的日期，总的意思是：汪精卫因故不能依原定时间离开重庆，要周佛海速告诉日方，不必等他而误了发表声明的日期。

周佛海苦苦思索：汪精卫不能如期离渝究竟出何原因？是气候恶劣不宜起飞？

是身体欠佳？莫非出了纸漏？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不寒而栗！

汪精卫不能如期出逃，也使日本政府陷于被动，近卫首相以身患感冒为托词，取消了原定12日的广播演说，声称延至14日。两日之后，仍未得到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消息，便以重感冒未愈为由，暂时取消了演说。

蒋介石回重庆后，又是会议，又是视察，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汪精卫都必须陪同。

时来运转，机会终于来了。

17日傍晚，陈布雷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蒋介石将要给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问他是否参加。

汪精卫闻听，一阵惊喜。因为按惯例，此种会议，作为党的副总裁的他，是可以不出席的，遂以急于准备演讲稿去外地演讲为名推辞了。他决计趁蒋介石去训话之时，逃离重庆。

1938年12月18日上午，正当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礼堂全神贯注讲话时，汪精卫开始了他的出逃计划，一辆吉普车从汪公馆大门缓缓滑出，拐上大街，往珊瑚坝机场而去。

车至机场外停住，陈璧君拉开窗帘一角，观察四周动静，见无异样，招呼众人下车，闲话着向候机室走去。

她的前脚刚跨进候机室，似触了电般一怔，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脸露惊煌之色--斜对面靠墙长条椅上，坐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旁边站着四五个警卫，个个腰插快慢机，警惕地注视着周围，其中一个，似已看到了陈璧君。

是否蒋介石今周至柔来监督我们？陈璧君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继而一想：何必疑神疑鬼呢？他若发现我们来而复去，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成败只在今朝。于是满面春风走了进去，抢先招呼道：“哦，周司令也在等机，是去前线，还是另有公干广周至柔一见是陈璧君，忙不迭地站起：“汪夫人，您请坐，夫人是……”“汪夫人有点公事，去昆明走一趟。”曾仲鸣抢先代为回答。

“那再好没有了，我也去昆明。”周至柔在陈璧君旁边坐下。

听说周至柔也去昆明，陈璧君暗暗叫苦。她佯作轻松地与周至柔闲谈起来，暗中留意对方言谈举止正常，心里才稍稍安定。离起飞时间只十分钟了，乘客已验票登机，周至柔起立请陈璧君上机。

“周司令先上好了，机上见。”陈璧君有意要把他支走。周却不走，大概出于对这位副总裁夫人的尊重，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不，还是汪夫人先上。”

这下可把陈璧君急坏了，也算是急中生智吧，她转身向曾仲鸣：“稍等一等，我去去就来。”说着径直向标有“女厕所”字样的方向走去。周至柔这才先行上了飞机。

几分钟又过去了，汪精卫仍杏无踪迹，陈璧君不时注望通往机场的公路，急不可奈。她再次看了看表，离起飞只有三分钟了，便要曾仲鸣通知机场，说汪精卫有事去云南，因批示紧急公文迟到，飞机暂缓起飞。

正在这时，珊瑚坝上一辆轿车飞驰而来，一转眼已到机场外，是汪精卫到了。

陈璧君三步并做两步追上去，从丈夫手里接过小皮箱，悄声告诉他周至柔也在机上。

在机场上的军统特工，对汪精卫去昆明事前一无所知，不敢贸然上前查问。汪精卫见他们注视着自己，索性走了过去，道声“辛苦”，又亲热地与他们握手。然后与陈璧君指指点点，谈笑风生，故竟饶了一个大弯，慢悠悠地走向舷梯。

“江副总裁好！”周至柔瞥见了汪精卫，忙忙向机舱口迎接，还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汪精卫颔首还礼，笑容可掬：“刚才壁君告诉我，周司令与我们同机，好极了，多了个旅伴。”

飞机滑行一段后，头一昂，斜插云空。汪精卫轻舒了口气，与陈肇君相视一笑。

当时午后一时许，飞机飞临昆明上空，盘旋几圈后徐徐阵落。汪精卫向外一看，破口大骂：“龙云这个老滑头，搞得什么名堂。”

机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拂，军乐声锣鼓声大作。龙云一身新装，率文武官列队迎接，“欢迎副总裁莅临视察”的大横幅特别显眼。汪精卫怒不可遏：“谁让他搞这么大场面？仲鸣，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适，一律改日延见，把欢迎队伍撤去！”

待机场上人们尽行散后，汪精卫方才下机匆匆钻进汽车，去了下榻处。一路之上，欢迎标语到处可见，他越看越气，拉长着脸一言不发。龙云佯作不知，热情地向他指点街景。

送走龙云后，汪精卫把气都出在陈春圃身上：“饭桶，叮嘱你让龙云一个人来接，为什么来了那么多人？还贴了那么多的标语？”

陈春圃哭丧着脸解释：“我把汪先生的话转告了龙主席，他当时是答应了，事到临头突然变了，通知厅、署、局长迎接。我发现后要他改变，他说来不及了，汪先生怪罪下来由他负责。”

“这老滑头居心不良。”汪精卫益发生气：“我是托词来昆明的，知道的人越多，就越难对付，将来他们明白真相后，还不是群起攻击骂得更凶吗。”

龙云当然有自己的打算，他是在预留后路。汪精卫来昆明事秘而不宣，将来蒋介石追究起来，助江叛逃的罪名不可推卸，于是他才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

傍晚时，龙云打来电话，说是晚上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欢迎汪精卫光临。汪精卫余怒未消，以机上受颠簸、身体疲乏为由一口回绝了。

汪精卫因与周至柔同机，待周一回重庆，自己到昆明的事即会传到蒋介石耳中。

又昆明朝野都知他来此，所以不敢在昆明耽搁。当即他告诉陈璧君：“在昆明多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明天一定离开。”于是打电话给龙云，要他于招待美国大使之宴会散后，前来商谈要事。

汪精卫与龙云密谈至深夜，向龙云托出了离渝推行“和平运动”的计划，末了他说，“该说的都已告诉了你，你如是不同意，即可电告重庆把我扣留，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讲此番话时汪精卫形似镇定，心实紧张，不安地等待回答。

龙云笑笑说：‘“汪先生何出此言？汪先生的努力真能达救国之目的，我必赞同。不过有一点，希望汪先生与日方交涉，日军在一年内撤退。”

“我必向日方力争实现之。”汪精卫心定了，“既然你赞同我的意见，就请给我定一架飞机，明天飞河内。”

龙云当即拍板：“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如漏网之鱼，钻进了龙云包租的欧洲航空公司客机仓惶出逃，飞往河内。为麻痹蒋介石，他在上机前发电重庆，意谓飞昆明时，以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拟在昆明多留一日，然后返渝。

从此，汪精卫背叛了祖国，沦为卖国投敌的头号汉奸。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是当时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他的突然叛逃，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猜测，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大事。

1938年12月20日，蒋介石在陕西西安接到龙云的报告大吃一惊。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4日下午，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天晚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之抵抗。”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急忙发表了这个声明。与此同时，蒋介石秘密派遣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恰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日，蒋介石到场并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他说：“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的讲话中，蒋介石绝口未提及汪精卫叛逃一事。2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9日，汪精卫发表唁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谈是一致的。

关于蒋介石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的事，汪精卫所说倒也不差。1937年 11月下旬，日军已迫近南京并多次轰炸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住到了中山陵自己的房子里，冒着危险滞留南京，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秘密谈判，试图通过他与日本政府“议和”。后由于日方所提条件甚为苛刻，丧权辱国的条款太过明目张胆，故尔蒋、汪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最终没有向日本妥协。在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击日寇侵略的情势下，蒋、江联手秘密求和，的确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好事。所以，蒋介石当时曾要求陶德曼“一切都不要公布。”可见他也知道这种事是见不得阳光的。而汪精卫叛逃后，居然将此事捅了出来，这当然使蒋介石感到非常恼火。此后数年间，蒋介石一直命令手下的特务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汪精卫。出以公心，是绞杀汉奸；而出以私心，则多半与汪精卫“说话太多，知道的秘密太多”有直接的关系。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汪精卫的“唁电”并最后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

4．依旧跟共产党过不去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

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对内政的重要议题是“整顿党务”。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党魂”，则是被蒋介石曲解了的“三民主义”所谓“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会上通过的“整理党务”决议，规定了国民党要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的发展，“力谋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加强国民党内部的思想统治。即所谓“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以及对全体国民党员。尤其是下层组织的严格控制。会议还根据蒋介石的报告与讲话，决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上，还作出了一些强化国民党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势的重大决定。其主要者：决定设立党政军一元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规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还规定了实施《国民抗敌公约》的办法，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宣誓后如违犯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严加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动，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动。

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国民党有关部门即制订和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并且加派有力部队“前往冀鲁”，“以限制共产党之发展”，以“收复失地”为名，侵占解放区；经济上搞封锁，既不发饷，又以统一经济制度为名，不许自筹补给；政治上亦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阻止青年奔赴解放区而且还要以特务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

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只要腾出手来他就要反共。

在抗日战争中，战斗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壮大，对于抗击日寇、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是有利的，是符合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但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惧。

他深恐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坐大”，因此当日寇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就开始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了，这标志着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向着退步、消极、反动方向转变。

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根超过了对日伪的恨。当日本忙于制造汪精卫的伪政权因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大规模地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崇为可恨耳广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任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惟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并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并具体解释了这张表。其核心就是主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1939年12月，蒋介石又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朱德、彭德怀等曾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罪恶行径。

在1940年4月召开的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何应钦作了一个题为《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大谈所谓“国军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北方各战区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自行对消抗战力量，并给敌军以抽调转用之自由。”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何应钦在回答董必武。梁漱溟的询问时说：“十八集团军在陕北造成一种特殊组织，即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继又造成‘晋察边区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均自委官吏，自成风气，自行征收粮税。此外，并擅设银行，发行纸币，至数千万元以上。似此破坏行政系统，违背现行法令，利用军队，造成割据，企图达成国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实属非是。至于军队方面……朱总司令等刚电谓其全军有23万众，在中央机关从来无案可稽。据调查该集团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而且叫嚷“目前政府对于各地的不幸事件，在政治上，仍抱宽大态度，希望十八集团军凛于国难之严重，一致团结抗战，但在军事上必须严格要求。任何军队，均应严守军纪，绝对服从军令，如再有轨外行动，必照军纪，予以严厉制裁。” 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所谓《提示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这个《提示案》的要点如下：“一、拟定‘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

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1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加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很显然，这个《提示案》就是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这是在抗战中反共的一个先声。同年10月19日，蒋介石又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第十八集团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说什么“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及新四军所属部队：①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②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③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④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于是就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地点。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黄河以北），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其它各问题之命令。”在“皓电”发出以后，顾祝同就积极制订“防堵计划”。同年12月9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了手令。今文说：“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10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于是，在1941年1月，当新四军军部和一、二、三支队的部分武装1万人北移时，惨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蒋介石在同年1月25日对苏驻华大使说：“新四军之干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夏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所觉悟。”

蒋介石把这次袭击新四军北撤的“皖南事变”与北伐战争时期的“中山舰事变”等同看待。蒋在1月30日的日记上说：“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

对于皖南事变的真象，国民党一直封锁消息，妄图在国内外舆论面前掩盖事实真相，并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面对蒋介石一手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和暴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在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时，新闻稿件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蛮横扣压，为表示抗议，《新华日报》开了“天窗”，周恩来在“天窗”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以表示对国民党当局的强烈抗议。

为了早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以抗日大局为重，采取了一面坚决斗争、一面在斗争中求团结的策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蒋介石掀起的一次次反共浪潮进行有力的回击，原则上作到了有理、有利。

有节。在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孤立，不得不有所收敛。

蒋介石坚持反共，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这是由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始终采取两面政策，一面主张团结抗战，一面又摧残国内进步势力，反共反人民。应当说，蒋介石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在领导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寇侵略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是在抗日的同时，他又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无情的屠杀。这一反动本质的暴露，是蒋介石失去人心、蒋家王朝走向灭亡的关键一步。

5．美龄--美援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不宣而战，突然向苏联发起“闪电式”的军事攻击。

战争爆发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一方面申明其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一方面又着重强调，希特勒“侵犯俄国只是侵犯不列颠诸岛的先声……因之苏联的危险也就是我们的危险。”这就明确表示了英国的立场是站在苏联方面的。

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发表声明说：“美国决定于可能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

当时美国和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一直在竭力避免与日本交战。此外，出于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需要，英美等国也不愿看到日本长期把大量军事力量用于中国战场而腾不出手来进攻苏联。在此种背景下，英美等国试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促使日本与蒋介石的重庆政权言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汪精卫叛国，日本又承认并支持江伪政权，独霸中国的苗头已经显现，美国出于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决定支持蒋介石与日本抗争。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仍奉行“欧洲第一”的战略，对付日本主要是向中国提供物质的支援，希望能使中国撑持下去，与日本打到底，从而可以使美英等国不必与日本直接交战。甚至为了本国的利益，美国还接纳了日本派出的特使，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以从越南撤军和不侵犯南太平洋为条件，要求美国恢复对日通商，并继续供应日本石油、钢铁等重要战略物资。同时，日本还非常“委婉”地表示：不希望美国妨碍日中两国为和平而努力的行动。言外之意很明显，就是让美国支援日本而停止支援中国。当时由于美国奉行“欧洲第一”的政策，同时也为使本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时间，竟不惜抛弃中国，一度欲与日本签订协定。

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指示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转告美国政府，声称如果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稍有放松或变化，‘断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丘吉尔，要求他出面反对美日签约。丘吉尔很快作出反应，他致电罗斯福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宋美龄则利用无线电广播直接向美国呼吁：“我觉得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有4年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们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上的……”就在日美谈判进行中，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当时，美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重庆，立即引起了一片欢腾：街上差不多立即喧嚷起来；报童叫卖号外，人们从屋子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他们拥挤在一起，喧闹声音盖过了车辆的嘈杂声。……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5亿美元，10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至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

上述这段文字是著名作家韩素音笔下的回忆，可见当时中国的百姓和军政当局对美日开战所持的态度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军事上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直接参战的如意算盘打不成了。在军事上，美国的参战将吸引大批在华日军，使中国战区的压力聚然减轻，这正是蒋介石所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难怪他竟然哼起了京剧以宣泄自己的兴奋之情。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蒋介石是12月8日凌晨才得知的。当时蒋介石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正住在重庆南岸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凌晨4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打来电话，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当天上午8点，蒋介石就紧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决定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联盟，并由美国作为领导。当日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并将成立军事同盟的建议交给三位大使。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由于苏联卫国战争正值紧张艰难阶段，所以斯大林表示无暇东顾，拒绝出席会议和参加联盟。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中方参加会议的还有何应钦与宋美龄。在会议上，中、英两国发生了争执。其时，英军早已人缅作战，但英国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之所以在东南亚打日本，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至于中国抗战的成败，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英方代表提出，应制订中、英联合作战方案，这个方案首先是保卫缅甸，因为缅甸是保护英殖民地印度的最后屏障。当然，中国也需要保住缅甸不被日本军队控制，因为缅甸是中国仅存的一条国外补给线，大批的美援物资要通过滇缅公路运往大西南。但英国却想把美国援华的物资据为己有，并在会议上公然以蔑视的态度对待蒋介石及中国军人。而且，在会议之前，英国已在未同中国打招呼的情况下，将美国援华的150辆军用卡车及大批弹药吞没了。对此，蒋介石却显得颇有绅士风度，他不与英国人争执，只说：“中英两国此时可算得上是患难之交，理应彼此互助互谅。运给中国的援助物资，像前次的卡车，贵国如需要借用，不妨与中国商洽”。

这一番话，当场令英方代表面红耳赤，不再争执不休。

中国的抗战一开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即以大量军事装备及战略物资对中国进行援助。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然后长驱直人，直捣中东……”罗斯福认为，中国战后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并成为抵御苏联的广阔空间地带，既然战后的中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现在就应该以大国之礼对待中国，亦即视中国为“大国”。

1942年元旦，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宣言，声明一致对抗德、意、日，决不与敌单独媾和。1941年门月23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并在宣言上签字。在开列签字国顺序时，罗斯福最初亲笔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的第二位，再下面是苏联和英国，后来，他又把英国改排在第二，把中国排在第四位，再后面则是其余22个国家，依字母顺序排列签字。即使这样，中国也成为华盛顿联合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1月3日，主要是罗斯福的主意，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在这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人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客，能不戒惧乎哉。”蒋介石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蒋介石为感激罗斯福，也想到应该请美国委派一位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于是，由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其老部下和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此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会因此而得救。

而且，随着战事发展，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美国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继续援助中国。

蒋介石把战胜日本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物资支援和美国的直接参战上，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思想。早在1940年9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组成军事同盟的《柏林协定》，规定三国彼此承认各自在欧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新秩序”的特权，并在战争中相互支援。这个法西斯军事阵营的成立，是全世界人民的灾难。可是，蒋介石对此却感到高兴。他说：“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

这一判断的确是对的，是有战略眼光的。蒋介石当时向各战区将领宣示了一份手今，认为《柏林协定》是“抗战最后胜利唯一的转机”，“只有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蒋介石这种“保全实力，坐视成败”的消极抗战思想极大地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斗志。

1940年6月，蒋介石让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宋子文以蒋的“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宋子文带上妻子张乐治和孩子，声称来美国是为“家庭事务”，他这次到美国居住了将近两年半，但在重庆与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宋子文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获取美国贷款。当时，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与希特勒争夺霸权，大量的物资在支援英国，罗斯福在忙于竞选连任第三任总统，美国国会内的多数人仍抱着“这场战争与美国无关”的观点。因此，宋子文在美国最初的3个月，1美元的贷款也未得到。1940年9月，日寇出兵占领越南北部，这刺激了美国。9月，美国同意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蒋介石抓住这个机会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要求美国再多提供些贷款，可是美国这时仍认为不必要对中国过多的援助。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最有才能的人物”。罗斯福自1933年3月4日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以来，实行“新政”，成功地收拾了由于美国经济危机造成的烂摊子。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美国政府过去不承认苏联的立场，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罗斯福本人的外交政策是不支持法西斯国家，态度比较明朗、坚硬，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1940年11月，罗斯福以民主党候选人，第3次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

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当选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祝贺，因为此前罗斯福是倾向援助中国的。11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虽为美国之内政，然有关于世界之安危与人心之振靡者极大”，“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此乃出余之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祝之也”。11月9日，蒋介石分别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当面交出一份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蒋介石在方案中提出三项原则和四项具体相互协助项目。”三项原则是：（1）中国坚持执行九国公约规定的门户开放政策（即保证各帝国主义在中国“机会均等”、“利益分沾”）；（2）反对日本独霸亚洲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3）在认定中国独立、自由的基础上，作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之和平基矗四项相互协助项目是：一、发表宣言后，英美两国即共同或分别借款与中国，以维持中国之外汇与法币信用。比项借款总额为美金2亿元至3亿元；二、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但本年（194年）内先运华200架至300架。此外，并由英美两国供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其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之；三、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四、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亦可使用。

美国认为蒋介石要求给予数亿美元贷款和1000架飞机“令人惊愕”。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对宋子文说：“要500架飞机就像是要500颗星星。”蒋介石的要求虽被华盛顿婉言拒绝，但蒋介石并不气馁，他认为“英倭与美倭的关系，皆无法改善，美参战时期将日近矣！”他还相信英美会认清中国所占的战略地位。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了他一手扶植的汪伪政权，并与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签订了一个《日华基本关系条约》。这一举措，说明日本对诱降蒋介石政权已经失去了耐心，已经决心彻底摧毁重庆国民政府了。在这种情势下，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向日伪投降，重庆政府危机日深。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华盛顿发出了警告：“若不给蒋介石在财政和政治上更大的支援，重庆政府的垮台就迫在眼前了。”当时中外舆论一致认为，蒋政权随时有可能崩溃。

1940年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提供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日本加入法西斯轴心国联盟，进占越南北部，也直接危及英国通往新加坡、马来亚、印度的殖民地生命线。因此，为抵制日本霸占东南亚，英国随后也贷给蒋介石政府1000万英镑。美国《时代》杂志社社长说：“中国为1亿美元答应把112万5000名日军牵制在战场上，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了速度。按照这种价格，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

1941年1月6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军火租借法案》，这个法案是为了援助英国而提出的，但国会允许总统向其认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租借武器和物资。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和补给品，让它们继续作战，从而使美国本身保持非交战状态，使战争不致蔓延到美国本土。正如罗斯福所解释的那样：“在邻居失火、火舌要延伸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只在庭院草坪上浇水，却不把水管拿给邻居，还不应该被人家指为傻瓜吗？”这项提案对美国的“中立主义者”也产生了吸引力，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而且第一次就批准了价值7亿美元的军用物资。美国国会刚通过租借法案，3月15日，罗斯福总统即发表演说：“亿万中国苦难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的意志，他们通过蒋委员长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已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美国宣布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并催促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早日兑现。3月30日，宋子文向美国正式提出三项具体援华办法：一、帮助中国建立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由美国提供飞机、技术训练和飞行员。二、帮助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三、帮助中国修整及建设滇缅公路等对外交通补给线。4月2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重庆国民政府：“业已批准4500万美元的对华援助，包括有铁路、交通器材、卡车、汽车、兵工器材等类。至于飞机和其它项目正在研究中。”

6月，苏德战争爆发。此后，国际上已明显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中国在这个阵营中，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这时蒋介石却发现，英、美、苏甚至荷兰等国都没有把中国当成盟友。1941年2月22日在新加坡召开的美、英、荷、澳四国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居然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同年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会谈，安排全球战略部署，会议后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这次会谈也没有邀请蒋介石。蒋介石对此极感恼火。他担心的是：现在不把中国当作大国对待，战后将得不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对待”。

直到1942年，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帮助下，蒋介石才放下心来--他的政府终于被列入反法西斯阵营四强国之一，得到了“大国”的待遇，蒋介石并成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1941年3月，蒋介石夫妇由昆明乘飞机到缅甸北部的腊戍前线视察，适逢即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赴途中经过腊戍，蒋介石夫妇在下榻处会见了他。史迪威在1937年至1939年间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参赞，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也很熟悉蒋介石的为人。在中国就任统帅部参谋长之后，他曾与蒋多次发生不愉快，蒋介石内心深处很讨厌史迪威，但他又不便公开得罪他，因为他还得依靠美国的援助，他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物资，而这些又不准备用作与日本军队交战。蒋介石想的是，用这些物质作为战略储备，待抗日战争胜利后好去对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出于这种目的，蒋介石政策的核心就是千方百计向美国要钱要物。对于他无休止地大量要钱的行为。一些美国高层人士也曾表示过怀疑，史迪威曾就此表示过反对，认为蒋介石把美国的援助物资和金钱都存了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中上层人员中饱私囊了。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愿意援助蒋介石。罗斯福十分看重中国的战略地位，希望中国在牵制日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当然，罗斯福也不愿看到大量的美金流人国民党上层官僚们私人的腰包，他认为在华的美国高参、顾问们提供的有关中国的情况还不够准确，于是，1942年8月，罗斯福委派威尔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对抗战中的中国进行了一次为期近50天的访问。

威尔基是罗斯福的政敌，但为人豪爽热诚，颇有侠士风度。他在1940年美国大选中败在罗斯福手下，而罗斯福却仍然视他为朋友，对他非常信任。

对于威尔基的来访，蒋介石十分重视，他称威尔基是自美国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第一位“最高级”美国人士。蒋介石决心花大力气来取悦于威尔基，以便争取更多的美援，并期望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施加影响，把史迪威换掉。正如史迪威事后所说，威尔基“完全被蒋介石夫妇骗住了。”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和翻译，以其流利纯正的英语和雍荣典雅的外貌令威尔基倾倒，考尔斯所著的《迈可回望》一书曾对此有所披露：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6天的总部。

6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10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吵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的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到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美国总统；你还希望1944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8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9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的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的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迈可·考尔斯是美国出版界巨子、《展望》杂志的创办人，当时他曾陪同威尔斯对中国进行访问，他的回忆应当是非常可信的。宋美龄居然敢伸手抓破“美国朋友”的脸，可见她与美国人尤其是威尔基的私交已相当深厚，这也正是蒋介石取得更多美援及美元的重要途径--事实证明，宋美龄在蒋介石政府争取美援方面是立了大功的。

威尔基在华访问49天，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全程陪同，这个董显光对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心领神会，在威尔基面前大演双簧戏，把这个美国佬哄得晕头转向，真的以为蒋介石把美援部用到了正道上，以为蒋介石政府是在全心全意并且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为了瞒哄威尔基，蒋介石夫妇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在宋美龄的“私谊”感召下，威尔基建议蒋夫人到美国去“进行一次亲善访问”。

他强调说：“必须从这个地区派出一个有智慧、口才和道义力量的人来进行帮助，使我们了解中国和印度以及它们的人民。夫人将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大使。她的巨大才能--而且我知道她会原谅我说出这番私人的话--她对中国的高度忠诚，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她将会发现她不仅会受到热爱，而且会发挥巨大作用。我们愿意倾听她的话，因为谁都比不上她。她既聪敏，又有魁力，怀有一颗慷慨和理解他人的心，具有优雅端庄的风度和容颜，加上抱有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样一种客人。

威尔基的建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于1942年11月16日致函罗斯福总统：“内子非仅为中正之妻室，且为中正过去15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对中正意志甚明了，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正之面馨也。”

1942年11月17日，宋美龄由重庆乘飞机秘密启程，辗转非洲、南美洲，于11月27日到达纽约，先住进了长老会医疗中心就医。

宋美龄是以她与威尔基对等的身份，到美国回访的。目的当然首先是政治游说。

但她当时健康欠佳，此次访美，也有就医目的。宋美龄在1937年10月赴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时，由于翻车负伤，一直未痊愈。此外，最主要的是治疗慢性皮肤玻宋美龄出院后，作为罗斯福总统夫妇的客人，抵达华盛顿。2月11日，罗斯福夫妇将蒋夫人迎进白宫，她在白宫居住了11天。她住院期间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曾去医院看望，觉得她显得那么“娇小脆弱”，“我真想帮助照料她，好像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似的。”但是，经过接触，罗斯福总统发现，蒋夫人与他夫人描绘的甜蜜而温柔的性格完全不同。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美国矿工一次罢工的事。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假装大笑起来，而且，为了引起坐在桌子那边的他的夫人的注意，便问道：“埃莉诺，你看见她的手势了吗？”罗斯福总统对宋美龄的印象不再是“娇小脆弱”，而是“心狠如铁”。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在私下里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当这段话传出去以后，记者们向蒋夫人问到此事，她拒绝发表评论。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由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美国有些报刊是如此描述蒋夫人的：夫人脸色阴沉，身材娇小苗条，身穿一件黑色紧身的富有魅力的中国旗袍，下摆开叉几乎高到膝盖，一头柔和黑发别致地盘在颈后。她佩带的饰物是价值连城的宝石，纤指上涂着红指甲油，肢上穿透明长统袜和轻便高跟鞋。

蒋夫人举止端庄，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声音柔美。

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在议员们长达4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开始讲话……美龄向国会发表的讲话像一篇加以修饰的散文，发表的材料同样富丽堂皇，但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关于美国和中国的亲密关系她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有着 160年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从来没有被误解削弱过，它在世界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

关于中国的抗战她是这样说的：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遭到全面侵略的头四年半中，中国是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单独抗击日本的残暴战祸的。在中国人经过五年半的抵抗后，确信应该“宁可光荣冒险，不愿屈辱认输”。她的讲话再次博得了议员们的起立鼓掌。

宋美龄在演讲强调：盟军应当改变偏重欧洲战场的观点，因为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重要。

一方面是宋美龄的访问十分成功，另一方面也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认识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作用。所以，以后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比较大量和比较积极的。

6．大国尊严

1943年夏，盟军开始对法西斯轴心国反攻。中、英、美三国商定，分进合击，收复缅甸。蒋介石认为收复缅甸就可打通缅滇公路，可使大量美国军用物资运人中国。因此，他即调兵遣将，准备于11月入缅作战。

1943年8月，美、英两巨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最高级会谈，讨论盟军对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战的问题，这样一个关乎大战胜败的重要会谈都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这使蒋介石大感大快。他命令当时正在美国的宋子文以中国外交部长的名议向美、英两国提出抗议。美、英未予明确答复，只搪塞了事。

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法西斯军事轴心开始趋向瓦解。由于欧洲战场有了新的进展，美国从本国利益考虑，计划提前从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常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重新商议作战计划，决定取消与中国军队联合收复缅甸的军事计划，以便集中兵力与德军决战于欧洲战常而美国数年来同时向欧洲和亚洲提供军用物资，虽然国力强盛，也不免有捉襟见肘之感，遂对英国变更原订军事计划的建议表示首肯，而这一商议过程和变更决定，均未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军事统帅部相商，消息是宋子文在美国得到后用电报传知给蒋介石的。蒋介石得知后，大骂英国“反复无常”、“欺人太甚”，骂丘吉尔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早在魁北克会议举行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将派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赴重庆面陈魁北克会议精神。1943年10月，蒙巴顿抵华欲说服蒋介石单独从缅北发动对日进攻，蒋介石坚决予以拒绝。他认为这是英国的又一个骗局。而实际上，蒋介石一直在为魁北克会议没有邀请他这个“大国”元首参加而耿耿于怀。

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有把美、英、苏、中四国树立为世界“四大强国”的构想。

罗斯福的理由是：有五亿中国人站在我们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蒋介石是亲美的，四大国中，中、英必站在美国一边，战后即可孤立苏联。所以罗斯福主张必须正式承认中国为四大强国之一。而苏联当然要反对美国的这种设计。

1942年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研究战后问题。会前，罗斯福决心要以四大强国外长会议发表宣言，如果苏联反对，即使这次外长会议流产也在所不惜。在美国如此强烈的态度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才于10月26日表示同意。在没有中国外交部长参加的外交部长会议上，由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字，于1943年10月30日发表了所谓的“四强宣言”。由此，中国算挤入“四强”之列，并为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矗接着，罗斯福又以极大的热情，发起召开四大强国首脑会议，目的是讨论盟国将要取得胜利的协同作战问题。1943年10月28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电报，内容是：“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会议结果能有布于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我尚不知史达林（斯大林）能否与我相晤，但在任何情况下，我极望与阁下及邱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为11月20日至25日之间。我想亚历山大（埃及海港）当为一良好地点，……会议日期约为三日，……并祈极守秘密为盼！”蒋介石如今脐身于“四大强国”领袖之一，第一次被邀请出席“四巨头”国际会议，受宠若惊，也踌躇满志，立刻给罗斯福回电：“同意。”

1943年11月1日，蒋介石又接罗斯福电报，电文是：“我尚未接获斯大林元帅之明确答复，但邱吉尔与我仍有会晤阁下的机会，我望阁下能决定11月26日，约在开罗邻近之处，与邱吉尔及我相晤。”

蒋介石对苏联反对中国列为四强之一，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斯大林又对参加四巨头会议迟迟不作出答复，更认为是瞧不起他，心中不免快快不乐。其实，斯大林回避与蒋介石在一起开会，为的是麻痹日本对苏联的警惕，苏联与日本于1941年4月签有中立条约，为的是保证西伯利亚一线不受日本侵犯。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第三次给蒋介石发电报，电文是：“我于二、三日内即将前往北非，望于21日抵达开罗，邱吉尔将晤我于此。我与邱吉尔拟于26日或27日在波斯与斯大林相晤。故我殊愿阁下、邱吉尔与我得先此相晤，盼阁下能于11月22日抵达开罗”。

蒋介石兴高采烈！莫斯科外长会议中国被列为“四强”签字国家之一，现在又要到开罗去出席最高首脑会议，蒋介石终于被公认是同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有同等地位的大国领袖人物了。但是，蒋介石这时对一位人物却感到忧心忡忡了，这位就是身兼六职的美国史迪威将军。按史迪威的职务，必参加会议，并对中国战区的抗战情况发表意见和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反映中国情况。可是，就在此前几天，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已经闹到公开化。蒋介石说，他忍耐着史迪威的诬蔑言行，已经到了极限。蒋介石找到刚抵达重庆的美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说他已决心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蒋介石把史迪威以及史迪威的两个政治顾问说成是共产党的爪牙，因为他们向华盛顿汇报时，称赞共产党，低毁国民政府。说蒋介石“由于没有受过教育而不足以成事。”并经常称蒋介石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尤其令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史迪威让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他还要求蒋介石拨出一些美国援助的物资，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某些地方军使用。史迪威只是单纯地从军事上考虑，蒋介石却认为这将威胁他的独裁统治。所以，蒋介石不惜冒得罪美国政府的危险，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萨默摩尔中将建议史迪威去向蒋介石解释误会，达到谅解；并向史迪威透露，由于宋子文在华盛顿不断向罗斯福施加影响，史迪威从中国战区解职回美国后，将得不到总统的支持。宋美龄、宋蔼龄也出面活动，她们一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不许蒋介石得罪美国人；一面向史迪威透露，英国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将军也反对把史迪威弄走，蒋介石现在受到各方面压力，只要史迪威去向蒋介石说一句道歉的话，事情就过去了。以“醋性子乔”译名著称的这位美国将军，强压怒火，跑到蒋介石面前去演出了这场戏。史迪威对蒋介石说：“他惟一的目的是为中国好，如果他有错误，那并非有意。5分钟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与“醋性子乔”和解了。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最后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史迪威则在离开蒋介石时，心里愤愤地想着：“这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我决不宽容！”

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抵达开罗，当天下午，蒋介石主动去拜会了丘吉尔。有人认为，开罗会议是蒋介石夫妇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蒋家王朝走向末日的开始。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被列为“四强国”之一，算是圆了他的“大国梦”，可是，他计划在开罗会议上有所收益的想法却全盘落空了。在会议上，蒋介石虽然也同英、美首脑享受相同的礼道，但他的行为却给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铁腕人物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史迪威向罗斯福汇报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罗斯福通过与蒋介石接触，也对他感到失望了。

但尽管如此，罗斯福总统仍然认为：“不管他的军队的作战情况有多么糟”，蒋介石仍是战后惟一能使中国人民保持团结统一的人。

在报道开罗会议的一些报刊上，刊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罗首脑会议上几位著名领袖的合影照片--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这张照片在以后的日子里曾不断出现在中学生的历史课本上，成为蒋介石政治生涯巅峰状态的一个标本。

1943年11月27日，蒋介石带着终于得到大国领袖地位的自豪偕宋美龄乘飞机离开埃及返回重庆。不料，他的大国梦刚开始做，就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返渝后，英美两国突然取消在开罗会议上达成的协同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这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他怒气冲冲地召见美国大使高斯说，只有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才能“使中国人民和军队相信你们是严重关注的。”史迪威将军当即告诫宋美龄不要搞讹诈，因为“我们的人听烦了。”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的要求亦予以拒绝，这使蒋介石十分不满。

这时，罗斯福总统和摩根索财长得到一个来自中国的消息，说蒋、宋、孔几家可能会向他们讨还几年来赠送给他们的许多私人礼品，这把摩根索吓了一跳。当然，蒋介石没有素还礼品，但他威胁说，中国经济上如得不到补偿，他就不能继续抵抗日本，不得不退出战争，并扬言要停止帮助修建美军在成都昆明等地的轰炸机基地。

美国需要这些机场，按中美协定，由中方先给美方所需修建机场的物资和人力，用记帐方式赊欠，战后再行结算。这时，孔祥熙受命到美国进行协调，孔对美国人说，中国目前经济困难，无力修建机场，要求美国拨还修机场的欠款。

罗斯福不给蒋介石10亿美元的贷款，理由充足，但欠人家钱不还却没有道理。

罗斯福总统很恼火地答应归还欠款。等到孔祥熙去向摩根索领钱，摩根索又从中作梗，他不同意按1美元兑换40法币的官方汇率折算，因为当时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120元法币。孔祥熙据理力争，说美国在华人员，均系官价兑换，收进付出不应有两种不同价格。罗斯福出于无奈，只得命财政部先拨还一部份，其余战后结清。孔祥熙索回1亿多美金现钞，与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怨。后来，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罢免孔祥熙的职务，理由是孔贪污严重，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蒋介石不敢得罪美国，加之国内反孔声势愈演愈烈，他最终抛弃了孔祥熙。

当初为了给美军修建机场，四川省从各县募集了45万人的民工队伍，自带工具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以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90天内建成六座机常他们的勤劳、智慧和效率，使美国人都赞叹不已。然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们却利用劳苦大众血汗换来的美元大搞货币投机，以孔祥熙为主谋，私分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金债券，从中套取美金，牟取暴利。这样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却被蒋介石一手压下，不了了之。

1944年初，苏联红军实施战略大反攻，欧洲战场开始了历史的转折。5月，中国远征军与中美混合部队会师，在缅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在国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1944年4月18日，日寇纠集五、六万人首先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等指挥的40万大军望风而逃，仅40天郑州、许昌等45个重镇和38个县相继陷落，损失兵力20万。5月下旬，敌又纠集兵力12万人发动湖南战役，陈诚、薛岳等指挥的国民党军三倍于敌，但仍是一触即溃。6月17日，日寇总攻长沙，仅三天，国民党守军便弃城逃跑。蒋介石不处罚战区司令长官，只把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枪毙了。8月7日，湖南重镇衡阳告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积极派兵增援，却在“当天夜晚，三度向上帝祷告”。给第十军回电也只说：“祝上帝保佑你们。”衡阳遂于8月8日陷落，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带全军投敌叛国，后来方先觉只身逃回重庆，蒋介石对这位投敌叛国的将军不但不予惩处，当见到方先觉时还说：“回来了！好！好！我每天在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们也崇信上帝。”9月，日寇三路会攻广西，到11月，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接连丧失。至此，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告成。日寇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只派出二三千人追击，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望风而逃，被日寇直追到贵州独山。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第二次战略上的大溃败。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146个计20万平方公里国土，六千多万人民又陷入日寇奴役之下。这是蒋介石法西斯一党专政腐朽没落的大暴露，是其执行观战、避战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次战略性的大溃败，更加深了其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本来，美军已于1944年初占领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等许多重要岛屿，切断了日本的海上交通运输线，日军为了救援其深入南洋的孤军才发动了对我豫湘桂地区的进攻，国民党如能顶住，则必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可惜，蒋介石的军队却望风而逃，令美国大感失望。

美国的对华政策，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以便利用这股力量支抗击日本侵略者，史迪威是持这种意见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种只承认国民党政府。1944年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对于美国在太平洋的作战是不利的，特别使美国政府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而在这两种力量的战争中“共产党将必然会胜利”，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就中国境内实力的新形势加以调整”。

1944年6月，罗斯福派他的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际关系”为名前来中国活动。

这时，美国人还在谋求把重庆和延安部控制在手里的办法。要避免中国发生内战，加强中国抗战斗争，减少美国对日反攻的困难。向共产党提供援助，这样国共两党就能都受到约束。对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授意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实行一些改革，以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蒋介石在6月21日至24日，与华莱士进行了四次长谈。对于美国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加强对日作战，以保存事实力，用来准备内战。在华莱士的坚持下，蒋介石勉强同意美国军事观察组纺问共产党地区，但他又相应地提出一个条件，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将军。

美国副总统在中国访问两周的时间里，所得到的印象是：他把国民党比作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认为蒋介石集团“差不多宁愿败在日军手里，而无论如何不愿眼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华莱士经过一夜的思考之后，从昆明给罗斯福发出了如下电报：“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将在演变中或者革命中涌现，而现在看来更可能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中涌现。”华莱土长篇大论的批评完国民党及蒋介石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接受这个政府”，美国能够做到的只有设法去“影响”蒋介石。

蒋介石在日寇进攻豫湘桂战争中的大溃败，已引起美国的不满，罗斯福找到正在美国请求贷款的孔祥熙问道：“我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军队在那里？他们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国军队赶到哪里就把他们赶到哪里。”这时蒋介石又突然要求把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的酣战中撤回国内。史迪威气得要发疯了，他在日记里说蒋介石“叫人无法容忍”，于是他向马歇尔建议，剥夺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将指挥权交给他，甚至把共产党的部队也纳入他的军事计划，否则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将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中国的进步开明的民主人士，也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呼吁，说蒋介石不实行民主政治，美国提供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只能加强国民党的反动，蒋介石集团“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就战后恢复制订出“合理计划”，蒋介石本人是一位能力有限、目光短浅的人，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前途黯淡”。美国大使高思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美国驻昆明总领事威廉·兰登在给美国政府正式呈交的报告中写道：“只有蒋介石死去或是发生一场成功的革命，中国目前的趋势才能改变。

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信中说：“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向一个主权国家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罗斯福心里有把握，蒋介石为了依赖美国的援助，对侵犯主权的措施也是不会公然拒绝的。

正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只得谨慎行事，对罗斯福粗暴侵犯主权的行为玩弄拖延战术。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军队交给史迪威的。

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败退着，蒋介石在把军队指挥权交给美国人的问题上拖延着。史迪威的肩上已经扛上了四星上将的牌子，作为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联络员的美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也于9月6日到了中国，但蒋介石仍在以“深思熟虑”为理由敷衍着美国人。罗斯福于 1944年9月17日，再次给蒋介石发来一封如“最后通碟”式的电报。电报中说：“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的军队正在跨太平洋迅速推进，但是，除非你现在就采取积极行动……来保卫你经过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来维护我一直为支持你而作的努力……否则此番进军对于解救中国也许太晚了。

“我确信，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惟一办法，就是立即增援萨温江部队，继续使他们进功，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我要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的决断，也有利于美国为保持和增加对你的援助而打算继续进行的努力……。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罗斯福的这份电报是打给史迪威转呈蒋介石的。这就表明，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个人的矛盾中，罗斯福总统是偏向史迪威一边的。当史迪威以兴奋的心情将电报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只扫了一眼，立即把电报放下，直气得仰面呆坐，一言不发。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提及此事，称其“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气。他可以听凭自己的部下在战场上打败仗，可以坐视几万万中国劳苦大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却一定要在与史迪威的个人冲突中一争高下。

9月20日，蒋介石通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位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的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国民党与日寇的重重包围和打击下尚且如此发展壮大，一旦解除了包围，再得到美援，岂不如虎添翼？如果真的那样，使中国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坐大”，那么，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也难保不落入共产党手中，与其出现那样的结局，倒不如提前破坏它--“再好的东西在将要不属于自己所有时，则宁可将其毁掉。”正是在这种阴暗心理的驱使下，蒋介石宁肯冒着失去美国援助的危险，也坚决要赶走史迪威。

赫尔利权衡利弊，决心支持蒋介石，并发了一份电报给罗斯福，竭力劝说总统收回9月18日电报中对蒋所提的要求。

赫尔利的理由是：一，蒋介石“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7年的国家元首”，对他不应施加压力。如果支持史迪威，则必会失去蒋介石及其抗日力量。二，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他能诚心与美国合作，美国任何将领来华，蒋介石都能与之合作，只有史迪威不行。据此，赫尔利要求罗斯福立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高级将领来华充任参谋长。

此时，美国大选在即。罗斯福能否蝉联总统职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战时外交成绩，如果在这种关键时刻与中国发生矛盾甚至公开决裂，至少在政治上是一种极草率的不智之举。

基于上述考虑，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劝告，下达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将军不得不离开中国了。在中国，史迪威有许多朋友，但他临行前只拜会了孙夫人宋庆龄，向她表示告别。宋庆龄含泪与史迪威将军话别，并表示：希望自己能有机会亲赴美国，把事实真相当面告诉罗斯福总统。

接替史迪威职务的是魏德迈将军。魏德迈上任后，接受了前任参谋长的教训，对蒋介石毕恭毕敬，一不要求亲自指挥中国军队去打日寇，二不提及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很对蒋介石的心思，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表示了欢迎。

1944年11月，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身分飞往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达成了五条协议。

这五条协议由毛泽东、赫尔利代表双方签字，由赫尔利带回重庆。这个协议如能当时兑现，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而赫尔利认为这五点协议是对蒋介石更有利的--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就可以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以获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赫尔利说，他与毛泽东共同签字的五条协议案“是共产党签定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控制权交给国民党政府的唯一文件。”

但是，蒋介石对赫尔利从延安带回来的五点建议十分恼火，甚至称赫尔利为“大傻瓜”。蒋介石提出三点反建议，重弹老调，要求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把军队交给他指挥。蒋介石给予中共的只是象征性的政治代表权。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则只字不提，对中共提出的最起码的民主措施都不予以考虑。只想在谈判桌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以“军事统一”为借口，达到“整编”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目的。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在既未通知中国又未曾事先与中国商议的情况下，擅自以中国的领土主权（即外蒙古）与苏联做交易，秘密签定了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蒋介石提出：不管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他决定于 1945年门份召开国民大会，暴露了蒋介石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反动政策的丑恶嘴脸。

1945年4月 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及其革命根据地是旧时的军阀割据，并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在抗日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情况下就已经定了下来，这就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加深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指出：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中，国民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宣布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在这个大会上通过“宪法”。事实上，国民大会的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蒋介石包办选举和圈定的；要制定的宪法，依然是以1936年5月5日由国民党公布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五五宪法”为依据。

蒋介石为遮掩其独裁、内战的政策，他向大会提出：3个月把军队和学校中的国民党部及三青团部一律撤销、6个月内把各盛市的临时参议会变成正式民意机关，以上党、团、参议会等机关统统移归结国民政府。但国民政府仍是毫无变化的国民政府，这种移归岂不是毫无意义。

大会围绕着抗日和民主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民主派的许多人向大会提出质询。国民党中委王昆仑提出：为什么大会“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什么讨论”，“到底有没有抗战的决心？”

冯玉祥，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主张在召开国民大会前先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与活动，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蒋介石竟对王昆仑等人破口大骂，蒋介石顽固派的代表在会场上竟对民主派的代表大叫：“拉出去，枪决他！”

5月14日，蒋介石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说：“党内许多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不知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消灭之！”在18日的大会上，他又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根据蒋介石决心反共的精神，大会作出了两套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一个是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其中写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另一个是对内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其中明确提出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以加强反共，准备内战。

到了选举中央委员时，一些人为了“竞驯，而大吵大闹，会场秩序大乱，蒋介石不得不亲临“训话”。到投票时，一些代表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操纵不满，有的在选票上写诗骂道：“蒋家天下陈家党”；有的在选票上写“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国民党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互相攻击，搞得大会乌烟瘴气，所以蒋介石5月7日在纪念周上哀叹：“本党今后若不好好精诚团结，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在选举国民党总裁时人CC派分子极力鼓噪，要把蒋介石选为终身总裁。总裁当然是非蒋莫属，但由于多数代表反对，蒋介石终未当上终身总裁。

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路线。就在这次大会闭幕后的两天，即5月23日，蒋介石就命令上官云相，指挥第三战区1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苏浙区进犯，妄图消灭该区的新四军。新四军奋起反击，经五昼夜激战，终将其击退。7月15日，胡宗南部调集了9个师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南线，21日突然向淳化、耀县爷台山的一带进攻。八路军为避免内战，主动撤出阵地，爷台山遂被国民党军占领。

抗战尚未胜利，蒋介石已经开始进行内战了。

1．党务特务--中统

中国以往的封建时代，不少皇帝特别重视特务机构的作用，例如武则天的重用来俊臣之流、明代令人谈虎色变的厂卫、清朝雍正皇帝的“粘杆处”等等，史不绝书。袁世凯也有自己的特务组织，一时杀人如麻、屡兴大案。到了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排斥异己，更是注意不断建立并强化庞大的特务组织，诸如复兴社、蓝衣社、中统、军统等等，和他的统治相辅一生，起到了其它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在年轻时就已经干过特务暗杀工作，因为他在上海人过青红帮，于绑票暗杀之类多有心得。当时震惊朝野的暗杀陶成章一案，就是蒋介石的亲手杰作。后来蒋介石主政黄埔军校期间，一直在有意培植特务打小报告，特别是在黄埔学生中，广为发展特务网。例如，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唐纵，在黄埔六期学习期间，就经常秘密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不仅同学中的他认为有问题的言行或对蒋介石有不满的议论，他要向蒋介石汇报，就连教官中他以为有问题的言行，也要向蒋介石汇报。特别是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员左派学生，更是他格外监视的对象。唐纵的告密行为很秘密，很多人没有发现。因此有不少共产党员学生受到他的暗害，他因此也受到蒋介石的喜欢和信任，这使他以后得以飞黄腾达。唐纵何以这样做，就因为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心理。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由此可见蒋介石在还没有完全取得和掌握政权时，就已经非常注意特务工作和培养特务骨干了。

蒋介石很早就注意建立特务组织，而且他委任特务头目，从来都是交给最亲信的人把持。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的机要秘书，从此一直参预机密。蒋介石总司令部有个机要科，则完全是做特务工作的。

“四·一二”事变后，机要科划归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专以特务活动为任务的调查科，陈立夫即出任调查科首任科长。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组织部也有党务调查科，其任务只不过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档案资料，间或做一做一般性的社会政治调查，谈不上搞什么特务活动。所以蒋介石认为这个组织起不到什么作用。“清共”之后，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担任了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调查科长，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蒋介石规定调查科的任务，是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和搜集共产党及其它异己组织的情报。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查科尤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清共”浪潮下，国民党的“清共”整党组织和军警机关一时手足无措，是调查科积极配合提供共产党组织状况及党员的情报和名册，致使大批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捕遇难。在这方面调查科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据新中国建国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门和政府民政部门统计：1927年“四·一二”清党至1932年这一期间，至少有一百万以上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而其中在调查科直接策划下的牺牲者更不是一个小数目。

由于蒋介石看到了调查科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也愈来愈重视这个特务组织，并对它予以了特殊的偏爱。因为蒋介石一贯认为有两个法宝最能维护自己的江山，一是军队，二就是特务。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就是靠特务活动和特务组织起家的。

在调查科成立初期，蒋介石还没有一统天下，江山并不稳固，财政状况也相当困难。黄埔军校的某届学员班都曾受到遣散，但对于调查科他却不惜血本，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从各个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首先，从任命陈立夫任调查科长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蒋介石与陈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是因为陈立夫是浙江人（蒋介石是很看重同乡关系的），更因为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在民国初年曾任沪军都督，蒋介石是陈其美的老部下；同时又与陈立夫之兄陈果夫在上海交易所是老搭档。有了这层关系，蒋陈两家关系极为亲近。陈立夫呼蒋介石为“蒋三伯伯”。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这读书的费用常常由蒋介石供给。所以陈立夫留学归来，蒋介石立即倚为心腹，并委以重任。调查科长虽由陈立夫亲自担任，但任期并不长。陈立夫以后高升替蒋介石看家，提任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教育部长等职，但他非常明白的蒋介石的意图，对调查科乃至后来的中统局抓得非常之紧，每届领导都必须由他和陈果夫选定，才报蒋介石批准。

在蒋、陈的灌输下，调查科不仅是特务组织，首先也是个政治组织。因为蒋介石一直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这是由陈果夫首先提倡而获得蒋介石大力欣赏的）。陈立夫加以极大发挥，他认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陈立夫是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留洋受到过所谓美式民主教育的知识人，却甘心情愿做特务工作并阐发出一套一套有浓厚法西斯色彩的政治理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其实，不光中统后来的领袖人物如张道藩、徐恩曾等是留洋的知识分子，乃至军统组织的不少头面人物，也多为表面文质彬彬的书生人物，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也许，蒋介石虽然出身青帮，但他也明白光靠喊杀喊打的杀手并不能成大事。

所以蒋介石把中统交给陈立夫，可以说这着棋并没有错。陈立夫一开始就把中统抹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

陈立夫给中统下的定义是：特务组织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特务活动是为了保护党、国家、领袖的安全，它与党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神圣的事业；只有最优秀（国民党）党员才有资格做特务工作，等等。

起初，调查科的宗旨应该是调查国民党党员或派系的有关情报，但蒋介石一直大声疾呼：只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不彻底消灭共产党就会死无葬身之处。这个思想陈立夫心领神会，因此他一直把消灭共产党组织做为调查科的首先任务。而且，陈立夫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欣赏之处还在于：陈立夫并不主张只靠残酷镇压和屠杀的手段（虽然他并不反对采取暴力手段）。他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彻底根除共产党的存在；他最主张破坏共产党的首脑组织和基层组织，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从整体上消灭共产党。这一思想体系也成为调查科及后来的中统特务工作的指导方针，并连连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1928年，尽管蒋介石在人力、物力上都有困难，还是特准从他亲任校长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让调查科挑选了张国栋等10个被认为最忠实可靠效忠“总裁”的人到调查科担任骨干，这10人以后确曾成为调查科的高级干部。1930年，蒋介石又再次批准让调查科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黄埔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王忠诚等20人；这20人被蒋介石认为是忠实可靠和精明强干的嫡系分子，这20人的加入调查科，确使调查科如虎添翼，极大的扩充和提高了骨干的质量。同时，蒋介石认为调查科的基本骨干力量还不够。又特别批准调查科可以自行扩充队伍，人员质量不够可开训练班，可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大城市设立特派员，建立秘密侦察机构；并特别指示调查科要与各地宪兵机构建立密切联系。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给调查科和宪兵等机构的首先任务就是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也是蒋介石在1928年2月2日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幕词中所明确下来的不仅要“反对共产党”，而且对于“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务要铲除净颈，“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坚确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

蒋介石在“四·一二”之后，接受了调查科领导人的建议和献计（当然还有国民党其它谋士的献策），在武力“围剿”的同时，也注重在政治上和制度上进行“围剿”。例如，随后蒋介石批准颁布的若干法令，其目的都是针对共产党的，如《共产党人自首法》、《反省院条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等等，调查科多参预规划。陈立夫在这一段时间，极力主张不要光靠杀戮，要有新的特务手段。

陈立夫特别提倡“王道”治人，即对付共产党要“怀柔”，注意从组织上瓦解，所以中统在颁布“反省院条例”之后，经过蒋介石的支持，逐渐将中统的势力渗进了“反省院”系统。本来，“反省院”原属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院，是受高等法院管辖的。陈立夫等人看到“反省院”是专门对政治犯特别是共产党政治犯进行欺骗诱叛活动的机构，所以一直主张让中统特务系统直接掌握。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下，从1932年开始，中统调查科开始逐渐接管“反省院”的领导位置，控制“反省院”是为了更加有效的折磨共产党人的意志，使其就范或叛变。这尤其使蒋介石感到满意。

但真正使蒋介石感到调查科的份量，还是从“顾顺章案”看出来的。

“顾顺章叛变案”是调查科在成立伊始时所办的一件重要案件。

这里，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继任的调查科长徐恩曾。徐恩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后又赴美人康里奈斯大学学机电专业。他表面颇有文质，戴近视眼镜，不爱多讲话，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他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遂经人介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因徐恩曾对于文书管理。健全规章制度、编制密电码等方面有一套办法，加上他常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范本，向陈果夫、陈立夫提出改进调查科特务活动的建议，因而颇得二陈的欣赏。

陈立夫担任调查科长一职并不长，不久即由吴大钧和叶秀峰相继担任。1929年12月，徐恩曾暂时代理调查科科长，几个月之后正式任职。此后一直干到1945年2月，历时15年，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鹰犬。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军统特务组织对中共威胁最大，其实由于分工不同，中统特务才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据统计，解放以前白区所有被暴露和破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被中统特务组织破坏的，可见其危害之一斑。

1931年春，徐恩曾亲自领导指挥，利用共产党叛徒在武昌破坏了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等人被杀害。又利用叛徒在汉口逮捕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尤崇新，尤叛变后又被特务带领，于1931年4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指认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保卫组织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后，经特务们诱降，也随之叛变。在此之前，顾顺章生活已很腐化，而且谁的话也听不进。上海中共中央地下党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还能够批评他。因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知道机密太多。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本来顾顺章曾去过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后因周恩来发现他有个人野心，加上追求个人享受，便将他调出特科。这次因中共中央要护送张国煮等人到鄂豫皖根据地，中央只派他到武汉布置秘密行走路线。顾顺章完成任务后却不立即返回上海汇报，竟到处招摇，还独出心裁以化名在汉口新市场演艺场谈起了魔术，进而被叛徒认出。其实，顾顺章既便不被叛徒指认，也迟早会被调查科特务逮捕。因为在此之前，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公开职务是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已获得情报，称有某重要中共地下人员，以耍魔术为名在武汉活动。但是，调查科并不知顾顺章在中共地下党内的具体职务，连叛徒尤崇新指认他时，也只是大喊：“就是他！，他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因顾顺章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长。顾顺章被捕后，特务们才发现，顾顺章早已准备投靠国民党，他在家里已经写好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所以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他并且提出：必须直接面见蒋介石。因为顾顺章知道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有地下党员在要害部门工作，他也明白中共中央特科（也称“打狗队”，专门处决叛徒，直接归周恩来领导）的威力。所以据说当时顾顺章虽然叛变，却什么也不太肯交待，只要求面见蒋介石，并一再要求不要发电报，以免泄露。

可惜，特务们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还是向南京调查科发电报之后获得同意，才由一连宪兵及特务押解乘江轮驶往南京。特派员蔡孟坚先乘飞机赶到南京。如果特务们不发电报，而将顾顺章用飞机押解南京，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受损失恐怕就无法计算了。

因为顾顺章临走之前为表示忠诚，已将武汉党的交通机关。鄂西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驻武汉办事处等悉数出卖，甚至连一艘江轮上做工友的地下党员也指认给了特务。

江轮到达南京后，因不能靠岸，只好派小船将顾顺章接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室。顾顺章马上说：这是上海地下党在南京的秘密通讯处，请迅速逮捕徐先生（指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壮飞是地下党员！徐恩曾如闻晴天响一个焦雷，惊恐万状，马上下令搜寻钱壮飞，但钱壮飞已不知去向。

原来，钱壮飞确实是奉周恩来之命打进调查科内部的地下党员，其目的就是保卫上海地下党中央，并掌握国民党的种种机密。钱壮飞由于机敏干练，才华出众，加上又是徐恩曾的同乡，所以愈来愈受重用，一直做到了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重要职位。当时徐恩曾的好多机密电文、文件来往函电均由钱壮飞处理，包括按调查科规定由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文也常常因徐沉迷于酒色，而由钱壮飞代庖处理。所以，尽管调查科早就知道中共中央地下机关就在上海，但由于钱壮飞的保护，在顾顺章叛变之前却一直没有暴露过。

这次顾顺章被捕，由武汉发给徐恩曾亲译的电报，是钱壮飞首先看到的，但因时间万分紧急，他译好电文交徐恩曾后，马上奔赴上海直接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指挥了两天三夜，才得以使上海所有中央重要办事机关、与顾顺章有过联系的负责人和关系单位全部转移、搬出。

等到徐恩曾率特务赶到上海，却晚了一步。尽管他也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但他设想的把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及上海市地下党的一切机关、组织、负责人一网打尽的计划却基本落了空。只有少数一批来不及迁移的机关如赤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及个别接头处等受到查抄破坏。尽管周恩来做了详尽布置，但连他自己也险遭毒手。

他常去办公的地下办公处，也被中统特务破坏，而特务们赶到时，周恩来刚刚离去10分钟。而且，由于顾顺章领导过中央特科，不少行动组地下党员（这些行动人员大部分是苏区红军战士，身经百战后调到上海搞地下行动）被捕，大多数人被杀害，但少数人受顾顺章影响也叛变革命，并参加中统成为骨干力量，继续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

除此之外，当时中共承受的另一大损失就是顾顺章供出了已被国民党关押一年多，即将被保释出狱的恽代英。恽代英曾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央委员。上海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只是被敌人以为是嫌疑犯才被捕的，中共中央一直千方百计在营救他，他自己也一直没有暴露，在即将释放出狱时，顾顺章将恽代英供出。由于恽代英有秘密通道与中共中央联系，以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所以知之甚详。他甚至知道恽代英的代名、牢房监号，致使恽代英被查出。

这件事是一件大事，所以徐恩曾非常兴奋，直接面报二陈并转报蒋介石。

蒋介石下令尽可能诱降，因恽代英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但恽代英虽受酷刑亦不屈服，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予以枪决。

这次由于顾的叛变，恽代英被查出杀害，上海一些党中央机关被破坏，一些地下党员被捕、被杀。在蒋介石的心中引以为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钱壮飞逃逸、中共首脑机关转移等重大失误，蒋介石并不知情。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中统特务头目的张道藩就警告知情者：“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又再三叮嘱：“不可多事”。这些重大失误终于被陈立夫压下而没有汇报给蒋介石，反而夸大、吹嘘成果，使蒋介石极其高兴。

蒋介石亲自召见徐恩曾，发给奖金，并极为鼓励。蒋对徐恩曾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共产党是心腹大患，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一切（指人力、钱）不成问题。借此机会，徐恩曾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支持，使调查科加以扩大发展。扩充编制，开办特工训练班，成立特工总部，在全国各地、各省市、各铁路，设立肃反专员和特务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调查科从此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从刚开始草创时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成以后的约二十万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还成立、扩成了中统局，成为蒋介石最亲近、最得力的特务组织。徐恩曾也由此成为中统特务组织的实际领导人，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成为危害中国共产党最凶猛的一条鹰犬。

因为也是从此时起，徐恩曾领教了真正的共产党的人可怕。恽代英烈士就义前毫无惧色，凛然大义高呼“共产党万岁！”并引吭高歌“国际歌”，给徐恩曾留下了极为深刻且恐惧的印象。以后无论何时，徐恩曾只要提及此情此景，就会惊恐而言：“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所以徐恩曾从此领悟了蒋介石总强调共产党是“心腹大患”的指示。

中统特务组织一贯重视叛徒。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极其有效的办法。确实，因叛徒导致组织破坏占很大比重，所以，蒋介石曾亲自接见过一次顾顺章，但蒋介石本人也很瞧不起屈膝的叛徒，尽管顾顺章准备了一肚子计划要诉说，但蒋介石只是站着和他说了几句话，什么“归回中央很好”。“戴罪立功”之类，根本没有经顾顺章进一句话的机会。所以，蒋介石以后多次给中统、军统做过很具体的指示：对共产党的叛徒，“只可利用，不可重用”。

顺便提一句，顾顺章的下场并不美妙，尽管他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继续破坏党的组织，但等特务们发现他已无油水之后，还是被一脚踢开。特别是发现他想投靠军统戴笠手下时，便动了杀机。顾顺章之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因顾顺章想投靠军统，引起徐恩曾的愤怒；在1935年，指使中统干将顾建中，以开会为名，给顾顺章扣上“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的罪名，拔出手枪，立将顾顺章当场击毙。另一种说法是，中统借口顾顺章图谋不轨，欲行刺国民党权要，由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奉命在镇江执行枪决，由当时的省秘书长罗时实监斩。还一种说法是由中统申报，经蒋介石于1935年手谕：“顾顺章既估恶不俊，着即枪毙可也”。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顾顺章毕竟不是无名鼠辈。私自枪杀，万一蒋介石查询此人，恐怕不好交待。但无论如何说法，顾顺章油水被榨干。再也没有任何作用，被一脚踢开则是事实。

但顾顺章的叛变最终还是带来了恶果。上海中央领导机关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象钱壮飞在敌人内部时的稳定状况了，那时周恩来从容不迫，竟在白色恐怖中为苏区办了多期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可到了1932年-1935年期间，中共白区党组织承受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损失。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局，连年遭到中统的破坏；共青团中央、全国赤色总工会也受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几年中差不多每年要被破坏一、二次。导致中共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执行左倾路线），被迫撤出上海。

徐恩曾忠实执行蒋介石的指示，使调查科受到蒋介石的宠爱，变为调查处，成立了特工总部，后又正式成立中统局（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调查统计局）。

凡是有国民党省市党部、铁路公路特别党部的地方，都有中统的特务室或工作区。省市党部除定期拨经费外，无权干涉他们的特务活动。除此之外，社会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外围组织和情报人员。由于中统特务组织极端秘密，比军统组织更隐敝，所以危害也极大。中共地下组织因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抗战前，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等被捕牺牲于雨花台，即为中统特工总部所干。

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霍秋白被捕后，也是由中统部门过问、审讯后遭到杀害的。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如田汉。丁玲、阳翰笙等的被捕，也是中统特务直接经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被害，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茅戈被捕，均为中统行为。抗战以后，中共各省的领导机关，一些地区的特委及县委，很多都被中统破坏。徐恩曾自以最得意之作是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被破坏一案。中统组织秘密打进工委，逮捕了工委负责人廖承志以下多人。徐恩曾的这些“成绩”，多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与嘉奖。徐恩曾成为蒋的重要亲信，在中统组织领导的位置上干了十五六年。但是最终也被蒋介石一脚踢开，这其中到底有何缘故呢？

2．徐恩曾失宠

蒋介石用人从来都是本着“人才兼奴才”的原则，本来对于徐恩曾，自以为培植了一条最忠实的走狗。以干特务工作来说，徐恩曾确实是个人才，长期领导中统，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忠心耿耿的奴才程度，蒋介石也是极满意的。

但1945年，即徐恩曾担任中统领导职务的第15年，蒋介石却突然颁下了“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渝。l月30日手令下发，2月1日上午9时即举行交接仪式。徐恩曾最主要的职务中统局副局长（与军统的戴笠一样，正局长由他人兼却并不管事）丢掉了，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半个月之后，他所兼的交通部次长被免去。1945年5月，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职也落眩徐恩曾的被撤职。当时一般人均感到莫名其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引起了蒋介石本人的严重不满。

徐恩曾本人极贪恋女色，本身已有两个老婆。后来又爱上中共叛徒费侠，此人早年留学苏联，后与中统特务组织挂上了钩。徐恩曾如果光与费侠勾搭倒也罢了，不料爱之弥深，徐恩曾非要与费侠结婚不可。陈果失、陈立夫一致认为不妥，他们怕费侠曾为中共党员，多少会影响徐恩曾，干特务工作不利。因之他们力劝徐恩曾以事业为重，不要与费侠结婚。不料徐已被费快的姿色深深迷住，竟向陈氏兄弟表示：如果因此不能做中统领导人，也要与费侠结百年之好。弄得二陈无可奈何识好上报蒋介石。蒋也认为是一个问题，竟因此事召见徐恩曾询问：“你驾驭得了她吗？”

徐恩曾仍坚持己见并表示毫无问题，蒋介石见他意志坚决，也只好默允。这件事徐恩曾虽然拂了蒋介石的意愿，但因徐恩曾对蒋忠心不二，且反共坚决，又颇具才干，蒋对他的这件婚姻之事虽有芥蒂，但并无影响。

真正引起蒋介石不快的是在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之后。1941年以前，蒋介石一直认为中统开展工作还可以，但后期在反共活动上却远远落后于军统，就是因为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甘心专心始终如一的以搞特务工作为己任。1941年徐恩曾被任命（兼任）交通部次长以后，蒋介石专门予以召见，谆谆叮嘱他：派你担任交通部次长，目的是要你在全国范围内在交通方面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是让徐恩曾借交通部次长的便利条件，强化中统在铁路、公路、轮船、飞机等各个系统的特务统治。

但徐恩曾却有些昏了头。他一直想利用中统的势力向上爬。在担任交通部次长以后，他还到处联络，疏通关系，为争取当经济部长奔走不已。致使中统的业务工作漏洞百出。蒋介石早有觉察，他以为徐恩曾不听指挥、不务正业才导致中统落后于军统。而且，徐恩曾能当上中统负责人，是陈氏兄弟的功劳。本来徐对二陈是感恩戴德的。但后来徐恩曾为了向上爬，逐渐疏远二陈，投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怀抱，并倚靠吴取得交通部次长一职。二陈以为，中统得到交通部次长职位，对中统特务工作发展有利，尚隐忍不发。待徐恩曾再欲争夺经济部长职位时，便引起陈氏兄弟的气愤，因为陈立夫恰好也想争取经济部长的职位。当他们看到徐恩曾的离心倾向后，在蒋介石面前就不再为徐恩曾说话，并还推荐他人为徐的继任。

1943年开始，徐恩曾到处组织有关经济问题的计划，直接送给蒋介石，希图引起蒋的注意，争取当上经济部长。但蒋认为徐恩曾并不懂得经济，认为如果按他的计划办，只会“徒生滋乱”。这实际是蒋对徐的轻微警告。不料徐利令智昏，便利用中统职权千方百计找经济部问题，以打击经济部长翁文颁，使其下台。

有一次，中统特务发现经济部某职员有共产党的嫌疑，徐恩曾得知，如获至宝，马上下令重庆区特务到经济部抓人。谁知特务行动受到经济部大多数职员抵制，逮捕行动失败。翁文濒也十分愤怒，认为不通过部长抓人太不尊重人格，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中统一状。

蒋介石本来已对徐恩曾窥测经济部长职位、不安心本职工作十分不满，而且中统公开捕人亦不利于蒋的统治形象。蒋介石先下了手令，对徐恩曾大加申斥，警告徐恩曾不得滥加捕人，捕人应由有权机关办理，中统局只是党务机关。

确实，中统公开抓人违反了中统的一贯作法，这也可见徐恩曾欲倒经济部长翁文颁的急迫之心。蒋介石后来犹不解恨，又亲自召见徐恩曾，将其大骂一通，勒令他将执行这次任务的中统重庆区头目及具体人员一律撤职，扣押查办。

这件事的风波仅平息一、二个月，到1943年冬，一向与中统有矛盾的军统将徐恩曾第二个老婆王素卿在成都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逼死人命的不法行为，一古脑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在中统、军统、宪兵等各单位召开的“甲种会报”会议，痛斥徐恩曾“你应该好好管教管教”。蒋一贯对部下不听指挥不务正业和贪污最为不满，这是借徐恩曾老婆的不法行为再次申斥徐恩曾。

1944年4月，又在一次“甲种会报”上，蒋介石向特务情报机关负责人询问河北、山东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抗日武装情况，因徐恩曾精力都用到钻营官位上去了，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一时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它。而戴笠则精心准备，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大发脾气，严责徐恩曾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随后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全会开会期间，忽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现一条标语，赫然大书：“总裁独裁中正不中”。徐恩曾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严令徐恩曾必须彻查予以严办。虽然，徐恩曾动员了庞大的特务网，费时日久，始终未能破获此案，也无法向蒋介石交待。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他又一次严厉斥骂徐恩曾：“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这等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止，事后又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亏职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在1944年秋又在一次“甲种会报”上第五次严厉责问徐恩曾：“共产党造谣言，说我与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何不对我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党国的言论，你为何不负责任，听任其发行传播？这充分表现了你的腐败无能！”措施之严厉真是前所未有。

当时重庆广为流传着蒋与某女如何如何的流言，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徐恩曾认为“没有报告的价值”，主要怕报告了蒋恼羞成怒，又要彻查。据说流言都是从蒋的侍从人员中传出来的，徐恩曾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于中共的《新华日报》，不惟中统，连军统、三青团等单位一直在拼命破坏，同样不能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某一次军统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他已有办法让《新华日报》第二天不在重庆露面。他的办法是让军统特务带领流氓打手分别在各要道路口把《新华日报》报童的报纸全部抢光。第二天，报纸果然没有来，陶一珊正打电话向戴笠报功时，报纸都到了--只不过比平常迟到而已……这说明，军统办不到，中统也不可能有更高明的办法阻止报纸的发行。但蒋介石单拿徐恩曾加以痛斥责骂，这足以说明问题。徐恩曾此时才有所醒悟，但为时已晚。

其实，蒋介石不光当面加以痛斥，在一些书面文中也常常加以训斥。如 1944年蒋介石的美籍顾问拉铁摩尔访问解放区，归来写了报告呈蒋介石阅。内容叙述解放区如何振作，组织如何之好，特务汉奸在此无任何活动缝子可钻等等。蒋介石越看越心头火起，批阅给徐恩曾，警告他“如再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

还有，蒋介石很重视与汪伪集团的打入、联系工作。但徐恩曾是个亡国论者，曾哀鸣：“我们拿什么来同日本人打？枪炮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工业更不如人……”等等，与汪精卫的卖国言论如出一辙。所以，中统在这方面成绩不如军统。虽然戴笠也反共，但他在抗战问题上却属于黄埔系少壮派主战阵营，对除奸、联系汪伪很卖力气。所以这一点也导致蒋介石对徐的失宠。

另外，军统、政学系等一直与中统勾心斗角，不时在蒋面前打小报告。蒋介石早已不信任徐，竟安排了郭紫峻、顾建中两个副局长牵制，这也是违反蒋介石在特务系统中只委任一人专司其职的做法。加上二陈的见弃，徐恩曾的倒台终于不可避免。

这个坚决反共十五年之久的中统特务头目，终于最后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徐恩曾后来办过“机械农垦公司”、“中国打捞公司”，发过投机财，但政治上却很寂寞；除竞选过一次“国大代表”外，闲极无聊时常常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

他曾有过一番表白，反映了他的内心想法。他有一次对朋友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的来俊臣。周兴，声名赫赫，但最后都被武则天设计所杀。武则天之所以杀二人，是因为他们知道隐私太多了。”徐恩曾感慨不已：“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他不无辛酸的自慰：“自幸只是被撤职，而没送命”。

1949年3月，他与其妻费侠从上海逃往台湾，渡过默默无闻的一生。

3．军统崛起

1927年是风雨飘摇的一年，尤其7月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每每使蒋介石处于被动的地位。

有鉴于此，蒋决心加强军事上的情报工作，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由戴笠等10人为成员。任务是调查异己分子，加强嫡系及杂牌部队的控查，掌握反蒋势力动向。表面以调查部队军容风纪为掩护。

但时间不长，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密查组等于无形解散。

1931年冬，蒋介石受《墨索里尼传》的启发，意图成立一个类似墨索里尼黑衫党或希特勒褐衫党那样的法西斯组织。蒋尤其对墨索里尼和他的黑衫党大感兴趣。

墨索里尼本是一个新闻记者、社会党普通党员，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为骨干，成立了法西斯组织黑衫党，并于1922年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从而建立起了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蒋由此受启发，也想成立类似组织，彻底搞垮政敌，打击异己，维护和巩固他的绝对领袖地位。

1932年初，蒋介石授意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桂永清、曾扩情、胡宗南、郑介民等十三人筹组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对内称力行社），经过反复讨论，于3月初正式成立。机构有各处及书记、中央干事、中央监察等，但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由此看出蒋介石是想把复兴社的核心搞成一个特务组织。因而，特务处长的人事安排却一直颇费周折，当时有最佳的6个人选，如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戴笠虽也列名，但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不赞成。复兴社成立之后的十三位骨干（后称“十三太保”），惟有戴笠是黄埔六期毕业，本来都不够格参加筹备。

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终于1932年1月26日晚，召见戴笠，正式命令由他主持复兴社特务处。

消息传来，不少人不解甚至不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确实没有看错戴笠。

但是，蒋介石为什么不用其它人，专门挑选资历浅的戴笠担此重任呢？

戴笠被蒋介石看中，还真不是凭他的资历。他的黄埔六期骑兵科的学历不仅没有毕业，而且按黄埔系的说法，也太靠后了。举个例子，抗战期间，周恩来、林彪路过胡宗南的防区回延安，胡宗南是黄埔一期毕业，周恩来是他的老师，所以他挑了部下30多个黄埔同学为老师接风。但他却不请林彪，原因是林彪是黄埔四期的，他瞧不起。

戴笠之所以受蒋的器重，主要原因是他的特工才干。戴笠人很聪明，上小学、中学成绩都很佳，曾投笔从戎，也浪迹三教九流之间，这对他以后从事特工工作颇有好处。20年代初在上海交易所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杜月笙等人。回来又回乡组织过民团，依附过王亚樵的部队。后来因觉得王亚樵只是绿林豪杰，终难成大器，又投考黄埔，搭上黄埔六期末班车。

在清党中，戴笠即充当了自觉的密报员的角色，先后密报过20余名共产党员学生，并从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当然，他也密报教官中的腐化状况等。

1927年夏，戴笠参加了密查组。经常越级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蒋介石刚开始还以为他是沽名钓誉，希图得宠，因为戴笠没有按规定递送情报。但后来发现戴笠一人搜集的情报，比密查组成员搜集情报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较有价值，所以逐渐产生好感，亲下手谕追认了他黄埔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

后来密查组无形解散，蒋破格提拔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专搞军事情报。这期间，戴笠跑遍山东、太原、武汉、济南、保定、平津一带，搜集了大量有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军阀部队的大量情报，对二次北伐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之愈加受蒋介石的器重。

这一时期，戴笠不光跑路辛苦，还有生命危险，因为一旦被军阀们发现他是特务，性命就难保了。而且，他因资历太低，往往见不到蒋介石，情报都需由别人转送。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情报，不要说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上，就连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室也进不去。不光那些蒋介石身边的黄埔一、二、三期的参谋、副官老大哥们瞧不起他，连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人，见到戴笠也常翻白眼，往往见到的第一句就是：“小瘪三又来了”。

尤其蒋介石的心腹、侍卫长王世和（也是黄埔一期毕业），更是瞧不上戴笠的出身和鬼魅勾当，经常加以破口大骂，甚至殴打。戴笠将此视为奇耻大辱，但仍坚韧不懈，常常在清晨的寒风中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这些，都给蒋介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提升戴为少校副官。

1929年，蒋与冯、阎、李等人矛盾激化，在中原大战中戴笠不仅情报出色，还舍生策反对唐生智的部队。由此晋升中校联络参谋。

但是，光能苦干也不行。比如邓文仪，邓文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长，这个科是比复兴社成立还要早的特务组织。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都是黄埔老大哥，论资历才干、职务，都不在戴笠以下。

究其主要原因，是戴笠沾了浙江籍的光。蒋介石是极重家乡关系的人。他用人原则首先不仅要有才干，而且必须是亲信和忠实可靠。蒋介石的大原则是：凡亲信、故旧、学生皆可重用，但极要害的部门就必须是这些人中的浙江籍人去掌握。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虽然都是他的亲信学生，忠心耿耿说一不二，又都是黄埔老大哥中的出色人材，但籍贯都不是浙江人。如果把他们和戴笠的籍贯一比较就清楚了：邓文仪：湖南人，黄埔一期。

桂永清：江西人，黄埔一期。

郑介民：海南人，黄埔二期。

康泽：四川人，黄埔三期。

戴笠：浙江人，黄埔六期（未毕业）。

由上列表可以看出，戴笠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其他人抗衡，只有浙江籍这一项占了最大的便宜。很多黄埔系学生认为蒋介石此举出乎意料，其实蒋介石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认定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倒是一个好处。正因为资历浅，难以形成势力，对蒋介石不会构成威胁。也正因为资历浅，除了效忠蒋介石外，没有别的出路。蒋介石的一贯做法是，对特务的使用，权力可以很大，但地位、职务。官衔不能太高，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客为主，可能随时予以抑制。所以，与其他人相比，只有戴笠是最适合的人眩蒋介石的这些想法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戴笠后来确实对蒋介石死心蹋地、感恩戴德。忠贞不二。但蒋介石直到戴笠死去，也仍然只给他少将官阶的军统局副局长一职（中统徐恩曾临撤职前也只是个副局长）。

尽管戴笠、徐恩曾的权力大得吓人，但地位、官职始终不高。

另外，蒋介石极重视特务工作，他一直强调：“担任这项工作领导职务的人，对特工活动要有非凡的悟性，对领袖的心理要善于揣摸和体会，执行任务要坚决、不讲价、服从指挥、没有杂念，而且还要发挥主动性。不仅要精明强干，还要忠诚、驯服，易于驾驭，更要对异己残酷打击，不能手软，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对三教九流都熟悉，这些品质，蒋介石经过多年考察，也认为戴笠体现的最明显。

蒋介石的这一选择，使得戴笠开始崭露头角，使军统超过了中统，成为一个异常庞大的为蒋介石统治服务的特工王国。戴笠也大展身手，充分发挥他的潜质和特工才干。其实，就是瞧不起戴笠、想与他竞争的人如邓文仪，也不得不佩服戴笠。

他曾感叹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的字）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邓文仪做特务调查科长时，戴笠还真是一个“小瘪三”，以邓的资格发这样的感慨，可见蒋介石并没有选错人。

4．境外追杀汪精卫

抗战初汪精卫叛国附逆后，蒋介石在制裁暗杀汪精卫的密令中指示的很具体：一、立即对怀疑与汪精卫出逃的人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教育部常务次长张道藩等人，由军统审查控制。

二、对怀疑协助汪精卫出逃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监视。

三、立即制订制裁计划，迅速布置，必须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至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四、做好准备之后，等候蒋介石本人下达具体行动时间。

戴笠奉蒋介石密令之后，马上采取了行动。

前两项好办，分别派军统所属各站、组对彭学沛、张道藩等人予以监视。

后面制裁的汪精卫的计划就不太好办。戴笠深感棘手，尽管他和军统对于暗杀轻车熟路，在布置、策划、行动各方面有积累已久的丰富经验。但这次不同，出国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仍没有把握。

而且更令戴笠棘手的是，汪精卫虽然逃到河内，并发表响应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的第三次招降声明的“艳电”，尽管汪精卫一直组织“低调俱乐部”，热衷和平运动，但人们大多不相信位居中国第二把交椅的国民党副总裁，会舍此甘当汉奸。

所以蒋介石虽然命令戴笠予以制裁，但尚需最后由蒋介石亲自下命令才可实行。蒋介石还同时抱最后一线希望，在未公开开除汪精卫党籍和职务之前，只说汪精卫去河内治病，并派外交部长王宠惠、汪精卫的挚友陈布雷等亲往河内劝其归国。所以汪精卫尚未公开宣布投敌，戴笠也不能公然从事，万分谨慎，分寸不好掌握，万一又重蹈暗杀唐绍仪的覆辙，导致重大后果，戴笠是无法交待的。

但戴笠又不能不做准备，他只能全力以赴，不计困难。

在蒋介石劝说汪精卫无效，下定制裁决心后，戴笠更只能拼死一击。

原先蒋介石下达任务和命令时，曾考虑由郑介民亲自去河内指挥这次行动。但戴笠却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因这次行动是蒋介石交办军统局的历来不曾有过的重大行动，郑介民虽为军统局副手，但多年来奉蒋介石之命主政军令部二厅，分管军统负责的谍参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对军统局本身业务不太过问和负责，如由郑介民赴河内负责，还要先熟悉军统暗杀行动情况，恐怕对这次重大行动不利。另外，戴笠还有一个不便对蒋介石说明的原因，即郑介民在军统局内的胆小怕事、谨小慎微是有了名的，郑介民也很惜命，遇事往往不敢向前。戴笠怕郑介民在河内胆小惜命，误了大事。所以，戴笠主动自荐于蒋介石，希望蒋介石同意自己亲自出境，担任这次暗杀汪精卫行动的总指挥。

蒋介石经过考虑，同意了戴笠的请求。

整体计划确定之后，戴笠开始考虑具体布置。

首先，他先成立了军统赴越暗刺汪行动组。自己担任总指挥，并与郑介民制定了具体方案。和以往暗杀行动不同，在行动组人选上，戴笠慎之又慎。首先挑选了特工技术专家余乐醒。

余乐醒是早期中共党员，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叶挺独立团政委。

“四·一二”事变后脱党，加入军统，是军统元老，还介绍沈醉等20多名亲属加入军统。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精明强干，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行动十分适合。

但余乐醒虽堪称专家，但缺乏独立指挥重大行动和组织工作经验。所以戴笠又权衡利弊，经过反复考虑和与郑介民商议，最后确定调天津站站长陈恭澎担任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陈恭澎也是军统重要骨干和行动专家，参与策划、领导和亲自指挥过军统局的数次重大暗杀活动，如暗杀张敬尧、吉鸿昌、石友三、王克敏等，几乎都获得成功；经验丰富，又有实践锻炼，最后被确定担任行动组组长。而由余乐醒负责特种技术如使用毒气、定时炸弹等手段的运用。

除行动组负责人确定以外，组员也全部经过严格挑眩从军统局特务总队选定了4位各有专长的老行动员张逢义、余鉴声、陈步云、陈邦国。另外，为了确保成功系数，戴笠还不惜血本，将他的贴身警卫王鲁翘和军统局武术训练班教官唐杰英也调入行动组。王鲁翘毕业于杭州特训班，一直跟随戴笠做贴身警卫，并练就了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的好枪法。唐英杰自幼习武，在军统局内是有名的武功高手，据说还能飞檐走壁，极受戴笠垂青，每每尊之为“江湖异人”。从这些行动队员的组成，也可看出戴笠不惜死战的决心。这些行动队员，戴笠都予以亲自接见，暗示蒋介石下达任务的重要性。

人员选定后，分批分期从各个途径潜往河内集中。

随后，戴笠又反复考虑行动指挥设于何地的问题。

预定的指挥中心地点有三：昆明、香港、河内。昆明设指挥中心比较安全，但距河内较远，不太方便。河内指挥近便，但不安全，一旦出事，会导致全军覆没。

因为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对汪精卫等人严于保护，尤其严防刺客杀人行刺。所以指挥中心设在河内极不保险。最后经过反复斟酌，将指挥中心地点选在了香港。

1939年1月，戴笠携带秘书毛万里及工作人员乘飞机赴香港，行动组已先期分批潜入河内。

戴笠原本在香港购有一幢洋房，但为保密和隐蔽行踪，戴笠又分别在香港、九龙租下公寓，分别轮流居住，以防不测。这是戴笠的谨慎致微之处。

行动指挥中心设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同时在香港高街6号设联络站，由毛万里充任联络之职，同时设电台两座，昼夜不停轮流值班，一刻不间断与重庆、河内联系。

全部布置安排妥当以后，戴笠为了更加稳妥，又亲自决定去河内，具体布置行动计划。

戴笠化名何永年办下护照，秘密飞到河内。首先拜会国民党驻河内总领事，请求协助。随后在总领事馆内设立刺汪行动指挥所和联络点，架设电台，与香港直接联络，同时利用领事馆人员名义掩护杀手活动。又利用总领事馆秘书、军统情报员方炳西，解决行动人员住宿、用车。还指示潜伏在河内的军统直属通讯员与河内法国警方疏通关系，以保有备无患，并掌握汪精卫的行踪，以利行刺。

对行动组所有人员，具体交代布置任务。余乐醒负责投毒、炸弹行刺工作，陈恭澎负责狙击暗杀。戴笠一再指出：所有行动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计划，精心准备，井严厉警告部下：“这是一次难得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成绩，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由此看出，戴笠心领神会蒋介石交与的任务，他对这次任务也是不遗余力，动了最大的脑筋。

两天之后，戴笠返回香港。

现在剩下最关键的就是暗杀武器的问题了。在河内当地无法买到暗杀所需枪支，而且也容易引起注意。经过研究，先从滇越铁路运一批手枪至越南海防港口，再由河内行动组偷运进河内。各种关口运输都是军统人员完成的。后来又由美国购得新式左轮手枪，由法国援华志愿军大队中方联络官（其妻是法国人）曹师昂将手枪藏于行李中，偷运至河内。至此，所有布置方案均一一完成。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等蒋介石下达密杀令。

在刺杀汪精卫时机还未成熟之前，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愿，准备先期对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予以打击，以期对汪精卫发出警告，使其有所悔悟。

汪精卫到河内以后，追随汪精卫的国民党委员一时先后纷纷到香港，观测风向，互相串连，这些人原先大部分就是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亡国论”和“速败论”的鼓吹者。戴笠经过侦察、监视，不禁吃了一惊，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一般人物，而且这一时期纷纷到达香港，决不是偶然巧合，皆与汪精卫出逃有关，并大都深居不出，行踪诡密。本在香港的汪精卫追随者也不断大造舆论。

戴笠注视着这份名单上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职务：陈公博：四川省党部主任顾孟余：铁道部部长。

周佛海：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陶希圣：艺文社主任。

陈壁君：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之妻）

林柏生：中央立法委员、《南华日报》社长。

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周隆库：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

梅思平：江宁县县长。

肖同兹：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

戴笠反复思忖究竟拿谁开刀，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后果，不光不能“体谅领袖苦心”，也不能起到威慑汪精卫的目的。因为此时汪精卫还未公开投敌，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予以制裁。

此时，汪精卫集团气焰很高，活动也很频繁。尽管大部分人深居不出，但也有少数人很活跃。经过监视发现，陈壁君在香港、河内之间来回穿行充当联络人，起了传递情报的作用；高宗武、梅思平则负责在香港与日本人秘密接触。而林柏生则公开利用控制的《南华日报》大造舆论，抨击蒋介石；肖同兹也公开写文章拥护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实则投降的主张。林柏生不仅在报上公开发表汪精卫的“艳电”，还积极参预投敌活动，是汪精卫团集团的马前卒。但他的地位、声望并不高，戴笠决定先拿他开刀，以敲山震虎，抑制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活动。

经过一番侦察和布置，已明了林柏生的行踪，在暗杀之前．戴笠先派人捎话给林柏生，约其会谈。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他又亲自打电话给林柏生与肖同兹，谴责二人不该大造汉奸舆论，并严重予以警告。但林柏生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发表文章，与蒋介石唱对台戏。

戴笠忍无可忍，命令军统香港区书记刘云雄指挥杀手于1939年1月13日晚施实刺杀，但却错杀了一个与林柏生长相差不多的人，使林柏生侥幸免于一死。实际林柏生在报馆因事未归。戴笠只得另寻机会。

l月17日中午陈壁君邀请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小聚密谋。饭后，香港警方约林柏生谈1月13日暗杀事件情况，并再三叮嘱林柏生小心。谈话后，因林柏生约好梅思平等饮茶谈事，因地方不远，遂步行前往。监视、跟踪的刘云雄和两名行动员，再次行刺林柏生。因不便带枪，行动员用袖藏铁棍猛击林柏生头部，但不幸被当场捕获一名行动员。初以为林柏生已死，但实际未击中要害，后由香港警方秘密保护起来住进医院。

暗杀林柏生虽未获成功，但确威慑了在香港的汪精卫集团成员，气焰有所收敛，再也不敢公开活动。但却使汪精卫提高了警惕，一再更换住址，并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这些迹象及其它情报，均被戴笠分析得知：汪精卫确有近期离开河内的企图，戴笠迅速上报蒋介石请其定夺，并报告布置情况，同时附上一封截获的汪精卫致龙云的信，信中暴露了汪的叛国之心。蒋介石终于下了决心，批准戴笠的行动计划，于3月19日电令行动组：“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尽管汪精卫比较狡猾，但他所更换的住址还是被军统潜伏人员不断发现，并且随时随地有军统人员监视。在军统人员两个月的监视下，汪精卫后来搬进高朗街27号朱培德夫人宅寓中。此时，余乐醒一直主张用毒药暗杀汪精卫，但绞尽脑汁，却无结果。试验了诸如在面包中注射毒液、在浴池中施放毒气等办法，但都困难重重。

此时正好接到戴笠“予以严厉制裁”的急电，只好放弃用毒药的计划，准备实弹狙击暗杀。于是，二人拟定3月22日的午夜袭击汪宅，强行杀死汪精卫。

但3月20日上午监视汪宅人员报告；汪精卫正打点行装，似有全家离开河内迹象。

实际是汪精卫等要到距河内市区数十公里外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也不排除汪精卫已有试探之意。但陈恭澎等真以为汪精卫要逃往西贡再赴日本。所以他当机立断，率领行动员追踪而去。

在河内市区达莫桥头发现了汪精卫等人乘坐的两辆黑色轿车，但等靠近之后，却引起怀疑。两辆车掉头回原路疾弛而去，等陈恭澎掉头追赶时，因过桥车辆很多，被夹在中间。这时其实有个机会，就是可以下车去枪击也正停车等待过桥的汪精卫。

但陈恭澎担心无法逃离被捕，便决定过桥后再行动。谁知汪精卫车过桥后，陈恭澎的车却赶上红灯。等再过桥时，汪的车早已不见踪影。

后来，戴笠很不满意，但其实大家都明白，机会的丢失是行动人员不敢放手干。

在国内杀人，即便被捕也会相安无事，因为戴笠总有办法将人保释出来。但在河内戴笠根本无能为力，所以行动员们也唯恐失手被捕。

当大下午，其实还有一次机会。汪精卫回家后，大概因此事与陈壁君发生争吵或争论，就在门前草坪上。但等陈恭澎率行动员疾驰而至时，汪氏夫妇早已回房。

这又是布置的失误。原来殖民当局规定任何人不准携带枪支，所以为避免麻烦，监视汪精卫的军统人员都不带枪支，只负责报告情况。这样一天之内丧失了两次机会。

不过，这也表明了军统人员没有境外暗杀经验，也不适应境外环境，再加总是心惊胆战，所以屡屡失手。

但是，军部内部的制裁纪律也是异常严厉的，完不成任务尤其是这次重大任务，放跑了汪精卫，按军统纪律，很可能“殉法”而死。所以，陈恭澎见汪精卫已发现异常，决定提前于当日（21日）夜间行动，强行行刺。

汪精卫所住的高朗街27号，位于河内哥伦比亚路，是一栋三层楼房，外面有一人多高的围墙。三楼正面有两间房间，一大一校大间里面有床铺，汪精卫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行动组经过长时间观察，断定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其实，汪精卫为人狡猾，他白天在大间睡觉，其实夜间则去小间睡觉，这样就给行动组造成了错觉。

当晚N点半，陈恭澎等6名行动组成员按预定计划来到汪宅。按原定计划，王鲁翘、唐英杰、余鉴声、陈邦国四人从后门越墙人宅上楼至汪的卧室行刺。陈恭澎二人在外巡哨接应。本来有翻墙走壁之功的唐英杰翻人墙内，但却打不开后门，只好让墙外三人搭人梯，一个一个爬人墙内。上楼后，门踢不开，只好用斧砸开缺口，用手电看见有人，便以为是汪精卫，连开三枪。这时河内警方警车来到，唐英杰携王鲁翘越墙逃跑，而陈、余二人因无法翻墙，被河内警方捕获。

陈恭澎等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兴奋异常。谁知天亮后探听得知死者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呜。

原来上午行动组追踪汪精卫的汽车，一场虚惊，曾仲鸣前来探询情况，当夜便留宿于大间室内。其实如果不是曾仲鸣来访，行动组发现大间无人，必然会到小间搜寻，汪精卫仍不免一死。所以说，巧合之中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暗杀事件之后，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

陈恭澎等已知道再也不能有机会行刺汪精卫了，只好向戴笠发电告知，并派王鲁翘急赴香港当面向戴笠汇报行动全部过程。

戴笠在了解了全部细节之后，也感到再不可能天赐良机。他只好下令撤回河内行动组，香港指挥中心也撤回国内。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是戴笠以往暗杀行动中最费心血的一次，其竭尽全力、耗尽脑汁的程度简直是空前。而且耗费精力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几乎日夜坚守香港调度指挥，连春节也未归与家人团聚。因为这次行动，不仅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一件任务，而且戴笠早就明白，如果让汪精卫活下来出逃，肯定要投敌组织伪政府，其政治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事实证明了戴笠的预计。就在汪精卫被刺后，日本马上作出反映，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制订营救汪精卫的计划，并专派轮船，在越南当局配合下，将汪精卫接到上海。

多年以后，戴笠一想起这次失败便极度伤心，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1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

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了。”

刺汪行动失败，蒋介石未如愿以尝，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则认为行动人员如王鲁翘等是英勇的值得表扬，而具体负责人因贻误战机是有责任的，如余乐醒被撤职，下放到军统炼油厂挂职。陈恭澎则一直闲置听候处理。对有功人员如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则后来援手推荐他为驻埃及公使。

戴笠是一个记耻的人，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继续筹划刺杀汪精卫。就在刺汪失败后，他立即派王鲁翘潜往上海，继续跟踪行刺汪精卫。但事泄被捕，以后坐了六年监狱，五十年代后任台北市警察局长，1947年死于车祸。

在河内损失两员干将（一直被殖民当局关押）、在上海损失王鲁翘之后，戴笠愈加愤怒。他从此始终把暗杀汪精卫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不惜以极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投进去，使自己能在蒋介石面前失去面子找回来。

1939年5月，戴笠派军统特务戴星炳伪装投靠汪精卫，密谋行刺。但一因戴星炳地位不高，无法与汪精卫接近；二因汪精卫河内遇刺以后，警惕性极高，也无法下手。戴笠却决心不惜代价，增派最受戴笠器重、凶悍无比的老资格特务、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领10名行动员到上海，配合戴星炳密谋继续暗杀汪精卫。

因戴星炳事机不密，被江伯特工逮捕，后被处决。戴笠闻讯继续电令吴赓恕继续寻找机会刺汪。吴在临来上海前，曾向戴笠发誓，不杀汪精卫决不回重庆。因而吴积极活动，找到一位在伪政府任职的老同学预谋用炸弹暗杀汪精卫。不料此人向江精卫告密，致使吴赓恕被捕惨遭杀害。

吴赓恕之死使戴笠极为伤心，也更加愤怒。他不甘失败，再一次布置新的行动。

这次他起用了河内刺汪行动失败而闲置的陈恭澎，接任上海区区长，统筹加强暗杀汪精卫行动的领导力量。并成立北极冰箱公司，做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站，由军统行动人员陈三才担任指挥，配备穿甲枪，计划阻击汪精卫的汽车。

但由于内部人员出卖，陈三才被捕，密点被搜查，所有材料、枪弹均被查抄。这次行动计划时间长，也极机密，戴笠本来寄予极大的希望。但仍然付之东流。

但是戴笠百折不挠，仍然绞尽脑汁、不达目的不罢休。他总结多次经验，认为刺汪行动要长期准备，却经常在过程中出问题而导致失败。他决定简化步骤，减少在长期计划、筹备过程中暴露的风险。经过考虑，他决定采用侠客行刺的办法，不用枪械之类，只凭拳脚功夫致汪于死地。

经过物色，找到一名大力士黄逸光，曾徒手打死过老虎，抗战前曾任童子军徒步旅行团团长，在南京受到过汪精卫的接见。黄逸光愿意以民族大义为重，舍身除奸。黄逸光到南京后，拿着当年与汪精卫合影的照片求见。但汪精卫很狡猾，在接见之前，先派特务搜查黄逸光的住房，搜出小型电台、密码本等物，于是黄逸光亦被捕，立即被枪决。汪精卫在批示枪决黄逸光后，也批示枪决了上次刺江被捕的军统行动员陈三才。

蒋介石在此期间一直关注着军统局的刺汪行动，对戴笠组织暗杀行动，每每失败而深感失望。戴笠也运筹无措，因为在1939年至1940年的近一年时间内，戴笠在河内失败以后，连续五次组织刺江行动，不光投人极大精力与财力，而且连损干将，未获寸功。戴笠承认这是他们遇到的最难对付的老狐狸，他不得不暂时放置，开始策动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江伪集团，获得成功。使蒋介石稍感满意，对协助有功的杜月笙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发给军统局有关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刺汪虽然失败，戴笠却并没有停止对其它汉奸的追杀。在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人员，共暗杀了数百名汉奸（包括投降日伪的军统特务）。对整体暗杀活动来说，除刺汪一案，蒋介石总体上还是很满意的。相比较而言，蒋介石对中统除奸活动不得力是不太满意的。

当然，在暗杀汉奸的同时，戴笠奉蒋之命，也不忘反共任务，绑架、逮捕、破坏、暗杀过中共地下党员。

但总的来说，蒋介石、戴笠的除奸活动应该说是抗日行动，而汉奸被严惩，也是罪有应得的。

5．戴笠之死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实力，蒋介石虽然很满意，但是蒋介石同时也感觉到，戴笠的军统组织发展得太快，势力也越来越大。军统远远超过中统，军统的力量已由原来的纯粹特工组织渗透进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财政、税务、外交、邮检、水路航运等各个要害部门，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交通警察部队，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由军统掌握的武装有几十万人，而且大都是美械装备。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其调动灵活迅速，火力装备之强，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戴笠在国民党中上下左右关系无所不至，还要问鼎海军，连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也由戴笠控制。这已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

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他的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一生最重视特工和军事，也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其次是军事和财政，但后者他还能轮流交给别人掌管。但对于特工，他从来不交给别人，从不让给别人过问，只能自己去掌握。由此可见他对特工的控制。

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问题。

一是灌输忠诚思想。他后来极力学习德、意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军统头目都梯、唐纵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但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位高权大，蒋介石又想出办法，那就是对特工头目可以给权，但决不给高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崛起，威胁自己。

而且，特工的一切重要事情、任命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定，以防止擅权坐大。

以戴笠而论，干了10年军统头目，论职不过副局长，论街不过少将，而且始终是内部任命，直到1945年3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可见蒋介石的工于心计。

戴笠一开始就被蒋介石牢牢控制祝十余年来，蒋介石也明白，他与戴笠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作为戴笠靠蒋发家，报蒋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忠实于蒋的。

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所以，戴笠住院期间，蒋介石委派来美龄去看望，表明蒋介石对戴的器重和关心。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另外，戴笠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资历、水平、能力绝对斗不过蒋介石，一是没有这样的胜望，二也跳不出蒋的手心。戴笠曾经看过多少与蒋介石抗衡的英雄豪杰们，还不是一个个败在蒋的手下？既便军阀们集体联合起来，也还是被蒋-一击破。

所以，戴笠早就看透了，他惟一的出路只能必须得到蒋的信任，否则没有任何出路。

戴笠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思想、行动、心理、好恶、性格等无不研究透彻，揣摩迎合，所以一直得到蒋的欣赏；也在所有的特务组织中，最得蒋介石的信任。

戴对蒋的忠诚也是无可挑剔的，“西安事变”后冒死进入西安就是一个证明，这连蒋介石也不否认。

戴笠确实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曾与胡宗南计划，将来接蒋介石的班。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敢推翻老蒋。他还要依靠蒋去发展势力。

但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

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的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借口抗战胜利，撤去戴笠的兼职，如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继续渗透。在军统与中统其它派系的斗争中也稍稍抑制一下军统，如枪毙活埋中统人员的戴笠亲信赵理君等。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的猜忌，不由得产生“飞鸟劲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以求醒悟。每有余暇便让秘书、他的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阅读讲解仁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尤其讲到武则天时代有名的酷吏。特务首脑周兴、来俊臣为武则天忠诚效力、杀戮异己，终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隐私而被武氏所杀的这一段历史时，戴笠更有毛骨惊然之感。以古鉴今，他更加惶恐和惧怕。他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可见戴笠已明白看出蒋介石对他的猜忌。

当然，蒋介石现在还并不想除掉戴笠，他只是有所猜忌和戒备，只是先从抑制下手。戴笠也看透了蒋的心理，也开始防患于未然。对蒋介石更加忠心耿耿，极力与宋美龄、宋子文进一步密切关系；与胡宗南、顾祝同等实力派将领盟誓以为后盾，同时挟洋人以自重，向海军发展，免得被蒋介石借口只是个特务而被铲除。拉拢蒋介石周围各色人等包括唐纵的关系，使他们为自己说好话，继续巩固军统局内部，培养毛人凤，以为退路。戴笠也开始整肃内部，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口实。

蒋介石因在抗战时期，有用戴笠之处，故一直没有大动作。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订《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国民党迅速结束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尤其明确规定“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并指出应“释放政治犯”。这些条款主要是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中统等提出来的。

作为蒋介石来说，他是靠特务起家的，何曾想到要“取消”？他决不会放弃特务统治这一宝贝。从内心来说，签订纪要只是虚伪应付，他还是从骨子里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和谈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是，他要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应付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同时他觉得正好赶上时机有了借口，就是可以抑制一下戴笠和他的军统，使其不能再继续膨胀发展。

蒋介石随即向戴笠秘密发出指示，要求他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的口实。

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很高明：

一、撤销军统，使他有履行“双十协定”的信誉，应付了舆论。

二、抑制了戴笠，使军统再也不能构成对自己的潜在威协。

三、化整为零，并不是取消，等于加强，将来可以东山再起。

四、打着履行“双十协定”的旗号，戴笠无话可说。

五、将戴笠捏在手里，将来撤销军统局对戴笠用与不用，都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蒋介石的这一步棋确实非常高明。

但戴笠看到蒋介石的命令，心情却极为恐慌。戴笠心里很清楚，他不可能抗拒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终于要开始动手了。

戴笠也明白，如果真的化整为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本钱了。戴笠考虑，先将军令部二厅、内政部警政司掌握起来，将军统控制的军事情报、稽查和国民党军队各级谍报参谋人员划归进二厅，将特工警察划归进警政司。另外加快成立交警总局，将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军统特务团、军委会别动军、交警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及税警部队，加上接受投降的汪伪税警团和汉奸部队共7个多师，全部编成18个交警总队（相当于陆军加强团）和4个教导总队，全部美式装备，机械化程度也很高。戴笠极重视这些军统掌握的武装部队，认为是最重要的本钱。1946年3月1日，交警总局正式成立。另外，戴笠计划将军统局本部及外勤机关划拨到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调查室。

但是，尽管化整为零保住了大部分实力，但军统局一旦撤消，尽被分割，自己将无处可去。关健还是要夺得海军司令的职位，这只能依靠美国人。

于是戴笠以视察为名飞赴青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加紧联系，并达成他为戴笠活动的许诺。随后，戴又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登陆事宜。戴笠立即与美驻津司令、海军陆战第三师师长拉上关系，并设立机构居间联系。

这使得蒋介石有些犹豫，因为蒋极重视美国在华军事部队。蒋要打内战，一再请求美国部队登陆替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至1946年，美军在天津登陆就近五万人。蒋介石明白戴笠与美国人的关系的能量，所以还觉得戴笠尚有作用。

戴笠也抓紧时间，加紧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部门合法安置军统特务。仅军统举办的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生就达15万人，这都让戴笠绞尽脑汁。所以，戴笠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来回奔走，研讨对策。

戴笠还认为，只有寄希望于反共，军统才有出路。他也认为军统的牌子由于反共太臭名昭著，但决不会真正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否由他来继续执掌。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时，各党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正在筹备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受国共和谈、政治协商会议影响，也准备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议案。

戴笠的对立面和政敌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270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国民党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会议期间，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这一口号的质问得到大多数人出于不同目的赞成，这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其实，这是很多人对蒋介石特务统治的不满。因为这27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蒋介石，但却极端仇视军统。至于其它与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陈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军统特务为不耻。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一致倒戴，其阵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务统治的始作诵集大成和保护者蒋介石居然并不反对，甚至也持赞成态度。

其实，这不奇怪。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蒋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宣铁吾是戴笠的死对头，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责监视戴的使命。钱大钧是蒋的亲信，胡宗南虽与戴为密友，但蒋正为了分化戴与胡，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信任，让胡汇报戴的行动。胡衡量他与戴与蒋之关系利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5人小组的成立，是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控制和削弱戴笠，并对他全面监视，准备彻底解决对自己的威胁。

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正好顺应形势，准备干脆“一锅端”。在会议中，马上亲自下手令，在原来监视戴笠的5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皆为特工、谍参、警界等机构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拿出对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军统的方案。8人小组虽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组的另外7个人却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个“一锅端”的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

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亲自数次电谕在平、津一带滞留的戴笠赶回重庆，参加准备向他发难的8人小组会议。

而且，这几次会议传来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使戴笠寝食不安。戴笠权力很大，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那种气势戴笠还是感到了。

1946年2月，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为唐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作了准备。

唐纵不仅从职务上超过戴笠，而蒋介石的真目的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分而治之。

蒋介石指定的对付戴笠的8人小组就有唐纵，其他人分别是宣铁吾、陈悼、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郑介民和戴笠。

这8人中宣铁吾、陈悼、黄珍吾分别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长和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这四人代表了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特工警察化。宣。

李等人均与戴笠有矛盾。叶秀峰是中统局长，中统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郑介民、唐纵虽然属于军统，但是被蒋介石笼络，两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军政界发展。

1946年3月初，蒋介石再次给戴笠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

这期间，宣、黄、李等人已开始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搞垮。毛人风等已获得这些人的捣鬼计划，在蒋介石通过军统发给戴笠的电谕纸背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土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的警告。

戴笠见到蒋的电谕和毛人凤的警告后，十分气愤。但戴也明白，宣、李、黄三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蒋在利用他们整掉自己。戴笠遂回复了一封有愤激之词的电报，但毛人风以为用词不妥，压下未回复，来电请示修改。但戴尚未收到，已经飞机失事了。

戴笠明白，与蒋对着干不是上策，开始考虑“以进为退”，始有出国避风的打算。

就在蒋、戴之间斗法的关键时刻，一场事故使戴笠突然死亡，蒋、戴之间的矛盾自然化解，云消雾散了。

戴笠的死使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戴笠的死实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他在北平正在处理有关肃奸事宜。这时，蒋介石已知悉美国人建议、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但蒋介石没有答应，对海军进行改组，撤换海军领导人，任命陈诚兼海军署长。戴笠仍不死心，邀请柯克到北平，作最后努力。

偶然中，戴笠在提审日本间谍、汉奸金壁辉时，知悉军统布置处负责人马汉三曾叛变投日，还从金壁辉处搜去了一柄乾隆龙泉宝剑。当时这把剑是孙殿英赠给戴笠转交蒋介石的，戴当时交马汉三保管。马汉三叛变时，剑又为日本特务田中所得，田中将此剑又交金壁辉保管。

马汉三叛变后，因献剑免去一死，被释放。以后侥幸过关，仍在军统工作，爬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马汉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会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亡国外。

戴笠在发现马汉三匿剑、投敌之事后，又发现他还有贪污的劣迹，非常气愤。

但戴当时焦头烂额，要应付蒋介石的“端锅”方案，又要赴青岛再次与柯克会晤，还要赶往上海与胡蝶办理结婚事宜，最后还要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8人小组会议，实在无暇分身。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

戴笠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先索回了宝剑，又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马汉三已看出戴笠在放烟幕弹，马汉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军统纪律，他自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戴笠在离开北平前，已经充分预料“一锅端”方案给他将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在1946年3月10日于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记念周，在讲话时说了一番深有含意的话：“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

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作为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从戴笠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已做好应付“端锅”的准备，并也做好引退的准备。

3月12日，戴笠约见郑介民（当时在北平执行军调处负责），把军统家底和善后工作作了交待。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处理军统特务贪污等案件。同时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谈有关军统在东北地区工作配合问题。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又于当日到达青岛。

3月17日，戴笠决定 11时起飞，赴上海与柯克会面。

此时刘玉珠已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借口登机检查“安全”，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上午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

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戴山。机上人员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难。

3月18日，蒋介石获悉戴笠失踪，非常恐惧与紧张，马上令各有关单位寻找。

3月19日清晨，戴笠失事被证实。军统人员为戴笠等收尸。

3月21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专程去戴山勘查，找到了那把古剑，为以后查清戴笠之死找到了线索。

同时，各报刊载戴笠遇难消息，以飞机失事定调。

戴笠之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片混乱，有人欢喜有人愁。

蒋介石刚开始如释重负，因为他再不必费尽心思抑制其人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又逐渐产生了痛惜内疚和若有所失的感情。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戴笠是个特工奇才，蒋介石的江山稳固，戴笠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而且戴笠非常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人才加奴才。他的才干在蒋的心中比任何一个国民党内的官僚都不逊色。而且他能了解、揣摩、执行蒋介石的任何企图，防患于未然。他已成为与蒋默契之极的心腹，军统也成为蒋介石须臾不能离开的工具。

戴笠一死，军统的接班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不能与戴笠相比，工作处处被动，不仅不能开拓发展，稳固蒋的统治，反而连维持现状都颇困难。戴笠死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各大中城市频繁的学潮，民主党派的活动，都使蒋十分恼火。

他认为，这是军统接班人不具备戴笠那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所致。因而每逢遇到棘手的麻烦时，蒋介石总想起戴笠，想起他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思考周全不给蒋带来政治后果、处处秉承旨意、时时体念自己苦心、双方默契协调几乎天衣无缝的种种长处。愈到后来，蒋介石愈感到戴笠的才干无人可以取代，蒋因而不时后悔把戴逼得太急，那时蒋介石还不知马汉三谋害内幕，总以为自己逼戴前来开会，才使他在恶劣气候中丧身的。

蒋介石的后悔心清转为了他对戴笠的悼念活动的态度上。

戴笠的悼念活动，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其规模、声势，大的吓人。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并在讲话中流下眼泪。在祭礼完成后。蒋介石开慰问军统烈士家属，大概是想起戴笠又再次含泪以泣。蒋介石很少流眼泪，这很可以反映他的心情。

随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为戴笠举行公祭。

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全国各省的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公祭。北平、济南、贵州、重庆、成都、昆明、南昌、上海、合肥、无锡。兰州、广州、福州、厦门、长沙、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纷纷举行了数千人乃至5万人的悼念祭礼。各地主祭人均为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北平是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山东是省府主席何思源，贵州是省府主席杨森，四川分别由卫戍总司令王缢绪（上将）和军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张群在两地主祭。江西是省府主席第七绥靖区司令王陵基（上将），安徽是省主席兼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上将），江苏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因为蒋介石有旨意，所以这些要员心中明白蒋介石是有意把戴笠的追悼活动办得隆重些。

6月1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任戴笠为陆军中将。

第二天，蒋介石亲率数百名军政大员为戴笠送葬。陪同蒋出席葬礼的有宋子文、陈诚、白崇禧、陈立夫、邵力子等。蒋介石亲送了题为“碧血千秋”的花圈，还亲笔写下了“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子心”，这很可窥见蒋介石失去戴笠的痛悔心情。

蒋介石着特级上将制服，亲至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戴笠灵堂吊唁，又亲自护送戴笠灵枢至钟山灵谷守志公殿。送葬队伍除数百名军政要员外，还有数万人参加葬礼。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蒋介石在葬礼上亲自致读长篇祭文，哀叹：“唯君之死不可补偿”。在朗读祭文时，蒋介石又一次流下眼泪。

两个月后，内战开始爆发。蒋介石却专门抽出时间，与宋美龄专程到灵谷寺凭吊戴笠，据说蒋介石一直面对戴笠遗像长时间凝视，也一直没有说一句话。

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有一次对人慨叹：戴笠“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因为蒋介石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每每依靠戴笠化险为夷，每当风云变幻之际，戴笠也会以自己的政治敏感，为蒋提供情报，出谋划策。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愈发感到了失去戴笠的重要性。因此蒋介石每每歉疚，也每每怀念戴笠。

凭吊之后，蒋介石决定亲自为戴笠选择风水绝佳的安葬地。毛人凤。沈醉等陪同蒋介石走向灵谷寺后山选址。但因宋美龄穿高跟鞋不适崎岖山路，蒋介石表示以后再来。

半个月之后，蒋介石在毛、沈陪同下，再到灵谷寺后山选址，走来走去，直到满头大汗。

1947年3月17日，戴笠灵枢正式安葬。蒋介石派陈布雷为代表致祭。戴笠棺木人穴后，毛人风与沈醉商定，怕人破坏，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整个墓穴与棺木凝结为一体。

1949年，毛人凤觉得戴笠生前与共产党作对，罪恶太重，怕解放后掘尸毁墓，便计划迁葬到台湾。但因水泥灌注大结实，无法可想，只好放弃。其实，戴笠墓穴在解放后并未遭破坏，一直完好，沈醉在解放后被关押11年以后特赦出狱，曾数次去探视，至今无损。

戴笠的老母一直不知道戴笠已死，由毛人凤一直模仿戴笠口气逢年过节发电报祝贺，以造成戴笠留在人间的假像。戴母在五十年代初期死于大陆，她一直以为戴笠无恙。戴笠之子戴藏宜因与戴笠之弟戴春榜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华春荣等罪行，解放后被政府镇压。戴笠儿媳郑锡英及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回衢州娘家，不久隐居上海。孙女在回衢州之前送人。

1953年初，一直不能忘怀于戴笠的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开始寻找戴笠遗属，命令毛人凤不惜代价将戴笠遗属和后裔从大陆接到台湾。

毛人凤奉蒋的指示，派保密局特工从台湾潜至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接上关系，找到了郑锡英一家，并为四人办好了去香港的出境证。1954年初，因前来接应的特工必须带领她们出境赴台，郑锡英只好将次子送给别人，让特工顶替次子之名，带她和另外二个儿子。同至香港，再至台湾定居。

蒋、戴之间的恩怨至此结束。

1948年，马汉三、刘玉珠等谋杀戴笠内幕被发现，蒋介石怕公布有损于军统和国民党声誉，便只以贪污罪等将马、刘等三人处决。

6．树倒猢狲散

戴笠死后，军统局撤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1946年国防部各厅局正式于7月1日成立，但军统局直到10月1日才宣告撤销结束，正式改称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手今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风任副局长。

蒋介石离不开特工组织，所以他准备对戴笠“一锅端”也并不是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对戴猜忌，嫌他权力过重、势力过大而已。所以呼吁取消特务机关日渐高涨之时，蒋也并不是真心要取消，只是表面应付而已。

本来，中统、陈诚等派系均想打倒军统，进而瓜分。但由于宋子文、胡宗南等实力人物的保护，加上蒋介石觉得，打内战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军统还是有作用的，因而主张保留下来。但是，他考虑军统的招牌已经臭了，所以很有必要改头换面，换个招牌，以遮人耳目。

当时，国防部成立时，各厅局名称、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等都已决定，唯独军统划归国防部起什么名称，大费脑筋。经过反复研究，蒋介石才批准使用保密局这一名称。

蒋介石最为关心、最费神的问题，是军统局的接班人能不能象戴笠那样，把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一特工机构很好的领导起来，继续运转起来，以便继续为他效力。

他一直认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比不上戴笠，也不能使他完全放心，他也只能挫子里拔将军了。

另一个使他头疼的问题是军统开支问题，战时可以由他开特别费，再一个是戴笠很有办法，靠自筹维持。但战后不能再随便开特别费，毛人风也没有戴笠那样的神通。蒋介石多次找毛人风研究，最后决定军统接收的日伪敌产和现金不上交国库。

自己开办企业，将盈利作为经费。但蒋介石煞费苦心研究出的这条计策，却由于军统经营不善，利润越来越少。所以只好实行“汰弱留强”的缩编方针，大量裁员，仅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的特务就达两万多人。机构也有的合并，有的裁撤，军统再也没有戴笠时期的鼎盛辉煌了。

蒋介石在保密局成立不久，便招集全局高级干部训话，除大力赞扬戴笠并强调要向他学习外，更着重强调保密局以后的工作任务。

蒋介石认为以后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他强调同共产党的斗争比过去同日寇和汉奸作斗争要困难的多，每个人必须全力以赴，如果稍为松懈，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反复要求保密局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与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这是蒋介石为保密局工作任务定的基调。

但是，军统局在戴笠生前，由戴笠一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他的权威无人敢与之匹称。故尔他的号令一下，雷厉风行，效率很快。但戴死后，群龙无首，军统内马上分三派开始争权夺利，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风为首的浙江派和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斗争颇为激烈。最后由毛人凤派获得胜利，独掌保密局大权。

但毛人凤的资历比戴笠还要低，原先只不过是县政府的小职员，被戴笠吸收进军统。由于他是戴笠的小学同学，后来逐渐加以培养，做看家工作。他也没有戴笠与国民党内部广泛的社会关系，与蒋介石也不亲密，也不具备戴笠那种才干。因而他只能守成基业，而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和发展。这也是蒋介石不满意的地方。

但毛人凤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比戴笠有过之而无不极，这也受到蒋介石的欣赏。

蒋介石尽管仍然保留了军统，但吸取戴笠生前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势力膨胀的弊端，使保密局缩编后，在体制和权力方面都受到了限制。另外，蒋介石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原来由军统控制和掌握的公开机关都予以撤消，如货运局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经济检查队等。军统所控制的两个最大机关--警察系统和军队谍报系统，也由蒋介石划出去，由警察总署和军令部二厅管辖（后期厅长由与军统毫无关系的侯腾任厅长）。

加上军统内部三派的斗争，一直争执不休，使军统实力大为消耗，从此一蹶不振。

解放前夕，军统面临崩溃，不少军统老人感于蒋家王朝即将溃灭，纷纷自谋出路，脱离军统。有一部分人与中共早就联系，一旦解放马上弃暗投明。一部分人参加起义投诚。也有军统老人如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企图调部队擒获蒋介石，投向人民，被毛人民发现密捕枪杀。另外一大批军统高级干部被解放军俘虏。

毛人凤在解放前夕制造了多起屠杀事件后，率一部浙江派军统骨干逃往台湾。

毛人凤在临逃往台湾前，奉蒋介石命令，在大陆布置了不少潜伏组织和特务武装，建立所谓“反共基地”，但终被扫清。

解放后，保密局又多次组织特务骚扰大陆，都未获成功。

由蒋介石所授意、戴笠一手创建的在中国大陆纵横了十八年的庞大特务王国，终于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彻底垮台，被彻底赶出了中国大陆。

军统的后期领导人毛人凤、唐纵、郑介民到台湾去以后，逐渐被蒋介石排挤，由蒋经国主持特务工作。不过台湾后来的特工单位，很多骨干仍然是军统分子，证明这一特务组织确实是蒋家王朝最得力的保卫者，在蒋介石的统治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其它手段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所以，蒋介石到台湾后，仍然强化特务统治，只不过他将所有特工单位都由他的儿子蒋经国来主管，以防止危及他的统治。

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曾布置了一系列暗杀活动，交毛人凤执行。毛人凤秉承了蒋的旨意，策划过暗杀李宗仁、傅作义阴谋，还暗杀了陆大校长杨杰、北平市长何思源和参加起义的军统老人、湖南警察局长刘人爵等活动。

他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更加疯狂的破坏共产党组织，1947年夏，他指挥保密局特工破坏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电台，致使保定、沈阳、西安、兰州等地党组织被破坏，一百多名地下党员被逮捕杀害，只有极个别党员如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等被保释。地下电台的最高领导已潜人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的第一处处长谢士炎等人，也同被破获被捕，同时已打人沈阳城防司令部和东北行辕大本营的地下党员也均被逮捕。

在上海，毛人凤共指挥逮捕了各类进步人士包括中共党员3万多人，有1万3千多人被害。

在云南昆明，制造过数次血案，镇压学潮，屠杀共产党员。

在重庆军统监狱进行血腥屠杀，并杀害了杨虎城等知名人士。毛人风嗜杀成性，竟连关在监狱里犯了错误的军统特务们也一并杀掉，可见毛人凤的狠毒。在白公馆监狱杀死一百多人，而杀人的特务才只有2块银元的奖金！渣滓洞监狱进行了两次屠杀，共杀害300多人，新世界看守所活埋了200多人，这里的犯人都是不久前逮捕的，大部分是嫌疑犯。但清理时不分是否是共产党，一律杀害。总的来说，这三处被害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这种血腥屠杀连军统的较高级干部也看不下去。当时执行屠杀任务的负责人之一，保密局二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事后感慨不已说：“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因为怕被敌人打死，开机关枪时越打越起劲；在渣滓洞用机枪扫射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在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他们扫射，这个玩意儿真不好干啊！我们这样杀人，如果共产党捉了我们，对我们还会饶恕吗？”

但是，毛人凤的疯狂却一再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蒋介石一再指示要大开杀戒。

他多次指示：我们那样有势力的时候，共产党都不投降，现在更不行了，只能大杀。

但是，再杀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蒋介石最终逃往了海岛一隅。

早在大陆解放前夕，毛人凤就随蒋介石去过台湾，去寻找退路。蒋介石带毛人风同去的目的，还决定在台湾全面推行特务工作。当时，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这次核心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把蒋经国安插在特务系，以加强控制，为将来蒋经国的接班打好基矗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去的还有后来成为复兴社和军统头子的康泽、郑介民等），在上学期间由董必武的通讯员李绍鹏介绍加入中共。

“四·一二”政变时，蒋经国曾公开谴责蒋介石，宣布断绝关系。后来回国，逐渐受蒋介石的影响，开始做接班的准备。

在去台湾前，蒋介石已有意让他进行锻炼，并开始接触特务工作。

这次核心会议蒋经国也参加了。8月，“政治行动委员会”正式在台北圆山成立，蒋经国被蒋介石指定为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并立即听取毛人凤的保密局前期在大陆的“潜伏计划”、“应变措施”及台湾的“保安防谍”工作。

蒋介石是靠特工起家的，所以他有意让蒋经国也从特工方面起家，以此为基础，全面接班。

之后，蒋介石又飞重庆，妄图最后一搏。12月底，在彻底绝望之后，又飞回台湾。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复职文告”，恢复“总统”职权，并开始对党政军各部门整肃，同时命令蒋经国全面控制特务机关，树立权威。

以后，蒋介石又公开成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指挥国民党政、军、警、宪、特各个机构，但蒋同时又不放心，又将原来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改名为‘“总统府资料室”，原空军司令周至柔任主任，但周只不过挂名而已，实际由蒋经国负全责。周至柔也很清楚蒋的用意，除了一年一度工作检讨会上，象征露面而外，其余事情概不过问，统由蒋经国大权独揽。

不久，蒋介石正式任命蒋经国为“总统府资料室”主任。不久，又在蒋介石的帮助下，接管“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掌握由军统班底组成的“国防部保密局”、由原中统班底组成的“内务部”调查局，以及“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警备、警察等情报机构的权力。这样，在蒋介石的帮助下，“总统府资料室“成了台湾所有国民党特工情报机构的总领导机构，蒋经国已成了所有特工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蒋经国等于控制了台湾的各个特务情报机关。

起初，为加强控制，蒋经国规定所有机构搜集到的情报一率送“资料室”处理。

为便于指挥，蒋经国又将这些机构的工作范围大致划分：保密局以大陆情报收集和建立情报网为主，“内政部调查局”以岛内社会调查、防止经济犯罪、贪污、漏税为主；其它机构以岛内“防共”与“防暴”为主。

蒋经国因受蒋介石影响，也非常重视特工的特殊力量。对于特务机构稳定和巩固统治的作用看的十分清楚。但过去他基本没有领导、指挥过特务机构，原来的系统各自为政，也不便于领导。因此他主持情报工作以后，为了更好的发挥特务机构的重要作用，便打乱以前特务机构的固定系统，建立以他为核心的新的特工系统。

蒋介石在负责全面整肃党、政、军机构的同时，命令蒋经国负责整顿清理特工情报机构。

不久，蒋经国便初见成效，建立了特工系统的新格局，基本恢复了特工系统在国民党溃败后失去的一些功能。蒋经国初步成立了以“国防部保密局”、“内务部调查局”、保安司令部、宪警、台湾警务处、“国防部政治部”、“国防部二厅”等七大特工系统。

这其中，保密局很受蒋介石的重视。这与毛人凤与蒋经国私交很好有关。因此，对大陆的特工活动，主要依靠保密局去行动。

在保密局撤到台湾以后，毛人凤继续参预破坏“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活动，逮捕了“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人并予以枪决，受到蒋氏父子的赞许。对新生的新中国，毛人凤也奉蒋氏父子之命，多次搞破坏活动。

1950年，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炸毁“泽生”号商船。

1949年12月，又密谋炸毁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为斯大林祝寿的专列，但因在北京的潜伏特务被我破获而未得逞。负责炸毁专列的“保密局东北技术纵队”也悉被逮捕。

保密局还密谋过“萤火虫”行动，主要行动是暗杀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党政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陈毅、朱学范、荣毅仁、张承宗等人。在华南密谋暗杀叶剑英等广州市领导，但其杀手都被我捕获，无一成功。

1955年，保密局又密谋暗杀周恩来，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因周恩来临时改道幸免于难。

同年，保密局利用周恩来出席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之机，训练警犬，妄图利用狗携带炸弹暗杀周恩来。因中国和印尼两国有关方面严加防范，终未得逞。这条狗熟悉周恩来的气味，保密局在毛人凤死后仍保留这条狗。

1955年3月1日，“国防部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专门负责对大陆的破坏活动。由于毛人凤向蒋氏父子建议，原中统对中共搞破坏的特工组织，包括原设港、澳和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的人和组织，全部移交给“国防部情报局”。

中统由“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只专门从事台湾岛内“保安防谍”；“国防部保密局”的秘密保防组织也移交给“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从此职责划清，蒋经国领导特工活动也加快了效率。

但蒋介石此时仍不放心，怕老特务们妨碍蒋经国对特工机构的领导，据说郑介民后来受蒋猜忌，因吃了蒋介石送的一块西瓜而一命呜呼。唐纵一直小心谨慎，后来又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书记长，一直相安无事。1955年，毛人凤患肝癌住院，宋美龄受蒋介石委托探望，后送美国治疗，医治无效回到台湾死去。毛人凤生前推荐张炎元接任情报局长，张炎元也是军统早期骨干，经蒋介石同意，继毛人凤为“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1960年，张炎元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由叶‘翔之接任情报局长，叶翔之也是军统老人，在戴笠手下曾任行动部门负责人。叶翔之的一件大杰作就是暗杀江南，当时曾鼓动世界。

中统特工系统在大陆未解放以前，已不受用于蒋介石。蒋介石一直认为中统不得力，主要领导人不务正业。所以一怒之下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继任者叶秀峰还不如徐恩曾。

蒋介石后曾与陈立夫发生矛盾，因选票问题导致蒋的大怒。

蒋介石到台湾后，为蒋经国出山，开始排挤元老派人物。对陈氏兄弟的态度也发生变化。而国民党内三青团派系（为蒋经国掌握）、陈诚派系和毛人凤军统局派等对陈立夫群起攻之。就连“C·C”系派内部，也对陈立夫表示不满。

1949年5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举行校庆，有人当着陈立夫的面指责：“由于C·C集团上层顽固腐败，把国事党务弄得一败涂地，臭名昭彰，遭到人民的唾弃”。弄得陈立夫下不了台。蒋介石赴台后，暗示失败由陈氏兄弟承担责任，陈立夫被迫赴美闲居。临行前，宋美龄送他一本《圣经》说：“你在政治上负这么大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送你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感到无限凄凉，望着墙上的蒋介石像回答说：“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26日宣布改造国民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原来的中执会、中监会被撤销，改以25人组成的中央评议会所替代。

原来在国民党中常委和党务上握有大权的陈氏兄弟被彻底抛弃，评议委员、中央改造委员均无陈立夫。虽然有陈果夫，但陈果夫实已卧床不起，所以只是虚名而已。

蒋经国的三青团派系和陈诚的派系双面夹攻，也在彻底扫清C·C势力。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了：就是要赶陈立夫下台，为“太子”上台扫清阻力。

蒋经国对于陈立夫原领导的中统特工机构，也一再加以改造。大陆解放后，中统在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都潜伏组织，尤其港、澳、台地区更为强大。蒋介石、蒋经国觉得应限制中统活动。中统在抗战结束后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后又改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蒋介石以划清界限、提高效率为名，主张限制中统的权限。

毛人凤也多次建议对中统实行削权。

蒋经国便采纳毛人风的建议，并按蒋介石的指示，命令中统原来所有反共业务、组织、人员一律移交军统的“国防部”情报局。而中统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负责台湾地区的“保安防谍”业务，专门对内。

这一方面体现了多年来中统与军统的斗争划上了个句号，以毛人凤为代表的军统局派系取得胜利，并大大加强实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蒋介石、蒋经国对陈立夫派系包括属于他领导过的中统组织的排挤。

中统原来专以镇压、破坏共产党为业务专长，这项业务全部移交给军统系，表明中统也从此彻底走向了末路，彻底结束它作为一个特工组织的从发达走向衰亡的过程。

中统、军统均是蒋介石赖以发家的重要支柱。但为了使“太子”从容登基，蒋介石也不惜另起炉灶，大加改造、排斥，这一点证明蒋介石对特工机构的控制简直到了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地步。

总的来看，军统、中统的历史到此成了一曲“海岛余音”。蒋氏父子所领导的特工活动，对外在屡次受到中国共产党挫败之后，“配合反攻大陆”的高调越来越弱，基本上偏安一隅，再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蒋介石一手培植的特务王国从聚到散，随着蒋氏父子的相继死去，终于成为历史上翻过去的一页。

第十四章 王朝末路

1．难得的和平橄榄枝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与他的情妇一起自杀，当天下午，苏联红军占领了德国国会大厦。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雪峰山展开会战，相继收复了福州、南宁、桂林，在中国国民党军队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寇已经开始呈现大溃败的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当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私下里与斯大林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仍坚持此协定有效。

蒋介石是事后才了解到这一切的，当时，为了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只好忍气吞声予以承认，并于此后不久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赴苏联进行谈判。

有人形容蒋经国在大陆时期，不过是他父亲蒋介石身边的一根“手杖”，但这不仅是支撑走路的一根“手杖”，而且是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作用的一根指挥棒--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一位秉承“父皇”意旨办事的“钦差大臣”。蒋介石首次使用这根指挥棒，是在蒋太子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的后期，把他派到西北的“国防前哨”去作所谓的“西北之旅”。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蒋经国又一次充当他“父皇”的“钦差大臣”--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去苏联完成一项外交使命。

蒋经国、宋子文等人多次出关，往返苏联与中国间，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之所以让儿子蒋经国随首席代表宋子文赴苏谈判自有他的考虑：其一，对斯大林作出一种亲善的姿态；其二，蒋经国有过10余年的留苏经历，了解俄情，通晓俄文，并与斯大林有过数面之缘，加之蒋经国返国以后的抗战8年间，从地方到中央，从三青团到青年军，经过多方锻炼，业已开始羽翼丰满且锋芒毕露，这样可借蒋经国之长补团长宋子文之不足。另外，中国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地理位置重要，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在这块中外瞩目的政治舞台上，在政坛上不甘寂寞的蒋经国当然想经营自己的地盘，以为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再捞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本。然而，由于蒋氏父子坚持的反苏反共立场与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企图发生矛盾。同时，抗战一结束，中共中央就审时度势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先行控制了东北要地。所以，蒋经国的这次东北之行--无论是与苏联交涉，抑或是同中共争锋--都像肥皂泡样地破灭了。无怪江南用“忍辱负重”这四个字为蒋经国所负的这次使命作了一个总结。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互相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同日，100余万苏联红军在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使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至此，日本的崩溃已成定局。8月10日晚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就此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能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计较的……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到今天一贯地认识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干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蒋介石平时文章、讲稿等，都是由陈布雷代笔。这一次的广播稿却是亲自执笔的，可见对于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抗战胜利，蒋介石也是兴奋难抑的。这一天深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独吞抗日的胜利果实，并准备打内战了。

早在8月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即下达命令：一，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他的嫡亲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抵抗人民军队受降。12日，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布命令，要他们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由此，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阴谋消灭人民武装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了。正如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所说，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其实，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必愈纷至沓来，我们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发挥我们总理垂训的大无畏精神，在任何危疑震撼的环境之中，坚忍奋斗，不撼不摇，遵循我们主义与政纲所指示的坦途而迈进。”而且叫嚷：“三民主义战胜一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呜呼！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9月29日，蒋介石写了一篇《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捏造了所谓中共十条“罪恶”，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仇恨之心和盘托出。

1945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整军会议，实际上是积极备战，准备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两次讲话，含沙射影地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甚至说：“我们今天要惩办汉奸，就不应该放过破坏抗战最大的汉奸，要惩办在抗战期间勾通敌人、袭击国军、出卖民族、叛国内乱的汉奸。对于这些汉奸们的惩办，应该不亚于伪组织下的汉奸。”16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蒋介石把他要打内战的方针和盘托出。他以东北战场在漳河以北马头镇的失败为例，重弹他的《剿匪手本》，叫嚷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使命”，“我们回想这20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2月底，蒋介石电令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赴任前，蒋介石对王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的部队变成国家的军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望。”又对王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授华北及东北，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王耀武见了蒋介石之后，又去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想摸摸蒋介石的整个方针。俞对王耀武直言不讳地说：“委员长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是劲敌，不消灭他们，他是不甘心的。现在我们不断地向华东、东北调动部队，还发了《剿匪手本》，把对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改为对内作战的军事指挥名称，这些措施都是准备与共产党打的。我看国共两党的问题，最后还是以武力来解决，和谈不会有好的结果。”

最后俞又对王说：“你准备作战吧！”“ 1946年1月下旬，王耀武再一次见蒋介石时，向蒋介石提议，因军风太坏要整顿，老百姓非常厌战加上共产党不肯放弃根据地，“如能争取到二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那时一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话当即就对王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老百姓不得过太平日子，官兵不得休息，这都是共产党给予的。要随时对各界及你们所带部队的官兵说明，使他们有所认识。”

蒋又说：“你们不要因和谈放弃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又对王说了一番抢占山东的战略意义。26日，王耀武离重庆到南京见了何应钦，何对王说：“委员长已下了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委员长积极调动军队办理受降及接收，伺时也就占领各大城市。现在大城市除东北还有一部分没有占领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占领了。”当王问何，国共两党会不会就要大打起来时，何对王说：“委员长决心要打，白健生、陈辞修都积极地主张打，尤其陈辞修对打共军看的太容易，将来会吃亏的。白、陈二人主张打，正适合委员长的心理，大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国共两党的问题非武力不能解决，但打共产党不是容易的事，战事也绝非短期间可以结束的，要作长期打算”。

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立即发动内战，吞并解放区，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但是，日本投降之初，蒋介石急于下山摘桃子，其所作所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感。遭受了8年战乱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一致强烈要求民主与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了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为了免遭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于是勉强举起了“和平的橄榄枝”，一再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当时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有些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

把这些部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二是蒋介石主观上认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来与他谈判，这样，他就可以把日后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因此，他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架式，大造舆论；同时，却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抓紧调兵遣将，为将来的内战作积极的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不动，蒋介石于8月14日、20和23日连续三次致电给毛泽东，请他“赴渝共商国事”。第一份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第二份电报在解释一番关于“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之外，又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爱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第三封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特再驰电速驾！”

第二天，毛泽东即回电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三催四请，非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他谈判，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8月28日、29日的日记中说：“此次洽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的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对于具体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蒋介石的三份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他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时间，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散布了国民党要和平解决国事的空气；而内心他则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错误地看待了形势，妄想一口气把中国共产党解决掉。

在蒋介石连连发电邀请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4日给蒋介石复电表示赴渝。毛泽东虽通知蒋介石说他“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派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待了解蒋介石对和谈的诚意如何之后再赴重庆。当时，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赴渝之事非常担心，因为蒋介石软禁张学良、扣押李济深和胡汉民的卑劣行径是人所共知的，这次他如此急迫地电邀毛泽东赴渝，谁能保证不是一场新的“鸿门宴”？举国皆知，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做梦都想着消灭共产党呢。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清蒋介石此番目的不在诱捕他，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8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同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

中共的这一要求是必要的，如果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在途中“失事”，那蒋介石是可以脱卸责任的。

8月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乘专机抵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28日下午5时，迎接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中共另两名和谈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也同机到达。

毛泽东亲临重庆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毛泽东的专机降临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长会议，应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间，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18年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见面。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8月29日下午四时许，蒋介石亲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这次会见了大约20分钟，双方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蒋介石委派的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毛泽东委派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随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因为他没想到毛泽东能来重庆，临到谈判，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邵力子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于会谈的进行”。

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对需要谈判的各项问题，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同一天，蒋介石与毛泽东二人也单独进行了会谈，对军队、解放区、政治、国民大会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9日4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三人去见蒋介石，将中共所提的《谈话要点》文件交给他。蒋介石见到这个文件、加之昨天他与毛泽东的谈话，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脑筋深受刺激。”因为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上。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中共则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当天，蒋介石将他自己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四位代表，在蒋介石所拟定的谈判要点中，把中共的方案说成“实无一驳之价值”。关于全国军队缩编，蒋介石只允许中共整编为14个师。至于“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

9月12日与17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重庆谈判历经43天，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避免内战的爆发，一再提出积极的建议：人民军队可缩编为24个师以至20个师，并同意退出八个解放区，表明了和谈的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在此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会见和访晤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妇女、青年、文化界、工商业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及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介绍了谈判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

10月10日午后，在张治中家的客厅里，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上签字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签字时毛泽东在常签字后蒋介石才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坐了大约十分钟，算是为中共代表团送行。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专机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对《双十协定》有如下几点看法：“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毛泽东不避危险，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是出自真心的，此举博得了各界的钦佩。冯玉祥曾撰文说：大家都知道中山先生的眼光远大，思虑周到。孙先生为大家留下了光明的指教，那就是三大政策，联苏、联共、和扶助工农。在1936年开大会时，很多人提出了三大政策的提案，结果把它扩大了。到了这一次抗战胜利之后，不但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都来到重庆，像毛泽东先生也来到重庆，住了三个星期。注重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蒋介石打过10年共产党。可是毛泽东先生他们，一听见说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坦坦白白地什么危险都不怕，跑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地方来。我记得有一天在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孙中山先生夫人和许多民主分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来欢迎毛泽东先生。于右任、孙科、邵力子各位，全部在常有人说，找我讲几句话，我就大声疾呼地嚷着说：“今天可是总理的三大政策实现了，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喜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还会有人来破坏呢！”当时的苏联大使、毛先生、周恩来先生大家都鼓起掌来。事后我听见人说，蒋介石对于我说三大政策实现的事，他真是痛恨极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我是满不在乎的。蒋介石找蒋经国接我在江边上到南山他的家里。蒋问我说：“听说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开得很热闹。”我说：“不错当我一提到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鼓起掌来了，这应当说是孙总理的成功，也就当说是你的努力。”蒋听了我的话，把眉头一皱，很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恐怕还有问题吧！”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日本人都无条件投降了，你还要做什么？罗斯福大总统，在百忙中常去钓鱼，我希望你找个地方约几个月的鱼去，我也去画我的丘人画和作我的丘人诗，你千万别听坏小子的话，什么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又说：“万万不可无罪找枷杠。”

蒋介石把头点了又点，说是是是。

冯玉祥的文章，把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表面拥护、内心反对的嘴脸揭露无遗。

而张治中将军的话则比较委婉：“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2．执意与人民兵戎相见

可惜，蒋介石却恰恰是个没有远见的人。不惟如此，他更缺乏国共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的诚意。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内战密令，并向各战区散发了他于1933年“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连续取得了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1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除解放区军民同仇敌忾、决心保卫胜利果实、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之外，国统区内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也迅速掀起了一个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评论或声明，呼吁停止内战，撤退美军，立即召开《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12月1日，昆明学生为抗议国民党内战而罢课，遭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一二·一”惨案。各地人民群众也纷纷集会，号召国统区人民以罢工、罢课、罢市和拒绝纳税等行动来制止内战，一时间，国内反内战运动形成了高潮。军事进攻的失利和国统区人民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使蒋介石发现他还没有做好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看出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困境不是靠军事冒进能够解决的，鉴于此，杜鲁门总统于12月16日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同时，杜鲁门派马歇尔以美国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处”内战。同年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公报也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公报还申明三国坚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面对这种国内外舆论，蒋介石“就坡下驴”，遂表示同意谈判停战。12月27日，在马歇尔参加下，国共和谈再度开始。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在1月13日晚12时以前一律停战。这次和谈还产生了一个“三人军事小组”，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共同组成。

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而国际形势也日益朝着引发中国内战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希望出现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以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坚决排斥美国在华的特权。为此，斯大林曾于1945年12月邀请蒋经国访苏，指出：“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但是，蒋介石根本不理会斯大林的警告，一头扎进了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元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内战前线者，已达 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 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约54万余人。”从而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大量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和铁路交通线。仅驻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到1946年2月就有45000人。同时，美军还直接帮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国民党打内战。

1945年11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据美国陆军部的记录，到1945年供给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所需的军用物质“已经足以供给完成39个师计划的需要，其它的租借物资中，包括大量的车辆及军需用品”。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在马歇尔“调处”期间已达40亿美元。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军事援华法案》，它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国民党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下达停战今的同时，即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备要点”。1945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蒋介石在致开幕词时，也提出要实施“人民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普驯、“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但很快就证实这又是虚伪的应付关注政协会议的全国广大人民。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反复的激烈斗争，政协会议终于通过了五项决议，国民党是被迫签字。蒋介石认为在政协会上最大的损失，就是确定了改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政府。于是蒋介石立即进行对政协决议的破坏。1月26日，政协民盟代表黄炎培的住宅遭国民党军警非法搜查。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对庆祝政协成功的万人大会进行捣乱，打伤李公朴、章乃器、马寅初、郭沫若等多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重庆校场口事件。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上，国民党顽固分子占了优势，他们把政协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所通过的宪法原则，进行“就其牵牵大端，妥善补救”。这样，该会通过了反对政协协议的五项决议。其中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委任命厂这仍然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又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

“报告”的中心是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东北三省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牺牲品，在日寇的铁蹄下被蹂躏了14年之久。苏联对日宣战时，蒋介石的军队远在川滇边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了失地，并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府。这个时期，苏联所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且，斯大林也没有设想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取全国政权。为了争取蒋介石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局势中至少保持中立，苏联甚至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表示决不单独援助中共；并于1945年9月从延安召回了它派驻中共领导机关的三名代表，甚至连电台都一起带走了。斯大林还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争取中国站在自己一边，成为美苏争霸中的焦点，而蒋介石本人的反共本性，已经决定了斯大林企望国民党政府在美苏之争中保持中立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方针政策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科学地预见光明的出路，对任何人也不存幻想，随时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中外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条约”，“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全部从中国的东北三拾撤完”。这样，到1945年12月3日，就是苏联红军从东北完全撤出之期。可是，苏联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撤军。苏联的用意有二：其一，以“战利品”为幌子，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和各种物资等；其二，有鉴于美国日益加紧运送蒋介石的部队和物资，企图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于是一改过去不支持中共的方针，帮助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为其撤军创造方便条件。

1946年5月3日，苏联红军撤出东北。同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时的蒋介石可谓春风得意、不可一世。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的 160万大军已调至内战前线，并先后攻克了四平、公主岭、长春等战略要地。然而，在中共的反击下，“国军”却不断被歼灭。蒋介石气急败坏，指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颠倒黑白，污蔑中共“破坏和平”。6月6日又向中共代表提出停战半个月，以为缓兵之计。经中共同意，停战自6月7日起生效。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性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至7月10日，蒋介石调集了160多万人的正规军，向各解放区进犯。

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0月，杜聿明所属16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153座。这时，陈诚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共军，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在上述表面的、虚假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在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要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蒋介石吹嘘这次大会“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决定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结果。”

就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过程中，他的有生力量被我军消灭了二十五个旅（20万人），对于中共以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蒋介石在后来也意识到了，而且提醒他的将领们“须先了解共产党对我们国军的作战方针如何”。

他说：“共产党现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方扰乱的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要，主要的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虽然如此，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实力。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草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

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战斗力的错误认识，是蒋介石政权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心而论，这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错误，而应当是他所代表的那个腐朽没落阶级的错误。这个错误本身，是阶级本性所由，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3．腐败·兵败·一败涂地

被军事上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急于在匆忙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一部“宪法”，使其独裁政治和他所挑起的内战“合法”化。因此，这次会议又称“制宪会议”。蒋介石为了利用这次会议孤立共产党，不惜以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收买和拉拢民主党派及中间人士。但追随他的却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及其所制定的“宪法”。

1947年2月27日和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就此宣布了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与此同时，由于在前8个月中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蒋介石占领的地盘迅速扩大，战线随之拉长，加上我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使蒋介石越来越感到机动兵力的缺乏。因此，蒋介石只得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锋芒直指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并给蒋介石发去报捷电报称：“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闻报大喜，立即复电嘉勉，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家和居民接到命令，一律悬挂国旗、燃放鞭炮，以示庆祝“陕北大捷。”

实际上，中共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正以“蘑菇战术”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着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

1947年5月，国民党的王牌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被歼灭。至此，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也告失败。

1947年7月以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反攻下，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开始面临“全面防御”的被动局面了。

军事上被动，政治上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国内反蒋的政治力量在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加深，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鍇、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利用各种关系做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工作，动员他们不参加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在军事失利、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中，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也濒临总崩溃。物价上涨了6万倍，产业工人的失业率达到空前的高度，农村经济也由于赋税、兵役的增加而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各地区农民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只得吃草根。树皮等物，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到了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饥民已达1亿人以上。

造成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首先是蒋介石为了换得美援来打内战，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如1946年11月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明文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实际上等于把美国摆到了国民政府的头顶上，成了“太上皇”。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规模，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被排挤，人民的血汗被吸荆其次，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贸易，大搞投机活动，在内战中大发横财，致使官僚资本迅速集中、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使军费开支激增，更使国统区经济雪上加霜，走向崩溃。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想出了一个“对共匪重大之打击”的好办法。

194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毛泽东下一道“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方案”，19日向全国公布。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不仅军心一振，而民言亦得一致矣。”可惜的是，一纸“通缉令”与一纸“总动员令”既没有挽回战场上的败局，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仍是愈演愈烈。

1947年5月，国统区爱国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惊惶失措，指斥学生“形同暴徒”，威胁说要“采取断然措施”。

于是，国民党政府制造了“5·20”南京惨案，军警宪特对学生大打出手，500名以上的学生被打伤。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规模巨大的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与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成相互呼应之势，强烈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自1947年1月起，全国有14个盛300多个县发生农民有组织地抗租、抗捐风潮，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出30万大军进行弹压。

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了一篇“反省录”，全文如下：“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康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不像他在公开场合演讲时那样色厉内茬。在这篇“自省录”中，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蒋家王朝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险处境。从这时起，他已经在考虑日后退逃台湾的事了。可惜，台湾也不是一片静土，蒋介石对台湾人民也欠下了血债。

被日寇侵占50年之久的我国领土台湾，在国民党接管之后，其处境与大陆的国统区同样，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与美货的倾销市常台湾省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士地以及其他财产被国民党集团所劫收。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台湾通货膨胀，物价暴涨，8万多工人失业，300万农民陷于绝境，广大市民破产。1946年间，台湾也出现了“抢米”风潮和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抗暴”斗争。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击毙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的暴行。国民党军队又向游行请愿的民众开枪，当场死3人、伤3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武装起义，几天之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3月3日，蒋介石电令驻江苏的21军全部开台；限3月8日前到达，镇压“台湾乱民暴动”。3月8日起，国民党军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群众被杀达3万余人，3月13日起义失败。3月 16日，蒋介石说：这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如其短，而唯虚骄粉饰是尚，笔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为太息痛恨也。”蒋介石还给陈仪发去一封电令，全文是：“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中正。”这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先当刽子手，后充慈善家，一纸电文，把杀人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按照“国民大会”的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当时，美国的意思是让胡适当总统，为的是消弥民怨，挽救蒋介石的垂危政局，在公众面前显示国民党的“民主”风范。蒋介石为了敷衍美国人，口头上宣布不作总统候选人，实际上却指使手下的“中常委”们在开会时大吵大闹，叫嚣一定要由党的“领袖”任总统。蒋介石则欲擒故纵，仍旧“坚辞”以示“诚意”。这一番“诚意”，一是给美国人看，二是争权的一种手段。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宪法中，还缺一条“总统紧急处置权”，这意味着即使当了总统，其权力也受到“宪法”的限制。于是，4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增加临时条款，授予总统有“紧急处置权”。这时，蒋介石才粉墨登场，宣称：“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于是，蒋介石与居正同时成为总统候选人。关于副总统人选，原内定为孙科，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宗仁却横空出世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副总统。究其原委，白崇禧如是说：（一）广西建设的声誉：广西被誉为模范省，李为广西的领袖，这是他在政治上的资本。

（二）北伐时第七军的声誉：第七军战功彪炳，被誉为钢军，李为第七军军长，后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对北伐有特殊贡献，使他名声远播。

（三）抗战时主持第五战区军事的功勋：从二十年九·一八起，经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役，我国都遭受挫败，损失很大，上海会战，多于敌人多少倍也败了，好像注定国军要打败仗的。可是台儿庄一役我军竟打胜仗，一时士气提高人心奋发，乃至于全世界另眼看待。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此役，此后，一直担任斯职，对抗战贡献至钜，声望极高。

（四）待人接物的态度：李待人接物态度谦恭，能倾听别人讲话，你对他说话，他让你说，听一点钟不会不耐烦，人情味很浓，这是他个人方面获得友谊与同情的条件。

以上是李的四个基本条件。再就竞选时情况来分析，孙科虽然得党团全力支持，但反而引起一些反作用；李的票源甚多，广西全体都帮他助选，西北（新疆、宁夏、青海）、东北、华北等地区很支持，民青两党支持，同情票很多，因此能幸获多数。

白崇禧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李宗仁的人望较高，政声也不错，这是他当选为副总统的重要原因。另外，李宗仁是桂系的一号代表人物，而桂系历史上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从未停止过的。因此，李的当选，也说明当时国内反蒋政治势力是不可低估的。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蒋介石才坚决反对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眩他认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李若当选，对蒋的危胁是很大的。蒋介石把李宗仁竞选一事说成“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因此，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试图阻止李宗仁参加竞选，两个人唇枪舌剑，竟当面争吵起来。蒋介石说：“我不支持你，你一定选不到！”李宗仁则反驳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这种当面反驳的口吻，直把蒋介石气得嘴里吐长气，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李宗仁之所以成竹在胸，是因为他背后也有美国在暗中支持。何况既已决定竞选，弓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了。李宗仁自己曾回忆说：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194年）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眩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主席，常在桂林；介候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眩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做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不吃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至于监察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眩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见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做将来副总统候选的各项推测。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由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耋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项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

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眩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4月29日，进行副总统决选，李宗仁以多得1438票的微弱优势淘汰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当时在官邸里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消息，当得知李宗仁获胜时，蒋介石气得一脚把收音机蹋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待从备车。上车后，蒋介石如发疯一般，让汽车忽尔驶往陵园，忽而又掉头开往汤山，其疯狂之态，竟使侍卫们以为他要自杀。

5月1日，国民大会收场，蒋介石到会作了《闭幕致词》，表示要“为中华民国创造光明之前途”。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一届总统，并致词表示：“进一步整理军事，加强军事，在短期内勘平叛乱。”

1948年6月1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蒋介石“显著地衰老下来……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迅速做出决断来；他越来越不能察看他的指示是否得到贯彻，越来越健忘了。”又指出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形容蒋介石身体状况和视事能力的语言，恰可用来形容当时的国民党军事及政治形势。当时，国民党在华北只剩下一些孤零零的城市作为军事依托，在东北也只剩下锦州、沈阳和长春等几个据点，其余的广大地区均已在我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这种军事态势加上日益高涨的反蒋浪潮，已经预示蒋家王朝的灭亡。

1948年8月3日至8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剿总”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负责人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蒋介石还特地叫时任装甲兵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参加会议，任务是观察会场气氛，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及时向他汇报。这是蒋介石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面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战局危机”，对战事做一次全面的部署。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次召集如此规模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发言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上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9月24日，济南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为之震惊，这证明共军有攻坚大城市的力量，动摇了蒋军依赖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这时，在整个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也出现了有利于“共党”而不利于“党国”的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万增加到280万，用缴获“国军”的大量武器改善了装备，并在两年作战中获得作战经验。在部队的政治质量方面，“国军”更不能与解放军相比。

与此相反，国民党在军事上连打败仗，军队数量已减到360万人，其中能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7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由于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大约有1亿人口的解放区内广泛而坚决地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更加积极热情地自愿参军参战，为保卫他们分得的土改胜利果实而投身到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中去。而一贯自诩“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却不但不执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遗愿，反而一味在国统区内大抓壮丁，用以补充其日渐枯竭的兵源，并以横征暴敛来维持其浩大的军费开支。两相对比，国、共两军优劣立判，难怪连一向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政府也对他失去了信心。

正当蒋介石在制定“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中举棋不定的时候，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蒋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2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由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这一方针，集中了主力12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连同地方武装共53个师，（7多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一举发起了辽沈战役。

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蒋介石慌了手脚，在东北数易主帅，从熊式辉换成陈诚，再把陈诚换成卫立煌。卫立煌又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在战略上采取的是消极的守势，主力部队不出沈阳一步。卫立煌不管人民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蒋军守备部队如何告急，任凭蒋介石一再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按兵不动，并振振有词地解释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蒋介石始终不同意卫立煌的打法，曾一再主张要卫立煌把沈阳的主力撤到锦州去，可是，东北部队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蒋介石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几次想物色新人来代替卫立煌，第一个人物是廖耀湘（第九兵团司令），蒋介石想要廖耀湘将将军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军全权交给廖耀湘，但廖受卫立煌的牵制，不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第二个人选人物是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然而，范汉杰在南京军事检讨会后对于自己的任务感到困难重重，不想再干下去，遂带着夫人去上海、杭州旅游，后来给蒋介石发现，马上叫军务局长俞济时通知空军总部派飞机把他送走。

这时，蒋介石想要范汉杰打通沈锦路，将东北主力撤出后，将权力交给范汉杰。

总之，在辽沈战役发生前，东北的国民党将领是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此，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方针，一直拖到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时尚无决策。

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连结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宛似一根扁担，可切断东北蒋军南窜人关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所以，打锦州就成了辽沈战役的关键。1948年8月底，范汉杰回到锦州，立即发现解放军的战略意图，遂建议迅速征集三个军的兵力集结锦州，确保出关通道。可是卫立煌却认为解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援助。迟疑问，义县被解放军攻克，义锦之间的交通从此断绝。

锦州吃紧，蒋介石迫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赌咒发誓地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押！”顾祝同与卫立煌多次争吵，“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立煌为了免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对出兵辽西的命令是绝对不执行的。卫立煌的打算是将主力撤至营口从海上逃走，让蒋介石从关内派兵去救锦州之急。顾祝同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听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亲飞北平，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命傅作义出两个军的兵力救援锦州。蒋介石在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傅作义等十余名高级将领训话，大意说：革命发生了困难是长期的，他预料几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傅作义回忆说：蒋介石“那次讲话整个泄气，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不是打气，尤其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作义这位以晋奉大战时守琢州而一举成名的晋绥军名将接着说：“这是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10月2日，蒋介石又飞临沈阳，当天下午在沈阳“剿总”对师以上人员讲话。他说：“我这次亲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都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作战，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同、后勤的补给，郭总司令和周总司令已给你们计划准备好了。我经常要住在沈阳、葫芦岛，你们有什么情况，要多联络，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到会的人听到蒋介石最后一句话很不满意，认为是“不祥之兆”，但也表明蒋介石要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决战，连他自己都已经是没有把握的。

10月3日，蒋介石对辽西作战方案亲自作了详细的部署，给各部队下达了命令，即于当日下午飞返北平。5日，蒋介石飞天津视察塘沽新港，遂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锦州湾的葫芦岛部署。6日，蒋介石给驻守葫芦岛的将领开会，训话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和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到锦州。各将士的责任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

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蒋介石指定第三舰队以最大口径的24门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当时还向守卫锦州的“冀辽热边区司令”范汉杰通电话慰问。

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于10月7日乘重庆号军舰返塘沽。途中，蒋介石在重庆号军舰上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于是当海军司令桂永清陪蒋介石吃饭时，蒋介石大骂桂永清说：“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广一直骂到吃完饭，吓得各将领再不敢陪蒋介石一起吃饭了。此后的几天，蒋介石接连收到锦州告急的电报。锦州若失守，在东北的40余万军队将成为瓮中之鳖。于是，蒋介石于10月15日偕宋美龄再度飞临沈阳，亲自督战指挥，“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清泉等忠勇将士”。蒋介石到沈阳的当天，就用飞机给锦州的范汉杰空投一封‘“手谕”，叫范“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同时也给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空投一封“手谕”，命令郑赶快突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但是，就在蒋介石空投手谕的当天夜里，锦州被解放军攻克。10月16日，当蒋介石得知锦州失守，“七万精锐国军”被全歼的消息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偕宋美龄飞回北平。10月18日，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再次飞到沈阳，召集卫立煌、杜幸明、赵家壤等将领开会，命令“集中部队，一举收复锦州”。部下们却对委员长说：“目前敌我兵力悬殊，还是以守为攻，相机收复锦州为好。”蒋介石见部下不迎合他的主张，虽怏怏不乐，但未做硬性的决定，只说：“‘你们研究研究再说。”当日又急忙飞回北平。

10月17日，长春守将曾泽生将军率所部六十军2万6千人起义。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率部放下武器，长春遂告和平解放。

锦州、长春失守之后，只剩下沈阳最后一个据点“孤悬关外”了。蒋介石明知东北“战局业已绝望”，却仍梦想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联系。

10月20日，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北平。他对杜聿明说：“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该研p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

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蒋介石遂任命杜幸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接替卫立煌的指挥权；因卫立煌始终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不把由廖耀湘指挥的美械装备的五个军调去反攻锦州。可是，杜聿明也说：共军“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的。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杜章明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

蒋介石大发雷霆，举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晌，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呢？”最后蒋介石面红耳赤地站起来骂道：“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怕匪，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杜聿明不敢去沈阳，蒋介石只好命杜去葫芦岛，但他严令杜幸明越过总司令卫立煌，直接给廖耀湘兵团下命令反攻锦州。10月22日，杜聿明到沈阳代替蒋介石向廖兵团下达了命令。10月27日，解放军于辽河以西地区会歼了美机械化的廖兵团10万余众，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10月30日，蒋介石由北平飞回南京，因为东北再没有军队需由他指挥了。11月2日沈阳解放。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和参谋长赵家壤乘飞机逃到葫芦岛，与杜幸明相会。这三个人在一起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弄胡涂了，只要他到哪里指挥，他就是一意孤行，谁的意见也不接受。

蒋介石召集开会，也只是要别人附合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同意他就是骂人”。卫立煌并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11月30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误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但这更可见蒋的为人。辽沈战役蒋介石“御驾亲征”，是他亲自部署和指挥的，结果是47万“国军精锐”应了蒋介石的话：“来生再见！”但他却把责任推给部下。李宗仁在回忆中说：“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煌释放”。

至此，人民解放军全面反功的第一次大战役--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冻北全境解放。蒋介石放在东北的卫立煌集团共47万人，除第五十二军的几千人乘招商局的一艘登陆艇逃脱之外，全部被人民解放军解决。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蒋军在这个地区集结了80万兵力，人民解放军参加的兵力为60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决战，在世界各国战争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罕见的。

蒋介石的初衷是不愿在徐州附近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他曾决定不守徐州，退守淮河来确保南京外围，并决定在门月上旬转移完毕。

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确定之后，蒋介石在最后改变主意了，原因是蒋军刚在东北遭到全面的失败，如今又放弃徐州，蒋介石怕影响军心。这时他又得到“共军南下较缓”的情报。于是，蒋介石又决定守徐州。而这样临战改变作战计划，又一次贻误了战机。

在统帅人选问题上，由于派系作崇，予盾重重。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从战略上说，应该由白崇禧的华中“剿总”统一指挥，但蒋介石对白崇禧不放心，另设徐州“剿总”，任命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崇禧之兵权。如今“徐蚌会战”，蒋介石则感到兵力不足，需要调华中的兵力。于是，蒋介石委任给白崇禧一个“国防部指挥所主任”的名义，以便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白先同意，后又变卦。他是安心拆蒋介石的台，准备会战失败，逼蒋下野，桂系取而代之。刘峙是有名的“福将”。蒋介石又任命杜章明为副总司令，负责实际指挥，刘峙挂名总司令。蒋介石独裁成性，不论大小战役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他的亲自决定指示。而蒋介石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专事军事上的指挥，无法全面掌握战况，每天仅仅凭所谓的“官邸会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灵机”一动，乱下手谕，主观武断，焉能不败。。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蒋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国民党内部如此混乱、勾心斗角、贪污腐败，面对战斗意志旺盛。战术机动灵活的人民解放军，就难逃失败的命运了。

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8年11月6日到22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被歼灭，兵团司令黄百韬负伤后自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两万三千余人，在台儿庄、枣庄地区起义。这一阶段，蒋军被歼达十七万八千多人。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国民党军第12兵团的12万余人，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被全歼，兵团司令黄维被俘。这时，蒋介石见徐州大势已去，急令杜幸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西逃，却又被解放军合围于永城东北地区。孙元良部妄想突围，结果被全歼。

杜聿明率领的三个兵团共30万人，乃是蒋军之精锐，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部队，杜幸明等又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也是蒋介石所剩下的最后一点军事本钱，如今被解放军包围在永城东北以陈官庄为中心的一个不到二十华里的框子里，危在旦夕。蒋介石心急调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宋杀濂部前往徐州地区增援，但又遭到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力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他亲自给白崇禧打电话。蒋、白二人在电话里吵了半个多小时，蒋介石气得满面通红，将电话摔在桌子上，用宁波土话骂了一声“娘希匹。”

白崇禧不惜采取同蒋介石决裂的态度，力阻第14兵团东调，其目的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消灭，他就可追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

杜幸明集团军30万人被围在淮海战场的同时；以傅作义为总司令的华北“剿总”拥有的60万军队，由于华北广大地区早已被解放军占领，仅仅是维持平、津、保、唐、张家口、承德等几个大的孤立的据点中。got情景，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他还要作最后挣扎。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安排宋美龄再次访问华盛顿，他希望宋美龄仍能像在罗斯福时期那样，受到欢迎并得到美国的紧急军事和财政援助，救党国于千钧一发之危。当时蒋介石的处境，用“千钧一发”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可说是四面楚歌、内外交困。194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由于当时尚在执政的杜鲁门总统属于民主党，民主党又以中间偏左为号召，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持批评态度。

因此，蒋介石寄希望于杜鲁门不再连任，而由杜鲁门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的杜威接任总统。为了保证杜威的当选，蒋介石特派陈立夫亲往美国，以大量现金支援杜威竞选，并指使孔祥熙和孔令杰父子二人在美国四处活动。杜鲁门描述孔氏父子帮助杜威竞选的情形时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可惜，1948年11月3日，美国大选的结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杜威落选，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蒋介石既失望又尴尬，只得乞求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自己的宣言，用以维持士气与民心；但这一点微末要求也被拒绝了。

4．仓皇辞庙日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寓所服安眠药自杀。

陈布雷出身于富庶家庭。祖父陈克介、父亲陈依仁两代经营茶业及钱庄典当事业，家道殷实。由于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陈布雷少年时代即显示出过人的聪颖。

清光绪二十九年，14岁的陈布雷在宁波府科考中名列第一，由此名扬宁波。

此一时期，少年陈布雷受其同乡董子咸的革命思想影响，大量接触了《时务报》、《警钟报》、《浙江潮》等新书杂志，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萌芽。他在宁波应试期间，即与同学组织了“覆满同志社”。声言：“驱逐鞑虏，我炎黄子孙天职。匹夫有责，当竟此志”。他们辟密室，挂黄帝像，站在凳子上学讲演，思想活动十分活跃。与此同时，陈布雷还鼓动表妹学习俄国革命女杰苏菲娅，并说服他的姑父同意表妹进了上海进步女校。

1906年，陈布雷门岁，由堂兄陈怀介绍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宁波距沪校较近，风气开通，学校可任学生自由选课，陈布雷受一位教史地的老师影响，“多习史地、政治、泽以文字”，每逢开会必登台练习演说，初时艰涩，后在校园内外竟颇具辩名。

在府中期间，陈布雷在学生中倡导新科学新道德，反对旧式学校生活和腐化学风，常常引起学生中的新旧势力之争。一次以新道德为题的演讲会，陈布雷言辞过激，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因校方有意偏袒对方，处置失公，陈布雷拂然退学，离校而去。

1907年，陈布雷由慈溪县中学考取了浙江省高等学堂哲史政法科。浙高注重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陈布雷眼界大开，然而他仍不满足，经常约几个相知同学去国文教师沈士远先生处借“禁书”。他追鉴《复报》、《民报》、《新世纪》等进步刊物，并大发议论，有时竟毫无顾忌地把“光复汉物、驱逐胡虏”写进作文。沈士远先生说他“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1909年，邮传部长汪大文主张沪杭市铁路借英款修筑。浙省人民竭力反对，以力保主权为号召。杭州士绅、学界、商界纷纷组织团体，参加统一组织“浙路拒款会”。陈布雷被浙高推为学生代表之一，不但参加了集体请愿，还为“铁道国有”亲自至信杨度。此信寄上海《天锋报》发表后起了进一步动员沪杭各界民众的重要作用，将铁路拒款运动推向了高潮。

浙高毕业后，陈布雷因当年《天锋报》发表了他致杨度的一封信，从而开始了他16年的办报生涯。

陈布雷在接受反清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路中深刻认识到欲行革命必先唤醒国民，而达此目的，报纸就是最好工具。《天择报》总编辑戴季陶从当初发表陈布雷致杨度的信中知其思想活跃，立论凿凿，文笔犀利，力邀陈布雷人社办报。双方一拍即合，1911年秋，22岁的陈布雷入了《天择报》做编辑。

在《天择报》期间，陈布雷每日摆短论两则。使用“布雷”笔名即由此时开始。

据他自己说：“布雷”二字是他在浙高时，同学戏呼之称。同学见他面颊圆满，戏以“面包孩”相呼。“面包”英文为bread，译者为布雷。总之他好撰文投报馆，常以布鼓自拟，故自取布雷笑名，后有人赠诗云：“迷津唤不醒，清作布雷鸣”，确是他当年在报界为反清革命疾声呼吁、奋张挞伐的写照。

陈布雷在《天择报》期间，与职业革命家、国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宋教仁过从甚密。当时宋教仁自日本归国策划革命，利用于右任《民立报》任主笔做掩护。他们之间颇多往来，宋佩服他思想敏锐，见解深新，当然更看重这个青年朋友的反清革命倾向。宋教仁留日时，对国际时势颇有研究，并经常在《民立报》上发表国际时事评论与专文。陈布雷也争先在《天锋报》为文论之，与《民立报》互相呼应配合，颇为默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陈布雷立即撰拟专文意欲为之欢呼。

总编见各报称武昌起义者为“逆军”居多，力主慎重，不同意称武昌起义者为“义军”。陈布雷力排此议，绝不愿附和各报，乃称武昌“革军”。以《谈鄂》专题，连发10篇评论。从此陈布雷大名更加响彻京沪杭。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第一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用英文撰写。外交总长王宠惠自京到沪寻人翻译。有人荐举陈布雷。王宠惠本人留洋多年，中英文俱佳，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他了解到陈布雷并未进过大学，颇不以为然，只让陈试译一段。岂料，陈布雷一挥而就：“……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请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索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悦，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听由正式发表者也。”

王宠惠阅毕，连声喝彩。第二天陈布雷又以《天择报》率先全文发表。然而，总编李怀霜对陈的“不慎”却大为不满，不久陈的论说栏总编辑被撤换。后又降低月薪，迫陈离去。1912年，陈布雷回宁波效实中学教学9年。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新闻事业，此间仍然兼任了宁波《四明日报》撰述，还为上海《申报》译寄稿件；但他在报界重振声威，是在1921年7月以后。

1921年元旦，陈布雷的堂兄陈屹怀在上海创办《商报》，请陈布雷任编辑主任，仍旧负责撰写评论。陈不胜欢欣。同时开始使用“畏垒”笔名，一如既往直刺时弊。

1926年，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赠给陈布雷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片，上附蒋的亲笔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陈布雷反对军阀，对北伐军统帅蒋介石当然很有好感，不禁心向往之。而当时的蒋介石也非常需要一位幕僚长，在陈布雷的族兄陈悄怀（此人曾为蒋的私人秘书）及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一力推荐下，蒋介石决定邀陈布雷一见。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见到陈布雷，动员他加入国民党，陈难拂盛意，遂由陈果夫与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蒋提出要他留在北伐军总部，他言称“只愿办报，不愿为官”，执意返回了上海。此后，蒋介石又数次坚请陈布雷为官，甚至表示：“愿任何种职务，可由自己选择。”然而陈终不肯就，恳切直言：“我之初愿在以办报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则只愿任先生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之助。机关重职，实非所胜。”

“而蒋介石却不肯让陈屈就私人秘书，此后一段时期内，几乎是“连哄带骗”地让陈布雷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其后又身不由已地提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

陈布雷是个正直的文人，他跟随蒋介石22年，实际上几乎等同于一部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重要文告、文章，大多出自这位“文胆”之手。陈布雷才华横溢，曾在反清革命、北伐战争中奋张挞伐，笔扫千军；在抗日战争中抨击日寇，讨伐汪伪，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陈布雷作为一个文化人，却摆脱不掉“知遇之恩”，便硬着头皮去为行将倒坍的蒋家王朝作无谓的修补。

最后，在难以排解的思想矛盾中，终于走上了绝路。陈布雷之死，说明在蒋介石身边的最亲信的人也已意识到蒋家王朝只有死路一条了。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哪怕只是一根稻草，他也要捞一把了。

1948年12月初，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乘飞机前往华盛顿寻求美援。

这次出访，是宋美龄诀别大陆的最后一次旅行，从此，她再也没回到到这块土地上。

抵达美国后，美国主事对宋美龄的接待同5年前大不相同。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举行欢迎仪式，没有请她在白宫逗留，更没有请她向国会发表演说。宋美龄对此感到很难过，就连一些美国朋友也感到很难堪，他们看这位当年才貌出众的贵妇人，如今变得如此狼狈，心里十分不安。为此，马歇尔将军和他的夫人设法把宋美龄安顿在维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在官方的场合，宋美龄更显得十分尴尬，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少数同意帮助中国的人，对她的要求表示同情。

继罗斯福之后就任总统的杜鲁门，在一次茶话会上约见了宋美龄，看上去杜鲁门对她很客气，但茶会进行半小时后，杜鲁门便显得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走进他的书房，又给她半小时进行申辩的时间，然后说，中美友谊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他感到抱歉，因为美国人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4亿美元，这项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用完为止，但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茶会以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追述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

我认为她也不喜欢住在白官，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龄的这次求助，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提供援助的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货款，在纽约列人中国人的银行户头。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太保守了。

1949年5月，即在宋美龄访问美国以后的几个月，杜鲁门听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地了解钱数和储存地点。这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机密，直到1983年--35年以后才销密（即在蒋介石去世的8年之后），而且仍然有所保留。因为在当时，联邦调查局认定，如果再进一步调查并全部公开这个数字，在政治上是有危险的。

尽管如此，还是惹得杜鲁门破口大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曾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谴游颐撬透?8亿美元中，偷了7亿5千万美元。

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

对于宋美龄的这次访问，美国新闻界也很苛刻。为了对国民党进行斥责，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说国民党军队在一次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一仗未打就交出了23万支步枪，l万4千多挺机关枪和两万多支冲锋枪。

随后，当宋美龄还未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又发表了指责中国政府及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白皮书》。宋美龄愤而离开华盛顿，隐居在里弗代尔的孔家别墅，从此再未回到大陆，直到国民党逃台，她才跟着到了台湾。

在国内，蒋介石则面临军政大员们纷纷请他“下野”的尴尬处境。

12月24日，白崇禧自武汉蒋介石发出：“亥敬”电，内容是：“……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荆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竟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20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

故敢不避斧，披肝沥胆，上读钧听，并贡刍莫：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的通电语气尚属和缓，但其驱蒋的态势已是咄咄逼人了。白氏通电之后，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畛等人更直言要求“总统毅然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又向蒋介石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说：“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军事一败涂地，经济濒临崩溃，民怨沸腾，四面楚歌，时局艰危如此，蒋介石真正是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了。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求和文告。文告最后说：“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这等于说蒋介石准备再一次下野了。1月3日，中共方面由新华社发表了评论，题为《评战犯求和》，揭露了蒋介石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其反革命实力。

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全胜而告结束，国民党第二、第十三两个兵团被全歼，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至此，淮海战役全部结束，蒋军精锐部队55万余人被歼，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被解放，南京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l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8项和平条件。蒋介石认为这是最后通碟，遂决定正式下野。

1月16日，蒋介石下令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

l月18日，蒋介石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长江防务。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

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从上述人事安排上看，蒋介石重点放在经营台湾，为大陆不能存身时，退路只有逃亡去海岛。

l月21日，蒋介石于正午约宴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下午二时，又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易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愤，与他平时训话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众人之中，已有人黯然流泪或失声痛哭人C少壮分子谷正纲忽含泪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完起身宣布散会。

李宗仁忙问道：“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就往门外走。

这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

蒋介石稍停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甩说：“你找德邻办去！”说罢，便加快脚步走了。

拖着一大把胡须的70老人于右任，在众日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尴尬地慢慢地走了。大家也黯然地离开了总统官郏蒋介石让于右任去找李宗仁办理释放张、杨的事，不过是个托词罢了。事实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的看押概由军统局负责，没有蒋介石的手谕，任何人出面都无法使两位将军获得自由的。杨虎城将军后被杀害于重庆，张学良则被蒋介石裹挟到了台湾，一直幽禁。直到最近几年，张学良才得自由露面。

离开中常委员会，蒋介石驱车先奔中山陵拜谒。他面孔严肃地站在中山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抗战胜利还都3年不到，江山易手，他怎能不悲愤懊丧！

1949年1月21日午后4时10分，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蒋介石吩咐驾驶员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两次下野，蒋介石都抱有重新出山的信心，今日他心中清楚，再难有还都“登报”之日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引退”下野，第二天就回到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直至4月25日离开该镇。这是他第三次下野，也是他最后一次逗留家乡。第一次下野是 1927年8月13日至1928年1月4日，其间9月28日至11月10日去日本40余天，12月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共度蜜月，在家乡仅住了10余天。第二次下野是 I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于12月22日回溪口，在家乡停留时间也不长。这第三次下野，情况与前两次不同，一是在家乡的时间最长；二是虽然离开了总统位置的宝座，但仍然是国民党的总裁，名为引退，实则随时可以遥控；三是下野后离乡出走，从此一去不返，行前遍访当地祖坟宗族豪绅名人，足迹遍及宁波、奉化许多地方。

蒋介石发迹后，每年都要回到家乡奉化小住，而这一次来，却不只是游览，而颇有“仓惶辞庙”的味道了。

l月21日下午，蒋介石由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从南京明朝的故宫机场起飞，抵达杭州。当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西湖楼外楼菜馆设宴招待，夜宿览桥航空学校天健北楼。第二天，仍由陈诚等原班人马护送，回到故里溪口镇。往昔蒋介石每次回乡，溪口镇的乡绅和蒋介石自兼校长时的武岭学校师生，都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可是这次却冷冷清清，既没有组织欢迎的仪式，也没有夹道相迎的人群，甚至连消息都未传播，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忙忙碌碌地为他的到来布置一切。蒋介石的车子穿过三里长街，直驶离镇三华里的蒋母墓道，当晚即宿于墓庐“慈庵”。随从和一些客人们则分别住进了武岭学校的礼堂楼上或学校斜对面刻溪之滨的“小洋房”。

据一位当时伺候蒋介石的人员描述蒋介石的那天的心情说：“先生这次回来，火气特别大，处处不顺眼。”他一进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连个衣架都没有，就大声地训斥随从们说：“怎么连个衣架都没有？你们是于什么吃的？”侍从人员只好慌慌忙忙地跑到武岭学校拿来一个衣架。吃饭的时候，看到送上来的是由机器加工的白米饭，立时将脸一沉，下令退回去，要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伺候的人只好又到山下的白岩村换米重做。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来了两只大甲鱼，烧好了给蒋介石送上佐餐。

不料当甲鱼端到餐桌上时，又使蒋介石触景生情，怒不可遏的大声申斥施季言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

弄得施季言进退两难。

行将去国离乡，心清当然不会好。至于衣架、大米、甲鱼之类，不过是蒋介石借以排遣愁怀的由头而已。

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节，溪口镇上凡是能演戏的地方，都有上海、宁波著名剧团轮流上演节目，可粉饰太平，安定人心。初一的晚上，蒋介石还到武岭学校礼堂看了戏。那天晚演出的是京剧《苏三起解》，他排坐在舞台对面楼上的走廊中间，但只看了几分钟，即索然离座而去。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在其表弟王震南的“洋房”里住宿一夜，还给村内每户人家分了一双宁波大有南货店定做的“对开”馒头。

蒋介石这次到葛竹，和其舅舅一家相叙时，似有无限依恋之情，多次嘱咐他的表弟、亲舅王贤钜之次子、葛竹武岭分校副校长王良穆说：“良穆，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直到临别上轿的时候，他又叮嘱了一遍。事后王良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以前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这样邀请过我。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到台湾去埃”去葛竹后不久，蒋经国也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他在村外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毛武宝妻子）并且在她家吃了中午饭。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鸡，一包长寿面，还有一些鸡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了，这些东西表示舅母的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舅母送的生日品，交给挑祭品同来的长工苗劳茂，然后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您老人家是否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去呀？”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放心不下自己的家，最终还是没跟蒋经国去，直到1984年病故岩头。

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哺哺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蒋介石门到一旁，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国妻子方良却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接着，又命堂弟蒋周峰和绰号“朱癫头”的族人挑了祭品，找了供桌，到桃坑山祭扫父亲之墓。

清明过后，蒋介石自知在家乡余日无多，特地带了蒋经国等到附近祭祖联宗，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及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沙探头村、葛秦村等地。

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巷，蒋介石祭扫了柳亭庵边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五百元钱，委托他管理好坟墓。之后，去宁波东方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宗霸（即摩河太公），给弥陀寺当家果如和尚白米五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当晚住于附近的天童寺。第二天，回宁波下汽船至勤县横溪，换轿至金峨寺，住一夜，次日乘轿至奉化后琅乡的楼隘林。据楼隘林村民的回忆，那天许多人正在掘笋，弄秧田，上午九时左右，三顶轿子，一队卫士进村，乡绅和族长端香烛欢迎，先到蒋家庙，后进蒋家祠堂，有一蒋姓老头不顾卫士拦阻，大声喊叫“要看看蒋介石”，蒋当即迎上去说：“蒋介石就是我。”蒋介石在祠堂叩拜祖宗神位后即上轿启程。据目睹者辨认，这次与蒋介石同行的有张群、蒋经国、俞济时等人。

奉化山岭（三岭），离县城不到10里，与溪口蒋姓血统最近。据《武岭蒋氏宗谱》记载，元代的蒋仕杰，从三岭迁居武岭，才繁衍了溪口蒋姓。因此，蒋介石对山岭感情更深，去的次数也最多。清明过后几天，他派人前来通知，第二天上午约八时许，带了蒋经国夫妇、孙子孙女全家到达山岭村，拜了祖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还到摩河庵小坐喝茶。对旅长颇有礼貌，因为旅长比蒋介石大一辈，蒋叫他阿叔，族长直呼其小名“瑞元”，蒋也不见怪。对村民也显得亲密无间，当卫士拦阻围上来的蒋姓族人时，蒋介石连连摇手说：“不要拦，不要拦，都是自家。”族长提出：“摩河庵已破旧，是否可以修修好？”蒋介石满口答应，但最后终因匆匆离开而未成事实。

沙头在城南35华里处，附近有奉化三大名刹之一青莲寺。蒋介石一行于上午到达该村，先到青莲寺朝拜了如来佛，在寺内吃了中饭，饭后进村，到蒋氏宗祠拜了同姓祖宗，和旅长。房长、管帐三人一起合影留念。蒋介石-一问了名字，当其中一个回答叫“蒋兴宝”时，蒋介石接口说：“你把你起的这个名字掉个头，叫蒋包兴就好了。”

大凡人生际遇不畅的时候，对什么事都很敏感，尤其是像蒋介石这种本来就很迷信的人。到葛村时，蒋介石进村就下轿步行。路边有一老人，蒋上前问他姓什么？

老人答道：“姓王。”蒋听后感到吉利，十分高兴，脱帽点头。到蒋家祠堂，一姓谢的乡绅想挨近陪同。蒋介石问他：“你姓什么？答曰：“我姓谢”。蒋介石一听感到不吉利，板起了面孔，要他“走开”。蒋介石进蒋家祠堂，同样脱帽行礼，并找族内长辈叙了话。这次到沙谏头、葛泰，共五顶轿子，同行的有蒋经国、俞济时和其长孙孝文。孙女孝章。

奉化县城虽无蒋姓聚居，却是蒋介石幼时常来之处，并曾就读于城内的龙津、凤麓学堂，而且他与宋美龄还挂着奉化孤儿院正副董事长的头衔，因引也曾于二月二专程往访。奉化孤儿院负责人的当天日记写下了蒋介石此行的详细经过：“傍晚公共体育场已人满，五时公暨随从人员等自月岭来，进北门至县府，余于县前遇见频点头，施即向中山公园行，……出公园即向孤儿院，由西屏兄（即刘汉祖）引导，余等于议会路欢迎入院，周围巡视，询问房屋被拆情形，念堂何人建造，经费现状，余-一作答。出门后，经体育场环城路而至中学。参观毕，驱车返溪口，已昏黑矣。”

蒋介石这一次回乡，留连了三个多月，凡能去、想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其依依惜别之情不难想见。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24日中午蒋介石下令：“把船只准备好，明天离开溪口。”

据原在武岭学校工作的一位教师回忆，4月21日晚上，蒋介石、蒋经国等在学校礼堂观看京剧，突然有人来报，南京有长途电话，蒋经国即离座外出，接电话回来，同蒋介石耳语几句，蒋介石立即匆匆退席。顿时会场秩序混乱，锣鼓亦停，中途散常有人目睹4月25日临走之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乘坐判溪渡船，到达溪南，在溪南新砌的石梯上缓缓步行，遥望对岸祖居，似有无限惜别之情。嗣后即从武岭门坐车启程。

蒋经国4月25日的日记，写下了临行前的离别情绪：“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定。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

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蒋介石于1949年4月25日下午二时，到达宁海县西庐乡团埃村，下海出走，从此永远离别了家乡。

团埃，位于宁海东北角，和奉化县的吉奇村相邻，南濒象山港。埃，是小土山的意思，其它东西北三面环山，因而得名。该地离奉化县城 20余公里，离溪口镇 40余公里。1949年即有公路通西店，团埃离西店仅5公里，当时无公路。从溪口出发，坐车再换轿，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

蒋介石要从团埃下海出走，早有打算。据该村村民戴永昌说：“蒋介石坐的兵舰，船头号有‘泰康’二字。这艘兵舰早在1949年阴历过年之前，就到我们村前海面来过，不久，我去宁波，又见它停在江北岸，一看就认得，所以对它印象特别深。

以后，蒋介石走前一星期，这只兵舰又停到了我们村前海面上，舰上士兵经常到村里来买菜。起初不知道这只兵舰开来开去干什么，后来才明白是为蒋介石在这里出海探路、准备。”戴永昌今年65岁，当时任国民党的甲长。他又说：“蒋介石走的前一天，保长戴森庚通知我，上头告诉，明天有一大官到这里，所有甲长都要到海塘等候，撑排送他下海。当时团埃有四个保，一保十甲，共四十名甲长，第二天都到了。反正这里的壮年都会撑排，所以在村的一个不漏。

蒋介石走前，村里学校也接到了通知。据当时任团埃小学教师的戴章琏说：蒋介石下海前，他曾接到宁海县教育局的通知，内容还清楚地记得：“最近三日，有一大员过境，学校准备迎送。”戴章琏又说：“当时我们有怕麻烦思想，正好原来已安排了春游，那天借此机会带着学生外出了。师生们快到西店时，见有侍卫迎面来了，我们连忙避开，从岔路走了。回来后，保长戴森庚埋怨我：蒋总统来了，你们故意走掉，我说话听不懂，麻烦死了。蒋介石进过学校，因无人接待，一进去就又退出来了。戴章琏今年71岁，曾任团埃学校校长和西店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据几位村民回忆，蒋介石出走的日子，从潮水判断，只能是阴历三月十二或二十七。这个时间潮比较大，竹排可从村前岸边直放。撑蒋介石乘坐那张竹排的戴扬土说：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是阴历三月二十七（注：这个日子比蒋经国日记上的说的早一天）。

蒋介石走的情景，戴扬土说：“我与戴愈茂二人撑蒋介石坐的那张排，愈茂在头里，我在排尾，他的椅子是从汽艇上搬过来的。其它四个人，一个是蒋经国，矮矮胖胖身体结实，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麻子。一个是俞济时。还有两个可能是卫士，他们都穿着黑色呢制服。蒋介石登上竹排坐定后，即摊开地图，不时查问地名。他指着东北方向的栖凤村问：“这是长河头吗？”我回答：“不是长河头，是栖凤。

他说：“是桐照栖凤的那个栖凤吗？”我回答：这是加爵科，土名喜鹊窝。蒋介石高兴地点点头，大概这名字也吉利。

竹排约行半公里，即靠近事先准备好的汽艇。排上的人弃筏登艇，再由汽艇到太康号兵舰。汽艇与兵舰相隔约一公里半。戴扬土说：“我的排还未撑到岸边，顺风传来了太康兵舰上士兵欢迎的口号声。

蒋介石赏给每个撑排的甲长一元银元，但大部分都落到了保长的腰包。有的根本未发到，有的拿到了手，不敢要，退给了保长。

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等人下海的地方，就是团埃村前的头江口，头江口外是铁江，又名清江，蒋氏父子乘的国民党海军泰康号兵舰就停候在铁江，向外出狮子口就是大海了。

5．忽喇喇王朝将倾

蒋介石虽然下野退居溪口，实际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仍通过溪口小洋房上的天线，发射电波，对江南半壁继续发号施令。南京李宗仁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严密监视之下；京沪杭一带庞大的军队，还在蒋介石亲信掌握之中，听候他的指挥。各方面的信息，通过电波川流不息地传到这个小小的山镇--溪口，溪口实际上取代了南京成为新的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神经中枢。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就道。李宗仁空有头衔，而无实权。

李宗仁既然是代总统，为何又被架空？还是借用蒋介石自己的话为说明吧：“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

1月25日，也就是回到了溪口的第四天，蒋介石在奉化会见了何应钦、顾祝词、汤恩伯等，开了一次小型的军事会议，计议在军事上限制桂系。

蒋介石部署了长江防线的作战计划。他把该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他们去管，其兵力大约有40个师；湖口以东归汤恩伯管，大概75个师，45万人。蒋介石讲完作战方案后，接着命令顾祝同：“会后你派专人把作战方案送交白崇禧，命其执行，但是湖口以东作战计划不用告诉他们。”

顾祝同点点头，心照不宣。蒋介石继续说下去道：“南京沪抗战区作战方针大致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从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蒋介石又示意汤恩伯，秘密将江宁要塞大炮拆运上海，不让李宗仁知道。同时，蒋介石还要求汤恩伯在南京孝陵卫总指挥所经常控制100至200辆卡车，随时备用。并将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确保沪杭。

在政治上，蒋介石支持行政院长孙科与李宗仁闹矛盾。1月26日，行政院开始迁往广州，2月5日在广州正式办公，府院之争再度重演。2月1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孙科托病不理。当孙科气愤之下挂职而去后，行政院长一职竟无人问津。李宗仁请求何应钦组阁，但何应钦说没有蒋介石首肯，不敢做任何事情。最后还是李宗仁派张治中、吴忠信到溪口面见蒋介石，得到蒋的应允后，何应钦方于3月11日开始组阁。

坐在南京总统府的李宗仁，职权完全被架空，无可奈何地必须听命于蒋介石的意旨行事。

2月12日夜，蒋介石在溪口接到电报：戴传贤自杀于广州国民党省政府东园招待所，自杀方法与陈布雷一样！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

又一个挚友离他而去，蒋介石又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

在饱尝分崩离析之苦，痛定思痛之后，蒋介石似乎意识到：那些门生宠臣并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可以推心置腹，蒋经国的手杖作用，愈益明显。他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未去就任。在蒋家王朝的大陆的统治已呈风雨飘尧朝不保夕之际，蒋经国则随侍蒋介石，形影不离。并以蒋介石全权代表的身份，全面介人国民党军政要务。

于是，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无论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由他包办。一些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属。

蒋经国为父效忠的最为重大使命，便是奉父命转移中央银行的黄金前往台湾、厦门。这一行动极为机密，甚至连代总统李宗仁也毫不知情。运送工作至2月16日全部完成。这次行动的成功，使蒋介石免去了后顾之忧，他露出了下野以来第一次开心的微笑。

那第二件事，也是蒋介石引退后交蒋经国办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军总部迅速将定海机场建筑起来。蒋经国在溪口，对蒋介石的一言一语，却能心领神会，唯独对这件事却大感不解。可蒋介石却老谋深算，知道江南半壁难保，早早为自己留下退路。果然，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方能经舟山逃至台湾。

此时的蒋家王朝真是兵败如山倒。2月25日，从上海又传来消息：“重庆号”巡洋舰在舰长邓兆祥的率领下，在吴淞口外起义。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巡洋舰是由英国政府赠送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是当时国党海军中装备精良、火力最强、航速最快、排水量最大的一艘军舰。

时隔整整一个月，南京卫戍司令部的一封急电突然传到小镇溪口，“蒋总裁：驻京四十五军九十七师过江投向共军。”

蒋介石大吃一惊。这一打击此一个月前“重庆号”巡洋舰北上投共更为严重。

因为这个九十七师非同一般，它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该师前身是首都的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其中二九零团，前身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部长时的警卫团，负责陈诚的警卫工作；二九一团，前身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警卫团。蒋介石把三团编在一起，组成首都警卫师，共有3000余人。该师士兵个个身强力壮、装备精良、配有美式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短枪都是一色的二十响驳壳枪。此外，还配有重迫击炮、火箭筒、防坦克炮。士兵的生活待遇也相当宽裕。

后来因为华北失利，兵力不足，首都防务捉襟见肘，蒋介石才不得已把这支部队和一零二师合编成四十五军，名义上属国防部，实则仍旧负责南京城内和近郊的警备任务，归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蒋介石下野离南京前，还特别关照汤恩伯和张耀明，要重视这支部队，在南京城既可阻止共军南渡，又可对桂系起到威胁作用。蒋介石对这支部队寄予厚望，该师师长王晏清还是由蒋经国举荐，由蒋介石亲自召见审察之后才任命的。这样一支“御林军”现在居然也背叛了自己，不能不说对蒋介石是个沉重的打击。这时的蒋介石，真可说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陷入绝境之中。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于1949年3月24日正式组成。桂系逼蒋下野后，原计划通过和谈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但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一切，而且桂系也根本不想接受中共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因此，桂系在这一点上和蒋介石一样，对和谈都不抱诚意。

4月13日，国共和谈在北平故宫正式举行。15日，和谈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以4月20日为协定的最后签字日期。

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会议，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

4月21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这日拂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南京国民政府苦心经营了3个多月的长江防线只20多分钟便被彻底地摧毁。

此时此刻，蒋介石因患有小恙而在妙高台别墅静养。这时的雪窦山上，正是山花烂漫季节，姹紫嫣红，遍地若锦。

在往常，他于叱咤风云之暇，来此观赏，总是兴致勃勃，登妙高台，步千丈岩，寄情于山水之中。此刻却再也没有昔日那股纵情山水之豪兴。尤其听到共军渡江的消息，更是如五雷轰顶。

蒋介石迅速下山，一辆小汽车把他接到陈社机场，飞机立刻起飞，在杭州览桥机场降落。

此时的杭州也一改昔日游人如织的景象。天下着绵绵细雨，给人平添了几分凄凉之感。望着雨中的西湖，不知什么缘故，这时的蒋介石，心头突然浮现南唐后主那凄婉哀凉的慨叹：“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蒋介石这次来杭，是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进行紧急磋商，研讨应付时局之策。

杭州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命令把南京城下关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统统炸毁，并令所有部队分路撤至上海、杭州，要在浙赣以北山区建立第二道防线，确保沪杭。

但是，蒋介石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现，23日，那个曾经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就插上了人民解放军的旗帜。

25日，蒋氏父子悄然辞却家乡，登上“泰康号”军舰，驶往上海--蒋介石要去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26日，“泰康舰”抵达吴淞口，28日，蒋介石脚一踏上上海街头，一连串的“不幸”消息又充塞耳鼓。先是国民党空军总部伞兵三团“光荣起义”的事。

蒋介石闻后一惊，这一惊当然也不在“御林军”反戈之下。因为自从王晏清的首都警卫师倒戈之后，他有将伞兵三团调作自己卫戌部队的意图。想着想着，蒋介石心头一阵寒栗。

接着便是杭州失守。第二道防线发发可危。

蒋介石惊魂未定，上海已经听到了隆隆炮声。

为了保住上海，蒋介石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了。蒋介石的偏爱上海，是有诸多因素。首先是有历史的渊源：上海是蒋介石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是靠着江浙财阀，尤其是上海财团所培植。再从现实利益来说，上海的战略物资还没有抢运完。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有其战略的考虑：英、美等国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利害相同，渴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

为了保住大上海，蒋介石曾导演了一出上海“国际化”的闹剧。原来1948年12月间，蒋介石曾召见杜月笙和潘公展。杜、潘回沪后，立即在中汇大楼宴请英、美巨商及各界领袖，提出上海“国际化”--不设防城市--的设想。终因英、美等国反应冷淡，上海“国际化”的美梦遂告破灭。

上海“国际化”此举不行，蒋介石即命令在上海构筑防御工事。从1948年12月初开始，历时4个月。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防线。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00000多座。

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的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蒋经国说它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汤恩伯则说：“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从种种迹象上来看，蒋介石要倾全力守卫上海，他要把上海作为来日反攻的桥头堡。但是，蒋介石的如意计划又落空了。在上海防御工事投入使用还不到一个月，人民解放军象两把尖刀，插进浦东和吴淞口。汤恩伯的30余万大军也成瓮中之鳖。

迫使他慌忙从上海撤走。5月27日上海失守。耗尽民脂民膏的所谓“马其诺防线”，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并没有起到丝毫拦阻作用。保卫大上海的精锐“国军”几乎全军覆没，侥幸脱逃的只有7万人。

当初为了布置保卫大上海和抢运物资等，蒋介石父子在上海住了10多天，于5月7日改乘“江静号”由复兴岛启航，离沪驶向马公岛。此时因为杭州已经失守，无法再回溪口，父子俩开始在海上飘泊了。在此乱世之秋，蒋介石又一次寄情神明，曾四次专访普济寺，并与该寺住持倾心长谈。

军事上一败涂地，国民党上层的权力争斗却一刻也未曾停止。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后，李宗仁却不到国府主政，飞到桂林去了。

虽然李宗仁视事之初的府院之争以孙科内阁总辞职、何应钦组阁而告平息。但是，在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所进行的权力之争却根本无法解决。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下的几道重要命令俱告碰壁。李令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解除南京上海地区的戒严令；将所辖最精锐之部队由上海撤往江西及皖南，以与武汉白崇禧部相配合。

但汤恩伯只听命蒋介石，拒绝李宗仁指挥。李宗仁又令台湾省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运回蒋介石从上海中央银行国库中运到台湾的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白银，陈诚也同样置之不理。接着李宗仁想，有蒋介石在幕后，自己所采取的重大决策，均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于是他派人劝蒋介石出国，谁知蒋介石竟充耳不闻。

招招失败，李宗仁牢骚满腹，意志消沉，只有激流勇退之一途。后因得到蒋介石交出一切权力且在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的承诺，李宗仁遂于5月8日飞抵广州，主持“中枢大政”。

当然，上层的纷争并未因此而结束。5月30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愿做有职无权的李宗仁第二，愤而辞职。何从上台到下台，其时不到80天，可谓“短命内阁”。

何应钦去职后，李宗仁本想推出国民党元老居正为行政院长，希望借此与蒋介石略作抗衡。孰料，蒋授意CC系的立法委员不支持居正出任，结果在立法院投票表决时，仅以一票之差，居正未获当眩忍气吞声的李宗仁不得已，只好改提蒋介石同意的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6月12日，阎锡山在广州组成“战斗内阁”。

再说，在海上飘泊的蒋介石，一面继续左右国民党上层的争斗，一面却正如江南所说，在心底里筹划“打消遗迹远隐之意，决计去台湾了。”

另一退计乃是寻求国际援助。7月10日，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飞赴菲律宾，在碧瑶会晤菲总统季里诺。蒋介石此行是希望通过季里诺间接向白宫寻救援助。当然兼有为自己日后退路投石问路的作用。8月6日，蒋介石又由台北飞往韩国，与李承晚总统会晤于镇海，借他的“东亚反共同盟计划”，以“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然而，这个计划最后以无结果而告终。

外交的局面打不开，还是以守土为要务。7月14日，蒋介石由台飞粤。16日蒋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以取代中政会，自任主席，非常委员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8月1日，蒋介石又设总裁办公室于台北草山。至此，蒋介石完全由幕后转至台前，直接出面控制政府。

幕后也好，台前也罢，无奈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回天无术了！此时此际，国民党的统治，政坛上众叛亲离，尔虞我诈；战场上“军心涣散，损兵折将”；经济“物资匮乏，金融紊乱”，彼此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败象亡征，江河溃决”的惨景图。

蒋介石的登台并没有扭转乾坤。相反，他为挽救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所做的种种努力相继成为泡影。蒋介石先将守土重心放在东南。7月23日，蒋飞抵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守住福州，巩固台湾。同时决定建立台湾为中心的东南长官公署，以陈诚为长官。长官公署8月15日方正式成立，尚未来得及正式运转，陈诚部便于8月17日败退福州。

东南沿海失守后，蒋介石便把目光移向西南，准备将四川成为“复兴”基地，企望创造奇迹。但蒋介石等到的并不是奇迹出现，而是来自两方面的沉重打击。

一方面来自新华社的消息：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9月26日新疆和平解放。尤令蒋介石震惊的是，毛泽东于10月1日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至此国共两党历史彻底改写。

蒋介石惊魂未定，人民解放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从江西直捣广东韶关，广州危急。10月12日，李宗仁宣布“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办公。半年前，当南京政府宣布南迁时，尚有不少国家驻华使馆随同迁往广州，现在竟无一国使馆同意再迁渝地。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

当“国民政府”在重庆立足未稳之际，重庆郊外就响起了隆隆炮声。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继11月15日贵阳失守，23日桂林失守后，30日重庆又失。29日，“国民政府”只得被迫迁往成都办公。40天内，从广州到重庆再到成都，已三易其地了，“政府”办公人员始终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局势愈发不可收拾，这时，党内一部分人要求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处境十分尴尬，只好借口出外“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宁；不久又飞往香港。12月15日，李宗仁以治病就医为名，由香港飞往美国。李宗仁的不辞而别使蒋介石大为光火，因为李走时并未声明辞职或引退，一时使蒋介石的处境十分难堪。

重庆既失，成都又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之中，唤，危在旦夕。12月8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台北。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以作最后的挣扎。“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等在会议一结束，即匆忙赶往机场，飞赴台北。旋即人民解放军兵进成都，击溃胡宗南兵团。

互2月9日，“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遂告和平解放。10日，成都市内大乱。这时，卢汉致电在成都的刘文辉，要刘文辉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这样便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功臣”。此电被蒋介石截获，侍卫人员也发现蒋介石的住所周围“有可疑人物行踪，”立即告诉蒋介石从后门出走。

蒋介石到这时仍不忘自己是个什么身份，断然拒绝了侍卫人员的劝告，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Ｋ淙槐砻嫔锨砍抛乓桓龌⑺啦坏雇的架子，但蒋介石毕竟感到成都乃一待燃的火药库，遂决定下午离开这一是非之地?

据《蒋总统秘录》所记，蒋介石和蒋经国二人在离开中央军校之际，边走边唱“中华民国国歌”。“国歌”在欢庆的时刻，高歌一曲，雄壮激奋；此时此刻，蒋氏父子的歌声，却不免有几分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之感。

12月10日下午2时，蒋氏父子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起飞，向台湾飞去。

6时30分，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徐徐降落。蒋家王朝在大陆时代画上了句号。

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的22年间，虽然蒋介石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但他曾是左右中国政局的中心人物，曾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现在，这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坐在飞机上仓惶南去的蒋介石，不知心中作何感想。

第十五章 偏安东南一隅

1．反动·反思·反攻

1950年元旦，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一生当中最为惨淡的一个新年。江山易手，众叛亲离，耳畔是中国共产党庄严而又冷峻的声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眼前一派南国冬日黄昏的凄凉，愁云散淡、残阳如血。蒋介石无心过年，在蒋经国的陪伴下来到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老人孤舟，秋水独钓。忽然，蒋介石手中的鱼竿一颤，他连忙收竿，一条长约5尺的大鱼跃出水面。“‘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陪侍的船夫恭维地说：“好！好！”蒋介石愁眉微展、欢颜顿现，他一向迷信得很，如今岁末年初得此好兆，是不是预示着“党国”命运的“否极泰来”？

当时，谁也不相信蒋介石会在台湾安营扎寨。新年伊始，台岛便陷入了失败的恐怖气氛中，富商大贾纷纷逃离台湾。军事上初遭惨败，使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如惊弓之鸟，海、空军徒有虚名，亦不足以为恃。昔日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坐拥江山，兵多将广，如今只剩老蒋一家，独木难撑，风雨飘摇了。

宋子文没有陪妹夫在大陆坚持到底。中共公布的重要战犯名单，宋子文赫然在列，国民党内的政敌又说他侵吞巨款，要他交出全部财产的一半。在大陆呆不住了，他便于1949年1月24日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偕夫人张乐恰，经香港转赴巴黎“治脖。6月10日，他又去了美国。但他声称，这次完全是为了“家庭事务”，这当然，因为宋子文在美国确有大量家财要料理。从此便一去不复返。

孔祥熙这位山西票号商的后代，蒋介石的连襟，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第一号聚敛之臣，早被宋子文联合CC派而挤下了财政部长的位置，从1948年起，就在纽约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里过流亡生活，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

孙中山长子、前行政院长孙科辞去所任职务后，举家迁往香港，后又曾到法国寄居，尔后才定居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镇。做过东北方面的“封疆大吏”的熊式辉和后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以及非嫡系的国民党要员张发奎、龙云均滞留香港；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被陈诚取而代之后，举家寄居巴西。另有许多党政要人逃得不知去向。

至于掌握国民党党权权柄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两人，随国民党党部一起迁来台湾。此时的陈果夫因患肺病，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玻其弟陈立夫精力仍颇旺盛，还想继续操纵国民党中央权力，这次，陈立夫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不得不倚重“陈家党”来对付其他林林种种的派系，以维系“蒋家天下”。

而如今台湾岛上下只剩下蒋氏父子，卧榻之侧，岂容得老谋深算的陈氏兄弟酣睡。

于是，蒋介石决意将CC系从国民党中连根拔掉，而把党权交给自己的骨肉至亲蒋经国。1950年8月，陈立夫便离台赴美，在纽约长岛聊度残年。左右国民党中央权力长达20多年的CC派至此销声匿迹。

蒋介石独自支撑危局，举步维艰。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的态度，蒋介石心中已有所料，而他至为关注的是美国将如何对待台湾，这才是他心目中视为生死存亡大计的关键。他望穿秋水，等待美国表态。不料，1950年1月4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不插手台湾事务。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于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看来，美国是存心坐视蒋介石政权自生自灭了。

在大陆时代，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中国政局，到了“台湾时代”，便只剩下“老蒋”一家了。为了确保最后赖以偏安的“一席之地”，蒋介石重新开始粉墨登台了。

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虽在年前12月8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上是“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当时，李宗仁赴美就医，“医脖为其名，滞美不返为其实，使“总统”的位置虚悬。蒋介石虽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但究竟“名不正言不顺”。

为了重登“大宝”，蒋介石一面指使亲信上“劝进表”，一面又开始逼李宗仁退位了。1950年1月13日，“国民大会”召开会议宣布：“国危至此，中枢不可一日无主”，故请蒋复“总统”职。同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向李宗仁发出通电，令其迅速返台。1月20日“监察院”也电催李宗仁返台。

在台方的再催促下，李宗仁复电台湾“监察院”，以生病为由拒绝返台。

李宗仁拒不返台，正中蒋介石下怀。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限李三日内返台，否则便算其放弃“总统”职权。由于李宗仁未能遵守蒋介石的时间表--23日尚未到台。当日，国民党中常会诀议：请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24日，“立法院”召开会议，33名“立法委员”也一致通过了请蒋介石恢复“总统”职的决议。

至此，蒋介石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又有“法律程序”，再无推托之必要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在美国新泽西州做寓公的“代总统”李宗仁立即通电，斥其荒谬。李宗仁援引“宪法”第49条的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李宗仁指责蒋介石的要害之处是：即使我“代总统”缺位，也该由“国民大会”来补寻总统”你蒋介石“复职”是根据哪条宪法？

李宗仁说：“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他之所以要通电斥责，原因是作为“代总统”的身份，“我至少亦应作诛除叛逆的表示，得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蒋介石得职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更换李宗仁主政时期的人事安排，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记”独家经营。要论忠实可靠，当然莫过于他的儿子蒋经国。但是，蒋介石此时却不便一下子把儿子摆在太显眼的位子上。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选中陈诚自然有蒋介石的道理：陈诚是蒋的心腹爱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资望甚高；他对老蒋和小蒋都忠诚不二，既能帮助蒋介石支撑眼前的局面，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当然，还有别一层关系，那就是陈诚不仅深得蒋介石宠信，同时他与蒋经国的关系处得好，同宋美龄的关系也非同寻常。陈诚的妻子谭祥，是曾当过国府主席、素有“药中甘草”之誉的谭延阎的女儿。陈、谭二人结为秦晋之好，是蒋夫人宋美龄亲手撮合而成，谭祥并拜宋美龄为干妈。这样看来，陈诚也是自家人。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长”一职，自然就非陈诚莫属了。

陈诚出组内阁，陈的台湾省主席位子由吴国帧递补。

陆军总司令一职，用了非嫡系的孙立人。

“海军总司令”仍由桂永清提任。周至柔不仅仍掌“空军总司令”兵符，还兼“参谋总长”一职。

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则纷纷打人冷宫。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宿怨是路人皆知的，他在台湾后的处境如同软禁，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位时，白崇禧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票，以表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处境，不免令台湾的同仁们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

何应钦也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在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其他如顾祝同、汤恩伯也靠边站了。

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人事布局安排既定，于是，蒋氏一家便拼命要力挽狂澜。

喊出的口号是“保卫大台湾”。

蒋介石虽然重新打出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但蒋氏父子的“生存危机警报”并未解除。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危殆中的台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竟降临了转机。这个转机到来的是如此的及时、那般的突然，致使惶恐中的蒋介石如久旱逢甘霖。这个转机便是来自朝鲜半岛上的炮声。

1950年6月25日，战争的炮火打破了朝鲜半岛上的宁静，也震动了全世界。

美国立即对朝鲜半岛的事态作出反应，杜鲁门政府宣布武装干预朝鲜战争，并下令第七舰队进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时，华盛顿又宣布任命蓝钦为驻台使节，翌年将驻台湾“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

朝鲜战争的爆发，确实使蒋介石喜出望外，台湾终于投入了美国的怀抱。尽管蒋介石所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爆发，但蒋介石仍然是朝鲜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台关系也从此由冷转热，到艾森豪威尔时期，总算迎来了双方关系的“蜜月期”。从此以后，步人“山重水复”的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保护下，开始有了几分“柳暗花明”之色。

风雨飘摇的局势既已初步稳定，政治焦点便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终于出台，到1952年10月“双十”节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时落下帷幕，历时2年零2个月。2年多的‘？改造运动”，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改造运动”的第一成就便是，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组织，稳定了国民党的内部，并相对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矗其次，通过“改造运动”蒋介石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建立了其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共抗俄、把台湾建立成为“复兴基地”的思想体系。退台初期弥漫全党上下的失败主义情绪已渐渐烟消云散。并初步确定了台湾今后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然而，对蒋介石来说，国民党“改造运动”最主要的成果，却是削弱了国民党内几大老派别的政治力量，取而代之的蒋的一批较为年轻的心腹嫡系，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蒋介石连任总裁，陈诚、蒋经国、张其购等32人为中央委员，陈诚、蒋经国等10人为中央常委。一批失去权势的党国元老如何应钦、于右任、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人则被安排进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

元老派没落的同时，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却在滋生，以蒋经国为首的“太子系”乘“改造运动”逐渐崛起，成为台湾政坛上最具有潜力的政治集团，这也是国民党“改造运动”的最大成果。它为日后蒋经国的上任并实现蒋介石的“家天下”，铺平了道路。

在紧锣密鼓地布置台湾“防务”、开展“改造运动”的同时，蒋介石有鉴于在大陆的失败，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思”。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军事崩溃的原因有以下七点：（1）军队纪纲败坏是军事崩溃的首要因素。

“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

“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

“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2）对三民主义的动摇是军队崩溃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

蒋介石当面指责受训的高级军官说：

“你们平时口头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你们在行动上，究竟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呢？对于三民主义是不是只有形式的信仰，把三民主义当做了一个口头禅而已？”

（3）军事崩溃，是由于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蒋介石非常沉痛地说：“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

蒋介石在《军队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演说中，列举国民党高级将领的8大缺点：1“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汗，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2“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3“消极被动，推倭责任”；4“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5“含糊笼统，不求正确”。；6“因循守旧，得过且过”；7“迟疑犹豫用E徊却顾”；8“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蒋介石还提出：

“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以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败、不崩溃呢？”

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

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面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这里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

造成上述状况的另一原因是：

“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知识。原因是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

蒋介石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

如何克服上述缺点呢？蒋介石说：

“今天我们要彻底改革过来，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选，通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4）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另一原因。蒋介石指出：“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你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在军民关系方面“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针对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提出必须予以“纠正”。如何“纠正”呢？

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介石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

（5）军事失败的原因，乃是由于战略的错误。蒋介石将战略上失败的错误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保战略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6）历史定律失败论。在蒋介石头脑中有一失败的定律，即：“我们中国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一个特定的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定律。”

蒋介石还列举了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军，但却不能征讨捻军的例子来说明。

蒋介石还认为：

“抗战胜利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一股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

（7）国事崩溃是“失败在外交上”。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欲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

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的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无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进一步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以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剿共’事业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

第二、蒋介石认为“勘乱最后一步就是党的失败”。他在《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中说：“党内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认为本党已经失败，不惜充当汉奸的走狗，来卖党变节，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弄得廉耻沦丧，丑态百出，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堕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势。”

“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致命伤”，就是因为党的“一般干部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

第三、蒋介石认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原因。

他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时称：“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的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制度还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

第四、蒋介石在多种场合讲话时称：

“组织不严”是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1950年1月5日阳明山演讲《国军失败的原因及雪耻复国的急务》时说：“军队腐败、政治贪污只是失败时候的各种现象，而不是促成失败的根本原因”。

军民为什么会腐败，政治上为什么有人会贪污，据我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

第五、“经济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瓦解。蒋介石认为，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农村凋敝”，“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36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趋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多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经济方面又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为克服这一危机，解决生存问题，并奠定“反共复国”基础，蒋介石今台湾省主席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土地制度等。蒋介石还提出将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时。

第六、蒋介石认为，“国际外交上的失败”是与苏俄对华的侵略政策和美国的妥协主义分不开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用较大篇幅总结外交失败的教训时说：斯大林利用雅尔塔会议，以恢复“日本 1904年对俄背信攻击所取得的俄国前有权利”作为他对日作战的条件。苏俄无权提出这一要求。蒋还认为美国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苏立场是错误的。美国的妥协立场助长了苏俄的侵略行动，同时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向苏俄妥协。

国民党之所以在外蒙古问题上对苏妥协，蒋介石认为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的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

蒋介石还说：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成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20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承认外蒙独立还由于外蒙已为苏俄所控制，中国对外蒙领土已名存实亡”。且“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蒋说当时的想法，现在看来“实在是一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

蒋介石还认为：在外交方针上过分信赖美国导致了“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个大错”。然而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台的“袖手”政策，蒋介石则又能立即捐弃“前嫌”，仍倒向美国的怀抱。

第七、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大失败，就是在“教育和文化”。并且认为：政治、军事、经济等项的失败，其影响无非是一面和一时的，只有教育的失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

他指责说：“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大专院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或“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颈，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遭致“讽刺讥笑”和“破坏反对”，学校做了“中共‘城工’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和“消灭我民众精神的手法。”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党国离开学校，中共乘机而人。当时在学校的青年教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了“共匪”的工具了。

为防止重蹈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当时，蒋介石提出：“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建立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使治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共同一致的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八、蒋介石认为他的下野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虽然强调他个人“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要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负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是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如果他不下野，就可以驻守南京云云。鉴于他下野的教训，蒋于1950年3月1日以“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为由，在台复“总统”职，以“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

以上八个方面是蒋介石返台前后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所做的“反时。

他的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蒋介石到台后提出5项努力目标，即：“稳定经济”、“整顿军纪”、“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

蒋介石的“反思”，只不过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表象的原因，却根本不知他的反动立场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失败的原因。“反思”之余，蒋介石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如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谷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首’运动。本来，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优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首’四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苦’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成立了“反共救国联盟”，并在岛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其“反攻大陆”筹措经费，甚至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

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中共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时最先问到“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棋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龙心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同意，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的派遣武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1／3。

与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台湾人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神话”。不惟台湾人不相信，连蒋介石赖以支撑台湾的盟友美国，也压根不相信他果真能“光复大陆”。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态度的冷淡和中国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2．父业子承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至此，蒋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这台“双簧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却在秘施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的战略布署：“父业子承，培养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纷纷打人冷宫，把台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他让既能够帮助自己支撑眼前残局，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的陈诚任阁。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权坛上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角色，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军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这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牢牢抓着枪杆子的精心安排。这一职务，官衔虽说不算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他主管的政治部，是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及对去大陆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自然有不少人为之喝采，当然也免不了妒嫉的眼光。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任命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上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他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服的照片，只有一张，那是他在政工干校与王永树（第二任校长）、王升（当时的教育长）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总政治部主任”的官衔虽非极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只是蒋经国苦于在军中资历太浅，素无军功，深感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此，在“政治部主任”的金色招牌下，蒋经国开始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兵，网罗自己的势力。

来台初期，蒋经国的班底，世人习惯地称之为“三干一俄”。“三干”是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战干团”的学生，以及后来开办政工干校时的干部；“一俄’则指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如严灵峰、王新衡等。第一、第二“两干”虽然都是蒋经国旧时的嫡系亲信，但大多官卑名微，在老将云聚的台湾，这些人自然排不上号，还得经过培养之后方可成器。因此，在后来政工干校开办后，蒋经国也将这两“干”安置在干校中养望待时。“一俄”虽多干才，但为自己效忠的知己也为数寥寥，更何况它为蒋介石所忌讳，因此，“一俄”并无积极贡献。蒋经国于是致力于培养“第三干”。

1952年11月，经过一翻筹划后，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他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于校宗旨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紧，从不容他人染指。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复兴岗作为“龙飞之地”，干校的学生便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脱下军服进入党政军各界，便是他掌权的班底。

王升接掌干校，先为教育长，后升为校长，以培养学生忠于“青年导师蒋主任”为己任，“太子门生”无不出身于此。

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也交由蒋经国一手包办，它虽说是一个“组”却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

此前，台湾最权势灸手的特务头子是彭盂缉。在台湾“2·28”事件之后，彭盂缉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1950年蒋介石在重新当上“总统”当天亲笔所书的三道手令，就有一道是下给彭孟缉的，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的工作。

彭孟缉得此一令人耳热眼红的“任命状”后，可谓忧喜参半。说喜是因为，在此“将星如云”、百人之中有九十五人投闲置散于台岛一筹莫展的时候，彭孟缉这一位中将在蒋“总统”复行视事的第一天就得到上述的手令，可知青云有路，朱紫可拾，自然是大喜了！讲忧是由于，他彭孟缉虽出身黄埔，但班辈不高，战功也没有可陈之处。在芸芸将星中，他一位中将未免显得官卑职小，在军中阶级森严的制度下，如何去“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在台之工作”？他是有所顾忌的。

但是，彭孟缉深知官场上的奥妙，居安思危，知道“势威震主”非万全之道。

既然蒋经国已涉足情报系统，他彭盂缉就来一个顺水推舟--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到1954年，彭孟缉更是急流勇退，把自己已掌握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双手奉上向蒋经国输诚，使得蒋经国的政治领导迈进“统一情报的时代”。

蒋经国把“台情会”置于他兼任主任的“总统府资料室”之下管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来指挥，自比彭孟缉更加得心应手。他掌握了各门各派情报权力之后，才是他真正掌权的开始。

蒋经国接管了“台情会”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消除情报系统中的异己力量，统一情报系统。有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输诚”的彭孟缉当然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地位；“不买帐”的军统“保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人近赋闲，时值壮年，竞抑郁而死。

蒋经国经过一番整顿清理后，就全面的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内控外防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力之上，成为台湾时期的“戴老板”。

同时，蒋经国也完全掌握了台湾的特务情况系统，一个“唯我独尊”的特务王国至此已完全形成。

如果说，蒋经国通过对政治部和情报特务机构的控制，扩大了实力，成为台湾政局中灸手可热人物的话；那么，从1950年7月开始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则为蒋经国在国民党党内地位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

当时若论党内资历，蒋经国只有12年党龄，过去一直以三青团为工作据点，党务系统为C·C所掌握，没有他插手的机会，可是培植蒋经国的势力，自是蒋介石的不言之秘。于是在改造之初，蒋介石便委任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在改造时期有类似于中央常务委员会。蒋经国要进入国民党组织的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重要阶梯。

“改造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蒋经国在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蒋经国从此进入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决策圈。

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第二届“总统”选举迫在眉睫。

蒋介石不能让“总统”宝座易主，又不想因此丢掉“民主”的招牌，为了使其“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合法”化，蒋介石援引宪法中的“紧急条例”，行使“紧急处理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到下一届国民大会召开之日。由于“反攻大陆”梦圆之无期，因此，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就成了“终身制”，台湾人讥为“万年国代”。又由于走台代表远不够法定人数，蒋介石又指示大法官们修改选举法，依此“法”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并由蒋介石批准为薪给制。

在紧锣密鼓声中，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终于1954年2月19日上午10时在台北拉开帷幕。这天，台北中山堂张灯结彩，当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的闹剧，搬来台北重演”。

这幕闹剧的最精彩的片断当然是正、副“总统”的选举。至于正、副“总统”候选人早已内定：蒋介石与陈诚。但民主这一脚“过场戏”也还是要走一走的。于是，3月门日，莫德惠、徐傅霖宣布竞寻总统”，王云五、石志泉宣布竞寻副总统”。

20日“国大”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蒋介石得1387票，徐傅霖得172票，莫德惠未参加竞选，因二人均未得满应当选票，21日再次投票，蒋介石得1507票，徐傅霖得48票，蒋介石当寻总统”。24日，陈诚以1417张票“击败”石志泉，当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陈诚宣誓就任正、副“总统”职。至此，选举“总统”的闹剧落下帷幕。

21日，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俞鸿钧接任，此人为太子的“亲密战友”。

另一位“太子系”的主将唐纵，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这是当年陈立夫的位置。

蒋经国则被调离台湾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蒋介石给他安排的新职为“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这个机构，非同一般，它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化的“大上特务机构”，其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这样蒋经国更上一层楼，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首脑。

蒋介石就任台湾国民党第二届“总统”后，一项例行公事他是不会忘记的，那便是每逢新年、青年节、双十节，都要发表一次公告，重弹“今年是反攻大陆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但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

总的说来，在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内，台湾的情况是平静的。虽然前有吴国桢隔海骂战，后有“孙立人兵变案”的麻烦，但对蒋台政权来说，只不过是微起波澜。然而随蒋家父子在台湾一步步地建立起他们的专制统治，由于蒋介石大权独揽，并想做终身“总统”，所以60年代初又演出了一幕类似袁世凯第二修“宪”改“制”的闹剧。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总统”任期6年，连选连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蒋介石1948年出任“行宪”以来第一任“总统”，到1954年届满。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又用非法手段，获取了“总统”的职位。1960年3月，每6年一次的政治季风，又在台岛吹拂。此时，年逾古稀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再度连任“总统”呢？一向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当然是选择后者。理由冠冕堂皇：“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问题是蒋介石已连任了一届，再连任将有违背“宪法”的嫌疑。蒋则立即声称：‘宪法’不能修改，我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去。”如不修“宪”，蒋介石又怎能当选连任呢？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做到不修“宪”，又使蒋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

1960年2月20日，一届三次“国民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3月21日，又轮到“万年国代”们费点小神的时候了--到投票厅去履行一下手续。蒋介石在1509票中以1481票的高票数当选第三任“总统”。22日，陈诚在1509票中得1381票当选“副总统”。蒋介石连选连任，终于算是坐稳了终身“总统”的位子。

蒋介石坐稳了“总统”宝座，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让蒋经国准备接班的问题了。

为了保证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大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立即开始排挤元老重臣，为儿子接班辅平道路。如排挤吴国桢一事便是典型例证。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熏陶，后获普林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王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侦，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因为他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吴国桢做外交部次长时的部下何凤山回忆说：“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194年）时，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自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进来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不仅不结党营私，而且非常崇尚资产阶级作风，办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挡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后来回忆说：“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般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闲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便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氏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市的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位不久前，陈诚曾约谈吴氏，邀吴屈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吴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则毫不隐讳地回答：“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由于一切以争取美援为中心，故而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侦，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眩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职的第3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陈诚“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听了蒋的发誓后，吴飘飘然了。他又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吴国桢既然如此受宠，为何又遭蒋介石的排斥呢？据吴国桢自己称：是蒋先生为了经国的缘故。这的确是吴氏被逐原因之一。

吴国帧与蒋经国的矛盾始自上海。当然，吴氏与小蒋之间完全不同的背景、思想与训练，也是使双方裂痕扩大的原因。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当时经国手持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除了不同意蒋经国的做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吴颇为不悦。蒋经国与吴的矛盾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再也不能丢失台湾，否则死无葬身之处。故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

蒋经国就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虽然职位不很高，但这只是蒋在台面上的官衔而已，他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躲在幕后行使“法律”以外的特权，指挥手下狠狠打击异已和政敌。

吴国桢任职台湾省主席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的横行和猖狂。当时吴对老蒋说：非改革不可，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由于吴国桢的主张与蒋经国的做法形同水火，故小蒋与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吴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还有经费问题。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应付这样大的开销，难免捉襟见肘。吴身为省府主席，自然要压缩开支。他当时曾和蒋介石约法三章：（1）省府负担“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饷的流弊；（2）严惩走私；（3）防止商人逃税。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才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与请托，吴住往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江南对吴国侦此举评论说：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涂之流，奉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以消于形”。“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份很大”。

“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吴国桢恢遭蒋排斥也有他恃宠而骄，过高估计了蒋介石对他信任的成份在内。

他后来竟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

“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蒋介石当然听不进这种逆耳忠言，甚至由此产生了除掉吴国帧的念头。1953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邀吴国桢夫妇到台北郊外草山吃晚饭，并留宿。翌日，吴氏夫妇返归时，竟找不到来时开车的司机了。无奈，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适逢吴妻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百姓家寻方便之所。待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时，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这辆汽车的四个轮子中有三个车轮的固定螺栓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肚子，汽车飞速下山，到拐弯处时必定车轮飞脱，吴氏夫妇也必将死于“车祸”。

吴国恢死里逃生之后，方始明白蒋介石因为美台关系业已修好，要“卸磨杀驴”为蒋经国扫除仕途障碍了。鉴于此，吴国桢决定离台赴美定居。1953年4月，吴国桢向蒋介石请辞台湾省主席一职，5月，吴国恢夫妇接到美国邀请，欲赴美留居，蒋氏父子曾想阻止，但宋美龄积极从中周旋，最终放行。但是，吴国桢年近80的老父和尚在读书的次子吴修却不准同行，这等于是留下了“人质”。

吴国桢赴美后，一直谨言慎行，其公开对蒋氏父子的发难，乃在王世杰免职案发后，据潘公展说：当去年十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桢的。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所戒慎’。‘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夜芭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渎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五史之重演。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幼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板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板恳请贵报勿逼桢大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校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帧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恢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秘书长转呈总裁请份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带，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

吴国桢的这一声明，对蒋氏父子并无攻击，刊出来原也无妨。但张其却将这份启事交给在台的吴父，吴父奔走数日，竟无一家报纸敢于刊登。后来，启事转到蒋介石处，始于2月7日刊出。吴的启事见报后，由于吴国桢在美国发表了“不同政见”，台湾方面以张道藩和陶希圣为主，开始隔海“骂战”。直至美国政界人士出面干预，这场隔海骂战才告平息。

排挤吴国桢后，蒋介石便改任蒋经国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当起了特务头子。1956年，台湾当局成立“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涂任主任，蒋经国副之，但主持实际工作。1957年又任命蒋经国为主任。蒋经国在这个“辅导会”当主任一干就是8年，为他赢得了较好的政声，改变了他“特务头子”的不良形象，为日后升迁奠定了“民意”基矗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届一中全会后，陈诚揣度老蒋心理，坚辞所兼“行政院长”一职，以便“提携新进”。蒋介石遂任命“政治新秀”严家涂为“行政院长”。

严家涂明知自己是个过渡性角色，只是在为“太子接班”作陪衬而已。因此，他投桃报李，立即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这是蒋经国步人权力核心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国防部”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在当部长，蒋经国一上任，俞大维便将部务悉交小蒋处理，第二年，又自动让贤，力荐小蒋为部长。1965年1月13日，蒋介石下令，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长”。这一下，老蒋心里踏实了--儿子手握兵权，还怕登不上“总统”的宝座？！1966年3月，严家金当上了“副总统”。

至此，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1969年 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充分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儿子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送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一批“新生代”的中央委员，这些“新生代”大多是蒋经国的嫡系亲信，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同年的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接任。

内阁中，“国防部长”黄杰、“教育部长”钟皎光、台湾拾主席”陈大庆均是蒋经国的嫡系。

蒋经国的从政生涯中，担任过无数次副职，这正是蒋介石一套老练的政治权术的表现。正副只是名义，权力才是实质。其实，蒋经国工作的单位，正副手总是颠倒过来：他在哪个位置就任，权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里。现在，蒋经国任“副院长”，又名正言顺地掌管一切了。身兼“行政院长”的严家徐，也乐意只亮招牌，不问实事，清闲自得。

1972年3月，蒋介石当选第五任“总统”。严家涂连任“副总统”，为了报蒋介石“知遇之恩”，严氏立即请辞“行政院长”职，并向国民党中常会递交提案，吁请征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严家涂指出：“蒋副院长坚韧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年，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肆应世局诸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职与蒋副院长共事已久。于其谋国之忠，任事之勇，爱民之勤，接物之诚，知之最审。”

此可谓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可以“举亲不避嫌”了。于是蒋介石正式提名蒋经国出任阁首，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行政院院长严家金，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慈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韧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使任命。此咨立法院。”

蒋经国入主“行政院”，标志着台湾全面进入了“蒋经国时代”。蒋经国“接班”之旅仅有一步遥了。

3．“蒋后主”主台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长跪灵前，“悲拗莫名”，对赶来致悼的“司法院长”田炯锦等人“下跪回礼”，还多次深夜到祭悼人群中去道谢，“孝思不但令人感动，也可为天下为人子者的曲范”（台湾《中央日报》语）。从4月8日起，蒋经国还把他40、50、60岁生日时蒋介石的三次亲笔信《寓理帅气》、《立敬立极》、《精一执中》的影印文，交《中央日报》连载，同时重新发表他过去写的《我的父亲》一文，表明他是父亲一心培养的政治继承人。4月15日，他又把蒋介石病中给他写的题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交台湾各报纸影印发表，并亲笔撰文说他在父亲故去之后如何如何地“每日恭读”。

4月28日，国民党举行十届临时中央全会。蒋经国声称“居丧请假”而未出席。

会议通过严家涂等20名中常委连署的提案，“建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致公推常务委员蒋经国担任”。全会决议还坦承：“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情。“副总统”严家涂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被认为是为未来的“总统”蒋经国铺路。其实，在“国民大会”选举前的几个月，台北议会决定敦请蒋经国出马竞选时，蒋经国本人并未表明意愿，而且故意回避去了金门。后来还是严家金出面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荐，在1978年1月7日的临时中常会上，决定以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2月19日国民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也同时提名。在3月21、22日的“国民大会”上，蒋经国以总投票数的绝对优势当选，5月20日正式就任第六任“总统”。谢东阂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至此，蒋经国终于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子承父业。

蒋经国宣誓就职的当天，即召见台湾当局主管宣传的负责人，作如下指标：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类名词见诸报端。二，今后也希称他为领袖。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此外，蒋经国继续推行“年轻化、知识化、本土化”的用人政策，以减缓因省籍问题而引发的激烈冲突。当然，他的“台人治台”政策是有限度的，台湾籍参政人士往往处于位高权轻的地位，即“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另外，对一些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再一味施以高压，而以“放逐”取代“监禁”，以期化解矛盾。

所有这一切，确胜乃父一筹。但蒋经国对父亲的作为是始终表示钦服的。

1975年4月21日，蒋介石病逝半月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深夜坐于灵堂，想起父亲侍儿慈而亦严，爱之教之无微不至。尤其25年前撤离大陆之时，日夜相处，共冒危险，出生入死，同受毁谤，遭受侮辱攻击，父亲为贯彻反共救国之职志，一心一意为挽回危局而东奔西走，对种种污蔑视若无睹。”

“父亲一生之中，受过多少怨恨，遭遇多少误解，经过多少凶险，所以父亲常谓：‘自顾一生，实无时不在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出生入死之中’。

但是从未为自己出而辩护，对于美国政府于38年所发表之白皮书亦是如此。父亲常日：‘天下事总可水落石出’。今日一切是非皆已大白于天下，此正父亲所言‘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之愿得偿。今日世人皆知，无私无我，爱民爱物，乃我父亲为人处世之基本精神也”。蒋经国在日记中还记述了他父亲与蒋方良之间的关系：“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将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宝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也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与家中病妻为念。吾父慈祥为怀，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惟为儿者知之最深”。

1976年3月8日，将经国在《梅台思亲》一文中，将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并称为“两位时代革命伟人”。他说：“从历史看，国父和领袖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这一时代而生的承先启后的革命伟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以毕生之力，谋求国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伟大的革命人格，引领着照耀着我们，来创造理想的人生”。“‘国父思想可说突破时代的，而领袖革命的反共的远见睿智和坚毅，尤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及”。

1977年4月4日，蒋介石逝世2周年之际，蒋经国又发表了《其介如山》的纪念文章。文中称：“父亲故去之后，虽然没有留下物质的遗产，却有着其影响无可估量、其价值无可比拟的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见之于几十年来的演讲。著述、接谈、会议、教育训练之中，特别是永远留存于许许多多人们的印象记忆之中。这些精神遗产都是父亲为国家复兴、为世界和平奋斗一生的血汗所凝成，也都是父亲的思想、精神、睿智所累积”。“父亲一生，事亲以孝，报国以忠，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律己以严；而在我的有知之年，都承受父亲的训诲，庭前责教，手谕督勉，以及思想、精神、行事的潜移默化，时时刻刻，我都在慈晖教泽之中。”

由此不难看出，蒋经国在蒋介石去世之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新的施政措施，但他从思想上、感情上还是忠实地继承了乃父的衣钵，是彻底的“子承父业”了。

正当蒋经国的声望在台湾日渐升高之际，大陆上传来了和谈之声。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和平统一中国。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政策。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至蒋经国先生信》希望他捐弃前嫌，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公开信全文如下：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勿勿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世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信，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7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

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请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以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迂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

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居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息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芸。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乡，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谬。“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说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仕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1984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再次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一系列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蒋经国始终未作正面接触。但是，蒋经国也历来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论调。他的旗帜非常鲜明：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必须统一。

在“内外压力”之下，蒋经国谨慎地推动了几项主要的民主化和开放政策。1986年，他解除了戒严令，使台湾出现了难得的民主开放气氛；1987年，他主持制订了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的开放政策等等。可惜，由于身体原因，蒋经国来不及再办更多的事。他晚年坐着轮椅治理台湾，单只是台湾岛内的事就足够他伤透脑筋了。

正如有关人士的述评那样：

蒋经国上台后，经过一系列“革新”，使其在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核心得以建立，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地位相对稳定。蒋经国提拔一大批新人上台，也必然后有一批“旧人”下台，并将继续威胁到尚保留在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核心中“旧人”的既得利益。不仅如此，在蒋经国提拔的“新人”中，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李焕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新派人物，由于他们长期从事“党工”工作，与下层接触较多，自然认为国民党开放政权是适应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以王升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派人士，由于长期从事军政和情治系统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且“与世隔绝”，所以主张不能放权。国民党内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逐渐形成了“革新派”（也叫开明派）和“保守派”，到80年代初，两派的斗争因蒋经国身体康健欠佳而围绕“接班”问题日愈激烈。

70年末，年逾古稀的蒋经国身体状况渐呈衰弱。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主持“春祭”，当他下车后步入“忠烈祠”大门，通过仪仗队登上台阶不到100米的路程时，身体已支撑不住，到了主祭位置时更是站立不稳，只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仪仗队将花圈抬到他面前，他也没照惯例鞠躬，只是用手触摸了一下便草草了事。这一过程的摄像新闻播出后，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纷纷猜测。大家虽不知蒋经国得了什么病，但其“政躬违和”已是众人皆知。同年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蒋经国本想亲往主持仪式，可在他上数十级台阶来到蒋介石铜像前的时候，又感身体不支，改由“行政院长”孙运主持。蒋经国身体如此糟糕，自然出现了“权力”继承问题。于是“开明派”与“保守派”开始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双方的分歧主要是由谁来接班。若由刚刚崛起的“新生代”承袭“大位”，则关系到国民党的前途，因为这些人没有大陆经验；若由“元老”接班，“新生代”岂肯罢休？

国民党内出现了“继承危机”。正当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之际，1983年双十节前，长期不露面的蒋经国奇迹般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过去那张像吹满空气气球、闪闪发光的浮肿的脸不见。此后，蒋经国又到金门和澎湖各一次，并在金门铲土植树。据说，蒋经国病情好转得力于俞大维。俞从美国请来一名老中医，经过“望”、“闻”、“问”、“切”之后，认为蒋经国因患有糖尿病，长期服用“胰岛素”造成皮下积水，以致压迫肢体各部的末梢神经，影响行动。然后开了一剂药方，三剂药下肚，蒋经国果然浮肿渐消，继之，腿脚也灵便多了。无论蒋经国身体如何好转，他毕竟还是过了古稀之年，“权力继承”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内两派的斗争并未由此稍减，以致原定于1982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迟迟不能举行。在这期间，国民党宣传工具则为蒋经国连任“总统”大造舆论。尤其是权倾一时的国民党“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突然被免职，说明尽管蒋经国“健康欠佳”，但国民党内的任何派系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蒋经国虽然在口头上否认“传位于子”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却使人很难相信他的说法。蒋经国膝下三子一女，此外还有庶出章氏兄弟二人。蒋经国为延续蒋家香火，曾放开手脚让蒋家第三代抓权。只是由于“江南命案”的突发，才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传位部署。

江南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因写《蒋经国传》揭蒋家隐私被台湾情治部门暗杀于美国住所。此案涉及蒋孝武，引起社会舆论关注，在江南命案冲击下，蒋经国明确表态说：“台湾下届‘总统’的选举经由宪法选举产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在传子部署受阻后，蒋经国开始安排集体接班。他将追随他多年的爱将李焕纳入中常会，后接管中央党部。同时任命其弟蒋纬国为“国安会”秘书长，掌握了军特实权。至此，一个“一蒋二李”（蒋经国、李焕、李登辉）为首的集体接班的班底已基本形成。

江南命案的余波尚未消失，整个台岛又遭到十信弊案引发的金融风暴的冲击，广大民众怨声载道。蒋经国为了维护国民党利益及统治。深刻反省在政治上的做法，认为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1986年3月底，蒋经国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根据蒋经国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基调通过了《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案。该案提出了“要以党的革新结合行动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三中全会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国民党必须革新才能与时代潮流结会。同时，他还把调整和改善同党外势力的关系作为改革的重点，说国民党应多交朋友，多听取各方意见，尊重法治，共同为启导社会样和、开拓“国家”光明前途而努力。

为了推动政治革新的开展，蒋经国首先从组织上做了安排。他提拔李焕、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4个进入国民党中常会，使决策机构年轻化。蒋经国还从31名中常委中选出12人，以严家为召集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问题。他反复叮咛：“全会交下来的案子很多，但要选择最主要的事做，而要快做，不要拖。”在他的不断督促下，常委研究确定政治革新要项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治化、党务革新与调整大陆政策。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上述举动被称为“向历史交待”。蒋何以在其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呢？探究蒋经国晚年的心路历程，是以下几因导致他非如此做而别无选择。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民众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是他晚年“向历史交待”的社会经济原因；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弊端与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是他晚年革新的内在因素；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给国民党在台统治以极大的威胁，是他晚年举措的外部因素；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压力，是他变被动为主动的另一外部原因；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不断维新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蒋经国在台倡导维新的国际原因；谋求身后政权稳定，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是蒋经国“向历史交待”的主观原因。

在台湾政坛沉寂多年的蒋纬国，于1986年6月被蒋经国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是由于何种目的？同台湾的“接班”问题联系起来看，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台湾“接班”问题，一直给以密云不雨的感觉。蒋经国在 1985年12月25日继答台湾《时代》杂志问世以后，明确宣布了两个“不能也不会”。一个是由蒋家人的接任；一个是实行军事统治。这二者都是既“不能”也“不会”。而且说到做到，外放其子蒋孝武到新加坡，以证明决不搞家族承传的诚意。但是不搞军事统治，比起前者就要复杂一些。因为不搞家传，主观即可以定夺，而不搞军统，则牵连到客观因素。现任台湾“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已成为台湾近二十年来最有实权的“军事强人”。“枪杆了里面出政权”原本就是东方政治的特征之一，又加上国民党极右派针对蒋经国的两个较开明的决定（一为批准华航货机事件与中航直接谈判；一为同意国民党与党外直接沟通）大吵大闹，如丧考批，为此不惜搞“效忠转移”，另立具有枪杆子实力的郝柏村为他们的“新强人”。蒋经国在这种情况下，棋高一着，发表汪道渊继宋长志任“国防部长”，其弟蒋纬国继汪道渊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决不是简单的人事任命。根据蒋经国近年来所走的政治棋势看，“本土化”是他的“金边”，而“民主化”则是他的“银角”（围棋有金边。银角、草肚皮之说）。他要取得这盘棋的全胜，必须有一着可以“着眼”的事，而蒋纬国就是在必要时可以点眼的子。

蒋纬国在台湾军队中的分量是应该肯定的。他身为“战争学院”院长、“三军大学”校长，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必要时登高一呼，自有响应者。

蒋经国任文人为“国防部长”，固然可以大大淡化军事统治的趋势，而任命在台湾被公认为具有民主作风的蒋纬国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更是出于此心。

香港《明报》1988年1月17日报道：“在蒋纬国被委任接掌“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他一度被认为是蒋经国‘总统’职位的继承者。”

这种分析显然理由不充分。事实上，随着蒋经国的逝世，“蒋家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在台湾这个“权力过渡时期”中，蒋纬国的作用只不过是力足防止军人干政而已。

1988年1月13日晚8点45分，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台北市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画面中断，市民们先是懊恼，继之则是悲哀，原来荧屏上出现了肃穆的字幕：“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下午15时55分不幸与世长辞，举国哀悼。”

主治医师，台湾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这样报告了药经国病逝的经过：“总统”于今日上午7时30分起庆时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医师检查，血压110／70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0次，体温36摄氏度。由于未进早餐，随即以静脉点滴注射补充营养。不幸于下午1时55分，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随经立即召集医疗小组以人工心肺复苏木挽救无效，延至3时50分心跳停止，瞳孔散大，而告崩逝。

下午7时，在“行政院长”俞国华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紧急常会。俞国华向与会人员报告了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宣布：依据“宪法”，由李登辉“副总统”继任“总统”。晚8时O8分，李登辉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宣誓就任“总统”。接着，“行政院”宣布从14日起，“举国哀悼” 30天，军方同时命令“全军从1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取消假日和休假以加强戒备。”

1月30日上午，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举行蒋经国丧礼，“总统”李登辉主持仪式。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没有参力口。

仪式完毕，蒋经国的灵车在三军乐队和仪仗队的引导下，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缓缓开出“忠烈饲”向大溪镇方向驶去。沿途，很多人按传统习惯在人行道上磕头。

很多和尚身着袈裟在马路两旁念经。沿途约有100万人观看送葬队伍。灵车经过上百个祭坛，于下午13时达大溪陵寝。

陵寝用黑色大理石筑成，蒋经国静静地躺在那里。离他不远的地方，是他父亲蒋介石的“奉后”地。

蒋经国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去唁电，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谈话，对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吊唁。

中共中央的唁电，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赵紫阳的谈话全文如下：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哀悼。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

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作出了努力。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事，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被称为国共两党“四十年来第一电”的中共中央唁电和赵紫阳谈话，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合众国际社评论说，中国“对一度曾是自己敌人的台湾“总统”蒋经国的逝世表示哀悼，异乎寻常地对他加以赞扬。”并说：“中国领导人代表官方最初作出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们犹如失去了亲人，对在晚年曾设法弥合近40年分离状况的这样一位疏远了的亲戚的死表示哀悼。”共同社会记者伊藤还把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时中国新闻界的反映与此次蒋经国逝世的报道相对照。那时新华社发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而对蒋经国逝世的消息，却是“收音机和电视新闻都在头条报道了这条消息，不仅向台湾新领导机构表示了新的和解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向国内外强烈表明了要实现祖国统一。”

蒋经国逝世后，久居美国的陈香梅给蒋夫人方良女士写一封信，信中说：中国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近年来虽大有进步，但千百年来的东方传统仍不易去除。我读到许多追悼经国先生的文字，也听过不少人在追悼会上的哀思，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牺牲最大、奉献也不少的人--你，经国先生五十年来同甘苦的伴侣，因为你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奉献者。

我和你相识不深，和你见面大概也不到十次，但每次见到你时我对你有无限的同情，也附带些不知该不该有的不平。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自由中国”的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五十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随你的丈夫，你离开了你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或许近百年来东方对于强人治国。家族执政等事过于执着，虽然妻随夫贵，而你，有意无意间却被一般人忽略。

国际间的第一夫人我领教过的为数不少。美国的第一夫人从艾森豪威尔夫人、肯尼迪夫人、约翰逊夫人、尼克松夫人，我和他们都同桌吃过饭，福特夫人和里根夫人也曾驾临寒舍，这几位第一夫人都是新闻人物，出出进进都有大批随员前呼后拥。……如今我看到你含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我有一份无限凄怆的同情，你看来如此孤单如此落寞。

你的出生地苏联我去过，莫斯科的红色广场，四周古老的建筑，纯朴的老百姓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斯大林的女儿我也见过，她来美国后，宣布放弃苏联国籍，结婚生女，但后来又突然回到苏联去，最近又请求在英国定居，我想她的情绪一定是很矛盾而复杂的。韩国第一任大总统李承晚的夫人是奥地利人，……李承晚病故后，她曾回奥地利定居，但后来还是回到汉城去，把他乡认作故乡，她的一生也是奉献给了南韩，奉献给了李承晚。

你呢？你的一生也是完全奉献给了你的丈夫与儿女。当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民航公司尚在台湾作业时，民航公司有几位机长的太太是从东北来的苏联沙皇时代的遗族，她们会说俄语，她们常说你有自由而不自由，因为你的丈夫将是“总统”的继承人。虽然你学会了说宁波话，虽然你已五十年没有再踏上自己生长的土地，但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接受你，恐怕是不太可能的，我相信这是你每时每刻都在努力地做这件事。如今这长跑已到终点，不管你是输家与赢家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该从今日开始珍惜自己。远适异国是要有绝大的勇气、无尽的忍耐的，我知道，我是过来人。我初来美国时年纪轻，我的丈夫虽然爱我，但他是美国人，无论如何无法了解一个中国少女异乡异客的心情，虽然我曾随着陈纳德将军领略了很多民众对英雄的崇拜与喝采，但我总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影子，阳光西落时，影子也不知飘落何处。

我的最大领悟是在异国寻得了自己。我年青失侣，要在异国立足，我不再追求那份要众人都接受我的情怀，我为了自己的成就而自喜、而珍惜。我看尽了国际间的沧海桑田，人际间的冷暖悲欢。人多时候不一定热闹，人少的时候也不一定孤单。

你的一生已做了无时无刻的奉献，现在该在悲痛之余多爱惜自己，多做一些你自已喜欢做的事情。

我珍惜我们早年在理发店中的闲聊，统一饭店的理发师仍在，你以后也可以再出来看看，许多地方你大概只是似曾相识。年前赵聚夫人陪着你参加一个台北的晚会，你还是那么的和蔼可亲。

……前埃及总统萨达特夫人在丈夫被刺后，而今在美国谋生，瑞典皇的皇后是德国人，约旦皇的第三任妻子是美国人。这几位女性都是要在不同的环境中寻求自己，不是易事。但她们是在近年来迎着新的挑战。你到中国来的时候，其处境当然是非常不简单，而你所要承担的挑战一定一言难荆在你有生之年，希望你在空余时间回述一下你五十年来在中国的大小事，一定会是一本有历史性的可读课本。

蒋经国死后，不但其遗嘱的真伪成为人们一时议论纷纷的话题，而且他的死因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台湾《民进周刊》刊登了吴祥辉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蒋经国猝死，有人悲拗逾恒，有人幸灾乐祸，而大部分人无非是抱着“死是他在死，活是我在活”的态度，顶多是自我解嘲。在“国殇”期间，不要笑得太自然，如此这般，聊表心意罢了，而这才是传播媒体蓄意营造“举国同悲”背后的真正实情。

蒋经国的死亡，由于他缠病多年，因此，他的死很容易就被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对许多医学界人士而言，蒋经国死得太奇怪了，死得太冤枉。太不明不白。

蒋经国的特别医疗小组是由荣总内科副院长姜必宁担任召集人，然而，荣总许多医师虽然不敢明目张胆表示意见，但在私底下却议论纷纷，而荣总除外的台大、长庚、国泰的一些名医师更是咽不下一口气，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堂堂一“国”之尊，就被荣总这样莫名其妙弄死了。

有人说姜必宁应该为此下台，以谢国人。还有人因为无法寻得合理的专业解释，而做了政治上的揣测。其中最敏感的是，是不是有人故意谋害蒋经国？那么这个幕后指使者是谁？这种揣测虽然并无具体证据，但几千年来中国宫廷的可怕斗争经验，使得这种揣测逐渐成为一种传言。

几位医师同时指出，以蒋经国当天早上发生恶心、呕吐、血压下降的情形来说，内出血的症状已非常可疑，应该立刻进行诊断、急救，而医疗小组非但没有明确诊断，没有输血补充流失之血液，还以静脉点滴注射，冲淡血液浓度，岂不是要加速蒋经国的死亡。

一位肠胃科权威指出，在当今医学发达的现况下，一位住院的病人，一旦导致内出血死亡，医院应该负有失职之责。他表示，除非病人突然遭枪击、刀或其他重大伤害，大量出血不治，否则一个住院病人，一旦内出血，通常可经由排便、血压等现象发现。严重内出血也可经由插胃管及输血急救。一般病人尚可如此，何况一国之“总统”，竟然死在消化道大量出血、引发休克、乃至心脏呼吸衰竭而死，这种状况简直是不可思议，贻笑国际！

医学界指出，输血是内出血必然急救的过程，但不论是新闻局或是姜必宁对外谈话中，均未提及曾为蒋经国输血，显然极不合常理。

在许多医界人士看来，蒋经国固然长年积疾，但是元月13日的猝逝，实在死得不明不白，死得冤枉。他们认为，即使是一个普通病人，有妥当的医护照料，都不致于出现这种内出血的惨死模样，何况一个堂堂“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

关于蒋经国的猝死，外间流传着各种说法。但是，身为死者亲属的蒋纬国面对台湾《新闻》周刊记者的访问时却说：“我想这件事有必要做些说明，虽然蒋氏家族没有任何人要我怎么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从没有听到家族里有任何人对医疗小组有什么怨言。”

关于遗嘱问题，蒋纬国说：“我觉得这件事没有追究的必要。但我可以明白地说，我在4点多到达经国先生的住所时，大家正在看遗嘱以及签名。至于遗嘱是用一张不相干的纸写，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事后造假的话，反倒会找张正式些的纸来写才对。……这件事实在没有追究的必要，何况遗嘱的内容，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些的的确确是他想要说的话。我觉得用的纸即使比那张更差，也足为奇……”蒋纬国还曾于蒋经国去世后的2月12日发表了一篇《悼兄念父文》，悼文说：宝岛冬日，寒流阵阵，阴晴交错，冷暖时变。在这满怀哀伤的时光中，你唯一的弟弟和您亲爱的家人，强忍怀念追思的伤痛，度过这漫长、沉重的国丧家哀的日子。

哥哥，您安息已一个月了。

人所期待之事，往往会比所望之时，来得慢些！但人们所最不愿见之事，却往往来得太快！但这次来的实在太快了。虽然您的健康已有一段时日令人关注，但您坚持的毅力始终胜过一切，一直保持正常的作息，元月十二日还在“总统”府处理要公。次日上午我们大家还在中常会中等您来主持会议，后来宣布您因故不能来会，我们就习惯地按时在九点开始由轮代者主持开会。下午我正在与友邦人士作学术与时事的座谈讨论，忽接电话，急忙赶至寓所。哥哥！您已经走了！您因大量呕血、不支而逝，真可以“五内俱裂”来形容！怎不令亲者心痛、情酸！但您留下的最后容态却又如此安祥，因为您已尽了您能做的一切。……在知您离世的一刹，知你因大量咯血而逝时，真是悲愤异常，恨那些无知与不义的一群！上帝啊！请原谅我这一时间的气恼和激动！哥哥！这绝不是你想到的。

您一定会说：“原谅他们的无知！”您一定知道，他们自己会慢慢地反悔！直到想过来时，他们也会和我们并肩携手，完成救国救世、救人救己之大业的！

没有人不为国家的前途着想的，除非他是卧底的卖国贼！没有人愿意自掘坟墓自毁前途的，除非他另有阴谋！颐侵谢褡逯泄⒐怨偶匆浴爸械馈毕嘟岷希啦煌卟幌辔保煌蛩湮萄刍品⒁嘀泄！「绺纾∧且丫×俗畲蟮呐Α＝窈螅颐侨舷拢厝宰匪娴彻檀苏统，奋力以赴，以报列祖列宗与国人。你们安息吧?

蒋经国晚年锐意于政治革新，同时决意向“政治禁区”突飞猛进。可惜天不假年，蒋经国的政治宏图尚未最后实现，就过早地撒手人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4．老去情怀及其他

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称居总裁、“总统”，位极人臣，我行我素。到了台湾之后，他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但作为一个自然意义上的人来说，他也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爱好、习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蒋介石在大陆期间，饮食起居及日常工作的时间安排是非常有规律的。抵台之初，则因在大陆战败，整日间坐于日月潭的涵碧楼中，反省其失败原因，并制定“反攻”计划。重登“总统”宝座后，即全力投入稳定台湾、准备“反攻”的行动中。此时他虽已60多岁，但出于反共使命的需要，仍到处奔走、演说、打气、安抚，精力旺盛，超过一般的同龄人。

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的生活也算比较有规律。办公之余，他有时养花、种草、逗狗等，晚饭后喜欢看电影，一般情况下都有人在旁边为他解说。晚10时入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澡。浴毕写日记。晚间写日记已成为习惯，数十年毫无间断。

蒋介石平日饮食很简单，以青菜、豆腐等植物性食物为主，只求营养，不求奢侈。不但烟酒不沾，而且连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蒋介石素有事必躬亲的习惯，如台湾淘汰人力车的议案，就是他亲自督办的，此举虽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又经常使下级处于被动地位，引起诸多不便。

国民党最基层组织为小组，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为加强对党员的控制，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藉方为有效。小组会议每月举行一次。蒋介石的规定，他自己不能不遵守，他参加的那个小组，是由“总统政府”或顾问等党员组成，属政要阶层。在每次召开小组会时，组员之间互称同志，惟独对蒋介石称“总统”。小组成员中一位湖南常德籍的张炯曾提一建议：“我们在小组会议上都互称同志，更亲切些，我建议以后称呼‘总统’为蒋同志或蒋中正同志”。蒋当时含笑点头说：“好！好！”实则心中不悦。也有人问张炯，“蒋介石是喜欢别人恭维的，你这个建议，恐怕引起他的不高兴”。张炯为人比较正直，答道：“这是合理的建议，我可没有想到这些”。由此事可看出蒋介石是个多么虚伪的人。他“领袖”自居，喜欢标榜“民主”、“平等”，可是一旦事到临头，又常常暴露其刚愎、孤傲的性格弱点。

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经蒋介石亲自核定。当他深思熟虑之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告纸上发表，使有些调动工作者颇为被动。有一次，一个宪兵团长出缺，“宪兵司令部”推选该部第二处上校处长盛先熙出任。蒋介石亲自如见盛。当他走进“总统”办公室时，蒋介石看到他的仪表不错后颇有好感。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最后问到盛的家眷在何处时，盛答在大陆湖南湘潭故乡。蒋听后告盛先回去，最后任命迟迟未能发表。蒋介石之所以不同意盛先熙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盛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盛氏的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蒋介石这个人素喜疑心，逃台后尤甚。他在大陆被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打败，心胸狭隘的他，从此对毛泽东的一切都恨之人骨，连毛泽东的同乡竟也难辞其咎。

到了晚年，蒋介石也特别喜欢和孙子、曾孙一起戏耍，宣享天年之乐。同时，他对戏剧也颇有兴致。1956年蒋介石70岁寿诞时，适有香港粤剧界艺人白玉堂组团来台“祝寿”。蒋早年在广州多日，对粤语比较了解。当白玉堂等上演剧目时，白饰演薛仁贵，演得非常卖力。但白玉堂怕蒋介石听不懂粤语，改用普通话，但稍不留意又走了腔。有人到后台传话说：“蒋公对粤语能听懂百分之百，不必用普通话，以免弄巧成拙”。白玉堂听后如释重负，拿出平生所学为蒋介石表演，深受蒋介石的赞许。

蒋介石不仅喜欢粤剧，更喜欢听评剧。但据蒋的部下说，蒋到台湾从来没有听过评剧，蒋介石曾说：“不回大陆，不看评剧”。

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心目中；是个“伟大”的父亲，没有人比他更“伟大”。

蒋介石生前及死后，蒋经国发表了大量文章，肉麻地吹捧他的父亲。在蒋经国的笔下，蒋介石的作为和“贡献”超过了历代有作为的君主。

进入七十年代后，台岛愈发陷入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孤独与凄凉境况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人联合国，蒋家邪朝廷”的“外交”急剧走人困境；美、日等大国领导相继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好。在一连串沉重打击之下，86岁高龄的蒋介石终于被打倒了。1972年3月，蒋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术，身体机能从此减退，后转为前列腺宿疾。从这次手术起，蒋介石的身体健康状况一蹶不振。

1973年7月，台湾报刊发表了一张蒋介石与其孙儿蒋孝勇夫妇新婚合影的照片，意在向公众表示蒋介石身体尚剑1974年8月，台湾当局再也瞒不住事实真相，只好宣称：因蒋健康状况不佳，减少政治活动。这一年12月，蒋介石因感冒而转肺炎，再度人院。1975年2月下旬，蒋病情渐危。3月下旬，蒋自感来日无多，遂召“五院”院长来听他口授遗嘱。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当局明令从四月六日起历时一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

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膝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的场面十分冷落。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居蒋介石之“灵枢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完成蒋介石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阉。蒋介石在这里筑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枢暂借此地。

1975年 4月 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

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去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效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枢的“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廊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能屈能伸。”

这“能屈能伸”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蒋总统秘录》的作者古屋奎二解释为“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蒋介石死于孤岛，可谓“屈尊”，但他还有“光复大陆”之“伸”吗？不会有的。

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曾参加奉盾大典，由蒋经国、蒋纬国陪侍。随之，她又在中山楼召见了国民党中常委，嘉勉他们在丈夫辞世前后的“报国精神”。从此，她便住进士林宫邸的园内，很少露面。5个月后，即1975年9月，她由于身体情况欠佳，且因身心感到疲乏，尤其是丧偶之后万念俱灰，所以毅然决定去美国隐居，顺便诊治长期未愈的旧疾。

1975年9月17日，宋美龄启程赴美。临行前，她发表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赴美就医行前书面谈话》。

她在这篇书面谈话的开头一段说：

近数年来，余迭遭家人丧故，先是姊丈庸之兄（孔祥熙）去世，子安弟、子文兄相继去世，前年蔼龄大姊在美病笃，其时“总统”方感不适，故迟迟未行。赶往，则姊己弥留，无从诀别，手足之情，无可补赎，遗憾良深，国难家忧，接踵而至。

二年前，余亦积渐染病，但不退自顾，盖因“总统”身体违和，医护唯恐稍有怠忽，衷心时刻不宁……如是几近三年，不意终于舍我而去，而余本身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余，及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确已罹疾，亟需医理。

9月17日上午，宋美龄乘坐她的“中美号”专机前往美国。当时的“总统”严家金及其夫人，“行政院长”蒋经国夫妇和家人，以及“总统府”“资政”张群、“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何应钦、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还有一些外国使节团的大使及夫人等到机场送行。

这天，宋美龄身穿她一身喜欢穿的长旗袍，带着黑色墨镜，在松山军用机场接受了华兴小学四年级学生献给她的一束玫瑰花，然后与在场的亲友、党政首脑和外宾-一话别。自此，她挥别了她钟爱的故士与国人，远赴异国，贻养天年。

登机时，她的长子--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的蒋经国，亲自搀扶他的继母进入机舱。这对这位终生未孕的“女强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安慰。而实际上，蒋经国的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在孝敬后母，无如说是一种精神自慰。蒋介石的死，对于蒋经国而言，最大的打击是精神支柱的崩毁，他一时感到茫然无措，“恋父情结”无所依傍，才有了亲自搀扶后母宋美龄登机的“孝举”。

蒋介石西归，蒋经国顿失依凭，曾于乃父去世后第二天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行政院长”一职，理由是父亲大行，“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当天，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根据“宪法”第十九条规定，由严家金以“副总统”职继任蒋介石遗缺；不准蒋经国辞职，要其“衔哀受命，墨经从事”。依法而沦，蒋经国作为“行政院长”，应向“总统”辞职，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要慰留“行政院长”的也应是“总统”，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蒋经国此举，一则说明国民党鼓吹“法制”的虚伪和党政不分，党务高于政务的畸形体制的可笑，二则说明蒋经国的确继承了乃父衣钵，以退为进，方得以承袭“大统”。

4月28日，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主席。从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台湾头号人物了，至于“总统”严家金，不过是一个“滑轮”，一个“过渡总统”。这位严大“总统”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他当“总统”是蒋介石的恩赐，是挂名过渡，一旦任期届满，他要自学地将这个宝座“完壁归赵”的。

如果说蒋介石之死使蒋经国失去了精神支柱的话，那么1949年戴手陶的自杀身亡，就等于是使蒋纬国失去了政治支柱--虽然蒋纬国始终未能从戴季陶本人那里亲口证实谁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不久，蒋纬国的身世又一次激起小小的波澜。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大约在1950年前后，有人发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血型是O型，而蒋纬国则为不同血型。同时，又因蒋经国说过：“O型血的血液，是英雄血”的话，于是有人据此深究起来：蒋纬国不是蒋家的亲骨肉。尽管从医学科学角度看，光凭血型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出什么。然而，“蒋纬国与蒋介石不同血型，而与戴安国同血型”之说不胜而走。据说，深受流言困扰的蒋纬国曾无可奈何地自滤道：“我如果不姓‘蒋’而姓‘戴’，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果然，蒋纬国此言一出，流言渐趋平息，他的困扰和烦恼也日渐减轻。此后，仕途也是顺利，1961年晋升为中校，复任装甲兵司令，1963年9月，调任陆军大学指挥参谋大学校长。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4年，由于在“湖口兵变”中受到牵连，蒋纬国的仕途转入低谷期，中将官阶一干就是14年。等到蒋介石病逝的那年8月，蒋纬国才由蒋经国提拔晋升为二级上将，调任三军大学校长。蒋纬国有如此好的家世背景，但官运却很不佳。他由少将升中将，大约隔了8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15年之久，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故而，当时台湾国民党政界难免不有人据此臆度：除非蒋纬国非蒋家骨肉，否则，蒋纬国的境遇缘何如此尴尬？他的宦途为何这般坎坷？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撒手西去。在这段日子里“蒋纬国姓戴不姓蒋”之论又一夜之间成为台湾国民党党政界人士谈论的热门话题。关心蒋氏豪门政治人物动向的人们纷纷从蒋经国亲撰的《守父灵一日记》一书中寻根问底起来，认为书中蒋经国提及儿子、女婿、子孙之颇多，为何对蒋纬国却只字不提？蒋经国不是借此有意向人们暗示，蒋家只有一位“孝子”？这不由得不令人们要问，蒋纬国究竟是谁的儿子？

1986年，《蒋纬国报到》基本成书，此书是蒋纬国自陈家世之书。由于是当事人亲口道出，自是石破天惊之举，一时朝野为之一震。

此书最为敏感的内容，是蒋纬国在书的前两章首度披露了自己的身世的几段文字。由于该书作者孙淡宁对于蒋纬国的血缘背景知之不多，这最重要的问题几乎是一笔带过。然而，作者的角角已涉及到蒋氏家族内幕秘史，书中写道：“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真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是他的‘义父’，蒋经国则是他的‘义兄’。”

孙淡宁说：

1911年，戴季陶东渡日本后，与一位东瀛女子同居，所得一子是为戴安国。1916年的春天，戴季陶携眷一起回到中国，定居在上海。同年10月，在上海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即后来的蒋纬国。1919年，这个幼婴四岁半时，才由蒋介石抚养。

我们知道，蒋介石已有儿子蒋经国，为何还要再领一个儿子呢？这是秉承母命。

原来蒋母王采玉在1887年生了蒋介石（名周泰）后；又生个儿子，名瑞青（又名周传），到了3岁而夭折。尽管如此，按乡规旧谷，他也算是蒋氏一房。蒋介石生儿子蒋经国，王采玉又要蒋介石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所谓“兼桃立嗣”。这样，蒋介石门下就有无后之虞。为了承袭蒋氏血脉，蒋介石遂向好友戴季陶要求领养这个幼婴，带回老家溪口，交由侧室姚怡诚抚养，取名纬国，乳名建镐。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如此这般，蒋介石遂了心愿。

1920年，蒋纬国的妹妹戴世芳又在上海降世。时值军阀混战，戴季陶正奔走于南北各地，无暇顾及母女俩，只好将世芳送给上海一位殷实商人颜博诚夫妇养育，取名为颜世芳。

至此，蒋纬国的身世是可以澄清迷雾，还庐山真面目了。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蒋纬国自己是怎么说的吧：“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根在戴姓，这说法当然是最权威的。

根据蒋纬国自己的说法，他的生父是戴季陶，这正是不破之论。那么蒋纬国的生母，也就是《蒋纬国报到》书中提及的那位东瀛女子究竟是谁呢？

香港出版的《蒋纬国传》一书指出，蒋纬国的生母是日本人，是位艺妓，名叫津渊美智子。另一传说为“爱子”。辛亥革命前夕，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相继东渡日本留学，借居在这位艺妓家中。

此时蒋介石与戴季陶都是20刚刚出头，风度翩翩，年轻英浚尤其是戴季陶风流，其举止及神采，更令美智子颇为倾心。

津渊美智子年方二八，出落得秀丽可人，令这两位中国青年为之销魂。

津渊美智子与戴季陶慢慢地陷入热恋之中，两情欢洽的结果，也就珠胎暗结：先是戴安国来世，再就是纬国降生。

1916年春，戴季陶携津渊美智子从日本回到上海，美智子遂有定居中国之意。

后终因中国政局不稳，且戴季陶、蒋介石等人风云奔波，迁徙不定，美智子不禁滋生几分思乡之念，1920年，她终于向戴季陶提出，要回日本去。从此一去不复返。

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以《蒋经国总统逝世一年来的感受》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蒋纬国说，就他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蒋纬国的身世之所以蒙上重重雾露，这当然是由蒋介石和津渊美智子有过那段微妙的关系。但是，蒋纬国生于上海，当时美智子已专属戴季陶，蒋介石则正追随孙中山奔走于各地，所以他的身世原应可以澄清的。蒋纬国身世不明，仕途坎坷，个人婚姻生活则更是曲折丛生。他1944年得与西北纺织大亨石凤翔之女石静宜结婚，可惜这位石小姐红颜薄命，国民党逃台后不久，石静宜就一缕芳魂归九天了。

石静宜是猝然暴亡的，她的死是台湾七大疑案之一。关于她的死因，台湾两种传闻。

一种传闻是她死于分娩，这是官方的说法。

石静宜结婚后，长达10年，未有身孕，忽然梦熊有兆，预产期是9月中旬。事有凑巧，此前蒋经国奉派赴美考察。石静宜屈指一算，农历9月15日是老公公蒋介石的生日。她心想；如果生下的子女和老公公的生日是同一天，那该有多好。当时蒋纬国的家住在台北广州街武昌新村，与阎锡山紧邻。就在广州街上有一个中心诊所是专为高级官员及家属服务的贵族医院。石静宜找到医生，请求医生为她控制产期。

医生遵命给她打了安胎针。可是到了农历9月14日晚，仍没有阵痛的迹象。她实在太任性了，又去请医生施行催生。这样一来，安胎的针剂和催生的药物在肚子里“打仗”，再行检查时，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此时蒋纬国不在台湾，石凤翔也一时不知去向，于是辗转找到了蒋经国，等蒋经国赶到中心诊所时，石静宜已经停止了呼吸，胎儿死在腹中。石静宜去世后，一向对她情深意重的蒋纬国悲痛欲绝。为了永远纪念他的元配夫人，他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办了个“静心小学”、“静心乐园”；在台中办了个“静宜女子英专”，蒋纬国都自任董事长。

还有一种非官方的传闻--石静宜死于自杀。

原来，石静宜这位富家千金，自小娇生惯养，过惯了挥霍无度的富裕生活。来到台湾后，娘家的经济来源已不能再满足她的豪奢生活，蒋纬国的薪俸又不够她花用，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苦况使她只好另想它途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有关石静宜的种种传闻街谈巷议沸沸扬扬，传说她利用丈夫蒋纬国统掌的装甲兵旅采购物资的便利，从香港进口货物到台湾贩卖。传言不胜而走，老公公蒋介石亦有耳闻，竟要大义灭亲，查办儿媳。于是，一起涉及到石静宜挪用军款购买私货而逾期未归的大案，东窗事发。这便是在台湾轰动一时的“魏文启、包启黄案”。该案涉及到政治圈内复杂的权力斗争，戏中有戏，案中有案，石静宜当然也被牵连至深。

魏文启乃是台湾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的一名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在一次内部例行的业务检查中，发现他主管的帐上短款 300万元。

原来这笔款项是由前任科长经“联勤”总司令黄镇球、司令黄仁霖的同意，借给蒋纬国夫人石静宜到香港办货走私去了，牵线人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夫人宋美龄，并现存有石静宜的借据。魏文启因慑宋、石的威严，碍于“二黄司令”的面子，也就没有揭发和追究这300万元款的下落。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台湾军法当局以读职、贪污二罪，将魏文启拘捕归案。魏妻见丈夫蒙冤，遂找到昔日情人、“军法局”局长包启黄，请求其从中斡旋。包启黄表示，只要提供20万元台币，魏文启就可能获释。可是魏委等到的消息，不是丈夫归家，而是一命归西。

又气又急的魏妻那肯善罢甘休，在“保密局”特务的策划下，冒死挡蒋介石的“驾”呈上诉状，状告包启黄勒索财物，奸污自己。蒋介石看完状子，勃然大怒，立即“御批”着保密局即将包启黄逮捕查办。不久，新店安坑刑场又多了一个冤魂。

“保密局”系统的特务缘何要插手“魏文启、包启黄案”呢？原来，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时，包启黄仅为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上校副处长，后升为少将处长，1952年在蒋经国的栽培下竟然成为台湾“国防部军法局”中将局长，40出头的包启黄就这样以火箭速度坐上了军法系统第一把交椅。官运亨通的包启黄固然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眼红心跳，而尤使毛人凤大感不快的是这位局长大人竟以“包青天”自居，得意忘形；在处分“保密局”系统特务的违纪行为时，更是不留情面，心狠手辣。正当毛人风不知如何发泄心中的不满时，拔掉眼中钉、肉中刺的时机到了。

魏、包案发，抖落出将府内幕。对借款案来说，魏文启本是无辜的，知情不报，也罪不致死。但是，当魏妻找上包启黄后，事情就有了新的变化，因为它给了毛人凤一个落井下石的机遇。毛人风为了置包启黄于死地，一面下令立即枪毙魏文启，制造包启黄与魏妻之间的矛盾，逼魏妻起来告发包启黄；一面派出亲信特务指导魏妻如何挡“驾”告“御状”。所以说毛人凤是借魏文启的命来要包启黄的命，这一招的确高明，毛人民因此泄掉了心头之恨。

魏包两人相继归天，他们无形中给300万元借款案的当事人宋美龄、石静宜当了“替罪羊”。按理说，借款风波至此可以平息。但此案纷繁复杂。风波迭起。当然，有“总统夫人”之尊的宋美龄是毫发无损，但她的儿媳石静宜却难逃干系。

本来借款之事，绝对隐秘。问题出在“联勤”总司令黄镇球身上。此人原是张发奎的部下，自投靠蒋介石后，对蒋氏家族倒是忠心耿耿，并无二心。当他发现自己被架空，副手黄仁霖竟自作主张答应借款300万元予宋美龄和石静宜，自己只是在具体条件谈妥后才被叫到现场过目，名为请“总司令”批准，实则是黄仁霖耍滑头：若是不出事，则他独享其利；若是一旦追究起来，就请你“总司令”也共担其责吧。

黄镇球也不是一般之辈，心想你黄仁霖魔高一尺，那我便道高一丈，认为既然是宋美龄替石静宜所借，那就请石静宜留下签名字据。

黄镇球一拿到字据，立即向蒋经国密报。按照蒋经国的旨意，黄镇球一面把钱付给宋、石二人，由宋、石出面托人到香港办货；一面在货到之后于港口把货扣押，300万元借款永无偿还之日，宋美龄、石静宜挪用公款走私，证据如山。当然，“联勤”总部并不吃亏，现货物在黄镇球手中，“赚头”自然也就归于“联勤”总部了。

据宋美龄估计，这批货物一旦脱手，则可赚取500万元。

黄镇球的个人“赚头”则更大了，事后即成为蒋经国的心腹，官运亨通，连连高升。凭着一张石静宜的借款签字条，黄镇球换来了高官厚禄，同时却葬送了石静宜的生命。这个倔强的石静宜，在案发后，即要面子，又不肯去乞求。那时蒋纬国又在美国，更是鞭长莫及。她顿生死念，遂服毒自荆当然，最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蒋纬国了。尽管传闻各异，真假莫辨，但有一定却是千真万确的月B就是把悲剧留给了蒋纬国。

1991年7月，在内争中失势的蒋纬国，再次成为新闻焦点。7月6日，台中市调查站公开声明：“蒋纬国将军遭人检举持有60支靶枪，已于6月30日托人自动向我站报缴，由于前后说词不一，且对全案来龙去脉无法合理圆满的解释，致引起社会大众的猜疑。”11日下午台中市调查站将该案函转台中地检署，全案进入司法程序。

面对舆论界的喧嚣，蒋纬国并没有沉默。7月7日下午，他在“中华战略学会”接受了台湾“中央社”记者的访问，他表示，在台中宜宁中学宿舍的一批枪械，在他的记忆中，是0．22英寸，次口径、室内休闲、练习用的长型靶枪，有效距离是25米，目前台湾并没有生产制造这种枪的子弹。

蒋纬国说，这批枪械，是他20多年前委托美军购买的。他本想用这些枪在“三军大学”或“联勤总部”附设休闲靶场，提供军官娱乐之用。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存放，也就暂放在台中宿舍里，而且这些枪是旧枪，他还特别请“联勤”单位查验、鉴定，并上了凡士林，贴有“联勤总部”检验的封条。在工作繁忙、事隔多年的情况下，他也就真的忘了此事。

蒋纬国强调，外界风传他拥有“轻、重武器、大批军火”，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滑乱社会视听，是不应该的。何况，他本来就是军火收藏家，过去他收集的各类枪支，早已捐献给“联勤总部”，并且设置了特别陈列室，作为样品参考。

“私藏军火”案曝光后，蒋纬国的女佣李洪美自杀。7月8日，台湾《中国时报》刊登记者尹乃警的文章，题为《蒋纬国怀疑：女佣死因与被告发藏枪有关》。

文章宣称：“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表示，他怀疑他的女佣李洪美死因和向调查局告发他拥有枪支的这位“告发者”有关。他说他猜想：“李嫂”是在受到此人威胁后自杀的。他说，这个人的手段太卑鄙、太狠，“当局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

蒋纬国说，有人向有关单位告发他有60支枪这件事他并不知道，而是他的女佣李嫂知道了，在6月29日向直宁中学董事长蒋信丞报告。蒋纬国说，蒋信丞打电话给他，问他到底是什么枪，他这才想起有60支枪放在阁楼里，并要蒋信丞尽速报缴。

一切依正规程序处理。

蒋纬国还特别强调，这批枪不是李嫂在清理时发现的，但是“告发者”自称是李嫂告诉他的。至于这位“告发者”怎么知道蒋纬国有这批枪，蒋纬国说：“这个事件的谜底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另外，李嫂究竟是怎么死的，蒋纬国说，他一定要追究。

身为“国安会”秘书长，权倾台湾情治系统的蒋纬国，一不知“私藏军火”案的告发者，二不晓女佣之死因。由此可见，此时蒋纬国的势力已江河日下，风光不再，只能隐退了。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则抓住此案，对蒋纬国究追不舍。要他负起责任，并辞“国安会”秘书长一职。蒋纬国“恋栈”不得，也多次请辞“秘书长”职务。李登辉初则“慰留”，随即“恩准”。1992年，李登辉发布命令解除蒋纬国“国安会”秘书长职，而聘他为“总统府资政”以示“安抚”。这样，蒋纬国只得以“资政”的空头衔，安享晚年了。

蒋纬国生性不拘，当年蒋介石还在世、蒋经国任“行政院长”时，他曾因为口没遮拦，胡乱指评时政等“不轨言行”屡遭父兄斥责。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蒋纬国在校内讲课或发表讲演时，除了推崇蒋介石，就是宣扬自己的作战阅历和战略思想，极少称赞他的哥哥蒋经国，进入80年代后，蒋纬国才忽然“省过味儿”来似的，一反往常与其兄不友善之常态，开始给蒋经国唱起来赞歌来。他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公开地说：“我是唯一有资格唱《哥哥爸爸真伟大》这首歌的人。”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两兄弟一度捐弃前嫌，关系密切起来。1983年5月，国民党军队的高层人士大调动，时任“三军联勤总司令”的蒋纬国奉其兄之命“再连一年”。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蒋纬国日后有可能掌握三军实权从备蒋经国万一不能视事时可起到控制军队的作用。

可惜，两兄弟交好不久，1985年 7月，香港出现了一份名为《中正日报》的报纸，出版不足20天，即受到台北方面的高压而夭折了。这份报纸是打着蒋介石的旗号，为蒋纬国上台制造舆论的。虽然国民党当局抵制它，但黄少谷、陈立夫、谷正纲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却纷纷为之题词助阵，这表明蒋纬国受到了这些元老们的拥护。

蒋经国当然不肯坐视不理，他拉拢蒋纬国是想借助他在国民党元老派、军事将领和地方势力中的人望，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的，现在纬国的势力有所抬头，当然就不能为蒋经国所容忍了。于是，蒋经国遏制蒋纬国发展的措施便出台了。他先是将蒋纬国调离“三军联勤总司令”的位子，改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让他坐上了有职无权的冷板凳。此举遭到了宋美龄等人的反对，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1986年6月，蒋纬国的政治行情再度看涨，被委任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所谓“国家安全会议”是蒋介石1967年设立的，由“总统”。“副总统”、军队首脑、特务及警察首脑和政府部长等大权在握的人物组成，其职责为“在国家非常时期，掌管全权；在和平时期，国家重要决策也通过该会议决定”。这样看来，“国家安全会议”是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统管军队、治安、情报工作的实权机构。

蒋纬国就任此职时，已届古稀之年，但他旧习难改，不忘“幽默”：“我过去是‘总统’的儿子，现在是‘总统’的弟弟。”

“总统的弟弟”，话是以玩笑口吻说出来的，而现实却又不能令人轻忽--这毕竟是铁的事实。因此，当蒋经国病逝之后，这位“总统的弟弟”在台湾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国民党第十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内权力角逐相当激烈。当时，各方面一致看好蒋纬国，认为他肯定进入中央委员会，并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常委。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李登辉的幕后操纵下，在台湾各派政治势力相互角逐又相互利用的情势下，蒋纬国十分微妙地被挤出了权力圈的核心，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

1990年，蒋纬国竞寻副总统”，却因为“军火案”而败北。这桩军火案，可以说彻底断送了蒋纬国的政治前程。

蒋家王朝的终结，应当以蒋经国的去世为标志。从这以后，台湾开始了“李登辉时代”。李登辉之所以能在台湾政坛上官运亨通，首先得益于蒋经国所推行的“本土化”用人政策；他后来能登上台湾政权之巅也是缘于蒋经国的一手提拔。然而，李登辉对待蒋经国的“知遇知思”却丝毫未存“报答”之心，他上台之后，立即致力于摆脱“蒋家王朝”阴影，期以建立一个以自己的意志为核心的“李氏江山”。

李登辉继任“总统”，是依“法”行事，无可争议的。可是，李登辉深知台湾的国民党党权即等于政权，没有党权，就很难在政界发号施令。因此，新“总统”上任伊始，在首先摸清了军方支持自己的底牌后，李登辉立即把手伸向了党权。由于党权的重要，蒋经国死后第二天，国民党上层就开始为推举国民党代理主席的事明争暗斗起来。

1988年1月14日，台湾《联合报》就台湾执政党主席继任问题发表了报道，认为李不会当选国民党代理主席。l月 16日，合众社却从台北发出一则快讯说“现在31位中常委几乎全都支持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下任主席。”事后，国民党发言人虽曾出面辟谣，但舆论已十分有利于李登辉。

1月18日，国民党力主革新的少壮派人物赵少康发动 39名党内增额“立法委员”连署声明，呼吁支持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19日，以王应杰为首的22名增额“国大代表”及数十名“监察委员”也竟相效仿。与其同时，国民党内高层人物也就主席人选问题进行紧张的幕后协调。最后，由俞国华领衔，全体中常委一致签署了推选李登辉代理主席案。

不料1月26日晚，宋美龄从士林官邸给俞国华、李焕发出一封信，表示反对在“国丧”期间解决主席继任人选问题，建议延期至十三届全会依党章选举产生党主席。27日凌晨，她又给李焕挂电话。语气坚决地重申自己的意见。由于宋美龄出面干涉，整个形势又骤然逆转。1月26日，俞国华、李焕连夜会商，却无法作出决定。

他们也知道临阵变卦不妥，但谁也不敢去得罪蒋老太。27日晨，俞国华、李焕再度磋商，但仍拿不出结果。快要开会前，两人才终于达成一致，决定暂时不提代理主席案，等蒋经国的丧事结束后再相机行事。

眼看代理主席提案就要夭折，谁知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使形势又一次发生了逆转。27日上午9时，国民党中常会准时开始。正常议程完毕后，坐在会议主席余纪忠身边的宋楚瑜递一张纸条给他，问他：“提不提？”余纪忠刚摇摇头，宋楚瑜便霍然起身，慷慨陈词。他说，为了党的安定团结和未来命运，这次中常会应该立即讨论推举李登辉为代理党主席的提案。既然有人放了第一炮，其他人胆气顿壮，纷纷言是。于是余纪忠清提案人俞国华首先发言。俞国华见事已至此，也只好顺水推舟，把代理党主席提案向大会提出。最后，与会的27名中党委以全体起立的形式表示同意，正式通电由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推选代理主席这出戏终于落幕。

至此，李登辉基本上把台湾的党、政、军权集于一身，台湾政坛上的这匹“黑马”于是彻底出栏了。

“李登辉时代”虽已来临，然而根底尚且不深。而随着蒋经国的故去，蒋家自蒋介石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显赫风光，虽基本上冷落消逝，但还未最终划上句号。

当时，蒋氏家族第一代惟一剩下的成员是宋美龄，已年届90岁，连走路都十分艰难，不堪身膺重任。

蒋家第三代中，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卧病已久，在政治上早已宣告“死刑”。

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因“江南命案”影响极坏，蒋经国在世时，无人敢在台湾公开妄置一词。但距蒋经国去世才3个多月，台湾一部分“立法委员”就提议叫蒋孝武到“立法院”去澄清他是否系“江南命案”的幕后主使人。此提案虽因人多数“立法委员”不同意而未通过，但蒋孝武的政治形象却受到了更大的损害。同时，因“江南命案”而被外放台湾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纵使国民党十三大后能奉调返台，终因职位不高也不可能挤人权力核心。

三子蒋孝勇因涉嫌特权承包工程，被民进党“立法委员”吴淑珍抨击得体无完肤，不独在政治上毫无资本可言，恐怕在经济上都不易有立足之地。

至于章孝严、章孝慈两兄弟，尚未认祖归宗。即便算是蒋家人，前途一直看好的章孝严也近因反对民众的反美情绪，使人认为他欠缺应有的民族自尊与自信。

所以，在蒋家成员中，第二代的蒋纬国是惟一可以“栽培”与“拥戴”的人物了。如果蒋纬国在国民党十三大之后能成为台湾政坛上一个新的“权力山头”，则蒋家第三代尚有可为，否则蒋家在台湾政坛上将谱上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蒋氏家族自蒋经国去世后，深感失权的痛楚。所以，蒋经国的四个儿子蒋孝武、蒋孝勇、章孝严、章孝慈，都想在国民党“十三大”上挤入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想争取让蒋纬国进入“中常委”。为了集中票源支持蒋纬国当选，子侄辈退出了竞眩另据一位接近蒋家的人士说：宋美龄为协助蒋纬国成为台湾一个新的权力重镇，将原打算4月赴美的计划改为国民党十三大后成行。

而蒋纬国为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也助了一臂之力。1988年1月27日，蒋纬国列席国民党中央常会，发言支持李登辉任国民党代主席。他说：“虽然我只是列席，不能举手，如果我也能举手，我一定会举手双手同意，由登辉先生出任执政党代主席！”

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应扶正，还要接替当国民党主席。但是这时李登辉的根基太浅，阻力很大。蒋纬国为李登辉上台确实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替他调和“开明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取得宋美龄的支持，争取军界和美国的支持。

果然，以蒋纬国的声望，他登高一呼，的确发生了效应，至少“拥蒋派”亦未投反对票，李登辉如愿以偿，并逐渐站稳了脚跟。

同时，在相当数量的“受恩”于蒋家的国民党元老重臣眼中，政治上刚刚露头脚的蒋纬国虽然已年逾古稀，但他毕竟是蒋家两代“强人”之后惟一有资格有能力的“正统”利益代表者、捍卫者，是“蒋家王朝”得以承续的重要象征。他们寄厚望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以军监国”的蒋纬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极力簇拥他由幕后到前台。

然而，面对蒋家的“恩泽”、蒋氏成员的跃跃欲试、“拥蒋派”的呼声，李登辉丝毫不为所动。为防止蒋氏再度出山，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李登辉义无反顾地走着自己的路--彻底走出蒋家的阴影。

李登辉使出的第一招是釜底抽薪--削减“国安会”的职权。1988年2月12日，李登辉以“国家元首”之尊，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家安全会议这几年来一年只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什么事情？就是讨论政府的预算案。没有其他任何重要案件是由国家安全会议来决定的。安全会议开的愈少愈好。”“安全会议有其重要性，但对其重要性我们还是要尽量降低，蒋纬国并没有相让，而是针锋相对。随后，蒋纬国在答台湾《新新闻》周刊记者独家访问时声称：“国安会议”是负责“国家”战备指导的机构，在“国家状况正常时”，“国安会议”是“总统”的个人幕僚团，一旦进入非常状况，“国安会议”就成了“总统”的全班幕僚团。所以在平时、战时都有存在的必要。它在台湾现行体制中，扮演了一个弹性运作的角色。

无论“国安会”扮演什么角色，既然“总统”无意使“国安会”的运作正常化，那么，“国安会”终究是个摆设而已。

但是，在权力交接的时刻，军方的态度尤为重要。从客观上来说，蒋纬国无论从战略上抑或是战术方面的才能均优于郝柏村。因此，在郝柏村逐渐成为军事强人之际，恐怕只有蒋纬国挺身而出，方能使郝柏林稍加收敛。这样身为“国安会”秘书长的蒋纬国和膺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林对他李登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两张牌的份量着实不轻。那么李登辉究竟选择了哪一张呢？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蒋纬国曾任三军大学战争学院院长及三军大学校长，因而桃李满军中，自然可以凭借其师生关系而发挥可观的影响力。其实不然。严格说来，曾在蒋纬国担任三军大学校长任内的毕业生而目前仍在军中服役的将领，仅有“陆军总司令”蒋仲革等极少数而已，其他将领早已因无法晋升上将而在中将或少将军阶时届龄退休了。所以，蒋纬国在军中直接的影响力，相当有限的。

可以这样说，国民党军中将领几乎都已经从“蒋家军”变成了“郝家军”。

蒋纬国既无法在军中与郝柏村分庭抗礼，只得将目光转向国民党十三全大会，寄望能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会前的预测无不认为蒋纬国可能出任增设的“副主席”，如果“副主席”不成，退而求其次地当个中央委员、甚至中常委，应该不是难事，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事实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不要说“副主席”，连中央委员的愿望也是春梦苦短。李登辉太让蒋纬国失望了。蒋纬国梦魂索绕的中央委员，任他千呼万唤也不肯来临，却意外地当上了中央评议委员，无异暗示他--国民党权力核心没他的份了。

在十三全大会上，蒋纬国未如外界所料更上一层楼，痛失进军中常会的机会，政治行情也一泄千里。一时间，过去奔走于蒋家门下的人物，现在都以“革新”自许，争先恐后地和蒋家告别，这回蒋家人马真的是惨遭失败。

相反，李登辉在本次党代表会上正式当选为国民党的主席，完全扎稳了营寨，形成了自己的班底。

在这次党代会以及随之而来内阁大换血中，李登辉不为舆论所左右，让没有多少外交经历的连战任“外交部长”，而让素有“外交才子”之誉的钱复去管“经济委员会”；让“新生代”中走红最早、声势日隆的中常委、“内政部长”吴伯雄屈居台北市长等等；虽然有人称之为“大败笔”，但更多的人则认为：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惟一作用在于打破传统，表现李登辉本人的权威。

同时，为了推行“新政”，李登辉继续效法蒋经国奉行的年轻化、本土化用人原则，大量吸收了台籍“精英”、技术官僚和党务少壮派进入高层领导核心。“十三大”新产生的180名中央委员，平均年龄59岁，比上届降低11岁；其中60％的是新任委员；台藉人士则由上届的45％上升到55％。在31名中常委中，平均年龄为63岁，其中有12人是新进。在内阁大调整中，21名阁员被一下子换了15名。

另外，李登辉还利用党主席的提名权，把10余名心腹提拔进了党政上层。所以，在这两次党政人事变更上，虽表面上仍体现一些政治的继承性，如让保守色彩很浓的俞国华、沈昌焕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政治运作的轴心已不再是他们，而是国民党内的“新生代”和李登辉的嫡系亲信。

“十三大”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动向是，舆论一直关注的军方，这次和李登辉更紧密地实现了联合。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常会中，军方主要首脑所占的位次，远比过去靠前。

“一朝天子一朝臣”，经过这一番大换血，李登辉完全控制了台湾政坛党、政、军大权。

“蒋家王朝”，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怪胎，也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及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中的必然产物。“蒋家王朝”从大陆到台湾，历经两代，凡61年。

它所施于中国社会及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抑或是反面的、消极的，谁都不可能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即使到了今天，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六年，至少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仍有那个已然不复存在了的“蒋家王朝”的政治阴影的影响痕迹。蒋氏一门的后代，仍然成为台湾公众舆论感兴趣的话题。而且，有迹象表明：在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程中，蒋介石的后代子孙们仍有可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正是众望所归，亦且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期望。因为，蒋介石的传人毕竟也是炎黄子孙，无论三代五代抑或十代百代，蒋家的“根”永远是奉化溪口。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不会因为政治见解的异同而发生改变。